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内容提要

自秦汉至明清，皇权始终是中国典章制度建构的核心。清代设官分职，意在分权制衡，以确保皇权的无上权威，而“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是其重要取径。清代学政职掌各地学校士习文风，出入于京官、外官之间，其地位升降与权限划分体现出直省权力格局的分权与制衡，从而维系皇权统摄的行事与用意。

由于清朝重在以例治事，历朝官修政书与史书中关于学政官制的记载与描述不免有所矛盾，甚或与当时通行事例有所出入，而后人观念又受到近代法理体制的影响与制约，理解认识綦难纷乱。按照当下的观念，学政多被定位为“地方官”或“（地方）教育行政官”，无疑是对清朝体制误解的明显表征。因此，通过梳理清代学政设置、运作及变革过程的相关规制与基本史实，可以展现学政在清朝京官、外官体系之中的身份、地位与权限及其演变，进而凸显清代皇权体制中“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用意及其成效。

本书打破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壁垒，既梳理清前期学政规制变化与皇权体制的关系，又注重清后期皇权衰落格局下学政权能的变通与规制的变革。随着近代中国政体的巨大变革，此前皇权体制的结构与立意渐已隐而不彰，清末按照外官、中央视学官及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改革学政规制的思路却仍然制约着后人对清代学政的认识。隐伏其间的古今中外政体与观念的区别与纠葛由此可见一斑。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学政设置与用意

第一节 学政规制渊源

第二节 学政官制改革

第三节 学政的考核制度

第二章 学政的定位与履职

第一节 衙署建制与调整

第二节 从考差到差满更换

第三节 访察密奏的权责

第四节 与同省官员关系

第三章 咸同兵燹与学政地位

第一节 稽查教门会党

第二节 应对咸同兵燹

第三节 内外失据

第四章 变通学政权能

第一节 编纂学政公牍

第二节 联络官绅创办书院

第三节 推动变法维新

第五章 学政改制与裁撤

第一节 学政与学堂

第二节 停科举与变职能

第三节 裁撤学政

第四节 改设提学使司

结语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绪论

一 选题

中国自古便拥有辽阔的疆域，故以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作为维系统治的关键。由于以农业立国，古代中国缺乏支撑繁复多级行政组织与庞大官员群体的经济基础。要想确保长治久安，且体现皇权至上的威仪，不得不在设官分职上保障朝廷与各地的密切关系，形成“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体制特点。历代典制莫不注重于此。

中国的皇权体制创建于秦朝，表现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由此衍生出各级机构和职官权力彼此相互依存，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和制约。清朝统治者集历代典制之大成，通过设官分职的分权与制衡，以及八旗本位与科甲正途相辅相成的用人格局，实现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但在沟通朝廷与各地的关系方面，仍以“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作为维系统一的重要手段。其中，出入于京官、外官之间的各省学政，无论是官制定位与权限划分，还是人事差遣，均反映出清代皇权居内驭外的体制特征。

“学政”源出《周礼》，谓“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原指一国“大小学之政法”。[1]明初，“学政”用于指称各府州县儒学事务。至明中叶各省设提学官，职司各府厅州县学校事务，谕称提督（调）某省学政，先简称为“校官”，后因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始改称“学政”。[2]“学政”遂由事务代指官制。

清朝沿袭明制设置学政，基本职能仍以巡考各府州学校事务为主，在损益改制之后，渐与明制不同。清代学政既非“外官”，也不是一般“京官”，更非“地方官”、“学官”，不受各省督抚节制，在官制中的地位极其特殊。有学者注意到，学政、学官与学校在清代各省政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3]

关于清代学政的官制定位问题，当时的官书记载却语焉不详，各朝会典的记载亦有互相矛盾之处，甚或与通行史事、事例有所出入。邓之诚指出：“终清一代行政，大约例之一字，可以概括无余。”[4]此外，清代制度的设置与运作往往“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桑兵教授语）。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之后，由于体制与观念的差异，后人以近代政治观念解读清代官书文本来理解与认识清代学政官制，自然不免诸多误读。

因此，本书并不孤立地讨论学政规制，而是将其置于清朝体制的架构之中，整体把握清代学政的地位、权限及人事。通过梳理清代学政设置、运作及变革的相关史事，历时性地呈现清朝体制变迁与学政规制沿革的相互影响，揭示内外相维、小大相制的皇权体制与政情。

具体而言，第一，结合清朝入关后对明制的继承与对关外典制的改造扬弃，考察清初学政的设置与用意，管窥清初政治体制的转向与特征。第二，清代官制既有京官与外官之分，又有差缺之别，探讨诸如学政此类以京官充任的常设“外差”的运作情形，有助于全面展现出清代官制的立意、结构和问题。第三，学政的官制定位和实际地位的升降与清代省制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能够体现清代省一级的权力建构、制衡及流变。第四，清代学政规制不仅涉及对明朝典制的扬弃，还遭遇近代中外、新旧制度与观念的碰撞。尽管兴学育才是中外各国的重要问题，但在制度构建与观念落实方面千差万别。在中外及新旧制度的视角下，爬梳清末学政改制与各省教育行政构建的内在联系，可以凸显中外教育理念、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和分别，并透过学政在外官改制中重新定位的过程，呈现“内外相维”的皇权体制转向“上下有序”的近代政体的各个层面。

总之，从清朝体制的立意与架构之中厘清学政身份、地位、权限及变迁的脉络，具体展示皇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以及清末政体变革的纠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外政治体制与观念的强烈反差。

二 既有研究

清朝注重编纂政书与史书事务，由书的体例彰显政治体制，乃至凸显清朝制度在历代王朝典章沿革中的“完备”地位。乾隆年间官修的《历代职官表》参照当时的清代官制，追溯了各项官制的设置及沿革。关于学政设官的渊源与沿革，该书指出唐代最早议设提学官，考察各州郡学校，直至北宋年间才真正设立。其后，金代设有提举学校官，元代曾设儒学提举司提举、副提举，但设置不稳定。明初未设，至明中叶才分设提学御史、提学副使与提学佥事。清承明制而有损益，完善了学政的设置。[5]相关论述仍然被当下研究者征引。

既有研究涉及清代学政与清朝体制关系的论述，大体以19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成果主要在通论著述中涉及，奠定了分科治学背景下研究清代学政的基本思路，专题研究尚未展开。19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人相继对清代学政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推进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一）1910年代至1940年代

相对于清朝政书与史书注重制度沿革而言，近代制度研究主要体现出分科治学的观念。

清末民初，中西学术与观念交会，分科治学的观念与制度逐渐形成，并影响到各个研究领域和具体问题。此后，学人对清代学政的认识与理解基本受此风气影响。

由于学政职掌各省文教政令，有关学政的研究较早被纳入新兴的“教育学”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有关清代学政的诸多论述，主要表现为教育史研究者的通论性著述。在此视野下，论者较多采用当时新观念中的“（地方）教育行政”概念来理解清代学政的职能。此类论述的开创者与代表者当属郭秉文。

1914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以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为题获得博士学位。次年，该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1922年，该论文的中文本《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6]该书借助欧美教育学理论，用“地方教育行政长官”对清代学政进行定位，较早论述了从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7]影响了国内后来同类著作对清代学政的理解与表述。因此，大多教育史论著在定位清代学政的职能时，基本上认为属于地方教育行政制度。

1931年，朱经农的《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行政》对清代学政采用“地方教育行政长官”的定位。该文同时指出，经雍正年间改制，清代学政的“位分甚高，与督抚分庭抗礼”，[8]较早留意到学政在直省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所谓“教育行政”的概念出现较晚，且与清代学政职能有所差别。陈青之所著《中国教育史》在时段跨度上虽涵盖历代王朝，但直至叙述清末教育时才专门设立“教育行政”章节。他认为，因清代学政职司稽考全省生童，且“由京官出使，是一种巡视的体例，并无正式机关之组织”，与所谓“教育行政”有别。[9]虽然寥寥数语，但是表明时人已注意到清代学政作为京官出使的学差身份。这对于后人充分认识与理解清代学政的官制特点有着重要的启发。

除了教育史视野下的学政研究之外，有学者开始将“学官”与学政等同。如杜衡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谈”课程，其中就专设“中国历史上之学官”一节，将清代学政纳于各地“学官”的范畴。[10]而受到新兴政治学说影响的研究者多用“中央与地方”概念代替古代中国区划与官制的“内外”分野。因此，清代学政在许多政治制度史的论述中较多地被定位为“地方官”。如1931年郭冠杰的《清代地方官制之略述》便将学政定位为地方官。[11]这种看法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传统史学的代表，民初编撰的《清史稿》亦难以完全不受新风气、后出观念的影响。民国肇建后，袁世凯礼揽清朝旧臣修纂“清史”。这些编纂者曾亲历清末官场，虽能用王朝取向的“内外”观念来划分官制，但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被统一定为“外官”。[12]这基本上是沿袭乾隆之后会典及通志的成例，却与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实际地位有着不小的差别。加之，清季民初变革甚多，对清朝许多官制的设置本意已经有所混淆。

清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刚刚起步，较多的是通论性质或通史类著作，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辨析清代重大疑案，以及讨论清朝入关及清前期的满汉、八旗等问题。尽管如此，制度史研究伴随着中国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变出现了巨大的飞跃。清史研究领域，如孟森先生对八旗制度的考述借用“国体”等概念，澄清了八旗制度在清朝建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事实。1930年代，前贤指出中国固有典章制度研究的特点与开拓空间：第一，不能以章程条文代替制度事实，而应注意制度实施运作的具体情形；第二，不宜止于设置沿革，而应注意制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调整与变动。[13]前辈学人按照这种研究思路，在中古制度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如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隋唐制度与政治的研究，严耕望先生对中古官制、交通制度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具体制度的研究现身说法，为此后制度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1950年代至今

1950年代以后，以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对雍正朝学政改制的研究为起点，关于清代学政的专题研究逐渐出现。之后，海峡两岸的学者均对清代职官表分别用力，其中的“学政表”部分为清代学政专题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在重建学政官制沿革与职能的史实方面均有明显进展，推进了学政专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为进一步从清朝体制架构中讨论学政官制问题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清初学政官制改革的问题。1959年，日本学者荒木敏一通过研读雍正朝朱批谕旨，注意到当时学政改制问题。其「雍正時代に於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一文可视为清代学政专题研究的发端。该文利用清代笔记、实录等材料，不仅考察了雍正年间学政差遣方式的变革，还注意到学政与督抚在地位上的平行关系，以及清初提督学院与提学道并行等问题。尤具启发性的是，他指出清初学政改制可能与翰林的地位提高有关。[14]

2000年，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一文在史料和史实上梳理了清初学政官制的变迁。该文利用1984年整理刊载的康熙年间科举考试史料，指出清初学政地位的提升与避免各省督抚干预学政考试有关，并且注意到在统一各省学政为提督学院之前，雍正朝已经不再简放提学道。[15]同年，黄建中利用新刊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考察了雍正年间各省学政养廉制度逐渐建立的过程，指出清代中期各省学政养廉与陋规并存的现象。[16]2006年，李自华《试论雍正对学政制度的发展》一文则从横向角度分类概述了雍正年间学政改制的各个方面。[17]

第二，编制清代学政人事的职官表。1977年，台湾学者魏秀梅编的《清季职官表》出版。该书主要依据嘉庆朝以后的历朝实录，辅以传记史料，自乾隆六十年（1795）始，分省制表，以人系事，以时为序，分姓名、任职时间、离职时间和原因三栏，排列了各省学政的人事更替，并将提学使附之于后。在体例上，学政与督抚布按等官整齐划一，反而没有体现出他们的身份差异。[18]此外，魏秀梅在编制学政职官表的基础上，通过对乾隆六十年后学政官衔、籍贯等的统计，重点考察了清朝学政的人事变迁等问题。[19]

早在1950年代，大陆学者钱实甫已着手编写清代官制工具书，并于1980年出版《清代职官年表》。其中《学政年表》涵盖整个清代，基本依据清代历朝实录，辅以传记史料，体例上则按年制表，各年下分省，编注各省学政简放、原衔变动、因故离任情况。关于学政简放的用词，该表中均使用“差”，可见已经注意到学政与外任实官的区别。[20]

上述两书的学政内容所用史料大致相同，均以《清实录》为主，辅以清人传记，均具有首创之功。限于当时学界对清代学政官制的认识程度与资料条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近年，关晓红主持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清史·史表·学政表》，订正了钱、魏两表的谬误，补充了学政籍贯、出身及署护情况。但是，编制学政人表的问题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

第三，学政职能及与督抚的关系。学政职能一直是清代官制、科举和教育研究领域关注的主要对象。不过，由于既有研究对学政地位的界定与理解不同，对相关章程文本的解读也呈现较大差异。

1984年，王德昭在《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将学政置于科举体系之中，通过对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的论述，指出学政制度在科举与学校制度间的桥梁作用。[21]

1988年，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一书采用官制研究中的“中央与地方”思路，将学政置于“地方官”的范畴，利用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政书梳理了清代学政制度的沿革，注意到学政衙门的特殊建制问题。[22]

1989年，台湾学者刘德美虽然沿用“教育行政”观念理解学政，却通过考察晚清个别学政办理书院的特殊现象，注意到晚清学政通过办理书院对学风转变的作用，较之于一般的教育史论述有所深入。[23]

1990年，陈金陵通过研读嘉庆朝一些学政的奏折，注意到清代学政在监察制度中的特殊地位，指出清代统治者注重学政的人选与作用，“在有清一代处于无‘稽查’之名，而有密奏之责的地位”。[24]这对于认识学政与直省分权制衡、皇权的关系有重要启示。

2000年，关于清代教育与官制的论著开始尝试对学政制度的论述使用新角度。马镛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5卷以专章讨论学政与各省府州县学校的关系。依靠《钦定学政全书》来论述学政职掌学校政令的各个方面，是近年来讨论学政与各地学校及士子关系问题的代表性成果。[25]

相比较而言，以近代“（地方）教育行政”的观念理解学政职能是民国以来形成的重要认识，其影响也最大。学者沿用此认识，往往容易忽略皇权体制与近代政体关于设官用意的差异性。2002年，黄春木以《清代学政研究》为题撰述专文，虽已借鉴前人研究关于学政与督抚关系的特点，并专门考察了张之洞在学政任内的活动，但仍用“教育行政”的观念解释学政职能以及清朝设置学政的用意，没能较前人的认识深入一层。[26]

200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霍红伟在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府州县学研究》中将学政置于学官的章节下讨论，却也注意到学政与学官的差异。文中对学政的职能分类论述，并依据《光绪朝朱批奏折》中的资料对光绪年间学政幕友的籍贯与出身进行了统计。这些成果对本书多有启发。[27]

1990年代以来，清代人物的传记与专题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不乏有新意之作，如对张之洞、江标等人的研究注意到他们在学政任内的突出作为，强调了人物的性格与政绩。[28]由于许多官员出任学政时原衔低微，人物传记对传主任职学政期间的论述往往较为简略。不过，若从“学政”这一职官角色理解许多官员在学政任内的“言”与“行”，或许更能贴近清代历史。

近年来，有学者从晚清督抚的角度对督抚在清朝体制中的地位、直省的地位与性质、督抚与内外轻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9]他们的研究从督抚的角度论述清朝体制等问题，不仅在研究成果上有着借鉴意义，在研究思路上也有着重要启示。

第四，清末学政改制问题。相关研究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清末学政裁撤与改设提学使的过程在史实重建与问题拓展等方面均有明显推进。如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对清末提学使在日本活动进行考述，凸出了近代中国教育行政改制与日本教育界的关系。[30]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一书从清末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与运转的角度，已注意到各省固有的学政制度与新设的学务处之间的冲突，比勘考辨各种奏章及报刊，对裁撤学政的讨论、学政与提学使的关系以及提学使的职权与任免问题均有探讨。[31]

近年来，清代学政的相关问题开始成为科研立项课题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大连大学王夏刚业已申报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光绪朝学政与晚清社会”和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清代学政研究”，试图探讨清代学政考试“在基层社会的实际作用”，注意到制度条文与实际运作的差异性。后又以“晚清学政与中国近代学术”为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立意颇高，最终成果应可与本书相互印证。[32]

有些学位论文以清代某一区域学政为选题。如暨南大学王雪萍的硕士学位论文《雍乾时期广东学政研究》，尝试探讨雍乾时期广东学政与广东文化的关系。[33]中山大学徐文勇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季直省学务机构建制及地方社会的互动》，梳理了从各省学务处到提学使司等统筹清末学堂机构的建立过程，涉及学政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退出的问题。[34]

在近年的专题类通史研究中，对清代学政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吴宗国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在述及清代提学道及学政在整个官制中的定位时，虽仍将其纳入“地方行政”系统讨论，却已注意到经过雍正改制后，“学政、学官与学校在清代的地方政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并将学政及类似的河、漕、盐、关等官员的位置列入“理事衙门”一类加以区别。作者指出：“就学政制度的独立性而言，‘学校’也可作为‘事’来看待，似应将其放在‘理事衙门’一章中加以考察，但学政的本质在于‘人’，在于选拔官僚人才，当与河、漕、盐、关相区别，而列在地方行政中讨论。”[35]尽管这样的处理与当时体制的实际关系尚需斟酌，但表明学政的官制定位已引起学人的重视与重新思考。

综上所述，既往关于清代学政的研究进展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研究思路上较多使用“地方官”“（地方）教育行政”等近代制度概念理解学政，仅有个别学者留意到学政与“教育行政”等制度的差异；第二，在研究时段上集中于清初与清末；第三，在研究问题上主要贡献在“学政表”、清初学政定制与清末学政裁撤等三个方面，在相关史实与史料方面有较大推进；第四，在研究资料上仍然比较依赖政书的相关章程，在论述学政职能问题上尤其突出；第五，学政在官制中的身份、地位及权限等问题已引起学人的思考，有待深入展开。

迄今所见，从清朝体制的用意与架构中具体探讨学政的身份、地位与权限等定位问题尚缺乏细致充分的讨论。此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展现学政制度的方方面面，而是注重学政设置与运作的体制性问题。对于研究清代学政而言，这既是较新的思路，又有着较大的拓展空间。就认识清朝体制的特征与内涵而论，亦是一个相对独特的研究视角。

三 研究资料与思路

自清兵入关，学政规制在清朝体制中运行了260余年，几乎与清朝统治相始终。无论是清代官修史书和政书，还是私人著述均留下了大量与学政有关的记载。由于本书重在探讨学政在清朝体制中的地位与用意，所用资料较多是官修的史书和已刊、未刊档案，辅以清人文集、日记、书信、年谱、传记、笔记以及晚清报纸杂志等资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官修史书与政书。清朝注重修纂史书与政书，既有起居注、实录等编年史书，又有分门别类的会典、则（事）例及各衙门则例等政书，且形成固定的续修制度。就清代学政的官制问题而言，官修史书与政书可再分为四小类：①与学政直接相关的政书，如《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礼部则例》等书；②学政与清朝典制相关的政书，如五朝会典及则（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③反映清代政治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如清代历朝起居注、实录等资料；④各省通志及部分府州县志等资料。对于官修史书与政书的利用，既依据这些资料的章程条文，也用心体会政书编纂的体例与用意，尤其是比较不同版本政书的编纂体例及其缘由。

第二，已刊、未刊档案。重视利用档案而不迷信档案，是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取向。[36]本书主要依据海峡两岸的已刊清代档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未刊档案，使用了较多上谕档、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题本等档案文书，从而考察学政制度运作中从“事件”衍变成“事例”的具体过程，以及学政制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运作情形。

第三，清人文集、日记、书信、年谱、传记和笔记等资料。这类资料众多，是探讨制度实施得失的重要依据。如古人所言：“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37]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均重视编辑和出版清代文献，又因清史纂修工程，整理出版了许多文集、年谱、笔记等资料，如清人诗文集、碑传集、《清代传记丛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的清人年谱、新修清人年谱、清代笔记史料丛刊及其他野史笔记、《缘督庐日记》等资料。

第四，晚清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在晚清为“开通风气”的载体，不仅是历史的记载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从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不少学政参与了创办和推广报纸杂志的活动，如《时务报》《湘学报》《湘报》《岭学报》等。诸如《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又对清末学政改制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评论，有助于探讨清末学政改制与政体变革的相关性与复杂性。

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较之前人已明显增加，使得系统梳理清代学政规制成为可能。一方面，对新出资料信息的大量挖掘，拓展了有关清代学政问题的广度；另一方面，通过比勘新出与旧有资料，对资料的解读有所深入，能够重建清代学政的设置过程与实际运作情形，推进了研究的深度。

实际上，考察学政规制与清朝体制的关系，其难点不在材料，而在观念。受到清季以来分科治学观念的影响，后人较多利用近代形成的观念考察清代学政的地位与职能，割裂了研究对象的完整性，不易发现制度本身固有的问题与事实。诚如学者所言，晚清兴起的政治、社会概念对新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38]就清代学政规制而言，一是近代政治学、教育学的概念，如“（地方）教育行政”、“（中央）视学官”、“地方官”等概念，在提供许多新颖认知的同时，也制约认识固有制度的本事与本意；二是新史学的学科划分在抛弃了王朝史的观念之后，将清代历史以“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之名截为两段。综观清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或详于前期，或详于终结，较少考察制度在整个清朝的具体实施与变迁。

本书的缘起和思路与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计划有直接关系。作为整个研究计划的解说，《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一文对近代中国的典章制度研究指出新的视野与方向：避免用近代形成的观念反观前事，不仅应当关注古今中外制度与知识的互动影响，而且要继承陈寅恪先生等人研究中古典章制度的方法与思路，“应当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变态的互动关系”，“考察制度渊源与实际运作及其反应”。[39]这是本书努力细化研究对象与问题的取向。

有学者指出：“研究典制史，既要注意前后的继承关系，弄清来龙去脉，同时也不可忽视中间的调整变化，即要从动态的角度把握线索。”[40]本书即接续此思路，尝试从动态的制度实施运作角度把握线索，拟在清朝体制的建制与用意、实际架构及变革过程中，历时性考察学政官制沿革、地位升降与权限划分，以求深入探究清朝政体建构、变迁与学政制度沿革的内在联系。

第一，学政官制定位设置与用意。学政在清代京官、外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究竟与清朝“内外相维”与分权制衡的体制有何内在联系，特别是清代皇权、内外轻重关系的演变与学政设置沿革的相互影响，有待进一步进行实证考察与探讨相关行事的背后用意。

第二，由于清代制度按照事例运作，对于学政定位的理解固然不能采用近代形成的制度与观念，也不能依赖清代政书中章程条文的规定。如果从相关史实入手，探讨学政制度运作遵循的事例以及事例的形成过程，可以贴切地反映出学政在清朝官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可揭示制度章程条文与历史事实的差距。

第三，“各省学政”的称呼不仅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而且广泛流行于后来的论述。可是作为维系清代朝廷与地方之间内外关系的“直省”问题，却很少从学政地位升降的角度进行具体的考察。

第四，学政出入京官、外官之间，与其他官员的关系复杂，不能仅仅依据朝廷的礼仪与规章来探讨，更应当通过考察具体相关事务的运作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与问题，同样能反映学政的定位与权限划分。

既有研究较多关注清初学政定制及清末学政裁撤。事实上，从雍正年间至同光之际，清代学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不断调整权限与职能。而且清代学政制度存在时间之长、实施空间之广，在不同时空下呈现出来的情形各异，不能忽视学政实际运作中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调整，以及职能演变与地位升降的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体现学政定位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及背后用意，本书各章按照制度渊源流变的脉络展开。第一章论述清初设置学政以及学政地位调整的缘起与用意；第二章论述学政制度在承平时期的运作情形，探讨学政在官制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关系；第三章论述学政制度应对乱世的具体表现，从而展现学政的权限划分与地位衰落的关系；第四章论述晚清变局中学政变通职能及其局限；第五章论述清末学政改制与新政中政体变革、观念变迁的关系。

清代学政规制始于顺治元年（1644），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历九朝，与清朝国运盛衰、体制变革、学校与学术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清代学政所涉问题太多，很难在一本书中完全展现其丰富内涵的所有方面。故本书只能按照研究主旨，把握整体与考察具体相结合，对相关主题分别用力，着眼点不局限于学政本身，侧重在学政规制与清朝体制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突破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科划分畛域，努力贯通清代前后两个时段，才能完整地从清代学政规划沿革的史事、事例之中，切实展现清朝政治体制变迁的表征与本质。

[1]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7册，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1711页。

[2] 张廷玉等纂《明史》第5册，中华书局，1974，第1328页。

[3]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508页。

[4] 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4册，中华书局，2004，第2591页。

[5] 永瑢等修纂《历代职官表》卷51《学政》，商务印书馆，1936，第1426～1427页。

[6] 杜成宪等：《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7]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第74页。

[8] 朱经农：《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行政》，载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258～259页。

[9]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第476页。该书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10] 杜衡：《中国历史上之学官》，《再生》第214、215期，1948年5月9、16日。

[11] 郭冠杰：《清代地方官制之略述》，中山大学法科编《社会科学论丛》第3卷第11、12号合刊，1931年。

[1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2册，中华书局，1977，第3333页。

[1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7页。

[14] 荒木敏一「雍正時代に於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荒木敏一「雍正治下に於ける考差法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3号、1963年12月。

[15] 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燕京学报》新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6] 黄建中：《清代学政的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

[17] 李自华：《试论雍正对学政制度的发展》，《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18] 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此后，魏秀梅又根据海峡两岸的清季档案史料进行了修订。

[19]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学政的人事嬗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

[20] 钱实甫早期编写的《清季重要职官表》（中华书局，1959）、《清季新设职官表》（中华书局，1961），侧重中枢部院官制，既无学政，亦无提学使。至《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始有《学政年表》，并附提学使。

[21]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

[22] 刘子扬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

[23] 刘德美：《清季的学政与学风、学制的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1989年6月。

[24] 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第255页。

[25] 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5卷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6] 黄春木：《清代学政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48辑第2期，2002年9月。

[27]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

[28] 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成果如朱维铮关于张之洞学政任内《輶轩语》与《书目答问》的研究（收入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李细珠关于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专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台湾学者对江标在学政任内维新活动的研究（罗皓星：《江标与清季的湖南维新运动（1895～1897）》，《政大史粹》第12期，2007年6月）。

[29] 如杨国强《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一文（《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近年关于晚清督抚事权坐大的系统研究，参见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一书。而关于清末直省督抚、外官制改革的研究，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和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三联书店，2014）两书。

[30]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

[31]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101～121页。左松涛《从学政到提学使：教育行政体制变动与清末政情管窥》（未刊稿）一文则利用报刊、日记等时人评论，指出学政到提学使的人事变动症结及清末各省政情的复杂情形。

[32] 已出成果：《学政与清代学术》，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清代学政与科举制度研究论纲》，《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3] 王雪萍：《雍乾时期广东学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

[34] 徐文勇：《清季直省学务机构建制及地方社会的互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9。

[35]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508～509页。

[36] 对档案究竟是史料的一种类型，还是诸多类型史料的一种存放方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指出，“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方式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区分。如清季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馆或图书馆”。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首《叙》。由于制度的实行与议论者的时空未必一致，须对各类言论有所区分。钱穆指出，研究制度必须重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明确提出“意见”的时代区分。此外，由于学政制度在各省的推广实行往往因地区不同而成效各异，论事者所在的时空问题需认真对待。

[38] 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9] 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40] 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前言”，第1页。

第一章 学政设置与用意

入关以后，清朝所辖疆域面积与人口数量暴增，此前在关外实施的军国民一体的八旗制度已无法适应统治需求，[1]遂借鉴明朝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为巩固统治，清初统治者在用人行政上仍以八旗为本位，同时也协调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振兴文治，统治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二是如何维系朝廷与广袤地域的内外关系，防范分裂与割据势力。两者或显或隐，先后与学政制度产生关联，导致清初学政设置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继承到创制的调整过程，成为清朝皇权制衡直省权力，建构“内外相维”格局的重要体现。

第一节 学政规制渊源

清朝沿袭明制设置学政，原是振兴文治、笼络汉人的重要策略。清朝以武兴国，入关后面临从“得天下”到“治天下”的政治转型。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继承皇太极“振兴文治”的遗意，强调“以兴学育才为先”，“学校为士子进身之阶”，而“督学一官”职司各地学校的士习与文风，“尤人伦风化所系”。[2]与此同时，为了招抚汉人，稳定清朝的统治，清朝臣工亦有建议：“窃思不劳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学、开科取士的方式，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3]所谓“督学一官”、“提学”，均指各省学政。在此共识之下，清朝统治者先后差遣官员到各省出任学政。

顺治元年六月，摄政王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差遣河南道御史曹溶提督顺天等处学校事务，标志着清朝设置学政的开端。[4]随着兵事的推进，又陆续差遣其他各省学政人员。有关清朝统治者因何沿袭明代设置学政，如何参照明制进行具体设置与用人，制度的成效利弊等问题，本章将做一探讨。

一 学使与学道

顺治元年五月，清朝入关定鼎北京，面临着从部族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政治转变。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已经意识到统治中国必须文武兼施、各奏其功，提出要“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制定了以武征服中原、以文统治天下的基本国策。鉴于清朝以武立国，皇太极决定“振兴文治”，命大臣会同考校儒学生员，选拔人才，体现出清朝统治者进行文治的尝试。[5]

皇太极在关外考校儒学生员来“振兴文治”的措施，表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学校储才取士是实施文治的关键，而考校学校生员制度更是重中之重。清朝虽在关外时已经仿照明朝设立学校，却仅寥寥数所，且没有设立统一考校学校的官员。

入关后，清朝统治重心逐渐从重武向崇文转移。摄政王多尔衮遵照“自古帝王治天下，率以兴学育才为首务”，[6]仿照明朝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建立起汉人入仕的正途，从而促成满汉相制、文武兼施的用人格局。至于衔接学校与科举的纽带，由于当时兵事未艾，亦暂时借鉴明朝规制。

随同入关的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奉命稽考明制，称“稽访前制，皆用宪臣以董率之，任之重也”。[7]所谓“皆用宪臣以董率之”，是指明代中期所设的提学御史与提学道。明正统元年（1436）五月，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提出，应设专官定期巡历考试各地学校生员，略称：“近年以来，各处儒学生员，不肯熟读四书经史讲义理，惟记诵旧文，待开科入试以图幸中。今后宜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半年一次遍历考试，庶得真才。”[8]经礼部议准，“每处宜添设按察司官一员”，带按察使司副使或佥事衔，专门巡历考试各地学校事务。由于南北直隶事务隶属六部，不设按察司，于是差遣都察院御史掌管两地学校事务。[9]明制，“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监察内外风纪，御史与按察司官均称为“风宪官”，[10]所以称明代学政“皆用宪臣以董率之”。最初，提学御史与提学道统称为提学官，简称为“校官”，后因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改称“学政”。[11]

关于考校各地学校官员的设置，范文程等人之所以“稽访”明制，重要原因当然是清初所承袭的各地学校均为明代遗留。明清之际的学政已非仅司考试士子文艺，而是成为沟通科举与学校制度的枢纽。明万历年以后，学政三年内岁科两考的事例稳定下来，表现如下。第一，各地童生进入学校成为生员（秀才）的考试，即童子试（俗称“小试”），按照县试、府试、学政考试顺序选拔，由学政职掌童生入学的进退，也使科举考试的乡会殿三级考试增加童子试变为四级。第二，所谓“岁试”本来是令学政一岁一试全省学校生员，考察优劣、区分六等，进行优升劣黜，作为评定食廪饩与出贡的标准。但是由于各地学校较多，巡历不便，后改为三年一次。第三，正统九年规定：各处学校生员由学政按额考试资格，录送参加乡试，是谓“科考”之始。学政虽然一度废止，不久重新设立，通过科考评定学校生员贡监等次，录送优异者参加乡试。第四，学政考试生员的岁科两考逐渐与考选童生入学的童子试结合，岁科考试的同时考选童生入学，对生员而言仍为岁科考试，对童生而言则是童子试。[12]

因此，明清之际的学政设置已是衔接储才取士与选官途径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环节。时人指出，自铨选与取士分为两途，“制科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举官贤否在于取士良莠。明清以科举必由学校为政令，“制科之人，皆学校之人也，制科未尽得其人，皆学校之未尽得其人”。可是，主持铨选者不职掌科举，而科举得人与否还在于学校；学政职能在于考选童生入学，以及录送生员参加乡试，“主于制科之先，使爱养人才于学校，而为铨选计者至深且悉”。[13]这反映出各省学政在明清两朝铨选制度、抡才大典与学校制度之间的枢纽地位。

二 差遣与用人

在“稽访前制”的基础上，范文程等人通过参考万历年间的内阁文书，选派投诚的官员与士子为各地学政。

范文程的传记称：清兵进入京师，“宫阙灰烬，百度废弛”，大学士范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需，事无巨细，咸与议焉”。[14]其中的“诸曹册籍”涉及清承明制的重要问题，学政制度的继承即与此有关。

如果将顺治初年提学御史曹溶等人的敕谕[15]与明万历三年（1575）学政敕谕的文本相比勘，两者的行文与措辞格式，尤其是所述整饬学校的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清初学政敕谕不附条款，且将万历年间学政敕谕所附条款中的考察提调官员优劣款掺入敕谕。[16]原因或在于，明清易代之际，各地“更值寇乱之余，生计迫促”，提学御史“尤须留意教养，多方抚循”。[17]除了文本上的亲缘关系之外，现今所存的档案文书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影印《明清档案》中顺治元年六月的提学御史敕谕有明显的涂抹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其结尾语原用“故谕”，与万历三年敕谕相同，却涂改为“故敕”，[18]以示区别。

故而清初学政设置笼统称为“稽访前制”，实际是借鉴了万历朝的学政规制。另如清初在江南（南直隶）差遣两位提学御史的做法也袭自万历。又如敕谕学政的政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若对照万历年间禁书院时所使用的谕旨，竟一字不差。[19]由此可见，万历制度在清制与明制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鉴于明朝末年文教“法纪废隳，士习惰窳，以致教化壅于上，风俗蔽于下”，摄政王多尔衮希望在文教上“加意作新，以光盛治”，在“稽访前制”后，按例差遣河南道御史曹溶提督顺天学政，即北直隶提学御史。[20]顺治二年，清军攻克江宁，改南直隶为江南，又差遣江南提学御史。[21]随着各地陆续平定，又值清朝首次开科取士之际，龚鼎孳上疏称：“他如三晋三秦，及大河南北之士，既离汤火，延想弓旌，提学一官，实司化铎。且科试已迫，槖笔如林，不有名彦提衡，安能胜任愉快？遴简得当，即宜急为题补，以广薪槱。”[22]清朝即差遣其他省提学官员。

除了规制之外，所差遣学政人选也是明朝旧臣，特别是那些明末取得进士功名的官员。[23]明清两代差遣学政都注重出身，非科甲出者的官员概莫与选。不过，清朝入关之初虽然继承明代科举、学政、学校制度，却还没有自己的进士与举人，更何况是科甲出身的官员了。顺治朝前几任学政基本上是明末取得功名的官员，见表1-1。

表1-1 清初学政的明朝科甲出身情形

表1-1 清初学政的明朝科甲出身情形-续表

顺治七年之前，清朝共简放学政36人，其中拥有明朝功名的达29人。顺治七年以后，清廷差遣学政渐渐以清代科甲出身的官员充选。换言之，清初十余年中共有35位明末进士出任清代学政，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人员。[24]这些人在明代经历过从入学到殿试的全部程序，相对熟悉科举与学校的制度与事例。他们比颁布文教政令的章程条文更能推动学校的实际运作，还有利于笼络汉人士民之心，所以才成为清廷继承与整饬明代文教政令的最佳人选。或因如此，清初颁发给学政的敕谕虽赋予他们整饬各地学校事务的权限，却无具体说明，仅称“旧朝卧碑条例，不及详载，听尔斟酌便宜，随时条请而行”，[25]在整顿文教事务上给予极大的自由。

事实表明，这些学政不乏精明能干之才。如顺天学政曹溶在顺治元年即奏请增加某些府学名额，并以“职司伦纪，有表扬名节之责”，题请旌表在明季农民战争中殉节的诸臣子，“既以慰诸臣于地下，又可作忠孝于将来，世教人伦，所关实大”。[26]江南学政高去奢在学政任上“以敦士习、正文体为先务”，革除各项陋规。[27]浙江学政李际期“立意振兴学校，培养人材。论文以理脉清真为主，屏去一切靡缛，故所贡拔皆一时名流，士风丕振”。[28]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使清初文教政令落实为制度秩序，为读书人提供了重新入学甚至入仕的机会。后来，他们的功绩也载入当地方志。

当时天下未定，清朝以兵事为要务，无暇教养士民事宜。各省学政代天子巡行教化，向天下士民宣示了清廷振兴文教的意图，既有利于笼络汉人士民之心，又有助于兵事的顺利推进。就此而论，他们整饬各地学校事务的所作所为不仅有助于清朝恢复文教秩序与振兴教化，而且为稳定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地位参差

清初学政的设置与用人基本沿袭了明中期提学御史与提学道并行的格局。揆诸明朝设学政的本意，无论是黄福奏请或为布政司官或为按察司官，还是礼部最后议定“每处宜添设按察司官一员”，[29]均在于添设外官（道员）。由此看来，提学道才是明中期设置学政的理想形式。至于南北直隶的提学御史，似是不得已的特殊设置。

可是，随着学政制度的运作实施，提学御史的官制特点却逐渐得到清初统治者的肯定，成为学政设置的发展趋势。这与提学御史、提学道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不同地位有直接关系。

提学御史与提学道的地位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差遣途径和官衔。明代都察院御史与按察司官虽然都被称为“风宪官”，但是毕竟内外有别。南北直隶由御史考校学校，故称提学御史，由吏部会同礼部、都察院“推补”，仍带原御史衔。[30]提学御史与巡按在官制属性上均为“差”，隶属于都察院，在各地与督抚、巡按地位平行。《大明会典》记：都察院“奏请点差”分为三等，而提学御史、巡按俱为“大差”。[31]崇祯三年（1630）七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捷曾称：“臣院差规，如京畿提学、京营、督饷以及顺天巡按八大差，非资俸最深者，不得与此。”[32]相较于南北直隶的提学御史而言，其他各地学政均以按察司副使、佥事等道衔督学。所以其他省学政被称为“提学道”，由吏部选择京官与外官（内而部曹，外而道府）“题补”，在官制中作为按察司正官。[33]

清初，提学御史仍为各御史的“大差”，隶属于都察院。顺治八年三月，都察院议定御史差规与额数，称：“督学则直隶一差”，江南之“江宁、苏松应分二差”，并且“御史奉差一经命下，应照主考、分考例回避，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员役，不赴宴会饯送”，可谓规避森严。[34]就地位而论，提学御史与总督、巡抚、巡按等员在地位上彼此平行，故称为“学差”。[35]

至于各省提学道，随着制度运作与变迁，更像是作为固定外官的“实缺”。顺治元年七月，礼部行文内院（时内阁为内三院），为新简山东提学道房之骐请撰敕书，称为“缘系缺官”，请内院“撰敕一道给发本官”。[36]可见清初提学道似乎并非“差”员，而为“实缺”。

清初八旗铁骑陆续攻克各省后，亦相应设置外官，提学道即为其中之一。如顺治四年二月，清军占领福建，“实授福建委署各官”，自布政使至各道，其中称“闵度为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同年五月，占领广东后，亦“实授广东委署各官”，并令“袁彭年为按察使司佥事，提学道”。[37]显然，提学道在清初已成为各省固定实官了。

不仅如此，清初提学道还是京官外转、外官升调的途径。如前述山东提学道房之骐在任两年后升为“本省按察使司按察使，管右布政使事”，[38]完全转为外官。山西提学道孙肇兴在任一年后升为“江南布政使司参政，管右布政使事”。[39]而浙江提学道李际期在任四年后转为“本省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佥事，分巡金衢道”。[40]顺治十六年，李光座由湖广衡州知府升云南按察使司副使，任提学道两年后，“秩满，晋福建兴泉道参政”。[41]这表明顺治年间的提学道不仅是作为外官的实缺，还是京官和外官升转的途径。

与提学御史的差遣途径不同，提学道的任命由吏部从各部属官及外省道府中择员升转。顺治十四年十月，吏部尚书孙廷铨疏陈变更学道选用办法，对清初以来的提学道铨选方式进行了一番回顾：其初沿袭明制，各省提学道的人选由“内而部郎，外而府道，皆序俸荐升”。顺治四年改为“专以部属考选”，每简放一提学道，礼部二人，户、兵、刑、工部各一人，由内阁与吏、礼部会考。此法行之数年，“不无滞碍”。他继而针对提学道职司特点论说，“学道职在衡文，不公之弊，大于不明”，所行会考学道办法，“于其始授，仅虑其不明而考之，是遗其大而务其细”，而职司考试各官，若“出于宸断者，神明睿照，望其外而并得其内，观其文而遂尽其人，取舍皆由圣鉴”，才显得足以重视考试。然而学道既不得“御试”，而内阁诸臣也渐不与会考事，独由吏、礼两部会考，仅“寻行数墨，所见不出尺幅之外，其他何足以知之？”因此，不如停止会考学道事例，仍按照最初成例，“于进士出身之部郎、府道，按俸荐选，随时升补”，亦可杜绝部属官员揣摩与奔竞之弊。[42]顺治帝颇以为然，让所司集议，如孙廷铨所请实行。

六部司官与外任府道的品秩不同，升转提学道的原衔因而有异。具体改衔标准为：“由部属者则为按察司佥事，由参议（道衔）、知府升补者则为按察司副使”，[43]副使的品秩略高于佥事。按察使司佥事、副使均为分巡道，属于按察使司正官，统称“按察司官”。所以，提学道在职官体系的定位上是按察使司“正官”。[44]

学政任满考核的程序同样体现出提学道作为外官的特征。从职能而言，无论是提学御史还是提学道，都职司学校政令，故任满由礼部考核。区别在于，考核称职，提学御史仍回隶属的都察院任事，而提学道则需咨吏部“照常升转”。或鉴于提学道的升转特点，康熙元年（1662）议定：提学道任满考核，不再由礼部负责，“改隶吏部”。[45]这也表明提学道在考核升转程序上正在趋同于一般“道员”。

此外，清初提学道的设置沿袭明代成例，并非如后来学政分省而设，而是保留了一些边区提学道，如宣大、临巩、琼州等。由于地处边区，学政往来巡考不便，由该属道员兼摄学政事宜作为各省学政的补充。如广东琼州孤悬海外，时“特设巡道一员弹压其间，而考校生童亦其职掌，盖因大海风涛，每有经旬不通舟楫，故不能归并通省学道”，[46]说明提学道与其他巡道、守道的地位等同。[47]

总之，清初的提学道虽负责巡历考试通省学校，在官制的地位上却不过是隶属于按察司下的分巡道，而且成为京官与外官升转的途径，与提学御史的“学差”有着明显的差异。提学道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定位，不是学差，更似实官，尤其是所带的道衔完全融入了外官制系统。提学御史、巡按、巡抚等官员在各地超然于布政使等外官制之上。因此，同样是办理学校事务，一为学差，一为道员，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定位迥然不同。

提学御史与提学道如此悬殊的地位引起时人的批评。吴甡指出：“督学之任，惟两京差御史，各省皆用道臣，隶于臬司。”御史本为朝廷耳目，“揽辔澄清，以振纲纪为职业，扶名教为己任”，巡历监察学校事务，“上而比肩抚按，抚按不得挠其权，有关风化轶伦纪者，得执而问之，不则白简从事矣；下而约束守令，守令不得关其说，有不矢公慎滥请托者，得移檄让之，不则纠弹随之矣”。而各省提学道隶属于按察司，虽同样奉有专敕，但“上而仰承抚按，类多掣肘矣；下而俯临郡邑，皆得关说矣”。[48]由学政地位的差异引申到设官分职的弊端。

无独有偶，时人曾指出，各提学道只是“道衔”，与知府、直隶州知州等提调官员之间的品阶相去不远，加之出任提学道的部郎及道府官员资望不重，无从上达疏奏，“上司得而絷维之，知府亦得而牵制之”，在各地“向犹受制于上司，今且受制于知府”。[49]他们均将提学御史与提学道的不同地位视为影响学政行使职权的重要原因。

还有官员提出：“直隶学臣例差监察御史，岂非以御史者，朝廷之重臣；督学者，人才之重寄。事权重则官司有所弹压，体统崇则嘱托有所不行。惜当时仅用于直隶，不能通行于各省耳。”[50]他们希望朝廷能够统一学政地位，将提学道提升为提学御史，从而防范学政巡历考试期间司道官员请托与掣肘等弊端。当时官员关于统一学政地位的议论仅仅从防范考试弊端出发，这似与统治者的考虑有着较大差距。

第二节 学政官制改革

顺康之际，随着统治趋于稳定，清朝统治者开始着手调整大一统王朝的内外关系，避免类似三藩之乱的再次发生。取消分封藩王和防范直省尾大不掉成为必然选择。而各省学政差遣方式与地位的改革即是皇权居内驭外、制衡直省权力格局的重要举措。

自顺治帝亲政后调整学政差遣方式开始，清初学政改制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变动频繁，历次具体变动的缘起、调整的用意不尽相同，进程曲折复杂，最终重新确定了各省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地位。其差遣与职司、考核皆形成自身特色。[51]通过梳理清初学政改制进程中各阶段变化的情形，可以揭示统治者行事背后的真正用意。

一 新设提督学院

大体而言，清朝入关至顺治帝亲政之前的学政设置与明制基本一致。顺治帝亲政后便开始对学政官制进行改革，将直隶与江南的提学御史改为提督学院。关于这种转变，清人毛奇龄曾论称：“（学政）向之用御史者，所以重事权，而今之用词臣者，抑所以崇文教。”[52]所谓“词臣”，即翰林。他既注意到明清学政人选途径的差异，又看出明清统治者差遣学政的不同用意。

清朝虽以武力征服中原，却无法在文化上与中原源远流长的传统相抗衡。加上中原向来以文化区分种族，同时实施以文教划分文野的举措，使得清朝统治者在政治活动（诸如大兴文字狱）与制度设置方面显示出文化的自卑感。

早在入关前，统治者已尝试“振兴文治”。入关后，又特别注重强调崇尚文教，推动了政治上从尚武向文治的转变。按照清初统治者的认识，“振兴文治”首先在于兴学育才，其次则为选拔重用科举与学校出身的官员。因此，以科甲出身的翰林差遣职司文教的学政成为顺治帝改革学政官制的最初尝试。[53]翰林院素为“文”的象征，翰林是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清代“翰林之见重，地望清华，实其要端，如予谥例得‘文’字即其特点”。[54]所以，在明末清初议论提升各省提学道地位的呼声中，提学御史反而成为学政制度改革的先机，其差遣人选由“风宪官”换成文学侍从之臣，将提学御史改为提督学院。这改变了学政以“风宪官”监察学校事务的形象，加强了作为“文衡”的地位与特征。

鉴于明朝末年科道言官与士林相互勾结、党同伐异的教训，顺治帝对科道官员的约束较严。顺治十年下令都察院改革差规，停止差遣御史充作“外差”，也包括“学差”。因此，直隶、江南等处学政停止简放提学御史。

左都御史金之俊疏陈：都察院御史的外差已经裁撤，直隶、江南学政“必须另行选用”，若比照其他各省的提学道，从各部郎中、员外郎等属官中择人简放，则失去重视直隶、江南学校与文教的用意，“不如选之于词臣”。至于具体差遣方式，可由皇帝拣选翰林，“使以原官提督学政”，岁、科两考完竣后差满回京，仍按照原官的“资序”升转。他之所以主张仍然区分直隶、江南与其他省学政的差遣，是考虑到直隶、江南等处为“人文萃聚之乡”，身为学政者“非天子耳目之臣，挟风霜而司衡鉴，未易胜任而愉快”。此前御史为风宪官员，翰林则是文学侍从之臣，均为天子近臣。尤为关键的是，金之俊指出以翰林替代御史督学，职掌衡文校士更加契合学政职司文教的用意。[55]

顺治帝认为金之俊所奏得当，令直隶、江南、江北学政改“以词臣简用”。[56]或许这还与顺治帝不久前亲自考察翰林有关。早在是年二月，顺治帝巡察内三院，召对翰林，并试吕宫、黄机、程芳朝等策论，“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不久，谕吏部：“翰林官升转，旧例论资俸，兼论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何必拘于旧例？右中允仍管秘书院修撰事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闲雅，著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之后，吕宫擢授秘书院学士，旋升吏部右侍郎；黄机升左春坊左中允，未及一月便迁弘文院侍讲；[57]程芳朝升为左春坊左谕德，旋出任直隶学政。[58]

顺治帝改派翰林简放学差后，由于当时翰林院附于内三院中，所以由内三院议奏具体实施办法。六月二十七日，内三院拟定：“以翰林五品以下官”，差遣直隶、江南等处学政，特地明言“其学习满书者不差”，奉旨实行。次月十二日，顺治帝差遣翰林任学政，分别是“以左春坊左谕德程芳朝，提督顺天等府学政；内翰林弘文院侍读蓝润，提督江南江安等处学政；内翰林国史院侍讲石申，提督江南淮扬等处学政”。[59]直隶、江南学政改革差遣翰林，标志着清初统治者对学政差遣方式的重大变革。

明清之际的学政向来重视原衔，提学御史的得名以御史出任学政，而提学道的称谓是因为所带按察使司副使或佥事的道衔。至于翰林简放学政，时称为提督学院。此外，清代学政的别称颇多，比较常见的如“学台”“学臣”“学使”“学道”“学院”“大宗伯”等。其中“学使”“学道”“学院”的称谓便是提学御史、提学道、提督学院的具体简称，与清代学政官制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乎地位的升降。[60]

按照金之俊的奏请，新设提督学院最初只实施于原简放学使的南北直隶省份。换而言之，顺治十年，仅直隶、江南两省学政改为提督学院。不久，因江南发生奏销案，清廷有意惩戒江南士林，降低了江南学政的地位。次年九月谕令江南提督学院改为提学道，康熙元年又将江南原设的两学政裁并为一。[61]所以实际上只有直隶学政设置为提督学院，其他省学政虽然偶有以翰林论资外转学政，但仍为提学道衔。如顺治十三年，王勰以翰林视学河南，实际是以翰林院检讨外转为河南按察使司副使，仍是分巡道道员地位。[62]

从提学御史到提督学院的改革，清廷的用意在于“崇文教”。[63]毕竟，以翰林简放学政更符合学政的形象，改变了此前以御史监察学校事务的形象，突出了学政职掌“文衡”的地位。

不仅如此，提督学院在各省的地位仍然仿照此前提学御史的体制。既带京官的原衔督学，隶属于京师衙门（提学御史属都察院，提督学院属翰林院），[64]又在地位上与总督、巡抚、巡按平行。

所以，“学院”之“院”指翰林院。随着提督学院的推广，雍正以后“学院”逐渐成为这种特殊官制的简称。凡以京官简放学政，无论原衔品秩高低，在直省均与督抚的地位平行。其中的“京官”已由翰林院扩展到詹事府、科、道（都察院）、六部等多衙门，但“学院”之称仍旧。

二 从学道到学院

康熙年间至少有五次改革各省学政官制的议论，具体起因与用意虽有区别，却大体呈现出一种趋势，即将直隶提督学院的形式推广到其他省。实际上，康熙帝广泛差遣文学侍从之臣出使学差的重要用意还在于加强京、外之间的沟通与牵制。这与他利用翰詹等官员汇集的南书房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内阁权力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次议论在康熙十二年，关于如何整饬各省学政流弊。掌江南道事湖广道御史徐旭龄指出，欲改善各省学校与士习风气，应首先改革各省学政官制，从改革选派学臣人选的办法入手，选取清正不阿、文望素著的官员来充任学政，达到整顿学校风气、剔除学政弊端的目的。具体措施是：“嗣后差遣学臣，不必分衙门论俸级，惟择廷臣清正不阿、文望素著者，郑重亲简。学臣三年乃一更换，以三年之久何难豫择十五人，以为士习根本至计。”徐旭龄显然意在打破提学道选用“内而部郎、外而道府”的旧例，不必分衙门，也不必论俸级，既然“天下有治人，无治法”，只要学臣得人，即可整饬各省学校。[65]

与徐旭龄强调学政得人之意有别，其他官员则将问题指向各省学政的不同地位。陕西道御史胡三祝指出，明代南北直隶学政差遣监察御史，“事权重则官司有所弹压，体统崇则嘱托有所不行。惜当时仅用于直隶，不能通行各省”，其他提学道的地位较低，可能会导致总督、巡抚、巡按“皆以属员指使之，无怪乎学臣之不得尽其职，学校之少直才”。就各省提学道的地位与职权而言，“督抚者，其亲临上司也，设有嘱托某某童生当进学，某某生员当居优等，学臣不能奉命惟谨乎？恐不能也。两司者其正堂官，守巡各道者其同寅官，设有嘱托学臣，能拂其情面乎？恐不能也。又有要路乡绅夤缘嘱托，学臣能一概拒绝乎？恐不能也”。所以胡三祝提出应改革官制，将直隶的提督学院推广实施到他省，实现“体统崇则嘱托有所不行”的目的，从而抑制考试弊端。至于各省学政的人选，“词林内修撰、编修、检讨，科道两衙门内由进士出身者，部属内由进士出身而文品素著者，开列具题，仰候皇上亲临考试。选中应差者，俱授以学院官衔”。[66]

胡三祝认为，欲整饬各省学政流弊，首先重学政人选，以文章学行作为择人标准，所以用翰林等官[67]；其次重学政的地位，若学政均为提督学院，以位尊秩崇来隆其职任，既督其自律，又可防范督抚、司道等官的挟制。如此改制，“学臣之体统重，学臣之察核严”，定能整肃学校风气，广育人才。[68]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祝建议各省学政从翰林、科道、部属等衙门中选人，均“授以学院官衔”。这个提议已经有意打破当时提督学院人选仅来自“翰林院”的局限。换而言之，“学院”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

是年十二月，康熙帝就各省学政“应作何整饬，差遣何官”，从而清除学政考试弊端，令吏部等九卿科道会同详议。后因吴三桂在云南骤然起兵，学政“差遣何官”的问题不了了之。[69]

有学者比较这次学政改制的提议与雍正年间的改制措施，认为胡三祝等人的奏请虽“未见下文”，“但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影响的”，后成为雍正年间定制的蓝图。[70]如果与清初官员奏请将提学御史实施于其他各省的方案比较，两者亦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满于提督学院（或提学御史）与提学道同样职司整饬各地学校士习和文风却地位悬殊。

平定三藩之乱后，第二次议论学政改制的时机出现。康熙二十年十月，江南道御史郑为旭指出，上次议改学政事宜因兵事耽搁，“部臣未暇更张，因循至今越八年”，现因差遣各省提学道的人选不足，自应旧事重提。他认为，“向来各省提学道，俱由进士出身部郎升转，部郎不足，以进士知府有荐举者升用。今五部郎中现在俸深者不过五六人，外任知府亦少有合例者”，因此“学臣一差，在今日实有不得不变通之势”。他沿袭胡三祝的建议，认为“部郎不足，应照顺天例兼用词臣，词臣可用之直隶，亦可用之大省，非创举也”。[71]此议虽奉旨由吏、礼二部议奏，却未见下文。

郑为旭议请变通提学道之时，正值学政差满更换之期。按例，各省学政三年更换一次，康熙二十年原本适逢学政更换之年，却没有进行更换学政。此后两年，亦只是更换了个别几省的学政。[72]这个有点反常的现象或许与三藩之乱的余波，以及郑为旭提到难觅适合差遣提学道的人选有关。

郑为旭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沿袭当年御史们请求将直隶学院推广到其他省的办法，却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区别在于，此前御史主张一步到位的改革，而郑为旭提出直隶提督学院的推广，可先“用之大省”，相对而言容易实行。三年之后，他的提议得到实施。

康熙二十三年，又值学政更换之年，开始了第三次改革学政的议论。御史张集疏请慎重学政人选，变更各省提学道选任方法。他指出，“学道一官，为国家文教所系”，既往选任均“循资掣签”，而不论其学问与声望，似应令九卿会同保举“清廉素著、夙有文望者”，列名请旨简用，使“衡文者得其人，而海内仰右文之化”。康熙帝以为所言得当，“学政关系文教，造就人才”，“必品行素优、才学兼长者，方能称职”，不应拘泥定例，凡“内外各衙门由进士出身官员”均应选择补授。[73]表面上议改的起因在于慎重学政人选，而人选范围的扩展实际上反映出三年前郑为旭揭示的问题，即原有选任途径难觅恰当人选。具体变更办法则由六部九卿等衙门会议商议。

之后不久，吏部等商议出如下具体措施。第一，各省学政人选的差遣应停止论俸补授。第二，将直隶提督学院的形式推广到江南、浙江两大省，嗣后顺天学政“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概行开列，恭请简用”；江南、浙江两省学道停用郎中、道府，“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中允、赞善，亦概行开列，恭请简用”。第三，至于其他各省仍为提学道，只是人选范围扩大，“将应升进士出身之五部郎中，及参议道、知府等官，选择开列，恭请简用”。奉旨依议。[74]

这次制度改革具体实施了御史郑为旭三年前的建议，即推广提督学院到部分大省。通过此次改制，江南、浙江取消设置提学道，与直隶同样设置提督学院，打破了直隶一省实施特殊学政官制的格局。这标志着提督学院的人选不再只出自翰林院，而是扩大到詹事府等衙门。所谓“学院”之“院”已不专指翰林院，其内涵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各省提学道的人选途径又回到明末清初的旧例，即参用京官与外官，内而部郎，外而道府，均在选授之列。不过，由于当时提学道仍沿用九卿等会推人选的办法，反成为大学士明珠结党卖官的手段。该年各省提学道报满之后，应升提学道的官员皆往明珠等人处“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康熙帝对此深恶痛绝，遂于二十七年停止九卿詹事科道会推各省学道的成例，与差遣学院等同，概由“钦定”。[75]此后，各省提学道在地位上虽仍为“道员”，却在简放程序上开始趋同提督学院。

总而言之，康熙二十三年的学政改制使各地学政格局发生改变，形成了部分大省“学院”与他省“学道”并行的局面。这对后来的学政用人与后人认知都影响深远。在用人方面，清代各省学政差遣最重直隶（顺天）、江南、浙江三大省的格局已经形成，虽然雍正以后各省学政统一为提督学院，但此三省的学政往往简放卿贰大员，而其他省学政多为品秩低微的翰詹科道等小京官。这种格局也直接影响了后人的认识，清中期以后便被误认为清初以来的定制。如乾隆年间，吴省钦称：“明宣德间，敕遣各省提学官，以重其任。循及我朝，凡提督学政之官，于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翰林院侍读、侍讲等官充之；余曰学道，并系以按察司副使佥事之名，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资望者推用。其后遇缺，则请特简。”[76]他以为此制在清初已然。

谙熟清代掌故的晚清士人陈康祺亦对清初学政官制认识有误。他称：“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余曰学道，并系以按察司副使衔，由六部郎中及知府之有资望者推用。”由于这种成见，以致他虽注意到康熙时田文曾以户部郎中视学江南，却不解其故，仅称“或以田文望，破格用之”。[77]其实，田文由户部郎中简放江南学政之事在康熙十九年。[78]当时江南学政仍为提学道，显然并非“破格用之”。这种认识无疑忽略了康熙时期关于学政差遣方式与地位的调整。

十几年后，康熙帝亲自发起第四次改革学政的讨论。变革的初衷表面上是为了改善翰林院官员的任用与官俸，而实际上则是广泛差遣翰林到各地职掌文教。

康熙二十三年后，翰林较多简放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学差。但该三省学政差遣自康熙三十三年渐开新例，特简卿贰大员前往督学，整饬士林与学校。[79]翰林反而较少与选。

如果说学校是初级储才养士之所，那么翰林院应为高级储才养士之地。翰林平时职司文翰，“又无他事”，身为清望之官，官俸微薄。[80]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注意到翰林贫苦者较多，甚至“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不足以体现朝廷储养人才的用意，决定另外补充赡养的途径。七月初四日，谕内阁：“各省学道原不差遣翰林官员，嗣后各省学道，宜将翰林官员一并差遣。”[81]并令翰林院会同内阁议奏实施章程。

当时翰林院掌院学士韩菼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翰林皆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本应“朝夕讲习文章，竖立品谊”。翰林“有志有守者，固不乏人”，若一并差遣各省提学道，虽然属于“非常不次之鸿恩”，且由钦定简拔，与部属郎中、道府挨序升转提学道的任用途径不同，但是若有个别翰林在学政任内不能称职，则“不特一己之面目所关，深恐负我皇上格外擢用词臣之至意”。大学士们的意见亦存在分歧。王熙阅读韩菼的奏疏草稿后“深以为然”，但张英则持不同意见，极力劝阻韩菼与王熙，使这份“不敢轻议差遣”的奏疏并未递上。[82]

韩菼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因当时许多学政收受陋规与贿赂的风气甚浓，逾行败检，玷污官场风纪与个人品谊。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韩菼既要考虑如何保持翰林的清望品谊，又须顾虑皇帝的颜面与自身仕途，难免有些迟疑。

后经大学士与翰林院协商，最终拟定翰林差遣各省学道的办法：“各省学道缺，翰林官自侍读以下开列职名，仰候钦定。”[83]此后，直隶、江南、浙江三省以外各省提学道陆续有翰林官员前往就任，这意味着翰林简放学政的途径进一步拓宽。换言之，各省提学道均可以差遣翰林，在官制形式与属性上越来越接近提督学院，而与原来的“道缺”渐行渐远，只是地位上仍为道员，无法与提督学院等同。

康熙帝特简翰林出任提学道，固然弥补了翰林院赡养的不足，却诱发了新的问题。同样以翰林出任学政，在直隶、江南、浙江则为提督学院，属于学差，与督抚地位平行；在其他省则为提学道，例为道衔，隶属按察司正官。同一官衔却因出差的省份不同而地位如此悬殊，无疑会引起官制紊乱。于是，学政官制在康熙朝进行了第五次调整。

关于此次学政改制，清廷内部如何提出及过程不详，未见实录及其他政书记载。据清人吴振棫记载，康熙四十二年调整学政官制，“由京堂、翰、詹、科道任者为提督学院，由部郎任者，仍为提学道”。[84]这意味着其他各省提学道已非固定设置，而是取决于朝廷差遣官员的原衔，反映出各省学政统一为提督学院的趋势日益明确。

其实，吴振棫的记载与事实略有出入。如何区分清初各省提督学院与提学道，编纂顺治、康熙两朝实录的官员以“提督”还是“提调”来区分。如顺治二年，“以户部主事李际期，为浙江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康熙二十六年，浙江学政已改为提督学院，便称以“右春坊右谕德郑开极，提督浙江学政”。[85]有些具体事例与吴振棫所记标准相悖。如康熙四十三年，“调广西学道靳让提督浙江学政”，显然并未因靳让的“通州知州”原衔改变浙江学政仍为提督学院的规制。[86]

这表明吴振棫所记区分“学院”与“学道”的标准并不确切。当雍正四年（1726）统一各省学政为提督学院之际，时人萧奭称：“成例，除直隶、江南、浙江皆学院，与督抚平行。余省如学道由翰林科道点差者，亦称学院。”[87]萧奭所谓的“成例”，即直隶等三省为提督学院，其他省由翰詹科道官员出任学政者亦为提督学院，由部郎任者仍为提学道。这似乎更能准确地反映康熙四十二年议改学政官制的标准。[88]

综上所述，康熙朝先后五次调整学政官制虽然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改革的趋势相对一致，在形式上表现为将提督学院制度推广到其他省。这实际上提升了各省学政的地位，均与督抚平行，位于布政使、按察使之上。

在这一进程中最受益的无疑是翰林。越来越多的翰林得以出任学政，既拓宽了翰詹等京官内升外转的途径，也弥补了官俸赡养的不足。众所周知，学差为美差，以一穷书生蒙恩简放，便可“年受三百万俸钱”（实为各类供应与陋规）。[89]而京官以翰林最清苦，编修、检讨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90]康熙末年，各省学政虽仍是提督学院与提学道并行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较少任命提学道了。[91]

至清中期，翰林将出任学政视为专差，“每届更换学政之期，偶有一二他衙门人员，翰林官多以为非分。风气之变迁如此，殊可诧也”。[92]晚清人称：嘉道年间，考试学政、主考等差，内阁、各部司员亦一体简放，不专属之翰林。“咸同以降，翰林拥挤，此差遂多归之。阁部之得试差房差者，十只一二，而学差则绝无矣。”[93]由此可见学政差遣方式的变迁对清朝内官的重要影响。

康熙帝大量差遣翰林等近臣到各省出使学差，且与督抚地位平行，表面上是优礼文学侍从之臣以及崇尚文教，事实上却是统治者居内驭外、牵制督抚及外官的重要措施，从而保障朝廷与地方关系的稳定。这种用意在雍正帝的口谕中得到确证。

三 兼巡按之权责

有学者注意到，“法令上虽从雍正四年起才以加衔的方式使学道都成为学院，但在实际上，雍正帝继位后，从未任命过一位学道”。[94]其中固然是因为翰詹科道官员较多，可供选充各地学政，而真正原因则在于统治者为了完善“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官制格局。

从学政在各省的地位来看，提督学院与督抚地位平行，不受督抚节制，提学道则为按察使司下的分巡道。如康熙时所修会典记载，在外官的“各提刑按察使司”下的“正官”中注：“提学道，每省各一员，或副使，或佥事，无定衔。”[95]所以时人比较学道与督抚、司道的地位关系时曾说：“督抚者，其亲临上司；两司者，其正堂官；分守、分巡各道者，其同寅官，显得位卑体轻。”[96]为了制衡直省权力的需要，雍正帝特地全部差遣提督学院，而且赋予他们衡文校士之外的职责。

雍正元年十一月，雍正帝面谕新任四川学政任兰枝：“你到那里，凡大小官员的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要留心访察，就如设立巡按的意思。”[97]此类密奏须要学政专门差人送京，做到君臣共同谨慎严密。很明显，学政由督学之官兼“耳目之用”，不仅职司衡文，而且还有访察密奏吏治的任务，后者正是此前差派巡按御史的重要意图。所谓“如无出色的好官，也就罢了”，是为了避免学政借机滋事，亦是限制学政的意思，反映出既利用又防范的用意。

各省学政兼巡按之权，这与清初巡按的裁撤不无关系。清初沿袭明制，各省仍差遣督抚与巡按，互相牵制。顺治、康熙年间各省停止差遣巡按，而督抚虽仍挂京官之衔，实则在各省逐渐坐实。为了避免督抚在直省坐大，朝野上下有重设巡按的提议。[98]然而，清廷裁撤巡按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99]重设巡按并非最佳策略，只有另筹他法牵制督抚。除扩大有密奏之权的外官群体之外，提升学政地位与扩大学政权责亦为重要措施。因提督学院的学政在直省与督抚地位平行，且不受督抚节制者，故雍正帝经常在给提督学院的朱批中下达监察督抚及地方吏治民情的旨意。这不失为重设巡按的巧妙途径。

雍正帝既重视差遣各省提督学院，又赋予巡按监察之权，却又要避免出现学政权力坐大的流弊。雍正帝曾特地指出：学政若倚仗“是朝廷的耳目，在那里牵制官府，恐吓人”，便属于“自暴自弃”，例所不许。[100]

除此之外，雍正帝最终在政令上统一了学政的差遣形式与地位。雍正三年考试学差制度的创立不仅完善了学政简放的程序，而且加强了人选修养的考察。是年正月，吏部奏请简放湖南、山东学政，雍正帝认为从前各省学政与乡试考官“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试文艺，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令吏部将所有应当出学差与乡试考官的翰林、由进士出身的各部院郎中、员外郎等官查明具奏，亲自“试以文艺，再行差委”。[101]从此，考试学差成为定制。三月初二日，雍正帝于太和殿考试翰林及部院进士出身等官员，以备差遣学差与试差之选。[102]考试学差制度的确立表面上是令翰詹、科道及部属官员的机会均等，实际上翰林平时专司文章，优势明显，充分体现出学政官制统一为提督学院的必然性。

次年十一月各省学政更换时，吏部郎中宋在诗通过考学差的途径，位列简放学政的名单。吏部照例请旨授给宋在诗按察司“佥事道衔”，雍正帝以为“同一学差，何得有院、道之分”，令大学士、九卿商议统一官制。[103]

大学士等人议奏称：“郎中等官奉差督学者，应一体称为学院，停其开缺，各以原衔督学。”这份议奏反映出清代学政注重“以原衔督学”的特点，又主张将所有学政统一为提督学院。

雍正帝初不以为然，认为各省学政“不论其现任之职掌，但论其前任之官职，似未允当”。全盘权衡后，雍正帝同意各省学政应“一体称为学院”，又兼顾了学政“以原衔督学”的成例，变通为“凡部内郎中等官，膺督学之任，则加以编修、检讨之衔，使其名实相符”。[104]实指部郎等员加“编修”、“检讨”衔后，等同于翰林，与提督学院名实相符。

由此看来，雍正四年统一学政官制的措施与此前胡三祝、郑为旭等人的提请不谋而合。无论翰林官员还是科道官员以及部属郎中，凡“选中应差者，俱授以学院官衔”。[105]更为重要的是，此后清代学政差遣均出自京官，不再简选外任的道府官员。至此，清代学政制度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斟酌损益，既实现了各省学政官制的统一，又确立了其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各省学政均出自卿贰、翰詹科道及部郎等京官，在外省以原衔提督学政，保持着钦差的地位，专司衡文考试，正所谓学政“均系京官奉使，与职任地方官员本有区别”。[106]

为了进一步明确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定位，雍正帝命礼部官员重新议定学政礼仪。雍正八年，定制：总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巡抚、观风整俗使、学院、巡盐御史、巡察御史、巡视御史等，相见座次及文移，均平行。[107]实际上，此前的提学御史、提督学院在地位上已经与督抚平行，此次不过是申明各省学政已无提学道，均与督抚平行。学政与直省其他官员之间的礼仪规制成为学政制度实际运作中处理彼此关系的具体参照。

四 学政与直省

清代统治者调整学政的地位，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过程曲折，却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即将提学御史与提学道逐步统一为新创的提督学院。这在表面上固然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崇文教”的用意，实际上与清朝入关后着重以文抑武和制衡直省权力格局，加强控制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内外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直省的定位与权力是清朝维系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关键。清代省制源于元、明，又有着较大差异，并非固定不变的设置，而且经历了长时间的调整，地位与属性比较模糊。

有研究者指出，“省”在中国典章制度中的指称不一。最初用于宫廷禁署，如“省中”“省内”之类。后演变为中枢机构的称呼，如“尚书省”“中书省”。至元代始成为一种行政区划的代称。元代中枢设“中书省”，为了加强朝廷与地方的关系，在各地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朝廷行政中枢的临时派出机构”，从而加强了对各地政治的控制。李治安认为：“元行省实行的大抵是一种分寄式中央集权的体制。除顺帝中叶后特许便宜行事外，元行省没有形成坐大割据或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势力。”[108]

明代初年沿袭元制，又分封诸王，破坏了行省制的完整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废除行省制，改设承宣布政使司，作为各地行政区划，统辖各府厅州县。在此区划之下，以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分掌各地户籍钱粮、刑名与军事，“事权不一，遇事牵制”，[109]亦是一种分权制衡的形式。时人却仍习惯称之为“省”。针对广泛的“误称”，顾炎武专门辨析“省”的制度变迁，以为明代行政区划设置应称为“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110]若就“行省”本义与明代行政区划而言，固然如此。若就当时实际事务的运作而论，“省”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在其他事务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明代虽废行省，实际上仍在加强各地士民关于省籍的认同。所谓“省”的指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分闱。明清时期仍然沿袭按省分闱的常例，而且严防冒籍考试，有所谓冒认异省、同省异府、同府异县等事例。[111]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甚至教化意义上的区划。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学校、科举恰恰又是独立于各地行政事务之外，所以这种意义上的“省”很难称之为行政区划。二是监察体制。朱元璋裁撤各行省官制，导致朝廷与承宣布政使司之间缺乏“内外相维”的纽带。为了加强协调与控制承宣布政使司的事务，明代统治者不断差遣总督、巡抚、巡按等官员，以监察制度衔接京官、外官体系，从而实现“内外相维、小大相制”的统治，清初同样沿袭此制。三是直省的出现。所谓“直省”，虽与“行省”有所区别，应是相对于承宣布政使司而言，即事务直隶于六部，最突出的表现为南北直隶均不设布政使、按察使。所以，当明中叶议设按察司官来考校各地学校时，朝廷唯独在南北直隶差遣提学御史。就此三方面的指称而言，明清之际的“省”与元代行省制有着巨大差异，不能一概称之为行政区划。

尽管如此，从清初开始，朝廷经常使用“直省”称呼，如实录的编纂体例上称“改设省分、府州县”、“直省学政条例”及“直省乡试”等。[112]而督抚、巡按等往往也常被称为“直省督抚”、“直省巡按”。不过，督抚、巡按最初是临时性差遣，与固定设置有别，又不是按照承宣布政使司的区划进行差遣。更为重要的是，总督、巡抚等员在明代均隶属于都察院，属于监察官员。[113]所谓清初的“直省”，虽然与明代指称已有差异，却仍然无法称得上为行政区划。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外官”以“各承宣布政使司”为首，各督抚仍隶属于都察院衙门。[114]

不过，直省虽非行政区划，随着事权的加重，日益成为朝廷衔接京官与外官体系、控制各地事务的重要凭借。康熙年间的直省权力出现了较大变动：其一，康熙初年裁撤巡按，巡按与督抚相互牵制的格局被打破；其二，督抚的设置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趋于固定化；其三，各督抚职掌监察及军政事务的区域与承宣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划越来越吻合，最终形成每个布政使的行政区划内均有督抚坐镇的局面；[115]其四，许多督抚不再直接从部院中择员差遣，越来越多成为布政使升迁的途径。所以，督抚与各地行政事务的关系日益密切。

康熙、雍正年间，随着西北军事活动的成功，清朝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统治者通过调整督抚的设置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也推动了直省官员设置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直隶为畿辅地，不置藩臬”[116]，雍正年间却先后增设布政使、按察使，并改直隶巡抚为总督，体现出“直省”的名实之变。此处所谓的“直省”显然已非“直隶六部”之意。尽管雍正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仍沿袭康熙年间体例，以督抚附于都察院衙门，且称督抚“因事裁设，无定额”。[117]实际上，督抚的势力已较明代膨胀，并引起统治者注意。为了维持直省的权力平衡，需要建立新的制衡制度。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督巡、提镇、藩臬等官员在设置上叠床架屋及事权上相互掣肘予以控制，诸如各地军民分治、督抚同城、督抚与提镇、藩臬的权限关系、密折制度等设置问题；另一方面将直省权力制衡的旨意贯彻于学政设置与权限的调整。

因此，清初学政在形式上统一为提督学院，不仅在于地位的提升，而且关系到权责的扩展。其一，各提学道先后统一为提督学院，由按察使司下的道员一跃而与督抚地位平行，且凌驾于布政使、按察使之上，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学政以“钦定学差”的身份，“往往以一编、检、曹郎之微，升阶不过为知府者，忽焉而与督抚大僚抗礼”，[118]在直省形成学政与督抚、提督“互为敌体”的格局。其二，学政与督抚在各地分别职司学校士子与军民吏治的事务，互不干涉。学政专掌学校事务，督抚、藩臬不得侵其权，在考校士子方面固然责专权重，但不得干预军民地方事务，避免侵权，使士民分治形成固定格局。[119]其三，学政与督抚、提督、藩臬等官员均有密奏之权，相互牵制，避免直省势力坐大。同时，关于学政的考核问题，清廷又重视督抚的纠参与奏陈，使彼此节制。

明眼人不难看出，清初学政地位与权限的调整是清朝统治者在直省实施分权与制衡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与密折制度的建立以及督抚、提督等方面大员不设属官等制度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各直省在裁撤巡按后又建立起权力制衡的新格局，这表明清朝既重视直省作为“内外相维”的枢纽，又要防范直省尾大不掉之势。就此而言，清初学政改制的影响更在于通过完善直省官员相互制衡来实现皇权的扩张与高度集中，维系内外关系的稳定。

学政在各直省处于独特地位，约有以下特征。

其一，责任专门，指学政提督各省学校事务，专司岁科两试，约束士子。明中期设立提学官时，已有“专官造士”之称。至清代，学政与各省学校、教官、士子等事务几乎为独立的系统。[120]清制，各省学政提督学校事务，专司考校，督抚、巡按不得侵权干预，所有岁科两试考校士子的“考选、赏励、降黜等事，惟尔学臣为政”。[121]至于各地士子触犯刑律，当地官员须呈请学政革除该士子功名后始得问讯提审。因此，学政所司事务在各省军政、钱粮、刑名之外独树一帜，成为专门事务。

不仅如此，学政因故离任，例由督抚署理（奉天学政由府尹署，其他省实际上也有布政使、按察使署理的情况），但严禁代替学政进行岁科考试。即使如岁科考试后的录送遗才等微末事务，起初也不许署理学政者代理。康熙五十年礼部议准：学政因故离任，署理者“定例不许考试”，若“遇乡试届期，但照科考正案送场，署任不准录送遗才”。直到乾隆二十四年才略微改变，若学政因故离任，督抚等署理印务，“倘遇乡试之年，场期已近”，而新任学政又不能抵任录送遗才，“准其录送遗才”。[122]但是这样的情形在实际中很少发生。

其二，位尊体崇，指清代学政在各省的地位。明末清初的各省提学道地位低微，在官制中不仅位列督抚之下，且在布、按两司之下，“督抚者其亲临上司也”，“布按两司者其正堂官”，“守巡各道者其同寅官”。[123]而提学御史以及清代创设的提督学院在外省的地位与督抚、巡按平行，最重要的是拥有“钦差”的身份，能够挟皇权以自重。所以从提学御史、提学道向提督学院转变的进程，既体现出学政官制的统一，又表现为各省学政地位的提升，均与各省督抚平行，位在司道之上。

清代提督学院由皇帝选派六部及翰詹科道等员，以京官出使学差，三年差满回京。一方面，为翰詹科道等官员在“内升外转”的途径外，别开一条升转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位尊体崇不妨碍专司学校与士子事务，与督抚为敌体，于地方为客官，“在有清一代处于无‘稽察’之名，而有密奏之责的地位”，[124]成为清朝直省权力制衡的重要力量。

若就清朝的用人行政而论，学政的位尊体崇更有深意。如何处理满汉关系是清朝统治稳定与否的关键。清朝继承明代官制，又进行重要改革，如部院实行满汉双轨制，实权掌于满人之手；各省督抚则多用旗人，巩固旗人在重要职官的地位。有学者据清人笔记统计，自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近90年间，八旗成员任总督者307人，任巡抚者463人。[125]故有所谓：“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126]这即是以旗人为本位的用人格局。

或因如此，清代学政选任方面有意保障了汉人的差遣。学政职司衡文，以差遣科甲出身官员为例。自统一改为提督学院后，尤重视差遣翰林，仍明言“学习满书者不差”。[127]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是汉人的专长，旗人以此中举者少，入翰林者更少，因此学政一差几乎成为汉人士林的专差。从顺治元年至雍正十三年，朝廷所差遣的学差中，汉人518人次，旗人13人次（汉军5人次，满人8人次）；有清一代正任学政约计1792人次，汉人则达1672人次，所占比率为93.3%。[128]

这样看来，以督抚重旗人，而学政重汉人，又将学政的地位提升到与督抚平行，很难说不是清朝前期统治者有意调和满汉关系的重要措施。

其三，学政的声望隆重，体现了清廷重视学差的用意。一方面，学差是官员清望与学行的重要体现，简放过学差的京官在仕途升迁方面较为迅速，而且威望较高，非他官可比。另一方面，清代学政是士林的表率，享有“文宗”的清誉，所以清人常言：学政者，士林之表率。清代有意通过政令使学政成为士林的文宗，通过学政来掌控天下读书人。士子视学政之所好而行，使学政得以通过考试各府州士子的活动引导士风与士习的转变。

清末曾有人指出统治者借学政地位笼络汉人士林，“考学道之制，昉于有明，洎乎本朝，其位增重，往往以一编、检、曹郎之微，升阶不过为知府者，忽焉而与督抚大僚抗礼，推其命意，非即以学政为牺牲，而借此以牢笼天下，使功名之士皆愿出于其途”。[129]因此，作为汉人士林的观瞻与表率，学政的位尊体崇也是清代统治者维护汉人士林颜面、调和满汉和笼络汉人的重要手段。

其四，特殊的选任方式。清初，差遣学政人选的方式几经调整，成为学政改制的潜因。从明代差遣“风宪官”，到清代重视“词臣”，“向之用御史者，所以重事权，而今之用词臣者，抑所以崇文教”。[130]不过，在位尊体崇的前提下，清代学政不仅事权未轻，且崇尚文教的深意也已部分实现，缓解了汉人士林对满人统治的抗拒心理。雍正三年考试学差制度的创设使学政的差遣制度更加完善。

清代学政由皇帝钦定，不乏特殊用意。清初各省学政流弊丛生，“沿前明旧习，多徇干谒、行苞苴”，康熙帝鉴于“大僚中清誉久著者，莫如浙抚张文端公鹏翮，而各行省中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遂特简公视江南学”。[131]乾隆初，四川道御史程盛修上折指出时任江苏学政张廷瑑原籍安徽桐城，各省学政事务中“江苏非比他省，桐城相去又近，其间士子往来甚密”，易滋流弊，似不相宜。乾隆帝回应称，“因江苏学政向来皆系大员管理，刘吴龙内升”，一时不得其他卿贰大员，故用工部侍郎张廷瑑，“以其人尚谨饬而又能衡文也”。[132]

清代统治者往往特意简放心腹重臣前往特殊省份出使学差，一般省份也差遣天子侍从之臣。所以，清代学政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与权限成为皇权居内驭外、制衡直省及彰显清朝崇尚文教的重要举措。至于其实际成效，需要视皇权的盛衰、统治者的实际需求而变化，各学政常常难以掌握主动权。在定制中又寓含多种可能的事例，这正是清朝体制的重要特征。

第三节 学政的考核制度

清初统治者调整直省权力的格局，除了令学政监察直省督抚等官员外，也通过建立学政考核制度加强督抚对学政的约束，体现出直省督抚与学政的彼此牵制、相互监督。

官员考核的目的在于通过奖优罚劣，监察职官履职，保障行政的正常运转。清代官员考核制度，武官有军政，文官则有京察、大计等措施，但差员考核尚未明确统一，因具体事情而临时派遣的钦差往往因事考核。

由于负责主持一省学校事务与科举的考校，学政并非临时性差遣，而是“常设”，三年一任，差满更换，有着固定的员额设置、循环周期与持续性，故构建学政的考核制度成为清初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 解卷磨勘

清代学政专门职掌考校各府州学校事务，最初却没有具体的制约方式，以致流弊丛生。学政主持岁科两试和院（道）试，考试选拔童生进入学校成为生员，并录送生员参加乡试，是国家抡才大典的重要制度环节。若学政考校公允，则学校得人，科举亦能录取到真才，国家便可铨选良士，治国安邦；反之，则危及国家用人行政的根基。因此，学政奉皇帝敕书“专督学校，督抚、藩臬不许侵其职掌”，[133]责专权重，而各省府州县学校又有学额限制，因而往往有学政鬻卖学额的弊端。所以后人总结学政的三项要务，首要便是防弊。[134]

防范学政弊端，关键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学政考核制度。明代设官分职往往颁给官员敕谕，以明职守。正统元年设置提学官时，所颁敕谕较为特殊。“别项官员敕谕俱不开款，独提学开款”，仿国子监规制，以昭示“委任责成极其郑重”之意。提学敕谕所附带的条款还明确了职责的具体规范及要求，作为提学官考核的依据，各省巡抚、巡按据此便可考核各省提学官履行职责优劣及操守贤否，京中部院亦多依此定提学官的升转降黜。[135]

明朝末年，提学官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法纪废隳，士习惰窳，以致教化壅于上，风俗蔽于下”。[136]清初学政继承提学官制度，虽仍颁敕谕，却无附带说明条款。至于其提督各省学校的方式和内容则以“旧朝卧碑条例，不及详载，听尔斟酌便宜，随时条请而行”为基本原则。[137]由此可见清初学校规制并无明确规定，暂依明朝旧例，由学政采纳可行者陈请执行。

这意味着清初学政的权限有较大的自由度，便于因地制宜，权衡处置。之所以如此，或因清朝定鼎之初，以兵事为要务，朝政重心尚未转移到教养士民等事宜，倚重明季旧臣恢复与整顿文教秩序。由原为明朝官员简放的各省学政曾在恢复各地学校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代天子巡行教化，加强对各地士子的约束与考校，向天下士民宣示清廷振兴文教的意图。既有利于拉拢士民之心，也有助于兵事的顺利推进。

由于制约制度的不完备，为学政上下其手、大开方便之门提供了机会。据称，清初有的学政主持考试时，“生员中额，大学四名公取一名而已，余皆贿买”。[138]时人指出：“盖其时，尚沿明季额外遵例取进，无不染指者。”清初学政考试存在如此重大弊端，以至官员们对出任学政争相奔竞，“翰林部郎，必有请托而后推，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每岁暮，各省遣使络绎于道，或封送手帕，或寄炭金”。[139]此弊对吏治和文教的危害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

顺治帝亲政后，重视整顿全国的文教秩序，令礼部议定办法。顺治八年三月十二日（1651年5月1日），礼部条议各省学政六事，重点便是加强学政考核，以整饬各省学政考拔童生时的舞弊行为。最后形成如下规定。第一，各省学政报满后照例考核，公明者优升，溺职者参处。第二，学政科岁两考完日，即报部铨补，新旧交代，以杜署事诸弊。第三，学臣以到任日为始，岁考限十二个月考完，每三个月解卷一次。科考分四次解卷，以凭磨勘。所取生童文字，以纯正典雅为主。诡谬者，本生褫革，学臣参处。四卷以下，每一卷，罚俸三个月；五卷以上，每二卷，降职一级；十卷以上革职。均奉旨依议。[140]可见清廷在对学政制度调整与整饬过程中，逐渐形成解送考卷进行磨勘的制度，试图凭借磨勘等手段，从科场程序的控制和强化试卷监管等方面加强学政考核，并辅以较重的惩罚，力求清除相关弊端。

然而有些学政在解送士子考卷时将试卷改换誊抄，不使用原卷。顺治九年，在颁布新制《卧碑文》后不久，顺治帝将学政解卷磨勘制度进一步严密化，饬令提学官解送岁科两试的试卷时，“优等以大学五名，小学三名解部磨勘”，并且要求试卷务必用原卷，不许誊抄润色，严格按照规定次数解卷，不许延迟。[141]这些内容迅速反映在清廷新定颁发的学政敕谕中：“新颁卧碑及礼部申饬请疏通具在，听尔严饬施行。”[142]

法令颁行后，风气难以遽然扭转。某些学政未出都门，已得京官开单嘱托，既到地方，又探访乡绅，“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143]顺治十年四月十九日（1653年5月15日），顺治帝针对上述陋习再次申饬赏罚制度，希望学政能够洁身自好，“仍沿袭陋规，苟图自利，宪典具在，决不宽宥”。这条饬谕也写入给各省学政的敕书中。[144]

康熙帝即位之初，各省学政积弊仍然甚重，于是进一步加重解卷磨勘的惩罚力度。各省学政每一次解卷内，有一卷出错，罚俸六个月；二卷，罚俸九个月；三卷，罚俸一年；四卷，则降一级；五卷，降二级；六卷，直接革除。康熙七年，令各省学政考完两府即将原卷解送礼部。次年，改令学政考后每六个月解卷一次。[145]但这些政令措施似乎未见成效。

学政流弊不仅影响士习文风与人才盛衰，也关乎整个国家的吏治清浊。尽管清廷屡次饬谕整顿各省学政舞弊的行为，但是既有制度无法杜绝学政弊端。[146]因此，如何剔除各省学政流弊，加强对学政的考核成为清廷整顿风纪的重要问题。

二 督抚纠参

由于学政巡历各府州举办考试事务，远离京师部院，依赖部院磨勘学政解送的卷册存在较大的制度漏洞。因此时人指出，只有加强学政的自律以及同省官员的纠参举报才能有效地遏制学政舞弊的恶劣风气。

康熙十二年，围绕如何振奋各省士习，清除学政弊端，科道言官与礼部官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47]促成了学政考核方式的转变。

康熙帝对科举文教态度的转变是引发这次讨论的原因。顺治丁酉科乡试科场案发后，清朝统治者对科举学校采取抑制措施，缩减各地学校录取生员的额数，各省学政取进学校生员“止许岁试考取，其科试时停止考取”，[148]使学校生员的取进额数无形中减少了一半。康熙帝亲政后，“振兴文教，爱惜人才”，对岁贡、拔贡、副榜贡三项士子进身之路恢复旧例。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673年10月9日），掌京畿道事陕西道御史张冲翼请求将各省学校录取生员名数恢复旧制。[149]经礼部议准恢复旧例，学政于岁科考试时取进生员，“每学照现行额数考取”。[150]

康熙帝鉴于各省学校士习颓败，下令议奏。九月十八日，掌江南道事湖广道御史徐旭龄上疏，认为士习颓坏，各省学政的责任最重，皆因各省学政不知自重，甚至贿卖学额，“以朝廷养育贤才之地，竟为贪蠹货贿之场”。而各省督抚既无纠参，科道言官的访闻也无实据，所以这些学政“安心作弊”。朝廷虽有解卷磨勘的制度来纠查与考核学政，若解送的试卷不用原卷，一旦改头换面充作原卷，礼部和礼科诸臣便无从摘发其弊窦。因此，徐旭龄请求从改革选派学臣人选的办法入手，选取清正不阿、文望素著的官员充任学政，从而达到整顿学校风气、剔除学政弊端的目的。[151]康熙帝令礼部议奏。

徐旭龄等人之所以请求改革选派学臣人选的办法，是希望学政能得其人。有御史则认为，学政中的提学道地位较低，可能会导致总督、巡抚、巡按“皆以属员指使之，无怪乎学臣之不得尽其职，学校之少直才”。就提学道而言，“督抚者，其亲临上司也，设有嘱托某某童生当进学，某某生员当居优等，学臣不能奉命惟谨乎？恐不能也。两司者其正堂官，守巡各道者其同寅官，设有嘱托学臣，能拂其情面乎？恐不能也。又有要路乡绅夤缘嘱托，学臣能一概拒绝乎？恐不能也”。所以陕西道御史胡三祝提出应更换选派学政事例，重视学政之选，将顺天学政选派翰林的事例推广到其他省份，即先以学问品行为择人标准，继用位尊秩崇来督其自律。这样，学政官秩得到提升，遇有督抚和外官的请托可以“直行纠参”。倘若学政不肖，则由督抚或科道纠参。学政差遣方法既变，学政考核的程序随之改变，任满后，“由词林为督学者，掌院同礼部考核之；由两（科道）衙门者，掌印吏科、都察院堂上官同礼部考核之；由部属者，该部堂上官同礼部考核之。”学政考核的标准“以不受嘱托，不私货贿为第一”。改制后，“学臣之体统重，学臣之察核严”，定能整肃学校风气，广育人才。[152]

现有材料表明，当时卷入这场争论的官员相当多，礼部不得不做出回应。礼部承认各省学政之弊集中在考试生童，可谓“弊原”，却又不肯停罢解卷磨勘，只是令学政“将童生试卷全解，以防改换”。又议将各省学政陆续解送的“试卷封贮，三年一总磨勘”，以便于剔除弊病。

十一月二十九日，徐旭龄再次上疏，指出礼部的议复避重就轻，势难收效。首先，倘若“学臣不得其人，则磨勘皆无所施”。因为试卷磨勘之弊在于偷梁换柱，改换失真，不在卷多卷少。其次，“三年一总磨勘”，操作上难以实施。若各省学政的三年试卷齐集礼部，则达“四万一千余本”，礼部与礼科官员全部来磨勘也需要二百天才能完成，必然造成草率具文的结果，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最后，试卷解送礼部后，各省督抚与其他科道官员均不能亲见试卷，何以奏报纠参？

因此徐旭龄建议，欲使各省学政流弊彻底澄清，或停罢解卷磨勘，或“应作磨勘之法，遣清正廷臣同知磨勘事宜”，“或将磨勘徇私之人，作何处分重条”。否则，仅依据现有的磨勘成法无法剔除各省学政弊端，且礼部议复的办法“愈更愈谬”，终将不能收实效。[153]徐旭龄的再次上疏表明这场讨论从整顿士习与考试弊端逐渐深入到如何改革既有的学政考核章程。

在徐旭龄等人看来，只有变革学政人选与强化考核才能更有效地从源头上杜绝学政舞弊，且对吏治整顿亦有标本兼治的意义。他们的主张显然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但规制的厘定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细致的标准与措施。

十二月十八日，康熙帝谕令吏、礼两部：各省学政营私舞弊，“今应作何整饬，差遣何官，磨勘考核之法何以尽善，务期永革弊端”，并令九卿科道官员会同吏、礼两部议奏，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办法。[154]

四天后，吏、礼等部院衙门遵旨议准：取消学政解卷磨勘的办法，各省学政“三年期满，督抚以称职荐举者照例以参议道用，以公明尤著保举者照例内升京堂，若有徇情溺职等弊，应听督抚指名题参，若督抚徇情不参，被科道纠参或有别官首出，将督抚一并议处”。至于学政考过的学册，仍须一年两次解送，以凭查对。[155]此次讨论已较以往深入，一些措施也稍具雏形，然因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清廷对于所要议奏的“差遣何官”无暇旁顾而终止讨论。[156]

尽管这场论争未能如期解决争论的所有问题，可是通过梳理这场论争可见，徐旭龄等人似乎意在通过改换学政差遣之法，提高学政自身素质和自律意识，从而遏制学政舞弊的不正之风。但二者显然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其一为学政的选用，即选什么人，地位如何以及选人的标准与规制；其二是学政的考核，即如何通过考核标准和程序的完善而拔优黜劣。吏、礼两部虽以各省督抚荐举或纠参学政的方式取代解卷磨勘，暂时缓解了学政考核的突出矛盾，却没有来得及对各省督抚考核学政的依据做出具体的说明，以致标准不一，落实不力。

三 剔除学政十弊

学政考核方式从部院磨勘到督抚纠参的转变是清代学政考核制度演变的关键，标志着学政考核从单纯依赖礼部、吏部等京师部院，发展到内外官员共同来监督学政，反映出清廷整顿学政积弊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督抚对学政的约束力大大加强，形成了督抚与学政在直省的相互牵制。

不过，督抚如何荐举与纠参学政，既未定明章程，也缺乏考核的具体依据，导致实际上收效甚微。而且督抚最初因循陋习，不肯据实奏报学政的考试情形。至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上疏参劾声名狼藉的山西学政和浙江学政，提出“剔除学政十弊”的条款，从而为督抚荐举或纠参学政建立起统一的依据。

“三藩之乱”给正在恢复的学校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破坏，清廷为平定内乱筹集军饷，不惜假借捐纳生员、缩减各地学额的途径广开利源。顺治年间，直省学校，“大县取四十名，中县取三十名，小县二十名”。[157]“三藩之乱”时，因军需广开捐纳之例，童生考取生员名额“暂将府学减为五名，大学减为四名，中学减为三名，小学减为二名”。[158]这意味着各地学校中大部分学额由捐纳填充，每学只保留三四个名额，由学政按照以往正常考试途径取录。贫困童生读书者多，入学之途骤然变得狭隘。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677年11月26日），巡视西城江西道监察御史何凤歧提出与其缩减各地学额，不如改变童生入学方法。他任知县时，“见童生报考，大县一二千名，中县千余名，小县亦有四五百名”，“彼时取数甚广，故愿考者众”，然而县考有交卷桌凳的费用，府考时也不能免，且童生赴府考，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四五百里，各童既需跋涉，又费资费。如果童子试取消县府两考，令每名童生纳银十两，由知县收齐汇解藩库，并给予收票，报送学政考试，“以一省计之，可助七八十万，以天下计之，三年两考不啻蓰矣”。但当时每县学仅取中三四名，所以童生报考少，若恢复顺治年间学额，“人才不苦抑郁，而国用立见充足”。[159]

如此改制，则学政考试公正与否更为重要。康熙十二年，御史和礼部官员虽然对如何剔除各省学政弊病的办法存在分歧，却一致认为学政弊端首在鬻卖学额。何风歧也意识到“停止府县两考，取额若复旧制，则学臣应择廉干才识之品”。如果学政有私受贿赂，“听说人情”，许诸人告发，严加处分，同省督抚若无题参，“治以通同之罪”。此议奉旨“礼部知道”。[160]定每名童生捐银4两，直接送学政考试，不久经其他御史反对，旋停止。[161]

童生入学之途已然狭隘，但仍有学政以此为利薮，引起魏象枢的不满。魏象枢，山西蔚州人，明崇祯举人，顺治三年进士，任科道卿贰官时频频建言献策，注重整顿官场风纪，对学政科场尤为留心。康熙十五年正月，户部左侍郎魏象枢即作《考试说》，申论“天下至公之人莫如督学，天下至公之事莫如考试”，希望引起清廷的重视。升为左都御史后，他又上《申明宪纲等事》一疏，其中第七条就是申饬各省督抚，不许纵容学政鬻卖生员学额。奉旨：“所奏事情切中时弊，该部院会同详议具奏。”[162]

不久，因声名狼藉的山西学政和浙江学政差满时不仅未被督抚纠参，反而得到保举，引起魏象枢的不满。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679年2月21日），魏象枢上疏指出，各省学政关系到士风文教的根本，是朝廷选用人才的关键，但是各省学政的素养参差不齐，时届报满之期，风闻各省学政既有“考较公明，士子悦服者，首则江南之邵嘉，次则山东之劳之辨”，又有“肆行无忌，士子痛哭而怨恨者，首则山西之卢元培，次则浙江之程汝璞”，三藩之乱虽开例捐纳，“尚留孤寒入学之路”，卢元培、程汝璞等则将此余路据为利薮，鬻卖学额，若因督抚保举照常升京堂官，既难服天下士民之心，又有碍于官场风纪，必然影响到朝政和吏治。[163]

同时，魏象枢条陈学政考试的十大积弊。第一，学政收受贿赂，将未经府考童生径取入学；第二，学政考试各府、州、县、卫所童生，额外溢取，拨发别学，明收冒籍，侵占本学正额；第三，学政考试册簿不发给府州县封贮，自行收存，便于私查某卷某号系某人，对号贿卖；第四，学政考完一府，不将红簿速发学校，任意迟延，徇私通贿，更改等第，拔下作上；第五，学政每考一处，令书办、承差、快手人等暗访生员稍有家赀者，先开六等草单，恐吓生员送入银两，准放三等；第六，学政以文童颇少，武童颇多，将文童充为武童，入学后夤缘改文，或滥行收取倡优隶卒，反将善骑射者摈而不录；第七，学政惮于亲临各个府州考棚，将个别府属生童远调考试，以致各州县告病生员扛抬验病，困苦难堪；第八，学政纵容无赖教官包揽生童，私通线索，坐分利润；第九，学政曲徇上司或同僚情面以及京官、乡宦私书，或任由亲族、朋友随住地方，讨情抽丰，将孤寒之文弃如粪土；第十，学政报送礼部学册，将额外溢取入学之童生，未经科岁考试，预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入事故衣顶项下，以赵甲预补钱乙，混作实在之数，朦报礼部。以上种种学政在考试中鬻卖学额、营私舞弊的手段，表明其如何考试不公、不力，且恣意蒙骗朝廷，弄虚作假，无法实现学校网罗人才的目的，必然危及抡才取士大典。

魏象枢并不反对督抚荐举或纠参学政的形式，而是希望补充“剔除学政十弊”作为学政考核的具体依据。各省学政考校士子时若能剔除上述十弊，则贤；不能剔除，则不肖。“至于科岁两试报完之日，例应该督抚将学道称职者荐举，公明尤著者保举，徇私溺职者指参，原非令其咨报也。嗣后该督抚分款注明十弊有无字样，合词具题，吏部照例考核。”因当时学政尚有学道与学院之分，两者由京师部院考核的程序略有不同，所以他提出“学院任满，自报吏部，并无实迹，考核何事，亦宜自行具疏，十弊作何厘剔，逐一题明，吏部一体考核。倘有捏饰违错，仍以咨文报部者，吏部驳参，将督抚、学院照例处分”，则学政不贤，督抚也将因此获咎。这一考核方法的意图在于，将学政履任过程中与岁科考试及府州县学额相关的各层面，曾有作弊情形和可能作弊的各个环节、手段均公之于众，考核时通过学政自查奏陈、督抚纠参汇报、御史监督及吏部核对等方式逐一过滤，若有被举报存在弊端且经核实，则将督抚与学政均以渎职论罪。

经吏部等廷议，决定采纳魏象枢的建议，嗣后学政的考核“俱注剔除十弊具题”。[164]

学政三年报满后本应立即考核，但此时“巡抚不即题核，部臣不即题结”，制度尚有漏洞。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左都御史胡昇猷疏请“嗣后学差报满，督抚限一月内核题到部，部限一月内题结，庶诸弊不生”。下部议行。[165]学政考核制度更趋完善。

此后，清朝关于变革学政考核制度的议论似渐平息。康熙二十三年，王掞以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至三年后任满时，“遵例以剔除十弊疏闻”。[166]可见，这一措施已经得到落实。雍正年间，各省学政俱升为提督学院，“剔除学政十弊”的政令仍然延续实施。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各省学政更换之期，最后一届任满的学政（下届学政未至任满便被裁撤）遵例报满时，仍然声明“查康熙十八年议准：学政任满，应将剔除十弊之处开明具题”，“凡兹十弊，臣俱实心剔除，并无捏饰”。[167]由此可见，自康熙至光绪的二百余年里，每届各省学政题报差满时，学政本人均须对自己履职期间是否剔除学政十弊做出具体说明，作为称职与否的考核依据。

四 奖优惩劣

“剔除学政十弊”制度的实施，明确了部院与督抚监督与考核学政的具体方式及依据，为评定各省学政的声名好坏提供了统一的衡量标准，标志着学政考核规制大体已定。随着学政考核制度的完善，统治者能够相对准确地依据各省学政声名来甄别优劣，从而有针对性地奖惩差满的学政人员。考核制度的本意虽是奖优惩劣，但在清初整顿学政积弊的形势下，主要还是表现为惩劣。

康熙十八年后，因学政考核的规制已定，在兼用部院与督抚监督和考核的措施之下，各省学政风气逐渐好转。学政解卷送部磨勘停止后不久，虽然有人提出恢复此制，“嗣后宜将生员考取优等，及童生入学试卷，仍照旧解部磨勘”[168]，至少可以剔除学政滥取的弊端。但是并未采纳实行。

据称，康熙末年学政考核的风气骤然转厉。学政差满而回，凡是“声名平常，即令罚修密云城、永定河等工，一二公正者无贿，亦不能免”。学差由“美差”沦为获咎之途，以致学政与友人在京留别时，有“将来相会在密云城下、永定河边”之语。[169]揆诸史实，此类记载并非虚言。康熙帝不仅将学政舞弊情节严重者直接革职，情节平常者亦直接影响到差满回京后的任用。

康熙四十三年，因浙江学政文志鲸在任内杖责二、三等生员，再次引起康熙帝对学政考核的关注。康熙帝认为，“近日各省学臣，其中不肖之徒惟利是图，总不知爱惜人才”，“更有甚者，取不通文理之寒士，以博清名，诸如此弊，不可枚举”。[170]故此后许多苦差重役，“例召前为学使、后归休者，概行派差”。[171]康雍之际，凡是学政任满乞休人员均予以重责，所据即是“提督学政任将满，特称病乞休者，不可谓其无故”，[172]对学政任满考核事宜可谓极其重视。

其中不乏清流名臣因出任学政遭遇加罚苦差惩处的实例。据称，康熙帝为整饬畿辅士林学风，曾当面询问大学士李光地：“朝臣操守有如张鹏翮、赵申乔者乎？将以使之任提学。”张鹏翮、赵申乔都是曾出任学政，且声名极佳的官员。李光地随即推荐杨名时，并且说：“操守似二人，学则过之。”不久，杨名时督学畿辅，“所至即与诸生讲明正学，以振饬人心为务。其初稍严，文贞（李光地）遣人致语曰：‘闻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为可受也。’公瞿然，遂济以和。自是，虽诸生之未见录者皆心悦。圣祖闻之，于行幸畿辅时面予奖劝”。然而“既毕事，诏以原官宣力防河。翰詹诸臣宿以资望自矜，不喜出外任剧，公独以得就近迎养为喜”。[173]杨名时修理河工缘由，据《康熙起居注》记，实因康熙帝认为他“管理学政，所行平常”。[174]此外，学问与官声不错的惠士奇自督学广东差满回京也被罚往修护镇江河工。[175]然而，以学政之尊被罚往修城与修河毕竟有辱斯文，并且有辱朝廷声誉。康熙五十五年，赋闲在籍的李光地上书奏陈学政修城与河工事宜，称“近见修城、修河二工，派出学差诸员，其中败检者固多，亦有三数人洁清自爱，不负任使，囊橐萧然，众论闻知者。当日部中一例开列，九卿不能分别奏明，甚负我皇上严甄官方至意。臣乞皇上旨下九卿，令就中有考试清公真正无玷者，从实举出，免其差使，则所宽不过三数人，而风声所树，于以鼓励人心，似非浅鲜也！”于是，曾出任学差而罚河工的多人邀恩开宥。

学政任满被罚苦差尚非考核的最重处置。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718年4月19日），吏部议复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梦疏言考核任满学政，其中声名中平者5人，声名不好者2人，均于回京后将所供原职革除。[176]当时全国共设15名学政，其中7人同时革职，几近半数，可见当时学政考核之苛刻。雍正十二年，雍正帝甚至将鬻卖学额、徇情纳贿的河南学政俞鸿图处以腰斩极刑，令各学政引以为戒。严刑峻法本为弘扬纲纪，施之以剔除学政弊端，有利于澄清吏治，扶正士风。

严厉惩劣之外，康熙帝对个别声名良好的学政给予特殊升迁。如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令诸臣甄别各省学政，“众议以湖广学政李周望为第一”，立即将李周望由翰林院侍讲擢升为国子监祭酒。而山东学政汪灏，“屏绝竿牍，廉节著闻”，康熙帝“特命超五阶”由翰林院侍读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复调陕西学政，旋命巡抚河南”。[177]这样的奖励升迁较为罕见。

雍正帝曾指出，学政与科场是清代兴贤育才的要政，关系甚为重大。康雍之际十余年间，各省学政不闻有婪赃败检的劣名。[178]这说明在康熙年间逐渐完善的学政考核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河南学政俞鸿图案发后，雍正帝对各省学政是否果真澄清产生怀疑，一度“留心体察”各省学政是否仍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的弊端，不过并未查处新案。至乾隆初年，夏之蓉视学广东，临行前入宫请训，乾隆帝训示他说：“学政须为国家得人，然何可多得？终尔一任，但能得三五人，即可为称职矣。”继之嘱咐：“近日秀才当法令森严之时，犯法者寡，从前学臣多以刻核从事，过犹不及，非中道也。士习固宜整顿，亦须培养元气。”[179]之所以“从前学臣多以刻核从事”，则意在严取，避免所取生员平常反遭清廷议处。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短短数十载，由于清廷对学政考核锐意整顿，虽仍存个别学政作奸犯科的事例，但整体风气的转移已经颇具成效。

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为笼络与约束士林，均重视防范与惩戒科举舞弊的问题。清朝定鼎中原后，如何及能否招揽汉人士林，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研究者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180]肃清科场和学政流弊都是收揽士林的重要手段。

制度设计往往无法避免漏洞，以至滋生流弊。反之，整饬流弊也会成为制度完善的动力。清初围绕着整顿学政舞弊，推动了学政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继承明制到部院磨勘卷册，进而围绕解卷磨勘的流弊进行论争，终于以督抚荐举与纠参的形式、“剔除学政十弊”的条款，将考核程序与依据确定下来，对于学政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督抚荐举纠参学政的方式得到重视，为清中叶督抚“年终密陈学政声名”制度的建立埋下伏笔，从而形成了督抚与学政在直省彼此牵制的局面。

因此，清初学政考核制度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是变动中的学政官制在动荡的时局和调整中的官制体系下不断磨合的具体反映。对学政考核制度相关史实的梳理有助了解清代着重文治的用意，对于把握清代官制设置上分权制衡的用意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余论

综上所述，清朝入关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振兴文治，二是加强控制朝廷与各地的内外关系，二者都在清初学政设置及调整过程中得到体现。

清代学政从初设到定制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进程。大致形成了以下阶段性变化：（1）从清朝入关至顺治帝亲政前，清代学政的设置基本上沿袭明制，继续提学御史与提学道并存的模式，只是在运作与用人方面略有差异。（2）顺治帝亲政后，将提学御史改为提督学院，并将江南学政降为提学道，从而形成直隶独设提督学院的局面。可以说，顺治年间的学政设置与调整基本上以振兴文治为目的。（3）康熙年间历经数次调整，将直隶提督学院的形式逐步推广到部分大省，再到全国，提升了各省学政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之外，独创了“剔除学政十弊”的学政考核制度，加强了督抚对学政的制约。（4）雍正帝即位后，以学政兼充巡按，并创立了简选学政的考差制度，统一了各省学政官制形式，从而完成了清代学政的定制。

由此可见，清朝设置学政及调整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地位，与清朝的部族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过渡有着密切关系。清初统治者改革学政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学政本身，更多着眼于大一统王朝的巩固与稳定。在他们看来，随着各省学政地位的提升，或能在直省与督抚形成彼此牵制之势，可以完善清朝“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体制。

[1] 孟森先生指出：“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不应仅视为一种兵制，“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第22页）。

[2]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12册，第142页。

[3]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9，顺治二年七月丙辰条，《清实录》第3册，第154页。

[4]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戊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64页。

[5]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条，《清实录》第2册，第73页。

[6]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第B11～B12页。

[7]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8] 《英宗实录》卷17，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明实录》第13册，第343页。

[9] 《英宗实录》卷17，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条，《明实录》第13册，第343页；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6页。

[10] 万历《大明会典》卷209《都察院·风宪总例》。

[11] 张廷玉等纂《明史》第5册，第1328页。

[12] 其实，明代学政仍然较多称为提学官，本处关于岁考、科考的考证，参见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第126～131页。

[13] 《提学简谦居寿序》，陈玉璂：《学文堂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7册，齐鲁书社，1993，第186页。

[14] 《清史列传》第2册，王锺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259页。

[15] 清代提学官敕谕保存下来的不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提学官敕谕集中在清初。这批敕谕散落于内阁档案中，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现已陆续刊行，为讨论明清两朝提学官制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批提学官敕谕主要是颁给各省前几任提学官的，如顺天（直隶）提学御史曹溶、宗敦一，江南苏松提学御史陈昌言，江西提学道赵函乙，广东提学道钱朝鼎，陕西提学道诸舜发，湖广提学道郜焕元，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的制度章程。参见《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皇帝敕命陈昌言提督苏松学政》，《明清档案》第2册，第B979～B980页；《皇帝敕命赵函乙提调江西学政》，《明清档案》第14册，第B8057～B8058页；《皇帝敕命钱朝鼎提调广东学政》、《皇帝敕命宗敦一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5册，第B8069～B8070、B8081～B8082页；《皇帝敕诸舜发提调陕西学政》、《皇帝敕命郜焕元提调湖广学政》，《明清档案》第17册，第B9621～B9622、B9623～B9624页。

[16] 明代学政敕谕见万历《大明会典》卷78《礼部·学校·儒学》。

[17]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18]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19]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第430页。

[20]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戊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64页。《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21]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第2606页。

[22] 龚鼎孳：《请定取士之规以昭文治之盛疏》，《龚鼎孳全集》第4册，孙中强、裴喆编辑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2362页。

[23] 关于清初统治者兴文教、移风俗的政策，孟森先生指出：“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孟森：《清史讲义》，第183页）关键在于这些“旧臣”熟习明代旧制与事例。

[24] 后人一般认为清代学政必由进士出身，其实不然。清人吴振棫已经注意到：清初提学御史、提学道不专用进士出身人员，如“江南督学御史季（李）嵩阳，前庚午举人。十七年，湖北督学道王自新，乙酉举人；山东提学道王鑨，河南贡生；云南提学道何起鹏，奉天举人。六年，江西提学道吴炜，顺天举人。七年，江南提学道简上，四川举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115页）这可能是因为清初差遣提学官时缺乏进士出身又有资格的官员。

[25]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清初几年给其他学政的敕谕也有如此说明。

[26] 《顺天学政曹溶启请优恤死节诸臣》，《明清档案》第1册，第B279～B282页。

[27] 雍正《畿辅通志》卷75《人物》，《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8] 雍正《浙江通志》卷149《名宦》，中华书局，2001，第4228页。

[29] 《英宗实录》卷17，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条，《明实录》第13册，第343页。《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卷，第196页。

[30] 万历《大明会典》卷5《吏部·推升》。

[31] 万历《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奏请点差》。

[32] 《崇祯长编》卷36，崇祯三年七月乙巳条。

[33] 万历《大明会典》卷4《吏部·外官·各提刑按察司》；卷5《吏部·推升》。

[34]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顺治八年三月丁亥条，《清实录》第3册，第437页。

[35] 康熙《大清会典》卷146《都察院一》。

[36] 《礼部尚郎丘启请撰给学政敕书》，《明清档案》第1册，第B95～B96页。

[37]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戊戌条；《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2，顺治四年五月癸丑条，《清实录》第3册，第253、263页。

[38]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壬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217页。

[39]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壬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217页。

[40]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壬午条，《清实录》第3册，第353页。

[41]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第9册，广陵书社，2007，第5388页。

[42] 《清史列传》第2册，第325页。

[43] 萧奭：《永宪录》卷4，中华书局，1997，第316页。

[44] 康熙《大清会典》卷5《吏部三·官制三·外官》。

[45]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46] 《鞠珣题琼州学臣之选宜用部郎进士出身事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中华书局，1984，第138页。

[47] 清政权不断稳固的同时，清廷着手统一合并这些边区学道。顺治十五年，宣化、大同二镇学校事务归并于山西提学道管理（《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18，顺治十五年六月辛巳条，《清实录》第3册，第918页）。康熙三年七月，礼部议准：原来由临巩巡守道兼摄的学政事宜，归并陕西提学道（《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康熙三年七月壬寅条，《清实录》第4册，第193页）。至于琼州学道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广东道御史鞠珣以学道一官，向来定例从部郎进士出身中挨俸升补，现今琼州道王廷伊丁艰出缺，升补的范养民出身非科目，难以胜任岁科考试事宜，奏请另行推补琼州道员。经吏部议准：范养民既然不是科目出身，琼州道以前兼摄的学政事宜应归广东提学道管理（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8页；《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清实录》第4册，第585页）。事实上，在疆域的边区实行道员兼摄学政事宜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因地制宜的良好策略。如果一味将边区学校事务纳入各省学政管理，则为学政巡考增加负担；若不设，无人管理学校事务，则有失兴行教化之意。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收复台湾后，福建总督王安国条陈台湾事宜，认为台属士子应照内地各学校事例，府学额进二十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学各进十二名，但福建提学道“不能渡海考收”，请交巡台厦道员就近兼摄，仍隶福建。奉旨依议。（蒋良骐撰《东华录》卷13，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第220页）这仍是仿照边区提学道的变通办法。乾隆以后，台湾学政事宜改由台湾道巡察御史兼管，直至台湾单独设省才由巡抚兼管。

[48] 吴甡：《柴庵疏集》卷1《台疏·学政当改为差风宪疏》，清初刻本。

[49] 任弘嘉：《请酌学差变通》，平汉英辑《国朝名世宏文》卷5《礼集》，康熙年间刻本。

[50]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8～140页。

[51] 一般通论之外，专题研究对清初学政官制沿革史实已经进行梳理，并就几个关键问题有深入探讨。参见荒木敏一「雍正時代に於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2] 毛奇龄：《西河文集》卷42《两浙提督学政春坊郑公新任序》，商务印书馆，1937，第469页。

[53] 早在1950年代，荒木敏一便断言，清初学政改制与统治者重视翰林院有关，只是未申其意。荒木敏一「雍正時代に於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

[5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3），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756页。

[55] 金之俊：《金文通疏草》卷3《御史之学差既裁疏》，康熙二十五年怀天堂刻本。

[56]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丁丑条，《清实录》第3册，第593页。

[57] 事见吕宫、黄机传记，《清史列传》第2册，第319页。

[58]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乙亥条，《清实录》第3册，第604页。

[59]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辛酉条、顺治十年闰六月乙亥条，《清实录》第3册，第600、604页。当时的南直隶虽已改称江南，但仍分设两学政。

[60] 有学人指出，至迟在顺治九年礼部题准新定《卧碑文》中已用“学院”、“学道”来指称学政（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事实上，明代末年便有人用“学院”来指称提学御史。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奏议巡按等协济饷银及公费时，已经用“直隶学院”称呼直隶提学御史，并用“提学院道”来区分提学御史与提学道（毕自严：《度支奏议》卷2《题催省直抚按协济新旧饷银疏》；卷25《题请酌减抚按助饷原额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提学御史带“御史”衔提督学政，所以这时“学院”中的“院”无疑是指都察院。然而查阅万历《大明会典》，并无此称，可见“学院”也是后来的称呼。

[61]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86，顺治十一年九月庚戌条，《清实录》第3册，第678页。

[62]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01，顺治十三年五月壬午条，《清实录》第3册，第779页。

[63] 毛奇龄：《西河文集》，第469页。

[64] 康熙《大清会典》卷5《吏部三·官制三·外官·按察司》；卷155《翰林院》。

[65] 《徐旭龄题学臣选择之法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4～135页。

[66]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9页。

[67] 翰林在清代是“地望清华”的官员，平日埋首词章，文章与品谊相对较高。如道光帝曾说：翰林应“读有用之书，无徒为词章所困……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第20页）

[68]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9页。

[69] 《郑为旭题应重学臣之选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51页。

[70] 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1] 《郑为旭题应重学臣之选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51～152页。

[72]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第2621～2622页。

[7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8，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己亥条，《清实录》第5册，第237页。

[7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8，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条，《清实录》第5册，第241页。

[75] 蒋良骐撰《东华录》卷14，第228～230页；《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3，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庚申条，《清实录》第5册，第444页。

[76] 吴省钦：《四川学院题名记》，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第160～161页。

[7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晋石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80页。

[78]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90，康熙十九年六月戊辰条，《清实录》第4册，第1140页。

[79] 方苞：《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杨公墓志铭》，《方苞集》（上），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63页。

[80] 《清史列传》第3册，第656页。

[8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00，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条，《清实录》第6册，第34页；蒋良骐撰《东华录》卷18，第293页。

[82] 韩菼：《有怀堂文稿》卷11《辞翰林官差遣学道折子》，康熙年间刻本，第15页。

[83] 《清史列传》第3册，第656页。

[84]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0，第114页。

[85]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壬子条，《清实录》第3册，第186页；《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49，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辛亥条，《清实录》第5册，第655页。

[8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5，康熙四十三年三月甲辰条，《清实录》第6册，第183页。“以……通州知州靳让，为广西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0，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丁酉条，《清实录》第6册，第136页。

[87] 萧奭：《永宪录》卷4，第316页。

[88] 有学者可能忽视了这一记载，认为：康熙四十二年划分提督学院与提学道的标准，“实际上改变了顺治间以‘地’定学政之缺为学院或学道的制度，改为因‘人’的资历地位而定缺。人变换了，原来的提学道可变为提督学院；反之亦是”（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而实际上应如萧奭所称，康熙四十二年后无论简何官，直隶、江南、浙江均为提督学院。

[89]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4《官常》，道光十六年刻本，第66页。

[90] 何刚德：《春明梦录》（上），收入《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7页。

[91]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第2631～2639页。

[9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2页。

[93] 何刚德：《春明梦录》（上），收入《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38页。

[94] 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95] 康熙《钦定大清会典》卷5《吏部三·文选司·官制三·外官》。

[96]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9页。

[97]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627页。

[98]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3册，中华书局，2010，第1336页。

[99] 王庆成：《清初巡按御史》，《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2～123页。

[100]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627页。

[10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7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中华书局，1993，第413页。

[102]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庚子条，《清实录》第7册，第446页。

[103] 宋在诗：《忆往编》，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第397页。

[104]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50，雍正四年十一月辛卯条，《清实录》第7册，第750页。

[105] 《郑为旭题应重学臣之选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51～152页。

[10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丁巳条，《清实录》第18册，第419页。

[10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09《礼部·相见礼·直省文职官相见》。

[108]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自序”，第1页。

[109]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420页。

[110]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第994～995页。

[11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4《清厘籍贯》。

[112] 《世宗章皇帝实录》，《清实录》第3册，“编纂凡例”，第2～3页。

[113] 《明史》第6册，第1767～1780页。

[114] 康熙《大清会典事例》卷5《吏部三·官制三·外官》；卷146《都察院一》。

[115] 另一方面，雍正以后的学政设置也日益与直省区划相吻合，且成为有清一代学政设置的总体趋势。

[116] 康熙《大清会典事例》卷5《吏部三·官制三·外官》。

[117] 雍正《大清会典》卷3《吏部·官制》。

[118]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5年11月17日，第1张第6版，“本馆论说”。

[119] 学政专掌各地学校政令与士子事务的现象，清人曾以“士民分离”作解释。“古时养与教合”，所以“学不必有专士，教不必有专官，风俗成而人材出”。“迨其后，士与民异，而国不得不设之官”，专门约束与教导士子，引导世风民风，遂有北宋崇宁年间提举学校官的创设，经历元明沿革，清代学政制度臻于完善。吴省钦：《四川学院题名记》，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第160～161页。

[120]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508页。

[121] 《皇帝敕命赵函乙提调江西学政》，《明清档案》第14册，第B8057～B8058页。

[12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23]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8～140页。

[124] 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清史研究集》第7辑，第255页。

[125]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93页。

[126]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2页。将“满人”理解为“旗人”较妥。

[127]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辛酉条，《清实录》第3册，第600页；蒋良骐撰《东华录》卷7，第113页。

[128] 据新编《清史·史表·学政表》统计，其中“贵州学政张易”身份不明，未统计在内。

[129]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11月17日，第1张第6页。

[130] 毛奇龄：《西河文集》，第469页。

[131]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2页。

[132]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21-01。

[13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6《学政关防》。

[134] 《致孙渠田学使》，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第485页。

[135] 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高时良主编《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第501页。

[136]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137] 现存清初几份学政敕谕，如清代第一位提学御史曹溶、江南苏松提学御史陈昌言、江西提学道赵函乙、广东提学道钱朝鼎、陕西提学道诸舜发、湖广提学道郜焕元等人敕谕，均没有开列条款。

[138] 法式善：《槐厅载笔》卷13《烔戒》，嘉庆四年刻本。

[139] 阮葵生：《茶余客话》（下），中华书局，1959，第671页。

[140]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顺治八年三月己丑条，《清实录》第3册，第438页。

[14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7《解卷解册》。

[142] 《皇帝敕命赵函乙提调江西学政》，《明清档案》第14册，第B8057～B8058页；《皇帝敕命钱朝鼎提调广东学政》，《明清档案》第15册，第B8069～B070页。

[143]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585页。

[144]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585页。《皇帝敕提学官禠苹冒滥严绌劣等举贤育材》、《皇帝敕命诸舜发提调陕西学政》、《皇帝敕命郜焕元提调湖广学政》，《明清档案》第17册，第B9259～B9262、B9621～B9622、B9623～B9624页。

[145]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7《解卷解册》。

[14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7《解卷解册》。

[147] 由于康熙一朝实录删减过多，许多重要史事隐而不彰。198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康熙朝黄册中有关科举考试史料》（收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提供了重要线索。

[148]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8《考试事例》。

[149] 《张冲翼题录取生员名数请复旧额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3页。

[15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8《考试事例》。

[151] 《徐旭龄题学臣选择之法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4页。

[152]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39页。

[153] 《徐旭龄题驳学臣磨勘生员试卷之法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40～141页。

[15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丑条，《清实录》第4册，第586页。

[15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条，《清实录》第4册，第586页；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7《解卷解册》。

[156] 《郑为旭题应重学臣之选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51页。

[157] 《何凤歧题报考之童生应纳银助饷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45页。

[158] 《学道一官关系士风文教等事疏》，魏象枢撰《寒松堂全集》卷4，陈金陵点校，中华书局，1996，第108页。

[159] 《何凤歧题报考之童生应纳银助饷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45页。

[160] 《何凤歧题报考之童生应纳银助饷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45、146页。

[161]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236页。

[162] 魏象枢口授、魏学诚等录《魏敏果公年谱》，《寒松堂全集》，第708页。

[163] 《学道一官关系士风文教等事疏》、《直纠浙江学道以申公论等事疏》，《寒松堂全集》，第108～109、113页。

[164]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9，康熙十八年二月癸巳条，《清实录》第4册，第1015页；《清史列传》第2册，第517页；魏象枢口授、魏学诚等录《魏敏果公年谱》，《寒松堂集》，第709页。

[165] 蒋良骐撰《东华录》，第211页。

[166] 《清史列传》第3册，第650页。

[167]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630-011。

[168] 平汉英辑《国朝名世宏文》卷5《礼集》，康熙年间刻本。自康熙十二年后，各省学政停止将生童试卷解部磨勘，但仍须将考过各学的简明文册造送礼部。乾隆元年又令各省学政将生员岁科前列十名试卷解送部科磨勘。嘉庆年间对磨勘学政解送事例又有重大调整。

[169] 法式善：《槐厅载笔》卷13《烔戒》，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15册，第480～481页。

[17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5，康熙四十三年二月条，《清实录》第6册，第180页。

[171] 李清植纂辑《文贞公年谱》（下），道光安溪李氏刻本，第66页。

[17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中华书局，1993，第216～217页。

[173] 全祖望：《江阴杨文定公行述》，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卷6，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377页。

[1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第1938页。

[175]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邓珂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第24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9辑，中华书局，1983，第30页。

[17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戊辰条，《清实录》第6册，第726页。有学者误解学臣任满考核的程序规则，以为王云锦等人因声名平常离学政任，如《清代职官年表·学政年表》，便把此事解读为上述诸人被革离学政。事实上，王云锦等人均是“学臣任满之日，宜分别贤否，以昭劝惩”，由翰林院掌院疏请劝惩。所谓“革职”，并非革其学政之差（因其报满之后才能考核），实是其在翰林院原职。

[17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1页。

[178]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5册，第3786页。

[179] 夏味堂编《检讨公年谱》，收入《乾嘉名儒年谱》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第577～578页。

[180] 《科场案》，孟森：《心史丛刊》，中华书局，2006，第34页。

第二章 学政的定位与履职

“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官制格局得以有效设置与实施，加之中枢部院的彼此掣肘，使得清代皇权实现了空前的集中。统治者通过直省的分权与制衡，牢牢地掌控了各地要务的事权。作为“钦差”的学政，挟皇权之威以自重，其实际运作既巩固了君主集权，又体现出皇权居内驭外的特征。

然而，清代政治的运作侧重以例治事，学政的履职及选任更多遵循长期以来形成的事例，而与“大经大法”不尽一致。乾隆年间编纂的《大清会典》和《国朝文献通考》分别将学政置于“外官”“直省官员”之列，[1]很难反映出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实际定位与作用。通过具体考察学政履行职能过程中相关事例的形成与调整，以及学政与直省及地方官员的实际关系，不仅能够把握学政在职官体系中的实际定位，还可认识学政在直省权力制衡规制中的作用及成效，从而深入了解皇权体制下“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复杂情形。

第一节 衙署建制与调整

清代学政的衙署不仅是学政处理政务与俗务的重要场所，而且与官制的品级、定位等礼制有着紧密联系，可谓“体制攸关”。其建制集中反映出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清代官员衙署与体制的关系向有定制：外官的衙（公廨）、署（私宅）合一，而京官除顺天府属及五城指挥等外，均是衙、署分离。因此，京官“虽以大学士之尊，只居私第”，外官“未入流之典史闸官，亦例有衙署”。[2]至于临时差遣的“钦差”，则设“驻节之所”。清代各省学政虽是以京官出使的学差，却定期巡历各府州举办考试，其履行职能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他们驻节之所的设置。所以，学政衙署建制既与外官衙署有着明显的区别，也不同于一般钦差的驻节之所。

关于清代学政衙署的特殊建制与运作，迄今尚未得到深入的探讨。[3]究其原因，应是政书和志书中有关学政衙署的描述过于简略，且多相互矛盾。若仅仅根据一朝政书，便容易忽略学政衙署组织因时因地的差异与变迁，无法深入理解清代官制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梳理清代不同时期的政书、志书、笔记等材料，相互比勘，可对清前期学政衙署设置、内部组织结构及日常费用的来源等问题有大致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政的官制定位与职能运作的特点。

一 省署与行署

清代学政职掌各地学校政令，定期巡历各府州，举办岁科考试。一方面选拔俊秀入学，考察在学士子的学行优劣；另一方面录送各地生监参加乡试，考选生员入国子监。学政衙署的特殊性表现为，既有平时驻扎的衙署，一般在省城（个别例外），可称为省署；又有巡考各府、直隶州时所设的驻节衙署，可称为行署。这直接反映出学政行使职责的特点。省署与行署的分布情形又体现出清代各地政治与文教的差异性。

（一）省署

省署为学政驻节之所，又称学署。其初置与演变，限于资料散佚难以重现。但相关文献显示，至乾隆年间，各省学政驻节之所的规模与分布已经稳定。以下主要就当时学署的规模与分布的特点展开论述。

乾隆、嘉庆年间，各省学政的设置趋于定制，均设有学政衙署作为平时驻扎和办公之所。按理说，学政职司通省岁科考试，且与督抚在地位上平行，平日驻扎之所应驻扎省城。但是，各省情形不一，可分为驻省与非驻省两种情形。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差别，“各省学政皆设有专署办公，其顺天学政驻京师，各省学政，除江苏学政驻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太平府，陕西学政驻三原县外，余皆驻省城”。[4]不过，此为定制后的大体情形，与学政衙署设置过程中的具体情形仍有一定的差距。

顺天、江苏、安徽、陕西等学政不驻扎省城，顺天尤为特殊。清代直隶与顺天合设一学政，[5]但不驻扎在省城保定，而驻扎顺天府，故又称为顺天学政。据志书记载：提督学政署在易州，旧为驻扎之所，后改易他处。事实上，顺天府的学署原设有三处：一在京师正阳门内西侧，一在通州，一在昌平州。[6]至乾嘉时期，顺天学政常常驻于通州，地近京师，便于交接及回京。

陕西学政衙署驻所，据康熙初年所修《陕西通志》：明代及清初的陕西提学道原驻西安，在关中书院西，后因书院改建，一度迁至按察使司内。[7]学道衙署附于按察使司衙署尚可，可学道提升为学院后，便不合体制，遂于康熙六十一年迁往三原县学政行署（明初为关内道行署），成为常驻地。[8]

江苏、安徽合为江南，除康熙时期外，均分设上、下两江学政，分属巡考。明代时，常州府江阴县已成学政衙署驻所。雍正年间分设安徽学政，驻扎太平府。

至于其他驻扎省城的学政衙署亦非一成不变。如山东学政原为提学道，驻青州，康熙二十七年升道为院，移驻省城济南。[9]

经过三藩之乱，广东、云南学政驻所也有不小的变动。明末广东提学道驻于广州城内九曜坊（又名药洲、石洲）衙署。清初，朝廷所封的平南王尚可喜驻扎内城，学政等衙署被迫迁往番禺县育贤坊。平定三藩后，广东藩臬等官员衙署迁回广州城，但学政衙署仍留在番禺县。直至康熙四十九年广东学政张明先题请迁署始迁回原址。雍正七年，广东添设肇高学政一员，驻于肇庆，原学政改称广韶学政，仍驻广州。乾隆十六年，广东两学政合并，裁撤肇庆学政衙署，驻于广州，始成定制。[10]

与广东情形类似，云南学政原为提学道，其衙署在省城。清初由于平西王吴三桂驻扎城内，学署移到城外土桥处。清廷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学政衙署于康熙二十一年移入城内南门，后于五十五年迁至北门世恩坊处，成为常驻之所。[11]

由上可见，清初学署建制不仅受到政治、战乱的影响，而且与学政地位的升降也有着直接关系。

学政衙署若不在省城，将直接影响到学政的职能运作。学政专司考试各地府州县学事务与约束各地生员等士子，督抚不得侵其权，同时学政又不能干涉地方事务。但是各地学校既然地处各府州县，士子又身在四民杂处的环境，学校事务与地方事务必多牵涉。不仅如此，按照定制，各省地方重大事务的兴革，督抚须与学政协同会商，而学政所管的学校事务，如考核教官等事务，与督抚的职权也有交叉。因此，督抚与学政若不同城，彼此往来移文难免耽搁时日，办理多有不便。直至清末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时，学部议准：“其有学政向不与督抚同城者，均应改归一律”，[12]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二）行署与考棚

学政除了有平时驻扎的省署外，还在各府州设有行署。这既是学政的官制运作区分于其他官员的特点，也与同省之内各府州的文教差异、行政区划有密切关系。学政任内必须巡历各府州考棚举办岁科两试，因而各府州相应设置学政行署，大多数与考棚同在一处，为学政衡文考试期间起居与办公的场所。

学政行署与考棚又称为督学行署、试院、督学考场等，有的地方也称为学政衙署，种种称谓，不一而足。由于清初衙署的调整，有些考棚与学署曾分为两处，后来才合至一处。如云南府学政考棚，原在府南门内打绦街，后学政衙署移到北门，一度分开，后始迁入学政署内。[13]

清代学政的行署与考棚大体按照各府、直隶州的行政区划而设。有些府、直隶州的文教兴起较晚，且地处各省边隅，并不专设考棚，而是附于相近考棚。据光绪初所修《湖南通志》记载：湖南共设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岳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永顺府、沅州府、郴州、靖州、澧州、桂阳州等共13处考棚，俱附于学政行署，考棚与行署共为一体。此外，乾州厅考棚附辰州府，凤凰厅考棚附沅州府，永绥厅考棚附永顺府，晃州厅考棚附沅州府，均不单独设考棚。[14]这种现象并非湖南独有，类似情形在其他省的个别府、直隶州同样存在，反映了各地文教风气的盛衰。

由于清代地方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使得部分学政行署与考棚不在府城或直隶州城，而在所属州县城内。如清初广西宾州原为直隶州，故有考棚，至学政按试宾州时，调取思恩府所属士子前往考试。雍正年间，宾州改直隶州为散州，划入思恩府治下，仍保留学政行署与考棚。乾隆十四年定制：思恩府的岁科考试及府考，均赴宾州考棚调考。[15]

清代议定制度时往往能考虑到这种情形。乾隆九年二月，陕西学政嵩寿奏请各省府州拔取童生考试应当设定场所，分为两种情形：其一，若学政衙署或行署在府州城内，即在学政考棚内编号扃试；其二，若学政衙署或行署“不在府州治内”，应令府州选择就近的紧密公所，照学政院试例编号考试。[16]

事实上，将学政行署设在府城或直隶州城内，便于学政按临考试时，由知府、（直隶州）知州出任提调官。除上述湖南省各府考棚外，雍正时期的直隶，顺天府以外，保定府、永平府、河间府、正定府、深州、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九地设学政行署，俱在府城或州城内。[17]

作为学差的驻节之所，学政衙署虽是学政的起居与办公场所，却由其他官员负责兴修改建。各处学政衙署、行署与考棚的修建费用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动用各地公项费用。此费用属于各省各地支出的常例之外。乾隆二年四月敕谕：“修葺考棚，乃地方之公事，应动存公银两办理。”[18]这是乾隆年间修建学政衙署及考棚经费的重要来源。第二，由各地官绅捐资。如乾隆十四年山东曹州府建立考棚，二十一年江西省宁都州添设考棚，均由本地绅士呈请捐建。[19]道光以后，由于各地公项费用短绌，加以捐输奖励的风行，各地官绅捐资修学政衙署及考棚成为常例。

清代中期，各省学政行署与考棚的数量有所增长。经过清初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与发展，清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在乾隆年间达到中国历代王朝的顶峰。经过改土归流，帝国疆域内更多地区纳入教化之下，增设了许多州县和学校。各地生齿日繁，文教渐盛，所以学政考棚也因势有所增建，尤以西南地区最为突出。

四川省在乾隆十年至三十三年新增三处考棚。（1）酉阳州原附重庆府考棚，乾隆十年七月，四川学政蒋蔚以该处生童赴重庆考试往返二千余里，路险难行，特请建立考棚。（2）龙安府于乾隆十三年二月由四川巡抚纪山疏请建立。（3）雅州府向例附于邛州考棚考试，因“人文日盛”，且“旧有空房堂宇号舍，业经修葺齐全”，乾隆三十三年经四川总督阿尔泰疏请设立。[20]这样密集地添设考棚，非常特殊。

其他各省，如河南、江西、江苏、山东等省也有增设考棚，但主要是在直隶州厅增设考棚。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江西巡抚胡宝瑔奏请宁都州添置考棚，并请在江西各直隶州添置考棚，使该州“就近提调，稽查更为亲切”，奉旨允行。[21]许多直隶州添置考棚往往仿照此例奏请办理。

台湾亦在乾隆二年建立考棚。此前，台湾因“应试人少，故未建立考棚，今人文日盛，生童众多”，时兼理学政事务的单德谟奏请仿照“内地之例”，添建学政考棚。[22]不过，台湾学政事务虽隶于福建学政之下，却由台湾道兼理（雍乾之际一度由巡视台湾御史兼理），所以此处并不是福建学政的行署。这也是清代因地制宜设置学政的表现之一。

不过，各府州增置学政行署与考棚，较添设学校、增加学额等事牵涉的相关事务更多，体制攸关，并不轻易变动。因此，乾隆以后一省能添设两三处考棚较为罕见。自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来，云贵两省虽州县增加迅速，学校、学额也频频增加，但一旦涉及添置学政行署与考棚事务，则往往无果而终。

乾隆九年十一月，云南总督（按：当时设置如此）张允随奏称东川、昭通二府及镇雄州、永善县应试生童渐多，请自次年为始，每学设廪生、增生额各8名，照例12年后出贡，得到礼部议准。但张允随又称，东川、昭通二府附于曲靖考棚，生童应试时跋涉艰难，请于昭通府添建考棚，却被礼部驳回。

至于礼部驳回的理由主要是云南省“幅员最广，程途窎远，若添建考棚，学政按试势难周遍”。但考虑到“该属生童岁科二次，远途赴试维艰”，礼部议准学政按试曲靖时，将东川、昭通二府及镇雄州、永善县等学生童“岁科接连考试”。如此变通办理，东川等府生童赴曲靖考试在三年内只需往返一次。[23]可见礼部处理此类情形时，宁可变革学政岁科考试办法，也不轻易添建学政行署与考棚。

从当时交通状况来看，礼部所虑甚是。当国家处于盛世，增设考棚无疑是朝廷对地方的特殊恩典，于学政而言却是考校之疲与舟车之累。若逢乱世，学政更不易巡历考校，反而令恩典成为文教废弛的隐患。这在晚清乱世中得到验证，如乾嘉之际添设考棚较多的四川。

同光之际的四川学政张之洞比较了在四川与湖北两地出任学政的不同感受，称：“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令张之洞苦恼之处即是巡考酉阳、宁远、夔州、眉州等四处考棚事宜。

此四处考棚原本均附于其他考棚，后来才独立专设。张之洞对此颇为不解，“不知当日何苦更改旧制，强令学政亲临”，“承平时疆臣不知治体，轻改旧章，以后生童益多，试事益繁，棚数益多，道远日促，流毒无穷。若非学臣鞠躬尽瘁，则惟有草率敷衍而已。此四川试事所以坏、弊窦所以多也，可为浩叹”。连张之洞这样较为尽职的学政亦感觉考试事务艰难，其他人可想而知。可见晚清学政及学校流弊早在清代承平时期增建学政衙署与考棚的时候已经埋下伏笔。晚清学政若不变更职能运作方式，又难以得人，所主持的岁科考试“惟有草率敷衍”，“断无不草菅人命之理”。[24]

至清末兴办学堂，由于各省学政仍须巡历全省各行署与考棚举办岁科考试，对办理学堂事宜往往力不从心。另外，学政衙署与督抚不在一处的现象又贻人口实，成为改制的主要内容。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906年5月13日），随着学政被裁撤改设提学使司，新旧衙署建制的差异更加突出。学政作为学差，衙署合一，且有省署与行署，无属员；提学使则只有省城衙门，但设有属员与办公场所。提学使衙门可仍用旧有之学政衙门，所有学政衙门案卷、学务处公牍均移送提学使衙门，以便稽考。且提学使一律与督抚同城办公。至于原与学政并存的学务处，待提学使到任后，即行改为学务公所，以专责成。[25]

二 家仆、书吏与幕友

学政作为“学差”，并非正式外官缺，定制不设属官，只能自聘用人。这与督抚衙署的特点类似。可是，这种自聘用人协助公务的做法也易致弊端。清前期，学政弊端主要来自学政衙署内部，尤其是阅文幕友、书吏及家仆等招摇撞骗、暗通款曲，是被监察弹劾的重点。这同时推动了朝廷规定学政衙署内书吏与阅文幕友的额数，甚至一度禁止学政携带家人赴任，反映了学政衙署组织的调整与完善。乾隆三十八年，礼部拟定《钦定学政全书》体例，专门列出一卷，为“学政关防”，即是针对相关事宜的规条。后来新修《钦定学政全书》均沿袭此例，作为告诫学政的重要政令。

定制：学政考试各属，如有暗通关节，弊生于内者，责之学政；招摇传递，弊生于外者，责之提调官。[26]所谓“弊生于内”，即指学政衙署内部的幕友、书吏、家人等人员。乾隆初年有官员奏称，“（清初）学臣敢于簠簋不饬，贿赂公行，必先串通提调各官，结纳督抚大吏，内外交通始得逞其贪纵，近日各省此弊渐少”，而“贿卖生员之案，均由本地绅衿与书役家人交结滋弊”。[27]由此可见，学政衙署书吏、家人、幕友等是造成清前期学政弊端的主要根源。

关于学政衙署的内部组织，有学者认为：“各学政衙署的内部机构设置情况不见记载，惟知各学政署设有书吏，少者二三人，多者十五六人，为学政署的具体办事人员。”[28]事实上，学政衙署的内部组织“不见记载”却也未必，但欲逐一探讨各省的实情，在资料方面确实有些捉襟见肘。

学政衙署内部人员，大体言之，除学政本人外，主要由阅文幕友、书吏、杂役及家人等组成。按照清朝定制，幕友、吏役等并不在职官员缺之内，因此规制松散，流弊甚多。至乾隆年间，为防范学政幕友、家人及吏役等弊端，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一）家人家仆

学政往往携带家人家仆赴任，人数不定，便于照料日常生活及襄助琐事。由于他们与学政的私人关系，不乏有家仆借端招摇，使“家主”获罪。雍正十二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河东总督王士俊列款纠参，因“纳贿营私，受赃累万”而被斩立决。[29]据传闻，俞鸿图获咎的根源即在于家人家仆。俞鸿图督学河南时，“关防颇严，操守亦慎”，考试时“禁其仆从出入，以杜传递”。然而其妾与家仆勾通，作奸犯科，将传递之文贴于俞鸿图背后，俞不能觉察，家仆揭之以售应试者，牟取私利。[30]

此传闻虽荒诞，却未必毫无根据。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严禁学政携带家眷，经九卿议准实行。这个政令由河南巡抚提出，似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雅尔图指出：

学臣所携眷属，居住省会衙门，迨学臣按临各府之时，既无本官钤束，而地方官员以非考校之所，不能禁其子弟亲戚往来出入，初时尚觉生疏，迨半载一年之后，渐与本处绅衿熟识，难保无不肖之徒串合勾引，暗通关节，而学臣以有眷属在省，或由按临处差人回署探望，或由署中遣人赴按临处省视，兼之包封书信，彼往此来，均属法所不禁。[31]

其中“情事最为私密，提调无从究诘”是学政考试弊端的重要源头。所以，清廷仿照巡察御史、巡漕御史等出差官员禁止携带家眷的规定，不许学政携带家人，也是希望避免“暗通线索之弊”。不难看出，此举旨在避免类似俞鸿图案的再次发生，消除导致学政身败名裂的潜因。

不过，此议后经乾隆仔细斟酌，以为学政在外省出差时间较长，实与外任官相似，而“外省自督抚藩臬以下，又何尝不携眷属”，独令学政与“父母妻子，相隔三年之久，不免内顾之虑，于情理亦未允协”，遂于乾隆七年三月废止。[32]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学政携带家人的先禁后弛，乾隆帝与官员的考虑颇有不同。河南巡抚雅尔图以为学政同巡察、巡漕等同为“出差官员”，所以应一体禁止携带眷属，而乾隆帝却以学政参照督抚及藩臬等外官事例，认为学政在外出差“三年之久”，不应禁止。与一般钦差比较，学政作为“钦差”的特殊性非常显著，而且许多规制开始参照外官的标准调整实施。这是乾隆以后学政地位变迁的整体趋势。

（二）书吏杂役

与家人不同的是，书吏、杂役等人不由学政延请，而是由地方官员从本地招募。清初，各学政衙署的书吏员数并无定制，各布政使司也无存案。杂役地位低微，负责洒扫等事务，弊端相对较少，不似书吏、幕友等易生事端。清代不乏行骗者冒充学政衙署书吏，以买卖入学进行招摇撞骗的案例。[33]此辈之所以能够行骗成功，换一角度来看，反而印证确有书吏舞弊的行径。

为了规范学政衙署的吏役设置，清廷议定了吏役的招募办法与额数。乾隆十四年，吏部曾令各省学政衙署呈报书吏额数，只是并未形成统一定制。乾隆三十一年，陕西学政吴绶诏奏报衙署所设吏役情形，直接推动了制度的形成。

吴绶诏称，到任后发觉书吏人员“多属颟顸”，茫然不知前任所办案件，衙署内文卷散乱无次。于是，他只能自行提取原卷编次归宗。除速将应催结事宜办理外，吴绶诏认真查探学署书吏对案件茫无头绪的原因。据称：学政衙署的书吏共有三班，每易一任学政，则一班书吏更替承值，“由来已久，实不知始自何年，其顶充未有册据，又徒无役满年分”。后移查布政使司案卷得知，乾隆十四年吏部查陕西各衙署书吏名额时，“原造报学政衙署额设书吏八名咨部，至姓名文册，历来未经知照，无凭查复”。这表明陕西学政衙署内部设置情形当时已经无从查证原委，且在当地早成定例，沿习已久。陕西情形如此，亦可窥测他省情形之一斑。[34]

吴绶诏以为：“此等书吏，任其自相顶充，向来有无过犯均未可知，且分班轮替，或将要紧文册从中抽改，及经查出，有上班可以推卸。又或名换实留，始终盘踞，有心颠倒以为舞弊之地，皆所不免。”甚至可能有“祖孙父子假借花名以避差徭，与一缺互充，辗转贿卖，私替种种情事，更恐未由觉察，而下班者在外影射招撞，滋生事端”等流弊，尤碍于学政关防。他立即行文该书吏等所隶的州县官员，确查籍贯姓名，取具印甘各结立案，并饬令将下班吏役是否回籍呈报。后经各州县官呈报，“有已退役复充者，有抗粮健讼者”，俱被斥革惩究。

当时内外各衙署书吏均有经制定额和考满年限，以防滑吏朋充久占，舞文弄墨诸类弊端，唯各省学政衙署书吏考充、报满并无部颁定制。吴绶诏认为，“或各省本自不同，抑或原有章程”，请敕令吏部划定章程，以便各省通行办理。至于陕西学政衙署书吏，“（他）将三班书吏合并考试”，取足8名，造具姓名年月印册，移交布政司衙署存照，其他人注销差役，名册发回本籍。

此外，陕西学政衙署内各项差役，“向有额设，亦复三班”，吴绶诏按照考选书吏办法一同办理。[35]

乾隆三十二年定制：各省学政衙门按照定额，招募8名人员充当书吏，应役5年，役满另募其他人员接充，每年将现役书吏姓名、年貌、籍贯、三代及应役日期造办清册，该衙门出具印结，咨报吏部查核。[36]至于杂役额数则没有议定，仍由各省酌情办理。

学政衙署书吏额数在乾隆朝定制之后，在嘉庆朝又有调整与变动。学政书吏原定额8名，但嘉庆朝编《钦定大清会事例》时，各学政衙门登记的书吏数便不尽符合“旧制”。除山东、江苏、福建、陕甘、广西仍照旧额定8人外，超过此额的有直隶10人、山西16人、河南16人、湖北16人、湖南13人、广东10人、云南12人、贵州15人，而其他省则不及8名，如奉天2人、安徽3人、江西2人、浙江5人、四川6人。[37]

至光绪朝，学政衙署的书吏额数，除江苏增为10人、新设甘肃学政定为16人之外，其他省学政衙门的书吏定额未变。[38]然而，这只是就规制而言，其额数调整的缘由、过程，以及实际额数和运作情形仍有待挖掘相关数据，进行具体的考论。

此外，清代学政专司考校学校，不干涉地方事务，因此不像督抚、府州县官那样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事进行分房办事。至于学政衙署内如何分置科房，不见于政书记载。晚清贵州学政严修在日记中曾记贵州学政衙署设有九房：稿房负责缮抄上行下移的文书；承发房负责收发来往文书，并进行编号、填写封套等事；其他有贵阳房、安顺房（兼兴义房、普安厅）、大定房、遵义房（兼怀仁厅）、平越房（兼铜仁府、松桃厅）、镇远房（兼思州府、黎平府）、都匀房（兼思南府、石阡府），承办各地学校考试事务。[39]除稿房、承发房外，其他各房实际是按照各学政行署与考棚分布设置。其他各省学政衙署至少应有稿房、承发房等办理公事，至于是否按行署与考棚设房尚有待资料证实。

（三）阅文幕友

学政因职司衡文，不涉及刑名钱粮，事务相对简单，所请幕友以协同阅文为主。熟悉清代科场掌故的梁章钜曾说：“掌文柄者，以学政为最难”，其难处在于其他乡试、会试考官不过端坐校阅试卷而已，而学政不仅有舟车奔走、夙兴点名之苦，内外防弊之劳，而且“所阅之卷较多，而揭晓之期尤迫”，若专恃一人精力，必不能周，势必延请幕友。[40]

清初各地应试者虽少，但学政聘请幕友已成常例，偶有学政不延请阅文幕友反成为罕见的现象。康熙年间，赵申季以翰林院编修督学山东[41]，“廉慎自矢，评文不假于幕友”，士林传为佳话，可是未及三年差满，便“以劳疾卒官”[42]。这或又成为引以为戒的教训。

由于时空、费用、个人性情的不同，各省学政所聘阅文幕友的人数和来源差异较大。有些学政甚至不肯多聘幕友，以致巡考各属时衡校不精，敷衍了事。据称，学政虽然必须延聘阅文幕友，但是有些学政怜惜费用，“不肯多延幕友，或脩脯微薄，所延之友不佳，潦草应付，宾主同之，断难免不明之讥，而不公者更无论矣”。[43]

随着各省学政养廉银的设置和调整，乾隆帝对各省学政幕友的人数也拟定标准。乾隆三十八年，四川学政吴省钦称川省用兵，请将科考文生录取二、三等者坐号一体出榜，虽经礼部议驳，却引起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当面询问近臣关于学政考试生员出案事宜。曾任浙江和山东学政的大学士于敏中奏称：在浙江、山东时俱按照章程，科考时先考生员，越二日即将一等诸生坐号招复，复试后数日再将二、三等生员试卷分别批评，交提调官拆卷填案，出榜发落，“每试生员，大学不过十日，小学不过七八日”。于敏中指出，吴省钦所奏固然非是，希冀延迟发落，而礼部所驳亦未中肯綮，实因“学臣不能早为阅卷发案者，多缘见小惜费，不肯多延幕友所致”。乾隆帝以为然，敕谕各省学政：

国家所给学政养廉，本属丰厚，原以资其办公之用，若于延致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误公，已昧人臣敬事之义。且任学政者，不思校士育材，而斤斤惟养廉是惜，其鄙陋尚可问乎？嗣后各省学政，务须通晓大体，多择工于阅文之幕友，即极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44]

乾隆帝并令各省督抚留心稽察，如有学政不肯多延幕友，随时据实奏闻，不得徇隐。此后，为防止学政不肯多聘“工于阅文”的幕友，各省督抚于学政到任后，须将学政阅文幕友人数、姓名、籍贯、功名等稽核密陈，成为定制。

至于学政所延幕友，定制“不准延请视学省分之人，至该学政延请本籍幕友，原属例所不禁”。而各省学政所延幕友，以同乡和门生中的举贡居多，间有友朋推荐之人。道光十五年（1835），四川学政王笃延请幕友6人，“均系陕西籍贯，而籍隶韩城者居其五，实向来所未有”。因王笃即陕西韩城人，多延同乡入幕。此事令道光帝极为愤怒，降谕训斥：各省学政校阅自宜公明，而防弊尤须周密，“若幕友尽系同乡，不但易滋物议，设遇有通同舞弊情事，稽察更恐难周，不可不防其渐”，令王笃即将幕友酌量更易数人，并饬令此后学政不得专用本籍士子充作幕友，以免滋生流弊。[45]

关于学政幕友的功名结构，有研究者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所刊督抚密陈学政幕友的奏报，对晚清学政幕友的科名、人数、籍贯进行了不完全统计。晚清每名学政平均聘请5.7名幕友，其中以举人、贡生、生员为主，举人约占29.5%，贡生约占30.6%，生员约占34.2%。在籍贯方面，以江苏、浙江最多，湖北、湖南两省次之，山西、广西、贵州、甘肃、奉天等地最少。[46]

学政衙署内部人员容易累及“学政关防”，为清代官场所熟知，也引起君主的格外重视。道光朝，杜堮因曾任帝师，多蒙皇帝眷顾，后奉命督学浙江，在陛辞请训之际，承皇帝面授机宜：“学政署人多，妥为防范，毋致累汝”。其子杜受田督学山西时又谕以“毋带多人滋弊，累汝声名”。[47]学署内部的人事流弊与学政考试声名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各省督抚年终密陈学政声名便有“学政是否能约束幕友、家人”一项。个别学政为防范弊端，在督学时专门拟定规条，约束衙署人员。如龙启瑞督学湖北时，手拟《幕友条约》《约束家人手谕》等告示张贴于学政衙门，以防流弊。[48]

实际上，清朝虽有森严的法令，但仍然无法避免学政衙署内部人员滋生事端，时有幕友、书吏、家人等触犯规条的现象。道光七年，江西学政福申的家人萧三串通和勾结书吏、幕友，跟随考试时招摇撞骗，“无弊不作”等劣行，以致物议沸腾。此事居然先被道光帝得知，钦派陈若霖、姚祖同前往查办。[49]不久，道光帝又以四百里谕令指示江西巡抚韩文绮秘密行事，“不动声名，迅速查拿萧三务获，严密羁禁”。[50]经韩文绮查知萧三随学政福申前往袁州，密委人员以催提事件为名前往，将萧三押解到省城。[51]最终查证得实，学政福申也以关防不严被解任查办。为此事件劳师动众，可见学政衙署内部人员的流弊与整个体制关系匪浅。

三 供给、陋规与养廉银

学政作为学差，在各省均有相应的供给，资助学政举办考试与日常生活的费用。

学政衙署的各项用度，除前面已经论及的修葺费用外，主要为衙署的日常办公、书吏杂役的工食及巡考各府州时的费用。其来源主要依赖各府州县的“学政供给”。因学政考校士子须延聘幕友，又常携带家人赴任，开销不小。因此，清初各省学政额定的薪俸及供给自然不敷开支，所以常有花样各异的“陋规”。

雍正、乾隆时期，朝廷仿照外官养廉银制度，逐渐为各省学政添置养廉银，并形成统一定制，反映出学政的官制定位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妥协调整。以学政养廉银的设置为参照，清代学政衙署的费用情形大体可以划分为前期、过渡期、后期三个阶段。

（一）前期

学政考试期间的各项用度依赖府州县官提供的实物供给，是“钦差”身份的体现。据前人研究指出：清初官员俸禄甚低，各品级官所得正俸从几十两至100多两不等。学政带原衔出差，即按原衔品级领俸。顺治四年规定，学政除正俸外，每年有薪银36两，蔬菜、烛炭银180两，心红、纸张银360两。至十三年时，顺治帝将各省学政薪银及蔬菜、烛炭银裁撤。[52]而当时各省学政巡考时途中夫马宿驿均有严格限制：“程途非六十里，不得备办中火，有驿州县及非宿站，不得别送下程”。而按临到行署考棚，“初到日，照常送米面一次，以后发簿照数办送，各该调考州县不许别送下程。”学政久住衙署的柴炭油烛及门皂柴米，“均酌定数目，五日一送。笔墨纸张，候票取方送。送进物件，巡捕官摉检”。各项费用及一应修理衙署、置办器皿、给赏花红纸笔等费用，均由提调官一并造册。[53]

清初学政所得甚少，为应付庞大开支，往往借考试之名勒索各地提调官，而提调官则将此转嫁到士民身上。各省学政考试地方，“各州县官指称供给名色，私派甚多，或按丁征收，或逐户科敛，每考一府，费民间数千余金”。此流弊渐渐引起统治者的注意，经部院大臣议定：嗣后应严行禁革各省学政的“供给名色”，如有州县照旧私派累民者，由督抚指参，交部从重议处。[54]

然而，禁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弊端，学政收取陋规之例无法杜绝。对学政而言，固然所得丰厚；对士民来说，则所累甚多。曾任山东学政的施闰章曾说：“学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即以伯夷处之，必目为盗跖，向来不幸涉足，至今为累，公私属目，交责环向。”施闰章在山东号称廉吏，工于诗文，对山东文风影响很大，只不过“时未有养廉，公私交责，皆以妬待夷耳。一穷书生蒙恩，年受三百万俸钱，归田去无囊槖，谁其信之？”[55]因此，学政一差虽然在许多官员眼中目为美差，但是在士民眼中实与“盗跖”无异。

各省学政与提调官借“供给名色”收取学政考试的相关费用是清前期学政衙署运作的重要特点。各地“名色”繁多，有生员贽礼、卷价、学租收入、刻书售卖等，不一而足。[56]这导致学政供给的来源不仅各省不一，甚至同省的不同考棚也有不小的差别。雍正年间，四川学政宋在诗考试成都府时，鉴于生员贽礼数目较大，决定减收，而生员贽礼仍“以四两贽者甚伙，二三两者间有之”。这对于贫寒之家来说并非小数目。宋在诗巡考嘉定时，提调官告以“供给费无所出”。他询问此前历任学政事例，始知向由“提调官荐举童生数名，概蒙收录”，由此数名童生出资供给学政考试用度。这实际上在变相鬻卖学额。由此可见，嘉定向来连正常的学政供给费都没有，只能仰给于鬻卖学额。宋在诗称革除嘉定“旧规”，“一切食用，本院发见［现］银公买，不费地方官一钱”。[57]这种做法已与设置学政养廉银的立意相近似。

（二）过渡期

自雍正二年始，各地相继议添设学政养廉银。此制肇端于河南。

时任河南学政的张廷璐是大学士张廷玉的亲弟，向其兄诉苦称：“在河南除夫马取给于地方外，他如幕宾修仪及养赡家口种种杂费，皆无所出，颇觉难以支持。”张廷玉遂面奏其弟廉苦，“于考试内丝毫不敢染指”，得雍正帝面谕，寄信张廷璐“面向巡抚石文焯、布政使田文镜云奉旨：着巡抚、布政使酌量给与盘费”。事实上，石文焯与田文镜此前已经议给学政养廉银一万二千两，接到张廷璐所转信函后，又商议将学政供给折合费用：“夫马每年需银一千六百两，供给杂用等项每年需银三千两，幕宾束脩需银一千两，在省养赡家口需银一千两，总计三年需银二万两。”雍正帝以为前议数额“已觉浮多”，应审其行为清廉与否，再商议允协，酌量给予即可，“非令其以奉旨勒行”。[58]

雍正帝对于各省均设学政养廉银一事并不主张统一办理，且认为各省学政供应名目“向来行之，既相安已久，不必多此一番沽誉之举”。不过，各地逐渐议设学政养廉银。虽数额不等，办理情形不一，除个别由皇帝议定标准外，大多省份均由督抚据本省学政衙署开支、花费酌情设立。[59]

雍正四年，各省学政统一为提督学院，俸禄来源无着。定制：各省学政由部曹出差者加翰林院编修、检讨衔，“原缺除授有人，本员不能请俸；而所兼编修、检讨又止虚衔，亦不能请俸”。[60]结果，“部曹一任学政，而反失其常禄”。乾隆元年四月，礼部等议准：各部郎中、员外、主事奉差学政者，仍就该员原官与各部现任司员一体食俸。[61]

由于清代学政系京官奉使出学差，朝廷一方面强调学政仍然领取京官俸禄，另一方面则对各省设置学政养廉银的奏请显得有些迟疑。这恰恰表明各地是否统一设置学政养廉银关系到学政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定位。毕竟养廉银最初仅是针对督抚及外官而设。不过，学政久居外任，长期巡历地方，常因供给等事与地方官发生摩擦，最终推动了朝廷统一设置学政养廉银，并依据各省情形拟定标准。

学政养廉银的本意是将学政供给折合成银两，按年发给，然后由学政巡考时交银给提调官购置采办各项供应，不累及士民。从学政供给到养廉银的过渡期，部分学政或提调官借供给名目需索的现象仍然存在，影响恶劣。如乾隆元年湖南永州府办理学政供应时，即遭遇学署的“需索无厌”，时任提调官的屈成霖予以拒绝，引发纠葛。[62]

这些保留的学政供给名目主要表现为各地卷价、夫马、生员贽仪费等几项。童生交纳考试卷价的收入原是各地办理学政供给的重要补充费用。清初，学政考试各考棚时，书吏杂役等人办事需一月有余，所耗杂费不入办理学政供给的正项奏销之内，“皆取给于卷价”。各提调官往往招设卷户，办理试卷，“明索高价，苦累生童”。雍正十一年定制予以限制：各府州县以及学政院试，无论大中小学，每本试卷定价三分，由该提调官自行置办，严禁招立卷户。卷价所得，除去纸价公费之外，作为办事书吏杂役等人的饭食费用。[63]

乾隆初年，各地卷价的办理实情仍然花样繁多。如安徽童生“有完纳卷价之陋例”，费用汇交知府、直隶州知州，除修葺考棚外，其余补充学政养廉银。乾隆帝以为各地已设学政养廉银，修葺考棚又从公项中支取，谕令将士子交纳卷价事例禁止。后发现湖南童生应试，“悉令自行买投交”，亦令革除。乾隆十一年谕：学政考试卷价自雍正年间议定每本价三分，由提调官自行置办，“自应遵照定例办理”，至于各地抬高卷价的现象，皆由书吏杂役舞弊所致，各省督抚学政须通饬各属，卷价不得违例多取，“如有仍蹈前辙者”，一旦查出，严厉究治。[64]

改设学政养廉银后，乾隆帝令各省学政自己预计考期，日常所需发银交提调官委员办送，不收取供应。但是学政沿途所需及考棚应用器物，“势难自备”，遂仍由各地官员“照向例办理”。[65]

所谓沿途所需，置备夫马（水路则用船只）是关键问题。有些官员为迎合学政，置办用度往往超过标准，而个别学政也借端勒索当地官员。学政所需夫马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学政与直省地方官员关系的重要因素。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湖南布政使赫升额奏请日后学政回京或调任，应停给夫马船只。乾隆帝令兵部议复。兵部以为学政赴任、回京及调任他省学政，“均系京官奉使，与职任地方官员本有区别”，因此应照旧例给予夫马船只，但升调别省他职则不必给，由其自行驰驿。[66]这也反映出学政作为学差与“职任地方官员”的地位差别。

不久，广西学政梅立本滥用夫马，勒索逼死县官一案暴露了学政衙署运作的流弊。此案牵涉学政与督抚、地方官之间的诸多问题，引起乾隆帝的注意，推动了各省学政养廉银与夫马船只供应制度的调整。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广西巡抚鄂宝奏报学政梅立本因勒索供应，逼死陆川县知县杨梿。乾隆帝以为梅立本身为学政，不知洁己奉公，居然借考试供应滥行索取，“已属大干功令”，乃至威逼县令致死，“其情尤属可恶”，下旨将梅立本革职拿问，并令鄂宝查他考试其他地方的需索情况。[67]

据鄂宝查奏，梅立本巡考各属的沿途供应，“较前任学政，通计多用夫七百名”，而“粤西各属，每棚另有捐项银六十两，为书役饭食”。在乾隆帝看来，学政按临各属，为护送敕印与必应携带的文卷官物，应给夫马船只，但各省学政已有养廉银，随带行李及携行的幕友、家人等所用夫马理应自备，岂可如梅立本在广西滥用夫马，需索无度。乾隆帝考虑到此类情形在其他各省虽未必尽同，恐有类似积习，于是通谕各省督抚：查明现任学政巡考各属时，有无擅用驿马，数目多少，是否多用人夫，以及各学政养廉银数目多少、学政书吏工役的工食饭食等情形，据实具奏。[68]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各省督抚的复奏陆续到京，军机大臣傅恒等会同礼部等查看议奏。据各督抚的奏报，各省学政巡考各府州时，随带行李、家人、幕友所用夫马船只，除直隶等14省向由学政自行发银雇用外，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均由当地官员供应，应照直隶等事例自行雇用，禁止供应。至于护送敕印、文册卷箱等官物所用夫马，各省尚未划一，应统一为：学政考竣一府，即将寻常卷箱封固，交提调官直接送学政衙署，所有必须随身携带的敕印、文卷等，用夫12名，马4匹，水路给船1支，路途险远则加夫4名，水路滩险加小船2只，于驿站夫马船只项内拨给报销，其他应用夫马等均自行雇觅。同时，学政发银给提调官办理日用食物后，严禁提调官缴回银两，各处考棚应用器物及学政衙署额设书役工食应从各地公项内出，不得再由地方官员捐办。[69]

各省学政的养廉银至此又略作调整：直隶、江苏、安徽、陕甘、山东、山西、福建、云南原定4000两，湖南3600两，均不必另议；其他如河南6666两、广东4500两、浙江2500两（另加学租余银1700两），均统一为4000两，所减余额补江西（原2400两）1100两，广西（原2000两）、四川（原3000两）、贵州（原2700两）、湖北（原3000两），均补增至3200两，增给奉天府府丞（原400两）160两。[70]这是清代学政养廉银最大规模的调整。此后除个别省略微调整外，此标准一直沿用到清末，甚至作为新设提学使养廉银的参照标准。

（三）后期

尽管学政衙署的各项开支从规制上均已拨给额定银两，却未能彻底消除陋规，而且各省输送学政陋规仍有各种常例。至于是否收受，则是对学政自身约束力的考验。还在乾隆帝秉政时，四川学政戴均元就曾称该省仍有陋规，但自身并未收受，请求“革除一切陋规”。[71]

有些学政陋规虽然引起皇帝注意，但得到皇帝的谅解。嘉庆四年，嘉庆帝称，“各省学政俱有棚规，一切书役饭食及朱价、卷价、棚厂等费，皆取于此”，贵州学政虽无棚规，却有红案。各地名目不同，主要来源于学政取进童生后的缴纳银两，自一二两至七八两不等，用来贴补学政的考试用度。嘉庆帝初以为：

若将棚规、红案银两概行裁革，则学政办公竭蹶，岂转令其录取不公，营私纳贿耶？况各省地方官所得各项陋规，不一而足，尚难一一禁止，乃独于读书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者，过事搜求刻核，亦殊属无谓。[72]

因此，嘉庆帝令各省学政收取银两应有节制，不得过五六两，实在无力者应减免。从雍正帝到嘉庆帝对待学政供应与陋规的态度表明，清代统治者承认各省学政沿袭已久的常例，只要维持“相安无事”即可。

嘉庆五年，嘉庆帝深感公开认可各省学政的棚规不妥，遂指出，各省红案棚规等“学政本不应得受，虽予以限制，但既有此名目，难保日久不又逐渐加增”，除加增贵州学政养廉银500两外，令各省饬禁棚规，“傥有仍前私受者，一经查出，或被纠察，必将该学政按律治罪”。[73]既然此前不能禁止学政陋规，仅凭一纸上谕又岂能禁止于后。这只是表明朝廷不公开认可棚规罢了。

嘉道以降，各地筹办军务频繁，公项与养廉等项费用均不能正常支出原额。学政于乱世衡文，所耗尤多，不得不仰给于各类棚规与贽礼等陋规。事实上，各省学政陋规所得数额仍然差别很大。如同光之际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称推却了该省学政三年的陋规银达2万两，另外尚有恩优岁贡及录遗诸费。[74]湖北学政的陋规银很多，源于咸丰初年兴起的“书价银”，学政取进新生员，“每名交制钱九千六百文，作为给役办公之用”。张之洞创建经心书院后，又于每名新进生员“加收二千四百文，又有喜钱四五千不等”。该项“书价银”作为湖北学政办公费用在同光之际已成常例。光绪十年四月间，经御史屠仁守奏请酌减，“查照从前所收每名九千六百文，作为定数，有力者照数呈交，无力者全行裁免，以示限制而恤寒儒”。[75]限制而非取缔，反映出晚清学政衙署运作主要仰赖于陋规银的趋势。

至于贵州省不仅未能杜绝乾嘉时期的“红案”等陋规名目，在晚清又增加了生员补食廪饩及出贡缴银的陋规。贵州学政严修曾称：“向例：补廪一名，房交上费两，门印二两，随封为门印十之一；候廪，上费一两，无门印随封；出贡一名，上费二两，门印一两，随封如例。因之，补廪一名，需费十余金，出贡尤难。”[76]

陕西学政叶尔恺曾函告汪康年：为任三年只领到养廉银7000余两，其他只能依赖棚规5000两，程仪3000两。[77]晚清官场“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78]，更可以反映学政于正俸、养廉银之外的优厚所得。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停科举之后，学政陋规问题成为制约学政去留的关键。一些趋新人士尖锐地指出，学政考试向来存在诸多弊端，且陋规、杂费等项数额庞大，骇人听闻。学政按临各属，除棚规外，房科书幕等尚有种种勒索，所以每考试一属，州县官供给费用不胜其累。“试问今日各省学政能革除从前之积弊否？如其不能，而仍以此等陋习施之于视察各属学堂，可乎否耶？”[79]所以，他们均主张裁撤学政，清理此类积弊。

各省学政衙署与同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官等外官的衙署相比，至少有以下特殊之处。第一，学政地位与督抚平行，且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平日驻扎衙署理应同在省城，却有个别例外。第二，学政既有驻扎的省署，又有巡历各属的临时行署。第三，学政衙署不设属官，这与督抚相同，但衙署所设书吏与所聘阅文幕友等数量均在乾隆年间有明确规定。第四，学政衙署的用度名目独特，原本仿照钦差形式由地方官提供“学政供给”，却逐渐仿照外官统一设置养廉银。这些区别于内外官制的衙署特征反映出乾嘉以降学政在官制定位与实际运作的相互影响。

总而言之，清代学政衙署的建制规模、分布以及运作方式随着国运盛衰发生着较大的调整与变化。大体而言，清前期的学政衙署既按照“学差”的地位进行设置，又因势逐渐调整，特别是学政养廉银的设置使学政呈现出成为“外官”的倾向。学政衙署从沿袭各省各地的运作事例，或者称为常例，到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制，被清朝统治者尝试纳入一个相对统一的经制之内，避免滋扰地方。学政衙署的组织结构调整实际是学政特殊地位与实际运作情形相互影响、彼此妥协的结果，反映出清朝典章制度中经制与常例之间互动影响的一般面向。

第二节 从考差到差满更换

学政从考差、简放到差满更换的过程，具体地表现出学政作为“钦差”的身份与定位。清代部院大臣称：学政乃“京官奉使，与职任地方官员本有区别”。[80]其意有二：一是指学政的身份特殊，简选途径与京官、外官不同；二是指学政虽在外省任事，地位、职司都与外官有区别。

一 考差与简放

与一般官员的铨选途径不同，学政的选拔有着特殊的考差制度，例由“钦定”。

提督各省学校事务的学差员额在清中期以后成为各省稳定而常设的定员。各省学政设置：直隶一员（又称顺天学政），江苏、安徽各一员（原称为江南，清初二员，康熙初合并，雍正年间析为二），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山东、山西各一员，湖北、湖南各一员（康熙初合并为湖广学政，雍正年间又分为二），陕甘一员（光绪初年分设陕西、甘肃学政），四川一员，广东一员（雍正年间分设广韶、肇高二员，乾隆年间合并），广西、云南、贵州各一员。此外，台湾学校事务附属福建学政，由台湾道兼管（在雍正、乾隆之际曾归巡视台湾御史汉员兼理，后仍旧制，台湾建省后由巡抚兼理）。另有奉天府府丞兼学政一员，嘉庆六年参照他省实行差满更换，光绪三十一年改为东三省学政。[81]

学政虽然已为各省常设，但是差遣方式仍然沿袭固有途径，与外官的升迁调补并不相同。如何差遣学政曾是清初学政官制演变的内在因素。至雍正三年创设考试学差之法，学政考选、简放制度才趋于稳定。

顺治年间，提学道曾尝试考选。顺治十五年，顺治帝谕吏部：李溥等人经亲加考试，不堪用作提学道，再于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中择取才学优长者开列考试。[82]然并未成为定制。

如何选充学政关系到各省学校人才的盛衰。康熙三十九年，因湖广总督郭琇等条陈学校弊端，康熙帝令九卿会议，又以“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令阅九卿等所议”。[83]八月初二日，直隶巡抚李光地条拟四条入奏，首条即主张各省学政的人选应经过考试。他指出，各省“学臣职司文教，不但考校之日务须秉执清公，而教养三年，尤宜竭尽诚悃”，请于钦点学差时，“自翰林官以下，俱令到内廷考试，穷日之力，试以一书、一经、一论、一策，择其文理最优议论有本者，钦点差遣”。一因“学醇者行必不悖”，可察验各人学行；二因考校为学政专责，可试其校阅标准；三因考试题目由皇帝临时亲拟，及钦点后请训离京时，再加以训谕，尤可提升学政的殊荣。然似亦未实施。[84]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725年3月9日），吏部奏请简放湖南、山东学政，雍正帝谕：从前各省学政与乡试考官，“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试文艺，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遂令吏部将所有应出学差、试差的翰林及其他进士出身的京官查明具奏，“试以文艺，再行差委”。[85]从此成为定制。三月初二日便在太和殿考试可备学差与试差的翰林等京官。[86]

考试学差与试差，从创制起即合并举行，只是考试地点与时间并不固定。乾隆六年届更换学政之年，十二月初五日谕令“应开列出差人员”传齐后，“择日于保和殿考试”，不愿与试者不必勉强。[87]清中期后，定于乡试年份的四月由吏部传齐各衙门应考人员举办考试，而考试地点则有保和殿、乾清宫、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等处。[88]

实际上，考学差不过是皇帝钦点学政前的一道考验程序，且与试者多为翰林及部曹等“微员”，品级较高的卿贰官员不必与试。乾隆七年定制：学政三年任满，由礼部咨报吏部考试已经完竣省份后，吏部开单，除应行出差的侍读、侍讲、洗马、中允、赞善、编修、检讨等官员外，开缺京堂、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衙门中庶子以上官员“特旨简用学政”。[89]此外，还有特例。道光朝“间有服满病痊未与考差而奉命视学者，众以为异数”。[90]其中关键还在于皇帝的“钦点”，体现出皇权至上及学政作为“钦差”身份的特点。

二 赴任与到任

新任学政简放后，照例分批面见皇帝请训，又称陛辞。除被皇帝借机察验其履历与言行外，还会得到一番勉励或告诫。

此制始于顺治时御史简放巡按、学使等差后必须“陛见”的规定。顺治帝亲政后，鉴于“御史为朕耳目之司，所以察民疾苦，及有司之贤不肖。临差之时，必令陛见，朕将地方兴利除弊事宜，面谕遣之”。[91]不久，顺治帝即召见新简巡按、学使，对他们进行训诫。[92]此后，学政虽由提学御史改为提督学院，但简放后陛辞请训的成例却沿袭不变。

通过陛辞请训，皇帝一来借机细察新差学政的学行，二来进行训勉，甚至告以秘密事务。如乾隆十一年简放陈豫朋为湖南学政，在陛辞之际，乾隆帝发觉“陈豫朋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恐不能胜校阅奔走之劳”，遂改差他人。[93]浙江学政杜堮陛辞请训时，上谕：“大省文风素优，须平察弊端，整顿士习，地方利弊，属员贤否，如确有见闻，具折密奏。”[94]

此外，学政经钦点后，由礼部行文内阁，请颁给学政坐名敕书。[95]清初以“内三院”为内阁，故由礼部行文内院。如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644年8月29日），礼部行启内阁为山东提学道撰写敕书时称：“房之骐系提调学政官员，例有敕书，相应启请，合候命下臣部行移内院撰敕一道给发本官，钦遵行事，缘系缺官事理未敢擅便。谨启请旨。”[96]至内阁定制后，始由礼部行文内阁颁给敕书。

学政领到敕书后，即择期“按站驰驿而往”。康熙十一年定制，学政领敕书后，“次日即行赴任”。康熙五十三年，学政改在乡试年秋届期更换，又奉令于“十月底到任为限”。[97]至此，学政可择期赴任，但须于限期内抵任。然而清中期以后，学政因请训、拜访师友及延聘幕友等事务耗时颇多，至于赴任的时限，据商衍鎏称延至“年终”。[98]

学政到任后，例有观风考试和刊布晓谕士子文。一面将观风题目颁发各学校，了解各地文风；一面交各府州县刊布《学政条约》以及作文规条，或严除考试弊端的告示。康熙年间以督学享有盛名的山东学政黄叔琳，到任后即颁行《学政条约》和《论文规条》。《学政条约》的内容有：敦叙人伦；崇尚经术；淹贯史传；精熟性理；服行《小学》；取法先正；尊礼师儒；砥砺廉节；清完逋赋；讲习武备。《论文规条》主要教士子作制义的文法。[99]陈瑸调任四川提学道，到任后即颁布《学政条约》：先德行；崇实学；正文体；勤月课；端士习；励武学；修教职；旌节义。另有《邛州考棚示诸生作文示》《武生作论策示》。[100]实际上，大多数学政到任的观风考试和劝诫士子告示往往徒具形式，无裨实学。

关于学政观风考试名存实亡的情形，贵州学政严修曾称：“历任下车伊始，首举观风，最为法良意美。无如相沿日久，名存实亡。”各学教官既视为具文，而在学士子也嫌为“赘设”，往往拖延时日，敷衍数卷塞责。[101]这也成为晚清学政变通职能的潜因之一。

作为代天子巡行教化的钦差，学政还需以身作则，发挥崇文稽古的表率作用。雍正五年定制，每逢春、秋两祭，若学政身在省城，则与督抚同到文庙行礼；若在各府州巡历考试，则到该处文庙行礼。[102]致祭崇圣祠时，学政还担任正献。[103]

三 巡历岁科两试

各省学政最基本职责无疑是“校士衡文”，考校士子文艺，整饬士习，差满即可交卸返京。顺治帝面谕学政时说：“（学政之设）原为考试生童，拔其文行优长者，以储国用。”[104]嘉庆帝亦称：“国家设立学政，原令其校士衡文。”[105]故《清朝文献通考》称学政“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106]

乾隆时定制：各省学政到任后考校视事，按各府、直隶州远近，巡历各必按临岁试；既竣事，再巡历举办科试；岁科两试皆遍，疏报任满，俟新学政抵任，还朝复命。[107]换言之，学政职能的履行更多是在三年内奔波于各府州主持岁科考试。不过，由于清中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各地学校学额均有增加，应试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岁科考试竣事即可差满而归的各省学政却要在任内频繁奔波，忙于校阅文艺，将精力与时间均耗在岁科考试方面，试竣时已届三年差满之期。这虽然可以充分发挥各省学政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作用，但是也影响到学政振兴文教的成效。

学政巡历各府州进行岁科考试是科举与学校制度衔接的重要内容。明清奉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令，其中的“学校”特指国子监及各府厅州县的儒学，至于书院、社学、义学等不在此列。明代中期设置学政负责考察各府州县学校的士习与文风，考试选拔各地童生进入学校。万历以后，渐渐形成学政任内岁科两考的常规，至清代成为定制。

岁科考试本指考试生员，实际上学政巡历各府州主持岁科两考的同时，还要兼顾选拔童生入学的考试，即童子试。即岁（科）考与童子试交叉进行，故一般统称为岁科考试。清代岁科考试的完备既体现出科举考试的程式化，又加强了“科举必由学校”政令的实施，也导致学政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

学政巡考至各府州考棚，称为按临。顺治九年，礼部题准：提学官出巡，半月前行巡视学校牌，三日前行起马牌，各考棚提调官、教官遇巡视牌到，将应考生童册籍及应行办理事宜逐一准备。学政按临次日，即至文庙拜谒孔子，各官吏师生于棂星门伺候，行礼毕，即升坐学宫明伦堂讲书。后来担心考试前官吏师生与学政接触易生弊端，改为考试结束后学政再行到学宫讲书。雍正七年，雍正帝令学政在按临日集合教官生员贡监等，教官宣读朝廷颁发的学校条规。雍正十年，鉴于考试结束后“人数无多，听讲者寥寥”，仍照旧例，学政按临次日即拜孔子，然后至学宫明伦堂讲书。[108]讲书之外，学政按临各棚后，在考试之前举行放告。但凡与学校、风教等事务有关者，民众皆可呈请入告，甚至可揭发平日欺压民众的不法贡监生员。学政得以按情训斥惩戒不法士子，整饬士习。[109]

学政按临时的讲书、放告等举措主要在于申明条规政令，整饬士习。一般的实施情形，如雍乾之际江南学政张廷璐奏称：“每至按临处所，督率教官，与诸生于明伦堂宣读世祖皇帝颁发《卧碑》、圣祖仁皇帝《训饬士子文》，每与诸生相见，必谆切告诫，务期敦品力学，循理奉法。”[110]实际上，学政按临各考棚，虽愿与诸生讲论实学，但“为日无多，虽有启迪，亦不过颁示教条，略举大纲”。[111]

各省情形大致相同，唯直隶较为特殊。据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顺天学政吴省兰奏称，其他省学政按临当日，谒文庙后，至明伦堂，偕提调等官就地坐，诸生环立阶下，听礼生宣读《卧碑文》《训饬士子文》《圣谕广训》《钦颁太学训饬士子文》毕，然后就座，令诸生按例讲书，唯“直隶少宣读一节”。吴省兰曾任他省学政，通饬各棚实行宣读事宜，并请旨定例实施，嗣后接任者“永远弗替”。[112]此后，直隶才陆续实施学政按临时宣读学规政令事宜。[113]

学政按临讲书与放告之后，便扃门举办考试。按照定例，学政三年之内须将通省考棚巡历考试生童，分别举行岁试、科试各一次。岁试或科试后，随即举行选拔童生入学的“院（道）试”。顺治十五年令童生入学只许岁试时考取，康熙十二年恢复岁科两试均可考送童生入学的规定。[114]对于在学生员来说，岁试是升降题补廪增的考试，而科试则是录送乡试的资格考试。

学政岁科两试时的对象不仅分生员与生童，也分文武。康熙二十七年规定，学政先考文生，次武生，次文童，次武童。雍正五年改为先考武童，次考文童，后考生员。雍正十二年，礼部鉴于“文童之案未发，学臣固未便开门骑射。而按临下马之初，即行骑射，当文武生童齐集之时，尤易滋弊。且应考文生倍于武生，文童又数十倍于武童，若定限先考武童，守候无期，更属未便。”议定学政考试先文生，次文童，将文案发过，然后校试武场生员、童生。[115]

定制：学政考试后，即在本地发落，不许携带试卷到别处发案。各省学校生员分为五个级别：可享有廪膳的生员为廪生、增生，初入学的生员为附生，因故受罚只能穿青衣的生员称为青衣，以及被罚往社学的生员。根据岁试成绩，学政按照“六等黜涉法”升调生员地位和待遇并有青衣、发社名目处分劣等生员。[116]

通省各属巡历岁试结束后，学政要再次出省城巡历各属举办科试。科试是各省学政录送生员参加乡试的选拔考试。有志参加乡试的在籍贡监生员可与试。各地学政科考时与生员分场次考试，谓之录科。[117]

考列科试一、二等及三等的前几名（大省前十名，小省前五名）的士子，即可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各省学政按照该省乡试定额和录取比例，酌定录送乡试的人数。一般而言，“每举人一名，大省录取八十名，中省录取六十名，小省录取五十名”。乾隆十二年五月，谕礼部：广恩学政科试录送正额之外，兼及副榜，“每副榜一名，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118]

由于学政岁考时举优黜劣，而科考于诸生别无查察，以至于士子谓科考无关劝惩，唯于岁考时知所儆惕，对科考则懈弛。乾隆五十四年，翁方纲奏请令学政饬各学教官将所管文武各生是否专心肄业之处，于科试之年备造全册，每名下详细注明，入于交代册内，以备稽查，将岁科两试并重。[119]

学政按例严禁岁科并试，即在同一考棚岁试后，接办科试，又称岁科连试、岁科连考。实际上由于地理环境与试期迫切，岁科并试的情形经常发生，甚至成为定例。第一，直省的边区府州往往实行岁科并试，如广东雷州、琼州、廉州、阳江厅四属，定例岁科并行。其他省的边区也有岁科并行的考棚，均奉旨允许。第二，乡试期限紧迫，学政不得不岁科并试，以节省时间。这往往因为加增恩科，或前任学政因故离任，后任学政到任时间紧急，不得不将某些考棚岁科连试，但事先须向朝廷奏请，否则轻则议处，重则革除。[120]咸同之际，许多府州岁科两试因故延期，以至后任学政还要补考前科。

不过，新疆的岁科考试较为特殊。清中期，新疆乌鲁木齐设学以后，因学校与生员较少，向由陕甘学政负责岁科考试，“由陕甘学政于按临肃州之前，将题目封固，发递驻扎大臣扃试后，将试卷封送学臣按额取进”，后来陆续设立的学校亦照此办理。[121]光绪二年，甘肃设学政后，新疆各学校岁科考试转由甘肃学政负责，亦沿此封卷代考的事例。[122]

每属岁科考试结束时，学政举行揭案发落，可与生员相见，乘机训导，“凡士习得失、文学利病，不惜竭知详说”。然而发落时间有限，学政不能尽言，且生员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光绪元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将“当为诸生言者”条分缕析，编纂《輶轩语》一书，成为晚清学政发落时训诫诸生的范本。

清中期，由于国家相对安定，民生改善，朝廷在各省增添了一些考棚，且不断增加学校与学额的数量，因此应试生童的数量递增数倍。这意味着学政需要巡历更多地方，批阅更多试卷。在当时的交通情形与阅卷条件下，学政任内的大多时间不是奔波于路途，便是扃门于考试阅卷。至通省各属岁科考试结束时，任内所余时日已经无几。这可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学政举办岁科考试的试竣时间窥其一斑。

表2-1 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学政考竣时间

表2-1 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学政考竣时间-续表

由表2-1可见，各省学政在三年内平均巡历十余个府州，而且大多是两次[123]，消耗掉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至通省各属岁科考试结束时，已是更换学政之年的四五月份，有的甚至迟至六月份。学政岁科考试事务的繁重实际上加强了学政服务于科举的程度，亦是科举制度延伸到乡试以下考试层面的具体表现。

不过，学政巡历各属试竣，任内的事务并未完结。学政除了将考试情形奏报朝廷，解送考试卷册外，还要返回省城在乡试前举办录遗及会同督抚考选贡生。

四 回省录遗与考贡

一般而言，岁科两试结束后，乡试之期便已临近。此时，学政须于乡试前回省城举办录遗。凡科试未能录取和因故未参加科试的生员、在籍的贡监生均可参加，通过后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谓之录取遗才。

清初，若学政遇有丁忧等事离任，兼署学政的督抚等官不许考试，亦不准录送遗才。乾隆二十四年，礼部议准：学政离任倘遇乡试年，乡试已近而新任学政不能抵任，准许兼署学政的督抚等官录送文武遗才。[124]同光之际，由于光绪元年举行恩科乡试，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本任学政科考时随棚举行录遗。而江南道御史孙凤翔以为弊端甚多，奏请录遗章程仍照历届情形办理。经礼部议准：饬下各省学政斟酌该省各地学校情形办理，或随棚录遗，或仍照旧例，不必一致，但须奏明办理情形。[125]

学政录送遗才后，还需会同督抚举行选拔贡生的考试。

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顺治元年，礼部题准：外省府州县学廪生赴提学道考试，选贡送京师，顺天府特贡六人，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若有出类拔萃者即可特疏荐举。拔贡考试12年举行一次，由国子监届期提请考拔，学政按额数考选，宁缺毋滥，送礼部考试，考列一、二等者即可拣选授官，三等者入国子监学习。拔贡考试亦可由皇帝决定特行，如雍正元年即特行一次。雍正五年，令拔贡考试6年举行一次，至乾隆七年，以“六年一举，为期太近”，仍为12年一举。[126]

顺治十一年，礼部题准：学政从各省学校廪生中考试经、书、策、论，拔取学行兼优者一人充贡送部，同时须将原试卷解部。康熙二十四年，学政科考时可从直省各学校中现考一、二等生员内考试拔贡，府学二名，州县学一名，宁缺毋滥，否则将考官纠参。雍正元年，考试拔贡令用两书、一经、一判。六年，雍正帝又令学政考选拔贡，不必拘泥一、二、三等生员，原试以四书文两篇、经文一篇、判一道，应加试时务策、论。随后规定考试两场：第一场考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第二场考试策一道，论一篇，判一条，然后按额送部。乾隆五年，礼部议准：学政考试拔贡昭例于时艺外，兼试以经义、策问各一道。[127]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命九卿议定拔贡送部期限及朝考录用规条，令各省学政“于岁科两试时，凡文理优通之廪增附生，观其才品，接其言论，合之文章，已得其大概。至考拔时，仍悉心体访，不得委任教官，以杜奔竞，照例试以两场，于屡次优等及现列前茅之士，择其文优品端者，秉公选拔，即随场咨明督抚存案”。科考结束后，于八月乡试以前，学政到省录遗时传齐全省选拔之人，会同督抚在学政考院通行复试一场，“酌用四书文、经文策各一篇”。次日在督抚署中会同验看，仍将原试卷校阅，然后出榜。考中者由学政给予贡单咨文赴部。不设督抚之地，如满蒙汉军生员由顺天学政会同奏派大臣复试验看；奉天由府丞选拔，会同府尹复试验看；台湾道移送福建省，额数亦宁缺毋再行取补。到部之期，统以该年10月起限，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甘肃等省限8月；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等省限6月；江南（江苏与安徽）、河南、山东、山西、奉天、直隶等省限4月。至于朝考之法，向例礼部汇齐数十人，奏请派大臣考试。乾隆十一年变通为礼部堂官会同国子监祭酒在部考试，按照拟定限期，分三次由礼部奏派大臣于午门内考试，分列三等。[128]

此后，乾隆帝对学政考试拔贡的内容再作调整。乾隆十七年，令第一场的经文一篇改为经解。二十三年，将第二场改试策一道、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十九年，学政考选拔贡定为头场考试四书文二篇、经解一篇；第二场考试策一道、论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129]

考选拔贡之外，学政需对各省学校选送的岁贡、优贡等加以考试。岁贡与优贡原为各省学校据例题送。顺治二年礼部即题准：各省府州县学不拘廪增附生，将文行兼优者，大学起送二人，小学起送一人，入国子监肄业学习，作为优贡生；各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一人，州学每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130]后改令学政应将选送的优贡与岁贡照例考试。乾隆五年礼部议准：“至选举优生，除照例核选外，亦须试以经义策问，必文理优通者，始行入选。”而岁贡随棚考试之例，乾隆八年规定，学政考试岁贡若仍照旧例各棚先后一题，则后考诸棚预知题目，易滋生弊端，嗣后考试岁贡所用经书判语均令随时命题。乾隆二十三年，学政考试岁贡改判为五言八韵诗一首，考试优贡也兼试诗题。[131]

乾隆三十四年，礼部划齐题送优贡与拔贡的程序，嗣后学政题报优生，照选拔贡生之例，会同该督抚一体考核，会衔保题。同治二年，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严树森、学政贾瑚会奏，选举古法，寓于优贡，恳请特加擢用，以收实效。七月二十日经礼部议准：学政选取考试优生，会同督抚保题后，统于次年5月赴部验到，6月中旬定期奏考。其考列一、二等者，即以知县、教职请旨录用。光绪二十六年，湖北学政王同愈题送优贡，依照定例选取文行兼优者先试两场，头场试以四书文二篇，第二场试经解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诗一首。再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复试，用四书文一篇、经文一篇、策一道。然后学政会同督抚在督抚署验看各生人品，取中者给印单，咨文送部，以待朝考。[132]

待各省学政考试录送遗才与选拔贡生结束后，已经临近8月份，距离朝廷更换学政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所以，有学政称其任差三年，“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133]。

五 因故离任与署护

清代部分学政往往在差内因故离任，无法循例完成所有考试事务，甚至影响到岁科等考试的正常举行。其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学政因何故离任；第二，学政因故离任后的署护情形。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都反映出各省学政区别于外官的特点。

为了保障各省岁科考试的正常举行，清廷一般不轻易更换学政。不过，诸多无法预计的因素仍然导致部分学政未至差满便被迫离任。这些因素约有几类：升迁他职与召回京官本职（简称召还）、降调与革职、丁忧与告请终养（简称告养）、因病解任与病故等。据统计，清代正任学政共有1792人次，其中确定离任原因者共有1360人次。现将离任原因统计为表2-2。

表2-2 清代学政离任原因简表

以下结合相关制度与史事，对表2-2中前五种情形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降调与革职。从现有统计数据来看，清代学政因降调或革职而中途离任的人次最少，其中还有部分学政并非因为在差内触犯条例而离任，如陕甘学政景其濬因为此前涉及会试科场案被免。至于学政因任内举措失当而被降调或革职，原因不一，均可以归结为“不胜学政之任”。如乾隆年间，湖南学政卢文弨因条陈学政事宜不当降调离任。道光年间，山西学政邹植行“关防不严，不胜学政之任”。[134]由于各省学政均由统治者“钦点”，多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文行品谊相对较好，因而“不胜学政之任”的情形较少。

第二，因病解任与病故。对于大多数学政来说，三年内频繁巡历考试各属士子应是一件“苦差”，故有“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135]之说。加之当时交通状况较差，个别地方的气候恶劣，所以导致许多学政因病解任，甚至卒于任内。如顺天学政林令旭长期巡历考试，于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按临深州考试生童，忽于二月十六日染患痰症，于二十一日申时病故”。[136]通过统计表可知，因病离任或病故的学政以直隶（12人次）、江苏（12人次）、广东（14人次）为多。其中缘由大概不外两点：一是该地考校事务比较繁重，如直隶、江苏均为文风最盛的地区，士子应试人数也最多；一是气候不佳，许多学政无法适应。广东气候湿热，许多出任广东学政的官员到任后不久便感觉水土不服，难以适应气候，继而强行巡历各属举行考试，便容易感染疾病。如龚宝莲于咸丰六年正月到任，“二月内即赴肇庆府、罗定府属岁考，甫经试竣，正接试韶州，因患痢疾，足软不能动履，只得暂行还省，延医调治。讵料四月二十二日未刻抵省，病势沉重，痰喘已觉奄奄，延至二十三日子刻出缺”。[137]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龚宝莲便卒于广东学政任内。按照中医的医理，所谓“痢疾”，即与湿热和疫气有关。

第三，升迁他职与召还。带京官职衔而在外省行使职能的官员并非只有学政，各督抚亦兼带京官职衔。有所区别的是，清代督抚形成定制后，其所带京官衔反而成为督抚品秩的表现，如总督因带兵部尚书与右都御史衔，故为从一品，巡抚因带兵部侍郎与右副都御史衔，则为正二品，且其京官衔在督抚任内不会升降。各省学政所带原衔则不同。一是他们的原衔并不统一，自正二品侍郎至从七品编修、检讨不等，有十几个品级落差；二是他们的原衔在任内可以继续按照原衔资俸进行升转。

一般而言，原衔升迁后仍留学政差上，除非荣升非常紧要的官缺。其升迁分为两种。

一是内升。乾隆七年规定，学政原衔若升至三品以上各部院堂官，即将学政别行开缺，回京供职；如差遣时已是三品以上部院堂官特旨简用者，如又经升任，由吏部将学政应否别行开缺之处奏明请旨。至三十二年谕令：学政原衔内升，无论品级大小，均由吏部请旨是否留任。其中直隶、江苏、浙江等地，由于例简部院堂官出任学政，所以这几个省的学政因内升要缺而中途离任的情形较多。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学政因升调他职或召还而离任的情形比较集中于直隶、江苏、浙江、山东、江西等大省，直隶、江苏等地常有学政任内升迁左都御史及尚书的要缺。如乾隆五年十一月十五日（1741年1月2日），以都察副都御史差遣江苏学政的刘吴龙便因升左都御史离任。又如乾隆三十三年八月，顺天学政刑部右侍郎蔡新因升工部尚书离任。[138]

一是外转。本来各官员在学政任内不准外转。乾隆五十八年经吏部奏准，出任学差的京官如遇应转外官，将学政请旨另行简放，该员行文调取来京，附入月官例引见，再赴新任。[139]学政本系特简人员，若因升转例重新简放，变动频繁，影响岁科考试。嘉庆十五年九月，嘉庆帝降旨停止学政人员转升外官，以为“此项出差人员，闻向例本不归选。惟从前吴荫暄在陕甘学政任内，曾选补直隶州知州，办理殊属错误。学政系特派之员，职任较重，若仍照原职归部选用地方官，转将学政开缺，于体制未为允协。……嗣后应行外选人员有简任学差者，应照此办理，著为令”。[140]在特殊时期，这一定例仍然会被打破。如在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学政袁泳锡未到学政任，便“转”任江西任知府办理军需事务。[141]

无论是内升还是外转，学政因升迁他职或召还的主要参照原衔，而非“学政”。因为“学政”只是学差，没有品秩，只是拥有与督抚平行的崇高地位。清廷偶尔也会鉴于某京官在某省当差，直接外放为该省大员。如清初顺天学政李光地曾在学政任内外放为直隶巡抚。一方面是因为康熙帝希望李光地整饬直隶教养士民事务；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光地以工部左侍郎出任学政，由侍郎外放巡抚本是正常升转途径。[142]事实上，这也是清代以学政升迁巡抚的首例，后来虽然仍有许多学政任内外放巡抚的事例，但是他们的原衔基本上是部院堂官。虽然“学政”并非升迁督抚的途径，但是出任过学政的督抚在履行职能时仍然表现出重视文教的特点，如清初李光地、清中期阮元、晚清张之洞等人。

第四，丁忧与告养。丁忧与告请终养制度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制度。从学政离任情形的统计来看，因丁忧或告养而提前离任的次数仅次于正常的差满更换，可见这一制度在学政制度实施运作情形之一斑。

定例，若汉人官员的父母在籍过世，该地官员须分别上报朝廷与通知本官；若迎养父母在官署，亦须呈报上官。所以要么朝廷先得知某官例应丁忧，然后降谕下令官员守制；要么某官先接到讣告，然后自请丁忧。一般官员丁忧须据实陈明情形，“呈送主管上司，然后素服视事，待接替官员到抵，即可交印启程，督抚等大官丁忧，需得‘听候谕旨，方行离行’”。[143]学政丁忧既不同于一般官员，又不同于督抚。各省学政可以直接闻讣丁忧，不需待新任到来即可将学政关防及文书卷册等移交督抚代管，然后离任。如嘉庆年间浙江学政汪守和，“有亲母史氏年八十岁迎养在（学政）署”，在巡考湖州府时得知亲母“于六月初一日病故，例应丁忧”，立即回省城“将浙江学政关防及火牌勘合等项”移交浙江巡抚陈若霖，然后扶柩回籍治丧。至于奏报事宜，则由巡抚陈若霖上奏。[144]

除按例丁忧守制之外，还有“夺情”与匿丧不报的情形。“夺情”须经皇帝谕批，令该官在任守制，不必离任。如康熙年间，顺天学政李光地母丧，例应丁忧，但康熙帝特遣李光地整饬直隶等地士习文风，“关系紧要”，命“在任守制”，后经御史反对始罢。[145]因为学政地位较高，非一般州县官可比，不易匿丧不报，却仍有延迟丁忧的事例。如乾隆十五年二月，御史储麟趾弹劾“四川学政朱荃之母在籍病故，伊弟主事朱履端在京闻讣呈报，计阅四月有余之久。闻朱荃仍在蜀星驰按试，其为匿丧显然，应请下部严议”。[146]

与丁忧类似，官员告请终养亦是中国古代的特殊制度。“官员因父母或祖父母年老缺少照料，需要暂时离职回乡侍奉”，简称告养。定制：三品以上京官可自行请旨，四品以下京官具陈本衙门，移咨吏部奏陈；外官由督抚代为条陈。[147]学政以京官奉使出差，在奏请告养程序上与京官、外官均不同，无论原衔品秩高低，均可自行奏请。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浙江学政雷奏称：“母年已届八旬，俟科试事竣，于九月内送母过岭登舟后，报满进京，恳恩归养。”乾隆帝悯其情，当即谕令雷终养，不必俟科试结束。[148]又如嘉庆十四年二月，顺天学政刘镮之“以祖母老病，恳请侍养”，亦得嘉庆帝谕允。[149]

其实，清代官制有着完善的署理、护理制度。若正官因故离任，为了保障政务的正常运行，一般按例择员进行署护，代为履行正官职能。不过署理学政的官员只能暂时保管学政关防及文书等物，不得代替学政进行岁科考试。

可是，这存在影响士子参加乡试的可能。如临近乡试时学政因故离任却未完成录送遗才的考试事务，待新学政到任考试又来不及。后经礼部议定：学臣遇有丁忧等事离任，将学政印务令该督抚或藩臬署理者，定例不许考试，其遇乡试届期，但照科考正案送场，署任不准录送遗才。相对于岁科考试而言，录送遗才的重要性略低。所以乾隆二十四年礼部议准：新任学臣不能抵任举行录遗，准许督抚等署理学政印务者“录送遗才，武生亦照文生一体办理”。[150]至于岁科考试，仍然为署理学政者的禁区。这表明清廷对于署理学政的官员在代行职能上有着严格限制。

此外，清廷对学政的署任者有着特定要求。首先，学政与外官的署理情形不同，必须由大员署理，而不能由督抚自行选择外官署理。各省学政因故离任，一般由督抚署理，亦有布政使、按察使署理的情形，但并不多见。[151]不设督抚的奉天府等地则由府尹署理。之所以指定督抚署理学政，可能因为督抚均带京官职衔，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定位与学政比较相似。其次，若学政因故离任，皇帝也会亲自指定署理者。如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乾隆帝将浙江学政窦光鼐革职，明令“其浙江学政印务著顾学潮暂行署理，今年为易学政之年，届期有旨另补”。[152]最后，清廷选择署理学政的最佳人选仍然是以京官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常常因此打破学政的署任者不能代为举行岁科考试的禁令。如乾隆九年九月，简放内阁学士叶一栋任顺天学政，“叶一栋未到任之先，其学政事务著工部侍郎吕炽暂行署理”，不久又直接改吕炽为顺天学政。[153]比较特殊的是，道光十四年二月，王植奉令出任广东学政，“未到任前，以光禄寺少卿、前任广东高廉道许乃济留粤代办考试事”。[154]许乃济能够代办考试事务，关键或在于他是“光禄寺少卿”衔的官员。不过，这种情形极少，属于特例。清末学政裁撤、改设提学使后，因故离任后的署理情形开始按照外官的署理事例进行。[155]

第五，差满更换。尽管清代学政因故中途离任的情形比较频繁，在已知学政离任情形中约占37.2%，但学政差满更换及调动则有62.8%。

雍正以后，尽管各省学政长期在外地任事，仍按例实行差满更换。除个别人仍可调任其他学政外，很少有人长久地在同一省学政任上当差。所以，差满更换制度既是学政区别于督抚及外省其他官员的特征，也是各省学政更换频繁，制约学政转变为外官的主要因素。

按定例，学政三年差满更换。实际上，学政差满更换的运作和更换之期在清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有所变化。[156]以下依据清代政书与档案文书等资料，对学政差满制度的流变略作梳理。

一是从报满到定期报满。清初由于全国兵事未定，学政（学使、学道）的差满制度也只能因陋就简，没有统一的报满时间，差满后的前途也不相同。如提学御史曹溶，顺治元年六月出差，次年冬便试竣（差满），回原御史任。[157]而各省提学道的离任则类似外官升调，如浙江提学道李际期，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1645年12月21日）由户部主事改浙江提学佥事，至顺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649年7月3日）擢为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衢道，实现了彻底的外官化。[158]

清初学政差满制度的混乱给朝廷考核学政带来了不便。因为学政题报差满后才能进行考核，所以顺治八年明确了报满制度。规定：学政“奉差或三年或二年半，俟岁考、科考一周，造册报满”，[159]以便及时完成考核。至康熙二年，经礼部题准，各省学政“于乡试前接考小半及一半者，所属未考地方尚多，不便报满，应通行考试，以完下三年考试一周之数；其接考大半者，准其报满”。[160]

所谓接考小半、一半、大半等分别并无具体规定，不利于各省学政切实执行报满制度。有鉴于此，康熙二十六年，清廷推出新章，规定：各省学政，乡试后第一年接任者，岁科两考无误，如期报满。第二年接任者，春夏受事者，则速速考试，以如期报满；秋冬受事者，也可如期报满，视未考完的地方多少，展限五个月或三个月报满。至于第三年接任者，应待下次三年岁科考完时报满。[161]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一年还规定了各省学政报满的统一时间，令他们考试结束，“均于十一月内报满”。[162]只是这一时期的档案文书留存不多，较少见到各省学政直接报满的文书。不过，凭借政书、年谱和传记等资料，仍然可以知晓这一制度已经实施。如顺天学政周起谓，康熙五十年冬报满，次年回京供职。[163]同年，山东学政黄叔琳的年谱中明确记载：“十一月……学政期满”。[164]雍正朝的档案文书较之康熙朝稍多。已经出版的《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中便收入了不少学政题报差满的文书，反映出不是所有学政都能在差满年份的“十一月”报满，往往略有早晚。如山东学政彭维新报满时间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724年1月13日）。[165]定期报满的实施使各省学政的简放时间逐渐形成一致性，统一差遣各省学政的事例也在康熙朝晚期慢慢增多。这成为清中期学政差满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前提。

二是定期差满。依据学政报满进行更换学政是清初学政差满制度的重要特点，而“十一月内报满”则使学政更换时间逐渐统一化。这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学政多在农历11月前后简放的重要原因。康熙五十三年，各省学政更换“定于乡试年之秋”，[166]已经大致确定了所谓“届期更换”的时间。此后，学政差满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了“届期差满更换”的特征。

至乾隆时期，应当差满更换的各省学政基本保持了统一更换的常例。学政的定期报满与统一简放形成良好的互动，确保了学政“届期差满”的实行。乾隆朝的报满制度已经不同于康熙朝，规定：“其接前任考试者，虽任事未满三年，亦应如期报满。其于本年（按：学政更换之年）接任受事者，俟下次三年考试完日报满”，吏礼两部在开单时特地注明，是将“现应报满并本年接任受事各员一并开单”。[167]所谓“现应报满”，已经开始摆脱依据学政的报满，而是按照简放时间确定是否“应”报满。到晚清时期，每届学政差满更换之期，礼部对于个别学政“是否办过岁考，学册尚未到部”，仍然会“将各该员另行开单，一并恭候钦定”，进行差满更换。[168]

根据现有的资料，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747年11月21日）的上谕已开始使用“直省学政已届更换之期”之语，且对各省学政的更换与留任情形进行说明。[169]这意味着，所有下令更换学政的省份其原任学政例应差满离任。此后每届三年，清廷更换学政时都会在上谕中特地使用“各省学政已届差满”“各省学政现届差满”等语，作为重新差遣一批新学政的依据。[170]

不仅如此，乾隆年间的学政差满时间由原来的“乡试年之秋”逐渐确定为具体日期。乾隆后期，学政差满更换的时间已经开始定于乡试年的九月。这与吏、礼两部依据各省学政例应报满、请旨更换的时间有关。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二日及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吏部奏请更换学政时称，“查各省学政差满，向年俱于九月初请旨更换”。[171]这可以帮助理解乾隆年间学政简放与差满时间为何多在农历九月前后。

乾嘉之际，吏、礼两部奏请学政差满更换的时间有所前移，定于农历八月请旨。[172]至嘉庆二十四年，上谕：嗣后每届更换学政之年，礼部按照省份将现在任满，及上两届学政开列衔名，于农历八月内具奏。[173]道光十四年以后，礼部开单具奏日期甚至提前至农历七月下旬。[174]

与此相呼应，从乾隆五十四年开始，学政差满的时间统一前移，开始集中于乡试年的农历八月，如五十四年在八月十六日、五十七年在八月十一日、六十年在八月十八日等。以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学政差满集中于届期更换年份的农历八月，甚至在同治、光绪两朝将学政差满届期更换日期统一定于农历八月初一日。[175]唯一的特例是在光绪二十六年，由于受庚子事变的影响，学政差满更换被推迟到农历九月初十日。[176]

至于学政任满后交卸的规定，清初几经变动。顺治九年规定：学政任满后，“不许擅离地方”，须待新学政到任、当面交代后才能离任。康熙五十三年，又令学政报满交代后立即起程，不必等新任到来。这存在诸多不便，雍正十二年吏部议准：嗣后学政任满将印信交给巡抚时，将文武生员等册籍文卷一起交与抚臣，由巡抚转交新任学政。直到乾隆三十年才令学政任满后照例待新任学政到任交印后“再行起程”，至于学政任满时对调或丁忧等情形，仍交由督抚转交。[177]

清朝建立各省学政届期差满更换的制度，其用意显然在于避免学政久任一处，因此便不会以科场的关系形成大规模的师生朋党。同时，这也强化了学政在直省的“客官”身份。从防范考试弊端的角度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政与当地官绅、生童长期相处，彼此熟识串通，却又减弱了学政对各地学术文化的实际影响。

六 利弊得失

学政的本职在于校士衡文，整顿各地学校的文风与士习。这不仅关系到士子个人的进退，而且对当地诗文与学术风气的盛衰有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清人传记、笔记、方志等书也常常以振兴文风、士风笼统概括学政任内的政绩。如清初李际期，志书称“时值鼎新，际期立意振兴学校，培养人才。论文以理脉清真为主，屏去一切靡缛，故所贡拔皆一时名流，士风丕振”。[178]又如乾隆年间的吴鸿，时人称其“典广东、湖南学政，文风丕振”。[179]尽管传记、笔记、志书等资料关于学政政绩的记载比较简略，且未必一概属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转移文风与学风是时人对学政的冀望与学政的自我期许。

不过，清代学政特殊的官制定位，包括相关禁例，在防弊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政履行职能的成效。如前所述，清中期以后，职掌各省文教政令的学政基本将精力与时间消耗于举办考试事务。至于其他方面，限于官制定位与职司的侧重，成效则难以显现。所以，时人称学政“以取士则可也，非所以云教”，原因在于“学政巍然于上，终日扉扉而坐，通省之士莫能见其面，况服习其教乎？岁科两试期间，至乘传行州郡，竣事而退，来往踽踽然若将浼焉。以此行之，虽其人皆董仲舒、韩愈，未必能收造士之益”。[180]可见学政的实际职能偏重于“校士”而轻于“教士”。这或许反映出清代取士与教士的特点：取士之法的规制政令都相当完备，以取士寓意教士之法。

清代九朝学政的人次虽数以千计，若论对一时一地的风气转移产生深远影响者却并不多见。江苏学政王先谦曾论，学政“将以佐圣主兴行教化，董正学术”，但“名于其职者，十不一二数”。[181]其实，所谓“十不一二数”可能还有些估算过高。据民初湖北士人称：终清一代，湖北学政“为士论所称道弗衰者，歙县鲍觉生、奉节赵翼之、南皮张文襄”及元和王同愈4人，[182]而清代湖北学政有百余人。由此可以看出，从群体而言，大多数学政对各地文风的积极推动并不突出，只有个别学政对当地文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政的官制定位与运作特点有关。

首先，作为钦点的学差，学政须避免与当地士林、乡绅接触，防范考试弊端。这是鉴于明末清初的学政考试弊端丛生，许多学政“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嘱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探访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183]清廷为了严密学政关防，屡屡降旨，严禁学政在地方上结交当地士子、乡绅，甚至将学政揭发“上官势要封函”请托列为考核奖励的内容之一。[184]

在清前期政令相对严紧的情形下，为避嫌起见，廉洁自律的官员往往有意识地避免与学政进行书函往来。如魏象枢与秦才管交谊素好，得知秦简放陕西学政，“遂拟作绝交书”，并勉以“功令森严，身名为重，内外情面，概宜谢绝”。[185]另一方面，当时大多数学政颇为自律，较少与当地官绅进行公开的交往以及诗文唱酬。这从当时清人诗文集中甚少收录与此相关的内容可见一斑。至于个别人与当地官绅私密交往，贿赂请托，在所难免。所以，限于朝廷政令，清前期学政难以与当地官绅士林形成良好的互动影响。

其次，学政难以久任，更换频繁。如前所述，作为学差，定例三年差满更换，较少连续数年在同一省长久衡文校士。这同样是为了防范学政与当地官绅长期相处，串通一气，却妨碍到各个学政推行政令的延续性。例如清代学政衡文虽有大体上的标准，可是各个学政的兴趣不同，学识高下有别，导致衡文的具体标准与倾向自然有一定差异。由于应试生童等士子的文风往往视乎考官的好恶，若学政更换不定，文风难免也不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直隶、江苏、浙江学政多以卿贰大员出任外，其他省份学政较多简放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小京官，虽在各省同样与督抚地位平行，却因资历浅少，自身学识还在成长之中，在学政任上“循故事，蹈常科”，于考试“去取无大差失，翕翕然群奉为能”，[186]大多对于转移文风贡献寥寥。而此类小京官在仕途上比较低微，他们在学政任内的活动与影响反映在传记等资料上也比较粗略，增加了后人考察研究的难度。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制度上的制约，清代学政对各地文风的积极影响更多依赖个人学识与能力。康有为称“学政之职有三：移风俗，铸贤才，正学术，其上者也”，却又明言非李光地、陆陇其等学术通达者不能收此成效。[187]正是注意到学政个人的学识在推动各地学风、文风及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康熙帝曾有意特遣李光地、陆陇其为学政，视学直隶、江南，整顿当地的士习与文风。康熙中期学校废弛之际，廷臣会推学政人选，本“拟翰詹大僚，上皆不允，特旨：直隶着李光地去、江南着陆陇其去”。两人均为清代理学大家，李光地时任兵部右侍郎，陆陇其已病亡，结果江南只能改差他人。此前并无九卿督学的先例，有则自李光地始。[188]

事实证明，李光地对直隶学术文风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学政任内“教以则古通经，有能诵二三经若《小学》及古文辞多者，稍成文辄录，以示劝”，又校订刊刻《朱子语类四纂》，选编《古文精藻》《榕村讲授》等书，使士子问学先立根柢，极力振兴文风，“所录文悉返之大雅”，[189]在一定程度上使直隶的文风、学风趋于醇正。

清代前期学政推动各地诗文与学风的主要途径，正如李光地任内所为。一方面个人不遗余力，精于考校；另一方面则编纂、刊刻书籍引导文风。各个学政的做法与影响又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有以下五种情形。

第一，能够久于学政任，对一省文风与学风形成持久的影响。虽然学政定例差满更换，但是在清前期也有持续久任一省学政的特殊现象，如雍乾之际的江苏学政张廷璐。其自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连续四任江苏学政，时间长达12年之久，终清一世，仅此一例。究其原因，或在于其兄张廷玉在朝权势的影响，至于他本人在学政任上的突出政绩，主要表现为更定各省记载生员贡监告状、做证的循环簿事例。[190]

久任一省学政又能对当地诗文与学术有深远影响者，当以翁方纲视学广东为代表。翁方纲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出任广东学政，时间长达8年。翁本人博览群籍，校订经书，“屡司文柄，英才硕彦，识拔无遗”，[191]对振兴广东学术文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1）翁方纲爱好金石学，在粤八年，拓碑帖无数，“五周历崖，扪藓剔，所得盖五百余种”，作《粤东金石略》12卷，其中“有与《图经》可互证者”。（2）翁言纲系书法名家，在广东留下了一些墨宝。（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翁方纲在诗学上对广东影响深远。他在任期间，巡试各属与浏览名胜时赋诗无数，所得诗“凡存八卷，题曰《药州集》”，咏物较多，亦是今人了解乾隆时期广东各地风俗与实物的重要记载。除个人赋诗之外，他还与幕友及诸生讨论诗学，在《石洲诗话序》中称：“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试诸郡。每与幕中二三同学隔船窗论诗，有所剖析，随手札小条相付，积日既久，汇合遂得五百余条。”乾隆三十三年秋，又与广东生员申论诸家诸体，有所补益，共得八百余条，“令诸生各钞一本，以省讲而备遗忘”，对于广东诗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192]

毋庸讳言，翁方纲在广东时间较久，与士绅熟悉，或受请托，或宽大施恩，任满时“以失察生员年貌册，因礼部奏应乡试诸生广东省有冒开年七十以上，希冀邀恩者人数太多，奉旨降三级调用”。[193]不过，张廷璐、翁方纲连任学政如此之久实属特例，自“嘉道而后，学臣无此久任者”[194]，往往差满更换，即使仍任学政，亦调往他省。

第二，弘扬当地学术传统，振兴文风与学风。有些学政注重弘扬任职省份的学术传统，通过表彰当地先哲气节及著述引导士子的论学风气。如关中是宋代学术的重要发源地，出现了张载等理学大儒。康熙四十九年，陕西学政朱轼视学关中，取《张子全书》教士，更选刻名文为《校士录》，后又手定《造士诸格编》，“遇门下士有出任学政者，取以相示”。[195]注重各地先贤的书籍与言论，取以教士，从而改善当地学风、士风，这也是大多学政推动各地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

第三，凭借个人学术见识与人脉关系转移一地一时的文风与学风。乾隆中后期，朱筠督学安徽、阮元督学浙江，成为学政扭转当时学风的关键。乾隆三十六年，朱筠任安徽学政，岁科考试时以识字通经训迪士子，又以“读书必先识字，病士子不习音训”，购买汲古阁许慎《说文解字》初印本，延请邵晋涵、王念孙等人校正刊行，广布学宫，开启了以朴学教导士子的风气。[196]后奏请“取《十三经》正文，依许慎《说文》、顾野王《玉篇》、陆德明《释文》校定点画”，刻于国子监石壁昭示万世。奉旨：“所奏虽是，待朕缓缓细酌。”[197]随后，朱筠对广搜图书的方法提出建议，奏请开馆校明代《永乐大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本书必校其得失，摄其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引起乾隆帝的重视，遂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对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198]

朱筠以训诂考据之学教导安徽士子，对安徽学风乃至全国学风都有深远影响。时人称，朱筠离安徽学政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其实，朱筠在安徽任学政的时日并不算久，“学政之能举其职者，不过三年以内，士子率教及文风丕变而已。而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若此”。[199]其举措陆续得到其他学政的效仿与继承，其中最有成效者当属阮元。

朱筠开风气之先，阮元承启于后，对于扭转清中期的学风与士风的趋向至为关键。嘉庆初年，阮元出任浙江学政，聚集士子编修《经籍籑诂》，以音韵训诂教士，又“爰访遗编，求总集”，编《两浙輶轩录》，存于学宫。[200]其中，《经籍籑诂》的编纂不仅影响了浙江士林重视考据的风气，还成为全国士大夫专精于考据的指引（尽管不无流弊）。

其实，阮元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离浙江学政任后不久，又以浙江巡抚重莅故地，从而摆脱了学政在推动地域学术文化方面的种种限制。尤其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原先编纂《经籍籑诂》的场所开馆课业，题曰诂经精舍，以“圣贤之道在于经，经非诂不明”为主旨课士读书，得到后人称颂仿效。嘉道之际，阮元调任两广总督，仿照诂经精舍在广州建立学海堂。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出大量学人，对于扭转清中期的学术风气起到重要影响。阮元的仕途经历及其在文教上的政绩作为还深深地影响了晚清先后出任学政及督抚的张之洞。

第四，利用考课书院士子，转移当地文风。清前期学政与书院的关系复杂，并非一般所论的隶属统管关系，往往较少实际的整顿成效（详见下节）。可是，同样有学政能够利用考课书院士子的机会引导当地学风。如乾隆十八年，蒋元益出任山西学政，从到任后的观风试卷中察觉士子文风率多剿袭陈言，沿习恶调。他令士子熟读《四书集注》，“讲求理法，以清真雅正为宗”，禁止温习《开山小品》等时文选本。在月课晋阳书院诸生时，“拔张生佩芳为第一，以厉其余，奋然以兴起教化为己任”，而山西士林风气为之一变。[201]

第五，凭借诗文方面的卓识，引领当地诗文风气。前述广东学政翁方纲即是如此，卓有成效的还有贵州学政洪亮吉与程恩泽。

洪亮吉不仅以诗文见长，还以实学见重于世。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洪亮吉出任贵州学政，“每课士，皆终日坐堂皇，评骘试卷，积弊悉除”，又选拔诸生优异者送入贵阳书院肄业，平时若在省城，“每月必自课之，令高等诸生进署讲贯诗文”，讲授诗文的理法。值得注意的是，他有感于贵州地处偏远，士子读书缺乏，专门“购经史足本及《文选》《通典》诸书，俾资讽诵”，矫正贵州士子长期诵读删本经史书籍的流弊。[202]

不仅如此，由于贵州水道情形复杂，“为楚、蜀、粤上游，其间巨川数十”，但是“一水则随地易名，有至十数名不止者”，导致“撰方志、询土俗者之转转承讹，无一可依据”，前人对唐宋以后贵州水道变迁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缺乏实地调查考证。洪亮吉有鉴于此，出省巡历各府州时留心考查各水道实际情形，“证以昔闻，加之目验”，用两年时间撰成《贵州水道考》一书，[203]以班固《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比附考证，多能精合。于唐以后专门之书，与明郭子章《黔记》、清田雯《黔书》、齐召南《水道提纲》皆有所纠正”，[204]为后人了解乾隆年间贵州水道情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对于洪亮吉任学政期间对贵州学术文化的影响，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今传是楼诗话》称：“有清一代，黔中学使以洪北江、何东洲二氏为首称，流风余韵，沾溉无穷。”[205]不过，所谓“何东洲”似为程恩泽之误。证据有二：其一，何绍基（号东洲）从未出任贵州学政，只于咸丰年间视学四川。其二，《今传是楼诗话》曾专门讲程恩泽对贵州学风及清代诗文的重要影响。如该书“程恩泽开清代诗体变局”条中称：“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开山之功首推吾皖歙县程春海侍郎（即程恩泽——引者注）。”他视学贵州，“得人最盛”。清代贵州最负盛名的大儒郑珍便“及其门，侍郎诏之曰：‘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乃致力于许、郑二家之学”，受到程恩泽的直接影响。程恩泽在贵州等地开启的诗文风气，其“流风余韵”已使该地士子“沾溉不少”。而且何绍基即程恩泽门下，“光大师说，与有力焉”。[206]这可能是《今传是楼诗话》的作者将程恩泽误书为何绍基的原因所在。

上述大体可见清代前期学政对当地学术文化的推动方式与影响内容，及学政官制定位对其自身行使职责的一些限制。正如清人所言，清前期的“功令森严”，学政及官绅、士子之间彼此避免过多接触，较少公开的诗文唱酬和联络交往，这也体现出清廷严密学政关防的深刻用意。

至道光、咸丰年间，清廷的政令逐渐松弛，各地学校弊端丛生。为了维系学政整饬各地士习和文风政令的延续性与影响力，许多学政开始冲破原有的限制。一方面加强前后任学政的书函往来，如道光二十九年湖北学政龙启瑞丁忧离任时，特地致函新任学政杜瀚，告以《经籍举要》《小学高注》《近思录》诸书刻板待刊情形，“阁下将来能为续了此愿，亦江汉间人士之厚幸”，且望极力维持崇正书院，“不以时文之学”局限，“区区未了之心，于此事几居十之七八”。[207]咸丰以后，前后任学政间诸如此类书函相托情形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学政积极联络地方官绅士子，本省乡绅亦不避嫌投书学政，告以如何振兴本地学风。如咸丰年间丁忧归籍的龙启瑞致函本省学政孙锵鸣，告以“敝省士习向称安静，惟见闻苦其狭隘，阁下以经古之学振之，必有争自祓濯者”。[208]所以，晚清学政与各地官绅、士子的公开交往和诗文唱酬的风气渐盛。晚清学政与当地官绅、士子彼此呼应支持，创办与文教有关的书院、学堂等机构，开通风气，既改变了学政在各省行使职能的被动局面，又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学风与诗文的振兴与发展。

第三节 访察密奏的权责

中国自古疆域辽阔，地大事繁。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往往差遣近臣寄为耳目，巡察各地吏治民生，“秩之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即有“内外相维、小大相制之意”。[209]秦汉设置部御史至明清差遣巡按，均有此寓意。清初裁撤巡按之后，统治者提升各省学政的地位，使职司各地学校政令的学政在直省与督抚互为敌体，并赋予学政访察密奏的权限，希望实现直省权力的均衡。

一 定章与名衔

有学者通过研读嘉庆年间的学政奏折注意到，学政在有清一代处于无稽察之名，而有密奏之责的地位。[210]确切而言，所论应指雍正以后的情况。

清初学政的地位与权限调整至雍正年间始稳定下来，确立了学政在各省的崇高地位，能够与督抚平行。随着学政地位的提升，雍正帝更赋予学政职司文教之外的监察权力，使学政与督抚及外官相互监督，彼此牵制，防范直省势力的坐大，从而巩固皇权。

清代除言官外，下官参劾上官本是禁例。清初学政原衔都较低微，密陈督抚弊政有较大政治风险。顺治年间，湖北提学道郜焕元拒绝收受巡抚所荐童生入学，后被巡抚造流言弹劾，郜焕元经“台谏交章讼冤”，最终巡抚以所言不实罪降调九级，郜焕元也因投劾巡抚解任。[211]雍正帝担忧各省督抚及司道等外官彼此官官相护，“自督抚、提镇外，如学政、巡察、藩臬二司及出差官员等，俱准其具折陈奏事件，既可以周知在外之情形，又可以随时批示，以增长臣工之识见”。[212]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其实是清朝在直省实施分权制衡的统治需要。

与督抚、提镇、藩臬等各省官员之间的分权制衡相比，学政由于地位、职能的特殊性，具有承载清朝在直省实施权力制衡用意的独特优势。乾隆年间，督抚已成为节制通省文武如提督、藩臬及其以下官员的大员。同处一省的学政却不受督抚节制，与督抚的地位平行，位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213]与临时性的“出差官员”相比，学政又是有着固定分省设置及更换周期的常差。

以学政兼掌监察之权，作为朝廷在直省及地方的耳目，这与学政履行职能的方式颇为契合。第一，学政有专折奏事之权，能将所见所闻直达皇帝。第二，学政在地位上与督抚平行，互为敌体，不受督抚节制。第三，学政专司校士衡文，“无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214]第四，学政不专驻一地，与临时差遣的乡试考官不同，“试官因有关防，地方事无从知悉，若学差则不然”，在任内巡考各府州，沿途可便利地访闻吏治民情，“当据实陈奏”。[215]所以，雍正以后的各省学政，既职司各省学校文风与士习，又充当了朝廷在直省与地方的耳目，坐探各地吏治与民情，承载着清朝“小大相制”与“内外相维”的体制立意。

事实上，以学政充当朝廷耳目，皇帝的本意即在制衡各直省的权力。乾隆年间，督抚因长期综揽各地军民与吏治事务而权力日益膨胀。乾隆二十九年修成《大清会典》，其官制体系中的京师都察院衙门之下已无督抚，将督抚移置于“外官”之首，定为“直省”长官，称“直省设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综理教养刑政，承宣布政使司掌财赋，提刑按察使司主刑名”，直省事务由“督抚挈其纲领，司道布其教令，以倡各府”。[216]这可能是清代会典等政书首次在体例上将督抚列为“外官”之首。这大概是从事实上来看，清中期的各省督抚逐渐由朝廷的临时差遣官变成固定设置，综揽各省军民与吏治要务，节制各地文武官员，成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不过，统将督抚称为“外官”并不妥当，毕竟他们同时还加“尚书”“侍郎”衔，实际定位仍为“部院”。这令督抚既摆脱了原本隶属于都察院的地位，又提升为与京师部院相平行的“部院”“部堂”，身兼京官、外官的双重属性，[217]在官制运作中仍偏重部院堂官（如考核）。此外，督抚不设属官，虽节制藩臬等司道官员，但他们并非督抚的属官，所以称之为各省行政长官似又不妥。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早已在督抚设置方面暗寓防范势力坐大的用意。

至于统治者令学政随时密奏各地吏治与民情，实际上暗中牵制了督抚察吏安民的职权，从而加强了直省权力的制衡。学政与督抚各司本务（亦有交叉），互不节制，两者事权轻重的分配虽不均匀，但学政以“钦差”的身份弥补了事权的不足。正因如此，在乾隆、嘉庆年间不断有官员奏请加强学政的监察权力，制约督抚在各省势力。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降旨令各省学政将地方事宜“随时”陈奏。[218]“随时”二字值得玩味，这意味着既赋予学政监察与密奏的权限，又无明确定例。如督抚密奏学政，除“随时”纠参外，先后有任满、年终密陈等定例，因此学政密奏从形式与内容方面都显得稍微杂乱无章。时人以为“各省督抚，并无稽察之人，行止难免专擅”，[219]先后奏陈节制督抚的方法。乾隆、嘉庆两朝，不止一位官员奏请添加学政专门稽查督抚的官衔。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浙江巡抚卢焯等人钱粮舞弊案发，御史马锦文奏请增加学政稽核钱粮的职权。他认为浙江钱粮舞弊案实因直省督抚与藩司沆瀣一气，彼此相护，使弊案无从揭发，遂奏称“各省督抚、藩司之尽不可信”，不如扩张各省学政职权，同时负责稽查藩库钱粮等事务。[220]马锦文所奏实质上希望朝廷出示明文，拟定学政稽查钱粮的事例。

乾隆帝批驳马锦文所奏“甚属非是”。他指出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各省藩司为方伯大员，专司综理钱粮，且由督抚稽核，本为朝廷定例。即使有如浙江卢焯、明德、蒋洲等人舞弊钱粮等事，也不可因为个别案件与弊端，就妄称各省督抚、藩司尽不可信，而且“又安见各省学政之必尽可信”？[221]从治法与治人两方面否定了马锦文的奏请。

其实，乾隆帝斥责马锦文亦有深意。此前，雍正帝虽然面谕学政须“留心访察”自督抚至各州县官员的名声，“就如设立巡按的意思”，但是并未设定章程与职衔，避免学政转而挟制外官的弊端。乾隆帝斥责马锦文也是鉴于明朝设立巡按的教训，如果专门添加学政稽核藩库的名衔，那各省学政便犹如明末设立的巡按，“寄耳目于使臣”，纠察外省大吏作弊；一旦学政与督抚“通同作弊”，又另设一官以纠察巡按，循环往复，“相为耳目于无已时”。[222]所以，乾隆帝对马锦文的奏陈不以为然，维持直省权力制衡的固有局面。

二十多年后，浙江再次暴发漕粮舞弊案。乾隆五十一年四月，浙江学政窦光鼐揭发各州县仓库亏空，未补者较多。乾隆帝以为“窦光鼐为该省学政，经朕批询，据实指陈，必系耳闻目睹，所奏不为无据”，差遣尚书曹文埴前往浙江查办仓库亏缺事宜。[223]后又令窦光鼐会同办理。在查办过程中，因窦与曹争执，又逾越体制干涉地方事务，反遭斥责，甚至被革职处理。[224]窦光鼐因此得到“固执”之名。也正因他“固执”行事，最终搜罗到证据，使案情大白，且证实钦差曹文埴、阿桂等被当地官员蒙蔽，交部议处。[225]

此案的前因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扩展学政权限的言论。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1786年9月10日），曾任陕甘学政的祝德麟上折，奏请整饬浙江漕务等事。折称，漕赋等事向由督抚司道等官办理，而“将军、学政、织造等均有奏事之责”，整顿之法莫如令将军、学政等稽查督抚等员“倘有仍前浮收累民者，许其随时据实奏闻”，严密防范。实际上，祝德麟同样主张应当拟定学政稽查督抚等官员事务的章程，或者增添专门的名衔。[226]

乾隆帝的措辞暧昧，称“祝德麟条奏虽为无关紧要之件，其是否可行之处，著交该部议奏”。若系“无关紧要之件”，又何必交部议奏？九月初一日，户部等官奉旨议奏，以为各省糟粮“自有该管督抚司道层层稽核”，若令将军、学政等员于“专司之外，兼为稽察漕务，则耳目所及，自不若该管上司见闻较切”。所以，他们认为祝德麟所奏既不符朝廷设官分职，各有专司的本意，又无视学政等本有“奏事之责”。各省学政“见闻果确，原许其据实陈奏”，何必“再为申明”？更重要的是，若学政等官“定有兼查之责，势必各派兵役，纷纷巡查，恐从中借端勒索，转滋扰累”，反而滋生新的流弊。[227]该议既合于体制，又不悖情理，将祝德麟的奏陈逐条批驳。

三日后，乾隆帝依据户部等官所奏，指责祝德麟的奏陈“实属非是”，尤其是将军、学政等人“俱有奏事之责，果确有闻见，原可据实参奏，亦何待定为章程，令其兼管地方”。乾隆帝又指出，“地方事务，既有督抚等办理”，若令学政等越职稽查，“无此政体”，遂将祝德麟交部议处。[228]

尽管统治者一直没有专定学政稽查直省事务的章程与名衔，却长期依赖学政探听各省吏治与民情。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维护朝廷统治的稳定，既有稽查之实，又不因另立章程与名衔滋生新的弊端。毕竟各省督抚代表朝廷节制各地军民与钱粮，若专门定章增设学政监察督抚的新章与官衔，或许反而不利于朝廷维护内外关系的稳定。

可是，督抚与学政在直省事权不均，督抚的势力在各省日益扩张，难免擅权，经常成为科道官的弹劾对象。嘉庆七年八月，给事中陈昌齐奏陈各省督抚并无专门稽查官员，缺乏节制，“请加学政以稽察之衔”，若督抚有弊，则可随时举奏。

嘉庆帝对陈昌齐严词批驳：（1）若以稽查督抚之权委诸学政，则学政权力岂不重于督抚？（2）学政专司校士衡文，例不许干预地方事宜，若加稽查督抚之名，动辄干预地方事务，易开“挟制之渐”；（3）若学政有营私舞弊事，是否又须设官加以稽查？（4）除直隶、江苏、浙江等大省外，其他省学政的原衔往往品秩低微，以之稽查品秩较崇的督抚，“非朝廷体制”。（5）学政加以稽查之衔，则如同巡按，且明末清初设立巡按，“最为有名无实”。嘉庆帝同时指出，学政本有奏事专权，不必加衔。[229]

马锦文、陈昌齐等人所奏触及了清代体制的一大问题，即如何防范直省势力的坐大导致体制失衡。随着督抚设置的固定化，各省督抚综揽吏治、钱粮、刑名与军政等大权，渐趋坐大。防范尾大不掉之法，要么另设新官，要么利用既有官制牵制督抚。

清帝显然选择了后者，一方面不设督抚属官，防止督抚成为行政实体；另一方面令学政随时密奏地方事宜，加强对直省吏治民情的掌握。而各省学政既是代表皇权的“钦差”，又与督抚互为敌体，所以一再成为官员奏请定为专门稽查直省吏治与事务的对象，希望加名衔，定章程。然而，皇帝则认为既有体制已寓有在直省实施分权与制衡的用意，且有利于维护皇权的集中。事实上，皇帝也担心学政加衔或定章以后，反而破坏直省权力的平衡，成为皇权的新威胁。

因此，雍正以后学政均需“随时”访闻密奏各地事务，但在典制上却既无专衔，又无定章。通过梳理学政专折奏事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门别类，并且勾勒出一般定例：一是稽查与学校有关的事务，如书院、社学、义学及风教，与学政职司有关；二是稽查各省吏治与民情，与学政的公开职责无关。

二 考察书院、社学、义学及风教

清代各省培养人才之所，除学政专司的“府州县儒学”（即所谓“学校”）之外，还有书院、社学、义学等课士场所，“补学校之不及”。书院、社学、义学及风教等的经费、办理事务，往往操于督抚、两司及各府州县官员甚至是士绅之手。乾隆帝谕称，各省督抚及守令官员不仅职司刑名钱粮，同样肩负教养民众之责，“朕以教养之责付之天下督抚，督抚分任之州县”，应当“惟教养是务，以养为教之本，以教成养之功，不事具文，不沽虚誉”。[230]因此，各省书院、社学、义学以及风教事务在某种程度上亦为督抚及府州县官员教化民众的具体表现。

学政虽不专司书院等事，仍要对各地社学、义学、书院及风教进行考察。一方面，通过考校生员，间接整顿社学、义学与风教等设施，实现启蒙教化、化民成俗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考察书院、社学和义学的情况，可以具体掌握督抚及各地官员实施教化的成效。

第一，考察社学、义学。顺治九年，礼部议准：令每乡设置社学一区，从生员中选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作社师，将社学学生姓名造册，待提学官按临时，申报查考。康熙二十五年，因社学设置多有冒滥，康熙帝令提学官严行革查。

学政考察社学的主要形式，即通过岁科两试查看社学中生徒是否能够考进学校。雍正元年规定：学政按临之日，如社学中有能文考入学校者，则社学为优，将充作社师的生员从优奖赏；如社师怠于教习社学生，查出褫革，并将该管州县官严加议处。[231]

事实上，社学往往由督抚率属官设置，且很多地方并未设立。乾隆元年十一月初八日（1736年12月9日），贵州学政邹一桂报告说该省地处边隅，虽然朝廷令州县于大乡巨堡处设置社学，但是贵州省学租为数不多，各州县乡城多未设立，奏请嗣后酌量州县之大小，于道里适中处令地方官设立社学，依地方广阔，分别设立三处、二处、一处，仍然从生员中选择学优行端者充补社师，乡民子弟有志学为文章者听其送入，所需廪饩于学租内拨给。倘有不敷，令该地方官于报垦荒地内有升科年满者停其造入正供，将所征银粮酌量添补造册，送布政司报销。学政按临之日，由社师将师生姓名造册申报查考，该地方官能实力奉行，准其于大计案内听督抚保荐；倘或推诿废弛，听督抚学臣参处。[232]次年，礼部议准：该督抚饬令州官酌量设置社学，并随地酌办筹措社师廪饩。[233]

不过，清廷令督抚督饬州县每乡均设社学之举也只是量力而行。学政职司文教，奏请广建社学，却限于职权与精力无法筹措，而督抚及其所属虽教养兼施，“以刑名钱谷为大，又不敢越俎而言教学之事”。[234]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到任后查问各属，发现历来并无设立社学之处，因河南省学租除酌给贫困生员外，所余无几，不能充社师廪饩。遂奏请遵照雍正元年令各处建立社学之例，“大州县或设三四所，中小州县或设二三所，每所量饩廪，以十六两为率，学租不敷，于司库充公银内支给，令地方官于生员内择其学优行端者，将姓名报明学政补充社师”。而考察社学事宜，稽查勤惰则委之教官，久无成效则会同州县商议更换；如有优异者，于学政按临之日据实具报。尹会一以其他省份情形大略相同，奏请令各省督抚一体举行。

乾隆帝不以为然，谕称：“《传》云：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朕久有此意，不徒豫省应然也。但今之百姓，富之未能，何遑于教，若不次第举行，持之以久而行之以渐，亦不过虚应故事，糜费钱粮而已，其于教养之实何益？此事姑缓之，先尽汝分内之事。”[235]所谓分内之事，即察吏安民，至于教化民氓则次之。

至于义学和乡塾，学政主要是通过考察教习（教习往往由在学的生员充任）进行间接的整顿。康熙五十二年，清廷令各省府州县多设立义学，延请教师，教育童蒙。[236]乾隆二十六年，云南学政李中简巡考时发现义学设立远近不一，地方官耳目不能遍及，所请教师听任乡塾之便，“始则私自延请各随所好，后乃转相授受，习以为常，多非学问充裕之人，甚至武生、监生及未取进之童生，久以据滥充，往往而有”，导致就学童生文理鄙塞，奏请酌定考察义学章程，“饬令各府州县，以后每年将义学师生姓名、馆谷、修金额数，有无教习成效，各于年终汇报学政，以凭查核”。[237]六月二十二日奉旨：地方官延请义学教习，“非文行兼优者不得滥充，并将各处义学教习姓名、出身咨呈学政。如有以监生、武生等混行充选者，听学臣记过，咨明督抚存案”。[238]实际上，学政只能通过府州县官咨来的教习名单，查验各义学、乡塾的教习是否“文行兼优”；若府州县官不咨行或弄虚作假，学政的考察成效便大打折扣了。

第二，考察书院。雍正、乾隆以后，书院逐渐成为各地教士与课士的重要场所。因此，学政和督抚均重视书院，所谓“方今用与取士之法不可谓不详矣，而所谓教者，惟各省之书院”。[239]早在顺治、康熙年间，督抚守令以及学政就对各地固有的书院加以修葺，或另建书院，作为教育士子的重要场所。雍正十一年正月，雍正帝令各省督抚在省垣之地建立书院，并各赐膏火银一千两，不足者从各省公银内支用。[240]可见，从省城书院兴起之初，办理及经费即由督抚等掌握。

乾隆元年五月三十日（1736年7月8日），乾隆帝鉴于各省省城书院业已建立，令各省督抚、学政认真考察，“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241]并令学政从书院肄业诸生中择优举荐，照学政汇题通省优生之例，廪增生准作岁贡，附生准作监生，送国子监肄业。[242]

鉴于书院的重要性以及缺乏专门管理官员的情形，乾隆九年七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请简放翰林至各省城书院充院长。乾隆帝以为此举实“是又添一学政”，不准行。不过，朝廷还是下令，由各省驻省道员专司稽查书院肄业情形，并于十月十一日规定：“各省书院生徒，令州县秉公选送，布政使会同专司稽察之道员，考验才可造就、质非佻达者，方准入院肄业。”[243]可见，选送省城书院生徒之权并不在学政手中，而由布政司及道员掌管；各地书院的办理则由乡绅实际主持。所以学政对于书院的考察大多也体现于考校岁科两试时，察看其中在书院肄业生员的文艺如何。

虽然清廷一再申令学政考察书院，但因岁科考试事务繁重而难以实际贯彻。乾隆四十年五月，顺天学政罗源汉奏称，收到整顿书院的上谕后，以为学政奉令巡历校士，“大小书院并可于按试各府时，就近考察鼓励”。罗源汉考试定州、正定两棚，令该学教官详报书院情形，肄业生童多寡及院长姓名籍贯，以凭查核，且于生童考毕后，“另课书院一场，评定甲乙，榜示书院，一以劝惩生童，一以征院长之得失，并亲往书院一观，面与生童敬宣皇上作养人材，慎重院长之至意”。[244]所谓“就近考察”的书院，仅为学政考棚所在府州城的书院而已，此外的诸多书院均无法亲历。

第三，稽查风教。风教事务关系各地教化，督抚与学政均有向朝廷奏请与稽查之权。可是，呈报旌表及办理事务多为各地的府州县官及士绅。[245]他们与学政的关系在地位上已经彼此隔膜，而且为避免考试请托，士绅与学政还需回避接触。所以，这反而成为学政整顿各地风教的障碍。至于学政对各地风教影响较大的作为，主要还是关于学宫的从祀。如康熙五十四年，朝廷“以宋范仲淹从祀文庙”，即由江南学政余正健奏请。[246]

就学政职司文教而言，仅仅凭借考察的方式进行整顿社学、义学、书院及风教事务无疑是难期成效。不过，既然书院及风教等事务属于督抚及府州县官员行使教育民众的职权范围，那么学政考察书院等事务情形还在于反映督抚及有司的施教政绩。换而言之，这亦是学政监察督抚及外官的一种途径。所以，统治者亦知晓“今之司牧者，但知用心于刑名钱谷，自顾其考成，苟免无过，便为得计，上官亦即以为称职”，于是不断饬令督抚及府州县官教养兼施，整顿各地教化问题。[247]

三 稽查吏治与民情

督抚节制通省文武，职掌察吏安民。而学政在直省牵制督抚及外官的要义，主要在于作为皇帝耳目，访察和密奏各地吏治与民情。一方面，“凡大小官员的贤否，自督抚至各州县，俱要留心访察”，[248]此就吏治而言；另一方面，学政专司校士衡文，“无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249]则是针对民情而言。各省吏治与民情虽是学政禁止干预的事务，但又是朝廷要求学政访察和密奏的主要内容。

清代学政尽管没有明确的稽查密奏章程，基本上以“随时”的形式奏报各地事务，可是在实际运作中逐渐形成一定的常例。大体而言，约有以下五种情形。

第一，切实按照皇帝的要求，随时将某些督抚及地方弊端奏闻。乾隆二十五年，江西学政谢溶生密奏巡抚阿思哈巧于纳贿，勒索属员馈送等项劣迹条款。乾隆帝览后，觉得谢溶生所奏阿思哈种种劣行，“实为骇然”，同时也有思虑，“谓谢溶生与阿思哈别有嫌隙，遂可驾空捏说，全无指实，则自应治以诬奏之罪，但所奏各条，俱有款征，亦何从凭虚捏造。若谓谢溶生好生是非，则伊前任山东学政，来京召对时，于阿尔泰并无所指摘，何独于阿思哈而有意诬蔑”。乾隆帝深思熟虑后，认为此类大案“政治攸关”，不可不彻底查究虚实，密令钦差刘统勋等人前往查办。[250]后坐实谢溶生所参各事，不仅江西巡抚阿思哈被革职查办，连两江总督尹继善也因“失察获咎”。

似谢溶生如此密奏督抚及地方弊病的学政并不多见，若论案情影响之大，更无出其右。谢溶生本人因此有些忘乎所以，于乾隆二十六年又密陈江西泰和县李雍和潜递逆词事件，急于邀功，被乾隆帝严厉训饬。乾隆帝指出，悖逆大恶原系地方重案，学政即使有所见闻，“当与抚臣会审合奏”，谢溶生反将此案“据为己有”，并驰驿五百里急奏，“见小乖方，不协事理”，传旨申饬。不久，谢溶生降二级调用。[251]这无疑是既用之又抑之的帝王之术。

其实，原衔高低不同的各省学政肩负的密奏责任与权力轻重也有差异。谢溶生敢于揭发巡抚劣迹，除个人品性的因素之外，与其京官品衔有关。谢溶生调江西学政时的官衔已是刑部侍郎，在江西学政差内又升兵部侍郎。[252]论品衔实与巡抚相等。以二三品大员简放学政的省份并不多，只有直隶、江苏、浙江、江西等大省，其他中小省的学政往往只是例简翰詹科道等微员。在乾嘉之际，此类出任学政的翰詹科道等员，于任满回京后仍有可能循外转事例外放为知府、知州等官，所谓“以典学之儒臣，亦骤屈以风尘末吏”。[253]所以，他们在学政任上自然不会轻易开罪外省督抚、司道等官。

学政原衔的落差之大实属清代君主有意为之。这既以学差的形式增加了翰詹科道等官的出路，又能对部分重要省份差遣近臣或大员予以重点巡察。道光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822年1月9日），杜堮以兵部右侍郎督学浙江。[254]临行前请训时，道光帝谕：“大省文风素优，须平察弊端，整顿士习，地方利弊，属员贤否，如确有见闻，具折密奏。”后在任内的原衔又调为吏部右侍郎。[255]以此官衔出任学政，在密奏一省吏治时既不悖于规章，又是原衔职司所在的分内事。

第二，专门奉旨密奏。这种形式往往是针对具体事宜，如前人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的个案。嘉庆帝指示山西学政莫晋：“朕闻山西抚藩二人，优劣声名迥别，孰优孰劣，密奏以闻。”莫晋遂“就耳目所及者以对”。只是莫晋有意邀宠，又被批驳：“所论二人，皆未的确。汝不过随时随事，察其优劣，密奏以闻，以备考察耳。朕岂有不信抚藩大吏，反信一个书生片言只字之理？若错会朕意，依势作威，自误不浅矣。”[256]嘉庆帝同样强调应“随时随事”密奏，而不应借此权力要挟外官。

嘉庆帝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反差，表明利用学政密奏实际上也暗寓既用且防之道。此类学政奉旨密奏事例颇多，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因言官参劾江西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声名平常，恐贻误军务，咸丰帝即命江西学政单懋谦查明密奏。不久，单懋谦奏称：巡抚毓科所历各任，“未曾办理军务，应变之才，本非所长”，办理省防与善后事宜，以及筹备浙防、接济皖防，“恐未能措理裕如”，至于新任藩司庆廉前在浙江、河南任职，还未到江西任，“无事迹可考，未敢妄陈”。[257]学政奉旨密奏，是充当朝廷外省耳目的重要方式。

第三，学政在奏报到任、考试各属情形时，附带密奏所经地方的情形。这是学政奏陈地方情形最常用的方式。雍正以后，学政定例于到任、考试各属后专折奏陈办理情形。因为赴任途中经历地方较多，而巡考各属时也可访察到各地的气候、作物收成与吏治民情，所以往往附奏各地吏治与民情。

中国长期以农业立国，统治稳定与否受到自然气候的重要影响。当时灌溉水平低下，许多地方的耕作与收成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年的雨雪情形。学政巡历各府州时，途中对雨雪苗情等事见闻切实，是朝廷掌握地方丰歉的重要途径。所以，统治者对于学政奏报地方民情中的虚文套语比较忌讳。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顺天学政张泰天奏报京畿附近的民情，称：“途次所经如永平所属之滦州，遵化所属之丰润、玉田，顺天所属之蓟州、三河、通州、顺义等处低洼地亩间有被淹之处，及时涸出尚可补种秋麦，而一种早谷已熟，现在有收割者。高地仍然有秋，民情安帖。”可能由于地近京畿，且有其他官员奏报，乾隆帝对张泰开的奏语很不满意，在朱批敕谕：“览奏，颇有讳饰之意，汝无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况今岁秋潦，为灾谁不知耶。汝读书人，而为此隐跃之言，大不当矣。”[258]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学政奏报地方民情的用意，以为“无地方之责”的学政正可抛开避怨之见，据实奏报各地民情。

又如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安徽徐颋奏报科试情形时，在奏折结束处称：“臣在太平府出棚时，正值初秋，经过地方见禾稼均属茂盛”，考试凤阳、泗州时，借机询问守令地方情形，“知上年被水处所，均已涸复”。此外，安徽最近“连次得雪，人民乐业，地方宁谧”。[259]诸如此类的学政奏闻对于皇帝掌握各地士风民情有一定的帮助。

第四，学政见及某省案发时，赶紧“密奏”，以求逃避责任。乾隆六十年，福建省吏治积弊甚深，终被乾隆帝发觉，降旨查办。福建学政赵佑见此情形，立即密奏福建吏治积习，然而赵佑并未逃脱责任，不仅遭到申饬，而且交部议处。乾隆帝指出，赵佑由安徽学政调往福建已有三年，对该省吏治废弛种种情形肯定早已有所见闻，“并未一字奏闻”。若以编修、检讨、部曹等官简放学政，“尚可借词于职分较小”，不过学政有密奏专权，“已难逃隐默之咎”，况且“赵佑系副都御史（注：三品），职司纠察，非微员可比”，直到见有旨查办才赶紧密奏，实属有负委任。[260]赵佑的密奏不仅未能奏功，反而弄巧成拙。

第五，与督抚会衔具奏。这种形式并非密奏。各省遇有重大兴革事宜，或事关学政与督抚两者的权限，如考核教官，督抚须与学政会衔具奏。不过，所谓会衔往往流于形式，不过随稿画诺。若学政别有他议，且与督抚不能协商一致，则可专折密奏。

此外，学政考试各属时的所见所闻不仅能够专折上奏，而且有时也成为督抚了解各地吏治民情的途径。乾隆末年，戴均元在四川学政任内时，考试完竣回到省城，往往能与总督相见，而总督“必咨询某郡某处吏治民情”。戴均元无所容隐，告以见闻，对于革新时政有所裨益。[261]这与道咸之后的情形有很大差异。

通过梳理学政访察密奏的形式与内容，可见清朝统治者虽赋予学政“随时随事”访察密奏的权力，却不愿意为学政添加稽查的名衔和明定章程。这既维护了清朝“小大相制”与“内外相维”的本意，也加强了朝廷对直省及地方吏治民情虚实的把握与控制。清中期以后，由于学政长期巡历各属考试，久居地方，与督抚及外官接触较多，彼此之间似乎已经找到一种维系稳定关系的默契。这种“稳定关系”既非制度设置的初衷，也不是朝廷乐意见到的结果。

第四节 与同省官员关系

就官制地位与礼仪规定而论，清代学政在各省位尊体崇，职权专门，位列布政使、按察使等外官之上。不过，学政只是巡考地方的学差，虽挟皇权之势，毕竟非实官。学政长期巡考地方，与直省督抚及地方官员同处一省，权力上彼此牵制，政务上有所交叉，公义私谊相互影响，其实际处境未必左右逢源。所以，关注学政与督抚及地方官、教官的实际关系，既能够了解学政在各省政治运作中的真实处境，也可以考察清朝在直省实施分权与制衡的用意和成效。

一 学政与督抚

一言以蔽之，学政与督抚在各省官制中“互为敌体”。所谓官制中的“敌体”，指官员彼此地位相等，互不节制，无上下尊卑之分，亦寓有相互牵制之意。自雍正四年改制后，学政在直省的地位与督抚平行，因此礼仪上也改为“敌体礼”[262]。至于司道以下文武官员相见学政的礼仪，便参照见督抚礼仪行事。这都源于学政与督抚“互为敌体”的关系。[263]

清代中期，督抚在各省逐渐坐实，掌一省吏治与军民大权。职司衡文的学政自然无法与之抗衡，实际地位也不免相形见绌。

乾隆六年，时任浙江学政的彭启丰指出，部分学政与督抚相见时，不能遵从敌体礼仪，“几同属官”。甚至有学政自谄为门生，将督抚观风试取录的童生，不论文章佳否，但暗记坐号，考试时拨取入学以结欢督抚，“以致孤寒屈抑，士怨沸腾”。乾隆帝认为所奏“有所见”，令礼部议奏。[264]次年二月，礼部遵旨议复称：各省学政与督抚的仪注平行，又有奏事专达皇帝之权，不应自我贬损，尤其不宜因谄媚督抚导致考试不公。乾隆帝遂敕谕各省学政务必遵从仪制，不得自损名节，同时亦饬督抚应当与学政以公正廉明相勖，“不得以势位相凌”。[265]这反映出学政与督抚的关系，虽然在地位与礼仪上彼此平行，但是实际上往往屈尊降格，处于劣势。

概而言之，当时学政与督抚的关系至少有四种情形：一是彼此以“敌体”相待，严守礼仪之防；二是督抚以势位压制学政，彼此冲突；三是学政自降身份，结欢督抚；四是督抚向学政示好，彼此相护。

学政自我贬损，结欢督抚的现象并不鲜见。其中原因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学政在直省属于“客官”，而督抚势尊位高，坐镇一方，学政在考试方面的诸多事宜需要仰赖督抚及地方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根源于清初的“剔除学政十弊”的学政考核制度，规定各省提学道任满，由督抚纠参、荐举。后者尤其关键，是影响学政与督抚关系的主要因素。

自各省学政俱升为学院，三年任满后的“剔除学政十弊”不再由督抚具奏，而“由学院自出”，且令学政将地方事宜随时奏陈，所谓“隆其责任”。[266]但同时又令各省督抚于学政任满时密陈考语，作为皇帝掌握各省学政名声的重要途径。[267]

事实上，虽然督抚的事权重，但是学政衔“钦差”之名，挟皇权之威也能与督抚成势均力敌的制衡格局。所以，即使偶尔有学政结欢督抚的情形和督抚以势凌辱学政的现象，但是两者的关系更多表现为彼此相护，与清朝官制设置的初衷有所偏差。

雍正帝以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将密折制度与直省权力制衡体制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和运作。其后世子孙虽恪守祖制，却未必能得到相应的效果。乾隆八年，乾隆帝已觉察到“近来各省督抚奏事，较前甚少”，而连续数日内竟无一封奏折，“实数年以来之所未有”。至于各省“学政亦有奏事之责，今竟有莅任三年未奏一事者”，大有“应奏不奏，缄默因循”之势。[268]乾隆十五年的四川学政朱荃舞弊案，四川总督策楞既“全无知觉于事先”，又“未究出于事后”，引发乾隆帝的不满。在他看来，清初学政往往“簠簋不饬”，后以督抚不时查察弹劾，风气始正，但“近来督抚渐有顾惜情面之意，并不实在留心体访”，从而导致某些学政无所忌惮，“故习复萌”，才有如朱荃等学政公开贿卖学额的行径。乾隆帝严惩四川总督之余，还申饬各省督抚：嗣后对学政务必不时加以查察，据实参奏，若经他人参劾属实，必将该督抚严行议处。[269]

不过，各省督抚仍然沿袭旧习，较少“觉于事先”的奏报，更多事后的追加参劾。这成为督抚密陈学政弊端的一般情形。例如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的广西学政梅立本逼死陆川县知县杨梿之案。事发后，广西巡抚鄂宝先上报此案，后才将梅立本巡考各属滥用夫马等各项情弊上奏。此事令乾隆帝联想到督抚于学政“未免存官官相护之见”，对于学政的不法行为往往不肯查办，“纵容日久，遂致各习相沿”，谕令各省督抚查奏学政巡考时是否有滥用夫马等弊端。[270]

不久，新任广西巡抚钱度议定给学政夫役120名、船7只。乾隆帝认为学政巡历各府州时，即使不得不随身携带文书案卷，“何至需用夫船如许之多”，钱度所议不过欲从宽筹备，“以博学政等同官情面之欢”，不知剪除外省恶习，“到任之后辄敢以此等伎俩于朕前巧为尝试”，将钱度降为云南布政使。[271]

几日后，乾隆帝忆起钱度折内曾称有关学政所需夫马船只事宜，系“与学政朱丕烈公同酌定”，则是“以抚臣应自行核议之事，转商学政”，又以其言为依据，“实属曲庇同官”。钱度虽然已降为云南布政使，仍不足以示惩戒，再交吏部严加议处，并将学政朱丕烈一同交部议处。[272]

乾隆帝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钱度居然“外托虚衷之名，中存偏徇之实”，以巡抚应定的事宜与学政商议，并以学政所言为据，希冀“博学政等同官情面之欢”。乾隆帝既不希望学政自我贬损，结纳督抚，也不愿意督抚有意博取学政之欢。否则，学政与督抚彼此回护的局面将破坏朝廷在直省实施“小大相制”的制度用意。

令乾隆帝意外的是，自从降旨令各省督抚查明学政考试时的夫马、养廉银等办理情形后，在两个月内，除近者如山东巡抚富尼汉奏报山东情形，远者如钱度奏广西情形以外，其他各省竟然“并未奏及”。乾隆帝以为实属有意延缓，再次降旨令督抚速速查实具奏。[273]此事拖至次年，各省督抚的奏报才陆续汇齐。[274]

其实，各省督抚与学政相处既近且久，对于学政在任情形自然知之甚深。如果督抚有心访察，不必说学政考试是否公允，教导士子能否实心，就连各学政心术才干如何也不难得知。所以，督抚奏报学政名声才成为清代君主了解学政才干的重要渠道。

不过，自乾隆帝即位以后，各省督抚关于学政任满后的考语有“具折附奏者，亦有竟不奏及者”，渐成具文。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二日（1775年2月11日），军机处字寄各省督抚，嘱咐留心体察该省学政，若有考试不公不法情形，不待任满即应随时参劾，其余学政三年任满后，督抚可酌分三类情形将所有刚任满的学政即照此分别据实密奏。三类情形具体分别是：学问优长，不愧师儒之席；循分供职，尚堪胜任；才识明敏，通晓吏治，可为道府及两司。[275]

新令初颁，督抚反应颇为积极。河南巡抚徐绩刚刚到任，并未见过刚任满回京的前学政徐光文，即据署布政使所言“衡文课士秉公持正，但才具未免拘谨，吏治非其所长，似觉难胜外任”等语转奏，又称现任学政庄存与到任未久，“容悉心体访，届期据实具奏”。[276]

徐绩的积极密陈换来乾隆帝“殊不晓事”评语。乾隆帝的本意是让督抚密奏四品以下翰詹科道与部曹等任学政者，是否可堪任命为道府及两司，至于由侍郎、内阁学士等三品以上京堂官简任学政者，皆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其平日能否办事，素所深知，又何必复借督抚之体察”？况且三品以上的学政，官阶较为崇高，不可能因督抚密奏其通晓吏治，反降调为道府及两司等官的升转途径。因此，乾隆帝再次降谕，令各省督抚分别学政原衔品级，如为四品以下，则“于其任满时，据实察核，分别密奏”；若为三品以上大员，一旦有考试不公不法情形，随时纠参，任满时只叙其在任声名即可。[277]

乾隆四十二年届学政差满更换之年，各省督抚按照新制陆续密陈学政名声到京。乾隆帝阅览后，起初以为“尚属公当”，只是担心此法行之日久，有学政希冀转放外任，“竟因此逢迎督抚，以图保荐，转不免有流弊”，且学政任满回京，有“召见”例，亦可借机鉴别其才具见识可否外用，似不必各省督抚等多此一举，敕谕各督抚日后只需于学政差满时，将其“在任考试名声若何，办事若何”密奏即可。[278]

不久，乾隆帝召见这批刚刚任满回京的学政，便发觉某些督抚所奏学政声名并不属实，难称“公当”。如安徽巡抚闵鹗元密奏学政秦潮“心地质直，办事明爽，似可胜道府之任”。待乾隆帝召见秦潮时，认为秦“神情浮动，竟有纨绔习气”，不足以充膺外任。于是，乾隆帝更加自信“早已洞烛”外省官官相护的习气，甚至称督抚保荐之语不足凭信。[279]

虽然督抚纠察与保荐未必可信，但除此之外，清朝似乎没有再创造出更加行之有效的良法考核学政，只能在督抚随时密奏与学政差满密陈之间寻求完善的途径。这便是将“年终密陈”制度施于考察学政。

“年终密陈”制度原是乾隆帝令督抚于年终密陈两司道府的措施，便于掌握各省要员的勤勉情形。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初七日（1783年7月6日），军机处字寄各省督抚，令其将两司道府贤否，每年年终密奏一次。同时，各省提督、总兵由总督密陈，巡抚兼提督的河南等省则将总兵密陈。[280]“密陈”制度升级为“年终密陈”制度。清朝希望利用此制及时掌握各省的吏治情形，因此督抚的年终密陈折片在乾隆、嘉庆两朝往往被“留览”。[281]

学政成为督抚年终密陈的对象，源于施朝幹奏请整饬考贡事宜。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789年4月13日），广西道御史施朝幹奏请申严学政考试拔贡事宜，由军机大臣等议奏。[282]四月初七日，乾隆帝据议奏谕令各省督抚“益励廉隅，正己率属”，察觉学政有考试不公、贿卖生童等事迹应径行参处，并且于学政差满密陈之外，于每年“年终，将学政等有无劣迹，陈奏一次”。[283]此后，各省督抚年终密陈学政声名成为清廷掌握学政廉洁与否的重要途径。

其实，无论是学政暗中密奏督抚，抑或是督抚年终密奏学政，实际上都表现出朝廷有意分化督抚与学政的关系，使他们处于彼此敌对的状态。乾隆帝早已料到，某些督抚等即使明知学政声名狼藉，仍不肯据实参奏学政，“若非瞻顾情面，扶同徇隐，必系各督抚等在任别有贪劣款迹，恐被学政讦发其私”，于是心存顾忌，不敢将名声不佳的学政列入弹章。结果导致原本设置为互成敌体、彼此制约的督抚与学政，若因互挟其短，“遂不得不联为一气，互相弥缝”，则于各省学校与吏治事务危害甚远。[284]这是令各省督抚年终密陈学政的原因所在，通过将学政如同两司道府一样纳入年终密陈的范围之内，既加强督抚在直省的权威，又分化督抚与学政彼此之间回护与联合的关系。

实际上，清中期各省督抚与学政的关系多有默契，使朝廷立意形同具文。虽然各省督抚每年年终按例将学政声名进行密陈，但是收效甚微。在乾隆朝晚期，各省督抚于年终密陈学政时已经“率以考试无弊，声名尚好具奏”，从无一省督抚举报学政劣迹。如学政谢墉、吴玉纶、徐立纲等人的“劣行”，该省督抚并无一言奏劾。由于乾隆帝通过其他途径得知消息，降旨询问，该省督抚“始行据实陈明，先后破露”。乾隆帝本人亲自认可，当时督抚已经将此类密陈制度视为具文，往往不肯据实密陈。[285]

密奏制度的用意在于使直省官员相互牵制、彼此约束，若官官相护，则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清代统治者不愿见到的局面。督抚年终密陈学政的制度规定在推行后不久便形同具文。嘉庆四年七月，嘉庆帝注意到各省督抚循例具奏学政声名以及延请幕友等折片，“多有不实”，连年终具奏司道的考语，“各督抚亦不过视为具文”，并不详细核查。[286]到了清末，虽然统治者一再申饬督抚据实具奏学政考试情形，督抚年终密陈的折片也“循例”年年到京，但是不过具文而已。偶有参劾事例，反成特殊现象。由此可见，官场风气与制度运作的微妙关系使制度的最初立意与实际成效之间产生了很大差距。

二 学政与府州县官

各省学政既为京官奉使出学差，又不职任“地方”事务，故在直省与地方被称为“客官”。“客官”的地位虽高于府州县官，毕竟主客有别，表明学政在各省只是巡行考试的过客。

承平之世，学政尚可凭借位尊体崇得到各地府州县官员的貌敬之色；若遭遇乱世与变局，学政在地方上呼应不灵，不得不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委曲求全于地方。所以，学政与各地府州县官的各种关系反映出学政在各省“孤悬客寄”的实际情形。

清代学政巡考所属各府州又称为“巡考地方”。需要指出的是，此“地方”看似与各府州及所辖州县相等同，却不是“行政”的指称，更似地域指称。清代官书频现“地方”一词，有着一定的章法，并非滥用，只是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内涵。[287]至于清朝官书所谓的“地方官”，一般专指各地“亲民之官”，即州（散州）县等以下职司地方事务的官员。因此，不仅不宜将督抚称为“地方官”，而且将藩臬、道府、州县等官员统称为“地方官”亦与清朝体制有所出入。

清代定制，学政“原系京官奉使，与职任地方官员本有区别”，[288]“除教官、生员干犯行止，合行严惩外，不许泛受民词，侵官喜事”。所谓“侵官”，即侵犯“职任地方官员”，特别是各府州县官的职掌。

学政与各府州县官的事务交叉，主要是合办岁科两试（包括童子试）的事务。这些府州县官在学政考试生童的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固定，基本可以用本职、承办官和提调官三类区分。其中，承办、提调实为府州县官在学政考试期间充任的“差”。

就本职而言，作为牧民之官的府（直隶）州官员专司民事，另有专官考校与整饬各地士林，责有攸归。但未获得功名的童生则仍属民籍而未能列入士籍。作为亲民之官的（散）州县官等专理民事，对当地生童的籍贯、贫富情形相对了解。这或许是各地童试前两轮由府州县官考校的重要原因。

清代童子试，俗称小考，亦称小试，按次第共分三轮，分别为县考（散州亦同）、府考（直隶州厅同）和院（道）考（即学政考试）。县考和府考由府州县官考取，录取优秀者送学政考试。其中，童生籍贯、年岁等事宜由童生互结，廪生作保，经府州县官查察办理后，造册申送学政考试时查核，以防弊端。[289]

实际上，府考和县考的弊病甚多，埋没人才之事时常发生。乾隆九年，翰林院侍读学士薄海指出，“学政考取童生，例由县考、府考取定名数，造册申送学政，然后学政收考”，取文理通顺者入学，作为生员。虽由学政定夺取进入学，“实由守令先行考取，方能申送，则府考、县考，实士子进身之始，其黜陟去取，所关甚重”。因此，各府州县官只有通晓文义，才能考试士子。由于各地府州县官虽不乏科甲出身之人，至清中期后由捐纳获取者往往有之，“不识经书为何物，不知文义为何事”，考试时则聘请幕友代看文章，“而本官既不通文墨，则所聘之幕友亦不能分别其是非，甚而至于勾连胥吏，暗通线索，请托贿赂，夤缘招摇，或预漏题目，或代为捉刀”[290]，弊病丛生。

薄海请旨敕下礼部定议：嗣后府考、县考，“如守令系进士、举人、副榜贡生、选拔贡生正途出身者”，则许其衡文考试；若非此四项正途出身者，则于举行府县考试前，申明学政会同督抚遴委正途出身的同知、通判等代行考试，本地若无正途出身的正、副官员，许调取他处代办。平心而论，薄海所陈不为无识，但关系重大，牵涉面又广，实施不免困难重重。乾隆帝直接批复“此折毋庸议”，否定了薄海的奏请。[291]府考、县考事务若非经本地府州县官专司，势难清查。至于学政，三年内才巡至府州两次（个别府州因岁科并考只至一次），亦不能遍查，只能因循府州县官所送童生中拔取人才。乾隆帝也清醒地知道：“学政须为国家得人，然何可多得？终尔一任，但能得三五人，即可为称职。”[292]

此外，清朝定鼎之初，地方官负责查察各学贫生，给予恩赏。顺治四年七月，清朝平定广东，颁布恩诏，各学贫生由“地方官核实，申文该学政，于所在学田内动支钱米，酌量赈给”。[293]这应是承担了作为“提调官”的职责。

提调官是各府州县官在学政巡考时承担的差。清代学政按临所属府州考棚，专司考校学校教官及士子事务。至于筹措考试与维持秩序等事，则由当地官员承担，分别称为承办与提调，各有专司。

顺治九年定制：学政出巡前半个月，提前行递巡视学校牌；三日前，行递起马牌。各提调、教官接到巡视牌后，立即将应考生童册籍与各项事宜筹备妥当，承办官预先备齐学政供应，接待学政莅临。[294]

提调官的选充与权限较为复杂。学政考试期间，府州县官充当提调官，直接参与各地学校事务。顺治九年，礼部题准：各府州县提调官员，应严格约束学校生徒，按季考校。若学校内殿堂、斋房等屋有所损坏，即办料量工修理。其斋夫、膳夫、学粮、学田等项，以时拨给，不许迟延扣减。各官员对待生员，除干谒渎扰者外，宜以礼相待，不得横肆凌侮，至于非礼谄谀的生员，则严行禁黜。[295]

这表明清初提调官包括府州县官员，且权限较大。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约束与按季考校士子；第二，修葺学宫；第三，拨给钱粮与夫役；第四，礼待守纪生员，黜革不法生员；第五，在学政扃试时，负责“关防启闭及拆卷发卷”。[296]

学政考试各府州期间，因与提调官共事较多，相互之间彼此牵制，以防考试弊端。顺治元年，清廷已敕令学政（学使）对“所属道府州县提调官，如有贪残溺职，表帅无状者，许会抚按一体纠劾；才德出众者，准与举荐”。[297]而提调官负责“关防启闭及拆卷发卷”，对于学政是否营私舞弊，也较清楚。但两者彼此牵制的特点却导致一起舞弊。对于学政与提调官“通同作弊”的积习，雍正帝等人不断颁谕申斥，“提调与学政相为表里，嗣后学政声名不好，将提调官一并议处”，定以连坐之罪。[298]

关于清代提调官，有两点需要申明：其一，提调官的选充例有定制，“学政考试按临至府，以府为提调；至（直隶）州，以直隶知州为提调。惟遇有紧要事件须上省出境，必其事有重于提调者，方准委员代办”。[299]其二，学政考试期间，提调官与“地方官”往往并称，共同维持考棚所在地的秩序。上谕称，“学臣考试地方”，如有奸徒聚众滋事，学政扃试于衙门，内外隔绝，由“该提调及地方官，并驻防武职”等查拿。[300]

以知府、直隶州充提调官的重要性在于，每届学政考试各府州时，“合一郡之文武生童赶考，商贩聚集府城”，须严防、稽查和弹压一切招摇撞骗与聚众滋生的意外事故，若非知府、知州坐镇，则难以应对。[301]提调官虽然“责任綦重”，但是知府、直隶知州常因“外委公事”，委诸佐贰代办。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1730年1月23日），河南学政于广奏准：“嗣后或知府有外委公事，请令申详督抚，另委州县正印官代理，不得以佐贰微员塞责。”[302]

定例日久渐成具文。乾隆五十年五月，四川学政钱樾奏称，学政考试时，知府、直隶知州遇有公事，可委员代办提调，已成定制。但“委员代办不独呼应不灵，兼多瞻顾掣肘，原不得借名公事，委之州县”，而知府等委办提调，学政“不能知其有无紧要事件，与督抚又不相关会，无凭考核，积久相沿，遂成故事”。应令“州县不得代办提调”，府州若需“代办提调之处，申报督抚查核”，学政“并于岁科报部时将代办之处声明”，倘若不符，由部将提调官员议处。折上，乾隆帝令大学士、九卿议奏。后经议准，遇学政考试时，“该府州非有紧要事件出境，不得改委佐贰等官提调”，将“因何改委之处”申文督抚、学政知晓，以昭慎重。[303]

至于承办官的选充、权限及与学政的关系，较提调官而言则相对简单。承办官是指学政按临府州时，承办提供学政考试时“供应”的官员。清制，学政按临时的吏役、衣物、饮食、桌椅等各项用度“一切皆首县供应”。[304]

首县具体承办情形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可能千差万别。如乾隆初年，湖南永平府承办学政供应的官员，例由首县卢龙县知县充，但一切供应“向例”由永平府所辖“九州县卫设局办公”。[305]

学政与承办官常因供应事务产生纠葛，在清初主要表现为学政需索供应，常常逼迫承办官超支供应费用与物品。因学政供应实际分摊于各州县，承办官往往借机盘剥士民，转嫁压力。清初四川嘉定州的学政供应费用，向由“提调官荐举童生数名，概蒙收录”后，此数名童生纳银捐充。[306]

面对学政需索，清廉者往往抗拒，以致发生冲突。乾隆元年，屈成霖承办学政供应，因不能满足学政行署“需索无厌”，被学政“摭地方他事入告”。[307]乾隆中期厘定各省学政供应与养廉银的起因，亦源于广西学政梅立本勒索供应，威逼陆川县知县杨梿致死。[308]

学政养廉银、供应的标准与方式在清中期得以重新划定。至晚清时期，学政与承办官的态势约有两类情形：一是彼此相安无事，二是发生冲突。定制：学政考试府州结束，承办官必须具结，“声明并无需索，详大府，咨部”后，学政始能离开。[309]若学政与承办官均能遵章实行，则彼此相安。若不遵章实行，而按照彼此之间能够容忍的需索常例实行，也能相安无事。由于州县官承办学政供应，借机巴结学政者多，希图学政在密奏中不言及地方弊端，所以出结较易，并不实报学政需索。这是较为常见的情形。

不过，学政与承办官发生冲突的事例亦有发生。如上述屈成霖及杨梿两个事例，表现为学政威逼承办官。迄至晚清，则有承办官刁难学政之事。同光之际，张之洞视学四川，考试夔州时，家仆与承办官奉节县令熊汝梅发生冲突。张之洞考试完竣，“熊难之，曰：‘吾自分与学政同落职耳’”，后得布政使调和，“乃出结”。熊汝梅声称：学政最好“无与县令构怨！县令罢，捐万金可复职”，至于学政多由翰林简放，此类翰林则“非钱所能买”。[310]

无独有偶，光绪朝山东学政尹铭绶考试泰安时，亦被担任承办官的知县毛澂刁难。毛澂“以不出结难之”，后经知府极力调停，才勉强出结。因此，当时的河南学政林謩称：“学政按临，不可无故开罪州县官，必俟其出结，始可放心。”[311]实为经验之谈。

此外，生员在地方上地位特殊，但四民杂处，难免触犯条律。顺治九年定制，府州县官可以禁黜不法生员。随着清代制度臻于稳定，学政及所属教官专掌生员事宜，府州县官对生员的权限被缩小。乾隆元年，广东学政王丕烈奏请，嗣后“生员犯过应行戒饬者，地方官当先详学臣批准”，始得遵例会同教官于学宫明伦堂戒饬生员，“不得擅行饬责”。[312]至于生员触犯刑律，须先由学政革除功名，才能审判。

革除生员功名的权限虽有定制，但学政与提调、地方官之间仍然难免冲突。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乾隆帝传谕各省，“向来各省州县详革生监，经学政批查批审之案，承办各员以处分不及，率多任意迟搁”，使冤屈者无从昭雪，而顽劣生徒反得无所惩儆。因学政作为“客官”，所批行事宜，“地方官以非专管上司”，往往漫不经心，甚至“悬宕不结”。此类情形，各省恐怕不少，令督抚留心整饬所属官员。[313]

晚清时期，学政整饬生员的举措更加受“地方官”掣肘。生员的功名不仅关系学校士风，还与“地方”形象息息相关。光绪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称：“自到甘省，按试八棚，始知州县有褫革生员之权，学政则不能办一人。”学政考试时，生员往往“轻则违犯场规，重则匿丧枪替”，学政朝革其功名，“州县求之，提调求之，甚至镇道亦求之”，不得不从宽宥免。甘肃州县官“皆以姑息为爱”，实为“整顿地方起见”，若革除生员之例开启，不免反衬士风不良，民风不淳。学政虽无民社之责，与提调、州县官“同舟共济，不能不体谅之”，整顿学校事宜便因州县官等掣肘难行。叶昌炽认为甘肃省情形如此，其他省也难免不有类似问题。究其原因，“盖学政地位虽尊，然究属客位，苟非强毅特著者，不易峻拒缓颊耳”。[314]

关于清代学政与府州县官的关系，大体可以如此定位：学政巡考地方时，虽位尊体崇，但只是差员、客官；而州县官在“地方”上为“实官”，虽位卑职微，却常常左右学政考试的尺度与措施。两者虽有礼制上的尊卑，彼此却不相统管，偶有冲突纷争，反要督抚及两司出面解劝。所以，学政巡历各府州时，固然在位尊体崇的礼仪方面对士民有着较大触动与影响，也会因与府州县官的实际关系制约学政职能的实施成效。

三 学政与教官

清代学政与教官的关系混乱，其根源既在于学政在直省官制中的特殊地位，又在于各地教官在学官与外官之间的交叉定位。本处仅就学政考核教官的权限划分与实际成效论述。

清朝颁给学政的敕谕中明确规定：学政职司各省府州县学校事务，“一应考试、赏励降黜等事，惟尔学政为政，督抚不得干预”。至于考察府州县各学的教官贤否，亦是学政专责，“径行从实举劾”。[315]

不过，教官既是学官，又属于外官。关于教官的考核，远非学政敕谕规定的那样简单。有研究者注意到，各省督抚、学政、地方正印官等人均有责任，并分项对教官进行考核与管理。[316]事实上，学政在考核教官事务中的作用反而小于督抚。

清初，内外文官均三年考满，唯独各省教官实行六年俸满考核，反映出教官的特殊地位。至学政按临各考棚时，其中一项重要事务即查核教官优劣。学政考核教官的方式主要是考试，一是直接考试教官，二是通过考试在学诸生的文行优劣，作为教官称职与否的依据。顺治九年定制：学政举行岁试按临之日，即考试该教官，教官与考试生员同场，题目也相同，从而查核教官文行优劣。关于各教官履历及平日行迹，康熙十八年定制：学政行文各府州县掌印官，造送教官履历，填注考语事实，“教官更分年力、志行、学识、教规四款”，报送学政审阅，作为岁考时考试教官的参照。[317]

实际上，学政对教官的考试宽松，往往临期给卷，数日后方令交卷，以致有学校中生员代教官进行答题的现象。[318]有鉴于此，康熙三十九年礼部令学政考试教官时，务必实力奉行，如果教官全无文理，学政应立即题参。至乾隆七年，又令学政考试教官时，“与寻常考试一体封门，不许携卷归寓，以杜代倩”。二十三年，令学政考试教官时兼用律诗一首，通盘考察其文理与学行。[319]

学政既然不干涉地方事务，关于外官的革黜更非职权范围。因此，学政虽有考核教官的责任，却并无罢黜教官的权力。早在顺治十三年，清廷就明确规定：学政考核教官，“除文行兼优及文平而行无亏者，分别应荐留外，其文行俱劣者，开送抚按题参罢黜”。[320]

康熙十五年，各省教官一并纳入外官三年大计之列，仍为六年俸满升转。由于当时学政尚分提学道与提督学院，因此规定：教官注考归该管道府，然后送学政。学政若为学院，则进行考定，造册送达部院衙门；若为学道，则转呈布按二司复考，经督抚考定汇册咨达部院衙门。至康熙五十年，大计考核教官时，有学道之省，则由藩臬会同学道考核，造册送督抚具题；有学院之省，则由藩臬造册送督抚、学院会同考定。至雍正朝，各省学政俱为学院，各省教官考核始定制为督抚、学政会同考定。[321]实际上，学政考试教官，分别等次，需要移咨督抚，仅仅作为大计审核的重要依据。

不仅如此，督抚职掌吏治大权，同时掌管各属教官的人事任命。康熙三十四年，清廷令教员由部铨选后，赴各省由督抚主持考试，居于一、二、三、四等者方能赴任，考居五等者仍各归学习，六等者直接革职。雍正年间略作调整，督抚考试到省教官，考列一、二、三等者准其赴任，“四等五等者俱令解任，学习三年，再行考试；六等者革职”。[322]而学政却无权参与主持考试。

针对此种情形，雍正年间的安徽学政孙嘉淦提议变革。他认为各地学校兴衰的关键在于教官，如将考核教官的职权专门归于学政，则学校必将振兴，士风趋于淳正。他同时指出，朝廷设官的本意是督抚司养，学政司教，“督抚既不衡文，又不阅士，教官之称职与否，何由尽知？”所以应请将考核“教官之贤否，专责之学臣”。

至于具体办法，孙嘉淦提出以下三条。第一，如果教官称职，由学政特别举荐；如其贪污，由学政参劾。第二，学政三年任满时大计教官，其教官所在地方文风日盛，士习醇谨，并无犯法褫革之人，即当量才推荐；如其地文风荒陋，士习不端，生员有出入衙门酗酒赌博犯法褫革者，每革一名，教官罚俸三月，五名以上者借调，十名以上者革职。第三，学政考试教官，凡考居下等与举报行劣、点名不到者，俱革职，但不在降罚之数。如能按照上述三条措施办理，则将学政、教官、学校、生员以及各地文风士风系于一体，“士风之升降，即为教官之黜陟”。即使教官为一己功名，也必须尽心督课，而“贤否操之学臣，彼无求于州县，庶得自重而尽职”。学政原本职掌各省文教政令，巡考各属，能够熟知各处文风好丑与士行优劣，由学臣专司教官考核，则黜陟自能允当，而教职可渐得人。[323]

孙嘉淦的奏请表明，学政需要在外省坐实部分事权，至少在教官考核与革黜事务上应由学政全权办理。然而，朝廷对此似乎无意调整。鉴于学政只是三年更换的学差，清廷并不希望赋予学政专门大计教官的权力，而督抚不仅职司养民，还司察吏，所以雍正帝并未允准孙嘉淦的奏请，仍循旧例。

以所辖事务而论，“各省学政与教职最为亲切”。可是各地教职出缺向来由督抚委员暂署，例不知照学政，只是待其署理后，才详报学政，不利于学政稽查考核。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1764年9月12日），礼部议准贵州学政李敏行奏请，嗣后“教职缺出，无论暂署委署，督抚均即咨明学臣，该员仍将到任日期，报明学政备案”。[324]

各地教职事宜既由督抚、学政会同办理，难免发生不能协调之处。定例，学政考核教官，遇有营私舞弊的教官，与督抚会商后会同咨文礼部参革；如果督抚决定咨部参革教官，也应或先期与学政会稿，或事后知会学政。然而间有督抚既不与学政会稿，也无事后知会学政的事例发生。乾隆帝指出，各省督抚参革教官一事若不令学政与闻，则置学政于何地？且不虑恐启教官蔑视学政之心，就规制而言自不应如此办理。因此，乾隆帝令督抚凡是办理教官事宜须与学政彼此“和衷商酌”，不可稍有差池，以致各怀意见。[325]

按定例，学校教官于六年俸满时，先由督抚、学政共同甄别，再由督抚咨部分别荐举和勒令休致。但各省督抚因袭陋习，既不肯轻言保举，亦不肯咨部革职，“是以保题者固属寥寥，而休致者亦不多见”。各地教官既被视为无足轻重之职，故充膺者多为龙钟衰老之辈。[326]

乾隆帝遂令各省督抚、学政于教官六年俸满时，将其中堪膺州县者保举和年力未衰可以留任者，一并送部引见。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为了怜惜偏远各地教官，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甘肃等省甄别教职改为八年举行一次，送部引见时不必独行，“听其从便结侣”；至于其余近省，仍照旧例举行。[327]其实，乾隆帝也无意将年老教职全部剔除，而各省督抚、学政虽一再奉旨整顿教官，始终未见成效。

乾隆五十年，吏部议定各省大计举荐与举劾数目：大计卓异，“教职、佐杂计一百三十员内准荐一员”。因两项人数较多，既不能划为两项，又不得全举一途；至于甄别时举劾数目，则须达百分之二三。[328]两年后，福建省举劾教官数目便不到百分之二三，吏部请旨将督抚、学政照例议处。然而，乾隆帝以为督抚当时“均有承办兵差及料理军饷等事”，无暇甄别教职，不必照例查办，从宽处理，至于学政陆锡熊，考核教职为专职，又不承办军务，难辞其咎，交部议处。[329]首次举劾教职数目，或打破因循风气的需要，福建学政陆锡熊不幸成为牺牲品。这或许说明，各省教官考核事务，若督抚无暇顾及，则并不能实际办理。

嘉庆五年，嘉庆帝令督抚、学政于年终参劾教官。[330]这缩短了举劾教官的周期，表明先前三年大计时举劾的条例已不足以发挥应有的成效。督抚、学政年终奏陈甄别教职、杂佐的事例虽一直沿用至清季，却因循成案，并不能切实执行。

偶有一二学政试图整顿学校，督率教官，往往格于成例难有作为。道光年间，湖北学政龙启瑞赴任时踌躇满志，其师友亦以督率各地教官相期许。他到任后才发觉无法实现抱负：各属教官谨愿畏事者多，轻举妄动者少，明练晓事者十之一二，阘茸废职者十之四五。学政只能于考校时见到教官，因公进谒者寥寥无几，遇其贤达、不肖者，回省后本可对督抚、藩司等察吏官员当面进言甄别一二教官。然而，学政与督抚等官面见进言的机会本来不多，所言又有听与不听之分。总之，学政与教官之间，“名为属员，而实不甚交涉；名为上官，而实不能操纵，其难如此”。[331]

这确切地反映出学政在考核教官事务中的尴尬处境。第一，学政无权考试选任各属教官，而由督抚考试后决定赴任，甚至调署。第二，学政疲于巡历举办岁科考试，真正参与各地学校运作的机会不多，与教官接触太少。第三，教官的革黜之权不操于学政，而是操于督抚、布政使。所以，学政本应直接考核学官任免，限于职权，反而无法实现。

种种原因，导致清代教官考核不能实力奉行。各地教官率多“衰疾晚暮之徒”，其俸禄不能自赡，反而与学宫子弟争食学田所入钱粮，“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转言以蔽学政之耳目”[332]。清中期以后各地学校的风气败坏与此不无关系。

清初已有官员称：“欲端士习，当严教官之考核，考核严则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风自正。”[333]清中期以后，各地学校徒具形式，渐渐失去其固有的功能，在归咎于教官的同时，清代督抚与学政会同考核教官的规制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清代学政在各省“孤悬客寄”的实际地位似乎难辞其重咎。

余论

从各省学政在京官、外官、差员之间的定位，可以管窥清朝体制的架构与用意。清代官修史书与政书于学政规制的记载较简，各种记载也有着较大出入。倘若仅从章程条文来确定学政的定位，不仅难以深入，而且可能陷入认识的困境。有鉴于此，通过考察学政衙署的建制情形、学政制度运作及与直省官员的相互关系，可以明确学政在各省作为“学差”（“钦差”）的地位，“均系京官奉使，与职任地方官员本有区别”。同时反映出学政以稽查各地吏治民情的方式，与督抚彼此牵制，在直省事务中相互制衡的复杂情形。实际用意在通过直省官员的“小大相制”、“内外相维”，加强与巩固皇权。

不过，学政与督抚的地位平行，彼此在直省的事权划分却并不均衡。权势上的失衡也令学政与督抚彼此牵制的用意出现偏差。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江国霖出任湖北学政。曾国藩作序送别，称“朝廷设官立法，教民与教士各有专司”，所以学政能够在各省处于位尊体崇的特殊地位，然而“承平既久，法意寝失”，“彼学政者，孤悬客寄于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惫精于文字，而角机智于千百诡弊之场，而欲以余力，教民以仁义孝弟之经，其不亦难矣哉！”[334]曾国藩虽没有任过学政，却从旁观者的角度，用“孤悬客寄”与“貌敬神拒”等词，概括出学政在各省履行职能的情境以及学政与直省及地方官员的关系，反映出承平时期的学政在各省政治运作中的实际情形。

有学政也私下表示：“学臣之责至重，而孤悬客寄，其有所为也至难，故平生绝不慕此官。”[335]其对学政以京官奉使出任学差的地位，同样喻之为“孤悬客寄”，大概出自清代官场的共识。清中期学政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权限问题成为制约晚清学政应对乱局的要因。

[1] 乾隆《大清会典》卷4《吏部·官制四·外官》；《清朝文献通考》卷85《职官考九·直省官员》。

[2]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1），第346～347页。顺天府属（包括大兴、宛平两县）及五城指挥等官从职掌而言，与外省的府州县官略同，但在体制上归为“京官”。

[3] 1980年代，刘子扬对清代直省与地方官制设置的考述主要依据政书的章程条文，撰成《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一书，涉及各省及地方官员衙门的内部组织问题。专题研究主要是董建中《清代学政的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考察了学政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调整。

[4]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第426页。

[5] 清初，顺天府府丞曾兼学政衔，负责考试通府童生，录送直隶学政院试，实际职能如各府知府、直隶州知州进行“府考”，并非学政主持的院试，故后于乾隆末期除去顺天府府丞所兼学政的虚衔。

[6] 雍正《畿辅通志》卷26《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康熙《陕西通志》卷6《公署》，康熙六年刻本。

[8] 雍正《陕西通志》卷15《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张若溎：《重修四照楼记》，乾隆《历城县志》卷10《建置考一》，乾隆三十六年刻本。据称学署建于济南大明湖上，“凡天下官署皆南面”，独济南的学政衙署北面。原因在于该衙署由明嘉靖年间所建的至道书院改建而成，未改朝向（施闰章：《提学道题名记》，《学余堂文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广东通志》卷129《建置略五》，道光二年刻本。

[11] 雍正《云南通志》卷18《文员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遵议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办事权限并劝学所章程折》，《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

[13] 雍正《云南通志》卷18《文员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湖南通志》卷67《学校志六》，光绪十一年刻本。

[1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44，乾隆十四年七月辛酉条，《清实录》第13册，第766页。

[1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癸酉条，《清实录》第11册，第715～716页。

[17] 雍正《畿辅通志》卷26《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辛未条，《清实录》第9册，第724页。

[19]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53，乾隆十四年十一月甲戌条，《清实录》第13册，第880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丙申条，《清实录》第15册，第536页。

[2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45，乾隆十年七月己丑条，《清实录》第12册，第161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庚午条，《清实录》第13册，第39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07，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庚戌条，《清实录》第18册，第905页。

[2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丙申条，《清实录》第15册，第536页。不过，如河南陕州于乾隆元年添置考棚，则在此例之前（《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乾隆元年二月甲戌条，《清实录》第9册，第369～370页）。

[22]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059-03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9，乾隆二年十二月庚戌条，《清实录》第9册，第957页。

[2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8，乾隆九年十一月戊寅条，《清实录》第11册，第947页。

[24] 张之洞：《与王廉生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第12页。

[2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7-016。

[26] 乾隆《钦定学政全书》卷10《学政关防》；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6《学政关防》。

[27]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22-028。

[28]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第426～427页。这一说法似依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

[29]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5册，第3786页。

[30] 《俞长城背贴院试文》，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第610页。

[31]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22-028。

[32]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0，第115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3，乾隆七年三月甲申条，《清实录》第11册，第51～52页；赵慎畛撰《榆巢杂识》，徐怀宝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68页。

[3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25，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6册，第1027页。乾隆帝以为此罪“非枷责可完之事”，应“严审定拟”。

[34]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124-008。

[35]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124-008。

[36] 乾隆《钦定学政全书》卷10《学政关防》；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6《学政关防》。

[37]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24～127《吏部·各省吏额》。

[3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9～150《吏部·各省吏额》。

[39] 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44～445、524页。霍红伟博士的论文《清代府州县研究》已引述该史料。

[40]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4《官常》，道光十六年刻本。

[41]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23，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条，《清实录》第6册，第247页。

[42]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9《名臣·赵恭毅公事略 弟申季》。

[43]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4《官常》。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 492～493页；乾隆《钦定学政全书》卷19《发案发落》；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4页。事实上，清初曾有本省生员入学政幕襄助阅文，如直隶生员尹会一先后于康熙五十六年、六十一年入顺天学政幕下充阅文幕友。《尹健余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4册，第117、119页。

[46]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第112～117页。

[47] 《杜文端公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9册，第391～392、419～420页。

[48] 《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542～546页。

[49]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28，道光七年十月丁酉条，《清实录》第34册，第1138～1139页。

[50]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343页。

[51] 《拿获学政家人疏》，韩文绮：《韩大中丞奏议》卷10，道光年间刻本。

[52] 董建中：《清代学政的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第202页。

[53]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学政供给》。

[5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学政供给》。

[55]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4《官常》。

[56] 董建中：《清代学政的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第203～204页。

[57] 宋在诗：《忆往编》，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5册，第399页。

[58] 《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奏以养廉银给拔学政张廷璐作夫马盘费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900页。

[59] 雍正年间各省设立学政养廉情形，参见董建中《清代学政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一文。

[60]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5，第260页。

[6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乾隆元年四月甲申条，《清实录》第9册，第441～442页；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清代官员食俸随关系升转，故而向何衙门领俸与食俸年限息息相关。此次议奏，由部曹出任学政者仍从原衙门食俸，遇应升时，吏部照例推升，题请以升衔注册，仍留学政任，俟差满回京，照升缺补用。

[62] 屈成霖编《屈肖岩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2册，第405页。

[63]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学政供给》。

[6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学政供给》。

[6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学政供给》。

[6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丁巳条，《清实录》第18册，第419页。

[6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癸酉条，《清实录》第18册，第979～980页。

[6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丙子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73～1074页。

[6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702-010。

[7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27，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庚戌条，《清实录》第19册，第24页。

[71] 汤金钊等编《戴可亭相国夫子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6册，第541页。

[72]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63～64页。

[7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册，第235页。

[74]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50页。

[75]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82、186，光绪十年四月辛酉条、闰五月丙寅条，《清实录》第54册，第538、597页。

[76] 《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第50页。

[7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478页。

[78]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第14页。

[79]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8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丁巳条，《清实录》第18册，第419页。

[8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82]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9辑，第10页。

[83] 蒋良骐撰《东华录》卷18，第290页。

[84] 李光地：《榕村集》卷26《条议学校科场疏》。李光地年谱记：“公条奏详密，概蒙施行。”（李清植编《文贞公年谱》卷下，第7页）然而实录记载康熙帝令九卿与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具奏，却在“议复”中并未提及此议，因此实施与否仍待考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01，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甲子条；卷202，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丙午条，《清实录》第6册，第51、61页）。

[85]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6册，第177页；《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413页。

[86]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庚子条，《清实录》第7册，第446页。

[87]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753页。

[88]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41《吏部·汉员开列·学政开列》。

[89]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41《吏部·汉员开列·学政开列》。

[90]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第430页。

[91]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顺治八年三月癸巳条，《清实录》第3册，第439页。

[92]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9，顺治十年十月癸丑条，《清实录》第3册，第544页。

[9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62，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辛丑条，《清实录》第12册，第400页。

[94] 《杜文端公自订年谱》，第391～392页。

[9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32《礼部》。

[96] 《礼部尚郎丘启请撰给学政敕书》，《明清档案》第1册，第B95～B96页。

[97]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98] 商衍鎏称：学政简放后，“依省分远近，按站驰驿而往，以年终为到任之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83，第8页）。

[99] 顾镇编《黄侍郎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第24～25页。

[100] 《海康陈清端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7册，第212～213页。

[101] 《严修年谱》，第47页。

[10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3《学宫事宜》。

[103]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第121页。

[104]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9，顺治九年十月癸丑条，《清实录》第3册，第544页。

[105]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7册，第245页。

[106] 《清朝文献通考》，第5617页。

[107]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32《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

[108]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7《学政按临》。

[109] 道光《钦定礼部则例》卷52《仪制清吏司·考试事例》，《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

[110] 内阁全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1-3541-01。

[111]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92页。

[112]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098-032。

[113]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11-032。

[11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8《考试事例》。

[115]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8《考试事例》。

[11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6《发案发落》。

[117]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67-51。

[11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90，乾隆十二年五月丙申条，《清实录》第12册，第796页。

[119]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7《整饬士习》。

[120] 《南韶连三属岁科并考请旨遵行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41页。

[12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173-11。

[12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56，03-7215-051。

[123] 因某些府、直隶州（厅）道路险远，因此只巡历一次，接连举办岁科考试。此外，某些地处边区、学额少、应试人数少的府、直隶州（厅），学政巡历不至，不专设考棚，附于邻近考棚考试。

[12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2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176-131；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66-08。

[12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50《贡监事例上》。

[127]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1《考试题目》；卷50《贡监事例上》。

[128]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50《贡监事例上》。

[129]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1《考试题目》。

[13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51《贡监事例下》。

[13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1《考试题目》。

[132]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90～91页。

[133] 王先谦：《葵园四种》，梅季标点，岳麓书社，1986，第279页。

[134] 《皇清诰授朝议大夫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抱经先生卢公墓志铭》，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中华书局，2006，第1页。《宣宗成皇帝实录》卷86，道光五年七月庚戌条，《清实录》第34册，第379～380页。

[135]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279页。

[136] 《署直隶总督史贻直揭报接受顺天学政关防日期》，《明清档案》第118册，第B66603～B66604页。

[13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114-48；《邸抄》第4册，第1829～1830页。

[13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午条，《清实录》第10册，第909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壬申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68页。

[139]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41《吏部·汉员开列·学政开列》。

[140]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34，嘉庆十五年九月壬戌条，《清实录》第31册，第147页。

[141] 魏表记袁泳锡系“调南昌府知府”（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修订版，第480页）。查原上谕称：“江西督粮道员缺著邓仁堃补授，所遗南昌府知府员缺，著该抚遴员请补，所遗缺著袁泳锡补授。”则袁泳锡似当补授江西巡抚“遴员请补”南昌知府后，所留下来的“缺”。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22页。

[14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辛丑条，《清实录》第5册，第1025页。

[143] 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第259页。

[144]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345-008。

[145] 蒋良骐撰《东华录》卷16，第264页。《清朝典章制度》一书据《清史列传》记载已提及此事（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第259～260页）。

[14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59，乾隆十五年二月癸巳条，《清实录》第13册，第949～950页。此案背后另有隐情，关系复杂。

[147] 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第262页。官员告请终养有着严格的标准：“（一）父母年在七十以上，其子均出仕在外，或系独子，户内别无次丁者；（二）虽有兄弟，但因笃病不能侍奉者；（三）母老虽有兄弟而同父异母者；（四）其父年至八十以上，虽家有次丁，但愿告归养者；（五）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伯叔兄弟者；（六）父母年龄不符终养例，而情有可悯者。”其中亦有可以变通之处。

[14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2，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乙亥条，《清实录》第15册，第474页。

[149]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07，嘉庆十四年二月丙午条，《清实录》第30册，第772页。

[15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51] 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河南学政因故离任，一度多由按察使、布政使署理，但此后仍然由河南巡抚署理为主。

[152] 《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325页。

[15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4，乾隆九年九月庚辰条；卷228，乾隆九年十一月庚辰条，《清实录》第11册，第892～893、948页。

[154]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49，道光十四年二月戊申条，《清实录》第36册，第756页。

[155] 如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湖北第一任提学使黄绍箕病故出缺后，湖广总督赵尔巽直接札饬湖北候补道高凌霨署理提学使，并行使职能。参见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97-64。

[156] 既有的关于清代职官的工具书对于学政差满更换的问题都没有反映，以致留下大量疑问。读者又不能机械地以为凡是未标明离任原因的学政都是差满离任，因为工具书的编纂受到现存材料的限制，许多学政的非正常离任情形，如丁忧、病故等不能一一辩明标识，所以许多问题容易混淆。

[157] 《清史列传》第20册，第6491页。

[158]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一月壬子条；卷44，顺治六年五月壬午条，《清实录》第3册，第186、353页。雍正《浙江通志》卷149《名宦》。

[159]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顺治八年三月丁亥条，《清实录》第3册，第437页。

[16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6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6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63] 陈田编《周渔潢先生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第50页。

[164] 顾镇编《黄侍郎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第32页。

[165]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8册，第307～308页。

[16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67]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864～865页。

[168]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5册，第276页。

[169] 该上谕称：“直省学政已届更换之期，顺天学政吕炽、江苏学政尹会一、安徽学政观保，俱着仍留原任。浙江学政着于敏中调补，山东学政着陈其凝调补，山西学政着宋邦绥调补，湖北学政着夏廷芝调补，陕西学政着官献瑶调补，广西学政着胡中藻调补，湖南学政着夏之蓉调补，广韶学政着吴嗣富调补，江西学政着林枝春去，福建学政着葛德润去，四川学政着朱荃去，肇高学政着兴泰去，贵州学政着叶酉去，云南学政着何其睿去。钦此。”（《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204页）

[170] 乾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上谕亦称“各省学政已届差满”之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第694页）。在《清实录》及历朝上谕档中，从乾隆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每届学政更换之期都使用了较为统一的用语。

[171] 《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第753页；第7册，第669页。

[172] 《乾隆朝上谕档》第16册，第966页。

[173]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359，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乙未条，《清实录》第32册，第734页。

[174] 如道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礼部单：查本年现届更换学政之期，谨将已满三年之福建、湖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六省各学政，及未满三年、接办岁考之顺天、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陕甘、广西八省各学政，并未办岁考甫经简放之山东、山西、广东、奉天四省各学政名单，分缮呈览，恭候钦定。《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274页。

[175] 《乾隆朝上谕档》第15册，第154页；第16册，第966页；第18册，第721页。嘉庆朝以后资料分别见《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和《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1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58页。

[177]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78] 雍正《浙江通志》卷149《名宦》。

[179] 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25，嘉庆年间刻本。又如称雍正年间王希曾，“授山东学政，文风丕振”（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31《人物》，光绪五年刊本）；乾隆年间贵州学政冯成修，“巡试所至，谆谆讲实学，正文风”（光绪《广州府志》卷128）均以振兴文风称赞学政政绩。

[180] 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册，第397页。

[181]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279页。

[182]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574页。

[183]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寅条，《清实录》第3册，第585页。

[18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185] 《与秦尾仙学使书》，《寒松堂全集》，第470页。

[186]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279页。

[187] 《与峄琴学士书》，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90页。

[188] 陆宸徵、李铉编《稼书先生年谱》，同治十三年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杨公墓志铭》，方苞：《方苞集》（上），第263页。

[189] 李清植纂辑《文贞公年谱》，第244页。

[190] 《清史列传》第4册，第1046页。

[191] 《清史列传》第17册，第5495页。

[192] 沈津：《翁方纲年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第31、44、57页。

[193] 沈津：《翁方纲年谱》，第57页。

[194]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84页。

[195] 《朱文端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第125页。

[196] 《朱笥河先生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6册，第17页。

[19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17，乾隆三十七年九月条，《清实录》第20册，第298页。

[198] 朱筠：《笥河文集》卷1，嘉庆二十年刻本。洪亮吉：《书朱学士遗事》，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第584～585页。

[199] 洪亮吉：《书朱学士遗事》，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第585页。

[200] 《两浙輶轩录序》，阮元：《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第573页。

[201] 蒋元益编《时庵自撰年谱》，乾隆年间刻本，第25～26页。

[202] 《洪北江先生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6册，第404页。

[203] 《贵州水道考》，洪亮吉：《洪亮吉集》第1册，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91页。

[204] 余若瑔：《〈贵州水道考〉——〈蠖庵拾尘录〉之一》，《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3期，第104页。

[205]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金耀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375页。

[206]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第20页。

[207]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89页。

[208]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85页。

[209]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320页。

[210] 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清史研究集》第7辑，第255页。

[211]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入《清代传记丛刊》第158册，第36页。

[21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丙申条，《清实录》第9册，第155页。

[213]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4《吏部·官制四·外官》。

[214] 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3-0045-007。

[215]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第409～410页。

[216] 乾隆《大清会典》卷3《吏部·官制一·京官·都察院》；卷4《吏部·官制四·外官》。

[217] 乾隆《大清会典》卷3《吏部·官制一·京官·都察院》；卷4《吏部·官制四·外官》。

[218]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84-048。

[21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7册，第245页。

[22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5册，第1058页。

[22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5册，第1058页。

[22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5册，第1058页。

[22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52，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乙酉条，《清实录》第24册，第831～832页。

[22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61，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己丑条，《清实录》第24册，第960～961页。

[225] 《清史列传》第6册，第1821～1828页。

[22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460-026.1。

[22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460-032.1。

[22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460-032。

[22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7册，第245页。

[230]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95～896页。

[231]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4《义学事例》。

[232]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0-30。

[23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4《义学事例》。

[234] 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册，第397页。

[235]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0-38。

[23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4《义学事例》。

[237]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2-33。

[23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39，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己丑条，《清实录》第17册，第138页。

[239] 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册，第397页。

[240]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8册，第271页，记为“正月十三日”；《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条，《清实录》第8册，第665～666页，记为“正月十日”。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

[241]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71～72页。实录系于是年六月初一日，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甲子条条，《清实录》第9册，第487～488页。

[24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

[24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6，乾隆九年十月甲寅条，《清实录》第11册，第927页。

[244]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088-023。

[245]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0《名宦乡贤》。

[246]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0页。

[247]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95～896页。

[24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627页。

[249] 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3-0045-007。

[25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23，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乙未条，《清实录》第16册，第1002～1003页。

[25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44，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丙午条，《清实录》第17册，第207～208页。

[252] 《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第339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622，乾隆二十五年十月戊寅条，《清实录》第16册，第995页。

[253]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中华书局，1990，第34页。至嘉庆十五年，上谕吏部：“嗣后应行外选人员，有简任学差者，停其铨选。”

[254]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7，道光元年十二月癸巳条，《清实录》第33册，第489页。

[255] 《杜文端公自订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9册，第391～394页。

[2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一文（《清史研究集》第7辑）已经附全折。

[257] 《清史列传》第13册，第4097页。

[258] 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3-0045-007。

[259]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22-033。

[26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1，乾隆六十年六月丁未条，《清实录》第27册，第786～787页。

[261] 《戴可亭相国夫子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6册，第541～542页。

[26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09《礼部·相见礼·直省文职官相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30《礼部·仪制清吏司四》。

[26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

[264]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84-048。整理者原注该折为“乾隆六十年”，实应为乾隆六年。该折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朱批令礼部议奏。见该折在军机处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066-072。

[26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0，乾隆七年二月丁酉条，《清实录》第11册，第19页。

[266]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84-048。

[267]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043-019。

[268]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41页。

[269]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8，乾隆十五年七月癸丑条，《清实录》第13册，第1068页。

[270]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丙子条，《清实录》第18册，第1073～1074页。

[271]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21，乾隆三十三年十月辛未条，《清实录》第18册，第1140页。

[27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21，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乙亥条，《清实录》第18册，第1146页。

[27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21，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乙亥条，《清实录》第18册，第1146页。

[27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702-010。

[275] 《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782页。

[276]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163-023。

[277] 《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803～804页。

[278] 《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813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44，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丁卯条，《清实录》第21册，第979～980页。

[279] 《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837页。

[280] 《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第176～177页。

[281]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19-68、04-01-12-88-70、04-01-12-269-35、04-01-12-269-36、04-01-12-269-37、04-01-12-269-42。

[28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180-011。

[283] 《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第236页。

[284] 《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第236页。

[28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41，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壬午条，《清实录》第25册，第1190页。

[28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240页。

[287] “地方”在中国古代最初本是一个地理观念，似由“天圆地方”衍生而来，往往用于“地方千里”之类形容土地的幅员辽阔。唐宋以后，“地方”的指称开始呈现多样性。至明清，甚至出现“地方官员”与“地方官”之类的称呼。本节所论“地方”，按照清代历朝实录中的用语与实际所指，具体指称往往有所变化，以求符合清代体制，从而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关于清代官制中“地方”概念的复杂，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

[28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丁巳条，《清实录》第18册，第419页。

[28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2～6页。

[290]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06-15。

[291]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06-15。

[292] 夏味堂编《检讨公年谱》，收入《乾嘉名儒年谱》第3册，第577页。

[293]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甲子条，《清实录》第3册，第272～273页。

[29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7《学政按临》。

[295]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

[296]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

[297] 《皇帝敕命曹溶提督顺天学政》，《明清档案》第1册，第B11～B12页。

[298]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7册，第100页；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

[299]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414-13。

[30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

[301]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414-13。

[302]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乙巳条，《清实录》第8册，第196页。

[303]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414-13；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

[30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五），第1807页。

[305] 屈成霖编《屈肖岩年谱》，同治十三年刻本，第5页。

[306] 宋在诗编《忆往编》，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5册，第399页。

[307] 屈成霖编《屈肖岩年谱》，第5页。

[30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癸酉条，《清实录》第18册，第979页。

[30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五），第1808页。

[310]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五），第1808页。实际上，熊汝梅本人并非捐纳出身，且由翰林外放知县，只是为官刚直。张之洞亦称：“熊令固好官。”

[311]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五），第1807页。

[31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庚子条，《清实录》第9册，第619页。

[313]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6，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5册，第515页。

[31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四），第1220～1221页。

[315] 《皇帝敕命诸舜发提调陕西学政》，《明清档案》第17册，第B9621～B9622页。

[316]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第424页。

[317]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30《考核教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教职考核》。

[318] 道光《钦定礼部则例》卷52《仪制清吏司·考试事例》。

[319]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30《考核教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教职考核》。

[32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30《考核教官》；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教职考核》。

[321]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0《吏部·处分例·大计统例》。教官何时纳入三年大计的问题，霍红伟误认为乾隆五十年。见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第425页。

[32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30《考核教职》。

[323] 《振饬学校使人才日出风俗日厚折》，《孙嘉淦文集》，张清林、张贵荣点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206～208页。

[32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17，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丙申条，《清实录》第17册，第994～995页。

[32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13，乾隆十七年四月己酉条，《清实录》第14册，第401页。

[326]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47，乾隆十八年九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4册，第813页。

[327]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41，乾隆二十二年六月戊寅条，《清实录》第15册，第844页。

[32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0《吏部·处分例·大计统例》。

[329] 《高宗纯皇帝实录》1298，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乙未条，《清实录》第25册，第445页。

[33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0《吏部·处分例·大计统例》；卷82《吏部·处分例·外官甄别去留》。

[331]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84页。

[332] 《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第176页。

[333]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633页。论说出于“王给事”，为黄汝成补。

[334] 《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76页。

[335]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78页。

第三章 咸同兵燹与学政地位

制度运作在承平时代与战乱时期似有不同的轨则。大抵而言，在承平时较尊崇体制名分，处乱世则更重实际事权。自雍正年间定制以后，学政制度及其运作经历了百余年的太平盛世，其官制定位成为朝廷制衡直省权力、维系朝廷与地方关系的重要一环。这种常态的制度运作在晚清战乱时期逐渐发生改变。

就朝局而言，嘉道以降，中枢重臣把持政务，多以门生故吏出任督抚、学政；同治以后皇权旁落，对于各省学政而言无疑失去作为“钦差”的主要倚傍。在晚清各省的战乱中，学政既有权限划分的弊端充分暴露。皇权的盛衰、学政实际地位的升降及其他国内外势力对各地秩序的冲击，既削弱了皇权对外省的控制，也打破了清朝此前直省权势的均衡，对晚清内外关系的格局影响深远。

第一节 稽查教门会党

学政的位尊体崇固然彰显了清朝崇尚文教的立意，可“学差”的定位又限制了学政在各地军民事务中的权限。学政长期身处直省与地方，专门约束教官士子，以“立身敦品为先，不得干预外事”。[1]至于督抚则“职任封疆，分内之事，以察吏安民为首务”[2]。两者于直省事务各有所职，互不侵权。然而，嘉庆、道光之际，民间各地动乱四起，秘密教门会党的活动不断地冲击着清朝统治的秩序。这既关乎士民教化，又与各地方官员吏治密切相关，实际上颇有“官逼民反”的讽刺意味。[3]

彼时清朝内部不断有官员奏请建立地方专门访察秘密教门的条规，并且希望绕开各府州县官，由原本不干预地方事务的学政及教官生员参与稽查秘密教门的事务。此提议涉及直省事权划分规制的调整。道光十九年，御史焦友麟关于稽查秘密教门的奏请尤其值得关注。

在晚清内外大变局来临的前夕，焦友麟所奏内容引发了稽查教匪、整饬教化的大讨论，不仅反映了学政在各省权限划分的局限，而且对深入认识清朝由盛转衰的变局有着重要意义。

一 奏请稽查会党

查禁鸦片，无疑是道光十九年清朝各项事务的重中之重。是年，因“鸦片烟流毒日深”，道光帝敕谕各省督抚督饬所属设法查拿贩卖和吸食鸦片者，展开了全国禁烟总动员。道光帝甚至将禁烟与吏治相结合，以是否认真查办鸦片烟作为各官员奖惩的标准。此举表明了道光帝惩治鸦片问题的决心，也透露出道光帝澄清吏治的渴望。因为自嘉庆以来，各地官员的吏治问题已成为上下攻击的对象。上自皇帝，下至民众动乱，均将矛头对准各地官员玩忽职守的行为。

吏治败坏更导致各地教化废坠，民间秘密教门、会党被迫兴起，威胁到清朝统治。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1839年5月23日），正在禁烟“吃紧之时”，御史焦友麟针对各地吏治松弛、秘密教门泛滥等问题提出建议，希望能够进行变革，由学政所属的教官与生员参与地方事务，达到整饬风俗、广敷教化的目的。

湖广道御史焦友麟上折奏请整饬风俗，广敷教化，[4]称：各地百姓并不理解帝王化民成俗、教法相维的苦心孤诣，近年以来各地动乱四起，“湖南有蓝逆，山西有曹顺，山东有马刚，贵州有穆继贤”，虽然历经出兵镇压，旋起旋灭，但是推原其故，“皆守令不能宣扬圣化，致使蚩蚩者氓甘罹法网，其倡乱也在不赦，其被惑也实可矜”。他根据平日所闻，历数其他秘密会社的活动，“如山东之兖、沂、曹，安徽之庐、凤、颖，河南之南阳等处，湖北之襄阳一带，风俗不淳，邪说易惑，特其恶迹未著而官吏借可苟安，即如从前所办漂高老祖、孤石大夫、无生老母，必经入告，恶习乃除，而平日守令所司何事乃秘而不闻”。此外，他还听闻山东高密县有人创立滚单会，“习其教者，男女二人方许入会，夜间聚集多人，共处一室，不给灯火，任其暗中互相配偶，又纳粟数斗，输钱数贯，即授一官，历有岁年，大干法纪”。[5]

通过罗列当时各地秘密教会的活动情形，焦友麟一方面指出各地秘密教门大量存在的事实，导致黎民罹难；另一方面推究原因所在，即各地州县官推行教化不力和“耳目所不及，访察所难周”。各地州县官即为亲民之官，又为守令官，除职掌刑名、钱粮之外，本有移风易俗的责任。可是清代中期以后，各地吏治败坏，州县官“但知用心于刑名钱谷”，上官亦以此考核，无暇教养兼施。[6]更有甚者，有些州县官勒逼百姓，酿成官逼民反的后果。

有鉴于此，焦友麟请求变更直省事权的划分，由原本“不得干预外事”的各省学政督饬各属教官及生员稽查秘密会社，整饬教化。“天下事总之一人则求备难，分之数人则责效易。”督抚大吏任重事繁，无法兼顾稽查会党，即使督饬所属的官令官，“守令讼狱催科，日不暇给，而望其专心查办教匪，虽其责所难辞，终为力所不逮，此所以因循苟且置为后图，而俗之终不可挽也”。[7]他认为与其应对失察民乱于事发之后，不如筹划于事发之前。

具体办法是，各省学政督令各属教官专司稽查劝谕，“于整饬学校之中可兼训迪士民之责”，再从学校中选择品学兼优的生员，“每关乡各数人，分任其事，将从前颁行《圣谕广训直解》，按期宣讲，详陈利害”。教官不时考察各生员宣讲情形，如有懒惰废弛等弊，立予戒饬。如教官与生员查出民间有习教烧香等事，随时会同知县查拿究办。“倘有扶同隐匿，生员连坐，教官参处，并于年终出具切实甘结，移文会县，分详督抚、学政存案汇奏。”[8]

焦友麟认为，若将此法与此前的保甲法密切结合，学政及所属的教官生员司教化，掌稽查，而督抚及所属守令查保甲，严法令，从而使教化与刑名相得益彰，达到整饬风俗、广敷教化的目的。以后见之明来看，焦友麟的奏陈确实触及了嘉庆、道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即各地秘密教门会党的活动逐渐威胁清朝统治。

道光帝对焦友麟奏折中提及的教门与会党等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忆。嘉庆十八年十月，林清等人率天理教教众攻入紫禁城，时为皇子的道光帝曾亲自率军御敌。虽已事隔多年，道光帝仍然相当敏感，在阅览焦友麟的奏折后，即令中枢大臣将原奏抄寄各直省督抚、学政，会同议奏办法。[9]

嘉庆与道光两朝对各地秘密教门均十分重视。在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事发不久，嘉庆帝便曾在钱樾的奏折上批道：“此系非常大变，朕惟有抱愧自省。”[10]所谓“非常大变”，或许也折射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进程。嘉庆帝及道光帝在林清之役后对各地民众教化问题尤其关注。

教化士民首重士林。作为清廷整饬教化的重要措施，贯彻宣讲《圣谕广训》成为首迭。嘉庆十九年十月，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生监考试一概默写《圣谕广训》。此前，清代岁科考取童生复试，俱令其敬谨默写《圣谕广训》，但生员岁科考试及贡监录科考遗无须默写。值此变难，蒋攸铦恳请敕下部臣通行各直省，凡是学政举行岁科考试及贡监录科考遗都须默写，若有不能默写者，“生员降等，贡监不录”，使生童朝夕讲习，砥砺躬行，渐收化民成俗之效。[11]清代统治者认为，士风世风互为表里，士子为四民表率，若能言行敦谨，民众自然向慕教化。

其次，统治者加强近臣对各地秘密教门与民众教化的密奏。嘉庆二十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杜堮简放顺天学政，临行陛辞，“上谕以畿辅之地，邪教潜煽非一日，随处留心。如有据，即行奏闻。又以文章可觇心术，接见士子并宜留心训诫”。清廷显然希望从畿辅等地整饬入手，渐次廓清邪教活动。另外，这也是学政较早奉旨留心秘密教门的活动情形。杜堮遵奉谕旨，在巡考岁科过程中既严密关防，训导士子，又“以邪教之行，直隶为最，又在教匪谋逆之后，爰采听各处风俗，推其受蔽之由，作《明义辟邪说》一篇”，[12]通过撰写论说，晓谕愚氓，推行教化。这意味着学政的职能开始延伸到教化民众层面。

嘉庆帝虽有谕令学政留心秘密教门事宜，却并未形成定制，故道光时即有官员相继奏请加强各地推行教化的制度，在守令官之外，由学政督率教官及生员专司稽查风教。

道光二年十一月初四日（1822年12月16日），给事中王松年奏请敦崇教化，培养民风，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以府州县等守令官奉行宣讲《圣谕广训》的得力与否，“定其功过考成”；第二，令各学校的教授、学正、教谕等官分期轮流到四乡宣读《圣谕广训》，并于每乡遴选邑绅数人在各乡朔望宣读。[13]学政所属的教官及生员定例禁止干预民事，王松年的奏议意欲打破朝廷禁例。

时值道光帝即位不久，仍以守成为主，不愿轻议变更。十一月初五日，上谕指出“国家化民成俗之方，必探其本”，至于王松年奏请的两条，一来府州县官可能为了“膺上考者，转得以空言自饰其治绩”，二来由教官与士绅至乡里宣读《圣谕广训》，“则闾阎之供亿，绅士之夤缘，在所不免，流弊滋多，且恐日久仍归具文”，“所请教官稽察生儒各章程，并令该督抚岁终将各郡属办理情形开单汇奏，案牍繁多，徒滋纷扰”。王松年所奏并未被采纳。[14]

道光五年，安徽巡抚张师诚参奏代理巢县知县成年淳一案时，称系通过密札教官查出禀报。次年，张师诚此举遭到御史何辉绶弹劾，指出“教官不准干预地方公事”。道光帝亦认为，各省督抚应“随时自行查访，毋使教职干预公事”，既不能意存姑息，博取宽大之名，“尤不得假手末僚，启倾陷之流弊”。[15]道光帝此时的考虑似更多忧虑吏治与官常，故以维护旧规为宗旨。

若将王松年的奏请、张师诚的举措与道光十九年焦友麟的奏折相比照，不难发现其中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焦友麟建议由各地学校教官及生员职掌稽查民间教门的办法，似乎已明确提出由学政督率教官和生员“干预地方公事”。道光帝居然并没有对此议直接驳斥，反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令各省督抚、学政议复奏陈，显然意识到各地风俗浇漓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饬的地步，积极推动了稽查秘密教门、整饬教化的讨论。

二 督抚议奏与政情

道光十九年，各省督抚接到枢廷抄送的焦友麟奏折及上谕后，纷纷会同学政，并移会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议办法。

率先做出回应的是山东巡抚经额布。这是因为御史焦友麟在奏折中特地指出山东高密县有人创立邪教，道光帝有专门谕旨令他严密查办。经额布在复奏中称，委员赴高密县访查，并没有发现创立邪教之人，也不存在邪教哄骗民众的事宜，又称“庸愚被诱止于佞佛信巫，若于入教之初，导以寡廉鲜耻之事，唯愚夫愚妇不肯入教”。至于焦友麟原奏中说“聚处一室，互相配偶”，经额布以为“揆之情理，断其必无”。经额布旋调任成都将军，没有就焦友麟提及的稽查秘密教门改革做出回应。

道光帝阅折后颇不以为然，指出：邪教诱人目的不外财色两端，若入教者稍知廉耻和情理，何以谓邪教？“该抚身任封圻，历有年所，何至如此荒谬不通，经额布著传旨严行申饬。”实际上，道光皇帝并不确定山东是否有“似此教匪”，如果属实，原无庸刻意搜求滋扰，若有而密访不出，则是巡抚委员侦缉巡防，实属疏懈，可能听信属员隐瞒讳饰，“嗣后别经发觉，朕惟该抚是问”。[16]此事不了了之。

农历七月以后，各省督抚、学政的议复陆续抵达京师。

湖南巡抚裕泰与学政萧良城在奏折中说，接到礼部咨文后，“当即遵移会学政臣萧良城，并行藩臬两司妥议详办”。经过一番详议后，他们觉得朝廷叠颁谕旨，饬令宣讲《圣谕广训》，各省有司或因“政务较繁，遵办不逮，或因幅员较广，宣布未周”，经查《礼部则例》中所载宣讲《圣谕广训》的旧例：“直省府州县乡巨堡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逆望咸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务令家喻户晓，该州县教官仍不时巡行宣导。”至乾隆元年，礼部又议准：“一邑之内，诚非约正值月一二人所能遍历，应饬选举约正，不拘名数，勤为宣讲。”

所以，湖南省大吏认为既有定例已经极妥，不必专门举荐生员宣讲事例，“诚以生员分任其事，虽为广敷教化起见，第恐良懦者畏避不前，强悍者武断滋事，似于化民成俗之道尚未尽善”，与其更旧章而滋生新的流弊，不如循照定制而方便遵行。湖南今后每逢朔望，除城市地方照旧由州县教官宣讲外，乡村市集中饬令地方官各择宽大庙宇，多设讲所，拣选老成谨朴之耆老充约正，专司宣讲事宜。各就地方广狭，酌量举充，不必拘定名数，由地方官查明给委造册详报上官，仍责成各厅州县教官不时巡行稽查。该约正等人果能实心宣讲，著有成效，详请给匾奖励；如敢视为具文，怠惰从事，即行革退，以示劝惩。此外，湖南巡抚裕泰又饬令各厅州县实力清编保甲，若查有民众习教等事，立时拿究，不得稍有疏纵，于年终出具办理情形，存案备查。由巡抚会同学政随时留心稽查，倘有州县官查办不力，即行指名参劾。七月十八日，道光皇帝朱批：依议，要在奉行以实。[17]

不久，湖北总督、巡抚与学政的联衔合奏抵京。他们的议复内容对道光帝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八月十五日，上谕对焦友麟的奏请方案进行了否定。道光帝本来对“令教官稽查，生员宣讲”等事表现出积极态度，可是裕泰等人奏请仍循旧章办理，而湖北总督周天爵等人称：“教职人员多半迂腐，授以稽查之柄，恐不肖诸生互相朋比，假公济私，颠倒是非，非惟滋扰，更恐牵掣，请仍责成州县，原奏应毋庸议。”[18]

道光帝搬出“自来有治人，然后有治法”的古训，在上谕中说：各省州县等官果能正己率下，百姓自必听从，至于稽查奸宄，法莫善于保甲，“如果州县官实力奉行，诚心相待，愚贱具有天良，岂有甘为匪僻之理”。[19]

至此，道光帝的态度已经转变为遵循旧章，“无庸多立科条”，表现出守成君主的本色。至于旧章中清代学校教化士民的立意，在贵州巡抚贺长龄等人的奏折中表达得比较清楚。清代建立学校，“原于教士之中兼寓教民之意”，“定例：府县教官不令经手钱粮词讼，所以使之专心课士，所置非闲曹也；为生员者平日果能率教，自能以礼义廉耻化其编闾”。概而言之，清代“以教官教士者，国家之法也；因教士以教民者，法外之意也”。[20]这表明清朝对民众的教化是通过士子间接实施的。不过，贺长龄所奏的言外之意似在为州县官教化民众不力进行开脱。

此后，虽然其他省的督抚、学政陆续回奏，道光帝再没有改变因循旧章的基本态度。各省督抚等人的奏议情形见表3-1。

表3-1 十七省督抚议奏情形

表3-1 十七省督抚议奏情形-续表

督抚中也有人支持焦友麟的奏请，如江西巡抚钱宝琛等人提出了分任教官、添设族正来宣讲《圣谕广训》的措施，却被饬令嗣后朔望宣讲之处，仍照旧章责成州县官实力奉行，所奏请方案“毋庸议”[21]。云贵总督伊里布、四川总督宝兴等人认为“教官生员访有习教等事，准其据实首报，由地方官查办”，清廷在上谕中指出：“教官生员向不准干预地方公事，若假以事权，转滋烦扰，该督等所奏著毋庸议。”[22]署理闽浙总督魏元烺等人也奏称“责令教官专司稽察，各学举生员数人分任其事”，同样被饬以“毋庸议”[23]。总之，道光帝认为各省宣讲《圣谕广训》与清查保甲应当遵照旧章，守令官责实办理即可。

尽管一些督抚学政对焦友麟的奏请不以为然，也提出在既有规章上增加宣讲教化的措施。如在广东禁烟的邓廷桢等人在议复时不忘与当时禁烟的主题相结合，奏请查禁生员、教官吸食鸦片。道光帝以“现当查办鸦片吃紧之时，若教官身自吸食，何以模范诸生，士子未尽隶清，编氓仍由观感？著该督等严饬所属，认真查禁，遇有教官生员吸食之案，按照现行新例严行惩办”。只是对于处分办法，不必另立科条，比照则例中兵丁买食鸦片处理该管官的办法办理即可。[24]

这场整饬教化讨论的最重要成果乃是一篇解释《圣谕广训》中“黜异端以崇正学”的韵文。[25]是年九月十九日，两江总督陈銮等人的议奏对宣讲《圣谕广训》提出改善的建议。陈銮等人奏请每当学政到任后，即手书《圣谕广训》，刊刻刷印多部，颁发给各地学校，“遍给各生，令其训蒙必以此书为先，无论乡塾大小，凡生童为师者，人给一编，俾令日夕解讲，即可临摹学书”。学政每三年更换，《圣谕广训》便会时常更新刊本，“乡塾奉行，精神又复一振”。陈銮还建议敕令部臣将《圣谕广训》中“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推阐演绎，撰写成韵语的文章，“或三言，或四言”，使民间易于记诵，潜移默化，“行之既久，其习教传徒者，必至无人可传无地可慝”。道光帝认为“所见甚好”。[26]

十月初四日，上谕：学政到任后，应书写《圣谕广训》，刊刻刷印，颁行各学，遍给生童，令人人诵习。翰林应推阐《圣谕广训》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撰写成有韵之文，颁发各省，由各省学政刊刻后颁发乡塾，使民间童年诵习，以敦风俗而正人心。[27]

不过，学政到任手书《圣谕广训》并非难事，难在广为刊刻。一是当时的印刷技术低下，费用较高；二是费用如何筹措并无明确规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有官员奏请崇正学、黜邪教。新即位的咸丰帝认为，“我皇考曾命儒臣恭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编撰四言韵文，颁行各省，启发愚氓”，各省官员必须贯彻落实，“毋得视为迂阔具文”。[28]这大概也说明广为刊刻《圣谕广训》等事可能没有切实推行。

此次整饬教化的议论戛然而止，其背后原因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直省督抚地位的逐渐坐实，其二是道光年间枢廷的权臣擅权，均反衬出学政在直省事务中的失势。

尽管道光帝命各省督抚与学政会同议奏，可是议奏中基本上反映的是督抚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意见，学政仅仅是随同画诺而已。早在乾隆年间，统治者已指出督抚与学政习惯于“联为一气，互相弥缝”[29]。这揭示出清中期督抚与学政的一般关系。若督抚与学政联为一气，则必然视两者的实际权势与利益而统一意见。经历了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活动，各省督抚的势力逐渐坐大，已经足以影响到原本内重外轻的权力格局。“孤悬客寄”在各省的学政，其实际权势自然无法与综揽军民吏治事务的督抚相抗衡，导致互为敌体的关系破裂，走向附和督抚的结局，从而确立了学政在直省地位的最终走向。

焦友麟提出由学政所属的教官与生员来实施稽查教门会党的职能，无异于绕开直省督抚及各地方官员管辖军民事务的权限。这显然无法得到大多数督抚甚至统治者的认同。尽管有个别督抚与学政附和了焦友麟的奏请，但是道光最早批阅的两道奏折改变了他的初衷，奠定了他因循旧制的基本态度，使得后续奏复没能发挥应有作用。

另外，大多数督抚不敢附和焦友麟的奏请还另有隐衷。其实各地秘密教门的活动早已引起督抚及府州县官的注意。据称此前州县虽或有目睹秘密会社，上之督抚，督抚则多以容忍欺饰为能事，“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宰相风示意指，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30]

所谓宰相，即是道光年间的权臣穆彰阿。他自道光初年入军机处，前后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领班军机大臣十数年，史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31]其门生遍布各省，不少督抚、学政即为“穆党”。

清中期的督抚、学政往往由儒生寒素出身，“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咨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龙启瑞曾于道光朝任湖北学政，仕宦中所见所闻，“皆如是也”[32]。

由此可见，督抚势力的逐渐增长，加上权臣穆彰阿在中枢擅权专行，导致作为“钦差”的学政在直省事务的影响力日趋衰落。

三 学政的失势

道光十九年，道光帝从防范新流弊的角度选择了因循旧章，而不另立科条，同时又饬令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官员，将既定法令循名责实。政治制度能够因循与责实的基础应是吏治清明。问题恰恰在于，清朝中期的吏治不仅已经败坏，而且成为社会问题的肇端。

孟森先生作《清史讲义》时专门论述嘉庆朝兵事，以其关系到清代政治由盛而衰的转折。“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其中，“嘉庆间苗匪、教匪、海匪，皆内地子民。所以为匪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亦必由纵弛而后容奸。寸土皆官治之地，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乾嘉之际，海盗甫靖，各地教匪又起，前接川楚白莲教活动，后接金田起义，正所谓“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嘉庆朝兵事即可验证。[33]他敏锐地注意到清代中期的政治流弊与晚清大变局的密切联系。

至道光年间，各地秘密教门、会党已经成为巨大的潜流，蓄势待发，其产生与不能根除的重要原因便是吏治败坏。焦友麟的奏陈实际上触及清中期的两大问题：一是吏治败坏；一是教化的推行不力。他提出必须在各地守令官之外建立稽查与教化民众的新制度才能杜绝后患。因此，他才要求打破既有限制，以学政及所属教官、生员干预地方事务。须知，清代《卧碑文》中明确说明：生员不许建白与干涉词讼。焦友麟的奏请无疑是要求打破清代“祖训”，尽管所陈不无书生之见，毕竟切中时弊，尚属有的放矢。

道光十九年奏请稽查教会的议论恰好介于川楚白莲教活动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间，显然并非巧合。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与学政丁善庆于九月十九日奏陈，认为固有章程的“立法已极周详，似毋庸再事更替，转多窒碍”，唯有“责成各守令仍循旧章，力行保甲，自能日期有功，正不在多设科条，转致有名无实”。梁章钜等人甚至声称，广西地处边隅，民风尚称淳朴，“向无匪徒倡立邪教之事”，从前虽偶有结盟拜会的民众，已经“随案惩办”，“现在地方均能安静”。[34]从梁章钜和丁善庆的奏折内容来看，无法掩饰欺瞒朝廷的行径。

当时的广西未必伏莽遍野，可是已在酝酿反抗清朝的秘密活动。此时还是学校生员的龙启瑞闻知金田一带有秘密会社运动，“当其时，冯云山、韦振、胡以洸等，盖无人不为本地绅民指控，拘于囹圄者数月，府县以为无是事也而故纵之”。[35]这便是梁章钜等人所奏称的“随案惩办”。

有学者指出，龙启瑞所述也有不实之处。所谓的秘密会社活动实是三合会的活动，可能与后来的拜上帝会的组织与宣传活动混淆。至于冯云山身陷囹圄一事未见其他记载。该学者也承认，在金田起义之前，广西境内确实已“有无数的反清暴动”。[36]其中一些会社的组织与民众后来成为洪秀全等人组织拜上帝会在广西扎根和扩张势力的根基。梁章钜所称“地方均能安静”，不免自欺欺人。

据称，广西秘密会社活动酝酿之际，也就是道光十九年议奏稽查教匪问题的前后，“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37]所谓“巡抚某公”，实际上即是梁章钜。[38]他在广西任巡抚有五年之久，虽为后人留下不少著述文字，却印证了广西士人对他舞文弄墨的批评。

至于梁章钜之后的两任广西巡抚，他们亦无意于认真稽查各地秘密会社的活动。所谓“继之者独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继之者”是指周之琦，“又继之者”指郑祖琛。应当说，正是因为他们“无意办盗”，促成了金田起义的爆发。郑祖琛即因太平军起义被革职。[39]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士林对于郑祖琛在广西巡抚任内“慈柔佞佛，贻误边疆”历来颇多非议。也有人注意到此事有蹊跷：郑祖琛曾炮击英人，时“官止监司，身已乞病，尚肯勇往任事，不畏督抚议其侵权，其人非全无肝胆可知。何一抚粤西，猥琐至此？”[40]如果与时论相印证，尤其是称郑祖琛善于“窥时相意旨”，不肯办盗，那么便可解释郑祖琛前后行径的差异。

太平军起事之前，广西学政孙锵鸣曾将巡考时的民乱见闻告知巡抚郑祖琛。学政考试各府州时，虽无权干预地方公事，却可以接受与学校士习相关的民众讼词，“然率不敢忤守土官，例判而已”。孙锵鸣“素以解倒悬为己任，遭广西吏治积坏，群盗横行，民不聊生，所至受讼词甚多”，不忍坐视不管，遂将民众讼词全部录送巡抚郑祖琛，希望能够为民请命，并手书千言，告以广西各地情形。

孙锵鸣称，出省巡历之初，“民气尚恬”，自至浔州后，“萑符之聚，愈积甚多，私立旗帜，悖逆以极，奸淫焚杀，惨不可言”，甚至“有谓后五日情形便不似前五日情形者”。各地民情不靖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匪盗情形复杂，虽然只有“广匪、土匪二者”，但“广匪恃土匪为乡导，土匪恃广匪为声援”，借助两广接壤处犬牙交错的地形，“此击彼窜”，官民难以措手。其二，府州县官为图“一日之便安，亦遂互相推诿”，往往坐视不管，“且有团练首事获贼解官，而转行释放，反羁团长致毙”，导致某些团练解散。其三，各地民众对现状惊恐，“民心苍黄，朝不保夕”，不得不转而与会党联络，“胁取金钱，谓之‘开角’，逼入伙党，谓之‘拜始’”。长此以往，形势将不可挽救。[41]

不过，孙锵鸣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引起巡抚与枢廷的重视。他的慷慨陈词只换来巡抚郑祖琛“不怒，亦不省”的回应。他因此叹息说：“大乱其将作矣！”既然巡抚无视于此，孙锵铭又直接上折，“言之枢府，亦不省”[42]。当时枢府由穆彰阿掌权，即所谓的“时相”。

学政孙锵鸣的访闻奏报无法得到枢廷与巡抚的积极回应，既反映出郑祖琛善于“窥时相意旨”的事实，也突出了学政在各省军民事务中的失势。

道光三十年七月，孙锵鸣利用咸丰帝登基后“令各省学政于用人行政大端剀切直陈”的时机，上折条奏四事，请求整饬各省吏治、教化与军务。

第一，“法祖制以振因循”，主要是指督抚因循故事，对于一省的诸项要政不能实力整顿，或恐拂圣意，或恐干部议，或恐招众怨，“诸如吏治之甄别，军政之举劾，库项之盘查，仓储之奏报，无非虚应故事”，将朝廷令旨，“略借一二端塞责了局，其甚者且仍视为具文”。

第二，“久委任以专责成”，针对外官调署频繁而言。中外大员一岁数调，则吏胥易滋弊混，地方因于送迎，导致利病情形无法讲求；至于守令亲民之官，因调署纷纷，“名则为缺择人，实皆为人择缺”，且有佐杂微员代理牧令事务，都是吏治大弊。

第三，“历风化以兴人材”，意在指摘当时士习与言路，希望朝廷能够“敦尚经术，奖厉名节，以风示天下，饬下中外臣工，搜访通材硕儒有能好古撰述，羽翼经传者，许以所著书进呈御览，如有可采，或量加征聘之荣，或俾列儒林之传，则莫不相劝于学矣。方今言路广开，士气渐振，尤愿皇上延访从前犯颜敢谏之臣，或特旨起其病废，或优诏询其子孙，则莫不自砺其节矣。此所谓树之风声也”。

第四，“肃纪律以饬营伍”，意在请求整顿军务。孙锵鸣以为，朝廷军务废弛，一败于英国，二不能清剿各地匪患，正所谓既不能卫国，又不能安民，“苟有缓急，更将何恃”？希望朝廷能“精择谋勇兼优威望素著之人，布之提镇，各督抚之保举水陆总兵者，必责令慎重，其选召对之日，皇上试问以山川险要，战阵攻守之宜，以观其能而简用之，尤愿威明远烛，必得其营务张弛之实，而类其进退。或密遣忠清秉正之近臣，减骑前往，抽查一二处，如有缺额之不补，克扣之自肥，老弱之充数，训练之不精，军装器械之不齐，出洋会哨之虚报，均请按法惩处。至师无纪律，临战遁逃，近来几成故习，此风尤可痛恨，亟应申明军法，以儆效尤，而营伍可饬矣”。[43]

平心而论，孙锵鸣的奏陈无一不切中时弊，并且颇有预见性，只是沾染官场习气，措辞委婉，不明指具体的人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奏折正好在金田起义即将爆发之际，时、地、人不言自明。

清廷令部臣妥商具奏。[44]三个月后，吏部起草了议复奏折，对孙锵鸣提出的各条奏陈一一议复。第一，吏部、兵部和户部查照定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将军府尹等官员，不得视既有章程为具文，切实执行。第二，吏部声称，各省调署，“如查有不合例之处，臣部亦即随时议驳，照例议处在案”。孙锵鸣奏称各省纷纷调署，难保其必无，“请旨饬下各督抚等凡实缺州县等官不得无故调署”，均按照则例办理，除非遇有要事，否则不准借词调署，以杜绝奔竞夤缘的习气。第三，礼部查照定，以为“毋庸另立科条，致滋浮伪”。第四，经兵部商议，所谓选派官员及遣员清查办法不必议，各省军务“惟在统辖大员严密稽察，不犯即惩，实力实心，事事恪遵功令，不稍为之回护徇隐，庶将领不开因循之端而备弁自不敢狃于惰慢之习，自然严肃整齐，营伍乃日见起色”。[45]总之，吏部等主张因循旧制，不必另立科条，重在循名责实。此类主张从道理上讲并无不可，不过已无裨实用。

在这三个月期间，广西秘密教门会党的活动形势已经陡然严峻。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率众起事，攻桂林，下湖南，渡洞庭，出长江取武汉、南京。其他各地会党群起呼应，蔓延清廷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起义活动迅速发展壮大。结果，时论皆指广西巡抚郑祖琛为“首祸”，因“贻误边疆”获罪。[46]

早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因山东巡抚经额布奏称并无察觉任何秘密会社，道光帝便说，日后会党活动若有发觉，即唯各官员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47]十年之后，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便在金田揭竿而起，而各地起事响应者此起彼伏。这恰好说明当年焦友麟的条陈并非捕风捉影，而孙锵鸣的奏报亦非危言耸听。道光帝不及亲眼见到这一幕内乱，而埋下祸端的各官员也不能承担“重咎”，清王朝只能自食苦果。

直至甲午战败后，济徵奏请饬令各省学政率所属教官认真宣讲《圣谕广训》，才得到清廷准奏。贵州学政严修得知后，惊为“特举”。[48]不久，戴鸿慈又奏请各省添置宣谕化导使，由学政兼充。[49]用意均在于加强学政整饬民众教化事宜。然而，时隔焦友麟所奏已经晚了近60年。一场席卷清王朝的内乱已经爆发，其酝酿与发展的时机便是他们讨论整饬教化的前后。

第二节 应对咸同兵燹

按照清代官制的权限划分，学政为京官差遣的学差，专掌学校政令与士子事宜，虽无守土牧民的权力与责任，却与督抚在地位上保持平行。而督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等官，职任地方军民与吏治事务，皆为守土之官。在承平治世，学政与督抚各有攸司，尚能分庭抗礼。迄至咸同之际，在战火纷飞的时局下，学政与督抚因事权不同，应对乱局的作为与作用难免出现很大的差异。

适逢战乱的四川学政何绍基赋诗云：“济时筹乏锦囊探，耻作书生纸上谈；文字专司归总握，安危全局敢分担。”自注称：“时事如此艰难，何敢以学政不管地方置身事外。”[50]流露出勇于担当的情怀。本节即探讨咸同之际各省学政的处境及其应对战乱、维系文教秩序的表现和成效。

一 无守土之责

洪秀全等人在广西起事后，走湖南，渡洞庭，沿江而下江宁，将战火烧到东南数省。此后，其他各地反清势力趁机而起，虽然彼此之间没有组织联络成统一整体，但是分别牵制了清军。咸同时期的战火绵延全国十数省，极大地冲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此前清朝“内重外轻”的权力格局也随着督抚势力的上升与直省制衡机制的打破，逐渐出现权力下移的趋势。

既有研究表明，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乱，各省督抚（特别是从军功崛起的督抚）的权力与组织得到明显扩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1）在经制军队之外，形成督抚自属的军队与兵制，如湘军与淮军的兴起；（2）各省督抚开始截留朝廷的饷粮，甚至建立起自行筹措费用的税制，如广泛征收厘金；（3）督抚用人权力扩张，可以自行奏调京官、外官到督抚帐下听用，并且保荐了大量官员的升迁调补；（4）建立起各种各样隶属于督抚的局所，成为各省处理军民事务的重要载体，甚至取代了原来布政使以下许多官员的职能；（5）朝廷及中枢的决策逐渐倚重督抚等重臣的意见，逐渐形成各省督抚联合上奏的事例。[51]督抚权力的坐大成为破坏此前相对稳定的内外关系的重要因素。

与督抚权力坐大相对比，除了学者已指出的“本属朝廷的兵权、财权和一时人才都在向下流去”，及藩臬“两司的跌落”，打破了各省权力结构的制衡，[52]此外还有各省学政实际地位的下降。面对战火纷飞的时局，清廷最初并不拘泥体制，偶尔也假手“无守土之责”的学政组织抗击，只是表现不佳，成为坊间笑柄。如清人笔记称：咸丰年间，张芾视学江西，孙铭恩视学安徽，都奉旨办理军务。结果，张请终制、孙请归省，“皆忤上意镌级，时方以为书生胆怯也”。[53]

揆诸史实，安徽学政孙铭恩请旨开缺回籍省亲被朝廷严饬，确有其事。咸丰三年，孙铭恩以兵部右侍郎督学安徽，到任后发觉安徽因战乱不能按期举行岁科考试。清廷以为学政“正可专心督办防剿”事务，谕令学政孙铭恩晓谕各属绅民，认真办理团练事宜，与巡抚潘锡恩协同办理防剿事宜。岂料孙铭恩先是筹议绅民如何办理团练，不久奏称“伊父年老多病，请开缺回籍省亲”，触怒朝廷。咸丰帝认为学政孙铭恩自称乃父重病，又称“深以规避为耻”，实属有意掩饰，欲盖弥彰。因“值国事之艰”，咸丰帝不欲深究此事，至于孙铭恩留任于时局无补，准其开缺回籍省亲，俟销假时降补为三四品京堂。[54]

至于张芾在学政任内奏请“终制”一说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咸丰二年八月，张芾在江西学政任内差满，旋奉旨署理江西巡抚，办理军务。[55]咸丰四年正月十二日（1854年2月9日），清廷认为张芾挟嫌攻讦陈孚恩守城事务，勒令革职回籍。[56]

咸同之际，像张芾这样从学差转授实官办理军务，反而是学政参与兵事的主要途径。江西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区域，官员的变动最为频繁。除了张芾以外，江西学政龙启瑞在任上转授江西布政使，办理军务。[57]广西学政袁泳锡甚至没有到达学政任，便因转授南昌府知府前往江西赴任。[58]

最突出的当属以编修衔出使贵州学政的黎培敬擢升为布政使。学政在直省地位虽与督抚平行，却没有品衔，其升转仍视原衔。同治年间，贵州学政黎培因在任内办理考试事宜出色，兼能协调直省巡抚与两司间的矛盾，任满后不久即以翰林院编修署理贵州布政使，襄理军务。[59]不久，他又以政绩突出，由署理转为正任，既而升为贵州巡抚，节制通省的军民事务。黎培敬这样的表现与经历可谓当时官场的异例。

其实，各省学政既非牧民之官，与民众的摩擦较少，在一般民众的印象中并不是“坏官”，声誉相对较好。如广西学政沈炳垣被擒之初曾获不错的待遇，[60]而吴存义在云南的遭遇也可佐证。

吴存义先后于道光二十三年、咸丰五年两次出任云南学政，得到士民爱戴。据说，云南回民起事，“滇省大小官署及缙绅巨室，悉罹屠毒淫掠甚惨，独相戒不犯学使署”。有传说他在按临永昌府时，因官员吏治败坏，汉回民众不时出现冲突，但仍待吴存义考试结束离城后，“乃敢互相格斗，居民多诡称为吴傔从，幸免于难”，并且吴存义曾劝导回民，谕以“天朝好百姓，幸各自爱”。[61]口碑与坊巷传闻不必确凿无疑，或许反而有助于了解一般民众的态度。

由于无守土之责，战乱期间的学政不像督抚及守令官一样投入兵事。身处动荡的时局，学政仍要行使巡考衡文的责任，肩负教化士民的使命。而一旦兵临城下，学政又要以其行谊彰显气节。冯培元、沈炳垣等人的殉节正在于此。

湖北学政冯培元大概是咸同之际因战乱阵亡的第一位学政。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督军攻城，占领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学政冯培元等人均死。[62]原为光禄寺卿的冯培元因殉节被朝廷追加侍郎衔，谥号文介。[63]

广西并没有随着太平军主力的转移而远离战火，仍存在几股与清廷对抗的力量。咸丰七年，当梧州城池被攻陷之时，正在那里主持考试的学政沈炳垣服毒未果，被拥去，初获优待，但“炳垣骂贼，求死不得。久之，乘间为书致巡抚刘长佑，请出兵袭城，密约城内民夹击。事泄，贼恨甚，磔而焚之”。[64]沈炳垣也因此得到朝廷的追谥，并建立专祠，载入祀典。[65]

即如被讥为“书生胆怯”的孙铭恩后亦在战乱中“殉节”。张芾归籍后遭遇回民起义，不屈民变。大概目睹“当时局糜烂，兵事掣肘，杀身无补忠孝，宜完留其身以有待，亦儒臣进退之义”，自被降级严饬后，反能“终全大节”。[66]

不过，出任学政的官员大多原本是天子文学侍从之臣，较少政事阅历的他们在承平之时尚能按部就班地巡考，但在面对战乱的时刻往往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学侍从之臣是否胆怯，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在战乱的十几年中，学政因故离任情形较平时频繁。兹将咸同年间学政未至差满便请离任的情形统计为表3-2。

表3-2 咸同年间学政中途离任情形

学政因革任与病免情形的如此之多，确实难逃“书生胆怯”之讥，其中包括晚清学术泰斗的俞樾和后来权倾一时的重臣翁同龢。咸丰七年，河南学政俞樾因所出考题割裂文义，被御史曹登庸参劾，并开列二十考题，“俱系不成句读，荒谬已极”。又称，俞樾“科试郏县童生，文题误出破句，几至罢考。按试河南府时，坐索棚规，逗遛三日，均属有玷官箴”。俞樾因此被革职。[67]

以俞樾的才学，竟将考题不断出错，不免令人生疑。后来，其乡里便传出隐情：俞樾“有僚婿某，官江西，城陷，全家死之”，得闻后，“彷徨终夜，次日遂出此种题，盖欲罢官以全身家也”。[68]若传闻属实，则俞樾因害怕兵乱，希望解官以全身家，才出此下策。或因如此，他晚年虽以学术名震中外，数次得到督抚学政的举荐，却均以行谊有亏，奉旨“永不叙用”。

翁同龢于咸丰八年出任陕西乡试考官，在举办乡试期间又被简放为陕甘学政。他听闻后不喜反忧，“竟夕不寐，归志甚决”。当乡试结束，同为考官的潘祖荫即将返京，翁同龢感叹潘“今将行矣，而余独滞留不去，奈何”。送行时，又“黯然无语。……连日归思填臆，肝郁不舒，医云恐成大病”。此后，他在日记中抱怨纷纷，且不断提及自己的足疾，最后上折奏请回京养病，请旨更换学政。得偿所愿后，不禁“漫卷诗书喜欲狂”。[69]

相对于江南数省来说，当时的陕西、甘肃尚属“平静”之地。作为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心存的公子，翁同龢无法适应的是奔波考试的苦差事。而东南、西南诸省的某些学政，一旦得旨因病免任，不待新任到来，便匆忙将学政关防及文书册籍移交督抚，以求速离，如江西学政沈兆霖、廉兆伦和贵州学政黄统等人。[70]这样的行径自然无法洗脱“规避”战火的嫌疑。

咸同之际因兵燹而“遁逃”的河南学政俞樾，后以“旧史氏”之名为当时殉节的广西学政沈炳垣作家传，称：“咸丰朝以学政死寇难者三人，一为湖北学政冯公，一为安徽学政孙公，与公而三焉。天子褒崇忠义，一例哀荣，易名之典，公与孙公皆曰文节。乌乎！以文而往，以节而归，固其所遭之不幸，然身虽殒而令名无穷矣。”[71]俞樾于兵乱之际得以苟全，后以读书治学自励，以经学大儒名重于世，回首前尘往事，相较于旧时同僚沈炳垣等人“以文而往，以节而归”，不免怅然若失。不知他发此议论之时，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二 乱世衡文

各省学政较少参与兵事，以奔波巡考为己任，却又无法挽救战乱对各地文教秩序的冲击。战乱中各省学政变通考试条例的具体情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也造成晚清各省学校政令的紊乱。

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咸同之际各省学政的活动情形，研究者很难探讨其连续性的行事与艰苦。其中，安徽学政邵亨豫、贵州学政黎培敬分别于咸丰、同治年间出任学政，一个前往安徽，身处太平天国战争的中心地区；一个远赴贵州，正是回苗起义的中心地区。他们的自撰年谱记叙考试活动内容较为翔实，辅以其他资料，大体上可以了解当时学政在战火中校士衡文的特殊情形。

（一）咸丰年间安徽学政考试情形

咸丰八年的安徽正是太平军与捻军活动频繁的地区。

该年八月初三日，上谕：“安徽学政著邵亨豫去。”当时邵亨豫尚在河南乡闱，虽有友人劝其筹措进退之计，不必遵旨前往，但邵亨豫决意前往，称：“安徽虽残破，既承恩命，断不复作趋避计。且本年河南系戊午兼并乙卯两科并行，典至重、任至巨，应竭尽心力，以副抡材之责，请勿复为豫虑。”[72]其实他也知晓前往安徽必然凶多吉少，这可以从其赴任前后的活动得到印证。

邵亨豫奉命后，先奏请回籍（江苏常熟）扫墓，这是此前学政赴任时未曾有的举动，似有向家人及先人诀别之意。奉旨允准后，辗转南行，至除夕前三日抵常熟，过年后即拜谒宗祠，扫墓。

回籍扫墓的心愿了却后，邵亨豫于咸丰九年正月中下旬赴安徽，二月十五日抵达歙县，十九日接印任事。由于战乱，安徽许多府州缺考已久，士子虽盼望考试，却屡以“风鹤警”迁延。邵亨豫与徽州太守本是同年，故首先促其举行府试，于四月二十九日至徽州举办院试，“先补行癸丑后三年之岁科并试”。补考完毕，已值酷暑，又举行任内岁科考试。邵亨豫自称，“往往昼则监试终日，夜则挑灯阅文治官书，或绕床思索者彻夜”，又担心自军兴后，徽州士子学业荒废，且停试已久，此次考试恐多侥幸心理，防微杜渐无不至，训士特严，告示中言辞偏激，有“本院如于抡才之际稍有私心，必为神人共殛，尔士等如于进身之始即图徼幸，亦为天地不容”等语。考试之际，警闻不断，清军与太平军在安徽境内互有攻守。

考试徽州府后，又赴宁国府考试。邵亨豫悉心考校，觉得宁郡文风皆优，而士习不如徽州。举办考试的第五日，战火波及附近，人心惶惶，阅文幕友皆欲辞行，邵亨豫不能强留，唯决计坚留考试，幸徽州援军到达，始解兵围。

考试徽州、宁国两府时，已届学政办理录送乡试事宜之期。定例，安徽乡试与江苏乡试均在江宁乡闱。此时江宁已为太平天国国都，江苏乡试不得已移至浙江。浙江巡抚称浙闱号舍不敷，只能加试江苏，至于安徽士子或借河南贡院，或于次年奏请特开一科。邵亨豫坚持安徽与江苏同借浙闱，理由是：“自军兴以后，皖南惟徽、宁、广两府一州，池太现未收复，皖北一面尤少完善之区，约计人数不过三千，仍附江苏同考办理较易。”若借河南贡院，则需通过皖北至河南境界，但皖北捻军活动频繁，士子向隅，岁科两试尚不能举行。经过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督抚与礼部之间的协调，令安徽同江苏借闱浙江。

至于士子参加录科事宜，邵亨豫于徽州、宁国府随棚录科，其他府州士子的录科则变通办法：“皖省士子避居近省者，咨明江浙各藩司，出示晓谕，令取具地方官游幕文书，一体收考；皖北士子或因道途阻隔不能绕越来徽者，通饬各属给予印票，以便迳赴浙江求试。”因此，邵亨豫考试过徽、宁二府后，即欲赴杭州，对绕道前往的安徽士子进行录科事宜。

邵亨豫正欲泛江入浙之际，广德州绅士鸠工创建考棚，请于赴浙时顺道按临。邵亨豫至广德境内，“父老皆夹道焚香迓”。虽然广德仅一州一属，考试较易，但是乡试期已近，所以他仍然于监试散场后彻夜校阅试卷，黎明发案后即接考武童，“竭八昼夜力，文武场俱竣”，旋自四安登舟抵杭州。

邵亨豫暂借浙江学政考棚录取遗才，后又移梅东皋桥行馆。而安徽各地士子绕道而来的颇多，“皖北士子有间关跋涉始仓皇抵杭者”，邵亨豫不得不曲加体恤，一律收考。有些士子为避太平军耳目，将头发照式留起，以至有仓促与试，头发种种不待修理者，邵亨豫“始亦惊异，继察其实良士，默令至安徽总局中为薙之”。

邵亨豫至安徽一年，变通旧章，通融办理安徽士子考试事宜，甚得士林之心。有师友致函称：非常之事，必处非常之境遇，以苦而得乐，功以难而见奇，为自来秉使节者所未有。

咸丰十年，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战事愈亟。时苏州、常熟、嘉兴被太平军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请安徽巡抚援浙，将徽州防事交由邵亨豫代办。邵亨豫审时度势，以为事不易为。他对安徽士大夫说：“豫一生书生，诚不堪当大任，惟徽防军仅万二千，筱帅援手，不能徒手行，当分半入浙中，所余饥疲之卒已不堪战，且浙饷久不至，每月恃江西之三万金，势亦必立溃。豫以一身报诸君子，固所愿。不甘心者谓徽祸之亟由豫耳。”邵意识到如果安徽定要驰援浙江，则自己固不能辞，生死则悬于一线。临危之际，他给京师寓所寄家信，略言：“学政本无守土责，今徽人以浙抚奏，坚欲得豫接手军务，时事如此，人心如此，豫亦无可辞，人臣生艰难之际，一身亦何敢自惜。因以所会小像二附函中，此时固不作生还想矣。”后经曾国藩率军“由浙援苏”，邵亨豫自称“幸免重寄，得优游销长夏”，则不免有些书生意气了。

咸丰十年下半年，由于清军南北大营的军事失利，安徽多处城池失守。邵亨豫所处的徽州亦失守，“艰难万状，徼幸达祁门”，又听闻原籍失守。不久，英法联军攻入京师，邵亨豫的妻儿均留都中，亦无从探知下落。邵亨豫再无初任学政时的壮志，“疾转甚”，由曾国藩据情代奏，奉旨开缺回籍调理。邵亨豫在安徽学政任上虽有善始，却未能善终，且不敢承担军事重任，无疑为大多数学政的代表。

（二）同治年间贵州学政考试情形

与邵亨豫相比，贵州学政黎培敬在战乱中的作为更有成效，且有始有终。

咸同之际，太平军虽在江南地区活动，西南边陲回苗民众与清军抗争的时间却更长。同治三年，随着清军收复江宁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可是西南边陲的战火仍然炽热。

是年八月，黎培敬奉命出任贵州学政，感叹“是时，贵州苗教各匪纵横蹂躏已十八年矣”，以“奉命于危难之间”自况。[73]他以为此番前去，责任重大，学政职责在于约束士林，“士心不固，无以安民；文教不修，无以弭乱”。[74]

经历7个月的辗转，黎培敬始抵贵州省城。入署不久，他便暗中窥探贵州官吏与军务情形，注意到督抚不合以致贻误大局，遂专折密奏，并将贵州军务、吏治废弛情形入告。[75]这为清廷及时了解贵州军务情形提供了及时情报。

同治四年六月，黎培敬首先举办贵阳府岁试，并且不收取棚规和供应，自备考场用费，又补办前任学政未考的一岁一科，共取进文武生员600余人。据称，当时贵阳城瘟疫流行，苗军盘踞龙贵，可谓内忧外患，官员们谈及考试无不色变。黎培敬力排众议，决意举行考试，待试事竣，相安无事，人心才得以舒缓。八月，他又至安顺府考试。考试期间安顺城被围，武童生“皆荷戈登陴助守”，提督赵德昌屡败屡战，幸有援军抵达，始解城围之险。不久，又于安顺府兼考普安厅岁试，并补前任学政遗留的二岁二科以及辛酉拔贡考试。

十一月，黎培敬按临都匀府。时都匀府府城已被苗军攻陷，知府驻独山州。他在赴试途中，接都匀府知府警报，请求暂缓试期。随行幕友等人皆惊慌失色，但他决意前往。至独山州时，已成三面围城之势，幸有团练首领杨杂藩守城得力，始能举办考试，将岁科并试，又补考前任三岁三科和辛酉拔贡。他自称，举办考试期间，不乏自苗军中逃出应试的士子童生，“足征文教之感人”。

同治五年，黎培敬借道广西境，经思恩、庆远等地，取道湖南的绥宁通道，始至贵州黎平府。在黎平府举办岁科考试时，又补考前任所留的三岁三科及辛酉拔贡。试毕，又绕道湖南至铜仁府。铜仁府知府、县令均害怕举办考试，又恐怕生童中藏有间谍，不利于守城，但各学校教官廪保都“以十余年无輶轩至此”为由，禀请举办县试、府试，送童生参加学政考试。经协调，最终以城外禹王宫作为试院。由于当时镇远、石阡、思州各府及黄平直隶州等地均不在清军控制区域，只能召士子童生赴铜仁府考试。黎培敬考完铜仁府后，即将石阡、思州等府按序举办岁科并试，同时补考前三任所未考的三岁三科。而与考者往往带病应试，黎培敬亲自查号盖戳，结果身染疫疾。后考试完松桃厅，即患重病，在孤城中得不到医药，“偃卧三阅月始就痊”。这几府厅的岁科考试对黎培敬而言称得上是出生入死。

至同治六年，黎培敬自松桃厅借道四川边境，绕行至思南府，在当地团练的保护下，以碧霞宫为试院进行岁科并试，又补前任的三岁三科和辛酉拔贡。试毕后，借道绕至遵义府，举办岁科并试及补考前任的一岁一科，又将平越直隶州及石阡府的龙泉等附棚考试，均岁科考试并行。后又寻僻径至黔西州，按临大定府，举办岁科考试。是年七月，黎培敬回到省城贵阳府举办科试，并将平越直隶州流寓省城的士子附棚考试。办完各府州岁科考试后，黎培敬又督同司道巡城，使是科贵州乡试得以顺利进行。九月又与巡抚会考优贡一等10人，拔贡26人。

对于黎培敬到任以来的考试举措，贵州疆吏给予了高度评价，有“輶轩奉使，劳瘁不辞，出艰入险，往来考试，深得民心”等语，并非虚言。清廷因此令黎培敬留任贵州学政，并令其会同巡抚办理剿抚屯田事宜，可专折奏事。不久，上谕：赏给黎培敬四品顶戴，署理贵州布政使。

同治三年八月，黎培敬仅以七品的编修出学差，三年后得以擢升四品，又署理贵州布政使，由学差转外任藩伯。从编修到布政使的升迁，这在清代官员仕途中不仅是异数，且是特例。正如黎培敬所称：“旧制，布政使出缺，外则按察使推升，内则阁学卿贰简放，以编修任此，二百年来所未有也。”此后，黎培敬因治理贵州有方，又荣升巡抚。这样荣耀的官职履历正是受益于他在兵燹之际应措学政考试的作为。

因此，时人称赞黎培敬“由侍从之臣，艰险洊历，以文学礼教感格苗顽，稍用兵威，而全黔赖以勘定，于同时诸勋臣中，别创一格”，可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名臣相提并论。[76]

三 招揽士心

广西学政沈炳垣在临难之前，有人以学政并无守土之责，劝其绕道广东避难。沈炳垣谢却好意，称：“学政为士林表率，学政一动足则士心摇，士心摇则民心涣矣。”[77]贵州学政黎培敬历尽艰辛考校士子，有语云：“士心不固，无以安民；文教不修，无以弭乱。”[78]这表明学政言行在兵燹中有特殊作用，即招揽士心，维系朝廷统治。

在咸同年间的战乱中，每届学政更换之期，清朝总能按时差遣京官到各省提督学校事务。如咸丰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同治三年等学政更换的年份，每至农历八月，不管各省学政办理考试的学册是否统一到部，礼部总是能够准时咨文吏部，开列待出学差的官员名单，请旨钦选官员简放。

即使在咸丰十一年八月，避难热河的咸丰帝驾崩不久，留守京师的部臣查照各省学政情况上书，“应行更换各省学政，除奉天、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五省学政业经由臣等进单恭请简放，其湖北、湖南、山东、山西、陕甘、广东、贵州七省学政，臣等谨将已考未考人员缮单并名签进呈恭候简放七员，俟发下后，臣等再行公掣省分”。[79]时在京师的翁同龢听闻此次学政简放是“入筒掣签，故部员较多，盖异数也”。[80]可见，即使学政无法“钦定”，仍按例差满更换。

学政既无守土之责，在乱世欲行使衡文的职责，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实际上，清廷不间断派遣学政的做法蕴含深意。江西学政沈兆霖离任后，江西巡抚张芾在奏请速遣学政的奏折中略申其意。他说：“学政一官，职司风化，现当逆氛未靖，邪说横兴，全赖绅衿有深明大义者启迪乡氓，晓以顺逆祸福，庶钱漕不至抗欠，团练可以举行，有裨地方，实非浅鲜。”张芾由学政直接升任巡抚，熟知学政与巡抚在乱世的不同职能。他注意到江西“南康等处竟有革生劣监倡议馈贼之事”，归咎于此前学政的教化无方。在新任学政未到任前，他循例兼署学政，“益觉责有攸归，惟有随事劝惩，多方剀谕，使秀良者观摩益善，顽梗者革面洗心”，从而团结绅士商民，共同抵抗太平军的活动。[81]

张芾所言不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若非各地士绅捐助饷银与捐输团练及工事等活动，清廷是否能够维持其统治还是未知数。士绅捐助捐输的奖励之一便是增广各地府州县学的学额以及乡试中式名额。而按照学额选拔生童入学正是学政的职责。

所以，清廷坚持及时更换学政。如同治四年云南巡抚鉴于战乱奏请毋庸简放学政，仍差遣新学政。时人不解朝廷用意，称“不知何以又有是命”[82]。学政在乱世中衡文校士的活动不仅代表了天子巡行教化，显示出清廷对待战乱的稳定心态，而且在战火中举行考试坚定了各地绅民对清廷的信心，使官绅士民联为一体，为保护利益而与太平军等武装相抗衡，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势力。学政的权限虽不直接应对兵事，却通过间接的途径佐助督抚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不过，学政在乱世中衡文不得不有所变通。如广西战乱甫起，孙锵鸣便无法按照定例去巡考某些府属，也不能按时举办科考和录送生监参加恩科乡试，只能与巡抚联衔会奏，请求战事结束后展期举行。[83]太平军攻入湖北武昌后，学政冯培元殉节，而新任学政冯誉骥到湖北后也不知将于何处驻扎，后奉命得知“现在德安无事，可暂住德安”，但“学政衙门经省垣失守之后，所有册籍文卷有无散失，亟应查明”，而且无学政关防办理考试，先刻一枚木质关防权且行事。[84]至署理湖广总督杨霈委员将湖北学政关防送到后，冯誉骥才将木质关防销毁。[85]

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地处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区域，考试事宜时办时停，而岁、科是否分考也成为议题。咸丰四年，江西学政沈兆霖因病离任。巡抚张芾查知“江西十三府一州，岁考科考向系分棚按试”，前任沈兆霖到任后已经考过瑞州、临江、袁州、抚州、建昌、南安、宁都等七府州岁考，按照定例应接考赣州府属，因患病停考。当时江西军务繁忙，地方不靖，江西的南昌、吉安、饶州、南康、九江等府均因太平军活动而无法举办考试，而且新任学政吴若准到任还需要时日，若一概令岁科分考，恐怕赶办考试已来不及。张芾奏请，除南昌府是学政驻扎之所，仍当分棚考试外，其他“被兵之吉安、饶州、南康、九江四府，与离省较远之赣州府，均请岁科并考”，“此系暂时权宜办理，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后来新任学政即照此办理。[86]

战事严峻的江苏，学政停考及权宜办理的情形较之江西更加突出。江苏不仅太多府州无法考试，连学政驻扎的江阴县也成为时而失守时而收复的危城。咸丰十年后，江苏战事略微减少，学政孙如僅开始补办考试。许多地方的考试事务，“为鼓励人文起见，不得不通融办理”。[87]

咸丰十一年，逢清朝每十二年考试拔贡之期。时值战乱，各省学政考试拔贡不得不变通延期举行。次年六月，各省拔贡赴京朝考试的人寥寥无几。翁同龢注意到，“如福建则无一人到者，其余各省有尚未举行选拔”，所以才人数稀少。虽然如此，为鼓励人心，此科拔贡的铨选相当优厚，“各省拔贡用小京官者六十三人、知县五十一人、教官二人”。[88]直至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65年6月22日），四川等省的拔贡才赴部候试，仍然允许准其补试，仍列等第。六月十二日，朝廷补行各省拔贡朝考，“盖旷典也”。[89]

咸同时期，尽管晚清个别学政在兵燹中有着突出作为，勇于乱世衡文，坚持尽忠履职，借此鼓舞广大士民的热忱，却无法扭转清代中期以来各地学校日益废弛的残局。相反，连绵起伏的战乱一方面导致许多学政无法如期按临考校生童，一方面又迫使士民离散，缺乏相应的考课，以致学业荒废。这对于本已徒具形式的各地学校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四 整饬战乱流弊

各省学政虽名义上“专督学校，督抚、藩臬不许侵其职掌”[90]，事实上，学政仅专司考校学校生监等事务。各地学校事务的权责不一：学校政令由礼部掌管议定；岁科两试与考贡等事务由学政专司；学校日常事务与课士责归教官；至于学校营建与修葺则权归守令官员，属于地方事务，所谓“修学，有司职也”。[91]由于学政无法直接主持战乱后学校的营建与修葺，不仅直接影响了整饬乱后学校流弊的成效，也大大降低了学政在直省的实际地位。

历经战乱之后，各地学校的场所设施要么毁于战火，要么久未修葺，只有学校之名而无学校之实。晚清学政在衡文校士时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安抚战乱之后不甚平静的士林。然而，作为各省文教政令的实施者，学政既不职掌议定政令，又无法干预地方事务进行修葺学校设施，只能以“奏请”的形式，请求朝廷饬下礼部梳理政令，使之整齐划一，并请饬下督抚及地方官修葺学校设施，印刷经史等基本书籍，从而重建各地文教秩序。各地学校事务以学额、房屋与藏书、学政考试条例最为紧要。所以，学政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分别奏请，希望朝廷饬令相关官员进行整顿学校事务。

（一）限定学额

晚清学校诸多弊端固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其他战乱，可是清朝政令亦应承担部分责任，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增广学额奖励各地士绅捐输的政策。

为了筹措战乱所需的巨额军费，清廷不惜广开捐输之门，凡是捐输一定额度的银两即可增广本地学额。俞樾指出：“自军兴以来，资粮屝履，不能不取给于捐输，今朝廷恩施优渥，除本人得奖叙外，有加广学额之事，诚旷典也。”[92]不过，旷典的背后却是每况愈下的文教秩序。此举引发部分府州县学额的暴涨，使各地入学之途变得既宽且滥。

清代各省府州县等学校学额是学政岁科考试时取进童生入学数额的依据。因为各府州县学的学额多寡与该地的士风、民风有莫大关系，所以清廷往往以增加学额作为施恩地方的手段。“广学额”是指在原有固定的学额上加恩增加，往往只是临时性，不作为“例”，但也有“永广学额”，即是将增加的学额纳入原来固定的学额中。光绪朝编纂《大清会典事例》时，将这两种广学额从名目上做了区分，前者称为“增广学额”，后者称为“永广学额”。[93]

既有研究指出，清朝大规模增广学额的措施有两次。一次是在乾隆盛世，一次即在咸同乱世。虽然都是“旷典”，除了数量之大有共性以外，无论是时代背景、目的，还是操作程序及效果，两者都相去甚远。有学者根据《清实录》记载将两次增广学额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史实上说明了咸同时期大规模增加学额，“完全脱离教育事业的发展轨道，不顾及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混乱，搞乱了人心，而且对培养人才毫无益处可言”。[94]

具体表现为，从咸丰三年开始，“凡绅士、商民捐资储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所广之额浮于原额，还可递行推展，展至数次仍有余额地，则可奏请为“永远定额”。至同治七年，学额的价码提升到“其一厅一州一县，捐银至二万两者，酌加文武学额各一名”。捐输途径主要是捐输军饷，此外还有捐输团练、守城出力、捐修城工、捐建文庙、捐输船炮、捐津贴、捐输欠饷等十四五种名目。据不完全统计，这批增加的学额涉及20个省，仅永广学额就达4707名。[95]如果按照当时三年两试的入学考试机会计算，每任学政期间全国较以往多录取近万名生员。

与学额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战乱的影响，许多士民流离失所，应试生童的数量大大减少。战乱之际，学政的岁科两试无法正常考试，所谓增广的各地学额还停留在“纸上空文”。随着清廷逐渐戡定战乱，各省岁科考试能够照例举行时，学额之多与应试者之少形成鲜明对比，学政如何取进生员无疑面临两难的境地。

俞樾注意到这个矛盾的现象：东南各省兵燹之后，“市廛寥落，村聚凋残，学额虽增，而应试之人转减”，以至于同治七年间杭州无法举行县试，缘以该县只有“童生二人，其一甫学作起讲，未成篇；其一在乡间开酒店，农事尚早，饮酒人多，不克分身，应试皆须待三四月间也”。但是，这两人均于是年入学。正所谓“举此一端，学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见矣”。[96]由此可见，学额太滥与应试者的水平下降，两者相互作用，成为学校滋生流弊的大问题。

如果说，学额泛滥的责任在于清廷，但应试者的水平下降则在于战乱。受到战火的波及，许多士子流离失所，无法安心读书问学。咸丰十一年正月，时为苏州生员的吴大澂避难上海，读陆游诗集至“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句，情不自禁感叹身世：“我生不辰，遭此乱离，如鸟失巢，漂泊何定！且奔走衣食之不暇，又安得明窗净几，闭户读书之日！学问功夫，不进即退，悠悠忽忽，时不再来，扪心清夜，掩卷怃然。”这无疑是当时大多数士子心境的真实写照。不过，吴大澂比较自律，决心“以后无事，当向亲友借书数册，无论经史子集，当潜心研究，或流览泛观，有得则笔而录之，别为条记，不致掩卷茫然。如此数月，虽无所成就，或与自家身心稍有裨益”。[97]在战乱中能够有书可读，且能沉下心坚持读书者实在寥寥无几。

针对当时额多人少的问题，曾任学政的俞樾认为，最佳办法是学政录取生员时，“仍如原定之数，而酌加乡试中额以偿之”，可惜“无人言之于朝廷”。[98]

学校取进太滥，生员自然良莠不齐，势必影响到学校储才与课士的本意。同治年间，湖北学政张之洞注意到这个问题，及时上奏朝廷。他指出，清廷本来对考取文童的立法甚严，“府州县录送文童，荒谬不通至五十卷以上者参处”。自战乱以来，遭遇战争各省份士子流离失所，备尝艰苦，各省学政“是以于考试时，每宽其科条，广其登进，借以培养士气”，但流弊亦由此而生。

张之洞考试时发现府试和县试所录进的文童过滥，府州县官积习相沿，考试文童时全行录送，并不遗漏一人，以致学政院试时，“每有涂写杂字，并抄写他题成文，以及枪冒传递怀挟”等弊端，层见叠出。如果士子入学“得之太易，学问寝荒，人数过众，则官师之约束难”，学校“取额过宽，则士林之流品杂”，反而容易败坏士习文风。因此，清廷应该一方面饬下督抚，于捐输团练经费等项呈请广学额者，务必切实核减，再请上奏；并请饬礼部官员，将原定捐输学额章程量加变通。[99]

张之洞指出的正是学额太多、童生太少的学校弊病。同治七年七月，统治者以为湖北省如此，其他遭遇战火的各省情形大概相去不远，谕令各省学政严饬各府州县，考试文童时务须查照旧例，录送不得过滥，并令礼部议奏如何变通捐输章程。[100]稍后，御史张景青也奏请宜限制各省捐输增广学额。[101]

不久，礼部奏定：各省府厅州县，除原定学额及永远定额照数取进外，所加一次广额，应该比照恩诏加额之例，“大学七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以示限制”，至于所剩余额，分届递广。若应试人数不敷及实在文理不通者，责成各省学政录取宁缺毋滥。[102]这反映出政令对一次性广额，即“增广学额”的限制。

同治十年，礼部再议准：各省捐输，只准“请加一次文武学额，不准请加永额”。至于从前已加定额，由各学政于岁科两试严加考察，如有文理荒谬及素行不端的生员，“仍照定例办理”。[103]这意味着对各地学校永广学额的限制以及“已加定额”的剔除。至此，学政录取生员的额多人少问题，至少从章程条文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二）修学校与补藏书

相对于学额问题而言，各地学校的设施毁坏情形更加严重。表现为一是学校房屋大量毁坏或废弃，二是学校藏书流失严重，甚至荡然无存。

人文渊薮的江苏同时也是遭受战火最严重的地区。据称江宁省城及常州府城所属各州县学宫大半在战乱中焚毁，“有片瓦无存仅剩地址者，有被毁半壁尚堪修葺者”。[104]饱受战火的江宁城其破乱情形令人触目惊心，“城池初复，瓦砾填街，骷髅满目，杂以粪秽，臭气逼人。河渠久塞，尸骸粪土几填满，饮水辄病。户口零落，游勇散居，难民回籍，索房索妇女者无虚日”。至官衙公署，普育、清节、义学、同善各堂，救生各局，钟山、惜阴、凤池各书院及先贤忠义祠宇，皆荡然无存。[105]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不久，某些官员已经注意到太平军与白莲教的活动不同，后者主要“劫掠乡村”，前者“专攻省会，郡县城池”。不过清兵无法同时兼顾省城与外府州县，“分兵少仍不敷堵截，分兵多则根本空虚”。外府团练众多，初以应付白莲教的方式，不肯齐心协力守城，“但保本村，置城垣于不问”。[106]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早期乘势发展壮大，从广西一直蔓延到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且攻克许多城池。

各省府州县学校均设于城郭，内供奉孔子等儒家先贤。太平军占领城池以后，排斥学宫文庙的祭祀，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太平军活动区域下的学校设施难以避免被摧残的命运。[107]

学校被毁后，在学生员流离失所，不仅学业荒废，且往往借口谋食，“投效军营及干与地方公事，冀图薪水，兼谋保举，于圣贤修身为学工夫久置不讲”，士风败坏也波及世风不淳。[108]

当曾国藩、李鸿章等率军镇压了太平军后，复兴各地文教进入清廷恢复统治秩序的日程。曾国藩提出应先办乡试以鼓舞士气，而李鸿章在苏州召集绅捐兴建府学。学宫是士习风化的关键，可是江南各地府州县学宫大半在战争中被焚毁，地方官绅财力竭蹙，没有能够立即着手此事。所以，修葺学宫是晚清各地官绅恢复文教的重要工作。

同治四年二月，陕西道御史汪朝棨奏请江南各地应尽快修葺学校，召集外游士子安心课读。至于经费来源，则设局捐输。[109]清廷颇以为然，“国家设立学校，原以端士习而正民风。现在江南地方，已臻厎定，各州县学宫，如有被贼焚毁者，自当次第兴修。”即谕令曾国藩、李鸿章等妥议具奏，并设法整顿书院。[110]

生员因战乱散处四方，一时难以尽返学校课试，所以虽有教官举办月课，应试者却寥寥无几。同治五年九月，湖广道御史范熙溥以为当战乱之后，尤其要注重整顿学校，培养士气以正人心，而各省士民流离转徙，学业半荒，更加需要教养，可是各地学校只能容纳本地籍贯士子，难以速行教士养士的功能，莫不如将各直省郡县所建书院立即着手整顿，不仅招揽生员，而且容许举人肄业，每月课试，“师友借以切磋，官民因而联络”，关键是能够给予肄业的举人生监膏火，使其有所教又有所养。范熙溥此议，主要是鉴于闽浙总督左宗棠与福建巡抚涂宗幹“深知闽省举人贫不聊生”，在省城创设举人肄业膏火。范熙溥认为，“以闽省万难措注瘠区，而左宗棠、涂宗幹尚能筹款添设”，应该推广到其他直省府州县仿照实施。[111]范熙溥此举显然是为了平抚战乱后的士子之心，不使他们因生活贫困与仕进中断走向清廷的对立面。清廷随即令礼部议奏。[112]

各地学校在官绅捐输钱粮及捐修文庙中陆续复建，却还没有解决书籍问题。各地学校本来专设藏书之所，收藏皇帝御纂和钦定的经史等书籍。雍正、乾隆年间，清廷降旨令督抚、布政使将钦定经史书籍重新刊刻，并且允许坊间印售，各省督抚曾将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购买，颁发各学校收存，供在学士子研读。学校被摧毁的同时，书籍也多流散毁损。如浙江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113]湖北学政张之洞称湖北自遭遇兵燹以后，士民转徙，“书籍散亡”。[114]士子无书可读，成为学政整顿文教秩序的障碍。

同治六年，江苏学政鲍源深对江苏各地学校缺乏书籍的情形作了详细说明。鲍源深自到任后，按试所经各属时留心访察各学校情形。如松江、常州、镇江、扬州等地，向来号称人文极盛，结果学校藏书荡然无存，布政使衙门旧有的钦定诸书刻板也都毁失，民间藏书家的卷帙悉成灰烬。战乱平定后，各地虽偶有小书肆，所刊所卖的经书俱系应付考试的删节本，简陋不堪，使向学的读书人无书可读。江苏省尚且如此，东南其他各省的学校情形恐怕也如此，“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

鲍源深本来想请旨将武英殿版诸书重新颁发各地学校，但恐内府所存无多，且武英殿书版已经久未修整，难以刷印。“由内颁发，不如由外购觅。”一方面，请敕各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将旧存学校中的书籍设法购补；另一方面，令督抚筹措经费，重新刊刻书籍。

当时江宁省城已经设局刊书，所刻四书五经只是塾中读本，还没有刊刻大部书。“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因此鲍源深主张应将钦定诸经义先行刊刻颁发各学，也可按照旧例，允许书贾印行售卖。“至穷经之外，读史为先”，全史的卷帙浩大，经费不充裕的时候应先将御批《通鉴纲目》《通鉴辑览》等书刊刻，令士子读后大体能够贯通古今史事。其余诸书，待日后缓行。鲍源深特地声明，各督抚不应以经费支绌为托词，因为“戡乱，则整武为先；兴学，则修文宜亟”，况且购书、刊书所需经费不及筹饷百分之二三。乱后兴学育才，实为“中兴之盛举”[115]。

五月初六日，上谕：现在亟应振兴文教，不能使士子有志读书而书籍难以购觅，令各省督抚将旧存学校中的书籍广为购补，并将清朝历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优先重新刊刻，颁发给各学校，同时也准许书肆刷印，以广流传。[116]时人称当兵燹过后，清廷将“以文治润色中兴”，遂谕令“各行省设局刊布先儒遗书，以兴学道俗。于是江浙、湖鄂皆次第开书局，总其事者多一时贤达”。[117]江浙湖广等省督抚接令后，迅速办理官书局，选派得力人手校刊经史书籍，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直至光绪年间，一些学政到任后有感于学校书籍缺乏，仍捐俸筹款，办理官书局刊刻书籍。如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四川办理官书局；光绪十七年，陕西学政柯逢时在味经书院设局刊书；[118]维新变法期间学政严修在贵州设局刊书[119]等都是为了解决战乱之后书籍缺乏的问题。

如果说学政在战乱之际无权应对兵事，在各省事务中的地位已经降低，那么整饬乱后文教流弊的举措再次减弱了学政在各省事务中的实际影响。从军民事务到学校事务，各省督抚的作为均成为关键因素，势力逐渐坐大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第三节 内外失据

清代前期，学政在体制与地位上的尊崇，实质上源于背后有高度集中的皇权作为支撑。学政以“钦差”视学各省，与督抚地位平行，所体现的即是皇权的无上权威；至于暗中监察直省吏治及地方情实，平衡直省权力体制，这种沟通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设置用意，当然也是在于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所以，清代学政地位的升降与皇权盛衰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至于学政在各省执掌学校政令，不过是具体执行朝廷颁布、礼部议定的政令，具体表现为遵照《钦定学政全书》等政书条例，循例考试各府州生童，从而为学校和科举储才与选才。在政令不便实施之际，亦需奏请礼部划一政令。[120]因此，学政能否有效实施清廷的文教政令，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礼部能否及时参照各省实情将文教政令进行整齐划一。

因此，咸丰朝以后，随着皇权的旁落以及礼部迟迟未能完成亟须更新的《学政全书》，晚清学政的威望与地位逐渐降低，渐渐处于内外失据的尴尬境地。

一 差出多门

咸丰帝之后，同治、光绪二帝均以幼主即位，皇权旁落后宫及枢廷大臣。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钦差”的学政在名分与地位上表现出微妙的变化。此前由皇帝钦点的“钦差”沦为“差”出多途的学臣，名分虽在，可是在旁人眼中已经不复昔日的尊崇了。

突出的表现是，众多在京翰林等官员通过奔竞夤缘枢廷大臣或者后宫近侍，希望获得简放学政的机会。换而言之，学政一差或为后宫鬻卖官员的途径，或为枢臣笼络门生故旧的手段，而非皇权沟通内外关系、平衡权力的特殊设置。

权臣侵权或干涉学政差遣之事，在康熙年间明珠柄政时已经出现。此后，雍正创设考差法及钦点学政之制，在维护学政名分与体制的同时，用意显然是避免京官奔竞此差，将差遣学政之权统一收归皇权。乾嘉之际，当和珅权倾朝野之时，又有传言吴省钦、吴省兰等人奉旨简放学政即因为奔走和珅之门。[121]后至道光朝穆彰阿擅权，各省学政往往由儒生寒素起家，“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122]，已渐破坏清朝设置的本意。

迄至同治、光绪两朝，各省学政的差遣虽仍需经考差之法，可是确定人选之权已旁落于后宫及枢廷之手。大体而言，约有两端。

其一，慈禧等统治者重用掌权后所取进士。同光之际的著名学政，如张之洞、许振祎、黄体芳、朱逌然、吴大澂等人多是慈禧初掌政权时所点进士，均能迅速获得出任学政的机会。诸如张之洞、朱逌然还不止一次身膺学差，张先后出任湖北和四川学政；朱逌然则曾为湖南和四川学政。此为笼络新进官员的重要手段。

此外，慈禧还通过近侍鬻卖学政等差员，获取厚利。影响所及，有官员不惜贿赂慈禧近侍，希图出任学政。

熟知光宣掌故的王照称，慈禧鬻卖各种肥缺为常事，包括诸如各省学政、乡试主考等“清贵之官”。此类差员的简放，“因考差例不发榜，帝简在心”，“原为元首之特权”，“然心简所在，必有御笔暗记之名单，则近侍窥及得以出而招摇，久之而风气自然败坏。翰林官与阉人遂成密切之地位。此奇怪之象实始于慈禧”。[123]除慈禧之外，光绪帝的宠妃珍妃及近侍王有亦有尝试鬻卖学政与主考，只是事败后获罪。

湖南学者王先谦出任江苏学政便有传闻是通过贿赂慈禧近侍李莲英而得，因此惹起争议，至今聚讼不息。晚清笔记称：“王益吾祭酒先谦之督学江苏也，名与黄漱兰侍郎齐，外间传其实贿李莲英而得此差。”[124]熟悉晚清京师掌故的文廷式亦称：“或云王先谦得李太监之益，未知果信然否？亦足见人贵立身于早也。”[125]此外，朱一新弹劾李莲英的奏折，其中便提及“内外各官入其彀者指不胜屈，甚且鬻学政，卖使臣”，识者以为可能影射王先谦贿得学政事。[126]可见这一传闻久为京师官场与士林的谈资。

此传闻的真伪今已难以定谳，但是这类传闻在当时确实足以损害王先谦及学政的形象。尤其是朱一新弹劾李莲英“鬻学政”的罪状，虽然未必确指王先谦，但是足以反映出京官通过慈禧及其近侍贿买学政的风气。而以“有太监门径”可以贿买考差、学差，也成为京师广为人知的终南捷径。[127]

其二，枢廷汲引门生与同乡。科举师生情谊与同乡之谊在中国古代最易滋生官场结党的风气。尽管曾被清朝统治者反复申诫，可是始终成为清代官场与士林拓展人脉的重要途径。同光之际，枢廷权势增重，先后有南北之争、清流与浊流等派系纠葛。各军机大臣基本上是以科举师生与同乡之谊为其扩张势力的主要手段。如李鸿藻为军机大臣，除姻亲故旧外，“其他则直隶人及甲戌会试门生，得意者居十之九”。翁同龢后为南派领袖，“取材半乡闾”。各派用人行政，自各部司官、御史，在外的督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等，乃至办理洋务之人均表现出援引门生故旧的明显痕迹。[128]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称：“光绪初年，翰林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军机大臣偏重门生，不无可议，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129]这也能够反映出晚清学政差遣的大体情形。

各省学政从天子钦差沦为枢臣门生，又可以通过贿买而得，立身已行止有亏，在内外官员的心目中自然不复昔日的威望，无形中削弱了其在京官、外官体系中的尊崇地位。尽管晚清有三位学政敢于密奏本省吏治民情，如“光绪二十八九年贵州学政赵惟熙于地方吏治之疲玩、游匪之滋蔓、抚臣所朦蔽不奏者，再三剀切上陈。而广西学政汪诒书亦极言边营通匪之害，陕西学政沈卫并特参郭人漳妄杀之惨”[130]，也得到清廷的采择施行，但与个别勇于直言的学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学政不敢直言本省政情的弊端。

总而言之，晚清皇权旁落形成的后宫女主和枢廷重臣擅权的朝局削弱了学政作为“钦差”的体制名分。所以，清末报章评论各省学政“殆无一由于上意者，不过政府诸公以应酬其门生故旧而已，遂至各省学政新旧杂遝，错出不伦”。[131]随着清末学堂体系的构建与推广，学政在外省的地位越来越不为当时人所重，终以裁撤收场。

二 政令紊乱

在威望与地位削弱的同时，各省学政履行职能的政令与运作制度也遇到极大的挑战。

咸同战乱之际，许多学政往往不能如常进行岁科考试，对以前考试条例进行变通成为常事。如战区中的江西，学政冯誉骥奏请将未经考试各府进行岁科并考，即将两次考试一起进行。同治年间，继任者何廷谦认为岁科并考是战争期间的“一时变通之计，未可援以为例”，但是江西边远州郡情形应该依照外省成例进行岁科并考。

据嘉庆年间所修《钦定学政全书》记载：“如江苏之徐海、浙江之温处、湖南之永顺、湖北之郧阳、四川之夔州雅州、云南之东川昭通等处，或因道路窎远，或因地方苦瘠，均经先后议定永远岁科并考在案。”江西省14府州的巡考按临，“学臣按试舟行者十之九，陆行者十之一”，南安府距省城1300余里，舟行须34日，宁都距离省700余里，似应援照成案进行岁科并考，“则三年中士子应考，州县办县考、学臣按试俱仅一次，庶于士林之寒畯、地方之支应、学臣之职守，皆有裨益”。[132]事实上，何廷谦的奏请针对的是承平时期的制度如何在乱世后变通。

这种意见得到朝廷认可。同治四年，礼部议准，将南安府改为岁科连考，至于宁都州可以暂行岁科连考，等到地方民气恢复后，可由督抚、学政奏请进行岁科分考。于是，何廷谦及后来的继任者，至少到同光之际的李文田时，都按照“新章”进行岁科连考，将奏请分考的责任留给“后任者”。[133]

咸同以后，诸如此类的变通考试事例不胜枚举。一方面表现了战乱对既有制度条例的冲击，另一方面反映了重新拟定新条例的迫切需求。所以，续纂《学政全书》一事纳入礼部的议事日程。

《钦定学政全书》及礼部不时增订的条例是各省学政办理学校事务的主要依据。自嘉庆十七年增修《钦定学政全书》以后，久未续订。原书所记载的考试条例至嘉庆十七年止，此后礼部所议定的条例没有续行纂辑，各省学政往往遇有牴难事件，无例案可循者，或奏明请旨，或咨部请示。若是在承平时期，事事照常办理，其相互牴牾事例尚不多见。

由承平转入乱世，遭受战乱的各省学政衙门所存文案册籍多不齐全，以至于每遇考试，或数种事例并行。其中一些事宜，如补廪出贡之类，多有不能拘守常例，因时变通之处，“往往同一事情，此省与彼省办理两歧，前任与后任援照各异”。根本原因在于礼部没有颁行新例，学政缺乏统一的章程。[134]

因此，江苏学政鲍源深同治六年奏请饬下礼部增修《学政全书》。按照乾隆三十二年学政吴绶诏奏定，《学政全书》统以十年为期重新纂辑一次。虽然后来执行过程未能按期编纂，只在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先后增修，“今已阅五十余年之久”，应由礼部将嘉庆十八年以来所颁行条例中与学校事宜相关者，再加厘定纂辑，并将咸同军兴以来各省考试变通章程整齐划一，颁发各省，使学政及提调、教官等确然有所遵循，不至于办理时互相出入。这既有益于振兴学校，也能体现王朝整顿教化秩序的决心。[135]

五月六日，上谕礼部把嘉庆十八年以后学校事宜条例按照《钦定学政全书》体例，分门别类，重新编纂，从而将战时的变通条例整齐划一，使各省学政考校士子有所遵守。[136]

清代政书的编纂从来不只将条文简单归类抄录，而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梳理制度与厘定条例过程。时为学政的鲍源深不仅注意到战乱后的文教之弊，而且能够洞察弊端的深层原因。他认为，如果能够从文教政令上将嘉庆年间以来的条例进行一次细致的梳理，不仅为了各省学政政令的统一有序，而且可以将日益松弛的学校规制引至正常轨道。平心而论，这是清朝重新振兴文教的重要时机。

在晚清吏治败坏的大势下，京官办事往往因循拖沓。礼部虽遵照谕旨开馆编修《学政全书》，却迟迟未能完成。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5年1月14日），江西道监察御史汪鉴指出礼部承办官员固然“误于因循”，实际上还在于缺乏经费，奏请顺天府酌定征收地租充当礼部修纂《学政全书》等政书的经费。[137]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将维新期间变通考试办法改回旧制，尽管不断声明《钦定科场条例》和《钦定学政全书》是朝廷取士的准绳，[138]可是新《学政全书》仍然续而未成。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山东道御史陈璧奏陈，《钦定学政全书》为各省学政校士的准绳，士子立身的根本，“自嘉庆十七年修后，距今八十余年，累朝圣训，理应接续记载现行事例，亦宜分别汇编。虽经礼部开馆续修，久未竣事，应请饬下礼部督率司员限期修竣，缮册进呈，恭候钦定颁发直省学宫，庶人人得所指归，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139]可是依然无果。

直至学政被裁撤，礼部纂修工作仍然未能完成。[140]晚清学政奏请纂辑新的《学政全书》一事不了了之，无异于错失了整顿文教秩序的良机。

余论

道咸以前，学政之所以能够在直省发挥“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重要作用，原因有二。一是皇权的高度集中，保障了学政的位尊体崇，以及“钦差”的权限；二是当时督抚及直省的权势仍然较弱，事权集中于朝廷。明代废除行省制以后增设的巡按、总督、巡抚均是临时性的差遣，且隶属于都察院衙门[141]，清初亦然。由于督抚的设置不定，因此各省学政能够出入于京官与外官之间，以类似巡按的身份，发挥沟通内外关系、平衡直省权力的作用。

清中期以后，各省督抚的设置趋于稳定。随着镇压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督抚逐渐坐大，建立起各类协助军政事务的局所，成为节制全省文武官员与军民要务的实体。但是，作为学政背后支撑的皇权却由于幼主即位旁落于后宫及枢廷之手。学政由“钦差”沦为夤缘与贿买的对象，加上岁科考试弊端丛生，无疑降低了在清朝体制与世人心目中的权威性。此降彼升，学政平衡直省权力的制度用意寖失。

[1]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11-32。

[2]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23-09。

[3] 孟森：《清史讲义》，第361页。

[4] 焦友麟此次上折是否别有隐情，不得而知。

[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09-19。

[6]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95～896页。

[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09-19。

[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09-19。

[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142页。

[10]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305-115。

[11] 《绳枻斋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0册，第88～89页。

[12] 《杜文端公自订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29册，第377～380页。

[1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45-33。

[1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595～596页。

[1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9《礼部·学校·教职考核》。

[1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279页。

[1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09-42。

[1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183-07。

[1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331页。

[2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10-10。

[21]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347页。

[22]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353、386页。

[2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408页。

[2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434页。

[2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00《礼部·风教·训饬风俗二》。学界对《钦定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四言韵文》向来不详其原委，其实这篇韵文的诞生正是缘于道光十九年清廷整饬教化的大讨论。

[26]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5-58。

[2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407～408页。

[28]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3，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己巳条，《清实录》第40册，第335页。

[29] 《乾隆朝上谕档》第14册，第236页。

[30] 《上梅伯言先生书一》，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24页。

[3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中华书局，1977，第11417页。

[32] 《上梅伯言先生书一》，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24页。

[33] 孟森：《清史讲义》，第361页。

[3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10-32。

[35] 《上梅伯言先生书一》，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24页。

[36]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第168、171页。

[37] 《上梅伯言先生书一》，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24页。

[38] 梁章钜于道光十六年四月由直隶布政使迁擢广西巡抚，直至道光二十一年调江苏巡抚。参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第1681～1685页。

[39] 周之琦，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任广西巡抚；郑祖琛，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在任。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第1685～1694页。

[40]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22～23页。

[41] 《与郑梦白中丞书》，胡珠生编注《孙锵鸣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60～62页。

[42] 《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320～321页。

[4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56-22。

[4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406页。

[4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56-038。

[46]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22页。

[4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4册，第279页。

[48] 《严修年谱》，第106页。

[4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16-119。

[50]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16《去蜀入秦纪事书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并叙》，同治六年长沙无园刻本。

[51] 参见杨国强《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50～121页）。近年关于晚清督抚事权坐大的系统研究，见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2]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第106、107页。他认为此后“行省政事就此悉归督抚之手”，虽属形象地描绘，与事实可能还有一定差距。督抚、提镇、藩臬两司、学政等官员事权不一，彼此掣肘，始终是晚清各省权力相互牵制的重要因素，亦是清末改革外官制的纠结所在。可参见关晓红教授的研究成果（《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5页。

[54]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23，咸丰四年三月癸酉条，《清实录》第42册，第125页。

[55]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69，咸丰二年八月癸巳条，《清实录》第40册，第910页。

[56]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15～16页。

[57]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7册，第97页。

[5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097-148。据劳崇光所奏署卸学政印务情形，袁泳锡并未到学政任。

[59]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10，同治六年八月戊戌条，《清实录》第49册，第725页。

[60]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69，咸丰八年十一月乙酉条，《清实录》第43册，第1174页。

[61]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256页。

[62]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1986，第210～202页。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学政表》修订版，第468页。

[63]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84，咸丰三年二月丙子条，《清实录》第41册，第69页。

[6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9册，第11823页。

[65]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69，咸丰八年十一月乙酉条，《清实录》第43册，第1174页。

[66]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第65页。

[67]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31，咸丰七年七月乙酉条，《清实录》第43册，第597～598页。

[68] 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第22页。

[69]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2006，第8、11、24页。

[7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100-014，03-4117-16203-4106-080。

[71] 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2册，文海出版社，1969，第559页。

[72] 本节所引材料，若非特地注明，均出自《雪泥鸿爪》前编（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2册）。

[73] 本节所用材料，如无特别注明，均出自黎培敬《竹间道人自述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8册）。

[74]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73页。

[7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16-02。

[76]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72～73页。

[77] 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2册，第559页。

[78]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73页。

[79]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1册，第295～296页。

[80] 清代中期以后，学政往往出自翰詹科道以及顺天、江苏、浙江等省例选卿贰，所以各部的郎中、主事与选者渐少。此次掣签选派，其中的尚庆朝（山东）、毕应辰（陕甘）是刑部郎中，陆仁恬（贵州）是吏部郎中，确实可以称之为“异数”（《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133页）。日记中所记贵州学政陆仁惜为陆仁恬之误。

[81]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480-39。

[82]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407页。

[8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524-007。

[8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012-126。

[8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103-048。

[86]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职官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480-041。

[87]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82～283页。如靖江县绅民得知后，立即请求知县禀请学政请附属在通州属考试，缘于靖江原属常州府辖区，“于咸丰十年间奉准暂隶通州”，因此请求在学校事宜方面也暂附通州，至于“所有应拨府学文武名额，或俟常州收复后该邑归隶常州再行拨补，以符旧例”。江苏巡抚李鸿章咨商学政孙如僅，孙复称：靖江县文童近几届岁科考试都没有拨入府学，现在附通州考试，自可按额取进，毋庸再议。至于武童文数，历届倍于常州其他各邑，拨入府学额数独多，如果暂停，不仅该县童生等向隅，而且将来于府学额数也必有缺失。靖江县一旦附于通州考过后，若收复常州，通属开考时，再不能以此次童生再行拨补，而常州其他县应试人数不多的话，既不能多取以补该县的缺额，若就下届童生中多拨一倍以补前届的缺额，又恐人数不敷，失于冒滥。孙如僅以为不如就按照靖江县学向来拨府的额数比较人数拨取，暂归靖江本学管束，另立册案，等到日后克复常州后仍归府学入册，以符额数。李鸿章也认为，靖江县附在通州考棚下考试，“为鼓励人文起见，不得不通融办理”。后奉旨依议办理。

[88]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211、216页。

[89]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406、408页。

[90]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6《学政关防》。

[91] 《睢州移建庙学碑记》，汤斌：《汤斌集》（上），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130页。

[92] 俞樾：《春在堂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第55页。

[93] 《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第181页。

[94] 《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第207页。

[95] 《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第194～197页。

[96] 俞樾：《春在堂随笔》，第55页。

[97] 吴大澂：《愙斋日记》，收入《〈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第126、128页。

[98] 俞樾：《春在堂随笔》，第55页。

[9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002-066。

[100]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8册，第293～294页。

[101] 《邸抄》第1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9955页。

[102]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39，同治七年七月壬寅条，《清实录》第50册，第311页。

[103]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8571页。

[10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86-024。

[105] 《涂大司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0册，第183页。

[106] 《清史列传》第12册，第3685页。

[107] 《江宁府学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37页。虽然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述较多诬蔑之词，所述太平军焚烧学宫文庙等府州县学校的举动却并不失实。

[10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86-024。

[10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86-024。

[110]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31，同治四年二月辛卯条，《清实录》第48册，第97～98页。

[11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087-029。

[112]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6册，第242页。

[113] 民国《杭州府志》卷19《公署二》。

[114]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5页。

[11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87-48。

[116]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143页。

[117] 孙衣言：《永康胡君墓志铭》，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第911页。

[118]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7-25。

[119] 《严修年谱》，第83页。

[120] 安东强：《〈钦定学政全书校注〉的文献价值》，《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21]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修订版，第466页。

[122] 《上梅伯言先生书一》，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24页。

[123]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11页。

[124]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第1521页。

[125] 文廷式：《知过轩随笔》，收入《〈青鹤〉笔记九种》，第34页。

[126] 参见於梅舫《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

[127] 其中也有招摇撞骗之类，如何刚德所记陕西考官丁维湜嘱托太监买差一案。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下），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第15页。

[128] 文廷式：《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总44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第50页。

[129]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第8页。

[13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68-011。

[131]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11月17日，“本馆论说”。

[13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99-022。

[13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004-060。

[13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94-054。

[13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94-054。

[136]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6册，第143页。

[13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6520-60。

[13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总4468页。

[13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175-01。

[140] 1974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出版《学政全书》稿本上下两册，记事至光绪年间，疑即清末礼部修而未成的稿子。该稿本既无纂修奏疏和官员职名，体例虽然分门别类，但有的门类欠缺内容甚多，可见其仓促未成。

[141] 张廷玉等纂《明史》第6册，第1767～1780页。

第四章 变通学政权能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晚清士大夫反复征引的古训，作为变通政体和治体的依据。咸同以降，随着皇权旁落与事权下移，督抚与学政在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通过变通权限与职能，成为“同光中兴”的重要支柱。他们在兴学育才方面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

相对于督抚创办书院、学馆、学堂等多种教育机构而言，学政更侧重在固有权限内进行变通，摸索出几种行之有效的职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道光至同治年间学政在直省的被动处境。不过，督抚与学政匡国济时的努力却进一步扩张了直省的事权，加剧了权力下移的趋势。

第一节 编纂学政公牍

通过编纂与刊刻书籍来引导各地文风与学风已是清前期学政校士衡文之外行使职责的辅助方式之一。不过，当时学政编纂的书籍主要是经史等著述，如清初浙江学政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1]清中期安徽学政朱筠组织校勘印行《说文解字》、浙江学政阮元督率士子编纂《经籍籑诂》等，很少编纂刊刻有关学政行使职责的“公牍”。[2]

到了晚清，各省学政相继编纂与刊刻一系列有关学政履行职能与实施政令的“公牍”，并且广为流传，反映了学政因应变局、延伸学政职能的尝试与努力。若论刊刻之早，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尤以《輶轩语》为代表，且直接影响到此后同类“公牍”的相继问世。

《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均由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组织编纂与刊刻，对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影响深远。刊刻之初，张之洞致函京师密友，告以任上编纂两书，其中《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而《輶轩语》“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3]可是，学界长期以来着重关注两书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成就，将张之洞当年的自评视为谦辞，较少深入探讨两书关系学政“职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谓“公牍”的实际内涵。[4]

一 背景与动机

事实上，《輶轩语》等一系列学政公牍的编纂体现了晚清学政整顿文教秩序与政令的努力。

在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反清运动的冲击下，原本徒具形式的府州县学校与政令秩序濒临崩溃。如前一章所述，当时各省学校至少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1）学额泛滥，应考童生相对减少。（2）学校设施毁坏严重，藏书流失，在学士子流离失所，缺乏正常的教导与考课。（3）战乱中各地学校政令分歧，作为政令实施依据的《学政全书》久未续修。以上问题虽经各省学政奏请朝廷饬令相关官员议奏解决，但是礼部迟迟没有编纂完成新的《学政全书》，而各省处于乱后恢复阶段，限于经费与人力，学校设施的恢复缓慢。

在这种形势下，学政沿续承平之世行使职责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晚清的文教秩序。即使如此，朝廷并没有主动进行改革，学政仍必须按照定制奔波于考试，无暇和无权直接干预整顿各地学校秩序。面对朝廷在制度调整上的滞后情形，部分学政积极反省自身职能形式，针对当时的学校流弊做出一些变通。学政职能的变通方式之一便是编纂与刊刻学政公牍，弥补当时朝廷政令与既有学政职能的不足。

由于张之洞的学术卓识以及把握现实问题的政治能力，他在学政任上编纂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不仅适应了晚清重建文教秩序的需求，而且得到其他学政与士林的赞许与推广，从而使学政职能实现了从考校士子到教导士子的重要转变。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不久，张之洞先后两次出任学政。先于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三年后任满交卸；后又于十二年出任四川学政，直至光绪二年。同光时期担任学政的经历，使张之洞对战乱后学校弊端与学政职能的局限有着很深的了解。

对于此前学政以衡文为主的职能形式，他早在湖北学政任上就认为“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张之洞进而将立意落实在学政任的作为得到了时人的肯定。曾国藩致函许振祎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5]至移轩巴蜀，张之洞上奏道：“查四川省分人文素优，惟棚数较他省为多，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至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求。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6]不愿仅仅以考校文章为职责。

光绪元年，张之洞将四川各属考棚岁考一遍，对四川学校弊端与士子读书情形有了充分的把握。

第一，四川考棚数量较多。张之洞巡历考试时，“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撙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振刷，竟不能料理妥当”。由于乾隆年间四川考棚数量增加较多，“以后生童益多，试事益繁，棚数益多，道远日促，流毒无穷。若非学臣鞠躬尽瘁，则惟有草率敷衍而已。此四川试事所以坏、弊窦所以多”。[7]

第二，各地学校“贽弊”严重。战乱以后，各省府州县学在运作上已是弊窦丛生。令张之洞触目惊心的还有“新生复试计较束脩一事”。当时四川学校的风气，新进生员入学拜师需要缴纳丰厚的贽礼，“常有一朝进学，毁家大半，负债终身”，即使是孤寒士子也被索取束脩，时称“贽弊”。[8]若新生没有缴纳贽礼给教官，往往不被送入参加复试，耽误试期与前程。据张之洞观察，四川学校贽弊累年相积，已成痼疾。他在任内“严檄督催，苦口晓谕”，教官迫于功令，“自是依期送复无迟误者”。[9]

第三，学校教官仅以掌生员簿册为己任，不足以考课、教导与约束士子。清代府州县学教官职微薪薄，得人甚少。虽然朝廷从清初就强调整饬各直省府州县学的教官，但到清末都未见成效。无怪于道光年间有御史奏请“教职一官向属闲曹，于岁科两试外，毫无所事”[10]，请添其职任。但反对者以教官多老而迂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今人研究证实，清朝各府州县学的教官虽于教育之责甚重，却“往往位卑职微、年迈力衰，处于边缘地位，地方大吏亦往往视为无关紧要之职位而加以优容。……而这种权轻责重的矛盾使得教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既不能教导生员之责，又罕有管理约束管理生员之实”。[11]

第四，士子读书问学不知门径。张之洞巡考各属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历蓝朝鼎、李永和战火，四川学校藏书往往荡然无存。尽管朝廷下令各省督抚设立官书局，刊刻流传经史书籍，但只有东南各省陆续举办，四川并没有设局刊书。所以，士子好学者不仅不知读书门径，而且难觅足本经史书籍。

第五，由于朝廷颁发各学校关于科举、学政政令书籍的流失，士子应试往往不知考试文体的体例与磨勘、避讳等具体内容，导致应试文章干犯禁令，无法考中。换而言之，该省士子的文风相对而言比较衰弱。

张之洞认为以上学校流弊均非学政通过岁科两试的途径能够解决，必须另谋其他方式。由于光绪二年要举行乡试恩科，张之洞巡考四川各考棚一遍后，于光绪元年七月回省城录遗（是科因顺天学政钱宝廉奏请随棚录遗，所以张之洞省城录遗的事情骤简），循例歇夏，至九月再出省按试。[12]在这段时间里，他在缪荃孙等人的协助下，针对四川学校弊端与士子读书问学的疑难一一进行回应，完成《輶轩语》及《书目答问》两书的基本内容。[13]

实际上，张之洞在四川注意到的学校流弊不独是四川一省的现象，应是晚清各省学校的共同问题，只是程度略有不同罢了。正因如此，《輶轩语》与《书目答问》以书卷代教导的形式，指点士子如何砥砺言行、问学与考试，不仅适应了四川学校与士子的需要，而且得到晚清士林的广泛推崇，也被其他许多学政模仿借鉴，甚至直接刊刻传播，成为晚清延伸朝廷考试政令与学政职能的重要载体。

二 公牍的旨趣

如果将《輶轩语》的书名还原为最初命名，便可直接反映出该书作为学政“公牍、告示”的真实内涵。张之洞本打算把该“公牍”直接命名为“发落语”“或病其质”，遂取汉代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的意思，定名为《輶轩语》。[14]

“发落”是指学政职责的一个制度环节。定例，学政巡历各府州举行岁科两试，“按试毕，集诸生于堂，行赏罚，申以董戒，名曰发落”。这原本是各省学政直接面对士子申饬士习、讲论文章优劣的最佳时机，也是学政教导士子的主要形式。然而，学政忙于奔波，在各考棚举行发落的时间都比较短暂，无法将学风士习的重要问题一一详尽论说。而各属生员众多，“到者不能共闻，闻者不能悉记”，所闻所记无法直接融入学行当中。加上各省学校在战乱中毁坏严重，既往的书籍文卷往往荡然无存，士子既失去揣摩研习的读本，也缺乏指示言行的依据。所以，张之洞以两任学政的经验变通“发落”方式，“举当为诸生言者，条分约说，笔之于书，以代喉舌”，编纂“发落语”一册，用于整顿学风士习。[15]

顾名思义，“发落语”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用以整饬士子文风与士习的“公牍”。该书分三部分，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将读书人的言行、问学与考试等主要内容全部涵盖。这三篇所教对象主要还是中人以下的士子，又以“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不能领会前三篇所述内容，别列学究语24条、敬避字和科举考试的磨勘条例等切于实际考试的技术性指示，以教导“初学者”。

在开篇“语行”中，张之洞首先申明“教条学规”。咸同以后，士习浇漓，学政尤其要将现实中需要重申的学规加以引申饬谕。所以“语行”中的各条学规尤其切于咸同以后的“世风”以及四川省士习，包括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砥砺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济、习尚俭朴、读书期于有成及十条戒规。其中，以“德行谨厚”为要。张之洞特地指出：“近今风俗人心，日益浇薄。厚之一字，尤宜加意。”至于十条戒规，有学者指出，从“戒早开笔为文”直到“戒洋烟”等，“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德行谨厚”等七条，“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着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16]

张之洞向来主张学政衡文“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17]。清代学校本以《卧碑文》和《圣谕广训》作为士子言行的基本规范，却在嘉道以后形同具文。当战火毁掉许多学宫及文卷册籍之后，连“具文”都难以寻觅。况且，时过境迁，《卧碑文》和《圣谕广训》固然包含了士子应遵守的“宏纲要领”，但在乱世中更需要能够直指士习凋敝的训令戒条。而自咸同“军兴以还，学额日广，品行实学尤须极力讲”。学政应首先朂士子以廉耻，其次劝勉读有用之书。[18]《輶轩语》首篇“语行”的立意当在于此。

申饬条规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士习士风，必须从根本上使士子读书明习见性，深潜自得，才能真正加强涵养，砥砺名节。正如孔子曾经说：齐之以刑，导之以政，不如齐之以礼，导之以学。因此，学政整饬士习还需劝勉士子读有用之书，教导士子问学门径。

“语学”一篇专为生童读书而作，简约讲述为学之法，“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语学”首先分别讲通读经书、史书、诸子以及文集，然后又通论读书，告以读哪些切要的书籍，选取什么版本，甚至包括如何读法。总而言之，“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何谓致用？张之洞曾把有用的书籍分为三类，一考订古事，二经世，三治身心，以后两者为要。所谓致用，至少应该有经世济民与陶冶身心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张之洞看来，四川不乏聪明才俊的士子，也颇多殷实读书的世家，要之在于能够知晓学问门径和读书方法，则学有本源，事半功倍。张之洞劝导士绅购书藏书，作为人文兴起的渊薮，并主张读书宜读善本书，不可读删节本。至于读书门径，须有名师指点，若无名师，书即师也，“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

“语行”与“语学”均悬的甚高，虽切中时弊，欲求短期内奏效却有些困难。当时士子急迫追求的还在于如何获得功名，张之洞遂对症下药，授以“举业指南”。

在“语文”“学究语”等诸篇，张之洞主要举例乡会试和岁科两试“有关程试，及时俗及犯者”，使读书治学有成的士子避免因不熟考试程式或书写体例而“误蹈覆车”，考试不中而不自知所以然。清代科举以经义为主，乾隆年间曾由方苞编选《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不过士子却更多选择易于模仿乡试、会试及学政选刊的试卷加以研习揣摩。

亲身经历岁科考试的陈垣曾说，年少时“能读大书”，参加考试又能尽情挥毫，自以为必能取中，发榜后却下第，经前辈告以“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遂“尽购丁酉以前十科乡、会墨读之，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以一圈为识，得文数百篇。复选之，以两圈为识，去其半。又选之，以三圈为识，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技粗成，以之小试，无不利矣。庚子、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即其效也”。[19]这也可以反映出时文程式与规范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

张之洞出任学政时正值战乱以后，士子不仅长时期荒废学业，甚至连应付考试的基本规范都不能尽知。张之洞虽欲授予士子“敲门砖”，不过他在“语文”篇仍然立法乎上，强调时文写作宜清、真、雅、正，并将四字超越流俗的旨意一一说明。所谓清，指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有意义，不剿袭；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这也是雍正以来朝廷申饬时文写作的基本标准。[20]张之洞仍然标举《钦定四书文》为最有根底的时文，却也承认此书悬的过高，并坦言：“学到固不易，稍得其骨力气息，为益即已无穷。即使初学不解，作秀才后必宜探讨。他日通籍衡文，主讲教士，遇有高文，方能识别，免致屈高材贻讥讪也。”这不啻夫子自道，但也反映出张之洞本人衡文取士的标准。

无论是“语行”“语学”，还是“语文”，张之洞的“发落语”显然都有些悬的过高，至于中人之资以下的士子，包括乡塾童蒙的读书人，恐怕难以理解领会。为整饬流俗计，张之洞也不惜放下钦点学差的架子，与士子谈论与推敲考试的具体问题，列“学究语”“敬避字”和“磨勘条例”，词语力求通俗易懂，像一位书塾中的夫子“手把手”教子弟们如何诵读，如何写字，如何开笔，甚至如何避讳，等等。

张之洞编选“磨勘条例”可谓用心良苦。考生缮写试卷须经得起磨勘，才不致被轻易剔除，因此须熟知乡试、会试及岁科考试的磨勘条例。乡试、会试有礼部续纂《科场条例》，每逢乡试、会试时颁给考官。但岁科考试直接依据的《钦定学政全书》自嘉庆十七年以后一直没有续纂，虽经同治六年江苏学政鲍源深奏请续辑，却始终未成。[21]

各省学政衙门和学校自经兵燹以后册卷文籍毁损严重，政令条规不完善，士子何以就学遵循？是以，张之洞编纂《輶轩语》中的岁科考试磨勘事例均从《礼部则例》和《科场条例》中辑出。一般士子无法得见《礼部则例》和《科场条例》等书，只有从《輶轩语》中才能得知咸同以后考试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些避讳、磨勘等事虽然看起来是细枝末节，却与士子试卷能否取中有重要关系。

据称，自张之洞督学四川以后，四川士子取得功名的数量激增。这恐怕与《輶轩语》的刊刻传布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輶轩语》在晚清士林中的反响极佳。

此外，张之洞注重教养结合。针对四川学校的“贽弊”问题，张之洞在《輶轩语》中附有《劝置学田说》，提倡一条解决川省师生“终古之累”的途径，即劝勉川省绅官粮民能够共同捐款购置“学田”。与学校原本用于给予生员廪饩的学田不同，此“学田”意在赡养教官，“计其三年收获之租，足敌两考束脩之数”，从而解决“贽弊”，使教官与新进生员都消除无法谋生的忧虑。[22]这与广东、江西等省设立“小宾兴”的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于解决咸同以降赡养教官的问题。

晚清校刊群书的胡凤丹称《輶轩语》“所言独平易近情，笃实切理，无歧途，无躐级”，能够符合高中下等不同资质士子的需求。中人以下的士子奉为举业指南，积日累月，勤学苦练，“仰跂亦易易”；即使是“高材生率而循之，聪明既不至于误用”。[23]梁启超自称读《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后，始得天地间除帖括外尚有学问。[24]当然，该书更多是得到猎取功名者的喜爱。有人将该书版本缩本，使之易于翻阅，“举凡习帖括、求科名者，诚能是则、是效”，取功名如同拾草芥，若能与《科名金针》《金壶字考》等书相互参观互证，考取功名则有“几乎投无不利”的效果。[25]

《輶轩语》在科场上有如此效用，以功名为重的各地士子难免争相阅读。有学人指出，《輶轩语》在晚清远比《书目答问》更受士子欢迎，原因在于那些生员与童生对其中讲授应试的部分表现出浓厚兴趣。故《輶轩语》刊刻不久，坊间便出现了题名为《张香涛学使学究语》的附录单行本。[26]

对于《輶轩语》的价值与功用，晚清官绅与士林不免见仁见智。生员、童生们研读《輶轩语》自然在于“治举业”，而迥异于流俗的官绅士大夫则更欣赏《輶轩语》“先之以行与学，而后及文艺，本末兼赅”，能得古人相士的遗意，不惟四川士子奉为指南，各人若能家置一编，士习文风则蒸蒸日上。[27]所以，《輶轩语》以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切合于晚清紊乱的学校秩序，刊刻后广为流传，并得到其他学政的认同，渐渐成为学政履行职责的官箴宝典。

三 流传与影响

就《輶轩语》而言，无论是编者的见识与眼光，还是针对时代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均得到晚清士林的普遍推崇。《輶轩语》在晚清广为流传的事实，从其流传地域与重新刊印情形等方面都能找到佐证。短短几十年间，《輶轩语》便风靡大江南北，仅以有刊刻流传的省份来看，从四川、湖北到浙江、贵州、湖南、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读者群体，而坊间的流通数量更是难以估计。[28]

至于晚清学政如何推广《輶轩语》以及评定张之洞编纂该书的态度，尤其可以反映《輶轩语》与学政政令的密切关系。[29]

在张之洞差满离任后，他在学政任内的措施与影响得到晚清士林的敬重。光绪三年，李元度将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合刊。在序中表彰张之洞衡文取士的功绩，希望后来的学政“能举其职如侍读（指张之洞）者”，用该书作为向导，使衡文取士皆有成法，不仅可以“佐成国家作人之盛治”，而且收效不可以世计。[30]李元度的呼吁得到不少学政的回应，纷纷仿效《輶轩语》整顿文教政令、延伸学政职能的方式。

此前学者较为低估《輶轩语》对其他学政的影响。事实上，晚清学政借鉴该书有两条途径。一是另行编纂与刊刻有关学政政令的“公牍”类书籍，作为《輶轩语》的补充；二是直接对《輶轩语》《书目答问》进行校对或标注，重新刊刻，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輶轩语》之后，晚清学政同样采用书籍代替学政告示、札谕等公牍文书的形式，较早出现的是黄体芳的《司铎箴言》。黄体芳与张之洞私交甚密，当张之洞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后，两人一起参与京师政坛与文会，同为清流的中坚。所以，黄体芳对于好友学政任内所著《輶轩语》应该比较熟悉。光绪六年八月，黄体芳出任江苏学政，任内便编有《司铎箴言》代替申饬各学教官的饬札。《司铎箴言》的训导对象是各学教官，恰是《輶轩语》与《书目答问》比较薄弱的内容，“就教职要指，胪为十条，用附规勉之”，分别为“立品箴”“课士箴”“守职箴”“养廉箴”“驭下箴”“宣讲箴”“举优箴”“报劣箴”“戒嗜箴”“量力箴”等十箴。该书在江浙一带较有影响。[31]不过，晚清府州县学校的教职问题几乎已是病入膏肓，所以张之洞《輶轩语》等书更倾向于绕开教官直接教导士子。

无独有偶，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同样有感于学政无法与士子当面讲论学问的江苏学政王先谦也采取以书卷代学政告示的形式，在发放观风题中附上自撰的《劝学琐言》一册，绕过教官直接教导在学士子。[32]王先谦在《劝学琐言》中劝勉士子树立“实事求是之志”，希望“士尽治经，人皆读史，文教修举，人才振兴”。[33]

事实证明，学政直接训谕士子的“公牍”得到士林推崇。光绪十四年，康有为致函浙江学政潘衍桐，代拟观风试题，并乘机建言，指出学政到任后所颁发的“《训戒士子》一文，既为告示，传抄不远”，昔日张之洞的《輶轩语》、王先谦的《告诸生说》（按：应为《劝学琐言》），采用以书卷代告示的形式，“可仿为也”。[34]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学政徐仁铸依照《輶轩语》的形式编著了《輶轩今语》，采用康有为今文学说训导士子，反响较大。[35]徐氏论说虽新，却易走偏锋，受到湖南士林的攻击。

至于张之洞《輶轩语》的持论平允，可资师法，在晚清士林得到广泛颂扬。[36]除了士林刊印传播外，其他学政也将该书重新校对刊刻，作为行使职能的辅助。如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学政赵惟熙认为《輶轩语》“其言浅近易知，而引进之，以造乎精深之域，实亦不能逾越其范围”，实为士子“立身之准绳，为学之规槷”。遂取以增订补充，教授陕西士子，使浅近者可以奠定基础，精深者能够约之心得，从而匡正士习。[37]后任学政叶尔恺称陕西士子闻见《輶轩语》“不过十年”，学风“一言以蔽之曰，陋而已矣”。[38]这从另一方面反证，叶尔恺也比较推重《輶轩语》在晚清转移士子风气的影响力。

同时期，严修出任贵州学政，得友人朱槐之赠送《輶轩语》一本，携带赴学政任，后办理官书局，便将《輶轩语》付工写刻，并校订讹误。严修原计划选取《輶轩语》精本来刊刻流传，因“试下游各郡，将以是书诒多士，不可以待，辄以先付印”，[39]表明该书对于学政校士衡文的重要性。王锡蕃出任福建学政，“愿诸生之读书立品”，同样重刻《輶轩语》，并将己见补充在原书的眉间，就原书的意思略加引申，“于发落生童时，分授之”。[40]

清末出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也对《輶轩语》好评有加。光绪三年十月，叶昌炽读《輶轩语》后感慨万端，认为张之洞督学时“教人为学浅近易入，治经一条尤为详明剀切，直省督学皆能如是，何患人才不振哉？”[41]可见，晚清士林将《輶轩语》视为行使学政职责的指南，已经在有识之士中达成共识。

清代官场流传有各种各样的官箴书，诸如牧民、亲民手册之类，较少流传指引学政如何视学的官箴书。道光末年，湖北学政龙启瑞欲将师友议论如何行使学政职责的往来书札编为《视学须知》。当时虽已经是风雨欲来之际，但所论针对的还是承平时期的学校问题，而且并未刊刻流传。[42]不过，按照叶昌炽等人的看法，《輶轩语》几乎可以视为指导晚清学政行使职责的官箴书，而且还是标准较高的指引。

咸同以降各省学校政令的混乱秩序迫使学政行使职能的固有方式亟须变革。然而，统治者既没有及时调整学政职能，礼部也迟迟未完成整饬学校政令的新《学政全书》。因此，不仅各地学校与士林缺乏切实遵循的规章政令，学政也没有在乱世中行使职责的指引。张之洞主持编纂的《輶轩语》《书目答问》两书，总结湖北、四川等地学校弊端，将士子品行、文艺、读书问学等关键事项一一条分缕析，成为士林砥砺学行与学政行使职能的重要准则，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其他学政公牍的问世。更为重要的是，诸如《輶轩语》等一系列学政公牍的广泛刊刻与流传，实际上体现出晚清学政积极变通职能与政令的主动尝试，并且改变了此前学政仅仅校士衡文的行使职责方式，有助于维系晚清文教政令的秩序。

第二节 联络官绅创办书院

咸同以降，清廷内忧外患频频，对人才的渴求如望云霓。虽然当时的学校与书院已弊端丛生，但是此时储才养士仍以固有的科举、学校制度为中心，而关于议改科举、兴学育才的方向，具体地表现为变常科与开制科。[43]

然而，亲历各地战乱的各省督抚与学政也尝试培养人才的新途径，从而弥补科举抡才的不足。经历战乱后，直省事权扩大，各省督抚积极筹建学馆、学堂等新式教育，培养通晓洋务的专门人才。与督抚不同的是，部分学政尝试冲破禁令，联络当地官绅创办新式书院，扩展学政在各省选拔和教养士子的权限，实现了从校士到教士的职能变通，培养出大批传承经史实学的传统人才。这与督抚创办新式学堂的举措相互辉映，形成晚清中西学术教育齐头并进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同光之际张之洞等学政联络官绅创办书院的行为，如果按照清代学政与书院的一般关系衡量，可谓一种非常态的创举。

一 反思权能的局限

清朝设置学政以来，长期被批评为仅能衡文校士，而无法教士。衡文校士大抵指学政职司的岁科考试等主要事务，占去了学政差内的主要时间与精力。至于教士方面，无论是场所还是方式，确实是学政职能上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也直接关系到学政对各省事务的影响力。同光之际，许多学政尝试将实施教士的途径投向书院。

从清朝储才取士制度的设置架构来分析，学政与书院的关系并非通常所称的管理与隶属的关系。清朝继承明制，以科举制为抡才大典，实施“科举必由学校”的选才途径。所谓“学校”，并非一个宽泛的指称，而是特指京师太学、满蒙官学及各府州县学，是清朝储才课士的主体。至于书院、社学、义学、学塾等设置，主要在于“广学校之不及”，而非特指的“学校”。因此，沟通、衔接科举制与学校的各省学政直接面向的是“学校”，而不是书院。

清初学政与书院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甚至一度对立。鉴于明末士子以书院为中心的结社风气，清初的统治者谕令各省学政抑制书院的发展：“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44]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抑制书院的政令逐渐缓和，特别是康熙帝表彰岳麓、白鹿洞等著名书院之后，修复及新建书院成为一时风气。[45]

不过，学政并未参与其中。这是因为书院的修建既需要筹措经费，又需要联络当地士绅，均超出学政职权范围。清初定制，学政专司岁科等考试事务，禁止干涉地方事务，且不许结交当地官绅。限于权限划分与禁令，加上忙于恢复和整饬各地学校秩序，学政很少公开参与书院的修建。

因此，清初书院、社学、义学及风教等的经费、办理事务均操于督抚、两司、各府州县官员及士绅之手。乾隆帝指出，各省督抚及守令官员不仅职司刑名钱粮，而且肩负教养民众之责，“朕以教养之责付之天下督抚，督抚分任之州县”，应当“惟教养是务，以养为教之本，以教成养之功，不事具文，不沽虚誉”。[46]而各省方面大员及府州县官在察吏养民之外，行使教化士民职责的重要表现，即是设置社学、义学及修建书院。其中，以修葺和兴建书院为重中之重。据不完全统计，康熙至乾隆年间，各地官绅共修复和兴建书院2400余所。[47]

随着书院的普及，各地书院渐成为教士与课士的重要场所。时人以为“方今用与取士之法不可谓不详矣，而所谓教者，惟各省之书院”。[48]雍正十一年正月，雍正帝令各省督抚在省垣建立书院，并各赐膏火银一千两，不足者从各省公银内支用。[49]可见，从省城书院兴起之初，办理及经费等事务即由督抚等掌握，而各地书院则由当地官绅维持。[50]

学政虽不经管各地书院的经费和办理，却对书院的学风有考察、整顿之责。实际上，学政考察书院以及社学、义学的办理情形，还在于提供皇帝了解与掌握督抚及各地官员实施教化的成效。乾隆元年五月三十日（1736年7月8日），乾隆帝鉴于各省城书院业已建立，令各省督抚、学政认真考察，“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51]并令学政从省城书院的肄业诸生中择优举荐，照学政汇题通省优生之例，廪增生准作岁贡，附生准作监生，送国子监肄业。[52]这些“诸生”并非指书院的所有肄业者，而是特指既名列“学校”册籍又在书院肄业的士子，仍以学校的功名为准则，并不意味着增添学政对书院的权限。

鉴于书院的重要性以及缺乏专门管理官员，乾隆九年七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请简放翰林至各省城书院充任院长。乾隆帝以为此举实“是又添一学政”，即专管书院的“学政”，且与管“学校”的学政并行。乾隆帝并不赞成此举，下令由各省驻省道员专司稽查书院肄业情形，并于十月十一日规定：“各省书院生徒，令州县秉公选送，布政使会同专司稽察之道员，考验才可造就、质非佻达者，方准入院肄业。”[53]这里的“各省书院”是指省城书院，其生徒的选送之权并不在学政手中，而由布政司及道员掌管。至于各府州县的书院事务，仍由当地官绅主持。

不过，清廷又一再申令学政有考课书院士子的权责，具体执行情形则因人而异。因为学政的主要事务是巡历各府州举办岁科两试，所以学政也只能于试事余暇赴书院考课肄业士子的文艺如何。据称，有少数学政能够利用考课书院士子的机会引导当地学风。蒋元益自称在山西学政任上，通过观风试卷中察觉士子文风率多剿袭陈言，沿袭恶调，于是令士子熟读《四书集注》，“讲求理法，以清真雅正为宗”，禁止温习《开山小品》等时文选本，并在月课晋阳书院诸生时，“拔张生佩芳为第一，以厉其余，奋然以兴起教化为己任”，山西士林风气为之一变。[54]

其实，蒋元益也仅是利用考课省城书院转移学风，若考察全部书院便力不从心了。乾隆四十年，乾隆帝谕令督抚、学政整顿书院风气。顺天学政罗源汉奏称：学政奉令巡历校士，“大小书院并可于按试各府时，就近考察鼓励”。罗源汉考试定州、正定两棚时，令该学教官详报书院情形，肄业生童多寡及院长姓名籍贯，以凭查核，且于生童考毕后，“另课书院一场，评定甲乙，榜示书院，一以劝惩生童，一以征院长之得失，并亲往书院一观，面与生童敬宣皇上作养人材，慎重院长之至意”。[55]由此可见，罗源汉所能“就近”考察的书院，不过只是学政考棚所在府州城的书院而已，大多书院均无法亲历考察。况且学政疲于试事，只能因循了事，日久积惰又将考察书院的谕令视为具文。

由于书院逐渐成为清朝教士的重要场所，而“学校”仅仅在于课士与储才，所以主要面向“学校”而无力办理书院事务的学政被当时士人批评仅能衡文校士，而无法教士。程廷祚指出，各省学政名之为“取士则可也，非所以云教”，原因在于“学政巍然于上，终日扉扉而坐，通省之士莫能见其面，况服习其教乎？岁科两试期间，至乘传行州郡，竣事而退，来往踽踽然若将浼焉。以此行之，虽其人皆董仲舒、韩愈，未必能收造士之益”。[56]如果学政行使职能无法“收造士之益”，势必降低学政在士林和各地事务的影响力。

清中期，许多学政开始反思职能的不足，尝试实施教导士子的途径。与此同时，各地书院的规制日益松弛，所聘山长往往滥竽充数，只有课士之名而无讲学之实，且沾染府州县学风气，注重时文制艺。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在学政、督抚任上先后革新教导士子的方式，注重以经史实学课士，扭转了清中叶的学术风气。仔细分别，尽管阮元的用意一致，可是在学政与督抚任内的举措却有明显差异。在学政任上，主要是依靠考试和编纂《经籍籑诂》等形式转移学风；升任督抚后，不仅能够组织人手编刻大型的《皇清经解》，而且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等新式书院。这是因为学政既无调度费用之权，也要避免与各地官绅进行接触，须严密关防，防范考试弊端。相反，督抚则无此限制，至于筹措费用与联络官绅，正是督抚权限的优长。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乱世变局，有识之士纷纷倡议变革科举，讲求实学。然而，学政在职能与权限方面的不足在应对战乱时显现得更加突出。因此，许多学政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均有反省与批评，希望强化教导士子和培养人才的职能。道光末年，湖北学政龙启瑞致函友朋及学政同僚，频频感叹行使职能的难处。他认为，朝廷设官分职各有本意，若论学政之责，“大之在于正人心，厚风俗；即次之，亦当以振兴文教，讲明经术，使承学之士知所向方，而不至为鄙贱固陋之学”。可是，他履任以后，深感“称职之难”。

龙启瑞所称的“称职之难”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学政难以督饬学校教官。学政以学差巡历各属，与各地教官“名为属员，而实不甚交涉；名为上官，而不能操纵。其难如此”。其二，学政以考试剔弊为主，无法教士。他任学政之初，友人便为他出谋划策，举出学政三要：“一曰防弊，一曰厉实学，一曰正人风俗”，并且“大抵以全副精神注于防弊，而于栽培士子、振兴文教转视为第二义”。[57]所谓“防弊”，仍然在于校士，至于教士则为次要。

光绪初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对学政行使职责的形式也有所批评，认为“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其所已然，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58]

江苏学政王先谦有类似的感叹。在其差满离任之际所作的《江阴学使院续刻题名记》中，流露出学政难以平衡校士与教士职能的复杂心情。他指出，学政在任期间必须巡历通省所有考棚，举行各类考试，“顾终岁不得与士子讲论劘切，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学政与士子的交流只有“应试之文”，而非当面讲授学问，所以偏重于“校士”而忽视“教士”。因此，他认为胜任学政的难与易，“其间几于不可辨”，至于“名于其职者，十不一二数”。[59]清代学政大多出身翰林，衡文校士是其专长，若论教导士子以经史之学，砥砺士子品行，则囿于成例，难以实现抱负。

同光之际，部分学政通过反思职能的不足，开始尝试强化教导士子的举措。他们仿照阮元创办诂经精舍与学海堂的成例，同样将书院视为实施教士的举措，不惜逾越禁令，创办专门隶属学政的书院，改变了此前学政与书院关系的常态。

二 创办新式书院

如何平衡学政衡文校士与教士两方面的职能，尤其是对学政缺乏教士职能的反省成为同光之际学政联络官绅、创办书院的重要内因。不过，联络官绅来创办书院涉及学政权限划分问题，这本是学政作为学差的权力禁区。

承平时期，学政轻议变更权限与职能容易受到内外官员的纠参与谤议。咸同之际的战乱冲击了清朝统治秩序，也为学政变通权能提供了时代舞台。其实，战乱之前的学政已经注意到应当利用书院来扭转士习与学风。湖北学政龙启瑞在给继任者的信中说：“（湖北士子）知礼尚文，鼓舞之方，自易为力；惟根柢之学不讲，是近日读书人通病。”他建议学政应注重考课书院，“书院原为培植正学起见，故不以时文之学限之”，由于丁忧离任，“区区未了之心，于此事几居十之七八”。[60]可见，龙启瑞着重仍是此前固有的书院。

随着战乱的戡定，一批新简放的学政纷纷将实施教士、振兴文教的努力转向创办新书院。风气的开创者首推湖北学政张之洞。

同治六年八月，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自称“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他又自撰试院楹联：“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61]这流露出他不满于学政仅衡文校士而不教士的志向，希望能够革新湖北学风。

据称，湖北自“兵燹之余，儒术疲苶，士之列胶庠弋科第者，率恃高头讲章、房行帖括为命脉，一切儒先经训、史氏巨制，概茫乎未之见闻，间有举载籍一二事，千百年前一二人以相难者，或然以不知谢之”。[62]这表明广大士子只知讲求考试文章，而忽略经史等根底之学。可是，内忧外患的时局迫切需要讲求实学的人才。如何将士子的注意力从时文制艺转移到经史学术，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是各省执掌抡才取士之责的学政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

张之洞最初试图从考试入手，培养士子研习经史实学的风气。同治八年，御史游百川奏请饬令各省士子崇习经术，端正学风趋向，得到清廷的认可。张之洞奉令后，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学问之道，须由浅入深，士子若能在考试时阐发经学大意，且明实通畅，便格外优奖；而疏浅者，只加训勉，不为苛责。此外，科试例有默经一段，士子既认习一经，未便同出一题，若令士子各默各经，又不免名实不符。至于童生应试时人数较多，未必皆能讲求经义，而新生复试，例有经文一篇，应当于复试认真考试，不过经文毕竟为格式所拘，不能朴实说理，可否改作经解？清廷令礼部议奏。不过，如何议行未见下文。[63]

考试方法难以遽变，张之洞只有另谋扭转士习学风的途径，即创办新书院。湖北省城原有江汉书院，虽在战乱后得到恢复，但“因于旧制”，难以容纳众多士子。所谓“因于旧制”，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因于旧习”。这是由于清代省城书院也沾染上“学校”课士的习气，成为士子讲习时文制艺的场所。学政对于省城书院固然有考课的责任，却并无经理、改革的实权。学政虽有会奏地方事务的权力，却不能直接干涉，因此鲜有创办书院等实际举措。至同治年间，湖北学政张之洞提出创办书院，确实是一大创举。

张之洞首先与督抚会商筹建“精舍”的办法（起初名曰精舍，正有意仿效阮元）。[64]当时，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复函称：“文昌书院创始綦难，执事提倡风雅，振拔寒畯，弟甚愿观厥成，前与小宋方伯筹议，适值淫雨为灾，沿江巨浸，亟谋抚恤，而集费亦颇拮据。”鉴于张之洞设想先定地址，待秋后再动工，李表示“一面缄取苏州经古书院章程，商提经费，详定立案，计阁下回省时当有成议，望于晤时谆催之，期于必成而后已”。[65]

李鸿章的复函表现得相当客气，原因在于正值清廷令各省督抚重建学校和书院。在“以文治润色中兴”的形势下，李鸿章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也仅表示“执事提倡风雅，振拔寒畯，弟甚愿观厥成”，对于一些议案，还要张之洞“催之”。

经过张之洞的多方周旋，联络诸官捐助养廉银筹措相关费用，书院最终建成，命名为经心书院，分设经义、治事两舍。张之洞在巡历考试各属时，选拔其中优异士子，得数十人，送入书院读书。[66]

张之洞筹建经心书院的成功，不仅对固有的政令限制有所突破，而且能够自由地行使学政引导学风、士风的职责。学政一方面自主延聘宿学大儒来书院讲学，另一方面利用考试各府州时亲自挑选才俊送入书院肄业。这都是此前学政所没有过的创举。后来，张仁黼出任湖北学政，继续拓展经心书院的规模，“广置书籍，为延名师，或亲往讲解，由是学者靡然景从，士风大变”。[67]经心书院的兴起对于扭转湖北士林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光之际，“湖北绩学好古之士日增月盛，率皆经心书院肄业之人”。[68]

事实上，经心书院的兴起只是同光之际学政调整职能、创办书院的开端。此后其他学政创办书院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张之洞的启示和影响，他们之间甚至还有着相当密切的私人交谊。同治十年，张之洞由湖北返回京师，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诸人定交。张之洞广结同好，“提倡风雅”，于龙树寺“大会天下名流”。据称，黄体芳、张之洞、朱逌然、许振祎、吴大澂等同年、好友时常聚会畅谈，旨趣相投。[69]

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逾越体制的尝试使他声名大噪，不仅没有受到非议，反而得到重臣和士林的推崇。曾国藩在给门生许振祎的信中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70]这极大地鼓舞了张之洞及其友朋。不久，许振祎出任陕西学政，便创立了味经书院，与张之洞在湖北的作为相似，或许并非巧合。

同治十二年春，黄体芳丁忧期满回京，与张之洞、朱逌然、吴大澂等名流重新聚首，时常进行文酒之会。[71]秋季，又届乡试及各省学政差满更换之期。诸人多被外放乡试考差，而张之洞、吴大澂、黄体芳等人又于考差结束后赴四川、陕西（时许振祎在任）、山东学政等任。几年后，朱逌然受命湖南学政，不久又任四川学政，而黄体芳从光绪六年至十一年连续在江苏学政任上。他们如此密集而连续地出任学政，为学政调整职能、创办与维持书院的创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其实，晚清学政创办书院的活动仅有抱负与胆识仍嫌不足，重要的是能够联络当地官绅，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保证新建书院经久持续地发挥作用。这又与出任学政者的个人能力与人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尽管不少学政仿效张之洞等人的作为，但这一时期真正以学政的身份创办的书院，且能纳于学政直接控制的书院，除湖北的经心书院外，大概只有陕西味经书院、四川尊经书院、湖南船山书院及校经堂（书院）、江苏南菁书院等寥寥数所。但就是这几所书院却成为扭转各省学风的关键，对晚清民国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许振祎、吴大澂与味经书院

曾国藩表彰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的作为直接影响了许振祎。同治十年，许振祎到陕甘学政任后，便慨然以振兴文教为己任。

其时，陕西刚刚经历了11年之久的战乱，“孑遗之民疮痍未复，人鲜知学，家无藏书”。许振祎认为，风俗盛衰视乎人才，而人才隆替由乎学校，学校教士实养士之地，且教官视功令为具文，因循旷废，学政按临时不过十数天，只能布条教，举大纲，无法逐日与士子讲论牖迪。至于真正实施教士的途径，唯有依靠书院，院长得人则能挽回风气和振兴人才。于是，他先是假借泾阳的洲书院延师训课，既而筹措经费，在泾阳城设立味经书院。[72]

许振祎奏称：清代书院之弊，一由院长延聘不得人，二由经费悉隶官吏。陕西本有关中、宏道两所省城书院，均有此弊，无法满足乱世求才的需求。因此，许振祎捐助养廉银倡建味经书院，各属绅士襄助成事，设立讲堂号舍。味经书院与其他书院的不同之处：第一，在讲授内容上，以经史实学为主，令诸生逐日研习经史之学，使经术与政事兼通；第二，在隶属关系上，该书院虽由学政创设，却由学政选择众望所孚的绅士专门管理，权不归官，避免在延师上出现徇情敷衍的弊端。[73]

味经书院对关中学术在晚清的振兴起到了推动作用。书院虽然权不归官，但是在实际上直接受到学政的节制与影响。

陕西士人感念学政许振祎创设味经书院的功业。书院称其能继承其师曾国藩的经世志业。“陕右数尝寇乱，士无搘柱，其间者有亦辄衂，岂倡之无其人，与抑亦教养未豫无以激厉其志气，恢扩其才猷也。经义明而智勇出，治乱之迹既明必有兴起而任天下之重者，然则创始之功乌可忽。”[74]将“创始之功”归为许振祎，概括得相当确切。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吴大澂继任陕甘学政，对味经书院的运作情形进行了改善，并保证其长期运作。吴大澂称，“前任许仙屏前辈于泾阳创建‘味经书院’，未及筹捐经费”，因此“竭两年之力，始得筹足一万二千金，发典生息”，作为书院的长期经费，解决了膏火的来源。[75]《味经书院志》亦称自吴大澂筹集经费“院事遂大定”。光绪八年，慕荣幹继任学政后，仍筹划书院经费，并设定章程，遂为味经书院经费定制。[76]

味经书院不仅教导士子研习经史，不专习时文，而且积极筹办刻书事宜。柯逢时任陕西学政时，一方面扩充书院藏书，一方面谋划刻书事宜。柯逢时注意到陕西藏书较少，版本不多，“自南中贩运来者，多由陆路，其价甚昂，寒士每苦难得，往往购买俗恶坊本，经文则删节不全，字句则讹谬不堪，积久相沿，遂成风气。南北山距省更远，并坊本亦复难寻”。柯逢时与陕西巡抚商议筹捐银两，在味经书院刊刻书籍，“捐廉俸千两以为之倡，各属官绅亦有深明大义者，共捐凑银一万余两”，全数发商，岁取其息，陆续刊书。又经巡抚设法每年筹捐一款，专门用来刊书，已于光绪十七年在味经书院正式开办。先刊刻正经正史，以院长刘光贲总理，监院周斯亿兼管杂务，选择肄业诸生通晓六书留心古籍者加给膏火，分司校勘，待书版刻成后，听各属书院尽数刷印，广为流传。此举得到清廷允许。[77]此后，陕西士人渐有“熟于《通鉴》并略涉西政各书”者。[78]

尽管味经书院所刻书籍存在许多讹误，如“或字本古体必改从俗体，所刻《史书校勘记》援引《康熙字典》”，可是学政努力弥补与改进。维新变法期间，味经书院每刻一书，学政叶尔恺逐一签出初校之误，“甚是淘神”。[79]不仅如此，叶尔恺还派人到上海考察新式印刷机器，并委托汪康年帮助联络。味经书院教士育才与广刊经史书籍的活动对近代陕西学术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各任学政的努力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之洞与尊经书院

同治十二年八月，张之洞第二次担任学政，只是由湖北移到四川。通过总结湖北学政任上的经验，张之洞对于如何行使职责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在四川学政任上，他编纂并刊刻了《輶轩语》《书目答问》两书，对晚清学校秩序的整顿与恢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政令、学术门径到刊刻书籍方面，都与“以文治润色中兴”的时代主题相互辉映。[80]他创办的尊经书院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许振祎、吴大澂等振兴关中学术相比，其效果更为显著。不仅转移一时一地的风气，而且使“蜀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承载者。

同治十三年四月，四川士绅投牒总督、学政请建书院。张之洞遂与四川总督吴棠商议筹建，至光绪元年春季建成尊经书院。张之洞在进行通省岁科两试的时候，选送考校所得百余名高才生送入书院肄业，并且延聘名儒，分科讲授学术，手订条教，略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成例。书院内设飨堂，祭祀四川的先贤经师。又考虑到边省不容易购买书籍，张之洞捐俸购置四部书籍数千卷，建起尊经阁藏书，供诸生研读。张之洞校士回省之暇，每日莅临书院为诸生讲学，编刊《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教士。[81]

张之洞自称，正是有感于学政职能形式的不足，于是创建尊经书院，从各府选拔生员，按照学校大小、人数多少为等，聘师课业，直至“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82]张之洞将尊经书院视为“蜀学”兴起的枢纽，在事实上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正如学者指出：“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倡导通经致用，对于闭塞的四川来说，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张之洞的倡导下，尊经书院逐渐形成了‘沉静好学、崇实去浮’的学风。影响所至，使四川学林的风气为之大变。”[83]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77年1月8日），张之洞离任返京。“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遂致函继任者谭宗浚，将书院事宜不厌其详一一陈情。据张之洞的陈述，“通省佳士，岂能搜拔无遗，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赏者，尽在书院”，希望谭宗浚能够费心维持，“他年院内生徒各读数百卷书，蜀中通经学古者，能得数百人，执事之赐也”。[84]由此可见，尊经书院在张之洞心目中的地位之重。他的继任者不辱所托，从谭宗竣到后来的朱逌然，均能注重办理尊经书院，并聘请王闿运等人执掌书院，推动了近代蜀学的崛起。

光绪七年以后，张之洞历任封疆大吏，不忘学政任上的作为，沿续创办书院的举措。在山西创办令德书院，在广东创建广雅书院，到湖北后不仅继续营建经心书院，还创办了两湖书院，这些书院都成为转移当地学术风气、兴学育才的枢纽。张之洞被晚清士林“翕然奉为宗师”，确实不完全是时人的献媚之辞。

（三）朱然与校经堂、尊经书院

蜀学与湘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耐人寻味的学术现象，也与同光之际学政创办书院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蜀学兴起的中心为尊经书院，而湘学的根基之一是朱逌然等学政经营的校经堂（书院）。

光绪二年八月，朱逌然在张之洞、许振祎、黄体芳、吴大澂等好友出任学政之后，也奉旨督学，所去的省份是湖南。湖南的学术风气虽然自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率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得到士人的重新认识，但是若论经史学术还是比较落后。咸同之际，曾国藩、曾国荃等人注重宣扬乡贤，刊刻了明末清初学人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使湖南拥有了可与其他省相媲美的经世大儒。可是，王先谦编纂《皇清经解续编》时，发现湘贤注疏经书的著述仍然很少。

朱逌然心仪张之洞的志向与举措，自视为张的晚辈，希望在湖南有同样的作为。他赴任路经武昌时，特地拜会经心书院的山长刘叔俛，询问经心书院的办理及诸生学业情形。临别武昌时，刘叔俛又来送行，朱逌然“留下同榻”。[85]可见，朱逌然对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经心书院颇为留心。到学政任后，朱逌然特别重视书院的整顿与创建，曾联合衡阳士绅筹建船山书院，选送士子读书肄业，尤以重建校经堂为世人称颂。[86]

校经堂原由以前的巡抚所创，欲以经学课士，但久已荒废。在朱逌然的主持下，校经堂得以重建，“选取高才之士，向学者环集而董劝之，磨砻乎世事，沈酣乎经术，务以兴贤育才，整齐学校为心”。当时在籍的郭嵩焘称，湖南校经堂课经史实学，“实开偏隅风气之先，意者经学将遂昌明，承学之士有所凭借以资讨论，庶几一挽末世之颓风”。[87]后继的学政对校经堂不断完善，更名为校经书院，成为清末湖南开通新风的重镇。

实际上，朱逌然在湖南的作为与政绩与张之洞等诸友并无二致。对于张之洞在学政任内的作为，朱逌然不仅表示钦佩，而且有意模仿，先后任湖南学政、四川学政，崇尚朴学，造就人才颇多。

自湖南学政任满返京后，朱逌然仍与张之洞交往频繁，不久又奉命出任四川学政。他专门抄录礼部会奏光绪二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奏请整顿川省考试积弊的奏折，作为行使学政职责的参考。朱逌然离京赴任时，张之洞来送行，叮嘱甚多。[88]朱逌然在四川延续张之洞的创举，振兴文教与尊经书院等举措，与张之洞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朱逌然以体弱卒于四川学政任，令他的志趣“不竟其用”，可是造就人才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入川当南皮张尚书后，作养人才几与之埒”。[89]

（四）黄体芳、王先谦与南菁书院

缪荃孙指出，晚清府州县学等“学校”与一般书院均已沦落，只能由“精舍”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他所谓的“精舍”，其实是同光之际兴起的新式书院。“鄂有经心、蜀有尊经、粤有广雅、湘有校经、江苏有南菁、有学古堂”。[90]这些书院几乎全部创办于同光之际，大多与当时的学政有关，对各地学风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南菁书院地处常州府江阴县，位于人文渊薮的江浙中枢，对晚清民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深远。

光绪六年，黄体芳出任江苏学政，近仿张之洞诸友在学政任上的创举，远效阮元在浙江的作为，“用策论解说为裎，冀补朴学之效”，“复推文达建立吾浙诂经精舍之意，于江阴驻所择地一区，奏设南菁书院，延王术庵、孙伯渊其人主其讲席，修明绝业，以示师资，敩学相摩，庶几不坠”。[91]

江阴是江苏学政的驻地，“而书院附于学政，为士之所归，循而嬗之可以久”。学政黄体芳与两江总督左宗棠相交甚好，遂商议添设新书院，不仅得到后者赞许，而且将盐课二万两充为书院膏火的经费。于是，黄体芳等人捐资选地，并委派士绅曹佳董理其事。

光绪九年六月，书院建成后，黄体芳取朱子《子游祠堂记》中“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名，题为“南菁书院”。黄体芳巡考过程中一面选拔士子入书院读书，“檄下诸郡，各以其异等诸生四面来至”；一面为诸生选聘宿学大儒讲学其中，先是拟请张文虎，张以病辞，于是延聘黄以周任院长。书院在后堂祫祀汉儒郑玄与宋儒朱熹，不强分汉宋，使肄业诸生“各学其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礼致训诂、词章兼通之儒以为之师”，又征求各行省官刻书籍藏于书院，“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经史杂著之课，每岁一甄而进退之”。[92]

黄体芳的继任者王先谦也是希望加强学政教士职能的倡议者，[93]所以他对于南菁书院的维持也相当用心，筹议南菁沙田划为书院资产，解决书院运作的经费问题。他又在南菁书院内设局刻书，并捐资编刻《皇清经解续编》，以继阮元《皇清经解》的遗绪。[94]虽然该书编选取材的标准不无可议之处，但是也成为晚清学林的一大盛举。

南菁书院延聘黄以周讲学十数年，造就人才甚多，以至于章太炎称“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95]。换言之，他们皆出自南菁书院。经黄体芳选拔送入南菁书院培养的士子不少人成为晚清民初的宿学名士，如吴县曹元弼，通州范当世、范钟，泰兴朱铭盘，上海姚文柟、张焕纶，太仓唐文治，金匮华世芳，娄县张锡恭，兴化赵圣传等，皆是其中的佼佼者。[96]民国时期，唐文治又创办无锡国专等学校，仍然延续着南菁书院的学脉，影响江南学术数十年。

三 成效与不足

综上所述，同光之际张之洞等变通权能、创建新式书院的努力，不仅逐渐实现了从校士衡文到教导士子的学政职能转变，而且培养了一批通晓经史实学的传统学人与士子，振兴了当地的学术文化。换言之，晚清民初的“蜀学”、“湘学”、江南学术、关中学术等地方学术文化传统的复兴与发展，均与同光之际学政创办的书院有直接关系。

上述创举首先取决于学政自身的学识、能力与人脉关系。张之洞、许振祎、朱逌然、黄体芳等人多出于官宦世家，彼此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他们个人的学识与能力在当时官员群体中也出类拔萃。

其次，学政取得同省督抚的支持十分关键。张之洞在湖北得到李鸿章支持，又在四川得到吴棠支持，而南菁书院的创办也与黄体芳取得左宗棠的支持有关。学政创办书院之初，大多得到督抚在经费方面的支持。

再次，学政能够与当地士绅联络互动，取得支持。联络当地士绅本是学政禁例，然而学政要兴建与维持各地书院的持久运作无法离开当地士绅的协助，如陕西的味经书院便由学政选择众望所孚的绅士专门管理。[97]所以，学政需要逾越限制与当地士绅交往沟通。

最后，前后任学政的共识与维持。三年差满更换制度无法使学政久任一省，影响到政令实施的持续性。尊经、南菁、味经等书院的成功维持，均得益于前后任学政能够互为支撑，甚至前任学政离任时，专门致函后任学政，叮嘱继续维持书院的运作。

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说：“蜀之当务，不独学也。学之宜修，不独蜀也。在府言府，在库言库，使者之职也。”[98]在咸同年间的兵燹之后，学校与书院的恢复与创建不仅仅是为了以文治饰中兴，各省学政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讲求实学，培养人才，应对世变。张之洞等人的观感与活动不过代表了各省学政共同的心声，只是能否逾越体制进行实践活动，其成效相去甚远。

学政职司“兴行教化，董正学术”，通过巡考各省府州，“考德行、讲文艺、广教化、美风俗”。[99]晚清士子曾对清代学政有过一个整体评价，即“详于取士之方，而略于教士之方”。各省学政衡文取士，只是通过学校引导士子通往功名利禄之途，没有能够教导训示，培养人才，“乘流布化，盖未易一二觏”。[100]即使张之洞等人出任学政的次数较多，能够在数省开创学政变通职能的新局面。他们在各省的活动相对于全国整体而言仍然只是局部效应而已。其他各省学政未必没有反省自身职能的不足，却限以条件，无法突破限制与束缚，只能因循旧例，差满而归。

由此可见，制约学政群体进一步扩展书院改革成效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1）在体制上，学政在各省为“学差”，无调动各地经费、人事之权。湖南学政江标指出，到任以后欲“大兴校经书院”，可惜既无法调度经费，又缺乏人手襄助。[101]（2）就行使职能方式而论，学政必须经常巡历各府州主持岁科考试，缺乏专门用于教士的精力与时间。如王先谦所称，学政终日巡历考校，“神疲于驰驱，而精敝于考校”，道出了许多学政偏重校士却难以教士的苦衷。（3）由于全国省城书院及府州县书院由各地官绅主持运作，学政并无直接干预整顿之权。云南学政姚文倬有感于云南省地风气落后，“尤甚于他处”，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开通滇省士林风气。[102]他向督抚建言在省城书院中添设算学一斋，培养算学人才。恰逢督抚聘请从京师来的某翰林任书院院长，“闻之不欲，百计阻挠”，没有能够成功。[103]以上三类不利因素，既在职能上约束和限制了学政与书院的关系，又减弱了学政整顿学院学风的成效，不利于调动学政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关于晚清各省培植新学风气和培养新学人才，“学臣之责至重，而孤悬客寄，其有所为也至难”，以致有志者“平生绝不慕此官”。[104]

晚清变局之下，各方对兴学育才多有建言，但学政的努力则集中在学校及书院探求变革。缪荃孙论述中国学校与书院的隆替，有所谓“学校敝而后有书院，书院又成具文，而后有精舍”。[105]同光之际学政创设的书院，虽题书院之名，实为精舍，而当时也有人称之为精舍，但并没有跳出清代培养人才的固有途径。张之洞等诸位学政在创建书院时虽然略微僭越权限，开始筹谋经费，甚至联合士绅，冒着干预地方事务的嫌疑，却还是在既有学校及学校附属机构中求变革。这与各省督抚在既有学校之外创办各类学馆、学堂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

同光之际兴起的经心、味经、尊经、南菁等书院，虽然成为晚清学风转移的关键，但是无法改变当时全国书院的整体性衰落趋势。从嘉庆年间开始，尽管朝野上下不断建言整顿书院，甚至一度出现革新书院的风潮，可是传统书院的命运随着国弱敌强的态势不断衰落。

书院衰落的根源在于积弊。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900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陈夔龙奏称：“校士与教士其道，相为表里。校之于一旦，要在教之于平时。”因此，清廷饬谕凡有教士之责的督抚、学政务须整顿学校，提倡正学，尤其是书院。[106]不过各地书院的流弊丛生不易得到有效整顿。其症结如《申报》所称：“（各书院）今之为山长者，大都达官贵人，退休无事，辗转夤缘，得以皋比坐拥，饱取修羊，甚或相隔数百里遥领而兼摄之，其于生徒之姓名籍贯犹未能了了，更何能审其孰贤孰否，而有以激励裁成之哉？”[107]评论颇能切中书院的积弊。

尽管如此，书院却成为学政行使教士职能的唯一途径。时任湖北学政的王同愈指出：“（学政）忝持使节，具有督教之责，而按临所至，为日无多，舍提倡书院，亦别无教导之法。”他也意识到，昔日作为储才教士之所的书院，“乃承学者寖失法意，所习不过八股、诗赋、小楷，空疏弇陋，至六经不能举篇目，时代不能分先后，一切有实用者转鄙之谓杂学，人材日乏，世运日衰”。[108]一方面书院的弊端已经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学政“舍提倡书院，亦别无教导之法”，反映出晚清学政与书院在皇权体制与乱世变局的尴尬处境。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学政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在培才方面的劣势日益暴露，最终被新的教育行政体制取代。

第三节 推动变法维新

晚清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分水岭。它一方面使庙堂之上的宫廷派系斗争公开化，直接影响了清末十余年的朝野政局；另一方面则引导和开通了全国风气，令各地士民的观念为之一新，推动了近代中国求新求变的社会变革。后者正是维新志士联络各省学政竭力宣扬的主题——“开通风气”。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值各省学政差满更换之际，维新志士谭嗣同致函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略谓：湖南自同治年间以来曾以“守旧闭化名天下”，湘人虽然有心求变，而力所不逮，直到江标提督湖南学政时，风气始变，至陈宝箴抚湘，在学政与督抚一意提倡“新学”的努力下，湖南风气丕变，“绝无向者深闭固拒顽梗之谬俗，且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究其原因，“此其转移之机括，厥惟学政一人操之。何则？以督抚之位尊权重，宜乎无不可为，及责以学校之事，何以教育，何奖掖，何以涤瑕，何以增美，则其位其权，皆成渺不相涉。学校废则士无识，士无识则民皆失其耳目，虽有良法美意，谁与共之？此故非学政莫能为力矣”。[109]谭嗣同的用意在于援采往例以进咨言，希望江标的继任者徐仁铸能够以推广新学自任，继续推动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函内容实际上涉及清朝体制攸关的大问题。第一，学政与当地士绅例禁结交，而谭嗣同竟然致函学政商议本省学校与考试事务，实属有违政令。第二，学政职司各地学校文风与士习，是转移风气的“机括”，且督抚不得侵权干预。[110]第三，湖南风气的振刷与学政有莫大关系。时值甲午战败不久，朝野群情涌动，倡言注重时务，朝廷规制与政令也有所松动。因此，谭嗣同的信函提示后来学人，维新变法时期的学政活动与体制变革有着密切关系。[111]

一 呼应维新志士

甲午以后，朝野上下目睹中华大国居然败于蕞尔小邦，既割地，又赔款，从而主张变法图强和开通风气。由于清廷迟迟没有出台变法举措，维新志士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各省督抚、学政。时人以为：“今时局危迫，政府泄泄。变法之事，既无望于上，然则欲广开风气，培植人才，惟疆臣与学使者之望。”[112]这表明当时不仅朝廷事权向直省下移，而且趋新人士也将期望寄予直省官员。相对于当时大多数督抚的观望态度而言，各省学政倡导新学与时务、开通风气的表现较为突出。

各省学政能够积极投身维新，与维新志士的联络有关。梁启超较早注意到借助学政来“开通风气”，并劝汪康年利用师友等人脉关系，联络各省学政以“开通风气”为自任，引导读书人留心时务。因此，经过汪康年的联络与组织，各省学政由个体形为维新群体，引导各地士子关注时务，推广新书报章，对各省士风和学风的影响至为深远。

既往研究较多注意湖南学政江标的维新活动。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五年进士，二十年八月奉旨提督湖南学政。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江标忧心时局，毅然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113]次年，江标在考校岁试的过程中，谭嗣同和唐才常禀称改浏阳的南台书院为算学馆，改革旧章，尊崇实学，以格致之学为基础。[114]江标允准，并札饬浏阳县知县立案，会同当地绅耆核定章程，董理经费，妥为办理。[115]

江标改书院为算学馆的举措引起湖南士林的抗议。“众论大哗”，谭嗣同等人更被视为妖异。面对诘难，江标不退反进，遂于考试时搜集试卷中论说时务者，拔为前列。[116]所出的考试例题更多牵涉时务，“非周知四国之士，屏斥弗录，苟周知四国，或能算学、方言一技矣，文即不通”，也置于前列。[117]

事实上，江标此举与梁启超、汪康年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江标初任湖南学政之时，梁启超致函汪康年称：“十八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他省，若能燔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他深知汪康年与江标有同年之谊，交谊素好，继而称：“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盍以书鼓动下，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118]

汪康年如何具体投书劝勉江标不得而知。已刊《汪康年师友书札》均为来函，其中不乏江标在学政任内致汪康年的书信，其中提到邀请汪康年到长沙襄助办理算学事务。汪康年虽未至湘，却通过邹代钧转给江标《代数通艺录》[119]，可见两人一直互通声气。若将江标的作为与梁启超的设想作一对比，则反而说明江标在浏阳改书院为算学馆的事件不过是借机而发，潜因当在于梁启超、汪康年的影响。

江标考试注重“时务”的反响果如梁启超所料。湖南士子不能视自身前程为儿戏，“乃相率尽弃俗学，虚其心以勉为精实，冀投学政之所好”，不知不觉间，湖南士风和学风为之一变。之所以如此，正如班固所言，在于“利禄之途使然，在上者其慎所以导之之具”。[120]

江标卸任之际，鉴于学政有刊刻试牍的常例，遂将任内考校士子的试卷搜集刊刻，仿照《代数通艺录》之名题为《沅湘通艺录》，希望能够继续成为读书人观摩的对象。[121]外人舆论已经注意到江标取士颇能“通达权变”，“命题课士，博古之外兼取通今，三湘人士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122]

汪康年不仅为江标在湖南的维新举措出谋献策，还将江标开通风气的成效转达给其他出任学政的好友。除湖南外，云南、四川、山西、陕西、湖北、江苏、贵州等省学政“开通风气”的作为与汪康年的影响有着直接联系。

当时，汪康年的师友中有数人出任学政，云南学政姚文倬即是其中之一。时任云南学政的姚文倬无从知晓中日战事，常常依赖与汪康年往返书信获取天下大事的消息。两人经常讨论时务，如绘制云南地图事宜。[123]姚文倬得知其他各省新风渐开后，有感于云南省地风气落后，“尤甚于他处”，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开通滇省士林风气。[124]

四川学政吴庆坻到任后，对汪康年说：“蜀士聪俊，可与言开新知者，不乏其人，因艺导之，颇得通敏之士。”[125]汪康年鼓励他必定能够转移四川士林风气，吴庆坻虽报以“何敢当”，却于到任不久就开始考试，“日敝敝于文字案牍间，无一日暇”。在吴庆坻看来，四川士子中能知晓时务者，“颇不乏人”，只是稍嫌浮夸，所以四川“不患风气不开，而患志识不正”。他认为应当逐渐开导新学，“尽洗俗陋要务，衷经折圣，不为游谈”，若能如此，四川士子“它日有兴起者，当可与东南诸子颉颃，此亦山川之气，久而必昌”。[126]可见，吴庆坻表面谦虚，实际上有着缜密的思考与远大的抱负，希望能够引导四川与江南学风并驾齐驱。近代蜀学的崛起，四川士人将提倡之功归于学政张之洞、吴庆坻等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刘廷琛出任山西学政后，汪康年立即托人送去书函和《蒙学报》，建议他督促山西各属士子阅读报章，增广时务见闻。刘廷琛在回信中称，平时考校士子时，在朝廷科考时文的政令之外，“课试《史》《汉》《通鉴》《小学》《近思录》，以植其体；几何公法、格致制造诸学，以广其用”。山西虽然“地阻山河”，巡抚胡聘之已注意推广汪康年等人创办的报纸，他也表示将于考试山西省各属时，凡有“足以语此者”，务必令其购阅报章，“此为牖迪民志，有关世局之事，固无俟阁下之惓惓”。[127]

陕西学政叶尔恺受命后即致函汪康年，称陕西士林风气已经“萌芽”。抵任后，又函称“此地僻陋非常，士气尤蔽寒”，打算在岁科两试的复试中改考时务策论。至于“如何大开风气”，叶尔恺希望汪康年能够“有以教”。汪康年自然知无不言，以西学时务相勉，并告“以毅力持之，总以开通风气为要务”。叶尔恺在陕西一年后，给汪康年去信说，“此间经弟提倡，风气颇开。其初将西学西教混而为一，已费颇白”，只是近来陕西士人认为康有为学说即西学，则可叹之极，“康何幸而蒙西学之名哉！”叶尔恺认为陕西士子多不通治学门径，“言中学而不知小学，言西学而不知格致，则所学亦有限”，所以不仅以开通风气为要务，还需要指示士子中西学问的门径。[128]

叶尔恺所提及的康学与西学问题涉及维新变法期间的学说之争，也是两种变法主张的分歧之处。许多官绅与康梁等人合力变法，原因在于敬佩康梁上书的勇气，且所言能“洞中中土之症结”，并非赞同其学说，只是避免学说论战。至康梁挟天子之威以压同道，将学说分歧扩大为人事派系之争，导致了维新势力的分裂。这一纷争在湖南体现得尤为明显。

湖南学政江标的继任者徐仁铸或许接受了谭嗣同的劝告，能够继续以开通风气自任。然而他主张的学说较多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所作《輶轩今语》教导士子，连主张今文经学的皮锡瑞读后都以为“多与康梁说合”。[129]这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后徐仁铸遭受罢免，不仅没有得到维新志士的同情，还被称为“逆徐”。总之，维新运动既开通了新风气，也开启了清末士林派系党争的先河，对晚清政治影响深远。以至于作为旁观者的孙诒让愤愤不平，在戊戌政变后称：“维新虽为今日急务，然亦须严辨君子小人，否则虽精习洋情，亦只多一中行说、张元耳，于时局曷有豪标之补乎？”[130]可见余悸犹存。

能够在维新运动中“既不牵于党议，亦不悖乎时论”者，并非无人。湖北学政王同愈与张之洞共处一省，虽不如江标与陈宝箴在湖南同心协力，也自为风气。王同愈在湖北“始终以实学相号召”，“凡天算制造之学，政法教育之书，使人各就性之所近，精究以致诸用”。[131]王同愈本人精于算学，离京赴学政任时，光绪帝询问是否知晓时务，王答曰：“现多讲究算学、舆地、格致等工夫。”[132]他主张：“学者无论为何种学问，《说文》不可不读，舆地不可不究，数理不可不明，三者为各种学问之根柢。”[133]他对中西学门径的认识与末流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政任上，王同愈常常以注重时务告诫士子，以算学、几何试题考课士子，又于经古场考试时倡导掌故、舆地等学，“以期风气稍开”。[134]

贵州学政严修自知黔地偏僻，风气未开，遂订阅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平日考校士子时，他不仅在经古场中多出策论及时务题，而且以身作则学习算学、洋文，称“近日习科举有三要，多读宋儒书，多读时务书，多读古文。应试之妙诀，即致用之根底”。[135]这也是他训诫贵州士子的一贯主张。

综观全国，许多省的学政已在汪康年等人的倡导下积极以开通本省风气为己任。不过仍有个别学政因循旧习，如浙江学政陈学棻最不喜欢谈论时务，所出观风考题仍是吟风弄月之类，遭到浙江士人的嘲笑。[136]后来他又奏称岁科考试策论难以举行，遭到罢免。与浙江、湖南邻近的江西，在后人认为是“守旧派”的王先谦看来，便觉得其地“风气难开”，劝告卸任的湖南学政江标不要去江西开展学堂事务。[137]

从甲午战败到百日维新期间，各省学政一度成为维新志士寄望最深的群体。高凤谦指出，各省督抚中能有如陈宝箴者实无几人，所以开通风气须注重发挥学政的职责。如“湖南忌嫉新法，视他处为甚”，但自江标督学湖南，“士风遽变，收效甚捷”。[138]

与汪康年有师生之谊的瞿鸿禨时任江苏学政，“学识实在江公之上”。所以高凤谦劝汪康年进言瞿鸿禨推进维新运动，转移江苏士风。尽管江苏的“封疆大吏，万万不如陈中丞耳。然学使者职司风化，可径行其志，非疆臣所能掣肘，想瞿公必有以处之”。具体建议是，先刊《苏州校士录》，“广印廉售”，使各府州士子皆知风向，对其他省亦有影响。“向来学使刊刻《校士录》常在去官之时，主者易人，此书便为陈迹，有志之士固不随波逐流，而中人以下求其无所为而为，亦不可必也。”[139]瞿鸿禨刊刻《苏州校士录》的举措未见下文，却接受了汪康年的建议，推广新学，在考试中添加算学等时务，并请汪康年推荐通知中西算法的人充当阅文幕友。[140]

由上所述，凭借学政的权限与职能转移各省风气，不仅是主张维新变法众志士的共识，而且逐渐影响到许多学政自觉地行使职权来转移风气。时人曾指出，“地方转移风气，以振兴文教为先”[141]，而学政恰恰专司各省文教政令。因此，各省学政与维新人士之间的互相影响成为推动维新运动不断深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使维新主张从舆论宣传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行动。

二 开通各地风气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各省学政多有“开通风气”之举。他们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变通旧有权限与职能，不仅加强了与各地官绅的联络，而且通过具体活动，引导和推动了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大体而言，除利用岁科两试的“禄利之途”引导士子趋新务实之外，学政在各省开展维新运动的举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办理新式书院，二是传播新书报章。两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均致力于推广新学，振兴各地学术文化。

维新运动伊始，山西巡抚胡聘之与学政钱骏祥就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在他们看来，“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自有也”，新学即以西为新，所谓“深诋新学者，既滞于通今”，过分尊崇西学者，又轻于蔑古，只有变通书院章程才能补救两者的偏蔽。他们主张将山西令德书院重新拟订条规，将原来设定额数大加裁汰，减少每月诗文等课，延请硕学通儒，“研究经义以穷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并“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同时，从天津、上海等地购译刊刻天算、格致等西学书籍，以资士子讲求研习。光绪帝见该奏折后，欣然应允，并令礼部知道。礼部即将原奏折刷印多份，通行各省仿照办理。[142]

“时务”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主题，迅速在各省书院中蔓延。《知新报》称，各省书院向来课试帖括、诗赋，自奉旨增添时务内容，实“欲开天下腐儒之锢蔽，使之知帖括、考据之外，尚有所谓时务也”，并称各省已经纷然改订章程，添加西学一课。[143]这与各省学政开通风气的成效殊途同归。各省学政对此自然不甘人后，只是限于各省的实际情形，效果则大相径庭。

云南学政姚文倬称，曾建言督抚在省城书院中添设算学一斋。恰逢某翰林从京师来做书院院长，“闻之不欲，百计阻挠”，没有能够成功。[144]

毗邻云南的贵州学政严修遵章办理学古书院，改定住斋课额数，经学、算学兼课，但“经师已就近延订，惟算学一席，本省中求一粗通者，已不可得”，因此致电张之洞，“伏思海内通才，大半入两湖书院，其中肄业生，但通微积者，便可主此讲席”，请为择定一人。[145]

四川学政吴庆坻虽声称学政“孤悬客寄”，难以在兴学方面有所作为，却也积极推广书院变革。不仅更新尊经书院章程，添设经济等课，而且通饬各府厅州县书院酌量变通，“一律改课时务策论，如大政典、大沿革、中外交涉以及天文、舆地、兵谋、商务、制造、测算，分门命题，不得再课时文帖试”。各地如果能够筹款兴学堂，可立即禀报学政兴办。[146]

陕西学政叶尔恺上任伊始，一直与汪康年就如何开通风气的事宜互通书信。他将崇实书院的章程重新改订，觉得书院书籍颇为丰富，只是没有得力的教习，只能聘请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贲兼摄。尽管叶尔恺以为刘光贲服膺康有为学说，颇为无识，以其“颇知时事，算学甚精”，能够用其所长。[147]在办理崇实书院时，他认为“致用之学，大旨不越政艺两端”，令诸生读政艺各书，学习语言天算等学；至于“艺事虽有专书，非躬亲试验不可”，又令书院肄业生“仿造日本人工轧花机器”，并添设制造所，“专备诸生考求艺事，仿制品具之所”，如果经费稍宽裕，再添购其他格致器具。[148]

当时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学政江标主持的校经书院及时务学堂。江标很早就“立志大兴校经书院”，可惜缺乏经费与人手，一度想请汪康年到湖南协助筹办时务。[149]后来，江标得到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共同改造校经书院，打算在其中设立方言、算学、舆地三会，后又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主讲，影响深远。[150]

不过，在谭嗣同等人看来，江标办理新式书院及学堂的举措只能造就一个地域的人才，远不如其创办《湘学报》的影响广泛。谭嗣同称，在湖南各项维新举措中，首推江标创办的《湘学报》，“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钜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正因如此，湖南风气转换，“要皆江学政主持风会之效”。[151]

谭嗣同所言不虚，学政在维新运动中办理书院、学堂，限于经费人手，势必不如变革考试办法、传播新书报章更为有效。此外，广东学政张百熙也在广州尝试办报，与前任浙江学政潘衍桐等人创办了《岭学报》，传播西学。[152]

对于大多数学政来说，其影响不在创办报章，而是传播，如传播《时务报》及时务书籍。汪康年利用人际关系，给许多学政送去《时务报》，希望他们能够在所主持考试的省份大力推广，若能札饬所属书院阅读新书报章更好。

汪康年曾通过黄庆澄向江苏学政瞿鸿禨转达此意。瞿鸿禨收到《时务报》后，大为赞赏时务报馆能够破除陋习，传播时务，同时也提醒议论不免有矫枉过正的弊端。至于“足下欲敝处通饬书院阅报”，由于前任龙湛霖不久前已经檄行各属，“可不赘述”。至汪康年改办《昌言报》和《中外日报》后，瞿鸿禨觉得分送太迟，希望汪康年“饬令走报人按日送到，方可争先快睹”。[153]

汪康年还请偏远各省学政代为销售《时务报》等书报。据现有材料，汪康年一度通过云南、四川、江苏、陕西等省学政代售《时务报》，后来渐渐取消这种做法。原因是学政需要出省城巡考，不能长年驻扎省城，更重要的是各省分售《时务报》的地点逐渐增多，不必学政代售和专寄。如四川学政吴庆坻称，在四川省“随时买阅甚便”，所以“代售之处，大半散去，如褚、姚、瞿、高皆是”，不用麻烦再寄。[154]

经过咸同年间的战乱，江南、西南、西北数省的士子本来已经缺乏经史等书籍，遑论介绍西学西政的时务书。叶尔恺在陕西学政任上与汪康年反复讨论的便是如何将上海的新学书籍运到陕西，或者是直接在陕西刷印刊刻，甚至派人到上海接洽购买印刷机的事务。[155]

贵州学政严修在任三年，接触的士人中不乏俊杰，也有许多愿意学习时务的士子，只是风气未开，“无名师为之前导，又无仪器图书以资用。使之于津、沪、楚、鄂之区，所造远矣”。因此，严修一方面开列书单，托朋友从上海购买新学书籍，一方面倡办官书局，刊刻书籍。《知新报》报道说，严修在贵州提倡风气，设官书局，与京师官书局（由强学会改）相呼应，又创设中西书院，与诸生讲习时务。[156]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时务报》的读者。[157]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张之洞的《劝学篇》在维新运动中完成，奉旨刊印数百部，由军机处廷寄各省督抚学政。湖北学政王同愈很快就接到兵部送到的《劝学篇》，“当即刊行，广为传部［布］，应俟于按试所至，实力劝导”。[158]

湖北如此，其他各省学政办理朝廷令旨的情形应当相去不远。在废除时文以后，时在张之洞幕府的郑孝胥对汪康年说：“《劝学篇》乙册奉缴，时文既废，此书将必风行。且报馆必遍天下，宜亟振兴报务，规为分局于各省之计，不可落人后着。”[159]《劝学篇》也通过《时务报》代为销售，流传范围相当广泛。

新学书报得以风行海内，其中固然不乏明通之士迫切希望了解时务，却也有不少读书人只是希冀从中猎获功名。有学者注意到，山西和湖南士子不乏将《时务报》等新书报当作科举考试的册子。[160]

孙诒让注意到《时务报》统计的阅报人数，“以敝里（浙江瑞安——引者注）为最多，而敝里阅报之人”，大多“稔知其人”，其中“慨时事之危迫，爱玩钦服者十之一二，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假此揣摩为场屋里挟之册者十之七八，其真能潜研精讨，以究中西治乱强弱之故者，无一也。”所以，经过光绪二十三年秋间乡试后，士子发现乡试试题“犹然故辙”，原来读《时务报》的“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浙江瑞安如此，全国“殆必相去不远”，“是故朝廷幡然改弦更张，万无挽回之术”。[161]

无独有偶，执掌直隶莲池书院的吴汝纶对于书院改章也表示担忧，所谓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162]。孙诒让、吴汝纶等旁观议论触及了戊戌维新时期转换风气的根本，即如何变通考试士子的章程。

三 变革考试章程

戊戌之前，学政目睹时艰，在岁科考试中添加时务考题，其实都不在正场，只是于经古场或复试中变通办理。此举虽然能够转移一时一地的风气，毕竟限于个别学政的特识，也没有正式列入朝廷的取士章程之中，终究难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如乡会试一沿其旧，遏制了维新运动蓬勃发展的势头。

光绪二十三年乡试过后，黄庆澄致函汪康年，称：“所存时务书，乡试前尚略有销路，乡试后无问津之人，此各主考、学政之过也，可叹可叹。”[163]旁观者如此，本身就是学政的严修或许有着更深体会。在录送贵州生监参加乡试以后，严修就开始酝酿变通科举考试章程。

严修是《时务报》的读者之一，不知是否受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倡言变通学校的影响。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表论说，提出变革学校的上中下三策，其中中策主张在现有的科举制度下多设诸科，不专以进士科取士。[164]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探源之论”[165]。

严修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开始就一直阅读《时务报》，至八月初七日仍在看《时务报》。8天后，他与友人陈维彦商议奏请改革科举，得到后者大力支持，“志乃定”。[166]这说明严修奏设特科的缘起与《时务报》的影响不无关系。

八月十八日，严修开始拟写奏折草稿，随时与严澄商讨，至九月二十日得到陈维彦的最后审定，于九月二十四日发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还是《严修年谱》中所录的严修奏折，其中主张迅开专科新科，“新科宜设专名”，“统立经济之专名”，并没有自称为“经济特科”，当时称为“经济专科折”。而且该折中并无后来上谕中所称的岁举，只提出了限期保送。[167]

新科与特科，前者相对于进士科而言，而后者则是与常科相区分。严修奏折中所主张的似是添加与进士科并行的经济专科，是“常科”而非“特科”，两者差异不小。

至总理衙门大臣和礼部会议严修的奏折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严修的奏请概括为“经济特科”的名号，并以为限期保送不如实行岁举，与特科“可分办而不可合办”。所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1898年1月27日）的上谕称：“先行特科，次行岁举。”[168]这与梁启超、严修主张变通科举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大概是总理衙门（统筹新学）与礼部（掌科举、学校）之间的折中方案。

《申报》获闻清廷拟开特科，立即发表评论，以人才为中心，纵论学校、时文及国运的关系。其论说称：人才之消长系乎国运，而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明清皆以八股取士，人才群趋于时文帖括之中，从而可知“时文、试帖、楷书之误人才，非人才之误国”。虽然朝廷要举行特科，但是士人无从学习实学，必须由朝廷加强整顿官立学堂与私塾，提供士子学习考课的场所。[169]

报章关注的是如何设立学堂，培养应试特科的人才，而朝廷考虑的是如何议定特科章程。据草拟章程的汪大燮称，其实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间，特科事已定，只是“稿久不上，不敢泄”，至次年正月虽然颁布开特科的谕旨，“详细章程尚未定”。汪大燮与沈曾植奉令拟写章程，议论纷纷，却无定章。[170]

从常科退到特科，甚至特科也未能立即举行，急于变法的康有为只有希望“特科常举”。后来，他认识到“特科常举”也难以实现，于是转而谋求另一条变革考试的途径，即先从学政主持的岁科考试进行改革。

三月二十三日，康有为借奏陈译纂《日本变政考》事的机会，声称农工商兵的新学不出于进士、举人，“而皆出于童生”，应“以经济之科试童生”，这是清朝挽救贫弱的首务，较之“特科常举”更为有效。当时各省学政的岁科两试，分为经古场和正场，正场还有复试。由于各省学政的维新活动，已经在经古场和复试中尝试天算、格致、策论等学，正场仍然考试时文。因此，康有为建议将经古场改为正场，复试时“以五经题一艺、四书题一艺”，如此办理，则是将经济特科例推行到岁科试当中，应令各省学政即刻照新章举行。[171]这无疑是把经济专科与进士科并举的措施先转移到岁科考试当中。

《定国是诏》颁布以后，维新活动达到高潮。康有为乘势将变革考试的矛头直接指向时文。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奏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谓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莫如先废八股，且时文取士方法虽美，经久必弊，若不与时改弦更张，反而失去立法求才的初意。[172]五月初四日，他又代徐致靖拟奏，仍请罢废八股，自岁科考试至乡会试及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173]次日，上谕颁布，废除八股取士，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至于具体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详细章程，由礼该立即妥议具奏。[174]

五月十二日，康有为再以宋伯鲁名义奏请各省生童岁科试立即改试策论。清廷令各省学政奉到谕旨后，即行将岁科试一律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更改。[175]

当时的报章迅速传递了改试策论的消息。孙宝瑄阅报后称：“五百年积弊决去于一旦，快甚！”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认为停止八股改试策论就是“举行经济常科”了。[176]

因离下科乡会试的举行之期还早，所以其章程如何制定并不迫切，但学政的岁科两试改试策论后如何考试，礼部并没有及时制定出详细章程。这令时人对各省学政如何执行考校策论有所质疑。

甲午战后一直主张废去时文的吴汝纶听闻上谕后，固然“为之一快”，却又觉得“以时文出身之考官，骤而使校阅策论，彼安能定其高下佳恶？”[177]不久，浙江学政陈学棻提出质疑：“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而且朝廷并没有议定衡文取士的标准。[178]结果，光绪帝认为既然浙江学政陈学棻以为难办，应立即撤回，另差唐景崇去。[179]

其他各省学政奉到谕旨后，由于没有礼部颁布的策论考试新章程，于是各施其法，作为权宜之计。五月十七日，湖北学政王同愈接到改试策论的谕旨，即于二十日考试兴国州文童时改用策论，“大要以经史为体，时务为用，根柢固而后枝叶茂，并以杜其矜奇好异，离经畔道之渐”，待礼部颁发定章，再遵照定章办理考试事宜。[180]他在给汪鸣銮的信中说：“改试策论，命题程式尚未奉到部文，同愈以意为之，每场必有四书五经之题，令其发明引证，俾免逐末忘本。”如此，湖北文风空疏的弊端可以渐息。[181]

其他学政，如近在奉天，远在福建、甘肃等省，都在接到谕旨后改试策论。福建学政戴鸿慈从龙岩州考棚开始改试策论，“至邵武改试四书论、经论，建宁生场改试讲义”。[182]甘肃学政夏启瑜在甘州考试时奉到部文，遂改试策论，兼试“四书、五经义各题”，直至考完西宁府的正场。[183]因为没有统一考试章程，各省学政的具体办法略有差异。

五月二十二日，礼部才“就乡会试及岁科各试改试策论，暨经济归并正科各节”酌拟分场命题的详细章程。其中关于岁科考试的规定是：“生员岁试四子书论一篇，经论一篇，科试则减去经论，用策一道。童试正场四子书论一篇，经论一篇，复试日四子书论一篇，小学论一篇。”原来生童考试时有默写《圣谕广训》，应仍从旧例；经古场由学政随时酌量命题。至于学政考试优拔贡，都于“首场试以四书论、经论各一篇，二场试以史论一篇，策一道”[184]。当日上谕：一切考试都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余依议”。[185]

部分学政通过自身考试情形，为礼部进一步议定章程提供了借鉴经验。广东学政张百熙于五月奉到兵部电咨，随即在举办广州府岁试时以策论试士。由于没有礼部议定的详细章程，“不得不酌定新章，为一时权宜之计，论题仍本经书，策论则仿科考之例，参以时务”，希望借首府考试倡导全省风气。在改革考试后不到一个月，张百熙就注意到存在隐患，如童生往往夹带试前准备好的四书论题，“盖缘《四书》中除割裁虚冒联章之外，有实义可以命题者甚少，若专以《四书》发题，一二年后无题不可预拟”，只要应试士子于考试前熟记各论，搜检无效，反而“贻积弊之端”，因此张百熙“拟请将来考试生童，正场试以一论一策，论题于《四书》之外，兼及《五经》，较为妥善”。光绪帝阅后大加赞赏，立即令礼部知道，作为议定章程的参考。[186]

学政的岁科两试是乡会试的基础，其考试政令向来视乡会试为转移。安徽学政徐致祥认为岁科两试应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并请求朝廷饬部臣精选先贤名儒名臣的四书五经讲义，编纂刊刻后颁发各省，“则应试者既遵循有自，衡文者亦去取有资”。[187]时值清廷百度维新，政务纷繁，只令礼部议奏岁科考试章程，至于编纂刊刻讲义等事只能令各省学政自行择优颁发生童研习。[188]

时人还对武科举的变革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申报》对举行经济特科的评论中已经指出武生童以弓刀箭石进身，自然专注于此等技艺。[189]而近代中外交战的结果表明，这类冷兵器时代的技艺已经到了必改不可的地步。所以从荣禄奏请开武备特科，到胡燏芬奏设武科章程，都主张改试枪炮。

各地学政不仅参与了武科改制的讨论，而且积极进行了尝试。广东学政张百熙对此提出12条建议，以“约而易行，简而易举”为主。[190]湖北学政王同愈认为武科改试章程，“非一家之言所能集事”。他于六月二十四日奏陈七事，其中有“给予空枪，首重练炮两则，似尚未经人道，或可备防弊利用之一说”，至于测算、绘地图等都是军事重要的事务，他在考试武场时已经试办，“若将图算著之令甲，风行必速”。[191]在他人议论武科章程之时，学政利用岁科考试的机会已经试行，较之空言已先行一步。

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下令恢复取士旧制，可是废除时文取士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光绪元年曾反对李鸿章奏陈废除时文的王先谦，虽然在变法期间不满康梁的言论，在戊戌政变之后反而公开发表言论，认为时文制艺应当废除。他说：“舒赫德、杨述曾言之于乾隆时，李相国言之于光绪初”，“今之时，诚急于舒赫德、杨述曾、李相国言事之时”。[192]

由于某些学政在取士时仍然沿袭戊戌维新的风气，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慈禧明令告诫他们：清廷取士之法备载于《钦定科场条例》《钦定学政全书》，凡有校士之责的各官员，应当遵守成宪，“勿作聪明”。[193]庚子事变后，慈禧的态度陡然转变，决定废除八股取士，改用策论考试。[194]

虽然百日维新戛然而止，经济特科和改试策论的乡会试都没有如期举行，大多数变法主张流为“纸上空谈”，但是各省学政却在礼部没有议定策论考试程式的情势下，在数月间实践了岁科考试改用策论的谕旨，不同程度地引领了各省的风气。这也为新政时期科举考试改为策论取士的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庚子以后，当科举再次改试策论时，吴庆坻之子吴士鉴正在江西学政任上。他仿效父辈的维新活动，“于开通风气之事，无不尽力为之，特自问不免谫陋，故无日不兢兢恐惧，幸士论尚不以为非，或可无负故人之期望”。[195]而陕西学政赵惟熙则仿效张之洞编纂学政“公牍”的前例，编纂《西学书目答问》，以“政学、艺学分上下篇”，指示西书门径。[196]他们“开通风气”的举措大体上仍然沿袭着晚清学政变通校士与教士职能的活动。

然而，清末新政时期，全国的兴学风气已经改变。曾经在戊戌维新期间大力提倡天文、算学、格致、时务的各省学政，在新政时期已不是开通风气的先驱，反而成为被“科学”风气开通的对象。各地书院无论考课时文，还是注重经史，均奉令改办学堂。朝野上下掀起广建学堂的风气，很快形成分科分级的学堂系统。不可否认的是，新政时期朝野上下求新求变的观念以及兴学风气的转移，均与维新运动的风气有着继承与发展的联系。就此而论，晚清学政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活动与作用实是清末新旧制度交替与风气转移的关键因素，影响深远。

余论

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学政变通权限与职能的成效与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张之洞、黄体芳等人编纂刊刻学政“公牍”、创办新式书院的活动，不仅扭转了一时一地的学术风气，而且培养出许多传承中国经史之学的学者。其后在维新变法时期，学政仍然是各省开通新风气的引领者。

然而，晚清学政变通校士与教士的形式，仍主要围绕固有的科举与学校的储才取士途径展开。虽不乏政绩，却已是强弩之末，难以挽救自身地位与时局的衰落。同光之际，皇权的旁落以及清朝与列强的地位落差，对于身兼双重职责的学政来说，前者冲击了学政在清代官制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后者制约了学政在储才取士方面的成效。受到外国教育制度的影响，清末兴学育才的目标更追求通晓各类学科知识的专门人才，而非学政培养选拔的熟读经史之学的通才。

内外交困的不利局势影响到学政在清代新官制中的重新定位。随着新政的推行，皇权衰落与直省崛起的进程加速。作为钦命学差的各省学政，如何融入正在形成一级行政实体的直省官制以及新兴学堂事务之中，成为考验学政存废与否的衡量标准。

[1] 该书究竟是谷应泰任内所撰，抑或任内购买他人著述冒充己作，似未定论。郑天挺：《对〈明史纪事本末·前言〉之意见》，《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第492页。

[2] 清初陕西学政朱轼曾将学政任内应为诸事编成《造士诸格编》，“藏于箧，遇门下士有出任学政者，取以相示”，并未公开刊刻流传（《朱文端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第125页）。据称，道光年间湖北学政龙启瑞曾致力于编纂一本指引学政行使职能的《视学须知》（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70页），也未刊行。

[3] 《致王廉生》，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3页。

[4] 关于张之洞编纂《书目答问》的本意，参见安东强《张之洞〈书目答问〉本意解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5] 《复许振祎》，《曾国藩全集·书信》，第7579页。

[6] 《恭报到任日期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4页。

[7] 《与王廉生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2页。

[8] 《劝置学田说》，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第336页。

[9] 《张文襄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第667页。

[1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809-19。

[11]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第210～211页。

[12] 《张文襄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210页。

[13] 光绪元年九月，张之洞已写定《书目答问略例》，详细说明体例及所收书目两千多种（《书目答问略例》，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第5页）。据称，缪荃孙当时在四川总督吴棠署中充幕僚，于光绪元年八月间拜入张之洞门下，帮助撰写《书目答问》，“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九月以后，张之洞出省按试，缪荃孙再度赴京参加会试。参见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第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缪荃孙序》，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序第1页。

[14] 《〈輶轩语〉序》，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第283页。本节以下引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中所收的《輶轩语》。

[15] 《〈輶轩语〉序》，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第283页。

[16]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120页。

[1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35-049。

[18] 《恭报到任日期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4页。

[19]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76～677页。

[20] 参见龚延明、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994-54，03-7175-01。

[22] 《劝置学田说》，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第337～338页。

[23] 胡凤丹：《退补斋文存二编》卷2《輶轩语序》，光绪七年退补斋刻本。

[24] 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页。

[25] 葛元煦：《光绪四年啸园本〈輶轩语〉跋》，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755页。

[26]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129～130页。

[27] 胡凤丹：《退补斋文存二编》卷2《輶轩语序》，光绪七年退补斋刻本。

[28] 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837～10841页。

[29] 曾有学人指出，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学政徐仁铸曾仿其体例作《輶轩今语》，是《輶轩语》作为清末学政常备书的唯一例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130页。

[30]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27《重锲輶轩语书目答问序》，光绪六年刻本。

[31] 黄体芳：《黄体芳集》，第48～50页。《司铎箴言》曾收入黄群主编《敬乡楼丛书》第三辑之九《江南征书文牍》附件。

[32] 《葵园自订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第731页。

[33] 王先谦：《劝学琐言》，转引自罗检秋《晚清汉学传统之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4] 《与峄琴学士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1页。

[35]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54页。

[36] 章太炎曾指出，“督学之教人，正应使人读常见书”，因此张之洞论学反而不失高大光明之象。参见章炳麟《救学弊论》，《华国》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37] 赵惟熙：《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学署增订本〈輶轩语〉赵序》，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56页。

[38]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5～2476页。

[39] 严修：《光绪二十一年贵阳重刊本〈輶轩语〉序》，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57页。

[40] 王锡蕃：《光绪乙未福建学署重刊本〈輶轩语〉序》，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57页。

[4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436页。

[42] 《视学须知小引》，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70页。

[43] 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4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7《整饬士习》。

[4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4，第431～435页。

[46]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895～896页。

[47]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435、439页。这期间修复旧书院及兴建新书院的数字：康熙年间785所，雍正年间325所（合正音书院），乾隆年间1298所。数字有重复计算的可能，但大体反映出一时风气。

[48] 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册，第397页。

[49]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8册，第271页，记为“正月十三日”；《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条，《清实录》第8册，第665～666页，记为“正月十日”。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

[50] 自雍正年间朝廷赐银办理省城书院以后，清代书院大体可分两类。一是省城书院，由官给膏火及日常费用，归督抚、学政考课，所以辅学校之不足，旨在教养士子；二是各府厅州县官绅创建的书院，类型不一，其费用的筹措方式也多种多样，教养对象包括士民。此外还有一类名为“书院”的设置，实际上是各地用于祭祀的场所，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

[51] 《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第71～72页。实录系于是年六月初一日，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甲子条，《清实录》第9册，第487～488页。

[52]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

[5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63《书院事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6，乾隆九年十月甲寅条，《清实录》第11册，第927页。

[54] 蒋元益编《时庵自撰年谱》，乾隆年间刻本，第25～26页。

[55]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088-023。

[56] 程廷祚：《与陈东皋论书院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中册，第397页。

[57]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84～488页。

[58] 《创建尊经书院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68页。

[59]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279页。

[60]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第488～489页。

[61]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3页。

[62] 舒笙甫：《序》，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汉川江氏刊本。

[6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003-004；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6页。

[64]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7页。

[6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27页。

[66]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7～38页。

[67] 贺涛：《贺先生文集》卷4《吏部侍郎张公传》，民国三年徐世昌刻本。

[68] 《查明茶商捐助书院学堂经费商情乐从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文集》第2册，第789页。

[69]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39～40页。

[70] 《复许振祎》，《曾国藩全集·书信》，第7579页。

[71]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孙延钊集》，周立人、徐和雍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39页。

[72] 刘光贲：《味经书院志》经始第一，民国“关中丛书”刻本。

[73] 刘光贲：《味经书院志》经始第一。

[74] 刘光贲：《味经书院志》经始第一。

[75] 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收入《〈青鹤〉笔记九种》，第92页。

[76] 刘光贲：《味经书院志》筹养第三。

[77]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187-25。

[78]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6页。

[79]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5～2476页。

[80] 安东强：《张之洞〈书目答问〉本意解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81]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卷，第46页。

[82] 《创建尊经书院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68页。

[83] 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第42页。

[84] 《致谭叔裕二》，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5页。

[85] 朱逌然：《朱逌然日记》，收入桑兵主编《续编清代稿钞本》第53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47页。

[86] 王之春：《王船山年谱》，光绪十九年鄂藩使署刻本。

[87] 郭嵩焘：《养知书屋集》文集卷14《送朱肯甫学使还朝序》、卷26《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光绪十八年刻本。

[88] 朱逌然：《朱逌然日记》，收入桑兵主编《续编清代稿钞本》第54册，第176～191、194页。

[89] 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47，光绪年间刻本。

[90]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外编《送顾子鹏之荆溪训导任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91] 黄体芳：《黄体芳集》，第150～151页。

[92] 黄体芳：《黄体芳集》，第144页。

[93]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279页。

[94] 刘应梅：《王先谦书札十一通》，《文献季刊》2008年第1期。

[95]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黄先生传》，民国章氏丛书本。

[96]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孙延钊集》，第257页。

[97] 刘光贲：《味经书院志》经始第一。

[98] 《创建尊经书院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72页。

[99] 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4《浙江学使院题名记》，道光十年刻本，第23页。

[100]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附录”，第572页。

[101]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50页。

[10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43页。

[10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43页。

[104]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78页。

[105]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外编《送顾子鹏之荆溪训导任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10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0-6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5页。

[107] 《申报》1900年2月23日，第1版。

[108]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92页。

[109] 《与徐仁铸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69～270页。

[110] 载学政的敕谕中，如《皇帝敕命郜焕元提调湖广学政》，《明清档案》第17册，第B9623～B9624页。清代督抚实施教士之责的主要场所在书院以及后来所办的学堂（独立于学校体制之外）。

[111] 学者讨论戊戌维新的成果，无论是通论还是专题研究，较多述及湖南学政江标的作用，对当时各省学政的维新活动缺乏整体论述，所以没能彻底解开谭嗣同信函中透露的应有之义。早期研究如汤志钧先生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近年研究如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等人合著的《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马勇著《中国近代通史·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专题研究如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2005、2011）是近年来讨论戊戌变法史的力作，将百日维新期间的史料和史事统统重新爬梳考订，但对于各省学政的维新活动也没有深入讨论。罗皓星《江标与清季的湖南维新运动（1895-1897）》（《政大史粹》第12期，2007年6月）注意到江标的“学政”身份对维新运动的特殊作用。

[11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41～1642页。

[113] 胡思敬：《江标传》，收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4] 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对新任学政徐仁铸称，湖南向以守旧闻名天下，自己尝思考变通而力所不能，直至江标学使至，才改浏阳县书院为算学馆。参见《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69页。

[115]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2，第426～427页。

[116]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427页。

[117] 《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69页。

[1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44页。

[119]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53页。

[120] 《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69页。

[121] 《叙》，江标：《沅湘通艺录》，岳麓书社，2010，第7页。

[122] 《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123]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36、1240～1245页。

[12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43页。

[125]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77页。

[126]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78、379页。

[127]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872页。

[128]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5～2476页。

[129]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第54页。

[130]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76页。

[131]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572～574页。

[132] 《栩缘日记》卷1，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261页。

[133] 《栩缘日记》卷2，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358～359页。

[134] 《上汪柳门侍郎书》，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94页。

[135] 《严修年谱》，第90页。

[136] 《杨锐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旬。孔祥吉发现此函，认为是李鸿藻之子李符曾作（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79～80页）。《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的编者以为证据不足（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96页）。

[137]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2册，第480页。

[138]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41～1642页。

[139]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41～1642页。

[140]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01页。

[141]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874页。

[14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9-068；档案号：03-5614-011。

[143] 《书院改章》，《知新报》第5册，1897年3月13日，第4页。

[14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243页。

[145] 《严修年谱》，第70页。

[146] 《四川学政吴庆坻通饬各府厅州县变通书院章程札》，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483页。

[147]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3、2475页。

[148]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第258页。

[149]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50页。

[150]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52～253页。

[151] 《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70页。

[152]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885页。

[15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00、3102页。

[154]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78页。

[155]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74页。

[156] 《黔兴新学》，《知新报》第3册，1897年3月3日，第6页。

[157] 《严修年谱》，第83、97、99页。

[15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174-27。

[159]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974页。

[160]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61]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72页。

[162]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施培毅、徐寿凯校点，黄山书社，2002，第129页。

[163]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17页。

[164] 梁启超：《论学校二：科举》，《时务报》第8册，1896年10月17日。

[165]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2册，第458页。

[166] 《严修年谱》，第96～98页。

[16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0-003；另见《严修年谱》，第98～101页。

[168] 《总理衙门遵议开设经济特科折》，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04～406页；《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1～12页。

[169] 《恭读正月初六日上谕再谨注》，《申报》1898年2月3日，第1版。

[170]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72页。

[171] 《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科试片》，《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50页。

[172]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78页。

[173] 《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95页。

[174]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06页。

[17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13页。

[17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215页；《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20页。

[177] 吴汝纶撰《吴汝纶全集》（三），第194～195页。

[17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617-76。

[179] 1898年7月19日《国闻报》，引自《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806～807页。

[18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2-056。

[181] 《上汪柳门侍郎书》，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94页。

[182]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73页。

[183]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75页。

[18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24～227页。

[18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41页。

[18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616-025。

[18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0-013。

[188]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24页。

[189] 《恭读正月初六日上谕再谨注》，《申报》1898年2月3日，第1版。

[19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616-024。

[191] 《上汪柳门侍郎书》，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94页。

[192]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8页。

[19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10页。

[194]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51～152页。

[195]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89页。

[196] 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略例》，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569页。

第五章 学政改制与裁撤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重启新政，后又以厘定内外官制为宪政之基，以外国政制作为重要参照。清代官制架构由“内外相维”转向“上下有序”，新旧政体的立意、格局大相径庭。[1]清末各省学政的改制问题较早地、突出地反映出清末政体的转型。

在此之前，学政为了应对变局已对固有权能有所变通，虽触及症结，却未能进行根本的变革。随着“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相继出台，各省学政不得不面对广办新式学堂的事务，甚至在停科举后“专办学堂”，其“孤悬客寄”的官制地位与权能局限问题日益凸显，最终随着清朝构建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完成变革。这一进程牵涉的诸多制度与观念纠葛影响至今。

第一节 学政与学堂

庚子前后学政与学堂的关系直接涉及清末学政职能的调整，以及学政在各省官制与新式学务系统中的重新定位。

清代“学校”与“学堂”本属两套系统。[2]道咸以降，由于中外交涉事务增多，京师、上海、广州陆续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培养通晓“洋语”人才，承办洋务。后来，李鸿章等人认识到西人“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遂翻译西书，开设测算、制器等学。于是，新设学馆、艺局等培养通晓洋务的机构日益增多，“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3]同治五年，左宗棠为办理船政事务请求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4]这大概是较早以“学堂”之名仿照外国创办新式教育的先河。此后，各类专门学堂次第出现。

作为职掌各省“学校”政令的学政，他们与新兴学堂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能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观念截然划分。两者关系随着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变化，成为各省学政能否融入新式教育体制的决定因素。

一 初兴学馆与学堂

功名与出身问题是梳理晚清学政与学堂关系的关键。

晚清学馆、学堂兴办之初致力于培养通晓洋务的专门人才，并非处于学校的对立面，而是要补充学校之不足。新式学生的功名与出身仍参照固有学校系统而定。由于各地学校功名与出身主要为秀才，素由学政考试后给予。因此，学政遂与各地学馆、学堂的运作发生联系。

具体而言，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称上海同文馆），称学馆选取近郡年14岁以下的文童，待其“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请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实际上，督抚并没有给予生童功名的权力，“准其应试”亦非其职责，须经过学政考试录送才能参加乡试。在办理过程中，李鸿章不得不对原章程进行调整：“肄业生三年期满，能一手翻译西书全帙，而文理亦斐然成章者，由中西教习知照上海道送通商大臣督抚衙门考验，咨明学政，按照奏定章程作为附生。”[5]这表明，新教育在办理之初即不得不依赖原有学校的功名系统，这套系统的初级功名又无法绕开各省学政的职权。新式教育机构与各省学政的这种关系维持了很多年。

其实，早期新式教育机构的学生来源不少是童生，或是已有初级功名的士子。这种双重身份属性使得他们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仍然无法忘情于科举考试。每当学政巡考所至，学堂学生往往离开学堂，参加学政的岁科考试及院试，期望迅速取得秀才功名以及通过科考后进而参加乡试。这种局面渐渐将学政的存在与学堂的发展推向对立面。

后来李端棻指出，晚清办理新式教育二十余年，成效甚微，原因之一就是“利禄之路不出斯途”，那些在文馆学堂学习的“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6]梁启超在《论学校》中提出的上策为科举与“学校”合而为一，实际上是要将科举与学堂合一，要使学堂成为“利禄之途”，从而吸引众多青年才俊肄业其中。[7]

此外，学政还为新式教育选送学生。维新变法期间，陕西巡抚魏光焘创建格致实学书院，奏请“每斋先设肄业生十五名”，由学政举行岁科两试时，选拔调取年龄在24岁以下，心地诚笃、资性聪颖的生员，分斋肄习。[8]这种模式也延续到清末新政期间。

光绪二十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折》中拟定：各地文武中学校学生三年毕业后，由“学政考之，给予凭照，作为廪生，送入省城高等学校”；省城高等学校毕业后，“先由督抚、学政考之，再由主考考之。取中者，除送入京师大学校外，或即授以官职，令其效用”。[9]十月二十五日，政务处和礼部议奏称，各省大学堂毕业生“由该省督抚、学政，按其功课严密考校，拔尤拟取，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候旨钦定作为举人、贡生”[10]。

晚清教育形式的多样性与功名出身的单一性导致许多青年才俊游走于新旧学之间。一边学习时务与西学知识，一边钻研时文帖括，无非借此猎取功名。维新变法期间，吴汝纶针对书院改制问题曾指出，书院经过改革，“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11]此论用来参照学堂的“出仕之途”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总而言之，晚清最初创办的学堂与固有学校相比，只是处于附庸地位，其出身须参照科举功名系统。这决定了早期学堂与各省学政之间的关系态势，即学政是以一种较高的姿态参与学堂事务。不过，随着学堂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学堂与学政的关系出现新变化。

二 改书院与建学堂

戊戌维新期间，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固有培养人才的方式已经落伍，应当仿照外国建立新式教育系统，特别是自下而上的小、中、大逐级递进的学堂体系。他们认为，这一体系不必由原有的国子监及各省府州县学改建，而是将各省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各省学政亦参与其中，只是所处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因人而异。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康有为认为京师大学堂已经开办，应改各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按照学规、经费等级颁发大学堂章程，“请旨先电饬各直省督抚，督率道府州县，将所属书院、义学、社学、学塾处所多少，教习人才高下，经费数目，限两月内报明”。[12]五月二十二日，上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属官在两个月内报明书院处所与经费数目，“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均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办理。[13]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陈，省城原有贵山、正本与学古三书院，其中学古书院在严修任学政期间已添设西学考课，“因势利导，即为经世学堂，其聘请山长，委监院管理如故”。[14]贵州省城三所书院唯独先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说明学政严修变革书院，添设西学，为书院改建学堂奠定了基础。

清代省城书院由督抚主持，只有个别书院由学政主持，即同光之际学政联合当地官绅所创建的书院。如四川的尊经书院、湖南的校经堂（后改称校经书院）、江苏的南菁书院等，与同时代其他书院的风气迥然不同。当清廷令各省督抚率所属将书院改为学堂之时，学政也不甘落后，立即有所行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1898年8月27日），江苏学政瞿鸿禨遵章将南菁书院改为学堂，并将书院所附的沙田试办农学。他指出，南菁书院虽地处江阴，但向由学政直接主持，应按照省城书院变革，改为高等学堂而非中学堂。至于书院所属的沙田，由光绪十四年前任学政王先谦主持并入书院，历经招人承佃，所收租息充作书院的经费。瞿鸿禨觉得沙田租息微薄，不如“参以泰西化学之用，必能树艺五谷，遍植果蔬，即棉麻等项亦可试种”，如此则“农学之事董之学堂，学堂之费资于农利”，两者相辅相成，既有利于引进西法治理沙田，又能广开利源。[15]瞿鸿禨的奏请得到清廷许可，“照所议认真办理”。[16]

维新变法因戊戌政变戛然而止后，慈禧太后令各省督抚、学政仍循“旧章”办理书院。[17]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重启新政，决定仿照日本国民教育模式建立学堂系统，遂谕令各省广建学堂，首要措施即为在旧有书院基础上改建学堂。

慈禧太后虽然没有解除对康有为等人的党禁，却保留了康有为的主张，谕令各省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上谕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设为大、中、小学堂，由各该督抚、学政通筹办理，并赋予学政筹办学堂的权力与责任。[18]十月十五日又将袁世凯办理山东大学堂章程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仿照办理。[19]

江苏学政李殿林沿袭前任的做法，奏请将南菁书院仿照省城书院办理，应按照新章改为大学堂。至于山东大学堂章程内所称“先办备斋、正斋，后办专斋”，主要是源于山东风气未开，而“江苏为人文渊薮，年来讲求中西学颇不乏人，即南菁诸生平日所肄习者，如经史、政治、舆地、天算、格致各学，皆门径已通”，有能力径立专斋，并将南菁书院改学堂的试办章程呈递清廷，得到了清廷允许。[20]这无疑为各省督抚、学政办理书院改学堂事务提供了另一种方案，时称为“南菁成案”。

南菁书院的改革方案得到陕西学政沈卫的赞同。陕西的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均由历任学政创办，归学政直接主持，与南菁书院情形相同。因此，沈卫奏请援照南菁书院改学堂的成案，将宏道等书院作为省城书院来进行改制，只是“若就三书院一律更张，不独经费难筹，实亦师资难得”，只能因地制宜，“拟将味经、崇实两书院暂行停办，而以所有款项、书籍归并宏道”，改为宏道大学堂，分别设置内政、外交、算学、方言等四科，暂定120名肄业名额。[21]

关于各省城书院改设省城大学堂，清廷谕令督抚与学政会同办理。所谓“会办”，主要是相关奏章由督抚与学政联名“会奏”。而在这一时期，由于各省学政仍须巡历全省各个考棚举办岁科考试，对办理学堂多力不从心，书院改设新式学堂往往由督抚主持。贵州学政赵惟熙所称颇能反映实情，“试事倥偬，出省日多，未及躬亲督率，所有省城大学堂请暂由抚臣主政，调度一切”，唯有试毕回省，才能以余力赴学堂督查办理，“如于学堂有益之事，亦即力与维持，总期尽一分心收一分效”。[22]

至于府州县的学堂创建事务，由督抚饬令府州县官绅次第举行。学政限于规制与职责划分，与府州县官不相从属，又不能干预地方事务，只能如四川学政吴郁生所奏称，每当巡历各府州时，劝勉当地官绅兴办学堂而已。[23]顺天学政陆宝忠曾奏请由学政专门督率各府州县官员，“所有各项中小学堂，勒限一年，通筹举办，并请严定考成”。清廷仍然令其“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通饬各属，一律举办”。[24]

尽管学政直接参与创办学堂的限制较多，个别热衷于兴学事务的学政仍然有着突出表现。四川学政吴郁生积极筹议四川游学生费用，从各地岁科考试中的闲款及宾兴局盈余，“或酌提奇零，或量劝资助，大县、中县岁筹二三百金”，又参与创办东文学堂，“学政为东文学堂督办，凡延聘教习、总理、监督、干事、考选学生咨送出洋及堂中一应事宜，总理等皆商承学政办理”。[25]吴郁生的举措使学政在川省留日游学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学堂的推广，大量中小学堂面临缺乏教习的难题，而京师大学堂初办未久，生源亦是问题。为此，京师大学堂设置专门名额，招收各省生监，学成后返回各省充当教习，从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因此，各省学政须与督抚会同考选年龄合格、品行端正的学堂学生咨送京师大学堂肄业学习。[26]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四川总督奎俊奏称泸州经纬学堂改为川南师范学堂，将来的毕业生按照中学堂定章办理，由总督、学政复考优异者破格送入京师大学堂肄业学习，得到了清廷的准许。[27]实际上希望由此解决各地学堂教习的培养问题。光绪三十年正月，京师大学堂计划增添招收师范生和开办预备科，学生来源之一即由各省督抚、学政咨送。[28]京师大学堂随后分咨各省督抚、学政，“考选年龄合格、品行端正之学生，咨送来京，并由臣出示另场招考，择其学识较优者，录取三百六十余人，合计旧有之师范已五百人”，在十月中旬入堂，延聘英、德、日本教习，并于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学，分班讲授。[29]

教习的缺乏无疑是各省兴学的不利因素。除了选拔各省生监赴京师大学堂学习外，时人建议各省学政应当另筹办法。光绪二十八年，严复指出，如果各省遍设中学堂，则缺少可用的教习，与其“以速成之法求师范”，不如实施“踏实办法”，在各省城先设立师范学堂，即为后日高等学堂之所，由学政于每县县学中咨送高才生若干名，“小县二员，大县四员”，“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学之法教之”。五年以后，各省不患无师资。[30]

综上所述，各省学政虽无专办学堂的权限，却始终与各层级（从大学堂至中小学堂）的学堂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成为清廷在停科举后将学政融入学堂系统的重要前提。

三 学政与学务处

清末重启新政后，学堂之名虽未变，其地位与意义却已改变。概言之，此前的学堂重在培养办理洋务的人才，此后的学堂则是要仿照外国教育模式，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这一转变使学政与学堂的关系一度走向对立面。其主要症结，一是学堂与固有学校的关系，二是学堂管理机构与学政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以后，各省学堂的数量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清廷制定与之相符的学制以及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在学制方面，清廷先后颁行《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引导各地兴办学堂事宜。不过，“壬寅学制”中并没有提出建立独立机构来统筹各地学堂，仍然沿袭既往成规。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2日）颁布的“癸卯学制”则明确提出应建立起各省专门统筹学务的行政规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各省督抚早已凭借能够调度经费与人力的优势，在统筹学堂事务的机构建制上占据主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各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端绪纷繁，需要建立专门的学务机构进行统筹，才能提纲挈领，有条不紊。后在洋务局内设学堂所，由汪凤瀛、存焘、程颂万充任委员，专管该省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工艺、商务各局、农工局内学堂以及各局各学堂洋操、各军的洋教习、出洋学生等事务。[31]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张之洞又在湖北创建学务处，以郑孝胥和赵滨彦为总办，委派程颂万、查双绥、李钟珏、蒋楷、刘洪烈、壬孝绳为学务处委员，承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指示，办理所有涉及该省学务章程、经费、委员衔名、学生人数、功课年限、时刻图表、考课题目等各项事宜。[32]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因为清廷拟定“壬寅学制”，张之洞改换学务处总办及委员名目，变为总办、监督、提调等员，札委原湖北学政王同愈为学务处总办兼两湖大学堂监督，又委派湖北试用道黄绍第充学务处总办并充普通中学堂监督，署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充学务处提调、文学堂提调，湖北候补知府黄以霖充学务处武学堂提调，并充武普通中学堂监督。四月二十六日，又添置“湖北全省学务处之关防”，以便于筹办全省学务。[33]

此后，学务处机构与人员设置日益完备，在制度与人事上建立起管理通省学堂的机构。十月初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办理学堂情形，称湖北已设全省学务处，派委总办、参议等员到处办事，负责筹办全省学堂事务，委派梁鼎芬任文学堂总提调，黄以霖为武学堂总提调，并于学务处附设编译局，由梁鼎芬、黄以霖等管理。[34]湖北学务处的建立与发展很快引起其他省的效仿。

同年七月初五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筹建各级学堂的同时于省城设立学校司，总管通省学务，“学校司置督办一员，以董其成。其中区分三处，一专门教育处，一普通教育处，一编译处，各置总办一员分理其事”。以胡景桂充督办，丁惟鲁充专门教育处总办，王景禧充普通教育处总办并暂兼理编译处总办事宜，又设支发所与稽查所。[35]此后，两江学务处、两广学务处和四川学务处等机构仿照湖北学务处和直隶学校司相继建立，[36]但并非全国皆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制。

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九年，贵州学政赵惟熙提出，“各省举办学堂，督抚事繁”，应于“每省特派总监督一员，各等学堂统归管辖，各省学臣俾兼斯任，似亦相宜”。他明确提出由学政以“总监督”的官衔，统筹各省学堂事务。这是较早提出统一设置专管各省学堂事务的官员的建议，且以学政管辖学堂，弥补了原来学政无权直接办理学堂的局限。六月初一日，经管学大臣荣庆等人商议，认为各省创办学堂，必须从师范及中小学堂方面入手办理，所有延请教习、考察人才、筹划调度经费等事，在于各府州县等官员切实奉行，“尤在督抚之提纲挈领，呼应始灵”，若另派总监督，反而“人多权分，不如专任督抚，事权归一”。至于各省学政，“本有育才之责，出棚考试，按临所及，于各府州县之学堂情形，可以亲身考究”，应当按照“学政职守”参与学堂事务，[37]否定了统一添派各省总监督的建议。

不过，赵惟熙提出统一设置管理各省学务的官员已是大势所趋。或许在此影响下，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两位管学大臣重新议定学堂章程时，将建制全国与各省学堂管理机构纳入讨论内容。不久，《奏定学堂章程》出台，明确规定设立学务大臣统筹全国学务，并在各省城设立学务处，“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38]。很明显，张之洞希望将已在运作的学务处纳入新学制，并且趁机将湖北的兴学模式推广到全国。

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实施，原设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并专设总理学务处，统筹全国学堂事宜；在各省设置各省学务处，具体负责学堂事务。此前各省自设的学务机构，或按照章程改办，或仿照湖北学务处办理。如直隶学校司即遵章改为学务处，“裁撤专门、普通、编译三局，分设六课，各专责成”[39]。

因此，各省学务处及学堂系统与固有的学政及学校制度共存，使清末各省学务出现所谓的“双轨制”。而且“各省学务处与学政没有隶属关系”，两者所司各有侧重，[40]但均涉及兴办与考察学堂事务。学政原来专司学校的岁科考试，督抚无权干预；在学堂事务方面，督抚占据主动和优势，学政只有“会同办理”之权。自各省学务处陆续设置后，学政在学堂事务方面日益失势，所谓“会同办理”逐渐沦为“会同附奏”，不过是在督抚的移文奏折上随同画诺而已。

自上而下新式学务管理机构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兴学堂的发展。可是，当时正途出身的途径并未改变，还是科举与学校，而不在学堂。这一点又构成学堂发展的阻碍。所以，围绕科举阻碍学堂发展的争论日益激烈，迫使清廷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可以说，如何使学堂出身成为“正途出身”，成为各省督抚广建学堂必须筹谋与争取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各省督抚谋求学堂成为“正途”的努力与此前朝野上下议改科举的力量会于一处。应当注意的是，清代“学校”本有固定指认，而清末已逐渐将“学校”作为泛指，甚至用来指称学堂。这种混淆称呼学校与学堂，或是无意，或是有意。问题在于，如果兴学的机构均能称为“学校”，何以新兴学堂不能像固有学校那样作为取士的正途？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1903年4月9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称，虽然朝廷令各地遍立学堂，“并敕政务处明定学生出身，又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但是各省兴办学堂的成效较微，根本大患在于科举阻碍学堂。科举“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使科举录取名额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其目的就在于“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41]这样便可打消各地官绅兴办学堂的疑虑，诱使不肯进入学堂的少年进入学堂，也可以让举贡生监等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

如果“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那么应当置学政及所属学校于何地？袁世凯等人确实把握住问题关键，只要将科举“除去”，或者是将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即所谓学堂集培才与抡才为一身，[42]那么清代固有的学校不再是功名禄利之途，自然随之而去。

学校与学堂关于“正途出身”的竞争日益激烈，士子们仍然游离于两者之间。往往平时在学堂学习，逢学政考试之时便逃离学堂赶赴考试。尽管“癸卯学制”明令学堂学生不准应学政考试，可是各地逢学政按临之时，功名心切的学堂学生不惜“解体星散”。[43]这种现象的不时发生成为朝野上下非议科举、学政及固有学校的根源。

张之洞曾是清代学政群体之中的佼佼者，自出任封疆大吏以后，又成为清末兴办学堂事务成效最为卓著的两位重臣之一，另外一位则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直隶与湖北兴办学堂的成功，或许是袁世凯打动张之洞与之联合谋求停止科举，开展“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计划的最重要因素。张之洞在湖北的门生众多，且为各省之冠。清末推广学堂，张之洞的学堂门生更是不计其数，为了培养政治人脉和扩张势力，大概是由科甲出身的张之洞转而请停科举的又一用意。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数省督抚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4]这实现了袁世凯等人将科举与学校（实为晚清新兴的学堂）融于一体、培才与抡才相统一的目的，[45]使各地士子“舍学堂之外，别无进身之阶”。

立停科举后，固有学校作为储才取士的途径已被新兴学堂完全取代。原来在各省执行考校学校事务的学政在职能转变与存废去留的问题上面临尴尬处境，此前学政办理学堂的权限就与督抚及各省学务处模糊不清。正如晚清报章指出：学政与各省学务处若不明分权限，“将来必有争权限，互相挤排之一日”。[46]学政如何与新设学堂管理机构彼此融合，成为建立各省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

第二节 停科举与变职能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廷立停科举，此后专办学堂，仿照西方建立中国的近代教育体系。如严复所论：“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47]此前作为衔接科举与各省府州县学校的学政受到立停科举的直接影响，在官制的上下关系与职能方面不得不做出调整，停止岁科考试，转而办理学堂。此时正值新旧制度的并存与交替，各省学政转变职能的成效得失不仅关系到学政制度自身的去留，而且影响到构建直省教育行政机构方案的抉择。

一 停止岁科考试

停科举之前，清代学校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政通过岁科两试，执行考校士子的职能。终结科举，必然同时停止学政主持的岁科两试。

在上谕立停科举之际，“丙午科”乡试、会试为期尚早，各省学政的岁科考试却已在按部就班地循例考校。当时各省学政基本完成了岁试事务，正处于举办科试的阶段。科试不仅是学政录送生监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还是各地生童取得功名（秀才）的一次考试。因此，各省学政停止科试的进程是立停科举在各地的具体反响之一。

各省学政接到京师学务处和礼部告知立停岁科考试的咨文后，立即办理停止科试的相关事宜。由于各省距离京城远近不同，学政举办科试的进展情形有所差异，停止考试的实际情形也因地而异。大致有三类情形：（1）学政被裁改，立即停止考试，如奉天；（2）学政未裁改，遵旨停止其他府属考试，如山东、江苏、福建、安徽、湖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3）经待考府属的士绅坚持要求考试，学政与学务处商议后择期停考，如湖北、甘肃（主要是新疆属考试）、浙江、江西等省。学政在各省办理停止考试的混乱情形，也反映出清廷立停岁科考试的“匆忙”。

与其他省不同的是，停止科举后，奉天府府丞兼学政的设置发生变动，裁撤奉天府府丞一缺，改设东三省学政，且人事上出现变动，原奉天学政裴维侒改调湖北学政。[48]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在赶赴锦州的途中，裴维侒接到盛京将军赵尔巽关于停止科举的电抄，立即折回省城，并将原奉天学政册卷和关防收拾齐备，移交赵尔巽，另赴新任。[49]

当学务处的电传上谕到达其他省学政手上的时候，他们往往正在某府考棚考试。山东学政载昌“适在登州棚内”，接到上谕后，把登州考试完毕后即回省城，除济南等五属科试完竣外，其余未考各棚遵旨停止。[50]江苏学政唐景崇时在松江府考棚，考完即停止其他府州的科试。福建学政秦绶章于八月二十七日接到学务处电咨，正在按试兴化府，且正当生童“正场试竣之时”，于发落之后折返省城，计通省除福宁一府业经岁科并试在前，福州、兴化刚刚考竣，其余泉州、漳州、汀州、邵武、建宁、延平六府，龙岩、永春二州均停止考试。[51]

安徽学政毓隆已经考完皖南的宁国（调考广德州）、徽州、池州、安庆、太平等六属科试，尚有庐州、颍州、凤阳、六安、泗州、滁州、和州三府四州未举行考试，接到电抄上谕后，分饬未考各属毋庸办理考试事务，并令多办学堂。[52]湖南学政支恒荣按临永州时接到电文，赶紧将永州试事完结，即回省城，其余郴、桂、岳、常、澧五属及衡州应在郴、桂附考的四县，一律行文停止考试。[53]

陕西学政朱益藩考完西安府科试的当天接到学务大臣电咨，当时陕西仍有同州、凤翔二府，乾、邠二州未办科试，只能行知该属停办考试。[54]四川学政郑沅接到停止考试的电抄后，奏称还有眉、嘉、叙、泸、重、顺、保、潼州等八属没有考试，立即分别行文各属停止办理考试事务。[55]广西只剩柳州、庆远、思恩三府未考，也一律停止。[56]贵州的一府一州照章在岁试时岁科并举，学政朱福诜本拟八月间出省举行其他四棚的科试，接到电谕后，立刻行文各属所有府州县试停止举行。[57]云南学政吴鲁于八月间接到电传谕旨，立即“通行各府厅州县，暨各学教官一体遵照，并会同督臣丁振铎刊刻告示，遍帖通衢市镇，以及遐陬僻壤，俾众咸知”。[58]

学政在这些省份停止考试如此顺利，大抵如学人所指出，一方面兴办学堂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读书人已经“开始寻求多元化的职业取向与途径”。[59]以当时清朝疆域之广而言，各省各地的士风民情差异明显，若学政停止考试事宜全无阻碍，至少也是相当不正常。事实上，停止考试的过程未必如今人所谓的“接近于无声无息”，还是充满了一些波折。至于报刊方面的论调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倒是显得多少有点不太正常。

虽然立停科举及岁科两试没有关闭旧学出路，“所闭绝者惟童生进学一途”。[60]各省学政办理停止科试的情形，对于已经成为生员的士子来说已经失去了科试的后路（已无乡试），能否参加最后的科试已经无所谓。但对于各地童生来说，能否赶上这次取得秀才功名的末班车可谓是一场充满着希望与失落的经历。

由于各省学政巡考各个考棚均有一定路线，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这样一个科试过程中停止考试，造成同省之内办理考试情形并不一致，有的考棚举行过科试，而有的考棚并未举行。在同一省之内，是否举行了科试的府州县士绅和未考府州县士绅是否希望子弟们博取秀才的功名，对于学政停止考试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

浙江学政陈兆文正将金华府考试结束准备赴处州府之际接到学务处电咨停考，随即折途回省，并转饬各府晓谕生童一律停止考试。他回省数日后，“未试各府士绅等随即来省，通禀求考，均称府试已竣，齐集郡城”，专等学政按临考试，若一概停止，不免令读书人失落，“坚恳往考”。后经兼署浙江巡抚瑞兴电商政务处，允准考试生童已经齐集之处，陈兆文于是赴该府进行考试，未能如期停止考试。[61]

湖北、江西的情形类似。湖北学政李家驹于八月出省举行德安府属科试，二十八日接到学务处电咨停考，查湖北省还有汉阳、黄州、武昌、荆州、荆门、襄阳、安陆等七府州未办科试，即行知各属停止考试。后因“汉阳府属应试生童先已取齐，势难骤行停考”，经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学务大臣电商，“请仍考试，以慰士心”。[62]政务处发来复电：汉阳生童既已取齐，应准考试，“其未取齐者仍遵照停止”。[63]以汉阳府在湖北省的地位，仍能继续举行科试，这对于安慰士心的影响较大。

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江西学政黄均隆在吉安府考试时，接到巡抚胡廷幹转咨学务处的电谕，得知须停止考试，将吉安府试竣后，立即回省城。等待科试的赣州士绅群情涌动，巡抚不得不电商学务处。黄均隆返省城途中接到巡抚电文，得知学务处令“赣州一棚考毕，即行停止”，于是赴赣州考试。即使如此，江西除了瑞州、临江、南昌、吉安、赣州五府外，其余抚州、建昌、袁州、南安、宁都州、广信、饶州、九江、南康等八府一州各属都没有举行科试。[64]

甘肃学政叶昌炽停考情形略微有异。接到电传上谕时，叶昌炽正在从宁夏府试竣回省的途中，当即行文未经举办科试的兰州府属以及甘肃西路的甘、凉、西宁三属一律停考。然而，甘肃学政同时兼理新疆镇迪两属岁科考试，“向由甘肃学臣先期檄饬县府试，并出题由驿封寄抚臣密存，即由抚臣定期院考，将试卷封固，仍递交学臣阅定岁科等第，童卷照额取进”。因试卷早在正月二十三日发递新疆巡抚代考，九月二十二日叶昌炽发电询问新疆巡抚：“学务处电，未考各棚奉旨立停，贵省正届院试，如已开考难于中止，应随报考折声明，请电示试期，试卷是否发递并示。”[65]后得知试卷已在送回甘肃的途中，叶昌炽以为新疆开考系在停考之前，请仍照旧章办理，校阅试卷，按额给予士子功名。[66]

在学政停止科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停止岁科考试后，甘肃学政叶昌炽得友人书函获悉：在未停考试前的夏季，江苏学政唐景崇按试苏州时，该地士林“讶为奇事”，惊奇何以仍然继续考试。叶昌炽听闻后，不得不感叹甘肃对于停止科举考试消息的闭塞，以“不知江南春早，花信早已漏泄，不如陇上春寒，迟迟不发也”等语自嘲。[67]

可见，停止岁科考试的政令颁布之前，江苏等地士林已经有所耳闻。无独有偶，有学者注意到，端方等督抚联名奏请立停科举的消息也于一个月前在湖北不胫而走。[68]就此而论，至少某些省份的士子对于停止岁科考试一事在心理上或有所准备。

二 专办学堂

立停科举诏令颁布后，趋新舆论期待尽快完善各省学务管理制度，主张“停罢科举后之急宜举办者，其惟裁撤各省学政，而整顿学务处”[69]，显然将学政与学务处视为无法共存的两方。然而，清廷既未裁学政，并令其“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似有将学政与学务处融为一体的意图。朝野的这一分歧贯穿此后学政改制的始终，影响到朝野上下关于各种学政改制方案的制定与取舍。

《申报》率先对清廷保留学政的举措提出质疑。“向者所谓亟宜裁撤、而今日视为缀旒之学政，至此忽占最重要之地位。”猜测政府如何在科举善后与发展学务之间取得平衡。“将以各学政自此闲散无事而预为位置耶？则殊非兴学之实意。所以辅佐学务处之不逮而分司其任耶？一省之学务，一学务处措之而已足，徒多烦扰，何为者？”[70]一言以蔽之，各省学务处与学政存废息息相关，两者孰优孰劣，如何位置安排，困扰纠结、莫衷一是。

其实，对于各省学务处是否能够担当统筹各地学务的重任，外界人士的态度也有保留。只是与学政相比较，学务处还算是差强人意的选择。评论称：“各省所设学务处，虽其所主持者未尽谙于学务，然以较之学政之一无所知者，则相去远甚；虽其所经理者未必一无流弊，然以较之学署之积重难返者，则又相去远甚。”总之，该评论将学政与学务处视为无法共存的对象，认为“学务处与学政既不能并立，而各学政经理学务之成命势又不能收回，不得已之办法，则惟有以学务处归并于各省学政，即以整顿学务处之办法整顿学政”。[71]只是在他们看来，整顿学政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整顿各省学务处。

至于具体的整顿办法，《申报》的评论提出五条建议。（1）改定视学官名称；（2）参用学务处人才；（3）将学务处改为学政联络各地学务的机关；（4）变通学务处章程；（5）筹留学务处经费。至于“详细分别条议其章程”，有待于京师管学大臣与各省学政共同商榷。[72]其实，这五条办法原本是为整顿各省学务处而拟，只是强调将要学务处归并学政，不得不变通而已，而主体仍为原来各省学务处的人事、办法及经费。

《申报》虽有“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的呼吁，实际上不过是面对朝廷保留学政的无奈之举，或有期望朝廷收回成命，裁撤各省学政。这从相关报道中流露出来的态度可见一斑。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申报》刊发评论，对新政以来的各项举措，如修刑律、裁官吏、改兵制、兴商会、用留学生、停止科举、广兴学堂等，逐一点评得失，而对保留学政办理学堂的政令尤表以“大失望”。原因当在于，各省学堂“方今兴办之始，人材未出，待理之事日益繁多，非得精谙学务之人竭力提倡，未易遽云有效。今乃以不明学务之学政，予以考察管理之权，窃恐学堂之利益未见，而科举之弊已隐伏其中”[73]。这仍是沿续着将旧与新、科举与学堂、学政与学堂相互对立的思路，隐伏着对穿新鞋走老路的担忧。

外界不绝于耳的苛责令部分学政寒心。甘肃学政叶昌炽阅《申报》的评论后，认为“痛诋学臣不值一钱，以为赘旒，以为一无所知”，感叹“清议如此，尚欲膏唇拭舌，越俎代庖，亦太不自爱矣。乞火者冀借余火，筑室者请歌邪许，亦太不谅我矣”。他兴办新学的热情遭受打击，以致心灰意懒。[74]因此，当甘肃求古书院改为师范馆时，本拟请叶昌炽兼理教习，叶以“学臣但有考校之责，无教习之责”婉辞。[75]

不久，《申报》报道，顺天学政陆宝忠停止考试后，即回京面见慈禧太后，称科举已停，将来学堂毕业考试时有各省学务处负责，似不必另简学政。慈禧亦“深以为然”。[76]《申报》对此冠以“拟裁学政先声”，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朝廷收回成命的期待。

这则报道是否以讹传讹尚待考证。但陆宝忠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所上奏折中有关整顿学务事宜的内容，显然与上述报道的基调截然不同。该折一方面请设立文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另一方面明确主张各省学务应由学政主持，学政衙门也仿照文部改制，分设数司办理日常事务。[77]无独有偶，有翰林也上折奏请设置机构管理学务，强调“今岁科考试已停，学政奉特旨专司考校学堂，则各省所设之学务处，应请降旨即行裁撤，概归学政经理”。[78]这些奏请在促成学部建立的同时，对于各省学务管理皆趋向以学政为主导而裁撤学务处，似乎并未体察到朝廷令学政与学务处共存的用意。

各省学政与学务处能否共存以及如何融为一体的关键在于如何明确划分学政与学务处的权限。由于此前学政通过参照日本中央视学官的设置得以继续保留，职能重心已从岁科考试转为办理学堂，但对学政转变职能后如何运作，与学务处关系如何处理，清廷并未颁布相关章程，仅以“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会同督抚办理”数语简单下诏，给外界舆论及各省学政带来许多困惑。

而各省学政在奏报停止岁科考试的同时，已开始着手兴办学堂事务。山东学政载昌尽管被讥无识，却懂得兴办学堂为要务，在结束考试后，“专意考察学堂，督饬各教员认真教育，务令功归实效”。[79]江苏学政唐景崇也于返回江阴学署途中，“沿途考查各府县学堂”，回到江阴驻署，清理旧日文牍，准备专办学堂事务。[80]至于云南学政吴鲁，对云南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东文学堂，暨各府厅州县中小蒙养学堂的大概情形进行了全面的查察。[81]他们在停止岁科考试后表现出积极办理学堂事务的热情。

科举与学堂并存之际，学政“出省按试之日居多”，各省学堂事务均由督抚率所属及学务处办理。停科举后，学政专办学堂，不仅与学务处权限不明，而且如何办理也无明确规定。设学政的初衷是为了主持岁科考试，协调科举与学校的关系，与新式体制的管理学堂方法有着较大差异。学政巡历各属考试，重在衡文校士；而新式教育管理则要统筹行政，尤其是筹划经费、学科与师资。作为旧制的学政如何开展新式学务是朝野关注的焦点。在外界舆论的批评之下，福建学政秦绶章提出议定学政兴学的办事章程与权限。

秦绶章在奏折中指出，学政奉旨专司考校学堂，但关于“如何考校之处，应俟颁示专条，遵照办理”，并自拟五条办理章程。（1）颁发课本以统一教学趋向；（2）提取学务经费以资学政分拨；（3）学政应设立文案以资佐理；（4）调发优生以广传习学务；（5）挑选教官以司考察学堂，请旨敕交京师学务处分别核议。[82]在奏折的附片中，他特别提出应明确划分学政与学务处的办事权限。因为学政专司学堂以后，与学务处随事筹商，“办理固不可相歧，界限亦不宜稍越”，应由京师学务处明定章程，迅速颁发各省学政，以便照章实行。[83]

三 地位与职权的局限

学政在职能规定上由巡历考试转变为“专办学堂”，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多重的阻力与困扰。

停止科举后，清廷饬令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由于之前学政主持科举与学校事务均属于礼部职权范围，所以学政一直由礼部考核。既然学政改为考校学堂事务，该事务由学务处及学务大臣主管，因此清廷令“嗣后各该学政事宜即归学务大臣考核，毋庸再隶礼部”。[84]

实际上，学政并没有完全卸去科举时代的考试事务。按照袁世凯等人的奏请，各省优拔贡考试仍然继续。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阅科举停止的奏折与谕旨后，觉得“岁科试虽立时停止，优拔仍照例举行，至三科为止。优贡以原额太少，并按省之大小酌量增加，举人五贡每届三年，由督抚学政会保一次，送京考取之后，以主事中书学正知县用，生员师范简易科毕业者，分别考取，以举人进士用”。朝廷所谓“旧学出路尚非虚言”，所以学政还必须继续主持优拔贡考试。[85]

不久，广西学政汪诒书询问恩岁贡是否考试。礼部认为恩岁贡一项在立停科举的奏折中没有议及，而非食廪饩十数年至二十年以外的生员不能出贡，盖至应贡之岁大半皆耆艾之年，而恩岁贡向来准就职铨选，与进士、举人、优拔贡等同为正途出身，“若于本年遽行停止，使半生力学未经出贡之廪生中途废置，未免向隅”，奏请援照优拔贡办法，“于三科十年以内仍照旧例准其随时考贡，十年以外，概行停止，以归一律”。奉旨依议。[86]

这意味着学政的职能仍然具有双重属性。因为优拔恩岁贡考试事务属于礼部职掌，而清廷谕旨“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毋庸再隶礼部”，似只是专指学堂事务而言，至于学政考试贡生事务究竟归哪个部门考核，并无明文规定。[87]这个问题使学政所司事务与部院的隶属关系复杂化。

后来，虽学政被裁撤，但考试贡生事宜仍然继续，先由督抚专办，[88]后由督抚与提学使会同办理，学政时期遗留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光绪三十二年，继承学务大臣职能的学部就各省考试优拔贡等事与礼部划分权限。“查从前之恩拔岁优贡及廪增附生均由学政考取，册报礼部”，各省举贡等考试事务隶于何部门并没有规定，“现在停止科举，推广学堂，学部初设，筹画一切章程，头绪纷繁，又经政务处及袁世凯等奏准宽筹举贡生员出路，将来保送举贡及各省优拔贡等项考试，事体亦极烦重，各省因章程未定，文电交驰，纷纷请示，率皆分咨学礼两部，若不划定界限，窃虑承办各员无所适从，公事转多贻误”。因为举贡生员的册档文卷均在礼部，往返咨查则拖延时日，若全移交学部则新旧分歧。因此，学部奏请礼部仍然照旧章核办举贡生员考试等事务，至于与学堂有关事务由学部核办。[89]

权限划分虽然在章程上清晰分明，在实际操作中仍然相当复杂。有学者根据光绪三十三年初的“学部收文薄”，注意到礼部已将各地投来有关举贡监生考优考职事宜的文件发交学部。[90]次年，云南为选送贡生资格事分别请示学部和礼部，经两部咨商，学部认为举贡生员事宜应归礼部办理，考选者的资料则由学部核定。[91]至宣统三年礼部改为典礼院，科举停止后学政与中央部院重新理清关系所留下的问题才算画下句号。[92]

在划分上下关系方面，学政与各省学务处的权限问题才是难点。由于科举与学政的密切关系，时人以为学政必然随科举而去。不料清廷反其道而行，令学政改办学堂。时人难解朝廷旨意：“政府之意将以各学政自此闲散无事而预为位置耶？”如是，则与清廷兴学育才的本意相悖。若是“所以辅佐学务处之不逮而分司其任”，而一省的学务由一学务处措之而已足，何必徒多烦扰？

外界认为学政专办学堂有三不宜。第一，学政的设置本为专司考试，自新政以年来各省学堂逐渐开设，应试生童日见减少，“彼学政者深恐学堂日盛，则考试必有停罢之一日，故其不悦于学堂也，大抵皆然”。而“以平素不悦学堂之人，今一旦翻然使之经理其事，措置必不惬当”。第二，各省学政都是由科举进身，对于学堂“各科学则概乎其未睹”，更不明教授之法和管理之法如何判断优劣。第三，向来学政考试积弊甚重，陋规杂费庞大，骇人听闻，“按临各属，除棚规外，房科书幕等复有种种之要索，故每试一属，州县官之供给费殊不资试。试问今日各省学政能革除从前之积弊否？如其不能，而仍以此等陋习施之于视察各属学堂，可乎否耶？”[93]时人对于学政办理学堂的能力表示质疑。

与此同时，有御史弹劾山东学政载昌考试出题儿戏，学识浅陋，当此学臣专办学堂之时，“以此等学臣虱于其间，实于学堂前途大有妨碍”，请求严惩，以正各省学政视听。[94]

外界对学政一味地批评，并列举种种弊端作为依据，实际上只是就表面现象做文章，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各省学政从停止考试到具体办理学堂事务的转变过程中才接触到问题的复杂性。

要而言之，学政不宜专办学堂的关键在于地位与权限。第一，学政办理学堂，须时时与督抚会商，而某些省的学政驻署并不在省城，如直隶（在通州）、江苏（在江阴）、陕西（在三原）、安徽（在太平）等省。如安徽学政的衙署向驻太平府，与巡抚所在的安庆省城相距不下400余里。学政既须会同抚臣考察学堂，便应时常赴省城，以重学务，“各属学堂正在开办，事务甚为殷烦”，安徽学政毓隆自称应随时简装出巡，面加考校，与各官绅筹商布置一切事宜，于公务承转为妥慎。[95]他省情形与安徽谅亦相去不远。这也是后来改设提学使时，清廷令提学使与督抚驻扎同城的原因所在。

第二，学政在各省职掌文教，却不过是清廷派往各省的差员，这才是在兴办学堂大潮中难以措置得当的关键。广西学政汪诒书与湖北学政裴维侒不约而同地委婉表达了这一问题，只是他们自请开去学差，回京供职，并未直接言及改制问题。[96]

第三，办理学堂需要调度经费、人力，皆为学政权限不及之处。与汪诒书、裴维侒二人委婉之意不同，云南学政吴鲁直言裁撤学政。学政并非无视新旧制度衔接的问题。他甚至认识到，各省学堂处于萌芽阶段，“概行举办，在在需款”，而学政又无管理财政权限，难以措手，于是复请京师学务处为学政“特定权限”。[97]这既触及学政在各省的体制局限，又将难题直接呈送学务大臣，启动了中枢部院商讨学政改制的议程。

第三节 裁撤学政

停止科举后，仿照外国教育制度构建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已成大势所趋。此前在直省承载着制衡权力用意的学政不得不进入由“内外相维”转为“上下有序”的改制议程。揆诸清廷本意，试图赋予各省学政新意，从而完成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建制。可是如何安置学政在官制中的新定位不仅是建立教育行政体制的上下关系，还涉及与直省、督抚划分权力的关系。[98]有鉴于此，朝野上下各方意见分歧，导致改制方案不断调整，制度转型进程曲折复杂。

科举停止后，清廷内部关于学政去留的议论经历了留任、改制、裁撤三个阶段，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在以日本中央视学官、教育行政等制度参照变通的各种努力下，围绕着学政去留的名实之争，实际上反映了清末学政改制由学差转为实任的曲折进程。

一 保留学政

清廷最初希望维持既有学政制度，借鉴外国的中央视学官模式变通职能与权限。因此，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立停科举的谕旨虽然饬令学政主持的“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99]，但因主持各省岁科考试的学政仍在任期，各省学政的去留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两日后，谕令各省学政“均着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会同督抚办理”。[100]

当时有趋新人士对保留学政的上谕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清代学政职司各省文教政令，停止岁科考试意味着各省学政的重要职能已经终止。此后朝野上下专办学堂，朝廷首先筹划的兴学事务莫过于裁撤各省学政与整顿各省学务处。结果初六日又“忽下上谕”，令各省学政仍留，并责成其考察各省学堂事宜，于是“向者所谓亟宜裁撤，而今日视为缀旒之学政，至此忽占最重要之地位”。他们难以摸清清廷的意图，一时猜测纷纷。“将以各学政自此闲散无事而预为位置耶？则殊非兴学之实意。所以辅佐学务处之不逮而分司其任耶？一省之学务，一学务处措之而已足，徒多烦扰，何为者？”[101]对保留学政的举措提出质疑。

《时报》探知内情：保留学政的决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关。在端方联络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时，依然是张之洞谨慎地考虑到科举制善后的条款，其中之一便是要“仍留学政按考各处学堂”。[102]清廷采纳其议，在谕停科举后，令各省学政仍留其任，办理学堂事务。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袁世凯等联名奏请分科递减名额渐停科举时，就已经考虑到科举停止后学政去留的问题。他们提出：“科举停止后，各省学政毋庸裁撤，即令会同该省督抚考查整顿全省学堂功课，并中学堂以上选录学生及毕业考试等事务，以昭慎重。查日本各处皆有视学，正与学政之名义相合。”[103]虽然科举由渐停走向立停，但是仿照日本视学官来保留学政的用意则前后一致，并得以实施。

学政与视学官虽来源于中外不同的制度观念，制度的本意也相差甚远，却在官制定位与形式上存在相似之处。这或许是清季以来易将两者相互比附的原因。从地位而言，学政与视学官都属于差员，不是外任官，差满而回；在行使职责的形式上，两者都是奉命到某地考察（校）学务，评定优劣，只是具体考试方法与内容各有侧重。此外，简放某省学政的经历在清代也被证述为“视（督）学某省”。因此，如果只是顾名思义，提及视学官很容易就联系到学政。[104]

张之洞在晚清曾两次充膺学政，熟谙学政职能的运作，又曾派幕僚赴日本考察学制，对日本视学官制度有一定了解。庚子前后，罗振玉被张之洞招入幕下，后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事宜，并将日本诸多教育制度章程有系统地翻译刊印于主办的《教育世界》。此后，缪荃孙奉张之洞差委赴日本考察教育，在东游日记中也呈现了日本视学官制度。而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员东游的教育考察报告中也专门论及日本视学官的设置。[105]这表明张袁二人以日本视学官作为保留学政的方案，应有一定理论基础与制度参照。

由此可见，当科举停止之后各省学政得以保留，是因为张之洞等人从外国官制中找到了制度与事实的支持。不过，尽管各省学政仿照日本视学官的设置进行变通延续，随着科举考试与府州县学校的退出，学政职能重心从岁科考试转而办理学堂。

二 议改新方案

在朝野舆论推动下，京师的中枢部院奉旨筹议解决办法，标志着对学政改制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所谓学政改制，表面上是朝野争论如何划分学政与学务处的权限，实质上是清朝固有的学政官制如何参照域外制度观念融入新的学堂事务系统。因此，这一进程的纠葛反映出本土制度与域外观念在不同政体下的本意及其内涵。

京师学务处最早就学政改制提出新议案。作为统筹全国新式学务的官员，他们对教育行政建制负有专责。他们提出，或将各省学政全部改为道缺，名为提学道，在权限上负责管理全省大小学堂事宜，在体制上则归本省督抚节制。[106]

此议很快遭到外界舆论的公开质疑，被指责完全没能把握各省学务症结的关键。《中外日报》的评论称，若将学政改为提学道，“语其职任，则与曩者之学务处无以异也，语其权力，则固仍一学务处，而无以远过也。质而言之，不过易差为官而已耳，易判任为敕仕而已”。该评论认为，学政改制应当“专其责而重其权”，因为学政专司学务，而兴学要务首在筹款，“固非若学政之乘轺车、秉文衡之不涉他事也，以客官孤寄于其间”，若“不握财政之权，则必不能任兴学之事”。学政只有掌握财政之权，才能上不为督抚所牵制，而事权出于一途，下不为州县所遏隔，而治权能够下究。[107]

这则评论对学政改制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已远非此前参照“中央视学官”进行变通职能可比，而是希望通过学政改制，建立起专司学务、握有财政之权、实任而非学差的教育行政机构，最终实现“专其责而重其权”的目标。不可否认，这种期望虽然切中各省学务发展的要害，但是从督抚、布政使手中将部分财权划归学政，在晚清内外失衡的格局下缺乏可操作性。这隐然有后来主张“教育独立”的论调了。

另外，学务大臣致电部分督抚，征询对改革学政职官及权限的意见。

湖广总督张之洞接电后，先后试探政务处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他先致电政务处总办吴庆坻，询问政务处态度如何。于十月十五日收到吴的复电，告以“学政专司考校，应办之事亦多。惟学生考试由州县咨送到省，罢去按临，仍为学政妥筹公费。此间公论大半如此”。此议仍以“考校”定位学政的职能，只是不必像以往到各府州巡考，而是专驻省城，并给予日常公费。后又电询直隶总督袁世凯：“尊意以拟如何办法？如何答复？祈速赐示。”袁复电称：“学政仿中央视学官例，专司考校，不涉地方行政之权，以时派员视察，非特别要件，不必亲临。”同时张之洞还电询其“坐京”黄绍箕：“尊意以如何办法为善？都下明白公正士大夫谓当如何？学务大臣意如何？均望飞电详示，并询乔茂萱侍御意见。速示。”[108]黄绍箕是张之洞的侄女婿，时在京师学务处的官书局任职；乔茂萱即乔树枬，是张之洞的门生，在京师学务处内办差。两人或能知晓学务大臣的真实态度。不过，黄绍箕如何答复，未见史料。

张之洞由此获知袁世凯仍然坚持停科举时的原议，学政的地位、职能参照中央视学官的域外新制办理，与政务处的意见基本一致，却与学务大臣的方案有不小的差距。因保留学政的建议本由张之洞提出，他并不急于表态。

政务处大臣与学务大臣商议后，提出了议改学政的新方案。他们主张参照外国视学官制度，对既有学政官制进行变通。具体而言，“由管学大臣遴派五品以上谙练学务人员前往各省监视学务，如国初巡学御史故事”，可以随时将各省学堂教授管理法则、学生功课程度咨报各省督抚查考，从而分别进行裁汰与奖励，使滥竽充数的教员和言行失矩的学生不能容留于其间，从而收得实效和节省经费。考虑到“各省情形不同，此项监学大员可否即以学政兼充”。这实际上要将学政的名义变为监学大员，权限上仍然类于中央视学官。政务处咨电各省督抚，“兴学为维新要政，幸勿听任该管官吏诿推搪塞，有名无实”，希望督抚“会商妥治见复”。[109]

督抚如何回应，目前尚未见到记载。报刊倒有公开回应，只是以质疑为主，《申报》就对学政改为监学的议案有所批评。该评论首先认可政务处派遣监学大臣是“统一学制，循名责实之要图”，却提出两点疑问：“一为五品以上人员果能谙练学务与否？一为学政兼充此项监学大员，有弊与否？”[110]这实际上仍是从官员的知识结构、中外制度的职能等方面重申学政与视学官的差异，否定了该方案的可操作性。

直至光绪三十二年，关于学政改为监学的方案仍在讨论。《大公报》称，各省学务开办伊始，不得不派熟悉学务之人督饬办理，“该员又非学部直接通消息不可，故有意将各省学政之名改为监学，凡一省之学务统归其管理，而秉承于学部”。[111]这或许说明，清廷内部一直有人坚持将学政改为监学的方案。

与此同时，掌管撰写与颁发官员敕书的内阁提出学政权限的大体定位。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906年1月1日），内阁据停科举时谕旨对学政职能转变的规定拟写了学政的新敕谕。与此前的学政敕谕不同，新敕谕首先指出，“停罢科举，建立学校，远师周官之遗意，近采各国之成规”，希望学政办理各省学堂能够“广设学科，严立课程”。这是对学政职能转换的新要求。但是关于学政的地位，仍然保持原来内官外差、与督抚平行的特色。至于权限方面，“所有该省学务，悉责成尔会同督抚臣经理，所属府州县提调等官，凡有关学务人员听尔据实考核，该省官立、民立各学堂生徒听尔约束，其课程听尔稽察，毕业升学届期听尔考校，所有学务奏定章程当著举行，遇有传谕整饬学务事宜，当恪奉遵依”。[112]综观全文，并与此后的提学使敕谕相比，停科举后的学政实际上被定位为考察学堂的考校官。这是将固有学政衡文考校的方式略为变通，又杂糅了外国中央视学官而成的特殊形式。有意思的是，敕书本是清代官员权限与职能的权威凭证。不过，由于清廷在学政去留问题上的反复，新学政敕书成为一纸空文。

学政改制方案之所以一时难有定论，实际与统筹全国教育行政的学部尚未建制相关。甘肃学政叶昌炽意识到，只有解决议建学部的问题，才能进入议决学政改制的实质性阶段。不久，他从京师友人处闻知即将成立学部，意识到“各省学政亦有后命”，且已深感学政或将裁撤，估计大概“岁尾年头”就可整装归京了。[113]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学部的设立标志着清朝仿照日本建立起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至于各省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置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不久，学部尚书荣庆和侍郎严修等人致电张之洞，就学政权限问题征求意见。[114]张之洞仍主张保留学政，却认可权限上不能囿于此前，复电称：第一，通省文学堂，应均归学政考察；省城学堂，会同督抚考核。学政按时巡历各郡县学堂，如课程有应斟酌增损，教员有应甄别举劾，随时咨明督抚复核施行。第二，学政未必皆能贯通各种科学，准延聘“明习学务、通晓科学”的幕友。第三，学政应专用翰林。这是因为“近时恶习，无论官私何种文字，率喜袭用外国名词，文而不存，道将安附，惟翰林官，于旧日文学最有根底，读解纯正者居多，遇各学堂监督教员学生，有宗旨悖乱、文体谬劣、附和乱党邪说者，必能随时咨明督抚，惩罚纠正，以端学风”[115]。对张之洞而言，保留学政是科举善后的重要举措。他希望借助学政职司衡文的特长，既剔除新学的流弊，又为传承中国学术文化保留一线生机，使新旧学相辅相成。对于张之洞的提议，学部未置可否。

内阁虽已颁发新的学政敕书，并不意味着学政去留已定。学部急切谋求各省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仍在反复征求督抚对于学政权限的看法。此前保留学政和议改学政的各类方案都侧重依据中央视学官来调适、附会各省学政。问题在于，学政即使按照中央视学官或者监学等方案完成改制，在体制上仍属朝廷遣派到各地的差员而非外官。这样的结果只表现为中央教育行政的完善，而不是实现各省教育行政的建制，难以贯彻落实学部下达的教育政令。[116]至于张之洞提出的方案，将学政坐实外官，调整职能与人选，却与督抚在管理全省学务的职责上仍然两歧，还是不利于贯彻落实学部下达的政令，统筹各省学堂事务。因此，学部倘若要建立起承上启下的各省教育行政制度，就不得不裁撤学政。

三 裁撤与否

清末以前各省并无近代所谓的“教育行政”的建制。近代“教育行政”的观念与制度伴随着清朝仿照外国建立新式学堂的进程从域外传入中国。学政与来自域外的地方教育行政相比，虽同样职掌各地文教政令，但体制与实施职能方面差异明显。前者为学差，不涉各地行政、经费、人事等权限，行使职责的方式是巡历考试，最终目的在于抡才和教化；后者为实任，需要统筹各地学堂建设、学务经费、人事、师资等事务，目的在于培养人才。民国时期，有学者已指出，清代学政“由京官出使，是一种巡视的体例，并无正式机关之组织”，与近代“教育行政”有别。[117]而早在光绪十九年，外国来华团体中标榜“探求和解决中国的一般教育问题”的中国教育会便称清朝教育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完全没有督查”，实指清朝中枢既无专设的“教育部”，各省又缺乏承教育部政令的视学与教育行政制度。所以他们建议清朝上设“教育部”，下由各省学政改制后作为承上启下的教育行政枢纽。[118]显然，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仿照欧洲制度，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系。这在清末新政时期已成为趋新人士的共识。

学部成立之后，建立各省教育行政的步伐随之紧迫。而各省教育行政机构如何从各省学政与学务处并立的格局进行调整和过渡，成为学政去留与改制的关键。

随着顺天学政陆宝忠、奉天学政李家驹先后调入京师当差，且无新员简放，一些人士据此推测朝廷可能即将裁撤学政。甘肃学政叶昌炽阅《邸抄》后感叹：“顺天、奉天皆无学政矣，回京供职，庶有日乎？”而主张裁撤学政的《申报》虽不了解顺天学政陆宝忠交卸学政关防的实际缘由，却立即刊发“朝廷即将裁撤学政”的报道，并声称陆宝忠专折奏请裁撤学政，并将顺天学政关防送交直隶总督暂收，而学部对该折片已有议奏，“拟即令裁撤各省学政，所有学堂事宜责成各该省大吏管辖，其功课之事应由本部遴派熟悉各该省情形之司员，前往该省充理监督之任，并拟监督差使作为四品实官，与司道平行。”并称一旦议定，不日具奏。[119]

《申报》言之凿凿，其实不然。陆宝忠在顺天学政差内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例须回京供职。这在以前本是常例。例外之处在于清廷没有立即简放新任。因此，陆宝忠上折询问，将顺天学政关防移交学部，抑或直隶总督？后奉旨移交直隶总督袁世凯暂署。[120]

所谓学部关于学政去留的会议，或许确有其事。《中外日报》和《大公报》也在此时刊载了学政可能即将裁撤的报道：据京师消息，清廷久有“改派监学员之议”，学部堂官正在商议，意见若能统一，即可奏派专员分赴各省充任学堂监督，“所有学政一差，自当裁撤”。[121]

耐人寻味的是，中枢部院对学政去留久议不决之时，不少学政的态度竟成为推动朝廷决策的重要因素。较之外界的各方言论，学政亲历了新旧学务的过渡与调适，更能洞晓学政改制的纠结。他们或暗或明地指出，学政改制的关键不在如何与各省学务处划分权限，而在于如何调整与督抚的关系及学政在直省的地位和权限。[122]

学政作为“学差”，貌似朝廷派遣的“视学官”，孤悬客寄于各省，并无参与地方事务的权限，因此在各省筹办学务时难以施展，与教育行政所要求的地位与权限极不吻合。按照清代规制，督抚、学政等官员在直省互为敌体，彼此地位平行，并无隶属关系，甚至相互牵制，[123]这是学政权限难以重新措置的根源。

晚清皇权衰落，中枢及督抚的权力膨胀。受此影响，作为“钦差”的学政已逐渐失势。尽管学政与督抚之间在礼仪上仍然保持敌体礼，但今非昔比，实际权势大为悬殊。倘若改制，以发展催兴各省新式学堂为急务，则学政成为督抚属官，必须放下昔日翰林的架子，[124]如同学务处总办或提调那样唯督抚马首是瞻，并放弃作为京官兼差及差满回京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学政在原皇权体制内的身份地位及其既往与督抚的关系成为学政改制的主要妨碍。

此外，由于各地新式学务的发展不平衡，学政个人的学识素养差异及其与督抚、学务处的亲疏，各省学政对改制也难免意见分歧。大体而言，各省学政在改制过程的处境与态度至少有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学政迅速转入“中央视学官”的角色定位，按照视学官的职能及实施方式，到各地视察各属学堂事务，如江苏学政唐景崇。江苏的新式学务兴起较早，发展水平也比较高，所以学政唐景崇在停止岁科考试后便到各属巡察学务，角色转变适应较快。[125]

第二种情形，学政与督抚和衷共济，共同督办学务处和兴办全省学务，如广东学政于式枚、陕西学政朱益藩。于式枚在新旧学问上均有造诣，得到时人的推许，故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倚为兴办学务的左膀右臂。停科举后，岑春煊即将学务处改为总督、学政共同督办，甚至在学政裁撤后，仍密奏保举于式枚留在广东兴办学务。[126]陕西学政朱益藩也能与陕西巡抚曹鸿勋协力兴办新式学务，至学政裁撤后，亦得到曹鸿勋挽留办理高等学堂事宜。[127]

第三种情形，一些学政人地不宜，又无意于新式学务，希望回京供职，以湖北学政裴维侒为代表。湖广总督张之洞“以科举已停，学使无事可办，拟遵前次谕旨请学使监督学务处一切事宜”。[128]但湖北学政裴维侒仍奏请开去学差，自称“去冬调任湖北以来，因地方多阴雨，异常潮湿，触动前在关外所受积寒”，恳请回京供职。[129]身体状况固然不完全是辞差借口，个人对时势变化未能适应亦是要因。裴维侒并不精通新式学务，在停科举之前本为奉天学政，不能得到盛京将军赵尔巽的信任，所以赵尔巽在停科举时借机将他与湖北学政李家驹互换位置。[130]

第四种情形，学务处、学政与督抚在办理新式学堂事务中诸多权限、职能方面的分歧与纠结令部分学政对学政保留与职能转变失去信心，他们自觉在主持学务处与兴办学务方面难以施展，希望早日回京供职，甚至自请裁撤，如广西学政汪诒书、甘肃学政叶昌炽、云南学政吴鲁。事实上，正是这种意见最终改变了学政改制的进程与走向。

例如，广西学务处系由广西巡抚李经羲和学政汪诒书于停科举后共同创办，均任督办官，而由藩臬以下官绅充任各科正长及委员，主持全省兴学事务。此事经督抚与学政联衔奏报，似乎表明学政与督抚、学务处之间相处融洽、共襄盛举。[131]然而，汪诒书的个人奏陈却别有一番滋味：广西学务草创之始，事事皆与政界有连，“学政概不与闻，则为失职；若事事干涉，则为侵官”，身份处境极为尴尬，所以才与巡抚李经羲、署理布政使张鸣岐筹商设立广西学务处，“以一政令而去庞杂”，“通省大小官绅呵成一气，必有成效可期”。他自称既非学堂出身，又不曾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恐不能胜任新兴学务，“且学堂甫有萌芽，程度甚浅，毕业之期尚远，考校之事无多，尸位素餐”，请开去广西学政差使，回京供职。[132]所论既涉及学政的结识结构、权限与局限，又有兴学现状的根据，实际上已经触及问题的根本。

又如地处偏远地区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婉拒了好友劝他仿效江苏等省学政巡视学堂的做法，盼望早日回京供职。这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境遇使然。甘肃学务水平本来较低，学务处亦属新设，然而抚台等官员“自设立学务处，未尝有片牍相告，提调以下各员委札亦未会衔”。看客的身份使之有无用武之地的感慨，难免落寞，有意奏请裁学政，结果被幕友阻止，只好以观望态度处之。[133]

与叶昌炽隐忍不发有别，云南学政吴鲁以学政无权办理兴学事务、不利学务发展为由，直接提出裁撤学政的主张。停止岁科考试后，吴鲁在办理学务过程中认识到，各省学务振兴，“一在广筹经费，遍立学堂；二在严督各府厅州县实力奉行；三在遴委道府精于学务者认真考察；四在鼓励本籍绅士协力相助。凡此四端皆宜统归督抚经理，方能确著成效”。所谓学政停止考试，专办学堂，其实“不过学务处一纸文移立册存案，即有奏咨之件，亦不过随同照议而已”。吴鲁觉得学政“一无既事，尸位素餐，岁糜养廉三千余金”，为振兴学务计，不如裁撤学政。吴鲁与汪诒书似颇有同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尸位素餐”一词。

吴鲁上折奏请裁撤学政，所据有四。其一，全省财政，督抚可以通盘筹划，或截长补短，或移缓就急，“学政于款项之出入，向不与闻”，筹措兴学经费势必难行。其二，“各属府厅州县，督抚可以察其勤惰，随时举动，学政本无统属，其或勤或惰，未由劝惩”。其三，“各省学务处监督总办，均系道府印委员，凡属吏之优劣，款项之支销，督抚可以随事稽查，随时更调”，学政是学差，在各省为客官，不得干预地方事务，“未便侵地方官之权”。其四，既往学政到各省，为防科场作弊，清廷禁止其直接与本省绅士往来，而兴学务必赖本省乡绅，“偶尔会商，亦多隔膜”。有鉴于此，吴鲁请求朝廷速下决议，裁撤学政。由于吴鲁地处云南，奏折到达京师的时间较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1906年2月23日），学部奉旨议复此折。[134]

吴鲁的奏陈虽切中学政的体制局限，却没有提出裁撤学政的善后办法，只是声称将各省学务问题留给督抚来统管。二月初三日，直隶总督袁世凯“适时”递入《缕陈学务未尽事宜折》，提出重新厘定各省学政的体制与权限，编纂新《学政全书》，并建议或将学政改为提学道，归督抚节制，且在提学道下设正副提举及教官，掌各省学堂的纠察之权。至于全省学政的管理之权，则归各省学务处职掌。[135]如果对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可以看出，与张之洞有着极强的传统文教关怀不同，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显然侧重从督抚与学政关系的立场审视学政的去留，希望改变此前学政与督抚地位平行、互为敌体的官制格局。

以袁世凯与政务处、学部要员的密切关系，他极有可能是得到京师的密报，获悉了清廷下旨议复吴鲁奏折的消息，这才“适时”提出裁撤学政的善后策略。经查证，应是接到原直隶学政调京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陆宝忠的来函，建议改学政为提学道，“明复旧制，隐一事权”，他随即表示“容当函商”学部。[136]

由此可知袁世凯的态度转变之因。他虽仍主张参照外国视学官变通学政的旧议，却支持改学政为提学道的意见，要求学部据此“重纂《学政全书》，以便遵守”。如此改制后，学政只有学务的“纠察之权”，而无“行政之权”。[137]质言之，袁世凯主张应在学政之外筹建各省教育行政系统；即使保留学政，也需改制，彻底按照日本视学官制度为学政明定权限，而且要归督抚节制，不能再与督抚的地位保持平行，则学政由既往监督者变为其属官。清廷遂令政务处和学部将吴鲁、袁世凯的奏折一同议复。

至二月初九日，张之洞才从政务处总办吴庆坻处听到风声：“学部现正议订内外官制，学政权限亦在其中”，“拟裁改学政为提学司或提学道，或大省为司、小省为道，均确有其说，但未定议，大约改设居多。”[138]从事后来看，这已经奠定了学政改制的基调，即“裁改”。这也说明吴鲁等人的意见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张之洞对此方案并不认同。他出身科甲正途，既两次膺任学政，熟知学政的职能与优长，又是兴办学堂的翘楚，洞晓新旧学务的利弊。尽管保留学政办理学堂的举措在旁人看来是新旧矛盾的表现，在他而言却可能是新旧相济的良法。据《大公报》称，获闻学政即将裁撤后，他随即有奏折到京，“请将学政一差改为实任，统辖该省学务事”。[139]无独有偶，《北京日报》也有关于张之洞不同意裁撤学政的报道。[140]如果报道属实（迄今未见此奏折），则表明张之洞始终不主张裁撤学政，只是不断妥协，甚至放弃最初意见。他认为，若需建立各省教育行政，只需将学政改为实任即可。不过，这一次他的意见未能左右中枢决策，甚至在政务处与学部的会奏中完全没有提及，大有蹊跷。

三月初，《申报》对政务处与学部商议的内容多方打探。“闻官场谈判，以后（各省）学务处办理学务，由总督、学政督率藩臬提调，为全省学务总汇”，统一办理所有有关学务事件，“闻此举由学部所拟，不久即可实行”。[141]报道中所用“谈判”一语用来描述清廷内部关于学政改制上的讨论真可谓一针见血。

学部对于学政改制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学部尚书荣庆倾向于裁撤，而左侍郎张仁黼持反对意见，且在争执中“出语侵荣庆，荣庆不能堪，入言张某不可共事，即日迁工部”[142]。三月二十三日，张仁黼被调离学部，署工部右侍郎。同日，严修补授学部右侍郎并兼署左侍郎。[143]这次人事调整为学部内部统一意见清除了障碍。

四月初一日，即上谕裁撤学政的前一天，《申报》馆收到关于学政改制的电讯，了解到各省学政将改为提学使，作为实缺，具体方案是“大省用正使，正三品，小省用副使，从三品”[144]。这与最终决定略有出入，或许表明中枢部院在决议的最后时刻仍在斟酌去取。

清季学政改制之初，面临几套不同的方案，改制的目标也不一致，注定了周旋其间的中枢部院大臣需要将各种因素通盘考量。四月初二日，政务处与学部会议决定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筹全省学务。当日，上谕裁撤各省学政，令原来出学差人员回京供职，至于各省学务暂由各督抚督饬学员妥为筹划。[145]不久，甘肃学政叶昌炽读到吴鲁、袁世凯以及政务处等奏折，对他们所称学政在各省学务系统中的问题与体制弊端，如谓“学政督抚为敌体，既未便于禀承；在地方为客官，亦不灵于呼应”，且学政“位望较崇，事权不属”，叶昌炽认为“皆洞中肯綮”，但对于改设提学使司的方案，认为不过是“部臣折中之办法”[146]，可谓见道之言。

仔细梳理停科举后学政从保留、议改到裁撤的史实，不难发现，作为本土制度的学政官制能否与域外制度对接，即在东西洋政体框架中找到与学政类似的设置成为学政去留的关键。停科举后，朝野上下重新审视学政在各省学务的地位，分歧甚大。或借用国外视学官，或教育行政制度来比附、调整旧有学政的设置，借此保留学政；或认为学政在各省学堂系统中已无地位可言，主张裁撤学政，以各省学务处为主体仿照外国建立新教育行政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的中央视学官及教育行政等新制度本是清季学政改制的目标，而非学政的本来面目。清季学政改制的努力最终以“裁改”收场，改制方案及其所依据概念的纠结却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民国以来，学界往往将清代学政误认为是（中央）视学官，或者（地方）教育行政官。这既反映出受到后来观念的制约与束缚，又表明清代学政设置的用意并未被真正了解，不同政体的知识内涵决定了其取向与格局。

伴随着近代列强侵华的加剧，中外教育观念及制度的差异逐渐被时人认作一种“差距”。在欧美、日本制度的参照下，举凡人有我无或人无我有的设置，往往被视为近代中国落后的症结。清季关于学政去留的争议也是此类观念的具体反映。

近代中国遭遇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迫使清廷“远师周官之遗意，近采各国之成规”[147]，展开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固有制度如何参照域外制度与观念进行调整与变革，不仅影响新政进程与实效，而且折射出不少中外制度与观念的差异。[148]清廷最初倾向于借助固有典章来参照甚至附会域外制度观念，未必是顽固保守，而是希望新旧制度相济与互补，从而减弱推行新制的流弊。这种思路用之于当日的政治改革固然无可厚非。倘若研究者不能辨明表象与本相，不自觉地用后来观念解读清季以前的典章制度，形成似是而非的认知与理解，便无法近真，亦难以从中获得珍贵的启迪。

第四节 改设提学使司

清末各省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并未随着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一蹴而就。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1906年4月25日）的上谕仅强调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且令各省学政回京供职，却没有立即简放各省提学使，也未就各省学务处的去留、提学使与学务处的关系等问题予以说明。关于体制过渡期间的学务，上谕称“暂由各该督抚饬学员妥为经画”[149]。这意味着，秉承督抚之命的各省学务处承担了学政卸任之后、提学使到任之前这一过渡期内各省学务的统筹。

一 新旧制过渡

直隶和东三省本已没有了学政，其交卸事宜亦已完成。其他各省学政因距离京师远近不一，信息传递渠道不同，接到裁撤学政上谕的时间不尽一致。他们奉命后便清点档案文卷，遣散幕友书吏，着手进行移交学政关防及册籍文卷等事宜。甘肃学政叶昌炽读到电传上谕后，自嘲“一官疣赘，望此德音如望云霓”，颇有“无事一身轻”之感，而且“仆辈愿归，皆有喜色”，只有学政衙署的“吏役失其恒业，未免有悻悻之色”。[150]于是便着手交卸事宜，择吉日交卸。各省学政的交卸时间如表5-1所示。

表5-1 光绪三十二年学政交卸离任日期

表5-1 光绪三十二年学政交卸离任日期-续表

由表5-1可见，大多数省份的学政在奉到部文后，先后于四月底，迟至五月交卸，只有陕西学政朱益藩稍晚。其中缘由，据陕西巡抚曹鸿勋称，鉴于陕西三原县的宏道高等学堂由朱益藩一手创办，因此希望留朱益藩数月，办理高等学堂事宜，直到新任提学使到任为止，避免出现事务办理上的间断和政令方面的分歧。[151]不久，朱益藩被任命为山东提学使，须赴山东接替第一任提学使连甲的职务，才被迫于九月十二日交卸陕西学政事宜，咨商巡抚派员将学政衙臣的文卷移存学务处，并接管宏道高等学堂。[152]

随着“癸卯学制”的推行，以学务处为主导的各省学务体系渐成规模。这一体系并没有因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的规制变革而被削弱，反而表现得更加活跃。在从学政交卸回京到新任提学使到任的新旧过渡之间，各省学务处展现出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成为清季各省兴办学务的关键因素。

不久，学部奏请没有出洋经历的提学使应赴日考察学务三个月，待提学使到任后，由督抚体察情形，“即将学务处裁撤，以一事权而专责成”[153]。这又进一步默认了体制过渡期间由学务处继续统筹各地学务的事实。

不过，各省学务处的建制不无可议之处，也引发了不少负面的批评。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学务处的附庸地位：“不握财权，不能专断以举事；不相统属，不为州县所畏惮。”因此，它不过是仰承督抚的意旨进行运作而已，其成效如何仍在督抚，“故督抚而贤也，则亦能振起学风，教育尚能留意；督抚而庸不事事，则学务处者，几糜大官之俸，止为官吏增一优差”。[154]这对督抚与各省学务处关系的分析可谓是一语中的。

换言之，各省学务处的去取则不能不顾及督抚的权势。如何理顺新设提学使与各省学务处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的变革成效。这无疑为如何确定提学使的地位与权限摆明了难题。

当时舆论的重心在于从学政到提学使的官制变化。四月初四日，在清廷颁布裁撤学政谕旨的两天之后，一直主张裁撤学政的《申报》发表论说，对立停科举以来的学政争论做了一个总结，同时也对新设的提学使寄予了高度的希望，称：“读初二日上谕：各省学政裁撤，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绎王言，专差改为实缺，考试变为监视，汰其旧者，布其新者，而今而后，学务其稍稍振兴乎？”[155]议论虽然没有注意如何完成这实质性的过渡，但是对学政与提学使的官制差异进行了评定。

评论注意到学政与提学使的主要差异：“旧”有的学政在官制上为“专差”，在各省与督抚平行，行使职责的形式为“考试”；而“新”设的提学使在地位上为“实缺”，在各省归督抚节制，统筹全省学务的形式为“监视”。

不过，该评论似乎将提学使的官制设置理解为“视学官”。[156]这一点与学部议设提学使司的本意有着很大出入。因此，如何辨析学政与提学使司的官制差异，首先要以学部拟定的官制权限章程为依据。

在学部堂官看来，提学使须承学部之命，职司各省教育行政，彼此承转无间，才能自上而下地贯彻实施“癸卯学制”，推进各地学堂的兴建与发展。实际上，学部官制章程与提学使官制章程出自一人之手，且几乎同时拟定，保证了学部与提学使在权限衔接方面的连贯性。

据称，在裁撤学政的谕旨尚未颁布之前，由张之洞推荐的陈毅已着手拟定学部官制及各省学务官制草案。他“参考中西典制，拟仍仿外、商各部办法，分设丞、参、郎员以襄庶政，而另立视学官名目八缺，略若商部顾问官之例，则调翰林馆人员充之，以免有堂属之嫌也。一俟定妥，即行呈堂，斟酌入奏”，棘手之处“惟于学政改提学道一节甚费踌躇，故一时难以脱稿”。[157]至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的上谕颁布后，棘手难题得到了解决。数日后，各省学务官制章程便“脱稿”。

四月二十日，学部与各省学务官制章程均奏定实施。其中，各省学务官制章程参照了日本与欧洲的地方兴学制度，规定了提学使司、学务公所的官制与权限，“晰科目以专责成，合官绅而筹任使，尤重在教育行政与地方行政之机关各有考成”。

提学使司与原来的学政官制比较，两者差异明显。

第一，提学使司为一衙门，提学使为该衙门实官，而非学差。除江苏分设江宁、江苏两提学使外，其他各省（包括吉林、黑龙江、新疆三省）均设提学使一员，秩正三品。

第二，学政的地位较为崇高，不论其京官本职的品秩高低，在各省均与督抚地位平行，且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但提学使的地位略逊，在各省官制中位在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照各直省藩臬两司例，既归督抚节制考核，又由学部随时考查。不过，提学使的考核制度继承了兼用内外官员考核学政的方式。

第三，提学使打破了学政不干预地方事务的职权限制，与布政使、按察使共同在督抚的节制下，参与凡是与学务有关的事宜，专司全省学务，考核所属职员功课，于通省学务应用之款，会同藩司筹划，详请督抚办理。

第四，学政作为学差，衙署合一，且有省署与行署，无属员；提学使衙门则只有省城衙门，但设有属员与办公场所。提学使衙门可仍用旧有之学政衙门，所有学政衙门案卷、学务处公牍均移送提学使衙门，以便稽考。提学使一律与督抚同城办公。

至于原设的学务处，至提学使到任后即行改为学务公所，为提学使督率属员的办公场所。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咨询。议绅由提学使延聘，议长由督抚选择通晓学务、品行端正的绅士，咨明学部奏派。学务公所分设六课，为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

此外，提学使之下拟设省视学六人，承提学使之命令，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各厅州县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各省设教育官练习所，由督抚监督，由提学使选聘本国或外国精通教育之员讲演教育学、教授管理诸法及教育行政视学制度等内容，每日限定钟点，自提学使以上，所有学务职员每星期须上堂听讲至少三次。[158]

提学使衙门与学务公所并存，表面上似乎是原来学政与学务处并行的变相，实际上却有提学使司衙、署分离的用意，即提学使衙门作为提学使私人的署衙，而以学务公所作为提学使与属员的办公场所。提学使督率所属职员，按照定章，限定钟点，每日入所办公。因为费用限制与衙署调整等因素，一些省的提学使衙门与学务公所仍合并一处。[159]

各省学务官制章程至少从条文上解决了原来学政与学务处的权限问题，暂时缓解了此前存在的权限冲突。之所以称“暂时”，是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厘定内外官制的讨论中，曾有人向瞿鸿禨建议将提学司改为学政司，位列五司中第四司，或不满于提学使位在按察使之前，但对其职掌应当“照学部奏定章程管理”。[160]此后数年，各省兴办学务的过程中，提学使如何整顿各省学务的讨论以及与学务公所的矛盾仍然延续了此前学政与学务处之间的旧问题。

在各省学务官制章程颁布之后，外界对提学使的权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读。第一，提学使与各省教育界的关系，以为“提学使者，全省学界之代表人也，责任不可谓不重，爵位不可谓不尊。全省学务之发展将于提学使懋其赏，全省学务之腐败将于提学使执其咎”。第二，提学使与督抚、藩臬两司的关系，提学使“虽受督抚之节制，而综握通省之学权，固伟大而无限”，位在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并为三司。第三，提学使在全国教育行政中的位置，正所谓“上以扩张学部教育之权，下以施行全省教育之权，身居其中，为之枢纽，学使之位置不重且大”[161]。这些分析揭示了提学使在教育界及整个官制中的地位。

不久，各省提学使的敕谕也由内阁颁布。作为界定清代官员职责与地位的敕谕，更加明确地指出新设提学使与之前学政在地位与职能方面的差异。通过比较科举后学政与提学使的敕谕文本，可见立停科举后的学政实为清代学政与提学使在地位与职能上的过渡形态。

具体而言，学政与提学使的地位与职能差异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官制定位上，学政原为“学差”，在地方上为客官，凡与学务有关者始能举劾干预；而提学使为“实缺”，可节制“知府以下”各官。第二，在地位上，学政与各省督抚在文移、礼仪上均平行，司道以下各官对待学政的礼仪与文移按照“学院衙门”例行，即参照对督抚礼仪而行；而提学使则归督抚节制，与藩臬两司的礼仪、文移平行。第三，在职能上，立停科举前的学政主要通过岁科考试等形式提督各省府州县学校事务，稽核教官，约束各地生监，是衔接科举与府州县学校之间的枢纽；而立停科举后的学政则与督抚会同经理各省学堂事务，考核学务人员，约束学堂学生；至于提学使则承学部之命，统筹各省学务，考核学官，约束学堂学生，稽核学堂教科章程，考校毕业人员等。

总而言之，从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实现了“专差改为实缺”[162]，在权限上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钦差”的位尊体崇。与督抚的关系，由原来的互为敌体降为其属官；与司道的关系，由原来的在司道之上变为平行；与府州县官员的关系，由主客之别变为知府以下各官的上官，可以直接参与地方事务。

尽管学政与提学使的称呼之前仍然都加“直省”或“各省”，但“省”的前后内涵已经发生改变。清末省制正在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实体，由原来的“内外相维”转向“上下有序”。就此而言，从学政到提学使的改制亦是清末省制变迁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 任命提学使

提学使权限的划清还须与人事选任结合方能发挥作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906年5月13日），在学部奏准提学使官制权限的当天，学部同时奏请简放了23名提学使（江苏2名，其他各省1名）。[163]

然而，学部起初并不愿意此时简放提学使。据称，学部创设之初，尚未编成“则例”，“原拟俟编纂则例告竣时，始行奏请简放”各省提学使，后因各省督抚纷纷以本省学政奏留为提学使，这才迫使学部选择中意的人选提前“遴保开单”，请旨简放为各省提学使。[164]不仅如此，学部所开列的提学使清单“系在学部大臣荣尚书宅内定议，故旨下之日，而学部中人尚多未知”。参与者则为学部尚书荣庆的亲信乔树枬。乔举其所知，为避嫌之计没有举川人。[165]

提学使如何派遣本来就是“学政裁撤”令下时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相对于提学使官制权限而言，外界更关注提学使人选的出身与资历。

趋新人士主张裁撤学政的原因之一即是学政的履历与背景。他们认为，各省学政出身科甲，办理学务“势必仍守其旧日之积习，仍用其旧日之办事人”，无法整顿学务。[166]甚至悲观地说，在全国广兴学堂挽救时艰之际，“不料当局者即以办理科举之人，使之办理学堂（上谕以各省学政改为经理各省学堂事宜），岂非大失望乎？”能够主持全省学务的官员，必须是“精谙学务之人”，否则难以收效，假如“以不明学务之学政，予以考察管理之权，窃恐学堂之利益未见，而科举之弊已隐伏其中”。[167]

舆论后来虽然认可各省派遣监学大臣，但对于政务处所谓的人选问题表示怀疑。“一为五品以上人员果能谙练学务与否？一为学政兼充此项监学大员，有弊与否？”原因在于，中国官制的最不可解之处“在于以官阶之大小定其当职之能否，位高望崇者，虽其事非所素习，苟略知皮毛，无不以其谙练通达称之；位卑职微者，虽抱专门之学，以其资望之浅，摈不得与闻”。晚清数十年兴学育才，不乏足备新政任使的人才，却都属于职微言轻之辈，“试问今日五品以上人员，其从学堂出身者有几人乎？其不从学堂出身，而孜孜矻矻讲求教育之方有素者，有几人乎？”清季振兴教育的关键职位，绝不是“仅知科举学问之人所能胜任，亦非摭拾一二教育之新名词，略窥其皮毛者，所能当之而无愧”。所以，《申报》的评论认为各省若要派遣监学大臣，“宜用小官而不宜用大官，宜求之于留学师范等卒业学生，而不宜求之于旧日翰苑部曹中人，宜多设而不宜一省一人”。这主要借鉴东西洋各国的视学官制度，不以“位卑权小”而无所作为。论说最后指出，学务新设之际，各省教育长官的选任是“举一事而有关于全国教育之盛衰”的大事，希望“当轴者深留意”。[168]

清朝内外官员对各省新设学务官员的人选资格也存在不同意见。京师学务处最初提议学政改制方案，请将各省学政统改道缺，各省设提学道一员，由督抚于本省道员中择通达学务、品望兼优者专折奏补。[169]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变革学政后，各省新设学务官员的人选仍然应仿照学政，“专用翰林院官员”，可以聘“明习学务、通晓科学”的幕友。[170]

舆论倾向也不尽一致。在上谕改设提学使的次日，有人呼吁“提学使宜有教育学之修养，而富于实地之经验者也”，原因是“教育一门，博大精深，若建筑，若管理，若分定学区，若试验教师，若分给校资，或关系学校行政，与夫学校诉讼种种，责任既非科举人才所能周知，其原理亦非粗窥门径，摭拾一二新教育之名词者所能胜任而愉快也”。这里明确提出提学使非科举出身者所应膺选，而“留学高等师范者，数年以来，尚不乏人，咨调而选用之，或不至于溺职”。[171]

中外日报馆希望新任的提学使应当尽用本省人，与“地方自治”中的“本地人办本地事”颇为一致，称“朝廷既知学堂盛行之时代，改学政为提学使”，也应当破除成例，“专用本省品学兼优之绅士为之，决不能用外省人”，才能通晓服官省份的地理、人情、物产等事，不会造成隔膜之患，冲突之嫌，“言语通，情义合，于学务兴衰颇有密切之关系”。[172]

各种论说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人事任免仍有赖学部的选择。据称，学部有意提拔新学出身的留学生，并且奏请“单内本有留学生七八名，以金邦平为首”。可是，最高统治者朱笔圈点“皆科甲中人，而留学生概未入选”。[173]

因此，首批提学使23人全都是清一色的科甲旧学出身，“其中曾任学政者至少7人，直接由学政改为提学使的4人”。[174]由学政直接改选为提学使的共有4人，分别是吴鲁（吉林）、支恒荣（浙江）、于式枚（广东）、汪诒书（江西），其中于式枚直接由广东学政转为广东提学使。

叶昌炽评点提学使的简放名单称：“详阅姓名，与八月朔简放学政无异，于翚若（式枚）、吴肃堂（鲁）、支继卿（恒荣）三君与汪诒书皆改旧为新，此在毋庸更换之列，其余皆素识。”[175]所谓“简放学政无异”表明用人方面沿袭学政，而“毋庸更换”语更是学政差满届期留任时的“钦定”用语。叶昌炽的感叹实为对“换汤不换药”式变革的讽喻。

提学使的人事简选表面看起来与简放学政无异，显得过渡稳定而平缓，实际上几经反复斟酌，还在学部内引发争论与分歧。

学部侍郎严修主张，提学使必须由通晓教育者担任，希望提拔新进，尤其“曾任学校职员，及曾任教习者”。潜在标准是选择年轻的新学知识人。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部的学部参议罗振玉另持他议，认为严修提出的人选标准不清楚，学堂管理员及教员此时“不外地方举贡生员。此等人亦未必即副深明教育之望。一旦拔之不次，骤至监司，恐官方且不知能必其果举职否？”主张仍照前例在翰林院选拔，才能资望相当。罗振玉的意思显然是应用“旧人”办“新政”，渐进改良。

论及推选方式，严修建议在学部司员范围内，用较为新潮的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产生。荣庆却认为“不如面举所知”。罗振玉提名沈曾植、黄绍箕和叶尔恺三人出任提学使，得到在场的汪康年、张元济两人赞同，张元济更荐汪诒书。提名沈曾植遭到学部某些官员的反对，“既下堂，即有部员数人同上说帖，力诋沈为腐败顽固，万不可用。其人盖皆曾任小学教员者也”。[176]

后来沈曾植在提学使东游期间的家书中谈到他出任提学使的事。他说：“鄙之提学，乃出学部司员公举，以投票多数得之，鄙与仲弢（黄绍箕）得要〔票〕最多，此亦一异事，已发一噱。”[177]沈曾植时在江西任职，所谓“公举”，自然是听闻于其他提学使，可见这批东游的提学使要么并不知悉学部选任提学使的内幕，要么则是有意逢迎沈曾植。

关于提学使的选任，学部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成为荣庆、乔树枬在府中密拟名单的直接原因。[178]在用人风格上，乔树枬主张保守，与荣庆较为接近。据称，学部擢升严修为学部侍郎，荣庆本来欲依赖其主持一切事务，然而学部实权却握于乔树枬之手，因“乔为荣所倚任者，故严亦曲意让之”。[179]在学部总务司审定科各缺的任命上，严修即与乔树枬意见相违，“严侍郎拟请奏调东西洋留学生管理编译等事，而乔则主用耆儒名宿”，以至总务司所调人才只有刘大猷等三名留日学生。[180]

乔树枬深知荣庆心意，奉命拟订提学使名单时，因荣庆又兼翰林院掌院，“科举既停，翰林诸公出路渐隘”，“故胪列翰林人材为多，其中颇不乏学粹品端热心教育之选”，而且由于这次密拟名单甚为突然，“运动家尚少能展布其势力，所以滥竽者多而钻营者尚少”。[181]

事实上，提学使用人仍然暗藏玄机，与选者往往得到内外大员的援引。简派提学使的当天，京官恽毓鼎称：“今日简用二十二省提学使司提学使（按：江苏省二名提学使），盖学部开单而用之，其所援引多有出人意计外者。破格用人，善用之为求贤，不善用之为植党。”[182]言外之意，即指提学使的任命有植党之嫌。恽毓鼎实际所指为袁世凯保举卢靖署直隶提学使事。[183]远在甘肃的叶昌炽都能从名单上看出，“卢靖未知其姓名，当是慰帅所密保”。[184]

提学使人选虽由学部拟定，实际上不乏各省督抚阴推之人。[185]除上述卢靖外，如于式枚之留广东、张鹤龄之任奉天、黄绍箕之任湖北、方旭之任四川等，都是该省督抚的暗中努力。

23位提学使中，仅卢靖和方旭是举人出身，其他都是进士。因为学政例遣进士出身官员，这在将提学使看成学政延续的人们看来，不啻特举。卢靖的传记称：“有清功令，各省学使，例选翰詹。兄以乙科，特膺简命，提学直隶。”卢靖，湖北沔阳人，光绪乙酉举人，服官直隶20多年，“北洋将才，多出门下”，又与严修为密友，合力促成袁世凯联合端方、张之洞奏停科举事，在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后接替统筹直隶学务。[186]因此，卢靖能够膺选，背后无疑有袁世凯与严修的推动力量。署四川提学使方旭仅是安徽桐城拔贡出身，骤然成为三品大员，主要在于四川总督锡良赏识，因为在州县任上兴学有功，于是先捐纳为道员，后成为四川学务处总理，“川督荐其才，奉旨存记，及见设提学之旨，恐外至者凿枘，又电奏保荐，并有川绅某君在学部亦表同情，遂奉署理提学司之命”。[187]所谓“川绅某君”，即指拟订名单的乔树枬。

其他提学使的选任也多少有着一定的政治因缘。如河南提学使孔祥霖，时任山东学务处总办，是内阁大学士原学务大臣孙家鼐的“至戚”[188]。当时报章将许多提学使的简放缘由进行了深入分析，如恒荣派往浙江，因其是学部尚书“荣相之师”；李翰芬之任广西，“则以为唐侍郎少川（唐绍仪）之幕也”，“闻唐恳某邸得之”；锡嘏之任山西、杜彤外放新疆，“则以籍贯得之”，锡嘏是旗籍，杜彤是汉军籍，都是学部“堂官同乡”；[189]张鹤龄之任奉天，得到赵尔巽力邀，两人曾在湖南共事：赵任巡抚，张任湖南学务处总办，“办理学务极为得力，去岁屡次咨调未能前来，此次经将军力请始蒙简放”；[190]福建姚文倬由闽浙总督崇善保举，“以姚前充当主考，可胜提学之任，遂即奏保”；[191]黄绍箕出任湖北，固然与其张之洞门生身份有关，而且“前在湖北学务处极有声望”；于式枚由两广总督岑春煊举荐，岑同时保举汪诒书任广西，但“政府只准其一，故以汪为江西提学使”。[192]此外，某些提学使的任命时还有特别用意，如吴鲁之任吉林，张建勋之任黑龙江，是因为两省风气闭塞，故简放两位状元以壮观瞻。

不过，督抚并非有保即成。传闻“两江学务处总办沈凤楼观察已经江督奏保，堪胜提学司之任。不意昨奉明谕，江宁提学司系简放陈伯陶署理”。[193]某些人员外放提学使还与清廷内部的政治倾轧有关，如周树模之任江苏。据称，周树模在御史任上弹劾疆吏苏元春、魏光焘等人，后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乃至代载泽草拟奏请立宪的奏折，因此声誉日起，被视为参与筹划宪政的绝佳人选，但“有尼之者，阴嗾苏抚电请赴提学使任，交军机处饬外新任，君遂外出”。[194]

此外，新任学务官员的出身亦为一大问题。部分趋新人士不满学政办理新学事务，其要因即为“各省学政均自科举进身，精于暗中摸索，而于今日所谓各科学，则概乎其未睹；教授法之如何分别善否，管理法之如何判断优劣，更属茫然罔觉”。[195]所以，当裁撤学政的上谕颁布后，有人对此除旧布新寄予厚望：“读初二日上谕：各省学政裁撤，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绎王言，专差改为实缺，考试变为监视，汰其旧者，布其新者，而今而后，学务其稍稍振兴乎？”[196]大有为推动裁撤学政进行庆功的意味。

可是学部奏请简放的23位提学使名单公布，竟然为清一色的科甲旧学出身，这不啻一个绝妙的讽刺。[197]

提学使人选既然全为旧学出身，又要职司新式教育，亟须从理论素养和经验两方面弥补他们的不足。在议及提学使由翰林差遣时，学部尚书荣庆表示：“若谓翰林不明教育，俟奉简命后，派往外国视察数月可耳。”[198]奏准简放各省提学使时，学部根据《奏定学务纲要》“各省学堂官绅必先出洋考察学务”的规定，以为“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于命下之日，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199]随即组织提学使东游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学务。

三 提学使东游考察

提学使东游考察一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中日关系均有重要意义。[200]既往研究较少涉及提学使对东游的观感和见闻，但这次考察不仅引起中日朝野的关注，也涉及提学使如何认识各省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及旧学怎样在新体制中发挥作用等重要问题，借此还可对近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有所认识。

早在清廷谕令学政专司考察学堂事务时，外界就指出“各省学政均自科举进身，精于暗中摸索，而于今日所谓各科学则概乎其未睹，教授法之如何分别善否，管理法之如何判断优劣，更属茫然罔觉”。[201]这本是外界呼吁裁撤学政的原因，但身膺新职任的提学使仍然出身科举。

如何调适提学使出身经历与新制度的关系成为清廷内外关注的焦点。清廷为了提高官绅对兴办学堂的认识，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即规定其须出洋考察学务，尤其是赴日本考察。这与《奏定学堂章程》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密切相关。提学使的设立，要务之一是在各省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因此，学部奏请遴选提学使的同时，即根据《奏定学务纲要》“各省学堂官绅必先出洋考察学务”的规定，以为“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于命下之日，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202]奉旨依议。

学部随即联系驻日公使，商议接应提学使考察学务事宜。学部先致电驻日公使杨枢，告知“提学使拟华历六月初在沪会齐东渡，本部派留学生蹇念益、梁志宸、江庸为照料委员，望转致”。[203]五月二十七日，学部又致电驻日公使，告知拟请日本文部省“派员讲教育行政，其大纲有四：一、各国学制及其沿革；二、教育主义及其变迁；三、日本兴学之经验；四、各种科学之性质及其关系”，请其与日本文部省妥商，并请日方“将讲演之法先行预备”。[204]据称，“新简各省提学使，在京供职者只有十人”，[205]，其他各员并不在京。因此，学部原来的设想是提学使一齐到京后再从沪赴日。

在京各提学使踌躇满志，自觉提升对办理学堂的认知。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等人商议成立三日研究会，以便商榷一切，尤其是“筹议整顿学务之大纲”[206]。除了研究学务之外，他们“拟将京师各学堂遍为参观，事毕方为定期出洋”，于闰四月初二日便“至八旗高等学堂参观一切”，后又考察京师其他学堂。[207]与提学使的活动相匹配，学部也展开部署，安排“提学使等每星期内到学部三次，听讲教育法，此教习为日本人法贵君，约定两月后毕业”。[208]在参观京师各学堂的基础上，学部进一步加强各提学使对教育理论的认识。

不过，提学使赴京的路程远近不一，赴日的日期一再顺延。至闰四月二十日，学部还强调各提学使“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其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钦遵办理后再赴日本”。[209]因此，外界先是传闻各提学使“已定于闰四月初旬，即行展轮东渡”，随之又“定于闰四月初十日前往日本调查学务”。[210]当在京提学使领得出洋的400元经费后，又“拟自（闰四月）十一日起次第请训，午节前必可东渡”。[211]然而，端午节前赴日的计划再次落空。

有鉴于此，学部电告各提学使在上海会齐，然后直接赴日。“查各使之未在京师者，为数尚多，若再陆续来京，深恐耽延时日，致误事机，亟宜束装起程，迅速赴沪，候各员齐集之后，即行同行东瀛考查一切。”于是，在京提学使“定于（五月）念二三日依次请训后，念五日乘早车出京，偕往日本”。[212]最终，以湖北提学使黄绍箕为团长的提学使考察团于六月十五日乘轮东渡，其他如连甲、姚文倬、沈曾植稍晚也从上海东渡日本。[213]

各提学使虽然出身科甲，但其中不乏有出洋考察经历，或“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学部原定所有提学使“一律赴日本调查学务三个月，以便莅任有所布置”[214]，但奏请提学使出洋时又称“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215]如果传闻无误，则可说明学部在各提学使是否需要一律出洋的问题上态度前后有所调整。

这一切导致外界猜测纷纷。各提学使“除未经办理学务之人非出洋不可，其余可以无须东渡，大约直隶卢提学使，山东连提学使，湖南黄［吴］提学使，均无须出洋”。[216]各提学使的反应也不一致，如山东提学使连甲，本已于闰四月初一抵任，[217]且“曾在本籍及晋省、东省提倡学务，且通东西文字，本可不必出洋”，而他“仍拟赴东洋一游，再为切实研究”。[218]

学部随后明确规定，各提学使中“其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应由臣部查明毋庸出洋”。[219]这意味着各提学使是否需要出洋，学部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学部饬令广东提学使于式枚等8人，“勿庸出洋，日内即饬该员等陛辞赴任，以重职守”[220]。然而，正如连甲执意要出洋一样，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云南提学使叶尔恺也觉得“非亲身调查文明规模及其教育之法不可，故仍拟月之二十日后一律东渡，认真调查一切”。[221]

各提学使对新教育体制的态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作为集体考察行动，表现仍然颇有一致性。早在京师之时，各提学使虽然积极考查各处学堂，可是“惟某提学使一人参观后写有日记”，但所记内容不过是“某日同各学使至某学堂，其监督为某氏，备茶点”等内容，而关于学堂的“讲堂形式，学科课本，学生程度，均不暇记载”。所以外界对提学使流露出失望之情：“肯写日记之人，已胜人一筹矣。”[222]

抵日本后，以黄绍箕为首的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即会同驻日公使“于六月二十六日至文部省会晤文部大臣及其次官，商议视察日本教育制度”，后因日本各学校处于假期之中，议定“俟各学校暑假期满开校后，由文部省派员寻视各学校”。日方决定自七月初一日起为各提学使“特开讲演会，每日三小时，约一月讲毕”，所定题目为“明治教育沿革，各国比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学说及学校管理法”。[223]日本文部省即于七月初一日“午前九时起，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为中国提学使开特别讲演会”，黄绍箕等13名提学使及8名随员均参与听讲。“先由野尻视学官讲日本教育之沿革，继由田所参谋官论欧美教育制度与日本之比较，至一点钟方散会。”[224]日方所讲内容的范围与清廷的要求基本一致。当时中国的《东方杂志》翻译日本《教育公报》上长文，题以《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详细报道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程。[225]

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内容主要为到日本文部省听讲与到各地考察两大部分。无论是日方档案、报刊记载，还是国内报刊的转译，虽对提学使行程有详细报道，但都很难触及提学使对听讲和考察的认知。九月初，安徽提学使沈曾植才抵达日本，这时文部省听讲已经结束，正在考察各处学堂。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谈及考察事宜，称“到东廿日，终日冗碌，学生尤疲于应接”，“日日看学堂，上午一处、下午一处，忙极”。沈曾植感触最深还在于花费极大，学部所预备的400元在上海时已经用尽，又自赔两千元，并把编译经费剩余的700元携带赴日。在日本住厚生旅馆，与吴鲁（吉林）、支恒荣（浙江）、张建勋（黑龙江）、陈曾佑（甘肃）、杜彤（新疆）、李翰芬（广西）等提学使同住，两星期后他深觉“势不能支”，于是自赁一公馆，以节开支，深悔“携负太多”。这源于与他同来者，“在皖三人，沪添三人，到东添翻译二人”，以至于“十月底不得不速归”，大叹“破财”。[226]黄绍箕等人考察结束后，在回国之前与沈曾植、王式通等“至东京鞠町御料理地宫内省所辖之图书寮，观内府藏书，典守者罗列精本，请定甲乙”。沈曾植不愧是近代学术大师，感叹“东游以来，惟兹事差强人意”。[227]黄、王亦以为然。所感所言，从侧面说明这次提学使东游的形式意义远重于其内容。提学使东游行动，一方面落实了《奏定学堂章程》中办学堂官绅须东游考察的规定；另一方面则成为其他职官效仿的对象，如清廷后来令提法使赴任前亦须东游考察三个月。[228]

各提学使归国后，纷纷向朝廷奏报赴日考察学务情形，从中可以略窥他们如何向清廷交代其在日本的考察心得。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奏称：“在文部省听讲教育行政，计阅五星期而毕。”至于日本官员所讲述的内容，已“饬员编译，俟全书告成，再行呈送”。[229]而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则称：“六月十五日由上海放洋，十九日抵东京，与各省提学使臣访聘日本教育各家，讲述该国兴学以来经验之事与现行学校制度，兼及欧美各国学制沿革，旋即遍观大小各学校，至九月二十三日考察事竣。”[230]

综观各提学使所上的奏折，内容虽详略不一，却不约而同地惊叹于日本学制的完备。作为考察团团长的黄绍箕言之最切，他奏称：“此次东渡观学，加意访查，并于政治所关，如裁判、警察、税关、银行等处，略经浏览，见其学制完备，人才众多，男女无不识字之人，官商无非成学之士，其全国实业学校已有三百余所，近更发帑资助，益图扩张，国势盛强，殆难臆测。”而日本“三十年前变法之初，则教员之缺乏，财政之困难，人情之群起阻挠，办法之屡见疏失，以视中国情形殆有过之，全赖政府极力主持，文部尽心经划，所有学员皆切实奉行，始有今日”。[231]既看到日本富强与教育的关系，又能对比中日之间的差距及追赶的可能性，黄绍箕的观察代表了提学使群体的整体性认识。

除东游考察的整体性认知之外，个别人员意识到清朝借鉴日本进行教育改制可能存在隐忧。如吉林提学使吴鲁归国后，奏称：“窃惟二十年来日本兵农工事之发达，年年进步，皆归公于学校之教育，洵非虚语。惟风俗绮靡，踰闲荡检，习以为常。近来教育家如嘉纳、伊泽辈亦欲提倡我孔孟之教，讲明道德以端风化而正人心。”[232]提学使团东游时明显接触到日本教育界对欧化风潮的反省。

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称，在日本除听文部省的演讲和参观各校外，还“以其暇延访通才，咨取而研究之”。他认为：“日本近年学制益求完备，自幼稚园、蒙小学以至大学，累级递升，秩然有序，上焉者求高深之学，下焉者施普及之教。故高材各有专精，凡民亦具有知识，计通国入学者十人而九，不识字者盖鲜矣。”而日本教育之所以能达此境，盖“以教育书咸有定本，无躐等，亦无参差，虽办法或有变通，而程度必归一致”。[233]但于日本士大夫处听闻：“其国（日本）欧化盛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也。”所以，刘廷琛建议，虽“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234]

中西教育体制的差异是近代东亚后发展民族和国家在改制过程中的共同困境。近代中日学人对于中日两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均有不够“趋时”的反省。如俞樾在《春在堂随笔》曾记与日人竹添光鸿谈及日本明治改制，后者谈道：“十年前，封建为治，列国皆有学宫，而诸国之士，皆是世爵禄者，自幼入学宫肄业，从其学之浅深，而列之位，故文学颇盛。自封建废而诸侯失，国士亦削禄，列国学宫多用西学，以谋仕进之捷径，孔孟之道几乎扫地，一时殆有焚书之议。近时风俗偷薄，庙堂亦颇悔悟，稍知圣道，而西洋诸国源源而来。交际之道，非通西情，则受彼之侮，故圣学、洋学混为一途，终不能复昔时之盛。”[235]甲午战争后，中国以日本为师，注定无法回避明治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旧学如何融入新制，这个问题早在清廷制定学制时便有人注意到。新政伊始，总理衙门派章京顾肇新、徐承焜问日本使臣如何兴办学堂事宜。日本署使臣林权助提出具体办法之前，曰：“学堂初开，章程不能美备，将来应随时酌改现章，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236]拟订《钦定学堂章程》的吴汝纶于光绪二十八年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也得到日本教育人士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237]回国后，他在奏报中称：“日本汉学，近已渐废，吾国不可自废国学。”[238]吴汝纶此时所面对的主要还是如何在学制上统筹兼顾。至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出台后，所谓“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239]至少在章程条文里大体上回应了这一难题。

然而，提学使却要落实这些章程条文，所遇到的难题更在于如何在实施细则上拿捏得当。当清廷停止科举考试之际，京官恽毓鼎闻旨后称：“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以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240]翰林院侍读柯劭忞进一步提出学堂章程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中国办学堂之始，重在通外国语言文字及外国之各种科学，即汗［汉］文经史之学，尚置为后图。观奏定中学堂以上之章程，已足见目的之所在，至中学堂以下之修身科，高等学堂之人伦道德科，星期之内讲习仅止一次。肄业者，固以具文视之”。他认为应当由学部“修订学章注重德育一事，首以敦品谊、谨言行为考查学生之先务”，[241]确保中国经史之学在新学制中的地位与效用。

提学使在东游期间已经注意到日本文部省以编纂修身教科书弥补西学之失，“凡修身立行、中［忠］君爱国之道，皆编入教科书，童而习之，用能人知自爱，国鲜畔民。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伦道德”。至于文部省为各提学使所开讲演会，“亦谓教育不原于道德，犹树木有枝叶页无本根”[242]。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日本新闻报馆主理德当猪一郎访问学部尚书荣庆，“言中国学生只见明治初年之书，不免意见激烈，宜加以监督，并图录用，宜看等差”。荣庆以“朝廷急求才，故奖励颇为优厚”为答，但暗地里已颇留心。[243]是年，因柯劭忞奏陈修订学制的具体办法：“人伦、道德、修身等学之教科书，尚无善本，拟请饬学部遴派司员，纂辑宋、元、明及国朝诸儒之语录，择其发挥经义切要平实之言，汇为一书。颁行各学堂，以资教授”[244]，清廷谕令学部：“学堂培养通才，必当首重德育，著学部堂慎纂教科书善本，择发明经传，有益身心之言汇为一编，以资教授。伦常之道，礼义之防，尤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学生品谊言行，务当随时考察，分别将惩。各种科学固应讲求，经史国文尤为根柢，断不宜有所偏废，庶宏造就而底纯全。”[245]这与提学使赴日东游的认知相当一致，绝非巧合。尽管清廷上下都意识到学习日本用修身教科书来挽救教育弊端，但是王先谦已经注意到，日本所编《修身教授法》及《伦理书》等教科书之类所言修身，“实际非中国所谓修身”，而所言伦理，也“非中国所谓伦理”。[246]借鉴域外的形式，却仍然无法容纳中国固有的学问本意，实在是无法回避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清廷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之初，不少人对各省教育寄予厚望，以为“全省学务之发展将于提学使懋其赏，全省学务之腐败将于提学使执其咎，虽受督抚之节制，而综握通省之学权，固伟大而无限也”。[247]从提学使在京听讲及参观各学堂的情形，到赴日考查学务的表现来看，各提学使对如何革新教育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与外界的期许并不完全吻合。

提学使回国后在任上的作为，与其说“布新不除旧”是不够趋新的表现，毋宁说是他们在探讨如何把中国固有的教育融入新的教育体制之中。江春霖称吴鲁在吉林提学使任内，“捐五千金为倡文庙”，后又“捐一千六百金”，且“日莅一校，必刺取先贤言行，为诸生淳淳讲解，中学以上并讲兵学”，“在任仅一年有半，自小学、师范、方言、实业、法政、模范诸学堂以及中学、女学，依次而立”。[248]吴鲁被描绘成一位旧学、新知与新制兼顾的干吏。时论的批评便毫不客气，日本舆论称吴鲁“与各提学使往日本，目眩于大隈伯之气焰者也，现虽到任，徒拥空器而已”。[249]国人则认为他“不喜新学，故该省学务毫无起色”。[250]若无吴鲁自述东游认知作铺陈，很难理解外界对他任内作为给予的截然不同的评价。

如何革新教育体制才能避免带来更大的弊端以及如何使旧式教育并存不废，对于尚未摸索到出路的各提学使来说，只能谨守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旧径。黄绍箕在湖北提学使任上的奏报称：“办理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材以应急用。”[251]这样一来，他们在执掌各省教育行政时的确会显得守旧有余。以纲常名教的道德体系挽新制颓风，一度被视为顽固派的言论。平心而论，这种认知确实触及近代中国在知识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即如何调适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新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业师见告：问题在于，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这是“中体西用”难以解决的问题。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制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是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在国弱敌强，改制不得不行的大势下，执掌教育行政者确实难以把握好分寸。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曾敏锐地注意到中西教育的差异：“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课目设置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教学课目、他们的书本、学校和教育制度，都反映了社会的要求，都是为了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需要，和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质言之，“中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品格，而不在于我们所说的获得知识”。[252]中国固有学术、教育与伦理道德息息相关，所以刘廷琛东游后认为日本“咸视兴学为国脉，民命所关，劳费不辞，坚持罔懈，则尤我国所宜取者也”，至于日本借以挽风气的道德教育，则是中国原来学校制度的优长。[253]

提学使“上以扩张学部教育之权，下以施行全省教育之权”，却皆出身旧学，对于“修齐治平”式的读书问学久已习惯，而新体制则以分科办学，甚至转“品格培养”为“知识获取”。旧出身与新职任之间，两者虽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却有着难以调适的困境。晚清时期的中国，“新”尚未成为价值判断的取向，而“旧”亦不是落伍的代名词。“旧”与“新”更多是指时间序列上的先后，不作为判断落后与进步的标准。这是国人融通旧学、新知与新制的重要契机。然而由于民族危亡的加剧，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倾轧，国人的取向不断趋“新”，近代中国丧失了融通旧学与新制的大好机会。

由晚清进入民国，教育改制不断趋于激进，进而舍己从人，由借鉴日本直接趋同欧美。尽管教育体制中添设有“修身教科书”或修身课程，甚至“德育”不断被纳入后来的教育宗旨，但是随着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固有学问渐失其本，而修身课程也形同虚设。新教育体制无法中西学兼顾，且弊病丛生。时至今日，如何整合中国传统学问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仍然是国人无法回避的一大难题。

余论

有学者指出，清末新政进程中的官制改革旨在“理顺关系，重建秩序，并与宪政体制接合，从内外相维转向上下有序”[254]。在兴学堂与停科举的推动下，学政的裁撤与提学使的设置，尽管人选与考核方面仍然保留一些原来体制的痕迹，却在外省官制中较早完成了“从内外相维转向上下有序”的转变。

清末学政改制与近代教育行政的对接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由职掌传统学校政令转向办理学堂事务，而两者的运作形式与内容截然不同；二是，以京官出使外差的学政，如何重新在上下有序的官制中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学政改制的方案与思路导致时人与后人对于学政职能与官制定位的诸多误解，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以中央视学官比附学政。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分科递减名额渐停科举，至次年袁世凯在《缕陈学务未尽事宜折》内提出重新厘定各省学政的地位与权限，都主张以中央视学官调适各省学政。他们认为，“日本中央视学官之职，专司视察学务，正与学政考校之意相同”。[255]如果说袁世凯等人有意将清代学政与日本中央视学官相互比附，暗存其他政治意图，那么后来以中央视学官制度理解清代学政便多少有些自我混淆。

学政虽然最终被裁撤，未能参照中央视学官变身存而不废，但其时改设提学使的措施和议论已被时人误为学政按照视学官制度进行改制。《申报》在学政裁撤后的评论中指出，“要之，教育制度，视学官为监督之机关，实立于最重要之地位”，而学政改设提学使，则是“专差改为实缺，考试变为监视”，实现了视学官制度的建立。[256]这种对学政改设提学使的理解，表明仍是用视学官制度反观清末学政改制的过程。不仅如此，由于视学官与学政在行使职能的形式上有些类似，以视学官来比附学政的思路在民国以来的著述中得以延续，以至于今日论述中国视学官的著述均将学政视为重要的内容，误会难以消除。

第二，用教育行政长官来“改造”学政。清末学政改制过程中，不乏有人建议将学政由差员改为实官，统筹各省教育行政事务。时人期待通过改造学政达到建立各省教育行政制度的目的。显然可见学政并非教育行政长官，学政制度亦非近代才形成的教育行政制度。民国以来，教育行政制度与概念的普遍推行反而制约了理解清末以前的学政及学校制度。在习惯于教育行政概念的现代表述中，往往将清代学政定位于各省（地方）教育行政长官。

第三，将学政裁撤，改设外官。清末学政改制的目的之一是建立起各省教育行政制度，正是鉴于学政在官制上并非外官而是学差，且与督抚平行，因此才议改为实任，归督抚节制，统筹各省学务，以利兴学。这恰好说明清代各省学政事实上并非外官、地方官，而仅仅是学差。政务处与学部会奏已明确指出：学政与督抚为敌体，不便于上下秉承；在地方为“客官”（即差），不利于上下呼应。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的上谕颁布后，时人便指出是“专差改为实缺”，[257]均明确点明了清末学政变革官制的关键。

[1] 近年关于清末内外官制与预备立宪问题的研究，参见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与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三联书店，2014）两书。

[2] 一般而言，在“科举必由学校”的政令引导下，清代官方所谓的“学校”有着特定的指称对象，即国子监、府州县学以及宗学等官学，是士子参加科举（博学鸿词科除外）的必经之所。晚清兴办新式教育机构，为了区分固有的“学校”，在命名上有所斟酌去取，最终普遍定名为“学堂”。前者隶属于礼部，课读经史，研习时文；后者初隶属于总理衙门，学习西文西艺。章小谦：《为什么清末教育机构被称作“学堂”？——民国元年学堂改学校考（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 军机处全宗·洋务运动类，同文馆档案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9430-04。

[4]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梁小进校点，岳麓书社，1989，第337～339页。

[5]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册，第209页；杨逸等：《海上墨林 广方言馆全案 粉墨丛谈》，陈正青等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08页。

[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9-70。

[7] 梁启超：《论学校二 科举》，《时务报》第8册。梁启超原称“合科举于学校”，这里所谓的“学校”是指模仿西方而设的学校，实指新式学堂。

[8]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第8593页。

[9]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9～10页。

[1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22页。

[11]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第129页。

[12] 《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20页。关于康有为该折上奏时间与奏折不同版本，学界仍有不同的说法，参见《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771～773页。

[13] 《谕折汇存》第6册，文海出版社，1967，第4287～4289页。

[14]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第2469页。

[1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74～275页。

[16]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386页。

[17] 对于“旧章”的理解，清廷内部有分歧。礼部查照《钦定礼部则例》所载：“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以礼相延，必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等语。又嘉庆二十二年上谕：书院义学之设，亦以讲明正学，造就人才等因。”据此“旧例”，礼部认为：“现在取士之法既复旧制，所有各省书院自应查照定例，遵奉祖训，一体照旧办理。”至于书院改为学堂等事，由礼部“行文各省督抚学臣，即行停罢，以归画一而杜淆惑”（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2-096）。其后，慈禧太后所颁懿旨强调：“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512页）这表明慈禧太后认可维新期间的书院变革，即在书院课程内添加天算、时务等课程，只是反对康有为所奏请的改书院为学堂。

[18]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75～176页。

[1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13页。

[20]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89-006。

[2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1-009。

[22] 《邸抄》第102册，第52564～52565页。

[23] 《谕折汇存》第41册，第3207～3212页。

[24]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5，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乙未条，《清实录》第58册，第539页。

[25] 徐文勇：《清季直省学务处机构建制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9，第42页。

[26] 《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28日，“教育”，第67～69页。

[27]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05，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丁卯条，《清实录》第58册，第669页。

[28]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8649～8650页。

[29] 《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1905年5月28日，“教育”，第67～69页。

[30]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62～565页。

[31] 《饬洋务局内设立铁路、交涉、学堂、制造四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202页。

[32] 《札委新设学务处总办及委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375～376页；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第804页。

[33] 《照委王编修同愈充湖北学务处总办兼充两湖大学堂监督》、《札委黄绍第充学务处总办，梁鼎芬、黄以霖充学务处提调》，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13页。

[34] 《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91页。

[35] 《省城设立学校司片》，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598页。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33～34页。

[36] 关于清末各地学务处的创办史实，参见徐文勇博士学位论文《清季直省学务处机构建制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第一章第四、五、六节。

[37] 《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1904年7月8日，“教育”，第112～113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18，光绪二十九年六月癸丑条，《清实录》第58册，第837页。《东方杂志》上称荣庆等人为“学务大臣”，实际上赵惟熙奏陈时，管学大臣还没有改为学务大臣。

[38]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3～724册，文海出版社，1972。

[39] 《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40]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03页。

[41] 《袁世凯奏议》（中），第735～739页。

[42] 参见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43] 《应考散学》，《时报》1904年6月15日，“各省新闻”，第6版。

[44]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5页。关于立停科举的过程，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及《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等文。

[45] 详参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46]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续廿二日稿）》，《申报》1905年9月29日，第2版。

[47]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66页。关于停科举的出台与影响，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一书。

[48]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48，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丙午条，《清实录》第59册，第274～275页。

[4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45-105；档号：03-5446-018。

[5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10。

[5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50。

[5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31。

[5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55。

[5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57。

[55] 《邸抄》第117册，第59332页；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4-140。

[5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40。

[5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7-045。

[5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56。

[59]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15页。

[6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95。

[6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46。

[63] 《立停科试要电》，《申报》1905年10月10日，第3版。

[6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60。

[6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29页。

[6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56；档案号：03-7215-051。

[6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29页。

[68]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9]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70]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71]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72]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续廿二日稿）》，《申报》1905年9月29日，第2版。

[73] 《逆度各新政之将来》，《申报》1905年9月24日，第2版。

[7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34、5037～5038页。

[7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34、5037～5038页。

[76] 《拟裁学政先声》，《申报》1905年10月15日，第3版。

[7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4-133。后《学部官报》（第1期，“汇录京外奏稿”）亦刊载此奏，却误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78] 《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7月1日，第5～10页。

[7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10。

[8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48。

[8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056。

[8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101。

[83]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5-102。

[84]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20页。

[8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015页。

[86] 《礼部奏准恩岁贡考试办法》，《申报》1906年1月9日，第4版。

[8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7-23。

[8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199页。

[8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7-23。

[90]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233页。

[91] 《学部咨复礼部考试优拔及保送举贡并分别学生与考文》，《学部官报》第64期，1908年8月27日。

[92] 责任内阁档案全宗，奏稿底类，第6卷第19、2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3]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9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62。

[9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57-014。

[9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40；档案号：03-5458-019。

[97] 《学务处会议学政权限（京师）》，《时报》1905年10月12日，“学界纪闻”，第2张第6页。

[98] 关于清季裁撤学政，近年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对学政改设提学使的转变以及提学使的用人行政与政治内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关晓红教授《晚清学部研究》一书从学部健全各省教育体制的角度，依据政务处与学部议复袁世凯、吴鲁关于改革各省学政的奏折，并辅以报刊资料，指出从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与晚清外重内轻以及新旧教育体制的格局有关。左松涛《从学政到提学使：教育行政体制变动与清末政情管窥》（未刊稿），讨论对象虽与本节略有重合，由于问题意识的差异，仍有空间探讨学政的退出过程及其影响。此外，李细珠在《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一书根据张之洞未刊电稿，注意到关于学政去留的部分讨论。

[9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5页。

[10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6页。

[101]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102] 《详志袁张岑周赵端诸帅会奏立停科举事》，《时报》1905年9月16日，“政界纪闻”，第2张第6页。

[103] 张之洞、袁世凯：《请试办递减科举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172页。

[104]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11月17日，“本馆论说”，第1张第6页。

[105] 参见胡耿《清末民初的视学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8。

[106] 《提议改各省学政为提学道（京师）》，《时报》1905年10月29日，“学界纪闻”，第2张第6页。

[107] 《论改学政为提学道》，《时报》1905年10月13日，“本馆论说”，第1张第2页。

[108]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49页。

[109] 《政务处致各省电》（为商派大员监学事），《中外日报》1905年11月16日；又见《申报》1905年12月6日，第3版。

[110] 《论各省派大员监学事》，《申报》1905年12月9日，第1、2版。

[111] 《学政改为监学》，《大公报》1906年4月9日，第3版，“要闻”。

[112] 《内阁奏请更换学政敕书折》，《时报》1906年3月18日，第4版，“奏折”。

[11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042页。

[114]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50页。

[115]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第117页。李细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函札，所述与《年谱》略有异，如谓张之洞的答复有五点：（一）仿外国视学官之例，学政应对全省学堂进行考察；（二）为考察学务，学政可以聘“明习学务、通晓科学”的幕友；（三）学政出省考察学务，尚途夫马由地方供给；（四）学政专用翰林院官员；（五）学政对各学堂监督、教员、学生的言行思想有监察之权（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50页）。

[116] 据1905年刊行的《日本视学沿革记略》：日本视学官分“中央视学”与“地方视学”，而“中央视学”又称“文部省视学官”，是中央教育行政的组成部分，而非地方教育行政的建制（《日本视学沿革记略》，《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3期）。

[117]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第476页。该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出版。

[118] 福开森：《我们教育会的工作》，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团体》，第627页。

[1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132页。《会议裁撤学政》，《申报》1906年2月26日，第3版。

[12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11。《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为恭缴顺天学政关防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第40页。

[121] 《拟裁学政改派监督》，《大公报》1906年2月14日，第2版，“要闻”。《裁撤学政消息》，《中外日报》1906年2月26日，第2版。

[12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17。

[123]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5，《学政事宜》；《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5年11月17日，第1张第6页，“本馆论说”。

[124] 倘若不计较办理学堂事务的职权名分，学政们亦可因循了事，安享每年几千两的养廉银。他们甚至可以借“专门考校学堂”之名，巡视各属学堂的办理情形，“每到一属即有一属之供帐，吏胥仆从亦即有一属之需索”，借考查之名收棚费之实。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213页。

[125]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06-048；《学使定期按临各属查看学堂（江阴）》，《时报》1906年4月7日，第3版，“学界纪闻”；《学使考察各属学堂次第表（苏州）》，《时报》1906年4月9日，第3版，“学界纪闻”。

[126] 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93-006；《简派提学使最确之调查》，《中外日报》1906年5月29日，第4版。

[12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60-154。

[128] 《学使将入学务处》，《时报》1905年12月19日，第3版。

[129]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58-019。相关资料显示，气候与地理环境导致的“人地不宜”是造成学政患病甚至客死异乡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清代学政因病、卒解任的情形约有117例之多（见第二章第二节）。

[130] 《奉天省裁撤府丞特派学政之原因（京师）》，《时报》1905年9月13日，第2张第6页，“政界纪闻”。

[13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44。

[13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40。

[13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214、5181页。

[13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6-017。

[135]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722～724页。

[136] 《复都察院御史陆宝忠函》，《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554页。

[137] 《袁世凯奏议》（下），第1249～1251页。

[138]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50页。

[139] 《学政可望免裁》，《大公报》1906年3月28日，第4版，“要闻”。

[140]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06页。

[141] 《学务处由总督会同学政督办》，《申报》1906年3月28日，第3版。

[142]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69页。

[14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60～61页。

[144] 《本馆接到部议学政改名提学使专电》，《申报》1906年4月24日，第2版。《申报》馆在京师的眼线较密。此前驻京的访事员曾将设立学部的消息提前曝光：“本馆于本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接得京师专电，谓朝廷准于初十日颁发设立学部谕旨，果于是日明降上谕。”（《谨注设立学部上谕》，《申报》1906年1月15日，第1、2版）

[14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65页。

[14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195、5214页。

[147] 《内阁奏请更换学政敕书折》，《时报》1906年3月18日，第4版，“奏折”。

[148] 例如清季外官改制过程中划分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困扰，详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

[14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65页。

[15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196页。

[15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60-154。

[15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8-081。

[153] 《咨照裁撤学务处》，《大公报》1906年12月15日，第3版，“要闻”。

[154] 《论改学政为提学道》，《时报》1905年10月13日，第1张第2页，“本馆论说”。

[155]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156]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157] 《学部官制将定》，《时报》1906年3月4日，第3版，“政界纪闻”。

[158]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7-016。

[159] 《新抚联魁奏新疆创立学务公所请饬部立案折》，《学部官报》第49期，1908年4月1日。

[160] 《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下），《近代史资料》总109号，第64页。

[161] 《论提学使之位置》，《大公报》1906年5月28日，第2版，“言论”。不过，这则“言论”对于提学使与藩臬两司的地位关系并不满意，以为“学使之权力大于藩臬，则位置应在藩臬之上，而今以道员署理，或实授为三品官，其如何位置既无明文，而日后升迁调转亦不知若何之阶级，将由学司而迁升臬司藩司乎？”

[162]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16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75页。

[164] 《提学使请示办事权限》，《时报》1906年5月25日，第2版，“要闻”。

[165] 《追述简放提学使事》（京师），《时报》1906年4月27日，第3版，“政界纪闻”。

[166]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续廿二日稿）》，《申报》1905年9月29日，第2版。

[167] 《逆度各新政之将来》，《申报》1905年9月24日，第2版。

[168] 《论各省派大员监学事》，《申报》1905年12月9日，第1、2版。

[169] 《提议改各省学政为提学道》（京师），《时报》1905年10月29日，第2张第6页，“学界纪闻”。

[170]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50页。

[171]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172] 《论提学使必用本省人》，《中外日报》1906年4月27日，第1张第2版，“论说”。

[173] 《提学使未选留学生》，《申报》1906年5月26日，第3版，“要闻”。

[174]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15页。

[17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215页。

[176] 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6～27页。

[177] 沈曾植：《海日楼家书》，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15页。

[178] 《追述简放提学使事（京师）》，《时报》1906年4月27日，第3版，“政界纪闻”。

[179] 《京师近闻二则》，《时报》1906年4月14日，第2版，“要闻”。

[180] 《严侍郎与乔参议用人之意见（京师）》，《时报》1906年6月20日，第3版，“政界纪闻”。

[181] 《翰林截取道员（京师）》，《时报》1906年5月15日，第3版，“政界纪闻”。《追述新简提学司事》，《时报》1906年5月28日，第3版，“政界纪闻”。

[18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309页。

[183] 恽毓鼎对袁世凯援引内外官员十分不满，如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谓徐世昌“三年之中，由编修入政府（军机处），遭际之隆，升擢之骤，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徐与袁慰廷（世凯）制府密交，尝参戎幕，纶扉之拜，袁实援之”（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74页）。此外，袁世凯与军机领班大臣、政务处王大臣奕劻、学部尚书荣庆、学部侍郎严修也过从甚密。

[18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八），第5215～5216页。

[185] 《提学使议令督抚酌保择派》，《申报》1906年5月14日，第3版；《奉天提学使简放张鹤龄之原因》，《申报》1906年5月27日，第3版。

[186]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第542～543页。

[187] 《记四川提学使》，《时报》1906年6月21日，第3版。

[188]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642页。

[189] 《追述新简提学司事》，《时报》1906年5月28日，第3版。

[190] 《提学使将次来奉》，《中外日报》1906年5月29日，第6版。

[191] 《厦道升授提学原因》，《中外日报》1906年6月3日，第5版。

[192] 《简派提学使最确之调查》，《中外日报》1906年5月29日，第4版。

[193] 《学务处总办失望》，《中外日报》1906年5月19日，第6版。

[194]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第414页。

[195]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196]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197] 新任提学使既然全为旧学出身，又要职司新式教育，遂由学部奏定“除前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遴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本部章奏”）。

[198] 罗振玉：《雪堂自述》，第26、27页。

[199] 《遴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本部章奏”。

[200] 既往研究中，汪婉《清末各省提学使的日本教育视察》一文，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重建了提学使在日本的活动行踪及日方接待等史实，勾勒出提学使东游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地位与意义。载《中国研究月报》（日本），第587号，1997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一书。关晓红从官制改革的角度指出学部此举对其他官制改革的影响与借鉴意义（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17～118页）。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各自关注的问题论及提学使东游考察活动，如吕顺长在《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书中以新发掘吴庆坻的参观记录史料补充了汪婉的论述。

[201] 《论学务处亟宜归并学政》，《申报》1905年9月20日，第2版。

[202] 《遴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本部章奏”。

[203] 《致驻日杨大臣提学使到东派员照料电》，《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文牍”。

[204] 《致驻日杨大臣提学使东渡请与日文部妥商讲演电》，《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文牍”。

[205] 《提学使公立三日研究会》，《申报》1906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

[206] 《提学使公立三日研究会》，《申报》1906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

[207] 《提学使参观学堂》，《大公报》1906年5月29日，第3版，“要闻”。

[208] 《提学使入学听讲》，《大公报》1906年6月7日，第4版，“时事”。

[209] 《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18日，“本部章奏”。

[210] 《提学使决意出洋》，《大公报》1906年5月22日，第3版，“要闻”；《提学使定期出洋》，《大公报》1906年5月23日，第3版，“要闻”。

[211] 《提学使公立三日研究会》，《申报》1906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

[212] 《电告提学使在沪会齐》，《大公报》1906年6月16日，第3版，“要闻”；《提学使定期出京》，《申报》1906年7月19日，第1张第3版。

[213]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275頁。

[214] 《免出洋之提学使》，《大公报》1906年7月1日，第3版，“要闻”。

[215] 《遴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本部章奏”。

[216] 《免出洋之提学使》，《大公报》1906年7月1日，第3版，“要闻”。

[21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60-06。

[218] 《提学使仍拟东游》，《大公报》1906年5月25日，第3版，“要闻”。

[219] 《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18日，“本部章奏”。

[220] 《饬令提学使赴任》，《大公报》1906年5月29日，第4版，“时事”。

[221] 《提学使自愿出洋调查》，《大公报》1906年7月5日，第3版，“要闻”。

[222] 《提学使之日记》，《大公报》1906年6月5日，第4版，“时事”。

[223] 《各省提学使在日本之举动》，《申报》1906年9月5日，第1张第3、4版。提学使在日本活动情况，前人基本依据日本所藏档案及当时日方刊物，已经有过较为细致的论述。详参汪婉的文章。

[224] 《日员与提学使讲演教育》（译东京《朝日新闻》），《申报》1906年8月28日，第1张第3版。

[225] 《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译日本《教育公报》），《东方杂志》第3卷第12号，1907年1月9日。

[226] 沈曾植：《海日楼家书》，《历史文献》第6辑，第214～215页。该信署“九月廿八日”，所言事乃提学使东游事宜，可断定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廿八日。

[227]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第327页。

[228]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17～118页。

[229] 《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崇善附陈提学使姚文倬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3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第740～741页。

[23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72-54。

[231]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第328页。

[232]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470-63。

[233] 《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第11页。

[234] 《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页。

[235] 俞樾：《春在堂随笔》，第108页。

[236]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下），宋开玉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551页。

[237]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下），第578页。

[238]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43页。

[239]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591页。

[240]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史晓风整理，第276页。

[241]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9-036。

[242] 《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页。

[243] 荣庆：《荣庆日记》，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第100页。

[244] 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219-036。

[245]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250页。

[246] 王先谦：《葵园四种》，第902～903页。

[247] 《论提学使之位置》，《大公报》1906年5月28日，第2版，“言论”。

[248] 江春霖：《清故进士及第资政大夫且园吴公墓志铭》，吴鲁：《百哀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第88页。

[249] 《吉林政界之人物》（译自日本《远东新报》），《大公报》1907年3月17日，第3版，“要闻”。

[250] 《吴学使意拟辞职》，《大公报》1907年5月5日，第5版，“时事”。

[251]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第328页。

[252]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118页。

[253] 《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页。

[254] 关晓红：《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55] 《袁世凯奏议》（下），第1250页。

[256]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257] 《谨注四月初二日上谕》，《申报》1906年4月27日，第2版。

结语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权建制常以维系朝廷与各地的关系（古代多称“内”与“外”，今人以近代观念多称“中央”与“地方”）为关键，从而强化对全国的统治，主要措施即《周礼》开篇所讲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问题。[1]从封建制（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虽然“体国经野”的形式有别，但是“设官分职”的用意均是维护皇（王）权。

清代皇权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色，如学者所称：“有清一代，为中国历朝制度承上启下的枢纽。大体而言，海通以前，集历代皇朝体制之大成，此后则应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而后一转折，至今仍然制约着中国体制变革的取径及形态。”[2]这一特色又相当贴切地反映在清代职官体系的建制与演变的脉络之中。

清朝统治者改革各省学政的规制，即是强化“内外相维”，制衡外官势力和集中皇权的具体措施之一。如果仅从官制的形式而言，清代学政的规制并非首创，而是依托明中期的提学御史和提学道的固有设置，近仿明代巡按、远师秦汉部御史的遗意。[3]此类官制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古代中国维系内外轻重关系的重要制度。[4]由于清朝建国以八旗为本位，故而此后设置各省学政，以及提升学政地位，并赋予其访察直省吏治实情的权宜，便有多重寓意。

其一，统治者彰显清廷崇尚文教的用意。满人凭借八旗崛起后，又效仿明朝振兴文治，“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5]。入关之后，执政者本着“自古帝王治天下，率以兴学育才为首务”的宗旨，设置各地学政。其用意显然不仅为“兴学育才”，更重要的是振兴文治与安抚士林。

因此，清初学政由提学御史改为提督学院时，有人即注意到：明代提学“用御史者，所以重事权”，清代学政“用词臣者，抑所以崇文教”。[6]各省学政“往往以一编、检、曹郎之微，升阶不过为知府者，忽焉而与督抚大僚抗礼，推其命意，非即以学政为牺牲，而借此以牢笼天下，使功名之士皆愿出于其途”[7]，揭示出学政的设置具有政治笼络的意图。

其二，统治者在直省暗寓分权与制衡之意。明初废行省，以承宣布政使司作为划分疆域的主要依据。此后，总督、巡抚、巡按等陆续增置，使承宣布政使司之上形成“直省”。直省最初并非一级行政实体，却在监察、科举、人事等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官员也彼此相互制约，旨在防止其相互夤缘坐大。这些因素使得直省在事实上成为朝廷控制各地事务的依托，是皇权体制“内外相维”的枢纽。

清初沿袭明制，设总督、巡抚、巡按，因巡按多由汉人御史充任，牵制了多由满人充当的督抚的权力，不久便被裁撤。[8]随着各督抚设置趋于固定，尽管不设属官，以防成为布政使、按察使之上的行政实体，可是督抚长期综揽军民事务，仍然易致直省权力膨胀，成为威胁皇权的隐患。

康熙、雍正年间，为了防范直省形成割据势力，统治者不断通过官制调整，加强直省的分权与制衡。大致表现为：（1）设官分权，使督抚、提镇、学政、藩臬既各有专司，又有权限交叉，在处理相关事务时彼此掣肘；（2）朝廷不为督抚、学政等凌驾于藩臬之上官员设置属官，有意架空，使其不得坐实；（3）通过完善秘密奏折制度，各省督抚、提镇、学政、藩臬甚至部分道府官员，均可有奏报直达皇帝左右。与此同时，统治者调整各省学政的地位与扩张其权限，希望其成为制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清廷差遣各部院京官出任学政，使其以“钦差”挟皇权之威，与督抚的地位平行，对督抚及外官有所牵制，有利于强化朝廷对直省的掌控。这大概借鉴了明代设置巡按的用意，故以学政兼充此前巡按的部分事权。[9]

汉代刺史、明代巡按，均以监察御史巡历各地，专司监察军政吏治民生事务。而清代学政的人选来自七品翰林院编修、检讨至二品部院侍郎等京官，多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职司校士衡文，于考试之外随时访察密奏各地吏治与民情。无论是差遣人选，还是职能形式，学政与前代的刺史、巡按等都有着较大的区别。三者共同之处在于：承载着维系朝廷内外稳定的责任；是“钦差”，而非外官；在各省位尊体崇。清代学政一身数任，以京官之衔职掌各地学校士习文风，兼充耳目之用，在稳固与强化皇权的同时，无疑是清代官制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清代学政以“钦差”身份，一方面“专督学校，督抚藩臬不许侵其职掌”；另一方面，又“不许泛受民词，侵官喜事”[10]。按照权限划分，学政职司学校与士子等事务，而督抚及藩臬等官则掌管军民吏治等事，责有攸归，表现出清朝统治者在直省事务方面的分权之意。因此有研究者意识到学政权能在各地事务中相对独立的地位。[11]

清代直省学政、督抚、提督的关系，表面上呈现出士、民、军分治的情形，其实具体事务上多有交叉，彼此相互节制。学政虽势微，却拥有统治者赋予的暗中监察之权。乾隆帝在朱批中流露此意，称学政“无地方之责，正当据实奏报，以达民隐”[12]，从而起到加强皇权掌控各地政情，完善了一省之中督抚、学政、提镇、藩臬等官员相互制衡的格局。[13]

其三，统治者希望避免重蹈明代制度运作的覆辙。古代以设官制衡内外关系，远者如汉代差遣御史监察各郡县利弊，虽是察吏安民的良法，却逐渐由制衡郡县，最终演变为郡县官员之上的州牧，破坏了制度的本意，形成了割据势力，所谓“汉之殄灭，祸原乎此”。[14]近者如明代督抚之设，本是临时差遣，随着长期综揽军民要务，也出现势力膨胀的趋势，导致内外权力失衡。

清朝吸取明代教训，以学政制衡督抚及外官，且使之长期处于无“稽察”之名，而有密奏之责的地位[15]，其用意即在防弊与除弊。[16]

清代学政仅有“设立巡按的意思”，并无巡按之名，暗行巡按之实，强化了直省官员相互牵制之意。这可以确保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保障皇权有效地统摄各地事权，恰与“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在京之官执法奉令，可以通达政体，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于练察民情”之意相合。[17]至于学政的简放与更换，始终沿袭成例，定期差满更换，鲜有久任一省者。既可防范考试舞弊，亦可避免学政与督抚、藩臬相处日久，彼此相护。

随着督抚设置的固定化与学政地位的提升，各省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形成督抚、提督、学政相互牵制的权力格局，成为清朝实施“内外相维”、掌控朝廷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凭借。在直隶、江苏、浙江等大省，清廷往往差遣部院侍郎等堂官出任学政，即使以低微京官衔前往中小省的学政，亦可挟皇权之威，与督抚等方面大员在地位上平行，形成“互为敌体”的局面，加上提镇、藩臬与督抚之间的相互掣肘，维系着“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体制稳定。故而，尽管督抚势力在晚清有所膨胀，但终清一世，各直省始终无法单独与朝廷分庭抗礼。由此可见清代皇权体制建制与不断调整的成效。

咸同之际的内乱外患打破了此前的统治格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各省学政专司考试学校事务，无守土与牧民的权限，不少学政由翰林派遣，缺乏政事历练，无法满足朝野对平复乱局的期许，实际地位与作用逐渐衰微。

与此相对，各地督抚却因职司军民事务，积极组织军队，筹措钱粮，权势日益增长。他们所创建并不断衍生的各类局所，尽管起初是并未纳入原有职官体制的行政实体，却越来越成为协助督抚实施一省军民政务的枢纽。加上咸同以后皇权渐趋衰落，作为“钦差”的学政难以对督抚实施有效的牵制。

晚清的内忧外患使兴学育才成为朝野共识。趋新督抚尝试按西方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培养人才，创设学馆、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促使各省学堂从原来学校补充的地位，上升为兴学育才的主要形式。

在兴办学堂事务上，学政因其权能的局限而力不从心。其一，学堂的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与此前学政“校士衡文”的职能方式完全不同；其二，办理学堂不仅仅要营建生徒课业的场所，而且需要统筹大量经费、师资等事务，亦非学政的权限能力所及。随着学堂的加速增多，各省迫切需要设置专门统筹新式学务的管理机构。部分督抚通过局所形式进行尝试，如湖北的学务处、直隶的学校司等，最终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确定各省均设学务处统筹学务，限制了学政在各地兴学事务中的潜在作用。

新学推广过程中，学政权限与职能的局限与学政规制以及学政个人对新学的态度息息相关。此时各省学政仍然定期差满更换，维持着“学差”的身份。可是出任学政者“新旧杂遝，错出不伦”，常有某省风气经“数学政栽培之力，甫具萌芽，而忽焉派一学政以摧残之者”；亦有某省风气经“一学政竭力开通，方有端绪，而政府忽然撤去之者”。学政整顿各省文教的政令旋立旋停，“此等之事，政府视为无足重轻，而不知养成新旧冲突之大祸”。[18]作为钦差的学政在推广新式教育方面地位、作用式微，反衬出督抚的强势与直省事权的坐大，学政已不可能继续作为督抚的“敌体”，发挥其制衡作用。

庚子之后，清廷“内鉴国政腐败，外受列强要挟”，决定实行新政，以官制改革作为调整清朝政体的突破口。[19]各省学政的改制方案较早表现出清朝职官建制从“内外相维”向“上下有序”的转变趋势。

与其他新事新设的机构不同，建立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涉及新旧制度的整合。各省教育行政建制的酝酿集中表现为如何妥善处理学政、各省学务处及学堂之间的关系。

清廷最初的本意是保留学政，难点在于如何将学政与各省教育行政制度对接。这涉及两者职能形式的差异，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定位学政的职责与身份。鉴于学政本是京官出使学差，袁世凯等人以为与日本中央视学官的设置相似，可以继续考校学堂事务。然而这并未解决各省教育行政制度的建制问题，于是有官员提出或将学政改为外官，直接充当各省教育行政长官。

从停止岁科考试到专办学堂，各省学政的职能转变并不顺利。由于面临职能与权限的矛盾和尴尬，部分学政甚至自请裁撤。最终，经政务处与学部等官员商议，以既往学政在各省与督抚为敌体，在地方为客官，事权不属，运转不灵，难以胜任新学迅速在直省推广与管理之责，决定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归督抚节制，在职官层面完成了由学差向实缺的变革。实际是将学政与学务处合并于提学使司，形成长官与属员兼备的省级教育行政机构，作为督抚的属官融入了逐渐向一级行政实体转化的直省新官制。就此而论，学政裁撤不过是省制转变的先声。

清末学政改制一方面反映出古今中外不同制度的调适与融合，为其后宪政进程中的外官改制提供了重要借鉴；另一方面体现了内外权势的消长以及清朝体制的嬗变。

学政裁撤后，因仿行宪政的内外官改制相继展开，导致“内外相维”的职官制度加速解体。宣统年间，清廷与督抚关系日趋恶化，对于皇权体制的覆亡及民初政局的混乱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看来，集权与分治对于疆域辽阔的中国而言，确为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至于如何跳出中国政治上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则有待来者的努力。

[1]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册，第13～14页。

[2]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12页。

[3] 早在秦汉时期，国家刚从分封制转入郡县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必须强化皇权，加强对郡县的控制才能防范割据与分裂的势力。至汉代，皇帝差遣部御史监察各郡县，建立了刺史制度，“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形成了“小大相制、内外相维”的制衡格局。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320页。

[4] 明代废行省设三司，反而使朝廷与各地事务的关系变得松弛，于是重遣御史等近臣实施监察，加强对各地事务的控制。遂陆续差遣巡按、巡抚、总督等临时性钦差，“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认为巡按等制度“得古人之意”。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320页。

[5]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条，《清实录》第2册，第73页。

[6] 毛奇龄：《西河文集》卷42《两浙提督学政春坊郑公新任序》。此外，中国古代的“文教”在政治中的地位及内涵与现当代不可同日而语。“文教”原指礼乐教化而言，是文野之分，甚至是“夷夏之辨”的依据。《尚书·禹贡》称：“三百里揆文教。”陈寅恪先生揭橥中国种族——文化的要义：“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已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联系（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美延编，三联书店，2011，第201页）。故中国历代王朝振兴文教不仅仅在于兴学育才，更重要的是区分文野，实施教化，化民成俗。

[7]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11月17日，第1张第6版，“本馆论说”。

[8] 王庆成：《清初巡按御史》，《燕京学报》新11期，2001年11月，第122～123页。

[9]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1册，第627页。

[10] 所谓“侵官”，指学政干涉督抚、藩臬等官的职权。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16《学政关防》。

[11]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508页。

[12] 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3-0045-007。

[13] 如嘉庆十五年五月，江苏学政玉麟密陈江苏吏治，对总督、巡抚、两布政使、署按察使、诸道、各知府等员的“才具”、“官声”、办事特点等项逐一指陈得失（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286-032）。尽管晚清学政作为“耳目”的作用已削弱，仍是皇帝了解各省督抚及吏治民情的来源。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江苏学政龙湛霖奉密旨查察江苏巡抚赵舒翘等官员被参的各情节（宫中档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575-042）。

[14] 转引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49页。该书指出，中国古代史书对于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历来批评较多，其实东汉时期，刺史“已非专职监察”，至议改为州牧，“基本上是水到渠成的事，实际上只是给以法律承认而已”。

[15] 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清史研究集》第7辑，第255页。

[16] 乾隆、嘉庆年间，虽一再有官员要求确立学政监察督抚及外官的章程，或增加学政监察的名衔之奏请，均遭到统治者的斥责。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担心产生流弊，犹如明末设立巡按，“寄耳目于使臣”，纠察外省大吏作弊，一旦巡按与督抚“通同作弊”，再另设一官以纠察巡按，如此循环往复，“是相为耳目于无已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条，《清实录》第15册，第1158页）；第二，若以稽查督抚之权委诸学政，则学政权力岂不重于督抚？第三，学政专司校士衡文，例不许干预地方事宜，若加稽查督抚之名，动辄干预地方事务，易开“挟制之渐”（《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7册，第245页）。故统治者多次颁谕，学政本有访察密奏的专权，不必加衔。

[17] 秦惠田：《经筵讲义二篇》，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第249页。

[18] 《论学政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4年11月17日，第1张第6页，“本馆论说”。

[19] 《举行新政确志》，《大公报》1905年9月8日，“要闻”。

征引文献

一 档案

宫中档全宗，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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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全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阁全宗，吏科类、礼科类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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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

二 报刊

《大公报》《东方杂志》《华字日报》《集成报》《经世报》《岭东日报》《申报》《时报》《时务报》《湘报》《新民丛报》《新闻报》《学部官报》《万国公报》《知新报》《中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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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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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

光绪《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刻本。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桂馥：《晚学集》，商务印书馆，1936。

郭冠杰：《清代地方官制之略述》，中山大学法科编《社会科学论丛》第3卷第11、12号合刊，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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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

韩菼：《有怀堂文稿》，康熙四十二年有怀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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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胡凤丹：《退补斋文存二编》，光绪七年退补斋刻本。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

胡珠生编注《孙锵鸣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黄本骥辑《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黄体芳撰《黄体芳集》，俞天舒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收入《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

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岳麓书社，2010。

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汉川江氏刊本。

蒋良骐撰《东华录》，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

金之俊：《金文通疏草》，康熙二十五年怀天堂刻本。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供稿《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下），《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康熙《钦定大清会典》，收入《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

康熙《陕西通志》，康熙六年刻本。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李光地：《榕村全书》，陈祖武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广陵书社，2007。

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易孟醇校点，岳麓书社，2008。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光绪六年刻本。

梁章钜：《南省公余录》，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9册，文海出版社，1969。

梁章钜：《退庵随笔》，道光十六年刻本。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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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2006。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岳麓书社，2008。

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毛奇龄：《西河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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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杭州府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收入《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光绪年间刻本。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钱仪吉编《碑传集》，收入《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乾隆《历城县志》，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收入《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

乾隆《钦定学政全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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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荣庆日记》，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凤凰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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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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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闰章：《学馀堂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孙嘉淦：《孙嘉淦文集》，张清林、张贵荣点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孙延钊：《孙延钊集》，周立人、徐和雍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

龚鼎孳：《龚鼎孳全集》，孙克强、裴喆编辑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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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万历《大明会典》，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收入《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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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葵园四种》，梅季标点，岳麓书社，1986。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金耀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王重民、杨殿珣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65。

魏象枢：《寒松堂全集》，陈金陵点校，中华书局，1996。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2006。

吴大澂：《愙斋日记》，收入《〈青鹤〉笔记九种》，中华书局，2007。

吴鲁、胡思敬：《百哀诗 驴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吴庆坻：《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宋开玉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黄山书社，2002。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夏味堂编《检讨公年谱》，收入《乾嘉名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萧奭：《永宪录》，中华书局，199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

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学政全书》，广文书局，1974。

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

杨逸等著《海上墨林 广方言馆全案 粉墨丛谈》，陈正青等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雍正《畿辅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雍正《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雍正《云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雍正《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

永瑢等奉敕修纂《历代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36。

俞樾：《春在堂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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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

张百熙：《张百熙集》，谭承耕、李龙如点校，岳麓书社，2008。

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张泰交：《受祜堂集》，康熙刻本。

张廷玉等纂《明史》，中华书局，1974。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1977。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三联书店，1998。

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章太炎：《太炎文录》，民国章氏丛书本。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

赵尔巽等纂《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1962。

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朱筠：《笥河文集》，嘉庆二十年刊本。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

朱逌然：《朱逌然日记》，收入桑兵主编《续编清代稿钞本》第53～54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梁小进校点，岳麓书社，1989。

四 著作

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

陈寅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三联书店，201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邓珂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

杜成宪等：《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三联书店，2014。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

郭松义等：《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刘德美：《清代地方学官制度》，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

孟森：《心史丛刊》，中华书局，200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修订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

叶德辉：《书目答问斠补》，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2。

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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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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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龚延明、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胡耿：《清末民初的视学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08。

黄春木《清代学政研究》，《教育研究集刊》第48辑第3期，2002年9月。

黄建中：《清代学政的养廉》，《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

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4。

霍红伟：《清代府州县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

李世愉：《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李自华：《试论雍正对学政制度的发展》，《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刘德美：《清季的学政与学风、学制的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1989年6月。

罗皓星：《江标与清季的湖南维新运动（1895～1897）》，《政大史粹》第12期，2007年6月。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王庆成：《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5月；《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王夏刚、黄婧：《清代学政与科举制度研究论纲》，《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王夏刚：《学政与清代学术》，载葛志毅主编《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王雪萍：《雍乾时期广东学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学政的人事嬗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

吴智和：《明代提学教权与社会之变迁》，载柏桦主编《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

徐文勇：《清季直省学务机构建制及地方社会的互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9。

章小谦：《为什么清末教育机构被称作“学堂”？——民国元年学堂改学校考（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张宗友：《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文献季刊》1999年第4期。

左松涛《从学政到提学使：教育行政体制变动与清末政情管窥》（未刊稿）。

荒木敏一「雍正時代に於ける學臣制の改革——主として其の任用法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

荒木敏一「雍正治下に於ける考差法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3号、1963年12月。

人名索引

阿尔泰 66，123

阿思哈 123

宝熙 278

宝兴 153，154

鲍源深 182，187，188，197

薄海 134，135

曹鸿勋 271，278

曹溶 16，18，19，21，47，102，136

策楞 129

常大淳 165

车克慎 154

车顺轨 166

陈宝箴 220，225，226，228

陈璧 188

陈瑸 87

陈伯陶 288，291

陈昌齐 118

陈昌言 18，20，47

陈孚恩 164

陈康祺 34，37，46，54，58，85，109，114，122，124，159，162，164，166，171-173

陈夔龙 219

陈銮 154，155

陈若霖 75，99

陈学棻 225，234

陈寅恪 13，196，303，329

陈豫朋 86

陈垣 196

陈兆文 254，278

程恩泽 111，112

程芳朝 28，29

程汝璞 54

程盛修 46

崇善 288

储麟趾 100

慈禧 184，185，188，236，243，244，257

戴鸿慈 162，234

戴均元 81，126

戴熙 154

单懋谦 125

道光帝 31，74，75，124，147，149-153，155-157，162

邓廷桢 154，155

邓之诚 57，193

丁善庆 154，158

窦光鼐 101，116

杜堮 75，86，124，149

杜瀚 113，166

杜衡 195

杜受田 75

杜彤 288，294

多尔衮 15，16，19

鄂宝 80，129

范文程 16-18

范熙溥 181

范仲淹 122

方苞 34，108，196

方锴 153

方旭 287

房之骐 20，23，86

冯培元 165，166，174

冯誉骥 174，186

冯云山 158

福申 75

傅恒 80

富呢扬阿 153

高凤谦 226

高去奢 20，21

郜焕元 18，47，49，114

龚宝莲 97

龚鼎孳 19

龚文龄 166

谷应泰 190

光绪帝 185，225，227，234，235

郭秉文 194，195

郭冠杰 195

郭琇 84

韩菼 35

韩文绮 75

何凤歧 53

何刚德 37，185，186

何桂馨 153

何绍基 112，162

和珅 184

贺长龄 152，153

赫德 298

赫升额 79

洪亮吉 110-112

洪秀全 158，161-163

胡三祝 26，30-32，37，39，44，51

胡昇猷 55

胡以洸 158

瑚松额 153

荒木敏一 27，196，197

皇太极 15，16

黄福 16，22

黄机 28

黄均隆 254，277

黄庆澄 229，231

黄绍第 247

黄绍箕 101，265，266，286-288，291，293-295，298

黄叔琳 87，103

黄体芳 184，200，210，211，214-217，237

黄统 166，167

黄以霖 247

惠士奇 57

嘉庆帝 81，82，88，98，100，118，124，125，133，143，149，150

贾瑚 95

江标 199，218，220-226，228，229

江春霖 298

江国霖 145

蒋攸铦 149

蒋元益 111，205

焦友麟 147-156，158，162

金之俊 28，29

靳让 36

经额布 151，162

景其濬 97

瞿鸿禨 226，229，243，281

康熙帝 30-35，37，46，49，50，52，57，58，84，85，99，100，108，119，203

康有为 108，200，224，228，233，234，242，244

柯逢时 183，212

孔祥霖 287

奎俊 245

奎章 166

蓝润 29

黎培敬 164，165，168，170-173

李承尹 21

李殿林 244

李端棻 241

李馥蒸 20

李光地 57，58，84，85，99，100，108

李光座 24

李国杞 154

李翰芬 288，294

李鸿藻 185

李鸿章 175，180，181，209，217，236，240

李际期 20，22，23，36，102，106

李家驹 254，269，272

李经羲 272

李莲英 185

李敏行 142

李品芳 153

李溥 84

李嵩阳 20

李文田 187

李雍和 123

李元度 73，199

李载熙 166

李震成 20

李中简 120

李周望 58

连甲 278，291，292

廉兆纶 166

梁鼎芬 247

梁方仲 196

梁启超 198，221-223，228，231，232，241

梁章钜 36，73，77，154，158，159

林令旭 97

林清 149

刘光贲 212，228

刘镮之 100

刘庆蕃 20

刘廷琛 224，295，299

刘吴龙 46，98

刘绎 154

龙启瑞 156-158，164，184，201，206-208

龙湛霖 229，305

卢焯 116

卢靖 287

卢文弨 97

卢元培 54

陆宝忠 245，257，269，270，274

陆陇其 108

吕炽 101，104

吕宫 28

吕翕如 20

吕云藻 20

罗源汉 122，205

罗振玉 264，285，286

马锦文 116，118

梅立本 80，129，138

孟森 15，19，59，146，157，196

闵度 23

闵鹗元 131

明珠 33，184

莫晋 124

穆彰阿 157，160，184

牛鉴 154

潘衍桐 200，229

潘祖荫 167，210

裴维侒 252，261，262，271，277

彭启丰 127

祁寯藻 154

钱宝琛 153，154

钱宝廉 93，193

钱朝鼎 18，21，47，49

钱度 129，130

钱福昌 154

钱樾 137，149

乾隆帝 46，59，70，71，73，74，79-81，86，94，100，101，110，115-117，119-121，123，125-132，135，137，139，142，143，203-205，305

乔树枬 266，283，286，287

秦才管 107

秦潮 131

秦绶章 252，258，278

庆廉 125

屈成霖 79，137，138

任兰枝 38

荣庆 248，267，275，283，286，289，297

阮元 99，106，110，111，190，206，207，209，216

色卡星额 154

邵亨豫 166，168-170

邵晋涵 110

申启贤 154

沈炳垣 165-167，172，173

沈曾植 232，286，291，293，294

沈兆霖 166，167，173，174

施闰章 63，77

石申 29

舒赫德 236

顺治帝 16，24，26-29，48，49，60，76，84，86，88

嵩寿 65

宋伯鲁 233

宋在诗 39，77，137

宋祖法 20

苏元春 288

孙宝瑄 233

孙家鼐 287

孙嘉淦 141，142

孙铭恩 163，164，166

孙启贤 20

孙锵鸣 113，159-162，174

孙瑞珍 153

孙廷铨 24

孙诒让 192，225，230，231

孙肇兴 20，23

谭嗣同 220-222，224，229

谭宗浚 214

唐才常 222

唐景崇 234，252，255，258，271，277

唐绍仪 288

田本沛 20

田文 34，77，78

屠仁守 82

托津布 154

万青藜 166

汪朝棨 181

汪康年 82，145，213，221-226，228-231，286

汪守和 99

汪诒书 186，259，261，262，272，273，278，285，286，288

王昌允 20

王笃 74

王尔禄 21

王闿运 214

王念孙 110

王庆云 153

王士俊 69

王松年 150

王同愈 89，95，107，219，225，230，234，236，247

王锡蕃 201

王熙 35

王先谦 95，97，106，108，185，200，207，214-216，218，226，236，243，297

王勰 29

王垿 277

王毓藻 242

王照 184，185

王植 101

韦振 158

魏光焘 241，288

魏象枢 53-55，107

魏元烺 153，154

文廷式 185，186

文志鲸 57

翁方纲 90，109，111

翁同龢 166，167，173-175，185

翁心存 167

乌尔恭额 154

吴臣辅 20

吴存义 165

吴大澂 178，184，210，212-214

吴鸿 106

吴鲁 253，258，262，272-275，278，285，288，293，295，298

吴庆坻 223，224，228，229，236，265，274，292，294

吴汝纶 231，234，242，296

吴三桂 31，52，64

吴甡 26

吴省兰 89，184

吴省钦 33，34，43，73，74，184

吴式芬 166

吴绶诏 71，72，188

吴文镕 153

吴玉纶 132

吴郁生 245

吴振棫 21，35，36，70，78

吴钟骏 153，166

伍长华 153

锡嘏 288

锡良 287

席教事 20

夏启瑜 234

夏之蓉 58，104

咸丰帝 125，156，160，164，173，184

萧良城 151，153

谢溶生 123，124

谢墉 132

熊汝梅 138

徐绩 130

徐立纲 132

徐仁铸 200，220，224，225

徐颋 126

徐旭龄 30，50-52

徐养元 20

徐元梦 58

徐致靖 233

许乃济 101

许慎 110

许振祎 184，192，210-214，217

雅尔图 69，70

严复 246，251

严树森 95

严修 72，73，82，87，162，183，201，225，228，230-232，243，267，275，285-287

颜伯焘 153

颜宗仪 166

晏斯盛 121，205

杨梿 80，129，138

杨名时 57

杨秀清 165

姚文倬 218，223，227，288，291，294

姚祖同 75

叶昌炽 139，201，202，254，255，257，259，267，269，272，275，277，285，287

叶尔恺 82，201，213，224，228，230，286，292

叶一栋 101

伊里布 153，154

怡良 154

尹会一 74，104，120

尹铭绶 138

雍正帝 37-40，58，60，77，78，82，85，89，93，114，116，121，128，136，142，204

游百川 208

于广 64，97，109，136，138

于式枚 271，278，285，287，288，292

于荫霖 95

余正健 122

俞鸿图 58，69，70

俞樾 166，167，173，176-178，295

裕谦 154

裕泰 151-153

毓科 125

毓隆 252，261，277

袁彭年 21，23

袁世凯 196，244，245，247-250，259，262-266，270，273-275，287，300，307

袁泳锡 98，164

恽毓鼎 287，296

载昌 252，258，261，278

载泽 288

曾国藩 144，145，170，172，180，181，192，210-212，214

张百熙 229，235，236，248

张芾 163，164，166，173-175

张鹤龄 287，288

张集 31，32

张嶙然 20

张明先 64

张鸣骏 20

张鹏翮 57

张琴 154

张仁黼 210，275

张师诚 150

张泰开 125

张廷璐 77，78，89，108，109

张廷玉 17，77，109，189，192

张廷瑑 46

张祥河 166

张英 35

张允随 67

张载 109

张正椿 166

张之洞 67，68，82，91，95，99，111，138，179，182-184，191-202，207-211，213-219，224，225，228，230，237，241，247-250，254，262-268，271，273，274，280，284，285，287，288，298，300

赵滨彦 247

赵尔巽 101，157，165，196，252，272，288

赵申乔 57

赵惟熙 186，201，237，244，248

赵佑 126

珍妃 185

郑开极 36

郑为旭 31-33，39，52

郑孝胥 230，247

郑沅 253，278

郑祖琛 159，160，162

支恒荣 252，278，285，293

钟性朴 20

周树模 288

周天爵 152，153

周之琦 159

朱鼎延 20

朱福诜 253，278

朱经农 195

朱筠 110，190

朱荃 100，104，129

朱轼 110

朱一新 185

朱益藩 253，271，278

朱由校 17，192

朱逌然 184，210，211，214，215，217

朱元璋 40，41

竹添光鸿 295

祝德麟 117

宗敦一 18，20

邹一桂 119

邹植行 97

左宗棠 172，181，214，216，217，240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之一。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关晓红教授。2003年9月，在从珠海校区回到广州康乐园的第一个学期，便选修了关老师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课程，从而萌发了研治制度史的兴趣。在课程结束之后，关老师继续指点我的学业，不仅指导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而且吸纳我进入“清史·史表·学政表”项目组，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关老师不仅手把手教我如何研究学问，而且教我如何在大学校园里为人处世，且以“干净、安静”的理念相勉励，使我有幸体会到传统的师承授受，令我受益无穷。

感谢桑兵老师多年来的教导与关爱。2004年7月，经关老师推荐，我非常荣幸地担任了桑老师的学术助手。桑老师悉心指导我如何整理学术资料和从事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见闻阅历，并提高了我的见识。在我博士论文修改期间，桑老师又指点我“取法乎上”，提升了研究问题的高度。

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吴承学教授。承蒙吴老师的关爱，我得以不必离开中山大学，仅是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便能步入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我的求学之路，也有了转益多师的机遇。在当今的学术体制下，博士后能够经常得到合作导师不厌其烦的耐心指导，实属万幸。

回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的九年时光，许多场景仍然历历在目。2001年9月，初入大学之际，时为系主任的刘志伟老师在新生见面会上书写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此中真谛，时至今日仍是我求取学术真味的指引。2002学年，邱捷老师、吴义雄老师主讲的课程开启了我攻读中国近代史方向研究生的念头。由于教学调整，邱老师在长达一个月内，每周为我们讲授12节课，其坚毅执着的精神与深入浅出的谈吐，令我辈肃然起敬。邱老师讲近代史首先从清朝制度讲起，将制度、人事及重大事件贯通解读，引人入胜。吴老师研治中国近代史基督学有年，将维新变法、清末教案及清末新政的历史娓娓道来，于教学内容中不断指出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拓展方向，令我不禁跃跃欲试。吴老师后来担任我硕博连读面试的考官及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导师组成员，对我的选题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2003年上半年，曹天忠老师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度过了“非典”流行的特殊时期。在那段人心惶惶的岁月里，我修习了曹老师的中国现代史及教育史等课程。曹老师指点了我关于近代史料类型与特点的专业知识，为我的治学功底打下基础。此外，在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课堂上，还得到孙宏云老师、程美宝老师、赵立彬老师、何文平老师、敖光旭老师、谷小水老师的指教，开阔了我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眼界。

2004年以来，我先后数次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承蒙刘若芳科长及李静小姐等人的帮助，总能及时地浏览各类需要的胶卷及档案。刘科长还为我详细讲解一档馆整理档案文书的情形，提示我注意不同文书的形式与史料价值。北上查阅档案期间，李欣荣师兄等好友提供诸多方便，并引导我逛北京大学附近书市，得以补充许多重要书籍。

2009年4月，在《清史·教育志 科举志 职官志》纂修工作会议上，长期研究清代科举制的李世愉研究员，对我的研究给予许多指点，纠正了我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令我获益匪浅。是年9月的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上，又得到台湾政治大学吕绍理教授的指点与鼓励，深表谢意。2010年博士毕业后，承蒙海内外学术前辈和同辈的关照与指点。其中，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细珠老师、马忠文老师，中研院的王汎森研究员、张力研究员、潘光哲研究员、魏秀梅研究员及台湾师范大学刘德美教授，在学术资料、学术交流、学术出版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兰州大学李守良老师、暨南大学赵灿鹏学兄、陕西师范大学权家玉学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荣欣学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学兄、山东师范大学徐保安学兄、南京大学孙扬学兄，四川大学徐法言学兄，亦需在此致谢。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梁艳玲、李期耀的辛勤付出，使本书减少一些错讹。

感谢历史系的陈树良老师、徐泽洪老师、龙波老师、任虹老师、林逸明老师、赖雪枫老师及吴慧英老师、黄欣老师、何丽绵老师在日常学习与工作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徐泽洪老师，在我入学之初为我讲解历史系本科生应如何修学分，临近退休又负责我的博士答辩事务，一接一送，完成了我在历史系学习的生涯。对于徐老师的辛勤付出，我非常感激。

《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路走来，幸赖有许多好友相伴，从本科班、硕士班到博士班，总有许多学友能够相互问难，那种彼此争辩讨论的热情依然洋溢在我左右。几位好友还时常或亲自回中大探望，或电话联络，关心着我的学业与生活。也许，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来，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执着，还蕴含着他们的一种寄托。2006年以来，在读的同门之间能够长期坚持读书会的活动，彼此切磋问难，为我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很多同门都是我论文初稿及定稿的审阅者，再致谢忱。其他兄弟院系及境外的几位学友，亦在我写作论文期间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不知如何感激的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在华北乡村务农，对于我从事学术研究，给予了莫大的理解与宽容。兄嫂亦不计利害，主动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可以安心向学，不为家庭事务分心。

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为照顾我的小孩付出的辛劳。感谢我的妻子，一路走来，彼此相互勉励，从不为日常琐事斗嘴，也不贪慕虚荣，而是知足常乐，能够一心一意地为事业拼搏。人生之幸，莫过于此。

2016年5月26日于康乐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安东强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201-0465-4

Ⅰ.①清… Ⅱ.①安… Ⅲ.①官制-研究-中国-清代 Ⅳ.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7311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

著者/安东强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梁艳玲 李期耀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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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21.25 字数：346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465-4

定价/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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