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深处与远处

——写在扉页上的话

一位著名学者曾说：“人是民俗的动物。”这是关于人与根文化，即民间文化关系的本质阐释。人在民俗中孕育、诞生，之后便是在温暖持久的民俗文化的氤氲中长大成人，再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在对民俗文化的祭奠中成为永恒的思念。

民俗成为民间文化的大景，乃至成为一种人类精神，是我在落雪的三月踏访内丘年画时温习到的。内丘人对于自然神宗教般的崇拜，在我的童年也是随处可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温馨的生活方式斩断了，我们革了许多文化的命。殊不知我们在暴烈的冲动中，最终把蕴藏在民间的最温存的生活方式，把能对我们养性养德的文化给丢弃殆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所以看重内丘年画，是因为内丘年画和内丘人坚守的乃是我们生命中对自然、对宇宙最深重的一种精神守望。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止、创造不竭的历史记录，当一种艺术成为他们精神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时，这种艺术便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艺术最瑰丽的部分，这是蔚县剪纸给予我的最好的启示。美丽的蔚县剪纸在寒凉的塞外丰盈着生活，也灿烂着一种中国文化情愫。

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了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录音之后说：“听这样好的曲子是应该跪着听的！”柴可夫斯基用木匠唱的俄罗斯民歌创造了《如歌的行板》，托尔斯泰听后感叹：“我听见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那么，当我在华北大地踏访千年古陶瓷遗址邢窑、定窑、磁州窑时，我曾无数次瞭望空冥大地和苍茫蓝天，心喊：“我看见了中华文明伟大的精魂！”应该说，这是在民间文化探寻之旅中最让我震撼也最让我心灵不安的事象了！中国陶瓷文化对人类文明举足轻重，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脚下，可我们由此发现了什么？发扬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骄傲了什么？光荣了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定瓷三杰”的陈文增们和《千年磁州窑》的彭城镇心怀超常崇敬的缘由。

当然，让我一生牵念不止的是已经沉没在水下的我的故乡。这一沉没使一个五百年的府城、三千年的文化荡然无存。即使凤凰涅槃般地再生，又怎能找回古郧阳、古均州葬在水下的灵魂？

许多年许多年，我一直在独自行走。我从阴山脚下的《泥河湾》出发，我从那里小心捡拾起一枚祖先们曾经使用过的石器，我用石头的洪荒来平息我行走日子的仓皇；我沿着北方那条古老神秘的《商道》一路走来，我发现，“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我在它的辉煌中辉煌，在它的寂灭中寂灭。“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草原的晨曦、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在疲惫怅惘的长路上，我也曾在无数的古堡、古村、古《驿站》歇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沿着驿站从古代走到了现代的，驿站上曾经集聚着人类文明的信息，有精粹也有齑粉；就命运而言，驿站是出发，也是归路；就情感而言，驿站是朦朦胧胧远去的身影，也是扎扎实实眼下的脚印；驿站文化既苍凉也温暖，既喧嚣也宁静；历史在驿站上集合，也在驿站上飞散，岁月在驿站上碾出了凸凹，也在驿站上垒出了造型；驿站一无所有又吞古纳今。”在驿站歇息的日子，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漫漫的荒原寂夜，我也曾无数次独自望天望月望浩瀚星空，我庆幸自己在漫漫的仰望中最终读懂了《紫金之魂》。我非常感动我在仰望星空时，感应到了来自月球和2012号星体上那古老而锐慧的目光。在我与那目光对接的瞬间，我的心灵居然在万劫空漠中，悲苦而灿烂地一颤……

我的脚步一直由北向南延伸。

当我站在“沙丘平台”的遗址废墟之上，抑或虔敬地走进德阳、万年的田畴麦地，当我旋身瞭望眼前的一片混荒抑或葱绿时，我无法想象千古神奇就在脚下，历史的呻吟、杀伐、怪异、诡秘，抑或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发现就在脚下。俯拾遍地的纹砖绳瓦、秦陶汉砾，还有积层很厚且已炭化的不知是哪个千年、世纪的谷粟，我无法不感受时间辽远的苍茫和震撼。历史曾在这里停滞，又从这里继续；曾在这里葬送、诀别，又从这里生发、前行。一路走来的瞭望，是瞭望历史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的弯弯曲曲、跌跌撞撞的脚印；行色匆匆的感悟，是感悟中华文明千年的血泪和蹒跚的步履。

而当我寻步千百万人后尘走在江南古镇的深宅、大院、古桥、庭楼之中时，我在想，现代人蜂拥而来是为了什么？是告别还是留恋？是向往还是追寻？

最终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我们能够留在那里的只能是一丝对平静、韵致、不争的家园生活的艳羡，一缕对千年传统文化的挚情又哀婉的回眸，一声对前人乃至祖先跌宕命运的深深慨叹……

我无意也无力重述抑或缩写中华民间文化、历史这部大书，我只是在我一个人的行走中，以我轻弱的内心感悟人类文明与蒙昧、前行与羁绊，抑或是现在与未来，我相信，每一次的感悟都会有生命新的皈依。我还深信，这一切依然密码般存储在这片大地之中，对于它的全部解读，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还常常想，当我们把许久以来目光向外的探寻转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时，会深情地发现民族民间文化恒久、柔韧的力量，以及一个几千年不衰的古老民族的精神所在。

泥河湾

1

人类从哪儿来？最终到哪儿去？这是永远的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普斯死了，所以，斯芬克司永远活着。

……盘古过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化成各种各样的神。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泡天，淹没了罪恶……洪水中来了五条龙，它们捧着一个大葫芦在海里漂流。一个叫昊天圣母的神打开了葫芦。葫芦里走出了一对兄妹伏羲和女娲，圣母让他们结婚，于是生出了各个创世的神……此后人类诞生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这样讲述着古老的人类起源。

上帝告诉挪亚：“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和你的家人要全部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天空的鸟你要带七公七母，你们要活着……我要降四十昼夜大雨，淹没所有的活物，淹没罪恶。”过了一百二十年，挪亚把方舟造成了，于是上帝灭世的洪水瀑布般倾泻下来，四十个昼夜后，世界成为一片汪洋。一年后，拯救人类的方舟停泊在了亚拉腊山上，挪亚和方舟中的活物走了出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圣经》的《创世记》里记载着这样一个迷人的传说。

大洪水的故事、挪亚方舟造人的故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传诵着，说法多达六百多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据说多达二十亿，占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整个世界的记忆。于是，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大地上那个有关洪水的假说——海啸洗劫了田野、山谷，毁灭了一次文明。

大洪水的故事是人类诞生之谜，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之谜？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考古学家们络绎不绝地在亚拉腊群山寻找着挪亚方舟。

后来，他们在埃布拉遗址——苏美尔人的王宫发掘出了古老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用太古时代的楔形文字记述在黏土泥板上有关那次洪水的故事。泥板上的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那是一种神秘的语言，没有人能识别它。直到19世纪末，英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乔治•史密斯才终于破译了这一消失近三千年的语言的秘密。这样的泥板迄今在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上千块，人类史前的无数信息在等待着被破译、被倾听。

史密斯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努力。于是，挪亚方舟最终得以在时间的消逝中绝处逢生，人们发现它时它已变成一艘巨大的“石头之舟”，停泊在今土耳其境内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成为揭开人类诞生之谜永恒的象征。

2

人类对亚拉腊冰峰上石化了的“方舟”存有深切的感激之情：不是祖先们历经万劫，将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人。不论“这只方舟”是不是人们千年寻找的“那只方舟”。

找到了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找到了亚拉腊山巅之上的方舟，人类寻找祖先的激情、脚步就会终止吗？恰恰相反，那个寻找的神话总是鼓舞着人们在这块大地上奔走不停。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是我们的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又听说八十万年、一百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后来，又听说一百一十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再后来，又听说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非洲迁徙而来——因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地区都发现了三百万年前人类的头骨化石，以及人类最早的产品——打制石器……

我们到底乡关何处？

祖先的生命信息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哪里蕴藏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

诘问使那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也不免踌躇：“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能精确算出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久！”

也许，祖先们原本就处在永远的漂泊之中。

也许，儿孙们永远都在疲惫的旅途。

因为漂泊，我们思念着故乡；因为总在旅途，我们才不断回眸那条具体而又模糊了的乡路……

后来，当有人把千年的“思念”和万年的“回眸”一起聚焦在东亚大陆板块上的一片“古湖”上时，人类便又有了新的“家园之说”。

3

现代人都知道中国北方有座古城大同。

大同有北魏王朝创建的宏伟无比的云冈石窟，大同的地底埋藏着无边的煤海，大同辽代的泥塑和明代的九龙壁都有说不尽的艺术秘密。但现代人绝不知道辽阔的北中国大同盆地曾是一片茫茫无涯的湖海，更不知晓我们千年寻觅的祖先居然在这片湖海岸边生活了数百万年……

这片湖海曾经漫及了今天属山西省大同地区的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以及属河北省的阳原、蔚县的大部，面积达九千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想象海水滔天而来，而后波光粼粼的情景。

后来海水退走了。现代人已看不到海景，但却看到了海的文化。比如盆地里的蔚县人“叨古”时这样说：“在蔚县与阳原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叫沙洼。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面的故事便说唐僧取经路过这里如何掉进了海里，说八戒怎样一边哭一边用嘴拱海边的岩石，说八戒居然拱出了一道山沟，海水顺着山沟流走了，于是唐僧得救了。末了他们还会告诉你，到沙洼村到处可以捡到鱼的遗骨和海螺的化石；他们还这样说：“从前，蔚县是个大海，海中有匹神马……”接着就说这匹马怎样在夜深人静时出来糟害庄稼，说王母娘娘如何倒掉鞋中的土填平了海，人们如何捉住了海里的白神马，于是，这里的村庄就叫做了“白马神村”；他们还说“单疙瘩村”如何埋葬了美丽善良的龙女，说“单疙瘩”就是龙女的坟墓；说南海观音如何用两名金鱼女童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海里的黑龙，最终填平了大海，说现在蔚县境内的“鱼甲山”就是两名金鱼女童的化身……

生活在盆地里的蔚县人、阳原人把关于“海”的故事编了几大本书。“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说起他们脚下的土地时，他们总是这样开头。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这片属于海的盆地里和盆地北边的阴山脚下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时，我不知海对于这块土地是历史还是向往。

后来我听说了盆地里有个泥河湾。

说泥河湾文化是人类祖先的文化；

说泥河湾湖相沉积和欧洲维拉弗朗古沉积是一个时期；

说泥河湾是“中国的奥杜韦峡谷”；

说泥河湾地带是地球第四纪冰期时人类诞生和幸存的地区；

说泥河湾这里曾经有一片存在了几千万年的大海，说这片大海叫“大同湖”；

说“大同湖”孕育了地球最早的人类……

所有的“言说”都出证自那些不畏艰难困苦找寻人类故乡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于是千年的传说富有了科学的生命。

我惊讶了，也激动了。

到泥河湾去看“海”、到泥河湾去探视人类的故乡，最终成为一种神旨般的牵念。

4

走在大同湖盆地的土地上时，已到了夏日的八月。

这是一个世纪的岁尾，也将有一个千年的临盆，这个时辰离我们祖先在泥河湾生活的年代已相隔了几百万年。这样的探视实在是太久违了。但人类总是怀着乡愁到处在寻找家园，这是一个情结，我们在这个情结的缠绕中，作不停的出发又作梦里的回程。于是，当现代人制作的车轮碾在曾经是海的土地上时，我就不停地从车窗里向外瞭望，我仿佛听见海的声音和祖先“咿呀”的声音，一起从遥远的山谷传来。

然而，车窗外的土地异常干涸，地面上游移着“咝咝”的白色气体，有一种干热使所有的庄稼窒息。八月是北方粮食估产的季节，可眼前谷子没有拔节，玉米没有抽穗，黍子刚刚拱出地皮，只有一尺多高的葵花没有结饼……盆地里的人们说，他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说今年的庄稼至多收两成。说他们许多年份里都是靠天收。于是我想，那诞生生命的海呢？那碧波荡漾的水呢？

海在这里停留了几千万年，海在这里孕育了生命，后来海水退走了。在海边走过了几百万年的人们至今依然靠天收！依然艰难！依然贫穷！怎样破译海与文明的密码？怎样想象人类千古的蹒跚？

泥河湾是阳原盆地桑干河畔一个至今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以此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古湖”、“泥河湾层”、“泥河湾期”、“泥河湾动植物群”、“泥河湾文化遗存”已超越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而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研究泥河湾倏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从一批西方人开始的。1921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向传教士发出呼吁，号召人们搜集古生物化石标本，在阴山脚下的张家口传教的天主教牧师文森特当即应允，并提供了泥河湾出产古生物化石的信息。八月我到达泥河湾村时，在信仰天主教的泥河湾人建造的辉煌的教堂里，应该说依然回响着文森特当年留在这里的声音。

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走进了泥河湾，他惊讶地发现泥河湾广阔的河湖相沉积物传递着人类故乡的信息，无法遏止的激情使他第一个向人类发出了“泥河湾层”地质的呼声。此后的十几年里，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韦托、步日耶，这些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泥河湾，他们渴望找到证据来说明三四百万年前濒于灭绝的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后来他们几乎是俯拾皆是地获得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他们从化石里发现了人工作用的痕迹。于是，他们相信泥河湾一带在地球第四纪时就有了直立行走的人类。

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开始建议把泥河湾地层与欧洲维拉弗朗期地层进行对比，从而作为华北第四纪初期标准地层之一。于是，“泥河湾层”便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专用名词。1957年，曾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的贾兰坡等中国考古专家开始向人们提示：到泥河湾的地层里去寻找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吧。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近二十年里，中国的盖培、卫奇、贾兰坡、汤英俊、尤玉柱、李毅、谢飞、孟浩、成胜泉等数十位考古、地质专家在古大同湖和泥河湾跋山涉水，走峡谷、钻山洞，不辞万苦地寻找着最早制造工具的人群。所有的寻找都充满了传奇，所有的收获都近乎神喻。科学在远古与现实的艰难穿梭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向人类之初的神秘的幽径——许家窑、小长梁、东谷坨、虎头梁、郝家台、青瓷窑、杨家沟……这些千百年来定居在桑干河两岸的默然而贫寂的小山村，作为旧石器文化遗址，突然一起开始不间断地向现代人讲述着第四纪人——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发现人类的起源和生命不竭的前行。

5

泥河湾村的玉米没有抽穗，叶子也被一场冰雹打得披头散发。我随成胜泉一行来到了泥河湾古文化遗址。

成胜泉说，在泥河湾遗址已发掘出上万件第四纪时期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针叶树种、阔叶树种和草本植物的孢粉带。当我凝望着眼前厚达百米、数百米的一层叠一层的灰黄、黄绿、灰白、灰蓝、棕红色的黏土、泥沙、砾石时，我就有一种震撼：人与大自然的故事居然在这里被挤压了几百万年！眼前的地层犹如一本千古文献，记录着远古祖先蹒跚的脚印。我们曾经为寻找人类的故乡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而故乡离我们居然如此天涯咫尺！

“你往西南那个台地看，那里叫大田洼，那个平台的高度就是数百万年前大同湖底的高度；你再往东南方向看，那边是石匣里峡谷，数万年前，大同湖从那里消失了……”成胜泉说。成胜泉在阳原盆地发掘了二十年，奔走了数万里，吃了很多苦。我敬重他对人类故乡探视的执著与忠诚。

望着秋日茫茫的阳原盆地，我们分享着考古学家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看到的那片神秘的古湖风景——

一千多万年前，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结束了地球上的准平原时期，巨峰大山从地球上隆起，山间断陷盆地——大同盆地在那个时期形成，盆地南边的恒山与北边的阴山也在那个时期隆起。然而，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盆地形成了一片茫茫无涯的古海虽还未考证，但二三百万年以前，大同盆地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海已无可争议。湖海边的山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雪松、云杉、古柏一望无际，阔叶的桦、柳、榆、栎随着气候变迁交替性地出现繁盛；森林的间隙和辽阔的山地绿草如茵。这个时候，大同湖已经是个很热闹的世界了。湖边生活着三十多种哺乳动物，其中有第三纪（延续约七千五百万年）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和蹄兔；有第四纪的（延续约四百万年至今）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板齿犀；有鼢鼠、直隶狼、中国鬣狗；有泥河湾剑齿虎、野猪、转角羚羊……湖海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海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气候虽逐渐由热变凉，但总体呈温暖型。直到夏商时期，大同盆地气候依然如同今天我国广东、海南地区。

那时，地球处在多事之秋，大同湖海的水域随地壳变化而变化着。有时，湖水占据了整个盆地，湖水把岸边的岩石溶蚀成无数洞穴，我们至今能在阳原、蔚县盆地四周的蟒山、熊耳山、凤凰山上看到这些远古的洞穴；有时湖水下降，湖水的含盐浓度增大，致使鱼类死亡，让我们今天发现了它们的化石。

大同湖一直在下沉着。大约一二百万年过去了，气候变得又冷了些，长鼻三趾马和蹄兔灭绝了，湖边有了新的来客——角枝瑰丽的肿骨鹿。

有一天，突然地动山摇，大同火山爆发了，灼热的岩浆从地球深处喷出，大同湖就像煮沸的开水，热浪滚滚，水汽腾空而起，迷雾笼罩着湖面。这时，灾难降临了，湖边的生命纷纷逃遁，来不及逃遁的就只能化为齑粉。大同火山暴戾而桀骜，它爆发时岩浆滚滚，它停止爆发时，滚滚岩浆就在大同湖底凝固沉积，最终形成山丘露出水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著名的大同火山群。

在湖边生活的我们远古的祖先，是因为火山爆发还是其他不幸，让他们远离了这片湖海，抑或是他们原本就漂泊不定，致使现代人在湖边发掘了成千上万件石器却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

又有许多年过去了，大概到了十万年前，大同火山熄灭了。于是，在现在的山西大同地区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张家口地区阳原县侯家窑村走来了一群人。现在，考古学家把他们叫做“许家窑人”。我们的祖先漂泊了又回归了。“许家窑人”生活在“大同湖滨”，他们以打猎为主，生活相当艰难困苦。他们不仅吃光猎获的动物身上的肉，还砸碎骨头吃尽骨髓，这大约是“敲骨吸髓”这个词语的起源吧。他们还经常人吃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许家窑遗址除了数万件用来猎获动物的石球、石飞索外，没有一件完整的动物骨架、头骨或肢骨化石，所有的材料都是破碎的，包括“许家窑人”自身的材料也是破碎的。那个时期，世界是弱肉强食。

“许家窑人”生活时期，大同湖边的草木是茂盛的，云杉、冷杉、落叶松郁郁葱葱，草原上奔跑着无数的羊与马群。“许家窑人”主要以猎马、猎羊维生，以至考古学家从许家窑遗址发掘出了马的上、下颌齿就有四千三百多枚！按每四个牙为一个个体，这便是一个二百十三匹马的马群！实际上马匹数量要比这个大得多！

处于古湖盆地的阳原从古至今一直以繁殖性能良好的驴、骡、马著称，“阳原骡”、“阳原驴”、“阳原马”曾经驰名于世看来并非偶然。两汉以来，阳原一带便史称“桑干马邑”，皆为戍边、屯兵要地。西汉名将霍去病率五万骑兵西征匈奴就是从阳原这里出发；《明史•兵四》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阳原设“官牧草场”，置马坊九个，牧马一万两千匹，马匹仅毛色就分二十五等、品种达三百六十种；今天的阳原县仍有十个村庄叫马坊村，另有东西马圈村、东西白马营村、马圈堡村、草场沟村等等，人类在这里留下了前行的脚印；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阳原也因率先实现了“万骡县”而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了消息。这一切仿佛都在说明：当年的“许家窑人”及其后裔是和许家窑马群、和森林草原相互维系着从远古走到了现代。

然而，现在森林消失了，这里已不再有美丽的草原……

考古学家从“许家窑人”的头骨和胸骨化石上发现他们得了一种“氟骨病”和“氟牙症”，他们经受着骨骼畸形、关节强直、腰腿疼痛、四肢变形、牙齿发黄脱落等疾症的折磨，不幸的是这个疾症竟延续了十万年！以至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阳原县氟中毒病依然覆盖三百多个乡村，病区人口达十九万之多。暴戾的大同火山把大量的氟元素带给了艰难的“许家窑人”，那时，“许家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岁！

“许家窑人”的不幸还有狂风暴雨，他们经常遭受暴雨袭击。数天的瓢泼大雨过后，湖水猛涨，淹没了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石器和骨器，他们纷纷逃往别处谋生。湖水沉积物慢慢把“许家窑人”遗留下的家当覆盖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以后，气候变得干冷了起来，大同湖地域变成了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这时，沙漠速客——鸵鸟出现了。而泥河湾古湖也开始了它生命的消亡时期。

大约在五万年前，大同湖完全消失了。大同湖消失时，桑干河贯穿了整个盆地……

站在泥河湾遗址上，我就这样默默打开了地质学家为我们寻找到的一部有关“人类故乡”的大书。望着蜿蜒了数万年，如今已十分疲惫十分羸弱的桑干河，我默默阅读着人类漫长艰难的蹒跚和“故乡”的沧海桑田。

6

人类在地球这个星体上漂泊、迁徙、繁衍、生息了二三百万年，我们感谢上苍赐予了人类一个独一无二，且得天独厚的家园。三百万年对于人类自身，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限，但对于已有四十六亿年历史的地球来说，这实在又只是一个瞬间。也许我们无法想象四十六亿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百万年是怎样一个瞬间。那么，我们来看看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宇宙计算尺吧——

他们把地球四十六亿年的演化史比做我们现在的一个昼夜，即二十四小时，于是他们计算出人类的出现则只是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半分钟！也就是说只是到了23时59分30秒，地球上才出现了最早的猿人。那是人类的蒙昧时代。而人类从蒙昧进入现代的数百万年，只是这一昼夜的四分之一秒！同样，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这四分之一秒。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正以每小时108万公里的速度随着地球围绕太阳高速运转，更无法感觉出我们正以每小时90万公里的速度随着太阳系围绕银河系高速狂奔。我们感觉不到这些时我们就常常放大我们自身：我们为一时的成功沾沾自喜，也为一己的失败耿耿于怀；我们贪婪、自私、暴戾、愚昧，这是个体人存在的缺陷。人类是带着缺陷往前走的……

某一天，当我们理解了人类诞生仅属于这四分之一秒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地球这个天体上不过是转瞬即逝，而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几十年至多上百年又算得什么？转眼我们便会灰飞烟灭，瞬间我们便会沦为一屑尘埃。

然而，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就整体而言，人类从未因渺小而放弃追求博大，从不为只属一个瞬间而放弃寻找永恒。于是，祖先和我们便历经万劫，创造着属于这个世界的文明。

“泥河湾人”蹒跚着走过来了，“许家窑人”蹒跚着走过来了，古湖盆地的人蹒跚着走过来了。所有的艰辛、苦难、创造与命运都留在了他们走过的路上。于是，经过盆地的路便有了古老的“商道”，便有了曾经辉煌的“皮都”，便有了属于那片土地自己的生存与文化……

现在，盆地的人依然种植着产量不高的谷子、黍子，依然遭受着干旱和风沙的侵袭，依然把“衣兜”说成“腰迷”，把“吹牛”说成“日贼粗”，把“水凉了”说成“水巴乎了”，把“少量”说成“一圪升升”……千百年来，他们操着淳朴的泥河湾乡音，携带着同样淳朴的良心，劳作在祖先们最早栖息的土地上，有前行也有遁退，有成功也有伤悲……

作为一个迟到的“探乡人”，《泥河湾》的故事权当是我在历史的苍茫中，小心捡拾起的一枚祖先们曾经使用过的石器。

用石头的洪荒来平息我们日子的仓皇吧。

驿 站

1

我在古代通往北方边塞的一个驿站生活了几十年，尽管这个驿站如今已发展成为—个偌大的城市，尽管现代交通天上地下地铺设，而我却依然每每沉浸在驿站的荒凉中。

古代的驿路大多开掘在崇山峻岭和沙漠戈壁之中，我宁愿把这古老的信路视为生命遥远的拓荒。而驿站是驿路上拓荒者疲惫了歇脚的地方，迷失了停留的空间，无奈了叹息的草房。拓荒者来了走了，驿站热闹了寂寞了，接纳了离去了，辉煌了湮灭了……

我生活过的那个驿站临近蒙古高原，于是我相信，最早统治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光临过这个驿站，建立了辽王朝的契丹人和建立了金王朝的女真人光临过这个驿站，而在漫长的一百年里始终从这个驿站来了走了、往返不断的当属那个“灭国四十”、铁蹄踏遍欧亚的马背部落，这个部落的马蹄声曾经响彻了世界。

然而，当这个部落最终走进城市，当他们把驿站最终改建成宫城玉殿，当他们年年金辔玉辇在都城、驿站间往返招摇时，他们离那片有苍狼、白鹿的美丽草原便越来越远了。

2

在那片高原住久了，我就喜欢起台湾歌手齐秦早年的一首歌《狼》。这支歌的大意是：“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漫漫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刮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能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因那美丽的草原。”歌声给人孤独也给人强悍，给人悲凉也给人温暖，而更多的是给予你咬碎一切苦难的力量。这支歌属于草原那匹凄美桀骜的苍狼，而那匹苍狼属于那个马蹄嗒嗒、马嘶咴咴的民族。

我们打开这个王朝刷印的一个大帝国的皇室秘籍《元朝秘史》，一开头便这样写道：“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一个以苍狼、白鹿为祖先崇拜的民族诞生了。

他们就是蒙古人。

其实，在欧亚草原民族中，突厥人也是以狼为祖先的。我们的驿站有人知道一个悲凉的传说，说突厥祖先苍狼射摩舍利，居住在一个叫“阿史德窟”的地方之西，有一位海神女每日傍晚化为一只白鹿引射摩舍利入海同居，天明后送其归回。他们如此生活了数十年。一日，射摩舍利的部落要举行大猎，海神女对射摩舍利说：“明日狩猎时，有金角鹿从‘阿史德窟’跃出，你若能射中它，便能与我长久往来，若不能射中，我们的情缘就此了结。”次日会猎，果真有美丽的金角鹿从“阿史德窟”中跳跃而出，不幸的是没等射摩舍利搭箭，他的部下已将金角鹿团团围住，杀死，射摩舍利悲痛欲绝，杀死部下，仰天长啸，而后在夕阳的惨淡里踉跄而去，惨白的身影最终草叶般消失在天涯孤野……

这个悲凉的传说记录在唐代的一部典籍里。

那一年，我的几个大学同学怀着对那片草原的敬畏走进了草原深处，我来到了离草原咫尺的驿站，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九年——住老了的岁月和青春啊。二十九年里，许多时候我们都在努力谛听那寥廓中的—声长啸，都在凝望那凄美中的一叶惨淡。我们崇拜着传说，传说慰藉着我们平淡无为的日子。

我的同学说，他们曾在遥远的漠北沙漠里发现过“鹿石”——雕刻着长角鹿图案的柱石，荒年般栽种在沙漠、草地、森林，这是一个民族对于母亲永远的崇拜与祭奠吧。

3

蒙古人曾经从我们那个驿站来来回回走过了一百多年。我们那条驿路起初是契丹人建的，后来，蒙古人灭了契丹人建的辽国，灭了女真人建的金国，我们那条驿路就归蒙古人走了。

驿站对于蒙古人是行帐，是驻扎，他们把驿站叫“站赤”。在通往西域和京城“大都府”漫长的道路上，他们设置了无数的“站赤”。他们从驿站走出草原，最终又沿着驿站回归草原，这是历史的宿命。

古代史研究告诉我们，蒙古族的族源是东胡—鲜卑—室韦、鞑靼—蒙古。鲜卑是东胡的后裔，鲜卑的一个分支拓跋鲜卑曾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中有一个“丑奴”部，后来改汉姓“狼”氏，“丑奴”是蒙古语“狼”的音译。“蒙古”最初只是操蒙古语诸部中一个部落的名字，唐代称其为“蒙兀室韦”。蒙兀室韦居住在大兴安岭的额尔古纳河上游，是“大室韦”的一个部落。在蒙兀室韦还居留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时，其中一些操蒙古语的部落已经西迁到蒙古草原，与当地操突厥语的部落杂居，这些部落后来被称为“鞑靼”，即“塔塔儿”部，塔塔儿部曾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一个强大的部落。公元840年以后，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部落陆续走出了大兴安岭，进入了蒙古草原，他们来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他们的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其妻名为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

民族迁徙使蒙古部落最终成为蒙古高原强悍的主人。

早期的蒙古部落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史，只是到了成吉思汗六世祖开始，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1162年诞生在斡难河畔的一个婴儿最终书写了一个帝国的历史。这个婴儿的名字叫铁木真。铁木真的名字是父亲为纪念战胜塔塔儿部而起的，因为塔塔儿部首领名叫铁木真兀格。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到一个部落为他定亲，途经塔塔儿部时被复仇的塔塔儿人毒死。12世纪的蒙古高原，除辽、金王朝不断用兵征讨中国北方外，蒙古部落内部为争夺汗位、土地、人口而互相残杀，各部落之间更是战争不断。铁木真成长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抗衡辽、金王朝成为历史的趋势。1206年，当四十四岁的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召集贵族大会成立“大蒙古国”，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时，蒙古铁骑已成为一支攻无不克的力量。

12至14世纪的亚洲历史，世界史称为蒙古时期。在漫长的冷兵器年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率领的铁骑势如破竹，无可阻挡地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洲和东欧：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直至印度河畔；高加索、乌克兰、巴格达、叙利亚，直至波斯湾。世界响彻着来自蒙古高原的马蹄声、弓箭声、兵器声。世界从那个眉宇很宽、鼻梁很扁、个子不高、脸庞很圆的蒙古人那里惊醒般地领悟了一个游牧部落伟大的骄傲、狂野与凶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们是通过艰难地、不断地修复驿站完成对这个世界的征服的。

建立驿站传信系统是蒙古帝国一项重要的事业，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速不台、窝阔台、察合台、拔都、拖雷等无一不参加或操办了修复驿站的艰险劳作。13世纪上半叶，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万里交通线一线贯通：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十八里，然后沿阴山北麓至阿里，向西北直达欧洲，向西南进入波斯。往日“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天山山道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1220年，全真道掌门人丘处机就是经此路用近两年的时间到达中亚阿富汗谒见成吉思汗的；同—时期，另一条经张掖、酒泉，至玉门关，直达西域的驿路也重新修复开通；13世纪后半叶，一条位于疏勒河上的水驿也全线贯通，成为经河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盆地—昆仑山北缘，直达西域的一条重要干线，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家族就是沿这条驿路走向东方的。

元帝国在修筑、改善通往西域的道路的同时，也不断建设着大都（今北京）通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路。如果说，通往西域的万里陆驿、水驿帮助蒙古帝国最终将疆土扩大到今天两个中国的面积的话，那么，大都至上都的驿路则最终帮助这个帝国走进了城市又回归了草原。

我从南方来，就在这一条驿路上的一个驿站，元时叫宣平驿的地方居住了二十九年。

4

蒙古帝国从忽必烈开始就已放弃了他们的草原故乡而走进了城市的宫殿，而这个原本在马背上和行帐里迁徙的民族无法从骨子里和城市融通，于是，他们开创了任何封建王朝都没有的“两都巡幸制”。所谓“两都巡幸”，就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蒙古皇帝，半年时间在大都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办公，另外半年返回他们的草原上都避暑，在连接大都与上都的千里长路上，他们作着岁岁“大游行”。每年三四月春暖花开之时，皇帝便高坐在由四头缅甸大象架起的金辔玉轿里，率领总管全国政务的中书省、负责全国军政的枢密院、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三大中央机构，以及后妃、太子和蒙古宗王，以及掌管皇族及蒙古各部诉讼公事的大宗正府、负责农田水利的大司农、统管释教僧徒的宣政使、掌供帝后饮食的宣徽使，以及集贤院、翰林院、太常仪礼院、太史院、太医院，以及宗教领袖、名士硕儒和在国子监就学的生员，等等，浩浩荡荡十万余人开拔草原上都，至每年的八九月草原开始有凉意时，这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又浩浩荡荡返回京城大都。这一去一返，每年仅花在路上的时间有近两个多月。

在这上百年的往返中，元帝国在燕山山脉和阴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开通了四条通往漠北的道路。而四条路最后都汇集到我们驿站北边的察汗淖尔（元时叫明安驿）方开始进入草原。四条路中黑谷东路为皇帝每年北巡上都时的专用道路，称为“辇路”，全长七百五十华里。这条路上建有十八处行帐，蒙古人叫“捺钵”，专供车驾宿顿；而皇帝返回大都时却年年走西路，即所谓的“东出西还”。西路全长一千零九十五华里，我们那个驿站就设在西路上。西路在蒙古国时期就是驿道正路，1262年，忽必烈继位三年，这条路即改为专门运输绸缎、皮货的商路，在这条路上建有二十四处驿站，因为皇帝每年要用这些驿站，所以它们也被称为“捺钵”。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年年岁岁“东出西还”，走我们这条运输丝绸、皮货的商路，于是我常想，我们那个驿站最终在现代发展成为一座有百万人的城市不是没有历史缘由的。

在十万人马出发之前，供这队人马食荤所用的千百群牛羊骡马已提前出发，有一首元诗这样写道：

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

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

庐岩周宿卫，万骑若屯云。

毡房贮窈窕，王食罗膻荤。

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马背帝国南北大游行的壮观和威风。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旗鼓弩刀叉仪仗，左右青龙白虎队”的浩荡与招摇中，丢失了都城，最终丢失了—个王朝。而这个帝国最早丢失的都城是建在我们驿站北边不远处的元中都。

5

我们北边是蒙古高原的最南端，蒙古高原延伸到这里便深深嵌入了阴山山脉，于是，这里便形成了落差一千八百米的劈仞千丈野狐岭，就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就在这块必争之地上有一个古老的驿站，这个驿站最早是辽代皇帝到鸳鸯泺（今安固里淖儿）渔猎时用的，于是这个地方就最早出现在了辽史上。

后来女真人来了，他们建立了金代，金代在沿边设三十八州屯兵，这里就成了三十八个屯兵的州之一——抚州，再后来蒙古人在这里灭金三十万，金军“死者蔽野塞川”。从蒙古人占领这个地方起，这里升为隆兴府，后又提升为兴和路，路、府、州、县是元代行政管理机构，按人口计算，一路管理十万人口。由此看来，在地球还很荒凉的时候，我们北边那个曾为“捺钵”、“驿站”的兴和路就相当有人烟了。这个兴和路就是现在离张家口不远的张北县，张北这个驿站当然就在我们这条驿路上了。

元帝国在我们这条驿路上浩浩荡荡走了一百多年，其中走到元武宗的时候，他们在张北驿站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都城，这就是元史上记载的元中都。忽必烈的孙子“孛儿只斤海山”为什么要在有了大都、有了上都、有了和林宫城之后，突然要在张北的旺兀察都（蒙语“白城子”）建一座仿大都的皇城？是这里水草尤其丰美、气候尤其宜人，是这位14世纪伊始（1307年5月）继位的武宗皇帝心血来潮企图昭示一份帝业，还是在年年岁岁的南北“大游行”中，这个“黄金贵族”进一步发展了骄淫奢侈？在所有的质疑中有一条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些原本勇猛的苍狼、白鹿的后裔，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生活了，他们越来越留恋“殿宇琉璃，金裹玉壁”的都城，越来越视百姓为尘埃草芥了。

为修建元中都，元武宗调遣了一万八千余名兵士，而从中原、云南、缅甸等地源源不断地调来成千上万方原木、汉白玉石要动用全国多少百姓呢？在没有现代交通只有简陋驿路的时代，百姓们运载如此之重之大之多的石木从千山万水到塞外要吃多少苦呢？在白毛风雪嘶吼、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漫长的冬天，劳工们如何抵御彻骨的寒冷呢？于是，在元中都兴建过程中，屡有切直之士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有中书省言：“今中都筑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近营造私第，军民困敝，仓廪空虚”；又谏：“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兵民“死于木食者甚多”。

直谏者尤以监察御史张养浩疏武宗万言书为甚，在“土木太盛”谏言里，张养浩云：“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郊关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就食他所者，络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比比皆是。当此灾异之时，朝廷宜减膳、彻乐、去几、缓刑，停一应不切之役。今创城中都，崇建南寺……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食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

张养浩疏中都之举最终使其获罪，遂罢官丢职，隐姓埋名于乡野。宦海沉浮三十余年的张养浩后来写了大量归隐生活的散曲，寄寓对时政的不满，成为元曲的重要作者。

一个在驿路上走来走去的王朝，走到张养浩上疏的境况，它离“寿终正寝”已经不太远了。

耗资八百多万银锭的中都如同短命的武宗帝（只活了三十一岁，执政也只有三年零七个月），在武宗病死之后三个月，就被继位的弟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罢废。作为都城，元中都是短命的，但作为元帝国的“行宫”，它依然同这个帝国同生共死，直到那一把大火。

进入14世纪中叶，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队伍，一个昔日以勇猛著称、令世界望而生畏的蒙古军队已不复存在；一个“骄奢淫逸”、“以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的元军，在起义军到来之时只剩下挨打的份。1358年，一支飞越驿路到达漠北的农民起义军，一把大火烧尽了上都、中都的金宫玉阙，元帝国从此结束了百年的“两都大游行”。十年后的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面对强大的明军，来自草原的蒙古人，不得不退出城市，沿驿路返回草原，重过游牧民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

6

现代人在北京发掘了大都遗址，在内蒙古正蓝旗发掘了上都遗址，唯独建在我们北边张北驿站上的中都被大漠的黄沙湮埋得无影无踪。历史记载中都的政事非常有限，现代研究历史的学者、考古专家对中都也很少问津，中都被历史遗忘了，被现代人忽略了。唯有张北驿站的人始终没有忘却，唯有“白城子”的人们世代在感受着那个游牧部落伤感的幽灵。

很长的时间里，白城子里住着一个百户人家的村落，这里的农民大多是驿站人的后裔。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就在他们歇息的夜晚，常常听见有马队纷沓而来，有刀剑戟弩格斗的金属声；在不让养鸡养畜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依然在深夜听见狗吠鸡鸣；他们常常在夜间听见嘤嘤的哭声，或发现自己家的油灯可以沿着墙壁走动；有时在白天，他们发现白城子里有一对白天鹅；司机说，他们开着车经过白城子时，总是打不稳方向盘，有时莫名其妙地翻车……

在他们无法破译这些神秘和恐惧之后，他们把这一切解释为“白城子里住着神仙”。人是不能占据神仙居住的地方的，于是，忠厚朴实的农民们就一户一户迁出了白城子。到20世纪80年代，白城子已成为一个空空荡荡，再无一户人家居住的，方圆二三里的土圄囵，土圄囵长六百十一米，宽五百五十五米，周遭围着残高约三米的夯土墙。

那时上苍还没有来得及告诉白城子人，这个和北京故宫差不多大小的土圄囵就是元中都的宫城，元中都就湮埋在他们的脚下。

后来，世代走着驿路的张北人开始修筑一条通往草原深处的现代公路，这条公路通过白城子，筑路的人在白城子挖出了许多汉白玉石条、磨盘大小的柱础石、雕刻着龙头的汉白玉螭首、遍地散落的青砖绿瓦、四口铸有“仲乐王造”款记的殿前防火大水缸、每个重达一市斤的宫门铜钉……当农人们把这些石条、础石、青砖、绿瓦搬回家砌院墙、垒房宅猪舍时，驿站的一个文化人开始警觉，这应该是一个皇城的遗址。于是，他向着无际的草原发出了一声呐喊：这是建在我们驿站上的那个元中都呀！

这个文化人的名字叫尹自先，是张北县文化馆工作人员。

在尹自先北向草原、对那个沿驿站走进城市又沿驿站败回草原的王朝凝眸的时候，听到尹自先声音的中国考古专家们在20世纪最后两年陆续来到了白城子，他们在那里小心翼翼地作历史清理。此后，一个沉没了近六百五十年的帝国的都城从沙海中浮出……

20世纪末的一个八月，驿站的文学朋友秀云曾带我去过白城子。站在长116米、宽48米、高3米的中都宫城大殿的废墟上，秀云告诉我：中都遗址为宫城、皇城、外城三城相套，呈回字形，与当年的大都、上都相似。白城子是宫城城址。距宫城土墙外100米处是皇城，皇城城垣长910米、宽755米、周长33公里；外城距宫城850米，依稀可见的城垣长2310米、宽2555米、周长913公里。末了，秀云又说：元武宗不惜劳民伤财建了这座巍峨壮观的城郭，但没等走进来就已毙命，而他的儿子们有幸走了进来却又因权力之争而互相残杀，最终次子图贴睦尔在中都宫城里毒死了兄长和世。元廷里不断发生因权力争斗而父荼子、臣杀王、兄弟相残的事，这实在是成吉思汗这个英雄部落的悲剧。与其这样在都城里相残，何必当初走出草原？

我感慨我们驿站的先祖们目睹了一个帝国的兴衰，我更感慨先祖的后裔们终于如此警醒地解读着一个王朝的悖论。站在中都宫城大殿的废墟上，我仿佛也听到了白城子人曾经听到的哭声、刀剑声、马嘶声，听到了一截历史的风声鹤唳，听到了那个帝国最后一位逃亡塞外的皇帝妥欢贴睦尔悲怆的歌声：

以诸色珍宝建造的淳朴优美的我的大都

先可汗们夏营之所我的上都沙拉塔拉

……

我哭也枉然

我好比遗落在银盘中的红牛犊

7

现在，我曾经居住的那个古代驿站已成为一座百万人的城市，而千年驿路上的无数驿站也都在岁月风尘中或发展成为现代人居住的城镇，或陨灭无迹，唯有我们南边一百多里处的鸡鸣山驿站还以完全的本色苍然屹立。

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古代驿城，这也是人类千年兵驿、邮驿和交通的活化石。它像一位白发千丈的老人，在塞外的风沙里，默默地守望着驿路文化千年的魅力。

鸡鸣驿，应该说最初只是蒙古人的几顶帐篷，后来，这里成为那个“两都大巡幸”王朝的十万人宿营地，再后来，这里成为明王朝抵御外侵的古城堡。但作为千年驿站，鸡鸣驿始终行使着“万丁穿城过，单骑宿城忙”的责任和功能。

明代宣府镇（今张家口市宣化区）有十六座驿站，而鸡鸣驿则是其中最大的。到清康熙年间，朝廷派九品驿丞主管这座驿站，驿站里有驿卒一百五十八人，守兵四十三人，驿马八十二匹，年支付饷银三千二百多两！

经元、明、清八百年风雨沧桑，占地二十多万平方米的鸡鸣驿最终以“城”的形态遗存世间，它固若金汤，它灿烂辉煌。走进森严壁垒的驿城之门，一城的古朴、悠远、浑厚、庄严扑面而来：城墙上密集的垛口，巍峨的指挥署、驿丞署，幽深狭窄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商号、驿馆、马号、寺院、庙宇、戏楼，三进五进的老宅古院……

走进古驿城，你可以看到当年慈禧西逃时留给驿城内贺家大院人的赐字“鸿禧接福”；

你还可以听到一个王朝陨灭前隐隐的悲泣与叹息；

你可以想象千年单骑扬鞭策马飞奔而去的背影；

你也可以细细端详今日城内农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

鸡鸣驿，人类前行中的一个缩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沿着驿站从古代走到了现代的，驿站上曾经密集着人类文明的信息，有精粹也有齑粉。就命运而言，驿站是出发，也是归路；就情感而言，驿站是朦朦胧胧远去的身影，也是扎扎实实眼下的脚印；驿站文化既苍凉也温暖，既喧嚣也宁静；历史在驿站上集合也在驿站上飞散，岁月在驿站上碾出了凹凸也在驿站上垒出了造型；驿站一无所有又吞古纳今。

我们那里的驿路因通往辽阔的草原，因从草原深处走出的一个部落在我们那条驿路上上演了一幕王朝的喜剧和悲剧，就尤其显得怆然而浩瀚。

商 道

1

我曾在蒙古高原南端的一座城市张家口工作、生活了数十年，数十年的日子里，我感受着高原的阳光和风。高原的天空很蓝，云很轻，太阳很白很亮，光芒如钻石一般。

风，四季从高原刮过。

高原的夏季很短，又几乎没有秋季，仿佛夏季刚过，天就冷了下来，而冬天漫长又很深远，冬天的风总是带着尖啸，汹涌地穿越街市；春天的风裹着高原的尘沙，铺天盖地地刮来，有掩埋一切的桀骜，土地普遍裸露着，因为直到四月、五月才能开始播种。

夏天是高原最好的日子，草和庄稼都在疯长，田野里能听到拔节的声音。

走在街市上的姑娘，多半有飘逸的丽质，有如夏天高原轻盈的风。她们的皮肤白净，目光纯洁而含蓄……我无数次在想，高原的尘沙非常肆虐，高原的太阳紫外线很强，但为什么世代抹不去她们这样的生命丽质？街市上的男人多半伟岸，有点像树的品质。他们的一双眉毛很黑很浓，眉骨有些高，鼻梁直而挺拔，有山脊的凌峻，他们整个的模样是有棱有角。还有，他们多半做事都很细心、很钻研……华北其他几个城市的人到了塞外，大都有过惊叹：哇！真有些奇了，这塞外怎么会美女如云，俊男如林？人们感叹多了，我就在想，从遗传学角度考虑，这里绝不是单色人种繁衍接代的地域！他们祖父的祖父、祖母的祖母们或者更远一些的祖先们，肯定是多色人种、多种民族抑或多个国籍的融合体……

我有时一不小心就从这座城市的闹市区走进了这里那里的老巷，老巷有时深得三里、五里走不到尽头，老巷两边的深灰色房屋一律地森严壁垒，气宇轩昂。临街的屋墙、院墙一律地丈余多高，全部使用古代大青砖、长石条砌就，我感觉即使有人能飞檐走壁也很难入内。高大厚重的木门虽已布满沧桑，但它们和门庭两边昂首的石狮、门脑和庭院屏风处古老的砖刻、木雕一起，向你逼仄而来一种稳健和凛然，一种气势和威严。老巷深处的老者告诉我，这些房屋大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有的够三百年！惊诧之余，我常常站在老巷的尽头凝想：深藏在这高原城市静寂处的一条又一条古老的街巷，这街巷深处三进五进的深宅大院里，曾经有着怎样的财富和秘密？怎样的显赫与智慧？

有风无风的日子，我都喜欢在高原的街市上行走，我曾数次迷失在这些老巷深处，数百条网状的老巷迷宫一般缠绕。我在街市上行走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感觉这座城市是我们这个世界遗落在高原的一块璞玉。如果你有心，轻轻掸去它的尘封，你会发现它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一年又一年过去，当一位高原的文化史者最终将三十余卷、数百万字的有关这座城市的史料摆上我的书架时，在同样一年又一年瀚海般的阅读里，我突然发现，这座高原之城的诞生与发展、繁荣与消落，还有那老巷深处的财富与秘密、显赫与智慧居然都与一条“路”须臾不可分离！

2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关于路的释义。我想，这大约是至今我们所读到的最直白、最朴素的关于路的格言了。路最初是和人类的生存希望连在一起的，人类怀着希望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四处寻找未知的世界，千万年的寻找，千万年不泯的期冀。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质疑，在寻找者的路上，掩埋着多少寻路者的白骨；我们同样毋庸置疑，因为找到了路，财富和文明是怎样在路上聚集。

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城市最终是在财富高度聚集的路段形成，然后形成政治或军事中心，然后集合一方地域的习俗、文化、情感和传统。当人类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会集在路上，创建了一路的文明和一路的城镇后，那这条路和路上的人就值得我们怀念和铭记。这便是我要说的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和那条“路”的含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前的七八百年，或者更远一些的秦代吧，这个嵌在蒙古高原和恒山、燕山、阴山山脉夹缝里的地域就有了路。那位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始皇帝秦嬴政，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位极其勤政且善于调查研究的帝王，你想，在几乎没有路的古代，他居然五次从咸阳出发，千里万里地四海巡行，最终病死在了巡行的路上。他每次巡行都需要三月五月，甚至半年，即使当年他可以乘木轮轿车或骑马，但在那荒山野岭，在只能是一边掘石垒土、一边砍树伐藤铺路的年代，其千万里的劳顿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公元前215年，他第一次决定远巡。他从咸阳出发，走过了陕西榆林（古称“上郡”），走到了内蒙古的包头（古称“九原”），一直走到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边（古称“云中”），后又折返到山西雁门，出雁门关到达今日张家口的蔚县（古称“代郡”）、怀来（古称“沮阳”），然后翻越险峻的燕山山脉到达北京的密云（古称“渔阳”）、天津的蓟县（古称“右北平”），最后巡行到河北的昌黎（古称“碣石”）。也许是这第一次巡行，使他感受到没有道路的艰辛，于是他诏旨在全国修筑道路。最终，“筑道路”成为这个始皇帝的六大历史贡献之一。

我想说的是，如果文明的发端与道路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现代人几乎不屑一顾的塞外漠北，文明恰恰是从那里最先显现出了它古老的光环。

再后来，那片地域因为有了道路，契丹人便无阻无拦地一路打进了中原；再后来，那个把疆域一股脑扩展到莫斯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相当于今天两个中国版图面积的蒙古帝国，因为实行“两都巡幸”制，居然在北京至漠北这条古老的山路上，“南北大游行”了一百六十多年；再后来，那位在历史上十分显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最后也是沿着塞外这条古路，率百万大军一举攻陷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再再后来，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时，清皇宫里一片混乱，最后慈禧太后决计西逃，于是，她化装成乡下老太，带着光绪帝及其王公、大臣、宫女、太监，坐着三辆骡子车，出德胜门，经昌平、延庆进入了张家口的怀来、宣化、怀安，然后过大同、太原，直奔西安。是塞外漠北这条古老的山路救了一个末代王朝旋即的溃败。

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

3

应该说，在李自成一路攻陷北京时，塞北那条路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在慈禧仓皇西逃时，那条路已经成为一条国际性的贸易商道了。是塞北原本有了千年的古道最终促使了古代贸易的发展，还是古代贸易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繁华的国际贸易商道？我想，正定理逆定理都成立。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声光满目的塞外张家口始终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边城、垛口、烽火、狼烟是这一地域千年的象征。从清代直至民国结束的三百余年里，由皇帝和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到这里的都统竟多达六十九人、省府主席十三人，直到我们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期（1952年）方改为张家口专区，隶属河北省。在设都统和省府主席的漫长年代里，这个地区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民国后期称察哈尔省。都统府和省府一直设在张家口。都统即为封疆大臣，与将军一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一职务与内地的“督抚”平级，他的最高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略，安抚边疆的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后，张家口作为军事要塞依然不能开放。只是到了刚刚过去不久的1995年5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方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开放。消息传来，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好时期的张家口人感慨万千。

由此，我们看到了张家口作为军事屏障（察哈尔即蒙语“屏障”之意）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称“旱码头”）——张家口，至今鲜为人知。

张家口的国际商贸活动应追溯到明初。如果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山西人到张家口计起，这块原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来了去了的马踏之地便成为了汉人与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地，这段历史已达六百余年；移民指挥张文于1429年（明宣德四年）在这块寒凉之地开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一百年后（1529年），同为张氏人士的张珍在张家堡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名张家口（今为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名称的由来已近四百八十年。作为商埠的张家口，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与成吉思汗败北的子孙后裔们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延伸到恰克图（今蒙俄边界上的一个城市）的长达四千三百多里的中俄贸易商道，整整运行了三百七十七年！

张家口边塞的贸易方式始终是以物换物，蒙民以马、牛、羊、驼、皮张等畜牧产品，换取汉民的绸、布、米、茶、锅等生活必需品。1571年（明隆庆五年），张家口的“马市”开始了它的繁荣阶段，由于民间“马市”的开通，吸引来了大量的内地商贾，他们多是山西人，市场的热闹和成交量远远超过了嘉靖年间。《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大同、水泉营三个马市“官市易马七千多匹，民间易马、骡、驴、驼、牛、羊达二万二千多匹（头）”。

两年后的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于张家口，并在那里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堡已是“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等，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明王朝见此，出于边防安全考虑，曾想限制“马市”交易，诏令将三个马市十一处的易马数量限定在三万五千匹以内，但到了1579年，还是那本《马市考》记载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以上。”五年后的1641年，张家口的来远堡（今大镜门南）建成，于是，张家口就有了上、下堡的俗称，来远堡称上堡，张家堡称下堡，日后的年月里，上、下堡就成为张家口延伸、发展的母体，直至成为今天近百万人口的城市。

民间互市的兴起，使蒙汉边界张家口一带呈现出一派和平新景观，明《国朝献征录》如是记载：“东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不持弓矢。近边水陆屯田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以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十万石。”

应该说，张家口国际商贸的真正繁荣始于清初并贯穿了整整一个清代。自清军进关的第二年（1645年），山西八大“皇商”（关于八大“皇商”，笔者将在下一节中详叙）打着大清王朝的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牛车（或称勒勒车），满载着物资，走出大境门（清顺治元年，为开放正、西沟外管市场，挖开明长城建筑城门，此城门即今天世人皆知的张家口大境门），进入蒙古草原，张家口便开始了三百余年的旅蒙（俄）贸易。精明的八大“皇商”在长达四十六年的时间里，完全垄断着对蒙俄的全部商贸活动，直到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方结束了八大“皇商”的一统天下。

随着清政府对蒙贸易的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沿着古驿站，由近及远，从南至北，横穿蒙古高原，直抵中俄边界恰克图（今蒙俄边界）。旅蒙商在数百年里的名称都叫“通驿站”，只是到了清末才依民俗改称为“旅蒙商”。旅蒙商起初除了八大“皇商”外，大多只是一些驴驮、肩挑、历经艰辛的小商贩，到清咸丰年间，已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即“山西帮”和“直隶帮”。“山西帮”是张家口旅蒙业的奠基者，他们有雄厚的资本，并和清王朝及蒙古贵族、王公、上层喇嘛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始终垄断着张家口至恰克图、张家口至新疆伊犁两条路的对俄贸易，并兼做“票号”生意；“直隶帮”也称“京帮”，多为河北束鹿、深县、饶阳人，他们财势单薄，经营多以零售为主，平时扎根于草原的牧民中间，以物易物。除“山西帮”和“直隶帮”外，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旅蒙业的经营范围极其广泛，他们用从中国内地购来的绸缎、布匹、米面、茶叶、食糖、瓷器、陶器、木器、蒙靴、马鞍、铜铁器具及喇嘛念经用品，到蒙古交换回来马、牛、驼、羊、皮张、绒毛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羚羊角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波兰呢等纺织品，以及一些粗糙的银制品，如银碗、银盘、银烛台、银香炉、银花瓶等。这些银制品运回张家口后，大多打铸成银元宝流通于市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口平银”的由来。旅蒙商的贸易活动几乎覆盖了南北中国：向南，他们的进货中心直达京、津、湖广、江浙、福建；向北，他们的销货地深入到今内、外蒙古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四个旗！但他们的重点贸易地是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

当时国际贸易还未找到通兑货币，旅蒙商的商品销售，始终只能是以物易物，方法是“出拔子”。所谓“出拔子”，就是利用骆驼、牛牛车载着货物，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以走浩特（村落）、串牧场和赶一年一度的中俄“恰克图市场”进行换货贸易，交换来的商品，运回张家口，投放到大境门外的“外管市场”，通过经纪人之手完成销售。“出拔子”的人带的驼队，称“货房子”。每一顶“货房子”通常有三个押货人（即保镖），十二把骆驼（一把为十四峰，计一百六十八峰骆驼），一匹或数匹找水用的马，三至十条狗，一个驼工拉一把（即十四峰）骆驼，计二十个伙计和驼工，组成一个销货单位。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数百上千峰骆驼，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沙漠草原飘荡，十里可闻；常常是几百辆牛牛车同时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里。两千八百华里的张库（张家口至库伦）商道和四千三百华里的张恰（张家口至恰克图）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日夜不停地走过，就这样走了三百多年！

下面，我想再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张家口这条商道曾经的显赫和辉煌。首先是商户的增加：康熙年间，由八户“皇商”发展到八十余户，道光年间发展到两百六十户，同治年间发展到三百九十户，宣统年间发展到五百三十户，民国六年（1917年）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一千五百余家，市内上堡、下堡一带商店达七千余家！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年营业额即高达一亿五千万两口平银。这年，由外蒙古输入马七万余匹，骆驼三万余头，羊一百五十余万只，绒毛七千六百二十万斤，皮张一千万张；由内蒙古输入马二万五千余匹，绵羊二十五万余只；输出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为四十万箱，按一头骆驼、一辆牛车运六箱计算，需骆驼或牛车七万头（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张家口街市上日夜车水马龙、驼牛云集、毛皮如山、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

其次是山西票号和外国洋行之多：《察哈尔通志》经济类记载着民国十二年以前张家口的四十二家钱庄、票号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论是民国政府或军阀官僚投资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地主开设的银号，抑或是几家商号集股开设的钱庄，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操纵。关于这些，笔者也将在下一节中详叙。我现在想说的是，晋商最终开创了中国的金融事业，一举成为天下首富，而他们最初的发迹地恰恰是在张家口！与此同时，外国洋行纷纷进入张家口。从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准许俄商在张家口建货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张家口买卖的洋行有四十四家”。英国的“德隆”、“仁记”、“商林”、“隆茂”、“平和”等十家，德国、意大利的“礼和”、“地亚士”、“兴隆”、“祥记”、“世昌”、“瑞记”六家，美国的“茂生”、“德泰”等十六家，日本的“三菱”、“三井”等六家，还有俄国商号八家，以及法国的“拔维晏”、“立兴”，荷兰的“恒丰”等等。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操着世界各国语言的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穿行在张家口街市上的情景。

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是近代交通：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赢得了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权利，众所周知，当初，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曾下令拆除北京到青岛的外国铁路。但到了1904年，清政府批准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居然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的通车写下了中国铁路史上光辉的一页，由这条铁路的修建，诞生了中国永垂青史的铁路专家詹天佑。1923年，在京张铁路基础上延伸的京包（也称京绥）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1918年，张家口通库伦的公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客货双运的国有公路！中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足见这块边塞之地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的开头，那就是我们曾经对张家口人从外貌到气质的质疑，此刻应该得到依稀的答案：数百年里经受着密集的商业文明和世界多元文化影响的张家口人，血脉里应当流淌着不完全循同于华北其他地域的生命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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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被中国人称为“金融之父”的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的晋商们，他们的发迹无不始于北方这条古老遥远的商道，而他们创造的银行前身“票号”又无不与塞北这座城市张家口“血肉相连”。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那么，那些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大试身手”的码头在哪儿呢？现在我可以说，他们的大码头在张家口！他们是在张家口这座“旱码头”和由这座旱码头延伸出去的古老商道上聚敛了他们最初和最后的财富，那条古老的商道同时赋予了他们最精明而深远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智慧。

其实，始于明朝隆庆年间的张家口“马市”，已经给洪武年间移民到此的山西人输入了最初的商业信息，我甚至想，是这些山西人的世代勾连，终于使中国金融的始创者们在张家口诞生。历史上山西人的“走西口”是指走“张家口”，山西八大“皇商”的数百家商号最早诞生在张家口。由于张库商道的日益繁华，后来，山西商人把商号继续向西延伸，直到今日的呼和浩特和包头。这时，张家口在山西人眼里成为“东口”，呼市和包头成为“西口”，到清代乾隆年间，已有印着朝廷官印“东口厅”、“西口厅”的商业信票。但无论怎样，世世代代唱着“走西口”上路的山西人，他们首先到达的目的地是张家口。

晋商的真正发达借助于一个历史契机：清兵入关。明崇祯九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终于背叛了占去他们江山的明王朝，而臣服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都盛京（今沈阳），称“龙兴辽左”。东北的清军，急需多种物资以供军需，但因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而不能入关贸易。为此，除不断突入内地进行军事掠夺外，大量的物资是通过蒙古地区到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后来，随着清军对蒙古各部的征服，张家口就成为他们摄取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了。清军是通过明末已成为操纵张家口贸易的山西八大商人来摄取军需物资的。我们从清乾隆年间《万全县志》（张家口当时属万全县管辖）里发现，这八大商人为：“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下面的记载是说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定都北京后进行的一件重要事宜，即重奖为其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八大晋商：“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馔……”在皇宫大殿吃完了皇赐盛宴之后的八大晋商，就被清政府赐为官商，每人一件皇赐“黄马褂”。此后，八位晋商便成为垄断张家口贸易市场的豪富。一年又一年，他们手持朝廷的“龙贴”（商业贸易最富权威的信票），牵着成千上万的骆驼走进了草地，一直走到了库伦，走到了恰克图，最终他们在蒙古库伦拥有了四百余家商号，并使原本荒芜的中俄边界（后为蒙苏边界）恰克图走进了一个精明的犹太人——马克思的目光之中。马克思在《俄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对恰克图贸易作了如下的记载：“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双方所供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我们从清代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中认定，马克思所指的“六个中国商馆”皆为晋商所建：“……其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茶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皮等物。”又写道：“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精明的晋商以其已经形成的商业目光以及朝廷所赋特权捷足先登，占有了广袤的中俄、中蒙贸易市场，最终开辟了一条载入历史的繁华的北方商道。清乾隆四十二年，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已达六百万两白银，到19世纪中叶，由于恰克图贸易，中国成为俄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又称《布连斯基条约》）签订，双方便在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相距一百四十码对面，开始筹建各自的贸易圈。中方的贸易市圈称“买卖城”，全部是晋商所建；俄国的贸易市圈称“恰克图”，由俄国政府出资建造。这个简易的，长宽仅数百米的贸易市圈便是今日繁华的恰克图市的前身。在“恰克图贸易市圈”建成后的1728年，中俄贸易额为二十二万四千卢布，一百多年后的1845年，这个数字增大到一千三百六十万卢布，增加了六十多倍！我们可以想见恰克图当年的商业繁华。

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商号有“福源德”、“天和兴”、“大升玉”、“锦泰亨”、“公和盛”等十五家，这些商号均为晋商所开设，其中最大的商家是山西榆次车辋镇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年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西沟开设“大德玉”杂货店起，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由最初的“大德玉”扩大新建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联号，当年被称为“张家口四大玉”。这四个联号全部在库伦和恰克图设了分号，常氏家族成为清代闻名遐迩的外贸世家。除常氏外，恰克图的大商家为山西太谷县北光村曹氏，曹三喜最早在张家口发迹后共经历了二十四代，经营茶叶、绸缎的曹氏家族不仅在恰克图开设了“锦泰亨”、“锦泉涌”两大商号，同时把分号设到了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库伦。在恰克图设商号的还有闻名国内外的旅蒙巨商“大盛魁”。

关于“大盛魁”，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了。当年，张家口上堡、下堡和大境门外聚集了数百家旅蒙商，而被称为巨商的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三大号，其中又以“大盛魁”居首。“大盛魁”主要经营票号生意、出售日用百货、收购牲畜和畜产品以及药材，在对俄、蒙贸易中，数百年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盛魁”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对此，张家口的文化人李志强先生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军队长途远征，需要大量的军粮和日用杂品。当时从事小本生意的扁担商王相卿（山西太谷人）和张杰、史大学（二人皆为山西祁县人）携货随军经商。当他们进入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后，这些肩挑扁担的商贩就在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合伙开了一个“吉盛堂”小铺。康熙初年，小店铺发展到一定规模，三人正式开设“大盛魁”。因无资本，只为人力合伙，蒙古地的贸易是以物易物，多是赊账兑货，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意清淡，张、史二人先后离去，由王相卿一人独自经营。王相卿的发家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说正当“大盛魁”店铺无本经营面临倒闭之时，蒙古地来了个喇嘛，他称自己是过路者，无固定落脚处，愿将身边带的五百两银子暂存在店铺内，两年后再取回。但是，此后多年喇嘛踪迹渺无，再未来取回这些银两。“大盛魁”的王掌柜就用这些银子做了资本，做起较大的生意，数年后即获利数十万两，发了大财。此后，在“大盛魁”的总店、分号和庄口内，都建有神龛，龛内供奉着一位喇嘛和一根扁担，并奉之为“发家之神”。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请和尚或喇嘛念经，告诫“大盛魁”的后人不能忘记商号发家时扁担和喇嘛所作出的贡献。

起初，“大盛魁”的总店设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后因归绥城离北京路途遥远，交通阻隔，南货不易运入，王掌柜当机立断，果断地将“大盛魁”的商务活动中心转往张家口。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盛魁”的分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街正式建立，不久，“大盛魁”的分号即发展到二十四处，从浙闽、武汉、北京，到塞外的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包头，蒙古的多伦（今锡林浩特）、赤峰、贝子庙、百灵庙、东西苏尼特旗、库伦，一直到俄边的恰克图、漠河、贝加尔湖、毛斯格洼（今莫斯科），在遥遥万里的商道上，到处屹立着“大盛魁”的商号。“大盛魁”由广泛经营杂货到逐渐趋于茶叶和丝绸的专项经营，他们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山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了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将南方紧缺的货物尽力收购来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而张家口的“大盛魁”是南货最大的集中地，一年又一年，张家口成千上万头（辆）骆驼和牛车将“大盛魁”的货物运至归绥、包头、大同、苏尼特、库伦、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皮毛、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盛魁”、“兴隆魁”等张家口八大巨商居然影响了圣皇康熙的一次亲征：他们说服朝廷内务府上奏，诉噶尔丹侵吞漠北漠南，威胁圣上安全，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会造成大清帝国财力衰竭等等。康熙看了奏折，立即调拨三十万军马，分五路出兵征讨噶尔丹，康熙亲赴塞外指挥了这次征战。康熙率军经过张家口时，“大盛魁”一次拿出了价值五万两白银的物资慰劳出征将士，康熙接见了“大盛魁”的主事财东，御请便宴、赐黄马褂，授“双龙红帖”，定“大盛魁”为大清帝国与俄、蒙贸易的官助商家。“大盛魁”的财东们山呼万岁地感恩后，“遂又献八万两白银劳军”。从此，康熙对“大盛魁”甚有好感。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北征噶尔丹告捷，漠南漠北四十九旗王爷举行多伦会盟，康熙把“大盛魁”掌柜及其他几位山西商人召至多伦，介绍给各旗王爷和沙俄领事，如此，把山西商人的政治地位提到相当高的位置。北征噶尔丹获胜后，漠南漠北四十九旗都归顺大清帝国，北方的那条商道更加通畅，商道上的生意更加兴隆起来。“大盛魁”人手持“双龙红帖”，在遥遥商道上所向披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盛魁”以及所有成功的晋商，在他们的商业品质里，无不潜匿着“随机应变”、“识事务者为俊杰”的机巧，但应该说他们的发达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商人素质。这其中包括我们今天依然信奉的一条法则，即准确获悉商业信息。这里，我还想举“大盛魁”的例子——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驾崩，全国要举行国丧大仪，蒙古（今内、外蒙古）四十九旗各部王爷为表达对康熙帝的感恩，都要穿白丧服，白布需求量激增。这一信息最早由库伦“大盛魁”分号获悉，怎样把这一商业信息传至张家口呢？库伦距张家口两千八百多华里，最快的马也得跑二十多天，为不失良机，他们决定让一条经常随驼队往返库伦和张家口的大黑狗去送情报。他们把信捆在狗的肚皮底下，狗被放出后，日夜兼程，只用了六七天就到了张家口。“大盛魁”掌柜见狗回来，以为商队返回，即派人去接迎，可这只狗摇头摆尾不停地就地打滚，且不离开掌柜一步，掌柜好奇，就在狗打滚时发现了捆在狗肚皮底下的一个布袋，取下布袋，布袋里有一纸信，瞬间，一条重要的信息出现了！掌柜急命各地商号大量收购白布运至库伦，此一举使“大盛魁”发了一笔大财。后来掌柜为了奖励这只狗特别给它顶了二厘五生意。“大盛魁”财力丰厚，因此除了东家、掌柜，一般顶生意的只能顶一厘，顶二厘的也是少数，狗顶二厘五的生意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张家口流传着一句民谣：“你别兴，你别抖，你还不如‘大盛魁’的一条狗！”这是讽刺那些依仗财势欺负别人的商人。

“大盛魁”在内地和蒙俄的从业人员有六七千人，资金到底有多少，其说不一。民国马鹤天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中记载，说在外蒙古革命前，“大盛魁”有资本3000万银元；苏联伊•米•迈斯基在《革命前夜的蒙古》中说，“大盛魁”的资金为3000万卢布。一卢布兑换白银215两，计折合白银6400多万两；而孟渠的《乌城回忆录》记载，说道光年间“大盛魁”资本已近万万两白银；后来人们普遍这样比喻，说“‘大盛魁’的资金可用50两银元宝一个接一个从库伦摆到北京（2000公里）”。无论怎么说，“大盛魁”是在张家口这条古老的商道上走出了一个晋商的辉煌。

我还想说说另一晋商范永斗。康熙北征噶尔丹的年代，特准许“随军贸易”以解决军需问题，张家口“八大皇商”们就纷纷组织起随军贸易队，这里面就有晋商范永斗的子孙。范永斗为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早在明代，远祖范至刚就到张家口，成为“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清兵入关前后，范永斗为清兵军需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帮助清兵渡过了难关，清政府建立，便把他隶为内务府籍，诏赐为官商，享有经商的特权。传至其子三拔时，因屡有贡献，频受朝廷优惠奖赏，经商规模已得到很大发展。传至三拔之子毓宾、毓覃、毓奇时，由于他们在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自费办粮售军，“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闽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宾）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覃赐职布政司参政”（乾隆《介休县志》人物）。范氏以务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时绝无仅有。其后，范氏声名显赫，家业大振，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范氏兄弟开始为清王朝在全国的六个造币厂由高丽（今朝鲜）、日本贩铜，此项买卖，使范氏白银收入更加滚滚而来。当年，张家口民间家喻户晓一条消息：“老茶店掌柜范氏贩铜。”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权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堪称“兄弟从子，甲第联辉，各艳当世”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捭阖的商界巨子。

张家口民间传诵的“老茶店贩铜”的“老茶店”，即为范氏开设的“大玉川”茶店。当年，清政府赐给“大玉川”的一对双龙石碑，至今还保存在张家口堡子里鼓楼北街茶店故址内，石碑上记载着这家茶庄在旅俄、旅蒙贸易活动中的功绩。山西商人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他们深入到浙、闽、两湖、两广，收购了许多茶山、茶场、茶园，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输全部由茶庄自己经营。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七座。张垣茶商每年要由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经过张家口向中俄边境输送数十万担、数百万箱、数千万斤的茶叶。在南方，他们把收来的茶叶集中起来，武夷山的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起岸，由骆驼队接替运输，贯河南入山西泽州（今晋城）继续北上，抵平遥、祁县、太谷老号休整，然后再北上忻县、蔚县、阳原、天镇、大同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屯集、加工、分类、加固包装（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然后北上千里草原、戈壁、沙漠，运至库伦和恰克图；或在武汉的加工厂焙制成砖茶，经水路运至襄樊起岸，用驼队运至北京，再由张家口驼队接运。每年茶事季节，张家口驼队到了北京，从新街口到西直门，骆驼一过就是几百头，每每阻塞交通数小时，此情此景老北京人是记忆很深的。

在张家口栖居的数十年里，我曾对这里方圆数百里的城镇、乡村精致的“茶道”发生过质疑，无论你走进什么人家，也无论这人家的生活多么拮据，你都不能不对他们品茶、喝茶、劝茶的精细和盛情所惊异和感动，你会无数次在心里发问，这远离青山绿水的贫远边塞，何以拥有如此深厚的茶艺茶情？后来，当我多次迷失在那些叫做“大茶叶巷”、“小茶叶巷”的悠深的古巷里，当我在晋商当年屯集茶叶的茶栈“晋昌东栈”、“晋昌西栈”的古墙边伫立，我就想：是精明的山西商人数百年的经营，使塞外这块原本荒凉的土地拥有了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商业文明，这文明曾如此深刻地浸入这里的人群！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这一文明又潮水般退去？是什么摧毁了这条古老商道上的生命精粹？

5

张家口在数百年的商业活动中，票号（也称银号）与钱庄始终掌握着这座塞外古城的经济命脉。而这些银号与钱庄，无不为山西人所控制。我常想，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山西人而不是我们今天普遍认知的、精明的上海人或广州人，抑或是今天无处不在的江浙人？仿佛历史开了一个庄严的玩笑，就是那几个山西人，在古老的中国创建了一种具有专业化、网络化意义的货币汇兑机制，使中国人卸下了数千年的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那几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张家口开始商业发迹的“八大晋商”。在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里，在城市里迷宫一样的深巷里，在深巷里晋商们森严壁立的“票号”前，我常常发出无声的诘问：是晋商在数百年的以物易物中感到了货物折算的繁琐，还是在千驼万车的商品购置中感到了银两千里万里运送的艰辛和风险，抑或是他们在手持“双龙红帖”走南闯北的方便与信用中，突然发现了一种货币流通方式的捷径与秘密？无论怎样，是沉稳、大气的晋商为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创建了一项新的文明，而对孕育了晋商如此智慧和聚敛了他们如此庞大财富的塞外那条古老的商道、那座古老的城市，我们今天怎样叙说它的意义都不过分！

当然，今天我们无法详细探知他们的“发现之旅”，更无法窥见他们在“发现”之后露出的是发现者的灿然惊喜还是商人永远潜匿的“似笑非笑”，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些“海内最富”们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票号”。

《察哈尔通志》经济类有这样一句话：“张家口的金融枢纽，操于钱商。”还是这部志书中记载，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多达四十二家。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无论是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财主开设的票号，抑或是多家资本集股开设的钱局、钱庄，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操纵，非如此，在商场上根本无法打开局面。我们来看这样的事实——

当年，张家口堡子里棋盘街设有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为民国中央政府官办，经理是山西榆次车辋人常老九（常万达的后裔），并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山西榆次人郭恒斋担任中行张家口分行主任，跑街业务员为山西徐沟人李金山；

张家口堡子里阁儿西街设有中国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开办，经理不详，业务总理为山西文水人梁兆祥；

堡子里开设的商业钱局、平行钱局，均为察哈尔地方政府开设，经理是张家口怀安人岳蔼卿，业务总理是山西人王子恒；

堡子里阁儿东街先后开设的宏盛票号、豫兴票号，股东为大商号“大盛魁”，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明府，宏盛票号有“大盛魁”作靠山，生意特别兴隆，王明府还被商界推选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

堡子里还设有敦义票号，股东是北京的一大商家，经理是山西人田云；

堡子里棋盘街设有兴隆达票号，股东为祁县城内永聚祥商号；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生钱庄，股东为闻名察哈尔的张家口万全县大财主霍老三、霍老五兄弟，但掌柜的是山西榆次人李风池；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永钱庄，股东仍为霍氏兄弟，掌柜的是山西文水人王毕义；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复兴成银号，股东为宣化大财主傅老二，掌柜的是宣化人赵玉，但业务总管是山西榆次人张斌英；

张家口兴隆街开设的复元庆银号，股东是山西榆次县聂店村王财主，掌柜的是山西榆次人韩邦俊；

张家口上堡水岔街开设的锦泰亨、锦泉涌票号以及后来的锦泉兴、锦泉永钱庄，股东就是那位山西太谷县北光村财主曹三喜的后裔，经理是山西祁县人董若朴，后张家口锦泉兴巷由此得名；

张家口东关街开设的玉通银号，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罗汉山，日本人侵华时当了汉奸，后被二十九军处决；

张家口上堡锦泉兴巷集股开设的恒北票号，经理是山西阳曲人郭玉珍；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瑞票号，经理是太原新城人何尧臣；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利票号，经理是山西榆次人田培业；

堡子里书院巷集股开设的宝丰裕票号，经理为山西祁县人段寿；

堡子里东门大街集股开设的永胜票号，经理是山西交城人路升；

堡子里兴吉票号，后改为“大川玉”，经理为祁县人王锡驾，后为榆次人刘乾甫、杜吉兆；

堡子里大陆票号，经理为太谷人贺敬山；

还有“兴太”、“广义”、“恒盛”、“永吉”、“大业”、“汇丰”、“世合德”、“义聚德”、“义和源”、“万裕兴”、“永义隆”、“义顺成”等等。这些票号的股东、经理如同上面列举的一样，全部为山西太谷、祁县、平遥、榆次、文水人。

在一大串山西票号的名字中，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最早开办异地汇兑业务的，而张家口的平遥帮们也最早在张家口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分号，平遥帮的百川通，本银为十万两，仅1900年前后的四年中，就获利六百零三万两！

堡子里二道巷宏茂票号，股东为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经理为祁县人乔范五。堡子里鼓楼西还有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分号。关于山西祁县乔家这里多说几句，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重笔写到了这个大院里叹为观止、气度万象的房屋建筑。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的商号已遍布中国的太原、西安、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他同时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一行外逃经张家口到达西安后，一时穷困无着，便向资金雄厚的大德通西安分号借用银锭，后来慈禧返京后，便对该号银柜管事贾继英大加褒奖，让其出任了大清银行的总经理。自此，乔家大德通票号便身价百倍，一步登天。我没有考察乔家的发家究竟有多少招数，但我可以肯定他的万贯资财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张家口这块土地、这条商道。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乔家对口碱的垄断。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乔氏在道光年间迁居张家口，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店，一开始这两大碱店就属民办官商性质，得天独厚。张家口北边的草原上，遍布着万泓碱淖，乔家的碱商常年派专人在碱淖直接收购碱坯，长期雇用张家口崇礼县农民用木轮牛车拉回张家口，制成块碱后，一面印上“官碱”字样，一面印上“金城”、“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销往中外，畅通无阻。乔家碱店、票号在1929年关闭前的一百年间，从张家口拉走了多少碱，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从崇礼县农民为乔家商号拉碱这一景观中，不难发现乔家的财富与张家口的关系。崇礼县原多为一家一户一辆牛车拉碱，后发展到许多独家独户拥有几十辆、上百辆牛车，甚至上千辆牛车组成的拉碱运输队，在碱坯进入张家口的高潮年份，每年有三万辆牛车进入草原拉碱，每车以拉四百斤计，就是一千二百万斤，可出口碱九百六十万斤。一年是这个数，一百年呢？这里还不说他在张家口开的茶庄、药铺、糕店、百货店，等等。今天，乔家的后裔们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多个地方，我想，在他们回眸的目光里，应该能看到他们的先祖曾经落脚的地方——张家口！

已经用不着太多的举例，我们从以上的叙写中，应该不难看出，当年，那些挑着扁担走西口的山西人，走到了张家口，走上了那条流沙滚滚、荒草萋萋的漫长商道，靠着艰难而虎气生生的创业，实现了巨大的资金与财富的积累，因着这种积累，激发了这些并无多少文化的山西乡下人，创造了上一世纪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但我还是想说，是塞外那块土地、那条商道为山西商人最早提供了他们人生驰骋的疆域。

6

在没有现代交通的古代，数千里的张库商道上，都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和木轮牛车来完成货货交换、进而实现财富积累的。数百年间，从张家口出发又回到张家口的骆驼和牛车有多少呢？我想，这依然是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中苏断交、商道猝然衰落的1929年，从张家口出发到库伦、恰克图的骆驼依然有十九万两千头，从恰克图、库伦出发到张家口的骆驼仍有十八万头。财富是晋商心中的神，但骆驼和牛是张家口人心中的神。数百年来，张家口人究竟饲养了多少骆驼和牛呢？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张家口有一百多家养骆驼的，一般每家都养骆驼一百头到二百头，而宣化的郝家三十多口人，世代养驼，他们买了一百多亩地，饲养了一千多头骆驼。这应该是当年的养驼大户了。像郝家这样的千头大户，还有宣化的肖家，张家口的佟家、闪家、郑家、梁家等。张家口民间，每户人家养三五头骆驼成为常事，所以，当年张家口有“骆驼城”之称。没有张家口养驼人，如何实现在商道上庞大的运输呢？你想，仅“大盛魁”一年的运输就需要七万至十万头骆驼！

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张家口人当年养驼的盛况。张家口东驼号南边有个能放养几百头骆驼的空旷场地，骆驼在场地一夜之间拉的粪就有十几麻袋。看场的王老太是小脚，每天早晨她都跪在地上捡粪蛋，晒干后一麻袋卖一吊铜板，当时四吊铜板能顶一块大洋。居民们买驼粪当柴烧，王老太的生意很兴旺。没用几年，王老太就用卖驼粪的钱买了十三间大瓦房。张家口有多少像王老太这样发展起来的富户呢？

其实，我这里真正想说的是张家口的拉驼人和赶车人。这些人的辛苦和血汗数百年来碾在了千里商道上。张家口驼队的运输商道蛛网般通往四面八方：出大境门往北，走正沟到朝天洼，到平定堡，到多伦、兰旗、贝子庙、巴彦乌拉浩特，最终到达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大境门往西北方，走西沟或平门，翻汉淖坝到张北、商都、化德、温都尔庙、赛汗塔拉、二连浩特、库伦，最后到达恰克图（1999年夏天，我曾沿着这条路走到了赛汗塔拉）；出张家口往西行，经山西、陕西、宁夏到甘肃，最终到达青海西宁；出张家口往西北行，到大同、集宁、呼和浩特，最后到达包头；出张家口往西南行，走阳原、蔚县、应县，出雁门关到忻州、太原、太谷、洪洞，最后到达曲沃（曲沃的东生烟每年数十万、数百万箱地被运往张家口，再转运至俄国）；出张家口往东南行，到宣化、沙城、北京、沧州、祁州（河北安国，当年称药州）……拉驼人在路上编织着梦想，城市在路上崛起着财富与繁荣。

张家口至恰克图是张家口所有路中最遥远的一条，沿途地广人稀，大漠荒原，戈壁流沙，旅途漫漫。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起，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险恶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骆驼运输是从秋天九月开始，直到冬季，因为这个时间，草原逐渐进入枯草期，而骆驼耐饥耐渴；牛车运输则为春夏两季，春四月出发，八月底归回，再晚也要十月归回，因为牛需要一路走一路放牧，而这两个季节草原水草比较丰茂。常常是数百头骆驼驮着数万斤货物从张家口出发，行四十天到达库伦，再行二十天到达恰克图，办完货货交换返回时已进入冬季，路上常遇大雪，茫茫草原千里冰封，若再有白毛风刮起，人和驼便常常被冻死。

拉驼人在路上夜行昼息，这是为了骆驼白天好找些枯草吃。夜间上路拉驼人只能是看北斗定方向，三星升而起程，三星落而栖息。所谓三星是立秋后，晚九点左右从东方天空升起的三颗明星，又称为寒星，因为只有秋高气爽时它们才出现在天际，越冷越明亮。三星晚上从东边升起，天亮从西边落下，好像天上的时钟，告诉拉驼人一天的时辰，又像天上的路标，为拉驼人指示着方向。三星到了春季就渐渐隐退天穹，劳累了一秋一冬的骆驼也开始脱毛，进入休整放牧期。拉驼人为防止骆驼掉队，就在头驼和尾驼脖子下各系一个铜铃，深夜，驼铃叮当，声音传得很远，拉驼人根据铃声来判断骆驼是否掉队。昔日张家口有个民谣叫《提起个拉骆驼》，唱道：

提起个拉骆驼

三星照路坡

蓝天当被盖

沙地作被窝

吃的是莜面沾盐水啊

提起个拉骆驼

提起个拉骆驼

几辈受饥饿

冬天冻个死

夏天热个慌

受不完的罪过吃不完的苦啊

提起个拉骆驼

……

张库商道上，除骆驼运输外，大量的运输工具是木轮牛车，也称老官车。所谓“老官”，是张家口人对通蒙语、俄语的人的称呼。张家口的晋商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货物除靠骆驼运输外，大半是靠老官车。万全县的老官车队数以千计，老官车队出发前，都得雇好通蒙语的老官当翻译。车队里一头牛驾一辆木轮车，每车装货四五百斤，一个人驭牛车五至十辆。驾牛车的牛不是一般的草牛，而是专门喂养粮食、酒糟的糟牛，糟牛膘肥体壮，耐渴程度仅次于骆驼。老官车队每年清明青草发芽出发，上秋返回，走一趟库伦往返需半年时间，多则十月、一年。由于路途艰苦，车队为防匪人路劫，常常是每一百辆牛车为一组，称为“一顶房子”，多半是数顶“房子”搭伴一起走。出发前，驭车人备足干粮、干菜、找水用的木桶以及换洗衣服；出发前两天，驾车牛全部停食，因为饱食牛易上火闹病。木轮车上除了装有砖茶、布匹、米面、生烟、蒙靴、杂货、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外，还有大量的酒、油、鸡蛋（鸡蛋夹在小米中），而这些难运货物都是装在特制的一种“篓”里，此篓由荆条编成，用麻纸蘸马血糊成，久用不漏，这种篓是心灵手巧的张家口蔚县人发明的，蔚县人开的德成篓铺、敬义篓铺就专售这种“篓”。篓有大有小，小则能盛五斤、十斤，大则可盛四五百斤！

车队一切准备就绪后，成百上千辆牛车一起到万全县洗马林镇西沙河集中，翌日清晨，商号的家小、掌柜、伙计以及驭手及其家人，起五更全部来到群牛汇集处，他们是来给牛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首先给头牛披红挂彩，在头牛前摆上高桌，在高桌上摆满点心大供，然后焚香敬表，全体给头牛磕头，如祭祖一般虔诚。他们在心里祈祷，祈求头牛领好队，祈求上苍神灵保佑自己的亲人和车队一路平安。仪式完毕，供品全部喂给头牛吃掉。每每此时，全村、全镇的人都来观看，充满悲壮的意绪。

在通往大库伦、恰克图的四千里长路上，成百上千的老官车，远远望去煞如一辆辆“草原列车”，每年，平均都有两万辆牛车从张库商道上通过。然而，如骆驼队一样，老官车队一路所受的艰辛难以尽述。他们和驼队一样，过着夜行昼伏、晨昏颠倒的生活。深夜，木轮车上拴的红布灯笼昏黄而朦胧，叮叮当当的牛铃声，使草原、戈壁显得更加空寂而辽远；太阳出山后，车队缓缓停下来，牛全部卸车，到附近放牧。木轮车迎向东南，围成圆形，为的是防西北风。这时，健壮的鞑儿狗蹲伏圈内，开始执行警戒任务，防匪防窃。赶车人打开布篷后，开始四处寻找干牛粪、淖水或雨水拢火做饭。可怕的是他们常常一天、两天都找不到水，只好吃干炒面。途中，车队要经过一段沙漠地带，需六七天方能通过，倘若未准备好水，人畜都会因干渴劳累而毙命。一路上，牛的遭遇更加苦不堪言，遇到天旱，常常一连好几天连荒草都找不到，饿极了的牛不得不嚼土吞沙，最后因坠肠而死。牛中途病亡绝非鲜事，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赶车人只能忍痛将牛带货一同扔掉，因为每头牛各负其重，若要加载，只会再累死一头牛。

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草原的晨曦、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7

应该说，是张库商道的繁华，使寥廓草原兴起了偌大的城市乌兰巴托、恰克图、呼和浩特、包头和沿路无数的县镇、盟旗，其中，最大的受益之一是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

从雍正年间始，张家口的皮毛作坊已鳞次栉比，从业皮毛的工人已数以万计。此时的张家口已开始由军事营堡向商业市镇过渡。从1860年（清咸丰十年）俄国商人首次出现在张家口，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美、日、德等西方数十个国家的商人开始纷纷进入张家口，他们大量收购旅蒙商从蒙古草原换回的各类毛皮，外国人开的皮店、皮局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商人也纷至沓来，企图从已飞黄腾达、财源滚滚的山西商人那里分一杯羹。这个时期的张家口，毛皮业的声誉已响彻海内外，由此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即全国各地的皮市价格，非经张家口定价而不进入交易。张家口的毛皮业在中国毛皮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年，张库公路通车，张家口便成为连接西北、华北的重要商业枢纽，这时，张家口皮毛贸易和皮毛加工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每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约八百万张，毛、皮一千多万斤，牲畜、牛羊成群结队。我这里有一份1925年的统计，那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八百三十九万张，其中羔皮三百万张，老羊皮一百五十万张，山羊皮一百万张，灰鼠皮五十万张，狐狸皮二十万张，狼皮十万张，獾子皮五十万张，牛皮一百五十万张，马皮九万张，羊绒二十万斤，驼毛一百五十万斤，猪鬃三十万斤。

届时，张家口的皮毛业已自觉进入社会化分工，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皮件、鞍韂、毛毡、猪鬃等十二个行业组成“皮都”庞大的生产体系，这十二个行业共有商号七百六十九家，从业人员达三万多人，年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白银，占全市各业营业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居百业之首。一些大皮坊商号如“公记”、“信义德”、“恒兴义”、“恒天德”、“恒兴源”等，都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北平、武汉、沈阳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开设了分号，张家口“洁白如雪”、“柔软如缎”的皮衣、皮筒，在“老上海”、“老北平”、“老武汉”……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张家口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员多半来自今天由张家口市辖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等地，而其中蔚县人是最为辉煌的成功者。在张家口近八百家毛皮行业中有一半以上为蔚县人所开，在三万多从事毛皮业的人员中，有近两万人是蔚县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蔚县的“毛毛匠”几乎遍布中国，而中国最出色的毛皮商清一色为蔚县人。这曾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曾是一个商业奇迹。

清雍正六年以前，蔚州属山西省所辖。这里离山西平遥不远，在北京西二百公里处，在张家口西南一百五十公里处。历史上春秋时的代国、秦汉时的代郡均指蔚县。史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代国由蔚县迁往山西中都（平遥）；北魏时，原代郡所辖的怀荒、御夷第一次改称蔚州，侨置平遥；唐时，正式移置今蔚州城。所以，两地的历史渊源很长，由此而生成的两地文化特质、人文气息和后来的商业品格都极其相似。

由山西境内自西向东横贯而来的苍茫恒山走到蔚县时分了个小岔，蔚县就是嵌在这个山岔里东西长一百六十里、南北宽四十里的一带平川。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匈奴人万马奔腾，他们铁骑滚滚从这一带平川飞驶而过；当“幽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人之后，“十六州”之一的蔚州（那时蔚州辖四县）就归了同样是“铁骑滚滚的辽国”；再后来，又归了依然是“铁骑滚滚”的蒙古人；直到明清之后，这“一带平川”从东到西才逐渐形成了八大商业集镇，其中之一就有那个两千八百多年前的代国国都代王城。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时期，八大集镇始终维持着繁华的古代商贸，而古代商贸的发展共同铸就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汉人——或许有匈奴人、契丹人，抑或是蒙古人的后裔——沉稳、冷静，勤奋、节俭，精明、强干，思想多于言语、喜怒不形于言表，独立孤傲的自我意识以及敬业、责任、吃苦、耐劳、意志力和生存力等等作为人的优秀素质。故此，蔚县人有“张家口的犹太人”之称。甚至说：“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元朝把中国划为十一省，“十三省”这种说法源于什么朝代呢？先不管这些。总之，我们从这些“说法”中应该可以领略到蔚县这一地域里人群的出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京、津、冀一千三百多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张家口，其中七十多人分到了蔚县，我是七十多人中的一员。我们那个年代的分配，包含有“发配”和“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旨义。我在蔚县一待就是十三年！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工作、生活。十三年和以后的许多年里，蔚县无数“谜”一样的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都令我惊诧不已——

首先是遍布蔚县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包括古塔、寺庙、古堡、戏楼和民宅。如果说那座建于辽代的十三层古塔和一些寺庙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的话，那么，那些古堡、戏楼和民宅就实在为中国一绝。在蔚县，无论高山还是平川，无论山地还是丘陵，有堡就有村，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戏楼。蔚县历史上有八百城堡之说，这足以说明蔚县曾经是冷兵器时代战事频繁发生的边地。八百古堡最终成为八百村庄，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文物普查发现，蔚县有七百三十八个村庄，有七百座古戏楼，这些古戏楼全部为明清建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1984年蔚县再次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保存完好的古戏楼仍有三百余座。那座屹立在古代国遗址上的代王城戏楼是一座三面戏楼，就是说它的东面、北面、南面都可以唱戏，这座建筑极其精美，如同古代亭阁般的戏楼是蔚县古戏楼中最独特的一个。蔚县还有诸多造型别致的穿心戏楼、排子戏楼、庭院戏楼，真是洋洋大观。戏楼在蔚县也被称为戏台、乐楼、歌台，这些青砖筒瓦、雕龙画凤、飞脊斗拱、彩绘纷呈的古代文化娱乐设施，星罗棋布般出现在蔚县，这不能不使人深思：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群在崇尚、敬畏着什么？它身后博大深邃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

蔚县的民宅建筑也极其独特，明洪武年间建成的蔚县县城为州城，这整整一城池的民居，全部仿老北京的四合院建成，这些四合院如今大部保存完好。当你穿行在一街一巷的灰墙黑瓦、古石老砖的院落中间时，你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畅想：这会不会是当年被召到京城建元大都、故宫的三千蔚州男儿的遗留？在蔚县地域的最西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古镇暖泉镇。暖泉镇是蔚县八大商业集镇中最独特、最美丽的地方，它的独特、美丽在于它有南方水乡之韵：当你看到绕街的小河从人家的门前汩汩流过时，当你聆听一街一河的杵衣声和村妇们此起彼伏的欢笑声时，你无法不生出“塞北江南”的快乐与喜悦。暖泉镇最令人惊异的是它无与伦比的古民宅古民居，镇里的西古堡村是蔚州八百古城堡中最耀眼的一个，它的城堡呈“瓮城”形，“瓮城”建筑应追溯到元代。在瓮城内的民居民宅大多为明清古建筑，高大的木门楼、大青砖砌墙、无处不在的砖雕木刻……西古堡村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代民居民宅院落有一百八十个，走进这些四进四出，甚至九院相连（当地人称为“九连环”院）的古民居古院落，你无法不产生如同走近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一样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你无法不想去追问：是谁在这里建造了如此的气宇轩昂？他们背后庞大的财政支持从何而来？

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是蔚县的民间艺术。“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个县的许多古镇是个长达数百年的习俗，每逢春节，成千上万的各式灯笼把大街小巷挂成了一个灯的海洋，惹得京、津、张家口的城里人年年络绎不绝地赶来看灯；蔚县的剪纸艺术应该说是中国民间艺术一绝，由民间艺人手中上百把小巧玲珑的雕刀、刻刀（而不是其他地域剪纸用的剪刀）在白纸上雕刻出来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花草、鱼虫、戏剧人物，用快乐饱满、浓艳鲜活的大红大绿的色彩点染之后，便走向了世界。蔚县剪纸最富吸引力的是古代戏剧人物脸谱。蔚县人从王老赏始，世代相传，已将中国戏剧中的两千四百多个古代人物的脸谱刻成了剪纸，那脸谱上瀑布般流泻的黑胡须、白胡须根根细如发丝，蔚县人可以在这方寸白纸上，以阳刻法刻下近千刀！于是，那黑胡须、白胡须硬是有了飘拂感。现在，不仅在中国的旅游商店、机场、国际商贸活动场合无不出售、交换、展示着写有“中国剪纸”的蔚县剪纸，就是前些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将校内的六大景点以蔚县剪纸的艺术样式向国内外朋友和全校师生赠送了二十万套。蔚县剪纸的艺术特色、渊源已由蔚县文化学者田永翔先生撰文介绍到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我收藏了一些蔚县剪纸，一有闲暇，我就喜欢翻弄出这些艺术品陶醉一番。我常常想，这些原本大姑娘小媳妇绣鞋上的纸“花样”，是怎样在数百年里发展成为蔚县男女老少都能从事的、且有了绝妙艺术造诣的民间艺术的？我还想，由绣鞋的纸“花样”最后变成了遍及城乡人家的彩色“窗花”，蔚县人对生活有着怎样的审美追求呢？还有“蔚县秧歌”，这是一个蔚县在明清时期发展、完善起来的地方剧种，这个剧种在20世纪50年代被中国文化巨匠郭沫若评价为“百花丛中一点红”。“秧歌”的发展也是一个谜。你想，一个没有水泽的塞北高寒地带，何以将南方的“秧歌”、将江西的弋阳腔（后发展为京腔）、将元代在民间广泛流行的道家音乐“道情”以及今天家喻户晓的“山西梆子”，水乳般交融成为自己数百年不衰的一个剧种，蔚县曾经经历着怎样的南北文化大流通？

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蔚县的能工巧匠。前面说过，在张家口一带，几百年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这一说法的另一种版本是“凡是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蔚县人”。还有人说，“蔚县人尿泡尿捏个狗头哨都能卖钱”。在计划经济年代，凡说这话的场合，人们都是带有嘲讽或戏谑的意味。但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应该将此理解为蔚县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蔚县工匠艺人之多、门类之全、分工之细都是中国的许多县市无法企及的：木匠、石匠、铜匠、锡匠、银匠、画匠、麻绳匠、柳编匠、毡匠、箩匠、靴匠、帽匠、笔匠、油匠、香匠、纸匠、席匠、饼匠，还有烧沙锅的匠，捏瓦盆的匠，剪窗花的匠，卷花炮的匠，当然，最多的还是毛毛匠。蔚县匠人常常是一村一镇地集合性出现，如瓦盆窑的烧窑匠，辛庄的砖瓦匠，小贯头村的泥匠，纸店头村的纸匠，而南张庄家家户户是剪纸艺人……蔚县人在古代就懂得了我们今天依然遵循的商业法则，那就是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营，蔚县匠人最反对“样样精通，样样稀松”，蔚县人的生命里深深地潜隐着“凡事追求极致”的生存要素。蔚县人历来是忙时为农，闲时为匠，当他们在土地上刨不出食来时，他们就身怀绝技走四方。他们曾数千人到京都参与建造皇宫，小贯头村的泥匠们盖起了一个张家口市；他们织的麻布数百年里都是朝廷贡品，北京前门的绳麻店全是蔚县人所开，纸店头村的白麻纸销到了大江南北；遍布蔚县大地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戏楼、古庙宇都是蔚县工匠艺人自己的创造，他们甚至可以将盖好的戏楼仅拆去边墙，再整个地移到指定的地方……

当然，最了不起的还是那些为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毛毛匠。当年，仅蔚县城内的毛皮商号就达百余家，从事毛皮行业的有五千余人，多达半个城。一批又一批技术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张家口的大商号纷纷聘请去当了经理、案头（皮货裁剪技术人员）。在晋商风云天下的时候，蔚县的“皮小子”们以自己独特的毛皮手艺和顽强的意志一个个走向了人生的成功：蔚县下平油村田旺高开设的“谦生义”皮号，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到民国一直经营了下来，蔚县的许多村镇都有“谦生义”的作坊，生产的羔皮百分之八十销往山东，当年，济南皮货商们非“谦生义”货不买；“逯元昌”皮号生产的鼠皮、红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黄鼬皮等细皮货一直远销欧美；而“德巨生”皮号生产的皮袄、皮裤、坎肩等一直是抚顺、大连、内蒙古、新疆、库伦、恰克图的抢手货；宣化、张家口的“德兴斋”、“德兴玉”、“德寿隆”蒙靴业老字号为蔚县人李盐房所开，当年张家口、宣化有蒙靴业字号八十余家，从业人员两千多人，多半为蔚县人，每年销往蒙古地的各式蒙靴二十余万双。蒙古活佛、四十八家王爷每年轮流去北京朝贡，路过宣化时都住李盐房家，一律免费吃住；最显赫的要数王朴（当地口音念po）。蔚县城乡四处流传着一句俗语：“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

王朴是蔚县涌泉庄人，自小挑着扁担随父卖煤，常常躺在城门洞里睡觉。十三四岁时王朴就领着十岁的三弟到宣化府学皮毛手艺，弟弟学细皮行，王朴学老羊行，每天从老羊皮上铲肉渣、泡皮、鞣皮，又臭又熏又累，吃尽苦头。后因不忍欺辱和人打了架而被老板开除，走投无路的王朴一狠心就用几张老羊皮和已学会的手艺在张家口自己租房干了起来。王朴的故事很长，王朴的发达不无传奇，我这里暂不细说。我们只须知道王朴后来开的“德和隆”皮货商号最终发展成为张家口、北京、天津最大的商号之一，在王朴四个兄弟共同经营下，他们在天津拥有了三家合资企业和庞大的进出口贸易，他们和晋商一样，在天津开了银号。他们在北京大栅栏开了有名的“德聚隆”商号，经营皮革和进口百货，其四弟王槐成为名满京津的“王四爷”。王朴兄弟用在北京、天津、张家口、蔚县县城开办皮货店、百货店、绸缎铺、面铺、鞋帽铺、盐坊、银号的钱，开始大量购置房地产：在蔚县老家涌泉庄、阎家寨、南留庄、北方城等村镇购买土地达三千余亩，在张家口坝上大青沟购地一万多亩。王朴涌泉庄的庄园占地六十多亩、十四个院落、两百二十多间房舍，在阎家寨有房一百八十余间，在张家口、宣化有房一百余间，在蔚县县城有房产四十余处、五百余间，另在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头、大青沟的房产不计其数……

1999年夏天，蔚县县文联副主席田永翔先生陪同我在蔚县大地行走，我们走过了古代王城，走过了涌泉庄、北方城、宋家庄，走过了江南水乡般美丽的暖泉。一路我都在想，蔚县人普遍具备的钻研精神、精益求精精神、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绝对是那些遍布蔚县城乡的工匠艺人精神的世代传承。蔚县人这种精神的形成与传承，绝对是遇上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商业竞争机制。没有竞争，他们何以求精？没有求精，他们何以生存？那么，他们遇上了什么样的竞争时代呢？

综上所述，蔚县的“古建筑之谜”、“民间艺术之谜”、“古老而现代的商业精神之谜”都曾让我困惑、追问了一年又一年，终于有一天，我在瀚海般的阅读里，在数十年的走访里，一切都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与古老的张库商道有关。

蔚县坐落在恒山余脉西去的夹缝之中，层峦叠嶂的恒山，屏障般把蔚县乃至张家口地域千万年地挡在了寒冷的塞外。然而，大自然奇迹般地在蔚县南北的山脉中，留下了八大通口，古时叫关隘，这八大关隘南山自西而东有石门峪、北口峪、九宫口峪、松枝口峪、金河口峪，北山自东而西为鸳鸯口峪、榆林关、五岔口。所谓峪，即是恒山山脉中“蛛曲蚁穿”般的百里大峡谷。在没有路的年代，在有路而没有火车、汽车的年代，人类是从这些大峡谷中艰难地走进来又走出去的，最终走向了文明。由于这些峪的存在，蔚县自古成了军事上的锁钥重地，也成了张库商道上重要的商贸基地。穿越“千夫拔剑，露立星攒”的北口峪（历史上著名的飞狐峪），就到达保定的涞源；穿越悬崖如刀劈石砍般的石门峪，就通往了山西的灵丘、太原；松枝口峪通往易县、保定；金河口峪通往涞水、高碑店；北边过鸳鸯口经宣化到达张家口、库伦和恰克图；过榆林关往阳原东城到怀安，经大青沟直达内蒙古草原；过五岔口经阳原西城直达山西大同。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精明的晋商、饶舌的京商、沉稳的蔚商以及南来北往的外国商、中国商们通过蔚县境内的八个大峡谷稳步走向张家口、走向库伦、走向恰克图，折转身，走向北京、天津、上海，一直走到武夷山的茶山、走向苏杭的绸缎和走向武汉、襄樊的码头时的情景。在数百年的走来走去中，走出了商道上蔚州古老的繁荣、古老的文化、古老的生命精粹，走出了蔚州大地上繁华的八大商业古镇，走出了驰名中外的百年“皮都”！

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24年蒙古共和国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库伦、恰克图的四百余家中国商号全部被没收，人员大部罹难，损失白银一亿万两。繁华了三百余年的张库商道从此阻隔、荒芜。接下来的是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日本法西斯长达八年的侵略以及三年的国内战争，“皮都”的繁华便一蹶不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苏关系一直人为地紧张，张家口一直是反修防修的最前线，那里的山都挖空了，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大防空洞。直至改革开放，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张家口不允许开放，很长时间里，张家口被称为河北的西伯利亚，为河北省的最贫困地区，每年靠国家财政补贴数千万元人民币，昔日“皮都”的盛誉已飘然远去。

是谁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古城张家口的支点在哪儿？

就在这篇文章落笔之时，电视新闻里传来中国和俄罗斯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张家口可以开放了！消息传来，错过了十六年开放机遇的张家口人一片欢呼。21世纪，是和平、友好、发展的世纪，张家口应该能找到新的发展契机。

夜已经深了，当我抬头向窗外望去，仿佛看到了当年山西人、北京人、张家口人、蔚县人……赶着骆驼、牛车，在古老的商道上，向“毛斯格洼”走去。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再没有比西方人以瓷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同为china）来象征中国和解释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除却专业人士之外，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了泥土与火的烧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们在何时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进化？又有多少人知道曾经风靡世界的白瓷文明最早始于河北内丘，然后定州，然后景德镇和其他？

面对泱泱五千年文明，瞭望浩瀚空濛大地，我们将心依何处？

哪里是邢窑

2003年3月伊始，我到离石家庄八十余公里外的河北内丘踏访年画时，偶然间得知内丘居然是隋唐时代的瓷都，内丘城关方圆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隋唐邢窑遗址，始于北朝、泯于唐末五代，长达五百余年的邢窑，最早创造了中国陶瓷的极致——白瓷文明。我至今难以言说获得这一信息时，这块土地带给我的艳羡和惊喜。

哪里是邢窑？

这是自明清以降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六百余年里，世界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秘密。寻找的努力，一方面来自人类对于祖先们历经万劫而创造的古老文明的惊喜与感激，一方面来自邢窑烧制的白瓷艺术千年不衰的魅力。前者是人类的精神所依，后者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然而，这个“存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是如此的缥缈，如此的扑朔迷离。

没有哪一部史书典籍清楚地记载着邢窑的地址、白瓷诞生的历史与渊源。民间工艺、文化永远是中国历史的断章。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对许多古文明的发现为什么多是来自对墓葬与遗址的发掘，这也是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对人类文明无处不在的贡献。即便是这样，我们依然可以在瀚海般的唐代文人诗画、笔记、杂录里，发现邢瓷这瑰美的精灵之火，在遥远的时空星辰般闪烁。我们来看几节唐人的记录——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我们由此可知内丘白瓷器皿在当时已被普遍使用，上至朝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通用之”。

《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着邢州送给朝廷的贡赋中有“丝、布、磁器、刀、文、石”，这说明邢州瓷器当时的精品价值。

著名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如是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这就是后人普遍称之的“南青北白”，北方类银类雪的邢瓷和南方类玉类冰的越瓷（浙江余姚一带烧制）成为唐代最精美的瓷器。文献记载，中国瓷器的出口始于唐代，邢瓷与越瓷在一千多年前就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我们再来看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的记载：“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大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十有二，以筋击之，其音律妙于磬响。”这说明“薄如纸、白如银、美如玉”的邢瓷与越瓷，因其质纯坚硬而能发出如磬的美妙音响，进而成为朝廷乐器之一。

唐人皮日休在《茶瓯诗》中如此描写：“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我们尽可以从皮日休的诗，来体验邢瓷与越瓷的美妙。

也许，再费一些工夫，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记载，但我想，这已足够让我们看出邢瓷在历史上的璀璨。

古代窑址均以州命名，隋开皇十六年（596年）邢州即辖内丘，邢瓷即为内丘人所造应毋庸置疑，然而，如此精美的白瓷文明在唐末、五代时突然在内丘消失了！五百余年的窑火突然熄灭了！盛名天下的邢窑在历史千年的尘封中销声匿迹了！然而，后人从唐代文人星星点点的文字里，发现了邢瓷与邢窑的创世之光，于是，数百年来，寻找邢窑的脚步声响彻大地。

令人困惑的是，流传于世的邢窑瓷器也寥寥无几，至今国内也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北京出土的一件唐玄宗赐安禄山的邢瓷珍品，器底烧署有“盈”字；上海博物馆藏有泰国出土的邢瓷白釉盒；20世纪50年代，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了几件器底带“翰林”字款的白釉瓷罐和“盈”字款的白釉瓷碗。考古和文物专家们鉴定，署款为“翰林”和“盈”字款的唐代白瓷，均是邢窑为唐朝廷烧制的。2003年4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柜里，发现五件邢窑系瓷器：有隋时的“白瓷四系罐”，有唐时的“白瓷双龙耳瓶”、“白瓷柱子”、“白瓷皮囊式壶”、“白瓷印花鱼纹海棠式杯”。看着玻璃展柜里千年之前的精美，我真是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

无论邢瓷散失于世还是埋藏于地下，人类寻找邢窑遗址的激情永无停息。

1980年，考古专家们在紧邻内丘县北的临城县祁村发现了唐代窑址，于是，人们大哗，一些专家也发表论文，说临城窑址就是湮灭了千年的邢窑。我发现，这样的结论一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权威性刊物和辞典中，我手头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精装版《中国美术辞典》中就有这样的词条：“邢窑在邢州境内（今河北临城祁村）……”

如果邢窑遗址在临城，那唐人“内丘白瓷瓯”、“烧透内丘瓶”的文字怎么解释？查遍境域沿革，临城、内丘历史上又没有相互辖管隶属关系，困惑使许多人不甘心。这其中，最不甘心的是内丘县文物所副所长贾忠敏。20世纪80年代伊始从河北省水利部门毅然调回内丘老家从事扁鹊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贾忠敏，矢志要在内丘这块土地上寻找到邢窑遗址。他不懈地走村串户，遍访乡间老农，见人便问哪里碎瓷片最多。他不辞劳苦，徒步到几十里外的磁窑沟村，发现的只是大量的宋元时期的民用粗瓷。但他并不死心，天天上班前下班后都在田垄水沟处仔细寻找，一旦发现精美细腻的白瓷片，他都立即拿回来与资料对照，或背上瓷片走省城、上北京，请专家鉴定。

工夫不负有心人，贾忠敏居然捡拾到了有“盈”字款的残瓷片！1985年内丘城中兴街扩建，在三百米长的地基槽内，居然有二十多处窑灰和瓷片堆积，有三处唐三彩堆积，文化堆积层厚六十至一百五十厘米！此后，贾忠敏和他的同事们在城关周边和在离城关三公里处的中冯洞村、李阳河两岸等五个乡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发现唐代古窑遗址二十八处，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

1985年12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李炳辉，故宫博物院陈列部王莉英以及河北大学历史系讲师金家文、河北地矿总局总工程师程再廉一行应邀来到内丘。冯先铭说：“来之前，我不知内丘有邢窑，后来，听说内丘有邢窑，所以我非常想看看。”专家们在仔细鉴赏并观看了贾忠敏捡拾和搜集的数百片邢瓷碎片和古窑遗址后，一致断定：内丘是邢窑遗址正宗，临城窑址是支脉。1987年，由贾忠敏等人执笔的一万余字的《内丘县邢窑调查报告》和十六幅拓片，由冯先铭教授亲自签发在著名的《文物》杂志上。于是，邢窑遗址开始大白于天下。1996年，内丘邢窑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此，人类寻找邢窑的千年蹒跚终于在内丘站定。当然，遗址的发掘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我相信，内丘人已经懂得遗址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的意义，邢窑的骄傲属于中华民族，也同时属于整个人类。

定瓷之辉光

邢窑的消失至今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秘密，有说失于一场水灾，有说灭于唐末五代的兵火，还有的说是内丘陶瓷艺人抗旨不给皇帝烧造白瓷龙床，皇帝一怒之下让邢窑“散了摊”。失去了窑炉的邢州工匠们一路北上，他们来到了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

曲阳在唐代已有青釉瓷器的烧制，唐末五代时瓷业有兴，这可从清代《曲阳县志》中获得一些信息，也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河北考古专家们在曲阳涧磁村北发现的后周显德四年“王字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的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说曲阳在唐时属定州，说当时有名镇叫龙泉镇等等（即现在的北镇村和涧磁村），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的记载。显德四年为公元957年，属五代末叶。三年后，即公元960年，发生陈桥兵变，才开始了长达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古代官衔“银青光禄大夫”为三品文阶官，后周派三品官员冯翱充任曲阳龙泉镇“瓷窑商税务使”，足见后周对定窑瓷业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定窑瓷业的兴盛。

已经有了数百年白瓷艺术历练的邢窑工匠们，为定窑的发展迅速注入了新的活力。始于隋唐的“南青北白”在曲阳得到相互融合，更为臻进，到北宋后期，即专为朝廷烧制瓷器。由于当时官窑与民窑的相互激荡，以及宋代文化的高逸、艺术的卓越等诸多因素，最终使宋瓷成为中国古代陶瓷集大成者，而定窑也一跃成为宋代五大名窑——“定、哥、官、汝、钧”之首。我这里所说的“之首”，是说自明清就已形成的对宋代“五大名窑”的定识与认同中，只有定窑生产清幽、典雅、富丽而明净的白瓷，而其他四窑均属青瓷的系统。

定窑白瓷以典雅平和之丽和玉洁空灵之气，成为北宋以来白瓷家族中的佼佼者，为全国各地窑场效仿，遂有北定、南定、新定之说。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购得一部台湾学者谭旦同教授所著的《陶瓷汇录》，内中记载：“北宋以来，受定窑影响来发展白瓷的，在南北各地有不少的窑，据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所载，有平定窑、宿州窑、萧州窑、泗州窑、耀州窑、博山窑、象山窑、吉州窑、彭窑、临川窑、南丰窑、宜州窑、德化窑、许州窑、怀庆窑、汝宁窑、登丰窑、陕州窑、陈炉窑、景村窑、陇上窑、潮州窑、南漳窑等，不下二十三处。”而定窑发明的“复烧法”传入景德镇后，使景德镇窑的产量提高了五倍。

定窑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和经济效益，树立起中国白瓷之光辉典范。然而，如此灿烂的白瓷文明最终毁于战争……

自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出土十件印花云龙纹盘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定瓷产品在河北、内蒙古、北京、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江苏、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现的定瓷文物达上千件！仅定县静志院、静众院两座塔基就出土一百六十余件定瓷文物，其中八十件刻有“官”字款。谭旦同教授记载：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举办过“宋元瓷器特别展览”，展出宋元各窑瓷器一千一百三十件，其中元代瓷器只有一百零二件，宋瓷则达一千零二十八件。这其中，宋白瓷系统的展品多达四百二十三件，正宗定窑白瓷三十一件，实为洋洋大观。

许多宋代定瓷珍品都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凤华”、“慈福”、“德寿”等宋代官府铭，定窑大量烧造官瓷已无疑义。

历史上的宋金之战，使享誉于世的定窑开始衰落，至元代，真正意义的定瓷已经消失殆尽。后人寻找定窑遗址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陶瓷专家叶麟趾和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都曾到曲阳涧磁村一带进行过考察。5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先生两次到曲阳进行定窑遗址调查，最终使这一宋代遗址得以确认。80年代，河北文物研究所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窑炉二十座、作坊四处，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三十多万件。经历了八百年的埋藏，定窑以如此的纷繁向世人展示了它的沧桑和浩瀚。

1988年，国务院将定窑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3月，作为一个遗址文化的探寻者，我来到了曲阳县北镇村和涧磁村，位于遗址旁的曲阳文物保管所已有了新的房屋建筑，2001年国家计委投资一百万元建造的一处遗址保护棚突兀地矗立在黄土地上。保管所刘所长带我走进偌大的、足有两千余平方米的保护棚内，我倏忽觉着，八百年前的定窑炉火突然地燃烧了起来，有些光芒万丈。然而，定睛细看，十几年前发掘的土坑、文化层显得荒凉而狼藉。在刘所长的指引下，我看到了曾经创造白瓷辉光的窑炉、碾槽、水井、澄池、料缸、匣钵、灰坑，看到了唐→五代→宋→金的定瓷碎片堆积——这是一处漫长而沉重的历史挤压！

从保护棚出来，刘所长带我在定窑遗址漫步，这些遗址呈大大小小的土丘状，老人般寂寞地蹲在涧磁、北镇的土地上，千年的白瓷碎片在土丘上星星般散落，人踩在上面，发出阵阵神秘而令人心醉的声响。刘所长告诉我，涧磁一带的窑场遗址东西长达十余公里，南北宽千余米，在十几平方公里的遗址带，有炉具（匣钵）、瓷片堆积十三处！

我随手捡拾起一枚碎片，阳光下，我小心翼翼地抚摩这千年的文明，顷刻间我看到了定瓷划花、刻花美丽的断笔……

站在涧磁的土地上，三月的阳光温暖而明净。抬起头来望天望云，倏忽，我敬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声音在这片遗址的废墟上空回响——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碾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石破天惊说定瓷

中国白瓷，以隋唐邢窑为始，及至宋代定窑为止，经历了六七百年的烧造，创造了中国白瓷文化的纪元，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宋末的辽宋之战、金宋之战使处于陶瓷文化鼎盛之时的定窑最终毁于一旦，工匠们纷纷往南迁逃。来到景德镇的定窑工匠们，曾竭力想把定瓷工艺在此重现，无奈南北水土、料釉的不同，烧出的瓷器也绝难相同，享誉于世的定瓷从此消失。

人世沧桑，岁月轮转，人类历史走过了八百余年之后，定瓷石破天惊般出现了！事情最早发生在1984年元月的香港。坐落于香港九龙尖沙咀的新港中心正在举办“河北陶瓷艺术展”，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港人和陶瓷爱好者们步履匆匆地奔往这个展览。展厅里一枚白釉刻花梅瓶使许多人驻足，流连忘返。面对眼前这只质坚壁润、典雅静洁，有着乳色美、晨雪姿的梅瓶，再细看缠绕在瓶体上的若隐若现的刀刻纹理，行家们顿时惊呼：“这是定瓷！这肯定是定瓷！”刹那间，香港三十多家媒体传达了这声惊呼！人们同时发现制作这件仿定瓷极品的作者名叫陈文增！此后，我们这个世界就把光复定瓷和陈文增连在了一起。

20世纪90年代初，陈文增的一个仿定瓷盘，在南京一次拍卖会上，拍品额竟高达三十七万元！之后，精美的定瓷不断使我们这个世界哗然：陈文增仿制的“红定岁寒三友印花盘”、“白釉刻花贵妃瓶”、“白釉刻花盘口瓶”等均入选“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精品展”；他制作的“白釉莲纹刻花盘”获“中国工艺美术世纪大展”金奖，他的“白釉刻花橄榄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他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被定为国宝由人民大会堂收藏；他的“白釉刻花梅瓶”被日本人收藏。还有很多……

一时间，定瓷光复成为人类艺术领域的一件盛事。

人类艺术领域的另一件盛事出现在2001年，这年，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陈文增颁发了“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以瓷为载体，以诗歌、书法为吟唱，把中国三大艺术瑰宝联为一体的陈文增，最终成为“瓷、诗、书三联艺术”同时进入世界之最的第一人而被收入《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大全》。消息通过国际互联网，像春风一样传遍了世界，中外各大媒体全方位进行着报道，陈文增遂收到法国国际文化艺术协会聘其为法中艺术院院士的电传。随之又成为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陈文增何许人也？

与陈文增一起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片惊喜的还有一位女性，她叫和焕。和焕制作的仿定瓷小口瓶四件参加1987年在香港举办的“河北名窑名人作品展”时，也使这个世界贸易大港一片欷歔：她创造的白瓷雕花文具、雕花茶具获1994年“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成都博览会”金奖；同年，她的仿定瓷作品“印花石榴碗”、“双凤盘”在北京“首届中国茶与瓷文化展”上获仿古科学与艺术一等奖；她的“印花龙凤白瓷扁瓶”入选1997年香港回归十大名窑特制精品，被国家收藏；2000年，她创制的剔花白瓷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还可以举许多……

和焕何许人也？

定窑白釉与器坯的结合，是中国白瓷艺术最完美的结合，是其他陶瓷无法效仿和照搬的；而定窑瓷器又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最终成为中国陶瓷之经典。然而，无论是瓷土釉料配方，还是古老的装饰技法，都在千年的历史中流逝，没有只言片语告诉今天的人们，那配方、那技法是什么？在哪里？终于，一个叫蔺占献的人破译了这古老的艺术密码，于是，蔺占献获得了中国定瓷仿古釉色一等奖！应该说，没有蔺占献对于瓷土原料的寻找和釉料成分的研究与破译，陈文增、和焕也难以制作出今日定瓷之大器。光复定瓷，蔺占献举足轻重。

蔺占献何许人也？

当代定瓷三杰

查遍中国陶瓷史和各种史书文献，唐、宋乃至以降的各历史时期，留下姓名的白瓷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人。我好不容易从古城砖般厚重的、由刘海粟先生题签书名的《中国美术辞典》中查出一位名叫丁道刚的陶瓷家，词条中这样写道：“丁道刚，唐代制瓷家。文献中未见著录。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丁道刚手制白瓷一件，瓶身仅高112厘米，花瓣口，腹为椭圆形，口颈之间连一曲柄，腹部划有团花纹及划刻‘丁道刚作瓶大好’七字。此瓶虽小，但造型、胎釉淳朴敦厚，具有唐代北方地区白瓷特点。”这是苍茫荒冥为白瓷艺术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的姓名。于是，我们看到，丁道刚须发飘髯、目光炯炯，携带着千年的期盼向我们走来……

我相信，定窑的后裔们肯定看到了这蹒跚与期盼，如同哈姆雷特听到了父亲在云端里的声音。看到和没看到、听到和没听到不会是一码事，前者肯定会拥有生命乃至精神的密码般的传承与前行。我所指的后裔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诠释与定位，而中国当代定瓷三杰陈文增、和焕、蔺占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光荣地走进了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历史。

2003年3月18日，从离曲阳县城四十公里外的定窑遗址返回县城时，我是一定要见陈文增、和焕和蔺占献的。在县城南两公里处的一条土路边，我一眼看到了坐落在路边的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这个由陈文增、蔺占献、和焕们于1992年毅然创办的企业，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千百次研究实验，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唯一的定瓷生产厂家。当代定瓷以“原料工艺师承古法，造型花饰力拓薪传，仿求累真，创求独特”的精信品质，成就着千古定瓷之大器。

温文儒雅的蔺占献、和焕带我在两间平房的瓷品展室参观。面对满壁造型各异的定窑白器，惊喜之间你就有被摄走魂魄的感觉，那蕴青、蕴黄的白色，月光般如梦如幻；那亦庄、亦雅的曲线，如少女胴体映纱；那亦朴素亦绚丽、亦高洁亦光明的大器，如精神如道德、如圣洁如操守如诗如韵如世间大音。面对定瓷之美，你会突然平定尘世躁气，你会顿时清澈心灵流水，你会倏忽崇尚高贵淳朴，你会刹那间心阔如宇……定瓷以超常的艺术魅力陶醉着我的生命。

陈文增、蔺占献、和焕光复定窑的故事很长，历程很艰辛，不是我这样的篇幅所能叙述得了的。我只是想告诉我的读者，他们三位全是曲阳儿女，他们先后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中国人经历的自然灾害和政治事件，父辈们的政治厄运都曾使他们的心灵布满创伤，也使他们过早成熟的生命懂得了奋斗与创造对于他们生存的意义。

尤其是生于定窑遗址北镇（古代龙泉镇）的陈文增，他来到这个世上仿佛就携带着定窑祖先们的某种指令，这使他最终为了光复定窑历九死而一生。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陈文增在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迫退学，在同龄孩子中是唯一一个不准上学且受尽欺辱的，每日夜里他都在渴望上学的梦中哭醒；每一个白天，他都背着粪筐、柴篓来到学校，悄悄躲在窗外听老师讲课，下课铃一响，他便飞一样逃跑，他怕同学们看见后挨打挨骂。逃到定窑遗址的小文增，每每捡起一片又一片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的白瓷片，内心就涌动起无限的遐想：为什么这里遍地是瓷片呢？它们来自哪里？瓷片上那些美丽的花纹是谁画的？只有这样坐在旷古荒野、手捧神秘的瓷片望天望云时，小文增心里才少了—些孤独。父亲知道小文增心里的凄苦，就托一位老师给他买了一套课本，让文增自学……

文增八岁时就开始跟有一些书法造诣的叔叔练习毛笔字，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纸张，小文增就把羊毛捆到树棍上当笔用，也用废电池的碳棒在碗底上练，好心的村会计总是从队部给他捎一些旧报纸，每买一瓶墨汁他都三倍两倍地兑上水，以图多用几天。村里的大字报有的字写得好，他就一站半天在那里临摹，可有人却说他在记变天账！于是，批斗父亲时小文增被拉去陪斗……

所有的劫难都无法劫去小文增的心志，他每日练字不辍，一个受伤的心灵在这样想：我也许一生都站不起来了，我一定要把字练好，将来长大了我卖字也要去为父亲伸张正义……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练字，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饭后又练到夜里十二点，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父亲心疼文增太累，让他干一天活练一天字，文增感激父亲，但他没有照父亲说的去做，他知道自己应该怎样长大。

天道酬勤。20世纪70年代后期，长大了的陈文增终因书法出众而被招工到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厂。那时，地、县两家工厂都在遵照周总理指示，恢复消失了八百年的定瓷生产。在工厂里，陈文增遇到了和他—样艰难长大的蔺占献、和焕。自此，他们便开始了光复定窑的梦想，轰动香港的仿定作品梅瓶和四件定瓷小口瓶就是此后诞生的。然而，十年风风雨雨，到80年代后期，两家工厂先后转产、倒闭，陈文增们不得不随一家玻璃厂来到定窑遗址附近的灵山。离开县城到深山，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玻璃厂内可以成立一个河北定瓷分厂，他们得跟定瓷走。他们也可以不走，比如陈文增，县里可以安排他当文化局或文联领导，可以为妻子“农转非”，但他放弃了，他要跟定瓷走；还有和焕，县、乡妇联缺干部，她可以到妇联去工作，但她也放弃了；还有蔺占献，可以挑这样那样的行政部门去拿安稳的公务员工资，他也放弃了。为了定瓷，他们可以放弃一切。正如陈文增所说，我们就是为定瓷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是我们的命！

没料到的是，四年后，玻璃厂要迁址到定州市，陈文增们又一次面临选择。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如同唐三彩离开洛阳就不成其为唐三彩一样，定瓷离开曲阳也就不成其为定瓷！他们决定留下自己干。工厂不同意，那就写辞职信或停薪留职报告……

1992年7月14日，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这一天，陈文增和他的瓷友们在曲阳县城南成立了曲阳县定瓷有限公司。为恢复定瓷，他们颠沛流离了十五六年，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当然，此后的年月里他们依然艰难，比如几十万元贷款、还款的压力，数年里都是借钱发工资的尴尬，还有窑断窑毁的重创，以及原料寻找、研制的困惑与迷惘，以及从瓷土到瓷器的上百道工序，以及严谨科学的企业管理，等等等等，都无时不在消耗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毕竟有了人生驰骋的疆场，有了艺术薪传的舞台，光复定瓷不再只是梦想。只要努力，他们定会找到祖先的足迹。

这比什么都重要！

陈文增与三联艺术

十几年来，陈文增、蔺占献、和焕带领着二十几名曲阳陶瓷工人，以每年十多万件的产品（包括部分日用定瓷），使定窑白瓷重新在我们这个世界风云驰骋，尤以陈文增的三联艺术，更使人们睁大了眼睛……

所谓三联艺术，即以陶瓷为载体，以诗词语言对其进行表达，再以书法再现诗词之韵律，瓷、诗、书三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终达到一种综合艺术的和谐与完美。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三联构想正是建立在陶瓷这个相近的艺术载体基础上，目的是在一种静止而单纯的物质形象中，唤起一种文化的律动。从激发和启迪入手，使人受到陶冶”，这是陈文增对其三联艺术的定义，这也是陈文增对定窑文化的开掘性贡献。

前面我说过，陈文增自幼苦练书法，积三十余年筚路蓝缕，终修得一体空灵别致、刚健俊逸的中国书法。心性磊落光明、精神高阔而岑静的陈文增，曾几何时，又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的阔达澎湃、宋词的凄寂婉约与陈文增的生命结下一纸契约，一双内敛的目光把情感与艺术不失时机地转化为诗词来进行表达。这些年，陈文增写就和发表的诗词、楹联多达上千首（副），他的诗词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这是一项省级最高文学奖。能获此奖，其诗词的造诣已不言而喻。

定瓷恢复时，陈文增写了七绝：“昨日红颜凋已尽，我今化鹤引梅花”，表达了他光复定瓷的决心。几十万元银行贷款建的窑炉毁坏，陷入困境的陈文增写下了内心的悲怆：“可叹三千会合后，嶙峋瘦马骨能敲。”在定瓷产品不断赢得社会信誉，科研项目硕果累累时，陈文增为自己创制的一樽“白釉圆腹盘口瓶”题诗：“盛得白云不佐餐，一凭舟舸剪征帆”，表达了他对定瓷事业的生命激情。

还可以举很多。

四年前，陈文增创制成功一尊优雅、高贵的“白釉刻花贵妃瓶”，他为此瓶题诗：“时光掩过几番秋，玉韵何曾失自柔。史笔情怀达万种，芳馨一段记风流。”随之，陈文增将这首以物喻人、以人叹史的“七绝”写成书法，然后，携带着自己独创的“瓷、诗、书法”三联艺术向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提出“基尼斯之最”的申请，历经一年多的审查、鉴定与公证，陈文增终于成为“瓷、诗、书三联艺术世界基尼斯之最”的创立者。

北方清冷的三月，在曲阳县城郊岗子村陈文增住宅，平和、谦谨、儒雅的陈文增，用平静低沉的男音，把生命与艺术，追求与梦想，包括往事、伤逝、困境、挣脱一并向我娓娓道来，在陈文增的诉说中，我感受着定窑后裔们精神的大气。

在弥漫着一片古雅之风的书房，陈文增挥毫为我题写了一幅斗方：“一如梅洁”。好吧，让我们这些崇尚大自然梅之风骨、梅之品格、梅之精神的人，相互勉励吧。

千年磁州窑

一个世界性的陶瓷神话

位于今日河北省境内的邢窑、定窑、磁州窑是中国古代三大名窑，三大名窑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磁州窑与繁荣了整个唐代的邢窑和照耀了整个宋代的定窑所不同的是，邢、定二窑创烧的主要是供宫廷、贵族、雅士使用和欣赏的极为精致的细白瓷，而磁州窑烧制的是民间千百万庶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化妆白瓷，白地铁锈花、黑地铁锈花、白地刻划花、黑地刻划花、白釉褐彩、红绿彩、宋三彩、翡翠釉、墨玉釉、天目釉等近三十多种装饰技法，使没有白瓷土的磁州烧制出了中国最美丽的陶瓷艺术品。与邢窑、定窑等历代官窑所不同的另一命运是，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瓷窑尤其是官窑，大多在战争的洗劫和朝代的更迭中衰落和泯灭（包括邢窑和定窑），唯有属民窑体系的磁州窑一直从宋代烧到了现在。千年窑火未断，千年的文化未断，在世界的一片惊呼声中，磁州窑成为中国陶瓷史和世界陶瓷史上的一部神话。

今属河北邯郸市辖的磁县和彭城镇从隋开皇二年置磁州到1913年废州改县，磁州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这里是中国古代磁州窑的中心地带。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磁山镇发掘出了七千五百年前先民们烧造的陶器，在六千多平方米内出土夹砂褐陶、夹砂红陶以及彩陶等陶器五千余件，磁山文化遗址至今成为中国新石器文化宝贵的遗存。磁山文化的发现把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上溯了千余年！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这里的陶工在烧造白陶器和硬质陶器的基础上，烧出了原始瓷器，最早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转化。据对彭城镇西十五公里处的贾壁村的发掘推测，这一带最迟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开始生产青瓷。由唐至宋、金，至元，磁州窑进入中国陶瓷最辉煌的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含有十七个产区、上千个窑场的庞大体系，窑场遍布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一些学者还把安徽萧县的白土窑、江西的吉州窖、福建泉州的磁灶窑、广东的南海宫窑和广州西村窑、四川的广元窑也都归入磁州窑系。这种源于磁州工艺的在粗糙器胎上施白化妆土、在化妆土上画黑花的对比强烈明快的瓷器，这种在装饰艺术上有着画风自由洒脱、粗犷豪放，且造型新颖别致的陶瓷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12世纪末，泰国国王就把磁州窑陶工带到了自己的国家；在朝鲜，被称作“绘高丽”的陶瓷制品直接受惠于磁州窑；在日本出土的桃山时代（中国元代）的瓷器，与磁州窑瓷器完全类似；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土耳其，在越南、印度、马来西亚，都曾大量出土过铁锈花风格的磁州窑或磁州窑系制品。

磁州窑审美文化跨洋过海，曾风一样席卷着我们这个世界！

对于如此影响了世界陶瓷文化的磁州窑，在宋、元的史籍上没有任何记载，在以后的明、清史籍中也只是寥寥数语，谬误百出。我们来看最早的明代的一本《格古要论》中的一段记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磁州古时属河南——笔者注）。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我发现，以后的各种“引论”均出于此，且“素者价低于定器”变化为“素者价高于定器”。无论怎样，磁州窑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基本的确认，我们无法从史书中找到磁州窑千年的辉煌，这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悲哀。

历史进入20世纪。1918年，一座因黄河泛滥而被淹埋地下八百余年（1108年）的宋代古城巨鹿被发现了——农民们耕地时挖出来的宋代瓷器和铁器使人类大哗，世界各地的古董商和陶瓷研究者、考古者纷至沓来，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致使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均藏有磁州窑瓷器。如英国大英博物馆陈列着磁州窑两件精美的瓷枕，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美术馆陈列着铁锈花大梅瓶，美国密特罗鲍里埃美术馆陈列着磁州窑白地刻划花、黑地刻划花瓷瓶，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陈列的磁州窑珍品应有尽有，而日本人掠走磁州窑精品为各国之最，达上万件之多。

与此同时，淹埋于地下百年、千年的古窑址也逐渐被发现，一个遍布黄河流域的“磁州窑”和“磁州窑系”开始被世界命名：英国学者霍普逊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提出“磁州窑”概念；英国魏利阿姆夫人第一个将磁州窑艺术风格归纳为十四个方面；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第一个写出了研究磁州窑的专著《宋代的磁州窑》和《磁州窑》；1981年，日、美、英、加四国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第一次举办了“磁州窑国际讨论会”。所有的“第一”都让我们看到了磁州窑文化的世界影响和地位。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

在遍布黄河流域的众多磁州窑产区中，唯有磁县漳河水域的观台窑、冶子窑、东艾口窑和滏阳河水域的彭城镇各窑为“嫡系磁州窑”。除东艾口窑遗址为英国人卡尔贝克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外，观台窑、冶子窑遗址的发现我们得感谢中国学者陈万里，陈万里在1951年的磁州古窑遗址调查中，发现了观台、冶子和神奇的彭城。迄今人们已经发现，在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古窑场多达二百多个，在方圆百里之内，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层层叠叠。

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窑遗址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之所以说“划时代”，是因为这是北方地区对陶瓷遗址最早的发掘，仅一百多平方米的挖掘就出土瓷器和标本两千六百余件，大量文物的出土把古陶瓷研究从仅仅根据传世品和望器派的经验推进到通过考古发掘来进行研究。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观台窑遗址进一步发掘，发现古窑遗址九座，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一千余件，瓷片标本数十万件！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世界罕见。

在观台镇和彭城镇周围，几十座高十几米、长数公里的古代瓷渣堆积如山，瓷渣山在地表以下深度竟达六至九米！在这些庞大的文化堆积中，埋藏着历代精美瓷器和瓷片标本。在邯郸市峰峰矿区文协主席张秀生和文物保管所青年学者赵立春陪同我观览这些瓷渣山时，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震颤：这是一部多么壮观的立体历史！这是一幅多么神妙的大地艺术！彭城镇一所学校把一个具有四百米跑道的体育场建在了窑渣瓷片堆上，张秀生随意在场边的灰渣里一刨，就刨出了一个白釉褐彩小碗，请路边的老人帮助辨认年代，老人脱口便说：“一百年前的！”在彭城镇，陶瓷瓦片到处可见，你随时都可俯身拾起一个朝代的文化。赵立春说，彭城镇是建在瓷瓦堆上的一个古镇！我说，彭城镇是中国陶瓷文化绝妙的缩影！

彭城镇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走在彭城镇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房脊、圈棚、街路，全部用古窑具匣钵垒成。这种奇特、古朴的物象绝对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奇景。在彭城镇盐店遗址、富田遗址，元、明、清时期的“馒头窑”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石碾、古槽、泥池、作坊，诉说着先民们冶陶的种种艰辛。我深以为，彭城镇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天然博物馆！也是世界陶瓷文化最壮丽的一处遗存！

从出土文物考证，兴盛于宋、金的观台镇诸窑在宋末开始逐渐衰败，制瓷中心迁移到距观台三十公里的滏阳河流域的彭城，从元代至今，彭城镇的窑火八百年未断。在明《嘉靖彰德府志》“磁县条”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于五彩，浮于滏，运于卫，以售他郡……”我们还可以从清代《磁州志》中看到：“明时，曾在彭城滏源里设官坛厂四十座，罗造瓷坛，舟入京，纳入光禄寺……”明代，朝廷御旨景德镇窑亦为官窑，于是，彭城镇便成为“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北方磁都”；随之，也就有了“十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盛誉。

我曾站在彭城镇东的滏山遥望著名的太行八径第四径——滏口径，瞭望流经千年如今已经干涸的滏阳河，想象当年这里舟车络绎送瓷忙的景象……

今天，在彭城镇，陶瓷工作者们把古老的传统艺术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开发出了象牙瓷、青花瓷、骨质瓷、白玫瓷、炻器瓷、美术瓷、高温陶板壁画等数十种新型产品；手彩、雕金、托金、嵌金、窑变花釉等各种艺术技法如雨后春笋；一大批当代陶瓷艺术家和工艺大师任双合、阎保山、刘立中、张润生、魏启山、谢凤芹等在继承传统中创造着今天依然享誉世界的磁州窑陶瓷艺术品。在刘立中的陶瓷作坊，我不仅看到了他烧制的磁州窑传统的白地黑花梅瓶、八仙庆寿、红楼十二金钗等彩釉艺瓶，还看到了他运用现代变形、夸张手法创作的极其粗砺质朴的抽象陶艺作品。在彭城镇富田“陶乐楼”我参观了魏启山、谢凤芹夫妇呕心沥血自费创建的“磁州窑民间艺术博物馆”。中国“申奥”成功，魏启山夫妇彻夜难眠，遂烧制出具有磁州窑传统艺术“粗艺玫”风格的八件陶瓷艺术品，夫妻俩千里迢迢，亲自将作品送往北京赠送给申奥委……

与此同时，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批文化工作者赵立春、刘治国们，在极其清苦、窘迫的环境下，十几年、几十年地进行着寂寞的研究，对磁州窑文化的眷念既是他们生命的愉悦，也是他们生命的痛苦。出身于全国优秀教育世家的赵立春，1991年大学考古专业一毕业就回到了峰峰故土，十几年来，在文物保管所没有任何考古、研究经费的情况下，赵立春对彭城镇东的响堂山石窟作了全面的调查、断代、编号，对石窟的开凿时代、造像风格、刻经书法最终作出了权威的判断和论述，使这一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有着同等文化艺术价值的，开凿于5世纪中叶的皇家石窟从冷落的荒野走向了世界。如今，中外石窟专家一提响堂山石窟必提赵立春，一提到赵立春，也必想到辉煌的响堂山石窟艺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赵立春对我说，响堂山文化和磁州窑文化，是先辈们留给峰峰人、彭城人的两座文化宝库，献身于这两种文化，他将有享用不尽的年华。

邯郸峰峰矿区（请注意，我必须在此说明：此矿区非单纯的煤矿企业，而是邯郸市辖的、相当县一级的行政管理区——这实在是令人费思量且容易迷惑的一种行政区划抑或名称）曾进行过别具意义的文化评选活动，他们在辖区内四十多万人口、数万户家庭中评选“特色文化户”。在多达三千的“特色文化户”中，有陶瓷世家、教育世家、音乐世家、曲艺世家、收藏世家、美术绘画世家，等等。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携带着陶瓷文化艺术的基因和密码，在创造性的劳动与传承中，开启和阐扬着中华文化最迷人的灿烂。

前面的路还有多远

应该说，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文化，先民们在漫长岁月中创造的陶瓷文明使人类文明开始大踏步前行，也使人类最终摆脱了用树叶兽皮裹体、用双手掬水而饮的艰辛和尴尬。对陶瓷文化的虔敬和对陶瓷古窑遗址的保护，理应成为民众之大识、民族之大业，然而，事实并不容乐观。

眼见的是遗址保护、发掘和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经费；城市建设、道路改造使不知多少古遗址被蛮横地掩埋和破坏；基层工作者和研究者穷尽其心血考察研究的成果得不到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若需出版还得自费。基于此的是对遗址文化保护的集体无意识，经济利益轻易就可以埋没掉文化利益。我注意到峰峰矿区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郭光华先生的焦虑，在谈到磁州窑文化保护时，他说，在研究和保护磁州窑文化工作中有许多不足，比如：遗址保护意识不强，大量的遗址已经和正在遭到破坏；资料搜集不全，大量遗存散失在民间，而且越来越少；研究和宣传气氛不浓，很多当地人对磁州窑的艺术价值知之甚少，身在宝中不知宝；很多学术著作不是出自当地专家，而是出自外地专家；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不是出自国内，而是出自国外；没有高水平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

我还注意到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立春的忧思，他在回答《邯郸日报》记者武福臣关于邯郸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访谈提问时内心十分沉重，他认为磁州窑文化和响堂山文化是邯郸也是河北、更是中国的两大文化遗产，这两大遗产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文化遗产都无法替代的。他说：作为国家级重要文物，政府多年来没有拨过任何经费。近几年，矿区政府开始投入资金对响堂山石窟进行保护，使石窟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变化，但远没有达到基本要求。河南龙门石窟和山西云冈石窟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花了几个亿的资金，用来改造文物保护环境。1961年，响堂山和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均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除响堂山外，敦煌、云冈、龙门石窟早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响堂山若想“申遗”，不仅恶劣的硬环境是障碍，软环境也存在许多问题。外地大凡重要文物保护区，都设有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专门的资金，而响堂山和磁州窑几十年来一直属矿区文物保管所管理，人员、经费十分有限，负担很重。他还说，七十年前，日本人在响堂山、磁州窑住了一段时间，回去后都写出了几百页的著作，而七十年后，国内有关响堂山、磁州窑的论著依然寥若晨星。

文化遗址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世界文化遗产确定为人类罕见的且无法替代和再生的财产。磁州窑作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瓷窑，它创下的“釉下绘彩”技术记录了中国民间大量的文化信息。邯郸市“名城办”主任申有顺说，我国是陶瓷的故乡，中国瓷器名扬海内外，但至今尚无一处遗址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认为，磁州窑最有可能尽快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旦申报成功，对于当地经济的推动不可估量。山西平遥和云南丽江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地方都是1986年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之后，它们用十年冲刺般的努力，双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提高了它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而且旅游收入直线上升，平遥由年旅游收入十几万元提高到两千多万元！丽江也由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城开始向世界开放，旅游收入已占国民经济收入的一半……

我与丈夫曾慕名于2002年“五一”劳动节专门去看平遥古城，看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我想，如果能有一天在京石公路、石太公路、石德公路、石邯公路……旁，像山西人凌空高竖“请到平遥古城来！”“请到乔家大院来！”“请到王家大院来！”的广告邀请牌那样，河北人也凌空竖起“请到陶瓷故都彭城来！”“请到响堂山石窟来！”“请到白瓷故乡邢窑来！”“请到定窑曲阳来！”……那才是燕赵人最时尚的文化自信和骄傲呢！

想想平遥和丽江，想想我们邻近的“山西大院”，也想想在明代和彭城镇一样享誉于世的景德镇的今天，我们的路还有多远！

紫金之魂

1

从盘古开天走来的人们，对“天”的膜拜、仰望经历了多少个千年呢？即使今天，不再混沌地认为“地方天圆”，且不断登上宇宙其他星球的现代人，什么时候停止过对河外天体的探求和向往呢？在探索宇宙星空的漫漫长路上，生活在地球星体上的科学巨匠们一代又一代地诞生了。

从母亲牵拉着我们稚嫩的小手开始数星星的年代始，到我们开始懂得日出月落、四季轮回乃星体自转和公转的最初秘密止，在我们对星空千百次浩瀚的张望里，我们一天天、一年年地了解到了告诉我们时光和星空秘密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知道了“日心说”的创始人哥白尼，甚至知道丹麦的第谷和他的继承者开普勒，更加亲近后来的伽利略、牛顿……我们从教授我们知识的老师那里，从我们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教科书里，从我们偶有的“天体观测”的课外活动里……我们知道了那些外国科学巨匠的名字，我们幼小的心灵开始懂得崇拜。

可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中国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呢？即使知道了又了解他多少呢？

公元1281年，当集郭守敬、王恂等人的天文学之大成的《授时历》在东方一个强大的马背帝国开始颁行时，世界还处在“天地一体”、“地为中心”的一片蒙昧与沉睡之中。此后的两百年开始孕育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欧洲大地，在数百年地仰望星空后才有了隐隐的躁动与苏醒。郭守敬工作在哥白尼之前两百年，工作在第谷之前三百年，工作在牛顿之前四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四百年里，世界不知道郭守敬。中国人也不知道郭守敬。某一天，当西方人将郭守敬誉为“中国的第谷”，并为此一片惊叹和哗然时，丹麦的第谷刚刚离开人世二十六年，而中国的郭守敬已长眠大地三百零六年！然而，我们依然感念那位在西学东渐史上影响堪与利玛窦相比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是他在了解了郭守敬伟大的天文成就之后，给予了“中国的第谷”这样至美的赞誉。这赞誉后来响彻了欧洲，也响彻了世界。

遗憾的是在郭守敬修制天文历法七百年之后、在汤若望赞誉“中国的第谷”三百六十年之后，中国人自己才隐隐感到了一份骄傲。即便是这份迟到的骄傲也是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启迪：1970年——请注意，这个年代我们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消灭文化科学和文化科学人的斗争——该联合会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为“郭守敬”，又过了八年，还是这个联合会又将中国天文台在1964年发现的第2012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郭守敬”。也许，中国人此时有了一些震惊——原来，我们也有一位世界级的天文学家！两年后的1981年，中国的部分科学人在北京召开大会，纪念郭守敬诞生七百五十周年和《授时历》颁行七百年，又过了三年即1984年，郭守敬的故乡河北邢台人决定为他们骄傲的先驱塑造铜像和建造纪念馆。

也就在这时，中国科学人开始痛心疾首：郭守敬研制的近二十种天文仪器已所剩无几，除了河南登丰县告城镇的四丈观星台还依然散发着七百年前一位科学巨匠的生命信息外，就只有“简仪”、“圭表”等几件明代仿制品在向后人诉说着东方科学的不幸；郭守敬晚年用二十年的时间总结撰写的一百多卷天文、数学著作，已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大火中荡然无存，唯有元史《授时历》中记载的那一部分，才使现代科学打开了一个“天文之父”生命不朽的意义。

2

公元1231年，郭守敬诞生在华北大平原南部的邢台。此时，成吉思汗虽已离世四年，但蒙古人的铁骑已踏遍了欧亚大陆，且已经踏进了原为金人统领的邢州，并在一路踏向南宋的都城。无数的战乱、蒙古人的血腥“屠城”都未能泯灭这个出身在“通术数、精水利”之家的少年科学家的天性——十六岁的郭守敬便能根据一张幸存的图纸独立制成一种工艺失传的计时仪器“莲花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钟”了吧；二十一岁的郭守敬已能率众在家乡邢台修复战乱毁损之河桥；三十一岁时郭守敬经在忽必烈大汗帐下做幕僚的邢州学者张文谦引荐，觐见忽必烈并上呈华北水利六事。如果说郭守敬最终是以水利学、天文学之成就完成了他对人类的贡献，那么，这位“马背帝国”的世祖委任其整治华北水道便是郭守敬跻身科学人生的发端。在对华北、西夏、大都的水利治理和建设上，现代人至今都受惠于这位七百年前的水利局长、水利部长（都水少监、都水监）。关于这点，我将在后一节中叙写。

公元1276年，忽必烈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后，居然在戎马倥偬、政事紊乱中下令要做的要事之一便是建立太史局，后改太史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天文台），命邢州另一重要学者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在这两位类似今天中央天文台台长、副台长的邢州学者的具体主持下，在张文谦、张易、许衡等邢州学人的统领下，开始了一个象征新王朝建立的重大工作——“改历”。是时，郭守敬四十五岁。

也许是这个“以天为神”的“马背帝国”在辽阔的征战中，不断因遭遇“十五月亮十八圆”而恼火，也许是这个决定以“仁贤治天下”的帝国元勋始终记着他引为知己的先生刘秉忠（邢州学派首领）劝其“改历”的进谏，在刘秉忠卒后两年，一个荟萃了天文、地理、律数人才的太史院成立了，一座宏大的大都司天台（天文台）建成了。

郭守敬的“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论断是他摆脱“占星术”，从而坚守科学精神的最好见证，仅此，同样以研制天文仪器著称于世的第谷就逊色了，因为在郭守敬之后三百年，第谷依然相信唯心主义的占星术。也许，在欧洲乃至世界科学处于漫漫寂夜的13世纪，唯有西方的罗杰•培根是郭守敬的知音，因为他提出了以实验作为知识的源泉，且身体力行而最终遭受迫害。郭守敬在世界的东方默默独行，他借助一个新帝国强大的生命张力上路了。在研制了近二十种天文测量的仪器、仪表之后，郭守敬们昼夜兼程，在辽阔的帝国疆域设立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东至高丽（今朝鲜），西极滇池（今云南），南逾朱崖（今西沙群岛），北尽铁勒（今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开始了中世纪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大范围的地理纬度测量。在此基础上，王恂、郭守敬又进行了精密的计算，最终用近四年时间制定了在世界遥遥领先，在中国施行了三百六十四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一部优秀历法《授时历》。

郭守敬研制的天文仪器精密巧妙，大大超越前人，现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逊评论：元代的天文仪器比希腊、伊斯兰地区的做法要优越得多。

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对于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望远镜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的装置（即简仪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三百年之后的第谷才在欧洲采用了同样的装置。

郭守敬对二十八宿星辰格局内的近一千五百多枚星体（包括中国古代已测星数）进行测定后编制的星表数百年无人超越，但这些曾深藏于皇宫的对宇宙星空的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却也最终遗失殆尽。

《授时历》确定一回归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425天，比现在所测的地球公转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过3320年后才相差一天。这是郭守敬们在取得全国27个天文观测站数以万计的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又取公元462年至公元1278年，共计816年的历法资料，综合分析、精密计算的结果。302年后的罗马教皇格里高利改革历法采用的回归年长度与《授时历》分毫不差，但《格里历》最终成为世界公历而沿用至今。应该说，当世界最终从《元史》里读到《授时历》时，只能是惊叹不已，而留给中国科学的除了惊叹、遗憾还有什么呢？

郭守敬、王恂在编制《授时历》时创造的“弧矢割圆术”相当于西方的“球面三角学”，而他们在利用中国古代数学解高次方程和求高次幂方法的同时发现的“三次内插法”，四百年后的欧洲把类似的数学方法命名为“牛顿内插法”；

郭守敬晚年制作的自动报时报刻的机械钟“七宝灯漏”装有相当先进的传动装置，走在了14世纪诞生的欧洲机械钟之前；

就中国广大农村而言，《授时历》中准确无误的冬至、夏至、立春、秋分、寒暑……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七百年来使中国农人尽享不误农时的成果……

还可以举一些。

应该说没有人否认：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的思想更为重要，人类的成就是建立在人类思想的基础上的。我们之所以追溯13世纪中国天文工作者无与伦比的成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的工作应该有可能提前数百年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

然而，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发明走向世界？

3

作为天文学家的郭守敬在他创造天文学成就七百年后，已广为世界称誉。而作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至今受惠于他的水利事业的现代人，未必知晓那些来自遥远时空的永远的恩泽。

史籍上有关郭守敬的水利著述寥寥无几，我们只能从《元史•郭守敬传》和郭守敬弟子齐履谦的《郭公行状》中窥见一斑，然而，这“一斑”已不能不使现代人对七百多年前的一位科学巨人以“水利”开发西部、以“水利”解救京都水危机而肃然起敬。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西部的干旱，21世纪最浩大的工程之一是“南水北调”以解救中原、华北、北京水危机，就其精神内质而言，七百年前的郭守敬和今天的我们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综观郭守敬八十六年（1231—1316）的生涯，前后三十余年都献身于水利事业。从二十一岁在家乡治理战乱毁损河桥始，就开始了他遍及北方水利事业的匆匆步履。1261年，郭守敬随中书左丞张文谦考察河北水利，次年，也即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的第二年，张文谦即向忽必烈推荐“习知水利”的郭守敬，在郭守敬面呈“水利六事”之后，忽必烈喜赞：“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意思是说，担任公职的人若都能这样思考问题，就不算白吃饭了。当即授予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后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的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利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吧。授衔两年后，即1264年，郭守敬即奉命同元朝另一名臣董文用一起，赴西夏襄助张文谦治理西夏，修复水利。

西夏是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民族党项族于1038年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夏，因位于宋王朝西，故史称西夏。这个西部王朝曾与宋、辽（金）三足鼎立达一百九十年之久。西夏王国地域辽阔，宋史记载：西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即今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陕西之大部。西夏国能够称雄一百九十年，其重要原因是有赖于首都兴庆府（也称中兴府，即今银川市）一带广阔的农业富庶。处于黄河冲积平原的兴庆府自汉武帝时起，就不断开凿河渠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终于使处在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西鄂尔多斯荒原以及贺兰山、牛首山、六盘山重重包围的干旱的西部黄土高原，出现了一片广阔的绿洲。十六国时就有“塞北江南”之美称，到西夏时仍然是“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崛起于13世纪初叶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前后用二十二年时间六次强攻西夏，终于1227年灭西夏。连年战争和蒙古人的大屠杀政策，使富庶的西夏成为一片废墟，中兴府被围困半年之久，城中弹尽粮绝。元史记载：“蒙古时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似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西夏王朝的灭亡，使当地的水利完全瘫痪废弃，昔日的“塞北江南”变得满目疮痍。

夏王李元昊当年在这里建国时，不仅维护着原有优越的水利灌溉条件，而且继续开凿新渠，今宁夏青铜峡灌区、卫宁灌区三百里长的昊王渠、李王渠遗址犹在。古国西夏，大小灌区纵横百里，一名唐渠，长四百里，一名汉渠，长二百五十里，另有十条古渠，各长二百里，还有大小支渠六十八条。滔滔黄河水顺着遍布沃野的水渠汩汩流淌，濡养着西夏平原万顷良田。蒙古人灭夏后，使西夏成为和蒙古军早期占领的华北一样，“土瘠旷野，十未垦一”，大小渠道，淤塞废弃。

1260年继汗位的忽必烈，在一批汉儒贤士的协助下，决心效汉法治国，废除把所取地域变为蒙人牧场的掠夺屠杀政策而全力复兴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一个世代以游牧为生的民族之领袖，产生了带有世界观性质的根本转变，于是，他首创在朝廷设司农司，命张文谦为首任大司农卿，编撰颁行《农桑辑要》，规定“人口增、田野辟”为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作为百万铁骑军饷理想的供给地之一，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西夏沃野。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264年走向了战争的废墟西夏。

已有十余年治水经验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黄河两岸数百里区域内勘察、绘图，决定“以旧谋新”，用一年数月的时间，垒堰筑坝，建桥浚渠，指挥修复了已淤塞数十年的唐渠、汉渠和近百条古渠、支渠，使一片荒原重现万顷生机。

西夏黄河灌区的恢复，使其膏腴四野乡民，很快成为元王朝产粮、储粮、赈灾中心，并成为收容战争流散人口和迁徙蒙元占领区降附军民的安置基地。据《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由湖北随州和鄂州（今武昌）移民一千一百多户到此地屯田；至元十二年（1275），安置南方迁来新民四千八百户屯田；至元十九年（1282），调来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一户屯田；至元二十一年（1284），从蒙古塔里迁来九百五十八户屯田；至元二十三年（1286），迁甘州（今甘肃张掖）新附军一千人到中兴屯田。以上移民迁军都发生在郭守敬西夏治水之后的二十年间，足见修复西夏水利对蒙元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郭守敬们到达西夏时，西夏国已灭国三十七年，但人们仍习惯沿用旧名“西夏”。郭守敬修复水利十八年后（1282年），一个富庶、安宁、建立了新秩序的西夏出现了，于是人们终于抛弃了灭国后仍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西夏”而改用“宁夏”。1288年，元朝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于是，宁夏这一新地名从此七百多年未变，一直沿用至今。而我们今天熟知的“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也是始于此时。

《嘉靖宁夏新志•名宦郭守敬》里记载，宁夏各族人民念其功德，在渠上建生祠以祀守敬。

今天依然长达154公里的唐渠灌溉着宁夏平原110万亩土地，被誉为“塞上乳管”；今天的汉渠仍长886公里，灌溉着54万亩土地，而其他百余条元时古渠也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它们如母亲的乳腺，向宁夏腹地输送着不竭的乳汁，濡养着今天数百万宁夏人民。

今日宁夏人是否知晓一个曾经在风沙弥漫的荒原大漠披荆斩棘、修复宁夏水利的古时中原人郭守敬？

4

作为水利专家的郭守敬，一生修浚的河渠泊堰，大小达数百处，而他的主要贡献除宁夏治水而外，就数开凿大都通惠河了。

古城北京，自公元1165年金王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西部）后的八百余年里，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唯其中心，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为这个没有大河流经的古城的水源而困扰。即使八百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已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依然在为引汉江水、长江水进京而奋斗着。仅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始于1292年中国著名天文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浚通惠河、有效解决元大都水源问题而生发着深深的敬意；也为我们有效地利用他当年勘察发现的白浮泉等泉水而建成的十三陵水库成为北京人今天最大的水资源而对其深深地缅怀和感恩。

北京这座世界闻名的古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三千年。但真正感到这座没有河流的城市水源不足始于金代，定北京为中都的金王朝每年需漕运数百万石粮食入京，这是最早的“南粮北调”吧。但“不能胜舟”的金口河、北运河使漕运任务屡屡失败。元王朝灭金后在金中都北郊建元大都，此为今日北京城的基础。这时，“南粮北调”的任务更重，为完成江南漕粮北运的任务，曾先后用十几年时间开通了南北大运河，使江南漕粮可水运抵通州，而通州至大都五六十里旱路的转运任务十分艰巨，陆运耗费巨大，据郭守敬说每年需六万缗，而且一到秋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驴畜死者不可胜计”。为将已运抵通州的大批南粮顺利运至大都城，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古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浚运河，走水运。但大都地势较通州高，要修运河关键问题是在大都寻找足够的水资源，引大都水至通州与白河汇合。

郭守敬的贡献就在于这位一生遵循实践的科学家，从未停止他的实地勘测。在他六十一岁的高龄时遍踏京周山地之后，发现了离大都城六十余里的昌平神山有一水清量大的白浮泉，引白浮泉水至瓮山泊（今万寿山下的昆明湖）蓄水开浚至通州运河（即通惠河），水源应不成问题。为使白浮泉水顺利注入瓮山泊，他亲自规划、设计、施工，凡遇重大技术问题，均需郭守敬“指授而行事”。他的设计是先引白浮泉水西行，然后折而南流，沿路汇昌平神山泉、王家山泉、虎眼泉、一亩泉、南泉、汤龙泉、冷水泉、玉泉等诸泉一起流入瓮山泊。开浚通惠河时，两万余名军士、工匠、水手与没官囚徒用一年半的时间于1293年秋完成了这项工程。齐履谦的《郭公行状》中记录参与这项工程的军队一万九千余人，工匠五百四十余人，水手三百一十九人，没官囚徒一百七十二人，总计用工二百八十五万，费钞一百五十二万锭，粮三十八万七千石，木材十六万三千八百方，铜铁二十万斤，白灰、桐油、木柴不计其数，其施工的规模和场面可想而知。

通惠河东至通州与北运河衔接，使漕粮直达京都积水潭（今什刹海）。通州原名潞县，金代“取漕运通济之意”改称通州，是北运河的终点码头，前后使用达七八百年，可谓古代典型的河港城市。而积水潭是通惠河的终点码头，通惠河运输虽以漕粮为主，但“南方诸物，商贾舟楫，皆由其沽达通惠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七百年前积水潭码头车船装卸、货物囤积、旅客熙攘、商贾繁忙的景象。元人傅若金在诗中写道：“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和《元史》中所记载的“舳舻蔽水”，都是对积水潭码头繁华盛况的反映。元代积水潭“以石磐其四周”，沿岸都用条石砌护。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城建施工时，在新街口豁口外北京变压器厂院内和北京地安门商场下均发现了石泊岸遗址。据水利部门考证，如今从密云水库直通北京市的“京密引水渠”，自昌平经昆明湖到紫竹院的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沿着郭守敬当初规划的路线。

我们说，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北京人，如能在匆忙生活中稍稍留一下神，在他们驻足的瞬间，是应该可以感知到七百多年前那位科学巨人留下的那份滋养和恩泽的。

5

读者不难发现，在我前面的叙述中，除郭守敬外，还隐约提到了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等其他几位邢州学者，事实上，金末元初就存在着一个以刘秉忠为首的强大的“邢州学派”，也称为“邢州集团”。这个学派或集团在数十年中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智囊团，一直强有力地扶佐着忽必烈，使其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也使忽必烈本人成为黑暗的中世纪里令世界敬畏的东方大帝。而这位开明的东方大帝反过来又给予了13世纪初中国数学、天文学研究迅速发展以最自由的空间。

中国著名数学史、天文学史专家钱宝琮先生曾这样说：“中国数学以元初为最盛，学人蔚起，著作如林，于数学史上放特殊光彩。”又说：“这个天文工作集团完成了历史上无比光荣的科学任务，无论在实际测量方面，或在推算方法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它在天文学方面和数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宝贵的科学遗产，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有它光荣的地位。”

除却科学上的贡献之外，那么，在治国安邦上，这个集团又是怎样影响了一个帝国之君的呢？

忽必烈在1260年四十五岁继汗位的前二十年，一直是作为藩王居住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境内的金莲川，他此时是受胞弟蒙哥汗的指派前去统领并治理张家口以南、汴京（今开封）以北已被蒙军占领的广大的原金、宋之地，统称“漠南”，这使他有幸比任何蒙古宗王都更早、更长时间地接触到汉地几千年的传统文明。作为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的忽必烈，他个人特殊的个性固然是他最终成就帝业的重要因素，而他延揽的一大批金末元初的大贤硕儒的作用也实在举足轻重。

13世纪初由成吉思汗亲手缔造的蒙古帝国是一个以草原为重心的大游牧帝国，当他们的铁骑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世界和中原时，目的纯属掠夺，对土地和资源的占领无非是想将华北、中原广袤的地域沦为蒙古人辽阔的牧场，他们根本不懂华北汉地的农业文明与塞外游牧地域自然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强行将游牧地域的奴隶制度推行于中原。因此，蒙军南伐时所屠之城不计其数，铁蹄锋镝所到之处，竭泽而渔，除工匠、僧道、医卜之人得以幸免外，生灵涂炭，人畜片甲不留。残忍之极，令人毛骨悚然。

河北邢州（今邢台）自古为南北驿传交通要冲，具有“鼓铸灌溉之利”，“民物浩繁，常甲于他郡”，蒙军入侵之前，户籍人口已不下十万户，蒙古灭金后的1236年，窝阔台将邢州九县分赏给蒙古王亲贵戚时，只剩下一万五千户，在蒙人受封十五年后的1251年，只剩下“五七百户”，短短的数十年中，几十万人被离散、灭绝。在窝阔台的“得汉人无所用，不如尽去之”的号令下，成千上万的百姓及贤儒均血濡中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农业生产惨遭破坏。今人从张文谦墓碑上窥见邢州当年之惨状：“千里萧条，为之一空，城中才百余家，皆以土塞门，穴地出入，望兄举马，则匿之丛薄间，俟过而后敢出，行人过客，虽欲求之勺饮亦不可得。为官吏者，亦昼伏夜出，以理诉牒，人谓之鬼衙。甚者或弃印而去。”金末大文学家元好问有诗云：“日月尽随天地转，古今谁见海西流？”“多病所须唯药物，一钱不值是儒冠！”据说蒙人将汉人分为十等，第九等是儒，第十等为丐。

在这“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年代，是忽必烈终于易弦改辙，扭转了中世纪东方这一最残酷的征服，最终改变了一个游牧帝国的蒙昧与凶悍，继续了汉唐式的中国帝业。忽必烈一改蒙古奴隶旧制而倾心汉化，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聚集在金莲川幕府里的一大批在思想上影响他、治国上启迪他并全力扶助他的来自汉地的名僧大儒，这批人物据《元史》记录可考者就有六十人之多，其实远不止这些。仅金末降元大军阀严实就为其延揽人才五十多人，大文豪元好问在金亡时也向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最信任的谋士耶律楚材推荐五十五人，遍及当时名士。而跟随忽必烈三十年之久的邢州僧儒刘秉忠更是一生以荐贤为己任，所荐天下名儒及邢州学者不计其数，最终为元朝政治、科学做出巨大成就者即达二十人之多。这其中就有以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郭守敬为首的“邢州学派”（后人也称“紫金五杰”）。“邢州学派”人员都曾于邢州西紫金山随学于刘秉忠、张文谦，最终成为“盖山河之巍巍，同江河之源源”的历史功臣。他们心相应，气相求，师友相荐，前学后继，在一段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其成就终于天地昭昭。

中国儒生传统的出路是“学而优则仕”，进而“致君泽民”，他们入仕的唯一途径便是应科举。从1214年腐败的金王朝弃都燕京（今北京）逃至汴京（今开封）始，至1313年元仁宗重新恢复开科举的一百年间，已经沿袭六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废除，于是，1240年开始身居藩王治理漠南的忽必烈召集人才的办法只能是遍访名僧大儒，再以名僧大儒举荐四方“文学之士”。已饱经三十年兵荒马乱，或隐逸深山入道入佛，或潜居僻壤教蒙学、习医术、占星卜的儒生们，当闻之忽必烈广召人才、礼贤下士之后，便相荐相随来到金莲川幕府渴望侍王服君成为元王朝历史上一大风景。“四方文学”最早被召的是临济宗大禅师海云印简，海云已为当时佛教领袖，而海云向忽必烈推荐的第一个人才便是“于书无所不读，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掌”的佛门弟子刘秉忠。

出生于文化发达、佛教盛行的邢州的刘秉忠，世宗均为官宦之家，金、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已深深影响着这位博学广记的青年学者。他十七岁曾入蒙古邢州节度使府为令史，即做刀笔吏。因不满时势，遂入邢州西山皈依全真道，后又应邢州天宁寺虚照禅师召返，于天宁寺剃度为僧。1242年，二十六岁时随海云禅师抵忽必烈幕府至1274年“无疾而终”，这三十二年里有二十二年刘秉忠均是僧衣袈裟伴随忽必烈前后，“参帷幄与密谋，定社稷之大计”。释儒兼备的刘秉忠一面以僧人的立场接近蒙古统治者，以佛门教义影响他们，一面又以僧人的外衣推行儒家的治国安邦之道，最终成为蒙古人建立元朝的开国元勋。

刘秉忠曾上书忽必烈治国抚民的“万言策”：谓“天下可以马上得不可以马上治”，“应以典章、礼乐、法度治之”，“应立相，省徭役，布政令，减赋敛，定章服，劝农桑，建学校，设科举，择县令，招开垦，减课税，养儒土，开言路，修新历，撰金史，禁私刑，禁妄杀……”。

刘秉忠援引入幕的儒学之士大多成为推动元王朝文明进程的栋梁：刘秉忠紫金山同学张文谦被荐入府，先后被任中书省左丞、大司农卿、昭文馆大学士和枢密副使，官阶一品，他一生为元初水利、农业的恢复，历法和军队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这位张文谦向忽必烈举荐了刘秉忠紫金山时的学生郭守敬，致使一代科学天才幸免被埋没。刘秉忠紫金山的另一同学张易先后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兼领秘书监、太史院、司天台，握元初军队建设、天文历法修订之大权，后因兵助王著诛杀奸臣阿合马而被杀，但当忽必烈悉知阿合马罪行后，即剖棺戮尸，为张易平反。王恂和郭守敬同为刘秉忠紫金山的学生，王恂十三岁已精算数，刘秉忠见奇才而荐于忽必烈，为太子伴读，后为太史令，和郭守敬一同修改天文历法，王恂负责总算术，郭守敬主推测，遗憾的是在《授时历》颁行的第二年，四十七岁的王恂即病逝。刘秉忠所荐邢州儒士马亨，后成为元王朝理财大臣，官至尚书。传王恂、郭守敬历算之学者齐履谦后成为元朝大科学家，博通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以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于学、庸、论语、书、易、春秋各经皆有论著……刘秉忠所荐人才不一而举。

辉煌的元大都、元上都均为刘秉忠亲自规划、设计，蒙古人改国号曰“元”、立中书省之建国大计也为刘秉忠上书，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均出于刘秉忠之建议。

忽必烈定邢州为汉法治理试点，并选汉儒张耕、刘肃前往治理，若有成绩，各藩王可效法，此也为刘秉忠、张文谦上书。被连年战火夷为废墟、“人口仅五七百”的邢州在张耕、刘肃的治理下，人口很快增加了十倍，忽必烈越益重用汉地贤儒。

刘秉忠始终继承“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大策并以其影响着忽必烈，他对忽必烈说，作为天子应该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应该视民众为自己的儿子一样。百姓是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忽必烈的确这样做了，他在率兵出征云南大理国和宋地鄂州（今武昌）、襄阳等地时，下令不许妄杀一人，最终使这里的百姓全部生还，南方的农业与经济也少遭战争伤害。这与中原和北方的百姓以前惨遭屠杀、人口锐减的情况大为不同。翻阅史料我们发现，在窝阔台灭金之前，整个金朝的户口数为七百六十八万多户，人口四千八百五十一万，而灭金后，只剩下八十七万余户，人口不足五百万。也就是说，四千多万人口死在了蒙古铁骑的屠刀之下。而南宋被灭之前，有户一千两百多万，南宋灭亡之后，仍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余户，人口基本没有损失。倘若刘秉忠“民为邦本”的思想没能深刻地影响忽必烈，后来的马可•波罗就不会看到富庶的南方城市了。

6

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僧俗学者生活在蒙古帝国奇迹般地统治着半个地球的时代。“在中华古国，正是稚气的野蛮征服了衰朽的文明转而以粗犷的气魄和纯真的自信‘大手大脚’地拥抱文明的时期。”这个时期，博大精深的佛学成为向蒙古统治者传递中原文明的重要渠道，也成为阻止大规模屠杀、保护汉地民众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在这个新兴的王朝“铁腕的空隙里悬浮着宽容和大度”的世境下，中国古代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大踏步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在我结束本文写作时，正值俄罗斯“和平”号宇宙航天站在轨运行十五年、绕地球八万圈、先后接纳一百三十四名世界宇航员抵达太空、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后，光荣而悲壮地陨落南太平洋的时候，作为20世纪科学的骄子，“和平”号实现了人类数百年来探索浩瀚星空的梦想。我想，在人类与“和平”号亲人般告别之时，我们仰望星空，应该看到了来自月球和2012号星体上那双古老而锐慧的目光，在我们与那双目光对接的瞬间，我们的心灵肯定为之一颤：紫金之光，竟如此灿烂；而紫金之魂，竟如此空漠、遥远……

历史的祭坛

1

我总在想，相对于浩瀚无际的宇宙，人的生命极其有限。有限的生命能够在时间的长河里经历一个“世纪之越”甚或是世纪与千年相叠相重的生命跨越，实在是一次有幸的人生之旅。在这一元复始、千年更迭的时刻，在我们携带着文明千年的辉煌与骄傲去迎接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时，我们怎能不为发生在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变迁而感慨？我是怀着这种感慨来到了华北平原南部的“沙丘平台”的。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于同一地点发生三起覆国亡君悲剧的实属罕见，可令人惊愕的是，这样的悲歌遗恨就在我的脚下，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古曰“沙丘”的地方发生了。

于是，我视“沙丘平台”为历史设置的一个祭坛。

2

“沙丘平台”是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它的地理位置在今天华北平原南部的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南。这个在今人看来平常如土丘的地方，原本是三千多年前（公元前11世纪）商代的一个皇家园林。两千六百年前，古黄河滚滚滔滔，不知已从广宗县境内穿越了多少个世纪、千年，大约在公元前六七百年时，古黄河因一次大的决口而改道，从此，黄河在广宗县内消失，留下了“百里沙带”。广宗县名起始于汉，中途起起落落、明明灭灭两千年，沿用至今。

我要说的“沙丘平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园林是发生在殷商后期。

距今约三千一百多年前的商纣王在广宗沙丘建园林时，这里绝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村庄伫立、田畴毗连的黄土带，那时，清澈如碧的黄河水从这里缓缓流过，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草坪，鲜花盛开、兽鸟奔鸣。草肥林茂、气候温润的黄河流域是人类理想的家园，黄河文明因此在这里延续了数千年。公元前13世纪，已经存在了近四个世纪的商王朝在盘庚的带领下，将王都从奄城（今山东曲阜）迁到了“居天下之中”的北蒙（今河南安阳西）。因权力之争，曾频繁迁都的商王朝在此后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历任八代十二王，居然再无迁过都城。在这二百七十三年里，与北蒙邻近的邯郸、邢台均列为京畿之地，于是，辽阔无垠的中原大地乃至华北南平原便尽收商王眼底。

处于奴隶社会的商代充满了野蛮和蒙昧，王位传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王时，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淫乐暴君开始了野蛮与蒙昧的登峰造极——那就是他创造于广宗“沙丘平台”王苑内的游戏“酒池肉林”。《史记•殷本纪》载：“（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中华全史演义》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时，纣王令先把宫殿房檐下用砖瓦砌成的排泄雨水的水沟（古代称天沟、池）灌满酒，谓“酒池”；在宫苑内的树上距地比人略高的树杈上挂上熟肉，名曰“肉林”，再置一面大鼓。准备好后，纣王、妲己和宫中一般人等坐于“酒池肉林”之间，传令百名青年男女听鼓令而行：一通鼓响，男女把衣服迅速脱掉，赤裸裸地面向他们站好，供其观赏；二通鼓响，男女转身去摘挂在树上的肉，因肉比人高，需跷脚或跳起来去够，男女害臊，常人也目不忍睹，纣王借此开心取乐；三通鼓响，男女一起跑向“酒池”，模仿牛羊饮水，两脚叉立、两手撑地去饮水沟中的酒，纣王以大观男女阴部为乐；四鼓通响，饮得似醉非醉的男女起身，追逐嬉戏；五通鼓响，凡被追上之女，须与其追上之男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交媾。此间，鼓声、呼叫声此起彼伏，男女交态百出，荒诞情景可想而知，暴纣荒淫无耻可想而知。

其实，“酒池肉林”的淫乐之举并非纣王始创，早于他六百年的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夏桀就以此取乐，最终使一个传了十七个国王、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夏王朝彻底覆灭。纣王重蹈夏桀的覆辙，灭亡之日近矣。

纣王的淫乐与残暴是共生的。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他除了沿用已有的黥、劓、刖、宫、辟等五刑外，还增设了更为残酷的刑罚，如先把人杀死，然后剁成肉块、肉酱，称作“肉醢”；把人杀死后烤成肉干，称作“肉脯”；更为残酷的是在一个空心的铜柱中点火，把铜柱烧红，然后把受刑的人脱光衣服，绑到铜柱上烫烙，称为“炮烙刑”。商王朝的忠臣梅伯就因劝谏纣王戒淫乐、废酷刑而遭“炮烙”，皮焦肉烂而死；纣王还将两位谏臣剁成“肉醢”、“肉脯”让其他谏臣食之；即使纣王的亲叔父比干也因怒斥纣王不仁不义、荼毒残害国家忠良而遭剖腹剜心之毒刑。

对待国家栋梁之臣如此，对待国之百姓更是视为蚁蝇。一次，一个厨师为其烹饪的熊掌稍硬了些，他便命身边的武士砍下厨师的双脚扔进了油锅；又一次，殷纣看见一个老者因腿脚不方便在河边徘徊，便命其随从把老人双腿砍断，诳称要看老者腿骨里是否还有骨髓；还有一次，纣王在郊外游玩，看见一孕妇，为和侍从赌孕妇肚里怀的是男还是女而残忍地将孕妇剖腹取婴……

当一个暴君开始荒淫无度，屠其忠良、食其百姓，便标示一个国家、民族的大灾难已经降临，而此刻一个王朝也无疑已走向寿终正寝。当百万周国军队呐喊着包围而来时，暴君殷纣居然惧怕被俘后遭他自制的酷刑“炮烙”、剁“肉脯”、晒“肉干”而躺进鹿台的珠宝堆里点火自焚。

一个延续了六百多年的王朝从此湮灭了。从夏到商，整整一个千年，一个漫长的千年湮灭了多少人和事啊！而历史不能湮灭，暴君荒淫极欲的场所“沙丘平台”不能湮灭——虽然当时的倾楼、琼台已经灰飞烟灭，但那“百里沙带”上的遗址废墟，却依然在向后人发出千古不灭的启音。

3

武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名于此休。

月去月来春寂寞，故宫雀鼠尚含羞。

这首《探雀宫月》是清朝王悃哀叹一代英主赵武灵王死于沙丘之乱而作的。

周灭商之后，延续了三百多年的西周王朝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宣告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百五十多年的诸侯争霸、称雄四方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及五霸七雄纷争前后达八九百年，几乎又是一个千年，“沙丘平台”在这个千年里居然又一次成为一个王朝的祭地！

记得小学高年级学历史时，就能很熟练地背诵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名字，而其中数赵国的故事、英雄常挂在嘴边，比如“东郭先生和狼”，神医扁鹊，骁勇赵简子等等。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赵国是个很大很了不起的国家，不想成年后，我一直远离故土楚国而在赵国的地盘工作了三十年之久。其实，赵国自古就有“招天下贤才，结四方豪杰”之传统。

古时的赵国，以邯郸为都，疆域曾辽阔到今日的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曾为殷商园囿的“沙丘平台”自为赵国的名胜园林之地，他们不断在“沙丘平台”大兴土木，建造离宫、馆舍、花圃、驰道，使“沙丘平台”规模大若都会。

那位被后人称为一代贤主的赵武灵王赵雍实在称得上历史上最早懂得“改革为强国之大策”的明君。在他继位后的公元前307年，年轻的武灵王为改制军队便进行了第一次“微服私访”。他没有告诉任何大臣，也没有带任何护卫和随从，一个人几乎走遍了赵国各地。在遥远的北国边境，为了解敌情，他亲自去站岗放哨，这使他亲眼目睹了北方胡人的英勇善战。胡人的马队骑兵常常旋风般卷来，袭击赵国领土，抢劫粮食财物之后又风驰电掣般逃走，待赵军套好战车、披好铁甲、持好戈戟、排好阵势时，胡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切，赵武灵王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发出了“不改革我们就没有出路，不改革我们就只能永远挨打”的呐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发出“改革”之声的英君——他要废除笨拙的战车铁甲，建立强大的骑兵。然而，汉人的服饰不适合骑兵穿戴，宽袍大袖，袍子拖地盖脚，衣袖宽到膝盖，长得伸不出手来。把走路慢慢腾腾、一步一摇视为斯文、风度的汉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学习骑马射箭的。要想学习骑射必须先从改革服装入手。然而谈何容易？有人说：服饰是千百年来祖辈传下来的样式，是根据古礼要求制作的。试想，我们穿胡服行礼、议事，上有辱祖制，下遭邻国耻笑，成何体统？为说服众臣，赵武灵王不惜身先士卒，和两位支持改革的大臣公然改穿窄袖紧身胡服上朝，在遭众臣反对时，赵武灵王再次专程去说服德高望重的朝廷元老、叔父公子成。终于，在公子成想通并支持下，赵国服装改革成功。

从改革服装，到改革军制、抛弃战车、练习骑射，赵国很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一年后，在异国惊呼“天兵天将来了”的仓皇中，赵军所向披靡，成为令中原各国刮目相看的强国，竟使强大的秦国也不敢小瞧。

就在赵武灵王踌躇满志、化装为使节潜入秦国打探军情地形，准备一举消灭秦国从而称霸六国之时，一场悲剧发生了——

一天，已经将王位传给小儿子公子何，即赵惠文王，而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与赵惠文王一起来到“沙丘平台”离宫议事，不想，本该继承王位而未成的赵武灵王长子太子章突然发兵讨伐惠文王，大军围攻“沙丘平台”。老臣公子成等闻讯率军日夜兼程从邯郸赶赴“沙丘平台”离宫，讨伐太子章，太子章兵败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最终被惠文王之兵搜出杀死。惠文王知其父藏匿太子章，便命公子成和大将李兑重兵围困沙丘离宫三月有余，主公誓死不出，在粮绝水断之下，主公不得不在宫檐和林中逮鼠捕鸟充饥，最终饿死沙丘。

对于壮志末酬身先死的赵武灵王，司马迁曾写道：“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不出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驰，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脚踏平台，环顾四周广袤大地，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一代明君赵武灵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忏悔：不该偏妃兮乱朝纲，兄弟相残兮主之过；朝乱国难兮乏公正，难兮难兮不宗法。

遗憾的是一个两千三百多年前的诸侯国君主临死前的大彻大悟大忏悔，最终也未能成为历代封建专制者的千古大戒，朝廷权力之争最终使国陷灾难民被涂炭，真是“悲乎悲乎旷千古”！

4

“沙丘平台”第三次成为一个帝王的祭坛是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临齐国城下，已无力抵抗的齐王不得不出城投降秦军，至此，韩、赵、魏、楚、燕、齐全部被秦国攻破，归属秦国。中原诸侯从东周开始，经历了五百五十年的争夺，最后统一了。

统一了六国的秦嬴政始称皇帝，“皇帝”二字是取“三皇”、“五帝”各一字而成，秦王要把自己和“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之所以加个“始”字，是狂想未来的社会永远是他的家天下：他是始皇，接下去是他的儿子，儿子之后是孙子，那就是二世皇、三世皇……直到百世千世。不想，这个极富浪漫主义狂想的始皇帝未能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大限：即穷奢极欲的同时不忘记对人民的残暴，最终使他成为一个短命的皇帝，秦朝也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秦嬴政不乏功绩，如果说他指令三十多万兵众民夫数十年在寒冷的边塞野岭修筑长城仅是一种对外族虚枉的抵挡和野蛮残忍的话，那么，他兴水利、筑堰坝的指令却成为千古的明智和慧心。两千年来，庇佑和濡养了“天府”之富乃至华夏之殷的都江堰，便是这一指令的例证——尽管三十多万人修长城、五十多万人通灵渠最终能活着回家的仅十有三四。除此，他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道路等等，这些指令至今都不愧是一个千百年处于割据的民族统一和强大起来的历史性纲领。

历朝历代的专制独裁者都逃不脱淫乐和暴戾对人性和生命的荼毒，秦始皇复加有余：仅因书生淳于越的朝谏不符帝意，他便下令将所有的《诗》、《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焚为灰烬。据说，当时只有曲阜孔子家庙里由孔子后代收藏的著书数十部，因暗暗存放在夹墙里面，才得以保存。由焚书到坑儒，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对文化和文人的残酷绞杀，他指令在全国逮捕了四百六十多个无辜的文化人，把他们全部捆绑到咸阳闹市示众，并打得皮开肉绽，致使太子扶苏都难以忍心目睹而力谏父亲不能如此诛儒，然而秦始皇不但不听，反而大怒，罚扶苏到寒冷荒凉的边塞监督蒙恬率领的修长城的三十多万大军，而四百六十多个文化大儒最终被赶到一个山谷，用乱石黄土活埋。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命七十多万人修骊山坟墓、七十多万人修阿房宫，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到秦始皇死时仍然没有完工。秦始皇在关中、关外总计修建了宫廷七百多处，仅咸阳二百里内就有宫廷二百七十座！豪华的宫廷、圣殿给当时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中国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就有民谣：“阿房阿房亡始皇。”后来项羽灭秦时，一把大火燃阿房，竟然一直烧了三个月之久，足见阿房宫和周围的建筑物规模之宏大。烧掉的是暴君的享乐，也同时是百姓的血汗和千古的文化。没办法，这是几千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动荡、相残、更迭无法绕过的惨重代价。

十分荒诞的是这个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坑儒、更不怕涂炭民众的暴君，年纪不大却十分怕死。他在位时曾不远千里万里五次东巡，不是到泰山封禅拜佛，就是到东海寻长生不老仙药。公元前210年七月，他第五次东巡派徐福率千名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仙药不得（实际上徐福根本寻不到仙药，已畏罪潜渡日本，日本至今有徐福庙、徐福街、徐福码头等），只好返咸阳。途经今山东德州时染病，好不容易来到邢台广宗沙丘宫，进驻不久即驾崩，是年秦始皇刚刚五十岁。

临终前的秦始皇匆拟诏书，立太子扶苏为二世皇。不想，诏书被料理皇帝乘舆和印信、墨书的宦官赵高所篡改。

赵高先父因触犯刑律被处以宫刑，其母受诛连入宫为奴。因与人私通生赵高，赵高也受宫刑服役于宫中。他生性狡黠刁滑，善伺人主之意，利用始皇“好谀”的弱点取得青睐，升为中车府令，即掌管皇帝车舆之事，并做了始皇小儿子胡亥的老师。他深恐博才、宽厚的扶苏一旦继承皇位自己失宠，即决心破坏扶苏继位。

始皇于沙丘宫驾崩后，他秘不发丧，经过挑拨、威逼、利诱最终说服了二十岁的胡亥，又使丞相李斯就范，同意毁掉始皇留给扶苏的玺书，伪造了皇帝给李斯同意胡亥为太子的遗嘱和赐太子扶苏、将军蒙恬自裁的诏书，并派人昼夜兼程到边塞督促扶苏自裁。在“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黑暗专制下，扶苏看罢诏书便悲愤地拔剑自刎。对诏书真伪存疑的蒙恬决不自裁，但最终还是被押回咸阳监狱处死。

在扶苏自裁后，赵高、李斯方秘密运皇尸离开沙丘，经河北井陉驰道返京城咸阳。这时，皇尸已开始腐坏发臭，为掩人耳目，他们就以始皇喜食鲍鱼为名令沿途官员献鲍鱼，运尸舆车和其他大小跟随车辆都装上鲍鱼，用鱼腥掩盖了尸臭。千古一帝的江山就这样断送在胆大妄为、心狠手毒的阴谋家赵高手中。

胡亥继二世皇位后，并不得安宁，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他之上有二十位哥哥，还有十位公主，他和赵高篡诏之事随时有暴露之险。为此，在阉臣贼子赵高的掇弄下，胡亥残忍地杀害了二十位兄长和十位公主，并将朝廷内略持异议的大臣一个个杀掉。胡亥仅在位三年，陈胜、吴广率领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便敲响了这个短命帝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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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华北南平原已收割完夏麦，刚刚翻犁的黄土地一望无际，夏日的阳光下，大平台村静静地伫立，田畴边稀疏的树木静静地伫立。站在“沙丘平台”的遗址废墟之上，旋身瞭望眼前的一览无余，你无法想象千古沧桑就在脚下，历史的咆哮、呻吟、杀伐、哭泣、怪异、诡秘抑或是惊涛骇浪就在脚下。俯拾遍地的纹砖绳瓦、秦陶汉砾，还有积层很厚且已炭化的不知是哪个千年、世纪的谷粟，你无法不感受到时间辽远的苍茫和震撼。历史曾在这里停滞，又从这里继续；曾在这里葬送、诀别，又从这里生发、前行。看“沙丘平台”，是看历史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的弯弯曲曲、跌跌撞撞的脚印；感悟“沙丘平台”，是感悟中华文明千年的血泪和蹒跚的步履。

“沙丘平台”同时是历史缩写的一部大书，一个民族的光明与黑暗、文明与蒙昧、前行与羁绊，抑或是现在与未来都依然密码般存储其中，对于它的全部解读，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在又一个新千年到来之际，让我们站在吞古纳今的“沙丘平台”，告别伤痕累累，告别历史千年的涡旋，瞭望一个全新的、文明的大世界。

登灵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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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霄山位于河北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境内，邢台的文学朋友告诉我说，那里有一处东汉末年的遗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黄巾军的军事要地“中央寨”，营寨经历一千八百多年的风雨雷电的剥蚀，居然未被岁月湮灭、尘封。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古文明遗址多半是出自帝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成，而对于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统治进而推动历史前行的民众，在浩瀚广袤的大地空间，几乎难以留下他们的踪迹。他们曾浩浩荡荡而来，最终却又在时间与空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每每以巨大的力量撼动一个数百年的封建王朝，但借助于他们的力量更换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依然会把他们斩尽杀绝，从不留踪影。

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大限。

太行山深处尚完整地存留着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军的营寨遗址，这无疑是中华古文明中的一个奇迹。登灵霄山观看遗址，领略一千八百多年前民众的浩荡与历史的震撼，便成为一次愉快但并不轻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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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31日，邢台朋友郝宝铭、周宝战等陪我一同前往灵霄山。车子出邢台西约二十公里便进入太行山，在太行山崎岖山路上奔走得不能再奔走时，汽车停了下来。我们各自背足了干粮、饮水，司机锁好了车，我们便开始登山。

我们跨沟跳涧，攀岩越岭，层峦叠嶂的大太行始终屏障般拦截在我们的前面，好容易翻过一座山，前面却是更高的一道岭，山山岭岭无尽无垠。无论我们已经怎样筋疲力尽，也无论我们怎样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大太行并无丝毫的怜悯，它超拔凌云，它雄悍峥嵘。这是英雄们曾经依傍过的山，它自然有着依傍过英雄的傲岸与凌峻。可我又想，华北大平原多么广袤无垠，但却没有贫苦的反抗者的方寸之地，他们只能在这深山野岭集聚，所有的艰难困苦最终化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力量、意志和勇气。如今我们拜谒灵霄山，乃是拜谒历史链环上曾经璀璨的一道光明。

大约经过四个小时的跋涉、攀援，我们开始进入森林荫蔽着的黄巾军“中央寨”。朋友们领我来到被风雨剥蚀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寨墙边，寨墙用石块垒就，宽数米，高丈余；虽多处坍塌，但也有多处伟屹。使我惊讶的是，这石头的寨墙居然秦长城般在巍峨起伏的灵霄山上逶迤了百里方圆，这百里方圆里曾经会聚着多少摧毁旧王朝的亢奋的生命？抚摩这斑驳着风化着但却曾经浸润着数十万贫苦民众英雄气概的石头，我感慨时间凋零的只能是事件，而永远不会凋零的是民族的强韧精神和生命精粹。

走进寨墙，我们来到黄巾军首领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营帐，也即“点将台”。“点将台”依山而建，顺山势而下分为三处，在“点将台”遗址，四处散落着秦砖汉瓦和雕刻着滚龙的汉白玉石柱，站在“点将台”颓败的遗址上，我们想象着张角兄弟当年的威仪和满山遍野猎猎飘扬的黄军旗；在“中央寨”的山岭沟壑，我们还发现上百处当年黄巾军的宿营地，每块宿营地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地面，最多住一个班。宿营地里当然不会还有房屋，但一千八百年前义军用石块垒就的房屋的墙壁仍寂然地矗立。抚摩凝视这石块的墙壁，我在心底发出一声千年的问候：“你们还好吗？战士！”

在“点将台”陡峭的石阶上静静地坐下，我的心倏忽十分地怆然，我仿佛清晰地听见当年数十万义军的呐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喊声沿太行山滚滚林涛云海传来，启示一个最俗常的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者的残暴、腐败最终将成为自掘坟墓！

顺“点将台”中线山岭往下，我们看到了当年供义军吃水的“八角琉璃井”，井旁有一几十吨重的似“卧牛”状的巨石。据说，当年，张角率十几万义军进山时找不到饮水，夜间忽听牛叫声，循声找去看到的不是牛而是这一似牛的巨石。有生命哞叫的地方就应该有水，他们领会了上苍冥冥的旨意，便傍着巨石掘井，于是就掘出了这千年甘泉。

从琉璃井往下，我们来到了“铁瓦楼”遗址。“铁瓦楼”遗址位于灵霄山下一处较平坦但并不宽绰的坡面，遗址上堆砌着千年的砖瓦，巨大的汉白玉柱础石和皇宫建筑才有的汉白玉龙柱、螭首等。据说，当年张角在这里盖了一处金碧辉煌的被称为“金銮殿”的楼阁，“大贤良师”张角在起义还未胜利之时便在这里演出了一幕皇帝“登基”的闹剧。这是一个置身封建社会深处的农民义军领袖的精神局限。谁说不是这种局限强化并延续了一个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在“铁瓦楼”前面，有义军当年修筑的长达四十五华里的暗道，离“铁瓦楼”不远处的山涧，我们还看到了义军设置的水牢，据说，水牢是惩治叛徒和俘虏的。黄巾起义最终失败，张角登基做皇帝的梦想破碎，这座位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中的“金銮殿”，被后人和百姓称为“铁瓦楼”。

在黄巾起义遗址攀上走下，左转右行，我一直在想，在这远离城市和平原的大山深处，曾浩荡过英雄的大气，也湮灭过一场举世的悲剧；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宏志夙愿，也有“黄粱”大限；有奋斗的熊熊烈火，也有陨落的残骸白烟……登灵霄山，是登一段历史的台阶，是读一篇历史的章节，从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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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起义发生在东汉末年，即公元184年。延续了四百余年的汉朝到东汉末期，灵帝昏庸无耻、宦官弄权朝政、文武大臣为非作歹，全国一片侈靡之风。比如，汉灵帝在玩腻了所有昏庸游戏之后想看裸女，宦官们立即传旨建起了千间“裸游馆”，从全国找来数百名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女子，这些女子光着身子在裸游馆供灵帝追逐嬉戏。一天，灵帝在宫内游玩，一时高兴，便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灵帝宠幸宦官，把宦官当做父母，可称空前绝后；宦官得志，无所顾忌，他们在为灵帝敛财的同时，也猖狂地为自己敛财。他们攀比着建宅第，他们索要贿赂竟敢明码标价。河北巨鹿太守司马直被索交巨贿三百万，司马直不忍盘剥百姓，向朝廷写了一封指斥时弊的信后，便服毒自杀；镇压少数民族使后汉王朝兵源枯竭，国库空虚。千里边塞常年鲜血淋淋，白骨累累。当时的一首民谣唱道：“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说的是：田里的麦子该收获了，可是男人们都被征去当兵打仗，干活的全剩下妇女。当官的向皇帝献良马，自己还要乘坐华贵车辆，这些都要老百姓摊钱，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连年战争，使农村丧失了劳力，土地无人耕种，水利失修，灾害连年。史记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河北饥民有妻子吃丈夫的，河南饥民有丈夫吃妻子的；旱灾、雹灾、蝗灾、水灾连年暴发。真是饥民遍野、白骨累累。

河北巨鹿人张角三兄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揭竿而起，以传经、布道、行医组织起遍布全国八州二十八郡三十六方太平道徒三十余万人，在与腐败的东汉王朝的决斗中，张角兄弟和几十万起义战士及他们的家属全部壮烈战死，其中五万余名义军宁可投进广宗县的清河（今已改道）自尽，也决不投降。刽子手皇甫嵩下令掘开张角坟墓，打开棺椁戮尸，还下令把尸体堆到一起用土封埋，称为“京观”。

实际上，从张角兄弟牺牲到后汉王朝灭亡（220年），各地打着黄巾起义的农民军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仅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在黄巾起义军的一片战鼓声中，气绝身亡。

黄巾大起义虽然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即使那些最终建立了政权的农民起义军，因政权性质已改变为封建专政，就农民自身而言，还是失败——但它却彻底摧毁了后汉王朝的根基，一个存在了一百九十五年的后汉王朝最终在历史的海洋中永远地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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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科书中或一些历史演义的读本中，我们发现从童年起就从连环画中熟知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董卓、卢植、曹操、袁绍、袁术、皇甫嵩等都是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而我们熟知的另一些传之古今的人物刘备、关羽、张飞却被美化着，刘、关、张三人的英雄义气以及迥然不同的性格在我们的生活和习惯中常被引为美谈，殊不知恰是他们最好地充当了腐败王朝的帮凶，成为前面提到的那些军阀、刽子手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将领。

《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就写到了黄巾起义，作者罗贯中把在宦官祸国、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壮烈的农民起义写成“贼寇叛乱”，刘、关、张的出场正是为了镇压这场“贼寇叛乱”而应召的。这是由罗贯中正统史观的偏见所决定的，罗贯中奉刘汉为正统，反抗者自然被其视为“叛乱的贼寇”，反之，镇压者自然为“英雄豪杰”。然而，在河北邢台地区的巨鹿、广宗、平乡一带至今流传着无数有关黄巾起义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刘、关、张却一再地被鞭挞和讽刺，他们勾结官府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遭受着千年的谴责和唾弃，而张角等农民起义领袖却在这里接受着世代的赞颂和讴歌。

传说张角的故乡巨鹿城是座“龟驮城”。城中心是全城最高的地方，这是龟背，北关是龟尾，南关是龟脖和龟头，一边一眼深水井，是两只龟眼。过去巨鹿城周围是一片洼地，常年积水。是一只巨大的乌龟驮着城才使城不致淹没。乌龟驮着城每天晚上正转十四圈，倒转十四圈，一到晚上，城里的居民都不敢出城门，一出去就再进不了城。

一天，刘备率领三千兵马来围攻张角的大本营巨鹿城，他们兵分四路，企图夜袭巨鹿。谁知刚击鼓进兵，忽听一声巨响，山摇地动、雾气腾腾，官兵们定神一看，只见城在转圈儿，刘备慌了手脚，不知张角在使什么妖术，吓得退兵二十余里。关羽见刘备胆怯，又率兵两千攻城，他们也在巨鹿城的天旋地转中，人仰马翻，被纷纷甩到了城周围的深水中。这情景吓得张飞也不敢轻举妄动。

后因张角军营中出了叛徒，把龟驮城的秘密泄露给了刘、关、张，他们立即命令把石灰填到南关的两眼水井中，顿时听到一声怪叫，接着便是山摇地动。一片房瓦砸到张角头上，张角一惊，知大事不好，速带领人马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城。

自刘、关、张用石灰烧了龟眼以后，巨鹿城就再也不转了，但“龟驮城”的名字却世代留传了下来。

又传说张角神奇的医术和兵法是从华南老仙授予他的三部天书中获知。尤其是张角在兵法上的创造远比诸葛亮高出一筹。诸葛亮在长江边上摆下的八卦图，实际上张角在与卢植和刘、关、张作战中就已使用并数次击败过敌人，诸葛亮的八卦图是从张角那儿抄袭来的；张角根据兵书上“无中生有，偷天换日”得到启示，设计了“草人借箭”，打败了卢植军队，诸葛亮后来的“草船借箭”也是学习张角的。有诗道：“草船借箭是巧计，草人借箭更精明。莫道孔明多妙算，须知张角法先行。”张角使用的“土遁法”，令我们想到抗日战争时河北大平原上神奇的地道战；张角把烟花筒缚在木箭上制成“火箭”，用“火牛阵”大破卢植的铁甲连环马；张角在黑夜里用驴皮做成遮风的灯罩，由灯罩引路，将关羽的军队围困绞杀在八卦阵中。传说华北平原上至今流传的“皮影戏”就来源于张角的驴皮灯罩。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乡村，都建有关帝庙，不知从哪年哪月，杀人如麻的关云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中国百姓心中的神。但在邢台一带的巨鹿、广宗、平乡，从古至今没有一座关帝的神殿，那里的百姓才不祭奠、膜拜这个封建朝廷的鹰犬呢。

还可以举很多。

我们由这些口头传说和祭神行为发现其对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从这些传说和行为中，不难发现曾被我们忽略了的历史真实。这些，远非文人记载的历史所能及。统治阶级惯于篡改和歪曲历史，因而野史往往胜过正史，或对正史进行修正和补白；而人民的口碑文学留传下来的历史又往往能超越文人笔下的野史记载，这是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见证和评价，它包含着无法比拟的历史真实和宝贵的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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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邢台市政府及邢台各界人士都已躇踌满志，准备开发灵霄山，使其成为旅游胜地。一位和我们一路同行赴灵霄山的霍姓青年告诉我说，为开发灵霄山，他已奔走呼号了五年。现在，已有许多海外侨胞与他取得了联系，有意向投资开发灵霄山。他还说，开发灵霄山首先是保护灵霄山，保护这里的树木不被砍伐，植被不被破坏。为此，我们为沿路不断有人依然不停地在“砍砍伐檀兮”而忧心忡忡。但我们依然坚信，在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灵霄山的开发指日可待，一处古老的文化、历史遗存向世人开放指日可待。

去邢台，去登灵霄山，去华北南平原踏访无数的古遗址，在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中，感悟历史之沧桑、文化之深厚、人民之伟岸。

美丽艺术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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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剪纸，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国内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关于这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以说，蔚县剪纸挟带着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信息——世俗的和精神的，伦理的和哲学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一路向我们走来。在漫长的近二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屹立于东方世界的艺术之林。在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到来，民间文化面临自生自灭和迅速涣散与消亡的时代，蔚县剪纸以其独特的魅力坚挺着。这是蔚县剪纸的光荣。

我这里所说的坚挺，是指在我多年对蔚县剪纸的情感体悟和文化阅读中，发现它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大凡成熟的艺术应该具备的三个标志：即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风格，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蔚县剪纸都已具备。这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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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对蔚县剪纸的情感体认应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0年夏天，京、津、冀一千三百多名被称为“封资修路线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发配到了塞外张家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七十余人被分到了蔚县，我是七十余人之一。此后，我在蔚县这块土地上劳动、结婚、生子、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块古老、贫瘠、僻远、寒凉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风俗、民情、文化，无时不成为一种生命的浸溶，一天天、一年年对我形成一种生活与精神的滋养，我是在那块土地上开始了我最初的文学跋涉的。

记得那一年中秋节，我的未婚夫（大学同班）领我去他们家过节，他们家在离蔚县县城四十五公里的一个乡村，这个偌大的村庄被土黄色笼罩着——已经颓败不堪的土黄色村堡围墙，全部用泥土垒起的房屋，就连房顶也全部是泥土抹就的。就在我面对一片土黄色惊愕、困惑时，我发现了这里的家是洁白的、亮堂的，发现了与我南方故乡完全不同的半墙高的木窗棂，窗棂上糊着柔白色的大麻纸，每一个窗格格里都贴满了小巧艳丽的窗花——我第一次从婆母那里知道了窗棂上那些美丽无比的彩色纸艺品叫窗花；我第一次发现，太阳从窗外照进来，窗棂上那些翩翩飞舞的蝴蝶、温顺乖巧的小花猫、扛着大红水萝卜的小白兔，以及万紫千红的酷似自然的花卉，以及手持各种刀叉剑戟的戏剧人物，使这泥土的房屋突然地喜气洋洋，突然地温暖与热闹了起来。

村里的人来了许多，他们来看从南方来的新媳妇。孩子们挤不进来，他们悄悄舔破了窗纸看我，窗花染了他们的舌头……夜深了，月光从白灵灵的窗格里照进来，我躺在温和的土炕上望着满窗的缤纷和美丽，努力想象着这黄土的塞外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和岁月。

以后的年月里，我学着像蔚县乡间、城里的婆婆媳妇们那样，年年春节来临之时，都要到腊月的集市上买回一叠叠、一摞摞彩色剪纸，贴在自家的窗户上。一年又一年，是美丽的蔚县窗花伴随我和儿子、家人度过无数清贫但却喜庆的日子。

腊月蔚县所有的集市上，卖窗花、买窗花的人喧闹了五里长街，那是一个色彩和笑声的海洋。靠在木桌上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排排窗花“亮子”（窗花艺人卖窗花时都制作一扇如窗户样的大木框，框里的木格格里贴着各种窗花样品，当地人叫“亮子”），在冬日的阳光下，分外灿烂妩媚。辛苦了一年的蔚县乡下人、城里人一起走向集市，他们在“亮子”间穿行，在摊位前挑选，无论生活怎样艰辛，他们在买窗花时，内心里总是幸福美丽的。

我知道，蔚县有十几个乡镇，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刻窗花、染窗花，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然而，最喜气的莫过于看乡间女人们刻窗花——我感觉，塞外的女人们祖祖辈辈都会刻窗花，染窗花，她们个个心灵手巧，老老少少都会摆弄手中那一把把小小的刻刀，一叠叠毫无生气的白纸，在她们手中几分钟后就被切割成一张张栩栩如生的花鸟走兽抑或是戏剧人物图案，然后，她们再用酒精调色小心翼翼点染，大红大绿永远是她们心中的亮色。我曾在蔚县腊月的乡间，无数次看到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老婆婆们盘着腿坐在火炕上，她们把一双脚严严实实地压在腚下，开始刻窗花准备过年。她们一边刻一边哼着温情而野性的“二人台”曲：“过罢那个小年过大年，我请连才哥哥来吃饭。”“你请哥，吃什么？”“小白菜，蘸莜面……”她们嘴里哼着歌，手里飞动着各种刻刀。她们把内心的向往、倾慕、期待和祝福一心一意刻在一摞摞、一沓沓象征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福寿吉祥”的窗花上。她们刻窗花，有的只为自己用，有的拿到集市上卖。腊月的集市上，整条街都是卖窗花、买窗花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

十几年的塞外生活，使我对蔚县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蔚县剪纸、蔚县彩色泥塑都成为我诸多收藏中最珍爱的物品。我还把这些“珍爱”不断分送给我的文学朋友，让他们与我—起分享一种艺术的温馨和快乐。我从北京“宜家”家具商店买来十几块飘着松木清香的意大利木质小镜框，在镜框内装嵌上蔚县各种戏剧小脸谱，然后，我把这些小镜框成串地挂在我的书房内，这些小艺术品成为我书房独特别致的一道风景。近两年，我先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台湾地区，我还把这些美丽别致的小艺术品带给了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文学朋友。在俄罗斯作协外联主席奥列格的乡间别墅和莫斯科的住宅内，都摆放着我送他的这些小艺术品，当我告诉他小镜框里的彩色脸谱是中国忠义正直之士包公和杨延昭时，他笑着对我说：“那我就把他们作为祛邪的镇宅之宝吧！”

蔚县剪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畅销世界四十多个国家，也成为中国领导人馈赠国际友人的独特珍品。与中国许多民间艺术一样，蔚县剪纸也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其他种种磨难，终因它深深扎根于广阔的民间，又有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锲而不舍，最终使其生生不息并不断得到革新。

前不久，蔚县剪纸行业协会会刊副主编刘国权先生告诉我说，目前，蔚县剪纸已经发展到十二个乡镇十六个行政村二百个专业户，有两万多民间剪纸艺人，每年生产二百万套剪纸，农民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达两千万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的蔚县剪纸养育着塞外那方清贫而艺术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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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是一个剪纸大国，在各地的剪纸中，有单色剪纸、填色剪纸、衬色剪纸、铜凿剪纸，各类剪纸也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延安剪纸的朴拙，江南剪纸的流畅，广东剪纸的金碧辉煌，等等。蔚县剪纸在中国剪纸乃至世界剪纸行业中为什么能够独树一帜？这是由它的艺术特质所决定的。蔚县剪纸不是用剪子剪，而是用刻刀刻。蔚县艺人一般都有几十把、上百把刻刀、旋刀，大如雕刀小如银针。二十层、三十层、四十层、五十层……的安徽宣纸，在蔚县艺人的手中，“嚓嚓嚓嚓”便迅即成为一沓沓一摞摞白色“胎纸”，而蔚县剪纸先声夺人的是染色。在数百年的审美进程中，聪明的蔚县人发明了点染、平涂、晕染等十分成熟的染色技法，他们用酒精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任他们调配。极为奇妙的是他们在厚厚的“胎纸”上染色时，颜色径直往下渗透而不流溢，致使发丝般的间隙两色互不干扰，干干净净。染好的剪纸，第一张和几十层下面的一张一样鲜艳一样缤纷。

我常常惊叹蔚县人工艺上的一丝不苟和耐心，对艺术的耐心已成为蔚县人的美德。除此之外，对艺术的执著使这个艺术群体不断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大师级人物。蔚县人把这一美誉首推给农民艺人王老赏。王老赏诞生在19世纪末期（1890），在此之前，蔚县剪纸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王老赏的老家蔚县南张庄村家家户户都是剪纸艺人，这是王老赏艺术诞生的土壤。王老赏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在银匠刘老布的帮助下，发明了近百种刻刀，王老赏一生遵循的是，看一个人的窗花如何，首先看他的工具；再就是王老赏在彩染上使点染、平涂、晕染的技法炉火纯青。比如一朵牡丹，由于运用晕染，花瓣颜色中浓外淡，由于点染和平涂，花叶浅而叶脉深。除此，王老赏为蔚县剪纸开先河的是将二百多出戏曲中的八百多个人物刻成了剪纸，戏曲人物和后人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戏剧脸谱最终成为蔚县剪纸一绝而备受世界青睐，王老赏功不可没。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王老赏将戏曲人物剪纸化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曾在三万字的《商道》一文中专门写到了始于明初、繁华了整个清代、泯于20世纪20年代的在北中国沿袭了三百七十余年的古老商道——张库商道。在张库商道上诞生了无数的城市和旗盟：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还有沿路的呼和浩特、包头，直至四千公里外的俄罗斯恰克图。张家口市是这条商道的旱码头。最让人骄傲的是精明的山西商人在张家口、在这条商道上首创了中国银行的前身——票号，自此，使我们这个世界卸下了数千年的实银运送的沉重。在古代没有路的年代，精明的晋商以及后来的京商、冀商、外国商人们恰恰是通过蔚县南北的八个大峡谷到达张家口，走上这条古商道的。这时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蔚县有八百城堡八百戏楼，至今，蔚县的古民居、古戏楼都令世人叹为观止。处在古商道上的蔚县，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红红火火的剪纸艺术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童年少年时期十里八村赶着看戏的王老赏最终创作了八百个戏剧人物也就成为一种文化必然。

20世纪50年代伊始，察哈尔省的美术工作者佟坡等人先后到蔚县采风，发现了王老赏精湛的剪纸艺术，并为他画了素描像。王老赏离世后（1951年），他们还为他出了书。北京的阿英、上海的古塞等人还为他写了长长的文字，这就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认识蔚县剪纸、认识王老赏留下了第一份资料。在王老赏逝世半个世纪之后的2000年，中国剪纸研究会授予王老赏“20世纪中国十大民间艺术大师”称号。

我相信王老赏时代绝不止王老赏一个艺术大师，只是感谢佟坡们发现了他，并记录了他，其他任何史志是不会为民间艺术留下只言片语的。好在我们要庆幸今天这个时代，使我们在王老赏之后，又发现了周永明、任玉德、仰继、陈月新，以及周永明之家族、子女（周河、周广等），焦氏家族，卢海、李闽等等大师级人物和艺术新秀。

周永明一生创作了一千五百种剪纸作品，尤其是他创作的戏曲小脸谱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永远的至爱；任玉德集三十年剪纸艺术生涯，创作了两千五百种剪纸作品，其创作的无数剪纸精品和在蔚州戏曲大脸谱基础上诞生的任氏泥塑镂空脸谱成为中国民间艺术之瑰宝，他的许多剪纸作品被制作成邮票、明信片，并在国内外获得各种大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授予周氏兄妹等七位蔚州青年剪纸艺人“民间艺术大师”称号；艺术创新之秀李闽硬是把剪纸艺术发挥到了神妙的极致：他的剪纸人物肖像和山水作品完全可以与摄影、油画作品媲美，他创作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肖像酷似一幅逼真的摄影作品，被国家以六万元收购赠送给奥巴马本人，致使这个大洋彼岸的“巨人”对中国民间艺术惊叹不已；卢海创作的“红楼十二金钗”惟妙惟肖，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销售经久不衰……

蔚县资深文化人田永翔先生穷二十余年的努力，走遍了蔚县八大乡镇二十八个村堡，对蔚县窗花“喜气洋洋的主题，饱满充实的构图，生气欢活的造型，浓艳响亮的色彩”等独特的艺术特质作了最本质、最鲜活的理论诠释。田永翔的《蔚县窗花》是第一部对蔚县剪纸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大典。

与此同时，我从蔚县剪纸行业协会会刊上发现，以张怀远、刘国权为首的一批有识的蔚县文化人，也已开始了对蔚县剪纸的历史沿革、艺术特色、大师级人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追寻。

蔚县剪纸人才济济，薪火相传，大师辈出。这是蔚县剪纸的大幸，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大幸。

永远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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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年文化”源远流长，“年”里的喜庆、吉祥、团聚、祝福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泯的文化象征，在我们的血脉、精神和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传承。应该说，年画是“年文化”重要的语言符号之一，我们谁能对年画陌生呢？无论是幼年时望着母亲贴“门神”的喜乐，还是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我们自己，依然要在年里把一幅幅印制精美的“恭贺新禧”、“新春大吉”、“福禄寿禧”的年画贴在门上，年画带给我们生活的喜庆和心理的慰藉怎么说也不过分。

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有限的知识积累告诉我，这些欢天喜地、缤纷灿烂的年画产地在天津杨柳青、在山东潍坊、在苏州桃花坞、在四川绵州、在广东佛山、在河北武强……就是没有河北内丘！内丘年画，典籍中没有记载，生活中没有传闻。然而，在年画诞生于宋元（也有说诞生于隋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今千余年之后，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新世纪伊始——2003年1月，内丘年画石破天惊般浮出了水面，面对一片混沌、一片原始、一片民间原生态的木版画，中国年画界一片哗然……

其实，就是在这个北方寒冷的一月，在内丘农家腊月的集市上，内丘资深文化人韩秋长和年轻的文联主席和连芬从农民手里紧赶慢赶地搜集这些“纸马”时——千百年来，内丘人都把这种木版年画叫做“纸马”，或叫“神灵马”——他们的心里是充满了激奋和困惑的。一方面，他们为接到通知能到天津参加中国木版年画工作会议而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也为从未见过世面的内丘“纸马”将面对强手如林的中国年画而内心惶惑不安。

应该说，让内丘“纸马”去参加“中国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的中国木版年画会议，实属偶然，也是天意：2002年12月末，河北省民协换届会议在省会石家庄召开。会议结束的晚宴上，和连芬听到邻桌的中国民协党组书记白庚胜在和人们说着年画和年画会议，之后她走到白庚胜跟前说，白书记，我们那里也有年画。白庚胜问，你们是武强？不，我们是内丘。内丘哪有年画？内丘有年画，我们那儿叫“纸马儿”。你说叫什么？我说我们那儿叫“纸马儿”……

且不说和连芬是如何将内丘话语里儿化的“纸马”说给白庚胜听的，我只是想，白庚胜肯定从和连芬的叙说里隐隐感觉到了内丘人对生活的崇拜和内丘“纸马”千年的神秘，于是，他对和连芬说，1月6日你们到天津参加抢救年画的会议吧。和连芬问，我们怎么去呢？给你们发会议通知，你们带上你们的“纸马儿”。2003年1月3日，正在集市上匆匆“揭马子”的和连芬（内丘人在印制“纸马”时叫“刷马子”，在集市出售时不能叫卖，前去“买马子”的人不能说“买马子”，要说“揭马子”），收到了会议通知。

接下来便是1月6日的会议。当韩秋长、和连芬把用铁丝装订好的几大本、几百张内丘“纸马”原样和复印件呈给会议时，所有的专家、年画生产厂家都惊诧了。面对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印制极其精美的，且已完全市民化、市场化了的中国各地的年画，内丘年画的粗糙与原始、古朴与豪放、奇异与神秘使人们瞬间失语。当日下午，主持会议的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即让内丘的参会代表作大会发言。当韩秋长发完言，冯骥才便说，我一定要去你们内丘看看。

1月21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冯骥才便约白庚胜一起开车来到了内丘，在内丘走访、考察了几个村庄之后，冯骥才当场拍定，内丘年画为“中国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即将出版的十六部中国木版年画之一部！在位于内丘的东庞煤矿宾馆，冯骥才关起门来和部分县领导以及韩秋长、和连芬长谈了足足两个小时！他激情满怀又苦口婆心，他对内丘人说：“你们要下力量，希望你们下去，之后这部书的出版，你们就不用管了。现在主要是要你们搜集，搜集尽量不要有遗漏，因为我们这东西是留给后人的。越全越好，别怕啰唆，别怕跑破鞋底子，这事儿就得特别辛苦，是一个奉献性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们做好了，你们将给内丘整理下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为中华民族整理下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内丘年画价值何在？它何以感动了这位为保护和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而奔走呼号了十年且继续在奔走呼号的中国作家？

2

2003年3月2日，我踏雪来到了内丘，我是慕名来看内丘年画的。一场春雪悄静地落在了内丘的田野上，田野上农家建造的简陋的庙宇里，飘着同样悄静的纸火香烟。和连芬告诉我，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也是内丘民间“年”里的最后一个节日——土地神诞生日，庙里的香火是祭土地的。和连芬还说这一天要吃龙须面祭祀土地神。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内丘人一起吃了“鹊山牌”绿豆手工面，传说神医扁鹊当年在内丘行医就开始用绿豆熬汤为病人清热祛毒。

走在内丘，我就觉着有一种悠远古朴的文化气息氤氲着这块土地，当和连芬领我走进魏家屯村魏进军家时，这种感觉倏忽就更加浓烈了起来。魏进军的祖上是明代洪武五年从山西来到魏家屯的，魏进军说他家七代人做木版年画，经历了六百余年沧桑、动乱，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魏进军左躲右藏，终于保存下了二十八种、一百多块年画木版，他的灶神年画是清道光十九年的木版印制的，他的穗穗老母（即观音菩萨）年画是清末民初的木版，当然更多的是近代木版，是他的祖父、父亲和他雕刻的。如果不是各种文化蒙昧和文化浩劫，我相信魏进军家那些历史更久远的木版就不会被毁被烧。魏进军从他家仓房里抱出一大堆雕刻木版给我看，在他的指点下，我发现他的“全神家堂”木版上有十九个神像，“天地神”版上有二十三个神像……诸多的天地自然神嬉笑着，簇拥在—块块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的沉甸甸的杜梨木木版上。魏进军的年画是在粗糙的白纸上用红、黄、黑、绿四色套版印刷，即印制一张年画需要四块雕刻木版套印，在没有现代颜料的古代，魏进军的祖辈们就用石榴花制红色，用槐米（槐花骨朵）制黄色，用烟灰和锅底黑制黑色。每年的农历十一月魏进军和他的父辈们就忙碌了起来，他们要用四十天的时间印制年画，腊月十五至二十三是年画上市的日子，这日子是千年的约定俗成，不能违反。几十万张年画四色套印下来就是近百万次，魏进军的手臂累得肿胀，一旁递纸翻纸的妻子也五指肿大、食指指甲被磨掉，我们可以想象，在这冬天的日子，魏进军和内丘的农家有着怎样艰辛快乐而又神圣的艺术劳作！

魏进军的年画每年至少要印制二十万张，因为内丘周边的各县：赞皇、临城、隆尧、邢台、任县以及更远的山西都要从他这里进货。这些年画的价格极其低廉，魏进军说—张年画的成本三四分钱，他出售时只收四五分，一张只赚一分钱！我听后不禁失笑。但魏进军说，印制这些年画不全是为了自家的生活，实在是世世代代这里的人们都需要。

艺术的缘起是由人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已是现代人审视人类艺术的方法论和艺术观，而在内丘的田野乡间，由农民魏进军说出了这样具有艺术规律的关键词语，我感到一阵欣喜。

从魏家屯村出来，我们来到南双流村。与魏进军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的大版年画相比，南双流村家家户户几乎一律贴着小版年画，这些小版木刻年画长十八厘米、宽只有十厘米。和连芬说，这就是在内丘民间千年流传的“纸马”。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纸马大量印制的是民间俗神。诸如民间吉祥神：福禄寿禧神、财神、喜神、媒神、土地神、各种娘娘神；民间保护神与行业神：门神、灶神、药王神、土神、水神、鲁班神、茶神、酒神、仓神、路神、井神、场神、车神、梯神、中梁祖神（内丘人说他是姜子牙），还有保护织布机的吉（机）神，保护牲畜家禽的牛神、马神、鸡神、猪神，甚至有鸡鸣狗盗、小偷小摸的祖神“仙人小神”……除此，还有诸多的道教、佛教神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上元天官、太上老君、南海大士、八仙、弥勒、观音以及诸多的自然神明：雷神、雨神、水神、草神，等等等等。

所有神明都被内丘人用简朴的线条勾勒成了人的模样，他们身着古代的宽袍大袖，头戴各式官帽，手持各式神器。比如那位头戴宰相纱帽、手持如意、面目严肃清癯的文财神（内丘人说那是大忠臣比干），比如身披铠甲、脚蹬战靴、手持双剑、怒目三眼的马王神，还有身背粮袋、头戴草帽、喜气洋洋的场神，还有神奇的从鼻孔里长出两只粗臂大手的土神，还有贴在磨碾上手持长剑、骑着大虎的白虎神，以及小心翼翼扶着孩儿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梯神……

所有神明都成为内丘人生活和精神的崇拜，这些被人格化了的神明用木刻单色墨印在粗糙质劣的粉纸和黄纸上，然后被他们贴在了院落和房屋的各个地方：所有人家大门门楼两侧的墙壁上分别贴着一尊喜神，喜神在民间原本没有具体形象，是—个虚拟神，内丘人把她具体为一个高鼻大眼、梳着发髻、怀抱琵琶、笑容可掬的女性。他们在喜神的旁边，还安装着一个木盒，即使这个木盒十分简陋，他们也在里面插着几炷香，香烟袅袅，寄托着院落里的人来年的期冀：趋吉避险，喜事连连。走进院子，我们看见在正房外院，他们用泥土垒着一处砖龛，龛内贴着土地神，南墙根贴着土神，梯子上贴着梯神，鸡舍旁贴着鸡神，猪舍旁贴着猪神；走进屋内，我们看见正房堂屋贴着魏进军制作的四色大版年画“全神家堂”和“八仙神”；环顾四壁，他们在灶台上方贴着灶神、粮缸上贴着仓神、厢房西墙上贴着财神，堂屋方桌下的墙上贴着地藏神……再仔细一看，他们在所有贴神像的地方，一律都放着插香火用的小杯、小盒、小盅，在这些小器皿里堆满着燃尽的香灰，这证明他们在年节里对这些神明全部进行过香火祭拜。

我们在南双流村房老黑家看到了二十块这样的小版木刻，在耿全增家看到了三十块这样的小版木刻，耿全增的媳妇说，这是她男人的爷爷的爷爷们传下来的……

走进内丘，就走进了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寄托，也走进了一个神人共处、天人合一的祥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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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年画始于何年？何以在贫弱的北方乡间千年不衰？那些粗砺的线条、那些奇异的造像（比如土神从鼻孔中伸出两只粗壮的手臂）、那些原始的生殖崇拜（比如牛王神、马王神、仙女神等都有生殖象征的构图）属于什么艺术脉流，归于哪种艺术系统？驰名中外的邢窑遗址在内丘，内丘是中国白瓷的故乡，兴于隋唐的邢州白瓷曾使内丘成为唐代辉煌的瓷都，陶瓷艺术和年画艺术是否是内丘的两支姊妹艺术？所有的诘问使我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走得出内丘，但走不出内丘文化的隐秘。

内丘年画的诸神信仰表达着中国民间信仰的大气象，无论怎样，我们的先民和我们自己都不曾也无法躲开它的影响，象征着吉祥、威力和正义的神明，寄托着俗世人对于幸福、吉祥的渴望，它携带着规范和秩序，也赐予着慰藉和恩福，我们的祖先们在“万物有灵”的世界走过了千年。谁能说我们可以完全割裂传统再千年地走下去？风靡世界的《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说：“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时，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和语言的自主之风即将到来。……瑞典人将变得更加瑞典化，中国人更加中国化，而法国人更加法国化。”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文化与传统跻身未来世界？写到这里，我就特别想把冯骥才在内丘东庞煤矿宾馆说的另一段话告诉读者。他说：

内丘年画是非常独特的，是无法替代的，是其他年画所没有的。其他地方的年画比较多，但都市民化了。原生态的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年画，河北有两家，一个是武强，一个是内丘。但内丘年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原始性，它所反映的是农耕社会早期人和自然的关系。内丘年画主要以神灵为主，主要是人物，没有世俗故事，没有戏出、娃娃之类的题材。它的神像基本都是自然神……中国人把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看做是有生命的，要跟有生命的东西对话。人类早期，自然有时对人有威胁，所以他们要和自然造成一种亲和关系，融合在一起，体现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源泉来自我们的母体文化。人们的这种想法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最本质的东西，也反映了人们自身美好的精神本质。它（指内丘年画）把织布机和道路都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神不过是一种概念，是可以对话的，可以请求帮助的，要和它亲和的，不是要与自然对抗的。从人类文化学角度来看，内丘年画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这是内丘年画第一次获得的文化诠释和权威性价值判断。现在，内丘人已开始在全县三百多个村庄进行拉网式普查，我们会有更美好的期待。

德阳三惊

1998年10月15日晚我们往川西平原德阳转移。

“20世纪中国散文与现代文化”的研讨会于晚饭前刚刚闭幕，会议组织者之一四川大学中文系曾绍义教授宣布今晚八点离开成都桃花源赶赴德阳，参加来日三天的“德阳笔会”，并说德阳来接我们的车在楼下等了四个小时。我们只有二十分钟收拾行装和办理退宿的时间。于是，人们在楼道里奔跑，在房间里喧哗，在服务台催服务员检查房间……

为什么要去德阳？德阳是何地也？去德阳参加什么笔会？我想，在我们四十余人乘上德阳开来的两辆豪华轿车离开夜成都时，我们中许多人是迷惑的，抑或是对“德阳之行”并不在意。

德阳市文联副主席詹仕华先生坐在我的旁边，他是专门来接我们这些学者和作家的。车子上了成都至德阳的高速公路后，我发现詹先生几次跃跃欲试，想站起来向车里的人们说说德阳，说说我们前面有警车开道，说说市领导已向所属各县下达文件，配合好我们的参观和采访，说说德阳惊天动地的古文化……但不知为什么他几次站起又坐下，欲说又止言。我想他大概是发现车里的人并没有在意他的存在，也并没想听他说什么。我们相互大声说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嬉笑声喧哗声此起彼伏，詹先生在向我耳语了他想要说的话之后，便知趣地沉默了。

也难怪，我们这一群中谁又知道天下有个德阳？德阳有什么值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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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于德阳是在去德阳之后。

10月16日午饭后，东道主带领我们来到德阳艺术墙。

在一个雕塑艺术相对匮乏的国度，生活里我们能够看到的震撼我们心灵的雕塑艺术实在太少了。我们经常面对画册上的西方雕塑艺术发出一声声惊叹，可当我站在德阳艺术墙面前时，巨大的艺术陶醉和艺术梦想仿佛刹那间从天而降。导游小姐告诉我面对的一墙雄浑庄严的镂空壁雕，主题名叫《生命之歌》。凝眸望去，壁画上大面积的母亲、孩子、男人、奔腾的马群、如黛的远山以及壁画下跃动的飞瀑，你顿然会被人类的爱与深情、被生命的吟唱与向往所深深感动。导游小姐说这面高七米、宽三十八米的大型壁雕是由一千四百九十八块石头雕好后相拼组成。望着这被德阳艺术家们雕刻成温暖生命的块块顽石，我想象着德阳人不凡的艺术生命。

艺术墙的另一壁震撼心灵的壁雕题名为《智慧之光》，逼仄而来的神秘使我立刻想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具奇特神秘的人像面具：巨大的眼球圆柱般突出，仿佛在洞察天下万事；那两只长而竖直的大耳，仿佛在听天宇深处的大音；那挺拔如脊的高鼻和紧紧闭着的阔嘴透视出无法抵御的力量与智慧。这笼罩着古埃及神秘艺术氛围的人像来自何方？它是人还是神祇抑或是外星精灵？望着这高八米、长三十五米的红砂石壁雕，对艺术和神秘的双重敬畏，使我的思绪极其不安。导游小姐说《智慧之光》是“三星堆”出土的巨型金、铜面具的石刻再现，是用石头来告诉人们四千年前人类神秘的历史。那时，我还没去“三星堆”，我还不知那里发现了什么。但我面对这一墙紫红色的浑厚、凝重和庄严，已深深感受到一个极其神秘灿烂的人类文化和历史在撞击和诱惑着我。

艺术墙另一景深是由三十二根巨型红砂石龙柱和三十五扇用楠木雕刻的深褐色拱洞门共同组成的近百米的艺术长廊。石柱上的龙雕或吞云吐雾或翻江倒海，拱洞门上的木雕汇集了中国从盘古开天始的三十八个民间故事经典。徜徉在如此古朴、庄严、典雅、辽阔的艺术海洋之中，我不能不为德阳人巨大的艺术贡献所感叹。

在千米艺术墙广场对面，德阳人用青白花岗石雕刻了十二根高十米、直径一米的十二生肖柱，十二根生肖柱按阴阳八卦太极图布阵，十二根生肖柱横空出世、高擎蓝天，德阳人以此表达生命的生生不息。

……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人策划、设计并创作了如此博大精深的艺术迷宫？德阳人告诉我是德阳自己的艺术家和上千名德阳中江地区的民间石刻艺匠共同完成的。川西中江是石刻艺术之乡，被考古界发现的一百多幅东汉时期的中江崖墓壁雕曾震惊了世界，那些曾经建造北京故宫、颐和园和圆明园的艺术工匠，把亘古的艺术血脉般传给了他们的子孙，一代又一代……

怎样说清我对德阳人博大的艺术精神的惊愕与理解？

2

10月17日我们来到古城绵竹。到达绵竹方知晓绵竹的声名，绵竹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而享誉中外的“剑南春”酒产地居然在绵竹！

走进国家一级企业剑南春酒厂，突兀在我们面前的是厂院草坪中心矗立着的一尊巨大的白砂石雕塑。厂部一位年轻的先生向我们解释，雕塑作品的内容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和绵竹道人杨世昌泛舟中流、饮酒横箫。道人和苏文豪是至交。从监狱出来、带着官府和文痞们泼给的一身脏水和罪名的苏轼，怀着满腔的抑郁和绝望来到了僻远荒凉的黄州小镇，远离家眷、没有亲朋，甚至朋友们连书信都不给回复的苏轼，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此刻，唯有绵竹这位大怀道人杨世昌不顾山高路远，到黄州看望苏轼，两人曾携酒带鱼两游赤壁。苏轼曾亲书一帖，称道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通知黄白药物”；道人曾将自己酿制“蜜酒”的秘方送给需要借酒浇愁，借酒省审善恶世界，借酒完成旷古奇文前、后《赤壁赋》的苏轼，苏轼感激，即提笔作了传之后世的《蜜酒歌》。应该说是绵竹人的高风亮节连同绵竹的蜜酒一同慰藉了苏轼这位文盖千古的文豪孤寂的心怀，这是一段文坛佳话。“古来酒文不分，这么多作家来到我们剑南春是应了这千年的缘分。”很看重文化的剑南春人如是说。

我注意到两点：一是绵竹的酒古老而有渊源，二是绵竹的酒与画古来就有深缘。后来在剑南春酒厂的展室里我看到一些制作精致复杂的铜酒器——铜缶和提梁壶。这些器皿是在绵竹春秋时期古蜀族的船棺中出土的，中国人历来有“美酒配美器”的文化传统，古蜀族人把酒器制作得如此精美，这说明两千四百多年或者更早，绵竹人的酿酒文明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众所周知，四川至今是名酒大省，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驰名中外。

我注意到一则史记：唐大历十四年，德宗皇帝李适召集朝野，面谕朝臣，讨论“剑南烧春”是否作为贡酒的问题。我们无法知晓当年朝廷议酒的情形，然而，“剑南烧春”在当时朝廷引起的轰动，足以说明绵竹乃至四川在酒文化史上的地位；我还注意到另一段史实：北宋神宗时，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曾特别在汉州（今德阳广汉）设酒务十九个，一年的酒税高达一万七千贯，在成都府的十五个州中，酒税占第二位。南宋初年逃往南方的南宋王朝，中央财政陷于完全破产的境地。抗击金兵的西北川陕战场全靠四川支撑。为了筹集军费，时为川陕处置使的抗金领袖张浚（德阳绵竹人），首先看中了酒税，他鼓励民间纳钱酿酒。此后的七十余年里，四川的酒税一般都保持在四百一十余万缗（念mín，一缗相当于一千文铜币）以上，占了全国酒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四十九。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抗金军费的开支，大大缓解了南宋王朝军费匮乏的困难。

我不是一味地想说酿酒业与经济的关系，我只是想说，如此发达的酿酒业必定带来文化的发展。比如今天，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在下岗，剑南春酒厂员工年均收入仍达一万两千余元，而绵竹年画仍以每年数百万套的产量在走向世界。绵竹自古就有“酒中有画，画以酒名”的传统。有人说绵竹年画的产生与发展是因为绵竹竹纸业相当发达，这姑且是一个因素，但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而论，我以为绵竹年画的蓬勃发展一定是因了酿酒业的高度发展，百姓有了富庶的收入、安居乐业才可能有精神文化的追求与向往。绘画是一种审美价值很高的艺术创造，绵竹人无论童叟妇人，也无论文人还是乡野农民，甚至像杨世昌那样的道人，全都成为绘画高手。这种全民性的艺术追求的背后，一定离不开相对繁荣的经济背景。我想，那个“经济背景”一定是千年不衰的酿酒业吧。明清时期，绵竹已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同时成为中国四大年画制作中心，仅乾隆、嘉庆年间，绵竹有大小年画作坊三百余家，年画专业人员逾千人，年产年画一千两百多万张，产品远销中国与东南亚。

绵竹年画最大的特点是手绘而不是木版套印。站在绵竹人创作的传世珍品《老鼠嫁女》、《仕女骑车》、《百寿醉酒图》、《迎春图》前面，我依然在想绵竹人乃至德阳人的艺术精神。单说《迎春图》，那绝对是中国民间艺术一份灿烂的遗存。仔细端详这幅被称为清代“清明上河图”的艺术长卷，你无法不去想象那个民间艺人黄瑞鹄。黄瑞鹄年代绵竹年画已从明代始繁荣昌盛了数百年，艺术精品肯定已洋洋大观，可黄瑞鹄却要创作属于自己精神高度的作品。一幅宽四十八厘米、长六百零四厘米的艺术长卷集“迎春”、“报春”、“游春”、“打春”四个大型闹春场面和四百六十多个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身份的人物千姿百态于一纸：有坐轿的县令，有手执春牌坐在水牛背上的官吏，有头缠土布带的牵牛农夫，有四台方桌上的杂耍艺人，还有一只脚穿草鞋另一只脚穿布鞋的舞龙人；不论男女老幼官吏平民，从大街小巷春潮般涌向绵竹街头，这是一个喜庆的春天。

这样庞大的艺术巨制，倘若黄瑞鹄没有寻求艺术至善至美的抱负和目光，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胆识，没有厚积传统又超越传统的艺术功底，没有豁出数月数年不以艺术赎谷米的艺术风骨，他断然不会创作出被我们今天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艺术珍品。

我倏忽又想起德阳艺术墙，我惊愕现代德阳人和古时德阳人的艺术精魂居然如此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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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惊世骇俗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在遗址不远处，德阳人建造了一座同样惊世骇俗的三星堆博物馆，庞大的旋转体造物仿佛从天外飞来，降落在辽阔的川西平原，苍浑而宁静，诉说着一种神秘的语言。

三星堆出土的是距今四千余年的人类的一段灿烂文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批造型奇特的铜铸人像面具和与真人同等大小的铜铸人头雕像群，其中就有我在德阳艺术墙看到的那尊眼球柱形突出达17厘米、两耳间宽138米的奇特人造像，有鼻梁高耸、嘴唇圆阔、戴着闪闪发光的金面罩的人造像，有长达143米的包金手杖，有高达262厘米的青铜全身人立像（人身净高189厘米），有两株高4米的青铜神树，还有70余根直径10多厘米的象牙堆积，还有类似我在剑南春酒厂看到的在绵竹出土的春秋时期船棺里的精美酒器，讲解员小姐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四千余件……

我注意到博物馆的一幅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我想，这个“惊”字不仅表达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为世界所罕见，而且表达了笼罩在这些出土文物之上的无数无法诠释的神秘。首先说那枚长达一百四十三厘米的金杖吧。我们知道，从夏代“禹铸九鼎”始，易鼎已成为权力转移的象征。然而，这里有杖而无鼎。在此之前，世界考古界已经发现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埃及法老手执齐肩的权杖，那么，三星堆出土的如此之长、图文极其神秘复杂（有前后对称戴冠的人头、有两背相对的鸟和鱼、有秘语般的符号和纹饰）的金杖为谁所有？显然，这是一件以鸟鱼为图腾的部落或王国的遗物。那么，这用七百克纯金包裹的长杖是权力的象征抑或是部落的神祇？如果金杖是权力的象征，那它是古西亚文化遗存，古埃及文化遗存抑或是古蜀族文化遗存？

还有那些金面罩，是世界上制作最早的金器文物。19世纪70年代，法国人曾在希腊发掘迈锡尼国王墓时，发现了隔世三千五百多年的迈锡尼国王的金面罩，这具面罩放在国王的尸体上，以保护死者容颜千年不凋。而三星堆的金面罩套在数具青铜人雕像上，这是为了什么呢？是属什么文化意蕴呢？

还有那铸满人身、鸟头、珍禽、异兽、铜贝的巨大的青铜神树，还有那五十多枚吊眼高鼻阔嘴或沉思或默想或凛然或伟仪的无比庄严冷峻的人头雕，它们都是从怎样的历史异角和岁月苍茫中走来？中原文化的青铜浇铸技术发展是到了商代，如何理解殷商时期“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就具有了如此的炉火纯青？他们如何将熔点高达摄氏一千多度的金属熔化而后进行数百公斤的造像浇铸？他们劳其筋骨创造这些造像群为祭祀还是为艺术？而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把如此之多之贵之罕见的物品一层一层地埋到了地下？是灾难就要来临还是王国准备迁徙？是战争瘟疫洪水抑或是天降神旨使这个创造了如此灿烂文明的生物群突然销声匿迹？三星堆，你究竟是神的乐园还是人的居所，抑或是外星人的试验基地？我甚至想仰望冥冥天宇发出一声质疑：“上苍呀！是谁创造了这千年的秘密？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身陷三星堆如此苍古的神性和巫性相交融的氛围中，我深觉历史的苍茫和宇宙的混沌使人类面临大限；面对仿佛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古蜀文化，我的惊悸与遐想伸向远古无边的幽深与不泯。

然而，我还是宁愿把三星堆这段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视为德阳人始祖创造的一座神奇梦幻般的艺术殿堂，那是德阳艺术精魂的昨天。

走得出德阳，走不出德阳给予我精神的震撼与惊骇。

雕花楼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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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从穴居的山洞里走出，千百万年来从未停止过营造居所、宅院的奋斗，这奋斗魔幻般成为人类永远的背负。还有什么背负比此更让人类亢奋和生生不息的呢？

走过苏南的周庄、甪直、同里，看过了三进、五进，甚至七进的沈厅、张厅、万盛米行和退思园……之后；看过了双桥、三步二桥和具有“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古镇、老街、水巷和贴水人家……之后，我已经从吴越人建造房屋、庭园的精细里看到了他们追求典雅、韵致、细腻生活的精神内蕴。这内蕴经纬在水里，也深藏在宅第。对于一个从粗犷、粗砺、粗糙的北地走去的人，这“梦里水乡”的精细和韵致已足够让我惊诧和慨叹的了！

但当我们驱车来到坐落在苏州吴县东山镇的“雕花楼”时，我感到我把内心的惊诧和慨叹深深地留在这座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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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花大楼绝不愧对“江南第一楼”的誉称。在一个三千多平方米的偌大的三层古楼和庭院里，成千上万的古典雕刻覆盖了所有建筑物的表面，你几乎无法找出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无刻面。这里集砖雕、木雕、石雕、金雕及彩绘、泥塑之大成，走进雕花楼，你便走进了一座东方雕刻艺术博物馆。

仅一个青砖门楼就集阴阳雕、浮雕、圆雕、透雕、立体雕等所有始于东汉时的砖雕艺术手段，大自然中的万千物种：灵芝、牡丹、石榴、佛手、菊兰、祥云；古中国的无数传说、故事、人物：“八仙庆寿”、“郭子仪上寿”、“尧舜传让”、“文王访贤”、“天官赐福”、“鲤鱼跳龙门”、“和合二仙”、“牛郎织女”……均栩栩如生地浮现在门楼的每一块青砖黛瓦上。仰望那翼角高飞、斗拱重昂的砖雕艺术珍品，你会想，是谁在这方寸门楼上荟萃了东方古老艺术的万千精华？

走进砖门楼，气象万千的雕花楼就灿烂地绽放在你的面前——所有的门、窗、檩、梁、廊柱、槅栅、壁橱，甚至门槛、门扣、插销、锁眼，无不精雕细刻、繁花盎然；天井、花园、楼上楼下，大厅、书房、客房、卧室、阳台、密室、回廊，老爷屋、太太屋、少爷屋、小姐屋……好一个机巧静幽，雕花堆秀。仅在主人举办婚丧大事、接待贵宾的一楼大厅的檩梁上，就刻有一百七十二只凤凰；包头梁的三个平面均为黄杨木雕，密布着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四十八个故事：《桃园结义》、《董卓进京》、《赤壁大战》、《三英战吕布》、《暗度陈仓》、《孔明装神》……无不显露着古代武战人物的大气磅礴和威严英武；大厅的厅窗和左右耳房、书房的近百扇长窗和半窗的夹板、裙板上，精刻着连篇的《三国演义》、《西厢记》、《二十四孝图》。虽《三国演义》、《西厢记》已毁，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读到始于东汉、宣扬《孝经》的完整的二十四个故事：如《怀橘奉母》、《咬指心痛》、《鹿乳奉亲》……以及古代勉励读书的《座神颜回》、《道途磨杵》、《囊萤夜读》……在所有面临天井的门窗上，全部配有海棠形、双桃形、古币形、蝙蝠形的金雕搭纽、锁眼、插销；抬头仰望家眷居住的二楼，前楼二十个檐柱全部雕刻成硕大的竹节状，寓意“节节高”。其实，遍布木楼庭园的雕刻无不寓意着楼主对“福、禄、寿、祥、德、善、子传、孝、文”的虔诚渴求和寄望。

我在楼上、楼下、回廊、密室里转来转去，最终迷失了下楼的地方。迷失于楼中的我，抚摩着廊柱、窗棂抑或是精巧的战国刀形古币搭纽就想：雕刻这件大型艺术品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艺术灵魂？倘若没有高涨的艺术激情和对立体造型之美的顽强追求以及自由发展这种艺术的外境，他们怎能如此娴熟磅礴、恣意汪洋地把玩雕塑语言从而让这件庞然的大精大美占有了永恒的空间？

我还想：这座楼的主人是谁？他为何如此大气势、大手笔、大奢侈、大豪华地让工匠给造了这么一个宅院？发生在这个大宅院的幸与不幸、奋斗与享乐、希望与绝望抑或是悲欢离合、命运跌宕的故事还能少么？

这样想着，我就仿佛听见从卧房的幽深处、窗棂的背后、密室的顶上，传来了柔婉的轻笑、窃窃的私语抑或是痛苦的呻吟、悲恸的抽泣……我张皇地找到楼梯出口，不无怅惘地走下楼去。

3

雕花楼的建造始于清末民初，这与遍布苏南古镇的明清建筑距我们要近得多，但它囊括的明清建筑艺术且部分地吸收17至18世纪意大利宫廷美术巴洛克雕刻以及法国宫廷艺术洛可可雕刻，已经向我们说明无论是楼主还是楼的设计者直至工匠，他们对生活和艺术的全部激情和梦想。彼时，活动在这座艺术大楼的人们的创作过程和激动心情，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但有一点应该毋庸置疑：是劳动创造了我们的世界，也创造了从事艺术活动的人。

据说，建造雕花楼花去了15万两银子，合时价黄金3741两。按我们今天1克黄金合100元人民币折算，造这座大楼用去的人民币应是18705万元，仅那个青砖门楼的费用就是400两银子，折合今天的人民币也是200万元。这些，对于今天清贫的文人来说，绝对都是一个个天文数字，只有那个在太湖岸边长大的东山人，后去上海开了纱行的金锡之拿得出。

金氏家族传递到金锡之、金植之兄弟时，除了三进明代建筑的老宅外，已经没有进金量银的生存手段，只为当铺小职员的父亲早逝使金氏兄弟只是靠着母亲做手工、搞刺绣维持生活和读书，长大后的金氏兄弟也只是在老宅的后山上种橘茶、务农耕度日。

阅读过于粗浅的关于金锡之身世简介，我更愿意相信民间有关他及其家族的传说：金锡之的发迹是他到上海一家当铺做徒工，后升为朝奉，最终成为当铺老板女婿之后的事情。如果说金锡之对于老板一家人有救命之恩——当老板女儿上吐下泻、生命垂危之时，是金锡之提醒老医生可能是误吃河豚；当老板夫妻乘坐的黄包车发生意外双双坠入河心时，是金锡之迅速赶来从水中救了两人的性命——属命运的机巧安排，那么，金锡之帮助老板识破当价高达千块大洋，冒充唐伯虎手迹的赝品画，则是一个苏南人勤业、精学，最终才学出众、出类拔萃的秉性所致。即使这样，对于忠孝、勤勉且家有老母、妻女的金锡之来说，绝无做老板乘龙快婿的非分之想。不幸的是，如花似玉的妻子梅氏却突然染病身亡，数百里陆上水里从上海赶回东山时，金锡之已失去了结发之人。这就使后来同样染病、生命垂危的老板一定要让女儿和金锡之在他的病床前拜天地、结夫妻变得顺理成章。

继承了当铺大业的金锡之，依然是没有力量在老家建盖雕花楼的。金锡之真正的发达是因为这位头脑精明的苏南人率先嗅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迅即进入了全新的工业革命时期，而纺织业的崛起是这一时期最辉煌的象征。在民族工业的蒙昧时期，精明的苏南人金锡之毅然关闭当铺，开始了棉花生意，随之又开了纱行……纺织业在上海的兴起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我们至今怎样估价它的影响也不过分。

金锡之后来的事情我并不知晓，但我相信他的纱行一定开得相当不错，否则，他是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太湖边老家花十五万两银子建一座艺术大楼的，况且还买进了与建楼资金同样价值的全部红木家具。

固然，雄厚的资金是建造这座艺术大楼的基本保证，但若没有苏南人对文化、艺术的生命积累，我们今天依然是看不到这座艺术经典的。据说，建楼之初，金锡之对在家监理大楼建设的弟弟金植之就下了“死令”：一定要建一座绝无仅有的、能够传世的大楼……

要建一座空前绝后的庭院、楼房绝非易事。金植之当然要慎之又慎，他请来数十名有百年传统工艺的香山工匠，花三年时间，设计建造了这座集雕刻艺术之大成的雕花楼。传说，金锡之与梅氏所生之长女在雕花楼建成之时，便偷偷离家出走，随建楼的一位技术精湛的领班雕刻大师飘然远去；又说因童年出天花变得丑陋无比的长女是被一位卖米的粮贩娶走。我宁愿相信前者。三年的相处、厮磨，没准是爱情的火花使雕刻大师焕发了难以遏止的艺术激情，他要为心爱的人盖一座美轮美奂的居所，尽管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使他们不能结合。

爱他的女子最终舍弃富贵与他私奔，这是雕刻大师所始料不及的。他们走了，走得离雕花楼远远的，走到无人知晓他们的地方。也许，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座爱情之花的结晶居然如此天长地久，永远地矗立在了时间与空间之中，永远地矗立在了他们生命与爱最贴近的地方。人在天涯，楼在呼应……

离开雕花楼的那刻，我把这样的想象留在了这座美轮美奂的造物里。

4

人们从雕花楼拥进拥出的时候，大约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想：这座庞然的艺术精品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因为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被浩劫、被摧毁心存深重的惊悸和伤痛。且不说金氏家族所经历的漫长的军阀混战、倭寇入侵、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命运疾苦，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座昭然于天地间的“封资修”产物还不早被“红卫兵”、“造反派”一把火焚尽？它是如何在劫而逃的？

当我带着这种疑问和感激之心向雕花楼宾馆副总经理潘新新请教时，这位对雕花楼历史和建筑艺术颇有研究的先生粲然一笑，然后回答说：“以毒攻毒吧……”原来，在“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资本家财产的50年代伊始，雕花楼没有被分给贫下中农个人，而是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后又改为招待所，这便逃过了第一劫；“文革”中北京来的大学“红卫兵”联合东山镇的中学“红卫兵”曾几次来雕花楼造反，企图捣毁这座“资本家的老窝”，铲除“四旧”，都被东山人婉言相劝或被数百名持枪的民兵所阻止。然而浩劫在全国上下浩浩荡荡，势不可当。为避劫难，聪明的东山人索性将雕花楼变为一座盛“四旧”物品的仓库，把从各家各户抄来的“封资修”东西全部集中到雕花楼内，雕花楼终于派上了“革命”的用场，“红卫兵”们也就只好作罢。以至几十年后，潘新新幽默地告诉我说，这叫“以毒攻毒”。

其实，在周庄，在甪直，在同里，在广袤的苏南和江浙，有多少优秀的吴越人用“以毒攻毒”的巧妙保护了江南古镇的精美建筑啊！倘若没有他们的巧妙保护，我们现在何以纷至沓来？世界现在何以纷至沓来？即使这样，据说当年像周庄、甪直、同里、东山这样集中国古典建筑和江南民居之典范的小镇有四百多处，而现在已几乎破坏殆尽，只剩下不到二十处。物以稀为贵吧，现在，终于有了文化良知和文化觉醒的中国人从这里那里赶来，赶来参观游览水乡古镇三进、五进的民居，赶来领略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现代人可以为家里添置彩电、音响、电脑、手机，可以购置高档沙发、卧具，甚至可以买汽车、别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建江南古镇这样的居所、楼房、宅第、庭园了。这里的一切终于是空前绝后了。文明的前行难道真的要以全部牺牲和毁掉已有的文明为代价和前提吗？

走在江南古镇的深宅、大院、古桥、庭楼之中，现代人留恋什么？该说什么？

我想，我们能够留下的只能是一丝对平静、韵致、不争的家园生活的艳羡，一次对千年传统文化的挚情又哀婉的回眸，一声对前人乃至祖先跌宕命运的深深慨叹……

哦，泰山

1

在朦胧的向往里走近了泰山。

在古老的传说里走近了泰山。

本是很近，却又很远。很远地站在那里，听世纪的云端里纷说泰山远古悠远的往事——中华民族母族之一的华族发源地是泰山！

像古老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一样，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在这片安详宁静的山地里繁衍生息、开拓创造。从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到五万年前的新泰乌珠台少女；从原始的旧石器文化到影响了中国整整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齐鲁文化，中华民族在这里从野蛮走向文明。

历史巍峨地站在那里证明：炎帝的后裔是东夷人，东夷人的祖神是舜。甲骨文舜的写法是鸟头人身，东夷人的图腾是鸟。东夷人和鸟就生活在这一片安详宁静的山地。

东夷人的群体和部落组成联盟，联盟的图腾是各类鸟的集合体“凤凰”。东夷人创造了“凤凰”，东夷人创造了自己的图腾，东夷人创造繁衍了“凤的传人”。

在泰山这片远古的雄奇里，东夷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

和黄河上游以“龙”为图腾的尧的部落融溶相通，“凤的传人”、“龙的传人”融溶相通，东部虞(舜）文化和西部夏(尧）文化融溶相通。于是，伟大的华夏民族诞生了！

历史从远古的洪荒里走来。

人类从远古的洪荒里走来。

听那“魂兮归山”的向天的长歌，看那灵魂皈依的虔诚祈祷……

泰山！

2

有如奥林匹斯山之于希腊乃至欧美文化，有如旧耆阇崛山之于佛教文化，也有如富士山之于日本国民，泰山，数十亿年的磅礴变迁，数千年的精深与丰博，造就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宗教，源远流长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民族意志和精神。

泰山，巍峨地经纬于浩瀚的东海之滨，壮美地拔起在华北大平原的东端。燕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泰岭，乃至连绵起伏的东部丘陵和烟波浩渺的大海，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泰山。

遥遥四千平方公里，泰山为中央；

海拔一千七百米，泰山在一片平地中直冲霄汉！

中州、中原、中国，我们的祖先求天地正中而居。于是，一个民族的向心与凝聚，团结与统一，自尊与自豪，审美与爱恨就源于“中”，长于“中”。居中的“泰山文化”最终成为民族思维、个性的象征！

掬一捧家乡土走天涯海角，血洒疆场也要魂归故园，“孤死首丘”、“叶落归根”，千秋万代是泰山文化的熏陶，积淀了中华儿女对故土对民族深刻而崇高的眷恋！

从原始的膜拜自然，膜拜神灵，直至对太阳和光明的膜拜。几千年来，向心向中向山的思维凝聚了一个庞大而古老的民族！无论历史曾经怎样沧桑巨变，也无论战事曾经怎样使民族四分五裂，团结和统一最终使一个民族心向往之。无比强大的民族同心力和凝聚力使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为着民族的统一和富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泰山的厚重、刚健，泰山的气象岩岩，赋予一个偌大民族质朴、勤劳、善良和坚韧，乃至意志和品质的刚直不阿，乃至智慧灵性的博大精深。

孔子说：“仁者静”，“仁者乐山”；《易经》秦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乾为天，坤为地，乾坤相交，阴阳合璧，国泰民安……千百年的文化积淀，陶冶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不侵略、不挑衅、爱和平、不争战。文化源于自然，民族心理源于自然。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民族心理源于黄河，也源于泰山！

犹如从中国古长安至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沙漠，从威尼斯至日本大阪，从乌鲁木齐至俄罗斯的敖德萨的古丝绸之路……带来了欧亚内陆古老的文明一样，泰山，因在文化与自然方面的双重价值已被联合国正式列为世界性的遗产，使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成员。泰山的存在价值举世无双!

在这里，中国将和世界进行崭新的对话，辉煌的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将为人类文明贡献自身的璀璨。

3

有如泰山崇拜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一样，先民们求天地正中而居的思维品质，也同时派生了“唯我独尊”的优越。世世代代对权力的崇拜，对个人的崇拜与神化，阉割了多少民族的智慧，扼断了多少民主与自由！那枚“五岳独尊”的石刻凛凛然在岱顶昭示着权力的至高无上，半壁山的封禅石刻巍巍然在峰尖标榜着历代帝王的专制与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几千年的强悍的大一统控制经验和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沉重地载负于中华民族的双肩！最终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大羁绊。

泰山，你居中而独尊，你持重但中庸，你喜圆熟而惧棱角，你易知足且守旧，你多奴性而少叛逆……灿烂是你，羁绊是你，奋进是你，惰性也是你。

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宣告了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当海森伯格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具有“测不准原理”，当热力第二定律揭示了世界及宇宙将从有序走向无序，当科学证明了基督、佛陀、穆罕默德是教主而非神，当外星人乘坐的“浮幽”开始窥探地球时……泰山，你该从盲目的优越中挣脱，从封闭的踟蹰中惊醒，你在忧虑中反思，你从失落中奋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封闭的国门连同封闭的意识、观念、思维一起向世界轰然打开时，泰山，你面对的将是怎样全新的挑战？

4

浪涛般滚滚的大雾，从寒凉的夜色里涌来，涌来退去；浪涛般滚滚的热血生命，跨越泰山六千六百级石阶，从山下上来，上来下去……泰山，那漫天升腾的大雾该是你深重的呼吸?

那冒雨拾级而上的人群该成为你欣然的慰藉?

一代代不息的追求，一代代不息的信念，一代代对光明不息的企盼啊！

生命注定要面向太阳!人类注定要面向文明！

岱顶，成千的生命站在晨曦的大雾里，站在壮丽的幻望里。站在那里等待一轮苍茫的磅礴，等待惊人的辉煌从海那边升起！

雨毕竟下了一夜，雾毕竟太大了！

当千百人的惊呼击碎浓雾时，天际边终于跳跃出一束火红！太阳升起来了！然而，那仅仅是一束点燃的火炬，不是圆，不是完美。不是完美的完美意境啊！

于是，逆光的苍茫，逆光的身影，逆光的震撼，逆光的天地接应……

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刻都能拥有壮美的瞬间！

瞬间的惊喜，瞬间的企盼，瞬间的痛苦，瞬间的相互发现，都属于生命。生命不息，信念不息，企盼不息。

毕竟炎黄的圣光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灿烂了我们。

毕竟不灭的信念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滋养了我们。

毕竟我们是“龙的传人”，“凤的传人”。

毕竟全人类在大踏步前进。

毕竟有一天我们会说：我们不会把千年的苦楚带到尽头……

告别了不该告别的，离去了不该离去的。

但我懂得，在我生命的日子里，只要我哼着那首美丽而古老的歌谣，我就明白我该从哪个方向读懂你。

哦，泰山！

望虎丘想北人种种

1984年仲秋，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南游。那年，领导开恩，说改革开放开始了，到外面看看，开阔一下视野，以利创作。于是，每人发二百元车旅费，不够自贴。那年月，打紧点二百元是足够南北走一趟的。于是，我便喜出望外地选择了南下。

我独自一人由大漠塞外到鄂西故乡、到武汉，再乘轮船到庐山，然后抵达苏州、杭州……应该说，那时的我并不具备多少人文思想，一路不过是看花赏景、游山玩水而已。即便是这样，十六年来，我也无法忘却小桥流水的苏州带给我的喜悦和震撼。我每每独自回味那片山水园林时，总把它们想象成丽人发髻上的一支宝钗，新娘裙裾上一朵别致的花，印度美女眉宇间的那颗美人痣，抑或是少女对爱情的第一缕羞涩而深情的顾盼……对于气象万千、风情万种的大千世界，风光独秀的苏州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又令你遐想不尽的点缀！

苏州的意象仅仅是小巧、秀丽、玲珑、剔透吗？不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忘不掉苏州虎丘的那座千年斜塔给予我的震撼。我去时，听说那座始建于五代的千年砖塔的塔顶已向北偏移两米多。我还一直忘不掉当年我在细雨朦胧中瞭望那座斜塔时的心境：那直插云霄的耸立、那满身披挂的斑驳与沧桑、那千年不倒的北望在象征什么呢？

2000年初冬，应中国散文学会苏州笔会邀请，我再次踏上那片梦幻般的土地。当我走进轩榭亭台迤逦参差、花木水石交相辉映的虎丘时，我第一眼久久凝眸的依然是那座古塔！它那凌云扶空的身影仿佛更昂扬了！它那沧桑看云的姿态仿佛更执著了！站在塔下的“千人石”上，十几年前的诘问又开始在我心中浮泛：古塔究竟在企盼什么呢？

这时，聪丽的导游小姐正用轻柔动听的吴侬软语味的普通话在向我们讲述“千人石”，讲述“生公讲台”，讲述“白莲池”和“点头石”……我被她的讲解吸引了，原来这里的传说和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北人身上——

生公本姓魏，河北巨鹿（今为平乡）人，东晋时名僧。幼年出家到京都（今南京）从师竺法汰，改名竺道生。竺姓来自古印度人，古印度称为天竺国，从天竺国飘履而来中国的僧人称自己姓竺。如竺法兰、竺法护、竺法汰都是历史上的著名高僧。古代吴越人、今江浙人多称北方人为北人，北人竺道生跟随那些从古印度、从月氏国、从祁连山间游历而来的竺姓高僧刻苦研经习法，逐渐变得博大精深，十七岁便能登台讲经，著有《二谛论》、《佛性常有论》等佛教大典。竺道生的“顿悟成佛”、“佛性非神明”的观点对佛教的发展和普及，起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但这些“把佛性说破，普及凡人”的观点为当时佛教界所不容，因此竺道生被逐出京都。但他坚信这一信仰，随后便开始了艰难的传经布道生涯。

公元428年，竺道生来到虎丘。虎丘住持法纲也不接纳他的观点，不让其入寺，只允许他在“千人石”上讲经说法。今天，在“千人石”北侧，在竺道生讲经的地方，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唐代书法家李阳冰书写的四个醒目的篆体大字“生公讲台”。“生公”是吴越人对竺道生的尊称。生公在虎丘讲经时，起初人生地疏，无人听讲，他就“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石皆点头”。于是，千百年来，中国民间就有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生公不顾压力，坚持不懈地宣传自己的信仰。终于，“千人石”上有了听经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座无虚席，于是，“千人石”被称为“千人坐”。今天，我们在“千人石”上依然可以看到明代胡缵宗的篆书“千人坐”。

在“千人石”东北角，有碧池一泓，称“白莲池”。传说，生公当年讲经说法时，池中白莲冒着隆冬严寒盛开；池中有一高五尺的石矶，上有一方形石块，刻有宋人王宝文的字“点头”。传说这就是生公当年“聚石讲经”时的一尊徒石，20世纪70年代以前，此石轻碰即摇摆，似点头。70年代以后因游人增多，喜傍石留影，为了安全，管理人员将其固定。我们现在看到的“点头石”已不能点头。点头与不点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一个古代北人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伫立“千人石”上，仰望南国天光水色，凝眸眼前顽石篆书，我就想：在这象征“江南胜壤”苏州的古园林中，居然有这么一处北人精神的栖所！北人在这里受到如此礼待实在是佛学的光荣与骄傲！当然也是一个勇敢布道的北人的光荣和骄傲！

我十九岁时到北人区域学习、工作、生活，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我深知北人的种种生活、习俗。应该说，现在的北人比起江浙、广东，甚至山东、河南，真的是激情不足暮气有余，开创不足保守有余，奋争不足惰性有余，紧迫不足懒散有余，锐气不足奴性有余……北人常常这样说自己的地域：某某地专出狗腿子，某某地专出太监，某某地专出奶妈子，某某地叫“左家庄”——他们抨击的是潜藏在北人区域的奴性文化。说起文学创作来，外地人多称北地为“洼地”，故北人也多自卑为“洼地”。这些足以表明北人对自己的不满。那么，北人的大气、豪气、锐气、灵气在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弱化抑或衰落了呢？

抬头仰望千年古塔，我问：那向北的苍茫斜影，难道是一种虔诚的等待抑或是千年的迎候？等待和迎候如竺道生般博学多才且有铮铮铁骨的北人再度光临虎丘？

古塔不语，自诘默默。

千秋汉水

汉水对华夏文明的进化在《诗经》里有着最幸福的彰显，地老天荒，人类千年的爱依然美仑美奂。有人统计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边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而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有十七首，大多与汉水有关。

比如《周南.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这是表达男子追求爱的相思之苦，这深情而淋漓的相爱永然是人类精神的大典。

还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堪称千古情诗的珍品，诞生在汉水之滨。爱的飘忽不定，爱的扑朔迷离，爱的艰辛与含蓄，都在汉水之滨演绎成为人类梦境般的追寻。

再有：《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这支汉江流域的情歌，是写一砍樵青年对—女子求之不得的心情，反复借汉水的宽、长和不可泳渡来比喻女子的可望而不可及。译出来就是：“南方有棵高高的大树，却不可在树下休息；汉水边有位女子，难以表达对她的深情；汉水宽又广，难以游过去；汉水长又远，难以渡过去……”

还可以举—些。

由这些美丽的古代情诗，我们不难看出繁衍生息在汉水流域的儿女们深情的气韵。他们灵秀、聪颖，他们善良、多情，他们忧伤、善感……这就是汉水文化的质地。

近些年的汉水文化研究表明，最早采集、编著这部中华诗歌元典的人叫尹吉甫。作为二千七百多年前西周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尹吉甫，我们知之甚少。但作为中华诗祖的《诗经》，一部文化元典，江河般世代流淌，使一个民族最终找到了千年精神的源头。

如今，在离湖北省十堰市西七十公里的房县尹家山，旷古的荒芜掩隐着大师的一丘荒冢。在尹吉甫的封地里，一方断碑，几字镌刻……亘古的沉寂里，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代诗魂穿越千年的浩瀚，向我们吟唱：“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应该说，是美丽的汉水滋养了先民们似水的深情；或者说，是先民们千年的深情记忆了汉水无以伦比的神韵。千百年来，汉水以她那玛瑙般的幽蓝，以飘逸、俊秀、潇洒、宁静的状态，以不亢不卑的文静和庄重，养育了大江两岸亘古的长安。端详汉江，她以舒缓温柔的古典抒情风格，总让你感受一种深刻而崇高的愉悦，让你心灵深处产生一种美好圣洁的情愫。

汉水，从秦岭深处的嶓冢山流出，在嶓冢山那个神秘的洞口，有一尊栋牛般硕大的石头，初始上路的汉水从洞里流出，从石底穿过，然后开始她空蒙岁月的长路。在离巨石不远处，有一株千年寿龄的丹桂树，树冠如云如盖，花香如云如雾。站在汉水的源头，你无法不去冥想：美丽的汉水不论她从什么神秘的地方流来，她一入世便被这亿万年缄默的石头哲学了；她一上路，就被那株千年的丹桂阴柔了！日后，她意志里的不屈不挠、大跌大宕的穿越，以及她性格里刚柔相济、至情至爱的给予，以及她对命运中大悲大喜、大苦大任地担当，其实，在她入世的那个瞬间，已经被那尊哲学的石头和那株美丽的丹桂给诠释了！

汉水，亿万年穿越神秘壮美的秦巴山谷，流过命运多舛的鄂西北，三千里迢迢，最终流给了江汉平原无边的富庶……在汉水一路走来的路上，诞生了那么多古老、美丽的城市：汉中、安康、郧阳、均州、襄阳、荆门、荆州、孝感、潜江、武汉……

在她千年流淌的岁月里，孕育了华夏民族中博大精深的荆楚，楚文化至今彰显着它千年的辉煌：随州出土的青铜编钟，其音律之全、音色之古，击响了整个世界的音符！尊凤、崇凤的鄂西北楚人至今以玩“凤凰灯”祭祀他们的千古图腾“凤凰”。湖北郧阳的“凤凰灯”走遍大江南北，最终走进中国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郧阳的考古曾震惊了世界，如同命名“北京周口店人”—样被中国考古界权威命名的“郧县人”，动摇了“亚洲人是从非洲迁徒而来”的定论。以其世界绝无仅有的两颗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实证了“郧县人”在汉江边走过了悠远的110万年！最终走来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汉族，以及与这个民族相生相依的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汉语，以及世界上最独特美丽的象形文字――汉字，以及汉朝、汉学、汉书、汉文化、汉学家……

在汉江乳汁般甘甜的养育里，还走来了中华无数杰出的生命：诗祖尹吉甫（鄂西北房陵）、唐代杰出诗人孟浩然（襄阳）、书法之圣米芾（襄阳）、智勇超人的军事家诸葛亮（12岁移居襄阳）、军事家庞统（襄阳）、开辟欧亚“丝绸之路”的第一使者、旅行家张骞（汉水上游城固）、著有《茶经》、被今人称为茶圣的陆羽（汉水下游天门）……

还有千古佳话“琴结知己”的钟子期与俞伯牙……

还有中药学家李士珍……

还有进入世界哲学宝库的老庄思想和道教文化……

也许，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来感恩上苍赐予了我们一条如此神性而美丽的大江！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神旨般的赐予使汉水在亿万年的流淌之后，又有了今天对我们人类的另一种担当。

高达176.6米的汉江丹江口水库大坝已经静静地在丹江口矗立，—个库容高达290亿吨（为现今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的7倍）、水面波及1050平方公里（是北京五环内城区面积的1.5倍）的亚洲第一大人工湖即已形成；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已有82万移民为了这湖清水背井离乡，离别了祖祖辈辈栖息的汉水家园。

2014年汛期后，汉水将携带着她千年的详静与美丽，开始三千里迢迢流向北方，流向首都北京。在她越走越远的路上，在一片陌生的土地和人群之中，她将以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完成人类赋予她的神圣使命和伟大担当。

那时，自然的汉江便最后完成她生命与精神的伟大涅槃……

古文明与水的再次碰撞

难以承载的文明重负

《国家地理》杂志2005年第3期上有一段话动人心魄，那是站在现实与古文明之间的一颗良心发出的叩问。

继三峡工程后，南水北调工程再次面临文明与水的碰撞。三峡地区相对贫瘠，不适合人类生存；而南水北调工程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所经之处不仅地下文物埋藏丰富，而且地面历史古迹也星罗棋布，文物的级别和数量都要远远超出三峡。但南水北调工程留给文物抢救与保护的时间，却要比三峡工程更紧迫。打开一部因工程串起的恢弘文明史诗，面对密布在工程沿线的九百三十二处文物古迹与墓葬遗址，我们到底该发出赞叹，还是吟出悲歌？

面对这声天地之间的叩问，我们谁能作答？

我想说的是，这种碰撞的重灾区依然是中线工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丹江口水库蓄水后，在祸国殃民的“文革”时期，在一个彻底毁灭历史文明的灾难时期，丹江口水库建设根本谈不上文物规划和文物保护，汪洋大水不仅沉没了郧阳、均州、淅川三座千年古城，沉没了后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八宫之首的净乐宫，及其三十五公里朝拜武当路上的十七座古代建筑群，而且数以万计的古墓葬、古遗址、古城池，都在无声的悲叹中永远成为水下的葬品。以至于2005年5月我到达均县镇时，镇上的张书记领我乘船穿越浩渺江水去看文笔塔——古均州八景仅存在水面之上的一景，陈年谷（戏剧中的陈士美）就是在这个塔亭里苦读考上了状元，张书记突发奇想地对我说：能不能发明一种像潜水艇一样的游船，开展水下旅游，去看看沉在六十米、七十米水下的古均州，看看净乐宫，没准早已成为壮观的水下龙宫了……

沉没的已经沉没了，再心疼也没有用了！

在丹江口库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三千里干线上，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中央地带，有多少古代文明在发出阵阵的沉吟？

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调查，在中线工程竣工后，丹江口水库蓄水位从现在的一百五十七米提高到一百七十米，淹没区涉及湖北省的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张湾区，受影响的文物保护点有二百四十一处，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之一的遇真宫（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创建太极内家拳的地方），其中，地下二百一十处，地上三十一处。在这片人类起源和楚文化发祥、发展的地域，还有多少灿烂的文化谜底将要沉没？

中线工程竣工后，将继续淹没淅川数以万计的古墓葬、古遗址。据考古界已经发掘的器物证明，楚始都位于淅川丹阳的地址很可能就是已经葬在库水里的淅川下寺龙城遗址，在丹库蓄水位下降时，当地百姓还能看到龙城一隅，中线工程完工后，龙城将永远沉入江底。有学者认为：丹阳地望是楚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若得不到解决，楚史研究将永远是不完善的，就好比遭弃的孤儿一样找不到出生的源头。

而在中线干线工程经过的河南，七百三十多公里的输水渠道，直穿夏、商、周乃至其后直至宋的九朝国都，在这片中原文明的发祥地带，埋藏着一部中原文化编年史，工程干渠经过二十二个县，涉及一百八十二处文物点。

中线干渠沿太行山东麓、京广线以西向北延伸，自河南省安阳市丰乐镇穿过漳河进入河北境内，途经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的二十五个县市，于涿州西疃村穿拒马河进入北京市境内，全长四百六十四公里。天津干渠自河北省徐水县西黑山村从总干渠分水后，经过保定、廊坊两市的七县区向东至终点天津市外环河，全长一百五十五公里。河北干渠和天津干渠涉及文化遗存一百零四处，北京涉及十二处。在干渠穿越的地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河北“磁县北朝墓群”遗址将惨遭割裂的命运……

从湖北丹江口水库至北京，长达一千二百七十七公里的干渠，加上天津干渠一百五十五公里，号称三千里、百米宽的一条人工长河，恰恰相当于汉水从发源地嶓冢山到汉口的距离，这条北上的汉水经过伏牛山南麓、太行山东麓和黄淮平原，跨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水系。这一路自古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厚积的地区。这一中华文明的样带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令整个世界惊叹！工程将淹没和涉及的文物遗址多达九百三十多处！

也许，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璀璨，留下的文化遗存太多，我们已不太稀罕，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发现一把百年的铜勺都视若珍宝，备加呵护。

也许，一个古老的民族历经了太多的文化浩劫，骨子里对历史文化、文明已经麻木，丧失了起码的人文关怀和珍惜之情。

也许，南水北调工程的商业化运作方式与三峡工程的国家包揽方式有了根本差别，这种企业经营方式是以尽量减少工程以外的费用为动力目标。

否则，文物远少于中线工程的三峡文物发掘、抢救工作为什么远早于工程开工之前，而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开工，文物发掘、抢救、保护却远滞于后？文物工作者们已经在火烧眉毛般进行抢救发掘，为什么经费迟迟不能到位？

是工程与文物的碰撞，还是文化蒙昧与文明水准的遭遇？

南水北调工程，你究竟能担负起多少抢救中华古文明的责任？

埋藏着“一部人类文明通史”的郧阳

20世纪60年代，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后，—个千年的古城郧阳沉没了。那时，人们只是依稀从一些史迹中得知，郧阳曾是一个距今三千年的、属古楚国的同姓方国麇国的都城，而在人们心中真正挥之不去的辉煌便是这座古城池从明代成化年间始，作了近五百年的府城，以及抚治今川、陕、湖、广等八省区的巡抚之驻地。五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这片古老的土地诞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精粹。

然而，这片文明的精粹大部分已水葬在丹江口水库的汪洋之中。

随着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这片古老土地的神秘面纱已被层层撩起，当我们从撩起的面纱下看到这片土地的真貌时，我们惊呆了——原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里，埋藏着“一部人类文明的通史”，这里有一条神秘无边的人类史隧道。当我们走在这条人类起源至今的漫长隧道里时，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祖先们向我们一步步走来的面影，他们的脚步声依然响彻在这片土地上……

郧县的文物数量和价值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

这里有一亿四千万年至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恐龙骨骼和恐龙蛋化石群，青龙山白垩纪恐龙蛋化石群和恐龙骨骼化石“龙蛋共生”现象，世界稀有，国内罕见，属国家地质遗址保护区。

1989年、1990年在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的一百万年前的完整的两个人类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被中国考古界如同命名“北京周口店人”一样命名为“郧县人”。“郧县人”的发现动摇了“亚洲人类从非洲迁徙而来”的人类起源的“一元说”，汉水流域是人类的发祥地已毋庸置疑，这里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5年在郧县梅铺发现了八十万年前的猿人牙齿化石，梅铺猿人遗址是继北京人、蓝田人和元谋人之后的重要人类化石点，梅铺猿人遗址的发现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给了有力的支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抢救发掘的郧县大寺遗址、青龙泉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北方仰韶文化和南方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这里层层叠压。这些遗址的发现强有力地向世人证实着史前至汉代鄂西北地区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以及实证了南方文化最终成为这里的主宰。

郧县安城铜矿遗址是汉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古铜矿遗址，从春秋战国楚人墓葬出土的无数精美铜器、剑镞、铜鼎，包括楚人制作的惊世骇俗的铜质乐典编钟，我们不会怀疑它们原本就是来源于这个古老的产铜、冶铜的安城。

还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郧县城东北马檀山发掘的唐太宗李世民的三皇子李泰的家族墓群，三十万平方米的墓葬地，说明盛唐的长安与当时的郧阳，因汉水舟楫而有着最便捷的联系。这是唐王朝在长安以外被发现的唯一墓地。李泰因与太子李承乾争夺皇位而被贬于郧乡，对李泰和其妃阎婉以及其子李欣、李徽等十座墓葬的发掘，出土了四百四十余件精美陶器、银器、金器、玉石、玻璃器、铜器、铁器、唐三彩和大量壁画，这为盛唐经济、文化及其宫廷斗争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2004年，为配合中线调水工程，郧县文物局协助考古部门对即将淹没的郧县县城老幸福院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战国至东汉至宋代的古墓群，由此可以判断，汉水中游的黄金码头——千古郧阳曾经的繁荣昌盛。郧县汉墓群和李泰家族墓地的发掘，使考古专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宋代以前丹江口地区的发展，并不亚于现在的武汉。”

基于同样的原因，考古部门对于郧县五峰乡肖家河、乔家园遗址的发掘，实证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古麇国的存在，以及其与古楚、古庸、古铰等汉水流域古方国的关系，以及楚文化沿汉水发展的历史流变。

对汉江与堵河交汇处的江中小岛——韩家洲的发掘，证明此地为古代堵阳县城址，是汉代大将韩信东进中原时的出兵之地。

更令人惊喜的是郧县辽瓦店子遗址的发掘——

长期以来，考古界有—个谜团，即汉江中游的郧阳一带，“在经历了发达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后，不知为何，汉江地区的文明出现了中断。而此时的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突然勃兴，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而考古证实，这一地区出土的极为丰富的资料均为东周以降的春秋战国以及发达的汉唐文化，夏商文化却是一个断层，遗存很少发现，文化特征模糊。这是为什么？但他们又找不到商人南侵的遗迹。鉴于汉水中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不能排除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尤其不能排除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夏商周文化遗存。于是，在汉水中游郧阳一带寻找这一重要文化遗存成为考古界魂牵梦萦的事情。

2005年5月13日，一个小雨霏霏的清晨，郧县文物局局长兼博物馆馆长的周兴明先生和郧县南水北调办公室张湘华小姐决定带我前往辽瓦店子——他们说，武汉大学考古系王然教授正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在那里作重要发掘，可能会发现中华文明最完整的链条。我们冒雨出发了。故乡的几位文学朋友陈家林、王学范、蓝善清、冰客闻讯，纷纷陪同前往。我们傍着雨中的汉江前行，中午时分我们便到达了汉水边一个古老的小镇辽瓦，碧绿的汉水绕辽瓦街静静地流淌。雨停了，我们站在辽瓦小街一户人家的屋顶，瞭望紧挨汉水边的辽瓦店子遗址，考古队员已在那里掘开了四十八个探方，每一个探方里都发出阵阵远古的信息。带队的冯老师告诉我们，遗址海拔一百五十六米，中线工程完工，遗址将全部沉入水底，发掘工作迫在眉睫。

冯老师指着眼前的麦田、山峦、江水说，这里的遗址范围有二十万平方米，但抢救发掘的面积只有一千二百多平方米。从现在发掘的文化面貌看，已呈现出十分惊人的文明遗存，从已出土的陶器、灰坑、城墙、古窑、水井等判断，这里是古代人生活的一个场所，这里很可能出现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元、明、清的重要文化谱系……

冯老师和她的学生们怀着科学的严谨和考古学必需的缜密，并没太多地向我们透露什么，尽管他们满屋子已堆满了各种出土器物和陶片。

站在辽瓦小街，看清澈平静的汉水，看汉水亿万年环绕的这片丰饶的土地，我就在想，神秘美丽的辽瓦，将带给人们一个怎样的文明惊喜？

一年后，不负众望的辽瓦，终于向这个世界宣告了一条重要消息——南水北调淹没区郧县辽瓦店子遗址，被确定为“人类文明通史”遗址！这一意料之中但又的确令人惊喜的消息就是那位对郧县文物保护发掘倾尽智慧和心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文物先进工作者”的周兴明第一个告诉我的。

2006年8月9日，周兴明先生从互联网上第一个将这个消息发给了我，他在消息中激动地告诉我，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辽瓦店子是夏商周时期的一个方国都城，现已出土了城墙、卜甲、鬲、鼎、灶、仓、盏、各类青铜兵器以及从新石器时代到唐宋时期的十二座古窑等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蕴藏着夏商史上无数重大的学术奥秘，是我国夏商朝代考古史上除却河南殷墟以外的重大发现。文物部门已决定，将此遗址发掘作为湖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点文物抢救工程！

2008年4月，周兴明先生再次从互联网上转发来一则重大消息：辽瓦店子考古发现已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是从当年全国数千件考古发现中脱颖而出的重大发现啊。

古老的汉水，古老的故乡！你还有多少古老的文明埋藏于地下？沉没在江底？

可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探寻了……

郧县——这个已成为全国文物先进县的文物大县（湖北省仅两个县获此殊荣），除却丰富的、探寻不尽的地下文明遗存外，地上的古建筑、古文物也多属唯一。

位于现城关西岭、原郧阳中学东的府学宫为明洪武年间创建，明成化年间设为府学，后经六任郧阳抚治修葺、扩建，最终成为有二十一栋恢弘建筑，与山东曲阜孔庙相似的文庙。现存的大成殿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侵蚀，建筑依然巍峨挺拔，是湖北省保存最好的府学堂之一，为研究明清两代全国教育现状和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西控秦蜀，东捍唐邓，南制荆襄，地连商洛，郡邑雄峙，其中犬牙相错，舟车卒止，昔人所称四塞奥区，三边重镇”的郧阳府存在的唯一实证，同时也是鄂豫陕三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实证，为研究明清两代郧阳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还有2004年发现的官府粮仓——大丰仓，历经明、清、中华民国到新中国的官家粮仓，保存依然完整，其形制结构、完整程度全省唯一，可谓真正的“天下粮仓”。大丰仓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和仓储制度、仓储技术提供了难得的实料。

还有小西关民居——这是经历了上世纪郧阳府沉没之后最后幸存的一处古民居，还有清代的郧阳监所、天主教堂等一批珍贵的地上古建筑……

走在郧阳这片土地上，你会觉得自己俯身即可拾起一段远古的岁月，抬脚即可踏进一个古老的朝代；你还会觉得有一种感恩的心情从江面吹来，感恩古老的汉江诞生了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文明，以及江边悲风徐徐地前行和渐行渐远地失去……

然而，郧县文物的保护、发掘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郧县淹没区将有一百零四处文物点彻底沉没，占整个丹江口库区文物淹没点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包括我上面写到的地下和地上的、全国重点保护的和省、县重点保护的所有文化遗存都将沉入江底……

所幸的是：今天的郧县人已经倍加珍爱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他们清楚保护文物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历史、保护民族文化、保护自己古老的故乡。早在2004年9月，郧县即召开了“全县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副县长刘学勤代表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与此同时，他们科学地编制了文物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了政府“十一五”经济发展规划之中。他们决定对南水北调水位线以下的郧阳府学宫大成殿、小西关民居、郧阳监所、天主教堂等一批古建筑迁建复原，政府已规划在汉江大桥南头建设“郧阳民俗风情园”，将需迁建的古建筑、古遗迹、古石刻、古石碑集中迁入，不留历史遗憾。

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的保护，他们将借助南水北调和大遗址保护的双重机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让遗址绿起来，以科研为基础，建立遗址博物馆。利用汉江水位升高和遗址的独特地理位置，建设成文物、自然风光和水上项目有机结合的旅游风景区。苍翠的原野、碧绿的江水、旖旎的山川……再度呈现人类发祥地的远古、安详和静谧。

对大丰仓这一“天下粮仓”的保护，他们决定将郧阳古老的农作方式和民风民俗融为一体，建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郧阳民俗博物馆”。

他们力争用十至二十年的时间，经过两代、三代人的努力，将一个历史的郧阳，文化的郧阳，民风淳厚的郧阳，古老而现代、祥和而大气的郧阳再度呈现给我们这个世界。

均州古城的灵魂及其他

我们说一座城市的灵魂，有时是指它的精神，有时是指某种象征。对于古均州城（今丹江口市）里的人而言，他们认知并念及的城市灵魂便是那座已经沉在水下的净乐宫……

我们现在怎么想象古均州城的美丽都不过分：清澈的汉水环古城蜿蜒而过，坚固厚重的城墙（城墙砖每块重达三十斤）围拢着一城的吉祥和安宁。城内，一街的青石板小路闪烁着明媚的阳光，满城青砖黑瓦的民居，透视着明、清建筑的古朴庄重；城外，众星捧月般屹立着“均州八景”：“方山晴雪”、“沧浪绿水”、“东楼望月”、“龙山烟雨”、“槐荫古渡”、“黄峰晚翠”、“雁落莲池”、“天柱晓晴”。仔细听，沧浪绿水处有《孺子歌》在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以至一路风尘从鲁国至楚的孔子听后大为感慨，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古均州的美丽、恬静、自由、自为被这位古代先哲心领神会。

但均州人真正留恋的似乎还是那座占了半个城的净乐宫。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皇帝朱棣下诏“北建故宫，南建武当”，三十万民工以十四年的时间建成八百里武当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即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而建在均州城内的净乐宫是九宫之首，因道教崇奉的真武神为净乐国王子，真武神诞生的净乐宫当为首宫。五百二十间殿房建筑势如北京故宫，宫门前高达八米、六柱三门华表式精雕石牌坊为明代最大的石牌坊，牌坊左右，各铸有一个数吨重的铁狮子（可悲的是两座铁狮子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闹剧中已化为了一炉铁渣），宫内的两座龟碑每座重达一百零二吨，重量为明代龟碑之首，一座石碑上记载着永乐皇帝修建武当山的御旨，另一座为修建武当纪事……

红墙翠瓦、金碧辉煌的净乐宫，使均州古城始终氤氲着一种至高的圣气，弥漫着一种古老的神秘。先民们朝拜武当，必先行舟至均州城，然后上岸从净乐宫沿一百四十华里的两条古神道，一路叩首到武当金顶……

千年的文化最终成为一种精神，魂魄般在均州人心中世代传承。

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丹江口水库建成蓄水，一个汉水边千年的古城沉没了，神圣的净乐宫也随即下沉！匆忙逃亡的人们仅从大水中抢救出净乐宫八百多件石构件，其余全部沦为水下葬物。均州人最难忘的是他们抢救两尊重达一百零二吨的龟驮御碑，在没有起重机械甚至没有路的年代，他们要把这庞然大物拆迁到九十多里外的荒坡上——沙陀营新城址附近的金岗水库，真是历经千辛万苦。

丹江口市文物局副局长陈智忠以及均州老人回忆当年运输龟碑的情景：前面两部履带拖拉机牵引着一块巨大的平板，平板上面载着龟碑，平板下面垫着上百根圆木，上百工人簇拥在平板两侧。在履带拖拉机拖着平板向前移动的时候，工人们就立即抽出平板后面腾出的圆木，再迅速铺到平板前面。就这样周而复始，像蜗牛一样向前移动。尽管那是个缺油少盐的年代，但工人们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坚强的毅力，发挥集体的智慧，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最终把这个庞然大物运到江边上船，然后走几十里水路，然后在荒草萋萋的沙陀营上岸，又用两个石磙子拴上圆木排，放上龟碑后，几百人喊着号子，用粗绳子、铁链子，拼命地又拉又拽，硬是把两座百吨重的古石碑拉到现在的金岗水库位置。

但净乐宫的复建却是一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梦，八百多件珍贵的明代石构件在荒山野坡上沉睡了四十余年。2002年，国家考古专家罗哲文到丹江口市看着这些几十年被风吹日晒、劫后余生的文物说，我真想抱着这些文物大哭一场……

中国道教崇奉信仰的创始人玄武神，也称真武神或玄帝，诞生于古净乐国，为净乐国王子，净乐国国都所在地即丹江口水利枢纽建设前的古均州。《太和山志•图经》中说：“净乐治麇，‘玄帝降生于净乐之国’。”从“净乐治麇”一句，我们可以判断玄帝诞生的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早期，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净乐国王子出家到均州境内的武当神山修行四十二年，后得道飞升，最终成为道教的崇奉神。在诸种宗教中，道教为中国的国教，其与佛教、儒教一起引领中国文化数千年！就世界范畴而言，现今的中国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国人对宗教的了解，尤其对诞生于自己国家的道教更是知之甚少。

道教自汉代兴起至明代发展到鼎盛，明永乐九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11—1424年），皇室耗十四年时间，役使三十多万军民夫匠在湖广均州武当山修建庞大的武当山道教宫观两万余间，与此同时在均州城内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净乐王宫三万多平方米，总占地十二余万平方米！净乐宫为武当山九宫之首，均州城的三分之一为净乐宫所在，正是“城中宫，宫中城”！

我想说的是，在世界各宗教发源地和创始人诞生地均成为辉煌的文化圣地的文明景象中，中国武当道教的原生地、净乐王子（即真武帝）的诞生地——古均州及净乐宫，却早已毫无声息地沉没在浩渺江水中达四十余年之久！仿佛无人知晓，无人痛惜，更无人回眸与反省！古老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圣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古老的建筑早已在二十米、五十米、七十米深的水下，任鱼虾穿梭，与“龙宫”相依……

陈智忠告诉我，丹江口市是一片神奇的文化沃土，除武当山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两个考古队在丹江口市考古，发掘了两百多座古墓葬，出土了三千多件珍贵文物。现在，丹江口市和武当山共有国家一级文物多达九百多件，二级文物一百六十余件，三级文物四千余件。截至2001年，馆藏文物已达九千七百余件。在丹江口市行政区域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处，省级保护单位六十五处。2004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中线调水淹没区进行文物调查，丹江口市地上、地下文物点多达一百零五处。陈智忠痛惜地说：丹江口市文物随手即触，多得令世人惊叹，可我们给人说起来只能是又气又急，气的是一期工程淹没了我们不计其数的文物，急的是我们没有钱保护劫后余存的文物……

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蓄水位一百五十七米，但遇枯水期年份，水位下落，只有一百三十多米。陈智忠说，他们的许多文物都是水位下落时从裸露的河滩淤泥里发现并抢救的。2000年水位下落至一百三十四米时，他们在淤泥里发现了一块重达两吨的牌楼石匾额，匾额的正面刻写着“大修歇处”，反面刻写着“国府报国庵羽化仙茔”，落款时间为“崇祯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立”，题字人为明代建武当山督工杨国忠，这是明代武当山道长的墓地。文物局立即组织二十多个民工从淤泥里往外抬这块匾额，他们在淤泥上铺上竹排，二十多人在齐腰深的淤泥里，边喊号子边往外抬，抬了三里多的淤泥路才抬到能上车的地方。之后，陈智忠拿着匾额的拓片和照片到长江水利委员会，问“怎么办”……

是呀，怎么办？这些年，消落带古墓到处暴露，当地人和外地人勾结，盗墓猖獗，炸药炸，镢头挖，大量文物被盗窃、破坏，已判了十几个盗墓分子。陈智忠们不断到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利部汇报：“你们管不管？那是国家的东西，你们不管谁管？”但回答是：“问题可以向上汇报，但那是一期工程的问题，即使我们想解决，但从哪儿列支？”

丹江口市的古墓大多在均县镇，据考古部门探察，那一带有可能会出土十几万件文物。

2005年5月28日我抵达均县镇时，副镇长郝家明也对我说到了文物。郝家明说：

我们这儿在水位线一百七十五米至一百三十米之间全是古墓，面积一百五十亩，据勘探有上万座古墓，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上面层层给我们签订保护文物责任状，我们组织了文物保护队，五人一组，我们成立了十个。五十人都是镇上给开工资，每人每月七百元，一月就需三万五千元，我们干部工资发不了也得按时给文物保护队发，人家担风险呀！前些年，邻省的河南人带个土枪对着你，不准挖墓就开枪。我们小分队互通信息，五十个人一起围上来，制止了多起盗墓事件。1990年我们就成立了保护文物小分队，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几百万元都付给保护文物了。镇政府财政非常困难，但我们必须这么做，责任状上写明了，若古墓被盗，一票否决，官就被撤了，我们咋敢掉以轻心！我们乡镇干部一月只有七八百元工资，我们什么补贴都没有，差旅费还都是自己掏，我们苦啊！考古挖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都是几千年埋在我们地下的宝贝，可我们连看都看不上一眼。他们来了，我们满心满意地接待，走时，还得接人家喝酒呀！可那些宝贝，我们一眼也看不到呀，我们只有担着风险、辛苦保护的份。谁理解我们？谁能给我们一个说法？

均县镇委副书记张兆华让我乘船看他们的百里万箱养鱼、看古均州唯一还露在水面的“文笔塔”，他指着无边无涯的水面对我说：“我们这船底下就是古均州……当年水上来时，人们来不及跑，大人、娃子都上了房顶，踩得房上的瓦啪啪地往屋子里掉……水淹了好几个月了，人们站在岸边，好像还能听见水底下瓦掉下去的声音，人说话的声音，哭的声音，喊的声音……”

听着张兆华的叙说，望着苍苍茫茫的水面，我有一种无边的凄然和战栗。

汉水伟大的背负

故乡的朋友、青年学者蓝哲说：早期楚文化的变迁与楚国和汉水古方国的联系十分紧密，楚文化既包括有中原文化的成分，也包含了南方原生部落的文化成分，所以把汉水流域的古方国联系起来，系统考察，对楚文化进行探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楚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它并不是单一发展的，而是随着楚的不断强大，逐渐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楚文化壮丽恢弘的文化特质。楚人尚奇丽，尚灵秀，楚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特色为后人所敬仰，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朵奇葩。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已经与北方中原文化有了很大距离，楚文化已经开始独立发展。

在过去的汉水文化研究中，楚文化是热点，其他古方国只是附属，研究汉水古方国只能以楚为参照，所以研究资料十分有限，原始资料更是少见，随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楚同期的汉水方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文化背景远非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方面，楚国正是从他们那里取得了经验。虽然这些方国最终都被楚国吞灭，但遗留在历史背后的文化问题还有待解决。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建设，对汉水流域的考古发掘必将引发汉水文化研究的又一次热潮。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地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三千里汉水总的来说包括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的八个地区，近四十个县。主要有丹江、堵河、南河、唐河、白河、涢水几大支流。这一地区自古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一百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方国林立，是周代封国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春秋早期，沿汉水及其支流，大大小小共分布着约十八个方国，汉水中上游的巴、庸、麇、绞、鄀、谷、邓、卢、鄢、罗、吕、申十二个方国，汉水下游支流涢水流域分布的唐、厉、曾（随）、贰、郧、轸六个方国。随着考古实物的发掘，一些古方国的面貌不断被呈现出来，楚文化的构成方式与楚地各方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得到证明。但由于汉水上游考古发掘严重滞后，许多问题目前依然模糊，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开展，这项工作若得不到解决，那将是考古史上的一大遗憾。

我在踏访均县镇时，巧逢湖北省文物考古专家李桃园带领学生在此地考古发掘。李先生告诉我说，他1993年读了我的《山苍苍，水茫茫》之后，就对丹江口库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他就决定把自己的事业定在这一地区，尽管他的许多同事都纷纷到了三峡。我相信一个人文科学家的真言，他没有必要奉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在汉水边租民房，每日自己烧饭吃的李桃园和他的学生们告诉我：丹江口库区的文物无论数量还是年代，都远远超过三峡。

李桃园还说：发源于秦岭南坡的汉江和丹江，从远古时候便起着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作用。之后，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两大区域文化在这里呈此消彼长之势。在衰落冷寂了千余年之后，它们又背负起沉重的现实使命。作为长江、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重要前沿地带，丹江口库区存在着许多历史之谜。由于文物保护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考古发掘工作必须抢在工程建设之前进行。然而，目前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的考古部门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时间紧迫，资金短缺，对重要文物的破坏，以及本可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却迟迟悬而未决……

于是，面对鄂西北苍茫大地，他与另一考古专家、湖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李红星一起发出了急切而沉重的追问：“产生这一切的原因根源何在？”

而此刻，孕育和创造了千古文明的汉江，只能在离我们不远处默默地倾听。之后，开始它命运中的另一种担当和前行……

大岳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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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在今天仰天冥思时，方发现均州原本为世界文明之圣地，其原因之一是这里诞生了世界几大宗教之一——道教崇奉的真武神，即那个出家修行得道的净乐国王子。原因之二是这块土地总与皇家工程息息相连：今被称为世界建筑艺术之最的庞大的道教宫观建筑群就建在境内的武当山之上；当年，三峡工程之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工程丹江口水库就建在县城之隅；21世纪，为解救中国北方亿万人水危机的中线调水工程的控制性工程丹江口大坝，又高高耸立在丹江口市内（丹江口市为均州的变名），使这里成为中国水都。这样的“选址”仅仅是“选址”？

现在我们来看均州境内的武当山。

我们说，一座山的价值在于它无与伦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价值构成。武当山为“五岳之冠”，五百多年前即被称为“大岳”、“太岳”，现代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些。人们知道衡山、恒山、嵩山、泰山、黄山……甚至很崇尚外国的阿尔卑斯神山，但却不大知道武当山，即使知道了，也不了解它无上的深邃，也未产生对它巨大的文明贡献的景仰（就像中国人从未把均州视为圣地一样）。究其原因很复杂，但其文化、历史的虚无主义即可对我们民族文明构成最大的伤害。那么，现在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即道教文化的核心“道法自然”来原谅我们的无知吧！

对于武当山文化的博大深邃，我不是专门研究者，知识的浅薄会成为我叙说的最大障碍。然而，圣地均州沉没了，幸运的是和它同期的武当文化是它留给世人的最大的一份骄傲，仅此，即使长眠江底，它也会含笑九泉。对于已经牺牲了的净乐王子的国都均州留下的这份骄傲，我们有责任去不断叙说，倘若我们没有能力，那就请求圣地上的子民、武当山的儿子们告诉我们。

2005年5月，我踏访中线调水源头丹江口市时，有幸结识了杨立志先生。温文尔雅的杨先生时任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198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立志，几十年不辍地在教学之余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一百六十多万字的专著、论文和古籍整理，最终使其成为国内研究武当文化最具权威者。生活在武当山脚下的杨立志，如果说因自幼受武当历史文化熏陶而选择了历史学研究，不如说是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最终选择了他。

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杨立志就读大学历史系时，就萌动了要系统地研究武当历史的想法，那时，武当历史只是一些文化的碎片。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研究武当山，一说研究武当道教，就有人觉得是研究迷信。1982年8月，大学生杨立志到武当山紫霄宫查阅道书时，书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好像从没有人翻过它。原本孤独的杨立志更加迷茫，因为就能找到的国内论著而言，遍查索引，没有一篇研究武当山的论文可资借鉴。于是，杨立志想放弃这一研究。但自幼生活在武当山镇的杨立志，发现生命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神秘的武当文化有太多的未知让他放不下。最终，他怀着孤独和迷茫硬是写出了万余字的学士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对明代大修武当山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初步回答，为四年的大学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

也就在这时，另一个武当山的儿子——王光德出现了。

1967年，因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均州二中的高中毕业生王光德便随七里屯的父母、家人一起移民到襄阳县双沟公社张集村。这时，七岁的杨立志也随七里屯的外公外婆移民到了襄阳双沟，两家人在陌生的异乡继续成为邻居。然而，环境的不适应、生活的艰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对家乡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全都没有希望之后，1969年王光德只身回到了均县。自此，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的王光德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到丹江口水库打鱼，到工程队做小工、当泥瓦匠、当木匠，到母校二中当校工……这期间，不幸的是两年的打鱼生涯使王光德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而幸运的是在流浪中他结识了武当山道长李诚玉。李道长为女性，她慈母般地关怀和帮助着王光德：她常接济王光德一些钱和粮票，她请武术高强且懂医术的赵元量道长为王光德治腿病……在与两位道长的接触中，当年在校学习即为高才生的王光德，对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很快有了最初的参悟。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从全国道教系统中招收一批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道人进京培训、深造，通知武当山也推荐一人，但没有合适人选。这时，武当山想起了他流浪的儿子王光德，王光德看到了一双双期望的目光。历经了无数尘世风雨和爱情磨难（一个姑娘深爱王光德，但王光德没有户口，他们最终不能结合）的王光德作了最后的人生选择——出家武当山！那年，他三十四岁。在离开故土十三年之后，王光德的户口迁回了武当山，但“职业”栏里已填写着“道士”，这也是允许其返迁户口的唯一条件。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学院深造，途经武汉时，王光德到武汉看望了正在大学历史系深造的二十岁的杨立志。杨立志告诉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以后写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王光德当时没说什么，但到北京后，他就常给杨立志寄道教协会的杂志，两个武当山的儿子此刻在新的生命追寻中更紧密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不断的书信往来中，共同产生了研究武当历史和道教文化的生命激情。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学成回到了武当山。而这一年，杨立志也大学毕业，杨立志的毕业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篇有关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专论。

在杨立志的记忆里，有一个人真正地刺激了他，从而使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着研究武当文化的大业，那个人便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1986年杨立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时，在图书馆查到了间野潜龙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间野先生于1958年开始发表与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专题非常精细、专业。当杨立志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芒刺背，分外难受。史学界都知道日本学者有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的放言，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说什么也不能安于现状，坐视日本学者在中国武当史研究领域超过中国。一种文化觉醒使杨立志坐卧不安，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创造新的成绩，实在是前愧对祖先，后愧对子孙。

应该说正是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历史的学术成果刺激了杨立志的民族自尊心，从而激活了一个青年史学者的文化激情。

后来的年月，杨立志先后通读了《资治通鉴》、《明史》、《四库全书》及各个时期的府志、州志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五千余卷，翻阅了《正统道藏》等道教文献六千余卷。

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坚持在武当山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对武当山的古代碑刻资料每遇必录。有时为了多抄录几通碑文，天黑了无法下山，只好坐在山野溪涧熬上一宿；有时遇上下雨天，山高路滑，免不了连滚带爬地赶路。至于暑假顶着烈日抄碑，寒假踏着冰雪爬山，更是寻常之事。

1993年9月，当署名王光德、杨立志的中国第一部《武当道教史略》出版时，王光德、杨立志两君的似水年华已走过了十二年！友情走过了十二年！生命之果孕育了十二年！十二年里，王、杨二人对历经了千百年的武当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此研究涉及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道教理论、历史、建筑、文学、艺术、民俗、武术、医药、科技无所不包。“武当文化”的概念是由王、杨二君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提出，官方文件最早使用“武当文化”是在1991年11月。这是两个武当山儿子对中华文明的一份不朽的贡献。

2

现在，我们打开这只生命之果，略微探视其中一二，便可看到武当神山何以巍然屹立于世界神山之林……

关于自然景观——

位于重峦叠嶂的秦岭山脉和高大巍峨的大巴山脉东部主峰大神农架之间的武当山，本已收尽天下奇秀，恰又有奔涌万年的汉水，滔滔荡荡于神山北麓，奇山秀水，大刚大柔，刚柔相济，实为苍天造化之圣地。我们说，天下山岳美不胜收者甚多，但若武当山这样“七十二峰朝大顶”的山势，即一峰接天独立、诸峰团团环绕，如拱如揖，且落差又突降一百多米的“山岳崇拜景观”，唯武当独具。登武当山天柱峰，八百里崇山峻岭，千山万壑，云来云去；登武当山天柱峰，顿入九天太虚幻境，有老子大音忽从天宇入心：“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只有到武当，你方可体悟道教文化的“山岳崇拜”和“天人合一”之精髓、之大境。

武当山俗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洞、二十四涧溪”之说，杨立志先生告诉我们：“七十二”、“三十六”、“二十四”是中国古代颇具神秘色彩的数字，它们比佛教的“”（此符号为篆体万字）、基督教的“十”字更具神秘意义，而与道教的八卦太极图形成姊妹符号。这些数字都是具有神秘意义的天地数，不仅是象征天地及其交感之道的神秘符号，同时是人类所以达到与神明交通，从而达成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媒介物。因此这些数字可以是反映武当山至大至极、至善至美的象征。

“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溪”并不意味着武当山只有这么多峰、岩、涧溪，它寄托着古人希望借此数字祈求天地交泰、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它表达了我们的先哲们希望“太和”，即宇宙万物普遍和谐的理想。不仅如此，在武当山峰岩溪涧、台池洞潭等自然景观的名称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道教教理教义和神仙信仰的深刻影响。游步武当山，我们仿佛通达在一个神的世界。

最神奇的是，1994年，有摄影师在武当山金顶周围进行航拍时，偶然拍到一张从太和宫南俯瞰天柱峰的照片，天柱峰和其西北方一座山峰的造型非常像一只巨大的神龟，天柱峰像龟背，另一座山峰像龟首。这一奇特造型应该早在先秦时期已为从山南登顶者所认识，因为古代山志上即记载武当山山势“回旋若地轴天关之象”。按宋代道经的解释，“地轴”即“水精神龟”，“天关”即“火精圣蛇”，这说明古人已发现武当山的山势像一只巨大的神龟和圣蛇缠绕，这是北方水神“玄武”的形象。于是，先民们自然就产生了联想，认为这是上天昭示的以水克火、水火既济的象征，因此取“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之意，称此山为武当山。《汉书•地理志》可以佐证，武当山之名出于秦汉之间，古均州在汉时称为“武当县”。

关于人文景观——

我们见惯了一些山水导游牵强附会的游说，一些现代人杜撰的东西有时让人听了啼笑皆非。而武当山的名胜、古迹、传说……我们都可以在历史的典籍中找到，到武当山阅读那些典籍，我们便可以听到那些典籍里响动着的古人的脚步声。所以，我总对我的朋友说，到武当山读南朝名道陶弘景的《玉匮记》吧，到武当山读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吧，到武当山读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吧，到武当山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吧。或是到这座神山读神秘的《易经》，读老子、庄子，读“道法自然”，读“天人合一”……也许你在别处读不懂，或不大感兴趣，但你到武当山一读即懂。山水与史话、与传说、与典记在顷刻间便会化为一体，你会突然混沌起来，不知书是山，还是山就是书！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中国摄影界骄傲的儿子银道禄。作为有三十多年摄影生涯的银先生，作为已拍有三千多幅作品的银先生，他真正的生命之作应是拍摄武当山！1995年之后两年，生活在武当山下的银先生，受神山冥冥之约，用两年时间在神秘的大文化之巅攀岩登险、风餐露宿，硬是以摄影机拍下了天下第一神山最玄妙的神韵：“混沌初分”、“玄岳神光”、“雾锁空山”、“月敲山门”、“紫气东来”……一本《武当》影集，把千年文化、万里神宇尽收一纸，由此撞击起我们生命最深层的感动，也震撼着人类向往的心灵。2003年，银先生勾魂摄魄的“武当”作品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展出。当我问起银先生如何拍出如此神意萧萧、诗意汤汤的作品时，银先生一语玄机：“武当山不是拍，是读……”

我还想起我故乡的女友金虹，一个对生命对文化都极其敏感的女子，为了读懂神秘的武当，不惜辞去记者职务，一头钻进武当山做了尼姑，潜心修行。从红尘到仙山，从仙山到红尘，赐号“法然”的金虹，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九代弟子的金虹，用一年的时间与道姑同吃同住、习武诵经，融为一体，在这条古往今来的神道上寻寻觅觅，在生生不息的自然里感悟生命。最终写出了十六万字的《一个女记者的道姑生涯》，用细腻的笔触将修行过程中的所见所为、所思所想与“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及武当武术、医药、建筑、音乐、传说等文化紧密结合，在展现道人清静而神秘生活的同时，完成着一个平凡的世人对超然世界的叩问……

还有，一身携带着武当山仙风道骨的书法家魏国永先生，以奇世超绝的金石篆刻，把武当山风景刻成四百枚石印，然后拓印装裱，只待汉水进入北京时，他将把四百幅金石拓印武当山风景画带进北京。不想，他却怀着壮丽的宏愿过早撒手辞世……

说不尽武当儿女对这座神山的虔敬深情。

关于建筑景观——

杨立志先生告诉我们，武当山不仅以独特神奇的自然景观驰名天下，更以宏伟玄妙的古代建筑著称于世。武当山在明代有宫观殿宇两万余间，建筑面积达一百六十余万平方米，共有数百个宫观庵庙（北京故宫建筑面积仅为十五万平方米——笔者注）。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分布在方圆八百里武当山中（也说三百二十平方公里，故宫占地仅为七十二万平方米——笔者注）。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古神道沿线，布满了各具特色的建筑组群，将武当山装点成为人间仙境。

据记载，武当山古建筑始于汉晋时期，敕建庙宇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宋元时期陆续建设了一些新的宫观。到明永乐年间，北建故宫，南修武当，共建成九宫八观等三十三处道教建筑和二十多座亭台、四十多座桥梁，使武当山成为明朝的皇室家庙和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武当山绵亘百余公里的古代建筑群是按照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真武修仙升天的神话故事布局的。其建筑法式是皇室宫殿建筑与宗教建筑的结合，也是皇家园林与自然园林的结合。

这些建筑依山就势，借景巧妙，与奇特的自然景观浑为一体，互为映衬，成功地营造了“仙山琼阁”的意境。武当山这一组古代建筑群，规模宏大，工艺精美，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武当山的神宫仙观已有五处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武当山有一条漫长的建筑线，这条建筑线原起自均州城净乐宫，由北向南，经玄岳门、元和观、仙关、三天门、朝圣门、南天门上金顶，俗称东神道；另一条路从元和观向西经玉虚宫、五龙行宫，向南经五龙宫、南岩宫、朝天宫上金顶，俗称西神道。神道沿途五里一庵堂，十里一宫观，盘回曲折，起伏不定，凡二百二十华里。论规模有九宫、八观、二十亭台、三十六庵堂、四十五桥梁、七十二岩庙，总计殿宇两万多间；论布局，各建筑单元依山就势，背峰面壑，分散在方圆八百里的崇山峻岭之间，隐现于四季常青的修竹茂林之中。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其工程规模的宏伟，建筑工艺的精湛，不仅是中国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

让粗制滥造、毁坏文明、不断侵犯自然的现代人大为汗颜的是，武当道教建筑群在五六百年前就在总体规划上明显体现“崇尚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的思想强调重视“天之自成”，要求人们尊重自然，亲近自然，顺从自然，人工的东西要与天然的东西协调，即要求人们“以辅万物之自然”。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明成祖对营建武当的工程设计人员再三强调：“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这就确定了不可以人工破坏自然的建筑原则。因此，明代在兴建武当山道教宫、观、庵、庙和道路、桥梁时，非常注意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其设计布局充分利用了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崖涧的奇峭幽邃，将每个宫观都建造在峰峦岩涧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的疏密和规格的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使建筑物与周围的地形、林木、岩石、溪流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互辉映，宛如一幅“天然图画”。

华中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张良皋先生在《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一文中说：“明朝称武当为‘太岳’，名位在五岳之上……我们若试将武当山的建筑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比，泰山尽管历史悠久，建筑却非一气呵成，在总体上就先逊一筹。泰山的岱宗坊比之武当山玄岳门，东岳庙比之玉虚宫，碧霞元君祠比之紫霄宫，南天门比之太和宫，玉皇顶比之金顶，亦都要输分。其余四岳，远让泰山，更难与武当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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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武当山古建筑群经国务院批准成为中国第四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之一。根据1972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有六条，凡符合其中一条或几条者，都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专家认为武当山古建筑群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五条标准。

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在泰国南部美丽的普吉岛举行。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其中的道教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最后，武当山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拉萨布达拉宫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均州圣地留给中华文明的这一份璀璨而肃然起敬，我们也不能不为均州的儿子们为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而感叹。

1984年从北京道教学院学成回武当山的王光德，即开始主持武当山道教工作，因其对道教事业的贡献，1998年11月他被任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2001年10月，终因积劳成疾，仙逝于武当山紫霄宫内。

从1981年出家到仙逝，王光德穷二十年岁月，把生命宝贵的年华献给了武当山。

一位均州的儿子走了，但他为已沉没的故乡留下了一份壮丽的、永不沉没的遗产！

2005年5月，已为著名学者并已担任高校校长的杨立志，在与我说起他的挚友王光德时，除却赞佩之外，便是一片神伤、黯然……

在结束本文的写作时，我想再说说玄武神。

我从杨立志的研究中获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圣”最初均为道教的护法神，晋朝葛洪在《抱朴子•杂吟》中描写老子的仪仗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玄武(龟蛇)与青龙、白虎、朱雀一起被称为“四神”、“四灵”、“四象”等，其起源甚早。今人在距今六千至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用蚌壳排列成的龙虎图形。到殷商前后，古人就把春天黄昏时出现在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只鸟，同时把东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条龙，西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只虎，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龟蛇。随着天文学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每七宿组成一种动物形象，即“四象”或“四宫”。其中北宫玄武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古代的星辰崇拜把玄武的神格地位进一步抬高。

到春秋战国时期，“五方”配“五色”等“五行”之说流行，“四神”、“四象”被纳入“五行”系统，具备了“镇四方，辟不祥”的守护神职能。到秦汉时期，在《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等书中对“四象”已有了系统记载，皇宫也常用“四象”来命名四方的门阙殿楼。在保存至今的西汉宫殿建筑构件——四神纹瓦当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神”的形象。这表明“四神”之一的北方玄武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和崇尚，并影响到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

到隋唐时期，“四神”崇拜已众所周知……

从秦汉文献和后世的一些道经中可知，玄武神在古人心目中具有司北方、司水、司命、司生殖及降妖伏魔、断灭不祥之职能。简言之，玄武神为北方水神。

这个神秘的水神，几千年屹立在汉水之畔的武当山上，福佑着鄂西北人世世代代的吉祥和文明。现在，他管理的汉水就要北上，以解救北方无水之大危。我想此刻，这位北方水神屹立在拔地通天的武当山上，向北，以忧虑的眼神瞭望北方干渴的大地；然后，回转身来，再看眼前的一片沧浪绿水和已沉在水下的故国家园，他定会发出一声响彻长天的声音：“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

走进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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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西，应该说仅留在了我的童年，因为童年的课本和阅读里，到处都有“红色江西”，比如：如雷贯耳的“井冈山”、“南昌”、“瑞金”、“庐山”、“上饶”，等等，都与“红色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少女时代还喜欢唱一些有关“江西老表”的歌，有的很快乐，有的很伤感。成年之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江西渐渐在我心中淡去。它远不如沿海省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甚至后起之秀的山东总带给人们诱惑和轰动；它也不像西域之地尽管穷困但总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地理文化的面纱。江西倒像一壶总也烧不开的温水，不张不扬不沸腾；又好像是一位经历了很多、受伤了很多、成熟了很多、看破了很多的老人，站在一片山地江河间，静观天上风雨，很少发出声音。

江西在我的心里隐匿了，遥远了，淡漠了！

直到走进江西万年，一种巨大的文化惊羡出现了。

2

当一个物种、一种发明创造、一种人与兽分别之象征在一万四千年前和一万七千年前在江西万年这片土地上出现时，你会对我们历史教科书上以及民族心理整体认知上的一个定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出多少质疑？人类文明到底该从何时开始纪年？在地球的洪荒年代，万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人类还处在茹毛饮血时，万年人发明创造了什么？

走在江西万年的土地上，所有的质疑、追问、遐想都从遥远的空濛中弥漫而来。

在文溪河静静流过的山地，在一片绿茫茫的稻田旷野，在今天被万年人称为“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地方，早在1995年，便有了令整个世界惊叹的发现——这里是世界稻作起源的故乡，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当这一发现被中、美科学家一起通报给世界，当它被评定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当它进入中国20世纪一百年一百项考古重大成就时，这儿——江西万年县，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温暖的故乡，也同时成为人类共同的故乡。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就是人类在不竭地寻找故乡，寻找的过程也是探家的过程。为了这神圣的寻找，人类的脚步踏遍了山野。

今天生长于遍野的农作物，从野生到栽培，这一伟大的文明进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对这一命题的探究，已成为“以食为天”和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类的深重牵念。许多年来，稻作起源究竟“源”起何处，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国外学者仍大都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距今约五千年历史，而后再传至中国，再传至日本。20世纪50年代末期，华南起源说开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进入70年代，云贵高原起源说异军突起；到80年代，随着中国考古界的一系列重大发现，浙江河姆渡、江苏草鞋山、湖南彭头山等多处皆发现了七千年左右的稻作遗存。90年代初，湖南玉蟾岩发现了两颗一万年前的稻谷植硅石，经科学鉴定，其中一粒为人工栽培稻。然而，此粒稻谷植硅石年代虽然久远，但毕竟只有一粒，属于孤证，不足为凭。

1995年，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的考古发掘，通过植硅石和孢粉等科学检测，发现了一万两千年前的野生稻谷植硅石标本和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四千年前的栽培稻谷植硅石标本。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这一发现将世界稻作起源提前了五千年至七千年！

站在大源仙人洞、吊桶环文化遗址前，怎样想象已经远逝的万年？怎样想象在这深邃神秘的洞窟里，在这竹木葱茏的山水间，祖先们在这里千年万年地走过？怎样想象在这片土地下层层叠压的远古文明与辉煌？

据悉，当今世界六十三亿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吃食大米，而这一果腹生命的谷物最早在江西万年这片土地上由野生变为人工栽培，千年万年的辛苦劳作，千年万年的创造发明，养育了今天世界上几十亿人民。我们真该齐刷刷跪下，向着万年广袤的田野，向着已经飘逝万年的祖先，捧出我们虔敬感恩的心……

3

我曾在《谁创造了白瓷文明》一文中写道：“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再没有比西方人以瓷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同为china)来象征中国和解释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除却专业人士之外，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了泥土与火的烧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们在何时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进化?……面对泱泱五千年文明，瞭望浩瀚空濛大地，我们将心依何处?”

应该说，对于中国陶瓷文化，我有着极为执著的偏爱与激情，这是我的一种生命信息。虽然我至今对此知之甚少。后来，在我撰写《千年磁州窑》时，我大致了解到今冀南一带的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砂褐陶、红陶距今有七千三百多年，这已经将北方仰韶文化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令我极为惊叹的是：2007年5月下旬，当我踏上万年的土地时，得知在仙人洞不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还出土了一万七千年前的夹砂圆底陶罐，万年人告诉我说，这一被誉为“世界第一罐”的古陶器，就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展柜内。

而这一陶罐的发掘与价值认定竟然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我们许多人对于人类这一重大文明的发现冷漠了，搁置了！我们孤陋寡闻了四十余年！

人类在冥冥天地间，从寂然沉睡、混沌未开、茹毛饮血的自然状态到成为“有思维的自为存在”，其间经历了几百万年。而这种自为存在的标志，则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马克思语）。在古老的万年，人类的意志最早实现了，人类意识的对象——第一只陶罐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泥与火的烧造诞生了！至此，人类文明开始大踏步地前行了！

怎样想象一万七千年？

应该是一个无限的漫长，又像是一个刹那的瞬间。站在与祖先如此逼近的田野，我仿佛看到祖先们筚路蓝缕、一路蹒跚地向我们走来。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人类对蒙昧与野蛮的决战，已经历了千万年至今还在经历着，蒙昧和野蛮未绝，与文明的决战不休。在千万年文明与蒙昧野蛮的决斗中，文明已伤痕累累。由此，文明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万年回来，我在电话中异常兴奋地将“人类第一只陶罐”的事告诉北京《十月》的编辑朋友小伊，她同样兴奋地在电话那边说：“再到博物馆时，我一定好好看看这只陶罐。”接着又说，“我相信那上面依然弥漫着祖先们生命的信息”。

是的，祖先们最早的创造从万年的地下掘出后，一直作为一种文明的骄傲被搁置在都市的一座房子里，祖先们的生命信息静静地在这座房子里弥漫、氤氲，房子外是车水马龙、高楼如林的现代文明。可当现代文明回转身来遥望那只一万七千年前的陶罐时，能向那些弥漫、氤氲的生命说些什么？

有一位智者曾说：“在早先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同他们所发现的那个世界打交道。但在我们这个世纪中，我们必须同我们造成的这个世界打交道。”是的，祖先们历经千辛万苦发现并创造了这个世界，可他们的子孙已开始在新的蒙昧与野蛮中损害着这个世界。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征途中，人类曾因征服自然的斗争而在自然面前站立了起来。今天，人类又以对自然的肆意讨伐而在自然面前一个个倒下。正如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警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古老的万年，你怎样承载文明这一沉重的悖论？

4

作为一个已有二十七年写作生涯的人，对于宋词的偏爱和痴情使我很早开始了对苏东坡的阅读。换句话说，是苏东坡这一千年文化符号的照亮，使我对宋词乃至对两宋文化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仿佛在流落异乡的少女时代，每当中秋月夜，我总是遥对夜空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每吟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总是泪流满面，想着在秦巴山东麓作“阶下囚”的父母弟妹，思念的空漠、忧伤便如秋水凉月。我知道这首《水调歌头》的词是苏轼因政见不同被贬密州时，因思念弟弟苏辙而作，苏轼“天仙化人之笔”的杰作已成为千古绝唱。穿越九百年岁月云烟，依然清澈飘逸、达观自如，历经磨难却又星月般澄明的苏轼，是我文学永远的望高。

唐宋两朝六百余年，只有八人功名天下而千年不衰，苏家竟占有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为北宋诗文高手，这是何等的气象！

在2007年5月的“万年笔会”上，我发现安排翔实细微的踏访景地中有“苏峤故里”，冒号后边的文字是：“苏峤为苏东坡长子苏迈之孙，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迁此……”我顿时眼晴一亮，苏东坡—苏迈—苏符—苏峤—苏氏后裔！一个辉耀千年的姓氏是我心中永远的风景。与会五十余名作家被分为六组采风，我被分在三组，而三组不是去苏峤故里，我即刻向笔会组织人、作家罗聪明说：“聪明妹妹，分我去苏峤故里那组吧。”聪明莞尔一笑，回答说：“是崇拜苏东坡吧！行，我来给你调。”

以苏峤姓名演变而来的苏桥乡坐落在赣东北五月的葱茏和稻浪里，空气里弥漫着稻稼与水的清香。年轻英健的乡书记陈陪同我们来到苏家村，刚一进村，苏轼的后裔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下拥来了十几人，他们前后左右地走在我们中间，和我一样昂奋地说着苏东坡，就像在说着他们身边的一个亲人。

“你们是苏轼的第几代传人？”我问身边的一位长者。

“我是第三十一代。”一位叫苏育森的老人回答。

“我是三十四代。”另一位叫苏玉为的约五十多岁的男子回答。“现在已有三十七代了！”苏玉为补充说。苏玉为还告诉我，苏家村现在有四百五十人，在不远处的上坊乡奎田村还有两百余人，全是苏东坡—苏迈—苏符—苏峤这一支脉的，他们说苏峤是万年苏姓的发脉公。老人还告诉我，在县档案馆有他们的家谱。

说着笑着，我们就来到了万年河边，清澈的河水从村边潺潺地流过，河的对岸竹木茂密，有小鸭和孩童在河边戏水。苏家村人告诉我，当年苏东坡多次被贬，牵连几代人，北宋元丰年间，苏迈携长子苏符及众家人来到偏僻的苏塘铺安家落户（我在一些研究苏轼的文字里，曾看到苏迈、苏符后来也都曾官至中央部级领导）。诞生在万年河边苏家村的苏峤，成人后决定远离功名官场而从商，奔腾的万年河阻挡着通往外界的路，成人后的苏峤曾在河上架起了三座桥，苏桥由此而来。

望着河水中仅存的硕大的石桥墩，我的心顿然一沉。穿越八百年的石桥墩啊！和曾祖父一样被政治苦难逼到了这荒野小村的灵魂啊！

“我们在这石桥边合个影吧！”我向苏家村人招呼。刷的一声，苏氏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几十人围了过来，把我围在了中间。我笑着高声向苏家村人说：“你们知道吗？我是苏东坡的粉丝呀！”话音刚落，他们哗地全笑了！我不知有几人的相机里留下了我和苏轼后裔们在万年河边灿烂的欢笑，但我多么想知道这灿烂的欢笑是否穿越了岁月时空，那位智慧泽被千年的东坡老人是否正站在云端，微笑谛听……

从苏家村穿过，我们发现好几块元、明、清时期苏家母亲们的墓碑残片，散落村头。现实中的苏家村多为黑瓦土墙的矮房宅，没有我在江浙农村看到的幢幢三层四层的巍峨新楼。也许几百年来，这里只是一个政乱、战乱的避难所。从祖辈的遭遇中，苏家后人已深谙“高处不胜寒”的警语，他们只是躲在远离京城闹市的乡间，只读书不做官，以稼禾商贸维生，求家人世代平安已成为他们的铭念。

我查了一下宋史，苏氏家人来到万年河边时，苏东坡正被流放湖北黄州。苏家人在江西万年的深山老林定居十八年或十五年后，即公元1100年一月，宋哲宗崩（神宗、哲宗年代，苏东坡一直处在宦海沉浮之中），宋徽宗立。五月，朝廷下令大赦，那时已被流放海南儋州的苏东坡获释。从此，一代文豪终于结束了多年来的流放生涯。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已摧毁了一代大师的健康，第二年，即1101年，苏东坡在江苏常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苏东坡逝世二十五年后，腐败的北宋王朝在金兵压城城欲摧时，宣告投降。当金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一万四千多人，满载着搜刮的财物，回到北方草原时，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在统治了一百六十七年之后，最终覆灭。

早已散落在中国这里那里的苏轼后人，应该说是穷乡僻野使他们躲过了许多刀光血影。

早在1079年，苏东坡因为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被贬到黄州时，他弟弟苏辙曾经说过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一位研究苏东坡的外籍专家曾写道，这位官至朝廷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的大文豪、大书画家、大诗人（也是虔诚学佛的弟子），一生的官职多达三十个，而被贬的次数竟多达十七次！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谈到苏轼被贬原因时这样写道：“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所以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苏东坡现存诗约四千首，词三百四十首。如此杰出的艺术生命能不遭妒？不遭恨？不遭诬害？

这难道不是所有优秀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千年的遭遇？千年的悲哀？

就是在从海南儋州获释北上的路上，苏东坡依然作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虚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大气，难道不是今天中国良心的望高榜样？

我从互联网上读到一份资料：苏东坡最后的归宿地在江苏常州，现在常州苏姓人竟多达五千五百八十人。常州在苏轼家族到达之前没有苏姓，所以可以认定，常州苏姓人均为苏轼后裔。他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临别苏家村时，苏玉为在几次犹豫之后，递给了我他亲笔写就的关于江西万年苏氏家族的来历：苏东坡长子苏迈是与其结发之妻王弗所生，王弗二十六岁时不幸去世，留下六岁的苏迈。苏东坡另外两子苏迨、苏过是苏东坡在王弗去世四年后与王润之结为夫妻后所生。苏符是苏迈长子，苏峤又是苏符长子，所以，万年县苏家村人和奎田村人以及其余四个村子的苏姓人绝对是苏东坡直系血脉后裔。但他们发现《中华百家姓氏通鉴》和其他各类书籍中均无涉及。他们希望得到这些书籍编辑部门的核准。

他们同时给我的还有关于万年县政府决定将苏桥乡合并南溪乡建镇，他们担心失去苏桥之名的一份给县政府的报告。

我充分理解苏家村人对一个光耀史册的姓氏的深爱和虔敬，其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为中华民族千年共享的伟大名字——苏东坡。

难道我们不是？

5

在万年的土地上，串村子犹如串朝代。这不，我们刚刚还走在北宋时的苏家村，车程不到十分钟，我们即又串到了南宋的营里村，又几分钟后，我们又串到了清代的麻畲花屋，好像小孩子玩家家一般。

可我们不是小孩，我们不是在玩家家。我们是一群大人，一群露出惊奇、探寻目光的文化人，怀着探究之心郑重地从苏家村走到了营里村，从北宋走到了南宋。营里村有一座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行开办的“南溪书院”。柴中行号南溪先生，书院就以此命名。书院开办于1225年，如果1946年不被作为“地主财产”强行拆除，如果1967年“文革”时不被作为“封资修”建筑彻底砸烂，这座历经南宋、元、明、清、民国，有着长达七百多年历史的书院，将是一所怎样气象万千的智慧殿堂？

如同在苏家村一样，我们一进村，柴中行的后裔们就跟了上来，他们都已是柴先生的第三十六代、三十七代孙。这些柴氏子孙一路把我们带到了营里村一个青山环绕的山坳，山坳里有一块大约三五百平方米的场地，场地上长满了绿茸茸的小草，场地的一边盖有一排黑瓦白墙的土平房，大约有八九间，很简陋。柴家人说，1984年在这里盖了几间房作为村小学。我们没看见学生，柴家人说今天放假。柴家人还告诉我，营里村现在有柴氏后裔一千两百人，在浙江宁海县有一千八百人。说营里村柴氏后代中如今出了一个博士后、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言表中，看出他们想说那是远祖血脉骄傲的传承。

七百多年的书院现已荡然无存，唯有书院对面的笔架山（有一山三峰，很像古代毛笔笔架，是柴中行为之命名吧）、洗砚池（据说这底面方圆约三十平方米的水池是当年柴中行的学生洗笔墨的地方，水池现已干涸，但柴家人说，一遇雨天，池水涨起，依然黑如砚墨）、吟诗弄（一数十米长的通幽曲径、两侧数丈青山对峙，是当年柴氏学生登高吟诗之地）、龙井（师生汲水之井，传说与鄱阳湖相通，不干不浅。柴中行曾为南宋理宗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念其之情，起名龙井，意即龙赐之井）在面对洪荒沧桑，诉说一代知识分子曾经的人格与智慧的传递……

柴中行生于1175年，于苏东坡过世已有七十四年。那时，昏庸无能的南宋王朝已被金兵撵得四处逃窜，最终从南京逃到了绍兴，从绍兴逃到了海上，又从海上逃到了杭州。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年代，江西余干县柴家三兄弟孜孜求学精进，柴中行于十八岁时（1193年）考取进士，遂被授予抚州军事推官（柴家人说相当于知府级官员）。柴家人捧着一本厚厚的古体字“柴氏家谱”让我看，我很想从家谱中了解南宋宁宗年间把官位做到吏部侍郎、大学正升博士、太子老师的柴中行生平，但时间不允。急慌之中，随采风组同行的万年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王团华急中生智，说：“我用相机拍下来，回头给梅老师发到邮箱里。”

回来不久，我从电脑邮箱里收到了王团华发来的邮件，从那些黑糊糊的、不打标点符号的繁体字家谱影像件里，我大致读到了柴中行。家谱中说到柴中行在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时，因不服当朝宰相韩侂胄禁道学为伪学而遭排斥，调任江州教授、广西转运司。我在宋史里读到过韩侂胄：宁宗赵扩是一位毫无作为的皇帝。他即位时竟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戴黄袍登基时，赵扩居然吓得极力挣脱，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强行给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宁宗即位后，毫无主见，任人摆布。由外戚韩侂胄把持朝政。此人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柴中行应该就是在这次“庆元党禁”中受累。

“庆元党禁”很不得人心，韩侂胄为了挽回人心，决定北伐金国，企图建功立世。能文能武的辛弃疾、叶适等主战派即是此时被起用的。但是在金军的强大反攻下，北伐很快趋于失败。于是，投降派史弥远勾结杨皇后，乘机反扑，打击主战派。他们槌杀了韩侂胄，割下他的脑袋献给金朝，乞求和议，宋金达成“嘉定和议”。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宋宁宗赵扩一朝达十七年之久。

家谱中还写道，柴中行为吏部郎官和太子（即后来的理宗）师时，“常以启迪君心为己任，曾言士大夫有弊，好进好同好欺。中行平生坚持正义不为权势所屈，为宗正少卿后调崇政殿说书，他极论往年以道学为伪学、杜绝言路，使忠义之士缄口不语，国家元气败坏。又论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晓谕大臣绝私欲布公道。但因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皇帝重视，出知赣州。理宗即位后，以右文殿修撰乞求而归，与弟中守、中立讲学于南溪之上”。

我仔细阅读了这一时期的宋史，柴中行几起几落任南宋朝官时，正是南宋宁宗当朝的三十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投降派史弥远把持朝政的十七年。这一时期，正如辛弃疾所说，到了“必乱必亡”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一件羞于启齿的事便是选太子的闹剧——公元1220年南宋太子询病死，次年改立宗室贵和为太子，改名竑。赵竑喜欢听古琴，史弥远便向赵竑进献了一名善弹古琴的美女，实际是让她暗地监视太子的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这一伙祸国殃民的投降派，深为痛恨，常常在桌上书写史弥远的罪恶，并说要把他发配八千里。史弥远得到弹琴女子的密告，便派人在绍兴民间找了一个名叫赵与莒的十七岁男子，说是赵宋宗室之子。然后把他召到临安（今杭州），改名贵诚。公元1224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便废太子竑，立贵诚做皇帝，称理宗。

史书上记载，说这位由史弥远从民间找来的“太子”的老师是国子学录郑清之，没提到柴中行。但柴氏家谱中明确记载有柴中行曾做理宗登位前的老师，家谱在江西师范大学也有存档。

但无论怎样，也许是柴中行目睹了朝廷种种闹剧，看到了奸佞妄为的祸国殃民行径，亲历了南宋“必乱必亡”的时期，所以在“民间太子”理宗登位第二年，即1225年，柴中行便以年迈为借口退隐于江西万年营里山中，办起了“南溪书院”。事实上，柴中行当年仅五十岁。自此，在今天万年县车程时间只有几分钟的青山溪水边，就隐匿了宋朝江山的两大知名家族。

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三十年宦海沉浮之后，柴中行的生命状态和人格建构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窥探得到的，但我们从柴氏家族的谱系里，还是能清晰地读到他“捐盐息以惠远民”；著书批评时政时“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次论士大夫寡廉鲜耻，以骨鲠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凛然纸笔；他任国事官时“严惩赃吏”，任湖南提点刑狱时，“豪绅横行虐民，一一绳之以法”……

如此政治人格并不暧昧之人，在打理书院之时所进行的文化人格传递，我们大体也可想见。

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有“退隐”情怀，他们在位时“文死谏，武死战”；而当他们在政治凶险加身抑或对权势龌龊无奈无望时，为了人格、气节的操守，就会寻找一处远离闹世的寂林芜土，或仍做高洁典雅文章，或孜孜授业于乡间僻野。躲开了战乱和权术的涡流，柴中行兄弟肯定把南溪书院办得有模有样，否则，在书院走过了四百七十四年之后，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皇廷也就不会将“全德名贤”的匾额授予书院，柴中行后裔们也就不会捐田五百亩以赡书院。

然而，眼前的书院已不是那所经历了七百年风雨沧桑的书院，如同苏峤故居如今已渺无踪迹一样，也如摇摇欲坠的“麻畲花屋”一样（清朝中期一进士退隐后的府邸），所有的辉煌都已在岁月里随风凋零。

江西的朋友告诉我说，在江西，有太多像麻畲花屋一样建筑的古代名士院落、府邸，但多已破败。

走过一座座风雨飘摇的花屋，穿过一幢幢苍老破败的庭院，我们在无数的惊叹中，捡拾着古老的历史，古老的辉煌，古老的文明。

江西！万年！俯拾皆是的不应该仅仅只是文明的苍老和飘摇吧！

宜春三吟

接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程小玲女士通知去宜春参加写作营活动时，我心潮澎湃地想：这次我一定淘一个紫砂壶回来。后来我才发现，我张冠李戴地把宜春想成了宜兴。

我知道中国好几个带“宜”字的城市，比如宜宾，在四川；比如宜昌，在湖北；还比如宜兴，在江苏，盛产天下名产紫砂壶。可我就是不知道宜春。2009年仲秋，随首届世界华人作家写作营走进宜春后，我才知道我是怎样愧对了宜春。

七天的写作营活动结束时，有一个心念占据了我的心扉：宜春，你“身藏深闺千百载，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身世早该晓于天下了！

当撩开宜春美丽神秘的面纱，一个古老而现代、传统也时尚、天赐和人神打造的魅力之城——宜春便扑面而来。我深信，人类任何之笔述都无法抵达大自然神美之魂魄，也无法抵达人类历史创造与毁灭之核心。那就尽其力“三吟宜春”吧，权当把一颗感恩的心留给那片奇山秀水……

雨中听竹

深藏于江西西部湘赣山中的宜春市，竟和天上的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瞧，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叫“月亮之都”，他们说那里是“月亮的故乡”。月亮是人类共有的，可你发现，宜春人对月亮是情有独钟的。

在湘赣群山中，天赐一座明月山给了宜春，于是宜春人便乘借天势，在明月山上挥洒深情，尽做“月亮文化”。比如：他们说明月山就是嫦娥奔月的地方，这美丽浪漫的传说，感动得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也不得不说：“我宁愿相信嫦娥就是在明月山奔月的。”

又比如：他们从200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个月亮文化节，他们把这个节日放在每年农历八月十六的晚上，并一气策划了五年的主题，比如说，2007年的主题是团圆：月圆、人圆、花好月圆；2008年的主题是农耕：农月相趣，人月同欢；2009年的主题是情：亲情、友情、爱情，情月相融，山水为证；2010年的主题是温泉：泉月相映，水月同天；2011年的主题是：禅月相通，月明禅心。

也许我们并没有经历其中任何一次月亮节的狂欢，但我们在那个月圆之夜，在我们凝眸望月的瞬间，无论我们站在大地的哪一端，我们都可以想象宜春人邀月同饮的陶醉与神往，都可以想象“‘山’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宜春人的幸福与欢颜。

再比如：宜春人把明月山视为一座情山。他们在山中打造了一条浪漫爱情之旅，他们用诗一般的名字在这条路上打造了十个景点：明月广场相遇、荷塘月色相识、咏月碑林相知、竹林月影相约、晃月桥上相牵、抱月亭中相恋、浸月潭边相印、月下老人相系、拜月坛上相誓、梦月山庄相拥。

也许，我无法享受其中任何一个景点的幸福与浪漫，但仅仅是2009年11月10日那个雨雾笼罩的早晨与午后，在那个青竹滴雨的六千级木栈道上，我已沉浸在宜春人的幸福之中。

当我们行走在细雨朦胧的栈道上时，我时而感觉明月山的万亩竹林，如海之浪涛从四面向我们涌来，我们被淹没在滚滚大涛的竹海之中，鱼一样在海底穿梭、游逸；

时而感觉这竹海又如绿色瀑布，从千仞陡壁奔泻下来，我能听见那绿瀑砸在山涧的万丈轰鸣。

我突然看到，在这拨云拔雾的万竿青竹的远处，有一间神秘的草庐，我凝眸草庐很久，想象着草庐人家的爱与孤独。即刻又想，宜春人把“爱之旅”打造在这竹海深处，是否应有另一层隐意：爱情需要浪漫，但更需要情之风骨。我想起了舒婷的诗：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改动一下：“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青竹\作为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接下来应该是——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倘若在通往明月山的竹海深处，在宜春人打造的爱之旅途，情人们在心中深藏着这首诗，那便是爱之真境界了。

想着，就听见从竹林婆娑处传来一声鸟鸣，婉转而清丽。我把此视为竹之魂魄，她在告诉我：听见了你的心意……

在鸟啼和竹林一起摇曳的风声里，在瀑布和雨雾交织的朦胧里，在岩石和月光一起缄默的幽深里，我双手合十，感恩大自然和宜春人在大山深处创造了一片古老而现代的文明。

天沐•神泡

我想，宜春人的得天独厚之处有很多，但我最最艳羡的莫过于在那里尽可以享受“天沐”之乐。我这里决不是要说纯自然意义的“天之裸浴”或“人始之爱”，我是说在宜春温汤镇有上苍赐予宜春人的一片大水——富硒温汤。这片大水从温汤镇地下三百米处震旦纪岩层的缝隙处喷涌而出，汩汩喷流了三亿年，而它被人类发现并记录的历史已有八百余年！

这片来自地壳深处的大水近千年来温度不变，始终保持在摄氏68度至72度，属高温泉水，这样的泉水每天从08平方公里的温汤小镇的5个天然泉口和人工开发泉口喷涌出来，日出水量高达万吨！你不时地看到小镇人家在泉水边烫鸡拔毛，女人们在泉水里煮蛋、洗衣。

似乎宝贵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它的“高硒低硫”。科学已经证明，硒元素是唯一对抗癌起作用的矿物质，这样的富硒温泉可浴可饮，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也只有法国“埃克斯”矿泉属“高硒低硫”，但它是冷泉。在法国，一瓶“埃克斯”矿泉水卖到了二十五欧元，相当于人民币二百五十元。在温汤镇，一瓶富硒矿泉水只卖三元人民币，难怪蜂拥而至的人们，除了每日“泡汤”之外，就是“敞开肚皮喝温汤，走时还带几大筐”。

到达宜春，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去天沐、神泡。

在美丽的明月山脚下的温汤镇，几乎每一户人家、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享受着天沐、神泡的幸福，所有人家、单位的水管、浴缸、浴盆里都流淌着神奇的温汤水，劳动一天的温汤人，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沏一壶温汤茶提神，泡一个温汤浴销魂。即使在单位上班的人也可在办公室的汤缸里泡着午休。真是让人羡慕不已！难怪几百年来，温汤镇的人不得癌症，不患心脑血管病，不患眼疾；难怪他们能长寿百岁、颐养天年！

在温汤镇宁静的小街上有一处温汤古井，古井汩汩流淌了几百年还在流淌下去。古井边有一大风景：无数的男人女人在井边的大街小巷露天泡脚敷腿，沿着古井四周横竖摆满了木桶或塑料桶，人们一弯腰即能从井里打上一桶热水，随即在井边的石凳或木椅上坐下来，脱掉鞋袜，双脚放进桶里，“神泡”就此开始——温汤里有二十多种治愈疾病的物质呢。井里、桶里都冒着热气，热气雾霭般弥漫开来，朦胧着街巷里、树阴下神泡的人们。桶里水凉了，就再打一桶；凉了，再打一桶……

我问了，街边泡脚只出桶钱不要水钱，木桶泡五元，塑料桶泡三元。泡脚的人们从中国的四面八方赶来，上海的、长沙的、南昌的……他们中许多人在镇上租房或者买房，为的就是常年在这里神泡。是神泡啊！他们说，他们几十年的腰腿疼、皮肤病在这里泡好了，他们多少年的失眠症也泡没了。甚至，他们觉着他们的皮肤也泡美了许多。

在温汤镇，再好一点的神泡是进入小镇人家开的“泡汤店”，进店可木桶泡、木缸泡、盆泡、池泡，任意选。泡后若需按摩，交店主二十五元、三十元钱一切搞定。小镇满街尽是琳琅满目的泡汤店、售桶店、泳衣店。

当然，更高档次的泡汤享受是去天沐。

温汤镇明月山下有一个天沐温泉度假村，度假村酒店属五星级。一走进千亩度假村，你就走进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万紫千红之中，走进了仿汉唐建筑的高阔与雄宏之中。我无数次想到：这个开中国温泉文化先河的集团把“天沐”作为集团名号，实在是抢占了时代最好的“风头”。

夜晚，在隐约的灯光和温汤的雾霭中，我和香港女作家周蜜蜜惊叫着跳进了卵石铺就的汤池中，我们时而双腿打水嬉戏、返璞归真，时而全身浸泡池中、心旷神怡。我们从舒筋活血的汤池跳进美容养颜的汤池，从夏菇草池跳进金银花池，从固本培元的“一元汤”池跳进调理阴阳二气的“二气汤”池，从平衡人体五行的“五行汤”池跳进有六种名贵中药的“六福汤”池，从净化身心的“七觉汤”池跳进八极调体、生生不息的“八极汤”池……我们很贪婪，不时地从一个池子跳进另一个池子。我们快乐着、嬉笑着，忘了自己和世界。

时而我们也能静下来，卧在池中静看池边竹影婆娑，倾听梵乐在夜空悠吟。天光星月从竹的叶隙中斜了下来。此刻，我才突然想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今生怎获此果？我来世怎觅彼岸……

度假村有六十六个不同功能、不同构形的露天汤池，使人惊叹也惊喜的是这六十六个汤池全部掩隐在明月山原始森林的峡谷里，森林里洁净的空气、竹木的芳香将温泉疗养与森林疗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许，如此的“天人合一”才是“天沐”真正的含义。

后来，我了解到“天沐”温泉创造了“九步六法沐汤礼仪”，从第一步“澡身”到第九步“感恩”，天沐创造的礼仪是教人们以虔敬的心态、纯洁的心灵去体验大自然的馈赠。这是天沐文化的净身。

在经受大自然洗涤之后，我们清脱而出，我不禁双手合十，用自然洗涤后无污的身心默默感恩：感恩宇宙的万物之灵创造了世界，感恩世界的万物众生福佑着我们……

温汤人家

我一直惊叹江西大地上一些古往今来的大家族怎么会世代薪火相传。

从一座座屹立千年百年现今已颓败的老宅庭院，从一部部厚重且已破朽卷曲的族谱，我分明感到一支又一支姓氏的血脉浩浩荡荡从远古的历史深处流来，千年的生命之光从未间断，一直照触到我眼前这样那样的面孔。

2007年5月我曾到达江西万年县，万年苏桥乡苏家村就居住着苏东坡曾孙苏峤的后裔，已经有三十七代四百五十人之多，在不远处的奎田村还有二百多人（苏东坡最终病逝在江苏常州，常州有其后裔五千五百多人）。我曾在《走进万年》一文中写道：“在万年的土地上，串村子就如串朝代。这不，我们刚刚还走在北宋的苏家村，车程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又串到了南宋的营里村，又几分钟后，我们又串到了清代的麻畲花屋……”营里村住着南宋著名人士、教育家柴中行的后裔一千两百多人，他们还骄傲地告诉我：在浙江宁海还有柴氏后裔一千八百多人。

走过一座座风雨飘摇的花屋，穿过一幢幢苍老破败的宅院，我在无数的惊叹中，捡拾着古老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在宜春，在温汤镇，这种遥远的文明与辉煌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晚唐至北宋年间，江西出了六十四个进士，其中三十四人出在宜春；而宜春的三十四个进士中有十三个是出在温汤的易姓状元家，这位被人们传颂了一千多年的状元郎叫易重。

惊叹与欷歔之余，我请求明月山风景管理局办公室年轻的主任段羽领我去看易重故里。易重的故里叫九联坊，据说是易氏一门有九人在晚唐至北宋年间喜登科甲后改的村名，从古代叫到现今。段羽叫上原任温汤镇人大主任，现已退休的易重的第三十九代孙易祖恩与我们同行。车子沿崎岖的山路颠簸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离温汤镇八公里处的九联坊，这是一个蜗居在群山里的很小的村落，村里房子大多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干打垒土房，看得出，易重的后裔们在这里过得并不富裕。

进村后我们直奔易家祠堂，这是村里看上去最好的两进民宅：红墙黑瓦、飞檐画栋。门楣上书“唐状元易重纪念馆”，是易姓人共同捐款建造的。纪念馆正墙上挂着易重的画像，周边墙上陈列着易重生平、易氏名位表、易重子孙简介，画像下边供奉着易氏历代先人的神位和易氏播迁在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支族的敬祖牌位。我们从名位表上一一细数，易重这一支在晚唐至北宋二百年间就出了十三个进士、一个状元、一个榜眼，还有荐辟六人（因举荐而被朝廷任用的人才），贡士两人，举人数人。这样的文化血脉传承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从易姓族谱上，我们看到南宋时易家还有状元，但易祖恩说，那是小朝廷，已不看重了，也不算数了。易重当年官至大理评事，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易祖恩告诉我：现在宜春市易氏家族人数多达十万，在全国有八十万！易姓家谱现保存在九联坊易祖斌家，还有唐会昌五年（845年）易重状元及第的铜镜，虽被“文革”时期“造反派”砸成两半，但至今仍被后人秘藏在九联坊村，痛惜的是唐皇武宗亲赐的“状元及第”的牌匾却已在“文革”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我问易祖恩，易姓后代里现在有无读大书做高官的，回答是最大的官只做到副厅级。九联坊村现在只有二十户易姓人家，九十多人，只有他走出来在镇上做了个科级干部。通村的公路前两年刚修通，还是国家拿五十万元，邻村出十万元，外地易姓人捐八万元，九联坊村民每人拿三千元方才修通。在此之前，九联坊与外界只有一条泥泞的山间小路相通。

就要离开九联坊了，回眸再望这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想象着它远古的辉煌和今日的寂寞，想象一个家族血脉的传承和文化的沿袭，我理不出其中的千头万绪，心中别有一种失落和惆怅。

和易重同为唐会昌年间的江西状元还有卢肇。卢肇是江西第一名文状元，易重是江西第二名文状元。但这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说，唐会昌年间，宜春才子半江西。当时，易重、卢肇、黄颇、李潜、鲁受等都是同窗好友。因每年朝考只能产生一名状元，于是易重提出：今才聚宜春，都去比试乃自相抗衡，不如分期应举为佳。说到做到，会昌二年，举子们纷纷去长安应考，易重自动放弃，送卢肇进京。次年春闱放榜，果然卢肇高中状元。在荣归故里的宴席上，人们喜让卢肇坐首席，卢却说：这次中第全凭易重“分期应举”的建议而受益，应让易重坐首席。人们以为这是卢肇谦让之词，谁知易重听后坦然就座，并说：首座应是状元公坐，现在卢状元让我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权当借个首席，下届奉还。易重语出，惊诧四座：易重你好大的口气，你能保证下届你中状元？然而，天才自有天才撑，会昌五年，易重一举夺魁，成为江西第二名状元。庆功宴上，易状元还了卢状元一个首席。

这实在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段佳话。

在宜春市美丽的秀江岸畔有一条秀江街，在秀江街中路至今坐落着卢肇的故居和读书堂。在秀江大桥不远处，还有一片沙洲叫卢洲，也叫状元洲，是宜春人为纪念他们的第一个状元郎当年总在沙洲上读书而命名的，卢洲已叫了一千多年！

段羽领我在秀江街中路参观了卢肇故居，那故居已经摇摇欲坠、破败不堪，我只能从那依稀可辨的木雕和石雕艺术和汉唐房屋的高阔雄宏上，想象古代一个知识分子曾经的生命栖息和文化诉求。

卢肇后来在好几个州府做刺史，后裔也是浩浩荡荡几十万……

温汤另一古代有影响的大家族应起自一个女子，叫夏云姑。

夏云姑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的时代。传说，夏云姑出生时，屋内突然出现一道祥光。后来，云姑长到十七岁时，果然进入南宋小朝廷，先做了高宗丫环，后做了孝宗皇后。在宜春，我听到云姑进宫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南宋朝廷选美，云姑被宫中选美太监从山野之村发现带进宫中；另一种说法是在金兵压境，朝廷被高宗、秦桧之流专权，其丧权辱国路线使得南宋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在县里做会计的父亲为保全家性命，便变卖全部家产，托一太监将云姑卖到了宫中。

无论哪种方式进宫，夏云姑都应该有她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生。因为她最终做了为岳飞等无数抗金英雄平反，并屡屡雄心勃勃为收复国土、决心与金兵决一死战的孝宗的皇后。云姑做皇后之后，曾回到温汤夏家坊寻找自己的亲人，家人都已在战乱中离散，父亲已流落寺院。云姑找到了十一个亲人，一一给钱帮助他们，并把自己的哥哥夏执中带进宫中，夏执中文武全才，最后做了节度使，其民族气节高昂凛然，宋史为其立传，夏云姑也进入宋史《后妃传》。

2009年11月13日，段羽又带领我、程小玲以及台湾作家蓝博洲来到夏云姑故里夏家坊。夏家坊位于明月山下，宜春人说明月山的来历之一就是夏云姑乳名叫明月，后人为纪念她便把美丽的群山以其乳名命名。在风景旖旎的明月山下，在月亮湾景区，宜春人为夏云姑塑了高达二十米的铜像——一个淳朴的村姑与一泓弯月相依相携，展臂飞翔。

村主任告诉我们：夏家坊现有一百八十户、九百余人，在邻近的吉安县，半个县几十万人都是夏家后代。在夏家祠堂——会稽堂里，我们看到夏云姑当年供奉的始祖夏姜氏神位。祠堂门口，有很长的一副楹联，上联：看银带两条绕住金龟塞水迁峰夜乐之时致禅桥边；下联是：望荔街十里驰来天马迎门南岳晓钟而后古槐树下。我问村民，这写的是什么，他们说不知道，是古时候留下来的。我想，既是古时候留下的，那该是孝宗皇后省亲回村时的情景吧。

今年七十八岁的夏志德老人是夏氏第三十一代孙，老人说，夏氏已到了三十五代。老人保存着夏氏族谱，厚厚的几大本族谱最早是清咸丰年间的，后经民国七年、1980年、1997年三次重修。

从夏家坊回温汤镇时，我们路过一个叫长丰村的小村庄，段羽此时已洞悉我的心思，他径直把我们领进一座百年老宅，老宅空空荡荡，寂寥而凄凉，已经没有人居住。站在高达十几米的天井小院里，我仿佛能看见千百双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的眼睛从老宅的阁楼、从雕花的木门、从镂空的窗棂里四面望了过来，我有点恐怖。

村干部揭干走过来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揭姓人的一处老宅，原住在老宅的一家人都已离开，最后一代又都是女人，以后就没继承人了。揭干还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叫史肯，唐皇帝赐姓揭，改名揭镇。先祖揭镇做过袁州（今宜春市）刺史。我问揭干有无家谱，揭干说“文革”时家谱藏在稻田里稻秧底下，但还是被“红卫兵”发现，拿出来给烧了。但随后揭干有些兴奋地告诉我说：2007年他们在广东开了个会，初步统计全国已有六十万揭姓后裔……

就在我惊叹温汤这些历史老村老宅老族时，不经意间段羽又说起了他的家族。他说再远的他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祖上在清朝出了一个巡抚，还有好几个府台。在段氏祖墓里，至今矗立着段羽爷爷的爷爷高大的墓碑，墓碑上记载着这位清朝六品官员的生平和业绩。令今人惊叹的是在墓碑的顶上还雕刻着一个硕大的石乌纱，这位段巡抚以毕生的清正廉明保住了头上这顶乌纱帽的庄严和沉重。段羽的二公（段羽父亲的伯父）段昆庆是黄埔军校教官，国民党中央作战部长，也曾是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人士之一。与段昆庆同辈的还有一个长辈做了民国中央政府电讯部长；段羽的堂伯父段应龙是国民党的一位军长，去了台湾。听此，台湾作家蓝博洲说，早些年，蒋介石在台湾枪毙了一个段姓军长，说他与共产党有来往，没准儿是你伯父。段羽笑笑，说：不知道。

段羽说，这些人物都是听段昆庆遗孀吴氏说的，吴氏是湖北人，先是段昆庆的丫环，后做了小老婆。吴氏四年前刚去世，去世时九十六岁。

段羽还说，他们家老宅原有一百多间房子，二十四个天井，老宅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建完工的。老宅的楼上放着许多先祖们的刺绣朝服、带翎的帽子、绣花的袍带。老宅20世纪50年代就被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后不慎失火，烧去了大半，包括家谱……

段羽至今不明白：在农耕文明时代，祖上为什么不置一分田产？因为没有土地，1949年后的“土改”运动时，当时的政权竟不知给他们这样的世代官宦人家定什么成分。但段羽说：祖上却买了一大片山系，站在祖宅往四面望去，凡视野里的山脉林子全是他们家的。为保护段家风水，祖上几百年都不让动山上一根树木。以现在眼光，是保护了方圆百里的生态呢！

段羽不急不慢的叙说激起了我莫大的兴趣。我说：段羽，你应该把你们段氏家族的历史、人物记下来。段羽没做声，片刻的若有所思后淡谈一笑，说，记那个没用。

在温汤，每走进一个村庄，就是走进一个朝代，走进中国一部厚重的历史；每走进一个人家，就是走进生命生生不息的密码。这些生命密码裹卷在中国千年的朝代更迭中，轻轻揭开一页，我们便不难看到历史的风雨硝烟；静静侧耳，我们也不难听到命运的磬鼓歌哭……

温汤人家，你才是宜春最厚重的风景！

郧西印象

“梅洁老师，我是郧西的邹龙权，你老家的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乡镇小官。叶书记（郧西县委书记叶战平）托我邀请你来郧西看看，你能回来一趟吗？”这是两个月前我在香港接到的一个短信。就是这条谦恭而温暖的短信，让我和陈建功等六位中国作家与湖北郧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短信背后的故事很长，而我的心已与郧西贴近。

应该说，四十三年前，诞生我的千年郧阳古城已经在汉水的滚滚倒流中沉入了江底，寻找家园已成为我一生的情结与疼痛，而五十年的天涯之旅更使我对故乡鄂西北的山山水水眷念不已。我深知六百年前的明代至今，郧阳府是辖郧县、郧西等六县市的。而当年那个湖广巡抚驻地郧阳，广阔的疆域是含今天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等中南各省的。疆域越辽阔，故乡越渺茫。而郧西是真正的近邻。邹龙权“你能回来吗”的一声问询，已让我心、眼潮湿。

再后来，受郧西委托，我又邀请陈建功、李炳银、田珍颖、隋丽君、王剑冰、海默六人一起来到了郧西，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之路上，我深知在中国文坛上这些人品、文品广泛受人尊重的作家的到来，对于故乡的意义；我更了解他们每个人对鄂西北的种种支持和深情。他们的到来，使我和郧西人一样处在欢欣与鼓舞之中。

而更让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欢欣与鼓舞的是：郧西绝美的山水、淳厚的人情、悠久的历史、绚丽的人文。我向来认为文字在表达世界时是极其软弱、苍白与无力的，真正留在字面的仅是我们对世界亲近时的心动之万一，这“心动之万一”便是印象吧。

郧西给了我怎样的印象呢？

神奇五龙河

邹龙权在电话中说五龙河是国家“AAAA”级自然风景保护区，有“中国的小九寨”之美誉。

用不了更多的话语，我没等起程就已对五龙河心生向往。

邹龙权的“小九寨”之说，是相对于闻名中国乃至世界的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九寨沟而言的。十二年前，我去过九寨沟。走过康定高原深处的大九寨之后，我的留言是“九寨归来不看水”。这些年，我发现所有去过九寨沟的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九寨归来不看水。“不看”是因为感觉这世间没有再比九寨沟更美的水了。赞美中有一种绝望。至今我都在恍惚：九寨沟的水美得妖艳，美得神奇，美得恐怖，美得让你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水。是玉珀？是翡翠？是琼浆？是瑶池？当你把手伸进去发现那就是水时，你还是觉着那是假的，是天外来的某种液体，不是人间的，是神创造的，不是自然的。

2010年5月4日，当我们一行走进湖北郧西五龙河时，我惊呆了！啊，那水呀！深蓝的，浅绿的，翡翠的，银白的；潺潺的，轰鸣的，清静的，滔滔的；辽阔的，蜿蜒的，悬挂的，奔腾的……瀑布，深潭，蓝湖，浅滩，木桥，石栈……啊，水呀！你何时从康定高原流进了秦巴山里？啊，水呀！你何时从大九寨奔到了五龙河里？

当我神定之后，终于明白，这河是故乡秦巴山里的河，这水是郧西五龙河里的水呀！

五龙河天上有灿灿的太阳，五龙河峡谷里有霏霏的细雨。雨的银丝轻柔地绕在我们脸上、绕在我们身上。阳光下，雨用金丝、银线深情地为我们织着一件五月凉凉的衣衫。结实而极具审美快感的木栈道，潮潮的，湿湿的，在五龙河峡谷的崖壁上延伸、攀缘。远眺：五月的秦巴大峡谷，千仞挂翠，万壁生郁。大自然的生命之绿从千山万壑间波浪般滚滚而来，滔滔而去。近看：山崖峭壁上藤缠树，树生岩，灌木、乔木竞相间。野菊花金黄，山杜鹃粉红，松竹梅相行相伴。唯有白蔷薇总是嬉笑着，一藤又一藤拦在了面前……

抬头望山，五龙河的水之雾，一团团、一朵朵荡漾在大峡谷之巅，袅袅地上升，静静地缠绵。是五龙吐云，是仙子飘衫？倏忽就有绿的山尖从白雾中穿出，你就真的可以把它想象成万顷波涛中的一只小船。那就是郧西人的“神雾岭”么？

木栈道边的岩屋前有“梅隅”的标牌，郧西朋友说，这里岩上岩下长满了梅，若冬天来，可看到梅花竞相盛开。定睛细看那五月之春的梅树，叶不奇，干不高，不横绞盘虬，不凌云顶天，与近旁的杂树并无特别。不是这里写有标示，我们怎能识“她”冰清玉洁？采下一片梅的绿叶我就想：梅呀，你总是俏也不争春，但天下几人能识君？我突兀地有些伤感。可我分明又听那梅在说：芝兰不因涧深而不芳，参木不因林密而不秀。性相生，命随缘……

正想呢，朋友们轰笑着让我这梅姓人在“梅隅”前留影，我便欣然地站在了那壁石屋前……

从五龙河出来，在大峡谷入口处的安家乡五龙河风景管理处，安家人给我们每人泡上了一杯“神雾岭”香茶，那茶色的绿呀，绿里透着晶莹；那茶水的香呀，香得沁人心脾。品味着五龙河的清香，作家陈建功就禁不住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好山好水好安家”，山谷里顿时掌声噼里啪啦，感谢这位中国作家对五龙河真诚的赞誉。

随后，安家人让我留言，正想词呢，只听陈建功爽朗地说一声：“你就写‘好山好水是我家’吧！”

我欣然响应。当我龙飞凤舞般挥笔写下“好山好水是我家”时，心里那个乐呀，真如神奇、曼妙的五龙河之景……

瑰美夹河镇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滔滔而来汤汤而去的蓝色之美！

当我在山岩的路边站定，我就看见淡蓝色的汉江从我脚下荡漾而去，我就看见深绿色的金钱河向我飘逸而来。绝美的蓝色交汇处，金峦山如一条汲水的蛟龙，庞然地静卧在两水之间。清代辉煌的道观建筑和现代人新修的上山台梯，恰如蛟龙神秘美丽的脊翼。江河两岸，一幢幢、一排排白墙黑瓦的吊脚楼，一半漂水，一半卧山，一半绿树掩映，一半木杆护栏。

这就是藏在深山人未知的湖北郧西夹河镇啊！

这就是不是湘西恰似湘西，不是凤凰恰似凤凰的郧西夹河镇啊！

濒临汉水的夹河镇自西魏建郡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古人在这里置郡、置县、置堡、置关。在没有陆路交通的年代，夹河镇成为水上交通明珠，这里的水路西达汉中，北通长安，南抵武汉，在农耕文明的千年时代，一个风光旖旎的秦楚雄关屹立在美丽的水里，成为中国南北商品贸易的繁锦之地。

夹河镇北依秦岭，汉江、金钱河如女子两只美丽的裸臂，从东、西、南三面轻柔地围拢。山借水的灵秀，水借山的巍峨，夹河关成为天下奇景。痴情凝望夹河美景，我就想为什么古代那么多文人骚客能面对汉江写出千古绝唱。比如唐代杜牧的《汉江》：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比如李商隐的《汉江》，比如宋之问的《渡汉江》，还有《诗经》中的《汉广》、《蒹葭》、《关雎》等等，由这些古代美丽的诗歌，我们不难看到繁衍生息在汉水流域儿女们的风情与气韵。

现在，夹河镇已把这些千古美诗以石刻书卷的形式，一尊尊摆放在典雅的仿古一条街上。

夹河，一个水上古镇在这里风流了千年！

1991年，我曾在神农架的香溪边夜宿过吊脚楼。再远一些，我也曾在沈从文的《边城》中读到过吊脚楼。我在香溪吊脚楼夜宿时，仿佛听见从六千里外的大漠里，传来那位香溪女子思乡的琴声；我从《边城》里读到吊脚楼时，就仿佛听见那个捶衣浣洗的湘西女子，把幽怨的歌声撒在沱江散淡清浅的江面。

而今天，当我行走在夹河镇一排排、一幢幢崭新的、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吊脚楼里时，当我漫步在青竹竿竿、春柳依依的夹河古街时，我不得不一再地把感佩的目光投向邹龙权。

邹龙权大学毕业十几年了，他任夹河镇镇长、书记也已六七年了。这位文化书记镇长现在决心要把夹河镇打造成为“汉水第一文化名镇”，建设成为“鄂西北的凤凰城”。眼下夹河镇经济并不富裕，整个郧西县年财政收入也才只有1.5亿元人民币，可以想见一个乡镇经济的拮据。而我去过的河北唐山、廊坊许多县市的年财政收入都是30亿、40亿，甚至50多亿！郧西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及。但郧西人邹龙权并不气馁、不等待，天天领着夹河人扎实而浪漫地谋发展：建设仿古一条街，重建巍峨的夹河关，筑起一村村吊脚楼，修复古老的道教观……他要创建一个文化的、浪漫的、有旅游价值的新夹河！

创建之余，他还常常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孤寡的老人，资助没有钱上学的学生……

邹龙权爱郧西，他写了许多有关郧西的歌词，比如：“在那云彩的西边，是彩虹升起的地方。风从莽莽秦岭吹过，水自远古汉江流淌。柳州城的春色，五龙河的画廊，牛郎织女故事天河传唱。桃花流水哟，河曲回肠，还有我那美丽的小木房。无论我漂向何方，也无法挥别那梦中的遐想。啊！彩云之西，我的郧西，我的故乡。”

多么深情，多么浪漫，多么理想。这首歌现在已在郧西广泛传唱。

生活中沉稳、不苟言笑的邹龙权就这样默默而浪漫地爱着，写着，创建着。邹龙权的出生地在郧西上津城，上津自古被称为“柳州城”，我去郧西之前，就读到了他写“上津柳”的文字。“青青上津柳，飘忽自成春”，真是美极了！我在电话中告诉邹龙权：这次去郧西，要领我们去你家乡看柳啊！

爱柳成性的邹龙权用自己“镇官”的权力，硬是从上津、从郧西买来成千上万株柳树，插在了夹河镇的古街、小巷、河边、堤旁。我们到达时，邹龙权不时地手指着春风中婀娜摇曳的春柳：“看那儿，柳树！看那儿，柳树！”

临别夹河镇时，邹龙权让我们留言，我把心中的感受急就成了一首打油诗，写给了他——

夹河好风光

山青水悠长

有个邹龙权

坐镇水中央

一手好词文

又插柳成行

天下小镇美

还数“小凤凰”

拙诗不尽如人意，只是想在心里为瑰美无比的夹河镇祝福！

天河在郧西

郧西县境内有一条古河叫“天河”。全长六十九公里的“天河”，在郧西古老的土地上蜿蜒了六十三公里后，在苍茫“天河口”汇入了滔滔汉江。

“天河”在中国举世无双，它是上天赐予郧西的礼物。生活在天河两岸的郧西人，美丽富饶了千万年，浪漫爱情了千万年。

在千万年美与爱的长河里，郧西人创造了中国一个美丽的传说：七夕之夜，牛郎织女，天河相会。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逐渐失语，我不知道现在的母亲们是否还给他们的孩子讲那个牛郎与织女的传说，我只知道我们的童年是浸润在这个美丽凄楚的故事中了。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母亲总是要望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们哪里是银河，哪颗是牛郎星，哪颗是织女星。母亲还告诉我们，牛郎星前后那两颗不太亮的星星是牛郎和织女的两个儿女。当我们瞪大双眼问母亲：他们怎么都变成天上的星星了呢？母亲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啊！然后母亲开始讲那个美丽的故事。

母亲说，织女是天上的神女，她爱上了人间勤劳的牛郎，就下凡和牛郎成为夫妻，后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但管天庭的王母发现了此事，就派天神掳走了织女。牛郎下地回家，发现织女不见了，两个孩子哭哑了声音。牛郎不顾一切，把两个孩子放到竹筐里，挑起孩子就去追织女。织女在被迫回天庭的路上，肝肠寸断地哭喊着：牛郎，我在这里！孩子，妈妈在这里！

牛郎顺着织女的哭声一路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但此刻天上王母取下发髻上的金钗，用力在天空一划，一条滔滔天上银河出现，银河永远隔断了织女和牛郎，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来，他们都变成了星星，世代在银河两岸相望……

不识字的母亲把故事讲得如泣如诉，常常让我泪流满面。而每当此刻，母亲美丽的双眼里又有了一些笑意，她说天上的喜鹊同情牛郎、织女一家人，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这一天，成千上万只喜鹊就在银河上面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座桥，让牛郎和织女，还有他们的孩子在桥上相会……

每每讲到这里，母亲就说：“快，快钻到葡萄架底下，在那里能听到牛郎和织女说话，能听到他们的孩子喊妈妈！”

童年和少女时代，不记得我有几次钻在葡萄架下面，听牛郎和织女说话。也许，我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但这天上秘语却永远注进了我的心灵！它让我一生一世珍视爱情，让我一生一世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

我爱我的父亲，他1943年就大学毕业，但他却一生受尽苦难。我感恩我的母亲，她矢志不渝地陪伴了父亲一生。我想，父亲母亲也是听懂了天上秘语的人吧！

在郧西，在鄂西北故乡，在中国，在世界，天下有多少黄皮肤的父亲母亲们读懂了牛郎织女？有多少不识字的母亲把故事讲给了她们的孩子听？一个美丽的传说最终成为最富“忧伤美”、“悲剧美”价值的中国文化的一页——它不比罗密欧、朱丽叶们更凄楚？不比“廊桥遗梦”更美丽？

历史走过了千年、万年之后，今天的郧西人突然有了一种惊醒：他们发现脚下流淌了亿万年的天河和天上银河成像对应，发现“七夕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千年营养，发现在他们的土地上除了独一无二的天河外，到处都有与“七夕文化”对应的文化遗存，比如：那柱突兀地矗在天河中央高八米、直径八米的巨石，自古就被人们称作“金钗石”；在万木葱郁的两山上，有两尊突兀矗立的巨石叫“石公公”、“石婆婆”，人们自古就说那是牛郎、织女的化身；在天河上游，自古就有一座牛郎山、一座织女山；郧西自古就有牛郎庙，天汉相连的天河口自古就有王母娘娘山……

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古人描写天河的诗篇：《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古人诗中的“河汉”就是指汉水和天河；又比如：在郧西县城里的一座古石桥上，留着一百五十多年前（清道光二十九年）的一副题联：“览胜有人游月府，问津此地近天河。”

应该说，汉水对华夏文明的进化在《诗经》里有着最幸福的彰显，地老天荒，人类千年的爱依然醉人。有人统计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边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而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有十七首，大多与汉水有关。

比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是表达男子追求爱的相思之苦，这深情而淋漓的相爱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大典。

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堪称千古情诗的珍品，诞生在汉水之滨。爱的飘忽不定，爱的扑朔迷离，爱的艰辛与含蓄，都在汉水之滨演绎成为人类梦境般的追寻。

再有《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支汉江流域的情歌，是写一砍樵青年对一女子求之不得的心情，反复借汉水的宽长和不可泳渡来比喻女子的可望而不可即。译出来就是：“南方有棵高高的大树，却不可在树下休息；汉水边有位女子，难以表达对她的深情。汉水宽又广，难以游过去；汉水长又远，难以渡过去……”

还可以举很多。

在没有现代交通的古代，生活在汉水流域灵秀深情的儿女们，因江河天堑割断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可以创作出感动人类的千古诗篇，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他们同样可以创作出“七夕文化”的经典——牛郎、织女。

在当今中国，各级政府都仿佛在从GDP的竞争中挣扎出来，不遗余力地在打造文化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文化之幸事。曾几何时，我们举国上下“革”文化的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已经所剩无几。抢救、挖掘、修复、重建中国五千年文化，无论怎么说，都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份贡献。

据此，我们看到了郧西打造“天河•七夕文化”的价值所在。

再说，人家有个刘禹锡墓、李商隐墓，就可以打造偌大的刘禹锡公园、李商隐公园，人家有个“三顾茅庐”，就可以建个十米高的诸葛先生雕像、诸葛广场；人家有个伏羲、女娲、孟姜女，有个杜甫草堂、有个曹操坟之类，都可以打造出惊天的旅游品牌和文化产业。郧西遍地是“七夕文化”的积淀和遗存，怎么能坐失良机，让这些千年文化资源继续在风雨中飘逝、陨灭呢？

遥远的日本岛国都在打造七夕文化源头，韩国都要向联合国申报端午节遗产，中国郧西为什么不能一马当先？

我知道，郧西现在正聚集全县人民的智慧，打造“天河•七夕文化”——

他们响亮且包容地提出了“七夕在中国，天河在郧西”；他们在建“七夕公园”、“七夕广场”、“鹊桥景观”，整理河道；他们还要在2010年七夕前后，举办中国首届“天河•七夕文化节”，全国将有一千对新人在郧西举行婚礼。郧西人希望七夕文化成为中国和人类的爱情价值核心。当然，他们也希望这一文化的传播使郧西成为爱情相约的地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婚礼中心。

但我最后想说的是：中国文化的捡拾、抢救和重建，不仅仅是广场、公园、房屋、雕塑……更需要抢救、重建的是我们丢失已久的性德和心。

白发上津城

小时候，就隐约听父亲说过郧西有个“朝秦暮楚”的地方，可少小离家，光阴荏苒，岁月沧桑，再没问津。长大后才知人们已经把这个“古成语”作为对爱情不专一的贬损词。

接郧西邹龙权电话时，我就问，郧西是不是有个朝秦暮楚的地方？邹龙权说：有呀，上津就是。我说，我们去上津看看好吗？邹龙权说当然可以，我老家就是上津的。

没去上津时，只知“朝秦暮楚”是个成语，去了上津，才发现这是一个秦楚千年相依的古地。这不，我们去上津的车子停在了秦人聚集的商南古漫川，漫川镇的执政者们把我们领到一片开阔场地，那里并排矗立着二百多年前秦楚两地人各建的古戏楼。秦人的戏楼简约、雄宏，楚人的戏楼精巧、华丽。真有点像一对秦楚相好，在这里牵手百年。

苍莽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也是秦楚两种不同文化的揖别地。

我们在漫川古镇串街走巷。我问郧西朋友，为什么在陕西地界停下？朋友说，这里离上津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来上津参观的人，必领到漫川，去漫川参观的人必领来上津，这已成惯例。啊，秦楚不再战争！啊，鄂陕息息相依！

走进上津，才知上津这个有着一千八百岁的古城是多么的老，老得白发千丈！老得只想让人跪地揖手仰视；走进上津，才知道蜗居在秦岭深处的楚塞秦关在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的举足轻重！如果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丕在这里建平阳县算起，一千八百年里，上津曾十四次设县、六次设郡、两次设州，历史太垂顾汉江边这块弹丸之地了！

上津北枕秦岭，南临汉水，金钱河穿城飘逸而过。这里自古就是兵来将去、战马咴嘶的军事重镇，也同时是一个舟楫穿梭、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三国时，曹操部将就在此扼守中原关口，南宋年间，岳飞和金兀术部将在这里杀声震天，元初忽必烈把这里设为屯粮基地。六千里迢迢的金元蒙古人，居然占领上津前后达八十年之久！以至于后来的李自成、王聪儿、新四军……上津饱经战争创伤。

唐代杜牧有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上津人说，当年给杨贵妃送荔枝的船就是在上津起岸，然后由骑士打马飞奔，送入长安宫的。也由此，唐玄宗派八品令官把守上津驿站。

上津人还说，长安是十三朝古都，历朝历代从江南选送美女进皇宫的船队，经长江、汉水数月的水上劳顿到达上津之后，已人困马乏，纷纷上岸休息，之后转陆路穿秦岭到达长安。而无数江南女子上岸后乘机逃入上津、郧西民间，千年的美女逃遁，使郧西一代一代女子都天生丽质。鄂西北自古至今都流传着一句谚语：“要吃米到竹溪，要娶媳妇到郧西”，应该是对这一历史事象的注释。

上津古城长宽仅二三百米，周长也仅只1.2千余米，不足诞生我的郧阳古城的三分之一，但它东西南北四边城门上的镏金大字“连郧”、“通汉”、“达楚”、“接秦”，已足以显示它通达四海的属性。

走在似乎有些固若金汤的城墙上面，凝望城下黑瓦土墙、飞檐斗角的老街，心中倏忽一颤：这是鄂西北最后一座古城了，也是中国最后四座保留完好的古城之一了！千年的郧阳府城、铁打的均州古城都已在调水工程中沉没了。保护好上津古城吧，权当是为中国千年的文化留下一瞥最后的回眸……

前些时，收到上津二十六岁的镇长陈林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还记得我吗？郧西县上津镇的那个小陈镇长，在你眼里或许我还是一个‘伢’。你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作家，温文尔雅、学识广博，敬意油然而生。我必须得感谢你们来上津，这是上津人民的荣幸，更是我的荣幸……”他告诉我他又有了作家梦，说这梦是见到我们之后才有的。

我立即给“伢”回信：“……我和我们一行真的不能忘记上津，不能忘记很年轻的小陈镇长——请恕我不称呼你‘陈镇长’，我怕把你叫老了！我很惊讶古老得如白须仙翁般的上津，有你这样一位童颜稚子坐镇！也许正是这一老一小，才真正是上津的生命所在。”

再去郧西

1

2010年5月，我曾受邀与陈建功、王剑冰等7位作家到达郧西，那时，郧西正全力以赴在打造“天河.七夕文化”。那时的郧西，除五龙河已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外，夹河镇、上津镇等仿佛都在奋力创建鄂西北最美乡镇，而正在建设“七夕广场”、“天河广场”的城区，还是脚手架林立、机械轰鸣的工地。七夕文化的核心支撑“天河”在城区周边也还是一条河道狭窄的沙河，流过沙滩的河水清浅也孤单。我们越过田畴、沙滩去看矗立在天河的“王母金钗石”（8米高的天然巨石）时，还不时担心一脚踩空会掉进田畴而崴脚。

然而，在文化局长钟建华的激情解说和PPT演示里，我们看到了文化郧西的未来。郧西人对未来的宏远规划，郧西人建设文化旅游强县的目光和激情，郧西人对“七夕文化”美好的憧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作家们留下了各自的文字，《郧西印象》记下了我的感动。

此后几年，我没再去郧西，但我知道，郧西一直在努力。

2

2013年8月，有一个消息让我无比振奋：受郧西之约，又有一批作家到了郧西，这其中有我的文学挚友韩小蕙，有我熟悉的诗人舒婷。小蕙、舒婷到了故乡鄂西北，这消息对我而言几乎是一种震撼。很快接到小蕙的短信：“梅洁，你的故乡很美！这次你若能回来，我们一起品味你的故乡，该多好！”非常遗憾，我没能回去，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从郧西带走快乐、带走美好。

两天后，又一个消息让我更加兴奋不已、感动不已：郧西把作家王剑冰的散文《天河》刻成了石碑，石碑就屹立在天河广场上。世间无数美好的事物都曾让我心醉，但在收到这个信息的一刹那，我感到，没有什么比《天河》被刻在石头上的事让我醉得如此深长、如此沉迷……

2010年5月，我邀请剑冰到了郧西。剑冰是我交往20多年的文学朋友，对于作品的相互尊重和钦慕使我们成为知音。我能预料他去郧西定会有美文产生，没有料到的是郧西如此郑重地厚待了一篇文学作品。如同《绝版的周庄》，如同《吉安读水》。

2013年9月，我应邀去长江大学讲课。课毕，我决定回趟老家。中秋节就要到了，我原本是要赶回北京和孩子们一起过节的，但我放弃了。我要回趟老家，我心心念念想去郧西看天河散文碑。我把这心愿发给了郧西作协主席魏荣冰。我说______

荣冰：我就是想去看看那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我深知那文字的价值，我也很感恩故乡郧西赋予这文字的高度信赖和深重感情。一个作家的文字刻在故乡的广场上，我感到欣慰感到光荣。你们对我的一个作家朋友的尊重，让我看到了你们对文化的尊重。这样的文化目光、这样的文化大手笔让我感动。

也许，只为这感动我也想去看看那矗立在天河岸边的文字。打扰了，荣冰！

荣冰回复了一颗诗人的心_____

梅大姐您好！在一个泛物质化时代，能够打动和温暖我们内心的，除开亲情爱情友情外，也许只剩下文化了。一个作家千里迢迢地去一个遥远的小城镇，只为了看看另一个作家石刻的文字。这绝对是苍凉岑寂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小小文化事件，那些沉睡在冰凉大理石中的优美文字一定会被唤醒，宛如蝴蝶翩翩起舞，从而获得更为久远的生命力。期待你的到来！

3

荣冰告诉我，早上八点有车来接我去郧西，说十堰到郧西一个小时车程。心中不禁暗喜：这么近呀！在北京一个小时车程不是什么距离呢。

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安睡，生怕误了时间。凌晨6点起床，发现窗外下着大雨，心里一惊，郧西去不成了！7点，给荣冰发短信说，如果雨大今天是否先不去，改为明天去如何？荣冰说，郧西雨也很大，就明天来吧。我说，明天没准阳光灿烂呢。

真还让我言中了。

7点起床，即刻推开窗棂，只见温柔清爽的晨辉，已经照射在对面的山顶和高楼的墙体上了，好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来接我的李兴洪先生轻车熟路，在通往郧西的高速公路上，他边开车边向我介绍路边的风景。

瞧，右手边往前看，是郧县柳陂！崭新的移民新村，太阳下反射着银光的菜畦大棚，高高抬起的蜿蜒公路，别致壮观的七孔大桥。明年蓄水后，这里将是一片滟湖美景；

过了隧道就是郧西。

白墙黛瓦的村宅，座落在青山绿荫之中。点点黑白，片片墨绿。青山分外妖娆，村宅犹显静逸；

啊，梅诺克酒庄，武当红！梅鑫！一个梅氏家族的优秀青年创立的绿色酒业名片；

右前方流过的就是天河….…

再往前看，一片灿烂的城池______郧西到了！

4

那我们先去看石碑？温文尔雅的荣冰微笑着。他的微笑总是那样温厚、谦逊。

当然先去看石碑呀！我灿然一笑。快乐在心中飞腾。

当我们在天河文化广场站定，当那一面乳白、浑厚的天造巨石矗立在我的面前，当那满满一石的朱红色镌刻撞进我的双眼，我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圣洁与壮美震撼着我的心，我在心底惊叫一声：天啊！这世间的大美！

荣冰告诉我，这尊巨石的石质是一种美丽的冰花玉。它长8米有余，高近3米，厚0.6米，这样大的玉质石头并不多见；

荣冰还告诉我，1500字的《天河》散文，由著名书法家李刚田将其撰写成似楷书又似魏碑的书法体，再由郧西石刻工人用8天时间，精心镌刻在这面石头上。

我走近这座散文碑，有一种心灵的膜拜在通体流动；

我摩挲着这座散文碑，有一种生命的体温在石头里升涌；

我静静地谛听，听见了石头深处的声音：“叫做天河的水穿越了郧西全境，一路流出两岸的田园风光与山石奇景”；

我默默地诵读：“历史道路的远长，致使人的名字走着走着就走失了，还有村庄的名字、城市的名字。河的名字却不会走失。我现在就站在一条河边，它的悠久与宏阔让我有一种朝拜心理”。

剑冰散文的轻灵、诗质之美配得上这块美丽的冰花玉。

我让荣冰在散文碑前为我留影，拍了一张又一张。

离开郧西时，我给荣冰，给郧西的朋友贵英、丽媛发去短信：“屹立在天河广场上那块硕大洁白的石头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已成为一种圣洁的照亮，慰藉着天下易感的心。山重水迢，今夜不是七夕胜似七夕。感谢激情郧西留给我的感动，感谢文化郧西留给世间的永恒。”

5

三年前我去过郧西，三年后我再去郧西已几乎认不出郧西！

当荣冰陪我走过郧西的广场、街道、河畔、桥梁时，我一再地惊叹：是怎样的梦想、怎样的力量、怎样的速度让郧西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是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使郧西“一夜步入天堂”？

天河水在郧西城里城外清澈流淌，河畔的酒店楼房已拔地而起。七夕文化广场，天河文化广场，13米高的汉白玉织女塑像，汉锦坊美丽的乞巧织物，婚博园规模空前的建筑……

宽敞洁净的七夕大道、牵牛大道、发展大道，张灯结彩的天河路、银河路……

打造婚爱圣地的郧西，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天河、小河、五里河、五龙河四河穿城而过的郧西，如今变成了桥梁林立的水城。郧西人在天河上架起了7座桥梁，在小河上架起了12座桥梁，在县城4条河流上建桥梁36座！

谁听了不大吃一惊！

在此之前，我刚刚结束欧洲之行。我曾因四面围海的威尼斯水城由400多座桥梁联起而惊叹不已，我也为巴黎塞纳河上前后400年建造的35座大桥成为今天世界艺术的经典而感佩万千。当我走在秦岭深处的郧西，看到那一座座造型各异的大桥、小桥时，我倏忽感到郧西也已深领桥之文化、桥之灵魂、桥之精粹。

那70米高拱、拔地而起的金梭桥，那横跨天河的金簪桥，那高擎天宇的鹊桥，那神箭欲飞的爱之桥，那天之霓裳的彩虹桥……还有屹立小河之上的元春桥、望春桥、迎春桥、探春桥、畅春桥、怡春桥、渡春桥、咏春桥、沁春桥、惜春桥、恋春桥、留春桥,实乃是千姿百态，一桥一景，一步一天。

浪漫郧西，整个一个桥之恋。

美丽郧西，在创造人间的美轮美奂。

谁说岁月沧桑浮沉之后，那清澈的河水不再倒映天上美丽的星星？

谁说历史走过千年之后，人们不会去追寻河水之上桥之来历？

现在的创建，既是今天的福受，也是明天的文物；既是现代人生活的拥有，也是留给子子孙孙的遗产财富。

入夜，郧西城一片灯火。旎逦的河水与灯光相映，恰如一个上海小外滩之景。

在牛郎织女故事园，上百件雕塑讲述着一个爱情的千年传说。而一束长达99米、别开生面的灯火造物“时光隧道”，似乎正燃烧着一束天宇之火飞向月宫。银河路上，数百盏造型各异的巨型彩灯，在夜幕下已灿烂为辉煌之海……

远处，幽深静谧的山峦，山峦上闪灼的星座、神秘的弦月……

不夜的郧西，仍在悄悄讲述一个永远的浪漫与忠贞。

和朋友攀越高悬夜空的鹊桥，回到下榻的天河国际酒店。默默凭依12层窗栏，遥望眼前一河秋水一城灯火的郧西，我在想_____

这四面青山围拢的天河盆地啊，是什么带给了你今天一城的梦想一城的福祉？

亿万年流淌的天河呀，你这天地之造物！是你创造了郧西还是郧西创造了你……

关于戏剧的随笔

1

岁月已很深邃了——母亲领着我们去看豫剧《花木兰》。然而，仅此一次的启蒙也是荧幕上的。很单纯、很贫瘠的年月都已走过，很多的风雨、苦难都已走过。后来，在我们青春感知的日子里，中国的戏剧只剩下八个“样板”了。所有的艺术连同艺术的心灵全部被劫难了。我们很热情、很愚蠢、很浅薄、很没文化地活着。文化的含义如同青春一样，被肢解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了。荒唐人生荒唐经历伴随春天、冬天周而复始地“豪迈”着过去了。戏剧是发展、是困境、是繁荣、是飘零，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始终与我的生活和情感隔膜了。

那时，心灵的太阳、雨和土地不是戏剧。

生活的节奏如此迅疾，情感颤细的微波稍纵即逝，人生的庄严心灵的慰藉，我们从文学、音乐、美术里的获得远比戏剧灵动、鲜活得多。当然，戏曲中依然有我最喜欢听的越剧，能够说清的原因大约是越剧柔美、伤感、带有悲苦意识的唱腔极易抚摩和感应我心灵的爱与忧伤；其次是喜爱黄梅戏，依然是感悟那优美、流畅、抒情的乐曲，也还喜欢“二人转”，直接的心灵悸动、野性而本色的演唱明显昭示着一种故土文化。

人是有魂魄的，他们和某种艺术的亲近，是要靠某种经历、某种心境、某种感应的。

2

T君是非常有追求有成就的剧作家。他写了三十五年戏了。他追求了一生，也有过短暂的辉煌，那是一个实际的充满激情的年头——中国的新时期开始了。他把多病的妻子安抚睡下，就趴在煤房里写戏了。一年又一年，疾病也缠绕着他。

T君写的戏不断参加华北五省市和全国的调演。他的剧本一次又一次获奖，塞外演他戏的剧团一次又一次轰动省城、轰动北京。许多写戏、评戏、演戏的专家为他的戏流过泪，许多的奖状：剧目奖、编剧奖、演员奖、音乐奖、舞美奖都曾经是一流的。华北平原上那个很大的省每两年或三年总要举办艺术节的，这样的日子他和那个剧团都是很夺目的，人们记着他们天才而优秀的存在。

然而，他们凯旋的日子，依然是袋囊空空。剧团已有两年不发工资，欠每个演员三四千元工资了！前不久，他们才刚刚拿到每月五十元的生活费。偌大的城市里的京剧团、晋剧团、话剧团、歌舞团都先后解散了；偌大北方一个省的一流演员L女士上街打地摊卖唱了；更多的人去卖菜、卖水果、扛麻包了；有的到农村为村民照相、搞装潢了……

什么风景也没有了。

他们不知怎样解释生活。

我知道，T君写戏非常投入。他总是和他的戏剧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一离开写字桌，他就活得不坦然，就很紧张。他曾花三年时间写了一部一万九千字的戏，一部轰动省城和京城的戏。三年一万九千字！T君自知生命的价值。现在，T君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他不能写他爱的戏了，非常难过自己不能从一而终了。现在，他只能随意地为某个企业某个节日某个庆典写小节目了。

T君说，至今他心里依然蕴藏着五个大戏。他依然狩猎生命似的狩猎着这一份挚爱。如果年纪不死时光不死，他说他还是要把这五个大戏写出来的。T君说完很高大很伟峻地走了。

许多年来。我没为戏剧感慨过什么。但T君走的那一时辰，我却终于为戏剧和戏剧的狩猎者们忐忑不安了！

3

W君告诉我，他已两年没有看到戏了，他说时样子很沉重很哀伤。戏本是他生命存在的依附物，因为他是搞戏剧评论的。看不到戏，他还能干什么？

曾经有过一段很兴奋的日子。

京剧徽班进京二百周年，那是文艺界的“亚运会”。全国四十篇论文入选，W君智慧而理性的文字就排在“京剧美学”类榜首！华北偌大的省就只入选了他唯一的一篇。在此之前的两年或三年，W君着实涌动着艺术的血性：他进入北京艺术研究院硕士生班听课；他不断被邀请到北京、沈阳、海拉尔等地参加“戏剧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讨会；他不断获得这样那样的有关戏剧、电影理论征文的头奖。

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戏剧研究者，W君对戏剧处境的看法存在着感情和理性的双重矛盾。感情上的事是很难回头的。戏剧最终丢完了观众是大悲哀，W君常为戏剧前景的渺茫而神伤。STV电视台播放《武生泰斗》，老林玉昆在金爷灵前烧纸，哭着说：“金爷，您这一走，真看戏的、真懂戏的也就没有了！”听完道白，W君伤心了许久。他敏锐地感到这是剧作家对戏剧命运借喻的深刻的苦痛。同样是STV电视台播放《霸王别姬》，W君一直看到天明四点。晨星寥廓中，他想了许多。想到一代大师梅兰芳，想到当年人们对戏剧的感情：梅先生去演戏，人们没钱看，就集聚到北京前门看他坐的马车，水泄不通地看马车。一直看到人家出去吃夜宵回来。再继续看马车……

现在呢?

现在W君从感情上不希望戏剧成为《红楼梦》里的贾府，不希望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成为贾府里的探春。然而，真实的时光远不为希望与不希望所留存。

当然，从理性上说，W君是能够开解自己的。戏剧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新陈代谢是规律之中的事了！

任何美都是有生命的。W君说。既有生命，也就有个生老病死。明朝看昆剧时如醉如痴，欲仙欲死。清朝时京腔兴起，再唱昆剧，人们就哄然而散。后来秦腔进京，京腔又被束之高阁。再后来，京剧徽班进京，两百年盛况空前。眼下，两百年过去，京剧又“门可罗雀”了——新的艺术样式接踵而至，人们的审美心灵多样多重，文明纷乱着脚步前行了。电视走进千家万户，MTV、KTV、卡拉OK发展了，戏剧的衰落与新生在规律之中，规律之中本无悲剧的。

许多很精致的剧团分散到农村了，W君说。过去农村请剧团唱戏像请女婿，现在也是“例行公事”了：年节、庙会什么的，不请剧团村干部脸面上过不去。戏剧原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现在又沿着老路回去了。

戏剧要回到城市来的，不回来不能成其为精致文化，不成为精致文化其艺术本体生命就黯然无光。W君说。

W君说完执著地借走了我收藏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明的碎片》。余氏是著名学者和戏剧理论家，这两年操笔写大文化散文居然使海内外文坛为之大哗。

W君也要重构生命新的层位了么?

4

艺术原本是一个整体，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早该找一些关于音乐、美术、戏剧的书来读了。早该认真地感受贝多芬、德沃夏克、理查德、凡•高、莎士比亚、梅兰芳……他们是人类的精华。真正的艺术生命怎能离开这一切呢？不热爱、领悟这些艺术，生命终究是贫乏的、苍白的。

我的文学朋友烨园君说：“只有在人类文明的精华里，真正的你才会降临。那时，你仰望高阔天空，注视着季节和呼吸着如信念一样猎猎的空气时，你会有一种完全融入其中的感动。你看城市、看街楼、看人海的目光会迥然不同。在也会和别人一样平庸的劳累里，你拥有一种超越和痛快于一切之上的升华感。”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人的博大精深和对生命的激情原本是人在对人类艺术所投入的博大的爱与同情之中建构的。相信忙碌、烦躁的现代人终归是需要精神的宁静和庄严的。宁静庄严地去理清心灵深处的混沌、迷失抑或是苦痛和深情，从而认真地去思考生命和人类自身。所有的艺术，包括戏剧，终归会在这样一种救助和慰藉人类心灵的行为中，显现永恒不朽的魅力。当然，各艺术门类竞争的关键最终是要落在这种“救助”和“慰藉”所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上了。

不知我说清楚了一点什么没有？

谁发现了“郧县人”头骨化石

1

《科技日报》在1989年10月27日报道：湖北郧县发现一百五十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副题：专家认为，这表明我国是早期人类发源地之一。

紧接着，《中国新闻》、《湖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这一消息成为“1989年世界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1991年2月10日，《中国文物报》将这一考古成果评为“199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0年6月，经过进一步发掘，在同一地点又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科学检测，这两具头骨化石距今均为一百万年左右。

郧县两具头骨化石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将其命名为“郧县人”。

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郧县人”发掘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郧县人”头骨化石出土二十周年，2009年6月，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十堰市政府联合在郧县举办了“郧县人”头骨化石发现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科研院所和美国、韩国、日本的古人类研究学者五十余人齐聚郧县，我有幸被邀请也回到故乡参加了这一盛会，我更有幸听到了来自科学与科学家的声音……

中科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汉水中上游这一带，是人类遗迹富集区，有“郧县人”遗址，郧县“梅铺猿人”遗址，郧西黄龙洞、白龙洞遗址，与不远处的公王岭遗址连为一体。这么小的区域，集中了这么多的遗址，全国唯一，世界少有。通过进一步挖掘与保护，“郧县人”遗址与“北京人”遗址并驾齐驱不是没有可能。又说，以郧县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至少是一百多万年以来人类长期持续居住的宜居地。

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大学古人类研究室博士艾丹说：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是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我推测认为，早期直立人从非洲到了亚洲之后，在向古人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郧县人”。后来，“郧县人”中的一部分返回了非洲，一部分又到了欧洲。因此，可以形象地说，“郧县人”是欧洲古人的“爸爸”，是欧洲现代智人的“爷爷”。

请恕我不能一一列举发言内容。

专家们呼吁：国家应尽快在郧县建设博物馆和“郧县人”考古遗址公园。

中国，中国的鄂西北，我的故乡郧阳，实为人类神圣的故乡啊！

2

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历史老师曾告诉我们：北京周口店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因为那里发现了四五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

1914年，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工作者史丹斯基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发掘，终于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掘了距今五十多万年的两枚人牙化石。1926年，当安特生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世界时，世界震惊了。于是，“北京猿人”便由此而得名。

1928年到1931年，我国年轻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先后主持并参加了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了五颗猿人头骨化石、颅骨碎片、颌骨、牙齿等。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化石资料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部丧失。但中国和亚洲人类的摇篮在北京周口店从此便写进了历史。于是，我们的父兄乃至我们，便都知道了北京周口店。

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考古科学工作者们的努力又不得不使历史有所更改。1965年1月，他们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了距今一百万年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1963年，他们在陕西蓝田发现了距今六十五万年的猿人颌骨化石和头骨化石。于是，当我们的孩子上中学时，历史课本已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写法了。

从北京周口店到陕西，再到云南，越往南化石距今越久远。而从陕西到云南，化石整整跨越了一个长江流域，难道中原大地就没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吗？

197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派出一个野外工作组，他们在河南南阳地区好几个县的医药公司收购的“龙骨”（动物化石）中，发现十余颗原始人类的牙化石。这些化石从哪儿来？野外工作组在河南淅川、西峡等县追查了整整两年，一无所获！

1975年春天，他们来到鄂西北。这下，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湖北省郧阳地区竹山县马转山，他们发现了恐龙蛋化石，接着，又在这个地区的房县二郎山发现了利齿猪、轭齿象、板齿犀、安琪马的牙化石。而最大的收获是在郧县。他们在鄂西北郧县梅铺林家沟村寨梁子老百姓挖龙骨的一个洞内，发现了三颗猿人牙化石。带回北京一鉴定，梅铺猿人化石时代距今一百万年左右，与蓝田猿人同期，伴随梅铺猿人牙化石出土的还有一大批动物化石，其中有：马、牛、鹿、大熊猫、犀牛、象、猴、熊、獾、豪猪、鬣狗、豹、豺、狼、狐、河狸、龟、鳖等。大量化石说明，六七十万年以前，郧县气候炎热，雨量充足，林草茂盛，是古人类和动物生活的乐园。

梅铺猿人化石的发现，使我国四个时期的猿人形成了一个从云南到湖北到陕西再到北京的一个连续性的链。这证明了我国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然而，人类的直系祖先是南方古猿，这已被世界科学界认定无疑。早在1924年，刚从英国伦敦结束学业的澳大利亚年轻的医学教授达特，便在南非的汤恩发现了第一颗南方古猿颅骨化石。此后，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不断发现南方古猿化石。迄今已有三百五十多个个体。而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也未发现此类化石。南方古猿测定年代距今已有二百四十万年左右。许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因此而断定：早期的古猿类在亚洲生活过，但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一支向非洲发展，演化成南方古猿类并继而演化为早期人类；亚洲的一支没有发展成早期人类，则演化为现在的大猿类；亚洲的早期人类是由非洲的早期人类迁徙而来；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南猿已发现有三个种：阿法尔种，距今四百万年；非洲人种和粗壮南猿种，距今二百五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年。

中国、亚洲，难道真的不是人类的发源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多年来孜孜以求，希望在中国找到南方古猿化石。他们曾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以及湖北鄂西自治州寻求多年，终无结果。

1989年5月，古老神奇的鄂西北迎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古猿化石发掘了！

中国的达特出现了！

3

1989年5月，地处鄂西北的郧阳地区组织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首先在郧县进行。地区文化局抽调各县文物工作人员参加这次文物普查工作，分为四个组。郧县博物馆馆长王正华和郧西文化馆馆员屈胜民为一组。5月18日清晨，王正华和小屈带上烧饼，从汉江三面环绕的郧县城乘船，到达三十里外的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的曲远河口，进行化石点的调查工作。因为这里早先发现过象牙化石。

中午11时30分到达目的地，他们不愿打扰当地群众，就坐在汉江边，就着清澈的江水吃了随身带来的干烧饼，然后开始挨家串户走访群众。村民们反映1972年至1975年间，曲远河口西边的学堂梁子和东边的朱家坡，在劈山改地时发现过“龙骨”，出土过动物的肢骨、牛牙、鹿牙、象牙等化石，学堂梁子尤其多。当时群众把这些“石头疙瘩”埋在了僻静的洼坑里，有的做了地界和砌了地坎。

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当天下午3点王正华请村民曹玉带领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王正华、屈胜民、曹玉三人分头在学堂梁子周围进行搜寻。

鄂西北的五月，麦子快收割了，王正华沿着麦地的犁沟来回穿插寻找，生怕漏寻一寸土地。在两块麦地中间的地界处，他发现堆了一些钙土胶结的石块，同时还发现了四块动物肢骨化石。王正华蹲在地界处，逐一将胶结物石块清理查看，用手铲铲地，发现地下胶结物很硬，他借过曹玉的铁锄，问道：“这地是谁家的？我想试掘一块。”曹玉说：“我家的。你要掘多大一块？”王正华用手比画了约五平方尺的一块地方，并说：“我给赔偿费！”“挖不大，要啥钱呢！”曹玉说着，就帮王正华开始清理表层耕土。约挖到三十厘米处，发现一层胶结物石块——此时此刻，这胶结物下面正嗡嗡地传来远古人类的声音，上帝让王正华听到了这声音——王正华伏下身来，把黄色硬结黏土清除掉，用手铲将胶结物轻轻地起动，这神秘的东西起出来了！

王正华拿起来一看，清楚地看出头盖骨的痕迹，又仔细一看，在齿弓上面有十六颗牙齿，其中一颗有缺损。这牙齿的数量已使王正华惊喜万分。他立即叫过小屈：“快来看，我们有收获了！这很可能是猿人头骨化石！”说着，王正华抬腕一看，化石出土时间是5月18日下午4时30分。王正华已隐隐感到了这块化石的价值。他蹲下身来，测得化石出土深度为五十五厘米。为了保护化石原址和下面的化石层，王正华将挖起的土填回，并付给了曹玉五元钱。

回到县城，王正华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重大发现，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他将这一化石出土情况报告给地、县有关领导之后，便把这块后来视为“国宝”的震惊世界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拱手交给了上级部门，然后自己又默默地奔走在鄂西北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关文件规定，普查所获得的标本，一律要上交地区博物馆，由地区博物馆向上级汇报。

郧阳地区博物馆很快将这一重要发现向湖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作了汇报，办公室随即派省考古所副研究员李天元和省文化厅陈树祥前往调查。当李天元看到那完整的颅骨、排列整齐的牙齿、那近似抛物线的齿弓时，一阵阵远古的信息便震撼着他的心。

化石出土两个月后，即7月19日，李天元等在地区博物馆人员陪同下，来到了曲远河口。当他们向王正华核查了化石出土情况、观察了地层之后，李天元敏锐地感到：这绝对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发现！

1989年10月17日，李天元乘机飞抵北京，参加在房山举行的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块头骨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下机，他便直奔自己的老师贾兰坡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古人类学专家，30年代参加并主持了“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当李天元从一个暗红色的木匣里取出王正华发掘的那颗头骨化石给贾兰坡看时，贾兰坡当即惊呼：“国宝啊！国宝啊！”师生决定，将化石留在古人类研究所，邀请曾经修整过著名“蓝田猿人”头骨化石的高级技工长绍武为之整修。

如果说5月18日王正华发现“郧县人”的日子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日子，那么10月25日，也是古人类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贾兰坡以及他的高足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亚太地区地层分会委员、“蓝田猿人”颌骨发现者之一黄万波等，在审视了整修的郧县出土化石以后，作出了令人鼓舞的鉴定：郧县曲远河头骨化石乃距今二百万年左右的南方古猿！专家们心里明白：郧县的这一重大发现，必将轰动世界古人类研究界！亚洲人类从何而来，曾是一个世界之谜。郧县南方古猿的发现，将动摇多年来统治学术界的“亚洲人类由非洲早期人类迁徙而来”的理论。中国，也是人类早期的发源地！鄂西北——人类的摇篮！

专家们情不自禁地拍着李天元的肩膀说：“天元，祝贺你！”“小伙子，中国的达特！”然而，中国诚实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并不因此而居功自傲，李天元当即向专家们说：“不，这不是我的功劳，发现化石的人是湖北郧县博物馆的王正华。他才是中国的达特！”

1989年11月3日、11月6日，贾兰坡、黄万波分别致函湖北省文化厅，充分肯定了郧县出土化石的非同凡响的意义。

11月15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汉召开“重大考古新闻发布会”，首次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郧县“南方古猿”的重大发现。

而此时此刻，我们的达特——王正华却在鄂西北的深山里默默地进行考古普查，他没能参加新闻发布会，也没人通知他参加新闻发布会。此后的两年，凡跟这次化石发现的有关人员，有的得了数量可观的奖金，有的升了官，晋了级，有的评聘了职称，有的出了国，而我们的达特——真正发现化石，而且到达曲远河化石点达二十次之多（比任何人都多出几倍、十几倍！）的王正华却被人们遗忘了！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奖金，没有加官晋级提升职称，也没能出成国——人家说他级别太低！

有关领导向王正华做工作：我们同意奖励你，可上面没有文，我们也不好办，希望你能想得通。

有什么想不通呢？这么多年这么多事都想通了，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自1981年从事文博工作以来，王正华对鄂西北的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丹江口市以及武当山道教圣地的五十五个乡镇、一百四十九个村、二百个文物点进行了调查，仅十五个月，行程即达两万四千余华里，足迹遍布鄂西北山山水水。采集标本四百九十三件，拓片八十二张，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令人瞩目的成果。

1981年，他发现了国内仅存的两件珍贵文物之一的元代“至元通行宝钞”双片铜钞板；

1983年，他在郧阳地区西部的竹溪县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船形寨；

1984年9月，在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庄发现了距今一百一十万年的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化石，长324米、中部直径025米！

1984年8月，在丹江口市，他征集到著名道教圣地武当山失传已久的传世之宝阴阳剑……

有谁知道，这些年来，王正华爬越了鄂西北多少绝壁？涉蹚了鄂西北多少寒水？多少次高烧四十度他都不离开发掘重地？多少个元宵节、中秋之夜，他拄着一根竹棍，孤独地跋涉在深山老林……

对如此成果赫赫的文博人员，怎样奖励也不过分啊！

早在1989年12月，当时的郧阳地委书记吴华品曾讲道：“建议文化局向省文化厅申报，对发现‘南方古猿’的王正华等几位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郧阳出了这一件‘国宝’，我们要运用‘国宝’，提高郧阳的知名度，鼓舞郧阳人民的士气，搞好郧阳‘两个文明’的建设。”

1991年10月，我离别故乡三十一年后回到了郧县，数月的采访后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反映水利移民命运的长篇纪实文学《山苍苍，水茫茫》。还是在采访途中，我在故乡的小城见到了职低位卑的王正华，这位谦卑而善良的中年男人只是向我说：“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辛苦得很。我也不要求给我什么奖励，只望能下个文，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就行了。”多么谦卑的心愿！一张白纸、几个字的“文”，就能洗尽所有的委屈！就能抚慰所有的辛劳！就能抵顶价值万金的贡献！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达特！

据悉，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领着学生在辽宁的金牛遗址考古，发现一个什么头骨化石，即得奖励一万元。在国外，是这个数的十几倍、几十倍！而我们的达特一无所有！就因为王正华位卑职低？就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不完善？就因为种种传统的羁绊太难挣脱？

十月金秋的汉江在静静地流淌。

新华社驻十堰记者站站长袁正洪陪我来到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王正华告诉我：1990年5月至10月，李天元等科研人员在这里进行第一次试掘，挖出的化石标本装满了一辆东风140汽车！现在国家已正式命名这里出土的头骨化石为“郧县人”。

站在人类远祖繁衍生息的黄土地上，望着坡下母亲般安详流过的汉江，环视故乡绵延起伏的山岭，我思绪万千。我想到了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的汉民族史诗《黑暗传》，想到了被疑为南方古猿粗壮种的“野人”，想到脚下发出阵阵远古人类信息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神圣的战栗。现代人已经并正在发现和看重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发现的成果的价值，那么，现代人是否真正发现和看重发现者本身的贡献和价值呢？

中国的荷马、鲁滨逊、达特啊！

鄂西北山一样沉默、坚实、厚道的我故乡的兄弟们！

4

2009年6月16日，古老的汉江依旧在静静地流淌，鄂西北夏日的阳光已开始灼热。我随研讨会专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学堂梁子，这是时隔十八年后我第二次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这里已不是十八年前王正华领我来时的模样，那时，农民曹玉的麦地还完整、悄静地裸躺在阳光下。而现在，在“郧县人”二号遗址，百米方圆、十几米深的发掘坑让站在它周边的现代人感到阵阵战栗。我仿佛看到我的祖先们筚路蓝缕，吭哟着沿汉江向这片山地走来……

在硕大的用塑料棚搭起的“郧县人”一号遗址，我看到了王正华，他已苍老，但脸色健康、红润，他在向人们讲述当年发现“郧县人”头骨化石的过程。我想，他已度过了精神的苦闷期。是呀，人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功名、利禄、荣誉能包含得了的吗？当所有的劳苦、发现、奉献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时，生命的终极价值就早已蕴藏在过程之中了。

我突然看到了农民曹玉，他站在塑料棚下一根柱子边，眼神有些惊诧、有些嗔怨、有些慌急地看着我们这一群来自外部世界的人。我大步走了过去，要和他握手。这时，我才发现他的一支胳膊、一条腿已经僵直，不能动弹，一只手已经弯曲，他已不会讲话。镇上的干部说，这一切是他前些年得脑血管病所致。我拉着曹玉的另一只手说：我们合影；我说：感谢你呀曹玉，还记得我吗？十八年前我来过。曹玉啊、啊地发出声音，急着想说什么。我说：曹玉，真的感谢你，是你当年给王正华他们带路来到了这块神秘的地方，是你慷慨地让王正华、小屈刨了你家的麦地，你只收了五元损失费，最终是在你的承包地里发掘出了国宝化石啊，曹玉！

曹玉啊、啊着，眼神变得平和喜悦起来。

美国大胡子专家艾丹腆着庞然隆起的大肚皮走了过来，我向他介绍了农民曹玉。艾丹巨人般一把搂住了我和曹玉，然后我们合影……

文明的资粮

——读《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有感

又一个劳动的五月来临了。在劳动者选择各种方式欢度自己的节日时，我选择了阅读。

《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以下简称《佛寺》）一书放在我书桌最醒目的地方，我收到这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万字大著已有月余，可我总是不敢轻易触摸它。我知道我在等待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我更知道，读这样的书，需要心灵的安静与澄明。

从1970年8月大学毕业分配蔚州到1984年3月调离蔚州，我在塞外寒凉的蔚州工作、生活了十三年还多，然而对蔚州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古老是在个体生命发生了文化觉醒之后才有的认知，我在《商道》一文中对蔚州灿烂的、富有贡献意义的千年文明，作了最倾心的阐述。但当我阅读《佛寺》一书后，我发现了自己太重要的忽略，那就是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对于蔚州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寺》一书的贡献在于：洋洋三十万字的编著从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佛寺、佛寺建筑艺术、名僧与名人、佛教信仰与民俗、佛教与民间传说、佛教对蔚州戏剧和剪纸的影响七个方面，进行了真实、细微、严谨的叙说，对一百多座寺塔、碑刻、壁画、佛教建筑以及佛家音乐、砖雕、木雕、石雕、诸佛菩萨造像以及蔚州佛教的现状等，均作了应有尽有的书写和全面的梳理与介绍。

在此之前，我读到了一些媒体的评价，说此书“是一部珍贵的、抢救性的历史资料性著作，在蔚县历史上尚属首次”。又说，“此书的编写，对于研究蔚县的历史沿革、政治军事、商贸流通和古村名的称谓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蔚县文化发展、旅游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在五月静静的白日与夜晚，在肃穆而庄重的阅读中，我有了相近的文化认同。

其实，在更早一些时间里，我已从多种阅读中获悉，蔚州已探明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多达七百八十余处，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处，位居全国第二，是河北省文物遗存最多的县之一；古建筑保存多达五百八十余处，被省文物局誉为“河北省古建筑博物馆”。其中古建筑以庙宇、寺院数量最多，位于河北省之首。千百年来，佛教寺院中的建筑造像、绘画、音乐、剪纸、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化、艺术对蔚州传统文化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蔚州自古就有八百村堡、八百戏楼、八百寺庙之说，这在洋洋大观的中华文化中实属罕见。我们可以想见，这种密集的传统文化对一个地域的深刻影响。我们至今从蔚州人做事的严谨、认真，从蔚州人精神中的勇猛精进，从蔚州人品格中的正直诚信，从蔚州人普遍的佛教信仰以及蔚州人的吃苦耐劳、多思多才多艺中窥见这一文化影响的精致所在。

事实上，让我尤为感动的还有发生在编著这部书背后的故事。

这部文化经典的主编刘国权先生给我寄来书不久，又给我写来一封长达二十五页的书信。书信是两个人之间的私语，它是诚实的真言，也是朋友或亲情间的诉说。因此，它便抛弃了功利的夸张，断绝了名誉的虚妄，还一颗心灵的洁净和诚恳。我正是从这种毫无夸张的洁净里，从这种毫无虚妄的诚恳里读到了令我感动的文化精神。

刘国权先生是蔚州“老政协”，说他“老”并不是指他的年龄，而是作为县一级政协文史人员的工龄。中国新时期开始的1982年，三十岁出头的刘国权调到了蔚州政协做文史、教育工作，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一批又一批人来了政协又离开了政协：提拔做官的，下海经商的，离岗退休的……唯有刘国权平静地、执著地在“清水衙门”把蔚州“文史”做到了极致，从青丝缕缕做到了白发苍苍，做成了今天的政协“元老”。刘国权做事的严谨曾被披诸报端，比如：他曾在考证蔚州“固若金汤”的古城墙时，硬是拿米尺一块一块地去量古砖的长度和厚度，进而发现了古城墙建筑为不同时期构成；一笔“张苏教育基金”的落实与发放，一做就是十几年，奖励了近千名默默工作在基层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

2001年，中国佛教协会教务处副主任妙华法师曾两度踏访蔚州，面对文殊菩萨最初的道场小五台山，看到一座座寺庙建筑的古老与恢弘，不断感受着蔚州人的善良和文化教养，他便建议县里领导能否编写一部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的书。妙华法师的建议得到了蔚州领导的认同，编写班子随即成立，主编的担子落给了刘国权。四年之后，当一部厚重的《佛寺》书稿交给妙华法师请其作序时，他惊讶地写道：四年过去了，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刘国权同志为代表的几位同人……编写成了这部书。

我想说的是：2002年，正当编写班子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之时，三月，主编刘国权的父亲病故；六月，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宣布刘国权离岗。五十岁，应该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旺盛、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时期，但刘国权离岗了。悲痛与失落中的他，很快调整了情绪。在好几个单位纷纷要聘用这位“蔚州文化人”时，在九十多岁老母瘫痪卧床的日子里，刘国权毅然担起了编写《佛寺》一书的重任。四年过去之后，当这部文化经典普遍受到好评时，刘国权给我写信说：“大姐：虽然我在经济上没有获得任何特殊待遇，但我已很满足了。一个人一生能为社会和后人办点有意义的事，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追求。金钱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虽然好多人对我离岗后这四年来的工作不理解，但是我认了。我想大姐和我的亲朋好友，还有我的妻子，一定会理解我，支持我。这就是力量了！”

我相信这力量背后的精神与境界的巨大支撑。

我还想说的是蔚州人精神中的严谨、踏实和精进。蔚州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寺院林立，但在蔚州历代史志上，记述却寥寥无几，且大多寺院在战争，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浩劫中已成为废墟，刘国权和他的同人们硬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部“立体教科书”。四年时间里，编写组全体人员跑遍了蔚州二十二个乡镇、一百多个村庄，考察了八十余座寺院和遗址，访谈了五百多人次，行程上万公里！在深山老林，在悬崖峭壁，在田间地头，在街头巷尾，四个炎夏寒冬过去，刘国权们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挨了多少饿？忍了多少饥？这正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为一部抢救性的历史文献，贵在真实。为了让历史上佛教寺院和佛教文化真实、完整地留给后人，必须坚持科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对得起后人。刘国权如是说。为此，他们常常为一个字、一座寺院的名称反复推敲、论证，反复实地考察、访问，甚至常年寝食不安。比如：现在只存在遗址的“上普贤寺”，曾是小五台山著名的五大寺院之一，在漫长的年代里，由于语音流变和误读，人们都称为“上北线寺”，甚至在一些专业部门的规划图里，也都是写着“上北线”三字。但做事认真的刘国权却始终对此质疑，他查找了无数资料，访问了许多人，几经周折都未得结果。就在书稿马上要交付印刷之时，他仍焦虑不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位在寺院所在地工作多年的退休乡干部，有可能知道真相。当他驱车前往蔚县大南山找到这位七十岁老人时，才得知“上北线”是误读，应该是“上普贤”。刘国权顿时欣喜若狂，随即改正了书稿上的地图标识。

还有，金河寺遗址原有一块明正统八年宣大巡抚罗享信撰写的一块碑文，碑文记述了金河寺从北魏太和年间兴建到明代正统年间屡兴屡废的历史，极有史料价值，但可惜的是碑文近年来被人为毁坏，刘国权为碑文不能附书而扼腕兴叹。后来，他听人说此碑文收在罗享信所著《觉非集》一书中，而这本书北京图书馆有收藏。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国权巧遇在蔚州编制城市规划的清华大学博士赵静，他托付赵静帮忙，最终赵静从“北图”将碑文完整抄录下来，寄给了刘国权。今天，当我们从《佛寺》一书中看到这一碑文原文时，我们也同时看到了一个编著者严谨的学风和真诚的牵念。

再有，蔚州城内的南安寺有一块清康熙四十五年的重修碑文，说南安寺“历我朝凡千余年矣”。可原来这个“凡”字一直被人们误读为“几”字。为了证误，刘国权和编辑部的赵清溪端上水盆，拿上抹布，将这个字擦了洗、洗了擦，终于看清是一个“凡”字。一“点”之误，差之千里啊！

还可以举很多。

妙华法师在《佛寺》一书的序文中写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从传统文化中，钩沉、挖掘出具有特色的佛教文化，可以说是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人类的思想文化是一条割不断的河流，有其发源、分流、融合的过程。蔚州的现代文明，是传统的延续。我们在建设现代文明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历史文化对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如果忽略了历史文化，我们的现代文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又说：“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需要不同的文化生活，这是现实。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软环境。法律常常是一种他律，而文化和信仰，一但成为道德规范，它往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一种自律。当他律与自律，达到相对统一的时候，一个社会才会和谐。”

眼下，一个没有信仰约束的社会，人的素质在大踏步滑坡，伦理行为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社会没有诚信，没有帮助，没有悲悯与爱。中华文明多么期盼“他律与自律统一和谐”的大景象的到来。

陆沉海升，沧海桑田。即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有书在，就有历史在，就有文化在，这便是书籍文明带给人类的福祉。仅此，我们感谢《佛寺》一书为民族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份资粮。

家园文化的守望者

民间文化历来都属于百姓家园的文化，灿烂而温馨，快乐而饱满，慰藉着千百年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蔚州家园文化灿烂而光荣的景象里，我始终看到一个孤独而艰难的背影，这个背影离我们越来越小，也离我们越来越大。当我决定让其定格在我的电脑荧屏上时，它便清晰地闪烁出三个字：田永翔！

田永翔，这个为蔚州剪纸文化，蔚州戏剧文化，蔚州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也即蔚州最耀眼的家园文化守望了一生的人，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文字记下他，都无以补救对一个奉献型文化生命的亏欠。

1

认知田永翔之前，我们有必要认知一下蔚州文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伊始，京、津、冀一千三百多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河北张家口，其中七十人分到了蔚县，我是七十人中一员。我们那个年代的分配，包含有“发配”和“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旨意。我在蔚县一待就是十四年！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工作、生活。十四年和以后的许多年月里，蔚县无数“谜”一样的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都令我惊诧不已——

首先是遍布蔚县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包括古塔、寺庙、古堡、戏楼和民宅。如果说那座建于辽代时期的十三层古塔和一些寺庙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的话，那么，那些古堡、戏楼和民宅就实在为中国一绝。在蔚县，无论高山还是平川，无论山地还是丘陵，有堡就有村，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戏楼。蔚县历史上有八百城堡之说，这足以说明蔚县曾经是冷兵器时代战事频繁发生的边地。八百古堡最终成为八百村庄，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文物普查发现，蔚县有七百三十八个村庄，村村建有古城堡，有七百座古戏楼。这些古城堡、古戏楼全部为明清建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1984年蔚县再次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保存完好的古戏楼仍有三百余座。

除此，蔚县剪纸，已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誉国内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关于这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009年，蔚县剪纸与苏绣一起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蔚县剪纸挟带着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文化信息——世俗的和精神的，伦理的和哲学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一路向我们走来。在漫长的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屹立于东方世界的艺术之林。在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到来，民间文化面临自生自灭和迅速涣散与消亡的时代，蔚州剪纸以其独特的魅力坚挺着。这是蔚州剪纸的光荣。

我这里所说的坚挺，是在我多年对蔚州剪纸的情感体悟和文化阅读中，发现它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大凡成熟的艺术应该具备的三个标志，即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风格、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蔚州剪纸都已具备。这是中国民间文化的光荣。

蔚县的剪纸艺术应该说是中国民间艺术一绝，由民间艺人手中上百把小巧玲珑的雕刀、刻刀（而不是其他地域剪纸用的剪刀）在白纸上雕刻出来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花草、鱼虫、戏剧人物，用快乐饱满、浓艳鲜活的大红大绿的色彩点染之后，便走向了世界。蔚县剪纸最富吸引力的是古代戏剧人物脸谱。蔚县人从王老赏始，世代相传，已将中国戏剧中的两千四百多个古代人物的脸谱刻成了剪纸，那脸谱上瀑布般流泻的黑胡须、白胡须根根细如发丝，蔚县人可以在这方寸白纸上，以阳刻法刻下近千刀！于是，那黑胡须、白胡须硬是有了飘拂感。现在，在中国的旅游商店、机场、国际商贸活动场合无不出售、交换、展示、馈赠着写有“中国剪纸”字样的蔚县剪纸。

还有“蔚县秧歌”，这是一个蔚县在明清时期发展、完善起来的地方剧种，这个剧种在20世纪50年代被中国文化巨匠郭沫若评价为“百花丛中一点红”。“秧歌”的发展也是一个谜。你想，一个没有水泽的塞北高寒地带，何以将南方的“秧歌”、将江西的弋阳腔（后发展为京腔）、将元代在民间广泛流行的道家音乐“道情”以及今天家喻户晓的“山西梆子”，水乳般交融成为自己数百年不衰的一个剧种，蔚县曾经经历着怎样的南北文化大流通？

还可以举很多。

田永翔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具有一千四百年建州史的塞外古域里，一个文化生命就成长在塞外无数“谜”一样的文化氤氲里。

2

应该说，对于家园文化的认知需要生命的历程。

田永翔曾和我们一样发出这样的诘问：这些原本大姑娘小媳妇绣鞋上的纸“花样”，是怎样在数百年里发展成为蔚县男女老少都能从事的、且有了绝妙艺术造诣的民间艺术的？还想，由绣鞋的纸“花样”最后走上了遍及城乡人家的彩色“窗花”，蔚县人对生活有着怎样的审美追求呢？

一个契机让田永翔走上了蔚县剪纸文化探源的追寻之路——

1978年，中国文化部通知蔚县窗花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一次文化的拨乱反正，也是蔚县剪纸复兴的福音。然而，负责展览文字工作的田永翔居然从所有的史志典籍中都无法找到任何有关蔚州剪纸的源流记载。从那时起，田永翔就与另一文化人叶永辉开始徒步走遍蔚县的乡间街里，四十多天、八个公社、八个街道、二十八个村堡的普查以及对七十多位剪纸老艺人的访问，使田永翔第一次对自己的家园艺术有了心灵的澄明。他除了征集到包括王老赏剪纸熏样在内的千余幅传统窗花外，还撰写出两万多字的《关于蔚县剪纸源流、历史沿革的调查报告》。后来，他的有关蔚县剪纸的研究文字便不断在中文、法文、英文、日文版的刊物上出现。

“欣赏美丽的窗花，犹如面对一位体态丰腴的村家姑娘或窥见一片富饶的田园，在你心里惹起的，是一种盈实而雍容的美感……”田永翔这样写下了蔚州窗花审美的研究文字，他又写道：“蔚县窗花构图追求饱满充实，按民间说法，就是看起来富富态态。人长得富态，健康丰满，那是很幸福、很值得高兴的。一幅剪纸画的画面‘富态’，满满当当，又雍雍容容，给人以欢乐、愉快的艺术享受。民间最讨厌那种单薄的、细弱的、空泛的画面构图，把它叫做‘筛子货’。这种独特的审美观，是跟农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这是我迄今读到的研究蔚州剪纸最美的文字。

田永翔通过全面考查，在获得大量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方法，最终成为探寻蔚县窗花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和历史踪迹的第一人。

如果说以刘老布为首的代表人物是将蔚县窗花发展为点彩剪纸的开山鼻祖，那么，一百五十多年以后，田永翔就是开创蔚县剪纸理论研究的一代宗师。

我赞叹逝者张子儒对田永翔艺术人生的价值判断。

我想说的是：田永翔也是第一个向世界宣讲蔚县剪纸美学价值的真正学者！

如果说，1978年田永翔、叶永辉对蔚县窗花开展的是首次普查，那么1986年，时任蔚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主任的田永翔，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下，发动几位文学爱好者和他一起对蔚县剪纸进行了八年后的第二次大普查。在长达一年多的普查时间里，他们先后深入到六个乡镇二十一个村堡，走村串户，虔诚叩拜，访问古稀老人，搜集整理了有关蔚县窗花艺人的传说故事一百五十六个。经过梳理、分类、筛选，将其中的六十八个故事收录在《蔚县民间故事卷》本中。此后，田永翔又在这六十八个故事中筛选出三十个故事，收入他与刘建军合著的《中国剪纸瑰宝——蔚县窗花》一书中。

说到《蔚县窗花》一书，直到今天，我们怎么估价它的美学价值和贡献性意义都不过分。八百多幅剪纸珍品、二十多万字的文字，使该书成为第一部系统、全面、科学地展示蔚县剪纸的美学大典！书的出版历尽艰辛，从1980年北京外文局决定出版流产，到2003年5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其间经历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漫长历程，其间的酸甜苦辣可谓是一言难尽。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这样评价：“这是一部在著作与编辑思想上都十分独特的书。它不像过去常见的某某民间艺术介绍性的书籍，更不是一部作品的图片集锦。它独出心裁地从蔚县的自然地貌、历史遗存、人文环境、民俗生活一步步进入了这种农家自娱自乐的窗花艺术……本书作者正是从人类文化学入手，便一下子打开蔚县文化的宝库，径自进入了这种民间文化的本质。”又说，“从书中田永翔先生一篇自述性的文章里，我得知他对蔚县窗花所做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辛的考察、搜集和研究。他几乎把蔚县剪纸当做自己一生的研究对象，倾尽了心血。他占有的材料无人能够企及；他对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之精通达到了一种极致。”

后来这部书获得了几项省级大奖，后来省和国家有关部门就授予田永翔“功勋艺术家”称号。

2003年，田永翔受命担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剪纸集成•蔚县卷》主编。他与王丽、徐俊峰在全县二十二个乡镇一百零八个村庄开展了地毯式大普查。在历时半年多的时间中，走访古稀艺人五百六十七人，搜集各种资料三千八百三十五份，经历了无数艰辛，忍受了巨大屈辱。2006年6月，《中国剪纸集成•蔚县卷》一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这是田永翔穷半个世纪的心血努力之后，向我们这个世界交出的又一份巨额财富。

2009年4月，因病卧床十二年的田永翔，又与青年学者冉凡一起完成了《壶流河畔的点彩窗花文化》，这是田永翔投标“燕赵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的项目，在十七位投标人中，田永翔脱颖而出，一举中标。当北京科学出版社把这部书奉献给社会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文化学者生命的日渐孱弱和精神的顶天立地。

田永翔在把全部心血乃至整个生命献给蔚县剪纸艺术的同时，于1988年编辑完成了六十六万字的《蔚县民间故事卷》，收集民间故事六百余篇；1999年编辑完成了十五万字的《蔚县歌谣卷》，收集歌谣一百八十多首，收集曲谱二十一个；2000年，继《歌谣卷》之后，又编辑印出了《蔚县谚语卷》和《蔚县楹联卷》。

至此，国家下达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在“光杆司令”田永翔不竭的努力下，蔚县部分全部圆满完成。

我在前面已经写到，在蔚县“谜”一样的文化景观里，最令人神往的是遍布城乡的数百座古戏楼。这些建筑极其精美，如同古代亭台楼阁般的戏楼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存在。蔚县有诸多造型别致的穿心戏楼、排子戏楼、庭院戏楼、三面戏楼，真是洋洋大观。戏楼在蔚县也被称为戏台、乐楼、歌台，这些青砖筒瓦、雕龙画凤、飞脊斗拱、彩绘纷呈的古代文化娱乐设施，星罗棋布般出现在蔚县，这不能不使人深思：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群在崇尚、敬畏着什么？它身后博大深邃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

在我们无数追问的茫然中，田永翔终于站出来为我们解谜了——

2008年10月，《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第七期专刊出版了田永翔的《蔚县地方剧种概说》，全书共十三章八十六节，另附“蔚县社火”两节和“蔚县灯会”四节，总字数达二十一万多字。田永翔如数家珍般告诉我们蔚州弦子腔、蔚州罗罗腔、蔚州赛戏、蔚州大戏、蔚州秧歌、蔚州道情、蔚州耍孩儿、蔚州灯影戏、蔚州高跷戏、蔚县晋剧等林林总总十个剧种的渊源和流布以及这些剧种的文武场面，演出程式，乃至班社、名伶、剧目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蔚县各类戏曲剧种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背景。这是蔚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戏曲剧种史书，它填补了蔚县历朝历代没有戏曲剧种专史的空白。

如果把《概说》仅仅看做是田永翔是戏剧学校科班出身之必然，实乃偏颇，如果没有对家园文化执著一生的大爱，一个重病在身的七旬老人何以担当起如此的生命之重？

在从事这一切一切的同时，田永翔还创办并编辑了一份长达二十年的文学报纸。从1981年创办文化馆创作组的《壶流浪花》，到1986年蔚县文联的《蔚县文艺》，从《蔚县文艺》到1996年缺乏经费改版的《今日蔚州》（1999年因健康状况《今日蔚州》移交县委宣传部），田永翔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从组稿、改稿、编辑、印刷、发行，独自一人用双臂为二三百人的文学队伍撑起了一片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的文学园地。多少人在这片园地里茁壮成长，多少人在这片园地里开始了作家的梦想，又有多少人在人生的回眸里看到了那曾经坚实的生命如今已贫病潦倒……

好了，我们无须继续铺陈田永翔的文化贡献了，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去探究、去认知一个生命存在的意义吗？

3

我常想，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生完成一项田永翔从事的事业，就不虚度人生了，然而，田永翔竟如此硕果累累。这是一个怎样的文化现象呢？

也许读者会说，一生有如此厚重著述成果的田永翔，不是大权在握，便是腰缠万贯。再不然，他身后肯定有权力或财政的有力支撑。

如果我不是在蔚县生活、工作了十四年，如果我不是与田永翔的联系三十多年没有中断，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了田永翔及其家人的生存现状，我会和今日社会惯性思维者一样异口同声。

恰恰没有这些“如果”。所以我说：田永翔这一生是精神的胜利者，也是心灵的受难者。他成功也失败，他欢笑也悲哀，他卑微也厚重，他贫穷也富有，他无足轻重又博大精深……一个文化人身上如此充满悖论，这是我们这个世间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象。

就先说他在学术成果上的遭际。那部极其轰动的、被专家称为“范本”的《蔚县窗花》，为什么搁置二十三年后才被出版？没有钱啊！没有人认知其价值啊！没有人支持啊！不是那位对剪纸文化同样钟爱而慷慨资助二十万元的刘建军挺身而出，“范本”会问世吗？

那部在中国非物质文化抢救工程中极其光彩耀眼的《中国剪纸集成•蔚县卷》，白纸黑字任命田永翔为主编，含辛茹苦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也是他，可是出版时竟然要取代他让别人任主编，虽极力抗争保留了原职，但出版后书的版权页上仍然多了所谓权力人士之大名。

当年，县里分配他搞“三套集成”，但却一没资金二没办公室，原本配给的几个工作人员见此纷纷离去，只剩他一个人“跳光杆舞”。没有钱，他就带着几个帮助他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去乡镇乞讨、化缘；六十六万字，分上下两册的《蔚县民间故事卷》没有钱，印刷厂不给印刷，无奈之下，田永翔只好将自家城墙根下的房院抵押给印刷厂才算了结。本来属于政府出资的书籍，却要拿个人的财产作抵押，这在出书史上实属罕见！

田永翔孤独、艰难地背负着故乡的家园文化。他就像一个农人，拄着锄把伫立在田野里，春种秋收。风霜雨雪，雷电冰雹，干旱虫灾，都不在话下，只有那一望无际的飘着馨香的庄稼才是他的唯一。

我常想，矢志不渝地守望家园文化，是田永翔的宿命。

如果田永翔体魄健康，如果田永翔经济上比较富裕，那么，我们投向这个文化背负者的目光也不至于如此忧伤。田永翔的贫穷在蔚县几乎家喻户晓。一辈子只“混”了个县文联副主席的田永翔，1959年大专戏剧系编导专业毕业的学生，糊里糊涂就被革去了工作，在农村劳动十一年后回城工作的田永翔一贫如洗。80年代伊始，县直各单位都在给领导、职工盖新房垒大院，1979年才落实政策完婚的田永翔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和当民办教师的年轻妻子马金娥只好默默走到西门外护城河边，在城墙根下，用捡来的破城墙砖垒了两间小房，城墙根下的一个土洞，就用作盛他们天天捡拾来度日的烂菜叶和破烂家什。小房没有院墙，养的几只鸡也被人偷去。

第一次去找老田家时一个老人的话在我心上产生的寒噤至今难忘。当我七拐八拐沿着蔚州老城西街破旧泥泞的小巷打听老田家时，一个在煤灰里捡煤渣的老人对我说：你是找城墙根下那个老田吗？他哪像个文联的人！我还以为他是捡破烂垃圾的呢。要不，谁会在城外几丈高的城墙根底下盖房！冬天晒不着太阳夏天被蚊子叮咬，护城河的水臭死人哪！蚊子比苍蝇都大……

谁能想到老田一家人至今仍住在这个房院里，他们在这里已住了三十年！只是2001年，蔚县从外地调来一位县委书记张东旭，发现了老田对蔚县文化的贡献，听说了老田居住城墙根的寒酸困境，遂拨款给小院垒了院墙、楼门，简装了房子，老田感恩不尽。

1997年，一个什么文化会议在蔚县召开，会议期间去暖泉古镇参观，中午老田多喝了一点酒，参观途中老田从车上摔到街上。当晚，老田住进医院便昏迷不醒，医生判了死刑，说大面积脑梗死。

苍天眷顾一个文化生命，因为蔚县深厚的文化发掘是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成老田不能走，于是昏迷了七天的老田从死神那里又走了回来。但老田从此失去了健康，他走路拄起了拐杖，他经常犯病住院。住院常常报不了药费，急得妻子马金娥常常蓬头垢面、筋疲力尽地奔走在北京、张家口、蔚县的长路上。真是求爷爷告奶奶呀！记得那年老田在北京住院没钱，我给县委书记写了封长信，说老田是蔚县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呀，请你帮忙说话给他报报药费。后来那位县委书记真的帮了他。老田至今很感激。

1984年春天，我调离蔚县去张家口工作，临走时我把不想再留用的红木躺柜、炕头柜、木椅、饭桌、板凳等古旧家具，一股脑送给了老田，老田至今用着这些老旧家什，他总是很感激。可是我每每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却不是滋味：老田，如果你不是个文人你是个县里的什么官，你会这样贫穷潦倒吗？哪怕你只是一个县里科局级小头目，也有人前呼后拥，也比你现在风光得多啊！你的贫穷落泊是因为你没有一官半职只是一个纯粹文人吗？你的一无所有是因为你不尚权不媚骨不讨好不巴结不长眼色不合时宜吗？

可你的富有你的贡献你的恒久恰也在此啊，老田！

说起老田的富有，我还必须要说到老田的两个儿子田六六和田五五，六六为大，五五为小，老田压根儿就没给两个儿子起学名，六六、五五从出生到现在就叫田六六、田五五，个性吧！2000年，田六六以全县文科第一、田五五以全县理科第三的高考成绩，同时考进了一类大学，六六学法律，五五学计算机。当年，这一消息在全县爆响，使富有的权贵者倏地感到贫穷感到汗颜，使贫穷的老田倏地从富有更加富有。2004年，才貌双全的田六六大学毕业后抽调乡镇工作，最终以张家口面试第一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田五五数次考公务员落第（公考笔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面试无钱打点每每落空），现正备考经济学研究生。两个优秀的儿子也是上天对老田夫妇的眷顾。

好了，写到这里我该收笔了。作为蔚州文化符号的老田，是我几千字文章所不能包含的，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对一个日渐孱弱的老人的一丝慰藉：2010年8月，我随几位中国作家去蔚县采风时，正在主编县志的刘国权陪我去看望老田（同为蔚县文化人的刘国权多次对我说，老田对蔚县民间文化的贡献与他的处境是不相称的），卧床难起的老田对我说：我这一生没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有生之年你能给我写篇文章我就死而瞑目了。

老田的要求令我震撼也令我难过。1981年老田创刊的《壶流浪花》报发表了我后来获河北省最高文学奖的散文，老田是第一个给我文学希望的人。这篇文章得赶紧写，在老田有生之年……

李闽：创造艺术奇迹的人

我喜爱的英国著名女作家、《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曾说：我相信，我们有了语言，是为了说清楚自己的心意，而不是为了把它用暧昧之词遮掩起来。

应该说，一年前我就想以我自己心仪的语言，把我敬重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李闽先生进行一次心意隆重地书写，可一年多里，我做了一件事又一件事，而书写李闽的心意，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遮蔽了起来。这一年，李闽也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大难，牵挂成为一件心事，在无数的日子里浮泛……

2012年清明时节的北京，季节的暖意姗姗走进了这个春天。灿烂的阳光从窗棂射进的午后，望窗外还未有任何绿意的冬树虬枝，牵挂使我再一次开始涌动一个强烈的心愿：尽可能多地读懂那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心灵，他是我们这个世间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曾几何时，李闽已成为中国艺术界、尤其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创造的一种崭新的剪纸艺术________新写实多层套色剪纸，短短几年，风靡中国并惊走世界。2003年成立的李闽新写实剪纸艺术工作室先后与数省十多个剪纸公司合作，组成了一个以新写实多层剪纸流派为主的产业联合集团，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剪纸文化产业的发展。李闽新写实剪纸艺术工作室先后创作并制作了大型新写实剪纸艺术系列《人说山西好风光》《江山如此多娇》《众志成城》《伟大的功绩》《红色记忆•庆祝建党90周年》《故乡系列》等，截止2011年9月，李闽工作室已创作出30多个艺术系列、数千个花色品种的新写实剪纸作品。

李闽自幼酷爱绘画艺术，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潜心研究中国画、西洋油画、民间陶艺、石雕、剪纸、摄影等多个艺术门类，并有幸得到国内外多位名家的指点，遂开始参加各种展览，有百余种作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并为中外友人和单位收藏。

2003年，李闽在继承中国民间传统剪纸艺术的基础上，集多种艺术门类之大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原则，大胆在构图、布局、色彩、透视等方面融会中西方一系列的艺术表现技巧，形成一种全新艺术门类——新写实多层套色剪纸艺术，在中外剪纸艺术之林中异军突起。

新写实剪纸艺术，把西方绘画的写实风格和中国传统的民间剪纸工艺巧妙地融为一体，其画面凹凸明显、色彩逼真、三维立体、光影明暗的效果感十分强烈，人物肖像神形兼备，山川、花鸟、景物呼之欲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极大地拓展了剪纸的表现空间；

新写实剪纸艺术，其作品一不小心足可以乱版画、乱摄影，观者惊叹之余很难视别其各自的艺术身份；

新写实剪纸艺术，以强烈的时代气息，迎合了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为传统剪纸堂而皇之地步入艺术的大雅之堂，推开了一扇辉煌之门，让传统剪纸的喜庆、欢乐的民间属性来了一个庄严华丽的转身，遂使其具有了陶冶人类精神、情操的高贵艺术属性；

新写实剪纸艺术，由于其画面构图设计、多层套色、多层装裱等数十道工序，全部采用剪纸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使作品更具有难以复制性、艺术价值的珍贵性、表现形式的雅俗共赏性等不可多得的特质，成为艺术装饰、艺术品收藏的上等佳品。

李闽的代表作品《毛泽东•1936》、《鲁迅》、《齐白石》、《故乡之路》等剪纸风靡全国；创作的巨幅剪纸《众志成城》被首都博物馆收藏；《伟大的功绩》被中华剪纸艺术委员会收藏并在国庆60周年剪纸巡回展中被授予特殊贡献奖；应邀为中国外交部制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盖茨剪纸艺术肖像，其中奥巴马肖像获2010年中国首届剪纸艺术节金奖；应邀为中国国防部制作缅甸总统吴登盛、缅甸人民院议长吴瑞曼、缅甸三军总司令敏昂莱剪纸艺术肖像，作为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缅国礼；2011年3月应邀为台湾国父纪念馆制作《孙中山》艺术肖像参加“张家口.台湾经济交流周.剪纸展”，所展作品全部销售一空，作品被台湾国父纪念馆收藏。

与此同时，李闽工作室多次为国内外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制作艺术肖像数百幅，数千幅作品被中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藏。

2009年2月，中华剪纸艺术委员会为李闽作品召开专题研讨会，专家称其作品“极具震撼力”、“是推动中国剪纸文化的里程碑”、“是中国文人创作思想和传统民间工艺的完美结合”、“李闽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式人物”等等。

2010年1月，央视10频道为李闽倾情制作长达30分钟的访谈节目《用刀作画的人》，播出后产生巨大反响；

2010年5月，中国知识产权局为李闽颁发“中国新写实多层剪纸专利证书”。 2011年6月，李闽应邀参加央视《欢乐中国行》节目，进行新写实多层剪

纸现场展示，赢得观众持久掌声……

2011年8月，李闽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随后总理又主动邀请李闽一起合影留念。

2

毫无疑问，新写实多层剪纸艺术的出现为中国民间艺术赢来了豪华的声誉，也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拓开了一条宽阔之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溯源近千年，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加速进程，现代人审美情趣寻求多元慰藉，加之，传统剪纸品像的单一、市场仿冒、盗版、压价、偷工减料等无序竞争，以及民间产业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中国的民间文化产品急需发展和创新。

我们说，在这样的风景飘逝中，李闽的剪纸艺术横空出世、异军突起，其贡献性意义与价值判断怎么估价也不过分。

西方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说过：任何具有贡献性意义的发现，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千百倍地增加了人类的勇气，从而使人们开始了在自由海洋上的另一种旅行，大胆而丰瞻地在无限中努力探寻。这也是艺术家李闽发现与存在的意义。

李闽新艺术的出现固然有多种缘由，但有两个“必然”是我们无法忽略的。首先，李闽自幼成长在中国剪纸艺术之乡河北蔚县，祖藉北京、生于福建的李闽，5岁时随转业复员的军人父亲及母亲来到了贫穷寒凉的塞外，处在北方古丝绸要道上的蔚县（古时称蔚州）厚积着中华传统文化诸多的精粹，比如它历史上的“八百村堡、八百寺庙、八百戏楼”古文化景观，不是中国哪一个县域可以比拟的；而它始于清代的具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彩色点染刻纸（是用刀刻而不是用剪刀剪）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支独秀。幼年的李闽是在这种厚重的文化氤氲中长大，他自小就酷爱绘画、酷爱剪纸艺术。这是那片充满艺术灵性的土地对他的赐予。

当然，生命本源中的成长趋势和艺术信号应该是必然中的必然。李闽曾告诉过我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九岁时就崇拜上了一位画连环画的人，他把他视为大师，视为偶像，看人家画连环画他如醉如痴。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孩子看人画画后都如痴如醉，每个人都有各自生命本体成长的信号。此后，用树棍和石子在地上画画成为李闽童年的乐趣，他在地上能一画几里长。后来他长大了考学校学美术，美术学校毕业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多么贫寒，他都依然画画，他走遍蔚县穷乡僻野，画素描、画水彩、画国画；他用数十年时间研究西方绘画和雕塑，梵高、塞尚、毕加索、罗丹、米开朗基罗，都成为一种生命成长期的艺术信息融进了心灵……

这是一个在艺术道路上锲而不舍的人，也是一个受艺术女神呼唤并关爱的人。无疑，这样的艺术历程和追寻使李闽有别于通常民间艺人的知识结构和美学修养，这也因此使李闽一直处在艺术创造、创新的不安分之中。

心灵深处一直有着艺术躁动的李闽，他始终渴望把艺术与大众生活结合起来，渴望艺术在更广阔的空间为大众服务，成为大众精神审美和物质生产的共属品。基于此，他于1996年开始创办陶艺厂，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绘画天才和陶瓷艺术结合起来。即使彼时，李闽也是对传统陶艺进行了一次颠覆_______通常的陶瓷艺术是把绘画平面绘制在陶瓷坯上然后进行烧制，而李闽设计生产出的陶艺品是把绘画、雕塑、制陶（瓷）三位一体地呈现给这个世界，刹那间，美伦美奂的艺术品让这个世界惊叹不已。李闽在这条路上艰难地走过了七年，后因种种原因他关掉了陶艺厂。

2003年他又大胆探索绘画与剪纸、剪纸与肖像的联姻。当第一批单层剪纸肖像《鲁迅》《齐白石》《毛泽东.1936》问世后，这个世界又是一片哗然，作品竟被一抢而空。时值今日，当五层、六层，甚至九层、十层的剪纸肖像走向世界、走向民间且以剪纸之真之美乱摄影、乱版画之视觉效果时（李闽的多层剪纸艺术品和精美的摄影作品、版画作品放在一起时，你实在无法分辨出谁是谁！），人们便惊羡又诙谐地送给李闽一个绰号“艺术倒爷”。关于此，李闽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______

剪纸属于民间艺术，它的寿命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市场是有规则的，不是谁想进就进的。在这里我们还得扒拉出“经商”这两个字，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做成产业，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经商”，所以剪纸人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国目前没有剪纸产业方面的专家，但有市场，前些年市场刚开时，剪纸人一窝蜂的涌了进去，每个人都拿出了各自的看家本事，不少人确实赚了一把，但大多数剪纸人一直恪守着祖宗定下的规矩，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作品可谓“千人一面”。再加上经营者“以不变对万变”的经营理念，导致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也带给对手“无情的打击”。最终是两败俱伤。我是在中国剪纸市场低迷的二十一世纪初期进入剪纸产业的，当时市场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剪纸人自己造成的，相互压价的结果是偷工减料，失信于市场和客户，大多数地方剪纸的声誉和身价一落千丈，许多剪纸艺人都是从那时改行的。我不想再和别人产生矛盾，经过市场的调研，根据购买者的艺术修养和爱好，我直接把摄影、绘画未经消化的用到剪纸之中。我好像是一个倒爷，把能卖的东西都捣腾了进来，后来市场的回报却让我出乎意料。我根本没想到我这一辈子会在剪纸上出名，还这么备受争议。

李闽对于沿袭千年的中国剪纸进行的一次带有“革命”性的创新，的确受到了传统的质疑和讥讽：“那种非驴非马的东西还算剪纸吗？那分明是对传统剪纸艺术的颠覆和破坏……”是的， 剪纸艺人们习惯了传统剪纸的形式，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孔，一个不中不洋的混血儿，很多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尤其是在民间传统剪纸队伍里，真是有点“大逆不道”了。

对此，李闽只是淡然地说：“对一种新的事物肯定是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想当年老人们喝啤酒，都骂是马尿，不如自己村里产的老烧锅，而现在国人生活中对啤酒的依赖一点也不逊色于白酒，这是需要过程的。我所做的只是没有把剪纸只看成剪纸，我把剪纸看作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我只是利用了剪纸的传统制作工艺做了点文章。”

又说；“传统剪纸的工艺好比是一个一辈子只做马褂的人，而我却让他做了西服，因为现在西服价格比马褂贵得多。当然，就艺术而言，这里还有一个形式和内容的问题。”

有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疯子，而先哲亚里士多德客观了一下，他说“但凡优秀的人都免不了是个半疯”。

“疯”与“半疯”恰是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那是他们的生命激情要带给我们这个世界新的东西。我们说，没有后印象派对印象派的“疯”，会有19世纪的巅峰画家梵高、高更和塞尚吗？而没有对后印象派的狂热颠覆，会有对西方绘画产生重要影响的马蒂斯等野兽派画家吗？

任何文明的前行，都需要智者的先觉先行；任何新文化的创新，都需要天才式人物进行冒险性投入和领军。写到这里，我不免想起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论语：“人们敬重天才，是为了从他那里学到关于人生以及事物本质的某种知识……或许在很长时间里，天才得不到承认或赏识，这一方面是由于愚昧无知的猖獗，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妒嫉心的盛行。这些终将成为过去，人类会像众星拱月一样簇拥在天才及他的作品周围，以希冀他能照亮他们生命的黯淡之处，或启迪他们的生命意识。”

仅以此论语作为对李闽艺术创新之路上无数艰难困苦的一种注释。

3

在我开始这一节的书写时，我还想继续引用先哲叔本华的话。

叔本华说：“一个天才具有双份的理智，一份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另一份是为世界准备的，这份理智使他变成了一面镜子，以反映出他对世界的纯粹客观的态度。伟大天才所创造出来的艺术、诗歌或哲学作品，都是这种喜爱沉思的态度的必然结果或精美典范，这种态度是苦心竭虑地建构在某些技巧上的。

“而常人只有一种理智，可称为主观的理智。这种理智，无论它怎样地精明细巧，也不论它多么地完美，都不能与天才的双份理智处在同一水准上。就像胸腔发音时人的声调一样，无论它多么地声嘶力竭，还是根本不同于运用假声的美声音调。”

我引用这段话的主旨在于：我想在这一节中说说李闽企望用自己独创的智慧之果让所有剪纸艺人“吃得好一点”的普世情怀。

在见到李闽的场合，他仿佛一直在说“产业”，在说“联合”，我总感觉这些字眼离艺术很远，离艺术家很远。可我发现，李闽对此非常执着，且忧心忡忡。

李闽说：“我说过我真正要做的是文化产业，而不是从事剪纸艺术研究。我要对我身边的剪纸艺人的工作、生活负起责任，我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要让他们安居乐业，要让他们的手艺流传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经济待遇。我深深地爱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剪纸艺人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他们勤劳、善良、朴实、常常让我感动，只有靠赚钱才能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而要赚钱必须产业化，产品必须要和市场接轨，想盈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另辟蹊径，让产品具备市场元素，让人们喜欢你的东西，想买你的东西。所以我只能走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李闽的普世情怀既是与生俱来，也是后天的担当。当年，天津一位剪纸艺术家黄卫东老先生看了李闽的新写实剪纸后非常感慨，老先生说：“李闽的出现，可使中国的剪纸人吃得好一点。”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李闽爱与责任的沉重背负。

社会对李闽多层套色剪纸的认可一方面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使一个民间传统工艺品一举登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这是李闽非剪纸、非摄影、非版画的创新艺术带给人们对艺术的神秘惊喜所致。这也正如风靡世界的男性歌唱家李玉刚用清纯、柔亮、美丽的女声带给人类震撼、惊诧和快乐一样，多层套色剪纸给传统剪纸艺术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震撼力，这震撼力正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李闽一直企望借新剪纸艺术产生的震撼力和生命力来发展传统剪纸艺术，使这份传统家业做大做强，进而保护这种千年民间艺术不消失，不泯灭。在李闽看来，如其这样，必须走中国文化产业联合开发的道路。这些年，他一直在探求并实施着这一理想，他的有关民间文化产业的著述《论中国剪纸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论中国剪纸文化产业的联合开发》，我注意到他的论述急切也忠肯，激情也理性。在写到“中国民间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什么要走联合的道路”时，他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1.中国民间文化产业属于新型的产业，也是一种不成熟的产业。

2.中国民间文化产业的大市场目前还尚未成熟，大多数地方的民间文化产业仍处在无序状态，既无科学管理，也无长久规划。发展剪纸文化产业的概念模糊，无法律意识，不思创新，仿造成风，相互压价，恶意竞争。

3.现在大多数消费者对民间艺术的价值认知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遗传因素，也有我们民间艺人自己造成的原因。

联合开发主要目的是扭转消费者对民间艺术价值的认识观念，培养各地的文化产业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开发创新具有新时代的剪纸产品，打造中国民间文化产业的大市场。中国的文化产业不是在一个县，一个市能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杜绝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做法，中国人有句老话；大河有水小河满。所以说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市场形成之日，也是我们剪纸文化产业的辉煌之时。

在写到“什么是剪纸文化产业的联合开发”时，他论述了五个方面：一、 民间队伍与专业队伍的联合；二、 艺术家和企业家的联合；三、手工和科技的联合；四、市场营销的联合；五、维权的联合。

我不想一一展示李闽深重繁沉的思考，我仅把他有关“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的联合”之论述转述给大家，以示一个优秀艺术工作者除却艺术之外的思考。李闽这样写道____

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民间艺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民间文化产业的生产厂家即老板大多数从艺人中产生，文化水平较低，艺术修养薄弱。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大部分厂家缺乏剪纸设计人才，即使有极少的设计人员也只懂就剪纸而剪纸的开发，殊“不知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大多数设计人员既不懂中国的绘画艺术发展史，也不懂外国艺术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不知传统，也不知现代。更不知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绘画有其自身的艺术法则。只是一味的抄袭，其结果是相同的产品在不同市场的出现，形成残酷的恶性竞争。中国剪纸产业的发展必须是继承、发展、创新缺一不可。没有创新又如何谈发展？艺术是集大成的，而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所受的教育，所享受的物质，所感受到的文化是现代的,这就形成了现代人的审美情结，中国剪纸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要遵循其原则，而现代的设计理念是目前我们民间设计人员所不能胜任的，所以必须将专业美术人才吸收到民间文化产业队伍中，以加快民间文化产业的开发、创新力度，创作更多的紧随时代的作品，拓宽剪纸文化产业市场……

李闽的思考长达15年，他关于民间产业联合的论述写了15年！

我始终认为，中华民族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抱负与道德准则便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大爱和深爱，由这种爱生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救赎情怀，铸就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千年大景。

我个人对李闽的敬重也由此更加深切。但我也由此觉得李闽背负得太大、太重。中国上亿民间艺人，而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环境又极其复杂，市场、人才、文化环境、政府决策等等，这关乎一个庞大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不是艺术家个人的践行就能一蹴而就的。

但我依然敬重李闽作为艺术家个人的良知。这种良知是来自生命的，来自心灵底里的。即使在2011年11月13日，李闽在心脏手术即将进行的前一天，还给一位重要领导人发去了长达280余字的短信，力述民间文化产业联合之大道，请求领导给予关照。殊不知，心脏手术是地狱门口的手术。

13天之后的11月26日，当我得知李闽在北京阜外医院做心脏手术后便急速赶了过去，一个直径4公分的心脏室壁瘤被处理掉、又从腿部切掉长40公分血管为心脏做了搭桥手术的李闽，已经孱弱得没有力气与我说话。他只是把发给领导人的那则短信转发了我，看完短信，我不禁潸然泪下……

4

2012年的冬天遥远而深长，春意一拖再拖地不肯莅临。去冬看望李闽那天，我们说好等来年春天暖和了我去蔚州看他。

手术后，李闽采取了一个危险的举动，即在我看望他之后的第二天，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阻留在北京接受观察，便悄悄回到了蔚县。他怕麻烦公司的人、朋友、亲人，不忍心他们数百里迢迢来回跑。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特权人。很多天以后我才得知他已离京，遂与其联系但他总是关机，真是叫苦不迭。即刻托亲戚刘国权去看望李闽，谁知国权回复，李闽回蔚后始终关机，已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恐是一为养病，二怕麻烦别人。

是艺术家的清高、谦卑？还是为了养病？还是别的原因？我忐忑了一个漫长的冬季。

农历2月2日，是惊蛰。深夜，我终于按捺不住一种牵挂，就给李闽发了短信：“李闽：严冬过去了，今天是2月2日，是龙抬头的日子，你这位诞生在南闽的大龙也要呼啸而出吧。自你悄悄离京后，我曾多次给你打电话你都关机，我操心你有什么事，又几次问国权才知你可能怕麻烦人就关机不再接电话了，不再与外界联系了。几个月过去了，你好些了吗？现在情况怎样？我非常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你若开机收到我的短信，请一定给我回复几个字，惦记你的大姐。”

发完短信，已是22点40分。

第二天早8点，手机短信响了，是李闽来的，我兴奋不已。立即阅读，李闽写道：“梅老师，我一生惊险数次，每次都惊扰别人，心中老大不忍，这次只得隐居了。从北京回来后，用一句话来说是‘生不如死’！50天不能正常进食，现在只能说话，行动却不行，走不了路。我想至少还得半年吧。梅老师，我不想再干剪纸了，我干得太累了！也不想再当所谓的大师了，干什么等我能够行动后再定。可我又怕愧对大家。梅老师，来蔚县住几天吧，大家都想你了。我派车去接你。”

我立即给李闽回信：“李闽，终于有你的消息了，我看着看着就流泪了！是的，你太累了！你度过了一场炼狱般的苦难，这是一劫，过去了就好了。你说不想干剪纸不想当大师，我想这是苦难把你折磨的。我知道你心中有多少苦多少累。干不干剪纸另说，大师的名号不是自封也不是自取，那是一种社会认可和公论的效果。即使你真的不做剪纸了，你依然是大师！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不去想责任不去想担当，甚至不去想剪纸，更不去想什么产业联合。就想一件事，健健康康活着。就想这一条！你没有责任，你已担当过了，贡献过了！光荣永远属于你！我争取三月底去看你行吗？”

9点26分，李闽回信：“我听你的，梅老师。只是我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能陪你转转。我想和你一起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是很幸福的。”

四月了，外面的世界依然乍暖还寒。借窗棂射进的阳光，翻阅李闽四卷本作品集：《李闽新写实剪纸作品选》《李闽国画作品选》《李闽摄影作品选》《李闽速写作品选》，翻着翻着，就觉四月的阳光温暖多了！

细细阅读李闽的“速写作品”_______草沟堡、南骆庵、曹子水……石头的瓦屋，村口颓败的土墙，房顶摇曳的枯草，蜿蜒崎曲的山路，坐在树桩上的孩子，村路上挤着的一群山羊和牧羊大爷，炕头上盘腿而坐、缝绣花长枕头的大娘……

读着读着，我就泪流满面。多么遥远而贴近的岁月哪！我大学毕业后曾在蔚州工作、生活了近14年，李闽是长长的一生。啊，贫远寒凉的塞外，我们在那里留下的太多太多哪！而你留给我们的，也无法用生命去丈量啊。

无论怎样，这个周日要去蔚州看望李闽。

房陵三叹

房陵文化：中华文化的一枝独秀

数年前，新华社十堰记者站站长袁正洪先生告诉我，他们要建一个“民俗文化网”，全力打造“房陵文化”，他郑重也激情地把他的故乡房县推介给了我。他说，房县民间的神农文化、西周诗经文化、帝王流放文化、秦楚边沿文化、忠孝文化、汉水文化等多种文化，在民间世代相传，数千年的交汇，融合成了今天独特的房陵文化体系。房县广为流传的民歌、戏曲、故事、谚语，以及从古代《诗经》到当代诗歌，从“待尸歌”到汉民族创世长篇《黑暗传》，房县众多的民间歌手、民间乐人、民间故事大王，以及各类民间艺人、匠人构成了房陵民间文化非凡的魅力与独特的存在。

那时，“房陵文化”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

此后，我知道故乡十堰的人们已开始在抢救性挖掘、整理、提炼、包装这一民间文化的精粹，我深知这一重大课题的论证和研究将对中华文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人文背景，我也深信对于这一文化内涵的追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意义，厚重而大雅的“房陵文化”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枝独秀。

数年过去，迄今，魅力非凡的“房陵文化”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所谓“房陵”，即巴山山脉中的一片广阔的盆地，峰峦叠嶂的大巴山宛若房屋墙壁般围拢着这一片肥沃而神秘的土地。相传四千多年前尧的儿子丹朱被封为房邑侯来到这里，丹朱为儿子取名房陵，舜就封这里为房子国，这是“房陵”来历的又一释义。春秋时期，房陵的周边与秦、巴、楚三大国及庸、麇、邓等小国相邻，这些国家的文化在这里融合，构成了“房陵文化”的多元与独特。

应该说，房陵文化中最基本的内涵是神农文化。神农氏在鄂西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为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在神农架搭架采药开创了医药文明。三千二百平方公里的神农架有三分之二在房陵辖境内，始于房陵的农耕文明和草药文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养育了地球上一个庞大的民族；而草药文明使中华民族从蛮荒中一步步强健地走到了今天。至今，在房县一些民间医生把祖传的草药医术传承得炉火纯青，也把草药文化传承得至善至美。

年轻的房陵人L写到：“在房县，民间医生很多，乡乡有、村村有，而且每个村落往往都不止一个两个。就是不行医的一般人，往往也懂得一些草药知识和医术。这里的民间医生大多并不以行医为生，他们行医不收钱，也不收礼，完完全全是为着治病救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行医执照，没有被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医生身份，但是他们的医术非常高明，常常让现代的医院望其项背。”

有学者认为：“在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流放文化。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久的流放地。历史上把房陵作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这里的人数最多，而且品级最高。自秦至宋1200年间，流放到这里的帝王就有14位。在中国的历史上，河北的沧州、黑龙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较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没有哪一处能够在上述几个方面与房陵相比。”

自秦以来，房陵有数次大规模的流放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亲政的时候，长信侯嫪毐趁秦始皇刚刚亲政起兵叛乱被处死，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4000多户、上万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着是吕不韦被免职在蜀郡忧惧自杀后，其眷属和党羽及门下食客、家僮等一万多户、数万人被流放到房陵。西汉时期，刘邦的女婿张敖以及济川王、济东王、清河王、河间王等均被流放到房陵。唐朝庐陵王李显被贬谪在房陵长达14年之久，他在这里卧薪尝胆，最终东山再起，夺得大唐江山。

时至今天，在房县野人谷镇一座百丈悬崖前，人们多次告诉我，这是庐陵王李显当年“挂榜招贤”的地方，今天的人们依然称其为“挂榜岩”；在神农架寒凉的高山草地“大九湖”，人们说当年“薛刚反唐”就是在这里秘密操武练兵。

“纵观历史，被宫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带到房陵的宫廷文化，改变了房陵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这个独特的地域里，王与民的亲和、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为中国的历史书写了独特独到的篇章。”这是我在zl博文中读到的价值判断。

其实，作为文学写作者，我特别钟情的是房陵文化中的“诗经文化”。早在2005年我撰写《大江北去》一书时，已经十分动情地写到了《诗经》，我把其看作汉水文化对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贡献。

我曾读到我作协的同事、诗人简明先生一首有关《诗经》的诗，他这样写道——

诗经

是一只鸟怀念一只鸟

是一条河穿越一条河

是一座山覆盖一座山

诗经

比古老的绘画更绘画

比伟大的史诗更史诗

比神圣的宗教更宗教

……

我非常感动简明先生对《诗经》诠释得如此美丽。简明的故乡在遥远的乌鲁木齐，但他却以圣洁的诗人情怀读懂了来自汉水岸边的《诗经》。我的感动又仿佛不仅仅是这些，因为在我内心的深处还以为：与其说简明读懂了美丽的《诗经》，不如说他读懂了美丽的汉水。

汉水对华夏文明的进化在《诗经》里有着最幸福的彰显，地老天荒，人类千年的爱依然美轮美奂。有人统计过，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述古代先民在江河边繁衍生息、劳动生活的诗多达六七十首，而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就有十七首，大多与汉水有关。

比如《周南.关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是表达男子追求爱的相思之苦，这深情而淋漓的相爱永然是人类精神的大典。

还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首堪称千古情诗的珍品，诞生在汉水之滨。爱的飘忽不定，爱的扑朔迷离，爱的艰辛与含蓄，都在汉水之滨演绎成为人类梦境般的追寻。

再有：《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这支汉江流域的情歌，是写一砍樵青年对—女子求之不得的心情，反复借汉水的宽、长和不可泳渡来比喻女子的可望而不可及。译出来就是：“南方有棵高高的大树，却不可在树下休息；汉水边有位女子，难以表达对她的深情；汉水宽又广，难以游过去；汉水长又远，难以渡过去……”

还可以举—些。

由这些美丽的古代情诗，我们不难看出繁衍生息在汉水流域的儿女们深情的气韵。他们灵秀、聪颖，他们善良、多情，他们忧伤、善感……这就是汉水文化的质地。

近些年的汉水文化研究表明，最早采集、编著这部中华诗歌元典的人叫尹吉甫。作为二千七百多年前西周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尹吉甫，我们知之甚少。但作为中华诗祖的《诗经》，一部文化元典，江河般世代流淌，使一个民族最终找到了千年精神的源头。

如今，在离湖北省十堰市西南八十公里的房县青峰镇尹家山，旷古的荒芜掩隐着大师的一丘荒冢。在尹吉甫的封地里，一方断碑，几字镌刻……亘古的沉寂里，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一代诗魂穿越千年的浩瀚，向我们吟唱：“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诗经》中称赞尹吉甫“文能服众，武能威敌” ，他奉周宣王之命，率军北伐猃狁，南征荆蛮，驻守淮夷，辅佐“宣王中兴”；又诵“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当时周室有“采诗”制度和“献诗”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也即采风。我们今天的文学采风，应该是从西周沿袭而来。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正是周室的这种文化制度，才使《诗经》得以产生。与西周王朝都城西安王畿接壤的房陵，民间有“好歌”的传统，于是就成了采诗人的理想之地。房县不仅是《诗经》的采集地，还是《诗经》最早的采录人尹吉甫的故乡。

应该说，“诗经文化”是房陵文化的血脉。产生于西周的“诗经文化”，发育成熟期整整500年。在尹吉甫之后三百年，由孔子最终完成《诗经》的编选。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

这一直成为我为之骄傲的地方。

房陵文化是极具特殊意义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的特色不是其他地域文化可以比拟的。近十年来,房县文化工作者紧紧围绕“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彰显房陵文化魅力”这一工作主线,传承与保护并重,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使地方特色文化不仅成为地方的一张靓丽名片,也使地方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华旅游文化最具魅力的品牌，这是房陵人的文化贡献。

野人谷：旅途中不能忘怀的驿站

野人谷位于十堰市房县境内，北接房县县城，南邻神农架林区。这里是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连接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数十位农民遭遇野人的报道之后，野人谷便成为世人眼中一片神秘的土地。而不曾料到的是：植被茂盛、山高水险、峰峦叠嶂的野人谷竟每每成为我旅途中醉倒的驿站。

早在1991年10月，我在离别31年后踏上故乡的土地，在故乡文学朋友尚政民、海默、鄂青子的陪同下，我第一次走进神农架。那时，从郧县到神农架摇摇晃晃要走9个小时的土石公路，房县桥上乡（野人谷镇的前身）是我们的必经之地，也是我们休息、午餐的必选驿站。不想，第一次醉倒房陵就是因为桥上人家自酿的、无法抗拒的黄酒。我敢说，奶白色的、甜香无比的房陵黄酒没有任何人可以躲过它的第一次诱惑，三碗四碗豪饮之后，不醉便不是血肉之躯。就是这种世间独一无二的、据说来自宫廷秘方且传承了两千余年的奶白色糯米黄酒，让我第一次难忘房陵，难忘桥上人家。

其实，那时的桥上农家远不是今天的富庶之乡，居住在巴山深处的农民因气候的寒冷，他们种在海拔千米以上的玉米无法成熟，冬季来临之前，他们只得把没成熟的玉米摘下，连核带籽磨成苞米浆，放在木缸里发酵。日日复日日，年年复年年，桥上人就靠这又酸又馊的苞谷浆度日。当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房县桥上乡，家家有木缸，不装米和面，专装苞谷浆。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山苍苍，水茫茫》和《大江北去》两书的写作中，对为改变这一饥饿现状奋斗不息的郧阳地区决策者和农业专家充满敬意。

1993年5月，河北电视台拍摄我的《女人河》，到郧县、神农架取外景，我和一行电视人第二次醉倒野人谷；1996年5月，受神农架管理部门邀请，我和女作家冯秋子前往神农架参加国际旅游节活动，我第三次醉倒野人谷；2001年10月，我随十几位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走进神农架，当我们走过刚刚开始开发的野人谷，当十几位作家夜宿挂在山岭半坡的农家乐酒店草屋，所有的心灵都与野人谷迷人的风景和同样迷人的黄酒一起醉倒；2007年，《大江北去》刚刚出版，我携带飘着墨香的几本样书和我35岁、从未踏上母亲故乡的儿子、儿子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岳父岳母，“浩浩荡荡”回到了十堰。当我带着亲人们一行走进神农架、途经房县时，我的文学朋友、房县文联主席姜照辉开车接出了五公里。在野人谷农家乐午餐时，房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家领导一起出来为我和我的亲人们接风，一碗又一碗的房陵黄酒让我和亲人们醉倒在金色灿烂的野人谷。不知深浅的儿子豪饮了八大碗奶白色黄酒后便不知了去向，当照辉找到他时，他已不省人事、四脚朝天地仰躺在了野人谷的路边，直到数小时后到达神农架，依然不省人事的儿子被人从车上背进了房间。

也就是这第五次醉在野人谷时，我认识了那位飘着一头长长的天然卷发的姑娘、野人谷镇年轻的镇长王玲。关于王玲，我将在下一节文字中叙说我的感动。

此次野人谷之醉后，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便迷上这远方醉人的醇香，一年又一年，凡是中秋和春节，他们都要从一家设在北京的湖北特产店购买十几箱房陵黄酒，除自家享用外，一箱又一箱地赠送亲戚和朋友，年年乐此不疲。我又何尝不是把其当作玉液琼浆，送给了我文学界尊贵的朋友？陈建功、阎纲、林非、雷达、李炳银、田珍颖、刘茵、肖凤、晓虹、兆胜、赵宁、高伟……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文学朋友喝过我送去的这千年琼酿！

“你们尝尝吧，比绍兴黄酒好喝……”一年又一年，我和儿子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这仅百十元一箱的黄酒连同我们酒一样绵厚的心送达给世间尚存的友谊。北京《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君和做了我十几年责编的编辑伊丽霞尤为钟情，他们品尝了我送去的黄酒之后，便常常开车自己去湖北专卖店购买，其他编辑也都跟着去，以至于一位编辑曾笑我说：你是你们老家黄酒在北京的最佳“推销员”！

我一直在想：一次次醉倒在野人谷，仅仅是因为酒么？

20年前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过一篇醉酒文章《泪雨霏霏干一杯》，我在文中写道：“干一杯是因为敬重因为崇尚因为情份里有着才干一杯；因为肝胆相照因为共度春秋因为友情长久才干一杯。一杯豪爽的酒真诚的酒最是心意啊！酒中的品格酒中的苦愁酒中的寄望酒中的绵厚你知了晓了才最是朋友啊!”

巴山深处的野人谷，我旅途中快乐也难忘的驿站，我拿什么报答你豪爽的酒、真诚的酒？还有你酒中的寄望、酒中的绵厚我真的知了晓了吗野人谷？

相约野人谷：一个女子远山的呼唤

野人谷处在我国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区，北有秦岭屏障，南有巴山相隔，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受到山地冰川寒流的影响极为微弱，使野人谷成为第三纪植物的“避难所”之一，从而保存了丰富、古老、珍稀的森林植被。野人谷内有国家Ⅰ级保护植物4种、Ⅱ级保护植物22种；有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5种、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53种，还有许多珍稀的白化动物，如白熊等。

野人谷与野人洞毗邻，这里因经常有“野人”出没而得名。十里长峡，山雄水美，潭绿石奇，曲径通幽，有“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野人故乡，植物王国”之称。峡谷内有珍珠坡、麒麟峰、野花荡、屈尊关、龙字岩、苍鹰壁、野人府、伟人峰、野人窥谷、野人城堡、野人部落、三潭野浴、龙须飞瀑、九龙攀岩、河马豪饮等多处景观。野人谷是阳春赏花、盛夏避暑、深秋写景、严冬咏雪的理想去处。

这是经历10几年艰苦的开发后，野人谷呈现给世间的国家4A级风景区。曾经饥饿、贫穷的野人谷人在物质丰殷、生活富裕之后，他们开始了精神与文化的追寻。他们不辞辛苦地打造原本就神秘、原本就美丽的河流山川，使其更具文化的意义。然后，他们盛情地邀请外部世界的人去分享他们家园宜人的风光，然后让人们带走快乐，带走他们的友谊和他们如山野一样纯朴的心。

2012年4月26日，中国房县“走进野人谷”文化旅游节在野人谷镇盛情开幕，数百名山外面的文化人怀着对大自然的钟情、向往，怀着对野人谷神秘的憧憬走进了巴山深处的这片山野。

原生态的风情风物、靓丽的新农村建设、悠扬淳朴的诗经民歌，动人的歌谣、曼妙的舞蹈、挂在山顶的弯月、燃在山谷的篝火、天公造就的洞窟、风景奇旎的十里峡谷……

此刻，还有什么比野人谷带给生命的快乐、悸动更让我升起一种深深的感恩。

感恩那片美丽的山野，感恩我每每醉倒的驿站，感恩5年前认识的那位女子王玲，感恩我的文学朋友照辉。照辉打电话让我回去参加野人谷旅游节时，我即将启程与一批作家去南水北调东线采风，时间的冲突使我谢绝照辉邀请的同时倏忽升起一种亏歉：百里迢迢把房陵黄酒送到《大江北去》首发仪式上的照辉，和房县文学朋友送我回北京误了下车被火车拉走好几站的照辉，在野人谷驿站总是迎来送往的照辉……真的回不去了呀照辉！对不起了呀照辉！

那位把长长的天然卷发高高拢起的女子王玲在呼唤：回来吧大姐！回来吧老师！我去十堰接你！你若坐飞机我去襄阳机场接你……旅游节时间改了，不是4月23日，是26日，我们等你回来呀！

4月24日，当我和十几位作家沿调水东线纵穿了江苏、山东8天之后，当作家们在济南分手乘高铁两个小时即可回北京时，我选择了20个小时的车程回到了十堰。我听到了那个女子殷殷的呼唤，我听到了我每每醉倒的那个驿站的呼唤。不能亏歉的远山的呼唤啊！

我回来了，我看见已成为野人谷镇书记的那女子双眼含满了热泪；我看见她一杯接一杯地与山外面来的客人敬酒，她自己也一杯接一杯地喝。友人告诉我，这些年到省里跑项目，那女子哪次不是五杯六杯、七杯八杯地与人喝酒，喝完就胃疼，喝完就倒在车里不省人事。在火炉般酷热的省城，那女子一身一身的衣服常常被汗水湿透，宾馆里用水搓一把汗腥味的衣服晾到车上就奔向返程的旅途……

原本多么幽深偏远的山野小镇，如今已成为全省旅游名镇；原本多么寂廖无名的桥上乡已更名为野人谷镇；原本多么贫苦的农民如今遍地种茶种烟种绞股蓝种高山地膜蔬菜繁育大鲵人均收入近五千元；野人谷、野人洞2个4A级景区闻名省内外，野人洞被命名为省级地质公园；杜川村被评为全国旅游名村；野人谷镇进入全省生态自然保护圈；国家环保部授予野人谷生态环境优美乡镇；省文联文艺创作基地设在了野人谷……

这一切，哪一样不浸透那女子豪饮的酒水、奔跑的汗水和辛酸的泪水？哪一样能离开那女子留在深山峡谷七年的责任与深情？

在十里大峡谷入口，那女子悄悄告诉我：她特别感谢远在县城工作、爱她疼她的丈夫，特别感谢同样爱她疼她的婆婆，也特别感谢她懂事的孩子。她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她可能会垮掉；她说，这次几百人参与的旅游节仪式，甚至饭菜、住宿安排，丈夫都帮她一一审过……

那女子还说，打造野人谷生态旅游、生态农业，镇上投入几千万元，但收益全归农民，神武路沿线已形成连片的生态经济带、上百家农家乐。那女子又说，老百姓富裕了，我就安心了。否则，我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望着风火般奔忙、两眼已布满血丝的女子，我心中在深深地慨叹：辛苦着也幸福着的王玲，让我怎能不爱你、敬你？

临别时，我拥着双眼含泪的王玲说：“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玲妹妹，我会永远为你祝福！”

在祾恩殿抚摸金丝楠木时……

1

在居庸关长城脚下的古客栈里，迷宫般的“栈道”让我数次迷失在九曲回廊里而找不到自己的房间，我发现其他几位作家如我一样，因不断迷失而在寻求他人帮助指路。我不禁窃然一笑：好一个迷宫般的客栈！之后，我走出了客栈。在一片夜色苍茫里，只见巍峨群山扑面而来，雄崌在群山之上的古长城，恰似一条睡蟒，匍匐在夜色笼罩下的山峦之上，苍然而震撼！

我在夜的长城脚下独自漫步，一个关于居庸关的“谜”在我心底浮泛……

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我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了塞外张家口，那时，就不断有人告诉我：塞内、塞外的气候分界线就始于居庸关。关内气候四季分明，温暖而湿长；而咫尺关外，气候骤然变化，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清凉而短暂，几乎没有秋季，天气会在一夜之间便寒凉了起来，塞外的朔风四季肆虐，吹在脸上，如刀刃揭皮，如铁锥钻脑……

22年的塞外生涯，我无数次往复于居庸关，每每暸望车窗外的雄伟与苍茫，我都在想：在没有气象勘测的古代，先人们是怎样寻找并测定了这一气候分界？随之而来的怅然是：居庸关，你就这样断然地把我和我的亲人们阻隔在一片深邃寒冷的大漠里……

久而久之，怅然成为对居庸关的一种莫名情怀，藏匿在心灵的底里。

22年之后，我离开了塞外。

不再走通过居庸关到塞外的路已有16年之久，不想2009年1月17日，当我零距离地接触居庸关时，一种更大的怅然便留在这片群山之中了------那是在长陵裬恩殿抚摸那一根根澟然昂然的金丝楠木时-----

2

明朝十三位皇帝的陵墓群座落在北京北部50里外的燕山山脉的皱折里，这些从1409年一直建到1644年、从明代建到了清初的皇家陵园，在长达235年的营建岁月内，把一个帝国的辉煌与泯灭、骁勇与虚弱、雄奇与诡秘……最终全部都埋藏在这万山沟壑之中了。

从居庸关古客栈驱车十几分钟，我们便来到十三陵的首陵—-长陵，长陵是大明帝国第三位皇帝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我曾在一些史料文献里看到，规模宏大的十三陵建筑都曾遭受火焚之灾，地面建筑物或被焚烧殆尽，或只剩残墙断垣，唯有最早建造的、面积最大的长陵一直安然无恙，从而，完整地保存了600多年前中国皇陵建筑的典范和中国文化的奇迷内涵。前往长陵的路上，我就在想，这个朱棣，原本是千年帝制传承的叛逆者、一个靠谋反夺得帝位的皇帝，生前死后，究竟得了上苍神灵怎样的惠顾？

也许我无法言说远眺长陵时，它的恢宏带给我的震撼，但当我走进坐落在三层汉白玉石台基上的裬恩殿时，当我仰望陵恩殿内60根金丝楠木支撑起的辉煌与庄严时，当我静静地抚摸这一根又一根高12米、直径1米的奇材大木时，一种无以言说的情怀瞬间震慑了我—-这些顶天立地的金丝楠木原本来自我的故乡---湖北郧阳啊！

我曾在一部明代《郧阳抚台志》一书中读到：“湖广多楠木”。从明成化年间始，我的故乡郧阳先后做了205年的湖广巡抚驻地，也曾是500多年的府置首府。我知道广义的“湖广”包括楚、豫、陕、川、湘、粤数省，不能肯定“湖广多楠木”就是“郧阳多楠木”。但抵达长陵之前，我在读著名作家野莽（与我同一故乡）的方志小说《庸国》时发现，这个宫廷政变成功的朱棣，在夺得政权之后不几年里，就开始了庞大的南北“土木之战”：他在“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皇室家庙）的同时，于1409年即开始了他的灵寝之建，占地12万平方米的长陵，地下玄宫和地面殿宇的营建共化去了18年之久。无论是北建故宫还是南修武当，抑或是大修陵墓，都需要大量上等木材，金丝楠木是一种质地细腻如丝、木质色泽如金的奇异木材，于是永乐皇帝把到南方寻找金丝楠木的任务交给了工部宋尚书，野莽这样写道---

宋尚书带着部下裘侍郎，派二十万民夫去北方采石，二十万民夫到南方伐木。裘侍郎亲率伐木大军经武当山，过郧阳府，浩浩荡荡来到竹溪的慈孝沟（竹溪从元明始即属郧阳府辖制，1994年地市合并，改名十堰市，千古郧阳消失---笔者注），砍伐一种名叫金丝楠木的稀世奇树。然后以黄泥筑路，路面洒水冻冰，木橇为船，船上载木，在冰块一样滑溜的黄泥路上运木材入汇湾河，再入堵河，再入汉水，再入长江，再入大运河，最后在通州上岸，人抬马驮进皇宫、入寝地。

据《竹溪县志》载，伐木“进山一万，出山三千”，是说伐木者中有十分之七的人累死、病死、被毒蛇猛兽咬死。“及达皇宫，三年乃成”，是说一根金丝楠木需要三年才能运到北京。至今，在竹溪县城以东，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个石门，石门有一座颓废的坟茔，叫裘侍郎墓，里面埋的就是当年率领二十万民夫到竹溪慈孝沟，砍伐金丝楠木运往京城的裘侍郎。

现代人读史有可信品质的应该是一些属方志的史书。

当然，还可以佐证金丝楠木来自郧阳竹溪的是：1477年，一个名叫廖希夔的湖北光化知县来到慈孝沟，为竹溪藉人的廖知县眼见树去人非，不免唏嘘感叹，赋诗一首。此诗被同行的典史官华亭瞿用毛笔记录了下来，遂又请附近一位石匠将其刻在一方石壁之上。我们今天去十堰竹溪，依然能看到那崖壁上的诗：

“采采皇木，入此幽谷，求之未得，于焉踯躅；采采皇木，入此幽谷，求之既得，奉之如玉；木既得矣，材既美矣，皇堂成矣，皇图巩矣。”

这是《竹溪县志•艺文》上记载的。县志上还写着：由于裘侍郎与十万伐木者的到来，金丝楠木有了两个简称，一个叫做皇木，一个叫做贡木。二者意思一样，皇木是贡给皇上的，贡木也是贡给皇上的。

这就是我在长陵裬恩殿抚摸那擎天立地的金丝楠木时，为什么心头颤栗。遥远的故乡的楠木竟然在这里挺立了600多年！那一刻，我不知该骄傲还是该伤感？该咀咒还是该赞叹？当然，故宫、天安门城楼也用了无以其数的金丝楠木，但因其先后四次失火，我很难相信如今挺立在那里的依然是来自我故乡的楠木，我甚至怀疑那已不是楠木而是别的什么树种。唯有祾恩殿珍藏着一个历史与自然的真实。

其实，我早已知道，金丝楠木这种世间奇木早已在我的故乡绝迹，无论是历代王朝的大兴土木，还是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疯狂地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建设为北方调水的丹江口枢纽大坝），也无论是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还是修筑襄渝铁路，故乡鄂西北在数百年的“砍砍伐檀兮”中，金丝楠木已荡然无存。

地处秦巴山腹地的郧阳，自古被称为“山林之王”，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原始自然，使这片土地充满了神奇与美丽。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片土地惨遭涂炭，一千多万亩林地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数百万亩原始森林遭到砍伐，砍伐的木材按二十公分直径、二米长接起来可绕地球三圈！森林的惨遭破坏使这片土地变得满目疮痍，截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森林覆盖率锐减到百分之三十，荒山面积达五百万亩的郧阳，成为湖北省“第一荒山大户”。

二十年来，故乡以“生态立市”、“可持续发展”为立命之策，最终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城市，然而，绝迹的金丝楠木已不再可能葳蕤成林。

走出裬恩殿，回眸再望殿内凛然，赫然的楠木大柱，我一片怅然……

3

在长陵裬恩殿，年轻的讲解员对我们说：永乐皇帝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即：一是迁都，把皇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二是派郑和下西洋，三是修永乐大典。我没有研究这位大明帝国的皇帝一生究竟做了几件大事，但我对讲解员说的三件大事做了一个补充，我说朱棣办的第四件大事应是大修武当----

武当山不仅以独特神奇的自然景观驰名天下，更以宏伟玄妙的古代建筑著称于世。武当

山在明代有宫观殿宇二万余间，建筑面积达一百六十余万平方米，共有数百个宫观庵庙（北京故宫建筑面积仅为十五万平方米，十三陵建筑面积不详――笔者注）。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分布在方圆八百里武当山中，也说三百二十平方公里，（十三陵占地80平方公里，故宫占地仅为七十二万平方米――笔者注）。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武当山古神道沿线，布满了各具特色的建筑组群，将武当山装点成为天下仙境。

这些建筑依山就势，借景巧妙，与奇特的自然景观浑为一体，互为映衬，成功地营造了“仙山琼阁”的意境。武当山古代建筑群，规模宏大，工艺精美，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武当山的神宫仙观已有五处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2月，武当山古建筑群与承德避暑山庄、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拉萨布达拉宫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让粗制滥造、毁坏文明、不断侵犯自然的现代人大为汗颜的是，武当道教建筑群在五六百年前就在总体规划上明显体现“崇尚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的思想强调重视“天之自成”，要求人们尊重自然，亲近自然，顺从自然，人工的东西要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明成祖朱棣当年对营建武当家庙的工程设计人员再三强调：“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地势，高则不论丈尺”。这就确定了不可以人工破坏自然的建筑原则。因此，明代在兴建武当山道教宫、观、庵、庙和道路、桥梁时，非常注意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其设计布局充分利用了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崖涧的奇峭幽邃，将每个宫观都建造在峰峦岩涧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的疏密和规格的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使建筑物与周围的地形、林木、岩石、溪流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互辉映，宛如一幅“天宇造化之图画”。

仅此，在裬恩殿，我对朱棣那尊高大、威严的铜铸造像投去敬慕的一眼。

明永乐九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11—1424年），皇室耗14年时间，役使三十万军民夫匠

在郧阳均州武当山修建庞大的武当山道教宫观，与此同时在均州城内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净乐王宫三万多平方米，总占地十二万平方米，恰与长陵占地面积相等！净乐宫为武当山九宫之首，均州城的三分之一为净乐宫所在，正是“城中宫，宫中城”！

我想说的是，在世界各宗教发源地和创始人诞生地均成为辉煌的文化盛地的文明景象中，中

国武当道教的原生地、净乐王子（即真武大帝）的诞生地――古均州及武当首宫净乐宫，却早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大坝时，毫无声息地沉没在浩渺江水之中！长达40余年之久的沉没仿佛无人知晓，无人痛惜，更无人回眸与反省！古老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圣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古老的建筑早已在二十米、五十米、七十米深的水下，任鱼虾穿梭，与“龙宫”相依……

我很想对北京、对昌平的人们说，你们管理着明皇的宫殿和灵寝之地，我故乡的人们管理着明朝皇室家庙，他们还把养育了他们千年万代的汉水即将送往北京，而他们在长达50年的调水过程中，有80多万人背井离乡远离了家园，郧阳府、均州城、淅川三座千年古城和沿江一千多个村镇都已沉没在水中，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感天动地！你们能否和他们拉起手来，做一些“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口支援行动，在旅游经济或其它经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再次共沐圣地灵风，共建神圣福地？

从长陵回京的路上，我一直在茫然地想这些问题。

我家的收藏

朋友们看到这个题目，千万别误会，以为我的“收藏”是那种“收藏”——那种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唐宋陶瓷、明清书画，抑或是埋藏了失落了百年、千年的什么古董。全然不是。我的“收藏”全是我的心境，我的情有独钟，我的欢乐和喜爱。一句话，我的收藏也许分文不值但却独属我内心深藏的大美和大爱。无论怎么说，它们虽不成体统但却已呈“系列”：你瞧，有“顽石系列”、“字画系列”、“盘子系列”、“布艺系列”、“瓷艺系列”、“水晶系列”等等。其实还不止这些，比如还有“图书系列”，但藏书呈泱泱大观者甚多，据我所知余秋雨先生个人藏书就达两万多册，我区区三千多册书就不足挂齿，所以这里就不多表述；另外，我还有不成其为“系列”但却是心惜万千的“生命情物”：如儿子的九颗乳牙，儿子小时候穿的胶鞋，我大学时给我热恋的男生（后来成为丈夫）做的绣花袜底，三十一年前父亲临终时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数十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书，我的亡夫留给我的粘了胶带纸的备忘簿，还有我亡夫那块戴了十多年的、表带褪了色的、表壳绿锈斑驳的雷诺牌手表……

应该说，我的收藏和我的生命情物隐匿了我生命无数的大悲大喜，也无时不在地阐释着我独有的性情抑或生存意义，每一件“收藏”后面都无字地记录着一个女人“特别女人”的故事……

顽石系列

我这里说“顽石”而不说“奇石”，是相对收藏“奇石”我有自卑感，因为我那些石头与真正的、成规模的“奇石”收藏相比，自有小巫见大巫之尴尬，甚至连小巫都不是。所以，我不敢以“奇石”称之。我始终以为“奇石”收藏已是世间最神秘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收藏者滚热的生命在与冥顽的石头相识相遇、相厮相守中共同完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造化。那天上来石已懂得收藏者的心灵话语，那收藏者自是参透了那顽石携带的来自宇宙深处的秘密，他们在相遇的那一刻，就已完成了一种属于造化的艺术。

我自知我收藏的石头还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对它们的陶醉、对它们爱的执著，它们即使无语我也无怨无悔。就凭我把它们装在我的衣箱里、和我有着香水味的衣服裹在一起，一年又一年地从天涯海角把它们带回家，它们就能体恤到我千万里的旅途劳苦和一颗虔敬之心。

就先说我命名的那块“麦积山”石头吧——1998年我去中国西部采访贫困地区与西部教育，途中我到达甘肃境内的麦积山。麦积山与敦煌同为中国著名文化胜地，麦积山的石窟艺术和佛像雕塑堪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媲美，可我去过敦煌、云冈、龙门，就是没去过麦积山，那次西行之路上我是下决心要去看看麦积山的。谁知，那直插云端的山脉、那盘旋在山体上拾级而上的弦梯，我往上一站一低头便魂不附体，头晕目眩。印象里我不曾有恐高症，可我就是上不了麦积山，我一上就心惊胆战，屡试屡败，最终败下阵来，二十五元门票作废。

我在西部独自走过甘肃、走过青海、走过宁夏，从黄河东走到黄河西，从黄河北走到黄河南，有一天，在撒拉族居住的黄河边上，我发现了一块石头，这石头造型酷似我心仪已久的麦积山，那青白相间的石体，那蘑菇云状的造型，那山体、那弦梯、那石窟分明全都浓缩在这块石头上了。发现这块石头时我惊喜万分，我想这是佛祖赐予我的礼物，我没上麦积山，他赐我一个麦积石，这么一想我就乐了，就把这块石头命名为“麦积山”了！后来，我在西部走了数月，行程数万里，那块重达七八斤、酷似麦积山的石头一直装在我的衣箱里。当然，现在它已堂而皇之地坐落在我的石艺间，它并不起眼，但却有来历。

与麦积石一起带回的还有我在青海日月山农民手中购买的玛瑙石，还有重达十斤的老羊角，还有几十斤重的采访资料，还有一大衣箱换洗衣服，你们想想，千里万里的长路，我是怎样如牛负重！回家时丈夫接站，看到此情此景大吃一惊，连声嗔怪：“你算完了！疯了疯了！”

不是说牛话，我有时真的能把从“奇石商”那里很便宜地买到的石头硬是看出了名堂，以至价值几倍、十几倍地翻番。行内人知道，石头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否看出名堂，几片小石，你能看出那是马恩列斯头像，那就成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你看不出来，就是一文不值的碎石片。两年前，我和丈夫到南二环西三教花市买花，花市旁边有一家出售奇石的小店，我们进去走了一圈，花三十、五十、一百元买回了几块石头，这个价钱是买不上有名堂的好石头的，只是看着好看而已。没想我把这几块石头放到石艺间后，天长日久地去看、去琢磨，我硬是把这几块石头看出了大名堂：你瞧那块——晨曦朦胧，群山逶迤，天穹深阔。天穹下白墙黑瓦的江南古堡，古堡前小河深潭，流水潺潺，流水里山脉巍峨的倒影，河潭上石块砌就的水桥、石路……一切都是那样安详静谧。那静谧使你仿佛能听到晨曦里的一声犬吠鸡鸣，那安详使你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清晨里烧出的第一缕炊烟。于是，我给这块石头命名为“古堡晨曦”。有命名就有了名堂，有名堂和没名堂的石头能一样么？

还有那块：整个石体圆如明月，褐黄相间的石质浑然成图，很长时间里我并未看出这图案里的秘密。可就有那么一天，我在盯视了它很久之后，突然眼前一亮：那图案不分明是一只可爱的玉兔吗？它嘴里不是正衔着一片树叶吗？那横扫而过的一枝褐色不是一枝桂树吗？再一想，那圆石本身不可以想象成月亮吗？那玉兔不可以想象成嫦娥带入月宫的神物吗？圆月、玉兔、桂树，好了！“玉兔蟾桂”！我的这块石头居然是一个成语！且组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一块顽石突然间美丽成了一个成语、一个故事，你说它还是一块平常的石头么？

最让我的孩子和我丈夫惊诧不已且喜笑颜开的是那块我从故乡的汉江边背回来的石头，那块石头重达十四斤，旅途中它曾坠断了我的衣箱提手。这块顽石属汉江边的鹅卵石，却又凹凸不平，它的珍奇在于青白相间的两种天然石质生生组成了一个图案和两个汉字，那图案再笨的人也能识出是一只大鸟，那两个文字再没文化的人也能认出是“一日”。巧的是这白色的“一日”两字恰恰附着在青色鸟身上，如果不用心、不琢磨、不参悟，鸟就是鸟、字就是字，无所谓。可又有那么一天，我在这块石头前伫立良久之后，心里一悸，那鸟那字生生浑为一体，想想鸟“一日”的飞翔速度，那还不是“一日千里”是什么？当我把这块从三千里外的故乡背回的石头和一个穿越时空的成语连在一起时，我真是一阵心花怒放！我曾多次考问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来我家的朋友，让他们猜猜我这石头的价值何在，他们有的能一语道破，有的须思忖良久，有的只能张口结舌。但当他们最终知道我这块顽石和成语“一日千里”、和天空的飞翔之鸟连在一起时，无不开怀大笑。最出彩的是，我的丈夫说，你湖北人嘛，本是九头鸟嘛，你背回来你们南蛮子的图腾了！丈夫这一启发，更让我心生快乐与感激：本来北方人的图腾是蛇，后演变为龙，南方人的图腾是鸟，后演变为凤凰。我竟然在冥冥天宇间，漫漫洪荒中背回了象征我祖先的图腾，何等了得？

有一天，一个“奇石店”老板来家，我问他我石艺间的哪块石头最有价值，他一眼看出那块“一日千里”的图腾石最值钱，我问值多少，他脱口说给我一万元让我卖给他。我听后差点没叫出声来，天哪，一万元！但我心虽惊却面不改色，我说不卖不卖，我说我弄石头纯粹是欣赏，玩玩而已，不做买卖！不做买卖！再说，那是我从老家几千里迢迢背回来的，哪舍得卖哟！

我还有从塞外沙漠里捡拾的“乱云飞渡”、“巢”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命名，一命名它们就活了），还有从山东朋友那里廉价“抢购”来的“晨啼”、“虎啸”、三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什么的，还有从贵州黄果树人手里购买的亿万年前的鸟爪化石，还有故乡文友馈赠的恐龙蛋化石，等等等等。

说真的，我曾经一不小心看到一位官员家整整一个房间的壁柜里全是玉器工艺品，足有几十上百件！惊讶之余我却一点也不羡慕，我甚至鄙夷那本也属石头的东西。我知道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需要昂贵的“交换”。

总而言之，我喜欢石头，喜欢我从天南海北、山野洪荒中不辞辛苦背回来的石头，它们是我沉默无言的朋友。我知道，我和它们相互对视时，必有一种秘密的天语穿越时空在我心中通体流淌……

我有几块石头，不多，以石为邻，默默相处，共度岁月春秋。

字画系列

喜欢字画是从喜欢梅花开始的。因有“梅”姓，就深恋梅花，又因命运多舛、家庭苦难多多、家族成员又多秉性清高，就暗叹命运与大自然中孤傲、高洁、忧伤的梅相惜相契。为此，我还在《一种诞生》一文里将梅姓和命运作过如下诠释：“当我走过几十年人生，当我发现孤独、伤感而永不媚俗的生命状态在我内心埋得有多深的时候，我才知道，就在我生命孕育的瞬间，那个以‘梅’为图腾崇拜部落的生命信息，已经从遥远的世纪外飘然而至，生命之初之末在一个瞬间无言地重合。于是，所有人生与自然的隐情就从此命定。”我接着写道：“有一次诞生，就有一次死亡。在不尽的人生轮回中，当我从一个女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之后，我发现，我始终把眺望的目光抑或是情感的草巢栖息在一棵老梅的枝梢上，深深地爱着那风雨飘摇的、总会消亡的一切，深深地崇尚着那清冷纯洁的盛开与凋零……”我仅录下这篇文字中的两段话，你们即可看出我是怎样把自己的心性和命运与大自然冷艳、绝美的“梅”联系在一起了。

因着这样的精神相连，十年前，我即让家兄为我画了五幅国画，五幅画全是梅，我还让家兄写了四幅行草、狂草，四幅字全是古代吟梅诗。我把这些字、画一一裱好。一时间，我家的每间屋子里全部挂上了哥哥画梅、写梅的字画，亲人和朋友们看了，无不欢欣鼓舞，啧啧赞叹。

哥哥不是绘画名家，但其五岁开始习字画，十一岁即可画街头宣传画、板报画，十七岁即可到文化馆画画为我们弟妹挣学费，十九岁即开始为报纸画插图挣稿费供我上中学、大学，直至后来当了二十五年报社美编，应该说哥哥的字画何等了得。但哥哥没有名气，哥哥没有名气主要是哥哥不会弄名气，这是哥哥致命的“弱点”。但哥哥一生的清心寡欲画出的“梅”绝对秉承了梅永不争春的气韵和特质。你看，东屋是“俏也不争春”，西屋是“为有暗香来”，北屋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依然香如故”，南屋是“清气满乾坤”。满家室挂着哥哥的字画，实在是四壁都透着亲情和高逸，这是何等的情与美、气与韵之享受呢！

我不是不崇尚大家字画，只是我觉着他们（无论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离我很远，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认识我。互不相识却挂上人家的东西就像家里整日站着一个陌生的人，你跟他说什么？你亲近他什么？无话可说、无情可近，久而久之，你只会冷落它、淡忘它，最终只落得一个罩满灰尘的物件。至于那些价值几千几万的古画，也不是我等清贫之家消受得起的，况且，那里面也没有什么亲情、友情可说，故从不问津。

当然，我不是一概只亲近哥哥的字画而完全排外，我说了我收藏谁的字画，我必须和他有友谊，有交情，我必须敬重他，他也尊重我。否则，他是再大的名家，我也不会去向其讨画、买画，讨字、买字的，我觉着那样做毫无意义。也许，我至今还不明白“收藏”之真谛。管他呢，我就按自己的性情去找乐。

前几年，我虔诚地向徐光耀先生要了一幅字，徐光耀先生是知名作家，不是知名书画家。但徐先生退休以来一直在砚墨习字，我看过他的隶书、楷书，已练得好生了得。我向徐先生要字是我非常尊重先生的做人做文品格，不仅仅是他的《小兵张嘎》吸引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也不是他七十高龄时一篇抨击专制主义、反思“反右派斗争”的大作《昨夜西风凋碧树》一举获得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实在是徐先生一生的风骨让我折服。常与徐先生交谈忘了时间，徐先生年高体弱，我们每每说好只聊一个小时，结果三四个小时过去，两人都浑然不觉。我向徐先生要字完全出于那种相知之心。

后来，徐先生为我写了幅隶书，摘自屈原大夫之文：“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旁边还有两行小字：“三十年前吾常诵此句，有神会者。今日再书之，似小有生疏感。请梅洁同志正之。”应该说，徐先生赐字绝对是心性之作，否则，他何以屈原大夫这段话书之？这难道不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在人们心上留下的斑斑伤痕？徐先生书好裱好后把字送我，我一直把这幅字挂在书房。你想，每日在这幅字前来去，是看字还是思字后的人格？如果都有，那是何等之舒畅！

我还收藏有青年画家汉风的两幅国画，一幅是“荷“，一幅是“梅”。两幅画我均已用82×82（厘米）的画框装裱悬之庭室，懂画不懂画的人看了，都没有不赞之为大气之作的，这两幅画至今是我家最出彩的装饰。我与青年画家汉风交往已达二十年之久，画家身世之苦、意志之坚韧、画风之奇崛、思想之深邃我已领教再三，画家在文、史、哲方面的造诣与修养，我周边少有人齐肩。十年前我撰写的有关汉风的为画为人之文字，发表在了《北京文学》上，七千字长文一字未改。前些年，画家积二十年哲学笔记的《生命存在与艺术存在》出版，读之，大慨大叹。你想，家藏这样“同气相求”之士的作品，视之，该有怎样高阔、辽远之心境？

我还有一幅骄傲之收藏，那即是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写给我的书法。我始终认为，余秋雨先生的出现是中国20世纪文化之大幸，余秋雨散文的出现开了新时期散文文体之先河。我向余秋雨先生求字不是偶然又纯属偶然。说不属偶然是我与余先生已相识十七年有余，1992年我读完余先生《文化苦旅》之后精神大振，眼界大开，随即洋洋洒洒写了五千余字的读后感《我读〈文化苦旅〉》，随之文章在《长城》杂志首发后，又被几家报纸杂志转载。应该说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精神上的余秋雨。翌年，即1993年全国首届电视散文大奖赛在上海揭晓并颁奖，我的作品《女人河》获奖。当我和导演赴上海领奖时，居然结识了余秋雨，原来余先生是这次大奖赛的评委之一。颁奖之前，东道主上海东方电视台邀请余秋雨先生到场为所有获奖作品作艺术解析，清楚地记得余先生在解析《女人河》时，他说《女人河》艺术的凄美、忧伤让他想到了一部俄罗斯电影（余先生说了电影的名字，但我没记住）：当大水吞没村庄时，一个老人不慌张也不逃遁，他抱着自家的一只狗爬到门口的一棵大树上，大水在一点点升涨、吞噬着一切，而老人和狗安详地靠在树上，最终大水吞没了老人和狗……在颁奖期间，余先生两次来到我和导演下榻的房间，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余先生平易近人，彬彬有礼，自尊也尊重别人。余先生知识渊博，谈话吞纳中外古今。那时，他刚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职，他说，当院长与写作使他内心常处在矛盾与对抗之中，他只能选择其一。他说他今生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我常想，就凭许多文人钻营官场、看重头衔、大把大把捞荣誉地位职务而余秋雨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已经能够看出他人格力量之所在了。

上海归来之后，我便又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沸沸扬扬说秋雨》，当年，《长江日报》以大半版的版面刊出。之后，我们又有几次书信往来。1995年余先生台湾版《山居笔记》出版，他从上海寄书与我，随书附信说，他暂且不敢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一出即大量盗版。我深知，余先生一直处在著作被盗版的深重痛苦之中。我曾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余氏著作被盗版达六百万册之多！尽管有不少出版社在余先生著作的版权页上赫然标明印数为几十万册，企图断了盗版者的念想和销路，可著作一出，盗版书随即铺天盖地，甚至盗版书比正版书更早抢占市场。

有时我就想，余先生抵制盗版寡不敌众，根本无济于事。与其痛苦，倒不如换个角度去想：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作家、学者的书这么被百万、千万读者抢购、阅读？且经久不衰地在热销、畅销？为什么盗版？它销得出去呀，有钱赚呀。如果是那些印一千册都销不出去的书谁还盗版呢？余先生以自己的生命激情和精神高度写出的书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难道不是余先生最大的光荣和骄傲？算了，不生气，继续写好书、练好书法吧。余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说他的书法比他的文章好。我说：不见得吧，我还是觉着你的文章好。因为那时我还没见过余先生的毛笔书法。

2003年伊始，塞外张家口要出版一部反映张家口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书籍，编者给我来信，恳请我，让我再恳请余秋雨先生为这部书写个序或题写书名。我犯难，我觉得余先生太忙、也太苦，作序是非常艰难的写作，我为先生挡驾了，但题写书名我可以帮助联系。后来，经与先生和其妻马兰数次电话联系后，先生欣然答应题写书名，书名是张家口人自己定的，就叫《大好河山张家口》，我在张家口生活、工作了二十二年，我整个青春都留在那里了。我曾很不情愿这个书名，但那是人家张家口人要坚持的，我不便多说什么。很快，先生就把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以特快专递寄来了，并在电话里说：“这几个字真难为我了，写了十几张才挑选了这一张满意的……”

就是这次为张家口人求字的同时，我在电话里对余先生说：“先生说自己的书法比文章好，那恳请先生给我也写一幅字吧。”先生爽朗地说一声：“当然可以！”随即又问：“写什么？”我说：“你随意！”就这样，先生在寄来“大好河山张家口”草书的同时，也寄来了送给我的一幅字，内容是：“老将当风，万人气短；幽弦一曲，列座无言”，小字是“梅洁雅正余秋雨书”。接到这珍贵的字幅，我自欣喜若狂。我不懂书法，不知怎样评价字的好坏，先生的字绝对是好字，但好在哪儿，我不会说。是什么体，我认不出。后来，我在读《借我一生》时发现余先生自小就在练颜真卿体，没准送我的字就是颜体书法了。使我一直困惑和纳闷的是，我至今不能真正理解先生为我书写的内容。先生想告诉我什么？想寄寓什么？想抒发什么？我至今也没好意思问先生，就留下这个秘密吧。家藏我崇尚、敬重的当代著名文化学者的赠言赐字，我深知其自有恒久的珍贵在里面。

我还藏有几位当代著名书法家的墨宝，他们是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铸公，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孟令芳，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杜锡瑞，天津市文联书法家王全聚。

能得到他们四位的墨宝也纯属偶然：2004年5月，中国文联和湖北省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十堰市采风，来自调水工程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五省市的二十九位作家、艺术家一路同行，我是采风团成员之一。我们用七天时间走访了调水源头的郧县、丹江口、十堰市武当山区、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集团）。每到一处，白天走访，晚上，画家书法家们就不辞辛苦地为当地机关、百姓挥毫留墨，他们每人几乎每晚都要写十几幅字。这些平时都是以尺寸论价字画的艺术家们在那一时刻，全不再顾及这些，他们是真心诚意要给因国家调水而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人们留下一点心意的。

就是在他们一晚又一晚、一处又一处地为那些闻讯赶来要字、要画的十堰人写了又写、画了又画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毕恭毕敬地、很不好意思地走近了我前面说的那四位书法家，求他们赐我一幅字。毕竟是临时组团，但毕竟几天下来和这四位走得有些熟悉就斗胆张口，否则，我是断然不敢打搅添劳的。使我非常感动的是：这四位书法家不约而同地为我书写的是古代文人的咏梅诗，好像他们全都知道我的内心和大自然“梅”之情分。你们看，铸公先生书写的是潘天寿的咏梅诗：“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孟令芳先生书写的是王安石的咏梅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杜锡瑞先生书写的是宋张道洽的咏梅诗：“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应酬都不暇，一岭是梅花。”王全聚先生书写的是陆游咏梅词的后几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你们说，这样知心、喜性的书法收藏，该有几多清心和惬意？

我还收藏有著名作家老城先生为我写的“书趣”两字，两个字写在134×69（厘米）的特级黄印花宣纸上，那雄气、大气、霸气，那浑厚、旷达、遒劲，实乃一览无余。

我还有诗人王俭庭送我的书法：“闲坐小窗读周易，自锄明月种梅花。”由这副诗联，王俭庭还为我的书房起了个绝好的名字“锄月斋”，我欣然接纳。

我还收藏有京城著名书法家陶泰忠为我写的“梅花香自苦寒来”，那洇体草书与我故乡周兴明先生送我的一幅硕大的国画“白梅”一起挂在书房，那书房便四季飘香。

……

一如收藏石头一样，我收藏有几幅好字画。我说的“好”，是断定今生今世与这些字画和它们的作者相识相遇相知肯定有一种生命与艺术的双重缘分，凭借这缘分，我们会把凡胎肉体活出个境界，活出个意义。

瓷艺系列

我撰写的一万五千字的《谁创造了白瓷文明》发表在2004年第三期《十月》杂志上，我写的六千字散文《千年磁州窑》发表在《河北日报》和广州《随笔》杂志上，之后被收进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精选》。于是，有朋友打电话来问：你怎么弄起男人们摆弄的东西来了？我说喜好陶瓷、研究陶瓷是男人们的专利吗？又有朋友打电话问：你有几件古物？我说：我一件都没有，我只有几件当代人士的作品。他们遂说收藏当代作品没啥意思。然而，我心中自有底数。

喜爱陶瓷艺术，从而敬畏陶瓷艺术是近几年才有的心思，我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觉醒。我曾在文章里说过，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再没有比西方人以瓷器（英语中“瓷器”与“中国”同为china）来象征中国和解释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了。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除却专业人士外，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祖先何时开始泥土与火的烧造？有多少人知道祖先们何时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进化？我是无数蒙昧者之一。

2003年伊始，《河北日报》文化周刊特邀我为“探寻民间文化之旅”专栏写稿，其中就包括陶瓷文化。当我走过北方乍暖还寒的三月之后，当我踏访了河北内丘、曲阳、邯郸的彭城镇之后，犹如发现天外尤物一样，一个巨大的惊诧雷电般在我眼前轰鸣——河北内丘居然是隋唐时期长达五百年的瓷都！而且中国白瓷文明就在内丘的邢窑诞生！这是人类文明里多大的骄傲呀！可在此之前，我们有几人知道内丘的这份骄傲？我们什么时候为此而骄傲过？历史再往前走，到了宋代，位于曲阳的定窑一跃成为当时中国五大名窑之首。我这里之所以说“之首”，是宋代的哥、官、汝、定、均五大名窑中唯有定窑生产清幽、典雅、富丽而明净的白瓷，而其他四窑均系青瓷系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青北白”之说。

然而，宋末的辽宋之战、金宋之战使处于陶瓷文化鼎盛之时的定窑最终毁于一旦，由邢窑到定窑，经历了六七百年的白瓷文明消失了，工艺失传了。然而，历史走过了八百余年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定瓷又石破天惊般出现了！光复定瓷的杰出人士是年轻的曲阳儿女陈文增、和焕和蔺占献，我称他们为“当代定瓷三杰”。关于他们的故事，我已在《谁创造了白瓷文明》一文中有较详尽的叙述。这里我只重复两件事。一件是陈文增的一件仿定瓷盘在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品额竟高达三十七万元！另一件是陈文增“瓷、诗、书”三联艺术于2001年进入《世界基尼斯纪录大全》，陈文增遂收到法国国际艺术协会聘其为法中艺术院院士的电传。

我前面说的我只有几件当代人士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陈文增馈赠的“四海呈祥”龙凤雕花瓶，在此之前，他烧制的与其一模一样的一件定瓷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宝”收藏。我还收藏有“定瓷三杰”中唯一女性、高级工艺美术师和焕的“龙凤白瓷扁瓶”，与其一样的作品也于1997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关于瓷器收藏，我还有颇为骄傲的两件，那就是有近五千名中国作家和海外著名华人作家签名的、由当代瓷都景德镇烧制完成的一对高五十厘米的青花艺术瓷瓶。这对青花瓷瓶的放大品高达三米，重约一吨，现陈列于北京现代文学馆大厅。“中国作家签名艺术瓷瓶”全部为手工制作，它的巨大成功之一在于数千个签名字迹清晰，无一缺憾。瓷瓶由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新加坡籍著名华人作家、艺术家陈瑞献先生担任设计和绘画，瓶颈、瓶底以及中段取屈原《离骚》、但丁《神曲》所描绘秋兰和香草图案作佩饰，瓶身环抱五千余名中国大陆作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著名华人作家的签名真迹。可贵的是组创者还通过已故作家的亲属和其他渠道，征集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胡适、梁实秋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巨匠生前的签名真迹。

当然，我个人的签名也荣幸地烧制在上面。

1999年，这种瓷艺瓶景德镇只烧了五百对，之后绝版。

这样一对瓷艺收藏（我有收藏证书），你们说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它将具有怎样的价值？到那时，我的儿孙们将有怎样的瓷艺收藏之骄傲！

此外，我还收藏有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江春先生色釉装饰盘“暗香浮动”（又是梅花！），还有景德镇署名“余氏”的浮雕瓷瓶，一片江南小镇之景浮雕在八十厘米高的青花瓷瓶上，煞是一件稀世之作。

当然，我还有一件磁州窑百年前的釉碗，只是碗边缺了一块。因为它只是我在磁州窑千年的窑渣堆里随手捡拾的一个小物件！彭城镇遍地是宝！

中国瓷艺是我的挚爱，与它们同室相处，这屋内的空气都变得厚重、灿烂！

盘子系列

我有许多盘子：瓷质的、陶质的、木质的、铜质的。它们来自不同国家。

瞧那个褐边青花瓷盘，让好几个朋友乱神，他们认为那是清代作品，只有我知道那不是！是与不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那似花非花、似虫非虫的构图，每每盯视它时，你就总想从那瓷的湛蓝和图案的多义里，读出一个朝代的隐秘和纷纭。

瞧那个黄底龙釉盘，黄色辉煌灿烂，青龙飞腾盘旋。投上一眼，你能看出云卷云舒，你能想象气吞万千！

那个高高悬置在柜上的荷花白瓷盘，是江西女作家云云亲手烧制赠送。云云书画瓷文，样样了得。总是轻声慢语的云云，典型一个东方淑女。那年江西笔会相逢，五十岁的云云说起她的新爱，甜蜜幸福得如同初恋少女。云云说她近年常为景德镇瓷器设计花样，自己也常在家中烧制，随之她去南昌家中取一荷花瓷盘送我。视那荷花，娉娉婷婷，清气四溢。盘珍贵，友谊更珍贵，回家即置为盘艺柜之顶。

我还有来自大洋彼岸、塑着“自由女神”像的美国瓷盘，有来自俄罗斯、日本的木质漆盘，有比利时塑着“尿小孩”的红铜盘，还有法国、荷兰、澳洲的银盘……那些年，丈夫出国，买不起贵东西，总是为我带回一只又一只盘子，细心的男人已发现我隐匿的心思。

2007年我迁居北京，就把客厅的一面墙送给了我的收藏，我请装修公司在一面墙壁上打造了两组红色格状木柜，我的瓷器、盘子便各就各位登上了“大雅之堂”。它们堂而皇之地在厅堂与我一起迎来送往；它们或蹲或立，朋友般与我相守四季。

凝视我的盘子，我感觉着生活悠远的宁静和心的高阔澄明。

我还收藏有东海的水晶（我从小小的水晶石里看到了我儿子的属相，看到了我们一家人命运的隐喻），收藏有周庄的绣花鞋、小草鞋，收藏有苗族、侗族、土家族的绣花手袋、绣花背袋，收藏有藏族的皮制壶、雕花牛角，收藏有来自我故乡的、世界稀有的、瑰丽奇幻的绿松石……

那年，丈夫看见我写这篇文章后说：“完了，你把这点家当都暴露无遗了。”

那时，我很感激丈夫的话，他终于把他曾视为“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做“家当”了。

现在，丈夫已走了，走在天堂里的他应该看到，这些年，除了这点“家当”，还有谁能陪伴我的孤独呢……

中国崇礼：激情生命的天堂

1

被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称为“中国金融的乡下祖父”的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的晋商们，他们的发迹无不始于北方这条古老遥远的商道，而他们创造的银行前身“票号”，又无不与塞北这座城市张家口“血肉相连”。

当年，在塞外创下伟业的，除显赫的“山西晋商”外，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那时，崇礼没有自己的名字和专属建制，它属张北下属的一个小区。但这块数千年来为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汉人厮杀栖居的寒凉山地，一方面承受着残酷的战争苦难，同时也经受着密集的商业文明和多元文化影响。由此，我相信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不循同于其它地域的生命精粹。

就在我搜寻晋商发迹历史的年月里，我曾看到过崇礼——那些挑着扁担、推着木轮车（勒勒车、老官车）的崇礼人，同走西口的山西人一起，从西沟和平门出发，走上了那条流沙滚滚、荒草萋萋的漫长商道。

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的商号已遍布中国。我没有考察乔家的发家究竟有多少招法，但我可以肯定他的万贯资财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张家口、崇礼这块土地，没离开这条商道。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乔家对口碱的垄断----

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乔氏在道光年间迁居张家口，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店，一开始这两大碱店就属民办官商性质，得天独厚。崇礼北边的草原上，遍布着万泓碱淖，乔家的碱商常年派专人在碱淖直接收购碱坯，长期雇用崇礼农民用木轮牛车拉回张家口，制成块碱后，一面印上“官碱”字样，一面印上“金城”、“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销往中外，畅通无阻。

乔家碱店、票号在1929年关闭前的一百年间，从张家口拉走了多少碱，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从崇礼农民为乔家商号拉碱这一历史事像中，不难发见乔家的财富与崇礼的关系。崇礼人原为一家一户一辆牛车拉碱，后发展到许多独家独户拥有几十辆、上百辆牛车、甚至上千辆牛车组成的拉碱运输队，在碱坯进入张家口的高潮年份，每年有三万辆牛车进入草原拉碱坯，每车以拉400斤计，就是1200万斤，可出口纯碱960万斤。一年是这个数，一百年呢？二百年呢？漫长的377年呢？这里还不说乔家在张家口开设的茶庄、药铺、糕店、百货店，等等。

今天，乔家的后裔们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多个地方，我想，在他们回眸的目光里，应该能看到他们的先祖曾经落脚的地方――张家口！应该能体悟到崇礼人在漫长岁月里洒落在冰冷高原碱淖里的滴滴辛泪和汗水……

2

我非常赞同崇礼文化人朱阅平对崇礼文化的定位：坚韧无惧、率直忠厚、粗犷灵秀。

人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相信这是人与自然相依为命的天理；但我更相信，历史百年、千年地走过，当在历史长何中形成的人文精神一旦作用于一片山河时，这片山河还会是原来的模样么？

回答应该是：定结圣果！

名不见经传、甚至在曾经的千年里连名字都没有的崇礼，经受了历史漫长的磨砺，今天竟成为世界瞩目、成为人类激情生命的天堂、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滑雪赛事的理想之地、成为“东方达沃斯”，应该是上苍的力量（自然之力）与人格的力量共同地孕育。

塞外张家口曾作为中国“反修前线”而长期不能对外开放，贫困使这里的财政年年吃国家数千万元的补贴。1995年，当中国领导人宣布张家口开放时，她已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最耀眼的15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曾到达与张家口市近在咫尺的崇礼，作为《长城文艺》主编，我去崇礼寻找更便宜的印刷厂----一个印张仅仅一角四分钱，我们还想给人家压成一角二分。那时我看到，历史碾过了无数辙痕的崇礼，依然十分贫困。财政据拮，给人们发不出工资；满街低矮的房屋，一律砖坯泥抹，灰土灰脸；山坡上的窑洞，老人般苍衰，无声无息；街面的沙土路，风起尘扬，地呛天灰……

唯有小镇中心高高耸立的教堂、教堂神秘的钟声仿佛从天堂传来，顿时胁迫我一颗匆忙、愚钝的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心刹时便开始冥想：善良、纯朴的崇礼人在祈愿什么？

这是一片有信仰的土地。

18世纪伊始只有5位外国修女和十几户人家的西湾子，到今天12万人的崇礼，仍有十分之一的信徒在教堂的钟声里沉浸，在教堂的钟声里为这片土地祈祷福音……

张家口终于对世界开放了，崇礼终于对世界开放了！

姗姗来迟的福音使贫远寒凉的塞外惊奋不已。惊奋的崇礼迎来了第一个滑雪健儿----单兆鉴。单曾在1957年获得全国千米越野滑雪赛冠军，生命与冰雪有不解之缘的单，在崇礼开放的第二年即引来了第一个“塞外滑雪场”投资者郭敬。

十几年的艰辛走过……

2014年3月，当我们一行走进崇礼，当我们目睹激情生命从万龙滑雪场千米雪道飞翔而下；当我们乘坐云顶雪场豪华缆车暖椅，缓缓登临海拔两千米雪峰；当我们在雪峰看到已经举办了12届“国际滑雪节”的高山雪场；当我们远眺洁白蜿蜒的雪道如绫如锦般从山顶飘然而下；当我们走进雪山脚下13万平米的云顶国际酒店；当静静的夜晚我们漫步在欧式楼幢林立的“东方达沃斯”小镇（瑞士美丽的小镇达沃斯是世界滑雪圣地）……崇礼薛亮先生说：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感谢第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人，他们是崇礼福音的第一使者。单兆鉴、郭敬，勃勃生机的万龙，马来巨富林梧桐之子，长城岭，多乐美地……

所有的走来者都是千年蜗居在大马群山里崇礼人的福音。而上苍赐予大马群山长达150天的存雪期、冬季气温不低于零下12度，还有雪粒、雪质，还有山势、坡度，还有茂密的白桦林……这一切，都是所有走进群山、走进崇礼的激情生命的福音。

谁说“天人合一”不是“万物相长”最澄澈的福音？

从1996年的一条雪道、一个雪场算起，到今日四个雪场、一个产业，“崇礼滑雪”已走过了17个年头。随着崇礼滑雪产业的迅猛发展，冰雪经济在阴山山脉深处迅速崛起。“雪都崇礼”这一知名品牌已经成为世界认识崇礼的名片。

国际奧委会已经看到了这张名片，并已信任名片背后这片神奇的山地，山地里非同寻常的、晶莹美丽的雪花。如果一切顺利，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崇礼，不久将有一条城际列车将两地连起，40分钟就能从北京抵达崇礼。那时的崇礼，将是一个二千万人口的国际都市的休闲乐园；如果一切顺利，8年后，世界冬奥健儿将莅临崇礼，那时的崇礼，将成为人类创造生命奇迹的美丽天堂。

曾经寂默千年的崇礼，曾经拉勒勒车、住土房窑洞的崇礼，是什么福佑你走向了今天如此的辉煌？

白银海，这位会唱祖先辽阔长调的鲜卑人后裔，如今作着崇礼县长。作为“雪都”掌门人，在深深地沉吟“崇礼文化的灵魂究竟是什么”之后，他告诉我们----

未来10年，崇礼还将建成8个风情滑雪小镇，10个独立的滑雪场，雪道总长度超过500公里，星级以上酒店发展到20家，容纳千人以上会议会展中心5家，年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旅游业年收入突破50亿元，安置旅游就业人员4万人，使崇礼成为以滑雪为主，集避暑、度假、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格局。崇礼将敞开胸怀，迎接世界所有激情快乐的生命……

夜深了，漫步乍暖还寒的“达沃斯”小镇，抬头仰望崇礼洁净的星空，远眺崇礼茫茫苍苍的群山，我深深地感恩，感恩上苍在这千年寂默的山谷，缔造了一个美丽的“崇礼神话”……

古树.家园

我的朋友川儿呼唤我去中原淅川看一片稀世珍宝______古树园。

川儿，全名赵川，河南日报女记者，因前两年中线调水，她一头扎进淅川16万移民之中，因她对移民爱得太深、疼得太重，人们又赐她一名“赵淅川”，而“川儿”只是我对她的昵称。

2012年岁末，川儿给我电子邮箱发来古树园十几棵古树的照片，还有一封信_____

亲爱的梅姐：这古树真的有灵性啊！有机会您一定来和这古树拥抱，尤其是菩提树。您一定会和我一样能与他们对话、神交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见这一园子古树，这是从100多个移民村庄移来的上千棵古树呀！那一刻，我周身细胞突然像啤酒冒泡似的，一个劲儿地发抖。我不由自主地朝着菩提树走去，泪水夺眶而出。我脱口说出：这是移民的根！故土家园没了，这儿就是他们的家。将来他们回乡寻根祭祖，这儿就是他们寄托情感的家园.......说这话时，我的心在颤抖。我还说，这树一棵也不能卖！卖一棵少一棵。卖了，就是千古罪人；养护好，就是流芳百世。这树永远属于移民、属于人类、属于地球母亲。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听进了我的话，后来有外省的人来买树，一棵树给400万元都没卖。还有个企业要出资4个亿买整个园子的1002棵、80多个品种的古树，他们也不卖。

我建议他们把古树园建成生态、文化、旅游景点，建成移民生态文化苑，让世人感念、感恩移民。

我真的感觉到这些古树在向我这个“移民记者”求援：不要抛弃我们，不要卖掉我们，我们不能远离故乡。如果我们走了，我们的儿孙回来就找不到家了啊！

梅姐：我知道您最理解我的“神经质”，您也一定对这些古树有感觉，我坚信移民的古树也一定能护佑你这位移民的作家！

读着信，我就仿佛又看见川儿那双炯炯有神、直视着我的亮亮的大眼睛。

我即刻给她回信______

亲爱的川儿：看到那一片“移民留下的家园”，非常让人震撼！和你一样，我也相信那片古树有灵性。不仅有灵性，还有神性！其实，大地上千年的家园原本都是依仗它们呵护啊！没有了千年的它们，家园也就顿然颓失啊！

川儿，感谢你的一声呐喊：“这树一棵也不能卖！”你不是“神经质”，你是移民真正的代言人！你是这世间真正的良知！

这些树在哪儿？有机会时我一定前往跪拜！

2013年初春三月，大地乍暖还寒，川儿又一次约我去淅川看古树。她在电话中说，她和淅川移民寻根文化苑老总、即把这一千多棵古树从淹没区抢救回来的“了不起的朋友”李爱武先生策划：在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期间，让移民们自愿回乡，回到古树园寻根祭祖、感恩家园，让村庄的古树慰藉移民永别故土的疼痛和思念。她给我发来短信说：

亲爱的梅姐：我心疼这几十万移民啊！他们和这千年古树为了一江清水北送一起被连根拔掉，实在是撕心裂肺、撼人魂魄。如今，移民远走他乡，思乡之情与日俱增，这些被砍去头颅的古树已在顽强地扎根、迎春开花、长叶，翘首盼望她的子民们回家。故土家园淹没了，移民的根还在，有树就有家。我懂移民乡亲的心思，也看明白古树的枝体语言，让他们在古树园相聚吧。

接川儿短信时，我和家兄、家兄儿时的伙伴正徜徉在南亚风光旖旎的格兰岛金沙滩，我决定回国后就去参加川儿和她的朋友举办的寻根祭祖活动。

我即刻给川儿回信：这将是怎样一次感动天地、感动人类的回乡啊。川儿，你配得上“移民的亲人”这个称号。

2

古树园就在淅川城外5公里处的金河镇一片依山傍水的地方，4月2日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园林，这是怎样一片擎天立地的、沧桑壮烈的生命啊______

全部被截去蓬勃枝桠的1002棵老树齐刷刷挺立在黄土地上，苍凉而庄严，肃穆而神奇。它们一个个如白发千丈的老者，高举双臂昂然向天，似呐喊似悲泣，似告别似接迎；它们也如一个个饱经风霜的父亲母亲，伫立在黄土地上，默默地凝视着远方。是在遥望永别的故乡，还是在等待一个殷切的回归？它们更如一千尊沉默无言的圣者，在广袤的苍穹下以庄严的气势和难以言说的神韵，向世间昭示着一部无字的千年历史和亘古的人类命运。

不善言语、不事张扬的杨明，以其性格的稳健、为人的诚恳，不可抗拒地走进了我的信赖。这个忠厚过人的汉子一直默默地陪着我在古树园里走，他也时而向我讲述着这株或那株古树的来历。每当我靠近或仰望一个苍老、神圣的生命，我都禁不住屏住了呼吸……

瞧，那棵来自上集镇淹没区的千年古柳，树身的空洞能钻进一个男人；那棵来自金河镇兴化寺村风雨沧桑了1200年的黄连，主杆上伸出的七根硕大无比的枝杆，神祗般苍然向天；那棵来自简营村的700年大叶女贞，依然绿叶苍郁；那棵来自王万村的千年银杏，盘根虬曲，遒劲挺立；还有那棵世间的稀世珍宝乌龙木，还有那两棵同样为稀世珍宝的红豆杉……80多个珍稀品种的古树从100多个即将沉没的村庄抢救而来。

“抢救”在这里彰显出怎样的功德和胸襟？！

在那棵来自李官桥的千年梭罗树下，我和川儿虔诚地跪下____虽然此梭罗非释迦佛涅槃的彼“娑罗”，但我们的心中依然涌动着无量的崇敬，为着伟大的菩提智慧对艰难人生的普度和庇佑。

李爱武来了。

这是一个从无数的艰难困苦中打拼出来的创业者。就是这个勇敢的创业者，如今，又勇敢地将几十年艰辛劳作而赚取的资产几乎全部押进了古树园：一千多棵古树、未来五年要陆续投入的移民文化广场、移民纪念碑、仿古一条街、禅院……李爱武不是大富豪，近亿元的投资用川儿的话说，是“押进了身家性命”。这个中年男子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说，要为淅川几十万移民留一处回乡探家的地方。

李爱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赵记者赋予了古树园灵魂。”他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感悟到：这世上善者与善者最终走到一起成就世间一大善举，必是一种大因缘所至，缘缘相遇，善德无比。

2010年至2011年，淅川16万移民在日夜迁徙，每天几千移民奔赴在迁徙的路上，车水马龙，尘土飞扬。就在这滚滚车轮、尘烟的路上，李爱武发现不时有外地、外省的车拉着一棵或多棵硕大的古树在奔跑。后来他打听到，移民要走了，他们在卖树。在商言商，已经经营着一千多亩苗圃园的李爱武就想，与其让这些古树流失到外地、外省，不如我把它们买下来，集中移植，移活了一夜涨一角钱。于是，采购、移植古树的行动开始了。

2011年冬天，淅川县县长赵鹏带着记者赵川来李爱武的古树园看古树，古树园带给赵川的震撼使她顿时发出了生命的呐喊：“这些树一棵也不能卖！这是移民的根、移民的家园！”这震撼、这呐喊在前文她给我的信里已写到了，我只是此刻才得知，一个新闻记者的文化良知和她在古树园发出的声音，当时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震撼了在场的李爱武，从“一夜涨一角钱”的商业价值到“为移民建家园”的公益事业，大彻大悟的李爱武感恩伟大的菩提智慧改变了他半生的追求，他开始了新的奋斗。

他急切地寻找赵川，寻找她的电话，他希望一个文化智者给他更多的启示。一年后的又一个冬天，在郑州，在河南日报社赵川的办公室里，移民的儿子李爱武找到了“移民记者”赵川。此后，两颗大善大爱之心产生的力量与创举，使日后看到古树园、看到“淅川移民寻根文化苑”规划蓝图的人，无不产生无量的思考与感动。

漫步在四月古树抽芽长叶的季节，李爱武讲述着每一棵古树的故事，他如数家珍_____

那棵500年的乌龙木，也叫铁树，是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仅有的一棵，移植来实属不易，这种比重比水重的木质，丢进水里就往下沉。钢锯切割根部时“啪啪”地冒出了火花，生生打断了两把钢锯；

那棵1200年的黄连树移植时发现附近有小庙、石碑。庙里供奉着释迦牟尼石像，石碑上有五代时期的记事。在钢锯切割靠近树杆底部时，出现了一地铜质粉末，原来在千年的时光进程中，黄连树已将先民们祭祀的铜香炉包裹进了树身，长成了一体；

移植那棵千年银杏树时，切割下的树枝树叶，原以为村民们会拿家当柴烧，谁知村民们一枝一叶都不动。他们说，银杏树是村子的神。一位老奶奶走过来抚摸着倒下的树身，泪流满面。她哭着说：你们一定要把它栽活啊！千万不能让它死了啊……

去年春天，这棵银杏树长得不精神，李爱武担心得寝食难安，他对妻子说：银杏树若死了，我也就不活了。他天天在园子里转，有时搭个梯子爬到高处看出了新叶没有；有时他拿个放大镜看，发现个芝麻粒大的小芽芽他都欣喜若狂；他常常不吃不睡，端杯茶在园子里一转就是大半天……

李爱武美丽、贤淑的妻子在向我说这些话时，充满了爱怜。

李爱武说，他们每移一棵古树，都要先敬香、放鞭、叩拜，然后对古树说：古树呀，这里要给北京调水，马上要被淹了，移民们都走了，现在我把你移到城里去住，那里淹不着。你在这乡下住了几百年，现在我接你进城……说完话才开始动手移植。

他们像呵护神灵又像呵护老母亲。

李爱武说，移一棵树往往是上百人移好几个月，这么大的树不上机械不用车根本移不动拉不出，古树生长的地方又往往没有路，车进不去。仅修路常常就得花好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其艰辛可想而知……

“我只是想为父老乡亲们建个回家看看的园子。” 李爱武说，“现在调不出地，古树都堆种在一起，以后还要再移。移民文化苑的建设还有很艰辛的路要走，但我有这个决心走下去。我这一生若建不起来，我儿子接着建，儿子建不完孙子接着建……”

李爱武思维清晰敏捷、言说幽默智慧。决策的果断、意志的坚定、心性的大气以及与生俱来的善爱，一起寓寄着一个生命与自然的未来。

3

4月4日，天下清明，万事吉祥。原本担心“清明时节雨纷纷”，李爱武的公司买来了一千把雨伞，进园的人每人一把。然而苍天眷顾，一天无雨，直到晚间八点，“清明好雨”才开始纷纷扬扬，如倾如诉。

李爱武告诉我说，他们要把今天定为“首届南水北调移民寻根文化节”，以后每年清明节这个日子，他们都要在古树园里举办这样的活动。

清晨，迎着四月的清风，我再次走进古树园，只见满园张灯结彩，锣鼓喧天。700多回家的淅川移民汇聚到了古树园。他们有从数千里外的青海贵南县和湖北大柴湖赶来的，有从河南几百个移民安置点被接回来的____李爱武专门租了上百辆面包车，专车专人负责，数百里迢迢从河南各移民安置点接亲人回家。

从南阳请来了最好的音响，从淅川请来了移民们最爱看的曲剧。戏台就搭在了古树园，台后是巍峨青翠的大南山，台前是千棵苍劲的古树园，台周彩旗飘飘、气球飞艳。彭丽媛深情的歌声《我的父老乡亲》响彻在青山树园，也萦绕在静静观看演出的数百移民的心中；川儿忧伤大爱的长诗《移民礼赞》感动得台下父老乡亲个个老泪湿襟……

为了让京津冀豫四省市人民喝上甘甜纯净的汉江水，自1959年至2011年，淅川县先后两次向青海、湖北及省内移民37万多人。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太多的苦难。在《大江北去》一书中我写到了他们的艰辛和他们的苦难，但那仅仅是沧海一滴。

现在，他们中有人回来了，回到了古树园。他们一进园就转个不停，急切地寻找儿时村庄的那棵大树。每每找到自己村庄的树，就即刻喊来同村的人，或给古树培土，或全家、全村人站在树前留影。他们给古树鞠躬、磕头，他们在古树前长跪不起……

“看，这棵树就长在兴化寺村边，从我记事起它就恁大，快六十年没见过它了，现在看见它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老家，看见了当年的村庄。”抚摸着古树园里那棵千年黄连树，从青海省贵南县回来的75岁移民田贵申老人激动不已，“房子、村子和父母都在水下了，我们探家回来只能看看这棵树了。”老人说。

自1959年迁到青海后，田贵申时常有回老家看看的念头，然而，大水已经淹没了老家的一切，回去还能看到什么？“总认为再也找不到老家的印记了。没想到，竟然还能见到老家的树……”老人说着就开始哽咽。　

与田贵申一起从青海回来的移民杨应奇抚摸着千年黄连树，已经老泪纵横。他激动地说：“我是在这棵树下长大的，16岁时被移民到青海，60年了，现在回来看见村里的大树，就像是看见了自己的爹娘。一定要让它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能让它死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根了。以后，我还要让我的儿子、孙子回来看……”

2011年迁往原阳县的梁国琴三姐妹，在园子里找到了老家的树，三人抱头痛哭；61岁的黄士荣站在一棵合抱银杏树前不停地抹着眼泪；73岁的梁德春老人在给那棵千年梭罗树培土。老人说，梭罗树是唐玄宗国师的弟子圆寂后身体化成的，小时候就看到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逢年过节都要来祭拜它……

“树留下了，根就会留下，心也会留下。”老人一边培土一边喃喃地自语。

移民寻根文化节仪式在淅川资深文化人王耀杰先生激情主持下开始，又在王先生高亢昂扬的男高音中宣布结束。

正午，李爱武们在古树园里摆上了120桌饭菜，700多移民围着自己村庄的老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我突然热泪盈眶，我突然非常感动。

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动人的“回家”？这难道不是人类最大的爱心？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创举？

要走了。

回眸再望古树园，倏忽觉着眼前这片蔚然、沧桑的林立，是对移民精神最有尊严的阐释；迁徙者对故土家园亘古的思念和他们蹒跚走来祭拜的身影，将成为中华大地上最圣洁的风景！

淅川古树园是凝质的历史，是聚合的岁月，是缩写的命运，是精神的家园。它将与移民同在，与大地同在，与天下善爱同在。

巴伐利亚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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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空中飞行大约10小时50分钟，于欧洲当地时间13日18点15分正点到达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市。欧洲与北京的时差大约6个小时。

德国有两座城市以“法兰克福”(Frankfurt)为名。一个位于柏林以东的波德边境上，另一个，就是黑森州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我们到达的城市是后者。Frankfurt这个词的本意是“法兰克人的渡口”。位于美茵河右岸渡口上的法兰克福如今已成为黑森州最大的城市，拥有70万人口，已是州首府威斯巴顿人口的二倍以上。当然，70万人也只相当中国一个中等县级人口。

这样的城市规模虽比不上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但在欧洲这样的城市规模已是屈指可数，据说，欧洲最高的十座摩天大楼，有八座坐落在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德航、也就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中心枢纽城市，其国际机场运营几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也最为繁忙的一个。

中旅社原本通知我们要乘汉莎航班飞抵德国的，不知何因后又改为国航。

我们很快目睹了法兰克福这座德国重要城市的风貌。

14日早餐后，在法兰克福罗马广场，韦导把我们11人交给了一位当地导游L。年轻的L来自于山东，但他16岁就独自来到了法兰克福，如今已有11年。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他在法兰克福读完了高中，又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这座城市工作，业余做“地导”，接待中国游客。

如同熟知自己的母土一样，L熟知法兰克福。他说法兰克福之所以如此繁荣，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他的交通便利，法兰克福除了航空还有比较完善的地铁系统，世界不少大公司都在此设立分部，从四面八方来此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走在法兰克福街头，你可以发现，大约五个人中间可能就有一人不是德国人。另一方面，法兰克福也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这里有三百多家世界银行，其证券交易所是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之一，金融活动十分繁忙。

欧洲8月清凉舒适的晨风吹拂着我们快乐的一群，L带领我们来到老城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也称罗马广场。广场由成千上万的长宽仅四、五厘米的方型小石块铺就，阳光下小石块闪烁着黑色之光。

L说，这里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广场，每年圣诞节期间，这里都是法兰克福最热闹的圣诞市场，古时有数十位皇帝在位于广场西侧的市政厅的皇帝殿举行加冕庆宴。在风靡世界的足球杯赛场上，具有王者风范的德国足球队在已举办的19届赛事中三次夺冠、四次获亚军、四次获季军，还曾三次夺欧洲国家杯的冠军并先后六次闯入决赛。每一次胜利罗马广场总是集聚数万人，为他们英雄的足球健儿举行庆祝盛典。我问L，这广场看着不大呀，能容数万人？L称赞我在认真听他讲解，他说你们认真听我就讲得有劲。他说德国是世界足球强国，上一届欧洲杯德国夺得季军后这里就聚了4万人庆典呢。德国是欧洲历史最悠久战绩最辉煌的球队之一。我说我非常喜欢德国足球队，我还非常喜欢德国的黑白色为基调的球衣，我以为那种简洁明亮让德国队显得更加帅气。L说，德国足球队的黑白战袍是球迷们永远的经典记忆， 看来你也是球迷啊！我说球迷谈不上，我只是喜欢看世界杯足球赛。

L让我们看广场西侧的三幢并排的“山”字型房屋，他说这幢建筑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的象征。随着他的指点，我看见一排耸立半空的中世纪建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辉煌，L说这些建筑的历史可追溯到1405年的中世纪，罗马的商人在这里十分闻名，他们把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楼房卖给了当时的市政府，从那时起就成为市政厅的驻所。站在罗马广场我旋身一转，发现广场周围的每一座建筑都极有特色。“山”字型房屋对面的一排六幢楼房颜色各异，非常漂亮。广场中间竖立着1611年的建筑______正义女神喷泉，女神手持象征公正的天平，古代这里是审判罪恶的地方。L说雕像早期是砂石的 ，19世纪末年换成了铜像，铜像下面的喷泉曾经在加冕仪式时喷出红白葡萄酒供市民分享。但遗憾的是，这些建筑在二战中已经全部被炸毁，现在看到的都是二战后重新建造的。

L带我们步行200米来到广场东面的法兰克福大教堂，也称帝国大教堂。L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法兰克福的发源地。教堂建于1239年，主楼是壮丽的十五世纪哥特式塔楼，高95米，有332级台阶直通塔顶，塔顶可俯瞰整个城市的全景。它不仅是法兰克福的精神中心，还曾是德国国王的加冕之地。在1562年—1797年间，共有10位皇帝在此举行了加冕典礼。非常幸运的是这座教堂在二战中没有被毁。

L说，二战公约中规定地面有三种建筑物不允许轰炸，他风趣地提问：“请问各位阿姨叔伯们，知道是哪三种吗？”

我抢先回答了一个“教堂”，不是因为我有先知，是因为我刚刚听到眼前的这座大教堂在二战中幸免被炸。在稍倾的面面相觑中，我的哥哥回答了“医院”，L兴奋地说对！我高兴地望了我哥哥一眼，心想“我哥真棒！”

L说还有一种大家再想想，看谁能说出啊！来自山东女教师阿丽的女儿回答说“是学校！”L又一次说对！我赞许地看了一眼这位漂亮年轻的女孩，不愧是幼儿教师啊！

L十分兴奋，夸赞我们这个团队有素质。

非常遗憾地是L没有带领我们参观诗人歌德的故居，据说，故居就在罗马广场附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一部作品。这位18世纪的作家一生都是站着写作，他用60年时间完成的不朽诗剧《浮世德》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歌德是我崇尚的一个外国作家，我青年时代写诗时即读过他的诗作。这位世界级的诗人、作家是法兰克福的骄傲，是德国的骄傲。但L不知道我也心存着这份骄傲。

之后，L带领我们来到一家商店购物。

有人反对导游领顾客购物，可对于想购物的游客、对外文又一字不识，导游不带领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蜂拥着走进这家商店，欢喜地购买了著名的德国双立人刀具、德国臂式血压计等，我还受L“蛊惑”，在这家商店勇敢地为儿子买了一只近万元人民币的瑞士自动机芯手表，因为L说在德国购物退税百分之十四，而在瑞士只有百分之六、七。得失与否我认了，谁让我已经很信任很喜欢这个我感觉很爽的山东青年呢。

2

午餐后，我们匆匆结束了对法兰克福的观光。 一辆45人座位的德式豪华大巴，仅载着我们12人，快乐地上路了_____下一站是德国慕尼黑。

在长达4个半小时的行驶中，司机中途停车休息两次，第一次休息20分钟，第二次休息30分钟。欧洲的交通管理非常严格，为保证旅客安全严禁疲劳驾驶，每行驶2个小时司机必须休息25分钟。我看到雄健、高大、和善的德国司机N先生______他开着这辆大巴一直陪我们走完了欧洲六国_____每到休息站点，他都在认真填写一张表格，这表格里就包含休息地点和时间。这张表最后要上交有关部门接受监督和考察。因为每两个小时下车休息一次，我们也不感到疲劳。

在快乐的行驶中抑或在休息站，我们不时看到公路上一辆接一辆欧式“房车”驶过，所谓“房车”即小轿车后面拖着如一间房子样的帐蓬车箱，或者是一匹马车拖着一个车箱，韦导告诉我们这是欧洲人在举家旅行。我们还看到一些上年纪的退休老人，自驾一辆豪华摩托车、车后座上捆着帐蓬行囊，他们也是在旅行。韦导说把快乐生活看得高于一切的欧洲人，旅行抑或举家旅行是他们生活的必须。

下午5点半我们到达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伊萨尔河畔的慕尼黑，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慕尼黑同时又保留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因此被人们称作“百万人的村庄”。

因到达时间已晚，我们直抵旧市街玛丽恩广场。

广场上，迎面矗立着巍峨半空的棕黑色哥特式建筑——新市政厅。这座19纪末建造的巨型建筑，外观装饰富丽堂皇，棕黑色的表面像撒了一层白霜。它的正面窗间壁龛里立有历代君王、圣徒和神话英雄的塑像。整个建筑布局恢宏、装饰华丽，从1867年起，用了40年时间才建成。市政厅85米高的钟楼上装置有德国最大的木偶报时钟，每天11时、12时和17时奏鸣，此时塔阁里许多彩色木偶人物开始舞动，或手持斧剑，或骑着骏马，或提着花灯，或吹着洋号，分上下两层排着队簇拥而出，配合音乐节奏，载歌载舞，惟妙惟肖地再现威廉五世公爵当年大婚庆典的盛况。

据说1516年慕尼黑发生大鼠疫，全市有几千人丧生，人们纷纷逃避他乡，全城十室九空，几成死城。52年后，威谦五世公爵为了恢复和重振慕尼黑，便在这里举行大婚庆典，游行庆祝，与民同乐，热闹非凡，慕尼黑从此又恢复兴旺。人们为了纪念这次驱赶“墓气”的大庆典，便在市政厅钟楼的五六层上设置了木偶报时钟。每天，不知有多少游人翘首仰望这85米高处古代木偶人迷人的表演，聆听那清脆响亮的音乐钟声。

然而，我们错过了机会，到达时一天里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敲过，木偶10分钟的表演也已经结束，非常遗憾，我们只有仰望高处一动不动的木偶人了。

新市政厅左侧是有名的慕尼黑啤酒屋。

慕尼黑啤酒节世界闻名，与英国伦敦啤酒节、美国丹佛啤酒节并称世界最具盛名的三大啤酒节。

啤酒节又称“十月节”，起源于1810年10月12日，因在这个节日期间主要的饮料是啤酒，所以人们习惯性地称其为啤酒节。每年9月末到10月初，在慕尼黑大约有六百万人参与其中。节日持续两周，到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为止，这是慕尼黑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

从1810年到2012年，慕尼黑啤酒节已有179年的历史。其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7年。自1946年以来节日规模越办越大，从而真正成了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 1880年起市政府颁发了十月节上销售啤酒的许可，1881年第一家啤酒酿造商落户十月节。是夜，400余家摊位灯火通明，照亮了整个夜空。为了增加座位，并加入乐队演奏，啤酒商们将小型啤酒屋改建成了大型啤酒帐篷，越来越多的马戏团和游乐场经营商前来为啤酒节助兴；1910年是啤酒节100周岁的华诞，当时人们总共喝掉了120万升啤酒，最大的啤酒帐篷中同时接待了一万两千多人；1981年有游客620万，共喝掉420万升啤酒。1984年游客增加到700万，喝掉了500万升啤酒，食用了66万只鸡；

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数量维持在600万人左右。其中很多游客都来自意大利、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近些年来，啤酒节上新增了传统服饰游行，很多游客都穿上传统的皮裤和紧身连衣裙盛装加入到游行队伍。每届啤酒节都要消费约600万升啤酒、50万只鸡、100头牛，同时为慕尼黑带来8.3亿欧元的收入。

啤酒节上的酗酒也日益严重。为了避免啤酒节变成闹哄哄的酒鬼节，为了让啤酒节保持其传统气氛，让老人和小孩也可以参与其中，2005年活动主办者提出了“安静的啤酒节”的口号，规定啤酒馆的经营者在晚上六点之前只能演奏传统的吹奏乐，音乐的分贝不得超过85分贝，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演奏流行音乐和打击乐器。

为了招徕本国顾客和接待来慕尼黑旅游的外国客人，慕尼黑的八大啤酒厂在节前就在特蕾泽大广场上搭起巨大的啤酒帐篷，比一般的帐篷装修更大也更豪华。每个帐篷里放有长条木桌和板凳，大篷的一端还有一个临时舞台，由民间乐队演奏欢乐的民间乐曲。帐篷一般可容纳三四千人，最大的有7000个座位。每一个啤酒蓬一般都只提供一个酿酒厂的啤酒，为了突出自己公司的与众不同，每个啤酒厂都把自己的那个啤酒蓬修建的富有特色且舒适气派，各帐篷里都由身穿巴伐利亚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给顾客送酒。

我们没有赶上盛大的啤酒节活动，但在匆匆穿过玛丽恩旧市街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在这条街上，我们感受到巴伐利亚的热闹和豪情，比之安静的法兰克福，这里喧噪多了。

14日晚，我们下榻慕尼黑NH HoTeleS酒店，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德国人的精细：浴室里的吹风机把手没有分档按钮，只要你轻轻一握，就有适度的热风吹过来；抽水马桶的储水箱居然安装在墙壁里（以后到达的欧洲各国也都是这种安装），韦导告诉我们，这是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对自己产品质量的高度信任，储水箱装置至少百年不坏，否则怎么敢砌进墙壁里面呢？墙壁上储水箱的抽水按钮很宽大，大约长20厘米、宽10厘米。浴室里至少放有两捆手纸，我这里不用卷而用捆，的确是很大的两捆手纸而不是两卷。这与中国的酒店每天只放半小卷纸完全是两码事。浴室提供毛巾（也有酒店不提供毛巾）、洗浴液、漱口杯，但一律不提供牙刷、牙膏、拖鞋，在欧洲其他国家大都如此。欧洲客房的房门沉得不用力气根本推不动，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安全考虑。

让我们津津乐道且不能忘怀的是：15日的慕尼黑早餐几乎是一次豪宴，仅各种大块火腿片、牛肉片就有三四种，热牛奶、冷牛奶、啤酒、咖啡、奶茶、橙汁、菠萝汁要有尽有，大面包、小面包、切片面包、烤面包、还现烙新鲜土豆饼，黄油、奶酪、酸奶、冰激凌，苹果、桔子、甜瓜、西瓜……真有点目不暇接，以后的11天里我们在任何国家再没有幸遇这样丰盛的早餐了。

这样的早餐待遇也许只属巴伐利亚人的豪情吧。

走过意大利

1

离开因斯布鲁克已是下午3点多了。德国大巴一直沿E45高速公路行驶，窗外的奥地利，山脉郁郁葱葱，一路灿阳一路风景，偶见高高的山顶上也建有一栋两栋别墅、住宅。韦导告诉我们，欧洲人喜静不喜闹。中国人是往城市聚，欧洲人是往乡野居，在山顶建房不足为奇。韦导还说，欧洲人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韦导的说法洞开了以往我对欧洲人这一生活细节的误听。我说，那么高、那么陡峭的山他们回家车开不上去山怎么办？韦导说，留下一段山路步行或跑步呀，热爱运动也是欧洲人的习性。

于是我想，好的生活习惯是人的素质也是生活品位吧。

大巴车驶过了若干隧道就到了意大利边境，有一个检查站但是没有人检查。意大利一侧因着山势的渐退环境明显要比奥地利逊色一些。大约两个小时左右车子就从阿尔卑斯山脉转了出来，气温也明显高了几度。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意大利境内的第一个服务区，服务区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欧洲的各种巧克力格外诱人。服务区内的洗手间设在商店的地下，穿过商品林立的柜台即使不买东西，上洗手间也可以不付费（在欧洲，去洗车间大都是要付费的，即便收2分欧元，那也相当人民币1.7元还多呢）。

休息20分钟后起程，大巴车穿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维罗纳，大约六点左右就到了意大利帕多瓦北郊的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用晚餐_____我们11人一桌、白米饭、五菜一汤（以后的万里行程中，我们都是11人挤一桌，在中国人开的餐馆里用五菜一汤的午餐和晚餐，这样大同小异的饭菜吃了11天，最后吃到巴黎时，每个人都难以下咽了）。傍晚7点多我们走进了帕多瓦北部一个小镇的旅馆。

欧洲夏日的傍晚，天依然明明朗朗，至到晚9点天才能黑下来。

放下行李，乘着天亮我们便追不及待地走进了这个奇异的小镇。说它奇异，是我们一下车即发现了一座酷似中国明代的城墙。不一样的仅仅是明城墙是灰砖砌就，这里用的是红砖。我们下榻的旅馆就在城墙外护城河的边上。

高大的城墙、排列有序的垛口和烽火台、森严壁垒的城门、宽而又深的护城河，这一切使我强烈地产生一种遐想：城墙围起的小镇走过了怎样的历史？是谁在这里建造了这样一座城堡？是中国人？还是铁骑踏遍了13世纪欧亚大陆的蒙古人？抑或是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了图纸？漫步于长宽仅有500米的街道，城墙内的小镇安静得出奇，没有一个行人，只看到一家小酒店前，有三五个人在店外的小街上，在蓝白相间的遮阳伞下，围着简洁的桌椅悠闲地喝着啤酒。

我们从东城门走进，从西城门出来，沿着护城河回旅店时我们看到了北城门，毫无质疑，它是有南城门的。

出于对这座小镇的好奇，我急切地想知道小镇的名字，哥哥的女儿_____年轻的大学英语教授立即用手机上网查寻，但没有查到，最终在旅馆备的一本简介书籍中查到了，小镇的名字叫 CITTADELLA ，翻译成中文即奇塔代拉，是公元1220年开始修建的一座军事城堡，属帕多瓦下属的城市，现居2万人。

出于对奇塔代拉的好奇，第二天清晨早早起床，与家兄再次来到巍峨的城墙下，迎着意大利8月柔美、和绚的晨光，我们与这一古老神秘的建筑合影，直到旅馆的老板走到街上招呼我们该进早餐了。早餐十分简单，但笑眯眯的意大利老人居然为我们煮了清汤蘑菇面条，这实在让我们欢喜无比，这是中国家乡的味道啊！

在奔赴威尼斯水城的路上，我依然没有停止对奇塔代拉的遐想_____13世纪是欧洲的罗马时代，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家族一统中国的元代，恩格斯有句名言：成吉思汗在中世纪踏碎了欧洲人的心灵……

到底是什么人在这偏远之地建立了这座千年古堡呢？

2

16日早上8点半从奇塔代拉小镇出发，9点半即到达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水城。

啊，威尼斯！像童话故事中漂浮在水面的城堡，巍然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站在这水上之城的码头，望着眼前亚得里亚海湾波涛滚滚的海水，你无法想像，这些巍峨雄宏的古建筑和民宅、这座历史上曾栖居过34万余人的古老城市，何以在离海岸4公里远的海水中屹立千年！

威尼斯的海上阳光十分灼人，白炽般的光线剌得人睁不开双眼，在港口排队准备渡过大水道（威尼斯最宽长、最辽阔的“马路”）到南岸城市中心参观的人们，已经热得汗流浃背。

在机船的马达声中，我们很快抵达南岸岛屿，我不知此岛是不是组成威尼斯水城百余座小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但我明显感到这是水城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年轻的“地导”G是来自中国江苏的小伙，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带领我们顺着铺满大理石的岛街往前走，岛街上数不清的商店和卖纪念品的小摊，白种人、黄种人、黑人……人声鼎沸中我已无法听清G在讲什么，但顺着他的手势我已看到无数的教堂、钟楼、宫殿、桥梁、修道院……以及傍着无数古建筑漂浮的蜿蜒水巷、流动的清波、黑色的尖舟。

G说，眼前这些保存完好的13世纪的房屋和古建筑，是由交织错落的401座桥梁连接成一体，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水之城。威尼斯水城面积不到7.8平方公里，由118个小岛组成，177条河道蛛网一样密布其间。水道是城市的马路，市内没有汽车和自行车，也没有交通指挥灯，船是市内唯一的交通工具。除了小艇以外，所有交通工具都是禁止的。

遍布威尼斯水城的古迹让人震撼，岛上大大小小的教堂有120多座，有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还有依水而建的120座钟楼、64座男女修道院、40多座宫殿。这些古建筑都是凭窗而望、隔河相临。

G告诉我们，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首府，威尼斯省省会，威尼斯画派的发源地，其建筑、绘画、雕塑、歌剧等在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比如：这里有毁于火中又重生的凤凰歌剧院，有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一—圣马可广场；德国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是在威尼斯与世长辞……

威尼斯的历史相传开始于公元453年，当时威尼斯地方的农民和渔民为逃避酷嗜刀兵的游牧民族，转而避往亚德里亚海中的小岛艰难生息。在淤泥中、在海水上，先人们建起了威尼斯城。威尼斯10世纪开始发展，14世纪前后，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被誉为整个地中海最著名的集商业贸易旅游于一身的水上都市；14___15世纪成为意大利最强大和最富有的海上“共和国”；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威尼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从此消亡。

“抬头往前面看，那就是叹息桥！”随着G的声音，我看到了架设在两座建筑之间的拱型廊桥，叹息桥是威尼斯的必访景点之一。这座17世纪伊始建造的巴洛克风格的桥梁架设在总督宫和监狱之间的小河上，它两端连结着总督府和威尼斯监狱，是古代由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因死囚被押赴监狱和刑场经过这里时，常常会发出叹息声而得名。这里也是犯人们透过雕刻得极其精致的窗棂向世间最后一瞥的地方。

穿过繁华的岸街，我们来到了圣马可广场。圣马可广场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十分地宽阔。广场南、北、西三面被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所环绕。东面耸立着高达98.6米的圣马可钟楼和融东西方建筑艺术为一体的圣马可教堂，西面是总督宫和圣马可图书馆。严整、华丽的总督宫，用粉红色和白色的大理石砌成。总督宫曾是这个独立的水上共和国元首的府第，也是大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

圣马可大教堂据说是因埋葬了耶稣门徒圣马可而得名。圣马可是《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公元67年在埃及殉难。公元828年，两位威尼斯的富商在当时总督的授意下，成功地把圣马可的干尸从亚历山大港偷了出来，运回威尼斯，存放在圣马可大教堂的大祭坛下。从此，圣马可成了威尼斯的保护神。

圣马可的标志是一只带翼的狮子。在威尼斯到处是狮子。圣马可广场的入口处，有两根高大的圆柱，东侧的圆柱上挺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青铜狮，它就是威尼斯的城徽——飞狮。飞狮左前爪扶着一本圣经，上面用拉丁文写着天主教的圣谕：“我的使者马可，你在那里安息吧！”

自古以来，圣马可广场一直是威尼斯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这里永远热闹得像一座舞台。1797年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曾赞叹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我们到达时，这里人流如潮，广场上有数不清的鸽子飞起飞落，游人和它们和平共处。

与总督宫毗连的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的骄傲。教堂始建于公元829年，重建于公元1043___1071年，它曾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教堂，是威尼斯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圣马可大教堂融合了东、西方的建筑特色，它原为一座拜占庭式建筑，15世纪加入了哥特式的装饰，如尖拱门等；17世纪又加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如栏杆等。从外观上，它的五座圆顶据说是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圣索菲亚教堂；而整座教堂的结构又呈现出希腊式的十字形设计，这些建筑的特色让人惊叹不已。每天从世界各地来瞻仰大教堂的人成千上万。

穿过水城狭窄的小巷，G带领我们去乘坐威尼斯尖舟____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船_____威尼斯人叫它“贡多拉”。威尼斯整座城市建在水中，水道即为大街小巷，船是威尼斯唯一的交通工具。水道街纵横交错，四面贯通，人们以舟代车，以桥代路。这种轻盈纤细、造型别致的小舟一直是居住在水上的威尼斯人代步的工具。

贡多拉有十分悠久的历史，11世纪是贡多拉最盛行的时期，当时的数量超过了一万只，但如今的威尼斯仅剩下了几百只贡多拉，它是威尼斯水上“TAXI”。“贡多拉”船身狭长，首尾翘起，统一为黑色，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被装饰成花船。

贡多拉一般长约11米、宽1.75米，设6人坐位。穿着黑白横条紧身针织上衣的船夫，戴着一顶红色草帽，单桨划船。当长长的单浆撑进水里，贡多拉就像一枚掉进水里的织布梭子，开始在水巷里漂浮了。水巷比北京的小胡同还要狭窄，两条小舟不能并开，只能单行。街道两旁都是古老的建筑和房屋，屋子墙面上青苔斑斑。从房门看过去，房子的最底层有浅浅的水波在流动。我倏忽一念：这长年泡在水里的房子怎么千年不倒呢？

小舟无声息地从水巷划过，连接水巷两岸的是各种各样的石桥或木桥，它们或圆型或拱型，在20米、30米高处横跨街心，一点也不妨碍行船。

贡多拉载着我们，穿行在水城之中长达40分钟，那时我就想，在水中生活了1600多年的威尼斯人，实在是这世间的奇迹！据说，眼前的每一座建筑物下面都是由几十万、几百万根木桩支撑，无以计数的木桩在威尼斯水下是一片怎样的“森林”？这片“森林”撑起了威尼斯人的水上生活，也撑起了他们千年的梦想与光荣。

但这片水下“森林”还能支撑多久？威尼斯还会为我们的世界美丽多久？

3

毋庸置疑，水曾是威尼斯的保护神，这道天然的屏障，使得威尼斯人世代在岛上安全繁衍生息。但千年的沧海桑田，今天，水——却使威尼斯陷入最大的困境。1966年，威尼斯发生大水灾，城内水位高达1米！此后，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将防水灾列为威尼斯头等大事。

意大利是非洲板块的一部分，非洲板块一直在向北漂移，似乎要挤入欧洲板块下面，正是这种漂移使阿尔卑斯山逐年上升和威尼斯逐年下沉。二战后，为满足工农业发展的需求，人们大量开采地下水，这种行为虽然后来被禁止，但恶果已不可挽回。整个城市在20年内下沉了30厘米，威尼斯人生活的中心——圣马可广场只高于警戒水位30厘米。只要海水涌来，圣马可广场就会浸入水面下10厘米，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2001年1月，威尼斯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水灾，洪水持续了4天4夜，城市的大半部分都淹没在水中。

有网友这样写道：“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明珠。它最美丽的时候是上潮的时候，一片潮水如同在广场铺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使所有建筑像镶嵌在水晶或玻璃中间，显得更加玲珑剔透，光彩照人。加上周围咖啡馆的露天陈设，游人们鲜艳的衣着，五光十色，上下辉映，形成了一幅极其迷人的图画。广场上，母亲们带着孩子在水中嬉戏，年轻人脱去鞋袜来回奔跑；大群大群的鸽子，时而簇拥在地上觅食，时而又带着扑扑拉拉的振翅声，飞满整个广场的上空。”这段文字写得很美。

然而，孰不知在游人感觉最美丽的时候，也是威尼斯人最焦虑、最忧心的时候。

实事上，由于地下水抽取过多和气候变暖、海水上升，威尼斯岛屿在不断下沉，再加上周期性的海潮，威尼斯正在被海水慢慢浸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威尼斯的人口一直在减少。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曾有34.3万人在水城居住和生活，但到1957年常住人口下降到17.4万，而2009年10月公布的常住人口总数还不到6万，2013年我们到达时，G告诉我们，水城常住人口已不到4万。

威尼斯人口锐减的原因除了日益频繁的水灾外，更重要的是兴盛的旅游业推高了生活成本，上世纪50年代时威尼斯仅有100万游客，而如今每年都有约2000万游客（威尼斯的下沉是否与每年数千万人的踩踏也有关？我忧虑一闪）。旅游业几乎排挤了其它产业的生存空间。在威尼斯，如果有人不想从事旅游、餐饮等服务类行业的话，他很难找到其它工作岗位。大批市民不得不“逃离”威尼斯，选择到意大利其它城市或欧洲大陆居住。

旅欧出发前，我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从威尼斯购买两件玻璃艺术品送给我的两个小孙女墨墨和多多。

一个偶然的时刻，我和三岁的小多多一起被视屏上反复播放的威尼斯神奇的玻璃工艺所吸引_______

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威尼斯的玻璃器皿以它特殊技术达到的手工艺水平而享誉欧洲。那种完全依赖手工“热”制作出的水晶艺术品，很长时间以来都为威尼斯手工匠人所独有，也是他们的秘诀，整个欧洲只有他们才能做出这种形状各异、颜色鲜艳的玻璃器皿。那种优雅、纯净、五彩缤纷的玻璃艺术品使我和三岁的幼女一再地惊叹不已，电视反复播放，我们反复观看，乐此不疲。

似乎吸引我们并为之惊叹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而是屏面上那个穿着T恤衫、短裤，手臂和腿上都长着毛绒绒的长汗毛的威尼斯男人_____多多称他为爷爷。爷爷手持一根神奇的金属棒，把炙热如铁水样的玻璃液体沾在金属棒前端，爷爷或旋转金属棒，或把炙热的金属棒前端的东西一把攥入手掌中_____当然，爷爷手掌里有用于隔热的浸水厚布（是石棉吧？！）垫着。隔热的布垫哗哗地往地上流水，爷爷的手上“哧哧”地冒着热气，爷爷的头上大汗淋漓……

每当爷爷将一团火红如铁水样的东西放入手中时，善良的多多总是—头扎入我的怀中，不敢看。她说，爷爷的手烧得该多疼呀！

但爷爷如变戏法一样，一会儿功夫就把那火红炙热的东西变成了美丽的工艺品：一只晶莹剔透的紫红色高脚杯，一个五彩斑斓的玻璃灯罩，一个如梦如幻的水晶瓶……

每当看到这一件件奇幻美丽的玻璃艺术品，三岁的多多便开心地甜甜地笑着。

旅行到达威尼斯时，我立即就想到了这种至今令威尼斯人自豪、令世界惊羡的完全由手工制作的水晶制品，想起多多幼女喜爱也心疼的“威尼斯爷爷”。

在威尼斯的米艾诺岛上聚集了威尼斯最重要的玻璃作坊，大名鼎鼎的巴尔威家族的作坊创立于1860年，他们作品风格的华贵、繁复、夸张，使他们的手腕技术在19、20世纪已享誉世界。

这种纯手工作品每样只有一件，这也许是它珍贵性的重要元素。所以，当G带领我们到达一个玻璃作坊参观之后，当我看过如“威尼斯爷爷”那样的一个男人，把烧化如铁水的玻璃液体在几分钟之类，靠手腕的力量将其变为一匹“玻璃彩马”之后，我便毫不犹豫地化200欧元（合人民币1700多元）购了两只紫红色、镶有金丝、玉花的水晶玻璃杯，这是我一心想带给两个小女儿的“威尼斯爷爷”的礼物。

中午，在人潮涌动的岛街一家意大利餐馆，我们饱尝了旅行社赠送的一顿意式大餐，比萨饼、意大利面、提拉米苏糕点、冰激凌等。遗憾的是：当我们看着一大盘黑乎乎的意大利面时都没敢动刀叉，后得知这盘面是用墨斗鱼酱拌成。在国内我常吃的意面是西红柿酱，很美味，当望着一盘用海内动物墨斗鱼做酱拌成的面时，我和哥哥、哥哥10岁的外孙女全都“望面兴叹”、一口也吃不下了。唯有哥哥的女儿吃得津津有味，嘴巴里外一片黑乎乎，还让我给她拍张“长满黑胡子”的照片，用微信发了出去。

从某种意义而言，意大利面几乎成为意大利美食的符号。据说，意大利面仅形状就有400多种，因酱汁用料不同而颜色呈现红黄黑白绿，五彩缤纷。不仅每个地区都有独特口味，就是每个家庭也有自己的独特秘方。意大利人运用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原料，把一盘面做成了“世界统吃”。

中午一点，在乘大号轮渡船沿大水道离开水城、回眸再望威尼斯时，我心依然一片茫然：美丽的水城还能在这个世界存在多久？

4

德国豪华大巴载着我们12人，快乐前行，于16日下午5点到达文艺复兴的天堂古城佛罗伦萨。

19世纪后叶，佛罗伦萨曾做过5年意大利的首都，直到1871年首都迁往罗马。

14世纪到16世纪，在欧洲各地迅速蔓延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从这座古城开始的。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和发祥地，佛罗伦萨给现代人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历史记忆。

佛罗伦萨的旧译名叫“翡冷翠”，徐志摩的《翡冷翠一夜》说的就是佛罗伦萨。“翡冷翠”，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鲜花之城”。不过佛罗伦萨的基调并不真的如翡翠般嫩绿，这里最典型色彩是淡黄色的墙壁，深绿色的百叶窗，深红色的屋顶。除此，便是阳光下的蓝天白云。

令世人向往和震撼的是，至今只有40万人的佛罗伦萨，竟建有40所博物馆和美术馆，60多所宫殿及许许多多的大小教堂，收藏着难以计数的优秀艺术品和珍贵文物，因而又有“西方雅典”之称。乌菲齐和皮提美术馆举世闻名，世界美术最高学府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为世界第一所美术学院、蜚声全球，意大利绘画精华几乎全部荟萃于这座古老的城市。

“地导”Q先生是美藉台湾人。当他带领我们穿越依然保持着古罗马时期格局的市区时，

当我们置身在雕像林立的广场、教堂、宫殿和古建筑群的周围，望着那些用圣洁大理石砌成的钟楼、巍峨壮丽的宫墙、方型石块铺就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高耸的500年、600年前的古老房屋、房屋上陈旧的门窗、窗棂上掀起的厚重木板抑或暗紫色布幔，我倏忽就有进入一座中世纪城市的幻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古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佛罗伦萨整座城市几乎完整地保留着中世纪建筑风格，没有明显的修葺痕迹，宁静而古苍。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巷，似乎到处能够听见古老的石头踏响的岁月；梅迪奇老贵族的徽章悬在城市的老墙上，已成为佛市的市徽；而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应是米开朗基罗或者达•芬奇曾经走过的路径。穿越了两千年风雨的中世纪老城，时间仿佛已在这里凝固、止静。

拐进一条铺满方型小石块的古街，我们在老旧的高墙上，看到“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落满尘埃的画像。恩格斯曾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没有听到这些评价。

望着古宅老墙上低调的画像，我们能够听见的只能是诗人从中世纪故居的橱窗里飘出的吟诵《神曲》的声音……

古城犹令人神往的是：一大批裴声世界的艺术巨匠，曾经都积聚在佛罗伦萨，如：达•芬奇、但丁、伽利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多纳泰罗、乔托、薄伽丘、提香、马基亚维利（《君主论》的作者）等等。正是有了如此众多卓越的艺术家创造了大量的、闪耀着文艺复兴时代光芒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作品，才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艺术文化和思想的中心，并影响着整个世界。

Q带领我们来到佛罗伦萨最热闹的西纽利亚广场，也有人称米开朗基罗广场。

广场位于亚诺河对岸，是眺望佛罗伦萨的最佳地方。广场上维琪奥王宫门前耸立着两座高大的雕塑，其中一个是大卫像，大卫是米开朗基罗享誉世界的名作，全裸的大卫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眺望远方，神情坚毅。矫健、阳刚之美不禁使人遐想：米氏用四年时间完成的这尊举世闻名的雕像，融入了他生命自身怎样的激情？怎样的梦想？

走进广场，仰望中世纪以来第一座男性裸体雕像，透过那石头男人健美的臂肌和腹肌，你似乎可以看到他肌体里流动的血脉，看着那男人卷曲的头发、阴毛和肚脐，你感觉那石头的男人似乎有了呼吸……

但Q先生告诉我们：这座雕像是复制品，原作“大卫像”收藏在世界闻名的、佛罗伦萨最伟大的雕像美术馆____国立巴吉洛美术馆。

大卫雕像一旁另有一座天使持剑弑血的青铜塑像，青铜塑像在向世人警示罪恶之果；往前走，巨大的海力神与喷泉在维琪奥王宫前似咆哮似叮呤；而“祖国之父”柯西莫.梅迪奇的骑马雕像正睥睨全场；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年的六个石头仕女也正在阳光下起舞……

广场的一侧有高耸的钟楼，高得只有站在远处昂起头才能看清它的尖顶，巨大的罗马式古钟每逢正点发出低沉浑厚的钟声，神秘远古的钟声仿佛从遥远的天堂传来，顿时胁迫着一颗颗匆忙的心安顿下来，安顿下来的心刹时便有善与美的祈愿在生命的底里处幽升、再幽升。

我倏忽便想：千百年来，佛罗伦萨就是在这样的钟声中沉浸，在这样的钟声中审视自己的前世与今生……

5

维琪奥王宫本是佛罗伦萨著名的梅迪奇家族的住所。这座建筑的壮丽恢宏，也许在佛罗伦萨只能是唯一。

梅迪奇（也有译作美第奇、麦迪奇）家族对于佛罗伦萨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举足轻重。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这朵艺术奇葩，一开始就被酷爱艺术的商业巨子梅迪奇家族所保护，这一保护就是三百年。佛罗伦萨最为辉煌的时刻，要数文艺复兴时期，在梅迪奇家族的保护下，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长达三个世纪的佛罗伦萨历史与文化可以说是与梅迪奇家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 1737年梅迪奇家族最后一个统治者去世后，佛罗伦萨重又陷于欧洲最著名的封建王室______统治中欧600年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梅迪奇家族第一位成名的先祖应该是位药剂师，这一点也反映在梅氏家族的族徽上，族徽上的5个圆球其实最初代表着一些药丸，随着财富和荣耀的增涨，便发展成了后来的贵族章饰。

梅迪奇家族的财富、势力和影响，源于经商、从事羊毛加工和在毛纺同业公会中的活动。然而真正使梅迪奇发达起来的是金融事业。梅迪奇银行是欧洲最兴旺和最受尊敬的银行之一。梅迪奇家族以此为基础，进而跻身于政治、宗教，逐步走上了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上流社会的巅峰。 在这家名门望族中曾产生了三位教皇，多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一位托斯卡纳大公，两位法兰西王后以及其他一些英国王室成员。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家，多半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萨乔、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德拉瑞亚、米开朗琪罗、提香、曼坦尼亚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成为欧洲乃至人类共同的骄傲。或许我们应该了解，还有一个名字在这些文艺复兴巨匠的身后闪光，那就是——梅迪奇。事实上，在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学院里展览的许多作品，都是梅迪奇家族的收藏，有许多画像和雕刻其实就是艺术家们当年为这个家族的成员而作，佛罗伦萨最著名、藏品最丰富的乌菲齐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

梅迪奇家族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柯西莫•梅迪奇和洛伦佐•梅迪奇。

乔凡尼•梅迪奇是第一个进入银行业务的梅迪奇人，并且从他开始家族在佛罗伦萨政府有了一定影响力。到乔凡尼的儿子柯西莫•梅迪奇时，其家族已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非官方国家首脑（僭主）。柯西莫•梅迪奇(1389--1464)，不但扩大了父亲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享有更高的声望。据有关记载，乔凡尼去世时，留下了179221块金币，而从1434年到1471年的37里，梅迪奇家族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金币不下663755块，仅柯西莫一人负担的就有40多万块。

柯西莫所赞助的最有名的艺术家是多那太罗、吉贝尔蒂等人。他也是学者的朋友和保护人，他在家里接待著名学者费奇诺，任命他为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主席，将自己官邸附近的一栋住宅送给他，以便享受和他的交往之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这样评价柯西莫：他“认识到柏拉图哲学是古代思想界最美丽的花朵，以同样的信念感悟友人，并在人文主义集团内部促进了另一重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复兴，这种特殊的荣誉是属于柯西莫的。”他去世时备受哀荣，全城为他送葬，在城邦政府的指令下，他的石碑上刻着“国父”的字样。

洛伦佐•梅迪奇（1449年--1492年）是文艺复兴盛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黄金时代里洛伦佐领导着佛罗伦萨。他是柯西莫的孙子。是这个家族最出名的人，史称“豪华者洛伦佐”。1469年，他成为梅迪奇家族的继承人。

著名艺术家波提切利是梅迪奇家族最宠爱的画师，称誉世界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就是受洛伦佐的堂兄弟的委托而作，用来装饰其乡村别墅。波提切利反映洛伦佐堂兄朱利亚诺之死的作品《维纳斯与马尔斯》（现藏于伦敦国立画廊）即是洛伦佐追念手足之情，请求波提切利创作的。画中的马尔斯与维纳斯分别代表了朱利亚诺和先他两年死于肺病的情人西蒙娜塔。

比起先人，洛伦佐的文化修养无疑更胜一筹。他自己就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艺术评论家，身旁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他赞助过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是达•芬奇，而米开朗琪罗，更是一生都和梅迪奇家族密切相关。

洛伦佐最先注意到了才华早露的米开朗琪罗，对他倍加重视和爱护。这个14岁的少年出入洛伦佐的宫殿，学习、观摩大量的艺术品，并与当时最有名望的人文主义学者、诗人交往相处，这对一个少年的技法、视野及价值观的影响不言而喻。

1519－1534年，中年的米开朗琪罗受出身于梅迪奇的教皇利奥十世委托，在佛罗伦萨创作了他生平最伟大的作品——圣洛伦佐教堂里的梅迪奇家族陵墓群雕。这项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著名的《昼》、《夜》、《晨》、《暮》四座雕像就安放在陵墓的石棺上。陵墓还有一座雕像，表现的正是洛伦佐•梅迪奇：英俊的面容，华美的衣饰映衬着深沉的忧思。或许，这就是艺术家对他第一位保护人的理解吧______及时行乐的放纵与精明睿智的沉思并行不悖。

1492年4月，“豪华者”洛伦佐死于胃病，享年44岁。马基雅维里的史学名作《佛罗伦萨史》也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给予洛伦佐的评价是：“（他）享有上帝和命运之神赐给他的许多恩惠，他举办的一切事业结果都很兴旺发达，他的敌人则常遭不幸……在佛罗伦萨，甚至在全意大利，从没有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像他这样出名，也还没有一个人的去世引起这样普遍的哀痛……”

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迅速陷入混乱，梅迪奇家族在1494年和1527年两次被驱逐，两次卷土重来，对这个城市又顽强地统治了数百年，依然为赞助文化艺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修建教堂及公共设施，奖掖文化，网罗并资助艺术家，收藏图书、手稿并对公众开放，广泛涉及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

除了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成就，梅迪奇家族还赞助了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天才。

这些惊人的成就使得梅迪奇家族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

“我们不能说，没有梅迪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但没有梅迪奇家族，意大利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这句话让我深深地沉吟。

6

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地标，又称佛罗伦萨大教堂。

长153米、高106米、宽90米的百花大教堂为欧洲第四大教堂。

杜奥莫大教堂、乔托钟楼和八角形的圣乔凡尼洗礼堂同在一个大广场上，三座大的建筑构成一体，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西欧下午5时的阳光依然温柔而明亮，阳光下的百花大教堂优显高贵、安详。教堂外墙由粉红色、绿色和奶油白三色大理石砌成，故又被称为“花的圣母寺”和花之圣母大教堂。百花大教堂穹顶上的巨型壁画《最后的审判》是16世纪艺术巨匠瓦萨利之作。从百花圣母大教堂开始，欧洲建筑正式从“哥特时代”进入“文艺复兴时代”。

Q先生告诉我们：百花圣母大教堂是1296年开始建造，前后花了150多年时间，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最后完工。教堂外顶中央巨大的橙红色圆顶是第一座文艺复兴式建筑，花了47年的时间才完成，是文艺复兴圆顶建筑的楷模。

圆顶建成百年后，米开朗基罗在罗马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时曾说：“我可以盖个比翡冷翠教堂圆顶更大的圆顶，但绝无法企及上它的美。” 这座穹顶在建成60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世界上唯一不用任何木架和金属件、只用砖和灰泥砌造的最大穹顶。

意大利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多得数不胜数，百花大教堂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无论是热闹繁华的白日，还是繁星高挂的夜晚，百花大教堂带给人们的只是神圣与安详。

百花大教堂旁边82米高的钟楼，是由建筑家乔托于1334年开始建造，故也称乔托钟楼。外观四角形的柱状塔楼，底部有精致的浮雕，塔楼内有290级楼梯（也有人说414阶），直达塔顶。

百花大教堂侧面有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幼儿园_____育婴楼。育婴楼是当年建造百花大教堂时，为那些忙碌的母亲们定时过来喂养婴儿母乳和食品的地方

百花大教堂对面的圣乔凡尼洗礼堂呈八角形，建于5世纪--8世纪间，是罗马式建筑的代表。诗人但丁、梅迪奇家族的人都在此受洗。洗礼堂最具观光价值的就是三面青铜门浮雕，其中东侧礼拜门是由吉尔伯提自425年起花27年时间所制作，10幅青铜锍金浮雕均为描述亚当和夏娃及《旧约》圣经的故事。当年，米开朗基罗路过这里，看到此镀金浮雕，非常感动，说：“这扇门雕得太漂亮了！应放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后来，东侧礼拜门即被誉为“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如今被铁护栏围着，因为抚摸的人太多，我和家兄只能隔着护栏凝视那门，我们凝视了很久、很久。

佛罗伦萨也是意大利皮革的故乡，地图上意大利的样子就像一只高筒皮靴。意大利人自古以来酷爱制作皮具，自中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的工匠们就在手工作坊里慢慢地研磨皮革的工艺奥妙，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如今依旧是他们谋生的方式。

佛罗伦萨有数千家传统手工皮革作坊，据说街上的皮革商店多过米店，世界顶尖品牌的皮草行几乎有一半都在意大利。在快速消费的时代，意大利工匠们依旧坚持手工制作，每件商品都可谓独具匠心，而且绝无雷同。许多精美绝伦的皮鞋皮包在法国“老佛爷”和“巴黎春天”大型百货公司是买不到的。

无奈我们在佛罗伦萨停留的时间太短，已没有时间去感受那些百年老店的制鞋匠们不凡的手艺，更没有时间去体会“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佛罗伦萨与生俱来的生命气息，只能是在“归去来兮”的匆匆中，由导游带领、在有着梅迪奇家族族徽的一家大型皮具店，我为孩子们购买了4只“梅迪奇”皮手包和两双皮鞋，虽价格昂贵，但有信任和纪念的心情。

7

8月17日早8点半我们从佛罗伦萨THE GATE酒店出发，前往罗马。

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车程中，好客的德国司机K先生在巴士视屏上为我们播放一部有关盖乌斯. 屋大维艰苦征战并开创罗马帝国的影片，而谙熟欧洲史的导游韦晓东不时通过麦克风向我们介绍着千古罗马，在影片的导引和晓东清晰柔亮的广西普通话中，我们一步步在走向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今意大利首都罗马_____

罗马帝国自盖乌斯•屋大维于公元前27年开创帝国制度、创立元首制始（那时称奥古斯都），至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十一世时，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为止，存在近1500年，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中国史书称为大秦。

罗马帝国可以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罗马的扩张使罗马超出了一个城邦的概念，成为一个帝国。罗马疆域的全盛时期是图拉真在位末年（公元117年），罗马帝国此时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约1.2亿，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

今日之罗马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约300万人口，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建城历史悠久而被称为“永恒之城”。罗马位于意大利半岛中西部，台伯河下游平原的七座小山丘上，故也被称为“七丘之城”。

罗马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有700多座教堂与修道院，7所天主教大学，市内的梵蒂冈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廷的驻地。罗马与佛罗伦萨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现今仍保存有相当丰富的文艺复兴与巴洛克风貌；1980年，罗马的历史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怀着对古罗马文明朝圣般的心情，我们走向罗马。

然而，中午12点进入罗马边城时，印象却不佳。主要是与我们心中想像的古罗马期愿有悖，具体就是感觉街道规划有些凌乱，路旁的房屋不具特色，象中国随处可见的六层板楼。最惊讶的是街道上横竖停放着一辆辆“蚂蚱车”，即那些在中国城市已很难见到的两缸小汽车。

我想，讲排场的、比谁更“土豪”的中国人，谁现在还开这种“小蚂蚱”车呢？可罗马人满街开的大都是这种车。

是消费理念的不同还是价值观的差异？抑或别的什么原因？

“罗马没有多少停车场，更没有地下停车厂，因为地下全是古罗马遗址，一点都不能随便动土。没有地方停车是罗马人的苦恼，车大了更苦恼。”从前排坐椅上传来了导游韦晓东清亮柔软的南音。晓东大约从眼前凌乱的街景、随意的停车中发现了我们心中的疑虑，她开始向我们解释罗马，“罗马分古城区和新区，我们要去参观的梵蒂冈和古罗马斗兽场都位于古城区，新城区都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你们往路西看，那高大的绿树叫地中海松。”

随着晓东的声音，我们从缓慢移动的车窗外，看到一棵棵挺拔的松树如巨大的伞蓬一样，沿城市的路边蜿蜒、延伸，时而看到路边树下摆放的垃圾筒高大得如一间间小房屋，一排七八个垃圾筒都被擦洗得一尘不染，没有气味更没有苍蝇。这使我想到国内随处可见的垃圾筒旁污水横流、脏物遍地、臭气熏天、苍蝇成堆。文明在这里显出了差距。

匆匆在一家中餐馆用完五菜一汤、白米饭后，我们便直奔罗马市中心的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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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是一个城中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四面都与罗马市区接壤。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故宫和天安门广场面积的五分之三；梵蒂冈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现有1000人，全部是神职人员。教皇为梵蒂冈国家元首，当选后终身任职，不可罢免。国家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等。

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拥有许多世上最璀灿的作品。虽然梵蒂冈在地理上是一个小国，但因天主教在全球庞大的信仰人口，使其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拥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

梵蒂冈的国防力量分为瑞士近卫队以及梵蒂冈宪兵，瑞士近卫队人数约为110人，负责保护教宗、显要人物及所有属于教宗的建筑。梵蒂冈宪兵人数约为130人，负责梵蒂冈城的社会秩序、边境管制、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及警务工作。

1929年6月7日，意大利承认梵蒂冈独立。梵蒂冈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派有常驻观察员，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罗马派有驻梵蒂冈的使节。

梵蒂冈有自己国家的邮政、电讯系统，设有国际信息通讯社和梵蒂冈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建成于1957年，它的电台每天24小时以36种语言向全世界各地广播。梵蒂冈有自己的报纸《罗马观察家报》、《教廷文汇》月刊，每年还出版《教廷年鉴》。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讲拉丁语的国家。

梵蒂冈没有工业、农业、没有资源，但它却有人均GDP6.5万美元（美国为4.5万美元，欧洲为2.5万美元，中国为2000美元）的经济富有。

梵蒂冈，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就在罗马城西北角耶稣门徒圣彼得殉难处建立了君士坦丁大教堂，以示纪念；一千二百年后尼古拉五世颁发重建命令，之后就是长达120年的重建，先后由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主持设计施工，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德拉•波尔塔、卡洛•马泰尔都先后来到了这片圣地。在这120年中，所有的教皇也都为大教堂的建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很多教皇死后也都葬在了圣彼得大教堂内。

1626年11月18日，庄严辉煌的圣彼得大教堂宣告落成，成为世界天主教会举行最隆重仪式的场所。圣彼得大教堂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总面积2.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高45.4米，长约211米，最多可容纳近6万人同时祈祷。

教堂前面是能容纳30万人的圣彼得广场，广场长340米、宽240米，被两个半圆形的长廊环绕，每个长廊由284根高大的圆石柱支撑着长廊的顶，顶上有142个教会史上有名的圣者的雕像。公元1667年主持广场设计施工的是一位那不勒斯人，是他赋予了广场上这些排成四行的数百根托斯卡拉式柱子永恒的生命，柱子上方那美妙绝伦的圣者塑像四百年来一直诉说着当年这个才华横溢的建筑天才的名字：贝尔尼尼——巴洛克艺术之父。

广场中间耸立着一座41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856年竖起的，它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方尖碑两旁各有一座美丽的喷泉，涓涓的清泉象征着上帝赋予教徒的生命之水。所有走进圣彼得广场的人无不为这宏大的场面而感慨。

圣彼得大教堂门前左边树立着圣彼得高大的雕像，他神情自若、面带微笑，右手握着两把耶稣送给他的通向天堂的金钥匙,左手拿着一卷耶稣给他的圣旨。他头上的缕缕卷发、脸

上的根根皱纹、下巴上的撮撮胡须和身上的层层长袍无一不被雕琢得栩栩如生。

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也是耶稣最亲密和忠诚的门徒。1940年梵蒂冈的发掘者声称，他们在圣坛下发现了彼德的遗骨，他们隆重地把彼得遗骨埋在了教堂内。彼得是罗马大火后许多基督徒殉难者之一。根据记载，由于彼得的请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头朝下，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和耶稣以同样的方式去赴死。

无数人站在彼得雕像前，默默地感受信仰的力量。

9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最大的教堂，也是世界最大圆顶建筑物，大教堂的外形是一座典型的十字架建筑，圆顶的十字塔尖距地面136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圆顶。

罗马的正午，骄阳艳艳。人们衣冠整齐地（不允许穿短裤、背心、拖鞋）在广场外排队，秩序安好地徐徐进入教堂。在大教堂左边的大门有皇家卫队守护，卫士们个个高大魁梧，他们身穿红黄蓝三色条纹的古代骑士服装，手握长戟，威风凛凛。他们都是瑞士人，据说在16世纪初教皇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进攻，为了保卫教皇，100多个瑞士卫兵战死在教堂外，瑞士卫兵的真诚深深感动了教皇，于是决定世世代代雇佣瑞士卫兵保卫教堂。

走进圣彼得大教堂的正堂，立刻被高悬如天堂般的穹顶所震慑。这座直径41米、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圆顶内部，无与伦比的奢华装饰令人惊叹不已！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大厅是何等的宏伟，仿佛走进一个室内体育场。满眼望去不是金碧辉煌的壁画和装饰，就是惟妙惟肖的雕像和大理石浮雕，就像进入了一座宏大的博物馆。有人说，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如果事前不做些功课，到这儿来可就只能是观其皮毛。

我就是一个事前没做功课的人，我只能是被扑面而来的辉煌所震撼，也只能是被这神秘伟大的艺术所折服。教堂内遍布的光洁大理石、镀金装饰的墙壁、玛赛克铺就的天花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贝尔尼尼等艺术家的壁画和雕塑……满眼的金碧辉煌使人有些眩晕。

我在眩晕中看到贝尔尼尼创作的青铜华盖覆盖着的教皇祭坛。那四根足有五层楼房高的、扭曲的铜柱体伫立在祭坛四边，异常繁复华丽的螺旋形铜柱让人感受着巨大的神秘、庄严和强韧，祭坛下面就是圣彼得的墓穴，墓前跪着教皇尼奥六世雕像。祭坛上方有一扇明亮的窗子，彩色玻璃制作的、象征着圣灵的鸽子，正经过阳光透射的窗棂飞翔而来。窗棂下面装饰着巨大的圣彼得的镀铜坐椅，那是贝尔尼尼的惊世之作。祭坛前面半圆形围栏上的99盏长明灯，昼夜不息。

我在眩晕中来到大教堂北边的通道，那里陈列着米开朗基罗1499年的著名作品《圣殇》。作品呈现的是耶稣刚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情景，圣母玛利亚用双膝支撑着耶稣柔软无力的遗体。孱弱的母亲抱着儿子的遗体，这是一个极其悲恸、惨烈的时刻。

然而，雕像中的圣母玛利亚被米开朗基罗塑造成年轻、平静也哀伤的女子，以往愁苦的老妇人形象被替代。据说米氏对此作过这样的解释：纯洁如少女的玛丽亚受上帝保护，她永远是年轻的；他被但丁的《神曲》所感动，他愿意让雕像中的玛利亚更富有情感。

我看到在玛利亚胸前斜挎的肩带上刻着一长串字母MICHAELA[N]GELUS BONAROTUS FLORENTIN[US] FACIEBA[T] 。导游告诉我们，这串字母的意思是说“这是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原来，此雕塑是米开朗基罗在24岁时，化两年时间为一位红衣主教的葬礼而做的，后被移到圣彼得大教堂。在作品放置的初期他听到人们在评论说它是另一位雕塑家索拉里的作品，年轻气盛的米开朗基罗一气之下，当晚就在雕塑上刻上了这串字母。后来他很后悔自己的鲁莽，发誓以后不再在作品上签名，所以这是米开朗基罗唯一一件署名的作品。

在这座重达3顿的作品前，望着眼前的救赎与受难、慈爱与惨别，我默默地站了很久……

10

罗马，一个古老的名字，它又被誉为“万城之城”，这殊荣是罗马帝国的荣耀。历史的深远恢宏、天主教廷长达千年的至高无上构成了罗马近2500年的辉煌。在这片世界文化的发源地上，沉淀了数千年历史的遗迹，丰富的文化遗产使罗马大地四处响彻着古老的声音。

公元756--1870年罗马一直为教皇国的首都，1870年意大利王国统一后成为意大利首都，教皇国退至梵蒂冈，直到1929年意大利承认梵蒂冈独立。如今，占城区面积40%的古罗马城集聚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如帝国元老院、君士坦丁凯旋门、纪功柱、弗拉维安半圆形剧场、罗马斗兽场、万神殿、许愿池、西班牙广场、祖国祭坛、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等等，罗马古城酷似一座巨型的露天历史博物馆。

从梵蒂冈参观出来，我们便来到古罗马露天竞技场。竞技场位于罗马市中心威尼斯广场东南面，是世界八大名胜之一，也称斗兽场。建于公元72至82年间的斗兽场，是由4万名战俘用10年时间建造完成的。这座椭圆形的建筑物占地约2万平方米，周长576米，围墙高57米，相当于现代19层楼房的高度。这座庞大的建筑可以容纳近九万观众，是古罗马帝国的象征。

斗兽场是古罗马帝国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观看人与兽或奴隶与奴隶角斗的地方。

这个用10万立方石头垒起的庞然大物，竟用了300吨铁来制造将石头连接起来的抓钩。

从外部看，斗兽场是由一系列3层的环形拱廊组成，每层分别有80个拱门，最高的第4层是顶阁，是给地位最低下的社会成员准备的：女人、奴隶和穷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古罗马建筑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拱券结构。一系列的拱、券和恰当安排的椭圆形建筑构件使整座建筑极为坚固。竞技场设计了宽敞的阶梯和走廊，在每一个拱门的入口处都有标有数字，观众们从第一层的80个拱门入口处进入斗兽场，另有160个出口遍布于每一层的各级座位，被称为吐口，观众可以通过它们涌进和涌出，人群能够被快速疏散，据说这里只需15分钟就可以将5万人全部清空。

据有关记载，斗兽场建成时罗马人举行了为期100天的庆祝活动，古罗马统治者组织、驱使5000头猛兽与3000名奴隶、战俘、罪犯上场“表演”，这种人与兽、人与人的血腥大厮杀居然持续了100天，直到这5000头猛兽和3000条人命自相残杀、同归于尽。无怪乎有人说，只要你在角斗台上随便抓一把泥土，放在手中一捏，就可以看到印在掌上的斑斑血迹。

与现代建筑美学相比，斗兽场的建筑设计并不落后。而事实上，两千年后的今天，每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体育场馆，都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一些古罗马斗兽场的设计风格。

斗兽场在许多世纪前的地震中部分倒塌了，但如今仍可看到当时角斗士们格斗所用的场地。

斗兽场的功能性设计非常合理，角斗士从何处出入，在哪里休息，猛兽关在哪里，死伤者从何处抬出，都有清晰的分布。

也许，我们早已通过电影和书籍等媒介，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人与兽之间的残酷格斗和搏杀。 对于罗马贵族来说，最残酷的格斗毫无疑问是他们最为激动和寻求的快感。打斗者带有戟或短剑，大部分斗士都是奴隶和犯人，也有为了挣钱而自愿前来格斗的，他们都受过专门训练。格斗分为多种：最有名的是决斗是持三叉戟和网的角斗士，对决带刀和盾的罗马武士，带网的角斗士要用网缠住对手再用三叉戟把他杀死；带着头盔、手持短剑盾牌的斗士则拼命追赶想战胜他的对手。最后，失败的一方要恳求看台上的人大发慈悲，这些观众们决定着他的命运，假如他们挥舞着手巾，他就能被免死；假如这些人手掌向下，那就意味着要他死。

斗兽场也是古罗马举行人与兽表演的地方，参加的角斗士要与一只野兽抑或是疯牛搏斗，直到一方死亡为止。

人与兽或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残酷的搏斗表演，直到公元523年才被完全禁止。

站在庞然、高耸的斗兽场外，抚摸从两千年外一路走来的苍然和斑驳，我在心底倏忽一叹：人类文明的前行需要怎样的鲜血和生命交换？！

11

离开斗兽场，我们来到了西班牙广场旁边的西班牙阶梯。

西班牙阶梯无疑是罗马最长、最宽的阶梯，总共有138阶。公元1725年由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资助建造完成的平缓也平常的户外石台阶，之所以成为罗马一景，并不是它有多少景观价值，它的出名应得益于一部美国电影《罗马假日》。1953年由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浪漫爱情片《罗马假日》，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国的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电影风靡世界后，取景有这条石台阶的西班牙阶梯也就风靡为旅游景点。

我和家兄没有登这138阶台阶，我们乘电梯到了它的高处。而家兄的女儿和10岁的孙女，大约没用10分钟就登上了最高一阶。

从西班牙阶梯下来，我们来到罗马著名的特莱维喷泉，人潮涌动的喷泉当年依然是电影《罗马假日》的经典镜头。特莱维喷泉是罗马市内三千喷泉中最大的一个喷泉，电影《罗马假日》风靡全球后更成为罗马最著名的喷泉。

喷泉背靠海神宫，海神宫高达近30米。海神宫正中是威严的海神雕像，伴其左右的是两尊水神。海神像是1762 年由雕刻家伯拉奇设计建造，共花了三十年才完成，它是罗马的象征之一。群雕的基座是一片看似零乱的海礁、贝壳，奔腾的海马在咆哮的海水中拉着海神乘坐的庞大贝壳海船，右边的水神像上浮雕着四位代表四季的仕女像。群雕是力量的向征，而众多形象的繁复、逼真，使人仿佛能听见近在耳畔的马嘶海啸。

这个250年前的古迹，原本只是向人们叙说一个神话片断，不想后人们却不断地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在罗马城数千余座喷泉中，也只有这座喷泉负载着芸芸众生对生活的种种祈愿，以至使它的本名“特莱维”（三叉路）渐渐地在人们心中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许愿池”。

许愿池最早也只寄托旅人对罗马的热爱和留恋，传说只要背对喷泉从肩以上抛一枚硬币到水池里，就有机会再次访问罗马。但不知从何时起，它又承担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心愿。

许愿池旁的石阶上，人群层层叠叠。很多旅游者往池里抛着硬币，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背对喷泉。我想，对虔诚的歧意理解是难有心愿成真的，熙熙攘攘之后只会空梦一场。

我没有“再返罗马”的奢望，也就没有往池中抛硬币。我只想从罗马带回一张画，送给我儿子的岳父，这是走时再三受托的事情。从许愿池上来，拐角就有一位罗马中年女画家，坐在街边画水粉和油画，一幅25厘米宽35厘米长、表现古罗马斗兽场的油画立即吸引了我。在侄女与画家一番对话后，原本要30欧元、最后以25欧元成交。

画纸不能折叠，只能用一张硬纸板衬着，用塑料袋提着，天上、地下，万里迢迢地带回了这幅油画，酷爱收藏各类艺术品的亲家公随即在裱画店不惜用高档欧式镜框装裱了这幅画。

也许，这是对罗马最好的念记吧。

8月18日是乘车最漫长的一天。早8点45分我们从罗马BgH大酒店出发，经历了长达9个小时的车程，下午5点20分到达意大利北方大城米兰。

导游韦晓东一路都在介绍米兰。

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也是欧洲人口最密集与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世界八大国际都会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和GDP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米兰都会区GDP占意大利全国GDP的四分之一。

米兰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时装著名品牌，世界所有著名时装在此设立有机构；米兰是世界四大时尚之都之首，这里是全球设计师向往的地方。

仅有180万居民的米兰，拥有四个机场，100多个火车站，仅市区就有24座客运火车站；米兰还拥有287公里的有轨电车轨道，是世界上拥有有轨电车轨道最长的城市。

米兰不仅是世界经济强市，还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米兰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城市今天依然保留着600年前的建造格局。达.芬奇在这里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也即世界第二大教堂--米兰大教堂是米兰精神的源泉；世界最为著名的斯卡拉大剧院代表着世界歌剧之巅，《图兰朵》《蝴蝶夫人》等400多部著名歌剧在此首演；米兰是著名的足球之城，两只著名的球队AC米兰、国际米兰世界闻名，AC米兰曾迎来了“米兰王朝”时代，世界足球先生罗纳尔多、阿根廷射手克雷斯波等多位世界级球员都曾服务于国际米兰。两支球队经历百年风吹雨打，始终屹立于欧洲乃至世界顶端。

米兰还是世界天主教的重镇。一千多年前，罗马皇帝在此颁布了《米兰赦令》，从此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米兰教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区，曾出过多位教皇，米兰大主教在天主教界举足轻重……

说不尽的米兰，想象不出的米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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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每到一个地方，所看到的最辉煌、最耀眼、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建筑，无疑是那些各具特色的教堂。于是有人说，欧洲之旅也是“教堂之旅”。

欧洲的教堂不仅仅是建筑艺术的体现，更是综合反映了欧洲文化和欧洲历史的深刻内涵。不论你在欧洲哪个地方访问或旅游，参观教堂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我还沉浸在百花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的震撼中时，米兰大教堂就又巍峨云天般矗立在眼前。放眼望去，米兰大教堂如一束白色火焰，呼呼地升腾着，直飞云霄。

雄伟壮观的米兰大教堂，为世界第二大教堂，仅次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纷繁复杂的塔尖，独特华丽的设计，这座让达芬奇以及德国、法国、 意大利等诸多建筑师为其苦思冥想的世界级建筑，呈现出无比的力量。仰望眼前这束凝固的“白色火焰”，你分明感到它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精神的象征，更是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象征，独特艺术的象征，梦想与创造的象征，伟大米兰的象征。

仰望眼前耸入云天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你一定会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赞叹：“米兰大教堂是一首用大理石写就的诗。”

米兰大教堂始建于公元1386年，公元1500年完成拱顶，1774年中央塔上的镀金圣母玛丽亚雕像就位，1805年拿破仑在米兰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1813年教堂的大部分建筑完工。1897年主体完工，至1965年教堂正面最后一座铜门被安装。从始建到全部竣工历时近600年！伟大的米兰精神与信仰！

教堂长158米，最宽处93米。塔尖最高处达108.5米。总面积1.17万平方米，可容纳近4万人进行祈祷。

踞地接天的米兰大教堂，135个尖塔像燃烧的白色火焰飞腾入天，更像浓密的塔林直指苍穹，云天里的每个塔尖上都有神的雕像。教堂内外墙上到处雕刻着圣人、圣女，共有6000多座！仅教堂外部的尖拱、壁柱、花窗棂上就雕刻着2245尊雕像。

6000尊雕像是米兰大教堂展示给人类的巨大奇迹。

站在米兰大数堂广场，遥望108米的最高塔尖，塔尖上屹立的金色圣母玛利亚雕像于1774年建成，高4.2米，为镀金铜像，圣母身裹3900多片金叶片，重700多公斤。象征博爱的圣母像在阳光下格外灿烂、壮丽。这是所有米兰人的共同标记。

教堂大厅内全靠两边的侧窗采光，窗细而长，上嵌彩色玻璃，光线幽暗而神秘。米兰大教堂的玻璃窗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约20米，共有24扇，玻璃上的彩画主要以耶稣故事作为主题，正中的阳光彩图寓意正义和仁爱，这些彩色玻璃造于500多年前，至今仍光彩夺目。当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射入教堂时，霎时，让人明白宗教的美原来可以这样宣示。

教堂大厅供奉着十五世纪时米兰大主教的遗体，头部是白银筑就，躯体是主教真身。

传说屋顶藏有一枚钉死耶稣的钉子，教徒们为纪念耶稣，每年要取下钉子朝拜三天。当时著名科学家和画家达•芬奇为取送这枚钉子而发明了升降机。这便是我们今天电梯的前身。

屋顶上还有一小洞，地上固定着一根金属嵌条，每天中午阳光由小洞射入，正好落在金属条上，被称为“太阳钟”。建于1786年的太阳钟，300多年每天都可准确地标出正午时分。

教堂大堂免收门票，乘坐电梯上教堂顶楼需每人10欧元，走楼梯6欧元，可匆忙中我们一行好像没人上顶楼便又慌慌张张奔进维多利奥•埃玛努埃尔二世长廊。

米兰有世界时尚之都的美誉，拿破仑大街上的时装商店举世闻名，埃马努埃尔二世长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建于1865--1877年的长廊呈十字形，长196米，宽47米，高47米。廊顶呈拱圆形，顶上装有彩色玻璃棚。地面是用大理石铺成的马赛克图案。巨大的拱形建筑富丽堂皇，长廊内有装潢考究的金银首饰、时装、礼品店、餐馆，咖啡厅和书店。这里聚集了众多世界顶级品牌名店。在这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时尚的购物中心，囊中羞涩的我没敢在任何一家店面停留。

匆匆穿过埃玛努埃尔二世长廊我来到斯卡拉广场。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天才艺术家的雕像就矗立在广场南面。达芬奇曾于1482至1499年期间在米兰生活，并效力于米兰宫廷。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达•芬奇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奇才，他对各个领域的知识几乎是无师自通，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是绘画。他的杰作《蒙娜丽莎》、《抱银鼠的女子》、和《最后的晚餐》，体现了他精湛的艺术造诣。他还擅长雕刻、音乐，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达•芬奇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是大自然的奇妙作品，画家应以人为绘画对象的核心。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人，而他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将人物肖像画得和照相机拍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家。

1930年还流经米兰的古老运河上的水闸就是由这位大师设计的。他是米兰人骄傲的记忆。

达•芬奇于1452年4月15日诞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海滨小镇、名为安奇亚诺的小村庄。达•芬奇是个私生子。父亲是佛罗伦萨有名的公证人。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孩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就学会弹七弦琴和吹奏长笛。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美称。

达•芬奇14岁就师从著名的艺术家韦罗基奥，开始系统地学习造型艺术。韦罗基奥的作坊是当时佛罗伦萨著名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这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在这里，达•芬奇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开始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20岁时达•芬奇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

1500年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创作《蒙娜丽莎》。之后再去米兰，并继续服务于米兰宫廷； 1515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重新占领米兰，邀请达•芬奇赴法国并聘请他为宫廷画家；1519年达•芬奇客死异国，终年67岁。

达•芬奇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厌恶与女性来往，终身未婚。他习惯左手，并从右到左倒着书写（镜像书写）。他喜欢穿粉红色外套，在胡须上毫无顾忌地涂上五颜六色。

达•芬奇最钟爱的学生弗朗西斯科•梅尔兹，是意大利伦巴第区出生的贵族青年。达•芬奇临终前将所有绘画作品和大量手稿都托付给了他。梅尔兹说：“达•芬奇的死，对每一个人都是损失，造物主无力再造出一个像他这样的天才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瓦萨里对达•芬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这样赞美道：“上天有时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令他之所以无不超群绝伦，显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列奥纳多正是如此。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可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达•芬奇的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他逝世之后近600年间，人类对他的研究与探索依然不断。而对于他的祖国意大利来说，他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在这个国家，红酒、家具、餐厅、酒店、机场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物不可胜数。意大利著名品牌Leonardo Di Gasun（中译老人头）也是以他的自画像做为Logo的。

斯卡拉广场，鸽子群和人一起漫步。我静静地伫立在达•芬奇雕像前，面对着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师，我心中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