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经济的账

新概念的作文大赛

一转眼，新概念作文大赛到了第十届，想想有点不可思议，竟然搞出这么大动静，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也没什么大错。后生可畏，当初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现如今一个个都成了人物。常常听人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培养了他们，给了年轻人一个发展机会，而《萌芽》杂志也因此成为新进作家的摇篮，或者说是文学青少年的黄埔军校。这些赞美都不算太离谱，不过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更应该感谢参赛的那些中学生，是他们把事给闹大的，是他们在后来做出了可喜的文学实绩，结果就是《萌芽》坐收渔利，货真价实地跟着沾光。

能够连续充当十年评委的作家，据说我是唯一的一名，因为这个，屡屡受到表扬。记忆中，自然是第一届当评委的印象最深刻，当时跟着方方和铁凝两位女士，在认真评审的过程中，一次次开小差往宜家奔，乡下人一样大开眼界。上海人肯定在背后笑话，谁让我们是外地人呢，又赶巧都是刚装修过房子。第一届评委中外地作家就三个人，大学的教授们不屑与写小说的厮混。那时候，小资情调的宜家刚开张，人气火爆琳琅满目，铁凝一个劲劝我以后应该经常光顾，而且最好能从单位弄辆汽车过来，这建议完全是天方夜谭，显然高估了我的能耐。

说出来有些难为情，第一次当评委印象深刻就两件事，一是去宜家，一是看稿子。看稿要好几天，一遍遍地看，有时还要讨论，得理不饶人地争上几句，像捞鱼一样地把已刷掉的选手再捡回来。我们三个人观点差不多，喜恶近似，私下偷偷商议，天知道这大赛还能办多久，既然已到上海来了，大家相约共同进退。

很快证明铁凝这人根本靠不住，她太忙了，说不来就不来。接下来几届，我和方方成了稀有品种，不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反正也是有点信心不足。作家变得兵强马壮是后来的事，说老实话，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好的前景。有段日子，我们总是担心大赛会难以为继，会虎头蛇尾，我和方方心虚地再次结盟，说好以后要来一起来，要退一起退，免得留下一个人像傻瓜。

如今说起这些，仿佛老红军回忆爬雪山过草地，大赛的成功远远超过所有人想象。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老评委，我也想不太明白。也许，因为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地，作文大赛悄悄完成了过渡，完成了一个革命性飞跃。在一开始，大赛的亮点只是得奖者免试直升大学，直接进入北大清华复旦，可是经过十年努力，进不进大学已不再是最重要。化腐朽为神奇，大赛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成为展示自己的平台，文学少年开始对它真正地认同，他们喜欢上了它，乐意在这登台亮相。

必也正名乎

安装纱门纱窗防盗网，得先缴部分预付款，小老板开了一张收据，赫然写着收到“叶总”人民币若干。看了不禁失笑，自从记事，被人喊这叫那，唯有“叶总”如雷贯耳。印象中，“总”这个字非同小可，不是一般人消受得起。

当然这是童年记忆，人往往记好不记坏，其实小时候看电影，常常听到老百姓喊“老总”，当然那是匪兵。十多年前去深圳，拜见一位在那艰苦创业的朋友，手下七八个人，个个都是经理，都是老板。他是领导，姓庞，自然就是庞总。一听庞总我便肃然起敬，朋友说，生意场上的称呼，谁当真就是脑子进水，而且牛的人早改叫董事长。

庞总后来锦衣还乡，回南京当了寓公，虽然赋闲，头衔依旧。他有个不肯用功读书的侄儿，大学考不上，整天闹着要开店当老板，结果做什么生意都赔，天生一个败家子。这孩子有点缺心眼，人生理想就是当老板，只要有人喊老板就高兴，一高兴就脑袋发烫忘乎所以，亏多少钱都能坦然处之。庞总厌倦了商场搏杀，经常拿点赞助出来让侄儿玩，赔不赔钱也就听天由命。

我是个苦孩子出身，不至于被人叫了一声“总”，就立刻忘乎所以。到最后结账，小老板又一口一个叶总，我说能否不要再这么叫唤，难道看不出来我不像吗。说完了便后悔，我知道小老板也没觉得我像，人家也就是随口这么一喊，哄你一个高兴，真把它当回事，那是自作多情自取其辱。

匆匆付钱，留了个心眼，说别多算，别把人当冤大头，我的银子都是一个个字苦出来。小老板一脸诚意，信誓旦旦去了，我想想不对，似乎有点猫腻，找出计算器核对，多收一千多块钱。连忙打电话追讨，好在小老板还厚道，还肯认账，连声说算错了。

我因此感到得意，对老婆说自己幸好不是叶总，真要是，做人难免摆谱高调，放不下这架子，也不好意思追讨查账，当老总得有点派头不是。前些天，有机会与庞总一起喝茶，感觉良好地把故事说给他听。他冷笑说这有啥可得意，这年头，骗人和被人骗很正常。你们不过是半斤和八两，都傻，多要你的钱，那是你傻，把钱退给你，那是他傻。

庞总告诉我，货真价实的老总，拍马屁者有一大堆，上厕所都恨不得有人跟着，才不会像你这样低三下四，亲自去和一个街头的小老板打交道。

二十四年前那场大雪

下雪的感觉真好，清晨起来往外看，白茫茫一片。很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雪，对于南京人来说，暖冬正变成经常。小区沿围墙种了很多野蔷薇，三九严寒不下雪，虫子安然过冬，到夏天，竟然把蔷薇的叶子吃个精光。我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负责料理花木的员工告诉我，冬天里来一场大雪，抵得上许许多多农药，瑞雪兆丰年，从来就不是说着玩玩。

忘不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雪，那时候高晓声还健在，突然心血来潮要带着我一起去江阴。那是一场罕见的大雪，起码我自懂事以来，没有见过更大的。无数根电线杆都倒了，有的干脆就是拦腰拆断，到处都停电。我们走进了县委招待所，这是当时最好的一家宾馆，胡乱地找了间房间住下。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电的种种不方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能记住的就是一支接一支地点红蜡烛。肯定是天寒地冻，肯定是没有取暖设备，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寒冷。

高晓声那一年差不多快六十岁，正陷入在一场浪漫的爱情之中。很多老朋友都持反对意见，他显得很固执，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有很多版本，局外人不应该去议论这些，我只记得他当时有些烦恼，有些兴奋，很乐意跟我这个晚辈说说。那是真正的秉烛夜谈，他跟服务员要了一把剪刀，不时地去剪红蜡烛的灯芯。我很快就发现他喜欢这么做，他喜欢红烛那种一明一暗的效果。

连续两天，我似乎都在听他诉说，当时的县委招待所，很像旧式的衙门，是高大的平房，玻璃窗也很大，上面的木格构成了美妙图案。窗外是怒放的腊梅，我说这么好的雪景，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结果当然是哪里也没有去，我只是听他一个劲地诉说，只是上街胡乱地买了些洗梳用品，那时候的招待所并不提供这些，为此高晓声很不高兴，作为成名作家，他前不久刚出国开过眼界，经常有机会出入国内的高档宾馆。

那时候的江阴还没有开始经济腾飞，它的城市规模，今天国内任何一个县城都要比它强许多。那时候的高晓声是国内最火爆的作家，那时候文化中最流行的东西就是文学。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研究生，那一年是一九八四年。

一转眼二十四年过去，这期间，大雪也下过，但是下出一点规模，还真不多见。今年的大雪来势凶猛，我困在一个会议上，想出去好好欣赏雪景都不可能，好在还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还可以忙里抽闲写写文章。身不由己是人生的最大无聊，与归途中困在车站码头的民工兄弟相比，我已经很幸运。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雪还能继续下去，让景色变得更加美丽壮观，又希望大雪赶紧停下来，赶紧恢复交通，让大家尽快地回去与家人团聚，平平安安高高兴兴过年。

记忆八卦洲

记忆中的八卦洲，最初还有些少年气息，那是刚读初一，秋收秋种季节，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稀里糊涂地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一片糊涂，只记得挤在渡船上，有人惊呼“快看，快看”。我什么也没看到，根据眼快的同学讲，他们看到了江猪。我甚至记不清在哪上船，转眼快四十年，这么多年的往事，早已陈谷子烂芝麻，不该忘也忘了。

此前我在江阴农村待过两年，有捉螃蟹的经验，当天就在水沟边捉了两个大螃蟹。那时候的八卦洲有许多野生螃蟹，当地农民见怪不怪，同学们十分惊奇。我们拎着螃蟹到处招摇，可惜当时男女生不说话，也没机会拿到女生那去显摆。

接下来两次隔江遥望，仍然与螃蟹有关系。几年后中学毕业，我进工厂当小工人，有人要去北京，为了给祖父带些螃蟹，我与朋友在江对面的燕子矶守候，等候早班渡船，买农民拎手上要卖的螃蟹，很快搜罗了一面粉口袋，然后匆匆扫一眼对岸的八卦洲，凯旋而归。这以后又过若干年，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有一次集体活动夜游长江，船上灯火通明，八卦洲看过去一片黑，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秋收，秋种，水沟边自由自在的螃蟹，码头上翘首企盼等渡船过来。正好那次游船上小卖部有烧熟的螃蟹供应，一位从未见识过的湖南同学，不相信这张牙舞手爪的玩意能吃，于是我们一同起哄，让他无论如何试试，说在南京混了几年大学，连螃蟹都没吃过岂不罪过。

印象中的八卦洲，与江南水乡没太大区别，成片的水稻田，一条条沟渠。印象当然靠不住，毕竟浮光掠影，很显然，我的记忆也没什么货真价实，不过看了几本书，接触过一些资料，多少知道点历史。我知道这里曾是满人旗民的天下，知道这里的所谓土著，祖上大多数是安徽无为人。八卦洲紧挨着南京，或者干脆说，它就是这城市的一部分，真正熟悉它的市民并不多。

这些年有机会又去过几次八卦洲，残缺的记忆变得更加不靠谱。眼见为实，首先吃惊它的巨大，原以为只是江中间一个小岛，没想到面积竟然与南京城区差不多。其次没想到有那么多的树，成片的柳树，成片的白杨林，一眼望不到边。记忆中江南水乡的田园风光不复存在，非常大的变化正在身边悄悄发生，我们却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

今天的八卦洲，已成为保护市民不受污染的重要屏障，计划中这里将是一个江中森林公园，将成为南京这个城市用来净化呼吸的肺。众所周知，八卦洲的那边是江北化工区，有着太多国家级的重点化学工业，它们是历史留给南京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为了化解这负担，必须有一个绿色的八卦洲来买单。

赶乡间的庙会

这几年，在乡间租了一套房子，便算半个乡下人。春天来了，免不了要去凑庙会的热闹，每次去，都为人多嘈杂后悔，来年到了日子，又忍不住再去。

农民兄弟很看中这个庙会，虽然进入网络时代，已全球化，庙会还是庙会。好长一条街，两头都有警车拦着，公路上远远地就戒严，人们喜气洋洋，大喇叭在喊，小喇叭在喊，大人孩子扯足嗓子招呼。竟然在马路边看到了马戏团，困在小铁笼子里的大狮子，可怜连个转身的余地都没有，见不到一点兽中之王的威风，动物保护组织看到了真不知如何心痛。显然没什么人愿意看表演，班主领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姐站那搔首弄姿，嗓子早喊哑了。

毕竟不是物质匮乏年代，没人真想在庙会上买什么。大家只是喜欢热闹的气氛，有人埋怨，也有人拌嘴吵架，欢乐祥和的气氛始终存在。有人沿街占了很大一块地盘，长长一大溜，放着同一种品牌和款式的皮鞋，游人匆匆走过，谁都懒得停下来看一眼。做生意的俨然有些古风，无所谓你买不买他的鞋，无所谓这样做值不值得，满足的只是众目睽睽之下终于当了回老板。不远处另一位老板也是占了大块地盘，也是卖鞋，记得周星驰喜剧片《少林足球》中就有这鞋，那是一位大老板赞助的。

我们在庙会上买了一些树苗，去年买过一棵枇杷，今年意犹未尽，又买一棵，还买了四株紫薇。树苗长得快，前年买的小桃树，只有手指那么细，两年一过，已经手腕一样粗，既开花也结果。门前已种了各种果苗，一棵的有山楂，枣树，樱桃，梅花，两棵的是桃树，周围还有柿子树，李子树，还有一棵长不大的梨树，都是小树苗，有些像小孩子玩宠物过家家，就图个一时高兴。也许日后再放养几只鸡，添上一条狗，插几丛菊花，就是标准的田园生活，只可惜这房子是租的，究竟能住多久也说不好。

庙会已改名“物资交易会”，原有的那点民俗情调都没了，我在街上东张西望很茫然，老婆同志自始至终情绪饱满，看什么都新鲜。买了一大包桔子，酸得让人出汗，偏说这样才本色，才过瘾，如今的桔子都太甜，仿佛注射了糖液。卖主连声夸内行，然后竭力推荐他的甘蔗，说是自己种植，绝对没施过化肥。我在旁边一个劲反对，因为根据不多的农业知识，这一带种甘蔗怎么也不合时宜，但是老婆非要相信，她顽固地认为，赶庙会的农民必定纯朴，不可能骗人，于是我这惧内的男人只能左手树苗，右手甘蔗，在春天灿烂的阳光下，在人堆里，狠狠地流一身汗。

俺心目中的山东人

俺心目中的山东人，肯定不是孔子和孟子，这两个人太一本正经，不适合做一个地方代表。孔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英，因为精英，就没什么普遍性。古时候的山东文化，差不多都跑江苏去了，东晋南渡，齐鲁文化人玩了一次集体大逃亡，我所居住的城市南京，动不动喜欢吹嘘六朝人物道仙风骨，其实这些名士大多是山东移民。所以我跟山东人开玩笑，要寻找山东的古风，应该先到南京。后来又有宋朝南迁，文化人又跟着逃命，研究辛弃疾和李清照，就得辛苦一点跑趟江浙。

心目中最形象的山东人是韩复榘，这么戏说，山东的父老乡亲肯定不乐意。首先，这姓韩的根本不是山东人，他的籍贯是河北霸县。其次，也不是小品相声中那么滑稽可笑，他远比我们知道的有文化。实事求是说，韩青天当年在山东做父母官，这官当得并不太差劲，以政绩论，曾是山东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他只是太倒霉了，遇上了日本鬼子。

我有一大堆山东朋友，各行各业，个个肝胆相照，豪爽仗义，都爱打抱不平，都可以两肋插刀，也都有那点小毛病，就是爱斗，对谁也不服气。喜欢竞争从来不是坏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心高气傲斗斗也挺好玩，不过在我这个胆小的外地人眼里，什么事都太较真，太原则，难免喜剧和小品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会联想到韩复渠的原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讲环境的重要。不过我们经常也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树挪死，人挪活，山东人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动，事实上，他们也像水一样流动，在波澜不惊中悄悄改变自己性格。历史地看，很多古代山东人随中央政府南迁了，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江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他们走了别人也会来，大量的外地移民趁虚而入，又填补了原住民留下的真空。人类学家对今天的山东人进行分析，结论是很多人的先辈，是山西人或者汉化的鲜卑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山东人纯朴和好斗，纯朴仿佛山西老农，好斗就像粗犷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

山东与江苏是相邻的两个省，远亲不如近邻，要是知道苏州人的一笔糊涂账，山东人只能哭笑不得。在老派的苏州人心中，长江以北都叫江北，淮河北面应该都是山东。这观点听起来十分天真，却由来已久。江苏是个年轻的省份，由江南江北淮北三大块组成，历史上的淮北地区，譬如徐州和连云港，与山东渊源更近，民风和饮食习惯也更像。山东建省要早好几百年，面积也大得多，版图一度包括今天的辽宁，对于江苏境内狭小的江南来说，山东已经足以代表整个北方。

我们该喝什么茶

过去交通不便，江南人北方经商做官，思乡情切，春天里尝鲜喝上一口新茶，就仿佛重回故乡。渐渐地，喝春茶成为一种时尚，稍有点文化的都喜欢卖弄。以江浙人为例，动辄龙井碧螺春，必定明前雨前。其实会喝茶的心里也明白，好的雨前并不比明前差，谷雨和清明相差一个节气，以名贵论，明前更占上风，说起耐泡经喝，说起性价比，显然还是雨前茶。记得小时候，父亲在春天要买很多新茶，那年头没有冰箱，连塑料袋都很少见，最好的贮存方法是搁在热水瓶里。

我们该喝什么茶，本来不是个问题，更没有统一标准，爱喝什么喝什么，跟谈恋爱一样。认识的很多人，天天喝茶，喝高档的好茶，基本上不花钱买。过去茶叶是贡品，各地都把好茶往京城送，皇帝又不知道什么茶好，由着太监们乱说，因此喜欢喝茶的只相信自己口感，绝不会把御茶贡品当回事。我觉得今天最大的糟糕，大家都不从口袋掏钱买茶喝，别人送，单位里发，于是都被动地喝，人人都像皇帝一样，闹不明白什么茶更好。

烟酒茶可以很贵很贵，相当地贵，抽中华烟，喝茅台酒，白抽白喝，那是成功人士的标志。判断茶好坏通常是价格，天价已不新鲜，再贵都不会离谱。喝茶的真实心境，已从平常变态为猎奇，与质疑好烟好酒一样，往往是这玩意真的值这么多银子吗。属于日常的东西，一旦变成高贵礼品，难免失去本性，失去基本判断，白吃白喝会让人的味觉变得迟钝，让人的品格变得低俗。喝茶本来只是一种习惯，如果自己花钱去买，会非常简单地选爱喝的那种，而且不排除价廉物美。这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大款，只有自己破费，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合适。

现如今的喝茶，又多一个讲究，增加了一个难度，那就是要安全。就算我们已准备掏钱，有很好的品茗经验，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茶才正确。贵不一定好，便宜很可能一定不好。茶叶的污染众所周知，有太多原因，废气，化肥，灰尘，为了获得暴利的造假。谈虎色变有些夸张，但是谁也不敢说我们天天要喝的茶，没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国家质检部门对茶叶有一系列强制检测标准，重点是农药残留和重金属铅含量，这些检测都非常专业，我们不过是普通消费者，绝不可能仅仅凭口感就能判断。

曾向一位茶叶专家请教，究竟喝什么茶才更安全，是绿茶，还是红茶，或者铁观音和普洱。专家笑着解释，说所有的茶都应该是安全的，起码在理论上，前提是种植和加工的时候，它们没有被污染过。

在凤冈喝茶

凤冈位于贵州东北，离湖南张家界并不太远，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更近。这些年因为茶叶好卖，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重返家乡。我对贵州印象一直很好，加上这次的凤冈之行，已是三次拜访，地点不一样，感觉差不多。

贵州人很幽默，介绍自己喜欢说一个穷，尤其面对所谓发达地区的客人。现在发达常和GDP（国内生产总值）捆绑，贵州让“三言二语”活生生坏了声誉，舆论的作用巨大，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再加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要想平反申冤，改变陈旧观念还真不容易。贫穷不是什么坏事，共产党的天下就靠这个才获得，“出身三代贫雇农”曾经非常时髦，远胜于当下的流行词大款。我们已习惯炫贫不露富，即使在今天，撇开意识形态，理直气壮地宣扬穷仍然不算丢脸。时代在发展，风水轮流转，大家心里都明白，发达地区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污染成为严重问题，贫穷地区凭借绿色和生态，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说老实话，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喝好茶，可惜只喝到了很贵的茶。好有不同标准，这里好茶价格之高，谁听了都会闻之变色。或许不喜欢太嫩的缘故，对只喝芽尖总有点反感，一味地追求嫩，是暴殄天物，我不嗜辣都嫌太淡，贵州人成天辣椒，必定会觉得淡出鸟来。茶的好坏不应该仅仅是嫩，是尝鲜，八十年代初，我在杭州九溪喝过一次龙井，那种奇妙的口感真让人终身难忘。

采茶的时间显然有大学问，古人称早采的为茶，晚采的为茗，各有千秋。不用太着急，别老是惦记那些刚冒出来的芽尖，我们可以迫不及待地喝茶，也可以坦然地品茗。看看地图就明白，贵州比喜好新茶的江浙更偏南，为了这个原因，春芽要早一周或十天半月。江浙不可能有那么多明前茶，如果大家遭遇太多，就不妨猜想它的真实身份也许来自贵州。其实问问凤冈的茶农就知道，每年清明前跟季风一样，江浙茶商会纷至沓来，有多少收多少。凤冈新茶作为第一等的原料，不仅供应江浙，以产乌龙茶著名的台湾同胞也已虎视眈眈。

除了季节上的绝对优势，绿色环保是贵州的最大品牌，无论我们怎么追求喝茶品茗的口感，绿色环保还是第一位。没有工业污染的好处，已在黔北的凤冈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显著。这里的大片茶园因此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进可以精研茶艺博采众长，生产出高品质有特色的名茶，退可以源源不断地单纯输出，成为生产各类名茶的原料基地。

也许有一天像喝茅台酒那样，会流行凤冈龙井和凤冈乌龙，当然，凤冈是指原料产地，龙井和乌龙是指加工方式。

燕子来时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前几日写作疲倦，五楼晒台往下看，十来只燕子绿树枝头来来去去，不由浮想联翩，少年时背过的宋词突然冒出来。想当初年幼无知，一口气能背诵几十首宋词，祖父老人家很吃惊，不知道应该表扬还是批评。

时过境迁，为了测试自己的衰老指数，我常常利用开会，正襟危坐，重温少年记忆。有一次尸位素餐，陪坐在主席台上一整天，领导们没完没了讲话，我便一首接一首默写唐诗宋词，结果坐下面的同志都以为是在认真记录。字写得比较大，差不多把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全部写满。写完也就扔了，虽然错误百出，有人捡到这笔记本，竟然以威胁的口气给我写信，说打算收藏手迹。理由是除了乱七八糟的唐诗宋词，还有好几句随手写下的骂人粗话。

一个笔记本全是古诗词，肯定没什么收藏价值，有那么几句脏话，罪证在案，情况会完全不一样。话题还是回到燕子上，小时候很孤独，看到燕子，心里总会起些波澜。我在乡下待过几年，寄人篱下，那是童年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每当燕子归来，我就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乐不思蜀，某个孩子如果一个劲在想家，肯定是过得不如意。

燕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永远飞来飞去，闪电一样划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只能是书上的描述，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真能看到燕子的机会并不太多。燕子喜欢有堂屋的老宅，它更喜欢乡下的老房子。故巢尚未毁，会傍主人飞，这年头到处新农村，老宅旧屋越来越少，不仅城里人，乡下人怕也是久违。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燕子会惊奇的原因。主人依旧，故巢已毁，我茫然地想着，燕子们会选择在哪里筑巢。也许可以考虑空调外机的下面，那会是个理想的所在，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燕子巢从未见过。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户，很显然燕子不太喜欢城市，城市化正不可阻挡，在水泥高楼的森林中，已不太可能再看到陶渊明笔下那种意境。燕子只是偶尔路过我们的住宅区，它们匆匆而来，也匆匆而去，带来了一点点春天里的消息，然后就不知所终。

拆了百年老浴室

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浴室，一夜之间野蛮拆除了，天亮前那一小会，神兵突然天降，动用了推土机，稀里哗啦立刻解决问题。现代化就是这么厉害这么爽。

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有关方面异口同声不知道，都很无辜，都很策略。媒体于是质疑，债有头，冤有主，不大不小的一破坏，总得有个交待，不能就这么蒙混过关。说法当然会有，无非罚几个小钱，做个检讨，然后某领导发发火，某群众或专家电视上说几句话，文物或文化再扯上一通。不由地想起前些年的老虎桥监狱，也是在瞬间成了废墟，想想都可惜，它不仅是南京，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所监狱，说拆就拆。还有总统府门前的大照壁，别看只是一道围墙，对南京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了，说拆就拆。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文化建筑，明清的旧宅子，民国的老官邸，拆了也就拆了，媒体追问一阵，不了了之。

还有那些绿荫蔽日的大梧桐树，据说有六千多棵，活生生砍了，当年不让人说，写文章也没人敢发，后来渐渐能见到一些文字，再后来，主管官员双规，落水下马，便开始没什么忌惮，谴责和追问声四起，马后炮乱轰。无奈树早砍了，树桩也早挖干净，结果只能是白头市民在，闲坐说梧桐。

外地朋友说起这些，说南京人真是好说话，这么野蛮的事件，如何一件件都容忍了。我情不自禁有些惭愧，也有些愤怒，最后只能反唇相讥，以毒攻毒。天苍苍野茫茫，九州之内普天之下，被野蛮对待的岂止是一个古城南京。朋友所在的那个城市，同样的野蛮行为并不少见，五十步笑一百步，凭什么。

南京新建了一个酒吧一条街，命名为“一九一二”，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我茫然地想着，如果老虎桥监狱还在，改造一番，当年的牢房变成酒吧和包厢，一定会很酷，毕竟是真正的老玩意，就算是废物利用，配上一些当年在这坐过牢的名人照片，怎么也比一个新建的假古董有来历吧。

六千多株参天的大树曾是这城市的最大骄傲，真正的独一无二，如果树还在，南京城面貌必然另一个模样。夜色中突然被拆毁的百年老浴室，谁也说不清楚这玩意还有什么用，一拆一毁，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也就无影无踪。

算经济的账

没当过知青，内心深处对这伙人，总有点成见不太正确。首先不喜欢公子小姐的落难情绪，知青刚下乡那会，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在农村寄人篱下，当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干活一个个不怎么样，衣着光鲜，男女皆引人注目，一过年便回城。知青小说难免一种情结，都觉得委屈了自己，不应该当农民，凭什么，难道乡下人天生适合待在农村。

王小波的一个比喻，让我看法立刻改变。他举例说刚下乡时，很多农活都是驴子在干，知青们去了，人多活少，因为吃苦耐劳，原本驴子的活儿，让城里来的年轻人给承包了。驴子闲着还得吃饲料，有点浪费，便被农民宰了吃肉。这事顺理成章，等到王小波他们突然觉悟，才发现不知不觉中，一颗红心大有作为的自己，已赫然变成了驴子。人一觉悟，麻烦就来，不管怎么说，党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肩负着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迷底一揭开是这结局，多少有点尴尬。

只算政治账，知青下放还真没什么不对，让孩子们吃点苦，锻炼锻炼十分有必要。一算经济账，完全不对了，人再贱，再不值钱，与驴子相比，立刻黑白分明，连傻瓜都会明白要昂贵太多。同样的例子是我伯父当年在五七干校放牛，他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拿很高的薪水，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国营大工厂六七名职工。我觉得最冤大头的便是付大价钱来养那些高薪阶层，与革命群众相比，绝对同工不同酬，太不划算，今天常听到的词是“高薪养廉”，那年头是“高薪养牛”。

要说伯父也够辛苦，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住地道的牛棚，半夜三更要起来为牛把大小便，照料小孩子一样。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我不太不明白，反正他兢兢业业，干得挺欢。环境脏些，体力辛苦些，与过去沉重的案头工作相比，与多变和捉摸不透的意识形态对照，养牛显然轻松许多，吃得香，睡得着。

简单地算政治账，这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算经济账就对不住国家了。我们是个不太习惯算经济账的民族，虽然也说“亲兄弟明算账”，也说“先小人后君子”，也锱铢必较，也毫厘不爽，骨子里向来重义轻利。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利容易计算，义往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便一次次犯糊涂，经济账是死的，政治账太灵活。都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可经济毕竟基础，基础扎实，别的事才好办。

惭愧之心

地震时，正躺床上看书。这时候，按惯例结束一天的写作，放松阅读一会，然后午睡。忽然间地震了，有些眩晕，好像床也在抖动，再看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那盏吊灯，竟然在摇晃。

没想到是地震，首先怀疑自己错觉，一个人即将进入梦乡之际，不可能会有什么正确判断。我这人向来迟钝，有一年在杭州，一帮作家朋友宾馆的房间里聊天，大楼突然微微晃动，最先明白过来的是史铁生，他脱口说应该是地震，于是我们才一个个有了反应，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地震。

因为要午睡，把电话挂了，等到重新接通，妻子问有没有感到地震，才想起临睡前的异常抖动。妻子说她没任何感觉，当时正在行进中的汽车上。她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有人发现游泳池里的水，竟然像海浪一样翻滚。

最初的反应是非常可笑，怎么可能呢，就在南京，就在我身边。上网浏览，汶川地震的大标题已赫然在目。真是该死，即使有了这样的信息，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曾经几次经过汶川，立刻想到的是当地的风景秀丽，也听说过那里经常地震，网上的一些链接加深了自己的错误印象，我根本没有把这场灾难与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联系，只是感到过去的许多年，多多少少都是有地震的，而这一次，不过与那些不大不小的抖动差不多。

接下来，就一直被惭愧之心折磨。在这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面前，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有反应都显得很迟钝，很笨拙，很落后，很手足无措。事态远比想象要严重，而且逐渐加重，一天更比一天厉害。天天感到揪心，天天都有触动，魂牵梦绕，我只能被动地看电视，看直播，一次次震惊。

真羡慕那些军人，真羡慕那些记者，还有那些救护人员和志愿者，一个职业小说家在这种关键时候，会感到非常无助，感到非常无能。一直想写些什么，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愧疚感像块石头那般堵在胸口。同样以笔为武器，记者们做得最好，然后是诗人，而我，一个所谓的文化人，只能一直揣着惭愧之心，在惴惴不安中打发时光。大灾难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爱，看到了太多的无私和付出，也让我有机会不停地拷问，别人已做了些什么，自己又做了些什么。

感谢那三分钟的默哀，这三分钟里，被压抑的痛苦情绪终于得到释放，之前和之后，尽管也曾无数次泪水盈眶，都没办法与这实实在在的三分钟相比。这三分钟，大家都在默哀，都在经受洗礼。我知道，一个人的祈祷和祝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仍然忍不住心里默念，天佑汶川，天佑华夏，天佑人类。

谁绑架了我们

该找什么样的老公

一位清华出身的北京人泡了个上海妞，准丈母娘初次见面，跟审案子似的，开口便问“侬有几活积蓄”。是上海普通话，小伙子目瞪口呆，绕半天没明白，转眼已被淘汰，棒打鸳鸯，他痛苦不堪，连去死的心都有。

这以后见了这位仁兄，我们总忘不了打趣，“几活积蓄”有了多重含义，既可以问候糟糠之妻，也代表关怀灿烂的现状。他曾是我们全家的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闹市，也就是南京的中央商场门口，拿个小本子亲自做记录，问干什么，回答牛气轰天，说正在考察南京人的购买能力。此时，他已是有香港身份的投资人，当年拷问“几活积蓄”的准丈母娘，只能后悔目光短浅了。

该找什么样的老公，对于女性是一次风险投资，谁也说不准。有时候是一念之差，张爱玲看见警察欺负拉黄包车的，立刻见义勇为想嫁个市长，因为当了市长太太，跳出来打抱不平才会有底气。另一位同时代女作家苏青观点相似，她觉得该找个官场的男人，年龄大些倒也无妨。

做官太太比较实惠，历史地看，风险最小，回报很大。虽然有改朝换代，但是领导毕竟是领导，官还是官。落水凤凰不如鸡，只是鸡的想法，有时候，凤凰就是凤凰，不服也不行。

和官太太媲美的是阔太太，是富婆，有钱能使鬼推磨。嫁人难免有些赌气，男人打抱不平可以靠胳膊，两肋插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思想再新，安身立命还得靠嫁。女强人永远是例外，女人依靠男人听着很别扭，真依靠不了男人，更别扭。

周围有一大堆养女儿的朋友，与我一样，前些年一起聊天，是重点中学和高考，现在是读研和找工作。额外的话题，开始虚拟几句未来的小女婿，我们都还是些想不开的主，不至于愚蠢地去拷问“几活积蓄”，总会有些隐隐不放心。未来是做官太太，当富婆，还是什么什么，本来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可天下的父母都免不了瞎操这心。

鞋子合不合适，脚最清楚。找老公与找工作差不多，趁心如意就好，喜欢便是最高境界。不过话说回来，老公毕竟不是工作，不能说换就换，说跳槽便跳槽，起码做爹妈的不会这么想。说什么都是白说，在年轻人心目中，上一代人永远保守，我们自认为思想够新，其实骨子里仍然是足够的陈旧。

清华的分数线

路过一所中学，巨幅大彩带赫然写着，“祝贺我校两人达到清华分数线”。看这标语，情不自禁受感染，深深地出了一口恶气，仿佛自己孩子考上了清华。如果是名声显赫的中学，两个清华算什么，校史陈列室院士有一大串，真出个把这样那样的人精，也不叫稀罕。只有遭人歧视的学校，卧薪尝胆，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才会扯嗓子憋不住喊几声。

不知道清华的分数线是多少，反正这个线，我永远达不到，天天吃脑白金也没用。当年考大学，外语得了十分，数学也不好意思说，反正相当丢人，按照今天的行情，是滥竽充数混入大学。我们班上有个哥们数学成绩九十多分，当时文理同一张试卷，这分数上最好的数学系绰绰有余，偏偏他吃错了药，非要读中文弄文学，与一帮没出息的人一起鬼混。

女儿考大学，我不止一次提醒，绝不要有清华北大的念头。这两所大学与我们无关，犯不着作为奋斗目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跟自己过不去。人得清醒地意识你到底是谁，压力是难免，减压也是必须。好在女儿没好高骛远，她在美国读过一年中学，刚去那几天，也曾发誓要考耶鲁和哈佛，很快从番邦的同学那得到启发，找到了退路，原来美利坚的好大学多如牛毛，既然不想竞选议员当总统，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堂姐夫一家五个孩子，有四个考上了清华，加上清华出身的老爹，校友聚会，是半桌人。我因此觉得，有人天生应该进清华，邪头就是邪头。为了励志，不妨振臂一呼，清华北大，宁有种乎，可真要赌气就没意思，不能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身这里，你就觉得也可以去凑个热闹，一个人不知道量力而行，非累死了不可。

无论对什么样的孩子，我都不赞成以清华北大为奋斗目标。千万别相信取法乎上的鬼画符，说老实话，对高考我没什么好感，只是不赞成取消。现在的独生子女太娇宠，让他们经历一回高考，好比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吃点苦，受些罪，凭空一路好日子过下去，太便宜了他们。然而是事也得有个分寸，不能为了让孩子们吃苦遭罪，硬往清华北大的绝路上逼。

我知道一所中学，为了素质教育，动过不少脑筋，想出很多好点子。学生快乐了，也享受了，热闹了一阵，高考分数不行，最后只能认栽，重回死读书的窠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升学率是硬指标，想得再明白，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基本上就是没头苍蝇，死路一条。清华是现今教育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它坐享其成，盘踞金字塔的最顶端，一直在偷着乐。

捐书问题

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会莫名其妙地变成问题。从报社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位民工写了封信给他们，诉说自己没有书读，精神生活很空虚和寂寞。报社于是感动，风生水起，立刻准备发起一个捐书运动，到处给人打电话，追问有什么看法，准备不准备捐书。

刚从午睡中惊醒，这时候逼着回答，真有些措手不及。我出于本能地如实交待，首先是不准备认捐，原因十分简单，你让一个爱书的人，送书给别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喜欢藏书的人都是些吝啬的土财主，你怎么可以让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随便送人呢？

当然可以把那些没用的书捐出去，把不喜欢的读物当作人情，但是这么做，老实说我太不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世上有很多非常糟糕的书，譬如在我书架上，就有太多的垃圾，把这些东西美名其曰捐出去，表达所谓的爱心，谋害民工的宝贵时间，浪费他们的纯朴感情，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我知道这样的坦白会让报社同志不满意，他们心目中一件高尚的事情，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遇上我这样的小气鬼，一定会不屑和不爽。我也相信捐书给别人是件很好的善事，不管怎么说，劝人读书永远错不了，而且打着读书旗号，有许多买卖可以做。

我又相信，与当年相比，与过去那样的文化沙漠相比，今天的读书环境要好出许多。自有历史以来，书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泛滥过，图书馆，旧书店，包括地摊上，到处都是好书。书不是不够多，而是太多了，最真实的现状不是没有书读，而是大家并不怎么读书。

读书早已变成一种空洞口号，变为一次次活动。就好像号召别人学雷锋一样，这些年，常常能遇到一些自己不读书，却忍不住不断号召别人读书的文化人。很显然，今天民工的精神生活，的确是有些糟糕，他们的最迫切需要，不是有没有书读，不是该不该读书，而是别的什么。至于这别的什么，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阿黄是一条狗

去超市购物，我们会顺带买一袋狗粮。邻居养了两条大狗，维克多是德国牧羊犬，杰克是什么猎狗，都血统高贵。买狗粮是为了害怕和讨好，施点小恩小惠，化敌为友耳根清静。人高马大的维克多比杰克凶悍，有时候来了客人，隔多远地乱吠，我们只要大喊一声“维克多”，立刻噤声。有一次，维克多跑了出来，神气活现地盘踞在驾驶座上，怎么撵都不肯下来。我们急着要赶路，老婆大人是领导兼司机，好声好气地与它商量，说维克多你这样，我怎么开车呢，于是它跑到副驾驶座位，看看我，又知趣地钻到了后排。

阿黄是一条野狗，说野，因为没有确切主人。建筑公司的好心人收养了它，房子盖好工地拆迁，公司走人，便成了丧家之犬。与有人饲养出自名门的维克多和杰克不一样，它是条无人照料的草狗，前者天天有肉吃，阿黄有一顿没一顿。虽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却只能走东窜西蹭吃混喝。

阿黄的性格十分讨人喜欢，对谁也没有真正的敌意，遇上了，只要一招呼，立刻兴高采烈地飞奔过来。有奶便是娘在它身上充分体现，喂一点食物，便伏在门前的空地上，为临时的主人守家护院。它会一本正经地在那守护，有陌生人经过，煞有介事狂吠，装腔作势要冲过去。当然时间不会太长，干活肯定偷懒，我们戏称它为钟点工，你如果不陪它玩了，过一会就会悄悄溜走。

阿黄最喜欢被抚摸，平时无人过问，逮住了机会，喜欢一个劲地缠着你玩。只要一摸它脑袋，就会在地上打滚，把眼睛闭起来，伸腿伸胳膊，做出很受用的样子。你要去周围的山坡上散步，它走前跑后，俨然像你的家庭成员。小区许多业主都与它熟悉，都喜欢它，见到了，热情洋溢地招呼，它呢，忍不住会一阵人来疯，上窜下跳得意忘形。当然，有时候也会像明星一样搭搭架子，对别人爱理不理。一到周日，这里人口骤增，它吃饱喝足，达到了小康标准，仿佛人有了文化一样，顿时几分傲气和懒洋洋。

阿黄是条母狗，有一阵子，它的肚子鼓了起来，乳房也开始变饱满。冬天刚刚到来，我们知道它快当母亲，依然像过去一样，一有机会便给它喂些吃的，陪它玩一会。后来见不到了，听保安说，它躲了起来，生了小狗。

冬去春来，老是见不到它的踪影，不由地有些想念，隐隐还有种不祥预感。问小区保安，回答十分肯定，考虑到过去天天都能看见它，这么长时间不照面，显然被人吃了。这年头，有人喜欢狗狗，当作宠物喂养，也有人还会惦记狗肉的香味，谁让它是条草狗呢，而且还是丧家之犬。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浙江朋友来南京玩，狡黠地问芥子园在什么地方，我立刻犯糊涂，一时真答不出来。他早料到结局，笑着说在兰溪，我连声嚷嚷不可能，芥子园在南京，众所周知，差不多文化人都晓得，怎么会跑到浙江去。

朋友为家乡辩护，说李渔是浙江老乡，籍贯是兰溪。我听着不乐意，说李渔在江苏长大，一口苏北话，与浙江的关系，也就剩下一个籍贯。这话有点较真和赌气，李渔叶落归根，毕竟死在杭州。胡搅蛮缠地抢夺历史文化名流，不仅有失风度，而且十分俗气。但是就算李渔浙江人，人是活的，园子是死的，芥子园明明建在南京，怎么可以把它移到浙江兰溪。

朋友说，上网一搜索，就知道它在哪了。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查寻，果然跳出许多崭新的图片。我看了不以为然，原来是个货真价实的假货。朋友说知道它假，问题是真的在哪，又有谁能拿出一个真货。芥子园早没了，它曾经辉煌一时，大出风头，然后无影无踪。人去园废，沦为菜地，盖起了房子，旧房没了，又盖起新高楼。今天，专家或许能告诉你大致什么地方，譬如南京城的西南处，譬如秦淮河边，说白了，也就是给人一点历史信息和文化破烂。

李渔搁历史上，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不喜欢的，觉得他旁门左道，聪明过于学问，立身不谨，甚至有些下流。喜欢的，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多才多艺，戏曲和小说都玩得不错。他的喜剧，与同时代的莫里哀可以一拼。代表作《闲情偶记》，后来的很多文化人极力推崇。他在南京的别墅芥子园，被誉为园林艺术的经典，而在这编辑出版的《芥子园画谱》，成了中国画的教科书。

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时髦，李渔的行情也越来越看好。重建芥子园，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浙江人捷足先登，南京方面也在喋喋不休，为选址暗暗较劲。园址应该在什么地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个个理直气壮。我们总是习惯再造历史。为此，我的观点很简单，真迹既然不存在，假的赝品建哪都多余。

不妨把芥子园建在内心深处，人的脑袋只有椰子那么大，却能装下万卷诗书。如果我们的心里有，现实世界是否重建一个芥子园，已根本不重要。如果没有，再造十个八个也白搭。重建芥子园，完全可以成为虚拟的事实，按照这个思路，尽可能地出版李渔原著，多写一些与他有关的文字，充分发表不同观点，编丛书或出刊物，在网络上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让物质的芥子园变成精神的文化家园，少花钱，多办事，何乐不为。

谁绑架了我们

一哥们喜欢发牢骚，有套随时被绑架的高论，譬如男人或女人被婚姻绑架，孩子上学被高考绑架，买汽车被汽油绑架，当官被级别绑架，投资股票被证券公司绑架，玩婚外恋被小蜜绑架，稍稍读几本书，又被文化给绑架。我不喜欢牢骚满腹，活着要知足，知足常乐，有老婆有丈夫，孩子能考大学，还能买上汽车，还能当官，有钱而且艳遇，都是可喜可贺，凭什么还发牢骚。

但是这几天还真有牢骚要发，不怨别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过去的二十天，我跑了六次电脑维修部。这维修部在家门口，感觉还稍好些，偏偏远得够戗，动辄半个工作日。我茫然地挎着电脑包，在大门口的骄阳下等出租车，痴汉等老婆一样，一站半个小时。

这让人有一种智力上的羞辱感，事实上，过去的半小时，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去坐公共汽车。欲速则不达，我只是想快一些，然而人要是倒霉，一定事与愿违，一定会更多地耽误时间。真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出租车怎么回事，不坐车，满大街都是空的士，真要用到它们，那就着急吧，那就干等吧。

等出租车最狼狈不堪的粥少僧多。我不愿意与人相争，年纪更大的老人，衣着时髦的女孩，牵着孩子的妇人，要是与他们去抢，就算坐到了车上，也会感到胜之不武。我是个伪君子，绝不屑与这些人去竞争，事实上，如果看到有很多人在那恭候出租车，一定会知趣地奔公交而去。

问题在于一开始，并没人跟你争，你傻傻地站在那，心里在盘算，等五分钟吧，再不来就去公共汽车站。五分钟过去了，你觉得等了五分钟，本钱已经下了，此时离开，前面五分钟白耽误了，于是又试了一个五分钟，结果为了耽误的十分钟，又一次赔上了五分钟。这时候，有人也来等出租车，他或者她，才不管你等了多少时间，气势汹汹伸出手，见车就拦。

说来说去，还是出门太少。两辆助动车被偷了，我挤在公共汽车上生闷气，无限怀念它们。时间在无情地过去，一路拥挤和堵塞，一次又一次吃红灯，我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突然想到了哥们的绑架高论，不就是为了一台老掉牙的笔记本电脑，不就是那么一点点小故障，可因为这个，你活生生地被绑架了。

事实是谁也没有绑架我们，是自己绑架了自己。现实就这样，谈不上残酷，不可能称心如意。我是个居家男人，平时不出门，遭遇种种不便，有点小牢骚，心平气和地想，还是应该庆幸和感激。毕竟你不用去上班，电脑也不会天天坏。

老公人家的好

一位前辈德高望重，活得滋润全靠两项基本原则：文章别人的好，老婆自己的妙。前一想法，让人转益多师虚心学习，能不断进步。后一念头，少许多花花肠子，安心于是本分。对我，这绝对是学习的好榜样，应该座右铭一样供奉。

老婆也有自己的观点，又不是比武招亲，老公文章好坏，懒得过问，不操那心。俗话都说儿子自家好，老婆别人妙，到她那里正好转换性别，儿子成了女儿，老婆变作老公。谁要在她面前说女儿如何不是，一定会跟你翻脸，护犊就是护短，老婆心目中的女儿永远是好的。

老公也谈不上太坏，只是始终不满意，这山看了那山高，不像别人的那么出色，胆子太小，怕事，不耐烦，不浪漫，衣衫不整。前些天，老婆在单位上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去医院，我闻讯匆匆赶去。事后她告诉我，当时心思忡忡，除了对疾病的担心，最牵挂的竟然是害怕我穿得不像样。当然，她立刻严正申明，自己并不以貌取人，如果真这样，当年也不肯屈尊下嫁，而是担心别人会如此。医生同志一看我的打扮，说不定就立马拉下脸来，让我到门外去等候，天气热，有点小脾气很正常。

天下不可能有什么一视同仁，社会风气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婆的一句话暴露了两种歧视，既嘲笑了老公，更看重了外表。有时候，要去赴什么宴会，她会很认真地善意提醒，喂，你可不是出去打酱油。“打酱油”如今已是有几分时髦的网络语言，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她这么说，绝对是在这三个字流行前。

佛要金装，人靠衣装，这年头是人是鬼，都应该有几身西装。有一阵新街口的天桥上，一个要钱的乞丐都穿着西装。很长时间，我一直弄不明白什么叫 “正装”，后来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除了西装，唐装也算。说老实话，也不太明白什么叫正式场合，有人开导我，和领导或者洋人见面，就是正式场合。

为穿衣服，我经常被家人指责，太土，太没有档次。老婆教训，女儿冷嘲热讽，老母和丈母娘苦口婆心。有一次混出国，外事人员暗示要西装领带，我突然恼羞成怒，说一定要这样，干脆别出国算了。人各有志，我不想坏了人家规矩，更不愿意委屈自己，结果不了了之，外事人员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固执，她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男人在家里太压抑的缘故。

衣着随便有何不好，曾跟老婆戏言，除了去中南海会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绝不穿正装。这当然蒙人，无论是我，还是老婆，都知道不会有这一天。

放弃是魄力，也是艺术

苏东坡是老百姓喜欢的一位古人，才华横溢，玩什么都一流。古人也分可爱和不可爱，他显然属于相当可爱。不断地有些矫情和艳事，喜欢竹子，更喜欢红烧肉。一生不得志，进退维谷，冰炭在怀。最忘不了他老年的一幕，从海南流放归来，病歪歪临终前一个月，突然想到要去江南养老。于是沿水路奔赴常州，当地老百姓因为苏东坡的到来，居然万人空巷。天气盛夏酷暑，从闷热的船舱里走出来，他衣衫不整，坦胸露腹，连声说：

“惭愧惭愧，如此厚爱，折煞我也”。

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能这样坦然对待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着实让后生羡慕。潇洒从来不是装出来，性情多多少少还得靠修炼，有一次，苏东坡玩爬山，爬到一半，气喘吁吁，便坐下来休息，别人休息只是休息，他立刻就悟了道，变得哲学起来。苏东坡想起了打仗，文人谈武，标准的纸上谈兵，他想到了当兵的险恶，譬如冲锋，真到了节骨眼上，横竖逃脱不了一个死。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前面敌人的机枪，后面长官的诅骂，往前走枪林弹雨，向后撤是“退后一步，老子毙了你”。

真遇到这样的处境，还能怎么办。苏东坡找不到答案，只能静静咀嚼苦果的滋味，感叹人生的种种相似。无路可走或者左右为难，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虽然现在最时髦的口号是“永不言败”，是“绝不放弃”，然而有时候，嘴上说说可以，心里想想也行，真过不了那道门槛，果然身不由己，也没办法。

六百多年前，明朝的永乐大帝忽发奇想，要为自己父亲朱元璋竖个巨大石碑。想法很有创意，基本上是把一个现代足球场给立起来，如果真成为现实，绝对是文明世界的顶级奇观。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在南京留下了三块著名的阳山碑材，作为半成品供后人参观和瞻仰。尽管是未完成，它给我的印象已足够深刻。首先敬佩想象力，只有非凡的帝王，才会有如此奇思妙想，不妨琢磨琢磨，七十多米高，六个多世纪前。其次是果断放弃，不管什么理由，说放弃就放弃，这同样是魄力，必须充分肯定。

三块碑材见证了中国历史，它们代表一种可能，又代表另一种不可能。面对两难，苏东坡选择了坐下来，其实就是选择思考，意识到理性。胜负有时候并不重要，进退也永远只能相对。不管与天斗，与地斗，包括与人斗，我们都不一定是胜利者，也不一定非要去扮演这个胜利者。放弃显然不是愉快的事，不过恰当的放弃，不只是魄力，或者还是一门艺术。

没有文学的少年

小时候的文学印象，最初可以追溯到排队买《欧阳海之歌》。隔着时间长河，穿过光阴面纱，记不清楚当年怎么一回事，只记得很长的队伍，男女老少各式各样面孔，喊声和骂声一片。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去排队，都去抢这样一本书，我只是一个很局外的看客，一个九岁小男孩，远远地看着热闹。

少年的记忆中没有文学，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我曾吹嘘过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其实这不确切，与各种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根本就不靠谱，我看书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孤独。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搁篮子里便是菜，抓手上就是名著。什么样的文字我都愿意看，“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不敢说倒背如流，要哪段翻哪段绝没问题。

如果那年头有NBA，有世界杯，有奥运会，有四大天王，有超女，有韩剧，有网络，或者有高考，有重点中学，男生女生可以早恋，我肯定不再乱看书消磨时间。我的少年根本就没有文学，那是一片文化沙漠，就像是月球的表面，看上去光滑，却毫无生命迹象。

我的少年时代，既不喜欢唐诗，也不喜欢宋词，能背几首古诗词蒙蒙人，完全是拜无聊所赐。没人逼着我看这些破烂玩意，爱看不看，反正不知从哪随手偷到了一两本，闲着也是闲着，结果不光看了，而且背了。记什么都是记，花拳绣腿有口无心，生吞活剥地先背诵下来拉倒。

直到上大学，都没有弄明白什么叫文学。没人在这方面专门培养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往写作的路上仔细想，甚至都懒得看上一眼。成了作家以后，很多人追问文学因缘，考究渊源，我也十分认真地检点过去，盘算再三，仍然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少年记忆中与文学有关的玩意，实在少之又少，想胡编都找不到北。我们这一代人被恶谥为狼崽，非要追问出一个所以然，只能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培养和滋润了我们。

父亲生前常说作家没办法培养，以我这个儿子为例，语重心长诲人不倦，结果人家根本不相信。我女儿发表了一些文章，出了几本小书，有人就带着孩子登门，诚心诚意请问，讨教独门暗器和秘诀，面对同样问题，我显得非常无奈，真话假话都不行，说真人家不相信，说假自己又不乐意。

当文化变成元素

当文化成了元素，世界变得简单了。以后多少天未来若干年，人们谈天说地，都会煮酒论英雄说张艺谋，说他的开幕式。没人比张艺谋更合适干这个活。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那是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如今可笑的却是，曹操没了，刘备也没了，很多人明明阿斗，偏偏自以为是诸葛亮和周瑜，羽扇纶巾纸上谈兵，玩不了赤壁大战，只能自说自话，想什么就意淫什么。

我曾经猜想过奥运会的开幕式，说老实话，从一开始就觉得会很糟糕。仿佛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它的让人绝望几乎先天注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糟糕，明年更糟糕。那些著名的导演们，那些动不动热泪盈眶主持人，那些始终都幸福的男女演员，他们在联欢享受，全国人民在干什么呢，这喜庆的日子，过于损人的话不赘了。

也曾经想过喜剧风格，把开幕式变成小品，主持人是赵本山和郭德纲，外加一个韩乔生。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人民不会答应，领导更不会答应。其实这想法并不坏，首先少花钱，省国库的银子多办事，何乐不为。其次是大喜日子，让人乐，总比哭鼻子好。感动得热泪盈眶非常冒险，这年头，没什么比煽情更容易让人愤怒。

所以就要隆重感谢张艺谋，张导一出，谁与争锋。我老婆开幕式刚看了一个头，深有感慨来了一句经典：要是有套好房子，想交给别人装修，交给谁呢，当然交给张艺谋这样的人最放心。王朔曾说过张导是装修大师，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

这里绝没有贬低张艺谋，像他这样的狠角色，任何一个人生舞台，都可能演好出乎意外的辉煌大戏。换句话说，是金子就会闪光，是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即使放在一个厂的小工会，仍然还会是最出色。三十年前，凭着手上一个破照相机，他一跃龙门，由一名普通的工人，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开幕式中最险的一笔，是那个太有来头的“缶”，也许为了有点文化，结果好像排开了一张张麻将桌。奥运会是一场盛大的成人游戏，复杂应该变得简单，简单更不能转为复杂。宁愿不足，不可过头，这是必须遵循的艺术原则。张艺谋的成功，是没有过多强调中国文化，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他唠唠叨叨的只是元素，最简单的一些元素，点到为止，有点意思就行。

时至今日，文化成了文化的耻辱。到处泛文化，吃喝拉撒睡文化当头，是附庸风雅的口头禅。文化已神神鬼鬼让人生厌，这一次，张艺谋把文化请下神坛，可喜可贺。

三十年的书生活

“三十年书生活”是文汇报《书缘》的专栏题目，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断句。恕我冒昧，书生活三个字，让人联想到的竟然会是猪坚强。我的古文底子太差，好事者不妨用它们来凑个对子玩玩。

三十年前，刚踏进大学门槛，那时候百废俱兴，没什么人知道沈从文，教材上绝对见不到这名字。坐火车去看望女朋友，我津津有味读着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集，两位教师模样的人很吃惊，他们显然是读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问我这人是谁呀，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豪，沈从文还没有热起来，我已经在悄悄地注意他的小说。但是得意的时间并不长，和祖父聊天，我抱怨文坛埋没了沈从文，说文章这么好，竟然没人知道。祖父说，什么叫没人知道，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沈从文当年红得狠，用今天的时髦词，早就是一线作家了。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做人还是得低调，别以为就自己知道，别人都不晓得。感觉良好必出洋相，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不对的。八十年代中期，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出版，印了四千册，到九十年代初期，《负暄续话》初版，只印了二千册。畅销那是后来，书商赚了钱，作者赢了名，我们于是都可以去做张先生的粉丝，当追星族，可是不能忘了他的书曾是如何的不堪。我也向人力荐过张的作品，当然是在他火起来之前，很多朋友都可以作证。张中行当时还出过一本《作文杂谈》，因为和语文教育有关，初版便印了十六万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它的影响力显然不是太大。

最让读者耿耿于怀的是王小波，他活着的时候，我只看过几篇小说。他死了，终于被人炒热了，我差不多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他的文字是那样地让人入迷，他的思想是那样地闪光，对于王小波，我充满内疚，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在他生前就看出他的好呢，为什么是在死后才为他的作品鼓吹。王小波现象是“三十年书生活”中的一个最好范例，它说明了一种极其正常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好作品完全有可能被埋没，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艺术品最后谁也拦不住，终有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一天。

三十年，一个人有意无意可以读很多书。个人印象中，阅读的功利性已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帮饥饿的孩子，眼睛里只有世界名著，眼光是那样单纯无辜。三十年后，好书坏书琳琅满目，满汉全席一样地放在面前，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舍得时间。

文明程度的城市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南京在十五个省级城市中，文明程度倒数第二。当地媒体不打算炒作这事，有记者不甘心，打电话过来质问，对此有何看法，想不想发表一点意见。我无言以对，记者感慨说，南京号称最有文化，文明的那个程度如此不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不知道南京算不算最有文化的城市。什么叫最有文化，这提法本身就很没文化。对于文明程度，也同样抱很大疑问，无法具体的东西一旦具体，无形变得有形，肯定十分搞笑。青菜一块五一斤，肉十几块500克，三星级酒店多少银子住一晚，这些数目可以明码标价精确比较，而文明的那个程度，究竟怎么才能计算出来，真是天知道。

有人很迷信这样那样的数据，因为背后是专家，是博导和某某团队。幸好我还认识好几位大博导，也知道太多专家，各个领域的都有，都有不小来头。恕我不够恭敬，甚至有点小人之心，这年头，许多排名难免潜规则，科学的老虎皮下，不科学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不肯相信调查数据，经验告诉我，对于这些那些数据，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譬如某个数据是在公共汽车上得到的，看年轻人给不给老同志让座。同一个城市，不同时间，不同车次，数据肯定不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各色人等，抽样跑几户人家，随便打一两次出租，在街头用小本子记上一会，这样的客观公正只能骗领导。习惯了笼统和模糊，就成了摸象的盲人，成了井底的青蛙。坚决相信自己知道的那点局部就是全部真相，这可不叫学问。

说到文明程度，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都是中国人，爹妈都差不多，排名第一和最后，差距远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巨大。说白了，还得靠法律和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强调某地的文明程度，排名靠前便放爆竹庆贺，引以为豪，排名落后便痛哭抢地，自哀自怨，实在没那个必要。

中国人到国外仍然喜欢大声说话，洋人来中国也随地吐痰和插队，既是习惯，更是活生生的现实。改变陋习有很多种手段，用调查数据来警示只是其中之一。不管怎么说，我并不一味反对排名，尽管不是很相信它。文明必须配套，必须要有环境，精神文明首先得有物质基础，别老是跟天天挤不上公交的上班族念叨让座，跟拿着低保的弱势群体大谈美化环境。

事实上，我最想说的只是，我们的眼睛不要像手电筒似的，总是盯着别人。文明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换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先从自己做起再说。

美人的靠

真金白银

奥运期间精彩纷呈，整日盯电视屏幕看。老数金牌玩也没意思，可是你再怎么理智，再怎么大国心态，不掰着手指计算也不可能。我希望中国军团势如破竹赢下去，一路高奏凯歌，同时也盼望那个什么队，最好输掉一两块金牌。为什么，因为不喜欢某教练，询问身边好体育的哥们，想法都差不多，弟兄们不是不爱国，也不是吃里扒外，非要和跟主场气氛过不去，大家只是不喜欢他。

出于爱国的心理，没必要说出教练是谁。同样的道理，不想再攻击中国足球，人家也不容易，不过输几场该输的球，你们一个个都憋口浓痰，劈头盖脸往人身上吐，害得年轻的国奥队仿佛演出草船借箭，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是地方就戳着一根箭。中国足球这稻草人已成刺猬，大伙行行好，放过他们吧。

这期间惦记着写文章十分不爽，提心吊胆看比赛，看人玩比自己玩还累，议论比教练更着急。八月骄阳红似火，北京爷们为奥运已不再光膀子，我等盘桓在家打赤膊，手心一阵阵出冷汗，嘴里一股股冒粗气。悲喜交集，上蹿而下跳，赢了则喜输了便恼，国骂不断粗话连篇。老婆的比方非常贴切，说看完一场精彩比赛，再硬着头皮写文章，相当于美味大餐之后，还得亲自下厨房洗碗。这让我找到了偷懒和推托的借口，看人挑担要知道吃力，读者只看到点击率高的博客精彩漂亮，不明白这是多累的一个活。

像菲尔普斯这么玩也没劲，金牌全挂你脖子上，别人怎么混呢。美国男篮梦八队只须拿一块金牌，一块就足够，看他们疯狂表演，身边人都埋怨姚明的球不好看。作为火箭队的忠实观众，我不得不像韩乔生那样一遍遍解释，姚明的球从来不是大家想得那么潇洒，特别在第四节，基本上是根大木桩，可是篮球要看数据，姚明这中锋在NBA绝对不是水货，是真金白银，美国佬才不会白花钱。姚明没回来，中国男篮什么战绩，一回来，水平立刻上个大台阶。

奥运会是体育的节日，时时刻刻都有话题。谈论最多的还是金牌银牌，毕竟这是最高水准，毕竟这是在挑战人类极限。我们都外行，不说金牌银牌说什么呢。看低奥运的精神是不对的，太当一回事，动辄上纲上线也没劲。运动会很快就会结束，日子还得过，生活还得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

为了奥运，好多天没去游泳。老婆受奥运精神刺激，忙里抽闲，天天拉我去散步。秦淮河边人满为患，都是中老年。年轻人都在干什么呢，在享受青春，看电视，上网泡吧，空谈奥运。为此不由感慨，中国确实拿了很多金牌，可是我们并不喜欢运动。

花钱看凤凰卫视

二十多年前，中国第一高楼在南京。那年头的金陵饭店，从立项到开工到完成，天天都有口水和话题。这栋建筑对改革开放有标志性意义，尽管真相不是这样，此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一位擦皮鞋少年历经人间沧桑，终于衣锦还乡，出资盖了第一高楼。

那时候，精明的外国资本主义突然开窍，去中国淘金抢钱的好机会来了。捞银子是比谁能先抓住机会，下手要快要狠。外资大举入侵我华夏之际，优秀的本土青年也热血沸腾，源源不断去番邦求学。我的小学同学决定去英国，临行前在金陵饭店前徘徊，当时住得起这饭店的都是洋人，他为此很感慨。

二十年多后，小学同学带着马来西亚太太在金陵饭店顶层喝咖啡，觉得跟做梦一样。大英帝国打拼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个英国佬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思仍然与出国前差不太多。依稀记得当年的励志传说，怀念那位根本不存在的擦皮鞋少年。我们聚一起闲聊，白头宫女说玄宗，惊叹岁月流逝，十分希望传说是真的，好像只有这样的传奇存在，才能见证我们这些年没有白活。

过去的二十多年白驹过隙，太多梦想轻而易举成真。没有改革，大家都一张白纸，因为开放，人生便立刻精彩生动。不说意识形态，也不说经济基础，光一个平常的住旅馆，便能引起一连串美好回忆。

譬如来了朋友蹭热水澡洗，一人住店，众人解衣。又譬如免费录相，今天最三流的武侠片言情片，当年却成了去看望熟人，赖在旅馆不走的重要理由。旅馆中的美好，还可以包括看几眼香港的凤凰卫视，说关心国家大事，不如说更喜欢小道消息。过去许多年，身边的哥们谈古今臧否人物，都喜欢借用凤凰主持人的观点。

所居住的城市，除了宾馆饭店，高档住宅区才能享受凤凰卫视。然而前些日子本地电视台开恩，毫无预告的前提下，开通了凤凰卫视收费服务。刚听到消息有些不相信，就像小学同学不相信自己已坐在金陵饭店顶楼喝咖啡。

不过这业务很快又取消，捷足者先登，开通就开通了，没开通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这事让人心头不爽，事实上能不能看凤凰卫视，真的很无所谓。谁都知道，如今的凤凰也是落了水的，早没啥好可看，最多跟偷情一样，看不着稀罕，天天面对立刻腻味。让人不爽的是偷偷摸摸，是可与不可之间。也许她今天的唯一亮点，就是还不能让普通老百姓痛快。以为你花点钱就能看了，不行，没门。

过去好，过去坏

这是说不清楚的话题，屁股决定立场，小脑左右大脑，我们评价过去，往往口是心非。常常自己没有想明白，一般情况下，幸福是一种简单比较，今天比过去混得好，就忆苦思甜，情不自禁为当下唱赞歌。混得不好的，难免九斤太太，看什么都不顺眼。

有位哥们是逻辑学教授，他的强项在于狡辩，专门培养学生参加各种辩论大赛。无论正方反方，牙伶齿俐唇枪舌剑，永远都站在胜利的一方。他告诉我一个诀窍，只要我们愿意，对错皆在一念之间。换句话说，只要拥有足够的信心，就能永远占有真理，反过来，明明胜券在握，因为信心不足，便可能走向失败。

人是可以怀旧的动物，怀旧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加工，经过时间打磨，遭遇岁月冲洗，原本非常糟糕的往事，突然变得光彩夺目起来。在怀旧的目光中，贫穷是美好的，艰苦和狼狈不堪可以拿来吹嘘，失恋更像一首诗。因此，九斤太太们的存在，自有其生物学的基础。

过去的种种不好，今天的种种不足，都是显而易见。有人却故意色盲，指鹿为马，一位文化人抨击现状，说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失望过，他说了一大堆让心服口服的数据，譬如人文精神丧失了，股市和房价暴涨暴跌，环保成为解决不了的大问题，潜在的经济大危机等等。如果不听他关于过去的观点，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成为追随者，但是当他把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连文化大革命都能够基本肯定，就不能不摇头了，就不能不警惕。

就算今天我们是真的很失望，也要比以前不懂得什么叫失望强上一千倍一万倍。改革开放绝无回头路可走，抒情地玩一把怀旧不是不可以，千万不能离谱。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有一路人吃香喝辣，早就中产了，早就白领了，高官而厚禄，自身已相当腐败，可是总喜欢像革命者一样，扮演穷人的代言人。也许他们的确可以和老一辈革命家相媲美，当年的革命者有很多并不是出身贫穷，才跑出来革命和造反，区别在于，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勇敢献身，是真把自己变成了无产阶级，而这路人的行为，更像是混在穷人堆里的富人密探，更像蒙穷人拉选票的无聊政客。

文化人不能仗着自己有文化，如何说都有道理，想怎么就怎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过去好或者过去坏，随口说说玩玩，视心情而定，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太大是非。对于有着所谓思想的文化人，这个问题就含糊不得，大是大非。

造桥的革命

历史学家说起造桥，忘不了赵州桥，一个建于隋朝的石拱桥，让我们足足光荣了一千四百年。桥梁专家对它不敢不当回事，不过这年头的敬重，也是一种变相滑头，一套必要的世故和礼数。数典而忘其祖，固然不太妙，可赵州桥毕竟太遥远太历史，至多祭祀时上柱香。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立刻通途。造桥技术突飞猛进，许多本来不可思议，转眼间已成事实。对于今天的造桥者，很多时候不是能不能，而是值不值得，该不该花这钱。我们现在真的很厉害，如今面临的现实，是摸摸自己口袋，究竟打算在长江上造多少大桥。

五十一年前，武汉有了万里长江第一桥。过了十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然后进入蛰伏期，改革开放百废待兴，长江大桥开始雨后春笋，接二连三出现，让人掰着手指数不过来。时至今日，江苏境内已有大桥七座，安徽有三座，湖北十七座，重庆二十三座，江面越往下游越宽阔，又以江苏境内的大桥最为壮观。

新通车不久的苏通大桥全长2088米，主跨为1088米，比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日本多多罗大桥长约200米。主塔高298米，为世界第一高桥塔，比国内现有最高桥塔高出近百米。基础埋置深达80米，通航净空高62米，5万吨集装箱货轮可从桥下通过。设计风速为47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2倍。

造桥革命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计算机运用使得一切变得精确，以悬索或斜拉桥的重要材料钢丝绳为例，目前的技术达到了惊人程度，一根比筷子还细的钢丝绳，竟然能拉起4辆小轿车。孤立地看，每项技术创新都可能引起革命，翻天覆地。换句话说，造桥就是造桥，造桥又不仅仅是造桥。

地球既然是个可以和平共处的村庄，国际化也就成为必然标准。还是以比筷子还细的钢丝绳说事，过去，这种特制材料必须从日本进口，现在，上海的宝钢已能保质保量生产。在全球采购的今天，千万不要小看了从国际化到本土化，不妨试想一下，未来长江每50公里就会有座大桥，大桥的投资向来都是天价，这将是多大的一个市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我们正在充分享受技术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时代受益者，中国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供应商很沮丧，谁不愿意垄断做龙头老大，谁不想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竞争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相对的最公平，而能够不能够，有没有这个实力，却是真正的硬道理。细钢丝绳只是一块多米诺骨牌，日本人知道，一旦垄断打破，他们退出中国市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

美人的靠

二十多年前，一位学弟在校阅览室苦读《金瓶梅词话》，比较不同版本，对照被删节字数，寒冬腊月越坐越冷。那年头《金瓶梅》还是见不得人的书，要做学问的研究生才有资格，他得天独厚，能阅读别人不能看的禁书，却因此经常抱怨，说坐硬板凳读淫书的那感觉，实在不怎么样。

这些日子总是看书，腰酸背痛，浑身的经脉都不通畅。于是想起了发愤的学弟，也顺带想起了美人靠，不是正宗的国产，是儿时记忆中那个西方舶来。白驹过隙岁月不饶人，过去许多年只求有书看，读书的条件向来不太讲究，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最糟糕的时候站着也能凑乎。春夏秋冬随它去，无聊才读书，越无聊越读书。没想到如今有点岁数，竟然像无知少年一样，对美人靠念念不忘。

小时候一直没闹明白什么叫“美人靠”，当时思想不解放，只要和性沾上点边，大人忍不住都要隐瞒，或者干脆批判。“美人靠”无疑和性有关，小孩子青春期最容易不学好，父母越是掩盖，越是反对，越会往心里去。伙伴们在一起偷着研究和探讨，大几岁的孩子想当然做出结论，这玩意肯定是资产阶级的下流。后来偷看父亲的藏书，心惊肉跳地见到了几幅封资修的世界名画，赤裸女子大大方方侧躺，露着白白秀长的背，便把那种只有单边扶手的沙发躺椅，一门心思认定为美人靠。

再后来，读的书多了，见识也广泛，终于明白美人靠并不是外来，而是地道国产。仿佛金蟾和玉兔可以形容月亮，断臂是男同志的雅号，所谓美人靠又称“鹅颈椅”，又叫“吴王椅”，最常见的中国特色。说白了，是一条窄窄的木头长凳，有点围栏能够依靠，是个风景点随处可见。唐诗宋词上的美女，常坐上面发呆，伤春悲秋，妆楼凝望凭栏寄意。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的美人靠充满了暧昧，更适合用来泡妞，没办法让人好好读书。良辰美景风光无限，贾宝玉与林黛玉不再共读《西厢》，“淫词艳曲”已沦为古典文学名著。还是重回现实的读书生活，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全球化，早就没什么禁书可言。网络时代何禁之有，只要乐意，只要有这闲情雅致，只要用心去寻找，总能找到。

当今社会，没有读不到，只有不想读。书实在太多了，越读越多，越读越欲罢不能。童年记忆最难忘，腰酸背痛之际，很想去买个西方油画上的美人靠回来，也就是那种单边扶手的躺椅。不为别的事，只是用来享受阅读。放在阳台上，刚日不读经，柔日不读史，有什么读什么。

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三十多年前，还是一个高中生，伯母带我去浙江上虞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那时候，我对这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一无所知，傻乎乎跟伯母后面听她说这说那。

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下车，坐人工摇的小船，不一会到了。三十多年后，我十分怀念那个小车站，根本没什么站台，一间欧式的小屋，车到站，把门打开，下去就行。印象中也不用检票，上车买票，下车拉倒，全无今天是个火车站就一定乱糟糟的惨象。当然还有那个湿漉漉的小木船，河水清清，小船儿轻盈，一路桨声。

白马湖待多少天已记不清，有一天，伯母很认真地指着一丛断壁残垣，说李叔同当年就在那住。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只知道是个有些名气的和尚。弘一法师是我祖父最佩服的人，伯母解释说，大家都说你爷爷做事认真，他要比他老人家更认真。接下来，又说了许多李叔同，今天要是写出来，都会是很好的文章。伯母说当年请李叔同吃饭，和尚是要吃斋的，菜做咸了，伯母的父亲夏丏尊先生感到歉意，一个劲埋怨。李叔同就说这菜不咸，很好吃啊。后来他又去河边洗脸，从包里拿了条破毛巾，夏先生要为他换一条，他连声说还能用，说你看，这不是挺好。

在老宅阁楼上，看到许多落满灰尘的玻璃底片。由于底片是黑白颠倒，加上历史知识浅陋，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都是谁。伯母告诉我，她二哥喜欢拍照，这些底片都是他年轻时拍摄。李叔同对书法有着过人的领悟，他出家成了弘一法师，把所有的书法作品都留给了夏先生。在李叔同眼里，这些都是俗世之恋，弃之如同废纸。

随着对李叔同的逐渐了解，我对这位传奇人物一度非常入迷。与弘一法师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有意无意地收集李叔同的资料，一直想以他的故事写部小说。弘一法师出家前最要好的友人就是夏先生，难怪伯母有这个资本，可以喋喋不休地说起他。

我一直在想，当年阁楼上看见的那些玻璃底片，会不会有李叔同的影像。曾经为这事问过伯母，可惜她当年太小，后来又太老糊涂，始终没有一个确实答案。这些玻璃底片后来也不知道弄到哪去了，现在的白马湖边，有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有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有夏丏尊和朱自清的故居，但是没人知道这些珍贵底片的下落。

这篇小文章匆匆写于去奔丧的飞机上，伯母昨天过世了，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再差一个月，就是她九十岁的诞辰，望着窗外云海，我想到更多的竟然是李叔同，是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父亲的智慧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遗传学，而是强调教育的重要。一般人印象中，父亲溺爱孩子天经地义，常常可以见到对子女百依百顺的父母，做父亲的并不是皇上，甚至穷困潦倒，可他们那些可爱或并不可爱的孩子，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皇帝。

我父亲对儿子根本谈不上溺爱，也许一生太不顺心，过于书生气，一直在从事一份自己并不太愿意干的工作，记忆中，我从未对父亲提过什么蛮横要求。我不喜欢要这要那，甚至连最普通的索取，也很少向他开口，衣食住行这类生活琐碎，根本不应该归父亲管。

我伯父谈到自己与祖父的关系，感慨最深的是祖父过世，从此少了个谈话的对象。伯父一生都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煮酒对坐，促膝倾谈，有这样的感受并不奇怪。父亲自从离家参加革命，从此天南地北，因此他和祖父难免一种断裂。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和父亲的关系正好与伯父相似，子承父业，我们父子之间更多的只是些谈话，成天喋喋不休，用母亲的话说，像一对好斗的蛐蛐。你来我往，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在这样的谈话中我得益太多。

蒂姆·拉瑟特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著名的“媒体明星和政治操盘手”，这当然与从事的行业有关，他是国家广播公司（NBC）最热门谈话节目“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无论当选总统还是准备竞选总统，对他的“顶尖采访者”的身份都十分忌惮。由于看不到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我只能通过两本书来了解这位“清洁工的儿子”。蒂姆的两本书的关键词都是父亲，第一本书是蒂姆父亲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因为蒂姆父亲而引发的别人的父亲故事。我无意评价这两本书的优劣，平心而论，如果有可能，大家最好把这两本书都看一下，尤其是后一本，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清晰可读。

为什么一些非常普通的父亲话题，能引起大家那么大兴趣，造成那么强烈反响，作者竟然收到将近六万封关于父亲的来信。出身贫寒的蒂姆最终成了大名人，他的成长历史对常人来说无疑有励志的妙用，但是很显然，读者被打动绝不仅仅因为蒂姆是名人。

在蒂姆的这本书中，可以读到那些被放大和聚焦的父爱。因为聚焦和放大，阳光射向了被遗忘了的角落，我们会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太多的父爱正被忽视。事实上，这样的忽视带有普遍性，不只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也不只是美国人独有。父爱如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掩卷沉思彻夜难眠，当年与父亲侃侃而谈的情景，活生生地就在眼前。

万恶之首的肥肉

一个人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时候只是一种习惯。习惯很可能源于暗示，譬如我自小不吃肥肉，印象中父亲总对别人卖弄，说我这儿子是孔老二的忠实弟子，肉不正不食，要吃肉一定得方方正正，而且绝对不吃肥肉。

我觉得正是父亲一本正经的强调，在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化学反应，强烈暗示演变成顽固习惯，就像有人天生信仰宗教，就像有人一贯反动，小时候的我认定肥肉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家也有过十分艰苦的日子，我在乡下待了两年多，很少有机会吃到荤腥，肚子里绝对缺少油水。过年了，外祖母家杀猪，大家抓住际遇痛痛快快吃一顿，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我仍然坚决不吃肥肉。

很难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吃肥肉，能记住的是第一次吃猪脚爪，竟然是上大学谈恋爱，未婚妻不相信没吃过这玩意，一定逼着试一试，并且把它上升到爱情指数的高度。第一次吃猪头肉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她的威逼下，我十分勉强地吃了几口，很有些像破戒的出家人和失贞的少女，吃了也就吃了，没觉得特别好吃，当然，也不是原先设想的那样根本就不能吃。

仿佛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一样，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资本二字意味着十恶不赦，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吃也罢，不吃也罢。民以食为天，猪脚爪和猪头肉同样可以成为美味佳肴，只不过与烹饪技术大有关系，这两样东西做好和做不好，有天壤之别。

除了最糟糕的那几年，我们家的伙食一直被保姆掌控。物极必反，我从小就羡慕吃食堂，参加工作后最爽的是可以去食堂，因为这样热闹，大锅饭香。最喜欢食堂的狮子头，大家一起排队抢购，那感觉非常好。纯粹的肥肉我始终抗不住，甚至有精有肥的五花肉也不是太喜欢，非要把肉剁碎了放一起才OK。记忆中，食堂的狮子头总是最受欢迎，稍晚一点就会没有，一想到众人排队时伸脑袋殷切张望的情景，我好像立刻又重回到当年。

话题还是回到肥肉上，这几年体检，不应该高的那些指标，都在悄悄升高，起码接近警戒线。医生一再关照，少吃肥肉或干脆不吃肥肉，说它是身体健康的“万恶之首”。这让一个不爱吃肥肉的人感到很冤枉，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这些年蹭吃混喝，常会遇到烧得非常精致的肥肉，一桌人赞不绝口，连我这不碰肥肉的都不忍放弃，为此不由感慨，活了一把年纪，肥肉滋味刚开窍，好日子却到了头。

领导为我们开车

对汽车的印象还真说不清楚，生长在城市，总觉得这玩意跟竖在那的房子一样，都是天生的。小时候，我们跑到郊外去游泳，喜欢爬农民的拖拉机。那年月手扶拖拉机常开城里来，也许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我们动不动便像猴子似的挂在后面，憨厚的农民于是变得像日本鬼子一样凶横，因为开车手必须扶着车把，只能回过来，对我们挥拳头，龇牙咧嘴咒骂，有时干脆用油壶对我们喷射黑乎乎的机油。

大约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们顶着烈日搭便车去安徽黄山玩，那年头路不好走，吭哧吭哧颠簸一整天。是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来路始终没弄明白，反正不蹭白不蹭，聚了一大帮年轻的人，雄赳赳气昂昂站上面，仿佛战争年代远征的大兵。都是自带干粮，连那军用卡车也是，当时没什么加油站，车上放一个很大的铁皮油桶。

按照过去记忆，有会转的轮子就足够风光。上中学时，男生有辆自行车，可以把班上所有女生目光吸引过来。后来自行车多起来，有了普及之势，傲气十足的便是驾驶员，女孩子谈恋爱，司机是第一人选。不相信可对身边人进行分析排查，上点年纪的驾驶员老婆，个个都是当年美女。

最牛的司机给领导开车，过去没有私家车，也没有出租，享受小车的基本上是领导。我认识很多相当牛的司机，领导总是反过来拍马屁，逢年过节惦记着给他们送礼。领导也是人，也有家人，平时蹭个车什么的，这等于让驾驶员同志手里捏着个短。

现在情况完全改变，老百姓也很冒昧地坐起小车。一转眼，我太太已有五年驾龄，可以算老司机了。坐在她身边，看着小车在马路上飞驰，爱意顿生，常常情不自禁感叹。在我的内心深处，司机同志确实很了不起，而这个很了不起的人，居然是自己太太，沧海桑田白云苍狗，这世界变化如何就这么快。

通常情况下，都是领导坐那，司机开车。我们家领导是太太，她为人民服务，领导亲自为我开车。南京作家中有这待遇的群众真不算少，军方的朱苏进是这样，反腐作家周梅森是这样，文章细腻擅长写女人的储福金也是这样。苏童正仔细琢磨买什么车，他们家领导捷足先登，早把驾照紧紧捏在手中，因此他也注定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女作家黄蓓佳自己是领导，大权不肯旁落，只能自娱自乐，一个人闷声不响地为自己开车。外地行情大致差不多，以南京为最典型。男人成了作家，多少会有点不长进和没出息，不过凡事不妨退后一步想，恭敬不如从命，得了便宜就不要卖乖，与其给太太做司机，还不如让领导为我们开车。

香烟往事

说老实话，我不赞成什么繁体字，尤其不赞成恢复。也反对再简化，错也好，对也罢，以不折腾为最好。有个朋友在台湾出书，题词是“献给少女××”，印成繁体字便是“獻给少女”。这个“獻”很像繁体字的“獸”，看惯简体字的都会觉得别扭。

习以为常，语言文字这玩意，有时候只能认同习惯。又譬如日常抽的香烟，大陆人很少去想繁体字应该如何，上网浏览常可以看到“香煙”，这两个字大陆人认识，港台人也认识，只是莫名其妙。香烟的繁体字应该是“香菸“，“煙”和“菸“是不相关的两个字，煙是雾状气体，菸的本义是一种草本植物。所以在香烟壳上，“台湾烟草”是“台灣菸草”，特别要注意这个“台”字，繁体的“臺”笔画多得让人绝望。

我认识“香菸”是后来的事，长在红旗下的人很容易误读为“香芋”，看上去怪怪的，有股旧社会发了霉的味道。香烟二字是不折不扣的新社会产物，当年读过的那些繁体字旧小说中，“香菸”两个字并不常见，也难怪我会不认识。屡屡跳入眼中的只是“煙土”和“大煙 ”，偶尔还会看到“淡巴菰”，因为不常见，难免相见恨晚。

印象中抽烟是件很快乐的事，譬如我父亲当年抽烟，只要没抽过，都要忍不住尝一包。作为一个不懂香烟品质的外行，我非常怀念物质匮乏年代的抽烟，就像谈恋爱一样，那年头抽烟要淳朴得多，不像今天动辄高档天价，掏出来不是苏烟，就是中华，都是好几十大洋，给人感觉整天鱼翅海参，天天都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在世，很怀念没钱抽烟的岁月，那时候有包好烟，甚至只是一根好烟，恨不得先跪拜再慢慢享用。我在工厂当工人，师傅们坐下来休息，掏出香烟挨个发，仪式十分庄重。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当时的潜规则是轮流，这一轮我，下一轮就该你。当然也有人喜欢死皮赖脸，于是大家公开调笑，或者干脆强行搜身。记得一位师傅当众掏出香烟，取出一支自抽，然后把烟壳一捏，随手扔进垃圾箱。等大家散去，他再去垃圾箱把捏瘪的烟壳找出来，原来里面还藏着两根烟。

当年一根烟就能调动积极性，上馆子，去后堂给大师傅敬根香烟，立刻加倍努力，立刻精益求精。烟调剂了人类感情，胶水一样把烟民粘在起来，因为物质匮乏，一包烟能办很多事。现在却完全不同，小区周围到处都是回收高档烟的小店，一位老烟民抱怨，说送礼把烟的品质给弄坏了。自己不掏钱买，感觉就跟着迟钝，好坏也没太大区别，反正就一个字，贵。

怎么喝绿茶

近来变得很唠叨，也许一直这样，只是自己没觉得。前几天一位朋友玩诚恳，揭露我写专栏文章的秘密，是因为喜欢唠叨，屁大的一点事，都能说半天。我心里一怔，嘴上不肯服气，辩解说屁大的事还扯半天，这就是水平。

譬如喝绿茶就可以唠叨，好茶得用好水，绿茶尤其讲究。商店里没有矿泉水纯净水出售之前，北京人和上海人不适合喝好茶，因为两地自来水都不怎么样，北京的水太硬，上海干脆一股很浓的漂白粉味道。现在不同了，你可以去买农夫山泉，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定。价格固然不菲，但是真有了好茶叶，好马配好鞍门当户对，想追求完美，不花点怨枉钱不行。

假如所在城市的自来水还不错，那就是可喜可贺，在全球化的今天，好花堪折直须折，趁尚未污染赶快多喝。我是个喝茶并不太讲究的人，所谓不讲究，是茶都能喝，是好茶都欢迎。讲究的只是怎么喝，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喝出真味，平时爱喝的是红茶，用紫砂壶，其他如铁观音，如普洱，皆是发自内心喜欢。

绿茶中最怀念六安瓜片，绿茶不该有烟火味，可是瓜片带点焦糊味，却可以原谅。其实现代意义的绿茶历史极短，没什么真正传统，古人经验往往都是不对。现如今只要官做得还不够大，喝碧螺春和龙井基本上都是假。假的中间也有佳品，作为普通老百姓，看盗版碟喝冒牌绿茶很正常。

写此文的目的，无意真假，只想谈谈泡绿茶的心得。如果你碰巧有不错的绿茶，可以试试我的方法。首先不要舍不得，不要相信冰箱，不要相信真空包装，到手就喝，喝光拉倒。第二态度要十分端正，要认真，不认真做不好任何事。第三器具能讲究尽量讲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是凑合，可以取两个玻璃杯，先注入开水再放茶叶，然后仔细观察汤色，一看差不多了，立刻将茶水倒入空玻璃杯中，这点非常关键，是要害和重中之重，好茶一焐就熟，一熟就立刻完蛋。好茶必须一边喝，一边欣赏，你怠慢它，它便会报复你。

说白了，喝绿茶，也要像喝功夫茶一样讲究。在苏州见到一款玻璃杯，是双层，有一漏空小杯，喝时将搁茶叶的内胆取出来，可以防止过熟。这是很好的设计，原理与用两个杯子差不多，特别适合泡新茶，建议厂家多生产一些。我们难得有些好茶，物尽其用，不好好喝太可惜。有人好茶叶多，多了就不稀罕，就难免糟蹋，很多坐主席台上的人喜欢用保温杯泡绿茶，看到他们这么喝，就为那些茶叶感到心痛。

银行怎么了

如何才能不生病

觉得胃部隐隐作痛，害怕胃镜检查，一直忍着没去医院。后来有朋友建议做C-13 测试，说只要往试管吹口气，便可以测出有没有问题。于是去医院，果然十分方便，检查时没任何痛苦，第二天化验报告出来，是16.9，正常值应该是5，护士小姐说你的胃已有螺旋杆菌，必须立刻治疗。

再挂号看消化科，医生看了报告，二话不说开药，吩咐连吃一个月，不能间断，有三种药，是一组，同时服用才有效。我觉得这没什么，照方取药，拿到药完全傻了，首先药不齐，三种药只够取两种，已达到规定限额，未来的半个月，公费医疗证将自动锁死，在这家医院不能再看任何病。

拿着药再去找医生，问这点药如何服用，根据该院的硬性规定，粗粗计算，半个月来开一次药，要做一年时间的准备，才能把一个月的用药备齐，前提还得一年内不能再生任何病。医生对我解释，这病基本上属于慢性，等一等治疗绝对没关系。当然花一年时间准备确实荒唐，因此他向我建议，可以去别的医院，还可以借别人的医疗证。

第二天借了同事的医疗证，去另一家定点医院，也有限制，好在不锁死，只要你愿意，每周可以来看两次。我的医疗证只能开一瓶药，借的是特约红卡，是四瓶，由于这药要一组一组吃，又粗粗计算一下，配齐一个月的用药，两家医院交错跑，没有大半年还是不行。想到院方说的那些话，心里顿时不痛快，胃又开始隐隐作痛。医生当然没责任，规定又不是他一手制定，况且人家还给你出过主意。挂号小姐看到借的特约医疗证，竟然白了我一眼，说以后必须是本人来，下不为例。

这年头仅仅不痛快没有任何用，人必须与时俱进，古人说寿则多辱，有能耐最好不要生病，不去医院看人脸色。公费医疗的改革是否成功，作为普通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生病才是真正的王道，健康的人可以笑傲公侯，气死医生。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当然，不生病几乎不可能，到头来还得求医问药，还得与院方种种规定打游击战和持久战。有一本谈保健的书叫《求医不如求自己》，很畅销，我猜想受欢迎的原因，肯定与病人去医院求诊屡屡受气有关。求自己显然是蒙人的鬼话，但是为了有一个健康心情，蒙蒙人骗骗自己，也不失为一种良方。

多锻炼，勤洗手，不抽烟，不喝酒，淡泊名利，清心而寡欲，笑一笑百年少，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所有这些老生常谈未必正确，想到求医的种种不便，我们也只能这么勉励自己了。

害怕借书

父亲踌躇满志去一家刊物当副主编，上任在即，雄心勃勃地做着准备。印象最深的是订了许多刊物，那时候各省都有自己的文学期刊，他一下子付了四十多元钱，当时刊物很便宜，工作十年的大学毕业生每月也不过就这点工资。负责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很不理解，说父亲一年花这么多订费，真是疯了。

父亲爱买书一直被别人笑话，这方面他确实书呆子气，过去南京并没有几家书店，书店的人都认识，进了门就不好意思空手出来。有一年南京对个人藏书进行评选，父亲被选为了状元，他很得意自满，说我这状元，得花多少银子呀。

书多了常会自以为是，感觉便莫名奇妙的良好。但是我能记得的却是父亲的种种烦恼，譬如怕人借书，爱书之人在这方面都是吝啬的高老头，偏偏父亲又是有名的老好人，一方面爱书如命，藏书就像秘密情人舍不得别人碰，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很多人就喜欢夺人所爱，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你藏书多，跟你借书此乃天经地义。

借书的烦恼古已有之，俗话说借人一痴，还人一痴，意思是说借书与还书都是傻子。明知道有人借书不会还，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借。有时候，遇到有前科的熟客，他很绝望，往往书刚借出去，立刻又去书店再补买一本。很多书是没办法再买，父亲虽然喜欢交朋友，看到别人眼睛往书橱上扫，他就忍不往提心吊胆。

有一段时候，干脆请木匠将书橱钉上，还贴上封条，上面写着“非开放书籍，概不出借”，仿佛今天的“本书内容含有成人话题，未满十八岁人士不得浏览”。

当然没什么用，那年头喜欢读书的人还真是很多。“非开放书籍”反而更像促销的广告，越这样，涎着脸上门借书的人越多。父亲于是只能走极端，他做过的最荒唐事，莫过买了很多牛皮纸，将喜欢的书封面都包起来，这样放在书橱里，除了他自己，别人根本搞不清楚是些什么书。父亲因此十分得意，谁看了一排排的牛皮纸书脊都会发蒙，可惜这仍然是自娱自乐，根本拦不住一个借，登门拜访的人都是有备而来，指名道姓要什么，而让诚实的父亲扯谎，显然是有些困难。

后来拆除这些包装，花了很多时间，拆下来的牛皮纸竟然有一大堆，工作量之大，让干这活的人牢骚满腹，因为这已经是我在劳动。当时并没有去想，几千本书，父亲一本一本包封面，花的时间更多，吃的辛苦更大。

书满为患

书多了必定种种烦恼，床头总是一大堆，每隔一段时日，便要被老婆痛骂一顿。书之乱会造成家之乱，藏书多的人常被别人羡慕，不知道书满为患，又会生出多少不爽。

父亲在世，隔些日子便处理掉一批书，太多了，没地方搁，书橱塞得都快散架。自我记事，家中五个大书橱始终爆满，小时候偷父亲的书看，最担心拿了书，再也放不回去，因为塞得太紧，小孩子手上没劲，根本不可能恢复原样。为此常被当贼抓，青春期的毛孩子难免喜欢性描写，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有这内容的书一律放在书橱后排。要想找到这些读物，基本上是大海捞针，付出代价非常巨大，成功概率其实很小。好在那年头父母要下乡体验生活，他们一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剩下我和保姆在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不敢说只是为了性描写才去阅读，但是如果不承认当年看书非常关注这个，便有些不诚实。遗憾的是家中书太多，要翻很多本书，要翻很多很多页，才能看到一点点这样的味精和调料。老版图书都有内容梗概，一看到后面小括号里的“供内部参考”，精神立刻为之一振。凡是写明了“要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往往是最好看的小说。

父亲晚年，对整理藏书已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一次搬家，让我吃足苦头，从运输到整理，基本上都是我在操作。当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喊了几次朋友，一趟一趟，一橱一橱，终于收拾停当，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父亲只是运筹帷幄，指挥这本应该放这，那本应该放那，看我累得满头大汗，他忍不住感叹，说人这一辈子，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继承了父亲的藏书，这些年又凭空添了很多，怕别人借书的痛苦已不复存在，发愁的还是书太多没地方搁。书到用时方恨多，因为多，真想用什么书就找不到。在整理图书方面，我远没有父亲的耐心，他能闭着眼睛，就说出某书的位置，我永远是随手乱放，刚看过的一本书动辄石沉大海，为了找不到而放弃，早就习以为常。

平心而论，书橱里的很多藏书不仅无用，而且非常糟糕，坏书永远会比好书多，书满为患早已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藏书则未必让人高兴。真相有时候戳穿不得，坐拥书城可以让人得到满足，弄不好就是一种虚荣，书香门第也更可能是骗人的鬼话。

作为一个过来人，真不赞成年轻人去收藏图书。能够认真或者随意阅读一些书，这就足够了。当土财主没什么意思，藏书再多，你还是不能和书店相比，更不用说图书馆了。

书籍装帧，愈演愈烈

出版社当编辑时，还没电脑照排这一说，那年头出版物难免简陋，不说千篇一律，反正看上去差不多，封面风格就那么几种，要死板都死板，要花哨皆花哨。版式更是死不悔改，开本只分大32开和小32开两种，偶尔一两本超规格的小36开，会让人感到很新鲜。

书的大小差不多，书橱也就可以变得十分简单，空间能够放进大32开就行了，照例前后两排。如果打一面墙的书架，留一格放16开的大图书，放大百科辞典和《辞海》，又譬如你喜欢的杂志。这几乎成了天经地义，大小正合适，男女都咸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书橱就应该这样。

电脑改变了一切，现如今的美术编辑，基本上是想怎么玩怎么玩，只要肯动脑子，只要不怕麻烦。版式五花八门，字号变化莫测，一方面，书的装帧确实越来越好看，另一方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好看绝不代表花里胡哨，为心所欲，既能把工作做得很好，也能把事情搞得很糟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做腰带，好像不这样就没档次，不这样多花钱就不够规格。书的腰带又不是裤带，不束好就会有伤风华地掉下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有开本大小，今天的出版物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作品，还是理论著作，动不动便是时髦的小16开。这开本的尺寸存心要让藏书者哭笑不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搁书橱里，横也不是竖也不是，简直就是在欺负人。又仿佛一个人突然变胖了，变高了，死活都不肯守规矩。因为胖，宽了那么一点点，就只能放一排，因为高，高了那么一点点，原来预订留给大32开本的那层便再也放不下。

反对书籍装帧是没道理的，整齐划一也不见得就好，不过愈演愈烈，越来越过分，越来越没谱，却真是不太妙。整理书时我总是忍不住要骂娘，也许太死板，也许太僵化，反正捧着书东张西望，看着书橱发呆，心头就有无名怒火。毕竟将书橱拆了重来不容易，而且就算与时俱进，也许刚改变，又流行起另一种开本了。眼下新买的书橱可以调整隔层，但是这玩意更像装饰柜，放假古董还可以，根本放不了多书。

有两个很老的书橱依然在我书房搁着，有些年头了，式样尚可，还是祖父旧社会用过的。父亲对这书橱很感冒，每层的高度不尴不尬，竖着放两排不行，后面一排只能横着，也就是与前面的书呈“丁”字状，想取后排的书非常不容易，拿开了前一排，你看到不是一排书脊，而是一串封面。不仅前后如此，上下也这样，为了节省空间，书上再横着放几本书，结果每次找书都像是个工程。

顾炎武，文化人的楷模

古人画的标准像，看上去都差不多，远没有文字生动。说某个男人漂亮，文字描述可以一长串四字成语，玉树临风粉面含春，清新俊逸顾盼生神。说长得难看，也有不少现成，尖嘴猴腮面目可憎，形容猥琐其貌不扬。

用今天时髦的话，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绝对不是帅哥。好友归庄推荐他去扬州见位高人，特地写了一封介绍信，强调他相貌十分“寝陋”。海水不可量，人不可貌相，归庄这个招呼有点意思，他希望高人不要以貌取人，而是要听其高论，要听其言信其行，又强调顾炎武不只是个独行侠，同时又是家风古谊，学问极其精到，识见非常卓绝。

梁启超先生说起顾炎武一往情深，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他“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在学问方面，顾炎武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境界，头顶上可以有许多光环，他是地理学家，是历史学家，是哲学家，是经济学家，更是地道的国学大师，在经学和音韵学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成就。顾炎武被誉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儒师”，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乾嘉学派祖师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必然货真价实。顾炎武的学问后人十分推崇，首先是因为独创，所谓独创，就是我手写我心，无一语蹈袭古人。顾炎武一直认为摹仿是文章之大病，“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其次是博征，融会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 。他十一岁时便开始读《资治通鉴》，自26岁起，“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用功的程度望尘莫及。第三是经世致用，他最反对空谈，“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他的学问是对晚明文化的反动，而清代学者的朴学传统，正是起源于顾炎武。

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顾炎武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认为“保天下”是普通百姓当仁不让的责任。清军南下，他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卫吴江，失败后幸而逃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又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研究边防和西北地理，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

顾炎武强调“利国富民”，大胆怀疑君权。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想把他招入自己的人才库，但是他拒绝了诱惑，软硬不吃，既没恃才傲物，趁机要个好价钱做官，也没志灰心馁遁身山林，做出世的大名士。统治者向来不把杀人当回事，尤其不在乎杀文人，偏偏对顾炎武，保持了最大克制。直到他七十岁，仍然不忘拉拢引诱，他又一次义正辞严拒绝，视死如归。

统治者也无可奈何，杀一个顾炎武有何难，他的精神既然已经存在，肉体上的消灭也就失去意义。

级别和待遇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俱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空调，私自安装属于违禁。尊卑有序，毋相僭越，我父母皆名列高级知识分子，不知钻空子拜托了什么人，打报告请有关领导签字画押，然后搞定，然后兴冲冲去买空调，销售人员笑着说打什么报告呀，你买一个回去用就是了，谁管你。

听了仿佛天方夜谭，心里不太相信，又希望能是真的。南京这地方实在太热，那年头能用上空调，基本上帝王级享受。于是听销售人员的话，帮父母付钱同时也为自己买了台窗式空调，当时还不负责安装，要自己动手，得找朋友帮忙。销售人员拍胸脯，如果有人查处，他们负责退货。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总是忍不住问，会不会有人来查。我也谈不上大胆，既然人家许诺打包票，也只能信以为真。结果有惊无险，这台小空调劳苦功高，直到搬新家才淘汰。如今回想还有些舍不得，毕竟它消解了十多年的酷暑。记得刚开始电压不足，必须下午提前将空调打开，否则晚上用电高峰，压缩机便启动不了。那年头为省电通常临睡前才用，下午就把空调打开，已相当奢侈。

都说这些年发展快，仅仅是空调这种小事就足以说明。仍然是八十年代末，去北京领某某文学奖，然后与也在北京的父亲一起坐软卧回宁，开车前乘警查票，差点将我从软卧车厢赶走，理由是级别不够，不能享受软卧待遇。记得父亲很丢人地对乘警解释，哀求，就像真做错了一样，面红耳赤，还差点把我的奖状拿给他看。乘警也没多说什么，一脸不高兴，又看身份证，又看工作证，说下不为例，又说如果有人来，你还是得让，说完傲气十足地走了。同车厢的老干部牢骚满腹，说让个狗屁，票都卖给人家了，凭什么还要叫你让。另一位官员模样的人也说，级别不够，根本就不应该卖，规矩就是规矩，道理便是道理，既然能买到，错就不在你了。

一路上父子俩人都在担心，担心会有人中途上车。当时的软卧并没有空调，天很热，只有一个小电扇，我们只顾担心，同车厢的另外两人却不停吵架，一个喊热死了，一定要吹电扇，一个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吹风，最后唇枪舌剑，硬是把乘务员喊来协调。

很长时间里，金钱面前人人并不平等，平民百姓屡屡遭受歧视，有钱不能享受空调，也不能坐软卧包括坐飞机。事实上，貌似反对一切权威的时代，等级制度仍然非常厉害，非常让人不痛快。

花钱不看凤凰卫视

作家储福金老师是我邻居，有一天开通了凤凰卫视，喜滋滋地向大家卖弄。我这人永远从众，有热闹总喜欢凑，便依葫芦画瓢，按照提供的号码打电话，也打算花钱开通。没想到小姐一接电话，立刻否认，说从来不曾提供过类似服务。迎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打电话问储老师，他说怎么可能，自告奋勇又电话过去追问。小姐仍然否认，储老师急了，说我刚花钱开通，现在打开电视就能看，怎么可以说没这个业务呢。

小姐逼得没有办法，便老实坦白，说的确开过一段时间，但是业务已取消。我听了心头十分不痛快，这叫什么买卖，光天化日之下，说开通就开通，说取消就取消，不是欺负人嘛，暗暗生了几天闷气，就把这事给忘了。

接下来，搞一个什么活动，正好与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一桌吃饭。突然想到，就问能否通融一下，开后门给手下打个招呼，为我开通凤凰卫视。领导立刻表现出为难，说开通的手续很严格，过去是副省级，现在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人要知趣，不可强人所难，想想储老师真是占了大便宜，不知不觉便混了个副省级待遇。

隔几个月太太去缴费，无意中问起凤凰卫视，得到的答案是随时可以开通。原来这业务不仅没真正停止，而且像传销一样一直在悄悄运作，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公开。只要肯花钱，第二天就能上门服务。我觉得不可思议，立刻答应开通，有一个什么菜单，每年要花七百多块。隐隐觉得有些贵，又请教储老师，说就这价，赶快付钱吧，错不了。于是开通了凤凰卫视，称了心如了意，没想到这年头让领导都为难的事，花钱就可以当场搞定，真是不亦乐乎。

不过几天下来，情绪也就败坏，胃口基本倒了。说老实话，现在的凤凰卫视没什么可看，与CCTV相比，差别不见得大到哪里。最郁闷的还是性价比，就算它还有点好看，凭什么一年要收那么多大洋。那个所谓菜单，仿佛买精肉非得搭肥肉和猪头肉，捆绑了一大堆你从来都不想看的节目。既然收费频道，就必须货真价实，让人有充分自由选择。像现在这样仅仅为了看凤凰卫视，却要观众再额外花三倍的有线数字电视费用，明摆着是在抢钱。

暗暗打定了主意，你不仁，我则不义，敢让人如此花冤枉钱，我也就只能对不起，明年到期坚决拜拜。能省就省一点吧，时代已改变了，凤凰卫视人老珠黄，原有的优势早不复存在，青春美貌不再，花那么多钱显然不值。

拜托，别把名字写错

常写小文章，也就会有些小稿费。去邮局次数多了，工作人员变得面熟，有时忘带身份证，照样把钱拿出来。但是遇到汇款单上名字错了，立刻无能为力。前一阵去邮局，十几张汇款单，竟然两张错，一张叶兆京，一张叶兆北，分别来自天津和江西。

邮局的人与我一起分析，研究为什么会错成这样，这么凑巧，正好把首都的两个字都错给我了。巧合是没道理可言，香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在大陆出书，“某某作品集”印成了“某某伤口集”，前思后想错得离谱，便写文章控诉。其实这错误用五笔打字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它们的字码相同，选择时稍不谨慎，很可能就闹笑话。

名字错成了叶兆京和叶兆北，肯定也有原因，京和言，北和兆，或许字形上有些像，打字的人依葫芦画瓢，错了也就错了。可惜钱款之事马虎不得，邮局爱莫能助，只能将汇款单寄回，那边改正了再寄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名字改了，汇款日期又懒得改，我通常一个月一次邮局，等到下次去，已经过期，仍然是取不出来。

一南一北两笔小稿费，加起来几百块钱，跑了两趟邮局仍然没解决。嘴上不免牢骚，老婆便安慰，说反正也不靠这钱过日子。又举自己的例子，她去医院看病，医药费上的名字写错了，当时没仔细看，报销时被退回，必须去医院改正。医院在市中心，停车极不方便，一直拖着，等到真准备办这事，该死的发票却又不知道放哪了，只能自认倒霉，譬如自费配药。人比人气死人，与白跑两次邮局相比，我应该还算是幸运。

就在昨天，又收到一张错的汇款单，本市寄来的，名字还对，姓却成了“王”。这样的荒唐事，说给别人听都不相信，只能自欺欺人，想象对方把我跟老婆的姓给弄混了。老婆自然又是嘲笑，说你还没有火到那个地步，再说了，就算是真正的大作家大名人，别人也未必知道他老婆姓什么。

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位中年人因为讨厌选举，故意在名字中镶了一个“丏”，看上去很像乞丐的“丐”，非常容易被写错，而一旦错，堂而皇之的选票便要作废。这位中年人就是夏丏尊先生，是我伯父的老丈人，他当年是存心要让选票作废。当我的名字被一次次写错，便忍不住要想起这位愤怒前辈身上的名士气。

不管怎么说，名字被弄错多少会有些喜剧色彩。有时候，不妨出点这样的小差错，就像新来的老师课堂上点名，念错同学了名字引起轰堂大笑。当然最好是错进不错出，若与钱款有关，那就拜托，别把名字写错。

修伞之随想

漫长的雨季来了，仿佛中邪一样，我在不停地修伞。所谓修，其实也简单，无非是缝线，雨伞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脱线。过去只有质量不好才这样，现在任何价位的伞用不了多久，都会犯错误一样耷拉下来脑袋。除了脱线，常遇到的毛病是铆钉坏了，简单的维修可以用回形针代替。虽然都是小窍门，但是转眼之间，一把看上去早该丢弃的破伞，经过修理又能使用，大家都觉得我很能干。

其实只要有配件，什么样的伞都能修。这自然与我当过钳工有关，与修理复杂的机床相比，修伞就跟玩一样。我时常想到自己成为一个职业修伞人，过去修伞的要走街穿巷，仿佛流浪艺人，这是个很好的可以深入民间的行当。现在不行了，传统的街巷正在消亡，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街巷已向空中伸展雄起，修伞的人进出小区乱摁门铃，很容易被当作小偷。

再说修伞的那点工钱也不能养活自己，如果碰巧被媒体抓住，立刻会有两个被炒作的话题。话题一，作家某某饥寒交迫，靠修伞勉强度日，屡屡被误为小偷，这是在打悲情牌。话题二，作家某某修伞回报社会，手艺精湛，学习雷锋，这是在演崇高版。

我做工人那会，折叠伞还不流行，清一色黑布洋伞，钢骨锃亮，既结实又富有弹性。年轻人打架斗狠，常会用来当作兵器，十分熟悉的一个小伙子，就是被雨伞活活给扎死的。不仅可以做兵器护身，还可以当作绅士手杖，好像英国佬最喜欢这样做，下不下雨都带着，再配上一个古老的礼帽，指东挥西，基本上已回到大英帝国那个时代去了。

伞的质量下降首先与折叠有关，多用就是没用，方便就是不方便。其次是因为礼品，那种印着各种广告的折叠伞，一般都用不了几次。莫把村长不当干部，别拿礼品不当东西，大英帝国不行了，雨伞也就跟着不行了。事实上，伞的用处早就不如从前，它的功能更多只是用来遮挡阳光，所以好雨伞正确的名称应该叫遮阳伞，许多白领丽人坤包里的这玩意价格非常昂贵。

做工人时的那个厂已不复存在，厂卖了，人下岗了。想想不免感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十分怀念工厂度过的黄金岁月，那年头能当上工人就是中产阶级，既有政治优势，更有经济地位。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已进入八十年代，仍然羡慕师兄弟们的收入。多年来，我一直以动手能力自豪，这可是工人阶级的底子，毕竟是正经八百的钳工，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然而风水轮流转，也就是过去的若干年，动脑不如动手，研究导弹不如卖茶蛋，牢骚言犹在耳，手艺人的风光却早已不在。

香烟往事续

一个“贵”字让香烟有了许多不是，毫无疑问，烟应该有好坏差异，应该有价格的不同，可是动不动来个天价，非要区别出平民和贵族，起码在我这外行看来，多少有些岂有此理。事实上，一个渴望抽烟的人，有没有烟抽，远比烟好烟坏更要紧。

我当工人那年头，是个男人都会抽烟，这就仿佛如今一些工地上的民工，歇下来你一根我一根，习惯成自然，不这样便不像爷们，不这样就不能与弟兄们打成一片。战场上的老兵也是这样，临阵冲锋，先掏出一包烟来，一根根发了，烟不够你一口我一口轮着吸，然后就勇敢地冲出去，该死就死，该刺刀见红就刺刀见红，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香烟面前，人人平等，也许这只是过去的事，因为今天的好烟实在太贵了，只要一看价格，你就会立刻想到不平等，就会想到特权阶层。很多年前我去过一家著名烟厂，厂领导告诉我们，烟厂的支柱主要靠大众品牌，那些昂贵奢侈的香烟，不过充样子。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很难说，几乎所有烟厂都在生产贵得离谱的高档烟。

父亲生前屡屡为一事耿耿于怀，想到就后悔。还是我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有一次，几位工人师傅来做客，和父亲一起吞云喷雾，谈得很投机，父亲不断地给他们递烟。这期间，又来了一位什么客人，便和父亲换了个房间说话，那人正好带着好烟，就递了一根给我父亲。那年头的所谓好烟，也就是带个过滤嘴，具体牌子已弄不明白，不一会客人走了，父亲兴冲冲又来到我们面前，当着几位师傅的面，点上了那根过滤嘴香烟。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师傅们都看着，只当没看见。事后父亲非常懊恼，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说清楚这烟是送的，否则别人会想，他怎么可以把好烟留着自己抽，做人不能这样。

香烟会让人走近，也可能造成疏远。很显然，抽烟还是有些潜规则，不过凡事皆有例外，规则也是人为，是规则就可以改变，就能打破。现如今递烟已不流行，一根烟已不容易打发人的情感，公共场所到处禁烟，抽烟越来越不自由。另一方面，抽烟也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一定之规，譬如我和余华同志就互相觉得对方的抽烟方式不可思议。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写作时抽烟，只要有，什么牌子都能凑合，平时基本上不碰。抽烟能不能帮助思考说不好，对于我来说，抽烟只是习惯，更是一种仪式。余华却喜欢在聊天中抽，一本正经写作之际，反倒不需要香烟了。

在最正宗的烟民苏童同志看来，我们这个都不能叫抽烟，都属于荒唐，都太业余。

银行怎么了

老张出国几年回来，遇什么事都一惊一乍。过马路望红绿灯，去菜场买活鱼，看周末电影大片，进超市购物排队，动不动My God。他妹觉得丢人，说你又不是洋人，年纪也不小了，别这样好不好，人家一个个都对你翻白眼。现如今中国十分开放，连洋人在这都不流行这个，你还这么叫太老土。

老张骑车上街，要么看不到慢车道，要么慢车道上停的全是小汽车，一路骑一路害怕，只好下来推着走。他妹说现在连民工都骑电瓶车，你就上快车道骑，轧不死你。说了有些怕，连忙纠正连忙说别，还真别上快车道，这年头走道好好的，背后都会有喝了酒的司机横冲直撞，没听说宝马早不叫宝马了，已改叫路虎了。

老张一本正经，说宝马是德国的牌子，路虎是大英帝国，根本挨不上，搞搞清楚好不好。他妹说别以为出过国吃了几年肯德基麦当劳，在老外的大学里讲过几年学，自己知道的事就一定比别人多，路虎是指马路上的老虎，又叫马路杀手，没事多看看报你就知道了。

他妹开了六年汽车，已算老司机。载老张去银行存美元，到门口，看车的人挥手示意，说就把汽车停慢车道上好了，我给你看着，警察来了，我喊你们。不远处有个停车场，稀稀拉拉停着几辆汽车，老张问为什么不让停那，说是银行职工和特殊客户专用。

从银行折腾半天出来，远远看见一交警正对着汽车拍照，他妹连忙奔过去，气急败坏地说看车的让我停在这的，说我这就走。交警说你早干什么去了，单子都填了，照片也发回去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然后一张罚款单，笑眯眯贴在车窗玻璃上，根本没商量。老张责怪看车的，你说没事，你说警察来了喊我们。看车的立刻委屈，谁说没喊，我跑进去喊谁的车谁的车，喊了好几声，没人理睬。

看热闹的保安过来作证，说人家确实喊过，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只好作罢。老张立刻想到当时只顾与工作人员交涉说道理，完全忘了外面的停车。国外回来，手头还攥一万七千美金，今天想把这钱存了，没想到银行方面告诉他，存美元可以，可是最多只能存五千，也就是说，如果想把这笔钱全部存在这，要跑四次。

规定就是规定，说什么也白搭。老张大谈不合理，这银行怎么了，没听说过有钱还不让存。他妹也发牢骚，嘴上玩幽默，说中国人现在真阔了，连银行也不差钱。工作人员懒得太多解释，一句话，存人民币多多益善，巴不得客户多存一些，存美元有规定，国家的规定懂不懂。

女儿买手机

老王为女儿买了款新手机，价格不到一千元。女儿满脸不屑，完全是凑合和将就的表情，说现在人玩手机基本一年一换，她上大学买第一个，读研时买第二个，又过了两年，到现在才用第三个手机，而且这种中低档，真是太便宜了父母。

老王感到很郁闷，女儿二十五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岁数的女孩首先应该自己挣钱买，或者让男朋友送，结果却还得工薪阶层的爹妈破费。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老王夫妇背后感慨，心有不甘，都说孩子读书好了就是正道，可是光读书，读傻了又有什么用。

老王给朋友打电话，遇到心里不爽，上班时就用公家的座机聊天。朋友说你还是赶快知足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养了这么个好女儿，一路过关斩将，一路有惊无险考过来，该考的都考上了，多少人羡慕都来不及，你还想怎么样。女儿上幼儿园你花钱了吗，进小学进初中进高中进大学，你又出过多少银子。跟别人的孩子比，已经赚大了，再买个手机算什么，又没下岗，又没提前退休，这些年涨工资，你哪一轮空过。

朋友一番话让老王感到欣慰，想自己好歹是公务员，工作稳定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都说岁月不饶人，幸福是一种比较，当年的班花形容枯槁，最调皮捣蛋的杨某已经作古，老王不过掉了几根头发，有一点秃顶，真是太应该知足。

晚饭后，老王夫妇下楼散步聊天。老婆刚读完一本《心灵鸡汤》，一时还真有了共同语言，两人便从女儿手机说开去，大谈人生感悟。老王说近来一直在注意时髦女郎用的手机，发现款式都比女儿高级，价格也肯定要高出许多。老婆说自己的部门领导，动不动换个手机，全是高档挺尖，最近玩的那款，价格竟然相当于一台手提电脑。

手机只是用来通话，很多功能都是无用，所谓高级，说白了就是虚荣。人生难得一份平淡，难得一份从容，天在真正地黑下来，老王夫妇突然悟到了人生真谛，身心立刻放松，步伐陡然轻快。不过走出去不远，他们又开始为自己孩子担心，女儿正在读硕士，接下来只要可能，还得继续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读下去，读到不能再读为止，然后呢，然后又会怎么样。

地球人都知道，女博士找工作，找对象，都是问题，老王夫妇心情刚开阔，不由地又沉重起来。

在金华的李清照

金华的双龙洞

二十一年前祖父过世，父亲为了写纪念文章，让我抄写老人家日记。就在祖父的书桌上，我毕恭毕敬地誊写，当时1988年，具体摘抄的日期是1957年上半年，正是祖母去世前后。

祖父祖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我们做小辈的常被教育，应该向他们学习，要以他们为榜样。祖母过世，祖父的悲伤难以用笔墨形容，只说书写卧碑这件小事，祖父按石头大小拼了纸张，写了“我妻胡墨林墓”六个大篆字，每行两字，分三行，然后写了一首五绝，是用我祖母的口吻，“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诗左又有三行正楷小字，“墨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谢世，先十日为余说此意。呜呼！心系人间，骨归泉壤，用铭其墓，来者鉴之”。这么多的字如何布局，大小如何合适，祖父前后琢磨了一个星期。祖父生前，我常看到他为人写字，大都一挥而就。

这以后到了三月底，祖父便离开北京黯然南下，他不是个爱游山玩水的人，此次出门东游西逛，差不多有五十天。去了武汉，去了广州，又去了浙江和江苏。浙江除了杭州，还去了金华温州黄岩。因为有金华一游，便写了《记金华的两个洞》，这篇文章的一小部分，被改名为《金华的双龙洞》收入小学课本，结果很多孩子都读到了。

收入小学课本的具体时间弄不清楚，问身边的人，有人说读过，有人说没有，但是确实有很多人知道。我上小学时的印象中绝对没有这篇课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选入课本和教材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读者，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印象，因此金华的有关方面，竟然请书法家用很大的字抄写，用巨石刻了碑竖在双龙洞门口。

今年盛夏，我与陈村兄相约一起游金华，就在这块碑前，他要为我照相留念，一边拍摄一边调笑。我心里无限感慨，首先，祖父一生都是低调，他要是知道这事，肯定不会赞成。其次，我太知道祖父当时心情，祖母的早逝正像刀子一样剜着他的心，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祖父人寄情山水，无非“入室故迟迟”，心里时刻都在惦记祖母。

祖父这篇游记写于1957年10月，文章发表在《旅行家》杂志上，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篇游记风格其实很沉郁，有些压抑，有太多平淡，还有一些浅浅的痛楚。

选入课文的《金华的双龙洞》被删节加工，变得更简洁，更适合小学生阅读，不过不是原汁原味，原文中“我不感兴趣，虽然听了，一个也没有记住”，这些话已不复存在。

在金华的李清照

和辛弃疾一样，李清照也是山东人，都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到了南宋，两位地道的北方人仓皇北顾，一起逃到江南做义民，中年老年都在南方度过，说他们是南方人也不为过。这次去金华，导游小姐为大家背诵李清照留在当地两首诗词，我恰巧过去也背过，觉得十分亲切。

组织这次活动的《华东旅游报》要我们写几句话，不知道陈村兄如何措辞，反正我因为想到李清照，便随手写了如下意思：

到金华就会想到李清照，就会想到她留在这的一首词和一首诗，词十分婉约和悲苦，诗非常豪放和激昂。景色依旧，物是人非，今天的金华显然要比过去更美好，“江山留与后人愁”，美景如此，何愁之有。

写完了意犹未尽，觉得有必要补充几句。先说那首词，“风住香尘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船，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集婉约之大成，一个载不动许多愁，变虚为实，悲苦之情跃然纸上。

再说那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同样是写金华，同样是写大好河山，诗和词气息完全不一样。李清照显然更传统，在她看来，词乃诗余，诗和词各有所宗，形式不一样，反映的内容也不应该一样。词有词的写法，诗有诗的规矩，标准不同，二者不能合而为一。境界上看，无论词还是诗，都属于第一流。

《儒林外史》中的书呆子发议论，认为八股文做好了，玩什么都行，要诗就诗要赋就赋，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否则就是野狐禅。这观点当然迂腐，也不无道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好的写作者总是要遵循游戏规则，这就好比写古诗必须押韵，要讲究平仄。要想突破，首先要知道怎么才能突破，要知道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否则便是没头苍蝇。

李清照是位心高气傲的女诗人，就写作而论，实在是有些真本事。学诗漫有惊人句，评论家常推崇她后期的作品，理由是生活历练，她的晚年十分不幸，所谓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不过显然只说对了一半。写作有时候就是会写不会写，就是你能不能写好，考察李清照前期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她的优秀同样不容置疑，真正的写作高手，体物之工抒词之雅，丝丝入扣针针见血。

造化弄人，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写作，可惜不能写或者不会写，终究还是白搭和落空。说白了，李清照在哪都能写出不朽篇章，碰巧她来过金华，这就是此地的幸运了。

雨中游同里

一位仁兄欧洲待了几年，回国说去过的那些名声显赫小城，根本不当回事，说国外也就那么回事，看多了都一样，无非这堡那堡，要参观就那几样东西，市政大厅，教堂，名人故居，还有呢，就是墓地。

他的高论让人想起了江南水乡小镇，这些年，断断续续去过许多古镇，到的次数多了，眼花缭乱，便有些弄不明白。说起来各有特点，但是在我这个粗心的游客看来，大同而小异，看来看去，无非小桥流水，无非白墙黑瓦，沿街的店铺，民俗表演，没有任何特色的旅游小商品。里巷幽长弄回路转，这样的古镇，去也罢，不去也罢。

苏州古镇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最初只是一些带有军事性质的部落。随着大运河开通，这一带经济突飞猛进，小城镇便不可思议地兴盛起来。统计数字显示，此地小城镇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同里的退思园十分有名，建于清末，1986年，美国纽约以它为蓝本，在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退思庄”，由此可见退思园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我对水乡小镇有个错误印象，一直觉得只适合于北方人参观游览，对于干燥的北方来说，水乡小镇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太多差异，有差异才能产生美。当然还可以蒙蒙老外，有距离才有吸引力，譬如在同里，你差不多天天都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熟似无睹，事实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来自江南小镇，他们对那些闭塞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好感，这些地方就是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人想出来。

今年夏天去同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倾盆大雨，顿时昏天黑地，等疯狂的雨势过了，撑着伞，在雨中漫步。雨仍然很大，与刚刚的狂风暴雨对照，已算不上什么。雨中的同里突然展现出不曾见过的宁静，不是例假日，也不是双休日，依然还有些游客，依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老外，都在廊檐下闲坐避雨。

我的鞋湿了，裤腿也湿了，既来之，则安之，悠然在雨里走着。此次同里之行纯属意外，就像这场豪雨，来得很突然，稀里糊涂人已到了这里，已进了退思园。良辰美景奈何天，同里并不是第一次来，退思园也不是第一次进，然而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从退思园美滋滋地出来，雨中登船，小河中只有我们这条船在行进。河岸上，一个老外正在屋檐下玩电脑，全神贯注眉头紧皱。我们正悄悄地从他身边经过，网络早已把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老外在干什么呢，玩游戏，和家人联络，还是在写作，种种好奇的疑问，都在我大脑里一闪而过。

说不完的玄武湖

根据专家考证，南京玄武湖公园有一百年历史。只要是个整数，往往会让人感到兴奋，就要庆贺，就可以开讨论会。按照中国传统，“百年”并不是好词，通常都有暗指，然而为热闹，也顾不上了。

有专家小心翼翼提出观点，说玄武湖公园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理由是还在大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年头除了皇家园林，便是私家园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一个属于老百姓的公园肯定很了不得。1909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为方便游客观赏玄武湖，当时的两江总督在城墙上开了个叫“丰润”的门洞，这就是后来的玄武门，而玄武湖公园也因此诞生。

公园的意义就在于“公”，在于为公共所有，在封建社会，公是共和的先声。有幸参加了庆贺的讨论会，回家上网检索，发现齐齐哈尔的龙沙公园更早，有1904和1907年两种说法，有专家指出它才是清政府营造的最早公园，心里不免为玄武湖公园失落，有种与吉尼斯纪录失之交臂的遗憾。

是不是第一并不重要，南京人值得骄傲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记录，在1929年的《首都计划》中，南京城内的公园面积，与欧美各大城市相比，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了玄武湖公园，有了中山陵风景区，南京“分配每英亩公园之人数”，仅多于华盛顿，与纽约柏林伦敦巴黎相比，数量要少许多，换句话说，南京的人均公园占有率在当时相当高。

既然是参加讨论会，难以逃避发言，我硬着头皮说了两个意思。第一，希望玄武湖永远不要变为一个大工地，十多年前，我在湖边遇到一位正在考察的老同学，他踌躇满志，正受一家外国财团委托，打算把玄武湖按照世界地图建成一个五洲公园，盖上各种风格的建筑，像深圳的世界之窗那样。我当时就想，这事真要成了，玄武湖就遭大殃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成。

第二，让玄武湖成为南京人的后花园，真正为老百姓所拥有，让市民充分享受。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大公园，如果只是为吸引外地游客，只是惦记着别人口袋里的银子，在这根本见不到本地人，怎么说都有点悲哀。就好比有个很好的大房子，自己舍不得住，成天空关在那等待出租。

取消收费或许是不错的办法，国内外经验已证明这一招确实有效。寂寂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没有人气的公园怎么说都是不好。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最热闹之际，夏天来了，玄武门城门大开，不收门票，变为避暑消夏的最好去处，整个公园成了欢声笑语的不夜城。此情此景，常让一度是首善之都的老南京人缅怀。

英国佬的一二三

美国小伙子布莱森傻乎乎去英国旅游，玩着玩着，觉得这地方挺不错，便找个漂亮的当地姑娘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很多年。二十年过去，布莱森已经中年，忽然想到荣归故里，要落叶归根回美国老家。临走前一咏三叹，觉得不能白白地在大英帝国这么多年，得四处走走看看，来一个环岛游，得写本书，表扬表扬英伦。

于是就有了一本《小不列颠札记》，在这书里，布莱森不遗余力赞美，变着法子讨好，把英国佬狠狠地夸了一番，他随手写下了一大堆优秀品质，以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恨不能立刻飞往英伦三岛。小伙子春心荡漾，大姑娘想入非非，明知道不切实际，却都盼着能有一场异国的艳遇。

布莱森描写英国佬的优秀品质中，我起码牢牢记住了三条。第一条，英国人十分容易满足。为了夸人家，布莱森先抑后扬，说英国人如何容易打发，只要有东西吃，是个食物放在他们面前，就总是说好。作为一名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美国佬，布莱森很长时间都不理解，一向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为什么生活永远那么低调，为什么会那么不在乎物质生活。受英国人的影响，布莱森发现自己近朱者赤，有一天面对着非常糟糕的食物，也会由衷地感到幸福。他突然明白，有时候人生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

第二条，通过如何排队这样的小事，可以看到英国人的绅士风度。通常情况下，排队肯定不会让人高兴，去银行取钱，去火车站买票，看着长长的队伍，心情会变得十分糟糕。我们愁眉苦脸，我们心情烦躁，对想插队的人恨之入骨。为了排队，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并不罕见，尤其是多个窗口有几条队伍的情况下，我们难免心急火燎，就怕自己的队伍会比别人的队伍进度缓慢，总是在担心自己吃亏。英国人排队时脸上常带微笑，他们不仅能习惯，能平静对待，而且还会享受等待。据说现在国内逐渐实行的那种多窗口只排一条长队的等候方式，就是起源于英国，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地等在那里，再也不用操心会不会排错队。

我能记住的第三条，不是绅士才绅士，不是有文化的才有文化。身份并不是有文化的前提，学历并不是有文化的标杆，在博物馆和展览馆，任何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英国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通，都可以十分内行。举例来说，通晓百科全书的往往是最普通老百姓，《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节目，拿大奖的不是大学教授，不是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出租汽车司机，要不然就是建筑工人。

夜行的快车

从豪华五星级宾馆出来，一头钻进拥挤的快速列车，仿佛进入时光隧道，你立刻又回到了过去。有反差才能理解生活，有反差才会有真正体验，因为闷热，终于知道什么是凉快，因为饥饿，开始怀念美食。过了好日子才知道艰难时光，才明白往事不堪回首。

那天晚上从苏州坐火车赶回南京，东道主没买到动车票，便买了K字头的快车。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快车，买票的人也不清楚，反正开车时间差不多，好歹有一个快字，便自作主张了。通常情况下，苏州到南京动车一个多小时，上车前查了时间，这快车竟然将近五个小时，于是立刻明白，所谓快车就是当年的慢车，快乎哉，不快也。

慢车改名是典型的时代特色，就好像中国足球冠名改成了超级联赛，实际水平还是甲A，或者比当年的甲A还不如。上车前我就有些恐惧，非常犹豫，苏州不是始发站，可是上车人数一点不比始发站少，大包小包蜂拥而来，呼啸而去，车还没开已晚点了。上了车想反悔已来不及，这些年与时俱进，出门坐动车，习惯成自然，以为只要是在铁轨上跑，速度八九不离十，状况会差不多，没想到一个大意，一觉睡到了解放前。

车厢由旧的硬卧车临时改造，乘客挤得满满，老式的厕所，从洞里能看见下面的轨道和枕木，也就是那种一路可以随地大小便的。早被人遗忘的历史镜头，又重新出现在面前，有人抽烟，有人随地吐痰，空调若有若无，脚臭异常浓烈。乘务员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耳朵上夹根香烟，推辆小货车，嗓门奇大一路吆喝。封闭车厢里的吞云吐雾，与他以身作则有关，站在过道口，从耳朵上拿下烟，众目睽睽下点火，身边的几位看了，立刻口袋里摸出烟，理直气壮地说声“要搞大家一起搞”。

夜行快车完全是一种破罐子破摔，既然晚点，只能见车让车，一停再停。包括本人在内，心情都变坏了，能听到的声音皆是骂娘。大家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既然不是动车，既然不是特快，就是小娘养的，就得夹着尾巴忍受。谁让你们上了这贼船，谁让你们要省几个小钱。车厢里抽烟和吐痰属于不良习气，明知道脚臭就不应该当众脱鞋，但是人一旦给逼急了，没有正确疏导，难免自暴自弃，难免发生不该做的事。

动车通常不会这样，在一个好的环境，人们就变得有绅士气。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环境决定人的生活态度，能左右人的行为。在被遗弃的夜行快车里，熬了差不多六小时，坐飞机已到欧洲，很显然，让我感到很不痛快的，还不只是晚点。

节约，还要主义

说节约，首先想到节约闹革命，小时候读书经常听到的口号。始终也没明白节约与闹革命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口号，跟着随便喊喊就是。后来工作了，上班听大家说段子，说有一哥们住钢铁厂旁边，因为傍着大款，用煤气不要钱，为了省火柴，他家煤气灶始终开着小火。听了有些奇怪，也有些害怕，那哥们却说点了十多年的长明灯，习惯成自然，一点都没危险。

这当然是过去的年代，那年头物资紧张，囊中羞涩，是谁都会想着法子省钱。类似的日常故事还有许多，譬如自来水龙头让它滴水，下面放一个盛水的容器，据说这样水表不会转动。电表的某个部位放一块吸铁石，这样电表就会慢。节约的故事非要有点邪门才好玩，我发现生活中特别喜欢节约的，省到几近变态，往往又是最浪费，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节约自己的钱，慷公家之慨，揩公家之油。

父亲在世的时候，屡屡为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他觉得人的品质变坏，与有一个庞大的公家有关。公共厕所肯定是最肮脏的，凡事变成了公家，一为公共，事情就有很多麻烦。公款消费永远是最大的浪费，天下为公，本来是中山先生的美好理想，可是现实生活中神奇复化为臭腐，好事活生生成了坏事，纯洁女孩堕落成人尽可夫的荡妇。公家成了深深的黑洞，不把这个洞给堵上，根本不要谈什么节约。

古人以节约为美德，所谓“食鱼不反”，意思是说吃鱼的时候，吃完了一面就行了，别没完没了，另一面要等着下一顿再吃。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不是为了环保，是舍不得。在中国文化中，奢侈向来是反面教材，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万户城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国家所以会亡，脑袋为什么要掉，通常都和节约与否有关。这当然也是蒙人，有人节约穷了一辈子，有人奢侈享乐一生，因此节约不节约，与幸福无关，说白了还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我的傻想法，提倡节约总是好事。消费未动，节约先行，不过最好的思路，还是从自我做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候，不做什么确实比做什么更好。非要做，不妨多少想到一些节约。我的一个朋友是环保主义者，自己有很多钱也不买车，平时尽量不用空调，还在马桶的水箱里放了一个矿泉水瓶，说这样可以省水。

不想说这样有没有意义，干什么都想着意义，人生就会太累。节约最好能成为一种本能，这位朋友活得很充实，人只要感到充实，自由自在，问心而无愧，这就足够。

十有八九的甲流

烧也发过了，嗓子眼，胸部，背部，浑身各处的肌肉，该酸该痛的都难受过了一遍，可是直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不敢说就肯定是甲型H1N1的流感，被太太逼着去医院，这个检查那个化验，又拍片又心电图，最后问医生会不会是甲流，医生头也不抬，说十有八九都是。

因此只能算十有八九，不肯定，也不能算是冒充。看网上网民的交流，基本上都这样，先觉得喉咙不舒服，突然就发烧了，烧得你很难受，去医院就是挂水，再配点消炎药。想不明白医生为什么不给配“达菲”，按网上的说法，这是目前唯一确认有治疗效果的西药。现在医院基本上不筛查甲流，大约人太多了，也忙不过来，你不是发高烧吗，先去挂了水再说。

甲流是2009年最闹人的传染病，从春天开始，流言飞语没有断过。先是闹猪流感，然后才改名甲型H1N1，消息铺天盖地，恐怖时全民皆兵，最后呢，基本上不当萝卜白菜。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的大英帝国，据说当时也已失控，如何如何，每天有多少人数在激增，我身临其境，一点都没感到紧张。反倒是回国下飞机有些惊慌，公安人员如临大敌，都戴着口罩，到处体温探头，因为太紧张，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来自疫区，而是即将进入。

事到临头，也就没什么大不了。我对输液过敏，只能回家吃药，紧接着是一夜的痛苦折磨，温度越来越高，胸口越来越闷，那个难过和不痛快，凡曾被宣布为十有八九的病人，立刻会有深切体会。与有过同样症状的几位朋友交流，大家感受差不多，这事被轮上了也没办法，没有进入重症病人行列，就算上上签。

必须隆重感谢刘炜医生，在西医的简单处理以后，连续高烧不退，结果只是凭借电话，他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在楼下中药房配些草药煎服，竟然立刻就退烧。刘医生是中医，他也认为我这甲流十有八九，这一点，中西医观点惊人一致。

此次生病，最难受的是发热，谁能让我退烧，就是好医生。其次是胸闷，好像有蚂蚁在爬，忍不住就要咳嗽，我太太最担心这个，只要一发出声音，立刻瞪大眼睛看我。西药也不敢不吃，可是连开药的医生自己也说，这药用处不大，对甲流毫无办法。

目前我的身体正在康复，刘医生开了方子为我化痰，两帖中药后，又指示什么药都别吃了，好好静养，病来山倒病去抽丝，着急是没用的。我已经天天的想念游泳了，刘医生说天太冷，还是得熬一熬，他是个有些神功的好医生，知道病人心里的想法。

说不完的凤凰卫视

写过两篇小文章议论凤凰卫视，现在又要来唠叨，真有些过分。前些日子与海外归来的朋友聊电视，承蒙他教训了几句，说中国作家真是闲呀，政府养着，文章写不好，老是看电视。我让他说得脸红，说自己只不过看新闻，偶尔还看看NBA。朋友调侃说，行啦别解释，就这样也还是奢侈。

接下来就说凤凰卫视，朋友听说我无聊到写过两篇文章，又逼着说出大概。于是坦白从宽如实交待，第一篇文章是想花钱看凤凰卫视，理由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只能在宾馆里看到，居家而能看凤凰的新闻，有种秀才不出门，卧知天下事的痛快。因为不能，所以成为希望和理想。

第二篇文章是心想事成，终于可以花钱看凤凰卫视了，得陇望蜀，旧的困惑解决，又有了两点新的不痛快。首先是捆绑销售，为了看这节目，必须花钱购买一堆不要看的频道，你买一块豆腐，必须搭一大堆过冬的白菜，你要去北京瞻仰天安门，先得在首都郊区兜上一个大圈。其次是内容方面，此凤凰已不是彼凤凰，远没有过去的精彩好看，什么都大打折扣，该说的话不说了，不该说的没完没了。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世故，有比较才鉴别，有变化才知道发展，通过节目对比，结论不难得出，你会发现连CCTV也越来越开放了。

朋友觉得我的牢骚毫无意义，算不上国家大事，完全不是精英观点。电视上本来没什么好玩意，人家洋鬼子常常不看电视，只有无聊空虚的同志才会老守着电视屏幕。国家养了你们这些作家，拿工资还要骗稿费，真是太那个什么了。我一下子给他唬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著书都为稻粱谋，银子不是坏东西，然而也未必就是为了稿费，有时候真是有感而发，真是心里很不痛快。为什么花钱也不让看凤凰卫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搞绑销售。事实上，我的两篇稿子都曾遭遇退稿，理由不尽相同，结论基本一样。退有借口，用也有道理，退就退了，用就用了。既没出漏子，也没见任何反响。现在又多了个为什么，为什么对电视节目不满意，还不让提意见。

据说存在一个潜规则，大家都吃媒体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好我好大家好，对近亲同行有意见的文字，能免则免，该枪毙便枪毙。不让人提意见总是不对，不平则鸣，有牢骚就得让人发泄。好在如今传媒发达，想捂着也难，东方不亮西方亮，副刊有许多空白要填，这家报纸不登，那家报纸却会刊出。况且老总们的尺度并非完全一致，只要不是太出格，文章总能登出来。

一次讲座的开场白

大家好，先让我说句套话，很高兴来这与同学们见面。这样的开场白既庸俗又浅薄，演讲者都喜欢，是标准的官话，不只是当官的才这么说。

其实我并不高兴，并不太乐意。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作家，不管何时何地，必须说老实话，必须坦白，必须如实交待。人们挂在嘴上的这句套话，对本人并不适用，说真的，我很不愿意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不善于说话，怕讲台上信口开河。勉为其难，不能而硬做，很尴尬，好比一个人五音不全，被一帮喜欢卡拉OK的拉进包厢，话筒手榴弹一样递过来。其次是抹不开面子，我当年的同窗，大学四年一起鬼混的哥们在这当官，苟富贵无相忘，老同学混阔了理应捧场。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这面子不能不给，你们以后也难免敷衍，我虽然嘴笨，却是个很讲交情的人。

在座诸位恐怕会不高兴，会问作家的责任感呢，良心哪里去了。会觉得演讲者态度不端正，既然不愿意，干吗还要跑来忽悠。张口闭口老同学，是不是太俗气，中国人都这臭毛病，就知道讲面子拉关系。如果真能这么想，真看透了这些把戏，我觉得很好，说明大家有自己的思考。今天的年轻人很容易生气，生气不是坏事，这年头很多讲座都是蒙人，我的演讲也不会例外。

说话应该与写文章一样，该写的才写，不该说的千万别乱说。我真是有点冒失，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得不好，不光砸自己招牌，还害得老同学一起脸上无光。讲交情未必对，拉关系不一定好，某些领导同志犯错误，不是天生喜欢贪污，有时候只是抹不开面子。

现实生活中，常会身不由己，我们不喜欢考试，不喜欢，还得考。今天这个阵式，仿佛一场面试，我高高在上，真正占心理优势的却是你们，你们是考官，是评委，演讲是好是坏，全靠你们赏脸和捧场。有文章说胡适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演讲词竟然这样开场，“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的”，为了讨好听众，上来先称兄道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虚，说明听众厉害，说明胡适会考试。

为了这次考试，这是一个有趣的口误，我做了充分准备。是有备而来，可惜忘性太大，写了稿子，白纸黑字就在手上，却已忘得差不多。照本宣科不是个好办法，如果这样，还不如把电子稿直接发你们邮箱。接下来言归正传，只能豁出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哪说哪。前言不搭后语，我只能保证全力以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属于同学们，我可不敢不当回事。好不好是水平，认真不认真是态度，希望大家宽容谅解。

纠结的小三

两月前一本新书出版，有关部门为了宣传，在北京一家茶座举行首发。邀请好多记者同志，我对这种热闹一向惶恐，忐忑不安进去，见席位赶快一屁股坐下。然后就看到了面前的拙作，这是第一眼，有些激动。在场记者早已人手一册，我因为怯场，羞答答也不好意思仔细看，有一层裹得很紧的透明塑料纸，花很大功夫，靠一女记者的帮助才撕开。

好在活动并不立刻举行，我傻坐在那，假模装样研究，毕竟这是自己的创作。虽然不是第一部，敝帚自珍，每次手上拿着新书，心头仍然嘭嘭乱跳。除了书名，封面添了一些触目文字，腰带上的几行宣传十分煽情：

至亲至疏夫妻——（唐）李治。

大房与小三之争，新时代的《妻妾成群》。

没有打不败的小三，只有不努力的原配！保卫婚姻全攻略！

叶兆言继《马文的战争》后最新力作。

我吓一跳，第一句就太不明白，武则天的老公李治为什么会发如此不现实的感慨。皇帝有一大堆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忙不过来，哪有闲情讨论夫妻关系。不过意思也对，皇后和正宫娘娘都是老婆，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心终究隔肚肠，这位高宗怕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媚娘会那么厉害。

是封面的设计者搞错，偏旁上多了一点，应该是冶，不是治。读音不同，意思也不同，不是高宗李治，是女诗人李冶。这个错当然与我无关，所有宣传用的商业用语，都与在下没有关系。很快首发正式开始，友好的气氛下，记者们纷纷提问，话题仿佛长了翅膀的苍蝇，全叮在了“小三”这块肥肉上。我毫无准备，非常狼狈抵赖，巧舌如簧解释，还是招架不住。

首发式上这样被问，自然情理之中，刚拿到新书，都是匆匆来去，不追究封面上的文字，还能干什么。让人感到纠结的是，此后不断地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有时候一天好几回，追根寻底，没有一次不是在讨论小三。语气有些暧昧，寻根追底暗藏杀机，怎么回答皆处下风。是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关，是不是受某部电视剧影响。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小三，如果你有，会怎么对待。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时髦话题，小三是否是小说的一个卖点，是否对纯文学没兴趣了。

我解释了无数遍，越抹越黑，越说越乱。小三成了药引子，成了导火索，最后变成了一切。我俨然成为婚外恋的专家，害得老婆很不高兴，女儿抿嘴偷笑。内容已不再重要，十分辛苦地写了本小说，只是不小心写到了一点婚外，结果就是这样不可收拾。

没有完的小三

接受记者采访，不断有小三的话题困扰，我干脆拉大旗作虎皮，借前辈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英名，为自己掩饰辩护。

王尔德曾说过，在惠斯勒画出伦敦的雾之前，伦敦并没有雾。同样道理，凡高如果没画出令人惊艳的美景，普罗旺斯的风光也不存在。我是个标准的室内动物，用流行话说就是宅男，谈不上道貌岸然，规矩得像团不会发酵的死面。过去也弄不清楚小三有多么热闹，作为现象有多么严重，自从《苏珊的微笑》问世，我突然明白自己踩地雷上了。

将我的名字输入百度，可以搜索到370000条消息。输入“小三”，25200200条，输入“婚外恋”，5910000，小三之趋势果然要比婚外恋生猛。婚外恋太斯文，远不如小三直截了当。我的小说确实有了些反响，基本上与小三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表扬和批评都源自小三，表扬者说解剖婚姻堪称独步，批评者说又写了一本垃圾。

我说到道德这两个字的时候，记者们不是沉默，就是冷笑。有个女记者很吃惊，说你会觉得婚姻之外的关系不道德吗，难道你真的还是那么传统。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讨论一些别的话题，譬如小说中非常想写的嫉妒。女记者不屑地说你的书上写了嫉妒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于是告诉她第100页上就写了，当然这是瞎说，随口报了一个页码，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看过我的书。

这年头写文章可以不看原著，当然也不是现在，过去也这么玩，宣传文章和大批判稿，只要揪住一点引申开，痛痛快快胡说一通。有动静便是好事，小三似乎真给小说带了发行量，前几日出版社领导来电话，第一版印了二万五千册，还不到两个月，已发售完了，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加印。

如此说来，应该感谢小三这不太好的话题。我的书从来谈不上畅销，在图书市场，不畅销是纯文学的遮羞布，没有人气是最大的现实。然而出来混，欠账都是要还，人在江湖不由自主，小三吸引了大家眼球，很可能伤害了原本不多的忠实读者。说心里话，我还是我，还是努力写作认真琢磨，也许没写好，但是不该放弃的，永远不会放弃。

小三这词不仅让人感到纠结，而且变得心虚。前几日与女儿一起在秦淮河边散步，看到一广告，公然写着“小三提高班”，不禁吓一跳，想半天，才明白是小学三年级的意思。

为什么开专栏

畅销书是绿帽子

小说家马丁来我家做客，他在德国很有点名气，年龄比我略大几岁。交流都要通过女翻译，我们不断点头，不断微笑，不咸不淡地说些什么。谈文学有时候就是指名道姓，为了表示对德国文学的尊重，我报了一堆德语作家的名字，从古典说到当代，从正宗的德国佬，譬如歌德，譬如格拉斯，说到用德语写作的非德国人，譬如杜伦马特，譬如卡夫卡。马丁很吃惊，一会摇头，一会点头，啧着嘴说中国作家果然厉害，居然知道那么多德国作家。

翻译希望马丁也能谈谈自己知道的中国作家，这下给问住了，他只能表示歉意，耸肩膀，撇撇嘴。我笑着说德国作家没必要读中国人的书，欧美文学自成体系，他们习惯自娱自乐。像今天这样屈尊，愿意到中国来看看，玩玩，已经很不错了。谈话是在书房进行，又说到藏书，我说一个西方作家绝不会像中国同行那样，书橱里搁一大堆外国人的书，而且全是翻译。

几年前，还来过一位德国诗人，也向他卖弄我的藏书。德国人的反应很一致，天哪，好厉害。我想他们心里肯定在想，这些中国作家真他妈的傻，真舍得花冤枉钱。当然出于客套，他们不得不礼貌性地表示震惊，表示感动，佩服中国作家向西方学习的虚心态度。

中国作家乐意向外国学习，这个秘密众所周知。老先生鲁迅就坦白交待，他的小说创作大都有着洋人的影子。相比之下，西方文人更喜欢欺师灭祖，不要说看不上东方人，连他们自己的前辈也不太放在眼里。伟大有时候不过是个蒙人的幌子，那位德国诗人就表示过对歌德的反感，他觉得这位德国的李白不仅当下没多大意义，就是当年，在成名火爆的那些岁月，也不怎么样，充其量也就是个畅销作家。

我接触到的外国作家，大都对畅销没有好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内心都有些郁闷，都不太得意，自己十分努力写的书不好卖，别人看上去不过尔尔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就上了排行榜。于是眼红，于是生火，嫉妒心人皆有之，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去年奥斯卡最佳片《朗读者》的原著是本德国小说，过去就有翻译，卖得并不怎么样。因为获奖，中国图书市场也火了一把，好评如潮。完全是无话找话，我与马丁谈起了这本小说，他立刻有些愤怒，眼睛瞪很大，与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口吻如出一辙，毫不掩饰地说那是垃圾。

马丁说《朗读者》是畅销的通俗小说，畅销书一顶绿帽子，他随手就给人家戴上了。

一本书的价值

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我学习写小说的时候，这个黑色幽默来头很大。那时候也不说现代后现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稀里糊涂都涌进来。一波未去一波又来，这流行那时髦，哪个更新更好，根本整不明白。当时有个形象说法，创新之狗在后面狺狺乱叫，追得你想停下来撒泡尿都不行。

不过记住了冯内古特，记住了一本叫《冠军早餐》的小说。故事忘得差不多，忘不了那个叫屈鲁特的科幻作家。这个人很有意思，小说一本本写，长篇短篇一大堆，写了以后，被出版商包装成淫秽作品，登在乱七八糟的色情刊物上，然后大卖特卖，名利双收。很多人买他的作品，不是因为写的内容，而是因为书中的色情图片。随着思想开放，色情越来越没有了吸引力。读者再也不会为张色情图片，冒冒失失拿出钱来，过去花十二块钱才能买到的一本书，如今只值一块钱，这一块钱就是屈鲁特小说的真实价格。

屈鲁特最后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考虑让他得个文学奖，仅此一笔，就还不够黑色幽默。可能也是顾虑，冯内古特属于那种应该获得，最终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可惜，他给评委留了面子，人家并不领情。

接受记者采访，常常被问到，写作期间考虑不考虑畅销元素。我非常坦白，说不考虑，根本不相信有这玩意。不相信，所以不做无用之功。记者便用“不是我清高，而是我智慧”作标题，写了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大照片。

出版社当过编辑的经历告诉我，畅销可遇而不可求，运气好了，天上掉馅饼，倒起霉来，盐都会卖馊。同样新科诺贝尔奖得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辛格的短篇小说集初版印九万册，今天呢，印九千就不错了。

也不知有多少写手学习金庸大侠，想成为古龙梁羽生。攒足了眼泪学琼瑶阿姨，结果都进了废纸篓，幸运者印成书，也跟没写一样。作为前辈作家，我不止一次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学韩寒郭敬明，一将成名万骨枯，别人的成功一定是后来者的坟墓。

畅销之学问很深奥，不应该让写作者去研究琢磨。不要相信这派那派，所谓畅销元素，说白了就是狗皮膏药，就是那些用来包装的色情图片，随时随地都可能抛弃我们。真相让人寒心，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一本书，它的实际价值很可能就是一块钱。这是让人难堪的现实，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必须学会忍受这些，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不想再签名了

有个年轻人找上门来，让我在一份保护古老街区的呼吁书上签名。看看内容，看看已签字的名单，我不禁摇头，唉声叹气。这事很搞笑，虽然冠冕堂皇，正确性不容置疑，却有点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明摆着是让我们这些早已成年的大人举着小旗子，到十字路口去对行人说，过街要走斑马线，汽车不能闯红灯。

说老实话，真不想签这个名，如果不是看几位老先生面子，不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重，我想自己一定会选择拒绝。签名呼吁从来就是我不喜欢的事，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年轻的同志认为这样直截了当，代表正义，拷问了一个人的良知。我们总是习惯简单思维，非黑即白，不是好就是坏，有时候不签名不表态，就是不道德，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犬儒和胆小怕事。

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签名呼吁不管规模大小，多少都有些群众运动。我对某些揭竿而起的英雄行为，总是敬而远之，既不想沾光，也害怕跟错队。群众运动难免人云亦云，是喜欢热闹和凑热闹。有个我所敬重的前辈作家非常反感这个，曾经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除了自己作品和稿费单，别的玩意上面他一概不会签名。

对待自己名字，确实应该慎重。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度，什么事可行，什么事不可以做，不是某人或者某些人说了算，而是有法律可依，有规定可以执行。我们的行为只对法律规定负责，很多事不用讨论。对一些常识性的公共问题表态，会让有识之士很难堪，有时候，就好像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回答可以不可以贪污腐败，可以不可以强奸妇女，可以不可以杀人放火，这些问题不用回答。

古老街区的保护，实在犯不着再去呼吁。在今天，该保护的必须保护，历史文物不允许破坏，连这个还得依赖专家和有识之士的呼吁，那也太悲哀了。法律是干什么的，当官的还想不想要乌纱帽了。一个动辄还需要呼吁的现实社会，一定是不健全的，一定存在着很多问题。

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对911恐怖袭击发表自己的看法，冒天下大不韪，竟然对恐怖分子表示赞叹。美国人很愤怒，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把他给阉了，一个人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一点怎么说都应该肯定。我希望能向美国的同行学习，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自己写自己表达。换句话说，与其附和别人提议，在他人的呼吁书上签名，还不如自己来。

鸦片阿姨的批判

网上的世界真精彩，名字输入电脑，有关文字立刻生龙活虎跳出来。最近有些自恋，动辄谷歌搜索，看别人又说了什么。当然与刚出版一本新书有关，有记者问是否在乎读者反应，我毫不犹豫地说不，现在看来并没有说实话。

有个叫鸦片阿姨的女士写文章将我的新书痛骂一顿，她是真愤怒，是怒不可遏，用词慷慨壮烈。我本是平和之人，仿佛犯错的孩子，仿佛迟钝的老人，斥骂中感到茫然，悔意顿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想到她愤怒的样子，我又忍不住要笑。她这是何苦呢，一边耐着性子看，一边口无择言地骂，将“漫长而又浅薄的苟且故事”读完，紧接着又写批判文章，满纸“垃圾”、“裹脚布”和“丑陋”，字字责怪句句谴责。

一个人吃辛吃苦写了小说，本想与读者交流，却害得人家火冒三丈，真过意不去。其实，无论什么样的读者，只要读了你的小说，都应该心存一份感谢。把她的文章很认真地读了两遍，终于有点明白，首先是因为我小说的不真实。平心而论，也不能说没道理。不真实是批判者的臭鸡蛋，可以往任何一个作家身上扔，小说的真实与否，就像某些领导提拔干部，说真实，不真实也真实，说不真实，真实也不真实。

对于这挑剔，我基本上不申辩，愿打认罚。小说本来虚构，光满足一个真实，算不上多大本事。其次是不够与时俱进，说我“黄也不黄，白也不白，黑也不黑，情也不情，色也不色，爱也不爱，恨也没恨。反正是深也深入不下去，浮也浮不上来，就像把你按在水面以下10公分处憋气、挺尸”。我觉得这些譬喻很生动，应该作为座右铭，为读者想，写小说确实不能不死不活。小说必须好看，起码要让人家觉得好看，得要死要活，我虽然不懂如何才能与时俱进，但是该努力的，还得应该使劲。

鸦片阿姨又说，“叶老师是作协的，我以为作协就是个倚老卖老的老头子，垂着脑子、缩着脖子、披着毯子、抱个膀子、拥着炉子，或是打着瞌睡，或是等着人来上供祭拜，可惜又还未有灵牌子。”这段文字才是真正的要害，还真让人觉得痛，觉得狼狈不堪。

中国作家难免各种尺寸的绿帽子，所谓高产，所谓畅销，所谓包养的二奶。这些都是原罪，都足以让人生气和愤怒。为此我仍然不申辩，仍然愿打认罚，因为我确实生活在体制内，是占了便宜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鸦片阿姨骂人狠一点，文字并不太坏。愤怒出诗人，这年头，文章骂人往往比捧人好，更像在说心里话。

买了垂丝海棠

在乡间居住，一到春天，最喜洋洋的事是赶庙会。兴冲冲去，灰头土脸回来，照例流一身臭汗。买几棵小树苗，买两根当地的土产青皮甘蔗。味道很淡，不好吃，还咬不动，老婆大人一定会买。

今年买了两棵垂丝海棠，一棵桃树。桃树门前已有两棵，种了不过四年，却已经很粗壮，又高又大，完全是老树模样。每每看着桃花灿烂，就有些激动，就想在空地上再补一棵。去年女主人冒雨在后山挖了棵正开花的小桃树，眼见着栽活了，红花继续开，绿叶也冒了，最后未能挺过夏天的酷热。当地农民说，一定要在树未开花前移栽，花开了，春心荡漾了，树便活不了。

常向别人吹嘘自己的田园生活，吹嘘房子周围的花木，除了两棵桃树，还有一棵果实累累的枇杷，两棵柿子树，两棵枣树，两棵桔子树，一棵山楂，一棵李子，一棵樱桃，一棵梨树，五棵紫薇。都是很便宜的价格买的，都是半大不小，除了桃树，都像没发育的小孩。

院子不大，都栽满了，仍然想见缝插针。一直想种海棠，不知道为什么，当地农民并不看好它，也许嫌长得太慢。农家门前常见的是红白玉兰，是枣树，是柿子树，更多的是桃树梨树。海棠很好看，花期也相对长久，偏偏就是没有人种。

每次去庙会，都会留心有没有海棠。正是植树季节，一路上，可以看见买树苗的当地农民，玩杂耍一样使用各种运输工具。有时候，你会看见一棵树迎面而来，一张脸掩藏在绿叶中，那是载着树苗的摩托车，骑车人本事很大，身后还驮着位时髦女郎。卖树苗的农民来自各地，苏南苏北，江西安徽浙江，最远的居然会是四川。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总是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带些海棠过来。

在花木公司曾见过一棵很漂亮的垂丝海棠，开价竟然要几千元。去年上过一当，卖树苗的说是海棠，买回去种了，长出叶子才知道是腊梅，到冬天居然开了几朵黄花。今天在庙会上终于看到了垂丝海棠，小蕾深藏数点红，已是含苞待放。还了价，五十元玩买两棵，心里暗暗得意，总算有海棠了，虽然只是小树苗。

海棠有很多种，最中意的就是垂丝海棠。小时候，很少会想到赏花，花开花落，不往心上去。这几年常在乡间住，与大自然亲近，逐渐成了赏花人。过去祖父在北京写信，常会提到一句，说海棠又开了，可惜你们不能过来赏花。祖父院子里有两棵大海棠，比花木公司见到的那棵大得多，开花时，偌大一个四合院都映红了。

文学没有世家

教育肯定是重要，小时候在学校读书，经常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家庭教育就有些不同，如今回想，我小时候最大的烦恼，是很少鼓励，很少表扬。父亲这方面出奇吝啬，儿子什么都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唱歌，五音不全，写字，东歪西倒。在公众眼里，他忠厚老实为人低调，却喜欢高调对付儿子，总是打击我的积极性，害得我永远也不知道自信。

父亲坚决反对儿子走自己的道路，不赞成我看小说，不希望我写作。和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他希望我平平安安，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出息。

后来我发现不完全是政治原因，意识形态是一方面，天性是另一方面。父亲不自信是天生，他是最小的孩子，我姑姑经常笑着说，你爸太笨了，连个最简单的拍皮球都不会，他吃苹果总是连核一起吃下去，最后只剩下一根细棍。长辈们说起父亲都是荒唐，抓笔的姿势不对，拿筷子也不对，走路歪着肩膀，老是长不大，经常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反正屡犯错误，理所当然。不得不怀疑他是在儿子身上找平衡，父亲小时候一定受到了太多暗示，这不行那不行，结果越来越不自信。现实生活中，他很少说别人不对不行，可是对我，他很少说儿子对儿子行，我差不多是唯一可以让他说不对和不行的人。

父亲生前常说中医可以传代，画画可以传代，唯有写作继承不了。他从未想过要培养儿子当作家，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可惜离开人世已十八年，他要是活着，听到文二代这个词，一定会痛加指责，一定会讽刺挖苦。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周立波笑侃富二代，说这个二代，其实是马上就要结束完蛋。文二代真能成立，我想大约也是这意思。

文学从来没有世家，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由社会决定，全靠个人努力。文学是一种反叛，不仅反叛社会，还要反叛家庭。尽管解释了多遍，使劲撇清一再说明，别人还是不太相信，不相信我成为作家与家庭无关。按照流行说法，我既是文二代，也是文三代，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这并不是真相，所谓文几代，不管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五代，都蒙人，都与真正的文学不沾边。

为什么开专栏

以色列作家奥兹的一部小说很有意思，开头差不多一页半，都是读者提问题，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宏大主题的拷问，到个人隐私的追寻，应有尽有五花八门。

耐着性子将小说看完，针对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任何回答。奥兹给小说取了个十分宏大的书名，“咏叹生死”，显然是在偷懒，并没有认真讨论生和死。他的意思很直截了当，小说就是说故事，看你说什么故事，怎么说故事。至于那些为什么，不过是药引子，是药片表面的那层糖衣，看了也许就明白，然而更大的可能，是看完小说，你已经忘了为什么。

忍不住要笑，今天是个动不动就为什么的世界，答案根本不重要，有时候大家只是喜欢问，很傻很天真。作为一个写字的作家，只要是个场合，问题或大或小，都可能被源源不断地提出来，为什么沉溺于历史，是不是在逃避现实。为什么转向了现实题材，是不是要向世俗低头。为什么对纯文学不感兴趣了，是不是在考虑市场。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作，为什么没有文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你会成为作家，家庭背景有何影响，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观察生活。为什么有或者没有婚外恋，如果看到心动的女人，你又会怎么样，为什么不动心，为什么动心。

小说就是小说，没什么太大道理可说。我是个小说家，想写就写了，胡乱编个故事，字数少是短篇，多一些是中篇，再多便是长篇。通常不太考虑为什么，只是因为想写，喜欢写，有非常强烈的虚构欲望。一个人喜欢写小说，想写，能写，而且终于写了，这是非常幸运的事。

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很无趣的人，除了写小说，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在暗暗担心，如果不写小说，自己还能干什么。我曾经这样形容，写小说仿佛抽大烟，陶醉沉浸乐不思蜀。真写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什么买卖都不愿意做。不写小说，写些零碎的小文章，跟吸香烟很像，抓支冒着烟的小白棍在手上，聊胜于无。

在古代文化人眼里，小说不仅小，而且旁门左道。豆腐干似的专栏，更不登大雅之堂。有朋友苦口婆心，问为什么不务正业，竟然敢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向大众献媚。小说家应该矜持，应该神秘，应该清高，应该保持适当距离。一时语塞，我无言以对，不敢说想挣点小稿费，只说有许多个为什么，小说解释不清，一篇千字文都搞定。

想与读者交流，这个总不会太错。

两件最得意的事

进入了独生子女时代，孩子们的要求常常不允许拒绝。朋友儿子上中学，是学校文学社的骨干，心血来潮一定要采访。打电话过来，说别给我搭架子，这个忙不帮，就不是哥们。朋友又说，我才不把你当回事，儿子吃错了药，非要把你当根葱，你就受累说几句吧。

于是这孩子说来就来，戴着眼镜，拿着笔，拿着小本子，还有一个可以录音的小玩意。事先准备好了一堆问题，大的人生小的八卦，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害得我这个当伯伯的认真不是，不认真也不是。很多问题与记者平日问的如出一辙，事后跟朋友汇报，夸他儿子有想法，懂得多，跟真记者一样。朋友也是玩媒体的，当着官，有一大帮手下跑新闻，说别借我儿子骂人，是不是想说记者都像我儿子，都是些没长大的毛孩子。

我无话可说，朋友敢得罪，记者却不敢冒犯。反正活也完了，孩子也哄了，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话题继续谈论后代。朋友说你不厚道，问你最得意的事是什么，干吗藏着掖着，非要有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来回答，害得我儿子年纪轻轻，情绪很悲观，对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喝了点酒，不胜酒力，叹气说悲观也好，现在的孩子都太自信，不妨让他们有些挫折感。朋友说我起码就知道你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第一件，当年考上大学，第二件，当上了专业作家。我让他说得不好意思，唯唯诺诺想辩解，朋友又说，别跟我打马虎眼，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自己也承认，不上大学，你这个小工人早下岗了，不当专业作家，没有政府养着，你写个驴。

又一次无话可说，人不可以没有感激之心，朋友提到的这两件事，无疑是我人生中的最得意。先说考大学，如果不恢复高考，我今天会怎么样，真说不清楚，当年的工厂早就倒闭。考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不承认幸运，这就不对了。至于当专业作家，更要谢天谢地，遇到海外作家同行，无论欧美还是港台，听说我们被一个机构养着，无不羡慕眼红。放眼全世界，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作家并不多，被人包养听上去很难听，很屈辱，可确实占了大便宜。

这些话对孩子解释不清楚，先说考大学，当年没大学上，现在一个个都痛恨高考。当年只要考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当年只要得个文学奖，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解决了。现在你再努力写作，即使比许多专业作家写得更好，也未必有人肯包养。此一时彼一时，同样上大学，同样写小说，机会已完全不一样。

城市的后花园

十多年前，无锡一个会议上，旅游局长热情表态，要把太湖景区打造成上海的后花园。当时我和上海的作家朋友坐嘉宾席上，听见这番话，顿时感到别扭。无锡属于江苏，为什么不说是省城南京的后花园。

口号就是目的，所谓后花园，是用糖果哄人家来花钱。与一位历史学家谈起此事，我抱怨无锡人精明，谁有钱拍谁马屁，谁阔气抱谁大腿。历史学家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提法并不一定占便宜。他笑着说，上海人确实花银子了，可是垃圾都丢在后花园。

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太湖被严重污染，景区的这城那城，一度有很好的效益，现在都不怎么样了，颓败不可避免，前景显然堪忧。我曾坐过小飞机，从空中俯看下面的欧洲城，当时感觉很怪，仿佛真出了一回国。

以短视的眼光看，对太湖景区的打造，可以说是成功范例，毕竟盆满钵满，赚了大钱，但是步其后尘，模仿者有着太多的惨痛失败。基于这样很不低碳的现实，听到城市后花园的口号，我总是忍不住要喊几声狼来了，不合时宜地提醒一下。好山好水搁在那，你不去管它，永远还是一个好字。一个错误的决策，很可能把原有的一切都糟蹋。

今年四月，安徽舒城的万佛湖雅集苏皖两省作家，游山玩水好吃好喝，主人不仅好客，而且虚心求教，希望能贡献好主意，为景区的开发出谋划策。据说这里早就定位，将成为省城合肥的后花园，高速公路已立项在建，用不了多久，景区便会车水马龙，变得很热闹。

美好前景让大家兴奋和激动，秀才人情不止一张纸，动笔写点小文章，还可以七嘴八舌妙语生花。有人立刻建议拍部好看的电视剧，有人想到了人文挖掘和编故事，还有人提议在当地的传统美食上下功夫。我在一旁插不上嘴，心底那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不说不痛快，说了又怕扫兴，拂了主人的盛情好意。

清晨醒来，旭日初升波光粼粼，不禁动了去湖边独自散步的念头。清明时节，乍暖又寒，这花开罢那花来，万佛湖的风光目不暇接。不由地有点心痛，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一旦全面开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安徽有着太多的好山好水，万佛湖就是一颗很璀璨的明珠，可惜在当下，被选为城市的后花园，很难说幸运与否。

我的观点是开发不如保护，一动不如一静。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遭受了普遍质疑，事实上美景的风光无限，有时候不是巷子深不深，而是愿意不愿意去发现去欣赏。对于那些迟钝的心灵，你就是拉到了后花园，风景大餐端到面前，也仍然会无动于衷。

被包养的作家

承认被包养让作家很难堪，尽管事实就这样，白纸黑字，铁板上钉了钉。真相不容狡辩，你不用去上班，拿着不愁吃穿的薪水，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家胡思乱想写东西，看上去真与二奶差不多。

把作家与二奶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这里面隐含着鄙视和不屑。大房也是养，但是作家们似乎还不够格，被养也只能算作偏房，是二奶，给一口饭吃。很显然，一个“养”字不足以羞辱，西方也乱搞男女关系，人家你情我愿，在性上或许更解放，从来没什么二奶之说。

看一看古今中外历史，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作家，真的不是很多。被包养确实不光彩，这是专业作家集体无能的表现。可是说白了，谁养都是养，这就是写作者的悲哀和宿命。你不是被作协养，就是被大学养，或者被某某基金会接济，或者被某个大老板签约。所谓被市场养，听起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有时候也挺凄惨，因为市场更会让人不由自主，更可能牵着作家的鼻子走。

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来说，专业作家这行当，虽然中国特色，却无疑是最佳选择。和古代科举制度一样，它的弊病十分显然，最终会被废除也是必然，不过好处不能完全否定。跟海外作家交流看法，无论欧美还是港台，都十分羡慕这个可以安心写作的机会。桥归桥，路归路，专业作家不是宫廷作家，巴尔扎克也曾被富婆包养，托尔斯泰是庄园主，纪德和茨威格因为良好的家庭出身，从来不为生存担忧，他们都成为了优秀作家。

作为受益者，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不应该得了便宜再卖乖，左右逢源，简单说好说坏。作协最该让人诟病的，不是好心养了若干作家，而是不能彻底公平。许多优秀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拒绝在体制外，记得国内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笔会，一位作家便发出怨言，说都是写作，为什么有的管饭，有的就没人管。没人管的是“自由”作家，实际上是一种“被自由”。我常想到死去的顾城，以他的文学成就，早该“被包养”，偏偏没这幸运。说来让人心酸，生存恐惧曾是顾城最大的苦恼，如果他也“被包养”，也许就不会出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

自由写作是文学底线，作家并不神圣，神圣的只是写作这个行为。当代中国文学还不够出色，时时遭遇被“垃圾”，过错不是包养，是包养以及未包养的作家努力不够，未达到应该的高度。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应该时时自责，应该更加发愤。公众有权抱怨，有权骂娘，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该怎么说还得怎么说。

世界读书日

不断地有记者打电话来，说世界读书日到了，能不能推荐一本书，能不能发表一点意见。在传媒时代，对于这种应景似的突然袭击，本应该习以为常，却还是不能适应，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一向不赞成推荐一本书的做法，世界上有那么多好书，为什么非要自以为是推荐其中之一。不赞成推荐的另一个理由，是觉得这明显带有功利色彩，太像谈生意做买卖，少花钱多办事，老惦记着走近路，动机方面似乎有问题。读书是件非常自由和随意的事情，享受阅读，就是享受人生的快乐。什么书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指定书目，什么时候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挑日子。

挂完电话就后悔，后悔没勇气推荐自己的书，既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干脆做广告，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别费心了，就去找一本叶兆言的书，随便哪一本，好好地读，错不了。我知道自己最多只会在心里这么想，绝对不可能对记者这么说，毕竟脸皮还没有那么厚，而且说了也是白说。

我读初中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记得更小的时候看回忆录，英勇的志愿军叔叔如何与联合国军作战，从此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联合国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处处与我们为难，跟八国联军没什么太大区别。渐渐地大了，稍稍多懂了些事，仍然没什么好感，印象中的联合国，就是成天开会举手投票，两个超级大国吵来吵去，我们自己呢，也没在家闲着，就趁机成了第三世界的老大。

世界读书日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规定的一个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两位大作家辞世了，一位是莎士比亚，一位是塞万提斯。也许最初印象不佳的缘故，我对这种动不动心血来潮，胡乱指定一个日子的霸道行为很不满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看球泡妞玩游戏，爱干什么干什么，凭什么要你来规定。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太像一个指手划脚的大爷，因为手上捏着一大把图章，可以指定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很多国家都看它脸色行事，都讨好它。然而说白了，是既当回事，又不当回事。没有谁真在乎世界遗产，在乎的只是这个头衔的种种好处，在乎被列入了名单的重大商业利益。

一九八九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百年诞辰，将本年度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结果呢，也就是宣布而已，那一年在中国，甚至连一本有关的小册子都没有见到。

皇帝跑哪去了

电视上的娱乐

都说南京人有文化，遥想当年李太白大驾光临，风吹柳花，江南美女劝客尝酒，金陵子弟赶来相送，那是何等的风雅。推杯换盏之间，一首好诗立刻传唱千古。

时代不同了，文化开始变味，现如今不要说写诗，让文化人去读都嫌烦。外地来了位玩文化的哥们，凑足一个饭局，本地文化人翩翩而至，一边喝酒，一边胡说八道。脸越来越红，嗓门越来越响，早些年，时髦话题还是足球，后来是房价和股票，再后来是NBA，不知道些许皮毛，除了喝酒郁闷，你就插不上一句嘴。

最近的话题又变了，是电视上的真人秀，据说此地卫视的《非诚勿扰》，已成为老百姓的最爱，你要是没看过或者不知道这档婚配节目，基本上就算白活了。从第一道菜开始，直到上水果拼盘，评头论足没个完，谁怎样表白，谁漂亮，谁不好看，谁终于被选走。非宝马不嫁的女郎，果然遇上了金龟婿。让人欢喜让人忧，还是有钱好，要是没银子，就“非诚勿扰”，赶快回家洗洗睡吧。

当今世界，最大的娱乐是真人秀。赵本山不行了，郭德纲不行了，周立波也不行了。相声和小品都不是对手，饭桌上的话题，办公室的谈资，除了《非诚勿扰》，还有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澳亚卫视的《分手擂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这个那个，掰开指头都数不过来。

为什么我们喜欢真人秀，因为看上去很真实，很容易蒙人。仿佛过去岁月，一打开电视，大家先看《新闻联播》。娱乐往往也是一种习惯，习惯可以成为自然，女儿小时候喜欢《米老鼠和唐老鸭》，看着看着，《新闻联播》来了，这是爷爷必定要看的节目，于是便换频道，接着小丫头就哭闹一场。那年头，一家没有两台电视，爷爷什么事都能让着孙女，独独《新闻联播》舍不得放弃。奶奶帮孙女打抱不平，说有什么新闻呀，什么也没有。

真人秀节目看上去真实，这是娱乐的关键，不真不行，太真也不行。都知道藏着太多猫腻，太多欺骗。娱乐就是哄人玩，要不可思议，活生生就在眼前上演，要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叽哩咕嘟，充满怀疑：“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熟知内幕的人告诉我们真相，别忘了这是娱乐，只是娱乐。电视节目的要害是收视率，其他都不重要。为了娱乐怎么都行。年轻女孩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骑在单车上笑，搁过去，就这思想品质，不至于浸猪笼，唾沫星也会把她淹死，今天非要这样才能出位，才能勾人眼球。

命题的作文

没人不害怕命题作文，每到高考时，就会有好事者居心叵测，很诚恳地打电话来，让你凑个热闹，与高考的学生同场竞技，写一篇命题作文。很多作家掉进了这陷阱，不知深浅想露一手，自以为是地交了稿，结果被阅卷老师一顿痛扁，横挑鼻子竖挑眼，想后悔已来不及。

作家写好高考作文是应该，因为你是干这个的，吃的就是写手饭，写好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叫好。然而写不好几乎必然，毕竟命题作文与自由写作是两码事，各有各的门道，挨骂也就在情理之中。俗话说隔行隔山，命题作文和文学创作都是体育运动，都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果缺少专业训练，打篮球的人打不好乒乓球，这很正常。

小时候，父亲从来不关心儿子的作文，当时社会风气非常可笑，一会儿读书无用，除了政治学习，一会儿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忆中，我的作文非常差，差也没关系，好坏差不多，反正高中毕业没大学上。倒是祖父有些传统，与父亲一样，他不希望小辈当作家，却从不反对我写。他总是鼓励多写信，我因为无话可说，便把学校的作文寄给他看。他于是像一个地道的语文老师，很细心地改错别字，用很认真地口吻与我商量，这句有什么不妥，那句改一改是不是更好。

祖父一直认为写是一种能力，不管当不当作家，一个有点文化修养的人，能写会写是应该，也是必须。他反对言之无物，反对不规范的句式，反对年纪轻轻无病呻吟，在文章中没完没了发牢骚。祖父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观点，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认真写，努力写，多写，自然而然就会写好。

过去三十年，我一直在试图多写。有人天生聪明，出手便好，有人迟迟不开窍，怎么忙也接近白搭。很害怕成为第二种人，因为自己显然不属于第一种。世界上很多事并不是黑白分明，很难说清楚认真写，多写，还有硬写的界限在哪。有时候只有硬写，才能柳暗花明，硬写了，才变得会写。谁都害怕凭空而来的命题作文，谁都知道这玩意没意思，可是事实上，堂而皇之说着文章要从心底淌出来，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回避硬写。

说白了，所有文章都可能是命题作文，只是喜欢和不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是遮羞，底牌是并不擅长，或者压根不会写。能力就是水平，水平又反映了能力。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是现成例子，这是地道的命题作文，范先生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可活生生地把文章给写好了。

砚田的收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出了第一本小说集，以后又接连出了十多本。稿酬是美元，一本书一千六百美金订金，当时工资是二百多元人民币，兑换比价差不多一比十，手上捏着一万多美金，对于一个穷惯了的小说家来说，俨然像个小富户。

有一天，伯父从北京来，母亲告诉他我拿了十多万美金。伯父很吃惊，觉得这是个天文数字，我连忙笑着解释，母亲弄不清楚比价，已经换算过了一回，应该相当于十多万人民币，不能再乘一个十。那年头，真有十多万美金，都可以买最高档的花园洋房了。

一转眼过了快二十年，台湾出一本书，仍然还这价格，还是一千多美金，比价掉了许多。在香港出书，更是丢脸，基本上等于不给钱了。粗粗一算，二十年前一本书的收入，相当于五六年工资，现在呢，连两个月都不到。这个起码可以说明台湾和香港的现实，日子越来越好过，经济越来越富裕，文化人的收入并不乐观，还是老样子。

在大陆也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一短篇小说，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工资。当时收入差别很小，还没有贫富悬殊的问题。现如今发表一个短篇小说，基本上是工薪阶层的一周收入。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千字五十到一百，一个短篇也就七八百元。当然，每人的情况会有些不同，我说的是普遍现象，是通行的标准。如果《小说月报》还能转载，还能收到别的集子里，还能出书，当然还会再有点收入，不过肯定有限。

在信息时代，总会见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数字，譬如某作家的一本书，拿了上千万稿费，拿了几百万预定金，卖了多少钱的版权。不想说这些都是假的，有水分却是一定。我的一部长篇就有拿了百万大奖的报道，都看到了这条错误离谱的新闻，相关的辟谣和更正，基本上没人注意。

当代中国作家谈不上穷，谈不上富，这很正常。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样，写写小说就挣了不少钱，反倒有些异常，不合国际惯例。让市场来决定，听上去残酷，毕竟更公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犹为稻梁谋，旧时读书人以文墨维持生计，把砚台叫做砚田，不过是混一口饭吃。鸟为食亡，人不为财死。“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所谓穷而后工，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高调，其实不穷不富，才最适合写作。太穷了，成天忙于生计，没办法写。太富了，掉在钱眼里，也写不好。

女儿曾经问我，当初开始写小说，有没有想过稿费。我说没有，这个是真的没有，胡里糊涂地就写了。女儿又问，如果有一天没稿费，还会不会写。我说当然会写，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还会写，唐诗宋词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不是照样写出来了。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无意中看电视的文化节目，画家范曾正孩子气地背《离骚》，因为剪辑，开头几句还明白，后面便不清楚。总之是背完了，据网上介绍，他七分钟就把近三千字的《离骚》背完。这相当厉害，不由地感叹，那么一把年纪，还能记住。

如果久经考场，背《离骚》也没什么，我们小时候背语录，背老三篇，基本上都能倒背如流。难就难在上了年纪，难就难在一口气不停顿。若给人一支笔几张纸，允许慢慢想，这活或许容易许多，毕竟默写有停顿，注意力也容易集中，可以一边写一边想。当众背诵仿佛演员念台词，具有表演性质，说走神就走神。

凡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为了应付考试，都被《离骚》折磨过。它不仅漫长，而且诘屈聱牙，有的字，查了字典还不会读，有的字，会读却不知道意思。记得大学时讨论，一位来自北京的高材生怒不可遏，气鼓鼓地说屈原一点都不谦虚，从头到尾自吹自擂，一个劲地自我表扬，都是我怎么好，别人怎么不好，这叫什么事呀。

《离骚》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地位，但是很长时间，我总是喜欢不起来。理由一，恰如那位同学说得那样，见过自恋的，没见过这么自恋，众人皆醉我独醒，凭什么说你是醒着。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理由二，忍受不了他的忠君思想，为什么要对愚蠢的楚王那么忠心耿耿。

屈原一生，都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治国平天下。事实却是只能洁身自好，长年沉浸在理想的虚幻中。百无一用是书生，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是苦难出诗人的最好例子，也是文人不得志的安慰剂。东晋的王恭有句名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位仁兄是熟读了《离骚》，可惜不会带兵打仗，结果兵败被杀。

这些年来，谈不上多喜欢《离骚》，可是常用它来检验记忆力。遇到无聊的会议，当官的喋喋不休，作家们胡说八道，无良学者慷慨陈辞，我就假装在记录，想一段写一段。说老实话，到今天这把年纪，脑袋里储藏的玩意，是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说不定哪一天，今天还能默写的那些句子，说没就没了。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其实都站不住脚。他自恋，文人都自恋。不喜欢诘屈聱牙，在两千多年前，他只能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们今天习惯的时髦词，他老人家不会。当然，最糟糕的是他只能忠君报国，毕竟是书生，毕竟一腔热血，君王昏庸报国无门，也不是他的错。

皇帝跑哪去了

很多年前，爱画女人的画家朱新建还是翩翩一公子，初次见面，送给我一本新出的连环画，是江苏少儿出版社的《皇帝的新衣》。他的构思很有意思，皇帝不是赤条条，穿了条小红裤衩，胖乎乎的，像一头棕色的小肥猪。

为什么皇帝的皮肤是棕色呢，我想不明白，也许这个颜色配上鲜艳的红裤衩，更好看更性感。也许画家本人有这偏爱，他心目中的皇帝就这样，不是白人，不是黑人，也不是黄种人，得有点肉，瘦骨嶙峋便不好玩。如今回想起来，这么设计既有时代特色，也符合艺术表达的要求，一条小红裤衩还是必要的，你总不能有伤风化，真画一个光屁股的皇帝给天真的孩子们看。

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思想刚刚开放，改革已经起步，艺术学院正在讨论能不能裸体写生。结果当然是可以画应该画必须画，害得青春期的我们心猿意马，在背后经常议论，十分羡慕美术系留长发的男生。那年头，能将皇帝的小红裤衩剥去，令真相于大白，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安徒生的童话很多，除了《卖火柴的小姑娘》，还能让人牢记在心的，就是《皇帝的新衣》。这故事家喻户晓言近旨远，我们侃侃而谈，准备说大道理，常会莫名其妙的理直气壮。都是文明人，有着一肚子文化，都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然而很不幸，我们常常不是。

如果我们是皇帝就好了，被骗就被骗，毕竟还是吃香喝辣的陛下。如果是骗子，这也不坏，被骗一乐，骗人也一乐。生命不息，骗人不止。偏偏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看客，只能插科打诨。有时候，我们还会在无意中跌入陷阱，不知不觉中处于困境。

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说简单，也不简单。经验中的皇帝显然一丝不挂，这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成为了习惯，事实可能不完全这样，譬如朱新建版的《皇帝的新衣》，就穿着小红裤衩。现实生活是人云亦云，我们都觉得自己说真话，真相却是，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舌说了真话，皇帝还有条鲜艳的小红裤衩。

一条小红裤衩足以挑战一个传统故事，当然还可能有更大的颠覆，不止是有没有小红裤衩，而是在我们的面前压根没有什么皇帝。皇帝并不在现场，他不知道跑哪去了。眼下的许多装模作样的争论就是这样，有没有皇帝已不重要，我们面红耳赤，我们口若悬河义正辞严，站在甲方乙方的立场，只图说得痛快，将经验主义的错误犯得肆无忌惮。

皇帝的缺席，是《皇帝的新衣》的最新版本。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有过三次在中学讲课的经历，每次都很失败，都有种挫折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再遇到类似机会，我总是十分诚恳地请辞。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人天生会说，有人天生不会，像我这样，跑到中学去胡说八道，真的是不太合适。

第一次去中学讲课，是因为推托不了。朋友兼邻居有个宝贝女儿，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吹牛，说同一个楼里还住着一位傻乎乎的作家。消息传进班主任耳朵，下了指示，一定要让我去现身说法。女儿便回去命令父亲，父亲又来说项，软磨硬泡仁至义尽，我不知深浅，稀里糊涂答应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朋友的女儿又高又大，有些早熟，按她的模样打了腹稿，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全是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还没打上课铃，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又喊又叫，在面前追过来跑过去。讲课过程让人沮丧，原来准备的话，根本没办法说出口。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似乎在等我说什么，然而只要老师不监视，立刻显现出了顽皮本性，不是做鬼脸，就是相互打闹。说什么已不重要，我不由地走神，想起了自己的初中时代，那年头，我们也这样，只要老师不管，谁在上面说什么都不会听。

第二次是去女儿学校，更是硬着头皮，既然为别人女儿出过场了，自家的事只能当仁不让。这一次对象是高中，属于讲座性质，让学生自由旁听，女儿因此得以逃脱，总算没看到老爸如何出洋相。我建议学生不要看报纸，不要信宣传，因为现在的许多孩子，一写作文，都是报纸上的口吻，都是大话。事后女儿问一男生，我老爸说得怎么样，男生一脸不屑，说“一××糟”。这是典型的南京口语，中间两字有辱斯文，意思是一塌糊涂。

有了两次不成功的经验，再来第三次，多少有点愚蠢。第三次是去一所中学给文学社的同学讲课，记不清怎么就答应了，很诚恳地说了一番，苦口婆心，告诉同学们没必要立志当作家。该读书，还是应该读书，考大学没意思，该考还是得考。拼命说作家伟大，其实是个谎言，千万不要觉得写作崇高，硬逼自己走文学的道路。写作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应该水到渠成。

我显然太不会说话，不会表达。尽管态度认真，可是有学生比我还认真。终于讲课结束，一名戴眼镜的学生拦住我，说作家没有多伟大，难道鲁迅不伟大吗，又说他弃医从文，以文章治病救人，这难道不崇高吗。他比我还会说，虽然年长了好多岁，我竟然说不过他。

作为时尚的世界杯

不知怎么的，世界杯总会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说当回事，真当回事，说不当回事，真不当回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谁要是获得这奖，中国的市场上立马卖掉许多书，譬如辛格，一个老掉牙的过气作家，短篇小说集光是初版，印了不可思议的九万册。现如今再得奖，虽然也爆炒，媒体也使劲吆喝，不说票房毒药，印数常常不能过万。

世界杯就像女人的生理现象，到日子折腾一番。每隔四年，世界杯开赛了，必定热闹先行，雷声越来越大，雨点越来越小。出场费越来越高，电视转播费越来越贵，关注的人越来越少。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怀疑最能起哄的还是中国人，只有我们才会把参加世界杯当回大事。这也难怪，对于国人来说，毕竟百年一遇，或者说基本上不会再遇。不像人家足球强国，参加世界杯不是事，不参加爆冷出局才是事。

作为一种时尚，世界杯最时尚的地方，是可以把调门提得很高。世界杯的最大广告是爱国主义，足球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足球。球星们一定是爱国的，哭着喊着，以不能在世界杯的大舞台上为国效力而抱憾终身。球迷们是爱国的，自己国家如能出线，再烂也会为之呐喊疯狂。再进一步说，足球流氓也爱国，只不过走了火入了魔。

说白了，世界杯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比较文明，通过抽签方式，根据竞赛规则，有惊而无险。不流血，偶尔个别球员鼻梁会被撞断。没有明目张胆的黑哨，有一些假或真的绯闻。可惜我们只能隔岸观火，帮别人爱国。好在无欲则刚，没有了中国队，徒有爱国之心，无法自恋，索性爱一回巴西，爱一回阿根廷，爱一回意大利。这一届世界杯，我们不妨移情别恋，有点新创意，找个非洲队爱一回，不要老是傍着大款。

世界杯不可能是足球比赛的最高境界，世界太大，一块蛋糕得大家分着吃。必然是强弱分明，弱国无外交，弱旅注定当摆设陪人家玩。足球世界的明星们都被各豪门俱乐部包养，以精彩程度而言，世界杯甚至不如欧洲杯，欧洲杯又不如欧洲冠军杯。强强对话，主客场来回打，这种比赛，才是足球中的足球，精华里的精华。

世界杯只是球星们的大party，漫长的联赛终于谢幕，西甲，意甲，德甲，法甲，英超，该完的，都完了，都结束了。球星们钵满盆满，精疲力竭，赶紧回国家队，赶紧操练，因为世界杯要来了。

世界杯有太多水分，它究竟能有多精彩，懂行的都知道。

前辈作家

很多年以前，跟作家陈村在一起聊天，他忽然自称起“中年老作家”。当时听上去还有些矫情，仿佛女人风韵犹存，又不甘心青春已逝，发嗲说“我老了”。老不老不重要，关键是不甘心。白云苍狗，岁月说过就过，如今想要说个不字，想不倚老卖老，都不行。

还是很多年以前，中国作协同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中年作家会议，一个青年作家会议。年龄正好以我为界，结果同仁们兴高采烈分头参加会议，只有我成为例外。参加代表大会也是一种崇高荣誉，有人很在乎是否能够出席，事后领导表示歉意，跟我打招呼，说在考虑中年作家名单的时候，发现我属于青年，后来研究青年作家的名单，又觉得我是中年，于是乎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人给忘了。

《萌芽》杂志在千岛湖召集两代作家对话，很热闹，让媒体有了不少话题。老一辈作家是陈村，曹文轩，方方，格非，余华，当然还包括在下。按照主办方的说法，80后的代表作家，除了韩寒，差不多悉数到场亮相。所谓对话，其实也没说什么话说，谈文学，通常都是不谈文学。印象最深处，是耳朵边不时响起“前辈”两个字。在这帮青年才俊的眼里，我们这些前辈货真价实，不但老，而且朽。自古英雄出少年，似水红颜惹人怜，很有些武侠小说中的情景，称呼中略带一点客套，客套中已暗藏杀气。高手过招，先让老朽们三个回合。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想当年，我刚进入文坛的时候，也曾年轻过，看着那些很老的作家，童心未泯地追着前辈女作家喊小张小李，觉得十分滑稽，觉得老家伙们真是人老心不老。现如今，不要说我们的前辈，同一辈中的资深美女作家，哪个不是老大妈，很快就得老太婆。光阴似箭，岁月不饶人，郭沫若被尊称为郭老，茅盾被封为茅公，都是在五十岁那一年，而且还都是虚岁。

英雄不看出身，有时候却还真得看看年纪，算算岁数。三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刚打算气盛，想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忍不住沮丧和叹气。曼写《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时候，才25岁，我这岁数却还没走出大学门。人比人，气死人，也羞死人。曼获得诺贝尔奖是54岁，搁我身上，也就是再过一年。

当前辈作家的感觉并不好，老冉冉其将至兮，叹时光之不吾与。还是年轻好，老了老了，老了就了，文学说到底，是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注定壮志未酬。噫吁兮，书生老去徒成前辈，不是英雄，泪沾襟这种话就不说了。

也说经典

贵州的何锐兄电话，每次都像地下党接头，充满了神秘气氛。总是用低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问：“最近在搞什么，能不能搞篇小说？”电话很突然，没有任何铺垫，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既要琢磨这是谁，又担心会不会有人开玩笑，这年头有太多的骚扰电话，正踌躇着，就听见他声音更加低沉，语气加重了：“我是何锐！”

这年头好编辑不多了，痴心热爱编辑工作的更稀有，何锐起码还能算一个。主持《山花》许多年，说到省级刊物的全国影响，这本杂志名列前茅。用流行的话，绝对属于第一方阵。前些日子，又玩起新花样，说是新编了一本书，将自认为是经典的小说结集出版。承蒙赏脸，也选了在下一篇，选就选了，却还不就此放过，电话嘱咐，一定要写篇散文说经典。

不忍心断然拒绝，只是敷衍着。这年头，很多事采取拖延战术，拖着拖着就敷衍过去。就在觉得差不多之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何锐的电话又来了，说谁搞好了，谁也搞好了，你的搞了没有，什么时候交稿，人家出版社正等着，就缺你了。

一时间，我想到了耍赖，说关于经典，真的没什么好说。我知道何锐是个非常顶真的人，而我也就是看上去顶真，熟悉朋友都知道，我其实经常稀里糊涂。跟他商量，能不能不写，他立刻用了断然的口气，说“这个不可以，这个绝对不行”。根本没有商量，别人都写了，你为什么不能写，别人都可以说经典，为什么你就不能。

很多年以前，作家方方主持一本很好的刊物，也曾命令谈论经典。我这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认真，一是耳朵根软。无论什么样的文章，只要是硬逼，总是会写的。给方方的那篇文章内容已忘光了，有个意思还能记得，就是根本不相信什么经典。经典通常是瞎胡闹，是自说自话，我只相信是非，是非很简单，一辨就明白。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以有经典。所谓经典，就是我们认定的好东西。是人都有向善之心，然而人各有志，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经典。何锐认真，也有些天真，他觉得是经典，很显然未必就是。譬如在下的文章，贸然挤身进去，很可能遭到有识之士的痛骂。

按照我的傻想法，经典这样会招惹是非的字眼，最好少用，最好不用。当然，也许并不是何锐的本义，他不过想编一本好看的书，无意中想到了一个抓人眼球的经典。有没有非议不重要，说不定能引起争论，正是出版方所希望。

沪宁线上

一百年前，赵元任在上海读书，他是常州人，去沪上求学可不容易。先坐小火轮向西北往南京，再坐江轮向东南，几经折腾，从出发再到达，大约一周时间。这就是当时的速度，因此火车一通，沪宁线上无不欢欣鼓舞。

多少年来，江南的交通要道是大运河，与运河无关的上海一直边缘化。铁路改变了沪宁沿线，从此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试想一下，沪宁线上的城市，一路过来，过常州，过无锡，过苏州，拐弯去了杭州，大上海还有什么戏可唱。

清朝快灭亡的时候，老家伙们惊叹时局变化太快。当时的所谓快，今天是慢得不能再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沪宁线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太大改变。过去只有慢车和快车，能坐上快车便很不错。后来有了旅游专列，那种游字头的双层列车，一度很时髦和奢侈。刚开始，还有人抱怨票价太贵，卖弄坐这车如何舒适豪华。

记不清在沪宁线走了多少次，自从有旅游专列，感觉已经很方便，很现代化。渐渐旅游专列变得不稀罕，越来越老土，竟然销声匿迹，成为了老古董。起码是在沪宁线上，你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双层列车。有一段日子，耳边常常听到提速这样的字眼，然后就真的提了速，然后就开始有了动车。

动车使得这世界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南京人逛上海，上海人玩南京，早出晚归变成寻常事。一百年前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旅行，现在只要两个多小时便搞定。人们对速度的观念月新日异，怎么夸张地去想象，都不会太过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京沪高铁很快就要通车，见怪不怪，媒体广泛报道渲染，大家心理上早做好充分准备。到时候，南京上海只要一个小时。然而与时俱进也是有代价，在列车一次次提速的大好形势下，从我家开车去火车站的时间，也很遗憾地不断增加。五年前，十一二分钟足矣，现在必须放宽到一个半小时。堵车的恐慌威胁着每一个赶火车的人，而且越来越严重，提速和减速已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眼下，我正坐在从上海回南京的动车上，身边的老人在抱怨，嫌火车太快，无法欣赏外面风景。确实太快了，眼睛根本就不能往外看，近看不行，远看也不行。修建的高铁拦住了视线，经过苏州，美丽的虎丘塔也看不见了。顿时让人深有触动，我太太是苏州人，过去为了相会，常在沪宁线上走，远远看见虎丘塔的雄姿，心情立刻很愉快，血液流动也快了许多。

可是现在，坐火车上，已看不到虎丘塔了。

老外的目光

三十年前夏天，我骑自行车从南京出发，花了一整天时间，兼程220公里，黄昏时分到达无锡。那年头公路是石子路，一路颠簸，正十分疲乏和无聊，突然眼前一亮，不远处已是太湖。

过九曲十八弯，面对波光鳞鳞的水面，心情陡然好起来。看到太湖，就是看到无锡。无锡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很后悔没带相机，我虽然不专业，一度也非常热爱摄影。时过境迁，历史不会重来，好照片不可复制，当时没留下记录，只能永远遗憾。

我是老照片的爱好者，算不上发烧友，只要能见到，便不会轻易放过。老照片可以流露出丰富的时间信息，不管摄影行家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拍照首先记录历史，然后才是艺术。照相机这玩意是老外发明的，最早记录中国历史的老照片也是老外拍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老外是哪一国不重要，可以西洋欧美，也可能东洋日本，重要的只有一点，都是外国人，都是老外。

老外的目光肯定与我们不一样，他们随手拍摄下来的历史，与我们的记录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真的非常需要老外视角，通过他们独特的目光，重新观察和校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正在剧烈变化，经济和文化日新月异，老外独特的拍摄角度，不只是记录了不同寻常的当下，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启发未来。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十位来自海外的摄影家，雅集名城无锡，聚焦此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专业的摄影界人士，他们的目光自然独到，构图必定精美，给我们视觉带来美好的享受。因为机缘，我有幸先睹为快，看到了这些照片，并且受命为精选出来的影集作序。

不知道在序里该说些什么，我非常不喜欢命题作文，要说也只能说几句真话。也许，特别想说的就是，与常见的老外拍摄的历史老照片不同，这一次我们所能见到的，不管它们有多漂亮，制作多精良，却还是似曾相识。换句话说，作为观赏者，我并没有太吃惊，更没有很意外。老外所看到的一切，与我们自己的目光所及，虽然还会有差异，但是已没什么太大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与时俱进，说明了开放和发达。我们都改变了，老外的目光，放弃了以往的单纯猎奇，不再满足于奇风异俗。我们的思维，再也不是少见多怪，盲目排外或者崇外。面对共同的地球，我们已开始了用全球化的目光来审视，我们学会了应该这样看世界，也知道应该让世界这样来看我们。

不得不再说的经典

何锐兄认死理，非得让人谈经典，我无话可说，强调自己从来不相信这个。他电话威逼，又来了一封信，坚决不肯放过。遇上朋友固执该怎么办，要么你更固执，装傻，干脆不理他。要么就认倒霉，还是装傻，他要求怎么样，你就顺着他说。

何锐兄认为，中国文学遭遇瓶颈，主要是缺乏经典意识，缺乏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以及纯文学创作的后继乏人。因此他让你必须回答下列问题：“谈谈自己对经典的感受和理解，比如，你心目中的经典，为什么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作家为何要具有经典意识，特别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对经典做出自己的回应。”

我觉得所谓经典，仿佛电视广告中的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只要花钱补一下，就可以十分健康。所有中国人都缺钙，所有中国作家都缺乏经典意识。按照广告商的宣传，我们都去吞服几粒文学的钙片，问题是否解决，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事到如今，我们身边有着太多文学经典，多得甚至让人怀疑，大家不是缺钙，而是钙太多，骨骼已经老化，动不动就骨折。从稚嫩的中学生和女记者，到老辣的文学教授兼评论家，开出口来一套又一套，小说本来就一个小，现如今一张开嘴，偏偏全是大。

美国作家海伦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盲人，作为聋哑人，所能接触的文字，都是最经典，因此她写出来的文章，有种一尘不染的典雅。很显然，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她没有被糟糕的文字作品污染过。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取法乎上躲避糟粕，光接受经典熏陶，肯定会有好处，但是在一个世俗社会里，这根本不可能。

经典并没有越来越远，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潜伏，就在身后的书架上。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要有什么经典意识，曾几何时，对作家必须写出“力作”甚嚣尘上，充满了功利色彩，结果空喊半天，跟没说一样。写作应该从心灵深处流出，它需要我们的非凡努力，不懈抗争，与经典还真没多少关系。中国文学确实遭遇了瓶颈，然而依靠经典，肯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写作者，包括阅读者，对经典早已似是而非。我们不是无动于衷，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把经典当作大棒，对着文坛一阵乱打。经典成了皇帝的新衣，成了包装的商品，没有具体分析，没有生命感受，只剩下了空洞的外壳。

不好意思，应该顺着说的命题作文，说着说着又拧了，真对不住何锐兄的苦心。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并非多余的担心

十多年前在台湾街头，成群结队的摩托呼啸而过，负责接待的台湾朋友看着车流汹涌澎湃，很忧郁地说因为车手不戴头盔，每年车祸很多人。他感慨明明有法律，规定骑摩托必须戴头盔，可惜大家就是不戴，就是不把潜在危险当回事。

这位朋友不愿让大陆同胞觉得台湾人不遵纪守法，犹豫了一会，又苦笑着解释说此地太热，动不动三十多度，硬逼着骑摩托的人戴上厚厚头盔，确实有些难度。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戴头盔，有关部门也不能赶尽杀绝，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这些年大陆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我常常会想，真该感谢路口的电子警察，因为它们无情，货真价实罚款，开车的司机才不敢造次，否则不知会怎么乱来。虽然有些老江湖，知道某路口没电子警察，知道如何绕一下，就可骗过电子警察，但是闯红灯的毕竟不多了。人们可以不在乎法律，不在乎生命，却不能不在乎钞票。

所居住房子的遮阳篷坏了，住五楼，请人过来重新拆换，价格一谈就妥，说好第二天安装。我一再强调，价格不重要，关键要安全，说你们动工，一定要系安全带。小老板一口答应，胸脯拍得山响，很严肃地说绝对放心，我们绝对注意安全。

于是付订金，一拿到钱，小老板立刻眉开眼笑。第二天，带了个小工过来，冒冒失失就要干活。我问怎么没安全带，小老板说你放心，我们干了多少年，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又说你这是五层，几十层的高楼，我们都不用安全带。一口一个放心，一口一个没事，我被他弄得情绪很坏，想拒绝施工，却是有理变成了无理，当时气氛下，坚持要用安全带，似乎在故意为难，似乎在耍赖。

很后悔做出让步，只要让一步，就不由自主不可收拾，结果整个安装期间，我都提心吊胆，都在指责自己。他们觉得主人胆子太小，过于担心，让他们小心注意，就反过来安慰我不用害怕。很快完工，小老板拿了钱高兴离去，我心里始终快活不起来。

做人真应该要有原则，不该让步，就不让步。有被人强行绑架的恐慌，尽管小老板一再撇清，强调小工是他带来，出事与别人无关。人命关天，真出事，谁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想到小工悬在窗外的情景，想到那种置生死于不顾的所谓大胆，忍不住还是后怕，还是恨自己没原则。“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防患于未然，并非多余的担心。不能因为没出意外，就感到庆幸，就得过且过，下不为例，怵然为戒。

旁若无人

大清早被楼下的收音机吵醒，叽里咕噜不绝于耳，万般无奈十分恼火。昨晚睡得晚，人还很困，想睡又无法睡，只能爬起来写小文章。

天气正在变热，暂时还不需要空调，开着窗户睡觉，既低碳又绿色，然而来自楼下的噪音，像清晨升起的雾气一样阻拦不住。天刚蒙蒙亮，早锻炼的起来了。有一位戴着眼镜，看上去很瘦的中年人，正沿大楼前的小径来回散步，手上捏着个小收音机，虽然我住五楼，还是很清晰地听见那里面在胡说什么。这个理直气壮的家伙经常这样，有人已指责过他了，但是依然故我，根本听不见别人的意见。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经常抱怨她母亲，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她老人家更自爱的人了。这位老太太心目中一辈子没有别人，只关心自己，唯我独尊。早在女儿上中学的时候，这位母亲就说自己快死了，有这病那病，现如今，重孙都上小学了，老太太不但健在，都九十出头，仍然在对女儿抱怨身体不好。旁若无人未必幸福，老太太便是最好例子，她只知道自爱，只在乎自己，只希望别人关心她，爱她，从不考虑别人感受，根本不在乎自己之外的任何事。

常可以遇到那些肆无忌惮的打手机，这些人即使吊膀子，也不会小声说话。越是公众场合越来劲，越是人多越嗓门大，越中气十足。黑社会老大说话都没这气势，在火车的车厢，在餐馆的大堂，在电影院，全然不顾别人存在，一个朋友对老外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上馆子，动不动就要一个包厢，因为大堂的噪音实在太大，你又不可能戴着耳塞子去用餐。

到处都有这种旁若无人的厉害角色，无论所谓的贫民窟，还是成功人士的高尚小区，都是差不多品质，都可以种菜，养狗，喂鸡，公然盖违章建筑，彻夜唱卡拉OK。一哥们住高档别墅，有钱人买楼通常都不住，平时见到的只有保安，一拨又一拨的装修民工，一条像藏獒一样动不动会溜出来的黑狗。为这条狗，110已出警数次，狗主人照样无动于衷。

都说80后孩子太自私，都怪罪于独生子女政策，然而有什么样的父母，难免有什么的子女。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全然不能在乎别人，丝毫不考虑他人感受，永远是旁若无人，又怎么可以希望自己孩子突然得道成仙，成为处处会想到别人的君子或者雷锋。自私未必是人的天性，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自己养成。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种道貌岸然的名人名言，可以用来励志，有时候，又会有很坏的后果。

低碳的生活价值

写下这几个字，自己先笑。仿佛记者提出的时髦话题，搁报纸上可以做大标题蒙人。你会被突然弄糊涂了，如果喜欢顶真，喜欢思考，就会忍不住问，什么叫低碳，什么叫生活价值。

一直觉得无论低碳，还是生活价值，都可有可无。我们并不是依靠某些概念才活着，老派的《康熙字典》中没有“价值”，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低碳”，大家照样活得很好，照样养得很滋润。把简单搞复杂，既是媒体的无聊，也是媒体的无奈。按照我的傻想法，低碳就是省事，然而媒体要做的，必须得费事，必须不能省事。

我太太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请客吃饭，最乐意请外国人，洋人容易打发，点什么菜都会喊好，喝什么汤也能咂嘴。很害怕宴请某些熟悉朋友，现如今的国人，不管混得阔与不阔，好像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都成了美食刁民，开口这绝对不能吃，那绝对不能碰。遇到这样的挑剔者，点菜只能多和乱，而且剩下了，明知道铺张不对，明知道浪费不好，也不好意思打包带回。

现实是我们一方面很绅士地谈论低碳，谈论生活价值，另一方面，又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骨子里喜欢奢华，莫名其妙地讲究排场。虚荣无底欲壑难填，开好车，喝好酒，抽名烟，住大得离谱的房子，这些与我基本上不沾边，但是世风日下，也会忍不住跟着瞎起哄，忍不住津津乐道，忍不住羡慕。

我们家洗衣机可以上排水，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只要不怕费事，就可以循环利用。我太太是环保主义者，垃圾一定分类，公家的空调也舍不得多用，坚持洗衣机的水冲厕所。最后一项我向来反对，理由非常站不住脚，认为有碍观瞻。小时候，有人利用往桶里滴水的办法偷水，据说这样水表就不会运转，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总觉得厕所放着一盆盆水，难免偷水嫌疑。

专家对低碳有非常专业的解释，低碳不仅仅是节约，不等同于简单的环保。低碳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造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态度。当然，关于低碳常会遇到一些极端行为，赞成者差不多是苦行僧，恨不能重回原始时代，反对者看成是骗局，是原教旨主义的歇斯底里。

因为极端，作为普通人，有时候反倒不知所措。是理念在先，还是心性使然，这个很值得扪心自问。简单地说，低碳不应该只是热点，只是时髦，否则一转眼都会过去，我们身边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前辈作家的教诲

前辈作家高晓声关于文学的两个观点，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获益非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是江苏最火爆的作家，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从北京领了大奖回来，电视台前去采访，问他对文学有何看法，他用一口浓重的乡音回答，说文学吗，是好玩的事。

这个回答让采访者目瞪口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学仍然被捧到了不能再高的地位，不说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起码也应该冠冕堂皇，把调子再稍稍提高一些，可是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高晓声，很干脆地用了两个近乎犯忌的字，“好玩”。

伟大的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玩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好玩就是“好”，古人论文，常喜欢用到这个当作动词的好。还有一个字当然就是玩，玩味的玩，把玩的玩。文学是要让人琢磨，要让人玩味和把玩。因为很多人的文学太直露，剑拔弩张毫无藏锋，高晓声又表明了自己的第二个文学观点，这就是要潜移默化，要稍稍拐点弯，绕个圈子。不能说直截了当不是文学，然而太直截了当，太浅薄了，很可能就不够文学。

高晓声的两个文学观点很直白，是对“文学有什么用”的最好解释。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或者用最流行的话说，是文学碰到了我们的G点。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竖一个再大的牌坊，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不被阅读，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当托尔斯泰，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前，最好先让自己醒醒酒。

高晓声是家父的好友，是患难兄弟。与方之的热心过度不同，高晓声鼓励我写，对发表却无所谓。方之说，小兆言的这篇小说肯定发不了，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改一改。高晓声板着脸，说改什么，就这样，要写，不如再写一篇别的。有一段时候，我成天被退稿，觉得很丢脸，垂头丧气。高晓声说，别投稿了，放抽屉里，有一天你写好了，这些玩意都能发表。

从《背影》说开去

有些记者靠打电话，就能写成很轻松的文章。一个电话过去，细声细气地怎么怎么了，然后问有何想法，如何看待这问题，如何对待那现象，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天就见了报。有时候，还八九不离十。有时候就惨了，八九都离了实。记者按照自己思路写稿子，才不在乎你说什么。

不太好意思拒绝采访，一来电话突然响了，你反应不过来，不至于摔电话吧。二来人家也没恶意，谁都得混口饭吃，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当上记者更不容易。因此我总是留一手，坚持不说过头话，不骂人，跟谁都打哈哈。有话真想说，就自己写文章，更清楚更明白，还能挣点小稿费。

譬如这次的话题，要不要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从课文中删去。我当然持反对意见，不是不能删，是现如今要删的那些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什么违反交通规则，什么老父亲娶过小妾，我想这些意见，谈不上做学问，只是在搞笑，媒体不该太当真。

该当真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适合作为教材。说老实话，无论什么文字，只要成为教材，都难免死气沉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为教材，立刻一本正经，立刻好玩变得不好玩。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是太把教材当回事。教材其实就是识字课本，让我们用来举例，说明一些浅白道理。我们习惯把教材当《圣经》，为学生上课，就是替圣人立言，一言一行都是楷模。有人的一篇狗屁文章选入教材，于是奔走相告，拿着鸡毛当令箭，仿佛得了诺贝尔奖，写简历推荐自己，一定要把这一条隆重列出。

朱先生对中学语文教育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虽然贵为大学教授系主任，编“国文”教材一直是很认真。不仅编，选定范文，而且身体力行，始终在努力写。可惜这些努力被后人所忽视，大家就知道《背影》，就知道《荷塘月色》，因为选进了教材。

《背影》当作写人的范文，非常适合。多年来，朱先生的地位一直很高，有人曾经说过，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置于国门，不能增删一字。这个就有些夸张了，不妨分析一下《背影》开头的这两句话：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两个“我”起码可删去一个，“余了”二字也能删，汉字习惯中，“已两年”是模糊概念，可以含两年余了的意思，不如索性改成“两年多”。给学生上课，别去讲交通规则，也别谈小老婆，说一说语言的细微之处，咬文嚼字，或许更有意思。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前几日，几个文化人聚一起大谈国货，争得面红耳赤。从世界杯说起，很快落实到韩国人身上，为什么人家足球踢得好，为什么人家喜欢用自己的国产车。我们买什么玩意都一个德行，最好进口原装，其次合资组装，最后才凑乎用的国产。于是乎得出结论，为什么没有叫得响的民族工业，一句话，中国人都他妈的不爱国。

说的人很愤怒，不过立刻有人不赞同，以正在兴起的“国货潮”为例，进行痛斥和反驳。现如今，据说连新潮女性的化妆品，都开始旗帜鲜明地用国货了。“中国制造”变得很响亮，享受国货成为最大时尚，所谓“国货达人”，就是最大的爱国者。国货的前景正在变得更好，两年前，中国的回力鞋让欧美时髦人士争相购买，身价至少翻了25倍。世界的顶级设计师眼里，中国元素成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譬如价格高昂的LV拎袋，灵感就来自春运期间民工的蛇皮袋。

我正在写的小说有这么一个情节，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一位实业家与洋货抗争。大家都知道，国货常常斗不过洋货，翻开中国近代史，国货屡战屡败，输得一塌糊涂。然而这一次中国的实业家却赢了，大获全胜，为什么呢，因为遇上了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著名的爱国运动，不知道现在还考不考学生，反正我读书的年代，每遇上一次正经考试，考大学，现代史课期末考，考研究生，都得重新温习。我不是个坏学生，老师怎么说怎么考，基本上可以还一个标准答案。

对于这场运动的一些具体印象，却是靠读闲书获得。印象一，知识分子皆站在反帝爱国一边，说起洋人来都没好话。文人骂街那年头最凶，有租界，官府管不了，军阀混战，光顾着抢地盘，也管不了。更何况还是骂洋人，官府军阀也都憋着一口鸟气。

印象二，民族工业获得很好的喘息机会，爱国乃一济良药，抵制洋货，危死国货品牌顿时有了生存空间。客观地说，国货与爱国搅到一起，很可能会造成一种观点，因为有了爱国运动，街上去喊喊闹闹，洋货就不行了，国货从此大行其道，东风彻底压倒了西风。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的列强都有些糟糕，日迫西山，反倒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空前好的机会。不能说与今天的形势完全相同，对于那时候的老百姓来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五卅运动的意义尽管重大，把经济形势的好转，完全归功于爱国，政治上也许正确，多少还有些勉强。

什么样的大学生最有出息

前些年，几位朋友一起聊天，说起为什么送孩子进重点中学。一位很能赚钱的仁兄道破其中奥妙，所谓重点学校，说白了，无非让孩子加入某个高质量的团伙。学校无所谓好坏，教师能力未必相差很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子受团伙的影响，远比家长和老师更厉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并不是北大清华的教学如何过硬，是这两个团伙的水平太高。

有个哥们是77级，正经的名牌，学计算机软件，大学毕业，又立刻去大英帝国留学，拿了剑桥的博士。这以后就在英国的著名大学混，混到一把年纪，还是觉得当教师太穷，便跳槽去全球最大的一家手机公司。现如今日子过得自然不差，地道的高薪白领，可是回国与老同学相见，发现留在国内的那些人混得似乎更好。毕竟在洋人的公司里干，饭碗并不是那么铁，压力还是有点重。

凭他响当当的资历，国内快快活活当个博导没任何问题，干校长副校长也不算意外。当年成绩远不如他的同班同学，不但干了校长，而且还是院士，享受的是副省级待遇。放在国外这绝不可能，玩计算机吃青春饭，升级换代太快，仿佛时髦美女，风光虽然无限，却是越老越不值钱，放松一点就会落伍，大意一会便遭淘汰。

这哥们可以说一连加入了几个好团伙，首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名校最热门专业，然后留洋深造，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君不发达，更待何人，可惜无高僧指点，尤其是关键时刻，自己悟性还不够，不会借力团伙，否则适时海归，高歌一曲爱国主义，前途必不可限量。

我读大学那些年，史称“科学的春天”，无论文科理科，大家羡慕的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结果祸害了一批书呆子。南京大学中文系与我同届有两个班，一本科，一专科，入学时分数有点区别。专科班同学总觉得委屈，觉得受歧视，戏称自己为“二拐子”，专科的“专”拆开来，正好一个“二”和一个“拐”。

天生我材必有用，出水才看两腿泥，加入好团伙固然重要，十个手指有长短，有出息还得看个人造化。入学三十年后老同学隆重聚会，大家突然发现还是二拐子官当得大钱挣得多。用团伙理论解释，大家是一个大团伙，又分属于不同的小团伙。专科班同学是南京本地人，家庭背景要强些，又先一步明白学问原来无用，先一步投身官场商场，早死早投生，出息自然也就要大了。

印象中的大连

印象中的大连还是跟足球有关，想当年万达队一骑绝尘，逮谁灭谁威风八面。在去大连的飞机上就想，要是能去现场看球就好了，可是下了飞机，已把这事忘了，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球迷。

两次到大连，都是十多年前，都是参加文学方面的会议，好像都是私人老板赞助，花了不少银子。窥一斑而知全豹，很显然，大连不但喜欢足球，还顺带偏爱文学。那天开完会，主办的大老板踌躇满志，说第一流球迷都自己玩，有没有兴趣去踢场球。

于是，一帮作家不知深浅地站到了球场上，崭新的运动服和鞋子换好了，人模狗样还真像回事。在我们面前是一支企业的足球队，说是业余，都是专业队退下来，不由地心有些慌，毕竟老胳膊老腿，禁不起碰。大老板安慰我们，说关照过了，不玩真的，就陪你们玩玩，另外再给你们配两个我的主力队员。

充其量也就出一身大汗，我来回奔跑几趟，摔一两次跤，碰三四下球，已是公认的体力好。晚上睡得香，第二天很晚才醒，高楼窗户懒洋洋往下看，大街上车来车往，有轨无轨，都是公交车。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路上竟然看不到一辆自行车。

和本地人聊天，说大连山坡多，骑车太累。我将信将疑，见过老照片，与其他城市一样，当年这里骑车的并不少。向年龄略大的老同志取证，答案是当然，说过去年代你要上班，坐车不方便，就只能骑车。坡多怕累从来不是理由，我们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不是为了环保，而是没办法。

大连的公共交通全国位列前茅，人们只是因为坐车方便，才放弃了自行车。第二次到大连，有机会与市长对话，议论那个具有城市标志意义的足球建筑，一位诗人很认真，说它起源于市长的灵感，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决策如果是错的，万一错了，会怎么样。市长如何回答，我记不清了，显然，市长没觉得那个建筑有什么不好，所有在场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和一栋醒目建筑相比，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重要得多，因为它牵涉到了市民的切身利益。差不多是十年前，我所在的城市曾跟大连竞办全运会，最后南京胜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却更欣赏大连当年的竞办口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种自信，这种孤芳自赏，才是一个理想城市应有的特质。在我印象中，大连人是真的喜欢运动，他们货真价实，更接近体育的本质。大连更人性化，譬如在公共交通方面，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连要比别的城市更现代化。

小龙虾十三香

自从和十三香挂上钩，小龙虾很快流行起来。没人说得清楚本地有多少家馆子卖龙虾，一位南京籍女明星对朋友说，到我家乡请你们吃小龙虾。南京的小龙虾确实好吃，不过她知道了价格，怕是也会心疼，一家有名气的馆子，龙虾卖到了二十块钱一只。

小时候，南京街头也有龙虾买，放油锅里炸，一分钱一个。上海苏州一带的亲戚，不管贫穷，说起来便不屑，说那边的人竟然吃小龙虾。其实过去的年代，南京人很少消费小龙虾，清水大螃蟹才几毛钱一斤，谁还会去吃那玩意。然而在街头公开卖，众目睽睽之下骗小孩子，难免被人诟病。

在分类学上，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爬行亚目，蜊蛄科，螯虾亚科。流行的说法，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为了对付太多的尸体，于是引进了小龙虾。

这个传说很恐怖，却不可能是真，小龙虾原产美国，借道日本来南京，应该是在抗战前。国产的小龙虾都源于南京，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最初的几十年，小龙虾既没激增泛滥，也没被饕餮吃光。最后是十三香成全了小龙虾，过去不爱吃，一是不好吃，二是没品味。现在变了，丑小鸭成了白天鹅，好吃又有品味，请客往往都是大款。

上海有家报纸上的文章说，意大利人也觉得小龙虾味道不错，开始从美国引进。没想到十年后成灾，小龙虾不仅吃尽水生植物和小鱼小虾，而且迅速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彻底改变了马萨丘科利湖的生态系统。到处都是它们顽强的身影，爬行在街道中央，埋伏在居民的花园，当地政府不得不大量引进它的天敌梭鱼，效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不考虑引进十三香呢，意大利人真是笨。事实上，小龙虾的最大天敌是伟大的人类。意大利人嘴馋，与中国人相比，与南京人相比，小巫见大巫。有了十三香，小龙虾越多越好，价格会越来越高。再多也不用担心成灾，在南京，每年吃下肚的小龙虾是个天文数字，会吃的主会告诉你哪家馆子小龙虾最好，什么才是正宗的盱眙十三香。否则你只配当个菜鸟，夹起的第一只小龙虾，很可能来自安徽，第二只来自江西，第三只也许来自湖南或湖北。

前几日，有报道说南京人吃小龙虾引起了肾衰竭，祸因是“洗虾粉”。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发誓再也不吃小龙虾。这倒是有些可怕，问题很严重，释放出了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不吃小龙虾，等于少了它的最大天敌，真要是这样，到哪去找那么多的梭鱼。

英雄怎么诞生的

今后多少年，每到夏天，我们怕是都会唠叨，颠来倒去议论没空调怎么办。86版五笔字库中，空调这词打不出来，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空调不是个常用词组。

过去年代热不热呢，查一下资料会发现，也热，最高气温与今天相比，丝毫不含糊。印象中，却没现在这么热，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年轻，年轻人不仅火气旺，抗热能力也强。我在南京长大，这地方有名的大火炉，夏天再热也能看书，别人都去纳凉了，我还在用功，邻居都说这孩子热爱学习，其实是不怕热。

第二个原因，因为有空调，这玩意抵御了酷暑，让我们失去了抗热的能力。现如今年轻人也怕热，有时候是更怕热，稍微冒汗，一个劲地喊热死了。过去同样有秋老虎，真到了秋天，中午热一会，不像现在这样，已深更半夜，大虫还在出没。

中国老百姓开始普遍享受空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妨记住1990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老人家生日，南京一条并不热闹的大街上，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冒冒失失开了家小空调店。

对南京人来说，绝对是标志性的日子，是分水岭。此前因为供电紧张，老百姓即使有钱，热疯了，也不允许装空调。根据成文的规定，要局级以上干部，必须有关部门批准。没人知道规定怎么就取消了，仿佛经历一场无声革命，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都去买空调了。

谁都不会想到小小的空调蕴含着巨大商机，当时有很多家国营大商场，相形之下，这小空调店可怜兮兮，一开始并没人看好。大商场跺跺脚，小伙子立马破产，小舢板跟航母玩，是找不自在。在人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小伙子服软，像拜码头一样请八大国营吃饭，宴会刚刚开始，八大代表齐刷刷站起来，扬长而去。

都说创业不容易，结果没人想到，二十年后，中文系的小伙子成为苏宁大老板，身价多少个亿，俨然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再说英雄怎么诞生

苏宁老板张近东，俨然成为2010年大陆排名前十的富豪，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我对成功人物的励志故事，并没有太大兴趣。天机不可泄密，英雄成为英雄，无非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要提到这个人，只是因为他的中文系出身。在我印象中，中文系毕业，通常不会有太大出息，官场如此，商场也如此。

很显然，张近东足以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看起来，是事就有例外，中文系的书呆子一样会有机会。其实做电器发大财，犹如做房地产，完全是赶上一个赚钱的好日子。不过，让人想不太明白，为什么好运气单单落在张近东身上。现如今的家用电器大佬，为什么不再是广东人创办的国美，不是上海人创办的永乐，不是北京人创办的大中，独独成就了苏宁。要说名头，苏宁在一开始并不起眼，偏偏后来居上，为什么。

事实上，我对这个为什么，仍然没有太大兴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商场上只看结果，没那么多为什么。有兴趣的只是一个地道的南京大萝卜最终胜出了。不妨很不负责任的假设，几位大佬华山论剑，斗得太厉害了，狠招迭出，于是乎，不擅于争斗的南京人张近东坐享其成，静待在动物园看老虎打架，浑水摸鱼占了大便宜。

这当然是外行话，血淋淋的场面戏剧化了，苏宁能有今天，说白了，不知用了多少手段，费了多少心思。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下哪有便宜，人间不相信眼泪，商场犹如战场，不是你来灭我，就是我去灭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认识的一位李老板，说起张近东心服口服。当年相隔不远的大街上，李老板拥有一家不小的餐馆，生意一度十分红火。那时候，买了几台苏宁的空调，张便亲自送上门，亲自指挥小工帮着安装。在李老板眼里，张近东不过是一个生意场上的新人一点也看不出有多大前途。将心比心，那年头的空调生意并不好做，按照李老板的意思，如果愿意交换，张近东肯定会用空调店换他的餐馆，因为自己的生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眼皮底下能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出水才看两腿泥。李老板笑着说，你根本想象不出那时候我挣钱有多容易。老板又说，当年我是真为那小子着急，一台空调又赚不了几个钱，好不容易卖了二三台，还得屁颠颠去安装。可是现如今人家是上市公司，是大陆首富。

在资本的世界，张近东杀开了一条血路，李老板坦承，那空调店要是让他来做，早就关门。

史上最纯洁的

浮躁的反义词

张三儿子读小学二年级，有一天很认真地跟爹做反义词练习。儿子说好，张三就说不好。儿子急了，说不是这么玩，人家说一个字，你也只能说一个字，我说好，你应该说坏。张三说这容易，我好歹也研究生。于是儿子说黑，张三说白。儿子说正常，张三说异常。儿子一口气说了很多，课本上有标准答案，差一点就算错。

过了一会，儿子要求换着玩，让张三先说，张三说红，儿子傻了，说红没有反义词。张三说有，是绿。儿子不服气，上网查，果然是绿。张三又说了一个黄，儿子苦思冥想，想不出来，在网上查，显示的答案是无，因此大叫，说根本没有，你这是在耍赖。张三说，黑是白，红是绿，为什么同样颜色，黄没有反义词呢。

现在人活得很省事，有什么不明白，都上网去查。譬如想知道浮躁的反义词，只要输入电脑，立刻跳出来一组。我试了试，搜索到以下五个，踏实，塌实，沉着，温和，稳重。温和似乎不太靠谱，电脑似乎也会错。反义词往往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一个词的本义，现在的流行词汇浮躁，说白了，就是不踏实，不沉着，不稳重。

“九月天高人浮躁，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王菲的一曲《浮躁》，简简单单几句词，活脱脱写出了浮躁真相。为什么会浮躁呢，因为太无聊，因为没有真正的烦恼。我们常会为一件不能再小的破事，小题大做，十分夸张地说自己“烦死了”。

浮躁的本义是急躁和不沉稳，早在很多年前的古代，已有了这个词汇，然而并不常用。这起码也可以说明，古人绝对不像今天这么浮躁，也不像今天这么无聊，这么没有烦恼。想浮躁也不容易，浮躁得有本钱，反观中国的大历史，总是乱世居多，平平安安已是很大福份。今天很多好玩的东西，古人都没有，因为没有，省不少心。

当然，说古人不浮躁站不住脚，没有依据的胡说八道。中国人的种种坏毛病，往根上挖，都和伟大的传统分不开。世道只要稍稍太平，衣食刚开始无忧，浮躁风气油然而生。宋朝时，很长时间北方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只能稍安勿躁，终于熬到有段日子不打仗，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民间不良坏习气接踵而来。因此，秉性亮直的李沆当了宰相，也没啥狠招，只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所谓方严重厚，就是踏实，就是沉着，就是稳重。

浮躁还有个最恰当的反义词，是认真。当下为什么会浮躁，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认真。

昆曲的气数

一位深圳的北方人给我打电话，很羡慕地说生活在南京多好，南京是昆曲的重镇和中心，可以经常去看场演出，听听昆曲。一个深圳人，一个北方佬，居然知道南京有昆曲，居然知道昆曲在南京，我知道是遇到内行了。

不相信可以随便逮个身边的人问问，无论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包括在南京，问哪儿昆曲最有名气。十有八九会不知道，望文生义的会告诉你，在江苏的昆山，因为是昆曲的发源地。早在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南京当了皇帝，就问过昆山的老同志，说朕听说你们的昆山腔很牛，你能不能唱两句。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那时起，南京就成了昆曲的中心。眼见着天下太平了，朱皇帝思欲与民同乐，下诏建造“金陵十六楼”，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大剧院。此后数百年，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遇上刀光剑影，昆曲一直是南京的主旋律，是娱乐界的龙头老大。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个个都是昆曲名角，什么汤显祖，什么孔尚任，还有李渔，这些对昆曲传统剧目有突出贡献的人物，都与南京有密切关系，汤在这写了《紫钗记》，孔写了与南京有关的《桃花扇》，李渔更是躲在芥子园，写了一大堆东西。

到了1853年，太平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昆曲的好日子突然到了头，盛世戛然而止。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南京的近代史是太平军进城。昆曲从此失去民间基础，再也没有真正的振兴过，官场和商场两头皆不讨好，逐渐成为文人的雅玩，成为教授的嗜好。南京大学的著名老教授，掰手指往前数，都好这一口。

日本人来了，梅兰芳蓄胡明志，不再唱戏。日本人完蛋，梅大师蠢蠢欲动，许久不唱，嗓子眼发毛，首场演出竟然是唱昆曲，因为皮黄的调子太高。他老人家真是会玩，京戏是国粹，昆曲更传统。此后十多年，梅如果真改唱了昆曲，未必能把昆曲抬高多少。终究他还是属于京戏，明白与时俱进，不会为了昆曲更牛，更雅，就义不容辞改换门庭。

过去一百多年，昆曲气数未尽，真有多少了不得的繁荣昌盛，也谈不上。有关部门召集谈话，言必称振兴和辉煌，非要大家说几句，我本外行，无话可说，只希望昆曲的最后一口气，别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断了。一个有历史的好东西，非要发扬光大，再达到什么样的新高度，有时候已不可能，只能像保护熊猫或者保护古董一样，爱护它，善待它。

说白了一句话，昆曲的生存还是要靠傍大款，让昆曲这柱香火延续下去，这既是大款的责任，也是大款的义务。如今这时代，谁能是大款呢，谁是谁心里明白。

史上最纯洁的

一位教授朋友看了网上报道，跟我讨论“史上最纯洁的爱情”。话题由张艺谋最新的一部电影开始，他已经买了票，准备与太太一起观摩学习。

教授此前与太太热烈讨论这话题，因为还没看电影，只能隔山打牛，先研讨何为“最纯洁”。现成例子是台湾一对离婚的明星夫妇，据说夫妻多年，从来没有那个，是标准的无性婚姻。教授不太相信，说男人肯定有问题。太太说绝对没问题，证据就是男人后来又和别的女人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教授说，肯定是女的有问题。太太说女人也没问题，要求无性是男的提出来，后来居然跟别人做了，女人很生气。

夫妻之间这样的讨论很八卦，也很家常，便问最后结果。教授说有什么结果，我太太最后倒是有个结论，说真正有病的是我们，太无聊了，竟然会讨论这么五迷三道的话题。教授太太也是教授，两人的学问碰撞，没擦出一堆思想火花，却走进了无解的死胡同。

接着讨论张艺谋，教授太太是弄外文的，莫名其妙地不喜欢，多少年来，一直和张大导演过不去，先是嫌他老土，嫌他反映中国的落后，然后又恨他太商业。教授学法律的，常常帮人打官司，他与我的讨论，从史上最纯洁爱情开始，很快过渡到两个话题上。

话题一，张艺谋电影中的女主角，到底哪位最漂亮。教授居高临下，说得我哑口无言。他觉得张最大本事，是制定了一种美丽标准，譬如巩俐，未被选中前，她那模样的女人，很难称为绝色。章子怡也同样道理，巩之虎牙章之小脸，一经张的钦定，你就会越看看顺眼，越看越好看，因此得出结论，女人之美可以人为，是由厉害的大腕们决定。话题二，张到底懂不懂文学。好歹我也文学中人，教授总算给面子，居高而不临下，以商量口吻向我求证，张玩文学是否也和选女星一样，一经品题，立刻声誉百倍。

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首先当然应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据说茫茫中国，只有张一个人在认真地看小说，他差不多就是史上最纯洁的读者了，因为认真和纯洁，基本上没看走眼。张捧红作家，作家也给他丰厚回报，连续几笔双赢的好买卖，大家盆满钵满。

后来情况就不一样，牛越来越大，一蟹不如一蟹。张导或许还相信能点铁成金，仍然史上最牛金手指，可是遭遇扶不起的阿斗，一而再再而三。以一个作家观点看，我们只能扪心自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是文学自身不够景气呢。

免于恐怖的自由

题目有点大，有点标题党，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原话，是堂而皇之借用。为什么想到这句话，因为想表达的那个意思，一时间还真找不到恰当词汇。

一位中学老师控诉学校的下课铃声，尽管这岗位上做了几十年，习惯仍然没成为自然，每次突然响起的刺耳铃声，都很不人道地吓一跳。他非常认真地向校长建议，现如今连电话的提示铃音都是音乐，因此能否改乐曲代替。校长觉得这想法很怪，是小题大做，在大会上又调侃又挖苦。

另一位中学老师痛恨学校的高音大喇叭，说校长每天都要在广播里训话。这家伙当过多年副校长，过去没机会发言，多年媳妇熬成婆，扶正以后，有女老师恭维嗓音宏亮，于是得意忘形，一天不对着话筒唠叨几句，不广播一下，就憋得难过。该校的高音喇叭据说是进口货，声音永远调到最大，除了校长训话，每天要做的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升旗仪式，女学生咬舌头念时事新闻和决心书，男孩子犯错误做检讨，时髦的流行歌曲，老掉牙的革命歌曲，源源不断，声波一浪高过一浪。

只要不是正在上课，耳朵根不让人有片刻清静。附近居民很痛苦，已打过几次110。无论声音多么美好，经过高音喇叭处理，那种无孔不入的电流声，很容易会让人想起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只有崇尚权力的人，才会喜欢这种噪音，所有经过高音喇叭控制的人，都有可能在心灵上留下阴影。

噪音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周星驰《大话西游》中，因为唐僧喋喋不休，小鬼忍无可忍宁愿自尽。是可忍，孰不可忍，仅仅滔滔不绝的聒噪，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更何况从大喇叭里发起来。

怎么才能更人性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必然成为自然，却要漫长过程。现实生活中许多习惯很坏，不太合理，想改变并不困难。譬如本市最好的高校，下课铃音便是轻柔的提示音乐。刺耳电铃声不是不能碰的法律，是一件很小的事，改革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而震耳欲聋的高音大喇叭，除了让人生畏的地震，或者其他重大情况，应该尽可能少用和不用。

曾跟一位中学校长讨论此事，原则上赞同我的观点。他出身于农村，很怀念小时候的有线广播，就是那种接到家里的小喇叭，一家一个，声音轻轻的，有事都以商量口吻。按照现在条件，很容易做到，事实上，每个教室已有这样的东西。不过，作为一校之长的他，相信教学的功能就是灌输，因此一所学校，没有统一的高音喇叭，这绝对不可能。

哪家快件公司更好

哪家快件公司更好，这恐怕得问我的宝贝女儿，她经常从上海给老爹来电话，火急火燎，说上次那公司不好，这次得换一家，你按照我给的电话，立刻让这家公司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给我送来，他们答应明天上午就送到。结果当然是照办，我是说我乖乖地照办，至于那家快递公司，是不是真能这样，就天知道了。

因此标准答案，是无论哪家快递公司，都差不多，都好，都可能不好。出了差错，是你运气太差，不妨想想，寄一包书去上海才八块钱，连出租车的起步价都不够。做人要摸着良心，能享受这样价廉物美的服务，就偷着乐吧，就别太讲究了。至于黄金细软，最好当面交割，这年头，东西太值钱你非要浪漫，哪家快件公司都不保险。

如此多的快件公司，对经常有邮件往来的人，实在是福音。你若上网搜索，可以跳出来几十家快递公司，一般情况下，排名在前十位的，可以放心尝试。我甚至向邮局工作的小姐公开推荐，因为相对于邮政的EMS，到处生根开花的快递公司，真是好极了。方便，上门收取，便宜，价格是邮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快件公司还有一个很大好处，直接送上楼。这也是在拼服务，邮局才不肯如此屈尊，楼下使劲按一阵门铃，如果没人，就贴条子在楼道口，让你自己到邮局去取。我一向害怕有人通过邮局寄挂号信，有时候只是一会议通知，你看到楼道口的催领纸条，想不理它，又害怕真有包裹或信件给耽误。

快件公司肯送上楼，熟悉门道的老顾客才能享受。说老实话，我一向不太好意思让人家送上来，同时又总是担心，怕下楼取邮件忘带钥匙。写作的人过于投入，常发生类似错误，所以女儿会提醒，不要不好意思，就让他们送上来，你的年纪，已经属于老同志了。

送货上楼是快件公司应该提供的服务，该享受的，不妨心安理得。于是一听门铃，一听说快件公司，我会很内行地关照，“谢谢了，请送上来”。当然，老江湖也会遇到对手，有一次如法炮制，半天没见任何动静，只好下楼去取。只见一酷哥很悠闲地在抽烟，我说你可以让我下楼，干吗要一声不吭。他仍然是不作声，白了我一眼，一看就知道心地高傲，大约明白回了嘴，顾客有可能投诉，因此坚决不说话。

还有一次，小伙子打电话过来，说马上要送快件来，是一本书，让我先下楼去等。我笑了，说每天都有好几个快件，有想着法子不送上楼的，还真没遇过货未到，先让人下楼恭候。

用来发泄的歌声

一哥们国庆长假全家出游，度假村住了两天，回来大骂卡拉OK。有山有水的风景区，白天玩得很高兴，到晚上被彻底雷到，苦不堪言。

窗外不远处是露天歌厅，天刚黑便有人试音响效果，大喇叭震天动地。吃过晚饭正式开唱，据说有钱的主已将场地包了，今晚要唱个痛快。这一折腾就深更半夜，哥们忍受不了震耳欲聋的走腔走调，便对服务员抱怨，说他们来度假，不是来听免费音乐会。服务员说没办法，人家已花钱，花了钱，就得让他们唱。

唱到半夜，未见任何收敛，唱来唱去几首歌，都是使劲拚命吼的那种。哥们忍无可忍，又打电话给服务台，说能不能让几位别唱了，要唱，唱点温柔的，声音小一点。服务台小姐依然抱歉，说没办法，打扰你们了，可是真的没办法，她只是当班，管不了。

哥们有些上火，问谁管得了。小姐支支吾吾，哥们便要了她上司的电话，打过去。领导刚睡着，困意蒙眬一个劲地问你谁，你是谁。哥们说我谁，我是顾客，是你们的客人，要向你们反映情况。领导不耐烦，说你有情况，跟服务台打招呼，说了，把电话挂了。哥们怒不可遏，又一个电话追过去，说服务台管不了，我才找你，你又往服务台推，到底什么意思。

见哥们火了，领导态度端正许多，问有什么事。哥们就反映，领导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办，毕竟人家花了钱的。哥们火了，说只认钱是不是，好吧，我能不能花钱让他们别唱，你开个价，一万还是两万，我付得起。扯了半天，哥们说这样吧，你真管不了，我就报110。这威胁起了作用，领导也不愿意把事搞大，向他保证，立刻让服务员去干涉。很快起了作用，夜晚终于恢复了寂静。

其实哥们自己也喜欢唱歌，偶尔去歌厅，基本上麦霸，恨不能从头唱到尾。经历这次事件，明白一浅显道理，爱唱歌可以，但是绝不应该影响他人。自己快活，又不影响别人，这才是真正快活。这哥们不仅喜欢唱，还是一名资深歌迷，国内几个著名音乐节，玉龙雪山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差不多每年都要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只要是机会，不管刮风下雨，他一定会风尘仆仆赶去凑热闹。

去年在镇江，正赶上大雨后，哥们新买了一双高帮胶鞋，站在泥泞中，与听众一起唱，一起吼，快活得无法形容。他喜欢那种空旷放声歌唱的感觉。人生难得几回疯狂，音乐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是感情流出的渠道，是一扇透气的窗户。因此他有点后悔，后悔那天晚上没让人家尽兴。

竹壳热水瓶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热水瓶，这神奇玩意又是谁发明，很少有人去琢磨这些无聊问题。我小时候，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读什么样的书，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读多了，遇事便喜欢顶真，喜欢钻牛角尖，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上网查了查，最早的热水瓶产生于1900，是英国佬发明的。

上世纪前半页，今天看似不起眼的热水瓶，基本上可以算作昂贵商品。报纸上做广告，用的词汇十分夸张。记得有一则醒目广告，先吊读者胃口，问东北前线的抗日义勇军为何作战英勇，答案要拖到第二天才肯公布。次日终于揭晓，因为战士们在战壕里能够喝上一口保温瓶里的热水。都说酒能壮胆，这广告的意思，是热水也可以暖人心。

抗战爆发，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往内地，常常有人为打碎一个热水瓶而痛心疾首。在湿冷的冬季，夜晚悄悄降临，寒灯苦读，到了半夜时分 能喝上一口热茶，那种美滋滋的感受，远不是今天的读书人所能体会。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回忆当年，提到最向往的一件商品，就是买个热水瓶，可惜他囊中羞涩，一直舍不得买。那年头重庆街头上买个热水瓶要五千块钱，当时教授的月薪也就三百到四百，一年工资都还不够。

不忆苦，不能思甜，想来想去，还是今天的和谐社会好，教授一年挣的银子，买不了房，将就着也能买辆小车，进口不行，国产绝对没问题。此一时彼一时，社会果然进步厉害。直到上世纪八十中期，结婚送对花花绿绿的热水瓶，依然还是拿得出手。现如今，热水瓶变得可有可无，时尚人士早就不待见，都改用可以加热的饮水机。

女儿不止一次质问，为什么不与时俱进。看着闲置在那的各式保温瓶，她觉得我们家是真的落伍。我也一直在为这事烦恼，这些年，热水瓶买过好几种，手压，电动，最普通常见的不锈钢，最时髦的造型，反正不管什么，开始都不错，用不了多久就不保温。

到临了，只好把淘汰的旧热水瓶拿出来用，还是女儿大学宿舍的，上面有水彩笔写的名字和学号。女儿看不下去，网上订购了两个竹壳热水瓶，说你们既然这么保守，这么怀旧，干脆搞搞味道，弄一对最老派的算了。

有客人来，看到这两个竹壳热水瓶很吃惊，居然还在用这样的古董，真酷。我也觉得奇怪，看着别扭，觉得不真实，好像拍电影的道具。一点都不觉得它们有多酷，不过还有可取之处，是传统瓶胆，所以保温。

我的书房

印象中，真没写过什么书房。有哥们搬进新居，一年以后，大谈书房，如何如何。我听了就笑，说这有什么稀罕，说来说去，不就是多了间房子，打一圈铺天盖地的书柜，专门用来放书，唬别人蒙自己，结果呢，真要用时，却找不到想要的书。

哥们大笑，接着我的话，说自从有了书房，不但苦恼找不到书，干脆没了读书的兴致。又说自己读书最多，最穷凶极恶的年月，正是没钱买书，那年头，看书生吞活剥，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想读。没书读的时候，光棍想老婆，叫化子惦记肉包子，现如今家中美女如云，天天山珍海味，也就只剩下一个藏书的爱好了。

不由地聊到我们共同认识一个朋友，这位仁兄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喜欢收藏各种签名本。书房十分豪华，却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他的藏书是按照签名者地位和名气排列，稍稍有些身份的人，不仅会配上他亲自收集的黑白小照片，还要附一份打印的小传，有生卒年月。这书房更像是纪念馆，黑色的红木书橱，感觉阴森森的。当年他也曾向我讨要过签名书，因为早有所耳闻，狠了狠心，硬是没送书给他。

我一直觉得，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家里，根本不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房。有一两个书橱，放自己想读的书就已经足够，自从懂事以来，我面临的问题总是书太多，多得没地方放。小时候，经常听见母亲抱怨，现在，又轮到听太太唠叨。家里到处都是书，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从前的时候，我们家的住房面积缩小一半，结果我只能和书睡在一起。那是一间真正的书房，堆满了书，到处都是。父亲害怕刚上中学的儿子中了封资修毒素，不让我看小说，可是实际环境根本就控制不了。我只要一伸手，总能捞到一本书。

我的房间里一直都有书，自小到大，书已成了家的一部分，到处侵占空间。因此也无所谓专门的书房，反正能搁书的位置，不该搁书的地方，都是书。我的家就是书房，新家装修，客厅两面墙皆是书架，还有一间房间也都是书橱，有人便问我，你们家怎么到处是书，卧房里也有，甚至女儿的闺房还有很多。

书多了确实让人很烦恼，想扔，舍不得。父亲曾经是南京的藏书状元，他的书如今都在我手上，加上这些年不断添加的新书，究竟有多少书，也说不明白，谁又会真犯傻去计算。中国面临的具体难题是人口太多，我面临的是书太多。人满为患，书满为患，都不是好事，怎么办呢，没办法。

苏州的文化气息

北方友人让谈谈苏州的文化气息，我觉得很不靠谱。首先，文化这玩意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难免信口开河。其次，苏州实在太有文化，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友人不肯放过，非要让说，逼急了，只好豁出去，问想听什么文化，文还是武，柔还是刚。友人笑了，说自然是文是柔，吴浓软语，苏州难道还能有武和刚。于是开导他，说太远的吴王夫差不说了，不太远的《古文观止》总该读过，回去好好学习最后一篇。

《古文观止》压卷之作是张溥的《五人碑墓记》，是最见苏州人血性的一篇好文章。友人搞教育出身，说这我知道，中学课本上有。

顾颉刚先生年轻时，对苏州的新文学不满意，曾经很生气。后人借助这个观点，批评苏州的小说。这其实也是捕风捉影，误会了先贤，他老人家说的只是某时间段，而且单指小说。顾先生苏州人，自己人说自己，自然高标准严要求，恨铁不成钢。大家都知道，说到小说，苏州向来不差，譬如当代一种流行说法，全国有一半小说，江苏人写的，江苏有一半小说，苏州人写的。

文化大概念中，文学只占一小部分，小说又是更小一部分。很显然，苏州不止是善于小说，还精通文化各个领域，擅长文学各个门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什么样文章都能写，都能写好。很多年前，丰子恺先生有一张漫画《苏州人》，严严实实的帽子，大围巾，架着眼镜，叼着烟卷，手提鸟笼，活脱一个白相人。这幅画带来不小的负面印象，大家觉得苏州人就这德性，不知道人家即使当白相人，也比别的地方出色。

苏州的文化气息，与经济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唐宋以后，此地文化一直处在繁荣之中，想不出文人都不行。地灵人杰，穷山恶水出刁民，都是标准套话，有时候，也不能说没道理。说白了，经济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明。有了经济基础，行行能出状元，哪个角落都是文化。

扛着棺材上战场

二十多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结婚不久，女儿刚出生，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洗衣机，没电冰箱，也没电视机。那时候读书人囊中很羞涩，每月工资到手，赶快先将食堂饭菜票买好。与同龄人相比，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贴补家用，我揽了份为文学青年看稿的活，看一篇回一封信，二毛五分钱。

这是很苦恼的差事，不由地想到李敖，也是为了生活，也是帮中学生改作文，一篇挣一块钱，痛苦不堪。记得他大骂狗屁不通，说这些作文让他感到了人生乏味。说老实话，为文学青年看稿，也有类似痛苦，回信时真想让他们远离文学，别再赶这趟浑水。但是从没这么说过，我说不上是厚道之人，却心有不忍，不能像李敖那样肆无忌惮。

自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多年在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当评委，有些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首先，为什么作文不能越写越好？记得刚开始，参赛稿件让人大吃一惊，我甚至不敢相信那些文字出于孩子之手，很快就麻木了，时过境迁，现如今无论什么样的作文大赛，好文章都不多，有时候，连篇像样的稿子都找不到。其次，也是最让人百思不解，当场作文的能力差得离谱。写文章倚马可待比较难，然而也不该如此不像话，以我阅读的经验看，文不对题占一大半，一看就知道在家里准备好。

当年为文学青年改稿，我知道这些人的底牌，无非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处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小说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现在的参赛作文，也很容易看到底牌，就是想拿奖，为高考加分。小刀子哄孩子，不是玩的事。为拿奖和加分，参赛选手往往不择手段，或者走题，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或者玩悲情牌，写悼念文章，写父亲，写母亲，更多的是写爷爷奶奶。出于真情，这类文字容易写好，不过我所读到的，大都没有真情实感。

做评委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不少学生完全是为写文章而写，他或她所悼念的那个逝者，可能根本不存在。说白了，是扛着棺材上战场，不顾死活不计后果。面对这个现状，我常产生疑问，各式各样的作文大赛，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

答案当然是肯定，作文是种能力，代表着人的文明程度。通过大赛，可以检验学生水平，也可以反映出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作文大赛不是文学家的摇篮，也不是为了高考。现代人可以不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写作能力。高考说过去就过去，写作能力却会一辈子伴随我们，而作文大赛恰恰就是为了鼓励和提高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