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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文前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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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奶娘付大娘（音译），约1908年。

峨眉山，约1915年。
传教士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最左边）、约翰·帕顿·戴维斯（中间）和一众其他传教士。

全家福，约1918年。
左起：约翰·帕顿·戴维斯、老约翰·帕顿·戴维斯，海伦·麦克尼尔·戴维斯和唐纳德·戴维斯。

于汉口约翰·帕顿·戴维斯的公寓内，1938年夏。
从左到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弗兰克·多恩、F.麦克拉肯·费舍尔、无法辨认的中方军事发言人（被遮挡）、杰克·贝尔登、A.T.斯蒂尔（《芝加哥日报》）、埃文斯·卡尔逊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弗雷达·厄特丽、章汉夫、约翰·帕顿·戴维斯。

副领事朝比奈和约翰·帕顿·戴维斯在江西吴城一间日本官员休息室，1939年8月。

约翰·帕顿·戴维斯（手持那加人送他的矛）、威廉·T.斯坦顿和埃里克·塞瓦赖德1943年9月九死一生穿越缅甸丛林之后。

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与其工作人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史迪威左边。

1944年10月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延安。
从左到右：周恩来、朱德、约翰·帕顿·戴维斯、毛泽东和叶剑英。

1945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
前排从左到右：詹姆斯·B.科南特、本杰明·科恩、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站立一排从左到右：不知名的上校、约翰·帕顿·戴维斯、范宣德、爱德华·佩吉、H.弗里曼·马修斯、查尔斯·E.波伦。

约翰·帕顿·戴维斯与妻子帕特丽夏·格雷迪·戴维斯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1946年。

1954年11月6日，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华盛顿，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除后的第二天。

1961年，帕特丽夏·戴维斯与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与他们的一张单刷版画合影，该画被采用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海报。

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家里的日光室内，背景是他精制的一些创意家居。

1962年戴维斯一家在利马家里的客厅。左起：苏珊、约翰、帕特丽夏、提基、萨莎、躺在地毯上的詹尼弗，约翰·帕顿·戴维斯扶着黛博拉。

约翰·帕顿·戴维斯和帕特丽夏在利马的自家服装样式工坊。

1963年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利马亲自拍摄的全家福。
后排：苏珊、提基、约翰、萨莎；前排：黛博拉、帕特丽夏和坐其腿上的梅根，以及詹尼弗。

序

托德·S.珀德姆（Todd S.Purdum） [1]

我从未有幸见过小约翰·帕顿·戴维斯。但在1979年夏天，通过两本不错的著作，我开始对他有所了解，如同见到一样。第一本书是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最近刚刚再版的1946年回忆录《平凡的梦想》（Not So Wild a Dream ），其中详细记述了二战期间他和戴维斯被迫从一架发生故障的美国运输机伞降到缅印边境野蛮丛林部落的苦恼经历。第二本是《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小E.J.卡恩（E.J.Kahn，Jr.）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戴维斯和他在中国的外交官同事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原因竟是他们成功预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会战胜蒋介石领导的涣散腐败的国民党。

那时我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觉得戴维斯的故事就是现实版的小男孩奇遇记，尤其是如果这个小男孩碰巧是一个来自和睦家庭的敏感个体，一个正直诚实的好学生，一个敏锐的人性观察者，以及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也会留意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在仔细阅读这本简洁明了、有所保留却又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后，现在我又知道，戴维斯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中不可或缺的一位，而且由于其漫长精彩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缺乏足够的公众认可，他的故事就更加吸引人了。

戴维斯的回忆录是一阵旋风，同时也是20世纪中间50年全球范围的名人录（Who’s Who）。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他的父母是美国浸礼会牧师。在参议院宣判克林顿无罪后不久，他在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Ashe Ville）与世长辞。在世时，他与一大批同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共事、争论或仅仅萍水相逢。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如果在哥大读书时稍对田径运动或披头士有些兴趣，他很可能会成为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的家庭教师。然而，他找了份洗碗的工作，后来决定申请去外事部门。

20世纪30年代初，戴维斯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在那里，戴维斯感受到了美国霸权时代之前盛行的消极老套、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外交方式。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目睹了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偷袭珍珠港的二战风云。史迪威当时是中缅印战区盟军指挥官、最高统帅蒋介石失落的参谋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维斯遇到了很多传奇式人物，从甘地到尼赫鲁、富兰克林·罗斯福、乔治·马歇尔将军、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蒙巴顿将军，甚至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戴维斯从一条绝不亚于美国王牌间谍“疯狂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 [2] 的官方渠道得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是同性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1943年戴维斯乘坐的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飞机迫降在丛林中时，他随身带着一瓶少有的干邑白兰地（Cognac）和一些特别的褐色墨水，这是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准备的礼物。后来，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担任大使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约瑟夫·斯大林。战后美国外交巨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是戴维斯的亲密同事和朋友，除了塞瓦赖德，戴维斯还有一些其他的著名记者朋友，这些人包括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和详细记述戴维斯贡献和遭遇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看起来戴维斯好像过得很好。但是在这本大量取材于他众多个人信件和日记以及为国务院和军队长官准备的正式白皮书和报道的回忆录里，他从未是自己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有时他的行为会有英雄色彩。他是一个长期被孤立、受到错误对待的睿智观察者，措辞优雅，随时都会有奇思妙想。在一次坐在印度邮递火车驾驶室里的惊险旅行中，他惊叹车头没有牛被撞的痕迹，因为当时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四处闲逛的神牛。他认为“有尊严的友好”是对待等候他和塞瓦赖德的野蛮丛林部落的唯一合适方式。他将蒋介石概括成一个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东方智者。他对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的记述含蓄而又充满无限爱意，认为她独一无二。他们一起共度了愉快的57年婚姻时光，生养了7个孩子。

一次又一次，戴维斯在这本书中的判断都惊人的准确。他预见到英国残存的帝国姿态会使联军的战争努力遇到困难。他知道，正如战争结束前他一度认为的那样，“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中”。早在1943年，他就意识到，要注意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对我们所在时代今后的战争和革命有所准备”，也由此预见到约翰·肯尼迪后来所谓的冷战中“漫长的迎接黎明的争斗”。

这是戴维斯一生中的悲剧——也是本书令人感到灼痛和警醒的主题——在最危险的时间里，祖国剥夺了戴维斯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决定要背叛，而是在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九个连续内部安全检查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Loyalty Security Board）最后认为他缺乏“判断、谨慎和忠诚”——这三个方面实际是他所充分具备的。当然，他所真正缺乏的，是在恐怖时期对美国国内政治主流需求的懦弱服从。1954年11月，杜勒斯国务卿转达了对戴维斯的裁决，但是杜勒斯表示如果戴维斯有需要，他愿意为其开具人品介绍信。这种提议降低了这些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戴维斯的解职发生在他的参议院同侪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倒台并备受指责前不到一个月，也是奠边府（Dien Bien Phu）法国殖民力量溃败仅六个月之后。这使得美国国务院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最出色的亚洲问题专家，他的存在可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戴维斯将这些都简单地记入手稿中。这份手稿自1972年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后来费力写了二十多年，之后便放置一边，未能完成。尽管外交生涯结束后他出版了另两部著作——1964年的散文集《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以及1972年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的《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 ）——可他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拖再拖。“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女儿提基（Tiki）告诉我，“他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时刻不同于戴维斯的，但是一样充满喧嚣。我们听到纽约市长宣称，在一些国会议员中，“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情况”，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似乎要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被问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太留意”。在这个时候，戴维斯有关中国和很多其他问题的博识和智慧就变得有用起来。

像很多了不起的人生前都怀才不遇一样，戴维斯在不如他的人手下工作，终遭不幸。但是他还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观点被证实，名誉被恢复。亲耳听到他的老朋友塞瓦赖德，那个最冷静的北欧人宣布，虽然他“认识很多人”，但就人所当有的状态、谦逊和熟虑、机智与沉稳等方面，他从未遇到像戴维斯这样的完人。而读者现在可以通过他的书来重新认识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这是何等的幸运！

[1] 托德·S.珀德姆，《名利场》（Vanity Fair ）编辑。

[2] 20世纪40年代常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除特别注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目录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结语

索引

致谢

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1954年11月5日下午2点30分，我走进了国务卿空阔的办公室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站在那里等我。国务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的身边是法律顾问赫尔曼·弗莱格先生（Herman Phleger）。

在这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杜勒斯是在莫斯科。为显示两党合作，杜鲁门政府将共和党人杜勒斯纳入参加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一秘。杜勒斯经常与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用餐，她陪同他购买纪念品，他则请我们在莫斯科一家不算太差的饭馆吃饭。现在，他已经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了。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1月3日我作为驻外使团的副公使从秘鲁首都利马回到华盛顿。这种改变不只是简单的南北半球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是从春天到秋天、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从平静的状态进入焦虑之中，到处充斥着猜疑。

这些感觉并非刚刚才有。美国人民二战后梦想的幻灭，他们对俄国人、中国人和核弹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颠覆”这个美国人生活中可怕的新生事物，已经被部分政客、宣传家和军人鼓吹利用快九年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野的共和党发现，控诉民主党丢掉中国以及容忍政府中的共产主义“阴谋”是他们重新获得公众支持从而接管政府的最好机会。

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和各种政治团体将攻击矛头主要对准国务院，特别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人员。这些外交官们——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被认为参与了把中国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的有组织阴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更是指责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其前任乔治·C.马歇尔将军是背后的主谋。

谣言对无知民众产生了作用，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和理查德·M.尼克松宣称为“清理华盛顿污浊”而进行的竞选活动。这包括扩大了因对忠诚、安全以及任何表明个体并不可靠或易受影响的合理怀疑而解雇公务人员的标准。一个人如果被宣布可靠性不够就相当于被归入“安全威胁”这一危险的类别中，远远超出不忠。我的同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被杜勒斯以工作表现未达到某种预期为由勒令辞职，尽管此前的国务卿对他的判断刚好相反。共和党的即将上台和清洗的不断扩大并未安抚煽动者。比如，麦卡锡在1953年11月24日宣称，在我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胜算为零”，会“出局”，因为我还在政府中任职。白宫官员认为这是对总统的攻击，然而深受爱戴的、强有力的艾克 [1] （Ike）保持了沉默。杜勒斯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明确原则的人，却在与这些政治团体的关系中也有所顾忌。

1954年6月，我被从利马召回国务院，在忠诚安全委员会监督下参加听证。这是对我的忠诚与安全所做的第九次正式审查了，第一次是在1949年。7月我回到利马，在那里等待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到了10月，在没有得到委员会任何反馈的情况下我接到前往华盛顿的命令。

那个时候，外交人员的升职遴选也临近了。有关我的绩效报告认为，我可以被提拔为大使。所以当11月3日我到达华盛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会被解雇，还是被征求意见去有空缺的使馆当大使。

1954年那个下午，当我走近杜勒斯和弗莱格时，我注意到他们面色凝重、神情悲痛。就好像，我遇到的是两个正等候引导刚失去亲戚的人到教堂长椅上的引座员。他们的状态表明，情况可能有些不乐观。他们站在办公室离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我可能会得到安慰，但绝不会被邀请继续走入房间并且坐下。

杜勒斯和弗莱格以与我岳父亨利和岳母柳克丽霞·格雷迪（Henry and Lucretia Grady）的相遇以及对他们的敬意开始我们的谈话。国务卿补充说，他还认识我的堂兄弟理查德·L.戴维斯（Richard L.Davies）——一位长老会新人，对他评价很高。气氛勉强缓和后，杜勒斯转入正题。他说，尽管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但他必须这样做。忠诚安全委员会认为我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绝非不忠，但我在判断力、方向感以及可信度上有所欠缺。因此，我必须——说得好听一点——与现在的工作分离，比如，被解职。

很明显，彼时彼地并不适合争辩有关对我人格中无形品质的主观评估，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两点。我问到是否我的轻率举动——如杜勒斯所说的那样——与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是的。后来还有类似的轻率吗？他说他已经记不起来了。我问他是否同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是的。

好了，只能这样了。于是我和他们说了再见，径直走入国务院新闻发布室。在那里记者们正盘问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Lincoln White）关于他刚刚发布的有关我离职的消息。这些记者——其中一些我曾经认识——强烈要求告知我说了什么。我从自己的衣袋中取出多份印好的声明递给他们。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分散，我快速走出了大楼。

我的声明这样写道：

很显然，我不能说对国务卿的决定感到满意。同样，我也不能说我认为这样的评断有充分根据。但是与一位公职人员的名声和前途相比，国务卿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有着近33年工作经历的职业外交官，我可能更了解大多数他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决定不再添更多麻烦。

争吵已经够多，我不打算再制造不和，以致消磨我国的力量且影响同共产主义敌人间的生死斗争。

因此，我不会反对国务卿的决定，或者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做比较。我相信历史会还我以公正。鉴于此，我告知国务卿，我个人欢迎有关自己案件的所有记录公之于众，包括我在1950年提出的美国应寻求与苏联进行有准备的摊牌的建言。

我希望自己的离开可以使美国人民对外交部门信心增加，这种信心已饱受削弱。如果这就是我离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就个人而言是让人难过的收场——无任何怨言和遗憾。

在妻子帕特丽夏的帮助下，我在利马就准备好了这份声明，用以应对未如所愿的情形。很明显我不得不屈服于国务卿的不利决定，他的裁定是最终的，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与之抗衡。此外，我相信当现在左右这个国家的不正常状态过去后，历史会给予我公正的评定。

妻子和我也讨论了如果让我选择主动辞职我该怎么办。辞职可以保存颜面，更好找工作。但是我不接受辞职。事情不应该是模糊和逃避的。如果杜勒斯和他的幕僚想清除我，那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并给出理由。我不应该为了避免丢脸而做徒劳和无望的努力，以辞职的方式逃脱，从而给杜勒斯想要的结果——摆脱我，且不用为我的离开承担任何责任。

直到杜勒斯正式解雇我的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了可能的决定。国务院的高级职业外交官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让我去他办公室。他是一个很细心、善于安抚别人的热心人，曾在二战中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当墨菲告诉我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利的且得到了国务卿支持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鲍勃 [2] 直到昨晚才接到的通知”，我给在利马的帕特丽夏写信：

鲍勃说如果我愿意，我就有机会选择辞职。我说过我更想面对现实。就这样了。我现在正等待被传讯，可能是国务卿，如果他愿意和我谈话。当然还有记者。我现在很平静也将努力保持平静。你会在报纸上看到的。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请耐心等待。我会认真努力地做好这件事，直到喧嚣平复。之后我会考虑找新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保持乐观，亲爱的。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有多么难。但是我们正重新开始一个崭新的——我相信是更快乐自由的——生活。我是这样看的。

[1]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2] 罗伯特的简称。

第二章 从中国到美国

19世纪70年代，23岁的迦勒·戴维斯（Caleb Davis）从威尔士来到美国。他原本是一位渴望提高自己生活地位的商店职员，来到美国后，他仍然当起了商店职员。通过勤俭节约和不懈努力，迦勒成了布店老板。该店位于芝加哥，后来被大火烧了。此后，他搬到了克利夫兰重新开始，并在那里娶了丽贝卡·弗伦奇（Rebecca French）。弗伦奇是一位虔诚冷静的贵格会教徒（Quakeress）。这位瘦小而粗犷的威尔士男人和这位消瘦而温善的俄亥俄州女人（她知道1776年时先祖的情况）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个：他们赖以过活的小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以及最终两人的五个孩子。五个孩子排行中间的是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他便是我的父亲。

迦勒和丽贝卡的五个孩子成长在对上帝敬畏和热爱的环境中：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祷告、阅读经文。尽管丽贝卡已经加入了丈夫所信仰的正统派教会——基督教门徒会（Disciples of Christ），但她仍然保留着贵格会的特征，如她称呼我为“thee” [1] ；更明显的是，她倾听细微的声音，等待内心灵光的启示。世俗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与她内心的良知相抗衡。这一点上，迦勒也是如此。

到1920年时，迦勒·戴维斯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富商。六年后，我高中毕业，他曾在给我的祝贺信中写道：

我很感动，因为我看到父亲的名声得以延续。我的心中充满感恩和谦卑之情，因为父亲的孙子们没有愧对他的名声，并且到目前为止，他的重孙足以让人相信戴维斯这一姓氏不会受到玷污……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简简单单的、丝毫不计私利的善良。说一个人是好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最高的评价……祝愿你永远快乐，能够拥有许多真诚的朋友。

迦勒和丽贝卡乐观向上，在生活中他们给予孩子们关爱，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父亲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学习《圣经》和宗教信仰尤为认真。因此，父亲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毕业之后，毫无意外地去了一所神学院，后来又去了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他已经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十分简单，那便是去那些异教徒最为集中的国家，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纽约，约翰遇到了海伦·麦克尼尔（Helen MacNeil）——一位清秀标致、充满活力的马尼托巴女子（Manitoba，加拿大湖泊名）。她离开了邻近特里赫恩（Treherne）的加拿大草原上的农场。在那里，海伦的父亲辛勤耕作，但整个家庭仍然难以度日。因为怀揣着成为歌剧明星的梦想，海伦搭上一辆日间长途汽车来到了纽约。尽管她很有天赋，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过中音和高音训练，因而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处女秀就被延后。其间，她有机会在教堂的唱诗班担任独唱。后来，在“复兴巡回演”行至佐治亚州时——再加上在这样的巡回演出中，她不必受到传统教堂音乐的束缚——海伦发现自己的福音赞美歌能够引起罪人的忏悔之意，让他们把自己交给上帝。她经历了她后来所说的宗教体验，即从浅显的信仰到找到基督。

约翰·戴维斯，那位具有理想主义但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传教士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福音传播的使命。他和这位感情丰富、有追求的边疆女孩结婚了。美国浸信会（the American Baptists）把他俩派往中国传教。1906年，两人乘坐汽船穿过太平洋，逆长江而上。途中一半是乘坐内河轮船，一半是乘坐纤夫拉的舢板船。从上海到目的地嘉定（Kiating） [2] 大概1700英里，整个旅程耗时两个月左右。刚到达目的地，两人便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在一位在嘉定待了几年的同事的指导下，约翰开始了在教堂的长时间工作。约翰感到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从事的是他所立志献身的事业。但是，海伦是痛苦的，她讨厌这座破旧老镇的贫困、肮脏和疾病。同时，她也感到丈夫开始忽视她的感受。

来到中国的两年后，我出生了。一年后，母亲感染了伤寒，差点丧命。1911年，母亲怀上了我的弟弟——唐纳德（Donald）。弟弟出生后的第五天，我们全家坐上了船，要逃离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推翻了帝王统治，建立了名义上的中华民国。

在美国待了一年之后，我们又返回中国，这次我们搬到了省会城市成都。我父亲负责那里的浸礼教会的福音和教育工作。我们和其他的传道士相隔一段距离，而乘坐轿子又太慢，所以我们更愿意与家人和中国人待在一起。我们偶尔见到的外国人主要是加拿大人，因为加拿大卫理公会（Methodist）布道团差不多是成都最大的新教徒群体。与加拿大小朋友一起玩耍使我对祖国的情感从我与中国人那种天然的隔离感中萌发出来。那些加拿大小孩和我非常幼稚地互相吹嘘自己的国家更大更好。因为寡不敌众，在这些幼稚的争论中我比他们更加卖力，我逐渐成为一个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们会和一个美国家庭聚会。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负责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有关活动，他的儿子杰克 [3] 是我的同龄人，也是我的好友。我的父母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人有点“世俗”——当然，他们不像天主教传教士那般“邪恶”——尤其是附近一座修道院中的修女，她们不仅是天主教徒还是法国人，因此除了盲目偶像崇拜之外，她们很有可能有些不道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喜欢瑟维斯一家，也喜欢待在他们家，不论他们在宗教圣洁方面有多大缺陷。

瑟维斯夫人通过函授的方式教育杰克和他的兄弟们，函授课程是由巴尔的摩的卡尔弗特学校（the Calvert School）提供的。我的母亲对课程大为赞赏，于是为我和唐（Don） [4] 报了名。这是我在九岁或十岁时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教科书数月之后的到达是一件大事。跟软嗒嗒的中国书本相比，美国的教科书是如此精美：坚硬的封面，厚且滑的书纸，让人兴奋的图片和地图。

但是，在我父母看来，这种世俗教育没有宗教教育重要。我们的宗教教育采取的形式是选读和阐释《圣经》，背下一些赞美诗以及部分《新约》里的段落。但是，这种灌输教育在我身上的作用不如当年在我父亲身上那般有效。思想上，我并不反抗这种教育，我只是不感兴趣，无动于衷。12岁时，在父母休假之时，我们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父母对我说，我已经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有能力做出一个顺从内心的合理选择，我应该做出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接受洗礼。因为我的父母是浸礼会教徒，他们认为由比如圣公会教徒施洗的点水礼实际上是逃避了基督关于洗礼的劝告。对我而言，我的洗礼是在教堂会众前面接受浸礼。

尽管我对自己面临的决定没有感到兴奋，但是我难以想象我会拒绝父母对我的真切期望，虽然我认为自己还不需要洗涮原罪。我也有畏缩情绪，因为我要如此显眼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保全面子而声明我的宗教信仰，跨入水深齐腰的浸礼池，接着在众人的注视下，浸湿我的衬衣和裤子，让水从我的头一直流到脸颊。我顺利完成了浸礼仪式，它和我之前害怕的一样。但是，这让我父母感到高兴。

在接受浸礼三四年之后，亨利·L.默肯（Henry L.Mencken）和《美国信使》（The American Mercury ）走进了我的生活。此前，我们已经搬到了上海，在那里我上了一所美国中学。图书馆里的刊物中就有《美国信使》。这本杂志的主题以及默肯先生的英文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所熟悉的有很大不同。由于深受杂志中揭露、讽刺以及默肯先生的抨击性散文震撼，我从不会向父母隐瞒我新近发现的兴奋事儿。他们没有对我的不虔诚发火，他们更多的是感到痛心和棘手。我的父亲是一位理性的人，他努力放开自己的心态，努力理解默肯的观点。默肯的观点刺痛了他的基督教情怀。很明显，父亲是不赞同默肯的观点的。

1927～1929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学院（the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拓展了我的学术兴趣。这是一所两年制学校，由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创立并担任校长。第一年主要学习经典雅典文明，第二年主要学习19世纪美国的知识。米克尔约翰这样的人很少见［德日进先生（Père Teihard de Chardin）是另外一位］，他的身上散发着温暖、沉着和智慧。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学生要有自己的答案。学校鼓励我们要不怕嘲笑和指责，大胆探索和发现。

我的同学们各不相同，很多是我没见过的类型。比如来自纽约的、充满创造力和激情的维克多·沃尔夫森（Victor Wolfson），他创作了《厄勒克特拉》（Electra ）。演出地点是农业学校的秀牛展馆。在这部剧中，我很不情愿地扮演了俄瑞斯忒斯（Orestes）。再比如卡罗尔·布莱尔（Carroll Blair），他是一位身材瘦小、面相干枯的威斯康星州人，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还有来自纽约的西德尼·赫茨伯格（Sidney Hertzberg），他是名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Norman Thomas socialist），性格从容不迫，做事井井有条，脾气也很温和。此外，还有一位同学来自男孩们都梦寐以求的著名军事院校，但是他适应不了自主学习，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寻找桥牌和扑克牌牌友上。

在实验学院的两年时间里，我想我学到的应该是一种非常开放同时又保持怀疑的思维方式。与我的同学不同，我没有痛苦地去积累一大堆知识。但是，我所接触的哲学和美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这些东西并没有让我认同父母的神学信仰。

大学时，我曾写信给父亲，建议他读一篇杂志文章，这篇文章宣扬用美育代替宗教。他给我回信，信中这样说道：

我想现在真是这样了，如今的学生不像我们那一代那样尊重《圣经》和教堂的权威了……《圣经》和教堂至多不过是把我们引向上帝的方式。有些人对《圣经》和教堂的忠诚要比对上帝的还要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通过《圣经》和教堂来热爱圣父，但是通过美育也未尝不可，这总比没有方法好。但是如果你要是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思想，我会感到很痛心，因为这就像你我在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层面上分道扬镳。但是只要你诚心找寻上帝，我们的心就会更为紧密，因为我也在找寻上帝。对我而言，我深信通过基督和《圣经》，一份明确的神的拯救计划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言而喻，这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我必须遵从我见到的灵光，不仅自己要走这条路，还要影响别人也走这条路……我有一种预感，上帝也会接受那些和我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们。但这仅仅是我的预感而已，不是上帝的标准。因而，我必须坚守我自己的路线；我也会牢记我不能去评判别人，我所做的只能是用我的言语和生命来证明我的坚守。

如我父亲所言，我并没有摒弃所有有关上帝的想法。我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说，但是父亲的神学劝导无法让我信服。然而，我确实尊重他对信仰和良知的忠诚。

1928年6月的一个早上，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给我们读了一段话，这段话对我的触动比我在麦迪逊（地名）听到的或读到的任何话都要大。这是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一段话：

这位普里斯库斯·赫尔维狄斯（Priscus Helvidius）也看到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当韦斯巴芗（Vespasian） [5] 派人禁止普利斯库斯去元老院（the senate），普利斯库斯说道：“你有权力撤销我的议员资格，但是只要我还是元老院议员，我就必须去。”

“既然如此，你至少要保持沉默。”君主说道。

“如果不问我意见，我就会保持沉默。”普利斯库斯答道。

“但是我必须征询你的意见。”

“那我就会说出我认为正确的观点。”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会判处你死刑。”

“难道我告诉过你我是永生不死的吗？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你让我死，我便大无畏地去死；你要放逐我，我便平静地离开。”

普利斯库斯只不过是一个个人，他做出了怎样有益的事？为什么呢？紫色对于衣服有什么益处呢？除却本身很美，为他者树立了美的典范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贵格会称you（你）为thee。

[2] 今四川乐山内。

[3] Jack Service，即谢伟思。

[4] 唐纳德简称。

[5] 罗马皇帝。

第三章 我的游学教育

在实验学院的最后时期，我心中那份原始的不安分促使我离开了麦迪逊。我决定在北平附近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读完大学低年级，然后回到美国完成高年级的学业。我的同学——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的儿子——戈登·米克尔约翰也加入了这次冒险。计划的第一步是买一辆车。我和戈登囊中羞涩，我用我们的一点钱糊里糊涂地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Indiana）买了一辆二手的斯图兹（Stutz）。后来发现车后有三个弹孔。由于这样的缺陷，再加上证件不齐，这辆车的价格倒是很便宜，正适合我们。

开着这辆带有伤疤的车我们到了堪萨斯州。在堪萨斯我们做了短暂的停留，帮人收割小麦。还没等到挣够到加利福尼亚的油钱，我们便又上路了。到达旧金山之时，我们差不多身无分文。在旧金山，我们受到了老米克尔约翰的朋友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的友好接待。艾伯特是一位身材瘦小、活泼乐观的爱尔兰人，他还是金门艺术（Golden Gate arts）的赞助人。他留我们住宿，并设法让我们以普通船员的身份登上了“皮尔斯总统”号（President Pierce）。穿过浩瀚的太平洋，我们在日本换船前往北平。

我和戈登被燕京大学录取，这所大学主要是由美国传教机构资助，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较少）有一定的联系。教师主要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中英文授课。因为燕京大学是人们眼中最好的大学之一，所以它吸引了全中国各地的学子。外国学生十分罕见，所以人们都以好奇的眼光看待我和戈登。戈登主修自然科学，从而为他的医学院做准备。而我则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一名驻外记者。这是一个如此精彩的职业，我可以走遍全世界，进出战场，轻易混入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群中间，通过电缆把新闻传递给心怀感激的大众。

我的课程学习不是很严格，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打篮球、跑步、和其他男生喝酒。我和女生相处时十分谨慎，因为我担心在这样的传统国家，我的行为会冒犯到别人或者引起嫉妒和其他不愉快情绪。我经常去附近的北平城，有一次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名为O.艾德蒙·克拉布（O.Edmund Clubb）的外交官。当时，他还是美国公使馆（the American Legation）的一名低级官员。我把这看作一件大事，因为我从未见过外交官。此前，我对外交官有一种敬畏之感，但是随后发现克拉布非常谦逊友好，我也就感到轻松了。

校园里会周期性地发生政治运动，通常是抗议侵略行为；但是1929～1930学年度，校园相对平静。1926～1927年那场让人欢欣鼓舞的国民大革命已经悄无声息，这场革命远没有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企图征服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年多之后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还不具备二战时期那样广泛的吸引力，而且此时，由于在理论上存在争论和竞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分裂当中：一方认为要在城市进行地下运动；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初步在中国中部山区建立了红军。有人告诉我在燕京大学有学生共产党，但我似乎没遇到过。当然了，这些共产党行事都很低调。当时，这所传统大学里的大部分学生都忙着为找工作做准备。

1930年6月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去内蒙古旅行。在鄂尔多斯北部沙漠，我参观了一个黄河水利工程的修建。这里是边疆地区，有草原、马夫和骆驼队。

当年夏末，我和戈登返回美国。我们经过了中国东北地区（如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然后到达西欧。旅途中，我们与麦克斯韦·S.斯图尔特（Maxwell S.Stewart）以及他的妻子相伴。斯图尔特在燕京大学当老师，但时间不长。五年前，他曾在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教我数学，现在他成了一名记者。我们穿过了荒凉的西伯利亚。在边境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苏联人，他们是戍边士兵。这些人身材高大、相貌严峻，看起来不大友善。那些身材较小、邋遢不洁的官员以及火车上的服务人员也同样不友好。起初，我以为他们对我冷漠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一员。但是后来我发现，很明显他们对待无产阶级同胞也是同样的态度，甚至更差。这与我在中国所观察和认识到的性格开朗、流露真情的流亡俄国人形成巨大的反差。

斯图尔特夫妇、戈登和我乘坐的是最便宜的座席——“硬座”，也就是木质座椅。睡觉的时候，我们租了几个睡垫，睡觉条件才有所改善。火车中途停站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巧克力作为应急食品，又从消瘦的妇女那里买了些酸黑面包。因为餐车里的饭价格昂贵且非常难吃，所以，我主要吃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胃里发酵，因而一周之后到达莫斯科时，我感到胃胀难受。

除了偶尔能买到别的食物，在车站基本只能买到黑面包。1930年是一个饥荒之年，因为斯大林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这导致食物产量和配额大幅下降。铁路沿线，人们衣衫褴褛，许多房屋又老又旧且是木制的。从车窗望出去，大部分的路都是土路。苏联看起来好像比封建中国还要落后。

通过作为记者的人脉关系，斯图尔特安排我和戈登住在安娜·露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公寓，而女主人则出城在外。我很遗憾没能见着斯特朗小姐，因为她是一个名人。她是美国人，但写了很多支持苏联的文章。1927年，她曾率先报道中国革命。她的公寓是我们探索莫斯科的好“据点”，这里省钱又方便，让人非常满意。在这里我们看到，莫斯科除了红场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宫以外，要么破旧倾颓，要么正在建造新的工程。我们在莫斯科转了一两天，主要是想找一家饭馆或者食品店买些吃的。之后，我和戈登准备前往西欧。

但是，旅行部门的官员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到的莫斯科，之后又去了哪些地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入住旅馆的记录。确实很可疑。两天之后斯特朗女士的一位朋友出具了一份书面说明，证明我们之前住在斯特朗女士的公寓。如此这般，我们才获准离开。

越过边境，我们从社会主义天堂来到了毕苏斯基（Pilsudski）时期的波兰。天空的颜色仿佛从阴沉如铅色变成了万花筒般的欢快之色。为了庆祝这样的变化，我在一家崭新干净的餐馆要了两份火腿鸡蛋。

哥伦比亚大学是我游学的第二个目的地。戈登去了麦吉尔大学，最终在医学方面找得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由于我的证书极不寻常，我被哥大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本科生。成为本科生意味着我有很多课程可以选，而且我的大部分课程是在晚间。此前，我已经放弃了成为新闻人的轻率决定，因为我在燕京大学期间的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努力不尽人意，因而对能否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感到怀疑。我决定尝试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为此，我选修了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Jessup）的国际法课程。

对我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钱。我的父母从他们微薄的工资中给了我一些资助，我的姑妈弗洛伦斯·戴维斯（Florence Davis）也给了一些资助。我必须努力自己挣钱。在国际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办公室人员的好心帮助下，我被推荐给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Jr.）夫人指导她的孩子大卫（David）学习。她友善地接待了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成就。几天后，我收到一份电报：

因要培养孩子运动兴趣故决定选择他人他不仅擅长体育且和孩子在昆虫学上有共同兴趣感谢你来相见很遗憾未提供这份工作小约翰·D.洛克菲勒夫人

所以我便找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迪克西（Dixie）风格的餐馆当洗碗工。这家餐馆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它的主人是一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这家餐馆的员工除了我之外都是日本人，主要食物是玉米饼和豆煮玉米。

1931年我从哥大毕业之后就参加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考完后，我便等待结果。当时，我住在未婚的姑妈弗洛茜（Aunt Flossie）的小屋，住所离底特律的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很近。因为我和戈登的父母都远在中国，我们在美国没有家，所以，如果我们有需要，姑妈都会为我们提供住处。姑妈弗洛茜当时是《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 ）的编辑，她是一位感情丰富、热情开朗的女子。但是她对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新闻人感到自豪，也十分冷峻。实际上，这不过意味着她是一位具有丰富常识的女性。

姑妈弗洛茜的朋友——新闻人、艺术家、博物馆馆长以及汽车工程师——来自各行各业，十分有趣。通过她，我曾经见到过正在潜心创作壁画的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机智风趣、沉着冷静的瑞典雕塑大师卡尔·米勒斯（Carl Milles），沉默寡言、容易发火的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后两位的住所离底特律较近。同样得益于我的姑妈，我曾在迪尔伯恩（Dearborn）参加亨利·福特（Henry Ford）举办的方块舞晚会。福特先生体型较瘦，神情淡然。他曾几次想找回美国人生活中失掉的朴素，但都没有成功，这次也不例外。

11月，国务院告知我通过了驻外事务处的考试。1932年1月，我乘船到达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Windsor，Ontario）的美国领事馆——作为驻外事务处的实习官员出国了。每年还有一份2500美元的不菲津贴。我接受了一年在职培训，在胡佛执政的最后时期我被调派到位于华盛顿的国务院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当时我们有15个新人，由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官员给我们讲解领事工作的各项事宜。培训三个月之后，培训老师为我们打分。对我的评定褒贬不一。移民法律和实践老师写道，我对这门课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我“在礼仪方面，需要极大改进”，我“是班级中最没有希望的”，我缺乏“发挥自我最大优势的愿望”。最后，他总结道，“我不会让他从事签证工作”。国际法老师认为我“成熟，思想深刻。如果他的主动性能与责任感相结合，他应该会在驻外事务处有所发展”。对外商务老师认为我的“英语在一些方面要有所提高”。总领事C.E.高斯（C.E.Gauss）培训我们“整理商品、船运、海员材料”，后来我还会见到他。他认为我外形条件较好，懂礼节，和人相处愉快，“但是精力不大充沛，做事往往不求甚解，不够用心或者不够准确。15名学生中，他排第13名”。

“他的判断力和认识似乎超过同龄人，”护照和公民资格老师这样写道，“他很勤奋，有一种责任感。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严肃庄重，彬彬有礼。”

带着这些评价不一、相互矛盾的认定，我被分到了我的第一个固定岗位——前往位于中国西南山区的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

作为职业机构的驻外事务处于1924年创立，集中了一些分散的外交和领事职能。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个性化机构。机构有700名左右职员（2010年人数达到11500人），所以可以认识很多同事，至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位。驻外事务处根据政府的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进行相应的人事调动。尽管在这里，工作基本按照个人能力不偏不倚地进行，提拔也是根据个人表现，但是徇私情现象依然存在。然而，这种徇私情没有大公司多，甚至比它们少；当然也绝没有国务院和市政府那般严重。

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往往把事务处看成一个精英集团，部分原因是他们代表了美国政府。当我在温莎市当见习副领事的时候，我收到加拿大政府为我颁发的牛皮纸制作的领事证书，授权我行使我那一丁点儿的领事权力，证书上面据说有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Rex Imperator）的亲笔签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份带有国王签名的证书使我的地位高于河对岸底特律市政厅官员的地位。

驻外事务处工作人员之所以有这种精英主义情怀还有另外一个肤浅的原因：由于小说和电影的描写，人们认为驻外事务处的生活是充满魅力的——王室接见、致命阴谋、上流社会的调情。对于很少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如此，但是大部分人则不是。有一小部分人为了满足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便在穿着上有所费心。我后来在北平公使馆认识了一位外交官，上班时他穿着硬翻领上衣、条纹裤子、黑色长身夹克，戴着夹鼻眼镜，把自己装扮的像五星级酒店的接待人员。除了着装方面，他们还热衷社交性游泳。在华盛顿，一位同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来，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取悦苏尔格雷夫俱乐部（Sulgrave Club）的老年贵妇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把驻外事务处看成精英团体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些偶尔存在的虚荣心。这种精英情怀源于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过去外交事务光辉传统的延续。我认为，这种责任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认为拥有特权的外交人员有义务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家族（Adams family）的事迹完美诠释了这一观点。几位传统派外交家，尤其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 [1] 和诺曼·阿穆尔（Norman Armour） [2] 一直把这种服务公众利益的传统坚持到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员敬仰这些外交家，把他们视为献身事业的楷模。我进入外交领域时，国务卿是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他便是一位正直、热心公共事务的绅士。

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便认为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充满荣耀，同时认为事务处的工作人员在与公众和同事相处时要体现和维护这种荣耀。由于存在这种观点，驻外事务处在开展工作之时无须担心安全和纪律问题。很少有违背外交荣誉的案例发生，如果发生的话，会被悄无声息、坚决果断地处理，就像绅士俱乐部的做法一样。具体的做法是，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领导直接与违纪者谈话（他基本上认识所有的职员），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对违纪者的处理：有的给予警告，有的记录到档案，有的让其辞职，有的建议国务院予以开除。

在我初入驻外事务处之时，从未听过要对职员进行指纹录入。所以，后来当听说要实行指纹录入，我感到一阵伤感，就好像朋友之间的信任被打碎。早期驻外事务处最大的安全除了传统的荣誉感，还有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熟知，这种联系和熟知的产生得益于每个国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较少，以及驻外事务处的相对完整性。一个人的性格和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办事处的其他人所熟知。因为这种相互了解，一些人的特立独行甚至是怪癖也会得到理解。

* * *

昆明领事馆很小，只有我和一位比我职位高一点的副领事。昆明所在地区是中国海拔较高的边陲，与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接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很少。云南省（省会昆明）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到达云南的通道，除了古老的道路和山路，便只有一条从河内到云南的窄轨铁路。当时，我居住的地方风景如画、安静祥和，也没什么重大事件。我会坐着轿子逛逛小城，欣赏领事馆大院里盛开的栀子花、茉莉花和紫藤，在法商球场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cais）里打网球。

我到昆明后不久，北平公使馆发出通知，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申请在公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中国研究学习班。学习班毕业生将作为专家，一生长期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当时我申请了，因为我认为成为专家后，会有晋升的机会。接替我在昆明领事馆工作的是我儿时好友谢伟思（Jack Service）。

在公使馆的两年（1933～1935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着中国老师学习有关古代和现代中国的指定读物。这些老师都是传统学者形象，讲究礼仪。除此以外，我还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大部分是将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态度的作家和学者：不为人熟知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此时他还未进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也还没有写《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费正清（John K.Fairbank），当时他还是研究生，决心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领军人；艾伦·普里斯特（Allan Priest），他是大都会博物馆里负责收集中国古董的中国艺术馆馆长；还有研究有关蒙古和满洲问题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也是在北平，我见到了耶稣会信徒（Jesuit）、古生物学家、神学家德日进，他是一位散发着光辉的人。同样是在1933～1935年，我第一次见到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也第一次见到了胡适。胡适是著名学者，曾领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美国驻中国公使是纳尔逊·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他是一位善于交际、有些许孩子般搞怪的俄克拉荷马州人。他的性格和行为与不拘小节、精明能干的小镇官员很像。但是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掌握了一套陈腐老套的中国礼节，如果有必要，他也很乐意使用这些礼节。因为年届中年的他当时刚刚结婚并且不久之后又有了儿子，所以他沉浸在新奇的家庭生活之中。他把公使馆里的事务交给了参事克拉伦斯·E.高斯。在华盛顿时，这位参事对我的品质评价很低。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高斯，你会觉得他长得有些吓人。由于长时间伏身于办公桌，他的肩膀变得很圆，肤色是缺少日晒的惨白，嘴唇很薄，嘴角上扬，灰白的眼睛上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开始，他是老领馆的职员，凭借出众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现在接近驻外事务处的最高领导。他的下属敬重他的专业、谨慎、分析能力和正直。表面上，高斯比较腼腆害羞、不露锋芒，实际上，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会苛责指正；同时，他又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对那些他认为没有轻视他的人过分热心。

在北平，我开始认识美国军官，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问题学习班的同学。弗兰克·多恩上尉（Frank Dorn） [3] 便是其中之一。在军官学校时，因为他的肤色，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赤红儿”（Pinky）。在北平之行的最后一段时间，我认识了陆军武官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多恩和史迪威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保护公使馆的海军陆战分队队长是A.A.范德格里夫特上校（A.A.Vandegrift），后来他成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小分队中有一位人称“骄傲”普勒的上尉——刘易斯·伯韦尔·普勒（Lewis Burwell Puller），他现在是海军陆战队的传奇英雄。很大一部分驻扎北平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都成为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将军，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东亚的了解。此外，在我看来，他们比一般军官都要优秀。

北平有很多美丽聪明的女性，比如杜尔哥公主（Turgout princess）尼日吉德玛（Nirjidma）以及来华的美国和英国少女。她们的母亲或者姑姨带着她们领略古老北平的光辉，我和三个单身同事有幸陪同。尽管我们满怀感激地珍惜这些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在北平结婚。就我而言，我觉得事业还不稳定，还不能担当起如此重大的责任。

我心怀遗憾地离开了北平，不仅仅是因为离开了昔日好友，还因为历史悠久、古色古香、雍容尊贵的北平真是适合生活的好地方。对称的高墙大门、广场长街，还有朱门黄瓦、雕栏玉砌，最重要的是古都的祥和宁静所孕育出的一种稀疏平常但舒适惬意的典雅。

奉天（Mukden） [4] 是我的第二站，那里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和交通中心，也是一座沧桑而重要的城市。日军占领了这片地区，建立了傀儡政府进行管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日本占领的合法性，也不承认满洲国（Manchukuo）的合法性。尽管日军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们，但是很明显他们把我们看作了敌人。所以我们在美国总领事馆（the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的处境很微妙。

奉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报告站，负责向华盛顿报告有关满洲内部的动态、中朝边境的游击战情况以及日苏在蒙古和苏联边界反复发生的冲突。我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些工作，有时还会对这样的工作感到兴奋。尽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再加上有一些美国和英国朋友，我也算得到了补偿。

美国记者有时会参访满洲。苦于从守口如瓶的日本官员那里得不到什么真实信息，他们便转向总领事馆。《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 ）的J.P.麦克沃伊（J.P.McEvoy）便是其中之一，其他记者包括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的威廉·亨利·钱柏林（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总领事约瑟夫·W.包兰亭（Joseph W.Ballantine）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向记者口头通报有关情况，接着，如果总领事认为这位记者是小心谨慎、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他便会把我们向华盛顿呈送的有关满洲的报告堆在桌子上，邀请这位记者从中选取内容向美国人民报道。包兰亭向记者强调要小心谨慎，不要泄露了消息来源；如果有人问及，可以说在污水沟捡到的。约翰·冈瑟花了两天时间研读这些文件。他的论述《透视亚洲》（Inside Asia ）中有关“满洲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他从领事馆所获材料的重写。

包兰亭和我让记者阅读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保密信息。当时，关于保密只有两个级别：机密和绝密。由于后来的安全问题恶性膨胀，绝密文件当时“仅限专门人士阅读”。无论如何，我们都自愿“违背了安全原则”，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我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相反，我感到无比光荣，因为我们通过记者向美国人民传递了他们有权利、有必要知道的信息，即便是保密信息。

1937年春，我有了探亲假。我和范德格里夫特上校夫妇一道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铁路，不过这次坐的是软座。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两天，见到了一些美国大使馆的职员，包括乔治·F.凯南（John F.Kennan）。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莫斯科的氛围十分紧张，人人噤若寒蝉。凯南曾经作为旁观者参加过精心策划的“审判”，他向我讲述了一些老革命受到难以置信的指控后自我认罪的细节。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些事情。

[1]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意大利大使。

[2] 曾任罗斯福政府驻智利大使。

[3] 中文名窦尔恩。

[4] 沈阳旧称。1657年，清朝在今沈阳设奉天府，自此奉天之名开始正式出现，并一直沿用至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张学良宣布易帜之后，奉天重新改称沈阳。1932年建立的伪满洲国再次把沈阳更名为奉天，直至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

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1937年，在我从美国回奉天的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附近对峙。日方借机深入中国，试图占领长城以南地区。当时由于东北地区已被日本控制，我途经日本和朝鲜半岛回到奉天工作。但是没待多久我又被转移到汉口，而那里也即将被侵略军占领和控制。我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奉天我已经看惯了日军的脸色。此外，哪怕灾难真的降临，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如果命丧汉口，也不会让太多人悲伤，比起有家室妻儿的人好上不少。这样的人事安排，组织还是考虑周详的。

虽然遭到轰炸，但我只伤着皮毛。在1938年这还真算得上稀奇事。空袭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从前线运来一批批伤兵；苏联志愿空军和德国军事顾问们遍布街道；成群的难民赶在日军到来前逃离；爱国学生们四处奔走，在墙上张贴救国海报，号召国人抗敌救亡；还有共产党员埋下炸弹，炸毁建筑，侵略者来了之后只能看到一片焦黑。如此这般，好不热闹。

在汉口的时候，我还重逢了一众故人：史迪威上校，军队武官，当时负责侦察敌军路线；“赤红儿”多恩，辅助史迪威的副武官；埃德加·斯诺，负责报道战争和秘密的政治暴力行动。斯诺最近出版了《西行漫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名人，却仍旧不失本心。

当时汉口的战时生活条件有限，英美两国的记者和官员都聚集在长江沿岸一带的办公室、公寓、旅馆和酒吧里；加上日军步步紧逼，即将兵临城下，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因此我们这二三十位美国记者和官员霎时有同病相怜、沦落天涯之感。我们自称“背水一战的人”，在汇丰银行大厦的公寓里吃喝玩乐，或者唇枪舌剑。

我在北平结识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也从北方来到了汉口，之前他一直在一线研究八路军。卡尔森四十有余，身材瘦削，比亚伯拉罕·林肯英俊几分，比加里·库珀（Gary Cooper） [1] 又逊色几分。他为人谦逊，坦诚率直，略缺少怀疑精神。虽然他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负责写信向总统汇报当时的中国局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炫耀过这段非同寻常的交情。他们相识于1935年，当时卡尔森是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的总统海军护卫队的负责人，此前曾两度在中国工作。总统对这位身体强健、理想主义的军官青睐有加。

卡尔森是第一位深入共产党占领区的美国军人。来到汉口之后，共产党部队和游击队团结一致且忧国忧民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共产党鹰级童军（Eagle Scout） [2] 般的作战能力与其他中国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堕落生活截然不同。卡尔森对于共产党军队的赞赏却引起了美国高层军官的不满。而当他在媒体上发声时，海军试图堵他的嘴。为了见证历史，卡尔森选择退役，在全美公开盛赞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预言，只要美国停止向日销售军事物资，一个和谐、团结、民主的中国必将战胜日本。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成真。卡尔森最终还是回到了海军，奔赴二战的战场。当时他统率一个营，人称“卡尔森突袭营”（Carlson’s Raiders）。他把共产党正规军队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融入军队的训练中，但他对战术和美国历史与文化最持久的贡献也许是在词典编纂方面。他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Gung-ho” [3] 作为突袭队的口号，把这个词语引入美国流行文化中。现在，“Gung-ho”已经渐渐失去原来的中文含义，而更多带有卡尔森自身的色彩：全心全意、率真坦白、忠心耿耿、充满热情。

* * *

1938夏天，我在汉口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些后来又重逢了，还有些影响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其中一位是周恩来，时任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大敌对政权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周先生形象端正，充满活力，机敏过人，颇具魅力，这些特质非常适合另一项工作——处理与外国记者和官员的公共关系。他是共产党领袖，但爱好广泛，举止活跃。这开启了他此后长达37年的外交生涯，即使在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4] 与共产党代表团关系密切。她是个中年女性，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不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5] 而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6] 那种美式味道，还有点《女侠简恩》（Calamity Jane）和《摇摆者》（Wobblies）的感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雨飘摇，无比黑暗，就在那时她生于科罗拉多矿营之中，成长过程也伴随着贫穷、辛酸和愤怒。她禀性叛逆，以写作为生，捍卫底层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尤其支持一战期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20世纪30年代，她来到中国，对于目睹的贫穷和压迫深感震惊，之后她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靠拢，到访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并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加入了乡村游击队。

史沫特莱女士从乡村游击队来到汉口时，身着走形的八路军灰色棉军服，打着绑腿，脚踩布鞋，一头褐色柔软的短发上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当时她生活极为拮据，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收留了她，为她提供食宿。他们被称作莫斯科-天堂轴心（the Moscow-Heaven Axis）。艾格尼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主教同志，尊敬的吴德施主教对这样的称呼倒也乐意接受。后来她受雇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记者，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也成了国际记者团的一员。

艾格尼丝也在不断为游击队筹集医疗物品和资金。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后来的勋爵英弗查普尔）就是为游击队伤员捐款的人之一。艾格尼丝其貌不扬，充满热情，阿奇爵士非常敬重她，也因为她加深了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而一般外国人很难获得这种渠道。当然大部分外国记者也和阿奇爵士一样尊敬艾格尼丝女士。

虽然她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人们却通常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也常常把她和共产党员联想在一起。因为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还容易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入了党，何况就算她申请入党，党组织也未必会接受吧。艾格尼丝曾经对我说，她敬重欣赏朱德（她还曾为朱德撰写传记）和另外一些共产党斗士。我很好奇，如果再选择一次，艾格尼丝是否还是不会放弃追随共产党。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使馆早已紧急撤离，记者团也即将离开汉口，我和准备撤离的朋友们吃了顿便饭，其中就有艾格尼丝。饭后她一人独坐，我便过去同她交谈。我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要回到游击队，“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我表达了担心，如果她所认同的共产党真的当权，她的革命信仰遭遇背叛，她是否会有幻灭之感。为什么她就不能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好当个记者呢？“我没办法，”她眼眶含泪回答说，“别无选择。”

我顿时后悔刚刚那番话了，她并不需要我的教导，我提醒她的事情她早已明白，而我并没有提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而且她可能真的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她离开后的几个月给我寄了几封短信，报告游击队里的情况。当时，我们只能从她那里得到那些混乱地区的第一手信息。后来，我就和她失去联系了。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合众社（United Press）记者，年纪轻轻，非常聪明，有些喜怒无常。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合众社对他太小气，问我副领事收入如何。我告诉他，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是3500美元的年薪，他听了气得直跳脚，说“我可不比你差”。然后他就拍电报给合众社说，除非加薪到我的标准，否则就不干了。

他真的辞职了，然后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我便邀请他和我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后回来发现，杰克失踪了。此后几天，我们向警局、医院和军方情报机构询问——都没有叫杰克的人的消息。我们只能放弃，杰克可能死了，可能掉进长江，也可能已经遇害。大约十天之后，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回到公寓，原来他心血来潮去火车站，登上了一辆北上的军用列车。到了前线之后，他身陷战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每天都混乱不堪又惊心动魄。能听到贝尔登讲述交战情况和溃败战况，史迪威非常激动。虽然这位副武官曾经亲赴前线，但是当时中国高层觉得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让他们很没面子，可谓“家丑不可外扬”，因此设置了重重关卡，导致史迪威没能深入汉口以北的前线。而杰克目睹了战区情况，还带来了战斗参与报告，这些与官方公报的内容大相径庭。

贝尔登在日军到达之前逃离了汉口，直到1942年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在缅甸，还是在史迪威身边。

1938年夏，汉口一度改变了费雷达·厄特丽（Freda Utley）的未来。她是个中年女性，在不同阶段有过许多种信仰，并且每种信仰都全心投入。厄特丽女士生于英格兰，一开始是英国国民，但是大学期间，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不再效忠国王与祖国，转而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嫁给了一位苏联公民，于1930年赴苏，在共产国际（Comintern）工作，不久便对苏联共产主义失望透顶。后来她宣称并没有把英国共产党党籍转移到苏联共产党，她的英国共产党党籍只是失效了。再后来，她的丈夫被苏联当局扣押，让她更加心灰意冷。1936年，她终于离开了苏联前往中国。

她在汉口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斯诺、卡尔森、史沫特莱等一众与中共党员非常熟稔的外国人。她很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还在著作《战时中国》（China at War ）（1939）中盛赞中共抛弃了独裁，采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路线改革的政策。而且，1950年她还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决定揭露苏联的真正面目，“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苏联还会把他送上死路”。这就是厄特丽女士对公民义务的认识。

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938年初，中国空军由意大利人训练，规模太小，作战能力低下，又腐化堕落，因此遭到日军扫荡。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快50岁了，是美国陆军航空队（American Army Air Corps）队长。后来因为耳聋和坚持轰炸机相比于驱逐机的弱点（背离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张）而退休。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是典型的战士相貌：脸上有些凹凸不平，眼神冷峻直接，陈纳德下巴前突坚毅。如果说史迪威是步兵典范，那么陈纳德就是典型的敞开式座舱战斗机飞行员的典范。两大战将在1938年夏齐聚汉口，在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水火不容，却通力合作。

当时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日军顺利占领汉口。和占领南京之后的野蛮行径不同，日军在汉口相对文明有序。我们这些留守的人、数千中国人，以及一些不安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沦为囚犯，关卡森严，没有通行证无法出城，而通行证也是严格控制发放的。

我负责撰写政治报告，起草照会以告知日军关于华中地区美国地产的位置，在日军轰炸或者其他军事行为导致房屋受损或者美国人人身伤害时向侵略军追究责任。此外，虽然日军不太乐意，我还是要长途跋涉进入日军占领区，查看孤立无援的美国人的健康情况。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被中共游击队占领的避暑山庄遭到日军围困，我要将里面的美国人救出，结果差点被共产党士兵射中。

* * *

国务院在1940年秋把我转移到远东事务处（the Far East Desk），担任两位中国事务部官员的下属。由于我们在原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大楼（State-War-Navy building，后来成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所在）的窗户正对着白宫西厢，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让在行政大厦（Executive Mansion）视线范围内的远东事务处的所有百叶窗处在同一高度，从而使罗斯福总统在看到远东事务处这一美国外交“圣地”时，不至于看到杂乱无章的景象。此外，我还要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到处查看，完成上司交代的工作，统计远东事务处草拟电报的首字母频率（电报内容是字母缩写）。这些体力活弥足珍贵，帮助我更快上手。

我在这方面的教育因在乔治城结识的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而得到强化。他身材小巧、敏捷活跃，戴着无框眼镜，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们认识时，他对中国事务越来越有兴趣，几次联欢会之后，他开始给我打工作电话，询问一些中国事件的信息或者我的评论。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他竟然忙于一些明显是自身领域之外的事务。但是，涉猎广泛、分身乏术是罗斯福政府的典型特征，他们总是仓促忙乱。

自然而然，总统助理这样的关注让我倍感荣幸。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联系也让我有些不安，因为柯里显然没有按常理出牌。按照政府正常的程序，他本应与助理国务卿或者处长及处长以上职位的人打交道。我便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向我询问信息的情况，他们没有表态，但我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联系。他们并没有明令禁止回答柯里的问题，由此我便觉得，如果我让这位总统助理上别处问问题，就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至少有点尴尬。

柯里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统的影响，因为总统自己也不按规矩办事，喜欢削弱下属的权力。罗斯福常常绕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直接与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接触。当然，这是总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赫尔虽然擅长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国会打交道，但他的外交事务知识储备却很有限，外交手段也过于简单和说教，相反，威尔斯却非常能干，是实干派职业外交官。

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罗斯福出于某种原因不想与其任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接触，他应该换自己完全信任的其他人来担任国务卿。但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是政治家，不是行政管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华横溢的罗斯福开始大展拳脚，但总统本人、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别密使团的外交行为却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了。

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Dr.Stanley K.Hornbeck）作为国务卿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稍显浮夸，他是从远东处提拔上来的，所以他想当然地把远东处当作理应为他服务的封地。因此，一摞摞的文件必须递交给他审批，或者告知他。霍恩贝克对所有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文件都要进行迂腐的记录。这些不分大事小事的备忘录又会统统回到远东处，从早到晚，日日不息。

霍恩贝克有中国的学术背景，但是没有日本的背景。日本侵华让他义愤填膺，对中国人同情不已。不过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的人，大部分与他有相同感受。

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一位勤恳的年轻人，他会浏览、筛选霍恩贝克桌上成摞的文件。为如此沉闷无聊又小题大做的上司担任专门助理，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工作。阿尔杰平易近人，但是他不参与霍恩贝克和远东处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些下属都没什么机会和他接触。

罗斯福交给赫尔一项乏味而且危险（和美国国内政治事务比较起来）的任务，即与日本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这项关键任务中，国务卿的首席顾问就是霍恩贝克。谈判团中还有一位是我在奉天时的领导约瑟夫·包兰亭——他是位不修边幅、容易紧张但颇有魅力的日本事务专家，不过他也得听霍恩贝克的。

与日本大使的谈判从3月持续到1941年12月7日，在绝对机密的国务院进行。我和同事们都很不安，完全不知道谈判进展。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表达了我们反对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达成任何交易的意愿。我们把声明递交给远东事务处处长麦克斯韦·M.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后，他勃然大怒，警告我们不要管闲事，并且透露说，海军和空军（两者都想壮大自己的实力）想让国务院争取时间，即使不能避免与日本交战，也要设法拖延时间。

我和同事都搞错形势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是出卖中国，而是把日本逼到绝路，除了战争别无选择。赫尔和霍恩贝克都是坚定的亲华派，他们骨子里就没法为了达成临时协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和平共存）而向日军妥协，这也违背了他们的原则。1941年，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我很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赫尔、霍恩贝克谈判团确保了谈判中不会达成任何妥协。然后，好像命中注定似的，美国与日本毅然开战。美国军方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备战时间。

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我正在无忧无虑地享受为期两周的假期。得克萨斯州以东对我来说是块陌生的土地，因此我充满期待地启程去畅游南方。罗克·布拉德福德（Roark Bradford）带我领略了新奥尔良的独特魅力，逛了景色宜人但稍显平淡的海湾（少了亚洲类似水路的芬芳气息），还看到了在卡真人聚居的格兰德艾尔（the Grand Isle of the Cajuns）艰难定居下来的中国人和斯洛伐克捕虾人。

相比之下，墨西哥湾岸区以东地带逊色许多。在我看来，查尔斯顿、南卡罗来那比新奥尔良更加和谐宁静，建筑井然有序，城市典雅大方。就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在一个平常的周末中午，街道上的人们在激动地交谈，录音机的声音也调高了，我就在此时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的意料之外，但还不至于让我震惊。我很自责没有预料到事件发生，至少我本可以预料到袭击时间。去年在汉口的时候，有个周末我在公寓举行午餐会，招待三位美国海军军官和两位日本海军军官。其中一位日本上尉喝了松子酒和啤酒之后兴奋异常，把餐巾在头上打了个结，还对喝得烂醉的美国炮舰官员叫嚷，“我们要打你们的话，一定选在周末早晨动手”。那会儿我心想，他们可能说到做到。

回到事务处后，我们默默地开始疯狂地搜索记录，查看我们是否把驻日使馆预示袭击的信息传递给了军方。结果发现了两个重要信息：有一个消息是在11月中旬，一位将军提醒我们日本倾向于先袭击再宣战；另一个时间更早，转述了秘鲁驻日使馆的报告，内容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醉酒后和一位秘鲁使馆职员说，要是开战的话，日本会先对珍珠港下手。据我所知，远东事务处及时向军方报告了这些消息。

显然，美国被打得措手不及，责任并不在于忽视驻日使馆发出的未经证实的警告信息。珍珠港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文武百官和民众都小瞧了日本的胆量，低估了日本的军力，自以为国家固若金汤，还错误地认为，日本要把侵华战争升级为太平洋战争的话，只会一路向南袭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

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司令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低估了日本的危险性。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之前，霍恩贝克估计12月15日之前日军和美国交战的概率只有20%。在194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还打包票说可以守住菲律宾岛。军方自我安慰说，最新的B-17轰炸机不仅可以粉碎任何针对菲律宾的袭击，还可以阻挡日本南下东印度的步伐。

虽然被破译的日本电报显示，11月29日之后日本就抛弃了寻找和平和解方案的努力，美国当局高层（包括总统和其他高层领导）还是没有太把这个情报当真。这份电报，其实预示了太平洋中部强大的美国军队情势危急，即将遭到攻击。如果在1941年12月7日前，有情报称日本特遣部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冒险跨过半个太平洋，突然袭击并击溃位于夏威夷堡垒的美国舰队和空军，然后全身而退，人们一定认为它荒谬至极，自然也就无人理会。

[1] 美国知名演员，曾获5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总共夺得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 鹰级童军是美国童军的最高级别。

[3] 或源于“干活”，意为团结一致。

[4] 美国著名记者，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著称。

[5] 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风格多以讽刺和幽默见长。小说《了不起的安德森家族》《艾丽丝·亚当斯》曾获普利策小说奖。

[6] “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屠场》和《石油》。

第二部分 “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第五章 与史迪威共赴亚洲

1941年新年前夜，离珍珠港事件还有约一年的时间，史迪威写信给我，祝我新的一年幸福快乐，还捎来了“赤红儿”多恩的口信：“如果你有办法让我们被派到中国去，那么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好吧，事情并没有朝此方向发展。史迪威当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德堡（Fort Ord）掌管第七师的一名少将，但是七个月后他升任为第三军司令。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周之后，他就被调往华盛顿。“赤红儿”多恩作为他的副官一起前往。史迪威在陆军部（War Department）得知，他将负责美国当时的第一波进攻计划：在法属西非的某地登陆，行动代号为“体操家”（GYMNAST）。

圣诞节后不久，我和史迪威、“赤红儿”一起吃饭时，还对此并不知情。他俩暗示我，他们会去海外，但不是去中国。饭后我问多恩，即使他们没有被派往中国，我能否去中国呢？

“赤红儿”回答说，他觉得可以这么安排。我之前曾建议，我可以当史迪威将军的外交专员，或是担任类似于大使武官的职位。

1月初，美国最高统帅部（American high command）开始怀疑“体操家”行动的时机和可行性，并且疯狂设想了很多替代计划。同时，罗斯福和当时已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觉得迫切需要对外展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支持。但是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再到爪哇海（Java Sea），美军都混乱不堪、虚弱无力，无法向中国调派部队或大量物资。最好的选择就是派一名高级美国军官给蒋介石做顾问，同时作为美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向中国承诺日后会提供更多援助。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乔治·马歇尔将军曾和史迪威于1926年在中国任职。1942年1月1日，他让史迪威推荐一位派往中国的人选。尽管史迪威自己显然是合适人选——因为在任何方面，史迪威都被评为陆军最佳作战指挥官——但他当时正忙于评估“体操家”行动，于是他推荐了胡格·德拉姆（Hugh A.Drum）中将。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这是因为德拉姆是位能侃侃而谈的高级将军。但是让史迪威亲自去中国，他的回答是：“不，谢谢。”在中国人“眼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上校……这职位非德拉姆不可”。当然，史迪威挑的这个人适合战斗职位，但不大适合代表和行政职位。

德拉姆觉得中国的这一职位职责不明确，不配他这样的将军级别；而且，史汀生和马歇尔对他的印象不佳。他们又找到了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出任该职位。“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史迪威如此回复道，颇有他的性格特色。

史迪威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差事并非没有疑虑。他从自己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出发，对中国军方领导层的素质不抱太多幻想。并且，由敏锐而文雅的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率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当前的报告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报告称：中国军队缺乏英勇斗志，中国国民政府申请的物资不是为了抗击日本，而是为了确保日本战败后国民党能够在国内对手面前处于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正如对许多中国通一样，中国对史迪威也有一种诱惑力。史汀生任国务卿时，曾捍卫过中国，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他设想的史迪威的职责应当是：让中国一直参战，确保中国作为基地，起初可以进行有限行动，最终可以从中国发动反攻，并有可能由中国军队反攻。到1月中旬，中国一职的职责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模糊，包括要做蒋介石并不存在的专职参谋。除了要掌管美国提供的物资分配，史迪威还被告知要训练甚至指挥中国军队。

具体指挥多少中国军队，指挥地点在哪，在什么情况下指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大量撤出泰国、涌入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仅存的连接西方的地面通信线路。这条线路从仰光穿过半个缅甸延伸到云南边境。在此关头，中方表示，除了马格鲁德（他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授予一位美国陆军中将对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执行控制权”。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否允许一位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将是检验蒋是否愿意这位美国人发挥有效作用的试金石。

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有关任命美国指挥官到中国履职的信息交流是通过宋子文进行的。他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很美国化，聪明智慧，但厚颜无耻、野心勃勃。他当时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居住在华盛顿。他堪称蒋介石的密友，负责翻译和编辑美中政府间的通信。

宋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某位或多位身居高位的信息来源获知，史迪威很可能是中国一职的人选。于是他四处打探史迪威将军，对打探到的信息也很满意。随后，蒋介石宣称，派史迪威来将“最受欢迎”。

史迪威得到保证，他会有“行动控制权”，蒋、宋也对他表示欢迎。于是，马歇尔在1月23日问史迪威：“你愿意去吗？”史迪威的回答依然是：“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兴高采烈，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不得不去了。”

陆军部1月23日下令给史迪威，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主将。这些美军起初包括总部的工作人员、联络人员和技术人员。宋证实，史迪威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监督和掌管美国对华提供的所有防卫援助，并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为了强调军事援助的目的，马歇尔指示史迪威要“为了战事的进行，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有效援助，并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

就这样，一位被评为美国陆军最杰出作战指挥官的大将军被派去担任一个无实权的礼仪性、谈判性的行政职务，还得在蒋介石同意下才能指挥中国军队。而他本人认为蒋没有军事才能，这一点是致命性的。那么史迪威为什么在有机会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接受这次任务呢？他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他把指挥官乔治·马歇尔（他真正尊重的少数人之一）的个人意愿当作命令。其次是因为史迪威也相信美国军队中一个类似信条的事情：中国士兵如果加以恰当训练，配上装备，英明领导，就可以与任何国家的军队媲美。这一次可能是他证明这个信条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早前也已希望可以确保自己指挥一些美国作战部队。他向马歇尔形容说，西南太平洋是防御战场，而中国是反攻日本的战场，美国需要在此部署至少一个军。在史迪威任职于中国期间，他反复提出这个要求，但是直到任职的最后一年，他才获得批准，而且只获批了一个团。

然而，美国最高统帅部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相对不那么重要。美国的大战略优先侧重于打败德意轴心国，打败日本次之。到时攻打日本的话，可能的攻击路线有四条。第一，从北太平洋和阿留申群岛（Aleutians）开始，但天气和地形条件严重限制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第二，从太平洋中部（Central Pacific）向西包抄袭击。日后证明这条线路是通往胜利的大道。第三，从澳大利亚以北的岛屿开始，与日军展开漫长的正面战斗，最大化地分散日军力量，这条路线可让麦克阿瑟将军履行自己重返菲律宾的诺言。

最后一条，从中国开始。战争中的大多数时候，中国与自己的同盟国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后勤物资从这里运送很费周折。需要从美国横跨大西洋，绕过非洲，穿过印度洋，然后横跨或是绕过印度次大陆，往北渡过雅鲁藏布江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山脚，之后空运跨过缅甸以及东面的高山，最后到达中国西南的群山角落。正如在战争中常说的那样，中国确实在“防线的尾端”。现在看来，当时出于军事考虑，把美国大兵和物资运往中缅印战场实在是分散了我们的实力，这些大兵和物资本来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战场上来对付敌人。

那么史迪威将要面对的这位蒋介石是何方神圣呢？他56岁，长江下游地区人，纤弱瘦小，处事圆滑，时而冷漠时而热情，固执倔强，优柔寡断。他曾在日本军事院校学习，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中国帝制的共和运动。他在随后的1911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很小，革命结束之后，他与上海金融界结下了关系，当了一名掮客，并与实力强大、偶尔仁慈的上海黑社会建立了联系。

新共和国很快就被军阀割据搞得支离破碎。蒋维持了他与孙的关系，那位飘忽不定的领导者领导了多次军事讨伐运动以为自己的国民党占据一席之地，蒋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运动。他因此而获益。当孙与苏联签订协议请求支援时，他派蒋作为自己的军事代表于1923年访问莫斯科。等在广州建立了基地之后，孙任命蒋为新建的广州黄埔军校的校长，军校里还有一批苏联军事顾问，由升职后的瓦西里·加伦（Vasily Blyukher） [1] 领导。

1925年孙逝世之后，蒋毫不费力地打败了竞争敌手，成为孙的继任者。他还表现出自己懂得如何与外国顾问打交道。他称苏联终止援助完全是虚张声势，还一度软禁自己的苏联军事导师，并强迫苏联召回一些试图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导师，其中一位导师据说是因为取笑了他。不顾苏联导师的建议，他于1926年开始了征服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蒋是与刚成立不久、尚身单力薄的中国共产党协作进行北伐战争的，苏联代表成功说服了孙接受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统一战线。尽管蒋继续了这个统一战线，但是当北伐之后要打入他自己的地盘，尤其是上海时，他却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下手了，杀戮了其党羽的魔爪所能触及的所有共产党员。蒋利用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宣称是全国性的保守政府，但事实上它只控制——而且是不完全地控制——中国的东南部。

为了寻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蒋拉拢上海最有势力的银行界和商业界。1927年末，他从老式的婚姻纠葛（两个妻子）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信奉基督教，以使自己有资格迎娶宋美龄。和宋结婚，蒋得到的是一位美丽大方、气质高雅的妻子。历史上像她一样篡夺王权的女皇或是皇帝宠妃并不少。他因此结下的姻亲也个个意气风发。

宋氏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族。宋美龄的父亲查理自小在美国长大，他的孩子们也在美国接受教育。查理和孙中山是朋友，二女儿宋庆龄成了孙的第二任妻子。她是家里最温柔、最理想主义的一位，不喜欢秉性独裁的妹夫蒋介石。大女儿宋霭龄机灵敏锐，自制力强，是孔祥熙的妻子。孔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代，曾担任蒋的财政部部长。宋家长子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一路直升成为外交部部长，并且像他的妹妹蒋夫人一样，二战期间他也是蒋介石和美国的中间人。

蒋统一中国的尝试失败了。军阀继续控制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区域、中国东北的所有区域，直到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地区。但蒋并未因此对日开战。相反，他企图消灭自己之前的盟友——共产党。共产党此时已经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乡村里建立了政权，并经受住了国民政府的反复攻击。1934年，蒋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行动终于迫使共产党向西南方踏上6000公里的迂回大撤退，即“长征”。他执意攻打共产党，于是1936年发生了一起荒诞的事件：他遭到了地方军队的绑架，后经共产党调停才被释放。他同意与共产党再次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蒋介石在1934年取得的大捷是德国顾问团策划的，团长是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后来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接替了塞克特的位置。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法肯豪森正负责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也主要是由他策划的。当中国按兵不动，不愿再继续打胜仗时，他愤怒不已。

苏联在战争初期没有给共产党而是给蒋提供了军事援助，并且给他派了苏联军事顾问，其中有朱可夫（G.K.Zhukov）将军、崔可夫（V.I.Chuikov）将军。鉴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的表现，苏联认为他俩有能力给蒋介石提供建议。但是蒋介石并没怎么用他们，所以他们返回苏联了。

对蒋来说，史迪威过来任职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约18年来，他陆陆续续地接触过一些试图告诉他怎么当军人的外国人，但他并未因此对自己在军事事务上的判断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有时他也会接受意见，但总会调整这些意见；更多时候，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没有理由令人相信，蒋对史迪威会比对加伦和法肯豪森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 * *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客观的，原因在于百年来美国传教士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冲动和参与。我们因美国没有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反而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而有一种罪恶感；再者，相关宣传中，中国的形象是为我们而战的英雄，只要求我们提供用来消灭敌人的美式武器和技术。蒋和宋正是这样的中国的核心人物，蒋是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美丽的中国土地的4亿耕耘者的指挥官，他永不退缩，还是一名基督教徒；宋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如绣在锦缎上的桃花般柔弱，但她是坚定的蒋介石忠诚的配偶（蒋、宋被评为《时代》周刊1937年年度风云伉俪），还是中国大业能言善辩的代言人（她使国会议员们变得更有男子汉气概，他们开始忏悔，开始有坚定的意志）。

关于中国的传说普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时对华政策时有点罔顾事实和混淆逻辑了。对中国过度的情感依附使得中国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这与中国真正的军事和直接政治价值并不成比例。罗斯福在其关于地缘政治的推测中提出，中国在战后会成为强国，因此中国在战时应当被视为一个强国，蒋也应当被列入丘吉尔、斯大林之列。这使得中国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高。

结果，华盛顿的文武官员罔顾他们在重庆的代表发回的内容相反的报告，一厢情愿地认为蒋和他的国民政府可能会倾全力与日本作战。华盛顿也迫切希望中国能够一直参战，还片面地以为蒋虽不愿花费力气抗战，但肯定不会放弃抗战。如果美国胜利的话，蒋如果维持美名义上的盟友身份，那么他将获益多多，不仅能得到各类援助，战后还能获取领土。

在“赤红儿”和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之下，我于1942年2月收到了国务院派我去云南做领事的指令，指定我为驻华大使馆二秘，指派我去“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率领的驻华军事代表团”。接着是一行例行公文：“此次任命既不是出于您的请求，也不是为了您的方便。”

指令中明确说明把我指派给史迪威是为了保持“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和外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三天后，即2月13日，国务院又追加一项，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联络职责。国务院还希望，如果恰当可行的话，我要让驻华大使并通过驻华大使让国务院知悉“军事代表团的活动”。

我在远东事务处的顶头上司并不赞成把我派给史迪威将军，他们觉得这个指令不合规矩、近乎轻率，认为我应该待在对外事务处。管理对华租借事务的柯里则欢迎这个安排。我猜他是觉得我可以成为与史迪威指挥部联系的有用联络人。

柯里和刚结束蒋介石私人顾问任职、返回美国的欧文·拉铁摩尔都对我强调：鉴于日本即将占领仰光，印度在后勤补给上极其重要。拉铁摩尔提到他所说的是蒋和陈纳德的意见，他本人也赞成。陈纳德当时是一个小型驱逐机队队长，机队名称是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AVG） [2] ，由美国雇佣兵组成。蒋和陈纳德认为，美国应该把当时有限的力量用于从中国侧面攻击日本。柯里和拉铁摩尔让我向陈纳德保证他的意见得到了赏识，但是他必须与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H.阿诺德［Henry H.（Hap）Arnold］将军合作，否则他将得不到装备。阿诺德将军极具影响力，他的要求必须满足。

史迪威远赴中缅印战区两周之后，我于2月25日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还有六名军官和一名军士。我们先乘坐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独创的一款水上飞船飞往亚马孙河河口的贝伦（Belem），那里潮湿多雨，生满苔藓，空气令人窒息，十分酷热。然后再到纳塔尔（Natal），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比里亚令人昏昏欲睡的渔人湖（Fisherman’s Lake）。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转乘双引擎C-47运输机飞过尼日利亚的卡诺（Kano）和迈杜古里（Maidugiri），横穿乍得（Chad）的荒野、喀土穆（Khartoum）引人注目的尼罗河，往北飞过开罗，那里挤满了英国的英俊参谋，军队称他们为“穿着宽松长袍的猪”。又飞过特拉维夫市，往南飞过阿拉伯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此交汇，之后飞过蔚蓝和翠绿相互辉映的波斯湾，飞过沙迦（Sharjah），这里有一条飞机沙漠跑道，可以看到零零落落的六七个英国皇家空军（RAF）地勤人员，还有一只小羚羊。接着飞过伊朗荒凉、弯曲的海岸线，飞过俾路支（Baluchistan）、卡拉奇（Karachi），最后穿过次大陆到达了熙熙攘攘、尊奉神牛的加尔各答。

纽约到加尔各答的这趟旅程历时十三天，因为夜间停飞，航班还屡屡延迟。由于到缅甸的航空运输遇到了障碍，我与加尔各答的一群没落的印英裔美国人待了约十天的时间，一边享受他们的奢华生活，一边等着与史迪威见面。在此期间，我遇到了C.J.鲍尔（C.J.Pao）。他敏锐精明，魅力四射，时任驻华总领事，我曾在北平见过他。二十年后，当我在安第斯山脚下患难时，他用事实证明了什么是忠诚的朋友。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许现已是陆军中将（Lieutenant General）的史迪威知晓别人给他的提议，虽大多都是懦弱胆怯的提议。他还口头上告诉美国人，史迪威将要指挥两支中国军队（每支包括三个兵力不足的师）进入缅甸前线。日军在3月6日占领了仰光北部之后，旋即展开了大屠杀，重挫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率领的英、缅、印、尼（泊尔）联军。在下缅甸地区，西部由大英帝国军队占领，而中国军队抱着试水的心态向东部移师，这样一来，可以委婉地称东西部之间有条“分界线”。盟军的空中支援主要由英国皇家空军和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提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落后陈旧，迅速就被击败了。飞虎队拥有40架新型P-40驱逐机，并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虽然能力超过了敌方，但是由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零件和人员配备都不足，所以飞虎队依然被打败了。

史迪威刚认为自己要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远征军了，就发现这仅仅是个遐想。他下发的指令会被秘密反馈给蒋介石做最终决定。蒋还背着史迪威向战场上无心战斗的军官们下发一连串优柔寡断的命令，这些命令甚至直达团级层面。

蒋介石的防守意识强烈得近乎病态，最致命的表现在于他的静态防御，把进攻先机拱手让敌。更要命的是，他沉迷于囤积物资、保存军力，极不愿意把军队派去打仗，等真派兵的时候，也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派。因为他相信，集中兵力比分批增派兵力冒的风险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做既打不赢战役也赢不了战争。

史迪威的指挥部位于眉苗（Maymyo），这是缅甸风光绮丽的夏都，缅甸政府也已撤退到此。3月22日我到达时，史迪威不在指挥部，而是上前线了。“赤红儿”多恩陪他去的。

第二天，史迪威和多恩回到了指挥部。那是座大红砖房招待所，隶属美国浸礼会。史迪威面容疲倦，但依然散发着独有的活力。3月24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史迪威将军在楼上空荡荡的房间。他对我说：“坐下。”我们便每人坐一把藤椅。他接着说：“关于如何开展你的工作，我这里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你是自由的，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与这里的民事部门之间沟通顺畅。”国务院曾告诫我要“在史迪威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履行职责，这就是他指导给我的全部职责了。

缅甸的民权政府正在全面崩溃。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雇员在内的缅甸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没有忠诚感。当日军兵临城下、横行作恶之时，大多数缅甸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忠仆，都陷入了恐慌，寻找自保之路，想办法迎合新来的征服者。更有魄力的人甚至选择成为侵略者的同谋，到处进行破坏、伏击、纵火等。可供我联络的民事部门简直少之又少。仅剩的部门就是军事部门了，而这些部门只有当枪顶着脑袋时才会运转。

在与缅甸政府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我首先拜访了英国驻缅甸总督的军事助理。下午4点40分，我把他从午睡中叫醒了，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受到了打扰。在陪他和他的宠物——一只名叫吉布小姐（Miss Gibb）的长臂猿——喝茶、吃点心时，我向他正式提起了第一件公事：中国士兵因私滥用吉普车。是啊，曼德勒警察已就此问题向违反规定的中国部队投诉了，结果只招来了辱骂。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军事问题了，不关民事部门的事了。

几天之后，英国驻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Sir Reginald Hugh Dorman-Smith）用红杜松子酒热情招待了我，我们还就很多事情交换了意见。我们得出结论：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警惕别有用心、离间我们关系的那些传言。总督拿缅甸混乱的指挥结构大开玩笑，而他的首席秘书，某位叫宾斯（Binns）的先生，已经在前一天直言不讳地跟我聊过该问题了。宾斯观察到，史迪威将军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中国驻缅甸远征军第五、第六军的指挥官，而中国第五军的指挥官杜将军自我介绍时也说自己是远征军的指挥官。英国驻缅甸高级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General Alexander）当然也自视为这块英属殖民地上所有联合军队的指挥官。最后，宾斯指出，根据缅甸宪法，只有总督一人有权负责缅甸的防务，别人无权。不过，宾斯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也在其中掺了一脚，他经常性地削弱已经交给史迪威的权力。

3月底，因为对蒋的出尔反尔和欺骗行为非常愤怒，史迪威飞去重庆与他当面对质。他带上了我。因为缅甸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我也做不了什么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反正，我也该去向驻华大使报到了。派我跟史迪威之前，我就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工作。去重庆的途中，史迪威还去云南接上了陈纳德。他率领的飞虎队遭到重创，撤到云南去了。毫无疑问，缅甸的领空现在完全由敌人控制。

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争论时，我正在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以前在国务院和北平的时候，他就小小地称赞过我。他刚正不阿，有着清教徒的责任感，爱探索，头脑精明，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是我能感觉到重庆的压抑、腐臭、怨恨、阴谋已使他性情大变。我想他需要改变。高斯大使也不大看好我跟着史迪威将军工作。他苦笑着说，我属于坐办公桌后面的那类人，适合在他的大使馆工作，但不适合到中缅印战场瞎晃荡。

我向陈纳德传达了柯里让他与阿诺德将军合作的建议。陈纳德说，他手下的志愿飞行员们现在满腹牢骚、目无纪律，如果能按当初协议上的承诺，让他们回趟国看看家人的话，他们就会乐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的陈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和飞行员们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把他们即刻编排入队是不公平的。陈纳德是个飞行员，终究是不大愿意做老步兵史迪威的下属。由于蒋的偏爱，他享有特权，能直接和蒋介石、蒋夫人见面。他相信，单凭空军力量就可以打败日本，地面的兵力投入可以降到最小，这和蒋氏夫妇的观点颇为一致。并且，陈纳德的内心也很笃定，自己是完成这项伟业的唯一合适人选。正如他跟我说的，他手下150名飞行员能完成的事，陆军航空队可能需要1000名飞行员来完成。

从1942年初到1944年底，高斯、史迪威和陈纳德是在中国的三大美国知名人士。他们三个意志顽强，专业能力极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孜孜不倦。他们出击迅速，常为了正义（尽管他们三个对“正义”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而愤怒呐喊。陈纳德有点自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划篡夺史迪威的位置，这使他与史迪威一直不和，还把蒋氏夫妇和白宫卷入其中。高斯感到自己被两位将军冷落了，因为他们很少跟他商量事情。他不愿妥协，不愿主动，其实他起码应该与该战场指挥官建立协作关系。史迪威忽视高斯，不是因为他讨厌高斯，而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愿征求别人的意见（虽然有时别人提出务实的意见时，他也会欢迎）。事实上，人称“醋乔”的史迪威尽管觉得高斯有点牢骚满腹，但是他也挺喜欢这位大使的。

* * *

盟军每往缅甸撤退一步，印度的重要性就提升了一些。印度的位置有利于退守，这归功于它的面积。印度是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空中桥梁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可以种植和生产战争物资，也可以准备和发动反攻。

史迪威和他的下属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史迪威不仅自己是中国专家，他的下属中还有六七个极其出色的中国和日本专家，但是他却没有印度专家。印度研究领域长久以来被美国政府和学界忽视了。

在我看来，如果可以替史迪威调查研究一下印度的政治和经济，那对他是最有益的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史迪威，他欣然同意。于是，4月5日，我离开重庆奔赴印度。

就在同一天，蒋氏夫妇和史迪威飞往缅甸。蒋向史迪威保证会指示手下的将军服从他的命令。不管蒋会对他的军官交代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撤退，他们也不会服从这位外国指挥官。日军运用计谋，以少胜多，使缅甸“防线”最东端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完全崩溃。盟军处于下风，最终的溃败也不远矣。到4月底时，中英部队已是士气低落、纷纷溃逃。中国被摧毁的两个师和亚历山大麾下幸存的士兵一样，踉跄着穿过丛林小道进入了印度，而残余的中国士兵则四零八散，返回了中国。

日军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击溃了缅、中、印、英联军。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让史迪威难堪极了。由于陆路、空路都被切断，他、多恩和约百名官兵只得徒步跋涉，越过丛林密布的深山到达印度。在印度，他气愤地向新闻记者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败透了，不得不撤出缅甸，丢死人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夺回缅甸。”

史迪威在6月初告诉蒋介石，如果从中国方面寻找这次屈辱溃败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和特性。中国军队软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装备不足。300个中国师团都兵力不足，如果把他们整合为满员的师团，那么师团的数量会减少，但整体的战斗力会大大提高。此外，只有少数将帅比较能干，他们应该留下，其他的应该免职，“否则，无论提供多少物资，军队还是会走下坡路”。并且，蒋介石应该指定一个指挥官，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绝不能被他人侵犯”。还有，应赏罚及时。

蒋夫人经常参加蒋介石与外国人士的会议。她告诉史迪威，他提出的意见与几年前德国军事顾问给蒋提的意见差不多。可见，蒋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意见了。

之后，史迪威举行有关军事改革的会议，蒋夫人再次出席，并再次详细阐明蒋对此事的冷淡回应。简而言之，她告诉史迪威，他的建议不可能得到落实，他必须得“现实点”。五年前，陈纳德在担任蒋氏夫妇的军用航空顾问时，曾催促蒋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整治中国空军官员的无能和腐败问题。当时蒋夫人告诉他，蒋说“能与他合作的只有中国人，如果清除所有犯错的人，那么剩下的还有几个呀”？

事实上，蒋如果进行一场全面整肃的话，“所有犯错的人”会在他行动之前先清算他。虽然他蛮横专制，但他并不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拥有随意清除别人的独裁权力。他也无法像民主国家里的强势领导人一样，可以整顿政府里明目张胆搞腐败或无能的那帮人。他是自己手中这支糟糕部队的囚徒。

中国的军事部门和其他国家部门一样混乱不堪。这是因为中国正从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转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还处于过渡期。中国军队只有士兵，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蒋的中央政府建立的师团被视为现代军队，通常会响应蒋的意愿。而其他的许多军队归属于地方新军阀，由地方征税和维护，因此与蒋之间是一种协商关系，也就是说，蒋如果要他们归顺的话，就不得不跟他们讨价还价。另外，实力较弱的中国共产党部队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的一部分，但在1942年，他们可能随时叛乱，只不过被蒋麾下那批较忠诚的几十万部队压制着。国共双方都等着对日战争结束后重启内战。

军阀思想在省级部队的司令官中间泛滥，在中央军的司令官们身上也有这种思想的残留，但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却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军阀思想之下，一个军事部队是其指挥官的私人财产，他可从中牟取收入。例如，省级部队的指挥官可从其部队占领区的人们那里收税。如果指挥官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那么他会得到政府对军饷、口粮等费用的补贴。这位将军要是有商业意识（大部分将军都有），他会虚报兵力，但把实际费用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例如，中国驻缅甸第五军的杜军长对一个给中国士兵提供米盐和其他食物的现金补贴的英国人说，他有45000名士兵。尽管这个英国人认为准确的人数不超过28000名，但是他们还是接受并按照杜的说法支付了钱。这个英国人提前支付了24万卢布之后，跟杜的部队核对时，部队的指挥官们声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付款。于是，这个英国人中断了补贴发放，等着部队提供收到应得补贴的证据。杜司令没有拿出这样的证据。

指挥官变身企业家，他的部队就是他的资本，于是他不再热衷搞任何降低其盈利或冒风险的动作。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军阀思想盛行，抢夺、扩张领土都是很好的投机行为，完全可以冒险去积极进攻。而这场战争的敌人是个热衷侵略的外国死对头，所以谨慎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撤退来保存物资和人力；如果临近的部队陷入麻烦，不要让自己的部队也陷入危险境地，一定要在他们撤退之前撤退。如果他们先行撤退，你就会暴露出来，易受攻击。

大多数中国将军的这种防守、消极的态度因蒋的策略而进一步强化了。从1937年日本侵华开始，蒋的策略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希望等美国或苏联最终卷入对日战争时，日本会从中国撤兵；蒋坚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定会与中共发生内战，他必须为内战储存物资。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蒋和他的国民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愿望可以圆满实现了，可以依靠美国人来消灭日本人了。并且，作为盟友，他可以向华盛顿要求大量的武器，他可以把这些武器囤积起来，日后用来与共产党一决胜负。

蒋的策略可能不光明磊落，但很务实。这个策略不仅和国民党将军的观点不谋而合，也和中国人骨子里的厌战情绪一致。但蒋的宣传人员对外却把中国塑造成富有战斗性的英雄国度。

史迪威认为，以美军的军事装备作为条件换取中方采取进攻行动，这样的讨价还价使他能够刺激蒋政权。我也持相同的观点。史迪威控制着美国拨给中国的物资，这是他手中强大的谈判筹码。但是白宫，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劳克林·柯里，都尚以为中国还保持着战争初期高涨的抗战情绪，因而不愿为援助设置任何条件。物资的生产有限，英苏等同盟国对我们竞相提出援助请求，再加上缅甸沦陷之后，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1942年和1943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肯定是缓慢进行的。

现阶段史迪威还不能与蒋讨价还价，于是便向他抛出利诱条件引他行动：等美国物资到后，他会替蒋训练、组织、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他成功说服蒋，让他首先训练从缅甸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他还主动提出一个强化、训练、装备30个重组师团的计划。此计划得到了批准并已开始执行了。之后，史迪威又提出再训练30个师团的计划，1943年末，他提出了第三批30个师团计划。蒋有了这90个师团，不仅能够驱逐日本人，还能在战后的中国处于霸主地位。

[1] 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35年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远东方面军司令，也是苏联远东方面长期抵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向莫斯科请求协助组建新式军队，布柳赫尔便化名“加伦”来到中国协助创办黄埔军校。

[2] 即“飞虎”队。

第六章 与甘地的一面之约

1942年4月，我在给身在华盛顿的未来妻子的信中写道：

自从离开重庆后，我的眼睛就有毛病了——感染了。所以昨晚我一到就去找酒店推荐的眼科医师，他叫乌塔姆·辛格（Dr.T.K.Uttam Singh）。他一上来就想卖眼镜给我，之后才翻开我的眼皮检查，然后用超然事外的语气宣布我害了沙眼。于是，我在一张藤条椅上坐下，后仰着头，他往我眼睛里喷了点眼药水。当时是4点40，等到5点30时，我眼睛不再像进了滚烫的灰烬那样疼了，我能看见了。

但在此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收获的谈话。当然，对话一开始就提到了克里普斯与印度国大党的谈判。谈话结束时，我们聊到一个人要是抛却了欲望，再打败了憎恨、贪婪，最后连自我意识也战胜了，那么这个人可以自视为上帝了。中间我们穿插着谈及了印度以前经历的、现在也正在经历的历史周期：在长达六千年的时间里，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国，过去的两千年印度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沉睡度过，而现在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印度也将引领世界。

明天早上，我打算去看一个普通的医师，他想象力没那么天马行空，爱喝威士忌，有点怪怪的。我要问问我是否真得沙眼了，要是真得了，应该怎么治。我们美国人对健康有种迷恋。生病就像打仗，是很正常的。生病很麻烦，也不舒服，需要好生养着。但是生病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它让你成熟。当然，前提得是病好了。

我的眼病好了，其实只不过是急性结膜炎。

我对印度一无所知。一个月前，从缅甸到中国时，我第一次经过印度。诚然，我很熟悉莫格利（Mowgli） [1] 和《古庙战茄声》（Gunga Din ） [2] ，甚至读过佛斯特（E.M.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to India ）。除此之外，我并不了解这块多彩的大地。

大多数美国人对印度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把印度想象成一个奇特的国度，居住着耍蛇人、耍绳魔术师、挨饿的贫苦人民、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以及在火葬柴堆前殉夫自焚的寡妇。甚至在人们预期会有很多印度信息的地方，也会有信息缺口。我记得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3] 曾说，珍珠港事件后，作为陆军部一名热血的预备军官，他努力想了解一下印度。他申请看有关印度的军事情报时，人家递给了他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张旧报纸剪报和一张《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的印度地图，而就在这个文件夹上面有人盖了个“机密”字样的章。

美国高级指挥部对印度的了解尽管很少，但也逐渐把印度视为对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1942年春，缅甸防御崩溃，日本派一个强大的海军特遣部队开往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我们开始担心敌人可能会入侵印度，把这里也变成战场，而印度是我们向中国提供物资和夺回缅甸的基地。

要是日本入侵，印度人民会如何应对呢？我们那时发现，缅甸人民极其反英，所以就算他们不是积极与日军合作，也是被动接受新来的日本侵略者。这样的情况会在印度重演吗？即使日军不入侵印度，那么印度人中盛行的反英情绪将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我们美国人？印度人民对英国这个日益衰落的殖民统治者的憎恨要远远高于对日本这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帝国，我们作为英国在印度的同盟者和客人，是否也会被这种仇恨包围呢？答案无从知晓。

1942年印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广阔。印度当时很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面积比西欧还大，被称为一个次大陆。印度人口也很多，约有3.5亿居民。

印度人口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有澳大利亚人种，如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主要分布在南方；有雅利安人（Aryans），大多分布在北部；还有沿着北部边疆居住的蒙古人种（Mongoloids），比如我的那加（Naga）朋友们，稍后我还将详细介绍他们。最引人注目的多样性还在于语言差异，即使同一族群所说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印度约有1500种语言及方言。

印度教和佛教这两大世界宗教都起源于印度。伊斯兰教是从西北而来的侵略者带来的，之后取代了佛教，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宗教。尽管穆斯林主要生活在印度的西北和东北，印度中部主要是印度教徒，南部也生活着大量的印度教徒，但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交融了。其他的宗教团体较小，其中有锡克教（Sikhs）、基督教、耆那教（Jains）、拜火教（Zoroastrians），以及南部海岸的犹太殖民者的后代。

很显然，在1942年，印度的两大宗教关系并不融洽。宗教仇恨有时会诱发血腥的部族暴乱。此外，穆斯林普遍比印度教徒贫穷，他们憎恨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徒在经济上歧视他们。

印度教部族之内也存在着分裂，四大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它们的世袭制也不尽相同。并且，四大种姓和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untouchables，pariahs）也存有分歧。

印度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英国驻印度总督，他代表乔治六世。乔治六世虽然是英国的国王，但也是印度的皇帝。英国人并没有试图把他们的管理强加于全印度，这是明智之举。他们直接管辖英属印度的17个邦。只要那些所谓的首长（rajahs）、大君（maharajahs）和其他王公贵族承认英国统治，英国就允许大大小小、享有不同程度自主权的土邦存在。

印度政府是英国统治的工具，它管辖英属印度，并监督其他的邦，通常这种监督力度不大。印度政府由数百名英国人来管理，他们占据了有支配权的要职。这些人几乎都是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ICS）的成员，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是最理想的职业之一。大多数政府官员——从类似于内阁的总督委员会委员到乡村邮递员——都是印度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是ICS的成员。

英国人对印度的政党持容忍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党是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它支持印度独立，宣称自己是不论信仰和阶级的所有印度人的代表。而实际上，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国大党的主要人物是莫罕达斯·K.甘地（Mohandas K.Gandhi），他被称为“圣雄”［Mahatma，即“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起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沙拉金尼·奈都夫人（Mrs.Sarojini Naidu）是该党仅次于甘地的主要人物，他们不仅以政治活动著称，还因文学造诣著称于世。

以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为首的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主张在印度次大陆上建立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穆斯林将不再受他们所称的英国人和印度教徒的压迫。激进的印度教徒组成了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主张印度教享有不容妥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在寻求关注和支持，但是没有哪一个党派的实力能与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教大斋会持平。

最初指导我有关印度事宜的是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同事。他们见多识广，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所知，并把我介绍给他们的英国和印度联系人。这非常有帮助，但是我想更进一步了解一下印度的其他地方，想结识外交圈子之外的有影响的印度人，尤其是那些麻烦制造者。

如果我是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可，那么结交那些敌视印度政府的人，会显得很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被分配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且是史迪威将军的手下。史迪威将军作为美国派往中缅印战场部队的总司令官，他本人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印度都享有正当身份，所以我对印度的研究也是合理的。由于史迪威给我很大的自由，让我自主行动，所以我可以在印度自由走动，寻找那些驻外事务处的同事们没有或很少接触过的印度人。

刚开始探索印度党派时，我参加了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 [4] 举行的一次会议。我是不请自来，所以只想露个面，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看多听。幸运的是，我是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的。他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记者，人们推测他肯定支持印度独立，因此他很受欢迎。不管怎样，印度所有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国大党人，都对出现在印度的美国人着迷。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的风度和品格新颖奇特，还因为印度人普遍以为美国可以而且可能会劝诱英国把印度归还给印度人民，至少在1942年前半年是如此。他们预期我们与印度人民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是也曾遭受过英国的殖民压迫吗？

“有了‘美国记者’这个魔力般的通行令，”我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和斯诺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厅。地板上铺着雪白的帆布，上面坐着约300人。我们坐在会议厅一侧的台阶上。”

在这个小厅一端的讲台上坐着的那群人，五年后成了印度的统治者。甘地缺席了，但是处处都有他。虽然他在印度中部修行，但是工作委员会（Working Committee）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甘地对他们的期望。讲台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着魅力四射的超级婆罗门（Brahmin） [5] 尼赫鲁。讲台上还有C.拉贾戈巴拉查理（C.Rajagopalachari），他聪明、务实，是一名来自马德拉斯（Madras）的政治人物，1948年当上了印度总督（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奈都夫人聪明智慧、热情洋溢，集诗人与政治家于一身。她与工作委员会的其他人员一同舒服地坐在台下。毛拉·阿扎德（Maulana Azad）是国大党中穆斯林的代表人物，因穆斯林指责国大党实质上是印度教组织，并没有代表性，于是国大党便接纳了阿扎德。他主持此次会议，此刻他弓着腰坐在高脚桌前。

会议议题因最近的两个事态变化而受到了影响。第一个是国大党与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谈判的破裂。伦敦授权克里普斯与国大党就印度独立进行谈判。失败之后，双方互相推脱责任。第二个是日本轰炸印度东部沿海城市，印度人猛然警醒：自己面临着被入侵的威胁。

此次会议响应了甘地的立场，会上气氛消极、被动，他们认为与英国重新谈判是徒劳之举，英国永远不会主动放弃控制权，再说在英国问题上寻求穆斯林联盟的加入也是无用的，因为穆斯林联盟不会接受国大党的提议。至于对日战争，国大党是不会支持英国的。如果日军入侵，迎接他们的将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拉贾戈巴拉查理是会议上唯一的异议者。

“窗户开着，”我在日记中写道，“可以看到远方的铁轨，偶尔会有趟列车鸣笛经过，笛声尖锐但低沉。讲台后面的窗户也开着，往外看去，有所小房子因墙壁摇摇欲坠而使屋顶逐渐坍塌，这有着巧妙的象征意义。”

我们进去的时候，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发言。他是一个瘦弱、稍显驼背的小个子，裹着白色棉袍，戴着一副黑色的大眼镜。他用精心挑选的英语讲话。他以及其他发言人营造的气氛像是身处一个文雅礼貌的辩论社团。每一句奇思妙语都颇费心思，引发他人接话。唯一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自那些要赶上午11点的火车回马德拉斯的国大党人。

拉贾戈巴拉查理正在为他所谓的马德拉斯决议提供理由：印度正在遭到攻击；已经有印度人在印度领土上被杀害了；抱怨现有政府的不公平待遇是没用的；印度现在必须团结一致；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可以成为全国政府的一部分。只有小孩子才想坐在送家人去火车站的汽车的前座，如果你跟他理论谁应该坐在前座，那么你就赶不上火车了。组成一个理性政府的主要障碍是有关穆斯林威望的心理障碍。如果在原则上承认巴基斯坦的话，那么穆斯林在实践中就会合作。

接下来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几个成员也发表了讲话。他们用母语发言，但也夹杂着一些英语短语，如民意、一厢情愿、机灵的头脑和儿童心理学等。旁听席上的成员和女士们认真地做着会议记录。

尼赫鲁患了感冒，一直咳嗽。当然，他的讲话反对那项决议，但理由却不充分。他说得很少，只说很反感巴基斯坦国的概念，这与国大党的宗旨相对立。他还说，自己曾试图促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如果给那些穆斯林或者那些乞丐们下跪就能促使印度国内团结的话，那么他会很乐意下跪的。

毛拉·阿扎德的相貌和手势都颇像一位法国小镇上强有力的镇长，他让拉贾戈巴拉查理最后再做个发言。拉贾戈巴拉查理一开始就讲了几句挖苦人的话，他说尼赫鲁是个博学家，声誉很好，人格高尚，但也没有必要巧言令色。他接着说，时间紧迫，国大党的态度或许在和平时期会有用，但面对目前的危机，国大党应该抢占先机，通过向穆斯林妥协来寻求解决之道（他在此并没有说现在是摆在印度人面前的多年不遇的革命时机）。“你已经完全证明了反对英国的理由，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国大党应该抓住被赋予的权威，并运用这个权威。

会议结束了。穿着橙色纱丽和脏兮兮的宽松服装的女接待员们又热又累。她们终于不再忙碌了，靠着墙壁给自己扇扇风。穿着栗色短裤的警员们也混在大汗淋漓的人群中，挤到外面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去了。我看见了一条横幅，起初还以为肯定是什么口号呢，谁知竟是一个壮阳药剂的广告。

“缅甸前线溃败了，印度的敌人也来到了家门口，”我写道，“因为种种原因，国大党无法采取一个比对付衰败的英帝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威胁自己的新兴帝国，所以，它选择了休会。”

阿拉哈巴德正午热得可怕，我和斯诺觉得对付这种天气唯一的选择也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了。于是，我们小憩了片刻。

约4点40，我们去拜访拉贾戈巴拉查理。他纤弱瘦小，手指修长，手掌被染成了淡紫色。他用冷静的口吻分析说，国大党的问题在于它与英国人作对的时间太久了，所以现在已经痴迷于这种抱怨了。国大党的思维是孤立主义，像爱尔兰一样，它只会反对和阻挠。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多年不遇的最好的革命机会，但我们却无所作为。他提出的议案的宗旨就是要打破一种我们想有所作为的静止局面。但是国大党又像爱尔兰一样，不愿接受任何值得考虑的妥协——不论是向穆斯林妥协，还是向英国人妥协——因为它所谈论的只是一种绝对的完美解决方案：一个团结和自由的印度。

斯诺问拉贾戈巴拉查理，尽管国大党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立场，那他是否能在马德拉斯有所作为，组织马德拉斯人民抵抗日本攻击。他回答说不能。国大党极其强大，并且他进一步暗示，他不想绕过国大党采取行动。

拉贾戈巴拉查理宣称，穆斯林联盟不可能像国大党试图暗示的那样遭到忽视。虽然较为开明的穆斯林支持国大党，但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联盟的立场的确仍代表着大多数穆斯林。

他说，蒋介石最近写信给尼赫鲁，抱怨英国人在缅甸作战时的行为，指出他们的许多缺点。“这有什么用呢？”拉贾戈巴拉查理反问道。在我看来，这句声明，如果发自肺腑的话，会是一个最明确的证据，表明他持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态度，这很是让我惊喜。

很明显，拉贾戈巴拉查理的态度整体上是悲观的。我的感觉是，他觉得这种形势已经无法补救了。

我和斯诺搭乘双轮马车又到了尼赫鲁优雅的官邸。奈都夫人及她的女儿和几个弟子、一位新加坡过来的年轻华语播音员都在那里。尼赫鲁就像人们描述的那样，有着贵族和精神领袖的气派。我们围坐一起吃杧果冰淇淋，听尼赫鲁、奈都夫人和斯诺三个人讲话。石头地板凉凉的，几瓶插花美妙精致，每个人（除了我和斯诺）看起来都干净清爽。一排矮桌子上放着一本《生命》。

尼赫鲁说，克里普斯的到来给英国在印度问题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克里普斯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尼赫鲁还不知道他能糟糕到什么程度。克里普斯不讲策略，还发脾气（奈都夫人对此表示非常同意）。谈判失败不是克里普斯的错，因为他被丘吉尔和（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Amery，英国驻印度事务大臣］束缚了手脚。尼赫鲁在回答斯诺的一个问题时宣布，他在克里普斯来印度之前并不知道他将带来什么样的条件。曾有人预先警告他，这些提案“非常糟糕”，仅此而已。但是，当克里普斯照旧坚称驻印总督的权力不能被剥夺时，谈判就破裂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给他们开出的条件远远不行，还不够掩人耳目）。丘吉尔、埃默里和（总督）林利斯戈（Linlithgow）是印度面临的最糟糕三人组。他引用埃默里为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为辩护的话说，“不能责怪日本人，他们只是在做我们对印度做的事”，显然他很赞同这个观点。

尼赫鲁认为，印度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普遍且触目惊心的，尤其是与国防领域相关的部门。尼赫鲁和奈都夫人主导着当时的谈话场面。其他印度人都安静地专心聆听。斯诺过后愉快地讲述了刚刚访印的蒋夫人尝试戴纱丽的事儿。奈都夫人说：“你们都知道，蒋夫人穿唐装多显高贵和优雅。但当戴上我们递给她的纱丽时，天哪，她看起来如此普通，一副蒙古人的容貌，你看，就像从尼泊尔的山里来的女孩。”

尼赫鲁和他的一个副官礼貌地送我们上了马车。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与车站餐厅的领班道别。那位领班是在寇松总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总督）夫人，一位姓雷特的富有美国人到来后，生活开始走下坡路的，这在当地白人中并不多见。以前，这个小个子男人可以饲养三匹扛马球的小马，喝威士忌，过着虔诚而体面的英式生活。但是，寇松夫人带来了很多同样富有的美国朋友，她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帝国，还允许他们向当地人多付钱，这些都打乱了这里的节奏。

* * *

5月3日，我写道：“我最想见的印度人当然是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但他当时正在印度中部沃尔塔（Wardha）附近的寓所里。我的一些印度朋友警告我，那里非常炎热，有的乡村都能自燃。但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5月7日

乘坐的孟买邮政专列（Bombay Mail）在午夜到达了沃尔塔，比正常时间晚了六个小时。车站的工作人员热情助人，告诉我去政府招待所的路线。谁知招待所竟住满了。于是，（车站值班员）阿卜杜勒（Abdul）从女士候车室给我拿来了一个板凳。我躺在上面，就这样睡在了月台上。幸好晚上没有火车在此卸货。

5月8日

天刚拂晓，我就被一群印度孩子吵醒了，他们等天亮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很开心激动。阿卜杜勒从一家伊斯兰教徒的小吃摊上帮我买了一顿简单的早餐，作为回报，我慷慨地给了他4安那小费 [6] 。

安排给我的交通工具估计是沃尔塔最为豪华的双轮马车。车身漆成了绿色，用甘地和其他先知的画像装饰着，由一匹矮小、懒怏怏的白色公马拉着。车夫戴着白色甘地帽，政治意识相当不错。他隔段时间按一下喇叭，发出特别深沉的声音。他似乎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约6点时离开，到甘地寓所的路程赶了约三分之一时，我决定换身衣服。而我的确换了，包括内衣也换了，还好车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从这条灰尘漫天、已经发烫的路转了个弯，驶向一排一层高的茅草屋。所有的一切都极其简朴，近乎原始。一个低矮的茅草屋前面摆着五张床，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衣衫的年轻女孩正在卷铺盖。圣雄甘地在50码开外。他系着白色缠腰布，缠腰布整齐地卷在腰间，没有按照惯例缠着脚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有东西，与坐在一张光秃秃床上的两个小孩子认真谈着什么。他身边围着一群弟子，还有些干净、聪明、容貌姣好的人。其中有两个人为他撑着黑伞，遮蔽清晨的阳光。

我候在办公室门前，刚才是一个言语粗鲁的西洋女人带我过来的，我没听错的话，她的口音是日耳曼人所独有的。办公室是个黑暗的小房间，我只能在黑暗中看到一个绿色大保险箱。两个家丁拦着不让我进去。我又被带到离办公室10码远的一张床边。这里似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床，但我还是愿意站着等。我看到甘地走来走去，在巡查前面摆着五张床的一个房间。他身后跟着五六个弟子，开始这个周五早晨的简单巡查。一个和蔼的印度人走过来，我跟他说了我想与圣雄甘地简短交谈几句的请求。他让我去找甘地的秘书德赛先生（Mr.Desai）。我在另一个茅草屋里找到了他。房间似乎都用木条分开了，有一部电话供他们安排培训住宿。

德赛先生解释说，甘地只在下午4点之后接受采访。我表示愿意等，他看我没有退却的意思，就继续说这里没有厕所等设施。我肯定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因为他最终说了真正的原因：甘地当晚要去孟买，出发之前还有事情要处理。我提议可以在孟买见。德赛先生似乎觉得这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在这些一来一去的谈判中，他全程站着，手中拿着一把支票。我很会看倒过来的字，看到其中一张50磅的支票写着收款人是圣雄甘地，但看不到开票人是谁。

这间小茅屋前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印度人，他看起来像是专业人士，并和德赛先生一样，仪态优雅。我想他应该是在打坐冥想。我的出现显然让他分神了，他干脆放弃打坐，坐在那里听我们交谈。

等再次坐上双轮马车后，我与三位漂亮的印度人交谈起来。他们很年轻，也许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他们似乎不太赞成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在我看来，他们的话有点亵渎神灵，在那种环境之下实在很难讲出。

几天后，我向一位美国资深传教士询问关于甘地的事情。他说甘地虚伪、反动，只支持印度教党派，抱有种姓偏见。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参加过一个乡村群众大会。甘地在大会上用方言发表演讲，煽起人群的反英情绪，他的一些印度朋友悄悄移到他身边保护他，害怕人群会把他错认为英国人而攻击他。长篇大论之后，甘地用英语简短地说了一下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可媒体只刊登了甘地后半部分的演讲内容。

甘地答应5月在孟买接受我的采访。采访一完，我马上就记录了下来。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旧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穆斯林，来到了马拉巴尔山（Malabar Hill）的柏拉屋（Birla House）。一位简朴整洁的年轻印度教徒收了我的名片。在令人不舒服的接待大厅等了几分钟后，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走了进来，他歪了一下头，向我问候。

我被带到了房子外围、面向草坪的走廊上。地面铺着白色的棉布。我正要脱鞋，他们告诉我可以穿着。那位瘦小的圣人就坐在一个白色的被子上，垫着枕头斜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或许是没有牙齿的缘故，他的脸在突出的鹰钩鼻和一副严肃的有框眼镜的衬托下显得更小了。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土布衣衫，有一角束在肩头。他轻声细语地请我原谅他不能站起来，说这是“老人的特权”。我被安排坐在他左前方的一把椅子上。他右边坐着（组织部长）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看起来是位稍显凶狠的绅士，还有两位女助手。但我没看见德赛。我介绍了一下自己，说自己是亚洲式美国人，是来这里学习的。甘地回应说，这可不常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跑过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他的弟子们闻之大笑。

随着采访的进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这样居高临下地坐着不舒服。于是，我问甘地是否介意我坐在地板上，我说我在日本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觉得席地而坐非常舒服。这个提议似乎引起了一阵欢乐。当往地板上坐时，我注意到了德赛。显然，他一直都像个狡猾的狐狸躲在我身后。只见他弓着腰，赶紧往我身后更远的地方挪动，以试图遮挡一个类似便条本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次谈话中做了45页记录。这怎么可能？我一直搞不清楚。

正如甘地柔声细语说的那样，我的思绪有一两次游荡到了别处。我还观察到有个女弟子打瞌睡了。但是甘地自始至终都思维敏捷。他讲话一点都不含糊，当然这不包括他谈的一整套哲学概念。他摆脱不了对英国的不信任感，这点非常明显。

5月14日，我把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了史迪威将军，内容如下：

我是在孟买柏拉屋与甘地交谈的。一开始，我就问他觉得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印度。他答道：“或许可以让英国立即从印度彻底撤离。”他接着谈论了这个声明背后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在过去的几周刚刚成形。

甘地说，日本在该地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英国霸权。如果英国人撤出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动力攻打印度了。英国人未能有尊严地从马来半岛（Malaya）和缅甸撤军，但他们仍有时间有尊严地从印度撤军。如果他们现在离开，那么对于英国、印度，乃至全世界都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道，中国对日本态度温和，但并未使自身免遭日本侵略；日本有动力去攻打一个独立的中国，那么它攻打一个独立印度的动力也只会有增无减。甘地解释说，印度不像中国，不是日本的邻国，因此，不太可能遭到日本的侵略。

虽然如此，甘地也承认印度遭到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甘地宣称，“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我们不是一个英雄民族，我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并坦白承认”。他说，到时他会向印度人民提倡抵制日本食物、水，拒绝为日本人工作。但他不希望看到水井遭到投毒和掩埋，因为那是暴力行为。我问他是否可以采取焦土政策 [7] 。他说因为涉及暴力，所以会反对这样的政策。

他指出，对日本的非暴力不合作与对英国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不同的。英国人监禁印度人，有时折磨印度人，但他们不杀戮印度人。但牵涉到日本人，对印度人来说则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

他的一些朋友，比如拉贾戈巴拉查理，曾和他辩论说，英国是文明之邦，而日本是野蛮之地，因此在此紧要关头，印度应该和英国合作共同对付日本这个更大的祸害。对此，甘地的回复是，印度既不希望被英国统治，也不希望被日本统治，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用以对付野蛮人也许比对付文明人作用更大。他说，日本很少接触印度思想。他还暗示，如果日军遇到印度民众的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实际上就被打败了。

我间接提到他在《哈里真》周刊（Harijan ）上曾声明游击战“对印度来说是舶来品”。我问他，他的这句话是否适用于穆斯林和印度西北部的人们。他说，印度西北部的人们的确有打游击战的经历，但他们反抗的是那里力量不强的英国驻军，这对于抵抗日本人价值不大。他颇有智慧地谈到游击战的确切性质和有限价值：要取得成功，需要精心训练，还需要正规军的密切配合。他认为，训练普通群众成功打游击战与训练正规军相比，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谈到在此紧急关头与英国合作是徒劳之举时，甘地说，自一战结束以来，英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当前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继续统治印度，那么会更加咄咄逼人。他不觉得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正在放松，也不觉得美国会代表印度与之斡旋。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制于英国，美国国内对印友好的声音都遭到了英国的扼杀。

我问他，按照他的意愿，英国撤离之后，他是否也希望我们离开。“当然。”他回答道。

拉贾戈巴拉查理建议，国大党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赢得穆斯林联盟的理解，最终建立一个国民政府。我问甘地，他是否认为这条建议最终会被普遍接受。他含糊其辞，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甘地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归因于英国的阴谋。如果英国解除了对印度的统治，那么双方的分歧“会像一股瘴气随之消失”。我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都给了我同样的解释。既然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他们被人利用来对付彼此，甘地也暗示过双方都希望看到印度社会团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共同合作摧毁英国的企图。甘地解释说，尽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渴望团结，英国人也能够从中离间，因为“分发面包和鱼的是英国人”。他们刚开始照顾这一方，转而又照顾另一方，从而引起了双方的摩擦。

甘地说，他与蒋介石和“石夫人” [8] 交谈的五个小时中，也同样涉及了跟我谈的这些立场，不过没提到英国要立即完全撤出印度的概念，因为这是他最近才形成的观点。他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大同情，还说英美帮助中国的方法就是撤出印度。

甘地在整个采访中十分亲切。虽然没有很刻意，但他显然密切关注着我的表情。因为他风趣地评论了我的一个微笑，而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在心里笑了一下呢。

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道：“当采访要结束时，甘地说：‘你可以告诉你要报告的人，我这个老人一直在胡言乱语。’我当时表情一定很困惑。交谈中有那么一两次，我有点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似乎没有任何有逻辑的问题要问，也讲不出任何有逻辑的评论。”

尽管在英美看来，甘地对日作战的观点毫无意义，但是对多数印度教徒来说，他很有说服力。他之所以能够领导他们，是因为他不仅了解他们，而且是他们自身的集中反映。甘地和印度教徒都清楚，无论如何，印度教徒没有信心和能力用武力驱逐英国人。所以，甘地多年来鼓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把它作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策略。

对于甘地来说，非暴力不合作也表达了他所教导的道德。因此，非暴力主义不仅仅是出于爱国，更是高尚之举。甘地是一个革命领导人，但他也遵守印度苦行圣僧的传统。结果，与世俗政客的高调言论相比，他虔诚的态度和言语对普通人民更有影响力。有个印度编辑告诉我，甘地控制人们的秘密是他把每个人都当作孩子对待。他笑了笑，说蒋介石和夫人访印期间与甘地会面时，甘地主动提出赠给蒋夫人他修行的圣地，让她可以“像我女儿般地住下”。甘地把人们当作孩子，折服了很多人，我不怀疑这一点。但是蒋夫人把每个人都看作臣民，所以很难被甘地这个伟大人物的俏皮话所吸引。

[1] 儿童读物《森林王子》系列之一，讲述一名叫莫格利的狼孩在印度丛林中的遭遇。

[2] 一个讲述印度殖民地的影片。

[3]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

[4] 印度北部城市。

[5] 印度种姓中的最高等级。

[6] 安那是印度旧时的货币单位，等于1卢布的1/16。

[7] 指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

[8] 应为蒋夫人。

第七章 尼赫鲁和“那个问题”

我后来慢慢意识到，印度事关美国利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动对日作战的基地，还因为它有可能是战后殖民主义引发动荡的集结地。我预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及战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继续控制或占领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势必会带来重重麻烦。在亚洲人看来，美国宣布愿意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后，在殖民主义带来的动荡中处于相对自由的位置。确实，许多南亚人认为美国坚决维护他们对于独立的渴望。

之所以印度可能是动荡的集结地，是因为我们与英国、荷兰以及“自由法国”在对日作战中的盟友关系。在这种必要且可取的盟友关系之下，我们本来理所当然地要帮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维护或重申在殖民地的主权，这样就会使我们不必要地卷入异国的冲突中，而这又与我们的利益及信仰背道而驰。心中存着这些顾虑，我继续在印度探索。

* * *

我与甘地会面后大约一周，印度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胡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告诉我圣雄甘地正准备发动某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在新德里，我找到了尼赫鲁，希望能了解现状。

3月24我与尼赫鲁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期间我询问他关于进行非暴力反抗计划的报道，这些报道已被人所知，这似乎让他很苦恼。他表示不知情，但很难让人相信，他当时仍在山区度假。我点明，印度动荡会破坏我们为帮助中国所做的努力，这已是显然之事。中国不仅会遭殃，而且这种破坏的程度可能会使中国倒向苏联，苏联也会同情中国。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尼赫鲁“表示赞同，但轻描淡写，依然保持他潇洒迷人、假装真诚的做派”。

在为这次计划所做的斗争中，他会支持甘地吗？尼赫鲁态度不明。两位印度朋友说：“要让尼赫鲁表露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激怒他。”我于是听从他们的建议，问尼赫鲁，他是否认为自己应该遵从国民大会党（即甘地）的指示，即使这些指示与他的信仰相悖。他闪烁其词。

我接着说，甘地最近曾说尼赫鲁实际上是自己的继承人，并表示虽然尼赫鲁偶尔“背叛”自己，但他并不生气，因为尼赫鲁忠诚地执行甘地制定的国大党政策。尼赫鲁装作对甘地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一事毫不知情，并宣称，更多时候是甘地被自己说服，而不是相反。

谈话丝毫没有进展。我接着问尼赫鲁，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甘地的哈里真基金会（Harijan Fund）没有公布账目，表面上是为了维护贱民的利益，实际是为什么。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在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他嚷道：“为什么这成了最奇怪的问题，最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肯定公布过基金的用途。当然，我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基金会的行政事务我是毫不知情的。”

我本来就要相信他与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尼赫鲁开始长篇大论，说安贝德卡尔（Ambedkar）博士（被压迫阶级领袖）所代表的流浪者群体是如何虐待比他们还要低下的群体。他后来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抱怨英国的不公上来，并上升到历史高度，开始滔滔不绝。接着，他又回到之前对我阐释过的主题上来，即印度人是如何定期听日本人的广播，以及英国对印度态度转变时印度人是如何“洋洋得意”。他补充说，日本人的宣传做得很聪明，他们告诉印度人要沉住气，印度的解放部队——由在缅甸抓获的囚犯组成，由日本人组织——很快将解放他们。他暗示，过半的印度听众相信他们在这些广播中听到的内容。

这次对话结束几天后，尼赫鲁到了沃尔塔与甘地会面。他回到在阿拉哈巴德的家后，我于6月2日坐飞机赶到这里，希望打探些消息。尼赫鲁说，他并没有向甘地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听取了甘地的意见，并告诉甘地自己会回家仔细思考谈话内容。诸事待定，没有大的动向，尽管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冲突的存在，甘地却要求英国人撤出印度，即使撤出后随之而来的是混乱。

但是，我向尼赫鲁表示，甘地与他都深知，大规模的公民抵抗运动会破坏战争成果，使美国与中国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同情荡然无存。另外，我还没有看到甘地如何能通过这样的措施说服英国放弃印度。尽管尼赫鲁的态度不明，我的印象是他赞同我的观点，但显然他的心情并不愉快。我感觉到他的内心又在自己的思想信念与对甘地的忠诚之间反复挣扎。

然而，这种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的性格，更证明了尼赫鲁是甘地的继承人。生于印度上等阶层家庭、受过英国上等阶层教育的尼赫鲁拥有两种文化背景，是一位优雅、机智、仪表堂堂的贵族人士。甘地已经摆脱英国教育对他的英国化影响，重新使自己印度化，但尼赫鲁却没有。我怀疑即使比尼赫鲁更印度化的人也无法成为甘地的继承人，况且在甘地身上，我并没有发现其强悍之处或掌控局势的能力。说来奇怪，他在国际上的形象或许比在国内要伟岸些。奈都夫人评论道，美国人认为尼赫鲁是国大党的领袖，这很让人遗憾。事实上他不是。他是个理论家，帕特尔（Patel） [1] 才是实干家。

胡拉姆·穆罕默德告诉我，他曾与尼赫鲁共同在英国学习。在斗争高潮时期，印度呼吁穿印度土布制衣、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行动正如火如荼，穆罕默德有一天回到了他与尼赫鲁的宿舍，发现尼赫鲁在民主主义者抗议期间，把自己一套套昂贵的英式西装一把火烧了。这激怒了他，他的民族情结可没有尼赫鲁那么高涨。多年后，在1942年，穆罕默德告诉我，尼赫鲁被美国人的奉承宠坏了。他总结说，尼赫鲁“思想不诚实、行动懦弱”。

比起甘地，西方人更能理解拉贾戈帕拉查理，甚至是尼赫鲁。尼赫鲁在阿拉哈巴德国大党会议中担任的角色充分显示出他追求实际的政治策略，他不排斥任何可能性，也不拒绝对自己来说不完美的状况。

当时我对未来主要关心的问题正转向战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分化上来：一边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亚洲殖民地重新确立地位，组成一个阵营；另一边是世界上除白人以外的人，侥幸得到苏联支持，组成另一阵营。拉贾戈帕拉查理对此表现出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1942年10月20日，我与他会面时，他说，白人若继续与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为敌，将会不堪重负。有色人种迟早要赢得自由，白人最好早早承认他们的自由地位，以免种下仇恨的苦果。

* * *

国大党由甘地控制，而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则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控制。与甘地穿着缠腰布，刻意追求简洁的着装风格极为不同，身材清瘦匀称的真纳穿着笔挺的西装，剪裁十分精致，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与他进行过几次对话后，我在1943年1月写道：

真纳在今天的印度，是一位诡计多端、投机取巧的政客，在穆斯林发现自己成为少数群体并被印度教歧视的背景之下，成为元首。他巧妙利用他所代表的穆斯林群体的担忧，组建全印穆斯林联盟，并将其发展成为遵从他的意愿且纪律严明的组织。

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政治信条，也就是真纳的战时口号，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计划，大体是要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衣柜里的精美衣服被尼赫鲁的爱国热情烧成灰烬的胡拉姆·穆罕默德，是这些穿梭于亚洲和欧洲两个世界、举止优雅并机智精明的印度人中的一员。他离开了印度政府一个实际上属次内阁级别的职位，当了海德拉巴（Hyderabad） [2] 的财政部部长（Finance Minister）。巴基斯坦成立后，他最后的职位是英联邦巴基斯坦国的总督。

穆罕默德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有一次在瑞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欧洲朋友［我记得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3] ］让他描述一下印度。他说道：脑袋硕大，扎进漂浮的云层里；身体孱弱、瘦小、干瘪、肋骨尽露；然后是巨大的双腿，肿胀着，感染了象皮病，站在泥潭中。他说：“那就是印度。”

穆罕默德向我解释，对印度来说，不论是国大党还是全印穆斯林联盟都提供不了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说，印度唯一可行的政府，将会由很少几名政客组成，包括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两三个其他政客。这几个政客是之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the British raj）任职官员中的出色者，以及大公司总裁中的佼佼者。

像之前与我交谈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一样，穆罕默德深信，随着同盟国开始取得战争胜利，英国将越来越不情愿授予印度独立地位。因为印度太软弱且四分五裂，无法推翻英国的统治，印度当时最切实的希望就是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可能诱导伦敦给予印度独立地位。但是，我在印度认识的人们说，美国人受了英国人的蛊惑。他们都哀叹道，针对德国与日本的战争将最终以另一份《凡尔赛条约》结束。既然在1918年的和平会议上，美国能背叛中国，在二战胜利者制定的清算计划中，它也将背叛印度。

另外，穆罕默德像拉贾戈帕拉查理及之前与我共同探讨过这一话题的印度人一样，断言如果美国与英国以牺牲印度独立的代价来保持团结，这会最终导致印度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深入探讨时，穆罕默德说，英美联盟将有实力在亚洲施加“和平”，但这种“和平”将会违背亚洲人的渴望和意愿。但这种和平将会使对白人的仇恨持续发酵。这种和平也只能在我们这一时代维持住，最终会被亚洲向白人发起的战争打破。

持种族极端主义的印度教大斋会的主席是V.D.萨瓦卡（V.D.Savarkar）。他住在孟买郊区的一所普通房子里，1942年5月我前去拜访他。当时，我写道：“佩带短剑的锡克教看门人给我开了门。下人领我到了楼上角落位置的房间，这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就是印度教徒口中的英雄的卧室。萨瓦卡坐在床上接见了我，他穿着一套白色宽松衣服，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光着，灵活的脚趾一直在动。他眼睛显然近视，因为他带着的眼镜镜片很厚。卧室墙上挂着的，是他的四幅或五幅肖像，其中有几幅是彩色的。”

接下来的对话是单方面的。我问的问题寥寥无几，他却在长篇大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穆斯林是外国人；印度教一定会复兴，印度教的统治将会确立。像其他地方的种族狂热者一样，萨瓦卡的想法简单狂热，是个排外的种族自恋狂。我感觉他缺乏一个成功领袖所需的魅力或创造能力。

大斋会副主席S.Y.莫克吉（S.Y.Mockerjee）博士性格却十分不同。他外表博学可敬，曾是孟加拉（Bengal） [4] 的财政部部长。1943年1月，我告诉他，真纳已经向我表示希望与拉贾戈帕拉查理和他（莫克吉）接触，三人一道请求总督同意与甘地（当时已被英国人逮捕）展开协商，以解决印度民族主义者与英国人之间的僵持局面。对真纳的提议，莫克吉十分感兴趣，并表示他将会联系拉贾戈帕拉查理。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这个提议可行的前提是，真纳不再执意要他接受巴基斯坦计划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真纳不会让步，所以真纳的提议无果而终。

* * *

5000万“受压迫阶级”群众，包括大批贱民和流浪者，并不是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有一位在政治活动中十分活跃的斗士，他经历过压迫，现在又成为总督委员会（Viceroy’s Council）的一员。他就是毕木劳·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博士，他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看上去平淡无奇。

安贝德卡尔希望印度独立，但前提是受压迫阶级的生活能够改善。他并不相信国大党的承诺，即国大党的进步措施已经能够保证对贱民的公正待遇。他坚持认为，国大党并没有做出真诚的努力，改善流浪者的生活。另外，国大党的保守成员也不希望去做出努力，扫除障碍（包括撤销使未出生的婴儿终身为奴以清偿贷款而签订的协议），因为贱民对于上等阶级的印度教人士来说十分有用。

对受压迫阶层在由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这种说法，安贝德卡尔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说那将意味着三个集团的统治。不行，他要等到战争结束后。那时，在权力交接中，贱民的地位应该由英国与印度不同派别认真协商。

这个讲求实际、不招人喜欢、精明世故的政客得到了贱民们的推崇。这些人把他的照片挂在墙上，用花环装饰。见过甘地和安贝德卡尔在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中间深受爱戴场面的美国牧师们说，安贝德卡尔的支持者更热忱。贱民们见到他会一拥而上，只为能亲吻他的脚。

一名被指派到由贱民组成的某军团、上任仅6个月的年轻英国官员在1942年12月告诉我，这些士兵崇拜安贝德卡尔，事实上还向他祷告。我们的对话结束后，我写道：“在最近的暴动中，他们驻扎在那格浦尔（Nagpur） [5] 。这些士兵朝婆罗门开火，似乎很享受这种杀戮，三四名士兵甚至还因此被没收枪支。”

贱民组成的军队与印度其他部队之间有冲突吗？有，在他看来，尤其是与锡克部队的冲突更甚。

在这位英国官员看来，贱民在部队里与英国士兵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他们完全信任英国军官。他认为这些印度小伙子还能安心在行军路上放声高唱“德国兵见了英国国旗，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相当可悲的。“这些可怜的小伙子根本没任何概念。”

像贱民一样，贵族们也称不上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但他们不需要领袖，他们自己干得很不错，所以谢绝领导。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很宽裕，海得拉巴的尼扎姆（Nisam of Hyderabad） [6] 当时就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乌代布尔大君（Maharajah of Udaipur） [7] 是月亮的后代，从未去过德里向英国驻印度总督献礼，因为乌代布尔大君除非作为征服者，否则是不能去德里的。

对贵族来说，去德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去总督官邸参加舞会，的确有不利之处。年轻的库曲比哈尔（Cooch Behar） [8] 大君是位花花公子，喜欢美国人。他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结，参加了一次以总督名义举办的聚会。当时他正在与一伙美女跳舞，跳得正尽兴，总督看到了他。他后来被告知，要么走人，要么换上绸缎衣服和配饰，与其他贵族成员一道，接受这种华丽的展示，坐在总督宝座下方的位置。他照做了。

如此兴致勃勃的，还有斋浦尔（Jaipur） [9] 年轻的大君。他英俊潇洒、魅力十足，是顶级的马球选手。他遵从传统，结了两次婚，妻子都是王室内部成员，一位是公主，另一位是这位公主在焦特布尔（Jodhpur） [10] 王室的一个侄女。后来，为追求自己的个性，他想娶美丽、十分聪慧、重获自由的艾莎（Ayesha）——库曲比哈尔的妹妹——为第三任妻子。在接下来的协商中，艾莎将她的条件说得很直白，那就是大君在五年之内不得再娶。让她感动的是，大君竟然答应了她的要求，这等丢脸之事对一位大君来说前所未有。他们的婚姻因此也闹得满城风雨。但大君熬过了这痛苦的5年，此后不久，当我和我的妻子帕特丽夏与他们结识时，艾莎和他看上去并没有因这段经历受太大影响。

补充一句，艾莎在印度独立后开始活跃于印度国内政治舞台。她成为立法机构的一名杰出成员。1975年，印度政府的执行部门发现她没有将财产全部上缴，她因此惹上了麻烦。

“女性接受了教育，就等于猴子手中有了把刀。”印度教一则对女性不太客气的名言如是说。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女性曾向我表示，在开明的印度人看来，女人往往：第一，更激进、更现实；第二，比男人淡定。事实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我所见到的女性当中，很多人镇定自若、刚柔相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任何男人相比，在心智和魄力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另外一个理应由男性掌控的社会，即传统的中国，这一点也适用。论性格和智力，中国女性要与中国男性平起平坐，易如反掌。在中国历史上，曾屡次出现，虽出身卑微但刻苦努力的女性，最终大权在握的情况。简而言之，她们就是比那些丢掉权力的男人更聪明、更顽强、更坚定。

* * *

1942年11月，我踏上旅程，前往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号邮车（Madras Mail）载着我从加尔各答向南驶去。火车在某站停下时，我跟火车司机聊起来。他是一位英印混血的老头儿，牙齿都掉光了。与当时典型的英印混血人一样，他希望别人能够对他平等相待，因为当时英印双方都没有完全接受混血群体。司机朋友说，他多年以前就退休了，战争开始后，他又被叫回来。我会介意跟他一同前往下一站吗？确实会。

他嚷道，你看看这个引擎，东拼西凑，多少年了还不换新的。巡视员说，邮车上装这种引擎，简直是笑话。我在日记中写道：

火车轰隆隆开动起来，我们都没说太多话，包括握方向盘的老人，还有埋头苦干的锅炉工。但火车越开越快，火车头不停震动，不断弯曲，我发现自己身上沾满了灰，车组人员却变得更加沉默。在速度似乎是最快的时候，老硬汉探身喊道，“速度60了”。我发出了一声赞叹。后来，当我在感叹火车引擎前部为什么没有沾满牛肉及牛肋骨时，我问，“你有没有撞过牛？”他回答：“撞过，还撞过人呢。它们想把火车撞出轨。1908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工程师的时候，我撞过一个人，要不是当时车上有一些牧师，我可就倒大霉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撞的到底是一头神牛，还是只是一个人。

晚上，司机换人了。新司机也是英印混血，但更年轻些。他表示自己对于权力落入印度民族主义者手中十分担忧。他说：“这个国家对我们‘真好啊’！英国人装作担心战后小的民主社会的命运，那我们（英印混血）呢？他们不正负责我们的生存吗？如果他们能给予国大党权力，我希望他们能把缅甸交给我们。”

几天后，我见到了瑞士博学的H.H.盖斯（H.H.Gass）博士。谈到英印混血人的处境，他感到同情，但是他表示，英印混血人对印度人的态度还不如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他们得到的补偿太过丰厚，而且他们急于巴结上等阶级。

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马德拉斯有一种17世纪的味道。确实，这里的气氛宁静、古老，很有殖民地风格：庄严的建筑，无水泥的玻璃房，街道宽阔沉静，绿树成荫。人们穿着鲜艳，而且我发现，他们不像加尔各答人那样阴郁、孤僻或懦弱。

我拜访了拉贾戈帕拉查理的儿子C.R.克里希纳斯瓦米（C.R.Krishnaswami）。他穿着朴素宽松的衣服，伸出手欢迎我，他的手很柔软。后来，他把头斜向一边向我示意，领我到了他父亲简朴的小房子里。我们最初的谈话，被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打断。我夸这两个孩子很可爱，他笑了，并温柔地说道：“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我以为说这话他会有些尴尬，于是我笑了，并说这已经不足为奇了。他说：“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是美国人。换做一个英国人，会感到受到冒犯并感到难堪，英国人这一点很奇怪。”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但笼统地说，大部分小孩，不论来自哪个种族，都不喜欢外国人，认为他们是奇怪、荒诞的异国人，这一点我很赞成。恰当的例子就是中国小孩和美国小孩。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描述英国人没能获得信任和友谊，是多么失败；还有，即使有些印度人与英国人交朋友，私下里又是如何承认自己其实很讨厌英国朋友。

碰巧，这些孩子不是他的，是他妹妹的，他们是甘地的外孙和外孙女。

在去往班加罗尔（Bangalore）的火车上，负责治疗麻风病人的H.H.盖斯博士、一位敦实的印度商人和我坐在同一车厢。这位商人穿着轻薄的白色衣服，吆喝着走过来，坐到了自己宽大的皮座位上，他光着脚，双腿盘坐。他外表像一个《新群众》（New Masses ）漫画里的印度资本主义剥削者。随行的还有他的搬运工，他蹲在地板上，将各种食材掺杂起来，有坚果，有黏黏的东西。他很熟练地将这些东西卷进一个湿润泛亮的叶子里。老商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槟榔蔬菜混合点心，边吃边流口水，结果把嘴和牙都染红了。

这位商人开着麻纺厂及制糖厂，还有5000台做制服的缝纫机。他要去班加罗尔买下一个香烟厂。挣这么多钱怎么花，这是个问题。买货的话，政府可能会没收；买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入侵并夺走土地；买金子或银子的话，没有任何回报。但还是有很多印度人正在囤积金子银子，并把它们埋起来。而且，还有那么多事儿需要花钱。他女儿的嫁妆就要5000卢比。

盖斯博士虽然是瑞士人，但在印度出生，上学基本是在美国，并与一位美国人结了婚。当那位商人在解释印度教-穆斯林-英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当然要使印度从英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等陈词滥调时，盖斯博士一直保持安静。他所说的话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美国的，而不是印度。我们一直在讨论印度习以为常的贫困问题。是，盖斯博士也注意到了，可在他看来，得克萨斯以及俄克拉荷马的贫困问题同样严重。

然而，在地处高原的印度迈索尔（Mysore） [11] ，相比在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 [12] 和特拉凡科（Travannore） [13] ，贫困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紧迫。枯瘦如柴、大肚子的儿童，以及患病的、畸形的人更少见一些。我得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迈索尔大君相对有效的治理。

我坐着烧木炭、两边透风的道奇大巴，横穿迈索尔。乡间绿树繁茂、群山绵延，赏心悦目。交通隐患有牛和满脸怒气的猴子。人们的服饰色彩鲜艳，有洋红色、橙色、樱桃红色、宝蓝色，等等。一些女人头上戴花，一些人穿着像纱笼 [14] 一样的衣服。再向南，在科钦（Cochin） [15] 乡间，保守的妇女赤裸着上身来来回回，而蔑视传统的年轻女子，却毅然穿着严实的衣服，从脚踝裹到脖子。

大巴上，一位年轻的印度商人坐在我旁边，我们随即开始讨论“那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摆脱英国。他作为一个印度教徒，主张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依他看来，印度的奴役状态还是应该归咎于英国，并且美国有某种主持公道的义务。我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表示，华盛顿不会干预。

这位年轻人问我：在我看来，印度人是否有能力实行民主自治？印度人当然有能力实行自治。但他在自治前加了条件——“民主”，这个词可有多种解读。他打断我，开始抱怨英国人没有使印度充分工业化。他希望看到汽车厂。我回答，发展这种工业的前提是有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大众市场。在日记中，评价这次谈话时，我写道，这反映了“印度人心里的狂热和埋怨”。

大巴在乌塔卡蒙德（Ootacamund） [16] 高原上海拔2100多米的地方停下来。放眼望去，是长满野花的山坡、成片的桉树、条条溪流和一个湖泊，美景尽收眼底。从乌塔卡蒙德出发，我又出高原，坐火车到了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 [17] ，后又沿着海岸坐过大巴、黄包车，乘过独木舟，还曾在月光下坐着汽艇行进在安静的水道上，抬头看是遮天蔽日的棕榈树，四周长满了风信子和百合花。在这36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听到的，或者出于谨慎只是旁听到的，是关于“那个问题”——印度与英国关系——无休止的抱怨。

[1] 全名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印度政治家，国大党前领导人之一，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2] 印度南部城市。

[3] 著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作有《记忆的永恒》《悍妇与月亮》《内战的预兆》等。

[4] 南亚某地区，现分属印度与孟加拉国。

[5] 印度中部城市。

[6] 18世纪至1950年间海德拉巴的君主称号。

[7] 乌代布尔：印度拉贾斯坦邦南部名城；大君：印度君候尊称。

[8] 印度西孟加拉邦城市。

[9] 印度拉贾斯坦邦城市。

[10] 印度西北部一城市。

[11]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旧称。

[12] 原为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后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

[13] 印度西南部地区，旧邦。

[14] 纱笼，一种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

[15] 印度西南海岸的一座城市。

[16]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尼尔吉里丘陵西北的城市。

[17] 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

第八章 美国人在印度

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 [1] ，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坐在同在阅兵台上的特位凡科女士邦主的左侧。我在那天早上到达特里凡得琅，也就是特拉凡科都城，并致函迪万（the Diwan） [2] ，希望能采访他。他很礼貌地接见了我，并安排他做律师的儿子帕塔比·拉曼（Pattabhi Raman）陪同我观看当天晚些时候一次隆重的宗教游行。

帕塔比·拉曼在被绿树掩映的阅兵台下接见了我，会面地点在特里凡得琅外面的一条宽阔的路边，路上新铺了白沙，直通阿拉伯海（Arabian Sea）海岸，距离不足一公里。成千上万民众安静地站在路的两边，路对面的小树林里，椰树随风轻摆。

女土邦主和公主坐着凯迪拉克加长轿车来了，没有任何轰动或喧闹。帕塔比·拉曼把我介绍给女土邦主，她45岁左右，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人；然后又把我介绍给她女儿，她20岁出头，很漂亮，公主就应该漂亮。女土邦主是前任大君的妹妹，现任大君的母亲。之所以她的儿子成了大君，不是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子嗣，而是因为在特拉凡科，大君之位向来传给大君姐妹的儿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这位娇生惯养的孩子在3岁时就成了大君继承人。拉曼说这位年轻的大君对侄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这种继承模式在我看来似乎比父位子承这种熟悉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只要统治家族的女人所生的孩子中既有儿子又有女儿，那就可以确定这一家族的血脉不会中断。从女人的角度而言，这种方式使得女性获得主导地位，同时又避免权力所带来的负担。被自己的姐妹和母亲包围，大君又有什么机会呢？他作为王子得到的遗产来源于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最终他的姐姐或妹妹会利用她们的儿子将大君之位夺走。

这位女土邦主十分活泼健谈。她告诉我她有一次去巴厘岛的经历，以及巴厘岛与印度教之间在种族和宗教上的联系。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如何对待巴厘岛人，她很担心。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她正在她的宫殿里装修的一个房间。她还说道，她坚信“现代主义”的装修风格不适合居住。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当代印度绘画。我们的谈话又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大象。她声称，大象的智力接近人类。她的一头大象不小心伤到了管象人，于是便流泪痛哭。她说，在特拉凡科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区内禁止射杀野生动物。这让她想到了比卡内尔（Bikaner） [3] 大君，说道：“可怜的比卡内尔大君，最让他高兴的事儿，就是踩着不幸被他猎杀的动物的头照相。”

在阅兵台上的还有J.H.卡森斯（J.H.Cousins）博士，他是一位在特拉凡科工作的爱尔兰考古学家。他妻子显然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很不幸。在英格兰时，他妻子因为作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4] 的助手参加妇女参政权论者举行的活动而被捕；在印度，她又因为支持国大党被捕。然而，卡森斯博士的兴趣在过去以及神秘的当下。他说，宗教已经渗透到特拉凡科人的生活和行为中，以至于他们的性格变得有些神秘。

另外，宾客中还有三位性格并不神秘的人：十分温和、身材瘦小的英国公使助理，他害羞的妻子，以及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的经理。下午的时光缓缓流逝，经理嘟囔着想念自己的下午茶。但女土邦主安排的更周到，不一会儿，番茄汁、三明治，还有战时的一件稀罕物——苏格兰威士忌酒——就被端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观看了阿拉特游行（Aarat Procession）。领头的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大象，这头大象盛装打扮，穿着深红色衣服，额头上戴着一个金色的网状饰物。后面又是一头大象，驼着一位鼓手和两名乐师。接着是家喻户晓的骑兵，穿着蓝色和金色头巾，戴着红色肩带，长杆子上飘着三角旗。接下来是骑马的军官，两队特拉凡科步兵，一直排到队尾。走在两队步兵之间的人，胯两边撑着榈树叶制成的伞。一对光着上身的人，穿着长及脚踝的纱笼，戴着薰衣草编的帽子，胸口和肩膀上涂着金粉，手里拿着出鞘的剑，赤着脚在年轻的大君面前大步行进。

大君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穿着跟其他人一样，除了他戴的一顶绿色无边帽。刚走过阅兵台，他就停下了，环顾四周，向女土邦主的方向看了几次，没动也没说话。他又开始走，举着剑，剑身与身体平行。

大君之后，游行者的头上顶着三个神龛，神龛里是三位神：斯里帕德马纳巴神（Sri Padmanabha，他的肚脐上长着一朵世界之莲），克利须那神（Krishna）和那罗辛哈神（Narsinha）。人们把三座神搬到海岸，以行洗礼。由于易犯错误，三位神都犯了罪。他们夺走过生命，杀过人，因此，大君为他们举行赦免仪式，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由于他们的罪恶而被迫离开的地方。

队伍的尾部是大象，返回的途中，神明就由这些大象搬运。还有穿着白色飘逸衣服的人、乐师坐在大象上，最后是一辆救护车。

这次游行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游行者和参观者都很严肃但并不郑重。在有些宗教集会上，人们往往表现出敬畏、狂热、卑躬屈膝以及其他一些过激的情绪，但这次却不同。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这次游行既不华丽也不俗艳。路上刺眼的白沙，雄伟高大、随风轻摆的棕榈树，色彩亮丽的服饰，人们和谐的歌声，神明和魔王，所有景象在安静之中催生了美。

所有这些都远离了世界的喧嚣和动乱。我与迪万C.P.拉马斯瓦米·艾亚尔（Sir C.P.Ramaswami Aiyar）就此展开了讨论。他亲切接见了我，虽然对我唯一的介绍就是想采访他的字条。我拜访他时，名片上也只是简单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隶属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部队总司令部”，他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不快。显然，我得向这位杰出的绅士解释，我为什么非要来到距离美国最远的印度来见他。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向他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在印度——我们的人、设施以及物资；在印度人的观念、传统以及习俗中，我们如何一下子成了陌生人；我们是如何希望能够与印度尽量保持默契和谐的关系，并因此做出了哪些努力。我解释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另外，我们是英国的盟友，我们将团结一致。但同时，美国人有自己外交政策，在殖民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

迪万先生大笑起来，并说，“我理解你，欢迎欢迎”。这一下颠覆了我对他的看法，让我有点不太适应。

关于特拉凡科，他告诉我：“我们从未被征服过：荷兰人试过，但被我们打败了；法国人试过，又走了；英国人，我们与他们联合了。我们国家的理论是：我们是属于我们的大君信仰的帕德马纳巴史瓦米神的，因此，大君每天早晨开始工作前，都要向神龛述职。”

迪万先生继续说，在特拉凡科600万居民中，约200万为基督教徒，剩下的几乎全是印度教徒。在这里，基础教育免费，识字率在全印度是最高的——53%。我们后来又谈到印度的政治以及印度人的性格。迪万总结说，印度需要一个联邦制政府，有一个强大中央执行系统，政府人员任期至少四年一届。在主权问题上，他说，英国人已经失势。唯一能担当精神领袖的世界大国是美国。“为了世界的福祉，你们要保持领导者的角色，在和平会议上你们必须警惕骗局和阴谋。”这样的话，我早已听印度人说了很多遍。

* * *

从特里凡得琅回新德里的途中，我曾与迪万的儿子帕塔比·拉曼及他的妻子一同乘坐火车。我当时写道：“她友好、丰满、漂亮、年轻，鼻子两边戴着晃眼的钻石、珍珠，从鼻子挂到嘴边。我竟然想，她会不会把珍珠连同吃的一块儿咽下去。她的头发散着，长及腰间，穿着飘逸的衣服，看起来像是高更（Gauguin） [5] 画笔下一位精致的、衣着考究的模特。”

我问帕塔比·拉曼，英国公使在特拉凡科有没有什么政绩。拉曼回答：“他是个看门狗。”他通过那项预算案了吗？他回答，当然没有。几年前，他在任命政府高层工作人员之前，都要征询意见，“但我父亲成为迪万后，他立马改变了这样的做法”。

在印度的官僚机构这一话题上，拉曼认为，对找工作的印度年轻人来说，政府是最具吸引力的。他补充道，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从其他印度人口中我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但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他的父亲及其他有才华的人，像胡拉姆·穆罕默德，才得以步步高升，最终坐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位置。另外，在这次谈话之后的日记里，我写道：“在官僚机构中，吸纳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并给予他们既得利益，以维持现状，这是一个有效的殖民策略。当然，官僚机构还必须足够残酷、死板，以避免这些年轻狂热的新手进行危险的创新。后来，他们的精神已经与机构格格不入，但丰厚的福利使他们不至于过于激烈地反对并酿成大祸。”

关于受压迫阶级，拉曼说，这不再是个问题。国大党为贱民（或被社会遗弃者）所制定的计划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他描述了他的家庭和依附于他的家庭的贱民之间的关系。这些贱民，对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想知道，自己有麻烦也从不介意告诉这家的成员，向家里提供各种建议，家里有人要去英格兰时还流泪送别。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他们与自己服务的高等家庭荣辱与共。我说，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与美国南方贵族与家奴关系中一些较为柔和的元素有相同之处，都有一种仁慈的家长作风。拉曼不赞同这种比较。

关于中国，拉曼问了一些问题。我说，蒋介石有一种强烈的清教主义倾向，有克伦威尔的一些特质。听了我的话，拉曼说，亚洲当下的领袖，如果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就必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倾向。我赞同。

拉曼承认，在牛津期间，他对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美国人一味追求物质，无文化可言。但他后来改变了想法，因为我们显示出了（无论方式有多么粗糙）我们有很好的本性和道德。

拉曼对于美国法律的熟知程度，让我震惊。但他认为，我们的法律没有给予个人隐私充足的保护。与罗斯福总统相反，他对当时组建的最高法院赞赏有加，他说，“现在你们总算有了一个确实好的法院”。

说来也奇怪，几天前，我与已退休的迈索尔迪万在班加罗尔参加一次会议时，他40岁的儿子在会上透露自己十分痴迷美国法律。他说，他曾花三年时间，撰写一部关于美国宪法中商务条款的书。他将书的前四分之一打印出来，寄给美国杰克逊大法官（Justice Jackson），还刚刚收到了杰克逊的回信，同意为书写序言。

对于他的父亲M.N.克里什纳·拉奥（Sir M.N.Krishna Rao）要说的话，我十分感兴趣。这位前迪万个子很高，虽然上了年纪，但仍是位相貌英俊的绅士。他的胡子已经花白，穿着酒红色棉质衬衫，衬衫底部露在腰布外面。他说，在塑造战后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必须担任主要角色，因为只有美国是足够超然又足够有原则的。只有美国人的动机不让人怀疑。另外，美国必须保持自身的实力，因为只有以美国的实力做保障，稳定才能维持，原则才能坚守。他说，“善的天然力量太过轻柔缓慢”。

* * *

在甘地煽动性的反战主义压力下，1942年夏，英属印度摊牌了。我在孟买见到甘地之后大约一个月，他开始呼吁采取行动，摧毁战争成果。他建议那些房子可能被征用的人：“别搬，否则后果很严重。”英国人对此并没有计较。但是，当他和同伙继续煽动非暴力破坏行动时，英国的反应是在8月突然关押甘地、尼赫鲁和其他参与这次运动的国大党成员。

在1943年向史迪威将军所做的印度局势报告中，我写道：

政府突然逮捕国大党领袖，国大党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准备好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全国后续的示威和骚乱，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性的。这证明了国大党组织不善。

如果在过去的春夏两季里，印度人的心理可以被描述为精神错乱，这种心理夹杂着受迫害强迫症，酝酿着对英国的仇恨，常受制于政治幻想且自相冲突，那么因为国大党领导人被逮捕和随后的事态发展，这种心理变得更加扭曲。政府对骚动的残酷镇压，比逮捕更甚，使印度人的受迫害强迫症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再加上英国人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内坚决不会放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使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英国的仇恨持续升温。

另外，国会被政府打败，首先巩固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使其呼吁穆斯林自治的要求更有底气。在此之后，在印度人认为的政府权力转移中，人们由支持穆斯林联盟转向支持印度教大斋会。一个必然结果是，公众的反感情绪越积越重，持续发酵。

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奇怪局面产生了。印度不同的团体和派别由于对英国人共同的仇恨和他们对摆脱英国统治的渴望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充分利用不同团体之间的敌意，使离间之计，它们又越来越仇视对方。在最近持续的公民示威中，这种策略被反复运用，例如，一个村庄的穆斯林社区由于反政府活动而被集体罚款，政府赦免了他们。

当然，英国坚决否认曾故意离间不同团体或派别。他们与殖民地印度打交道这么久，如同过去夺走他们的国家时是无意识的，现在他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几乎也是不自觉的。

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呈腐朽之势，但大多数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更加腐朽，缺乏斗争活力。一位英国官员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管理印度，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印度人如此不堪一击。甘地在塑造印度革命方式中的巨大影响一直是倒退的。他的行动理念，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方面还是在战术考虑方面，也许最开始是基于对宿命论和印度教性格中消极元素无原则的接受。他没有善加利用穆斯林性格中的阳刚之气（结果是，穆斯林选择倒退，走上了地方自治的道路）。甘地的行动理念逐渐发展成非暴力、不服从、非合作、消极抵抗，以及在经济上奉行原始主义的伪宗教计划。这样的计划只会煽动群众沉迷于受虐倾向，而不是致力于推翻英国的统治。而尼赫鲁，他的进步理念与甘地的计划冲突，但他的实力已无法战胜甘地。

可能导致印度革命的势头遭到挫败，这是由于印度人相对软弱，也由于一个事实，即无论印度政府在其他方面如何无能，它都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牢牢掌握的控制力。他们人为制造的团结是极不真实的，因此英国人声称自己是能使印度团结的唯一力量，是正确的。

因此，按照这样的事态，由于实现权力有序移交给印度国民政府（Indian National Government）这一意图缺乏计划（无论是自发的计划还是在第三方压力之下制订的计划），英国就能够将对印度的控制拖到战后。但必要前提是：英国统治要保留其当前的活力及帝国主义的立场。

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世界各地持续腐朽崩溃，加之进步及更理性势力的冲击，英国帝国统治终会受到影响。当新势力在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之时，英属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这就暗藏危险了。因为，如果没有计划将政府权力有序地移交给印度人，英国统治体系的瓦解将释放印度革命的动力，并演变为实际行动。在不同团体的冲突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中，现存的人为团结会崩溃，混乱将接踵而至。到那个时候，甘地的影响力可能会因为他的年迈糊涂（他现在正走向这种状态），或者因为他的逝世，变得荡然无存。他的继任者或继任者们可能是理念不那么消极的人。

这种局势下，酝酿着另一场大战的可能，因为革命和国内混乱制造了一种政治真空，这使得异己分子能够乘虚而入并利用混乱为自己谋利。现在在真空外的对手会扩展到真空里，并变得更为激进。最近西班牙的革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1914年在巴尔干地区也能发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略有不同。或许这其中最具启发性的例子是中国。

我说，在印度人看来，从1943年年初开始，我们就与英国联系在了一起。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统治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这种统治。在预测这种情况在战后世界将如何演变时，我警告说，印度持续反抗白人帝国主义，很可能会吸引“苏联或中国，或两者兼而有之，到时候，即使它们并不同情印度，也会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关注印度”。

美国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与英国结盟共同对抗背后由一个或两个强大邻国支持的印度革命，这样的前景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美国政府要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1943年1月，我建议，在重申声援英国的同时，华盛顿至少应该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维系殖民地统治的努力和对英属殖民地的重新控制撇清关系。从那时候起，在我们的宣传和政治斗争中，我便尽我所能，以顾问的身份向在印度、缅甸和东南亚司令部的人员，呼吁这一点。

1943年年初，我还说道，华盛顿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尝试使伦敦逐步有序地将主权归还印度，使其支持最终印度政府的成立。这种压力会激怒英国政府，特别是首相丘吉尔。他曾宣称，国王任命他为首相，不是要他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偿工作的。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英国试图控制印度的企图会在战后带来极大的风险，又因为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风险将严重影响美国。正如我在口头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能负担得起……让英国人以我们的和平为代价去冒险吗？”

无论是英国，还是我们，都没有充分正视英国的未来。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英国应该保持一等大国的地位。但实现这一决心的必要前提是，英国能够维持其帝国统治。我在1943年所做的预测中指出，剥离殖民地的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一等大国，而是三等国家。然而，固守其殖民地将导致抵抗，这种抵抗完全有可能使英国的实力消耗殆尽。在我看来，比起晚妥协导致暴力流血，英国能够早些以和平方式做出让步，是更好的选择。这也是战争一结束后，英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其间也显示出其娴熟的技巧和领导能力。

关于印度独立，虽然我有各种担忧，但我并不认为印度从外国奴役中解放出来后，印度人民的生活会得到极大改善。1942年11月2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被自己的同类剥削，这就是想要从外国统治中获得独立的人所追求的权利。”

[1] 印度南部港口城市。

[2] 一种地方长官的称呼。

[3] 印度著名的古城和贸易中心。

[4] 妇女选举权的积极倡导者。

[5] 高更（1848～1903年），与塞尚、凡高同为美术史上著名的“后印象派”代表画家。

第九章 威尔基、华盛顿和“醋乔”

我在1942年探索印度期间，曾到过中国两次，回过美国一次。第一次来重庆是为协助劳克林·柯里，并尽我所能随时向史迪威通报柯里的动向。

柯里作为罗斯福的特别顾问，被派往中国安抚蒋氏夫妇。当时蒋氏夫妇很愤怒，因为美国给中国的援助比他们想要的少，同时因为一些承诺给予中国的空中支援改道去阻止强大的德军并支援受到威胁的开罗。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宋子文曾暗地里表示，中国会撤出联盟。蒋委员长要求美国安排三个师的兵力，派遣一个拥有不低于500架飞机的空中作战部队，并给予远远超出华盛顿供给能力的援助。二战期间，蒋氏夫妇、宋子文和孔祥熙（蒋夫人的大姐宋霭龄的丈夫）类似的虚张声势、威胁和要求，屡见不鲜。

柯里设法安抚蒋介石，蒋给了他一个太平洋前线计划（Pacific Front Plan），要他带回美国，交给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的做法使蒋和柯里两人都感到满足，因为两人都渴望感到别人需要自己而且自己很重要。事实上，史迪威曾制订过一个战略计划，组建美英中三国联合防御部队，对抗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且美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的兵力支援该计划，而蒋的计划与之如出一辙。

蒋设宴招待了柯里，宴席上四处摆着一些桌子，每张桌子能坐八到十个人。我与几个内阁部长和政客坐在同一桌。蒋介石穿着一件长长的白礼服，来到了我们桌旁。我们都站起来以示尊敬，他用自己又高又尖的声音开了个玩笑。我们坐了下来，坐得直直地，没有人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蒋打破了沉默，他向坐在我旁边的官员问了几个问题，期间我们其余人都保持沉默。后来他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餐桌，之后没多久我们就互道晚安，各自离开了。

柯里并不太信任史迪威将军或高斯大使，对我还是比较坦诚的，但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会给总统何种建议。然而，我推测他并不十分赞同史迪威。我如实告知了史迪威将军，史迪威要我陪柯里返回华盛顿。或许我可以趁机了解关于中缅印三国的动向，可我一直到召回事件后才真正有机会。柯里曾建议召回史迪威和高斯，他认为自己是替代高斯的最佳人选，这可是个不会实现的梦。

罗斯福听到了中国对史迪威不满的报道，倾向于听从柯里关于史迪威将军的建议。总统十分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认为，四巨头要取得胜利和实现公正的和平，取决于能否避免与蒋介石的不愉快，而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此精明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罗斯福向马歇尔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建议被马歇尔和亨利·史汀生驳回。他们坚持，没有人可以取代史迪威。

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在感情、冲动和理智的共同作用下，我与一位独一无二的年轻女子——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结婚了。我们两人都不太看重传统，坐飞机来到南卡罗来那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在那里闪婚是合法的。我去办结婚手续时，帕特丽夏留在了法院附近的墓地。一位无精打采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办理了手续，递出了结婚证。当我伸手去拿时，他却把手收回去。不知道是出于怀疑还是南方人的殷勤，他坚定地说：“不行，要给女士。”因为我们两人都认为度蜜月在战时不太合适，于是帕特丽夏第二天回到了《华盛顿邮报》，继续当专栏作家，我也回到了国务院，继续当顾问。

在与柯里离开重庆之前，被他和蒋介石制定宏大战略的尝试感染，我也将自己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很多想法写了下来。对于此次及后来我关于政治军事事务的思索，史迪威至少能容忍我的努力。在我1942年7月31日重新评估中缅印局势的报告中，我说道，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第一，确保其统治得以延续，巩固其在中国国内的权威；第二，以尽可能强的军事实力参与谈判。因此，中国的政策是保存军事实力，依靠美国和苏联（这是迟早的事）打败日本。只有当它得到承诺，确保自己的物资消耗会立即得到补偿时，中国才可能采取防御政策。把物资借给中国而没有任何交换条件，只会导致交付的物资被某些人囤积起来。

至于英国人，我继续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似乎无意夺回缅甸，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到战争结束时，如果英国丧失的殖民地仍在其控制之下，那么这些殖民地将在和平会议上明确要求恢复独立。如果在中国和美国的援助之下，英国重新占领这些殖民地，其地位将会受到影响。要敦促英国对缅甸展开反攻，前提是美国政府尽可能向伦敦施压，同时美国也要承诺派遣军力参与。在这方面，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兵力已经足够。

在此，我的批评被扭曲成白日梦。如果除了德国仍是中东地区强大的威胁这一点，没有其他原因，丘吉尔也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针对缅甸采取行动。使印度军队从该国西部防线转移出来，将是轻率的。此外，在甘地的煽动下，维持国内秩序可能需要军队。最后，印度军队在缅甸被挫败士气大跌后，很难有能力对高度警戒、激进和强硬的缅甸占领者发起进攻。

我写道，在缅甸的败仗，显示出中国和英国将领们的无能和缺乏进攻精神，反攻的最高指挥权应该归美国。美国在针对中缅印展开的行动中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后勤，因为美国与印度在海上相距12000英里，中美之间空中交通十分不健全，将物资转运到中国东部基地的空运和汽运耗资巨大。但夺回仰光和重开滇缅公路将缓解中国的供应问题。

接着我点明了中国的战略位置，它靠近日本的侧翼。我还指出，中国和英国的军事力量当时仍然处于闲置状态，美国可以与这些现有力量讨价还价，对其施压或承诺象征性地派遣兵力，使其参与。我的报告以过度乐观结束，我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用如此少的代价做如此多的事情”。

我总结道，我们可以继续在中国展开有限的行动，物资从印度空运。但是，如果盟军试图夺回仰光和重新开放中国的陆路，那么美国从中国展开的空中进攻将大大升级，升级至包括远程攻击日本及其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航线。或者，作为替代办法，可以增加物资供给，以优先支援从缅甸和中国向南中国海（史迪威的计划）发起的进攻，切断日本在该地区的物资供应。而这样的进攻，我说道，可能会使日本暂停对苏联的进攻，日本将与德国合作，使苏联在二战中首先出局（其影响对盟军在西线的现状是灾难性的）。做这种考虑之时，我回顾了1942年夏初在重庆与中国官员接触时的感受，我感到他们期望东京转移兵力消除苏联对其后方的威胁，并与德国联合起来。

* * *

10月，史迪威第二次召我去重庆。这次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当时威尔基正在世界各地公费旅游，以制造印象，使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可以取代罗斯福的国际性人物。中国是他旅程中的一站。他是个高大、爽朗的人，像许多试图通过选举宣传自己服务公民的人一样，他有些自恋，想当然地认为他爽朗的个性散发出说服力及诱惑力。

蒋介石集团对威尔基的到来感到高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观察和吸引这个可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即使威尔基落选，作为美国国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也可以为蒋介石的利益贡献力量，所以蒋氏夫妇开始在温德尔·威尔基身上下功夫。

首先，他们将他与高斯区别对待。高斯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安顿威尔基。威尔基与意在冷落高斯的蒋介石一起来见高斯，高斯受辱回到了他的住所，并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天啊，上次选举我本来要投票给威尔基，但1944年，我要投给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家伙——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蒋氏将威尔基与他来自美国的随从官员安置在政府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对于重要的美国客人来说，蒋介石的角色始终是：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智者。由于蒋不懂英文，而威尔基也不懂中文，主客之间的沟通在译员的帮助下进行，口译员常常是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蒋夫人，有时则是身为信息部门长官、对美公共关系总管的董显光（Hollington Tong）。董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

蒋氏不停用美食、美酒、谄媚和宣传来哄骗威尔基。他们想给他传达的信息是：用陈纳德取代史迪威，并给予我们终极、绝对可靠、万能的武器——空军。宴席、奉承还有旁敲侧击说服了这位总统候选人，使他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是，是蒋夫人激起了容易上当受骗的威尔基对中国的热情。蒋夫人长相标致，当她隐藏起她傲慢和精于算计的天性时，还是很有魅力的。一些外国人为之着迷，她很享受这种状态。在早期与她接触时，铁石心肠的陈纳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坦言：“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所以，当蒋夫人在他面前施展魅力、卖弄风情时，易骗的威尔基怎能不束手就擒？在一次救援茶会上，蒋夫人穿着空军中将的披风（毕竟，蒋氏想要的是空军），向他吐露心声，说威尔基“让她心乱”。这样娇嗔的表白明显打动了威尔基，他要离开的那天晚上，当着她高深莫测的丈夫的面，威尔基要求蒋夫人次日与他一同坐飞机去华盛顿，到时候不论她要多少架飞机他都会给她。

关于与蒋介石的对话，威尔基没有告诉高斯和史迪威。他与史迪威只谈了半个小时，但与陈纳德谈了两个小时。每当美国记者在场时，威尔基总是冷落中国东道主，以利用媒体。招待威尔基的外交部某位官员说，像威尔基如此“没有定性”的人，本来就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更别说成为一个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威尔基可以忽视自己的过错，也可以忽视微笑和鞠躬背后的蔑视（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和中国人只是为威尔基设定的一个舞台，真正现实的是他在美国选民心中的形象。有能干的公关助理随行，还有热情的美国记者对他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报道，威尔基对自己在中国的成功心满意足。他的形象在他的《天下一家》（One World ）中得以不朽，该书也成为优秀的畅销书。

* * *

陈纳德交给威尔基一封信，信上的日期为1942年10月8日，让威尔基交给总统。在这封信里，陈纳德宣称，如果能给他提供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及充足的补充兵员，他可以“完成使日本垮台的任务”。他宣称，他可以在“大概半年，最多一年”的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但他需要“作为美国在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最高权威”。

这当然是试图排挤史迪威。然后，除了承诺日本迅速倒台之外，陈纳德向总统保证，“我可以让中国成为美国永远的朋友”。

马歇尔将军后来说，陈纳德“全是胡说”，没有充分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物流：空运瓶颈限制了物资支援的数量，对从中国东部军事基地发起的密集空中行动是一种掣肘。1942年间，跨越中缅边境的山脉珠穆朗玛峰的物资供应断断续续，从无到有，增长到每月2000吨，而且，到1943年年中，这一数量由2000吨左右达到5000吨。截至1944年年底，空运物资将达到4万吨。但是，每跨过珠穆朗玛峰空运1吨物资，航空运输指挥部（Air Transport Command）就要燃烧1吨燃料，何况昆明空运总站距离那些军事基地仍有数百公里的路程，且沿途地势起伏不断。陈纳德每向敌人投放1吨炸弹，需要大约18吨的物资。

但是，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那就是陈纳德的提议中发起强大空中攻势的空军基地的安全。史迪威在陆军部的支持下坚持认为，除非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能力显著增强，不然按照陈纳德的空中行动计划，日本在地面战争中可以长驱直入，拿下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后来也确实如此）。史迪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发起空袭，事实上他强烈支持并且制订了计划，但他坚持认为地面部队必须先壮大起来，成为空军基地的后盾。史迪威与陈纳德在战略侧重点上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44年，直接反映在对中国输出物资这一问题上，也就是物资如何在地面部队与空中兵力之间分配，两人意见十分不合。大部分时候，史迪威占上风。

罗斯福倾向于接受陈纳德刹那之间就把日本解决的承诺。在连续几个月艰难对抗日本和德国却连受挫败后，他希望能有一次壮观的胜利。而且他知道蒋介石会支持任何依靠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的计划，故而坚决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所以，安抚蒋介石，不让他有任何借口退出战争，也是支持陈纳德方案的原因之一。

* * *

当我在广袤的中缅印战区和美国游历时，一般都是在执行新德里总部或重庆总部指挥官的军事命令。这两个总部的成员都认识我，但是其他大多数军事基地的成员就不是这样了。对他们来说，光看脸是认不出我的。我通常都会穿军官裤和军官衫，但是为了贴合我的平民身份，我不戴帽子也不戴徽章，看起来十分可疑。宪兵在街上把我拦下来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解释我的身份，给他们看我的名片，最后他们总是比看之前还困惑。

我担心若没有指挥官的命令，我在游历中会遇到麻烦，于是我便问史迪威，能不能让副官长给我一纸文件，授权我自行申请出行的权利，以备不时之需。老头儿拿出自己写有战区指挥官的名片，字迹清楚地写道：致中缅印战区美国军事力量的全体军官和机构：协助并为约翰·戴维斯的游历提供便利——美国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这张名片我只用过一次，对付一位执拗的阿萨姆邦航空运输基地的中士，总之效果出奇得好。

史迪威是一位复杂且矛盾的人物，人们称他为“醋乔”（Vinegar Joe）可谓恰如其分。在演讲和写作中他多表现为走谩骂路线的大俗人。但是他对英语语言掌握得很精准，并且有着精确的洞察力和品位。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之时以及会议结束之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热心研究耶路撒冷、孟菲斯、塞加拉和卢克索的古物。他对我说：“考古学是真正能触及我们内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

当史迪威认为军事形势有此必要时，他对军队的要求可谓冷酷无情。著名的例子便是1944年密支那（Myitkyina）围攻战役中，一小支美国步兵分遣队面临体力完全枯竭且热带疾病缠身等状况，但史迪威仍然要求他们继续战斗。史迪威对自己也是毫不手软：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但耐力堪比年轻人；他进入敌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范围去鼓励他的军队；在缅甸告急时，他拒绝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和那些没有航空运输的士兵待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徒步穿越荒山野岭。

他情感极为强烈，但又十分克制，所以他对个人和国家的反感情绪容易转化为憎恨。他对我说，他欣赏某个军官“是因为那名军官记仇”。同时，他也是一个温暖体贴的人，对妻子和孩子尤其挚爱。他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友善的。

我们从缅甸北部出发，在那里，史迪威鼓舞中国的两个师发起攻势，这两个师曾在印度兰伽（Ramgarh）接受过他的训练和装备。他还曾羞辱过师、团和营的指挥官：在可恶的季风季节，他浑身湿淋淋地径直来到这些指挥官面前，明知前方危险有埋伏，他还告诉他们要继续前往丛林深处。现在我们在去新德里的路上，我们乘坐老头儿的飞机——乔叔的战车——飞往阿萨姆邦的一个基地。夜已经深了，史迪威又累又饿。

尽管食堂已经废弃了，但我们还是找来了一名厨师给我们四五个人准备食物，那名厨师看到这位军事名人后喜出望外。后来这名下士坐下来与我们交谈。谈话内容都和家乡有关。我记得他说他到过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还说他如何想念罗切斯特市。史迪威说他的妻子来自锡拉丘兹。毫无疑问，这名厨师认识锡拉丘兹的一些人，他跟我们聊了这些人的情况，说的都是好话。

吃罢晚饭，很明显史迪威准备睡觉了。但是怀旧情绪开始涌上心头，于是我们被厨师又带回了罗切斯特市。战区指挥官同情地听他说着，克制住想打哈欠的冲动，偶尔还插上一句简单的评论证明这是场谈话而非独白。这位想家的厨师停下来想些什么，最终，史迪威还是机智地拿到了主动权，感谢了这位下士，并且与他一同期待工作结束我们都能回家的那天。

史迪威对卖弄这类的事情是极为不屑的，他也很反对那些装腔作势的人。重庆总部的成员想和这位总指挥官拍张照片。因为前排的座次还未安排好，但正中间的椅子肯定是为老头儿留的，于是那些自视不凡的军官们都快速争抢，想离中间的位置近一些。我平凡无奇，就心安理得地和中士、下士还有一等兵站在后排。史迪威大步走向我们这个微笑、充满期待的列队，扫了一眼便心知肚明。他看见了我，于是径直穿过了那群厚脸皮的人，最后和一群小兵们还有我这个驻外事务处的外交人士 [1] 站在一起。

史迪威反感那些自大、虚伪和为了政治私利不顾军事考虑的行为，而且他又不愿意掩饰或隐藏自己的感受，所以这激起了他所鄙视的那些人的憎恨。蒋介石（史迪威在心情较好时还称其为“花生米”）很早就意识到他在这位美国参谋长眼中并没有很高的尊严。罗斯福知道史迪威对蒋不尊重后，表示了强烈不满，1943年他又再次见识到了史迪威的轻蔑态度：冷酷、阴沉、寡言少语。总统在其来访白宫时让他谈一谈陈纳德所畅想的策略，总统是极力支持陈纳德的。史迪威厌恶陈纳德夸夸其谈的骗术，厌恶总统对这种骗人方案的肤浅偏爱，厌恶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那极不专业的说教——说什么对日战争只是顶层与东京分享的一块蛋糕，厌恶罗斯福急于讨好蒋的态度，最终史迪威想愤然起身。但是毕竟在总司令面前要恪守礼仪，他克制住了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最终没能说出自己的意见。罗斯福会认为他可能是生病了。

史迪威对他所接触的大多数英国人的评价都不高，反正不会高于对蒋和蒋的亲信的评价。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缅甸战争的失败，二是他在新德里的英国总部中通常能感受到的那种消极论调，三就是简单朴素的反英偏见。史迪威并未尽力隐瞒自己对同盟的看法，大家都很清楚他对同盟的贬损态度。

同时，跟对待中国人一样，他对一些英国官员的评价也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赞美有加。他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 [2] 交谈时就充满敬意，后者是英国军方驻华盛顿代表。他说他崇拜迪尔的“人性之善”，这也表现了他非“醋乔”的一面。我也听到过他赞美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 [3] 将军，说他好战且攻击性强。史迪威对军人的最高评价便是好战。纵使他们拥有所有其他的军人品质，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战士，不渴望战争，那么他们便不是真正的军人。

与罗斯福的那段灾难性插曲过后几天，史迪威见了一个人，相对于其他英国人，此人更应该对英国在缅甸不愿加入对敌战争负责，但他们处得非常好。此人便是温斯顿·丘吉尔。他们就缅甸的战略观点是互相对立的，但是没人能否认丘吉尔的好战品质。光是这点便足以让史迪威钦佩了。

史迪威疏远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这让我很困扰。我在1943年2月2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老头儿已经胜过了约翰·布朗（John Brown） [4] ，成为新一代愤怒不妥协的代名词，他不能猛攻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他已树敌太多。”我若是有机会，一定会以晚辈的身份跟他说说这件事情。

1943年3月7日，我、“赤红儿”多恩和其他几位军官在他家吃晚饭，饭后的那两个小时里，我和将军讨论了一些议题：重庆和华盛顿两地对他的阴谋，美中两国人民的摩擦起源，还有我从不同军官那里听到的对他的批评。在此之前我在一本活页笔记本中把我想说的话以提纲的形式写下来，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说一边把说完的提纲撕下来。在我看来，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和陈纳德已经成功将史迪威的反对阵营从柯里和总统扩大到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其他人。现在媒体（特别是《时代周刊》）都开始批评他了。

之后我们又说到美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面临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他的许多下属军官，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些迟钝。在我看来，感知力缺乏这种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我说，我们有办法应对马匹和机器，却没有对付外国人的诀窍。

接下来我把从一些军官那里听来的对他的批评以及对他上司的批评告诉了他。访问之后，我简单写了些东西，经过整理（考虑到当时的方方面面，那些对话并未逐字记录），我告诉将军：人们认为他身为指挥官，忽视了他责任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人们还认为他在选择主要亲信时判断失误，尤其是对司令的选择。之后我写道，唯一一点不能经由我口重复给他听的苛评便是他记仇。

当时史迪威一手遮眼挡住电石灯的强光，另一只手在随意涂鸦。他毫不愤恨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虽然有些话不应该由我这个下属来说。中途他还说，“你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些是吗”？

他淡定冷静地给出了答复。总结来看，他也认为他手下一些高级军官有缺点，但是同时他们有能盖过这些缺点的优点。至于他自己，他觉得责任必然是他一人承担，因为只有他能全权有效地对付蒋介石、中国的高级将领甚至是一些师长。我写道，“如果这位大师抽身而出，局面将一落千丈”。

史迪威还问我，谁应该出现在他的下一轮晋升名单中。我说了几个，但是其中只有一人出现在最终发布的名单中，这个人便是法兰克·麦瑞尔。1994年，他指挥过美国分遣队，大家称之为麦瑞尔突击队。麦瑞尔在密支那为史迪威出生入死。

* * *

为了消除美国国内对他日益增多的批评，我建议将军授权我和海登·柏德诺（Haydon Boatner）上校（此人是史迪威手下一名精力充沛且能说会道的官员，曾在印度与中国军队一同接受培训，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私底下向华盛顿新闻界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传递一些信息，比如史迪威对其战区内战争的看法。史迪威并未同意这个建议。由于批评之声日益强烈，他“不愿意再费神去考虑做这些事情的风险了”。

正好大使要出发前往美国商量事情，我想谋得他对史迪威的支持并且通过他得到美国国务院内上层人物的支持。我向他提交了一份我认为叙述史迪威事情始末的备忘录。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解释了史迪威的使命，还描述了中国人对此次战争的看法。在备忘录中，我陈述了以下观点：

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强烈意识到：联合国（二战时期的联合国指为对抗轴心国结成同盟的同盟国）中的四个主要成员里，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时间也最长。此外，就像俄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也比我们更为强烈。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包括军事形势）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政治考虑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俄国人和英国人。

日本人指控中国人想利用远的（美国）来打近的（日本），说明日本人越来越认清这个事实了。

对于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来说，我们流的血还不够多。政治考虑在他们衡量形势时变得如此重要，所以他们在战争中打击的不只是他们的敌人，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他们还在打击他们的同盟。

在描述史迪威与中国军队交涉时的问题时，我写道：

军官对跟日本人打仗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实际上这在兰伽（印度的训练营）就能找到蛛丝马迹。那里一位说中文的、与中国军官一直保持联系的美国军官表示十分惊讶，因为他的中国同事中没有一位表达过要上战场和日本人打仗的意愿，而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家都被日本人占领。在中国本土，情况就更糟糕了。

中国军队中腐败盛行，自然对战争也十分淡漠。中国军队有独立谋生的传统，他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许多部队都靠驻扎地的当地人生活。这种情形在很多日本占领的领域边界处更为严重。这些地区的中国司令官带着妻子和家人在此处定居，还做起了生意。他们控制边界线的走私运输并从中牟取暴利。

举个例子吧。湖南境内的一支专门破坏敌方设施的英国军队想摧毁边界线之间的桥梁（中国人和日本人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做生意）。中国司令官听说这个计划后，命令英国人直接出去，说让英国打好自己的仗就行，湖南这里一切和平安宁，还说想闹事的是英国人。在云南-印度支那边界处的河口，中国人和日占区的交通往来十分频繁，相当数量的渡船会于特定时段内在分界河上来回穿行。中国的要塞从日本占领区获取粮食供给。1月末的一个清晨，预定的船只没能运来足够的粮食。中国司令官极为愤怒并发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并不想中断这种关系，他们极为热心，几个小时后便发出特派渡船把配给运来了。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腐败。不过区别就在于，当上级命令下来的时候，日本人还是能靠得住去打仗的。腐败并未使其衰弱。

史迪威想让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有人提出建议：必须把租借的武器放到中国人手里，并且与蒋介石磋商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天真。

事实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恳求和讨价还价：租借军备物资，以兰伽计划作为诱饵让中国人跟着他走。

结果是：美国报纸和广播频繁出现对中国军队过分夸赞的报道，这些颂词多数是因为在美的中国施压集团和美国的亲华派军人发挥了作用。这些所谓的赞扬给了那些想获得无使用限制的租借设备的中国派系可乘之机。几乎不言自明：中国人可能会建议的、替代史迪威将军的人，很可能是重庆的权势力量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人。这么看来，不能说中国人卑鄙或是恶毒——他们只是纯粹太政治性了。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责怪史迪威将军，认为他和中国人处得不好。史迪威将军不是一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并未隐瞒自己对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他认为中国人能力不足且腐败滋生。自然而然，许多中国人因此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我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这样的：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处处充斥着政治和胡作非为。任何想调解、驾驭中国政治的美国军人会很快发现自己深陷其中，而且都在做些无用功，最后便被挤出局外。史迪威将军曾对我说过：“对我来说，最安全的路线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我还是同意这个看法的。中国军队不会因为甜言蜜语或是慷慨捐赠的军备物资而去和日本人打仗的。

中国人急需清教精神。中国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清教精神，某种意义上，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蒋。如果中国军队要改头换面，那就必须通过史迪威将军。他说的话有时候能在精神上刺痛中国人，但是形势也还没完全恶化。超过二十位中国高级军官都私下找到他，告诉他他的直截了当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还说中国需要他，他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之前也有人说过，即使是他的政治敌人，都被他那六个月在兰伽的成果所触动。他大概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促使中国发起对日攻击。如果最终中国对日发起攻势，那这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史迪威的合作声明。我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甚至觉得他无能，而有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支持，要挫败史迪威在中国行动中讨价还价的愿望，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何等容易。

读完我的备忘录之后，史迪威说备忘录表达了他想说的东西。但是要是他自己说的话，必然是连篇的脏话。将军还说，“战后我想做的只是带着我的狗去林子里散散步，不想看见任何人”。

我在备忘录中要求和蒋介石谈谈补偿条件，就在我递交备忘录的前一天，总统写信给马歇尔，认为强硬的讨价还价“并不是正确对待蒋的方式”。那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蒋并不会“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然，事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蒋从儿童时代就养成了讨价还价的习惯，他本身能在国内拥有今天这样的权力地位也是通过讨价还价得来的。

总统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声明：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将中国置于其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并且他“这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所完成的是我们几个世纪才能做到的事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这段阐述并未呈现真实的蒋介石，但是这恰恰反映了罗斯福对蒋介石和中国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马歇尔向史迪威传达了总统谈话的主旨。史迪威在给我看参谋长发来的信息时，偶尔会把无线电报直接拿给我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批评史迪威“不顾”空战，他主张所有人都支持陈纳德。我在日记里隐晦地写道：总统想换掉史迪威，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那时候我认为这是蒋夫人的阴谋使然，她那个时候是白宫请来的客人，忙于在华盛顿游说。我并不知道尽管那时候蒋夫人在公众和国会面前光芒四射，但她高人一等的姿态、任性且极不礼貌的做法，使白宫对她的热情逐渐消耗殆尽。不过现在看来，罗斯福想换掉史迪威，似乎是因为他改信了陈纳德，同时还认为这样可以安抚蒋。

如果史迪威真的会对总统给参谋长的信息做出回应，那他应该如何回应呢？我告诉将军，他不能争辩，最好敷衍一下就让它过去。我再次建议他派我和柏德诺去华盛顿，但他还是不同意，他不想屈服去开展那些政治活动。

事实是，马歇尔反复坚定地告知罗斯福这样一个熟悉的论点：建立地面力量比空袭更具战略优先性。

* * *

史迪威改变主意了。在他拒绝把我派去美国之后的第十一天，他告诉我我要和那位令人敬畏的法兰克·麦瑞尔一同前往华盛顿，后者将同陆军部进行磋商。他并没有说明我应该做什么。他知道我的想法——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显然，他把怎么讲故事的任务交给我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请求罗斯福召唤此时已是少将的陈纳德前往华盛顿，向罗斯福呈递一份蒋介石与陈纳德达成的关于空袭的计划。于是，马歇尔将史迪威召来华盛顿。我的任务因为史迪威的到来而简化了许多。

帕特丽夏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尤金·迈耶（Eugene Meyer）有来往，她既是该报的女记者，也是迈耶的一位家庭朋友，她说服迈耶邀请史迪威去他家见一些华盛顿的著名记者。对我来说，说服史迪威接受似乎更为困难，但是他还是同意了。晚餐八点开始，晚餐之后约有二十名记者加入我们。史迪威用他一贯的直率与他们交谈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口才很好，说的东西也很有说服力，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跟他之前与罗斯福那场灾难访谈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些记者说，史迪威让他们第一次对中国的形势有了客观现实的了解。

我和帕特丽夏在我们的小公寓中为他安排了与一些参议员见面。他再一次成功了。我们也没忘记战时政府可怜的孤儿——美国国务院：我说服史迪威见一见霍恩贝克和赫尔。谁知道呢？可能会因此发生一些什么好的事情呢。

我不想卷进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不和当中（尽管我是史迪威的拥护者），我认为陈纳德应该能把他自己的情况说清楚。除此之外，我也挺崇敬他的：与其他一些飞行员截然不同，他是一名严肃的战斗飞行员。所以我也为陈纳德安排了和霍恩贝克的谈话。

这次访谈之后，霍恩贝克告诉我，我和史迪威“在推销方面实在是经验不足”，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国人的积极面，而不应该放在中国人的弱点上。然而，因为之前误导性的推销，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形象早已经是过分吹嘘后的形象，积极应对的第一步便是正视中国的弱点并找到相应的对策。

柯里问我，他如何才能与史迪威讲和。马歇尔已经冷漠回绝了他试图调动史迪威的请求。他现在想和战区指挥官建立友好关系，试图巩固其在白宫中中国事务专家的地位。我建议史迪威冷静地接受柯里，史迪威也同意了。

我利用午餐茶歇的时间见了许多华盛顿通讯记者和专栏作家，我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向他们介绍中缅印战区的情况。在纽约，我的中国传教士朋友的儿子、蒋介石政府成立的热心宣传者亨利·鲁斯（Henry Luce）邀请我共进午餐并与我交谈，不过我们都没有改变对方的想法。

和国务院战争经济局的一些官员开完会之后，我意识到我的一些与美国官员私下交流的言论已经被报告给了宋子文，而且他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我拜访了宋子文，告诉他他听到的那些所谓我的话语都是夸张不实的报道，希望他不要误会。这位中国外交部部长回答：“华盛顿没有秘密。放心吧，戴维斯先生，开的所有会议我都能拿到完整准确的信息。”这样的大话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1] 原文为cookie-pusher，意指花费过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的外交家。

[2] 英国陆军元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赴法参战，任英国远征军第一军军长。1941年12月起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为协调英美两国战略计划做出了贡献。

[3] 英国著名军事统帅，曾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澳大利亚总督，曾指挥英军在缅甸对日作战。

第十章 与那加猎首者一起

这次经由驼峰航线飞往中国的航班上有包括我在内的17位乘客。那是1943年8月2日清晨，我们在美国军事运输飞机上等待飞机从印度东北角的查布亚空军基地起飞。给我们送供给的无聊下士开着卡车来到飞机的门口处，直接把降落伞朝我们扔了过来。

我和其他几位乘客的降落伞没有救生背包。美国大兵们喜欢甜食和纪念品，他们通常会为了应急食物中的巧克力而把应急食物拿走，他们还以拥有一把折叠弯刀为荣，所以也会把丛林刀拿走。没人把这样欠考虑的小偷小摸行为当回事儿——“哎，美国大兵就是美国大兵，大家都这么干。”

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要去重庆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一系列广播报道。威廉·斯坦顿（William Stanton）是战时经济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一名官员。他们二人和我是飞机上的三名平民乘客。飞机上还有一名中国下士、一名中国少校、两名美国初级军官和十名美国中士和下士，这些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得克萨斯州、缅因州、纽约州、蒙大拿州等。塞瓦赖德，此人我在华盛顿时就与他打过照面。我与其中一名美国军官也比较熟悉，他是邓肯·李（Duncan Lee）上尉。邓肯也是传教士的儿子，父母都在中国当传教士。他曾是罗德学者，现在是“疯狂比尔”多诺万将军为战略情报局聘用的众多极有前途的年轻律师中的一位。邓肯是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的一员，我第一次见他就在华盛顿。我们曾一同从华盛顿经由伦敦、阿尔及尔和开罗前往中缅印战区，他现在是在中缅印战区巡视。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柯蒂斯突击队的C-46运输机，双引擎，比可靠的C-47战机还要大。C-46运输机是当时新开发的机型。因为战时极其需要任何会飞的东西，所以C-46运输机还未经过妥善彻底的检验就投入使用了。由于并未排除所有的机械故障，所以它的发动机很容易出现问题。

不过，伴着飞机发动机让人放心的轰鸣声，我们还是起飞了，飞机稳稳地向前冲、向东飞，我把担心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在飞机尾部的铝桶凳子上坐着，尽量让自己舒服地待着，还小憩了一会儿。约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早上九点左右，我们穿越了第一层山脉到达了缅甸中南部上空，当飞机正要继续前往中国边境的高大山脉屏障时，两个发动机中的一个不工作了。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基地，希望另一台发动机能使飞机维持必要的高度以穿越我们和基地之间的山脉。不久，机工长——一名中士——走到机尾拉开了舱门。我们不断下降，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所有的行李都要抛出去。我看着我的旅行包离开机舱，还是有些遗憾的，因为里面装着给中国朋友和一些熟人的礼物，包括给孙夫人宋庆龄的一瓶上好的干邑白兰地和几瓶她喜爱的棕色墨水。

飞机还在下降。我走上前问机组人员我们到哪里了，但是无线电话务员忙于处理与基地的紧急通信，两位飞行员不安地盯着他们的仪器，一声不吭，全神贯注。没有人回答我。关键是我们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伸向缅甸北部的两个狭窄凸角，如果我们不得不拿上降落伞往下跳，还跳入了敌人的控制区，那就真是从油锅又跳入了火坑。不过我的结论是：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凸角面积非常小，要正好跳入敌人的控制区似乎也不太可能。估计着我们不得不马上就往下跳了，我回到机尾座位处，把唯一的武器——一把反曲刀——绑在了我的公文包里。

这把大弯刀是那种廓尔喀人用来砍脑袋和树冠的刀，是前一天海登·柏德诺将军给我的，想让我把玩或是挂在娱乐室的壁炉架上。因为海登忘了把刀鞘给我，所以我把这把反曲刀绑在公文包里，希望落地时我不会被刀刃弄伤。接着我又把降落伞绑在身上，这还是我第一次穿这么精妙的装置。

每一个在这架破飞机上的人都对灾难毫无准备，而且其实每个人私底下都很害怕。我们这个团队很涣散，大家都心烦意乱，也没有人指挥一下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飞行员含糊不清地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跳下飞机。我可不情愿离开C-46铝制的冰冷怀抱，也不愿意一头扎进3000英尺下冒着热气的原始丛林，我只是犹犹豫豫地走向前。

但是没有其他人走向前、走出门，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还是决定了结这不可避免的事。几天后我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描述道：“我站在倒霉的突击队运输机机舱门那儿说，‘好吧，如果没人跳的话，那我就跳了。总得有人带个头吧’。”我把公文包和反曲刀放在胸前抓牢，右手抓住降落伞的释放环，摇摇晃晃地走出舱门，迈向未知的蓝色远方。

周围很吵很黑，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我闭上了眼睛。我曾在小说中读到过，伞兵都是数到十才拉动开伞索的。我按照书上说的这么做了，数到十之后用力拽了一下释放环，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继续往下掉，所以只能使出吃奶的劲儿。突然我感觉自己被猛地向上拉起了一些，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蓝天、白云，还有我头顶上好看的闪闪发光的降落伞。不过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不见了。一定是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降落伞上，手就松开了。

我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三个降落伞在漂着。那架讨厌的C-46迅速离开，飞往印度。真该死，我心里想，他们丢下我们，现在他们就足够轻了，就能返回基地了。我就这么狭隘地想着，突然我意识到自己下降的时候像个钟摆似的在晃。我从来没在书里读到过这样的情景，但我想起来伞兵应该能够通过有选择地拉动开伞索在空中自由移动。我用力拉了几根绳索，但是只换来降落伞恐怖的透风声。我没再乱试，降落伞又一次鼓起来了。下落过程中大概最后100英尺下降得特别快，我猛地掉落在山的一侧，打了几个滚，幸好被降落伞拖住了。就在我急忙挣扎站起来的时候，邓肯·李落在离我100码开外的地方。然后是得克萨斯州的怀尔德（Wilder）中士，最后是一名中国少校。

我们非常幸运，落在一个不太陡也没有树的山腰上，山上都是草和四散的低灌木。丛林在更低一些的斜坡上和下面的山谷里。尽管身上瘀青、精神紧张，但没有一个人受重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们突然落在这样一片荒地上，看不到任何人或是人待过的痕迹。那些美丽安静的山地和山谷中都潜藏着些什么？可能是老虎、豹子、野生水牛。我们会遇上什么样的部落，是友善的部落，还是猎首者，抑或是可能会把我们出卖给敌人的部落？日本人在哪里？对抗水牛也好，对抗日本帝国军队也好，我们全部的武器就是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

至少我已经吓得全身僵硬了。我的嘴里全是灰尘且极其干燥，渴得不得了。斜坡下面是一条溪流，灌木丛中还有一个小池塘。我们就去喝水了。我们跪在地上，手捧着清凉的水喝了一口又一口。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看见池塘边的灌木丛有一处缝隙，缺口处有一张脸盯着我，那张脸上满满的都是好奇心。目光中并没有敌意。我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灌木丛中又出现了其他几张脸。很快六个部落成员也和我们一起在池塘旁边了。他们身材都很好，穿着腰布，有个茶托大小的铜盘保护他们的生殖器。他们带着有红流苏的长矛，背上还绑着长长的类似弯刀的匕首。

我们这些天外来客有很多担心和问题。可是怎么问他们呢？那位少校用中文脱口而出，“我们在哪里”？似乎对这些看起来像中国北方人的部落成员说中文再自然不过了。但是没有回应，他们甚至都没有露出要试图理解的迹象。那些神奇又安静的野人只是用特别迷恋的眼神盯着我们。然后我发现一只水蛭爬到我的胳膊上了。没有燃着的香烟或是盐之类的能赶走水蛭的东西，我只能试图用手指把它拉开，可是没能成功。一个部落成员，看起来明显比其他年轻勇士的级别更高，第一个从灌木丛中出来，走上前来用手拉开了那只水蛭。太好了——这是个友善的举动。

我在小笔记本上认真地画了一个火车头的简图，自己还发出火车的汽笛声。那位长者和他旁边的人看着我画的图和涨红的脸，一脸茫然。结论是：我们可能离铁轨很远（缅甸境内所有铁轨都由日本人控制）。或者，我们是不是还靠近敌人控制的丛林之路呢？我画了一面日本旗，但是没有红色的铅笔或钢笔，结果画出来的东西离写实艺术差得太远。观众兴趣极大，但是没有一丝认同的迹象。我们距离战斗区域远吗？我尽力用自己的声音（不过音调比较低）再现战争的声音，同时还反复把想象中的来复枪举到开火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是第二个：如果附近有战争，那具体是在哪里？我带着极度求知和困惑的表情接连表示出地球的四个季节。我的表现似乎得到了认可，但是观众对我的一系列问题还是没有要给出答案的意思。

我决定换个方法，试图找出我们离英国军事基地有多远。我再次用不太令人满意的应急办法，画了一面国旗，这次我画的是联合王国国旗。接下来就是怎么解释清楚距离这个概念了。如何向这群不穿裤子的绅士们描述或表演出一英里的概念呢？或许，用流逝的时间来演出距离这个概念就不那么难了。所以我手指向太阳，把手臂滑向日落的地平线，然后我闭上眼睛，脸侧躺在手掌中，还轻轻地打鼾。之后我醒了，用手指向东方，又把太阳带回了它当时的位置。他们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却无动于衷。现在还是要赶快问这一系列问题中的关键部分：要经过多少这样的昼夜轮回才能到达有联合王国国旗标志的地方呢？我又一次露出急于知道答案的困惑表情（我的确也很困惑），我举起了一根手指、两根手指……一直举到了十根手指。还是没有人回答。表演到此结束。

部落成员做手势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们继续向前走。虽然带着些疑虑，但我们还是同意了。我们会被带去哪里，会面临什么情况？我们向山上爬时，一位走在我旁边的健壮野人指着山坡上方，笑了笑，用手在喉咙处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虽然他和他的同伴没理解我之前的哑剧，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了他想告诉我什么——要割断咽喉。不过，是谁要遭此厄运呢？

到目前为止，那二十几个把我们带上山的部落成员还未对我们表现出任何敌意。不管怎么样，即使有邓肯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我们还是任由他们摆布。我们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有希望回到我们的同伴中间，这些都取决于这群人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避免任何对他们的怀疑、不信任或是不友好的态度。同时，我们好像也不应该刻意去讨好他们。在我看来，有尊严的示好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同时还要警惕我们可能触犯什么禁忌。

* * *

上山的小道是笔直的，没有丝毫蜿蜒，坡度也不平缓。我认为，这条直达的公路工程便是两点之间那条最短的线路了。当然进攻起来极为不便。刚开始按部落成员的步速，我们跟在后面气喘吁吁，落后了有100码。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跟不上，便放慢了脚步，还停下来休息。

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山脊的最高处，看见了村庄，看见了建在木桩上的房子。居住区里的女人们都出来站在走廊上好奇地向下张望，想看看她们的男人从山下带回了什么。她们站在栏杆边上，赤裸着上身，倒也是道有趣的风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村民集会地和男士俱乐部的混合体。

部落成员站在巨大的走廊上，兴奋地向我们指着近处山脉后冒起的一柱黑烟。C-46还是没能成功返回基地。我潦草地写了一张纸条，措辞谨慎，以防落入敌军之手：“今晨跳伞的人加入了村庄的队伍中。送信人会给你带路。埃里克，这封信也是给你的。——约翰和邓肯。”我用手语请求首领派一名部落成员送出这则消息。交谈许久之后，一位勇士抓着那张纸条出发了。

那之后我们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但部落成员们对我们特别有兴趣，他们检查我们的衣服，还研究邓肯的左轮手枪，当然谨慎起见邓肯已经把弹药卸下来了。整个气氛极为放松且友好。我们渐渐也不担心暂时的安全问题了，但是还是为一些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困扰：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回到文明世界？

部落首领似乎觉得这场会面应该办成一次特别的活动。他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递给我一把银质刀。我不知该如何正确回应，只能虔敬地注视着这件武器，同时绞尽脑汁地想该用哪种礼节来回应。我的总结是，最有意义的并且最不容易引起误会的就是也给他献上礼物。我双手手臂张开，恭敬鞠躬，把我的降落伞递给这位精瘦的老人。他无动于衷地接受了这件进贡给他的丝织品。

接下来我又献上我的腕表。在这儿不用乘火车也不用去赴约，我觉得，在回到（如果我们能回去）以小时和分钟计算时间的那种生活之前，没有这个计时的东西我也能过。我献礼物的第一步就是用手语简单介绍了一下手表的本质和意义所在。我和首领都觉得这太难进行下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一本正经地把手表取下来，戴在了首领的手腕上，好像手表化身成为护身符了。首领大人还是不露声色、面无表情，我当时想，或许我还是留着它比较好。

同时，宴会即将开始，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大火点起来了，大罐的米酒也端上来了。显然，这次宴会只是男性之间的聚会，村里所有的男性都来了，而且相当正式。首领依照一种我不熟悉的礼仪安排了座次——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蹲次。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天外来客被安排在一起。

主菜也上来了。主菜是只山羊，一只活生生的疑容满面的山羊。它被直接带到我面前。首领递给我一把大长刀指示我砍掉羊头。所以，这就是来的路上那个陪同比画的被割断的咽喉了。虽然比起被执行者来说，做执行者更好，但是我觉得自己还配不上这样的荣耀去杀掉这头坏脾气的老山羊。怀尔德中士是得克萨斯人，我想他可能是结束这头坏脾气的牲畜的最佳人选。我告诉首领怀尔德将在此次庆典中做我们联盟的代表。显然，这位得克萨斯人不太积极，但他还是抓起刀。三位勇士摁住不配合的山羊，他便把这头牲畜的头砍了下来。

接着山羊的躯干在我们大家中间一个一个往下传，我们应邀从脖子的残余部分饮山羊的血。山羊血尝起来寡淡无味，像是还未冷冻、没加伍斯特辣酱和柠檬的番茄汁。这样的兄弟会告一段落以后，山羊就放在火上烤了，随后便传来一股山羊毛烧焦的恶臭味。

我们集会的外边有几个部落成员在喊叫并指向山谷的上方。我能隐约听到飞机的嗡嗡响声。如果是我们的飞机，我们就迅速分散开来，然后挥舞降落伞。但如果是日本人的飞机，我们就不能暴露自己。噪声又大了一些，听起来像是我们的运输机，然后飞机出现了，就在离我们几英里的山谷上空飞行。对，那是我们的一架C-47。我们用力抛出降落伞，傻傻地叫着跳着。但是飞机飞走了，飞向了山谷，飞过了山脊之后就消失在视线中。因为飞机没飞直线而是转了个大弯，我猜测它要么是一架接到C-46遇难信号的在找我们的搜寻机，要么就是在执行补给投放任务，给地面军队输送物资的飞机。不管是哪种情况，看起来我们都有些许希望。

最后山羊烤熟了，大家又聚集起来，宴会仍在继续。食物包括没加调料但味道辛辣的山羊肉和寡淡的米酒。宴会很快结束了，随后首领把怀尔德中士带到一边，指示说这位得克萨斯人将陪同他去村庄里的其他一些地方参观。“小心女人”，我在怀尔德身后朝他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我和邓肯还有那位中国少校被留下来和大家待在一起。自我们见到这群饮山羊血的兄弟们起，我们就一直在打哑谜，我们厌倦了猜字游戏，也厌倦了这里的动物、蔬菜和矿物。显然，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最简单的言语交流。同时，为此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多久他们才会欢迎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在一架飞机再次突然出现时更好地发出信号？我的纸条能送到埃里克和同伴那里吗？他们会和我们汇合吗？

怀尔德到底去哪里了？太阳快下山了。村庄边缘传来喧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给埃里克送信的人出现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亲爱的约翰——这里有十一个人——两个伤了腿——供给投在这里，飞机还会回来——救援队在路上——来这里吧——我们在飞机残骸南面约一公里处。埃里克。”

好吧，这就足够清楚了，也十分振奋人心。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着天还没黑赶紧出发。送信人的归来让大家十分兴奋，他还向大家讲述飞机坠毁的故事，首领和怀尔德都被吸引回来了。“怀尔德，这么久你都干了些什么？”“噢，就他和我，我们在说话呀。”我心想这怎么可能。但是转念一想，这位沉默寡言的得克萨斯人和首领之间的谈话可能就像我在内蒙古认识的一位瑞典商人（贩卖马和骆驼）与他的蒙古业务联系人之间的谈话差不多吧。都是些简单的问题或陈述，对方也没什么回应，十到十五分钟也就这样过去了。

热情谢过首领和我们的歃血兄弟之后，我们跟着送信人出发了，陪同我们的还有三四名勇士。暮色降临，部落成员想加快脚步。但是显然，我们连他们正常的大踏步都赶不上。所以，他们只能调整以适应我们跌跌撞撞的步伐。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停下来了。勇士们跳到灯芯草丛中去了，姿势极为夸张，就像跳芭蕾一样。他们拿着大刀在灯芯草丛中挥舞，然后灵巧地把灯芯草扎成束做成火把。其中一人收集了一小堆易燃物，摩擦火石打出火来，他和他的同伴就用这个点亮了火把。

我们继续艰难前行，但是现在有了火把。夜幕来临，我们需要这样闪烁的光芒，因为小径有些看不清了，行进变得困难，路也时不时地变得陡峭起来。至少我还是觉得挺宽慰的，因为想到我们头顶的火光会让周围那些大型猫科动物不再觊觎我们。火把一直在燃烧，即使一场季风雨把我们都淋透了，火把都还没熄灭。我们连走带爬继续向前。我已经不再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了；我迷迷糊糊的，满脑子只知道要站稳，还要向前挪步。大概就这样过了四五个小时，向导开始高声提醒我们了。我们来到一处低矮的木篱笆处，走进了一个黑暗的村庄，又被带到了一个长长的房子里。就在那儿，多数人都围在火边睡着了，这些人就是我们C-46上的同伴们。

* * *

埃里克醒了。我全身湿淋淋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我想，您就是塞瓦赖德博士吧”。我们离开大部队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位中国少校跳出去以后，下一个人在机舱门边待住不动了，当时场面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这就解释了我们之间为什么隔得这么远——因为直到飞机飞离我们的视线到达一个山脊上方时，他们那些人才陆续往下跳。除去一名副驾驶员，每个人都从这次坠机事件中活下来了，那位副驾驶员的降落伞好像和机尾缠在一起了。无线电话务员一直与基地保持联系，帮助总部确定飞机的位置，他后来掉在了一棵树上，把腿摔断了。埃里克安全降落在他附近，所以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其他人都是轻伤。

部落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了，而且看起来十分友好。坠机之后约一小时，一架搜寻机就出现在上空，很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架飞机。搜寻机往下投放了毯子、口粮、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掉下来时摔坏了）和让我们留在原地的指令。几个小时之后第二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投下指令，让这些人留在原地，不要进村（因为当地人可能不太友善），不要分头行动。埃里克这群人发出需要医疗救援的信号。秉着乐于助人的态度，下午晚些时候，第三架飞机到达上空，带来了一位叫唐·弗利金杰（Don Flickinger）的航空军医，他是一名陆军中校，还有其他两名医师，他们就这样带着任务飘降下来了。

到了早晨，村里人就没那么热情了。一些长者因为思想保守，对我们的存在表现出了不满意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二名侵入者不请自来，还是从天而降，而且占领着小村庄里最重要的屋子，这至少是挺让人讨厌的。幸运的是，这个团体里有一些开明者，除去消灭我们之外他们想出了其他好办法，那就是把我们和他们分隔开。他们用愉悦欢快的手势把我们引出栅栏之外，引到了一个缓坡草坪上。在不过约三四个小时内他们就用大树枝给我们建起了几个竹屋。竹屋四面敞开，但屋檐极宽，倾斜出约四英尺。

供给飞机出现，给我们的指示是留在原地，会有印度的救援部队来找我们。我们待的地方是一个叫那加（Nage）人的少数民族猎首者定居的区域。为了能让我们自己保护自己，供给飞机扔下了一些卡宾枪和弹药。这些东西落在了山坡下方，离我们有半英里远。我们冲下山坡要拾回这些包裹，但是那加人更为敏捷，他们拾起武器装备直接交给了我们。其他的救助品也从天而降，比如灌装的饮用水（美国生产的饮用水）。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季风季节，也没注意我们驻扎的地方离山里清澈的溪水只有100码，溪流流入谷底，形成瀑布般的水流。我猜想救援的传统就是给美国人投放美国水，才不管他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一直得到了饮用水，当然还有其他更为实用的东西：食物、糖果、杂志、卫生纸和墨水。还有能够促进我们和那加人关系的东西：几个麻布袋装的盐。这里没有盐，所以部落成员收到这些时十分感激。

第二天，猎首者主人中的开明者在他们给我们建造的竹屋前集会。他们带来了一头矮小的公牛，他们把公牛拴在树干上。一个仪式要开始了，我们面向这头野兽和部落成员庄重地排好队。一个那加人后来宰杀了那头牛。我感到一阵恶心，想着我们会不会又要强迫自己饮下鲜血，但没有，我们省去了这样一次痛饮。我们似乎应该给些回应才比较合适。我想是在埃里克的建议下吧，我们参差不齐但是声音嘹亮地高歌了一曲《我一直都在铁路上工作》（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 ）。现在，我似乎显得又要立誓，与另一群猎首者结为兄弟。我希望那不意味着，以后在某次考验忠诚的冲突中，我们会在两派之间进退两难。

* * *

在等待救援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来救我们的日子里，生活几乎一成不变。

在地面安全地度过一晚之后，我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竟是触手可及处一两个蹲坐的那加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看我如何恢复神志。从黎明到黄昏，我们都处于一种被观察的状态——我们代表着无尽的新奇。猎首者对我们的食物尤其感兴趣。他们对丢弃的美军战斗口粮的罐子、线头和布头都赞赏有加。于是我们就拿这些商品跟他们积极地开展贸易，换取新鲜农产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寻找特价品的猎首者在我们的竹屋里进进出出，我们在营地里专门留出一小块区域来充当贸易市场。部落成员很快明白这个地方就是有着商业本质的开展交易的地方。因为我还害怕毫无节制的讨价还价和以物易物会招致我们和那加人之间的误解和敌意，于是我试图对经济进行管制。我们先从控制价格开始，比如说一个空的口粮罐头换两个鸡蛋。但是后来，野人们对现代便利的需求逐渐饱和，航空运输司令部从天上投放下来的大量供给使得我们的空罐堆积如山，最后锡罐市场惨况空前。但一切都是如此有趣，那加人似乎和我们一样很喜欢搞这样的经营。

许多部落成员都深受溃疡疼痛之苦。一两个胆大的让中校弗利金杰博士把磺胺药剂洒在溃烂处。显然第二天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了。弗利金杰像是在经营一家“猎首者纪念诊所”。但是来上药的都是男人、男孩儿和婴儿。即使是被病症困扰的妇女都是要远离我们的。

所以，最终结果是，这群野人没有处决我们，而是接纳了我们。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到他们中间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是一股脑儿从天上掉下来，如果我们是从地面穿过竞争激烈的领土界限进入他们的领地，我们就会中他们的埋伏，我们的头骨可能已经成了当地居民收集的战利品了。如果我们在他们第一晚的友好之后还试图待在那个长长的房子里，我们有可能也已身首异处了。

比起那加人，我更担心日本人。我猜测敌人监控着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因此已经知道我们一行人掉入丛林，他们和我们的人一样有能力进行三角测量，从而知道我们的位置。1943年8月日本人仍然是有能力组织扫射突击队、从丛林基地中派遣巡逻队和小型任务组的。我估计日本人对我们很有兴趣，而且他们很容易抓到我们，所以我建议在我们的营地内部和营地周围挖沟渠，周围还要有守卫站岗。我的建议没什么人响应。我们的防御战略还是几个人整晚围坐在营火周围，而卡宾枪靠在竹屋的柱子上。对于任何敌人来说，这样的防御都是极易攻破的，而且火光还使得我们极易被发现。但也同样是这样的火光，又成为我们面对眼镜蛇和老虎之类的虫兽的极佳防护。

我断断续续地摘记了少许给妻子信中的片段。8月9日：

现在是中午，正在下雨。因为是季风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下雨。我坐在铺在地上的降落伞上，下面还有一层毯子和防潮布，靠在一个小树桩旁，这棵小树既是我们平时身体的倚靠，也是我们杂草盖的小屋的支柱。我能听见身后100码外溪流奔腾流向陡峭山下的巨响。在谷底，印度丝绸般的迷雾在对面山坡上缭绕，山顶都消失在浅灰色的云雾中。邓肯在我对面坐着，只穿了一只鞋，手还不自觉地在腿上搔痒。埃里克在我们九人竹屋的另一头，盖着毯子蜷缩成一团，睡得很熟。

8月14日我写道：

他们给我投放了一些墨水。奇怪的是我发现墨水很难写字。埃里克也这么说。我们两个会写一些东西，他们都不用墨水。我跳伞的那天被水蛭咬了一口，感染了，已经躺了两天了。中校医生昨天和今天都没用热敷布，他给我服了一些磺胺嘧啶，所以我现在有些头晕。救援队今天或者明天就到了。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好了，能走路了。不然被人抬着真是太丢人了。

有一个人从丛林绿色的迷蒙中向我们的草地大步走来。那是个年轻的英国人，金发，没戴帽子，穿着淡蓝色的马球衫，领口微开，下身是深蓝色的法兰绒短裤，还有到膝的袜子和厚重的粗革皮鞋。他没带武器，只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和一个黑色的登喜路烟斗。这个人是菲利普·亚当斯（Phillip Adams），他在崇山灌木中走了12天来救我们。他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是印缅边境丘陵地带的民政长官，在对付那加人方面很有一套。

亚当斯带着一个行动小组，约有60名那加侦察员，他们的装备比较稀有，都是珍贵的步枪和猎枪。尽管没有统一着装，但是这些那加战士显然都是受到文明熏陶的，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的是卡其短裤而不是遮羞布。这些侦察员的衣服脏兮兮的，也没有过多的修饰，他们是亚当斯的保镖，当然在回去的路上也会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卡宾枪。

这不是亚当斯第一次来般沙（Pangsha）村，也就是我们营地旁边的那个村庄。他几年前带着阿萨姆步枪队的一支分遣队也来过这里，奉命前来烧毁这个村庄。亚当斯后来告诉我，那是对般沙村的惩罚，因为他们在猎首方面实在是过分活跃。

亚当斯在向我们说明行进计划的时候都是轻声细语的，几乎可以说是害羞吧。我的感觉是我们都围着他、盯着他，不断地问他问题，那种方式让他觉得我们美国人难以招架。为了符合他在那加人眼中的地位和威望，他单独占了一间竹屋，离我们的竹屋还真有些距离。他经常去那间竹屋洗手洗脸、换衣服，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他不会专门为了晚餐换一身行头。他的男仆从一壶朗姆酒中给他斟了一杯餐前酒。那个仆人在竹屋前放了一张折叠桌，铺上白亚麻布，放上银餐具。我们的长官笔挺地坐在他的英国军官椅上，仆人给他端上了一份难吃的（如果是典型的英裔印度菜）晚餐。无关人员最好不要靠近餐桌。所以那些野人和我们这些美国人只能远远地看着。

因为我们要拆掉营地离开这里，村里很多人都在场。我就站在亚当斯旁边，看着他们争夺我们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绳头、布料、瓶子这类的东西。他们喋喋不休，能看出来彼此还是在很友好地争论。突然几个猎首愤怒地提高了声音，而且开始跳上跳下。亚当斯马上紧张起来，用低沉却坚决的声音对他旁边的几个侦察员吩咐了几句。他们悄悄地走到发生纠纷的地方去。亚当斯自己抓着一两个猎首者的头发，与他信得过的侦察员们把一触即发的大屠杀压下来了。可敬的亚当斯解释说，刚才差点就要发生屠杀了。当他们开始跳上跳下的时候，他们下一步的举动就是拿出长刀开始砍人。

此次行进持续了两周时间，我们跨过高山，偶尔穿过村庄，我们的供给飞机会投放食物和其他一些杂物，还有给村民的盐。路上我给妻子写信说：

行进过程中大多数时候还是很忙的——我们拆营地，建营地，看风景，看亚当斯的仆人，看那些强硬的野人侦察员，和队里其他人聊天，希望这一天见鬼的徒步可以结束。晚餐后还要扎营和闲聊。

这是我走过的最难走的路。直上直下，这样那些打算追我们的敌人就不容易追上我们。风景很美。离目的地还有六天路程时，我们驻扎在7000英尺高的地方，从那里我们看见了那条巨大曲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山上的薄雾十分漂亮，一直绵延到谷底。我们在溪流和瀑布旁边停下来，去饮清冽甘甜的泉水，看玲珑鲜艳的兰花的叶子，湿润的粉红兰花也很美。

我们行进的最后一个周日，空中饮食服务给我们加餐了。他们用降落伞把食物投到我们这儿，是那种母亲通常做的周日晚餐：热番茄汤、热炸鸡、肉汁、土豆泥、豌豆、热饼干，甜点包括巧克力酱冰淇淋、椰子蛋糕和咖啡。如此丰盛的食物令人感动，他们真是做出了巨大努力，毕竟他们要相互协调和改善技术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随着我们接近旅途的终点，所见到的那加人的相貌和村庄的面貌越来越不好。我们遇到的第一批那加人有着出色的体格，他们朴实、自重而且性格直爽。而在“文明”边界的那加人看起来就没那么健壮，也不太自信开放。亚当斯说英国人现在有保护那加人免受外部利用的政策。印度人和其他商人都不准进入那加人的领地，那里被视为封闭的人类学的保护区。我觉得只要那加人能得到这样仁慈的、实实在在的保护，也是很不错的。

我离开了猎首朋友们，不能说没有遗憾，因为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很照顾我们。在和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很高尚——他们找到了我的公文包和反曲刀，直接拿来给了我，包虽然凹陷得很严重，但是东西都还在。我还收到他们主动送给我的礼物——一把刀鞘。那把刀鞘是两块竹子凹板做的，用编制的竹条绑在一起，还装饰有烧制的线条花纹，画了一架飞机，下面是一个降落伞，降落伞下还挂着一个人。

第三部分 公共外交和个人外交

第十一章 战争的政治

“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是五角大楼创造的一个地缘表述。在这个战区中，史迪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仅就在该地区对美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言。中缅印战区与其他三个战区——中国战区、印度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SEAC）——存在重叠。

当然，中国战区当时处于蒋介石控制下，而史迪威名义上是其有名无实的盟友的首领。印度则是在印度战区总司令、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的控制下。而在韦维尔当了总督之后，陆军上将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接替了他的位置。史迪威在印度司令部并无实权，却将自己两个指挥部中的一个设在了新德里，另一个在重庆。

东南亚司令部由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勋爵指挥。他是一位时髦、优雅、勇敢的年轻海军贵族。他被指派为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SACSEA），被任命为总指挥（Supremo），这样就与蒋介石“委员长”（Gimo）的名号并驾齐驱了。史迪威则被任命为副总指挥。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作战范围基本都在水上，如锡兰，以及敌方占领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其中包括缅甸。1943年，当东南亚司令部建立的时候，我预测其职能是以水陆两栖的方式夺回殖民地，忽略缅甸，目标直指新加坡。蒙巴顿元帅的指挥部坐落于康提的一个洋溢着田园诗意的植物园，位于锡兰群山连绵的中部地区，与海洋和这个岛国仅有的几个机场保持了尽可能远的距离。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指挥部对史迪威的影响，从他在缅甸北部行动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其麾下大部分为中国士兵，对此他需要对蒋介石负责。支持他的美国第十航空队驻扎在印度，而且他所有的补给线都途经印度，这就使其对奥金莱克有所依赖。由于军事行动在缅甸进行，所以他又在蒙巴顿的控制之下。东南亚司令部将缅甸前线分成了数个作战区，并让斯利姆将军指挥北部战区。由于史迪威坚持要得到北部战区野战部分的指挥权，所以他使自己屈居人下。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副总指挥，史迪威的级别又高于斯利姆。所幸，二人尚能理智共事。

在中缅印战区的构架中，史迪威指挥着麦瑞尔位于缅甸北部的美国作战分队、美国第十和第十四（陈纳德）航空队、美国在印度和中国训练的中国军队的分队，以及从卡拉奇到中国东南部桂林市的补给、运输和工兵分遣队。

为史迪威效力并在某些方面受其指挥的，是一些平民和准军事组织。美国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除了对中国和印度平民进行政治宣传，还提供心理战的物资，如从空中向日本人投下宣传单，并指派宣传战专家到一些作战地区，比如他们会在这些地方呼吁日本人投降。

还有一个平民组织名为经济战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它为美国购买战略物资，并收集和分析敌方的经济信息。而正是因为它的后一个职能，经济战委员会还为中缅印战区总部服务。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这种民间行动，在中国是服从大使的管控，而在印度则是服从总统个人代表的管控（由于印度当时并非主权国家，所以像交换大使这样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可能）。只要经济战委员会和战争情报局的行动进入了军事领域，中缅印战区对这些行动的指挥，即便没有实权，至少也与其利益攸关了。

由于有众多军事方面的烦心事，史迪威花在这两个新平民机构上的时间便寥寥无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两个机构关于打仗的任何意见。他帐内的高级陆军主力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这两个机构的漠不关心。

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在史迪威及其下属的管理下运作良好，其中一个叫作机密行动（Secret Operations）的部门，至少就参与了刺杀敌军和破坏行动。而机密情报部门（Secret Intelligence）旨在进行间谍活动，并跟踪敌军。士气行动部门（Morale Operations）负责进行黑色宣传，但其角色模糊不清。研究分析部门（Research and Analysis）则负责学术研究。

1942年底至1943年初，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战略情报局等各式各样的力量纷至沓来。直接让史迪威本人产生兴趣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机密行动部门。这个部门深入缅甸北部搞破坏活动、发动游击战。无奈之下，其他平民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只好通过新德里和重庆司令部的情报部门G-2，寻求战区司令部的联系和指导。虽然态度够好，但战区G-2部门的工作极为枯燥和平庸。

1943年2月和3月，我在战区同史迪威讨论了心理战和平民机构提供的情报。两次见面，史迪威都让我出手掌管这些活动。但我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意愿来领导这种后方机构。5月，我在华盛顿建议史迪威让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四名官员向他详细说明情况，正如我一样。他照做了。

为向国务院解释史迪威采取行动的原因，我在5月29日写了报告：“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将军认识到，他在战争中经常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问题……他的参谋，作为职业军人，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条件来搜集和评估信息，也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出谋划策；因此他必须转向别处，来获得这些重要的情报和建议。”

我继续写道，史迪威已经口头授权我监管一个由战争情报局、经济战委员会以及战略情报局三个机构共同协调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情报作战项目。作为一名担心新机构侵入外交事务的驻外事务处官员，我认为其他官员的详细汇报不仅会对将军有帮助，而且，在大使和总统个人代表的指导下，可以为这些新机构的人员提供政治方向，防患于未然。

国务院派遣三名驻外事务处官员向史迪威做了详细汇报。第四位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现。这三名官员分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约翰·K.埃默森（John K.Emmerson）、在奉天与我共事过的中国问题专家卢登（Raymond P.Ludden），以及中国问题专家、我幼时的朋友谢伟思。这三位的汇报是通过正常的战争部门和国务院进行的。国务院远东司和驻重庆代办处都注意到了这些举动。但是正在休假的高斯大使并没有注意到。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谢伟思这个他最器重、最有前途的尉官时，他怒不可遏。由于是我导致了这种局面，他的怒火直接烧向了我。

国务院在向我的三位同事下发命令时非常缓慢，从当年5月拖到1943年夏末，总部已采取行动为监督心理战和军事人员的情报工作做好了安排，尤其是G-2。最后，我释然了。一切都像之前那样运转，因为很显然我们四个不会从国务院得到什么支持，而且如果我设想的安排付诸实践，我们四人将担负行政工作，并卷入司法管辖权的争端。因此，我们分别在各局充当咨询和顾问的角色，而不是监管的角色。我们的等级所差无几，共同协作，我无意表现得像个领导。然而，由于我是战区司令部中关系较深、较广的，同级的人都视我为上司。

谢伟思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政治调研、报告，以及为史迪威和他在重庆（谢伟思最初就在重庆）、新德里（有我的办公室和我们的文件）的总部人员做翻译。佩姬·德丁（Peggy Durdin）神气十足地管理着我们在德里的办公室，她是《纽约时报》通讯员窦奠安（Tillman Durdin）的妻子，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位新闻记者，谢伟思和我曾同她一起在上海上学。埃默森在1943年和1944年初主要忙于缅甸的心理战和研究在缅中印的日本战犯。卢登担任第十二轰炸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正是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在离日本较近的太平洋岛屿被占领和利用之前，从中国西部袭击了日本。我们各自写作，把自己的备忘录寄给史迪威，除非史迪威对某些话题不太感兴趣。作为惯例，我们要给大使馆和新德里的使团寄去多份他们感兴趣的备忘录。

* * *

中缅印战区的一个美国组织顽固抵抗中缅印战区总部和使馆的监管和控制。它由美国海军上校米尔顿·梅乐斯（Milton E.Miles）领导。他是战后最早告发我的人之一——而且是在背地里这么干的。梅乐斯被称作“玛丽”，我记得，原因仅仅是他的姓让那些易受影响的海军学校学员想起电影明星玛丽·梅乐斯·敏特。他的组织是中美合作所（SACO） [1] 的美方部分，他严肃而有意地把它称为“Socko”。

梅乐斯告诉我，他有一面三角旗，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会让旗子飘扬在驱逐舰上，迷惑从旁经过的日本战舰。旗子是他自己设计的，上面有三个问号、三个感叹号和三个星号。当我跳伞降落到缅甸之后，我收到了玛丽的便条，他欢迎我参加毛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Club），纸上还盖着他奇怪的橡皮印章。

梅乐斯被海军部派去建设运营气象站，搜集在中国沿海行船的敌军情报，尽可能为最后在海岸的登陆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梅乐斯的工作是中缅印战区的军事任务，他受史迪威的管辖。梅乐斯最初是附属于使馆的，因此他也对大使负责。在战争早期，他还一度在中国领导战略情报局。即便如此，总部和大使馆对梅乐斯忙于何事知之甚少，他扮演着掌控者的角色，薄薄的嘴唇保持恰当的沉默寡言。史迪威让我问问梅乐斯他正在做些什么，于是我找梅乐斯上校谈了几次话。

海军部希望梅乐斯从事的大多数活动是在敌后展开的。显然，梅乐斯上校需要中方的合作。他发现蒋介石的秘密特务头子戴笠也乐意这么做，但是需要些代价。中美合作所促成了合作。戴笠是领导人，而自称“领头”的梅乐斯是二号人物。

戴笠的职位类似于某国独裁政府为应对异见者威胁而设立的秘密警察首长，其任务是监视、暗中侦查和镇压。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内部敌人，而非外部敌人。我在11月8日的摘记中写道：“虽然以中国的标准看，戴笠的组织是高效的，但是它具有贪赃枉法、向敌泄密等匪徒的弱点，因此其在南京的组织最近被日本击溃。”

戴笠和梅乐斯之间商定的安排是，戴笠提供情报、保护，与敌人进行“游击战”。我在1943年9月5日写道：“梅乐斯告诉我，作为回报，他必须做军备物资买卖，他称之为‘贝壳串珠’（wampum）。戴笠没有并且不会无偿地将信息给他。而且，戴笠对接受现金付款不感兴趣，因为他显然拥有他所需要的足够的钱。戴笠也不乐意用提供情报来换取服务，比如让被派给梅乐斯的美国军方和技术专家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广泛的训练。戴笠想要的是某种具体的军备物资——冲锋枪和无线设备。”

玛丽抱怨他没能得到足够的“贝壳串珠”。他在一艘沉船上损失了几千支冲锋枪，而史迪威不会给他足够的从驼峰航线（The Hump）运送来的军备。因此，戴笠对情报有所保留。梅乐斯服从戴笠的要求，使他有权力反对任何美国人给中美合作所分配任务。梅乐斯上校对我声称，他不想要在中国有生活经历的美国人。据梅乐斯称，中美合作所美方部分在1943年末拥有近200名拆弹专家和通信专家、气象学家、联邦调查局特工（5人，还有另20人到期了）及战略情报人员。

梅乐斯说他的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情报局人员将为戴笠的情报人员提供科学的警务训练，这最终将在第五纵队的活动中派上用场，只是如何开展尚不明确。但明确的是，这种训练一定与内部安保职能相关。

9月5日，我问梅乐斯，中美合作所是否在实践中用了生物和化学制剂。他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好结果。”我于是记录道：

他解释说，通过这种方法，已经处理掉了一个日本少将，两个准将，一个海军少将，六个少校。其中三名军官是被一位女性行动者杀死的。这些活动发生在……汉口-南京地区。我问日本人是否有怀疑过这些军官的死因。梅乐斯摇了摇头。我说，我认为这些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梅乐斯说，如果我们希望活捉，他还有一种药物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在一个空军基地的地勤和空勤人员。这种药物会引发急性痢疾……

我并不怀疑梅乐斯拥有他所说的这些药物和毒物。我无法确定，他吹嘘的这些下毒事迹是真的发生过，还是戴笠为了使他留下深刻印象而捏造的。正如玛丽声称有人搞拆除和其他阴谋破坏，这些与下毒有关的事情也令人怀疑，除非有美方人员当场验证，但是并没有。我在11月写道，梅乐斯所称的阴谋破坏经中缅印战区验证并无事实根据。然而，我猜想，戴笠和梅乐斯的合作在1944～1945年可能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梅乐斯称，戴笠交给他三个师的游击队，并给予他为游击队装备武器的特权——冲锋枪主要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后来，我从其他信源听说，在发放了美国的武器之后，这些所谓的游击队中至少有一些还继续奋力谋求第二批武器。梅乐斯还向史迪威要了一万把匕首用来刺杀印度支那的日本人。

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风景优美、植物繁茂的峡谷中，梅乐斯有一片自称为农场的地方。这是他的田园生活总部，有几栋零星的、看起来很淳朴的房子。戴笠的特工，也就是那些圆滑的年轻男人——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照管着美方的事务。在农场某个我不曾探访过的地方，梅乐斯（以及更重要的是戴笠）曾接待过“自由的”泰国和法国团体，梅乐斯声称他们是在英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印度偷渡过来的。他说他打算利用他们对泰国和印度支那进行渗透活动。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梅乐斯在没有告知使馆或总部的情况下开展的。一个到达重庆的年轻泰国警察寻求使馆帮助，希望让他前往华盛顿建立一个自由的泰国组织，但是随后却消失了。大使馆发现他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宾客。随后，玛丽接到华盛顿发来的命令，要求他与大使馆讨论此事。后来，虽然这位泰国人依然是戴笠和梅乐斯的客人，但是他突然在29岁“高龄”时死了。

高斯反对将梅乐斯附属于大使馆的安排，并告诉华盛顿，梅乐斯“从未向大使做过报告，而且与梅乐斯办公室活动相关的信息仅限于传言和其他信源”。因为梅乐斯，高斯对大使馆与戴笠的“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机构”之间的联系感到不悦。最终，作为对大使请求的回应，梅乐斯被派离了大使馆。

针对梅乐斯的批评很容易使他生气。9月5日，他报告说，一些在桂林的美国人曾“取笑过他”。梅乐斯上校声明，如果这种行为不停止，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在自己的背上发现刀子。他说，“在中国是有人消失的”。

在我和梅乐斯1943年多次谈话的某一次中，梅乐斯看起来很气馁，并且希望回到他的海军职位上。他给我一种印象，即他宁愿让战区司令部驱逐，这样他就会成为军队恶行的海军殉道者，而不是继续被牵扯在一项失败的事业上。但是他会对付所有继任其职位的人。如果梅乐斯必须离开，他会带走他所有的人员。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他希望他所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戴笠将使在华美国人的一切变得艰难。

梅乐斯让我们这些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他能从海军部得到有力的支持。梅乐斯在华盛顿的支持者是梅泽尔（J.C.Metzel）上校。据梅乐斯说，梅泽尔的办公室紧邻海军作战总长的办公室，并能直接接触海军上将金（King）。我在某一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拜访了梅泽尔，他是一个忧郁、警惕的人，我们彼此间都所得甚少。

我把从梅乐斯那里听到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史迪威。虽然有很多重大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蒋介石、罗斯福、陈纳德以及在缅甸停滞不前的行动——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就金上将最得意的项目与海军争吵，而这个项目也并没有严重阻碍史迪威想做的事。由于1943年史迪威名义上还是战略情报局负责人，我认为该组织可能会适当地牵制和约束梅乐斯。

* * *

威廉·J.多诺万少将（“疯狂比尔”）是战略情报局首长，他原是华尔街的律师，后来成为间谍活动头目。他像个后期的泰迪·罗斯福，性格活跃，爱冒险——与华盛顿沉闷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多诺万就他的中缅印战区行动与我做交易，在他R街房子的晚餐上，或者F街俱乐部的午餐上。在那里的酒吧里，多诺万还宣称，乔治·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肯定是个同性恋。这发生在那些比亵渎旗帜更糟的日子里，我很惊讶随后没有发生暴力。无论如何，多诺万的坦率让我更大胆。几个月后，1943年10月6日，我针对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行动写了一份长达七页的评论，其中我还调查研究了梅乐斯的活动。

我对多诺万的批评主要是政治性的：玛丽涉足自由泰国人和自由法国人的密谋以及他对戴笠的屈膝奉承。我写道：“梅乐斯骑上了一只毫无利益的老虎，而我们剩下的人也不自觉地跟着他骑虎。这令人尴尬……我知道只要战略情报局自身有机会扫清梅乐斯的这团乱麻，你是不希望国务院和陆军来处理的。”多诺万未能控制住梅乐斯，因为玛丽既是金上将的门徒，又是戴笠的俘虏。没有“上司”的赞助，梅乐斯无法在中国履行职责。

多诺万继续建立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小帝国。他有一支很出众的队伍，渗透进入印度支那，救了胡志明的命，在战后还成功帮助胡志明进入河内。

美国海军一名预备役上尉基因·马基（Gene Markey）在中缅印战区为人们熟知，原因是他是海蒂·拉玛（Hedy Lamarr） [2] 的丈夫，而不是因为他在海军的战绩。因为他的倡议，我1944年9月去华盛顿的时候会见了海军上将罗斯·T.麦金泰尔（Ross T.McIntire），他是海军军医处处长和罗斯福的医生。麦金泰尔上将想知道我是否见过他分配给梅乐斯的医生（梅乐斯那时已经被提拔为海军准将）。我回答说，没有。麦金泰尔叫嚷道，他从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或报告，也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现在在哪里。我说，我们并没发现中美合作所发挥了什么作用，但是我感觉梅乐斯可能在为海军做些什么，而我们却不知道。麦金泰尔上将主动说：“我们也没从梅乐斯那里获得什么。”

麦金泰尔担心梅乐斯无法完成原先预期的大规模海岸登陆准备，而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说，我们不愿意干涉一个看起来得到海军最高司令部支持的行动。如果要理清这项行动，那也该是海军来做。中缅印战区指挥部不希望插手，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制造摩擦。麦金泰尔上将最近刚随总统从夏威夷的陆军-海军会议回来，他说，他认为梅乐斯的问题也许该由帕特里克·J.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少将来解决。史汀生和马歇尔挑选了赫尔利这位前陆军部部长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希望他能解决蒋介石和史迪威间的长期不和以及史迪威与梅乐斯在中缅印战区结下的仇怨。麦金泰尔明确透露，罗斯福派赫尔利去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处理梅乐斯的烂摊子。

在我和麦金泰尔谈话之后的那个月，史迪威离开了中国。11月，也就是史迪威离华的第二个月，高斯也离开了中国。1945年1月，轮到我离开中国。但梅乐斯还是留在中国。他不仅没有被赫尔利问责，反而成为给善于接受的赫尔利传递戴笠那些所谓“情报”的承办商。史迪威的继任者陆军中将阿尔伯特·C.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在1945年7月5日发给陆军部的一则消息中表达了对梅乐斯的失望之情：“如果美国公众知道我们为一个如戴笠这样操作的令人质疑的组织提供补给，而没有任何解释，那一定会非常不幸……梅乐斯已经成为常驻这里的圣诞老人。”成为圣诞老人并没有阻止玛丽的晋升之路，最后，他反而被提拔为海军少将。

* * *

大多数美国军人认为战争是等待士兵去完成的工作……让轴心国军事溃败，仅此而已。我们的大部分军官都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尽可能少地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次要的。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可以在战胜轴心国之后再讨论决定。

对我们的同盟国来说，战争行为是政治和经济整体政策的一个功能。因此，军事逻辑总是服从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有时为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还得违背军事逻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于1943年9月写给史迪威的，我同时还表示，史迪威“对这个论题非常熟悉”，但我正重新审视它。这源于我7月在伦敦和美国大使以及美国军事规划者的数次谈话，而这些军事规划者正就对日战争问题与他们的英国同僚协商。美方军事规划者被告知，英国人希望把缅甸的行动推迟到1945年对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的进攻之后。美国人担心，如果未能开辟地面交通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但是英国人认为中国人在对日战争中毫无价值，且觊觎印度支那和泰国。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John G.Winant）告诉我，丘吉尔希望看到中国人垮掉。

怀南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英国首相的事情，看起来是要向我解释英国的政策：法国的教训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已被榨干，于是，它在1940年又被击败了。丘吉尔首相下定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身上。

基于此以及其他信息，我总结丘吉尔的政策如下：第一，保存英国的劳动力——用时间来换取人力，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人力耗尽，人口大量减少，那么胜利就不是胜利；第二，收回并扩张帝国；第三，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第四，通过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来削弱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我当时还补充道：“英国民众和多数英国官员，包括时任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应该都不会制定，更不用说支持这样一个英国战争政策图景——除了第一条以外。”我说，这个政策是丘吉尔自己的，他有权力去执行该政策。

我写道，正像英国的军事战略一样，中国的策略也由政治因素决定。史迪威对此再了解不过了。总之，蒋介石的心思被战后对其统治越来越大的威胁所占据，决定采取军事不作为、保存力量、利用其他各方打败日本的策略。

我写道：“他们与德国人斗争，意识到无法指望英国和美国来为他们打败纳粹德国国防军。”

苏联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如英国和中国那样政治化。苏联的目的仅限于打败敌人，这和我们相似。

但是，虽然我们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政策，俄国人却是出于必须而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关乎生存的致命斗争几乎不给政治的挑挑拣拣留有余地。英国在1940年和1941年的政策以及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政策也是出于同样简单的原因。

然而，一旦俄国人感到他们已经赢得了生存的战斗，有了一些机动操作的空间，那么他们开始让自己的军事策略听命于整体的政治政策，就不足为怪了。这个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了。

不论是在构建空军基地还是开辟东北亚第二战场上，我们没有理由抱有苏联会自愿加入抗日战斗的乐观主义情绪。当情况满足俄国人的愿望时，他们可能会采取抗日行动，不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并且只是为了能参与决定对日条款，以及建立新的战略疆界。

随着苏联的危险减小，它对我们的需求也减小了。由于克里姆林宫感到对我们的需求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也相应变弱，不再能够去说服俄国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行动。我们似乎很少利用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准备好强行取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也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如今，我们发觉我们与苏联讨价还价的优势已经消失了，正如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们与英国讨价还价的优势也消失了一样。我们对中国却依然保有讨价还价的地位。但是我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利用过这一点；恰恰相反，中国人让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我们对中国有一种内疚的复杂情绪。

无论苏联的政策会变得如何，丘吉尔想让德国狗咬俄国狗的意图预计只会激发苏联严格依照自身利益来发挥作用的决心。丘吉尔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引发了中国的愤怒质疑。中国强烈怀疑英国企图重申对香港的统治。几周前，一位很有责任心且见多识广的中国陆军军官告诉我：“我们最后当然要与俄国人战斗，但我们首先应该与英国人战斗。”

英国人绕过缅甸的决定预计不会鼓励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对消息灵通的中国人来说，很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开辟从缅甸到中国的陆路交通，没人能合理地要求他们发动对日本的大进攻。

因此，英国的这个政策完全是鼓动中国不采取行动，让我们与英国战斗。英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盟友，这是英国这一观点的实际应用，它也暗示，我们现在对日本侧翼攻击所持的立场不值得利用。如果日本人明显看到中国及其盟友认为中国战区即将消亡，他们将得以随意减少在中国的驻防，而用富余兵力在其他地方对付我们。

我接着写道，英国人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好。英国人一直都试图把西藏当作北印度的缓冲区。至于苏联，莫斯科方面估计要干涉和阻止蒋介石的终极企图——粉碎中国的共产主义。这种干涉当然会引起美国反干涉的幽灵，甚至会造成美苏冲突。

我随后又谈及苏联的扩张主义，并且

担心寻求建立新的战略疆界的苏联继续扩张到其他三个大国同样出于战略原因而希望维持独立的领土，或是其中一国（中国）所享有的领土。在追逐德国时，苏联打算深入到中欧多远呢？苏联在西南亚有何意图？苏联利用朝鲜半岛的分歧是为了什么计划？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因为蒋介石的袭击向苏联求助，克里姆林宫是否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附于自己，并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帮助下据守及占领的每一寸土地？比如中国北部及东北地区。

我在1943年的这份文件中评论道，美国的政策看起来似乎

多多少少致力于《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 [3] 中阐述的某些模糊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但是这个政策似乎从未凌驾于击败轴心国的纯粹的军事战略之上。然而，有一个政治政策看起来却战胜了军事战略，那就是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其他人的眼中，美国的沉默便是对丘吉尔帝国主义的默许顺从。

我总结道：“未来冲突的轨迹将是由现在的进程形成的。我们现在可以保证，在我们的时代将发生进一步的战争和革命。”

史迪威告诉我，他认为总统应该读一下我的这个15页的备忘录，虽然按罗斯福的习惯，他是不会读任何超过一页的东西的。柯里把我呈送给他的文件也递交给总统一份，我并不清楚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9月时对战后前景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刚产生的。1943年3月，我在写给妻子的长篇诉苦信中就抱怨过即将出现的恶魔以及“我们无法应对即将出现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的老套故事。只是，这一次它的范围更广，造成的动荡更大。唯一的走向就是做好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对自己无法做到的事自制”。十天后，我又写道：“我们将在这场战争中磕磕绊绊地取得胜利，但接下来我们的时代又将发生一场战争。我不知道在这个关头哪个是最重要的——是保证胜利还是计划我们将在胜利后做些什么。我认为后者更重要。”

但是做这些计划的人——我在华盛顿见过其中一些人——使我惊慌。“具有无瑕疵的意图”但不了解现实的人，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 * *

1943年史迪威有一次在重庆的家中设宴款待孙中山的夫人，我也在场。她是宋氏姐妹中唯一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轻松自如地用英语说着低调的俏皮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来自史迪威将军小团体以外的人士在他家用餐。他不是一个爱办派对的人。这位温文尔雅、温柔美丽的女士坐在那里，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这边则是6或8位美国男士，有点敬畏她，并努力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谈话转向了战争胜利后应该如何处理日本。我记不得史迪威的看法了，但是他的一些军官似乎忙于争论谁会对日本展开最具破坏性的报复。孙夫人坐着没动，一直静静地、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的争论。话中的建议依然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它有《旧约》一段话的无情口吻，即“我们将盐播撒向日本的土地”。

在1943年甚至1944年，美国对如何处置日本并无明确定义。打败它，这是当然的。1943年1月24日，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我们要求无条件的投降。但是，除了使战争比协商投降持续更长时间之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斯大林在谈及德国时偶然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我们是否打算将这个国家变为废墟？日本是否会变得田园农牧化，正如华盛顿的某些人为德国建议的那样？我们是否试图避免在地球的那一区域制造权力真空，并允许日本继续保存足够强的实力，使其成为东亚权力制衡中的一个筹码？

我对消灭战持怀疑态度。1943年10月20日，在新德里与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谈话时，我问他彻底毁掉日本是否可取，将来日本能否用来抗衡苏联和中国？令我惊奇的是，他同意我的观点。两个半月以后，还是在新德里，我向蒙巴顿的副参谋长魏德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也再一次认同了我的看法。但是日本人并未从华盛顿和伦敦听到什么消息，他们依然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决意要谋杀他们神圣的天皇、奴役活捉的日本人，随后寻求无益于日本的投降条件。

[1]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二战时期中美为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而合建的跨国情报机构，建立目标是共同打击日本。

[2] 与各国军方高层私交密切的好莱坞女星。

[3] 指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于贫困的自由（Freedom of Want）及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Fear）。

第十二章 开罗：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一起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首次会面，同行的还有他们各自的参谋长及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史迪威、蒙巴顿和陈纳德，此外还有几位大使在场，但高斯不在其中。史迪威还带着法兰克·麦瑞尔，他的中国联络官约翰·刘（John Liu）上校和我一同到开罗。所以，我对这些最高统帅们的决策过程略知一二。

11月20日，我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今天到达开罗。昨天下午在阿拉伯河酒店，法兰克猛敲我的房门，让我去他房间商量一下他应该和总统谈些什么，老头儿 [1] 要求我们献计献策。“我应该向总统提什么要求呢？”

我穿着拖鞋，坐在床上说道，“交涉权力”。我认为这是他最需要的，但也是总统最不愿给他的。

法兰克补充说还要军权，还有陆军部颁发的四星将领的荣誉。

老头儿进来加入讨论，由此我便开始参与到会议中。

我们谈到了“象限会议”（QUADRANT，英美两国在魁北克召开的大会）上所做的决定以及主要进攻路线，还谈到一个中国南方海岸港口的问题。当时我捡起来一个虫子，觉得应该是臭虫。我把它递给法兰克，他用手指把虫子碾死了，发现的确是臭虫。

我们讨论到从某个特定区域发起轰炸，并高兴地发现这可以协助海军作战，也能支持其他战事。而且我注意到，在“象限会议”制定的作战日程中，的确划定了一个特定区域以备后期进攻。我们能不能提前对其发起攻击，进而将战争日程加快一到两年呢？他们马上就同意了，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开始讨论这一计划的诸多益处，而其优势之多令我惊讶。

难点就是水上补给线。老头儿问道，他们不愿意与日本舰队作战吗？

我问老头儿，他是不是不希望赫尔利成为无任所大使，他当即表示肯定。

我们回到主题。我认为这个想法应该对海军有吸引力，法兰克说还有空军。我强调能省一两年的时间是这个计划最大的优势，但对此我并不胸有成竹，因为在两位专家面前，我只能尝试性地给出建议。

谈话慢慢进入尾声，随后我们就各忙各的了。法兰克去剪了头发，我去洗了个澡。

和约翰·刘喝完茶，我决定起草一份计划，因为法兰克和老头儿均无此意。我在一张酒店的纸上起草了一份计划。法兰克看过后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然后我给老头儿看，得到了同样的反应。

今早在飞机上，法兰克向我借纸。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走到我的座位前，把他的计划拿给我看，典型的陆军部风格，足足两页半。我做了一些修改。我们吃水果，看杂志，和无敌泰［埃米特·J.泰森（Emmet J.Theisen）上尉，“乔叔叔的战车”的飞行员］聊天，法兰克说他会让老头儿以他的叙事散文风格再做一遍计划。

11月21日。我们向空军借了打字机和纸张，开始制订计划。法兰克把计划压缩到一张纸上。老头儿浏览过后表示不须任何修改，我指出几处有待商榷的地方，建议他表达出此计划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性。老头儿把这张纸放在裤子后袋里离开了。

我又在一张纸上拟出在中国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中涉及的政治考量。

第二天一早，我和麦瑞尔带着打印好的最终计划赶往米娜宫（Mena House），将计划发给陆军、海军和空战策划者中我们的熟人。米娜宫这座位于金字塔旁的怡人酒店就是此次“六分仪”（SEXTANT）会议的会址。“六分仪”是此次会议的代号，而我认为，鉴于会议召开地点，会议代号也许换作“米娜宫的停留”（Mena Pause）更为恰当。

发放完计划，我去美国公使馆修改备忘录，而麦瑞尔则去买手风琴。我们各自办完事情后去拜访了赫尔利，他说接到了与总统会面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他离开之前赶快给了他一份计划。

我们回到分配给史迪威和他的同行人员居住的舒适乡间住所。麦瑞尔开始专心致志地摆弄他的新乐器，而我则出发继续做宣传，在怀南特公使馆留了几份我们两页纸的计划。回到住处后，我写道：

老头儿雀跃地进来。帕特（赫尔利）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心情颇佳，正在寻找捷径。我想知道帕特有没有把我们那字迹有些模糊的计划转交给总统。

很显然，气氛十分热烈。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接到命令开始工作。约翰·刘似乎也如释重负。据说中国人完全听从我们的指挥，任我们发号施令。但对英国却不是这样。

他说，中国人没有参加此类大会的经验，不知会议如何运作。与会的高级将领过多，跑腿的上校却人员不足，而他们要承担所有联系及艰巨的准备工作。将军们无所事事，没人通知所以完全不知会议进展。这其中很大程度涉及面子问题。这是委员长的最高级代表团，都是他最器重的将领。

11月23日，大会正式召开。我再次注意到，“气氛十分热烈。该计划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CCS）最重要的议题”。我因级别较低未能参会，但史迪威、麦瑞尔等人一直告知我会议进展情况。

“我们这个小计划的妙处在于，”我写道，“它对许多人都有吸引力——包括欧尼（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哈普［空军上将阿诺德（Arnold）］、蒋介石和罗斯福。马歇尔将此计划作为蒋介石的计划提交，而史迪威将军也在此前将计划以非正式的方式交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考量。在今天下午的联席会议上，金、阿诺德、马歇尔和莱希［海军上将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同时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主席］都表示支持这一计划。”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记不清我们的小计划的具体内容，但最近在查看国务院发布的美国外交关系系列文件中有关开罗会议的内容时，我偶然看到“1943年11月22日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的备忘录：中国在战胜日本中发挥的作用”，这使我回想起我们当年制订的计划。而这些文件也充实了我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日记。

该计划首先重申开通与中国的陆地通信线路和训练中国军队的目的，此乃老生常谈，然后提出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占领广州和香港的目标。计划还建议轰炸台湾、菲律宾以及在这些岛屿和中国之间的日本船舶，并且“对所有美国海军在这些区域的行动给予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支援”。它继续表示，“这些行动可以：为其他战区提供最大帮助；将‘象限会议’所制定的战胜日本的日程表提前一到两年”。若要成功实施该计划，美国需要同意史迪威常常提起的增派三个师兵力的请求，即于1944年3月、4月和5月分别向印度派驻一个师的兵力。

该计划使英国将领们和蒙巴顿大吃一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有关中美军队重占香港的建议触碰了敏感神经。将军艾伦·布鲁克爵士（General Sir Alan Brooke），即帝国总参谋长（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嘲笑该计划“异想天开”。他还就中国的军队力量及兵力部署盘问与会的中国将军们。这些蒋介石最优秀的将领们对一些事实数据声称一无所知，对更广义的问题也不发表看法——“正如约翰·刘所观察到的，没有委员长的同意，他们无人敢作声。”尽管史迪威代表他们回答了问题，这个下午仍然让中国人饱受屈辱。

史迪威做完简短发言之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将军们参加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他们也对前一天下午折磨他们的人提了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在回答中国人的提问时，英国人“平静地说，要想知道英国在印度有多少兵力，他们需要两个小时来计算，而现在即使是大概数值也不知道”。英美两国认为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军方，并不可靠，泄露给他们的军事机密很可能会传到东京方面。这可能是解释英国人此种难以置信的无知的理由。

我们的小计划最终也没能实施，倒不是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是由于一直妨碍中缅印战区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后勤——到中国东南部超远距离的海陆空运输。11月24日，马歇尔告诉史迪威他的反对是出于后勤考量。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将军是一位军队规划师，也是我在北平和缅甸认识的老朋友，他在25日对我说我们的提议并不成熟。汤姆斯·廷伯曼（Thomas Timberma）上校是另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来自总参谋部行动与计划部门，我对他的观点做了如下记录，“蒂米 [2] 不看好我们在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人会令我们失望，我们的侧面攻击也会暴露”。

此外，美国的军事家们得出结论，若想战胜日本，需要动用航空母舰，从小笠原群岛（Bonin）和硫黄列岛（Volcano Islands）出动远程飞机并进行海上封锁。这避免了与盟国打交道时令人烦恼的复杂混乱情况。中国作为对日作战中的一环，其重要性日益下降。然而，虽然是被动防御，中国在牵制日本兵力方面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如果日本发现美国已经放弃在中国战区投入更多兵力，它就会将大部分部队调离中国，转而加入太平洋中西部对美国的战斗，进行更加强硬的抵抗。

对中国牵制日本兵力的关切与美国政府上层一直以来的一个迫切愿望有关，那就是要让中国一直能参与战争。然而，造成中国在美国总体政策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的原因则是罗斯福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被视作超级大国，和美国、英国、苏联享有同等地位。所以，尽管其军事重要性日益下降，中国仍然在美国政府的政策考量中占有与其作用不相称的重要地位。

所以，会议商讨制定进攻方案，旨在打通从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交通，由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度部队从阿萨姆邦向东南方向进军，与中国从云南出发前往印度的部队会师。同时，会议还商讨了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即跨过印度边界进入缅甸西部进行小规模战斗，并针对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进行两栖作战。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告诉中国方面第二个计划的真正意图，只是说这个计划设想在孟加拉湾发起军事行动。

在开罗，蒋介石依然保持往日作风，固执己见又优柔寡断。由于中国得寸进尺，要求不断，欧洲战区运输机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旧要求别国派遣更多运输工具并运载更多物资来帮助中国度过困境。至于他的游移不定，从大会第一天就可见一斑，当时他在是否参会的问题上多次改变主意。

但是令与会成员更加不安的则是他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态度的改变。11月25日，他表示支持该计划。当天晚上，史迪威接到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电话，让他过去一趟。史迪威到后，发现在场的英美上层人士早已酩酊大醉，这令他十分厌恶。这些高官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唱着，“会有鸟粪飞过/那多佛的白崖”。 [3] 霍普金斯将史迪威带到环境较为严肃的楼上，告诉他蒋介石心意已变，转为反对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

英美两国的将军们劝说蒋介石，让他与大家达成共识，结果他又一次改变了态度。就这样，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甚至在最后蒋介石坐飞机回国途中，蒙巴顿在印度的一站追上了他，他又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当然，他回到重庆后又一次违背了对总指挥的承诺。

蒋介石仅仅是对缅甸战役不感兴趣而已。他在对日作战中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曾经对史迪威说过，中国需要出动三个师的兵力才可以牵制一个师的日本敌军，而要进行主动攻击的话，则需要六个师。尽管云南-缅甸前线的战况并不像他说的这般糟糕，但他仍然畏首畏尾，不敢进攻，不敢打破敌人封锁并开通到印度的一条长补给线。不，他更愿意被动地依赖美国的空中补给，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区被击败之后，美国在中国东部为他开辟一个沿海港口。

* * *

蒋介石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一同参加会议标志着“四巨头”（the Big Four）的诞生。会议需要他收敛起自身的消极态度，与盟国一起展现出拼搏斗志。这自然会让他产生自我冲突，导致对军事行动的态度摇摆不定。蒋介石试图将对他消极抗战的指责转嫁他人，于是做了一个精明巧妙的承诺。他表示，如果东南亚司令部的对日作战不局限于孟加拉湾，还可以延伸到缅甸中部的话，他就把自己在云南的军事力量派往缅甸。这远远超出了蒙巴顿建议的缅甸西部作战的范围。

英国拒绝接受这个提议。随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继与蒋介石进行磋商之后，英、美、苏三国就达成协议迈出第一步。丘吉尔同意斯大林和罗斯福关于开辟跨海峡作战和地中海作战以攻击在法德军的愿望。几天后，回到开罗，罗斯福迈出第二步：做出让步，同意丘吉尔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计划的坚决主张。英国首相的看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不能接受）是，地中海军事行动需要那些分配给安达曼群岛登陆的两栖装备。孟加拉湾军事行动的取消以及东南亚司令部拒绝攻击空袭占领曼德勒的敌军这一决定，给了蒋介石理直气壮的理由来做他想做的事：坚持己见、按兵不动。

丘吉尔大可不必为了东南亚司令部作战计划的破产而沮丧。安达曼建议并不成熟，缅甸战役的想法也令人反感。“我讨厌丛林，”他后来写道，“反正最后丛林都会属于胜者。”在太平洋战区抗击日军的决定可以达成。但就亚洲大陆的战场而言，苏联需要做出决策协助抗战。斯大林在德黑兰反复对罗斯福强调，苏联只有击败希特勒后才会加入对日作战。届时东南亚司令部需发挥其本质作用，采取清除行动，重获失去的殖民地。因此，丘吉尔认为中国的军事重要性比之前更为轻微，美国沉迷于中国事务实为徒劳无益、枯燥乏味。

* * *

罗斯福去开罗很大程度上是想与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在战争中很依赖蒋介石，并想与其探讨战后世界和平的构想。但是，他带去的随行人员却不懂中国，不会中文。了解中国、精通中文的人在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尽管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只认识一小部分国务院官员，他们却对几乎所有人持轻视怀疑的态度，只选择相信几位外交专家。

会议召开前一天，我意外地在公使馆遇见了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组中最受敬仰的威利斯·派克（Willys Peck）。他中文流利，与蒋介石相识多年，并且行事谨慎周全。他应该是担任罗斯福翻译、为他收集中国信息并记录会议内容的不二人选。总统带他去了吗？没有。斯坦利·霍恩贝克派他去了白宫，但派克说白宫方面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同意他同行的前提是他只能做翻译工作。可最后他甚至连翻译也没做。他被罗斯福忽视了。为了让他感觉没有完全受到排斥，我将知道的会议进展尽可能多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离开开罗那天，老头儿把情况告诉了派克，他很是感激。他伤心地谈到，年轻人更受欢迎——言下之意是，我们能接到更多上层的指示并做出应对。

罗斯福身边没有一个知识渊博的美国人给他提提建议，约束他的行为。他贸然行动，想要教化蒋介石，并寻求他的合作，以建立一个罗斯福式的世界秩序。蒋夫人在11月23日中国人遭受屈辱的那天穿着艳丽，像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她当时对军队的翻译重新做了阐释，还试图以姿色诱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罗斯福与蒋介石的私人会面中，蒋夫人担任翻译。霍普金斯也见过蒋氏夫妇，他向史迪威和我暗示道，没人知道蒋夫人在她的翻译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想法。这对于熟悉这位宋家小妹妹的人来说不足为奇。所以，罗斯福总统知道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吗？更不用说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了。蒋委员长又能知道多少罗斯福总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呢？

罗斯福和蒋介石在大会期间有三四次私下会面。美国方面没有会议记录。总统的儿子艾略特（Elliott）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谈话，但也只是敷衍地为后代记录道，两位政治家商讨了中国的统一——大概是共产党问题。艾略特继续他的概述，透露在之前的一次聚会中，罗斯福和蒋介石提及的话题包括马来亚、缅甸和印度。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会面时，总统的翻译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这位精明干练的外交人员做出了仔细详尽的记录。这些记录在日后美国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处理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则没有关于罗斯福和蒋介石交流看法的客观真实的记录。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言阐明，罗斯福和蒋介石就满洲和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满洲和台湾应该归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后来的总统们可能会后悔，认为应该等到召开和平会议并经过全民表决再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岛屿。

但罗斯福认为，这种慷慨大方以及把敌人土地交还中国和苏联的无端做法，可以说服蒋介石坚持抗日并使斯大林加入对日作战——但事实是中苏自会这样做，而罗斯福却认为他必须从中斡旋、给予恩惠才能有此结果。总统还想借助对别人土地的慷慨来表现他的诚挚善意和高尚品德，以此来减少蒋介石对洋鬼子的厌恶和斯大林对美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偏见，进而推进大国间的团结。

通过波伦的会议记录及日后总统的声明我们知道，罗斯福与蒋介石、斯大林不仅探讨了日本殖民地的归属问题（朝鲜由中美苏三国托管，推迟独立），还就英法两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达成新协议。丘吉尔完全不赞成这一新协议。罗斯福和蒋介石达成一致，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而是应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下管理；斯大林开始没有表态，而随后表示同意。罗斯福为印度未来发展所制定的方案说明，他对外交事务只是一知半解。

1942年时，他曾建议丘吉尔在印度建立过渡政府，效仿前美国殖民地在《联邦条例》指导下的做法。这最多可以算个令人难堪的受文化限制的建议，但它却激怒了丘吉尔。而后，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与斯大林单独会面时说他没有与丘吉尔讨论印度问题，而是想先与斯大林分享看法。他认为解决印度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苏联改革有几分类似。斯大林从容不迫地听他说完这个从历史角度上看异想天开的见解，并向他解释道，由于文化和社会差异巨大，印度的情况十分复杂，而且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

* * *

在会议结束前一天，史迪威带我去拜访霍普金斯，希望能得到一点启示，了解白宫如何看待中缅印战区。这位总统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生病在床，所以他在卧室接待了我们——他面色憔悴，盖着白色羊毛毯子，铺着浅绿色床单，但眼睛十分透彻明亮，握手也出乎意料地坚定有力。霍普金斯说英国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不希望日本强大。但是，他继续说道，他们却希望日本战后可以有所发展。因为日本日后可能还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在台湾、菲律宾以及“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建立牢固的基地。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主要大国，霍普金斯说道，而且远东将会成为美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地区。“在他去往德黑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他与蒋介石的会面长达三小时。蒋介石和与他如影随形的夫人讲话十分坦率，激烈地表达了反英态度，并表示对于苏联非常紧张不安。他说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幼稚。想要外蒙古。他不禁笑了。”

霍普金斯坚持认为苏联并没有野心获得亚洲土地，而且斯大林也仅仅是蔑视中国军队而已。关于中东，霍普金斯批评了“英国的租借争执”，而且希望战争一结束马上收回所有美国装备。“很显然，他对美国在中东的贸易发展潜力十分看重，”我写道，“认为我们在开罗没有银行这一点简直不可原谅。”

我提到华盛顿对战地代表的政策引导问题。以下内容同样出自我的日记：

他准确地指出我们的大使缺乏指导，并且存在重复机构。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小组合作密切的人来掌管美国外交事务。需要有按手之礼（a laying on of hands） [4] 。他倾向于不考虑大使馆的效力。我告诉他大使馆里也有优秀之人，来自国务院——“这点我们还是不要讨论了。”霍普金斯大声说道。

霍普金斯提到，他认为我们应该听听总统对我们政策的看法。他会安排。他认为秘密指令应该是从整体政策中衍生的，而且只有国外的关键人物可以得到这些指令。

几个小时之后，12点15分，老头儿和我在通往科克别墅的道路入口接受全面检查，实施检查的是特工处一个健壮的年轻人，他穿着内衣和野战夹克，不愿让我们通过。随后我们经过特工处的人员以及大厅入口处的助手们来到会客厅，坐在一张橘色沙发椅上，看到总统儿子艾略特穿着一条未熨烫的轻便长裤走来走去。我们被领出来，走进一条周围布满植物的长长的走廊，随后看到沙发上坐着的那位大人物。他说，“你好，乔”，并热情地与我们握了手。

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广泛，可谓天南海北。我认为这是我参与的谈话中最难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总统首先说孟加拉湾军事行动全面取消。他沮丧地说道，他已经为此事争取了好几天，但是首相坚持不肯让步，以致他们陷入僵局。会议不能因为这件事而破裂，所以全面取消了该行动。罗斯福随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事情也不是太糟糕——空运物资将会增加，我们也会着手建立90个中国的师并组建第十四航空队（由陈纳德率领）。蒋介石应该不会特别不满意。他之前请求美国给予10亿美元的贷款，总统告诉他估计国会不会通过，但是可以先给他5000万以稳定货币。

老头儿以非常恭敬且严肃的姿态询问我们的对华政策问题。我想不起来任何深刻敏锐的答案，只记得总统回答的主旨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久前，他对丘吉尔说中国人口4.25亿，不容小觑。但丘吉尔却大喊道，“4.25亿小辫子”。首相表示，他不会降下大英帝国在任何地区的国旗。总统对于香港的解决办法是：让英国国旗继续飘扬，但“接下来需要一个宽容大度又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让英国宣布香港为开放口岸”。

我请总统解释一下苏联当前及未来在亚洲的“高尚行为”。他立刻答道，苏联与我们相同，已经获得了所需的土地。我本意是问安全方面而不是领土扩张。所以我继续问苏联是不是不希望中国东北地区获得外蒙古那样的地位。当然不希望。他告诉斯大林他确定“尚”（他这样称呼蒋介石）愿意将大连设为自由港。西伯利亚与世界各地的贸易都可以以保税方式通过这个不冻港。

尽管他预计苏联不会在亚洲霸占土地，但他表示斯大林应该不会任由“八军（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被指定为第十八集团军，是主要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受人摆布欺凌而坐视不理”。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殖民地这一话题。他曾直截了当地问尚（实为蒋）中国想不想要印度支那，蒋介石也坦率地回答“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斯大林认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给法国，那么托管制度显然是最好的答案。他还特意提到朝鲜，认为朝鲜没有做好自治的准备。朝鲜需要的是国际培育，就像我们对菲律宾所做的努力那样，也许东南亚都是如此。

我问道，如果蒋介石政权倒台我们该怎么办。总统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栽培下一任领导人”。然后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想知道谁可能会是下一个领导人。老头儿和我都认为目前看不到有力的人选——可能会是一个团体。老头儿还颇有远见地讲道，我们不必寻找他们——他们自然会找上门来。

霍普金斯关于日本的问题主要是围绕我们应该对这个帝国持何种态度。我说，事实上一朝为敌就可能再次为敌，而且同样凶残。总统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回忆道，他的一个祖先曾经路过日本，当时日本天皇根本无足轻重，而经过短短70年左右的时间，天皇就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先人的故事。有一个祖先去了中国，挣了100万后回来，但因为煤矿投资失败而分文未剩，然后他又去中国，又挣了100万，回来用这笔钱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可直到他去世两年之后才开始挣得分红。总统侃侃而谈且笑声不断。

除此之外，他还讲了关于有些体胖的孔祥熙借款5000万建设公路的轶事（目的是显示这位健谈者精明的交易天赋），以及他计划去黑市用5000万多买些贬值的人民币（“当然我并不是金融专家”）和发展战后途经美国的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航空事业。他的这些讲述令我们困惑不解又沮丧郁闷。这应该属于政客的敷衍应付，顾左右而言他。他从未直接探讨当时真正的主题——他希望将军如何对蒋介石解释计划的变化以及他会就对华政策下达什么指令。

霍普金斯只是在谈话的中间部分在场。他脸色苍白，脸颊泛着不健康的亮粉色斑点，耀眼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着眼看我们。他问我是否懂中文。是的。随后他对罗斯福说，我们需要一个紧密合作的小团体，他们可以胜任工作并保守秘密。

霍普金斯通报首相来访，我们则起身离开。总统让我们给他写信，并说，“记住，你们都是大使，都是大使”。我不知道高斯先生会做何感想。

回米娜宫的途中，老头儿在车里抱头沉思。

会议最后做出的军事决定到底是什么？似乎没人知道答案。乔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败。蒂米说，游戏结束是因为有人拿着球跑到了场外。午饭后，总统和参谋长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甚至连乔治·马歇尔都不确定比分如何。就这样，米娜会议尘埃落定。

我们最后向英国士兵和辅助本土防务部队（ATS）的女兵们道别，他们一直守卫并照看我们的住所。大英帝国政府考虑周全，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上好的饮料，以作慰藉。我们认为只有让那些确保我们这段时间安全幸福的人也一同分享他们政府的福利才算公平，所以就给他们提了建议。毕竟，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远远大于我们。比如，杰克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回家了——印度、埃塞俄比亚、西部沙漠、突尼斯——与他五岁的孩子还未曾见面。

他们在我们和斯特拉将军［乔治·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Stratemeyer）］的地下室共举办了三场舞会，都是小事，本不值一提，除了在酒这一点上——大英帝国政府认为我们每次都酩酊大醉。爱尔兰人在第二场舞会时对啤酒和杜松子酒实在感到厌倦，幸好法兰克每次都把他的手风琴借给他们。士兵们和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舞。老头儿、斯特拉和法兰克也参加了一次舞会。约翰·刘腼腆害羞，却因为一首中国歌曲博得满堂彩。

当我说对日作战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时，两名中士严肃地抗议道，“不，先生，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其中一个略带歉意地问了有关战争的问题，我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听完说：“先生，谢谢，我们无法向同胞开口询问这些问题。”

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军士长、勤务兵和哨兵们依依不舍地祝我们一切顺利。安妮是负责我们日常起居的英国辅助本土防务部队的女兵，与我们告别时，她眼含热泪。

为了满足将军的考古热情，我们飞过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拿撒勒（Nazareth）和泰西封（Ctesiphon），最后回到印度和中国。

[1] 此处指史迪威。

[2] 指廷伯曼。

[3] 该歌曲为维拉·林演唱的《多佛白崖》，二战著名歌曲，抒发了暴风雨过后会有蓝天的积极向上情怀。此句歌词应为：会有蓝鸟飞过/那多佛的白崖。

[4] 圣经中代表“分赐权柄”，在此表示职位分配。

第十三章 大英帝国重回亚洲或许与我们无关

位于印度的政治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PWE）的领导是约翰·高尔文（John Galvin）。这个行政部不隶属于印度政府，而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负责传播真实或虚构的秘密信息，以迷惑并误导敌人。1943年10月30日，高尔文、我和几个英美宣传员在新德里一起商讨两国的政策和前景。

我问高尔文，美国若在战后寻求孤立主义会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吗？当然不是，他答道。我认为美国成为孤立主义者最大的风险也许就是美国民众会感觉我们在二战中被英国欺骗了。美国人民如果认为牺牲可以换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他们甘愿牺牲。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都确信废除帝国主义会使世界更美好。

如果英国允许推翻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不再是英国人，失去了生活的标准”，高尔文回答。他百分之百支持丘吉尔发表的绝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个负责帝国解体的首相这个声明。我说，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大英帝国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而如果帝国解体，英国不会强大。

同时，我继续说道，对美国民众来说，美国在南亚和东亚的兵力处于一种完全妥协让步的境地。如果在一些地方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被看作受英国欺骗的话，那么史迪威作为英国司令官蒙巴顿的副手，处境又会是多么脆弱。在美国军队和盟国一起战斗重占缅甸和马来亚，而这些地区又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美国民众不禁会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为了英国重获殖民地而做出牺牲。高尔文也认为这确实有可能。

如果英国不希望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并且希望战后和美国继续合作，我说道，那么英国就必须在东亚地区给予我们表明立场的自由。由于殖民问题，这个地区的政治火药桶比地中海地区多得多。英国不应试图压制我们在南亚、东亚的言论自由。高尔文表示他知道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还谈论了大国间进一步的争端这一话题。高尔文预计，苏联、中国、印度、日本会结成联盟，对抗英美两国和其他白人政权，而最终，这两大阵营会在印度开战。

当然，高尔文的预测和我在1943年1月交给史迪威的印度情况调研中表达的观点类似。但高尔文和我的判断中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认为如果伦敦可以尽早允许印度独立，那么中印苏和英美之间的冲突也许可以避免，而高尔文则不愿看到英国殖民地独立，所以认为一场全面彻底的东西方之战不可避免。

在记录与高尔文等人对话的备忘录中，我写道：“帝国统治与利益意味着与他人的关系是建立在镇压、剥削、特权和武力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殖民地人民会投靠那些许诺予其改变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而殖民地人民不会投靠那些不在乎他们是否受到奴役的国家。”

我对高尔文说英国应允许美国向东亚人民表明立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1943年，美国在发动心理战以支持缅甸北部中美军事行动的时候遭遇来自沃尔特·考索恩（Walter Cawthorn）的顽强阻碍。这位充满敌意、不易对付的将军是印度总司令部军事情报机构的主管。但是我认为考索恩代表的并不是统一的英国立场，而且丘吉尔处理殖民问题的方法也没有得到所有英国官员的支持。

我和负责发动美国心理战的战争情报局代表遇到过一些英国官员，他们似乎愿意配合以实现各自独立作战。这点在保罗·D.巴特勒（Paul D.Butler）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英国新闻部远东局局长，曾在奉天担任英国总领事，我与其相识并对他十分敬重。巴特勒也曾受到考索恩的阻挠。和很多不涉及殖民管理的英国官员一样，他也认为印度政府非常愚昧无知。

但是考索恩的这种态度绝非限于他一人，同时他也有权力阻碍美国行动。他曾拒绝向美国心理战团队提供缅甸人员以及缅甸语印刷字体，有效地妨碍了美方的行动。相反，美国当局向在印度的英国人提供了10名日英翻译和双语播音员，一台100千瓦的发报机，一整套日语字体以及日语排字工，还在缅甸和泰国上方空投数百万份英国传单。1942年7月和10月，我曾对考索恩一再保证我们不打算进行妨碍英国对其臣民的统治或给英国人带来麻烦的宣传，试图以此减少他的敌意。

结果是徒劳无果。10月30日，在东南亚司令部搬到锡兰之前，我在新德里交给魏德迈将军一份报告，其中记录了我们遭遇到的阻碍。魏德迈将我的报告交给总指挥。3天之后，我被告知如果可以和考索恩取得联系，那么我们寻求的合作也就近在咫尺了。次日，考索恩告诉我他不会允诺支援，除非英美达成协议整合两国宣传工作。

当天下午，考索恩同东南亚司令部参谋长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将军召开会议。他依然拒绝美国的要求，但得到了波纳尔的支持。而英国高层第二天再次处理该问题，似乎大家意见相左，但这个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我和两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与一群人共同会面，其中包括考索恩，他的同事印度总司令部军事行动机构主管，负责缅甸民政的将军，以及蒙巴顿最得力的政治顾问马伯里·艾斯勒·德宁（Maberly Esler Dening）——他有着得体可亲的外交风范。我再一次努力消除疑虑，一再保证我们并不想提及“四大自由”等令人尴尬的话题。德宁接受了我们的立场，但是苏伊士以东的这三位将军似乎认为美国的心理战无非是蛊惑人心的伎俩。来自总司令部的三人组最终勉强同意暂时借给我们六个或八个从缅甸撤离出来的人作为我们的翻译。战争情报局终于获得许可引进了几名缅甸人员。

* * *

为什么考索恩和那么多来自印度政府和军队的人似乎对美国在缅甸的宣传走向，甚至对美国人在印度的存在高度敏感呢？1943年11月15日，我对英美在南亚和东亚的合作进行了研究，试图推测英国的立场观点。

仅仅是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印度就已经使英国感到不安，因为这降低了英国已然因日本侵占而受损的威望。而威望这个全能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统治权力的无形基础。美国人在殖民地人民中享有支持个人和民族自决这一声誉，这同样令英国人不快。“尽管英国人对我们当前在殖民问题上噤声心怀感谢，”我写道，“但是他们仍然十分忧虑不安，唯恐哪一天美国会天真地因殖民地人民的自由问题而与他们爆发冲突。”

英国还担心美国在受其军事控制的缅甸部分地区实行美国式的民事管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会保有或索要其重占的缅甸地区。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令英国忧心的是美国扶持中国的政策。英国害怕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会加重大英帝国中民族主义的顽疾，甚至中国自身会变为扩张主义者。

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他们与我们在南亚和东亚的关系十分尴尬。“但是他们不得不容忍我们。”我在1943年写道。因为他们需要我们。

逃离困境最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是：接受我们（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双方联合进行有效合作，然后通过主导这个协调统一的伙伴关系，使我们与他们的政策行动一致。

所以建立了东南亚司令部，在其中我们和中国（只要中国服从安排）与英国合作，接受一位英国最高统帅的指令。这位最高统帅，即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拥有大多数美国人欣赏的所有特质：坦诚直率、精力充沛、魅力四射。但是，唉，我们应该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勋爵获得了丘吉尔的什么秘密指令来抑制他的天生活力，除非，我们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看出端倪。同时，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英国下属和印度政府的官员强调，他们希望不仅要将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军事上，还要投入到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务上。

我不认为英国这样做就是有悖常理或充满恶意。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遵循了在伦敦（丘吉尔）和新德里的主导观念，认为这样做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有道理。但是在南亚、东亚的殖民地区，英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完全与我们相符。在共同对抗日本这一方面，我们步调一致。但是我感觉，似乎“对于英国人来说，英国国旗在新加坡升起比穿过东京街头进行胜利的游行更加重要”。然而在我看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复活也许超出了我们的任务范围”。

1943年1月，我曾建议华盛顿，应该试图诱导伦敦一步步允许印度独立。现在，10个月过去了，我不再提及缅甸和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而是只关心由于我们再次进入缅甸而带来的紧急问题——如何避免让亚洲人认为我们是由于与英国联合为其重获殖民地而做出了妥协让步。

“虽然英国十分敏感，害怕其处境会因我们而变得尴尬，”我写道，“但是他们却对我们所处的狼狈境况毫不关心，无丝毫同情，而这些狼狈状况都是由我们两国的联合造成的。”如果我们可以在东南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独立行动（这也就意味着给予那些摆脱束缚的人自我决定的权利），“我们可能会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与合作。但是因为我们与古老的殖民主人的合作，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英国一样的来自当地民众的抵抗、敌意和不合作”。我们与亚洲那些自由民族的关系也受到了不利影响。“泰国人会认为——就像许多中国人现在的想法一样——我们已经和英国人结盟，推行‘白人政治’，在亚洲再一次强制实行西方帝国主义。”

不管英美两国的伙伴关系令双方多么不安，

我们也像英国一样，不能从这个关系中脱离。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非常需要英国。反之亦然。这个伙伴关系不能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一味退让妥协。只要我们将战争情报局保留为独立的美国心理战的喉舌，我们就能够向东亚解释我们的政策——同时又不冒犯英国。我们希望由此可以减缓殖民地人民对我们的敌意，也许还能赢得比以往更多的合作。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心理战必须保持纯粹的美国身份。

我在1943年11月的报告中最后附上一条相关事项建议——对于重新占领的殖民地的民事管理，我们要避而远之。

一周之后，即11月22日，我在开罗重新整理了自己关于英美合作的评论，做成备忘录，发给开罗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考虑到蒙巴顿的作战区域不仅包括缅甸和马来亚，还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南半部分，我写道：参加东南亚司令部的军事行动会将我们卷入英国、荷兰和法国的重获殖民地的行动中。

我的主旨是，我们应该专注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避免“在殖民地问题上相互怀疑和斥责，进而对和谐的英美关系产生危害”。但是，在与东南亚司令部的合作中，我们需要开辟一条经过缅甸北部到中国的陆地路线。“但是重占缅甸北部之后，作战方式开始出现分歧。”

“英国希望重点向南推进以重新获得殖民地，而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关切则在东部。”

我不知道总统是否看到了这份备忘录。

* * *

“迪基·蒙巴顿，冲动的孩子，”罗斯福向我和史迪威这样描述东南亚的最高统帅。这位冲动的海军上将在1944年初开始着手控制东南亚司令部中一向独立的战争情报局心理战行动。缅甸是他的管控范围，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战争情报局在该国北部的行动应该受他的监管。艾森豪威尔负责的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被整合到一起。所以，为什么这些行动不该受他这位战区最高统帅的控制呢？

这当然是因为英美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分歧。我为史迪威和他在中缅印战区的副手丹·索尔登（Dan Sultan）少将准备了一份声明，阐述了我们在整合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心理战行动表达的是美国政府的政治政策，所以不能受任何外国主权的控制或指导。国务院和战争部已表明他们不会接受英美在亚洲的宣传整合这一原则。”我们赞成成立一个英美联络委员会以协调双方各自的心理战行动，而不是进行整合。

我们向路易斯勋爵表明了立场。1944年3月，这个问题在华盛顿的英美会议上再次被提及，当时我在那里处理别的事务。英国方面仍然要求整合。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既可以保住蒙巴顿的颜面，满足正常的对军事指挥的忠诚，又可以保留独立的美国宣传行动。4月，我略带歉意地向索尔登将军解释道，我请他帮忙处理战争情报局心理战的事宜是因为其中有一些问题也正占用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莱希和总统的时间。“我认为，这整件事情令人十分不快。但是我们的盟国不愿在较低级别中解决这些事情，他们坚持要新德里、伦敦和华盛顿的最高层出面解决。”

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创立联合联络委员会（Combined Liaison Committee）以协调英美两国在印度和东南亚司令部的心理战及相关事宜。我和索尔登将军飞往康提和东南亚司令部做最后的准备以实施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示。路易斯勋爵已将总部从令人窒息的印度政府和印度总司令部附近搬到锡兰这座天堂。东南亚司令部坐落于康提郁郁葱葱的植物园，绿树成荫，而且远远高于沿岸平原和岛上唯一一个飞机场。司令部环境宜人，而且还有迷人的英国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提供服务，可谓是为地中海俱乐部 [1] 提供了范本——只不过是军事风格。毕竟，克劳塞维茨和孙子没有要求将军们只能将总部建在脏乱无序、破败不堪的地方。

索尔登将军是为了弥补史迪威对行政事务的忽视而被派去的美国指挥官。他代替史迪威，心平气和地同印度总司令部和东南亚司令部打交道。史迪威及我们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都十分欣赏并尊敬他。

蒙巴顿身着白色海军上将军装，英姿飒爽，光彩照人，邀我和索尔登参加他的总司令会议。这个会议聚集了一些海陆空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都在他的不久之后将被取代且不会被怀念的名单里。这位总指挥向来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我向国务院汇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勋爵阁下个性鲜明，行事冲动，他让在座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不喜欢战争情报局所拥有的自治权。他情绪非常激动，难以自控，甚至说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战区有完全的掌控，他宁愿回家。我一遍遍地重复之前的观点，并且在做了很多安抚工作之后，才使得路易斯勋爵最终让步，允许战争情报局继续现在的行动。

但是会议结束之后，他又情绪激动地继续和我讨论，实在令人费解。

这是这个几乎已经过去的小风暴的最后一点声响。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保留了独立作战身份。国务院正式赞扬我在表达本国观点时“处事得体、判断正确”，这令我感到意外。

我认为美国政府在亚洲的活动不仅要在宣传和民事管理方面独立于其欧洲盟国，如果在公共关系方面也能独立运作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误解和误传。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一个总指挥非常中意的计划——打算拍一部电影讲述东南亚司令部的故事。负责电影制作的人员告诉我，英国新闻部有意在全球推广发行这部电影。

我并不妒忌路易斯勋爵会因为这样一部电影而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毕竟，充斥着对将军们过分表扬赞赏的个人宣传并不是毫无先例。令我困扰的是英国想把这部电影制作成一部纪录片，而纪录片表现的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但是，除非电影可以揭露英美在东南亚司令部中所存在的分歧，否则就不能传达史实。但要做到实事求是，必然会影响作战行动。所以，最后的电影成品很可能是在可靠的纪录片伪装下的推广宣传。

1944年秋天我在美国时，飞往好莱坞和弗兰克·卡普拉讨论这部正在筹划中的关于东南亚司令部的电影。随后，我又和一位陆军上校讨论。他在英国专家的协助下负责制作这部东南亚司令部的大片。我向卡普拉表达了我对这个计划的担忧。他立刻领悟到“纪录片”所涉及的政治考量，并力劝我把该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和马歇尔将军。

回到华盛顿后，我就该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向负责中缅印战区和东南亚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官员提交了一份副本，建议停止制作“这部由英美共同参与的描述亚洲战争进程的电影”。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中国。我不知道这个备忘录的下文如何。而且我对殖民问题的担忧很快被更紧迫严重的问题取代，那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危机，以及面对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政策。

[1] 地中海俱乐部于1950年在法国成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度假机构之一。

第十四章 帕特丽夏到达印度；宋氏家族上演闹剧

帕特丽夏在1942年8月24日和我结婚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华盛顿邮报》担任特写记者和专栏作家。一年零一天之后，她收到了我的无线电报：“回到文明边缘的时间刚刚好，在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送上我满满的爱。”这是在我跳伞掉进缅甸丛林之后，她第一次直接得到我的消息。她最早得知我出事是在事情发生一周后，一名打听情况的记者半夜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乘坐的飞机坠毁，并本着知情权的原则，让她表达她的感受和反应。接下来她得知我和其他人幸存下来，身处遍布食人族的丛林。

帕特丽夏告诉我她已收到我的结婚纪念日电报，她写道：

整个《华盛顿邮报》都密切关注着你的冒险，大家都十分热心。电报发过来的时间是周三一早，我们办公室的小玛莎召集在场的人一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这份电报。毋庸置疑，当时我并不在场。最后，大家决定让玛莎给我打电话。我的反应自然是让她打开电报读给我听。先是电报撕开的声音，然后是恐怖的沉默，最后变为低声哭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想？我当时极力控制着自己，让她告诉我电报的内容。“是约翰，”她哭着说，“是约翰。”她之前有好几分钟一直说不出话，而在那期间我已经想到可能是最坏的结果。我到办公室之后，她为她的眼泪道歉。“我只是太高兴了，”她解释道。我的天哪。

军人和外事人员的妻子不可以离开美国到战区和丈夫团聚。这条规定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帕特丽夏足智多谋，胆量过人，她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想要到印度——作为记者，作为战争情报局的心理战战士，或是作为战略情报局的间谍人员——但是都未能成功，因为归根结底，她是我的妻子。如果我可以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许可，她来中缅印战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请求的。

帕特丽夏也是个坚持不懈的人。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并不断恳求专横的护照部门主管露丝·希普利（Ruth Shipley），她终于从国务院获得一本护照，条件是她必须自己安排旅行。所以在1943年秋天，她便启程前往印度，先乘商务飞机到达秘鲁，然后到达阿根廷和巴西。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桑托斯等了几周之后，她乘上了一艘瑞典的小货船——安妮塔号。它的中立立场让人一目了然，因为在船体两端和船的中部都画着大大的瑞典国旗，而且夜晚还有泛光灯将国旗照亮。就这样伴着灯光，帕特丽夏穿过了南大西洋。她的船长是个好色之徒，开着船不顾及避让潜艇，一直前进。她安全地到达开普敦，从那里坐火车去德班。随后她十分幸运地在几个月来第一次坐上了商务飞机中非优先的座位（nonpriority seat），向北进发。这是架水上飞机，懒洋洋地嗡嗡作响，时不时就在水上着陆。在经过维多利亚湖时，这架飞机每晚都要停下让乘客和机组人员伴着蚊虫叮咬在岸上过夜。

帕特丽夏乘坐的水上飞机最终停在喀土穆的尼罗河上。在那附近的荒芜之地上坐落着美国空运司令部的大型基地，它在从美国到中缅印战区的主要线路上。帕特丽夏向哨兵们和控制乘客先后顺序的官员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都大吃一惊，并欣赏她的勇气，而且自从离开美国，他们再也没见到过这样一个穿着红色休闲裤的23岁的美国漂亮女孩。她有什么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呢？没有。如果没有指派的紧急事项需要处理，那么几乎不可能乘坐空运司令部的飞机。

她确实有一份来自国务院的形式上的电报副本，内容是要求外事官员对她友好以待。这份文件的签名是“赫尔”，就像国务院的其他所有电报一样。士兵们看到签名，以为是国务卿本人关心帕特丽夏的安危，所以他们给她安排了贵宾入住的房屋，还分派几名宪兵保护她。

他们询问驻开罗公使馆是否要求将戴维斯夫人此行作为优先事项处理？结果得到了公正的答案：最低优先级。

显然，帕特丽夏的出现给基地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基地不能一直细心照顾着她直到轮到她乘坐飞机离开——她应该排在最后，等战争结束所有士兵都被送回家之后才会轮到她。基地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一窘境，结果他们十分有创造力地雇用她为一架C-47运输机上的无线电话务员，和一群美国军人一起前往卡拉奇。

这使得原有的机组人员感到高兴，尽管之前的无线电人员吓了一跳，他在帕特丽夏上飞机之后跟着上去，看到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迷惑不解地看着布满旋钮、开关和灯泡的操作板。他们在亚丁降落给飞机补给燃料时，飞行员给她演示开飞机多么容易。他劝说帕特丽夏坐在他的位置上，用报纸挡住挡风玻璃以使她看不到跑道，并告诉她仔细听耳机里的哔哔声。然后飞行员鼓励她在阿拉伯费利克斯区完成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

将要着陆时，飞行员撕下玻璃上的报纸，发现在跑道中部有一个轰炸机残骸。这迫使飞机不得不再次上升向更远的荒凉之处飞去，而且这次降落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无所顾忌了。我一直没明白这整个过程，也没有细问。我猜想副驾驶应该与这个幸运的结果有关。

战时的飞行员自成一派，有独特的风格。在印度时，我问一位年轻的机长，谁取代了一个无聊的飞行员，为什么两个螺旋桨中有一个静止不动。他回答说，他曾经切掉一个发动机，想要看看飞机只有一个发动机时如何飞行。在一个由破损严重的B-24轰炸机改装而成的运输货物和旅客的飞机上，飞行员玩起了在雅鲁藏布江上低飞的游戏，而高度之低甚至都激起了浪花。尽管一周之前，另一个飞行员已经将他这架B-24的底部拆下，但飞机依然沉入水中，否则的话，仅仅是低飞就会害死飞机上的所有人。

离开亚丁，帕特丽夏的下一站是在阿曼海岸沙漠上的萨拉拉，然后到达卡拉奇，在那里她被安排和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们同住，之后飞往德里。我当时在新德里，帕特丽夏从卡拉奇传来消息，这是自从我知道她被困在喀土穆之后听到的关于她的第一个消息。她离开华盛顿三个多月后到达新德里，而两天之后，我则离开新德里前往华盛顿。

美国外交使团的二把手乔治·麦瑞尔和我在北平相识，他为人慷慨大方，每次我在新德里时，他都让我到他家的客房去住。他家宽敞舒适，而且只有他一人居住。帕特丽夏过来之后，他也热情好客地接待了她。我去往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她则住在麦瑞尔家的客房。由于乔治喜欢宴请宾客或参加舞会，所以他高兴地让帕特丽夏担当装饰性的女主人以及社交搭档，一起出席战时新德里上层的各种庄重的活动。几个月后，我和帕特丽夏分到一座小房子，离麦瑞尔家只有一百码，这使我们可以轻松地保持着和乔治悠闲自在、意气相投的相处。

总督所住的阴森森的宫殿被命名为总督官邸。在帕特丽夏初次到访那里之前，担心的乔治向她简要介绍在皇室代理人面前的言谈举止要遵守哪些规矩：不要忘记向总督行鞠躬礼——即使是总督夫人也要向她的丈夫弯腰鞠躬；总督没和自己说话前不能主动和他讲话。

时任总督是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他之前担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然后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月，快速放弃了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的无用指挥，因为上述联军在东南亚战斗士气极其低落。在美英荷澳联盟快速瓦解之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最终成为印度总督。帕特丽夏在第一次晚宴上坐在韦维尔的左边。他的好耳朵在另一边。但是她不能主动和他讲话，而他却以沉默寡言闻名。

喝汤的声音没有因为善意的小玩笑而减小，将军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妻子们以质疑的眼光冷淡地打量她，而且这种情形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些都让她感到绝望。于是她开口向国王的代理人说了话，只是一点不重要的小评论。总督答复了她。帕特丽夏发现总督阁下的问题不过是羞怯而已，就开始继续和他谈话，并且使韦维尔谈到了他在北非的经历。在谈话中，他坦言他曾经因为在昔兰尼加的失败而被免除了中东司令的职务。

在这座大房子里的另一个场合中，诺埃尔·科沃德这位曾经在军队表演的作曲家为总督和高级军官们演出。在这次聚会中，他表演了一首最新创作的小调，灵感来源于他最近在印度遇到了一些陆军的上校、准将和将军。歌词是模仿他在印度听到的高级军官间的谈话——回忆之前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所以，每段歌词的结尾大体都是“某某人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帕特丽夏的笑声引来反对的目光，而歌曲唱完之后掌声却也寥寥无几。中间休息时，坐在帕特丽夏前面的两位将军中的一位扫视四周，冲在场一位年轻军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大声对他的邻座说道，“好家伙，那是不是老福赛斯的儿子啊？”“我看像，”另一位回应道。“老福赛斯怎样了？”“我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另一位将军若有所思地说道。

在佩姬·德丁重新做回记者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到政治顾问办公室义务“贡献”她的服务。尽管这样做违反了她的职业价值观念，她还是无偿承担起了秘书的工作，直到我们可以雇用他人时才可以有工资。甚至在那之后，她还会在有需要时到办公室帮忙，但也不是对于这种不公正无报酬的契约服务毫无抱怨。我剥削她的结果就是，她在中缅印战区新德里总部变得很有名，既和战区副司令相处融洽，又和忙于办公室工作的下士关系良好。我们两人都觉得有一位军官特别和蔼可亲，他就是泰然、智慧的陆军中校迪安·腊斯克。在他成为国务卿之后，我们依然偶尔和他联系。

我不在新德里时，帕特丽夏和乔治·麦瑞尔的妹妹露丝游览了两个印度土邦。在乔治的陪同下，他们乘坐火车和装有窗帘的豪华轿车到达帕蒂亚拉锡克教土邦主的领地，土邦主邀请他们参加在德里西北部高山上他的宫殿中举办的奢华宴会。第二次旅行是帕特丽夏受土邦主及其夫人爱莎之邀，到斋浦尔射虎。他们建议她带几个朋友同游，所以帕特丽夏就邀请了露丝和其他几个美国人。

中缅印战区总部为此次活动给帕特丽夏配备了一支卡宾枪。为了弥补这支枪射击老虎时负荷量的不足，帕特丽夏在她所有弹头上都刻上了凹痕，这无疑与《日内瓦公约》的某些条例背道而驰。乔治还借给她马裤、山羊皮的射击夹克和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看起来就是猪肉派和Jaeger品牌头饰的结合体。

在她准备爬上象背射击老虎前不久，一位她邀请的美国骑兵上校走到她身边，说她应该把卡宾枪交给自己，因为她对这种事情毫无经验，有可能在狩猎中误伤射手。尽管帕特丽夏感觉受到了侮辱，颜面扫地，但她还是选择屈服而不是和这位多管闲事的骑兵一决高下。

由于没有武器，面对经过的老虎她也束手无策，只得和露丝坐在一头大象上缓慢地穿过灌木，而同行的队伍携带了大量武器，就算有一个营的老虎同时发起进攻，也足以将其消灭干净。尽管有时老虎会进入视线，但它们都十分机智，可以很快逃脱。

为了弥补帕特丽夏没有武器不能射杀老虎的遗憾，贾伊（Jai）带她乘坐一艘铺满蓝丝绒的船去射鳄鱼。她射中了一只。随后爱莎为她安排了一场老虎和野猪的对打表演，老虎取得了胜利。

由于我不能带帕特丽夏一起去中缅印战区的其他地方，所以她要离开新德里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或来自他人的邀请。雷蒙德·A.惠勒（Raymond A.Wheeler）少将是一位能力出众、独具慧眼的陆军工程师，他曾成功地处理中缅印战区的所有后勤事宜，后来被任命为蒙巴顿的行政官员。他邀请帕特丽夏和他共同乘飞机到康提，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团聚。我在康提同史迪威一起工作。当时蒙巴顿人在伦敦，史迪威暂时作为代理总指挥处理军务。

我和帕特丽夏在人满为患的康提的住处问题因谦和有礼的马伯里·艾斯勒·德宁而解决，他让我们住在他在湖畔酒店的一间单人套房里。我们入住的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去了总部，帕特丽夏还没醒。9点时，一位锡兰的客房服务员把她叫醒，告诉她该回家了，语气虽谄媚却十分坚持。

尽管康提有板球场，但东南亚司令部附近却没有飞机场。这个战区延伸到中国南海，而距其总部最近的航空设施在科伦坡附近，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而且途中山路曲折，还要穿过沿海平原。在帕特丽夏返回新德里时，她先乘坐窄轨铁路上的小火车去飞机场，和他同在一个车厢的是迪龙·里普利及一位神秘的英国人，这两人都是被指派到东南亚司令部工作的。里普利这位迷人的鸟类学家及战略情报局的高官最后成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 会长。他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内装手榴弹，如果有人强制打开公文包，手榴弹就会爆炸。那位英国人后来透露是在国王的特务机关工作。他也同样带有自我毁灭装置。

帕特丽夏很快发现不光迪龙钟情于鸟类，他的那位英国同行同样如此。他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康提及其市郊是鸟类爱好者赏鸟的乐土。

两位间谍组织的高官兴高采烈地表示要交换自带的珍稀鸟类标本，于是都冲动地去拿公文包。帕特丽夏见状赶快紧张地走向门外，此时，他们已经啪的一声打开那通往地狱的公文包，并且从中拿出人类长着羽毛的朋友的奇异标本。

* * *

蒋介石夫人的哥哥，即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是史迪威和蒋介石关系中的一个变数。但是，在宋子文的反复无常中却有一点保持不变，那就是他那过于自负又从不掩饰的野心，即篡夺妹夫之位。

在接收完史迪威分配给中国的物资之后，宋子文转而对他持敌对态度，因为美国在1942年通过驼峰航线空运给中国的物资低于中国的预期。当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蒋介石表示，史迪威就是造成物资不足的原因。宋子文在美国政府及工业界有诸多消息来源，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常识，即美国当时的军工生产已经难以保证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需要，而这些国家的需求都优先于中国。那么为什么宋子文要指责史迪威呢？

一个解释是，也许宋子文想要让美国将军史迪威充当替罪羊，使他免受多疑易怒的蒋介石的指责，因为美国没有在飞机和物资上满足蒋介石忽视军工生产和后勤运输等因素而提出的无知要求。另一种解释是，也许宋子文真的相信史迪威对马歇尔和史汀生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如果他下定决心，完全可以说服他们出手相助，控制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 Control Board）的决定以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史迪威没有这样做显然是他不想满足蒋介石的愿望，这又给除去醋乔增加了一个理由。

1942年底宋子文改变了战略。他和蒋介石、陈纳德、柯里想要除去史迪威的尝试失败了，尽管罗斯福已经接受他们胡搅蛮缠的要求，可他不能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这两位明辨是非、公正贤明，在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一直支持他。宋子文似乎决定，如果不能战胜史迪威，那么就要与他联手。

这位外交部部长回到重庆，据说向蒋介石提建议，如果他想得到更多美国的军备物资，就必须表现出认真的军事意图。重庆方面突然转变态度，更加合作，这令史迪威大吃一惊，却也使其感到高兴。他对我说，宋子文要真正开始好好工作了。当宋子文选择合作后，他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伙伴。与他的同胞相比，他接受过更多的美国教育，所以办事更加高效，有美国人的风格。但是他美国式的干劲和急躁却惹恼了传统的中国人。

宋子文针对他妹夫的密谋很快浮出水面。他建议史迪威关注两位将军，史迪威认为这两位不错，但他们却是蒋介石不信任的人。宋子文还让史迪威将军支持一项安排，通过这项安排，他就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掌控中国的军事力量。史迪威没有支持宋子文这种对自己的提拔任命。

奉承讨好史迪威并没有给宋子文带来更好的运势。因此，1943年9月，宋子文在华盛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计划，内容是任命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将军分别担任中国的总指挥和总参谋。这就相当于，尽管蒋介石仍然是国家元首，但他和史迪威二人已无权指挥中国的军事行动了。总统将宋子文这份自以为是的建议交给马歇尔，马歇尔则将它放置一边，不予理睬。

宋子文向罗斯福提交了他为治疗中国军事衰弱而开的并不精明的药方。而在几天之前，他的两个姐妹——蒋夫人和孔夫人突然关心史迪威是否安好，这令史迪威摸不着头脑。她们表示会在蒋介石面前支持史迪威将军。当时蒋介石对史迪威十分不满，因为他轻率地下令发起行动。史迪威将军接受了两姐妹从中斡旋的好意，认为她们是受其兄弟宋子文的影响而向他表达善意。

她们确实是受宋子文的启发，但原因却是，他们听闻了宋子文的计划，感觉受到了威胁，所以马上采取行动，力求与史迪威结成同盟。蒋夫人感觉受到威胁是因为她的丈夫就是宋子文的目标，孔夫人也是如此，因为她的丈夫是财政部部长。这两姐妹想要团结一致对抗她们的兄弟，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消除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隔阂。

10月中旬，刚刚上任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起身离开印度，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而当时宋子文也离开美国回到重庆。与蒙巴顿同行的是陆军中将布里恩·萨莫维尔（Brehon Somervell），这位精明强干的美国陆军补给部门的主管这次同行的目的就是将总司令介绍给蒋介石。宋子文给他的建议令这位将军大吃一惊，因为宋子文说罗斯福已经同意撤销史迪威在此的职务。宋子文还提醒路易斯勋爵，如果任命史迪威为副司令，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宋子文在重庆作为蒋介石和萨莫维尔的翻译，他告诉这位美国人，蒋介石要求史迪威撤出中国是因为他对中国军队已经“失去信心”。史迪威听到是中国提出的要求感到十分不快。同样感到烦恼的人还有蒙巴顿，他不想在上任初期就失去这个他想委以重任的人。他本想让史迪威解决棘手的中国人问题，尤其是在印度和缅甸。路易斯勋爵主动提出向蒋介石求情，史迪威同意了。蒙巴顿在拜访蒋介石之前，先通过萨莫维尔向他暗示，如果在中国军队工作将近两年的指挥官被调走，他将无法继续进行中国军队在东南亚司令部的调度部署。

同时，宋氏姐妹也在不停奔走。他们得到了军政部部长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的支持。史迪威十分蔑视何应钦，认为他能力不足，故意刁难而且和他人同谋破坏。而这次，何应钦乐意与史迪威共谋对阵宋子文。他知道宋子文正在尽一切努力让陈诚将军取代自己，陈诚是宋子文最中意的两个指挥官之一。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史迪威虽然之前也想让陈诚取代何应钦担任参谋总长，但现在也认识到有必要同令人轻视的何应钦一起对抗宋子文。

然而，这个争端归根到底是宋氏家族的内部闹剧。宋子文坚持认为只要蒋介石提出要求让史迪威撤出中国，他就可以摆脱咄咄逼人、强人所难的史迪威。而宋氏姐妹都认为，史迪威在美国支持者众多，如果将他驱逐出中国，势必会引起美国对中国物资供给的削减。这种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持续了数日，直到10月18日随着宋子文和他的妹夫双双大发雷霆而达到顶峰。当时这位外交部部长大声辱骂蒋介石，而那位军人-政治家也不甘示弱，大声回骂并打碎了多个茶杯。

宋氏姐妹、史迪威和何应钦将军胜利了，但条件是史迪威要做出一副忏悔的姿态来帮助蒋介石挽回面子，因为他感觉撤回让史迪威离开中国的要求使他颜面扫地。忙碌的宋氏姐妹担当导演，设计“醋乔”的台词，他也确实极力控制自己，按照计划进行，说道：如果他曾经犯下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存在误会。史迪威在“演完这出戏”之后写道，“‘花生米’尽力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说教，让他认清总指挥和总参谋之间的关系，不要过于自负。

宋子文计划失败，在这场闹剧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尽管没有剥夺他外交部部长的头衔——撤他的职就是给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介石让他待在家里，不要再插手公务。直到1944年夏天他才得以恢复工作。至于陈诚将军，他的指挥官职务被解除，官衔未定，无人问津。宋子文的另一个门徒薛岳将军在1944年英勇抗击日军的一次进攻，但急需军火补给时却未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结果惨遭失败。

[1]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战争

史迪威缅北战役的任务是驱逐消灭盘踞于此的敌军，而后建设一条连接中印的公路和油管，有利于战机更安全便捷地飞跃驼峰。伴随着敌军的攻势，美国工程兵操控机械，以列多（Ledo）为起点，在山林中开辟出一条基础的货车道。 [1]

这项令人惊叹的任务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完成。但经由此路及其油管运输的补给总量却逊色于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的空运。物资车辆的车轮只在这条公路滚动了五个月，战事便结束了。此后，中国的补给主要经东部海岸线进入，这条一时间蔑视了丛林的公路又逐渐被丛林吞没。

虽然首先提出建设此路的是中国方面，最终拥护它的却是史迪威。他与这条公路因对方而被世人知晓。其中有一些人以此为依据，批评史迪威缺乏决策力却又固执己见。魏德迈将军，在纳入蒙巴顿麾下之前曾是美国战事的主要计划者之一，他曾批判建设“史迪威公路”的方案，还认为缅甸北部的军事活动完全不靠谱，很有可能失败。约瑟夫·阿尔索普上尉，作为陈纳德的助手和发言人，预言史迪威在缅甸将会失败。阿尔索普积极与哈里·霍普金斯通信，信中不乏谴责史迪威之辞，而这只是他反对史迪威的一点点表现。

从结果上看，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和其中的军事行动本该为我军打下基础，但其代价却大于收益。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美国制定决策期间，战争的前景其实尚不明确。而美国政府在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策略中，夸大了中国对抗日战局的重要性，提出要千方百计地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能只靠空投。人力与资源的大肆投入是全面战争的一个特征。

从人类的角度看，缅北会战及其路管建设是伟大的。对此，他人已有充分评价，我不再赘言。

史迪威训练的三个师之一派遣了几个小分队于1943年末跨越阿萨姆邦进入缅甸，随即遭遇日军第18军团。该军团曾占领过新加坡，现占领了缅北地区。中国军队的官兵因为多年败于日军手下，所以遭遇战初期缺乏自信。但史迪威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使他们赢得了几场小战役的胜利，也赢回了信心。

中国军队战力的提升取决于三个改变。其一，美国的补给服务确保他们吃饱穿暖、武装充分，而且消耗的弹药装备能迅速补充。即使有时未能完成，也只是战事所迫或天气原因，而不是因为官员的贪污与囤聚。

其二，不再如先前的中国战场那般抛弃伤员。史迪威坚持向军队提供高标准的医疗支持，由列多的一所顶级美国综合医院作保障。另外，战役中首次采用轻型飞机从空中向后方护送伤员。

其三，美国第十航空队控制了缅北领空，使得我军不再受敌军轰炸，路管修建时也不会受敌方低空扫射的干扰。同时，零散部队和侧翼部队在丛林中行进的时候也可以获得空投补给物资。

史迪威相信中国士兵的素质。战役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普通军官士兵，而在于他们的高级军官。蒋介石的胆小、优柔寡断和不作为从根本上导致了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利，他不止一次地背着史迪威号令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破坏我军士气。

同时，蒋从云南阻止敌军攻势，意图逼退敌军，让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三个师对付他们。蒋介石为了逼退日军一个缩水的师团，竟调用了滇西军12个师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力量还参与过美军训练项目，装备了美军武器。美国计划首先改革和武装中国军队30个师，再改革和武装60个师，总共90个师。与这12个师对抗的只是日本一个力量薄弱的师。

蒋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反击。即使武装力量远胜于敌军，他也不愿消耗物资，不愿刺激日军，更不愿承担一丝失利的危险。同时，他还要求英军不要在缅甸中部和孟加拉湾地区有大动作，否则他便原地不动。罗斯福催促蒋指挥滇西军应战，他则以中共军队将要发动攻击、苏军在东北边境蠢蠢欲动和日军准备对华北发动更大侵略三个理由敷衍过去。他只判断正确了第三件事。他不向缅甸进军，而是派遣两个师到印度与史迪威带领的三个师会合，并声称会做好准备迎接“同盟海陆军可增援中国海岸战区”的那一天。

除了一些坚定的亲华派，美国官员们此刻终于理解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厌恶，尽管他们的感受程度还不像史迪威那般入木三分。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想帮助蒋，蒋则不遗余力地阻碍与他们的合作，最严重的一次是他絮絮叨叨地请求美国给他10亿美元的贷款。华盛顿方面拒绝了他，因为在日本对中国的陆海封锁尚未解除之前，即使10亿美元也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蒋介石也提出另一种方案，即要求华盛顿方面以人为虚高的官方汇率支付美国在华驻军——特别是B-29轰炸机基地建设——所产生的费用。如此，美国要支付的美元，将是当时已贬值中国货币的真实价值的六倍。

不出所料，蒋强硬地索要经济援助是凭借日本可能开出条件诱惑中国退出战场，孔祥熙向高斯透露了这一潜在威胁。华盛顿方面认为蒋的表演是为了就滇西军在路管建设上的帮助作用向美国要价，他们出离愤怒。美国财政部和陆军部均认真考虑过是否可以撤出中国。但是，鉴于“四巨头”的任务分配中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承诺，美国不能从中国撤出。因此，美国只好将主要涉及金钱的问题用研究和谈判的方式拖延，逐渐不了了之，接踵而来的账单则通过临时的讨价还价来解决。

当史迪威快被蒋介石娴熟巧妙的沉默逼疯时，东南亚司令部已着手计划忽略缅甸，准备陆海同时进军苏门答腊、马来亚（西马）和香港。这是丘吉尔梦寐以求的。1944年1月7日，魏德迈与我交谈，我记录道：“如果我们被限制在缅甸丛林战中，将无法联合麦克阿瑟和金抗击日本。阿尔伯特（魏德迈）认为联合麦克阿瑟和金的唯一可行方法是绕道经过新加坡。”

东南亚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名为“公理”（AXIOM），蒙巴顿派出魏德迈带领的17人团队前往伦敦和华盛顿争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史迪威在他们出发之前得知情况，任命我与准将本杰明·费里斯（Benjamin Ferris）到华盛顿反对“公理”计划。出发之前，我们首先来到史迪威的缅甸总部报告。

会见史迪威的几个小时里，费里斯一直在场，所以我无法私下与史迪威交谈。恰巧史迪威之子有口信要我传达，我便以此为由邀请他到竹舍之外相谈，交谈中史迪威提到了数个话题。事后，我做了简略的笔记：

将军缓步在十字竹道上，我在侧畔的草地上跟随。我告诉将军，眼下的华盛顿之行是他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会议，但他却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弱的团队参与。本尼（费里斯）的恐英情绪不会因乔治·马歇尔而平息。将军表示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已警告过本尼不要矫枉过正。

我又提出：“本尼可能会受华盛顿的那帮人威慑，因此无法做出良好的陈述。在我看来，将军您自己、法兰克·麦瑞尔或柏德诺准将都拥有积极的人格，你们才是赴会的合适人选。”老头儿说他和法兰克都没办法去，但柏德诺可行。

所以我便开始推荐柏德诺。他掌握着兰伽训练过程的第一手信息，在阿萨姆邦-缅甸边界（Assam-Burma Border）坚持了整整两个季风季，还曾领导了胡康河谷战役。他身上有引人注目的品质，如果有机会见到总统先生，一定能吸引其注意力。

温盖特［派头十足的英国将军，指挥钦迪特部队（Chindits）在日军防线背后执行远程刺穿（Long Range Penetration）］为其部队做了一次戏剧化的陈述，赢得了总统的支持。我认为柏德诺也可用令人注目的方式阐述我们保卫并夺取缅北领域的想法。

将军随后同意派出柏德诺。

我、费里斯及柏德诺赶在魏德迈代表团之前早早抵达华盛顿。我与柏德诺马上会见了弗兰克·罗伯茨准将。在北平和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我便认识了他，他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已高升为军队策划的一把手。柏德诺陈述了史迪威的想法，罗伯茨表示同意。而我只和费里斯共同出席了与史汀生的会面。当时是中午11时45分，77岁的陆军部长先生正需要午睡片刻，而费里斯的陈述又不是很清晰，因此会谈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按照我与史迪威的计划，我安排柏德诺去见了一些经过甄选的记者。他坦率地向记者们讲述了缅北战役中蒋介石和英国方面的不合作态度，但他尚不如史迪威当年那般坦率。我们并非揭秘，因为我们所述信息早已在华盛顿方面传开。但是，当记者们基于我们的简述发表了他们的报道之后，英国陆军元帅兼英国参谋长委员会（British Chiefs of Staff）驻华盛顿代表约翰·迪尔爵士被激怒了，他向总统与马歇尔抗议，训斥陆军部和海军部泄露消息。

作战处首长托马斯·汉迪（Thomas Handy）将军，召见审问了可怜的柏德诺。在我的笔记中，他“直接尖锐地质问泄露的消息从何而来，柏德诺起初回应道，作为一名军人，理当对上级长官实言相告。不过他又追问托马斯·汉迪将军是真的想知道谁该为那些令人尴尬的报道负责，还是仅仅想结束公众的关注。当时在场的众人哄然大笑，托马斯·汉迪说只要那些报道停止传播就可以了。”

而对于我，廷伯曼说，他已经向汉迪解释，我原本隶属于国务院，后借调给史迪威将军。托马斯·汉迪表示“他们”（托马斯·汉迪那一班人）并不需要向我展示权威。假如五角大楼各阶层人员对深陷忧患仍然不屈不挠的史迪威没有那么多敬佩之心——并且私下里对我们的言论并无同感——的话，我与柏德诺可能会遭遇无情的对待。

兴许缘于托马斯·汉迪对我们的态度，一周之后总统召见了柏德诺，要他对缅甸情况做个简短汇报。柏德诺的汇报清晰有力，成功唤起罗斯福对缅甸之战的热忱，据我所知还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满怀热情的罗斯福询问柏德诺，应当如何让丘吉尔支援史迪威。

我带领柏德诺与新晋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交谈。斯特蒂纽斯注定要替代病痛中的赫尔，他揭露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对国务院这个专业外交组织的轻视。他是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董事会主席，和蔼、忙碌且上相。当选国务卿不是因为他对国内外事物的洞察力——那并非他的职责——而是因为他要成为总统的门面和国务院的管家。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才是外交政策的真正标杆。

斯特蒂纽斯专注地聆听了我们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再与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谈一谈。格鲁曾任驻日大使，在斯特蒂纽斯继任为国务卿后他将担任副国务卿。他是外交专家。他更加细致认真地听完我们的故事后，让我们以斯特蒂纽斯的名义起草一份送往白宫的备忘录。

2月23日，我以开阔的视角在备忘录中介绍了史迪威的情况：

我们在亚洲的政治目标是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微衰的英荷帝国系统与充满活力的俄国发生冲突时保持平衡。退一步讲，我们也不乐意与殖民帝国主义有瓜葛，以免为了与一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结盟而白白地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主义相对立，况且它还很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

为了达成这一总体的政治军事目标，今年我们踏出了第一步，即开拓了一条从缅甸通往中国的交通道路。而接下来则需要在英帕尔（Imphal）地区的英国军队和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停止不作为的态度，发动对日攻势，支援正在列多地区行进的中美联军。

在备忘录的结尾，我请求总统对丘吉尔和蒋介石施压，促使他们支援史迪威。我不知道格鲁是如何处理这份备忘录的，但是，我交给霍普金斯的另外一份更早的备忘录被他递交给了总统。在那份备忘录中我论证道，美国应当攻下缅北而非苏门答腊与新加坡。

“公理”计划虽然得到丘吉尔的强烈支持，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却不以为然。该计划在华盛顿被否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它不合时局，原因在于不可或缺的欧洲两栖作战船在1945年之前无法集结，“公理”计划将会被加速前进的尼米兹（Nimitz）和麦克阿瑟甩在身后。而总统也不同意该计划，因为他看到了计划背后丘吉尔的殖民意识和迂回意图。

* * *

我和柏德诺游说各方对英国施压，试图让其加入抗击敌人的战斗，事后看来，我们的努力稍显多余。早在当年3月份，日军就攻击了位于缅印边界的崎岖的英帕尔地区。日军三个师团牵制住了英帝国四个师。敌军的目标是突破雅鲁藏布江河谷，沿着交通路线从印度其他地区直指印度北面的史迪威军队和用于空运物资到中国的大型空军基地。

日军轻装翻过被丛林掩盖的边界山脉，抢占英军物资储备，从背后切断了守军的补给，让英军度过了难熬的一个多月。美国战机从缅北转移前往支援受困的英军。史迪威又下令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增援，但遭到拒绝。蒙巴顿请求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蒋介石令滇西军形成第二道防线，但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

英军的反击，日军未抢占到足够的补给物资，其在缅甸的补给站补给无力，以及雨季的来临，这些给予了侵略者枪弹、饥饿和热带病的多重严厉惩罚。但疯狂的固执本性仍然让受挫的敌军坚持反抗到7月份，而后狼狈地退到丛林中，山道两边尽是败退敌军的尸体。

1942年，也是在这一片丛林中，史迪威带领他的小分队逃过日军的扫荡。同年，依然在这一片丛林里，无数的难民想要逃往印度，却在无情而又繁茂肥沃的山坡上死于饥饿与疾病。

在英帕尔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终于说服蒋介石发动了滇西军。为了保留蒋介石的面子，我们用了一种委婉隐晦的说服方式。受马歇尔和史迪威之命，中缅印战区首长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少将对中国军队参谋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如果滇西军仍然守着租借法案（Lend Lease）的物资不动，租借法案将会中止。这是史迪威推荐的一种等物交换谈判，却曾遭到罗斯福的训斥。两日后，也就是4月14日，何调动了滇西军。

滇西军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攀爬进入怒江（Salween）峡谷，他们用竹筏强渡汹涌的江面，然后沿着峡谷西面奋力向上，一路未被日军发觉。准将“赤红儿”多恩带领着美国顾问团和中国部队。滇西军作战力量薄弱，与历经兰伽集训的几个师相比，训练和装备均显不足。而且多恩对该部队也没有史迪威那么高的权限。

经过一场初期胜利之后，中国军队的攻势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不断无视多恩的建议，而且中国的军官们优柔寡断，受到错误指导，不是鲁莽就是胆小，浪费军力正面攻击敌军力量集中的地方，武器操作失误频发。日军一小股不足中国军队力量十分之一的部队成功顽守在云南怒江西面的一个突出位置。该位置一边连接老的滇缅公路，一边又是史迪威选定的连接点，战役因此陷入僵局。

由于中国指挥官们动作缓慢，1944年3月，史迪威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蒋还在为渡江讨价还价的时候，位于英帕尔前线的日军已经威胁到了史迪威的交通路线。4月，情况稍有好转，但没有人能确定有所好转的情况可以保持多久。史迪威将军决定冒险推进，出奇兵攻占密支那日军空军基地，然后利用空中力量加以巩固。密支那火车站是日军在缅北最关键的据点。

史迪威组建了一支由美军和中国军队共同组成的分遣队，共计4000人，其中美军人数1400人，专打丛林战。他们疲惫不堪、充满怨气。他们是代号“加拉哈德”（GALAHAD）分遣队的幸存士兵。由于受升任为准将的法兰克·麦瑞尔领导，该分遣队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突击队于2月进入缅甸战场，灵活多变、锲而不舍地攻击敌军侧翼与后方。之后的两个月内，在突击队向密支那行进之前，战斗、疾病和精神崩溃就削减了一半突击队员。

由克钦当地部落人员领路，受过战略情报局训练的这支中美协作特遣部队顽强地在山道间行进，穿越了世人认为无法穿越之地。他们用了将近三个星期，到达了目的地，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成功占领了密支那的飞机跑道。史迪威也给了蒙巴顿、魏德迈、阿尔索普和其他预言任务失败的人一个惊喜。

就在麦瑞尔突击队智夺密支那飞机跑道之后，诸多战事却旋即走上错误的轨道。麦瑞尔要求空军总部首先运送援军和食物过去，因为一些突击队员已经多日没有吃饭了。然而不出所料，斯特拉特迈耶却派来了并非亟须的防空部队与工程师。中国军队则投入两个营袭击只有700名日本士兵防守的密支那镇，混乱的中国军队陷入持久交火中。第二天，中国军队又投入更大一股力量重复表演。而日军则阻退了所有攻势，增援后人数达到5000，开始顽固抵抗。

经过三个月无休止战斗的煎熬，突击队本希望在完成占领任务后退到后方修养。但是，由于密支那的敌军没有被成功剿灭，史迪威只好下令已经透支且状态低迷的突击队员留下来继续加入夺取密支那的残酷战斗。由于情报部门G-2低估了敌军实力，突击队员苦战了两个半月一无所获。最终，大约200人健全地存活下来，其余队员有的战死，有的被送往列多治疗或进行康复，他们差点要发动叛乱。麦瑞尔的心脏病发作了两次，一次是在山道行进途中，一次是在任务成功两天之后。

敌我两军均在密支那扼住了对方的咽喉。虽然日军士兵不断消亡，他们仍然拒绝投降。此时战役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军队的先锋部队遭遇敌军所剩无几的第18军团后孰胜孰败了。而占领密支那飞机跑道似乎让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开始主动攻击，在6月底占领了孟拱（Mogaung）的铁路。此战的胜利也有钦迪特部队的功劳，这支由温盖特创建的突击队在敌军防线的后方展开行动。

史迪威指挥钦迪特扰乱位于中国军队攻势南边的敌军后方，破坏敌军交通线路。温盖特于3月死于空难后不久，史迪威与其继任者威廉·伦泰恩（William Lentaigne）就势同水火。同麦瑞尔突击队一样，钦迪特部队的士兵被过度征用，在严酷长久的战斗中耗尽精力。但史迪威却如同苛求麦瑞尔突击队那般苛求他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

史迪威对自己毫不仁慈，因此，在危急时刻，他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军队。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无畏，充满战斗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人们只能被有限地激发并充满这样的品质——在二战中，日军的上限要高于美军、英军和中国军队。钦迪特部队没有被史迪威激发鼓舞，却因为他耗尽精力，他们对史迪威的怨恨不会比麦瑞尔突击队少。

* * *

1944年4月中旬，英帕尔战役正处于高潮阶段，史迪威马上要决定执行密支那的任务，蒋介石则刚刚不情不愿地下令滇西军横渡怒江。此时，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ICHIGO）的大规模侵华行动，调动了超过15个师团的力量。日军从华北向南扫荡，目标是打通南北铁路段，占领曾经威胁过他们的东南空军基地。由于日军的海上交通在美国潜艇和飞机的围攻下日渐瘫痪，日军侵略行动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中国最南边的陆路交通。另外一个目标则是对付美国在华东的空军基地。第十四航空队曾对日军在华的海上和铁路交通造成不小的损失。一旦这两个目标实现，正在华西休养的中国军队将被隔离开来，无法与登陆中国沿海的美军直接联系。

日军从人数上远多于自己的中国军队眼皮底下进入华北。到了夏初，他们就攻到了华中。1942年和1943年，陈纳德和蒋介石曾对罗斯福满口保证过第十四航空队的安全，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了。虽然陈纳德指挥空军进行行动，同时陆地上的中国军队数量远多于敌军，但是日军没有受到阻拦，而且还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空军基地。史迪威和马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地面的保护力量足够，空军基地才能发挥效用。

到了1944年底，“一号作战”几乎已经完成了任务。日军分出一纵队西进，引起了湘桂政界的恐慌。如果当时日军再前进70公里，混乱势必发生。最终阻止日军步伐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冬天的来临和补给的缺乏。

* * *

英国人对史迪威多番忍让。他们知道史迪威暗地里对他们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只在某些特殊场合才有所收敛。因为在缅战中英军毫无亮点的表现、英国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不同观点、印度政府和印军对他恼人的妨碍，本来就不待见英国人的史迪威对英国人更加吹毛求疵，批判英国是顽固主义的温床。

史迪威的反英（正如其反蒋）言行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初级的层次表现为稍有掩饰的轻视。1944年8月，他在短暂担任副总指挥期间的表现便属于该层次。他批判东南亚司令部人浮于事，编制过于复杂。后来，他有一次在自己人面前口不择言，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他说：“天杀的英国佬不会打仗。”他曾经夸赞过蒙巴顿是个“好人”，但这次在他口中却变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事后，英国人果然听到了这些不中听的话。

最高层次反英言行从他日记中那些怒气冲天酸溜溜的话就可见一斑。如果某天事情不顺，烦躁的史迪威就会将压抑的失望与微弱的希望倾泻在纸上。其实大多数日子里事情都不顺利。他不是为出版而书写，而是为了精神宣泄。在他的日记中，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不幸沦为“便壶”，英国人全部都是“卑鄙的伪君子”。

史迪威这些不中听的话和其他一些更粗俗的言论，并没有让受攻击者过多在意。直到1946年史迪威去世，他的个人文件得以公开，公众才了解到他对自己粗野言论不加节制的那一面，这种公众印象持续了数年。但史迪威受人尊敬的总体形象，并没有被这种印象代替，正如他没有被其他将军添油加醋的不实回忆录抹黑一样。

虽然在1943年秋天蒙巴顿曾帮助蒋介石建议美国召回史迪威，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却将自己的副手从东南亚司令部调到中国，让魏德迈或索尔登代替其职位。史迪威对英国明显的偏见，派遣我和柏德诺到华盛顿的举动，以及滥用钦迪特部队的行为，的确是过分了。同年6月，英国陆军元帅、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要求马歇尔将史迪威调离东南亚司令部。

* * *

1944年6月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到访重庆，试图缓和蒋介石与共产党、苏联的关系。他经由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抵华执行罗斯福指派的任务。罗斯福的目的是：一方面表达对蒋介石与红军关系逐渐恶化之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要趁华莱士离开美国之际，打下基础以便取消他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大会参与竞选的机会。

华莱士和威尔基一样，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他并没有成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但他的确完成了一件我盼望已久的要事，那就是让蒋介石同意由中缅印战区总部派出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延安驻扎考察。这是蒋许久以来的一大让步，以后他将为此事后悔。

因华莱士的访问，宋子文再度出山。他作为蒋介石的翻译，明确表达了蒋对史迪威的反感，并联合陈纳德和阿尔索普，成功地说服华莱士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有一点内容是建议将史迪威撤出中国，并指名魏德迈接替。副总统提出该换帅意见之前其实从未见过史迪威或魏德迈。

史迪威派出我和公共关系官员保罗·琼斯（Paul Jones）上尉，向华莱士发出迟来的邀请，希望他能访问史迪威将军的缅甸总部。当时，史迪威正忧心忡忡地关注密支那的围攻和进展迟缓的孟拱河谷战役，无法抽出时间到中国与一个被他认为是瞎管闲事的人闲谈。当华莱士与蒋介石结束谈话之际，我尝试接近他，递交史迪威的邀请。但他却让陈纳德和阿尔索普做主。他们有礼貌地阻止了我。然后我情绪激烈地呼吁他们发扬高尚品质，暂时放下与史迪威的不和。他们安排我会见华莱士，前提是他们必须在场。我在后来递给史迪威的报告中写道，“陈纳德及其搭档阿尔索普都是得体有理之人”。会面时，我代史迪威向副总统发出邀请，但他带有歉意地拒绝了——以天气和时间紧迫为由。

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会见那天不久前，也就是6月26日，华莱士就已经给罗斯福发了电报建议撤回史迪威。我更没有料到，这位突然如此卖弄计谋却毫无技巧的战略家一听别人说陆军部会否决他的最佳方案——陈纳德同时掌握军事和政治的权力并有权“直接与白宫商议解决政治问题”，从而同时替代史迪威和高斯——之后，就顺道推荐了魏德迈（实质是由宋子文和阿尔索普推荐）接替史迪威。华莱士对美国政府高层使出这种狡诈的调遣计谋，最终却落得个在史迪威遭撤换之前被罗斯福赶走的下场——而还在他未被赶走之前，罗斯福还让史迪威升了职，并要求蒋介石支援史迪威，使蒋大失颜面。

一边，蒙巴顿和布鲁克希望史迪威退出缅印去中国；另一边，蒋宋与陈纳德三人又希望他撤出中国一直待在缅印。因此，马歇尔考虑是否要赋予史迪威一个新角色，这个新角色来源于史迪威本人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战地参谋长（Field Chief of Staff），一个可以对中国军队行使相当大权限的职位。怒江之战前线不容乐观的状况和无力抵抗日军“一次作战”行动的糟糕表现，似乎显示出中国的指挥力量既无法在当下抑制敌军的攻击，也无法在未来将日本的百万军队赶出中国，因为即使美国制服了日本，日军残余也会继续抵抗。

日本本土投降以后，美国人不可能继续留在战场，继续从太平洋对岸和欧洲运送军队到亚洲大陆参加战斗和做出牺牲。让苏联人进入满洲乃至整个中国消灭日军也是令人不安的一种选择。要是蒋介石能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处理权让给史迪威，也许曾经训练并领导中国军队在缅甸夺取胜利的史迪威能够阻止“一号作战”并激励中国人在太平洋之战胜利后打垮日军的负隅顽抗。

这似乎就是马歇尔当时的想法。7月1日，他试探史迪威是否有意愿重整并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很严肃地表示，拯救中国的希望很渺茫，那一丁点渺茫的希望存在的前提是他能拥有“完全的军权”。如果总统能够向蒋介石传达“强硬的信息……委员长可能会在压力下让我指挥军队”。同时，史迪威认为挽救危局的唯一机会是从位于华北的山西反攻，而且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马歇尔把史迪威对中国毫不乐观的评价视作对他的想法的默认，要求蒋介石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位令人讨厌的外国军官。马歇尔参谋长马上着手此事。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支持善战的指挥官史迪威，在7月4日向总统递交了报告，严厉批判蒋介石和陈纳德在抗击“一号作战”侵略行动之前和期间的表现，赞美史迪威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军队有效抗击日军的人”。原因之一是，他曾经“凭借自己组建的一支力量，在内外反对声中，克服地形和天气的巨大障碍，进行了一次绝妙的战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将史迪威升为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议推举史迪威成为四星上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需要更高的威望匹配他的新头衔：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官。总统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马上通过电报通知蒋介石陆军部的具体草案。其严厉的教导口吻表明，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蒋过分欣赏的态度。

罗斯福与马歇尔有足够理由怀疑，宋子文的翻译有意淡化了华盛顿给蒋的信息，而蒋夫人也简化了总统的一封电报，因为其中的内容本该让蒋介石大为不快。因此，中缅印战区在重庆总部的高级官员只好亲自前往传递罗斯福的信息，要求蒋同意史迪威“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指挥所有中美军队，并赋予他完全的职责和权限协调指挥各项行动，瓦解敌军的侵略”。该高级官员是费里斯，他带上我的同事谢伟思作为翻译。

蒋为了避免让自己迫于罗斯福的催促而妥协的情况出现，当下就给出回复。他再次要求罗斯福派出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协调他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蒋意图得到一位权力高于史迪威和高斯的人。如果他实在无法摆脱这两位不可屈、不可欺的美国利益卫士，那么他希望通过另外一位美国人绕过或否决他们。7月和8月，蒋一直在争取此事。

* * *

因为与史迪威合作，有时我会夸大有关他的事情。在1944年3月递交给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将史迪威比作威廉·S.格里夫斯（William S.Graves）将军。格里夫斯将军在1918年曾指挥美国军队进入西伯利亚。时任陆军部长的牛顿·D.贝克（Newton D.Baker）曾写道：“我们的协约国将格里夫斯将军描述成像威尔逊总统那样‘固执、不随和、难以合作的指挥官’。当我向总统保证‘格里夫斯将军对总统的政策绝对忠诚’时，总统无视所有协约国指挥官的挑拨，对我说‘贝克，他们的说法太老套了，有些人被评价为固执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

我承认，为了消弭诽谤者对史迪威的恶意中伤，我的确有一些夸大之词。在私底下，我对史迪威说，我并不认为他一直都是正确的。1944年7月17日，我用两页纸对他做了最尖锐的一次评价。在其中，我说大家都在询问“您什么时候从树林里走出来重新执掌战区指挥权”。我还说，“史迪威一直扮演着缅甸拓荒者的角色，结果给华盛顿留下了缺乏领导力的印象”。

将军在后半句划上下划线，并在空白处写下“内疚”二字。

我继续写道，如果想要阻止中缅印战区从二级战区降为三级战区，唯一的办法是从战术层面升华到战略层面。史迪威在空白处提出疑问：“我们真的拥有强有力的论据吗？”

“您手下的几位高级官员，”我观察了赫恩与费里斯后写道，“被认为是您看似光鲜的沉重包袱。人事、情报、行动和补给四个部门的首长不是被看作友善的庸才，就是被讽刺成老而无用。”史迪威指出赫恩与费里斯“可能更糟糕”。“没错，”他略记了关于四部门首长的那几句话，“我们正准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假定中缅印战区是一个垃圾场，收容的尽是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看不上的人，我们也无法接受当下如此可怕的人员编制和指挥危局。我们的战区拥有足够的人才挽救局势。”将军就我的评论在空白处写下具体的人员名字，还问道，“除了这些人，我还应该开除谁”？在第二页末端，他写道：“欢迎这样的备忘录。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W.S.）。”

对于多数身处高位的人物而言，我的评论是非常鲁莽无礼的。史迪威能接受这样的评价出于几个原因。其一，矛盾的史迪威，内心深处却是宽广的、谦虚的。其二，除去他的众多偏见，他其实善于接受，思想开放。但是如果你想看到他的这些品质，首先必须让他把你当朋友而不是诽谤者或谄媚者。我恰好符合他的要求。他知道我支持他，而且我的支持不是为了讨其欢心。我是一个友善而又无私的评论者，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虽然我认同史迪威，而且因他矛盾但热烈的感情而感动，但我没有与他建立密切关系。我与他的交流多数是通过书写或其他正常渠道。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也许只和他单独交谈过一些具体性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未谈论过广泛的军事或政治话题。虽然我从不过问他与陆军部的交流，但他曾多次告知我马歇尔传来的消息。

我与史迪威的接触多数都不是在正式场合——或者在乘坐“乔叔叔的战车”时，或者在我们与其他军友用餐时，或者在偶遇时。虽然我知道他欣赏我，但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工作会如何具体评价。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为我写过勤务评定书。他需要忧心的事情太多，所以我觉得要他为我写致国务院的勤务评定书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我也没有请求史迪威给我三位驻外事务处的同事的勤务评定书签字，对此我很自责。

[1] 后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十六章 委员长对抗将军

1944年8月，史迪威再次派我前往华盛顿。此次与我同行的是法兰克·麦瑞尔。麦瑞尔在五角大楼咨询关于史迪威新角色的一些事务，我则拜访了几位在华盛顿的旧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与哈里·霍普金斯在9月4日的一场闲聊。我将他的话记录如下：

委员长最近的一次来信中，似乎有意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境内所有同盟军队，包括中国部队。他（霍普金斯）觉得只有史迪威将军这样的外国将领能够同时指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我则提出，鉴于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经历，史迪威将军很难不去怀疑自己对中国军官到底拥有多大的指挥权限。我预测其权力会处处受限。

霍普金斯先生明显对我的观点表示惊讶。他相信史迪威将军有自信指挥好中国军队。他询问我，缅北战役中，美国是否真的成功指挥了中国的部队。我给出肯定回答，但是我也提出，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在中国地区对中国部队拥有的权限，要远比我们在印缅地区的时候低……史迪威将军可能的确可以成功地指挥他们，但他要克服中国人的顽固、懒惰和冷漠，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相信史迪威将军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种安排下，我们要面对许多困难，但如果依靠中国人自己消灭日军，那更是没有希望。我认为史迪威将军也是感同身受。

随后，霍普金斯先生表示史迪威将军会获得很大的权限，因为白宫会通过马歇尔将军直接与史迪威展开工作。

我把此次交谈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并评论道：

霍普金斯明显带着过于幼稚的乐观精神解读了委员长的信息，对此我很恐慌……我突然想到，如果霍普金斯都如此乐观地看待一个外国人，一个十足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的可行性，那么他的上司肯定也怀着虚幻的乐观致力于此。在我看来，他们参照的是戈登（Charles Gordon，“Chinese Gordon”）与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例子。这两位分别是19世纪中期清政府招募的英国和美国指挥官。

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希望你无条件地效力于中国军队。而一旦出现中国军队违抗命令的事件，或其他你的权威受限的情况时，按照他们不切实际的想法，被责难的人可能是你。

因此，我认为需要给霍普金斯先生打个预防针。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质疑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效果了。在1943年2月17日的日记上，我明确地写道：

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一直在尝试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指挥中国人。我们拥有武器，因此中国人愿意多与我们合作一会儿。我们懂得武器的使用方法，我们对指挥和组织军队有见解，同时我们又觉得中国军官效率低下、能力不足，因此想把这些见解强加给他们。我们沿袭戈登和华尔的思维与他们打交道……但并不被他们接受。史迪威用压制和惩罚对付他们，然后，他被他们晾在了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相信蒋介石会按罗斯福的要求让出军权，史迪威更是这么想。本来，史迪威深知蒋介石并非直接掌控所有军事力量。蒋对军队的掌控是通过分散指挥而非集中指挥。他不相信任何人，任命庸才为将，轻视他们，在任何重要的事务上亲自与每一个高级军官打交道。因此，史迪威面临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史迪威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面只是我的推测。当时的美国军界特别推崇一种国家信条：胆量、决心、气概和行动让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横穿缅甸夺取密支那，在多雨的密林中开辟道路通往最终目的地中国，他已经用决心、努力和坚持打破过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此时中国正陷入绝境之中，而且他的上司也明确希望他去挑战不可能。秉持优秀将士的品质，他承担起上级的期望，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总统让“委员长迫于压力给他指挥权”。他认为蒋介石会被迫采取积极行动，但这与蒋的基本利益相悖，这是史迪威错误的根源。蒋曾因受迫于美国人取消租借法案的威胁下令军队强渡怒江，但美国将最后通牒发给何应钦，这种摊牌方式让他失了面子。尽管强渡怒江之事不符合蒋的期望，但他的实权并没有受到影响。美国要求他直接授权给史迪威却强烈威胁到他的权威，无礼而难以接受。

* * *

罗斯福接受了蒋关于派遣总统私人代表的要求。他利用这种机会，将一些闲置人员作为支付政治债务的现成筹码，调离那些不方便留在身边的人。不过，当时他忙于与尼米兹（Nimitz） [1] 和麦克阿瑟开会，因此没有决定人选。

史汀生在8月初向马歇尔提过，他正在想办法趁这段时间让帕特里克·J.赫尔利入选。马歇尔原则上不赞同派遣私人代表，因为通过私人代表，罗斯福可能会绕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面向史迪威，但即便如此，他却马上推荐了赫尔利。这是为了抢在霍普金斯的前面。他认为霍普金斯的人选很可能会受陈纳德、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影响。

赫尔利曾是一名俄克拉荷马州的律师，因墨西哥石油诉讼和其他业务发家致富。他也曾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陆军部长。罗斯福、史迪威，特别是史汀生对他还算满意。基于在新德里和开罗的两次简短会面，以及对他品格的错误估计，我认为他会帮助史迪威。而最满意的还得算赫尔利自己。不过，他并不满足私人代表的头衔，因此纠缠着斯特蒂纽斯帮他安排大使的职位。但他的强求并没有实现。

遵循以德报德的原则，罗斯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以其“私人经济事务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纳尔逊曾经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2] 的要员，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前主席。因与现主席牵扯不清，罗斯福才想把他送到海外。霍普金斯与我讨论任命的问题时，他很担心唐纳德在中国要如何打发时间，对我说，“如果中国方面为纳尔逊提供四五个女孩，纳尔逊会很高兴，也可以让他闭嘴”。霍普金斯对中国方面会提供如此现实的条件毫不怀疑。

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一封信中，对该委任评价道，“显然，中国之于美国的政治舞台而言就像西伯利亚之于苏联，只是，罗斯福的手法更快更仁慈”。

8月23日，就在我和法兰克·麦瑞尔抵达华盛顿后不久，我致电赫尔利祝愿他马到成功。他马上邀请我加入他和纳尔逊，一同经由莫斯科飞往重庆。因公事缠身，我遗憾地表示拒绝。他则催促我尽快回到中国。

赫尔利和纳尔逊的赴华路线将经过俄国，而且赫尔利想要告知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其赴华任务，并向其垂询与蒋打交道的方式。这些事令国务院头疼不已。赫尔利自认为是罗斯福派他与苏联人民委员进行外交联系。当国务卿询问时，总统却否认。不出所料，纳尔逊与莫洛托夫会面时，一开始便表示他们是受总统的指示而来的。

莫洛托夫相信了这两位自视甚高的私人代表——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信任。他表示：“苏联一直支持蒋，已经很久没有与穷苦的中国共产党联系了，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代表苏联人民，向不远千里来向他寻求指导的两位保证，他的同志们很乐意看到美国人帮助中国，苏联政府也欢迎美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引导中国。

莫洛托夫的鼓励让赫尔利和纳尔逊更加自我肯定。在新德里，他们对史迪威表示，他们会告诉蒋介石团结国内（以平静、暗示的方式）并给予史迪威指挥权。将军表示欣慰。

总统给赫尔利的指示核心是“促进蒋介石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帮助后者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执行指示，在9月7日的首次会面中，赫尔利向蒋介石复述了莫洛托夫的保证。“即便如此，”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委员长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并明确表示，所有将由史迪威领导的所谓共产党军队必须最终由委员长掌控。”

* * *

即便是用隐晦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合法化，蒋介石也能敏锐地感觉到。因为统一战线联盟的关系，第十八集团军在名义上是国民军队，但实质上并没有在蒋的掌控之中。蒋介石认为该军和其他共产党武装力量一样“不合法”，视其为敌人。因此，蒋介石分配了约40万效忠于他的军队包围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史迪威对蒋介石如此浪费大规模军事力量感到厌恶。

史迪威不仅希望这40万大军能用于抗击日军，也希望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加入抗日的行列中。1942年6月，我向史迪威做报告，内容涉及我与当时身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谈话：“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带领共产党的军队加入缅甸战役，‘我将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

不知是基于周恩来的表态，还是基于其他我不知道的情况，史迪威告诉马歇尔，共产党愿意将军队交给他指挥。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部队，但那些称赞他们纪律严明、素质高超的报告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共产党的力量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华北、华中日军的后方和两侧，人数众多，意义深远，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他们拥有45万正规军和大约200万民兵。

但他们缺乏各种装备。即使在正规军中，士兵的人数也要超过步枪的数量，弹药量不足以支持任何稍微大型的战斗。总之，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大致上是由到处分散的游击军组成，以俘获的敌军装备和自制武器为武装。如果共产党正规军能拥有滇西军这样的装备，将会是中国最强的部队——事后他们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拥有超凡的团结精神、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而自我封闭、自我麻醉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明白一点，即如果他同意美国人调用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美国人肯定会坚持改善这些宿敌的武装。所以他一开始就固执地否决史迪威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提议。而现在，华盛顿方面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部队，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军队。

共产党方面也是小心谨慎的。只要蒋介石批准授予美国人指挥权，他们也不会反对——这实际上相当于婉拒。但周恩来曾对谢伟思说，时机并不成熟。时机成熟的条件，首先是足够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抵华，其次是反攻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刻。

我对延安方面的犹豫有自己的理解。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军队物资很拮据，根本无力进行正式的反击。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从美国征用的中国港口直接获得物资，从而拥有美国现代化的武装和有保障的物资流后，当然愿意组织正面反击，并考虑让美国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和美军的完整联军。他们不指望蒋介石同意美国通过现有的中印线路给他们提供补给。

共产党军队由谁指挥的问题与租借法案的掌控权紧密相关。史迪威对阵蒋介石的唯一筹码是反对和保留物资补给分配的职责。他认为这项职责的保留对完成任务至关重要。蒋介石和宋子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职权和他不断施压要求武装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打定主意要夺取租借法案的掌控权。赫尔利则坦率地支持史迪威，反对蒋宋的要求。

比起史迪威与共产党的关系和租借法案的控制权，蒋最关注的还是罗斯福关于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对于蒋应该赋予史迪威什么样的职权，华盛顿方面没有具体性要求。史迪威告诉赫尔利他的具体要求，然后这位私人代表在9月中旬将史迪威的要求告知了蒋介石。基于此，他们要求蒋签发一份委任状，委任史迪威为中国陆空军的战地指挥官（Field Commander），他同时还要签发一份指令。

委任状将赋予史迪威“奖惩、任命和撤换之权……及陆空军事活动的命令权”。指令中，蒋介石将指示史迪威以准备反攻的名义重组并调动陆军力量。最终，蒋介石将授予他解散旧部、创立新军和调整人员的职权。关于史迪威对中国士兵军饷过低的担忧，蒋介石将指示他立刻采取措施提高军队的生活质量。

赫尔利对自己帮助蒋起草的这份委任状和指令感到由衷地满意。实际上，在美国或其他拥有国家军队的集权国家中，这种程度的授权和指令并不过分。但是在民国时期，它不仅让史迪威有资格改革中国武装力量，而且还将产生虚弱的中国军队无力承担的经济负担。它是革命的药方。它将打破手握军权者的饭碗。假设这些人阻碍它生效——尽管蒋介石的命令正是如此——他们在应对一位外国恶棍旨在让他们失业的指令时，也要耗费大量精力。

但这次史迪威想要的是极大的权限，包括“禁止委员长干涉他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挑战不可能呢？我也只能再次推测。史迪威的任务失败的概率很大，只能追求出奇制胜，所以他试图通过这种直接强制的行为索取权限。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份委任草案足以使蒋介石深受侮辱。但是累积了两年半的怨恨消磨了史迪威保留蒋介石面子的热情。

谈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两周，结果双方均不让步。史迪威反而告诉宋子文，如果无法获得全权，那么他宁愿放弃责任。在毫无建树的这段时间里，日军已扩展至国民党军队在华南的防守区域，滇西军此时却滞留在怒江彼岸。当时已是9月中旬，蒋对昆明和重庆之安全的担忧升级成惊慌。

他召见了史迪威，终于表达了让滇西军回撤的意愿。这是要抛弃史迪威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解决中国受困之苦的成果。“这个发疯的杂种，”史迪威在日记中对蒋爆发了怒气，“竟要破坏整个帮助中国的该死计划。”随即，他毫不犹豫地给马歇尔发电报，报告蒋介石畏首畏尾，捣乱华南“防卫”。

马歇尔收到史迪威状告蒋介石失常的电报时，恰好在魁北克会见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消息传到的日子是9月16日，恰好不幸地赶在他们意志坚决、雄心壮志地策划进击欧洲和太平洋的当口。马歇尔的幕僚按总统意思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函，罗斯福在上面签了字。该函语气冷淡，细致地数落了蒋介石一番，包括“我确定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加强怒江的军力，发动攻势，同时马上给予史迪威你军全权”。

该函通过军事渠道于9月19日送到了史迪威手中，由他转交给蒋介石。这是例行公事，但绕过了敏感的赫尔利。史迪威当然不会把这封公函当作“烫手山芋”，反而感到满足。他马上带上一位中文翻译往蒋介石的居所走去，打算亲自递交信函。

但抵达后他发现蒋介石正与赫尔利、宋子文以及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开会。他劳烦赫尔利到会议室外见面，将总统的特函给这位私人代表阅读。赫尔利觉得罗斯福的语言过于直白，建议史迪威允许他口头传达其中大意。但受令直接传达消息的史迪威拒绝了赫尔利的建议。他们两人进入会议室，史迪威将这把“辣椒粉”撒向了蒋介石。

当时的场景——一名外籍下属当着蒋介石那群狡诈的党羽的面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指责他的信函——是蒋介石最丢脸的一次经历。史迪威却没有意识到对蒋介石的冒犯。委员长沉默着读完公函的中文翻译后，朝史迪威说，“我了解了”。言外之意是他们的会面结束了。美国总统的信使回到驻地，得意扬扬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使得‘花生米’丢面子”后的“幸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让蒋失去面子意味着他将彻底没有机会从蒋介石那里有所收获。“醋乔”离开后，“花生米”爆发了怒火，试图在亲信面前挽回面子。

大约七年之后，美国参议院热火朝天地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是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灾难。赫尔利向他们回忆起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的始末，以此向他们表达“盛情”。他认为，如果将军听从他的意见，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下面是他的回忆中最重要的几段话：

我和史迪威坐在走廊边，他给我看了总统发来的电报。虽然先前已有共识，但电报收件人并不是我。电报中确实提到让史迪威将军亲自传达信息的内容。

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将军则一直坐在我身边。我转过头对他说：“乔，其实你已经赢了。委员长已经同意总统的要求，他必须同意，没有选择。”

史迪威说：“我不关心他同意与否；我只知道总统命我把信息转交给他。”

我又劝道：“乔，我们大费周章才有如此收获，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你的委任状。我认为你最好口头把大意告诉委员长，而不是交给他这封语言僵硬的电报，否则他可能会把它当作最后通牒，会觉得被迫当众答应原来已经答应的事情。他其实已经同意了这上面的每一条要求。”

他说：“是总统派我来转交的。我现在就进去转交给他。”

接下来是一段更长的对话。我苦口婆心地劝这位朋友，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地进去当面转交。

赫尔利的描述中关于他与史迪威的周旋大致可信，但他声称已经说服蒋介石接受美国要求授予史迪威全权这点却非实情。我在事件快结束的时候才回到重庆，与赫尔利和史迪威讨论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两人均未提到蒋已经同意总统要求。不要说蒋介石民族主义的敏感神经，就单凭他对史迪威长久的敌意，也不可能同意把全权交给这个讨厌的美国人。赫尔利只是善于误导自己。因此他有可能在与蒋介石周旋的时候说服了自己，并且认为蒋与他达成了共识；或者当他多年以后满怀喜悦地向参议院委员会回忆起这段久远的往事时，措辞过于夸张和一厢情愿。

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开始斟酌如何回应罗斯福总统。在这之前，史迪威向马歇尔表示，对蒋保持施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种预想颇为乐观，尤其是罗斯福的要求中，并没有明确警告蒋介石不合作将会受到何种制裁。相反，罗斯福的信息中却提到了租借法案。它原本是美国与蒋博弈的唯一筹码，罗斯福却要不合理地增加对蒋援助。所以总统不可能放弃蒋介石和中国，华盛顿方面只能通过修辞手段施压。

9月25日，蒋介石、宋子文，以及摇摆不定、愈发顺从的赫尔利共同完成了一份蒋介石回驳美国总统的信函。内容大意归结为一句话：史迪威难以合作。信函提到，在转达罗斯福的信息时，史迪威跃居蒋介石之上；史迪威不适合这项任务；蒋坚持撤回史迪威。9月底，孔祥熙在一次晚宴交谈后，向重庆方面发了一份报告，首次暗示了白宫对此的反应——这非常符合华盛顿方面的行事作风。霍普金斯在闲谈中对孔祥熙表示，鉴于蒋介石的主权权利，罗斯福打算答应蒋的要求，召回史迪威。

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更加强硬。在一次与其政治幕僚的会议上，他声明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租借法案必须由他掌控，并且指责美国陷入“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史迪威和马歇尔仍然在寻找和解的办法，但已毫无用处。10月10日，蒋介石再次要求总统召回史迪威。他指出，作为一国首脑，他有免去官员职位的特权。赫尔利站在蒋这一边，对总统说，“如果您仍然让史迪威留在这场争论中，您可能会失去蒋介石、失去中国”。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多年以来一直都自负地认为已经掌控了蒋介石或者中国。

10月18日，总统致函蒋介石，同意其撤回史迪威的要求。中缅印战区从而分割为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魏德迈受任为驻华美军指挥官，并被授权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索尔登则受任指挥驻缅印的美军。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到美国。

* * *

与法兰克·麦瑞尔赴华盛顿之行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新德里，9月份下半月我一直在那里准备将自己的活动基地迁至中国。10月17日我抵达重庆，两日后，史迪威受令终止中缅印战区指挥权。战区总部的气氛紧张，似乎在等待什么，史迪威则双唇紧闭。

不久后我见到了赫尔利。他表现出难过的样子，说：“我搞砸了！”他可能努力做了什么，却无力改变结果。改善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对立状态，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带着钦佩的语气，称赞史迪威接受撤令表现出的“随遇而安”。

史迪威则对我说，“管他呢，人只活一次，所以人必须按自己的信念而活”。

他的回归势必引发媒体大众的轰动，所以我建议史迪威开一场记者招待会，按照自己的视角直白地把情况告诉媒体。他同意我的建议，接受了当时离开百老汇的《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以及《时代》杂志代表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的采访。他们两位和多数驻中缅印战区的记者一样喜欢这位老头儿，对他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表示遗憾。

史迪威的撤回使我心烦意乱，对将军的喜爱也让我受到影响。在我看来，他的离开对于美国在华的努力是悲剧性的。我和许多将军身边的人——包括在陆军部的那些人——都觉得，是罗斯福的怯懦打倒了史迪威将军。

原则上，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没有选择。蒋介石作为一国首脑，的确有特权撤免国外的军事或文职代表，而罗斯福作为相应国家首脑，有义务同意他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博弈中，如果以利相逼、以力相迫，以上的情况可能有变化或反转的空间。租借法案是罗斯福能够提供的最大可用利益，但已经送出去了。在压力方面，他唯一可用的手段是租借法案的保留权，但是他却不愿用它做筹码。所以，蒋介石要做的就是保持镇静、坚定信心，静候罗斯福认输。而事实就是如此发展的。

假如罗斯福抑制并中止对华援助，那将会怎样呢？蒋考虑过这种意外。10月初，他在一场与其国民党幕僚的会议中提出，“我们可以不需要美国人”。比起宋美龄和孔祥熙以关系崩溃的预言恐吓白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蒋的这种态度可能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如果他必须在授予史迪威所需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做到）和放弃美国援助之间做残酷的选择，我怀疑他可能会选择后者。史迪威获得指挥权会动摇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况且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他军事无能和平庸的杂乱平衡上的。美国中止援助会影响他积累军事装备，但不太会影响他在中国的权势——当他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时。

但选择通常都不是非黑即白，中间选项是存在的。罗斯福可能想过中止援助，但在等待蒋妥协的过程中，这个想法被自己的优柔寡断掩埋了。蒋介石则算计着装作屈服于华盛顿方面的最终通牒，实际上继续过去两年半的做法，拖延、逃避和欺骗史迪威。他不会让罗斯福有明确的理由中止援助，却会设定界限妨碍史迪威得到真正的权限，并按照自己设计的程度破坏之。

* * *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事件体现了中美在抗击日军态度上的根本差异，也表现出美国人并未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差异的根本不在于蒋史二人，也不在于其他相关官员，而在于中美人民对战争的不同观点。中国人民遭受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日军侵略轰炸的困扰，他们对政府和军队缺乏信心，认为敌人无法战胜而感到害怕，所以才在绝望中寻求美国人的帮助。而美国人民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之后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拾无畏，带着复仇之心奔赴战场。错误的宣传，人性相通的错误设想，使得美国人误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战争时心情是相同的。

中美的分歧在领导层面更加显著。蒋介石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对现实妥协。与中国共产党今后注定的决战占用了他许多精力，而且为了准备这一战他需要保存实力，因此更加消极抗日。而美国政府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当前的战事上面。罗斯福用了两年才在开罗会议上发现，蒋并没有像他那样热衷于抗击共同的敌人。但即便如此，他似乎也没有试着理解蒋介石如此专心于无所作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渴望和蒋达成共识、共同合作，并认为丘吉尔与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想法。受此影响，总统先生认为他们四位会共建一个公正的战后世界。

马歇尔、史迪威以及其他站在美国这边的人士都认为，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谈判，华盛顿方面能够激发蒋及其团队的进取心，但我们低估了这位同盟在不作为上的才华。美国因此面临着束手无策的窘境。只要美国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和中国捧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上，弱者就一直有机会欺凌强者。

“史迪威使命”是指一位美国将军武装、训练并领导一群鱼龙混杂名声不好的中国军团在中国战场上获取胜利。是否实现全在蒋介石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期待是虚幻的。而让一位美国军界的善战之将整日与虚幻做斗争，是对稀缺人才的浪费。美国投入的大量物资——轮船和飞机从美国运往昆明的军需、缅北战役的投入、史迪威公路及其油管的建设、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彰显了美国人的机巧、组织能力、决心和实力，唯独少了智慧。

回顾20世纪40年代，对于打败日本和重建和平，中国均未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长期受战争磨难因而态度悲观的情况，明白蒋介石政权难以赢得民心、激励民族情绪的事实，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聪明，就不应该指望蒋介石的力量能够积极战斗，奢望他们主动行动。如此的话，美国只需要象征性地在中国投入一些军事力量，派出适度的航空分队对一些难以抵抗日军陆面侵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Free China） [3] 的主要城市进行保护，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空袭骚扰日军就可以。保留驼峰航线必要的航空运输，但规模可以缩小。同时驼峰航线的空中防卫任务应交由驻扎于印度的第十航空队。

在面子上，美国应派一位有声望、稳重而又退居二线的军事代表到中国，粉饰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中国总参谋部（Chinese General Staff）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的地位应当居于驻华大使之下。驻华大使是总统应对中国首脑的全权代表。虽然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驻华大使可能需要接触蒋介石，但在其他情况下他应当尽量避免。军事代表的职责是以无伤大雅的简报和咨询保留中国军界的面子，并获取中国在关于日军情报活动上的援助。

所以也就不存在隶属蒋介石之下的美国参谋长、租借法案监管人，也不存在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美国人不需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效率，更无须试图指挥他们。没有这些刺激，蒋介石或者其他中国人就不会丢面子，华盛顿方面和重庆方面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紧张。

当然，蒋介石会为了自己的防守事业吵着要求更多美国补给。罗斯福可以这样回复：既然现在蒋的手中握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港口，我们可以通过船舶运送物资（最好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可以抵消租赁法案中的武器和其他装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到1950年的内战中随意使用的物资被共产党缴获，把美国变成了红军的军需官。

丘吉尔对中国的战略评价是正确的。他最初便预估到中国沦陷的可能性，因此认为中国并不是抗日的重要因素。他用温和的语言把美国的行为描述为“对中国的迷恋”，并对此感到困惑。他还在1942年到1944年间正确判断出缅甸的一系列战役是对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如果利用迂回路线对付日军，他们最终将撤出或减少在缅甸这一突出位置的兵力。如果他们滞留缅甸，一旦本土战败，多半要听从天皇的指挥投降认输。被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战术迂回的几股日军力量皆终于此命运。

和丘吉尔一样，整个英国对中国局势的态度要比美国政府合理。伦敦方面认为他们无法在中国的内务上有所建树，所以当蒋介石政权和共产党力量博弈的时候，他们隔岸观火。英国对中国保持着疏远冷静的姿态，与美国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深陷于心烦意乱和自我毁灭中，不仅显而易见地波及了美国政府和国会，还波及美国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信息媒体行业。

[1] 美国海军名将，十大五星上将之一。

[2] 美国著名的零售业公司。

[3] 指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第十七章 会见毛泽东

史迪威的离开使我不知何去何从。国务院曾经从大使馆中选派我加入“史迪威领导的中国军事任务”。我应该被指派给史迪威的中国战区继任者魏德迈？还是印缅战区继任者索尔登？还是回到大使馆？

我自己则希望能访问延安，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然后调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了解苏联如何对日作战、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方面对中国内战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日本战败后，中国必将爆发内战。我计划了灵活的时间表。在延安可以待上至少几周，然后在1945年夏天之前转往莫斯科。

有了这些想法，我赶在史迪威离开之前就请求他授权我去延安。他同意了。了解到魏德迈将在10月下旬抵达重庆，10月12日，我写信给魏德迈，提出如果他需要，我与同事愿意在原来的工作基地为其效劳。同时为了争取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我还写信给国务院处理苏联事务的查尔斯·E.波伦（Charles E.Bohlen），表达了我的愿望。

索尔登希望招募我。虽然我喜爱并且高度评价索尔登将军，但我对中苏关系的兴趣要高于印缅战区，所以我表示了感谢，但推辞了。我也急切地想从重庆大使馆脱身。在能力不俗的工作团队中，我结识了几位好友，与他们工作必定充满享受。但鉴于我与高斯的紧张关系，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会留下我，我也不愿意亲自测试他的气量。

自1942年第一次冷淡地接受我开始，高斯对我的怨气就在持续增长。他认为我这种频繁的调任“消磨了他人士气”，我表现得毫无用处，他试图要求国务院取消我的职位，“让我回去干正经事”。史迪威曾告诉我，高斯多次希望华盛顿方面把我调回大使馆，其中有一次，将军驳斥道：“你试试。”史迪威派我会见柯里，未邀请高斯而是带我参加开罗会议。从这样那样的交往中，我获得一些高斯大使需要的信息，并报告给他，他却因此更加讨厌我。但我遵照的是国务院的指示，让大使适度地知情，否则我便玩忽职守了。

大使怀疑我帮助史迪威挖走他手下最得意的高级官员——谢伟思。他的怀疑是对的。大使阁下还认为我的一些行为不当，因而生气。有一次，一位女士给他寄了一封信。她有教养、漂亮而纯洁，曾在红十字会工作，是带给军队健康的化身。我听说大使收到信后愤怒到了极点。弗朗西丝（Frances）只是想要换一种方式对战争做贡献，因此想要为驻扎于新德里的政治顾问效力，而帕特丽夏也很开心地将秘书工作移交给她。

当时我刚好不在，弗朗西丝觉得应该发挥主动精神，希望能稍微得到提升。我忘记了这是秘书工作的本质。她不告知我却以我之名义直接致函高斯大使。当时，大使的下属们在信中都对大使们恭敬有加，以“尊敬的”修饰，以“先生”为称谓，以“我很荣幸报告”或“请求”为开场，以“您非常恭敬的”为结尾。作为平等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通常省略“非常”。

弗朗西丝则省略了一切，只以“亲爱的高斯先生”为开头，然后以些许真诚为结尾，不表达恭敬。虽然足够，但不体面。高斯先生对这件小事过度解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认为是我在无礼地贬低他的地位，让一位没有教养的、厚脸皮的秘书和他直接交流。

虽然与高斯关系不好，但我仍然尊敬他一如既往的正直，也同情他曾受到总统的轻视。总统不仅无视他，还任用一群轻浮草率、满腹阴谋诡计的自作聪明者——柯里、华莱士、赫尔利和纳尔逊，削弱大使的地位。同时，高斯深深地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在情况急速恶化的中国有所建树。在侮辱和失望并存的情况下，高斯于11月1日辞职。白宫为了表示最后的慈悲和教养，在收到他辞职信之前便宣布他卸任。

* * *

在我看来，美国在亚洲面临着三个显著问题。最紧急的是战争的胜负。其次是美国在帝国盟友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争执时采取的立场。这个问题我已讨论过。最后，当共产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时，美国要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才能获益或将不利降到最低。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不寻常的谜题。共产主义是否会横扫全中国？它与莫斯科方面是何种关系？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苏联是否会站在中国共产党那边进行干预？美国是否会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卷入内战，卷入与苏联的对立中？

这些并非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开始把城市地区和交通要道拱手让给了日军，又被共产党控制了农村地区。1943年6月，我调查了中美苏的关系，写成备忘录递交给国务院。

在调查中，我引述了美军的一项预估，即共产党占领的面积已达到31万平方公里，拥有2500万人口。调查报告中，我评价延安政权非常正直、深得民心，而蒋介石的政府腐败、压迫人民，毫无民众基础。我写道，蒋是“这个腐败系统的主人和操盘手”。

国民党和蒋介石意识到，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因勇于进行管理改革、作风正直而深受好评，对国民政府及其腐坏的系统是个挑战。委员长不能同意共产党合法化和执行民主进程这看似单纯的要求。因为那可能把国民党和各省总督赶下台。

另外，共产党也不敢接受国民政府的要求，解散军队，被国民政府吸收。因为那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重庆的观察员认为，国民政府可以通过清除行动打破僵局。这一行动将可能促成内战，由此，对抗双方中的一方将获得支配权。

我认为，莫斯科方面不会坐视武装落后的共产党被粉碎，因此有可能援助他们。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可能会“迫使共产党接受苏联人的武器支援。共产党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将因此增强。他们经过六年的祖国捍卫之战才形成的些许民族主义可能因此逆转，倒退为苏联的卫星政权”。苏联的支持可能会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蒋介石，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中俄集团。

我继续写道，蒋介石集团了解攻击共产党的风险，解释了“重庆高级官员们为何指出不仅要准备内战，还要准备对俄国宣战”。蒋介石最终将寻求国外援助。“我们预测，蒋介石将会不遗余力、穷尽手段，把我们卷入其中，争取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可能会说，如果美国不援助，全中国乃至全亚洲都会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很难拒绝……显然，如果蒋介石试图消灭共产党，我们不仅要陷入中国内战，也要陷入与苏联的争斗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逼近的威慑，美国政府亟须与其建立联系，获取一手信息。然而，“自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文武官员都没有访问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区”。我提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代表团。

六个月后，由于蒋介石的阻挠，美国还是没有在延安设立相关机构。我在1944年1月15日撰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内容长度在一页以内，以便总统和马歇尔阅读。同时我给霍普金斯发送了一份副本，希望他能转交罗斯福，并随信附上一封草稿函，建议罗斯福按此内容致信蒋介石。

备忘录中，我描述了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共产党和俄国人的情报需求。草稿函中，我没有提及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只集中说明重建东北和华北需要准备的事项。为了增加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调查陆空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认为执行美国观察至关重要，应立即向陕北、山西和华北其他必要地区派遣代表团”。我略去了关于设立领事馆的要求。它政治味、挑衅味过浓，反而会损害派遣观察员的可能性。

霍普金斯将备忘录和草稿函转交给了总统，总统指示海军上将莱希与马歇尔协商执行。我的草稿函经过细微修改后，于2月9日寄给了蒋介石。蒋再次推脱，直到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才勉强同意。

* * *

第一个观察团或观察组（蒋不同意使用“代表团”的字眼）在1944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由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领导。他有着拿破仑般的体格和亲切的态度。作为一名中国专家，他享受中国式生活中好的方面，喜欢用中文对话。谢伟思作为其政治观察员随行。观察组由9位不同的军事情报专家和通信专家组成。一个月后，第二个补充观察组抵达，卢登便在其中。

“如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谢伟思抵达后几天报告道，“延安的总体气氛类似于相当小的宗派学院——或者说宗教夏令营，人与人之间有点装模作样、自以为是、故作姿态的情谊……”但美国观察团发现共产党人其实是朴素、直接和真诚的。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似乎开了一个好头。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谢思伟指出，他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并且在战后和观察团离开之后仍然保留它。他同时希望能在谢思伟熟悉延安后与他进行一次交谈。谢思伟主动着手撰写第一份详细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报告。

谢伟思在延安待了一个月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其深远意义不在于对话的时长，而在于内容。占据优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向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请求美国政府的合作。他们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将逐渐推翻蒋介石政权，重建中国。

实质上，毛当时希望内战能避免，希望蒋启动共产党可以参与的民主程序，希望美国政府促使蒋介石政权改革。假如它不主动改革，那么很有可能要付诸战争。毛担心蒋在内战中仍然拥有美国物资支持。这并不是说，他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相反，他希望美国的援助能普及所有抗日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毛认为美国应当从中国海岸线进入中国，与国共两党均开展合作，但两党应在不同区域范围活动，这样可以让美国看到两支力量的差异：共产党拥有广泛民众基础，共产党人善战。

毛泽东说，每一位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活生生的民主宣传者。这位共产党领袖还说，中国人视美国为民主典范。从另一面来看，美国的出现可能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抵制蒋介石政权的压迫性。在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主旨的报告中，毛泽东说道：“当然，我们希望观察团到此是为了帮助我们击退日本。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你们到此的首要意义是一种针对国民党的政治目的，这点无须否认。”

毛不希望二战后让苏联支持中国。俄国人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共产党如果寻求苏联援助，将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中国已经支离破碎到极限了。如果美国能对中国共产党提供民主而有效的支援，那么苏联也不会有意见。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实现的唯一办法是发展自由企业、吸收外资援助。他说，中美利益相连、相似，因此两国可以也必须协作。共产党不会惧怕民主美国的影响，反而会欢迎你们，请美国拭目以待。

毛总结道：“美国不需要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我们承受不起欺骗你们的损失——承受不起与你们斗争的后果。”

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总部和大使馆急送了一份毛泽东谈话的完整内容。大使馆转发了一份给国务院。但华盛顿方面无意回复毛泽东。

* * *

史迪威离开重庆那天，我乘坐总部的C-47运输机飞往延安。我们认为它是反抗势力的地盘，因此称延安为“迪克西”（Dixie） [1] 。鸟瞰延安，这是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小镇，坐落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山谷里。10月末，山谷两边久经侵蚀的沉闷高原仍然被炙晒得光秃秃的，呈现出一片黄褐色。我们拐入山谷，在降落的时候，看到两边的山崖上挖出一个个窑洞，里面住着延安的精英。窑洞可以避免敌军轰炸。一路上，他们向我们挥手致意。

打开舱门我们便感觉到机外干净清爽却又干燥的空气。阳光从湛蓝无云的天空上照射下来，这与沉闷、阴暗、潮湿的重庆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男男女女都穿着单调统一的填絮棉衣裤，他们的举止表情却体现出其他地区人民少有的独立、开放和活力。

欢迎的人群聚集了延安社会各方人士——士兵、官员、党务工作者、学生以及其他寄居于此的人员。谢伟思和参谋长叶剑英也在人群中。叶剑英穿着夹克和带有斑纹的土布棉裤，没有佩戴徽章。他们调用了一辆旧卡车把我们这些美国客人接送到住处。我、约翰·埃默森、白修德（Teddy White），以及其他大约6名官员组成了参观团。但我们第二天要飞返重庆。

我将我们的住处称为“度假牧场”。它与其他建筑分隔，由两栋石、砖和土坯建成的新楼组成。其中一栋八层高，里面没有厕所，只有外面一个公厕，用炭盆供热，煤油灯照明。房间的地板都是灰乎乎的，每一间放了两张床。搁凳上架上木板，然后放上草垫和棉被就组成一张床。我们在另外一栋楼用餐，食物是美味的中餐。那栋楼配备了一个朴素的娱乐中心。中国的卫兵警觉高效，将里里外外都保持得井然有序。

我们抵达当晚，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主持了一场愉快的晚宴，欢迎所有外国军士、友人和观察团。共产党重要的党内和军队人物均出席了晚宴。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与周恩来同桌，包瑞德和军队访问团与朱德同桌。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包括代表苏联新闻社塔斯社的两位代表，坐在了第三桌。而为了彰显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拥护，当时在延安驻扎的国民政府代表，包括一位上将和一位上校，也受邀出席，但他们只和几位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士坐在另外单独的一桌。

安静节制的欢宴没有歌女陪场。晚宴结束后，周恩来邀请我、谢伟思和埃默森一同到他靠崖的“房子”里做客。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个倾斜的小院子，眼前的崖面上挖出了五六个窑洞，那就是周恩来的住处。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屋内大约有四米宽五米长，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摞书和一罐白菊茶。周夫人是一位朴素、安静、有气质的女人，穿着和其他人同样的填絮棉衣裤，但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编织帽。她给我们泡了茶，与我和谢伟思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周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主要革命者，也是幸存者之一。毛泽东放弃了妻子、朱德的夫人被国民党抓获杀害，但周恩来并没有那么早结婚。周恩来与妻子的关系善始善终。

毛泽东进入了房间，我在日记里记录道：

毛泽东身材高大，体型略胖，有着一张圆润温和而略带秀气的脸庞。他带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特有的直接的友好，大步向前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周恩来、埃默森、谢思伟和我先后进入窑洞……我们友好坦诚地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中途朱德也进来加入我们。

毛周朱三人围坐在桌前，他们的脸庞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神态各异。毛泽东的手势神情都很放松……散发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展现出强烈而又沉稳的冷静和自信。

周恩来的脸色则相对专注……他是一个活跃的人，愤怒、认真和快乐都会写在脸上，手势反应迅速敏捷。他将会成为一位上镜的外交部部长。

朱老头儿是一位走路拖沓、反应缓慢但实质上精明的人。他是农民出身，脸庞宽平、其貌不扬，平凡地就如同中国北方常见的土墙一般。但他却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性格。由于他身形很宽大，而且常年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所以体型看上去四平八稳，步态摇摇摆摆。他的神态也相应地变得坚韧。不过，被逗乐的时候，他的大嘴会爆发出极具感染力的笑声。

这次交谈中，我故意延续了毛泽东与谢伟思关于美国与中共合作之必要性的话题。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海岸地区登陆，共产党的组织、军队和人民又会提供什么样的合作？毛回答说，如果美国的行动规模大并向共产党提供补给，他们会尽全力协作。具体事项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朱德和叶剑英，一位司令，一位参谋长，会和我探讨其中的可能性。但即便美国保持冷漠，毛泽东也相信共产党的前程，因为他们的实力在稳步壮大。

虽然在9月的五角大楼之行后，我认为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可能性较小，但我也认为美国与中共合作可能会在华北取得先机，否则俄国人会以帮助亚洲战事为借口进入华北。鉴于其中的政治因素，我迫切希望了解朱德和叶剑英能提供什么。在叶的推动下，我在返回重庆的第二天继续研究此事。

窑洞的摆设和五角大楼接待室厚厚的地毯、电话机、光亮的大桌旁坐着的神情肃穆的人，以及他们身后的旗杆旗帜形成反差。我和叶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会面。房间大概五米长四米宽，地板就是泥土，摆着一张简单的桌子，没有电话和旗帜。会面的第五位参与者——倒不如说旁观者——是妞妞。她是叶剑英可爱的三岁女儿，穿着厚厚的保暖衣服，戴着白色尖顶编织帽，上面绣着一颗红星。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讨论了一个笼统的话题：战争的进程。我发现叶剑英是一个机智、敏捷和直接的人物。卢登在几年之后告诉我，与国共两党许多军界人物都打过交道的马歇尔在一次战后的任务中曾评价道，叶剑英是中国人中最会打仗的。

会面中，我自然地向包瑞德上校寻求意见和帮助。除了我们两位，共产党当时有叶剑英、朱德和妞妞在场。朱总司令和妞妞没有说什么话。第二天，即9月26日，包瑞德和我再次会见了叶剑英，以及另外三位重要的指挥官：彭德怀、林彪和聂荣臻。彭德怀是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官。他们四位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那个宽泛的问题。因此，包瑞德和我向他们提出了有关美国登陆中国海岸地区的具体假设。

一周之后，叶朱周三位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告诉了我们在美国力量登陆连云港后他们的预计划。连云港是东西干道陇海线的临海终点站。按照我的估计，他们的目标是在该区域建立空军基地，从而具备对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当然还有敌占区的打击能力。他们预计日军将派出两个半师团阻止美国首次登陆，还可能在五天内增援至五个师团。为了确保盟军优势，他们建议美国派出五个师执行登陆任务。

简单来说，共产党将在陇海线东段范围派出五万常规军，增派援兵应对阻止登陆的日军，同时在连云港320多公里半径内发动人民群众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物。在华北其他区域，共产党军队及其民兵将牵制敌军，切断敌军交通线。（后来朱德和叶剑英向我透露，他们的总体兵力是60万常规军和专门游击军，再加上250万民兵。）共产党估计，登陆之举和华北反击会引起日军的强烈反扑。因此，他们需要通过控制中的港口获取物资。他们委婉地提出需要（美军在太平洋战役里缴获的）日本轻型武器和弹药。

11月3日，我用两页纸总结了共产党的预计划，标为“首要机密”，寄给魏德迈和在华盛顿的旧识史迪威，还寄给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但是均杳无音信。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还是放弃了中国。美国不仅没有考虑过抢在苏联之前在中国大陆打击日军，反而迫切希望苏联至少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付日军。

毛泽东对谢思伟的陈述里，表达了共产党寻求战后美国经济援助与投资的愿望。在我看来，这是对进一步探索的追求。共产党已经预见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实力与局限，那么，对于经济目标，他们又有什么见解呢？

当周恩来在他的窑洞里用茶和水果招待我们时，我问他，假设共产党执政了，他们对工业、外资、外贸和其他经济活动将采取什么政策？在我看来，他们不仅要面对尚未解决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及其他传统农村问题，还要在全面执政后承担突如其来的新的经济任务。周恩来显然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但他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

我不认为毛泽东对话谢思伟时曾思考过关于美国援助的具体计划。他的确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资金和贸易机会，但他并未构思出蓝图和符合共产主义的具体说明。假设美国人认真考虑了他的提议，他的共产主义也能以权宜之计允许任何带来应许利益的政策。

因此，在政党路线未制定之前，周恩来面对我的突然提问，实在无法给出什么权威解答。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表现出的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忱，能够让他们在因为国家饱受战争蹂躏和穷苦之苦而考虑选择结盟苏联之时，保留对美国作为另一种选择的期待。我们在会谈结束后一起用了午餐，期间周恩来以总统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等美国政治话题挖苦我。午餐后我们打了乒乓球。

* * *

驻外事务处分派给史迪威的四位官员中，包括我在内有三位现在都在共产党控制区域，谢伟思则返回华盛顿进行咨询。在我和埃默森抵达之前，卢登就已经开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靠双脚和骡子，深入山西的敌后区。这些区域虽然名义上被日军侵占，但实际控制权却在共产党手中。卢登是唯一一位有机会考察这些区域的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他随共产党常规军和游击队连续行进数周，穿过敌人防火线，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了共产党的军队组织。他总结道，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效地组织起农民力量。他们的战士有耐力、有纪律、有冲劲，他们的领导是“中国最实事求是、条理分明、意志坚强的团队”。

共产党能够赢取农民力量的原因很简单。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近90%，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政府和军人在农民眼里代表了痛苦和折磨，而不是归属。如果日军能够注意与农民阶层的关系，中国农民也许更仇恨的是国民党或者各军阀。但日军不仅没有善待他们，反而放肆掠夺、破坏、强奸、屠杀，让幸存的人民活在愤怒的绝望中。而共产党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不要绝望，他们要依靠共产党组织强大起来，抵抗敌人并最终获得胜利。共产党干部和军队尊重每个农民，激发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参与决策，然后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对他们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如何抵抗侵略者，而不是共产主义和革命。

埃默森凭借自己的日语能力采访了许多日本俘虏，收集共产党改造战俘（POW）的技巧。在缅甸，他活跃于心理战的运作中。在密支那战役里，他曾站在前线用临时广播向敌军宣讲。然而，日军抵抗宣传的能力很强大。缅北战役中两百多名日本士兵都只是因为生理伤病而被俘。

一朝被俘，且受到人道的对待，缅北的日军战俘都特别顺从。虽然他们曾被灌输宁死不降的观念，但并没有实质规定限制他们被俘后的言行。不过，以囚徒的身份苟活，而不是像英雄那般战死，这是他们难以磨灭的羞耻。至少他们最初都说，即使有机会他们也羞于回到日本。所以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尽力在可怕的命运里过得好一点，尽力获得俘虏者的认可。埃默森和一小群令人敬佩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nisei）——来自麦瑞尔突击队和战争情报局心理战小组——理解战俘的心理活动，成功说服他们参与宣传材料的制作，对付他们曾经的同伙。

所以，埃默森来到延安之前就已经在处理战俘之事上颇有经验了。共产党邀请他视察他们的战俘工作，其呈现方式是一所学校，他们称之为日本工农学校（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学校的宗旨的确是教化战俘。以此看来，共产党在战俘工作上比我们还要先进。他们不仅审问俘虏获取情报，咨询俘虏意见用于宣传，还把战俘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一位温和敦厚的日本人，名叫冈野进（Okano Susumu），真名是野坂参三（Nosaka Sanzo）。他曾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第三国际。野坂转变战俘的工作似乎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当时，战俘们无人押送，三三两两地来到我们的“度假牧场”，彬彬有礼地回答由我们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有礼貌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在《日本思维》（The Japanese Thread ）一书中，埃默森回顾了他在印度、缅甸、国民党政权地区、野坂的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战俘经历过的奇闻逸事。

埃默森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与战俘的交谈又加强了认识。所以他认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将引发日军更长时间的抵抗，造成美军不必要的损失。1944年8月，他建议国务院要有效地消除日军疑虑，让他们明白投降并不意味着灭亡，投降后仍然可以保留天皇。只有天皇能毫无异议地命令日本武装力量停火投降。埃默森是少有的几位能以远见与勇气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前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官员之一。他的建议被递交给霍普金斯，但我不知道罗斯福是否了解。不管怎样，他没有在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上让步。杜鲁门更是拒绝给予天皇任何保证，否决了关于日本之和平的提议。

为了那些阅读超过一页的备忘录都有问题的人，我在11月初写了三个概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红”？他们对各强国秉持什么态度？他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执政者？

我对中共“红”的程度的预测受到了自己假设的影响，即我认为对教义的单纯信仰很容易枯萎、衰减和误用。我说，中国共产党人将回归原貌，他们只有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才会拥有革命的热忱。我显然低估了中共作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专注，也低估了毛泽东团队运用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我的想法是投机性的，它没有实现。马列主义预见了美国政府的行为，中共理论派获得了胜利，足以宣扬共产主义教条的正确性。

“对力量的自信，”我在围绕一个关于延安和各强国关系的主题时写道，“使得共产党相信他国的支援或侵略决定不了他们的存亡……他们意识到，强国能加快他们的发展，也能抑制他们的发展。”对于与苏联的关系，我在之前已经询问过他们，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会让他们与莫斯科方面交恶。他们声称，苏联人进入战场抗日时，不会想要控制他们，希望莫斯科方面交出外蒙古。对于这两个声明，我表示怀疑。

共产党对英国的态度特别老套，他们认为英国是传统的帝国主义力量，会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付他们。毛泽东虽然明确表示美国是他们的期待，但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环，“因为美国人独立支援蒋介石越多，越有可能促成内战，共产主义的中国越要迟来，越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共产党是否会执政？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已经掌控了大约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9000万人民的力量。只有“支持蒋介石的外国干预力量达到抗日的水平”，他才能击垮共产党。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强大到难以撼动。“共产党将执政，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蒋介石。”

[1] “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

第十八章 共产党、国民党和赫尔利三者交锋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出乎意料地乘总部专机抵达延安。他身着整洁的少将服，看得出来他对那身衣服情有独钟。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受到感动的他发出一声乔克托族（Choctaw） [1] 的战斗呐喊。淳朴的红军不熟悉美国土著的习俗，对这声呐喊感到疑惑。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讶异的样子，可能只是暗地里把它当作外国人的又一个古怪行为吧。

这一声乔克托族的战斗呐喊表现了赫尔利的一部分公众人格。他对于自己寒微的俄克拉荷马州出身以及西部的方言、民间智慧和行为习惯感到兴奋。而且，他所炫耀的豆科灌木、印第安战斧和六发式左轮手枪文化，像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和悲悯，意图俯视和震慑他认为曾经轻视过他的软弱的东部人和欧洲人。这种炫耀更像是一个玩杂耍的人在等待苍白的关注和掌声。

早在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我就写信给赫尔利，催促他亲自拜访“迪克西”，独立直观地感受一下共产党领导者的风貌。但我的请求是多余的。当大家还在期待他缓和蒋史关系之时，他就对缓和国共关系产生了兴趣。

前者是总统派给他的任务，我却没有见过任何有关后者的文件。但如果赫尔利在前往重庆之前曾向总统表达过他对后者的兴趣，那么一切也算符合常理。出于一贯的豪爽和不拘小节，罗斯福很有可能会口头应允赫尔利，就像他会口头称呼史迪威和我为“大使”那般，但那只不过是让听众自我感觉良好的政治废话罢了。不幸的是，赫尔利、纳尔逊以及1942年罗斯福派往印度的那位愚钝的私人代表路易斯·约翰逊是自我意识膨胀之人，把总统的客套恭维当成了随心所欲的通行证。

抵达延安的赫尔利认为撮合国共两党就像当时在美国面临国家危难时促成驴象合作那般容易。他来延安之前和蒋介石的两位部下起草了一份关于双方合作的协议，内容包括军队统一、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合法化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因为感觉到赫尔利的期望过高，在他抵达延安不久，我就提醒他不要期望共产党全盘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我告诉他，共产党很难被说服。他好像对我所说的感到惊讶和厌恶。他提出要独自与共产党谈判，建议我翌日返回重庆。我遂了他的心意。而白修德主动帮助他准备谈判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时，赫尔利也怪罪于白修德。他曲解了白修德的好意，指责白修德是在“反对他负责的任务”。

但是，经过与共产党高层的三次会面，毛泽东向他解释了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天壤之别，他退缩了。他曾以为毛泽东对中国的描述与中国的敌人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二致，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中国，与他所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基于这种毫无技术的推诿之言，他抱怨起这份自我强加的任务，认为“让他一个局外人达成两者的合作太强人所难了”。后来他又做出让步，提出如果毛泽东愿意合作，他们可以促使蒋介石合作，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可以统一中国了。

应赫尔利的邀请，共产党提出了他们的诉求，其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共产党参与中央政府的军务和民政、公平分配国外援助”两点。这对于赫尔利来说足够温和了，毕竟亨利·史汀生、弗兰克·诺克斯以及他自己，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但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不存在“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概念，西方民主倡导全民参与，无法兼容蒋介石用于平衡竞争对手的系统，更何况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扩张、纪律严明且决心摧毁他的系统并夺取政权的组织。

为了打造新中国的“大宪章”，赫尔利挪用了林肯的思想并加以粉饰。他向想象中的中国联合政府保证，将建立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保障人身保护令及其他美好权利，包括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这一系列的政治德行与陈词滥调给予红军强烈的喜悦。并不是因为他们会按照赫尔利的愿望履行它们，而是因为他们会先为其背书，将其打包成共产党与赫尔利达成协议的样子，然后让得意扬扬的赫尔利把包袱丢给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会拒绝，但也从而坐实了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反对民主。同时，站在赫尔利的角度，共产党还可以在窑洞里遥想蒋介石和赫尔利的挫败，以此为乐。

事实的确如此。赫尔利回到重庆之后，将“赫毛建议”的副本托付宋子文递交给蒋介石。赫尔利为自己成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起草者而欣喜，因此他将那份毫无理性的协议签成一式两份，“说服”本来就如此打算的毛泽东签下名字，并且向共产党保证他们的需求不仅得到他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支持。宋子文看到建议后大吃一惊，急忙冲到赫尔利家，告诉感冒中的赫尔利他被“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欺骗了”，国民政府绝不可能答应共产党的要求。

两天后，仍在感冒中的赫尔利向我详述了他的活动细节。他说，由于共产党造就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所以国民政府提议秘密举行谈判。提议体现了公平，如果谈判失败，一定是国民政府的问题。赫尔利相信蒋介石愿意和共产党达成共识，但蒋介石身边的人一直在阻挠。其中，宋子文是最大的拦路虎，赫尔利称他为“骗子”。赫尔利爆出了一件令我惊讶的事。他说，作为逼走史迪威的条件，蒋介石曾答应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而后，我将这段谈话原原本本地写在信里寄给了范宣德。

蒋介石和“骗子”宋子文仅仅花了一周多时间就重新获得了赫尔利的支持。随后他们三位编制了一份《反建议案》，应对赫毛“八福词”（beatitudes） [2] 式的建议，要求共产党将全部军队交与国民政府控制。恰巧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反对《反建议案》，于是赫尔利召集了魏德迈及其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一起去说服周恩来接受“赫蒋建议”。因此，赫尔利不仅心甘情愿地深深置身于国共危险的斗争中，还不合时宜地、毫无必要地把美国军方拖下水。

因无法说服周恩来，赫尔利于是让已返回重庆的包瑞德在12月8日再次造访延安，劝说毛泽东接受《反建议案》。毛泽东坦言共产党不会放弃作为自卫唯一手段的军队掌控权。同时他还指出，赫尔利是“赫毛建议”主要的起草者，还促使他共同签署该建议，“不管多不情愿，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将带有签名的建议公之于中国人民与外国媒体面前”。当包瑞德报告此行失利时，赫尔利在毛泽东的威胁下，怒火终于爆发，指责毛泽东欺骗了他。

此时距离赫尔利仓促地投身于这场毫无意义的个人调解已经一个月了，他最终自食其果，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脱身，任国共两方宰割。前驻华大使高斯在华时，尽量避免将自己和美国政府卷入尔虞我诈的中国内政中，赫尔利曾经因此轻视高斯。虚荣、无知、轻信和鲁莽的赫尔利不可能像高斯那样明哲保身。

* * *

蒋介石和宋子文很满意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确，赫尔利最初曾因拥护史迪威而反对他们，也曾受莫洛托夫和毛泽东迷惑。但是熟悉美国人的宋子文对赫尔利做出迅速的判断，掌握了他虚荣、多疑和无知的弱点，同时蒋介石又借史迪威事件的机会成功争取到他。这位公使后来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使得蒋介石和他的大舅子对他推崇备至，要求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常驻代表，因为“他对人性具有独到见解，能够解决问题，还能与共产党领导人和谐相处”。

其实最初对蒋宋来说，善变而敏感的赫尔利是个威胁。宋子文曾密切监视他，仇恨所有不恭维蒋介石政权的人物，害怕他们影响赫尔利。而我就属于他仇视的范围，不需要其他原因，我与史迪威的关系便足以令他仇视。

“你对中国时局的精通，”11月17日罗斯福致电赫尔利说道，“不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外交方面都很突出，足以让你有资格”担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对总统的夸赞深表同意，接受了大使的职位。两天后，新大使邀请我与他共事。他邀请了五位住在使馆外的使馆人员与他同住，这些人在重庆房荒的时候也曾受到高斯的邀请。他同时还将安排我和妻子住在使馆——帕特丽夏会从新德里飞到重庆。但最终他的舒适安排没有实现，赫尔利认为由于日军向西进攻，帕特丽夏应当延期抵达。

我没有把赫尔利的招募当一回事。魏德迈早就收纳了我和其他三位同事，因为我们都曾经为史迪威效力过。但我也有其他被调动的可能。我从华盛顿方面听说，自己将从魏德迈身边调到一个不知名的近东领事馆。传言来自11月8日国务院的文件，里面要求军方让我与几位同事恢复外交工作。魏德迈成功收纳了卢登。对于谢伟思、埃默森和我，史汀生在11月22日致函代理国务卿，“魏德迈确信这三位的存在会减缓军事活动的阻力”。

我将被派往近东领事馆的传言让我不安。我预想的目的地是巴士拉（Basra）或亚丁（Aden）。我认为这次派遣是惩罚性的，曾想过辞去驻外事务处的职位。赫尔利以亲切的长辈口吻劝我不要离职，因为他了解我生性反叛，而国务院里“尽是‘善于忍气吞声之人’（pole sitter）”，政府需要我的工作。

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我在国务院的朋友范宣德曾竭力帮助争取调遣去向，为了我好，他原本计划帮我争取到科伦坡（Colombo）。但他的好意并未派上用场，因为魏德迈很严肃地断言道，假如他身边没有我、埃默森和谢伟思三人，抗日战争会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赫尔利多次告诉我，宋子文一直极力要求他把我调离中国。11月13日，他对我说宋子文是个爱耍阴谋的人，利用人的性格，试图让他误入“追逐疯狂”——一种贬斥众多中美官员的说法——的歧途中。不过，按照赫尔利疑神疑鬼的性格，他不会一点都不相信宋子文的主张。

所以宋子文才能成功地向赫尔利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宋子文说，我向他揭露了魏德迈的“法西斯思想”。不出所料，赫尔利将宋子文编制的流言传达给魏德迈将军和我。随后我向魏德迈解释，意在证伪宋子文的不实之言。他说，想到我可能如此评价，他就感到受伤。宋子文的流言之毒不仅影响了赫尔利，还影响了魏德迈。

赫尔利还相信了宋子文编造的另一个谎言：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到驻扎延安的情报人员的消息，说我曾经对共产党人许诺，派谢伟思到华盛顿，联合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国民政府，转而承认共产党。我对此的否认似乎暂时平息了赫尔利愈发浓烈的猜疑，但此事之后，他开始浅显地解读那些纷至沓来的所谓“来自延安的情报消息”。制造消息的多数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和在资深外交家眼里充其量能称之为“嫌疑犯”的人。

* * *

早在延安与赫尔利交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像史迪威那样乐于接受不同意见。因此与之对话时，我尽量婉转地表达我对于他达成国共合作协议之可能性的异议。但是在呈交给魏德迈的备忘录中，我认为要表达得直接一些。我把这些备忘录的副本也给了赫尔利。

赫尔利从延安回来后不久，我在11月15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当下的确不能放弃蒋介石，”但是，“我们不能无期限地为一个政治破产的政权买单”。我继续写道，赫尔利正在尝试把国共整合为联合政府。这当然是最佳的方案（相对于拖美国下水的内战而言）。但如果国共两方无法联合，我们就要二选一。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特别是在苏联即将加入抗日战争之时，“与其小心翼翼地保全委员长的面子，我们更应当尽快提升与延安的关系，尝试‘在政治上夺取’中共，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顺其自然地加入俄国人的阵营’”。俄国人进军华北和东北势在必行，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奢望完全赢得共产党。但我们可以通过战时和战后的援助帮助他们建立民族主义精神，脱离苏联的控制。

回过头看，在政治上夺取中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它表明我低估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深入程度。但美国对中共的援助策略切实可行，可以帮助他们在物质上独立于苏联，降低克里姆林宫的影响。而我认为，只要出现契机，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掌控全国。

虽然按照我的判断，与内战相比联合政府是更好的选择，但我并不认为它可行。12月初，我写了另外一份备忘录，也给赫尔利提供了副本。我写道，蒋介石知道联合政府迟早会夺取他的统治权，所以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而共产党也不可能在要求上让步。蒋介石和国民党日渐式微，共产党迟早要取代他们。

12月12日，在致力于国共达成协议之事上，赫尔利面临僵局。我意识到，僵局——或者说拖延的谈判——意味着蒋介石会继续阻挠我们开发共产党控制的华北的战略有利位置，否定我们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随着战争对我们的大量消耗，我们有理由告知蒋介石，我们会与“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中国军事力量”合作并援助他们；我们不会对那些有意挑起内战的军队施以援手；同时我们还要让他知道物资的分配，包括对共产党的援助。

因为我的备忘录不符合赫尔利的口味，他也鲜少向周围的人征询意见，所以12月13日他邀请我对他上报给华盛顿的一份关于毛泽东拒绝“赫蒋建议”的信函提出建议时，我感到很诧异。他所写内容属实，透露出十足的谨慎——但他没有意识到谈判已经不可能继续了。我没有建议的必要。

* * *

奇普·波伦在12月中旬从国务院发电报回复了我于10月自荐调往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请求。电报中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莫斯科翘首期待我的到来。晚冬初春之时我就考虑过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宋子文的敌意，以及他对赫尔利的影响力，使我不确定自己能发挥多大作用，我开始考虑是否要在哈里曼手下谋事。而且，我已经开始反感当时中国的时局。美国政府在中国无力作为，诸事结局已经注定，是时候动身离开了。

我向赫尔利告知了波伦的消息，他表示我不应等到2月份，应当立即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如此催促我离去，我并不意外。我已经适应了他阴晴不定的性格。就在不久前，他还对我坦言宋子文反复要求摆脱我的事情，而且有意让中国外交部安排我与妻子住进他的使馆。他享受着“焦虑的子文”的表演，却又受宋子文不厌其烦挑我刺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也没有热情和兴趣参与他的投机活动。当初他在延安的时候，逼迫我离开延安，现在又想用同样的方式逼迫我离开重庆。而波伦的消息符合他的目的，来得正是时候。

赫尔利说，我应该秘密前往莫斯科，公开会惹宋子文不快。我并非被流放到不知名的所在，而是要担任一个可能要继续处理中国事务的职位。按我的判断，赫尔利之所以顾忌宋子文的喜怒，是因为他希望对外交部隐瞒该事实。更重要的是，赫尔利暴露出他与宋子文关系中的一个心理弱点，即他认为有必要巴结外交部。他说他会遵循宋子文的意愿，说我被遣回再调职。他曾经建议调离史迪威，现在则要编造我的离去。

在他向我展现了如何逢迎外交部的小伎俩之后不久，12月15日，他吐露了宋子文反对我的动机，并对宋子文的动机表现出毫不遮掩的喜悦。赫尔利说，外交部部长先生敦促他将约瑟夫·阿尔索普从陈纳德身边调到他手下。他大笑着继续说道，“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他想在我身边安插他自己的人”。

这是赫尔利第二次和我分享宋子文和阿尔索普的故事了，说明他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需要唠叨重复。我们重温笑话之后，大使接到了包瑞德上校的电话。上校翌日清晨将前往延安。我也和包瑞德通了话，安排与他共赴机场的细节，整个过程赫尔利均在场。我和包瑞德结束对话时，恰好有他人进入房间，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未向赫尔利详述飞往延安的计划，以为他能从刚才的对话中推断出来。不久之后我便离开了，只告诉他两三天后归来。大使什么都没说。

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到延安最后一次迅速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了解共产党如何看待日军和国民党签订条约停止进攻侵略这一坊间说法。作为魏德迈团队的一员，这是一次常规行程，与赫尔利的共产党工作毫无关系。我受到了延安方面的热情接待，与毛周以及其他主要共产党领导者进行了笼统一般的交谈，再次强烈感受到他们的智慧、能力和自信。周恩来认为日军和蒋介石可能达成缄默的共识，放缓侵略活动，只不过他对此没有有力证据。

12月18日，也就是我从延安返回当日，我拜访了赫尔利。他因我未事先征求其意见就前往延安之事斥责我。他说，就在我离开后，宋子文马上打电话询问我的延安之行（我们的行动受政府特务的严密监视）。赫尔利否认我离开重庆。之后又了解到我的确飞往迪克西了。他因此陷入尴尬的局面，对我火冒三丈。他不得不向外交部承认错误，还要在宋子文面前尽力洗脱故意欺骗的嫌疑。外交部把可耻的动机强加在无心之失上，使他人不得不自辩。他们用这种毫无新意的计谋获得了明显效果。

我向他简要地解释了一番，我说自己并未意识到他对我前往延安一事不知情，而且我是受魏德迈之命前往。我还就自己未告知他具体计划表示歉意。大使当时隐晦地询问我是否到延安干涉国共谈判。我说我从未向任何人询问过有关谈判的事情。听到我的回答，赫尔利的猜忌好像有所缓和。

第二天，我碰巧见到大使。他说蒋已表态愿意不顾宋子文一众反对分子的意见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最终，赫尔利得出一个在我看来不合逻辑却令他十分欣慰的推断。同时他更加希望我尽快前往莫斯科。

一方面宋子文煽动赫尔利反对我，另一方面大使极易受外交部刺激的影响，显然我已经难以继续行使自己的职责了。12月9日，我便如此告诉魏德迈。我请求他同意我离开中国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魏德迈显然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先前他被一连串的军事问题缠身，所以不了解宋赫二人针对我的阴谋设计。魏德迈将军以宋子文为由认为我不应该离他而去。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调遣，并写信感谢我高效忠诚的工作。

宋子文没有意识到我的调遣已经被提上议程，只待正式的出发指令，所以他继续怂恿赫尔利刁难我。12月22日，大使与我用完午餐后，指责我最后一趟延安之旅破坏了国共谈判。原来是外交部向他透露，宋子文又收到“来自延安的情报”，控告我建议共产党不用重视赫尔利，因为他是个“老糊涂”。虽然情报本身是虚构的，但它却道出一番实情。我和一些在中国最了解赫尔利的人都认为他算不得睿智。针对大使的嘲笑日益增多——一位美国记者曾当着我的面嘲笑赫尔利老而无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为可以忽视赫尔利。我们都很清楚他手中的权力。

我无法反驳宋子文精心设计的陷害之辞。如果我尝试的话，也许毛泽东最终真的会出面否认我曾经以赫尔利是老糊涂的理由建议延安政权人物忽视他，但谁会相信这样的闹剧呢？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宋子文的控诉是真实的，除非有人像赫尔利那样明显地相信戴笠的特务成功打入了中共内部。但是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

再次解释了延安之行的情况后，我质问他，在他如此支持我的情况下，我背叛的动机是什么？赫尔利开始细数对我的善意之举。因为觉得我背叛了他，所以他很想反击。他曾经向外交部部长澄清不是有意欺骗他。“这件事让我惹上麻烦，”大使大声责备道。我不该让他意识到自己陷入窘境。经过我更加耐心的解释，赫尔利表示他需要午睡，需要一个人思考。

交谈之中，我对赫尔利说，宋子文在利用操控他。但是这位曾被大使称为骗子的操控者说辞混乱，经常自我矛盾，大使怎么可能被他操控？在我看来，唯一可信的解释是赫尔利陷入了异国的、充满误导性的任务之中，而且他还轻率地得意忘形。当联合不可兼容的两方的努力不断化为泡影时，他不能承认自己的挫败是因为愚蠢。虚荣心迫使他寻找外部借口。

宋至少感觉到了，甚至完全明白了其中奥妙。流利的英语、外交部部长的职位、蒋夫人的缺席，使他成为赫蒋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同时，他还擅长挖掘利用大使的弱点。虽然赫尔利不信任宋，但他不得不完全依赖这位聪明、有能力的人物，长期受其左右。

赫尔利寻找自我受挫的理由时，宋子文成功地把他的焦点从国民政府转移到共产党和我身上。但作为大使希望调解的一方，共产党不是大使愿意对抗的对象，因此他只好接受宋的归咎，把我视为他的失败症结。他需要这个借口维护他的自负——赫尔利统一中国的大计被我破坏了。虽然他认为外交部部长背信弃义，还是采纳了后者的虚假指控，下定决心把我赶出中国，理由是“子文认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 * *

赫尔利在面对国务卿做年终报告时，其中一点提到，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和“联合中国所有军队”。他还说，虽然大家都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他到中国后，“让蒋介石相信通过签订国共协议，中国可以集结军事力量抗日，此为其一，还可以避免内乱，此为其二”。

说到底，国共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赫尔利继续阐述，“阻止中国统一协作的最大力量来自外国人”。这些人中“有一些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相信国民政府将最终倒台，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出现军事或政治的统一”。赫尔利把我们的预警曲解为倡导，宣称这些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不应该”与国民党合作，也“不允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统一。他还断言道，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抛弃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

在大使馆的盛大圣诞晚会上，赫尔利举杯，朗声说道，“约翰，我敬你一杯”。我把它当作一种场面行为。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会停止对我的困扰。“你也要停止对我的困扰。”在敬酒和道别之间的某个时间，大使在后脑勺绑了一根常青树枝代替羽毛，呼叫起乔克托族的战争呐喊，在房间引领一众人跳起蛇舞。

离开重庆之前，我在1月4日对克里姆林宫如何看待中国时局做了一番判断。我认为，苏联将“冷笑而满足地”看着蒋介石政权的衰弱、共产党的扩张和美国的挫败。如果美国拒绝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将意味着延安的国民党势力失去威望，“支持依赖苏联的共产主义力量将得到增强，克里姆林宫无疑清楚这一点”。克里姆林宫也承认，美国如果与中共合作可以大受禆益。但鉴于美国对共产党的敌视，对虚无缥缈的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莫斯科方面还怀疑华盛顿方面是否真的会“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事实上：

美国政策只能在面对现实和一厢情愿之间摇摆妥协……我们不情不愿并且无能地参与现实政治……克里姆林宫确信，我们会眼睁睁地失去追求的东西：用最快的有效手段击败日本并建立强大、统一、独立、自主的中国。苏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华北建立其卫星国。他们意识到当下最利益攸关的乃是亚洲和西太平洋未来的力量平衡。

我把这番严肃沉思之作递交到国务院。后来我了解到，范宣德让它在众官员间流传阅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他和其他人的回应。我也自然而然地给了赫尔利一份副本，虽然我知道其中的观点不受他欢迎。他也没有回应。

1月9日，也就是我离开当日，我于清晨分别拜访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与他们道别。道别时，我祝愿大使工作顺利。后来回忆起来，我当时还提醒他即使谈判失败也不要陷入中国混乱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的职业生涯如此卓绝，不能让中国之行变成可悲的巅峰。

赫尔利听到后情绪激动，然后面色红润大口喘气。他咆哮着反击我。“你想要放弃蒋介石，”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也义愤填膺地反驳他。但是赫尔利已经失去理智，怒气已经占据上风。最后我们照例以握手结束谈话。当天我飞往印度，然后与帕特丽夏共赴莫斯科。

我离开后不久，赫尔利自称第一次获悉麦克卢尔少将、包瑞德上校和战略情报局的威利斯·H.伯德（Willis H.Bird）上校在魏德迈参谋长的授意下与延安方面讨论美国与中共适度合作的军事计划。他勃然大怒后致电总统，明确地指责包瑞德三人背着他密谋破坏国共谈判，让共产党有理由绕过他接触美国。大使对他们的造谣诽谤被一份美国官方调查曝光。

1945年1月对赫尔利来说是一段难堪的回忆。他第三次被激怒。毛泽东和周恩来向驻延安的美国上级军官提出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请求。他们要求此事向赫尔利保密。毛周破坏了与赫尔利的约定，他们的要求最终传达到了战区总部，魏德迈则正当地把它展示给大使看。这位不幸的官员果然爆发了怒火，表现出他重重的疑心。赫尔利否决了毛周的请求。

赫尔利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着手整治那些直言不讳甚至专横跋扈的驻外办事处官员，禁止任何人向华盛顿方面提交批判蒋介石政权的报告。春天的时候，国务院内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爱德温·F.斯坦顿（Edwin F.Stanton）说：“我们别再指望驻华大使馆提供真实客观的报告了。”

[1] 美洲原住民。

[2] 来自圣经，即神赐的八种福。

第五部分 莫斯科的日日夜夜

第十九章 莫斯科任职

从印度到莫斯科，我和帕特丽夏经过了沐浴在日光下的德黑兰，沉思在里海岸边的、破旧的巴库和遭受战争打击而破落不堪的斯大林格勒。1945年3月25日，由于飞机需要加油，我们乘坐的苏联C-47穿过茫茫大雪，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Vnukova）。我们好像进入了矿井，周围漆黑一片，严寒刺骨，并且有股发霉的味道，我感到了一丝不祥的征兆。

这是帕特丽夏第一次到苏联。而我，曾两次途经苏联。1937年，我第二次途经苏联，并且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也就是这一次，我在美国大使馆见到了乔治·F.凯南。如今，八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莫斯科，而凯南也是如此。他现在的职务是公使，权力仅次于大使。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不仅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白宫（也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沟通的官员，而且白宫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哈里曼家境优渥，之所以选择公职，是因为他有一种贵族责任感，一种政治抱负，是因为他相信公职事业要比挣钱更有意思。大使馆没有人比大使对工作更加尽职尽责，没有人比大使工作的时间更长。他坚决贯彻执行罗斯福对苏联的战时政策，因为本质上来说，哈里曼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他不是阐释政策的汇报者。

哈里曼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住所——斯巴索之家（Spaso House），让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我们的指定住所可以入住。斯巴索之家是一个两层圆形建筑，有很多房间，圆形的支柱由板条和石膏做成，看起来像是大理石。住在斯巴索之家的还有大使的女儿——受人尊敬的凯思琳（Kathleen），她和帕特丽夏年纪相仿；几位单身职员也住在这里。斯巴索之家不仅仅是一处住所，因为哈里曼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里处理，要么在他的卧室要么在他二楼舒适的办公室。哈里曼很少在他的大使馆办公室工作。而我们其他人都在大使馆办公，凯南负责给我们提供指导。

帕特丽夏也在大使馆官邸办公。作为战时政策，哈里曼规定驻外事务处人员的妻子只有接受大使馆工作才可以到莫斯科。然而，公使的妻子安纳莉丝·凯南（Annelise Kennan）是个例外。安纳莉丝·凯南是个充满热情、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帕特丽夏被分配的是经济部门的文秘、档案、研究工作。这比在新德里为我做无偿工作要好一些。但是可能是因为工作条件的缘故，她的工资并不能体现她的水平和价值。她的工资不比从苏联雇佣的佣人高多少。

政府这样占便宜让帕特丽夏很恼火。一年半之后，我说服帕特丽夏把她的岗位转让给一位能胜任的女职员（在战争后期，大使馆来了一批女职员）。如此这般，政府对她的歧视性待遇就不复存在。现在，她在密码室工作，这是一份苦差事。如此，就没有人说她是“关系户”。

住在斯巴索之家时，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乘坐使馆的车去工作，司机是俄国人。汽车驶出大门，驶过值岗的苏联士兵。沿途，女人裹着棉服，系着头巾；清洁工正在把雪铲进垃圾车；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因为本来汽车就是稀缺品。人行道上，戴着皮帽子或者头巾、夹裹在大衣里的男男女女们正弓着身子，一言不发地踩踏在冰块上，趟过厚厚的烂泥水。路过的建筑物都是老旧不堪，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不久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高高的红墙、塔楼和尖顶。我们来到了宽阔的麦卡沃伊街道（Mokhovaya Ulitsa）。这不仅仅是一条大道，它是克里姆林宫的缓冲地区。在革命纪念日，红场会举行盛大游行，这里便是部分游行的舞台。

我们很快就从斯巴索之家搬到了我们的临时住所，一间小公寓。在给美国的亲戚们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通常每天早上我和帕特丽夏跟莫斯科当地人一块挤地铁上班……这是一个总能引起兴趣的经历。每个人都衣着褴褛，没有快乐的笑脸，大部分人脸色苍白，车上没有活跃的谈话。尽管这些人营养不良，背负着重担，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原始力量。俄国的女性是让人惊叹的……她们似乎和男人一样坚韧强大。这不是指体格强大（男人体格也不强大），而是指她们具有让人叹服的忍耐力。即便是枯瘦粗糙的老年女人也是如此。

一栋破旧的七层小楼便是大使馆官邸，十几套狭小的职员宿舍也在这栋小楼里。小楼的对面是克里姆林宫，斜对面是红场和圣巴西尔大教堂。我和帕特丽夏终于分得了六楼的一套宿舍，里面有一间兼做办公室的客厅，两层高；有一个小餐间，一间厨房；楼上是一间卧室和一方狭小的阳台。从我们的餐间和卧室望出去是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一小片地方。夜里，最高尖顶上的发光红星照亮了我们这边的天空。

前门外的楼梯平台上有一个桶。秋天，卷心菜、土豆都储藏在这个桶中。桶里储存的主食一直吃到来年春末。苏联方面会给我们发放战时配额卡，也会为外交官开设特别的副食品店。尽管品种有限，但我们精明能干的厨师总有办法给我们“加餐”。第三种食物来源是大使馆的杂货铺，里面寒酸地储存着美国产的日用必需品，有罐装的、瓶装的，还有盒装的。因此，我们过得很充足，尽管我们想念蔬菜水果。

当然，相比苏联人民，我们过得相当不错了。由于战争——但根本上更由于苏联经济体系的整体无效率，尤其是农业——使得苏联遭受着令人惊恐的食物短缺。大多数苏联人每天的食物是黑面包和罗宋汤，肉是难得的奢侈品。

苏联的弱势群体与特权阶级的差别不如加尔各答乞丐与印度王公贵族的差别大。部分原因是亚北极区的贫困不如亚热带地区那般明显和赤裸裸。另外，苏联上层社会也不像印度王子那样炫耀消费。但是，苏联统治阶级举办的宴会、招待会奢华非凡，与平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自然看不到这些宴会、招待会。

官方举办的招待会是在一个大厅中间，摆上一张巨大的自助餐桌，上面是巨大的枝形吊灯，招待会便围绕着这个自助餐桌进行。摆满桌子的是一盘一盘满当当的鸡鸭鱼肉、油酥点心、鱼子酱以及别的山珍海味。先到的客人观察一下自助餐肴，一边应付性地聊天，一边伸手接杯甜腻的苏联香槟，一边想象着桌边就餐的位置。客人们手里拿着杯子，庄严而敏捷地移动到自己最喜爱的美味面前。

一旦就位，站稳脚跟非常重要——盆骨或小腹顶着桌子，双脚叉开、站牢，两肘向外展开，作防御状。你得一边经受得住一波一波客人的“攻击”，一边解决掉盘子里成堆的食物，一边添加食物，啜饮香槟，保持微笑，还要能向成功移到桌边的熟客点头示意。酒足饭饱之后，两边的压力就可以把你挤出就餐队伍，离开餐桌。

来迟了的高官显要要么放弃这样的热情款待，要么加入就餐队伍——在苏联和外交精英群中，推挤着、蠕动着，曲折前进，一直走到餐桌。我的做法是先在家里吃完饭，然后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参加招待会。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把我的纽扣挤掉，不会把最好的深色西服弄上酸奶油，尽管我非常想品尝美味的烟熏大马哈鱼。

* * *

我是大使馆里唯一一个东亚问题专家，我的职责最初是观察和评论苏联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几个月后，我被安排负责所有的政治报告，包括苏联的内部发展。大部分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展开，因此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的任职也是一个令人欣悦、让人受教的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凯南。凯南不仅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职业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让人深受启迪的老师。凯南对俄国的文化和特性有着学者般的认识。此外，他还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从而让他对苏联的理解更加丰富和丰满。凯南对于苏联问题的才智和洞见在他流利的、有个性的交流（书面抑或谈话）中得到了阐释。

哈里曼一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因而对凯南的评论并没有多少兴趣。凯南的评论不总是关乎赢得战争，他对苏联动机、意图和行为的解释也并非和总统完全一致。但是，凯南在他的下属中拥有忠实的听众，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他打磨思想的磨石。在凯南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时，他会让我们其中的一些人通览急件和电报草稿，并且让我们提出意见。就我而言，我认同凯南对罗斯福对苏政策的担忧。现在，我又是个另类——之前我不认同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我又与罗斯福在对苏政策上存在分歧。

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是帮助苏联打败德国，然后说服克里姆林宫帮助美国打败日本。对于罗斯福来说，所谓打败这些敌人是指这些敌人无条件投降。紧接其后是铲除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说服苏联与我们（中英美）合作，缔造一个国际组织，维护公正持久的和平。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这项宏伟计划的实现有赖于大国之间的团结，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要同心协力。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关键人物，因为斯大林是大国苏联的首脑；同时，斯大林也是最难对付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认为斯大林乃至整个布尔什维克阶层不信任美国，对美国态度冷淡；二人认为原因是，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立时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曾干预过布尔什维克。

在白宫看来，大国团结的第一步是要让斯大林摒弃其长期的怀疑，需要让斯大林认识到我们对苏联是真正的友好。要实现这样的第一步，方法是单方面地对苏联慷慨援助，不期望苏联方面的互惠措施；同时，对斯大林提出的一些领土要求以及其他要求给予支持。这样做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展现出信任，这会让我们赢得斯大林的信任。

罗斯福与许许多多的美国政治家一样，认为自己的个人魅力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并且对此自信到无以复加。罗斯福打算用他的魅力影响斯大林。他私下曾说，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可以争取的”。在1943年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罗斯福为讨好斯大林，曲意逢迎，与这位布尔什维克独裁者一道引诱丘吉尔。会议之后，在圣诞前夜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民“我和斯大林元帅相处得很愉快”。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是俄国全心全意的代表，我相信我们可以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并且可以相处得非常愉快。”

罗斯福之所以对于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比较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计划加入对日作战。在美国政府内部，这样的对苏目的是一个很深的秘密。无关人员，包括我，对此毫不知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不知情对我的履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对苏联意图的判定还是基于1943年9月我在中国所做的假设：

对于苏联自愿加入对日作战，不论是空战形式还是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我们都不能过于乐观。俄国人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对日作战，而这很可能会发生在战争后期。俄国人参战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参加对日条款的制定，建立新的战略前线。

考虑到这些新的远东战略前线对美国有利，因此我认为苏联的参战并非纯粹是好事。尽管我承认苏联的参战会降低我们取得胜利的成本，美国的伤亡也会更小，但我认为没有理由去哄诱甚至收买苏联参战。相反，我认为苏联不可能置身于东亚战事之外。唯一的问题是苏联什么时候行动。问题的答案是苏联认为适合的时候，而且不会很早。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聚首雅尔塔。当时我正从印度前往莫斯科。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了解到雅尔塔会议上的阴谋。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是苏联参与对日作战。如果一些条件得到满足，斯大林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后参与对日战争。

斯大林的迫切需求以及他的账单都不大便宜。斯大林的要求包括保持外蒙古现状，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中国对于外蒙古有主权要求。斯大林还要求归还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归还库页岛南部港口；不顾中国的要求，租借亚瑟港（the Port Arthur） [1] 军事基地；控制大连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斯大林还要求占领千岛群岛，这显示出苏联想成为太平洋大国的愿望。

罗斯福和丘吉尔接受了斯大林的迫切要求；其中，丘吉尔不过是敷衍塞责，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美苏之间的协定。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的条件，即如果斯大林认为有需要，罗斯福要使蒋介石同意苏联对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要求。而斯大林则表示愿意与蒋介石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如此，不论斯大林想做什么，不论是否已付出代价，斯大林已经为其领土扩张提前得到了英美的支持。因为罗斯福总统愿意担当收钱人的角色，斯大林免受了尴尬，避免了直接和蒋委员长交涉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问题（他应该看到这样的安排对他是有帮助的）。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巧妙的表演，但这不需要这位独裁者花费口舌进行谈判，因为罗斯福愿意做出大幅让步。罗斯福相信他这样的让步会让苏联尽早加入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之所以急切地希望苏联参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打败日本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如果我们依赖长期的海上封锁，消耗日本的空力和海力，最终迫使日本投降，胜利的代价也将大幅降低。但是军方认为美国人民特有的速战速决的心态不允许如此拖延的过程。因为1945年初的原子弹还是一个未知因素，所以武力打击日本仍然不失为一种选择。根据以往痛苦的经验，军方认为美军登陆日本将会遇到疯狂的阻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苏联能在美军攻击日本主岛之前加入战争，美国的伤亡将会大幅度降低。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计划负责进攻日本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2月敦促华盛顿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诺，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不少于60个师与日军作战。

随着事情的发展，原子弹让海岸登陆进攻变得没有必要。原子弹或许使得克里姆林宫提早开始攻击日本，但只不过是几天而已。1945年7月末，苏联高级代表告知美国和英国的相关人员，苏联军队将在8月下半月进攻日本。美国于8月6日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于8月9日进攻日本军队。

* * *

我在莫斯科工作了不到一个月，赫尔利便从华盛顿前往重庆。罗斯福几天前去世，因而我们感到很忧郁，也在想我们那位不为人熟知、未经检验的新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甚至赫尔利好像也感到压抑。

自1945年3月，赫尔利一直对华盛顿大为恼火，因为在他离开重庆之后，大使馆人员发电报给国务院，建议对华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建议就此与赫尔利进行商议。赫尔利大使强烈谴责发送电报的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忠，要求他们离职，并且控诉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家相互勾结反对自己。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几周曾突然拜访罗斯福。似乎，赫尔利得到了病榻上憔悴的总统的应允，同意其对华政策。我这里说“似乎”是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谈话没有记录，而六年后赫尔利向参议院提供的戏剧性的版本又不能完全相信。

赫尔利3月和4月谈话的备忘录以及赫尔利给新总统的电报表明，这位大使向罗斯福描绘了他在4月末所能构建的国共合作的愿景，条件是拒绝大使馆关于与延安有效合作的建议，继续只对国民党提供支持。赫尔利前往伦敦和莫斯科，期望获得丘吉尔和斯大林对这项政策的支持。赫尔利似乎认为如此便能诱使延安方面与蒋合作。

尽管此前罗斯福已经会见过埃德加·斯诺并且告诉斯诺他正在“和那里（即中国）的两个政府工作”，而且还要继续这样的工作直到“我们把它们合二为一”，但是罗斯福仍然许诺赫尔利，批准他的只支持蒋的政策。罗斯福的模棱两可、厌恶分歧、想把这个棘手的决定推后以及他的离世，这些因素使得赫尔利成功夺取对华政策决定权。重庆大使馆的声音被扼杀了，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高级专家的轻声警告被忽视了。罗斯福死后，只有赫尔利能够知道已故总统对他的指令，而杜鲁门对此毫无疑义。

但是在罗斯福去世之前，赫尔利曾前往伦敦以期获得英国政府对其对华政策的支持。丘吉尔按照礼节接待了他。4月6日——根据丘吉尔方面的记录——赫尔利似乎想要谈论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而丘吉尔则抓住了这次机会毫不含糊地向这位来访的公使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英国绝不放弃对香港的控制，英国绝不放弃一寸英国领土。丘吉尔注意到他的来客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在给总统和国务卿的报告中，赫尔利称自己非常勇敢地责备了丘吉尔首相，控诉帝国主义的邪恶，表明英国有义务将香港归还中国。

赫尔利得偿所愿。他获得了英国的支持，支持其有关统一中国武装力量，建立自由、团结、民主中国的设想。英国的同意放纵了美国改造中国这一奇怪的强迫症行为。事实上，赫尔利在伦敦得到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

在访问伦敦时，赫尔利找到了机会警告英国政府：根据一份外交部的备忘录，我是“毒辣的反英分子”。英国外交部不想承担风险，便暗中告知英国驻苏大使馆。但是，莫斯科的英国官员对我和我的妻子非常友好。

为了准备斯大林-赫尔利会谈，我为哈里曼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背景材料，因为哈里曼也要参加这次会谈。简而言之，我说通过谈判实现中国统一的希望不大，因为国共合作（这是赫尔利所追求的）很可能难以实现——蒋不会接受一个真正的同盟。另外，我认为即便美国给予援助，蒋也无法用武力统一中国，日本用了大概八年的时间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为了保存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蒋需要①大规模国外援助，规模之大以至于援助国的选民会否定这样的援助；②改革蒋的“贪污成风、效率低下、腐朽僵化”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改革很可能是自欺欺人，“就像波旁人”那样，“没有学习，就没有忘记”。

鉴于以上内容，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有可能脱离莫斯科；因而我提出在不放弃蒋的同时，与延安合作，为延安提供援助。我曾这样写道，“如果说美国能在政治上‘俘获’共产党政权，这个共产党政权便是延安”。当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话有些夸张。我继续写道，与中共合作的政策会“与苏联竞争对中共的吸引力，而非围困中共”。如果我们继续只对蒋提供支持，则会围困中共。

我记不清哈里曼对4月15日的备忘录有什么反应，也不知道他是否做出了反应。第二天晚上，他和赫尔利会见了斯大林。4月17日，哈里曼前往华盛顿。

哈里曼邀请赫尔利居住在斯巴索之家。因为当时我和帕特丽夏仍然住在斯巴索之家，所以我们和赫尔利时常见面。赫尔利待我很和蔼。我避免和他谈论中国问题。

4月16日晚，哈里曼将赫尔利引见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根据赫尔利的回忆，斯大林先前曾称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接着，赫尔利与这两位布尔什维克人讨论了重庆与延安的谈判。斯大林提出会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这让赫尔利感到了斯大林的热心。此外，斯大林还“高度赞扬”了美国训练、装备共产党军队，使之与国民党军队合并的愿望，这让赫尔利很高兴。蒋曾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中出卖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称蒋大元帅“自私”，“是一个爱国者”；斯大林称苏联曾经“像朋友般对待蒋”。

斯大林提出，告知蒋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赫尔利表示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尽管几年之后，在谴责雅尔塔协定成为一种政治潮流时，赫尔利也痛斥该协定，但是在这次会议中以及与哈里曼的交谈中，赫尔利并没有提出异议。告知蒋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在程序上是有考虑的，因为要防止中国泄密，所以只有得到斯大林的应允，才能告知蒋。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赫尔利心情很好。他与共产主义的高级牧师的交流很成功。他向华盛顿报告了他的成功。他在电报中说道，斯大林“希望我们知道他完全支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简而言之，斯大林无条件同意在谈话中向他描述的美国对华政策”。

随后，赫尔利立即飞往重庆。凯南现在负责使馆的工作，因为哈里曼已经前往华盛顿。凯南静下心来仔细考虑苏联对赫尔利如意算盘的支持。他召我进去，他在起草一份发往华盛顿的评论，内容是关于赫尔利所传递的信息，我偶尔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他的评论大意如下：斯大林可以答应赫尔利所说的内容，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当然，斯大林可以同意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因为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接受统一的条件，统一武装力量才可行；至于苏联的政策，我们认为将继续灵活多变，富有弹性，将致力于在其亚洲邻国问题上用最低限度的责任换取最大的权力。

凯南列出了苏联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要在实质上，而非形式上，获得沙皇俄国时期，俄国在亚洲土地上所有外交、领土财产”。在这条警示信息的结尾，凯南写道，“我们在此关头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对支持的需求，加上斯大林答应任何人任何事的语气和小心翼翼的友好态度会把我们引向对苏联的过分依赖，甚至我们在中国的长期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苏联的默许”。

一俟返回重庆，赫尔利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对中国政策意见一致。用赫尔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讲，他希望这能“摇树落柿”。赫尔利希望三方“意见一致”能迫使中共接受蒋-赫方案，实际上就是中共向蒋投降。赫尔利之前向罗斯福描述了这样的愿景。但是，既然他已经说服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再加上这个世界对这个成就漠不关心，所以这次记者招待会未能带来什么变化。中共表现得尤为镇定。

* * *

1945年春，赫尔利从中国撤掉了一部分人，谢伟思是其中的一个。他被调任国务院，继续负责与报界保持联系。之前他在史迪威和魏德迈将军手下做的就是这份工作。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得到了史迪威的批准，背景十分透明，主要是向记者和编辑们通报一些消息。谢伟思就是这样给菲利浦·贾菲（Philip Jaffe）通报的。当时有一份名叫《美亚》（Amerasia ）的学术性期刊。这份期刊专门报道亚洲局势，而菲利浦·贾菲正是这家期刊的编辑。当时谢伟思有几份描述中国现状的报告，通报时他复印了一份给贾菲，并口头告诉了他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谢伟思不知道的是，在《美亚》贾菲已经从其他政府要员那里搜集了上百份公务文件。之后战略情报局反情报部门（OSS counter-intelligence）发现了这件事，紧接着联邦调查局于6月6日逮捕了贾菲等相干人员，谢伟思也在其中。但是8月10日大陪审团一致判定谢伟思无罪。

所谓的“美亚案”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尽管大陪审团20-0一致宣布谢伟思无罪，但还是有些人认为谢伟思有过失，不该大意地向一个他认为可靠的编辑透露消息。同时，我在6月27日给家人写信时写道：“谢伟思的事我也是大吃一惊。”我说我向远东事务司的高级官员表示：“我随时待命，可回国为谢伟思证明，此言非虚。”

远东事务司的约瑟夫·包兰亭回复了我的请求。他表示目前我能做的不多，因为事件还在调查中。卢登当时在国务院任职。他写信给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7月31日，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回复给他：

首先我得说，如果谢伟思确实这样或那样地将官方机密文件的内容泄露给了未经授权的个人（这也是我所知道的他受到的唯一的指控），那么就牵扯到四点。

第一，关于文件的机密等级。谁有权划分、重置或降级机密文件？这个问题上我不记得有看到过任何指令。按照我的经验谁都可以设置机密文件，从大使到职员，从将军到下士。同样照我的经验，官员、职员和士兵也可以重新设置等级，可以提高、降低或取消一个文件的机密性。我看到过很多低于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级别的人，随便在“机密”俩字上用铅笔画上一条线，就更改了文件的机密性。

在这个议题上我想到很多问题。只是因为一份转述报纸报道的文件被标记为机密（我看到过很多这种的），这份文件的内容就不能向非官方人员提及了吗？当只有文件的一部分是机密，而整个文件被划为机密文件时，那些非机密性的部分也必须当作机密吗？即使这部分内容大家早已熟知，也必须当作机密吗？机密等级重置信息是否有档可查？机密等级设置是否会失效？如果之前被划为机密的东西，之后被大众所熟知，非得要等到几年后《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 Relations ）出版，才能取消其机密性吗？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一直辩论下去。

第二，关于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背景信息。我第一次熟知它是在入职初期。当时我观察到，我的主管为了国家利益向美国记者提供背景信息。当时他做这些时显得果敢明智而又无可非议。从那时起，我看到过非常多的政府官员使用这个方法。我也从新闻人那里得知，这种做法其实很普遍。众所周知，给出的信息从最高机密到不受限制，可能会有很多种类。我的感觉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中，背景信息的给出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良好而必要的程序。有些信息的给出会引发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有时可能会使敌人有机可乘，但如果对背景信息进行保留，美国人民则将受到更大的危害。因为没有信息，民主便被削弱，沦为疑虑和猜忌的猎物。

第三，我认为在政策上，政府官员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原则上不应受到禁止。这种禁止会影响政策，为某些官员所利用。民主政权下民众本有权知道的信息，政府官员可以此为由拒绝回应。如果官员的立场坚实，政府也并没有向公众隐瞒什么，那么它就不会怕在它的权限内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没有人说，因为最高法院中有不同意见的提出，我们的司法体系就岌岌可危了。

有人马上会反驳说，国际关系是如此微妙，而有些低级官员的言论却冲动而有失稳妥，让他们发言只会给我们的对外关系制造麻烦——有在对日本和西班牙采取必要的绥靖政策（多亏文件机密性的重置，公众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时期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为证。我接受这个论点，所以我说了“原则上”。但我也觉得政府应该警惕，防止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对国际关系过分忧虑，并且时常以“国际关系微妙”为由来压制与官方发言不符的言论。

然后我们说第四点。如果谢伟思、拉森（Larsen）、劳斯（Roth）确实是向无关人员泄露了机密信息，那其他在华盛顿和其他地区做了同样事情的官员呢？赎罪的教义虽在神学中崇高而启发心灵，在官僚行政体系中却远非如此。平等对待、保持一致在这个案件上会是一个更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以上四点。另外，如果事情继续发展而FBI并没有找到证据，那该怎么办？间谍这种事并不是说一句“老兄对不住，估计是我们弄错了，咱们就这样算了吧”就能一笑而过的。或许能找到一个方案完全洗白，彻底挽救他的名誉。我也不知道。不管怎样，这事得谢伟思自己决定。

实际的情况是，被大陪审团宣判无罪后，谢伟思被调任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顾问团中（麦克阿瑟后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但这是在国务院还有一些威望也更刚正的时候。

* * *

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Sergei）Vinogradov］是重庆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因为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他在莫斯科，所以当6月上旬他联系到我时——怎么联系到的我记不起来了——我也很吃惊。我只记得他偶尔会很随和，有时也故作坦率。他想要和我建立联系这件事不同寻常，因为即使是爱在国外结交朋友的苏联外交家，回到莫斯科也会避免和外国人联系，要是遇见了只会远远地打招呼。因此我推测，维诺格拉多夫是奉命联系我，而他这么做不是要间接通过我向我的上级传达信息，就是要拉拢我或招募我。

我和帕特丽夏带着极大的好奇接受了维诺格拉多夫的邀请，在他的住处和他共进晚宴。我把邀请告知了爱德华·佩吉（Edward Page）。他是个苏联问题专家，官阶在我和凯南之间。他听完后突然起身，迅速断定“他们”在争取我。哈里曼比较淡定，却也关心事情的发展。

维诺格拉多夫在一幢公寓楼中有两个房间。整幢楼巍然却阴沉，看上去脏兮兮的。维诺格拉多夫还有他的妻子和母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我记得主人的英语很流利，他的妻子则不然。老母亲只有在被儿子问及的时候才会说些俄语。

维诺格拉多夫的美式英语很熟练，对此他无可厚非地炫耀了一番。他在苏联的语言学校里学会了美式英语，之后通过学习《绅士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进一步提高自己。他把卢斯女士（Miss Loos）的名著当教科书来学习词汇和句法。在美国时，他把纽约地铁当语言实验室全部坐了个遍。从曼哈顿到布朗克斯，到布鲁克林再到皇后区（Manhattan，Bronx，Brooklyn，Queens），他听着地铁广播不断完善他的发音和表达，经常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那晚我印象最深刻的，既不是那两个年轻的苏联人，也不是那桌好菜好酒（酒瓶中是干橘皮泡制的伏特加），而是那位沉默寡言、满脸沧桑和皱纹的母亲。纳粹攻近莫斯科时，她不肯离开住处，在没有供暖甚至有时没有供水的情况下熬过了寒冬。当时我和帕特丽夏提到，我们见过一些苏联女人，她们的顽强和坚毅令我们钦佩。维诺格拉多夫就喊着说，“是女人拯救了我们”。

我和帕特丽夏准备离开时，维诺格拉多夫诚恳地鼓励我研读——不是卢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他跟我说这事时，就像是一个和蔼而关切的牧师在向一个非信徒讲授救赎之路似的。我觉得这很幼稚。对于习惯了人道主义信仰并了解苏联现状的我来说，他怎么能觉得列宁主义理论会对我有吸引力呢？

我们后来也邀请了维诺格拉多夫一家来我们的住处共进晚餐。只有他自己来了，看上去也不太自在。独立日（Fourth of July）招待会时我邀请了他，他没露面。后来我差不多见过他两次，然后就没有什么了。我的结论是，他觉得我对他来说只是枉费时间。

* * *

似乎我的存在总是让赫尔利睡不安稳——或者是宋子文？6月19日，一封电报从重庆大使馆发来，上面是赫尔利的签名，其中有这么一句：“这里也流言四起，但是我们没人相信。其大意是约翰·戴维斯在主管莫斯科的报纸，报道中国政府的负面新闻。”其中也有暗指，是我给《真理报》（Pravda ）和《消息报》（Izvestia ）提供了信息。这先是引得哈里曼大笑，因为想法实在荒诞，但他转而又愤恨不已。

6月30日，宋抵达莫斯科，意欲与苏联协商出一份协议，而之前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的、蒋和宋也并未反对的雅尔塔协定也会被纳入其中。机场欢迎仪式上，宋站着观看了仪仗队的分列式。这支仪仗队由200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军人组成，个个都是健硕的人体样品。而为了预演宋即将要和苏联领导人开始的会议，这些人在那位倒霉的中国外交部部长面前走过时，是那么的气势逼人。他们将步枪高举在肩膀上，枪上的寒光映射在宾客脸上。他们穿着黑靴步调齐整地踢出七十度，然后两腿绷直使劲拍打在地上，脸上的肉都震得直抖。正步走拍打出的砰砰声仿若一阵此起彼伏的炮声。宋对于莫斯科的欢迎显然不是太满意。

宋到达不久后，哈里曼难为情地告诉我说，那位中国外交部部长要求整个协商的进程对我保密，而哈里曼又很难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了解宋的为人，我对这件事并没有像哈里曼那么惊讶。这位倒霉的中国人反正是要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觉得知不知道具体情况也就无所谓了。而我更加关注的是苏联政策的宏观运作。

7月10日，在评估苏联的东亚政策中我曾说，出于以下原因，苏联可能会试图改变东亚局势以使其对自己更有利。一个是防范中国，因为中国“一两代人之后可能成为亚欧大陆上对苏联最大的一个威胁”。另一个安全顾虑就是“朝鲜是攻击苏联远东的天然通道，”而千岛群岛、库页岛（当时归属日本）、北海道和本州岛则可能被作为攻击苏联的跳板。

“为了供应逐渐扩大的商船和海军，苏联需要更多的港口和基地。”这是莫斯科在东亚寻求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届时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国内的权力之争”发展为“公开对抗”，苏联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日本统治结束后，朝鲜国内形成了政治真空；日本自身肯定也要出现混乱，这些也都吸引着莫斯科。

我列出了苏联在东亚的两个最低目标。一个是莫斯科将主导或争取的安全防御线，由中国的新疆、内蒙古、北部（North China）、东北，以及朝鲜、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组成。另一个目标与日本有关：休战协定中的发言权和“战后在政治上挟制日本的机会”。

为了达到其目标，克里姆林宫有三个选择：军事占领，政治行动，又或两者同时进行。虽然军事占领能使莫斯科得偿所愿，但“苏联武力的直接展示，还有扩张主义野心的暴露可能会惊动美国，这是克里姆林宫不愿看到的。惊动美国的副作用之一是，可能导致英美在决定日本岛屿问题上抵制苏联的发言权”。然而单靠政治行动又未必能完全行之有效。因此，政治军事联合行动是苏联最有可能的路线。

战略上，对待中国和朝鲜，克里姆林宫可能会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为了避免对亚洲国家显得过于霸权主义，也是为了避免加剧美国的怀疑和敌意。它会靠延安来执行克里姆林宫在中国的目标。

如果去年秋冬美国政府（当苏联还没准备好在亚洲有所行动时）能正确认识中国分裂的事实，并实际地、有力地寻求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那么莫斯科是否能够得到延安的绝对服从这件事便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很明确的是，现在共产主义中国只会按照苏联的指示行事。克里姆林宫非常满意当前的形势，因为它可以在尽情地对重庆进行挑逗的同时确信，一旦蒋试图在中国东北部建立国民党政权，延安会自发并有效地进行抵抗。而共产主义中国也会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安全防御线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它基本上不可能被其他国际联盟所接受。

美国的麻痹大意，据我总结，是苏联策略的一个结果。“显然克里姆林宫今后两三年在亚洲会小心行事，尽量不惊动或刺痛美国。因此当前的‘正确’态度和其对苏联侵略性扩张问题的轻描淡写等策略……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人民被蒙在鼓里多少，之后麻痹大意的弊端都会一分一分地显示出来。”

上交这份评论几天后，就赫尔利的一封致电，我在凯南的协同下，向哈里曼进行了汇报，内容如下：

这封电报的论点似乎是，如果能够说服苏联政府公开宣称或者通过协约表明其对重庆的支持（也就是说对延安的背离），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到他们没有国际支持，只能与重庆妥协。

我们觉得苏联可以随便公开否定延安，但延安毫不妥协的立场不会改变。这个观点有以下依据：

（1）苏联制度的双重性质。如果延安受到莫斯科控制，它不是受国家机关控制，而是受党内控制。当克里姆林宫希望时，在涉及其他大国利益的问题上，国家机关可以表面上遵循息事宁人的政策，同时其政党可背道而驰，悄悄跟中国共产党说只是做做样子，不要影响实际关系。

（2）假设苏联政府公开否定延安，其政党也贬低中国共产党（这种事情非常不可能），事情也不一定能发展成延安让步，接受重庆提出的条件。我们甚至怀疑即使失去了所有的国际支持，延安也不一定会与重庆妥协。即使我们姑且承认中国共产党没有他们自身说得那么坚定，不是说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们还是要比1927～1937年间强大好几倍。那时候除了共产国际隔岸观火的叫好和瞎指挥，他们没有任何国际援助，却以令我们汗颜的精神坚持抵抗住了蒋介石。我们觉得苏联的影响有时候是被夸大了。延安扎根本土的生机、力量和顽强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而且归根到底，这个因素将决定如果中国靠谈判统一，重庆方面会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

[1] 即旅顺港。

第二十章 赫尔利全面出击

最终欧洲战场的硝烟停息了。克里姆林宫一直到5月9日，也就是在西方受降书签署两天之后，才向其人民宣告纳粹的投降。10日苏联人民放假庆祝。就这样，一些莫斯科人早上经过大使馆时，以往都是眼睛直视前方，大步从使馆之前走过；那天却停下了脚步，抬头看飘扬着美国国旗的麦卡沃伊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可能是一些使馆员工从窗户上向他们挥手来着——但很快从星星点点的几个人，增加到了几十个人，然后到上百人。人们笑着，比画着，欢呼着。我们也聚到窗户旁挥手示意，回喊过去。

在使馆前站岗的两个卫兵（警察）控制不住局面了，欢乐的人群越聚越多，逐渐过千。这时黑便衣们冲了进来，命令人们散开。不可思议的是，群众竟对这些人置之不理。到了半晌，从使馆到克里姆林宫墙的巨大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俄国人。他们不仅在庆祝着这场悲惨的长久的战争终于结束，迎来了胜利，也在为与他们共享胜利果实的美国伙伴喝彩。

当凯南安排人从窗户外面将一面苏联国旗挂在使馆星条旗的旁边时，所有人都在欢呼鼓掌。凯南走到使馆大楼正面的一根柱子下，用俄语祝贺苏联人民获得的胜利。喝彩声浪潮般扩散开来。直到傍晚人群才开始减少。天黑之后还有小群的人从这边经过，微笑着招手，我们也招手示意。

然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再次从使馆经过时却低着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就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苏联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自然而然毫无掩饰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伙伴昨天还恣情放纵，今日就被管得规规矩矩，不敢与外国东西沾一点边。这种转变使我们觉得，前一天美苏友谊所表现出来的真诚与温暖更加可悲。

* * *

克里姆林宫着手巩固其在东欧的既得军事利益的同时，也重新部署兵力，合力绞杀日本。在美国不断的压迫下，同时也是有感于苏联即将进攻，日本政府在1945年夏提出休战的建议。杜鲁门没有做出回应。

他的几个高级文职顾问找到他，想看看是否能够将无条件投降改为保证其天皇及皇室安全条件下的投降。他们的考虑是，这样宽宏的条件可以让疯狂的日本人顺利投降。因为拖得越久，日本自杀式的抵抗就会消耗更多美国士兵的性命；而且只有他们的天皇能够下令投降。他们是这么建议杜鲁门的。差不多一年之前埃默森也提过大体上一样的建议。杜鲁门拒绝了保证日本天皇安全的条件。

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英美中三国政府重申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如果东京投降，日本人民可按照其“自由意愿”组建政府，否则将“立即予以毁灭式打击”。其中没有提到日本天皇。

对日作战在三次暴力打击中达到顶峰。其中两次是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另外一次是苏联部队在东北亚地区对日本的进攻，8月10日东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后，他们还继续攻打了好几天。

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很短暂。8月8日宣战，10日日本提出投降时未停，持续到8月23日莫斯科宣布结束。苏联只用了微小的代价便报了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并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也潜在地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手。但数千万苏联人民在经历了纳粹的侵略和占领，以及随后的“解放”之后，对于东方战场的结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们在这边并没有被侵略。相反，西方战场的结束使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指挥对日作战的同时，斯大林也不忘在政治上处理和蒋的关系。宋不愿接受苏联提出的条件，带着失望在仲夏离开了莫斯科。但随后在苏联对日宣战前一天，他又回到了莫斯科。三天后，斯大林建议宋，如今苏军在中国东北正长驱直入，他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即达成协约，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进入中国东北。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The Soviet-Chines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于8月14日签署。它使得苏联基本上得到了在雅尔塔会议中斯大林所要求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它也给了莫斯科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

9月4日，在凯南的协同下，我通过电报向国务院发出汇报：莫斯科并没有在条约中对“红军部队目前所占领的近期目标”做何要求。这个协定对苏联政府有利的一面是，它给有可能会造成争议的情况赋予了合法性。苏联愿意接受中国人民民主管理中国东北，这反映了其熟练的政治手段。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会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苏联当局在苏联军队撤出后，大概也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苏联政府宽泛地保证说，将对中国政府进行援助，但并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我评论说：“这个说法已经有好几年了，只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如果克里姆林宫现在或将来要影响延安，它将通过党内。”尽管莫斯科对重庆的承诺不利于延安“以潜在的苏联军事支持为条件来谈判”，但这却在大局上减少了外界对苏联在中国的意图和行动的猜疑和非议。

8月10日，日本政府在广播宣告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添加了一个条件——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不被侵害。华盛顿第二天宣布，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权柄交由盟军最高指挥官（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SCAP）定夺。不过日本最终会被允许自由建立其政府。8月14日东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并宣布，其天皇已经发出诏书通知人民投降，并将命令所有日本军队停止战斗。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向东京发出了关于投降事宜的指令。大本营（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将其当作一个天皇示意下的命令，通知到了所有日本军队。当初日本军人为了天皇，忠顺地奔赴战场与黄泉；现在他们也忠诚地听从了他的旨意，接受投降。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接受命令，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投降，只有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是接受苏联军队的处理——被运往了西伯利亚。

这项盟军最高指挥官的指令法理上是正确的，因为蒋的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中国政府。漏洞在于，蒋的政府在国内并不被完全承认。这时延安已经命令其军队接受其管辖范围周边地区的日本军队的投降。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由日本军队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之间，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活跃着，国民党却蜷缩在中国西部毫无作为。然而日本军队忠于指令，拒绝向延安投降，耐心地等待着蒋的军队的到来。不过那个时期共产党的装备仍然落后，所以无法强迫日本军队。

华盛顿坚持保蒋的原则，立即开展了一次空运，将国民党军队从边远地区送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因此在中国内战一开始，美国政府便站到了国民党这边。靠美国撑腰的国民党没有解除北方日军的武装，遣送他们回国，反而要求他们继续占领城市和交通线以防范共产党，同时蒋派兵挺进农村地区与红军对峙。华盛顿也派遣了超过5万名海军官兵，代表蒋介石与日本败军一起防范共产党军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军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他们捡起了苏联从日军和日伪军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这是共产党有能力反击的开始。蒋也派兵进入东北，他们是按照之前互相达成的共识，从苏联军队那里接管东北。五角大楼配合了蒋介石长这次愚蠢的冒险，从海路将他的军队运往了东北——这次冒险是致命的，因为它过大地拉长了国民党军的战线。

美国从决定无视共产党对日本军队的受降那刻起，便已经参与到了中国的内战中来。之后明显更加深入，通过海空两种方式将50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各地，派遣美国海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抗共产党军队，给予国民党军队飞机、船只、坦克、车辆和各种形式的物资供给等，都证明了这点。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让美国人民参与到这个异邦的内战中来？这个决定——更准确地说不存在实际的决定——来自美国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教会、教育、慈善以及商业上的联系。美国人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和爱，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主要来自他们的想象。美国人没想与中国人民感激彼此，欣赏彼此，忠于彼此。美国人将这虚构的中国人民等同于理想中的蒋派。至于中国共产党，美国人民基本上没怎么听说过，况且他们也不符合中国人民在美国人心中的神秘形象。

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华盛顿由支持蒋的国民党抵抗日本人，转为鼓励他们与共产党对抗。由于重庆大使馆的职业官员被赫尔利禁言，华盛顿得到了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国共力量对比图。在3月份造访华盛顿时，赫尔利、魏德迈和戴笠的合作者梅乐斯海军准将（Commodore Miles）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只要美国稍加援助，国民党就能轻松铲除共产党。赫尔利继续贬低共产党，并保证双方最终会和解，尤其是因为8月下旬他曾陪同毛赴重庆与蒋谈判。这次谈判他自称有功，不过谈判毫不意外地破裂了。8月底，魏德迈告诉记者，他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任何地区都处于下风，消灭他们不在话下。

国共双方摩拳擦掌，开始拼命地为内战的全面爆发做准备。这时赫尔利向国务院拉响警报，指控英国、荷兰和法国几个“帝国主义者”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美国和苏联对抗。因此，刚从二战中走出来的欧洲人被美国职业外交家召集了起来，理由是他们破坏了美国统一中国的任务。而事实是，欧洲人自己的麻烦都已经多得顾不过来了，他们还会在中国问题上给自己找麻烦？赫尔利想回到美国，于是他振振有词地向国务院汇报了“亚洲目前的基本问题”——“不是民主就是帝制，不是自由市场就是垄断”。他后来对杜鲁门、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和国务卿也是这么说的。在9月23日从重庆发出的最后信息中他依然向华盛顿保证，中国的局势正在好转，国共明显正在和解，内战的谣言正逐渐消散。

* * *

等到了华盛顿，赫尔利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回去复职，他托称是鼻窦炎犯了。等治疗过后，他与伯恩斯、杜鲁门谈了谈，10月初他表态同意回中国。蒋氏夫妇请杜鲁门让赫尔利待在重庆，杜鲁门于10月20日回复称，他本人和伯恩斯都相信赫尔利的判断力和能力，赫尔利一定会复职的。

11月初，赫尔利却再次改变了主意。他给国务卿伯恩斯打了电话。伯恩斯一个月后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他告诉我他当时在圣菲（Santa Fe），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中国局势的新闻，仍觉得不能回去。”11月26日，赫尔利现身国务院，向国务卿递交了辞职信。他除了说身体不适之外，还抱怨说得不到驻外事务处某些官员的支持，这让他很疲倦。他点名谢伟思和乔治·艾奇逊。点谢伟思是因为早在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之前，谢伟思就为史迪威写了份报告；而点乔治·艾奇逊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时局变幻无常，应重新考虑本阶段对华政策。伯恩斯好说歹说，赫尔利同意两天后回重庆。

但第二天，在没有事先通知总统或国务卿的情况下，赫尔利公开宣布要辞职。他在记者会上指责“有些职业外交官站在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帝国主义集团的一边，连续不断地告知他们，我为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所做出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公开建议中国共产党除非被授予控制权，否则不要统一国共武装力量”。赫尔利进一步扩大指责的范围，称“我们国务院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赫尔利称，尽管有些职业外交官制造了一些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上确实取得了进展，也确实阻止了敌对派系之间的内战，至少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是这样”。虽然他其实想说这些成就都是自己取得的，但是他在公告中还是用了“我们”，而没直接用“我”。他并没有透露是哪些人阻挠了他拯救中国的大业。

赫尔利发表这些猛烈抨击的第一时间，就有人通知了伯恩斯。国务卿大为震惊，认为这个声明一定是搞错了。他打了通电话给赫尔利，赫尔利坦承自己的确公布了那则声明。他还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病了，发着高烧呢；说人们正在“朝他射击”；说他改变主意，是因为头一天国会议员狄勒赛（Hugh DeLacy）发表了一篇演讲，批评他这个驻华大使的表现不佳。他说，他怀疑国务院里有人向狄勒赛提供了信息。然而，据伯恩斯说，赫尔利最后仍说“伯恩斯，如果你让我回去，那我就回去”。

伯恩斯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已经不再信任赫尔利，便没再理会他回去的主动提议，而是接受了他的辞职。

赫尔利本可以以健康状况不佳的正当理由体面地辞去驻华大使一职。但是，他却选择挑起一个全国性的丑闻，让自己成为遭到下属背叛的受害者，从而变成丑闻的焦点人物。他之前给自己设定的近期目标是“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太贸然行事了。然而他非但没有退让，反而用一种更戏剧性的方式把他的目标昭告天下。

当然，驻外事务处所有的官员都喜欢“防止内战，统一中国”这个完美的目标。但我们认为，他的目标在当时很可能是遥不可及的。自1943年以来，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是，如果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很有可能获胜，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这就是我们与赫尔利之间的不同。我们相信，赫尔利执意无条件地支持蒋是错误的。总有一天，我们将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不放弃蒋的同时，也应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同抵抗日本的盟友，也可能是中国的下一个统治者。

国会里嗅觉敏锐的人士立刻就闻到了政治气味，他们从赫尔利讲述的有关美国官员勾结共产党人破坏即将奏效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事情中看到了机会。在野的共和党人循着气味追踪到一个可以搅乱执政当局的问题。参议员肯尼斯·S.维利（Kenneth S.Wherry）宣称，赫尔利指责的这些人的行为“游走在叛国罪的边缘”了，并推出一项决议，要对国务院进行更为详细的调查。共和党众议员要求国务院“把所有共产党分子从工资单上剔除”。按照肯尼斯推出的那项决议，赫尔利受邀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揭露一切。

赫尔利在两天吵闹的作证过程中，再次毫无根据地指责某些驻外事务处官员曾告知中共他的政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点名称乔治·艾奇逊、谢伟思，其他两名同事亚瑟·林格沃尔特（Arthur Ringwalt）和富尔顿·弗里曼（Fulton Freeman），还有我，破坏了他所做出的努力。随后，他单单挑出我，说我是“反帝国主义分子”。至于辞职，他告诉疑惑的参议员们：“当我发现国务院正在试图摧毁我的时候，我决定反击，并且我坚信自己不会被摧毁……攻击已经开始了；职业外交官在整个事件中对我进行的那种攻击已经重新开始了。我认识到，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替我辩护，于是我将设法自我辩护。”

赫尔利作证结束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1945年12月7日，伯恩斯也现身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这位国务卿先生说，赫尔利向参议员们引用的谢伟思和艾奇逊背叛他的证据的报告，并不包含任何可以支撑他这项指控的内容。他补充说：“通过正当渠道，他们向自己的上级表达了某些观点，这些观点与当时政府的既定政策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但无论何时，如果哪位官员认为，因迫于变换的环境需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那么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上级官员反映自己的意见。”

要是得知国务院的官员，不管他们是不是驻外事务处的，因担心得罪我或是国务院的其他人而觉得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往上提交诚实的报告或建议，我是会极度悲伤的。要是真有这么一天，我所需要的协助和指导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赫尔利大使另外还指责说，某官员或雇员不仅仅是表达了与上级不同的看法，他更是告知与中共有联系的人赫尔利大使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大使先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来证明哪个雇员有过这种行为。忠心为政府服务的人，不能仅因为任何个人的怀疑而被解雇，他们的名声也不应遭到玷污。

* * *

伯恩斯暂时处置完赫尔利搅起的这波骚动之后，于12月中旬赴莫斯科与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会面。随行的有国务院顾问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核问题顾问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以及波伦和范宣德。哈里曼让我负责媒体代表团。

我第一次参加国务卿在斯巴索之家的聚会时，大家谈起赫尔利的种种指责时总拿我开涮。哈里曼和来自华盛顿的代表团似乎认为，赫尔利扮演了一个小丑，亲手摧毁了自己的信誉。国务卿先生显然觉得赫尔利对我的控诉很好笑，他仍然拿我逗乐。几天之后，在外长们会见的休息间隙，他在和莫洛托夫轻松地交谈时示意我过去。我刚走到他们跟前，他就转向这位布尔什维克大佬，像吐露秘密似的说：“赫尔利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去敲你门时，你得开门让他进去，听到了吗？”当伯恩斯的笑话被翻译过去后，莫洛托夫仍绷着冷淡而拘谨的社交面孔，一丝笑容也没有。

看到赫尔利对我大加指责的第一条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先辞职，然后再公开反驳他。但妻子和乔治·凯南都劝阻我，建议我保持沉默，让这些荒谬的言论自生自灭。1月份，我收到了驻外事务处处长威廉·E.德库西（William E.DeCourcy）的来信，他说，或许我想要回应赫尔利指责我不忠之事。

我回信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想回应。我猜德库西并没有兴趣看我揭露“我与赫尔利的关系，我对他的看法，他对手下驻外事务处官员的背叛，以及他的辞职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我认为国务院更希望驻外事务处的官员能够把精力放到更有建设意义的事情上”。我回应了德库西转述的那几条对我的指责，说我没有“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有关盟军在中国登陆或行动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告知他们赫尔利“努力阻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并不代表美对华政策”，更没有建议他们“除非共产党得到控制权，否则应拒绝同国民党军队合并”。

在伯恩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范宣德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对华事务部主任一职。我又惊又喜，但还是拒绝了，并解释说，我想先积累经验。

* * *

在1月5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傍晚时分，窗外黑漆漆的，一颗点缀着红、橙、绿小彩灯的高大圣诞树闪闪发光。它就矗立在大使馆前面大广场中间的一个小集市的中心。我刚从集市上回来，各式各样的小货摊就摆在结块的积雪上。他们卖着青色橙子、劣质的洋娃娃、伏特加酒、冰冷的小圆面包以及《斯大林宪法》。生活空洞无味的莫斯科人到处闲逛，听着扬声器播放的莫斯科民歌，但很少买东西。几个孩子团团抱在一起，只把鼻子露出来，摇摇晃晃地跳来跳去。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沉闷的景象。

有天晚上，我和帕特丽夏听了96首俄国歌曲。我们的整体印象是俄国歌曲既忧郁又有活力。正如乔治·凯南所说，“如果你的生活里也是泥泞和积雪交替着，大多数时候头顶着灰色的天空，周围都是无边无际的干草原，你也会变得忧郁的”。

圣诞节前夕……我跟着国务卿一行人参加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一条长长的大理石楼梯通向这座沙皇的宫殿，楼梯上铺着红地毯。楼梯的尽头是一个宽敞的前厅，挂着一幅庞大而显眼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村庄的油画。然后，穿过几个走廊，每隔几步就站着一个僵硬笔挺、呆板严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警卫员。再穿过宴会厅，就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会客室，那里已有一些杰出人士在候着了，但显然他们的身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手插口袋，这儿站一会儿，那儿站一会儿，大约15分钟后，有人嘀咕：他来了。只见一个穿着军装、头发灰白的小个子男人缓缓穿过宴会厅朝我们走过来。他身后的随行人员是其他的重要人物——莫洛托夫、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马林科夫（党委书记）等。他穿过那一列外国人，简短地与他们握手，相视一笑，愉快地问候，宛如一个亚洲的农夫老爷爷。一行的其他人也跟几个人握了握手，然后就不握了，显然是发现这样的表演相当乏味，也浪费时间。

我们坐在了一个摆满了斯拉夫特色菜肴的桌子上，有鱼子酱和奶油松饼。因为职位低微，我当然是坐在这个约50人长桌的一端。这反倒使我能够专心观察……

坐在斯大林周围的那群人真是人类中非同寻常的一批。他们看起来好像从未晒过太阳——脸色苍白、体态虚胖，这是典型玩政治的人。而将军们都是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但和我一起品尝餐后甜酒的米高扬是个例外。他是一个黑黝黝的亚美尼亚人，长着一个断了鼻梁的鹰钩鼻……我相当喜欢他，像斯大林和布尔加宁将军一样，他看起来是个正常人。

用过咖啡和餐后甜酒之后，我们去宫殿里的放映室看电影。整个放映过程中，有位内务部警卫长始终站在斯大林身边。这是一个舒适的小电影院，座位的前面都带有桌子，桌子上还摆满了水果和香槟。整个观影过程中，侍者不停地帮忙倒咖啡，送来小份的精美食品。影片是一部讲述苏日战争的纪录片。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片子不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观看。

之后我们要打道回府了。依次穿回那些走廊，经过戴着蓝色帽子的警卫，走过那幅巨型油画，在一挂又一挂的枝状大吊灯下穿行，最后沿着长长的、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楼梯走下来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斯巴索之家举办的一个美式圣诞夜聚会。那里有丰盛的自助餐和一个弹奏苏联舞曲的管弦乐队。乐队是由惆怅的芬兰人和捷克人组成，他们是误入歧途才会逃到这个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天堂。那场聚会办得不错……帕特丽夏戴着一顶点缀着亮晶晶小圆片的帽子，看上去很漂亮。

第二十一章 战后的莫斯科

1946年1月，哈里曼离开了莫斯科。等哈里曼的接任者到达之后，凯南于4月份也离开了。哈里曼大使已经完成了战时在苏联的任务，此时也准备好继续向前走了。事实证明，他在之后30年的公共生活中担任了不同的职位，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驻圣詹姆斯宫大使 [1] 、纽约州州长等。凯南到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副院长，给未来的将领、海军上将和大使们讲授外交政策方面的难解之谜。

接任哈里曼和凯南的分别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史密斯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的下属，担任过西方盟军的参谋长。德布罗是驻外事务处的一名官员，负责国务院的东欧事务。

史密斯单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上进心，从士兵一步一步做到了三星将军。当伯恩斯提任他为驻苏大使时，这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吃惊不已。据他回忆，伯恩斯向他解释说，“军人来莫斯科做这份工作是有优势的……因为大元帅斯大林在许多场合表现出对职业外交官的某种不信任，并表现出对军人的某种好感”。伯恩斯从这个不太可靠的推测出发，说总统和他都相信苏联战地指挥官对苏联的政策——可能包括外交政策——将有强大的影响力。史密斯在战时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就相识，这也是派他去莫斯科的另一个原因：“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

驻外事务处过去任命驻外大使时，常常会选各种各样的人：总统欠下政治债务的人（显然是指他竞选资金的捐献者）、退休或败选的政治人物、获胜的政治人物的亲信、陆军上将、海军上将、资产雄厚的人、新闻记者、学者以及一些白宫宁愿“流放”到国外而不愿其参与到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知名人士。这是政党分肥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进行下去的前提是：在外交官这种职业里，业余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做得一样好，甚至比专业人士做得还好。诚然，有些出于政治考虑而任命的外交官（哈里曼正是其中一位）比一般的职业外交官做得更出色。虽然如此，被派往危险地区或者毫无吸引力地区大使馆的仍通常都是职业外交官。有些地区显然需要外交官具有外交资历和经验，这些地区的大使也是由职业外交官担任。

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史密斯的到来积极地做好了准备。我们猜测他不是位普通的政治任命者，我们也知道他很有声望，是位极其出色的军官。但是，他将如何调整自己，从指挥意义深远的战时陆军和空军部队转而管理一个排的外交官？更何况这些外交官经营的是美国与神秘莫测、难以调和的克里姆林宫之间沮丧的无形关系。

史密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外交官的角色，同时也保持好奇心和良好的幽默感。他一来就立刻对大使馆运行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报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给我的印象是轻松活跃、思维敏捷和果断坚定。与他在莫斯科相识的这一年里，他很少表现出一丝不耐烦，也很少脾气暴躁。他压抑自己的情绪，这损害了他的消化系统。

到莫斯科一周之后，史密斯大使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他没带一个工作人员跟着去，甚至也没带当时还没回华盛顿的凯南。原因有点古怪，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是因为“我认为那次会面可能会发生很激烈的争执”。我怀疑，是他虚荣的自尊心在作祟，担心作为职业外交官的下属们可能会目睹他出丑。出于政治目的而被任命的人，上任伊始通常都会有这种担心。

“戴维斯夫人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帕特丽夏已经是怀孕后期了，但还没有准备回国的迹象，于是大使馆中的苏联雇员急切地问我。“她不回国了，就在这儿生。”“那么孩子就是苏联公民了！”“哦，不会的，孩子将是美国公民，因为它的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外交官。”“这样啊，”他们点点头，“那就没问题了。”

刚到莫斯科不久，我和帕特丽夏就开始分头学俄语了。由于大量日常工作的需要，有人会给我提供笔译和口译的便利，所以我花在俄语上的时间很少，自然取得的进步也很小。但是帕特丽夏学得却很好。为了让自己准备好分娩时可以住院，她集中精力学习了妇产科方面的俄语。

在6月14日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我报告道：“前天晚上，帕特丽夏开始了第一次阵痛……她一整夜没睡……到了8点，我迅速把她送到医院。”孩子以德国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命名，现住在一间陈旧的、脏兮兮的房屋中。尽管帕特丽夏持有办理入院手续的必需证件，但仍花了一个半小时才住下。

她的衣服、皮包、手表，甚至是结婚戒指都被带出来交给我……她和5位哺乳妇女、大约10位产妇一起被带到了待产室。她当然占据了护士和医生注意力的中心。他们全都十分好奇，有着斯拉夫人朴素的热情。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就是他们劝解别人“不用担心”的精神。

为了帮助产妇缓解疼痛，他们推进来一罐笑气。但帕特丽夏吸了之后不见效，于是追问了好几次原因。后来她观察到表盘显示气罐是空的。俄国人不怎么喜欢麻醉，那个气罐只是起心理作用。结果她经历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疼痛。跟她一块进待产室的那些哺乳妇女和产妇都已经送到产房几个小时了。这时，另一项集体合作开始了——两位医生按压她的中腹部，一位助产士接生孩子——就这样帕特丽夏生下了你的外孙女……她说疼得并不厉害，不过这是因为她性格勇敢自信。

那个地方的气氛很特别，待产房里有个老护士不停地对帕特丽夏说：“你此刻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痛苦多么美妙啊。”而且，由于帕特丽夏在经历阵痛时并没有喊出声来，那位老护士向哀号着的俄国妇女嚷道：“看！她经历的痛苦多么美妙啊！”

今天上午，在“小饺子”教授的特别安排之下，我偷偷溜进病房看了看帕特丽夏。她和一位捷克外交官的妻子共享一间病房，能够奢侈地享受半个包间。小饺子教授名叫布利札妍斯卡娅（Bernard Montgomery），是这家医院的一把手，据说也是整个苏联最好的产科医生。

自从萨莎（孩子的小名）出生，帕特丽夏还没有见过她。“俄国人直到第三天才会把婴儿带到妈妈身边，然后像中国宝宝那样严严实实地包在襁褓中，只露着眼睛、嘴巴和鼻子。”

因为签发出生证明等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范围，所以萨莎的出生证明是由不受人待见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具的。出生证明上面虔诚地印着口号：“世界工人大团结！”为了确保萨莎享有美国国籍的权利，我安排大使馆的领事部在美国国务院填写了一份美国父母有新生儿后的惯用报告表格，以备记录在案。小小地炫耀一下，我还成功说服大使在那份证明上签字并盖章了。

* * *

理查德·霍特莱特（Richard C.Hottelet）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一名记者。我们与一群美国记者意气相投，他便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纽约时报》的德鲁·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以及当时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由于喜欢他们的陪伴，我和帕特丽夏经常与他们以及他们美丽动人的妻子见面。

霍特莱特是最近才到莫斯科的。6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时任苏联副外长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已经同意接受他的采访，他想跟我讨论一下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是美苏两国建交谈判的苏方代表，也是第一任苏联驻美大使，担任过苏联外交部部长，还曾设法动员一些民主国家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但他失败后，被降职为副外长，而莫洛托夫接任了外长一职。

霍特莱特是个经过历练的聪明记者，他曾到柏林执行过任务，还被盖世太保抓捕过，所以根本不需要我的指导。面对李维诺夫时，他单刀直入，不浪费一点时间。如果西方对于克里姆林宫当时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属殖民地等问题上的主张做出让步，那么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会得到缓解么？不会，因为西方很快就会面临莫斯科下一轮的要求。

李维诺夫的从容回答在两个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它反驳了当时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即只要华盛顿答应了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就会满意，东西方之间的摩擦就会结束。当然，克里姆林宫也不希望他们的这种幻想破灭。霍特莱特认为，秘密警察通常会在办公室安装窃听设备，但李维诺夫回答问题时的另一个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副外长似乎急于向这位美国记者吐露心声。李维诺夫欣然回答着霍特莱特的问题，说克里姆林宫依靠领土提供安全，它的信条是：拥有的领土越多，就会越安全。莫斯科不会依赖集体安全，因为在它的意识形态之下，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苏联在当时仍未发展核武器，但他们的交谈却建立在莫斯科终将拥有核武器的假设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李维诺夫明确地暗示，若凭借核武器能速战速决，克里姆林宫是不会不愿意诉诸核武的。

有人认为，不受当前战略方针束缚的新人到最后可能会成功上台，李维诺夫却驳斥了这一观点。年轻人正在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大量的教育。至于民众起义、地下运动和宫廷政变，如果未遂，那么十有八九是徒劳无益的。

霍特莱特离开外交部时兴奋不已，他拿到了一条独特的特大新闻。但他也焦虑不安，害怕秘密警察窃听之后会马上以间谍或谋反罪名拘捕他。此外，他认定这条新闻此时还不可以播。如果他试着播的话，首先是这条新闻被毙，其次是李维诺夫将遭杀害。

霍特莱特从外交部赶到大使馆，来告诉我他采访的情况以及他面临的选择困境。显然，他不应该公开李维诺夫透露的消息，但这消息十分重要，应该报告给美国政府。我把他叙述的采访内容编成电报，并将其列为最高机密以保护李维诺夫的身份。史密斯大使对这位外长意外暴露的内幕十分关注，并在电报上签上名，使其尽快到达目的地。

李维诺夫为什么如此直率地畅所欲言，我们感到很困惑。若正如我们所料，他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那么他简直就是在自找最猛烈的报复。因为他的这番话若让斯大林知道，轻则是有失严谨，重则是忤逆谋反，除非这次采访就是个挑衅。但是，苏联政府怎么会找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用评论家的专业术语来这么诋毁自己呢？想想就很牵强。即使李维诺夫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没人能保证他的办公室没有窃听器。那么，他为什么会凭着豁出去的勇气，吐露对自己长期服务的体制的意见呢？我们的结论是，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他知道自己即将隐退，不会再有大作为了，于是抓住霍特莱特要求采访的机会，最后一次提醒西方警惕克里姆林宫。

之后不久，李维诺夫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五年半后，他逝世了，官方为其举行了高规格的二级葬礼。本性大方和正直的霍特莱特直到葬礼之后才将采访李维诺夫的故事出版。

李维诺夫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曝光了新信息、释放出新解读，而是因为曝光者自身是一位能够影响苏联动机和政策的高级官员。在我看来，他的观点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推断。1946年1月，在一个有关苏中关系的调查中，我发现苏联“从革命传统、民族野心乃至动力学属性上来看，都是一股扩张的力量”。克里姆林宫“在思想上坚信，苏联体制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最终将发生公开冲突，苏联在战略上会沉迷于大纵深的国防理念”。

我在1946年9月份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天晚上，我们去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为一个到访的美国科学家及他的妻子举办的晚宴。该协会是一个旨在结交外国朋友的苏联组织。这位科学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微生物学。在自己的领域，他很了不起；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他近乎无知，这是十分危险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到访的美国消防员。他对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感到惊恐万分，他的研究员和他都认为在解决维持美国与苏联和平的问题上，是可以抛弃科学方法的，惊慌失措可见一斑。对这个领域他一无所知，正如我对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一样。正因如此，他才如此愚蠢地让自己出了洋相。

因为依然很担心轻信别人和同胞到访的问题，后来我又写道：“有这么一类美国人，到这儿之后，被招待他的鱼子酱和香槟（既有实实在在的，又有比喻意义上的）收买了，于是眼睛里只看到苏联的好，接着便像一个自笞者，开始贬低祖国的成就了。回美国之后，他满嘴谈论的都是虚假的苏联，对这个大坟墓的粉饰与虚假却轻描淡写。当我们试图与他谈话、纠正他的扭曲观点时，他却对我们抱有偏见，认为我们并不愿承认这项伟大实验的好处。”

苏联文化部门有意吊着从资本主义国家来访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胃口，他们有时会发现苏联人身上有趣的性格。有那么一次，在一个晚宴上，帕特丽夏有幸坐在鲍里斯·兹巴尔斯基（Boris Zbarsky）教授旁边。他和蔼可亲，作为列宁尸体防腐师——让列宁的尸体保持气色红润，仍在红场水晶棺里摆放——而享有盛名。他自豪地炫耀自己因此被授予了一块金牌和一条鲜红色的丝带。他告诉帕特丽夏，保存列宁尸体的过程是个秘密。但是她有个大体印象，那个过程涉及大量的注射。那位教授还表示，保存列宁的遗体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帕特丽夏推断他那时正处于工作空闲期。

苏联当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至少是不赞成本国公民与外国人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我觉得应该用数据检测一下官方排斥外国人的情况。我历时八个月，对媒体上提到的艺术、新闻、苏共、政府、教育和工会等领域的积极人士进行多次挑选，每次差不多选十几个人。我想挑的苏联人就是那种我们通常在开放社会里会交往的人。我往他们的办公地址（没有家庭地址）寄了一封邀请函，邀请他们来我们位于麦卡沃伊的公寓喝一杯。所有的场合，我们大使馆都会有几名俄国专家在场，以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对228名苏联公民发出邀请函之后，我就不再记数字了，也对此失去了兴趣，因为只有8个人应邀来了。邀请信写有“敬请赐复”，但也只有57个人回信婉拒，163人毫无反应。至于这些来的人中，我记得有位以抨击美国而众所周知的专栏作家，还有一个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年公务员。他们都喜爱辩论，这一点令我们满意。

一名女教师显然是吓坏了。我们推断，她就这么贸然来了，没有获得上头的指令或是批准。对于这件事，我深感后悔。我之前从没想到，既然克里姆林宫向其臣民发布了无处不在的排外警告，那么可能会有无辜的人，在没有得到上头许可的情况下，无意中就陷入了危机四伏、有损名声的境地。这是个老套的故事了，可追溯到沙皇时期。当时一些外国人对俄国人的友好姿态本没有恶意，却为这些俄国人带来了伤害。

有几种到访大使馆的人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自称是美国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以为苏联是乌托邦，便放弃美国国籍来到这里，现正处于适应苏联的阶段。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的弟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走进大使馆，问我们能否安排他返回美国。他说自己被雇来在马戏团表演，已经受够了苏联的生活，很想回家。但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国籍，现在是苏联公民了，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他要走的时候说，警察盘问他的话，他会说是来看《纽约时报》上棒球比赛得分的。我们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前窗观察着罗伯逊：等他走过大使馆门前后，一个从一条通道上出现的穿黑衣戴黑帽的人追上了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一位面容憔悴的中西部中年妇女冒险越过大使馆前穿制服的两个警察，走进来问我们能否帮她离开苏联。和其他在大萧条时期幻想破灭的美国人一样，她也来到了这片没有失业的土地。他们之前在莫斯科北部一个集体农庄安顿了下来，生活不可思议的艰辛。再后来有了战争，他们就走散了。

她摸索着走到了离苏中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Alma Ata）。打仗的那些年她基本都待在那里，靠着在一个工厂区打杂、啃黑面包、喝淡茶过活。跟有些俄国人一样，她没买票，没乘车的证明，偷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虽然她知道答案（因为她为了取得苏联国籍而放弃了美国国籍），但是她依然询问我们能否帮她回美国。她坚忍地接受了“不能”的答案，离我们而去。由于当时茫然的绝望，她一时冲动，而现在不得不忍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称那个人为养蜂人，可能有四十多岁了，自称仍是美国人，要求我们把他送回美国。他说自己来自纽约，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因反苏观点而陷入麻烦。多年来，他在古拉格群岛四周——卡拉干达州（Karaganda）、北极区（the Arctic）、科雷马河（Kolyma）地区——被转移来转移去。但结果是，他竟靠着阿谀奉承、行贿背叛活了下来。有几年他流亡西伯利亚，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之后他就偷偷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流浪街头，睡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生活在没有身份的恐惧之中，遭到黑社会的欺凌，甚至是政治黑社会的欺凌。

我们用无线电联系国务院，要求其调查养蜂人是否确实为美国公民。同时，养蜂人跟我们谈过之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大使馆原则上不提供庇护（大使馆无力招架众多难民）。我们猜测，他一旦走到大街上，就会被人带走。如果他日后回来询问华盛顿对其国籍的看法，那么他也是在警方控制之下来的。

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养蜂人回来后说，秘密警察对他坦承，当他刚到苏联、幻想破灭之时，苏联还不强大，但是现在他必须认识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很强大，未来就看苏联的了。他应该放弃离开俄国的任何想法。他们会坚持他是苏联公民，不准他离境。因此，他必须回去流亡。我们推测，他也只能流亡了。然而更糟的是，我记得，国务院告知我们：养蜂人虽然在美国居住过，但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位因抢劫罪被通缉的波罗的海移民。

乔治·凯南夫妇带我和帕特丽夏参加东正教大教堂举办的俄国复活节午夜仪式。乔治当时是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所以我们乘坐大使的豪华轿车前往，到了之后还有两三个分配给美国代表团首长的便衣警察跟着。他们如破冰船在冰层上开辟航道，带着我们徒步穿过大教堂广场上拥挤的人群。我们挤进教堂去，挤到离墙壁不远处。我们离圣坛还很远，但前面已挤满了穿着土褐色大衣的人。他们面朝着摇曳的蜡烛群、礼拜仪式的装饰和身披闪亮法衣的牧师。两个合唱团演唱的复活节午夜的宏伟乐曲就像澎湃的海浪旋律。

拥挤的人群散发出的热气飘到了大教堂的天花板和圆顶，然后遇到冰凉的石头凝结成小水滴，落到底下的人群身上。当庄严而光辉的拜占庭式诵经开始时，身穿锦缎的牧师围在大教堂的中心。密集的人群虽穿着灰暗破旧的衣服，因过冬而苍白无力的俄国人的一张张脸庞，却因大片的烛光、绚丽的仪式、高雅的音乐以及复活的神秘而变得容光焕发。

当我们离开时，广场上依然有众多对着大教堂虔诚地无声拜祭的人。负责我们的便衣警察穿着黑皮衣，戴着黑帽子，低声说道：“让路，同志们，让路。”挡路的人们面无表情，但旋即让出一条通道，让我们这批礼拜入侵者得以撤离。

当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到访莫斯科时，史密斯在斯巴索之家设宴招待这位昔日战友。他努力与苏联将军建立私人感情，但并未成功，辜负了此前杜鲁门和伯恩斯让他“深入到俄国人的肌肤里”的期待。独裁者会把他的妻妾圈养在深闺中，以免遭到他人亵渎和挑逗。克里姆林宫也把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养在深闺，以免遭外国人的怂恿和诱惑。但是，这样的场合会有例外，伊万·科涅夫元帅获准前来和史密斯、蒙哥马利叙叙旧。但元帅是由表面看起来像是普通官员的几名官员陪着来的。

我和帕特丽夏到达之后，史密斯让她坐在科涅夫边上当翻译。她吓了一跳，抗议说，自己的俄语还不够好。“今晚，你会说得很好的。”做过总参谋长的史密斯笑了笑，颇有权威地说道。

坐在旁边的科涅夫元帅体格健壮，胸前挂着许多勋章，帕特丽夏的“生存意识”强迫她应该用自己知道的词汇进行交谈。她用起分娩和婴儿保健领域的词汇已经如鱼得水了，于是告诉科涅夫她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一情报似乎让这位大元帅很高兴，他提议为萨莎干一杯。此后他时不时侧过身子，高举酒杯，洪亮地说：“敬萨莎。”

当史密斯、蒙哥马利、科涅夫三人追忆起过去的战功时，帕特丽夏已要绞尽脑汁地去翻译了。她先说几句简单的俄语，然后用手势和音效做补充。比如“机关枪”这个词，她先用俄语说出“枪”，然后伸出食指指着科涅夫胖胖的肚子，口中还发着恐吓的“啵啵”声。形容“手榴弹”时，她先假装狠狠地咬开一个环，然后右手从脸庞往前猛拉一下，最后越过餐桌做一个高弧线投掷的动作。科涅夫认真地看完她比画，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等到要敬在场的主角时，史密斯站了起来，高举玻璃杯说：“敬阿拉曼战役的胜利者！敬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帕特丽夏把这些话同时翻译给科涅夫。他大吃一惊，表情都僵了：“可我当时没在斯大林格勒。”帕特丽夏重复道，史密斯大使敬的是打赢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她着重强调了“代表人物”这几个字）。科涅夫不满地摇了摇剃光的头，俯身在桌子上，冲着自己带来的官方翻译员低吼“她说我在斯大林格勒！”那位翻译是名中将，又逐字重复了一遍帕特丽夏的翻译。科涅夫元帅并没有平息怒气，坚定地再次声明：“可我当时不在斯大林格勒！”

* * *

1946年底，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在莫斯科的任期于1947年春结束，之后将会被派往哪里呢？12月份，有人就这个问题试探我时，我表示不想再回去做远东事务了。并且，我对分配到拉丁美洲工作也不感兴趣，原因正如我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我老了，学不会西班牙语了”。我在1947年3月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可能会被分派到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学习。

在我离开之前，莫斯科要再举办一场外长会议。现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代表团规模比伯恩斯时大很多，几乎是自给自足，只需要我们大使馆提供后勤支持。随团有十多名记者，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来苏联。他们希望在会议之外多对苏联做点解释性的报道。得到大使的有力支持后，我从大使馆的有关苏联的机密报告中选择了一些，拿给责任心强的记者们，让他们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信息。

即使是史密斯也对国务卿马歇尔有几分敬畏。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威严的人物。他行使职权时，超然客观，一丝不苟，有领导风范，并不被个人感情所左右。在社交场合，比如晚上一起喝一杯时，马歇尔是个旧派弗吉尼亚绅士：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对女士彬彬有礼。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是为显示与共和党进行两党合作的任命。杜勒斯表示，自己是共和党中对外关系领域的专家，如果执政党是共和党，他就是国务卿的合理人选了。他也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是远不如马歇尔有男子汉气概，没有那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和高尚气息。

我收到的命令是派我进国务院，接替我的是我的朋友福伊·科勒（Foy Kohler）。我们共同在温莎领事馆见习、在国务院在职培训过。他最终也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这是他成功的职业生涯的顶峰。

1947年5月2日，我带着妻女帕特丽夏和萨莎离开了莫斯科。离去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们夫妻在这小小的外国人团体中与很多人结下了美好的友谊。但是我们最担心的要属萨莎和莉娜（Lena）的分别了。莉娜体态丰腴，五十多岁了，在萨莎出生后不久就做了她的保姆。她称萨莎是她的“小公主”，给予她满满的、祖母般的关爱。她很笨拙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她说呀说呀，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莉娜对我女儿的无私爱护是因为一个小事故让她坚信我不配当父亲。

帕特丽夏要带莉娜、厨师玛丽亚（Maria）和女佣希尔达（Hilda）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这对他们仨来说可是难得的享受了。莉娜出门时，不放心地把萨莎交给了我。我抱着可爱的小萨莎到楼下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一场小意外降临到她头上。她从桌面上往我膝盖爬时掉了下来，额头上肿了一块。我知道剧场小分队回来后自己必定遭殃，便想办法如何让他们的注意力从那块瘀青上转移到别的地方。我拿起印着“最高机密”和“紧急”字样的黑色印章，蘸了蘸红墨水，朝孩子的额头按去。

我们回到公寓房间，等待着我的命运降临。门打开了，那群芭蕾舞迷欢快的交谈戛然而止，他们不约而同地倒抽了一口气。莉娜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宠爱的小天使显然因其没有责任感的父亲的粗心大意而搞得额头流血了。近视眼的她冲上前来，从我的腿上一把抢过安静的小婴儿飞奔到厨房。

几个月后，当我们要离开莫斯科时，莉娜与萨沙的道别令人心酸，还有点凄美。把女儿从对她无私关爱的莉娜身边带走，我感到十分内疚。

中途停留在法兰克福时，一个文雅的爱沙尼亚年轻女人瓦莉·蒂尔（Valli Teeaar）加入了我们。她是个难民，要跟我们一起回美国，当我们的住家佣人。我们四个人乘坐“诺丹号”离开了被炸弹夷为平地的鹿特丹港口。

[1] 即驻英大使。

第六部分 国内争斗

第二十二章 回到美国和院外援华集团

到达纽约时，怡人又文明的观赏方式是站在船的甲板上。没有座椅的束缚，你不用伸长脖子、身体前倾却只能从空中的一个小窗口看到倾斜转动的纽约风景。身后飞驰而过的工厂和房屋也不会突然被隧道所吞噬，陷入一片空无的黑暗之中。在船的甲板上，人是自由的，可以双脚站立，呼吸着自然空气，也可以从容不迫、文明体面地欣赏这座城市的风光。它灿烂辉煌、排成阵列，等待着你的检阅。看到地标性的建筑，你甚至还有时间在它淡出视线之前跟它聊上两句。

1947年6月9日，当“诺丹号”缓缓驶入纽约的港湾时，我和帕特丽夏、萨莎、瓦莉按照传统，站在甲板上观赏自由女神像和纽约的天际线。我们穿过受检阅的列队，市中心的摩天大厦在听到立正口令后全都挺胸抬头了。那是种震撼人心的奇观！

这些年我和帕特丽夏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来回搬家，经历了战争，目睹了战争之后的死气沉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这片和平富饶之地。我们打算买座房子，并按照驻外事务处的规定，安定4年左右然后再派往海外。我已经积攒了几个月的假期，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探亲访友，找找房子。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去底特律看望姑妈弗洛茜，让她看看萨莎。这次走访其实另有目的：我想买辆汽车。虽然战后汽车市场依然供不应求，但是在弗洛茜姑妈的安排下，我成功购买了一辆时髦的、带着红色内饰的黑色水星敞篷车。坐着这个人们眼中潇洒十足的交通工具，我们从汽车时代的中心地底特律开往了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附近一片死气沉沉的大农场。

农场的主人是帕特丽夏的朋友佛罗伦萨·费舍尔（Florence Fisher）。当时她还是位老姑娘，不喜欢自己成长的流光溢彩的都市，更享受简朴的乡村生活。对我们而言，这里有弗吉尼亚平原地带仲夏时期的嘈杂和炎热，有高天花板房间的凉爽，以及一位容易相处、热情招待我们的女主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令人放松的地方了。但很快我就在这平静之下开始焦躁了，我们不得不努力找房子了。于是我和帕特丽夏把萨莎和瓦莉留在这片乐土上，我们开车回华盛顿找房子去了。

帕特丽夏找到了一家，位于亚历山大公爵街1707号。这是一幢建于19世纪初的佐治亚风格的房子，带有一个大大的后花园，虽疏于打理，但那里仍有银杏、黑胡桃、苹果、樱桃、桃子，大片的丁香花，以及其他的灌木。房子比较土，夹杂在一群商住两用、以次充好的建筑物中，有点不堪入目。但是如果这座高品质房子的周边环境也同样优质，那么我们就负担不起了。

1947年9月30日我们搬了进去。作为房主，我很自豪，但也有焦虑。我写道，“我跑去政府印刷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抱回来一摞有关翻新房子的书籍——《教你如何看房子》《砌砖——行业的分析》《旧箱子的大用途》《如何控制白蚁》《草本花卉》等”。幸运的是，房子的修葺和改造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但是，我参考用的那么多书确实赋予了我勤杂工的自信。

与此同时，我和帕特丽夏负责整理花园，做些修剪和移植的工作，尽管我们技术不佳。园艺对我来说是新鲜事物，虽然修剪草坪和除杂草都是苦差事，但是别的大多数活儿都令人满意。这大概是因为，园艺与体育运动比起来，更为原始，是真正地在栽培生命。

* * *

1947年被分配到华盛顿后，我恰恰见证了美国患神经衰弱症的中期阶段。美国人民在二战胜利之后所展现出来的轻松、满足和超级自信很快就开始消失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1945年，盟军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形成的团结明显开始破裂，这时人们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还一度燃起希望，认为美、英、中、苏的联盟将保证世界永久和平。但是，苏联向东欧扩张、中共进攻国民党，已经使未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美国人民开始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视为敌人。即使我们已经战胜了一波敌人，但是又面临着一组新的对手。而我们的这组对手与之前我们付出痛苦代价打败的那组对手一样狂热和“险恶”。

让美国人尤其不安的是中国的暴力革命。美国人一直认为蒋氏夫妇及国民党才真正代表中国人，是我们的中国人，但他们却被丝毫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党推翻了。美国人不情愿地认识到，这是国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活力所致。多数美国人不愿承认，中国革命主要是内部力量推动的。相反，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外的力量必须为此等形势的糟糕转变负责。现成的一个解释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从莫斯科阴谋策划的。

北朝鲜1950年进攻南朝鲜后，美国为了保卫南朝鲜不惜诉诸武力。麦克阿瑟将军无意进犯中国的边境地区，之后中国共产党击溃美军几个师，最终美国也没能取得严格意义上的胜利，双方陷入了僵局，令人失望。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挫败了美国人的自尊和自信，也加剧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他们相信，美国受到了克里姆林宫指示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苏联1949年研制成功原子弹，也加剧了美国的忧虑。当时，美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次爆炸就能伤亡数十万人的可能。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原子弹爆炸的碎片、焚烧和辐射。当时洲际弹道导弹还未问世，核弹攻击还只能由飞机进行。若由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也许可以使华盛顿地区的人们至少有一两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他在离华盛顿不远不近的地方买了房子。说近呢，是因为可以在核弹爆炸之前赶回去；说远呢，是因为那些警惕不足但装备精良的难民不会都找上门来。还有一位朋友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加固的地下防空洞，使用者仅限自己家人（宠物不算）、一个木匠、一个水管工，以及他们的妻儿。我的朋友们并不是歇斯底里的活命主义者；相反，他们清醒、聪明、消息灵通，但是他们代表了美国人广泛的担忧甚至恐惧。

* * *

是否要开发氢弹，是否要做此努力，争论相持不下；加上热核武器测试成功后，苏联也马上开发了这种武器，担心核灭绝的不安情绪被放大了。

并肩作战的战友变成了敌人，美国不再垄断人们眼中的终极武器，因为一个敌对大国也拥有了这种武器，再加上对于间谍和政权颠覆的恐惧，这些都影响了公众的心理。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叛逃官员，如亚历山大·巴尔民（Alexander Barmine）、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和维克特·克拉夫申科（Victor Kravchenko）等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就已经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然后，美国一些变节的共产主义者，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路易斯·F.卜登思（Louis.F.Budenz）、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弗雷达·厄特丽、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教授等，拉响警报，声称苏联发起的政权颠覆行动在美国政府、学术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中很猖獗。他们列出了名单，指出哪些人是他们所认为的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苏联阴谋的特工，哪些人是上当者。

国会听证和演讲，特别是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和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及约瑟夫·麦卡锡的言论，夸大了变节者的指控，并使这种指控可信。在众议员尼克松为主角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钱伯斯指控阿尔杰·希斯在自己（钱伯斯）担任苏联特工时将政府机密传递给自己。消息一出，震惊全国。当这些指控在公众看来实际上已在两次庭审中得到证实时，间谍已渗透到国务院的消息就广为人知了。

对于美国是否还无所不能越来越多的怀疑，加上对于新敌人、核灭绝及共产主义渗透的恐惧，共同制造了一种容易被人利用的心理状态。三种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怀着不同的动机，利用全国人民的不安情绪大做文章。

一是中国国民党。他们努力争取美国援助并使美国参与他们与共产党那大势已去、注定失败的斗争。国民党认为，美国不断加剧的不安情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操纵美国政治，并从中获益。除了游说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交往甚密的驻美中国大使馆及其他国民党机构，还攻击那些反对美国进一步徒劳地、混乱地介入国民党事务的人。这种诽谤直指那些呼吁认清现实，承认共产党将要掌控中国未来的人。

第二类个人或机构，支持中国国民党，并因此被国民党利用。这其中有很多美国的政论家、商人、军官、政客、牧师和变节的共产主义者。这个群体鱼龙混杂，松散无序，各行其是，各怀鬼胎，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China Lobby）。其成员所收集的情报，不仅仅来自国民党，也来自愿意合作的前共产党人。这些游说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美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并且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正在抛弃一个忠实的盟友。在他们的游说中，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罪行是受在国务院内涉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的蛊惑，尤其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院外援华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有《时代》杂志（Time ）和《生活》杂志（Life ）的出版商亨利·鲁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Scripps -Howard newspapers ）的出版商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曼彻斯特联合导报》（Manchester Union Leader ）的出版商威廉·勒布（William Loeb），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和乔治·索克斯基（George Sokolsky），前大使赫尔利和蒲立德（William Bullitt），陈纳德和魏德迈将军，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及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或许最勤奋、最狂热的游说者是阿尔弗雷德·考伯格（Alfred Kohlberg），他是一名富有的中国蕾丝及刺绣品进口商，曾发起并资助一本名叫《实言》（Plain Talk ）的杂志，该杂志被视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喉舌。

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也毫不迟疑地攻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接受了国民党对中国现状的解读，支持国民党政府。他们坚信，对于国民党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所以在他们心中丝毫没有忠于哪一方的冲突。相反，如果怀疑国民党的利益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则会让人怀疑是对美国的不忠。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院外援华集团中，也存在于国会中的中国帮（China bloc）中。

由于通常依赖由中国国民党和院外援华集团提供的情报，这些立法者要求并投票支持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他们发现，指责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并在国务院窝藏赤色分子，能满足他们的爱国责任感，随之而来的宣传也顺其意而行之——抹黑政府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以便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

参议院中国帮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由于他维护中国利益，他被称为“来自福摩萨岛 [1] 的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H.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等三位共和党人，及麦卡伦和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James O.Eastland）两位民主党人。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叛变，他们有时会得到参议员的支持。这些参议员认为在他们针对杜鲁门政府所进行的政治突袭中，这个问题能发挥效力。这些政治突袭包括麦卡锡不计后果的连环抨击，以及罗伯特·A.塔夫特（Robert A.Taft）散射的谴责。后者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者，本来他对东亚地区极少关注。

在众议院，沃特·贾德（Walter Judd）——前在华医疗传教士，是支持国民党并反对杜鲁门政府的最顽强的斗士。还有两位是约翰·M.沃利斯（John M.Vorys）和约瑟夫·W.马丁（Joseph W.Martin）。上述三人都是共和党人。与参议院中的中国帮成员一样，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方便的做法，即在坚持中国国民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是一项爱国原则的同时，将这一策略与党派政治融合起来。

当时，全美都充斥着日益加剧的恐惧、猜疑和不安的情绪，这些情绪由于中国的挑拨者、美国的游说者及国会中的敌对议员变得更为严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期间，驻外事务处中我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着我们的工作。

[1] 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

第二十三章 被任命为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司成员

1947年8月，我来到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报到，当时凯南已被任命为司长。规划司的指定缩写是S/P：S意味着规划司隶属于国务卿直接管辖的办公室；P则意在规划司的职能，即政策规划 [1] 。作为规划司的司长，凯南可随时并直接向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汇报工作。S/P的办公地点紧邻国务卿办公室，也显示出规划司与国务卿的紧密联系。

S/P由马歇尔将军发起，于1947年5月5日设立。由于常年担任陆军参谋长，在面对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行动时，他早已习惯未雨绸缪。为此，其政策策划人员要随时待命。当然，作为国务卿，他仍然十分需要未雨绸缪。因此，S/P接受国务院的命令，负责制定长期对外政策，为即将来临的问题预先准备，审查广义上的政治-军事问题，评估现存政策恰当与否，并与国务院协调政策规划。

国务院还从没有除了各种临时委员会之外的任何机构，来为未来做准备。并且，外交事务如此分散、如此无序，如何能准确地预测并规划，真是个问题。过去，无论情况如何，国务院，包括驻外事务处，一直以来大多依赖先例、机密信息、直觉、即兴演说及挽回颜面的言论，并乐此不疲。所以S/P的出现，并没有迎来外交事务专业人士的喝彩。连马歇尔将军令人敬畏的威望及凯南在同事中所享有的业内声誉，也仅仅是为S/P赢得了人们带着怀疑的接受。

1947年8月，S/P组建，成员有凯南，与科德尔·赫尔有长时间来往、我们视为圣人的卡尔顿·萨维芝（Carlton Savag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前教授约瑟夫·E.约翰逊（Joseph E.Johnson），一直研究德国事务的国务院经济学家雅克·海因斯坦（Jacques Reinstein），刚从中欧卸任回国的驻外事务处官员韦尔·亚当斯（Ware Adams）。年底，约翰逊离开，另外又有一批人加入S/P，他们中包括有处理阿拉伯及非洲事务经验的亨利（哈里）·维拉德［Henry（Harry）Villard］，以及拉丁裔亲美学者乔治·巴特勒（George Butler）。我在S/P工作的4年中，人员流动整体上是有益的。

在我成为S/P的工作人员之前，预先有些许宣传。《生活》杂志是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的备忘录式的杂志，仿佛煞有介事。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亨利·鲁斯的专家之一，在《生活》的一篇文章中，对罗维特被任命为马歇尔的副手，即副国务卿，表示欢迎，并称赞凯南对于苏联威胁的警惕。但张伯伦警告罗维特要提防我。他说，我曾是“史迪威的政治官员”，“‘醋乔’史迪威将军直到他被从中国召回，一直是反蒋亲共运动的头号人物，后来又竭尽全力使赫尔利从驻重庆大使的职位上落马”。

张伯伦摆出了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他承认，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支持已被人熟知的范宣德的对华政策”——使共产主义者“并入”中国政府。张伯伦同时否认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任何不同，还声称马歇尔及罗维特共同的前任迪安·艾奇逊对共产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他差点就怂恿罗维特开始一场清洗，虽未成功但却狡辩道：“国务院还从未进行过清扫，这是事实”。虽然我总是因这样的攻击感到不安，但我记忆中，张伯伦的诽谤并没有给我的人际关系带来任何不快。

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凯南成了S/P的代名词。没有他，S/P工作人员的作用就无关紧要了。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务卿对他的依赖；其次——也是马歇尔对他如此信任的原因——是他对于世界局势的把握以及他使国际关系概念化并对其进行阐释的非凡能力。我们其他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对他的想法做出回应。同时，我们批评、参与制定并有时发起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接下来会被凯南担任主编的全体S/P工作人员编辑、采纳或拒绝。当然，凯南对由S/P发布的文件负最终责任。

有问题需要讨论时，S/P的工作人员就聚在会议室里开会，比如起草一份政策文件，回复国务卿的疑问，应对国际上发生的新的重要变化，或者听取及审问有话要说的人，例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教授，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教授，空军中将约翰·斯莱索爵士（Sir John Slessor），波多黎各统治者路易斯·穆尼奥兹·马里（Luis Muñoz Marín）或是牧师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博士等。工作人员的会议是非正式的，有很多即兴的想法。很自然的，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相互咨询。因为认识业务部、情报部及研究部的东亚问题专家，我便经常与他们联系，以防自己远离实际，成为象牙塔主义者。

当我加入S/P时，其成员已在马歇尔计划中初获经验，当时也仍在致力于欧洲复兴计划的逐步实施。西欧及希腊、土耳其的严重危机在1947年秋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对于国务院其他部门准备的关于已被提议的日本和平条约的草案，我也做出了反应。

以下是8月11日，我给凯南所写建议的节选。我认为条约草案：

似乎一门心思要在持续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大规模裁军和民主建设，但在日本的情况下，去军事化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使日本想，它也不可能再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至于民主，是否一个国际监督机构中苏联的存在对民主进程有利，这也是个问题。苏联的存在可能会对日本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它会将持续监督的责任推给美国，自己却施展阴谋使日本成为一个苏维埃极权主义国家。在已被提议的条约下，要进行一场政变易如反掌……在占领部队撤出后，日本政府只有一支配备轻武器的民警部队可以调遣，以维护安全和秩序。

凯南将这一备忘录交给了副国务卿罗维特先生。他回复道：“GK（凯南），我已将‘条约’驳回，因为这样的‘条约’是完全不恰当的。”

我的另外一次举动与政策规划无关，相反，是关于文学审查的。史迪威将军于1946年10月因癌症去世。泰迪·怀特（Teddy White）因为厌倦而从《时代》和《生活》杂志出版社辞职。他说这是从“鲁斯先生的妓院”中辞职。他从纽约写信给我，说史迪威的遗孀已将将军的战时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转交给他，希望他能够安排出版事宜。由于担心史迪威私下无所顾忌地乱发脾气可能会使人反感，我告诉泰迪，我认为这些文件先不要出版。他还是带着手稿，带着部分史迪威流畅通顺的陈述，来到了华盛顿。

即便如此，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毫无隐藏的“醋乔”。泰迪删掉了大部分脏话，却保留了一个疲倦受挫的人在自己面前吐露心声、尽情发泄苦闷而说出的许多辱骂之词。因为大多数时候，他写作是为了安慰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一字不差地出版。在人们看来，史迪威已公布的文章精简、准确又富有文采，他对于词语和意义的把握是很敏感的。

泰迪回到了纽约，还是没听我的话。

9月22日，在一份备忘录中，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国务卿私人助理帕特·卡特将军［General M.S.（Pat）Carter］。我引用泰迪所说的话，即史迪威夫人决心要出版这些文件，以为丈夫正名。我继续说道，可能能阻止她出版，但是可能有“镇压”及“迫害”之嫌。我主动请缨，希望写一封信给史迪威夫人，劝说她打消出版的念头，但同时又觉得马歇尔将军与史迪威是老交情，他写比我写更有说服力。

马歇尔将军在我的备忘录上加了注作为回复，他写道：“让我看看戴维斯先生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草稿——G.C.M（马歇尔将军）。”我将草稿交给了他，他建议修改几处文字，但强调这些改动只是为了不想照搬我写的信。

在前几段寒暄引出话题后，我对史迪威夫人说道：

对于我们这些曾为史迪威将军效力，对他格外忠诚与敬佩，曾与他共患难的人来说，他的名字，他的威望，一直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独特伟大的人，有《旧约》中先知的正直，又有在内战中进攻哈普斯渡口（Harper’s Ferry）而建立赫赫战功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英勇。我们都不希望乔·史迪威被人们误解。

当下，将军的名字誉满全国。虽然有些许诽谤，但没有哪个公众人物不是如此。而且这些诽谤是微乎其微、不起作用的，我甚至觉得可以忽视它们，不然它们就会被放大，被大做文章。

恕我冒昧，出版之事有两点不妥。第一点涉及这些私人文件中将军所做的陈述；第二点是这些文件中所抨击的一些对象可能在出版后撰文反驳。

乔·史迪威还未能悠闲地、目光长远地、以他轻快明晰的散文风格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使命娓娓道来就逝世了，这对于历史来说是一种损失。本来将军可以在历史面前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慎重的、强大的陈述，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残文断章，而且是毫不委婉、尖酸刻薄的片段。这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将军厌烦疲倦之时仓促写就。这样的文件只能让人断章取义，不能全面地刻画将军本人。实际来说，在世人面前，这样的文件所体现的乔·史迪威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

旧事重提，加上文件中批评之人随之做出的反驳可能会对将军的声誉带来深远影响，我相信这一点您也会赞同。出版后，这些文件就会成为乔·史迪威的短板，别人却享有无限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辩驳。我相信您一定也考虑到了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我恳求您对于出版之事及其后果再做斟酌。

最后，我请求您原谅我干涉将军的家事，干涉这件对将军一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您知道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几乎将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且因此对将军有与你们一样的感情。

在这封信送达之前，我写信给泰迪，告诉他我写给史迪威夫人信的内容，同时补充说，如果他们还是认为必须出版，他必须得到使用手稿的正式许可，方可证明他没有违反保密原则。之前我曾向他提过此事，因为我担心陆军部（War Department）因他违反保密原则而制裁他。在信末尾的注中，我受启发给未来的《总统制造》（The Making of a President ）系列书的作者，也就是泰迪·怀特，写了一条糟糕透顶的建议：还是做一个驻外记者，不要再试图报道美国国内新闻，不要再在史迪威的文件上下功夫，回归本职工作。

泰迪对我所有的干涉举动毫无诟病、心存善意，但是却争论道，美国人民“现在应该知晓事实，而不是在一百年之后解读一些历史文件”。关于这一点，我原则上赞同泰迪。在“事实”应该被立即公布这一点上，我与他同样持强烈赞同意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担心史迪威满是怒火的陈述会使“事实”被公众的反应所扭曲，不论公众持支持或反对态度。

最终，我没有收到史迪威夫人的回信，马歇尔将军也赞同我应该就此打住。《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 ）于1948年出版，对泰迪来说本书是一次胜利（这也让我十分高兴）。它向所有人证明，不论这些人支持还是反对史迪威，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美国对中国、俄国及共产主义的不安及神经质正持续恶化为一种病态，而这一点他们早已知道。

* * *

共产党的军队缴获了日军的物资，并开始缴获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的美式武器。他们于1947年发起进攻，计划两年之内将蒋介石及其部队赶出亚洲大陆。随着蒋介石的部队开始呈溃败之势，美国国内煽动代表国民党出面干涉的声音日益高涨。我在1947年11月3日S/P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尽管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将会实现大反转，但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灾难。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我说道，若不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进行改革，大规模的援助只会助长腐败。对于国民党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我也表示怀疑。

在我看来，中国东北的问题比较特殊，这一地区“深入苏联，成凸角之势，从战略角度看，能够包抄苏联远东地区……该地区对于苏联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此外，“克里姆林宫可能将美国在雅尔塔的姿态解读成了美国接受由苏联主宰中国东北”。只要没有别国干涉中国东北事务，且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势力继续瓦解，莫斯科就会认为事情会顺其道而行，并心满意足。但一旦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威胁到了这一进程，甚至要颠覆这一进程，那么苏联很可能会采取一些补偿性措施”，这可能演变成为美苏之间一决高下。我接着问：总而言之，发动这一系列事件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安全？而且，如果我们非要跟苏联一决高下，中国东北的影响十分有限，就这样的对象展开争夺战是否理想？

我总结说，中美之间传统上就存在着强烈的感情联系，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呼吁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援助国民党政府。从现实角度讲，这样的声音我们不能忽视。进一步说，在这一时刻给予中国一定数量的援助作为我们在道义上的支持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中央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因此，我建议给予“在迎合美国舆论的基础上的最少量援助；同时，若可能的话，避免中国政府突然、彻底的崩溃。而另一方面，倘若在中国内战中试图使国民政府大获全胜，并收复中国东北，是徒劳无益的。首先，这样的目标是没有可行性的；其次，这样的行为将会被苏联视为美国的食言之举，从而可能会在东北地区形成美苏对峙，而这一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又十分模糊。”

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后，许多人要求在东亚也实行类似的计划。其中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州长，他在11月5日指责道，一份帮助欧洲的计划正在筹备中，而关于中国还没有任何提议。他当时已经着手准备次年参加总统竞选，打败杜鲁门，这次指责意在谴责杜鲁门政府对战时盟友中国背信弃义、落井下石。

1947年12月4日，我写道：

远东地区，与欧洲一样，在最近的战争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但加剧并恶化远东地区灾难的因素一般不会影响欧洲，因为远东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政治、经济及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产物，它酝酿已久并且它……注定要进行下去。

因此，这一面积是欧洲两倍、人口是欧洲三倍的地区，也充斥着很多欧洲存在的问题，如意识形态冲突，特别是那些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收缩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冲突。

政治上，只有在远东地区人民愿意并能够拯救自己的基础上，美国在远东地区才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美国不应、不能也不会独裁远东地区未来的政治事务。远东地区的人民必须——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必须——自己掌握命运。

卓有成效的欧洲复兴将会成为美国纳税人肩上的沉重负担，但是承担起这份责任的美国人能够对我们在欧洲需要展开的任务大体有所了解……他们做出了贡献，但经济风险又是可知的；而对东亚整体或者只有中国采取类似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其经济风险是未知的。

或许美国最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是文化。过去，美国为亚洲所做的最大贡献一直体现在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弘扬人文主义等方面。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节节胜利，美国国会内的亲蒋人士及媒体更加强烈地要求杜鲁门政府援助国民党。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攻击还来自行政部门，尤其是五角大楼里陈纳德、魏德迈及梅乐斯的信徒，只不过他们的攻击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很自然，国务院处于守势，它说服不了大众，更不用提那些批评者了。

1948年8月，政策规划司仔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受争议的部分，即对华政策。我起草了首份意见书，草本杂乱无序。

由于希望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探讨这一饱受争议的政策问题，我便从分析中国急剧增长的人口开始，这也切合当时我们对于全世界人口问题的担忧。我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其自然资源有关。从当时可获得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自然资源是相对有限的。

中国要避免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命运，看起来只有实行工业化。但是实行工业化的速度要快，不然中国“人口不计后果的繁殖将会：①将任何工业化的最初成果全部吃掉；②滋生不稳定，极大阻碍工业化进程”。最终，想缓解人口压力，可能要采取“针对人口狂增现象的一些残酷的镇压及强制性举措”。

我所得出的结论中，并没有针对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我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将会是混乱的、极权的。极权主义可能能够通过“极端手段，如强制实行‘社会化’”来打破人口-工业化的恶性循环，但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会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巨大、持久的损失。

在分析中国军事的重要性时，我也没有针对中国的政治复杂性，而是在美苏战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我弱化了“中国游击队的重要性，无论其在交战哪一方”。这个预言意义不大，两年后中国游击队在朝鲜就大败美军。我继续说道：“中国若不能在其广大的内陆地区建立起现代交通网，那从战略上讲，除沿海地区外，其他区域只能是一片困境，无法成为战略跳板。”

谈到中国整体的局势，我说道，共产党已控制除三个城市之外的东北全境，也已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正威胁中国中部，威胁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我列出了两党所接受的外国援助，指出国民党从我们这儿接受的援助远比共产党从俄国接受的援助要多。有此作基础，兵力多得多的国民党，加上其在物资上的优势，理应轻而易举取得内战胜利。国民党没有胜利，总而言之，是因为腐朽、堕落、凶残的将领以及与人民大众的脱离。而共产党的胜利，原因众多，包括民众支持、政治及军事领导人英明老练，以及部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等等。

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忽视苏联的意图。我指出，克里姆林宫希望将中国东北及新疆地区的某些边界地带分离出来，使它们成立由莫斯科控制的独立政权，从而削弱中国的势力，并使苏联在南部边界有更多的缓冲地带。另外，苏联担心的“不是必须怎样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因为在这点上它已经非常令人满意，而是如何能够确保彻底并长久地控制中国共产党……”

至于美国应该援助国民党以实现内战战局扭转的提议，我说道，这就意味着公然干预。“我们的干预越公开……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卷入得越深，国民政府就越会被中国人视为傀儡，其信誉只会更加败坏，这样干预所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这是“一场规模浩大、无法预计并危险重重的行动，美国政府不能拿美国的威望和资源做赌注，还如此理直气壮”。

尽管我已料到国民党会逃走，但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逃走却无法预测。情势瞬息万变，因此“在当下阶段试图细致描绘出未来几年的走向只会起误导作用”。在最近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一些“最灵活、最基本的政策”，包括：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逃走后，“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承认谁为合法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变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附属物”。

我认为，在实行对华政策时要考虑一些原则。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中国，有许多大的本土势力正在施加影响，这些势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决定我们能采取何种行动来改变中国事态的演变时，有很多限制。如果同一些本土的势力对立，限制只会越来越多。相反，如果我们能与这些势力联合起来，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剧增。

克里姆林宫利用及影响中国的能力（这让华盛顿的官员夜不能寐）也是十分有限的。“在未来5年这一关键时期内，克里姆林宫动员中国资源与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这以后的情形现在还难说。如果苏联帝国主义半路夭折，那中国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安全顾虑，因为我们的心头之患是中国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

我们要提防对任何派别或任何行动做无法挽回的承诺，而且在亏本时，“我们必须果断减少损失”。同时，“我们丝毫不能依赖中国任何派别或政府对美国的主观态度。恐惧与喜爱一直并且仍在从根本上主宰着外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但只要我们能够熟练加以利用……我们的力量……必须以一种有效的形式行使，它不能因误用而浪费掉”。

美国的军事力量若要在中国有效运用，则必然付出高昂代价。克里姆林宫则由于避免公然干预，并依靠政治-文化举措，而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大获成功。美国力量最有效的运用将是在政治、文化及经济方面。

为呼应战时与蒋介石谈判时关于让步条件的建议，我说道：“经济支持如果仍然没有附加条款，就会变成馈赠的礼物。我们仍然要支持，以经济援助授权的形式，支持蒋介石，但这些援助决不能提前交给对方。行政层必须要保持给予或扣留的灵活性。”

我起草的文件在工作人员修改后，作为政策规划司第39号文件（PPS 39），提交给了国务卿，后又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以供考虑，因此又被命名为NSC 34。

[1] 政策policy，规划planning，均以P开头。

第二十四章 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合作

1948年10月，政策规划司数次派我到位于老国务院大楼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这里，每天下午，我都会会见一名海军上校、一名陆军上校及一名空军上校，进行严肃的探讨。在最近开始的融合对外及防务政策的计划中，我们就是所谓的工作层。我须参加的起草会议都针对对华政策。我们毫无进展，因为军队坚信美国政府必须增加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因此国务院的立场，即美国从中国的泥潭中脱身而出，是不能接受的。

海军上校与两位上校有些拘谨，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些局促不安。这也正常，许多军官都跟公众一样，怀疑美国外交官对外国人使阴谋，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让外国人占了上风，因而导致了战争，而这时诚实勇敢的军人接受了使命，为拯救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对华政策作为考虑的主题，使三人有了更多的猜疑。五角大楼普遍认为国务院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过于软弱，因此认为国务院充其量是个被莫斯科欺骗的傻子。此外，我推测，这三人对我的身份有所顾虑，另外还考虑到梅乐斯准将、魏德迈将军、陈纳德将军及赫尔利对我并不欣赏。

* * *

进度如此之慢，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也不时打开一道门缝伸进头来，催我们加倍努力。他是海军少将（已退役）西德尼·W.索尔斯（Sidney W.Souers），本是一名忙碌的密苏里商人，战时成为海军的一名情报官员。1950年，他的助理詹姆斯·S.雷（James S.Lay）接替了他的位置，雷本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战时成为陆军的一名情报官员，后在情报部门步步高升、游刃有余。这两人都很谦逊，从不装腔作势，这种品性在华盛顿可不多见。

我和来自军队的合作者没能达成协议，我不记得这次无果而终后来怎样。按逻辑来讲，这一主题会被提交国务院及国防部的高级政策官员，以制定解决方案。

二战期间，形成了联合决策的做法。在这之前，对外政策由白宫及国务院制定。需要考虑军事行动时，会临时咨询海军及陆军部。二战的性质以及罗斯福的管理方法改变了这一切。这场战争给政治带来的负担过于沉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民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另外，即使与盟友之间，也一贯存在着对立和摩擦。结果是，在军事策划和军事行动中加入了多种形式的政治因素。因此，美国官员本来即使不能超越肮脏的政治，也可以躲离，可现在却发现已将政治纳入考虑范围，并最终适应了依赖政治判断。

罗斯福的管理方法巩固了军事部门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趋势。这位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像是自己的国务卿。他使国务院不再举足轻重，而且在战时，针对重大对外政策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白宫比与国务院走得更近。白宫能通过军事渠道，越过国务院，给联席会议以指导。

战争结束后，随着很多军人复员，一些有能耐的预备军官被调到了国务院及驻外事务处。他们的到来使国务院当时岌岌可危的行政结构焕然一新，而且使国务院更加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军事因素。

广义来看，某些组织上的变动十分有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行政部门及国会得到教训：不论愿意与否，政府的工作必须更加协调；在军事工作中，必须更加团结。因此，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中规定，三大军事部门隶属国防部，设立中央情报局，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初几年，委员会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也在不断变化。但委员会的核心一直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杜鲁门看来，在这一机构中，其他成员能为他在重要对外事务及相关军事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归总统。任何决定，若未落实到纸上并由总统签署，一律无效。这是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为防止由于记错或故意错误地引用口头声明而对内阁定下的规矩。

虽然后来委员会的工作团队敢拼敢干，但最初规模很小、能力有限，而且依附于他人。除了索尔斯和雷之外，另外还有一两个初级助理及秘书。我的印象是，这个机构作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十分不起眼。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委员会发展壮大，但还无法与后来的规模相提并论。

可怜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总统面前无用武之地。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上足以承担起顾问的职责，当两人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两人共同的上司，即总统，会做出裁决。很难想象国务卿马歇尔、国防部长迪安·艾奇逊能忍受一个裁判管家横亘在两人之间，甚至横亘在两人与总统之间。至于杜鲁门，他坚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只是一名行政助理，其职权只是交接文件及记录决定，十分有限，当然不能干涉政策制定及行动。周末，他要悠闲地待在办公桌旁或家里，而不是在电视节目里大放厥词，与国务卿对峙并振振有词，或在美国政府里发出刺耳言论。

索尔斯上将催促我和三位来自军界的会友达成协议，本是打算为安全委员会成员，尤其是总统，省去麻烦，使他们不用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并做出一致决定。如果分歧不是根本性的，鼓励合作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然而，对于一些原则上的分歧，强求全体一致可能会导致一味老生常谈，这样政府就可以推卸责任，不用在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中做出冷静的选择以进行管理。

* * *

艾奇逊认为只有重大问题才能提交给安全委员会，然后再由总统决定。为鼓励坦诚的讨论，他认为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只能在不包括助理的委员会议（Council meeting）成员之间进行，且前提是国务卿及国防部长针对需要考虑的问题已得到通报，并且总统愿意、留心并在理智上能够承受艾奇逊所说的“决定的痛苦”。而杜鲁门就是这样一位总统。

我开始在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三年之前，也就是1945年3月27日，魏德迈将军、梅乐斯准将、赫尔利大使［他曾在胡佛执政期间担任陆军部长（Secretary of War），并且曾是预备队（Reserves）中的一名荣誉准将，大概是这期间积累了经验］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面。会上，中国三巨头（the triumvirate from China）向联席会议承诺，对国民党进行相对小规模的援助就可以压制共产主义。魏德迈在1945年8月30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不觉得共产主义在中国任何地方的数量或实力都是强大的……如果数量及装备考虑不计，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会带来任何麻烦”。

后来，1945年11月20日，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森（Robert Patterson）也贬低了共产主义的实力。他断言，当时派驻中国的60000名美国海军可以横跨中国国境并畅通无阻，因为毕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只不过是舞台上的花拳绣腿。随着内战不断蔓延，国民党人数达250多万的部队、共产党人数达150多万的部队陆续参战，加上国民党虽有美国援助但仍然在战场上惨败，五角大楼终于得出结论，中国的冲突不再是一场闹剧。

一开始我们就低估了过去是我们的对手将来还会是我们的对手的亚洲人，包括菲律宾起义者、日本人、中国人和越南人。如今，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我们又做出了误判。

在1947至1948年期间，五角大楼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轻视共产党的部队到警惕观察，认为共产党愿意并忠诚地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如果共产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他们可能有望与苏联部队一道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实现苏联可怕的目的，即主宰世界，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灾难。对大部分美国部队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五角大楼传统上以为，若美国不进行大规模、作为最终手段的军事干预，唯一能与这股赤潮相抗衡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表现又如此迟疑、笨拙，哪怕他们有半点得力之处，也能被美国的物资和“顾问们”扶持起来。

尽管经验与当下的情景不同，但同样的判断依然适用。虽然没什么效果，但我们的顾问们一直，而且当时也正在为蒋介石长及其将领提供咨询及物资。1941年，约翰·麦格鲁德准将所带领的使团开启了我们善意的援助，后来史迪威带着他庞大的顾问团为国民党提供培训，后又有魏德迈，最后又有大卫·G.巴尔（David G.Barr）少将带领的由1300人组成的顾问团。在物资方面，巴尔证实，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内战的高潮，国民党部队从未因缺少武器弹药而输掉一场战役。

然而，国防部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James V.Forrestal）十分热心。于是，1948年8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对中国国民政府给予有妥善监督的援助，并采取保障措施，确保这些援助不被滥用，并且援助中要包含军事设备援助。”这种建议看上去是义气之举，其策划文件又是一如既往的多，但其中有两个条件削弱了建议的效力。

这两个条件是：“妥善监督”及“保障措施”。这项建议因此在现实中是毫无意义的。对于援助的监督意味着不仅要确保提货单、发货单及收据没有水分，确保援助不会被私藏（这尤其让史迪威反感）、在黑市出售或让共产党缴获（这尤其让巴尔恼火），还意味着要让援助真正用到实处。一旦援助被转交给国民党，除非美国在国民党内部从将领到连队层层安插能够支配物资去向的人员，否则保障措施就无从谈起。这一点显然不可能。史迪威采取类似行动后，蒋介石便强烈不满，最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因此，联席会议的这项建议是强词夺理。

国务院的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在军事上从中国的内战中抽出身来。福莱斯特则针锋相对地宣称，政府对中国毫无政策可言。这种言论契合了大众认为政策即行动的想法。人们往往说：不要只是站在那里，去采取行动！然而，在现实中，政策当然也包括不采取行动、警惕地等待或谨慎地采取冷漠态度。

在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不久，为研究对华政策，他询问了我们当中四或五个了解中国的人。轮到我时，我说道，中国就像是一个屋顶和墙壁都在坍塌的房子，我们要先等形势明朗后，才能决定采取何种合理行动。后来，艾奇逊在一或两次公开声明中，呼吁等待中国的形势变明朗。这激起了院外援华集团一干人等的强烈谴责，被他们视为是对共产主义的软弱、失败主义以及毫无政策可言。艾奇逊虽未被这些谴责所吓倒，但等待形势明朗的策略却未被采纳成为外交政策口号。

第二十五章 1948年重访亚洲

在到访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及德里后，我于1948年年中来到曼谷，参加驻外事务处针对东南亚局势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德里的三或四天，我与帕特丽夏的父母一同度过。亨利·格雷迪是当时驻印度大使。

自从三年前我来过这里后，这片次大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对它的“印度帝国”（Indian Empire）进行了清算，做出让步，把主权给了两个新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地已被一位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尼赫鲁不再是叛军首领，他出狱后成为印度总理。蒙巴顿也由驻东南亚盟军统帅变成了驻印度的最后一位总督，以及后来的英联邦独立印度的象征性总督，真纳担任驻巴基斯坦总督。

格雷迪一家带我去参加以印度外长名义举办的竞技俱乐部（Gymkhnana Club）的招待会。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这种情景十分不同，没有制服、外交使团，而且在这些印度人中也很少有熟悉的面孔。尼赫鲁在场，神采奕奕，着一身白色衣服，与我及驻印度大使交谈之时面露沉思之色，与格雷迪夫人交谈时又十分专注、活泼愉快。”她很有同情心，曾步行参加甘地葬礼。“毫无疑问，你母亲在印度人中很受欢迎。”大使在与德里官员交谈时，“谈到了几条朴实的真理，显得很担忧。我告诉他不要顾虑太多，招全世界人喜欢的美国大使是不存在的，他背后的权力太大”。

之后我又见了尼赫鲁两次，一次是在格雷迪家举办的招待会上，另一次是在总督“官邸”——一所巨石建筑里为蒙巴顿一家举行的欢送会上。两次相见，他都精神焕发但又若有所思。至于路易斯勋爵（Lord Louis），一年多以来，他要管理驻印度事务，还要负责向两个新政府移交权力；同时数百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正在迁移。另外，在民众暴乱中，有数十万群众遇害，所有这些都使他压力很大。现在，几天之后他就要回英国了。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在人群中穿梭，幽默地开着玩笑。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祝福他，他也一贯地亲切和蔼。

参加曼谷会议的，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外交人员，会议的焦点是两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的殖民问题。虽然在印度已不存在殖民问题，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随着共产主义兴起，殖民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了一份针对东南亚问题的S/P文件。

离开曼谷，我去了爪哇，见了我的哥哥、嫂子还有我的父母。我父母正在从中国回美国的途中，唐纳德当时在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的雅加达担任副领事。

1948年6月底，印度尼西亚的殖民问题日益恶化：日本投降后，荷兰企图将印尼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党（Indonisian Nationalists）的顽强抵抗。双方边谈边打，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激进。在离开前一天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总结了局势。关于荷兰，我写道：“他们傲慢、固执、愚蠢，企图在印尼再造一个往日的荷兰东印度帝国（Netherland East Indies），这无异于毁了印尼。”

在新加坡，美国海军联络官带我会见了柔佛苏丹（Sultan of Johore），我在给帕特丽夏的信中写道，他有好几处宫殿，

但他不住，而是住在一座十分现代的乡间别墅里，有一名哨兵和一名看门人。在门前我们见到了他，他是一位身高六尺，高大魁梧、大腹便便的马来人，灰色头发。他已经74岁，而他的罗马尼亚妻子（第三任）只有30多岁。他穿着卡其短裤、卡其透风衬衫，领子敞开着，还有一件红棕色棉质背心。我们来到了他装饰过度的会客厅，马来人和罗马尼亚人最差的品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肖像画。史密斯司令和我喝的是strengahs（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他喝着一杯可口可乐，（不喝Strengahs）是因为他第二任妻子是苏格兰人，后来与别人私奔了。当时由于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在马来西亚十分猖獗，他心情焦躁。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是恼火经济受到破坏……我没能见到卢佩斯库夫人（Her Lupescu Highness），她去打高尔夫球，在马来西亚各州苏丹舞会（All Malay Sultan’s Ball）待到凌晨4：30。

后来，史密斯司令开车送我到乌吉瑟林宫（Bukit Serene）。

乌吉意思是山，瑟林意思是宁静，是苏丹为第二任不忠的苏格兰妻子兴建的。被妻子抛弃后，他便不再喝威士忌，并离开了这里。当时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住在这里。这里看上去像是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的场景，好像是用奶油糖果和冰糖建成的。但是这里面积巨大、非常舒适，华丽的接待处和走廊是这世上最具和平主义的地方之一。在一段长满青草的绿坡下，河口和河湾尽收眼底，远处，连绵不绝的低山通向视线之外，直到无限。正是日落时分，风景瞬息万变。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与风度翩翩、纯朴谦逊又十分聪明的麦克唐纳先生专心交谈。

在印度，赢得独立后，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化的仇恨。在印度尼西亚，问题是如何赢得独立。而在马来西亚，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的暴动，柔佛苏丹对此十分焦虑，因此那天晚上我与他在乌吉瑟林宫的谈话主要针对此事。当时主要由华裔人士组成的共产党，在丛林里建立根据地，英国军队也在这种游击战中不断遭受挫败。

客人中还有一位英国人，已经在婆罗洲（Borneo） [1] 生活多年。麦克唐纳针对如何对付这些游击队，向他咨询。这位“婆罗通”建议：从婆罗洲丛林中招募迪雅克人（Dayak），英国士兵在丛林战中穿着靴子带着装备，无法施展，而赤脚的迪雅克人人可以在雨林里来去自如，对付叛军绰绰有余。麦克唐纳认真听完后，表示感兴趣。但命中注定，共产党不会被婆罗洲的野人打败。数年之后，由于持续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包括军事、政治及经济措施，共产党已不再构成大的威胁，但并没有被消灭。

在6月3日写给帕特丽夏的信中，我写道：“黎明时分，飞机载着我们离开新加坡。”

飞机沿着马来西亚湿软的海岸线飞行。世界伊始，万物复苏，暗灰色的光线照射着大地，薄雾飘飘，像贝拿勒斯（Benaras） [2] 丝绸，轻抚着沙滩、海洋和海藻。飞往巴达维亚的途中，我们十分兴奋。上午的太阳直射大地，这景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我们正穿过层层薄雾，来到举世闻名的丛林上方。这里如此潮湿，树木苍翠，看起来像是一块暗绿色的霉菌，所有生命体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飞过波浪起伏的深蓝色海面，飞过印度支那曲折蜿蜒的海岸线，飞过美丽的金兰湾（Camranh Bay）、棕灰色的山、泥水河两旁的稻田和绵延的浅褐色海滩。蜷伏的小岛在水中突然出现，像是从海上冒出的龟壳。

中国人顽强的繁殖能力和生命活力让我十分惊讶。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一样拥挤，加尔各答人口可能也多，但是太多人毫无生机、行动迟缓。海边，渔民正在装货卸货，有人上岸来港，有人坐船出国。街头，人流如织，我却还看到了一幅真正祥和的画面——八个小孩跟随着妈妈，在人行道上，坐着、爬着、打盹。到处都有小孩，在商店里、人行道上或街头。当然，孩子们一直都是被抱着、爱抚着，咿呀学语。

说不清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菲律宾总领事为庆祝菲律宾独立一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他身材矮小，很友好，穿着白色背带沙滩裤，白色棉质衬衫外面套一件透明的刺绣衬衫。有一群兴奋的、小巧的菲律宾女人，穿着毛茸茸的衣服。我接连喝了啤酒、鸡尾酒和香槟。总督来了，领事关于自由的演讲轰动全场，可我没有听清，演讲结束时还向国王敬酒。国王陛下表示，已经独立的国家十分欢迎菲律宾（发音像是一种植物） [3] 加入它们的行列，并向Philip-松的总统敬酒。一个卡巴莱风格（cabaret）的菲律宾管弦乐队，后来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每个人，尤其是菲律宾人，都很悠闲、很愉快。

美国总领馆于7月5日举行活动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在杜鲁门的欢迎会上。当我手里拿着一杯为荣誉而举的香槟，准备向杜鲁门敬酒时，我接到一份发自华盛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我跟帕特丽夏的孩子帕特丽夏·佛罗伦斯·戴维斯（Patricia Florence Davies）出生了。7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的家乡出生，这就是最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小家伙是一个美国人。杜鲁门可以等，我要先私下里向小家伙敬酒。

* * *

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我从东南亚回来之后，一直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该地区整体我做出如下概括。军事方面“其本土攻击力微乎其微，但其在游击战方面本土防御力较强。政治方面，民主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建立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东南亚国家想获得稳定，就必须在可见的未来进行专制管理，施仁政或不施仁政都不是重点。本土领导人要求脱离外国控制获得自由，部分是由于民族主义者诉求的驱动；同时，他们也受到自身统治并剥削本国人民的欲望的驱使”。

至于是否应该在殖民地国家具备自治能力之前就让其独立，我曾经这样写过：“然而，殖民地国家是否适合自治这个问题，在实际政治中没什么有效性。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殖民地国家是否有能力使得持续的外国统治对宗主国而言变成赔本生意。如果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无论殖民地国家政治成熟度如何，它都可以进行自治了。”

“东南亚国家的600万华人是困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族裔问题。”这些人拒绝同化，在经商和金融等方面的成就超过当地人。他们将财富汇回中国，并且人们还担心他们会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海外华人还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南亚地区做好了准备。莫斯科似乎已经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该地区“目前为止对苏联只具有较小的战略重要性”。

然而，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苏维埃的视野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增长堪忧。鉴于莫斯科极力批判铁托主义，所以它不太可能忽略民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担忧，而且在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又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还刻意对其进行利用。因为莫斯科还反对巴尔干结成同盟，所以它一定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共产主义的霸权统治。

最后，再提醒一句……关于争取东南亚站在我们这边与苏联对抗这个问题……必须牢记：反白人情绪在东南亚广泛且深刻。根本上来说，这个阶段东南亚人民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没什么兴趣。对他们而言，这只不过是远距离的两大巨头之间的冲突。他们会像对抗并将持续对抗西方民主管辖一样激烈地抵抗俄国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他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被能给他们更多好处和更大力量的权力所吸引，当然前提是这种权力不会危及他们自己视为核心利益的东西。

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两个孱弱的帝制政府，即印尼的荷兰政府和印度支那的法国政府，都未能成功对前殖民地进行再征税。为尽力维护其权威，1948年中期他们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些不成熟的动作。

在印尼这个案例中，我的预测是，“如果荷兰人诉诸武力，无论是与其傀儡合作还是自力更生，他们都将陷入长期的游击战，这对荷兰经济是毁灭性的，于政治方面也是有害的，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极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很有可能因此代替现在相对温和的共和领导”。因此美国应该支持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促使荷兰政府承诺将权力转移给主权国家印尼，这样后者才能自愿加入荷兰-印尼联盟的创立。“如果通过谈判不能立刻达成解决方案，美国应该慎重考虑承认（印尼）共和国。”

相比对印尼的政策，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更关注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一直反对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主权，但是这个念头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似乎有所削弱。美国国务院就这个议题亦存在分歧。与东南亚打交道的官员倾向于支持对本土民族主义诉求的认可。而与欧洲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倾向于支持法国的帝制野心，这些人不仅人数占优而且多身居要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法国是我们的盟友，并且法国需要重返殖民地来重获其1940年被剥夺的自尊和荣誉感。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立场是不阻止法国在印度支那重建法国统治。

华盛顿忽略来自毛和周恩来的示好，所以对胡志明于1945年提出与其领导的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即越南独立同盟）建立关系的请求无动于衷。

我对1948年的形势分析如下：

印度支那的形势在不断加速恶化。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以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武力的方式利用民族主义反对法国。法国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试图重建其对印度支那统治的种种努力都被击溃。

法国人不愿意与共产主义领导人胡志明统治下的越南独立同盟政权谈判，现阶段他们试图建立由本国通敌者组成的印度支那政权……即使法国取得明显成功，也极有可能是短暂的。只有及时赋予其真正主权，才有可能成功对抗像越南独立同盟如此具有活力并且组织良好的政权。

如果法国人只是选择小步前进甚至采取拖延战略而不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那么越南独立同盟政权极有可能将持续掌控局面，使得法国的地位较现在更为不堪一击。

假设美国政府对法国尽心尽力，或者进一步说，能全力以赴地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证明其民族气概，那么我对美国政策也就没什么建议可提了。对越南独立同盟的承认，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一样，会带来现实政治的意义，其中就包括创造对美有利的亚洲力量平衡。但这两个承认在1948年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原因没能奏效。面对激进主义分子逼迫带来的触动、自身的使命感和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华盛顿也不可能采取无声中立的立场。因此，我的建议也只能流于表面：

美国应该持续对法国施压，使其能够快速并慷慨地主动提出将主权归还保大政权（该政权是与法国合作的）。然而，美国应该保持严格远离双方谈判的状态。如果联合主义政权得以确立，只有当亚洲大多数独立国家都给予承认时美国才应该给予承认。如果保大政权崩塌，并且必须通过法国的帮助才能建立真正的民族主义政权，那么到那时候美国才应该采取看似更为实际的政策。

我不记得这篇关于东南亚的文章中有任何观点对美国国务院有任何影响。我只记得，随着荷兰最终与印尼和解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使自身深陷灾难更难抽身，与西欧打交道较多的官员和与之对抗的少数［主要是艾博特·莫法特（Abbot Moffat）对战查尔顿·奥格本（Charlton Ogburn）］就东南亚议题理解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而美国政府并未选择现实政治或是中立，而是一路踉踉跄跄，不顾后果，将美国人民与印度支那搅和在一起。

[1] Borneo是加里曼丹旧称。

[2] 瓦拉纳西旧称，印度城市，以丝绸、刺绣等闻名于世。

[3] 菲律宾Philippines，结尾的pines在英语中意为松树。

第二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

瓦莉会爱沙尼亚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这帮她在国会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我们与她一直保持联系，她与约翰·香农（John Shannon）结婚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驻外事务处官员的妻子，四处游历，居无定所，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最后她在田纳西的苹果派农场颐享退休时光。

约翰·格雷迪·戴维斯（John Grady Davies）生于1950年1月3日。看到他体格健壮、性格活泼，我和他的母亲认为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来照看他，所以我们向华盛顿的一家俄国天主教堂的牧师巴图什卡（the batushka）求助。我们不是寻求安慰或是精神指导。相反，知道此人不仅是其信徒的宗教支撑更是世俗支撑，帕特丽夏想问问他是否刚好知道有难民愿意做住家佣人。

于是，弗拉基米尔·马里夫（Vladimir Maliev）就来面试了，他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来。他不懂英语，巴图什卡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把他送到亚历山大市我们的住处来。

弗拉基米尔还没来得及向帕特丽夏介绍自己，出租车司机就上门来把这位乘客落在车上的棕色包裹送来了。弗拉基米尔向帕特丽夏解释道，“Hlebna Dorogu”，意思是路上吃的面包。他打开包裹露出一块长条面包。不过也是理所当然，要开始一段未知距离和时长的旅程，在大草原和苔原的谨慎旅者会为自己准备好救命粮食的。

弗拉基米尔是个约40岁的矫健的哥萨克人。他的突出特征是他的大胡子和他的淡定。是的，他和他的妻子安努舒卡（Anushka）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安努舒卡可以帮助带孩子，弗拉基米尔大概可以帮忙打理家中的里里外外。

为了不在屋里待着，弗拉基米尔会推着婴儿车里三个月大的约翰在杜克街走来走去，还一边洋洋得意地跟婴儿说话：

伊万 伊万

俄罗斯王子

罗曼诺夫

我们那里很快成为弗拉基米尔几个俄国难民朋友的地下铁路的一个站点。他们在躲避美国农场的劳役，声称美国人帮助他们进入美国，但是现在又反过来剥削他们。不幸的是，他们的怨言中似乎有些真话。我们迅速将这些不知所措的难民转移到巴图什卡以外的其他人那里。

做一名住家佣人并不适合弗拉基米尔。他渴望精神上的无拘无束，适合自己心意的自由职业。借助那些与俄国难民费解的兄弟情谊，他知道并想协商获得弗农山庄旁的波托马克河河岸的一块草莓地。他没听我们的告诫。弗拉基米尔和安努舒卡和我们待了两个月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去往他们的草莓地产了，可能那块地原来还是华盛顿将军种植园的一部分呢。

巴图什卡又来解救我们了。这次来的是帕维尔（Pavel ）和阿格拉菲娜·雅科夫列夫（Agrafina Yakovlev ）。帕维尔是个六十多岁不易激动的拉脱维亚人，沙皇统治时期曾在圣彼得堡当皇家士兵。这对夫妇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日子单调乏味，直到1951年他们的女儿（据他们自己说）嫁给了一个在新英格兰淘到金子的有钱的波罗的海人。这位波罗的海居民毫不掩饰，登广告要找一位单纯的波罗的海少女。他们的女儿显然达到了这个标准。自然，帕维尔和阿格拉菲娜立即离开我们跟着那对新婚夫妇搬走了。

* * *

战后五年降临在美国人身上的各种打击中，有三个可怕的变化在短短四个月内就发生了。第一，苏联出人意料地引爆了核装备，标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的开端。美国政府则将此次竞争上升到了另一维度：决定生产高热原子核反应武器。第二，中国国民党逃往台湾，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政府。第三，阿尔杰·希斯这位受人信任的特权官僚代表被定伪证罪，原因是他否认曾将秘密文件通过惠特克·钱伯斯中转传递给一个共产主义间谍活动网。随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不经意爆发了其基督教同情心（《马太福音》25章：34～46节），声明他不会背叛阿尔杰·希斯。

这种背景引发了更多背叛指控。传播范围广且声誉较好的《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在其1950年1月7日的版面中发表了两篇专题文章。其中一篇是约瑟夫·艾尔索普撰写的三篇系列文章的首篇，题为“我们为什么失掉了中国”（另一篇，顺便提一句，刚好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题为“原子弹爆炸时你如何逃生”）。身为陈纳德将军的副官，在陈纳德与史迪威的不和中，艾尔索普是这位陆军航空兵团将军的重要热心支持者。他还是宋子文的热心崇拜者，并将此人归类为“现代”中国人，而这批人正是对抗共产主义接管的唯一希望。

在这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前，艾尔索普催促我阅读并评论他的手稿。因为不希望让自己无端卷入他人对我和史迪威的严厉批评中，我拒绝了他的邀请。

在那第一篇文章中，艾尔索普开头便进行猛烈抨击。“中国的那些决定性年份里，在那里的美国代表们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加速了国民政府的衰弱。到了最后，他们像浅盘中被缚的小鸟，在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前的那四年中他们几乎把中国拱手送给了共产党……”

“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共谋加速中国政治腐朽，还试图帮助共产党掌权。”

艾尔索普这篇文章中以下观点可能经不起推敲：史迪威对蒋的敌意和反抗、他与反动的国民党分子的合作、他和他的政治顾问对“现代主义者”的漠视以及他对共产党的偏爱，这四者的结合使共产党获得了权力。他坚持认为如果“现代主义者”得到“合理的美国支持（他们）最终便能击败共产党”。附带说明一下，我并未在其他地方评论过艾尔索普的文章，此刻我想说的是那些说辞在我这儿行不通。艾尔索普说到的“现代主义者”，即使这些人联合起来且得到了广泛的美国支持，他们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他们自身各不相同，无组织性，在政治上并不足以与蒋身边的老战士或是那些共产党人相抗衡。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来看，第一，我、史迪威，或许还有谢伟思和卢登，我们合谋使得蒋被迫与共产党结盟。第二，美国实际上是想通过向延安派遣观察团这种方式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对所有中国军队（包括对共产党）的最高控制权将归于史迪威。第四，史迪威将得到授权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分配美国援助。

艾尔索普这些关于过往立场的描述是不合逻辑的。史迪威忙于军事事务，几乎没时间考虑联合这类不确信的理论。我不记得曾听过他谈论这个话题。我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联合，因为这比引发毁灭性的内战更可取。但是我仍然怀疑联合能否实现，毕竟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我推测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方式可能是联合带来的权力接管，也可能是通过内战武力获得。

史迪威对延安观察团的建立所持态度似乎十分宽容，但在其创立过程中他并未发挥什么积极作用。而且这个观察团仅仅只是起观察作用。毛和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由我、史迪威和观察团的名义转交华盛顿，但并未引起任何反响。华盛顿和延安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史迪威寻求对所有中国军队的最高控制权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存疑：史迪威或是任何一个外国人真的能在中国控制并领导中国军队吗？

我反对对中国和苏联的慷慨援助。我的建议是，援助应该作为我们想让他们做出让步的筹码。援助的具体分配权属于在华美国司令官，身居此位的人是能够做出相关决定的最好人选：决定援助是否按照其本来的目的进行、开展对日战争还是涌入派系争斗。我认为援助应该提供给在对日战争中贡献最大的军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抑或共产党的军队；但是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促成内战的倾向。这样说来，我认为史迪威应该有权力分配（或者说控制）给予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援助。

据艾尔索普的观点，史迪威在1944年10月被召回之后，那些政治顾问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待遇，美国政府应该像同盟国抛弃米哈伊洛维奇一样抛弃蒋，并像同盟国支持铁托一样支持中国共产党。艾尔索普指控这项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共产党在取得最终胜利前提前约四年获得统治地位。在我看来，这个构想是不成熟的。尽管我期望我们能够尽快建立与共产党的工作关系，但是在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之前，我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现在抛弃蒋介石。”

然而，艾尔索普继续写道，我们反对蒋及其同伴，支持共产党，这是一种“情绪偏见”，这种偏见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偏见以及史迪威与蒋之间的不和使得“我们无法抓住机会拼凑出可运作的中国政府”。而且，艾尔索普声称这种情绪偏见在美国国务院几乎持续到了国民党的垮台。

艾尔索普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伤驻外事务处中国事务部的几位同事，1950年却开始为其中伤正名，这在《星期六晚报》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很明显。或许是因为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声势过大，他在写了前两篇文章之后立场便由隐晦攻击转为为我说话。在其1月23日的联合专栏中，他提到了“有人想在国会和广播中宣扬美国国务院中有某种形式的亲共分子阴谋。但其实并不存在这类阴谋”。艾尔索普还说我“在没有一位俄国专家认为铁托主义有存在可能性的时候，聪明地预见到了其可能性。”我的“政策只是想在中国推行铁托主义……那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政策”。

其他人就不那么有辨别能力了。伊凡·皮特曼（Ivan Peterman ）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1月11日的版面中将我描述为“史迪威的亲共顾问”和“中国亲共分子的工具”。

费雷达·厄特丽以其反复变化的意识形态而闻名。1937年她待在汉口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激进分子一样拥护中国共产党，而1950年身为院外援华集团的领袖型的活跃分子她又激烈地反对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这本书中，她在美国国务院推行亲共阴谋理论，她指控说“戴维斯-谢伟思派系”几乎完全控制了从中国发往华盛顿的军事和民事方面的报道。照厄特丽女士这个观点，我们半垄断了美国政策的制定。

* * *

有一位参议员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他于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城声明，“尽管我没有时间列出美国国务院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间谍网成员，但我手上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已知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参与政策的制定”。这位议员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他不顾事实，渴望找到一个话题能将其置于全国聚光灯下并为其赢回威斯康星州的选票。

第二天媒体的反应并不强烈。但是那一周内，麦卡锡重复、修正并润色他的指控，他还奚落艾奇逊和杜鲁门。媒体发现这位议员的厚颜无耻根本无法抵抗，于是新闻头版全是他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扭曲。他自己，也正好成了他想成为的名人。

麦卡锡鲁莽残酷的煽动行为激怒了民主党人，他们刚开始低估了这位参议员，后来又怕起他来。大多数共和党政客一开始对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浅参议员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此人是江湖骗子并且认为他最终也会现出原形。但是之后他们发现麦卡锡在媒体和广播中总是轻率地追求轰动效应，而这能够赢得公众支持并将民主党人推向守势。所以即便有时也会不赞同他的策略，但他们（只有少数例外）还是和可怕的麦卡锡联合起来。

国务院的官员们应对麦卡锡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些官员成为麦卡锡的追随者，有为之辩护的，也有与之合作的。然而，很多人还是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位议员如此随意的连珠炮。我们的人因为成了他的目标都惴惴不安。我们听广播，浏览报摊的新闻标题，那些报道中麦卡锡反复指责我们中的一个或是全部不忠实，或暗示我们叛国。

参议院民主党人在惠灵城演说后的两周对麦卡锡的各种谴责做了回应，他们提出创立一个由议员米勒德·泰丁斯（Millard Tydings ）领导的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旨在调查“是否有不忠于美国的人现在或长期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听证会持续了四个月，一直在“宣传”麦卡锡那些胡说八道的言论。

欧文·拉铁摩尔成为麦卡锡的首要猎物。身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拉铁摩尔是研究蒙古、中国东北和中亚等问题的杰出西方学者，曾担任战时情报局的副局长。我和他联系不多。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北平，那时我还是使团的语言随员。后来我在华盛顿和重庆见过他两三次。19世纪30年代我苦读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讲中国东北的，另一部讲蒙古。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还在证词中指控拉铁摩尔是俄国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苏维埃间谍网的关键人物。这位参议员随后宣称，他从登在白皮书中的我的备忘录里找到了与拉铁摩尔战时文章中的观点相近的相关内容。我就这样与一个所谓的苏维埃间谍网联系起来了。

麦卡锡几乎不了解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他的观点来自改教过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热心的反共人士。他将我和拉铁摩尔绑在一起的灵感似乎就来自意识形态反复无常的弗雷达·厄特丽那里。在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厄特丽女士认为我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她还声称，我和谢伟思发表的报道与拉铁摩尔的类似，因此都属于“拉铁摩尔学派”。

她不认同麦卡锡关于这位教授是一名间谍大师的看法。相反，她坚信这位教授比间谍重要得多——他是一位塑造观点大师。她指控说，马歇尔将军依赖美国国务院内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制定并开展了灾难性的战后对华政策。而且，她坚持认为，他据说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建议已经经过拉铁摩尔的整合。对于麦卡锡和他的导师而言，我至少是阴谋亲共集团的一员。

阴谋的归因主导了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的中国帮发动的进攻，对象是驻外事务处的我们中的某些人。一些教育学家和记者都被贴上卷入所谓阴谋活动的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当中有拉铁摩尔，后来还有哈佛的费正清。厄特丽告诉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白修德就是一个“亲共”记者。

结果是：由于很多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得出结论认为，蒋的国民党已经衰落且中国共产党才是新兴力量，更具阳刚之力，所以院外援华团及其同盟者都指控这些美国人有不忠于国家的串通行为。实际上他们指控：我们独立报道并预测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希望、所策划的东西。赫尔利预感到他们会颠倒是非，因为那时候我和白修德分别警告过他，共产党不会轻易同意国民政府之前说的民族统一。我们试图帮他，他却说我们干扰他执行任务。

麦卡锡和支持他的证人们没能证明美国国务院中存在不忠行为。在委员分会最后的报告中，民主党大多数人的结论是，麦卡锡的指控是骗局，是恶作剧，代表的“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中最为恶毒的竞选，充斥着片面引导和弥天大谎”。这份报告也表示，“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极权主义者娴熟地利用‘大骗局’持续对我们进行蛊惑”。

谴责并未折磨麦卡锡。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也并未去除对美国国务院和其中中国问题专家的怀疑。

* * *

泰丁斯领导的委员分会成立之前，麦卡锡在寻找共产主义者时，还是发现了谢伟思。这位参议员的指控在那时候已经是为人熟悉的版本：谢伟思于1945年将机密文件传给《美亚》（一家月刊杂志，文章主要关注亚洲事务）的编辑。大陪审团全体一致（20：0）认定谢伟思无罪。但是麦卡锡坚持认为谢伟思与一位信誉良好的记者之间不谨慎的吹风会是间谍活动。

根据麦卡锡的证词，委员分会调查的第三个月，谢伟思被召唤到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参加一场听证会。进入诉讼程序的第二天，即5月26日，我作为谢伟思方的证人出庭。三人委员会的主席是康拉德·斯诺（Conrad E.Snow ），他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新罕布什尔州律师，两次大战都曾服役并获得陆战队准将的军衔。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分别是持保守观点且头脑聪明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西奥多·阿基里斯（Theodore C.Achilles ）和一位有着丰富政府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亚瑟·史蒂文斯（Arthur G.Stevens ）。这场听证会是在美国国务院一个普通的小屋子里进行的，商业化风格，直切要害，完全没有法庭上的那些走过场或是狡辩欺骗。

委员会一直在调查我和谢伟思的媒体吹风会。我解释道，这次事件的起源是史迪威意识到“在民主社会……公众意见对于战事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许多现实有误会。他觉得这使得他的工作更难开展……他明确地指示我说他希望我向媒体吹吹风，进而其他相关的美国国务院成员也会这样做”。史迪威对我的指示是口头的。后来我在证词里说明我把将军在这方面的指示也口头传递给了谢伟思。

在回答主席一个关于我们与媒体关系的问题时，我提到了我们在回答新闻记者问题时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我们自己做出判断：什么东西能够以合适的方式披露出去。来自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指令和政策指导这类的东西不应该泄露。但是至于“那些关于当地形势、政治、社会、经济等新闻报道式的材料，我们认为这些对媒体启蒙美国公众来说是有利的……”

回答进一步的一些问题时，我又就两种吹风会做了个区别。一种是提供背景信息，不具体牵涉吹风的官员或是政府；另一种是归因型的，这种吹风会可能会披露信息来源（后者包括公报和军事新闻军官发表的官方新闻稿）。“我们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我证明，全部都是“背景信息”。

随之而来的便是分级问题。一些文件划分为机密级别或是秘密级别只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而非内容本身。主席问，是否我可以自由选择提供或者不提供这类信息。我表示我有选择权，但“前提是不会危及信息来源”（为保护来源而加密的一个绝好例子是我指定莫斯科大使馆报告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不慎言论的电报为最高机密）。

我这样评论道，“有大量过度分级的趋势”。我也会过度分级……“这很普遍”。主席问，在将我的报道评级为机密或秘密级别时，我是否能够自由选择披露这些已经分级的信息。我回答，“那就完全取决于我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了”。

问题：你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按照书上的说教来看待分级，你会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披露信息？

回答：正是如此，我相信现在华盛顿的程序都是这么走的。

委员会想知道我为史迪威开的媒体吹风会是否违反了我在驻外事务处的岗位应遵循的程序。我描述了自己在奉天如何在总领事的指导下将精选的秘密报道披露给美国新闻记者。在奉天，我们对媒体披露信息是为了反驳日本军队傀儡政权的宣传，所以在莫斯科，为了让美国公众了解苏联国内局势，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大使的指示下，我允许声誉好的美国新闻记者阅读并摘抄各式各样的机密文件。

那次会面后的三周内，我两次被要求出席并提供进一步的证词。他们问我，就战时美国对华政策这个问题，政治顾问的观点是什么？我答道，他们的观点都写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了。接着我继续引用了我战时的备忘录，大意是说在中国内战中若我们支持国民党，而共产党最后成功控制中国，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依赖苏联，然后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亚洲就会出现权力结盟，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我和谢伟思是否都同意这个解读？我的回答是，都同意。

史蒂文斯说，赫尔利指控谢伟思和其他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共分子。他问我是否曾经听谢伟思说过些什么可以支持赫尔利的指控。我回答道，驻外事务处官员都是亲美分子，谢伟思评估中国的形势时都是符合美国的最优利益的。

史蒂文斯继续说，主教于斌（Paul Yu Pin ）（一位中国天主教徒，为支持国民党积极奔走）声称谢伟思不断给史迪威“施压”，促使其要求蒋给共产党提供武器装备。谢伟思和史迪威的关系有多近？我说，史迪威将军的至交极少，尽管他对谢伟思非常友好，但是谢伟思和他的关系可算不上亲密。史蒂文斯在询问我的时候还告诉我，那时候有人指控谢伟思给史迪威“施压”。我表示，将军那个时候“身陷缅甸泥沼中”，而谢伟思在延安。那位主教的指控简直“荒谬”。

从数量上看，我的证词只是呈给委员会的证词中的一小部分。它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总之，谢伟思是无辜的。他承受住了来自参议院的审问和美国国务院的审问的双重折磨，实在令人钦佩。

结语

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 ） [1]

小约翰·帕顿·戴维斯是一位尽职的模范公仆。读者能从这本回忆录中看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学问精深、见闻广博并且观察敏锐的驻外事务处官员。这本书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对于专家而言，这本书就该时期的重要细节进行了补充，它采用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实际地分析了对中国、印度、苏联和一般意义上的二战（尤其是在中缅印战区）所采取的政策；对于通才来说，这本书阐明历史，描述了一位在麦卡锡时代不断错失机会的人物。

显然，戴维斯是这个国家培养的驻外事务处中一名最为优秀的官员。麦卡锡时代遗留下众多悲剧，其中之一便是戴维斯的政治生涯悲剧。不过，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可耻攻击倒是能适得其反地吸引读者看这本书。

戴维斯在50年代前过得十分充实，没几个美国人能到那么多国家体会那些刺激的经历，更别说在那些地方学习了，戴维斯因此收获了很多不寻常的体验和难忘的趣闻。三四十年代的所有名人都在这本书中出场，作者对这些人的印象都极度精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最为突出的，戴维斯明确地认为就算他成就斐然，他也只是一名政客，对世界事务认识过于天真也就罢了，还总是忽视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的作用。这本书绝对不是乏味的外交官回忆录——戴维斯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做到了其他人想做到的事情：说出关于上司的实话，比如克拉伦斯·高斯大使和赫尔利大使。他笔下还有自负的斯坦利·霍恩贝克，集智慧和沉着于一身，干巴巴且间接的行事风格倒也有效。即使给美国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这种通常并非有趣的读物，之后看来都因为戴维斯的精挑细选和精彩评论变得引人入胜。

戴维斯写这本自传，断断续续长达20年。在他去世之时都未能完成，最后一章仍在描写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头部分。读者渴望听到他对50年代自身经历的评论。书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打磨润色，但他只是着重写了帕特里克·赫尔利（他的大使兼主要敌人），他说的关于赫尔利的一切我都觉得精准无比。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油商，对中国一无所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说“麻烦就像一群苍蝇围着公牛一样围着他”。 [2] 对史学家而言，虽然戴维斯对50年代早期描述的空白令人惋惜，但他将自己的敏锐观察转向了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十分抓人眼球的。当乔治·凯南于1947年从莫斯科重回华盛顿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的领袖时，他第一个便邀请戴维斯与他共事。因为战时在中国和印度服役，1948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将自由奖章授予当时40岁的戴维斯。四年来戴维斯一直在高层接触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发展的核心信息，那段时期可能是整个国家历史中最为关键的时期，因为共产主义席卷了半个地球且苏联已拥有原子弹。

然而，1951年6月27日，戴维斯收到一封长信，信的作者是美国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康拉德·斯诺将军。信中详细列举了他认为戴维斯对国家不忠的证据，包括“第一条指控：……你强烈反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蒋在美国的支持者最终成功报复了这个曾正确预言国民党会输掉内战的人。不过有一件事不可能与此毫无关系，那就是这段时期内国民党在华盛顿投放了大量金钱给记者、杂志和太多太多的政客。凯南表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密谋些什么，手段对双方来说都极不光彩”。 [3] 戴维斯想知道那些指控他的人的姓名并且请求召开会议让自己见见这些人，但是他的要求遭到拒绝。

“第十一条指控”把驻外事务处与学术界被指控的共产主义者连在一起，指控内容为戴维斯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费正清（这三位分别是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一位哈佛教授）联系密切频繁。读者已然知道戴维斯与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联系的原因，前者是一位早期的典型激进女性，在政治领域显露头角始于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后者是支持共产主义的非共产主义者，是典型的“同路人”，看上去是，实际上也是，而最后一位是美国的现代中国历史之父。这完全是在中国狭小的“美国社区”中搞“株连”，在戴维斯服役过的地方，这些人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过来。在汉口领事馆随意召集一群美国人，他们很可能就是一群思想各异的冒险家。60年代费正清教授鼓励对美国东亚政策提出异议，并且对其学生的著作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完全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被麦卡锡主义害惨了（他被迫向审判官保证他信仰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这反过来对美国国内东亚领域方面的很多问题造成影响，害了不止一代人。

戴维斯曾经遭受的八次安全调查都是源于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包括1953年一次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从德国调到了秘鲁利马当大使馆的顾问。然而，仍然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对祖国不忠，所以第九次安全调查调查了他的“判断力、辨别力和可信度”。1954年11月，在第九次调查中第一次有了关于戴维斯的负面调查结果，国务卿杜勒斯把握住这次机会，露出其懦弱的本来面目（当时，人们就已经公认他是这样的人了），终结了戴维斯的美国国务院工作生涯——却同时虚情假意地主动为其今后的工作写推荐信。戴维斯拒绝辞职或带着津贴退休，他真的需要一份工作（这件事上杜勒斯倒是对了）。

读者很想知道戴维斯生活的另一部分，也就是他从驻外事务处遭免职后的生活。戴维斯回到利马，用接下来一年中的好时光寻找新的就业途径——新闻业、国际商业、汤厂（没错，就是汤厂）、木材出口等，最后把目光投向了制作家具。尽管是该行业的新手，但他学得很快。他用亚马逊产出的异国热带木料精心制作的家具还获得了国际设计奖。他的订制家具厂Estilos.a.（风格）不断壮大，还受前哥伦比亚设计品风格的启发创立了自己的油涂料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和帷幔销往私人收藏者和酒店。但是关于生意的收入，据戴维斯后来告诉他的女儿，“时好时坏”。

1955年去墨西哥拜访朋友时，帕特丽夏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她被甩出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伤势严重，需要较长的恢复期，但她和戴维斯在处理事情时都表现出了他们之前在应对麦卡锡时所表现的坚定。

戴维斯和他的妻子认为孩子们需要体验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并且他们发现秘鲁的联盟状态随时可能影响Estilo家具厂的成功运作，于是1964年他们一大家子人带着他们的猎獾狗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那时他还在为《新闻报》（La Prensa ）［他的好友、前秘鲁首相佩德罗·贝尔特伦（Pedro Beltran）拥有并经营的一家自由主义秘鲁报纸］写周六专栏。乔治·布洛克威（George Brockway，W.W.Norton出版社的发行人）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就世界事务写一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出版成书《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

五年后的1969年，越战失败之际，对外政策精英就下一步行动意见不一。这时，花甲之年的他终于重得参与机密的资格，但不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津贴也极少。［民主党政府恢复戴维斯无罪之身时可谓无比懦弱，仅仅因为安全问题而没让其官复原职——在1969年8月31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中约翰·芬尼（John Finney）给出了详细叙述。］

鉴于手头资金不够宽裕，戴维斯和他的妻子决定再次搬家，这次他们冒险去了西班牙马拉加。在那里他出版了第二本书《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在这期间，他也为《纽约时报杂志》周日版写过几篇文章，包括一篇对葡萄牙政治形势的分析。在西班牙的那些夏日中，这家人变身吉普赛人，在欧洲各国首都游历。

在巴黎和英格兰乡间短暂停留后，这家人于1979年搬到了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戴维斯在那里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戴维斯于1999年12月23日逝世。帕特丽夏1983年患上口腔癌，在接下来的17年中病情总有反复。戴维斯去世后五个月，也就是2000年5月28日，她也离开了人世。她总说，一旦约翰走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们留下了七个孩子和十二个孙子孙女。

* * *

几乎没有人知道小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回忆录中有一堆杀伤力极强的弹药武器来对付麦卡锡的审讯，这份回忆录是他在1949～1950年度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在回忆录中他清楚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保守派。这段时期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其中一件便是共和党对哈里·杜鲁门冷战遏制政策的批评声音愈发强烈。杜鲁门的政策称不上是绥靖政策，但至少是消极的政策。很多右翼分子，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杜勒斯，都倾向另一个选择，即“解放”（liberation）和“反转”（rollback）。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态度转向“积极行动”，杜勒斯总是如是说。历史常常是讽刺的，1949年夏末一份早期的“反转”文件在美国国务院流传开，这份文件并非他人所写，执笔的正是小约翰·帕顿·戴维斯。

这就更难解释了，因为这开始不符合美国人认为的他们的政治所符合的标签和符号。“反转”策略并不只是在政府内那些所谓的“右翼分子”中流传开。这个“解放”政策只在朝鲜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时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决定于1950年秋天入侵朝鲜，希望“反转”共产主义并推翻朝鲜政权。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多数历史学家将他与“反转”一词相联系）事实上是一名温和派，他希望引导并控制共和党内喧闹的“反转”政策支持者。［他主张进攻朝鲜，但是当1950年12月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他秘密告诉过很多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其实要“反转”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反转”作为真正的政策选择开始于国家各部门的商议，多次商议之后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件（NSC48），这是朝鲜战争之前最重要的亚洲政策文件（杜鲁门于1949年年底签署）。1949年8月16日，NSC48文件系列中的一篇题为“亚洲对美战略重要性研究”（“A Survey of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Asia to the US”）（属最高机密，但还未签署，也无部门来源）的文章确立了能够促使文件一路畅通无阻并最终通过的基本主题。这篇文章不断阐述采取攻势的必要性，并使用“反转”一词，还希望将台湾纳入美国防御线内。 [4] 那之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告诉凯南，美国不再有能力“一直不惜一切代价采取避免与苏联冲突风险的政策”。他认为主动权现在在共产党“鲁莽的手中”，但同时他也认为美国能够通过隐蔽的手段加以改变，如“惩罚性行动进行威压”、“空军的选择性使用进行威压”（包括对中国东北地区一定数量的空袭）以及其他类似的手段。他认为空军比起帝制时代过时的炮舰外交和小规模的远征力量要好得多。他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不能踏上干涉的道路，小规模也不行，虽然我们曾经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对其实施惩罚，但只有当共产党愿意将这些惩罚合理化，我们才可能进行干预”。凯南如此信任戴维斯，所以1948年他将戴维斯归入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小型组织，该组织被授权给予中央情报局的新型秘密运行机构——政策协调办公室——政策指导。后者卷入了许多阴谋诡计和邪恶巫术，包括1949年对中国的心理战争行动。 [5]

1949年8月末，美国国务院审查委员会创造了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后来被放入NSC 48（和那时候最著名的文件NSC 68），标志着遏制和“反转”的结合。一份有关东亚政策的未签署文件写道，美国的总体目的应该是建立“自由独立的政府”，但是“美国直接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并‘反转’亚洲地区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共产党占据了主动，华盛顿应该拿回主动权。但是这次“反转”应该是自由主义的“反转”，即肯尼迪风格的冷战干预主义占上风。美国应该支持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帮助纠正“社会和经济劣势”，督促该地区国家“参与重申传统‘门户开放’政策”，并且追求多边而非单边渠道。就中国而言，美国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使中国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就印度支那而言，应该给法国政府施加“稳定压力”使它能“合理解释”其统治。 [6]

大概此时约翰·戴维斯成功提出了又一“反转”计划。这既需要控制住“从北海道岛到苏门答腊岛”的所有离岛区域，而且仅将目光放在遏制“政治战争等有力措施来减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能使我们利用自身和日本的经济作为政治战争工具的机构”。他还开始考虑甚至推荐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来一场对抗苏联的“预防战争”。 [7] 所以戴维斯和对手（麦卡锡的追随者）遵循的是同一个思路。不过可贵的是戴维斯有先见之明，预测到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会于20年后重新赏识的战略。约翰·芬尼在为《纽约时报杂志》写的简介中这样说道，“戴维斯的难处便在于人们预测到他有先见之明。他这样向美国国务院审讯官解释：‘如果在与苏维埃世界的抗争中我们可以不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胜利，那么苏中集团的破裂是必备前提。除去苏维埃政权颠覆以外，最能给予苏联毁灭性政治打击的便是北京政府对莫斯科阵营的背叛。’”

当然，这并不能使他保留在美国国务院内参与机密的资格。1953年共和党人执政之后，杜勒斯找戴维斯麻烦也只是时间问题。除去美国国务院的忠诚调查之外，或许杜勒斯还看了司法部于1953年对戴维斯的调查。然而，他不一定知道威严的司法部在约翰·戴维斯和欧文·拉铁摩尔的案子中与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麦克阿瑟的情报长官）和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在国民党秘密警察事务方面有丰富经验）有过合作。或许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已经明确知道那几个案子中的信息全是假的，这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是丑闻。（甚至麦克阿瑟都不信任中国国民党的情报，他觉得那些预测都是为了取悦蒋介石。） [8]

当我们开始了解那个时候政府内部非同寻常的冲突之后，我们会愈发发现政治之水的黑暗：联邦调查局讨厌中央情报局；麦克阿瑟想将二者排除出其职权范围；麦卡锡认为中央情报局比其他机构藏有更多的红色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中央情报局将自己视为反共捉巫混乱中的理性之岛，这些捉巫人声称戴维斯是个迎合公众口味的赤色分子，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博勒·斐勒斯（Bonner Fellers），麦克阿瑟的一名随从，在50年代频繁呼吁“反转”政策，认为中央情报局藏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亲共分子，”这其中就包括戴维斯。他被指控被迫流放利马期间仍受雇中情局。 [9]

麦卡锡主义似乎随着麦卡锡于1957年的去世而渐渐消亡，但是它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有着非同小可且极其深远的影响。 [10] 驻外事务处的官员在回应对这些中国通的调查时，采取了畏缩奉承的态度。这使得埃夫里尔·哈里曼（一直维护戴维斯以致自身遭到迫害） [11] 在1961年成为远东事务局负责人时发现那是一片“人性惨遭破坏的灾区”。

尽管美国力量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狭隘的国家。那些主动了解别国语言和文化的驻外事务处官员在本国被视为外国人。所以军队承担了执行大部分任务的责任，这导致的后果极为疯狂：五角大楼仪乐队的人比所有驻外事务处的人还要多。

所有公正的读者放下这本书时都会想，这个优秀的人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在他权力达到最高点时竟然被解职，真是太过悲剧。国家也痛失人才。在阅读这本自传之时，我们也会认清我们的损失。

[1] 布鲁斯·柯明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古斯塔夫·F.斯威夫特和安·M.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著有《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A History ）等。

[2] 引自鲍勃·拉克梅尔斯（Bob Rackmales），《“重压之下的优雅”：约翰·帕顿·戴维斯》（“‘Grace Under Pressure ’：John Paton Davies ”），载《驻外事务处日报》（Foreign Service Journal ），2008年7～8月刊，第48页。读者也可以查阅约翰·芬尼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The Long Trial of John Paton Davies”）1969年8月31日。欲对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戴维斯和其他一些人有大体了解，请参见卡恩（E.J.Kahn）《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外事务处官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纽约，维京出版社，1975。——作者注

[3] 乔治·凯南文集，第二十四本，《凯南与美国国务院异议备忘录》，1951年9月。就蒋在华盛顿等地投入的金钱——仍是一门未被详细研究的课题——参见布鲁斯·柯明思《朝鲜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卷二，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第106～110页。——作者注

[4] 参见此文件及柯明思《朝鲜战争起源》卷二第五章。——作者注

[5] 戴维斯对凯南，1949年8月2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文件，第十三章。杜鲁门图书馆有一份他写的未标日期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戴维斯与政策协调办公室的纠葛，这份文件由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提供。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6] 美国国务院，79500文件，第4267盒，《试论美国对远东政策》（“Tentative Findings on 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49年9月2日。——作者注

[7] 引自迈克尔·谢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占领：亚洲冷战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戴维斯在1954年12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谈到他对预防战争的看法。感谢提基·戴维斯与我分享这样私人的信件内容。参见芬尼《对约翰·帕顿·戴维斯的长期审问》。——作者注

[8] 了解1953插曲参见《查尔斯·威洛比文集》，第23本，约翰·杰克逊（John W.Jackson）书信，由司法部写给威洛比和Ho Shih-lai，两封信落款日期均为1953年10月16日。了解伪造文件参见罗伯特·纽曼（Robert P.Newman）《中国国民党惩罚美国批评者的秘密努力》（“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s Efforts of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载《外交历史》第七期第三卷（1983年夏），第205～222页。——作者注

[9] 参见胡佛总统图书馆中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bert Hoover）和博勒·斐勒斯的信件，总统任期结束后文件，第328本，1953年1月1日斐勒斯回忆录；斐勒斯致胡佛，1955年11月8日。——作者注

[10] 我们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任何人都能被贴上左翼分子或是“修正主义者”的标签，怀抱争论观点或是非主流观点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在华盛顿有所作为，他们也无法得到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聘用。1968年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方向的新入学研究生时，我的一位指导老师断然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坚持反战活动，我在华盛顿是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的；然后他还告诉我，他最害怕的是50年代那些右翼政治迫害会死灰复燃。说起那些最大愿望是为总统建言献策的专家们时，我们会发现整个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是麦卡锡主义塑造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外政策讨论在华盛顿总是受到极大限制；人们似乎是沿着党派路线形成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或者说是留意未来政府立场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或者他们会通过自身无法检验的前提和经验法则来过滤信息和政策。当然，也有例外，典型的是乔治·凯南。他在离开华盛顿后变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著名批评者，但是仍然在为总统提供建议。他身为遏制政策之父有自身的政治绝缘。要举出当代人的例子证明就难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这方面都做得极差。——作者注

[11] 现在想来仍然不可思议，美国一个最有钱的人的儿子被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怀疑是苏维埃的内奸。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反情报负责人，因此发起“恐龙行动”查出了哈里曼。——作者注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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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nault，Claire：as air adviser to Chiang，30，187；and CBI Theater，46-50，52，97-98，100，106-7，187；and China Lobby，293，302；feud with Stilwell，50，97-98，100，107，189，322；and Fourteenth Air Force，128，152，187；and Madame Chiang，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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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ng Kai-shek：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Chinese Communists，323-24；background and rise，43-45；Burma campaign，147-48，179-80，184-85；Cairo meeting and Japan war，142-54，207；and CBI Theater，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and Chennault，30，106-7；and Chinese Commun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ivil war，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300-302；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and FDR，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Hurley as representative，197-98，200-205；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ommunists，226-40，250-54，327；India visit，68，69；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54；and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44，51-52，54；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and Nehru，62；Puritanism，86，105；and Soviets，43-45，198，258-59；and Stilwell，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1，194-209；and T. V. Soong，41，44，92，170-73，189，200-202；Tai Li and secret police，131-36，232，236；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214；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5-97；Y-Force，179-80，184，201-2

Chiang Kai-shek，Madame （Soong Mei-ling），43-45，52，92；and Cairo meeting，149；and Chennault，52，96；and FDR，106，191；India visit，62-63，68，69；and Soong family，43-44，172-73；and Willkie visit to China，96

Chiang Monlin，21

China：Japanese occupation of，23，25，30-31，33，44；JPD’s early posts，19-31；women of，77

China，postwar，291，293-94，300-305，322-25；and American 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00-302，304-5，309-11，323-24；and China bloc，294，324-25，327；and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Manchuria，150，152，300-301，303-4；and NSC，306，309-11；population growth，302-3；Soviet intentions toward，300-301，303-5，337；U.S. policy toward，293-94，300-306，309-11，323-25，329-30，336

China and CBI Theater，39-54，92-95，97-108，136-40，206-9；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136-40，146，152，179-80，206-9；Burma campaign，47-49，94-95，127-28，177-86；Cairo conference，142-54，207；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84-85，194-209，310；Churchill’s policy，136-39，152，209；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Japanese attack on North China （ICHIGO），187，190，191；JPD’s 1942 trip to placate Chiang，92-95；Miles and Tai Li’s secret police，130-36；Soviet policy，137-38，152；Stilwell and，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T. V. Soong，41，44，92，108，170-73，189，200-202，228-32，234-37，258-59，264，322. See also Chiang Kai-shek

China at War （Utley），30

China bloc in Congress，294，324-25，327

China-Burma-India （CBI） Theater：American strategy and policy，42，45-46，54，92-95，97-98，102-8，136-40，146，151-54，179-80，206-9；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ain，47-49，53，94，100-101，103-4，136-39，142-54，155-63，183-88，209；Cairo meeting，142-54，207；Chennault-Stilwell feud，50，97-98，100，107，189，322；and Chiang Kai-shek，40-54，92-95，105-6，127，146-47，151-54，179-80，194-209，310；civilian and quasimilitary organizations，128-30；Japanese threat，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30，156-58，160-63，222-23；Stilwell and，39-42，45-54，58，92-93，97-108，127-29，140，170-73，177-93，194-20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194-209，230；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structure and commands，127-30. See also Burma；China and CBI Theater；India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Kahn），vii

China Lobby，292-94，296，302，309-11，324-25，327；aid to Nationalists，293-94，323-24

The China Story （Utley），325

Chindits，186

Chinese Army，52-55

Chinese Communists （early），15，43；and Carlson，26-27，30；and JPD’s Hankow post，27-30；National Revolution （1926-27），15；and Smedley，27-29；and Utley，29-30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322-25；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4-25，235，323；American policy with regard to，212-14，219-20，224-25，232-33，323-24；attitude toward British，224；and Chiang/Nationalists，43-44，53，189，198-205，213-16，224-40，250-54，266-67，269，300-302，323-24；and Chinese peasantry，222；and civil war，209，213，215-16，224-25，233，238，266-67，269，291，300-305，309-11；18th Group Army，198-200；establishment of new government，322；Hurley’s accusations of American support for，267-70；Hurley’s negotiations，226-40，250-54，327；ideology，224，232-33；and Japanese surrender，265；JPD’s meetings with Mao，216-21，235；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 and investments，220-21，232-33，324；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POW operations and conversions，223；and Sovie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8-205，323

Chou En-lai，27；and Chinese forces under Stilwell，199-200；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9；Yenan regime 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217-21，23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3

Chuikov，V. I.，44-45

Churchill，Winston，308；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and British policy in China，136-39，209，25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62，90-91，159；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postwar British imperialism，155-63；and Stilwell，101；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Yalta conference，248-49. See also Britain/British Empire

Chu Teh，28，217-21

Clark-Kerr，Archibald （Lord Inverchapel），28

Clubb，O. Edmund，15

Cohen，Benjamin，270

colonial issue，postwar，313-17；American，316-17；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British imperialism and policies，155-63；India，70，73，89-91，150，155-56，313-14；Indonesia and Dutch，313-15，317-18；Tehran conference，150

Columbia University，viii，17

Comintern，29，223

Communis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3-4，292-94，322-30，332-33，337-38；Alsop accusations，322-25；and China Lobby，293-94，324-25，327；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254-56，328-30；Hiss conviction，322；JPD’s firing，ix，3-7，333，337；JPD’s testimony before Loyalty Security Board，ix，4-5，328-30，332-33；McCarthy accusations and hearings，4，292，325-30，331-33，337-38；McCarthyism and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Nixon and，292；and rollback，335-36，338；Tydings investigations，326-27

Communist Party. See Chinese Communists；Soviet Union

Conant，James B.，270

Cooch Behar，Maharajah of，76-77

Cousins，J. H.，83

Coward，Noël，168

Cripps，Stafford，59，62

Cronkite，Walter，277

Cumings，Bruce，331-39

Currie，Lauchlin，31-32，46，50，54，92-93，107，140

Curzon，Lady，63

Davies，Caleb，8-9

Davies，Donald，10，313

Davies，Florence （“Flossie”），17-18，289-90

Davies，Helen MacNeill，9-10

Davies，John Paton，Jr.：assignment to Stilwell，46-54，58；books，x，334；death，viii，334-35；dismissal from State Department，ix，3-7，333，337；early Chinese studies，21-23；early Foreign Service career，17-31；early life and family，vii-viii，8-13，14-17；early travels，15-17；education，viii，10-15，17；and Far East Division，31-35，46；and India，55-69，77-91；marriage，93；Moscow post，210，233-34，236，243-61，262-86；Peru post，3，333-34；plane crash and parachute jump over north Burma，vii，109-23，164；religious education and views，10-12

Davies，John Paton，Sr.，8-12

Davies，Patricia Grady，107，211，230，271，289-90，320-21；car accident，334；children，275-77，316，320；death，334-35；India trip，164-70；and JPD’s Moscow post，243-45，257-58，272，275-77，280，283-86；marriage，93；at Washington Post ，93，107，164

Davies，Richard L.，5

DeCourcy，William E.，271

Defens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China Lobby，309-11；and NSC，308

DeLacy，Hugh，268

Democrats and McCarthy hearings，325-27

Dening，Maberly Esler，158，169

Desai，Mahadev，64-66

Detroit，Michigan，17-18，289-90

Dewey，Thomas，301

Dill，John，101，181

Donovan，William J. （“Will Bill”），109，134-35

Dorman-Smith，Reginald Hugh，49

Dorn，Frank （“Pinky”），22，101；as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and Imphal battle，184-85；and Stilwell’s China mission，39，46，48，51

Dragon by the Tail （Davies），x，334

Drum，Hugh A.，40

Dulles，John Foster：and JPD’s firing，ix，3，5-6，333，337；and postwar Moscow，285；and rollback，335

Durbrow，Elbridge，274

Durdin，Peggy，130，168

Durdin，Tillman，130

Eastland，James O.，294

Eden，Anthony，137

Eisenhower，Dwight D./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3，4，156

Emmerson，John K.，231；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18，221-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222；and Japanese POWs，222-23

Estilo （JPD’s custom furniture company），333-34

Experimental College a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1-14

Fairbank，John K.，21，327，333

Far Eastern （FE）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31-35，46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132，256，337

Fellers，Bonner，338

Ferris，Benjamin，180-81，191-92

Finney，John，334，337

Fisher，Florence，290

Flickinger，Don，117，119

Ford，Henry，18

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 （Davies），x，334

Foreign Service：ambassador appointments，275；background，19-20；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press，254-56，328-30；as elite corps，19-20；JPD’s China posts，19-31；JPD’s early career，17-19；McCarthy hearings and charges，327，333

Formosa，145，150-51，322

Forrestal，James V.，310-11

Fourteenth （Chennault） Air Force，128，152，187

France and Indochina，152-53，318-19

Freeman，Fulton，269

French，Rebecca，8-9

G-2 （intelligence section of CBI Theater），129-30

Galvin，John，155-57

Gandhi，Mohandas K.：assassination，312；British rule and Indian independence，59，67-68，75，87，89-90；and Congress Party，58，59；Harijan Fund，71；JPD’s interview with，63-69；nonviolent resistance，59，67，69，87，89；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

Gass，H. H.，78，79-80

Gauss，Clarence E.：and CBI Theater，22，50，93，95-96，130，133；and China Legation，22；and Embassy arrangements with secret police，133；and Hurley，229-30；and JPD，18，211-12

Gouzenko，Igor，292

Grady，Henry，5，312

Grady，Lucretia，5，312

Grady，Patricia. See Davies，Patricia Grady

Graves，William S.，192

Grew，Joseph，182-83

Gunther，John，23

GYMNAST，39，40

Halberstam，David，viii

Hamilton，Maxwell，M.，33

Handy，Thomas，181-82

Hankow，China：Japanese occupation，30-31；JPD’s post，25-31；wartime lifestyles，26

Harriman，Kathleen，244

Harriman，W. Averell：as Ambassador to Soviet Union，233-34，243-44，251-54，258-59，270-71，274-7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 over Chinese unity，251-54；and McCarthy era accusations，338，339n10

Hearn，Thomas，184，192

Hertzberg，Sidney，12

Hindu Mahasabha，58，74-75，88

Hiss，Alger，32，292，322

Ho Chi Minh，135，318-19

Hong Kong，138，145，152，180，251，315

Hoover，Herbert，197

Hoover，J. Edgar，134

Hopkins，Harry，54，101，178，183，197；and Cairo meeting，147-49，151-54；and Chiang’s reaction to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4-95，204；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

Hornbeck，Stanley K.，32-34，107，149

Hottelet，Richard C.，277-79

Howard，Roy，293

Ho Ying-chin，172-73，184

Hsueh Yueh，173

Hull，Cordell，32，33，182，296

Hurley，Patrick J.，267-70，332；accusations about support of Chinese Communists，268-70，330；Ambassador to China，230-31；accusations against JPD，269-71，330；and Cairo meeting，144；and China Lobby，293，309；and Chinese civil war，266-67，269；and Miles in China，135-36；negotiations between Chi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s，226-40，250-54，327；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98，200-205；resignation and Senate testimony，267-7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ommand crisis，200-205，230

Hu Shih，21

ICHIGO （Japanese attacks on North China），187，190-91

India，55-69，70-81，82-91，312-14；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8-61，72-73；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1；British Government of India （GOI），57-58，62，86，89，158-61；British 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PWE），155；British rule and independence，57-59，62，67-68，74-76，80-81，87-91，155-56，159-60，312；British Viceroy，57，62-63，76-77，127，167-68，312-13；and CBI Theater，46，51，56，58，66-67，94；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87-88；diversity，57；Gandhi，58-59，63-69，70-72，75，87，89-90，312；Hindu Mahasabha，58，74-75，88；Hindu-Muslim unity issue，57-61，68，88；JPD’s travels and impressions （1942），55-56，63-69，77-81，82-86；Madras，78-79；Muslim League，58-61，68，73，88；Mysore，80；Nehru，58，59-60，62-63，70-73，312-13；Pakistan issue，58，60，68，73，75，312；Patricia Davies in，164-70；postwar upheavals，70，73，89-91，155-56；postwar independence，312-14；and Tehran conference，150；Trivandrum，81-85；untouchables，71，75-76，86；and war against Japan，56，66-67；women of，77

Indian Civil Service （ICS），57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7-61，71-73，75-76；Allahabad meeting，58-61，72-73；British arrest of leaders，87-88

India Theater，127

Indochina，152-53，315，317-19

Indonesia，313-15，317-18

Isaacs，Harold，21

isolationism，American postwar，155-56

Jackson，Justice Robert H.，87

Jaffe，Philip，254

Jaipur，Maharajah of，77，168-69

Japan：and atomic bomb，250，263-64；attacks on British in Burma，183-87；and Cairo meeting，142-54；and CBI Theater，33-35，54，56，66-67，95，98，136-40，142-54，183-87，190-91，194-209；end of war，263-64；ICHIGO，187，190-91；India and war，56，66-67；invasion of China，25，30-31，44，51-52，54；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postwar，140-41，297-98；POWs in Burma，222-23；proposed peace treaty with，297-98；and Soviet Union，248-50；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surrender，265-66；an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263-64

The Japanese Thread （Emmerson），223

Java，313

Jessup，Philip，17

Jinnah，Mohammed Ali，58，60，73，75，312

Johnson，Joseph E.，296

Johnson，Louis，227

Johnson，Nelson Trusler，21-22

Johore，Sultan of，313-14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and China policy，144-45，190-91，208，309-11；Roosevelt administration，307；and Stilwel’s promotion to full general，190-91

Jones，Paul，189

Judd，Walter，294

Kennan，Annelise，244，283

Kennan，George F.：and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24，243，246-47，253，262-63，272，274，283；and Chinese Nationalists，332；as critic of U.S. foreign policy，339n9；at National War College，274；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32；and rollback，336

King，Ernest，134-35，144-45

Kissinger，Henry，337

Knowland，William，294

Knox，Frank，34，228

Kohlberg，Alfred，293

Kohler，Foy，285

Konev，Ivan，283-84

Korea，150，153，259，291；Korean War，220，291，335-36

Kravchenko，Victor，292

Krishna Rao，M. N.，87

Krishnaswami，C. R.，79

Kung，H. H.，44，92，153，180

Kunming，China，19，20-21

Lattimore，Owen，21，46，326-27，337

Lay，James W.，307-8

Leahy，William D.，144-45，161-62

Lee，Duncan，109，111，116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

Lentaigne，William，186

Life magazine，62，293，296

Lima，Peru，3，333-34

Lin Piao，219-20

Litvinov，Maxim，277-80

Liu，John，142-45，154

Loeb，William，293

Lovett，Robert，296，298

Loyalty Security Board （State Department），ix，4-5，328-30，332-33

Luce，Clare Booth，293

Luce，Henry，108，293，296，298

Ludden，Raymond P.，231，254；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9，221-22；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

MacArthur，Douglas，34，250，256，265，291，335

MacDonald，Malcolm，314-15

Madame Chiang. 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Madras，India，78-79

Magruder，John，40-41，310

Málaga，Spain，334

Malaya，314

Maliev，Vladimir，320-21

Manchester Guardian ，28

Manchuria：American journalists in，23-24；and Cairo Declaration，150；JPD’s Mukden post，23-24，25；occupied，23-25；postwar plans，150，152，300-301，303-4；Soviets and，152，300-301，303-4

Mao Tse-tung，15；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8；JPD’s meeting with，216-21；and postwar American economic aid，220-21；and potential civil war with Chiang regime，215-16；and Soviets，216. See also Chinese Communists （Yenan era）

Markey，Gene，135

Marshall，George C.，40-42，97，105-7，161-62，219，332；assigning Hurley as representative to Chiang，197；and Cairo meeting，144-46，154；and McCarthy，4；and NSC，308；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295；as Secretary of State，285，295-97；and Stilwell’s command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5，199，202；and T. V.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

Marshall Plan，297，301

Martin，Joseph W.，294

McCarran，Pat，292，294

McCarthy，Joseph，325-33；and China bloc，294，327；congressional hearings about espionage and infiltration fears，4，292，325-33，337-38；influence on today’s foreign policy，338，339n9；Wheeling speech （1950），325-26

McClure，Robert B.，229，239

McEvoy，J. P.，23

McIntire，Ross T.，135-36

Meiklejohn，Alexander，11，13

Meiklejohn，Gordon，14-17

Mcncken，Henry L.，11

Merrill，Frank，106，181，194；and Cairo meeting，142-44，154；Merrill’s Marauders and Burma campaign，102，185-86

Merrill，George，168-69

Merrill，Ruth，168-69

Metzel，J. C.，134

Meyer，Eugene，107

Middleton，Drew，277

Miles，Milton E. （“Mary”），130-36，302，309

Milles，Carl，18

Mockerjee，S. Y.，75

Moffat，Abbot，319

Mohammed，Ghulam，70，72-74，86

Molotov，Vyacheslav，198，230，270-71，277

Mongolia，15-16

Montgomery，Bernard，283

Morgenthau，Hans，297

Moscow：JPD’s early travels in，16-17，24；post at Embassy，243-86；postwar，274-86

Mountbatten，Louis，156，161-63，172；and independent India，312，313；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61-63；and South East Asia Command，127-28，146，159，160-63；and Stilwell，172，188；war against Japan and Cairo meeting，145

Mukden （occupied Manchuria），23-25，329

Muñoz Marín，Luis，297

Murphy，Robert，6-7

Muslim League，58-61，68，73，88

Mysore，India，80

Naga tribe （Burma），112-23

Naidu，Mrs. Sarojini，58-59，62-63，72

National Security Act （1947），30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306-11；China policy，306，309-11；NSC 48 and rollback，335-36；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9

National War College （Washington），274，285

Navy Department，131-35，143，307

Nehru，Jawaharlal，62-63，70-72；at Allahabad Congress meeting，59，60；and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Party，58，60，72；plan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70-72；as Prime Minister，312-13

Nelson，Donald，197-98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313-15，317-18

New York Times ，205，277；Magazine ，334，337

Niebuhr，Reinhold，297

Nieh Jung-chen，219-20

Nixon，Richard M.，4，292，335，337

Nosaka Sanzo （Okano Susumu），223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race，250，291-92，322；and Soviets，291-92，322；war against Japan，250，263-64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336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128-29；and Donovan，109，134；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128；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 program，128-29，156-58，160-63，222-23

Ogburn，Charlton，319

Okano Susumu （Nosaka Sanzo），223

One World （Willkie），97

Oppenheimer，J. Robert，297

Page，Edward，257

Pakistan，58，60，68，73，75，312

Pao，C. J.，47

A Passage to India （Forster），56

Patel，Vallabhbhai，65

Patterson，Robert，309

Pearl Harbor attack，33-35，54

Peck，Willys，149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21

P’eng Teh-huai，219-20

Peru，American Embassy in，3，333-34

Peterman，Ivan，325

Philadelphia Inquirer ，325

Philippines，315-16

Phillips，William，20

Phleger，Herman，3，5

Plain Talk （magazine），293

Poland，17

Policy Planning Staff （S/P），295-98，302-5，332；and Kennan，295-98，332；and postwar China，300-305

Potsdam Declaration，263-65

Pownall，Henry，157-58

La Prensa （Peruvian newspaper），334

Priest，Allan，21

prisoners of war （POWs），222-23

psychological warfare：and CBI Theater，128-30，156-58，160-63，222-23；postwar，336

Puller，Lewis Burwell （“Chesty”），22

Purdum，Todd S.，vii-x

Rajagopalachari，Chakravarti，59-62，67，68，72-75

Raman，Pattabhi，82，85-87

Reader’s Digest ，23

realpolitik ，239，319

Red Sfar over China （Snow），21，26

Reinstein，Jacques，296

Republican Party：and China bloc，294；and McCarthy accusations，3-4，325-26；and rollback，335

Ringwalt，Arthur，269

Ripley，Dillon，170

Rivera，Diego，18

Roberts，Frank，146，181

Robeson，Paul，281

Rockefeller，David，17

Rockefeller，Mrs. John D.，17

rollback strategy，335-38

Roosevelt，Elliott，149，152

Roosevelt，Franklin D./FDR administration，331；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91；Cairo meeting and war against Japan，142-54，207；and Chiang，93，100，105-6，149-51，171-72，191，197-98，202-7；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214，227，230，239-40，250-51；and Carlson，26；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Gauss，212；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7，230，250-51；and Japanes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erms，223-24；and 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policy，307；and postwar situation，140-41，151-54；and Soong’s 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Soviet policies，247-50；State Department personnel and foreign policy，31-33，148-50；and Stilwell，93，100-101，105-6，182-83，189-91，202-9，230；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202-9，230；and support for China，39-40，45，54，93，97-98，100，105-6，146，206；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llace visit to China，188-89；Yalta conference，248-49

Roots，Logan，28

Rowe，David Nelson，293

Rusk，Dean，56，168

Saarinen，Eero，18

SACO （Sino-Americ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130-35

Saturday Evening Post ，322，324

Savage，Carlton，296

Savarkar，V. D.，74-75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267，269-70

Service，John S. （Jack），10，191，211，231；and Alsop’s accusations，323；and Amerasia case，254-56，328；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5-21，323；and CBI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9-30；and Chinese Communists，215-21，323，329-30；and Hurley，267，269-70；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6-30；and Stilwell，330

Service，Robert，10

Sevareid，Eric，vii，x，109，114-23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15

Shannon，John，320

Shipley，Ruth，165

Singapore，313-15

Slessor，John，297

Slim，William，101，128

Smedley，Agnes，27-29，333

Smith，H. Alexander，294

Smith，Walter Bedell，274-75，279，283-85，329

Snow，Conrad E.，328，332

Snow，Edgar，21，26，30，251；in India，58-59，61-62

Sokolsky，George，293

Somervell，Brehon，172

Soong，T. V.，108，170-73，189，200-202，230；and agreement between Soviets and Chiang，258-59，264；and Alsop，234-35，322；and Chiang，41，44，92，170-73，189，200-202；dislike for JPD，230-32，234-37，258-5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28-32；plotting against Chiang，171-72

Soong Ai-ling （Madame Kung），44，92，172-73

Soong Ching-ling，44

Soong Mei-ling，See Chiang Kai-shek，Madame

Souers，Sidney W.，307-9

Southeast Asia，postwar，312-19；American policy in，316-19，335-37；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8-63；colonial issues，313-17；Communism in，317-19，336-37；Indochina，315，317-19；Indonesia，313-15，317-18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SEAC），127，147，159-63；and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159-63；AXIOM mission，180-83；Burma campaign，146-48，160-61；Mountbatten as SACSEA，127-28，146，159-63；proposed film project，163；psychological warfare，156-58，161-63

Soviet Union：arms race，291-92，322；CBI Theater and China，137-38，152；and Chiang，43-45，198，249-54，258-59，264；and Chinese Communists，139，198，213-14，216，224，232-33，238-39，250-54，260-61，264；end of World War II，262-64；expansionist threat，139，260；FDR’s policies toward，247-50；food shortages，245；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with Stalin，250-54；JPD’s early travels in，15-17，24；JPD’s post at Moscow Embassy，210，233-34，236，243-61，262-86；IPD’s predictions about East Asia policy，259-61，337；and Manchuria，152，300-301，303-4；postwar，274-86，291，300-301，303-5，337；postwar intentions toward China，300-301，303-5，337；and postwar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317，337；and Sun Yat-sen，43；Tehran conference，148，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38，248-50；women of，245；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pain，334

Spaso House （Moscow），243-44，252，270-71，283

Stalin，Joseph，16，24，151，272-73；and Cairo Declaration，150；and Chiang，248，252-53；and hope for solidarity of great powers，247-50；meeting with Hurley on Soviet and Chinese unity，251-54；Tehran conference，148，150，248；and war against Japan，141，248-50；Yalta conference，248-49，253

Stanton，Edwin F.，240

Stanton，William，109

State Department：and China policy/Lobby，302，311；JPD’s firing/dismissal from，ix，3-7，333，337；and NSC，308；Policy Planning Staff，295-98，302-5，332；and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lanning，307. See also Far Eastern Division （State Department）；Foreign Service

Stettinius，Edward，182，197

Stevens，Arthur G.，328，330

Stewart，Maxwell S.，15-16

Stilwell，Joseph W.：and Alsop’s accusations on American complicity with Chinese Communists，322-24；and British，100-101，186-88；Burma operations，127-28，177-86；and Cairo meeting （war against Japan），142-54；and CBI Theater，39-42，45-54，58，92-93，97-108，127-30，140，170-73，177-93，194-209；and Chiang，41，45-52，54，100，170-73，191，194-209，230；China mission，39-42，45-54，93，97-108，170-73，177-93，194-209，310；and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199-205；and Churchill，101；as commander of Chinese forces，190-91，194-209，323；and control of lend-lease，54，104，196，200，204-9；feud with Chennault，50，97-98，100，107，189，322；and Foreign Service relations with press，328；and Gauss，211；and JPD’s early Chinese studies，22；as Military Attaché in China，26，29；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99-102，188，193；plans for removal，188-91；posthumous publication of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and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warfare，128-29；Stilwell-Chiang confrontation and crisis，194-209，230；and T.V. Soong/Soong family，170-73，200-201

The Stilwell Papers （White，ed.），300

Stimson，Henry L.，20，197，228；and American support for China，39-40；and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34

Stratemeyer，George E.，154

Strong，Anna Louise，16-17，333

Sultan，Dan，161-62，205，210

Sun Yat-sen，43

Sun Yat-sen，Madame，110，140-41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South East Asia （SACSEA），127

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ed Powers （SCAP），265-66

Taft，Robert A.，294

Tai Li，131-36，232，236

Teeaar，Valli，286，289，290，320

Tehran conference （1943），148，150，248

Teilhard de Chardin，Pierre，11，21

Tenth Air Force，128，178，208

Theisen，Emmet J.，143

Tibet，139

Timberman，Thomas，146，182

Time magazine，101，205，293

Tito，Josip，324

Tong，Hollington，96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aacs），21

Travancore，82-84

Trivandrum，India （Travancore），81-85

Truman，Harry/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Dulles，3；and end of war，263，267；and French in Indochina，318；and Hurley’s negotiations，250-51；and Hurley’s resignation，267-70；and Japanese surrender terms，224；Korean War and rollback，335-36；and NSC，308-9；and postwar China，294，302；Republican critiques of Cold War policy of containment，335

Tu，General （Fifth Army commander），49，53

Twentieth Bomber Command，130

Tydings，Millard，326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xperimental College at，viii，11-14 Utley，Freda，29-30；and China Lobby，292，325；and McCarthy hearings，326-27

Vandegrift，A. A.，22，24

Viceroy of India，57，62-63，76-77，127，167-68，312-13

Viet Minh regime （Indochina），318-19

Villard，Henry （Harry），296

Vincent，John Carter，4，220，229，231，239，270-71 Vinogradov，Sergei，257-58

von Falkenhausen，Alexander，44

von Seeckt，Hans，44

Vorys，John M.，294

Wallace，Henry，188-89，214

Washington，D.C.，290-92；Davies family homes，290，334

Washington Post ，93，107，164

Wavell，Archibald 127，167-68

Wedemeyer，Albert C.，136，141，157，177，180，231；and China Lobby，293，302，309；and Hurley’s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hiang regime，229，235-36，239；and Stilwell’s removal，189，205，210；as Stilwell’s successor in China Theater，136，205，230-31，310；and Yenan regime of Chinese Communists，220，266-67

Welles，Sumner，32

Wheeler，Raymond A.，169

Wherry，Kenneth S.，269

White，Lincoln，5

White，Theodore H.，viii，205，227；and American Observer Group in Yenan，217；McCarthy hearings and conspiracy charges，327；publication of Stilwell’s diaries and papers，298-300

Wilder，Sergeant （Texan），111，115

Willkie，Wendell，95-97

Willoughby，Charles，337

Winant，John G.，137

Wingate，Orde Charles，General，181，186

Wittfogel，Karl，292

Wolfson，Victor，11-12

Yakovlev，Pavel and Agrafina，321

Yalta conference （1945），248-49，253

Yeh Chien-ying，217，219-20

Yenching University，viii，14-15

Y-Force，179，180，184，196，201-2

Yuan-Bao Dai regime （Indochina），319

Yugoslavia，323

Yu Pin，Paul，330

Zbarsky，Boris，280

Zhukov，G. K.，44-45

致谢

感谢我的兄弟姐妹，萨莎（Sasha）、约翰（John）、詹妮弗（Jennifer）、黛博拉（Deborah）和梅根（Megan）。我还想谢谢众多朋友的鼓励，感激托德·普德姆（Todd S.Purdum）、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博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全体成员——特别是比尔·菲男（Bill Finan）。衷心感谢迈克·凯撒（Michael M.Kaiser）的全程支持和帮助。

提基·戴维斯（Tiki Dav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了中国缘：一部自传/（美）戴维斯（Davies，J.P.）著；张翔，陈枫，李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ISBN 978-7-5097-7632-2

Ⅰ.①未… Ⅱ.①戴…②张…③陈…④李… Ⅲ.①戴维斯，J.P.（1908～1999）-自传 Ⅳ.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344号

未了中国缘

——一部自传

著者/〔美〕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译者/张翔 陈枫 李敏

校者/李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插页：0.5 字数：314千字

版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32-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3511号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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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文前彩插

文前辅文

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蒋介石确立“党国最高领袖”地位过程中，颇为关键的一年零一天……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其时尚无蒋中正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第三章 约法之争与胡汉民被扣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二 胡适挑战“党治” 鼓吹约法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五 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第五章 “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五 广州开府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二 国难当头 被迫和解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第十二章 蒋介石与政学系

一 为什么叫政学系

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征引文献

后记

附记

绪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它同此前控制中央政权17年的北洋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在组织形态方面，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国民党宣称实现全国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并多次发展到大规模的分裂和武装冲突，成为民国政治史中惹人注目的突出现象。

对这种现象，以往学界通常把它归结为“新军阀混战”。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蒋介石始终视军队如生命，离开对军事的控制，便没有他22年的统治可言。但仅仅如此理解，会导致研究者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军事势力的角斗上，而忽视它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为什么说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旗号下进行的。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虽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被称为“训政”时期。由谁来主导“训政”？标榜的也是由国民党负责实施，以实现“总理遗教”。即便各派政治势力角斗时，如果得不到党内高层的支持，也只会被看作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形成大的局面。

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凭借他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还能笼罩和控制全局。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季陆回忆道：原本不赞成在大会宣言中写明反对帝国主义的具体要求（如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但“当听到总理把本案提出表决时所说‘赞成者请举手’时，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种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动的、轻轻的、高高的举起来，衷心的表示赞同，表示折服”。 [1]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实行。”“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 [2]

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的正统，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即在党内留下一个别人难以填补的真空，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围绕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各派政治势力反反复复经过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廖仲恺在孙中山去世后不到半年就被暗杀。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是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中虽也有一些国民党元老，而且人数不少，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足以同胡、汪相比。至于蒋介石，在党内只能说是“后进”，而且长期没有处在高层地位。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由于掌握了这支“党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才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誓师北伐时，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不满39岁，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成为足以服众的“最高领袖”。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不能忽视这种演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蒋介石靠黄埔军校起家，但仅靠“军权”而无“党权”，是很难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正如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3] 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尽管蒋介石身上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始终抓住军权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视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党统”观念。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 [4] 对中国国民党来说，它的高层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种“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这样一个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蒋为中心，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5]

按照陈独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战争之始，尽管党内的派系矛盾已日益发展，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团结的局面。但当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后，党内矛盾充分公开，并导致宁汉分裂的局面；而当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统率的四个集团军还能一致行动，但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从编遣会议开始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全面爆发，演变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连年混战。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中，站在反蒋一方的不仅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更有党内元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而当蒋介石在前方作战时，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权的则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

中原大战胜利后，历来只看重军事力量的蒋介石以为国内再没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同标榜“党权”高高在上的胡汉民间矛盾不断加深（谭延闿刚好在中原大战胜利之际去世），蒋介石就掉过头来收拾胡汉民，没想到再次引发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出现了宁粤对峙，并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后一年多的宁粤对峙期间，局势的发展更加复杂微妙，并曾连续出现蒋胡、汪胡、蒋汪三次合作，以对抗另一方，均以二对一者取胜。在此期间，党内斗争虽被冠以种种“反对个人独裁”“护党救国”的名目，但其实质都逃脱不了“权力”二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派系纠葛。恰在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正如陈独秀所言，已获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面对外辱，不得不暂时结束派系争纷，走向表面的“团结”。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有关这一论点影响最大、最传统的论著当属陈伯达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二书， [6] 他将国民党统治集团简单地划分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西方学术界有关国民党派系政治方面的论述也相当丰富。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讨论“国民党诸派系”。 [7]

相对而言，在国民党内或许认为“派系”一词在意识形态方面含有贬义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党国诸领袖大都对此保持缄默。这和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军阀公开承认自己所隶属的派系态度完全不同。但是，如同北洋军阀可以明确划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一样，国民党内同样存在着诸多的政治派系。有趣的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 [8]

这种派系冲突，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黎安友（Andrew J.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活动时，就明确指出政治冲突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 [9] 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 [10] 易劳逸（Lloyd E.Eas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 [11] 田宏茂（Tien Hung-mao）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可以说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 [12]

以上诸多论述中所提到的“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并不等同于近代西方社会所说的“党派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或“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黎安友给“派系”一词定义为：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他认为：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 [13]

近代中国出现的这些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中文里“派系”一词包含着两层含义，即“派”和“系”。尽管单独一个“派”字更为准确的英文解释应为“faction”，而“系”则含有群体结构与活动规模较小的意思，最好称为“clique”。例如在蒋介石“派”下，我们可以再划分出“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但在近代中国派系冲突的现实中，这两个词又是相互混用，在概念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我们常把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政治势力分别称之为“晋系”和“桂系”，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地方实力派”；“改组派”隶属汪精卫，但从没有人称之为“改组系”，而张发奎、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装势力，一向被人视为汪派，却很少有人将张、唐看作改组派；同样在“太子派”中既包含了王昆仑、钟天心等年轻一辈的“再造派”，而马超俊、傅秉常等人仍被视为太子派中的元老“派”，彼此间从不混淆。在当事人看来，也分得一清二楚。

从以上众多看似复杂的国民党派系中，我们不难将其分为两类。特别是在讨论国民党内的政治冲突中，必须严格区别对待这两类派系。

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虽然这些人名义上都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但他们投奔或效忠国民党，大都始于北伐前后。尽管他们拥有相当的实力，并时常对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但由于他们在党内的资历很浅，一旦想挑战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党外拉帮结伙外，必须联合国民党内拥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反对派，反抗中央。在二次北伐统一全国后爆发的历次党内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大都如此，并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一批国民党内原来就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势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实力派根本无法代表所谓的“党统”，自然更是谈不上“护党”，因此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从“地方实力派”这个名词本身来讲，就包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第二类派系则是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后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政治派系。这类派系的活动范围虽然不局限于国民党内，而经常会超越这一范围，并同某些不满于国民党中央的地方实力派联合，挑战中央的合法性，但他们的一系列行为目的，还是在努力寻求党员的支持，追求国民党的正统性，以达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权为目的。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二类派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如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而形成的党内反对派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类派系纠葛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掺杂着个人权力和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抗战以前。当然权力之争与主义之争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纠葛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这里面既有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加剧派系冲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借主义大旗，争权夺利。特别是自国民党由广东一隅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之争远远超过治国理念的分歧。另一种政治派系则以蒋为核心而分立竞争， [14] 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后期。某种程度上，蒋介石也有意将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于他的统治。这是中国传统的驭人之术。上述分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第一种主要是指国民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众多的“派”（faction），它们都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而彼此之间又是一种既对等又对抗的关系；第二种则是专指在蒋“派”下，出现的众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蒋氏个人。其实，并非只有蒋“派”之下才有“系”，几乎每“派”之下，又分别控制着一些“系”。他们彼此之间在党内冲突中不断分化组合，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 [15]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缓和。孙中山去世后，谁来继承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之争，马上浮出水面。首先在是否坚持“容共”问题上，导致党内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实行倾向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而被视为党内“左派”；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等人分裂成西山会议派，形成了党内的“右派”。此时的胡汉民则因忠于孙中山的遗教，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 [16]

自1927年宁汉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各派系在反共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又认为国民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 [17] 相对而言，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导派，则是反对社会革命和民众运动的。但此后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冲突，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特别是在1931年爆发的宁粤对峙事件，充分显示了党内权力转移的内在缘由。

1931年初，胡汉民被蒋扣押于南京，再次引发国民党内的反蒋高潮，特别是党内粤系势力的大联合，形成新一轮的汪胡合作的反蒋局面。在此次宁粤对抗中，党内各派政治势力（如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受蒋介石打压的地方实力派（如新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晋系阎锡山和冯玉祥影响下的部分西北军将领等）纷纷加入反蒋阵营，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并成立同南京相对抗的国民政府。但是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

但此后并没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态势，迫使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垮台。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有反蒋言论发表，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之职。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的西山会议派，从此大都重返中枢。地方实力派领袖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也纷纷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自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时间为一年零一天。从此，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并大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抗战爆发后，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新设立的国民党总裁一职，这才真正奠定了蒋在国民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也可解释为“权力重组”。本研究将主要围绕蒋介石如何在国民党内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以及他同国民党各派系纠葛的关系，重点放在与蒋介石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党内派系斗争。这是民国史研究中应该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深入考察来探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考察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争斗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内在规律，借以阐释此前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脉络，此后各派联合统治确立的内在因素，以及蒋介石最终获得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缘由。

第二，通过考察国民党其他各派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会在这次反蒋事件中，在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2）为什么自1925年即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的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却大都自这次事件后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而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治势力——西山会议派——从此踪迹全无？（3）比较地方实力派参加此次反蒋同以往历次反蒋运动的不同，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几乎没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联合反蒋武装运动。

第三，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起，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籍革命党人因地域观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这次反蒋运动，几乎所有粤籍党国领袖都能不顾原有的政治立场，纷纷参与，从而带动地方实力派陆续投入。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也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等江浙籍党国要人。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其成员又大都是粤籍，因此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18] 隐藏在这种地域观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笔者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

本书只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南京政府最初十年的统治脉络和国民党内的权力转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宁粤对峙这段历史正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为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蒋、汪、胡三人的分合历史。

[1] 黄季陆：《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5、36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92、94页。

[3]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年第3版，第531页。

[4]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472页。

[5] 相关论述参见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6]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香港：长江出版社，1947；《人民公敌蒋介石》，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地点不详，1948。

[7] John K.Fairban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Ch’i His-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p.196-198.

[9]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32.

[10] Ch’en Jerome，“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1，1968，pp.563-600；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Stam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0-17.

[11] 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2] 田宏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原刊Chan F.Gilbert 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中译本见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6—81页。

[13]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p.32.

[14]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45-47.

[1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第92页。

[16] 有关国民党左派的论著见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1962，pp.557-574；So Wai-chor，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1924-1931 （Oxford［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谢幼田的《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2001）则详细记述了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史实。

[17] 陈公博：《改组派史实》，《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6版，第268—283页；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Vol.1.1，Jan.1975，pp.46-75；Robert E.Bedeski，“The Tutelary Star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tang Ideology，1928-1931，” China Quarterly ，Vol.46，April-June，1971，pp.319-320.

[18]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第123页。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一 孙中山逝世后：其时尚无蒋中正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1]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氏得函后则谦虚地表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借，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2]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惚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 [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4]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都不见蒋介石的名字。 [5] 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做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他更质问孙：“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6]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是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只是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 [7]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Lev Karakhan）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8]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起谭延闿、许崇智、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廖仲恺、林森，此时蒋介石还未进入“核心”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 [9] 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 [10]

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11]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反胡，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12]

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共有11人出席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汪精卫因对自己当选缺乏信心，乃自投一票，而独得11票。据邹鲁回忆：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13]

在确定国民政府委员时，汪、廖、许、蒋暗中决定以他们四人的最后协商为定案，而胡汉民则被蒙在鼓中，甚至在决定国府委员时，胡汉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才得知真相的。对此，他曾愤怒地对汪精卫和廖仲恺说：“政府组织名单，原来已这样定了，我还没有知道，外面却已宣布了。这是闹得什么玄虚？……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汪精卫就任国府主席后，胡即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这是汪同胡发生裂痕之始，而蒋介石在此期间实则偏袒汪精卫。 [14]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和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他并进一步说：“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 [15] 廖氏的这种种言行，自然激起党内右派的强烈不满。“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正如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陈公博所说：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 [16]

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 [17] 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 [18]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19]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 [20] 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廖仲恺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合称“总理左右的三杰”

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汪所说的“外国”指的是苏联。汪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苏共中央，介绍胡汉民，说明胡氏的任务是“养病”和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 [21] 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

就在同一天的会议上，汪精卫还借口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国民政府所派北上外交代表团“非有负一时名望之人在内，不能使人重视”，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 [22] 这样，汪氏又顺利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同时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等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部下，阴谋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于是蒋介石将梁鸿楷等逮捕，并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蒋氏更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许部“全被缴械，改组后编入第一军内”。 [23] 第一军，即是以黄埔学生为主组成并由蒋实际控制的“党军”。

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因此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他在当时致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曾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 [24] 从这以后胡汉民同西山会议派诸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也不难发现胡汉民的真实心态。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以仅次于汪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汪、蒋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最初并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两人最早的工作关系，是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汪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在军校讲授国民党历史和三民主义课程。1925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出任主席，蒋担任委员，二人开始正式共事。廖案发生后，汪、蒋同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汪负责政治，蒋负责警察和卫戍。二人从此开始合作。

此后，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在军政统一、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诸役中，汪、蒋合作融洽，关系密切，逐步在党内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廖案后，汪、蒋更进一步合作将广东国民党控制的军队重新整编为六个军，以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 [25] 国民党二大后，蒋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更提升了其军事领袖地位。 [26] 此时，蒋对汪极为尊重，言必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也相当信任和推崇，称赞道：“用十二分的努力，练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以为总理臂助的是蒋校长。” [27]

不过在汪、蒋“亲密合作”的背后，也隐藏着矛盾。这一矛盾自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开始表面化。首先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因苏联顾问季山嘉（Kissarka）的坚决反对，从而导致二人间水火不容。据蒋氏回忆：

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反对。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28]

季山嘉反对北伐的理由，从当时苏联驻广东顾问团写给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知其梗概。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 [29] 在这份报告中，苏联顾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但从诸如“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经常摇摆不定”“可能反叛政府”等话语中，我们不难读出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在蒋、季二人的矛盾中，汪精卫是支持季山嘉的，由此引起汪、蒋的不和。 [30]

汪、蒋矛盾的另一个焦点则集中在王懋功身上。当时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军队，实际上只有第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第二师师长是王懋功。王在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蒋看来，这实在是一大隐患。1926年2月初，军事委员会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但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第二师经费却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怀疑是季山嘉的主意，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 [31]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将广西军队改编为两个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第八、九军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的疑忌，他认为：

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有两军，广东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要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 [32]

于是，蒋介石在26日以突然手段将王懋功扣押，第二天派副官解往上海。蒋介石驱王之后，才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在日记中愉快地记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纷纠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 [33]

此后，汪、蒋矛盾逐步公开。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制造谣言和事端。一面是伍朝枢（时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市长）同西山会议派合谋，向蒋散布假情报，称汪精卫拟利用一艘苏联来的轮船将蒋押往莫斯科；一面是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擅自以蒋的名义命令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并向蒋报告说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异动，已派出中山舰要逮捕校长。蒋介石对此误以为真，遂于3月20日发动政变。 [34]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第一军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并将卫队武装缴械。

蒋介石此举立即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当汪精卫得知蒋的擅自行动后，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当天，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地，表示对蒋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 [35] 谭延闿等第二军将领还“欲谋联合三、四各军讨蒋，谭本人并已准备上火车返曲江防地正式发动”。 [36]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先后赶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并提出争取第二、三、四、五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 [37] 据周恩来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8] 还有资料显示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反蒋主张。 [39] 汪精卫更对谭延闿、朱培德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还信心十足地说道：“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他并指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立刻到军队去”。 [40]

然而，汪精卫拟议中的这个“反蒋同盟”很快就胎死腹中。仅仅过了三天，汪精卫突然不告而别。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苏联顾问团否决了汪精卫的“反蒋同盟”，认为其措施“不适当”。 [41]

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当时恰好有一位比季氏地位更高的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Andrei S.Bubnov）在广州。他于2月刚刚率领考察团来华，负责调查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3月20日当天，布勃诺夫亲自同蒋介石会商善后。会后布氏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22日，当得到蒋表示此次事件仅是针对部分顾问而非对俄的保证后，布氏立即决定撤换令蒋不满的苏联顾问。 [42]

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苏联顾问列席会议。会上，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顾问的决定，汪精卫也无可奈何。于是，会议决议：

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43]

这样，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就得到了党内的承认，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汪精卫当时是以苏联为主要靠山的，他和季山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联不仅不支持汪，反而向蒋低头，同意撤换季山嘉。3月24日，布氏离开广州前，蒋介石亲往送别。两人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布氏嘱蒋：“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政府与党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蒋答道：“革命势力应集中，革命应时时进取，不宜取保守态度，凡余视为革命障碍者应迅即扫除，又以革命组织应以革命之利害为前提，不宜因人而设也。”对此双方“皆以为知言”。 [44] 这样一来，失去靠山的汪精卫也就无所作为了。会后，汪精卫以“迁地就医”为名，不告而别，就此隐匿。 [45]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正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汪精卫原来担任的两项要职。 [46] 此后不久，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同时于4月29日回到了广州，一个是鲍罗廷，另一个是胡汉民。 [47]

胡汉民自苏联“考察”回国后，开始对苏俄和国共合作表示不满。因此，胡一到广州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48] 这一主张实际就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苏联顾问的紧张。此前，接替季山嘉的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Stepanov）完全接受了布勃诺夫的主张。他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只是“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首先“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其次，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必须“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就喜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为此，他指示其他苏联顾问今后“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 [49] 鲍罗廷到广州后，完全赞同“利用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处处对蒋退让，而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于是，蒋介石充分利用这两派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蒋介石首先利用右派势力，在5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旨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 [50] 鲍罗廷为了能使蒋左倾，而竭力压制共产党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51] 会议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 [52] 蒋还在全会上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一时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了绝对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53] 而这一决议能够顺利通过，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 [54]

蒋介石深知此时广州左派势力的强大，自己尚未有足够的力量同左派决裂，同时更为了获得“俄国协济军械的结果”，就表现出一副新左派领袖的姿态。 [55] 5月初，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 [56] 并于此前首先解除了右派实力人物吴铁城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5月30日，蒋更进一步下令“拿办吴铁城”。 [57] 此时吴还兼任十七师师长。同时，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且与冯焕章商此后西北军之协动动作”，并借口“因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 [58] 伍朝枢被逐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

以往海峡两岸学界在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长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民党始终称之为“容共”，而共产党则强调“联共”。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容共”到“联共”有一个过程，其转折就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该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国民党首次以大会决议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 [59] 正是通过上述手段，蒋介石成功夺取了汪精卫在党内的左派领袖地位。

此后，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告而别；而胡汉民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并发现蒋的左倾而又无能为力，也只好悄然离穗赴港。

或许是历史有意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 [60]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在日记中写道：“闻展堂昨晨潜赴香港，船中适遇精卫，是诚不约而会。冤家必逢对头也。” [61]

从此，广州便完全落入了蒋介石的控制之中。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的心理，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愧力辞”之时，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 [62]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5日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 [63]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代理。 [64]

至此，蒋介石不仅军权独揽，还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汪、蒋这一回合（包括后期的蒋、胡之间）的斗争以蒋的全面胜利告终。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正式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誓师北伐。 [65] 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到11月9日蒋介石率部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时，北伐军出师刚刚四个月，就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但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不断地暴露出来。

首先爆发的是蒋介石同唐生智之间的冲突。唐生智原本是湖南省长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而湖南在北伐前仍控制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中。1926年3月，唐出兵讨赵，企图自代，引起吴的不满，并出师讨唐。唐生智的力量无法同吴佩孚抗衡，于是表示效忠广东国民政府，被委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并恳请广东支援，于是李宗仁率第七军一部于5月先行入湘，支援唐生智。 [66]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唐生智指挥下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而蒋介石指挥下的北伐军进展缓慢，一度损失惨重。蒋的北伐军总司令权威受到挑战

7月中旬，北伐军占领长沙；31日成立湖南省政府，以唐生智为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8月12日，北伐军众将领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唐生智建议由他率第四、七、八军进攻武汉，蒋介石率第一、二、三、六军监视江西，并要求待攻下武汉再出兵江西。在此期间唐处处以自己为主体，而以蒋为副角。 [67]

进攻武汉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30日直抵武昌城下。此时，唐生智令第四、七两军猛攻重兵防守的武昌，而令第八军偷渡长江，轻松占领了汉口、汉阳。特别是占领汉阳后，唐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于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 [68] 而蒋介石指挥进攻江西的北伐军进展缓慢，在攻占南昌时还一度受阻，损失惨重，不得不将第七军和第四军的一部调入江西战场，才转危为安。相形之下，唐生智声誉日隆，政治野心日渐明显。当蒋介石率部久攻南昌和九江不下之时，唐比以前更有信心取代蒋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多次向苏联顾问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 [69] 唐生智的跋扈，一度令蒋介石痛苦不堪，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今竟处于四面楚歌、前后挟攻之境，耻辱悲怜，痛苦抑郁之情未有甚于此者也。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也。如此奇辱，岂能忘乎？唐孟潇言第二师非调赣不可，是何言耶？” [70]

为了限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尽快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昌。 [71] 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筹备迁都。蒋介石闻讯后，异常兴奋，致电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他还表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 [72]

蒋自提出迁都起，就一直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武昌，喜惧交集。惧责任愈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 [73]

没想到蒋氏此举却事与愿违。12月10日，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昌后，根据鲍的建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至武昌开会之前，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并推徐谦为主席。 [74] 蒋介石原本在日记中所说的“责任愈重”，显然是期望加重自己的权力。而现在临时会议不仅事先不同他商量，竟然还没有他的位置，这自然引起蒋氏的极端愤懑。

当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75] 这一决定实际上否认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蒋介石的行为立即引起武汉的一致反对。他不得不于1月中旬亲赴武汉解释。但蒋此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在到武汉当天的欢迎晚宴上同鲍罗廷发生正面冲突。 [76] 当晚两人间的冲突竟令蒋介石“忧患终夜，不能安眠”，甚至第二天一早“几欲自杀”。为此，他发誓：“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中央才可迁都武汉。 [77]

此后，武汉方面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承受的党内压力越来越大。此外，蒋的军费仍需由武汉筹措。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是支持迁都武汉的，他曾自信地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78] 为了迫使蒋介石迁都武汉，宋子文一度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 [79] 蒋可以不顾各方的舆论，但军费不能不要。他最终被迫同意迁都。为此，蒋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 [80]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力主必须首先驱除鲍罗廷，然后中央才可迁都武汉。但原本支持他的党内元老大都持反对态度。戴季陶多次劝蒋“忍耐，不要去鲍，众意类此”。甚至连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也对此不以为然。据蒋日记载：1月29日“季陶、静江、组安（谭延闿）三同志来谈，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最终，蒋不得不“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 [81]

在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限制蒋的权力，他们展开恢复党权运动，主要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于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一是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以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82]

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两项完全是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党权和军权。一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其主旨为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一是《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其要旨是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七名成员，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并规定“主席团须有不任军职之委员三人”。 [83]

在会议选举的新的领导机构中，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原任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三项职务被取消，仅当选为中执会常务、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政会委员；而汪精卫却缺席当选为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委、中政会委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出任五项要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决定自海外启程归国。

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它将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所获取的权力几乎收缴干净。蒋本人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他是通过报纸得到消息的，鉴于此时的力量尚不足以同武汉对抗，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 [84] 为此，他决定改变北伐路线，率军向浙江、江苏进攻，希望尽快获取江浙两省，作为同武汉对抗的资本。

3月下旬，蒋介石率部占领了上海，在吴稚晖、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公开反共，实行“清党”。此举得到了江浙资本家的支持，并同西方列强达成谅解。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就在此时，汪精卫回到了上海。汪精卫此次回国，一心想要恢复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但汪深知和蒋相比，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因此，为了同蒋抗衡，他必须抓住国民党党权。只有在这一点上，他才比蒋具有优越的地位。

此时的蒋介石自然不愿看到汪精卫回到武汉，因此力邀汪在上海主持“清党”大计。但汪还需要利用共产党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愿立即“分共”。他对蒋表示：“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由他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并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务纠纷。 [85] 蒋、汪之间的这种分歧，似乎是形式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

4月5日，汪精卫未同蒋介石等在沪国民党要人商量，便同陈独秀分别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宣言》，表示继续国共合作。这自然引来武汉方面的一片喝彩。同日，武汉中央全体委员联名致电汪精卫：“闻兄到沪，同人不胜欢跃。此间同志及伟大民众无不盼兄速来，以解决此严重之时局。”社会舆论对汪返国，也抱有极大热情，《汉口民国日报》曾兴奋地写道：“万众想望之汪精卫同志，毅然于此恢复党权运动声中，间道归国……慈云一朵，忽从天降，全国人民，欢慰无极。” [86] 于是，汪精卫于5日夜不辞而别，离沪赴汉。6日一早，蒋还亲赴汪宅，希望能同汪再次合作，当蒋得知“精卫已起程赴汉口，乃知其不能与我合作之决心已坚，数次谈话皆是假伪也”。 [87]

汪精卫一到武汉，立即成为中心人物，这极大地鼓舞了正同蒋介石处于尖锐对立下的武汉政权。而蒋则在4月12日公开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于是蒋抬出胡汉民同汪精卫抗衡，并赢得了胡的支持。

蒋介石最初准备“清党”之时，已在上海隐居的胡汉民并不知晓。以往史学界多认为胡汉民同蒋介石共同策划了这一事件，目前并未发现实据。汪精卫加入武汉政权后，急于成立新政权同武汉对峙的蒋介石，更加需要胡汉民这块招牌做号召。汪离沪后，蒋即主动赴胡宅，“与展堂谈党事”。 [88]

胡汉民所以主动参与南京政权，正是基于他“以党治国”的思想。尽管当时国共仍在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且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但在胡汉民看来，却是“党亡国危”的关键时刻，非反共不足以救国民党、救国民政府。 [89] 胡汉民同蒋介石合作后，立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90] 而胡接印视事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及毛泽东、周恩来等190余人。 [91]

南京国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武汉政府为非法政权；武汉方面则称南京为“伪府”，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谭延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讨蒋问题大喧腾，吾无以名之，决议免职查办而散。” [92] 宁汉分裂正式形成。

此后，双方不断口诛笔伐。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开始向宁方反攻，意图卷土重来。西线奉军精锐由张学良率领，也准备南下武汉。为此，宁方李宗仁积极调解宁汉之争，“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 [93] 而武汉中央迫于形势，经“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 [94]

由于汪精卫拒绝同蒋介石合作，蒋转而抬出胡来同汪抗衡。图为南京国府成立时，胡汉民发表演说

于是，宁汉双方分头北伐。5月下旬，汉方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6月1日，汪精卫率众赴郑州同冯会晤。为了求得冯的支持，汉方将河南地盘全部让给冯，决定令唐生智、张发奎回师东征蒋介石。

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同蒋介石会晤。此时冯玉祥的态度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了换取冯的支持，蒋“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蒋还对冯的“老练沉着，心实钦佩”，甚至“自惭轻浮，时觉惶恐”，并认为“今之余与焕章相会，实为历史上得一新纪元也，当非普通之会”。 [95] 但冯玉祥之所以与蒋介石合作，并不仅仅看重名分，而且要有实际的收获，在蒋没有明确条件前，绝不肯轻言合作。两天后，蒋在日记中无奈地记道：“忽得冯不能履行昨日决议，不敢与余联名通电反对武汉也，殊甚骇异。膺白（黄郛）、石曾（煜瀛）、协和（李烈钧）均往询其故，乃为经济未决也。余即允每月发二百万元，彼乃来开会，从新决议，其个人劝武汉政府取消，而与余联名通电北伐也。” [96] 接受了蒋氏的巨额援助后，冯玉祥明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并与蒋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武汉政权分共。 [97] 冯还对蒋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 [98] 这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来讲，自然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时，武汉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控制东南沿海后，对长江中游实行封锁，致使武汉的货物进出口几乎停滞；另一方面是两湖地区蓬勃开展的农工运动不断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引起军官的不满，而且使本已脆弱的经济更不堪承受。两湖原本是产粮大省，但各地农会阻止粮食外运，使武汉方面居然出现粮食危机，要靠从江西调粮才能维持。唐生智、何键等将领更是强烈表示只有分共，才同意东征。于是，武汉政权于7月15日正式决定分共。 [99]

武汉分共后，为了生存，决定继续东征讨蒋。胡汉民曾请冯玉祥转电汪精卫，责问双方既已共同反共，何以继续讨蒋？汪复电称“乃公愤而非私仇”。胡则指责汪是“意气用事”。 [100] 而李宗仁等宁方将领不愿同汉方作战。8月8日，李宗仁联络宁方各将领联名致电汪精卫，贺其公开分共，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党内纠纷。此前，李宗仁还同倾向于武汉政权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湖口会商。朱培德事后向武汉报告称：他“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 [101]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惨败。7月，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反攻徐州得手。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反对，执意夺回徐州，结果为北军所败，“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102]

当时，宁方主要军事力量就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和何应钦的第一军。他们均主张对汉缓和，实是逼蒋退让。而支持蒋的只有吴稚晖等几位有名无实的中央监察委员。8月12日，蒋介石参加执监委员会议前，先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预商主张。据蒋日记载：

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余惟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即进退亦如之。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借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此时宁、沪驻军皆我第一军势力，即消灭驻芜（湖）之第七军，亦非难事，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 [103]

蒋介石当晚即宣布辞职下野，离京赴沪。当时吴稚晖曾有如下记述：

八月十一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我们还是不懂得。八月十二日，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 [104]

于是，南京完全落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控制之中。李宗仁等立即致电武汉，请中央迁宁，并停止东征。此时，冯玉祥也以宁汉双方调停人自居，提议在他控制下的安庆召开宁汉和谈会议。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自知无能为力，决定随蒋一同辞职。他们五人于14日联名致电冯玉祥，称：

夫议而必至于会，会且必赴各非所居之安庆……虽弟等自信能至议席让步，然何如介兄早让之直捷！……所以骑马不必寻马，釜底可以抽薪，止需牺牲任何一方，便不必有会，亦无所用议，即完全自然解决。弟等初不悟此，其去介兄远矣。故现亦幡然改其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一了即百了。 [105]

蒋介石既已下野，宁汉对峙暂时以汉方的胜利告终。然而这一结局并不稳定。原本重返政坛、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竟出人意料地于一个月后也公开宣布引退，引起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之争。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自然是兴高采烈。8月17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汪精卫在会上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并声言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作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106] 从汪氏的言论中不难读出他的得意之情。在当时的党和政府里，毫无疑问是以汪的地位为最尊，言外之意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9月初，汪精卫等到南京，准备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一切纠纷。而此时的国民党，除宁汉两方外，还有一个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党部。自蒋介石“清党”后，南京中央为了增强其同武汉对抗的号召力，首先恢复了因反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的林森、张继等18名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党籍。现在宁、汉、沪三方都一致反共了，既然要实现党内团结，自然也就要将西山会议派包括在内。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汪精卫原来的设想。首先是宁方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质疑，西山会议派更是否认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而汪的权力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的，否认三中全会即是否认汪所代表的“党权”的合法性。

9月11—13日，宁、沪、汉三方主要负责人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正式谈话会。

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提议请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赴南京参加四中全会，他们一致拒绝。汪问其缘故，他们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武汉三月间的三中全会，故不参加没有根据的四中全会。汪又说如果不同意三中全会的决议，尽可于四中全会中提出修改，他们仍不同意，且根本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汪乃转问李宗仁：在九江时你是支持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的，现在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李答：大家都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107]

谈话会达成如下决议：由宁、沪、汉三个中央党部共推32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并负责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随后三方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108] 这完全否定了汪提出的以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的主张。同时，汪精卫备受宁、沪两方元老的冷遇和指责，胡汉民更因汪的反复无常，拒绝与其相见。 [109]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25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均未出席。会议决议：“本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并通过《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110]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仍不断被“引为口实”。

汪精卫原本希望乘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汪自然是不甘心的。为此，汪精卫召集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汉方要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对待特委会。会上，谭、孙坚持主张参加。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更接近胡汉民，而谭延闿早已不满同乡后进唐生智的跋扈，同宁、沪之间已形成默契。陈公博、顾孟馀等则坚决反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大家不欢而散。 [111]

孙、谭二人的转变，使汪精卫的力量大受打击，进退两难，他后来说：“弟于此时只有两途，其一，使谈判决裂；其二，表示消极，使此谈判无由进行，而徐图挽救之术。” [112]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后者。19日夜，他由上海潜赴九江，希望利用唐生智来同特委会抗衡。行前汪还发表通电，宣布“引退”，实际是公开表明他同特委会之间的不合作态度。李宗仁对此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113]

汪精卫到九江后很快同唐生智达成协议：由唐生智动员全部武装东征南京，由汪精卫说服张发奎与唐生智建立反南京同盟。 [114] 宁汉分裂时期，武汉政权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因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后撤向广东，张发奎即率部借口追击为由返回广东。唐生智便独自控制了两湖。宁汉和谈期间，唐生智又利用宁方受孙传芳压迫之机出兵占领安徽。唐氏野心很大，蒋介石下野后，他更以为可以充当军事领袖，于是借口反对特委会，决定支持汪精卫，东征南京。

而南京方面不仅李宗仁对唐生智出兵安徽不满，谭延闿和程潜更是对这位同乡后辈早生反感。谭、程二人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任过湖南都督、湘军总司令之职，是湖南政坛的元老。为此远在北伐之初，唐生智因顾忌谭、程所率的第二、六两军抢走湖南地盘，而拒绝二、六两军入湘作战。

9月下旬龙潭之役后，宁方彻底击败了孙传芳的反扑，北方安定。于是，李宗仁、谭延闿、程潜在讨伐唐生智的问题上一拍即合。南京方面很快组成西征军，讨伐唐生智。由于谭、程二人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唐的部下纷纷投诚，唐部迅速瓦解。11月12日，唐生智通电下野。 [115]

此后，汪精卫又将目光转向张发奎，希望依靠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重新控制两广。汪精卫之所以敢于挑战两广的李、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此时已同下野的蒋介石暗中达成了合作讨桂的共识。

蒋介石为什么会于此时主动选择同汪精卫合作呢？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蒋、汪两人在党内的权力都源自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蒋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尽管此后的二中和三中全会上蒋、汪的角色曾有互换，但台上总有一人代表着党内领袖。而现在当权的特委会三方成员中，西山会议派大都是党国大佬，以他们在党内的历史和地位而言，蒋不过是一个军事领袖而已，不能负政治上的大任；宁方成员完全为李宗仁等新桂系控制，是同汉方内外夹攻，逼他下野的“元凶”。因此蒋要复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委会，在这一点上他同汪是完全一致的。蒋氏此举也可说是报复桂系迫他辞职离国之怨。 [116] 对于蒋汪的这次合作，早已返回广州的陈公博曾有如下一段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蒋汪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可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汪先生最初主张在粤挂起中央党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黄季宽（黄绍竑）都不赞成，只同意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把特委会撤废而重开二届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算被李、白所赞成，汪先生遂和任潮一同至上海开预备会议，而我们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动手驱李。 [117]

蒋汪在联手驱李的同时，还一致对付特委会中的西山会议派。特委会此时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唐生智，但在政治上仍难巩固。在汪精卫等人的公开反对和蒋介石的暗中破坏下，江苏、浙江两省党部纷纷指责特别委员会为非法，甚至连首都南京的市区党部成员也多不承认特委会的领导地位。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充满着反对特委会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气氛。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行近秀山公园时，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开枪，秩序大乱，结果死伤70余人。惨案发生后，舆论一致指责西山会议派中的特委会委员邹鲁、谢持、覃振等人为“主凶”，居正、潘宜之等人为“凶手”。尽管邹鲁等人发表声明，否认这一指责，但仍不为舆论所谅解。当时留沪的中央执监委员决定对涉嫌诸人停职看管，并责成蔡元培、李烈钧彻底查明真相。 [118]

这样一来，特别委员会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决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119]

就在此时，张发奎、黄琪翔等发动广州事变，宣布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并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事变立即引起桂系将领的极度愤慨，指责张、黄之举为叛变，且“纯系共产党之阴谋”，要求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李宗仁还公开指责张、黄的行为是汪精卫促成的，并责骂汪“口蜜腹剑”，“实为反复无常之小人”。 [120] 但此时蒋介石则处处护汪，“知监察委员必欲提出汪之弹核案”，蒋“力阻之，以求全体会议之完成”。蒋私下还同成为自己妻舅仅一周的宋子文谈道：“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121] 汪更是借蒋以自救，首先向预备会议提案，请求蒋介石恢复总司令之职，并在提案中附以声明：“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 [122]

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12月12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所部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广州，很快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123] 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记述了他们的狼狈处境：

那时上海正在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汪先生直接提出蒋先生复职总司令。蒋先生复职，固然李、白大加反对，组安也不大赞成。他们无法否决这个提案，遂把驱李和共党暴动混为一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李任潮和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因我们驱李，自然恨极我们，而孙哲生则因为我们反对特别委员会，也不顾事实的对我们深文周纳……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 [124]

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在这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就是蒋介石。他在不声不响之中利用蒋汪合作，成功打击了特委会，恢复了总司令的职权；而汪精卫因中共广州暴动，而不容于党内各派被迫引退，又为蒋除去了在党内的一大竞争对手。但蒋介石借联汪之机，打击桂系的努力并没有实现。为了顺利复出，他最终被迫同逼其下野的桂系达成妥协，决定“以两广由任潮，两湖由德邻负责处理”，自己专负北伐之责。 [125]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返南京，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而此时胡汉民因不满蒋汪的再度合作，以出国考察为由远赴欧洲。事实上不满蒋汪合作的，并非胡一人。蒋曾在日记中写道：“石曾、稚晖、孑民（蔡元培）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但蒋仅将之视为“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置之不理。 [126]

此后，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介石一人在朝，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分别下野出洋的局面。

[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17页。

[2]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第406、412页。

[3] 《胡汉民先生遗稿》，第419页。

[4]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第7页。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

[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1、19页。

[7] 陈公博：《苦笑录》，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第28—29页。

[8] 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6—19日，第1张第3版，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第9页；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报告词，见《中央周报》第117期，1930年9月1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360页。

[9]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第139页。

[10]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288页。

[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30），pp.200-201.

[12]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第43—44、131页。

[13] 邹鲁：《回顾录》（上），台北：三民书局，1976，第167—168页。

[14]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99页。

[15] 廖仲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1925年5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第251页。

[16] 陈公博：《苦笑录》，第41页。

[17]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第33页。

[18] 汪精卫：《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1925年8月22日），《汪精卫全集》第3集，第59页，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2页。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11册，第66页。

[20] 陈公博：《苦笑录》，第41—42页。

[21]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记录及附件》（19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第391页。

[22] 邹鲁：《回顾录》（上），第175页。

[23]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63—64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胡汉民个人全宗档案，转引自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25]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64页。

[2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56页。

[27] 汪精卫：《廖仲恺的人格与事业》（1925年8月31日），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04页。

[28]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33—34页。蒋介石在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箴砭规戒之言甚多，而其疑惑戒惧之心，亦昭昭明甚。”3月10日记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毁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遇此拂逆，精神颓唐而心志益坚矣。”本书引用的蒋介石日记，均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手稿原件影印稿。

[29]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Document 22”，p.246.

[30] 有关中山舰事件前后蒋汪关系最为可信的研究成果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1] 《蒋介石致汪精卫函》（1926年4月9日），《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12页。

[32] 蒋中正：《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1926年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总1295页。蒋介石在事后致汪精卫的亲笔信中更明言：“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去弟后，即以此为报酬懋功之缺乎？此等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见《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页。

[33] 蒋介石日记，1926年2月27日；另可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68—69页。蒋介石在26日日记中写道：“撤革王懋功之师长职，扣留之，此人狡猾恶劣，惟利是视，昔日以其少有才，期其感化，今则愈趋愈下，其用心险恶不可复问。”

[34]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纠正了以往史学界两种片面观点：一是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无关，长期以来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一直宣传是所谓共产党与汪精卫的“阴谋”说，不能成立；二是蒋介石没有直接命令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往黄埔，而中共多年来所坚持认为是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虽然中山舰事件是因国民党右派制造谣言而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但杨文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左、右两派激烈冲突这一前提下，该事件的发生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35]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第34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250.

[36]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第99页。

[3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7页。

[38]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第120页。

[39]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213页。

[40] 陈公博：《苦笑录》，第59—60页。

[41]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3.

[42] 据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日记载：“上午俄使馆参议来见，问余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全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茄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83页。

[43]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492页。

[44] 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24日。

[45] 有关汪精卫计划组织“反蒋同盟”及因苏联反对而夭折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6] 蒋介石日记，1926年4月1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0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19页。

[47]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53页；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5页。

[48]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77页。

[49]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7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p.249-253.

[50] 《整理党务案》大致内容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等。具体情况可参阅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503—510页。

[51]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52]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3]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54]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

[55] 陈公博：《苦笑录》，第63—64页；据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9页记载：7月6日“俄舰运械抵粤”。

[56]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7]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5页。

[58]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38页；有关内容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154—162页。

[59] 相关研究请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5—57页。

[60]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10页。据胡木兰回忆：“在船上我偶上洗手间，忽然看见汪太太（陈璧君）走在前面，吓了一跳，不敢继续前往，急回来告知先父。先父言或许汪先生亦在船上。及船抵岸，我们故意不先下船，但见曾仲鸣以小船来接汪氏夫妇。”

[61]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1日。

[62]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3日；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95页。

[63]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4、5日；另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78页。

[6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21页。

[6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9日。

[6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195页。

[67] 《李宗仁回忆录》，第235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6册，第79页。

[6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第82页。

[69]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44”，p.415.

[70] 蒋介石日记，1926年9月4日。

[7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8册，第105页。

[7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00页。

[73]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24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74]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第3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20册，第33页。

[75]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第3版。

[76] 《蒋总司令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演讲词》，《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见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2日。

[7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3、27日。

[7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0页。

[79] 蒋介石为此曾派军需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则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徐桴无奈，复电蒋称：“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2月5日），转引自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38页。

[80]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8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29日，2月1日。

[82] 事实上早在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后不久，党内就有人提出迎汪抗蒋之计。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谋，以为倒蒋之本。余思虑再三，必难实现，故置之不理，凡遇不可测之变，只有听之。”见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20日。

[8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68、771页。

[84]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8日。

[8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第215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8年影印再版，第86—87页。

[86] 《汪精卫同志业已抵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1张第2页。

[87]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6日。

[88]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8日；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8日，第1张第3版。

[89]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0页。

[90]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90页。

[91] 《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国民政府秘字第1号令），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53—55页。

[92]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原件扫描件。

[93] 《李宗仁回忆录》，第306—308页。

[94]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8日。

[95]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9日。

[96]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21日。

[97]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19—2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6—337页。

[98] 蒋介石：《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欢迎大会演说》（1927年7月6日），《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中华书局，1965年清样稿，第437页。

[99] 有关武汉分共的详细情况，参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100] 胡汉民：《武汉方面的三种反共与三种心理》，《中央半月刊》第5、6期合刊，1927年9月1日，第3—4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

[102] 《李宗仁回忆录》，第317—318页。

[103]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2日。

[104] 吴敬恒：《弱者之结语》，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44页。

[105] 《胡汉民之电文》（1927年8月14日），《民国日报》1927年8月15日，第1张第4版。

[10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273。以下简称二档馆藏，并径注全宗号。

[107]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0.

[108] 邹鲁：《回顾录》（上），第201—203页。

[109]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09页。

[110]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4）·107。

[1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1.

[112]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集》第4卷，第17页。

[113] 《李宗仁回忆录》，第345—346页。

[114]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777页。

[115] 《唐生智下野离汉》，《申报》1927年11月14日，第4版；陈公博：《苦笑录》，第159页；《李宗仁回忆录》，第350—354页。

[116] 据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再版）一书记载：“此时宋子文则已为蒋任联汪之役，盖自蒋于上月（11月）十五日返沪后，即已开始与汪合作之酝酿，以冀对付共同目标之南京特别委员会。”（第39页）另可参阅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9.

[1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

[11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82—785页。

[119] 《李宗仁回忆录》，第356页。

[120] 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22页。

[12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8日。

[122] 《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80页；《汪精卫集》第4卷，第93页。

[123] 《李宗仁回忆录》，第357页。

[124] 陈公博：《苦笑录》，第164—165页。

[12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7日。

[126]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9日。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均在海外，全会在选举中常委时，对胡汉民或汪精卫是否应当选，各方争论不休。“因有胡无汪皆成问题”，最终决定“先选五人而留四人，为后来汪、胡回国缺额”。 [1] 大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恢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制，由谭延闿、蒋介石分任主席，共主中枢，继续北伐。

二届四中全会表面上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蒋介石再次重掌大权。但蒋此时的地位并不稳定。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

事实上，他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崇高地位，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于是随着七月间他所遭遇的军事惨败，他的整个地位更不稳了。他的对手人物如汪精卫、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孙科、胡汉民、许崇智等无不自认为革命运动中注定的最后领袖。 [2]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复出，汪精卫、胡汉民出洋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1927年11月，蒋自日本回国后，深知要重返中枢必须拥有汪精卫或胡汉民其中一派的支持。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蒋同汪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首先选择了汪，以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 [3] 但后因共产党在广州暴动，汪精卫等人遂成为党内众矢之的，汪氏再度被迫宣告引退。

在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各派政治领袖纷纷出洋考察，实可谓盛极一时，为国民党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王宠惠、傅秉常等赴欧洲各国，邹鲁、许崇智等赴美国，汪精卫等去法国。随后戴季陶、古应芬、居正等也先后出洋考察。随邹鲁等人一同赴美的程天固对此曾说：“所谓出洋考察者，乃托词而已，其实各人皆不满当时之政治现象，抱有政治病而去者。” [4] 这一解释颇为一针见血，同时也体现出党内元老对蒋介石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早在此前，出洋考察就已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一种政治手段。出洋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借出洋为名，避免在国内付出更大的牺牲；另一类则是不满当前政治状况，以此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旦政局有利于己，立即归国，重返中枢。

蒋介石在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时，出洋赴日本。他在总结此次下野教训时，深感“组织不完，统系不明，用人不慎，为失败之原因”。“成功原则在于消除异派。” [5] 为此出国前，他对黄埔军校学生及部分党政亲信做了秘密安排，为东山再起做好准备，并明示“黄埔同学会事，属其减小目标，努力工作，为五年十年准备工夫，以求革命之彻底也”。 [6] 此后，陈果夫按照蒋的旨意将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发动起来，组织“中央俱乐部”，并号召各地蒋系人员联合行动，共同反对和抵制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各地积极展开“拥蒋”活动，其主要领导人为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三人。当蒋氏重掌中枢后，戴、丁二人分任其他要职，此后中央俱乐部便成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独自经营的国民党内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派系。因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名为Central Club，时人就以中央俱乐部的英文缩写称该系为CC，后来又被解释为二陈兄弟姓氏Chen的缩写。 [7]

此时，尽管党内领袖大都出洋，但蒋介石深知他们的影响力仍在，而自己真正掌握的力量还很有限，在国民党内尚不具备说一不二的资格。为此，他吸取这次下野的教训，在新改组的国民政府中，仅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将国府主席让与谭延闿。

北伐前的蒋介石，还仅仅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活动的政治舞台也局限于广东一隅，远比不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民国初年便早已成为全国注目的政治人物。随着北伐军自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蒋也一下子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一夜之间，“蒋总司令”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深知这一切都是来自北伐的胜利。因此他复职后，积极准备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彻底改变他在党内仅“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的状况。

为此，蒋介石收敛了过去妄自尊大的行为，对暂时在野的党内各派领袖都表现得相当尊重。他明白这批人今后的政治选择，都会对他产生或利或弊的影响。于是，胡汉民等人出洋的旅费，完全由蒋氏负责。据同胡一起出洋的傅秉常回忆：“蒋公且各馈以旅费，展堂、哲生各为十万，朝枢约为五万，余则为二、三万之数。” [8] 汪精卫被逼出走后，国民党内各派一致排斥汪系的“粤籍委员” [9] 出席四中全会，也是因为蒋氏的力保，才恢复了何香凝等五人的中央委员资格，仅将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三人排斥在外。甚至对西山会议派诸要人，蒋也私下纷纷表示致意，并赠以金钱。谢持曾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蒋氏馈赠的感受：

却之有重祸之虞（伯农言），受之于余心有不安。非伤廉也，介石曾托锡卿致意，表歉然之意于我，而今馈金。其一时所赠者，我与子超（林森）、溥泉（张继）三人，故非不可受，所以不安者，政治关系立于相对也。 [10]

此时各方势力也都在为自己今后的政治选择做准备。尽管汪、胡等人纷纷出洋，但他们的追随者仍在国内发展势力。

胡汉民自1925年因廖案离粤赴苏，到1927年南京国府成立期间，近两年远离国内政治实务，而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势力扩充最为迅猛的阶段。因此当他入主南京时，深感得力干部严重不足。于是他重点招纳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少壮组织成员，来抗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孙科出资赞助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西山会议派的邹鲁领导。宁汉合流后，胡汉民主持南京党务，开始吸收上海、北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11] 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等人出洋前，特别嘱咐李济深在经济上资助王昆仑、梁寒操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宣扬胡、孙的政治主张，并保存这股政治势力。于是王昆仑等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民众日报》。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再造派”，他们也以此自居。“再造派”的目标是“希望国民党在胡汉民的领导之下，一方面排斥汪精卫那一批所谓‘左派’，一方面使蒋介石限制在只主持军事的地位，把国民党再造一番”。 [12]

此时汪派的所谓粤籍委员也大都集中到了上海，同样准备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在经济上则是依靠蒋介石的资助。陈公博回忆他刚自广州逃到上海时的状况，说道：

为什么不办一个刊物？这是一般青年们向我质问的说话，也是当时所谓粤方委员商量的说话。但办刊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头一件便需要钱……“现在不是汪蒋合作吗？为什么不找宋子文商量？”这是粤方委员替我出的主意，而且他们也正在要办刊物……我便找宋子文，他是为着汪蒋合作的原故呢？还是为着鬼有所归则不为厉的宗旨呢？我不知道，但他是终于答应了。他答应每月补助我们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办《革命评论》，而一千五百元是办《前进》。 [13]

由此可见，当时汪、胡等党内各政治派系都在积蓄力量。而蒋介石在没有确定到底联合哪一方时，则在暗中分别予以资助，以此保持今后合作的可能。

二次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7月1日，张学良通电表示：本人“爱乡爱国”，决不妨碍统一。 [14] 此后张学良积极同国民党联络，12月东北宣布易帜。于是国家宣告统一。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地方实力派实际控制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决定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分设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各地政治分会主席。加上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控制的东北，在表面统一的局面下，无形中又形成了六大军事集团割据的状态。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掌握着中央政权，但对另外五大集团，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他要想真正做到统一全国，就必须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来逐步收回分散的权力。可以借“党权”来削弱各地“军权”，是他在这六大集团中的最大优势。但此时蒋还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同。他的地位和影响，根本无法同汪精卫、胡汉民相比，尚不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压服众人。因此他必须要在汪、胡两人间做出选择，依靠他们完成真正的统一，并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上述六大军事集团中，张学良的奉系刚刚败退回东北，对蒋氏而言暂时不存在威胁。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间本有积怨，为此蒋利用他所控制的中央政权，让阎锡山据有平、津，借此挑起阎、冯矛盾。李宗仁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论，他说：

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 [15]

这样一来，可以同蒋介石相抗衡的实际就剩下了李宗仁、李济深两人控制的武汉、广州政治分会了。而自1927年9月开始，桂系势力日渐膨胀，李济深以桂人统率粤军控制两广，其间虽有张发奎发动的驱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和桂系黄绍竑平定。而李宗仁则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发动讨伐唐生智之役，并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编了唐生智的降军。唐部原有四个军，除何键第三十五军仍留驻湖南外，其余三个军分别以广西籍将领李品仙、廖磊、叶琪分任军长，合组为第十二路军。李宗仁稍后更亲自坐镇两湖。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盘踞北平以东唐山、滦州一带。7月，白崇禧率领第十二路军进攻，9月奏捷。于是，白崇禧的部队就驻扎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一度盛传白崇禧欲“袭缴平津第三集团军之械”，独占北平之说，商震在给阎锡山的电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 [16]

这一切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新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此时新桂系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广，也的确是桂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宁汉合作期间逼蒋介石下野的“元凶”，实质上就是桂系的李、白诸人。因此，蒋介石最急于削弱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为达此目的，蒋开始逐步把合作的对象确定为胡汉民。陈公博对此曾有一段寓意深刻的分析：

蒋先生除非不打桂系则已，要打桂系，反要排除汪先生。因为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陈铭枢）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陈济棠）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古应芬）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因此倒桂必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须要排汪。 [17]

而胡汉民此时也正在积极准备回国。6月初，当胡得知二次北伐即将胜利的消息后，就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随后又由柏林寄回《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党治国”方略。其核心思想就是：国民党“为民众夺得政权，应以政权褓姆自任”；“欲尽褓姆的职责，必求褓姆本身的健全，故党须有完固的重心，政府须有适宜组织”。 [18] 他主张在训政期间，国民政府应由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成，实行五权分立原则。

胡汉民的“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既适合国民党巩固统治的需要，又附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因此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欢迎。这也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深知只有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身份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才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他密切注视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国外的动向。当时，和胡汉民等人同在法国的李石曾不断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密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的动向，其中一则电报称：

胡、孙、伍本以不满于南京而出国，其中胡以不满于蒋汪合作；伍以不满于蒋，对于宁感情尤恶；哲生则较逊，但一面不满子文，一面为胡、伍利用，故一致行动。此就其三人之情形而言也。

彼三人遍历欧美，并非消极，弟察其内容，实有两种：（一）如宁局不利，则伊等一面为外交上之预备，一面静候时机，联宁之敌以倒宁；（二）如宁局顺利，则伊等以外交工作再与宁合作。今伊等到欧，适值战事顺利进展，故取第二策。

得到李石曾的密报后，蒋介石更坚定了联合胡汉民的决心。

除上述政治原因外，汪精卫、胡汉民二人的性格也是蒋介石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蒋看来，“展堂之短不过度量狭隘，言语尖刻，辞色之间往往予人以难堪。然其自励清苦，则比其他书生之可贵，尚足称也。” [19] 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不仅令胡汉民与之绝交， [20] 也令蒋介石感到同汪合作，今后难以把握。“蒋以汪之为人，不可捉摸，而胡汉民乃一定型人物，故宁愿联胡。” [21] 因此，蒋介石最终选择了胡汉民。

蒋桂战争前，新桂系势力空前强盛，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蒋胡合作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二人都坚决主张统一全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后，因汪精卫被党内元老指责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而被迫出洋，蒋立刻电邀胡汉民入南京相助。当时，胡汉民正准备出国考察，虽然他对蒋汪合作反对特委会表示不满， [22] 但对蒋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1月6日，他致信蒋介石表示：“今日最重要之任务，仍不外完成北伐与肃清共党二事。前者弟无能为役，而兄与诸武装同志已优为之。” [23] 胡汉民希望依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和北洋军阀，实现他“以党治国”的理想。因此，他尽管对蒋有所不满，但对蒋努力完成统一中国的行为还是予以支持。他于旅途中致函两广实力派领袖李济深、黄绍竑表示：“盖革命事业，其始必以军事为政治之核心”，当军事取得胜利后，应“以互让互助精神移之于政治方面，则分工合作，斯为建设时期之必要原则”。 [24] 他希望两广实力派能够支持蒋介石统一，而反对李石曾等人倡导的“联省自治”。

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因此，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此时所最需要的。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为了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全会接受了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 [25] 胡汉民也于同日启程回国。

胡汉民回国后的去向，自然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极大关注。8月28日，胡汉民抵达香港，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 [26] 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而胡汉民选择同蒋介石合作也并非盲目之举，他需要依仗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来真正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其实在胡汉民的心中，早已对国内政治人物进行过反复比较，在他看来也只有蒋介石能够做到武力统一中国。他曾对友人讲道：

国内军人中，能对用兵、练兵及带兵三者具备者，只蒋氏一人，比较任何当时军人为优，自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要他不过于独裁及作越轨行为，而又能为国效力，未始不可拥戴之。 [27]

9月3日，胡汉民抵达上海，许崇智、居正、谢持等国民党元老极力反对胡去南京。他们诚恳地表示：“胡先生，以你这样的历史地位，竟到南京去帮助蒋介石吗？”胡汉民回答说：“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我是想帮助中华民国……退一步，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 [28]

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也于同日亲自赶往上海迎接胡汉民，并对胡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9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为常委，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

1928年1月，胡汉民、伍朝枢、孙科赴欧洲，摄于“威尔逊总统”号轮船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胡汉民（右三）、孙科（右一）重回中枢

蒋胡再度合作后，孙科也回国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并兼任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长。于是，胡、孙出国考察前命“再造派”等人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也就没有再办下去的意义了。 [29] 而陈公博等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因蒋胡合作的关系，开始受到蒋政权的打击。汪派所办的刊物，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但蒋介石还是通过宋子文给了陈公博两万元出洋费，为以后的合作保留些余地。 [30]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新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平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由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组成，并没有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蒋介石此时集权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精力一时仍需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因此，他对这个规定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他仍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再次成为军政领袖。

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其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副院长：林森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国民政府委员共17名，除上述国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11人为当然委员外，还有何应钦（军事训练部总监）、李宗仁（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树庄（海军部部长）、阎锡山（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参谋部部长）、张学良（东北边防军总司令）6人。 [31] 以上17名国府委员中，除五院的9位正副院长外，其余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这是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届国府委员中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此，有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实际上，此举仍是军阀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军阀的实力和地盘大小授予相应的职位，其结果是使军阀裂土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担任要职的大军阀都委任自己的亲信为其辖区的省府主席，相当于过去的督军。再则，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国民党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主席，这也是在事实上承认诸军阀割地称雄的现状。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 [32]

这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显然是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因此，蒋胡合作后都急于打破这一局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新通过的《训政纲领》，来逐步消除地方军权，建立中央集权。

依照《训政纲领》的规定，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大为提高，它为国民党“以党治国”奠定了法律依据。 [33] 为此，蒋、胡二人首先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北伐后形成的新的军事割据局面，将地方政治分会的权力收归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在通过《训政纲领》的同时，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会未取消之前，全会对其权力也予以限制，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 [34] 此举就是借中央的名义，收回原本为各军事集团将领控制的各地人事任免权。与此同时，全会还通过《整理军事案》，宣称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 [35] 这实际上是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上的准备。

192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编遣计划主要针对北伐后期形成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和李济深指挥的第八路军，而很少提到蒋氏自己掌握的第一集团军的编遣方案，自然引起众人的不满。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先后不辞而别，“所谓编遣乃至无结果而散”。 [36] 于是，蒋介石决定首先打击对他威胁最大的新桂系。

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军队进驻长沙。这一事件为蒋介石讨伐李宗仁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为了获得胡汉民对他武力讨伐异己的支持，蒋介石在3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全力赞成胡汉民实行“一党专制”主张，否定了训政时期制定约法的要求。20日，主席团又忽然变更会议程序，提出临时动议：对汪精卫等人酿成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一事，请大会予以处分。蒋首先发言，促请与会代表“予以公正完满之决议”。胡汉民则发表演讲，强调此案之重要。 [37] 全会最终通过《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 [38] 将在国民党内地位同胡汉民不分伯仲的汪精卫排除在外，在“党权”方面巩固了胡汉民的地位。

对此，胡汉民自然全力回报蒋介石的支持。大会闭幕前决定授权国民政府武力讨伐在武汉称兵作乱的桂系。虽然党内部分元老最初并不赞成，但胡汉民强烈表示此举“势在必发”，他进一步说：“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 [39] 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李宗仁等桂系将领的党籍。 [40] 这更为蒋介石实行武力讨伐，打击异己势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中央讨桂期间，胡汉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帮助蒋介石稳定广东的军事力量。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 [41] 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支军队。陈铭枢一向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靠胡汉民、古应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蒋在讨伐桂系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当时粤省军政人员多为李之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纷致电中央质问。而蒋则利用胡汉民、王宠惠、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疏通陈济棠，“嘱其保境安民，勿预战乱”。3月30日，陈济棠、陈铭枢联名通电中央表示：“吾粤为中央统治下一省”，“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凡“有谋不利于吾粤而牵入战事旋涡者，皆粤人公敌”。 [42] 二陈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军事上的崩溃。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起用曾反对过他的唐生智前往华北离间白崇禧的部队。白崇禧所率领的第十二路军，主要是由桂系在宁汉合作后讨伐唐生智时所收编的。尽管唐氏当时通电下野，交出兵权，但他对旧部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唐生智一到华北即对旧部说他“已奉蒋总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收第四集团军驻平各部队”。 [43] 于是，唐氏旧部纷纷反白投唐。同时，蒋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颇深的俞作柏，游说桂系在武汉的主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俞之表弟）倒戈。当中央军同桂系军队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李明瑞突然于阵前宣布服从中央，回师武汉。于是桂系在两湖的部队很快就瓦解了。 [44]

在此后的一年多间，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统一全国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的不同组合或共同联合，展开了无数次的内战，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路“豪杰”纷纷出场，正可谓是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时甚至是你尚未下场，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担任讨冯先锋的则是宁汉分裂时反蒋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刚刚遵从蒋的旨意收回了旧部，即想迎汪反蒋，但他又不可思议地决定先讨冯再反蒋。他曾对部下李品仙说道：

现在本路军已奉蒋总司令之命将向洛阳冯军进攻，但是汪精卫先生也是我们所要拥戴的。目前汪、冯之间还没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将冯军击败占领陕西后，请你在关中主持一切，我则率本路军在河南宣布独立，请汪先生回国主政。 [45]

同样可笑的是奉蒋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后被蒋委以广西省政府主席。俞部自两湖返回广西后，马上树起了反蒋的旗帜。等俞作柏失败后，张发奎又在宜昌反蒋，而同他联合的则是当年的夙敌桂系黄绍竑。 [46] 既然都是反蒋，却要先替蒋打击同样反蒋的“友军”，难怪蒋介石能各个击败。阎锡山在蒋对抗冯玉祥时接受了其委任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之职，并将战败的冯玉祥软禁于山西。但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阎又树起反蒋大旗，于是酿成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如有美国学者所称：“总之，中国的军阀主义一仍其旧，仅仅是军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已。” [47] 而军阀彼此之间的相处模式，亦如国际政治的“博弈论”（The rules of the game），彼此结盟与分裂的动机，大多出于势利的考量，对自己则处处以“保全实力”为第一要务。 [48]

而此时唯有胡汉民始终无条件地站在蒋介石一边。每次战事一起，胡汉民都毫无例外地通电斥责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得相当默契，使蒋介石没有后顾之忧。桂崇基曾对胡汉民的作用有如下一段评价：“那几年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胡先生每每借这种机会对于称病抗命之徒，义正词严，予以声讨。对于一切邪说，亦引经据典，指出其谬误，其对全国人心之向背，发生极大影响。” [49]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蒋胡合作，颇见成效。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 [50] 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个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的。在蒋介石武力扫除异己的这段时期，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所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 [51]

但从深一层来看，蒋胡在这个时期的合作，并不真是像蒋介石口头上常说的“精诚团结”，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其实质仍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蒋介石和胡汉民自1928年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当蒋介石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统治力量大大加强时，胡汉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开出来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又是什么原因？细细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南京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来统治中国。

胡汉民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倡导“以党治国”，强调“党权”高于一切；蒋介石则依靠所掌握的军权削弱异己的同时，逐步侵蚀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以期建立个人集权。这一矛盾随着蒋介石对全国统治走向相对稳定而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蒋、胡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反共与以武力统一全国，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对于前一点，用胡汉民的话来说：

当时的情势，是一个逼到个个同志非反共不可的情势，尤其是非跑到南京、上海去反共不可的情势。诚然，维护军阀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与其把中国国民党断送在共产党手上，还不如先设法消除了共产党，再求补救。 [52]

从后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前，胡汉民对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内战始终采取支持的态度。

但是，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毕竟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如何行使政权、建设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胡在参加南京政权后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训政时期，由党握得政权，以治权交诸国府，而立法院实握有治权一大部分，因其制定各种法规也，故必遵守党之意旨与总理之遗训。” [53] 胡汉民一贯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当国民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后，他就主张：“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负责其褓姆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 [54]

实行五权宪法，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必先以革命的武力扫除建设之障碍，而彻底表现革命之主义，则尤在于立法。” [55] 为此，胡汉民心甘情愿地出任立法院长，对立法表现出异常的热心。立法院成立后，立法速度之快殊足惊人，有时在一天内竟能通过法律250余条，通常在百条左右。有人因此怀疑立法院在闭门造车，斥之谓“法令如毛”。 [56] 但胡汉民并不以为然，他还曾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公开宣誓：“汉民追随同志，并且追随总理，始终抱持的是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 [57]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汉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既是其始终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暗含着以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特别是将汪精卫排挤出国民党统治圈外，党内以他地位最高，“汉民以党为总理”，多少有些胡即是党的化身，是“党权”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言外之意。

胡汉民一心期待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并最终实现他的“以党治国”理想。他相当自信地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只要国家统一以后，“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 [58] 他希望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曾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中说：

在以党治国的意义之下，党务是一切建设的先驱，政治是实施党义的枢纽，至于军事，则仅仅是政治中的一部。所以在理论上，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 [59]

为此，胡汉民牢牢控制着立法院，甚至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会议之上。他一度表示：“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便是国民政府和政治会议的组织，也得由我们审查一下。” [60] 在实际工作中，立法院也确实有几次对行政院的决定提出质询，并对蒋介石交议的有关事项因不满而拖延不办。此外，胡汉民对于党务、政务也表现得相当热衷。他曾佯装谦虚地表示：“兄弟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目前有在兄弟职分以内的，兄弟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 [61]

但胡汉民的治国主张同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他既然为蒋推行武力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就不可能遏制蒋介石借“军权”来抗衡他所倡导的“党权”。面对强悍的“军权”，胡汉民所倡导的“党权”显然不是对手。为此，他曾无奈地表示：自入南京以来，“以军权高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政治以军权为中心，训政固无从开始，建设亦莫由进行……而以个人为中心之劳力，则日见其扩张”。 [62] 胡的“以党治国”理想，常常被蒋的行动所打破。这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

至于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更是一句空话。对于军权，蒋介石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蒋不断提高黄埔系军人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表面上党有权决定军事计划，但蒋介石常常以保密为借口，很少将军事计划拿到党内讨论。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曾评论说：

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如果有不赞同时，那么情况就很严重，因为如果反对军事行动就意味着战争……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 [63]

对于胡汉民一向标榜的“党权”，蒋介石也深知不可轻易放弃，不断予以蚕食。早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蒋便逐步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统。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代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陈立夫则一人身兼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们凭此控制中央和地方党部，打击异己力量。陈氏兄弟还创办《政治评论》，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目的就是“使蒋先生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 [64] 蒋的亲信陈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对“扩大会议”期间汪精卫所标榜的“党统”讽刺道：“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汪兆铭从宁汉分裂之时起，就拿着党统的神主，招摇撞骗，教猱升天，唯恐天下不乱。” [65] 此话同时亦可用在蒋介石的身上。

在行政用人方面，蒋与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蒋介石为消除异己，置法制规定于不顾，以自己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封官许愿，也引起胡的极度不满：

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说是共同合作，给冯焕章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阎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百川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

虽然胡汉民曾当面向蒋介石详陈利害，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也无奈地表示：“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也无从深问。” [66] 而在职权范围内，胡汉民则坚决予以抵制。二陈把持党务，唯蒋意志行事，曾多次遭到胡的嘲弄。蒋的亲信杨永泰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67]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从表面上看，在国民党内“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最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响应革命，被推举为都督。但在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进入核心参与机要，因此在国民党内始终是地位高而权力微。当蒋介石权位尚未达到巅峰时，他对蒋的专断也一度流露出不满。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此他便放弃了反蒋。谭氏处世圆滑，善于察言观色而后动。北伐期间，当蒋同武汉方面因迁都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陈公博曾焦虑地请求谭延闿设法弥补，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谭氏的“经世之道”：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么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或者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公博，你到底还是年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68]

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介石。面对新一轮的蒋胡合作，他更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间，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崇高”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陈立夫评论胡、谭两位中常委时说道：

胡先生是位忠诚的党员……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任何人在他看起来都应该严正。他的缺点是言语刻薄，喜欢批评和责备人，因而一些朋友都对他很疏远；同时，胡先生又喜欢自夸及居功，当他对某件事不赞同时，他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公开指摘，因此容易得罪人……

谭先生的个性和胡先生完全相反。他非常聪明而且雍容大度……谭先生发现一件时事有重大关系时，他总写信给蒋先生提供一些建议，至于采纳与否，完全由蒋先生来决定，他从不居功及自夸。 [69]

在国民党内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陈一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 [70] 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不久，蒋介石即兼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71]

陈立夫的担心马上变成了现实。蒋介石依靠张学良的支持，最终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又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张学良，还准备对张学良的部属封官许愿，这又一次引起胡汉民的极度不满。胡汉民曾回忆道：

十九年冬，汉卿（张学良）到南京，大家喜欢得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如何？”

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共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的事，不是很平淡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介石站起身说。

“把功名权力之事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我自己；把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看得隆重，这是我对于国家的名器。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这期间显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肯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人的手段……”

这一场谈话，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 [72]

蒋介石“发愤要辞职”，无非是表明他对胡汉民的不满。事实上他并没有辞职，更不会主动辞职。正如陈立夫所说：“不可否认，行政院在蒋先生任院长时地位非常重要，新闻记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当然这一情形，主要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无论他走到那里，权力就会跟到那里，权力就掌握在最后的决定人手中。” [73]

胡汉民原以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专制于党，并不算错误，而且还绝对的合理，因为‘以党训政’，必须使整个中国政治的领导权集中于党，才能由党去实行主义与政策”。 [74] 但是，蒋所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所希望的“党治”，蒋无非是借“军治”为名，以达到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胡汉民眼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努力渐渐付诸东流，被迫承认：

我在南京的时候，职司立法，原期借党治的掩护，完成法治，再由法治过渡到民治，使训政的工作，能确实建树起来。可是我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那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阶级有所慴伏的，则可断言其绝无。 [75]

他还用讽刺的口吻说：

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主义是一橛，党是一橛，军队又是一橛。党与主义固没有联系，军队与党也没有关系。因此主义是主义，党是党，军队是军队，党固不是奉行主义的一个组织，军队尤其不是党推行主义的一种工具……

党是有了，然而党的统治权，不属于主义而属于个人。所以党的一切，并不在推行主义，只是依傍个人，为个人发展野心的工具；党的同志不是决心革命，奉行主义的同志，只是阿附军阀，为个人求出路的同志，党在根本上已经丧失其本质的意义……

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

我们不能为目前的新兴军阀，曾贪天之功，打倒过北洋军阀，便容许他一切反革命的行动。 [76]

谁都看得明白，胡汉民在这里口口声声所说的“个人”“新兴军阀”，指的就是蒋介石。他极力鼓吹“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公开对蒋介石的集权表示不满，并且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他竭力反对的就是“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 [77]

当蒋介石用武力削平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军事势力后，在他看来，胡汉民已不再是需要借重的旗号，相反却成了他实行个人集权的障碍。两人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绝对要反对党治，在蒋看来无论是党治，还是军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治”的核心是谁？以谁为主，这才是蒋、胡之争的焦点。

果然，他们两人间的这种权力之争，很快就因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迅速公开化了。

[1] 蒋介石日记，1928年2月5、7日。

[2]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 《李宗仁回忆录》，第362页。

[4]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第209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9、17日。

[6]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8日。

[7]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第62—63页。据庞镜塘回忆：“有形的中央俱乐部时期（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时期）为时很短暂。”又见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第244页。

[8]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45页。

[9] 所谓“粤方委员”是指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何香凝、王法勤、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九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在政治上绝对支持汪精卫。据陈公博回忆：“这是南京一班特委会的先生们替我们上的尊号。”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另见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寒风集》甲篇，第268—269页。

[10] 谢持日记，1928年2月2日，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第496页。

[11]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第113、117页。

[12]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第135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180页。

[1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14页。

[15] 《李宗仁回忆录》，第376页。据此时由中央派往冯部任“政治工作委员”的简又文回忆：“北京克复后，他（指冯玉祥）对于中央酬功颁赏愤愤不平，以为中央把北平、天津两市和察、直两省的政权完全分给晋方，而战功最著、牺牲最大的冯军只分得北平崇文门税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怀怨望。想不到这一问题就是以后冯氏与中央发生裂痕之开始。”见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18页。

[16]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1072—1074页。

[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8]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第17页。

[20] 据同胡汉民一起出洋考察的傅秉常回忆：“旅法之日，精卫亦在巴黎，欲与展堂复好，而展堂旧嫌未释，避而不见。精卫屡央余为之设法，亮畴（王宠惠）于彼等之复交亦热心，然不敢面劝展堂，亦嘱余从中转圜。故余尝数次苦劝展堂，陈以利害，且尝数次力争，然展堂终不肯原谅精卫。许崇智亦屡求得一见展堂，未获。后于归国前夕，余嘱许购票与展堂等同舟返国，终得晤展堂于舟中。”见《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67页。

[21]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第255页。

[22] 《蒋介石抵制胡汉民孙科在欧活动函电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67页。

[23] 《致蒋中正先生书》（1928年1月6日），《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78，第720页。

[24] 《胡汉民致李黄函》，《民国日报》1928年2月28日，第1张第4版。

[25] 《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6页。

[26] 《国闻周报》第5卷第34期，1928年9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27] 《程天固回忆录》，第231页。

[28]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3页。

[29]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5页。

[30] 陈公博对此曾回忆道：“《革命评论》不能印，不能寄，不能卖，南京更来了一个利诱方法。一天宋子文先生找我谈话，说蒋先生希望我出洋。那时上海大概我已不能安居……我顺风扯帆答应宋子文，但我声明决不受蒋先生一个烂钱，如果宋先生以朋友的资格助我旅费，我还接受……宋子文送来旅费二万元，他声明是他的钱而不是蒋的钱，他怎么开账，我不得而知。”见《苦笑录》，第185页。

[31] 《东方杂志》第25卷第23号，1928年12月10日，第140页；第25卷第24号，1928年12月25日，第119页。

[32]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33] 《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337—339页。

[34]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7页。

[35] 《整理军事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8页。

[36] 《胡汉民报告北伐及编遣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7月11日，第1张第3版。

[37]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38] 《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页。

[39]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9页。

[40] 《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51页。

[41]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42] 《粤中将士拥护中央》，《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第1张第1版。

[43] 《李品仙回忆录》，第107页。

[44]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香港《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第12—15页；《李宗仁回忆录》，第401页。

[45] 《李品仙回忆录》，第109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212—219页。

[47]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48] 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alition in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1971），pp.777-797.

[49]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20页。

[50] 《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51]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第20页。

[52]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9—20页。

[53] 《胡院长报告立法方针》，《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0日，第2张第1版。

[54]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55] 胡汉民：《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1930年8月20日），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4辑，民智书局，1932，第27页。

[5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65—466页。

[57] 胡汉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1929年3月18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25页。

[58]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第104页。

[59] 胡汉民：《同志们自己一切的检查》（1930年9月22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135页。

[60] 胡汉民：《法律与自由》（1928年12月10日立法院纪念周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2页。

[61] 胡汉民：《党员无自由》（1928年11月5日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943—944页。

[62] 胡汉民：《军治与党治》，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第13—14页。

[63]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62—163页。

[64]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65]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编印，2005，第111页。

[66]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6页。

[67]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6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7页。

[6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42—144页。

[70]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26页。

[71]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2]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7页。

[7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4] 胡汉民：《主义纪律与手段》，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70页。

[75] 胡汉民：《辟谬——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8月15日，第5页。

[76]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2页。

[77]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8页。

第三章 约法之争与胡汉民被扣

中原大战的结束，标志着蒋介石击败了国民党内几乎所有敢于公开同他对抗的军事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看起来已经实现全国统一的局面。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这件事却引起胡汉民的强烈反对，终于导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再次分裂。此次事件的演变过程，充满着戏剧性的场面，接连出现许多人们意料之外的转折。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为什么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会成为蒋、胡破裂的导火线？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决定实施训政源于孙中山早年提出的“约法之治”。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1] 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怎样才能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呢？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 [2]

孙中山原本希望通过颁布约法，逐步提高国民自治的能力，最终确立民权立宪政体。但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行约法之治，孙中山并没有说清楚。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它同《革命方略》规定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一致的，只是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那段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3] 这就是近代中国“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

此后10年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常因受制于军阀而失败。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最终实现民权。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且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4] 但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建国大纲》只字未提，这就为以后党内派系之争留下了口实。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依照孙中山遗教，国民政府理应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一部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提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5] 于是，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常会提交的“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案。 [6] 正在这时，胡汉民自欧洲返国，9月18日抵达南京。 [7]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它标志着国民党实施训政的开始。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备颁布约法的决议，因《训政纲领》的制定而暂行搁置。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有“总理遗教”就够了，不再需要制定什么约法。大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 [8]

这个决议案既决定以总理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则训政时期自然就无须再讨论是否要制定约法了。

二 胡适挑战“党治” 鼓吹约法

国民党三全大会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后，在党内当权派的眼中，约法已无必要。但三全大会关于一党专政的主张，引起了部分社会舆论的不满。其中最早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就是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

胡适原来对国民党的北伐持肯定态度，希望国民党能够创造一个新中国。北伐时，他就曾对友人说过：他原本反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一般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支持。 [9]

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之时，胡适正由美国途经日本回国，当时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适回答说：“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10]

胡适回国后，因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因此在南京政府初期的两年间，他同国民党要人的往来相当频繁，并对国民党的革新寄予了颇多的希望。

但自国民党决定实施训政和“党治”后，胡适对国民党便渐感失望。特别引起胡适反感的是，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徵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陈德徵在该案中抱怨：“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唯一之归宿”，而法院又常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惩处。因此陈氏建议今后“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按照陈氏的提案，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认定谁是反革命，即使“证据不足”，只要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纸“书面证明”，法院即可作为终审判决，认定罪名。 [11] 这对一贯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来讲，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为此，胡适致函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陋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于全世界了。” [12] 胡适更讽刺地说：审判既无须经过法院，处刑又何必麻烦法院，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执行“皆归党部”，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胡适还将这封致王宠惠函送交各报，但均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留。于是胡适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种种事实，指责国民政府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他还说：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他向社会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13] 不仅如此，胡适此后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孙中山的遗教。他在《我们什么时期才可以有宪法》一文中，首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他认为：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孙中山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完全取消了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初期也无须有宪法。在胡适看来，孙中山之所以一再将宪政时期延期，其原因在于孙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需要训练。胡适对此批评道：“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胡适进一步指出，人民固然需要训练，但党国诸公何尝不需要训练呢。胡适对《建国大纲》的质疑，不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刚刚通过的一党专政国策的否定。他的一系列文章自然受到南京政府的严厉查禁，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还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 [14] 但他的言论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张謇之子张孝若致函胡适说：

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15]

连国民党元老、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蔡元培也盛赞胡适的“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16] 为了替胡适开脱，蔡元培还特意致函吴稚晖表示：“胡适之因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等文，经上海区党部提议干涉。闻市党部已加以意见转中央，中央最好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之态度对之。否则现在各方面跃跃欲试，不免形成导火线也。务请向中央诸公疏通为要。” [17]

但从此以后，胡适同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坏。1931年7月，国民党中政会在讨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在杭州举行年会问题时，余井塘就在会上指责胡适“平时常作反对本党的宣传”，提醒中央注意该会代表人选。最后还是因为有蔡元培从中为胡氏开脱，才未遭限制。 [18] 尽管此后胡适的言论大都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但他已发表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形成了对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一场大讨论。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胡汉民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力主提高“党权”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蒋通过二陈控制的中央党部，借“党权”扩大“军权”，打击异己，引起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暂时被排斥于统治核心圈外的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三全大会尚未闭幕，以汪精卫为首的二届中央委员13人就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这次大会“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借此公开否认三全大会的合法性。 [19]

汪精卫等人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据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内部刊印的《中央党务月刊》统计，此次大会代表共466人，其中除54名上届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外，选举产生的代表仅87人，其余325人都由中央圈定（116人）或中央指派（209人）。 [20] 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到总数的19%。河南省党部为此曾指责“中央争指派为选举”，并说“中央主张指派，违反了民主精神”。胡汉民却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央是由健全的民主产生的集权机关，难道对于下级还未能民主的机关反而不能指派代表吗？” [21]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声音，加之蒋介石借统一“党权”，排除异己，更加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在不满南京中央的情绪下，尽管国民党内其他各派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仍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下最终结成同盟，在军事上演变成中原大战，在党政方面出现同南京中央对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和北平“国民政府”。

参加“扩大会议”的各派力量，既不承认三全大会，当然更不会承认三全大会的一切决议。为了打击蒋介石自我标榜的正统地位和胡汉民所捍卫的“党权”，“扩大会议”就需要找寻一面新的旗帜以资号召。国民党这块金字招牌是不能丢的。于是他们便抓住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尽快召开国民会议，颁布约法。

1930年7月24日，汪精卫首先同他原来的政敌西山会议派达成和解，公开表示同意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国民党为政党之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等主张。 [22] 31日，“扩大会议”决定先行起草约法。

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政府，实际上是等于宣布“扩大会议”的失败，但在北平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未立刻解散，而随阎锡山等一同迁入太原继续工作。10月27日，起草委员会在太原正式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世称《太原约法》，共8章211条。在《太原约法》的起草过程中，军事反蒋实际上已宣告失败，因此起草委员深知该法根本不具备实施的可能，之所以继续完成起草工作，是希图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借此打击南京中央政权。因此《太原约法》包含了许多中国法制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思想和还政于民的内容。 [23]

“扩大会议”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颁布的《太原约法》，不但推翻了南京三全大会制定的将全部总理遗教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根本法的议案，而且对国民党是否有权实行“以党治国”的根基也加以否定。这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争辩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轩然大波，也是对胡汉民一党专政主张的巨大挑战。

参加“扩大会议”且为《太原约法》主要起草人的邹鲁更从孙中山遗教中引经据典，驳斥胡汉民道：

训政时期，须有约法：（一）可于同盟会宣言中见之，其言曰：“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二）可于革命方略见之：其言曰：“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施行约法，战争停止之日，立即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治权。”（三）可于孙文学说见之，其言曰：“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总上所言，可知“训政时期不须约法”之言为不当，而扩大会议所以根据此理由，制定本约法者也。 [24]

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的一次公开争论。国民党三全大会确定孙中山遗教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而汪、邹等人的言论，都在“遗教”的范围内。因此他们主张颁布约法，不仅使南京中央难以自解，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当阎、冯等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天津《大公报》仍针对《太原约法》发表社评说：

北平所谓扩大会议，在今日国民政府统一之局面下，当然无政治地位可言，其草拟之法案，以效力论，殆与私人之意见书相等。虽然，训政时期中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人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之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国府当局近来迭表宽大之政见，对此昔为同志，今为政敌者所提之法案，今后其有恢闳容纳之机会乎。多数受治之国民，盖不胜其企盼之情矣。 [25]

甚至连张学良因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也于9月初向蒋介石表示愿与其联合发表宣言，“以开国民会议与定约法”二事为合作前提，以此对抗“扩大会议”。对张氏此举，蒋在日记中斥之为“是其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诚可叹也”。 [26]

正当训政时期约法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注目的热点时，原本对约法不以为然的蒋介石却于中原大战胜利之初，突然翻过脸来，转手接过反对派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面旗帜。这样一来就把胡汉民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蒋介石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原大战胜利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这时不再需要借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来制约异己，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刚刚在前方击败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后，便踌躇满志地从开封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以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他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27] 该电报韵目为“江”，故又被称之为“江电”。“江电”公开发表后，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 [28]

蒋氏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23条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29] 如此一来，另行编订约法后，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咸传蒋氏欲得一方法为自行制造约法之类，用以为其独裁保障；又有人则谓彼欲自选为大总统者。盖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30]

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却令他和胡汉民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图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在南京凯旋会上接受各界赠旗“党国干城”

蒋氏此举自然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胡绝不能忍受在五院之上再有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大总统。当他接到蒋的电报后，便立刻面嘱中央通讯社不要把蒋电公开发表，并且指示：要等到中常会讨论决定后，才可公开。 [31] 对此，蒋介石只能无奈地慨叹：“江电上中央与国府者，为胡、吴诸先生不赞成，故搁置不发表，以为如此，无异自认政治主张之失败也。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 [32] 10月9日，当中常会提出讨论蒋氏“江电”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确定约法提案时，胡汉民立即发言表示：“蒋先生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不过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我们为慎重起见，似应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让第四次会议去决定此重大问题。” [33]

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遗嘱中的明确主张，并且要求“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对此胡汉民并不反对。但对蒋介石要求颁布约法一事，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 [34]

对于胡汉民的这些言论，蒋介石是不以为然的。为了最终达成目的，蒋介石尚能暂时容忍胡汉民的反对言行，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时应牺牲一切成见，赴其全力以达成统一之一点，其他只要不越出本党主义之外，与不称兵破坏统一，则一切要求皆可允纳也。” [35]

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两天，蒋介石曾担心自己的计划“恐被人疑有偏私”，但最后仍决心“我尽我心，是非则听之于后世而已，时人之议论亦何必顾哉”。 [36] 于是，蒋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为内容的“江电”作为主席团提案，提交大会审议。“但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 [37] 胡汉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所有议案应先付审查再行提会公决”。 [38]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审查会议上，胡汉民就力持异议，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因此当该案在审查委员会送回大会之前，已做了颇多修正。 [39] 当蒋介石拿到戴季陶主持的修正案后，无奈地感慨道：

其所改者，全无关系，等于不改。而于余提案，则搪塞敷衍，皆出于展堂之责。呜呼！展堂书生之见，终不能改。其于国家政治，只求苟安，消极防人，以期不反，而又不能自立奋起。可悯！可叹！ [40]

此后，全会对“约法案审查时辩论甚烈。反对者谓约法虽政府根本大法，但现在政府已组成，人民权利义务，总理遗教上已明白记载，勿庸约法；赞成者谓政府与人民间之权力义务必须明文规定。结果决留付国民会议讨论。” [41] 这一争论很快即传到社会上，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为此，于右任专门向记者解释道：

国民会议原非本党建设程序中所有，系中山北上后为政治关系有此主张。其后列入遗嘱，势非实现不足以重遗训。从前时机未到，延未办理。今大局已定，故由大会主席团提案通过。至约法乃党对国民之公约性质，本可由党径行宣布。今将由党起草，交国民会议议决。此事因蒋有江电，已向中央建议，故无人提案，但日内仍当提议。 [42]

11月15日，蒋介石的盟弟、政学系骨干、刚刚进京出席会议的张群再次向全会提议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张群的提案长达万言，详细陈述了制定约法的五大理由，其要旨为：

（一）速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均属总理遗教，徒为倡乱者所阻挠，转以归罪中央。今吾人既于排除障碍之后，立召国民会议与制定约法，与倡乱者所假借之政治主张，截为两事。纵接纳反对者之意见，于政府之威信与尊严，并无所损。

（二）党为救国治国之工具，今日通称党国，乃指党治的国家而言，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

（三）国民会议与建国大纲上之国民大会根本不同，国民会议的目的，在将本党建国的主义政纲，提出公认，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实为增进党与国民团结的方法。

（四）总理毕生一贯之主张，三十年有如一日，故不能仅限于遗嘱及建国大纲。

（五）各种遗著，所涉方面至广，其中阐明立法原理及立法政策者固多，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确定根本法之目的，非备妆饰，原期实行，一条一项，一字一句之中，必须确切简明，始易于共习共守。尤须严格固定，以保法的权威。

该提案最后明确表示：“为实现总理遗教应付今日时局计、为收揽全国人心巩固革命基础计，似非采纳江电之提议。”该案联署人有吴铁城、张继、陈布雷、王伯群、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等。 [43] 张群的提案是否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提案的核心内容就是针对胡汉民标榜的“党权”提出挑战。接到张群提案后，大会主席于右任当即宣布将该案交付全会讨论。胡汉民立即表示反对，他说：“张委员所提之案用意很好，但关于案中解释各点，不免有些不对的地方……照本席意思看来，本案照审查报告通过，该提案可不必发表。” [44]

胡汉民的发言，立即遭到吴稚晖和李石曾的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吴稚晖反复强调张案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五点”，虽然三全大会已有决议，但并没有什么抵触，极具参考价值。吴稚晖在发言中进一步说：

现在要请各委员宽容本席讲几句话，本席觉得总理主张开国民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要把他的主义、方策介绍给全国国民，拿来作为治国的唯一方法。所以总理生时，是以国民会议来介绍他的主义政纲，以供国民采择。后来竟不能如愿，乃在临终的时候，又叮嘱党内同志遵守。至于约法究竟要不要，就应在国民会议中去表决。如果表决了应该有约法，就把总理的根本大法约一约，我们四中全会自然不能规定。

李石曾在会议上也表示：

在党内各种问题已经有了决议，固然只能服从。而在没有决议以前，就不能禁止人家自由讨论。如果说甲的意见同乙的意见不合，就可把甲的意见撤销，岂不是剥夺人的言论自由权吗？故本席以为张委员的提议案可供参考的地方很多，只要不在外界发表就可以了。

但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他说：

平时有意见，固然可以随便发言，如党内已决议，就应绝对遵守，所以做文字的时候，应该非常留意，不能抄了人家许多话，食而不化……张委员的意思很好，如果作为报告和提案均无不可。但不能抄了《大公报》的批评，就来拼凑成文。所谓自由言论，也一定有一个范围，如果党内已有决议，当然要遵守的。 [45]

在胡汉民的坚持下，四中全会最后仅决议“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会议”，并没有将制定约法列入其中。 [46] 胡汉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但他也明显感到在党内缺少同盟者，事实上已无力阻止蒋走向独裁。胡汉民在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曾不点名地指责蒋介石企图垄断政权。他说：

每个同志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这原是总理的遗训。但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担负。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目前的现象，如果不图挽救，则长此以往，已足亡党亡国而有余，更不必再言训政了。 [47]

胡汉民所说的“某人”指谁，大家都十分明白。他把事情“如果不图挽救”提到要“亡党亡国”的高度，说明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但胡汉民这样大声疾呼，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蒋介石则因胡的“政治掣肘”，在日记中愤慨道：“余之天性强果不屈，而乃必欲强余委曲牵就，任彼一人把持，展堂之强人所难，终有使余宁愿独善其身，置天下人类于不顾之一日也。” [48] 为此，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亲兼行政院院长。 [49]

胡汉民对此仍不甘心，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 [50] 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并得到全会原则通过。可是，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51] 这样一来，蒋不仅在“政权”和“军权”上无人抗衡，还不断挑战胡所标榜和依赖的“党权”。

五 汤山事件

这一切，使胡汉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从此他更加公开地同蒋介石唱对台戏，坚持反对制定约法。

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做报告，再次提出要在本年内召集国民会议，制定一部约法。社会舆论一时也多持赞同态度。《大公报》在四中全会期间就曾发表《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的社评，呼吁国民党“应即励行蒋主席江电所陈，迅速筹备国民会议，以决定颁布宪法日期，并先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民公私权利”。 [52]

胡汉民却在同一天立法院纪念周上抬出孙中山的遗教唱起反调：“近来有很多人故意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混为一谈，想借以遂其捣乱的诡谋，破坏本党党治的基础。”根据国民党的“法理”，国民会议无权制定约法。在胡看来，国民大会才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他坚持主张：“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 [53] 此前，胡汉民还坚决表示：“你们不照主义去做，就是反革命；凡反革命的，便是应该打倒的军阀。” [54]

1931年元旦阅兵典礼上，国府要人与外宾合影，一个多月后，发生汤山事件。一排右起何应钦、胡汉民、蒋介石、宋美龄

其实，胡汉民反对的并不是约法本身，而是蒋介石借制定约法之名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他始终强调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削弱党的权威。他说：

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 [55]

在蒋胡合作之初，蒋介石尚需要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增强他排除异己力量时的政治筹码，以此显示南京中央的合法性。为此，他可以对胡表示十分尊重。不料胡这次在约法问题上对蒋寸步不让，而且据CC派往各地党部特务的调查，支持胡的人还相当多。1931初国民党各省区改选，“结果，胡汉民系占优势”。 [56] 陈立夫就曾回忆道：“胡先生的势力很大，只要党能控制局面，他是党的领袖，就能保有很大的势力。” [57] 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已成为蒋介石实行集权统治的阻力。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自2月以来，蒋对胡的所作所为，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蒋氏在2月10—16日这一周的日记中，几乎天天留下对胡汉民愤怒的“控诉”：

（2月10日）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 [58]

（2月13日）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对中央全会与国民会议诸决议案之能显而可见者，至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危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59]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痛定思痛，莫能自己，而彼不自悟，仍用旧日手段，挑拨我内部，卖好我属部，使我成为怨受，必欲推倒政府，而其身取以代之为快。如其果有此能力，则我求退不得，而此实万难之事也，奈何？ [60]

（2月15日）（胡）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继以“司大令”（即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基”（即托洛茨基），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余以国民会议之议案，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并议定训政时期之约法也。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宜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此方足以平乱。不贯彻江电之主张，决不能杜绝乱源也。 [61]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62]

从以上引述的这几段日记中，不难读出蒋氏内心对胡的强烈愤慨。此时，蒋已经下了“能恶人”的决心，并以此“自勉”。

2月24日，蒋介石约集戴季陶、吴稚晖、张群同胡汉民再次商讨约法问题，希望做最后的妥协和努力，但胡在谈话中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他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 [63] 当晚，蒋介石开始考虑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他自叹道：“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之机，而保全其身可也。” [64]

但胡汉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近。25日他公开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更是倚老卖老地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 [65] 仍坚持反对制定约法，力图保持“党权”高于国府主席这一政体形式。在胡氏谈话见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写道：

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不欲民国之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政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固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狭刻薄者所断送。迨我北伐成功，革命稍有希望，而彼以深悔前非，辅助革命，以求归本党。不料其一入本党，前病复发，野心渐萌，两年以来，欲反原定之和平政策，挑拨播弄。全国将士与国民之牺牲之苦痛，滴滴血泪之痛史，皆不值其一顾，呜呼！摧残革命之罪莫过于是矣，可不痛哉。 [66]

2月26日，蒋介石送请柬邀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于28日到总司令官邸晚餐。当日晚“八时顷，同人毕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书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室。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堂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亲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 [67] 蒋在信中将两年来对胡汉民的所有不满，不论是否有事实依据，全部痛快淋漓地倾泻出来：

展堂先生尊鉴：

自民国十七年冬，先生于北伐完成之后翩然返国，迄今两年余矣。中正以先生虽未参加北伐，究为追随总理最久、在党历史最深之人，其所以尊敬先生爱护先生者，仍无微不至，以不忍先生弃绝革命，更不忍本党旧日同志稍有损失，以减少本党革命历史之价值也。中正自审对于先生之爱护尊敬始终如一……先生对于中央诸同志及中正本人，从未有所纠正，而惟阴为掣肘，或漫肆讥评，甚至设为政不成政、教不成教之蜚语，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时至今日，匪共未清，人心浮动，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先生只存私见，不顾大局，中正终觉为党为国，不安于心，故不能不为先生质直言之。

……今约法固为先生始终所不愿闻，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集又为先生所反对……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

先生如因躬为立法院院长，必欲包揽立法大权于一身，不许国民会议之置喙，其害犹浅，倘惟恐天下无事，不欲和平统一之确有保障，则害之中于党国者将不可思议矣。为党为国以求革命完成之政治家，固如是乎？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乃致。先生个人之布置尚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中正不欲轻相揣测，但本党果能有史太林，则中正自愿为托罗斯基。惜先生无为史太林之可能，总理生平信任先生之专，甚于列宁之信任史太林，而总理不能如列宁之亲见革命之成功，先生实应负其责。

……先生之主持立法，全以个人利害为重，故于党国大法，不愿他人之提及，而惟欲总揽立法大权于一己，通过否决，惟所欲为，将使法律成为个人之法律，不复为党国之法律……先生扪心自问，将何以对死者，又何以对后世？

先生即不为党国前途计，岂能不为本身历史计，而乃自昧若此？同时且尝欲引用许汝为（许崇智）以反对中正，且于谋害中正，如陈某、温某，其罪犯有案可据者，先生亦以接济老同志之名义接济之，岂先生欲学曹孟德所为，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乎？此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先生如因中正此次之忠告而能深悔前非自新，则先生仍不失为本党元老，以恢复革命之历史。中正当于匪共肃清军事大定以后，请先生重出执政。届时中正亦可引咎辞职，以让贤路而谢天下。倘先生以为现时无需于中正，而先生已至执政之时期，则只须中央赞同先生提议，允许中正礼让，中正固无时不以辞职为快，且惟恐求之不得也。 [68]

对于蒋介石所罗列的这一系列罪状，胡汉民当面一一予以驳斥。蒋介石则说话不多，有时还被胡驳得“哑口无言”。这场交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胡汉民深知此时任何抗辩都无济于事，便赌气地说：“去年组庵在世时，我已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蒋介石盼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接口道：“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就是到了这种败局已定的时候，胡汉民仍不肯服输地向蒋表示：“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妻子老了，女儿也大了，也已出嫁，我更脱然无累。”其实，胡汉民心里十分明白，蒋介石所以要在此时彻底摊牌，问题的焦点就是约法之争。他最后向蒋表示：

不过我要忠告你：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声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进一步说：你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举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为快。 [69]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无法转圜。当晚，失去自由的胡汉民向受蒋之命前来征询意见的邵元冲表示：“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惟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 [70]

这一夜，胡汉民被扣押在总司令部。蒋介石仅在日记中平淡地记下一句：“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 [71] 第二天胡汉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声明辞职的，称：“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另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称：

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与组庵、湘勤（古应芬）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

这封信倒是颇符合胡汉民的书生性格，就是不肯服输。他不愿人们将他视为失败者，因此致信蒋以示是他主动辞职，而不是被赶下台的。胡在信尾还附上一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 [72] 没想到这两封信被蒋介石再度利用，借以表明蒋并未监禁胡。胡汉民的迁居要求自然得到了满足。但蒋介石仍在当天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奸，诚一生之不幸也。鲍使国民党受恶名，而共产党享实惠；胡则使国民党受害，而彼自取其利；鲍使国民党革命破坏，而不能建设；胡则使国民党阻碍，而不能进取；鲍使国民党制度法律陷于散漫割裂，而不能运用；胡则使国民政府与行政院隔断，而欲以五院牵制政府，且使各种法律随时更改，以便其私图。两人之象，实无异也。但鲍为异党，又为外人。胡则自相摧残，其存心、其人格，更不容诛焉。 [73]

同一天，胡汉民由邵元冲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押解至南京郊外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监禁。 [74]

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

[1]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297—298页。

[2] 《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

[3] 《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第97页。

[4]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27页。

[5] 《中国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转引自胡春惠等《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篇《统一与建设》第2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929页。

[6] 《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6页。

[7]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2页。

[8]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20—21页。

[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664—665页。

[10] 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153页。

[11] 《陈德徵之提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民国日报》1929年3月25日，第1张第3版。

[12] 《胡适致王宠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509页。

[13]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10日，第7页。

[14] 《中央周报》第69期，1929年9月30日，第1页。

[15] 《张孝若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23—524页。

[16] 《蔡元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页。

[17] 《蔡元培致吴稚晖函》（1930年8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原件，“吴”字7913。以下均简称“党史馆”，并径注档案号。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0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1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4。

[19] 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155—156页。

[20]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中央委员出席一览表》，《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1—31页。

[21] 胡汉民：《怎样免除一切纠纷及怎样进行一切建设》（1929年3月11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12—13页。

[22] 《汪发表对党政意见》，《新闻报》1930年7月25日，第4版。

[23] 《太原约法》全文及宣言见《大公报》1930年10月29日，第1张第2版。

[24] 《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第363页。

[25]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第1张第2版。

[26] 蒋介石日记，1930年9月2日；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8册，台北：“国史馆”，2003，第517页。

[27]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民国日报》1930年10月7日，第1张第3版。

[28]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手稿影印本，1931年10月7日。

[29]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30]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3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43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6日。

[3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2次常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3/15。

[34] 胡汉民：《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第64页。

[35]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11日。

[36] 蒋介石日记类抄，《省克记》卷4，1930年1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文物图书”，毛笔原件。以下简称“蒋档”，“蒋介石日记类抄”亦略。

[37] 《大公报》1930年11月14日，第1张第2版。

[38]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日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3.2/36。

[39]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93页。

[40] 《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12日，“蒋档”。

[41] 《约法案激辩留交国民会议》，《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42] 《于右任对国民会议与约法之谈话》，《大公报》1930年11月17日，第1张第3版。

[43]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党史馆藏，油印件：3.2/20.43。

[44]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45]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党史馆藏，铅笔原件：3.2/36。

[46] 《主席团提召开国民会议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执会秘书处编印，1930，第24页。

[47] 胡汉民：《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会词》，《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3—547页。

[48] 《困勉记》卷16，1930年11月21日，“蒋档”。

[49]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77页。

[50]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党史馆藏，油印件：3.2/18.26。

[51]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99页。

[52] 《中全会何以慰吾民》（社评），《大公报》1930年11月12日，第1张第2版。

[53]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第2张第2版。

[54] 《总理伦敦蒙难纪念大会纪事》（1930年10月11日），《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

[55]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5页。

[56]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1，第102页。

[57]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5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0日；《事略稿本》同日摘录了这段日记，但对文字做了一定的修饰，内容大体一致。见《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55页。

[59]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3日；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将此段文字修饰为：“展堂借委员制之名，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次中央全会与中常会、中政会之国民会议诸议案，乃其显而易见者也。至于其他重要之案阻碍之，使不得施行，多不可算。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挑拨内部，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以售其私。呜呼！此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也！贪天之功，侵人之权，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诚不可怨矣。”（“蒋档”）

[60]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12页。

[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32—133页。《事略稿本》中加入一段日记原稿没有的话：“余誓必贯彻主张，以救国家。彼辈虽百端挠之，吾亦不暇顾也。呜呼！孔子曰：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吾自勉为仁者而已。”

[62]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6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34页。

[63]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4—115页。

[64]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4日，第167页。

[65] 胡汉民：《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第1张第3版。

[66]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169—171页。

[67]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170页。

[68] 全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720—725页；秦孝仪总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仅摘录数语；《事略稿本》（第10册，第175—189页）1931年2月28日收录了该函全文。

[69]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17—120页。

[70]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8日。

[72]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121页。

[73]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日，“蒋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蒋日记，此段原文字迹模糊难辨，故直接引用《困勉记》。而《事略稿本》（第10册，第194页）在叙述同一段内容时的文字又与《困勉记》有所不同。

[74]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3月1日，第711页。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一 国民会议的召集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当晚，蒋介石就在全体中央委员晚宴中，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当时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叶楚伧诸人都表示附和。吴稚晖并提议：“此事既破裂，则已无法弥缝，惟有力图减少困难及误会。展堂既主辞职，则以静居双龙巷寓次为宜，立法院事作为请假，而由子超副院长代理之，较为不着痕迹。”蒋当场表示：“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 [1]

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项决议案。一是：

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并指出：

此种约法，为中国民族整个的生命所寄，负训政责任之本党，不得不予再三郑重考虑之后，定坚卓不移之决心，并应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根据总理所指示，以确定其性质范围与产生之方法，俾于国民会议，树久安长治之宏规。 [2]

会议推定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吴稚晖、王宠惠为召集人，负责立即起草约法条文，供国民会议讨论。据出席会议的孙科回忆：当蒋提出议案后，会场“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 [3]

蒋、胡约法之争，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从此，国民会议就完全按照蒋的意图发展。对此，蒋曾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为胡汉民事积搁公事至两星期之久，一旦清理，为之一快。” [4]

早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召开国民会议时，国民党中常会即推定蒋介石、胡汉民等14人为委员，负责草拟召集国民会议之方案。 [5] 12月29日，中常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交国民政府于1931年元旦正式公布。 [6]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规定，会议代表总额为520人，其分配情形：各省450人，各市22人，蒙古代表12人，西藏代表10人，海外华侨代表26人；选举采用职业代表制，各地代表应按照定额，由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等团体选出。同时规定，上述“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各团体以依法设立者为限”。 [7]

1月23日，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陈立夫为总干事，具体负责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会议筹备事项，并于各省市设立国民会议选举总监督。3月2日，戴传贤等三人宣誓就职。 [8] 同日，戴氏在中央纪念周报告，称：“各地选举总监督已就职者，计十六省二市，共十八处。各地党部同志努力筹备，定能如期开会。各同志所应特别注意者，即国民会议之任务是也。此种问题甚为重大，全国人民对于此事大多仍不明了，即党部同志亦在研究之中。” [9] 从戴氏的报告中，不难读出他的无奈。

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第14条“中国国民党国民会议代表之选举由中央党部另定之”的规定，1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25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出席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施行程序》，共21条，规定各省市国民党员按该省市分得之名额，就中央提名中选出半数或过半数，其余者由党员自由选举。 [10]

4月24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共28条，分别对国民会议的组织、会期、表决方式、会场纪律、秘书处和警卫处的设置等做了具体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2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得出席国民会议。”此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院所属部长、委员长，以及主席团特许人员，可“列席”会议。 [11] “因之，中国国民党对于该会议可说有绝对的支配能力。” [12]

1931年5月5日上午9时，国民会议开幕典礼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新建的国民会议议场举行，出席者除会议正式代表、主席团特许人员外，还有中外来宾千余人。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历史渊源、召集经过及其职能，特别强调制定训政约法一事。他说：“中正认此事为国民会议之重要使命，历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言之实心有余痛！”并表示“俟（约法）确立以后，尤须政府国民同立山岳不摇之心，秉化日光天之态度，一致遵守，以致中国于治平”。 [13]

5月6日，国民会议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35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29人。会议首先接受国民党推定的中央委员于右任、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选举张继、戴传贤、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共同组成主席团。 [14]

5月7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任命主席团提名的叶楚伧为秘书长，并通过主席团特许列席会议名单，共70人。 [15]

国民会议主席团成员。前排左起叶楚伧、于右任、刘纯一、戴季陶、林植夫，后排左起周作民、张继、张学良、吴铁城、陈立夫

自5月8日起，正式开会，共开大会8次，通过提案20余件。在国民会议通过的所有提案中，最重要的是12日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除前言外，共89条，分为8章：第一章“总纲”，对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国体、国旗、国都，都有规定；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对人民的权利采取法律保障主义，而不是直接保障；第三章“训政纲领”，仍强调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中央统治权；第四章“国民生计”，所昭示的两大原则为奖励生产和劳资协调；第五章“国民教育”，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学龄儿童应受义务教育，失学成年人应受补习教育；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采均权制度；第七章“政府之组织”，又分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二节；第八章“附则”，规定约法解释的方法和宪法制定的程序。 [16]

国民会议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5月13日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郑重宣告：

（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

（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

右之决定，不仅为捍卫中华民族生存之必要，实亦足以消除世界和平之障碍而湔涤近世文明之污点。深信世界各国对此坚决之表示，必能与以深切之认识，而我全国同胞自必一致拥护此项之决定，不辞任何之艰难与牺牲。谨此宣言。 [17]

5月17日，大会一致通过《国民会议宣言》，再次强调上述两项主张为“本会议代表国民一致决议”，并要求“全体国民当下最后之决心作最大之努力，拥护国民政府以完成此项使命”。 [18]

5月16日，国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还一致通过林叠等111名代表提出的临时动议“请大会函国民政府从速制定国歌，在国歌未颁行以前暂以党歌代国歌案”。 [19]

6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约法，并发表《约法宣言》，称：“国民会议最重要之工作，为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政府依照国民会议决议，于本日以约法公布全国，约法亦即于本日发生效力。” [20]

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遗嘱中明确提出的两项“最近主张”，“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国民会议算是开完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也昭告于世。但如何废除、具体步骤以及何时“促其实现”，无论国民会议还是国民政府均无具体规划。九一八事变后，国民会议留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更是形同一纸空文。列强在华所拥有的特权依然如故。

国民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在报告会议经过时曾自豪地表示：

这次大会的代表，可以说是照组织法规定的人数，全都到会了。出席列席的代表中间，包括蒙、藏、回各族，又另有数位女性代表，所以此次的国民会议，是整个的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

至大会的议事经过和一切议决案，无不根据总理遗教，讨论通过的。如实业建设程序案，是根据建国方略的；教育实施趋向案，是根据心理建设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案，是根据训政纲要及建国大纲的。此外所有比较重要以及其他的议案，都无一不是根据总理遗教而决定的。提案方面，计共有四百五十余件，经大会决议通过的约二十余件，其余的四百余案，都在末了一天的下午，通过解决了。 [21]

但是国民会议是否真如叶氏所称的“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国民会议”呢？首先，我们从国民会议的选举机关来看，由国民党中央派往各省市的31位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监督，如陕西省为杨虎城，山西省为商震，浙江省为张难先，上海市为张群，南京市为魏道明， [22]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大员，根据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的规定，他们对参选人民团体有认定资格的权力。 [23]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党”或“个人意愿”来认定参选代表的资格。我们不妨看看当时在鄂豫皖“剿共”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其日记中关于湖北选举情况的真实记录：

国民会议选举事，由民厅主办，每县派一指导员，民政厅长吴醒亚电令各县长接受指导。闻各指导员到达各县后，对县长兼任选举监督曰：“如何办理，你是明白的，我们心照不宣，惟一事必须迅速完成的，就是制造选民名册。”前些时各军师有人来电，要交换选票，如樊崧甫、周磊要我们选赵观涛，他们选夏斗寅。最后仍由总司令圈定，可说是选举与圈定并用，施之于军队原无不可，若民众选举，由党部先行决定人选交民厅办手续，除大都会尚有形式举行，至各县则关门制造，层层转报与报纸公布而已，老百姓根本不知此事。 [24]

主持湖北全省选举的吴醒亚，正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会议代表湖北选举总监督”。 [25] 由此可以想见叶楚伧所言“无一族一界无代表参与”的真实性。难怪万耀煌在日记中不满地表示：“军阀时期选以贿成，为后世诟病，还经过了选，还有人（得了钱）来投票，今日根本连投票形式都没有。主办地方选举作为如此，难怪外人对本党之不谅也。” [26]

此外，我们再从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分配来考察，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共520人，由各省市选举的国民党代表有84人，加上当然出席的84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而当然列席的代表亦有50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部会首长），另外还有军队党部特许列席代表15人。以上共计233人，已近大会人数一半。此外，国民党党员参加选举，并未限定不可参加国民党配额以外的职业团体的选举。这就造成国民党员不仅可以参加国民党的选举，也可以参加职业团体的选举，甚至有国民党员在地方党部选举失败后，再参加其他职业团体选举而当选的情况。当时在江苏省就不乏这样的例子。 [27] 由此可见所谓国民会议，无非是“扩大”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而已，而且其中还排斥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两广代表和改组派等）。可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对大会有绝对的支配权。

国民会议选举的代表如此而已，会议通过的决议无论从内容到质量，也很难想象可以代表全体国民了。难怪会议能在最后半天不经过讨论即能“迅速”通过全部提案的95%。而真正经过大会决议通过的20余件提案中，最关键的正如蒋介石所言：“国民会议中间，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训政时期约法为唯一的要案。” [28] 前者在于显示蒋介石致力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以此表明蒋在“党国”的正统地位，至于何时实现，则另当别论。后者则从法理上满足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愿望。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胡汉民早在1928年10月中央党部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表明：“训政时期最要将党、国民、政府三方面的关系、地位搅清楚。至于法，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所谓约法或宪法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政府组织法。” [29] 胡汉民的这句话倒是讲到了问题的实质。蒋、胡二人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党权”与“民权”的较量，还是“党权”同“个人独裁”之间的斗争？我们不妨细心地比较一下蒋介石自1928年10月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后，在历次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将“党国”大权集于一身的。

最早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这个组织法极其简单，全文不过10条。“其组织要点如下：（一）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二）国民政府设常务委员五人，于委员中推定之；（三）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之。” [30] 根据该组织法，选举汪精卫为国府主席，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国府委员。蒋介石此时还未当选国府委员。虽然汪精卫为国府主席，但按该法规定，处理国务时“由委员会议执行”，实际上采取的是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没有实权。

1927年3月11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全会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它同原来最大的不同是取消国府主席一职，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5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等23人为国府委员。 [31] 武汉政府时期的国民政府，合议制精神比广州政府时期还要明显。

同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未颁布组织法，只是推举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宁汉合作后，由特别委员会推举产生了新的国民政府。这一时期（1927年9—12月），国民政府的组织系统大致延用二届三中全会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设国府主席一职。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该法大致同1925年颁布的第一个组织法相同，内容仍很简单，仅有11条，并恢复设置国府主席一职，其职权仅是“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以谭延闿为主席。该法第3条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 [32] 从此条中不难发现国府主席和常务委员权力相当，处理政务时仍采取委员合议制。

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大纲》，表面上结束了军政统治，进入训政时期。按胡汉民设想的政府组织形式是：“以五院委员为政府委员，以政府常务委员五人，分任五院之主席。合五院之组织，而总称之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五人中指定一人为政府主席。政府主席除对外为国家代表外，其权力地位，莫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 [33]

10月8日，蒋介石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于同日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共48条，涉及的内容已相当完备。按该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都是国府委员，国府主席仅在外交礼仪上代表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经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行政院各部正副部长、各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分别任免之”。“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当出现“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由国务会议议决之。” [34] 此时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这同胡汉民的设想基本一致。唯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涉及有关军事方面依该法第9条规定：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而第2条所定“国民政府统率海、陆、空军”的职权，似乎无人能限制国府主席的“军权”。此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已较以前为大；由事实上看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实权，实已改变过去的委员合议制，而为一种首领制。 [35]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再次通过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最主要的变更有两项。一是删去了原法第11条“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一句，并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而以原“行政院会议”取代“国务会议”。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会议”的职权，仅是议决“院与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而不再是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此项修改的实质，是彻底否决了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委员合议制。此后，国家行政完全由行政院长负责。

第二项大的修订是第13条，规定：“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 [36] 根据该条规定，五院院长对于国家的行为（颁布法律及命令），不再负有共同的连带责任，而只对其主管事项负责。由此不难发现，此时的国府主席职权已高于五院院长。公布法律、命令，无需经国务会议议决，署名形式也改为主席署名，相关院长副署。特别是蒋介石还兼任了行政院长，此后行政院各部委首脑，可直接由院长蒋介石提名，主席蒋介石任命，而不受立法院等其他各院的干涉。当时即有学者评论道：“严格地说起来，经此修正而后，国民政府的组织，已自形式上的合议制成为行政院院长总揽行政权之制。” [37] 但尽管如此，国府主席蒋介石还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公布法律，仍需立法院院长副署方能生效。

胡汉民被囚后，1931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37次会议基本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通过了约法草案，在该法有关中央制度一节中，虽然没有设立总统，但赋予国民政府主席以无限的权力。其中最为彻底的就是，草案第69条明文规定：“各院及各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 [38] 根据该条，国民政府主席同五院院长之间已由原来相对平等的关系演变为上下级关系，五院院长都可以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其他各级官员就更不消说了。国民政府主席已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总统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已。

此后，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虽将草案第69条改为“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 [39] 但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同原草案大体无异。15天后，根据《约法》重新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

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分10章52条，它同前一次的组织法最大的不同有两点。其一，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彻底放弃了委员合议制，国府主席权力大大提高。此前，五院院长还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各部会长官及各院委员由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任命权在国务会议。新法则将原设于“国民政府”一章中的国府主席职权，单独设立一章，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国民政府主席也由最初仅在外交礼仪上对外代表国民政府，改为“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立法、监察两院委员的任命也由原各院“院长提请国府任命之”，改为由“院长提出人选，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依法任免”。 [40] 不仅五院院长须由国府主席提请任命，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也须由国府主席提请“依法任免”，只要国府主席拒绝“提请”，就永远不能获得任命。

其二，国民政府委员人数成倍增加。此前的组织法规定国府委员仅有12—16人，其中10人由五院正副院长兼任。新法规定国府委员人数增至16—32人，且五院正副院长则为此数以外的当然委员。其中许多国府委员身兼数职，常不在南京，不易参加国民政府会议。而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可由国府主席署名，关系院院长副署行之，也无须经过国民政府会议议决通过。在新的组织法中，国民政府会议实际上已流于形式，无任何实权，而国民政府委员则成为一种徒拥虚名而无实权的职位。

这就为蒋介石掌握国民政府最高权力确立了法律基础，并使得国民党体制内的其他反对力量难以对蒋构成真正的威胁。

新组织法通过后，三届五中全会选任蒋为国府主席，张静江等32人为国府委员。随后，蒋以国府主席名义提请蒋介石、林森等分任五院院长，蒋以主席而兼任行政院长。从此大权独揽。

这就是蒋介石坚持要制定约法的真实意图，也是胡汉民坚决反对制定约法的原因所在。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国民会议一致通过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然而“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为此他“愿恳切开陈于各地父老昆季之前，而蕲求一致之努力”者，“曰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又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今后全国国民，以至政府官吏与军人，必须皆知守法为立国立人之要则，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 [41]

然而单就法理上讲，训政约法还是遭到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孔祥熙在实业部的一次演讲中，谈及“约法上之疑点”时，曾把社会上的这种指责归纳为五点：“（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 [42]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专家王世杰对约法评论道：约法既欲保障民权，但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而采法律保障主义。换言之，人权的保障有赖于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权”。 [43] 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44] 这种法律间接保障制同所谓直接保障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随时停止人民的种种自由。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的修订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构，也就是说限制人民的权利，是通过人民代表决定的。但制定《约法》的国民会议代表并非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换句话讲，国民党可随时单独制定法律，依法“停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

同样，当时舆论对这部《约法》就公开表示不满。在约法草案刚刚公布时，《大公报》社评曾写道：

如何使人民纳税及服兵役工役，政府可以随时自由规定之矣。是以就约法言，关于民权之实际保障，殊不充分。将来能否收预期之效果，其责任仍全在党及政府。此大可注意之一点也……

训政并无年限。自一种意义言，即可解释为无限之延长。盖自治完成无限期，则训政之终了，亦因而无限期也。从前本有训政六年之党的决议，去年蒋主席江电用意，似在缩短之，今乃得一无限延长之结果乎，抑六年终了之，党的决议尚有效乎。吾人纵不必空言求缩短，但亦绝对反对更延长。国议诸君，对此点果作何解也。 [45]

然而约法草案中规定的人民诸多权利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条文，在国民会议讨论时，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任何异议，相反地却将原草案第79条规定的“约法之解释权由约法委员会行使之”，改为“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46] 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之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其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根本法之地位，但《约法》的解释权并不是由代表所谓民意的国民会议所授予，而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如此这般，嗣后基于“党权”而颁布的法律若与《约法》相抵触时，孰为合法，孰为违法，也唯有执政的国民党才有权加以评判。何况排除了胡汉民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完全为蒋介石所掌控，因此也可以说对这部《约法》的解释权，最终是操在蒋介石一人之手。

这种冲突很快就表现出来。国民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

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部分立法委员“以为（该法）内容与约法有不尽吻合之处，宜先付审查，再行提会讨论”。更有立法委员指责五中全会“不讲法理，不尊重其主张，今乃提至本院，若吾人为尊重立法职权，应将此案内容加以修改，或则退回国府，否则徒为工具”。主持会议的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心里非常明白，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经中央全会决议修正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是否仍有权审议。他发现该法“已无通过希望，乃折衷众说，以为此案既经全会修正通过，可径由国府公布，无庸经立法程序，遂散会”。但他私下也无奈地承认“然在立法史上实开一不幸之例，殊足影响于将来”。 [47]

照理讲，蒋介石派下的政学系是欢迎约法的，因此才有张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借此挑战胡汉民派倡导的“党权”，并一度引起胡汉民同党内元老的矛盾（见前章）。陈立夫曾对张氏的这一举动分析道：“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48] 但当约法尚未起草完毕，政学系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49] “畅卿”即杨永泰，政学系领袖，他的评论颇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而“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 [50] 更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训政“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是本末倒置、有名无实”。 [51]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这在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时，正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正如孙中山早年所言：“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 [52]

孙中山想还政于民深感难矣，胡汉民想还政于党，同样是不可能的。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北伐之际，未行《建国大纲》中的训政工作，造成军权独大的既成事实，事后要其既得之权力，让之于党，已不可能；要其让之于民，更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实施训政之挫折，只是军权与党权的较量下，党权为军权所败。至于民权更非军权和党权的对手了。” [53] 胡汉民后来也曾被迫承认，自1928年以来同蒋介石两年多的合作，“是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并愤愤不平地表示：“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账不能写到党治的账上来。” [54]

国民会议“顺利”召开了。最能代表国民会议使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经会议一致通过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似乎牢不可破。但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料想的那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国民党内的不满，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711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0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63页。

[3]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第100页。

[4] 《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1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335页。

[7]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编者印行，1931，第307、310页。

[9] 《戴传贤报告约法事》，《国闻周报》第8卷第9期，1931年3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3页。

[10]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5页。

[11]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3页。

[12]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14页。

[13]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第12页。

[14]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5页。

[15]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二），《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22—25页。

[1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99页；《国民政府公报》第786号，1931年6月1日，第6—11页。

[17]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7页。

[18]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19] 《国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6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81页。

[20]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13页。

[21]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22]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编者印行，1931，第276—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2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24]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编印，1978，1931年3月，第71—72页。

[25]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26]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27]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第56页。

[28]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29] 胡汉民：《腐化足以销蚀革命性》（1928年10月15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38页。

[30] 《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192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4—35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第二日速记录）》（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20—821页。

[32]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33]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张。

[3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第13—18页。

[35]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第248页。

[3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0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公报》第631号，1930年11月25日，第2—6页。

[3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增订版，第184页。

[3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7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第40页。

[39]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第10页。

[4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3—8页。

[41]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页。

[42]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216页。

[4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44]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4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论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4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744页。

[4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49] 《黄郛日记》第6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50]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51]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27页。

[52] 《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53]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198页。

[54]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50页。

第五章 “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一 扣胡引起的风波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消息一传出，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不奇怪的：以胡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公愤，纷纷谴责蒋，要求恢复胡的自由。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众多要人的不满。据蒋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 [1]

胡汉民被扣当晚，陈立夫为了不使事态恶化，于晚宴结束后拉着叶楚伧同见蒋介石，陈氏恳请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并未接受陈的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 [2] 与此同时，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

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言下颇有伤感。三人再三商讨，并无办法，乃联袂往中山东路中央建设委员会招待所，拜见吴敬恒、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大家在客厅见面。我们刚入座，吴稚老深知来意，乃大谈汉高祖忌元勋功高震主，大事屠戮，现代历史，似难例外，因将此类故事，古今中外，缕举历三小时，而对胡先生事，如何挽救，毫无主张。 [3]

其实，吴、张、蔡、李“四老”对扣胡一事，并非“毫无主张”。如此大的举动，如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蒋介石是很难做此独断的。2月24日，蒋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吴稚晖“之见甚当”，“实有政治见解”。 [4] 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并于扣胡当天先“往汤山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议事”。 [5] 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这四位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随后，蒋向其他在座的党国要人解释时，“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 [6]

当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及其所控制的十九路军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态度。为此，蒋于扣胡第二天致电时在广东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二陈，内称：

中央昨日密提弹劾展堂案，其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意义重大……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是直欲总览立法权于一己，借便任意毁法，造行之私图，而置无数国民与同志之牺牲于不顾……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无法处理，惟有从保全耆硕，消弭纠纷方面以谋妥善。 [7]

此后，蒋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

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 [8]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

此次胡汉民同志辞职事，各位或有不了解真相者。故本晚邀各位同志来此略述大概：……不料胡同志竟不顾一切，突于上星期由宣传部以胡同志个人名义，正式发表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问题之言论。中央同志于此甚觉不满，监察院某君欲提弹劾案。余负有政治之责，不得不从中调解，免启政治纠纷，并对该委员声明政治问题由余负责解决，请君不必提起弹劾。故于上星期六日，邀集全体中委讨论约法问题。余谓：凡我中央同志尊重胡同志，固无事不可迁就，独于此大政方针，关于中国祸福与存亡问题，则不能不以去就力争。昔者总理常言：吾对汉民之主张事事可迁就到十分之八九，但对于主义与大政方针有关者，则决不迁就。此总理在日对中正与诸同志屡言之。中正视此约法大问题，决不能以私情迁就，故当时声明：如胡同志以为中正约法之主张不对，则中正可辞职引退。胡同志因自认其主张与中央同志相反，乃表示自愿辞职。 [9]

但蒋氏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 [10] 8日，国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 [11] 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 [12]

胡汉民被囚后，当时仅有数人特许前去探视，据胡氏回忆：

这时可以看我的，只有邵元冲、孔祥熙两人。立法院秘书李晓生，则为办理家务，由邵元冲特许出入，不过出入必须受驻守兵警的检查。亮畴、哲生诸人都不能来。一次，亮畴以司法院长的衔头，硬冲入来，谈了半小时才走。但从此以后，这些兵警把双龙巷两头都堵塞起来，交通都断绝了。此外，除邵元冲外，可以来去的有三名诗友，在考试院服务的。 [13]

四个月后，孙科在广州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曾谈道：

现在胡同志仍是一个囚犯，如同初被捕时一般，除非得蒋氏亲自许可，没有人能去看他，甚至戴季陶和余两人初亦需请求蒋氏。直至被捕后的第四天，蒋才下谕给监视胡同志的狱吏，许我们到汤山去看他。胡同志个人原有的卫士都被解除武装，所有勤务都被驱逐，即公馆的电话线亦全被割断，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14]

蒋介石最初还想对外封锁消息。胡汉民被扣后，“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 [15] “蒋介石二日在国府纪念周宣布胡汉民罪之演说词”，也由总司令部通知各报“不许登载”。 [16] 为了掩人耳目，一周后蒋介石又命人将胡汉民迁回南京胡氏原宅关押， [17] 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加急通电，称：

急！限即刻到。各省市政府、省市党部钧鉴：此次胡汉民同志之辞职，积劳多病，不胜剧繁，固其一因；同时因关于国民会议之约法起草问题，胡同志之讨论与中央同志相殊，愤而辞职，中央经再三郑重考虑之后，为完成依三民主义确定本党与全民共同遵守之约法计，决准其辞职。因此二日中央常会临时决议，将起草约法与准胡辞职两案同时决定。深恐各地未知其详，请即依斯旨，切实简单说明，同时须以中央制订约法之决心，努力宣传，以遏谣诼，而示大公。中央执行委员会。齐（8日）。 [18]

但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蒋的结拜兄弟黄郛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访畅卿兄，得悉廿八晚介石以请客为名已将展堂看管……本日公债大跌，或系受展堂事之影响。” [19] 当时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金雄白为此事采访知情的邵元冲，在邵宅见到胡汉民被关押期间亲笔所赋的两首诗，内容充满着讽刺和牢骚：

集曹全碑字

山居尚有三间屋，字报平安慰妇心。

幽谷起为云造雨，阙泉烈若土流金。

身闲拟续清凉赋，地远曾无故旧临。

有病要从方药理，儒生修养事难禁。

忆组庵

太傅冲和未易师，灌兰锄艾尚无诗。

拟从吏部谎棋癖，肯学君虞有妒痴。

风景不殊君逝后，江山无恙我忧时。

去年今日经风雨，正是回章索和诗。 [20]

金雄白当即将原稿拿走，并连同在胡汉民寓所外拍摄的“奉令修养，概不见客”的招牌一同以锌版刊于《时事新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等相续转载。3月6日下午，蒋“见展堂诗报甚愤激”。 [21] 为此，上述两报旋即被首都警察厅“报处罚停刊一星期”。 [22] 当晚，蒋在日记中对扣胡一事慨叹道：

今日各报转载中央通信社消息，以展堂晕厥二次病重之说谣惑人心，一面使余畏惧，对展堂不敢有所主张，令其回寓自由。文人书生用意之拙劣，诚为可笑。殊不知党员与官吏皆无自由，何况展堂，处于嫌疑，有被检举之道。党中文人重于私情，忘却公义，以余今日为对不起展堂，有伤友朋之情。若展堂擅离首都一往上海，或各方受人包围煽惑，使国家人民大受损失与牺牲，不知其公私利害则何如。故余宁受负友之名，而不愿余以朋友个人，而负党国与人民也。况乎其文字登报皆有自由，并未拘束也。 [23]

最先公开反蒋的是国民党海外党部，据报载：“海外党部对胡颇有信仰，此次胡被监禁消息传出后，新嘉坡党部与其他三海外党部，于五日发出反蒋通电。” [24]

胡汉民的被囚，竟会在国内外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这是原来充满自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他急忙于3月9日发表谈话，诡称囚胡于南京是“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如此”。蒋介石还引用胡汉民曾提出过的“党员无自由”一语，作为扣禁胡的根据，他说：党和政府因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个人的自由。一个革命党员，不管他在党的地位如何，不管他在党的历史久暂，也不管他负党的责任轻重，都一样要受党的约束，限制个人的自由”。“我们实在不忍见胡同志几十年的历史毁于一旦，所以我们为公为私，都要为他设法，保全他。因此胡同志实在以不离开南京为是。中央各同志都是这样想。胡同志本人也是这样想。所以胡同志虽然辞去政府的职务，然而仍是不会离开南京的。” [25] 蒋氏此举等于公开表明扣胡不放的决心。

胡汉民被囚后，社会上盛传蒋介石要利用《约法》选举他本人为中华民国总统。 [26] 据上海报纸载：“此次国会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并将讨论大总统问题。” [27] 香港《华字日报》也载：“此间盛传民国将恢复总统制，且闻各中央委员多数赞成，所需讨论者只实现之时。” [28] 甚至有好事之徒于一夜间将中央军校的砖墙全部刷成黄色。当时总司令官邸就设在中央军校内。蒋介石手下的“天之骄子”们纷纷开玩笑说：“陈桥兵变了，我们都要封王了。” [29] 胡汉民的被囚，显然又同此事有关，从而引起更多社会舆论的不满。3月8日，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公开发表通电，指出：

自蒋中正非法逮捕胡汉民之事发生，蒋之专横凶残，完全暴露。胡之主张如何，姑不具论，而此次反对蒋为总统，则事实昭然。以立法院长而突遭监禁，古代专制君主时代，容或有之；在今日开明之时代，则不能不引为奇闻了。 [30]

面对社会舆论的指责，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被迫于3月16日国府纪念周演讲中公开表示：“在国民会议里面，只应制定约法，不必而且不应该提出总统的问题……最近外面传说，本人要在国民会议里面提出自己要做总统，实行独裁制，这种谣言实在太没有意义。” [31]

蒋氏此言明显言不由衷。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府纪念周想声明一生不做总统，以无暇，故未言也。” [32] 但此后他特赴浙江莫干山拜访盟兄黄郛，双方“畅叙”三小时，“皆关于大局问题”，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涉及“五院性质及总统问题”。 [33] 不过蒋在纪念周演讲时，并没有把话说死，他进一步表示：

总统要不要的问题不是那一个人所能主张，所能决定。中国目下有无总统完全要由革命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而决定……如果为统一中国，实行训政促进建设完成革命计，有总统的必要时，本人一定不顾一切荣辱成败，毅然就任总统，以努力于革命的完成。 [3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会议召开前夕“国议将提总统制”的话题又热闹起来，“到京代表多数主张将提出临时动议”。 [35]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胡汉民被囚汤山后，并没有向蒋介石屈服。他只是向蒋要求允许常为自己看病的铁道部医官邓真德前来照顾。 [36] 他选择要邓来治病，自然是有其深意的。邓真德是铁道部部长孙科的亲信，通过邓，胡汉民先后同孙科、古应芬等取得联系，嘱咐他们一定要在两广形成反蒋局面。在胡的授意下，古应芬便积极策划驻防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发难反蒋。

为什么胡汉民要选择广东作为首先发难的地区？

首先，胡汉民同广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广东人，民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广东都督，并多次主持广东省政，同广东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此次策动反蒋的核心人物是古应芬，也是广东人，长期担任广东要职，同广东当地军、政、财界关系密切。“陈炯明长粤，古湘芹曾任政务厅长……与邓铿、朱执信两人过从最密，朱、邓先后遇害，两人之部属均归依湘芹，故颇获军人之支持……李济深得湘芹之助，接统所部，陈伯南、张向华（张发奎）、陈铭枢等均属之。” [37]

其次，陈济棠是依靠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携才得以控制广东军事大权的，尤其同古应芬关系密切。“1922年，陈济棠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一个团长，滇桂军东下，陈炯明败退东江后，古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为旅长；以后，陈济棠奉派赴苏联考察，回国后重任第十一师师长，古也与有力焉。” [38]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正是经古应芬的力荐，陈济棠才得以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控制广东全省的军权。他们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39]

第三，中原大战结束后，除张学良外，陈济棠在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武装势力中力量最为雄厚。由于他不是蒋的嫡系，难以受到蒋的信任。当各派反蒋武装被击败前，蒋对他无力顾及，暂时采取安抚态度，但仍实行牵制政策，任命另一名粤军重要将领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政事，以分陈济棠的权力。这自然使陈济棠难以自安。他自掌握广东军权后，积极扩充实力，利用蒋急于消灭桂系的心理，并乘中原大战之机，向蒋多要军费，扩编军队，仅两年间便把军队发展到15万人。对于此事，蒋介石曾在南京中央党部的报告中愤怒地说道：

中央在广东每月的收入，完全提给他（指陈济棠）做军费，这还不够，还要在广东省收入项下提款。他的军队，一共只有五师人，照中央规定的军费算，不到一百五十万，每月便可发清全饷。现在陈济棠每月却要领四百三十万之多。以中央军队比较起来，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这四百三十万的中央军费和地方经费之外，还有在广西所占领的地方，亦有八十万，也不由中央支配，不报告中央，合起来大概有五百多万。 [40]

特别是“陈指挥下还有海、空军，尤其是空军，实力仅次于南京，比张学良的东北空军实力还强，更是陈济棠手上的一张王牌。” [41] 1930年，他又乘陈铭枢所控制的十九路军离粤北调参加江西“剿共”的机会，逐步巩固了在广东的统治。

古应芬到广州后，一面暗中同孙科联系，利用孙科是孙中山儿子的声望，借以扩大反蒋派的声势；同时派人会晤已率军队攻入广西的陈济棠，希望他能与桂方息兵，共同反蒋。这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只有陈济棠能够独立控制广东这样重要的省份，并且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特别是当时亲蒋的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一直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尽管此时十九路军已奉命北调江西参加“剿共”，但二陈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胡汉民的被囚，使陈济棠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如不反蒋迟早也会被蒋吞掉。为此，他于3月5日致电南京表示：请爱护胡汉民，以免内忧。 [42]

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这时也来到广州，力劝陈济棠反蒋。“他是扣胡前以南京中央党部广东党务视察员的身份来的。在这一次广东省党部的集会上，李就提议电蒋质问何故扣胡，反蒋空气逐渐到了表面化阶段。” [43]

在古、李的影响下，陈济棠的反蒋态度逐步明朗。他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因此，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他还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 [44] 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

李、白、张在屡次战败之后实力大为削弱，已有岌岌可危之势，获此良机得以重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45]

陈铭枢虽然一贯亲蒋，但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不过他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颇深，特别是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遂于4月28日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 [46]

这样，广东的军政大权便完全落入陈济棠的手中。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他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 [47] 据周一志回忆：

大约是扣胡后的第四、五天，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钟天心、陈剑如、麦朝枢及我共七人，奉孙命秘密计议。由马出面，代孙写了几封密函，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同我去沈阳见吴铁城，叫他准备拉张学良反蒋。并且叫我同麦路过天津时会见扩大会议失败后在津闲住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蒋时机又到，请他们务必转达汪派人士，不必再骂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蒋。 [48]

4月中旬，孙科、马超俊不辞而别，潜往上海。甚至连约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并具体负责制定约法的王宠惠、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等人，也随孙科跑到上海，表示同蒋不合作的态度。此时，胡汉民被扣，汪精卫被排斥，国民会议的开幕日期已近，这一切明显增加了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政治天平上的分量。他的离去对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无论蒋是“以镇静处之”，还是“以小事视之”，但其内心绝对不敢轻视这股势力。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立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其实，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 [49]

此时的孙科已不肯对蒋介石的逼迫轻易就范。他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孙科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 [50] “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 [51]

由于胡汉民长期支持蒋介石而同汪精卫不和，汪精卫一派最初得知胡汉民被囚的消息后，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汪本人蛰居天津租界发表谈话时曾说：“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惟蒋对立法院长之失职，不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弹劾，而竟敢在私寓宴会之际拘押，形同绑票，毫无法纪，以如此之人，而言制定约法，更属厚颜。” [52] 汪的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度引起胡派人物的厌恶。“古应芬、黄季陆等反对最烈，以为与汪合作，则必须屈伏于汪氏之讨蒋主张，而粤方反蒋反居被动地位。” [53] 亲胡的驻美公使伍朝枢也极力反对联汪反蒋策略，并以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名义致电陈济棠表示：“汪精卫等皆叛党国，久为全国民众共弃，更不应受其利用，自绝党国。特此忠告，惟慎择焉。” [54]

而此时陈济棠因感力量不足，且“既联桂，即不能拒汪”，故“力主迎汪”。“但古（应芬）及各将领以羊城浩劫由汪造成，迎汪何以平民愤。故开会时均不发言，示与汪不能合作。余（汉谋）、香（翰屏）旋谓余等无主张，惟总指挥是听。陈因大愤，遂发表只任军事，其意以为迎汪系政治问题也。” [55]

此时已加入反蒋行列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原本在“扩大会议”时就同汪派合作，当然欢迎汪精卫参加。同时，邓泽如等粤派元老也支持陈济棠的主张， [56] 甚至连胡汉民都欲同长期政见不合的汪精卫合作，曾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 [57]

这样一来，古应芬等在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说服了胡派中的反汪人士，促成胡、汪两派之间的政治休战。不过，双方的休战不是无条件的。“虽迎汪，但却阻有不得带公博、孟馀、乃光等极左派人物条件。” [58] 胡派只是希望联合汪精卫个人，而排斥改组派其他成员。古应芬、李文范等人在复伍朝枢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白：

汪已声明彻底觉悟，与改组派脱离，而服从公意，共同倒蒋，故公意以为倒蒋则有联汪之必要，弟等亦以联汪倒蒋服从公意，非个人有所成见也。 [59]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已走投无路。他自山西出逃，途经雁门关时，面对长城古迹不禁感慨万端，曾赋诗一首，以示其心中的伤感与苦闷：

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

胜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

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60]

因胡汉民被拘而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再次给了进退失据的汪精卫以重整旗鼓的机会。他明知亲胡的广东军政当局不会真心替自己捧场，但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捞回一些政治资本。“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 [61] 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但在孙科尚未公开反蒋前，汪精卫先留驻香港，公开发表谈话称：“不赴广州，只局外接应。” [62] 汪精卫深知此次广东方面不可能推他当主角，但在反蒋这一点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他致电（“扩大会议”期间的同盟军）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谓“目标愈简，则用力愈专，而纠纷亦愈少”，主张首先在“军事上同粤方合作，党务政治，则依次进行，将来再以会议方法共同解决”。 [63]

经过这样一番四面八方的奔走联络，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便又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64]

邓泽如等四人是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暴跌。 [65]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66]

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 [67] 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这一通电发出，全国为之震动。

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68]

这样一来，两广连成一片，反蒋运动声势大振，在政治上形成了对蒋介石很不利的局面。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69]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 [70] 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 [71] 次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称：

展公与介公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 [72]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 [73] 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对蒋至为重要。5月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 [74] 从吴铁城转述的蒋介石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

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 [75]

汤山事件之后，首先起来打出反蒋旗号的部分重要人物

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 [76]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 [77]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 [78] 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

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 [79]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其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 [80] 双方会晤仅15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 [81]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 [82] 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

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 [83]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 [84] 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拥护和平统一案》宣称：

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 [85]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风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孙科

陈友仁

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 [86] 此时，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称：

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

看到一点情形：彼虽未积极拉拢汪之事，仿佛联汪亦所与闻；第二，彼亦有不满意中央组织之处；第三，彼尚知开战无把握，故正在躇踌，未毅然赴粤。弟等来时亦不想在哲身上有何调停之结果，不过姑一探真相而已。现在真相未必即如此，或亦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87]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 [88] 据天津报纸载：

孙科之赴港，系在二十一日晚，几无人知晓。李、吴诸人对新闻记者虽屡称孙氏之去粤曾对彼表示，系为调停，然既属调停而往，何以行时无人知晓？最后所闻，孙之行，直是借某国人之力，保送上浅间丸。因孙前曾有过两次图乘轮赴港，均因租界某种有力人之阻，未能成行。故此次不能不借重某国人以收一帆风顺之功。 [89]

从孙科所乘的“浅间丸”看，报载所说的“某国人”，似是日本人。但据马超俊回忆：孙科“由沪启程时，杜月笙派专轮护送孙氏由法租界登轮”。 [90] 而此时的孙科不但自己反蒋，又叫听他话的张惠长（时任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带走宁方一批战机飞往广州。 [91] 据说，“南京方面飞机近闻逃走四十余架，训练部长马超俊亦走”。 [92] 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 [93] 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 [94]

除了孙科等人投入粤方阵营外，甚至连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也于国民会议开幕前一周请假半年， [95] 以示消极。戴氏原计划到外地休养，据说“戴季陶、魏道明三次均未能走脱”。 [96] 直到国民会议结束后的5月18日才成功离京。戴氏此举，颇令蒋氏寒心。蒋感慨道：“季陶悲观消极，见之心伤。本党分子非积极争权利，则消极悲观，而欲求一中和坚忍者，未之得也。此总理所以辛苦一生以长逝也。如此党之干部焉得不败也。” [97]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 [98] 25日，由国民党元老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蒋“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借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 [99]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正式公开他同南京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

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 [100]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五 广州开府

密云不雨的局势，终于明朗化了。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宣言》：

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 [101]

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粤方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 [102] 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府反蒋的办法，大致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即“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 [103] “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 [104]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1）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2）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3）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4）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广州国民政府部分委员合影。左起伍朝枢、汪精卫、李文范、孙科、陈友仁、邹鲁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主席。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四总司令就职典礼。左起李宗仁、陈济棠、张惠长、陈策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3个军150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4个军72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 [105] 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 [106] 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 [107]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于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

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108]

6月10日，广州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 [109] 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 [110] 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 [111] 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 [112] 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 [113] 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 [114]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借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115]

此时已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唐生智，也四处积极活动。“唐生智在粤收购枪二万另成部队，并派人携款回湘召集旧部，运动部队。” [116] 唐一面积极拉拢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原唐氏部属）投入反蒋阵营，电何键谓：“粤反蒋精神团结，各方同志均皆莅此，北方必有义举。介石已成独夫，为湘中利害及保爱革命历史计，希诸兄即日商决，派曹伯闻兄迅速秘密来粤接洽为妥。伯南兄对湘事甚关切，对兄等极表亲善。盼兄等速下决心秘密进行。” [117] 一面又派其弟唐生明到湘南宝庆一带活动，何键“因唐生明到宝，即派代表往返接洽四次，均无结果而回”，为防万一，遂“将贵重物品搬运益阳”。 [118]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唐等之电置之，以其无置复价值，但对科电，以其为总理之志［子］，不能不忍痛诫勉之。”当晚，蒋“修正致哲生电至晚一时方搁笔告成，甚感伊尹训太甲，周公戒成王，诸葛表阿斗处境之难，古今同慨也。” [119] 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

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

蒋介石在此电中明确向粤方宣示：“攘夺固所不许，放弃亦所不敢。”此时，他还对孙科仍抱有一线希望，仍向孙表示：

惟念兄为总理之子，而去粤之时，迭对吴、李、蔡诸先生声言以调解斡旋为志，今抵广州，乃有此变，度必为环境所逼，非出本怀……尚希望吾兄顾念总理创业之艰难，同志奋斗之努力，恪遵总理和平统一之遗训，一秉在沪时调解斡旋之初心，继续努力，共同完成革命，幸勿为一时之诱惑，误入歧途，毋为仇者所快而为亲者所痛。 [120]

此时孙科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他在广州“党政方面的发言权比汪精卫都大”， [121] 自然不会再买蒋介石的账。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 [122]

面对孙科的强硬态度，蒋也不再客气，在他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

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 [123]

而广东方面则以党国元老萧佛成出面，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

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 [124]

蒋介石面对这些元老的指责，则威吓说：

吾人对本党老同志确系忠实者自应尊敬。若以老同志而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 [125]

对这一轮宁粤双方的电报战，当时持中立态度的天津《大公报》评论称：“尤以何应钦等九将领致孙科之冬（2日）电，毒骂丑诋，不留余地，电报之战，至此实叹观止！” [126] 蒋介石自己曾在日记中反思道：“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否则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则逆谋或亦可防止。又孙哲生夫妻辞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大意玩忽之咎，不能不自责。然事已至此，既往不追，惟有努力奋斗而已。” [127] 在蒋介石看来，最好的“补救”方法，即是他对付异己一贯使用的收买分化手段。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封官许愿。致香翰屏电称：

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 [128]

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

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 [129]

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介石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嘲笑道：“取伯公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 [130] 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但蒋并未停止分化粤方的行动。当他得知潜往上海而尚未公开反蒋的马超俊有意赴海外休养，立即派人送给马超俊两万元出洋费，名目是请马考察国外劳工状况。 [131] 7月，蒋的心腹智囊杨永泰“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不单派了畅卿，同时四面八方进行对西南的分化”。 [132] 其中就有“蒋派前广州公安局长欧阳驹携款三十万赴港组织反宣传及暗杀机关”。 [133] 而当蒋得王伯龄情报称：“粤干事张觉时接近薛岳，近又来电称张发奎返桂数日，现又来港称病，辞四集团前敌总指挥，态度消极，并请示薛岳意欲反正，准否？” [134] 当即复电王伯龄：“薛岳等如能反正，必优予奖借也。” [135] 此后，得陈立夫情报，知张发奎有望分化，蒋亦立即电复陈立夫指示：“拉拢张发奎部一节可以进行也。” [136]

但是，此次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工作，在初期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继香翰屏之后，陈济棠的又一重要军事将领余汉谋于7月7日公开“向报界痛斥蒋介石分化伎俩，并将蒋致伊亲笔密函交报披露，借寒奸胆”。 [137] 马超俊8月中旬返国后，则直接加入粤方，并被增选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和国府委员。 [138]

此后，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第十九路军的政治倾向，对宁粤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铭枢，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军长李济深则率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留守广东。随着北伐凯歌高奏，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不断扩编，张师继承了四军番号，陈师发展为十一军。

宁汉对峙之初，武汉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唐生智、张发奎和陈铭枢的部队，陈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张两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倾向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 [139] 为此，陈铭枢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稚晖，但不到部，实由陈负全责）。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此后，李济深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先将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此种手段与两年后囚禁胡汉民如出一辙。而李济深的主要部属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陈济棠则对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言听计从。蒋介石利用二陈的支持很快打败了桂系。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支持李济深的徐景唐部大都被陈济棠接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即率部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 [140] 为了表彰陈铭枢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100万元。 [141]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这支由粤军演变而成的能征惯战的部队，在此次宁粤对峙期间刚好夹在双方中间，它的政治倾向，自然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自中原大战结束后，拥有军权的陈济棠同主持省政的陈铭枢之间矛盾不断。陈济棠借口中央要他对付广西，拼命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 [142] 然而在汤山事件前，对于二陈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是偏向陈济棠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西善后事宜未了，蒋还要利用陈济棠的武力对付逃往广西的李宗仁残部。为此，蒋多次致电陈铭枢请其“忍辱负重”。2月初，蒋即电劝陈铭枢：“为国惟有相忍，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忌所负责之大。内部事终有妥商办法，好在伯南极明事理也。共匪未清，隐忧尚多，务请忍辱负重为要。” [143] 1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铭枢，主动表示愿调解陈铭枢同陈济棠之间的误会：

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如为军费，则可平心讨论，由中居间公评；若为党事，则可直告以兄之意，当由中设法斡旋。诸事可由中正负责，任怨勿辞，无须兄自受过为难也。兄意究何？请详复办法或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俾中有所裁择也。 [144]

蒋介石此时对陈济棠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的要求则迅速满足。2月14日，蒋介石即请在广州的古应芬转告“伯南欠饷允另发公债……请勿念”。 [145] 第二天，当蒋再次接到陈济棠“电称军费困难”时，立即复电，痛快地表示：“由财部昨直接汇去七十五万元，由特派员转交外，并于日内再凑二三十万元交兄带去。” [146]

胡汉民被扣后，蒋介石仍希望二陈能向扣李济深时一样，继续效忠中央。3月1日，蒋即电请黄居素转告陈铭枢事件原委，旨在争取陈的支持：

国民会议约法案与庇护廖案嫌疑犯事，中央对胡展堂同志已提弹劾。中正在负责调解。刻胡已自动辞职，中央当可照准。中对此事力主勿使扩大。请转告真如兄亦照此进行。 [147]

最初，陈铭枢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自1927年宁汉分裂后，陈铭枢在政治上一直追随蒋介石，而同胡汉民、古应芬等粤派元老的关系远不如陈济棠密切。特别是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后，每当二陈出现矛盾时，元老派明显袒护陈济棠。因此陈铭枢对广东胡派势力极其不满，他曾回忆说：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胡派在粤势力最雄厚，党政军各界都有。其代表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汉民为正统。 [148]

因此，当他最初得知胡汉民被扣消息后，先是站在蒋的立场上密电蒋介石表示：“京政情变动，诸要员似不可离京。哲生准七日来粤，请止之。” [149]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中央要员一致团结，对展堂辞职皆以为理应如此也。哲生暂准不回粤也。” [150] 同时，蒋还命令下关戒严，限制党国要人擅自离京。据马超俊回忆：3月2日中常会“散会后，我返训练部，当时秘书史维焕向我报告：‘下关现已戒严，凡自京乘车赴沪者，须受检查。据闻孙哲生与部长，非有主席手令，不准离京’”。 [151]

此时，尽管陈铭枢同广东胡派元老派不合，与陈济棠矛盾重重，但在形势尚未明朗之前，还不愿意公开同粤派分裂。为此，他仍同陈济棠联名电蒋表示：“连日报载展堂先生病剧，又言汤山距城稍远，医药不便，将迁私第疗养。现已否迁移，甚为悬念。” [152]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二陈在道义上对胡汉民的支持。因此，粤方最初还是积极争取陈铭枢参加反蒋。古应芬、陈济棠并表示愿以陈铭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蒋政权对抗。而当时在广东，论地位、论资历，陈铭枢都在陈济棠之上，所以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任由古应芬四处联络，而他则借口视察地方暂时离开省城广州。 [153]

据陈公博观察：“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 [154] 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外出视察，任由古应芬等人四处活动后，立即致电陈铭枢，请其速返广州：“近因真兄离省视察，反动派又大造谣言。请真兄暂回省城，以待国民会议后再行视察可也。” [155] 4月27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要求其“留粤镇摄，不必来京参加中央委员全体临时会议”。 [156] 同时，为了保证国民会议的顺利举行，蒋还特意电陈询问：“粤省国议代表选出分子，是否纯粹能受兄指导，其各人关系请告大略。” [157] 此前，蒋还致电陈铭枢、陈济棠二人表示：“改组派近日皆纷纷离津赴港，并声言两广已有把握于国民会议前发动等语，请兄等特别注意。” [158] 这一信息引起了他的警惕。

最终令陈铭枢放弃与粤方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古应芬等人暗中联络汪精卫。粤方确定的“联汪反蒋”方针是陈铭枢所不能接受的。 [159]

陈铭枢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始于宁汉对峙。他是第一个提出“打倒汪精卫”口号的。此后数年他一直助蒋打汪。最初，当陈铭枢得知胡、陈等人有联汪意图时，曾竭力反对，想以此“挽回局势，但古、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情况极为复杂，且已到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这与陈铭枢的初衷不合，因此“悄然离开了广州”。 [160] 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对陈氏当时的心境及出走的影响曾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论：

这次陈铭枢出走，在他的内心是恐汪，在主观上是表示不拥蒋，但在行动上则表明了在广州受着陈济棠、古应芬等反蒋压力而出走的。也就是说，他这次出走在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他出走是冲动的，仓卒的，不仅远在江西的十九路军的领导将领事先不知，就是近在广州他的保安部队将领也不得而知。 [161]

陈铭枢的出走，使古应芬、陈济棠等人也同感愕然。第二天陈济棠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追到香港劝他回广州。但陈铭枢表示即离开了广州就不能再回，并表示出对古应芬的不满。 [162]

正如许锡清所言，陈铭枢的出走“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29日一早，陈铭枢抵港后即致电蒋介石表示：“两月以来苦心消弭祸乱，不图事至于此，惟有离粤以明真相，冀可挽回危局已。” [163] 有趣的是陈铭枢到香港后直接住进了黄绍竑的寓所。 [164] 而此时的黄绍竑已同桂系分裂，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广西善后督办一职，随时准备李宗仁、白崇禧出洋后，入广西收拾残局。而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出走的消息后，心中也为之一安。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真既到港则公私皆得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 [165]

当天，蒋致电陈铭枢：“请兄暂留香港，忠告伯南，俾其临崖勒马。”“如其为权利或为中央不信任故计，则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党国之危局。” [166] 蒋同时致电陈济棠表示：“真如兄既离省，不必招其急回，以免外人造谣多着痕迹。请兄先将通电代列其名，共同发出，则外谣立止。真如即有误会亦可解释也。通电似因简单明了，不必冗长也。” [167]

陈铭枢接蒋介石电后，立即复电向蒋建议道：“出京来粤之同志，应即召其回京，即可挽救危局。枢于今晨抵港，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蒋则完全接受其建议，密电陈济棠：

中意真如既不愿回粤，当成全其志，故不必强留，拟即内调长“军政”或“训练”之一部，决于星二国务会议……务希力促勷（指古应芬）离粤来京，不惟于公有益，而且于私为避嫌之地，亦应如此。 [168]

然而，就在这一天，以古应芬为首的四监委终于公开发表了对蒋介石的弹劾电。此时，蒋介石对陈济棠还没有最后死心，仍想挽回被动的局面。5月1日，蒋再电陈济棠，称：

此时挽救危亡之道，只在兄不为邪说所动，毅然拥护中央，以保党国一线之生机。 [169]

蒋同时电陈铭枢，请其继续努力调解：

兄暂勿来京之意甚是，请即在港设法以图补救。刻接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四监委通电，而未列入伯南等之名，其后当另有续电响应也。好在伯南未列名，请兄再告其公私是非与利害之别，勿为少数政客之故，以乱党国之大谋。且挽救危亡之道，亦只有伯南不附和邪说，毅然拥护中央，以挽狂澜而定国基也。 [170]

陈铭枢接蒋电后立即复电表示：“广州已发出弹劾通电，此必古等见伯南动摇为先发制人之计。闻附和该电续有省市党部，最后乃为伯南。” [171] 但蒋此时还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并指示何应钦：“对伯南来电，仍以正言善导复之，使其悔悟时有斡旋余地也。如其果能临崖勒马，则粤政真如本已力辞，当委其继任也。” [172]

事态发展正如陈铭枢所料，5月3日，陈济棠率第八路军全体将领通电反蒋，这才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希望。当晚，蒋得报告知陈济棠已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后才无奈地承认：“乃知粤事已绝望矣。” [173] 而此时的粤方也还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想劝说陈铭枢回粤共同反蒋。为此，陈济棠再派李文范、陈策赴港劝说。但据陈铭枢左右云：“陈绝不出此一说”。 [174]

此时，原属陈铭枢掌握的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它的动向至为关键。尽管“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态度尚未表，显然亦必以环境为转移”。 [175] 自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宁粤双方都把焦点集中于十九路军身上。

4月29日，当蒋介石“闻伯南派何犖以劳军为名来赣说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表示：“伯南果有其事，请兄严词峻拒，则逆谍不难消灭，党国前途即可转危为安。” [176] 为安蒋、蔡军心，蒋介石还请何应钦及时转告：“第十九路军饷项如粤方不解，则自五月份起全由中央发给。请兄等专心剿匪，勿必分心，免致功亏一篑也。” [177] 此时，十九路军的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 [178]

每当出现危机，为了分化对手，蒋介石是从来不惜财力的。4月30日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为稳住十九路军，即于5月1日电告陈铭枢：“蒋、蔡之部已先发其本月饷五十万元。”原电稿中最初写的数额是“卅”万元，后改为“五十”万元，不知是蒋笔误，还是有意又增加了20万。 [179] 第二天，蒋介石又电告蒋光鼐：“贵路军五月份饷项五十万元即日汇到南昌行营，请兄派员在南昌领取，不足之数补发可也。弹药应否补充？盼复。” [180] 此时粤方并没有断绝十九路军军饷，但处理这类问题，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而且他所付出的往往会超过对方的期望值。6日，蒋介石再电蔡廷锴表示：“前电本定先换新枪五百杆，兄处既需急用，准提前发一千杆，并发步弹廿万颗，解交南昌行营转发。” [181]

在稳住十九路军的同时，蒋尽全力争取陈铭枢的支持。5月2日密电陈，称“事既绝望，则兄无在港之必要，请速约同季宽（黄绍竑）兄入京，以筹划进行”。 [182] 3日，再电陈铭枢：“兄如不便入京，则请先来沪与中相晤后，再定行止，万勿即行出洋。” [183]

出人意料的是陈铭枢离开香港后，并没有直接去南京投蒋，而是去了日本。陈铭枢的亲信刘叔模对此评论道：“因为他这次离开广州，不肯参加非常会议，已经得罪了广东人，而他又不肯，也不敢过分得罪广东人的，因此故意做出姿态来，以挽回广东人的观感。” [184] 从陈铭枢出走香港后致蒋光鼐的一封电报中，颇能反映陈氏的此种心态。陈电嘱蒋光鼐“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方“总以免决裂为上策。伯南政治全无立场，恐不免投汪之帜下，张桂乘机得志，可虑在此耳”。“伯南恐弟在港主持兄部与抗，兹决于庚（8）日东渡，以免迁怨。” [185]

陈铭枢临行前，还曾秘密拜访了蒋介石派在香港的代表欧阳驹。据欧阳驹报告：“真如拟到日本考察，到后绝无秘密。彼意此时为大局计不必谒见。”陈铭枢并提醒欧阳驹：“粤乱可考在汪耳，料伯南必投汪。闻汪有将赴粤组织军委会消息。” [186] 陈氏临行前并指派孙希文晋京向蒋报告一切。 [187] 蒋介石得欧阳驹的报告后即电命欧阳驹：“汪之香港住址请速探密告港政府，必可下驱逐令也。近日粤港要闻及重要每日电告。” [188]

与此同时，粤方也在极力拉拢十九路军，陈济棠密派香翰屏赴江西，希望说服蒋光鼐、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谓：

陈伯南将派李扬敬或香翰屏来赣说项。如其果来时，请兄照龙云与何敬之（何应钦）等通电严词驳斥，令伯南觉悟。如其果有悔过之意，则准其自动辞职，且可由其自荐一人，以接八路总指挥事。否则即由中央免其总指挥职，而以香墨林（香翰屏）继任。至省主席于真如兄未回任之前，暂由许崇清代理。如此则可免除战争……而伯南亦不致陷于叛逆之例。 [189]

而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的后方，趁陈铭枢赴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 [190] 此举虽然加强了其对广东的控制，但同时又引起正在极力争取支持自己的十九路军将领的极大不满，据蔡廷锴回忆：

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 [191]

尽管十九路军表面上决定“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存有强烈的无所适从感。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去向也是担忧之至。5月26日，蒋介石截获蒋光鼐致陈济棠电后，曾自叹道：“阅哲生致季陶电及蒋憬然（蒋光鼐）致陈济棠电，皆中反叛之毒计，岂人心真死乎！？”第二天，当他得到蒋光鼐、蔡廷锴来电时，又不禁喜曰：“蒋、蔡久不来电，正疑虑间，忽得其一电，胜值千金矣。” [192] 为此，蒋介石复电蒋光鼐指示今后方略道：

此时对伯南暂勿表示态度，应设法促其不疑，如能多保持一日常态，即于大局多得一日之益。如能得到下月饷糈更好。至友已起程回来。请兄或贤初（蔡廷锴）兄秘密来京面商一切。 [193]

同日，为了保证十九路军的安全，蒋还电示何应钦：

吉安附近已闻炮声，是赤匪必犯吉安。中意第十九路应速移泰和、吉安附近，免失联络，致陷孤立之地位。且汪与陈友仁到粤，其惟一外交政策为联俄，因之其不能不容共，虽不明显表露，亦必暗中收容。若十九路孤立赣南，则必腹背受敌，其势至危。中意令十九路迅速北移，待十八军到后与十九路合为一路，归憬然指挥。如此无论剿匪、回粤，皆有十分把握也。请与憬然兄详商即复。 [194]

但蒋光鼐同何应钦会商时态度十分消极。蒋介石得知后，尽管在内心自我安慰道：“蒋、蔡部下或有异心附逆，此在意中事，失马不足忧也。” [195] 但同日又急电何应钦表示：“接憬然兄致何部长电，不胜骇异”，并请何转告“憬然兄切勿消极，务望主持一切，以安党国”。 [196]

蒋光鼐、蔡廷锴的无所适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陈铭枢的态度不明。蔡廷锴曾直接电蒋介石，称“请转真如来赣，否则恐军心涣散”。 [197] 因此，获得陈铭枢的明确支持对蒋介石来讲是十分重要的。自5月下旬以后，蒋介石几乎天天电催陈铭枢回国。24日蒋电陈云：“梗（23日）电悉，请兄速回国运用。” [198] 25日电云：“电悉。诸事待兄到方能商决，请即速回。何日命驾盼复。” [199] 26日电云：“有（25日）电悉，请兄与季宽兄提早回国。” [200] 27日电云：“感（27日）电悉，宥（26日）电意见与中主张全同，但惜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也。请即回。” [201]

从以上电文可知陈铭枢对蒋是有电必复，可惜笔者未能查到陈致蒋的电报，尚不知陈对蒋所提出的条件。但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决定秘密返国。蒋介石获得陈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要求陈的代表孙希文“速乘飞机赴赣，勿迟延。恐粤方来人太多，被其摇动”，并请孙转告：“请憬然或贤初即密来京”。 [202] 由此可见蒋的焦虑心情。6月3日，蒋再电十九路军谓：“真如兄已到，即日来赣，请兄等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当不使兄等为难也。” [203] 4日，蒋介石确认陈铭枢第二天即到南京的消息后“甚慰”。因为蒋介石有一基本判断：“蒋（光鼐）之部队虽变，但其本人必不负真如，如真如果来，必有把握，仍能指挥也。” [204]

而此时粤方也在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 [205] 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据陈回忆：

抵南京后，蒋见我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 [206]

蒋介石当天上午与陈铭枢“商谈甚欢”，晚又与陈长谈。 [207] 为进一步拉拢陈铭枢，蒋还主动向陈表示愿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却当场对蒋言道：“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是四海归心……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 [208] 对陈铭枢的反应，蒋介石非但不以为忤，还难得地在当天日记中自谦道：“晚与真如长谈，彼规我在客观上注意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 [209]

为了保证陈铭枢迅速有效地掌控十九路军，蒋介石于陈抵京前一日，即电示何应钦：“真如兄拟二三日内来南昌，即飞赣州。请电蒋、蔡即在赣州速设水陆飞机场。” [210] 电宋子文要求：“速电汇南昌五十万元交真如收，并请汇香港廿万元由陆文澜转交欧阳驹。” [211] 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汇给欧阳驹的20万元并没有说明用途，但5天后蒋曾电陈铭枢表示：“妥抵赣州甚慰。佳（9日）电已转惜白照办矣。”惜白，即欧阳驹。这20万元明显是因陈铭枢的要求而汇港。至于此款转交何人，用途如何，可惜在“蒋档”中并未寻见陈致蒋的“佳电”，所以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断定陈从蒋处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援。 [212]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对粤态度也立即明朗起来。6月6日，蒋、蔡联名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 [213] 蔡廷锴在得知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后，还曾致电蒋介石表示：“最近观察将士归粤心切，攻粤极有把握。” [214]

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 [215] 13日，陈铭枢再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 [216] 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 [217] 蒋光鼐、蔡廷锴则复电陈济棠，指责其“不应煮豆燃萁，甘为共匪张目”，并威胁道：“全军将士为义愤所激，环请回师靖乱，惟本人不忍糜烂桑梓，望善为自处。” [218]

如前所述，陈铭枢从广州出走时的心态是复杂的。陈自日本回国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积极联络陈铭枢反蒋。他向陈表示：“反蒋的主要关键应从黄埔军内部着手，外面的力量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用”，并声称蒋介石的黄埔系有五个师与他有联络，对山西阎锡山他也有办法。 [219]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同黄埔学生关系密切。他在组织第三党时，介绍过多位留学生在陈诚部下做事，“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诚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 [220] 因此，邓信誓旦旦地对陈铭枢表示“陈诚是他的人”。陈铭枢同邓演达“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蔡并派其秘书杨铨到吉安陈铭枢军中密商。据陈铭枢回忆，他的计划是“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邓演达）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221] 陈铭枢的表白即充分显示了他对宁粤双方的不满，也暴露出他个人的领袖欲望。

陈铭枢的计划后因邓演达的被捕 [222] 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但蒋介石在得到陈铭枢的表面支持后，信心大增。6月12日，蒋在思考如何处理粤变时慨叹道：“每念粤事，阿斗病狂，不胜愤激，夜难安眠……见真如通电颇是自慰，以托人不负我也。” [223] 此后，蒋对十九路军更是不惜本钱，可谓“关怀备至”。7月2日，蔡廷锴谒见蒋介石后，蒋在内心对蔡赞道：“是人可以国士待之，以良心中之人也。” [224] 当蒋得知蒋光鼐赴沪就医的消息，即电宋子文告以“蒋憬然兄在沪病况如何至深悬念。请兄代为问视，并送医药费一万元为盼”。 [225] 粤方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后，蒋再电示宋子文：“增加十九路之五十万元，此月请仍由财部筹发，经费虽困难不可减少也。” [226]

7月9日，是蒋介石誓师北伐五周年纪念日，他摆脱了几个月来的忧虑，在日记中又一次自信地写道：

本日为我誓师之纪念日，誓师五年而广东反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之甚。但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深，有我中正，则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 [227]

[1]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82页。

[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3]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141—142页。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5]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7]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以下简称《两广潮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8]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第212—215页。

[10] 《戴院长诵经超度》，《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1]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第1张第3版。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13]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2—123页。

[14]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

[15]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16] 蒋氏之演讲词后经修改发表，见《华字日报》1931年3月3、4日，第1张第1页。

[17] 据《国闻周报》载：“胡宅前及双龙岗口均已易警察守卫。吴思豫特派手枪队二十名到宅保护。”见《胡汉民下山返京邸》，《国闻周报》第8卷第10期，1931年3月1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据蒋介石3月2日日记载：“令交通部禁止京沪电话与电报。”“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

[18] 《中执会通电述胡辞职经过》（1931年3月8日），《大公报》1931年3月9日，第1张第3版。据胡汉民回忆：“第二天（3月1日）早上，我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后来报纸刊布，听说有‘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语，是吴稚晖等冒我的名，私自添加上去的。我不能承认。”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页。

[19]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20] 《胡汉民诗重录》，《华字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张1页。

[2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

[22]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国”，第130页；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第22—23页。汪精卫在3月14日发表的《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中，也提到此事，他说：“登载胡之七律诗，复令停版。”见《反蒋运动史》，第282页。

[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文字略有修饰。

[24] 《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25] 《蒋主席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第3版。

[2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40页。

[27]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第22—23页。

[28] 《国民会议将讨论大总统总问题》，《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29]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46页。

[30] 《反蒋运动史》，第273—274页。

[31] 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

[32]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6日。

[33]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14日。

[34] 《蒋主席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3月30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蒋介石在《中央日报》发表他的演讲词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发表不做总统之谈话，必有影响，否则至友亦将疑我有虚荣也。用人不患其专权，且欲其专权，惟恐其不负责，存私心以捣乱耳。”

[35]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缩胶卷，48/1164。以下简称“阎档”，并径注档案号。

[36]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3日，第712页。

[3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5页。

[38]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83页。

[39]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22页。

[40] 《蒋委员中正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对粤事之重要报告》，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粤变文件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9—40页。

[41]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4页。

[42]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4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还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4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45]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46]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4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4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4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5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5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52]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53]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4]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5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08。

[5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7]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记下了同样的内容。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58]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12。

[59]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60] 汪精卫：《过雁门关》，《双照楼诗词稿》，香港：国粹学社印行，无出版日期，第47页。

[6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6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3版。

[6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第1张第3版。

[6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6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6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6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6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6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多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7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33页。

[7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7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7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二档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三〇〇五·25。

[7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7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8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4版。

[8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第1张第3版。

[8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3版。

[8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4、214页。

[8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87]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89] 《反蒋运动史》（上），第319页；《粤事已图穷匕首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6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9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

[9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92]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养电》（1931年5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43。

[93]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20页，其文为：“何我总理竟生此阿斗也。可叹！”

[95]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第433页。

[96]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哿电》（1931年5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16。

[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9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17页。

[98]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第1张第3版。

[99]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100]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2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2页。

[102]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52页。

[103]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04]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05] 《反蒋运动史》，第401—402、405页。

[10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07]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87。

[108]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09]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0]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第1张第3版。

[111]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之所以要发行8000万，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1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2]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3] 《蒋作宾日记》，1931年5月28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26页。

[11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2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5]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116] 《长沙周维致汉口何成濬梗酉电》（1931年5月2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73。

[117] 《广州唐生智致长沙何键刘建绪陶广有电》（1931年5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94。

[118] 《凤凰陈渠珍致廿五军司令部转王秘书恍岩文参电》（1931年5月1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3。

[119]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4页。

[12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第1张第3版。

[121] 据周一志回忆，此时孙科在“非常会议”中地位相当高，孙的亲信梁寒操做了“非常会议”的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王昆仑做《中央导报》的主编。甚至连汪精卫都不得不对孙科的这批手下表示“十分客气”，“把我们捧得很高”。见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138页。

[122]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2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6月1日，何应钦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见《“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25] 《蒋在纪念周之重要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26日，第1张第3版。

[126] 《反蒋运动史》，第417页。

[1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

[128]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9]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33-2237。

[130]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见《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31] 马超俊：《发难讨蒋之回溯》，《中央导报》第10期，1931年9月2日，第5页。

[132]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13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5页。据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回忆陈氏4月底出走广州时，“陪他出走的只有欧阳驹一人”。（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欧阳驹在蒋陈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是一个谜。

[134] 《王伯龄呈蒋主席七月宥电》（1931年7月26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王伯龄又为王柏龄。

[135] 《蒋介石复王伯龄电》（1931年7月28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50页。

[136] 《蒋介石复陈立夫电》（1931年8月2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559页。

[13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0页。

[13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139]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47页。

[140] 《陈铭枢回忆录》，第66—67页。

[141]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228页。

[142] 《陈铭枢回忆录》，第65—66页。

[143] 《蒋中正电陈铭枢以共匪未清隐忧尚多请相忍为国并询邓铿后人见复》（1931年2月），《筹笔》第55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毛笔原件，档案号03-2301。以下简称“蒋档”，并径注档案号。

[144] 《蒋中正电陈铭枢愿居间公评斡旋军费与党事希派亲信来京面详》（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8。

[145] 《蒋中正电古应芬中央允代陈济棠解决欠饷与公债并询戴传贤归期》（1931年2月14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6。

[146] 《蒋中正电张难先转陈济棠询抵沪日以托其携款至穗济军费》（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0。

[147] 《蒋主席致黄居素三月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回忆录》，第67页。

[149]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0]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之批示》（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电陈铭枢准其意进行》（1931年3月3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9。

[15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52] 《陈铭枢陈济棠呈蒋主席三月阳电》（1931年3月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3]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8—50页。

[154]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55] 《蒋中正电陈铭枢因反动派造谣请陈铭枢暂回省城待国民会议后再视察》（1931年4月18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85。

[156] 《蒋中正致陈铭枢电》（1931年4月27日），《事略稿本》第10册，第483页。

[157] 《蒋中正电询陈铭枢粤省国议代表能否受其指导并从速来京》（1931年4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99。

[158]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月删电》（1931年4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2—103页。

[160]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0页。

[161]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

[162] 《陈铭枢离省后之粤局》，《华字日报》1931年5月1日，第1张第3页。

[163]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4] 《粤中忽有种种传说》，《国闻周报》第8卷第17期，1931年5月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65]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

[166] 《蒋主席致陈铭枢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7] 《蒋中正电陈济棠不必急召陈铭枢回省先将通电代列其名谣言立止》（1931年4月29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0。

[168] 《蒋主席致陈总指挥四月卅电》（1931年4月30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9] 《蒋主席致陈济棠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0]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71] 《陈铭枢致蒋主席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2] 《蒋中正电何应钦正言善导陈济棠若其悔悟则粤政当委其继任》（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5。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3日。

[174]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64。

[175]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76] 《蒋主席致蒋光鼐蔡廷锴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7]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致何应钦并转蒋光鼐蔡廷锴艳申电》（1931年4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072。

[178]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179]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80] 《蒋中正电蒋光鼐派员至南昌行营领取该军五月份饷五十万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8。

[181] 《蒋介石致蔡廷锴电》（1931年5月6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79页。

[182] 《蒋中正电陈铭枢事既绝望速约黄绍竑入京以安蒋蔡各部之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3。

[183] 《蒋主席致陈铭枢五月江电》（1931年5月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4]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19页。

[185] 《香港陈铭枢致赣州蒋光鼐鱼未电》（1931年5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45。

[186] 《欧阳驹呈蒋主席五月庚电》（1931年5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7] 《南京王式辉致南丰朱绍良寒电》（1931年5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23。

[188] 《蒋中正电告欧阳驹速探汪兆铭香港住址并每日电告粤港要闻》（1931年5月1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39。

[189] 《蒋主席致蒋光鼐五月寒电》（1931年5月1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第1张第3版。

[19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92]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6、27日。

[193] 《蒋中正电蒋光鼐对陈济棠暂勿表态并设法使其不疑来京面商》（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7。

[194] 《蒋主席致何应钦五月沁电》（1931年5月27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3日。

[196] 《蒋中正电何应钦等陈铭枢来赣面谈仍请蒋光鼐主持一切》（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3。

[197]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8] 《蒋中正电陈铭枢速回国运用》（1931年5月24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2。

[199] 《蒋中正电陈铭枢诸事待商速回国》（1931年5月25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3。

[200] 《蒋中正电陈铭枢黄绍竑提早回国》（1931年5月26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5。

[201] 《蒋中正电陈铭枢彼此意见相同因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请即回国》（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03-2456。

[202] 《蒋中正电孙希文速飞赣并请蒋光鼐蔡廷锴密来京》（1931年5月3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64。

[203] 《蒋中正电蒋光鼐等陈铭枢即日来赣请其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解决》（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4。

[204]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4日。

[205]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06]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207]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5日，第240、242页。

[208] 《陈铭枢回忆录》，第71页。

[2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5日。

[210] 《蒋中正电何应钦谓陈铭枢即飞赣州请电蒋光鼐等在赣速设水陆飞机场》（1931年6月4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0。

[211]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汇南昌陈铭枢五十万元香港欧阳驹二十万元》（1931年6月5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5。

[212] 《蒋中正电陈铭枢来电已转欧阳驹照办》（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47。

[213]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第1张第3版。

[214]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15]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第1张第3版。

[216]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第1张第3版。

[217]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218] 《广东局势混沌》，《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1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5页。

[220]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43页。

[221]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5页。

[222] 8月18日，邓演达在沪被捕。在审讯过程中，蒋介石获知邓演达在十八军中秘密安插人员，为此特电陈诚指出：“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获邓致黄函，其证据中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语，望详查速复。”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蒋中正电陈诚注意黄琪翔邓演达介绍到第十八军人员活动》（1931年9月15日），《筹笔》61册，“蒋档”：04-0451。

[2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2日。

[22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日。

[2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25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41页。

[22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1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371页。

[2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9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其文字略有润色：“本日为余北伐誓师之纪念日，时渝五年，而广东又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时之甚者。但自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有我蒋中正在，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努力前进，勿躁急伤神。”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广东国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扩大反蒋同盟，“非常会议”发表的《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1] 为此，“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

中原大战结束后，尽管阎锡山、冯玉祥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二十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

此时，蒋介石对阎、冯两部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晋系，除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使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则命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而对冯玉祥部，则用的是一个“拆”字。大战刚刚结束之时，蒋即命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2]

1931年初，蒋介石在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军，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全身动，可不慎欤？冯部之孙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往江西，则共匪与冯部可以妥贴。对桂军，只要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则可安置矣。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3]

此后，蒋即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在战前即降蒋反冯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独立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均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降蒋，也仅得到河南北部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东部晋城。蒋介石随后又将暂驻山东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剿共”。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基本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孙连仲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今当着手调哲元部入湘与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矣。” [4]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石是吉林人，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并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则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张学良，再次背叛冯玉祥。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处理华北军事善后，所有阎、冯旧部均归张节制整编。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邢台）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 [5] 仍安置在河北顺德府。

此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他一无所得，十分不满。且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急切不便裁减”。 [6] 为此，他向张学良要求获得一省地盘，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翼翘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石友三想张汉卿得病，指挥无人，而且他和孙殿英、韩复榘、宋哲元等有联系，这些人敷衍他、骗他，让他去碰碰东北军，胜败对他们都无不利。而中央方面怕他往河南打，还给他一些钱，要他往北打。 [7]

当时社会上还有谣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称：“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实非全部移防。” [8] 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宁粤对峙发生，国民党内再次分裂。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借此扩大反蒋同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此后，石友三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最先响应石友三的是孙殿英。5月17日，孙即电石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9] 就在此后10天，广州“非常会议”宣告成立。

广东开府后积极酝酿北方反蒋，立即赢得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 [10] 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 [11] 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 [12] 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 [13] 晋方将领得阎指示后即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 [14]

此时，冯玉祥也主动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向孙表示：“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关于全军应商各事，亦希又文同志能就近随时襄助办理”。 [15] “又文”即简又文，时任冯玉祥驻广州代表。唐悦良抵广州后于6月25日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来系代表冯玉祥与粤方协议讨蒋军事，现西北已准备妥当，只待政府下令，即可开始军事行动”。 [16] 简又文在其所著《冯玉祥传》一书谈及此事时，说法有所不同，他写道：

回溯民国二十年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冯氏远居北方，未加入是役。（他们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冯名，以壮声势，但我为着个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驱策，坚辞说：“我前蒙中央派去当‘政治工作委员’，任务早已完成，与冯氏政治关系久已绝缘，此时未奉冯将军明文，那敢‘冒充，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罢论。）后来，冯氏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 [17]

从冯玉祥给孙科的电文看，简又文确曾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了广州“非常会议”。唐悦良到广东后，曾有一电致冯玉祥，称：“查简又文同志与本军关系甚密，将来我方如派遣代表时，可否派简出席。” [18] 另据孙殿英派往广州的代表周沅称：“冯之代表先为黄中汉，后为唐悦良，阎之代表为傅汝霖。” [19] 可见简又文的上段记述，或因政治关系而言不由衷。

北方政局不稳，一度令蒋介石十分紧张。5月15日“晨未明”，蒋就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

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沈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 [20]

为此，蒋介石趁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的力量安定北方。张学良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300万元，并亲自到机场送别。 [21] 张学良一回到北平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起由关外调入大批军队。 [22] 同时，蒋还密电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 [23] 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24]

东北军突然于此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道：“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 [25] 于是，石友三加紧联络部署。27日，孙驻石部代表金一山密电孙表示：

张钫派员来邢，据称河南各部队已联络妥协，决趁老蒋攻赣之际，实行解决刘（峙）、顾（祝同），肃清河南，并恳石公同时收拾豫北。又鲁韩（复榘）来电恳诚表示实力援助，决以有力部队驱逐津南各部。此间所得消息，张（学良）已在杨柳青、静海一带屯驻重兵，并有于必要先弃北平之计划云。石公以机会已到，时不可失，决于最短期内率师北上，惟仍拟与我部先行会取豫北，以实行联络，借资团结。此间南取新乡，命我部出击怀庆，准备妥协，同时发动。 [26]

孙殿英立即复电石友三，谓：“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27] 24日，已脱离西北军的马鸿逵向蒋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 [28] 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 [29] 同时急电在北平的李石曾征询其意见：“如韩果为石后盾，确可虑。应如何安置与防范，请与维宙（王树翰）兄等详商示复。” [30] 为确保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31]

而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道：“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 [32] 韩的电报实际上是明确表示不愿出兵助石。蒋介石对这段时间韩复榘的表现也是捉摸不透，曾在日记中写道：“接韩向方各电，安危无从捉摸。” [33]

对韩复榘此举，石友三深感不满，回电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指1929年韩、石叛冯）时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止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34]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 [35]

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天津的《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36] 因此阎、冯二人均想以韩为反蒋主力。据程伟儒7月4日电韩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而石友三已知道韩此时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 [37] 但石友三对韩复榘并不死心，仍授意原西北军同僚电劝韩一致行动，该电称：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38]

冯玉祥获知韩复榘的态度后，却夸大事实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称：“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冯还向粤方表示：其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其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 [39]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 [40] 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 [41]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截断北平、郑州间的电报电话线，扣留列车，阻断南北交通。20日石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42] 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43]

石友三此时之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并暗中同石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失败后，于率部投奉张，并得到张学良的重用。此时张因病住院，有不治之说。 [44] 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电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 [45] 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 [46] 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47]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于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 [48] 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 [49] 有了于学忠的保证，石友三信心大增，第二天即公开通电反蒋。

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50]

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援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称：“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 [51] 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急电宋，请其尽快响应，“当机立断，誓师讨逆”。 [52] 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还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 [53]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而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与石友三有过节的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道：“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尤望吾弟进而号召于大众曰，为讨蒋计，一切之害不能避，一切之利不能趋，只知讨蒋不顾其余。”“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54] 其实冯氏自己对石友三也缺乏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石之为人，众人皆知。如不为大众，只为自己，必吃大亏。”此时，西北军各部的心态，正如冯氏在日记中所发的牢骚：“接来电，知×将动，亦知×的情形，全为利害而已，果有真理哉？” [55]

此时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在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告吉：“表面上鲁韩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56]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仙阁则建议宋道：“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57]

据孙殿英的代表向他报告，庞炳勋的态度是：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58]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59]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通电响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 [60] 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61]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两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 [62] 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 [63] 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 [64] 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即汇。” [65] 同日还电告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 [66] 随后，蒋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67]

而最令人诧异的则是韩复榘的表现。在石友三发动前一周，韩曾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为此急电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68] 当然，韩的举动自然会有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 [69] 20日石友三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 [70] 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 [71] 蒋的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中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于中原大战投蒋后，对蒋颇表衷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72] 为此，晋系将领多对商震投蒋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至此，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曰：“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73]

蒋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复电示商震：“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 [74] 此前，蒋得情报显示：“次辰对主座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将来万一有变，徐是否终能留平，尚存疑问。然徐果能不返并，晋军似无人堪以领率者。” [75] 此时，蒋既令“商启予率其所部出晋讨逆，且辞省主席”，不得不利用徐永昌在晋系中的威望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故蒋电王树翰令徐代理晋主席， [76] 并电告李石曾：“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77]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利用其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角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 [78] 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料，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 [79] 当天冯氏还致电南京新任命的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电称：

讨蒋各军，皆以此间为重心，而视此间之态度为转移也。反之，若待石部不敌东北，则此已成之倒蒋局面，将从此冰消瓦解，北方大局，更不堪问矣……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我弟众望所归，同人咸服，纵意见各有稍异，立场各有不同，经我弟之排难解纷，剖析利害，各同志定可捐除己见，勉为其难，而趋于一致也。 [80]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编为四个团。冯玉祥对韩的前后言行则深表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韩之说话实不明白，其意在石动后，宋、晋等即刻应之。而过八、九日后又以平等之言责说双方。论事系韩所发起，论交情石、韩又曾共患难，今竟如此滑头，诚非人心大变之时所不能有也。 [81]

但冯玉祥对韩复榘仍抱有一些幻想，希望韩收容石友三残部后，扩大力量再行举事。8月初，他收到情报显示“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韩在德州成立收容所，石部手枪队、骑兵，业运来军装五六千套、面六千包，指定高唐为扎地。收容所为韩、石两部人员合组。入鲁境奉军不再追击。” [82] 冯玉祥即将这些不可靠的情报转报粤方。因此，李宗仁在广州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借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 [83] 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84]

曾经拥兵6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最看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虽然控制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财力最为雄厚，但也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的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对于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始终是想彻底解决的。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所部相对完整地撤回晋绥，蒋的策略是先收拾冯玉祥，而暂时逼走阎锡山，使其脱离所部，再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四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 [85] 这样一来，晋系部队又得以成建制地完成整编，合法地回到自己老家驻防。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战后，蒋介石委任相对亲蒋的晋系将领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但是阎的旧部对其效衷程度，远高于西北军效衷冯玉祥。因此，蒋对阎的动向始终相当关注。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就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严加戒备。” [86]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绝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计算。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 [87] 因此， [88] 阎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冯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根据对各方的实力判断后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 [89] 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 [90]

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为此，阎指示周玳电蒋、张报告：阎“回省原因，确系老太爷于上月廿三、四、五等日连去三电，说有病。当时本拟即时回，因石部正在作战不便，俟退却后始起身”。 [91] 但如何处置此事，蒋、张二人都感异常棘手。据孔祥熙提供的情报显示：“五台系与石（友三）签字，占领平津，晋即出兵。某知友言阎借日款三千万元，广东助四百万，阎贴三百万，意在大局。” [92] 以上情报是否属实尚且不论，但阎的背后又多了一层日本人的关系，这就更令蒋、张不安。

早在石友三叛乱之初，蒋就获知“晋军背后仍受阎主持，闻大连太原间可直接通电，无线电台均设置日人家内”。 [93] 据孔祥熙派往天津的代表丁春膏7月13日报告：

顷晤商震代表李镜容，谓近日谣言甚大，万一石部有变，不仅孙军有虞，即晋军亦必一致行动。春膏诘以背景尚有何人？李答晋军之指使者当然仍是百川。春膏复问外间有言阎氏在连颇受日人逼迫，倘不急进，便不再任保护是否属实？李答亦闻确有是说。 [94]

此时，蒋介石的处境已不同于中原大战胜利之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粤系和“剿共”两方面，对北方，着重对付已被拆散的西北军，而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酬劳交给张学良处置。除对韩复榘无力调动、石友三公开反叛外，蒋介石拟将宋哲元、吉鸿昌南调“剿共”，以减轻来自粤方的压力（孙连仲部已调入江西“剿共”）。阎锡山返晋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

此刻张学良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他很想将阎锡山驱逐出境，但仅靠东北军入关部队，尚不足以对付山西。而日本侵华危机日甚，特别是自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军人就一直企图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初拟利用张宗昌，而宗昌无力，旋乃以飞机载阎锡山返晋。”“如果东北军与阎、冯军队不免一战，则日本将乘共产党蜂起之际，使列强无容喙之余地。” [95] 石友三公开反蒋后，日人就不断地向阎表示：“石已占保定，河南数部响应，鲁决援石，蒋对湘鄂赣匪亦无办法，平津为之震动，君再不归，恐错过时机。”阎信以为真，于是秘密乘日军飞机返大同，“下机后即以上述三条询赵承绶，谓石已缴械，阎颇不悦”。 [96]

阎锡山返晋后，除已率部离晋的商震外，“山西将领均往谒”。 [97] 阎亲自致电商震表示“请以团体为重”，“望商回并”。 [98] 当得知商不为所动后，原同商震最接近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即在“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华北情况殊未可料也”。 [99]

8月9日，蒋介石在研究山西问题时自记道：

山西问题自阎逆回后，应决定办法。一、积极进攻，二、消极不发饷，而第一则须征求汉卿与向方之意再决也。吉（鸿昌）部非解决则北方后顾堪虞也。 [100]

而实际上蒋介石既没有力量对晋“积极进攻”，又不可能“消极不发饷”，那样做无异公开将晋方置于对抗地位。他只能继续采取分化手段，分散阎、冯旧有势力，以防止他们可能的再次联合。为此，蒋致电宋部总参议萧振瀛：“明轩（宋哲元）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 [101] 并电东北军参谋长王树翰：“启予既离晋出征，则省主席应派徐代理，以免其内部疑惧，此事应由汉兄提出为宜。至启予则乘此属其率领所部南来，先入岳州，以便随时策应。请与汉兄切商详复。” [102]

张学良此时则想将宋、商二部调至河北，这样一旦同晋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不至于首当其冲。蒋对张此举甚为不满，曾电张表示：“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 [103] 8月10日，蒋派往北平协调对晋关系的葛敬恩特电蒋报告华北军情，并向蒋建议道：

商震现仅其嫡系步兵四团，当不致为晋人诱归，亦不够剿匪实力，惟其自己不肯南开，而副部（张学良）亦欲利用其恨晋之心理，留之石庄，以对付晋人。次辰代主席已发表，惟尚无表示，大约数日内必有回音。观其就否，即可以判阎此后之态度也。至硬逼阎离晋，此时恐难做到……以职判断阎氏之归，即令纯为作乱而来，以晋军动员慢之故，亦在三星期后。而晋省地形彼既易于防守，我亦易于堵塞。窃以为目下大局，对北应以东北之刀，防晋外窜，以扶经（刘峙）之众镇摄豫、鲁，而在剿赤许可之范围内，尽管抽调精兵约五六师趁粤寇移动，即一举加以痛击，乘胜入广州，取消其伪政府。是时，如北方仍然安靖，则彻底平定桂、粤，如北方事变已起，则留相当之兵力制止桂军，于粤境之各军回师北指，晋、鲁无粤府煽惑资助，或可不动。若妄动，亦不难一鼓荡平也。 [104]

孔祥熙也于是日电蒋报告晋阎与奉张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阎乘日机返晋，冯有赴五台之说，似与粤方有联络。闻东北老派亦曾有代表在（大）连接洽。渠（阎）之不助石因双方目的俱在平津，利益冲突，故特坐视。现在突然回晋，因晋军内部意志纷纭，非渠回晋无法统一……弟意以为晋军将领拉拢甚为容易，如此次商启予之出兵讨石……晋省现在反商甚剧，弟意立应商之汉卿以徐代商，并将诸将请求随时酌予容纳，必生效力。 [105]

蒋介石此时要想同时与南北两方作战，势难取胜。如何选择，颇令他为难。8月16日，蒋在日记中慨叹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 [106] 在此处境下，稳定北方对蒋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对张学良的意见，他不得不暂时表示尊重。此后，蒋不再提调离宋。19日，蒋在日记中又写道：“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决委商为冀豫晋边区督办，杨爱源为绥晋清乡督办，孙楚为山西清乡司令。” [107]

当时，驻防河南信阳的吉鸿昌部与粤方联络频繁，随时有反叛的可能。如吉部异动，自信阳出鸡公山可直捣武汉，同两广军队夹击两湖，形势相当危急。蒋一度拟“用武力解决吉”，不曾想“事机洩露太早，反生差误”，引起李鸣钟和吉部两师长的怀疑。幸亏何成濬及时电告李鸣钟“绝无此事”，才未导致该部“铤而走险”。 [108] 为此，蒋急于安定北方。8月25日，蒋再次电张学良指示：“北方局势务须求一根本安定办法，勿使其受两广出兵之牵动。除使阎、冯离境出洋外，并将商震、杨爱源、孙楚三人从速委其名义为要。” [109] 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封官许愿，破坏对方内部团结，以达逼走阎、冯的目的。

对于驱走阎、冯一事，张学良的态度是同蒋一致的。张学良为此特电新上任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谓：“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指阎锡山）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 [110] 蒋也电令葛敬恩亲往山西视察，希望“能窥得其内情”。 [111] 据徐永昌日记载：“今日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 [112] 而此时“晋将领多主张留阎在晋，徐永昌如不能为之做到，本身即有问题，故徐日来极感痛苦”。 [113] 据孔祥熙驻太原代表蒋守一报告，徐为此“愿将权位给杨星如（杨爱源），伊当从旁协助。至对阎，关系已告一段落，如阎仍有活动野心，伊不能受命，今后只有拥护中央，完成和局云云。惟对阎、赵（戴文）自由问题似仍关念。对商乱调军队，深表不满”。 [114] 徐自己事后也曾回忆说：

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 [115]

葛敬恩自山西返回北平后确实曾向蒋介石建议道：“弟意中央对阎若必逼令出国，倘彼走粤，是反助其势，益增纠纷。不如以新由粤分化者目之，以示宽大，务使有利中央。否则结怨树敌，循环报复，非计之得。” [116] 徐永昌私下也曾致函阎锡山表忠心：“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 [117]

有趣的是，此时“西北军旧部对冯出洋事坚持，或可成事实。阎出洋自感（27）日张约各将领话后甚沉寂”。张学良、韩复榘“均认阎、冯不去，华北即大受影响。仍催促甚急，即不出国，亦应在国内指定地点居住，不能留晋”。 [118] 尽管晋系将领杨爱源等表示“晋军决不能因阎断送国家”，但仍坚持“阎留晋无甚关系”。除李石曾、葛敬恩认为阎留晋对时局影响不大，徐永昌因张、韩力促阎出洋无法进行，甚消极，而吴铁城、张继为谋华北安定计，也坚持阎非出洋不可。此问题一时出现僵局。 [119]

此刻，蒋正煎熬于“近日以吉部未得解决，粤逆攻湘恐其不能实行，故忧虑倍至”之中。 [120] 无奈的蒋介石被迫对吉部妥协，暂时放弃武装解决的计划。8月28日，蒋下令调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而以李鸣钟接掌吉部。 [121] 此后，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即将出兵湖南的粤方，而一时无法顾及阎锡山。29日，蒋再电张学良、韩复榘讨论处理阎锡山问题时，口气明显软了许多，并全权交与张、韩处理，只是强调：

阎事须有一根本处理办法，务须公私兼顾，而于国家纪纲尤须注意。彼为国家通缉之人，而乃自由回晋安居，则国家与政府体面何存？……请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诸同志在平期间，必求一解决之道。如其能保持国家体面，愿仍出国，则政府亦可与其相当体面，以留余地也。何如请与向方兄等详商。 [122]

9月1日，张学良同晋将领最后商讨的结果是：“第一步由张派大员随徐、杨返晋劝阎、冯早行或来平、津居住；第二步由各将领以电婉劝；第三步则停止给养，所有晋省杂牌军队不予调出。” [123] 就在这一天，两广军队开始进攻湖南。

阎返晋前，山西将领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先是商震脱离晋系时曾“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 [124] 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 [125] 蒋守一曾将晋系各派间的情况详细向孔祥熙报告道：

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赵印甫、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己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 [126]

所以阎锡山返回山西后，因石友三已失败，而内部意见分歧甚大，“故改变态度，主张晋绥将领暂应团结，不为人分化。以徐主晋政，杨爱源主军，即为团结表现”。 [127] 正如蒋守一的分析，傅作义是“准奉派”，在阎返晋之前，即曾对南京“表示绝对服从，愿率所部讨逆”。 [128] 现在又有张学良撑腰，阎一时拿他无奈。而王靖国、赵承绶则是自己的嫡系，阎不能不有所安慰。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因亲商震被扣后，阎即有“易王靖国或赵承绶”之意。 [129]

此时，粤方也拉阎甚力，“粤伪府派邹鲁来津组北方执行部，胡宗铎代桂，王东臣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丕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 [130] 吴铁城甚至向南京报告：“邹鲁在津应允阎代表每月由粤接济军饷百万元。” [131] 还有情报显示：“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 [132] 这都令蒋、张甚为紧张。但实际上北方内部并不团结。邹鲁来天津之初，共携款100万元，以40万助冯玉祥，30万元给石友三，20万元付孙殿英，余10万元为平津活动之用。8月中旬，粤府致电天津执行部：“以冯、孙均未助石，令扣款不发”，而“胡、王、邓、赵等因分赃不均，暗潮甚烈”。 [133] 阎返晋后又“欲军政由其一手包办，邹来颇感不快”。 [134] 对此，王懋功曾有一电致汪精卫，对此时北方内部情形分析得颇为精彩：

阎回河边村，山西将领均往谒。判断其可能性有三：甲、联蒋；乙、友蒋；丙、团结内部，乘机观变。然证之徐次辰与李石曾之勾结，马福祥代表近日与阎来往之情形，绝对反蒋恐不可能。韩虽表示希望阎团结内部，彼仍团结华北旧部，结果如何，当视环境决定。现时尚难乐观。

海滨（邹鲁）到后，时以国府全权向外宣传，意欲借国府招牌压倒一切，以彼个人为北方重心，而代先生（指汪精卫）在北方之地位，并欲自任国府驻津主任，于其下设军事、政治分会，作改革华北政局之梦。故执行部同人无论何派，除谢持外，对之均不满。我辈只有抓住执行部与彼对抗，冀使北方政局隐然以先生为主，而本身不与发生冲突，以免使先生为难。老阎自海滨到后态度陡变，大约亦以海滨狂妄自大，惹起彼如此作法，不特惹起北人反感，恐中央威信亦将因此损失无存。

党务在长江、珠江均已失败，北方本有可为，但改组派虽有反对，而因津执行部辖区登记人员已由中央派定，西山派本无下层，故亦不利于登记选举，似有与胡张勾结之嫌，结果在北方恐将失败。如何补救？请速图之。 [135]

通过上电可以看出，反蒋各派首先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少有顾全大局者。王懋功虽贵为“非常会议”北方执行部委员，但处处考虑的都是汪派的利益。特别是阎锡山遇事狐疑，从不肯轻易冒险，以损失己方实力。阎返晋后尽管又同四川实力派刘存厚取得联系，准备反蒋，但双方均互相观望，希望彼方先动，而己方坐收渔人之利。阎、刘下面这组电报颇能反映出反蒋派当时各自的心态：

（8月16日，刘电阎）望公取和张图蒋主义，以主力监视张，并以一部牵制杨虎城，以便敝部北展较妥。

（8月18日，阎复电刘）现在蒋方剿共失利，损失甚巨，请即不失时机，迅速北展。此间当遵嘱照办。

（8月29日，刘电阎）吴蓬莱（佩孚）已赴甘纠合川、甘军图杨虎城，百帅（阎锡山）趁此和奉图蒋，迟恐两粤不支，则难为力也。存厚俟得百帅、焕帅（冯玉祥）朝夕之期即行北展，以相响应。

（9月3日，阎复刘电）蒋方剿共失力，两广大军已动员入湘。兄处如能出兵三万，西北唾手可得。此间已准备妥当，静待大军进展出动情形。

（9月7日，天津转刘复阎电）粤桂出动自是良机，但据报该军尚未实进展。刘积之（存厚）部图杨虎城决无犹移，只待阎总座决定协动，届期即当北进。 [136]

阎锡山抱着如此心态，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 [137] 阎锡山返晋后，引发北方各派势力的躁动，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三 甘肃雷马事变

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自我反思道：“石之事，我看是为自己的事。”同时，他对旧部之间毫不念旧的行为深表不满：“知石部已到定州，各军忘了敌人，而报仇之念大起，同归于尽而已。”但冯玉祥并没有气馁，他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表示：“朋友们离开我是应当的，是心定的。我是摘了钩的火车头，车是摘了，而车头则行得更速更快，不问如何，我是要往前进的。” [138] 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冯玉祥再一次全身投入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的反蒋行动，并使雷部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

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吉鸿昌手下的团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但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 [139] 雷中田就职当月，即秘密派员向冯玉祥汇报。 [140] 自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 [141] 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此后，他积极策反雷中田，并电召谙熟甘肃情况的李世军（甘肃人）从日本“即刻”回国，联络当地军队，配合雷中田夺取政权。 [142]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 [143] 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病逝，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但马文车并未得到蒋的信任，蒋曾电示顾祝同：“甘政仍以马代主席主持，马视察员心竹（文车）不必与闻可也。” [144]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 [145] 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顾祝同），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 [146] 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 [147]

8月7日，南京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 [148] 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称：“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 [149] 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与马文车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寻求冯玉祥的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同时带来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 [150] 同日，冯玉祥还致函新任民政厅长李朝杰，要求其协助雷中田武装倒戈，函称：

现在北方大局，虽石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总司令已返并，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 [151]

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 [152]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 [153]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 [154]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 [155] 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 [156] 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称：“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 [157]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 [158] 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州国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他们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 [159]

三天后，广州国府第21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 [160]

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 [161] 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 [162] 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指马文车）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 [163] 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 [164] 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致电于右任表示：

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65]

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 [166] 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 [167] 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 [168] 当天，蒋在日记中记道：“甘肃事恐难一时了结，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杨虎城亦有推邓宝珊之意，其内情复杂，非由中央派员不能治平也。” [169]

邓宝珊祖籍甘肃，当时住西安，为杨的上宾，中原大战时参与反蒋，是阎、冯第八方面军副司令，同冯玉祥关系密切，这也是蒋否决杨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170]

雷中田等人发动事变后，因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加上错综复杂的回汉民族矛盾，始终没有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雷等人虽然暗中接受粤方委派的职务，但对外则仍声称受命于南京中央。他欲左右逢源，终因政治目的不明确，使地方势力无所适从，从而导致缺乏号召力。而冯玉祥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元气大伤，此时更是难以为雷、马等人提供足够的军事、财政支持。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也“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 [171] 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 [172] 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 [173] 雷中田一面致电冯玉祥，谓：“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 [174] 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其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 [175] 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 [176] 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这就更加剧了甘肃政局的混乱。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而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这更进一步引起陕西杨虎城的不安，遂电令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 [177] 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壮大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目的。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 [178] 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 [179]

这就为杨虎城控制甘肃创造了条件。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

吴子玉（吴佩孚）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 [180]

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 [181] 同时，杨还指示驻四川代表傅剑目同刘湘商讨共同对抗邓锡侯之策。傅复电冯谓：“本日与甫澄（刘湘）军长晤谈极洽。川省善后现无进行确期，惟彼极愿声援我方对甘及汉南之整理。吴佩孚在川并无实力，一般皆口头附和。我方对甘事尤可放手去作。” [182]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道：“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 [183]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就是国民党对吴佩孚的态度。从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判断，吴佩孚乃北洋余孽，自应为讨伐对象。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吴佩孚因得四川军阀杨森的保护而躲入四川。当吴佩孚初入甘肃天水时，杨虎城曾电蒋介石表示：“据探报吴确有煽动甘方各将领希图反动情势。当此甘乱方殷之际，万一吴再参其中，则边疆多事，恐亦不可收拾。查天水系马廷贤防地。职拟利用马廷贤将吴押解来陕送京，请中央处理。事妥后委马以新编师名义暂酬其功。事关重大，可否之处，祈请示遵。” [184] 但蒋介石只是复电指示：“对吴可严密监视其行动，力促其来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为宜。” [185]

而当吴佩孚公开反蒋失败后，由高振邦保护，拟随马文车等人逃往宁夏时，马福祥同样电示马鸿宾：“雷既退陇南，宁夏可免纠纷，但如逃宁，必须堵截缴械。马文车、李克明或将逃宁，务须严拿，万勿漏网。致吴此次负国家、负地方，不应如是，惟以私交论，如到宁仍可保护，惟彼不能再事煽惑也。” [186] 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吴佩孚等丧失实力的北洋余孽，其个人自由还是相当宽容的。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 [187] 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

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 [188]

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 [189] 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 [190] 不久前，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枝，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 [191]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

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 [192]

于是，双方成剑拔弩张之势。自7月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到达湖南永州，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 [193]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 [194] 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道：“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 [195] 而蒋介石也一度“恳求宋庆龄向广东疏通”，希望依靠宋的影响，调停宁粤之争，遭到宋氏的“拒绝”。 [196]

8月22日，蒋介石在思索应付两广对策时，原本计划“剿匪待击破其主力而复讨粤，只求赤匪消灭，则粤逆置缓图亦可，以不足为患也。如能得上帝保佑党国，双十节以前平定两广更好，否则亦唯有晚之”。 [197] 但三天后，蒋得到情报显示“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为此，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处置方法，特召何应钦、陈铭枢商讨“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蒋并“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 [198]

蒋介石此时最大困难就是，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剿共”，而一时无法派出大军对抗粤方。在这种状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从内部瓦解粤方。为此，蒋多方入手，加紧对粤方的分化拉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先是9月2日蒋介石得王柏龄报告称：“薛岳曾谓如总座有危难，誓以血诚图报。至对付粤局，应如何步骤，唯命是听。” [199] 当天又得杨永泰报告陈济棠手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表示效忠南京；次日又获徐桴报告，一批被策反的广东陆海军团级干部愿“无条件归附中央”。 [200] 蒋获知后，更是不惜本钱，多次密电宋子文汇款给杨永泰等人抓紧分化工作，并进一步指示杨：

对李、邓二兄如何联络及秘密通信，请兄设法妥办。我军此时剿匪未成，主力全为赤匪牵制，只有固守武汉，以待其来犯。逆军未到武汉附近以前，仍以全力剿赤，不顾其他，是非曲直，听诸公断。故发东电声明，但此意不必特示友人，而作普遍宣传可也。如李、邓到衡州后，其否再向长沙前进，能与兄以预约名词，如进攻长沙则为××二字，停止衡州则为××二字以告。而其向长沙进攻时，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部队分任何路，如能亦约代名词例如二为余，一为李，三为香，桂（广西李白）为四，唐（生智）为五，左路为上，右路为下，中路为先，湘东为叔，湘西为侄以代之则足矣。 [201]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 [202] 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

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 [203]

9月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称：“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 [204] 第二天，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 [205] 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 [206] 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207]

9月4日，处于宁粤对峙最前沿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急电蒋介石报告两广的军事动态：

（一）据确报粤伪府高级军事会议决以桂张之四、七、八、十五等逆军江（3）日由平桂向永州犯湘；以粤一、二、三、独立师、独立旅及飞机以龚浩为攻湘总指挥，取道宜彬，声言于删（15）日会师犯衡；以顾、陈等匪部为先锋已于世东进陷宜彬；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

（二）本路军除陶师固守衡州外，仍照原定计划集中长沙，以待决战。 [208]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 [209] 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 [210]

9月7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 [211] 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主席，令固守湘潭”； [212] 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 [213]

何键原有三个师的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 [214]

9月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 [215] 据电通社报道：“十三日以来，两广军与蒋军已在衡阳以南约三十华里，发生前卫冲突。其后两军之间，有相当之激战，蒋军不利，溃如山崩，两广之主力，趋胜向衡阳城进攻，十四日攻下衡州城。”“李扬敬以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率其第一、第二两师，进驻衡州，唐生智亦在。左翼总指挥白崇禧，率其第四、第七、第八各师及张发奎军，进驻永州。” [216] 据何键急电蒋介石报告称：“综计粤桂逆军兵力约在十万以上。” [217]

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 [218] 也是在13日，蒋得杨永泰“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报告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 [219] 蒋一向重视情报工作，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又急电杨永泰，指示：

逆军密码有两种代名词表，请将此代名词表设法查抄一份，用最快方法寄来，或择要用密电立告以应用，甚急。此最紧要，如能办到，则最大成绩也。请竭力进行并须从速也。 [220]

同时，蒋介石命令宁方负责军事布置的林蔚道：

密码代名词，须另制简单表颁发。凡发湘军之代名词密本，亦须发中央各师。而中央各师已发之普通代名词，不必分发湘军。到临战时只发芸樵（何键）本人一份可也。 [221]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 [222] 蒋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 [223] 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趁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 [224]

此时，粤方在积极策划军事倒蒋之际，为保证胡汉民的生命安全，还制定了一套秘密营救胡的计划。邹鲁、古应芬等人托请党内元老熊克武、但懋辛等设法营救。而在南京具体负责看守胡汉民的卞稚珊原是熊克武手下的团长，同熊、但两人私交甚深，对胡也有敬佩之意。卞稚珊受托后制定了三项帮胡脱险的办法，经与胡商量，决定采取其中之一：先选择可靠心腹冒充监视胡汉民的警士，再利用值班机会，掩护胡化装脱身，坐上预先准备的汽车，直驱上海。随后，胡汉民通过亲信陈融、李文范介绍了两位精明强干的人给卞稚珊，并很快被分配至胡处充当监护警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准备随时寻求机会，救胡脱险。 [225]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1]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2]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10月23日），《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78页。

[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27日。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3日。

[5] 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第119页。

[6] 《北方或不致被波及》，《国闻周报》第8卷第21期，1931年6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7]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79页。

[8] 《张学良谈一般问题》，《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3月30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9]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篠辰电》（1931年5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84。

[10]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沁电》（1931年5月2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300。

[11] 《太原史春生致南京总部转何成濬寒电》（1931年6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366。

[12]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第224页。

[13] 《太原史春生致南京总部转何成濬养电》（1931年6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440。

[14] 《冯玉祥复孙殿英电》（1931年6月2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冯玉祥往来电报抄件共两册，其中一册为发电抄件，共80件，时间自1931年6月至1932年5月，以下引文均简称《冯玉祥发电稿本》，二档馆藏冯玉祥个人档案，全宗号三〇〇一·382；冯玉祥收电抄件一册，共216封，时间自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全宗号三〇〇·383，以下简称《冯玉祥收电稿本》；另有一册冯玉祥发函抄本，全宗号三〇〇一·381，以下简称《冯玉祥发函稿本》。

[15] 《冯玉祥复孙哲生电》（1931年6月1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1页。

[17] 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第349页。美国学者Sheridan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冯玉祥的权威，但他在述及上述内容时，对此几乎只字未提，或因资料缺乏所致。见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18] 《广州唐悦良致汾阳冯玉祥佳电》（1931年10月9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255。

[19]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皓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93。

[20]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164页。

[21] 《汉口致鸿致吉安罗霖号申电》（1931年5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23；《张副司令自京北旋》，《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5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22] 《东北军队换防》，《国闻周报》第8卷第24期，1931年6月2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23] 《蒋中正电张群等设法制止阎锡山委徐永昌代总司令》（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50。

[24] 《蒋中正电王树翰请与李煜瀛张群协商留徐永昌在平暂勿返晋》（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51。

[25] 《晋城孙殿英致顺德石友三寒午电》（1931年6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09。

[26] 《顺德金一山致晋城孙殿英沁电》（1931年6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15。

[27] 《晋城孙殿英致彰德石友三艳电》（1931年6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19。

[28] 《马鸿逵致蒋介石敬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26日，第321—322页。

[29] 《蒋中正电蒋伯诚保证东北绝无攻击石友三之理嘱韩复榘安心》（1931年6月25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90。

[30] 《蒋中正电李煜瀛与王树翰详商如何安置防范韩复榘与石友三结合》（1931年6月26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92。

[31] 《蒋中正电张学良注意获津致石友三两电文》（1931年6月18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73。

[32] 《济南韩复榘致顺德石友三号巳电》（1931年6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78。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44页，文字修改为“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34] 《顺德石友三致济南韩复榘篠电》（1931年7月17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66。

[35] 《冯玉祥致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电》（1931年7月2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6] 《鲁韩信使往还》，《国闻周报》第8卷第29期，1931年7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7] 《顺德程伟儒致济南韩复榘支电》（1931年7月4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26。

[38] 《顺德仲扬致济南韩复榘删亥电》（1931年7月15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59。

[39] 《冯玉祥致精卫先生并许（崇智）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诸先生电》（1931年7月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0]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第222页。

[41] 《冯玉祥复邓仲知电》（1931年7月17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2] 《石友三等讨蒋通电》，《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6页。

[43]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02—203页。

[44] 这一时期有关张学良病危、病故的消息多来自日本人的造谣，见《天津铣日特讯》（1931年6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22。6月15日，“驻济日领事告向方，曰张学良文（12日）晚病逝。”见《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15日，第298页。

[45] 《顺德石友三致晋城孙殿英微电》（1931年7月5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27。

[46] 《天津篠日特讯》（1931年7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55；《天津邓虑远致大兴庄石友三养电》（1931年7月22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812。

[47] 《天津铣日特讯》（1931年6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422。

[48] 《天津邓虑远致石友三皓电》（1931年7月19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87。

[49] 《天津某致石汉章马电》（1931年7月21日），《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50/1799。

[50] 《广州汪精卫致天津胡宗铎王懋功等俭电》（1931年7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654。

[51] 《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所谓张有心腹之患，指张学良叔伯兄弟张学成暗中同石友三联络反对张学良。此时，张学良已得知此事，并破译了张、石间的电报密码。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20页。

[52] 《解县刘汝明致宋明轩箇电》（1931年7月21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07。

[53] 《冯玉祥致韩复榘电》（1931年7月1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54] 《冯玉祥致庞炳勋电》（1931年7月21日）、《冯玉祥致庞炳勋电》（1931年7月20日）、《冯玉祥致宋哲元电》（1931年7月23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55]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4月10日、7月14日，第400、448页。

[56] 《南京王慈博致横川吉鸿昌巧电》（1931年7月1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582。

[57] 《南京萧仙阁致太原宋哲元巧未电》（1931年7月18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89。

[58] 《太原李之朴致晋城孙殿英删寅电》（1931年5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78。

[59] 《南京李汉辉致孙连仲养电》（1931年7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690。

[60]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00页。

[61] 《蒋中正电刘峙有关攻击石友三逆军之作战计划》（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18。

[62] 《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速筹三十万元交张群即汇商震为开拔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5。

[63]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筹五十万元汇山西为调兵之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7。

[64]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三十万元给商震事另三日内筹五十万元为山东用》（1931年7月22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34。

[65]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杨爱源二十万元请速交孔祥熙》（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43。

[66] 《蒋中正电询李煜瀛如徐永昌需款可电告以便汇寄》（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46。

[67] 《晋军将领态度》，《国闻周报》第8卷第30期，1931年8月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68] 《蒋介石致张学良刘峙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7月13日，第373—374页。

[69] 《蒋中正电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复榘指挥请转商张学良》（1931年7月19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189。

[70] 《蒋中正电邵力子石友三已叛应明令讨伐石部番号饷项由韩复榘处理》（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24。

[71] 《蒋中正电邵力子谓韩复榘部暂不移往德州之因及石部解决后仍归韩部》（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52。

[72]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页。

[73] 《商震致蒋介石铣（16日）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7月18日，第392页。

[74] 《蒋中正电商震率部由晋中袭冯部或石部侧背所需款已筹措请速行动》（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194。

[75]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

[76] 《蒋中正电王树翰有意令商震率部出晋讨逆且辞省主席而令徐永昌自代》（1931年7月20日），《筹笔》第58册，“蒋档”：04-0203。

[77] 《蒋中正电李煜瀛令商震辞山西省主席率兵侧击石逆另派员代署主席》（1931年7月24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55。

[78] 《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第80—81页。

[79] 《冯玉祥致汪精卫电》（1931年7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80] 《冯玉祥致徐永昌电》（1931年7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8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7月28日，第455页。

[82] 《邓仲芝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6、7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83]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5页。

[84]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9日，第517页。

[85] 赵承绶等口述《晋绥军的编遣》，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59页。

[86] 《蒋介石致程起陆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6日，第244页。

[87]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

[88]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冯玉祥收电抄本》。

[89]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冯玉祥发电抄本》。

[90] 《阎锡山日记》（1931年8月5日），“阎档”：18/0221-0222；《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第1651页。

[91] 《太原周总监玳致河边阎总座曷已电》（1931年8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009；另见《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23。

[92] 《太原蒋守一致南京孔祥熙虞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70-1。

[93]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敬电》（1931年7月24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26。

[94]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70。据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载，“在蒋冯、蒋冯阎战争时期，孔利用他北方籍贯，确实做了不少分化工作。冯系的何其巩（克之，曾任北平市长）、丁春膏就专在冯内部通消息，写报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保全，是由丁介绍萧振瀛走了孔的门路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国风云人物》（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6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第151页。

[95] 《日本外务省记录》，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第5版，第62页。

[96]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文电》（1931年8月1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41。

[97]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16—7。

[98] 《最近山西局面》，《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99]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佳电》（1931年8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94。

[100]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9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516页。

[101] 《蒋中正电询萧振瀛如宋哲元愿调离晋南可否调赣填防俾抽出部队对粤》（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5；另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25。

[102] 《蒋中正电王树翰等商震离晋出征应派徐永昌代理并与张学良切商》（1931年8月3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08。

[103] 《蒋中正电张学良速决是否调宋哲元部至赣》（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7。

[104] 《北平葛敬恩致南京蒋介石蒸电》（1931年8月1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06—7。

[105] 《上海孔祥熙致蒋中正蒸电》（1931年8月1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04。

[106]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另见《省克记》卷4，而《困勉记》卷18，原记有此段内容，后用毛笔将原稿删除，均见“蒋档”。

[10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9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08] 《何成濬致南京蒋中正号酉电》（1931年8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39。

[109] 《蒋中正电王树翰北方局势务求根本安定办法及使阎冯出洋》（1931年8月2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8。

[110]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4卷，第1652—1653页。

[111] 《蒋中正电询王树翰葛敬恩晋情并请葛前往视察内情》（1931年8月10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1。

[112]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63页。

[113]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22。

[114]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56。

[115]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224—225页。

[116] 《北平葛敬恩致上海张群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91。

[117]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118]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22。

[119]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陷电》（1931年8月3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32。

[120]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21] 《蒋介石致刘峙电》，《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28日，第568页。

[122] 《蒋中正电张学良与韩复榘详商阎锡山事根本处理办法》（1931年8月29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71。

[123]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东电》（1931年9月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50。据徐永昌日记载，“张汉卿对我要求之条件”为：“阎先生自动移北平，副（指张副司令）担保体面、安全、自由；晋将领对已往不听调遣事认过，并将尔后晋布防规定；晋饷不足由中央补足；冯出外由韩负责办理。”见《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4页。

[124] 《蒋守一致孔祥熙歌电》（1931年8月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36。

[125]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56。

[126]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48。

[127]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18。

[128] 《苗培成呈蒋主席五月有电》（1931年5月2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9]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18。

[130]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90。

[131] 《北平吴铁城致上海张群皓电》（1931年8月1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26。

[132]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删电》（1931年8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79。

[133]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谏电》（1931年8月16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124。

[134]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1090。

[135]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16—7。

[136] 《绥定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铣电》（1931年8月16日）、《河边阎总座致天津速转刘积之兄巧电》（1931年8月18日）、《天津转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艳电》（1931年8月29日）、《河边阎总座致绥定刘积之兄江电》（1931年9月3日）、《天津转来刘积之致河边阎总座阳电》（1931年9月7日），均见《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38、1542、1544。

[137]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75。

[138]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7月28、29日，8月6日，第455、453、460页。

[139]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70—71页。

[140]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2月10日，第370页。

[141] 《冯玉祥致邓仲芝李炘函稿》（1931年8月19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42]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宁夏三马》，第59页。

[143]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23日，第315页。

[144]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11日，第265页。

[145] 《兰州某致南京陈立夫江电》（1931年7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511。

[146] 《兰州马文车致上海徐圣禅敬电》（1931年3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1692。

[147] 《兰州刘秉粹致南昌何应钦宥电》（1931年3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1723

[148]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49] 《兰州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致横川吉鸿昌阳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77。

[150]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51] 《冯玉祥致李朝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152]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3] 《雷中田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8月3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4]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55]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密》（1931年9月6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6] 《兰州马文车致南京顾祝同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90。

[157]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9月8日），《冯玉祥发函抄本》。

[158]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59]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密电》《雷中田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60] 《邓仲芝薛子长李炘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4日）、《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20日）、《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1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62] 《南京秉元致兰州马文车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747。

[1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164] 《蒋中正电责马文车反抗中央明令囚禁马鸿宾速负责处理恢复其自由》（1931年8月30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92。

[16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于右任冬电》（1931年9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26。

[166]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寒电》（1931年9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45。

[167] 《蒋介石致高振邦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8日，台北：“国史馆”，2004，第56页。

[168] 《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2。

[169]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170]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民国风云人物》，第419页。

[171]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哿电》（1931年9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49。

[172] 《平凉陈珪璋致西安杨虎城删电》（1931年11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441。

[173]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三马》，第74页。

[174] 《兰州雷中田致汾阳冯玉祥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589。

[175] 《天水吴佩孚致绥定刘存厚朱汉阳篠电》（1931年10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115。

[176] 马鸿宾获悉后电蒋介石称：“虽经各方调解均未生效果，因吴先生子玉游历至兰，从中调解，纠纷方解，民心遂安。宾于本月蒸（10）日离兰暂驻新城。请钧座饬部严议处分以示惩戒，至甘肃省府主席职务应请另简贤能以资治理。”见《新城马鸿宾致南京蒋中正卅电》（1931年11月3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926。

[177]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胡逸民冯钦哉鱼电》（1931年12月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84。

[178] 《南京邵力子致西安杨虎城宥电》（1931年9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98。

[179]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0月18日，第185页。

[180]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冬电》（1931年11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57。

[181] 《西安王一山致兰州杜彬丞王宗山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97。

[182] 《重庆傅剑目致西安秘书长冬电》（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71。据曾任陕西省政府财政厅、民政厅厅长李志刚所撰《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文载，傅剑目为杨虎城部驻四川代表，胡勉民为驻南京代表。见《民国风云人物》，第418、426页。

[183] 《西安子坚致兰州孙蔚如寒电》（1931年12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99。

[184] 《临潼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梗辰电》（1931年10月23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0028。

[185]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7日，第250页。

[186] 《南京马福祥致宁夏马福寿并转马鸿宾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855。

[187] 《国民政府讨蒋北伐令》，《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4页；《反蒋运动史》（下），第408页。

[188] 《反蒋运动史》（下），第409页。

[189]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5号，1931年7月27日，第11页。

[190]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页；《民友》第2卷第5号，第12页。

[1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1页；《李白购到军械一批》，《大公报》1931年6月27日，第1张第3版。

[19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16页。

[193] 《反蒋运动史》，第410页。

[194] 在三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还必须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见《币原大臣陈友仁会谈录》，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63年第6版，第172—180页；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第146-150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60、63页。

[195] 《蒋作宾日记》，1931年8月20日，第350页。

[196] 《冯玉祥致兰州雷中田电》（1931年8月29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1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2日。

[19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5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199] 《王柏龄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2日，第34页。

[200] 徐桴报告称：“粤事发生后，经钧座派高汉鍫、黄珍吾等赴港工作，陈济棠部中觉悟分子均具拥护中央决心，惟以未经下令讨伐，尚未敢贸然发难。现在陈部第一军参谋长杨幼敏、参谋处长兼团长叶敏予、团长骆凤祥、王植南、邓子开、王定菠、邓辉等因系东江派，愿附中央，不愿拥陈；海军参谋长兼飞鹰舰长陈鼎因与陈策有隙，与东江警卫总队长梁贵平等相互联络，愿率所部陆军八团、军舰四艘、警卫队三营，无条件附中央。兹已公推前华侨议员沈质夫代表到沪，切实联络，并请钧座委派与粤无派别关系之大员赴港，商定进行办法。”见《徐桴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3日，第36页。

[201] 《蒋中正电张群汇杨永泰一万元俾联络李邓及剿匪》（1931年9月2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22。有关蒋汇款一事另可参考《蒋中正电宋子文张群请宋子文转款四万元交张群汇杨永泰》（1931年9月8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39。

[20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1页。

[203] 《汪精卫东电》（1931年9月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04] 《邹鲁致冯玉祥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205] 《李宗仁致阎锡山电》（1931年9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164。

[206] 《阎锡山复李宗仁电》（1931年9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167。

[207] 李宗仁：《北方反蒋新局面》，《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8月19日，第6页。

[208] 《何键呈蒋主席九月支电》（1931年9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09]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第262页。

[210]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72-73页。

[211] 《粤军侵湘情况》，《国闻周报》第8卷第36期，1931年9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21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24页。

[213] 《蒋中正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3。

[21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篠二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94。

[215]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上），第262页。

[216] 《反蒋运动史》，第412页。

[217] 《何键呈蒋主席九月灰电》（1931年9月10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18] 《蒋主席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第1张第3版。

[219] 《杨永泰呈蒋主席九月元电》（1931年9月1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20] 《蒋中正电张群转杨永泰速寄或电告逆军密码代名词》（1931年9月12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44。

[221] 《蒋介石致林蔚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14日，第65—66页。

[222]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03—4。

[223]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篠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9—0191。

[224]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静密巧二电》（1931年9月1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03—4。

[225] 卞稚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156—159页。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深感粤变难以处理。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甚至连胡汉民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1] 蒋介石在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 [2] 所以蒋介石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他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

当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就曾发表社论，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自广东事起……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为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

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 [3]

在广东“非常会议”前夕，蒋介石始终期盼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5月初，在接获四监委弹劾通电后，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即复电古应芬，希望调解宁粤对峙，并拟定办法10条：

一，广东主席任伯公；二，各要职由伯公推定任命；三，粤财政由中央与省府协定，以后变更办法必经协定；四，一切形式仍旧，丝毫不能有与中央隔膜之态度；五，中央绝对不取一时和缓之计，实图尽释前嫌；六，今省政府绝对顾全党国而受任，决不为养精蓄锐之准备；七，桂事粤不过问；八，始终严拒改组派等之反动团体；九，双方绝对如无其事，马上回复旧状；十，协定后展公愿任大政留京或乐暂息他处或返故乡，均听展公自定。公等最好即日回京，倘欲续请短假亦听尊便。 [4]

但粤方对此毫无反映。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组织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张继电南京报告：

此间负责诸同志一致意见，以为爱护和平，人有同心，如介石兄能俯从众意，即日引退，则和平必不致破裂。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当与诸先生共图善后。 [5]

蔡元培等人立即复电张继，请转告粤方“诸同志”：

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请先生本情理兼至之原则，缕告诸同志。 [6]

第二天，张继复电南京称：

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昨日宣言亦主张以建设谋统一，弟意调和仍有希望。 [7]

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事，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 [8]

粤变的发生，主要是因蒋介石扣压胡汉民而起。当时身在美国、参与四监委弹劾案的林森为了缓和宁粤关系，特致电蒋称：“展公居都调摄自较他处适宜，奈反动者造谣惑众，至为痛心。现届暑天，务请展公暂栖庐山疗养。一转移间，群疑尽释，纠纷自平。” [9] 而蒋则复电谓：“展公则近日自以留京为安也。如公能速回劝解，公私皆有大益也。” [10]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林的建议。自然蒋想拉林回京，以此分化粤方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而刚从广州返回南京的张继也“主张胡外游”，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同情。但蒋对此举极不以为然，在蒋看来“余以为留其在京，非惧其反对余个人，而患其分裂本党，自组党部。此有可能，而党事更难问矣。故既做之事，既定之针，不可自变也”。 [11]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突然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之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与损失之重，及被灾人民之众，都打破此前任何天灾的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氏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12]

8月2日，李石曾致电蒋介石表示：“赤匪、石逆已将次肃清，粤事应贯彻前议谋和平解决之道。古、孙、邓有来电，（张）继拟日内南行，继续接洽。” [13] 为了迅速解决粤变，蒋当即指示：“请粤派员来沪相商，以俾就近接洽。” [14] 此时，蒋还考虑到下野问题，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提出，愿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则所不顾也”。 [15] 为此，蒋于8月4日亲笔致函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表示：

三年以来，弟之重要主张无一得以实现也。若弟历来之主张苟得实现，则谓三年以来之纠纷不致发生可也……至弟个人之去留决无问题。弟之求去非一日，徒以国难未平，责任未了，故负疚待罪，以至今日。今赤匪将告肃清，正弟求去之日也。如兄等果有合法之手续，整个之组织，使革命大业不致中坠，总理遗志可以完成，俾弟得安心为一在野之党员，对党、对国、对总理、对已死之将士先烈无内疚，此实弟所祷之祈之者。如广东政府能即宣告取消，则统一既成，弟志已酬，决不恋栈朝夕，自负其生平之愿。 [16]

第二天，蒋介石考虑辞职问题时，更详细分析了此时辞职的利弊得失：

辞职问题，应慎重考虑。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立辞。否则，如为个人或家庭关系，则不可以私而废公也。兹将各方关系分析之：一、辞后本党中央如何办法；二、各军如何办法；三、干部如何办法；四、对粤对桂如何处置。甲、蒋蔡不愿回粤；乙、粤桂以放宽自讧；丙、退让能自白其志，得国民谅解；丁、亲戚友朋关系以退为能自立，如此以退为上。否则，甲、中央主持无人，为反动派窃据；乙，退而不得，经济更难；丙、军中无主惶惑；丁、时局扰乱，欲退不得。是则不能退也。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其取舍。对各军则略与安置，勿使失所。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团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 [17]

8月6日上午，蒋介石再次“研究下野时机与布置，未得其道”，他只好期待说服“济棠部离广州南开，而令真如回省恢复政府为约。至于取消其政府与余下野事，暂不提及”。 [18] 此前一日，他还由南昌急电南京，指示“对粤态度请暂缓决定”。 [19] 而这时南京在处理粤变问题时，意见也不统一。“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多人主张和解，陈立夫等则主讨伐，李石曾等主张再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容纳粤方意见，党政分治。主战者则以陈铭枢将该部布置妥当，拟扩为讨伐军，即以回粤。” [20] 何去何从，颇令蒋难以决定。8月14日，吴铁城自北平致电南京贺耀祖，详细分析了宁方的尴尬处境：

阎虽回晋，与冯复行勾结，有所企图，惟察知大势已去，现对外极力间接解释，缓和攻击目标，而暗中从事团结内部及联络他方工作，不遗余力。今幸华北在我军严重监视之下，向方兄维护和平统一态度又极明，彼等不无顾忌，一时或可无事。但粤中纠纷尚未解决，日、俄为患边疆，利用阎、冯正切，对粤或晋总须及时稳定一方，否则粤、晋有同时发动之可虞。稳定晋孤粤之势，使粤中就范。缓和粤，晋在大军严重监视之下，当不敢异动。汉公（张学良）亦认解决大局关键在粤，故欲粤中纠纷能和平解决，并愿稍尽其力也。 [21]

宁粤对峙中，部分亲蒋的党政要人和将领

张学良当时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想请李济深来调停宁粤对峙。“闻任潮左右有人在平由何柱国介绍，为任潮奔走，拟请汉卿兄建议中央请任潮调停两广事。汉卿兄尚未置可否。” [22] 李济深曾在1929年蒋桂战争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当时蒋扣李得到了胡的鼎力支持，而李的部下陈济棠不但不反蒋，还乘机夺了李的军权。尽管李对胡、陈等人极为不满，但始作俑者终归是蒋。因此，蒋介石更希望调停人不要同粤方有任何瓜葛。当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示孔祥熙：“任潮回粤，此非其时。” [23] 此时，蒋介石或许觉得张继的角色更为合适。因此，当张继建议“党讧不已，国步艰难甚于明末，请与展兄及早恢复感情”时，蒋立即表示：“对于展兄恢复感情于公私皆有裨益，自当遵循进行也。” [24] 于是，张继再次积极联络粤方，希望促成政治和解。8月21日，张继致电粤方，沉痛说道：

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举国所要求者为和平。甲倒乙，乙倒甲，同为蜗角蛮触，引不起国人何等同情，可止则止，为革命家最高情绪。此弟等所以尽力调解，绝非独为一方利益。 [25]

而粤方回电时的态度仍很强硬：

窃谓今后和平之责，仍在公等。公等于蒋之不能服众，亦已深知，倘能发公道之论，勿为掩盖之词，蒋复何恃可以恋栈？此乃真正革命情感，不缘私而害公，深望公等竿头再进，有以慰同志而安国人也。 [26]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后，蒋介石的求和心情更加急迫，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蒋的军队大都用于“剿共”和震慑北方，实在无力抵抗粤方攻湘。为此，蒋又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12日，吴忠信持汪精卫等人的复电见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礼卿得汪等复电，先要我下野，乃停止军事行动。余拟以亟望兄等推一二人来沪，极愿面商一切，并属礼答以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之意复之。彼或仍以只要介石先通电下野，弟等即可来沪之意，或以如介石不下野不能来沪之意相答乎？ [27]

9月15日，朱培德通过黄蘅秋首先得到汪精卫的复信，粤方仍坚持要求须蒋“形式上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 [28] 两天后，吴忠信也得到汪精卫的复电，当蒋向吴询问电报内容时，吴仅答道：“贱逆狗彘之人，其言无理，不足以闻于我公焉。” [29] 可见，粤方态度依然未改。而当日孙科等人却电张继表示：“粤出兵系各委员会议决，非予等之意。予等虽极力主张和平，奈不能贯彻此苦衷，希见谅。” [30]

此时，张学良也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幹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 [31] 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幹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32]

9月18日，蒋介石“筹划对粤对匪策略”时，暗下决心：“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33]

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二 国难当头 被迫和解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正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并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 [34]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35]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

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36]

面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粤方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发出马（21日）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东国民政府；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 [37] 当天，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明确指出：

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38]

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致电粤方，谓：“公等致蒋马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 [39]

9月21日下午，蒋介石自南昌“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并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40]

据邵元冲日记载，针对粤方必欲以蒋下野为和谈条件，“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 [41] 同时，针对粤方马电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定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内容如下：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42]

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抵达香港，双方展开先期谈判。 [43] 陈铭枢首先将蒋介石致汪、孙、古的亲笔函交给粤方代表。蒋在信中表示：

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无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昔）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 [44]

随后，宁粤双方代表分别阐述了各自解决时局的三原则和三条件。第二天，双方继续谈判，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胡派骨干，接近孙科）也应邀参加。 [45] 最后，达成如下两项协议，由陈铭枢等联名电蒋介石：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46]

当日，蔡元培、张继二人又将双方草拟的通电文稿报蒋介石，并表示：“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以人选为第一义，拟请任陈真如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已得陈及粤诸同志同意……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 [47]

第二天，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谓：“京沪卫戍事宜请真如兄主持，即日照办。中应引咎自责及个人去就不成问题，早经陈明，惟两方通电时间若与实际解决相距过远，照目前形势深虞于外交、财政发生困难。”因此他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 [48] 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蒋在当天日记中对粤方这一前提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接粤方拟稿通电，仍以统一会议、改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为条件，并多诬辱之句。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 [49]

尽管蒋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一再对粤表示“个人下野更无问题”，但内心深处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的。

三 宁粤广州会议

9月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强硬表示：蒋氏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 [50] 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 [51] 同时电询汪精卫：“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 [52]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 [53]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电曰：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 [54]

蒋介石更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 [55]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

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彊［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 [56]

10月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说：

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 [57]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

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

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 [58]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

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 [59]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道：“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 [60] 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做出让步，决定：（1）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2）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

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 [61]

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做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 [62]

10月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

（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

（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

（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

（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 [63]

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 [64] 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65]

10月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宁粤和谈很难实现。 [66] 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 [67] 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

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 [68]

10月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

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

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 [69] 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表示：“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 [70] 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 [71]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 [72] 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他们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还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 [73]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通告粤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 [74] 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 [75] 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 [76]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面。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做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 [77] 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0月18日报告：

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 [78]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0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65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的提议，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 [79] 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35人。

10月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会商。“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 [80] 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

是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彼此握手，互道问候后，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16人。 [81]

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及粤代表等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发言，先述同志年来离隔，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来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济国难。遂述及粤方主张三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又对蒋所拟关于个人进退之电稿表示赞同。蒋继起发言，态度恳挚，先赞成汪言，谓：“本人亦如是，公而无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起述国难及团结必要，主张大家即入京，已无需会议。蔡元培、张继和之。孙科略驳其说，谓：“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请示。”汪又起言：“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状下若遽入京，则议定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为吾等自由意志，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同即在沪会议，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复叮咛谓胡、汪同意事，无不照办。谈话至此结束。 [82]

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由京乘飞机与妻出发，十时到上海。阅各报所载粤方所谓代表者谈话，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与各中委相见，乃知对方提推倒中央现有组织，否认根本法纪，是胡汉民有意倒乱，使余进退两难，而若辈既不敢负此重责，又不愿知难而退，更不愿置之不问，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可怜，莫甚于此，而反以此为得计，不仅壁上观火，下井投石，必欲使一切罪恶责任归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立使国家纷乱而后快。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相谈约一时余，乃乘原机回京，已六时矣。 [83]

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 [84] 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

（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

（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

（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

（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

（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

（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 [85]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10月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是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国府主席）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

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借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6]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 [87] 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

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借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

蒋介石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 [88] 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其实他的内心所思，正如日记所言：“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9] 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 [90]

10月25日，就在张继将蒋氏复函送到上海当天，汉口行营参谋处突然公布了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同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二人间的两封往来电报。一封是21日陈电何，称：

1931年10月，粤方三巨头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摄于上海

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

宁粤和谈代表李文范、伍朝枢、张继、汪精卫、邹鲁、蔡元培、陈铭枢、张静江、陈友仁、孙科摄于上海

国难临前，赤氛未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闻极峰（指蒋）因望和平，拟自引退，理应竭诚劝阻。

另一封是23日何成濬复电陈调元，谓：

当存亡危急之秋，欲一致对外，不应有统一和平等会讨论条件，自显破裂，贻人口实。请即起草通电以救危亡。 [91]

同时，汉口军方还表示何应钦、刘峙、何成濬、陈调元、何键、刘湘等赣、鄂、豫、皖、湘、川等亲蒋将领，拟由何应钦领衔通电，据称电文中有“国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借安民心”等语。 [92]

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得讯后，也立即致电何成濬表示积极参加：“御侮救国，惟恃总座领导。当此紧要关键，一国元首尤不应轻易纷更，请由敬公领衔通电劝阻及辞去沪会各节，弟极赞成，务祈即将弟名加入，以维正义。” [93] 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更电邵力子表示：“除由何敬公领衔通电，一致拥护外，敢请先生鼎力劝阻以固邦基。” [94]

10月27日，蒋介石复电陈调元坚定表示：“当此国难，岂用苟免，自当负责到底，任何毁谤，在所不计也。” [95] 当天，蒋同“稚晖、石曾二先生商谈时局”时，重复了同样的话语。 [96] 甚至有情报显示：“蒋密令沪公安局等秘组多数民众团体，使粤代表不敢提出蒋下野条件，如果提出，即不惜酿成大惨案。” [97]

这一系列舆论导向，不难使人感到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在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军方放空气，威胁粤方代表。

对此，孙科曾愤怒地表示：何应钦等人通电“如竟要发出，致碍和会，则惟有请彼等开督军团会议而已”。 [98] 27日，“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亦急电阎锡山、冯玉祥，称：“此电发出显有破坏嫌疑，希速设法阻止，并电商次辰、明轩诸公预先防范有人代为列名。” [99] 阎锡山接电后即“着专员与焕章、明轩、殿英、次辰商酌阻止列名”。 [100]

尽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等人中止发表通电，并公开否认此事，但华北各将领的拥蒋通电，则未及阻止而公布于世。 [101] 有意思的是两天后“华北各军欠饷”即由北平“行营发放。晋军饷七十万”。 [102] 而何成濬等人也并未停止暗中活动。11月1日，何再次致电毛光翔，谓：“粤方代表坚持异议，以便私图。原拟推敬公领衔通电驳斥，嗣以敬公、经扶（即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与兄均有特殊关系，不便列名，遂未果行。现会议情形不见进展，最好由吾弟约甫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先发表意见，以促粤方觉悟。” [103]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据出席会议的程沧波回忆：

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元培）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的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104]

会谈自始至终，因缺乏共识而屡生波折。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 [105] 和会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 [106] 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会谈险些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提出的七点办法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 [107] 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得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主席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 [108]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 [109]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 [110] 蒋还在当天日记中对胡汉民咒骂道：

胡汉民之捣乱，不法阴谋行动不特使余个人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命之历史尽毁灭无余，小人不可与同群信乎。 [111]

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道：

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

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 [112] 蒋此时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

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维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113]

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主席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 [114] 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 [115]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

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病；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 [116]

双方和谈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在10月29日第三次会议前，据程伧波云，汪精卫临时提出报告，“谓得在粤同志来电告之，古应芬同志因牙病逝世，并提议与会诸人静默三分钟志哀，汪兆铭且于会场放声大哭，一时气氛为之悲戚”。古应芬实为此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去世对粤方无疑是一大打击。 [117]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 [118]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 [119]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

10月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 [120] 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

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 [121]

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虽然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10月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3项、办法11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主席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他公职。” [122] 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两项解决时局方案：

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主席，但政制须变更，即主席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 [123]

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介石报告道：

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 [124]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对此，邵力子曾与人言：“蒋性情遇危险困难愈勇于负责，大家如诚意合作，无事不可诚意协商。若一方意气相逼，恐至弄僵。” [125] 果如邵氏所言，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为以下五点：

（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

（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

（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

（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

（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 [126]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 [127]

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 [128] 最后为推卸责任，粤方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 [129]

11月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

余非史丹林，纵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 [130]

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道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 [131] 中央社为此还对外发表说明，谓：“蒋主席在二日国府纪念周有重要报告，原记录稿因待整理审阅故未发表，日前沪外字报所载，于重要之点遗漏甚多，且多有失原意，兹录全文如下……” [132]

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所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11月9日的广州国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

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 [133]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 [134] 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

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 [135]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的行为草拟了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黄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将其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 [136] 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宣言谓：

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 [137]

甚至有某二届中央委员公开对媒体表示：“现在国难临头，不愿和平，即非人类。将来负破坏和平之责任者，亦决了结果。” [138]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 [139] 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判断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

（一）京粤四全会合开；

（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

（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 [140]

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

顷接右任、溥泉两先生电，知中央仍主合开四全大会。本日早与敬之、益之、力子兄等依据此旨分访精卫、哲生，尽力疏解。汪、孙均承认合开之益，惟以展堂坚主缓开，重选。折衷办法只有分开合作，且在沪之粤方四全代表已纷纷回粤，决无在宁合开之可能。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现定明晨九时先开谈话，自当遵依中央意旨，力持合开原案。惟对方形势如此，倘竟坚持到底，势必即时破裂。在此外交紧急之际，似非所宜。 [141]

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电告粤方代表：“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 [142] 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11月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

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 [143]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 [144] 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 [145] 但此时此刻，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

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 [146]

同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建议道：“汪对胡殊不满，若能设法使汪派代表不参加粤四全，将来我方是否可容纳粤方主要新进分子参加中央？” [147] 蒋当即复电表示：“必可容纳，请代约。” [148] 后因“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 [149] 汪不便单独行动而作罢。

11月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达成如下协议：

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

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 [150]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 [151] 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 [152]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在致阎锡山电中就曾明确指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 [153] 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做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1]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37页。

[2]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载：“四人今日通电弹劾余，而多罪余之左右，人心至此，可谓无国无党而只有私情与私恨矣，昏庸至此，可叹也。”

[3] 《广东问题之两方面》（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20日，第1张第2版。

[4] 《蔡元培等五人致古应芬五月鱼电》（1931年5月6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5] 《广州张继致南京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感电》（1931年5月2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122。

[6] 《蔡元培等致张继五月世电》（1931年5月3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南京蔡元培吴敬恒等致广州张继世午电》（1931年5月3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211。

[7] 《张继复蔡元培等六月东电》（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 《蒋介石宴立法院全体委员演讲词》，《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5日，第240页。

[9]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0] 《“林森呈蒋主席六月庚电”批语》（1931年6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5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12] 面对石友三的反叛，蒋介石可以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解决，但当粤方响应石友三通电反蒋，于7月21日颁布北伐讨蒋令后，蒋则难以简单地用武力处置，而是命张继、吴铁城，致电广州古应芬、孙科“劝阻粤桂军入湘赣，留最后调停余地”。见《黄膺白年谱长编》上册，第446页。

[13]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 《“李石曾等呈蒋主席八月冬电”批语》（1931年8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479页。文字略有修饰：“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划，因合法之手续提出，则尽可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何所顾虑。望以个人之真情至意动之也。”

[16] 《蒋主席致汪兆铭孙科古应芬等书》（1931年8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5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8月6日，第490页。此三处文字略有不同，但中心意思一致。

[1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

[19] 《蒋中正电中央党部同志公裁对粤态度或暂缓决定》（1931年8月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15。

[20] 《南京昌致贵阳毛光翔铣电》（1931年8月1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872。

[21] 《北平吴铁城致南京贺贵严寒电》（1931年8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866—7。

[22] 《北平吴铁城致上海张群皓电》（1931年8月1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926。

[23] 《蒋中正电孔祥熙可与李勉成接洽但李济深此时不宜回粤及晋款缓办》（1931年8月2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2。

[24] 《陈立夫呈蒋主席转张继八月梗电》（1931年8月23日）、《蒋主席致张继八月敬电》（1931年8月2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5] 《张继致古湘芹孙哲生邓泽如诸先生电》，《中央导报》第14期，1931年9月30日，第82页。

[26] 《古等复张继电》，《中央导报》第14期，1931年9月30日，第83页。

[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2日。另据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日记》9月12日载：晤蒋“商京粤和平，拟发电粤中当局，请推代表二人来沪与介石面谈。”转引自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第216页。可惜吴忠信日记档案目前尚未公开。蒋氏日记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63页。

[28]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5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74页。

[29]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17日，第76页。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粤逆复礼卿电，贱逆狗彘不若矣。可叹。”

[30]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篠电》（1931年9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9—0191。

[31]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达密删电》（1931年9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86。

[32] 《南京王伯龄致南昌蒋中正巧电》（1931年9月18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18。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34] 《李张吴电粤吁和平》，《大公报》1931年9月20日，第1张第4版。

[35] 《中央电粤请共赴国难》，《中央日报》1931年9月21日，第1张第3版。

[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37] 《广州国府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央导报》第15期，1931年10月7日，第105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38] 孙科：《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中央导报》第13期，1931年9月23日，第4页。

[39] 《阎锡山冯玉祥复广州唐萧诸先生有电》（1931年9月2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6。

[40]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29页。

[41] 《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21日，第776页。

[42]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43] 最初宁方拟议中的和谈人选有李石曾，为陈铭枢所反对，由陈推荐蔡元培取代李。见《陈铭枢回忆录》，第75页。

[44] 《蒋介石关于派蔡元培陈铭枢赴港协商共赴国难事致汪精卫等函》（1931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0页。

[45] 《陈铭枢回忆录》，第76页。

[46]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1页。

[47] 《蔡元培张继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2—773页。

[48] 《蒋介石复蔡元培等电》（1931年9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1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毛笔原件，档案号20023896。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并径注档案号。

[49]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13—114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35页。

[50] 《蔡元培等关于粤方要求宁方于十月五日共同发表通电后始行召集统一会议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5页。

[51] 《复广州李锡九西密东电》（1931年10月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6—1327。

[52] 《复广州汪先生电》（1931年10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28。

[53] 《陈铭枢等关于与粤方谈判情形并请勿改原议定条件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8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492。

[54] 《蒋介石令陈铭枢等同粤方谈判必须坚持原订三原则电》（1931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7页；另见《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5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6页。

[56] 《陈铭枢致蒋介石江亥密电》（1931年10月3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66。

[57]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9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74。

[58] 《陈铭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4日午时、4日亥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0、781页；另见《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1585、2001606。

[59] 《蒋介石关于引退通电必俟粤方代表到沪后发表复陈铭枢等电》（1931年10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0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并转蔡元培张继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3912。

[60] 《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1931年10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1页；另见《蒋主席致陈铭枢转汪精卫十月歌电》，《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3913。

[61] 《汪精卫等致胡汉民函》（1931年10月5日），《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党史馆藏，毛笔原件，“胡”字251。此函装裱在“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卷内，该函外有一段钢笔注释为：“此函系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手写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胡先生时尚羁留于南京香铺营内孔祥熙之住宅中。”署名者有覃振、陈策、马超俊、伍朝枢、李宗仁、陈济棠、李文范、邓泽如、古应芬、孙科、唐绍仪、萧佛成、汪兆铭、唐生智。

[62] 《京粤和议颇乐观》，《国闻周报》第8卷第40期，1931年10月1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5页。

[63] 《粤方政治主张》，《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1931年10月2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6页。

[64]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0月8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4页。

[6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48—149页。

[66]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67]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2日，第783页。

[68] 当时南京政府高级官员，都要乘专车到上海租界去度纸醉金迷之周末，唯胡能洁身自爱，从不出都门一步。胡曾对此事提出弹劾，一时传为美谈。见《陈铭枢回忆录》，第78页。

[69] 《胡汉民删（15日）电汪孙古萧邓等》，《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第1张第3版。

[7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67—168页。

[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该日条文写道：“余于十四日释放展堂，送之上海，希望促进团结共御外侮。彼乃一出又变，反增粤方纠纷。呜呼！内忧甚于外患，可叹。”此段内容日记原文无。

[72] 《大公报》1931年10月15日，第1张第3版。

[73]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第79页。

[74] 《广州潘宜之致阎锡山辛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8。

[75] 《阎锡山复广州潘宜之先生壬密巧电》（1931年10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8。

[76]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陈光组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588。

[7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7页。

[78]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79]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5；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6册，第436—438页。

[80]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1]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2日，第786页；《陈铭枢回忆录》，第79页。

[82] 《前日孙宅谈话经过》，《大公报》1931年10月24日，第1张第3版。

[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5—196页。

[84] 《蒋胡汪会谈和平基础已定》，《大公报》1931年10月23日，第1张第3版。

[85] 《汪精卫等致蒋介石函》（1931年10月22日），二档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三〇〇五·29。

[8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7—198页。

[8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3页。

[88] 《蒋主席复汪孙等书》，《中央日报》1931年10月27日，第1张第3版。

[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另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3页。

[90] 《南京邱文伯致洪江王家烈艳电》（1931年10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81。

[91] 《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92] 《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

[93] 《贵阳毛光翔致汉口何成濬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2082。

[94]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邵力子卅电》（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033。

[95] 《“陈主席调元呈蒋主席十月宥电”批复》（1931年10月2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9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7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97]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95。

[98] 《中央导报》第19期，1931年10月29日。

[99] 《天津军政会国密感电》（1931年10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0；《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97。

[100] 《复天津军政会诸先生国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0；《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97。

[101] 《促进和平运动》，《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6版。有资料显示：“华北各将领通电问题，因接中央来电劝阻，决定暂不发表。”（《天津阎秉璋达密艳电》1931年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6）但不知何故最终还是见报了。

[102]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全电》（该电报韵目代码为“全”，查无此字，而电报抄件中注明系“10月30日到”。查其前后电报抄件，收电日均比拍发日晚一天，故判断此电拍发日应为10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8。

[103] 《汉口何成濬致贵阳毛光翔先申电》（1931年11月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696。

[104]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元培先生经过》，《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第280页。

[105] 《天津李锡九达密俭电》（1931年10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52。

[106]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档案”政治类第35卷，手稿影印，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档案”。

[107] 《吴铁城为粤方代表在会议前提出“党政改革案”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0—792页；《吴铁城致蒋介石勘电》，《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34。

[108] 李文范：《和议经过与我们今后的努力》，《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8页。

[109] 《天津阎秉璋达密陷电》（1931年10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0—1361。

[110]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等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8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05页。

[112] 《蒋介石关于粤方“党政改革案”不应在上海会议提出讨论复吴铁城等电》（1931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2页；《蒋主席致李石曾吴铁城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214页。

[114] 《上海张涛唐季古致天津之良并转冯玉祥俭电》（1931年10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063。

[115]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4。

[116]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丁密勘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91；《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0/2307。

[117] 程伧波：《伧波文存》，第283页。

[118]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68。

[119] 《蒋主席致李石曾十月艳电》（1931年10月2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0]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世电》（1931年10月3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64—1365。

[121]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

[122] 《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三、四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

[123] 《何应钦致陈诚世电》（1931年10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5日，第243—244页。

[124]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727。

[125] 《天津卅日特讯》（1931年10月3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194。

[126] 《反蒋运动史》（下），第462页。

[127] 《国民党非常会议史料一束》，《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1页。

[128]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

[129] 《粤代表发表谈话》，《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130] 《天津阎秉璋致阎锡山达密支电》（1931年11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3—1386；另见胡汉民《二十年十一月三日对上海外报记者谈话》，《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编印，1934，第635页。其内容与阎档所载大致相同，仅文字略有出入。

[131] 蒋氏演讲全文修订稿见《中央日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4版。蒋氏原演讲词笔者目前仍未见到，《事略稿本》1931年11月2日内所收演讲词全文，同《中央日报》所刊内容一致。

[132] 《申报》1931年11月5日，第2张第7版。

[133] 李宗仁：《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央导报》第20期，1931年11月12日，第8页。

[134] 《王季绪绝食垂危》，《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3版。

[135] 《蒋主席问题》（社评），《时事新报》1931年11月5日，第1张第2版。

[136]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0月29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4页摘录该日日记数语（不全）；沈亦云在回忆录初稿中记有黄郛的三“疑惑”，沈亦云还写道：“××周刊系当时销路甚广的青年读物，这是出题目想办法面对现实。”沈亦云所指的××周刊当是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系当时全国销量最多的期刊，对青年影响很大，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学潮汹涌澎湃，该刊即被视为左派期刊，故沈著隐去刊名。但《亦云回忆》正式出版时，并不见此段文字，而在沈云龙编著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抄录了此段内容，见该书第466页。

[137] 《银行界求和平》，《国闻周报》第8卷第45期，1931年11月1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38] 潮声：《汪精卫氏访问记》，《生活周刊》第6卷第46期，1931年11月7日。

[139] 《陈铭枢昨晨抵沪解释误会》，《时事新报》1931年11月4日，第1张第2版。

[140] 《解决四全会办法》，《时事新报》1931年11月7日，第1张第2版。

[141]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微酉电》（1931年11月5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090。

[142] 《非常会议致胡汉民等电》（1931年11月5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143]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03。

[144] 《张继蔡元培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2655。

[145] 《蒋主席致张群转李石曾十月勘电》（1931年10月2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6]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6日，第245页。

[147]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呈蒋主席十一月鱼电”批语》（1931年11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9]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548。

[150] 《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第七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五·4；《与粤代表接洽和平报告》，《粤桂政潮》，“蒋档·特交档案”。

[151]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2] 《“张副司令学良呈蒋主席十一月青电”批语》（1931年1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3] 《广州潘宜之致太原阎督办本密冬电》（1931年11月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00。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国庆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 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得比较顺利。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 [2]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65周年纪念日），南京四全大会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代表340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3]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他同时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 [4] 蒋氏在致辞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 [5]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

（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

（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

（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 [6]

其实蒋介石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他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蒋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 [7]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共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314人党籍。 [8]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很无奈地叹道：

自以数年奋斗，虽不能自以为党国有功，但可告无罪，不料时至今日，致为党国之罪人，而反以叛逆反动者为中央委员，书生政客之害国误人，千秋万世后，犹无人揭晓其阴险，不禁为古之贤豪与有同感也。 [9]

南京四全大会的最后一项要案，就是选举宁方增补的24名中央委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周佛海、顾祝同等5人，候补执委龙云、钱大钧、朱绍良等13人，中央监察委员张学良、蒋作宾等4人，候补监委方声涛等2人。 [10]

南京四会大会执监委员合影

南京四全大会会场

11月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但此时在蒋介石心中，也充满着无穷的忧虑。11月14日他出席四全大会，并担任主席。会后他感慨道：“于此老衰病中，幼稚病之会议，实令主席为难也。主席以今日为最费心力，体力亦稍觉疲倦矣。”在蒋看来此时能同他“共同牺牲，不顾一切，不辞劳瘁”的“真友”唯戴季陶一人。 [11]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5月25日唐绍仪领衔要求蒋介石下野通电发出后，吴稚晖在南京答记者提问时，就将通电列名的22人讽刺为6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四位先生……以为要替胡先生说话，被人征求列名，或许漫应其请，或是被砌的。

二是古、陈的国民党右派，又分两个性质，甲是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四位先生。邓、萧二位先生坚持反共，爱好中国，听了一面之词，先入之言，或因打抱不平，容许列名；乙是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七位先生，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陈外，止是亲者无失其亲，不能不裹入罢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孙科、许崇智、邹鲁三位先生。许、邹跑进了扩大会议，本与孙先生异趣，孙先生是一触就跳的。有人（如陈友仁之类）知道不将他牵入，各派将贴不拢来，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炉火了。好在他是谁也愿意他太太平平，决无灾难的，至于许、邹，是正想出出寡气，不必我说咯。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陈的死对头，大约古、陈听了西山派的怂恿，要改组派加入，那就与改组派成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连带加入。

五是改组派，便是汪兆铭、唐生智两位先生，只是他们的时来运来，替他们失败于北平后，来吐口恶气。但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冲突，此在小心谨慎，力抑其徒党，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六是国民第三党。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先生，他与谭平山、邓演达结合为一党，恐毕竟对于第三国际负有使命，他是乘机拨动的要素，只番涂了保护色回国，就想造机会的，现在是来得正好。 [12]

从吴稚晖的分析中，不难看到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的矛盾。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 [13] 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邓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 [14] 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 [15]

孙派骨干、“非常会议”机关刊《中央导报》主编王昆仑曾在该报发表了《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一文，从文中不难读出：孙科“如今在这亡父蒙难过的观音山的高楼上”，自责“没有担负起第一战线的领导之责”，并呼唤“流亡的弟兄们，归来吧！” [16] 此文颇有为孙科公开招兵买马之嫌，也引起陈济棠对太子派的不满，企图撤销王昆仑等人的职务，分别给资出洋读书。后因怕孙科发脾气，加以广州的元老邓泽如反对，此事才作罢。 [17]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2日，“非常会议”为团结起见，特制定如下誓词：

余誓以至诚，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匪，推倒独裁，依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余等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决不凭借武力以毁国法，乱党纪。同心同德，有始有终！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总理之灵，实式凭之！此誓。 [18]

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 [19]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粤国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 [20] 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21] 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首先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 [22] 粤方内部闹得是乌烟瘴气，难怪北方媒体《国闻周报》曾评论道：

近日在粤人物每次集会常主不算旧账之说，其可以用为解释旧账者，则引用惟恐不尽，而尤以汪之“反共有先后，讨×（蒋）有迟速”二语最为扼要。同时每次各要人演词中，对于对方人物更颇有清算旧账，惟恐不详尽之概［慨］，尤以孙科征引最博。 [23]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援，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 [24] 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趋于消极。粤方内部的矛盾不但各派心知肚明，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有媒体对两广各派的政治立场评论道：

吾人苟欲分析粤中之人物，则决非左派、右派、西山派等名词所能适用。如许崇智、孙科、邹鲁等同为西山会议分子，而许、孙之态度消极、积极迥异，邹海滨氏每亦表示以汪之主张为主张，无宁为另成一扩会之系统……桂军虽以李宗仁为首领，仍由白崇禧当家……以前湘军寄居篱下者，有唐生明、颜仁厚、李泽民数部。李、白借口紧缩政策，削其兵柄，颜解战他去，李则调充广州政府之参军，无权无勇，独唐氏以乃兄生智之关系，仍留第八军副军长名义。桂军现改编为第七、八、十五三军，廖磊、李品仙、黄旭初分任军长。李、廖皆为唐生智宿将，自表面观之唐桂冶为一炉，似甚融洽，而实际不然。盖二人皆隶桂籍，廖为白之总指挥部参谋长，李为李宗仁总参谋长，早已摇身一变为桂系之桢干矣……张发奎之第四军，实质仅为三千人，湘、粤籍各居其半，不为李、白所喜。陈济棠对之亦难忘早怨，形势最为孤立……张屡向汪精卫言，半生戎马，结果所斯，愿解甲归田。汪则百端慰解，勖以努力与容忍。 [25]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就曾说过：“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 [26]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27]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

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 [28]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29] 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

非常会议并没有直属地方组织，怎么进行地方选举呢？……上海市的选举，我是参加了的，可以作一介绍，以见一般。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 [30]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称：“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 [31]

9月底，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据刘叔模回忆：“真如准备于正式和谈之外，同汪精卫单独谈话，由我在接车时通知汪精卫，要他晚上到半岛酒店三楼另外开一个房间里见面，两方代表都是住在二楼的。”汪精卫则是投桃报李，“趁机要我转达陈真如，说他在正式会谈中的说话，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请陈不要误会。”广州和谈后，汪又派顾孟馀随同陈铭枢一同前往上海先做接洽。其他的人都搭乘另外的船随后去上海。只陈真如、顾孟馀和我三个人特意搭一只荷兰船，为的是荷兰船走得慢，从香港到上海需三天到四天，时间较多，便于在船上谈话。 [32] 陈铭枢摸准汪精卫的态度后，立即密电蒋介石报告：“无论展堂同志肯到沪与否，汪同志亦愿来沪，虽至决裂亦所不惜。昭私衷亦甚愿和，惟亦为此秘情势所制”。 [33]

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借‘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 [34]

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 [35] 陈铭枢事后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36]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 [37] 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电告蒋介石：“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 [38] 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

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颇令蒋介石难堪。10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将“蒋氏下野”和“粤府取消”二则通电公布，随后华北各报纷纷转载，均对外宣称是“系南京公布，而上下衔均从略”。因《世界日报》同张学良、李石曾关系密切，“当时大家均以该报系蒋的机关报，不甚信也”。“独《大公报》谓系过去之事，因蒋方误会是提出的条件，而粤方则云系进蒋程序。因此暂缓一步发云云。”于是，各界均知“《大公报》所言当系事实”。 [39] 为此，蒋急电张学良指示：“此间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事，中央并未承认，其电稿拟来，亦未置复。闻平津各报已登其稿，请即查究，并代声明此电不确也。” [40] 此前，尽管蒋介石曾答应粤方代表朝至沪，下野通电夕即发，但此后蒋又借口和谈“若未有实行之准备，而姑为一种表示，今日已非其时，且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为由，于31日亲笔致函蔡元培等，指示：

（一）通电发出之日，应即为个人辞职交代之时；

（二）必须先推定继任之人，接受职责；

（三）中发电辞职时，粤府亦同时取消。必须此三者确定，而后通电发出。 [41]

此时，身为粤方代表的汪精卫则积极助蒋达成此愿。汪氏多次发表谈话，公开为蒋辩解，称蒋“不是马上”，而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下野，因为“一切问题必须筹策万全”。汪的用心显然是要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尽快实现与蒋之间的妥协。 [42] 11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学生会代表时曾表示：

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但是我是只求民主化的政府实现。 [43]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生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 [44] 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 [45] 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 [46] 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 [47]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 [48] 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

……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 [49]

另据孔祥熙于和谈最后一日（11月7日）向蒋密报：

连日汪、孙表示尚好，展堂本拟昨晚赴粤，欲拉精卫等同行。汪以两会分开非其意，不愿回粤。胡遂临时中止。但汪、孙二人终须有一往粤。孙谓大会代表多为汪系，故主汪去。而汪则主张孙去亦可。 [50]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则“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分子仍坚不欲赴粤”。 [51] 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 [52]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实居发路指示之责。” [53] 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居高位的，他对古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座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 [54] 《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显露出对汪、胡此举的不满：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 [55]

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全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 [56]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遵照阎锡山的旨意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 [57] 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 [58]

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列席112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主席团。 [59] 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 [60]

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密电蒋介石报告道：“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18日）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 [61]

11月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连署者海外代表108人（在国民党内胡汉民海外影响最大）、广东省党部18人，陈济棠所辖第一集团军37人。据称署名者大都系受萧佛成收买，而亲孙科的海、空军将领均未署名。 [62] 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

（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

（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

（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63]

是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64] 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 [65] 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 [66] 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为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 [67]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11月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 [68]

眼看粤方分裂在即，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 [69]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 [70] 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 [71] 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

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 [72]

11月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 [73]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 [74] 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谓：“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其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决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 [75] 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 [76] 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提出解决办法三项：

（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

谨按：一，大会所反对者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当然委员耳。然和会并无此议决案。关于此点，和会十一月七日之议决为“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候选人产生方法”。和会代表谈话时之商定办法为：“中央执监委员总数一百六十人，一、二、三届中委及候补委员，除共产党外一律当选。惟不必用一、二、三届中委名义，计共一百十二人。其余四十八人，双方自由选举二十四人，并互相承认选举。”故始终并无所谓当然委员之议；二，一、二、三届中委一百十二人，拟由主席团提出大会通过者，一方为尊重大会之选举权，一方为求本党之大团结，其间或不免有为代表所不满意之人，然求本党重复团结之苦衷，当为全党同志所共见共谅。若更作声明则此苦衷尤为明显矣。

（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

谨按：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固未尝不可由大会决议承认，然大会前日通过议案：“必须蒋氏践言下野并解除兵柄。如蒋不下野即在粤组织中央党部”云云。是以蒋氏不下野而大会承认宁方所选之二十四人，徒助蒋耳。故不如由大会授权四届中执委会承认之，似较妥当。且对于大会选举中委之权，亦无损碍。必须该会三分二之决议者，免宁方中委之片面承认也。

（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分子外，概予恢复党籍。

谨按：既求本党之大团结，则所有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之党员，宜恢复党籍。宁方已有此举，我大会表示宽大，未可后人。且此点与一、二、三届中委之选举亦不无关系。

以上私拟办法三项，无非本于……两点：一以求全国之和平统一，一以求同志之精诚团结。尚维采择是幸。 [77]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 [78] 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17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79]

12月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并临时“变更选法为总联选，候选人全由邓、萧、陈、李支配，少数票绝无岨巍”。胡汉民为了拉住汪精卫，曾电汪表示：“弟决不提一人，惟将兄所提出之人向邓等交涉加入。”而晋方代表赵丕廉则忧心忡忡地电告阎锡山：“粤会已成为恶劣之大集团。煜如（贾景德）、星如能否当选全看邓、萧、陈、李主张如何。” [80]

会议期间还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因“焦易堂反对主席团介绍候选人及行复选制，各方纷起辩论，言语冲突，焦及李海云被殴伤，陈策由后门逃去，秩序大乱，历时廿余分”。后由香翰屏电召保安队到场弹压，才得以继续选举。 [81] 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8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当选的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系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16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3日在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 [82] 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24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 [83]

刚刚落成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广东四全大会会址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两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 [84]

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 [85]

自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仍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12月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

据晋系赵丕廉等人的观察：“叔均（指蒋介石）现用策略：一，联汪制胡，已派多人向子异（指汪精卫）运用，但子异必不肯受。有人谓子异现在是赴宁不敢，回粤不愿，进退失据，主张不定。二，密派杨永泰赉多金运动伯南部下。近来粤代表始知，梯云谓系蒋方的人借此报账不要紧，但有人谓伯南之军长李扬敬已为所动。” [86] 其实早在宁粤对峙之初，蒋即派杨永泰赴港进行分化拉拢工作。在10月18日杨给蒋的一份报告中即显示：杨一次支付的分化“运用费”即高达“四十万”。杨随后表示“弟在港诸事均可结束。” [87] 但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蒋回电指示：“请畅兄可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 [88]

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

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 [89]

阎锡山则复电表示：

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 [90]

上海和谈时期的汪精卫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 [91] 虽然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汪精卫此后的言行，明显表现出不惜与粤方分裂的态度。

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 [92] 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泉。” [93] 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 [94]

11月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160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 [95] 汪派代表离港前还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

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 [96]

11月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 [97] “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 [98]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11月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

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 [99]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

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 [100]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11月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

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 [101]

11月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

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 [102]

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谓：“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 [103] 胡汉民、孙科也于11月30日复电汪精卫，认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 [104] 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 [105]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 [106] 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宁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上午9时，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

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 [107]

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于是开始选举。推汪精卫为监选员，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10人为中央委员。下午2时，选举完毕，当即决定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上海的四全大会，从开幕到闭幕不过5小时，而到会代表也并非汪精卫所称的250余人，实际仅为162人。 [108] 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 [109]

晋方代表贾景德亦将上海汪派四全大会的情形报告阎锡山，并评论道：“精卫竟作此事，完全系受左右之包围，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110]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1]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31，第12页；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4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1931年11月，第2598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86页。

[4]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1931年11月12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8、153页。

[5] 《省克记》卷4，1931年11月12日，“蒋档”。

[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54页。

[7] 《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51页。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人数定为160人，在上海和谈时即已明确。孙科还要求维持邓演达、邹鲁要求维持刘震寰的中委资格，因而又牵连到徐谦、杨希闵二人。故宁方要求将邓、刘、徐、杨四人问题交四全大会审查。四全大会最终仍将四人除外。见《蔡元培张人杰张继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虞未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56。

[8]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3—2465页。

[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0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0] 《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7—2468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4、16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10、324页。

[12]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词》，《粤变文件汇编》，第20—21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14] 《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15]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16] 王昆仑：《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中央导报》第4期，1931年7月22日，第47页。

[17]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宣誓词》，《中央导报》第2期，1931年7月8日，第49页。

[19] 《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0] 《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1] 陈公博：《苦笑录》，第256页。

[22]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23] 《政治多算旧账》，《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24]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4页。

[25] 《粤垣空气沉寂》，《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1931年7月1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4页。

[26]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27]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问》，《粤变文件汇编》，第21页。

[2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第152页。

[29]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80页。

[30]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第225页。

[31] 《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2]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31页。

[33]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35]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36]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37] 《朱培德致黄蘅秋转汪精卫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8] 《陈铭枢为与汪精卫会谈完满拟赴沪汇报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四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806—8。

[40] 《蒋中正电张学良中央未承认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请查究平津各报草稿》（1931年10月20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93。

[41] 《蒋介石关于通电下野事致蔡元培等函》（1931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2页。

[42]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5页。

[43] 《汪对大学代表答辞》，《申报》1931年11月7日，第4张14版。

[44] 《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45] 《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

[46] 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47] 《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713。

[48] 《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第793页。

[49]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18。

[50] 《孔祥熙致蒋介石阳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96。

[51] 《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79。

[52] 《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戍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69。宁粤上海和谈通电原文见《国闻周报》之“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53]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54] 《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党史馆藏，毛笔原件，“胡”字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胡”字86。

[55] 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56] 《覃振致汪精卫电》（1931年11月9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57] 《阎锡山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阎锡山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08、12/1392。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59] 《粤四全会昨开会》，《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第2张第1版。

[60] 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61]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62] 《海空军将领赴港商合作》，《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7日，第1张第4版。

[63] 《反蒋运动史》（下），第479页；《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4] 《孙等昨已离港赴澳》，《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5]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9。

[6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粤局昨忽见严重》，《时事新报》1931年12月7日，第1张第2版。

[67]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59。

[68] 《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9]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8。

[70] 《汪精卫致阎锡山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0。

[71]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766。

[72]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3]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7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013。

[74] 《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第2张第3版。

[75]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0。

[76] 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见《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7] 《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胡”字314；《民国日报》曾简单登载该函三条原则，见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8] 《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9]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设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

[80]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建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2。

[81] 《天津支日特讯》（1931年12月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70。

[82] 《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第1张第4版。

[83]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歌电》（1931年12月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29。

[84] 《粤会演武剧》，《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第1张第4版。

[85] 《反蒋运动史》（下），第490页。

[86] 《天津转上海明野致阎锡山江二电》（1931年11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25—7。

[87]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8]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批语》（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9] 《上海汪精卫致阎锡山现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6。

[90] 《阎锡山复上海汪精卫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

[91] 《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13版。

[92] 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见《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第1张第2版。

[93] 《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94]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95] 《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第2张第2版。

[96] 《粤四全会退席代表发出通电两通》，《申报》1931年11月28日，第8版。

[97]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883。

[98] 《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28。

[99]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100]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1] 《上海汪精卫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5—6。

[102]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4—5。

[103]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7。

[104] 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5]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6] 《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107]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8] 《电粤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2版。

[109] 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110] 《上海贾秘书长始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12。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一 蒋介石被迫下野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当天，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 [1] 从这两句话中不难读出蒋氏是不甘心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的。但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氏还一度动摇过是否继续同粤方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不能否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丧失国土之耻，他是不能忍受的。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2]

11月17日，他召集南京干部商讨应付时局对策时，还毅然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又期民众信仰本党，甘受本党领导，共起御侮也。”当晚，蒋介石即电嘱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 [3] 对蒋氏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18日，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

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 [4]

第二天，陈铭枢再密电蒋介石，报告汪精卫之态度：

汪先生云粤方萧、邓等极反对沪和约，经哲生调解，现决定选举可依和会所拟定办理，惟仍坚持蒋不表示下野，则不到京开会。汪现拟办法两项（一）俟选举后即召集本派之中委来沪，计有二十余人加入京方，则占多数；（二）即明电粤方力争维持和会到第一次全会解决之原议。惟后项恐即决裂，反因此失事，故决照前项进行，电催迅速选举，并一面密电哲生明告自己之态度，以促哲生之离粤。 [5]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联络汪精卫，李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其中一则电报云：“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所见甚是，望商于介公。” [6]

但蒋介石一度想要放弃中央权力的举动，遭到了宁方内部的一致反对。甚至连他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黄郛在11月18日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 [7]

11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一段与部属讨论时局的有趣对谈：

上午会客，为议决案与选举案，甚费心力。稚老以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蝉脱壳之计，真如愤怒，与之大争，必以精卫为诚意。其实过与不及，皆错误也。稚老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故其对人亦以不良度之。余则与之相反，终以人人为可信也。下午到大会说明外交方针与决心，承众赞成，又大多数动议大会对余奖勉案，余以对党国、对人民、对先烈，皆有愧色，诚所谓罪孽深重之时，何复言功？不如由余自写悔过书，力请撤消，乃准。 [8]

蒋介石深信自身实力最终能够左右局面，这是源自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得到陈铭枢等人的详细密报后，蒋判断粤方内部势必分化。除此之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 [9] 一旦明确了汪、孙二人的意向，广州四全大会所能带来的危害和不确定因素，也就大打折扣了。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大会闭会，幸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一难关，今既渡过，是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 [10]

但此刻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11月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 [11] 为此，蒋在内心就是否下野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几段日记中，我们不难读出蒋氏此刻痛苦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之下野则不失为革命者立场。以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惟国人不谅，且干部阻止我北上，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苟安于一时。呜呼！国弱民愚，衰老与幼稚之民族病实无救药矣。若不于外交上得一确切取消不平等条约，则中国不亡等于亡矣。 [12]

（12月4日）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矣。 [13]

（12月8日）与（叶）楚伧等谈外交方针，益之（朱培德）以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两途。余言战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一时虽有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彼甚赞余说。余恐国民精神散漫、衰弱，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耳。中大学生枭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当此存亡绝续之交，而党内又不一致，衰老与幼稚二病弥漫于左右，焉得不使其领袖拖泥带水以毙也。时危至此，而发一命令与通电，非经余亲手大改不能示人，其他如革命纪律与国难会议条例，更无人能出一主谋以助之，人才缺乏而又不能自由用人，此事之所以不成，而国之所以败也。 [14]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闭幕。按上海和会决议，四全大会后，“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现下野诺言，为此，粤方四全大会于闭幕当天邀集所有历届及新选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主席，“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开会事宜。

尽管粤方否决了汪精卫在上海选举的中央委员，但此时仍不愿同汪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表示：“微（5）日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 [15] 而蒋介石则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12月5日，蒋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 [16] 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明确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 [17] 汪又致电阎锡山，称：“弟现致力于整个合作，如万无可能，亦使双方缓冲，各图自存，不作猛浪打碎之图。弟以为国事如此，无论何方势力及何派分子，均不能单独，非协力共存不可。” [18]

就在汪精卫同陈铭枢会谈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干部会商对粤办法时，曾想采取极端措施：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以此打击粤方所谓的“党统”。他当众表示：“拟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因本党自不振作，早已失却以党治国精神，而胡汉民等借党之资格以毁党害国，且中国由我手而统一，亦可由我手以奉还国民也。” [19]

蒋氏此举大约是受其盟兄黄郛的影响。12月4日，黄郛致蒋介石一封亲笔长函，力劝蒋不可辞职，并建议取消党治，结束训政，早行宪政。“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彻完成；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五，因组党之自由，不特党外人才有机发表政见为公开之讨论，即党内人员亦感于网罗人才之必要，而党务可不致腐化。” [20] 蒋得黄函后，第二天复函表示：“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 [21]

由此可见，蒋介石实在不忍交出政权。而吴稚晖马上提醒蒋道：“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蒋“默然思良久”，不得不承认吴稚晖之言“尚有深见也”。 [22] 此时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粤方的气焰，但同时也危及宁方政权的合法性，蒋只好放弃这一险着。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 [23]

12月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24] 宁方内部开始出现不一致的论调，蒋无奈地在日记中写道：

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 [25]

而此时极力拆粤方台的却是汪精卫。李石曾12月11日电吴稚晖云：

真如告粤方：介公十四日宣布下野，二十开全体会。精卫谓不宜强介公下野。又谓如介公不下野，粤诸人不到京，伊于国难会议时到京参加云云。弟与公权皆以为如介公决下野，必先妥为布置，方可宣布。否则必失大计。望介公勿轻于宣布。关于妥为布置一节，明日到京面陈。 [26]

第二天一早，刚从上海赶回南京的李石曾同蒋介石商讨进退问题时，首先表示对陈铭枢的怀疑。李石曾说：“真如亦有劝钧座辞退之言，吾以真如为可疑也。”而蒋则答道：“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下午，蒋召集干部继续研究进退问题。据蒋日记记载：

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真如等则未恐余退之不速也。余言明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事群方庞杂，主张不一，而又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天下之至惨之事未有如此之甚也。 [27]

尽管蒋介石对何应钦、陈铭枢极度不满，但他也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于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

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 [28] 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 [29] 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称：“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 [30] 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 [31] 并复电胡汉民表示：

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 [32]

冯玉祥在日记中还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 [33]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 [34]

同日，粤方得知蒋决定下野消息后即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 [35]

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

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 [36]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请求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6日，中执会核准张氏所请，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至此，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述韩复榘效忠之意电，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蒋电称：

向兄表示决心服从钧座，他方来人接洽仅与敷衍而已，并对钧座贡献意见三点：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请钧座切实准备等语。 [37]

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意见深以为然，当即批复道：“向兄所见甚是，当照此酌办也。” [38] 为了减少“再出负责”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 [39] 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 [40] 另据《黄郛日记》，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 [41]

在蒋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 [42]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出负责”埋下的种种伏笔。

此时蒋所依赖的最大本钱黄埔系军人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其中尤以刘峙的效忠电最为肉麻：

敬悉钧座辞退，不禁感慨万端，涕泣交下。忆职自追随钧座，甄陶爱护，无微不至。一日失所依恃，有如婴儿之失慈母，怅触之情，何以为怀。惟有始终以钧座之心为心，以钧座之意为意，勉竭驽骀，借报殊遇。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万恳钧座仰遗职等，仍如常训示一切。职誓当督率所部，绝对服从钧座之领导。 [43]

蒋介石在刘峙电报上批复道：“本党革命主力，全在河南。请兄勤慎奋勉其志。” [44] 此外，胡宗南的效忠电报则颇有价值，除向蒋表示“全军彷徨，立请指示方针，以慰众望”外，还建议蒋：“请迅令戴笠同志急组联络组，以联络各地忠勇同志为目的，为在野时间的领袖与干部联络的惟一机关”。 [45]

唯有陈诚来电中的态度稍显消极，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在下野前秘密处决了邓演达。邓氏曾协助蒋创办黄埔军校，在黄埔军人中有较高威信，同陈诚私交尤为密切。1930年，邓演达联络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志在“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 [46] 行动委员会虽名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左派组织，但仍被改组派视为“共产党右派”。 [47] 甚至有人直接称其为“第三党”，邓也不否认，并在蒋政权内秘密活动，除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与蒋控制的黄埔同学会对抗外，又派人到陈诚的十八军活动，希望依靠陈诚的关系反蒋。 [48] 黄埔系是蒋最重要的力量，而邓演达的特殊身份，能直接威胁蒋氏的基本队伍，这是蒋最不能容忍的。早在7月间，蒋即密电陈立夫，指示：“邓演达在沪活动，非设法拿获不可。望速设法，或派黄埔生为间谍亦可。” [49] 8月18日，邓演达在上海租界被捕，立即被引渡到南京，蒋介石在邓案上亲批八字：“煽惑军队，扰乱邦家”。 [50] 蒋于下野前将邓秘密处决，消除了这个在他看来最大的隐忧。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邓演达之死，是由于陈诚的出卖，并引起一批当事人的争论。 [51] 笔者在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中查到陈诚获知邓演达被捕后，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的电报，而蒋也复电表示“宽大办理”。当陈诚得知邓被处决后，一度心灰意冷地致电蒋介石请求辞职：“顷接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死刑，人亡国危，痛澈肺肝，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耿耿内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蒋介石当日复电表示不准辞职，并称：“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又今既证实择生有叛党乱国之罪，而不能伏诛，则纪律不张，何以革命。望勿以私害公，为友忘党，并勿再作如此离职之言，有负职责也。” [52] 但陈诚仍复电表示：“惟职之出此，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并进一步解释道：“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 [53]

面对外辱和痛丧挚友邓演达，陈诚于订婚七周月手书“国仇友恨”

当然，陈诚终归是蒋的心腹干将，不能仅仅斥责两句而不管。此前半年，宋美龄将谭延闿的女儿谭祥认作干女儿，做媒许配给陈诚。 [54] 原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结婚。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电陈诚告以“当此国难方殷之时，结婚以暂缓为宜”。 [55] 此时，内心痛苦不堪的陈诚在江西吉安军中手书谭祥：“今天是我俩订婚七周月，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不复何憾？” [56] 随后，他即离开部队赴上海休养。为了尽快安抚陈诚，蒋介石在接陈诚辞职电10天后复电表示：“元旦结婚，专此恭贺。惟沪上为繁华之地，一切务从节俭为宜。”同时电告在上海的宋子文“请代送贺仪五千元”，并另送结婚“礼物约价千元之数”。 [57] 此后，陈诚对蒋仍忠心不二。

除黄埔军人外，一些非蒋氏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如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58]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也纷纷电蒋表示效忠。如龙云电称：“顷阅删电，惊惧殊深。个人去留事小，国家安危事大。拟请再贾余勇，迅筹安内攘外之功……滇省此后当取何方式？” [59] 蒋介石复电龙云表示：“本党环境至此，中不能不辞职引退，惟有以在野之身尽匹夫之责而已。请兄努力整理，先固滇围，以保西南革命之根据也。” [60]

12月19日，蒋介石与宁方干部会商时局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党，革命条件无一完备，威信既失，焉能再望其领导革命，余意非力自振拔，无以为党，故决心退出也。” [61]

第二天，蒋介石同陈布雷讨论今后党务问题时，再次表示：“余应自弹劾，以中央执行委员而为国家之首，乃有两重责任，不可与单为中委者比，故余不能不牺牲一切，尊重约法与党纪，不能再参加党务，不过勿以退出党籍表示也。” [62]

12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返回故乡浙江奉化。24日，他在家乡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反思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63]

12月28日，蒋再次“独坐深思”，曰：

涉世愈深，则识世愈明。今得数语曰：救党者，必为党员所毁；救国者，必为国民所恨；救人者，未有不为被救之人所陷害也。自十四年总理逝世以后，本党之右派如胡汉民、孙科以及一般之腐化西山派，与其左派之汪精卫，以及一般之恶化第三党等，甚至全国遍地皆为苏俄、共产党所制服奴辱，以余九死一生，不惜嗣子、不顾身命，乃由共党手中以救党国与民众，而今日所得之结果如此，是理所当然耳，以圣贤立身救人，不望当世之报酬，惟有牺牲身命以成其志而已。 [64]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就在南北联合倒蒋的同时，北方内部一直在暗中酝酿推倒张学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受粤方压迫，一时又无力顾及，于是北方势力更加紧了联合倒张的步伐。

早在1930年9月18日（恰为九一八事变一年前），正是因为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率东北军入关，才最终导致阎、冯联军反蒋失败。从此，黄河以北完全纳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正式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设官邸于北平顺王府，东北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 [65]

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自然引起原华北地方势力的不满。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针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石的部下唐邦植在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称为反蒋战争，而称之为“石友三倒张之战”。 [66] 石友三起事前虽接受粤方的正式委任和财政资助，但“石向北进，违粤节制，粤极愤恨”。 [67] 可见，在当时很多北方军人的心理中，倒张重于反蒋。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谁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宁粤双方被迫停止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同时，张学良的声望因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东三省的沦陷而遭重挫。这在刚刚返回山西一个多月的阎锡山看来，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国难当前，他又不得不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的同时，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借此浑水摸鱼，达到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贾景德一日内即连致数电给阎锡山，主旨均在倒张，而背后又有日人的暗中操纵。其中有二电曰：

顷某（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竹内来谈……彼方虽如此做法，并非对中国国家有何种恶意，亦非图占地方，其意只在倒小张，极盼我方乘此时机驱奉军出关，彼必不敢抵抗。如果郭壁（指粤方）与我方对彼方在彼此有条件的谅解之下对我方亦可为物质上之援助，并为军事上间接之帮忙等语。此事如能处置得宜，似于国权、地方两无所损，否则危险甚大。彼所谈各节只向野（贾景德）及（邹）海滨、（刘）维炽说之，他人均不知道。愚意外交交涉应如何办，现可让郭壁任之。

我若乘此驱奉军出关必失中外之同情，若能利用此机使东北另换长官，亦北方大局之幸。 [68]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终究非贾景德可比，在国内外局势尚未明了、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时，他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面对日本的侵略，阎锡山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复电提醒贾氏：“此事关系甚大，容俟考虑考虑再说，不过日人最喜造谣，希注意之。” [69] 同时，阎致电徐永昌称：“东北事件存亡所关，请转告张副司令，无论如何处置，余必一致服从，并应劝晋将领共赴国难。”据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张接电后即嘱徐回并主持。徐日内可行。冯部将领已表示精诚御侮。传冯、阎与日一致，实不可靠。” [70]

此时，南京政府也深知再坚持逼迫阎锡山离晋出洋并不现实。为防止阎同日本进一步勾结，9月20日，孔祥熙以个人名义致电徐永昌，谓：“关于百公应否离晋，弟个人原无定见，前之电商石曾先生，盼百公以文字发表意见者，即为其撤消通缉令，自由留晋。” [71] 此时，为了稳住华北局势，张学良也改变逼阎离晋的态度， [72] 主动电请国民党中央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政会，就是否批准“张学良电请赦免阎锡山案”进行了讨论：

陈果夫：“阎锡山这次回来，是日本人送他回来的，他和日本究竟有什么关系？要他声明一下。”

李石曾：“主席，本席这次由北平回来，对于张副司令请赦免阎锡山事，略为知道一点，所以报告一下。在前多少时，石友三叛变之前，各方传说很多，说山西将参加石友三的行动。北平方面，总司令有许多电报去，要山西直接或间接帮助消灭石友三。那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表示要与中央一致。这次日本侵略辽、吉，阎锡山即打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张副司令在石友三叛变之前，就有电报请撤销阎氏通缉令。现在全国一致对外，山西将领一致拥护中央，所以张副司令再请撤销令，并开复党籍。本席还要补充说明的，阎氏已表示以后不愿从事政治生涯，要做开发实业工作，已与孔部长文电商量。孔部长也很赞成他做实业。军人下台之后，能专心于实业之开发，不特有利于山西，且与东北边地垦殖有补，又可改变一般军人之心理，所以本案对于撤销通缉一节，本会可以通过，至开复党籍方面，请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主席（蒋介石）：“本席从前曾表示过，对阎锡山不能赦免。但在现在时局上看起来，对于日本暴行，他表示一致对外，似可准其恢复自由，而且各方面都希望中央宽大，他既有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一致对日，拥护中央，可否照张副司令的主张？不过前天他发表的电报，只说要共同抵抗日本，没有讲他自己怎样。如照现在要免予通缉，他应该要表明他自己的心迹。”

邵元冲：“他能不能再表明态度？”

李石曾：“中央如免他通缉，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表示的。我们知道山西人是很直爽的，如要打电报给他，总有回电的。不过现在电讯往返颇费时日，阎锡山要想作乱是不至于的，他以后一定可以进一步表示的。现在去电时间即长，而北方局面也有关系。他要作乱，石友三叛变时，也就作乱了，日军进侵辽吉时，也就作乱了。从前政府下令通缉，是处之以常，现在免予通缉，是处之以变。请照张副司令的办法。”

主席：“依李先生的意思，撤销通缉？”

叶楚伧：“文字上可否改为‘姑许免予通缉’？”

主席：“那是一样的。开复党籍事，送中央常会。今天准张副司令的请求。”

陈果夫：“他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李石曾：“究竟有没有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心里怎样？这就不能说。不过中央表示宽大，如中央要严厉的办，那末在法令上说，他既在山西，便应下命令着山西文武各机关通缉归案究办。如真的这样做，山西时局不免于变动，此无异帮助日本人。所以在改变军人心理上及时局需要上说，中央应免予通缉。”

主席：“阎锡山看来不至于和日本有何关系，也有一部分凭据可以证明的。现在可照张副司令的请求。”

决议：“无异议。阎锡山准免通缉，恢复党籍。” [73]

就这样，阎锡山顺利地恢复了他在山西合法活动的地位。同时，他又利用张学良损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但他在行动之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要保证所有倒张行动，都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求得国人的谅解和支持。9月20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汇报北方执行部行动计划时称：

现所急须筹计者（一）不使蒋介石利用机会固位；（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必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五）于学忠处来人可否先令其回平密商办法。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今予等先得钧座意旨，再与粤府商一致办法。但此间与学忠处接洽情形，渠等毫无所知。 [74]

阎锡山立即复电指示：“一、二、三、四均可；五我恐系假冒。如非假冒亦可照办。” [75] 22日，贾再电阎报告：“昨晚学忠派人来征询意见，仅答以前赴晋的人尚未返，但断定必系圆满答复……愚意学忠如能领头欢迎钧座出来了此事，的确尚有做法。” [76] 第二天阎即回电表示赞同：“子平（于学忠）如肯领头发电亦未不可。” [77] 而当粤方军政会决议“请阎、冯两委员负领导各武装同志电张劝蒋下野，并直电蒋劝其下野”时， [78] 一贯注重实际的阎锡山立即复电否决了粤方的提议。阎电称：“此时发电请蒋下野，二、三集团及殿英等部饷项势必中止发给。我原意在未发动以前绝不轻着痕迹。容俟与各将领详细商酌之。” [79]

此时，阎锡山同四川军阀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系。9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阎锡山表示：“除派陈幼孜趋候大教外，坤（吴）拟节后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杨虎城），与鼎（阎）联络一致，谋蹇（蒋）。”吴并征询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态度：“唯日军进占东三省，鼎（阎）对此用意若何乞示”。 [80] 阎当即复电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鼎意倒蹇同御外侮。” [81] 此时，在阎锡山看来抗日和倒蒋是一致的，只是他自己不肯轻易动武，以免被国人视为助日的汉奸。但他在暗中不断鼓励别人公开反蒋。当阎获知刘存厚拟“出兵三万”讨蒋后，立即致电粤方表示：“弟意此数不是以会师中原，夹攻武汉，希速请汪先生促动（刘）文辉为要。” [82] 而当贾景德再次报告“某（指日本）方面来谈：北方如无做法，彼方不惜扩大范围，盼钧座有所表示”时， [83] 阎复电再次警告他：“我只有意赴绥（倒张），然决不愿与某方稍有勾连，致招国人不容。以后见某方人说话时审慎为要。” [84]

当时北方实力派中除阎锡山的晋系外，力量较强的就是控制山东的韩复榘。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发觉蒋介石、张学良地位不保，感到有机可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但他虽有野心，力量和资望都不够，因此联阎倒张，在韩看来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0月初，宁粤双方在广州初步达成合作协议后，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此时驻防晋南的宋哲元部也不愿再隶属冯玉祥。为了自保，宋亦派人联络晋系，向阎锡山表示效忠：“宋军长以总座之意为意，以服从冯先生如服从总座。” [85]

10月9日，贾景德有一电致阎锡山，颇能反映出此时北方军人的心态。该电称：“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派往伯常（指韩复榘）的人已有来信，谓伯常对八字条约极端赞成，现正在商定中。” [86] 随后，韩复榘即派代表柴东生同贾景德接洽，柴表示：“（一）双方合作认为确有必要；（二）汉卿前派万福麟去说系联蒋的大联合，向方仅虚与委蛇；（三）顷派刘熙众与彼北来即转赴晋陈说，仍盼钧座与焕章出来作领导。”柴还向贾询问：“晋将来可出兵多少？”贾“答以总在十万以上”。 [87]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 [88] 阎电文中所称的“青二蒸二”，分别是指9、10日两天贾致阎的两封电报，可惜笔者在“阎锡山档案”中并未看到这两封电报，无法得知“八字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电文中可以断定的是“八字条约”是针对张学良而言。

此时，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但双方存在的最大矛盾，是倒张的目的虽“一致”，但晋、鲁都想以领袖自居，染指平津。从贾景德致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颇能读出此时各自的苦恼：

与向方接头所最困难者，系彼甚愿当首领，而又知其实力、声望不够。彼始终意在平、津，而与大计划上确有冲突。第一层是否仅一军事领袖可满其欲，钧座是否可领导政治？第二层平、津问题当如何解决？如彼取平、津，子平固非打不可也。均请筹示。 [89]

“子平”即于学忠，此时尚在张学良阵营中，驻防平津。于学忠同晋方的联络，鲁韩毫不知情。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时，阎锡山终归要比贾景德老练和狡诈。10月15日，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赴晋谒阎，并表示：

一，从前向方与总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环境关系，请原谅。二，向方知总座对彼甚关心，并知山东事晋方确能尽力援助，向方甚感动。三，现在时局十分紧张，确有鲁、晋联络互保必要。四，声明向方自知实力、声望均不够，决不敢做首领。

对此，阎锡山回答道：

一，过去事余深知向方确有苦衷，请转向方放心；二，余为鲁、晋共存及北方大局关系，所以时时替向方设想；三，鲁、晋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访冯先生及宋、徐、杨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回来决定；四，军事首领，向方应以大局为重，毅然担任，否亦必须由向方另找一人担任。请向方万不要推诿，致误时机。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此种苦衷出自本心，请向方决勿客气。 [90]

当事情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阎锡山很明白应当如何处理，绝不把话说大、说尽，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而又不使事态失控。有时甚至有意布下一些迷阵，引诱对方首先行动。所以他才会有“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请向方决勿客气”等语。而在自己行动之前也绝不轻易得罪蒋、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粤方得知阎锡山曾有电指责张学良“斥其放弃边防重责”，请求阎“将全文拍来通电”时，阎当天即复电表示：“通电事关系军食，前因明轩未归，故难决定。刻各将领正在会商中。”实际上再次拒绝了粤方的请求。 [91] 在倒张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是绝不愿作为粤方反蒋筹码而贸然行动的，何况维持现状还可继续享受张学良接济的“军食”。

随着宁粤上海和谈的进行，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下野将成为现实。为此，晋阎、鲁韩对倒张一事更为积极。阎锡山10月28日致电粤方表示：“以我之意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复维持不易，和议若僵，蒋似不能不顾虑及此也。” [92] 这是阎锡山首次向粤方暗示自己有意染指平津。

阎锡山

赵丕廉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入京面商东北善后问题。 [93] 此举一时引起各方的不安和猜疑。当时上海盛传“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 [94] 不过也有情报显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玉祥）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因是蒋对粤方忽变强硬。” [9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均主张阎锡山应乘机收复平津。粤方的打算是借阎倒张，打击蒋的势力。而阎也同样需要得到粤方的支持，作为其取张学良而代之的助力。此后，阎锡山主动加强同粤方的联系，特别是同一年前他在“扩大会议”上的合作者汪精卫之间往来频繁。其间，桂系更是积极从中穿针引线。

在此之前，阎锡山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记。10月16日，桂系驻粤代表潘宜之有一电致阎锡山，转达汪精卫对阎的不满：“对汪公电多不复，纵复亦敷衍。然汪公对我公仍不以此介介。近来音信更稀，至为不解。本日再致我公一电，此可谓最后一电，如再不复，亦不欲多事也。”潘宜之特意提醒阎：“不可不于细微处多加注意也。” [96] 阎对潘宜之的提醒深以为然，此后阎、汪间的联系明显加强，彼此电报往来频繁。当阎得知李宗仁送“精卫七万元”时，立即派人赠汪款5万元。 [97] 事后贾景德电阎报告：

思诚带交精卫之款，精卫谓数月以来正以未能助钧座解除困难抱歉于衷，若再受厚赐，益无以自解，嘱代陈钧座取消此议等语。野亲身送往，精卫尚在谦让，拟留若干，璧还若干。窥其意思系欲将其愧歉之意代达钧座，只要钧座再赐一电坚请收受，彼当不再谦让。 [98]

果不其然，四天后贾再电阎时即说明：“前送之款，彼再未谈。当算收受矣。” [99]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其间，蒋介石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成功地分化了粤方的团结，初步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国内各政治派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但他们间的矛盾仍是错综复杂。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而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在汪看来，虽已同蒋达成合作，但打击了亲蒋的张学良，就是削弱了蒋的有形力量，无形中可增强自己对蒋的发言权。同时，阎也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借此削弱竞争对手韩复榘的势力扩张。此后，在倒张问题上，汪精卫极力鼓励阎锡山收复平津。阎的代表赵丕廉向汪表示：“推倒汉卿，阎先生与公意极同，惟利用外患做此事，诚虑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赵也向汪表达了阎的另一顾虑：“叔均（指蒋介石）在大扬（河南）驻有重兵，而伯常（指韩复榘）亦垂涎侯马（北平）、湘浴（天津），此举应审慎。” [100] 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 [101]

针对韩复榘对晋阎的威胁，潘宜之电阎建议：“西北军似应有人统率，瑞伯久居津门，似应请其继续参加讨蒋。宜意请钧座及德公向粤中央推任为国府委员。” [102] 瑞伯，即鹿钟麟，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号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钟麟来压制韩复榘。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拟先派人征求同意，得允许后，即照兄意办理。” [103]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19日，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表示愿率军北上“保护国权”后，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猜疑和恐慌。“据一般传说，蒋将赴平联张，先对付鲁韩，然后封锁晋军。” [104] 汪精卫特意致电阎锡山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

蒋决赴北平，弟料不出两项原因：（甲）抵抗日本，收得国人同情；（乙）奉张为内外所共弃，不能再维持，又恐奉张去后公及韩、冯乘机收复，故自往接统东北各军，不使地盘丧失。弟意今夏蒋出发剿共时，我等且宣言在此时间决不宣战。今蒋若抗日，更当表示一致对外。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委］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愚见如此，是否有当，乞裁夺。 [105]

第二天，阎锡山复电汪精卫表示：“公料两点，弟意以为均有之，惟去张一层，恐其左右尚难甘心。蒋如北上抗日，自当表示一致对外，至北方地盘，平津咽喉，诚如尊论不可放弃。但须合作成功后始易参加也。” [106] 此时，阎锡山对逼张下野、收复平津，有了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定要通过统一政府予以合法名义。否则，国难当头，很难获得国人的同情。

此时，张学良的处境相当危殆。他受到的压力不仅有全国民众对他丧失东北的不满，纷纷要求罢免之，有来自反蒋各派的公开挑战，有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打击；同时，南京内部更有人为稳定蒋介石的统治，主张弃张保蒋。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看来，正是倒张的良机。

日本侵略者这时也充分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11月8、10日，日军暗中勾结中国失意军人，连续在天津发动两次政变，拐走末代皇帝溥仪，并企图引起中日间更大的冲突。后因“计划不密，时间迫切，致归失败”。 [107] 同时，日方还不断活动，极力怂恿阎锡山公开对抗张学良。阎的代表贾景德对利用日本势力倒张最为积极，建议阎锡山尽快采取行动。以下几则贾景德致阎锡山的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日本的阴谋和晋阎同各方联络的实情：

顷闻汉章之便衣队齐（8日）晚已围攻津公安局，此事系土肥原从中主动，安福、旧直系军及北方自治救国会均在内，主要在倒张……有人力主须以钧座为重心，北方才不致纷乱，屡来商询。窃以颇难应付。可否在此事扩大以后，钧座借维持华北为名，提兵出来镇慑，一方则密与日人说明免生误会。如此则赴绥（倒张）之目的既达，而亦不落勾结外人之嫌。

湘浴（天津）蒸（10）日之动已系某（日）方与奉军直接开火，将来必要扩大，华北恐至糜烂。各方均盼我方联合各军先行赴绥，然后再与某方开谈判，较为妥当。

赴绥要着首在分化子志所部。比月以来各方虽多零星接头，子志所部亦确有解体可能。然而迄无成议者，一在无多数金钱，一在没有找着重心。伯常（韩复榘）、季滋（石友三）如果北攻，子平等必一死抵抗，可以断言。天民（吴佩孚）最推重之前内长孙丹林，系野（贾景德）旧识，与天民、子平均系蓬莱人，向有往来，现在上海。彼来系盼望北方团结成功者。欲请钧座与天民、伯常等暗结一救国同盟的极简单密约，只言攻守同盟，然后由天民令子平变更态度，一致赴绥。据云天民前者衡州班师倒段，即系与南军订此密约收效者。现在为对外计，结此密约，尤为理直云云。可否照此进行乞速示。再野对孙言，如天民主掛五色旗，则断不可。 [108]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方内部也有人秘密酝酿倒张固蒋。据阎锡山得到的报告称：

张群昨（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危答以公等上年共事很深，直接劝告较为有力。张答以我们去年系促令上船者，再令下船，话颇难说。又顾少川（顾维钧）的亲信来言如果粤方能允推倒子志而令叔均仍充主席，彼有法子能向叔均说云云。由此看叔均最近确想推倒子志固己位，而自己又不能径办，欲借粤方要求为之耳。 [109]

晋阎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11月15日，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黄郛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亦主张“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 [110] 而此时进入兰州的吴佩孚居然捏造假通电，以川、甘、青等省17将领名义电请起用吴佩孚，“反抗中央，倒张拥段”，于学忠也列名其中， [111] 一度引起东北军的恐慌。“闻副部对于学忠部似已加注意。奉军各旅长有联名电张请除部下南人四凶、北人四凶，实行清君侧。可见内部已有争怨。” [112] 于是，贾景德又连电催促阎锡山尽快行动：

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以现在情况说，更非叔均同去不可，若再迁延，即党、政府亦在站不住的地位。各方极盼钧座急速举动，勉救大局，维持北方。愚见顶好以对日为名，俟得粤府任命，即部署军队做出动姿势，一面派人与子志交涉，作为助其对外亦可。彼如不愿，即请让开平津，让我军通过，一面暗与某方（日本）接洽。盖某方前曾表示过，如钧座肯出来，即骂他们几句，亦无不可。如此做去，既可慰全国人之望，兼可为将来的地步不须实力，一纸电报即可了事。叔均已到穷途，我再迟疑，必失事机。望钧座断然行之。前奉钧示，拟取沉静态度，野窃以为不可也。 [113]

汉卿不走，某国必拿天津、北平，在某国手中收复断不如向汉卿手中收复为易，且将来条件上损失亦较小。 [114]

对贾景德的主张，阎锡山始终是不赞同的。29日，阎再次复电提醒贾氏：“规复平津固系应有之事，而北方复杂情形尤应顾及。将来我方如办此事，必系由政府名义及命令办理。余意应俟北方准备就绪，再由政府发表进行为宜。” [115] 同日，贾景德同汪精卫会商北方时局时，才终于明白了阎锡山的沉着和稳健。贾电阎报告道：“今日与精卫熟商，精卫又顾虑到如果以抗日救国为名，蒋反利用此点将全盘重担推到我们身上，反为不利。研究结果拟将来主和后即主张我方收复平津……精卫又问阎先生有让平津与向方说，当答以前些时有此说，但向方如图平津，恐学忠等尚有波折。彼亦深以为然。” [116]

此时，汪精卫还请阎锡山的代表张至心返晋，向阎详细转达他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阎明确了汪的想法后，复电道：

一，汉卿过去之责任极重，现在亦无振作之气势，非下野不可。如能自动下野，则尊意组织委员会处理河北政务，弟极赞同。彼如不愿下野，则除避免国人不同情外，当联合北方同志努力为之；二，蒋将来下野与不下野，似应以其真有合作救国之诚与否为断，如无诚意，固非下野不可，尊意用兵必不得国人同情。弟极以为然。 [117]

此后，阎、汪之间联系密切。12月14日，赵丕廉、贾景德联名电阎报告同粤方特别是汪派会商今后图谋北方的计划：

我方此次做法，明等以为只有盼望统一政府将就成立，钧座得以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即各方形成割据亦可听之。扩会旧人如理鸣（覃振）、沐波（傅汝霖）、巨川（白云梯）等亦均系此意。群拟在一中全会上先提汉卿停职案。公博则拟俟部长发表后暂不就职，先赴北方一行，意在先将汉卿推倒，使钧座握住实权与精卫内外呼应。钧座可来电表示欢迎。又李石曾极欲拿北方实权，曾与子志谈拟约次辰在平一晤，并闻溥泉此次赴晋系受蒋命维持汉卿地位，先使钧座与彼谅解。此间诸人对石曾拿北方，拟极力反对。 [118]

对赵丕廉等人同粤方“所拟统一政府将就成立后，我方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的计划，阎锡山深以为然。12月15日，阎复电赵等称“所见极是”。 [119]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决定：

一，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二，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三，定十八日为举行打倒独裁纪念日，各机关均休假，联合各界举行大会。 [120]

当天，何应钦也向蒋介石报告了在沪粤方委员的动态：

钧座通电昨夜深始到。粤方代表今晨召集谈话会，决定全体入京。本拟于本晚车行，因恐夜车铺位不敷分配，反为不妥，故改为明晨九时乘专车来京。汪先生病仍未愈，拟静养二三日即来参加一中全会。汪夫人及左派人员均先行，不再延期。 [121]

12月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10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此10人中委资格，对此汪精卫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

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 [122]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拢汪。12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当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的怎样”时，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 [123] 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主要人物陈璧君、顾孟馀、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唯“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 [124]

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出席中委49人。谈及沪选10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宴请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10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 [125] 此时，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

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中委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佬”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曹世振等人则电阎建议：“与赵（戴文）院长、徐（永昌）主席、杨（爱源）督办面商，均谓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 [126]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电催对方入京。先是12月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弟虽病搁海隅，亦当悉举所知，随时贡献也。” [127]

随后，汪精卫也自上海致电阎锡山，称：“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 [128]

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道：“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 [129] 一面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 [130] 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在粤，对叔均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 [131] 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话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又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正如大会开幕前，宋庆龄在上海所发表的宣言，痛斥国民党统治集团：

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党内之领袖……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于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使党蒙不白之冤，遭全国人民之厌恶唾骂。其实三民主义何常一日见诸实行？最近宁粤对峙，互暴其短，自炫其长……两者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 [132]

12月22日上午9时，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典礼，会场悬旗张彩，大门横额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联为“完成党内大团结，确立民主之规模”，二门“团结救国”，联为“推进训政工作，发扬民主精神”，礼堂中额“开始党国之新生命”，联为“完成革命团结培植民主势力，加紧建设工作促进宪政时期”。 [133] 大会推举孙科、丁惟汾、顾孟馀、居正、伍朝枢、何应钦、于右任七人为主席团成员，吴铁城为秘书长，会期七天。 [134]

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

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 [135]

蒋介石表面上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实际上却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12月22日下午，蒋离京前召见汪派重要骨干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 [136]

当天下午全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议，宁粤双方首先对汪派中委资格发生激烈争论。接受汪派中委，是蒋介石分化粤方的既定方针，为此南京方面自然表示赞同。石瑛首先主张汪派中委应出席会议，而石青阳反对。吴稚晖则以中立者的姿态说：

这件事本与我们是不相干的。在前天谈话会中听到各位讨论到委员人数问题，因为照代表大会的办法，南京、广东各选二十四人，后来广东代表中途退席到上海又选了十人，以致不能解决。现在本席和褚委员（褚民谊）提出一个办法如下：粤方既多九人势难取消，不如依何委员应钦所提议，听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何委员主张作为候补委员或与代表大会决议一百六十人稍有不符，不如定名为次候补，在额外列席，既与大会决议不抵触，即以此办法报告下届代表大会追认，亦可免不合法之诘问矣……

大家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员和本席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 [137]

原本支持粤方的林森也表示：“本席也是监察委员，现在也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石瑛更直截了当地说道：“中央委员又不是有权利的事，不妨在今天会议中决定再扩充候补委员九人，不必另定次候补等名称。”他也表示愿意退让为候补委员，陈璧君、马超俊等也纷纷附意。 [138] 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衷方案，沪选10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出外，其余9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名额9人，京方得5名，粤方得4名。叶楚伧并提出：“在名单发表时不必写明京方和粤方。”中委名额由160人增至178人。 [139] 随后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伍氏在第一天正式会议上首先向全体代表解释道：

本案除一小部分外，均系根据上海和会双方所拟定的条文草拟而成。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这是与中国的情形比较适宜，否则如这几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元首的更动几乎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为避免这种流弊起见，“国民政府主席不负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公职”，其资格就定为“以年满六十岁，众望素孚者充之”。又为维持其地位的超然，规定“任其二年，得连任一次”。

……在元首之下，由五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元首好似立宪国家的总统，行政院长就等于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在立宪国家的总理对国会负责……

粤方《中央政制改革案》的核心，就是要推翻蒋介石所依赖的《约法》，这是南京所不能接受的。为此，吴稚晖首先表示反对，他说：

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但不能依所有的条文一律依照办理。本席不知道广东方面四全大会对于上海和会的决议如何决定，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曾决定原则接受，但对于过去法令及约法有抵触者不能接受，所以今天我们讨论本案就应注意约法，否则如规定的办法和约法有抵触，将来容易发生很多纠纷。

吴氏的发言立即引来粤方的反驳。李烈钧即称：

现在应拿上海和会的决议作基础，如果各委员的办法有比上海和会决议更好的，能够得到大家同意，当然更好。

邹鲁也表示：

和会决议或不免与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触，但现在我们只能处处从共同方面着想，尤应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会决议发生摇动。否则散漫无归，一定得不到结果。就是有结果，也不是好的结果。至于和会决议，固然也免不了不圆满的地方，现在只能加以补充。

由于粤方坚持捍卫上海和会决议，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限制这一问题上。尽管粤方代表曾将国家元首年龄由60岁降到50岁，但宁方代表仍不依不饶。张道藩首先质疑粤方制定年龄限制的理由，他说：

年龄的规定应有一定的标准，若昨天定六十岁，今天定五十岁，或者明年定七十岁，后年定八十岁，那么其限定的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理由很充分，自然可这样规定下去，如果理由不充分，那就不能规定下去。本席虽然是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但是我是列席之一，必定有人问我此次民国元首为什么要定五十岁？为什么不定为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我们通过这种提案一定要有相当理由，最低限度一定要有理由去答复全国四万万同胞。

邵力子更明确地提醒与会代表：

汪精卫与蒋中正两先生今还不到五十岁，这是我们不能不声明，请各位注意。

邵元冲也说道：

这是应该在事实方面去求解决，并不要有这许多的考虑。如果要定条文，这一点意思还不充分，应该还要详细一点。所以年龄一项殊可不必规定。 [140]

最后，全会决议把“以年满五十岁，众望素孚者选任之”改为“以年高德劭者选任之”，并明确规定：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

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 [141]

不难看出，以上规定全部是针对蒋介石个人集权而发。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的一系列权力。比较半年内两次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不难看出其中的异同： [142]

续表

当天会议还有一段插曲。当会议讨论阎锡山提出的《速检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案》时，覃振当即表示：“一方面责成张学良，一方面密令阎锡山、冯玉祥协同商量办法，固守锦州。” [143] 覃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借此恢复阎、冯军权，以打击张学良的势力。此举立即引起宁粤双方的激烈争吵。“吴敬恒发言谓东北事件非张学良酿成，系由于国内有卖国贼。此贼即在眼前。粤委认吴指摘粤委中人，又以吴致张学良电中有‘外不见谅于强盗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语，认为错误，并以为吴之行动系有计划的，群对吴表示不满，孙科遂于散会后往沪。” [144] 赵丕廉会后曾电阎锡山详细报告经过：

今日会中议钧座第一案，会中形势极为紧张。启予（商震）首先反对谓军队是有系统的，军事须有准备。北方军队完全归子志节制指挥，岂一空头中委相能统率等语。朱培德等和之。锦帆、理鸣、沐波、子良、协和、颂云诸人均系赞成者。会中显分两派，而号称左派者则不发一言，显露联蒋状态，而尤以启予说话最为失态。吴稚晖当场骂粤方勾结日本，为卖国贼，因是激起粤方委员之怒。

对孙科的退席，赵丕廉进一步评论道：“一系因稚晖怒骂，一系因主席年龄五十以上之限制删除，认为系预为蒋再来地步，一系因锦州事未决定切实办法。” [145] 吴稚晖气走孙科后，粤委30余人在铁道部开会，商讨挽救办法，并准备向大会提交“警告吴敬恒案”。后经陈铭枢、何应钦等宁方委员的疏通，最后决定：

（一）稚晖发言系个人的意思，已令不再出席，并由宁方各中委署名函请哲生回来。粤方及汪派中委亦去函劝驾。

（二）主席年岁案改为以年高德劭者为选举标准，并声明叔均绝不再来。

（三）锦州案已由政府去电，令子志积极防御，并由真如、海滨赴沪迎汪、孙来京。 [146]

为了安抚孙科，蒋介石当天也亲笔致函孙科表示绝不恋栈，函称：

哲生吾兄勋鉴：弟顺从国民与党中之公意，准辞职责，故弟之于今日对于党国既无职守，又无责任，自无重来南京之理……兹特属敬之兄来沪面陈一切，务请即刻回京，所有一切难事，弟必尽力为兄排解，决不使兄稍独任其难也。此次兄之回京与否，非仅关于兄个人将来政治之立场，实于党国与我总理之历史，皆有莫大之关系。 [147]

12月27日，经陈铭枢、邹鲁等人的劝说，“并担保安全，孙及二李（指此时尚在上海观望的李宗仁、李济济）等下午偕赴宁。盖为选举事。” [148] 这就是孙科所以同意返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会前，胡汉民曾致电孙科、邹鲁等人，强调：

主席一职应力持年高德劭之议，惟如此始免武力独裁，非仅为目前也；行政院长汪、孙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 [149]

而此时汪精卫早已同蒋介石暗中联络成功，他相信蒋介石下野只是暂时问题，自然不愿在粤方逼蒋下野的时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称病滞留上海。胡汉民、蒋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长一职就非孙科莫属了。对此邵元冲在日记中评论道：

《中央政制改革案》，其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以年满六十岁充任之，标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则为对哲生而设。 [150]

宁粤上海和谈之初，粤方曾多次表示：“此次蒋能实践前言，辞去国府主席之职，则粤中同人拟提议蒋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蒋素以努力国民革命自任，故担任国防委员会，实较担任国府主席为适当。” [151] 但南京一中全会召开后，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又联名致电粤方代表坚决“反对推蒋任国防委员长”。 [152]

当时南京方面还有人表示蒋介石愿专任监察院长，“但是广东方面没有同意”。 [153] 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一议案的是汪精卫。早在11月28日，汪精卫为调解粤方内部分裂，电胡汉民、孙科时就曾提出：“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 [154] 12月18日，陈璧君等人到南京见蒋时，也“以汪精卫之意征求公（指蒋）参加政府为监察院”，并表示只有蒋承诺此点，汪才肯来京。而蒋当时“毅然允之”。 [155] 因此，在一周后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五院首长时，才有人力荐蒋为监察院长。26日，何应钦电蒋报告各方洽商的初步结果：

现各方干部商决：中政会由钧座与汪、胡分任常委，轮流主席；推于右任任国府主席、孙任行政、胡立法、伍司法、居考试、钧座监察。至宁方同志商定除以张溥泉任司法、蔡考试、林监察外，余均同意。大会定俭日选举后闭幕。 [156]

但此时蒋不愿“为人之傀儡”，乃电示何应钦表示：“中正决不参与党政任何职务，请兄力排众议，以全区区。否则，是逼中脱离一切公私也。除中以外，无论何人就职，中皆无成见，决无异议。” [157] 有趣的是，当胡汉民得知要其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时，也立即致电孙科等婉辞，并对“政治分配”提出如下意见：

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躯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作之义；三、五院多半粤人，实示人以不广。故不如推觉生（居正）兄或慧生（谢持）兄，而海滨（邹鲁）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右任）为宜，若某（指蒋介石）为之，则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试，望注意。 [158]

而此时蒋介石连“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的监察院院长都不愿出任，自然更不可能担当有名无权的考试院长了。

国民政府主席人选，也可谓一波三折。有消息称粤方最初的人选是唐绍仪，蒋介石则“望林森、孑民等老人出任，而反对唐少川”。 [159] 上海和谈时，有记者问汪精卫：“设将来主席有更动，对继任何人有谅解否？”汪即答道：“假若余投票愿投孑民也。” [160]

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忆有较大的出入。据陈铭枢说蒋介石原来希望于右任出任国府主席，后因陈铭枢极力推荐林森，蒋乃改变初衷，亲笔致信林森，由陈铭枢前往劝驾，林森最终才接受国府主席一职。 [161] 追随孙科的周一志则回忆说：“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担任，此四个字是梁寒操想出来的。蒋本属意于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觉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条件，于是于右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听说气得哭了一场。汪到沪后，看到蒋及胡都不会赞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 [162] 而杨玉清则对陈、周二人的回忆质疑道：“凭我所知，和他们的看法多少有点出入。我只知道林森之所以能作国府主席，是得力于胡汉民给汪精卫的一封信。”胡在信中表示：“以我的意思，是觉得林森最为合适。” [163]

从当时的档案记载来看，最初宁粤双方均同意林森暂代国府主席。12月11日邹鲁还电阎锡山表示“正式主席仍拟林”。 [164] 出人意料的是26日宁粤双方却“商定以于右任任主席，汪、胡、蒋任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孙任行政，溥泉司法，子超监察，孑民考试，立法让诸粤方，人选尚未定”。 [165] 两天后，四届一中全会最后公布的新任国府主席却又是林森，五院正副院长也有很大的变动。大会选举结果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院长：孙科 副院长：陈铭枢

立法院院长：张继 副院长：覃振

司法院院长：伍朝枢 副院长：居正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刘芦隐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副院长：丁惟汾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 [166] 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 [167]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对此伍朝枢解释说：

一个政府总要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就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委员人数未定，惟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及行政院长、行政院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如行政院有副院长自亦加入），使本党最高机关的中央执、监委员和负行政责任的行政长官并合组织之。又以人数稍多，在会中设常务三人轮流主席。 [168]

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 [169] 从这两点声明中，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全会选任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170]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

（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 [171]

据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 [172] 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 [173]

12月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冯玉祥和李济深亦先后发表演说。冯氏在演讲中讲道：“胡先生是总理信徒、政治大家……应请……来京。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徐结金兰时，谓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李氏演讲中亦称：“本人以为今后要救党国，第一要把公心拿出来……如国家财政困难，不好的军队自然应裁，不应如前年编遣，自己军队非保存不可，如此不公心，国家无办法。第二要诚，不可各怀鬼胎，以为对人总有办法。如蒋先生到奉化去，留下军队有何布置，此皆可怀疑。以前之自相残杀，即是不诚。各自防备之结果。” [174] 整个会议的气氛就是强调“精诚团结”。

随后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加选刘守中、杨树庄、王正廷为国府委员，决议新任国府主席、委员和五院正副院长定于三天后的1932年元旦宣誓就职。当天下午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各部人选如下：内政李文范、外交陈友仁、军政何应钦、财政黄汉樑署理、教育朱家骅、实业陈公博、交通陈铭枢、铁道叶恭绰、司法行政罗文幹、海军陈绍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参谋总长朱培德、训练总监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 [175]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

[1] 《省克记》卷4，《困勉记》卷19，1931年11月12日；均见“蒋档”。

[2]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6日；另见《困勉记》卷19，“蒋档”。

[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53页。

[4]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548。

[5] 《陈铭枢致蒋介石皓午电》（1931年11月19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00。

[6] 《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抄件，“吴”字05897。

[7]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有趣的是此时阎锡山对蒋介石北上的看法，竟同黄郛一致。当阎得知蒋放弃北上的消息后，曾电汪精卫：“蒋北上正虑激动日人蛮横，缓来甚好。”见《复上海汪精卫先生作密勘电》（1931年11月2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2。

[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62页。

[9] 《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80。

[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93页。

[11]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1月24日，第413页。

[1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4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4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0—441页。该书记载与日记原稿除上述三点内容同而文字异外，且多记一段日记没有的内容：“又边防将领绝不得廉颇、李牧其人，以致邻敌轻侮，东北失守。事后欲求挽救，虽有岳鹏举，而无牛皋、王桂、汤怀可共生死之人，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不失败何待。余知之矣。自取之也，夫复何言。”

[1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8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5] 《粤方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反蒋运动史》（下），第505页；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何应钦等人，由何等转报蒋介石。见《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巳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4198。

[16] 《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7]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35—7。

[18] 《上海汪精卫先生建密青电》（1931年12月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5。

[1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页。

[20]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4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301页。

[21] 《亦云回忆》，第302页。

[2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46—447页。

[23] 《孙科等昨日到沪有重要聚会》，《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1日，第1张第2版。

[24]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2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蒋介石在前一晚（10日）与宁方干部会商后，就对何应钦的表现极端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为最可耻之事也。”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26] 《李石曾致吴稚晖电》（1931年12月11日），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译件，“吴”字05970。

[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28] 《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29]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0] 《胡汉民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12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3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第540页。

[32] 《冯玉祥致胡展堂电》（1931年12月15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3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16日，第548页。

[3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35] 《反蒋运动史》（下），第507页。

[3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59—160页。

[37]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8]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鱼”批语》（1931年12月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39] 《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第1张第4版。

[40]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5日，第460页。

[41]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2月6日；另见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60页。

[42] 《蒋公电各总指挥军师长十二月铣电》（1931年12月1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43] 《刘峙致蒋介石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9日，第470页。

[44] 《“刘峙呈蒋公十二月筱电”批语》（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9日，第471页。

[45] 《胡宗南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7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74页。

[46]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78，第200—201页。

[47]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30页。

[48] 《陈诚出卖邓演达及其他》，《广州文史资料》第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62，第140页；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30—131页。

[49] 《蒋中正电陈立夫速设法拿获邓演达遏止其在沪活动》（1931年7月21日），《筹笔》第59册，“蒋档”：04-0216。

[50] 《邓演达在沪被捕》，《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

[51]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邱行湘：《关于邓演达之死的问题》、宋瑞珂：《邓演达的被害与陈诚发迹有关联吗——与杨伯涛、周一志两同志商榷》，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

[52] 《陈诚致蒋介石电》《蒋介石复陈诚电》（1931年12月1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74—475页。

[53]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20日），《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205页。

[54]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2日载：“下午回城，为陈诚与谭祥订婚。”

[55]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1年9月2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107页。

[56]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206页。

[57] 《蒋介石致陈诚电》《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12月29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12页。

[58] 《蒋伯诚呈蒋主席十二月寒电》（1931年12月14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蒋伯诚电称：“昨向兄询职谓：近有总座下野之说。如果实现，全国必有骚动。我们应如何应付，不能无相当计划等语。”

[59] 《龙主席云呈蒋公十二月筱电》（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60] 《“龙主席云呈蒋公十二月筱电”批语》（1931年12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6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9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其文为“今日之党，革命条件无一完备，威信既失，焉能再望其领导革命。余虽辞职，为党计非力自振拔不可（乃决定退出政府而不退出党）”。引文括号内的文字，被毛笔删除。

[62]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0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6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另见《省克记》卷5，“蒋档”。

[6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8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507页。

[65] 《张对新闻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6期，1931年4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66]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67]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075。

[68] 《天津贾秘书长静极密皓电》《天津贾秘书长静密皓四电》（1931年9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15-8、21/0207。

[69]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21/0213。

[70] 《北平华觉明致何成濬祃二电》（1931年9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260。

[71] 《上海孔部长祥熙来号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556。

[72] 据徐永昌日记载：“九月十七日之傍晚，汉卿尚约余，必欲阎先生离晋。”见《徐永昌日记》第2册，第482页。

[73]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1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74] 《天津贾秘书长静密号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25。

[75]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29。

[76]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祃电》（1931年9月2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30。

[77] 《复天津贾秘书长梗电》（1931年9月2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42。

[78]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沁午电》（1931年9月2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64。

[79] 《复天津贾秘书长勘电》（1931年9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268。

[80] 《刘存厚有转吴佩孚致阎锡山皓电》（1931年9月2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33。

[81] 《阎锡山密复吴佩孚皓电》（1931年9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135。

[82]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鱼电》（1931年10月6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68。

[83]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三电》（1931年10月1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0。

[84] 《复天津贾秘书长真电》（1931年10月1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5。

[85] 《太原刘陞静密寒电》（1931年10月1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62。

[86]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青二电》（1931年10月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27-0332。

[87]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二电》（1931年10月1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46。

[88] 《复天津贾秘书长电》（1931年10月1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33-4。

[89] 《天津贾秘书长努密文二电》（1931年10月1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65。

[90] 《复天津贾秘书长删电》（1931年10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73-5。

[91]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复广州潘宜之乙密转汪先生西密叶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5-1336、12/1335。

[92]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西俭电》（1931年10月28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492。

[93] 《蒋张协商善后》，《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94] 《上海张至心救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95—6。

[95] 《太原孙司令昌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97—8。

[96]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35—6。

[97] 《天津贾秘书长国密宥电》（1931年10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893。

[98] 《上海贾秘书长现密元电》（1931年11月1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09。

[99] 《上海贾秘书长致一西子异一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37—9。

[100] 《天津转上海明野支二电》（1931年11月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33—4、0941。

[101] 《太原孔芸生致阎总座静密支亥电》（1931年11月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87；《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163—6。

[102] 《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歌电》（1931年11月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9。

[103] 《复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麻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8。

[104] 《阳泉张维藩致天津宋哲元养电》（1931年11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45。

[105] 《上海汪精卫先生救密哿电》（1931年11月2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9。

[106]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共密马电》（1931年11月2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8—9。

[107] 《上海贾秘书长图密铣电》（1931年11月1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36。

[108] 《上海煜如国密佳电》（1931年11月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94；《上海贾秘书长致现东现密元二电》（1931年11月13日）、《上海贾秘书长致现西现密元三电》（1931年11月13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26、1827。

[109] 《上海贾秘书长实密号二电》（1931年11月20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392—7。

[110]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

[111] 《西安杨虎城致汉口何成濬删未电》（1931年12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1006。

[112] 《天津林世则致梁冠英漾电》（1931年11月23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348。

[113]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俭二电》（1931年11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0—5。

[114] 《上海贾秘书长救密艳二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6。

[115] 《复上海贾秘书长艳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78。

[116]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艳五电》（1931年11月2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485。

[117]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力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2—3。

[118] 《上海煜如芷青灰密寒二电》（1931年12月14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05。

[119] 《复上海煜如芷青电》（1931年12月1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15。

[120] 《反蒋运动史》，第511—512页。

[121]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6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4347。

[122] 《汪精卫表示必争》，《国闻周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反蒋运动史》，第503页。

[12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速记录》，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124]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第467页。

[125] 《十九日谈话会》，《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26] 《太原曹世振致阎锡山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52—3。

[127] 《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致冯玉祥阎锡山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72—3。

[128] 《上海汪先生致阎锡山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86—7。

[129] 《阎锡山冯玉祥刘守中赵戴文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78。

[130] 《太原冯焕章等致阎锡山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81。

[131] 《上海煜如致阎锡山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60。

[132] 《孙夫人发宣言》，《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2月2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133] 《全会之开会式》，《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2月2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134] 《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35页。

[135] 《蒋委员遽呜高蹈》，《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4版。

[136] 《会后蒋返奉化》，《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137]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38]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沪选十委问题》，《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3版。

[139]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3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增加候补中央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2页。

[140] 所引各位发言，均见《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41] 《关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5页。

[142] 全文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

[143]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44]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2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784-5。

[145]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有电》（1931年12月2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22。

[146] 《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电》（1931年12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28-0733。

[147] 《蒋中正函孙科其已辞职不便回京襄助国事》（1931年12月25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51。蒋于同日再电孙科表示同样的内容，见《蒋中正电孙科即刻回京俾对党国对总理有所交代》（1931年12月25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59。

[148] 《上海杨思诚呈阎锡山赵密沁电》（1931年12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96。何应钦亦致电蒋介石表示：“孙去京后，经真如、海滨前往疏通，可不致破裂。”见《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49] 《胡汉民致孙科等电》（1931年12月15日），《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69页。

[150] 《邵元冲日记》，1931年12月24日，第810页。

[151] 《天津阎秉璋达呈阎锡山密江电》（1931年11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380。

[152] 《南京蔡孟坚致汉口何成濬敬酉电》（1931年12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2。

[153] 邹鲁：《回顾录》（下），第328页。

[154]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155] 《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2月18日，第467页。

[156] 《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57]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1年12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2卷）》，“蒋档·特交文电”：20024091。

[158] 《胡汉民致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2页。

[159] 《上海贾景德致阎锡山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837；《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1047-1053。

[160] 《汪对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161]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65页。

[162]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4页。

[163] 杨玉清：《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中华书局，1962，第229页。

[164] 《上海邹海滨共密真电》（1931年12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7。

[165] 《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电》（1931年12月26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31-0732；《何应钦呈蒋公十二月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无出版日期，第443页。

[16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7页。

[168]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69]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7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170] 《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30页。

[171] 《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2625页。

[172] 《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1931年12月，第2624页。

[173] 谭延闿去世后，中常委遗缺由朱培德补任。参阅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编，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第47页。

[174] 《反蒋运动史》，第522页。

[175] 《国民政府公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第6—7页。

第十章 蒋汪合作

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致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1932年元旦，刚刚改组的国民政府举行就职典礼，却是一派凄凉景象，“到者寥寥，本定九时行礼，乃迟至十二时半始得举行”。对此，新任国府委员邵元冲感慨道：“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1] 蒋作宾也慨叹：“政府新而气象不新”， [2] 并断言新政府“恐难达弥月之期矣”。 [3]

孙科政府虽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 [4] 尽管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对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在握，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蒋对孙科此次协助胡汉民逼自己下野而获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满，耿耿于怀，曾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 [5]

蒋介石抱着这种心态，当然谈不上真心同孙科合作。此前，蒋在同宋子文、熊式辉一次谈话时曾表示：“此后如果如愿下野，则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一反汪、胡等之恶习，以倡导守法之美风。” [6] 但蒋的行动却完全违背上述诺言，处处给孙科设置障碍，逼其自行倒台。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 [7] 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 [8] 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 [9]

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全体简任人员十七人，二十三日提总辞职，全体科长二十余人亦总辞职，二十四日各署长已不到署办公，并未因事务官之故依然工作。张寿镛亦辞财次，铁道部长连声海则请长假。此外次要人员，莫不纷纷辞职，不等有人接替即不到部办公，实开‘革命政府’中未有之先例”。 [10] 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宋子文辞职后，孙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财长。孔氏原本也有此意，但他静观事态后，深知如无蒋氏的支持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据此时已“随孙办事”的简又文回忆：

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此余在孙公馆所亲见者。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选，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樑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 [11]

孙科内阁原本任命亲蒋的朱家骅为教育部长，朱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蒋复电曰：“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 [12] 得到蒋的答复，朱家骅深知如果没有蒋的支持，休想在教育部长的位置上有所作为。第二天，朱家骅即向政治会议提出辞呈，建议蒋梦麟为教育部长。 [13]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

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 [14]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 [15] 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16] 12月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 [17]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 [18] 宁方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 [19] 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

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

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

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

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 [20]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称“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 [21]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 [22] 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 [23]

有趣的是，最初在粤四全大会上提议设立三机关的主要是胡派元老，并得到桂系支持，而实力派陈济棠等并未列名。在陈氏看来，有党、政两机关在他控制的省府之上，可以代他抗衡南京中央，还可以接受，但他并不愿再有一个军分会来分他的军权。为此，陈济棠特意致电孙科，解释误会。言外之意，军分会是否设立可商量，不过新增关税他是看中的，还望孙科能多多关照。陈电称：

当时决议原系所有条例等等，须俟中央核定然后发表，所拟人员亦系暂派负责，并非正式任命。乃有一二同志竟将该决议在报纸发表，以致传闻异词。现在军分会尚未设立，执行部及政务会条例经呈中央，如兄及在京同志认为有未当时，可提会修改。至于海关新税，虽有代收之决议，现尚未实行，请兄为粤、为大局妥筹办法，得以向各老先生解释及稍慰粤人之望。 [24]

1月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 [25] 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 [26]

1月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称“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 [27] 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 [28] 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便不得不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29]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国府组织法修改后，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30]

新任国府主席林森在1月初的国府纪念周中更以国民党党歌中的歌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题，发表演讲，呼吁党内团结。他说道：

此党歌系昔日总理所定黄埔军校校训，其中以末了此二语为最有力，黄埔生得此教训，故能努力奋斗，成功北伐，统一全国，武装同志深受其感化。今我人体认此八字之意，则专心一致，即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常言曰：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各位对党国专心一致，继续不断的努力，终能达到最后之胜利与目的。此二语意义深远，今日故特提出，俾各能体认其伟大。 [31]

同时，林森还致电胡汉民，恳请其继续支持孙科，电云：

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 [32]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东山再起。他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澈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 [33]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 [34] 当蒋接到陈果夫“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的电报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 [35] 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 [36] 蒋的亲信刘峙亦致电朱绍良，提醒后者：“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 [37] 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时，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 [38]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 [39] 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 [40] 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 [41]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销；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 [42] 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樑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 [43]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 [44] 并公开发表谈话称：

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 [45]

1月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 [46] 孙科被迫中止此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 [47]

1月11日，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无奈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大家看孙院长谈话，就可明白政府内容环境与责任。孙先生说得很对，实在归结是要求领袖团结。没有领袖的领导，我们很空、很散，没有力量撑此危局。” [48]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月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 [49]

1月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冯玉祥对此次会议结果，极表赞赏，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参加特别会议，直讨论到夜两点始散会。于右任先生最初发言，引起了全会讨论的情绪，愈讨论情绪愈高，大家都很热烈的恳切发言，纵谈时局之紧张及民族之危机，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我极佩服。此次会议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像过去那样聚餐式的“清谈馆”，毫无一点革命的意义。像这样的虚心研究，热烈讨论，国难问题之核心自不难被揭穿而暴露出来。我很盼望这次特别会的作风能长久的保持下去。 [50]

1月14日，南京中常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

（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

（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十四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51] 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 [52] 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权力，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立即致电朱培德表示强烈不满，并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 [53]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相继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 [54] 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 [55] 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

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 [56]

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樑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 [57] 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将财政部的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 [58] 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借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 [59]

黄汉樑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但因其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 [60] 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严厉攻击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

为了加强上海金融界对新政府的信任，黄汉樑任命江浙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林康侯为财政部次长。黄氏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 [61] 但黄的努力成效有限，他原本计划先筹1000万元，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元。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元计算，仅够5天开销。而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 [62] “但军政部的军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产”，何应钦曾对亲自上门索饷的京沪卫戍部队蔡廷锴表示“伙食问题尚无确实办法”，只是口头答应倘“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 [63] 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亦曾描述了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无经验的政客旋即表现窘迫之状，他们已渐认识事实，知道他们与军人之间并无保障；军人所畏惧者只是蒋总统，而不是继任其职位之人。一时谣言颇盛，谓各省军人正企图新组织的政权。 [64]

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月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6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 [65] 但这种极端措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此提议尚未正式通过，第二天上海银行界代表就向孙科质询。“孙默然不加否认，大有回京后，即提出中政会通过实行之意。” [66]

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月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 [67]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樑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 [68] 孙科也跟着不辞而别，跑到上海。力主停付公债本息的陈铭枢闻讯后，立即飞往上海劝孙回京主持。据陈回忆：

见面后，我问：“你怎么又走了呢？”他说：“上海银行界不支持，财政无办法，黄汉樑又辞职了，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我没有办法。”我说：“笑话！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他又说：“谁来当财政部长呢？”我说：“我早同你说过，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纵有任何苦难，我都愿意替你承当！财政部长没人当，就让我来好了。” [69]

陈铭枢的慷慨陈词，暂时稳住了孙科。1月14日，孙科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临时中政会，讨论外交、财政方针。陈铭枢再次激昂地表示：

财政的前途既是荆棘满地，政府也该用非常的手段，来打开这非常的局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今日状况之下，要渡过这样严重的难关，只有停付公债本息的一途了。所以我说，今日谁去长财政，谁便是个刽子手了。

中政会在讨论财长人选时，大家多推三阻四，陈铭枢最后表示：

兄弟对财长一职并不是怕牺牲而绝对不肯担任，只是希望政府无论谁来长财政，总要先确定一个方针来……只要政府定下方针，我便抱定牺牲的决心，依照先哲所谓“与其无人格而生，不若死灭之为荣”的名言，不避艰难，负责做去。

但孙科还是不敢当场拍板，会议决定外交、财政两问题交由15日特委会最后决定。 [70] 尽管第二天特委会议决停付公债本息，但“未经中政会议定，尚不生效力”。 [71] 而陈铭枢将出长财政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在香港做寓公已久的梁士诒（北洋交通系领袖）得知后，立即致电陈铭枢，称：“陈将军，你是军人，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这封电报半是忠告，半是恫吓，实际是暗示陈：军人不可做财政部长。 [72] 同时，在政府内部陈铭枢虽然得到冯玉祥等人的支持，冯甚至在日记中写道：“陈真如先生对于财政的办法，真有斩钉截铁之决心，为了国家，不辞任劳任怨，实可钦佩！” [73] 但陈的行动遭到亲蒋、亲汪两派的张静江、顾孟馀等人的坚决反对，吴铁城、陈公博也不顾特委会决议，积极同上海金融界联络纾解办法。至此，陈铭枢因众人反对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 [74]

1月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最后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 [75]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的举措极为愤慨，甚至认为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在沪决定已另设特种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以胡恐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而对于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生死，则不顾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呜呼！胡逆之计，是诚丧心病狂！孙辈不察，愿为民族万世之罪人，非将总理之历史根本推翻而不止。胡逆之肉，其足食乎？ [76]

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月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

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77]

是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上海致电孙科，称“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 [78]

1月20日，停业一周的上海交易所恢复营业，“政府筹款一事，自否认停付债券本息后，人心安定，金融转机，再以蒋、汪即将连袂晋京，中枢渐趋巩固，借款进行顺利。” [79] 对此，美国学者评论道：“孙科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没有取得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 [80] 还有学者指出：“和其他因素比起来，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所以孙科一上台就遇到了麻烦……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银行界也积极配合，使孙科一筹莫展。” [81] 对此，钱端升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孙科“很少有机会去战胜蒋介石军界和金融界支持者的捣乱”。 [82]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急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蒋介石辞职返回故乡后，并没有真正下野赋闲，而是始终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月4日，他自记道：“余辞职后于国事心更切也。” [83] 但他又不肯轻易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讲：“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84] 另起炉灶，是极而言之的话。但蒋一定要将方方面面布置妥当，特别是要得到各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再度支持，才肯重出江湖。

首先，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计划，借此同胡汉民控制的西南三机构对抗。 [85] 被邀参加者为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领袖，定1月上旬在武汉实施。 [86] 但蒋介石此时审时度势，深知此举过于招摇，特于7日致电何成濬表示反对：

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凡政治地位，决非徒事张皇所可成事，必须从脚踏实地做起。如兄果有此种进行，则于公私皆大不利，而中更反对。 [87]

蒋介石虽表示反对，但心中还是相当满足的，有这九省的公开支持，确是一股令任何人也不敢忽视的力量。孙科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向何应钦询问，何称并无其事。而河南省主席刘峙得知蒋的态度后，也马上辟谣否认其事。 [88]

但“九省联防确有其事”。 [89] 何成濬明白蒋的意图后，只是不再公开号召，而是秘密进行。1月11日，何成濬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指出：“表面虽未公布，实则各方已赞同。兹后即本此意进行一切。”刘湘当天即复电支持，并进一步拉拢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参加。刘湘复电何成濬称：“日前龙志舟来电颇有意三省政分会之次首领，经湘晓以大义不宜有障碍统一之机关，劝其加入联防。闻伊已电其代表，愿意参加矣。” [90]

此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北方的局势。李宗仁就曾对外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不可”；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借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 [91] 同时，“据倭驻津要人消息，中国人民如能促蒋、张出洋，即可撤兵，依法了结善后。否则决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 [92] 为此，粤方代表入京前就秘密商定将来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步彻底解除张学良的职务。赵丕廉特意致电阎锡山报告：

子志处现在情况之下，固无再留之理，但其实力应如何处置则系一问题。子异前曾谈过将来拟由中央直辖，未免书生之论。明（赵丕廉）等拟设法运用，能由政府径令钧座接统固好，否则亦可用分化作法，使之归我处。正与沐波等商酌进行。子志部下第五期军官甚多，与我方军官多有联络。此时似应令其分头秘密进行。至钧座将来名义以何者为好，此时亦应预筹。至将来接收东三省，明等以为如组织接收委员会，钧座亦可任此主干，以为将来布置华北之入手。 [93]

针对粤方的种种行动，蒋介石在下野前也积极布置保张。一方面通过承认汪派沪选10中委换取汪的支持，同时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蒋下野返乡前一日，还特意召见王树翰面授机宜。王树翰当天即电张学良报告称；

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并谓此际副司令切须持以镇定。政分会事，蒋云于石曾来电，并布置积极。又对此举并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 [94]

1931年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东北政委会已于本日自动成立，共发表委员卅一人，华北各主席、各军长等俱有名。此外方本仁、李石曾、张继、熊希龄等均在内，并闻明日即成立北平军事整理会，委员人选大致张（学良）、于（学忠）等人。其作法无形中不啻与京成对峙。闻此皆李石曾等之主张也。” [95]

而汪派中委得到蒋方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对此，赵丕廉非常无奈地电阎表示：

汪蒋结合，蒋拉张，汪拉孙（科），看来对北方政局精神上无转变希望。顷晤顾（孟馀）、陈（公博），明（赵丕廉）询其对惩张办法有无准备，未能明确达复。明言蒋只合汪，而仍利用张，以制与汪接近之阎、冯，不使其地位开展，谁可作汪之后援者？且北方将领全体恶张，而蒋仍以北平政分会保全张及李石曾等势力。果如此，则阎、冯依然在被压迫中，岂不令北方将领对汪失意耶。顾乃竟出北方将领亦多愿与张合作之说。由此可见汪派对我们利害，已在所不顾矣。盖汪派为沪选十委，希望南京协助成功，孙则愿任行政长。孙、汪皆有弱点，故对我方事务未肯力争。 [96]

为此，赵丕廉等人向阎锡山建议道：“为我方计，自以设太原会为宜。”但汪派投蒋后，完全秉承蒋的意志，“公博主张拟在北方政委会内将钧座加入，精卫亦原有此主张。公博则主在过渡期内用一文人如李石曾等主席，将张地位降低，然后再图第二步办法，不主太原设会”。 [97] 此后，阎锡山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在西北尚有一定实力的马家军，以图自固。1932年1月7日，马福祥曾有一电致其子马鸿逵，称：

昨晤贾煜如，父极表联络好感，赞成百公实业救国主张。西北事如百公意主持，惟有联蒋远冯之一法。贾甚以为然，云：百公对父意亦甚同情。伊将此请转陈百公。 [98]

1月初，因锦州失守，再次引起各方对张学良的不满。潘宜之致电阎锡山报告：“此间向中央建议如下：一，拟免张职，以明其丧师失地责任，如有困难或加调一闲职，去其实权；二，太原设政治分会，以公任主席，并予以军事名义，巩固国防，察、绥、晋三省属之。” [99]

同时，蒋介石也得到数则情报，一“谓胡汉民负气终不肯合作，而胡派诸人则拉冯玉祥甚力”。一“谓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主张在京设军事委员会支配军事。又谓张学良拟欲辞职”。蒋思之曰：“学良可念。” [100] 于是，蒋于1月8日急电宋子文告之：“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请以此转汉卿、石曾。” [101] 同日，蒋还对财政做出安排，电示周骏彦：“旧历年关在即，金融风潮必剧，款项务于三日内办妥，勿延。并电催果夫速到沪。” [102] 张学良得到蒋的支持后，即“在平与到平各将领极力亲密，惟暗中遴员分头与各方联络，仍妒阎、冯出山。” [103]

1月10日，何应钦向蒋报告从唐生智处所得汪精卫的动向及各方情报，并恳请蒋氏复出：

孟潇来称汪先生说：（一）德邻、任潮日内来京，拟向政治会议提议设军委会；（二）闻广东发冯一百万元；（三）粤请哲生免汉卿职，但哲生未允等语。冯与粤勾结至深，中央设军委会，职拟表示反对。若冯等欲与闻军事，可允彼等加入陆军整委会。不卜钧意如何？职意汪、孙既对钧座表示好感，汪到京后即请钧座毅然莅京主持大计。否则职亦想引退山林。 [104]

第二天，蒋介石复电指示：“对军事委会之提案，中极端反对。团结问题症结全在胡一人。”蒋还针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案，向何应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如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提此案，众皆不察，且多数主张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尤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正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故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如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此必为陈之政策，请注意……此电只为兄等陈述，请勿转示他人。 [105]

同一天，孔祥熙、何应钦又分别电蒋介石报告各方态度。孔电曰：

昨焕章来谈，表示当此国难，万事应勾消，一致对外。又哲生来访谓：此次出任原系过渡性质，在诸元老指导之下，以济国难。现胡之不来已定，汪则表示以兄之行止为进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辞职，并请弟同来奉化，仅允先电请示。 [106]

何应钦电称：

职本日来沪筹商军费，晤汪夫人，云：哲生颇悟，非钧座即日回京主持，万难撑此危局。现拟来奉敦请等语。查本月军费仅筹得一百八十万，当局对于财政毫无办法。务恳钧座毅然出山，以挽危局而救数十万共生死之袍泽。 [107]

看到孙科终于低头，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后，蒋终于可以发自内心地笑曰：“哲生岂真觉悟乎？然余实不欲遽入京也。” [108] 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复出，故对孙科“欲来舍相邀”一事，“婉词谢却之”。 [109] 但1月11日蒋连续接到两封来自南京的电报，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一封是高凌百来电，曰：

连日京中要人纷纷来奉，其用意善恶不得而知，大致使国人移其目光于奉化，而贻钧座以不负责任之罪名。连日汪、胡有力疾来京消息，更可证明其有作用，请注意。最好由第三者发表一谈话，将过去事实作有系统之报告，使麻木之国民不致受其利用。 [110]

另一封是陈立夫的电报：

金大学生五百余今晚赴沪转甬请钧座出山，现正设法打销中。惟闻真如有为之派专车讯。此端一开应付必极困难，务请早为之计，于短期内对时局有明显之表示，否则汪、胡尚可以病为词，而钧座反招不负责任之物议。并请早为设法谢绝学生来奉化之准备为祷。 [111]

这就逼得蒋介石不得不要有所表示。第二天，蒋同张继、何应钦详谈大局，明确指示二人：“余仍愿从汪、胡之后负责。惟此次政治责任全在于胡，故必须其说一句话也。” [112] 三人谈至夜深。蒋归后自省曰：“失言求荣，最可耻者。戒之。” [113]

第二天当蒋得知“哲生已返京，并决行积极政策”（指成立特委会）后，立即致电张群，令其转告尚在途中的张继、何应钦：“如此，则中与溥、敬二兄所商者，以及财、外各政策，请二兄概勿提及，只说中对其无不赞助，而万不可说中所有主张也。” [114]

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声称：“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 [115] 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同时，为了避免复出政坛后粤方的指责和牵制，他进一步表示：

中言辞职乃促成团结，使粤同志可出任艰巨，由此经过可知非本人不负责，乃不容本人负责。自问数年一切设施，均秉党义国法，不敢稍越常轨，被责为独裁，自恨诚信未浮，故愿引一切罪恶，于新政府成立后山居谢客不问政事。而粤迄今尚时有防止独裁言论，既不能见谅，遑何可再以此身问政，然一方又责不负责，进退实两难，故只得以国民地位，尽我对党之衷心而已。外间有促三领袖合作语，本人在党为后进，绝不能当领袖之称。余常言仍愿听先进领导，绝无成见，只须诸先进顾全先后言行，不以中正为不可教，则汪、胡诸同志如推诚入京，余虽在诟谇中，无不乐从其后，尽国民天职。 [116]

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

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 [117]

1月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 [118] 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陈铭枢见蒋汪合作即成，也不敢妄自出长财政部。特委会还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便已形同虚设。简又文对此时陈铭枢的作用和影响曾评论道：

当是时，陈铭枢忽然软化了，冷冷的轻轻的声言：“究竟有兵力较多较强的，讲话较有力些。”陈铭枢的军队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是则大厦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经动摇了，大厦不倾，其可得耶？当时，孙院长与其他一二人骤闻陈之声言，无异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浇背，无能为力。新政府随即解体。 [119]

1月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 [120] 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汪精卫此刻的心态，在一封他事后致其部属，解释为何由“反蒋”到“合作”的信中真实、清晰地流露出来。该函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现全文抄录如下：

顷覆一电，想已达览。兹申如左，请晤诸同志时，恺切言之：

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使共匪无所借口；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

此种态度至于今日仍须一贯，因此我们要有几点注意的所在：

（一）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

（二）无论老史、老莫、老希，他们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例如老希，他的局面自然有一小部分是勉强，但大部分是（1）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2）是看破了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七千万人难道都是傻子要服从一个人，何况这七千万人是何等自负的国民呢。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

（三）我对于一种人最不满意，就是自己在南京一切皆好，自己不在，一切皆坏。我希望我的同志不要如此。

（四）国内对抗之形势实际似无大害，但对于救亡不可不合作，否则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自然中国到非做阿比斯尼亚不可的时候，只得去做，但要合作，不能叫人单独牺牲。

（五）我的服务有益于国呢抑无益呢？我以为有益。因为我冷静的检察，我一生对国家没有大过，因为我是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数十年如一日的。

季

五，十三 [121]

该信无收件人，信末署名“季”，即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他在信中向部属解释道，此次入南京，尽管没有实力做“股东”，但也绝不是去做“奴隶”。由此可见，在他心中深知此次蒋汪合作，实际只是“帮忙”而已。但他为重返政坛，即使当不了“股东”，也绝不愿为了“友谊”置身事外。

汪精卫信中提到的“老史”“老莫”“老希”，分别是指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直到此刻，汪仍把自己视为国民党领袖，这实际上也是他最大的政治本钱。因此，他在信中提到的苏、德、意三国执政党领袖，“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特别是“老希”的成功例子。而此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战后德国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压迫和国民的悲愤情绪），他提醒部属：“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汪精卫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老希”式的成功。同时，他也批评胡汉民和粤方领袖在外交上主张对日绝交等激进政策“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汪精卫为恢复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了同蒋介石合作。考察汪精卫的这一转变过程，不难发现真正影响国民党各派系的主要矛盾，并非仅是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更多地还是表现为借“党统”之名，争“党权”之实。一旦蒋汪合作条件成熟，汪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蒋方阵营。

1月17日，蒋介石接到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三人联名急电，称：

昨特会仍坚持对日绝交、停付本息两案。今日再开会，预料即开政会，贯彻其大破坏主张。除集合此间同志谋应付外，乞与汪先生会衔以常委名义急电中政会或哲生，称两公不久可到，在未到以前暂缓开会，以挽危局。 [122]

就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 [123] 于是，蒋可以从容复电叶楚伧等人告以“汪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也。希以此意转益（朱培德）、敬（何应钦）二兄，催哲生速来，与季新见面为要”。 [124] 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 [125] 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

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 [126]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月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飞机到京，直接到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 [127] 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衽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 [128] 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其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

下午1时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 [129] 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 [130] 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 [131]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企图阻止蒋汪合流，胡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 [132]

汪精卫得胡汉民复电后，一度“心中犹豫变计不行”，蒋介石对此深表不满，自叹曰：“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鬼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而合污哉。”为此，当蒋见汪复胡电有“拟不入京”之语时，立即改为“立候北来”， [133] 并再与汪联名致电胡汉民，电文如下：

巧电敬悉，所示各同志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极佩伟论。弟等此次邀同我兄入京，即为欲达到此目的。盖即使我三人此时不敢与人遥承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之责，而既备员中央，则对于政治会议不能不参加，以表竭诚赞助之意，此为一般同志所责望于吾三人者。昨日哲生兄由京抵杭，借悉哲生兄亦已电恳吾兄即日北来，值此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谨再电奉请吾兄克期北来，共赴国难也。 [134]

当晚，蒋介石临睡前再次叹曰：“哲生庸暗，季新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135]

此时一贯反蒋的冯玉祥，面对外辱也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同时自身处境相当尴尬，“冯系将领不敢再隶渠下，冯无出路颇窘”。 [136] 而蒋介石更是通过黄郛加紧拉拢。

冯玉祥同黄郛的关系相当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突然阵前倒戈，回师北京，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即请黄郛出任摄政内阁总理。1927年宁汉对峙时，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后公开支持蒋介石。冯氏要求武汉方面“清党”的通电稿，就是出自黄郛之笔。 [137]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冯玉祥到上海活动，寻找出路。据黄郛日记载，冯到上海后自1月1日至5日，冯、黄二人几乎天天宴谈。3日、5日两天，冯还借黄的寓所会见宾客。其间，黄郛更主动同“刘定五、杨畅卿商谈蒋冯间结合办法”。 [138] 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冯玉祥暂时放弃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反蒋主张，并向黄郛表示：

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 [139]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于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

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 [140]

1月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途经上海时孙科针对胡汉民的言论，发表谈话：

此次承蒋、汪邀本人到杭晤谈……力劝蒋、汪先行入京，已得蒋、汪慨允。汪今晚由沪去，蒋明晨飞京。中枢充实，困难之时局可望日有转机。至胡复汪、蒋电中谓在野赞助语，本人以为在广义言，现政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一中全会所产生，非一二人所成立，则整个国民党可谓在朝，中委尤无在野之可言；自狭义言之，蒋、汪、胡均是中委，固可以中委资格参与政事，更不能分别在朝在野。余深信三先生来京，共同负责，只有指导政府决定大计，使政府当局有所秉承，乃能负责做去。三先生身为常委，负党国重望，若相率不前，致陷中枢空虚，使内政外交迁延不决，则政府同人虽欲负责而无从，其为害者大。余经以此意电胡，以胡先生之明远，想必为然。 [141]

1月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 [142] 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快唱完了，遂“有引退之意”。 [143]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 [144] 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 [145]

1月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由于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会议否决了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孤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 [146]

果不出蒋氏所料，1月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 [147] 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148]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据蒋作宾观察，“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蒋并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149] 蒋作宾之言并非无根据的猜测。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主张“以政治由哲生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三人共负其责，观汪之意尚不足也”。 [150]

1月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 [151] 次日，蒋又致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 [152]

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

（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 [153]

1月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会议，蒋介石主席，决议：

（一）行政院院长孙科同志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同志为行政院院长；（二）立法院院长张继同志辞职 [154] 照准，选任孙科同志为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长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同志代理。

会议结束前，叶楚伧表示：“兄弟有个声请，照规例讲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来选任。至各部部长则由政治会议来决定。所以现在应同时开一次中央常务会议，来做个决议，以示规例。” [155] 于是，当夜10时，再开中常会，仍由蒋介石主席，表决通过了以上决议案。 [156]

就在当夜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做出重要决议三项：

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等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樑、陈友仁辞职。 [157]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

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 [158]

1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再次记下了今后的行动准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 [159]

此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一些非黄埔系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将领，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恢复军权。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正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略的蒋光鼐、蔡廷锴。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 [160]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 [161]

蒋介石既已决定“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则应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故在时机尚未成熟、党内反对势力仍炽之时，唯有暂时忍耐。因此，他复电宋子文转告蒋、蔡：“此时无设总司令之必要，否则对内对外或生不利影响，亦未可知。如果事实上有必要之时，则为公为私，皆所不辞。” [162] 同样，对宋哲元的来电批复道：“出处事小，军国事大。不能不慎重出之。” [163]

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 [164] 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朱氏还在中政会上表示：“查此国家存亡之际，负参谋部之重任者必其人之精神可以贯彻全国军队，必其人之声望为全国军队所信仰，始克胜任愉快而不致偾事。蒋中正同志为全国军队所信仰，蒋同志之卓绝伟大的精神，已贯彻于全国军队。”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 [165] 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至此，还有一段插曲值得记下。孙科因不满蒋汪合作而被逼下台，适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孙科于是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拟组织“临时政府”，同蒋汪政权抗衡。据黄郛2月1日日记载：

至静江宅会议……各报告奔走经过，最后庸之报告与哲生谈判经过。知昨晚孙宅之发起中央委员会议，本拟在沪组织临时政府，并诋迁洛办公谓仓皇出奔，又诋卅一日电中发表之十九人完全为蒋汪两派中人等等不堪入耳之言。国难至此犹作是言！后经明谊、铁城、庸之解说后，孙始允不组织政府，改为“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取消卅一日电内之所谓“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联合办事处”。已推定常务委员七人，孙科为主席，下有薛子良、孔庸之、程颂云等诸人常委，下设五委员会，曰军事、外交、财政、民众运动、宣传。每委员会各设正副主任，下置委员若干名。 [166]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调停，孙科最终放弃了公开组织反抗国民党中央的新机构。2月中旬，“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致电国民党中常会报告其组织及人事安排，并表示“以后当随时电陈关于沪事重要决议”。其具体人事安排如下：

（一）推孙科等七委员为常务委员；（二）陈铭枢、程潜为军委会正副主任，蒋光鼐等为委员；（三）陈友仁、吴铁城为外交委员会正副主任；（四）孔祥熙、杜镛为财委会正副主任；（五）刘芦隐、李材为宣委会正副主任；（六）马超俊、何世桢为民运会正副主任；（七）叶恭绰、刘维炽为交通委员会正副主任；（八）甘乃光、陈剑如为秘书室正副主任。 [167]

“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至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即告结束。 [168] 此一国难声中之插曲，亦可算是孙科等人在这次反蒋运动中的最后一次反抗与挣扎。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日，第817页。

[2]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日，第397页。

[3] 蒋作宾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闻阿科新政府因分赃问题屡起斗争，环顾四围空气亦知不妙，欲结蒋以固位，无如不满之风声已播，恐难达弥月之期矣。”（《蒋作宾日记》，第397页）另据《事略稿本》1932年1月2日记载，蒋介石得贺耀祖电谓：“新政府元旦就职时，府委仅方振武、薛笃弼、刘守中、经亨颐、孔祥熙五人，院长仅孙科、于右任二人，副院长仅陈铭枢、覃振二人。余均不到，且迟至三小时后始行礼。全场惰气充满，大不景气。”

[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页。

[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2页。

[7] 《蒋中正电宋子文军费应如期发放切勿拖延》（1931年12月16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42。

[8] 《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第4版。

[9] 《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7版。

[10] 《各部长纷辞职》，《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11]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0—351页。

[1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1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14] 《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1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12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779。

[16]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7]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8]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3页。

[1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9日，第820页。

[20]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8-1。

[2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7日）、《第四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5次）》，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此时地位相对超然的陈铭枢则对广州三机构问题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在当天中常会讨论时说道：“本席也赞成由常务委员另外定一个条例，提下次讨论。现在本席对于常务委员将要另外定案之前，先来供［贡］献一点意见。本席以为此问题不可以根本推翻，要维持国家法律精神之下，求事实变通为原则。至于执行部问题，本席以为以中央委员所在地设一临时机关来负最高指导的责任，未始不可。这并不是说有了临时机关，就把党的权力分散。还是由中央指定其权限，只准其在权限内担任指导的工作。至关于政务委员会问题，本席以为可以根据北平政务委员会设立先例，在广州也可以设立广州政务委员会，但不可以称为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免他人的误解。至关于军事分会问题，本席以为中央既没有军事总会，不能设军事分会。但可依照北平绥靖署之例，在广州设广州绥靖署，以广州军事长官为绥靖署主任。”

[2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7；《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23] 《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第1张第2版。

[24] 《广州陈济棠致南京孙科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51。

[25]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93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27]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28] 《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第1张第4版。

[29] 《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9—10页。

[30] 《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4版。

[31] 《纪念周两报告》，《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2] 《陈铭枢回忆录》，第87页。

[33] 《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页。

[34] 《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9。

[35] 《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页。

[36] 《蒋中正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9。

[37] 《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3。

[38]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页。

[39] 《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40]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4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第559页。

[4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8。

[43] 《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第1张第3版。

[44] 《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9版。

[45] 《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第13版。

[46]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第820页。

[4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48] 《申报》1932年1月12日，第9版。

[49] 《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0]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3日，第561页。

[51] 《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39、53页。

[52] 《陈铭枢回忆录》，第89页。

[53]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2年1月15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42页。

[54] 《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55] 《蒋中正电刘峙无出山理由念旧部属饥寒中央如无法给养在中央税收借支》（1932年1月15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16。

[56] 《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9版；《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7]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58]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 an Associates，1952），p.101.

[59]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第92页。

[6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61] 黄汉樑：《节约与改革》，《民众论坛报》第1卷，1932年1月9日，转引自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2.

[62]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63] 《蔡廷锴回忆录》，第272页。

[64]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68页。

[65]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66]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8] 《黄汉樑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第13版。

[69] 《陈铭枢回忆录》，第90—91页。

[70] 上述两段引文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3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71] 《停付息金议已打销》，《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72] 《陈铭枢回忆录》，第91页。

[7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4日，第561页。

[74] 《陈铭枢长财说作罢望银界推人》，《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75] 《公债风潮有转圜》《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6、17日，第1张第3版。

[7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77] 《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78]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79] 《公债市况渐趋活跃》，《民国日报》1932年1月20日，第2张第3版。

[80] Howard L.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64.

[81] 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

[82]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97.

[83] 《困勉记》卷21，“蒋档”。

[84]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85]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5、192页。

[86] 《何成濬等发起九省联防会议》，《申报》1932年1月1日，第2张第12版。

[87]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页。

[88] 《政局虽未定九省联防是谣传》《刘峙亦电辟九省联防之谣》，《大公报》1932年1月5、7日，第1张第3版。

[89]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90] 《汉口邱甲致重庆刘湘真电》（1932年1月11日）、《重庆刘湘致汉口何成濬真二电》（1932年1月11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111、2112。

[91] 《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60。

[92] 《天津解慎安四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61。

[93] 《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26—0630。

[94] 《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15。

[95]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5。

[96] 《上海芷青天密祃电》（1931年12月2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99—0704。

[97]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勘电》（1931年12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38。

[98] 《南京马福祥致许昌马鸿逵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150。

[99] 《广州潘宜之先生二密铣电》（1932年1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7。

[100]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8日，第21—22页。

[101] 《蒋中正电宋子文旨在巩固张学良地位请其勿辞》（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7。

[102] 《蒋中正电周骏彦旧历年关近金融风潮必剧款项需三日内办妥》（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8。

[103]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104]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青电》（1932年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5] 《蒋公致何应钦并转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6] 《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7]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0日，第24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0日。

[110] 《高秘书长凌百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1] 《陈立夫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2]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2日。

[113] 《省克记》卷5，1932年1月12日；另见《困勉记》卷21，多记一句：“又曰：敬之实太不争气，可叹！”均见“蒋档”。

[114] 《蒋中正电张群到杭始知孙科返南京决行积极政策表明无不赞助》（1932年1月13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09。

[1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4页。

[116] 《蒋中正之重要表示》，《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7] 《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8] 《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119]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1页。

[120] 《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121]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13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240/79。

[122] 《叶秘书长楚伧呈蒋公一月筱电》（1932年1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3]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第401页。

[124] 《蒋介石致叶楚伧等电》（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2页。

[125] 《致孙哲生电》《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2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53页。

[127] 《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2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8日，第54页。

[12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0] 《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3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2] 《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33]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6页。

[134] 《汪兆铭蒋中正致胡汉民皓电》（1932年1月1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6—58页；《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13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9页。

[136] 《南京张慕先致长沙何键寒午电》（1932年1月1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96。

[137] 《亦云回忆》，第283页。

[138] 《黄郛日记》第8册，1932年1月1—5日；第9册，1932年1月24日。

[139]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8日，第563页。

[140]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4—645页。

[141] 《孙科过沪发表谈话》，《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第1张第3版。

[142] 《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953。

[143]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144] 《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第1张第4版。

[14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2日，第6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5页，该书仅摘录了此段文字的前两句，而无最后一句。

[146]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4日，第72页。

[14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48] 《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第1张第3版。

[149]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26日，第403—404页。

[150]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69页。

[151]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6日，第80—81页。

[152] 《蒋中正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27。

[15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1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7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4] 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张继为立法院长，张始终未就职，“主因以展堂去职，不愿为参加和议，而幸得立法院长也”。见《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17—18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5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6]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57]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0、31日，第1张第4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8]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0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15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1日；另见《省克记》卷5，“蒋档”。

[16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2年2月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9。

[161]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2年2月2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8。

[163]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批复》（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4] 《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165] 该日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66] 《黄郛日记》第9册，1932年2月1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亦摘录黄氏日记数语，见该书第476页。

[167]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2月1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杜镛，即杜月笙。他同孙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此次反蒋过程中杜的态度还是一个谜。孙科最初所以能从上海秘密出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就是因为得到杜氏的暗中帮助。（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有美国学者指出：孙科内阁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这一论点缺乏有力证据，仅是表面现象。

[168] 邓公玄：《浮沤掠影》，台北：邓张近溅印，1979，第125—127页，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199页。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其突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 [1] 透过表面的派系纠葛，不难发现其后若隐若现的地域观念，也是挑战蒋介石“党统”地位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反蒋派几乎是一批清一色的广东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并非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他们眼中，后起的蒋介石，仅仅依靠军权，企图霸占“党国领袖”地位，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正如陈志让在研究民国政治冲突时所称：“派系斗争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 [2] 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至于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3]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曾痛切指陈：“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而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尊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 [4]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普遍存在。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下的产物。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事实上，他从开始领导革命时起，便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培植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他们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以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来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一文所列，兴中会会员286人中，271人是广东人，占95%； [5] 而湘籍的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湖南人，宋教仁甚至在日记中把华兴会称作“湖南团体”； [6] 而光复会的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及后来的章太炎等都是浙江人。地域观念，在同盟会时代的内部纠纷冲突中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人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7] 甚至在职业军人方面，当孙中山把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时，基于现实的考量，不得不倚重粤籍人士。例如1923年孙中山命令驻福建各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鄂籍的黄大伟和粤籍的许崇智论实力和功勋都在伯仲之间，但孙却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导致黄大伟认为广东人排外一怒而去。有人以此事质问孙中山时，孙很明确地回答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弟街人啊！广东人没有话说。” [8] 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被视为“革命策源地”，而有别于国内其他省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孙中山去世后，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

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 [9]

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在以后数天的会议记录中留下不少这样的记录：

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处分西山会议案。（由路友于同志代表报告，陈公博同志翻译粤语。——原注）全文如下…… [10]

但在二全大会上，并没有见到会议记录中有听不懂粤语的他省代表，要求将粤语译成国语的记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浙江籍的蒋介石对此曾慨叹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11]

直到1929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处分汪精卫等人而引起激烈辩论时，胡汉民仍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重申此举之必要。 [12] 尽管此时会议地点已移出粤境而入江苏，国民党也由控制广东一省而变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重要议案时，党的领袖胡汉民依然要以粤语来加以强调，足以说明种地方意识对中央仍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国民党内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局外人或许看得更清楚。早在1922年冬，有一个外国人来广东，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汪精卫说：“喂！这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却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呢！你看国民党进了广东之后，只看见广东，不看见国民党了！” [13]

这也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孙中山在世时，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没有任何人可以抗衡，一时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内已逐渐成形的各派系间的公开冲突。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显。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在粤籍领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最初事业发展的基础却是在地方主义强盛的广东。早年蒋介石在粤军中的职务，大都是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长职务，很少担任掌握实权的带兵官，而其粤军同僚也往往以孙中山的监军使者身份视蒋。 [14] 只有自黄埔建军后，蒋才真正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很快又被国民党人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同样驻防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其他军队。从此，蒋开始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其实蒋介石的省籍观念也是很强的。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 [15] 第一军即蒋介石掌握的“党军”。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李济深接任不久，改番号为第四军。而李济深的背景同蒋氏颇类似，李原籍广西，廖案前是梁鸿楷部的参谋长，既不是带兵官，又不是粤省人。蒋氏此举是否有削弱粤军势力的意图，笔者无从考证。但李济深出长四军后，即将“第四军军部设在广西会馆之内”，而这会馆又是旧桂系“莫荣新督粤时所建”。虽说人们常常把粤、桂两省统称为“两广”，但在粤人心目中，对桂人督粤始终心存芥蒂，而李济深则被时人视为新桂系的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参加国民党，介绍人就是李济深。 [16]

廖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蒋介石，他不仅驱走了党内粤籍政治领袖胡汉民，还迫使粤籍军事领袖许崇智交出军权。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原本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为党内二号人物，成为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常委。此后，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驱走了在党内和胡汉民齐名的汪精卫。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一般论者大都从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或国共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事件的成因和影响，这自然不错。而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已注意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及其重要影响：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 [17]

当时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谭延闿就对张国焘“坦率”地谈道：“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角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谭延闿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而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明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18] 甚至连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 [19]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以往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的种种限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二中全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系，首次公开挑战粤籍领袖的“党统”地位，且大获全胜。例如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20] 但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会上暴露出来。据张国焘回忆：

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21]

这种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曾对蒋的举动表示强烈的愤慨。据张国焘回忆：“他（指谭平山）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22]

而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23]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24] 不仅如此，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同刚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的合作要求，还下令“拿办吴铁城”， [25] 并挤走孙科、伍朝枢。 [26] 随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孙科的亲信傅秉常同时被免职。这些人都是清一色广东人。迫于形势，隐居广州的汪精卫不辞而别，受鲍罗廷的打击胡汉民也悄然离穗。国民党内重要粤籍领袖此时几乎全被逐出广东。

就在吴铁城被捕的当天，鲍罗廷相当自信地向加拉罕报告了广州的形势：

今天吴铁城入狱。孙科将被建议去俄国，他去那里不知是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还是同冯玉祥谈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秘书职务。伍朝枢将建议休假一段时间……至于内务秘书古应芬，决定保留他的原职到李济深的两个师离开这里时为止……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中派的态度上。我们作了让步，吸收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但他要履行党的二大向他提出的放弃西山会议的条件。戴季陶将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校长，叶楚伧在同样条件下也将受到应有的关照（任中央书记之一）。 [27]

尽管鲍罗廷对方广东形势的解释，是从国民党左、右两派之争为出发点的，并划分出一个中派，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鲍氏提到的右派人物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而所谓中派人物都是亲蒋的江浙人。原来深受孙中山信任的所谓“上三”“下三”的粤籍重要干部，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外，汪精卫、胡汉民、古应芬被迫离开广东。从此，广州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着手准备北伐。

当时，张国焘对蒋介石的积极北伐，曾有一段有趣的评论：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 [28]

事实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第五军更是一兵未出。以往的研究对第五军的力量大都忽略不计，尽管第五军力量最弱，但同朱培德的第三军相比，实力也仅相差一个营。 [29] 第五军留在省内，或许更多的因素是地域观念造成的。据李宗仁回忆，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他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30]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着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 [31] 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孙科曾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在党内实行专制：

自去年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议决整理党务案，因为时局的要求，变更了总章的规定，在常务委员会内产生一个主席……照法理论，本来主席权限也是很小的。照这次全体会议决定的主席的任务，是作会议时之主席，保存党员名册和督促党务进行。除此以外，主席便没有什么任务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是不容易脱了封建时代的思想的……不知不觉之间要弄到主席的权力变成很大，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这在做主席的人，原本没有这种观念的，但因为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这是第二次中执全体会议所意料不到的。 [32]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孙科的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了解详情。“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 [33]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正是基于这种“不满”和“不服”，才导致孙科在反蒋过程中表现出许多极度左倾的言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在党内历史地位更高的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但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南京开府后，武汉方面自然愤怒异常，第一个提议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就是孙科。 [34] 在此后的宁汉对峙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定，虽然自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35]

自第一次下野后，蒋介石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36] 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合的历史中”。 [37]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诸政治派系。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广东人。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又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和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编的宣传材料《为什么讨伐蒋中正》，漫画蒋介石的独裁者形象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 [38]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道出此言的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奇言”，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而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1931年4月底，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遂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

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四）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不啻自示其褊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影响”，在电报原稿中已用毛笔删除，可能没有拍发，但仍可清楚地辨认。 [39] 可见，当时国民党内确实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把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视为中央排挤粤方。而蒋介石也确实有一块心病，担心“粤籍同志离开中央”。他写上了这一条又把它删去，大概是觉得把事情挑明后，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一周后，蒋介石针对粤方的挑战，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陈布雷（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云）、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 [40]

在这份22人名单中，浙江籍超过1/3，有8人，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仅有孙中山在世时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由此可见，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观念。

广州开府后，孙科在7月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公开挑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说：

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 [41]

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对蒋氏“自称为领袖”的不满和不服，感受到孙科等人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当“非常会议”正在酝酿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以《广东问题之两方面》为题，于5月20日发表社评，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欲求粤事之解决，应自两方研究：第一，军事的；第二，政治的。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谓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林森、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再进一步言，四监委此次举动，显为一种组织的行为。试观问题甫起，而王院长宠惠、孙部长科，即赴上海，至今不归。王、孙纵不参加风潮，但亦处调停地位，与中央其他委员之立场，又有微异。航空司令张惠长……此次乃亦翩然归粤。粤主席陈铭枢……乃亦未能积极阻止，而东渡漫游。广东党部，与汪派久不两立，乃最近因粤桂合作，而汪、邹入省。是以概观粤局，有两点最不容忽视者：第一，国民党著名之广东党员，除宋子文、吴铁城诸君刻在中央供职者之若干人外，其余或卷入旋涡，或旁观消极。第二，广东向来互不相容之各派国民党旧人，近居然有冶为一炉之势。其中固有早经中央除籍不承认为党员，如汪精卫、邹鲁等，中央早认其为国民党以外之反动派，不过从世俗的或历史的批评，则固与党有深厚关系也。由此两点发生之感想，则今日之事，似已不能仅认为陈济棠第八路军之问题，而不能不认为若干有历史的广东国民党员之共同行动……

广东与国民党之关系最悠久，最重大也！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不能不希望现在党国负责诸公，务须由党的方面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勿竟因此失去许多著名粤籍党员，以自弱其历史的基础。

《大公报》社评中所提到的粤籍人士中仅有宋子文和吴铁城二人没有参加粤方集团。宋子文祖籍广东（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只会讲上海话，而不会说粤语。他又是蒋介石的妻舅，自有他不参加之理。同时宋子文也常被广东人视为异己。甚至当宋1949年出任广东省长时，面对即将失去全国政权之时局，粤籍军事领袖张发奎仍抱怨道：“惟今后粤政必须由粤人自己来搞，断非老宋可以为功。实际上二十年来的革命功业，就是靠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广东人不但不能打理自己的家事，反而要仰承老宋的鼻息，殊为粤人之耻。” [42] 同样，吴铁城虽然祖籍广东香山（后改为中山县），但生长在江西九江。1912年底，25岁的吴铁城才重返广东，准备参加广东省议员选举。吴曾回忆说：我一到广州就去拜访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他说逐鹿者多，来何太迟，结果我落选了。我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未能当选，势所必然”。 [43] 或许这正是吴铁城始终亲蒋，而很少被视为粤方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蒋介石也在扣胡不久，“推吴铁城为警察总监，以安粤籍同志之心也”。 [44] 即便是后来出任宁方和谈代表的粤人陈铭枢，其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广东。在陈氏的亲信许锡清看来，“真如周围的人同情广东局面的居多”，许“本人也认为陈真如不应该继续维护蒋介石的政治局面。” [45] 而当时北方政治势力中就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 [46]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47] 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 [48]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二次下野，粤方并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再次满足了粤人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49]

表11-1 孙科内阁部成员籍贯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14（13）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8）名。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也在蒋的暗示下辞职不就。 [50] 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 [51]

龚德柏的这种愤愤不平，纯属多余。蒋介石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旦等到他准备就绪，时机成熟后，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反复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此后，蒋介石又走上前台，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从此，蒋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党统”代表，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蒋介石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1931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粤方的力量毕竟无法同已经多年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相比，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仍在江浙而不在广东。这种局面终究是无法维持长久的。

桂系领袖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 [52] 李氏所提出的方言因素，其实只是广东籍国民党人团结的外在条件之一。隐藏在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正是粤籍国民党人内在的革命正统意识。

当然，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出于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致，各派系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因此，当党内“新进”蒋介石欲以军事力量控制整个国民党时，自然引起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和“不服”。这是最终酿成宁汉分裂和宁粤对峙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两度逼迫蒋介石下野。尤其是后一次的宁粤对峙，广东人浓厚的地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粤方最初的大团结。而当孙科内阁垮台，蒋介石重返中枢后，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人参加的中央政权，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只有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是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期间长期信任一批粤籍领袖的历史形成的，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他们拥有的这种坚固不破的“党统”意识，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放，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当然，为了笼络粤籍人士的感情，蒋介石在此后的统治期间仍任用一些二流粤籍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常会秘书的王子壮在宁粤对峙后的日记中记道：“现中央以浙江人为中心，对于海外同志，不得已则以二等之广东人物如萧吉珊、谢作民等以羁縻之。但此辈均无远大眼光，且一己又乏才智，以故不能用人才，彼等但知拉票，海外有服从一己者豢养之而已，不知人才耗损尽矣。” [53] 王的观察颇能道出蒋介石对粤籍人士的心态。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弱化。

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地域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统治地位，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拥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汪、胡因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出现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54] 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55] 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56] 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57]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职位，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任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58] ，希望凭借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核心圈外。国民党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闿、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10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59]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做法，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呼。国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即1933年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

伴随着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国民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在蒋介石主导下，党内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蒋以退为进，巩固并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造成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逐步提高，他的权力也已经相当巩固。对此，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胡适曾评论道：“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60] 但蒋介石仍深知，尽管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向他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以往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为此，他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 [61] 都被蒋介石婉言拒绝，他始终不肯以领袖自居。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在新选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中增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项新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他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蒋介石此后还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 [62]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又得到提高。西安事变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也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此时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仍由林森担任。依照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该组织法还将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的规定予以删除。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这时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此前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主席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 [63] 到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3次会议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再次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推延。 [64] 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推迟。所以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直连任至1943年8月病逝时止。

1943年5月，林森因病已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修正了延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法第13条后增加一项：“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 [65] 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此时恢复这一条款并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国民政府主席任期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2）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3）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4）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5）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6）国家行为由主席署名行之，由关系院院长副署。 [66]

这次修正，使国民政府主席不再只是林森担任时的礼仪性职务，而能直接掌握一切大权，基本恢复到1931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

从此，蒋介石不但以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更将国家元首的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拿到了手。

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时已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仅仅过了一年半，蒋介石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被迫退守台湾。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17页。

[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第163页。

[3] 相关研究可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第674—675页。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始终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森就曾立足于“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过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见Joseph R.Levenson，“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更显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不可避免地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中译本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1页。

[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第23—64页。

[6]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9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546页。

[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23页。

[8]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第13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六日第十一号）》（1926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45页。

[1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83页。

[11] 《困勉记》卷16，“蒋档”。

[12]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13] 《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的宣言》，《汪精卫集》第3卷，第3页。

[14]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6页。

[15]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在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五个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号称五虎将。“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上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69页。

[16] 《李宗仁回忆录》，第197、204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第504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09—510页。

[1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75页。

[20]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2页；有关“蒋李交恶”最详细的论述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4页。

[23]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党人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3页。

[24]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25]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1期，第5页。

[26] 《邵元冲日记》，第238页；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第154—162页。

[2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2—273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9页。

[29] 第二军共8团2营，五军共8团1营，六军共9团2营，这三个军实力相差并不多。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16页。

[30]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罗志田对此曾指出：“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31] 陈公博：《苦笑录》，第110页。

[32] 孙科：《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第1张第1页。

[33] 陈公博：《苦笑录》，第106页。

[34] 陈公博：《苦笑录》，第112页。

[35] 《程天固回忆录》，第207—208页。

[36]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7]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7页。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事略稿本》文字内容与日记原稿大体一致，但删掉了“粤人”二字。

[39]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电俭电》（1931年4月2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

[40]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5月24日，第221页。

[41]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61页。

[42]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第23页。

[43] 《吴铁城回忆录》，第5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1日。

[45]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46] 《南京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歌电》（1931年7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50。

[47] 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

[4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52页。

[49]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50] 《蒋介石复宋子文转朱家骅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51]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第326—328页。

[52]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53] 《王子壮日记》第1册，1933年5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366页。

[54]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

[55]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6]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

[5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

[59]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6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第159页。

[61]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党史馆藏，毛笔原件：5.1/13.15-3、13.61-9。

[62]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9日；他在同年4月5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63]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

[64] 《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2月，第1035页。

[6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1943年5月29日，第2页。

[6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1943年9月15日，第1页。

第十二章 蒋介石与政学系

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 [1]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不仅代表中共的认识，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孔祥熙、宋子文与蒋是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而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 [2] 因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谜团。本章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试图梳理政学系源流和主要人物谱系，同时探讨它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CC系、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

一 为什么叫政学系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畅卿）个人经历而得名。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其成员大多是国会议员，杨永泰也是其中一员。1918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李根源、杨永泰等人由此与国民党交恶。此后，杨永泰一直游走于南北政府之间。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杨永泰，就是在孙中山离开广州的1918年7月，蒋对杨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今日见岑春煊通电，知其已于二日到粤，将就总裁职，呜呼，此老不死，国亡无日矣，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 [3] 然而，这样一个为蒋所不齿的杨永泰又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蒋的心腹？这离不开一个人，即蒋介石的盟兄——黄郛。

1924年底，黄郛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不久，段祺瑞、孙中山分别入京共商国是。可惜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 [4] 杨永泰开始与黄郛共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这年7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访（钱）新之、膺白，会杨君永泰。” [5] 此时的杨永泰在蒋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恶更甚”的“帮凶”，而称其为“君”了。但杨主要还是协助黄郛工作。1928年黄郛因济南事件辞职引退后，杨永泰正式为蒋介石服务。

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杨永泰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6] 因此，杨根本无法进入南京的“党国”中枢，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各地反蒋实力派。例如，1929年蒋桂战争中，杨替蒋收买桂系俞作柏；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杨“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 [7]

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原本坚决反对杨永泰的党国大佬胡汉民一时脱离南京中央，为杨永泰提供了新的机会。他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针对“剿共”问题，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据CC系领袖陈立夫回忆：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久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 [8]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杨永泰的经历与资历来看，在国民党内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势力的排斥。他们原本自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据黄埔干将康泽回忆：杨永泰“这套办法，旨在增强各级行政力量，用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是他的意图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在削弱CC系的作用和力量。陈立夫对此曾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轮船上，向我讲了许多批评政学系，攻击杨永泰的话。” [9] 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 [10]

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而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借口杨永泰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总理孙中山，且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除杨永泰外，最无可争议的政学系领袖人物就是与杨关系密切的张群（岳军）和熊式辉（天翼）两人。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政学系”的名号。1946年8月，张群在美国同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 [11] 对张群的这种解释，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先生，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 [12] “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 [13]

对上述评论，熊式辉的自白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学系”之一名词，乃由“政学会”强牵出来的。“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共产党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 [14]

熊式辉提到的这些人大都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这大体是无误的。但将“政学系”这一称呼归罪于共产党，明显与事实不符。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1931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 [15] 当杨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CC系等称为“政学系”了。1936年11月，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一度想调熊式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随蒋介石在前线“剿共”的黄埔将领陈诚，在一封家书中就直接将杨永泰、熊式辉称为“政学系”，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委座拟以天翼调鄂，一因畅卿所用者均政学系，如他人主鄂，人事易起纠纷；二以日本外交比较，以亲日派系容易应付。委座之用心可谓苦矣。惟以非有组织不能有地位，及非亲日不能为主席，实可考虑。又畅卿抚恤金，委座已批拾万元，以国家经费及过去有功者之比较，似不无失当之处。” [16]

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闿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寄希望于依靠CC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1932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17] 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CC系。此后，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 [18]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12月4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 [19] 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他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 [20] 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纠葛。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馀，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璈（原顾孟馀）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CC系、黄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12月5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21]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 [22]

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讨论政学系都有哪些人，最绕不过的核心人物就是黄郛。可以说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下野赋闲。自1929年元旦开始，他取其夫妇（黄膺白、沈亦云）名字的最后一字，以“白云山馆主人”的名义留下一部日记，一直记到他去世。这部日记第一周中记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学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1月2日，颜骏人自津来会，午后杨畅卿及炎之夫妇来谈。

1月3日，早餐后出访孙慕韩、于右任、张镕西诸君；又孟和、郑女士毓秀、孔廉白诸君来会；晚熊司令天翼邀饮，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属。盖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济案中之共患难者，而我与熊、朱三人骑马出南门之情况，至今回首，思之犹历历在目也。

1月4日，午后熊天翼君来谈上海特别市事，意甚恳挚，乃出前数日因此事致岳军弟函稿与阅，彼始了然于我之地位……晚间焕章来电（党家庄别后已八阅月而未通只字），请出主持导淮事，忽嘱担任沪事，忽又邀我赴宁，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1月5日，午后杨畅卿来谈，乃共商定复焕章电。

1月6日，晨起练拳剑后得介石来一歌电……傍晚遂复一电。

1月7日，早餐后文钦来谈三点：一，出处要慎；二，私交要顾；三，国事不能放手。颇可参考……访熊天翼于其私邸（紧邻），彼又哓哓劝出任上海市不已。

1月8日，晚间六时半宴客如下：颜骏人、孙慕韩、周季〔寄〕梅、张镕西、杨畅卿、张公权、林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纯孺。餐后杂谈新约及财政等各端，至十一时散。 [23]

从黄郛一周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其交往密切的几种政治势力。

一是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这三人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智”）。再有一位就是与黄郛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焕章）。

三是北洋旧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两部分。政界有颜惠庆（骏人）、孙宝琦（慕韩）、张耀曾（镕西）；金融界的有张嘉璈（公权）。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诒春（寄梅）等。

先谈第一组人同蒋介石的关系。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1926年，蒋介石率部北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张群前来效力，任命张群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又请他的盟兄黄郛协助北伐军底定东南。黄郛一到南昌，即通过中国银行“透支100万元供国民革命军军饷”。 [24] 另外，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可以说黄郛也是功不可没。但黄郛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黄郛也辞去市长一职。张群则陪同蒋介石赴日本，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的翻译就是张群。 [25] 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在处理济南惨案的过程中，黄郛代蒋受过，引起国人不满而辞职下野，蒋则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熊式辉为上海特别市警备司令。1936年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在公认为政学系的诸多人物中，能够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唯一与蒋善始善终的就是张群。

第二组人物，在国民党内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籍国民党人的历史渊源不够深厚。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准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此后接张群任上海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禧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渊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黄埔、CC系或党内反蒋派视为准政学系成员。

第三组人物，主要是北洋旧人，基本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中颜惠庆、孙宝琦、张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颜、孙两人出任过外交总长，张耀曾当过司法总长和北大教授。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特别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据颜回忆，委员会由宋子文负责，“我与宋氏尚属初次见面”。 [26] 第二年，颜、顾两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交界的这批北洋旧人，却很少被视为政学系成员。

这一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张嘉璈。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张嘉璈。以往学界对蒋介石与江浙资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细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同民族资本的联系，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资本。特别是在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金融尚未控制之时，更加看重和依赖金融资本。

中国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著名的银行莫过于“北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坚是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核心人物就是两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张嘉璈、钱永铭分任两行总经理。因此，时人称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正统的金融资本”，南五行为“政学系官僚资本的核心”。 [27] 他们在北洋时代即与黄郛有着密切的往来。蒋介石能同他们建立联系，黄郛功不可没。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即依靠黄郛引荐，结识了这批金融资本家。3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道：“（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诸同志来见，谈党务。（虞）洽卿、（陈）光甫、（钱）新之、（陈）蔼士兄来谈财政委员会之组织。” [28] 正是有了这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才有本钱同武汉方面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 [29]

第四组教育界人士。他们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黄郛在此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钱昌照。他们两人和黄郛是连襟，关系自然密切。陶和钱两人前后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钱昌照经妻兄沈怡推荐，开始给黄郛当机要秘书。“当时黄郛打算让陶孟和当外交部次长，陶孟和是一个学者，不愿搞政府实际工作，推荐蒋廷黻。”蒋也不愿担任，黄郛后来找杨永泰等人才组成班底。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外交部长，经张群介绍，钱昌照任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的文件”，“蒋每天下午见客，我（钱昌照——引者注）都陪同”。1930年春，钱曾代表蒋介石到北平处理清华大学因反对CC系吴南轩任校长而引发的学潮。后经陶孟和推荐，钱昌照报告蒋介石提名翁文灏代理清华校长，从此结识翁文灏。1930年，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先后任命陈布雷和钱昌照两人为教育部次长。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钱昌照为蒋介石“联系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外，陶孟和还特别推荐吴鼎昌，称其“能说善道，甚有用”。钱即请吴“同蒋见面，讲经济问题。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显示了他的才干。”“从那时起，蒋很看重吴。吴在北方办银行，有蒋作后台，对他很有利。吴背后还有《大公报》，蒋当然很感兴趣。吴还介绍何廉同蒋在庐山见面。” [30] 与此同时，钱昌照还介绍翁文灏给蒋介石授课，蒋介石在日记中讲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31]

钱昌照还向蒋介石推荐了王世杰。王世杰同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钱任教育部次长时，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每次来南京都找钱昌照帮忙解决学校困难。据钱昌照回忆，“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个阁员名单，讨论时只有蒋、汪和我三人。名单大体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长褚民谊，蒋不赞成，因为褚当时名声不好，不宜当教育部长。蒋考虑改换一个人。我说如果换一个同汪合不来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杰同汪还不坏，因此就建议由王世杰做教育部长。” [32]

在第四组名单中，还有周诒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周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任清华学堂校长，为清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20世纪20年代初，周先后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当选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与吴鼎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长期追随吴鼎昌。吴鼎昌经陶孟和介绍参加国府，任实业部长，周任常务副部长；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直到抗战胜利。周诒春和陶孟和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职务，即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周还一度担任基金会总干事。该基金会主要负责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响重大。1932年以后，教育界众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过周、陶两人介绍给钱昌照，再引荐给蒋介石这样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1932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 [33] 1935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授何廉。

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三编委之一（其他两人是丁文江和胡适），《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撰写了大量时政文章，同时还为《大公报》撰稿。据蒋廷黻回忆：“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则。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1933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蒋廷黻一同上牯岭的还有何廉，参加会谈时除了蒋介石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蒋介石即任命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 [34] 次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即由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 [35]

何廉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又曾是南开大学的同事。1929年蒋廷黻去清华任教。第二年何廉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设有独立的董事会，董事长是颜惠庆，董事中有许多国内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嘉璈等人。据何廉回忆：“对于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在这些银行的经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 [36] 而吴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两家银行的总经理。

上述四类人中，前两类已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两类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众多人物，都是蒋介石政权所急需的专业人才。1932年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 [37] 与黄郛交往密切的这批人，正是蒋政权建设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这批精英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知识界一度围绕“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者，大都有英美留学背景，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大学教授们 [38] ，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刚好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蒋廷黻、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代表，胡适、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一群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会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还选择支持独裁与专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面前，寻求了不同的“救国”之道。正如胡适在1935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因此他主张“必须先用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39] 蒋廷黻等人倡导的“专制建国”主张，同蒋介石此时推行的“攘外安内”政策，刚好不谋而合，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这一派纷纷参加政府工作。知识界的两派精英虽然观点不同，但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分歧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等主张民主的一派，也纷纷加入政府工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贡献一己之力。

事实上，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无论在朝在野，彼此间的联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此仅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该学会以倡导国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为宗旨，其十余年来仅有的数十名会员中几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适、丁文江、周诒春、徐新六、吴鼎昌、何廉、陈光甫、蒋梦麟、陶孟和、王云五、张嘉璈、周作民、颜惠庆、黄郛、钱永铭、董显光、钱端升、周鲠生等人都是该会会员或执行委员。 [40]

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学系的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此外，黄郛、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时期，被党内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视为亲日派，加以打击。

此时，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省也相继推行。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1934年2、3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为杨永泰——引者注）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 [41] 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由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深得蒋的赞许和信任。

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熊式辉的亲信王又庸，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政学系的中层骨干。王曾先后追随熊式辉出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东北行营民政部长。王又庸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学系时曾写道：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泰、熊式辉、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计，说这批人数有40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 [42]

因此，笔者认为，“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从1933年杨永泰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开始被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熊式辉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职最大者也不过是省民政厅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其他成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且与此后的政学系成员交集不多。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此后，其成员大都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全会以决定政治、党部各负责人选，异常令人注意。”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闻顾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参加此次全会并对CC系抱有同情之心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一度将新政府视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混合的亲日政府”，并认为新政府的“杨（永泰）等适能代为计划亲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见重于蒋”。 [43] 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国民党内相当普遍。或许是为了平衡与CC系的关系，蒋介石并没有让杨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会后，蒋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黄郛因病去世。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上层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和专业知识，与国民党缺乏渊源但受到蒋介石重用。因此，党内各派势力对其一概以“政学系”视之，并加以反对。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彼此间更为相互依靠，关系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权内部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负责联系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从此，张群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

那么，此时的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院会中，因为每个与会的人均有机会发言，而时间有限，发言人绝不可浪费时间，言词要清楚，简单扼要，而且要争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 [44]

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而何、孔两人在国民党内没有一个以他们为首的相对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对不易同政学系形成对抗。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此，政学系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此外，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在此仅摘录几段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的日记：1936年2月22日，“与吴达诠（即吴鼎昌）、蒋廷黻谈六年计画工作方法”；1936年5月23日，“访吴达诠、周寄梅……谈预算事，报告于蒋”；1937年1月12日，“与何淬廉（何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钱昌照）、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 [45] 可见在讨论重大问题之前，政学系成员之间大都先进行了详细的内部沟通，再呈报蒋介石，寻求支持。

1936年8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接任政务处长的是蒋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会议上”，蒋介石交给何廉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他研究：“一，现有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二，当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经过深入调查，何廉发现尽管行政院下设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但同时还有张静江负责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是翁文灏）。上述三“部”、三“会”分别负责国家建设，彼此之间毫无协调，“例如，公路建设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交通部虽说理论上负责，实则什么也管不着。公用事业理应属于实业部处理，但始终集中在全国建设委员会手上。”为此，何廉建议将三会取消，将其职能并入新的机构。据何廉回忆：“我把此事和内阁中我最合得来的三位部长吴鼎昌、张嘉璈和张群说了说。张群显得合作而开明，他和委员长过从甚密，是四位所谓把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看来张是明确地支持我的设想的。三人都对我的建议表示很大的关心。”“我和内阁的许多成员进行过讨论，只有财政部是例外。他们始终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何廉的计划暂时停滞。 [46] 不过，从此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政学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养。1937年1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南京准备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赴奉化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表示“甚欲主持经济”。 [47] 这自然引起政学系诸人的紧张。因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全会的通过才可付诸实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学系诸人除张群外均非党员，无权出席会议。何廉对此曾回忆道：“那时委员长还在奉化。翁文灏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如张嘉璈、吴鼎昌等这些政府里的‘装饰品’们，并不清楚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48]

于是，政学系诸公加紧活动。1月12日晚，翁文灏“与何淬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两天后，翁文灏亲赴奉化见蒋，建议“扩大经济建设，并有一定组织”。 [49] 18日，经过翁、何等人的游说，熊式辉也赴溪口同蒋介石“谈经济建设及汪精卫先生意见”。蒋介石听后即命熊式辉“立即起草”相关文件，熊式辉回答道：“俟回京后与关系诸人商办。”第二天蒋再指示熊“经济建设方案原则，又谈及社会及经济人才问题”。熊式辉一到上海，“即约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杜重远（记者）、张嘉璈、王又庸（时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张君劢（国社党主席）等八人”，“谈经济建设问题”。 [50] 24日，翁文灏再与何廉“宴请熊天翼、吴达诠、张公权、卢作孚等，讨论经济事业之组织。吴拟于军委会内设经济署，连系其他各部会”。 [51] 27日，蒋介石亲笔致函翁文灏，“嘱速拟办法，三中全会后颁发”。 [52] 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精卫热心经济，其实非其所长，人事甚难安置。” [53] 2月12日，熊式辉“赴京出席三中全会，拟携经济建设方案就便与关系方面再加审定后呈送蒋公。” [54] 22日，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案》。这年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最终按照何廉当初的设计，将建设委员会全部、经济委员会的一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第三、四两部，工矿、农产两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及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等并入经济部。任命翁文灏为部长、何廉为常务次长。 [55] 原实业部长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经济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后，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据翁文灏日记载：其“董事会会议，到者张岳军、张公权、川康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认张公权、何淬廉为所长，岳军、公权及余为基金保管委员。”此后，“西南经建研究所开会，张岳军言，分别计划川康经济事已奉蒋批准。” [56]

尽管政学系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彼此之间互为奥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后相互提携，使他们能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相抗衡，并控制政权。再有一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20日熊式辉回国当天，即“分别访吴鼎昌、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等接谈受命东北事”。21日“何廉交来东北人士调查名单及行政长官公署编制”。22日“与张群、沈鸿烈、何廉谈组织行营、东北省份重划、经济主管人选等问题。由张群代发电致犹在美国之张嘉璈速驾。”24日“约会吴鼎昌、张群、沈鸿烈等商谈主席交下各方荐举东北各省人选名册”。26日“王世杰来谈东北各项有关接收问题”。 [57] 由此可见，自熊式辉接任东北行营主任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针。

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蒋介石打下天下后，政权建设中人才严重匮乏，以CC系为首的众多党务人员感慨：“既然很难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以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时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 [58] 这种认识，在国民党内很有市场。国民党对外标榜“以党治国”，党内各派系自然不愿权力旁落。

1935年，王子壮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杨永泰等人的观察和对政学系同蒋介石关系的思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所谓政学系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兹就所闻概记于下，杨本为政学系健将，活动于北方政界既有年，对于政治方面确有若干之应付方法而为党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祸、共祸相迫而至，蒋处于应付维艰之境。杨得贡其所见以博蒋之欢，尤于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财政，颇有计画，蒋乃倚为左右手。杨于是得随其发展之计谋，如江西之熊式辉、湖北之张群、应付日本之黄郛俱予沆瀣一气。因其历史上与国民党之不相容，乃定“拥蒋毁党”之政策，故对于剿匪各省之党务，莫不尽其拆台之能事（今日之党团虽属无用，且多纠纷，但现在本党为“以党治国”，当谋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残之也）。

然为蒋所信任，在中央负党务责任之陈果夫、陈立夫对此亦曾为各种之设计，迄今为止并无若何成功。兹举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绍若干重要省市党部负责之委员为蒋之秘书，以备蒋之咨询。但为时不久为杨永泰建议改为设计委员，均不得志，纷纷告归。后又使陈布雷追随蒋之左右，原拟以之充秘书长，以陈与蒋有旧，向为蒋服文字之劳者也。但以陈之为人，器识不大。蒋之与杨信赖尤深，计不得逞。陈仍不过为蒋之机要秘书而已。以故政学系将“力事扩充以谋篡窃本党”之论时得而闻。

于此有一问题，即蒋与杨之信任关系为何种性质？一说以杨为政客，计画甚周，现为培植羽毛时期，一方面在此时期竭力交结重要军人（如顾祝同等业已声气相通）及黄埔学生，迨至羽毛丰满，即行揭开真面，以毁党而成为彼之天下；其次，则以为蒋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长而绝不能为人所买，以其独断之性，固一英雄主义之人物也。彼最初对于共党密切合作，然至必要时，断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证。蒋之对杨以目前环境需要，彼来协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见其有不逞之图，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种见解，老先生如丁（惟汾）、叶（楚伧），盖仍作如是之观察也。余以二者所见均有可能。

不过，政学系与共党相较，有不同者。以共党声势虽大，彼等始终破坏本党及蒋个人，盖属显然。而政学系则附蒋以发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拥蒋以活动政治，根本端在排挤本党。然以蒋与党有如此深远之关系，且彼个人有相当之宗法社会思想，谓其将随杨的主张去党，亦似无可能。不过杨如得计，可任意排除党中人物，以随其操纵把持之计，似属可能也。 [59]

王子壮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党权”立场上，且完全针对杨永泰个人。事实上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政学系并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权”实力反而越来越大。可见杨永泰只是政学系成员之一，且因其早年参加北洋“政学会”而为党内反对派找到一个借口，从而成就了“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之所以遭到党内各派系的反对，其核心还是因为这些派系都认为他们对“党国”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这在掌握“党权”和“军权”的CC系和黄埔系看来，无疑是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此等议论，陈立夫深以为然：“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等，这样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工作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工作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另一种制度将会产生：党将与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导政府。”甚至早在1931年宁粤对峙之初，陈立夫即以为：“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60]

然而，约法尚未起草完毕，黄郛等人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1931年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61] 黄郛对《约法》的评论，颇耐人寻味。这也间接印证了王子壮指责政学系“拥蒋毁党”一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自黄郛、杨永泰去世后，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则不再具备所谓“拥蒋毁党”的能力和资历了。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尽管蒋介石暂时排除了汪精卫、胡汉民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学系为主的内阁，但党内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学系，马上转向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再次发起“迎胡回国运动”。虽然他们同胡汉民的主张并非一致，但胡汉民强调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正是他们对付政学系最有力的武器。据王子壮观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指CC）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响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二位陈先生之不满现状者，以胡之来，亦可坚强一己之自信，故最近之将来，胡先生既必然来京，对于彼之主张意见，及能否有冲破现局之能力，实有予以最大注意之必要。” [62] 可惜的是，胡汉民回国不久即因病去世。这反而加强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对者企图借胡抗杨的声音。

不过，长期以来，政学系成员不仅从能力上看不起这批年轻党务工作者，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也不以为然。一次，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他的这番言论，深得蒋的“嘉许”，并“令速以书面条陈”。 [63]

抗战爆发后，黄埔势力迅速崛起，他们不断希望染指政权建设，加大对政学系的挑战。1938年初，蒋介石为集中财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拟成立资源委员会，重点发展重工业。在讨论该会组织条例时，黄埔系也想在新机构中分掌权力。在人事任免上，“何应钦对资委会表示不满，讲应聘军人为委员”。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何的意见，而是任命翁文灏为委员长，将资源委员会完全交由翁办理。翁随后“派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怡为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 [64] 沈怡是黄郛的妻弟。资源委员会不仅抵制来自军方何应钦的要求，对CC系控制的党务系统也同样是不买账。据钱昌照回忆：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在和陈矛盾着。在1944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部，我都拒绝……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应为六全大会——引者注）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我本人未参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CC影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唯唯。 [65]

蒋介石之所以对政学系如此信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学系没有像CC系、黄埔系那样建立一套明确的组织架构。虽然政学系成员间彼此相互照顾，但基本没有建立基层组织，且绝对忠于蒋介石个人。

在政学系的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的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 [66] 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政学系的诸多成员均非国民党党员，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很难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智囊团”。某次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后，觉得党国的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尤以现在党的作风为然。”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熊式辉的建议多不以为然。会后不久，熊式辉赴抵贵阳会晤省主席吴鼎昌，吴即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并明确告诉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熊式辉反省后意识到吴鼎昌所言“诚有至理”。 [67]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如CC、HH、TV、CH）。” [68] 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当时，“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蒋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69] 张群对蒋介石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与蒋介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

委员长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给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70]

政学系的这批人，刚好契合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较于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除个别出任封疆大吏），特别在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其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由于没有基层组织，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自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以来，成员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政学系很少有“小”官僚，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

第二，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如在江西“剿共”时期，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来自教育界；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外，熊式辉也担任过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张群更是出任过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多项重要的幕僚职务。

第三，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政学系的这批成员无论是教育、金融界人士还是北洋旧官僚，本质上大都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不以为然，而是相对乐见国民党能开放政权，从而导致他们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关于政学系，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有“众说”。我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都来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所以政学系的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后，方能得出。很多人未得政学系好处，反不小心触了其他派系的霉头，抢了其他人的风头，就被戴上这顶帽子。如果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

而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政学系虽曰有黄郛为灵魂人物，但黄郛更似“共主”。如果说政学系，尤其是后期的政学系有所谓的领袖，只有蒋介石可堪此名，张群不过是为其穿针引线的“使女”。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

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1] 《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5页。

[2] 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第657页。以下简称《熊式辉回忆录》。

[3] 蒋介石日记，1918年7月4日。

[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32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5日。

[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7]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1页。

[9]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第226页。

[1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11] 《康泽自述》，第137页。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2页。

[13]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第63页。

[14] 《熊式辉回忆录》，第656—657页。

[15]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6]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第407—408页。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

[18] 有关此问题可参考拙文《蒋介石的1932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第479、481页。

[20]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3月5日。

[21]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22]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482、484页。

[23] 《黄郛日记》第1册，1929年1月2—8日。

[2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

[25]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37页。

[26] 《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第165页。

[27] 转引自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第242页。

[28]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6日。

[29] 据蒋介石日记载：“与新之、子文、霓、樵峰谈财政”；“与银行界谈财政至六时，困难殊甚，而子文等以为有如此情状，尚称客气也”。（1927年12月25、26日）。

[30]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22、25、29、146—147页。

[31]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19日。

[32] 《钱昌照回忆录》，第143页。

[33] 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5日。

[34]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51、153页。

[35]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85页。

[36] 《何廉回忆录》，第48页。

[37]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0日。

[38]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第25页。

[39]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第15页。胡适此文的论战对象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人不久都参加了政府的工作。

[40]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9—210页。

[41]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7页。

[42]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88、89页。

[43]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2、12日，第524、535—537页。

[44] 《蒋廷黻回忆录》，第191、198页。

[45]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第20、47、108页。

[46] 《何廉回忆录》，第99、104、105、111页。

[47]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48] 《何廉回忆录》，第123页。

[49]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12、14日，第108页。

[50]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1]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24日，第111页。

[52]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129页。

[53] 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31日；《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54]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5] 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第230页。

[56] 《翁文灏日记》，1939年3月6日、9月8日，第315、368页。

[57] 《熊式辉回忆录》，第488—489页。

[5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1页。

[59]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4月12日，第291—293页。

[6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2、168页。

[61]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5日。

[62]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63] 《熊式辉回忆录》，第221—222页。

[64] 《翁文灏日记》，1938年2月15日、3月2日，第161、218页。

[65] 《钱昌照回忆录》，第125—126页。

[66] 《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8日，第45页。

[67] 《熊式辉回忆录》，第241、246页。

[68] 《翁文灏日记》，1942年4月10日，第761页。

[69]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371页。

[70] 《何廉回忆录》，第117页。

征引文献

一 档案

（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陈友仁个人档案

冯玉祥个人档案

孙科个人档案

《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137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

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印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

（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档案

《黄郛日记》，原稿影印件

《谭延闿日记》，原件电子扫描件

（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档案

《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毛笔原件

《第三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1—140次），铅笔原件

《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毛笔原件

《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见“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油印件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毛笔原件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毛笔原件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3日），钢笔原件

吴稚晖档案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油印件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铅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速记录》（第1—15次），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速记录》，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会议速记录》（第271—310次），毛笔原件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速记录》（第21、23、25、26次），毛笔原件

（五）台北“国史馆”藏档案

（1）蒋中正档案

《筹笔》第55—63册，毛笔原件

《革命文献·统一时期》“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卷，手稿影印件

《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两广政潮”卷，手稿影印件

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卷16—21，《省克记》卷4、5，毛笔原件

《事略稿本》1930—1932年卷，毛笔原件

《特交档案·粤桂政潮》政治类第35卷，钢笔抄件

《特交文电·日本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2卷，电报抄件；“参、淞沪事变”第1卷，电报抄件

（2）阎锡山档案

《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微缩胶卷

《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蒋方民国十九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宁粤合作案》，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

《石友三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阎锡山日记》

《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微缩胶卷

（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案

《蒋介石日记》，毛笔原件之影印件

二 文献资料汇编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公司，无出版时间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印，1931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1928—1931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13册，台北：“国史馆”，2003—2004

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16、22、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197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粤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印，193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1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4

三 回忆录、口述历史

卞稚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蔡呈祥：《“雷马事迹”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陈公博：《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中华书局，1962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78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5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迹”》，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罗冀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汪瑞炯、李鄂、赵令扬编注，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

《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

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公司，1995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

邹鲁：《回顾录》，台北：三民书局，1976

四 报纸、期刊

《大公报》1930年7月—1932年1月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927年1月

《国闻周报》1928年9月—1932年2月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4月

《华字日报》（香港）1931年2—5月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1932年1月

《申报》1927年11月—1932年1月

《时事新报》1931年11—12月

《新闻报》1930年7月

《中央日报》1928年9月、1930年7月—1932年1月

《春秋》（香港）第183期1965年2月

《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东方杂志》1928年12月—1935年1月

《历史档案》1982—1984年

《民国档案》1996—1999年

《民友》1931年4—7月

《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6月—1936年6月

《生活周刊》第6卷，1931年

《新月》1929年4—6月

《中央半月刊》1927年9月

《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9月—1932年3月

《中央导报》1931年7月—1931年11月

《中央周报》1929年9月

《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1976年6月

五 文集、日记

《陈诚先生书信·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程沧波：《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

“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编印，1934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5辑，民智书局，1932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手稿影印本

《蒋介石日记类抄》，《民国档案》1998—1999年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

《蒋中正总统五记》，台北：“国史馆”，2011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孙中山全集》第1、3、9、11卷，中华书局，1981—1986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30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香港：国粹学社，无出版日期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

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1935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

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六 论著

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先生》，《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1986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教育部主编、胡春惠等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

金以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7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0年代陆续出版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4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

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

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影印，196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

孙哲生学术出版基金编《孙哲生先生年谱》，台北：正中书局，1990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7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台北：编者印行，1997

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

杨天石：《论蒋胡约法之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张朋园、沈怀玉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

张玉法：《地方史料与民国史研究——山东文史资料的个案分析》，《中国现代史专题报告》第1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9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七 日文资料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85

八 西文资料

陈友仁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部分内容为英文手稿或打印稿

孙科个人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部分内容为英文手稿或打印稿

Andrew J.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1.1：46-74，Jan.1975

Arthur N.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Ch’en Jerome，“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1，1968

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g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

Ch’i His-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1-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Ch’i His-sheng，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Chan F.Gilbert 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 an Associates，1952）

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 （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George 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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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小人书”是《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的座次背得滚瓜烂熟。以后识字多了，开始对家父的藏书东翻西看，渐渐迷上了民国军事史，从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起，一路寻下去，又对黄埔军校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国民党“大佬”着了迷，也总想给他们一一排个座次，可总是困惑无穷，因此立志大学要学民国史。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论文主角胡汉民的政治对手就是蒋介石，1991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务，才算真正步入了史学的正道。

研究民国政治史，蒋介石是一个谁也绕不去的关键人物。他是如何一步步地获得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始终是一个令我兴奋的课题。大学毕业十年后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自然地想好好排排蒋介石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民国政坛上“座次”，到底是谁前谁后，以及彼此的转换关系。于是我选择了《国民党的权力重组——宁粤对峙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可算是本书的草稿。2005年底，我又申请到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更将焦点对准蒋介石，以《蒋介石的下野与再起——1930年代初的国民党派系纠葛》，通过了博士后报告，并最终完成了本书。

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报告期间，有机会到台湾查阅档案，是我探求国民党这座“水泊梁山”“英雄座次表”最愉快的时光。两次在台北租房，前后半年，基本将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的相关核心文献查阅殆尽。每天抚摸着历史的原件，令我欣喜若狂。而周六、周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访遍台北大街小巷的旧书店，先后从台北寄回北京500公斤出版品。更令我兴奋的是有机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第一时间查阅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让我对蒋介石的心路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如果没有上述访学之旅，我是很难“排”好这份座次表的。

在我的学术成长中，特别是始终伴我完成本书写作的师长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关心，我是不可能写好这本书的。这张需要感谢的“英雄”座次表，即使再列上一百单八“将”也不为过，但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排出次序来。每一位对我提携的师长，我都将铭记在心。

感谢我的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黄贤强、黄坚立和复旦大学吴景平诸教授对我论文的细心指导；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两位主任汪朝光、王奇生和复旦大学章清、社科文献出版社杨群诸教授予以兄长般的关照，令我难忘；中研院近史所两任所长吕芳上和陈永发、副所长谢国兴、“国史馆”纂修卓遵宏、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不仅为我访台提供方便，更在学术上予以多方指导，令我不敢忘怀；社科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是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她的无私帮助，才避免了本书出版后令学界贻笑大方的诸多错误；大学同窗尚红科兄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努力，同样让我难忘；我服务的社科院近代史所众多前辈、同仁为我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学术空间，令我无拘无束地成长，这是值得我一生感激的。最后要感激的是父母和妻子对我的宽容和包容。在妻子的细心呵护下，我几乎很少照顾的儿子依靠自身努力，今年考取了北大附中。如果没有家人的最大支持和鼓励，很难有我今天的成绩。

2009年夏

附记

本书2009年出版，一晃六年过去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告之，最近常有读者求购，准备再版。一本学术著作能有机会再版，对作者来讲，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为此，我又认真重读了一遍全书，对初版中的错误予以校订，并增加了第十二章“蒋介石与政学系”，这是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讨论的主题和本书相关，而在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内容，对了解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或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

2015年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金以林著.--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097-7504-2

Ⅰ.①国… Ⅱ.①金… Ⅲ.①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 Ⅳ.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753号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著者/金以林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荣欣

责任编辑/宋荣欣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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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125 字数：421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504-2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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