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爱丽丝、提索和皮普

一个故事，不会只有一种讲述方式。

——约翰·伯格[1]

[1]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著有《观看之道》《看》《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毕加索的成败》等。——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编者注。)

目录

第一章 甘蓝菜与国王

1967年6月

1936年1月

第二章 归属

1967年8月

1936年2月

第三章 狮子女孩

1967年10月

1936年4月

第四章 被淹没的世纪

1967年11月

1936年9月

第五章 《露菲娜与狮子》

1967年11月

第六章 挥之不去的地方

后记

致谢

参考书目

第一章 甘蓝菜与国王

1967年6月

1

并非每个人最终都能如愿以偿。许多改写人生轨迹的瞬间，都闪着幸运的光芒，比如与陌生人在船上的一席谈话。这世上是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你一封信件或一份信任的。她是这么告诉我的：运气降临前，你要做好准备，你要全力以赴。

那一天到来时，天气酷热，我穿着鞋店的员工衬衫，胳肢窝的地方被汗水浸湿成两团深色。“我不在乎尺码。”那个女人一边说，一边用方巾擦着汗。我的两肩酸痛，指尖正在发炎。我注视着她，汗水正将她前额的银发凝结成一只湿漉漉的小老鼠。伦敦之暑热，无处可逃。我没听懂她的意思，不过她将是我在这间鞋店服务的最后一位顾客了。

“您说什么？”

“我说，”女人叹了口气，“什么尺码都行。”

临近打烊，又到了不得不清理地毯上的脚皮屑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足垢阻塞”。辛兹常说，把这些皮屑放进模子里，足够做成一只兀自起舞的大脚怪了。她很喜欢多尔西斯鞋店的这份工作，还替我也找了一份同样的工作——但在我们交班的这一个小时里，我满脑子都是自己那清凉的小屋，以及在狭窄床头静静等着我的廉价记事本和钢笔。“姑娘，打起精神来，”要是辛兹在，一定会跟我咬耳朵，“又不是在隔壁的殡仪馆工作。”

我转身退向储藏间，我小小的庇护所，我早已习惯那儿浓郁的橡胶味。我想我可能会走进去，然后对着一墙的鞋盒无声地号叫。

“等等!喂，等等。”女人在身后叫我。看到我停下脚步，她迅速弯下身子脱掉了脚上磨坏的鞋，露出了没有脚趾的脚掌。一个脚趾也没有。光溜溜的脚掌，那团肉无辜地横在褪色的地毯上。

“看，”她一面低声道，一面脱去了另一只鞋子，露出相同的脚掌，“我就……用纸填在前面，所以你拿什么尺码都无所谓。”

这一幕，我无法忘记，这个英国女人给我看她那没有脚趾的脚。那一刻，我应该是崩溃的。都说年轻人不懂得面对丑恶，也不会掩饰惊讶。我其实没那么年轻，我都二十六岁了。那时候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反应了。从克拉彭广场走回合租公寓的路上，我对辛兹讲了这件事，她对无趾脚发出了夸张的惊呼声：“残疾人麦吉!”她喊道，“她‘走进来’买鞋，黛莉[1]!”接着又带着乐观实用主义的口吻道，“至少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穿鞋。”

那个女人也许是位女巫，专程前来预告我的世界即将发生剧变。而我不愿相信，但她的出现似乎给我那个阶段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可怕的句号。我和她是不是同病相怜？我和她是不是只能用纸张填补空缺，才能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无法确定，或者，她真的只是想买双新鞋而已。但我还是常常将她视作神话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毕竟，从那天开始，一切都改变了。

我从特多[2]西班牙港乘船来到英国，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申请别的工作，始终音信全无。火车自南安普顿缓缓驶入伦敦滑铁卢站时，辛兹错把立着烟囱的民居当成了工厂，以为这里遍地都是工作。这确实是个难以实现的理想。我一直幻想着自己能够离开多尔西斯，有一次我甚至写信给国营报纸应征做茶点女孩。换作在家乡，我的学历和自尊都不可能让我屈膝给任何人端茶递水，但辛兹说：“就算是一份独眼跛足耳聋的青蛙都能做的工作，他们也不会给你做的，奥黛尔。”

辛兹跟我念同一所学校，而后又一同旅居英国，她痴迷于鞋子和她的未婚夫塞缪尔。她是在克拉彭大街附近的地方教堂遇到他的。(塞缪尔可算是那地方的特等奖，毕竟那里通常只有一群絮叨光辉往事的糟老头儿。)也因为同塞缪尔相遇，辛兹不像我那样急于摆脱当下，这多少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我总是高呼没法再忍受这一切了，而且我没办法像她一样。然后辛兹总是回答说：“哦，是因为我傻里傻气而你聪明绝顶吗？”

按照招聘广告上的号码，我给那些不要求工作经验的机构打过无数通电话，对方总是很客气，我感觉好运就要来了。这时候，奇迹发生了，真的是奇迹!每份工作都找到了合适的人。说我愚蠢也好，天性执拗也好，总之，我继续投递简历。最近，我应征的一份工作——也是我最理想的工作——是斯凯尔顿艺术学院的打字员职位，斯凯尔顿可是个由廊柱和门廊构筑的地方。我曾在一个周六的月休日专程前去参观。我花了一整天游荡在那些房间里，从庚斯博罗开始，途经威廉·布莱克的蚀刻版画，再到夏加尔。在回克拉彭的列车上，一个小女孩像盯着一幅画那样紧盯着我。然后，她伸出小小的手指一边扯我的耳垂，一边问她的妈妈：“它会掉下来吗？”她的妈妈并没有制止她：看上去她很希望耳垂能自己给出答案。

在西印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和男孩们抢破头，才荣获英语文学一等学位，还在车厢内白白忍受小女孩的掐痛，这一切可不能白费。回到家，英国领事馆寄来了奖品，我的诗歌《加勒比海的蜘蛛莉莉》荣获了首个英联邦学生奖。抱歉，辛兹，但我不想把这辈子浪费在为汗津津的灰姑娘们穿鞋上。我哭过，当然，大部分泪水都被凹陷的枕头吸干了。壮志难酬的压力在我心中郁结。我感到羞愧，但它又使我清醒。我想做点儿更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已经等了五年。与此同时，我写了很多关于英国天气的报复诗作，还跟妈妈撒谎说，伦敦真是个天堂。

我和辛兹到家的时候，那封信正躺在门垫上。我脱了鞋，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廊处。邮戳上写着伦敦W.1，世界的中心。脚下是冷冰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瓷砖，棕色与蓝色的花纹上蜷曲着我的脚趾。我用一根手指滑动到信封下面，把它当作一片破损的树叶般小心地举起来。信头印着斯凯尔顿学院的字样。

“那是？”辛兹说。

我没有回答，吃惊地读完了信，一个手指甲已经掐进了房东的浮雕花纹墙纸中。

斯凯尔顿学院

斯凯尔顿广场

伦敦 W.1

1967年6月16日

亲爱的巴斯琴小姐：

感谢您寄来的求职信和简历。

无论生命赋予人何种环境，每个人都期待成长。您显然是一位有能力、有准备的年轻女士。因此，我在此荣幸地邀请您担任打字员，试用期一周。

这份工作无疑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学习独处。如果对此没有异议，请回信告知您是否愿意接受此项安排，方便我们开展日后的工作。您的起薪是每周10英镑。

致以温暖的祝福

玛乔丽·奎克

每周10英镑。在多尔西斯工作一个星期只有6英镑，多4英镑，生活会大不一样，何况那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又朝文化、历史、艺术——这些我自小被教导为重要议题的事情更近了。粗黑的签名墨迹里，夸张的字母M和Q[3]透着意大利式的恢宏气派。信纸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幽香，边角微微卷起，仿佛这位玛乔丽·奎克女士将它在手袋里放了一阵，才下定决心寄出来。

再见了，鞋店；再见了，我的苦差事。“我被录用了。”我对好友轻声道，“他们要我去上班。我终于被录用了。”

辛兹尖叫着伸出双臂拥抱我：“太好了!”

我哽咽了一声。“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她继续道，她脖颈后的空气闻起来好似雷雨后的西班牙港。她接过信看，然后说道：“玛乔丽·奎克，好奇怪的名字!”

我早已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让指甲尽情地掐进墙纸深处吧，奥黛尔·巴斯琴；把墙纸上的花朵摘下来吧。但，如果早知道此后会遇到的麻烦事，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你还会在1967年7月3日的星期一早晨，理理你的新帽子，整整你的多尔西斯皮鞋，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的斯凯尔顿出现，为这个叫玛乔丽·奎克的女人工作吗？

会的，我想。因为我就是奥黛尔，而奎克就是奎克。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

2

想象中，我应该是在一个宽敞的中庭里工作，身边是其他打字员此起彼伏的啪啪嗒嗒声，然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其他同事都去法国那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休年假去了。斯凯尔顿的门框上装饰着金色的拉丁语“艺术征服一切”，我每天沿着石阶而上，手指掠过“征服”和“一切”，然后推开大门。门里面的世界闻起来有着旧皮革和木头打蜡的味道，进门右边是前台那张长长的桌子，背后竖立着一面墙的文件柜，里面早已塞满了晨间邮件。

从我工作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糟糕透顶——一面被煤灰熏黑的砖墙，探头出去可以看到这道熏黑的污迹一直延伸到底下。楼下是一条小巷，隔壁楼的门房和秘书们成排站着抽烟。他们的对话我从来听不清楚，只能看到一串肢体语言构成的仪式：拍拍口袋，掏出香烟，点燃打火机，情人接吻般交头接耳，一条腿风情万种地抵着墙壁。好个隐蔽的地方。

斯凯尔顿广场紧邻着皮卡迪利广场靠河的一段。自乔治三世时就伫立在那儿了，又从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下来。巴士引擎、汽车喇叭、男孩们刺耳的牛奶叫卖声，皮卡迪利广场的嘈杂声越过屋顶飘进来。这样一个地方竟然位于伦敦西区中心地带，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油然而生。

第一个礼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跟一个叫帕梅拉·拉奇的女孩说过话。帕梅拉是接待员，在楼里的大人物们出现之前，她总是在柜台前吹着泡泡糖，手支着桌面读她的《每日快报》。她会像对待一片精巧的蕾丝一样把报纸折起来，带着一丝痛苦，仿佛被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打断了，然后才抬头看着我。“早上好，奥黛尔。”她会说。她今年二十一岁，顶着纹丝不动的蜂窝头和媲美五位法老的粗黑眼线，俨然是伦敦东区家族的后起之秀。

拉奇时髦过人，性感有余。我羡慕她的薄荷绿迷你裙和焦糖橘蝴蝶结衬衫，但我不敢那么穿。我只敢把我的时髦锁在想象里。她的口红和腮红我也想要，但我的脸一碰英国散粉就会变得很鬼畜。在阿丁霍布斯百货公司的化妆品区，我只找到了“酪乳裸”“玉米金”“杏花红”“柳叶百合”诸如此类的粗劣脸妆诗句。

我断定帕梅拉就是那种会在莱斯特广场埋头大啖腊肠欢度良宵的人。她很可能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发蜡和根本就读不懂的低俗小说上。也许这些想法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因为帕梅拉每次看到我，都会双眼圆睁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在奇怪我怎么还好意思每天回来上班，或者干脆百无聊赖地看着我的脸。有时候我抬起她右边的柜台木板进门，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她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

辛兹有一次说我的侧面看起来比较美，我说听起来好像我是枚硬币。但现在我想到了自己的两副面孔，我给帕梅拉的傲慢印象，以及还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实际上，我在拉奇这样的女孩面前会变得很拘谨。

第一周的星期四，她告诉我她一个黑人也不认识，我说来这里上班以前我也不认识姓“布莱克[4]”的人，她似乎完全没明白我的笑点。

但除了同帕梅拉之间迂回的社交舞步外，我对这份工作满意极了。斯凯尔顿对我来说就是伊甸园，是圣地麦加，是我的彭勃利庄园，是我成真的美梦。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个打字员，还有清晨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帕尔街的路，一条金光闪闪的街道。

我的工作之一是为学者们誊写调研笔记，我同他们素昧平生，唯一的交集就是那些关于青铜雕塑或油毡浮雕版画的缭乱字迹。我很喜欢这些工作，但我主要的职责是打完桌上满满一托盘信件然后交给楼下的帕梅拉。这些信大部分都很无聊，但偶尔也有例外，比如一封写给已步入人生最后一程的阔绰老翁或老妪的请求信。“亲爱的彼得爵士，1957年我们有幸在您的阁楼中鉴定了那幅伦勃朗的杰作，不知您是否考虑将其他绝世收藏也委托给斯凯尔顿编目？”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寄给金融巨头或影业大亨的信，通知他们这里有一幅马蒂斯的画正在待价而沽，或者询问他们想不想在斯凯尔顿拥有一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房间，只要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收藏陈列其中。

这些信基本上都出自斯凯尔顿的院长埃德蒙·里德之手。帕梅拉告诉我里德今年六十岁出头，脾气很暴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负责找回那些被纳粹没收的艺术品。此外，她就对他一无所知了。对我而言，埃德蒙·里德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一位令人生畏的典型英国佬，白厅俱乐部里西装革履的精英们，吃牛排、猎狐狸的上层社会。身着挺括的三件套，精致的油头，手戴亨利叔伯们馈赠的金表。我有时会在走廊上碰到他，每一回他都看起来很吃惊，好像我正一丝不挂地在街上闲逛似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研究过这样的男性——养尊处优的绅士、家境优渥的绅士、白人绅士，他们书写世界，供其他人阅读欣赏。

斯凯尔顿有点像那个世界，那个我一直被教导去跻身的世界——誊打信件已令我觉得离它更近了一步，仿佛我在这里的工作举足轻重，而选中我也是事出有因。最棒的一点在于，我手脚麻利。一旦完成了他们的信件，我就时不时地利用空闲时间创作我自己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起头，把纸揉成一团团，确保它们全部丢进了我的手包，而不是成为留在废纸篓里的罪证。有些时候，跟我回家的手提包里尽是纸团。

我告诉辛兹，我已经忘了多尔西斯鞋店储物间的味道了。“这里的一个星期好像能抵消那里的五年。”我说，带着对这次转行的义无反顾和欣喜若狂。我跟她说了帕梅拉，调侃了她死板的蜂窝头。辛兹停下来皱了皱眉，她正在我们狭小的公寓里帮我煎鸡蛋，我们的灶台有点不稳。“真替你高兴，黛莉，”她道，“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

第一周的星期五，里德的信件都打完了，我跟一首酝酿中的诗歌静静地共度了半个小时。辛兹说她的结婚礼物只想要“一段文字——也只有你能送给我了”。我受宠若惊但随即又焦虑起来，我盯着斯凯尔顿的打字机，想着塞缪尔和辛兹是多么和谐的一对。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空白，双脚自然是有的，但水晶鞋还无处可寻。我还意识到自己已经跟写作斗争了好几个月了。我讨厌我写出来的每个字，我没法让它们鲜活起来。

句子的灵感刚到嘴边，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哈啰，巴斯琴小姐，”她说，灵感随即消逝，“还顺利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玛乔丽·奎克。”

我站起来，匆忙间撞到了打字机，她笑了：“你知道，这里不是部队，坐吧。”我飞快瞟了一眼打字机上的诗，想到她可能会走过来看到，我的肠胃已经翻腾起来。

玛乔丽·奎克朝我走过来，伸出手臂，眼睛扫视着打字机。我接住她的双手，请她在桌子对面坐下。她照做了，我注意到她身上的烟味，混合着一股麝香调的男用香水味，她寄来的录用信闻起来就是这个味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香水的名字是“旷野”。

玛乔丽·奎克身材娇小，身子笔挺，较之她的穿着，帕梅拉的种种努力顿时黯然失色。她穿着宽大的黑裤子，走路的时候看起来像个英气逼人的海员。淡粉色的真丝衬衫搭配灰色的缎子领结，泛着银色的短发，还有她那宛如蜜色木雕般的脸颊，似乎她刚从好莱坞过来。我猜她应该有五十岁出头，但又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她的下颌锋利，整个人光芒四射。

“你好。”我说。我忍不住盯着她看。

“有空吗？”奎克似乎也一样，用她深邃的眼眸望着我，等我回答。我看到她的双颊泛红，额头渗出一颗汗珠。

“有空？”我重复了一遍。

“好的，现在几点了？”钟就在她的背后，但她没有回头。

“快到中午十二点半了。”

“一起吃午饭吧。”

3

她门口的金属板上刻着她的名字。在1967年的伦敦，我不知道有多少职场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工人阶级的妇女都做着卑微的工作，不是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里做护士，就是在工厂商店里打工，或者像我一样做个打字员，几十年来始终如此。但也有例外，尽管在那些工薪妇女和拥有专属名牌的工作之间，有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许玛乔丽·奎克是斯凯尔顿家族的后裔吧，在这儿得到个挂名职位。

她打开门带我进去，阳光自窗而入，照得那枚铭牌闪闪发光。她的房间洁白明快，透过巨大的窗玻璃可以将广场上的风景一览无余。墙上没有挂画，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这在此地并不多见。书架占据了三面墙，据我观察主要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小说，其中意外夹杂着几本霍普金斯和庞德的诗文以及一些罗马史书。书都是精装本，因此无从判断书脊有没有压弯。

奎克从她的大办公桌上取了一盒烟。我看着她抽出一支，犹豫了一下，然后优雅地递入嘴唇。我不久就适应了她这种在疾速中忽然缓慢下来的习惯，仿佛她是在自我检查。她名如其人，但我不确定这种习惯到底是出自她天性里的慵懒还是急躁。

“你抽一支吗？”她问。

“不了，谢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她的打火机是那种有质地的可以反复充填的打火机，比起随意放在口袋里，这一枚显然更适合安放在桌上。它像是那种乡村庄园里的标配，介于手榴弹和佳士得拍品之间的某种存在。斯凯尔顿有很多钱吧，我猜，奎克就是佐证。不言而喻，无处不在，她那粉色丝绸衬衫的剪裁，她前卫的裤子，她的烟具，她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我很好奇她在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

“喝点杜松子酒吗？”她道。

我犹豫着。我很少痛饮，也不爱烈酒。那股味道总是让我想起西班牙港俱乐部里的男人——他们的血液里总是沸腾着朗姆酒，镇上的任何一条路上都能听到他们或痛苦或癫狂的肮脏的号叫。但奎克从角落里的桌上取来了杜松子酒，旋开盖子倒了两杯。她把钳子伸进冰桶里，放了两块冰块到我的酒杯里，洒上汤力水，加了一片柠檬，然后递给我。

她沉入椅背，仿佛一个站了二十天的人，奎克边喝着她的杜松子酒，边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串号码。她点燃了打火机，冒出一团橘色的火焰。烟的尾端发出咝咝声，烟叶蜷曲着，化作一缕缕蓝色的烟雾。

“你好，哈里斯吗？没错，今天的午市套餐，但是要两份。再要一瓶桑塞尔葡萄酒，两个杯子。要多久？好的。”我分辨着她的语调，嗓音清晰而沙哑，似乎不是十分地道的英语，虽然听得出她读过冷冰冰的寄宿制学校。

她把听筒放回去，把烟灰抖在了一只巨大的大理石烟灰缸里。“隔壁的餐厅，”她说，“我从来没在里面找到过空位。”

我捧着酒杯坐在她对面，想到辛兹给我准备的三明治，被我微微发烫的办公桌抽屉烘得面包边已经有点卷了。

“那么，”她说，“一份新工作。”

“是的，女士。”

奎克把酒杯放回桌上。“首先，巴斯琴小姐，不要叫我‘女士’或者‘小姐’，叫我奎克。”她笑着，带着一丝惆怅，“你的名字是法文名？”

“嗯，应该是。”

“你讲法语？”

“不。”

“我总是搞不清法语的动词。我以为特多人是说法语的。”

我犹豫了一下。“只有一些帮佣的祖辈会说法国话。”我说。

她睁大了眼睛——是觉得有趣还是气恼？我不知道。我担心我讲了太多无聊的历史，也担心我的试用期会告吹。“自然，”她说，“真有趣。”她又喝了一口杜松子酒，“这里目前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她继续道，“但我相信里德先生那些没完没了的信件往来也够你忙的了。我担心你会觉得无聊。”

“噢，我很确定我不会无聊。”我想到了多尔西斯，辛兹和我总是被压榨，男人们总是趁老婆试鞋的时候打量我们的臀部。“来这儿工作我真是太高兴了。”

“在多尔西斯鞋店一天里见识到的生活百态，应该比在这里一个星期见的还要多吧？你喜欢那份工作吗？”她问，“可以摸那么多女人的脚？”

这个问题有点吓人，犀利的性暗示在我一个处女听来相当刺耳。但我不会就此吓到。“坦白说，”我答道，“一天试三十双鞋很反胃。”

她仰头大笑：“就跟法国奶酪一个味道。”

她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我也跟着笑了。说来奇怪，但我确实不那么紧张了。“有些人不在乎。”我说着，想到了辛兹，我竟只能贬低她来回话，完成这个我连规则都不清楚的诡异游戏。“那需要点技巧。”

“可不是，那么多莫名的脚指头。”她颤抖了一下，“斯凯尔顿有所有美丽的画像，但这里其实只有些蠢笨的手臂，咕噜响的肠子和热热的肝脏罢了。”她严肃地看着我，又吸了一口烟，“我是个过来人，巴斯琴小姐。我的经验是，脚趾啊，胳膊啊，只要没坏就是万幸了，珍惜这种日子吧。”

“我会试试看。”我说，再次感到一阵不安。她似乎很焦虑，似乎在为我进行一场表演，而原因无从得知。

敲门声响起。奎克请他们进来，一位矮小年迈的门房推着我们的午餐车进来。一篮面包卷，两条比目鱼，一份看起来很有活力的沙拉，一瓶冰在冰桶里的葡萄酒，还有一盘盖着不锈钢圆罩的食物。

门房瞥了我一眼，像只受惊的兔子。他浑浊的眼睛又回望奎克。

“没事了，哈里斯，谢谢你。”奎克说。

“我们一个星期都没见到您，小姐。”他答道。

“啊——我休年假了。”

“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

“没有。”奎克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在家休息。”

门房把注意力转向我。“跟上一位不太一样，”他转过头说，“里德先生知道你招了个外国佬吗？”

“你可以出去了，哈里斯。”奎克道，声音犀利。他给她一个不快的眼神，留下了餐车，然后一边盯着我一边退出了房间。

“哈里斯，”奎克在他走后说道，好像他的名字可以解释一切似的，“他在帕森达勒战役里失去了一条胳膊。他坚决不想退休，我们也不忍心劝退他。”门房刚才的话仍旧飘浮在空中。奎克站起身来递给我餐车上的盘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在办公桌上吃吧。”她说着，拿了一个盘子放在她面前的办公桌上。她的背部娇小玲珑，肩胛骨像一双鱼鳍从衬衫里微微探出来。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已经取出，她为我俩各倒了一杯。

“这酒很不错。比我们给参观者提供的好多了。”咕嘟咕嘟的酒声清亮、醇厚、悠远，仿佛她在光天化日给我倒了一杯琼浆玉露。“干杯，”奎克轻快地说，举起了酒杯，“希望你爱吃檬鲽。”

“爱吃。”我答道。这是我第一次吃。

“那么，你告诉父母在这儿工作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吗？”

“我父母？”

“他们为你骄傲吗？”

我伸了伸鞋里的脚趾：“我爸爸去世了。”

“噢。”

“我妈妈还在西班牙港。我是独生女，她应该还没收到我的信。”

“啊，你们想必不太好过。”

我想到了妈妈——她对英国的向往，但她有生之年应该不会有机会来这里了；我又想到了爸爸，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上空的一团火光中坠机了。我十五岁的时候，特多首相宣布这个国家孩子的前途取决于他们的书包。我妈妈怕我遭遇她和爸爸相同的命运，因此极力督促我上进——但又有什么用，独立后的国土都卖给了外国公司，他们拿走了所有利润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又能做些什么？等我们打开书包的时候，发现那里除了被课本压出的裂缝以外空无一物。我们只能离开。

“你还好吗，巴斯琴小姐？”奎克问。

“我是跟朋友一起来这儿的，她叫辛兹。”我说，不想再继续西班牙港的话题，那儿的死亡公告牌上刻着爸爸的名字，拉彼鲁兹墓地里有他空无一物的坟墓，妈妈没有往里面放任何东西，还有在我悲伤的童年里被天主教修女所教导的那些事。“辛兹订婚了，”我说，“她很快要完婚了。”

“啊。”奎克拿着刀正叉起一小片鱼肉，我有一种说了很多话，但一无是处的诡异感。“什么时候？”

“两星期后，我是伴娘。”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就你一个人了，不是吗？她会跟丈夫一起住。”

奎克对自己的事情总是闭口不谈，别人的事却瞒不过她分毫。关于斯凯尔顿她只字未提，只是专心探究我这个人，并迅速直击我内心深处的恐惧。事实上，辛兹即将搬离我们的小公寓这件事，就像一个无声的问号一样横在我和我的老朋友之间，我有种不祥的沉重感。我们都很清楚她会离开去跟塞缪尔一起住，而我无法想象独居的日子，对此，我们二人心照不宣。我吹嘘着我的新工作而她操心着婚礼嘉宾，并帮我做我并不喜欢吃的三明治。唯一庆幸的是，我在斯凯尔顿的薪水足以弥补她那部分房租。

“我喜欢独处，”我说着，用力咽下口水，“有点私人空间很好啊。”

奎克想再取一支烟，但好像又打消了念头。假如只有她一个人的话，我思忖着，她大概早已抽了不下三支烟了。她的视线在我脸上短暂停留，同时掀起餐车上的不锈钢圆罩，里面是一个柠檬馅饼。“吃一点儿吧，巴斯琴小姐，”她说，“这么多食物。”

我吃了一个柠檬馅饼，她却一口没碰。她仿佛生来就习惯这一切：抽烟、电话订餐、离题的观察。我想象着她二十岁出头的模样，在吵嚷的伦敦闪亮登场，如猫般矫捷地避过了伦敦大轰炸。我用作家南希·米德福德和伊夫林·沃笔下的人物拼凑出她的样子，再加上新近阅读的缪丽尔·斯帕克。或许是学校灌输给我的虚荣心作祟——我所接受的教育跟那些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充斥着板球男孩的英国学校并无二致——我渴望遇见离经叛道而理直气壮的人为生活增色。这些只会在小说里出现的人，我觉得自己遇之无愧。奎克直来直去，我甘之如饴。过去的生活是如此暗淡，我开始为自己调配一杯当下的梦幻之酒。

“我对你的求职信很有兴趣。”她说，“你写得很好，非常好。你在大学里似乎也是尖子生，我认为你当秘书太浪费了。”

恐惧掠过心头。我是不是没有通过试用期？这是不是要我走的意思？“我很高兴在这里工作，”我说，“这里是个很棒的地方。”

她对我的奉承话做了个鬼脸，我猜不透她的心思。我拿了一个面包卷放在手心，它的大小和重量跟一个有袋动物差不多，令人想轻轻地抚摸一番。我察觉到了奎克的目光，转而把手指戳入了面包皮。

“你打算写点什么？”

我想起了我办公间打字机里的纸张：“主要是诗，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写小说。我还在等一个好故事。”

她笑了。“别等太久。”她的反应让我松了一口气，通常我告诉别人我想写作，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故事毛遂自荐为一个完美题材。“我是认真的，”奎克说，“千万不要耽搁。因为你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什么事会突然发生。”

“我不会的。”我说，很高兴她这么坚持。

她靠回椅背：“你让我想到一个以前认识的人。”

“是吗？”我有点受宠若惊，等着她说下去。但她脸色一变，熄灭了烟灰缸边上的那支烟。

“你觉得伦敦怎么样？”她问，“你是1962年来的。你喜欢住在这儿吗？”

我愣了一下。她探过身来。“巴斯琴小姐，这不是一个测验，只是我的好奇。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对别人说，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许是酒精作祟，也许是她直率的脸，或者是因为她没有嘲笑我的写作梦。仗着年轻，又或是想起了刚才的那位门房哈里斯，总之我脱口而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煤烟。”我说。

她笑了：“这里脏透了。”

“在特多，大人总是告诉我们伦敦是片神奇的土地。”

“我也是。”

“您不是本地人？”

她耸耸肩：“我来这儿太久了，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了。”

“你会觉得伦敦是个秩序井然的地方，富足、真诚，有大片绿地。让你觉得距离被缩短了。”

“什么距离，巴斯琴小姐？”

“我是说，女王管辖着伦敦也管辖着你的国度，所以感觉伦敦也是你的一部分。”

“明白了。”

我不认为奎克能真的明白，于是继续说下去：“你觉得这儿的人能理解你，因为他们也读狄更斯、勃朗特和莎士比亚。但我还没遇到过一个可以说出三部莎翁剧作的人。在学校里，他们给我们看那些讲英国生活的电影——白墙上投映着圆顶礼帽和巴士——但户外传来的只有树蛙的声音。为什么会有人给我们看这些？”我的音量越来越高，“我觉得英国的每个人都是贵族——”我住了口，担心说得太多。

“继续说下去。”她道。

“我以为伦敦就是繁华和温暖。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地方，充满光荣与成就。我以为到伦敦来就跟走出家门去街上那么简单，只是这条街更冷些，我以为一个有头脑的非洲人就可以跟伊丽莎白女王做邻居。”

奎克微笑：“看来你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有时候你简直没法考虑其他的事情。寒冷、潮湿、房租、贫瘠。但——我真的在努力生活。”

我觉得我不该再说下去，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说了这么多。膝盖上的面包卷已被我撕成一片片，奎克看上去则是一脸轻松。她靠回椅背，眼神明亮。“奥黛尔，”她说，“不用担心，你会过得很好的。”

4

辛兹和塞缪尔在旺兹沃思登记处结婚了，小小的房间里有深绿色的壁纸和扶手椅，充满了官僚气息与廉价香水味。鞋店的两个女孩——雪莉和海伦盛装而来。伴郎是塞缪尔在巴士公司的同事帕特里克·米纳莫尔，他带来了女朋友芭芭拉——一个口若悬河的新人演员。

登记官打量着我们这群人，男人们个个西装革履，帕特里克的领带尤其显眼——较之周围单调的环境，每个人都看起来聪明伶俐。辛兹很美——我是说，她无论如何都很美，就算没有周身遍布爱情的光泽。但此刻她穿着白色迷你裙，戴着一顶白色圆礼帽，还穿着一双鞋店经理考妮送的白皮鞋，十分明媚动人。她戴着一条蓝色陶瓷花卉项链，耳边一对小巧的珍珠，看起来是如此完美、如此圆润，仿佛这是牡蛎们特地为她定制的。

帕特里克还是一位很热心的摄影师，负责给我们所有人照相。我还保留着那些照片。喷泉般的米粒撒到半空的时刻，站在台阶上的塞缪尔和辛兹笑着，手牵手置身于白色的谷物瀑布雨之中。至少在结婚这件事上，辛兹是个赢家。对我们来说，找到出路绝非易事。否则那么优秀的辛兹现在早就该坐拥自己的鞋业王国了。作为一个特多女孩，想要在1967年的克拉彭大街上卖鞋可不容易。相比之下，为特多的花朵们写首诗然后寄给英国领事馆拿个奖可能还容易些。但至少她有了塞缪尔，他们简直是天生一对——他严肃而害羞，她聪明而果敢——他在登记处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是多么为她痴狂。

我们搭黑色计程车回塞缪尔和帕特里克的公寓，告诉司机们我们的朋友刚刚结婚。司机们摇下车窗，放起同一个电台的布鲁斯音乐会，震耳的音乐一度让我们担心会因扰乱秩序被逮捕。回到公寓后，我们开心地掀开三明治上的茶巾，找到了开瓶器和拔塞器，放上一张唱片，然后看着二人切开那只辛兹加了朗姆酒制作的白色圆球形蛋糕。

过了两个小时，其他人陆续出现了——朋友的朋友们。芭芭拉召集了一伙嬉皮士模样的人，女孩们一律长发短裙，男孩们则穿着开领衫，一副很久没有刮过胡子的邋遢相。我只瞥了他们一眼，知道自己和这些人根本不会扯上什么关系。背上的汗水湿答答的，天花板似乎比一小时前更低矮了。芭芭拉的一对朋友躺倒在桌上，一盏红色的流苏台灯倒落在地。虽然没抽过大麻，但我在这里能闻出那个味道。

房间逐渐人满为患，气氛热烈，辛兹已经喝多了，三杯杜本内酒加柠檬汁下肚，她抬起唱片机的指针宣布道：“我的朋友黛莉是一个诗人，她写了一首关于爱的诗歌。”掌声响起，“她现在就要为我们朗读了。”

“辛兹·莫尔莉，不。”我厉声道，“你不能当了新娘就随便指挥我。”

“怎么啦，黛莉？”塞缪尔道，“干吗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来吧，黛莉，为了我。”辛兹道。我惊恐地看着她从手袋里拿出那首诗，偏偏闷热的房间里此时又响起一阵稀疏的掌声。一周前我把诗拿给她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走过长长的走廊才到达班主任的桌子前。她静静地读完，然后紧紧地拥抱我，耳语道：“天啊，黛莉，你真是个天才。”

“诗真的很棒，黛莉，”她把诗塞到我手里说，“来吧，让大家见识见识。”

我只好念了。杜本内酒让我有点摇摇晃晃，我看了一眼大家的脸庞，宛如小小的月亮般在为我驻留。我对着纸念了诗，虽然诗的内容早已牢记在心。我的声音让人群安静下来。当我念完时，房间更加安静了，我等着辛兹开口，但她也没能说出话来。

念诗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他的脸，也没有感受到他的目光，虽然他后来告诉我他几乎没法从我身上移开视线。我不觉得房间有什么改变，只有我的声音孤独地回荡着。直到掌声响起，我觉得有点滥情，也有点得意。

他来找我是在半小时后，我正在狭小杂乱的厨房里把空铝箔盘叠整齐，努力在塞缪尔和帕特里克的单身公寓里理出一点儿头绪。“你好，”他说，“所以你就是那位诗人了。我叫劳里·斯考特。”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检查手指上有没有残余的鸡蛋三明治碎屑。“我不是诗人，我只是写诗。”我看着自己的双手说。

“有区别吗？”

“我觉得有。”

他斜靠着橱柜，笔直的长腿，双手交叉，像个侦探。“你的真名就叫黛莉吗？”他问。

“我叫奥黛尔。”感谢神女洗碗液和百洁布，说话的时候我不至于无事可做。

“奥黛尔。”他的视线穿过没有门板的拱门，回头注视着客厅，失控的派对已坠入一片烟蒂、尖叫声、易拉罐拉环、丢弃的耳环中，地上还有一团皱巴巴的西装外套。塞缪尔和辛兹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去我们的公寓，我答应了夜里把屋子腾给他们。今晚，我只能窝在这里了。这个劳里看起来有点神志不清，也许有点大麻上头了，我看到他的眼睛下面有疲惫的紫色眼圈。

“你跟这对快乐的新人是怎么认识的？”我问。

“我不认识。我是芭芭拉的朋友，她说这里有个派对，我并不知道是个新婚派对。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你知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并不知道，所以什么都没说。“你呢？”他追问。

“我是辛兹的同学。她——之前——是我的室友。”

“认识很久了吗？”

“很久了。”

“你的诗真的很棒。”他道。

“谢谢你。”

“我无法想象结婚是什么样子。”

“我不觉得会有很大的区别。”我答道，戴上一副黄色橡胶手套。

他转向我：“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所以你才写了一首关于爱而不是关于婚姻的诗吗？”

我没有关水龙头，水槽里的泡沫小山正在逐渐升高。他好像是真的有兴趣，我有点开心。“是的，”我说，“但是别告诉辛兹。”

他笑了，我喜欢他的笑声。“我妈妈说过婚姻会历久弥新，”他说，“但是她试过两回了。”

“我的天啊!”我笑了。我的异议大概听起来十分明显。离婚在当年还是带着些放荡的意思。

“她两个星期前去世了。”他说。

我愣住了，手中的百洁布停在水槽上方，我看着他想确认一下有没有听错。“我的继父说我应该出来走走，”劳里盯着地板继续道，“他觉得我在家碍手碍脚的。可我去哪儿不好，偏偏来了一个婚礼派对。”

他又笑了，接着又静下来，他穿着一件时髦的皮夹克，双手紧抱胸前。我从未在英国跟陌生人有过如此私密的谈话。我不能给他什么建议，他看起来也不太需要。他好像也不打算哭出来。我觉得他穿那件外套应该很热，但他好像也不准备脱下来。他应该不打算在此久留。我感到自己对这件事有点在意。

“我有五年没有见过妈妈了。”我边说，边把一个脏蛋糕盘浸到热水里。

“她还没去世吧。”

“没有，没有，她没有去世。”

“我一直想再见她一面，总觉得我回家的时候她肯定会在。但我只见到了该死的格里。”

“格里是你的继父吗？”

他的脸色一沉。“是的，不好意思。而且我妈妈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他。”

我试着推测劳里的年纪。他应该是三十岁左右，但看他急于倾诉的模样，也许还不到三十岁。“有点残忍，”我说，“她为什么那么做？”

“说来话长。其实她给我留了一样东西，格里一直很讨厌它，他根本就是一个笨蛋。”

“你能得到它很好啊。是什么东西？”

劳里再次叹气，双臂松开，自然垂在两侧。“一幅画，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想起她。”他泛起悔恨的苦笑，半边嘴角上扬到脸颊。“爱是盲目，爱是束缚。我也可以作诗。”他把头转向冰箱问，“有牛奶吗？”

“应该有。你知道吗？与其试图遗忘，不如好好怀念。我爸爸去世了，他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有。只有我的姓氏。”

劳里愣住了，他的手搭在冰箱门上：“啊，我很抱歉。看我都说了什么，然后呢？”

“没什么。没事，真的。”现在我有点尴尬了，盼着他拿到牛奶赶快出去。我很少说起父母，但眼下又只得继续说下去。“他在战争中死了。他的飞机被击落了。”

劳里看着有些兴奋。“我爸爸也死在了战场上，但不是飞机里。”他顿了一下，他好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根本不认识他。”他补充道。

我们之间的巧合令我有点尴尬，好像是我故意制造出来的。“我那时候两岁，”我匆匆道，“我不记得他的事情了。大家都叫他奥德，没有‘尔’。他死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改了名字。”

“你说她什么？那你之前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事听起来荒诞又好笑——至少那一刻是这样的——也许是四周弥漫的大麻烟雾所致——我们都笑了。事实上，我们足足笑了有一分钟，笑到胃都痛了——一个人被妈妈改了名字，另一个人的妈妈忽然死了，而我还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站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间厨房里。

劳里拿着牛奶瓶，整个人转向我。冷静下来以后，我看着它，担心他拿得太歪，牛奶会从盖子里漏出来。

“听我说，”他说，“黛莉。”

“奥黛尔。”

“你想不想出去？”

“从哪里出去？”

“就从这里，你这个疯女孩。”

“谁疯了？”

“我们可以去苏荷区。我有个朋友可以带我们进火烈鸟俱乐部，但你得脱掉这些橡胶手套。它不是那种俱乐部。”

这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劳里。我觉得他悲伤受挫，但他心里的悲痛没有真正发泄出来。也许他还在震惊之中——毕竟事情才过去两个星期。他还在生某人的气，带着一点儿失落，对自己既确定又逃避——这大概就是劳里。他语调清晰，以一种厌世的老练口吻说起格里，说起家里，还有他那去世的离异妈妈，我分不清楚他是想逃离她，还是思念她。

“我……我有点累了，”我说，“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拔掉水池的塞子。伴随着嘈杂的水声，我有点好奇他的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火烈鸟俱乐部哦，奥黛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我不打算跟他承认这一点。“我不能离开辛兹。”

他抬起了一边的眉毛：“我不觉得她今晚会需要你。”我红了脸，盯着水池里消失的泡沫。“你看，”他说，“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把画一起放到我朋友的公寓，然后一起去跳舞怎么样？不一定要去火烈鸟。你喜欢跳舞吗？”

“你把画随身带着？”我说。

“我懂了。”他一只手捋着头发，“你不是派对女孩，是文艺青年对吧？”

“都不是。但我确实在一家画廊工作。”我补充道。我想让他意外，让他知道我不是那种只想在厨房打杂而不愿在地毯上打滚的清教徒。

劳里的眼睛一亮。“你想看看它吗？”他说，“就在我的后备箱里。”劳里并没有试图在厨房里碰我。半是因为他的手压根儿没有靠近过我，半是因为期待他待会儿可能会这么做——我答应了跟他去看画。我跟着他，离开了盘子堆积如山的水池。

他或许觉得自己的名爵车会吓我一跳。但我见到后备箱里的画作之后，便对车无动于衷了。画作不大，也没有裱框。这幅画图像简单，但意味深远——画的一边是一个女孩手捧着另一个女孩的头颅，另一边是一只蹲踞的狮子正在蓄势待发。整幅画有一股神话色彩。

尽管画作在头顶上的橘色街灯下有点微微扭曲，画作底部的背景色还是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画——田野上层层叠叠的黄与绿，还有类似白色小城堡的建筑。顶部的天空更暗也更阴郁，瘀青般的紫色宛若噩梦。我马上感受到了画中对峙的张力——女孩们和狮子面对面僵持着在绝境中。但这幅画自有一种美丽的色调和恰如其分的精致——它因晦涩而充满了诱惑力。

“你觉得怎么样？”劳里问。离开了厨房刺眼的灯光，他的脸看起来更加柔和了。

“我？我只是个打字员。”我说。

“噢，拜托，我听过那首诗了。你给这幅画也作首诗吧。”

“这样可作不了诗——”我开口道。然后立即意识到他只是在调侃我。我很尴尬，于是背过身去看画：“这画绝不是寻常之作，我想。这颜色，这主题。它是什么时候的画？可能是上星期，也可能是上个世纪。”

“或者更早些。”他忙道。

我又看了看背景里旧式的田野和人物：“我不觉得。女孩的裙子和毛衣——不是古老的款式。”

“你觉得那是金箔吗？”劳里俯身指着狮子闪闪发亮的飘逸毛发问道。他的头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的须后水的味道，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奥黛尔？”他说。

“这幅画不一般。”我很快回答，好像我知道一般的画是什么样似的。我直起身来问道：“斯考特先生，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幅画？”

他转过身对我微笑。橘色的灯光照出他脸上的线条并将他包裹在一片阴影之中。“我喜欢你叫我斯考特先生的样子。”

“这样的话，我就叫你劳里好了。”

他笑了，我的下巴颤抖，忍不住露出微笑。“我不觉得这是外行的手笔。”我说，“你妈妈知道它的来历吗？”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一直随身带着它，一直都放在她的卧室里。她不喜欢把它放在客厅里。”

我指着画上右下角的缩写字母：“I.R.是谁？”

劳里耸耸肩：“猜谜我一点儿也不拿手。”

我好奇他拿手的是什么，我会不会有机会见识到，甚至我为什么会对他的事好奇——是否因为这背后的原因现在的我才无所适从？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的心思，再次低头去看画中的女孩。她穿着淡蓝色裙子和深色羊毛衫——几乎能看清衣服上的纹路。她手中的头颅留着黑色长辫，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从女孩的怀抱中蜿蜒而去，伸向红色的大地。诡异的是，尽管那个头颅没有身体，却好像并没有死。她似乎在邀请我进入画中，但眼神中又带着一丝戒备。两人都没有露出欢迎的微笑。她们仿佛都没有留意到一旁的狮子随时可能大开杀戒。

“我得走了。”我说，把画推回惊讶的劳里手中。劳里、派对、诗歌、杜本内酒、辛兹的婚礼、这幅画，我忽然想一个人待着。

劳里接过画，关上后备箱。他低头看着我，头再次歪向一边：“你还好吗？我陪你一起走回去好吗？”

“好，”我说，“我是说，不用了。我很好，谢谢你，不好意思。认识你很高兴，祝你好运。”我转身往公寓入口走去，他叫住了我。

“嘿，奥黛尔。”我回过头，只见他双手插在皮夹克口袋里，两肩再度耸起，“我——你知道——那首诗真的很棒。”

“掌声总是慢一拍啊，斯考特先生。”我说。他笑了，我也笑了，完全放松下来。躲开街灯的照耀着实让我轻松不少。

5

小时候，妈妈和我总在星期天和辛兹一家共进午餐。下午四点，灶台上炖着一个大锅，每个人进进出出自己拿食物——一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晚上七点半的收音机旁，听BBC的《加勒比之声》，如果你想当作家，这会是你最感兴趣的广播节目。

疯狂的是，来自巴巴多斯、特里尼、牙买加、安提瓜——任何一个英属加勒比地区的诗人——都会大老远把自己的故事寄到伦敦奥德维奇的布什大厦，好有机会从千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家中再次听到这些故事。我们当地似乎没有机构可以处理这些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相信，要成为一名作家，得获得祖国的认可，我需要不列颠帝国的广播来证明自己的作品是掷地有声的。

大部分作品都是男人写的，但我也为女作家的文字和嗓音着迷。乌娜·马森、格拉迪斯·林朵、康斯坦斯·荷拉——而辛兹则会朗声道：“以后一定会念到你的作品的，黛莉。”她那发光的笑脸、她的辫子，总是让当时的我信以为真。那一年我们七岁，她是唯一一个鼓励过我的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节目停播了，两年后我来到了英国，对自己的文学前途茫然若迷。鞋店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只在业余时间写作，而辛兹一定见过我藏在房间里的成堆笔记本，也就不在我耳边唠叨个没完了。

她和塞缪尔在女王公园附近租了间公寓，调去了伦敦北区的多尔西斯分店工作。在那以前，我都还没有体验过孤独。我总有书籍和辛兹相伴。在这间小小的公寓里，我的心声忽然变得很响亮，因为没有人倾听它们，也没有人替它们操心，没有人哄逗我或支持我，也没有人张开双臂拥抱我。辛兹的离开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不与人接触，你的身体还会继续存在吗？我猜你会说是，但我有时候觉得不是。我成了一团飘荡在房间里的思绪。房间里的回声和钥匙在锁孔里的金属声，总是让我猝不及防。她煎锅的嗞嗞声荡然无存，我的牙刷孤立无援。她曾经哼唱的心爱曲子，现在成了一片无边的静寂。

如果你每天都见到某个人——某个你喜欢的人，某个鼓励你的人——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而现在，我觉得自己相当乏味，也不那么聪明了。除了辛兹没有人会听我念诗，没有人会像她那样在乎或认同我的家乡。如果没有辛兹的鼓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自己。辛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而现在只是因为她走了，我就开始埋怨她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辛兹只能两周见一次面，约在斯凯尔顿附近的克雷文大街的莱昂餐厅。几乎每次都是辛兹张罗着会面，但我从没感激过她。

柜台上的服务生没有拿稳我们的杯子，饮料洒到了盘子上，我点的面包被压成了一个薄片。我要求换个盘子，服务生直接忽略了我。付钱的时候，她没有把找回的零钱放到我手上，而是放在柜台上推过来，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转身看看辛兹，她还是那个熟悉的表情。我们找了一个离柜台很远的空桌坐下来。

“工作怎么样？”她问，“你还是那位玛乔丽·奎克的小跟班吗？”

“她是我老板，辛兹。”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啰。”

我这才意识到，这几周奎克对我的影响已经这么明显。我试着向帕梅拉打听奎克的事，她只告诉我奎克提到过她小时候住在肯特郡。她从少女时期到如今五十岁左右的人生还是个谜。也许等待她的本是精致的肯特郡上流生活，嫁给地方法官之类的权贵，但她另辟蹊径，跑来战后伦敦的瓦砾堆里碰运气。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并不是斯尔凯顿家族的人，我一开始的猜想是错的。她无可挑剔的穿衣品位流露出权威感，她的打扮只为取悦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她每件完美的衬衫，每条无瑕的长裤，都是一场先声夺人的自我宣言。奎克的衣服根本就是丝绸做的盔甲。

我知道她没有结婚，住在温布尔登，就在公园旁边。她抽很多烟，跟里德很亲近，两人的关系就像流水和被流水数十年打磨过的石头一样。帕梅拉说奎克跟里德来这儿工作的时间一样久，里德从1947年开始接管斯凯尔顿，已经二十年了。她跟里德是怎么认识的？她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工作？这些也都是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恶战才坐到现在这个位子的？她读那些罗马史书是为了战略需要吗？

“她跟我以前见过的人都不一样，”我对辛兹道，“一分钟前还笑脸迎人、阳光灿烂。下一秒又像猪鬃一样刺人——她发脾气的时候，站在她旁边都觉得难受。”

辛兹叹了口气：“我们买了个G plan放在公寓里。”

“G什么？”

“噢，黛莉。塞缪尔工作太累了，我就说，我们给自己买个漂亮的G plan沙发吧，这样一天下来他可以把脚搁在上面休息一下。”

“嗯，那你的脚呢？”

她又叹了口气，用小匙搅动着温热的茶水。“告诉你件事。我们新来的邮递员把信件弄混了，邻居就拿着信来我家敲门了。”辛兹清了清嗓子，换上一种装腔作势的伦敦口音模仿道：“‘噢，您好。是啊，这想必是您的吧。我们看到上面有一枚黑色的邮票。’那封信是拉各斯寄来的，黛莉。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尼日利亚朋友，况且还是黑色的邮票。”

她的笑容消失了。以前我们吐槽完这些不快的事情后，心里就会好受些，但碰到刚才那个服务员后，我们就没力气继续说下去了。

“跟我说说婚礼上跟你聊天的那个家伙吧。”她说，看起来很狡猾。

“哪个家伙？”

她转动着眼珠：“劳里·斯考特。白皮肤，瘦瘦帅帅的那个。他是派特里克的女朋友芭芭拉带来的朋友。我可没喝那么多杜本内——我看到你们在厨房聊天来着。”

“噢，是他。他有点古板。”

“嗯，”她说，她的眼睛里闪着秘密的光线，我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

“派特里克跟塞缪尔说他一直问起你。”我紧闭双唇，而辛兹咧嘴笑了，“你还在写作吧？”

“你走了才想起来问我。”

“我没走，我只是搬到地铁线路图另一头而已。”

“你担心我没事可做吧？放心，我还在写。”我说，但这是在扯谎，最近我完全停笔了，我开始觉得自己想当一流作家根本就是个笑话。

“好的，很高兴你还在写，”辛兹坚定地说，“你知道吗？当代艺术中心有个诗歌之夜，”她继续道，“塞缪尔的一个朋友去那里朗诵了，跟你相比他是个真正的老古董。他的诗让我直打瞌睡。”

“我可不要去什么聚会上念诗，辛兹。”我说，皱起鼻子，“绝对不行。”

她叹气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你比他好多了，奥黛尔。你很棒，而且你也清楚这一点，但你就是什么都不做。”

“喂，”我说，“我很忙的，我要上班。你好好享受你的G plan，不要再出这些歪点子了。难道说，因为我没有老公的脚需要操心，就得出门念自己的诗吗？”

辛兹看起来大为光火：“黛莉，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我只想帮忙而已。”

“我没有生气。”我喝完杯子里的茶，“你一切顺利很好，”我说，“但不要指点我的生活。”

辛兹沉默了。我应该当场道歉的，但我没有。她很快就走了，阴沉的脸上挂着泪，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从海里爬出来抓她腿的大怪兽。

那之后一周我们没有见面，再一周也没有见面，她也没有打电话来。我也没有打给她，太尴尬了，我根本就是一个白痴——一个真正的老古董，辛兹那晚一定跟塞缪尔吐槽我了。她沉默得越久，我也就越没有勇气打电话了。

我只想跟她说，我怀念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至少在某人眼里，我是个写作的好手呢。

6

劳里找我的那天是八月十五日。那天早上七点，我正要去值柜台早班。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查令十字街上的公交车还很稀少。长长的林荫大道，白天总是水泄不通，此刻空荡荡地布满绿光。一个星期都在下雨，黎明时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石板路还是湿的，树木宛如水草般在微风中摇曳。

我遇到过比这更糟糕的雨天，因此还可以忍受。我一边把替帕梅拉买的《每日邮报》塞进手袋里以防溅湿，一边穿过卡尔顿花园和斯凯尔顿广场中间的圆环地带。广场的中心是一座政治家雕像，那是一个眼神茫然的家伙，外套已经被鸽子们弄得乌七八糟了。换作以前，我一定会看看他是谁——但五年的伦敦生活让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男人兴趣全无。雕塑们无尽的凝视让我更加筋疲力尽了。

我往斯凯尔顿的方向看去。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瘦瘦高高，穿着一件有点破旧的皮夹克。他的脸庞很窄，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走近时，我知道是他来了。我能感觉到喉咙发紧，心脏翻腾了一下，仿佛胸前受到一记重拳。我走上台阶，从手袋里取出斯凯尔顿的大门钥匙。劳里这次戴着眼镜，一双镜片闪烁着神秘的光。他臂下夹着一个包裹，外面是肉贩们包肉用的那种棕色包装纸。

他冲我咧嘴笑。“你好。”他说。

看到劳里的笑容是什么感觉呢？我试着形容一下：就像治疗师把双手放在我的胸前。我的膝盖发软，下巴麻麻的，连咽口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张开双臂拥抱他然后说：“是你，你来了。”

“你好，”但我只是这么说，“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他的笑容僵住了：“你不记得了？我们在婚礼上见过面，我是芭芭拉的朋友。你念了一首诗，而且不肯跟我去跳舞。”

我皱起眉：“哦，是的，你好吗？”

“我好吗？难道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吗？”

“现在是早上七点，您是？”

“斯考特，”他说，脸上的愉快一扫而空，“劳里·斯考特。”

我走过他身边，手忙脚乱地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我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对事情的进展想象过很多种可能，但到了眼前，我又跟以前一样故步自封了。我推门而入，他跟在我后面。“你是来找人的吗？”我说。

他给了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奥黛尔，我逛遍了这座该死的城市的每一家画廊、博物馆，就为了找你。”

“找我？”

“是的。”

“五个星期你都没能找到我？问帕特里克·米纳莫尔不就知道了吗？”

他笑了：“所以你在数日子。”我涨红了脸，移开了视线，开始忙着整理信件。他举起棕色纸包说：“我带来了狮子女孩们。”

我掩饰不住声音里的狐疑：“谁？”

他大笑：“我妈妈的那幅画，我接受你的建议，你觉得这里有谁能帮我看看这幅画吗？”

“肯定有。”

“我查了你指出的那个缩写I.R.，没有任何发现。这幅画很可能一文不值。”

“你想卖了它？”我问，我走到木头柜台的另一边，脑袋依旧晕晕的，心脏跳动得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地跟一个男孩相处过。

“也许吧，看看有什么结果。”

“但那不是你妈妈的最爱吗？”

“我才是妈妈的最爱。”他说。他把包裹放在柜台上，露出冷冷的微笑。“开个玩笑，但如果它很值钱，你知道的，可以让我开始新生活。格里那个浑蛋——请原谅我的粗鲁——随时会把我赶出去的。”

“你不干活吗？”

“干活？”

“你没有工作吗？”

“我以前工作过。”

“很久以前？”

他扮了个鬼脸：“你有意见啊。”

事实上，我没法欣赏没有工作的人。我来到伦敦后认识的每一个人——辛兹、鞋店的女孩们、塞缪尔、帕特里克、帕梅拉——我们都有工作。工作就是我们存在在这里的意义。在我的家乡，父辈们都在田野里讨生活，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是逃离这漫漫长夜的唯一办法。那是你的出路。一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生长环境，它们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劳里盯着棕色纸包往里看。“说来话长，”他说，察觉到了我的抗拒，“我大学辍学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妈妈不是——噢，算了。但我真的想要重新开始。”

“明白了。”

他有点尴尬，双手插进他的皮夹克口袋里：“听着，奥黛尔。我不是……游手好闲的人，我真的想做些事的。希望你了解。我——”

“你想喝茶吗？”我问。

他忽然住口。“茶？好的，老天，现在有点早吧。”他笑了。

“你会站在这里等我泡好茶回来吗？”

“是的。”他说。

“你是个疯狂的男孩。”

“谁疯狂了？”他说，然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看着他苍白的脸说：“就算没有工作，我妈妈也会觉得你很棒。”

“为什么她会这么想？”他问。

我叹了口气。大清早的，真不是解释的时候。

我们坐在前门上锁的接待大厅里，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一边忙着整理邮件，一边煮着茶和咖啡，帕梅拉和我得全天供应这两种饮料。劳里看起来很喜欢他那杯茶，好像他从来没见过热饮料似的。

他跟我讲他妈妈的葬礼：“糟糕透了。格里念了一首关于凋谢的玫瑰的诗。”我伸手遮住嘴笑了。“不，你应该笑的，”他说，“我妈妈也会觉得好笑的。她不可能喜欢那首诗，她根本就不喜欢玫瑰花。格里的嗓音根本就不适合朗诵。我从来没听到过那么难听的声音。他好像屁股上装了个活塞一样。神父是个老糊涂。只有五个人到场。糟糕透顶了，她的葬礼是这副模样，我好心痛。”

“我很遗憾。”我说。

他叹了口气，伸直了双腿。“跟你没关系，奥黛尔。不管怎么样总算结束了。安息吧。就这样了。”他揉揉脸，像是要抹去一段记忆，“你呢？室友搬走了你还习惯吗？”

他还记着这事，我有点感动。“还好，”我说，“有点安静。”

“我以为你喜欢安静。”

“你怎么知道？”

“你不愿意去火烈鸟俱乐部。”

“不是那种安静。”我说。

两人都沉默下来。我坐在柜台后面，他坐在对面，我们中间是那只独自等待的棕色纸袋。那是一段美妙的沉默，温暖而充实，我喜欢他坐在那里谦和的样子——而我的眼睛仍然能感受到我们初遇时他身上那种熠熠生辉的光泽。

我觉得他很美，我拿出给帕梅拉的《每日邮报》，装模作样地整理着桌子，希望帕梅拉可以迟来一会儿。在家的时候，我曾有过一两段我妈妈称之为“儿戏”的恋情：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牵手，在讲座结束后一起吃热狗，在王子大楼的音乐会里尴尬地接吻，在球场跑道上吃深夜晚餐，以及一起看萤火虫微弱的蓝光。但我从来没有……谈过一场完整的恋爱。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男生的注意，觉得追求的过程很折腾。我们西班牙港的院校女孩不流行“自由恋爱”。学校里的天主教教育仍承袭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遗风，不时谴责那些自甘堕落的失足女人或女孩。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里，肉体的交流根本不值一提。

我对性始终怀着一种傲慢的恐惧，但又觉得困惑，毕竟已有女孩试过了，莉斯特拉·威尔森和多米妮克·曼德斯那样的女孩们都有比自己年长的男朋友，她们眼里闪烁着神秘感，似乎很享受自己度过的时光。至于她们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男朋友的，我一无所知——但其实肯定包含着某种不守规矩：夜里偷偷爬出寝室窗户，到弗雷德里克大街和海军广场上的夜店里去之类的。在我的记忆里，莉斯特拉和多米妮克，那些大胆的女孩似乎生来就是女人，她们就像来自大海的人鱼一般住在我们中间，富有女人味且充满力量。难怪我们这些胆小鬼只能猫进书堆里。我们看不起性，正是因为它高高在上。

斯凯尔顿的前门还锁着。我想留住这段时光——里屋的水壶叫声提示着茶水已经烧好，他不时伸直或弯曲自己的双腿，问我看过哪些电影，某一部我怎么能没看过，喜不喜欢听蓝调和民谣，在这儿工作多久了，喜不喜欢克拉彭。劳里总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

“一起去电影院吗？”他说，“我们可以去看《007之雷霆谷》或者《小丑》。”

“《小丑》？听起来很适合你。”

“主演是奥利弗·里德——他棒极了，”劳里说，“不过犯罪电影对你来说是不是太轻浮了？”

“轻浮？为什么？”

“因为你很聪明。如果我带你去看一群蠢货蹦来跳去寻找皇室宝藏，你肯定会觉得受到了某种侮辱。”

我笑了，开心地发现劳里对这些事也很紧张，而他的坦诚也让我很感动。“还是你想看一部法国片，”他说，“就是那些人们在房间里走进走出，互相凝望的电影？”

“我们去看邦德吧。”

“好的，棒，太棒了!我很爱看那部《金手指》——那顶圆礼帽!”我又笑起来，他走近柜台，靠过来握起我的手。我看着手呆住了。“奥黛尔，”他说，“我觉得——我是说，你——”

“什么？”

“你很……”他仍旧握着我的手。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不想让一个男人松开他的手。

外面又开始下雨。雨水急急地打落在灰色的人行道上，我转头去看，劳里凑过来亲了我的脸颊。我回头时，他再度吻了我，那感觉很美妙，于是我们就站在柜台边吻了好几分钟。

我停下来：“你会害我被开除的。”

“好吧，那可不行。”

他回到他的座位上，笑得像个白痴。屋外的雨势更猛烈了，但这毕竟是英国的雨，不是特多的雨。在家乡，暴雨总是如瀑布打破天空疾落而下，热带的倾盆大雨会一连下上好几个星期，雨水为森林披上近乎发黑的绿色。霓虹灯罢工了，陡坡成了一团泥浆，火炬姜花红得好似染了人血——而我们所有人，不是站在雨棚下就是躲在屋子里，直到能再次安全地走上湿亮的柏油路为止。我们经常把“下雨”当作迟到的借口，所有人都会体谅你。

“什么？”劳里说，“你为什么在笑？”

“没事，”我说，“没事。”

敲门声响了。奎克从一把宽大的黑伞边缘下探出头，从玻璃窗外向里张望。“噢!”我喊道，“她早到了。”

我跑到门边开锁，谢天谢地她没有看到我们接吻。奎克走进来，她的脸看起来更消瘦了。她脱掉外套，抖落雨伞上的水珠。“八月天。”她咕哝道。

她抬头看到劳里。“你是谁？”她说，机警得像一只猫。

“这位是——斯考特先生，”我说，对她的粗鲁有点吃惊，“他想找这里的人谈谈他的画。斯考特先生，这位是奎克小姐。”

“斯考特先生？”她重复道，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好，”劳里说着，赶紧站起来，“我想知道我得到的是一件传家宝还是垃圾。”他伸出手，奎克也伸手相握，只是动作宛如对抗一个巨型磁铁。我看到她退缩了一下，但劳里完全没注意到。

她淡淡地笑了：“我希望对你而言是前者，斯考特先生。”

“我也是。”

“我可以看看吗？”

劳里走到柜台，拆开包装纸。奎克原地站在门边，手指紧抓着雨伞顶端。她一直盯着他看。雨水浸湿了她的外套，但她没有脱下来。劳里把画作转过来靠在自己身上，让奎克和我看。“就是这幅。”他说。

奎克立了四五秒钟，凝神看着金色的狮子、女孩们和她们身后的原野。雨伞从她的手中滑落，跌到地板上。“奎克？”我说，“你还好吗？”

她看着我，忽然快步走出前门。“没那么糟吧？”劳里从画作上方望出去说。

奎克正低头匆忙走过广场，完全不顾滂沱大雨。我正要穿上自己的外套追出去时，埃德蒙·里德出现了，他脱下了自己湿漉漉的呢帽子。

他低头看着我：“巴斯东小姐，是你吗？”

“巴斯琴。”

“你这是要跑去哪里？”

“去找奎克小姐，她——忘了带伞。”

“我们今早还约了开会。”他转向劳里的方向，劳里又坐了下来，画搁在他的膝盖上，他匆忙地裹上了棕色包装纸。“这是谁？”

“斯考特先生带来了一幅画。”我说。

“我看到了。现在是早上八点十五分，才一大早就乱成一团了？拉奇小姐人在哪里？”

“今天我值早班，里德先生。斯考特先生今天来是想请人看看他的画。那是他母亲的——她的最爱……”我没心思说下去了，焦急地寻找奎克的去向，不知道她是否安好。

里德慢条斯理地脱下湿漉漉的大衣，好像我把全世界的负担都压在了他肩上。他身材高大，穿着考究，一头浓密的银发，身上散发出木调的须后水味。“你有预约吗？”他问劳里，一双蓝色的小眼睛透着不耐烦。

“没有，先生。”

“我们不是随到随看的机构，你知道的，不是这样的流程。”

劳里立刻怔住了，棕色的包装纸在画作周围发出窸窣声：“我知道。”

“好吧，你大概还不知道。让巴斯琴小姐帮你登记一个下周的时间，我今天没空。”他转头看着奎克消失的方向。“玛乔丽这么着急跑出去到底是为什么？”他说。我从没见过里德焦虑的样子。他又转回身来，劳里站了起来，半张棕色包装纸掉到了地板上。里德定住身子，眼睛盯着露出的半幅画，那只金色的狮子。

“这幅画是你的？”他问劳里。

劳里垂下双眼，拾起包装纸。“是的，”他戒备地说，“是——我妈妈的。现在是我的了。”里德走过去，但劳里往后退去，用手挡着画。“等等，你刚才说你没有时间，你说要下周，虽然那个时候，”他补充道，“我应该已经把它给别人看了。”

“啊!”里德道，他举起双手，“我只想靠近看看，拜托。”他继续道，说这些话似乎费了他很大的力气。

“为什么？一分钟前你还看不上眼。”

里德故作轻松地笑了：“听着，老兄，我为自己的无礼道歉。太多人拿着自己亲戚的传家宝或从红砖巷小贩那儿买来的三先令小玩意儿到我们这儿来了，不胜其烦。但你这幅画看着很有趣。如果你能让我仔细看看，我也许能告诉你原因。”

劳里犹豫着，把画作放回了柜台上，拿掉了剩余的包装纸。里德走近，仔细端详画作，他的手指在画上徘徊，第二个女孩漂浮的头颅，蜿蜒的长辫，狮子沉默的凝视。“我的天啊，”他吸了口气，“你妈妈从哪里得到它的？”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问问她？”

劳里匆匆看了我一眼：“她死了。”

“啊？”里德踟蹰着，“那么——你能想到她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吗？”

“她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买的，有时候也去拍卖会，但这幅画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了。不管搬到哪里，她都把它挂在她房间的墙上。”

“它最近一次是挂在哪里？”

“在她萨里的家里。”

“她从来没有跟你说起过这幅画？”

“她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里德轻轻地举起画翻看背面。“没有画框，只有一个钩子，”他喃喃道，“好吧，”他对劳里说，“如果她一直把它挂在房间里，那么它对她来说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她只是认为它很漂亮。”劳里说。

“我可不会用漂亮来形容它。”

“您会怎么形容呢，先生？”

里德没有理会劳里的语气。“第一印象，我会说它很‘大胆’。斯考特先生，如果你想出售或展览这幅画，弄明白出处至关重要。我猜这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所以它值钱吗？”

几秒钟的沉默。里德深吸一口气，眼睛盯着画作：“斯考特先生，能否同我去办公室让我仔细看看这幅画？”

“好吧。”

“巴斯琴小姐，请准备咖啡。”

里德拿起画，示意劳里跟着他走。我看着他们走上螺旋楼梯，劳里回头对我竖了一个大拇指，眼神很兴奋。

屋外，雨势已成洪流。我在广场上寻找奎克的身影，但无疑，现在她已不见踪影。我沿着广场左边一直跑到皮卡迪利广场，摸索着，希望能看到她。我又往右走，不知不觉地往地铁站走去，然后就看到了她，在我前面一个街区。周围满是尖锐嘈杂的汽车喇叭声，只有附近的爱神雕像耸立不动。

“奎克!”我喊道，“你的伞!”路人纷纷回头注视，但我完全不在意。奎克仍旧疾步向前，于是我跑得更快了，伸出手去拍她的胳膊。她闪电般地弹开又转过身来。她遥望着喧嚣马路上的某处，被煤烟熏黑的高楼、五彩的招牌，以及在水洼间绝望跳跃的行人。然后她看到是我，仿佛松了一口气。她已浑身湿透，那湿漉漉的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我忘了件东西，”她说，“在家里——我忘了——我得回去拿。”

“拿着，”我说，“你的伞。我帮你叫辆出租车吧。”

她低头看看雨伞，又抬头看着我：“你湿透了，奥黛尔。你跑出来干什么？”

“因为——好吧，因为你跑出来了。你看看你。”我把手放在她湿漉漉的袖子上，她凝视了片刻。想不到她的胳膊摸起来这么纤细。

“过来。”她从我手里拿过伞，在我们头顶上方撑开。我们在黑色的雨伞布下对视了一会儿，暴雨咆哮着打落在脆弱的伞骨上，四周的行人纷纷寻找躲雨的角落。她的卷发贴在额头上，粉底被雨水洗刷殆尽，我能看到她本来的皮肤——奇怪的是，她那张没有化妆的脸反而更像一张面具。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老天，”她喃喃道，闭上了双眼，“这该死的雨季。”

“我帮你叫辆车吧？”

“我去坐地铁。你身上没带烟吧？”

“没有。”我不安地说，这下她知道我不抽烟了。

“那个男人——他怎么会来斯凯尔顿的？”她问，“你认识他吗？看起来你们好像认识。”

我低着头，我们的脚边尽是大摊的积水。我想起来本该要煮的咖啡，不知道被开除以前还能在外面逗留多久。“我只见过他一次——在辛兹的婚礼上。他今天又找到了我。”

“找到你？还真是有毅力啊。他没——骚扰你吧？”

“完全没有，他很好。”我说，带着些辩解。奎克为什么要用那种口气说劳里呢，她的行为才让人不解吧？

“好吧。”她冷静下来，“听着，奥黛尔——我得走了。告诉他别再拿那幅画来烦你。”

“里德先生看了那幅画。”

“什么？”

“他在你后面不久就来了，说你们今天有个早会要开。他看了一眼那画就把它带回办公室了。”

她的视线穿过我的肩膀，望向斯凯尔顿：“里德先生看画的时候说什么了？”

“他看起来……很兴奋。”

奎克垂下眼帘，面无表情。那一刻，她显得很苍老。她抓住我的手紧握了一下：“谢谢你，奥黛尔——给我送伞。你是个好人，真的。但还是你拿着伞吧，我要进地铁了。你回办公室去吧。”

“奎克，等等——”

她把伞塞进我手里，转身下了地铁站的台阶。我还没来得及再次出声，奎克已经消失了。

1936年1月

Ⅰ

萨拉失去了意识，脸歪向一边，一头精细的卷发已被枕头压乱，裸露大腿的伤口处涂了灼伤止痛剂。嘴里弥漫着夜里最后一杯酒的酸味。床头桌上的烟灰缸塞满了烟头，旁边是一叠侦探小说和边角卷曲的Vogue杂志。满是灰尘的地板上散落着她的衣服，这里一条宛如蜕皮后的蛇一般的长袜，那里一件逃脱中被压扁的衬衫。她的口红在罐子里融化了。房间角落，一只蜥蜴溜过瓷砖，如同眼睛眨落灰尘般轻巧。

奥利芙站在门口，手里紧攥着斯莱德艺术学院的来信。信是两周前才寄来的，但已皱如手帕，历经无数次折叠后，折痕处已油光发亮。她走到母亲的床边，在床尾坐下，又读了一遍信，尽管内容她已烂熟于心。

很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艺术学位课程……老师们对您印象深刻……饱含想象力和创意……延续学院严谨却又积极革新的传统……期待您在两周内回复我们。如有变动，敬请告知。

如果她大声读出来，萨拉也许能从房间的闷热空气中听到，那么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奥利芙就会如自己所说，一走了之。这种重磅消息，在安眠药失效前宣布大概是最合适的。奥利芙是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这封信的。她简直想跑去天空尽头大喊自己该何去何从。她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在画画，更别说她申请了艺术学校的事。但令奥利芙困扰的是，她已经习惯了把画画当成一个秘密，这既让她觉得轻松，亦是她的创作动力。这是她的迷信，一个不愿打破的习惯，于是她回来了，回到这个西班牙南部的小村庄。

她注视着母亲的睡姿，想起有一次，她在学校的美术课上画了一张萨拉的画像，然后拿给父亲看。“哦，利芙[5]，”他说话的时候她的心怦怦直跳，脊梁上涌起一股期待感，“把它当礼物送给你妈妈吧。”

他只说了这句。给你妈妈的礼物。

她父亲总是说，女人当然可以拿起画笔作画，但实际上她们成不了杰出的艺术家。而奥利芙从来没弄清两者的区别。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画廊角落里玩耍，偷听哈罗德和客户讨论这个话题，男女客户都有——女客户们一般也同意他的意见，愿意把钱投资在年轻男人而不是女性同胞身上。艺术家的男性设定已成共识，连奥利芙不时也这么想。十九岁的她自然处于下风，大家只当她是个顽强勇敢的小摆设。但眼下的巴黎，阿丽塔·雪·吉、梅拉·奥本海姆、加布里埃尔·蒙特都在从事创作——奥利芙也亲眼见过。难道她们不算艺术家？难道普通画家和艺术家的区别仅仅存在于他人的眼光和高倍投资金额里吗？

她没法跟父母解释申请斯莱德的原因，解释她的作品集，以及那篇关于贝利尼画作中出现的背景人物的论文。她知道女性在艺术界的种种弱势，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她不明白，这股冲动到底从何而来。而尽管独立新生活唾手可得，此刻，她还是坐到了母亲的床尾。

她再次转向萨拉，想着要不要去拿粉彩笔。很久以前，母亲会拿自己的皮草或珍珠耳环打扮奥利芙，带她去康诺特省吃松饼，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看小提琴家演奏或英俊的诗人朗诵表演——这些人都是萨拉的朋友，等奥利芙长大后，她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母亲的情人。近来，萨拉的举止已变得无法预料。她拒绝就医，吃药也没什么用。奥利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是母亲留下的残渣。她只能悄悄地把她画下来，如果萨拉看到那些画，大概永远不会原谅她。

长长的窗户半开着，窗帘随着一阵微风起舞。黎明的风从阿拉佐罗远处的山脉吹起一片不可思议的云海，在鸭蛋灰的天空中绘出几道金与粉的纹路。奥利芙仍攥着信，她蹑手蹑脚走到阳台，望着空旷的田野延伸到远处崎岖的山谷中，灌木丛和野雏菊摇曳其中，风筝在上空盘旋，蚱蜢在空荡荡的瓜田里拉锯般地鸣叫，公牛正在耕犁播种前的土地。

无忧无虑的兔子们蹦跃着穿过果园，远处的山坡上放牧的山羊成群结队，脖子上的铃铛即兴地响起，这浑然天成的奏鸣曲听来相当抚慰人心。忽地一声猎人枪响，惊起的鸟雀搅乱了这个巴洛克式的安达卢西亚清晨。枪声没有吵醒萨拉，但兔子们当即四散开去，这些逃生专家离开蠢蠢欲动的地表生活不见了踪影。奥利芙关上窗，窗帘随之垂落。她的母亲也许期待能在这里找到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但此地修道院的钟声里却透着一股不羁，山谷里似乎还有野狼。谷仓里徒劳的狗吠声随时会刺穿每个平静的片刻。但自从她们来到这里之后，奥利芙自己倒从本地风景和房屋中获得了意外的能量。她从果园深处的小屋里找到了一块老木板，像搬赃物一样搬到了阁楼上。她把它处理了一下打算用作画板，不过上面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她父亲迈步走进房间，他的大脚踩到床边的Vogue杂志滑了一下。奥利芙把信塞进睡衣口袋，转身回头看他。“喝了多少？”他指着熟睡的妻子问道。

“不清楚，”奥利芙说，“但我觉得比平时多。”

“Sheiße.”哈罗德只有在压力很大或很快活的时候才会用德语飙脏话。他俯身凑近萨拉，轻轻地挪开她脸上的一缕头发。这是老掉牙的动作了，奥利芙觉得恶心。

“你买到香烟了吗？”她问他。

“嗯？”

“你的烟。”昨晚，他提到过要去马拉加买烟并拜访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想发掘另一位毕加索，他笑说，好像闪电真的会劈中同一个地方两次似的。她父亲总会在这种日子里溜之大吉——他很容易厌倦，但重新出现的时候又十分需要一个听众。他们来这里不过才两天，他又故伎重施了。

“噢，”他说，“是的，在车里。”

离开房间前，哈罗德给爱妻倒了一杯水放在她的床头，在她刚好够不着的地方。

楼下的百叶窗还半开着，阴影中立着极简的家具。空气中带着点樟脑与旧雪茄的味道。这房子应该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奥利芙猜。它就像地面上的一座庞大坟墓，每一间房都以沉默迎接她的到来，殖民地风格的长长走廊，暗色硬木柜里没有一件家居用品。仿佛所有的东西都维持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模样，只有他们是过时的角色，被一堆废弃道具包围在一部客厅喜剧里。

空气中淡淡的水汽开始蒸发，奥利芙打开百叶窗，阳光顿时漂白了房间，暴晒但并不暖和的一天。窗外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山坡，延伸到下面高高的铸铁栅栏，再往前是村庄道路的起点。她望向外面，参差不齐的灌木和空空如也的花坛，还有三棵没有果实的橘子树。她的父亲说过，这些宅邸总是建在村庄之外灌溉良好的肥沃土地上。他声称，夏天来的时候，他们就能享受橄榄树与樱桃花的环抱，满园夜香草与蓝花楹，以及喷泉流水。他们会非常惬意，非常快乐。

奥利芙还穿着冬天的睡衣、长袜和麻花毛衣。石地板凉透了，光滑的大方格上仿佛刚淋过雨。去做吧，她想。告诉他你被录取了，打算离开这里。好像光凭想象，就能实现这一切似的。好像知道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做起来就会毫不吃力似的。

她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一罐咖啡豆和一台老式但还能用的磨豆机。早餐就只能这么对付了，她和父亲决定去房子后面的露台上喝咖啡。哈罗德走到有电话的房间里。他选了这里唯一通上了发电机的房子，电话对他们来说是个惊喜，哈罗德很满足。

他用德语低声交谈，也许是跟他的某位维也纳朋友。他的语气坚决，但她没法听清楚详细对话。他们在伦敦的时候，每每得到些家乡的消息——街头斗殴、被挟持的祷告会——他就会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磨豆子的时候，奥利芙想起了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想起旧时代与新时代，想起犹太人与基督徒，想起知识分子和异类，想起身体和灵魂。哈罗德说他们现在回去不安全，奥利芙有点不能接受。在他们迁居的地方，暴力是那么遥远。

他讲完了电话，坐在阳台上一张绿色旧沙发上等她。他皱着眉浏览信件，外套上围了萨拉给他织的一条细细长长的围巾。无论他们在哪里落脚，他总有办法让信件提早寄达。

奥利芙弯腰坐到一张废弃的摇椅上，她动作很慢，担心胶水被湿气侵蚀或椅关节被蛀木虫蛀空了。她父亲点了一根烟，把银烟盒放在斑驳的阳台地板上。他吸着烟叶，奥利芙听着他呼吸间烟叶加速燃烧的噼啪声。

“你觉得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她问，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随意些。

他抬起头不再看信。一丝细烟从香烟末梢笔直升起，这儿没有微风改变它的路线。烟灰逐渐增多，慢慢往下弯，掉落在剥落的地板上。“别告诉我你已经想离开了。”他抬起深色的眉毛，“你是不是——”他小心琢磨着用词——“惦记谁？我们是不是把谁遗漏在伦敦了？”

奥利芙茫然地盯着一月里稀疏的果园，真希望确有那么一位平庸的杰弗里，在南肯辛顿有一栋白灰泥的房子，有一份外交部副秘书的差事。但根本就没有，从来没有过。她闭上眼睛，几乎能看到想象中袖口表面反射的暗淡金属光线。“没有，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不毛之地。”

他放下信件注视着她：“利芙，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你妈妈——”

“我可以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者跟朋友一起。”

“你一直告诉我你没有朋友。”

“我有——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她摸摸睡衣口袋：“没事，没什么重要的事。”

“你向来不把伦敦当回事。”

奥利芙没有回答，她被站在果园里的两个人吸引住了，他们站在喷泉旁边等人，四周是绕着屋子生长的草坪。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人毫不掩饰。女人身上背着一个包，站在花园里十分协调，干涸的土地上眼下只有些藤条。有人照料的年月，这里应该也长过西红柿、茄子和莴苣。

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耸着两肩，下巴低垂，而女人正盯着喷泉中央的雕像，那位肌肉发达的森林之神萨堤尔正捧着一只空水罐。她闭上眼睛，呼吸着空气。奥利芙也跟着呼吸，炭火和鼠尾草田，空虚与荒凉，在空气中微弱地飘荡着。

二人开始靠近房子，迈着跟山羊一样沉着的步子，避开兔子洞和小石头。这股坚定前行的意志震撼了奥利芙，她和父亲看着他们走近，地上的欧洲蕨随着两人的脚步一路发出噼啪声。

女人比奥利芙以为的要年轻一些。她的眼睛很黑，那只鼓鼓囊囊的包十分惹眼。她长着小巧的鼻子和嘴巴，皮肤光滑得好似坚果。她穿一条朴素的黑裙，长袖在手腕处扣好，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辫成了一个长辫。但她转身看哈罗德的时候，辫子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色。

男人的头发近乎黑色，年龄更大一些，二十五岁左右。奥利芙好奇他们是不是夫妇。她没法不盯着他看。他有着托斯坎贵族的脸形，健美的身材可媲美羽量级拳手。他穿着笔挺的蓝色长裤和开领衬衫，这身打扮奥利芙也看到其他田里的男人穿过，不过他们穿得很破烂而他却很整洁。他的脸庞很精致，似乎能说会道。他深棕色的眼睛如一小股电流般掠过奥利芙的身体。这两人是一对吗？奥利芙的眼神直勾勾的，但她没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我们带了面包来。”男人的英语略带口音，他的同伴在包里翻找，然后举起一条面包。

哈罗德高兴地拍起手来。“感谢老天!”他说，“我饿坏了，快拿来。”

那对男女朝阳台走来。虽然奥利芙跟女孩差不多高，但她觉得自己比那两人都要庞大，很不自在——她的手太长了，头太大了，四肢不协调，这些缺点一览无余。为什么她还像个小学生一样穿着睡衣？

女孩把一只手放到胸口。“我叫特雷莎·罗布尔斯。”她用西班牙口音说着，她是罗布尔斯。

“我叫艾萨克·罗布尔斯。”男人道。

“我叫奥利芙·施洛斯。”

她肯定是他的妻子了，奥利芙想，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早就跟她待在一起呢？他们大笑起来，她升起一股怒火。奥利芙在西班牙语里也是“橄榄”的意思，他们肯定觉得很好笑，但毕竟也没有“凤尾鱼”和“杏果”那么夸张吧。奥利芙的名字从小就饱受嘲笑：先是被说成大力水手的女朋友，青春期的时候又被说成鸡尾酒配料。现在，总算自由在望，她又被嘲笑是西班牙树枝上的果实。“哈罗德·施洛斯。”她父亲跟两人握手，特雷莎把面包递给他。他笑容满面，好像那是一块金条，而特雷莎则是东方三贤士中的一位。“我是她爸爸。”他补充道，奥利芙觉得完全没必要。特雷莎蹲下来，动作如魔术师般随性而精准，她从包里又拿出气味浓郁的混合着迷迭香的山羊奶酪、一条腊肉香肠、三颗小榅桲和几颗硕大的柠檬。她用花哨的手法将它们一一摆放到斑驳的木地板上，它们就像一颗颗小行星般闪烁着，构成一个以她为中心的太阳系。

“野餐也不叫我吗？”

萨拉穿着丝绸睡衣出现在厨房门口，尽管套着哈罗德的飞行夹克和他最厚的一双打猎袜，她仍在瑟瑟发抖。她没有睡好，还喝下了不少他们在巴黎买的香槟，人有点憔悴，但看上去仍有电影明星收工后的风采。

奥利芙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反应，特雷莎眨着眼睛，为那头闪亮的金发炫目，无论在哪里，萨拉的身上总是闪耀着光芒。艾萨克跪下来，把手伸进包里。包的底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然后包就自己动了起来。

“天啊!”奥利芙大喊。

“别那么大惊小怪。”萨拉道。

特雷莎和奥利芙对视了一眼，然后笑了，这公然的羞辱令奥利芙大为光火。艾萨克拿出一只活鸡来，散落的羽毛飘落地面，带着鳞纹的鸡爪在他手中滑稽地挣扎着。那只鸡转动着爬虫般的眼睛，恐惧地扭动脚趾，两爪紧绷。艾萨克用左手将鸡按在地上。鸡发出沉闷的咕咕声，挣扎着想回到女主人凉快的包里去。艾萨克的右手慢慢放到鸡头上，轻声安慰它，然后忽然用力。他右手坚定地一扭，折断了鸡脖子。

那只鸡瘫软在艾萨克的手掌上，如同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他把它放在阳台上，然后拿开了手。奥利芙低头俯视着那只鸡的眼珠时，她确信艾萨克看到了。

“你们今天会吃饭的。”特雷莎直接对奥利芙说。奥利芙不知道这算是邀请还是命令。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这种场面。”萨拉说。她向两位新来的客人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我是萨拉·施洛斯。那么你们二位是？”

“只是死鸡罢了。”奥利芙厉声道，艾萨克·罗布尔斯又大笑起来，她又一次心烦意乱。

Ⅱ

特雷莎看着一群人走进室内，从阳台上拿起她带来的食物。她原本不想来的。在她眼里，他们的来意显而易见且毫无新意。又一个有钱佬带着妻女来了，艾萨克这么说。你该看看他们的汽车和行李箱。车顶还有一个留声机。“他是谁？”她问哥哥，但他和村里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星期前，女公爵的老宅终于来了新房客。

在西班牙南部的这个角落里，有钱的老外并非稀客，他们带着做生意挣的钱和对都市生活的不满来到这里。事实上，特雷莎已经为两个这样的家庭工作过。他们来自巴黎或图卢兹，马德里或巴塞罗那，满载成箱的画作和小说而来——还有打字机，用来创作自己的小说——还有刻着姓名缩写的行李箱，有时候行李箱会掉在路上，因为他们没法驾驭本地的骡子。他们是些波希米亚风的富豪，或者，更常见的是波希米亚风的富豪继承人，从得克萨斯州、柏林或伦敦，想来这里挥毫泼墨，然后像一格他们不常用的水彩颜料一样融化在这片山色里。他们来了这里，小住一阵，大多数人会再度离开。

特雷莎的余光看到奥利芙没有走进去。她脚趾上的羊毛袜缝得很不专业，特雷莎觉得很可惜。这种人应该穿得体面一些。奥利芙走到她身边，跪坐下来。“我帮你吧。”她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特雷莎有点吃惊。女孩的指甲里留有新绿色的新月形颜料。她的波波头要修一下了——乱蓬蓬的，像一个巨大的蘑菇盖在她头上。奥利芙笑起来的样子让特雷莎震惊，她的脸简直是萨拉的复制品，只是其中似乎漏了一拍，带着刺耳的回音。“我还穿着睡衣。”奥利芙道，特雷莎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她捡起瘫软的鸡放回包里。

“这里很美，”奥利芙继续道，她拿了一只柠檬在手里掂量着，“我记得我的旅游指南上说：南非离这里不远。信仰天主教的国王从摩尔人的阿拉伯帝国里夺走了这片土地。夏季酷热逼人，冬季冰冷刺骨，一整年都能看到辽阔的夜空。”

她看起来有点神经质。萨拉叫她胆小鬼的时候，特雷莎正看着她。她好像准备好了反击的词，但又一一锁入了头骨之中。奥利芙举手投足间有种迫切感，她让特雷莎想到一头困兽，因为有人接近牢笼栅栏便会躁动不安。

“那么，”奥利芙再次用英语问道，“你们结婚多久了？”

特雷莎盯着她：“结婚？”

奥利芙皱起眉：“Casados——西班牙语是这样说吗？”

特雷莎笑了。“艾萨克是我哥。”她用英语说。她看到奥利芙脸上浮起红晕，手上拉着一根松开的毛衣线头。

“噢，”奥利芙道，“我以为——”

“不，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母亲都过世了。”

“啊，”奥利芙似乎想让自己镇定下来，“你的英文说得很不错。”

特雷莎轻轻地从奥利芙手中拿过了柠檬，奥利芙吃惊地望着那个水果，好像不记得自己拿起过它。

“埃斯基纳斯有个美国来的女士，我替她工作过。”特雷莎说。她决定不提自己工作过的另一个德国家庭，他们几个月前刚回柏林，教过她一些基础的德语。生活已教会她最好不要一下子亮出所有底牌。“她叫巴内蒂小姐，她不会讲西班牙语。”

奥利芙似乎清醒过来：“你们今天来也是为了这个吗——想来我们家工作？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特雷莎穿过阳台，凝视着果园中光秃秃的树木：“我们的父亲叫唐·阿方索。他替这片土地和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工作。”

“这里的女主人真的是一位女公爵吗？”

“是的，她的家族很古老。”

“她应该很久没有来过了。这里的灰!哦——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杜克莎夫人从没来过，”特雷莎说，“她住在巴塞罗那、巴黎和纽约。她在这里无事可做。”

“我不信。”奥利芙答。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一半英国人。我父亲是维也纳人，他娶了我母亲，我母亲是英国人，但总认为她出生在日落大道上。我们最近几年都住在伦敦。”

“日落大道？”

“不重要……那么——你是阿拉佐罗人？”

“你们会住很久吗？”特雷莎问。

“那得看我父亲了。”

“你多大了？”

“十九岁。”奥利芙答道，她看到特雷莎眉头紧锁，继续道，“我知道，说来话长，但我妈妈的身体不好。”

“她看起来气色不错。”

“只是表象。”

特雷莎被奥利芙尖锐的语调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想知道这个穿着宽松夹克衫的美丽而易怒的女人到底是怎么了。“你在这儿会需要帮手的，小姐。”她说，“这里不是伦敦。你会煮饭吗？”

“不会。”

“打扫呢？”

“不会。”

“你骑马吗？”

“不会骑!”

“我会帮你的。”

“好吧，你多大了？”

“十八岁。”特雷莎说了谎，实际上她才十六岁。她知道老外们对年纪常抱着天真烂漫的态度，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孩童模样。眼前这个女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特雷莎自己可没有这种运气，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如同矿石一样古老。“我哥哥——”她开口，又停下。她不想谈艾萨克的不必要的事。她从口袋里拿出三个信封。“Tomate, perejil, cebolla.”她用西班牙语说。

“土豆、香菜、洋葱？”奥利芙说。

特雷莎点头。她本来没打算把它们当礼物送出去。实际上她是想把它们带来悄悄种到女公爵肥沃的土地里，最终为她自己收获果实的。“给你的。”她对女孩说。十六年来，特雷莎还从没给别人送过礼物。

奥利芙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往屋子里看去。房间深处传来萨拉的笑声和男人们低沉的说话声。“我们一起种吧。”她说。

“现在？”

“现在。”

奥利芙从果园尽头的小屋里找到两把生锈的耙子，递给特雷莎一把。特雷莎惊讶于眼前这个欣然留下来的女孩，她们一起翻松坚硬的泥土，一起除草。她不想为此过于高兴，但又没法控制自己。奥利芙这样的女孩选择留在外面而不是跟大家进屋去，肯定不多见吧。她劝奥利芙在袜子外面套上一双长靴，奥利芙低头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脚。“哦，没关系，”她说，动动脚趾上的补丁，“我喜欢踩在土地上的感觉。”

特雷莎认为，只有那种拥有无数袜子的富家女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巴内蒂小姐，同样为乡村生活而来，她呆呆的，像是会说出这种话来。但奥利芙不同，她不假思索的果断和她全心全意的接纳，令特雷莎不仅原谅了她的突发奇想，还对她毫不介意的穿鞋态度刮目相看。

奥利芙卷起自己的袖管，到园子尽头的水井里用洒水器打来两罐春日雨水，特雷莎喜欢她小臂上的肌肉和微弱的耐力，而且她没让一滴水洒出来。她们拿着洒水器沿着翻新的泥土来回浇水，特雷莎看到水珠中浮现着一道小小的彩虹。就算有坚硬的泥石刺痛脚跟，奥利芙也毫无怨言。

Ⅲ

哈罗德请特雷莎从打扫一楼的房间开始做起，并清扫悬挂在角落里的蜘蛛网。她从一件男式衬衫上撕下布条，把它们浸在一碗醋里，还加了些她的柠檬汁，接着用力洗擦起窗户上的层层污垢。她从花园里摘了些迷迭香和鼠尾草，点燃放在石板路上。艾萨克在储藏室的壁橱里找到了两台电暖炉，把它们放到前面朝东的客厅里，待太阳光从那些粉白色的墙面上挪开时取暖用。他答应他们会再带些柴火来。

特雷莎用那只鸡给施洛斯一家做了午餐，但拒绝了一起吃饭的邀请，尽管艾萨克接受了提议。那只鸡端出烤箱的时候，奥利芙知道他们有了一位新仆人。但艾萨克呢——他们是怎么说服他留下来的呢？

大厅里的钟摆敲了四下。“天啊!”萨拉坐在餐厅的饭桌上说。她很雀跃，这一天的生活有了很大起色，但并非万无一失。“今天怎么过得这么快？好冷——我还以为西班牙南部很热呢。”她换了一件米色长袖家居外套和一条崭新的红色羊毛裤，她的衬衫上也有与之搭配的猩红圆点。不知何时，她还涂了脚指甲油，奥利芙看到了陶土地板上有十个红色小方块。

“会热起来的。”

厨房里传来像是短兵相接的声音，特雷莎正把锡盘陆续放到碗架上。

“好吧，我得把泳衣找出来，”萨拉说，“你去过伦敦吗，罗布尔斯先生？”她问，转向坐在左边的他，往他白色的小杯子里倒咖啡。“你抽烟吗？吃杏仁吗？”

“是的，我抽烟。啊，不——谢谢。”

“请吧，抽支烟。哈罗德从马拉加弄来的。他只抽德国烟，所以我们只有这个。”萨拉摆弄着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她的手腕上满是叮叮当当的镯子。艾萨克接过她指尖的烟，给自己点上。

“我没去过伦敦。”他用近似敬畏的语气提到伦敦。伦敦的手写体、亨利八世、伦敦塔、中殿律师学院。奥利芙印象中的伦敦是另一番模样——孤独地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沿林荫大道走去国家肖像馆，去那里看她最爱的荷尔拜因，之后在克雷文街的莱昂小店花一便士买小圆面包，或在安本克门特公园内散步。那些才是她怀念的——才不是别的伦敦景象，无聊得令人窒息的鸡尾酒会，女人们夸张的玫红腮红，老男人身上的特兰佩理发店剃须膏的刺鼻柠檬味，言之无物的牛津男孩脸上的红色青春痘。

“我觉得伦敦还可以。”奥利芙说，她尽力带着诙谐调侃道，“那儿的人有时很恐怖。”她妈妈瞟了她一眼。

“我去过好几次巴塞罗那，”艾萨克说，“还有马德里。”

奥利芙想起了他们楼上的行李箱，木质手柄因经手诸多门房而光泽熠熠，贴满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马赛、纽约的旅游标签，宛如施洛斯家族的层层蜕皮。她几乎记不起任何一场旅行来，十九岁于她好似九十岁。

“但你一直住在阿拉佐罗吗？”哈罗德问他。

“是的，我在马加拉教书。”

“你教什么科目？”萨拉问。

“平版印刷术，”他说，“在圣特莫尔艺术学校。”奥利芙用力地瞪着自己的盘子。

“哈罗德是艺术经纪人，”萨拉继续说，“科柯施卡、柯克纳克、克林姆特、克利——都是他代理的。我发誓他只代理K姓艺术家。”

“我喜欢科柯施卡。”艾萨克说，奥利芙看到她父亲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

“科柯施卡先生在奥利芙维也纳的婴儿房里画了许多蓝色的枞树。”萨拉说，“罗布尔斯先生，你英文说得好极了。”

“谢谢，夫人。我自学的，”他说，“我在马拉加有英国朋友，也会跟特雷莎练习。”

“你画画吗，还是只做印刷？”哈罗德问。

罗布尔斯犹豫了一下：“我画了一些，先生。”

“你应该带些作品来给我看看。”

一般情况下，哈罗德对自称画画的人都很反感。一旦那些踌躇满志的年轻艺术家得知哈罗德是经纪人，他们总是会错意。有时候他们挑衅他，仿佛哈罗德妨碍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或者佯装客气，但演技却骗不过任何人。但就是这样的哈罗德先生，现在却主动询问这位年轻人的画作。奥利芙早已习惯哈罗德来了兴致的模样——阿谀奉承、甜言蜜语、亦父亦友——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只希望自己成为发现来年新星的伯乐。她为这样的父亲痛心。

“您不会对我的画感兴趣的，先生。”艾萨克微笑着说。

哈罗德倾斜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让我自己判断吧。”

艾萨克看起来很严肃：“有空的话，我会给您看的。”

“有空？”哈罗德说。奥利芙的皮肤有刺痛之感。

“除了在圣特莫尔教书，业余时间我都在马拉加的工人联合会里。我教他们读书写字。”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你父亲知道你是赤色分子吗？”萨拉问。

艾萨克再次微笑：“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夫人。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我支持工人罢工，我还去阿斯图里亚斯声援过矿工，但我不是赤色分子。”

“可惜，不然会很刺激的。”

奥利芙两手压在大腿下坐着，盯着她的母亲。萨拉的家族以经营调味料闻名，她的整个人生都建筑在温顺的工人之上。她将自己视作一个自由的灵魂，但那都归功于她的祖父——他以一桶柑橘在考文特花园里起家，成为在上议院拥有一席之地的实业家——正是那些钱支付了他们的旅行，他们在可胜街的公寓、萨塞克斯的小别墅、环城大道上的房子、夏帕瑞丽的时装。哈罗德的生意当然也很成功，但根本不能跟萨拉的遗产相提并论。

“你有今天的生活全靠那些你不愿结交的人。”哈罗德有一次这么冲萨拉喊，那次她一夜未归，他只能报了警。其实她醉倒在了派对主人家的躺椅上，整晚都叫不醒。而萨拉也大喊说他可没有说话的立场，毕竟他自己就是这种家族柑橘生意的既得利益者，他最好闭上嘴，除非他能给自己谋到个多金的差事和一所位于卡姆登区的公寓。

“我和父亲经常有矛盾。”艾萨克说，“他为女公爵工作。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她的。她已经八十五岁了，可不会随便死掉。”

“我也打算效仿她。”萨拉说，所有人都笑了。

“这些在她的土地上工作的人——用英语怎么说？——tienen un gran hambre——”

“他们正在挨饿。”奥利芙道。

艾萨克惊讶地看着她，又一股电流穿过奥利芙，他的目光让她激动。“是的，”他说，“好几千人。整个地区。”

“太可怕了。”萨拉说。

奥利芙希望艾萨克的眼神能再次落到自己身上，但他倾身对她的母亲继续说话。“如果你答应给杜克萨夫人的家族投票，让她维持自己的势力，她的人会给你工作机会。穷人们为她工作，却几乎捞不到任何好处，就只有卖命而已。假如他们的妻子去世了，母亲生病了，或他们自己得了病，她根本不会记得他们。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她才会露面。”

特雷莎出现在餐厅门口，双臂交叉着。她的头发被厨房的蒸汽熏得乱蓬蓬的，围裙上还沾着血渍。艾萨克抬头，似乎犹豫着。奥利芙看到特雷莎轻微摇了下头，但艾萨克眨眼示意无碍，继续说了下去。

“我父亲找到了她的手下，希望为他工作，”他说，“但他只挑年轻男人，强壮的男人，不要有家室的老男人。挨饿的人就更多了。而即使得到了工作也没有任何工资标准，杜克萨夫人几乎一毛不拔。我们想在上届选举里改变这个状况，但局势又变了。而你如果胆敢抱怨自己的收入——或你家的条件太恶劣——杜克萨夫人和她的手下会马上知道。你就会丢掉饭碗。”

“不过教会会接济这些人吧？”哈罗德说。

“我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他们说我们的洛伦佐神父在埃斯基纳斯有个情人。”

萨拉笑了：“神父总是这种做派。”

艾萨克耸耸肩：“他们说洛伦佐神父想把教堂和他情人家之间的土地据为己有，这样他去偷情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开玩笑吧？”萨拉说。

“谁知道呢，夫人？神父洛伦佐是女公爵的表亲，他对领土地图的兴趣可要比祈祷书大多了。”他叹了口气，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我们有个计划。土地、教堂、军队、教育、劳力——一切都要改变。而我们——用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Cogidos？”

“遇到瓶颈。”奥利芙说，艾萨克又看了她一眼。她红了脸。“你们遇到了瓶颈？”她转过身，不敢再直视他的眼睛。

“罗布尔斯先生可没有遇到瓶颈。”萨拉说，“他会讲英语，还去过马德里。”

艾萨克猛吸了几口烟：“只有采取行动，夫人。我们必须除去暴政。”

“暴政？”萨拉说，“什么暴政？”

“大多数的本地人只想安稳地种他们的卷心菜然后吃掉，”艾萨克道，“但阿拉佐罗的很多孩子都没法上学，因为他们必须在田里干活。他们应该知道是谁收割了那些羊。”

“羊毛。”哈罗德道。他之前几乎没有开口，于是他们齐齐望向了他，他在口袋找打火机，低头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你想说的词是羊毛。”他是维也纳人，发音并不标准。

“你在筹划一场革命吗，罗布尔斯先生？”萨拉问，“也许我们该称呼你列宁。”

他投降般地举起双手，笑着看了一眼奥利芙。她几乎没法控制自己，他主动看着她，她觉得自己的脑袋可能已经着火了。他是她见过的最美的男人。“你们会明白的，先生。”艾萨克说，“你们虽然没来多久，但你们会明白的。”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哈罗德问。

“不是，我参加了共和联盟党。本地有多么贫穷一看便知，这绝不是我的想象。泥屋里动不动就住着十几个孩子，男人们只能睡在田里。”

“艾萨克——”特雷莎说，但他打断了她。

“不只是穷人的事——那些小农户，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为地主的田地增值——生产力提高后，他们的房租又被涨到根本无法负担的地步。他们的劳动力一文不值——”

“你讨论‘暴政’的时候最好谨慎一点儿，罗布尔斯先生。”哈罗德道，“如果你要坚持当革命家，也许会让有能力支持你的人成为法西斯的羽翼。”

艾萨克垂下眼睛：“但有能力支持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支持我们。我相信一定有办法达成集体幸福。”

“财产强制再分配？”哈罗德道，他一脸不快。

“对，那是个办法。人们——”

“没有什么比强制更能破坏一个国家的平衡关系了，罗布尔斯先生。但是你看，”他微笑着，“我们正在破坏你妹妹做的午餐。”

特雷莎看着她的哥哥。奥利芙想起了来这里的路上看到的瘦弱身影，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驶来的汽车，仿佛它来自仙境。“罗布尔斯先生的话没错，”她说，“我看到了。”

“哦，你就不要掺和了，利芙，”哈罗德说，“我们给你花了多少学费啊。”

奥利芙朝艾萨克看去，他笑了。

那一夜晚些时候，艾萨克和特雷莎走了，他们答应过几天会把柴火带来。奥利芙回到她阁楼上的卧室，锁上门。联盟和洋葱——这对兄妹带着说辞和种子而来，奥利芙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是她和她父母让他们进来的，还是他们察觉到此地有机可乘就来了？梅菲尔和维也纳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你会留下名片而不是死鸡；你会同情而非愤怒地谈论贫穷；你不会自己耕种土地。

艾萨克的目光令奥利芙热血沸腾，头晕目眩，她抓起画架，撑开三个脚架放稳。她找出从小屋里拿来的那块木板，放到了画架上。她开窗邀请月光，点亮油灯，然后打开了床边的电灯。她跪在行李箱前，宛如祭坛下的朝圣者，指尖掠过棉布下的颜料管。将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奥利芙感觉到了熟悉的牵绊，她的心仿佛回到了正轨，又能呼吸了。她的颜料没有一支在旅途中爆裂，各色水粉完好如初，蜡笔也没有断裂。所有事情都分崩瓦解时，只有它们一如既往地忠诚于她。

她工作的时候，飞蛾们相继扑向电灯，但她毫不在意。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一种纯粹的使命感压过了一切，图像逐渐浮现在旧木板上。那是从果园底端望出去的景色，用色夸张，果园后面是小屋，小屋的每扇窗上都有斑驳的红漆。小屋扎根在土地里，而头上盘旋着浩瀚天空，一抹天使般的银灰色夹杂其间。小屋在画面上看起来更小了，前景中的树木结着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累累硕果。

这大概是一种隐喻，但肯定不是写实。这是奥利芙从未试过的一种超现实形式。田野里的色彩都很接地气——赭色和蚱蜢绿、犁沟的红褐色和接近芥末般的棕色都温柔得宛如一曲民谣——景色中还有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天空满布一份恩赐的承诺。田野遍布谷物、苹果、橄榄和柑橘的宝藏。果园丰盛得如同热带雨林，干涸的喷泉中注入了流动的泉水，森林之神萨堤尔的水罐如今也满满的。果园尽头的小屋如一栋热情的宫殿般伫立着，她父亲的房子生出了许多房间，全都敞着巨大的窗户迎接她的注视。画笔即兴游走着，着重色彩多于技巧的精准。

奥利芙睡下的时候已快凌晨四点。第二天太阳初升时，她已再次站在了画前。她从不知道自己能画出这样的画。她头一次创作出了如此生动、如此出格、如此茂盛的作品，她几乎震惊了。它是一份执著的理想、一座人间的天堂，讽刺的是，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被父母拖来了西班牙的这片荒郊。

奥利芙僵硬地挪到藏有艺术学院来信的行李箱前。她把信拉出来念了一遍，理好，整齐叠好，亲吻了一下，然后放回行李箱底部最深的地方，不让人看见。

Ⅳ

“去年，”艾萨克用英语道，“我在巴塞罗那火车站遇到了一个跟我等同班车的男人——一个记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快了，以前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发生过的什么事？”奥利芙问。她跟艾萨克一同站在果园里，帮忙收集他用斧头劈成两半的柴火。她回头向房子看了一眼，母亲房间的蕾丝窗帘后面似有影子闪过。管她呢，这是奥利芙跟他共度的时间。萨拉总想成为大家的焦点，也精于此道，但奥利芙喜欢只有艾萨克独自陪伴的时光。

她用余光看着他的衬衫扬起，掠过他深棕色的皮肤，一束头发随之甩动。当他把劈好的木头递给她的时候，她开心得仿佛收到一束鲜花。她贪婪地阅读过小说十多年了，她知道好看的男人有多么致命。他们的故事已上演了好几个世纪，男人皆毫发无损，受责骂的是女孩们，迷失的是女孩们，因贞洁被嘉奖的是女孩们，女孩们只能像雕塑一般一声不吭。这些小说的主题多半是“保持警惕，珍惜你的贞操”，作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奥利芙知道这一切，但她不介意，她根本不在乎。

他不像特雷莎来的频次那么多，部分是因为他在马拉加有工作，另外也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由头来这里。当奥利芙看到他们家的柴火是几英里内堆得最高的时候，她简直高兴坏了。如果他想要跟她说他的祖国，她会洗耳恭听。

他没有注意到她的新发型。她涂了很多母亲的润发油，想让头发顺滑些。这个严肃的男人应该不会关注到这些事，奥利芙猜。尤其他的国家还处在动荡之中，而他正在忧国忧民。她决定让自己更有政治觉悟，尽情享受这段共处时光。

“以前发生过什么？教堂的坟墓被挖开，修女们横尸遍野，”艾萨克道，“像这样的房子都被抢了。”他们同时回头看看屋子，窗帘后的人影迅速闪避，“他们说有个神父从圣器室里被拖出去，吊在一棵树上，第二天发现他的嘴里塞着他的睾丸。”

“艾萨克!”奥利芙不安起来。“睾丸”一词令她紧张起来，她觉得自己很幼稚。

“报纸写得比这还要可怕——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抢劫背后的原因。所以，这个记者……”

“嗯？”

“他开始告诉我一个北极熊的故事。”

“北极熊？”

“是的，他说他曾在一位公爵家里采访过他。”艾萨克一边说，一边把木头递到她手上。奥利芙看到自己的指尖满是红颜料。遇到他之后她开始不停地作画。她作小幅的画，笔记本上满是速写。她的身体似乎接通了某种电源——源头是什么，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虽然她担心这喷涌而出的灵感终会结束，但她觉得只要艾萨克在身边，她就时刻为他准备着，她的创作仍将不断持续下去。她知道自己待在楼下是在逃避自我矛盾——这儿不用面对父亲，不用坦白艺术学院的事。而她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他说公爵的客厅里有一只北极熊，”艾萨克继续道，“Lo Habia Cazado？”

“他打回来的。”

“对，用一把枪。”

奥利芙弯着手指做扣动扳机状，期待他能看到她指尖的颜料，这样她就能回答说：哦，我也画点画，你想看看吗？他会来看画并点评说：画太棒了，你太棒了。我怎么现在才发现？然后他们会接吻，他会捧起她的脸，低头把嘴唇刷在她的嘴唇上，为她的优秀而震惊。她多么渴望他能发现自己的好。

但艾萨克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手指，于是奥利芙转而想到那只古怪的北极熊，来自冰山之上，与西班牙的酷热格格不入。如果在豪宅中摆着这样一个东西，她联想到其中的残暴与花费。“你为什么告诉我那个神父的事？”她试着自信地问，“你是想吓我吗？”

“不是，我想让你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回家以后，可以告诉其他人。”

“我不要回家，艾萨克。”

她等着他的赞许，但他没有。“艾萨克，你知道我跟我父母不是同类人吧？”她说。

“什么意思？”

“他们瞻前顾后，我不是。”

奥利芙想说的是，无论艾萨克觉得她父母是怎样的人，她都是他们的对立面。她不会像他们一样，把世界看作非黑即白。她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必须知道这一点，这对她很重要。

“山那边有个吉卜赛营地。”他说，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他们那里失踪了一个男孩。不是失踪。”他纠正自己道，“他们没有弄丢他，他是被一群男人打死了。他才十二岁。”

“太可怕了。”

艾萨克放下斧头，走到果园尽头的一片斜坡上。“Ven Aqui.”他说，过来。他们便一起在那里望着眼前的土地。天空中，一对秃鹰盘旋着搜寻地面上的猎物。天空如此浩瀚，山峦如此坚毅，假如这里会发生暴力事件，看起来只能是来自大自然的暴力。

“会没事的。”奥利芙低声说。她想象自己的手滑入他的手中，他们两人长久地伫立在这里。

他的神情严肃。“这儿的人从骨子里热爱这片土地。所以地主们害怕他们。”他顿了一下，“我很担心我的妹妹。”

奥利芙吃了一惊：“特雷莎？她没问题的。”

一开始，特雷莎两天来一次，打扫房间，为一家人下厨。现在她每天都会来。房间里还是有阴暗的角落和空荡荡的气氛，而她安静又机警的存在着实为这里增色不少。她从来不多话，只是在房间里忙她自己的活，从哈罗德手里接过信封里的周薪时也只是默默点头。

“特雷莎没有嫁人，”艾萨克，“她没有家世，没有任何背景。”

“你想说什么？”

“她是吉卜赛人的女儿。”

“吉卜赛人？好浪漫。”

他抬了抬眉毛：“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妹妹。我都不知道哪个更糟了。”

“为什么？”

“警察、市长、族长、我的亲生父亲，他们都不喜欢我。我参与斗争。而她跟我又那么亲——”

“艾萨克，别担心，”奥利芙试着用一种成熟又令人安心的语调说道，“我们会照顾她的。”

艾萨克笑了：“在你们离开之前。”

“告诉你，我不会离开这里。”

“小姐，这里的生活能给你什么？”

“我——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想待在这儿。”

艾萨克似乎想说什么，她整个人都渴望他为此高兴——但他被落叶的碎裂声打断了。特雷莎出现在斜坡下，身上系着包，眼神空洞。“La senora te necesita.”她对艾萨克说。

“什么？”奥利芙说，“为什么我母亲要见他？”

特雷莎和她哥哥互相盯着对方，艾萨克投降了，叹着气走下斜坡，没再说一个字。

看着艾萨克穿过树林，特雷莎想象着她和奥利芙在一起狩猎，看着她们的猎物然后决定放走它，她们宁愿一同肩并肩伫立在冷风里。她们想要的并非杀戮的快感，而是怀着共同目标的那种同甘共苦。

艾萨克总爱说特雷莎是那种被逼急了连外祖母都会卖掉的人，虽然她根本没有外祖母可供出售。最糟的是，特雷莎有时候的确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他们也从未帮助过她，他们觉得她不值得。看着她跟奥利芙一起用钉耙挖出的犁沟，种子仍埋在深深的土里，数月后才能发出绿芽。特雷莎庆幸自己把种子送给了奥利芙，不知为什么，奥利芙令她觉得自己仍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我们去阳台上抽烟吧，”奥利芙道，“我从爸爸那里偷了三根烟。”

只有奥利芙在抽烟。楼上的房间传来“砰”的关门声。“你坐。”她对特雷莎道。特雷莎等着哈罗德的汽车朝斜坡底下生锈的大门疾驶而去后，才听话地坐下。“爸爸又出去了。”奥利芙说。

“你妈妈会看到我们吗？我得干活。”

“你不用一刻不停地干活，特雷[6]。他们不会因为你歇五分钟就辞退你的。再说了，”奥利芙点了烟，动作生硬地吸了一口，“她正在跟你哥哥说话。”特雷莎见过萨拉房间里的空药瓶，小小的棕色瓶身上尽是天书般的词语。有一次她听到萨拉在抽泣，还试着用枕头遮住自己的哭声，还瞥见过她大腿上交错的银白色疤痕。从奥利芙偷的香烟来看，特雷莎估计她今天比上次提到这事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了，便开口问道：“你妈妈病得很严重吗？”

“她有抑郁症。”奥利芙靠到摇椅背上，吐出一缕蓝烟。

“抑郁症？”

“人前笑，人后哭。病，在她的脑子里。”奥利芙指了指她的太阳穴，“还有这儿。”她又摸了摸她的心脏，“时好时坏，还会恶化。”

“那太痛苦了。”特雷莎说，她为对方的坦诚而惊讶。

奥利芙转过去看着她：“你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只是说说的？”

“不，小姐。我真这么想。”特雷莎确实这么想，她的出发点是希望奥利芙百分之百地信赖自己，她愿意为此说任何话。在特雷莎看来，奥利芙对自己晒黑的肤色毫无反感。她特立独行而男孩子气的穿着，甚至她那头桀骜不驯的头发都在她身上浑然天成。来到阿拉佐罗的她似乎已然凸显了自己。

“很痛苦，”奥利芙说，“爸爸有时管它们叫‘暴风雨’，但那只是粉饰她拖累我们的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医生说她的情绪就像个马蜂窝，里面堆叠着无数小房间，坏了，重建。你知道吗？她能看到痛苦的颜色。钢青色、瘀青的黄色、德国麻疹的红色。”奥利芙阴郁地笑了，特雷莎则努力消化着这些话。“这是她的家族遗传病。我有个曾祖母因为发病而没能体面地下葬，一个阿姨——大家都闭口不提——关在精神病院里。还有一个表亲，约翰尼，他痛恨寄宿学校，差点儿在乌斯河自杀。真的很可怜。而我自私得只顾得上我自己，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

特雷莎能听到奥利芙的呼吸卡在喉咙里的声音，她深吸了一口父亲的烟。“有时候我能从骨子里感觉到——我很容易被她传染。”奥利芙转身看着她，“你觉得你会染上吗，特雷？”

忧虑笼罩了奥利芙的脸，她鼻尖的雀斑、她深棕色的眼睛和微张的嘴巴。“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发疯。”特雷莎说。奥利芙笑了，轻推了她一下，两人肩膀相触，令特雷莎震惊。

“好吧，就这样吧。如果你觉得我不会疯，我就不疯。只是我妈，”奥利芙顿了一下，“你觉得她美吗？”

“美。”

“当然。我觉得她是个性欲躁狂者。”奥利芙笑了，但笑声很快消失，因为她用的字眼儿更像是医学术语，而冲淡了她本想表达的玩笑气氛。两个女孩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的天空中盘旋的风筝。特雷莎希望时间能够凝固在这片景色和这种奇异而真诚的静谧之中，永远延续下去。有这样一个朋友，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我这个年龄应该订婚了。”奥利芙说道。

“你有男朋友了？”

“噢，没有，我没有。只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大部分女孩——我不会管她们叫‘朋友’——已经有结婚对象了。每次看到她们的订婚戒指，我都很难过。她们那么想脱离家庭，改写自己的姓氏，她们是如此相似，只想和大家一样。”

奥利芙似乎开始聊到自己了，她的话宛如来自一个拔了塞子的瓶子，其中的词语迫不及待地往外倒下来，特雷莎根本来不及接住。

“还有那些未婚夫!”奥利芙道，她的吼声很粗暴，“他们太肤浅了。你知道肤浅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徒有其表，无足轻重。他们的名字都是鸡肋，菲利普、欧内斯特、大卫。全都长着索然无味的脸，没有棱角。我说我不会结婚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对我说：‘你不会明白的，奥利芙。你去过巴黎——我只到过朴茨茅斯。’你能想象她们有多白痴吗？竟然拿结婚跟旅行相提并论!”

“也许真的有可比性呢？”

奥利芙注视着她：“好吧，巴黎多的是悲惨的主妇。有些是我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个是我妈。”

“是吗？”

“婚姻就是一个生存游戏。”奥利芙说，听上去这句话好像是她从别的地方听来然后转述出来的。

“你父母是怎么认识的？”

“一个派对，在巴黎。母亲那时候十七岁。‘一棵英国荨麻’——用她自己的话说。爸爸二十一岁。她要跟这个维也纳犹太人订婚，大家都震惊了。她的家族一开始不能接受，但后来他们都很爱他。”

特雷莎点点头，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笼统。她觉得哈罗德可不是一个容易讨人喜欢的人。他让她想起了寓居在石灰木屋的墙壁深处的甲壳虫。他坚硬的翅膀必须保持锃亮，触角得用软布擦得闪亮，身体也要光鲜，还要吃饱喝足，他才不会咬人。

“他在战争中被拘留过，”奥利芙说，“后来他们把他放出来，他开始为英国政府工作。他绝口不提那些事。我觉得，他的生活好像是妈妈的反面。她太容易厌倦了，喜欢找麻烦。调味料家族继承人，可卡因不良少女，跟野蛮佬结婚的叛逆者。太夸张了。”她补充道，虽然特雷莎听不懂她的形容，但她能听出其中的醋意。

“真是难以置信，”奥利芙继续道，“她那么轻易就让别人相信她心智健全，但内心却是分崩离析，就像碎掉的茶壶。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爸爸明天去外交部上班——他戴着圆顶礼帽，去圣詹姆斯街上的俱乐部，而妈妈在家做刺绣。我很怀疑，你也这么想吧？”

特雷莎不知道应该对这个气势汹汹的女孩说什么，她的脸上交织着哀伤和率真。施洛斯一家人交集甚少，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此毫无深度可言。他们俨然穿着戏服的演员，房子就是他们的戏台，特雷莎是他们唯一的观众。她很想看看这家人脱掉戏服回到自己房间的样子，记忆在那些阴暗的角落中浮现。奥利芙如今掀开了窗帘一角，她得以窥见其中的轮廓。特雷莎担心自己万一说错话，那窗帘又会紧闭起来，打破两人之间的亲密咒语。

“你觉得自己会结婚吗？”奥利芙对着沉默的女孩说。

“不会。”特雷莎说，她没撒谎。

“如果我结婚，一定是为了爱，我不会像我妈那样只为跟父母怄气。你觉得艾萨克会结婚吗？”

“我不知道。”

奥利芙咧嘴一笑：“如果他结婚了，小屋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搬过来跟我和我丈夫生活在一起，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

“你丈夫？”

“我们叫他……鲍里斯吧。鲍里斯，我的挚爱。”奥利芙笑起来，似乎压抑了很久，“噢，鲍里斯，”她张开双臂朝天空大喊，“来吧，跟我结婚吧!”她喘着气转头看特雷莎，微笑起来，“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什么感觉？”特雷莎问。

“快乐。”

特雷莎为这个穿着麻花毛衣和棕色旧鞋的女孩深深着迷，也不愿让她一个人。奥利芙有一个痴想的情人叫鲍里斯，却在这个西班牙的犄角旮旯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接着，特雷莎忽然发现了奥利芙指甲里的血渍，她想到了斧头，想到刚才奥利芙和她哥哥在外面，立即慌了。她一把抓过奥利芙的手。

“怎么啦？”奥利芙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停下摇椅。

“你的手指？”

奥利芙低头看见她赤褐色的指甲正被特雷莎小小的手抓着。“我没事。”

“这是血，是不是他？”

“他什么？这不是血，特雷莎。”奥利芙犹豫着，“这是颜料。”

“你有炎症？”

“不是炎症，颜料。我没洗干净。”

“我不明白。”

奥利芙考虑了一会儿：“特雷莎，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会保密吗？”

这是个危险的问题，一个未知的谜，但如果拒绝的话就会被奥利芙疏远，这是特雷莎不愿意的。“当然。”她说。

奥利芙伸出小指：“我们拉钩吧，你发誓吗？”

特雷莎伸手钩住了她的小指，感觉到奥利芙认真的目光。“Lo juro，”她轻声道，“我发誓。”

奥利芙伸手在特雷莎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特雷莎仿佛身中咒语一般，也在奥利芙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她感受到从奥利芙的毛衣中透过来的温度。

“好的。”奥利芙说，她站起来，把特雷莎也拉起来。屋子里传出萨拉的笑声。“来，跟我来。”

Ⅴ

艾萨克和萨拉坐在东边的客厅里，艾萨克的视线飘向了天花板。他们头顶上的那间房间，正是他十一年前失去童贞的地方。他爸爸那时才当上女公爵的地产管理员不久，这间屋子还没有人住。艾萨克从他爸爸的办公室里偷来了钥匙，和几个同学一起溜了进来。午夜的时候又来了些村里的年轻人，他平生第一次醉倒了——爸爸的两瓶丹魄葡萄酒被他一饮而尽。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的盖被里，一个女人——她叫利蒂希娅——在他身边熟睡。等她醒来，他们开始接吻，在第一次宿醉后的迷茫和蒙昧的模糊中，他和利蒂希娅发生了关系。利蒂希娅，艾萨克现在想起来，她那时二十七岁，他十五岁。楼下一只花瓶被打碎了，他爸爸手拿碎片出现在他们床边，他把利蒂希娅赶出房间，然后回来把儿子打了一顿。不是因为男女关系——只是因为花瓶。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女孩，他爸爸说。谢天谢地。

艾萨克想知道利蒂希娅现在在什么地方。她现在应该是三十八岁，跟正在往玻璃杯里倒柠檬汁的萨拉差不多年纪。他从窗户看出去，沿着山坡下去便是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始终无法把握阿拉佐罗的维度，它似乎千变万化，但又看起来始终如一。这里映照着人们的内心，时而与世隔绝，时而热情洋溢。他不时便想要离开它，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原因。阿拉佐罗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马德里是月亮，毕尔巴鄂是外太空，巴黎是《圣经》里的天堂——但没有一个地方给人的烙印会像阿拉佐罗一样深刻。

“罗布尔斯先生？”萨拉·施洛斯正在跟他说话，他微笑听着。他能听到妹妹和奥利芙走上二楼再爬上阁楼的嘎吱声。就算萨拉也听到了，她也没说什么。她又点了一支烟，她总是在抽烟，在绿色沙发上盘腿而坐。“那么，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她说。

所以，他怎么觉得呢？他知道其中有不妥之处，他理应拒绝，却说不出口。“你肯定很忙，”面对他的沉默，她继续道，“我好多年没有做过这个了，我丈夫一定会很惊喜的。”

“他喜欢惊喜吗，夫人？”

“其实，”她说，“他经常给我惊喜。”

艾萨克琢磨着她的提议。他知道自己是个很棒的画家，甚至将来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和特雷从小生活在阴影中，作为阿方索的私生子女，父亲以前时常接济他们，他认为艾萨克长大以后会把左翼思想和艺术家梦抛之脑后。得知艾萨克如今仍与联盟领袖、无政府主义者和离婚妇女厮混后，阿方索曾跟他当面对质过，但艾萨克不愿意放弃圣特尔莫学院的工作，于是阿方索便不再资助他。这件事他还没有告诉特雷莎。

学院的收入十分微薄，随着政府补助金的收缩，学院的课程数量和薪金都大打折扣。艾萨克知道几个月之后他自己会非常贫困。但他永远不会向他的父亲，这位塞维利亚第一伪君子妥协。

“报酬很丰厚，”萨拉道，“随便你要多少。”

艾萨克觉得她在收买他，有点儿生气，但想到能为萨拉·施洛斯这样的脸庞作画，心情变得愉悦起来：“谢谢您，夫人。我接受，但请允许我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您。”

她愉快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知道他肯定会答应。尽管艾萨克十分不情愿，却也忍不住欣赏她的自负。艾萨克无意再恭维她的美，她对于自己的美貌再清楚不过。

萨拉笑了：“噢，那可不行，必须公平交易。你需要我当几次模特？”

“六次到八次，夫人。”

“我们是在这里画，还是去你家？”

“看您方便。”

萨拉俯身去拿托盘上的柠檬汁然后递给他。“这是你妹妹的配方，”她说，“比我在别处喝过的都要好喝。你觉得她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不要泄露她的秘密吧，夫人。”

萨拉微笑：“好吧，我觉得就应该这样——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更快乐。我来找你吧。哈罗德这段时间很忙，而且我不想让他怀疑。”

“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夫人？”

“他的生日？”

“这不是他的生日礼物？”

“噢，不是，”她说，“只是一个惊喜。”她举起玻璃杯，“干杯，敬我的画像。”

奥利芙站在卧室外面，她的手停在生锈的旧把手上，脸转向特雷莎。“记着，”她说，“要保密哦。”

特雷莎点点头。她能听到哥哥和萨拉在楼下的说话声。奥利芙拉下门把手，请她进去。

两人走进了一个出人意料闪着金光的大天井，天井至少有一间屋子大，年久开裂的横梁裸露在外，到处都是剥落的石灰。特雷莎眨眨眼，让自己适应这里的光线。奥利芙经过之处，灰尘在蜂蜜色的日光中打着旋儿。艾萨克以前来过这栋屋子，像个小疯子一样乱跑，但那时特雷莎还太年轻，她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房间。

她拘谨地站在门边，暗中环视四周，想看看奥利芙到底在这里藏了什么。她没有闻到动物的味道，也没有听到任何呜咽声，她只看到几个行李箱，一张凌乱的床，椅子上堆的衣服，成堆的书。这是她梦想中的房间。

“关门，傻子。”奥利芙说。

“傻子？”

奥利芙大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我不想让他们听见。”

特雷莎有点不安。原本奥利芙应该是那条紧张的出水之鱼，焦虑地踩着袜子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而此刻，她站在房间另一头的窗户边，看起来判若两人。她挺直脊背走入阳光里，充满自信，胳膊优雅地靠在窗台上，思绪飘到了特雷莎不可触及之处。

“特雷莎，”奥利芙道，“把门关上，来这边。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特雷莎照做了，奥利芙从床底下拉出一块大而宽的木板。她把木板举起来，翻了个面，这时特雷莎的呼吸仿佛卡在了喉咙里。“我的天哪。”她说，然后笑了。

“你笑什么？”

“这是你画的吗？”

奥利芙犹豫了一下：“我画的，这幅画的名字叫《果园》，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特雷莎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东西之一。艾萨克有些画也很好，但这一幅，这一幅，立在她面前的仿佛就是一个……人。它不是一件思考的产物，它关乎感觉，她感受到空前的力量。

她的视线在画上快速游走，觉得很满足。谁能画出这样的画，这个穿着学校睡衣的十九岁女孩？谁能知晓这样的色彩，谁能初来乍到就为土地画出新的生机？比照耀着房间的太阳还要温暖、高远、明亮。特雷莎能认出画中的屋子和果园，只是以丰富的色彩和舞动的轮廓重构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艾萨克有时会聊起艺术，聊到那些著名画家和他们的过人之处。他总是说，创新带来差异。事实上，他们确实与众不同。你可以成为一个高超的绘图师，他说，但如果你看待世界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角度，那就无济于事。特雷莎几乎感到一阵痛楚穿过全身。这不单单是种创新，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无法用语言说明，这里面包含着一股令她难以捉摸的力量。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神明，但她确信这个女孩是受上天护佑的。

“你不喜欢它，”奥利芙说，她的嘴嘟成了一条线，“我知道我应该在这些果树上多花点工夫的，而且上面应该结点果子——”

两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我喜欢，”特雷莎开口道，“这就是——你要做的事吗，小姐？”

奥利芙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画平放到床上，仿佛那是她的恋人。“我考上了艺术学院，”她说，“我寄了画过去，然后他们录取我了。”

特雷莎睁大了眼睛：“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没错，我在这里。”

“但你非常有才华。”

“我不确定。”

“如果我有钱，我肯定会买你的画。”

“真的吗？”

“我会自豪地把你的画挂在我家墙上。你为什么没去学校？”

奥利芙的目光移向别处：“我不知道，有趣的是，在我们来西班牙之前，我买了这支绿颜料，鲜艳的蚱蜢绿——还有一支猩红色，一支名叫夜色蓝的油彩，一支梅子红，一支银灰色——这些颜色我以前都没有用过。但好像我知道它们会在这里派上用场大显身手，知道它们能描绘出我的恐惧和梦想似的。”

特雷莎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你看，特雷莎，这很难解释。我的父母、伦敦的女孩们……这里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这幅画似乎已经在我脑中徘徊许久，现在终于得见天日。我从没如此接近过事物的本质。”

“明白了。”

“但现在它已经完成了……离我而去了，我却忍不住构思那些还没能成形的画作。这一切仿佛都是自发画成的，只是借我之手而已。”

“不，不是的。是你画了它们。如果我来画，就不会诞生什么好作品。但你画的话，就不一样了。”

奥利芙笑了：“谢谢你的夸奖。”

“你还有别的画吗？”

“这儿没有了，但我有这些。”奥利芙走到一个行李箱前，拉出一大本速写本，递给特雷莎。

特雷莎翻开本子，看到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素描：手和脚，眼睛和瓶子，猫，树，花。雕刻般的写实主义，与那幅画截然不同。后一页上，她看到一张萨拉的肖像画，写着“母亲，伦敦”，还有一幅萨拉与哈罗德在一起的画，一张用蜡笔画的柠檬写生，柠檬就是第一天特雷莎带来的那些。

她指着柠檬：“我当时问你柠檬在哪里？你说不知道。”

奥利芙脸一红：“不好意思。”

“是你偷的？”

“你这么理解也没错。”

“难道这是秘密？”

“不是秘密，我只是——不想告诉任何人，除了你。”

特雷莎满面红光，她用速写本遮住了脸上的欣喜之色。这些画棒极了，仿佛随时会从纸上跳出来。她继续翻阅，被两张她哥哥的画吸引住了，《艾萨克砍柴》和《艾萨克和咖啡杯》。

特雷莎心头涌起一阵痛楚，奥利芙从她手中抢过速写本。“随手涂鸦的。”她说。楼下传来萨拉银铃般的笑声。

“这幅画你打算怎么办？”特雷莎问。

“好现实的问题，”奥利芙道，“不是每件事都要有目的和终点的。”

特雷莎脸红了，因为她就是这么思考的，她信奉实用主义，就像一条寻找肉骨头的豺狼。但她仍从奥利芙的回答中听出了令人疑惑的防备。如果她有奥利芙那样的才华，她早就去巴塞罗那了，远远离开阿拉佐罗。“你打算把它一直放在床底下，不让人看吗？”她说。

“当然不会。”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拿出来呢？你可以挂在墙上。”

奥利芙僵住了，挨着《果园》坐到床上，旧床垫顿时凹陷下去。特雷莎忽然意识到那张床有多可怕，忍受这一切的奥利芙是多么愚蠢，她明明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她们甚至可以去马拉加的卡勒拉里奥斯买一张新床垫——她可以提议带奥利芙去，让她试用一张又一张床垫，直到选出最满意的那一张。但特雷莎没有说话，她哥哥的铅笔画轮廓又一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我不想挂到墙上。”奥利芙道。

特雷莎皱了皱眉。这是直接的拒绝。她走到床边，双手放在臀部。“你可以在马拉加卖掉它，小姐，”她说，“你可以赚到钱。”

奥利芙抬起眼睛：“钱？我们的钱多得可以从耳朵里冒出来。”

特雷莎涨红了脸：“你可以离开这里。”

“可我喜欢这里。”

“巴黎、伦敦、纽约——”

“特雷，我不想让人知道，你懂吗？”

“如果那是我画的，我会让全世界都看到。”

奥利芙低头看着画：“你给全世界看了，他们却不一定喜欢。想想看，你要忍受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个日子，那么多个月——甚至那么多年——”

“但我自己喜欢，其余就不重要了。”

“那么一开始又为什么想要取悦全世界呢？而且，我向你保证，如果这画是你自己画的，你不会真的喜欢它的。”

“那你为什么要画它呢？”

奥利芙站起来，点上一支烟看着窗外。“我不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画了。”她回头看特雷莎，“好吧，我知道这么说很抽象。只是——我的脑中似乎有那么一个地方，一座完美的金色城堡。但只要在画布和速写本上工作，我就会一寸一寸地接近它，我的画就能投射出一个不一样的我。然后，我就能自在翱翔了。”

她搓了搓前额，躺回床上：“为什么我们被困在时间里动弹不得？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别处？”

她声音哽咽，特雷莎伸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抱歉，特雷，”奥利芙说，“我可能发疯了，但我一直都这样，我只想给人看看。很高兴你喜欢它。”

“我爱它，我爱死它了。”

“给。”奥利芙又活跃起来，她跳下床，烟还在手上。“拿着这些。你可能会爱看的。”她拿了一本文艺复兴画册和一本旧Vogue杂志，一起递给了特雷莎，“杂志是我母亲的，但她不会介意的。”

特雷莎翻看着那本文艺复兴的画册，彩绘中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皮肤如水煮蛋般吹弹可破，眼珠圆鼓鼓的，纤细的手上戴着戒指，肩披层层锦缎。圣母玛利亚看上去不可思议地修长，一群金色的报喜天使同她一起熠熠生辉。还有神话中的野兽出没的噩梦般的画面。五条腿的男人。女人变成石榴的画面。她静静地看着这些名字：贝利尼、博斯、克拉纳赫。这是另一门语言，不经学习和消化是无法当作武器挥舞的。

那本Vogue已经过期很久了，但特雷莎并不在乎。那是她的了。她很高兴这是一年前的杂志。萨拉经常看也不看就把它们丢到卧室地板上，它们的色彩和魅力宛如塞壬的歌声，特雷莎无法理解她的女主人为何能毫不在乎。她不想让奥利芙惹上麻烦。

“你确定你母亲不会介意吗？”她说。

“她根本不会知道。我觉得艾萨克还在这里，”奥利芙说，她把速写本收好，把《果园》放回床底下，“我们应该去看看我母亲想叫他干什么。”

提到艾萨克，特雷莎压抑着胸中腾起的乌云，合上文艺复兴画册，随奥利芙走出房间。

艾萨克端起第二杯柠檬汁，与萨拉的杯子轻碰一下。女人在他面前总是一副娇媚、轻佻的样子，有时还带点放荡，他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从不回应这些举动，而这只会让她们更加露骨。有时甚至很滑稽——但他已学会不要轻易对女人的意图做出判断。有时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又是另一回事。

他想到奥利芙同她妈妈迥然不同。她那么天真，像一个溺水的女孩一样抓住他，比她以为的还要明显得多，不过她还是以一种有别于施洛斯夫人的方式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令人一见钟情，而奥利芙尽管举止笨拙，却自有一种柔软和风趣。她没有被父母的婚姻击垮。他不知道如果奥利芙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会不会受到伤害。

他听到了脚步声，奥利芙出现在门口，来回看着他和她母亲，仿佛正在解一道复杂的算术题。特雷莎从奥利芙的身后往里窥看，脸上带着一种诡异的胜利表情，艾萨克不禁警觉起来。

“利芙，”萨拉道，“你猜怎么了？”

“一定要猜吗？”

“罗布尔斯先生要帮我画一张画。”

“什么？”

“作为给爸爸的一个惊喜，”萨拉继续道，“我委托罗布尔斯先生的。”

“但他讨厌惊喜。”

“好吧，我也是，奥利芙。但不管喜不喜欢，他都会收到这幅画。”

奥利芙走上前，在沙发左边一张虫蛀过的扶手椅上坐下。“你有时间画这个吗，罗布尔斯先生？”她问，“你还有那么多工作。”

“我很荣幸。”他说。奥利芙看着没有点火的壁炉，里面堆满了艾萨克劈的柴火。特雷莎仍站在门口。她朝着他微微冷笑，他有点恼火。她一直生活在梦幻之中，根本不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在守护她。

“我也应该出现在画里。”奥利芙表示。

“利芙，”她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理了理裤腿上的褶皱，“这是我的惊喜。”

“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入画爸爸会喜欢的。我们好几年前坐着画过一张，应该再画一张。”

“我们画过吗？”

“你忘了？是的，我们画过。罗布尔斯先生，你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女人们的注意力令艾萨克感到一股有形的压力。“你们得自己决定，”他说，“他是你的父亲，你的丈夫。”

萨拉抓起一个小绒球：“罗布尔斯先生，如果我跟我女儿坐在一起，你就一定会把我们画在一起吗？”

“不一定，夫人。”

“好吧，”她叹了口气，“我们会商量好的，对吧，奥利芙？”

奥利芙转向萨拉。“是的，母亲。”她说，“我们会的。”

Ⅵ

前三次，奥利芙和萨拉会坐在一起让他画，当艾萨克不用去马拉加上课的时候。特雷莎负责把风。“跟哈罗德说我们在埃斯基纳斯的市场。”萨拉教她这么说，“或者说我们去见一个当地的医生。你总会想到理由的，特雷莎。你这么聪明。”

第二次，艾萨克是在他那间昏暗的村舍厨房里画的。奥利芙觉察到了不对劲。萨拉则穿着一件半透明的薰衣草衬衫和棕色丝裙，微微弓着背，一只手搭在艾萨克的厨房椅上。她专注于在艺术家面前呈现最美的一面，但奥利芙能看出艾萨克眼下有多么阴郁和憔悴。

她以为他会高兴，他的政党刚刚赢得了国家选举。无线电和父亲从马拉加带回来的报纸头版都这么说。左翼势力当政，他理应为胜利开怀。

“怎么了？”萨拉出去休息的时候，奥利芙问。

他在画板前抬起头，表情惊讶。“又有一个男孩被杀了，”他说，“算是我认识的人。”

“被杀了？”

“昨晚，一个叫艾德里安的男孩，无政府主义党派的成员，他在马拉加的一间工厂里工作。一开始他只是给驴子和自行车绑红丝带，后来他把老板的地产证给烧了。他有点口无遮拦，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一群浑蛋枪杀了他，然后绑在了一辆卡车后面拖行。”

“噢，艾萨克，太可怕了。”

“他们还说这是情杀，真是笑话，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

“他们逮捕嫌犯了吗？”

艾萨克的表情更阴郁了：“没有目击者，他自然是自己把自己绑到卡车上的啰。等他们折磨完他，他已经没有脚了。”

“老天啊，是什么样的人干了这种事？”

“任何人都有可能，所以说谁都不会承认。公民警卫队归罪于共产组织，把他错当成富家子弟了。其他人在责怪吉卜赛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长枪党党员或社会主义者、寡头执政者、吉卜赛人，还有谁？也许就是他爸爸干的。”艾萨克吐了口唾沫。

奥利芙想安慰他，但她知道她母亲随时会回来。这只是个案，她告诉自己，恐怖却不是常态。这个男孩的死不能代表任何事，只是一个不幸早夭的人。但她记得艾萨克跟她说过的事——北极熊，被人吊死在树上的神父，人们血液里流淌着对土地的热情。她想起了《果园》，在她的阁楼里等着她，她完美灿烂的天堂，她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那不过是她那充满异域风情的幻想罢了。

隔天夜里，特雷莎坐在村舍的餐桌旁，艾萨克正在给打来的兔子剥皮打算炖汤。她面前是奥利芙给她的Vogue杂志，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来，仿佛那是某本初版珍本书籍。杂志封面上的女郎报以同样优雅的目光。她一头金发，穿着长长的奶油色披肩，露出一双黑白条纹沙滩鞋。她斜倚在一部敞篷车旁，手遮阳光，但仍直视上方某处。她的身后是一片深蓝的天空。假日——旅行——度假时尚：图片下面写有这样一行干净、漂亮的字。

“你今天有点沉默，”艾萨克道，“你在担心我会做出什么事来吗？”她继续沉默，他又道：“上帝，特雷莎。你该担心的是我，而不是我在做的事。”

“冷静一点儿，艾萨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挽回那个名叫艾德里安的男孩了。从女公爵的蜂巢里偷点蜂蜜是一回事，以身犯险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他用手里的刀指指杂志，“你也要留神。”

“但我才没有危险。”

“你确定吗？记得上次的事吧，特雷莎。我不会保释你第二次了。”

“我没有偷拿东西，这是奥利芙给我的。”

特雷莎记得跟巴内蒂小姐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寂寞和辛苦。那女人有那么多东西，根本不会留意到它们不见了。它们太诱人了，也太容易得手了。一开始是小东西，一枚戒指、一枚银制火柴盒，然后是空的香水瓶，最后是绿宝石项链。这些有钱人总是忽略的东西，被特雷莎视作对她灰暗生活的一种合理补偿。她把这些小玩意儿藏在井边的一个锡罐子里，她不时拿出来把玩，但不会真的戴在自己身上，只是拿着绿宝石对着太阳，看着它们闪烁出绿色的光芒。她是如此热爱它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内疚。

是那个德国家庭抓到了她，然后解雇她的。艾萨克去和他们交涉，解释说她有精神问题——虽是谎话，但总比那一家人把她交给公民警卫队好。他把所有东西都归还给了他们家，不过她没有告诉他藏在他们花园里的巴内蒂小罐子，以及里面的绿宝石项链。那是她的一方小天地。

“特雷。”艾萨克柔声说，她的思绪又回到房间，听见刀子在兔子内脏上滑动的声音。“奥利芙不会是你的朋友，你知道的。”

“这话你应该跟自己说。”

“我知道我在马拉加教书的时候你一定很寂寞。但她只是个听话的富二代，很可能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就已经要走了。我不想看到你——”

“我不寂寞，我也不是小孩了，你没必要那么居高临下，我也不想做她的朋友。”

“很好。”他开始拆兔腿，“来帮忙，”她跳下桌子走到他身旁，“你也不能指挥我，特雷。”他说。

“我可以试试看。”

他笑了，她也笑了。“我还不够照顾你吗？”他问。

“没错，艾萨[7]，但我从来没要你这么做。”

哈罗德似乎没有发现他妻子和女儿有时不在家。他坐在书房中央的桌前，地上是从马拉加一位地毯商人那里买来的摩洛哥挂毯，他看起来心不在焉，手肘戳进磨损的皮革桌面，几乎没有意识到在他身旁打扫的特雷莎，也没有注意到她端来的雪利酒。他看起来好似一艘沉船的船长，正死命地抓住身旁的一截浮木。

那天，女人们完成了最后一次画像模特工作，特雷莎正在屋子里准备炖汤，电话响了。她等着有人接听，但是不见哈罗德的身影。“先生？”她喊道。房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电话铃声一遍一遍地响起。她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走向书房，听房内没有声音，她就走上了挂毯。她把木听筒放到耳边，知道自己已犯了错。

“哈罗德，是你吗？”一个女人的声音。特雷莎没有说话，听着对方的动静，女人尖声吸气然后挂断了电话。她一抬头，见哈罗德穿着大衣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狩猎的来复枪。

“你在做什么？”他道，“特雷莎，你在搞什么鬼？”

特雷莎愣愣地看着听筒，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栋房子，也没在这里工作过。施洛斯一家的表面生活并不能令她满足——她想凑得更近，看清他们的伤疤、他们的不堪和血淋淋的热心脏。但现在，她想起了偷窥隐私的危险。

她猛地放下听筒，哈罗德朝她走过来。他的手按在她手上，竟然很温暖。“特雷莎，”他微笑着说，按住的手掌并不用力，“你想给谁打电话？”

她困惑地看着他，接着明白了，她露出惭愧的表情，耳边似乎仍回荡着女人期待的嗓音，以及当她意识到哈罗德并不在电话那头后仓促的呼吸声。

“对不起，先生，”她说，“我想给马德里的阿姨打电话。”

他们对视了一下，哈罗德放开了她的手。他走进来坐到自己的椅子上，给来复枪上膛。“你提前问我一声就好了，特雷莎。”

“对不起，先生，”她重复道，“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好的，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她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开口问道：“我妻子去哪儿了？”特雷莎转过身看着他，恐惧在她的胸中翻腾。

“她去市场了，先生。”

“晚上六点？”哈罗德装好来复枪，拉开椅子站起身来。

“是的，去完市场她还要去教堂。”

“教堂？”

“是的，圣露菲娜教堂。”

他笑了：“你知道施洛斯身体不太好，特雷莎。如果她经常这样东跑西逛，你一定要告诉我。多留心她。”

“留心？”

“多照看她。你在这儿等她回来吧，她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她，我去马拉加工作了。她会明白的。”

“好的，先生。”

“奥利芙跟她在一起是吗？”

“是的。”

“我很高兴她们结伴出门。”他把来复枪放在桌上，“特雷莎，我需要你的建议。”

“什么事，先生？”

“你觉得如果我们举办一个派对，村民们会愿意来玩吗？”

特雷莎想象着施洛斯家的宴会定然会是村中前所未有的盛事——而她身为组织者则会成为这场盛事的焦点。从此没有人会再嘲笑她了——不会再有吉卜赛杂种之类的恶语了。哈罗德和萨拉·施洛斯的耀眼光辉会投射在她身上。“我认为那会很棒，先生。”她说。

她飞快地回到厨房照看炖汤，听到哈罗德在卧室里踱步，不时传来他停在衣橱前试外套的脚步声。他最终选了一件漂亮的小麦色西装走出来，里面配一件蓝色衬衫，同他的黑发相得益彰，看起来考究极了。

他走的时候摩托车轰隆作响，特雷莎又心里一沉，那句“哈罗德，是你吗？”已成为他托她保守的沉甸甸的秘密。哈罗德留下了一缕古龙水的味道，让人联想到深色的皮革椅和幽暗的角落。

她回到村舍的时候，艾萨克正在卧室里收拾画具。厨房的那幅画上盖了布，在画作完成以前，他不许任何人偷看。萨拉已经走了，但奥利芙还在桌旁逗留。她看起来很累，特雷莎用余光瞥见她动来动去的双手。她简直没法把眼前这个多动的顽童和阁楼里那个高贵自信的艺术家联系到一起。她想知道奥利芙有没有画新的画，会不会给她看。

“你父亲问你在哪里，”特雷莎说，“我告诉他，你跟你母亲去圣露菲娜教堂了。”

“那个教堂在哪里？”

“在村里的广场上。”

“我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奥利芙站起身来，“我得在她碰到爸爸之前告诉她。”

“他出去了。”特雷莎说。

奥利芙的脸塌下来。“他当然出去了。”她又坐了下来。

“你喜欢模特工作吗？”特雷莎问。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模特。我妈妈自然是高手。”

“你父亲看了画一定会很高兴。”

“也许吧，假如画得好的话，艾萨克都没给我看。”

“你父亲——他说你们要办一个派对。”

奥利芙吼了一声：“他真的这么说吗？”

“你不想要派对吗，小姐？”

“你没有参加过我父母的派对。我想我宁愿去参观教堂。”

她心浮气躁，特雷莎真想知道她和她母亲一起做模特时到底是有多不快。她唯一知道的就是，萨拉天生就是明星，而奥利芙更像是一个观众。

她走到灶台前，拿起洋葱用小刀切了起来。“你知道圣露菲娜的故事吗？”她问，想帮奥利芙摆脱烦恼。

奥利芙专心看着走廊深处，艾萨克正在那里忙活：“不知道。”

“这是关于两姐妹的故事。她们都是基督徒，住在塞维利亚，在……la epoca romana？”

“罗马时代。”奥利芙道。

“是的，她们自己做壶和碗。罗马人想让她们为一个派对制壶。一个异教徒派对。但姐妹二人说：‘不，我们不做。我们的壶只做给自己。’于是她们就打碎了维纳斯女神的面具。”

“我的天啊。”

“后来她们被捕了。他们把贾丝塔扔到水井里，然后让露菲娜跟一只狮子决斗。”

特雷莎高兴地发现奥利芙在认真听她的故事，影子在墙上舞动，锅里的洋葱已渗出汁液。

“一头大狮子，”她继续道，“一头饥饿的狮子。在露天剧场，所有人都在看。但狮子不想决斗，它坐着，没有动。它不想碰她。”

“然后呢？”奥利芙轻声问。

“他们砍了她的头。”

“不。”

“然后把头扔到水井里跟她的姐姐聚首。”

奥利芙打了个冷战：“太可怕了。”

特雷莎耸耸肩。“我喜欢那头狮子。”她注意到艾萨克站在了门口，“它知道和平的意义，也知道自己的位置。”

“也许它只是不喜欢瘦小姑娘的口感。”艾萨克说。奥利芙转头看他。他双手交叉，瞪了特雷莎一眼：“又在讲故事了，特雷？”

“她的故事讲得很好，”奥利芙说，“试想你在黑暗的井里，而你的姐姐正在面对一头狮子。你手捧她的脑袋，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消失了。贾斯塔后来怎么样了？”

“她吓死了。”特雷莎说。

“我也会吓死。”奥利芙说。

“不一定，小姐，”艾萨克道，“你也许很勇敢呢。”

“噢，不会的。我肯定会昏过去。”奥利芙似乎在思索，“你知道吗？我也许会去参观那座教堂。”

“小姐？”

“为什么不去？”奥利芙道，“也许我们撒过的其中一个谎，就成真了呢。”

[1]　奥黛尔的昵称。

[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的简称。特多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外海的岛国，首都为西班牙港。

[3]　M和Q是玛乔丽·奎克(Marjorie Quick)的英文名首字母。

[4]　此处为双关。英文black，有“黑人”的意思，用作姓氏意为“布莱克”。

[5]　奥利芙的昵称。

[6]　特雷莎的昵称。

[7]　艾萨克的昵称。

第二章 归属

1967年8月

7

劳里和我的第一次约会是去电影院。最终，我们选了《007之雷霆谷》，里面尽是裸露的肉体和性虐画面，我对自己的提议尴尬不已。浪漫根本无从谈起，只有些小道具和肖恩·康纳利那伟岸如大猩猩的胸膛。回想起来，我宁愿去看凯瑟琳·德纳芙，但能够跟劳里坐在一起，闻到他身上可爱温热的味道，我就很开心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

接下来两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一种病态的甜蜜。我们去了华勒斯典藏馆和国家美术馆，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署名是I.R.的画作(但一无所获)。我们一起去看戏，我还留着那张票根。那是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我从没看过这样的戏。我还记得幕布升起时自己那种愉悦的震撼，三个演员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扮演他的情妇和妻子——困在三个巨大的灰色骨灰瓶颈处，无法动弹，三人先是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一阵，然后开始陆续对观众诉说各自的故事，完全无视另两人的存在。

我们去了苏荷区的餐厅和酒吧——夜游人和火烈鸟俱乐部——发现我俩的舞步相当合拍。我不喜欢那些靠吼才能让对方听到的地方，而且晚上十一点过后那里的烟味太呛人了。我们在那儿看到黑帮和他们的女人：油光光的头发，金闪闪的戒指，折射出一丝凶狠。但最重要的是现场音乐，真的很棒——斯卡、卡利普索民歌、爵士和布鲁斯。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系上了一条牢牢的纽带。谁提议什么，谁想做什么——那种标记了每个第一次的古怪暗示和礼仪之舞正在不断褪色。我们彼此依赖却一无所知，就像那些从未被感情灼伤、残害和抛弃的年轻人一样，误以为对方就是自己一切难题的答案。他很孤独，我很迷茫——反过来说或许也没错？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还没到那一步。那是一段很纯粹的关系。

自皮卡迪利广场那次之后，我就很少见到奎克了。只有帕梅拉和我——还有两个习惯待在档案室里的勤恳的学者。奎克的旷工似乎已超出预期，来了也是待两个小时就走。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大楼的调研部门，而不是靠近杰明街那一侧的画廊，因此总是静悄悄的。我有点想念奎克的督促了。

她缺席的这段时间，帕梅拉邀请我去中庭一起吃三明治，留下前台无人看守。我犹豫了，首先是因为我还没读完缪丽尔·斯帕克六年前出版的短篇小说和广播剧本集。其次是我真的不想听到帕梅拉在聊天时经常提到的“你这样的人”——但我跟辛兹很久没有联系了，奎克又不在，我很需要女性朋友的陪伴。最后，我真心认为前台应该有个人照看。

午餐时，帕梅拉问了我许多关于特多的问题，我由此明白学校生涯和毕业后的经历都没能让她了解帝国的全貌。但她是真心好奇——那里的天气、湿度和温度对书籍和着装的影响，以及我母亲会如何烹煮食物，我听的音乐，认识的人——帕梅拉的问题让我意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想起了辛兹，我们一起度过的漫长旅途，继而又想起了我们愚蠢的冷战，我觉得自己快哭了，于是我请帕梅拉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她的妈妈是位裁缝，爸爸在史密斯菲尔德做肉类搬运工作。她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姐姐在她八岁的时候去世了。

“我必须问你，奥黛尔——你有男朋友了？”她说，“最近几个星期你看起来有点迷迷糊糊的。”

我踟蹰着。我很想聊聊劳里和爱情——它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是否是在恋爱。“不，”我撒谎道，“我没有。”

帕梅拉眯起了双眼：“好吧，你就继续保密吧。我有一个男朋友，比利。他在夜游人俱乐部做幕后工作，但我觉得你不会去那里。”

“为什么？”我说。

她笑了：“因为你这样的聪明人不会想把青春挥霍在舞池里的。”

我也回之一笑，知道这是她由衷的恭维，这是她第一次把我归入有些教养和地位的人里。但我仍记得自己和劳里在那间俱乐部跳得汗流浃背的场面。那仿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帕梅拉把比利当作奖牌一样时时炫耀，但我回忆起在那里所见到的男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块铜牌而不是金牌。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三明治午餐仍在继续，我的斯帕克仍旧没有读完，我开始喜欢有帕梅拉陪伴的日子，并吃惊地发现自己开始为帕梅拉感到遗憾。“比利的理想很远大。”她说，却从未作详细说明，而我有种感觉，那“远大”里并没有她的位置。

里德给劳里打了电话，说他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遇到了“惊天好运”，请劳里尽快来一趟。约定的那天，他早早就在广场中央的一条长椅上等我。

“哈——啰，”我说着在他身旁坐下，“听到狮子女孩的消息是不是很兴奋？”

他微微一笑。“有一点儿。”他靠过来吻我，一个路过的男人发出响亮的啧啧声。我不能确定，但好像听到了“恶心”这个词。我们没有理会他，我无论多想也不会真的回击，不过我有点好奇劳里会怎么做。

“快点。”我说，显然劳里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人，他不会料到这种评论会落到自己头上——要么就是他觉得不值一提。“你会错过跟大佬的预约的。但你先走，我随后来。”

“为什么？”

“我不想帕梅拉知道我们的事。”

“你觉得我会让你尴尬吗？”他问。

我笑了：“当然不是。只是——好吧，如果她发现了肯定会没完没了地问我。”

坐在桌前的我，在帕梅拉面前逃过一劫，脑中忍不住猜想楼上里德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我对劳里的画好奇非常。虽然我妈妈总是说如果你隔门偷听，那么火烧耳朵也是自讨苦吃，而我知道里德不会跟我透露一个字。奎克那天也不在，我又没法相信劳里能转述每个细节。

我从后面的楼梯走上二楼，犹豫着把眼睛凑到钥匙孔上。我能感到脉搏加速，生怕房间里的人忽然转身或者听到我的声音。劳里的画靠在书桌上的画架上，那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布满鲜明的色彩：朱红、薰衣草紫、靛青、砖红和青绿。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坐在里德房里一张低矮的真皮扶手沙发上的人，竟然是奎克。很久以前，斯凯尔顿曾是私宅——大部分墙壁镶板都是当时的——我想象着乔治王时代的贵妇们坐在奎克那张椅子上，一边同一群欢闹的小狗玩着，一边考虑着用哪一款奶油葡萄酒招待她们的客人。

奎克在这里做什么呢？她凝视着空空的壁炉，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身体。她看起来似要呕吐，仿佛等待着一场爆炸。她伸手从手提袋里找出香烟，忙着给自己点上。

“那么，艾萨克·罗布尔斯，”里德说着，从桌上的防护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相片，“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劳里答。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发给我的。他们觉得就是他，在马拉加，1935年或1936年。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但照片好像是在他的工作室拍的，她很可能是他用过的一个模特。这张照片跟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在马德里拍的其他照片很吻合。拍这张照的时候他刚刚小有名气。不过当然，最让我兴奋的是，罗布尔斯画架上画到一半的画作看起来就是你的这幅。”

一阵沉默。劳里背对着我，透过锁孔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但他一动不动，似乎已然惊呆。

“什么？”劳里平静地说，“那可能吗？”

里德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从照片上看，他刚刚开始画那只狮子，但已经很明显了，你不觉得吗？”

劳里从里德伸出的手中接过相片，他肩膀下垂，低头专注地看着。奎克仍坐着，看着他，大口地抽烟。

“普拉多是怎么找到这张照片的？”劳里问。

“他们也不清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档案他们没有完整的记录，原因可想而知。战争爆发的时候，罗布尔斯应该把它托付给了谁保管。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交给了普拉多。艾萨克·罗布尔斯和当局的关系并不好，他的画也不合他们的胃口。你不会想被人抓到把柄，知道你跟不良分子有来往。”

“‘不良分子’？”

“据我们所知，罗布尔斯活跃在左翼圈子里，他应该是一个政治运动煽动者。普拉多或许收下了这张照片然后放进了档案库。论作品数量和成就，他无法跟米罗和毕加索相提并论。但他的画确是杰作。他的存世画作不多，除了因为英年早逝，据说他还自行销毁了很多画作。这种行为往往令画家更与众不同——这是他幸存的宝物。现在，说回来。我相信你的这幅画就是我们所说的沉睡者。”

“沉睡者？”

“是的，它被忽视多年，一直在等我们发现它。或许，我们此刻凝视着的正是1936年。”里德继续道，“不幸的是这幅画没有框。从画框里总是能考据出很多细节。如果他当时回到了西班牙南部工作，我估计罗布尔斯没什么办法弄到画框。但如果这真是罗布尔斯的作品，我确信这一点，那么一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创作巅峰时期所画。看着这色彩，这超现实叙事，这戏谑感。太特别了，我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大受欢迎了。”

“他后来怎么了？”劳里问。

“后来开战了，斯考特先生。有好几种说法。一种是佛朗哥的军队在南边日渐壮大的时候，罗布尔斯去了北方加入了共和党。他们没找到他的坟墓，但那个时期都是这样。他来自南边的安达鲁西亚，在马拉加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太成功。他去过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儿有他的两幅版画，不是很重要的作品。”

“嗯。”

“但拍摄这张相片的时期，罗布尔斯还没有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他的创作很顺利。他回到家乡，抛开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象征美学，开始尝试截然不同的画面。西班牙内战前的几个月，他的一幅画引起了轰动，名叫《麦田里的女人》。你听说过吗？”

“没有。”

里德转身对着门，我发誓他看了一眼钥匙孔。我僵住了。

“不是多么有名的画，但非常特别。”奎克道，里德回身望着她。我的心慢慢收回喉咙里。

“为什么如此特别？”劳里问。

“我做了些小调查，”里德没等奎克开口便继续道，“我们查到罗布尔斯在巴黎卖掉了这幅《麦田里的女人》，那张相片就是在同一时期拍摄的。卖画的人叫哈罗德·施洛斯。”

“我明白了。”劳里说。尽管隔着钥匙孔，我还是能察觉到他的不悦。

“有段时期这幅画流到纽约，现在挂在佩姬·古根海姆的威尼斯的寓所里。我亲眼见过《麦田里的女人》，”里德接着说，“品质跟你这幅画很接近。实物非常了不起。”他摸着劳里那幅画的边缘，“有时候，我觉得他一直画下去的话，会成为一代宗师。”

“为什么？”

“很难描述。但是你看，艺术家大多顾此失彼——有远见的大多技艺平平，凭着惊人的创作量一时声名鹊起的人又往往无法顾及质量，不能兼得。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构图训练，因此不知道颠覆它。要么，就是那些技艺精湛却毫无想象力的画匠，他们的笔下从来没有一丝新意。找到一位面面俱到的画家简直是海底捞针。毕加索算一位——你该看看他早期的作品。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罗布尔斯也算一位，而且我认为你这幅画中他展示的技巧更在《麦田里的女人》之上。有些人说他为数不多的画作都在影射政治，另一些则认为是他逃避现实的杰作。这就是它们的好处——不断被解读，但又不失流行。罗布尔斯经久不衰。你不会厌烦，你总能发现新的东西。另外，从基本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画总是让人一见倾心而又无矫揉造作之态。”

“但你不能证明这一幅是罗布尔斯的。”奎克说。

里德眯起眼睛看着她：“眼下，我还不能，玛乔丽。但有办法，他还有别的画。顺着它们追查下去，让这一幅归队。你母亲——最近亡故了，是吧，斯考特先生？”

“没错。”

“我想知道——你觉得她会保存收据吗？”

“收据？”

“是的，买东西的收据。比如，画作。”

“她不是那种保存收据的妇女，里德先生。”

“可惜了。”里德若有所思地盯着画，“任何关于购买的细节都会帮上大忙。我这么问，不只是因为你打算卖掉这幅画，或我们希望展出——”

“展出？”奎克说。

里德对她眨眨眼：“没错，斯考特先生，我这么问是因为这幅画可能涉及法律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劳里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慌。

奎克捻灭香烟：“也许现在还没必要担心那些，里德先生。这不太像斯凯尔顿的做法，为单单一幅画办展览——”

“你或许知道欧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有价值的艺术品的命运吧，斯考特先生，”里德打断她的话，“很多都消失不见了，不管是画廊还是私宅，纳粹一概掠夺而去——”

“这幅画不是偷来的。”里德说。

“你说得这么肯定？”

“我确信，我母亲不会偷任何东西。”

“我不是在暗示她偷了画。但她很容易买到一件赃物。罗布尔斯是西班牙人，据我们所知，他的画都是在西班牙画的，虽然在巴黎出售。你母亲跟西班牙有什么关系吗？”

“据我所知没有。”

“好吧，有这样一种可能。那段时期艺术品轻易在欧洲进进出出。哈罗德·施洛斯是位相当有名气的威尼斯艺术商人，专门经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当代艺术品。如果他卖过《麦田里的女人》，应该也出售过其他罗布尔斯的作品。施洛斯在巴黎有间画廊，所以你的画很可能那时候也在那里。”

“这幅画从西班牙到了巴黎？”

“很有可能。这段时间罗布尔斯已回到马拉加，或许哈罗德·施洛斯在那里发现了他。艺术商人为了发掘新星总是不惜上天入地。”

“这些都只是推测，斯考特先生，”奎克喃喃道，“只是一种说法——”

“巴黎的大部分画廊主都是犹太人，”里德继续道，“我不清楚施洛斯的家族，不过我们会想办法去查的——但在1942年，纳粹占领了巴黎一整年，他们关掉了很多商店，关押了很多店主，再送去——嗯，集中营。许多画作就此杳无踪迹。其他的都被藏匿起来，之后又在一些诡异的地方出现。比如，旧货店、行李箱、废旧火车隧道、跳蚤市场。”

一阵沉默。站在门外的我，吓得不敢出气。

“耶稣上帝啊。”劳里说。

“战争结束后，纳粹俘虏号称他们把画都烧了。都是胡说的，当然。他们盗走了那么多，根本不可能全部销毁。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自己拿走的东西价值连城，即便他们口口声声说那些艺术品不符合德意志新美学。”

“你觉得哈罗德·施洛斯后来怎么样了？”劳里说。

里德似乎有点不耐烦：“我说了，我会去调查的。”

“这幅画不是偷来的。”劳里重复道。

“没法确定这件事——至少眼下还不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市场一团乱，而我们还在拼补其中的碎片。艺术除了用在欣赏的正途上，还有别的用途，例如作为政治的筹码或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好吧。”劳里的手指捋了捋头发。

“我正在跟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代表沟通，他帮了很大的忙在调查——如果有的话——他们手头上的艾萨克·罗布尔斯的资料，也许会揭开这幅画的谜团。”

劳里缓缓地呼出一口气。“谢谢。”他道。他起身去画架上取画，却被里德伸手拦住。

“你不觉得，斯考特先生——考虑到各种情况——让它待在这里更安全吗？我们有夜间保卫和警报系统。我担心在萨里——”

“世界犯罪之都？”

奎克插嘴：“你母亲的死讯——在报纸上公开了吗？”

“是的。”

我吃了一惊——什么样的人会在报纸上公布死讯呢？

“这类消息总能招来艺术品惯偷，”里德道，“在报上刊登讣告的人总是有些值得被扒走的东西。”他继续说。里德出人意料地用了“扒”这个词，这是帕梅拉会用的词。“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可笑，斯考特先生，即便如此，请允许我们替你保管它吧。这样更保险。”

里德是个演技派，他集礼貌、施压、权威、安抚于一身。“好吧，”劳里说，“再放几天。”

“衷心地谢谢你，一有消息我会立即通知你。这太令人激动了，斯考特先生。我只能谢谢你选择了斯凯尔顿来调查——”

“我能留着这张相片吗？”劳里说，手里抓着那张破损的方纸片。里德有点吃惊：“留着它？”

“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还给您，我只想仔细看看。”

“玛乔丽会让拉奇或巴斯琴帮你影印一张。”

听到我的名字令我一惊，怕里德会发现我躲在这里，但我没法把自己从这里挪开。“我确定那张照片是原件，斯考特先生，”里德道，“我没法给你。玛乔丽——你还好吗？”

奎克跳起来：“什么？”

“我说，你会让女孩们为斯考特先生影印这张相片。”

奎克回过神来，从劳里手中接过相片。她用手指夹着相片，甚至看都不看它一眼。我从锁孔前抽身回去，用最快速度穿过走廊。

但我还是不够快。

“奥黛尔？”奎克的嗓音低沉而安静。我停下脚步转身，看到她已关上了身后的门，松了一口气。“过来。”她说。

我朝她走去，表情惭愧。“你在偷听。”她说。她略带调侃的眼神令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谎。我可是在空荡荡的走廊上蹑手蹑脚地被抓个正着。

“对不起，”我说，“求你，不要——”

“很明显，我们不该从钥匙孔偷窥的。”

“我知道。”

她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一动不动。“你觉得他得了件宝贝吗？”她说。

“是的，您相信这是那位天才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作品吗？”

她把相片塞到我手里：“如果里德这么说的话。他是行家，而且那幅画跟照片里的这幅确实很像。你怎么看这幅画？”

“我不是专家。”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专家，奥黛尔。我只想知道你喜不喜欢它。这不是什么测试。”她看起来精疲力竭，我注意到她的双手正在微微颤抖。

“这幅画让我很焦虑。”

她靠在墙上：“我也是。”

“但它确实很美。”

“它的主题隐匿起来了。”

“什么意思？”

“这幅画里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层含义。你找不出来，但它就在那里。”

我凑近看了看相片，上面有折过的痕迹和各种斑点，左下角还有一片液体污渍。照片是黑白的，看上去经历过战火。但画面本身足够清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一幅巨大的油画半成品之前。那是一个类似工作室的地方。这位据说是罗布尔斯的男人没有穿外套，袖子卷起来，嘴里叼着烟。他没有微笑，直直地盯着摄影师。他有一头微卷的浓发、深深的眉毛、纤瘦的脸、优美的颧骨、结实的身体——即便只是一瞬间，他迷人的眼睛和坚定的眼神仍然被定格下来。他拿着一只涂满了颜色的巨大调色盘，身体正对照相机，看起来目中无人。

站在他右边的女人看上去很高兴。她有张率真的脸——她应该还是个少女，而那些老照片里的女孩们看起来总是提前变成了妇人。她大笑着，眼睛笑出许多道皱纹，几乎看不见了。她身上有种纯洁的天真，无论一个人的五官多么平凡，也会因此变得光彩动人。她的头发有一半烫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贴着额头的卷发，但已完全浮起来，她似乎也毫不在意。她手握一支笔刷，指着画布。

“这个女人是谁？”我说。

奎克闭上了眼睛：“他的缪斯，也许。或只是一个模特。”

“他是意大利的保罗·纽曼。”我说，奎克笑了。

那张相片在我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它是那么有力，饱含故事。我翻到背面，照片的左下角标注了时间，还有一行手写说明：O和I……

“你看到这个了吗，奎克——O和I是谁？”我问，“I是艾萨克吗？”

但奎克已没有心思猜测。“别站在那儿发呆了，巴斯琴小姐，”她说，“我们时间不多了，快去帮斯考特先生影印照片，好吗？去吧。”

8

三天后，奎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我曾提起自己的生日快到了，后来我在自己的桌上发现一张小卡片，请我周六共进午餐。我很激动。一般来说，上司和员工之间不太会这样打成一片，但我的好奇心胜过了任何可能的迟疑。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踏着鞋在人行道上疾走，冒险之情油然而生。时值夏日末，伦敦城充斥着汽车尾气、街边烟蒂和天空中的白云波浪。如今，对于伦敦各式古怪的住宅构造，我已是个熟练的旁观者。邮政编码、砖房、或隐或现的玫瑰花丛、脚刮板、时高时低的阶梯，我已了如指掌。如果你住在这里，绝对会留意到街道的宁静与嘈杂，脏兮兮的流浪狗在排水沟边吐舌头，衣衫褴褛的孩子，整洁干净的篱笆，飘扬的网眼窗帘。在伦敦，有千万种生活方式，但改变生活的方式却屈指可数。

战争在许多街道留下了奇形怪状的轰炸痕迹，奎克家门前的长街有种熟悉的混搭感：先是几栋维多利亚时期幸存下来的庄严建筑，几排爱德华时期的小楼；接着是一栋十五世纪的低矮公寓楼突兀地竖立在路旁，宽敞的白色阳台，混凝土墙和细小的常春藤，主人或许是为了培植出些许绿意，而它们连二楼的窗户都爬不上去。再过去一点儿，就是奎克住的地方，温布尔登公园的边上。

我站在奎克家门前。那是一栋格鲁吉亚风格的淡蓝色低矮小屋。半闭上双眼，你会很自然地想象一个身穿细棉布礼服和礼帽的夫人溜进屋里。有这么一间屋子，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我很好奇。我想到辛兹肯定想参观这样的小屋，但那也是天方夜谭。我叩响了门环，然后在原地等待。那是一个老旧的紫铜把手，锈迹斑斑。里面没有回应。金银花长满了四周，在门上围出了一个框。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古典乐声，简单的钢琴音阶，然后是逐渐复杂的乐曲。

我的后背逐渐发烫，我不知道是真的有人在看我，还是我自己焦虑的想象。我还从没进过一个白人的家，劳里家也没有去过。而这里可说是一条纯白的街道了。门闩后移，大门被拉开了，奎克站在我面前的一块方形阴影里。她一头银色的短发，清澈的瞳孔在阳光下收缩起来。她看起来比工作时更瘦小了。“你来了。”她说。我从未想过拒绝赴约。钢琴声比刚才更响亮了，声音穿过整栋小屋，仿佛为我们的双人舞奉上一段戏剧性的开场。

她迎我进门。房子很深，远离街道，地板向前延伸成一条长廊，可以瞥见尽头的花园，树叶在微风中摇曳，一只猫孤独的背影宛如一只伫立着的花瓶。“去花园吗？”奎克问，但那其实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她已迈步走了过去。她走得小心翼翼，仿佛并不信任自己的双脚。我用余光扫视着左边敞开的前厅，瞥见那里锃亮的地板、宽大的地毯、几株盆栽和一架直立式钢琴。目光所及之处，前厅、走廊——各处的白墙上，没有任何画作。

房间里丝毫不见英式风格，没有厚重的维多利亚地砖，没有浮雕壁纸和窗帘带，也没有厚重的木家具。当然书架是有的，我很想窥探。右边有一排楼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走下去。我们沿着走廊，向着前面那块方形的阳光走去。左边还有间房开着门，里面有张书桌，一部上发条的留声机发出古典乐唱片的最后几个音符。她有一部留声机，让我觉得颇为复古。

我们走到厨房和敞开的花园门口时，奎克停住了脚步。猫飞快地闪入草丛，然后用一双淡黄色的眼睛透过枝叶注视着我。“午餐。”奎克宣布。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只大托盘，里面是面包卷、鲜黄色的芝士、鸡腿冷盘、猪肉排和红色小番茄，滚圆晶莹的水珠自表面滑落。一切看起来棒极了，我这么告诉奎克。

“很简单的一餐。”奎克说。我想帮忙把托盘搬到花园里。“不用，”她摆摆手，又让步道，“也许你可以帮忙拿那些。”她指着一只盛水的大陶壶和两只玻璃杯，我跟着她生硬的步伐，把它们端了出去。“来点烈酒吗？”她转头问，这次是真的在问我。我拒绝了。

她的花园并不大，但遍植树木和灌木丛，粉色的蜀葵和更多的金银花，以及忙忙碌碌的蜜蜂，花园尽头有一小片荒地。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赶在时光流逝前，庄严地敲响了十二下。

花园在微风中摇曳生姿。奎克把托盘放到一张石桌上，街上一辆车疾驶而过。“拉张椅子过来。”她指着三张沙滩椅中的一张说道。其中两张已老旧下垂，明显已用了很久。我听命照办，臣服在她的权威之下。她极小心地在一张旧椅子上慢慢坐下，双脚陆续缓慢地伸到草地上。她踢掉丝绒拖鞋，露出小巧的晒成古铜色的光脚。看着奎克的十个脚趾，我为自己的尖头鞋、平顶帽和平庸的绿裙子自惭形秽。她抓起一副墨镜戴在脸上，我便无法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了。

“这样的日子，”她说，“我希望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她倒了两杯，水壶有点重，她踉跄了一下。接着她举起自己的杯子咕嘟咕嘟喝水，然后咂嘴。“开动吧。”她说。在自己的家里她看起来更放松些。在里德办公室里时的那种纠结表情没有了，甚至也没有那种有时刻意展现给帕梅拉和我看的低调的自信。我拿起四分之一个猪肉派，开始跟面包卷一起吃。派很不错，饼皮入口即化，肉冻凉凉的，脂肪的口感令人大为满足。

“希望我们在办公室没给你太多工作压力吧？”她问。

“噢，没有，”我说，“我能处理。”

“好的。”

“你那个结婚的朋友怎么样了？”

我看着奎克，担心她是不是会读心术。“很好，谢谢您。她和她丈夫搬去皇后公园了。”

“你不孤独吗？”

“不。”

“在写东西吗？”

“一点点。”

“我能读吗？”

“读？”

“嗯，人们一般不都会把写的东西读一读吗？”她神情愉快地说。

“我没有——”

“能够拜读的话，我会很荣幸的。”

“我写得不是很好。”我说。

她拉长了脸：“你觉得它好不好重要吗？”

“当然。”

“为什么？”

“那是——因为——因为我必须挑剔它，让它变得更好。”

“好吧，那是当然的。但写作对你来说，不就跟呼吸一样自然吗？”

“有时候是的。但我必须为自己写的东西反复推敲，”我提高了嗓音，“每个作者都会这样。”

“但你拿笔的时候不会考虑太多吧。”

“是的。”

“你会为自己的呼吸感到骄傲吗？你会敬畏自己呼吸的能力吗？”

“我的作品就是我自己。如果它有什么缺点，那我也不会完美。”

她凝视着我：“你是说作为一个人吗？”

“是的。”

“噢，不是的。别把这件事道德化，奥黛尔。你创作的文字并不是会让你走路时自带光环。一旦别人开始读了，你就从你的作品中走出来了，它便成为独立的个体。别让你的才华拖你的后腿，也别把它像枷锁一样缠在脖子上。”她点上另一根香烟，“如果一件东西被认为是‘好的’，它便会吸引人，这通常会导致其作者的毁灭。我见证过这个过程。所以你应该完全撇开它‘好’或‘不好’的念头，如果你还想继续创作的话。我知道这很难，但必须这么做。当然，我觉得它好不好也不重要。实际上，甚至更不重要。我觉得你想得太多了。”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自己仿佛中了一枪。

“你想出版你的作品吗，奥黛尔？”她继续道，好像我们在讨论的是类似火车时刻表这样稀松平常的事。

我把鞋子踏进草丛里，专注地盯着鞋尖：“是的。”

我的坦诚意外地引起了一阵友善的沉默，我顿时逃过一劫。出版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唯一的真正目标。

“你将来想结婚吗？”她问，“生一群孩子？”

话锋急转，但我已习惯了她的跳跃性思维。跟奎克在一起，你常常会觉得，她的话里还进行着另外一场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对话。成为人妻的想法对我来说有点奇怪，而成为母亲的念头就更离奇了。尽管如此，心已随机应变，我想到了劳里，思绪提前跃入了未来。“也许有一天吧。”我说。

“唯一的问题是孩子的成长问题。或者对你来说，那是件好事。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你可以照顾文字。”

“我不能兼顾吗？”

“我没法告诉你，我没试过。”我思索着我们身后的房子，迹象表明，奎克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什么的。我试着想象奎克的童年，但想不出来。她那么世故而冷淡，完全无法想象她涉世未深时的样子。

奎克把烟放在烟灰缸上，调整了太阳眼镜，叉起一只番茄，动作精准得没有溅出一点儿汁水。她把番茄放入嘴里一口吞下。“斯考特先生把他的画带到斯凯尔顿来是因为你，”她说，“对吗？”

我的胃一阵翻滚：“我——什么——我——”

“不必紧张，奥黛尔，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不是——不是因为我，是斯凯尔顿名声在外——他——”

“奥黛尔，”她坚定地说，“我看到你们在前台接吻了。”

“对不起，我们不该——我不是想——”

“噢，别担心那个，你快乐吗？”

我想了想：“是的。”

“只是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

我靠到椅子后面，顿时瘫软：“你——认识他？”

奎克又点了一支烟，她紧紧地握着打火机，指关节都泛白了。她呼出蓝色的烟雾：“不，我不认识他。我只负责照顾你，这是我的工作。我雇佣了你，也很重视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男人不总是——好吧——只是希望你不要做任何违心的事。”

那时我意识到，奎克是永远不会展现出她的脆弱面的。事实上，她会不择手段避免这样的尴尬。“我不会的。”我说。感觉奎克好像在训诫我，这种严厉似乎将花园的恬静氛围冻结了，连蜜蜂都似乎安静下来了。“他不是那种人。”

她叹了口气。我觉得自己的骨头沉重得如同灌了铅。但我本可以起身，为我尽力吃掉的四分之一个猪肉派和一些面包感谢她，然后穿过冰凉光滑的走廊，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回到劳里和辛兹身边，回到我设想中的未来，不再跟奎克私下交谈。一切对我来说大概会变得容易一些。

“他有没有告诉你关于那幅画的事？”她继续问。

“只说了他很高兴那也许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作品。”我迟钝地说道。

“这之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艾萨克·罗布尔斯吗？”

“没有。”

她看起来若有所思：“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想要那张相片的复印件呢？”

“我不知道，”我竭力隐藏自己的恼怒说道，“我猜是想看得更仔细些吧。把各种线索拼起来。”

“奥黛尔，斯考特先生知道里德先生想用这幅画制造一个大新闻——不光是为了斯凯尔顿，还为了他自己吗？他提到过想办展览。那是斯考特先生希望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他想不想，但办展览肯定是好事啊。”

“埃德蒙·里德这种人就像马戏团团长，他们能凭空建立起声望。他们最擅长包装和制造神秘感，为自己的筹码提价。我的意思是，奥黛尔——小心地提醒斯考特先生他目前所面对的事。别让里德拿走他的东西。”

“但我以为你同意里德先生的意见，觉得他的画放在斯凯尔顿更安全。”

“只是在斯考特先生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她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凝视着蜀葵花，“如果我是斯考特先生，我会留着它。我会留着它慢慢欣赏。显然他的母亲就是这么做的，他也该这么做。”

“但如果那是件重要的画作，他把它卖掉，就可以用那笔钱。他现在很拮据，你知道的。”

她转身对着我：“所以他是想卖掉它。他在为钱发愁。”

“我不知道他的财务状况，但这幅画肯定能帮上忙。如果为这幅画举办展览——沉寂已久的画作重见天日之类的——我想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劳里可以参与，他可以帮忙操办。他很聪明，很有热情，大家都喜欢他。”

“你不是他的妈妈。”

“你也不是我妈。”

这话脱口而出，我来不及阻止自己。奎克的脸抽搐了一下，我吓坏了。“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不——你说得没错，”她说，“没错，你一定觉得我在多管闲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帮他。”

“斯考特先生并不拮据，”奎克说，“我确定他能做许多事，不需要靠着那幅画过活。他应该把它带回家好好欣赏。很棒的一幅画——一件杰作，专为取悦个人而作。”

“让其他人欣赏它不是更好吗？”我问，“那不正是斯凯尔顿这种地方的宗旨吗——它的美不该分享给更多人吗？”

“你说得没错。但就像里德说的，我们对这幅画还不够了解。我们得慢慢来。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人们总是有所保留的。你要琢磨斯考特先生没有说出来的话。”

“斯考特是个老实人。”我又一次提高了嗓音。

“当然，”奎克说，她的声音里紧绷着情绪，“他当然是的。但你还是可以当个老实人，同时又保留一点儿什么。如果他确实有所保留，那么斯凯尔顿将会成为众人的笑柄。”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走回屋子里。我愣愣地坐在原地，思绪已无法正常运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蜜蜂又开始嗡嗡作响，围着花朵团团转。抬头，天空万里无云。忽然间，一切都生动得震撼人心，绿叶间现出几许金黄，在阳光的涟漪中舞出迷幻的波纹。

有一个疯狂的瞬间，我想奎克可能会拿来一把左轮手枪，指着我，逼我回答些我不知道的问题。我们短暂的野餐迅速画风一转，气场的转变宛如穿越枝叶的光线般难以捉摸。然而奎克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的是一本漂亮的八开皮面记事本。“给你买了这个。”她说着，递给了我。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不，根本不是什么枪炮，但奎克很明白，那还是件有力的武器。

“给我的？”我说。

“只是个小礼物，感谢你的出色工作。我很高兴我们发现了你，奥黛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发现了我们。生日快乐。”

我从她手中接过记事本。记事本是手工制作的，结实的小牛皮封面，表面涂了亚光绿色。内页是奶油色。跟我在沃尔沃斯超市里买的那些轻薄的记事本相比，这简直是极品了。“谢谢你，”我说，“你真好。”

篱笆的那一头，传来除草机的噪声，一个孩子尖叫起来。“啊，”奎克柔声道，“他们不是都这么说吗？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灵光乍现。”

9

星期天，我拿着奎克送的新记事本坐在床上，思索着她在花园里说的话。跟大多数艺术家一样，我的每部作品都同我自己密不可分——因此，作品的接受度势必会左右我的情绪。将个人价值和公开作品割裂开来的想法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我自己想不想这么做。这一定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吧？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的背道而驰有点离谱，非改变不可。自我拿起钢笔开始，能否取悦读者便是我吸引注意力和定义成功的基准，当我开始接受大众对我个人行为的肯定后，某种东西便彻底消失了。写作成了我的身份和快乐的轴心所在。它成了一种表象的、造作的表演。我被要求重复取悦大家，一次又一次，直到我的行为表象成了行为本身。

辛兹的婚礼诗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写作完全被义务所束缚。我写了那么久，都是为了获得大家的肯定，我已经忘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不受打扰、纯粹创作、不计成败。在这个过程中，写得“好”这件事已完全麻痹了我的写作信念。

因此，向奎克承认我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一桩小事。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我相信自己应该被认真对待。而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其实，也许你没有那么特别，也许有——但那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无疑也不会影响你的写作能力。所以不要再焦虑，只管去写。

她告诉我，他人的称赞不应当是我的写作目标。我无法独立完成的自我解放，奎克帮我做到了。她信任我。奎克鼓励我释放我自己，那似乎不再是一桩难事了。

周一晚上——我生日当天——我把一个短篇故事打印出来放在奎克桌上。我并不十分乐观——但“三好学生”的本性难移——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心里还带着一丝恐惧。我没有在封面上留言，她应该会知道是谁放在那里的。

讽刺又好笑的是，这就跟读书时一样，我为了别人的肯定把故事送出去。但我久已习惯为了读者而写作。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不会把一切寄托在观众的反应上。如果奎克不喜欢它，也许反而是件好事。它如今已不再受我支配。

帕梅拉在我离开时拦住了我。“你不能再装下去了，你懂的。”她说。

“什么？”

“噢，拜托。你整个人好像被丘比特击中了一样，还忘了在这些信封上贴邮票。这可不像你的作风。”

我畏缩了，帕梅拉比我以为的更敏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奥黛尔，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像伦敦警察厅一样审你。你和那个家伙看对眼了，是不是？你们两个出现的间隔都不超过五分钟。”

我权衡着自己的选项。如果不告诉帕梅拉，就要忍受她无休止的揣测，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只会变得越来越诡异且不屈不挠——或者干脆告诉她，就消停了。“或许吧。”我说。

“劳里·斯考特，嗯，有点时髦的那个，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他的全名？”

她看起来很得意：“就在这儿，签到本上。你美丽的双手写的。要不要我帮你在旁边画一颗爱心？”

“闭嘴。”

“奎克知道吗？”

“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她看到我们在前台接吻了。”

“嚯!”帕梅拉笑着惊呼，我忍不住露出微笑，兴奋地承认了恋情。“该死的，奥黛尔，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手。她一定很喜欢你，换别人直接就被炒鱿鱼了。”

“帕梅拉，别说了。”

“啊，你也喜欢他。”

“别犯傻了。”

“好吧，好吧。”帕梅拉举起双手，手上的戒指闪闪发光，“我第一次见到比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她说。我想，劳里和比利可是天差地别，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整个人好像都不能呼吸了。”她说。

“我完全可以正常呼吸。”

她笑起来：“顽强小姐。说实话，奥黛尔，你真的不是一位隐姓埋名的非洲皇后吗？”

“我的家乡叫特多。”

“穿好内裤，不穿也好。”

“帕梅拉。”

“少来了，”她轻声道，“你们做了吗？”

“管好你自己的事。”

她得意地笑了：“那就是还没有。加油吧，奥黛尔。不然你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她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棕色的袋子放到我面前。“生日快乐。”她微笑着，黑色的眼线下闪着恶作剧的光芒。

我怀疑地看着它：“里面是什么？”

“看看吧，巴斯琴小姐。”

我翻开纸袋一角，里面是两排药片：“这些是？”

“没错，我多出来一些，想你应该会需要。”帕梅拉看着我的表情，她的自信动摇了，“你不一定要收下它们——”

“不，谢谢你，我收下了。”

帕梅拉露齿一笑。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礼物传递友谊，对我而言着实有趣——奎克送了记事本，帕梅拉送了避孕药。过去几个星期，我一直在给帕梅拉推荐小说，向她表明我是什么样的人。帕梅拉的礼物则反映了她追求实用享乐主义，是追求享乐的实际做法。那个时期未婚女孩要拿到避孕药并不容易，没有医生会给你开处方。

“你怎么弄到这些的？”我问。

她眨眨眼：“我帮人打手枪啰。”

“不要胡说，到底怎么弄到的？”

“布鲁克咨询中心，”她缓和道，“一座金矿。”

我把它们塞进手袋里。“谢谢你，拉奇。”我说着，在帕梅拉前，跳下了斯凯尔顿的阶梯。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新世界的女性，送给了我一片自由。我应该更感恩的。

为了给我庆祝生日，劳里把我带到了他萨里的家中。格里出去了，他说，他想让我看看他的家。住到英国六年，我还未曾见过在特多大肆宣扬的英式田园风光。我准备好要见识那些矮木树篱、黄色地衣下的破损的埃莉诺十字碑、秋日压弯树枝的果实，乡村商店放在台阶上售卖的盒装鸡蛋。事实上，劳里家的房子跟我想象中的不相上下，我不禁想到，英国的乡村或许是我殖民教育里唯一真实的部分吧。

劳里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农舍，坐落在一个叫鲍多克山脉的地方。房子有个相当幼稚朴素的名字，叫红屋。红屋的窗户油漆已经剥落，屋前有座茂盛的苹果园。那景象着实令人着迷。尽管他的母亲才去世不久，屋内却没什么女性的生活痕迹。想象中庄严而破损的晚礼服、染着烟草味的餐椅、墙上的巧克力盒涂鸦，散发着狗毛气息的旧野餐垫，这些都无从寻觅。或许她曾如同缄默的斯巴达克斯人那样在此生活，不然就是浑蛋格里已经把他死去的妻子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我坐在厨房里，劳里去泡茶了，我闭上双眼。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意，驱走了奎克的话语。她是想毁了我的这一切吗？

“给你，”劳里说着，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蓝色杯子，“外面可爱又暖和，我们坐到花园里去吧？”

我跟着他，双手捧着杯子，沿着没有地毯的过道慢慢走着。

后面是一个霍奇森·伯内特式的缭乱的花园，疯长的灌木丛和盘根错节的李子树，薄荷从破陶罐中萌芽，野生三色紫罗兰开得正盛。长长的草坪尽头有个暖房，窗户上夹杂着泥渍和雨水的痕迹，几乎看不见里面的情景。谁在打理这个地方？也许是劳里，也许在很久以前，他曾在犁沟旁上上下下地忙碌过。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我问。

“我一直都住在这儿，时不时地。我们在伦敦也有一所公寓，但我母亲厌倦了城市生活，她更喜欢待在这里。”

“我能理解，这里很美。”

他叹了口气：“这里曾经很美。”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听着黄昏中的画眉鸟鸣。“你期待里德之后的新发现吗？”我问。

他凝视着果园：“如果它真的是赃物怎么办？”

“那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母亲的错。”

“当然——不是。不，我觉得不会的。想想如果它真的很值钱，天啊，格里会是什么表情？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竟然价值连城。”

“如果你把它卖了，你就连一件母亲的遗物也没有了。”

他转头看我，眼神机敏：“你不要心软。我母亲是我认识的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了。”

“在遗嘱里只留给你一幅画，我觉得这就很感伤了。”

“你不了解她，”他说，“这更像是一把上了膛的枪。”

“什么意思？”

劳里的目光移向我们面前的荒野，啜饮着他的茶：“她总是惹麻烦。我觉得她会很喜欢你的。”

“为什么？我从来不惹麻烦。”

“有时候她根本就是个讨厌鬼。”

“喂。”

他说他做了一个牧羊人派，我都不知道他竟会做饭。不知道劳里是什么时候学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花去很多时间照料自己的生活。他说他会布置餐桌，毕竟我是寿星女孩——在他忙着加热烤箱和寻找叉子的时候，我趁机去了楼上。

我走进一间硕大的里屋，傍晚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一段浓郁的威士忌色的阴影，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地板上同样没有地毯，墙上也没有挂画，只有床架和一个衣橱，我打开橱门，里面除了一堆紊乱的金属衣架外空无一物。墙角边散落着几只翻转的蓝色瓶子。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和装着纸的盒子，随着时间流逝早已卷曲褪色。

我试着想象劳里的母亲在这栋房子里的样子，她的模样，她跟格里的婚姻，前任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后她的生活。到处都没有她的相片，但空气里有极淡的香水味：精致、诱人的木调香。我轻轻地坐到金属床架的边缘，想知道会不会有另一个家庭给这个地方带来生机，让这里重获新生，也在此经历期待和失败。我感到一阵焦虑的痛楚，怕辛兹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一定要给她打电话，我想。太久了。至少，给她写封信。

我从床边站起来，靠近窗户望着绚烂夜色中起伏的萨利山脉。我把手肘靠在一堆旧纸张上，脑海再次响起了奎克关于劳里的警告。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烦恼？根本不关她的事，但我仍无法将她的话从我脑中挥去。

我心不在焉地瞥过窗台上的一堆纸。其中大部分都是收据，有一张是1985年的肉贩收据，一张是吉尔福德购物中心的停车票据，一张电费账单，1949年鲍多克山脉颂歌音乐会的剧目单。这是一个不会把东西随便扔掉的人，但劳里说过他母亲不是那种会保留收据的人。

颂歌音乐会的剧目单下面，是一张薄如纸巾的青年英国艺术家群展册页，时间是1955年。我翻开册页，展览在科克街的伦敦画廊，参观的观众拿着铅笔在艺术家和作品名字上一一画线。“没有迹象”，他们在底部写着这样一句话。什么东西没有迹象？我很好奇。从笔迹来看，留下这句话的人，显然十分沮丧。

我把册页对折，悄悄放进口袋中，然后下楼，一边安慰自己那里的纸堆那么乱，没人会发现少了一张。

劳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插到了空葡萄酒瓶上，和一个看起来很像杀人凶器的扭曲锃亮的烛台里。我们坐在厨房里，日光已褪尽，吃着他烤的牧羊人派，喝着邻居家果园自制的苹果酒。“生日快乐，奥黛尔。”他说着，举起了酒杯。

“谢谢你，我觉得这里好像一个世外桃源。”

“听起来很棒。”

“看不出来格里住在这里，楼上很乱。”

“那是我母亲弄的，她比格里更乱。我猜格里会卖掉这个房子。”

“他们结婚多久了？”

劳里往我俩的杯子里又倒了些苹果酒：“我想想，是我十四岁时候的事情——所以有十六年了。”

“她是怎么死的？”

劳里的脸上明显浮现出受伤的表情。我看着他的面无表情，感觉到他的防备心。我马上后悔刚才的问题，感觉自己是个冒失鬼。

他把酒瓶轻轻放下：“一言难尽。”

“你不必说的，是我不该问，对不起。”现在换我多管闲事了，就像奎克一样。

“我母亲是自杀的。”劳里说，他的话令我们之间的空气变得无比沉重，厨房的气氛浓稠得好似一锅汤。看着劳里，我明白了一个幽灵是可以从你的喉咙里吸走空气的。

“对不起，”我说，“真的很抱歉——”

“没事，不，真的，没事。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不必道歉。我是说，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老实说，她自杀我并不意外。”

我绝望地想说些什么，来填补我们之间的沉默，但刚才的坦诚似乎打开了他心里的某道闸门：“我们一直想帮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现在我几乎没法看着该死的格里，因为每次我们见到对方，我知道他都在想，要是你再努力一点儿事情会不会不一样？而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但这不是他的错。这只是一场恐怖的谴责游戏。”

“我无法想象。”

“嗯，我也没办法想象，可我是她的儿子。”

他很平静，声音也很安详，我想站起来给他一个拥抱。但在浓稠的空气中我已动弹不得，而且我不确定他是不是需要一个拥抱。我想起了辛兹婚礼上的那间厨房，那两个星期里劳里该是多么哀痛——而我，还在调侃自己的母亲，还在他赞美我的诗作时无礼相对——

“反正，已经那样了，”他说，“但她也有情绪高涨的时候，她做了很多事，也很享受人生，这才是她让我想到你的真正原因。现在还有她的画。”

“是的。”

“那么，”他忽然吐了口气，“我跟你说了，天啊，我跟你保证这是最糟糕的事了。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一个秘密了。”

“我没有什么秘密。”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秘密的，黛莉。”

我沉默着。他靠回自己的椅背，在身后的碗柜抽屉里摸索。“啊哈，格里总在附近留下几根。”他扬了扬一盒细长的雪茄，“一起抽吗？”

我们走到里屋，劳里打开了落地窗。此地的夜色相当温柔，空气中有潮湿的青草气息和柴火烟味，蝙蝠在花园里进进出出地滑翔着。

“像天堂一样。”我说，连劳里那令人窒息的烟味也变得好闻起来。我坐在沙发上望着靠在窗框上的他。

“我不确定，”劳里答道，“但有一个优点——你听不到马路的声音。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书是《彼得·潘》，我一直把这个花园当作我的梦幻岛。”

“那格里是虎克船长吗？”

“哈，不是，那是格里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只有我和妈妈。”

“我也是和妈妈单独生活。”

他回过头看我：“你爸爸在战争中怎么了？”

既然劳里跟我说了他母亲的自杀，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再度搅动不愉快的回忆，虽然我实在不想这么做。“好吧，”我说，“1941年，我爸爸卖掉了他的自行车和喇叭，换了去英国的旅费。他走到空军部，通过了体检，参加了十二周的基础训练。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空中狙击手。三年以后，我妈妈在西班牙港的阵亡告示牌上找到了他的名字。”

他走过来，把手放到我的肩上。他的手很温暖，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手掌温度上。“我很遗憾，奥黛尔。”他说。

“谢谢你，我其实不记得他的事，但我知道没有父亲是什么感觉。我母亲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

他坐到我的身边：“战争的时候，岛上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希特勒获胜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特多有一个最大的石油精炼厂。U形潜艇已经在我们的海岸线外炸毁了好几艘英国船。”

“这些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一个精英族群。我们一直都想开战。我爸爸也不例外。”我喝着苹果酒，“英国一开始不太希望殖民地出手，但事态不好以后他们也需要支援。”

“你觉得你会回去吗？”

我迟疑着。我碰到的大部分英国人，在问起特多的时候都期待在我这个个体之中包含着特多的所有复杂性。他们从未去过那儿，因此对他们而言，我们不过是稀罕的标本，从最近还在英国统治下的热带培养皿中跳出来的样本。大多数时候，比如跟帕梅拉在一起的时候，英国人对我的兴趣并非出自恶意(偶尔也会有)——但他们的提问经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觉得自己完全了解英国的一切，因为我也是一个帝国的孩子。

认识劳里以来，他没有问过我任何关于特多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出于礼貌，还是真的没有兴趣——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他没有强调我们生活经验中的差异性。我学过拉丁语，捧读过狄更斯，但我也知道皮肤白的女孩会更吸引男孩的目光，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英国人的白种人肤色。而在泰晤士河沿岸，我们错综复杂的岛屿生活被简单地归纳为：黑人。

几乎每个英国人，即使是很开明的那些，也相信我们与苏丹人的共同点远远大过英国人。关于撒哈拉沙漠、骆驼和贝都因人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整个童年，玛格丽特公主都是我梦想中美丽与魅力的典范。跟劳里在一起时，我跟他聊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我古怪的上司，或者那幅画，或者浑蛋格里，死去的亲人。这些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不必再代表一座已经离开五年的岛。劳里对特多闭口不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成为了一个个体。

“奥黛尔？”

“我跟你说说伦敦吧。”我说。

“好啊。”

“我第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我继续道，“都不敢相信这里这么冷。”劳里笑了，“我是认真的，劳里，这里就像北极一样。我和辛兹到这里的时候是一月。”

“最冷的时候。”

“我知道。小时候，我在学校的一出季节话剧里扮演秋天。我根本不知道秋天是什么样的，更别说冬天了。”

我沉默了一分钟，想起小时候的我，那时候我戴着小小的硬草帽，穿着英式学生裙，告诉母亲我需要把“褐色的叶子”别在紧身连衣裤上。——而我的母亲，完全不知道草尖上的霜为何物，也从未见过七叶树果实，无法想象伦敦十一月的空气呼吸起来是何种感觉，也无法体会肺部有一片冰的感觉——但她还是在潮湿的加勒比费尽心力帮我制作这件英式戏服。

“我记得，”我继续说，这些回忆令我感到温暖和安全，觉得可以跟劳里分享——“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有一天有个人在鞋店里对我说，‘你的英语很好。’我的英语!我告诉他，‘英语是西印度群岛的语言，先生。’”

“他怎么说？”劳里笑着问。我意识到劳里的生活中永远也没有人问出相同的问题。

“他觉得我很蠢，我差点儿丢了工作。辛兹很生气。但那是真的——就算跟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高大的希腊丈夫在一起我也会很自在，喝一杯茶然后逗逗那些她宠爱有加的侏儒小狗。就像在家里一样。‘你的英语没有我说得好，’我应该这么说的，‘你的英语里没有长度和宽度，没有肉香和烟味。你竟敢用我的国际语嘲笑我，我的刚果语、西班牙语、印度语、法语、伊博语、英语、比哈尔语、约鲁巴语和曼丁语。’”

劳里又笑了。“噢，真想看看他的表情，”我将杯中的苹果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在他的盎格鲁-撒克逊——”

“撒克逊是什么？”

“两房两厅的房子，人们从来不去看窗外的景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朵花、每一片树皮和每一朵云的心情都了如指掌。而我们连他们的方言也吸收了——”

“奥黛尔，”劳里说，“可以跟你共度余生的话，我会很快乐的。”

“嗯？”

“你身上有种光芒，一旦开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多美。”

“什么光芒？我在说——”

“我爱你，奥黛尔。”他的脸上充满期待，“你给了我灵感。”

我们无言地坐了一会儿。“你跟所有的女孩都这么说吧。”我绝望地说道，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什么？”

“你不是认真的。”

他盯着我的脸。“我是认真的。感觉时间在捉弄我，我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仿佛我们在婴儿车里时就已经擦身而过了。好像这是一个等待着再次遇见你的游戏。我爱你。”

我什么也没有说，无法作出回答。他低头看着地毯。

从来没有人说过爱我。为什么他一定要用爱和婴儿车毁了我们的夜晚呢？我觉得很恐慌。奎克的警告又一次在脑中闪现——我暗暗诅咒她。为什么要我小心——为什么我又无法承受劳里这些话？

我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床边。“你可能希望我离开吧。”我说。

他坐着没有动，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为什么我会希望你离开，在我跟你说了这些话以后？”

“我不知道!我——听着，我不是——”

“好吧，”他说，“抱歉，没事。我不该——”

“不——只是，我——而你——”

“忘了我的话吧。我——请你，忘了它。如果你想回去，我开车送你。”

于是劳里载着我，沉默地驶过荒凉的A3公路，我把手袋紧紧压在胸前，心中十分痛苦，我的手指攥着偷来的册页和几个小时前帕梅拉给我的药片。我该怎么跟劳里解释这一切对我来说很恐怖呢，而我又不能说出具体的原因？我们才刚刚开始，他还不了解我。我觉得他把我举到一个高台上，然后留下我一个人荡着双腿，而我无疑已经把刚才的事变成两人之间的一道创伤。单身容易多了。

我只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在橘黄色街灯照耀的车厢里忽明忽暗。他的双眼盯着道路，下巴一动不动。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更丢脸。

他在我的公寓前停下了车。“我把你的礼物忘在萨里了。”他说，汽车引擎仍在运转。

“噢——我——”

“无论如何，我要走了。”我下了车，他踩下油门开着车走了。我站在路上，直到他的引擎声被我脑中无声的尖叫取代。

过了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仍无法入睡，床头灯依旧亮着。我的胸口，我的肠胃，我发疼的脑袋里，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痛苦。我没法轻易相信劳里爱着我。虽然他从未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他喜欢上我，只是因为我跟辛兹婚礼上与他一起来的那帮女孩不一样。

劳里仓促地说出了爱的宣言——可是他真的了解我吗？我不能想象自己也这样一头扎进爱河里。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原子被重新排列组合的感觉，因理解和爱而被激发出的纯粹却层次丰富的快乐，再报之以爱。也无法想象随着关系的深入，完成从羞涩到自信的循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爱人，定格自己的目光，找到最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无论身世还是个性——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的生活经验已经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的心态。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他，这真的让我害怕——不知道也不确定要注意提防着他一点儿，“你遇到这幅画并不是偶然，奥黛尔”。我很努力地想把奎克的话甩到一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我才没法在劳里表白时，自信地同他确立关系。我转身关掉灯，希望能在黑暗中睡去。我躺在床上，不知道我的恐惧究竟是我自己的，还是奎克强加给我的。

1936年2月

Ⅶ

奥利芙刚画完的画靠在墙边。这幅画比《果园》更让她骄傲，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靠近那栋闪光的城堡。新作采用超现实构图，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一幅双联画，画的是圣贾丝塔被捕前后的故事，背景是深蓝色的天空和一片闪烁的田野。奥利芙决定给它起名《井中的圣贾丝塔》。

画的左半幅丰盛而热烈。奥利芙用了普通油画颜料，也实验了金箔，她举起画布的时候，金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一直把金箔当成炼金术士的一个梦，一段提炼出来的阳光。那是皇后与智者的颜色，是盛夏中土地闪烁的光芒。它让她想起东正教的圣像画，童年时父亲带她去维也纳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她一直很想摸摸它们。

画的右半幅中，繁茂的土地上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是如同谷物般的金黄色。她手捧一个沉甸甸的水壶，壶的中央画着女神维纳斯的脸，周围点缀着鹿和兔子。女人和维纳斯的脸看起来都带着骄傲的神情，直直地盯着画外的观众。

右半幅画中的庄稼都看起来衰败无力。女人再次出现，但这次她整个人卷成球状，飘浮在庄稼的上空。这个球用内部透视的笔法画出深度，女人看起来仿佛是躺在井底。她的头发被剪去，只剩些干枯的短发，身边的水壶已摔成了无人可以拼凑的碎片。水井边上，一群真正的鹿和兔子正在向下窥视，仿佛从破碎的水壶里获得了自由一般，维纳斯则完全消失了。

奥利芙听到阁楼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她坐了起来。“是谁？”她问，她的声音很拘谨，暗暗希望也许是他在门外。

“特雷莎。”

“噢。”

“派对过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小姐，我可以进来吗？”

奥利芙跳起来，把画藏到床底下。“可以。”她说。

最近，特雷莎开始帮奥利芙整理房间。这是一项无声的约定。奥利芙没有请她这么做，但她喜欢特雷莎的关心，以及在新一天工作开始前归置整齐的画笔。她的衣服总是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椅子上或衣橱里，她没画完的画总是面朝墙壁放好，这样她能安心睡觉。第二天奥利芙会自己把它们翻过来，然后心无旁骛地开始工作。

特雷莎站在门口，胸前背着包：“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奥利芙躺回床上。“我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嘉宝，”她伸着懒腰疲倦地说道，手指穿过头发，“特雷，你烫头发的技术怎么样？”

女孩们在椭圆形镜子前放了一把椅子，镜子是特雷莎在一间空房间的墙上找到的。镜子的玻璃上有很多褐斑，边缘已经雾化了。她们参考了萨拉的一系列Vogue杂志，想还原葛丽泰·嘉宝的造型。窗外的光线逐渐褪去，特雷莎在房间四周点起蜡烛。

“我从来都烫不出手指波浪卷的造型，”奥利芙道，“我的头发太厚了，但我们应该能烫出这种卷发。”

她们在沉默中度过了友好的五分钟，奥利芙很享受特雷莎在她的头发间舒缓的梳理，重复而舒缓的动作令她困倦。“我猜选举的结果算是好消息吧，但我一直会想起艾萨克认识的那个可怜的男孩。”她最终开口道。

特雷莎双目低垂，梳理着奥利芙后背上的头发。“一天是左派，一天是右派。政权更迭比我换床铺还要快。反正，小姐，我从来没看到什么差别。”

“好吧，感谢老天，这世上还有你哥哥那样真正在乎的人。”

特雷莎沉默了。

“你喜欢你的父亲吗，特雷？”奥利芙说。

特雷莎对着奥利芙的后脑勺儿皱皱眉：“我不喜欢那些故事。”

“什么故事？”

特雷莎把奥利芙一头浓发一缕缕地绕在她的手指上，然后用从萨拉的卧室里找到的发夹紧紧固定住。“他们说他曾经把一个男人的那个砍下来钉在了门上。”

奥利芙转过头去，发夹纷纷弹到了地板上：“什么？钉在门上？”

“那人是他的死敌。”

她们看着对方，忽然大笑起来，为即将来到的夜晚兴奋，也为侥幸躲过了那种暴力，因为这样的事如今已不会有，因为她们都没有长着那个，也因为她们此时此地的安全感。

“特雷莎，那太恶心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只是个谣言。”特雷莎边捡地上的发夹边说。

“但没有男人会脱下裤子证实这件事。”

“而唐·阿方索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

“天哪，特雷莎。我以为我才是有父女问题的人呢。”

特雷莎抬起头：“什么问题？”

奥利芙叹了口气：“哦，其实也没什么事。我只是觉得被他忽视了，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把我认真当回事。他只担心他的工作，还有我妈到底有没有吃药。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如果我有了孩子，我绝对不要成为她那样的母亲。我希望我可以离开父母获得自由。我觉得如果下定决心，我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去了艺术学院，你就自由了。”

“那也未必。我在这里画画感觉自由多了。”奥利芙一脸认真，“虽然我从这里学到了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如果你真的想完成自己的作品，你必须投注更多的信念。你必须斗争，跟自己斗争。这并不容易。”

特雷莎笑了，她专注地梳理着奥利芙凌乱的头发，奥利芙希望这种舒适永远不要停下来。她从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帮她梳着头发，听她说话，聊些愚蠢的胡话或没用的父母，讨论未来是多么完美，只因她们尚未身处其中。

“我一直觉得派对开始之前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奥利芙说道，“什么错误都还来不及发生。”特雷莎的手从奥利芙头上移开了。“你为什么停了？”她问，特雷莎朝她的包走过去。

特雷莎拿出一个用纸巾包裹的小方盒。她紧张地递给她。“给你的。”她说。

奥利芙拿在手里：“给我的？我的天，我现在可以打开吗？”

特雷莎点点头，奥利芙看到纸包里的绿光倒吸了一口气，一颗颗的祖母绿宝石，宛如一条石蛇，她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璀璨的项链：“我的天哪，你从哪里得来的？”

“这是我妈妈的，”特雷莎说，“现在给你。”

奥利芙呆坐在椅子上，项链在她的拳头下摇摆。她的一生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这可能是母亲留给特雷莎的所有了，收下的话就太自私了。“不，”她说，“我不能——”

“给你的。”

“特雷莎，这太贵重了——”

最后，还是特雷莎帮她作了决定，她从奥利芙手中夺过项链，戴到奥利芙的脖子上，扣好搭扣。“是给你的，”特雷莎说，“给我的朋友。”

奥利芙转身看着镜子。绿宝石们好似碧绿的树叶，在她苍白的皮肤上闪闪发光，越靠近锁骨的地方，颗粒越大。这些来自巴西的宝石，宛如大海般碧绿，如同她父亲之前承诺他们会在西班牙南部见到的森林那么苍翠。它们不是珠宝，它们是眼睛，在烛光中朝她眨着眼睛，看着女孩们观察自己。

Ⅷ

入夜之前，哈罗德带着派对所需的用品从马拉加回来了。他在房子里来回踱步，牙齿间咬着一根雪茄，大喊着需要更多的黑胶唱片。艾萨克在帮忙搬运从村民那里借来的桌椅。

“奥利芙，”他叫她，“画已经完成了。”

“噢。”她说。

“你不开心吗？我觉得你不喜欢当模特。”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艾萨克完成了画作，只意味着她更加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萨拉出现了，身穿一条紫红色的长礼服。在伦敦办派对的时候，她总是穿着时髦的裙子——小美人鱼、白雪公主——还有一年印象很深刻，她穿成格林童话中长发公主的模样，整头假发着了火，他们用香槟给它扑火。但今晚是一件夏帕瑞丽，“真心美”，女学生大概会这么说——礼服的背后用金属亮片绣了两个女人的脸，在哈罗德从城里带回来、要特雷莎点亮的几百支蜡烛的照耀下，女人的红唇闪耀夺目。那是奥利芙最喜欢的衣服之一，她为那片两面神般的刺绣深深着迷。

萨拉的目光被女儿脖子上的项链吸引。“谁送给你的？”她问。这时，哈罗德开了一瓶凯歌香槟。

奥利芙意识到她这一生中总会在受伤的时候听到酒杯相碰的声音。她生气母亲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新发型，她转过下巴，摸摸绿宝石。“艾萨克。”她答道。

那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夜晚。晚上八点左右，客人陆续到达房子门前的小路上，奥利芙和她的父母站在门口欢迎他们。第一个来的男人穿着讲究的奶油色西服，系着一个大领结，似乎是来参加邮轮上的鸡尾酒会，浓密的黑胡须尖上还抹了油。他的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整洁西装的年轻人。奥利芙猜想他们是谁——也许是他的孩子，但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他雇来的保镖。

男人伸出手。“施洛斯先生，”他说，“我是唐·阿方索·罗布尔斯·赫尔南德斯，一直为女公爵工作。”

“阿方索先生，”哈罗德说着，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我们终于见面了。”

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奥利芙从这个男人的脸上看到些许艾萨克的容貌特征——但阿方索的脸上有着某种他儿子所没有的戏剧性。尽管他一脸笑容，但他的小眼睛里仍透出一股精明、算计和黑色幽默感。她想起特雷莎告诉她的故事，极力平息自己的不安。

“格雷戈里奥，把我们的礼物交给施洛斯先生。”一个男孩快步向前，“一个杏仁蛋糕和一瓶上好的波特酒。”阿方索道。

萨拉接过礼物。“谢谢你。”她说。

“你们住得还习惯吗？”

“很习惯。”

阿方索望向哈罗德身后黝黑的过道。“我的天哪，小猫长大了。”他说着，用军队集合时的姿势抬起一个脚跟去撞另一个。靴子根部的金属声和嘎吱声令奥利芙寒毛直竖。她回头看到黑暗中的特雷莎一脸怒容。

“还是那么怕我吗，特雷？”阿方索用西班牙语说，“搞不懂你，但我听说你脾气很大。”两个年轻男人笑了：“她没给你惹麻烦吧，我希望？”

哈罗德瞥了一眼特雷莎，她正用两只圆圆的黑眼睛望着他。“完全没有。”他说。

“好吧，要是她犯错了一定要告诉我。”阿方索抬头看着房子的窗户，每一扇都闪着小小的火焰，“施洛斯先生，我们不会被活活烧死吧。我还以为这栋房子是附近难得能通上电的地方？”

“今晚我们想制造一点儿小气氛，阿方索先生，请进。”

“我带了格雷戈里奥和乔治同来——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会，我们欢迎所有人。”

三个男人走过奥利芙和她母亲的身旁，乔治的目光在萨拉身上流连了好一会儿。

“你那个哥哥在这里吗？”乔治问特雷莎。

“也许，但他不会跟你说话的。”她说。

当晚一共来了六十七个阿拉佐罗的村民。这个来自伦敦和维也纳的小家庭给当地人带来一股嘉年华般的酣畅感。空气中有一种放任的肆意，似乎有某种禁忌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放任令所有人都沉醉其中。唐·阿方索站在一间房间的角落上——有几个人过去跟他聊天，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待着。

客人们在哈罗德提供的签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飞快地签下名字，为参加这样一流的宴会而兴奋，每间房间里都有舞动的光线和爵士乐，还有夹竹桃的香味。他们还写下简短的感谢或祝福——“好酒”或“上帝保佑”。另一些人则很小心，看起来好像很担心自己的名字永远地留在这本外国书上，仿佛这可能变成什么政治错误。奥利芙想起了艾德里安，那个在马拉加被杀害的男孩，艾萨克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担心，她不知道这些人怎么看。无论如何，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特雷莎和艾萨克名字的下面。

三杯香槟下肚，奥利芙感到男孩的鬼魂正在各个房间之间游荡。她靠在柳条椅的椅背上，看到男孩拖着血淋淋的身体游走在来客之中。她想象着他们的痛饮和舞姿，他们的叫喊和鼓掌都别有用心，似乎他们正在用这种方式把男孩赶回死神的领土中，为这所房子重现生机。

一个穿缎面长裙的女人举着一个装着私酿酒的水晶杯，裙子是破晓时分的蘑菇色，黄铜袖口上闪烁着蜡烛的光芒。特雷莎忙得满场转，她总是端着一盘饮料，或是肉和奶酪，或是蛋糕。她有意回避着父亲。房间里充斥着说话声，音乐自角落的留声机中传来——萨拉穿着她那紫色双面礼服，往来于人群之中。她把手搭在艾萨克的手臂上，艾萨克被她逗笑了。人们对她的向往如同对夜航中的灯塔。

奥利芙的目光始终停在艾萨克身上，她的注意力似乎已谱成一曲，对着她头上的木梁和杯中晃动的香槟歌唱。她的卷发开始下垂，她紧张地拽着它们，生怕自己的发型不伦不类。现在他正专心地跟一位当地医生聊天，对方的话似乎让他很沮丧。他也没有跟自己的父亲说话。他穿着挺括的深蓝色长裤，剪裁很合身，配一件深色的亚麻外套和蓝色衬衫。她想象着衣服下面他皮肤的颜色。什么时候他才会转身注意到她？她摸了摸脖子上的绿宝石，喝下了第四杯香槟。她一直是个笨小孩，但眼下如果再多喝一杯，那个笨小孩就会同幽灵般消失不见。

两个客人带来了吉他，一段自信的二重奏自二人的指尖倾泻而出，音符们在指板间完美地交织。听到的人们都欢呼起来，有人移开了留声机的唱针，不慎刮到了唱片。一阵焦虑的寂静之后，已喝得大醉的哈罗德吼道：“让他们弹!我想听听这神奇的乐曲!我想听听精灵的声音!”

此时，派对的气氛逐渐高涨。带来吉他的那对父子会弹很多弗拉门戈民歌，也会弹流行歌曲，他们弹了两首，四周已围了一大圈人，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走上前开始唱歌，高亢的嗓音中唱尽痛苦与自由。那个晚上奥利芙第二次感到寒毛倒竖。女人完全控制了房间，她一边歌唱一边双手快速有力地拍打着节奏，房间里人们跺脚、呐喊，叫好声此起彼伏。

格雷戈里奥跟两个小女孩在房间里旋转，他们随着越发热烈的吉他声和歌声兴奋地尖叫。女人的嗓音好似自远古复苏的声音，奥利芙站起身，喝下了第五杯气泡酒——不，这不是香槟，这是某种烈酒，在她身体里燃烧开来。女人的声音粗砺凄凉且完美动人，夜色更深了，飞蛾相继扑火赴死。在这间充满陌生人的房间里，奥利芙头一次觉得这么自在。

她父亲召唤众人说到放烟火的时间了。“烟火!”他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喊道。奥利芙的视线还在房间里搜寻着艾萨克。她看到他溜出了房间。人群开始涌向房间的后面，大家都去露台上看烟火绽放在果园上空。奥利芙停下来，对着眼前的人潮发呆。然后她看到他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穿过门廊出了前门。她很困惑——为什么他要逃离世界中心呢？

她开始跟着他，从屋子的光亮走入二月暗黑的夜色之中，脚步蹒跚。她的头顶上繁星点点，月亮高升，她却失去了他的踪迹，她的血液急速冷却，但她继续往前走，走出了生锈的大门，走到了通往村子的泥路上，一路上不时有石子磕磕绊绊，她咒骂着自己为什么这么蠢，竟然穿着高跟鞋出来。

一只手忽然捂住了她的嘴。一条手臂绕在她的脖子上，把她拖到路边。她一边挣扎一边用脚踢，但挟持她的家伙手劲很大。奥利芙举起双手用力拖拽，还在令她无法呼吸的手指上重重地咬了一口。

“该死!”那人说道，放开了奥利芙。

“艾萨克？”

他们站着，两人都不敢相信地弯着腰喘着粗气。

“小姐——我以为有人跟踪我。”

“嗯，是有人，我。该死的上帝!”

“你受伤了吗？”

“我没事，你呢？”

“拜托，不要告诉你父亲——”

奥利芙揉了揉脖子：“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你习惯这样跳到别人身上吗？”

“回到派对上去，求你了。”

奥利芙看得出他很激动。“你去哪里？”她问。

“不去哪里。”

“撒谎。”

“回去吧，你这样很危险。”

“我不怕，艾萨克，我想帮忙。你要去哪里？”

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能感觉到他的犹豫，她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我要去教堂。”他说。

她笑了：“去忏悔吗？”

“差不多。”

她伸出手，在一片漆黑中握住了他的手。“带路吧。”她说。

后来，当奥利芙回到自己的卧室，醒着躺在床上回忆每个细节的时候，她觉得那都是酒精的作用。艾萨克给她作画的时候，她无法忍受。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模特，她没法跟她母亲相比。但那一刻，她和艾萨克是平等的，没有观察和被观察。在黑暗中她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做一个抓起男人手命他们一路前行的女人。

“你肯定很冷吧。”他说，她能听出他也喝醉了。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到她肩上时，奥利芙感到自己的皮肤在呼啸，她的整个身体都沉浸在被他关切的喜悦之中。

不到十分钟，他们就走到了阿拉佐罗大广场旁的圣露菲娜教堂。这里荒无人烟，此刻大部分村民都在山坡上，陶醉在乐曲和他们装在木桶里滚去送给主人的曼赞尼拉酒精之中。奥利芙和艾萨克回头看到烟火开始在天空中绽放，红色、绿色、橘色，宛如庞大的海胆和流泻的喷泉。艾萨克强行打开教堂的门然后溜了进去，奥利芙跟在他身后——她现在开始害怕了，教堂里的陈腐香气令她几乎窒息。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轻抚着打过蜂蜡的座位和安在墙上的面露凶光的圣人像。她感觉到艾萨克松开了她的手，听到他悄悄潜入了教堂中殿。

“艾萨克——”

一声枪响从她所站的座位另一头传来，然后又一声，再一声。奥利芙害怕得叫不出声。教堂的墙外仍在放烟花，她愣在原地，恐惧地颤抖着。忽然，艾萨克出现在她身旁，手放在她的手臂上。

“现在，”他说，“我们该走了。”

他抓起她的手，两人逃走了。“你做了什么？”她厉声问，“神父是不是——艾萨克，你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一路飞奔回屋子。奥利芙不得不踢掉鞋子光脚逃跑，脚上的皮肤被路上的石子划破了。回到大门，他们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天空中仍在放烟火，她能闻到火药里的硫黄味。

她瘫倒在大门上。“我是不是成了凶手的共犯？”她悄声说，“上帝，我没有在开玩笑。”

艾萨克把手放在她的脸上。“为了艾德里安。”他说。

“什么意思？”

他开始吻她，双手捧起她的脸，搂住她的腰。他紧抱住她的头发，嘴唇吻向她的颈部，一直吻到胸前那些随着她的皮肤一起发烫的绿宝石下面，奥利芙觉得他在为自己骄傲。她终于向他证明了自己。

艾萨克的手指抚过宝石：“这是谁给你的？”

“一个朋友。”她吻上他的嘴，不让他继续问下去。她从不知道她的身体会有这种感觉，她可以吸引一个男人对她做这些事。

他再度吻她。奥利芙张开双唇，把手插进他的头发里，背抵着生锈的栏杆。两人互相推挤，疯狂地接吻；屋子里的老女人继续唱着悲伤的歌曲；门口，一个人影正看着他们两人。

Ⅸ

奥利芙试着坐起来，但脑袋仿佛被闪电劈开般痛楚。她的嘴唇像沙漠一样干涸，脖子如铅块一样沉重。躺在凌乱的床单里，内脏仿佛已经腐烂，头皮散发出一千根香烟的恶臭。她的手迅速摸到身上。她什么也没穿。老天，她的衣服都去哪里了？她战战兢兢地看向左边。有人帮她把衣服整齐地叠放在一张椅子上。她的长袜勾破了，脚底还沾着血迹。狐狸毛披肩挂在椅子的扶手上。它宛如一件猎人的战利品，前一晚刚被剥了皮放了血，头上还有呆滞的玻璃眼睛和胶水黏上去的可怕牙齿。她摸了摸脖子，绿宝石项链还在，像一条蛇一样盘在她的锁骨上。

她又一次听到了枪声——教堂、黑夜、烟火、生锈的铁门——这是一场梦吗？那么多事情，都在同一天发生了。她似乎听到遥远的电话铃声响起。如果公民警卫队现在正在外面等着逮捕她怎么办？

艾萨克。那个吻——在遇到那个吻之前，她的人生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是如何生活的？他拉着她穿过黑暗，在教堂里开了枪，然后吻了她。她渴望艾萨克再给她一个吻，这种渴望甚至胜过了呼吸。

她感觉自己更开阔了，似乎有一扇长久隐藏在她体内的门被打开了，出现了一条蜿蜒的走廊，她自己正在走廊上一路狂奔。自从她遇见他之后，这个男人便成了她的想象源泉。他放大了她的感官体验，令她的视野深度翻倍。她第一次在生命中感觉自己变得重要了。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之情，紧随着她对他的极度渴望，她怀疑即使被艾萨克占有，她也无法平息这种渴望。

奥利芙没有注意到特雷莎正站在床脚边上，她扫视着被单上的每个起伏。“我帮你放了洗澡水。”特雷莎说，飞快地瞥过奥利芙的裸体。

“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人。”

“没有人？”

奥利芙看到特雷莎犹豫了：“我不清楚。”

“警察来了？”

“没有，小姐。”

“我再也不喝酒了。”

“你床头有一杯牛奶。”

“我喝不下。”

“你旁边有个桶。”

奥利芙凑过去，看着桶里，底部沾着些花园里的泥土，她朝里面呕吐起来，想驱逐恶心的感觉，她的眼球跟岩石一样硬。

“小姐，”特雷莎说，“我哥哥打算今天公开他的画。”

“什么？”奥利芙抱怨道，重新瘫在床上，“特雷——有没有过——有没有——什么新闻，村里的？”

“昨晚有人闯进了教堂，朝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开了枪。”

“什么？”

“洛伦兹神父吓疯了，”特雷莎继续说，“他把她搬到大广场中间拼命叫喊。”

奥利芙试着加速思考：“搬了谁？”

“圣母玛利亚，”特雷莎用西班牙语重复道，“那个雕像的木头很老，很贵重。她中了三枪。他们把她搬到莫拉莱斯医生的办公室去了。好像他能让她起死回生似的，”特雷莎补充道，嘴角微微冷笑，“你知道男人们怎么说吗，小姐？他们都在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朝着圣母玛利亚的奶子开枪呢？”

奥利芙一言不发，闭上了眼睛。“我哥哥今天好像比你醉得还厉害。”特雷莎说。

“嗯，派对很棒。”

“我知道，我打扫了四个小时。来吧，趁水还没冷快到浴室里去吧。”特雷莎站在床边，打开一条大浴巾。奥利芙服从了，特雷莎把她包起来，推进了浴室。

屋外，特雷莎的种子正在茁壮成长。小小的嫩芽从施肥后的犁沟里冒了出来，一月的时候她和奥利芙曾在此来回耕作。软木橡树和甜栗正在转为深沉的绿色，阳光也暖和了好几度。虽然花朵尚未开放，空气仍然稀薄，特雷莎还是能嗅出冬日的远离。她无法解释身体是如何感知季节的更替的，感知最满载希望的季节的到来。

坐在客厅的绿色破沙发上，她能听到楼上的奥利芙放掉洗澡水的声音。她想到了艾德里安，一个人如此年轻就逝去是多么不可思议。她想到施洛斯一家的疯狂派对，想到艾萨克的愤怒，他们乖戾的父亲，被射杀的圣母。每件事都充满不确定。然而，想到今天公布的画作，她觉得总算有件安心的事情。她问过她的哥哥，他会不会怀念为萨拉和奥利芙作画的时光，但他没有回答，慢慢地走下山，去拿莫拉莱斯医生答应借给派对的桌椅去了。

今天早上在农舍里，特雷莎把头凑到艾萨克的门边，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她可以帮他把画带去，为它准备一个盛大的揭幕会。“我会把它放在客厅的画架上。”她说。

艾萨克的脸上盖着一条法兰绒毯子，躺在卧室的黑暗之中。他举起法兰绒，看着她说：“好的，我很高兴画完了。但在我来之前你不要给他们看。”

特雷莎从盛夏的凯歌香槟中拿了一瓶，放在露台上冰镇了一夜。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新鲜空气得以吹进每个烟雾不散的角落。雪利酒顽固的污渍吸引了无数蚂蚁，特雷莎用脚一一踩碎。她把沙发和其他椅子在画架前摆成半圆形，并在画上盖了一块白布。她把香槟放进一个金属冰桶里，然后走到厨房。她的思路从来没有如此清晰过，也从未有过超过今天的使命感。兴奋的感觉几乎令她晕眩。

三十分钟后，所有人都集合了。哈罗德，这个家里恢复得最好的人，正穿着一套一丝不苟的西装。萨拉看起来很憔悴，给女儿递香槟的时候，她的手指还在微微打战，而奥利芙看到酒杯就脸色发青。艾萨克坐在沙发边上，抖着腿猛吸着烟。这是属于他的时刻——在这里，伟大的艺术经纪人哈罗德·施洛斯面前。特雷莎看到他与奥利芙眼神相交，女孩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愉快笑容。哈罗德困惑地看着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一切是在做什么。

特雷莎想知道他今天早上有没有接电话，因为她已发誓再也不碰电话。

萨拉站起来。“亲爱的哈罗德，”她说，“我们都很喜欢昨天的派对，太棒了。好像即使是在位于文明尽头的此地，你还是能大显身手。”

每个人都笑了，哈罗德举起了酒杯。“那么，你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生活总是起起落落，”萨拉说，“但我们喜欢上了这里，不是吗，亲爱的？而且我们都过得不错。而我——好吧，我们——想要给你一个小礼物谢谢你。我和利芙，亲爱的，”她说着，拉下了画上的白布，“罗布尔斯画的我们——送给你。”

特雷莎喝了一口递给她的香槟，一阵恶心而无法抗拒的恐惧感袭遍全身，嘴里充满泡沫，金属味的气泡搅动着她的血液。艾萨克将手指梳过头发。白布滑落到瓷砖上，椅子扶手上奥利芙的指节开始发白。众人发出一阵轻微的喘息。

奥利芙陷入深深的错乱之中。她无法理解自己看到的事。画面的三分之二是靛蓝色，还有一抹金色的小麦，两个女人，一个高举着她的陶壶站在闪亮的田野里，另一个女人挫败地蜷缩着，身边是壶的碎片。

那是她的画，是《井中的圣贾丝塔》。她回头看艾萨克，他也一脸迷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它没在楼上，藏在她的房间里？奥利芙看着特雷莎，她的脸上写着倔强的胜利。

响起了一阵掌声。她的父亲正在端详她的画作。“棒极了，艾萨克，”他称赞道，“棒极了，你真了不起。”

萨拉皱着眉，手搭在臀部：“好吧，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我喜欢它。我们谁是谁，罗布尔斯先生？你喜欢吗，哈罗德？”

“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画作了。利芙，你好像见了鬼一样，”她父亲说，“罗布尔斯先生没把你画成一位体面的小姐，你没有生气吧？”

奥利芙说不出话来。她能做的只是看着她自己的画，她父亲在画面前走来走去。“太棒了，”他继续道，“我就知道你有天赋，罗布尔斯。平版印刷，不敢相信!”哈罗德的声音热情而温暖，只要他同一幅新作对话，就会变成这种嗓音。那是一种无声的对话，画作缓缓地给他热量，在他的脑中盘旋——他会像一个吃硬糖的小朋友一样，先尝尝味道，然后从角落开始软化它，再势不可当地直抵核心。

奥利芙感觉自己即将被消磨殆尽，很快就会崩溃然后消失。“说真的，噢，非常棒。”她父亲说，她感觉自己是从一口井底在听他说话。“看看那只壶——还有那上面的鹿。噢，真不错。棒极了。”

艾萨克盯着那幅画，他开始快速地打量它，仿佛那色彩、构图和线条也会跟他对话一样。他生气了吗？奥利芙看不出来。他跟她一样一言不发。她想知道艾萨克的画在哪里，他会不会开口。她转身看到特雷莎盯着自己，她胜利的目光被一股迫切感取代了。

“罗布尔斯先生，你是个明星，”萨拉说着，把手放到他的手臂上，“画得好。”

特雷莎冲奥利芙点头示意，她的眼睛大张——那一刻，奥利芙明白了。她知道特雷莎希望她说什么了——那是我的，我画的。你们搞错了——虽然她不理解特雷莎这么做的目的。她话到嘴边，正欲开口，这时她父亲说话了。

“我们应该把它带到巴黎去，”哈罗德说，“我觉得这幅画会很有前途，肯定有不少收藏家会感兴趣的。让我做你的经纪人吧，艾萨克，我会帮你卖个好价钱的。”

“巴黎？”奥利芙说，她随即又闭上了嘴。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哈罗德问。

“没有名字。”艾萨克道。

哈罗德盯着画。“考虑到我可能要卖画，我觉得我们应该避免提到利芙和萨拉。《麦田里的女孩》怎么样？”

“哈罗德，”萨拉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你不能卖掉它。”

但哈罗德没有听。“也许《麦田里的女人》更好。”

“可怜的利芙，被画成了那样一个球。”萨拉说着，喝下了杯中的香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罗布尔斯先生，你可真不厚道。”

艾萨克盯着奥利芙和特雷莎。“是的，”他说，“的确。”

他站起身来。这幅画似乎在他身上引起了炼金术般的化学反应。全新的艾萨克正在他们眼前成形，如同烟雾化作了金子。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无论他们有多想拥有。

“特雷莎。”艾萨克说，奥利芙能听出他的声音在发抖，他一反常态地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串英语。“一起来厨房帮忙，我带来了你想煮汤用的萝卜。”

Ⅹ

“你他妈到底做了什么？”艾萨克厉声道。他把妹妹推进了厨房，用手猛戳她的肩胛骨。

“我什么也没做。”特雷莎嘶吼回去，“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胡诌什么萝卜。”

“闭嘴，我总要找个借口。”他关上门，“这幅画是谁的？”

特雷莎把下巴抬到空中。“是奥利芙画的，”她说，“是奥利芙画的，比你那幅画得好。”

“奥利芙画的？”

“她每天都在画画，她考上了艺术学院却选择留在这里。你从来没有问过她，不是吗？在你把舌头伸到她喉咙里的时候。”

艾萨克跌坐在厨房的桌上，双手捂住脸：“噢，老天。她把自己的画放在了那儿。”

特雷莎涨红了脸：“不，她没有，是我放的。”

“你放的？为什么？”

“你会让她心碎的。”

“噢，上帝。因为我吻了她？”

“你鬼鬼祟祟地进来——”

“那你又做了什么，除了偷偷摸摸地穿过果园，送给他们一只鸡，就像该死的印第安人送礼给哥伦布——”

“我在帮助他们，每一天。没有我他们会不知所措。”

“这些事谁都能做，特雷莎。你不过是个女仆。”

“而你只会惹麻烦。”

“萨拉·施洛斯要我画她，我就画了。你最好也知道这一点，阿方索已经断了我的钱。”

“什么？”

“你听到的——他不喜欢的‘政治品位’。所以萨拉·施洛斯的钱是用来给我们维持生活的。我希望用我的专业来实现它，特雷莎——”

“你指望我相信你说的话吗？”

“比起热衷大型派对的有钱外国佬，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

“什么事，去教堂开枪然后撩起奥利芙的裙子吗？”

“你是一个间谍，一个挑拨离间的人。”他站起来，声音低沉而恶毒，“你亲近这些人，特雷，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从小就是这样。有我们那样一个父亲和你的吉卜赛母亲——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圣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奥利芙的项链是哪里来的吗？你花园里的那个小盒子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现在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做？”

“你要承认这幅画不是你的，”特雷莎说，她的表情痛苦，浑身颤抖，“把奥利芙应得的掌声还给她。”

“不，他不会这么做，”门外传来一个声音，“他绝对不会那么做。”

奥利芙轻轻推开厨房的门，已经在门槛边偷听了一阵。她的表情一言难尽。她看上去很激动——但到底是因为愤怒、忧伤还是兴奋，不管是艾萨克还是特雷莎都无从判断。他们僵在原地，等着她再度开口。奥利芙走进厨房，关上了门。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她问特雷莎。

特雷莎的眼睛涌出泪水：“我想——”

“她想惩罚我。昨晚她在大门那里看到我们了，”艾萨克说，“这个小花招是特雷莎的报复。”

“这不是报复，小姐，”特雷莎辩解说，“你父亲应该知道你有多出色、多——”

“那不是你的责任。”奥利芙道，“特雷，我相信了你，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

“你可以相信我。”

“怎么相信？”

“对不起，我没有——”

“现在来不及了，”奥利芙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像开妇女大会一样站在这里，他们会怀疑的。”

“我会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画的，小姐，”艾萨克道，“特雷莎不该这样戏弄你的父母。他们一直对她很好。我自己的画已经画好了。特雷莎今天早上已经带来了。”

奥利芙若有所思：“艾萨克的画在哪里，特雷莎？把它拿来。”

特雷莎走进餐具室，他们听到她在瓷砖上拖动木桶的声音，然后她抱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靠在墙上，然后拉开了画上的布。

奥利芙静静地看着画。画上的她和母亲都很好认，但两人的眼睛似蒙上了一层薄纱，嘴唇是毫无个性的红色。她们的脑袋后面有奇怪的光晕，远处则是简单的绿色背景。这幅画不带感情，没有精神或力量，也没有色彩和线条的大胆运用，没有原创性，也没有无形的魔力。没有秘密的暗示，没有戏剧性，没有故事。画本身并不差，有点像画着两个女人的圣诞卡封面。

奥利芙瞥了一眼艾萨克。他正看着自己的作品，双臂交叉，他皱着眉专注地打量自己的成果。他在想什么呢？他满意吗——他觉得它“好”吗？艾萨克复制出的这种艺术效果并没有错——毕竟，为什么所有作品都得成为一种智力的折磨呢？那幅画很好看，只是很幼稚。她的父亲一定会很讨厌。

那一刻，她意识到，虽然坐着当绘画模特让她很不舒服，但某一部分的她其实很希望艾萨克是个画画高手。这会比知道他毫无天赋轻松得多。也许她比自己以为的更像她的父母。要肯定一个人的天赋总是很简单，而同情心最终只会变成漠不关心。奥利芙闭上眼睛，抵御着这幅画或者艾萨克的缺陷可能给她带来的伤害。她告诉自己艾萨克没必要面对她父亲的鄙弃。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艾萨克正看着她，她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

“艾萨克，你听到我父亲的话了。他要把画拿去巴黎，他想卖掉它。”

“你看，小姐，”特雷莎说，“我知道你不介意全世界的赏识——想想刚才的事。我很开心为你冒险——”

奥利芙转过去看着她：“我没有要你这么做。”

特雷莎垂下头：“你确定吗？”

“特雷，够了。”艾萨克说。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现在。”特雷莎说。

“我父亲以为是艾萨克画了《井中的圣贾丝塔》或者《麦田里的女人》，他想带着艾萨克的画去巴黎，不是我的。”

“你只要告诉他是你画的就好了。”

“但那还会是同一幅画吗？”奥利芙问她。

特雷莎皱起眉：“我不明白。”

厨房门口传来前面房间的惊叹声和低语声。“如果我父亲知道是我画的，我不认为他会对这幅画怀抱同样的热情。”奥利芙道。

“不，”艾萨克说，“不会的。”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她说，“你看，我希望父亲去巴黎，我希望他带着它，那会很有意思，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不是这样的，”特雷莎恳求道，“你父亲，等你告诉他的时候——他会很惊喜的，肯定的——接下来他肯定要看你其他的作品……”

“不。”

奥利芙举手示意不要再说了，但特雷莎不理她：“你不了解你的父亲。他会……”

“噢，我很了解我的父亲，真是太感谢你了。”奥利芙的声音很严厉，“我的母亲也是一样。他们相信这是艾萨克的画，这才是重点，不是吗？人们相信的事情，真相并不重要，人们相信的事情就是真相。这幅画也可能是艾萨克画的——为什么就不能是他画的呢？”

“他永远也画不出这样的画。”特雷莎跺着脚说。

奥利芙露出沮丧的表情：“这都是你的错。你最好安静一点儿。”

“但我不想让你——”

“这太疯狂了，”艾萨克说，“这太疯狂了，我的画就在这里。”

“艾萨克，这只是为了好玩。”

“这不是游戏，”艾萨克道，“我的画放在这里——”

“求你了，艾萨克。听着，他不一定能卖掉《麦田里的女人》，那么它就不会外传。这件事会很快过去。那时你可以再把你的画给他。”

“但如果他把你的画卖掉了呢？如果他卖了一幅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画，而作者并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呢？”

“如果他卖掉了——那么，我不想要钱，而你需要钱。我听到你刚才说你父亲的事了。如果我的父亲把画卖了，你可以随意处置那笔钱。新的课本、旅费、吃的，给你的学生、工人们买器材。”奥利芙停顿了一下，“‘你这辈子想做什么？’这不是你问我的问题吗，艾萨？那么，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艺术是没用的。”

“我不觉得，它可以改变我们，它能给你帮上忙。”

“我不能这么做。”

“艾萨克，把那个房间里的画拿去吧。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不信，奥利芙。”

“让我做点有用的事情吧，让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呢。”

“但是——”

“反正我不会承认那幅画是我画的，艾萨克。至少不会对我的父亲承认——而在这件事里，他是唯一有决定权的人。”

“但他称赞了那幅画。特雷莎说得没错，我不明白——”

奥利芙直起身子，脸色苍白：“听着，我没法告诉你我父亲的反应是多么难得。我们不要冒险毁了它。现在开始做那个外面的艾萨克·罗布尔斯吧。就一幅画而已。”

艾萨克沉默了一分钟，表情痛苦，嘴角下垂。特雷莎在他身旁紧张地扯着自己的羊毛衫。“但这不是他的。”她低声说。

“这就是他的，如果我送给他的话。”奥利芙说。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你了，小姐。你把你自己都送出去了——”

“正相反，我完全没有把自己送出去。我能想到的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如果画卖掉了，我的画就留在巴黎了，挂在一堵墙上。说起来，我这么做很自私。这简直太完美了，自由的创作，毫无顾虑。”

艾萨克交替看着他自己的画和厨房的门——走廊的那一头，《麦田里的女人》正在画架上等待着，听得到那里哈罗德的惊呼声。他们打开了特雷莎准备好的那瓶香槟，萨拉正在大笑。艾萨克的眼睛来来回回，看着自己的两种选择。

“别这么做，艾萨克。”特雷莎低声说，“小姐，去告诉他们那是你的画。”

“艾萨克，这是我们大展身手的机会。”

艾萨克推开门，拖着沉重的步子沿着走廊走去。当他的背影消失以后，奥利芙转向特雷莎，眼神发亮。

“帮我把这幅画拿到楼上去。不要不高兴。没事的。把它藏到床底下。”她研究着艾萨克画布上那个难看的自己，“他就是这么看我的吗？”

“我不清楚，”特雷莎说，“这只是一幅画。”

“反正我知道你不是这么看我的。”奥利芙说着，露出一个微笑。

如果这个微笑是在暗示奥利芙已经原谅了她的所作所为，那特雷莎也高兴不起来。她看着奥利芙跳跃着穿过走廊，沿着艾萨克走过的路。前面房间再次打开。特雷莎独自待在厨房里，听着他们的笑声和一次又一次的碰杯声。

Ⅺ

艾萨克茫然地走回了农舍。他宿醉未醒，筋疲力尽。哈罗德跟一个女人在电话里讨论画的事情，女人表示有兴趣，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去巴黎。施洛斯一家请艾萨克留下来一起吃庆祝晚餐，但他没法承受。他感觉自己只是半个男人。他几乎希望那幅画不要卖掉，奥利芙对父母的敌意只是源于一场迟来的青春期臆想，不久她就会忘掉这些，几年后她回忆起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好笑。人民——她想要帮助人民。她想要帮助她自己，艾萨克知道他在帮她实现这一点。

他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着，然后叹息着吐出了厌恶。他在干什么？他在回农舍的上坡路上走着，风筝在他的上空盘旋。他推开门，又想到了那个派对，大门旁边的那个吻。似乎那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奥利芙坚持要去教堂，他欣赏她的这种自主和叛逆，只是不知道她有多坚决。

他应该从一开始就远离这所房子。他应该拒绝萨拉的委托，他应该让特雷莎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他不应该在黑暗中拦下穿着晚礼服、头发四散的奥利芙。他应该搬起自己的画直接走到前面的房间。他不习惯说谎，也不想说谎。

碎石上的脚步声让他回过头来，是奥利芙，从山路上朝他跑过来。她停下来喘气，他立即警惕起来，等着她开口。

“我只想说，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保证。如果他卖了钱，钱是你的。就这样，没了。”

“如你所愿。”

“我向你保证，艾萨克。就一幅画而已。”

“好吧。”他转身打算继续走。

“还有，就一个吻吗？”她问。他再次转身面对她，她走近来，在他身边停下，彼此打量着。

艾萨克不想再听她说话，也对自己感到厌烦。他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用力地吻她的嘴。奥利芙在他的身体下活跃起来，她回吻他的时候，他感受到她的身体在有力地回应他。他强迫自己跟她分开。

“我一直都想这么做，”奥利芙说，“从遇到你的那天开始。”

他露出生硬的笑容：“想做什么？”

她退了几步：“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艾萨克。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以为——好吧，我以为——”

“我没打算给你这个机会，你自己抓住了。”

“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这件事。”

“你确定吗？我们刚才做的事就跟过家家一样。我们三个人，像小朋友一样在厨房窃窃私语。这是一个幻想游戏。只有我妹妹试着贡献一点儿诚实。”

“我不是说画的事情，艾萨克。”他沉默下来。她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恐惧。“那么，你并不想要我。”她说。

艾萨克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崩塌了。他转身朝农舍走去，能听到奥利芙跟着他一起走了过来。“我只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她说。他继续往前走，听到她的脚步声。

他关上门，两人面对面站着。房间里光线昏暗，但他能看到奥利芙伸手解开了上衣的第一颗扣子。一颗又一颗，她像个军官一样有条不紊地解开自己的扣子。上衣从她的肩膀滑落，里面没有穿内衣。

她站在他的面前，她的身体是如此完美，裙子紧贴着大腿的轮廓。她一定以为艾萨克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其实不是。他在想那个消失已久的女人，利蒂希娅，二十七岁的她和十五岁的他——那天早晨他是多么感激她的慷慨，她完全没有嘲笑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他渴望成为的男人。

艾萨克走过去，双手抱住奥利芙的腰。他把她举到桌上，她的双脚刚好能够到地面，她开始喘气。她僵直地坐在那里，他的一根手指从她的颈部滑到胸前的两乳之间，然后到她裙子上。她颤抖地拱起背，抬起臀部。艾萨克想，有何不可，有何不可？他的嘴去吻她的胸，一遍又一遍，他听着她尖锐的吸气声，手指从大腿旁边一直滑到她的内裤里。她紧绷着双腿。“还要吗？”他喃喃道。

停顿了一会儿。“还要。”她说。

他把奥利芙的裙子撩起到腰部，双膝跪地，把她的大腿强行分开。他把舌头探入她的内裤里面，奥利芙再度喘息。他停下来。

“还要吗？”他问。“要。”她说。于是他拉开她的内裤，舌头伸进去又搅又舔，张开嘴用力舔她。

“这是真的吗？”奥利轻声说，然后便说不出话来。

他还在继续，奥利芙将自己的臀部用力推向他，她的呻吟逐渐升成了巨大的叹息。她战栗地躺到桌上，双手往后放在宽敞而粗糙的木板上。艾萨克站起来，俯瞰她，他的双手抓着她的大腿，她拱起的背现在平躺在桌上，她的脸扭向一边，脸上洋溢着微笑、毋庸置疑的胜利和幸福。

“还要吗？”艾萨克问。

奥利芙睁开眼睛，张开双腿，看着他。“还要。”她答道。

第三章 狮子女孩

1967年10月

10

我在英国出版的第一个故事登在了《伦敦书评》上，1967年十月刊的第七十四页到七十七页，名字叫作《没有脚趾的女人》。他们还请人配了一幅插画。他们漏写了我名字里的“尔”，因此看起来好像作者是我父亲。那一期的刊物我还留着两份——一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另一份是我寄给西班牙港的母亲的，几年以后，在她去世后，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中。

我母亲用“我女儿”来评价这个故事，让我开心的是，她用圆珠笔帮我加上了那个漏掉的“尔”。几年以后，在她的葬礼上，我的二表姐路易莎告诉我，巴斯琴太太如同一人图书馆一样把《伦敦书评》转借给她所有的朋友看，严格要求他们每人只能看一个晚上。我觉得那个故事在西班牙港的读者比伦敦还要多。至于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一切都要归咎于——或者说感谢奎克——这个故事才能同它的编辑会面。我想她一定为这种对比而得意——在我把草稿放在她桌上以后，她则将一份印着我的文章的杂志还到了我的桌上。我觉得有点奇怪，她坐在她的花园里，极力劝说我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然后又把我的作品交给世人评论。

“翻到第七十四页。”她命令道，用力地抓着自己的脖子底部。我照做了，坐在斯凯尔顿那间没有风景的办公室里，我真希望她能走开，这样我好独自欣赏印有我大部分名字的页面。但奎克没有离开，我只好忍住想对着整个广场发出海啸般声音的冲动，这喜悦的尖叫也许会穿越各个屋顶，一直飞到肯特郡海岸。我父亲的名字，奥戴·巴斯琴，他女儿的文章。下一次，我发誓不会再漏掉“尔”。但现在，这就足够了。至少，那些文字是我的手笔。

奎克的笑容令她憔悴的脸庞焕然一新：愉快而年轻，散发出短暂的快乐光芒。她那天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喇叭裤，一件带着领结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规则的棕色树叶图案。我注意到她大腿上的面料微微松垮，她肯定瘦了。“故事太棒了，”她说，“我就把它寄出去了。还给你领了稿费，三十英镑。”

“三十英镑？”

“我希望你不会生气，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谢谢你。”

她笑了，在我对面坐下，在裤子口袋翻找，然后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要谢我，”她说，“故事很了不起。你是以多尔西斯鞋店为原型写的吗？”

“可以算是。”

她注视着我：“当一个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感觉怎么样？”

我低头看着杂志，无法抹去的墨迹，纸张带着某种虚幻的不朽。我觉得自己高贵无比，我的思想宛如一座教堂，它的圣坛被活生生的信众向往着。“不可思议。”我说。

“你应该多写一些，”她答道，“继续努力，应该会有用。”

“我会的，谢谢你，再次谢谢你。”

她走到窗边，手里夹着烟，看着聚集在楼下巷子里的烟鬼。我无法想象她与他们为伍，简直是混在金丝鸟群里的一只天堂鸟。“如果你知道我可能要做的事，”她问，“你还会给我看吗？”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个好问题。

“我很好奇。话说，你这个房间的视野太差了。是帕梅拉给你挑的房间吗？我们可以给你找间更好的。”

“我很好，谢谢你。视野好的办公室也许会让我分心的。”

她挑起一条眉毛：“好个清教徒。”

奎克可以尽情揶揄我，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我发表了作品。她仍站在窗边，背对着我。“里德关于斯考特先生那幅画的新闻，你怎么看？他似乎对自己很满意。看起来我们要办展览了。他想起名叫‘被淹没的世纪’。但我们没法只展出一幅画。”我能感觉到她声音里的轻蔑。她的身体微微隆起，仿佛正在抵御一阵剧烈的痛苦。

“我不知道。”我说。

她转过身来：“不知道？你和斯考特先生之间还好吧？”

“是的，还好，只是个小误会。”

“我明白了。”她直起身子，靠在墙上，“想谈谈这事吗？”

“没什么好说的。”奎克紧紧注视着我，我只好不情愿地继续说，“我去了他母亲的房子，在萨里。”

“很漂亮吧？”

“很漂亮。我们吃了晚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我没有回应。那之后事情就变糟了，我三个星期没有跟他说话了。”

奎克若有所思地吸着烟：“没什么大问题，我见过他看你的眼神，他已经被你牢牢抓在手心了。”

“我不觉得，我有点无礼了。”

“奥黛尔，你不用说或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我不觉得他爱你是因为你有礼貌。”

“但他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我也没有见过他。”

“你为此烦恼吗？”

我吃惊地发现，泪水已刺痛我的眼睛：“是的。”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别重蹈覆辙。从我的经验看，没有用的。你在那所房子待了很久吗？”

“几个小时。”

“地方很大吧？”

“相当大，但我没有看到很多地方。”

我考虑着要不要告诉奎克我偷出来的那张展览册页，不过某种原因阻止了我。也许是我不想自己被看作小偷，也是因为奎克对劳里和画的事过于关心令我警觉。基于她对劳里的态度，她也许会用任何事情来攻击他——虽然一张久被遗忘的册页未必有多大作用。劳里和我也许不会再说话了，但我也不希望他因为奎克，在面对任何攻击的时候，更加束手无策。

“来跟我一起吃晚餐吧，”她说，“我们喝点香槟。”

“香槟？”

“我觉得自己赢了。我有些羊排等着客人来吃，而你也需要一点儿奖励。”

我犹豫了。跟玛乔丽·奎克单独在一起，我始终有种紧张的感觉，而自从上次去过她家花园以后，我都不确定要不要再去。接着我想到了继续在空空如也的公寓里度过另一个晚上，只有收音机的噼啪声和读了很多遍的书相伴，忽然间我不想那么孤独。“谢谢你，”我说，“我们要叫帕梅拉一起来吗？”

“她不会高兴来的。而且，我只有两块羊排。”

我觉得自己不能坚持己见，因为那不是我的房子、我的晚餐、我的香槟。但我记得自己考虑过去肉贩那儿再买一块羊排给帕梅拉应该不成问题。而奎克似乎只想邀请我一个人。

“好了，”她说，将我的沉默当作了赞成，“就这么定了。到时见，奥黛尔。我们可以一起打车回家。还有，干得漂亮，我为你骄傲。”

11

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去奎克的办公室找她，她的门关着。声音隔着木门传出来——她的，还有埃德蒙·里德的，还有我从未听过的愤怒。

“我们应该把这些矛盾当作机会，”他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唱反调，玛乔丽？”

“埃德蒙——”她开口道，但他立即打断了她。

“过去我忍了你很多事，但你这次完全是冥顽不灵。”两人沉默了，里德叹气，“你也看过账户了，玛乔丽。你看到我们的处境了，这次我没法理解你的反对。这是一幅惊人的画作。它有故事，它的背后还有个年轻英俊的男人。事实上，如果你把物主和画家都算进去，那么就有两个。我们会有观众的，我们还可能举行一个拍卖会。古根海姆会把他们的资料都寄给我，而我们已经有很多了。罗布尔斯的秘密——他是怎么死的？谁导致了他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事跟画都没有关系，埃德蒙。”奎克说。

“我不同意。他的个人遭遇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在纳粹统治下，不到十年就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品消失不见了，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作者和家人一并消失了。”

“但是艺术优先，是吗，埃德蒙？”

他不理会她的斥责：“罗布尔斯并不是个例。我们讲他的故事，就是在讲战争的故事。”

我听到奎克打火机的声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扯到战争，”她说，“我不觉得这幅画跟政治有任何关系。”

“看着我，玛乔丽，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一直都是坦诚相待的。”

“是吗？”

“噢，拜托。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

奎克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她说，“只是它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政治。它跟你以为的战争没有关系，埃德蒙。它跟艺术家也没关系，它只是一幅画。两个女孩面对一头狮子。”

他们聊天的方式让我吃了一惊，那么流畅，那么亲密。帕梅拉说过他们认识很多年了，确实如此。两人简直亲如手足，他对她讲话的态度就像他在酒吧里跟朋友聊天一样。

“我们就保留各自的意见吧，玛乔丽，”里德说，“我记得我们都是这么办的。”

听到里德朝门口走过来，我飞快地跑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等着奎克过来找我。奎克似乎妥协了——但具体妥协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她反对举办展览——但她反对的真正原因，其中莫名的嘲弄与恐惧，我仍一无所知。似乎她只是一味地把自己放到里德的想法的对立面上，她对展览本身的排斥反而显得次要。

不久后，奎克真的出现在我的办公桌旁，看起来憔悴又烦乱。“准备好了吗？”她说，“出租车已经在楼下了。”

我们一起经过前台。我瞥了一眼帕梅拉，看到了她脸上的迷惑。我惊讶地感到自己在背叛她，就这样跟奎克走了。而帕梅拉干起活来跟我一样努力，而且来这里的时间更久，但我无法回头。我已被谜一样的奎克深深吸引，太渴望厘清真相了。

晚饭后，奎克邀请我到屋子前方的客厅。她坐到一张光滑的灰色扶手椅上，木质的扶手上雕着竖琴琴弦的花纹。除了那个留声机，她的每件东西都是既时髦又现代。“让你陪一个老女人，”她说，“我有点罪恶感。”

“一点儿也不老。”我答道，“我很高兴能过来。”

晚餐时我们没有聊太多，说了一点儿帕梅拉的事，说了里德和他不得不奉承的金主们的事，说了他如何讨厌与那些窝在潮湿城堡里的老侯爵夫人调情，毕竟天知道她们的阁楼里都藏了些什么宝贝。“你认识里德很久了吗？”我问。

“很久了，他是个好人。”她补充道，仿佛我说他是个坏人似的。

我们喝着白兰地，轻柔的钢琴协奏曲从另一间房间的留声机里传来。奎克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以为她不知不觉睡着了，她身旁的一盏台灯把她的脸映成橘黄色。我不觉得她是那种会把客人邀请到家里来，然后在谈话中睡着的人。她五十岁出头，并非九十岁出头，但她的休憩看起来是如此平和，令我不忍打扰。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对我那么感兴趣——帮我发表文章，请我来家里共进午餐，还有那些关于劳里和我的未来的热切问题。

房间里开着电暖器，虽然现在还只是温和的十月，奎克甚至围了一条披肩。我感觉白兰地在我的体内燃烧，想着也许我该走了，我正要从椅子上起身时，奎克开口道，她的眼睛仍闭着——“你跟劳里·斯考特聊过他母亲吗？”

我坐了回去：“他母亲？”

她的眼睛忽然睁开，带着狮子般的坚决：“是的，他母亲。”

我想起他母亲是自杀的，意识到也许那就发生在我游荡过的某一个房间里。我忽然很想念劳里。我想跟他重新开始——一起去电影院，一起在公园散步——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不能让他像辛兹一样从我身边飘走。

“他完全没有提起她。”我撒谎道。

“那么他一定非常想念她，我敢打赌。悲伤就是一口高压锅，如果你不处理的话，迟早会爆炸。”

“是吗？”

她喝下了杯中的白兰地：“事情会一点点地崩坏，你却没有留意。等你注意到的时候，天哪，我的腿已经断了，但我从来没有移动过双脚。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奥黛尔——事情已经在陌生人——或你素未谋面的上帝心中编排起来。然后某一天，丢下一块石头——不管有意或无意——石头砸在一位有权势的蠢货的车窗玻璃上，他想报复，或者讨好自己的情妇，接下来——步兵就来了。第二天，你的村庄就被烧光了，因为愚蠢，因为性爱，等待你的就只有一具棺材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性爱、死亡、棺材——她到底喝了多少白兰地？我不明白这些同劳里有什么关系，只好盯着电暖器看。

奎克身体前倾，椅子扶手嘎吱作响：“奥黛尔，你相信我吗？”

“相信你什么？”

她又往后靠去，看起来很沮丧。“那么，你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你会直接说是的。”

“我是谨慎的人，仅此而已。”

“我相信你，你知道的。我知道你是我可以相信的人。”

我以为我会很高兴，但我只是感觉到一股即将爆发的不安。电暖器令我越来越热，我很疲倦，而她则看起来心绪不宁。

奎克叹了口气：“是我的错。在我们的聊天里，我的防备心比你的还要重。”

我对此没法反对，便放弃了劝说她的念头。

“我很不好，”她说，“我一点儿都不好。”

是癌症，她说。晚期，胰脏癌，后果无法避免。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自私，但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推想癌症这个骇人的事实让奎克想要有人在家陪她——这个想法或许也令她感到吃惊，也让她更加粗暴。奎克，独自与自己的秘密相伴多年之后，希望不再感到孤独。也许帮我投稿只是一个巴洛克式的计划，想让我感激她，让她自己有人陪伴？生命所剩无多时，这样的决定或许看起来没那么有侵略性和戏剧性，她便欣然付诸行动。所以她对埃德蒙·里德才那么肆无忌惮，因为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

我回思往日，想到奎克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没能拥有过的孩子，一个可以在她死后延续她精神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告诉我，我令她想起一个她以前认识的人。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她曾经最好的朋友。我不能确定这件事，她也从没提起过一个名字，但她的表情和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就是这样。她温柔地看着我，还带着些恐惧，似乎走得太近就会令逝去的东西再次消逝。

坐在过于暖和的前厅里，我意识到她是多么消瘦、多么疲倦。虽然我觉得让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些着实不公平，但我想我当时没有哭出来。奎克不是那种会让你在她面前哭哭啼啼的人，除非你完全控制不住，尤其眼下忍痛受苦的人是她，而她本人并未流泪，反而一根接着一根抽着加速死亡的香烟时，你会觉得如果自己哭出来，会显得十分奇怪且愚蠢。奎克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派的人，不会喜形于色——跟她在一起，你会按照她的方式行事。

“好吧，说点什么。”她说。

“里德先生知道这件事吗？”我问。

奎克哼了一声：“老天，不。他也不会知道。”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没有其他人，但不用担心，我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当护工才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告诉我？”

奎克伸手取来白兰地酒瓶，给自己的酒杯倒满：“你知道吗？你来斯凯尔顿上班的第一天，我拿到了自己的诊断书。”

“我的天啊。”我说。我记得第一天奎克出现在我办公桌旁的情景，她那时红红的脸，还有门房打听她来没来上班时她的严厉。

“事实上，”她说，“大起大落的一天。死神来了，奥黛尔·巴斯琴也来了。”

“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良药。”

她点了一支烟，口袋里的最后一支：“你不明白。”

我忍不住想知道她还剩下多少日子，但即使她知道我也不想问，也不想问她吃药或其他的实际情况。询问她的死期，那也太残酷了。她人就在这里，仍然有生命力，仍然善变莫测。

我们沉默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手伸进手袋里，拿出了那张艺术画廊的展览册页。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像是背叛了劳里。但我觉得可能是出于骄傲，知道奎克如此信任我。这是我用来回报她的安慰，虽然我不知道它对她有没有用。

她接了过去，似乎早有预料。“这是劳里家里的。”她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邀请你来共进午餐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我有那么明显。”我说。

她笑了。“你没有那么明显。只是我很会看。”她打开册页，轻轻地放到膝头，手指追踪着那行铅笔写的字“没有迹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她问。

“没有了。只是窗台边的小零碎——肉贩的账单、教堂的节目单。”

“教堂的节目单？”她扬起眉毛重复道。

“其实是一场颂歌音乐会。”

“明白了。”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写‘没有迹象’的那个地方？是一幅画的名字吗？”

“我想应该更简单。有人在找一样东西，结果没有找到。”

“你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是吗，奎克？”

她抬头看着我，电暖器将她的眼睛熏成淡褐色：“我吗？”

“好吧，”我说，“只是——你对劳里的妈妈很有兴趣，还有他的画。”

“我不会用‘有兴趣’来形容。”

难道是着迷？害怕？我想。好像我会对你说出来似的。“好吧，”我迟疑着，感觉她变得强硬起来，“你好像很反对为它举办展览。”

“我不反对给它办展览。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看看这幅画。”

“好吧，”我说，“但上次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劳里应该把它带回去。”

她做了一个深呼吸。“好吧。里德打算利用它，我不是很高兴。在我们从古根海姆基金会获得更多信息之前，我仍然对这幅画存疑。”

“是什么样的疑虑？”

她的脸上顿时顾虑重重。上次从斯凯尔顿的钥匙孔里见过这表情，还是劳里回来继续跟里德讨论的时候。她的眼睛在我们二人之间的地毯上来回扫视。她一直在深呼吸仿佛要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场面十分令人泄气，但我知道假如我这时开口，可能会毁掉她可能会吐露心事的渺茫希望。

“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那幅画，奥黛尔。”奎克道，她的手指紧抓着那张册页。

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但那张相片上，他是站在它的前面啊。”

“所以呢？我也可以站到任何一件艺术品的面前然后拍照。那并不表示我是作者。”

“那是在他的工作室——”

“奥黛尔，不是我不相信他画了那幅画，我知道那不是他画的。”

她的最后一句话穿过我们之间的空气，直击我的胃部。某种东西在我身上颤动，我开始起鸡皮疙瘩，有人说实话，而你全身都感知到那就是真相。

我当时一定看起来很呆滞。“不是他画的，奥黛尔。”她重复道。她肩膀下垂，“不是他。”

“那么——是谁？”

我的问题毁了一切。奎克看起来很受伤，整个人衰老而古怪。看着她，我感到有点恶心和害怕，因为她看上去十分恐怖。“你还好吗？”我说，“要不要我叫医生？”

“不，现在太晚了，我没事。”但我能听到她已喘不上气，“你应该叫一部出租车。我有电话号码，在走廊里。不用担心，我会付钱的。”

我站起身，踉跄地走过客厅的门槛来到走廊阴凉的黑暗之中，打开了电话桌上的台灯。没有看到电话号码。身后的屋子一片寂静。我感觉到阴影里有什么东西，背后寒毛直竖，我转身，看到一个东西在楼梯上，正朝我走过来。我抓住桌子的一角，奎克的猫走进黄色的灯光下，静静地坐在我面前，转着它碧绿的眼睛。我们对视着，如果不是它腹部的轻微起伏，我几乎以为那是个填充玩具。

“看看抽屉里，”奎克用沙哑的嗓音喊道，我跳了起来，“抽屉里有个地址簿，T那一行是出租车的电话。”我转身回到台灯前，觉得自己很蠢，祈祷着除了猫之外阴影里没有别的东西在等着我。

我至今仍不确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奎克计划好的——她，引我进入树林深处——还是因为她病了，药效令她无法意识到我会在抽屉里找到什么。

我从抽屉里的一堆旧地图、一团团线头以及没拆封过的捕鼠器中，找到她的地址簿打开，翻到T那页找出租车电话，然后看到了两件东西。第一件，在S页，是奎克流畅的黑色字体，写着如下文字：

斯考特——红屋

巴达克山脉

萨里HAS-6735

第二件，一个小小的白色信封，一折二，夹在地址簿里。

“你那里还好吗？”奎克喊道。

“没事!”我颤抖着说，“快找到了。”

我疑惑地看着斯考特家的地址。这个条目也许是最近添加的，无疑——奎克也在暗自调查劳里和那幅画——天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奇怪。很难想象奎克跟斯考特家族可能有来往，但看起来劳里完全没有认出她来，不是吗？他见到奎克时的困惑表情显然不是装出来的，他不可能认识她。但，他家的地址就写在这里。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我知道时间不多，飞快地打开了信。一片薄薄的纸从信封里飘落到地板上。我跪下去捡起来，弯着腰在昏暗的走廊里读信，奎克的猫仍注视着我。那是一封电报，上面的内容令我瞪大了双眼。“亲爱的施洛斯句号[1]，”它写道，“很棒的照片句号我们必须把R带去巴黎—伦敦—纽约句号爱你的佩。”底下的标注是：“帕里——马拉加，1936年7月2日。”

我仿佛能够目睹眼下的自己，如同罪人一般跪在奎克的走廊里，周身皮肤因思路错乱而阵阵发麻，感到自己距离真相仅一步之遥。施洛斯，哈罗德·施洛斯？是里德提到过的经纪人。这封电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在温布尔登，在奎克的电话簿里？奎克还在客厅里，近在咫尺，却又似乎相隔千里。

我身体往后坐到脚后跟上，希望时间能凝固起来让我思考。佩应该是佩吉·古根海姆，R应该是罗布尔斯；日期吻合，而且是发往马拉加的，里德说罗布尔斯就住在那里。如果这是真的——看起来也是真的——那么它就是里德梦寐以求的一封信了。而它就在这里，从奎克的抽屉里到了我的手中。

“奥黛尔？”她喊道，我听出了她声音里的焦虑，“你是在用莫尔斯电码叫出租车吗？”

“电话占线。我只是在等着接通。”我喊回去。我把电报放到桌上，拾起那封信。信的日期是1935年12月27日。我呼吸着这老旧单薄的信纸上的香味，熟悉但又想不起来。信是寄给一位奥利芙·施洛斯小姐的，地址是柯曾街的一所公寓。内容如下：

关于您申请的斯莱德艺术学院一事，我们很荣幸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艺术学位课程，开学日期是明年的9月14日。

老师们对您那饱含想象力和创意的作品与研究印象深刻。我们很高兴有您这样的学生，来延续学院严谨又积极革新的传统——

“奥黛尔。”奎克现在的喊声相当严厉。

“来了，”我说，“没人接。”

我匆忙折好信件，把电报放回其中。一旁的电话簿还留在斯考特那一页，就在我伸手去拿的时候，奎克来到了走廊上。我僵住了，信还在我手里。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愧疚。客厅的灯光穿透了她的上衣，她看起来如此瘦小，肋骨的轮廓狭窄极了。

她看着我——实际上是盯着我——深深地望入我的眼睛。她伸手从我魔怔的手掌里拿过信和电报，放回电话簿里合起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从奎克的脸上看到了一个微笑的年轻女人，相片里的那个女人，她抓着笔刷的快乐瞬间。O和I。O，一个完整的圆。O，代表奥利芙·施洛斯。

“你认识他。”我低声说。她闭起眼睛。“你认识艾萨克·罗布尔斯。”

猫摩擦着我的腿。“我要抽根烟。”奎克说。

我指着电话簿：“谁是奥利芙·施洛斯？”

“奥黛尔，你能帮我买些烟来吗？”

“你也在场，是吗？”

“我没有烟了，奥黛尔，帮我买点吧？”她不甚优雅地翻找口袋，塞给我一张一镑的纸币。

“奎克——”

“去啊，”她说，“店就在街角，去吧。”

于是我出去帮她买烟。我茫然地去了温布尔登村买了一包烟。等我回来的时候，房子陷入一片漆黑，窗帘紧闭。我从斯考特家里拿来的小册页放在了台阶上，上面压着一块石头。我把它放回手袋里，一遍一遍地敲门，从投递口轻轻喊她的名字。

“奎克，奎克，让我进去。”我说，“你说过你信任我。发生了什么事？奎克，谁是奥利芙·施洛斯？”

回答我的只有一片沉默。

最后，我不得不把香烟扔进了门里，它们静静地落在了门那边的垫子上。我把找的零钱也塞了进去，仿佛在对着一口永远也无法令我如愿的许愿井扔硬币。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在门外足足坐了半个小时，四肢发麻。我等着她脚步的声响，确定奎克会向尼古丁妥协，出来拿烟。

什么才是真相？什么又是我臆想出来的？奎克是有意让我发现电话簿里的线索，还是一时失误，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似乎她是故意为之——不然她为什么邀请我来这里，追问我劳里和画的事？为什么让我去T页找出租车？还是说那也许真是纯粹的意外，我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她的秘密——如今的惩罚便是这扇沉默上锁的门。

外面时不时地传来汽车关门声，街灯纷纷亮起。我不想让警察看到我坐在这里，便起身走到大街上去等巴士。

无论真相是什么，我眼中的奎克已然粉碎。她完美的形象和从容的魅力在今夜已荡然无存。虽然她道出了自己的病情，但我意识到我对她几乎是一无所知。我想把她的形象拼凑回来，把她重新抬到我曾瞻仰的高台上，但今晚的遭遇令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现在我只要一想到奎克，就无法不想到奥利芙·施洛斯。

我的想象力已摆脱缰绳，而我相信自己可以控制那位名叫奥利芙·施洛斯的幽灵。而假如那晚我离开的时候抬头看看奎克的窗户，我会看到一个侧影，指挥着我的撤退。

1936年4月

Ⅻ

《麦田里的女人》卖出去了，买家是一个女人。哈罗德来到巴黎的第三天，给阿拉佐罗的邮局拍了一封电报。买家叫作佩吉·古根海姆，据哈罗德说，她是马塞尔·杜尚的一位富人朋友，有意涉足艺术市场。

“那么不是一位真正的收藏家？”艾萨克道。

“反正她有钱。”奥利芙反驳。

古根海姆以相当高的价钱买下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画作，四百法郎。对奥利芙来说，这个价格既辉煌又滑稽：它毫无意义，却又说明一切。《麦田里的女人》和《井中的圣贾丝塔》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幅画，但又确确实实是同一件东西。这幅画有了名分，只是换掉了标题和作者名。她不必拘泥于身份，而她的作品又获得了肯定。她得以进行纯粹地创作，也得以目睹事情肮脏而浮夸的一面——见证她的画作的出售。

让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掉了一幅她的画，奥利芙承认，她申请斯莱德艺术学院，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想惹怒哈罗德，让他知道小瞧了自己的女儿。但古根海姆的慷慨解囊消解了愿望；它既是对个人价值的巨大肯定，也是一个有趣得多的玩笑。

哈罗德的电报发来后不久，特雷莎开始做一个梦，对长期住在如此干燥的土地上的人来说，是一个着实古怪的梦。梦里是黄昏，她在露台上，那个被谋杀的男孩，艾德里安的尸体躺在果园里。她在果园里布置过很多小灯，但透过它们的光线，她几乎看不到什么，除了他的尸体发出的诡异的光。他破碎不堪的身体开始站起来朝她挪动——然而特雷莎要么是不能，要么是不想逃走，虽然她知道待在那里肯定就死定了。

她感觉到男孩的身体后面有一片海洋，宽阔、黑暗、翻滚着的大海，她注意到他没发现——一股大浪即将袭来，一面阴森的水墙逼近，准备第二次夺走他的生命，并用《圣经》般的末日洪水将她冲走。她几乎能够闻到空气中的咸味。奥利芙正在什么地方尖叫，特雷莎对她大喊，“Tienes miedo？你害怕吗？”奥利芙的声音从树林那头飘来：“我不害怕，我只是不喜欢老鼠。”

特雷莎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就在大浪卷走艾德里安的时刻。她梦到了三次，让她困扰的不只是梦境本身，她平常总记不起自己做过的梦，但这一个却总能轻易想起来。有一次，她想告诉艾萨克，跟他一起嘲笑自己的妄想，但最近这段时间她不是很想跟他交流心事。

从二月底一直到三月，哈罗德留在巴黎忙公事，房子里只剩下女人。特雷莎开始盼望哈罗德回来，用他那粗重的英语和低低的德语噪声填满房间。太多事情在特雷莎无法控制的地方发生。她和奥利芙仿佛两颗对立的星球般互相盘旋。奥利芙会称自己偏头疼或痛经然后上楼。特雷莎希望她在画画，但经常找不到奥利芙，而她消失的时间，总是跟艾萨克从马拉加结束工作回来的时间重叠。

即使萨拉对女儿忽然体弱多病或常常外出不着家起疑，她也没说什么。但特雷莎能感觉到奥利芙身上的变化，自从卖了画，她变得更加自信了。奥利芙如今精力充沛，一望便知。偏头痛的说法实在太愚蠢了。特雷莎会观察奥利芙，伸长脖子去闻早春生机盎然的蓝花楹、金银花和玫瑰花，她的手指紧紧地抓住花茎，特雷莎担心它们都要折断了。而从奥利芙一方来看，她已对特雷莎视若无睹。

就特雷莎所见，奥利芙正将她的自我尽数倾倒在艾萨克身上。她想知道奥利芙是不是相信自己可以从假扮艾萨克这件事获得能量。特雷莎想摇晃她说：“醒醒吧，你在干什么？”特雷莎毕竟是特雷莎，不是奥利芙，她已被噩梦和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她开始后悔给画调包。她下了赌注，但血本无归，牺牲了她曾经拥有过的唯一的友谊。

特雷莎此前从未思念过一个人，她被自己的依赖感激怒了。奥利芙被分走的注意力宛如一个跳动的伤口，是一种特殊的折磨。尤其当它的源头就在她的眼前，在楼梯上上上下下，走过果园，走出前门离开，那样的孤独难以估量。特雷莎从不知道下一波痛苦何时袭来。而当它袭来的时候，特雷莎感觉地板仿佛塌陷，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令她无法呼吸——她跑到农舍的秘密角落痛哭时，也没有人安慰她。她怎么了？

独自待在农舍的那些夜晚，特雷莎会坐在床上翻看那本旧Vogue杂志，像捧着故事书的孩子，细细品味每张图片和每个段落，用指甲在不认识的单词下面画线。她的手指抚摸着模特的脸庞，然后抬起枕头，把杂志放在下面，当作一封只属于她的永久情书。

画卖出去之后，萨拉也很阴郁。她总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丈夫香烟的蓝色烟雾逐渐消失在天花板。电话铃一响再响，但她从来不接，也不许特雷莎接。特雷莎很奇怪，萨拉根本不愿拿起听筒听听是不是丈夫打来的电话。她想萨拉是不是很清楚电话那头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嗓音，一个女人的嗓音，说着低低的德语。

特雷莎如今可以看清萨拉身上的裂纹了——响个不停的电话铃、不到下午三点便喝光的香槟、还未开封就丢到一旁的书籍、她一头金发下长出的深色发根。特雷莎不再把它们草草归结为贵妇病，让她意外的是，尽管自己身处窘境，她却仍为萨拉感到惋惜。生活是由一连串的生存机遇构成的，为了生存，你就必须时时撒谎——欺骗他人，也欺骗自己。哈罗德拥有汽车、事业、人脉，游走在世界各地。反观萨拉虽然阔绰，所拥有的不过是这间卧室和她的美貌，美貌如同一张呆板的面具，让她逐渐走向腐败。

“我才是发现他才华的人。”萨拉对特雷莎说。那是一天夜深时，奥利芙在楼上。她们能听到她来回踱步的声音。无论如何，特雷莎渴望能上楼敲门，渴望被允许看看她的画。她强迫自己留在原地，从地板上捡起另一件女式背心。

“一开始是我建议艾萨克为我们画像的，”萨拉继续道，“但是没人感谢我。哈罗德又大笔一挥，远走高飞了。我甚至都没法留住这幅画，因为他肯定是要去卖掉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留在这儿呢？这儿只有鸡看得到。’天哪!因为画的是我，而且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外面，知了开始了刺耳的合鸣，仿佛令草地也跟着震动起来。特雷莎惊异于萨拉在《井中的圣贾丝塔》中看到的自己。他们难道都看不出来，奥利芙画的是同一个女人吗，她的荣耀和她的绝望？也许，特雷莎猜想，如果你下定决心要用某种角度看待自己，你就会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无论证据多么不充分。

“应该把画留下来的，”萨拉说，“对你哥哥来说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原则。这是他为我们画的画，哈罗德却把它交给了出价更高的人。”

“夫人，艾萨克接受了您的钱吗？”

“没有，”萨拉道，“我试过了。我希望他对佩吉·古根海姆的出价满意，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

特雷莎知道艾萨克去马拉加领了巴黎寄来的钱，然后直接去工人联盟总部，捐了三分之二的钱来支付那些煽动性的小册子、衣服、失业工人的紧急资助金和食物。某种程度而言，你不得不承认奥利芙的计划行之有效，利用不知情的爸爸当中间人，将她的画转换成了一种政治主张。艾萨克留下了三分之一的钱，让特雷莎很生气。她让哥哥把这些还给奥利芙，但他说是奥利芙让他留着钱的。“我得吃饭，”他说，“我们都得吃饭。还是你想今年接下来都吃老鼠？”

老鼠？这是她最近一直梦到老鼠的原因吗？

“特雷莎，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夫人。”特雷莎说着，她折好了萨拉的最后一件背心，放回衣橱抽屉里。

“我是他的灵感。”

“我相信他一定很感激的。”

“你这么想吗？噢，特雷莎。我希望可以发生些什么。我真的开始想念伦敦了。”

特雷莎将手伸进萨拉满是绸缎的抽屉里，在女主人看不见的地方握紧拳头。那么走啊，带我一起走。她无声地尖叫，虽然知道这根本不可能。虽然她十分同情萨拉·施洛斯，但这个女人永远也不可能为她做这种事。

ⅩⅢ

因为父亲不在家，奥利芙见艾萨克就容易些，他们一周碰面好几次，一般是在农舍，特雷莎去房子工作而萨拉在午休的时候。几天以后，奥利芙仍然能够忆起会面的具体细节，艾萨克进入她身体的感觉——留出空间让他探得更深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还有他脸上令她确信的极度欢愉的表情，也映照在她的脸上。

奥利芙从不满足。她无休无止的胃口被激发出来。她快活极了，只要她想，她可以唤起某些不会枯竭的回忆。她觉得他把她升华了，他让她成为她渴望成为的那个女人。而在那之后的夜晚，她把自己锁在阁楼作画。她变得更自信了，她将艾萨克视作自己的钥匙。这是特雷莎无法了解的事——艾萨克对她的艺术家之路至关重要。奥利芙无法忍受特雷莎悲伤的表情，她小小的愁容，这简直是跟艾萨克完全相反的能量。

山坡上一排排的橄榄树正逐渐变绿。路边的橘子也慢慢成熟，奥利芙用指甲刮在坚硬的果皮上，在青涩的果子上留下疤痕。果实新鲜而完美，整个世界都是那么新鲜而完美。下一步要画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一切都有可能。她现在是自己期待中的奥利芙·施洛斯了。

她走到农舍的时候，艾萨克正在厨房的火炉边读一封信。她走过去想给他一个吻，但艾萨克递出那封信，拦住了她的路。

“这是什么？怎么了？”

“这是佩吉·古根海姆寄来的，你自己看吧。”

她不安地接过信，开始读了起来。

亲爱的罗布尔斯先生：

哈罗德·施洛斯先生将您的地址给了我。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我相信在这些事情里，诚信是极其宝贵的。我希望您，作为一个新晋进入交易市场的艺术家，会同意我的说法。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无形的“买家”——您的作品令我的墙壁熠熠生辉，我深深为之倾倒。

奥利芙抬头看着艾萨克，脑子飞速转动：“哦，艾萨克，真棒——”

“接着读。”他说。

当施洛斯说他有件特别的东西要给我看的时候，我是不太相信的。艺术经纪人总是这么跟我吹嘘，而我很快学会了“泰然处之”。施洛斯却很执著，他甚至特地飞到巴黎来给我看那幅画。他说你来自摩尔人和无尽星空的国度，来自阿拉伯皇宫和天主教堡垒的国度，泥土里流淌着热血，阳光炙烤着山脉。你的经纪人或许听起来是个夸张的维也纳人，罗布尔斯先生，但我完全相信他的看法。

我很高兴自己决定跟他见面。对我来说，您的画每天都有更丰富的效果。我的朋友们，比我更懂画，把它称之为喷火女怪奇美拉、变色龙、一场美学乐事、一种形而上的享受。我认为不如说《麦田里的女人》是一件难以归类的作品，这是件好事。同时，我十分欣赏您在抽象画时代中对于隐喻手法的坚持，我可不是说您反动或是在开倒车——绝不是这样。您有的是新意。

色彩——该怎么描述您的色彩呢？我跟哈罗·施洛斯开玩笑说：“假如我们把罗布尔斯先生一切为二，大概能在里面看到一道彩虹吧？”但请您保护好自己的双手，罗布尔斯先生——我知道我们只能通过您的不断创作，才能看见更多彩虹。

《麦田里的女人》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神秘与不羁的。但您在动物的画法上尤为工整，它们的线条仿佛是由一位文艺复兴的大师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画成的——而你用油彩在木板上作画也符合这一传统。它是美梦也是噩梦，与宗教无关又追求某种信仰。而女人们的色彩——她们的表情，那片天空——似乎都衍生自一个更当代的灵魂。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您务必同其他伟大的艺术家那样，忽略所有的“意见”。无论如何，罗布尔斯先生，我爱这幅画；你可以接受我的赞美，也可以嗤之以鼻。

施洛斯先生也许同您说过，明年我打算在伦敦开一间画廊，并将您的画放在开幕展上展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为了展览跟它分别——我不想同人分享这幅画，目前，它就挂在我的卧室墙上。这画里有一种亲密的召唤，一种私人挣扎和反抗，如此接近人的本质——我敢说，是强烈的女性本质——它剧烈跳动着，如同进入我体内的第二颗心脏。

可我想成为一名好收藏家，你知道的——好收藏家总是乐于分享的。我也期待让你看到它公之于众。

我绝不会要求一个艺术家向我解释他的作品，除非他本人愿意这样做——因此我不会问您关于创作动机、过程、未来愿景之类的问题。但我有一个请求。施洛斯先生向我保证说会有机会看到您更多的作品，因此我希望您能允许我成为赞助人。就是说：当您向更宽广的世界起航之时，我希望成为您的第一个港口，而任何事情的第一次总是最不屈不挠的。

仰慕您的

佩吉·古根海姆

奥利芙大笑起来，笑得目眩神迷——是那种刚兑现了乐透彩票大奖的开怀大笑，她这个获奖人的脑中已构建起了美好的新生活。“噢，艾萨克，”她说，“你交了一个新朋友。她爱它。”

“她不是我的朋友。”

“好了，艾萨克。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变得很严肃：“你父亲真的告诉她我还有别的画吗？”

奥利芙把信慢慢放到桌上：“我不清楚。这是实话。但他不可避免会这么说——他是个商人。那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钓到了古根海姆，她牢牢上钩了，没有喂上一定的诱饵他是不会放她溜走的。”

他用一只手摸了摸脸：“你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吗，奥利芙？”

“我不知道。”

“你猜到会发生这种事吗？”

“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

“我——只知道我不能告诉父亲那是我画的。”

“但为什么不能？”他的手指压在那封信上，她看着他指尖的肤色转成白色，“那样不是比现在轻松得多吗？”

“特雷莎让我进退两难。她擅自——”

“罗布尔斯先生不会再有更多的画作了，”艾萨克叉着双臂道，“那是他唯一的一幅画。现在卖了，而且不会再有第二幅。”

“是的，但——”

“我打算告诉你父亲，经纪人先生，我没有时间画画。我在马拉加的工作不允许我有画画的时间。”

“佩吉·古根海姆买了你的画，艾萨克。她的叔叔——”

他发出了厌恶的声音：“你听清楚，佩吉买了你的画。”

“佩吉买了我们的画。你不明白吗？我们一起。你的名字，你的形象，我的画工。”

“奥利芙，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点儿都不公平。”

“只要再加一幅，一幅就好。”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件事。我像个傻子一样点头同意你的玩笑。我很累，也很蠢。而你现在就像个醉鬼，到处寻找藏起来的酒瓶。”

“怪你的妹妹，不要怪我。我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但它就这么发生了。”

“你本来可以阻止的，你根本不想阻止。”

“你把钱给工人了吗？”

“给了。”

“你不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吗？我们不是得各自作出一点儿牺牲吗——那不算是你的人生信条吗？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这么告诉我的。”

“那你作了什么牺牲呢，奥利芙？就我所见，对你来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这不是恶作剧。”奥利芙厉声说，把椅子往后一推，正对着他。

“你一直就在把它当恶作剧玩。”

“为什么你和你妹妹都觉得我这么蠢？你知道我爸爸卖过多少位艺术家的作品吗？二十六个，上次我数的时候是这个数。你知道当中有多少个女人吗，艾萨克？没有，一个也没有。女人做不到的，你看。她们没有想象力，虽然我知道她们个个有眼睛、有双手，有心脏、有灵魂。我在得到机会以前就被淘汰了。”

“但你画出那幅画——”

“那又怎么样？我父亲永远不会带着它飞去巴黎的，如果他知道是我的画。我跟这样的成见一起生活很多年了，艾萨克。很多很多年，远在你和我相遇之前。我来这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拿我的生活怎么办，我很迷茫。然后我遇到了你。然后是你的妹妹——你多管闲事的小妹妹，可能帮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忙，虽然真相正在残酷地折磨她——你们来到我身边，改变了所有的事情。我真的很高兴，艾萨克，我不想阻止它。有一天我也许会告诉他——只为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也许那会是个恶作剧，但不是现在。现在已经太迟了。”

“太迟了——什么太迟了？请不要说你是为了继续帮助西班牙的工人。我不觉得我还能继续忍下去。”

“你拿了我的钱还不开心吗？”

“佩吉·古根海姆的钱——”

“可能让你的年薪翻倍的钱。你觉得我真的不关心这里发生的事情吗？”

“你或许关心，不过那也是表面的，你不了解其中的真谛。”

“但真正弄到钱的人是我，不是你。谁说你才是行家的？”她甩了甩手，“好吧，艾萨克，告诉你我为什么还想接着做下去——是为了我自己。但至少我可以顺便帮助别人。我希望我的画能价值连城，受到举世瞩目，没人能把它们从市场上撤走然后藏起来，就因为——天理不容——这些画的作者是一位女性。还不只是这样。我见过那些成功人士，艾萨克——我知道成功是怎么让人丧失创作冲动的，怎么麻痹他们的。他们成功后的作品都是过去作品的可怕复制品，因为关于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做什么，已经成了一种舆论。”

“我很高兴你说了实话。可如果你署了名字，那幅画还是一样的，”艾萨克说，“你本来可以改变这些事。”

“噢，上帝，我真想掐你的脖子。你太天真了——那会完全不一样。佩吉·古根海姆不会写来恭维的信，她的新画廊也不会让这幅画参展，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所有的精力都会用在你说的‘改变这些事’上，根本顾不上画画——而画画才是所有事情里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男人可能用来——噢，我不知道，创造杰作的精力——你让我用来‘改变这些事’。你不明白我，因为你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活着，艾萨克。你身为男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享受荣耀吧，享受金钱吧，为了我接受这一切吧，因为我压根儿没有这种权利。”

“佩吉·古根海姆的一张支票是不会改变这里的政局的。”他说，“你才是那个天真的人。”

“我宁愿天真也不要做一个无聊的人。你们俩是怎么了？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你和特雷莎简直一样烦人。”

“我妹妹正在生我的气，”他说，“她是对的。”

“好吧，她也在生我的气。我们都没法做朋友了。事情一团乱，但我们一起面对吧。特雷莎打算生气到什么时候？”

想到特雷莎和她的怒容，想到她的叛逆和正义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出格之举，两人暂时熄火，握手言和。“她把我的画放到画架上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奥利芙道，“她根本不了解我。”

艾萨克靠到座椅后背上，呼吸着房间里停战后的空气：“不，事情没有按照她的计划进行，但她仍然很崇拜你。我觉得她比你更懂你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或许……奥利芙，你终究是不愿意埋没你的画的。”

她盯着他看：“什么？”

“你让她进你的卧室，给她看你的画。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我妹妹也许会跳过你做点事吗？”

“我是把她当朋友才给她看我的画的。”

“特雷莎这么做也不是出于恶意。别说得好像她对你使坏了一样。”

奥利芙瘫坐到桌上：“如果你那么担心你妹妹的感受，你一开始就不该碰我，她真正困扰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奥利芙，你来找我——你想要——好吧。我们现在就停下来，好吗？”

奥利芙抬起头来：“什么事停下来？”

“这个……谎言。我觉得我在欺骗你父亲——”

“他根本就没事。他很快乐，很高兴。他卖了一件艺术品，他正在栽培一位前途无量的艺术家——”

“一位并不存在的艺术家。”

“但我们创造出来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他存在。”

“我们在兜圈子。”

“只要再加一幅，一幅就好。”

“你太霸道了，奥利芙。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我吗？那你呢？我来的时候你甚至根本不想吻我。”他们面对面沉默着，“求你了，艾萨克。我知道有点过分。可是我已经画好了一幅叫《果园》的画，我们可以把它给佩吉·古根海姆。”

“继续下去，我们会很危险。”

“不会有事的。”奥利芙在艾萨克的身旁跪下，拱手在他的膝盖上请求。“没人会知道的。求你了，艾萨克，求你了。”

他的双手紧张地在头上摩挲：“如果佩吉·古根海姆想见我怎么办？”

“她不会愿意到这儿来的。”

“如果她邀请我去巴黎呢？她已经提到了伦敦。”

“那就拒绝她，高冷些。”

艾萨克眯起眼睛：“现在可不是说英式笑话的时候。”

“不，我是认真的。艾萨克，求你了。”

“你怎么报答我？”

“任何事。”

艾萨克闭起眼睛，双手再度抚过脸庞，似乎想洗去脑中的思绪。他扶她从桌子旁站起来，带着她穿过厨房去他的卧室。“就一幅，奥利芙，”他说，“然后——就此打住。”

ⅩⅣ

艾萨克要求在《果园》寄到哈罗德巴黎的办公室之前先看看这幅画。“那么我至少知道我署名的画到底长什么样。”特雷莎建议请萨拉一道看看，因为让她看到艾萨克和《果园》在一起也许会有点用。如果萨拉之后向丈夫提及见过此画，或许能够让大家更确信那是艾萨克所画。

特雷莎的提议令奥利芙吃了一惊。“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她对她说，“但你不会再次借题发挥吧？”

特雷莎只是耸耸肩。

“噢，太棒了。”这天下午，萨拉站在客厅的画作前说道。奥利芙从画前疾步走开——在特雷莎看来，她很像一只螃蟹——从一股大浪中逃闪而去，无法将头伸出她的外壳，她的自信已荡然无存。她坐到她父亲的扶手椅上，观察着她的母亲。特雷莎将目光投向萨拉的红色羊毛裤，浓重的血红色衬托着她奶油色的皮肤，萨拉显然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它跟我们的果园太像了，”她说，“但……不一样。”

“谢谢您，夫人。”艾萨克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自在。

“它是不是很棒，利芙？”

“是。”奥利芙说道，不敢看艾萨克的眼睛。

萨拉坚持要特雷莎给艾萨克端来茶和杏仁糕。“有特雷莎在这里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她说，“要是没有她，我们这里肯定一团乱。而发现了你让我非常自豪，罗布尔斯先生。”她背靠在他坐的同一张沙发上对他说。她热情而温柔。“成了巴黎的红人，感觉怎么样？”

“红人是什么？”

“就是说，你成了所有人的新宠。他看到这幅画一定会迫不及待。”她朝《果园》的方向挥挥手，“说实话，罗布尔斯先生，我真高兴一开始委托了你画画，虽然我不想跟人分享你的画。我的画如今挂在另一个女人家的墙上真是太可惜了。”

“是的。”他说。

“好吧，”她叹了口气，似乎包含千言万语，“我丈夫很快会回家。”她用的称呼听上去仿佛艾萨克不知道哈罗德是何许人也。

“能见到他太棒了。”艾萨克道。

萨拉微笑着离开了房间，他们听着她上楼梯的声音，特雷莎觉得这一天的光亮已随着她的脚步慢慢暗淡下去。奥利芙快步走过去关上门。“那么，艾萨克？”她转回身问道，“你喜欢这幅画吗？”

他们全都凝视着那幅画，起伏的田野、强烈的超现实色彩，以及他曾经肆意漫游如今却是别人家的白房子。“我喜不喜欢它重要吗？”他问。

奥利芙看起来很难过：“你不喜欢它。”

“我能看到它的优点，但我自己不会画这种画。”他说。

“他不喜欢它。”特雷莎说。

“不是那么简单。”艾萨克怒吼道。

奥利芙站在画前：“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真的。你不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天!”他喊道，“我为什么非要喜欢它？我要假装这是我画的画难道还不够糟糕吗？”

“你说话轻一点儿。”她说。

“你连我的名字缩写都画上去了。”

“必需的。”

他站起来。“我讨厌它，”他野蛮地说，“我希望你父亲也讨厌它。”

“艾萨克——”

“再见，小姐们。”

奥利芙看上去仿佛被他甩了一巴掌。他离开房间后，奥利芙跑到床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通往铁锈大门的坡道上。他把它们粗暴地推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要难过，”特雷莎上前说道，“他不喜欢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奥利芙发出沮丧的声音：“他可以痛恨我的创作。可我没法在他讨厌我的时候继续创作。我没有办法。”

“但为什么没办法呢？你在认识他以前就开始画画了。”

奥利芙指着《果园》。“但不是这种画，不是这种画!”她把额头压在木窗上，“而且如果他不喜欢它，怎么才能让他寄给我父亲呢？必须马上寄出。趁那个叫古根海姆的女人还在兴头上。”

“我相信她会为天才耐心等待的。”

奥利芙皱了皱鼻子：“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我不是一个天才，我只是很努力。”

“反正，她会等的。而且如果我哥哥不愿意寄出去，我可以把它带到港口去。”

“你？”

“你可以相信我。”

奥利芙继续把额头靠着床板，藏起自己的脸：“你把画放到画架上的时候就已经辜负了我的信任。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了。”

特雷莎沉默了一会儿。她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有时候奥利芙跟她母亲一样喜欢摆布人，尽管她一直想成为跟母亲完全不同的人。“你还不明白吗？你可以把整个人生托付给我。”

奥利芙抬起头：“别管我的人生，特雷。关于画的事情你是认真的吗？你会带去港口？”

“是的。”

艾萨克的身影消失已久，奥利芙窥视着他离开的那条坡道：“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

“我也是。”

“你谈过恋爱吗？你有过男朋友吗？”

“没有。”

“没有男朋友还是没有恋爱过？”

“男朋友。”

奥利芙转头看她：“但你恋爱过。”

特雷莎觉得自己两颊发烫：“不，我不这么想。我不清楚。”

当晚，特雷莎没有回农舍去。奥利芙允许她在阁楼里帮忙，冷战后的幸福令她陶醉。奥利芙透露她正在画一幅艾萨克的肖像。真是蓄谋已久啊，特雷莎想——对比她平时的工作速度，她的速写簿上早已画满艾萨克的铅笔素描。

斜眼观瞧画架旁的奥利芙，艾萨克的轮廓逐渐显现在她面前的木板上，特雷莎知道，这是个惊人的开始。他的肤色泛青，眼神萎靡不振又紧张敏感。但他的脑袋好像着了火，连绵的蒲公英和金丝雀般的黄色燃烧到画面顶端，红色的火星亦在彼处四溅，如同觉醒中的穷凶极恶的念头。画中充满了怒意，而奥利芙似乎早已神思恍惚。特雷莎知道她哥哥和这个女孩的关系是失衡的，但她怀疑奥利芙对自己亲手绘制的错综复杂的迷恋与恐惧是否有所察觉。

午夜过后奥利芙完成了第一幅艾萨克肖像。凌晨三点，她筋疲力尽地躺回自己的床垫上，盯着房梁和天花板上剥落的灰泥，上面粗糙凸起的角落被床头微弱的烛光照亮。远处的山谷间，一头野狼长嚎。

“来这儿睡，”她对特雷莎道。特雷莎正在角落里读一本奥利芙的书，她放下书本，听话地爬到老旧的床垫上，在奥利芙身旁灰蒙蒙的粉红色被子里僵硬地躺好，她一动不动，生怕自己被这个魔法王国驱逐出去。

她们肩并肩躺着，一起盯着天花板，房间里的气氛逐渐轻松起来，奥利芙作画时的能量和专注力在空气中慢慢消解殆尽，只剩下画架上艾萨克那张泛着青光的脸。窗外的大地上没有鸡犬之声，亦无嘈杂人声搅扰，两人没有换衣服，便沉入了梦乡。

两天之后，奥利芙决定跟特雷莎一起去马拉加。“亲眼见证这一天，”她说，“再说有何不可呢？”

“你打算去多久？”萨拉问。特雷莎猜她应该很焦虑，因为这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面临独处。

“我们要帮罗布尔斯先生跑一趟运输事务所，然后我想我们可以去拉里奥斯街喝一杯柠檬汁。”奥利芙道。

“好吧，天黑前一定让那位农夫把你们带回来。”

“我保证。”

“他不是赤色分子吧？”

“妈妈。”

《果园》的画幅很大，两个女孩一起抬着它走在房前的小路上，好似抬着一个没有尸体的单架。特雷莎回头看看屋子，发现萨拉在窗边注视着她们，直到二人走到山坡下面，她才从她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赶骡车的人在镇上的广场等她们。特雷莎试着不去考虑扔下萨拉一个人在胸腔内引起的不安。她无法说明自己具体在担心什么，于是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幸福的一日旅程之中。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蓝裙子，洗了头发，喷了医生女儿罗莎·莫拉莱斯在自家厨房售卖的橙花露。今天几乎称得上过节了，特雷莎感觉自己在度假。

特雷莎坐在骡车上，沿着通往马拉加的三十公里路途前行，身旁是包好的《果园》，系绳和包装纸围成的包裹大得令她吃惊。但她没有追问，只是享受着眼下奥利芙的再度青睐。为此她甘愿俯首顺从。奥利芙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白框墨镜令她看起来同母亲一样光彩照人。谁会忍心毁掉这么阳光灿烂的一天呢？

骡车在路上扬起一阵白尘，沿路的栓皮栎树上绑着红丝带，看上去带着隐隐的不安，宛如飘荡在空中的刺眼血迹。奥利芙指着它们用西班牙语问：“这些是什么？”

骡车车夫转头答道：“是麻烦。”

特雷莎把它们看作暴力降临的先兆，这种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没人见过绑红绳的人——艾德里安无疑是其中一个——但确实有人决心打扮这些树，传递反抗势力的暗流，将世界彻底颠覆的意图。特雷莎不想任何事情被颠覆，她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满怀自豪与幸福，两人来到了运输事务所，并嘱咐了骡车车夫回来接她们的时间和地点。她们在邮局午休前及时赶到，包裹当日便会寄去法国。《果园》即将前往巴黎和平街上的施洛斯画廊。

之后，她们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漫步，欣赏挂着竹篮的铸铁灯柱，竹篮中蔓生着亮红色和猩猩红的牵牛花和天竺葵。她们从商店橱窗里望去，互相指出马拉加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打扮。两人走进狭窄的鹅卵石小道，所有的百叶窗都关起来了。这里是都市，跟她们在阿拉佐罗山坡上的乡野小镇截然不同。特雷莎很高兴看到自家的都市给奥利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阳倾泻在石头路上，反射出百货公司和药店门口锃亮的玻璃橱窗和华丽的木质门框。这里不是伦敦，但仍透着庄严与永恒之美。

她们走到港口，坐下来喝柠檬汁，猜想这些频繁进出的巨轮里，究竟会是哪一艘带走了她们那只欺世盗名的包裹。

“艾萨克知道画会送出去，”奥利芙说，“他只是不想亲手寄。你觉得我这么做对他公平吗？”

“你想问的是——我哥哥会不会一直配合下去吧？”

奥利芙惊讶地看着她：“是的，我是想问这个。”

特雷莎凝视着大海：“对他来说，钱永远不是一个好理由。”

她说的是实话，对他们兄妹两人来说都不够好。虽然他从《麦田里的女人》的稿酬中留了一部分下来，可他们总是渴望着一些钱所不能买到的东西：身份和爱。特雷莎认为奥利芙在这方面相当粗枝大叶，她以艾萨克为自己的作品署名，这是他不可能忍受的事情。至于她自己，只要奥利芙愿意，她倒是乐意奉陪。

奥利芙皱了皱眉：“听起来像是威胁。”

“不，不，”特雷莎道，“但——他是个男人，你懂的。”

“什么意思？”

特雷莎无法用英语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答复。虽然她担心奥利芙的举动会带她靠近某种莫名的一触即发的危险，她无法说明却几乎能嗅到——但身处此地她实在太高兴了，有大海，有柠檬汁，她希望奥利芙的粗枝大叶不要停止。

“我哥哥可以自己说出来。”她避重就轻地说道。奥利芙不想深入思考她们这场密谋中的阴暗面，便转身眺望着庞大的邮轮驶出大海。

她们在黄昏的时候回到了屋子，疲惫而愉悦。“特雷莎。”她们走到前门的时候，奥利芙出声道。

“嗯？”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你可以相信我，我保证。”

特雷莎笑了，她惊讶于听到自己说过的话被奥利芙说出来，如同一段咒语的下半部。她们走进屋时，发现萨拉不见了。

“她在哪儿？”奥利芙的声音明显带着孩童般的焦虑。

“她可能出去散步了。”特雷莎说。

“我母亲不散步的。”奥利芙跑去了果园里，特雷莎借口去楼上找萨拉，趁机溜进阁楼里证实了她的怀疑。跟她想的一样，艾萨克的青脸肖像不见了。眼下，它正深深地躺在邮轮的腹中，驶向佩吉·古根海姆。

ⅩⅤ

萨拉开始频繁到屋外散步，对向来倚在沙发上抽烟的她着实是空前之举。她开始从租用的土地上拔起成熟的蔬果，堆到一个宽敞的柳条篮子里，蔬菜上还留有裹着泥土的根部。她会宣布要去村里买些洋蓟回来，不久便有一堆出现在厨房里。插着野花的花瓶在房间里急速增加，把特雷莎的花托都用完了。

她们去马拉加十天之后，哈罗德寄来了一封电报。特雷莎收到后直接跑去交给了奥利芙，她正在厨房桌旁跟母亲一起剥豌豆。

“古根海姆买了《绿脸天才》句号[2]也买了动人的《果园》句号周末回来句号，”奥利芙大声念了出来。“佩吉·古根海姆两幅都买了，”她喃喃道，“艾萨克会很高兴的。”

“我不知道原来有两幅画。”萨拉说着，指甲划过一根打开的豆荚。特雷莎注意到指甲油有一块剥落了，而她的女主人并未做丝毫补救工作。

“有一幅《果园》，但艾萨克还有一幅画——他的自画像。”

“你看见了？”萨拉问。

“粗看过。爸爸好像要回来了。”

“只等电话终于不响了才回来。”萨拉叹气道。

特雷莎去水槽边清洗餐具，萨拉放下了空空的豌豆荚。“亲爱的，”她说，“你喜欢这儿吗？”

“我习惯了，现在非常喜欢这里。你不喜欢吗？”

萨拉从厨房窗户望出去，花园和果园如今生出茂盛的水果和鲜花，金银花、昙花，还有一月时哈罗德曾向妻女许诺过的柑橘和橄榄。彼时此地阴寒破败，他们初来乍到，一个人也不认识，还在努力摆脱萨拉的暴风雨后遗症。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喜欢这个词。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在这儿住了十年了。这个地方似乎是在……渗透你。似乎这里就是艾萨克画笔下那片活生生的田野。”她转身面对她女儿，“真了不起——他捕捉到的这里，不是吗？”

“是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怎么会知道？”

“他是个天才。”

奥利芙叹气：“没有人是天才，母亲。那是偷懒的想法。都是靠练习。”

“噢，练习。我练一辈子也不会画出那么好的作品。”

“你看起来好多了，妈妈。”奥利芙道。

“我确实感觉硬朗了一些。你爸爸上回从马拉加给我带回来的药我还没吃。”

“真的吗？太好了。我和特雷莎从马拉加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你，真被你吓了一大跳。我担心你——”

“我不会那么做的，利芙。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两人继续默默地剥着豌豆荚。萨拉在阳光下显得平和而独立。奥利芙又一次痛苦地发现她的母亲是多么迷人，而萨拉是多么无视这个事实——她的头发有点乱，身上的背心裙仿佛刚从行李箱里拖出来一样皱巴巴的。她的新发根飞速地往外冒，但她似乎并不介意。她天生的深金色头发与染色的发梢形成了古怪而有趣的鲜明对比。奥利芙渴望把她画下来，好捕捉到这种轻松自得，她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种感觉。

“夏天很快就要来了，”萨拉的话打断了奥利芙的思绪，“这里会变得很热。”

“之前你还在抱怨这里冷呢。”

萨拉自嘲地笑了，这反应也很不寻常。“你父亲提议来这里并没有错，很不错的提议。”她伸手捏捏女儿的手，“我是爱你的，你知道的，利芙，很爱你。”

“天啊，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

萨拉带着她的香烟和朋友从伦敦寄来的克里斯蒂的小说去了阳台，特雷莎开始在走廊的石板路上拖地。奥利芙跟在她旁边，站在特雷莎还没有拖湿的地方。

“特雷莎，你愿意出现在我的下一幅画里吗？”她轻声问道，“我想请你当模特。”

特雷莎的脊梁忽然僵硬，她的手掌紧握住拖把的把手。“你没有告诉我，我们其实带了两幅画去马拉加。”她说。

“我不想让你惹上麻烦。”

“麻烦？”

“你看，我知道你觉得整件事贬低了我作为艺术家的价值。”

“贬低？”

“就是小瞧我。你觉得艾萨克在这里的地位超出了他应有的高度。但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渴望自由。你是我的朋友，特雷莎。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吧。”

特雷莎直起身，若有所思地把拖把放入桶里的脏水中。她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自从她见过速写簿里的艾萨克像之后，自己一直在期待这个时刻。而帮助奥利芙完成她的骗局——把画带去马拉加，让萨拉相信它们都出自艾萨克之手，打扫阁楼——都是由于这个算不上高尚的原因：特雷莎想成为画中人。她希望奥利芙会自发将她入画。

特雷莎跟着奥利芙走上阁楼，她知道自己违背了生活剧本里的角色。她回头看了一眼地板，地板只擦了一半，一旁的拖把仿佛在无声地控诉她。她不再是那个打扫卫生的女仆，她即将留下永久的令人无法忘怀的印记。

这幅画，画的是露菲娜，奥利芙一边告诉她，一边锁上了阁楼门：“我画了井中的贾丝塔，而你将成为我的露菲娜。毕竟，是你告诉了我这个故事。我一直在考虑选取哪个部分作为题材。”

特雷莎点点头，没敢说话。如果艾萨克发现奥利芙把他的脸画成青色还作为自画像寄给了佩吉·古根海姆，他会说什么？他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这个女孩将源源不断地作画？奥利芙把艾萨克当作她的灵感之源，但特雷莎觉得他眼下已无济于事——不管是发脾气还是不发脾气——都无法阻止她旺盛的创作力。

“露菲娜和壶，露菲娜和狮子，还是露菲娜身首异处地同姐姐在一起？”奥利芙自言自语地说道，“最后一幕很可怕，但它是故事的高潮，虽然她在井底下。”

特雷莎听到生僻的“高潮”一词，以为奥利芙说的是“抱歉”。“没什么好抱歉的。”她说。

奥利芙笑了：“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特雷莎。”

她决定舍弃在《井中的圣贾丝塔》中用过的双联画形式，只画一个场景。最终，她想把故事里的每一幕都画进去。所以露菲娜会出现完整的身体，同时也抱着自己的脑袋。

“你可以把自己的脸也画进去。”特雷莎道，然后立即后悔了，害怕自己越限了。

奥利芙咬着嘴唇考虑着她的提议。“嗯，我们先画你的部分吧，”她说，“我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自己加进去。毕竟那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我一定会在狮子的鬃毛上贴上金箔。它会像小猫一样驯服。”

奥利芙要特雷莎坐到平时让她给自己梳头时坐的位子上。她的动作里有一种坚定，她正在自己充满自信和可能性的空间里创作。“如此严肃的眼睛，”奥利芙告诉她，一边拿起画笔伸向处理过的画板上，“神秘而警惕，还有那翘翘的小鼻子。你和艾萨克已经像木雕一样刻在我心上了。”

她开始从房间里的外在事物中抽离出来，开启她的艺术家视野，脸上的表情也逐渐游离开去。特雷莎被锁在那个世界之外，但她能感觉到那里的源头。她情愿化作一个幽灵，她可以消失，也可以成为奥利芙想象中的任何人。她从未感觉自己如此隐蔽，又如此显眼。

ⅩⅥ

最终，哈罗德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回来了，自己开车从马拉加机场回家。“他在哪儿？”停好自己的帕卡德之后他立即喊道，“我的神童在哪里？”

三个女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遮着眼睛挡着太阳。哈罗德活泼地朝她们挥手。特雷莎在他走到前门附近的时候观察他时想，他肯定一直跟她在一起。他看起来心满意足，丰衣足食，但脸上的笑容有点心虚，带着几分金盆洗手、回归正途的感觉。也许他给了她一张去巴黎的机票。那位说着胆怯的德语的不知名的女人，本来已经在特雷莎的记忆中淡去，如今又回来了。哈罗德，是你吗？

特雷莎瞥向萨拉。她看起来很独立，似乎正在储存能量，养精蓄锐。她知道吗？特雷莎思忖着。她知道。

“哈啰，亲爱的，”萨拉说，“艾萨克不住这里，你知道的。”

哈罗德大步上前，在妻子两颊上各亲了一记。“现在叫他艾萨克了，是吗？”他又转身看奥利芙，“你看起来很棒，利芙。实际上，你看起来棒极了。”

奥利芙笑了：“谢谢你，爸爸，你也是。”

特雷莎低垂双眼，希望哈罗德不会看穿她的心思。“你好，特雷莎。”他说。她看着他，一整天的旅程在他脸上生出了胡茬儿。她从旅途的气味中嗅出了一丝混杂在他皮肤里的某个人的香水味。

“您好，先生。”

“帮我拿行李箱好吗？”

她走下台阶，感觉自己被深深地卷进了施洛斯一家的生活，几乎无法呼吸了。

那一晚，特雷莎在他们的农舍外等艾萨克，万物的影子逐渐拉长，知了开始织起一道蝉鸣之墙。晚上七点左右，他出现在山脚下，她惊讶于他脸上的疲惫之态，他朝她走来的时候似乎身负着看不见的重担。

“回来了。”她朝他打招呼。

他把背包扔在草地上，发出一记沉闷的金属声。

“里面是什么？”她问。

“你会知道的。”他俯身卧倒在地上，双手交叉枕着脑袋。

“有件事必须告诉你，”她说，他的敷衍让她很生气，“奥利芙没有告诉你，她还寄了另外一幅画去巴黎。别生气。他卖掉了它。我想在哈罗德告诉你之前让你知道。”艾萨克继续俯卧着，他点点头，轻拍他的上衣口袋，找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你生气了，艾萨克？”

“没有。”

“我以为你会生气，为什么不生气了？”

“你希望我生气吗？有什么意义呢？她做都做了，而且我一点儿也不意外。”

“我猜是因为稿费更多了。”

“还用说吗？”

“艾萨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抬头看着她，眼神犀利：“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们俩的事。除了画的部分，我知道她爱上了你。”

他点了一根烟，脸上闪过如释重负的表情。“奥利芙。”他说。

“你爱她吗？”

艾萨克坐起身抽烟，弯起膝盖俯瞰山丘。日暮时分，蝙蝠从山谷边的树丛里飞出来，空气很温暖，大地仍散发着热量。“他们会离开的，”他说，“他们不会在这里久留。他们属于都市，属于沙龙。”

“萨拉，是的。哈罗德，也许。但奥利芙肯定不是。”

“她把你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

“恰恰相反。我理解她，就这么简单。她不会离开你，她会跟你去任何地方。”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她说没有你她就没法画画。”

他大笑：“从某方面来说，或许是真的。好吧，假如她真的爱我，那眼下的事情就都错了。”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她需要你。”

“这一点我也不意外，特雷莎。”

巴黎之行大获成功，哈罗德说。艾萨克·罗布尔斯如今是施洛斯巴黎画廊这片苍穹下的北极星。翌日下午，哈罗德在客厅里伸着脚喝着一杯菲诺雪利酒，向众人细谈《麦田里的女人》《果园》和《绿色自画像》是如何让他和他的朋友们享受到一场文艺复兴盛宴的。

“人们从杜尚那里听说佩吉想要买艺术品，”他说，“我第一个赶到了。她对下一幅画兴奋异常——你那幅《麦田里的女人》的续篇。但可能的话，她想要一张画作创作中的照片。可以吗，艾萨克？”

奥利芙吞下了一口雪利酒。“续篇？”艾萨克道。

“我是不是逼得太紧了？”哈罗德说，“是的话告诉我。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不必非得给她寄照片。按照你的意愿来。你有很棒的天赋，艾萨克。真的，我等不及想看你的未来了。”

“跟我们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艾萨克回复说，“施洛斯先生，我给你带了样东西。”

奥利芙放下了雪利酒杯，从椅子上站起来，但艾萨克把手伸进背包拿出一把手枪，枪管闪着钢铁的光辉。他把它拿在手里掂分量，众人一言不发。

“那是真枪吗？”萨拉问。

“真的，夫人。”

“你究竟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把枪？”哈罗德笑着问，“给我带幅画来，看在老天的份儿上。”

奥利芙坐了回去，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你会用枪吗，先生？”艾萨克问。

“会，我有枪。”

“女士们会用枪吗？”

“我们当然不会，”萨拉道，“你为什么问这个？这也太戏剧化了。”

艾萨克在花园尽头的一棵软木橡树凸出的树梢上挂了一个装着泥土的旧面粉袋，粗糙的袋子上写着HARINA，大家决定把字母R和I所在的位置作为临时靶心。他们走到空空的石头喷泉后面轮流排队射击，空气中洋溢着嘉年华的氛围。愚蠢的布袋在空中摇荡，枪声响起，鸟儿四散而去。

哈罗德打中了最后那个字母A。萨拉打到了树皮然后把枪还给了艾萨克，说她再也不会碰这玩意儿了。她去草地上躺着看天空，双手放在肚子上。艾萨克打中了中间的字母N，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枪递给奥利芙，特雷莎看着两人手指相交。

奥利芙缓缓走到射击点举起枪。她眯起眼，扣下扳机，开枪时手中的后坐力吓得她倒吸一口气。

“利芙。”她父亲叫了起来。

“我没事。”

“不，你几乎正中靶心。”

奥利芙惊讶地看着布袋：“是吗？”

特雷莎觉得很正常，奥利芙拥有如此精准的眼睛和稳定的手。“再来一次。”哈罗德说。

“不，侥幸罢了。”

萨拉抬起头看着布满弹孔的布袋：“利芙，你有个隐藏的天分，也许我们应该让你参加比赛。”

特雷莎匆匆上前从奥利芙手中接过枪，艾萨克过来检查她有没有正确上膛，但特雷莎摆手让他走开，完美地给枪重新装上了子弹。“你用她的钱买了这个，是不是？”她小声对他说。

“这不会是最后一把。这把是苏维埃T33。”他答道，语气中带着欣赏。

“你要把这把枪给他们吗？”

“他们或许用得到。”

“为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他们，还是让他们涉险？”

“看着你的靶心，特雷莎。说话小声点。”

特雷莎想知道艾萨克是用什么办法弄到苏维埃武器的，但她又有点不想知道。她集中注意力举起枪，两脚分开，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她的身体紧绷，瘦长的身体上每寸肌肉都紧张起来，她的下巴如同喷泉里的神像那样坚毅。她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不是只有你能打中兔子，她想。枪声响起，子弹越过空中，精确地打中了把布袋系在树梢上的绳结。艾萨克懊丧地大喊一声，整个布袋跌落在地上，泥土撒落得到处都是，游戏就这样被毁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哈罗德说他要开车去马拉加。他想去拜访一间酒窖，买些新的雪利酒回来备着。萨拉表示要跟他一起去。“我需要去趟药房，”她说，“然后去拉里奥斯街喝杯咖啡，再沿着海边散个步。”

特雷莎注意到了哈罗德的迟疑，他开口道：“好主意，呼吸点新鲜空气。艾萨克，你跟我们一起吗？买雪利酒这种事，有个当地人会比较好。”就特雷莎所知，艾萨克曾十分渴望驾驶一部如此强劲的汽车，却只能安于一步自行车。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婉言谢绝了。“当然，”哈罗德道，“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奥利芙和艾萨克在屋外挥手送别了她的父母。“我们现在可以拍照给佩吉·古根海姆了，”汽车消失的时候，她说道，“爸爸的书房里有一部照相机。”艾萨克沉默不语，盯着朝村庄方向的小路上敞开摇晃的大门。“怎么了？”她问。

“我太傻了。”他说。

“你没有。”

“我以为你的自信、你的快乐，都是因为对我的爱。”

“是的，现在也是。”

“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这些东西一直都在你体内，等着迸发出来。我只是恰好路过，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成了你的一块画布。”

“我爱你，艾萨克。”她说。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你爱的不是我，是古根海姆家的墙壁。这件事要怎么收场，奥利芙？”他说，“因为现在就要收场了。”

奥利芙转身看他，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他却甩掉了。“我让你生气了，”她说，“可是我真的爱你——”

“你说再多一幅画，但又有一幅。一张青脸，又一幅，又一幅，又一幅。”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是最后一幅了。我保证，我发誓。我用我的生命发誓。”

他转头正对她：“你和我妹妹从一开始就计划了这一切是吗？”

“当然不是。”

“她似乎很享受现在的状况，她说话也很像你的口气，每次都是这样，她总有计划。”

“不，从来没有什么计划，艾萨克。只是偶然的。”

“特雷莎很懂求生之道。她是把你放到了画架上，但别以为她总是把你放在第一位。”

“你在说什么？”

他大笑起来，毫无幽默之意。“我在自己没有去过的巴黎很有名；我画了自己根本没有看到过的自画像。你正在偷走我，奥利芙。我觉得我越有名，我自己就变得越透明。”他的喉咙一堵，看上去很尴尬，他的话卡住了，“发生这一切之后，你还期待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我没有在期待任何事，艾萨克。我从不希望你有这样的感受。我真的很爱你。我从没期待过你来爱我。我被冲昏了头脑，我知道。但我——我们会——这么成功，我没料到会这么容易——”

“并不容易，奥利芙。一点儿也不容易。我不能，我不会再这么做了。如果你再给古根海姆女士寄去一幅画，我不能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什么意思？艾萨克，你吓到我了。”

“你在画的那幅画——必须销毁。”

她面露恐惧：“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这是我最好的一幅画，因为他们在巴黎等着它。”

“那么你别指望我为它做任何事情。”

“艾萨克，求你了，求你了——”

“你跟我保证过，奥利芙，但你又背着我搞另一套。”

“而你已经有四周没有碰过我了，这就是你逼着我付出的代价吗？就因为生命中我头一次做了些美妙的事？”

“那么你又逼着我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没有男人会容忍一个女人要求那么多东西。男人需要一个理解他、支持他的女人——”

“把他放在第一位？”

“只要古根海姆小姐继续对你唱赞歌，你似乎更乐意我不在。”

“不是的，我很想你。”

“你并不想我，奥利芙。你想的是下一次把画寄出去的机会。”

“我很想你。上楼来看看吧，”她恳求道，“然后再告诉我你是否心意已决。”

那幅画跟《麦田里的女人》尺寸一样，但看起来更大一些。上了阁楼，艾萨克站在画的面前，被它的感官刺激和力度深深震撼。尽管画尚未完成，已经可以看出那只狮子为两个头的露菲娜着了魔。这幅画令人窒息，诡异而创新。

“那是你吗？”他指着那颗断头问，“那个举着你的人，是特雷莎？”

“是的，是的，”奥利芙道，“但本来应该是一个人。这幅画叫作《露菲娜和狮子》。那是露菲娜在当局抓到她前后的样子。”

艾萨克注视着画作，缭乱的色彩和金箔，抱着头颅的露菲娜眼中是出奇的冷静；狮子在旁蓄势待发。

“你喜欢它吗？”她问。

“它很棒。”

她笑了：“有时候，无须思考和焦虑，我的手会带领我的头脑创作。”

那一刻，她所有的愿望便是艾萨克能够看到她的才华和自信——并为此爱她。“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件很棒的作品，艾萨克，”她说，“这些画会声名远扬的。”但艾萨克的注意力仍在《露菲娜和狮子》上。“我们拍照吧，”她轻快地说，“佩吉想要快照。”

“快照？”

“就是照片。画的照片，艾萨克，”她温柔地说，“你真的希望我毁掉它吗？”

他低头看着地板，那一刻奥利芙知道，即便没有赢下整场战役，她至少赢得了这个回合：“你也可以打败狮子，艾萨克——假如你不得不打的话。我很清楚。”

“而狮子只会从你身边跑开。你知道怎么用相机吗？”他问。

“当然，”她紧张地答道，不确定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希望特雷莎能拍一张我们两人一起的照片。”

艾萨克闭上了眼睛，似乎很痛苦。“拍吧，”他说，“叫她来。”

“我是一头狮子。”特雷莎吼道，她的一只手盘旋在相机快门上，另一只手举起来张牙舞爪。之前的半小时她拍了许多正经的照片——站在画旁边的艾萨克，这一刻，奥利芙正仰头大笑，眼睛微闭，而她身边的艾萨克则对妹妹的幽默无动于衷，笔直凝视着镜头，严肃的表情令特雷莎完全忘了自己是丛林之王。

特雷莎知道，当她按下快门拍下两人照片的时候，这个房间里的某种东西被打碎了。她也头一次明白了，他们永远无法回头了。

一个星期后，当艾萨克去马拉加取回洗好的胶卷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张照片特雷莎把奥利芙放在画面中间，而画作本身被切取一半。他感觉每张照片里的自己都是一脸丧气。而奥利芙，因为她一直动来动去——由于他那个下午强烈的不情愿而有点神经质——在照片里有点模糊，她的嘴巴微张，嘴唇是愉快的O形。她的样子——她自由而喜悦的表情——令他的良心短暂地复苏随即又消逝了。

哈罗德看到画的照片的时候，画四周都裁切过了，无法看出它的所在地。他问艾萨克：“为什么女孩抱着一个头颅？”

“在我看来，它意味着口是心非，”艾萨克答道，“因为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谎言。”

ⅩⅦ

六月和七月，奥利芙继续画着《露菲娜和狮子》。哈罗德书房里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两三天一次，他会关上门接电话，嗓音轻微而模糊。他在巴黎的那段时间，他说道，从维也纳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店铺关门，罪犯横行，但就连被砸碎的店铺橱窗也没有疯传的政治谣言可怕。犹太人纷纷从德国赶来避难，但他不知道他们的运气还能持续多久。

他告诉家里人他会注意巴黎的画廊，想办法在生意受影响之前把他那些艺术品运出维也纳。佩吉·古根海姆打算在伦敦开画廊，他指望着或许能将他的一部分收藏转移到她那里去。他告诉他们，在维也纳，犹太朋友们正以白菜价出售他们的艺术品，好换取火车票、房间、实物和离开奥地利的新生活。那些家藏丰富、兼收并蓄的收藏家，正不得不将这些引以为傲的古典与现代大师的藏品以一年前他们根本不屑一顾的价钱抛售。

哈罗德毫无意外地消沉下去，只有谈到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下一幅作品的时候才振奋起来。艾萨克·罗布尔斯成了他生命的意义，是对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狭隘性的讽刺。他是他多彩的孩子，充满想象力，既快乐又叛逆。“画吧，艾萨克，”一天晚上他喝醉的时候说，“老天知道我们需要你画画。”

阿拉佐罗是如此宁静，他们几乎无法想象整个欧洲正处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萨拉继续她的散步活动，如今厨房里已堆成了一座洋蓟山。按照萨拉把它们带回家的速度，怕是永远无法吃完了，特雷莎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她注意到七月粗暴的阳光在萨拉的鼻子上留下的雀斑，她失去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优雅，似乎受困于眼下的处境。夜里，特雷莎能听到哈罗德把他的帕卡德驶下山坡、穿过通往马拉加的大门时的引擎声。萨拉对哈罗德的离去似乎相当平静。她睡懒觉，抱怨头痛，她起得很晚，似乎她那黎明时分回来的丈夫从未离开过。

奥利芙不再对父亲的消失发表看法。特雷莎不知道她是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动力，用她的欺骗对抗他的欺骗。也许奥利芙的目的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令敌人颜面扫地。特雷莎无法确定。画画时的奥利芙看起来最自在，她日日夜夜地画着《露菲娜和狮子》。

在阿拉佐罗，七月是个好时节。鼠尾草和迷迭香的味道，蜥蜴如同小偷一般探出墙壁，动作急促而神经兮兮，随时留意着空中的天敌。当它们休息晒太阳的时候，看起来又是多么泰然自若，多么享受大自然，吸收着太阳的温暖。

夏夜拖着长长的影子，炙热的暮色中尽是知了粗砺的叫声。大地现在身披着欧芹、青柠和苹果。红色、蓝紫色和金丝雀黄色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着花瓣。起风的时候，空气中闻得到咸味。没有海的声音——但仔细听，你能听到一只甲虫正迈着铰链式的关节漫步穿过一只玉米的根部。

山羊偶入碎石堆时的单调铃声从山里传来，压倒了这些细小的声音。蜜蜂在肥大的花朵上打瞌睡，农民的叫唤声，鸟鸣的和弦在空中此起彼伏。当你让自己完全地静下心来，夏日会带来如此丰富的声音。

他们没有料到它会发生。当然没有，谁会每天自找麻烦呢？你会尽可能远离这一切。连政府也没有料到。也许之后，在当地人想起没有人因为那个工厂男孩艾德里安而被法办，想起那些绑在树上的红丝带，想起被枪击的圣母像，他们会互相说，噢，一切早有征兆。

施洛斯一家的内战太忙了，顾不上察觉南边马拉加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从摩洛哥袭来的命运。他们没有注意到七月十二日这一天，马德里的四名长枪党射杀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位社会党中尉。他的几个朋友为了报复，暗杀了一位保皇派议员，他是知名的右翼分子。西班牙的生活和庄园里的生活即将分崩离析，互相指责、野心和深藏已久的愤恨即将破门而入。但在最初的那几天，似乎完全感受不到战争的脚步。

一开始，萨拉和奥利芙从电台里听到了消息。七月十八日，领导国家军队的十八位将军中的四位武装起义，对抗左翼政府并接管了他们的驻军。首相害怕革命起义和大规模动乱，要求所有行政长官不得给工人组织分发武器，否则他们势必会反抗接下来可能实施的军事统治。当晚，他辞去了首相一职。

艾萨克一路狂奔到庄园。哈罗德不在家——不用说，他在马拉加。“拿上枪。”他喊道。听到他的话，女人们从屋里跑了出来。事后，特雷莎想起了施洛斯母女当时的迥异表情。奥利芙看上去很宽慰。也许她觉得艾萨克仍关心着她——担心到他一路跑过来，因为有些士兵在附近耀武扬威。特雷莎记得萨拉愉快的笑容，给他倒水时她沉着的手。

塞维利亚是离阿拉佐罗最近的一座沦陷在叛军统治下的城市，领头的将军名叫奎博·德·拉诺，当晚十点他用电台广播了自己的意图。艾萨克和三个女人坐在哈罗德的书房里听广播，奎博·德·拉诺的激昂演说从扬声器里噼里啪啦地传出来，他们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恐惧。

塞维利亚的人民：拿起武器!(他吼道)值此祖国危难之际，一群勇气可嘉的人、一群将军为了救国主动承担起大任，置身到救国运动前线。非洲军队正加快脚步赶来共同抗击无能政府。我们的政府正毅然决然地摧毁西班牙，好让它成为莫斯科的殖民地。

“莫斯科的殖民地？”萨拉说，“他到底在胡说什么？”

“闭嘴!”奥利芙厉声道。

我已经电话联络了所有安达鲁西亚的军队，他们全部服从我的命令并已占领了街道……所有塞维利亚的当局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马德里所谓的政府官员都已经被抓起来听候我处置了。

“艾萨克，”奥利芙低声说，“他在说你。艾萨克，你必须得走。”

他朝她抬起头，她看到他凹陷的眼窝。“跑？我没打算跑。”他说，“你觉得我会因为这样一个男人而躲起来吗？你觉得奎博·德·拉诺给一些人打了电话，他们就真会按他说的做吗？我们已经开始动员了。我们会反击。他们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没有成功，也不会在这里成功。”

塞维利亚的人民!木已成舟，我们注定会取得胜利，暴民的抵抗是徒劳的，他们到处喧哗和开枪也是徒劳的。大批军团和摩洛哥军队正在赶赴塞维利亚，等他们一到，那些惹是生非的家伙就会像害虫一样被歼灭。西班牙万岁!

“艾萨克，”奥利芙说，她恐慌地提高了嗓音，“他们有军队、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会怎么处置你？”

他们听到哈罗德的汽车声，迅速而响亮地直冲上山坡。车门砰地关上。“你在吗？你在吗？听得到吗？”他大喊着穿过走廊。特雷莎从桌旁离开，沿着没开灯的走廊跌跌撞撞地跑开，穿过厨房走到露台上的时候头撞到了墙壁，尽可能远离所有人。她跑进夜幕下的果园之中，感到胆汁上溢，她的身体把她内心无法言明的恐惧呕吐了出来——就是这样，这样的巨浪，大地被撕扯，她的哥哥被捕，而奥利芙——奥利芙会离开。她持续摇着自己的头，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已经得到了那么多——但她心中仍能听到士兵的声音。长靴的踏步声沿着黑暗的道路传来，“砰、砰、砰!”枪托，爆头。无处可逃。

“特雷莎，特雷莎!”是奥利芙在喊她，“特雷莎，别害怕。你在哪里？”

但这就是她的结局了，特雷莎很清楚。在这里，跪在黑暗中，只有西班牙野狼为伴。

[1]　原文如此。

[2]　原文如此。

第四章 被淹没的世纪

1967年11月

12

我被锁在奎克的屋外两天后，走廊的电话铃响了，我穿着睡衣跑下楼接电话。听见电话那一头问“最近怎么样，黛莉”的时候我实在太高兴了，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我期待的奎克，也不是劳里。她的声音是活下去的保证。

“辛兹!”

“你还活着吗，姑娘？”

“差不多吧。”

“我——我今天休息。你想见个面吗？”

我们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我先看到了她。辛兹一如既往地穿戴整洁，靠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石狮子上，穿着我从未见过的羊皮厚外套和一条新的牛仔喇叭裤。她看上去——很酷。她没有梳辫子，剪了新发型，开始留非洲爆炸头。我穿着厚丝袜和平底鞋，觉得自己相形见绌，羊毛围巾和帽子紧裹住我的耳朵，如同从布莱顿的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虽然如此，在这个寒冷十一月的伦敦早晨，你是不会乱穿的。

看到那么棒的辛兹，我的心激动起来。见到她的脸，见到我的朋友，我最久的朋友的时候，我意识到孤独的旅程已淹没了我。我朝辛兹走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我，她大大张开双臂，仿佛一只不会飞的小鸟在试着拍打翅膀。

“我真的很抱歉，辛兹，”我说，“对不起，我太傻了，我搞砸了——”

“嘿，黛莉，”她说，“我结婚后离开了你，我也很抱歉。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她眨着眼睛，“我想死你了，姑娘。”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

她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微笑，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我的情绪让我很尴尬——我一个成年女人，怎么能这么孩子气、这么激动？我在她身旁心脏直跳，有点意乱神迷，而她看起来也是一样，这让我更加激动了。我们穿过海军拱门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果冻，”辛兹说着，打开了她的手袋，给我一纸袋甜点，“你太瘦了，黛莉。怎么回事？”

“我太想你了。”我自嘲地说，努力证明自己仍然很坚强。她笑出声的时候，我几乎被那声音刺痛。能逗她笑实在太棒了。

“才怪，少来了。”她说。

于是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了辛兹——婚礼后跟劳里的碰面，以及那之后我们的约会——他去世的母亲和他母亲留下的画——以及奎克对那幅画格外上心且夹杂着厌恶之情。我告诉她“艾萨克·罗布尔斯”这个名字是如何出现的，埃德蒙·里德认定这幅画是一幅埋没已久的画，作者是一个被遗忘的天才，而奎克对此存疑，直到那晚她宣布那幅画跟艾萨克·罗布尔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辛兹对劳里的事更有兴趣，进展如何？是不是认真的——但我试着把重点放在奎克的谜团而非我自己的感情上。“最糟糕的是，辛兹，”我说，“她快要死了。”

“死？”

“癌症，她告诉我是晚期。他们没能及早发现。胰腺癌。”

“可怜的女人，”辛兹道，“听起来她好像很害怕，还邀请你去她那儿。但为什么她在快要死的时候还要担心画的事情呢？”

“这就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她好像来不及做某件事情了。我很确定这一点。”

“什么意思？”

“里德找到了1936年最早开始卖劳里那幅画的人，是一个叫哈罗德·施洛斯的艺术经纪人。”我说，“问题是，我在奎克家里发现了一封寄给奥利芙·施洛斯的信，邀请她去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

“黛莉，你在一个快死的女人家里翻箱倒柜吗？”

我连忙否认：“不是!它就在她叫我去拿的电话簿旁边。但你看——奎克还有一张给哈罗德·施洛斯的电报，日期是1936年7月。”

“什么，三十年前的电报就这样躺在她的电话簿里？”

“我知道，我知道。但——奎克好像是故意让我发现它的。好像因为她快死了而且不想让秘密跟着她陪葬，故意泄露给我的一样。”

“黛莉……”

“奎克对劳里是从哪里获得的画特别感兴趣。然后那晚她告诉我那幅画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画的。奥利芙·施洛斯是这件事的关键，我敢肯定。”

“但这位奥利芙·施洛斯又是谁呢？”

我呼出一口气，热气在空中凝结起来。

“那就是问题所在，辛兹。就是它了。显然她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不然斯莱德不会寄邀请函来。她一定是哈罗德·施洛斯的亲人。”

“他太太？”

“有可能。但如果是打算去艺术学院，一般会更年轻些，是个学生。”

“那么，他的女儿？”

“我就是这么想的。奥利芙·施洛斯是哈罗德·施洛斯的女儿。而在斯凯尔顿，他们有一张旧相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劳里的画旁边。相片背后是某人写的‘O和I’。那是奥利芙和艾萨克的缩写。奎克说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那些画。那么是谁画的呢？她怎么会知道的呢？我觉得奎克不是她自己所声称的那个人。”

“黛莉……”

“我一直想不通，她的房间墙上怎么一幅画也没有。为什么？而且，我问她奥利芙·施洛斯的事情的时候她变得很可笑。她关上了门，把我锁在门外。似乎她想让我知道，想让我靠近事实的真相，但同时——她又没法忍受这件事。”

辛兹盯着面前的鸭子游过池塘，似在思索。树木后面，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棕色的细塔高耸入云。“我一直觉得玛乔丽·奎克这个名字很滑稽。”她说。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爱我的朋友，她相信我，没说我疯，陪着我来来回回琢磨我的故事。这让我开始认真考虑奎克曾拥有另一个名字，另一种生活，一种她拼命想回忆起来的生活的可能性——她想告诉我——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被别人盗用作品的痛苦，当你悄无声息地衰弱下去，默默无闻，心知死神将至。

“真是疯狂的英国人，”辛兹道，“那么你打算去问她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吗？”

“可是我要怎么说？”没人能跟奎克对峙，我也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进一步调查下去，让我原本认识的那个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觉得我可以向她表明我对她的支持，也许这样能哄她吐露心声，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她保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补充道。

“鞋店从来不会这样，”辛兹叹了口气，“你为女人穿上一只鞋，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都笑了。“你说得对。”我说，“可你知道吗？奎克帮我出版了一个短篇故事，所以我欠她人情。”

辛兹只听进了她想听的部分，她的眼睛一亮：“噢，出版了!噢，真棒。故事叫什么？”

“《没有脚趾的女人》。还记得那个只有脚掌的女人吗？”

“噢，我的天，记得。我一定要读到这个故事。”

她的兴奋之情令我陶醉，我告诉她那是十月刊的《伦敦书评》，但假如她希望我送她一本，我可以送她十本。我把经过一一告诉了她，奎克自己把故事寄给了杂志社。

“我觉得她喜欢我，”我说，“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只是不知道她要托付给我的到底是什么。”

辛兹轻轻地推了我一下：“非要某位白人女子才能让你做这件事，嗯，我就不行？”我开始辩解说我完全不知道奎克的计划，但辛兹举起手道：“我开玩笑的，开玩笑，”她说，“我只是太开心了。是时候了。”

“塞缪尔怎么样了？”我问道。我想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那篇《没有脚趾的女人》改编自我们的生活，想到辛兹就要读到它，我忽然紧张起来。

“他很好，他非常好。”她看起来有点害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黛莉。我想第一个告诉你，我怀孕了。”

她告诉我的时候好像特别紧张，真是遗憾。但——考虑到我对待她的结婚和留下我独自在公寓的态度，也情有可原。不过这一次，我不打算再搞砸了。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看到她的喜悦、担心和期待——眼下，那里有一个小东西，等它最终露面的时候，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一桩事，当他出世后，还会有个这么好的母亲，这怎能不叫人高兴？

“噢，辛兹，辛兹。”我说。我吃惊地发现，我的双眼中已满是泪水：“我光顾着坐在这儿谈论神秘的女人们，而你才是最大的奥秘啊。”

“黛莉，你说话哽咽的时候也像个诗人。”

“过来，我为你骄傲。”

我们互相拥抱，我紧紧地抱着她，她也抱着我，松了口气然后哭了一会儿，我高兴的反应让她更加开心了。

她的预产期在四月初。她既紧张又兴奋，还担心他们的钱不够用。“你们可以的，”我说，想到辛兹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的还是老样子，“塞缪尔有个好工作，你也是。”

“那么，劳里，”她边说，边拿着纸巾擦眼泪，“不要逃避。你们吵架了吧。”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了解你，黛莉。我也知道如果一切顺利，你今天肯定会跟他约会，但你无所事事地来见你的老朋友。让我猜猜看，他是不是说了他爱你然后你就逃之夭夭了？”

“不是那样的。”

她笑了：“他很痛苦，黛莉，又痛又苦。他在单相思。”

“什么？拜托，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帕特里克说的，他是听芭芭拉说的，她看到他像被人卸了胳膊一样四处游荡。他很迷茫，但他是个好人，黛莉。别犯傻了。他说他爱你，而你把他推下了悬崖。”虽然是训斥，辛兹还是忍不住扑哧一笑。

“假如我并不爱他呢？我为什么非得爱他？”

“你不用非得做什么，黛莉。你不用急着决定。但你可以给我们的小伙子一个解释。哪怕只是为了让他的朋友休息一下。”

“劳里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解释是没用的。”

“你就是牛角啊，黛莉，至少会有趣的。”

我们大笑起来，终于能够说说这件事让我如释重负，而拿我开玩笑也让辛兹的精神为之一振，年轻时代的自己又出现，仿佛系上了年代久远的领带并发现它们从未过时。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听到劳里魂不守舍地四处游荡我还是很难过。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在地铁站外面互相拥抱，辛兹走下地铁搭乘贝克鲁线往北赶赴她在皇后公园的新生活。我们约好圣诞节之前再见面，我想着其中的苦乐参半，换作以前我们会约一周内见面的。

我看着辛兹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觉得她根本没必要那么紧张。她停下脚步转向我：“有件事，黛莉。如果你下次跟劳里见面，也许不必向他提起这个奥利芙·施洛斯的故事。”

“为什么？如果那是真的——”

“好吧，没错。你实际上还不能确定，不是吗？”

“还不确定，但——”

“如果我从芭芭拉那里听来的没错的话，他是打算出售那幅画的。他的继父正在出售那栋房子，而他只有那幅画。你去说些他那幅画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之类的话——会给他致命一击的。不要无事生非了，黛莉。这一次用你的心考虑一下吧，而不是你聪明的脑袋。”

我望着她远去，知道她的话不无道理，但也意识到我不会对奎克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

那晚我给劳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浑蛋格里。他接起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

“是谁，在大周末的打来？”他说。

我立即换上了一副BBC口音。你没法控制自己——听到格里那样的英式口音，你就只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他一样。“我是奥黛尔·巴斯琴，”我说，“劳里在吗，请问？”

“劳伦斯!”他大喊道。格里应该是放下了听筒，我能听到他走开了。

“是谁？”劳里说。

“听不清楚名字。但听起来好像是卡利普索民歌。”

等了一会儿，劳里终于拿起了听筒：“奥黛尔，是你吗？”

他声音里的释然和小心听上去让人心痛。“是我，”我说，“你好吗，劳里？”

“很好，谢谢。你呢？”

“很好，”我撒谎道，“我出版了一篇小说。”

“你打来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不——我——只是，那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没别的。刚才跟我讲话的人是格里吗？”

“是的，抱歉。小说的事很棒。”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讽刺的是，我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告诉他我想念他，告诉他奎克身上的怪事，以及我最好的朋友有了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好像不知所措的少女。

“刚好，我明天会来画廊。”他的声音更轻了，“你是为这个打来的？”

“不，我不知道这事。”

“里德从一个家伙那儿打听到了新消息，那人在佩吉·古根海姆的威尼斯邸宅里工作。显然是些有趣的消息。”

“明白了。”

“那么你为什么打电话来？我以为你不愿再跟我扯上任何关系了。”

“不——那不是——我愿意，我愿意。我跟辛兹聊过了，她说你很痛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是痛苦过。”

“你现在不再痛苦了？”

他再次沉默。“我不该那么着急的。”他说。

“不，没事——我是说——”

“我再也不会对你说那些话了。”

“我知道。”

“假如你不想让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想让你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我承认道，“我只知道听说你很痛苦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意识到我也很痛苦。我在想那样会不会好一点儿——假如我们一起痛苦的话。”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你是——约我出去吗，奥黛尔？”

我没有——没法——开口了。“好吧，每件事都有第一次，”劳里继续道，“谢谢你。让我看看我的日程——噢，没必要。我有空。”

一阵愉悦的暖流穿过胃部，我掩饰不住声音里的笑意：“这么容易。”

“可不是吗？”他答道，“那么，你想在哪里碰面？”

13

我们第二天一早在斯凯尔顿广场中间碰面，两人都尽早赶来，在我上班和劳里去见里德之前。他抓着一瓶香槟。“恭喜你出版了第一个故事。”他说着，递了过来，“是瓶老酒，你知道的。不好意思，上面有灰。我从家里偷出来的。”

“天哪，谢谢你。”

“其实……我知道《伦敦书评》的事。”

“什么？”

“我们在萨里订了当代期刊，你知道的。我读到它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故事很棒。”

“闭嘴。”我拿着酒瓶，脑袋快乐得要爆炸了。我读着标签：凯歌皇牌。“劳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我说。

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我在长椅上坐下来，试着打消我的沮丧。我以为他一定会说好的。他就在这里，不是吗？“我猜不可能了。”我说着，一边看着他。

“你可以用那瓶香槟砸我的脑袋。”他提议。

“什么？”

“把我的记忆全部敲碎。但那时我就会失去第一次见到你的回忆了，那时你读着诗。还有我第一次跟你说话，那些黄色的橡胶手套。还有你假装喜欢007电影的时候，你的鼻子都皱起来了。还有你在火烈鸟俱乐部里跳得比我还要好，那儿的经理还想给你一份工作。还有你告诉我的鞋店里的那个白痴。还有我们吃牧羊人派的时候，我把一切都搞砸了。这些都是回忆，奥黛尔。它不会很完美。我自己也不是完美主义者。我只想穿过那些痛苦再次行驶在A3公路上，只为在那么久以后再次听到你甜美的声音。我不想改变任何一件事。我也不想重新开始，因为那会让我失去关于你的记忆。”

有一阵我无法开口说话。劳里坐在我身旁，我能感觉到他温暖而可靠的身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当时被吓到了，”我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解释。我觉得自己很迷茫，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如有人喜欢我，那一定是那人自己出了问题。”

“但是为什么？”

“如果我知道原因的话，劳里……当我见到你的时候，我把从没说给过任何人听的事情告诉了你。然后你忽然跟我告白，然后——啊——感觉你好像在填一张表格，按照某种格式。”

“格式？”

“就是人们的习惯，说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说的话。”

“没有人教我说这些。”

“但我也意识到我并没有希望你不要说出来。我只是希望你——在我想听的时候说出来。”

他笑了：“你真的是一位作家，不是吗？好吧。这样吧，当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说出我爱上你了，或者我爱你，或者你真了不起的时候，我们约定一个记号预告这种表白——你认出这个记号以后，就告诉我应不应该说出来。”

“你说得我好像是个疯子。”

“我开玩笑的，抱歉。不管你想要什么。我只想见到你，奥黛尔。这样可以吗？”

“可以，”我说，我犹豫着，“比可以还要好。”

“好的，很好，”他说，“我们去听听尊敬的里德先生要说什么吧。”

“早上好，奥黛尔。”奎克说，她平静地在我的门口停下。劳里已经跟里德聊了大约半个小时了。奎克看起来很疲惫，还有些忧虑。她的样子跟我第一个星期来这里时天差地别，那时她信步走到我的打字机前提议中午一起吃个简餐——为了了解我这个人——至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至今仍不得而知。

“早上好，奎克。”

她僵住了，眼睛盯着立在桌上的香槟酒瓶。“你从哪里拿到的？”她问。

我咽了一口唾沫，被她脸上的表情吓到了：“劳里给我的。”

她转而注视我：“你们和好了？”

“是的，他在这里，在跟里德说话。”我说，“我觉得他们在讨论展览的事。”

“我知道。我安排的见面。”奎克走进来，关上了门。让我吃惊的是，她走过来坐在我的对面，把酒瓶放在她的膝上。“这是劳里给你的？”

“为了恭喜我发表了《没有脚趾的女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的手指滑过瓶颈，在灰尘上留下一道干净的痕迹。“是瓶老酒。”她说。

“这我知道。奎克——”

“奥黛尔，周五晚上的事——”

我坐得更直了：“嗯？”

“根本不该发生。把病情告诉你，这事我做得一点儿也不专业。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自己。我并不需要关注。”

“但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看着我，目光锐利，但我并未因此退缩。“我想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影响？”

奎克忽然一阵痛苦发作，酒瓶重重地跌到她的膝头。“他们给我配了强力止痛剂，”她说，“除了接受我别无选择。我现在产生了幻觉，没法入睡。”

“你产生了什么幻觉？你看到了什么？”

我等待着，几乎不敢呼吸，我的手指从打字机上撤下来，放在膝头上休息。

她没有回答，我们无声地坐了好一会儿，墙上的时钟切割着我心跳的节奏。我决定冒险：“周五晚上，你说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那幅画。你还记得吗，奎克？”

奎克坐在那里，紧盯着自己的手。她的喉咙紧缩，辛苦地吞咽着。

“他到底有没有画过那些画，奎克——古根海姆那里的那些画？”

奎克仍然不语。

“如果他没有画那些画，是谁——”

“我所有的愿望，”她突然开口，声音带着明显的痛苦，“只是想看看。”

“什么？你想看什么？”

我惊骇地看着奎克松开了瓶颈上的手指，整瓶酒从她的膝盖间滑落，砸到地板上。酒瓶底部彻底碎裂，香槟在我们之间不断涌出，冒着泡流得到处都是。她斜着身子跳了起来，艰难地从面前的混乱中挪开。“我很抱歉，”她喃喃道，“我非常抱歉。”

“是意外。”我说。我盯着劳里送的酒瓶，躺在地板上的一摊香槟之中。酒瓶的墨绿色近乎发黑，参差不齐的边缘反射着头顶的灯光。我还一口未尝。我重重地咽着唾沫看向奎克，她面无血色。我知道谈话已经结束了，我不可能再追问了。她真的会故意打坏劳里给我的礼物吗？我扶她回她的办公室，她靠在我身上，她的手臂拽着我的手臂。我能轻易地透过她的皮肤感觉到她的骨头。如今我知道她得了癌症，我能明白奎克有多严重。但她的体内绝不只有癌症。我同样见证着她的心理重塑。

虽然奎克声称自己有幻觉和失眠，但我不会说奎克的意识正在模糊。同她的身体相反，她内心的版图正在无限扩张。在她的记忆某处降下了一座吊桥，她的过去如同士兵的脚步声般迫近。她想要说话，却无法开口。她找不到词语。

“帮忙锁门，”她说，似乎恢复了一点儿精神，“奥黛尔，酒的事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我会在遗嘱里补偿你的。”

她黑色的眼睛闪着黑色幽默。“你在温布尔登有一座酒窖吧？”我也开玩笑道，想帮她振奋精神。

“差不多吧。帮我把包拿来好吗？我得吃药了。”她慢慢地走到饮料桌旁，“喝点杜松子酒吗？”

“不，谢谢。”

我看着她倒了一杯，清澈的液体咕咚咕咚淌入酒杯，她深呼吸让自己振作起来。“这些药太厉害了，”我递给她药片的时候她说道，“我他妈的恨死它们了。”

她的粗话和她声音里的悲愤震撼了我。我强迫自己坐下来，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小员工，必须安静而温和。逼着奎克说出我想知道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自电话簿那晚之后我便猜想这事不可能了，如今我又多了一瓶打碎的香槟确认这一点。虽然很挫败，但我必须当她的空白画布。耐心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不过只要能让她说话，总好过沉默。

“威尼斯有个家伙叫巴罗齐，”她说，她在皮椅上坐下来，开始翻找她的香烟，“他为古根海姆工作。在斯考特先生的画作诞生的时候，佩吉·古根海姆正想在伦敦开一间画廊。”在积蓄力量继续开口之前，奎克花了一分钟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成功了。画廊在科克街，战后已经面目全非，画廊也关门了。”

“我明白了。”

“你不明白。问题是，她——或者她画廊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很善于保存档案。巴罗齐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通信，他寄给了里德，他高兴坏了。”

科克街。我知道这个名字——那张宣传册页上的地址。我的皮肤开始发麻。

“他现在可以证明斯考特先生的画是佩吉·古根海姆的委托作品，是《麦田里的女人》的姐妹作品。”

“姐妹作品？”

“他发现了一封寄给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电报，不知为何并未发出。收件地址是西班牙的马拉加，日期是1936年9月，询问她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能收到《麦田里的女人》的续篇，罗布尔斯称之为《露菲娜与狮子》的作品。巴罗齐承认罗布尔斯从未收到过这幅画的定金，不然斯考特先生很可能会有麻烦，显然他并没有任何购买证明，而古根海姆则会争取它的所有权。”

奎克聊起新发现的这一封电报让我惊讶不已，仿佛她自己家里的那封跟这一切完全没关系。她不仅表现得好像打碎香槟酒瓶并非蓄意破坏，还假装我们的电话簿之夜从未发生过。

“《露菲娜与狮子》，”我重复道，“这是劳里那幅画的名字吗？”

“里德是这样认为的。你听说过圣露菲娜吗？”

“没有。”

奎克啜饮着杜松子酒：“斯考特先生的那幅画跟那个故事完全吻合。露菲娜住在公元二世纪时的塞维利亚。她是一位基督徒陶艺家，她拒绝为当权者制作异教圣像，他们就把她同一只狮子一起扔进了竞技场。但狮子不想碰她，于是他们就砍了她的头。有了这个‘续篇’的声明，里德相信自己找到了斯考特先生的这幅画和著名的《麦田里的女人》之间的关联，这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罗布尔斯作品的看法。”

我注视着她，坚定地投入一场决绝的战斗：“但你告诉过我艾萨克·罗布尔斯没有画这幅画。”

奎克又吞下一颗止痛药：“我们还有一封电报，来自一位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家，宣布这幅画的确是西班牙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画作之一的姐妹作品，就是威尼斯古根海姆目前收藏的那一幅。”

“是的，但那张相片里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人。”

我等着奎克开口，但她没有说话，于是我继续道：“我认为她的名字是奥利芙·施洛斯。你家里的那封信上似乎是说，她被斯莱德艺术学院录取了，时间跟艾萨克·罗布尔斯作画的时期重合。我觉得是她画了《麦田里的女人》。”

“好吧。”奎克面无表情，我越发挫败了。

“你觉得她成功了吗，奎克？”

“成功什么？”她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

“你认为她成功去了斯莱德吗？”

奎克闭上了双眼。她的肩膀塌了下来，我等着她揭下面具，说出她在斯凯尔顿大厅里见到劳里的画时便在心中煎熬的真相。她终于要自白了——她为什么会有佩吉·古根海姆的电报和斯莱德的信——她的爸爸为什么会买下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画，而那画根本就是她自己创作的。

奎克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我都以为她没有呼吸了。她睁开眼睛。“我打算听听里德先生是怎么说的，”她说，“我觉得你也应该一起来。”

我失望地跟着她穿过走廊。但我又近了一步，我很确信。

我们敲了里德先生的门，被告知请进。劳里和他正面对面坐在扶手椅里。“有什么事吗？”里德问。

“如果要办展，巴斯琴小姐和我势必会在前线奔走。”奎克道。我看着她紧紧抓住门框，她在折磨自己。“我们最好旁听记点笔记，好了解你的计划。”

“很好，”里德说，“你们可以坐在那儿，女士们。”

我们看向他指的方向，角落里的两张硬木椅。要么他是在惩罚奎克，要么他就是对奎克的虚弱视若无睹。我坐下来的时候跟劳里四目相对，他看起来很兴奋，他为自己那幅画的前景激动不已。《露菲娜与狮子》放在壁炉上，我仍同第一回见到它时那样震撼，画中的女孩和她手中的断头早已将我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如果劳里没有利用它来跟我约会，我们这些人今天会坐在这里吗——奎克会如此崩溃吗，虽然她坚持那是因为癌症和止痛药？

狮子就坐在里德脑袋的正上方，同许多画作中的一样威严而冷酷。但今天，它看起来特别驯服。我盯着远山里的白色小屋，它漆成红色的窗户，和周围辽阔多彩的田野比起来是那么渺小。露菲娜捧着她的第二颗头颅站在那里回头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三十年前，艾萨克·罗布尔斯和一个我相信就是奥利芙·施洛斯的女孩为了拍照，也站在同一幅画的前面。艾萨克和奥利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忍不住看向奎克。她看上去似乎从早先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了，人坐得笔直，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双眼注视着画作。不论真相是什么，我觉得她好像不打算提出异议，让展览继续进行，我对她的投降大惑不解。

“正如我之前说的，斯考特先生，”里德继续道，“三年前，佩吉·古根海姆的所有威尼斯藏品曾短暂出借给泰特美术馆展出。那幅《麦田里的女人》在泰特美术馆的墙上公开展览的时候，您这幅罗布尔斯的画作还名不见经传。如果早点知道，能将它们放在一起展出该多好啊。当时英国政府和意大利当局为了这次展览来来回回沟通了好久。”他说，“主要是税务问题。但那次有一百八十多幅画，而我只要求借三幅。所以好消息是，他们答应借给我们罗布尔斯的画作了。”

“真是个好消息。”劳里说。

“太棒了，简直如虎添翼。我希望新闻版和艺术版都会报道我们的展览。我们会借到《麦田里的女人》，一幅名为《果园》的风景画，还有一幅我没有注意到的相当精彩的——他的《绿色自画像》。最让人兴奋的是，《麦田里的女人》和《露菲娜与狮子》的再度合体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看法。”

“为什么？”

“露菲娜是一对姐妹中的一个，”里德道，“另一个叫贾丝塔。”

“贾丝塔？”

“故事里的贾丝塔被扔到井里挨饿。我相信《麦田里的女人》其实讲的是圣贾丝塔的故事——而且画里只有一名女孩，而不是两名。我们看到的是受罚前和受罚后的贾丝塔，曾经很快乐，之后很痛苦。她周围碎掉的壶证明了这一点。那是维纳斯女神碎成两半的面具，神话中也有这个情节。”

“我明白了。”劳里道。

“关于麦田中的女人置身的那个圆圈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些艺术史学者说是源自但丁，有些人说它代表月亮——还有人觉得它代表了地球的形状，特别是跟周围那些森林动物在一起。但我相信她实际上是躺在一口井的底部，如同神话里说的那样。这里，”他说，递给劳里四页纸，上面是四张画的复印本，“罗布尔斯不是唯一一个以露菲娜和贾丝塔为题材的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奎兹、苏巴朗、穆律罗、戈雅，这四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都画过这对姐妹。我正试着借到这其中的至少一幅，让展览更翔实。”

“你觉得你能借到吗？”

里德站起来搓着双手。“也许吧，也许。我真的期待能借到。”他微笑着，“一定会很了不起。也许罗布尔斯也知道其他这些画。我跟拥有这些画作的画廊说，我打算通过神秘的贾丝塔和露菲娜姐妹来检视其中折射出的西班牙病理学。”

“西班牙盛产颠覆性的艺术家。”奎克道。

“是的，”里德说，他一只手靠着壁炉，看她的眼神更温和了，“创作对抗现实。看看戈雅，他会画一只狮子亲吻她的脚趾。你能想象换作达利会画出什么来吗？”

“但为什么古根海姆的这幅罗布尔斯会叫《麦田里的女人》，而完全没有提到圣贾丝塔呢，如果我这幅真的是《露菲娜与狮子》呢？”劳里问。

“也许是哈罗德·施洛斯给它起名叫《麦田里的女人》，而不是艾萨克·罗布尔斯，”里德道，“罗布尔斯也许会简单地叫它《圣贾丝塔》。我们没机会知道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给它起名字。”

提到哈罗德·施洛斯的时候，我又瞥了奎克一眼。她低着头，正在揉太阳穴。我不知道她是否需要另一颗止痛药。她似乎决定尽可能配合里德的计划，尽管痛苦显而易见。

“施洛斯是个精明的商人，”里德继续说，他开始在我们中间踱步，“为了让古根海姆买下来，他也许想让画作更吸引人。她之前没有买过多少画，他不想吓走她。就像毕加索本来给《亚维农的少女》起名为《亚维农妓院》，他的策展人改了名字，显然也是为了让它更吸引人。而且施洛斯可能并不知道贾丝塔和她的井还有一幅姐妹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艾萨克·罗布尔斯想要透过这些画作传达的信息被弄丢了。”

“那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呢？”劳里说。

我再次望着奎克，她现在正盯着里德，脸上毫无表情。

“我认为罗布尔斯对这则神话很感兴趣，”里德道，“而找到罗布尔斯在古根海姆和萨里之间的这层联系，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罗布尔斯的艺术创作，重新阐释他的画作主旨——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重新定义他。这个展览主题也许是‘被淹没的世纪’，但我们仍会尝试理解它、阐述它。”

“重新定义他？”

“这种事从未停止过，斯考特先生。别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忍受一个毫无新意的自己。人们的审美一直在变，我们必须领先一步。我们的这场回顾展正在让一个艺术家起死回生。我们将有机会解释罗布尔斯对于光荣的国家历史传统的觉醒——如同维拉斯奎兹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但同时他又是当代艺术中一颗英年早逝的国际新星。”

“您已经全部计划好了，不是吗？”

“这是我的工作，斯考特先生。我无法告诉你他想要传达的具体是什么，但我想用政治视角来看待您的这幅画。露菲娜，一位桀骜不驯的高尚工人，对抗着法西斯主义猛狮。看看这个，”他说着，又递给劳里另一封信让他看，“巴罗齐从古根海姆基金会寄给我的。哈罗德·施洛斯再度来到巴黎时写给佩吉·古根海姆的，那时候她已经回纽约了。”

“斯考特先生，”奎克开口道，两个男人都吓了一跳，“你可以念出来吗？巴斯琴小姐和我都还没看过。”

劳里同意了。

亲爱的佩吉：

原谅我没在您离开巴黎之前跟您取得联系。自从离开西班牙回到巴黎，所有事情都变得举步维艰。我想把露菲娜一起带出来，但失败了。我知道您是多么期待看到它，真的十分抱歉。

我还有两幅克利早期的作品您也许会感兴趣——我自己不会去维也纳，但已经在安排把它们寄到伦敦——或者也许，假如您要在纽约处理事情待上一阵，并且对它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直接把它们寄到纽约？

衷心祝福，一如既往

哈罗德·施洛斯

劳里抬头看着里德：“他完全没有提到罗布尔斯。”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我想把这封信放大，挂在画廊的一面墙上。我们可以推敲看看罗布尔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

“我不觉得他熬过了战争，否则我们一定会在战后听到他的消息。那段时间西班牙南部轰炸惨烈，如果说罗布尔斯其他的画作都毁于战火了，我们可以认为罗布尔斯画作的付之一炬正反映了艺术家自身的消亡。”

里德双手放在背后重新开始踱步，旁若无人地阐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喻延伸开来，包括伊比利亚的战火和接下来的世界大战。这个男人不仅作为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他代表着西班牙的未来，却被泯灭了。”

劳里双腿交叉，语气严厉：“可你并不确定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在战火中毁掉了。你不能将展览建立在谣传的基础上。他们会笑话我的。”

“他们不会笑你的。大家都喜欢谣传，斯考特先生。相比事实，谣传的潜力大多了。而事实是，我们的画作数量很有限。另一个事实是：哈罗德·施洛斯回巴黎时身上并没有带着《露菲娜与狮子》。它会在哪里？这时候就轮到你登场了。”

“我？”劳里说。他声音里的某种东西让我不得不转身。我看向奎克，她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劳里，显然她跟里德想法一致。

里德走到劳里的对面坐下，口气更温和了：“我觉得哈罗德·施洛斯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留在西班牙了，而那幅画被他在逃亡中弄丢了，被人偷了或者他自己一时大意。艺术经纪人很少会如此坦白自己失去了一幅画，像他信里写的那种情况。一般他们都是能说会道的滑头。我觉得哈罗德·施洛斯回到巴黎的时候一定气坏了。”

“你觉得那幅画留在了西班牙？”劳里说。

“嗯，施洛斯似乎已经失去了那幅画。他没有理由跟他最好的买家撒谎。可有一点我不清楚，斯考特先生。跟这幅画有关的下一个人是你母亲，但显然我们弄不清楚她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

劳里抬头注视着那幅画，又低下头看着空荡荡的壁炉。“它一直挂在她的墙上，”他轻声说，“我记得它一直都在那里。”

“也只好这样了，”里德叹道，“好吧，我们可以对着这个问号借题发挥。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一幅艺术品从西班牙内战和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出现在萨里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其中有很多浪漫的可能性。”

“你觉得艾萨克·罗布尔斯最后怎么样了？”劳里问。

“里德先生，”奎克说，她严肃而清楚的声音穿过了整个房间，“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安排？你计划什么时候举办这次展览？”

里德朝她转过身：“古根海姆的人两周内会把授权和画一起寄来。收到之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两周内开展。”

奎克低头看着她的日程表：“一共四个星期？太荒谬了，根本来不及。”

“我知道，玛乔丽。但我希望如此。”

我看着奎克在日程簿上标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的手微微颤抖着，钢笔在纸上打了一个粗黑的叉。

14

那天晚上，劳里和我搭火车去了萨里。他告诉我他卖掉了自己的名爵车。“反正我也不怎么用。”他说，但仍语带留恋。我觉得他出售母亲这幅画作的压力大概比我原本想的还要大。

火车离开滑铁卢站的时候，我把里德的影印件放在膝头，我看着这四幅早期西班牙画家的露菲娜与贾丝塔。我喜欢戈雅笔下那头顺从的狮子，但总体上说维拉斯奎兹的那幅是我最喜欢的；年轻的女孩有着乌黑的头发和神秘莫测的眼神，手心朝上捧着两只小碗和一个盘子，另一只手上握着一大束羽毛。维拉斯奎兹跟罗布尔斯一样，只画了露菲娜一个人。我继续去看哈罗德·施洛斯的信件复印本。施洛斯的信是手写的，开头部分很整齐，后面变得几乎难以辨认。原本圆滑的弧度和流畅的曲线接着各种删改和墨渍。我不觉得这封信会出自一个快乐的男人之手。

“我们到了。”劳里说。

我们跟鲍多克山站下来的普通乘客不同；男人们大多年近五十岁，大腹便便，戴着图章戒指，胳膊下夹着份《每日电讯报》，手提雕花公文包。女人们则身着乡村粗呢服，中等年纪，表情冷淡，她们刚结束镇上一天的工作回来，思绪牢牢地藏在自己的手袋里。

“你们走了以后，里德说他可以试着帮我把画卖掉。”劳里打开车门扶我下车，“收一笔佣金。”

“他觉得能卖多少钱？”

“很难说。‘艺术品总是跟交易其他东西不同，斯考特先生’，”劳里学着里德在稳操胜券时那种傲慢的语调，“他说这跟出售一幅凡·高晚期画作不同。”

“什么意思？”

“嗯，显然所有人都想买一幅凡·高的作品。《露菲娜与狮子》则完全另辟蹊径。里德说他不想低估它，但也不想言过其实。他说买卖总是有风险的。”

“可他对那幅画那么有热情。”

“从艺术史来看，或许吧。从个人喜好来看，是的。但作为拍卖商他应该不想让我期待过高。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艾萨克·罗布尔斯的。”

“你可以把它捐给一个公共机构。”

劳里笑了：“奥黛尔，我现在身无分文。”

那一天我没有机会再跟奎克说话。跟劳里和里德的会议一结束，她就很快回家了。她说自己头痛，但我知道肯定不只是这样。我很为难，我想跟劳里在一起，想陶醉在和好后的冲击和晕眩之中，陶醉在明白一个人对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快乐中，以及差点儿失去他们又失而复得的激动之中。但同时，我也是唯一知道奎克身体恶化的人，她的痛苦似乎越发加剧了，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她。

“你还好吗？”劳里说。

“只是在想奎克，”我说，“她——状况不是很好。”

“她看上去很不好。”

我们沿着车站前的小路走的时候，劳里凑过来吻我的脸颊。我们身后传来倒吸一口气的声音。我回头，是一个穿粗呢外套的女人，她竭力装出没有发出声音的样子。

“来吧，”劳里低声道，“让我带你离开十八世纪。”

但这儿并不是十八世纪，对吧，劳里？这是1967年9月末，在萨里的鲍多克山，你吻我必定会招致非议。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儿，我们根本不被允许接吻。

我们走近他家的时候，灯都亮着。“噢，天啊。”他说。我回过头，劳里看上去发自内心地害怕。

“怎么了？”我问。

“我以为格里不会在这里。我们得走了。”

“我不想走。”我说。

“奥黛尔，格里不是——我不觉得他——我只想提醒你。”

“让我猜猜看，因为我是黑人吧。”

“噢，天啊，这一定会变成一场灾难。他——很老派。”

“那我们应该很合得来。”

“不会的，你不必非得——”

“劳里，我不想让你保护我。让我自己来评判格里这个人吧，就像他也会评判我一样。”

该怎么形容格里呢？浑蛋格里，乐天格里。他一看到我，脸上一亮。“我以为劳伦斯是个同性恋呢!”他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格里可能也是个同性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男人；那种英国上层阶级的特殊群体——如此做作，如此伍德豪斯，在这个疯子面前没人敢眨一下眼睛。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格里都敢说。他过胖，但帅气，他似乎正将自己封闭起来。我能闻到悲伤的味道，六个月之后，你将发现他成了倒在地上的一摊皮囊。

“我知道你在画廊工作，巴斯钦小姐？”他说着，又倒了一杯威士忌。

听到格里叫错了我的名字，劳里的脸部抽动了一下，我看到他打算纠正他的继父。“没错，”我迅速回答，“我是打字员。”

“在这里定居了吧？”

“是的，先生，快六年了。”

“奥黛尔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劳里道。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迫切，这实在让我厌烦。我知道劳里想做什么，当然——将我重新包装成这个男人能理解的样子。但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父亲的身份来介绍自己，我觉得格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受了我。出于某种古怪的化学作用——或许是因为我正待在他的屋子里——尽管格里不时会在无意中表现出肤色等级观念，但他似乎没有把我放在其中排顺次。也许他将我归入了白人的行列？也许他更喜欢刺激，借此回忆他殖民时期的时光？或者只是因为他喜欢我。不管是什么，我感觉自己被接纳了。

我们吃了一顿提心吊胆的晚餐——嗯，劳里在提心吊胆，格里和我只是在摸索。至少他没有再提到卡利普索民歌——也没有提到邦戈鼓和我流利的英语。

“我们去过一次加勒比群岛。”劳里收盘子的时候格里说。他喝完杯中的威士忌，然后盯着酒杯看。

“你喜欢那里吗？”我问。

格里似乎没听到我的问题。“牛津毕业后我就在印度工作。”我看着劳里的表情仿佛桌布上有道闪电，“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我染上旅行的嗜好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可能被什么虫子咬了。印度很美，但生活也很艰难。热得不可思议。”

“你去了加勒比的哪些岛屿？”我问。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猜也许本来就是。”

“奥黛尔问了你一个问题。”劳里说。

“没事。”我说。

“牙买加，”男人答道，眼神犀利地看着他的继子，“我不是老糊涂，劳伦斯，我听到了。”

“我没有去过牙买加。”我说。

格里笑了：“太稀奇了。我还以为你们全都在岛屿间跳来跳去。”

“不，先生。我去过多巴哥、格林纳达岛和巴巴多斯，其他的岛我不熟悉。我对伦敦的了解远胜于牙买加。”

格里伸手去拿威士忌。“我没想要去那儿，”他说，“但萨拉说大家都会去牙买加。她喜欢热带，也需要它，我们就去了。我很高兴我们去了。那儿的沙子非常柔软。”

劳里夺过威士忌酒瓶。“一起去听我们带回来的那张唱片吧。”他说。

“萨拉是谁？”我问。

格里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劳伦斯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告诉你吗？”

“谁的名字？”

“他的母亲，”格里说，劳里转身的时候他叹了口气，“我美丽的妻子。”

15

劳里冲上楼梯，一次三级台阶。

“你有什么问题？”我说，“他非常想念她，他想谈到她。”

劳里在楼上停住脚步，一个转身对我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圣人。”

“我不会的，劳里。”

劳里似乎在跟某个想法作斗争。他看上去半是害怕，半是愤怒。“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继续说，想安慰他，“我妈妈总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从遇到的每个人中看到他的脸。你得耐心一点儿。”

“她是我母亲。”

“当然。”

“是我发现她的。在那边的房间里。”

“噢，劳里。”

我转身看着他手指的那片黑暗，感到一股异常的厌恶和退到反方向的强烈愿望。但我没有动，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害怕。“格里现在就靠着威士忌和膏药过活了，”我说，“你要对他好一点儿。”

“那我怎么办？”

“我会对你好的。”我答道，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并排躺在劳里的羽绒被上，听着格里在我们楼下走来走去，直到一扇门关上，整个房子变得寂静。“你不该住在这里。”我说。

“我知道。”他侧身面对着我，手肘支撑着头，“但我只有这些了。这个地方、格里和一幅画。”

“还有我，”我说，“你还有我。”

他的手温柔地拂过我的侧脸。窗户仍旧敞着，我听到枝头一只画眉悦耳轻快地歌唱，仿佛已是黎明。“来吧，大作家。你最喜欢哪个词？”他问。

我明白他想转移话题，便顺着他说下去：“你是让我选吗？好吧，公寓。”

他笑起来：“你等着我呢——我就知道。很无聊的词，奥黛尔。”

“才不是，它很温暖。‘我的公寓又干净又舒服。’你呢？”

“云。”

“太老套了吧。”我说，手指慢慢靠近他然后捏了一下。

我们继续聊天——这会儿，我们把母亲们、继父们还有画像们全忘了，至少先抛到了一边，将它们尽可能地放逐到记忆的边缘。我们聊着英语要是用得好该有多么美——如此丰富、微妙又不合常理。hamper既表示“妨碍”也表示“大篮子”，turn这个词乍看很无聊但其实很有深度。我们讨论起最喜欢的拟声词：frizz、sludge、glide、bumblebee。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地同另一个人单独待在一起过。

听着画眉在树上的歌声，我们转而玩起一种“小鸟网球”的游戏，手握手作为球网，每说出一个鸟名就亲一下。从千鸟到田夫鸟、蜜旋木雀、云雀、缨冠蜂鸟、隼、侏儒鸟和鹰。他的手抚摸我的皮肤，杓鹬、黄鹂；我的手也抚摸他的皮肤，啄木鸟、鹪鹩。然后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它们的名字化作一个个吻，一段寂静拼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次日清晨，我醒得很早。劳里仍在熟睡，表情很平和。我想起了他进入我身体时的那种震撼，初次的那种感觉永远不会再有了。我穿上了我的内裤和他的衬衫与羊毛外套，滑下床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走到浴室。格里知道我住在这里吗？万一现在撞到他会多么羞耻!

我去上厕所，在两腿之间摸了摸：一小团已经干了的血，更明显的症状是胃部的疼痛，偏下方一阵轻微的隐痛——被打开后的瘀伤。我从未与一个男人赤身相见，也从未被如此抚摸过；一个人在经历了如此愉悦的事情后也许会感到痛苦，这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越过了一道边界，我很轻声地告诉了他，我爱他，劳里把他的耳朵凑到我的嘴边，说：“你可能要再说一遍，奥黛尔，因为我上年纪了，听不太清了。”于是我又说了一遍，比刚才稍微大声了一点儿，之后他吻了我。

我看着自己的腕表：早上五点半了。楼下传来格里的鼾声。我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地方，我想道。在萨里深处一个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洗手间里小便，下方正对着一个名叫格里的人的脑袋。我从没料到过会发生这种事，而我很高兴这些事发生得毫无预兆。如果事先知道，我很可能被它们的诡异之处吓到，它们也就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了。

上完厕所，我开始洗手洗脸，抹了一点儿肥皂在大腿根部。我忽然很想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帕梅拉，把我的八卦当作礼物送给她，让她的生日礼物物有所值。

我从浴室出来，犹豫着要不要回到劳里的房间。我往右转，看着长长的走廊。不会有别的机会了，这点我很清楚，劳里醒过来以后是不可能带我去那儿的。但对我来说，好奇已压倒了一切。

门半开着。那是她的卧室，萨拉的卧室，能看出来。梳妆台上还留着几支口红、一只贝壳形状的银色粉盒、平装小说和老杂志。窗台上摆着瓷器和玻璃饰品，花瓶里的花已经枯萎了。窗帘拉开着，太阳尚未升起。裸露的树木被薰衣草色的天空折射出圆弧形的影子。

我看着床榻。事情是发生在这里吗？我很庆幸这里没有死亡现场的感觉。我为这两个男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失去她的两人明显已经陷入迷茫——或至少处于迷惑之中。格里是对的——劳里一直对母亲的事闪烁其词。只有现在，跟他和他继父一起待在这栋房子里，我才明白萨拉和她的第二段婚姻，还有她的死亡，对劳里的影响有多深。

房间一角有个衣橱。打开后，一股樟脑味直冲到我的喉咙深处。里面只挂着一条考究的红裤子，我把它拿出来在自己身上比比。如果这是萨拉的，我估计就是她的，她应该很瘦小，裤子才到我的小腿处。料子是猩红色的羊毛，很多地方都蛀了，胯部尤其严重。但这仍是一条时髦的裤子，让我想到了奎克。她也会喜欢这种裤子，不管胯部有没有蛀虫。

“穿不上去的，你知道的，”一个声音说，“可我不忍心把它扔掉。”

我吓了一跳。门口的人是格里。他头上竖着乱蓬蓬的沙色头发，巨大的身躯裹在一条深蓝色的睡袍里，下面露出毛茸茸的腿和光脚。我一边尴尬地咕哝了些不知所谓的话，一边把裤子放了回去。我感觉很糟，之前还以为格里会二话不说就把妻子的东西扔得一干二净。这个地方是他的小小神龛，他也许每天早上都会到这里来，而我却不请自来。此刻我的感觉已不只是羞耻了。我在这儿过了夜，还穿着男人的衬衫和毛衣——我在他的屋檐下做爱。还好劳里比我高出许多，我才没有看上去太失礼，但我这模样跟把性爱刻在额头上也没什么两样，实在太露骨了。

但格里似乎对继子和女友的作风问题没有兴趣。也许他比我以为的要更现代，或者就是他因为悲伤而陷入混乱和宿醉之中，根本不在意我们的事。他轻轻地走进来，冲我摆摆手。“别担心。”他说道，重重地坐在了床尾。我手里还拿着那条裤子。“你可以到处看看。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在很多方面。”

格里那忧郁的表情和圆圆的肚子让我想起了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镜中奇遇》里的矮胖子。而我觉得自己就像爱丽丝，不论转到哪个方向都会遇到谜题和挑战。

“我很抱歉，”我说，“我不该进来这里的。”

“没关系。劳里其实没有谈到她，是吗？”

“不多。斯考特先生，我可以问——”

“我不是斯考特，”格里说，“那是萨拉娘家的姓。”

“噢。”

“劳伦斯更想用她的姓，”格里摇着头说，“但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你没法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唯命是从。我从没了解过真正的他。”

“他没有选择他父亲的姓？”

格里敏锐地看着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学校里管自己叫施洛斯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站在原地，愣住了，红色的裤子瘫软在我手中。“施洛斯？”我重复道，“劳里的生父姓施洛斯？”

格里被我的音量吸引，抬头看着我：“嗯，严格说来，是的。萨拉在他出生伊始就让他姓斯考特，但他的父姓是施洛斯。她的第一任丈夫可是个奥地利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奥地利人？”

格里看上去很困惑：“你好像被这些消息弄得很心烦。一切还好吗？”

“噢，我没事。”我说，我穿着劳里宽大的羊毛外套，抓着他死去母亲的裤子，试着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好像一点儿都不在意劳里父亲的事。

“她回到英国后生下劳里，稳妥起见让他姓了娘家的姓。那年代没人会相信一个德国名字。”

“她前夫的名字叫什么？”

“哈罗德，可怜的浑蛋。天啊，我没法去想过去的事。萨拉从来不说起那些事，但现在我看着劳伦斯，觉得她或许应该说出来的。在他父母的事上，他变得很病态。”

我试着回忆里德提到哈罗德·施洛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可我不记得劳里当时有任何奇怪的，或认出这个名字的反应。不过他问起了里德是否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他父亲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格里阴森地笑了，露出长长的门牙：“他没有跟你说起很多，是吧？嗯，那是个敏感的话题。”

“显然。”

“也许你们没有太多说话的时间。我一度也是这样。”

我试着把脸上的红晕变成一个虚弱的微笑，一半的我想逃走，一半的我想继续跟这个男人打听其他劳里没有告诉过我的事情。“他不说有他自己的理由，”格里说，“要一个男人去回想他根本不记得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劳里从没见过他。”他一手捋过自己的头，递给我一个眼神，“哈罗德·施洛斯变成了希特勒，就是这样，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

我还想接着说，但格里站了起来，黄色的脚指甲踩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现在讨论这些实在太早了，”他说，“我要出去散散步清醒一下。我建议你回去补觉。”

16

我回到了劳里的房间。他动了一下，微笑地睁开眼睛，伸手要把我揽入温暖又皱巴巴的被窝。我站在床边。“怎么啦？”他说，微笑逐渐退去，“有问题吗？”

“你是劳里·施洛斯，”我说，“你父亲卖掉了《露菲娜与狮子》。你就是这样拥有那幅画的。”

我承认，讨论这件事应该有更好的方式——你父亲这你父亲那的——在清晨六点一刻讨论一个劳里从没见过的已经去世的男人。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劳里肯定是诚实的，甚至在奎克质疑的时候为他辩护。而我如今意识到，劳里不仅在回避关于他母亲的问题，也在回避他母亲拥有这幅画的缘由。

劳里放下手，打量着我。“我是劳里·斯考特。”他说。他闭上了眼睛，“你跟格里聊过了。”

“你撒谎。”我说。

他再次睁开眼，用手肘撑起身体：“我他妈的才没有说谎。我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

“但是为什么？你父亲的身份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一言不发，“劳里，你真的把你的车卖了吗？”

他揉揉眼睛，皱起眉，似乎试图看得更清楚：“是的，我真的把车卖了。格里肯定会卖房。那时候我怎么办？”

“他永远不会卖了它。走廊那头有一间你母亲的专属房间，那里甚至还留着她的衣服和化妆品。”

他的眼中现出疑惑：“你怎么知道的？”

我慢慢地在床边坐下：“我就是在那里遇到格里的。”

“你在四处窥探吗？”

我尴尬地转过头去：“他告诉我你母亲在战争时期用了她娘家的姓给你起名字。里德提起哈罗德·施洛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呢？”

他朝后躺到枕头里：“那会让事情变得过于复杂。”

“那会让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你就是那样得到这幅画的。这幅画的由来和所有经过。”

“也许对里德来说会很简单，但对我来说不是。”他把双手扣在一起握成一个拳头，“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他，奥黛尔。我的家族从来不讨论这些事。如果你这辈子从来不讨论某件事，你觉得你能忽然就开口讨论起它吗——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是跟一个想要你的画的陌生人？”

“但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奥黛尔。我不知道该怎么讨论发生在我出生以前的事。”

“但你母亲肯定说起过他？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我知道他的名字，仅此而已。我知道我母亲回英国的时候也改了她自己的名字。她和我一起过了十六年，然后格里来了。我不打算为了取悦埃德蒙·里德而认一个死人当父亲。”

“好吧，我很抱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

“我只是……”我想到了奎克，“我只是想弄清楚这幅画，如此而已。”

他坐了起来：“我母亲从没告诉过我她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奥黛尔。我没有撒谎。我唯一的猜测是，我父亲没能把画寄给佩吉·古根海姆——然后在离开西班牙的那段混乱时期时，我母亲带着它一起来到了英国。”

“如果他当时在巴黎而她在伦敦的话，他们的婚姻怎么样了？”

劳里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来了伦敦，他留在巴黎。然后德军占领了巴黎。我母亲在嫁给格里之前甚至从来没有戴过婚戒。”

“而你从没问过她这件事吗？”

“我问过，”他说，语气很生硬，“她不喜欢我问这个，但她告诉我他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三岁的时候听过这段说辞，十岁、十三岁——你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类似的话，这话就变成了事实。”

“也许她不想让你太难过。”我说。

劳里露出可怕的表情：“我从来不觉得我母亲为我真正着想过。我猜要么是他自己走了不愿跟她再有联系，要么就是她主动分开的。愿望是美好的，她和我，一起对抗全世界，但慢慢我就无法忍受她的过度保护了。她还说我是她的第二次机会。”

“她就只说了这些？”

“你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会跟她那样的人讨论这些事。很多人都没有爸爸，你知道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寡妇到处都是。你不会追着别人的痛苦不放。”

“当然。”我知道我该住口了。我想问问萨拉有没有跟他谈到过奥利芙；那段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就像我跟辛兹讨论过的那样，一个姓施洛斯的女子很可能是哈罗德·施洛斯的女儿——但劳里从没提到过他有一个姐姐，不管她比他大多少。而如果劳里对哈罗德的了解就只有他说的那些，那么不知道姐姐的事也不算意外。我看着他，试着从他的脸上找到奎克的影子。我无法想象自己说出他和玛乔丽·奎克可能是亲戚的样子。

劳里叹气：“我应该告诉你的，但我们的关系起起伏伏，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些。我很抱歉你碰到了格里，我希望他至少穿着他的睡袍。”

“是的。”

“万幸。”

“我可以进来吗？”

他掀开毛毯让我窝进去。我们沉默地躺了一会儿，我在想如果我没有问，劳里会不会告诉我他父亲的事。我们的关系进展得很快，我必须思考这件事到底重不重要。无疑，劳里仍旧是我的劳里，不管他的父亲是谁。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刺痛，因为我对他的不了解，以及他对我的保留。我想我也同样对他有所保留。“我们坐在火车上看哈罗德的信。”我对着他的肩膀喃喃道。

“我知道。”

“你看着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我有点难过，关于生命的轨迹。”

“是的，”我说，再次想到了玛乔丽·奎克，“你从来不清楚一切要怎么收场。”

17

星期一，奎克打电话请了病假，直到星期三仍没有回来上班，我跟帕梅拉一起为展览开幕式作准备，无法抽身去她家探病。里德为《被淹没的世纪》拟了一份冗长得不可思议的嘉宾名单，并让帕梅拉和我负责邀请工作。里德希望获得媒体报道、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关注——他想让斯凯尔顿成为一个很酷的、很成功的、汇聚财富的地方，而《露菲娜与狮子》将助他一臂之力。这个展览结合了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有谣言说一位内阁大臣也可能会出席。不能不说的是，《露菲娜与狮子》作为一个学术挑战和美学样本当之无愧。里德还为画作定制了画框，也许是这幅画的第一个画框。他很有品位，选了黑色的桃花心木，衬得露菲娜更加光彩夺目了。

朱丽亚·克里斯蒂已确认出席，画商罗伯特·弗雷泽也会来。作家昆廷·克里斯普、罗尔德·达尔和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也都在受邀之列。我觉得邀请贾格尔有点出乎意料，但帕梅拉指出今年早些时候，滚石乐队因为涉毒被拘押，报纸报道说他随身带着四十支香烟、一条巧克力、一盒拼图和两本书进监狱。帕梅拉知道滚石的所有事情。她告诉我，米克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西藏的，第二本是讨论艺术的。

正如里德预料的那样，报纸报道了展览的故事。《每日电讯报》在第五版头条刊登了题为《西班牙圣人和英国狮子：艺术专家是如何拯救伊伯利亚瑰宝的》的报道。作者写道，一栋英国民居里发现了一幅杰出的、消失已久的画作，作者是下落不明的西班牙画家艾萨克·罗布尔斯，艺术史学家兼斯凯尔顿艺术学院院长埃德蒙·里德将公开展出该画作。我想知道劳里会怎么看最后这句话——或者更想知道奎克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帮里德实现了他的愿望。里德独占风头，这让我很气愤，但我却也不觉得意外。

《泰晤士报》的艺术记者格雷戈瑞·赫伯特写了一个长篇报道，关于艾萨克·罗布尔斯这样重见天日的艺术家们，以及《露菲娜与狮子》这类画作是如何反映并开拓了我们对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认识。赫伯特受邀观看了预展，他站在画前，告诉我们他参加过1937年的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政府把志愿军送回家之前，他在那里打过仗。

在奥斯维辛和广岛，赫伯特写道，伤亡人数都记在本子上或刻在墓碑上。在西班牙，共和党人的伤亡人数只能铭记在心里。战争失败者的记名墓碑寥寥无几。为了生存，伤痛只能藏在心里，成为恶毒大地上的心灵伤疤。凶手们仍旧生活在他们的受害者的家人附近，邻里之间，二十个幽灵正在村路上挪步。悲痛渗入土壤，只有幸存者隐忍的举动才能揭示他们所遭受过的创伤。

即便在今天，巴勃罗·毕加索仍与安达鲁西亚的马拉加城保持距离，尽管他是那里最著名的子弟。西班牙分裂时，许多艺术家逃过一劫，他们流亡到法国或美国，而不愿在国内被孤立或陷入牢狱之灾，甚至被杀害。多彩的生命就此陨落，艺术界同样如此。对于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来说，逃亡为时已晚。我们只能猜想他的安达鲁西亚同胞——画家艾萨克·罗布尔斯，可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西班牙的往事是屠夫砧板上一块正在发霉的肉。战争结束时，人们被禁止回顾和观看盘旋的苍蝇。很多人就发现他们根本不能转头，也没有语言能够形容他们的痛苦。但至少还有画保留下来：《格尔尼卡》，达利和米罗的作品——还有现在这幅《露菲娜与狮子》，一则西班牙寓言，见证了这个美丽的国家曾经如何自相残杀，怀抱着自己的头颅，注定永远被猛狮追捕。

读完赫伯特的文章后，你可以想象艾萨克·罗布尔斯很可能会成为收藏家们的炙手画家，这位低微的画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画作售价将如此高涨。赫伯特看上去对画的意义相当有把握，他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意在对自己的国家作出政治批判。但我觉得这幅画跟《麦田里的女人》中的贾丝塔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信息似乎变得私密了——甚至带有性意味。

那个星期四，巴罗齐和其他古根海姆工作人员带着画从威尼斯来到了这里——一个艺术大使团，礼物和西装都很考究——奎克仍没有回来上班，里德气急败坏。

“她身体不好。”我说。奎克没有接电话。离展览开幕越近，她越是退缩一旁。虽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开幕式会令她彻底崩溃，但我还是希望这能让她开口，将她的秘密公之于众，无论后果是什么。

“我不管她是死是活，”里德怒道，我为他精确地道出死亡而颤抖，“这是我二十年来在斯凯尔顿最重要的活动，她竟然都不露一下面？”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拒绝出借戈雅的画，那段时间他暴躁到了极点。“那么我应该找修道院里的哪个人商量穆律罗的画？”有一个下午他的声音从开着的门里传出来。

奎克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德亲自指挥了布展，他让帕梅拉和我负责煮茶，清理盒子、打包箱和细绳。我记得威尼斯人非常友好，只是有点不适应伦敦的寒冬。“你去过威尼斯吗？”他们中的一个问我。

“没有。”我说。

“一定要去。那里的街道就像剧场一样。”

艾萨克·罗布尔斯和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的照片被放得很大，覆盖了四张大木板。两名档案管理员试着把它固定到画廊最里面的那面墙上。没有人敢指出相片其实是对焦在那名微笑的年轻女士身上的，她手拿笔刷，脸孔微微模糊。“我们只有他这张照片，”里德说，“只能用它了。”

威尼斯人把他们带来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作品从箱子里取出来，帕梅拉倒抽了一口气。

“噢，奥黛尔，”她说，“看啊。”

《果园》确实值得惊叹。它比我想的要大出许多，至少长一米五、高一米二，相当震撼。过去三十年里，它的色彩保存得很好——生机勃勃，其中的情感十分现代，仿佛是昨天刚画好的。画里错落的田野跟《露菲娜与狮子》很像，但细节处很超现实，精细的写实大地衬托着恢宏的抽象天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一个威尼斯人承认说。

“它美极了。”

“里德先生想把它挂在哪儿？”

我看着平面图。里德希望《露菲娜与狮子》和《麦田里的女人》挂在同一面墙上，后者仍在箱子里没有拆。《果园》因为尺寸的关系，不可能再跟它们挂在一起。“暂时先放这儿吧。”我请威尼斯人把画先稳妥地放在画廊的一个角落里。

虽然在布展空间的那天过得很兴奋——像巨型圣诞节那样拆开木箱；到处都是木屑和钉子，有一种大场面的神奇感——我还是感觉很不安。是的，这是艾萨克·罗布尔斯在伦敦的首个展览，自然相当重要——但更麻烦的是，奎克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根本没有画过这些画。

我信步走到画廊另一头，想再看看那张照片。我站到我确信是奥利芙·施洛斯的那个女人面前，她的身后是画了一百年的《露菲娜与狮子》。我觉得自己必须弄清楚这张照片的意思，它是揭秘那幅画以及奎克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关键。我从那个女孩微微模糊的脸上寻找奎克的影子——年轻时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她。虽然奎克这几个月来形容憔悴，我相信我还是能从这个五官饱满、立体的女孩身上找到她以前的影子的。但我也不能确定。这几个月来，奎克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许多提示——但同时，也几乎不肯给我任何线索。我的好奇心让我推理出了自己的答案，我的版本虽然迷人，却不一定万无一失。看着这张真人大小的照片，我知道时间所剩无几了，有些事非做不可。

午休的时候，我溜进奎克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些印有斯凯尔顿抬头的纸，在便条纸上匆忙练习了几遍里德先生的签名。我打出了一封信，就促进“被淹没的世纪”展览一事作了简短的介绍和说明，然后深呼吸一遍，在底部仿造了里德龙飞凤舞的签名。我把信放进手袋，走到斯莱德艺术学院在高尔街的总部办公室，请求查阅他们的校友录。他们几乎没有看信，接下来，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翻看1935年到1945年间的记录。

没有奥利芙·施洛斯的记录。仅存的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但我不愿相信奥利芙真的消失了。她就在斯凯尔顿，在那几面墙上，在她的作品之中——她现在就在温布尔登，是我决心要弄明白的谜团。我找到一个电话亭，拨了奎克的电话，祈求她会接电话。

“喂？”

“你没有去，是不是？”我说。

“奥黛尔，是你吗？”她的发音奇怪而含糊。她听上去很虚弱，我终于听到她声音里的如释重负迅速转化成了恐惧。

“奎克，我去了斯莱德。”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我继续道，沮丧又绝望，我的脸开始发烫，心开始怦怦跳：“斯莱德没有叫奥利芙·施洛斯的学生。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就告诉我真相吧。”

“斯莱德？”她重复道，“斯莱德……你为什么会在斯莱德？”

“奎克，展览明天就开幕了。艾萨克·罗布尔斯会夺走你的荣誉。我觉得你不应该独自承受。”

“我没有独自承受。”她停下来喘了一下气，“我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透过电话亭肮脏的玻璃向外看，伦敦人在我眼前行色匆匆。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水下，而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实物，只是些色块，在我面前往来穿梭。

“我来看你。”我说，被自己坚定的语气吃了一惊，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跟她说过话。

我能听到奎克的忧郁、她的思考，以及她不再抵触时的呼吸。“你的工作怎么办？”她说，“展览需要你。”

她的抵抗很薄弱，而我需要的就是她这句话。奎克需要我，她很清楚这一点。“你就是我的工作，奎克，”我说，“你看不出来吗？”

“我状况不太好。”

“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我很害怕，他们来了。我不是故意伤害她的。”

忽然之间，我在这个电话亭里感觉透不过气来，我想赶快出去：“你不想伤害谁？”

“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没有人来。”我安慰道，但她让我焦虑起来。我需要空气，而她的声音是那么绝望。“别害怕，”我说，“奎克，你还在那儿吗？你可以相信我，我保证。”

“你说什么？”

“听着，奎克。我马上就到，奎克？”

电话挂断了。我感到一阵晕眩，冲出电话亭跑去了最近的地铁站。

1936年9月

ⅩⅧ

九月底的天气还很温暖，阿拉佐罗的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金银花香气，土地开始变红并逐渐开裂。这片美丽的土地底下有股酸腐味，但并不是战争的感觉，不是施洛斯一家想象中的战争模样。它比战争还要可怕，是一种原生态的、旷日持久的恐怖。意大利和德国轰炸机飞过头顶，向机场里驻扎的飞机、马拉加港和汽油箱射击。但这里面也有种诡异的不确定感，人们不时涌起一切即将结束的希望，希望共和政府能组织反抗这些叛乱的国民军和他们在国内到处扩张势力的外国盟友。

国民军控制了旧卡斯蒂利亚、莱昂、奥维耶多、阿拉瓦、纳瓦拉、加利西亚、萨拉戈萨、加那利群岛和梅诺卡岛以外的巴利阿里群岛。他们在南部拿下了加的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和韦尔瓦。马拉加仍是共和军的领地——阿拉佐罗也是一样——尽管如此，叛军仿佛已近在咫尺。

哈罗德会开车去马拉加买日用物资。他说虽然有些商店和酒吧关门了，但还有些在营业，火车和巴士会毫无预兆地莫名停运或恢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甚至连系领带的人也没有了，因为这种打扮会被当作中产阶级，搞不好会成为赤色分子的目标。哈罗德认为，最坏的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偷走他的车，以革命名义征用车辆，把汽油抽走给卡车用，留下优雅的马达慢慢生锈。

白天还可以忍受，最糟的是夜里。一家人清醒地躺在屋子里，听着田里雨点般的枪声愈来愈近。无论哪一方都把对手视为面目模糊、污染政体的病毒，需要从这个社会里除去。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都在玩弄法律，把对手从家里拉出来，抛尸在荒野和丛林里。

许多人或家族打着政治的幌子公报私仇。右翼分子将目标对准了1934年参与反对牧师和工厂主的暴力活动的人们——工会领袖、有声望的反教权人士、几个共和党市长，还有技工、屠夫、医生、建筑工人、劳工、理发师——他们也被“带去散步了”，这个说法很快广为人知。不只是男人，几位在共和党领导下当了教师的女性和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妻子都遭到了肃清。无疑，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合法的，但只要仇恨和权力占了上风，就没办法让它们停下来。

至于左派里那些野兽——虽然哈罗德见过马拉加到处张贴的海报，呼吁他们不要再让政府和贸易组织蒙羞，停止他们的暴行——可他们还是攻击了退休的公民警卫队队员、天主教支持者、他们知道的有钱人和他们以为的有钱人。房子被洗劫一空，财物损毁——中产阶级对此的恐惧，远大于失去性命。

施洛斯一家并不为自己担心。他们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不会有人袭击他们。他们跟这一切没有关系。死亡笼罩着他们的村庄，在市政当局无法掌控的地方避人耳目地上演。这个国家的暴力——不管是村庄本身还是村民布满弹孔的尸体——全部被隐藏了起来，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仅仅因为你看不见，就继续生活下去。太奇怪了，奥利芙想，人们怎么能跟这些事一起生活？怎么能明知发生的所有事情，还不愿离开？

很早以前她就放弃了通过BBC广播来寻找真相，它只提供些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的毫无根据的混乱信息，在伦敦把它们胡乱拼凑剪辑出来。而共和政府的广播都是些滔滔不绝的捷报和胜仗消息，事实却大相径庭。格拉纳达的电台只是些噼啪声，听不到一个字——北部城市都这样，它们的电台信号无法翻越南部的山脉。

然而，马拉加城的电台倒总是否认当局的败绩，再添些谣言和神话、共和党的武装集结号和集合时间，以及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法西斯的西班牙的指示。另外，塞维利亚的电台里经常传出国民军那骇人的谩骂。白天里，电台播放乐曲和私人消息，似乎一切都相安无事。但到了夜里，叛乱分子就开始广播了，虽然其中满是豪言壮语和威吓之词，但奥利芙还是想据此推测出她第二祖国的情势发展。她听着奎博·德·拉诺的讲话，第一位从塞维利亚广播自己残忍的嗜血言论的将军，他大喊西班牙已病入膏肓，只有死亡才能清除这片土地上的异教徒。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惶惶不安，不过仍有振奋人心的故事传来，仍有不少人拒绝服从将军。特雷莎转述了邻村一个神父如何阻止了长枪党在他的教区内射杀无神论者。她还听说有左翼分子谴责想烧毁当地教堂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右翼邻居藏在自家的面包炉里，在激进分子出现时，保护他们免遭杀身之祸。

奥利芙听着这些故事，她看得出大多数人都在抱团保持中立。他们不想活在骚乱中，他们极度渴望远离权力的漩涡，远离整肃的高谈阔论，远离洒在白墙上的鲜血淋漓的暴行。但他们的渴望无法改变阿拉佐罗的处境。她走进村子里，看到人们仍愁眉紧锁，担心着阿拉佐罗的清算日最终到来的时候，到底谁来保护谁。

艾萨克通过工会的朋友在马拉加买了一把来复枪，那人喜欢偷猎他老板的野猪。他加固了农舍的门闩，他也清楚这对于决定逮住他的人来说根本就没用。更多的国民叛乱军眼中的嫌疑犯都离开了村庄，藏到了荒郊野外，或加入了马拉加共产党的民兵组织。而这些对特雷莎来说都不够远，她希望他可以离开这里。

“我觉得你应该去北方。”她说，“你在这里树敌太多。你不适合这里。因为我们的父亲左派的人不会信任你，因为你是私生子，右派的人也不会信任你。”

艾萨克注视着他的妹妹，她的表情异常严肃。“你也不适合这里，特雷。”他说。

“让子弹穿过圣母像的人可是你。是你一辈子都在教农民维权。是你——”

“好吧，但你觉得他们会只对付男人吗？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我不会离开的。”

“老天，你跟施洛斯一家一样顽固。”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不肯走的原因。因为你，如果你仔细考虑一下的话，艾萨克，是你在让他们涉险。”

马拉加的英国领事馆开始给这个地区已知的英国公民送信。特雷莎双眼圆睁地递出去了领事的信，信是给萨拉的。他们吃了简单的早餐，面包和羊奶越来越稀少，一家人开始讨论是否要离开此地。

信里说战舰已经等着将他们从西班牙带到直布罗陀——接下来，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前往英格兰。信上说威胁并非源自这些国民叛乱军和他们的外国部队，而是西班牙极左翼——赤色分子——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来掠夺这些英国人租用的房子，并没收所有私人财产了。

奥利芙斩钉截铁地认为他们应该留下来：“我们不能因为生活不方便就离开这里。这算什么榜样？”

“亲爱的，”哈罗德道，“这里很危险。”

“你还一直开车去马拉加呢。我们是外国人，他们不会威胁我们的。”

“就因为是外国人才受威胁，”哈罗德指着信说道，“领事馆说的。”

“利芙说得对，”萨拉道，“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离开。”

哈罗德困惑地看着他这两位女眷：“你们都想留在这里？”

萨拉站起来走到窗边：“我们受够了伦敦。”

“我不明白，”哈罗德道，“两个月前你们还吵着要离开。”萨拉没有理会他，“我认为，”他说，“一旦形势恶化了，我们就应该离开这里，邀请艾萨克跟我们一起走。”

女人们回头看他。“这是我的责任，”哈罗德说，“他是无价之宝。”

“艾萨克不会走的，”萨拉道，“他会奋战到底。”

“你怎么知道？”

“显而易见，他对这片土地无比忠诚。”

“我也是。”奥利芙说，她仍坐在沙发上，伸手去拿他们日渐稀少的香烟。她的父母没有阻止她。“罗布尔斯先生不是一个懦夫，”她说着，深深吐出一口气，打量着他们两人，“但如果你打算带他走，那么显然你也应该带上特雷莎。”

“他的露菲娜快画完了吗？”哈罗德问，“我一直在吊佩吉的胃口，却没有给她任何新消息。”

“我不清楚，先生。”特雷莎说。

“你平时什么都知道的，特雷莎。”萨拉说。

“他快画完了，”奥利芙道，“不会很久的。”

“你下次去马拉加的时候，亲爱的，”萨拉对哈罗德说，“买一面英国国旗回来。”

“什么？”

“我想挂一面英国国旗。之后不管哪个浑蛋想朝我们开枪，都能知道我们是中立的。”

“我们不可能是中立的，妈妈，”奥利芙说，“你到底看报纸了吗？”

“你知道我不喜欢报纸，奥利芙。”

“除非报纸上有你。”

“利芙。”她的父亲说，声音里带着警告。

“她根本就生活在梦幻泡影里。我们的政府已经拒绝介入此事，法国也是。他们说保卫西班牙共和政府就像保卫布尔什维克一样。”

“他们很担心，亲爱的，”哈罗德说，“他们害怕革命，这里的形势会蔓延到法国，越过英吉利海峡，直达摄政街，点燃沿路的河岸和整条平宁步道。”

“鲍德温太害怕希特勒了，他什么都不会做的。”

“我不觉得他是害怕，”哈罗德说，“首相是在争取时间，不是争取德国人的好感。”

“无论如何——你又能去哪里，维也纳先生？”萨拉说，“对你——对我们所有人都好——如果我们留在西班牙的话。”

《露菲娜与狮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奥利芙自那之后便再也没有画过任何东西了。她从未如此不愿接近画布过，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没用，害怕自己缺乏自信。她不想把这件事直接跟艾萨克对她失去兴趣联系在一起——她想独立工作，不依靠他，也不依靠自己的创作冲动之外的任何外在因素——但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她乞求艾萨克把《露菲娜与狮子》拿给哈罗德看，而他不愿意。“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他说。

“但你只要把它交出去就好了。我父亲在等着。佩吉·古根海姆也在等着。”

“就是教皇等着我也无所谓。”他呵斥道。

奥利芙开始觉得《露菲娜与狮子》堵住了她的思绪。它给她的压力成了一面镜子，不仅反射出她跟艾萨克和特雷莎的关系，还折射着他们周遭混乱的政局。恐惧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将创作这幅画视作一种净化，而现在她希望它消失。艾萨克拒绝收下它时，奥利芙曾建议特雷莎把画拿到食品储存室里去，眼不见为净。

特雷莎拒绝了。“那里太冷了，小姐。”她说，“画可能会坏掉的。”

“但我现在什么也画不出来。”

“冷静，小姐，”特雷莎说，“这一切会过去的。”

“嗯，我以前从来没这样过。如果一直是这样呢？如果这些就是我全部的画作了呢？”

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施洛斯一家邀请艾萨克共进晚餐。他全程都很安静，饭后，奥利芙发现他一个人凝望着黑暗的果园。她将手滑到他的手里，可他的手没有反应，只是如死者般垂着。她试着又哄哄他，说他可以用更多的钱支持共和军，而把《露菲娜与狮子》交给哈罗德就是理想的方案。

“苏维埃答应会给我们武器，”他说，“我们也许失去了马拉加，失去了马德里和半个加泰罗尼亚，但最终我们一定会赢的。”

她凑过去在他的脸颊上轻轻一吻。“你真勇敢。”她说。

他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她的吻，把烟放在脚下踩灭，阳台上留下黑色的烟灰污渍。“特雷莎觉得我应该去北部。我们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刺耳，对于左派的那些人。我拖了他的后腿。他野心勃勃。有野心的人在这种时候都混得如鱼得水。”

“他会伤害你吗，艾萨克？”

“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但别的人也许会。”

“艾萨克，不。”

“他们又在轰炸马拉加了。你应该离开，奥利芙。你们都应该离开。”

“可我们住在这里。”

“设想一下你留下。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画画了，只因为你想要逞强。”

“如果我死了，我应该也不会在意这些了。而且，画完露菲娜之后我就什么也画不出来了。”

他转过身吃惊地看着她：“真的吗？”

“真的，所以我才一直求你。我知道我很自私，艾萨克，我知道。”她觉得自己快要哭了，但又强忍住了，“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他没有回答，她转身面对着漆黑的果园。

“你不需要我，奥利芙，”他最终开口道，“你只需要拿起你的画笔。为什么你非要扯上我们两人呢？因为画不出来所以就怪罪我们的关系吗？”

“不是的。”

“如果我有你一半的才华，我根本不会在乎谁爱我。”

她干笑了一声：“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更希望得到快乐。”

“能画画就是你的快乐，这一点我至少是了解你的。”她笑了，“我喜欢你，奥利芙，”艾萨克继续道，“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但你这么年轻，考虑终身大事还太早。”

奥利芙又吞了口口水，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我不年轻了。你和我——为什么就不能厮守终身？”

他朝着黑暗挥了挥手：“不管有没有战争，你都不该留在这里。”

“你不明白，是不是？”

“我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我爱你。”

“你爱的是想象中的我。”

“一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对你有利用价值，”他说，“如此而已。”

“什么，艾萨克？什么改变了？”

他闭上眼睛打了个冷战：“什么都没有改变，一直如此。”

她用拳头捶打露台的栏杆：“你应该想跟我在一起的。你应该——”

山谷那头传来一阵低沉的爆炸声，让两人都安静下来。“见鬼，那是什么？”艾萨克说，扫视着地平线。

“特雷莎说他们又开始炸桥了。你父亲真的在帮助他们吗？”

艾萨克的眼睛气得冒火，她后退了几步。“我得去马拉加。”他说。

“大半夜去？你现在去有什么用？”

“比站在这里有用多了。”

“所以结束了，是吗？我们？”

“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从来就不一样，你知道的。”

“我该拿那幅画怎么办？”

“交给你的父亲。我必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了。”

“什么意思？我不会放弃这个——”

“你把事情弄混了，奥利芙。你画不出来所以很挫败——”

她抓起他的胳膊：“我需要你，没有你我画不出来。”

“你遇到我之前就在画画了。”

“艾萨克，不要离开我——求你了。”

“再见，奥利芙。”

“不!”

艾萨克下了露台朝果园走去。他回头看看房子，月光照亮了他的半张脸。奥利芙感觉自己身后的厨房门口有人站着。

“他去哪里？”萨拉说。

“Suerte。”艾萨克回头喊道，然后消失在树丛里。

“那是什么意思？”萨拉问。

奥利芙能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即将夺眶而出，但她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哭：“不重要。”

“奥利芙，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奥利芙朝萨拉转过身去，惊讶地看到她一脸的担忧。“母亲，那意思就是……”她说，“祝你好运。”

ⅩⅨ

艾萨克离开施洛斯母女走入黑夜之中，几个小时以后，唐·阿方索的屋子遭人纵火，而阿拉佐罗正中的圣露菲娜教堂发生了第二起枪击事件。后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说，没错，他们看到了洛伦兹神父没穿衣服就从大火中跑到乡村广场上，后面紧跟着一个赤裸的女人。有些人说根本就没有女人，只有穿着白色罩袍的神父，棉布下可以看到他凸起的私处。还有人以《圣经》发誓说真的有个女人——是露菲娜本人，逃离亵渎现场而飞入了空中。

而那天早晨阿拉佐罗唯一可以证明的真相是，教堂成了一具空壳，唐·阿方索的房子徒剩一个焦黑的骨架。空气里弥漫着木头燃烧的气味，刺痛了路上行人的眼睛，直到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种不安的麻木之中，明白这样的做法肯定会遭到报复。

特雷莎穿过灰蒙蒙的晨光跑来，用力拍打着屋子的前门，奥利芙知道肯定出了大事。

“艾萨克做了蠢事——”

“他做了什么？他在哪里？”

特雷莎一脸惊恐：“我不知道，教堂没了。”

“没了——没了是什么意思？”

“着火了，我父亲的房子也是。”

“天啊，特雷莎，进来。”

大约两个小时后，唐·阿方索出现了，他曾经一丝不乱的西装如今沾满了炭渍。他也猛拍大门，跟奥利芙一同待在楼上的特雷莎瑟缩不已。“不会有事的。”奥利芙轻声道。

特雷莎抓住她的手腕：“不，小姐，你不懂。”

哈罗德请唐·阿方索进屋，男人气急败坏地沿走廊走到客厅。奥利芙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透过门缝朝里窥看。

“你听说了吗？”唐·阿方索问。

“是的。”

“坏事传千里。这根本就是暴行，我差点儿死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们——我们能活到现在只是因为我女儿克莱拉有失眠症。这件事我的三个马夫、副管家和一个洗碗工都有份儿。我已经抓到了这些人，施洛斯先生，他们都在监狱里等着审判了。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什么吗？他们说是艾萨克·罗布尔斯雇他们干的。艾萨克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付给这些人？肯定不是从我这里。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我找不到我的浑蛋儿子。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先生？”

“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我的房子着火了？”

“他不在他的农舍里吗？”

“我让乔治和格雷戈里奥去那里了。他们只找到了这个。”唐·阿方索高举起一本过期的Vogue杂志，“我猜这是你太太的？”

哈罗德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但他旋即冷静下来：“这是她给特雷莎的。”

“我儿子放掉了我的三十匹纯种马，先生。他烧了我的马棚，还烧了洛伦兹的教堂。”

“请坐下来，阿方索先生。这些是很严厉的指控。”

“是他的朋友告发的。他就是个恶魔，先生。”

“恕我不敢苟同，”哈罗德说，面露怒色，“阿方索先生，你的儿子可没有时间玩这些把戏。他是个天赋异禀的人。”

轮到唐·阿方索一脸惊讶了：“天赋异禀？”

“你从来没看过他的画作吗？”

“什么？”

没等哈罗德进一步解释，奥利芙冲进了房间。两个男人都吓了一跳，转身看着她。“到楼上去。”哈罗德厉声道。

“不。”

萨拉出现在奥利芙身后。“怎么回事？”她说。她的目光停在唐·阿方索身上，脸上顿时血色全无。“他死了？”她低声道，“罗布尔斯先生死了？”

“别胡说，萨拉。”哈罗德说，却掩饰不了声音里的焦虑。

唐·阿方索朝萨拉微微点头，简单致意。“特雷莎在这里吗？”他问她。

“在楼上。”萨拉答道。

“母亲，”奥利芙说，“不。”

“请把她带来。”阿方索道。

“不，”奥利芙说，“你不能带她走。”

“利芙，别傻了，”哈罗德说，“文明一点儿。”

“文明？”

“去把特雷莎带来。”

奥利芙走到楼上，但哪里都不见特雷莎的影子。奥利芙等待着，拖延着时间，假装在找她，祈祷着特雷莎已经自己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她脚步坚定地走下来回到客厅。唐·阿方索见她独自下来，眯起了眼睛。“你把她藏起来了吗，小姐？”他说，“我知道你认为自己是她的朋友。”

“我没有藏任何人。”

他转头看着奥利芙的父母：“把他们藏起来对你们没好处。艾萨克已经是通缉犯了，偷窃、纵火、暴行、蓄意杀人——”

“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哈罗德打断他，“我们没有窝藏你的孩子。”

“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你们应该离开这里，”唐·阿方索说道，“你们应该走开。”

“恰恰相反，”哈罗德答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护那些不愿跟你同流合污的人。我现在开始真正看清你了。”

阿方索大笑起来：“你们这些外国人，全都一个样。你觉得你是在保护特雷莎和艾萨克？是你们需要他们的保护，而你觉得他们会吗？你觉得你们有金钟罩护体，而你的女仆和园丁很爱你们？”

“特雷莎是我们的女仆，没错，绝顶好的女仆——但艾萨克不是我们的园丁。你根本不了解你儿子有多么——”

“我比你了解多了。他会用什么来保护你，先生——长柄锅吗？他那些堕落分子朋友随时都会用锄头刺穿你们的心脏，然后加入赤色军团。”

唐·阿方索坐上他的汽车消失后不久，奥利芙便穿过生锈的大门，沿着小路跑进村子里——此时她已气喘吁吁，两腿酸痛——又接着翻山越岭，跑去艾萨克和特雷莎的农舍。他们都不在那里，但乔治和格雷戈里奥已经把那里翻了个底朝天。天啊，这真是个贫瘠的地方，比奥利芙记忆里的样子还要贫瘠。在她的心里，这里已经成了她的乡村避风港，一个可以思考、呼吸和画画的地方。而实际上，这只是个让人想逃离的地方。

艾萨克的房间里空无一物，除了他凌乱的床铺和窗台上一瓶枯萎的玫瑰花。特雷莎可怜的几样物品散落在她的卧室地板上。奥利芙吃惊地看到了自己的一罐旧颜料——她画《果园》时用过的蚱蜢绿，一颗凯歌香槟的软木塞。还有一些更奇怪的东西：一小块跟她父亲的睡衣一样的布料、一包压扁的哈罗德的香烟，奥利芙拿起来摇了摇，里面有许多烟头，烟头上的唇印无疑是她母亲的。地板上还有不少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张，用勤奋而工整的英文写着不少单词和词组：空谈、发横财、粗鲁、天哪、我饿死了、可怕、自私。旁边写着这些词的西班牙语注释。

奥利芙的心开始狂跳。看着她父母的这些生活残骸，笔记本上的词语很可能是他们无意间说出来的——她感到一阵寒意，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特雷莎。

前门发出一声巨响，她惊出一身鸡皮疙瘩。跟着并没有脚步声传来，她告诉自己一定是风。但那个声音还是令她不安，她想象那是一条狼，从群山之间溜进来。打算离开特雷莎的房间时，她看到了地板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她和艾萨克站在《露菲娜与狮子》前面的照片。奥利芙微笑着而艾萨克的眉毛微微扬起，似乎准备好摆出画家的架势了。奥利芙从没见过这张照片，她不假思索地就把它塞进了衣袋深处。

回到走廊上的时候，她看到了艾萨克原先画的那幅画靠墙放着。特雷莎一定是把它放回来避人耳目的。她和母亲的脸经过美化后特别突出，奥利芙再次震惊于这两张脸上假人般的表情和空前的虚无。

她走出屋子眺望山脉。空气中环绕着苍白的烟雾，是火灾后的味道。艾萨克很熟悉这片山脉，比唐·阿方索熟悉得多。他知道去哪里藏身——但特雷莎没有那么多时间躲藏。恐怖的事情就要来了，奥利芙能感觉得到，而她根本无能为力。

“特雷莎？”她朝大地喊道，她自己的声音弹了回来，“特雷莎？”她再次喊道，更加恐慌了。但奥利芙听到的只有特雷莎名字的回声，在山谷间坠落。

ⅩⅩ

找到她的人是乔治，当时她正从村庄郊外逃进森林里。他和格雷戈里奥在四处寻找，乔治的头刚好转到那个方向，一眼瞥见那条棕色的瘦腿，一条黑黑的辫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本应始终如一的阿拉佐罗。它所带来的痛苦在之后的漫长年岁里根深蒂固，无论目睹这件事的人是多想三缄其口。

乔治只要离她再远一点点，也许就不会发现她了。因为特雷莎走路很快，而他则笨重许多。可他和格雷戈里奥一起在树林间跟踪她。乔治朝空中开了一枪，她急转过身看向枪响的地方，格雷戈里奥趁机从背后抓住了她。

她又踢又尖叫，但格雷戈里奥没有松手。“他在哪里？”乔治冲她吼道，笨拙地穿过凤尾草丛。

“你在说什么？放我下来。”特雷莎感到她的心脏在慢慢上涌，将她的舌头重重地往下拽。

“你哥哥在哪里？”

“我不知道。”乔治走近前来，把脸凑近她的脸。她能闻到他呼吸里酸腐的酒精味。“少来了，特雷莎，你什么都知道。小千里眼、小间谍。你该死的哥哥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重复道。

“把她绑到树上，”乔治说，但格雷戈里奥犹豫着，“照我说的做。”格雷戈里奥还是没有动。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乔治，我发誓，”特雷莎说，感觉到一丝生机，“你觉得他会告诉我？没有人会告诉我事情——”

“你哥哥昨晚放火烧了一半的村子。等我们抓到他，他必死无疑。你一定在袒护他。”

他开始抓特雷莎的辫子往树上拽。“艾萨克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你了，”她说，交织在脑袋上的疼痛让她倒抽一口气，“你们是二十年的朋友了。你这样做你的母亲会怎么看你？”她厉声道。

“至少我有母亲会看我。”乔治说。

“你在发抖，格雷戈里奥。”特雷莎对心肠软一点儿的男人继续说道，恐惧令她无法思考，只察觉到他的不安。

“乔治，”格雷戈里奥道，“我们应该把她带去警察局。”

“闭嘴。”乔治道。

“说真的，我不会把她绑到树上。阿方索先生没有交代过——我们把她丢到卡车上吧。”

乔治最终让步了，他们把特雷莎关在国民军总部的牢房里，特雷莎整晚都一言不发。“当心她自杀，”乔治厉声道，“像她母亲那样。”

“什么？”格雷戈里奥说。

乔治看着他的同事。“别告诉我你从来不知道她的母亲是投水自杀的，也许是不愿意把那个畜生带大吧。”他补充道，他的声音朝阴湿的走廊传去，足以让特雷莎听见。

到次日早晨，特雷莎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她没穿很多衣服，也没有人给她一条毯子——但更让她心痛、让她发抖的是，庄园的人一个也没来帮她说话。深夜从铁栏杆望出去，想着乔治那些残忍的话，特雷莎确信奥利芙随时会出现，奥利芙会喊她的名字，要求这些粗鲁的男孩放她出去。特雷莎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她不相信，那么来的人就是行刑队了。

但奥利芙没有来——哈罗德也没有来，虽然他比女儿更有权威。黎明破晓时，特雷莎开始想，当然了，当然了，他们为什么要来？她又庆幸没人看到她这可怜又尴尬的念想。

早上八点，乔治和格雷戈里奥走进她的牢房，当时她正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她的每一节脊椎骨都紧贴在冰冷的墙壁上。“起来。”乔治说。

她站起来，他走了过来：“最后一次，特雷莎。你哥哥在哪里？”

“我不知——”

他一巴掌打在她的嘴上，她的头飞撞到墙上。

“我问你，他在哪里？”

特雷莎开始尖叫，直到乔治又打了她一拳，格雷戈里奥大喊一声，接着她就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被蒙住了眼睛，又回到卡车后头上下颠簸，嘴里有血的铁腥味和一颗松动的牙齿。

她试着把头转向后备箱敞开的那一面，想分辨他们行进的方向，但她还是晕头转向。她的脖子生疼，脑壳抽痛。蒙眼布系得很紧，把她的眼窝都勒了起来。布上有汗味，还有其他人的血腥味。就是这一刻了吗？在她内心深处，在她的梦里最恐惧的时刻。离家五十公里的某栋小屋后，她会在那里脑袋开花。而谁会怀念她呢？谁会为她的去世哀悼呢？

卡车停了下来。特雷莎听到男人们跳下车，翻下卡车的护板。

“别杀我，别杀我。”她恳求道，听到自己嘶哑的声音，她惊讶于自己的求生欲竟然如此强烈，为了活下去她竟然会如此卑躬屈膝。为了活下去，她会做任何事。“格雷戈里奥，”她说，“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

但格雷戈里奥没有说话。一只手按着她的肩膀带着她走了一步，把她按到一张椅子上。特雷莎听到脚步声走远了，听上去是走在碎石路上。她坐的位置正对着太阳，能感到阳光温暖着自己的脸庞，橙红与金黄的光线穿过了蒙眼布和她脆弱的眼睑。就是现在了，她想。

“奥利芙，”她轻轻道，“奥利芙。”她持续低叫着这个名字，蒙眼布被松开了。一阵沉默，然后是一群小鸟展翼飞过天空的声音。特雷莎眯起眼睛，眨眼适应着光线。意外的是，她看到奥利芙站在她的右边，她的头上闪着金色的光晕，背后的房子是一片片白色的方块。

“我死了吗？”特雷莎说。

“没有。”一个男人回答道。

特雷莎现在看清楚自己是在一个大广场里，椅子正对着烧焦的教堂。村民们陆续聚集过来——特雷莎转过头去，他们犹如鱼群般后退。她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奥利芙的方向走去。奥利芙朝她走近了一步，伸长手臂，但格雷戈里奥把特雷莎推了回去。

乔治朝聚集的村民挥着手枪。“往后退!”他大喊道，但奥利芙仍留在原地。

“你要对她做什么？”她用西班牙语喊道，“你要做什么？”

“闭嘴!”乔治道，他走到卡车边，从座位上拿出一样东西。他走回特雷莎身旁，双手放在臀部，打量着她，在她四周缓慢地踱步，然后拿起她的辫子，宛如一个寡妇在菜场里那样掂着分量，对着蔬果嗤之以鼻。他的另一只手举起一把大剪刀，是园丁用来修剪草木的那种剪刀。

“我会很公平的，”他说，他的拳头紧握着辫子，“让我们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你哥哥的事我再问你一遍，如果你肯合作，就能保住自己的头发。”

特雷莎僵成了一块石头，她身上唯一生动的辫子，正被乔治的拳头绕着圈紧紧拉住。她双眼茫然，魂不附体。当乔治孜孜不倦地拆开她的头发时，她没有畏缩也没有大叫——她只是坐在那里，望着虚空。那么安静，那么沉思，她看起来几乎是这个场面的志愿者，除非你留意到她鼓起的拳头，指关节处已攥得发白的皮肤。

“别这样，”奥利芙对男人说，“她不知道他在哪里。”

乔治转身面对另一个女孩：“那是她的一面之词。”

手起刀落，一截长长的黑发落到地上，躺在尘土里好似一条蛇。没有人窃窃私语，甚至没有人敢呼吸。“小姐，”格雷戈里奥对奥利芙道，“不关你的事。”

“不要伤害她，”奥利芙道，“你们会后悔的。如果她父亲知道你们这么干——”

“如果你不闭嘴，下一个就轮到你。”乔治喊道，再次举起了剪刀，“你哥哥在哪里？”他问特雷莎，特雷莎仍不开口。乔治开始剪第二截头发。

随便说点什么，特雷莎，奥利芙想道。什么都行，撒谎。但特雷莎一言不发，双眼盯着烧焦的教堂，奥利芙几乎可以感受到断发掉在自己脖子上的扎人的感觉。特雷莎还是没有反应，而在她空洞的眼神背后，奥利芙能看到其中闪烁的恐惧。

“他在哪里？”问题一遍遍地重复着。特雷莎始终默不作声，于是乔治剪掉了更多的头发，接近发根，露出一片片斑驳的头皮。“你是一颗毛茸茸的蘑菇。”乔治大笑着说。没有村民跟他一起笑，但也没有人阻止这桩闹剧。

“特雷莎，”奥利芙叫道，“我在这里。”

“你对她还真好。”格雷戈里奥说。

特雷莎的大部分头发被剪掉之后，乔治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剃须刀。“你在干吗？”格雷戈里奥厉声道，“她得到教训了。”

“我不觉得。”乔治说，他把刀片拿到特雷莎头顶，开始剃剩下那些零星的头发，直到她完全变成一个光头。那是一种古老的羞辱，可以追溯到《圣经》故事的年代，鲜血的年代。

“这就是你的下场，”乔治道，他高举着剃须刀，“如果你对通缉犯知情不报，拒绝跟法律合作。”

“法律？”奥利芙说。

村民们仍旧不出声。特雷莎的头上布满了他搓进她皮肤的血痕。乔治把特雷莎从椅子上拖起来，她仿佛木偶般随之移动。

“现在脱下你的裙子和上衣。”他说。

“住手!”奥利芙身旁的一个女人大喊道，乔治朝她走了过去。

“你想当下一个，罗西塔？”他说，“你也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蘑菇？因为我保证你很可能是下一个。”罗西塔摇着头退缩了，恐惧扭曲了她的脸。

特雷莎慢慢地脱掉了裙子和上衣，露出了皮包骨头的腿和内衣。奥利芙想去抱住她，但是她担心忽然冲上去会让她的处境更艰难。乔治看起来很兴奋，而即便格雷戈里奥看起来并不那么自信，他可能同样很危险。

格雷戈里奥从卡车里拿来一条罩衫一样的裙子，看上去好像是十六世纪缝制的那种，还有一个瓶子，奥利芙猜不出里面装着什么。他把罩衫套在特雷莎头上，帮她的手肘和手穿上厚重的袖子。“把鞋子脱掉，特雷莎。”他说，口气好像父母对小孩说话，而特雷莎照做了，那场面让人心痛得说不出话来。

特雷莎的手指摸索着鞋带上的结。格雷戈里奥变得不耐烦，直接用他的弹簧折刀把它们割成两半。似乎就是这一下——不是剃头，不是脱衣——最终释放了特雷莎的愤怒。她的那双鞋子，尽管陈旧却擦得干净整洁，如今成了几片皮革散落在尘土上。她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起来!”乔治尖叫道，但她没有动。乔治用瓶子戳她。“这就是我们对待叛徒的办法。”他说。

“谁是叛徒？”特雷莎答道，嗓音沙哑。

“你想让我亲自把它灌到你喉咙里吗？”

特雷莎瞪着他，仍在抗拒。“格雷戈里奥，”乔治说，“你来。”

没等特雷莎有所准备，格雷戈里奥便压到她身上。他把她的双臂扣到身后，膝盖抵住她的后腰。他面无血色，大汗淋漓，抓着她的下巴撬开来。“喝掉它!”他尖叫道。格雷戈里奥给特雷莎带来的震惊似乎让她对恐惧失去了知觉，乔治轻松地把瓶嘴塞进她嘴里。

“喝掉它，”格雷戈里奥厉声道，“喝干净。”

特雷莎双眼圆睁转过头去，格雷戈里奥不得不跟她对视，液体灌入喉咙的过程里，她一直睁着眼睛。这时一些村民跑开了，暴力的咒语终于被恐怖打破了。

等瓶子空了，男人们把特雷莎放了。她开始呕吐，嘴角滴下的油，在泥地上聚拢起来。

“谁会知道我们就住在恶魔的隔壁呢？”奥利芙身边的一个男人轻声说。

“回家吧，特雷莎，”乔治说，“当心别尿裤子。如果接下来几天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你就等着我们再来吧。”

特雷莎站起来，步履蹒跚，奥利芙推开了抓住她手臂的男人，这一次，他们没有阻止她。特雷莎跌靠在奥利芙的身上，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走出广场，剩下的村民自动分开，给这个不断呕吐的光头生物让开一条道，刚才那一整瓶蓖麻油让她随时可能失禁。

没有人嘲笑她的步伐——哪怕在乔治和格雷戈里奥面前装一下的人也没有。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恐惧得目瞪口呆。他们望着女孩们走上尘土飞扬的小路，离开村子往庄园而去。他们一直看着，直到再也看不到她们。

乔治和格雷戈里奥走回卡车，朝反方向绝尘而去。渐渐地，广场空了，只剩特雷莎乌黑的头发遗弃在碎石路上。

ⅩⅪ

奥利芙帮特雷莎洗了澡，烧掉了那条污秽的罩袍。她把自己的针织毛衣和萨拉捐赠的一条蓝色丝绸裤给特雷莎穿。美丽的蓝色丝绸或许是为了让特雷莎分散注意力，但那种奢华只衬得她身上的针织衫和光头更不协调。哈罗德深夜从马拉加回来的时候，特雷莎已经服了两片萨拉的安眠药，在二楼的一间卧室里沉沉睡去了。

奥利芙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小镇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哈罗德便畅谈起他在城里的所见所闻。他显得十分震惊。道路很恐怖，他说。两条主要的大桥都毁了，市中心成了一座孤岛，没有人试图修复它们。他称之为西班牙人冥顽不灵的避世主义。听天由命固然没错——但以人命为代价就大错特错了。修桥将挽救在等待救援的城中居民，人们还能怎么解释自己的袖手旁观？何况军队也需要过河。

他是把车停在外面，走着进城的。等他终于走到市中心的时候，已经没剩下多少食物了。一个罐头也没有，没有奶酪!没有蛋糕。他努力找到了一公斤糖和一盒寡淡的橡实咖啡，一条限量供应的盐渍鳕鱼，几条新鲜的沙丁鱼，一盒烟和一根软塌塌的西班牙辣香肠。他说自己已经快认不出那个地方了——那些挂着花篮的房子都炸成了废墟，那些新近失去家园的人目不转睛的脸，他们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尽管酒店仍伫立在原地——足够安全，他们晚上会锁门防止暴徒入室打劫——但整座城市已无异于一个冒烟的空壳。

“政府已经无可救药了，”他说，“就是一场该死的灾难。”他啐道，他的妻子和女儿都露出畏惧之色。哈罗德为何如此烦恼——他根本不是当地人，还可以随时离开。

他告诉他们留在城里的外国人都躲在女王饭店里，但大部分都在第二轮撤离时搭乘英国领事馆通知里说的驱逐舰走了。他看到他们站在码头上，手里拿着护照，身边散放的行李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英国人、美国人、阿根廷人、德国人和智利人，还有些看上去很阔绰的西班牙人。“他们说赤色浪潮会打击到他们，但头上飞的都是墨索里尼的轰炸机，”他说，“接下来获取食物只能靠海运了。我不明白，那些桥都倒了，食物到时候怎么运进去？”

“我们离海太远了，你这话一点儿安慰作用都没有，”萨拉责骂道，她拿起沙丁鱼和香肠藏到了食物储藏室，“你找到之前我要你买的国旗了吗？”她喊道。

“你还不明白吗？”他喊回去，“城里有空袭，意大利战舰还在轰炸港口？你觉得我能在一团混乱里找到英国国旗吗？”

尽管马拉加形势骇人，奥利芙却觉得让她父母真正感到不安的是特雷莎。她的存在宛如二楼卧室里有个黑洞，房子里弥漫着负罪感。萨拉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对着女孩四周喷了些香水，把她可能想看的所有Vogue和《哈泼斯》杂志都带来了。看到这些慰问品，特雷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对着萨拉露出一副阴沉的表情。从那以后萨拉就退避三尺，不愿再接近这样阴郁的人。哈罗德把留声机搬上楼，而他那些噼噼啪啪的爵士唱片她一张也没有听。

住在庄园的第三天，特雷莎开始发烧了。她躺在床上，呢喃着，是你吗？是你吗？一遍又一遍。奥利芙轻拍着她的额头，祈祷着有医生敢来替她看病。奥利芙叫萨拉来帮忙，但萨拉没有回应。特雷莎表情呆滞，双眼紧闭，脸庞因疲劳而水肿，她的皮肤苍白，如同一颗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黏。

艾萨克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村庄里，有个酒吧老板每晚都会将他的无线电朝着山的方向播放，好让那些可能藏在山林树丛间的人也能了解最新消息。奎博·德·拉诺将军仍然从塞维利亚播报消息，告诉他的听众他已手握五万人的意大利大军和其他三个外国军团，还有一万五千名外号“非洲军团”的南非部落战士，正待进入马拉加城。这则播报令奥利芙颤抖，但她又安慰自己说艾萨克也在不远处，正收听着同样的新闻。

特雷莎的烧退了，她一言不发地仰卧了好几天。夜里，听着远处轰炸机的噪声，奥利芙能听到特雷莎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宛如一场步伐中的光脚净化仪式——但她究竟想要什么？这是为了找回她哥哥的夜间巡逻吗？为什么？她受辱正是因为他啊。奥利芙记得广场上特雷莎愤怒的尖叫，她无能为力的表情，格雷戈里奥抓住她时她的恐惧。她想知道，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特雷莎是否真的知道艾萨克在哪儿。

但特雷莎只是被埋藏在记忆底下，白天她像个婴儿一样蜷缩在床上，脸对墙壁。她从不叫任何人。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抚慰这样的创伤。奥利芙会在黎明时分醒来，站在一片空白的画布面前，却无法举起笔刷。她无法不去回想广场上的那把椅子，沾满粪便的罩袍，特雷莎的光头上那暗淡的白光，她蹒跚在屋子走廊上的双脚。奥利芙害怕自己无法再作画了，也害怕永远见不到艾萨克了，她羞愧地意识到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个会令她更痛苦。“我对你有利用价值”，艾萨克的话在她的脑中回响。

日子一天天过去，奥利芙等待着特雷莎沉默的外壳自行破裂。这种沉默是哈罗德最大的噩梦。他觉得人应该说话，应该把痛苦讲出来。他几近疯狂，试着强迫躺在他房子里的女孩袒露情绪。但奥利芙确信这一刻就要来了——她几乎可以闻到空气中特雷莎耻辱的洪水，在那道卧室门后汹涌，很快就要决堤。

哈罗德说等特雷莎好转了就把她送回农舍安顿，他们一家要离开西班牙前往直布罗陀。至于艾萨克，他既然已作出了选择，也只能自食其果了。奥利芙躺在自己阁楼的床上努力想睡着，她几乎无法想象一条正常的人行道、一座枝繁叶茂的公园、柯曾街的石板屋顶和雨天潮湿的伯克利广场。回到伦敦不仅跨越了国境线，也跨越了一道精神边界。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伦敦或许会以另一种方式让她窒息。假如奥利芙诚实地面对自己，她会承认这里的生活有着某种积极性，尽管随时可能死去。

她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为艾萨克的消失负责。他从果园离开的那晚是那么生气，临走前还喊了一句“祝你好运”。初到此地还是在阳光稀薄的一月，艾萨克把手放在那只鸡上，现在看来是多么遥远的事。奥利芙记得他折断鸡脖子的时候自己的愤怒。他给予了她那么多，而她回报他了吗？不，她觉得并没有。当她试着回忆他的双手抚摸她的情形，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你觉得艾萨克逃走了吗？”有一晚萨拉问她，那天客厅里只有她们两人。哈罗德在自己的书房里，特雷莎仍躺在楼上。

奥利芙摩擦着双臂，木柴越来越少，他们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用量。“我不知道。”

“我肯定他逃走了，”萨拉道，“我可以肯定他跳上了火车。”奥利芙注意到母亲的气色有多好，虽然物资贫乏，特雷莎的创伤也可能会吞噬所有人。似乎所有这些压力最终赋予了萨拉某种决心。

“你想离开吗，利芙？”萨拉问。

奥利芙从破旧的萨拉的衣服上拉出一根线头。艾萨克毕竟是对的。他们来到这里，并且会再次上路。“不，”她说，“这里是家。”

那天深夜，奥利芙听到有人在敲她的房门：“是谁？”

特雷莎拖着步子走来，在门口徘徊。她比以前还要瘦，她的头发长出了一点点，但更令奥利芙宽慰的是特雷莎眼中的决心。

“你知道你父亲在说什么吗？”特雷莎问。

奥利芙躺回床上：“他说了很多事。”

“他说起了西班牙人的宿命论。”

“别理他。”

“他说的事一点儿都不公平。”

“我知道。”

“他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没有努力反抗？”

“他没这么想。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很不安全。”

“我知道，特雷。”

“你应该离开。”

“我不会离开你。”

“你留在这里不是为了我，小姐。我知道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两个女孩互望着对方，“他不会回来了。”特雷莎说。

奥利芙在床上坐起来：“不一定。”

特雷莎笑了，声音嘶哑而苦涩：“所有人里，你最该擦亮眼睛。”

“谢谢你。我想说它们已经亮瞎了，比已经回去的英国人亮多了。”

特雷莎慢慢地走进房间，手扶在《露菲娜与狮子》顶部。“我哥哥搞破坏了。”她说。

“对村子？”

“对这个屋子。”

“什么意思？”

“我想跟你道谢，”特雷莎说，“谢谢你把我从乔治和格雷戈里奥那里带出来。”

“我不可能不这么做。”

“我试着反抗过。”

“我知道。”

“但很难。就像你在跟自己打仗。有时候我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非要反抗？”

“如果你走了，奥利芙——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奥利芙犹豫了。她父亲不打算带特雷莎一起走：“你有文件吗？”

特雷莎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自己额头上开始结疤的地方：“没有。”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让我打点一下。”奥利芙说。

“打点是什么意思？”

奥利芙下了床走到她身边，把双手放在特雷莎的手臂上：“你需要一本新的笔记本记单词了。过来，我不会伤害你。我会很小心的。”

她让特雷莎坐到床边上，用一把从父亲的梳妆台上拿来的剃刀，缓缓地剃掉特雷莎头上剩下的几丛头发。她给特雷莎擦止痛药的时候，特雷莎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床，听着远方马拉加的枪声。

“这都是我哥哥的错。”特雷莎阴郁地说。

奥利芙手中的剃刀停在特雷莎脑袋上空：“其实我们都太傻了。你可以怪罪你父亲，而他会怪罪政府，政府又怪罪前政府。我不觉得艾萨克是故意让你遭罪的。”

“艾萨克关心这片土地，却忘了自己的家。”特雷莎道。

“艾萨克是个好人。”

“你是这么想的吗？”

“他有良心。”

特雷莎大笑起来。

“你知道你哥哥在哪里，是不是？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我只想知道。”

特雷莎又转身面对窗外，肩膀下垂：“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她听到一记咔嚓声。她惊恐地回头看到奥利芙剪去了自己一大把头发。“你在干吗？”特雷莎说，奥利芙又剪去了一大把。

“你觉得我是在这里胡闹，是吗？”奥利芙说。

“别剪头发，住手。”

特雷莎过去抓剃刀，但奥利芙拿它对着她，警告她不要过来。她开始对着头发一通乱砍，一绺绺浓密的淡褐色秀发飘落地面。特雷莎不解地看着她。“现在轮到你给我剃头了。”奥利芙说。

“你疯了。”

“不，我没有。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把我当回事？”

“同样的发型不代表你有同样的悲痛。”

“特雷莎，照我说的做。”

特雷莎小心地剃掉奥利芙头上剩下的头发，尽力隐藏自己的眼泪。她记不起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人前哭泣了。她想起调包到画架上的第一幅奥利芙的画，圣贾丝塔变成了《麦田里的女人》。艾萨克认定是她动了手脚，因为她在生锈的大门后面目睹了两人接吻，因此出于嫉妒报复他，让他没有机会一展身手。特雷莎不得不承认，看到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确实在当时伤害了她，让她觉得被排除在外，被忽略了。虽然她没法说明具体原因，但她也清楚她的冲动之举，还有更深的原因，跟艾萨克并没有关系。那是特雷莎自己也不太理解的事。最接近的解释是，那是她给自己系上了一条纽带，还希望奥利芙得到对等的回报。

“特雷莎，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奥利芙说。

特雷莎几乎能感觉到问题的压力深入她的体内。“忘了艾萨克，”她说，“他并不那么爱你。”

“噢，特雷莎。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跟施洛斯一家共度的短暂时光里，特雷莎学到的爱和关于爱的问题，远超出奥利芙的想象。而远在施洛斯一家和他们充沛的情感到来之前，她就已经明白，虽然每件事都有因果，但没有一件事可以简单地归咎于宿命。特雷莎总是谨慎行事——观察，保持沉默。在遇到奥利芙之前，她从不喜怒于色。

但奥利芙和她的画、她的父母，改变了她的立场。他们令特雷莎释放了自我，让她脆弱孤独地面对其他世人。而现在，奥利芙再一次给她施压。或许保持沉默已没什么好处了，或许是时候让奥利芙看清楚，让她彻底解脱了。

“一座牧羊人小屋。”特雷莎说。

“什么？”

“你去找一座牧羊人小屋，会找到他的。”

奥利芙吃惊地看着她：“我不相信你的话。”

“你会找到他的，问问我哥哥爱的意义是什么？”

特雷莎望着她离去，开始清扫奥利芙的头发，悲欣交集。她不确定奥利芙会在那里发现什么，但她的猜测十拿九稳。她看着奥利芙新剃的光头后脑勺儿，心中十分骄傲。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了——这一刻一定会很快来到——特雷莎知道他们会质疑她的人品。但至少他们会发现她并没有在女主人身上留下记号。奥利芙的心已不可能修补，至少她的脑袋还是干净的。

ⅩⅩⅡ

奥利芙从庄园狂奔下山去农舍的时候，马拉加上空的飞机引擎声已逐渐变小。似乎没人注意到她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她没有想到，也许屋子里已没有人会听到她的动静了。

黄昏时分的阿拉佐罗是一座鬼村。大广场上空空荡荡的，街角的酒吧合上了百叶窗；教堂是一个焦黑的空壳；肉摊打烊了；附近的学校和办公室空无一人。奥利芙拍拍自己的口袋，摸到一个口袋里有她从厨房抓来的手电筒，另一个口袋里是艾萨克留给他们的冰冷手枪。

她几乎不敢期待他还在附近。特雷莎显然是一个上了锁的秘密盒子，除非找到正确的钥匙组合才能打开。周围的一切都如此宁静，但奥利芙的心绪却以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汹涌着。如果她能找到他，把他带回来，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气喘吁吁，一边扫视着前方的护林，一边试图平复自己的呼吸，随着最后一线阳光消失在雾蒙蒙的天空里，树林的道路越发漆黑了。

奥利芙开着手电筒，在不断加深的黑暗中奔跑。“不要用手电筒，”特雷莎告诉过她，“你不知道还有谁在旁边。”

“我不怕。”奥利芙当时这样回答她——现在，在这荒郊野外，不用手电筒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的肾上腺素一路飙升。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但她觉得应该不远了。往丘陵的方向走，她就能找到他，她会找到的，她会的。“你觉得他去北方了？”特雷莎这样说过，“他没有去北方。”

“如果你那么恨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公民警卫队？”奥利芙问过她，而她已知道答案。特雷莎对艾萨克的事缄口不言——不是为了保护她哥哥，是为了把奥利芙留在身边。

“我会等你回来。”她离开阁楼的时候，特雷莎这样喊道。从来没有人跟奥利芙说过这句话。

她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在草丛中闪烁的沙丁鱼罐头。它显然是从小屋里被风吹出来的，如今就躺在离奥利芙几米远的地方。她关掉了手电筒，望着牧羊人的小屋。窗户洞和防水布之间透出一道微弱的光线。奥利芙悄悄地走近前去，她能听到一个声音，一声低语——是艾萨克的声音。特雷莎没有对她说谎。她兴奋地明白他就在这里，然后跑了过去。

这时她听到了一个女人的笑声。她听得出是谁，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她的喉咙紧缩，舌头堵在口腔底部无法动弹。

一声喧哗，一个深深的叹息声，接连不断地从牧羊人小屋里穿出来，最终奥利芙明白了特雷莎的意思，为什么她那么纠结，不愿吐露实情，让她自己来弄清楚真相。她明白了，尽管她无法忍受。声音又来了——规律，深沉，让人无法忍受，是一种纯粹的愉悦。奥利芙头顶的天空夜幕低垂时，她举着手枪，推开了房门。

ⅩⅩⅢ

萨拉尖叫着，后退到墙边。“不要开枪!”艾萨克叫道。别开枪!

奥利芙举起了地上的灯笼。艾萨克和她的母亲都一丝不挂，两人的肢体仍纠缠在一起。萨拉慌忙扭转身体，奥利芙看到她的小腹隆起，显然已经怀孕了。

“奥利芙，”她母亲道，惊讶得一时语塞，“你的头发怎么了？”

她们互相盯着对方。几秒钟漫长得如同几个小时。“爸爸知道吗？”奥利芙最终开口道，干巴巴的声音宛如机器人。

萨拉慌忙坐起来，她把艾萨克的外套遮在胸前，伸手去够自己的裤子：“利芙，小利，把枪放下来。”

奥利芙仍然把枪对准她的母亲：“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萨拉喘气道，“把枪放下来，看在老天的份儿上。”

“是你的吗？”奥利芙问艾萨克，“孩子是你的吗？”

“不是他的，”萨拉插嘴道，“不是的。”

艾萨克站起身来。“奥利芙，”他温柔地说，“把枪放下来，没有人应当受伤。”

奥利芙感到耳边似有一团咆哮声。“为什么？”她说，“为什么？”问题刺穿了黑夜。

“嘘!”艾萨克厉声道，“小声点。”

“你这个伪君子。满口去北方，为你的国家战斗，结果你就在一英里不到的地方，跟她——”奥利芙用手捂住嘴，奋力忍住了一声哭泣。

“利芙。”萨拉道。

“别再叫我利芙。不要骗你自己了，艾萨克，她根本不会爱你。是你的吗？孩子是你的吗？”

萨拉和艾萨克交换了一个眼神，比奥利芙发现他们的时候还要糟糕。那种亲密，那种流畅，那种同舟共济。

“你们多久了——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不能——”

艾萨克朝她走过来：“冷静，奥利芙，求你了。我可以解释——”

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奥利芙一枪射穿了茅草屋顶。“该死!”他喊道，“该死!你想让我们全都去送死吗？这下外面都知道这里有人了。”

萨拉发出一声低吟，开始在黑暗中摸找自己剩下的衣服。“我得走了，”她不断重复着，“他要回来了。”

“你这条毒蛇。”奥利芙说。

萨拉抬头看着她：“我不是毒蛇。”

“我觉得你就是，我再也不会跟你说话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艾萨克问。

“你觉得我还能怎么知道？”

萨拉再次低吟。奥利芙闭上了双眼，想要逃开眼前的一切。

“这件事特雷莎知道多久了？”萨拉轻声问。

“我不知道。”奥利芙道，她说的是实话。特雷莎沉默至今是因为想要保护她，还是出于别的原因——知道奥利芙不知情的事情让她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他们是不是都在嘲笑她，嘲笑她深爱着心头的“鲍里斯我的爱”。比起这个她在现实生活里创造的怪物，把艾萨克当作一个书里的剪影或一个想象中的男人或许好得多。她仿佛听到特里莎在阁楼上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问问我哥哥爱的意义是什么？

“奥利芙，”萨拉道，她现在穿好了衣服说话更有底气了，“我知道这很不容易——”

“噢，老天。不，我不想听。”

“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

“但你永远在伤害我。”

萨拉站起来直面她的女儿：“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孤独吗？只有你一个人痛苦吗？”

“我才不管你的孤独。你结婚了，嫁给我父亲了。”

“你觉得很容易吗？跟他结婚？”

“闭嘴!闭嘴!”

艾萨克站在角落里，匆忙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痛苦地来回看着两个女人。

“艾萨克不是你的，奥利芙，也不是我的。”萨拉说。

“他是我的——我们已经——你打算怎么跟爸爸说？他不会要你了。”

萨拉大笑：“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老派。”

“老派？”

“你知道他卖那些画根本不够开销，利芙。庄园、我们的旅行、我们的生活，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我’。总有一天，奥利芙，你会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团乱。我都不认识一对没有问题的夫妻。婚姻很漫长，你知道——”

“住口，不关我的事。你第一次引诱艾萨克是什么时候？”

“亲爱的，那是另一回事了。其实，就在你爸爸买下艾萨克的第一幅画之后没多久。”

“滚!”奥利芙说。

萨拉开始往小屋外走去，那漫不经心的样子仿佛是离开一间贵族餐厅，但她对着眼前的黑夜迟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她说。

“我相信事到如今你肯定认识路了。当心野狼。”

“我跟你一起走。”艾萨克说。

“你哪里也不能去。”奥利芙说着，拿枪指着他。

“奥利芙，你他妈的太傻了!”萨拉道。

“滚!”

“我很快再来看你。”萨拉对艾萨克道，“奥利芙，你冷静了就回来。”

艾萨克和奥利芙看着她消失在夜色之中：“你不该让她那样一个人走的。”

“我不会杀她的，你知道的，也不会杀你。”奥利芙放下枪，打开了手电筒。他在刺眼的白光里看上去很警惕。“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艾萨克。你知道你妹妹的事吗？”

“怎么了？”

“不，我不觉得我妈会费心告诉你。特雷莎为你的壮举付出了代价。”

“说话别说一半，奥利芙。我不喜欢那样。”

“代价很可观，托你的福。”

“他们拿她怎么了？”

他脸上的恐慌不是装出来的，她便心软了，把乔治和格雷戈里奥的事告诉了他，剃特雷莎头发的事、蓖麻油的事、特雷莎午夜在走廊上的踱步。

他的脸痛苦地皱成一团。“但你为什么没有头发？”他问。

“为了让她好受一点儿，不那么孤独。”

艾萨克把视线移向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望着黑暗：“然后她就告诉你我在这里了。”

“是的。”

“她告诉你孩子的事了吗？”

“没有，只说你在这里。”

“她提到萨拉了吗？”

“没有，她让我问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仅此而已。”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麻烦都是她惹出来的。”他说。

“是的，但至少现在我看清了你的为人，我猜这就是她的用意。”

“你真的相信我妹妹一直把你当作心里最重要的人吗？”艾萨克说，“她跟猫一样，永远明哲保身。”

“你高看她的实力了，你没看到她的样子。再说无论如何，伤害我的人不是她，是你。”

“或许你说得没错，我真的很抱歉。但你只看到了符合你自己想象的那个我，你一直在试着创造我。你的母亲——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她看得很清楚，她并不想改变我。”

“是的，但她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象力，而且她有病。”

“无聊也是种病吗？她没病。这样说只是一个借口，让你们大家，甚至包括她自己都轻松一点儿。”

“你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有吗？奥利芙，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你任何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爱你。你只听你想听的，看你想看到的。”

“你跟我睡了，艾萨克。好多次。”

“是的，而我也同意了画的事情，我们都犯了错。”

“你想说什么？我画得越多，你就越不喜欢我吗？”

他移开了视线：“我想说关于你的母亲——那是另一回事，完全两件事。”

“不是两件事，艾萨克。她的事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就像我父亲的行为——以及我的行为，我猜。你留在这里是为了她吗？”

他踟蹰着。奥利芙闭上了眼睛，仿佛处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她说，“她跟你睡只是为了惩罚我。”

他大笑起来，把手放在了脑袋上：“你真是一个艺术家，不是吗？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有关，你从来都在自寻烦恼。这事跟你没关系，奥利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走了，祝你好运，你是这么说的吗？”

奥利芙转身走入黑暗之中，朝着她母亲离去的方向。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

“我会回英国去，你说得对，我会找个地方生活，让我父母自己解决他们的事。看看那个艺术学院会不会收我。”

“不错的计划。”

“走着看吧。给你。”奥利芙把枪递给艾萨克，“你应该会比我更需要它。”

“特雷莎呢？”他问，把枪插到了后腰，“你会带她一起走吗？”

奥利芙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艾萨克。她什么文件也没有。”

“她过得很辛苦。”

“一分钟前你还在说她惹了多少麻烦。”

“她才十六岁。”

奥利芙忍不住大吃一惊：“她说她十八岁了。”

“好吧，那你现在知道了。但如果乔治决定——如果我父亲——”

“你不用告诉我，那时候我在现场，而你在这里。”

他伸出手。奥利芙低头看着它。“你知道吗？”她说，“我很高兴我给你画了张绿脸。”

她说这句话只是句玩笑话，她不是真的觉得他天真或者有病。她只是坚信自己是个艺术家，她会把他画成她觉得合适的颜色。她希望艾萨克看到她已经成熟到能解决这档事，即便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永远都是那个改变她生命的男人。但当她伸手握住他的手，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艾萨克倒在了她的脚上。

她惊恐地朝地上看去，一开始她觉得这是假的，她的手电筒照到艾萨克脑袋里涌出来的鲜血，红色的瀑布流入他的眼中。接着她听到了一开始没有注意的声音，一声低沉的枪响，朝着他们的方向。然后又是两声枪响在丘陵间流窜，枪响的爆炸声撕破了天空，逐渐消失在树林间。她开始狂奔。

乔治在半个小时前听到了奥利芙的枪声，他赶来山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声音来源，他已经在远处观察了他们好一阵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艾萨克·罗布尔斯就躲在这里，还有他的光头妹妹，正将一把枪递给他。那个愚蠢的女孩还开着手电筒，于是在射杀了艾萨克之后，他能轻易追踪到她，她踉踉跄跄跑下山的时候，手电筒的光在山间乱窜。

乔治又开了三枪，看着白光跌落，一动不动，如同坠落到地面的一轮小小的白月亮。他等着，没有任何动静。此后的寂静是如此深刻，行刑后的余音是那么恶心，田野似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大地仿佛舍弃了一切。

第五章 《露菲娜与狮子》

1967年11月

18

古奇街地铁站的电梯出故障了，等我终于赶上一班开往滑铁卢的地铁时，它又一直停在隧道里。从离开斯莱德门外的电话亭之后，我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奎克家。她家前门楼上楼下都开着灯，没有拉窗帘，我能看到顶楼的房间，开裂的天花板下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似乎一反她平日里的生活美学。一圈刺眼的光晕透过屋檐照射出来，她并未填补的裂缝透露出一种腐朽的堂皇。

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敲了敲前门然后等待着，没有回音。“有人吗？”我透过信箱往屋子里喊道，但屋子里仍一片寂静。我思忖着——我可以就此放弃，回到我在克拉珀姆那间同样无声的公寓。但负罪感把我留在了那儿，还有好奇心，我需要了解真相。

夜色很浓了，我沿着街边的栅栏走着，边踩着秋日的最后几片落叶。屋子侧面窗户的灯光也亮着——一片电光石火，每个灯泡都在燃烧，让我感觉自己原形毕露。屋里仿佛是电影片场——让人目眩神迷的照明设备——吸引一切并吞没一切的高光。

等我走到花园，望见里头的黑暗，我的双眼根本没法适应光线的缺失。我每眨一下眼睛，都能看到橘色的光团在眼前晃动，逐渐暗淡成舞动在树木间的小光球。钟敲了八下，我再度置身于神话之中。

那天回到屋子时看到的景象，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奎克坐在厨房里，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这里的窗帘也开着，整个屋子灯火通明。我以为我会惊得叫出声来。奎克没有头发，她的脑袋上除了几绺短发外一无所有，如同一张破败却没有坐标的地图。她正看着我，我举手打招呼，但她没有反应，然后我惊恐地意识到她根本没有看我——她看着别人——或别的东西——就在我身后，就在花园里。

我听到了一声树枝的噼啪声，喉咙恐惧地紧缩起来。我转身看着她指的黑暗处，做好了战斗和大喊的准备。我很确定灌木丛里有动静，就躲在花园悬挂的枝丫间，但什么都没有出现。

我转身往屋子走去，跑到厨房门口强行夺门而入，不顾一切地想躲开花园里的动静。现在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她仍旧直挺挺的，仍旧在椅子里。她苍白的头骨有种恐怖的美感，安详的脸上写着幸福和释然。她的假发躺在地上，好似一张动物的皮毛。我都不知道她原来戴的是假发。

“奎克？”我说，恐惧在我的喉咙里翻滚。

而奎克当然没有回答我，因为奎克死了。

我想都没想清楚眼前的状况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房门锁着，但我在里面，厨房的门还开着，草地里有我的脚印。直到验尸结果推测出了奎克的死亡时间，还有她的血液中含有处方指示的十倍剂量止痛剂，验尸官又获悉她得了癌症，我才洗脱了嫌疑，她被宣布为意外死亡。我说不出有多气愤。我，是她唯一信任的人，却差点儿成了闯进她屋子谋杀她的嫌疑犯。我是唯一一个想要弄清楚奎克死亡真相的人。

给警察局打完电话之后，我回到了厨房，跪在她身旁，摸摸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也许我只差几分钟，严格来说那晚她并未邀请我，是我执意不想让她一个人待着。但她想过这个结局吗？我告诉她我会来——她会知道我将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也许她是想得救的，但我没有机会知道了。

我看看四周。药瓶就放在她面前，还有半瓶杜松子酒。这基本上不能说明任何事，她喜欢喝酒，而且她身处痛苦之中。我不相信她是故意这么做的。

“警察。”一个声音道。我跳起来，走到前门。

来了两名警察，他们还带来一部救护车。他们走进来时，我还惊魂未定——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专横而警觉，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我坐立不安，又添了新的恐惧和震惊。“谁是她最近的亲属？”他们其中一个人问，我说我不知道，但埃德蒙·里德是她的老板——或许他们应该给他打电话。

里德当时还在工作，由于展览即将在翌日开幕，他正开足马力辛勤工作。警察站在奎克的走廊里告诉他发现奎克尸体的事，我听不清他的回答。电话很简短。我坐在前厅里，一个警察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时钟嘀嘀嗒嗒走着。他看着我，接着我意识到他可能在想的事情，我想象着我的牢狱生涯，加勒比海女杀手——这该引起多大的愤慨，像我这样的人似乎注定走上邪路。

里德似乎几分钟之内就出现了。他开车沿着滑铁卢大桥飞驰而来，猛然冲进前门。“该死的，发生了什么事，她到底在哪儿？他妈——”当他看到护理人员把奎克抬出来的时候他忽然住了口。她看起来如此瘦小而脆弱，接着我看到里德脸上的震惊，我头一次看到他无法抑制的痛苦。

警察当时没有逮捕我，还多亏了里德。他们被他吓住了。他很快调整好情绪，施展权力与威严，他们的制服对我来说举足轻重，但里德却视若无睹。察觉到他们的疑问和态度，他马上发怒了，说他们若试图以任何理由控告我，都必须先通过他。“她一个小时前还跟我一起待在办公室里。”我记得他这么说。

我必须承认，我惊呆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欠下埃德蒙·里德的人情，而我实在不喜欢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我得做些什么才能回报他。我们一起离开了那栋房子，他把我送回了克拉彭的公寓。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听起来怎么样？”经过克拉彭广场的时候他问。

“很虚弱。”我想接着说点别的，但没有说。

他看着我：“怎么了？”

“她生病了，里德先生。”

“生病？”

“很重的病。我觉得——她日子不多了。”

他的视线回到道路上：“老天，她总把秘密藏得那么好。很显然，你也是。难怪她喜欢你。”

我们沉默地坐着。我精疲力竭，无法相信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还有那么多问题要问她。

“里德先生——你认识她很久了吗？”最后我开口道。

“她还是女孩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很遗憾。”

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奎克没有告诉他病情是不是让他很受伤，或者他只是单纯因为她的死而震惊哀痛？

“我希望你和拉奇小姐能负责葬礼事宜。”他说。

“应该的，她有没有什么我应该通知的家人？”我问。

“据我所知并没有，但你们还有时间，警察不会那么快送回她的遗体。”

“为什么不会？他们觉得我做了什么手脚？”

“不用担心，巴斯琴小姐。一切都会没事的。”

但我看不出来怎么会没事。“展览还照常举行吗？”我问。

“我不觉得我们有别的选择，而且这也是她希望的。”

然而当里德发动汽车离去的时候，我踢掉鞋子，没脱衣服躺到床上。我想道，有一半的问题在于，我们都不知道玛乔丽·奎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9

第二天早上，展览开幕了，此时奎克的尸体仍冷冰冰地躺在警察局里。我无法轻易地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到一起；她，死了，孤独一人，而这里，充满了喧嚣、色彩、人群乱转，基于艾萨克·罗布尔斯的新发现而酿造的兴奋。

朱莉·克里斯提从我身边走过，她的脸精致得不真实。画廊挤满了人。我认出了她，但其他这些人又是谁呢？演员、批评家、议员和银行家，他们的金纽扣并非由战争而是由权力所铸造。他们喝起红酒的架势仿佛是在牛饮自家的酒窖。贾格尔没有来，这让帕梅拉很失望。圆滚滚的内阁大臣在跟瘦削的老艺术家们聊天，某个乐天派放起一张布鲁斯唱片，喇叭送出的音符一直盘旋到天花板上。在散漫的声音中，两个穿着便装的男人交换了鄙视的眼神。他们熟悉的凡·戴克在哪里？他们从容的金斯伯格和丰满雄伟的斯塔布骏马呢？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现代感的色彩、女人抱着头颅，女人蜷缩在瓶子碎片之中，一头蓄势待发的狮子，旁观着一场文艺复兴的悲惨圣徒游戏。

布鲁斯乐曲中混入了小鼓，切分音阻断了我刚刚萌芽的苦涩。没有奎克让我彻底不知所措。她应该在那儿的，她应该要告诉我真相。房间的尽头，艾萨克·罗布尔斯和奥利芙·施洛斯的照片若隐若现——粗颗粒的黑白照，如今我感觉女孩脸上封存的表情是种带着错觉的希望。照片挂在那里根本是种侮辱。我希望布鲁斯乐曲能更响亮，让某个豪饮到绷住了外套的家伙跳起摇摆舞，把另一个老女人转得飞掉假牙。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把酒杯当成一个武器，继续往前走。突破越来越庞大的人群，我靠近了《露菲娜与狮子》，它面前拦着一条猩红色的保护绳，两边各站着一名警卫。里德显然知道声势大一点儿会让事情如虎添翼。

我注意到一名穿西装的灰发瘦削男子，靠在绳子上倾身去看画的边角。他靠得很近，鼻子离女孩断头上的细微笔触只有几英尺距离。他显得异常好奇，看得停不下来。左边的警卫动了动脚，那鞋子带着恐吓的意味。我心里涌起一阵焦虑，感觉要发生不好的事情。不过，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幅画很恐怖，弗雷德里克，”一个女人走过来说着，跟男人站到了一起，“很痛苦。”

我身后，画廊中的声浪高涨。随着室内气温上升，人潮汹涌，宾客们开始无视对方的存在。一个女人的大笑盖过了众人，听上去仿佛是在哭着求救。这些人到底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并不关心艾萨克·罗布尔斯，他们并不关心奎克。

我感觉手肘被人用力拉了一下，是帕梅拉。“你没事吧？”她说，“你看上去像见了鬼一样。”

“我觉得我确实见了鬼。”

帕梅拉皱皱眉。我还没有告诉她奎克的事，里德说他想在展览顺利举办前保密此事。

“你看书看得太多了，奥黛尔，”帕梅拉道，“鬼根本不存在。听我说。”她面带痛苦，“我跟比利分手了。”

“噢，帕梅拉，我很遗憾。”

她的脸上飘过一片乌云：“我发现他并不想跟我结婚。我提出要分居，然后这个浑蛋直接跟我分手了。马上就有另一个女孩进去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进入比利的心，还是进入她之前的房间。我没有问。相反，我说出了从没想过会说的话：“你想搬来跟我一起住吗？”

她的脸上绽放出微笑：“好，那太好了。”

“我也觉得很棒。”

帕梅拉的脸红了，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我找到了劳里，站在他的身旁。“我母亲不会相信这一切，”他说着，手对着画廊画出一个弧度，“但她一定会喜欢的。这真像一个雪球，还在越滚越大。”

“劳里，”我低声说，“我一定要告诉你。奎克已经——她已经死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什么？”

“是我发现她的，昨天晚上。”

“噢，黛莉，我很遗憾，你还好吗？”

“其实不太好。”

“我晚点再跟你说，”我说——在他的展览开幕式上，我该怎么解释，其实我完全不认为这个房间里的画作是艾萨克·罗布尔斯画的，其实这些画真正的作者已经带着自己的秘密长眠了。辛兹提醒过我不要说出自己对奥利芙·施洛斯和玛乔丽·奎克的猜想，如果我想要和谐的爱情关系的话。如果这整场展览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那会彻底动摇我对创作完整性的信念。我挣扎着想找出到底哪件事对我来说更重要——劳里的感受，还是为奎克的艺术正名。如果我是这些画的作者，我一定会千方百计想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

劳里握着我的手：“我知道她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我和奎克的关系——从情感或本质的角度，我也不觉得我表达过这样的情绪。直到现在，我一直把奎克当成一个有趣的谜题，一个充满灵感和障碍的消遣。但劳里说得没错，她确实对我很重要。尽管她行事善变，她却接受了我，还帮助了我。我喜欢她，可现在告诉她这些已经太晚了。在我脑海深处，仍遐想着她或许希望我做某件事，但如今已经太晚了。

“奥黛尔，你想走吗？”

“不，当然不，我没事。”

“好的。听着，格里想请你一起吃晚饭。他在这里，你知道吗？”

“真的吗？他能出来走走太好了。”

“没错，我也这么想。如果你不想来可以不来，但他一直在问你的事。他读了你在《伦敦书评》上写的故事，跟他的朋友吹嘘自己认识一个作家。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粉丝了。”

“我不是作家。”

“当然，我忘了，你是个打字员。”他声音里的恼怒让我转过身去，“说真的，奥黛尔，”他说，“你打算一直这么下去吗？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登上《伦敦书评》，连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愿意拿去卖吗？我可不会浪费这种才华。”

“我没有打算浪费它。”我说，我很疲倦，忍不住出口伤人，“轮不到你来告诉我应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举手投降：“好吧。我只是——你一定要继续写作，你知道的。”

我翻了个白眼：“辛兹也这么说。奎克也这么说。每个人都希望我写作，但他们自己从来不试一试。如果他们自己试过也许就会闭嘴了。”

他耸耸肩：“奎克帮了你一个大忙。我打赌如果她知道你拖拖拉拉——”

几个小时以来的压抑终于爆发了：“我没有拖拖拉拉——不要利用她——她死了，劳里，她死了。我不——我不能——不是每个人都有画可以出售，你知道的。我必须工作糊口。”

“你说得没错，当然，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有多优秀。”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的写作再次进入了瓶颈期。只有这一次，我是忙着经历真实的生命，来不及将它转化成文字。劳里这样的人——就我所知，从来没写过哪怕一行散文——似乎希望那些作者在脖子上挂着速记本和铅笔走来走去，记下所有事情写成书供他们消遣。

劳里好像知道自己踩到了雷区，他换了话题。“那里好像有两个人想买露菲娜。”他说。

“很好。”我看着他露出可怜的笑容，“不是吗？”

“露菲娜今非昔比了。我告诉过你我是个诗人。重点是，现在我有机会卖掉它了，反而又有点不情愿了。”

“嗯，它可不是普通的古画。”

劳里看着画廊那一头，《露菲娜与狮子》的颜色闪烁着，人们频繁往来，时不时挡住我们的视线：“它当然不是。而我该拿它怎么办，奥黛尔？我没有钱，它也不会养我。”

我们看着画在人们的脑袋后面消失又出现，我知道劳里跟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它的独特画面之中，我读到了许多故事。透过它的专业笔法，我体验到了玄妙的感动。它独一无二，我应当尽力保护它，让它留在公众视线里。我能猜到艺术家的决定背后的动机，也能深刻体会到这幅画给我的感觉，但我明白我永远也不会了解它的真相了。

劳里看到的是别的东西。里德委托配的新画框是一扇窗户，画作仿佛是他试图拉开的窗帘。他说自己不情愿卖掉它，只是因为他还没见到支票罢了——虽然这是他母亲的遗物，他似乎不像他母亲那样对它念念不忘。不然当初他为什么要来斯凯尔顿呢？他说是为了找我，但或许我只是个意外惊喜。对他来说，那幅画只是一件准备出售的东西，让他实现梦想的某个过渡品。他从中看到了机会，重新开始的机会。

里德敲敲他的酒杯，开始发言。他站在《露菲娜与狮子》的前面，开始讲述艾萨克·罗布尔斯与斯凯尔顿的这场渊源，他在二十世纪早期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他稍纵即逝的天赋。他向威尼斯的古根海姆基金会致谢，添油加醋地渲染这次发现的神秘之处，还指出人群中的劳里，众人为他家中藏有这样一幅画的好运和决定展出的慷慨而热烈鼓掌，他红着脸向大家举杯致意。

里德说起罗布尔斯的作品是一场关于灾难的沉思的时候，或许斯凯尔顿画廊里的人们想到的都是战争和独裁，那些斗争他们中的很多老人都亲身参与过，仍然铭记于心。但我只是在想奎克说过的话：让人感动的是它的主题。画里似乎还有我们不了解的另一层次的含义，而我们就是无法领会。

那晚《露菲娜与狮子》以超验主义的方式感动了我。它成了我抒发自己的损失和接受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的管道，或许这就是艺术的神秘之处，而且我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在里德结束演讲之后，我注意到人们——甚至是穿着便装的老古董——也开始对露菲娜投以更多尊重的目光。

关于《被淹没的世纪》开幕式的报道五花八门。有些相当半心半意。“这幅画是召唤死亡的画面，不该被忽略。”这是次日早晨《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写的最善意的一句，接着就开始推测它能卖多少钱——“埃德蒙·里德在当晚结束前证实《露菲娜与狮子》将进行拍卖。”《泰晤士报》有篇文章写到了这场名流荟萃的活动，却几乎没有提到艺术家本人。我笑了，奎克一定会看到其中的讽刺。记者又提到了画作里“明确的象征主义”，这一点我不同意。他认为画作太直白，但我认为那些画里还有另一种语言，而唯一掌握这种语言的人已经不在了。

《每日邮报》质疑这整件事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认为艾萨克·罗布尔斯不应该被拔到这种高度，说如果当代艺术就是这种程度，那么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又要被迫观看什么新鲜的糟粕。然而，《观察家报》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它肯定了里德的“艺术史修正主义，被遗忘的画家和色彩”的新见解。这让我大笑起来，觉得这些人看到的根本不是同一幅画。

穿过走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奎克的缺席，我知道再也没有午餐提议，隔壁的餐馆也不会再送来一瓶顶级的冰镇桑塞尔酒了。里德不在，我想知道他是否看过那些报道，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帕梅拉听说了奎克的事情后已经在厕所里哭，就连空荡荡的房间也似乎在默哀。我想知道如果奎克还在，那些评论会不会更正面些，奎克会说服那些评论家，强迫他们把自我放在一边，认真看看他们眼前的东西。

不过，《每日邮报》的长篇抨击帮了我们一把。人们排起长队来看露菲娜，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是恶作剧。但对我来说，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为什么奎克不肯说出真相？为什么她对自己的人生如此守口如瓶？

我开始思索劳里说的话，她把《没有脚趾的女人》寄给《伦敦书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不该浪费。我的绿皮记事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打开过了，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写些什么。我不觉得奎克想让我欠她人情，她只是顺水推舟，也很乐意这么做。然而，我开始考虑要如何感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弥补我没能在她生前回报她的遗憾。葬礼安排在下一周，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写她的悼词。毕竟，里德让我和帕梅拉筹办葬礼，并没有其他志愿者。

第一封信是在那天日暮时收到的，帕梅拉在外面苦闷地抽烟，我守着前台。在斯凯尔顿收到信件出乎我的意料，但信就这么来了，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如果说奎克第一次寄给我的信代表着我的转型，那么这一封可说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了。虽然我此后还收到过许多非同寻常的信件，但这封寄到斯凯尔顿的信还是把它们都比下去了。

一家名叫帕拉的律师事务所要我星期四去一趟，他们的办公室位于伦敦城的布莱德巷——还要我带好自己的护照和居住地址的证明文件。我记得当时我有多害怕。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不属于某个国家，尽管之前已获得过保证，一封让你带着身份证明的信仍然会吓到你血液僵住。

我试着想象奎克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没有她的鼓励和钢铁羽翼的庇护，我感到很迷茫。如果打给劳里告诉他这件事，他根本不会理解，因为他属于这里。他被包裹在一张无形而牢不可破的网中，层层叠加，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开始结网，让他察觉不到危险，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没有任何一封律师事务所的信会吓到他。他或许会拿我的紧张打趣，那只会加深我的恐慌。

我决定把信拿给帕梅拉看。“你怎么看？”我说。

“天知道，奥黛尔，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他们想要逮捕你，在这里下手就可以了。”

帕梅拉的话一如既往地有道理，于是那个星期四我去了。如果我知道即将听到的是玛乔丽·奎克小姐的遗嘱，会不那么害怕还是更加害怕呢？我说不好。既然已经作了决定，就只有一条路，如同生活中其他的事情一样，奎克在坟墓里也在督促我前行。

第六章 挥之不去的地方

ⅩⅩⅣ

他们把她葬在了果园里的一棵橄榄树下。特雷莎记不太清了，但她始终记得泥土投到棺材上的声音，她们曾一起在这里翻土，还有水滴掉落时形成的彩虹。洛伦兹神父已经离开了村子，于是莫拉莱斯医生临时主持了葬礼。哈罗德和特雷莎站在旁边观礼，几乎互相撑着对方，萨拉吃了镇静剂留在楼上。

医生没有正眼看特雷莎一眼。他真的相信她是凶手的谣言吗？她知道村子发生的事。乔治或许是想先发制人免得罪名落到自己头上，正在四处宣传自己拿一个月的薪水打赌是特雷莎在山上杀掉了艾萨克和奥利芙，她应该是想惩罚自己的哥哥。特雷莎很肯定这事是乔治干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而这种时候，真相总是无法阻止乔治这样的人。她彻夜失眠，不知道当人们开始相信乔治的话的时候，她会被怎么处置。

在某些方面，特雷莎相信乔治说的是对的。她确实希望惩罚她的哥哥。把奥利芙送出去也是她的主意，这样奥利芙就可以认清被她当作成功关键的男人的真面目了。特雷莎开始相信奥利芙是因为她而死的，夜里，她在枕头上哭号自己的罪孽。哈罗德或许会听说乔治的谣言，这是特雷莎最担心的也是最希望的事。哈罗德或许会在悲痛中杀了她——至少她的痛苦可以就此了结。

奥利芙下葬后的那些日子，哈罗德、萨拉和特雷莎如同游荡在水下世界。特雷莎觉得自己快要缺氧窒息了。马贝亚和阿利亚马都落入了叛军手中，施洛斯一家仍然没有搬走。直到一颗五百公斤的炸弹炸死了马拉加一栋楼里的五十二个人，而住在女王饭店的一个女孩在婚礼前夜失去了双腿，这个家庭才从悲痛中醒过来。

海军的炮击越来越密集，空袭也是如此。丰希罗拉附近有五艘战舰。有报道说，马拉加已无人掌权。没有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关机构。国民军已然半疯，没有电，没有电车，没有警察。他们说，跟马拉加相比，空袭后的马德里仿佛一场祥和的野餐会。

“我们必须离开，”特雷莎告诉哈罗德，“求你了。艾萨克死了，半个村子的人已经认定我有罪——我该怎么生活？”

“你会活下去的。”他说。

“求你了，先生，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是无辜的。”

他看着她：“是吗？”

特雷莎迎上他的目光：“先生，我一直在保守您的秘密。”

她看着哈罗德脸上浮现出心领神会的表情，尽管心脏怦怦直跳，还是努力保持一脸平静。她别无选择。“先生，”她继续道，“如果您妻子知道那个德国女人的事，她还会资助您吗？”

“我们带特雷莎离开西班牙，”哈罗德第二天对他妻子说，“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她可以用奥利芙的文件。”

“好的。”萨拉说，她不愿去看特雷莎的眼睛。特雷莎很清楚萨拉有足够的理由希望远离她，但特雷莎也有萨拉的把柄，于是这个英国女人没再说什么。

他们在一个寒冷的下午离开了。这三个人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是那艘船上最分裂的三人组——就是那么明显。他们的离去早已没有了来时的魄力。天空中一片变幻莫测的灰色，大海漫无边际。生锈的铁链从马拉加的码头松开的噪声令特雷莎感到一种畸形的喜悦。在为离开而感到宽慰的心绪之下，她已背负上罪恶感。她的逃离是以奥利芙的鲜血为代价的。

当陆地变得愈来愈瘦小，她的表情也映在了其他乘客的脸上。那是一种辛酸的奇迹。他们做到了。他们躲开了，但同时他们并没有躲开，毫无疑问他们躲不开。特雷莎知道有一部分的自己永远无法离开那个地方。

她从未坐过船，她只知道陆地。哈罗德说这艘船叫作驱逐舰。特雷莎想起了她坏掉的记事本，想起了英语名词多么黑暗却恰如其分。她抓紧栏杆，压抑住自己想跳进搅动的海水中的冲动。大海有许多颜色：泥土色和牛奶色，石板色和绿叶色，还有大海浪尖上折射的古铜色——有时候，海浪还在远处，尚未被船头冲破的时候，是一种更纯粹的蓝色。特雷莎发现她在过去几个月里认识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颜色。她想让风鞭打自己的脸，刺痛她，麻木她，然而并未实现。没有任何大自然的力量能将她毁灭。

她又想起了他们发现奥利芙的那个早上。哈罗德还不知道为什么奥利芙前一天晚上会深夜跑出去。他悲伤地想逃离这个地狱和女儿的死亡，他没有静下心来琢磨为什么奥利芙一开始会出去。他没有想过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也在寻找爱情，从另一个人那里寻找生活的意义或救赎。但当那个早晨露出曙光，而奥利芙并没有下来吃早餐的时候，萨拉和特雷莎望着对方，认为还是默不作声比较好。于是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哈罗德意识到女儿失踪了，他开车出去，在山坡上发现了她的尸体，那个早晨轻微的不安变成了惊人的恐怖。一个小时后，女人们再度听到他的发动机声，还有汽车猛穿过大门的铿锵声，奥利芙的尸体瘫在后座上。哈罗德抱着他的女儿，步履蹒跚地走向两个女人。“我把她带回家来了。”他说道，声音异常呆滞，仿佛他在数里之外，以自己的身体为隧道往下传话。看到她死去的孩子，萨拉崩溃了。

现在，她试着回忆所有这一切，为了继续活下去，她强迫自己直面事实——她只能记起些碎片了。让她念念不忘的是身体上的感觉，她的膝盖“砰”地沉到地上，她在石板路上呕吐时涌上她喉咙的廉价橡树咖啡，奥利芙尸体的触觉。苍白的皮肤下透着蓝色，身体僵直，血迹斑斑，外套上有三个枪伤。

“她说这个地方是家。”萨拉含含糊糊地说道，几个小时后，他们三人坐在客厅里。哈罗德已经喝醉了，萨拉吃了药物之类的东西。这是一场大白天里的噩梦。他们把奥利芙的尸体放在了厨房深处，整个屋子最寒冷的地方。“我们必须把她葬在这里。”萨拉低声说，声音憔悴而悲痛。

“我哥哥怎么样了？”特雷莎问。萨拉用双手掩住了脸。

“乔治把他带走了，”哈罗德说，“我只把奥利芙带回来了。”

“乔治？”特雷莎说，“他把他带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萨拉和哈罗德都昏睡过去以后——萨拉在沙发上，哈罗德在扶手椅上，他手里的威士忌酒杯开始滑落——特雷莎把酒杯放到地上，蹑手蹑脚走出了走廊。她想象着乔治把她哥哥的尸体扔在森林某处，也许还挖了个浅浅的坟，再也没法找到他了。她不得不靠着墙，把手重重地捂住嘴巴阻止自己尖叫出来。

奥利芙看起来已经不像奥利芙了。满身斑点，双眼紧闭，微张的嘴巴露出牙齿，让她看起来更加脆弱。特雷莎伸手去摸奥利芙的手臂，感觉到它的硬度，现在血已经不流了。她又摸了摸奥利芙的头，感觉那是死掉的她自己——一个活死人，一个有骨有肉的鬼魂。她看到奥利芙裙子口袋里有一张相片，是奥利芙和艾萨克在阁楼上一起站在《露菲娜与狮子》面前的相片。

我用生命向你保证，她用西班牙语对奥利芙说着，把相片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定会帮你报仇。

但即便在她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安静的声音已经在特雷莎体内告诉她自己，为他们的死亡复仇有多难？你要怎么跟你的村庄广场上的一个阴影战斗？最困难的是，面对生命无端的小事，特雷莎完全无能为力，她根本无力回天。她能做的只有永不忘记。

第二天，特雷莎正在阁楼打包，萨拉走了上来。奥利芙所有的颜料和速写簿全部收起来了，留下的只有靠在墙边的《露菲娜与狮子》。

“就是它吗？”萨拉问，“下一幅画？”

“是的。”

萨拉站在它面前，一言不发，沉湎其中。接着她转向特雷莎，盯着她问道：“特雷莎，为什么艾萨克的画会在这里？”

“奥利芙——在保管。”

“为什么？”

“我不清楚。”

萨拉转回身看着画：“我明白了。”她朝画走过去，手放在画边上。“嗯，如果古根海姆那女人得到这幅画我就下地狱，”她声音哽咽道，“这是为我画的。”

“不，不，夫人，它必须送去古根海姆画廊。”

萨拉猛地一转身看着她：“你是打算指挥我吗？这是我唯一的东西——”

“夫人。”特雷莎恳求道。

萨拉眯起眼睛：“你手里拿着什么？”

“没什么？”特雷莎说着，把相片藏到了背后。

“给我。”

萨拉抓过了相片。看到艾萨克和她女儿，拍照的时候两人像是很幸福，她用手捂住嘴转过身去，拖着《露菲娜与狮子》走开了。特雷莎朝着楼梯往下喊：“我觉得艾萨克的尸体应该在树林里，你能帮我葬了它——”

“闭嘴!”萨拉道。她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她举手摸了摸散乱的卷发，特雷莎看到她在哆嗦。“我不能，”她小声说，“我不能帮忙。”她踉跄地下了楼梯。

看着那幅画同萨拉一起消失，特雷莎觉得自己的力量也在消散。她没办法从萨拉的手中夺回画。如果她想离开此地去英国，至少目前来说，她对那幅画无能为力。

轮船在水面上加速的时候，特雷莎试着遣散这些回忆，用下巴抵着船的栏杆。她想知道萨拉会怎么处理那幅画和相片。那幅画现在就在船上。她漫不经心地考虑溜下去把它放到自己的行李箱里。那太冒险了，她必须保持低调。而摸走那张相片要容易得多——它可能就在萨拉的钱包里。萨拉要那张相片，是为了想留住艾萨克还是奥利芙的画面呢？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萨拉抓着它就好像抓着护身符一样。夜幕降临之前，她在甲板上散步，几乎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其他乘客。

“你好。”一个男人道，打破了她的思绪。

特雷莎退缩了一下，她用力拉了拉用来遮掩短发的羊毛帽，视线盯着地平线。她不想说话。

“太遗憾了，不是吗？”他继续道。

他是英国人，年轻而挺拔。特雷莎看到他的手指放在栏杆上，每根手指上都长着黑色的毛发。“糟糕透了，”他说，“我应该留下来的，但我做不到。我们不得不关掉领事馆。”

特雷莎转过身。他有着蓝色的眼睛和严峻的脸庞，看上去像冒险故事书里的人物。他皱着眉，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她注意到他脸上带着睡眠不足的阴影，却问她是否安好。

“我很好，是的，谢谢您。”特雷莎尽力用标准的英语答道。她回头看去，哈罗德和萨拉没有从他们的船舱里出来。她不想让他们看到她在跟人交谈，她不知道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们是不是已经懒得介意了。萨拉坚持要回伦敦去，但哈罗德想去巴黎找佩吉·古根海姆。他们就要分道扬镳了。特雷莎能看出来，尽管他们自己还看不出来。奥利芙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阴影，令两人充满负罪感和痛苦，相互责难。

“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她问他。

“有炸弹，而且欧洲的其他国家也需要我们关注。但是，”他清了清喉咙，“不要觉得这样就说得过去了。”

“不会的。”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她没有说话，他疲惫的脸上出现一丝笑容。“我明白了，”他继续道，“就像那个，对不对？我从口音里也听出来了。你说西班牙语吗？”

“是的。”

特雷莎能看出他被她激起了兴趣。她的书包自离开庄园后便时刻不离手，里面有奥利芙的斯莱德入学通知书和一张古根海姆的电报，表示她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下一幅作品已迫不及待了。哈罗德握有她的身份证明，这些微不足道的文件是特雷莎仅有的东西了。她摸摸书包，戒心因疲倦而松懈了，她的脑筋飞转，已顾不上自己的神经。她想象着因身份暴露而被扔下船的场景，紧紧地抓住了栏杆。

“你还会说其他语言吗？”男人问道，把随身酒壶递给她，她犹豫地喝了几口。她告诉他自己还会一点儿德语，这时，男人越发来了兴趣。“你要去哪里？”他问。

“英国。”

“英国哪里？”

“伦敦，柯曾街。”

“很好。你有家人在那里吗？”

“父母。”

“我明白了。”他说道，但脸上并不十分信服的样子，特雷莎觉得自己的内心正在崩塌。“那你到了那里准备做什么呢？”他进一步问道。

特雷莎怀疑哈罗德和萨拉，尽管动机不同，但都乐于看到她离开。他们为她做得够多了，为了保守各自的秘密，利用女儿的名字带她离开了西班牙。特雷莎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他们避之不及的讨厌鬼。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得寸进尺到什么地步。

“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她对男人道，心想着在她的这篇谎话里加上一句实话总没什么要紧的。

“我或许能帮到你，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

“怎么帮？”她问。西班牙的海岸线如今已完全消失在他的后方了。

“到这个地址来，”他说，“等你方便的时候。最好是星期一。”

特雷莎收下了他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外交部，白宫，伦敦”。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怎么去那里？但她担心如果向这个男人道出实情，他就会收回他的提议。她试着猜想他的目的，他想要的是她的肉体吗？看起来应该不是，但她早已清楚英国人是多么会弄虚作假，多么善于口是心非。

他察觉到了她的犹豫：“我保证，不会有事。”

特雷莎回头去看地平线。她想起了奥利芙的露菲娜，女孩和她的断头还有她的狮子，深埋在这艘船里。一个女孩死了，她想道，就因为我想救她。她低头看着水面，记起自己对奥利芙尸体的承诺。“白宫，”她对男人重复道，“最好是周一。”

他再次微笑：“棒极了。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

特雷莎听到他的脚步声远去了。她的手指划过卡片。卡片是奶油色的，很有分量，感觉很威严。她把它翻过来。反面只有一个名字：埃德蒙·里德。她小声地重复这奇怪的单词，然后放进了书包里。虽然她无法想象白宫是什么，也不清楚埃德蒙·里德先生要对她做什么，但她知道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回头了。

其他的乘客也离开了甲板。现在已经十分寒冷了。最后一缕阳光即将消失，特雷莎仍留在甲板上。即使她已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即使夜幕已笼罩了地平线，特雷莎仍在等待着。她望着黑暗，望着星星，与此同时，驱逐舰一路驶向英格兰的海岸。

后记

20

我一眼就认出了奎克的律师。他就是我在“被淹没的世纪”开幕时在画廊看见的那个穿西装的瘦削男人，他当时凑近注视着《露菲娜与狮子》。他叫弗雷德里克·帕拉，他开门见山地迎我进了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一侧系着一条红丝带。我的手微微颤抖，呼吸卡在喉咙里。我想问他那晚怎么会去画廊？是奎克邀请了他吗？为什么呢？但我当时已经吓坏了，手中文件夹的分量让我闭了嘴。

“奎克小姐要求只能你一个人阅读。”帕拉道。

“谢谢你。”我摸索着把文件夹放进包里，准备离开办公室，为完成交接松了一口气。

“请你来这儿还有别的原因，”他继续道，“请坐，巴斯琴小姐。”

我照做了，穿过深绿色的地毯，坐到他桌前的一张大木椅上。帕拉绕过他硕大的办公桌在我对面坐下。我们之间的空气凝重起来。我明白奎克为什么选他做委托人了，他对我显而易见的紧张无动于衷。帕拉完全符合她的需求。他是一座狮身人面像，他的职责就是执行她的意愿，别无其他。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巴斯琴小姐，”他说，把自己纤长的手指合成一个三角形，“玛乔丽把你写进了遗嘱。”

我听到了那些词，尽管理解它们的意思，我仍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不好意思？”

帕拉眨了眨眼，如蜥蜴般面无表情。窗外的楼下，传来城市公路的轰隆声和哔哔声。“她在温布尔登有座小屋。”他说。

“是的。”

“她把房子赠予了你，永久所有权。”

那之后的某一刻，我离开了布莱德街的办公室，走回了圣保罗地铁站。我猜那时我应该走得很慢，心里泛起异样的感觉。奎克把她的小屋留给了我。我签了几份文件，还是不知所措。什么时候？她是什么时候作出了这个决定？而且为什么是我？这是一笔我根本不敢想象的遗产。我一定紧紧夹住了她的文件夹。至少这里还有个实体——纸上的内容或许能让我更容易理解眼下的事。也许我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大概是担心被打劫，我坐着火车直接回了克拉彭广场，我不想在公共场合打开它。它灼烧着我的膝盖，而我需要独处，在安静的地方才能阅读它。

我到站下了车，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上楼进门的。我拆开了丝带开始阅读。亲爱的奥黛尔，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坐着一直读到午夜，废寝忘食，脖子都僵住了，但我不在乎。里面详述了奎克想让我了解但又无法当面告诉我的所有事情。那些人、那些地方，还有那些在广袤的安达鲁西亚天空下度过的夜晚。她的故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庞大和辉煌。读完时，我的眼睛又红又涩，脑袋嗡嗡作响，我意识到了另一件事。这里面的实情，同样也是奥利芙·施洛斯不希望世人了解的事。

奎克对于《露菲娜与狮子》永久的沉默是高贵的，这份文件便是证明，尽管这有悖于她渴望将奥利芙·施洛斯的故事传扬下去的意愿。在我认识奎克的这段时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病危期。她的内心已然失控。那么多年之后，她重新见到奥利芙和她哥哥的相片、露菲娜的画，而她又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势必惊骇万分——眼看它成为一件商品，改头换面，再度归于艾萨克·罗布尔斯名下。

作为特雷莎·罗布尔斯，她知道奥利芙不愿张扬。作为奎克，她又为她打抱不平。这两个自己之间的矛盾从未消减过。这种压力，以及西班牙最后那些天的记忆，还有她服用的强效镇静剂，无疑令她的精神幻觉更加恶化，更无法释怀。这份文件解释了她当时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特雷莎破壳而出，那幅画的再次出现令她崩溃。

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死是不是一个意外。大多数时间里，我相信那不是意外。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言说奥利芙在最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创伤。可以说，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癌症，她觉得自己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终点，通过她的律师将文件留给我。我经常会想到特雷莎的英语笔记本，被乔治丢弃，又被奥利芙发现，接着，又出现在给我的文件夹里。她好像——跟我一样——始终认为相比说话，通过书写更容易理解这个世界。

奎克没有交代帕拉要我如何处理这份文件。于是多年来，我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那个寒冷十一月的晚上我在被单下面读到了什么。我甚至连里德也没有告诉，尽管我很希望当时告诉他。

这份文件里，奎克没有具体说明她来到英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一定接受了里德的邀约去白宫跟他见面了。我想以她掌握的语言和里德在外交部的关系，在世界饱受战乱之苦的时候，她对英国一定很有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有不少纳粹。客观来说，我也相信英国政府——和里德——也帮了她不少忙。道谢的方式千奇百怪，比如，温布尔登广场的一栋美丽小楼。

我变得同特雷莎一样善于保守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劳里，奎克很可能是他的姑姑，一个他见过好几次却对两人间的真正关系毫不知情的姑姑。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不想提及此事，而且，奎克已经死了。让他知道他还有别的亲戚也为时已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奎克在文件里提到萨拉和艾萨克的事，但没有提到怀孕。我知道萨拉·施洛斯是劳里的母亲，她回英国的时候已有身孕，因为劳里自己告诉过我这件事。但事情还有待推敲——考虑到时间点——特雷莎，也就是奎克，并不清楚萨拉跟艾萨克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否已经怀孕。奎克或许因此没有将劳里和她哥哥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奎克的电话簿里会有斯考特家的住址，以及她对劳里母亲的兴趣。或许是她在癌症恶化之前，还在独自追查劳里的那幅画。但有时候，我又在想，奎克有没有从劳里的脸上找到她哥哥的影子呢？还是她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哈罗德·施洛斯的面部特征呢？还是她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不管是什么，她似乎始终不赞成我和劳里在一起。

只要看看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就能看到他和劳里的相似之处——但哈罗德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劳里的生父始终是个谜。有时候我也好奇是不是劳里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母亲总是闭口不谈他的父亲。而且，我一直记得他向里德要了一张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复印件。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些年的沉默是不对的。毕竟，那张稀有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作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卖了天价。奥利芙·施洛斯理应得到她作为艺术家的声望，劳里也有权知道整个故事——然而整个故事是否真的存在呢？或者真的有艺术家声望这种东西吗？真的能透过玻璃看穿一切吗？这一切都取决于光线的角度。特雷莎·罗布尔斯目睹了匿名画画的好处，而当我读到奥利芙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就我所知，她很享受化名的创作。对她而言，创作就是一切。

露菲娜如今不在别处，她被挂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里，就在我曾看到辛兹穿着她的新羊皮外套等我的巨狮雕像后面。被私人收藏多年后，它流入了拍卖市场，被国家买下，因为美术馆希望收集更多二十世纪的艺术品。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当时也是竞拍中的劲敌，我猜里德一定在窃喜他们没有成功。他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不肯出借那张戈雅的画作。那张相片归还给了普拉多。一开始它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还是个谜，我只能猜测是萨拉给了西班牙国家画廊，她希望他们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兴趣不减，却不晓得那是个误会。

奎克死后的那段时光相当古怪。斯凯尔顿的展览大获成功，展览带来的关注和收入也令里德称心如意。格里真的卖掉了萨拉的房子，于是就在我得到新家的同时，劳里失去了他的家。《露菲娜与狮子》的出售令劳里和他母亲的过去，和格里，和所有事一刀两断了。或者至少，他自己是希望如此的，然而艺术几乎不会遵从人们的欲望。我猜这样一幅画已经在他身上烙下了印记，即使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露菲娜出售之后，劳里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去美国旅行。他邀请了我，但我选择留在伦敦，因为我希望待在奎克的房子里，并继续在斯凯尔顿工作。

最终，劳里没有回来。

我想说，青春的韧性在于能屈能伸。每个星期他都会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想念我，为什么我不过去——但我已经在自己想在的地方了，事实上，我对劳里的思念并不及我对工作的热爱。他告诉我要继续写作，我也一直在写。我并不想在写作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对我而言，两者经常是同一回事。

那段时间是种全新的体验，对于如何缓解这些事情带来的伤痛，我全然没有经验。我的生命仿佛是一根豆茎，而我就是那个杰克，枝叶不断往上蹿，丰沛茂盛且叹为观止，我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我爱过也失去过所爱；我发现了新的创意和归属感。此外，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更阴暗、更深沉的时刻——就算还没有，也是因为它还在等待——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孤独一人的那个无法磨灭的时刻。

或许我并不需要选择，或许那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二分法。无论如何，劳里的电话越来越少，接着再无音信。

我拿着钥匙去奎克的小屋那一天，带了辛兹和帕梅拉同去。房间里跟那晚救护人员用担架把奎克抬出去时一模一样。空气里还有她淡淡的“旷野”香水味。那一天很冷，已近十二月，房间里没有开暖气。我期待她的猫会在厨房里露面，但它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看。房子并不大，楼上有四间房——三间卧室，一间能在冬天把你冻成冰的浴室，里面竟装了巨大的单层玻璃和遍地的瓷砖。奎克没有多少家当。简单的床铺，漂亮的地毯，开裂的天花板。在我猜是她自己的那间房间里，窗户下摆着一张小桌子，透过那扇窗户可以俯瞰她的花园。那张小桌子上有一台打字机，她就是用它打出了文件里的那些话。我低头注视着自己，觉得它也正注视着我。

自那之后的每一天，我都好好利用那台打字机。

每当被要求回顾或反思我自己的书作时，我意识到我毕生的意义就是在试着理解我开始和玛乔丽·奎克工作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我为她写悼词开始，以及从那之后发生的一切。我写作的主题、笔调和形式全都取决于我生命中那个短暂的时期。我的写作是在不断重塑着那个曾经被重塑过的我。

我经常去美术馆看画，尤其是去看《露菲娜与狮子》，跟观众们站在一起欣赏它那持久的力量。特雷莎多年前的愿望，已经以它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而最近，当我看着那对姐妹，我知道在这两双眼睛背后和那些笔墨之下藏着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如今已有一部分属于我了。一个女人，葬身于一棵橄榄树下。另一个女人离开了，独自面对未知的海洋。接下来是我。

1967年重新发现的《露菲娜与狮子》与我自身的觉醒紧密相连：我对奎克的了解，辛兹和她的宝宝，我和劳里的感情，我对写作与日俱增的信心。那幅画仿佛一颗延时的炸弹，接连爆炸——有时温柔，有时惊天动地。

去年开始，有一个问题开始萦绕在我心中，就像一头俯视着你又不让你离开的狮子一样顽固。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独享着女孩们隐藏起来的真相，这种特权和不可思议的秘密：一个十九岁女孩在她父亲租来的一个西班牙阁楼上完成了这幅画。而我在想，是否也有别的人在看着露菲娜，看着我，也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呢？这种全新的好奇，而非我来之不易的自信，促成了我写作的动力。

尽管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商榷，但我个人对此很有把握。因为如果我曾学到过什么，那就是：最终，一件艺术品的成功只是因为它的创作者——用奥利芙·施洛斯的话来说——拥有令作品诞生的信念。

奥黛尔·巴斯琴

温布尔登，2002年

致谢

我想感谢：

弗朗西斯卡·梅音，梅根·林奇和詹妮弗·兰伯特，

他们让这本书成为可能。

朱丽叶·穆申斯，

一路陪我走来。

萨沙·拉斯金和萨拉·曼宁，

让我无后顾之忧。

玛丽·张伯伦教授，

贡献了宝贵的时间，开拓了我的视野。

科林·麦肯齐，

他博学的艺术知识令我受益良多。

特多西印度大学的帕特里夏·穆罕默德教授，

在奥黛尔和辛兹的语言方面不吝赐教。

盖尔·布拉德利，

努力地校对我的文字——其中任何谬误之处，责任当然在我本人。

同样感谢：

爱丽丝·奥莱利，提塞尔·斯考特和我的家人，

以并不显而易见但举足轻重的方式，帮助我一同完成了这本小说。

以及

皮普·卡特，谢谢你做的一切。

参考书目

艺术

Berger, John – About Looking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Co-op, 1980)

Bernier, Rosamond – Matisse, Picasso, Miró – As I Knew Them (Sinclair Stevenson, 1991)

Bernier, Rosamond – Some of My Lives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1)

Chadwi ck, Whitney – Women, Art and Society (Thames & Hudson, Fifth Edition, 2012)

Guggen heim, Peggy – Out of This Century: Confessions of An Art Addict (Deutsch, 1980)

Hook, P hilip – Breakfast at Sotheby’s (Penguin, 2013)

Mancoff, Debra N. – Danger! Women Artists At Work (Merrell, 2012)

伦敦

Reed, J ane – Girl About Town: How to Live in London – And Love It! (Tandem, 1965)

西班牙和西班牙内战

Barker, Richard –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Skeletons in the Ground: Repression, Victimization and Humiliation in a Small Andalusian Town – The Human Consequenc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Buckley , Henry –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A Witnes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I.B. Tauris, 2014)

Casano va, Julián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I.B. Tauris, 2012)

García Lorca, Federico – Romancero Gitano (1928)

Graham , Helen – The War and Its Shadow: Spain’s Civil War in Europe’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Koestler, Arthur – Dialogue with Death (1942)

Lee, Laurie – A Moment of War (Viking, 1991)

Lee, Lau rie – As I Walked Out One Midsummer Morning (1969)

Preston, Paul – The Spanish Holocaust (Harper Press, 2011)

Woolsey, Gamel – Death’s Other Kingdom (1939)

特多和加勒比海的英国殖民历史

Braithw aite, Lloyd – Colonial West Indian Students in Britain (UWI Press, 2001)

Chambe rlain, Mary – Narratives of Exile and Return (St Martin’s Press, 1997)

Dathorn e, O.R. – Dumplings in the Soup (Cassell, 1963)

Hinds, Donald – Journey to an Illusion: The West Indian in Britain (Heinemann, 1966)

James, C.L.R. – Black Jacobins (Martin, Secker & Warburg, 1938)

Lammin g, George – The Pleasures of Exile (Michael Joseph, 1960)

Miller, K ei (ed.) – New Caribbean Poetry; An Anthology (Carcanet, 2007)

Mittelholzer, Edgar – With A Carib Eye (Secker & Warburg, 1958)

Naipaul, V.S. – Miguel Street (Deutsch, 1959)

Schwarz, Bill – West Indian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 (MUP, 2003)

Selvon, Sam – The Lonely Londoners (Alan Wingate, 1956)

Stuart, Andrea – Sugar in the Blood (Portobello, 2012)

Tajfel, Henri and John Dawson – Disappointed Guests (OUP, 1965)

电台

Radio 4 (2015): Raising the Bar: 100 Years of Black British Theatre and Screen, presented by Lenny Henry –particularly episode 2,　　　　 Caribbean Voices – writers and actors from the Caribbean coming to work in London

电影

London – The Modern Babylon (dir. Julien Temple, 2012)

The Stu art Hall Project (dir. John Akomfrah, 2013) – Ke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events featuring West Indian migration to the UK, the Suez Crisis, the Hungarian Uprising, the birth of youth counterculture,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and Hall’s mixed experiences with ‘Britishness’ as a post-war immigrant

Fightin g for King and Empire: Britain’s Caribbean Heroes (BBC4 documentary, producers: Marc Wadsworth and Deborah Hobson of The-Latest.com, first aired May 2015,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Divided By Race, United By War And Peace, also made by The-Latest.Com)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甘蓝菜与国王

1967年6月

1936年1月

第二章 归属

1967年8月

1936年2月

第三章 狮子女孩

1967年10月

1936年4月

第四章 被淹没的世纪

1967年11月

1936年9月

第五章 《露菲娜与狮子》

1967年11月

第六章 挥之不去的地方

后记

致谢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