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成果。作者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使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民小国／余世存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99-5625-1

Ⅰ．①大…　Ⅱ．①余…　Ⅲ．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Ⅳ．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6443号

书　　名　大民小国

作　　者　余世存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96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25-1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张勉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毁家纾难的屠狗辈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宋氏王朝”的缔造者

有饭大家吃

值不值得谭嗣同

独立苍茫的先行者

实力卧榻的汤化龙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风流陶成章

银行家的人生个性

乱世章士钊

80后的文治武功

阎公雅望

玩命情种苏曼殊

何敢特立而独行

报人邵飘萍

弱国幸有顾维钧

大成至学陈寅恪

人类之子晏阳初

直道行时自觉者

“仇必和而解”中的规矩和常识

跟唐德刚失之交臂

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

跋／余世存

序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张勉　（《环球人物》主编）

最初计划在杂志开设“清末民初名人新解”时，我心里很是有些纠结的。其时“民国热”已经开始，文人、学者、媒体纷纷以一种昂扬的热情参与到这一盛事中，“民国范儿”成了出现频率极高的热词。那几十年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解剖至最细小的零件，再放到显微镜或望远镜下，重新拼接、重新解读，各种新异的理论层出不穷。是否还有必要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今天的我们，在兴冲冲地谈论“民国范儿”时，真的知道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就在我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朋友的力荐下，看完了一本叫做《中国男》的书。作者关注的正是波涛汹涌的中国近现代史，却看似没有兴趣参与时髦的制度之争、革命之辩，只是勾画了特立独行的41个男人的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不知男人们看后做何感想，反正足以令我这个女读者扼腕。《中国男》的作者叫余世存，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80年代的北大生。

于是，就有了两年前盛夏的一个中午和世存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东四环外一个很简陋的茶餐厅里。世存先生本人并没有他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掩饰不住的焦灼感，甚至没有多少青年才俊胸有城府的派头，他看起来温和、从容，只是烟抽得很凶。言谈间表达出的责任感、道德感，在他应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流露。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点犹疑：“现在不好说，需要再看看、再想想。”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

我想，也许这个人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专栏开了一年多，我总是能在固定的时间收到世存先生发来的文章。有时一两千字，点到为止；有时一个人物写到近万字，洋洋洒洒，纵横恣肆。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世存先生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臧否得宜。更难得的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不人云亦云。他目光如炬，却也有一份人情练达；下笔深沉，又进退有据。

他写陈寅恪——这种人生，在当时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可怜，甚至迂腐的。但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他写邵飘萍——今天人们纪念邵飘萍，更着眼于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飘萍学习，也仅说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但事实上，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他的新闻追求如其名一样，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他写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但他的表现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他并不消极悲观，而是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军阀们适时退出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他曾经劝清帝退位；袁世凯复辟后，他致电袁，“为国家计，为公计”，劝其辞职；袁世凯死后，他劝新组阁的段祺瑞“退位”；后来，他还劝蒋介石“退位”。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他写张作霖——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过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大，但他那种尝试、冒险、挑战自我，永不知足地追求人世间更高境界的劲头，也是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他写的是百年前的人，触动的却是21世纪活在当下的人们。有读者来信说：“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这样的读者，该是他的知音吧。

专栏进行到一半时，世存先生说，有点写不下去了，“太累了”。为写一篇苏曼殊，他要把厚厚的几本《苏曼殊文集》重新看一遍；为写梁漱溟，他几乎要查遍关于这位当代大儒的各种评传，而最终见诸刊物的不过是区区几千字。他的认真，让我有些不忍。但做编辑的人，都有一副硬心肠，在我的“逼迫”下，专栏继续了一年多。同时，他还在为老子立传，研读《易经》。心力交瘁时，他告诉我，要去云南休养几天。

现如今，财富已然成为衡量一切的法则，大多数有点聪明劲儿的人，为证明自己的聪明，都忙不迭地加入到各类“显学”中。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少之又少。历史写作又是这样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世存先生能在这个清贫之地如此安之若素，对读者来讲，真是一件幸事。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历史看起来波诡云谲、五颜六色，像是长篇剧情戏，实则沉重、压抑，其中比较好看的部分也是展示男人间的阴谋权术、杀伐争战，似乎并不适合女性读者。上海才子小宝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历史的关怀和兴奋点太爷们了。因而历史写作，总是像一个男有（of men）、男治（by men）、男享（for men）的男厕所。”世存先生自己也说得明白：“我只写男人，不写女人。”但有不少文艺女、精英女自认是他的“粉丝”。以我的猜想，一本书，能吸引女性读者，应该不愁卖不好吧。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陈冠中先生有部小说曾走红一时，这部社会学品性更重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10年来社会变迁的观察笔记，读者对这部小说见仁见智，书中提到的帝王师却让人感叹。因为真正的帝王师是要拐走英雄豪杰的，他们自己也是英雄豪杰，从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一直到后来的张良、诸葛亮、王通、刘伯温，都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政治伦理学时断时续，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最终成为绝响，到今天，在陈先生笔下，帝王师成了一个极不堪的一类人的代表，借用鲁迅的说法，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流氓”，只会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遮羞。

陈先生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我国帝王学的最后一个大家——王闿运。王闿运当得起英雄豪杰的评价，用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史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大社会活动家。这个人坦坦荡荡，作家王开林说他的特点是“硬”和“趣”：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却因为帝王学的式微命运失去了光芒，他的历史意义或社会功用也被同时或后来趋新的仁人志士取代。人们更注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一类人物的言行，社会剧变也求变，康、梁们也被抛下，陈独秀、胡适、鲁迅们上场，“五四”新青年上场……从王闿运的历史命运里，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于文明的重建新生。只是今人看王闿运，多以一己之意来理解。

这种对历史的谬托知己，单举一例来说，即人们仍以新旧来给人物贴标签。在不少人眼里，王闿运属于旧式人物，属于过时的人物。这种唯新是尚的心理说明咸与维新、与时俱进一类的时髦仍主宰着我们当代，我们社会因此沉淀不下来什么厚重的人物，产生不出深思熟虑的知识产品，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以开结“时间的玫瑰”。

对王闿运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人们把他当做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他自己也说过“纵横计不就”。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作为帝王学的传人，他称得上希圣希贤的实践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没有纵横家一类的阴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着对天下苍生的传统仁爱，也有着明、清以来的个体自觉，他绝不缺乏对民众个体的关怀。对有心向学的普通人，他的诚恳、和易是我们今人多未做到的。一个打铁的张仲飏，因为喜欢写诗，而被他待若上宾。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和后人眼里，只是增加了他作为大名士的名声，今人很难会通这种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严。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由于我国现代性启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难以做这种古今会通的工作。“五四”前的华夏子民，跟我们似乎是两种人类族群；即使今天批评“五四”中断传统的人，也未能切实地向我们讲明古人、旧人跟我们今人、新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应该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也体现在前人和后人之间。但遗憾的是，人们今天介绍王闿运，多把他当做戏剧化、脸谱化的人物。人们谈论王闿运，有拿这样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承载者打趣之嫌，或做谈资之无聊。稍微严肃者，也只是把他当做大名士，而少有顾及他与我们今人的意义。流氓帝王师在当代的泛滥，正说明我们没能把王闿运一类的历史人物当做思想资源的恶果。

要知道，一个生前为各路精英侧目或看重的人，一个死后有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这种重量绝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拟。这种重量级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于国家社会，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人生堪称一国国民的典范；或说，成败不论，成就高低不论，他的人生是一个公民所应努力的人生。用王闿运自己的话说：“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

现代人爱把行动、生活跟人类的经典尤其是自家的经典隔离开来，现代人爱更富、更强、更快，现代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王闿运却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方面，他的认真精神甚至是后来的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所不及的。他少年时并不聪明，得到老师激励后，“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到15岁时，才开始学有所得，最后终于成为经学大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儒、大学问家、国学大师。但这个人即使以名士享誉，以趣味为人称道，守身却正大之极，他一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著书立说也都是自己亲笔抄录，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

对于学问，王闿运是敬畏的，他要求弟子们不要贪多贪速。因此，他的教育看似迟缓，实则见效快。在人才、文教极匮乏的四川，他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后，要求学生各治一书，毋贪多，毋不经意。“顺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矣。”于是廖平、戴光治、胡从简、刘子雄、岳森等人才一时称盛，通诸经，皆有师法，“蜀学”为之兴起，流风泽被及今。在长沙，他的教化同样有成就，如杨锐、刘光第、杨度、齐白石等人各开生面。比较起我们当代那些读经、办私塾、办书院的人物，五年十年之久，给我们的印象也只是口号多、主张多，结果少，甚至让人怀疑他们多是让自己的学生、弟子们脑残……可以说，王闿运足以自傲。读完以上文字，那些以新旧论人的人，还好意思说王闿运是旧式人物吗？

王闿运自己其实看出了时世的不同，看出了昔人、今人的区别。有人问他，咸丰、同治时代，号称兴盛繁荣，他跟当时一流的人物都打过交道，现在民国了，“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乎？”王闿运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过焉。惟昔人做事认真，而今人做事不认真，收拾时局，殆未之信。”这话移用于当代，仍未过时。

这个认真的国民因此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成就，他并非曾国藩等人眼中的书生、妄人，他的才、学、识足以随时给当政者捉刀，他有机会结交强人肃顺，所写的文字能让咸丰皇帝叹赏。这应该是我国传统文化人的光荣，他们一旦通经明理经世，他们的识见足以代言一国朝政的治道。从苏东坡，到王闿运，再到清末“最后的状元”张謇，他们都为皇帝、国运、国是……写下了一流的文字，以安慰世道人心。反观当代，除了评论员、新华体、本刊社论一类的文字，我们再也没有能力明心见性，再也没有能力为一个时代和民胞物与立心立命。

这个认真的国民的才学因此只是牛刀小试。他写的《湘军志》被称为“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种。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这些成就，在在说明一个通才之国民的人生可能性。

当然，王闿运念兹在兹的更偏于事功。只是时运不济，他佐肃顺无果，劝曾国藩无效，扶丁宝桢有功而未竟全功……实在是他那个时代，文明的历史文本非一人所能书写。那个时代一流的人才济济，皆不能以己意支配时世，就在于文明的转型、新生或重建是一个大于、高于个人的共业。这个历史教训今天仍值得国人记取。我们万不能以一己之意去判敌我生死，去党同伐异，去奉迎投机或犬儒。这方面，王闿运也是有教训的。比如，他有着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知识的自负”，他对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同乡郭嵩焘不抱同情，反而讥诮。当时的爱国者谩骂郭，甚至要去烧郭在长沙的房子。王闿运对郭“中洋毒”的判词跟爱国者的言行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而已。从这方面，正说明一个自负者不再能吸收新的思想资源的可怕；王闿运的教训就在于告诉我们：不管通儒也好、大师高人也罢，都必须时刻牢记人的局限性，才会少犯错误。

当然，王闿运虽然有认知上的盲区，但在做人上仍跟一般人拉开了距离，那就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比如，对他平生第一个知己朋友肃顺，他一直有着人情人性的真实，肃顺被朝廷捕杀，成为时人心中的“敏感”字眼，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王闿运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人说肃顺是逆臣，是敏感人物，但是对他而言，则为有知遇之恩的人。

这个人物因此从未过时，他仍以帝王师般的如炬目光看着时世的变迁，他跟章太炎合作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其后，章太炎在上联后加了“无分南北”四字，在下联后加了“不是东西”四字），今天仍值得我国民深思。

因此，可以说，王闿运的人生可圈可点者极多，他的一生对我们今人仍有意义，他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我们并不懂得他们这一类人的心路历程，但“他们的德行为你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智慧也为你望尘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动辄加以揶揄的”。

毁家纾难的屠狗辈

我们中国人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明训，但上流下层之间、士农工商等四民社会的分层之间，基本上是井水、河水之泾渭有别，老死不相往来的。在社会平稳期，各阶层各领域的人们彼此分立，所谓一盘散沙；到了严重时刻、危急关头，人们才开始凝聚，共度时艰。这种靖赴危难，平民百姓付出的代价令人心碎，其行迹比精英之士更为纯粹。近代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草莽英雄，以其义薄云天的豪侠和毁家纾难的牺牲，赢得了后人长久的尊重。人们习惯称他为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本名正谊，字子斌。他出身贫寒，3岁时父亲去世。王五和母亲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即开始养家糊口。他原籍河北沧州，沧州自古崇侠尚武，武林高手云集。王五在此地方氛围里，也不免使拳弄棒，但他并不止于简单的习武健身，而是入门之后即向最高的境界攀登。他跟人学艺，在得知当地最有名的武师是双刀李凤岗之后，即以至诚感动李凤岗，拜在李门下，刻苦学习。一把100多斤的“青龙偃月刀”使得极为娴熟，深得师傅器重。李凤岗为培养他，让他跟着师兄一起押镖，行走江湖。几年后，王五出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崇文区半壁街开办了一家镖局，“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蒲（今江苏淮阴）”。

这种类似于今天社会保安的镖师们远比今人的生活要丰富，那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跟今人有别。除此以外，他们开设镖局，固然是为了生计，甚至为了挣大钱，所谓万贯家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极强的社会化意识。他们的社会参与精神远比今人要强烈。他们虽系一介草莽，但他们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任侠尚义、除强扶弱。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草莽中国的江湖社会，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强者有所忌惮，弱者不因孤苦而无告。王五的行为使得当时人不呼其名，“任侠之流皆奉为祭酒，于是有大刀王五之称，大刀者，非以刀名，人以此尊之耳”。

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峻向朝廷上疏，力陈议和之弊，要求严惩误国者，遭到清廷贬斥，被革职戍边。这种贬官一般落魄，行走社会不免危险。王五出于义愤，自愿担负起了护送安维峻的责任。这种义举在王五的生活中举不胜举，因不满朝政腐败、贪官横行，王五甚至干过劫官济贫的勾当。他常活动于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北方数省，是当时民众眼里的一代豪侠。

中国文化中的公共空间一向狭窄，末世社会的治安情况尤其糟糕，而社会各界因族群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也极为尖锐。在这样的时代，一旦肩担道义，王五注定受到社会的尊重。就在天子脚下，南横街的汉人和牛街的回民之间，发生了回汉械斗事件，这一事件因王五的调解才告平息。因为他的功德，众人赠给他“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额。

这个侠客注定不单为自己而活，注定活得不同流俗。他的眼光越社会化，他就越能把社会的危难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传统教训在他那里不是一句空话。甲午战争使得清廷败于邻邦日本之手，最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委曲求全，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廷的无能，使得国人义愤填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为此发起“公车上书”，一时震动天下。即使如此，朝廷在国民心中依然是强大的，高高在上的；而个体则是弱小的，报国无门的。很多人激昂一时，但时过境迁，不过仍因循过生活罢了。

但王五并不因循，他交游极广，在命运无形之手的安排下他仍在努力尽自己的人事。同行为他介绍了湖南人谭嗣同来学艺，他除了向这个徒弟传授单刀和七星剑外，也向徒弟学习了胸怀天下的肝胆和志向。他在甲午战争一年后即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特聘有名学者教授经史、新学，自己则负责传授武功。用现在的话说，他称得上“毁家纾难”，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动脑子的莽夫，据梁启超说，王五颇有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曾对谭嗣同说：“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招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

1898年，康有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锐意变法，谭嗣同参与其中。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这样的大事，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心理都显然准备不足。即使清朝数百年统治已经了弥合满汉之间的分裂，但无论官场，还是江湖草莽，都不清楚变法的远景。何况康有为等人在当时虽有影响，但社会资望不足。这种变法注定是如同捅破天一样的大事，是“与虎谋皮”，出事必然便是大事，而在当时的情势下，出事又是必然的。

一般草莽中人对这种事多是旁观，即鲁迅一再感叹的国民的麻木；王五却倾其全力支持谭嗣同。他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谭嗣同字）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为支持谭嗣同，谭的衣食住行均由他操持，他还选派精壮武师卫护谭嗣同的住所，而他自己则常随谭嗣同左右。王五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他的投入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他广交武林豪杰，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加入维新行列。用今天的话说，他几乎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他不放过每一个宣传变法的机会。这跟大多数国民仍只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相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英雄豪杰曾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存在过。

也许他的匹夫英烈无形中影响了谭嗣同，使得这位“天才轶荡”的大思想家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虽然王五力劝谭嗣同出走，谭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

谭嗣同死了，死前他留下了百年之后仍让人叹息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据说，王五曾密谋劫狱救谭，但秘密泄露，刑期提前。1898年9月23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世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谭嗣同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王五闻讯，不顾个人安危赶到刑场伏尸大哭，涤尽烈士身上血污，收尸装殓。据当时人记载：“戊戌时，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涤其血敛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指谭嗣同）剑师王五公也。’”

死者已矣，生者何安？在被捕前，谭嗣同把自己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王五将谭嗣同入殓后，在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七日，又置盛棺，扶棺送往谭的老家——湖南浏阳安葬。因此，这些努力也是必然的了：这个侠客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行变法；同时，他决计刺杀载漪、荣禄，为谭嗣同复仇……

王五的命运是注定的。这个草莽英雄注定要为历史捐躯，谭嗣同死后两年，他也死于国难。关于他的死，有很多种说法：一说他死于义和团之乱，一说他死于八国联军之手，一说他死于袁世凯之手。最可能的仍是民间传说：当年八国联军洗劫王五的源顺镖局时，他进行了抵抗，后被八国联军杀死，头被挂在城门上，家人无法给王五入殓。“津门大侠”霍元甲听说后，只身从天津赶来，夜里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

这样的英雄在近代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变法失败了，那些有负变法烈士的仍多是读书人。有些人甚至走向反动，如变法派主将康有为成为保皇派；更多的人因循，随波逐流，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当他们在欧美畅游列国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口吐真言或激扬文字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融进中国社会的黑暗衰败之大潮的时候，我们的英雄烈士在历史的尘封中逐渐被人遗忘。

在关涉戊戌变法的诸多人物中，今天想来，最使人觉得可歌泣的应是大刀王五。康有为和梁启超早已以其文章事功而誉满天下，谭嗣同等人也早已以其“引刀成一快”的行实而炳为英烈：他们都成功地与那个专横、愚妄的王朝相剥离，末世衰世的灭亡所溅起的污秽没有能玷污他们的名字。但是王五呢？王五代表的普通民众呢？他们也曾以庄严的献身参与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穆旦的诗就是为王五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而写的：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晚年最受人注目的官位是中山县县长……我们中华民族推翻帝制，首任总理就是唐绍仪。这样一个总理居然是在西方成长、受教育的中西合璧式的人物，他的人生选择，后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毛泽东在1957年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1862年，唐绍仪生于广东珠海。他的父亲在上海做茶叶生意，故唐小时候即到上海读书，耳濡目染，受到开放社会的影响。1874年，10来岁的唐绍仪因族叔唐廷枢的保荐和同乡容闳的亲自选拔，成为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他在美国的7年，“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随后被政府征调。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奉命守卫在门口，22岁的唐绍仪给26岁的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粗鄙少文，故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唐绍仪也向袁介绍了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并向袁介绍自己的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正是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起友谊。

受袁世凯信任，1889年，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时他的才能已经众所周知。

1899年，“山东教案”发生，法国政府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因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此后有机会参加多次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不负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2年，英国入侵西藏，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照会，唐绍仪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唐绍仪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谈判过程中，唐绍仪以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评点各国宪法大纲，并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进行评述。唐认为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条约，因为这个条约不合法。英国代表不得不心悦诚服，同意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后，由于唐绍仪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两国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尽管该条约仍然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维护西藏主权，无疑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此后，唐绍仪升官，并且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可以说，唐绍仪是当时中国政府中少有的现代意义上的事务官。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不用说，他是一个干才。

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并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孙中山归国抵沪，很快跟唐绍仪见面。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他是袁世凯的代表，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作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并规劝袁世凯：“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

可以说，正是南北和谈，使唐绍仪的人生自我由事务官向政务官跃进。他的独立倾向，使谈判的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如袁世凯之意，对南方让步过多，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在中途被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但由于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得以巩固，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他的内阁因此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分别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袁总统内阁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竟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这个当初袁世凯的部属此时跟袁平起平坐了，他显然走得太快了，因此遭到了袁世凯的反击。袁世凯多次暗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都没有听进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唐绍仪的反应是，宣布辞职。袁还假惺惺地说：“才任职四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说：“也不算短了。”两人的缘分到此结束。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经商。1913年袁世凯暗中指使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他应“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惟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这个喝过西洋墨水的政治家劝说袁世凯，只有退位才是“惟一良策”，他要求袁“为国家计，为公（袁）计，例当引避、辞职”。

可以说，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这个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跟清末民初的众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跟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跟成年后才去西方的孙中山等人也不同，他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因此他一生都有着十足的底气去劝人退位——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等。

遗憾的是，唐绍仪远没有成长为继往开来的政治家，他即使跃升为政务官，但仍没有跳出事务官的窠臼，敬业、专业、职业有余，而谋略、战略、策略不足。政治家对自己有着期许，即使垄断资源，也不会予人以口实。但唐绍仪出生商家，长在美国，对日常生活的享受肆无忌惮。他的洋派，甚至表现在他的家事上，他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顾维钧，自己也要迎娶第三位夫人。为不使两事冲突，他让女儿的婚事在他婚事两天后举行，此事成为当时新闻界大事。这种跟国人道德感颇有距离的行为一如今日80老翁迎娶二八少女，私德当然私德，但这也太不中国了。显然，唐绍仪对他生存的国土缺乏足够的认知，他只是依他见识过的世界的丰富性行事。他小看了中国。在他依傍又离心的强人袁世凯死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更得任人摆布了。

1916年，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张勋等实力派巨头联名通电，反对唐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可见，这个洋气十足、奢侈过度的人物缺少一定的人格魅力。

好在唐绍仪明白历史的方向，他坚决地站在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7年8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但在南方，唐绍仪失去军阀的庇护，被人任意利用。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同是书生、老乡，此时的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已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通过军阀战争来完成统一、恢复共和体制的理想已失去信心。或者说，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唐绍仪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他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即使孙中山的军政府，在唐绍仪看来也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文人治国的体例。而且他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因此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

这个在西方生活过的中国人并不消极悲观，他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政治家、军阀们退出政治舞台，以促成中国新的政治生态。他曾经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现在他又劝孙中山。好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不以为意，对他一笑置之。但他一旦面对军阀一样的枭雄，或枭雄一样的政治人物，他的劝退就是不识时务了。他不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因此，在实力派如陈济棠、蒋介石看来，唐绍仪本应该低三下四的，但他这个外来和尚自恃有真经在手，毫无顾忌。他平视他们，甚至对他们指指点点，他在陈济棠的属地工作，却自成一统，因此让陈怀恨在心；他要求蒋介石退位，因此也让后者心怀愤恨。

1929年，年近70岁的唐绍仪就任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两年后，他出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头，然后让民工接着干。因为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唐绍仪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他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没想过中国官场在恶化，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由香港还居上海，他的政治声望使得他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选择。据说日本方面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务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将要出任伪职之说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散播。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唐离开是非之地，唐的态度暧昧不明，加上蒋介石对他的独立超然姿态早有忌恨，因此决定由国民政府军统派员刺杀唐，这样既能威慑异己，又断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10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人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因为这些原因，这位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至今不为大众所知并纪念。他的人格光环也因洋派而失去可亲、可界定之可能，我们今天也似乎难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旧官僚、守旧派、政客等来形容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朝为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直指他为“风派”，这显然也是对他的误读。不夸张的说，唐绍仪是中西文明交汇后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着至今中国人难得的现代精神。

跟唐绍仪关系密切的叶恭绰曾回忆说，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当时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历史学家甚至称他为魏延式人物，脑后有反骨。实际上，把唐绍仪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无论他劝政治人物退位，还是他从总理之尊屈身为一县之长，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轻过，也有过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欲望。比如，他年轻时在个人操守上不太谨慎，《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以至于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读马吉樟弹劾他，说他在担任邮传部左侍郎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唐绍仪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惟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淫逸，无利不为。”

但这个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并非止步不前，因为他的本性仍在，他自始至终就没有失去中国的认同，也没有失去对文明责任的皈依。在唐绍仪留学归国时，他的日本同学曾问他：“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唐绍仪回答说：“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日本同学到处向人讨教唐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唐绍仪在积贫积弱的清末，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和国家争取利益。他比之前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的职业外交才华更为出色，他影响了自己的女婿顾维钧，使顾成为一个敬业的事务官或政务官，只是他自己生不逢时。

1905年，在印度举行中英谈判时，唐绍仪几乎征服了对手，即使英国人向他施压，他仍敢自决：“我是来谈判的，要我签字，我不签！”这应该算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谈判态度的先声。唐绍仪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晚年的唐绍仪在政治人格的演进中日趋完善。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两级政府决定，划分建房地域，解决住房办公困难。南京大片的闲置地顿时成了热门抢手货。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后来会投身于社会公益、中国基层建设。1915年，唐绍仪从北京退出政坛后，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他希望这个花园是全城人所共有的。为避免日后子孙独占此园，他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50年代，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宋氏王朝”的缔造者

经常有论者以为宋明理学束缚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千年之间，中国男人们阳气不足，在刚健、进取、冒险、原创等方面的表现多不及格。但这种似是而非的命题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南方，自宋以来，华夏文明艰难向前，南方人民的生活却给华夏文明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动。这种生活及个性的坚韧表达，有着足够的实例说明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创造。如福建一弱女子青春妙龄死后为神为圣，不仅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而且成为声势、活力都堪称奇观的一大宗教崇拜。而海南一普通人家的男儿漂洋过海，自己成才，又回报母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直到今天仍被忽视的人，即是被一些人称为“宋氏王朝”开创者的宋耀如。他给老迈、衰弱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异的因素，这也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正视并从中受益的。

宋耀如出生于1863年，乳名阿虎，本名韩教准。其父韩鸿翼一说“宏义”，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儒商，因公益而耗尽资财，人到中年又不幸染病而亡。韩家家境日渐窘迫，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韩王氏的身上。宋受惠于母亲的贤德，她持家有方，而且颇有文化修养，能够背诵唐宋诗词，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及对诗词韵律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家境的困难给少年宋耀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的舅舅（实为其婶婶韩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短暂逗留时，一下子吸引了年仅10岁的阿虎。他恳求随同舅舅出洋谋生。舅舅起初嫌阿虎太小，怕他经不起大风大浪，但阿虎以他的勇敢打动了舅舅。见识了阿虎心性定力的舅舅说：“我看准了，这小子有出息，将来决非等闲之辈。”舅舅保证要像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阿虎。阿虎成为舅舅的嗣子，从此改姓为宋。但养父开辟的天地也不足以供阿虎施展，传统的“求田问舍”或“光宗耀祖”已经不足以成就他，他后来不得不离开要他一心做好生意的养父，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

这个后来以宋耀如的名字进入历史的杰出人物因此从少年时即依傍他人而不仰人鼻息，而是自造命运，与日争煌。他的运气似乎还算不错，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理·琼斯、船长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先后帮助过他，并惦记着他求学的梦想，尽己所能为他铺路。朱利叶斯·卡尔将军做了他的监护人，把他安排进达勒姆的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学习。宋耀如用一年时间读完大学预科，于1882年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1885年宋耀如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称号。这个年轻人自此即以传教士的身份游走东西方，并做出了一番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业。他的事业远非其养父所能想象、理解，但归结起来，他仍属于养父所代表的那一类开拓进取的中国人，只是他提升了这类中国人的社会价值。

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道，他一生似乎从没停止过学习：10多岁时，养父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他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而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等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

宋的创业之路是艰辛坎坷的，但他从不畏难而退。在江苏昆山传教时，他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短短几个月便筹足了建教堂所需的费用。在上海的七宝镇，他购置单驾马车载客运货。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冒险、开拓精神。从海南到爪哇，再从南洋至美国，途经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经历了惊涛骇浪、船撞冰山、漂流至南极圈、遭遇海盗抢劫……大凡一流人才的身心时空感都是强大的，宋耀如可算是一个例子。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混乱的自由，世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社会旧的结构崩解、新的结构尚未定型之际，最易出现一些超乎常规的现象，所谓梦想成真的机率要高得多。一个本名韩教准的普通少年被舅舅收养改名宋耀如，他的人生路上没有条条框框；比较起来，他的亲侄儿韩裕丰就不如他敢想敢为。当宋子文要堂兄韩裕丰到南京做事，并想收养堂兄的儿子时，韩裕丰想的似乎也很合乎常理：自己只念过3年书，是个半文盲，没什么本领，哪敢去南京瞎闯？宋子文虽然是他的堂弟，但毕竟人家已经飞黄腾达了，官至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不敢也不想高攀。至于把儿子交给宋子文抚养，他更是不愿意，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男孩，怎会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呢？

宋耀如显然比自己的亲侄儿更敢于把握自己的命运。他经南洋辗转到美国生活，8年后回国来到上海。他就完全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层精英：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个人从一名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实业家、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辉煌人生。资助宋耀如进达勒姆圣三一学院学习的卡尔将军在回忆监护、担保宋耀如入学就读这件事时评价说：“这一天是达勒姆历史上难忘的日子，它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现代史。”

这个将军确实值得自豪，因为他所代表的美国梦想跟中国文化的理想在宋耀如那里合流了。宋耀如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成绩都斐然可观，他虽然从一个近乎沦落的家庭里起步，却只手打造了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王朝家族，力行并立下了极有社会意义的家风家教。

什么是宋氏王朝家族的家教？用宋耀如的话说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闯世界的普通人家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然后又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

宋耀如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部分成功，但更辉煌的成功还是在他身后。他的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学，其中三个是经济学博士。用后人的评论，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他的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国母”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耀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耀如自己的超人能力同时也表现在家教上。他平时忙于上帝、实业、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贞，但他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无论事务如何忙碌，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完没了，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起玩耍、游戏，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在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时，宋对她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

但宋和夫人又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待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斯巴达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宋要孩子成人，宋子文曾说，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但他又绝不专制，当宋庆龄跟孙中山相爱，他和大女儿宋霭龄一度想以禁锢的方式来阻止，但最终又容忍了女儿的自由。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宋的孩子们也都在自由和专制、独立和干涉之间寻找平衡。宋庆龄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宋美龄同样如此。当宋美龄要跟蒋介石结合时，宋家人也多持反对意见，时已成为一家主心骨的大姐宋霭龄也不同意，但后来她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从而促成了蒋、宋联姻。

宋氏子女政见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他们最终都超越了党争。远隔千山万水，远隔10年、20年，但他们间的亲情着实难为外人道。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发布，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

用我们当代人的话，像宋耀如这样的超人极懂得资源的优化组合。他为孩子们操心婚事，当他遇到孔祥熙时，能够迅速理解孔、宋联姻的意义。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哪个家族可以跟孔家相比。历代帝王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孔子后裔不论散落何地，都一直保持着族谱不乱的排辈，这无疑是一个有文化象征的家族。而宋耀如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都是西洋教育，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都缺乏很深的了解。这种联姻的优势不言而喻。

当然，跟宋耀如一样理性、强势的宋霭龄也懂得欣赏、发现异端之美。尽管在遇见孔祥熙之前，她见识过太多优秀的男人，但她还是看到孔祥熙对于她人生的意义。宋霭龄见识过现代生活的繁华奢侈，也想象过孔祥熙一类山西土财主的家，以为“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她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在山西的孔家大院里，服侍她的佣人、仆役就有几十人之多。这样的生活还不是个例，当地的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

当然，宋家人的能耐在于她们能够支配最好的资源。民间传说，宋霭龄爱钱，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这其实低估了宋氏家族成员们生存的意义。他们可能有私心杂念，但他们不是暴发户，他们的聚敛与其说是本能，不如说是立功立业的必须。一句话，他们都有变革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功利心。尽管他们之间也有不和，但他们懂得边界和沟通。徐家涵就说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发生内部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姊姊（指宋霭龄）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让她三分。”

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做了家族第二代的核心。她也无愧于这一领导者的角色。《纽约时报》在她死时形容她：“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宋霭龄的贪婪大概有很多种原因，用宋庆龄的话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谈论宋家，最令人惊异的不是他们的能力，从宋耀如、倪桂珍夫妇，到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经济天才和外交家宋子文，以及同样有才华的宋子良、宋子安，这些人都可圈可点；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种强悍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绝不缺少人生的深度和重量，也不缺乏对外界的接纳和弘扬。有人专门盯着宋家的自负一面，却很少注意他们对世界的包容、对人类文化的熟悉和运用。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以说，奠定宋氏家族世界眼光、历史和文化情怀的，仍是宋耀如。年轻时的宋耀如热心传教和实业，但绝非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也向往革命，而且结识了不少革命志士。1894年，经朋友介绍与牵线，宋耀如在上海结识了正取道上海、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孙中山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宋耀如联系中文版《万国公报》编辑部，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改成短论形式，在《万国公报》第九、第十号上发表。这期间，孙中山、陆皓东和宋耀如三人在宋耀如家里“屡作终夕谈”。只是宋的作用未被后人重视，人们没有理解，这个传教士其实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宋耀如尽其所能地支持了孙中山。他曾多次冒着砍头的危险，在他的华美印书馆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品。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宋耀如的捐助曾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宋被尊称为革命志士，但是，结合他一生的实践，可以说，他是一个到今天都被论者低估的人物。

有饭大家吃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我们极易囿于时代和社会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举例来说，生活在阶级斗争时代的论者一定相信，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拖出黎元洪来做他们的领袖，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与软弱性”，黎本人也是抢夺革命果实的投机者；生活在和谐社会“告别革命”的论者则会认定，辛亥革命是黎元洪等旧军人、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合力促成的；以为自己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则会分析，黎元洪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墙头草”，是运气好、风云际会成为历史伟人的庸人……这些说法都有其自身立场上的正确性，但跟黎元洪本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我曾经说过，我们仍生活在辛亥革命开启的大时代里，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关于其中人物的神化或妖魔化就不会结束。

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偏好，他们留意过众多中国现代开国者们的遗产，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等人，但很少有人发掘黎元洪的遗产。比起前几位开国之父，黎元洪被论者和一般读者矮化、小丑化了。如果能够客观地考察黎氏一生，我们其实可以得出结论：他的人格和行迹更值得今天的人们致意。他虽然缺少崇高和壮美的风采，但他的柔暗、亲和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国民理性。

一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汉阳黄陂县，故世人称其为“黎黄陂”。黎元洪出身贫寒，父亲黎朝相为谋生到天津（直隶）投军，他和姐姐衣食无着，讨饭，为人放牛。14岁时，父亲回湖北接他到天津，生活才变得稳定一些。即使如此，黎家仍不宽裕。1883年，由于家贫，为了拿到奖学金，20岁的黎元洪选择了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萨镇冰等人是其恩师，“公习业水师，勤学为诸生冠”。毕业后，相继任清朝海军“二管轮”、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队北援。舰船被日舰击沉，黎元洪不会游泳，投海后因为穿着救生衣而逃出生天。甲午之战，中国竟败于日人之手，中外侧目。两江总督张之洞深感练兵重要，他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即南洋新军，招募各方人才，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张任命黎元洪监督修建炮台工程兼自强军翻译。在短短几个月内，黎元洪仅用不足4万两银子就修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弹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工程。张之洞对此大加赞赏，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以示器重。

自此以后，黎元洪成为张之洞最为赏识的将官之一。但张之洞的丫环嫁给了不学无术的张彪，张彪被称为“丫姑爷”，地位还在黎元洪之上。在这种复杂的官场上历练，黎元洪表现出了宽容大度、忍辱负重、温柔敦厚、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张之洞器重黎元洪，多次派他赴日本学习考察。回国后，黎元洪制定了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1904年，黎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

1906年，清军改制，黎元洪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协协统，成为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他在军中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在当年清政府举行的彰德会操中，由于南军获胜，黎元洪随之声名鹊起，成为全国名将。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则成为湖北新军中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1909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湖北铁路协会”。

有人说，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被人谈论极多，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却很少为人注意。晚清有两大汉人官僚集团，袁世凯可以说是李鸿章系的继承人，领北洋军；黎元洪算得上是张之洞系的继承人，领南洋军。在某种意义上，南洋新军的文化程度要高一些，故辛亥革命最终在南洋新军内部发动。

黎元洪出身行伍，却嗜好读书，手不释卷，而且十分爱惜人才。他从日本考察回国后，极力建议张之洞派员到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与军事。到1906年，湖北地区派出留学生达1360人，占全国派日留学生总数的1/4。这也是日后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黎元洪还以整顿部队为名，招募大批富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入伍，仅从黎元洪的家乡黄陂就走出了诸如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医药专家等50多名时代的风云人物。据说，当时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湖北新军如此人才辈出，多亏了黎元洪在张之洞面前的鼓动。

对当时的革命党人，黎元洪是宽柔的。对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维稳镇压。甚至可以说，他对革命党人是另眼相看的。1903年，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得到黎元洪提拔，后来刘静庵与黄兴的信件被查获，黎元洪也只是让刘静庵辞职了事。1906年，黎元洪奉命率部前往湖南去镇压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进军前，他召集军官训话说：“吾侪此行，当先辨暴徒之性质，果为党人含有政治上之意味，诚不必与战，宜设法解散之。若土匪，尔等宜努力绝之，以绝根株。”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并将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其中6人是黎元洪军中之人，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但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

黎元洪被称为“爱护当兵文人、厚重知兵”的“当时名将”。他在军界确实甚得“军心”，有“开明”之号。专制毁灭人性，但黎元洪没有丧失这一人性底线。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党人最初的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内进行，黎元洪是否同情姑且不论，他的宽柔肯定不算失职。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他的部队里大规模发展成员，使他的混成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渗入革命思想的中国军队。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也随即撤出。武昌起义出乎意料的顺利，但是革命党的领袖们不在武昌，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孙中山还在美国，群龙无首。义军们只有寻找近水楼台，黎元洪是众望所归，但他一时作难。义军之举在当时的报纸上只占了一个角落里豆腐块大小的位置，没有多少人能够预料事态的发展。黎元洪躲到部下刘文吉家中，自忖：“我身居协统地位，部下兵变，如果革命党失败，我必定会受到朝廷的严厉处分；如果革命党成功，我能否活命也不得而知。”

追踪到黎元洪的革命党人蔡济民要他出来，对他喊话：“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另一革命党人朱继烈甚至要举刀自杀以逼黎元洪就范。

因此插曲，黎元洪后来被妖魔化，人们说他在革命发生时吓得躲到床下，甚至说他躲到小老婆床下，说他是“床下都督”。人们还说他被革命的枪声吓破了胆，当义军要他出任军政府首脑时，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这些演义都没有事实根据。

尽管起义军人以枪相逼，让黎元洪做义军都督，但他“态度沉默，不多言语”，三天内一言不发。其间，革命党人多次威逼，甚至要枪毙他。三天后的10月13日，黎元洪最终同意出任都督。这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一反呆若木鸡之态，即刻主持军政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黎元洪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决心“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以共和为政体”。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宣誓：“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当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布告贴出后，一位武昌起义亲历者记述说：“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乘一只舰艇在长江上观望。他原以为这是一小撮士兵作乱，不久即会被平定。当听说乱军首领是黎元洪时，顿时绝望，下令开船远逃。

黄兴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曾对亲信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必须取而代之。但等他抵达武昌之时，黎元洪令人制作写有“黄兴到”字样的大旗以鼓舞人心，并在江边列队欢迎。随后，黎元洪在都督府前面的阅马场设拜将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交付军事指挥全权。

清政府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协助陆军镇压，黎元洪在给恩师的私信里，如是表白：“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做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最终选择了弃军而走。黎元洪一封书信，使得清朝海军土崩瓦解。

黎元洪的作用可圈可点。就任大都督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跟开明士绅汤化龙等人一起，影响了全国的立宪党人和开明人士，他们纷纷协助革命党人“光复”本省，或打起反清义旗，或宣布独立，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有17个省脱离了清政府，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武汉也因此转危为安。

学者周锡瑞断言：“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一直到1913年年终，黎元洪都控制、统治着湖北，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三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嗣后不久，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仍在湖北。当年8月16日，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平生最为人诟病处即是此举。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军政府成立后，张振武担任军务部副部长。张在革命暂时成功后迅速腐化，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为害一方。但他毕竟是首义元勋，故黎元洪诱杀张后，在国人的眼中一下子由“菩萨”变成了“屠夫”。在黄兴的电报质问下，黎元洪也发了一封长电报，列举张振武罪行，解释自己请求袁世凯立诛张振武的三条苦衷。电文中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此电公之于众后，舆论才渐渐平息。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大批革命党人流亡海外。10月6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没有了革命党掣肘的袁世凯把黎元洪视为心腹大患，他以“磋商要政”为由，软硬兼施要黎元洪进京。进京的黎元洪就只有了名位，再无军队实力。这也是北洋军与南洋军的差异，北洋军文化偏低，成为袁世凯及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们的私家军，黎元洪统辖的军队没有这种意义的效忠。但无多少实力的黎元洪仍有实力，他的德望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力量。

为了拉拢黎元洪，袁世凯让第九子袁克玖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的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样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袁世凯利令智昏，欲复辟称帝。黎元洪坚决持反对态度，他在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时对记者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即袁世凯，袁为河南项城人）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但袁世凯称帝的决心已定，黎元洪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抗。1915年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未予批准，反以荣禄的旧宅相赠，黎元洪于当月迁入，此后闭门谢客，不发一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月15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明确表示拒绝：“鄙人决不敢领受……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他对周围人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袁世凯让文武百官一齐出动，到黎宅致贺。黎元洪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说罢径自回屋，留一班帝制余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

袁世凯不死心，又命手握兵权的九门提督江朝宗到黎宅跪拜宣封。江朝宗去后欲有所规劝，黎元洪指着他大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其实不要脸的岂止江朝宗一人，保守、复辟与启蒙、革命，历史的吊诡也正在这里。严复评价自己学生黎元洪是“德不济才”：“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之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在强人环伺的民国初年，黎元洪的德行光辉倒确实被遮蔽了。

四

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去世。袁世凯的政治遗产落入段祺瑞等人之手。1916年6月7日上午10时，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黎元洪就职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通告里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1916年12月22日，黎元洪接见国民党人蔡元培。随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就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梁漱溟等民族精英一时云集北京大学。我们现代中国的头脑终于诞生，迟于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至此蔚为大观，为一个民族的涅槃和新生提供强健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并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做准备。一时人才济济，如百花怒放，群星璀璨。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到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但头脑的风暴尚未影响到肢体，尚不能左右肢体的乱动。在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间展开的“府院之争”，于黎元洪乃是不得已。梁启超等人都看出黎元洪有位无权，因此选择了跟实力派段祺瑞合作。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有论者说：“黎元洪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也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新秀，当然不会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和徐树铮等人理解的黎大总统只是他们的“橡皮图章”，这些军人出身的政府大员欺负起人来也直截了当。徐树铮曾写了一份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包括私信，都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有一天，徐树铮送一份公文进总统府盖印，内容是山西省更动三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大为不悦，愤慨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制。”

为中国参加欧洲大战，段祺瑞和黎元洪再起矛盾。段祺瑞绕开黎元洪跟日本签订军事借款，经报界披露后，一时舆论大哗。黎元洪趁机借人们反段情势，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于此拉开了民国分裂的大幕。虽然这一分裂是迟早的，在革命党人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挤到南方后就开始了；但民国政府的架子还在，神器未失。北京的乱局使这一神器真正丧失了。自此以后，暴力撕开了遮羞和制约的规则，粉墨登台。

徐树铮联合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拥徐世昌为大元帅，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为首的北洋政府，拥段上台。没有武装实力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来了个倒戈相向，进京后拥立溥仪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3时，溥仪在乾清宫升座，宣布大清复辟。大清还派代表劝黎元洪辞去民国总统之职以“归政”大清。黎元洪大为愤怒，斥责前来劝退的代表，他骂王士珍“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共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于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北京城里再挂大清龙旗，只有黎元洪的总统府挂着民国的五色旗。黎元洪发出通电说：“天未厌乱，实行复辟。闻清室之上谕有‘黎元洪奉还国政’之言，不胜惊骇。因思中华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根据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终始，此外他非所知。特此电闻，以免误解。”

为了挽救民国，黎元洪不计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此时，张勋的驱逐令也到了。黎元洪从后门出府，住进了法国医院，后又到了日本使馆。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但黎元洪拒绝了，他通电全国引咎辞职。冯国璋也登门劝解，黎元洪坚辞总统之职，并通电检讨自己的五大失误：不能疏通国会；尔后又解散国会；援引张勋；不能反抗复辟；托庇于外国医院等等。其中解散国会尤其令黎元洪痛心不已，他自责“寡草随风，卒隳操持”。表示既铸大错，无颜再居大位。“心肝倘在，面目何施？”“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自己今后将“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

少了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就像少了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南北中国至此彻底分裂，一国之内出现了两个政府。如前所说，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的政治舞台从此由暴力决定一切，历史学家称此为“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也”。

五年后，黎元洪又有一次机会当总统。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执意要请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黎元洪深感军阀混战之害，觉得还能东山再起做点事情，便向曹、吴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声明不答应便不出山。曹锟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第二年，由于曹锟选举作弊，黎元洪总统被迫下台。这一次他受的羞辱同样刻骨铭心，6月11日，他被逼出北京，在去天津的火车上，他被直隶省省长王承斌拦下，要他交出总统大印。黎元洪悲愤之极，举枪自杀，被人把枪夺下，黎签字通电，交出权力：“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已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丘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折、正义之不可摧残……”

五

透过这种戏剧化的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我们大概能够想到，黎元洪实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他决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一个柔弱的任人宰割者。通观黎元洪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情感丰富、有人格尊严、有人伦善意的中国人。他自己承认，辛亥革命以后，“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在袁世凯安排他住在瀛台的时候，他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心养性。几乎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绪一样的命运。据他的副官回忆，黎元洪读书之际，突然会掩卷大放悲声。

这是何等的动心忍性？他就像孔子称道的儒，懦懦若无能，然而他一生数次被逼，都能够有所成全。以孔子列数的儒行对照黎元洪，多有中的。“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官场走马灯一样调换官员，黎元洪的官职没有得到升迁。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其女儿病死，在湖北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几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5元钱。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元洪一捐就是3000元，是其半年的薪水。《礼记·儒行》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观黎之处世，差可近之。

黎元洪吃得了苦，他在任上以廉洁自律著称。他经常住在军营，深知士兵的疾苦，对待士兵十分爱惜体贴，他为士兵慷慨解囊的故事极多。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这与他效命清廷时500元大洋的待遇不啻天壤之别，据说，海军提督萨镇冰奉命率海军来汉镇压民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五卅”惨案时，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所在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为声援罢工，推黎绍基为后援会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亲笔函介黎绍基前往拜见顾维钧、杨以德、鲍贵卿等名流，故使黎绍基在三日内募得1.1万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礼记·儒行》曰：“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此黎元洪之谓也。

…………

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投身实业。他很佩服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认为实业救国才能使中国富强。黎元洪去世前，曾留有遗书告诫子女勿问政治而从事实业。当时的《申报》发表了黎元洪的遗嘱，念念仍在国家社会：“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参酌近今中外情况，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逮思废除国界，为列强所利用”……

黎元洪的政治实践光芒为强人所遮，但他的实业成就在当时即有影响。他先后投资于银行、采矿、证券、面粉、保险等行业，获利丰厚。他的很多资金最后都投向了教育及一些社会事业。他不断地捐资助学，先后创办多所学校，比如天津北塘贫民小学、武汉黄陂黎家河孝义小学、黄陂私立前川中学，并给了南开大学不少捐款，还在武汉大学修建了宋卿体育馆。他一直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可惜直至去世都未能如愿。

黎元洪被称为“泥菩萨”，可以说，虽然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多数时候仍是善意的，是菩萨心肠的。有人说他后来更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有一年双十节，因为共和重建，他发表大批授勋令，几乎囊括中国社会的各派势力，其中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六人是勋一位；段祺瑞、王世珍、冯国璋三人授一等大宝光嘉禾章，其他的如西南反帝制派、北洋帝制派，乃至逊清皇室的载涛等人，分别都有颁赏。

由此可见黎元洪的为人。

六

黎元洪颇有幽默感，他在武昌起义被逼为军政府都督时剃了光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像个弥勒佛了。”他知道别人说他傻，称他为“黎大苕”，但他不以为意，还说：“大家都说我是黎大苕，今天我，黎大苕，又回来坐天下了！”他流露的真情也令人感动，1925年2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祭奠他。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时深惕厉……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载：“综观君于民国首义元勋任合法元首，及晚年下野，爱好和平，反对专制……君可谓保其勋明之人矣！中华民国史之第一页，将永远与君名字以并传。”

国民政府于当年6月8日发出优恤令，并嘱内政部按元帅典礼规范治丧。黎元洪病逝后，民国政府曾两次发令举行国葬，其丧葬过程经历天津殡殓、北京追悼、武昌安葬三个阶段，历时近10年，盛况空前。在第三阶段，即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黎元洪的遗嘱和多次通电中一再强调自己“德薄”，但他的功德在当时人心中已经显示出重量。孙中山称其为“民国第一伟人”，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湖北省国民党党部给他送的挽联是：“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

当时的名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遗憾的是，当时以至今天的汉语世界仍对人格、德行、尊严等文明要素漠然置之，我们多信奉“历史由胜者书写”、“胜利者不受谴责”……我们对革命、成功等的理解也停留在一个极片面的地步，难以理解黎元洪的意义。在黎元洪那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的，革命不是赶尽杀绝……因此，黎元洪才有那样一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在今天的中国和文明社会，都是一种文明理性，值得成功人士、精英权势者们记取。

在黎元洪寓居津门期间，常带家人一起光顾剧院。一次看完电影，黎夫人的钻戒被小偷偷了，小偷还给他写了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元洪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这样的人在强权逻辑支配的国度里无疑是一个异数。就是这个人成为我们现代中国的开国之父之一，作为政治家，他在民国政府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武昌起义出任鄂军都督，在武汉首倡“军民分治”，开创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率先实行“省长制”；二度当国时提出“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此外，他还是笃信实业救国的企业家，是书法家、慈善家……

鲁迅先生涉笔成趣，在他的传世小说《阿Q正传》里就写到了黎元洪。黎在小说里是一个不出场的人物：“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在《大总统黎公碑》里赞美黎元洪远超同时代人，章太炎的这篇墓志铭被称为民国润笔费最高的文字，他评价黎元洪：“公丰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怵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

值不值得谭嗣同

一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等。1865年出生于京城，父亲谭继洵时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谭嗣同拜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视野变得开阔，以文明为关怀对象。

谭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时文八股极其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谭嗣同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同年，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经典，并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也是在谭嗣同12岁那年，谭家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5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其父字之以“复生”。因为亲母之死，谭嗣同“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谭嗣同在家中受继母歧视，他后来追述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这种遭遇，使他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感受尤深。

作家高阳认为，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般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其奋发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

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在“大夫第”生活，据说，他三更即起读书，闻鸡起舞击剑。此后又到兰州，在做甘肃道台的父亲身边读书。

谭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善文章，好任侠，人们评论他“类战国时人物”：“看其照片，月白长衫，内着黑色玄衣，左手叉腰，目光炯炯，虽是书生之相，但飘逸风流，勃勃有英气。”他的二哥嗣襄“好攀登屋脊上，又善骑，挥鞭绝尘，穷马力然后止”，尚武的志趣十分明显。谭嗣襄活泼爱动、喜欢习武的天性，对谭嗣同产生了巨大影响。谭嗣同的两位武教师——王正谊（大刀王五）与胡致廷（通臂猿胡七）都对他关爱有加。

英雄剑胆琴心。抚琴愉悦性情，倚剑壮大胆量。柔情侠骨，亦儒亦侠，刚柔相济。谭嗣同可谓得其精粹。16岁时，谭家宅院两棵高约6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谭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张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残雷琴”铭为：“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崩霆琴”铭为：“崩霆琴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

18岁时，谭嗣同写作名词《望海潮》：“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19岁时，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观察风土，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他的印象是：“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得到了宋人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文天祥是谭嗣同生平敬重之人物，其所留“蕉雨琴”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

1888年，谭嗣同又得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还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是时，谭嗣同正在湖北，协助几年前升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赈灾。当他听到甲午惨败、马关签约的消息，受到极大刺激，悲愤异常，写诗抒怀：“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昊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说，“中外虎争，文无所用。”由是自名“壮飞”，称其居处为“壮飞楼”。

二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谭嗣同“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

1896年，谭嗣同31岁，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同年夏，谭在南京认识著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又从杨学佛。谭嗣同曾说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总计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

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预感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已然不多，此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他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他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自叙》说：“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谭嗣同排斥尊古观念，他说：“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他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用佛学语，谭嗣同可谓在衰世“作狮子吼，作大海潮音”。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泛传播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欧阳中鹄感慨万分：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自己担任分教习，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谭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三

1898年6月，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3岁。临行前夜，他和夫人李闰惜别，夫妻二人对坐弹琴，以琴声相娱。谭不胜其情，手写《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赠于李闰。诗曰：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他再三向妻子表白衷怀：“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8月21日，谭嗣同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令下之日，还给四人一道“密谕”，要他们努力辅佐变法，不要有所顾虑。次日，光绪又召见谭嗣同，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自此，谭嗣同等四人成为光绪的主要助手，经常同光绪见面，替他审阅奏文、草拟谕旨，并充当光绪与康有为间的联系人。

当谭嗣同抵京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顽固派策划利用光绪陪同慈禧到天津阅兵的机会，由荣禄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推翻一切新政，让慈禧太后重新上台垂帘听政。消息传来，光绪极为恐慌，于9月14日和9月17日连续两次给康有为下密诏，说他自己“位且不保”，要康等赶快设法相救。因杨锐耽搁，直到9月18日早上，光绪的两道密诏才由林旭带给康有为。

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几个变法书生抱头痛哭一场，决定冒险。一方面，请托江湖朋友即会党首领毕永年等人带领侠士潜入颐和园，试图捕囚慈禧，让其今后不得干政；一方面，希望游说新军首领袁世凯发动兵变，诛杀荣禄，发兵围困慈禧居住的颐和园。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仍在袁世凯这样的军人的向背。谭嗣同自告奋勇去游说袁世凯。当天晚上，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虚与委蛇，声称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给慈禧。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吁请慈禧“训政”。慈禧重新执掌清廷大权后，首先下令捉拿康有为，查抄康的住地南海会馆。当天下午，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筹商对策。谭与大刀王五计议密召“京津健儿”去中南海瀛台劫出被幽禁的光绪，未成；又与梁启超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容闳等人，准备促请英、美、日驻华公使出面“设法保护皇上”，再次落空。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惟有一死！”

9月22日，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谭嗣同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其中包括《仁学》手稿，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请梁保管，并要梁早点逃往日本。梁劝他一道出走，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启超后来将“无以召后起”改为“无以酬圣主”。

大刀王五也劝谭嗣同出走，并愿做他的保镖。但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日本使馆的几位友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并劝他去日本，谭嗣同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他的师父通臂猿胡七多年后写有《谭嗣同就义目击记》，说当时他和王五如何保护谭嗣同。当天晚上，胡七跑到浏阳会馆送信说：“懿旨一下，人马立即发动；人马一发动，你就插翅难飞！”但是，“谭先生听了这个惊人消息，若无其事地把红漆枕头箱打开，里面藏着七封家书——他父亲寄来的信。他摹仿父亲的手笔，写好一封假信就烧掉一封真信，只留信封不烧，把假信套在信封里面，每封假信都写着父亲训斥儿子的内容”。

为了不连累父亲，谭嗣同在被捕前伪造了7封父亲训斥自己、最终与自己断绝父子关系的家信。后来谭嗣同被捕，慈禧太后看了谭嗣同伪造的信后，认为谭继洵不是不教子，而是谭嗣同这个儿子太不听话，因此，破例没有让谭继洵“连坐”，让他回家养老了事。

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看守问他做什么，谭嗣同笑答：“作诗耳！”可惜看守没有文化，想来谭嗣同诗当不止一首。他留下的是经梁启超改过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跟他崇敬的英雄文天祥隔着600年相逢于同一个地方。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有上万人。谭嗣同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四

据说，谭嗣同的死状极其惨烈。刽子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他的头颅砍掉。监斩大臣刚毅惊慌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刽子手又连续剁了几刀。又据说，当时刑场围观的、不明真相的北京老百姓都向谭嗣同扔白菜帮子。

就在当天，浏阳会馆的看门人冒险将谭嗣同的无头尸体运回浏阳会馆，以自己的私蓄购棺装殓。三天以后，看门人又将谭的头颅找回，请人缝合尸首，这时人们才发现，谭的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谭嗣同死后，他的战友梁启超写下了感人的“呜呼烈矣”的《谭嗣同传》，梁启超说：“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梁启超说：“谭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1899年，谭嗣同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是谭嗣同同乡宋渐元所撰对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清末四大公子中，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三立）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是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高阳还考证说，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这个“浏阳体”即为梁启超改过的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据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当时的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揣想谭嗣同的风采。据说，谭嗣同的原诗本来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改成后来风行的版本，据说有保皇的意义，但却跟烈士的革命情怀若合符节，因此并不妨碍人们传颂。

百年之后，当谭嗣同的碑像立于国中，关于谭嗣同的影视、传记作品也多有流传，这个只活了33岁的中国男人仍挑战着自己同胞的心智、人生。据说，关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人们仍困惑不已，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据说，不少年轻人认为谭嗣同“很笨”，不逃走的行为“很蠢”。据说，有一道题目：“你认为谭嗣同的死值不值得？”很多中学生的答案是不值得。一些网友也说：“谭嗣同的死值不值得并不取决于他个人，更在于他死之后人们的表现，从这100多年的历史来看，谭死得的确不值。”

2005年一篇获得高考满分的作文则表达了年轻一代人对仁人志士的肯定，这篇作文是一首长篇古风，题目叫《永远的谭嗣同》。文曰：“春风无色黯河山，东航不敢望马关。神州病骨似秋草，六朝古道啼血鸟。国破方知人种贱，马关条约不忍看。连年战乱烽火寒，三军挥泪洒台湾。青山幽径横尸骨，驿路桥边闻鬼哭。百年风雨血倒流，青山白骨无人收。金銮殿内郁苍苍，君臣相顾泪沾裳。何处犹唱后庭曲，一曲悲歌诉兴亡。亡国条约亡国恨，何堪此时亡国声。回首故国与山川，满目疮痍有谁怜？南海举子万言书，石破天惊动地文。陈述维新与变法，雪雨纷纷绕宫门。巨风吹浪紫焰开，雷霆波涌向天拍。皇都少年与袖斗，唤得日月不沉沦。提倡西学废科举，西宫太后泪如雨。祖宗之法不能变，亡国不能亡祖先。君王一去入瀛台，风卷落花扫芳尘。道是天公感秋色，染得晴空透碧红。嗣同今年三十余，从此不见结发妻。国之昌盛须流血，流血请从嗣同始。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刑场吟哦万人惊，三十三年化碧土。黄河呜咽向天注，抽刀一断断红尘。可怜闺妻守空房，夜闻黄梅雨敲窗。花冠不整小窗开，疑是君郎化蝶来。但见池塘淡淡风，烟柳何处觅郎踪。小径一片残花色，不是花红是血红。却把相思入哀筝，怨曲重招断头魂。曲中有恨细细思，君在黄泉可闻知？纤指玉手十三弦，破镜纷飞幽恨传。贱妾独剪巴山雨，暮雨朝云血杜鹃。恍然湖上有归船，一帘幽梦半湖萍。闻君江上和琴声，翻作蝴蝶浇风铃。朱弦琴声九天来，风吹庭竹蒙玉尘。阴阳相隔分歧路，和妻浅唱回五声。曲终人散魂已远，画船东去橹声迟。攀折柳条题血书，随江悠悠随君王。‘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五

再看谭嗣同的师父，人称通臂猿胡七的文字：

“谭先生有着过人的学识，并非愚孝愚忠。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以一死来唤醒当时醉生梦死的士大夫阶级，我们劝亦无益，所以那时我和王五抱着劫法场的一线希望。我们离开浏阳会馆后，找到十六名兄弟。兄弟们个个泣莫能抑。我们指定顺治门城窟窿为动手地点，等到临刑的那天，我们在城楼及附近一带准备一场苦斗。

“可是糟了，那天步兵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这种排场是平时行刑所未有的；而且把谭先生绑在囚车上，也是一个例外。大概刑部堂官知道谭先生颇有本领，也许还知道有我们这般聚会人物，所以防护得特别严密。我们面面相觑，血管像冻僵了一样。

“我站在王麻子的屋顶上，那里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头一刀杀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我们谭先生的头上。前清杀官员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钝。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要添上几十百倍的。而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目击了这幕惨剧，心里晃晃荡荡像踏着一片虚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幅悲惨图画仍无时无刻不深嵌在我的心田中，我越想扔开，越扣得紧紧的，常使我透不过气来。”

六

无论后人如何非议谭嗣同，谭嗣同在当时乃至后来仍有无数的知音。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康有为挽联是：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谭嗣同的战友唐才常挽联：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廿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隶，长埋地下，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甚至被世人目为保守的钱穆都如此称道谭嗣同：“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一篇由弱女子写的网文也颇有见地：

“在一个无法建立起技术世界、把人从自然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国度，牺牲，就是保持存在与前往繁荣的唯一道路，中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贫瘠的技术条件上，携带了那么多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并创造出了最细雅优美的生活方式——琴、棋、书、画，也创造出最朴实无华和最刚强的性格——真实地活着，也创造出最善良的心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创造出最自然和谐的文化，就像那些隐藏在江河湖泊、春风杨柳中的楼阁。这一切中国之美，集合在一个中国男人身上，这个男人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的悲剧从他的人文人生开始，我总是幻想他能和我一样选择理科，远离与人文相关的一切事物，如政治，如法律，如制度建构，如人心的炽热等等，然而这的确是幻想，在理科教育还是他们的变法希望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只能从人文入手，他们只能用自己希望变革的自由意志和上帝安排的命运一搏，中国能出这样的人物，让我从美国彻底回归了中国。我不再认为美国才是中国的希望，我认为谭嗣同已经是中国的希望，而美国要了解中国，就应该来看看谭嗣同的故事，这样，他们才算了解了中国。

“中国的变革，是从谭嗣同他们开始的，而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革的精神、方式、代价的全面呈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差错，这个精神是——舍我，这个方式是——由民撼君，这个代价是——头颅，至今如此，没有丝毫变化。谁要不相信，就可以再来试试，看代价会不会有到来的一刻。

“谭嗣同的选择也是人类的选择，人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牺牲和鲜血的过程，这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选择嫁给谭嗣同，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命的价值才有了最完整、最深刻的领悟。所谓才华横溢和义薄云天，才有了真实的一刻。”

独立苍茫的先行者

一、历史和历史感

孙中山被称为现代中国的“国父”已近百年，虽有争议，却也基本成为定论。仍有文章可做的，不过是对国父究竟为单数、复数的讨论，以及复数状态中哪些人可称“国父”：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黎元洪，等等，有人甚至把袁世凯也拉了进来……不管这个名单有多长，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却应是一个正见。而发掘现代中国开国之父们的人物性格、立国思想、彼此分歧等，可能是更值得做的工作。

这其中，“国父”黄兴最易为大家忽视。在近年的社会纪念活动和学人论述中，黄兴的哀荣和寂寞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即使人们做了一些还原的工作，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元勋和现代中国的“国父”，他的面孔仍是模糊不清的，远比不上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等人那样鲜活。同时，“告别革命”一类的“知识正确”指导下的历史梳理，把革命党人的罪错放大到一种假设历史的地步，轻率地审断我们民族的先贤。这种“小丈夫”行径在当时也曾甚嚣尘上，今天仍搅动着历史尘埃；以一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谈何容易！是的，当时就有人说过孙中山是清朝的密探，有人骂过黄兴“刚愎自用”，有人说过章太炎是“疯子”……但正是这些有着各种局限的英雄圣贤合力推动了历史。

如果论者只想在革命还是改良、法治还是武力中炫示自己的正确，他们实在不必那样去做大时代历史的“扒粪者”。这些以为自己具有上帝一样完美之能、可以假设布局的史者，对现实和历史都无真切的理解，但却在任意打扮我们的历史。

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历史观不论，仅其历史感就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的。因此，在那样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时代，辛亥革命党人校正了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把一个列强环伺的中国带入了一个现代世界。较之清朝官吏、遗老遗少、社会的士绅阶层和新兴的商人、买办等等，辛亥革命党人及其功业真正是梁启超等人呼唤的“少年中国”，他们的历史感较之古老文明中那些坐井观天的子民更实在。在这些人中，黄兴更是有着健全的历史意识。

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满清入主中原，给这个家族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即这确立了个家族成员跟政权的距离意识。数百年的坚持，恐怕很少有像黄家那样具有历史情怀了。黄兴曾对李书城等朋友说：“我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按他自己的理解，读书不是为了求仕，而是为了求“真知识”。

黄兴的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的学者，黄兴本人中过秀才，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中国旧学的殿军人物王先谦是其读书的书院的山长，王先谦受时代的影响，也允许书院订阅新学书刊，使得学生们接受了良好而先进的教育。

在这种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黄兴的历史使命意识几乎是注定的。他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历史的召唤。他同时也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黄兴从历史教训中认定了革命事业“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的意思”，他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革命党人中，他的执行力、威望一度凌驾于孙中山之上，却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革命党人多次倒孙，黄兴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一般人以为他是谦让，其实这也是黄兴的见识高出众人之处。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我相信黄兴是读懂孙中山了，因此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需要当之无愧的领袖。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再三感叹：黄兴甘当配角，成就了辛亥革命。

这种历史情怀不仅表现在推动历史的角色意识上，也表现在黄兴对现代社会思想资源的重视上。用现在的话说，要做革命事业，得有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黄兴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这种历史感还表现在黄兴对未来的认知方面。1912年，革命党人多有要求毁党建国的提议，立宪派也要求革命党人撤销党名，手握重兵的黄兴耐心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

自然，黄兴的历史眼光也非常人所能及。还在日本主持同盟会工作时，黄兴就知道储备人才的重要，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有近百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等后来的民国风云人物。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也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义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兴的历史远见非止一端。当上总统后的袁世凯给黄兴封官授爵，黄兴多次辞谢。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去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说：“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

由此可见，黄兴的历史眼光即使放在今日仍堪称健全。纸上谈兵的论者会把革命党、当权者、立宪派放在一起演兵布阵，以求结果最优，然后以结果去苛责阵营中人，或责其认知有问题，或斥其师心自用……这实在是戏论。历史的阳光既照耀善，也照耀恶，我们后来人当给予同情的理解，真正还历史人物以公道。否则，我们就叫活回去了，我们还不如前贤的眼界和心地。事实也是，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祖父、祖母一辈们竟然较之不肖子孙们更开放、更雄健阔大。

黄兴虽然有新兴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但他没有后来者那样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有着我们已经难以理解的人类情怀和世界眼光。1912年黄兴回乡之后，为一个教堂提字，至今流传：“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黄兴给五个儿子分别命名：欧、中、美、球、寰，女儿的名字都有一个“华”字。他曾经发起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

二、天命和牺牲精神

黄兴的事功、行迹非我们当代人所能想象。为了革命，他做到了毁家纾难。

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虚岁30岁的生日。从日本回国不到半年的黄兴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他先后联系了尚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的宋教仁、他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同学周震麟，以及他在长沙明德学堂教书时发展的进步学生胡瑛，利用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席。在推杯换盏的掩护下，一个以推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组织——华兴会宣告成立，黄兴被公举为会长。

华兴会成立后没有经费来源，黄兴劝说家人，卖掉了老家凉塘的“祖遗田产近300石”。黄兴长女黄振华曾经回忆，当时家里的田地一季稻米的收成约700～800石，折合7万～8万斤。

这种革命，决非后来的投机者所能想象。革命成功后，黄兴仍在捐献，1912年，民国成立，黄兴连写两封信给继母，劝说她和妻子尽快搬离长沙的住宅，因为“现住之卢宅，今已捐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湖南支部筹备选举之用，黄兴还郑重地说：“此事关系我之信用。”

黄兴的生日用于华夏的复兴，家产用于事业，他的身家性命也当然在所不惜。他被清政府通缉后只得扔下一家老小流亡。黄振华回忆说，母亲隐姓埋名，拖儿带女，四处躲藏，日子过得拮据艰难。黄兴的大儿子黄一欧也到处流浪，最后才辗转到了日本跟黄兴团聚。1906年冬，在孙中山、章太炎的介绍下，14岁的黄一欧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当时同盟会最小的会员。

献身革命的黄兴组织策划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危在旦夕，黄兴赶到武汉。军政府派人骑马举着上书“黄兴到”三个字的大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了一圈，革命军顿时人心大振。

这些起义，黄兴都是冲锋陷阵的，多次负伤，留下终身残疾。黄花岗起义时，他让时年才18岁的儿子黄一欧也参战；他自己则在枪林弹雨中被打断了手指。“孙氏理想，黄氏实行”，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付出了后来者难以想象的代价。

黄兴一类的革命家早就脱离了“低级趣味者的蝇营狗苟”，只有那些无行无耻的犬儒或帮闲们才会把他们当成“恐怖分子”，才会用小男人一样的心思去寻找他们的自私或短板。黄兴的人生是壮丽的，又是秀雅的。辛亥革命期间，黄兴在汉阳鏖战，儿子黄一欧在上海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在前线时，黄一欧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胡适为此感慨：“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为而爱国。呜呼将军，何可多得！”

因为“蚂蚁撼大象”的革命在当时看来是无望的，一次次起义是自杀性的，黄兴组织的战役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脑后。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军事并非他的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革命党存在人才结构单一、专业人才欠缺等问题是必然的，黄兴勇于担当，并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最终众望所归。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勇敢。

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以文人作战，虽败犹荣。辛亥革命期间，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他在引咎辞职后有着以死谢天下的心思。李书城等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战友们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轻身以酬革命并非逞一时血气之勇，而是真正明了了革命的意义。在黄兴的身上，流淌着湖南人的担当，有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天命感，有着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献祭牺牲意识。他当然有他的是非观和主见，你可以说是他的局限、他的缺点，但你不能非议或诽谤他对革命事业和对中国的忠诚。比如革命成功后他仍一度迷信武力，他对国会议员开会议而不决的现象极度反感，他独裁过，据说他也爱听恭维话，年纪不大就被称为“克公”、“黄老”……但从年轻的革命党人队伍看来，或从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气局来看，黄兴已经是历史借其书写革命文本的圣者时者，他是自觉的。

因此，这个革命时代的中国豪杰勇于开拓、敢于牺牲。革命爆发后，国内形势更为复杂。因为实力悬殊、内外交困，孙中山决定把总统一职辞让给袁世凯，希望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政府。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因此，在黄兴去世后，远在日本治病的蔡锷写下挽联，极为精当地概括了黄兴的事功人格：“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三、诗心和人格气象

由于种种原因，国父黄兴仍然面孔模糊，任后人肆意评说。幸而我们不必起先烈于地下，我们有中国的诗教传统。因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推己及人，可以作伪一时，难以作伪一世。从一个人一生的诗中能够评断出他的心地、人格和气象，黄兴虽然以武事和功业著称，却也是能诗的。这种诗文，发乎自然，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境界。

求学时的黄兴写过一首《咏鹰》：“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这种少年言志的诗可以见出一个人的追求和自我期许，虽不必过度诠释，却也能够看出人的从俗或不同流俗。

黄兴毕业时跟同学的赠别诗一以贯之：“沉沉迷梦二千载，迭迭疑峰一百重。旧衲何因藏虮虱，中原无地走蛇龙。东山寥落人间世，南海慈悲夜半钟。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

一个人走上社会的表达日趋自觉。33岁的黄兴早已以革命事业为己任，他挽刘道一的诗曰：“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泼墨志哀，极其自然，从中可看出他没有自恋自大的情结，而是秉持着一种平等精神。跟毛泽东挽罗荣桓的诗相比较，就知道英雄相期与天下英雄入彀中的区别。

黄兴的诗也多用历史典故，如赠王颖的诗：“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如赠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诗：“妖云弥漫岭南天，凄绝燕塘碧血鲜。穷图又见荆卿古，脱剑今逢季札贤。七日泣秦终有救，十年兴越岂徒然。会须劫到金蛇日，百万雄师直抵燕。”仍属于言志的诗，从中可知他对历史烂熟于心。

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有致谭人凤诗：“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革命后，黄兴又有《赠宫崎寅藏》：“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相逢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目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这是英雄豪杰的诗。

革命成功后，黄兴有《回湘感怀》：“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这首诗里已隐有功成身退之意。他曾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看来是他一贯的想法。

但革命事业是艰难曲折的，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仅让给了前朝重臣，袁世凯等人更变本加厉，想要窃国于私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于是成为历史必然的剧目，因情势复杂诡异，任何置身其中的当事人都曾受误解、猜忌，黄兴当时即未免战友们的流言。黄兴有《吴淞退赴金陵口号》二首：“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不道兵粮资敌国，直将斧钺假奸雄。党人此后无完卵，民贼从兹益恣凶。正义未伸输一死，江流石转恨无穷。”“诛奸未竟耻为俘，卷土重来共守孤。岂意天心非战罪，奈何兵败见城屠。妖氛煽焰怜焦土，小丑跳梁拥独夫。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头颅。”这里面抒发其回天无力的愧疚和悲愤，表明他不怕死，他随时可以一死谢天下。

综观黄兴壮盛及毁折的一生，他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无暇吟业，故所作不多。但存世者仍足见其儒雅本色，天纵风华。有论者说：“其最后十年的诗词作品，简直就是其革命生涯的一部编年史，且艺术品位甚高，即与古今大诗人同列，亦不遑多让。”但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这些文字中自然流露的心性，这是具有开国气象的文字，大气磅礴、心底无私、性情纯粹。为了革命，黄兴体味着开拓者、先行者的寂寥，但他仍能够成全自己。在他去世20年后，另一个能文能书的革命家于右任先生还为他泼墨挥毫：“开国之功未可忘，国人犹自说孙黄。黄花满眼天如醉，猛忆元戎旧战场。”

遗憾的是，从当时到现在，人们对黄兴都有这样那样的私心，因而妨碍了公正地整理这位当之无愧的“国父”的遗产。革命党内部说他喜听恭维话，袁世凯为了打压他而莫须有地说他“胆小识短，易受小人欺”，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遵从着自己的一种道统而有意忽略以黄兴等为主体的湖湘革命党人，后来的意识形态史观则更对黄兴们避之唯恐不及……到“告别革命”等思潮占上风，人们开始寻找革命党人的罪错、过失等，黄兴们的革命行动再打折扣。

其实从诸多细节中即可知道黄兴的为人。他年轻时应县考，胡雨田和刘石介凑巧和他分配在同一个字号，当时应试要做八股文，黎明前进场，即日交卷，不许续烛。黄兴写了一篇觉得不好，被刘石介要去抄了；第二篇仍然不满意，被胡雨田要去抄了。最后发榜时，却只有胡、刘榜上有名。黄兴不服气，拿着三篇文章去找祖父，被祖父首肯了第三篇最好才服气。可见科举在黄兴的心目中并不是高高在上，功名也不为他所看重，他所注重的只是是非曲直的道理。

李书城曾回忆说：1911年12月底，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我听了黄先生的这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可见黄兴处处谨慎，用心良苦。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黄兴在黄家家风中增添了“无我”、“笃实”等特色，并惠及子孙。

黄兴的战友们、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都知道他的重量。孙中山当年就说：“黄君……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宋教仁则说：“黄兴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章太炎在选总统时更是直言：“论功归黄兴。”

黄兴死后，孙中山挽联：“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章太炎的挽联是：“谤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蔡元培说：“无君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黄兴死了，但拂去历史的尘埃后，他的光芒反而更加耀眼夺目。公正的说，湖湘文化开结的现代花实、开结的内圣外王之人格，只有在黄兴那里，才是尽善尽美的。

实力卧榻的汤化龙

我们今人眼中的革命多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其中还掺杂着很多似是而非的想象。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80后朋友，要做辛亥革命的节目，查了很多资料，惊讶地告诉我，在当年的报纸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只是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消息而已。的确，一个“豆腐块”引发了100年的社会变迁，引来今天的媒体主题、专题式的纪念……郑重其事的源头其实是偶然事件。历史的真实如此，历史的荒诞也如此。被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暴力”历史，在当年分明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后人看历史喜欢简单化。历史学家们承认，汤化龙是辛亥革命的关键人物之一，但聚焦在他身上复杂的悲剧使得论者更倾向于避其不谈。

武昌首义，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中下级官兵们自己也没想到搞出了这么大一个事，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弱小；更关键的是，他们缺乏有社会声望的领袖，近在咫尺的当然只能是武昌地界上的开明士绅，他们想到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清晨，汤化龙不请自到。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汤化龙选择了跟满清决裂，他答应起义官兵出面参与组织政府。当时的汤化龙只有36岁，再过数周，他就该过生日了。

而立近不惑的汤化龙还及时应对了一件事，义军以及义军找到的黎元洪都曾指望他来领头。他审时度势，认为自己是书生不知兵，此时的领头人应为军人。他的原话大意是：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他推举黎元洪做都督，自己只在军政府里做民政总长，负责处理所有内政外交事务。用现代人的理解，他放弃了做一流政治明星的机会，甘愿做大时代的配角。

汤化龙自称书生，其实有非常之见。黎元洪虽然就任，但处事犹豫，人称“黎菩萨”，因此汤实际上全权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汤化龙一方面推荐颇有声望的商人李国镛前往汉口说服驻扎在汉口大智门的河南军队赞成革命，不与革命军为敌；一方面建议以军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首义宗旨，敦促全国各省响应，并安抚民心。义军不懂如何有效宣传，他设计让义军取得了跟清政府通电的密码本，“假借清廷瑞澂名义，夸大起义军声势……”。事实果如汤化龙预料的那样，清廷惊慌失措，只得请袁世凯出山主持大局。

汤化龙的参与，使得辛亥革命从偶然事件成为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以他为代表的开明士绅的参与，保证了革命的成功，也保证了革命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阶级性的。这一点，当时人即予以承认，一年以后的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在民国开国周年纪念中给汤化龙颁奖时说：“上年鄂中起义，人心未定，汤化龙从容筹划，维持秩序，并首先主持通电各省，遂收响应之效，厥功甚伟……”历史学家也承认，汤化龙等人站在义军一边，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汤化龙等人还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这相当于承认革命军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具有同等地位。

汤化龙的作用当然不止这些，他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使得“豆腐块”真正成为引发全国变革的事件。汤化龙通电各省咨议局，请求响应。电文云：“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这一通电使得辛亥革命几乎成为“天鹅绒式的革命”，各省响应的情形几乎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离不开立宪党人的支持和努力。

同样重要的，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维持了地方秩序。人员不足4000的革命士兵根本控制不了武汉三镇，有了汤化龙的商团，人们才能“马照跑、舞照跳”，商家照常营业，市民照常过日子。不仅武汉如此，在上海起最大作用的也是上海商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所以打下了很多据点。山西的革命党阎锡山一发动，山西最富有的商人渠本翘马上给了他大量的钱……可以说，商人站在革命一边，几乎确保了革命的成功。

革命不是原罪，有了汤化龙等人的参与，革命也不再是恐怖。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天鹅绒式革命”，成为“茶杯里的风波”，原因即在于此。民众一觉醒来，发现变化的只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据说，江苏宣布脱离满清政府之后，因为一枪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称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辛亥革命最终像商人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革命要求的国体、政体，以及宪法，在一个社会的中上层产生。只有一个社会的中上层规矩了，一个社会才有方向、希望。以后来的意识形态解释鲁迅的作品，从阿Q到华老栓等，都说鲁迅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导致了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而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可能更需要从革命的各方重新认识革命的妥协价值。

汤化龙以及其他立宪党人为什么如此不害怕革命，不害怕清政府？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少有谋私利者，他们多是世道人心的维系者。教皇保罗关于推进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告诫即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是不必害怕。

在传统的体制内，汤化龙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他出生在湖北浠水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14岁入家塾读书，从季父汤聘尹习科举之业。汤化龙少时，家里受到官司牵连，地方上的豪绅恶霸、贪官污吏借机敲诈勒索，汤化龙和弟弟随母亲东躲西藏，情形凄苦。汤化龙安慰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当了御史，一定要革除这种弊政。”汤化龙18岁时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补县学附生，但因其家再次遭遇不幸，被迫弃学设馆教书，帮助家中度过经济难关。23岁时因文章受赏识被录取为官费生，并保送至张之洞创办的著名的黄州经古书院深造。1902年，即28岁时，汤化龙参加乡试中举人，山西学使宝熙慕名礼聘他出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两年后，30岁的汤化龙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位司法官。

1906年，32岁的汤化龙有感于“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遂辞去京官之职，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他学习刻苦，“辛苦三年立雪图”，以学习日本立宪之精髓；还与友人联合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留日教育会，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违警律释义》一书，向国人传播法制思想。此外，他还翻译、评介西方教育及法政理论，著《议会论》，探讨议会的性质和作用。他在日本还创办了《教育杂志》，倡导中国教育改革。年轻的汤化龙思想活跃、组织力强、文笔雄健，在日本留学短短两年，便已遍及东瀛闻名。

1908年，汤化龙毕业回国，任吏部主事。归国前，他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这被认为是汤氏“合群谋国之发轫”。1909年，清政府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汤化龙被调回湖北，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年35岁。当时全国21个咨议局共选出1643位议员，大多数当选议员为立宪派，其中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立宪派中坚人物，均被推为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这些新旧参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有传统士绅、功名之背景，无论在学识、才德、清望等方面，皆为当时的舆论所推重。咨议局的设立，使立宪派人士获得议政的场所，也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

当时的清政府，外侮稍缓，内忧日重。其中既有来自革命党人的压力，他们始终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孙中山语），或谓“不革命决不能立宪”；又有立宪派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的压力。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载泽语），但他们优柔寡断，不肯主动让步。1910年4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成立，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为会长，汤化龙为湖北省支会书记；汤化龙还与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任会长，参加者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汤与彼等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并到处演说、运动，冀有所成”。

1911年4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19条，并组成“皇族内阁”，所任命的国务大臣13人中，满人7席，汉人4席，蒙古1席，汉军旗1席，而皇族又占其五，士民哗然。此举被认为是清廷的排汉政策，违反君主立宪之公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动议弹劾，要求另组内阁。6月，汤化龙入京主持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武汉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代表及普通市民近万人到汉口大智门车站送行，盛况空前。各省商会等团体代表随后相继入京请愿，清政府十分恐慌，下令驱逐代表们出京，咨议局代表也在被驱逐之列。汤化龙由此对清廷感到绝望。此时，离武昌起义爆发仅剩不到4个月。

因此，从立宪派当时的活动情况来看，这场清政府让权交权的革命迟早要发生。争论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主导还是立宪党人主导，大概只有学术上的意义。清政府的自私使得当时优秀的中国人大多处在权力（无论是主权还是人权）的边缘或外围，因此，立宪派也是革命党的同盟者。据说，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预言说：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伊藤博文也许看到了中国需要一次政治革命，无论是下层起义，还是中上层反叛，都在向新的权力架构集结队伍。

换句话说，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跟清政府离心离德是必然的。他们也知道清政府仍有权力和实力，但他们认同的权力是超越各方之上的那个“权力”，他们可以认同君主立宪，但也不怕脱离清政府再组织权力，即议院政治的共和宪政，汤化龙被后人称为“议院政治吹鼓手”。因此汤化龙们选择了跟革命党人合作，他代表武昌方面跟清政府代表谈判时明确说：“此次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为政治革命。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

汤化龙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声望是他一生的顶点。1912年，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汤化龙为陆军秘书长，后委以法制局副总裁，汤辞不就。他与林长民等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拥立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领袖。是年4月，汤被选为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5月，黎元洪组织共和党，汤为干事。10月，民主党成立，汤就任干事长。“他在政坛上的角色是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但他脱离了湖北，他在全国实力派中间的作用就不再关键了。虽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都推许他为“干才”、“有用之才”，但他在各大实力派之间，显然只有声誉而无势力，他为此做出的选择给自己和新生的民国带来了悲剧。

1913年，全国举行普选，成立国会参、众两院，在多个政党的支持下汤化龙被推举为众议院副院长，旋升院长。此时同盟会为扩大势力，也参与了竞选，遂合并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称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交宋教仁代理。以众议院席次统计，以国民党所占为最多，计有269席，共和党120席，统一党18席，民主党16席，跨党及无党派人士173席。为此，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正式合并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汤化龙等9人为理事，以期与国民党相抗衡，从而形成国会中两党政治的格局。汤化龙成为进步党的代言人，但他没能跟对手国民党一起奠定共和平衡之局，反而为袁世凯不受政党牵制的独裁铺了路。在进步党内，黎元洪是泥菩萨，梁启超虽然有才学，但满口广东话无人能懂，而汤化龙不仅博古通今、能言善辩，又久居京城，对外交流毫无障碍，故进步党一度是汤化龙的天下。但汤化龙及其进步党却投向了袁世凯一边，收到袁世凯活动经费的进步党议员们腐化一时，出席国会的议员屡屡不到法定的过半数，导致无法开会。汤化龙鼓吹议院政治却临场退却，给袁世凯坐大、取缔政党提供了口实和机会。国民党后来说他是袁世凯的“走狗”，确实也有一定道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年仅32岁。宋氏虽为国民党重要领袖之一，然“与其他政党首要多相友善，而于汤化龙、林长民私交尤笃”。汤化龙挽联云：“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一时传诵甚广。

但文章做得好，不等于国事、天下事即得安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资格（袁、熊二人发布告，指控国民党议员助乱）。一度跟袁世凯合作默契的汤化龙此时进言已经晚了，他扶强锄弱，结果自己和进步党也被削弱得无足轻重。1914年初，袁世凯宣布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制定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徐世昌为国务卿，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至此，“民初稍具雏形之责任内阁政制，遂面目全非矣”。

做教育总长，对汤化龙来说，“抑郁非其所愿”，但他为国民教育计，仍多有筹划。汤化龙喜欢读书，也能够识拔人才。李大钊最初就是汤化龙荐为众议院秘书的，汤化龙还曾用《天民报》的公积金资助李大钊等人赴日留学。临行前，汤特意设宴为他们送行，并说：“张之洞在湖北倡办学堂、遣送留学生出国学习，但不许学生学哲学，用意是重在实学、不务空谈。这实则是舍本逐末，导致无法洗刷政界种种恶习、转移风气。”他希望李等赴日学习哲学，以求将来能从根本上医治国家痼疾。李后来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并在那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学说。

汤化龙关心湖北学生，组建“旅京学会”，又为其创办的《楚宝》杂志题封面，写发刊词，对青年学生以礼待之。他也有自己的教育主张，1915年元旦，袁世凯令教育部整饬学校，并强调中小学要读《论语》、《孟子》等书，不得废经。对此，汤化龙亲自撰文反驳，坚持不屈。但弃议长而做总长的他已经只是袁世凯的一枚棋子了，更使他难堪的是教育经费拮据，他甚至慨叹“部员无异饥民，衙署有如灾区”。

好在汤仍未失人格的自我期许，仍有青少年时的诚心善愿。1915年春，帝制运动甚嚣尘上，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了“二十一条”。8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筹安会”，梁启超公开撰文斥之，汤化龙亦认为此事不可为，对袁世凯大失所望，遂于9月请假赴天津治病，旋即提出书面辞职，甚至密谋利用黎元洪讨袁，未遂。

袁氏称帝，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当时湖南的形势关乎整个西南大局，汤化龙之弟汤芗铭正好任职湖南将军，是袁世凯的亲信。汤化龙数次派人赴湘劝说、策动，最终汤芗铭审时度势，放弃拥袁，湖南遂继浙、陕、川等省之后亦宣布独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为恢复旧约法，南北两方各弹各调，相持不下。汤氏遂以调停人身份北上，劝说段祺瑞，旧约法当予以恢复。辛苦多时，调解告成，汤化龙自京返沪后，先遭丧母之痛，又遇夫人在日本逝世，时间仅相隔100余天，“化龙两遭家变，哀痛伤毁，有非人情所能堪者”。1916年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但此时他已失去革命时代的精神，更失去了如何建构宪政的眼光和勇气。他对党争之烈深恶痛绝，倡言“不党”；国会内党派林立，汤化龙和梁启超是“宪法研究会”的领导人物。

不仅党争者目光短浅，就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代表的府院之争也在加速国体、政体的分离解体。1917年，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段氏与黎元洪意见不一。结果，地方拥兵自重，军阀日益坐大。5月31日，汤化龙辞去众议院议长，“与其隐忍苟留，不如自退”，由吴景濂继任。6月9日，张勋派兵两千自天津开赴北京；次日，孙中山、章太炎电告黎元洪及西南各省，要求惩办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汤化龙、梁启超、熊希龄等人。黎元洪遂下令解散国会，此时距国会恢复尚不足一年。

汤化龙参与的最后一次政治大事是1918年的总统选举。段祺瑞的“安福系”决定选徐世昌，汤化龙与梁启超决定推冯国璋。结果汤彻底失败。此次选举中，有些选票内容非常荒唐，有人填了梅兰芳，有人填了隔壁张二蛋，还有人只填了一个字：“钱。”在在说明国会已经不堪。

一个社会的上层再难坐在一起和衷共济，各有自己的“拳经”（鲁迅语）和主意。这是革命后的悲剧，跟辛亥革命无关。在多次反复中丧失耐心和信心的梁启超表示不再过问政治，因为他看到政治的游戏规则正在日渐走向暴力、血腥。汤化龙似乎志气不衰，因为中国尚未产生理想的政府和国会，若有一天能见诸事实，“则吾乃死心削迹矣”。

但当时“不党”的汤化龙在实力派眼里已经是失意政客了，党争也好，府院之争也好，其实都是争权，因为对规则和对手缺乏足够的尊重，共和不能再做权争的遮羞布。民国政客、军阀们也不再把名望、知识、思想等认作权力的来源，而是直接皈依暴力。汤化龙虽然仍想有所作为，但他已经脱离现实，也难以把握未来的走向。他退出内阁，赋诗说：“天末劳鸿已倦飞，买山心事未全违。禅房花木自今古，城廓人民有是非。百乱幸存干净土，一丝不着去来机。思量我佛慈悲甚，或放空门许我归。”他感叹“十年宰相成尘梦，一角空山足啸歌”，他回归传统士人的宰相之梦，他以为他做了10年的宰相，却不明白他实践的议院政治断送了民国，在激进的革命者那里，他只是帮凶、走狗。

因此，实力派们仍在逐鹿，但1918年的汤化龙不仅为实力派轻视，在国民党人那里也被认为是反动的，在不明事理的党徒或走卒那里甚至是罪恶的。年轻的国民党党员王昌便是不明事理的党徒之一，当他得知汤化龙到了加拿大，就暗杀了他。

这个悲剧是意味深长的。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在一般人心中，张作霖是一个传奇，是乱世成功者的典范和楷模。他做过“土匪”、“马贼”，一生“有奶便是娘”，投靠俄国、日本，效忠清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向上爬，对长官、革命党人、军阀能拉则拉、能打则打，最后贵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元首，因为不愿向日本屈服，而终被日本人炸死。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

张作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由于他做帮凶，赵尔巽轻易瓦解了东北革命党人的势力。文化、阅历远高于他的革命党人蓝天蔚、张榕等坐失良机，或被礼送出境，或被暗杀，革命基础优于两湖地区等中部地区、广东等南方地区的东北地区彻底沦为反动堡垒。张作霖其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却左右了历史。

从历史不能假设的角度，我们不妨假设一次，张作霖如果听从了王永江、郭松龄等“笔杆子”、“枪杆子”的建议，暂时收束其政治野心，认真经营东北，那么，中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日本可能不会侵华，蒋介石可能会真正地统一中国，民国共和可能会为世界政治史上增添新的内容。可惜张作霖的成功之路完全靠他自学，他只有兄弟、对手、部下，没有朋友、师执，因此，最好的建议对他如耳旁风，当他以地方王霸之才入主关内，便显得捉襟见肘，笑话百出。一如张学良后来才认识到的，他父亲有雄才而无大略。这样的人，王霸还可，混一宇内则难，即使沐猴而冠，但望之终不似人君。

无论如何，张作霖白手起家，能在清末民初中国环境最为险恶的东北地区如鱼得水，终成霸主，并把东北建设成为一时繁庶之地，确有着需要后人总结的成功经验。关内众多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跟他相比，似乎都差了一些什么。胡适就感叹过张作霖有“最不可及处”。关于张作霖的传记、文章，至今仍为大众津津乐道，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可见张作霖自有其个人魅力。

但这样一个人物很难入正统人士、历史学家的法眼，学者对张作霖评价甚至显得困难，一些人陷入了两歧，如说他是“民族英雄”，如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还有人说他是“爱国军阀”。这里就显露出学者们喜欢盖棺定论的迂腐来，他们一定要从历史人物身上寻绎出大于人情人性的东西来。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谆说：“张对日本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西方学者加文·麦柯马克则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学者的评价是属于少数人的事，学人体制的事，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其中纠缠着自己的名利，跟张作霖无关，跟大众的人生教化亦无关。如果我们从人生百年的角度，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而非从历史角度、国家演进、体制利益来观察张作霖，我们可以发现，张作霖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大书特书。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远，所图者极高极大；他那种永不知足的尝试、冒险、挑战自我和追求人世间最高境界的劲头，却也是同时代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十二三岁时，张作霖的父亲死了。这个没钱念书的穷孩子到杨景镇的私塾去偷听，杨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问他原因，小孩说：“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可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就让他登堂入室，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杨读过书。这个故事几乎是一个隐喻，喻示张作霖的好奇、敬畏、胆量、追求、知恩……张作霖虽非君子，一生却正是《易经》乾卦之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说，张作霖跟大部分普通的成功人士不同，跟我国大部分上层精英人士也不同，他对世界抱有好奇之心，愿意登文明之堂入极境之室。他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把自身的抱负发挥到了最大。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学问、眼界、兴趣有限，偏于从戏文中吸收营养，而对世界知识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思想家存在隔膜，因而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遭遇了“亢龙有悔”，虽然处于权力顶端时终于悟出非他所能，但是悔之晚矣，想返回东北时不幸遇难。

综述张作霖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易经》首卦“乾卦”的六爻爻辞来概括。

第一爻：“潜龙勿用。”可以说张20岁之前都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混混。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但因为赌博又把钱输光了。母亲让他改学木匠，做了一段时间，他嫌拉锯太累，放弃了。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一来二去，他又成了兽医。中日战争爆发，他投到清军宋庆营中，当了一名骑兵。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

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21岁时，张作霖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张作霖此后开始遇到贵人帮助，冯德麟介绍他加入董大虎匪部。他后来接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当问到他曾在哪里读过书时，张作霖回答：“绿林学校。”当土匪4年后，岳父赵占元帮助他在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他开始发迹。各类大人见他而援手给利。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张紫云看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就请他做了团练长，地方绅商也表赞成。新民府知府增对张作霖印象不错，同意了张紫云的举荐，让张作霖的民团“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徐世昌、赵尔巽、袁世凯等都给过张机会，他也善于利用这些机会。张作霖成长发迹道路上的贵人、大人之多足以令无名之辈们艳羡，也足够让无名之辈们从中学习经验。

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大人们给了机会，还需要张作霖珍惜机会。他为人机敏，粗中有细，或者说善于“扮猪吃老虎”，长于计谋。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把争取增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因此深得增的赏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求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三个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在计擒悍匪杜立三后，张作霖的能力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再次升官，做了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成为东北旧军中五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受命剿灭蒙匪时，因蒙人精于骑射、来去如风，经常打得官兵措手不及，张作霖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策略。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他还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如此终获成功，解除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

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站稳脚跟后不能坐等别人给机会，主动出击、有所作为而免灾难，这是张作霖的拿手好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东北的革命党人基础雄厚，准备起事，接手地方政权。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束手无策，想溜之大吉，在部下劝说下才想到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来省城护驾。结果这一消息被有心人张作霖察知，他率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吴俊升的防地时也丝毫不吐口风。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向赵尔巽主动请罪：“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结果，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嘉奖。

随后，张作霖帮着赵尔巽，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东北的革命党力量瓦解。他排挤走蓝天蔚，杀害了张榕、宝琨和田又横等人。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保奏，清政府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成为一个师的建制，授张为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在这一生平第一大手笔中，充分显示出张作霖关注信息、抓住时机、闻风而动、不同常人之处。因此他的恩人或同僚们如冯德麟、吴俊升等人后来只能屈居其下。

跟他人相比，张作霖的进取之心跟不择手段相得益彰。清政府岌岌可危时，张作霖联合冯德麟等33名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决议勤王”。电文称：“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在袁世凯的点拨下，他很快放弃了保皇论，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他“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由此带来的好处是，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命由张作霖任统领的原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军政要地奉天；任命张作霖为师长，授陆军中将衔。

38岁的张作霖掌握了东北的兵权，但他仍不满足，大胆进取，跟中央或明或暗地要权。袁世凯派他的老上司张锡銮去东北主政，被张作霖排挤走；再派心腹段芝贵，又被张作霖驱逐。最后，袁世凯只得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张至此终成为一方诸侯。

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掌握了地方最高权力的张作霖一飞冲天，很快攫取了东三省的领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由此，他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东北一隅，而是开始对中央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跟实力人物结盟，曹锟是他的“三哥”，孙中山是他的“老友”，张勋、靳云鹏等人是他的儿女亲家……他开始翻云覆雨，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还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他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从各个方面治理东北。

张作霖在东北大展拳脚，他延揽人才，首先从整顿金融财政入手。在整顿金融财政过程中，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也采取了非经济手段的措施。经过苦心经营，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其中尤以奉天省最为突出，王永江实行“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奉天省在1918～1921年间，出现了“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经济比较稳定”的局面。

张作霖的成就是可观的，在民国30年代的“黄金十年”之前，在李宗仁的广西、阎锡山的山西先后称为“模范省”之前，他主政的东北已经成为全国最有成效的地区。为了整顿东北军队，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军校之一。他还建立和扩大兵工厂，建立空军和海军。兵工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之一，空军在全国首屈一指，海军则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绝对优势。

张作霖重视教育，这方面的事例更多。他曾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能够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他创办了东北大学，不惜血本投入，因条件优厚，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机械学家刘仙洲等，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

第六爻：“亢龙有悔。”短短几年时间，张作霖治理的东北成为全国最为繁盛之地，但是，在此发展过程中，张作霖个人的认知和抱负却无长进，他缺少诤友和师长的耳提面命，野心再度膨胀，想凭实力问鼎中原。1924年，他组织“镇威军”进关与直系作战，获胜后，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925年，奉军进入上海，张作霖的势力达到鼎盛。1926年，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安国军”，被15省推为总司令。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35名革命志士；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

这个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最终失去了方向，他看不清形势，不知道自己可以治一地方，却治理不了变动中的中国。跟南方的国民政府相比，北方军阀政府缺少治国理念，同时也缺少人才。张学良就说过：“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与此同时，日本人趁火打劫，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日公使芳泽谦吉劝其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遭拒绝。他不从，日本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回答说：“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人穷返本，他肯定有所后悔。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要回到他发迹的东北去。两天后的6月4日晨5时许，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时，他被日本人炸死。

比较起来，他的儿子张学良就有自知之明。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张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他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人们对张作霖的评价多有可观，不仅值得精英人士认真注意，也值得普通人参校自己的生活。他善于施展政治权谋，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自己常说：“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权势主义者”。张学良则说他“有雄才而无大略”，跟“有大略而无雄才”的蒋介石正好相反。他的亲信杨宇霆也说：“张作霖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因此说，张作霖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的言行都可堪称道，他有识人之明，有敬畏之心，在民族大义上有着底线。跟他相比，曹锟、张宗昌、孙传芳、韩复榘等军阀不值一提，甚至连他的粗话也极有味道。

人们津津乐道张作霖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他的过人之处，人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张作霖言论的个性充分说明了他的胆量、他对时势的把握。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今天梳理张作霖的言论，仍能让人不得不感叹他的聪明绝顶。

张作霖在奉系崛起之初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等。对此，张作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张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却不愿人们说他有野心。1921年12月5日，张有针对性地说：“我张作霖是毫无野心。我的唯一志向，就是把国家治理得好好的，使之能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一次，张对军校毕业生致毕业词说：“你们知道现今天下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

张起自草莽，说粗话是家常便饭，甚至以此特征来笼络张宗昌等部下。但他粗中有细，如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他就从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听到这个故事的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张敢于直明心曲，12岁时便因此得私塾先生杨景镇帮助。后来他更是放胆直言，他多次对上司坦言，自己只不过“为了升官发财”。他见孙中山的代表时则说：“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并直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张氏帅府的标志性建筑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也卖友求荣，挑拨是非，但只要有益于或不妨碍他的权力之路，他的用人和守信也深合中国传统的忠义之道。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把他看准的人才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他的部下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不满，张作霖骂他们：“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杨宇霆跟孙传芳有仇，当孙投奔张作霖，杨想杀掉孙。张作霖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一个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作霖知道了，骂他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夫人阻止他把女儿嫁给失势者，张作霖不肯：“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张作霖对做人也有一番见解：“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他的敬畏之心可以说是已深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堂奥，他也最终进入了中国的庙堂。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他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这位现代中国第一位殉难的国家元首，在世时平定了北方的匪患，稳定了纷乱的东北，遏制了苏俄和日本的野心，振兴了东北……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张作霖同时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军阀、暴发户们的性情和人格。

风流陶成章

陶成章生于1878年，被人暗杀于1912年，年仅35岁。因为他的死亡，一个极具实干精神的革命派别烟消云散，而后来的革命党人又因为传承不同等原因，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人物的意义。后来的学者关于辛亥革命做了很多文章，从追求当下的“知识正确”而否定革命，到贬低革命党人的作用，到假设没有革命袁世凯或清政府会做得更好……这些看待历史的角度确实可以商榷、斟酌，但在对革命党内部的研究思考中，也欠缺了一些假设的维度，如假设孙中山不早死，又假设陶成章不曾在内讧中早死……

革命确实不可轻言，但历史从未告别革命。陶成章一类的革命家比学者们都更有现实的认知和担当的意志。后人曾把陶成章划为“地主阶级反满派”、“红帮头子”、“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按时髦的语境，陶成章又该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了……但这个革命家实实在在地出身贫寒，因为天性“诚笃好学”，6岁时入陶氏义塾，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时为糊口做了“小先生”，即当时的塾师。这样的好学少年如在一个良性社会里就会一步步地改良、改革并完善自己，从一粒种子变成一个吸收社会营养的优秀国民。我们于此可知，陶成章变成了革命家，不能单方面怪罪他自己，更得质疑他生活的社会有多少良性可言。

陶成章在做塾师的时候，因为酷爱历史，对历史演变有了相当的见识；又因为有条件接触新学，也对现代革命有了认知。他不再是在既定秩序里求田问舍的乡愿犬儒或改良者，而是把自己改革成了仁人志士。19岁时，陶成章到东湖通艺学堂教书，作《驱虎》一文，将清廷喻为“猛虎”。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22岁的陶成章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老师，血气方刚的他做了一件壮举，“走鲁入燕，谋歼那拉氏于颐和园”。第二年，他再上北京，寻找他的族人陶大钧，“愿效骆宾王讨武曌故事，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大庭广众，倡言不讳”。这个本家挖苦他自不量力。陶成章势单力薄，只好回老家浙江，途中经过徐州，铜山县令陶仲彝也是陶氏族人，但听闻陶成章如此“十恶不赦”的想法，也连忙打发其走人。陶成章临走时，陶仲彝拿出数十枚墨西哥银钱与其做路费，虽然其时陶成章已身无分文，仍婉言谢绝。结果“旅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

1902年，通过蔡元培的援助，陶成章到日本留学，目的就是“先到日本陆军军校，学习军事，以备将来推翻清政府之用”。这个24岁的年轻人的作风似乎天然地跟书生清议之风不同，当时有良知正义感的人与清政府的抗争多以舆论攻击为主，这种改良做法即民间所谓“文人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一类。陶成章清楚，革命光靠书生难以成功，清朝的统治即使再腐朽、再虚弱，也不可能被革命党在报纸上骂垮。

1904年初，陶成章和革命同志奔走在苏、浙、皖、闽、赣五省之间，联络各地会党。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结果，这个苦行的革命党人将帮会发展成革命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并被推举为五省大都督。

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个字为宗旨，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要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革命手段。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鲁迅在绍兴就听说有一位“奇人”宣称“要让全中国没有一个饿肚子的人”，在日本，鲁迅与陶成章相识，并由陶举荐加入了光复会。

陶成章有人格力量，鲁迅虽然戏称他为“焕皇帝”，但却忘不了他。多年以后，他追忆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陶成章字焕卿）。”

陶的人格和能力不止感动了天才文人鲁迅，也触动了有瑜亮情结的革命袅雄陈其美。孙晓云出身于绍兴上虞的一个大户人家，家底雄厚，1902年，孙晓云在东渡留学的浪潮里到了日本，并鬼使神差地加入了革命党组织——同盟会。孙晓云受陈其美派遣加入光复会，暗中监视陶成章。在与陶成章的接触中，孙晓云被这个聪慧多谋的革命志士深深吸引。“他们不是一见钟情，是在日积月累中培养的感情。”7年后的1909年，陶成章与孙晓云在东京结婚，鲁迅是证婚人。

陶成章很有政治远见，他有着推翻满人统治后建国的思想。1905年8月，陶成章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为浙江会党培训骨干。光复会会员增至六七百人，主要骨干除前述诸人外，还有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被称为“鉴湖三杰”。

1906年，陶成章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兼《民报》编辑。与保皇派、改良派梁启超主持的报纸《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虽然观点对立，但他仍为梁启超所肯定，梁将他比作“坚苦刻厉”的“今之墨子”。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三日不爽，悲痛欲绝，但不改其志，据说他击桌曰：“大丈夫岂可如此耶？”因遭清廷通缉，陶在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足迹几遍南洋群岛。后又主持新加坡《南洋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笔政，鼓吹民主革命，捐款资助国内革命。由于筹款受阻，他决计在爪哇一带建立光复会组织，但名义仍附属同盟会总部。

1910年，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意见无可解决，在日本东京建立光复会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虽然如此，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不代表他们消极逃避或止步不前。第二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武昌起义之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死难者七十二烈士都是革命党的精英，各派人马都在其中，而多属光复会会员，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陶成章听说后，痛哭流涕，因为那些华侨多是他“着单衣，坐四等舱，代煤工劳动抵船值，到达爪哇”后动员参加革命的。

1911年，武昌起义成全了辛亥革命。陶成章回到杭州，被委任为总参谋，他极力主张北伐。据《全浙公报》刊载，陶成章亲自参加指挥“金陵围攻”战役，在“弥漫弹雨”的战斗中，奋勇冲锋，无役不与。浙江光复后，陶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南京的攻克，为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条件，陶成章在上海成立光复军总司令部，并积极募兵。但这个刚开始做大的革命蛋糕，不仅有保皇派、改良派、立宪党人参与分配，就是革命党内部也因分配而起了争端。

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太炎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太炎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陶成章及其光复会会员早就是陈其美等人的眼中钉。1912年1月14日，在陶成章卧病上海广慈医院之际，陈其美遣人暗杀了陶成章。死时，陶成章才35岁。

陶成章死了。光复会失去了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最有行动能力的实干家，“领导乏人”，也就星散了。章太炎所言：“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用冯自由的话说就是“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

革命党人内部同盟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白热化，光复会走向了惨烈的终点。1912年1月28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发表致孙中山公开信，谴责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自相残杀。当天，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致电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调解两会冲突，对光复会的评价基本上认同章太炎的看法，连措辞几乎都一样，希望停止冲突，“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此电收入了《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光复会重要骨干、广东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的调解无效，1912年5月初，许雪秋、陈芸生被陈炯明派刚反正的前清总兵吴祥达在汕头捕杀，当日就传出了“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谣。

陶成章死了。光复会失去了国家社会层面的领袖，章太炎文人气过重，他没能跟孙中山和解。历史学家傅国涌先生感叹：“书生气十足的章太炎恐怕想不到，袁世凯等正是要利用他与孙中山一派的不和，坐收渔翁之利。”

陶成章死了。他虽然性子有些急躁，却是一个心地坦荡的人。他对孙中山有意见，公开倒孙，在革命党内部掀起是非，闹得革命党人几乎分裂。在辛亥革命前四五年时间内，陶成章的倒孙风潮，使孙中山的威信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但陶成章并不是没有大局观，他曾说过，革命党人不能学太平天国。他并非没有知人之明，他对孙中山不满，也只是对一个革命领袖过高期待导致的失望，他攻击孙中山那么激烈，以至于黄兴以为他要取孙而代之，但他其实是想举黄兴代孙中山。

至于自己派系的章太炎，他也并不期待。他的举动出于自己看到的公心。他认为章太炎并不适合扮演革命团体的主角：“章君太炎，其人并非无才之人，不过仅能画策，不能实行，其立心久远，志愿远大，目前之虚名，彼亦所不愿也……若以会长处之，用违其才，反碍前进之路矣。”他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几乎是清教徒式的，据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的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这样的直性子和做事能力也埋下了陈其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种子。

傅国涌的论断可能是时下有关辛亥革命最可注意的角度。他的历史假设是建立在革命党人的建构性之上，这一伟大的革命，终因革命党人的内讧和自我弱化而让他人乘虚而入，让他人“窃取”了革命果实，进而成为“窃国大盗”。把傅国涌先生的论断跟鲁迅等作家当年的观察相比较，可以知道傅先生的结论大体成立。在鲁迅感受到无地彷徨的“咸与维新”的大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自毁长城可能是最令人惋惜的事。

陶成章死了。由于他的死，使得革命党人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瓦解，历史为胜利者和最后存活者书写，在书写陶和他的革命同志时，不免把他们的意义大打了折扣。

陶成章死了。一时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虽然陶成章生前那么反对他，和他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明白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他称赞“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对陶成章惨遭暗害，孙中山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孙中山唁电缉凶的电文是：“陶君抱革命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卒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四年后的1916年，孙中山亲自莅临绍兴东湖陶社祭陶，题“气壮山河”匾额。

但这个革命家仍被历史有意掩盖了，人们不再谈论他的历史作用，假如他还活着一类的历史假设；而是谈论陶成章的“二三事”，甚至把他的人生细节当做笑谈。

是的，陶的苦行是值得说的。陶成章的生活十分简朴。有一次，陶去南洋为革命筹款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船票，就帮轮船铲煤，因为他工作认真，船长就免了他的船票。虽然，“陶先生其实很有钱，南洋筹来的很多经费都经其手，但他不拿毫厘，全都用于革命”。在陶成章遇刺后，家里只有其祖辈留下的200余年的老房子，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陶成章东奔西走，并没有为自己和后代置办什么家产。

陶成章从未贪图安逸享受，他对吃喝嫖赌深恶痛绝。他对陈其美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有一次，陈其美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的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鲁迅心目中的陶成章也是清苦的。他曾经回忆说，“以革命为事”的陶成章“穷得不堪”，在上海一度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糊口，嗅觉灵敏的清廷在通缉他时就有一对句：“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和有些革命党人为了升官发财、甚至还没成功就想邀功享受的行径不同，陶成章的苦行似乎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似乎不近人情，做事不循常理。比如他曾有过在北京开设妓院，把满清达官贵人都请来，席中下毒一网打尽之类的念头。但大致说来，他是鲁迅所说的革命党的实业家，有着至今我们难以理解的人格光辉。他的人脉资源极广，因此他是对手之一吴稚晖眼里“性虽褊急，心实坦白”之人。光复会人对陶成章更是敬仰有加，幼时就追随秋瑾的尹锐志说他“深沉多谋”，“同志尊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陈魏回忆“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

陶的孙子陶亚成先生评价他：品格高尚，言行一致，思想进步，身体力行。在他35岁去世时，孙晓云只有32岁。“祖母一生没有再嫁，与我父亲相依为命。她说，再没有祖父这样出色的男人能够让她心动。”陶亚成还回忆：“祖母会把父亲给她的零用钱都攒下来，每到祖父的忌日，就买许多锡箔和供品给他。祖母对祖父的爱，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银行家的人生个性

我们当代人对前人总有这样那样想当然的猜测，说到银行家，一般人总以为他们是难有人生个性的。办钱庄的、开银行的，在我们眼中几乎是专业掮客的代名词，至多不过以为他们有专业知识，刻薄一些的，则说他们钻进钱眼里去了。但实际上，如本文主角陈光甫，不仅是我国金融史上的一位奇人，也被不少论者列为“民国百人”之一。一个银行家经历民国数次易代风云，而际会其中，国共胜负已分之时，他仍成为毛泽东、蒋介石都拉拢的对象，毛泽东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他，蒋介石则威逼他不得回大陆……这个人一定有我们今人尚未明认的能力、人格和人生丰富性。

陈光甫的个性确实柔中有刚，看似弱小，其实刚硬，始终坚守自己。他对国民政府、抗战建有奇功，但他拒绝蒋介石要他当官的要求。中共建国，急需他这样的金融人才，但他除了回赠毛泽东礼物外，滞留海外别无表示。事实上，他不仅拒绝了毛泽东、蒋介石，早年还拒绝过孙中山。当孙中山要求他参加革命时，这个穷学生除了把5元美金倾囊捐出外，就是对他景仰的敢公然反对朝廷、“大逆不道”的孙中山表示自己仍要读书。他的坚守得到了回报，当他开始创办只有七八万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时，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仍托孔祥熙向他入股1万元。

一般人也容易想当然地以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乱世，是创业的天堂、实业救国的平台、冒险家的乐园……这样的理解失之偏颇。实际上，那时的社会对创业者来说同样形格势禁。仅上海就有几十家极有规模的中外银行以及更多的钱庄。“小小银行”即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又称上海银行，开业时都不好意思请同行吃饭。

但陈光甫不畏艰难，他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小小银行”就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首创“1元开户”，深受市民欢迎；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方式，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等，这些方便客户的举措在中国金融史上都具有创新之功；首先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第一个开出旅行支票；第一家办理铁路押汇业务；还是最先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的私营银行；也是最早使用机器记账的银行之一；银两与银元并用也是其颇为得意的创新之举。陈光甫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如储金礼券，这种礼券可以在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通兑现金，颇受市民的青睐；如学生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和食宿费。

这个银行家的成功虽然艰难，如他遭受过银行挤兑风潮，如董事会不同意连续8年亏损的旅行社继续运转，如权势人物宋子文等人一直刁难他……但他顽强生存下来了，而且活得举世瞩目。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议员银行家”、“中国民营银行家第一人”、“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财经类媒体中还不时会出现他的名字，专家们呼吁要整理陈光甫的遗产；甚至旅游行业的有识之士也感叹像他那样做旅游，中国旅游业何患无出路……

实际上，陈光甫父子两代均对银行买办的成功精英生活有向往，但陈光甫是极懂社会心理的。当时的银行、钱庄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经营模式、对外形象，但他一反其他银行追求豪华漂亮的做法，而讲究简朴实用。他还把存款柜改为柜员制，即由行员一人负责从验票到付款的全过程，免得顾客东奔西跑。这完全是读懂了中下层储户心理的做法。

陈光甫还认为，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中国更有大家庭观念。他主张“大我小我化为一体”。1930年10月，上海银行增资到250万元时，就把新股125万元分配给行员认购，使“大家都是老板，银行兴衰，人人有份，勤劳俭约，守分知足”。他实行员工储金制，即按每人薪水的10％，由银行发工资时扣下，另由银行照数提一份，一并储蓄，到行员退职时发放。他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从机制到宣传上加强了员工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是深懂职工心理。

陈光甫认为，中国人的柜台上一定要热闹。中国人无论是办饭店也好，办其他商店也好，看见你这家饭店或者你这家银行人很多，他就觉得这个肯定办得好。所以他对银行的要求是，要热闹不要冷清。这是深懂中国人的从众心理。

陈光甫的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大的方面，他一生风云际会，跟清末以来的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家们几乎都有过联系。从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到孔祥熙、程德全、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张公权、胡适、程砚秋、陶希圣、章乃器等一大批近现代人物，他都打过交道，而且跟其中不少人成为好朋友。而在细小的方面，他的成功秘诀就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主张“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他把发展大众储蓄作为突破口，推出了“1元开户”和多种储蓄形式，并不避繁杂，为市民代收代付水电费、代发工资，开展多种形式的汇兑业务，使得上海银行成为社会闲散资金的“蓄水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的创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后盾。

陈的创新几乎都可圈可点。在中国旅行社成立的前8年，旅行社年年亏损，股东大多要求停办，否则大家将“喝西北风度日”，但他力排众议，坚持下去。他说：“君等所称盈亏，仅限于表面之数字，实则旅行社之盈余，有倍于上海银行者。盖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也？”他认为旅行社是一台无法估量的宣传机器，是上海银行的先锋队，它的社会效益数倍于上海银行，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这样的远见卓识今天仍值得人们牢记。

陈光甫有胆有识、也有行动能力。在实践中，他一手设计了“招待所”这个新兴事物，要求其“设备不必图绮丽，而清洁卫生，伺应周到，则当严格讲求”，取其名是为了使员工时时体味“招待”二字的含义，谨记为旅客服务的宗旨。从而使旅客感觉“无异第二家庭”，这点也许值得今天的“如家”一类的酒店参考。在处理“西安事变”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其下榻的华清池招待所感叹：“你们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最好的服务单位。”

研究陈光甫的专家学者一致感慨陈的超前，陈光甫的事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跟他的“服务”意识有关。他信奉这样的话：“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地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这种服务精神同样值得今人记取。

因此不难理解，这个人注定要被推到时代的浪尖上。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党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受到信任的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这就是有名的“白银协定”。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也为国民党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白银协定”的成功，让国民党政府对他另眼相看，美国人对他也极为信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他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在美方的提名下，陈光甫出任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的主任委员。之后，抗战爆发，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跟文人身份的胡适一起成为抗战的“棋子”。两个人都不是职业外交家，也不是政坛中人，却在国难当头之时担负了关系国运的千钧重任。台湾著名民国史专家吴相湘写道：“这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我国孤立无援，而国内最孚众望的两位学术界、银行界领袖‘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再无其他选择的两颗‘棋子’。”

陈光甫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由于事前调查详尽，故在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利害关系十分明确，很快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认可，使借款成功，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0月25日恰是中国重镇武汉失陷之日，当晚，摩根索专门邀请陈光甫与胡适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因此不难理解国共内战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要争取陈光甫，只是陈光甫遭逢乱世，对政治一直保持着有尊严的距离。这种距离感足以使一个多才多艺的金融天才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王国，这个王国的丰富性至今少有人知，因而也令今天的企业家们难以望其项背。

陈是商人，有着商人足够的识见。比如他的奋斗目标：“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比如他重视人才，把网罗人才看作企业盛衰的关键，他经营上海银行，花心血最多的就是对人才的选择和培育。在培训人才方面，他几乎达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他也赏识人才，给人才以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最有名的例子是，他看到《银行月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认为颇有见解，便多方打听文章作者资耀华的情况，并发电报邀其晤谈，终至请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资耀华，即当代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的父亲，在上海作家张远山的笔下，是一个符合庄子“间世”理念的奇人异士。

陈不仅有具足智慧，也有具足功德。在生活上，他不搓麻将、不赌博，他喜欢看书并督促别人看书，每次和人家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虽然你原来读书读得很好了，但是你一定要经常补充新知识，如果新知识不补充进去，你就要落后了。因此，他的同事评价他说，陈公是个“儒雅、风趣、平易近人、近乎学者派头的人”。

自1929年开始，陈光甫为提高员工素质和银行文化品位，创办了《海光》月刊。他是真正地把企业内刊当做事情来经营：他邀请早年留学瑞士，回国后任清华、北大教授的戏剧家宋春舫来办杂志，请私交甚笃的海上名流、早年追随孙中山任元帅府财政部长的叶恭绰先生题写刊名。这份企业内刊前后坚持了十几年，出刊163期，一直到1949年出到第十三卷第七期终刊。

1945年，陈光甫认识了大学者林同济，后者计划创建一座最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图书馆。陈光甫承诺给予经济上的全力支持。这就是“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后来正式署名“海光图书馆”。林同济为此游历欧洲，向西方的文化精英取经，访问了英、法、德、意等国的文史哲学者与作家，如意大利的克罗齐、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拉斯基、匈牙利的卢卡契等，广泛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邀请每位被访者提供一份100名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名单，以他们的著作作为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可见林同济对海光图书馆设想之崇高，立意之完美。开馆后，除搜集大批国内图书外，每年还用相当数量的外汇从国外购买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供学者阅览研究。藏书丰富，许多是世界各地罕见版本。一度成为复旦一些学者从事学术的场所，亦成为培训上海银行高管理论素养的地方。在短短的时间内，海光图书馆被评为上海八大图书馆之一，被今天的论者称为“中国图书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据林同济回忆，当时陈光甫曾对他说过：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海光图书馆是他平生三大得意之作。

因此，回顾陈光甫的人生事业，可以说，世间已无陈光甫！

乱世章士钊

上

章士钊的一生堪称传奇。晚清以来的中国上层治乱循环、内斗不断，你死我活，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他就像一个游走其间、从容不迫的策士、高士，大臣、总统、军阀、执政、党魁、领袖、总裁、上海闻人、共和国总理和主席，都跟他关系不错，甚至称得上朋友。粗粗算来，俞明震、章太炎、张继、邹容、黄兴、孙中山、袁世凯、马君武、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吴稚晖、张学良、蒋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泽东、周恩来……都跟他有交情，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都是他的朋友。这些彼此对立甚至互相仇恨的中国治统阶层中的流氓或者精英之士，相互钳制或通吃之后才能应对一个古老大国的现代要求，如此磕磕碰碰地或维持保守或推动着我们的文明前行。他们相互间不共戴天，却都能跟章士钊把酒言欢。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章士钊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的学问不属于流行的新学、旧学，就是说他的学问不入时，但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涉猎；虽然有人攻击他的学问浮皮潦草，但他对所学的东西是下功夫的。比如他13岁时买了一套《柳宗元文集》，从此研读柳文，到老年还写过一本《柳文指要》。“文革”中出版瘫痪，全国废书，除了认定的前人著述、供批判的内部著述，以及毛泽东思想宣传作品，没有个人著作行世，但章士钊却获得毛泽东特批，出版了他的《柳文指要》。

1905年，章士钊24岁，因革命而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逻辑学这一汉语观念，便是章士钊的发明。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出版过《逻辑指要》。不仅如此，北洋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执政”一词，也是他的首创。

章士钊也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他20岁认识黄兴，21岁任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结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有名的《苏报》案就起因于他。报纸查封，兄弟章太炎、邹容下狱，邹容还惨死狱中，但章士钊幸运地得到办案大臣俞明震的垂青，网开一面，未予追究。他接着又跟陈独秀、张继办《国民日报》，继续鼓吹革命。24岁流亡日本时认识了孙中山，未认识孙前，他就把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孙中山一名由他而来，也由他流行开去。

1932年10月，在白色恐怖中，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章士钊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章士钊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比如他20多岁革命气盛时却能反思学问不够，而去发愤求学。辛亥革命后，他主张将当时国内所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己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党说”。这个想法理所当然不为各派欢迎，但他不为所动，在受各方排挤后，仍坚持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尤其是，他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

他是一个观点瞩目却未受时代重视的大思想家。在“毁党造党说”之后，他又提出了更为成熟的“调和立国论”。他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也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和谐，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是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他的思想至今仍可圈可点。比如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他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在此则注重纵向新旧融合。如果新文化运动要割裂旧传统，那么他就只能更坚决地反对新文化。

还比如他较早发现了西方文明的线性史观的弊端。“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如果以为文明和历史是直线前行不回头的，如果以为文明就是破旧立新的做法，那么，“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为此，他甚至发展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他的想法到老年仍然活跃。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他给刘少奇上书，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给毛泽东上书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虽于事无补，却仍为史家所称道。“文革”中，他自己也遭批斗抄家。但这个老章却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

这样的一个人物，在20世纪革命话语占上风或清浊两分、治道两歧的阵营里，是不太好归类的。他的同时代人多半轻视他，如鲁迅、胡适；或者鄙视他，如梁漱溟、钱钟书。后来的学者则把他视为辜鸿铭式的冬烘或谈资，做人滑稽，治学“满纸荒唐言”。但今天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仍把他当做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我的朋友夏双刃先生因研究到他的人生，而为他一生的交游惊奇不已，以至于做梦梦见了自己提供的答案。夏双刃先生说，行严（章士钊字行严）为百年来罕见之人物，其优游各派之间，皆座上宾，胸中秘辛不可以寻常计。其人比之苏秦、张仪，非以口舌逞快；比之吕布、侯景，非以背主自肥；比之谯周、冯道，非以老臣自居；比之冯谖、毛遂，非以建策见长。他自承，曾经持书而寐，忽于梦中闻人喧哗云：“章士钊一生运气，皆在一副‘友相’耳。”于是，忽有所悟而醒。因为“行严相貌清癯，温润如玉，与之交往应全无压力，易开肺腑”。

夏双刃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极人性的角度，只不过单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未免又太轻简。毕竟乱世压抑人性，如何解读章士钊至今无一个精当的角度，尤其是，章士钊的自我陈述极少。不少论者看不起章士钊的依附，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章士钊并不势利或完全失去自己，相反，他始终有自己的棱角锋芒。鲁迅、梁漱溟对他的评价过于皮相，胡适、钱钟书对他的看法也过于浅薄。

事实上，这个胡适眼中的老章对社会的洞察力非同一般，只是因为他撞上了20世纪。

下

章士钊对他认准的事，绝对坚持到底。比如1905年夏，章24岁时，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遍访中国留学生，寻找同道。孙中山拜会黄兴，就是在章士钊的住处。孙、黄合议后，于当年8月20日成立同盟会，许多人踊跃加盟，章士钊却拒不参加，因为他已经认定了自己学问不够而需要发愤求学。一些朋友很不理解，如马君武跟他激烈争辩，闹到马先生居然动了拳脚，但他始终倔犟不从。章士钊有回忆文字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宅”在家里，没参加同盟会，却在英语、汉语、文法领域取得了成果。

他的回到书斋让结义兄弟如章太炎、张继等人失望，他们希望老章继续革命。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这个美女是很革命的，不如请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嫁给了章士钊。

章士钊的侠肝义胆不仅在他闹革命的年轻时代体现过，这种侠义足足陪伴了他一生。论者说他乐善好施、爱管闲事。其实，只要我们设身处地，我们就能明白，这种情怀非寻常心智者所能为。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并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其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为去法国留学的学生送行，急着筹措一笔资金。当时章士钊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毛泽东冒昧求上门去，章士钊为他筹措了2万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

几十年之后，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表示还账，每年2000元，准时还给章士钊。有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大运，找出理由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一个40岁左右的人给一个无名之辈2万大洋，仅仅是投资、投机，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章的侠义还表现在他为陈独秀辩护，为刘少奇求情，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维权并收留了那个女人的孩子即章含之……他还为戴笠写下具“同情之理解”的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有人说章对戴笠的评价有自况的味道。如果这样说，那章士钊确实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了。因为他在梁漱溟眼里是多欲之人，但他却是一个视物质如粪土之人。梁漱溟说：“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但自始至终，章士钊是不求田问舍的。

1949年，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他本可以住在国家为他安排的四合院里，但他却借住在朋友朱启钤老先生的北房和东房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居所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竟然一住就是10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1957年，周恩来前往东四八条看望章士钊，很是吃惊，章却很坦然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没有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

章士钊于此问心无愧，他得到的钱财大部分用来给需要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了来源，都很拮据。这些人来找章士钊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多次说过，他一辈子从没有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给了比他更为需要的人。这也是导致毛泽东决定还账的因素之一。

这样说，并不表明章士钊一生都一帆风顺。事实上，他逆流而动，早已为时流讥评。马君武向他动手，袁世凯给他施压，段祺瑞时代的学生们抄过他的家，毛泽东时代的学生也抄过他的家……而鲁迅，当年他的部下，当时名满全国的作家，早知道他和段祺瑞已经不属于实力派，却因为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著文痛斥他为“落水狗”，由此他的恶名为进步人士所熟知。

章第一次被学生抄家确实暴露出人性固有的弱点，即不平、伺机报复。1925年，44岁的章士钊任民国教育部部长，他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从激进的革命者变为保守者，结果他的家被进步学生们抄了。他和民众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不到半年，章家再次遭到冲击，章忍不住作《寒家再毁记》一文，详记两次家被冲击的情形。这导致他觉得“学风大坏”，而坚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后来发生的女师大事件也有这样微妙的背景。

至再后来的抄家章已经宠辱不惊了。1966年“文革”开始，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被学生们围在院子里批斗。全家人吓得躲在一边哆嗦，他却问心无愧。学生们走后，他躺了一会儿，起身便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行严先生：信已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从此，章士钊与一批民主人士得到了保护。

对于章的反动、他的保守，人们总是猜测他花销太大，不得不依附权贵，甚至依附上海闻人杜月笙；因而从一个革命家变成了反动者，这其实也是误解了他的心地。确实，他跟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今天他也跟我们的左派右派、我们的西学国学都有距离，但除了他从政即在段祺瑞执政时期的表现可议外，其他方面都还算是一个独立人格的典范。钱钟书鄙薄他，其实是钱先生本人的书生气发作，未必懂得一个社会化人格的丰富复杂和独立完整。

舒芜先生曾经给我朗诵过章士钊的一句诗：“居然吾郡成丰沛，毕竟用人为下中。”尽管这句诗查阅不到出处，但观察章士钊先生一生的轨迹，他在1949年前后是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的。他对时人被愚弄的情形极为同情，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样的见识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考察章士钊一生，我们现代流行的思想资源都不足以解读他。我的朋友张远山先生在研读庄子时注意到，庄子在《人间世》中倡导的是一种间世异人、间世高人。不事产业，功成不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乱世安身立命之道。远山先生把资中筠先生的父亲资耀华当做现代“间世异人”的典范，其实，章士钊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80后的文治武功

用当代的口语描述历史，会有一种入俗的新鲜感。比如说，辛亥革命前后虽然有康、梁、孙、黄这样的老运动员们在“日拱一卒”地努力，但革命的主力却是新人，尤其是年轻的新人类们。这种历史叙事可以让我们更有今昔对比的收获，以蔡锷将军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新人类们的人生可能性。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生于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即1882年12月18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典型的80后人。这个新人类身材矮小，考童子试时，考官见他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出上联“子骑父做马”，小松坡当时即对：“父愿子成龙。”

蔡锷6岁入塾读书，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类似于今天80后的人6岁读小学，13岁中学毕业，15岁考进一类、二类大学。遇上教育改革，这所学校即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合办的改革试点，学堂聘请了著名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为总教习。年龄最小、“白帽轻衫最少年”的蔡锷在学校里接触到了最杰出的一些维新志士，并跟梁启超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6岁的80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所在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教育改革试点撤销了。蔡锷先后去武汉、上海、日本等地求学。据说袁世凯借给他1000元，使他能够顺利地到日本读书。

1900年，18岁的蔡锷回国参加老师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蔡锷幸免于难，但受到强烈刺激，遂改名为锷。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有了武装革命、军事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流血救民”；同时他还有一个想法：“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侮而结团体，天下无形之实用，固有大于斯者乎？”

是湖南人就应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大任。自楚南公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来，湖南人就有着担当天下重任的精神意识，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中兴重臣几乎俱出于湖南，湖南人这一意识更为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跟湖南人有重大的关联。

蔡锷一旦想通了改良已死、革命当立的人生或国家社会道路，他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了。1901年12月，不到20岁的学生甚至把老师的话都置若罔闻，因为他的老师梁启超反对他弃文从武。蔡锷体质弱小，但才思敏捷，文章优美，实是大家之才，但此前对军事从未涉猎，故梁启超认为他还是以文救国的好。但蔡锷对老师说，我不能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他到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10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即蒋百里，第一名）、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

这个19世纪80后的新人类对国是问题发表了不少见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是缘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低劣等原因，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继而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的口号，他把国魂看成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毕业回国后的蔡锷受江西巡抚夏时之委，任江西材官学堂监督。很快又受湖南巡抚端方之邀，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再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后又兼巡抚部总参谋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

1906年，清廷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任中央评判官。1907年，蔡锷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并自任总办；这一年，25岁的蔡锷与老资格的革命家黄兴会面，谋划镇南关起义事宜。就是说，这个19世纪的80后没有被已经成功的社会精英地位所异化，而是对国家社会大道念兹在兹。

蔡锷的社会地位升迁的速度是惊人的。1908年4月，蔡锷出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26岁的他就有了军权。第二年，蔡锷任广西龙州讲武堂总办，后为监督兼办学兵营。这一年他组织武德会，类似我们今天组织军人道德协会。据说，年轻英俊的蔡锷，像帅哥一样，酷极了，他脚穿长筒靴，腰挎指挥刀，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1910年，蔡锷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后又应云贵总督李经羲召，送母回湖南邵阳，然后赴云南。在云南，他写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这一蒋介石、毛泽东都曾拜读过的现代军事教材。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的做事性格，他没有像大多数海归那样言必称海外，而是潜心总结上几代人的经验，可以说他做的返本开新工作，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蔡锷崇尚曾国藩、胡林翼“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锷说“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同时，他提倡官兵间“和辑”相处，他特别喜欢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显然，蔡锷眼里的军队既不同于传统的家兵、亲兵、子弟兵，又不同于西方兵家所说的职业化、雇佣化，他的国家化军队有着坚实的为国为民的底蕴。

跟他的同学蒋百里一样，蔡锷对军事理论的思考使他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坚实的奠基者之一。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这一思想跟蒋百里的一些构想一样，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所证实。

1911年7月，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新军十九镇中有大批身为同盟会会员的青年军官，这些年纪相当的80后们在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斗争。身居高位的蔡锷对他们的活动了然于心，他对他们保证说：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6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邀蔡锷一起策划响应武昌起义。未参加同盟会的蔡锷被推为起义总指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29岁的蔡锷为云南都督。这个年轻的80后对当时云贵总督李经羲并没有除之而后快，相反，他一直把李经羲的安危放在心中，并想办法护送李经羲离开云南。由此可见，蔡锷相当懂得革命的方法、目标。革命自有正当性，但革命不是增加新的仇恨。

随后的民国建立、二次革命等大事中，都可以看到刚刚30出头的蔡锷比老革命家们还有老练之处，只是这种老练一如他的老师梁启超一样过于反复。他私下评论袁世凯不论，但一旦公之于众，他是从事从权的，他不否认袁世凯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却也深知并非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做到大公，他希望以军力做后盾，“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不问”。他痛斥“甘冒不韪，乃有袁贼”。但当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时，他又说那是“群望所公”，“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这样反复的言论并非80后新人类们的特征，事实上，他的老师梁启超也好，革命先行者也好，都有过这样的反复。因为他们都是真心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的仁者志者，如果袁世凯能够理解这些爱国者的心思，能够顺应时代并参与开创一个时代，后来的中国也许不会有那么曲折的历史。

国民党改组后，蔡锷宣布退党，认为军人应该实行“不党主义”。但当宋教仁被暗杀，表面上一党独大的国民党被袁世凯消解，蔡锷没能看到其中的危险。当孙中山、黄兴发动二次革命时，他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他只看到了孙、黄二次革命在法理上的不足，并未看到共和需要对各方力量进行平衡，需要锄强扶弱；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表面上宪政共和的议会随时会被实力派解散。因此，二次革命失败，使得袁世凯权重一时。

1913年10月，31岁的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的军权和地方实权移于他人之手。蔡锷只能与蒋方震、阎锡山等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或给袁世凯上书提建议而已。没有对手、诤友的袁世凯终于一步登天，于1915年底复辟称帝。此时，无论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还是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都没有实力反对。年轻的蔡锷孤身犯险，他逃离北京，去云南说动实力派唐继尧等人组成护国军，起义讨袁。这种犯险不仅指他脱离袁世凯的虎口，也指他跟地方实力派打交道的走钢丝行为。他到了云南，云南的军政大权当时在唐继尧等人手上。据说32岁的唐继尧对33岁的蔡锷说：“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袁世凯过于以己心度人，以为“蔡锷有野心”，问意大利记者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据说，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并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袁的亲信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

由此可知，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之间的信息交流之不对称，政治格局的变化消长也必须建立在这种不对称基础上。一如袁世凯轻看孙、黄等革命家的爱国爱民之心，蔡锷也未能理解共和政体的力量分布。蔡锷的护卫共和国体的奇功历来为人称道，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可能性中，他未必没有年轻人的一相情愿。如果他能够理解宋教仁、孙中山、黄兴们的制衡用心，他就不会跟老师梁启超一样为袁世凯利用。他就不会重蹈孙中山、黄兴们的覆辙，有名无实，有名望而无实力、实权。

固然，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登高一呼，使得护国运动不同于二次革命，出乎意料地顺利。袁世凯众叛亲离，从众望所归的位置跌落。蔡锷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历数袁的罪状，斥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在袁世凯撤销帝制后，蔡锷通电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要大家别轻信袁世凯。这大概是有所觉悟的至痛语。

蔡锷在二次革命期间明确说，一旦袁世凯称皇帝，他就反袁。这种设定使得护国运动即使成功也大打折扣，被侮辱戏弄过一次的共和国体再也没有恢复到孙中山、袁世凯揖让总统时的气象，实力派拥兵自重。但蔡锷已经看不到他的护国运动滞后带来的影响，他虽然年轻却病得不轻。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做大总统：“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但他自己的病也已经是很重了，他自题联说：“才若晨星，国如累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歼绝；君等饮弹，我亦吞炭，与生也废弃，宁死也芬芳。”

1916年，34岁的蔡锷因病情恶化，东渡日本，住进了日本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福冈医院治疗。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这个年轻的19世纪80后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蔡锷没看到军阀乱政的局面，他走得清白，并成为后来者不可企及的高标。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其最为壮伟的功业，一为响应武昌辛亥推翻满清的起义，领导昆明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二是在孙中山和黄兴讨袁的二次革命完全失败而亡命日本时，断然发动讨袁护国军事运动，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再造共和。

蔡的文采风流也每每为人称道。他写过这样的对联：“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他跟朱德也合作过雪山关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他挽黄兴的对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还有蔡跟小凤仙的英雄美人故事也流传百年。据说他被袁世凯羁縻在北京时，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去当时的青楼八大胡同排遣，在那里遇到了名妓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据说，他逃离北京也是得小凤仙帮助。蔡锷为小凤仙写下的对联是：“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不信美人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小凤仙为蔡锷写的挽联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十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这样的人无论认知、立场和行为如何，他都会从风从雨，并影响他人。李宗仁、白崇禧、朱德这些国共名将都出于他的门下，朱德称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人们称赞蔡锷“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他确实有湖南人的倔犟，并有着今人难以想象的国家社会人格。蒋方震在他死后说：“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他的好友丁怀瑾则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官，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生死，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蔡锷英年早逝，让人为其流星般璀璨的一生感怀不已。有人甚至说，若能假以年月，蔡锷定能成为拿破仑所说的那种“为欧人之大敌”的东方兵略家。但这种假设只是历史的假设。我们今天谈论他，则确实可以理解，一个年轻人一旦发愿举意，是可以在短暂一生里改变自己也改变历史的。

阎公雅望

用今天的话说，阎锡山算得上19世纪80后的佼佼者。隔着一个世纪的1905年，他才22岁，便加入了同盟会，登上政治舞台。28岁时，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孙中山的话说：“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在革命期间阎被军民公推为山西都督。

这个年轻人的命运是奇特的。当是时，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锡山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之间，“备受风云险恶之苦”，但他能够因势利导，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他的命运似乎比南北军阀如唐继尧、陈炯明等人要好得多。他活了下来，能够跟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等后起实力派争雄，甚至一度问鼎中原。

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40年，称“山西王”当之无愧，至今仍被论者称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向他致意，蒋介石有一次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毛泽东则在“西安事变”之际给阎锡山写信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但阎锡山被新旧、国共、传统保守或现代等多方面几乎都看轻了，他算得上中国人视野里的明星级历史人物，但他被想当然了，甚至被漫画化、脸谱化了。人们或把他当做军阀，或把他当做投机政客，或把他当做一相情愿的“土财主”，张学良就称其为“账房先生”……阎锡山的遗产：他的事功、言行、精神世界等有待我们去挖掘。

一

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注意到阎锡山的事功的意义。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发现了他：“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这个年轻的实力派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他虽然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人，但在北中国那样一个强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场上，如拥护袁世凯，如反对南方的护法运动……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为他带来了灾难，后来他吸取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进一步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阎锡山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1919年胡适陪同导师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曾任北京政府总理的许世英给阎锡山祝寿说：“都督阎公之雅望，晋国天下莫强焉。”

阎锡山事功最大的特点是以治国之策来治理山西一省。

因此，山西教育的成绩在当时极为突出。阎锡山很早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还自己拿出钱来支持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川至中学和小学，共建筑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四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

极有创意的则是阎锡山的农村政策。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什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阎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可以说，阎的基层治理和农村土地村集体所有的政策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对改良的乡村建设派和革命的国共党人来说，他都堪称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驱之一。他有全局眼光，即非局限一省来治理一省，因此能够模范全国。

“非典”期间，山西籍学者谢泳想起了阎锡山，因为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充分说明了阎锡山的“善治”。该报告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赶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如此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在后来的中国都是少有的。

面对阎锡山留下的施政业绩，谢泳感慨说：“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八十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二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学史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有“焦灼”、“心碎”、“嫉羡”等等，因为中西文明的冲撞、融汇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强势下，中国的一切从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曾做激愤语：“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却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一般以为，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在脸谱化他的人看来，当然是一个局限，但在阎锡山那里，这未必不是一笔财富。阎锡山在列强环伺里能够自立自强，绝非遗老遗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拟。他确实有中国的根和中国本位，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中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阎锡山因此表达出一个中国本位的现代进取人格，这种集思辨、事功于一体的人格是常为一般论者所忽略的。在蒋介石之外，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思考的精进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有人嘲笑阎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却没能同情这位中国人“誓为人类抱不平”的信仰情怀。他的爱国、爱省、爱乡或说爱人类，绝非出于虚伪、权宜，而是有一种至诚。他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都使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凡此种种，都说明阎锡山的不同寻常。

阎确实重复了别人的智慧，但他是一个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师。阎锡山很少说套话，一切对他有启发的思想，在经过他自己一番思考后，就能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说出来。比如“财产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这既说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说明了他的信念坚持。

阎锡山的自信其实也正是因为他善于学习。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显然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确实一度对实力派俯首。但他风云际会，抓住了时势，也成全了时势。他的同学程潜说，阎“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他后来以一省之力敢跟蒋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论者看来，蒋介石之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数次危机。因为他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蒋介石毕竟有孙中山传给的“三民主义”，有现代革命精神，而他自己还有所欠缺。

因此，这个有自知之明的政治人物不惧强人，反而有着难得的雅量和善愿。1934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他说因为你是元首，所以我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应该告诉你。对当时的“异端”学说，如共产主义，他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成员则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因为他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而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还有人暗示说，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祸首”。

三

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或投机性一面已经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说他的迷信，他的封建意识，他的铁算盘算计，他的家族统治，等等。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或对阎锡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我们可知，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当然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并未因此失去效能。当时的山西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因为他还能够“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

在考察阎锡山的精神世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忧患。少年时的阎锡山经历过世态炎凉，十几岁时，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父子两人只好躲债。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了；他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这种忧患也可以说伴随了阎锡山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日本人，即使他建设的山西成为全国模范，但他仍得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但他都忍了下来，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这种忧患也许让他显得迷信，比如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他找去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欢迎很费了阎锡山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国共决战之际，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放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但大体说来，阎锡山是理性的。他的忧患使他在革命世纪里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

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他说过：“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锡山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他认为：“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思潮冲撞之后，我们中国人多认同了渐进、改良改革，认同了中道。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打量历史，可以说，阎锡山正是一个先知先行者。

我们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偏见尚不止于激进的革命思潮，在对现代文明生活状态的理解上，我们也多以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们对精英、成功人士的理解，也就是垄断资源而为所欲为，就是各层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阎锡山却说，“绝不以政罔民”，这也是他为民心归附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山西省政府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他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

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十六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终年77岁。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象征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

玩命情种苏曼殊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活跃人物。他是作家、翻译家、诗人、革命家、和尚、艺术家……他身世不幸，谋生能力极弱，却跻身于时代的弄潮儿之列，跟维新的作家、革命者们交往，他自己也算是追求变革、进步的仁人志士。那些偏于稳健的人物如马一浮等人，会因此看不起他的学识和言行。他是玩命者，孙中山称其“率真”；但跟那些玩命而修成正果的人物相比，在苏曼殊那里，难以看到人生的健全成绩，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对人对事不免任性。他在世上只活了35年，他的天才跟他的短命或说“沉痛的肉身”形成了最经典的反差。

1884年，苏曼殊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父亲苏杰生有一妻三妾，日本女子河合仙是其一房夫人。由于资料有限，苏曼殊的身世已经难以定论。有说他的母亲就是河合仙，有说他的母亲是河合仙的妹妹若子。1889年，苏曼殊被父亲带回国，随后入私塾。苏曼殊体弱多病，何况是“东洋”女人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在当时中国大家庭里饱受歧视。甚至他的父亲对他也很少关注，十多岁的苏曼殊居然寄居在姑母家里。

1898年，苏曼殊跟随表兄再到日本。在横滨大同学校，他结识了冯自由、郑贯一、张文渭等人；毕业后，他与张文渭一起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1903年，苏曼殊改入成城学校。此时，不到20岁的苏曼殊有了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

由于表兄反对苏曼殊参加革命，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迫使他回国。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国内。19岁的苏曼殊开始闯荡社会。他从上海到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结识了包天笑、祝心渊等人。两三个月后，回到上海，任《国民日报》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同事。苏曼殊懂得学习，他向陈独秀学写古诗，他闭门读写，几个月即过关，诗句、意境随心应手，成为他经验并表达人生最好的手段之一。他用文言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当时译名为《惨社会》），同时开始在报上发表散文。《国民日报》被封后，苏曼殊赴香港，结识了陈少白、王秋湄。但是很快，苏曼殊突然去了惠州，在一座寺庙里削发为僧。

1904年，穷困潦倒的苏曼殊不得不离开寺庙出走，又回到香港。这一年，他的父亲病重，有人希望他能回去，但他拒绝了。父亲去世后，苏曼殊跟家里的往来更是稀少。在朋友的资助下，苏到东南亚漫游并学习梵文。同年夏天回国，在长沙实业学堂任教。

1905年秋，苏曼殊去南京，受聘任陆军小学教师，与刘季平同事。1906年，苏又回到长沙，住进庙里，并在长沙明德学堂讲课，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陈果夫等。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行踪不定，凡事浅尝辄止。仅这一年，回长沙，任教于明德学堂。仅三个月后，赶往安徽芜湖。暑假中，到南京、上海，随后不久与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很快回国。他似乎没有定性，总是奔走在路上，任意西东，匆匆地来，匆匆地去……这一年下半年的活动是：7月回芜湖，教书两个月；9月到上海，住约一月；10月去杭州，后返回上海；12月下旬离开上海去温州，数日后又回上海。

1907年的苏曼殊同样如此。元旦后到日本跟章太炎同住，几个月的折腾后回上海。11月又去日本。他的生活就是写作、画画、访友、读书……他撰写、翻译了《梵文典》、《文学因缘》、《拜伦诗选》等作品，还用英语写成《潮音自序》。其中《拜伦诗选》的翻译堪称一绝。

苏曼殊的生活中只有很少的几次行踪固定。1909年到1911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东南亚喏班中华会馆讲学、写作。1914年到1915年，到日本，跟母亲河合仙一起生活了两年。这两次都是他人生中不多的稳定的日子。期间，他用英语译成《燕子笺》，发表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撰写《三次革命军题辞》等等。

1916年，苏曼殊由日本归国，经常往来于上海与杭州之间。1917年，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先后搬迁多次，后移居新民里十一号，同住者有蒋介石、陈果夫等人。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彼时病情已重，叶楚伧、邓孟硕也经常来探望他。到冬天，曼殊病体不支，进医院治疗。1918年春夏之交，旧历三月二十二日（阳历5月2日），曼殊病逝。

这个集革命者、僧人、艺人、作家、情种于一身的历史人物，有着怪诞其实孩子气的言行。有论者说他：“他时而楚楚长衫，设坛讲学，以人师的身份化育学子；他时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以诗人才子的仪态现身诗坛歌榭；他时而激昂慷慨，奋勇振臂，以天下为己任，欲誓死一搏；他时而袈裟披身，青灯黄卷，万念俱灭，潜心向佛。”

苏曼殊贪吃，对牛肉、糖等的喜好不加节制，据说曾有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的行为，故有“糖僧”之称。饮食极为任性。有一次，他的朋友陈去病买回一包栗子，苏曼殊和陈去病父女一起吃。吃完后，陈家父女休息了，苏曼殊跑出去又买了一包回来。陈去病劝他少吃，苏曼殊根本不把陈的话当一回事，大吃特吃，直到吃完为止。结果，当晚苏曼殊的肚子胀得“哼哼唧唧”，一直呻吟到第二天天亮。诗人柳亚子送给他20个芋头饼，他一顿吃下去，弄得肚子痛得不能起身。有人赌他一次吃不下60个肉包子，他欣然应诺，吃到50个时，友人劝他不能再吃了，他非坚持吃完不可，还跟劝他的朋友吵了起来。

由于多愁善感，苏曼殊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有时显得神经兮兮的，被人唤作“苏神经”。为此闹出了不少笑话，让朋友们哭笑不得。一天晚上，大家围坐一起谈鬼，苏曼殊闭着眼睛坐在墙角不敢做声。就寝后，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邵元冲与他同室共眠，天未放亮就听见他哀哀呼喊。邵元冲问他喊什么，他说：“尿憋得难受。”邵问：“那为什么不快去厕所？”苏曼殊说：“蓝面大头鬼在外面……”鲁迅则感慨地说：“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苏曼殊喜欢歌妓舞女。与他有交往的歌妓，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就有28人之多。在他的一份残账中发现，酷爱读书的苏曼殊花在买书上的钱只有500多元，而同一时期用在青楼舞馆的钱就有1800多元。有一次，他在马路上发现一位歌妓正在前面搭电车，他赶快跑过去，可是电车开了。没能赶上电车是小事，而他竟跌落了两颗门牙。事后大家以此开他的玩笑，他毫不在意。

对苏曼殊一类人，人们一般会评之为性情中人。但性情中人也渐知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故性情中人多懂得群己权界，懂得家国的责任并懂得如何落实。曼殊虽然多少也懂得这些道理，却无能自控，并跟周围建立起正当平常的关系。他是一个大情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任情使性的大孩子。

这个情种种情于朋友之间，使朋友们觉得他或可爱或不可理喻。1905年春，苏曼殊的朋友赵伯先向他求画。苏东渡日本，因此未能及时兑现承诺。别后不久，广东即爆发了黄花岗之役。赵是革命党人，为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忧愤成疾，不久便抑郁呕血而死。曼殊得知噩耗，作《荒城饮马图》，焚于故友墓前，以示悼念。

有一年冬天，陈巢南从汕头回到上海，只带回一床薄薄的被子，苏曼殊当时连被子都没有，就把陈巢南的薄被子强要了去。类似的例子极多，如他偷朋友章士钊的钱，他在刘师培、何震夫妇面前发神经，等等。

这个情种种情于革命，就是冲动、大言、自我纠结。苏曼殊曾醉心于无政府主义，赞同暗杀。1903年，他一度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他因痛恨满清政府而恨后者保皇，何况作为同乡的康有为假冒另一同乡孙中山之名而向华侨募捐，故在他那里康有为理所当然该死。这一想法经陈少白相劝，他才恨恨作罢。

到袁世凯称帝时，苏曼殊发表了一篇《讨袁宣言》，以一个和尚的名义教训袁：“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这个情种种情于爱，则是极致、痛苦，伤人伤己。他恋母，把母爱想象得美好、奢侈，传记作者为此写道：“母亲以一种发疯般的态度爱着他，对他倾注了人世间最醇、最深、最浓的母爱……母亲的爱，使他有些陶醉……但随后不久，他那渐渐平复的心又隐隐作痛起来。”“尽管感情上他更依恋母亲，但他的生活道路必须由佛决定，在这个问题面前，他没有自由。”

苏曼殊爱女人，未婚妻雪梅、表姐静子、师妹雪鸿、日本艺妓百助枫子等人，都是他“意淫”的对象。这些人在曼殊的描述里，无一不是温良贤淑、知书达理，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如论者所说：“和其他男人一样，曼殊渴望条件出色的女子为自己痴狂，曼殊小说中的女性无不是理想化的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妙龄少女，现实中，这样的女性本就不多，而条件俱佳的女性又难免目无下尘，习惯于男人围着自己。曼殊在大男子主义传统下长大，自然幻想拥有条件出色的女性为自己痴狂。”有人说，苏曼殊画画时，总是身着禅绸，有妙龄女子侍立在旁，研墨铺纸；若画三月桃花，则蘸取女郎唇上的胭脂，其画绮艳逼人。

这个情种的爱恋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不敢轻易越性爱的雷池，也因此他跟女性的关系纠缠一时，最终都让人失望。他跟百助枫子同居一夜，却什么也没有做，虽然他自己“备受煎熬，欲火焚身”，但无性爱也难以持续。他只能哀叹：“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类似的例子极多，以至于女信徒真以为曼殊大师坐怀不乱。他的痛苦难以言喻：“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这个情种一生为情所困。对世间美好女子，他一旦遇到即神为之夺、身陷情网；情到深处，“情欲奔流，利如掣电”；但当女子以身相许，他又忍痛拔掉情欲的“肉中刺”，“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忏尽情禅空色相，是色是空本无殊。”

这个情种种情于世间，则是不事恒产，不留恋一时一地。他短暂的一生漫游各地，行踪无定，忽东忽西，如浮萍，随意念之风游荡，足迹遍及苏州、湖南、惠州、广州、杭州、南京、芜湖、安庆、温州、香港、暹罗、锡兰、南洋（越南）、新加坡等地。这种把生命消磨于旅途的方式并非小康闲适的观光，而是痛苦的宣泄方式，“驾言出游，以写我忧”。他是“在路上”的终生实践者，但他不曾落实，即他抒情而不及物，故既无徐霞客那样的扎实收获，又不会像西方后现代派作家们那样掀起“在路上”的文学和社会思潮。他的名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他和陈独秀合译《悲惨世界》，未译完即要出走，陈独秀一再挽留，他执意要走，并送陈独秀诗：“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

这个情种是彻底的自私又不曾活一己之私，他的爱既具体又抽象，又高贵又卑贱。他的暴饮暴食给人们很深的印象，他的身体病痛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患肝病、肺病、胃病、咯血病、轻度神经分裂病”。他死后在历史上成为传说，不再成为社会大众的养分，只是偶尔会有人把他记起，从他身上汲取灵感。人们至今对他的定位莫衷一是。人们说他是“诗人、文学家、画家”，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漂泊者”，是“诗僧、画僧，更是情僧”，是“天真者、怪诞者，更是青春期疏狂者”，人们还说他是“厌世者”，是“自虐狂”……

从苏在世到今天，人们仍未能忘记他，因为他把“情之于人”发挥到极致。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病态的，他的学生陈果夫也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南怀瑾先生则直称他为“畸人”。

但推崇他的人如章太炎先生称之为“亘古未见的希世之才”！他的朋友陈独秀知人论世：“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和他心有戚戚的郁达夫说过：“其实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王德钟在其《燕子龛遗诗序》中认为：“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匹焉。”北大教授谢冕写道：“综观整个20世纪，用旧体写诗的所有的人其成绩没有一个人堪与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相比。”

这是一个只知宣泄、生发而不知收敛、凝固的玩命者。文明史上有很多玩命的人，有很多性情中人，但绝大多数会走向成熟，会走向“反者道之动”。马一浮先生早年通西学晚年则皈宗儒门，修禅的虚云大师临终前嘱托的是“戒定慧”，修律的弘一大师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他们都向人生人性的另一端致意。但曼殊大师却在情之一字上纠结一生，遗笔“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可以说，生未落实，死时也空。

在关于苏曼殊的文字里，今天让人感怀的是论者从人格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等层面研究他，即论证他的心理受虐、他的恋母情结。在这样的视野里，曼殊确实有待完善。其实，我中国文明的易道模型也对个体人格有所描述，在阴阳五行八卦关于人气质的分类中，曼殊属于巽卦人、木型之人、少阳之人，体弱，性急，好动，外向，好外交，善变不定，敏感多疑，劳心多忧，易生肝病，寿中低……南怀瑾因此说他“畸”。这样的人生形式无代无有，在今天的社会也大量地存在着，只是我们少有关注、同情，少有成全并引导他们。试想，巽木若能长成参天大树，那将会是怎样的财富？

具体到苏曼殊，以其天才、任诞而短命的一生已经给了人们足够的启示。他任情挥洒的诗篇甚至让在革命斗争年代的叶剑英元帅一生都为之心仪，戴晴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得到一套江西人民出版社新出的《百花洲文库》，其中有一本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立刻跑去告诉元帅：“我们也可以出苏曼殊的诗了！”当时的叶剑英已经走动困难，看到戴晴递过去的薄薄的小册子，让人将他自己那本几乎常年放在案头的、封面早已磨损的上世纪30年代版《曼殊全集》递过来，将两个版本看了又看，泪水潸然而下。

这是一种致意。是的，无论如何忘情、如何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情种苏曼殊仍有不可替代的魅力：“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自是神仙沦小谪，不须惆怅忆芳容。”

何敢特立而独行

说到黄侃，人们多半会想到他的趣闻轶事，会想到他作为一个19世纪80后，在大师林立的清末民初几乎目空一切的言行：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色，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他指责过梁启超、王国维，反诘过陈独秀，骂过胡适，得罪过吴承仕、马寅初……虽然其中不无戏谑，但可圈可点，多有深意。人们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大学问家，但对其学问多半语焉不详，对其人生意义置若罔闻，而多半津津乐道于他的“故事”——人们把他的存在当做谈资了。从当时到现在，了解他二三事的人仍只是把他当做“疯子”一类的天才型学人而一笑置之。事实上，这个年轻的19世纪80后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也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心智、勇气和勤奋。

1886年，黄侃生于成都，父亲黄云鹄系清朝官员、学者，有“黄青天”之誉，跟张之洞等人友善。黄侃3岁时即开始背诵唐诗宋词，跟着江叔海先生学《论语》，4岁时跟着父亲返回原籍湖北蕲春，7岁时作诗：“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

1896年，10岁的黄侃随父到武昌，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第二年，父亲去世。1902年，16岁的黄侃入武昌湖北文华普通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人同学。学习期间，黄侃常与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1905年，19岁的黄侃因宣传排满思想而遭学校开除，用现在的话说，他在校园或网上发表了或左或右的“愤青”言论；但其后得张之洞帮助留学日本。

1907年，21岁的黄侃用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他在日本遇到章太炎并拜章为师，两人相互选择，一拍即合，因缘际会，成就了师生佳话。在章太炎的众多弟子，如鲁迅周作人兄弟、钱玄同先生、吴承仕先生中，黄侃是最为杰出的，因为只有他在才气、性情、学问、识见等方面跟老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1908年，黄侃从日本返回国内照顾病重的母亲，半年后，生母去世，黄大恸，乃至吐血。他还利用远离官府的环境，向乡民揭批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镇压民众的各种罪行，宣传革命道理。这期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黄侃等人数次反抗，因人告密，清政府准备抓捕黄侃。得到消息的黄侃逃亡，辗转到日本。形骸放浪而事母至孝的他请好友苏曼殊绘图一幅，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

1910年秋，24岁的“海归”黄侃归国，他筹设孝义会，给民众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组织反清活动。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江汉震动，革命士气为之大振。有人因此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武昌起义的序曲。

革命功成，黄侃不谋官谋利，而是退居上海，主办《民声日报》。

1914年，28岁的黄侃在中国典籍上开始用心，自铸伟辞。他综合前说，定古声19类、古韵28部之目，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年轻人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

这个28岁的青年、革命家、狂人、大学问家，从此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他的教研生活是严谨的，又是狂妄的，是济世的，又是救心的。直到49岁去世，20年的努力，“桃李满天下”，为中国学术的传承尽了一份天才的力量。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学术氛围里，传统守旧的派别在新学的进攻下溃不成军，更不用说完成现代转化；而新学则宣传多，实绩少。而新、旧各派中的学者，资历、名望或可大过黄侃，圈子或也大过黄侃，甚至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也“咸与维新”，但他们的问题不仅在于黄侃所批评的那样，而且他们各人也没能教化、培养出多少优异的弟子。新学的引进者们如胡适等人只是开其风气，少有夯实一个学科领域，并为中国学术开宗立派、立言立法；即使一些学术大跃进式的表现，但多半昙花一现，时过境迁。在这方面，黄侃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革命家黄侃有着现代中国人少有的学术自觉，这一点大概只有陈寅恪可与之相比。他在日记中多次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如1922年的日记记梁启超演讲：“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1926年的日记记朋友对王国维“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并感慨：“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黄的学术见解也在很大程度上跟陈寅恪等人合拍。如他说：“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籍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耳。”“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因此，他虽然没有陈寅恪等人的现当代名声，但他的工作成绩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刘赜、黄焯、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坐标，而他们都出于黄侃门下。“黄门”或说被学术界称道的“黄门侍郎”，其意义至今少有人挖掘、研究。黄侃的成就甚至让章太炎或所谓的“章黄学”遮蔽了，虽然他和老师章太炎确实都是“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被忽视的岂止黄侃的学术体系成就，而且他的人格成就也被人们看轻了。人们多关注他的怪诞、趣闻、风流，很少关注他特立独行的意义。他当然有所短，有不足，如对前贤、朋友、学生苛责，让不少人颜面尽失。他对情欲也是放任的，据说他有过9次婚姻，让多位女性受苦。以至于周作人提起这位大师兄就摇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则公开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对于前者，“黄门侍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可以延续黄侃的学术生命；对于后者，黄侃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则也早就意识到并谆谆告诫世人，太炎先生晚年还为弟子辩护：“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

这自然涉及到黄侃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何敢特立而独行？因为他是革命家，是中国文化的天然捍卫者、守望者、发现者和开新者。他超越了新和旧，超越了书斋和社会。

所以黄侃是神圣的、严谨的，他不轻易著述，太炎先生都因此为他着急，批评他的不写书是“不仁”之举。但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他曾鼓励殷孟伦，30岁以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他认为唐以前留下的书不多，并且都是非读不可的。黄侃自己对这些书则不只是读完，用他自己的话说：“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黄侃的读书、治学精神今人难以企及，甚至被称为“读书种子”的陈寅恪在他面前亦未必有胜场。陈寅恪37岁前几乎一直在欧美游学，而黄侃34岁任北大教授时，拜年岁相近、“四代传经”的刘师培为师，研究经学，他们都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学问。这样的事今天几乎绝迹了。

陈寅恪是广博的，黄侃则是精深的。以1929年黄侃43岁时的日记为例，如农历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四日，读讫《大戴礼记》；七月四日至九日读讫《尚书大传》；九日接着读《韩诗外传》，至十七日读讫；十八日至廿三日读讫《春秋繁露》；廿三日接着读《白虎通疏证》，至八月十二日读讫；十二日接着读《通纬》，用《古微书》、武英殿本《易纬》八种、《学津讨原》本《尚书大传》和玉函山房辑纬书对看，至月末读讫；九月初一至十三日读讫《国语》；十四日至十月十一日读讫《山海经》……到该年十二月，又读讫《穆天子传》、《汲冢周书》、《战国策》、《司马法》、《古籀拾遗》……这还不包括其他杂书。

跟陈寅恪一样，黄侃的读书是迫切的、玩命的。陈寅恪读得眼睛失明，黄侃的日记中出现较多的字句则有：“今日读诵甚少，可恨。”“读经已恨二毛衰”……所以他跟陈寅恪一样有底气，对中国文化本位有足够的信心；而跟陈寅恪的绅士风度、柔中有刚不同，他是直截了当的刚强、张狂，他有着当仁不让的精神。

因此，黄侃敢于批评老师章太炎的朋友陈独秀：“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对章太炎先生的经学，他也会批评一声“粗”！另一位老师刘师培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经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向来遵师重道的黄侃即起立：“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的狂是出了名的。年轻的黄侃曾去拜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德高望重，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的回答是：“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置之不理，马寅初问他，他回答：“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的故事太多了。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被人称为“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何以敢如此特立而独行？因为他是自觉的革命家。“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他在一生最后一首诗中说：“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茱囊未足豪。”他不做自了汉，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遗憾的是，或者说可笑的是，世人多把他看成旧文人的典范，说他只是一种“狂狷符号”而已；甚至他的弟子都不知道他是跟黄兴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

只有从现代中国的革命转型中才能理解黄的至孝和他的温情。他的生母去世时的反应给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922年夏，他父亲的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是大学者，但他的性情即使纯粹的才人也难望其项背。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以至于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的生活确实就是文学。他说过：“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黄侃在自己的宅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黄侃在现代中国学术上的状态有如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泡利，黄侃之于章太炎，一如泡利之于爱因斯坦，在当仁不让中继承、发扬。二人都是天才，棱角分明，对前辈、时贤有褒有贬，二人都为当时后世留下了不少的笑料、谈资。不同的是，泡利在当时是被大家承认的，而黄侃的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泡利是专业的、理性的狂妄，黄侃则是社会的、性情的狂放。泡利永远不会写出黄侃那样不朽的情诗：“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个性情中的革命家或学问家因此注定不会德高望重，而是夭折，让泡利的“上帝”早早地收走了。黄侃是好酒之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黄侃与酒有不解之缘，却不以饮者留名。1935年10月5日，他与友人登高，持蟹赏菊。一时兴起，饮酒过量，回到家中吐血半盂。两日后不治而亡。太炎先生说：“断送一生唯有酒。”

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侃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5册。弟子程千帆先生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黄侃去世后，他的弟子潘重规才醒悟老师为何玩命一样地投入学问而再不提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报人邵飘萍

一

邵飘萍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记者。他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以字行于世。近代史有乱世之说，邵以“乱世一飘萍”命名，几乎自找了一种悲剧命运。

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后迁居金华。13岁考中秀才，20岁时就读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第二年即1907年，开始为上海《申报》撰写地方通讯。

26岁时，即1912年，邵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任主编。邵飘萍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加以抨击，被以“扰害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的罪名构陷入狱。出狱后东渡扶桑，入法政学校学习，期间曾组织东京通讯社，他最早报道、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30岁时，即1916年，邵飘萍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等多家报馆；随后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京期间他自创新闻编译社，1918年又独资创办《京报》，声称“必欲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此《京报》之所为做也”。

1919年“五四”运动时，邵飘萍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因言论过激再遭通缉，二度流亡日本，《京报》也被查封。

在日期间，邵飘萍著书向国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复刊《京报》，立誓使其成为“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京报》很快因其报道及时丰富、评论切中时弊及其“活泼显豁”的版式风格等，成为北方一张影响力较大的报纸。

1925年，孙中山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邵在《京报》上刊登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国景仰之孙中山先生”标题。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因言论触怒奉系军阀而遭到逮捕，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杀害于北京天桥。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是近代以来被公认为“新闻全才”的报人之一，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报纸管理等方面多有建树。冯玉祥说他：“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冯玉祥的话后来被文学表达为：“飘萍一支笔，能抵十万军！”

一向持重的张季鸾也评论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二

今天人们纪念邵飘萍，更着眼于他的烈士身份、他的悲剧命运；很少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思考邵飘萍的价值。即使人们说新闻从业者需要向邵飘萍学习，也仅是说他抢新闻的本领。人们很少还原邵飘萍的时代和他对新闻史的贡献。今天我们谈起他，总是称道他反对专制权力、反蒙昧，敢于嘲笑军阀的勇气，以及为新闻事业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人们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

因此，可以说，邵飘萍的历史位置被虚化了。乱世飘萍，他虽然被纪念，却因为新闻战士的示范而难有现实意义。怀想80年前，一代名报人倒在了刑场上，结束了他“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的一生！这种命运尽管也是今天我国新闻人可能面临的，但因为太具悲剧性，而只能让人唏嘘。

事实上，邵飘萍的新闻追求如其名一样，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另类，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公正地评价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或历史贡献，他可能是美国人意义上的“扒粪者”。但邵飘萍对此并无自觉，反而高看了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代表“民意”。而“民意”或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公意”最终会落实到社会阶层、团体中去，因此，邵飘萍虽然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但他最终背离了新闻伦理，而选择了加入革命政党。这中间，固然有历史贡献，同样也有历史教训。

三

邵飘萍对新闻确实痴迷，为了新闻，他几乎用尽手段。

他自己也津津乐道：“愚某次在北京饭店宴会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于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紧要消息已达于上海。”

邵的夫人汤修慧也在《一代报人邵飘萍》中生动记述说：“某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飘萍必欲得此消息，乃雇一小汽车，待于门侧。待法国公使入，飘萍即尾随其后，坦然而入，门者以其为法国公使之同行，故未禁止。飘萍入内后，尽得阁议之内容，翌日完全见报，段内阁为之大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问题，段祺瑞内阁早已做出决定，可是不敢公之于众。年仅21岁的邵飘萍为了弄清真相，决定入“虎穴”采访。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了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又被传达长挡在国务院大门之外。邵飘萍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也尽数归您。”在这种重金收买下，段祺瑞终于接见了他，但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只好立下誓言：3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段祺瑞最终不仅向他披露了与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而且吐露了具体细节。邵飘萍随后即奔赴电报局，以密码电传上海。《申报》、《新报》立即以特大新闻“号外”发表，印数达10万份，轰动上海。5天后，这期号外传入北京，段祺瑞才算领教了邵飘萍的心思和手段。

邵飘萍为了新闻事业，甚至非常讲究“派头”。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很是招摇。为了采访，邵发展为乘马车、小汽车，都很注意做派。他自己也风流倜傥，善于言辞，广泛交游，虽然对政要、军阀、商人极尽讽刺之能事，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他都会为己所用。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宴请宾客，以捕捉新闻信息。

四

但这种用尽手段的做法，与其说是“扒粪”的正义行为，与其说客观忠实地报道，不如说“抢新闻”、制造新闻的成分更重。客观上，邵有出风头、哗众取宠之嫌。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的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

这样的新闻水平，放在今天，也就是网络语言而已。但邵飘萍这么做了，在以为代表“民意”的心理中，他走得太远了。他迟早要直接介入时局，他后来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

这样的新闻事业在乱世当然可以扬名立万，轰动一时；但他和他的新闻太无根了。他自己也承认要做“新闻界战斗的壮士”，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其中“品性为第一要素”，否则记者“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为堕落”。但他自己虽然保证品性之正，却未必能保证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如此，更不能保证这种战士式工作有基本的安全。

五

邵飘萍也做过反省，他的报馆被查封，本人多次被通缉，他感叹自己“处境甚危”。他承认做新闻不能“有闻必录”，但他自己却一心对把“必使政府听命于政党民意”的新闻感兴趣，一心想“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他的反省远未上升到真正的新闻伦理上来，他也没有考虑同时代美国同行“扒粪者”的高度和限制；更未思及在中国做新闻的意义。

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过：“新闻是对显露出头角的那个方面的报告；新闻不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只告诉你第一棵秧苗何时破土而出。”拿李普曼跟邵飘萍比，有一定的可比性。李普曼跟邵飘萍一样，交游极广，但李普曼的从业成就获得的是尊重，因为他要求赫鲁晓夫这样的敌国首脑遵守约定。苏、美冷战时期，他应邀去苏联时，苏联大使通过人告诉他说，赫鲁晓夫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李普曼断然说：“这不可能。”结果，“赫鲁晓夫主席”如期接见了他。而邵飘萍获得的却是仇恨，从以儒将自任的吴佩孚到没什么文化的张作霖，都欲杀之而后快。

邵飘萍不是没有机会。张作霖曾想对他示好，给他汇过30万元，但他不给人面子。段祺瑞给他面子，透露国家机密，但他把老段耍了。这样的事太多，说一句重话，邵飘萍报道的也许是事实，但他把对象看成对手了，他参与了对民国初年政客军阀们妖魔化的“事业”。据说奉、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飘萍则在报端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这几乎是今天的网络水平，这自然会招忌于“绿林好汉”张宗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共，都曾高看吴佩孚，甚至康有为也曾给吴佩孚祝寿：“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但邵飘萍犹如愤青一样去骂吴佩孚：“通电外无所成……”

学者散木曾说：“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散木说得对，张作霖是没有道理可言。但他对文化仍有底线，他对文化人的敬重有目共睹；关键是文化人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

一个“乱世”居然能造就一代报人邵飘萍，也是这样一个“乱世”让邵飘萍成为烈士，这不是历史的吊诡，而是人的吊诡。在这方面，丁文江的经验或说思考值得邵飘萍和邵飘萍们注意。蒋廷黻曾对军阀不满，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弱国幸有顾维钧

一

我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苦难的历史，一个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状态。毛泽东准确地抽象出的这一国史性质，在国家而言，是被列强欺凌的弱国；在国民而言，是弱势子民、臣民、市民而难以代表中国人新生精神的公民个人。在这方面，当然有例外。1972年9月，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合国联大会。临行前，毛泽东交给代表团成员一项特殊任务：在美期间看望顾维钧先生。毛泽东说：“我很敬佩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多有贡献的唐德刚曾感慨，清末以来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唐德刚的理由是，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我多次批评唐德刚的史观，对唐德刚的“两个半说”，不少读者也质疑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洞见。顾维钧确确实实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5位代表：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陆是外交总长，王是南方政府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是外交前辈，顾则最年轻（只有31岁）、资历最浅。这个顾维钧的排名，在陆总长呈报当时的北洋军阀主政的民国政府时，将魏、顾排序置换，在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回复的训令中，顾的排名则提前至第二名。

代表团的不和因此更为显然。比内部不和更严重的是，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而英、法、意等国在一战中跟日本签约承认过此一问题，在此时都站在日本一边。事关中国，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请中国代表对此进行说明。结果，陆徵祥称病无法赴会，王正廷、施肇基称对山东不熟而推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顾维钧没有退让。

顾事先做了准备，他在大战结束前就在驻美使馆内成立小组，专门研究与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并将研究报告送交国内，主张应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因此面对英、法、意、日、美等大国“十人会”的10人代表，他的演讲非常成功。这也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长篇演说。他克服了紧张情绪，“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要求“根据和会承认的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有权收回（山东被占的）那些领土”。结果，“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他的很多话成为名言：“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美国国务卿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说：“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因此，巴黎和会，到后来几乎成了顾维钧一人独立施展中国外交的舞台。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再次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称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的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据说这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说“不”。顾的女儿顾菊珍就曾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人。”

二

顾维钧的说“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和平的外交基础上，他改变了弱国任人欺凌、弱国无外交等等似是而非的命题。弱国无外交一类的妄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上层无能而欺瞒民众的谰言。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身为弱国国民，仍有足够的外交机会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谋福。这种外交机会，不仅涉及理性的力量，也涉及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不仅涉及外交技巧，也涉及人类的尊严。综观顾维钧一生的外交成就，无不着眼于尊重对方并赢得对方的尊重。

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前夕，顾维钧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包括“二十一条”、山东问题、收回租借地等7个问题。此外，他还对国联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顾维钧还专门拜会了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获得了美国政府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而在为中国陈情时，顾维钧提及了人类的尊严，他代表中国表达感谢，他说：“尽管深怀感激，但是中国代表团认为通过出卖同胞的天生权利，借以对协约国表示感恩，这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并因此播下未来混乱的种子。”

因此，顾维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他的爱国热情、职业伦理、外交才能，使得李鸿章代表的弱国外交成为过去。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的说“不”也不是弱者非理性的反应，而是抗议强权、抗议大国分赃的政治。如果李鸿章式的外交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那么，到了顾维钧这里，外交已经参与了国际事务，参与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完善的艰难努力。从顾维钧开始，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外交的专业人士进入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开始了。

在顾维钧的外交努力下，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像阿拉伯的费舍尔亲王和印度的土邦主们，在顾维钧那里看到了希望。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也仿效中国代表，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可以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巴黎和会就开始了，弱国外交的意义是深远的。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顾维钧还以列国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弱国外交在此已主持了国际正义。

但顾维钧不仅是说“不”，他也承认了现实中的国际秩序，他代表中国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使中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6个非常任会员之一。这是中国首次进入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此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资格适用国际法。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可以说，巴黎和会除对德和约有辱中国主权外，在其他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外交成就。

当时的《东方杂志》报道：“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

在顾维钧一生的外交生涯中，他极为看重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的可能性。早在日本要求签订“二十一条”时，顾维钧就认识到，中国需要国际上的支持。在日本要求绝对保密的谈判期间，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果不其然，国际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顾维钧的勇气和才能，使得他在27岁时被袁世凯任命为驻美公使。一般以为林则徐代表了近代以来首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从袁世凯临死前的行迹看，当时中国顶级的政治人物才开始具备“世界眼光”。

有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成果，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日本为此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维钧再次说不，他拒绝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最终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机遇。

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苏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开始。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三

因此可以说，顾维钧改写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

这个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第一外交家的爱国者，当然知道实力的重要，并知道弱国外交所受的屈辱。1933年2月，经过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的艰苦努力，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有利地位。当是时，日军发动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人亟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可是中国军队一再溃退。日内瓦的外交官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说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此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予开去代表职务。”顾维钧晚年忆及此事，仍是“犹感难堪”。

但顾维钧更坚持弱国外交的可能性，并奠定了现代国际外交的重要原则。他曾反复阐述关于外交谈判的基本，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这个否定全胜论的思想，不仅适用于弱国，也适用于强国。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顾维钧在民国风雨飘摇的政坛上始终屹立不倒。其原因，除了他有钱、他热衷做官、他知道自己从政的价值外，也在于他维护了现代国家极为珍贵的人格独立。这种人格独立体现在相当程度的利益中立上。有人为此问顾维钧，在中国政府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中，他何以能够左右逢源、官运亨通？顾维钧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顾的人格独立甚至体现在做人的细节上，即他尊重对手。人们回忆说，顾维钧的态度非常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他对人总不称“你”而称“您”。他说：“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一定得这样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

英国人因此称道他：“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四

顾维钧的人生同样可圈可点。

作为一个家境并不殷实的孩子，顾维钧可谓得上天眷顾。12岁时，他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张还为此资助顾维钧，变卖祖产送顾去美国留学。

这个民国的三大美男子之一有着匪夷所思的好运气。当他还在美国读书时，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给唐绍仪留下了好印象。当袁世凯执政，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向袁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只写了一个序章，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他的导师约翰·穆尔却对他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以一篇不成熟的论文《外人在华地位》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这篇论文据说是顾维钧的遗憾，唐德刚也评其“不够”，实在是学人书生之气。这一点，反而是顾的导师、做过美国国务卿助理的约翰·穆尔更懂得学术论文和事功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的母校，也更能理解一个现代公民的意义。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校友排名榜上，顾维钧、胡适、吴健雄是最早列入的三个中国人。

顾维钧认识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小姐很快坠入情网，并要挟父亲出面。据说，学者气很足的唐绍仪被逼无奈，只好以国务总理之尊授意给淞沪护军使（相当于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本是粗人，亲自带了100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张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嚷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退婚事成，张衡山感叹：“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事实上，会看相的张衡山的悲剧才是当时中国新旧交替中注定的悲剧。

但顾维钧却在中国如鱼得水。他的第二次婚姻以1919年夫人病亡而告终，唐小姐的死使得顾维钧一度心灰意冷，想辞去公职，但他最后还是以国事为重，在巴黎和会上展示了中国人的形象。

很快，顾在伦敦的社交场合又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黄奕柱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英镑。据说，长相平平的黄蕙兰生怕顾维钧被别人夺走，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据说顾曾找过一个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占卜这门亲事。占卜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遂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一镑缘”。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但他们个性并不适合，夫妻一起生活了30余年，最后仍劳燕分飞。顾维钧娶的第四位夫人严幼韵，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96岁高龄时，还完成1.1万页的口述回忆录，即与夫人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他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在谈到长寿秘诀时，他说：“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有人说，这个弱国的幸运国民得益于他的长相、婚姻，顾的四段婚姻或主学，或主富，或主贵，或主情，给了他近乎完美的人生。但综观他的一生，他配得上他的际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贱而不肆志、富贵不骄人。他给过章士钊这些同时代的人暴发的错觉，但他做人做事仍立足于国家、个人。他是他时代在国家和个人上做到双赢的人，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又成全了自己。

顾的爱国出于至诚和人的尊严。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愤怒地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

顾对文化文明的尊重也融进了血液，养成了习惯。他以外交才干著称，用英语多，用中文少，但他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书杨玉清每天从古文中选一点材料抄给他，他夜晚回家去读。他对杨玉清说：“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个人不能说年纪大了就不求进步。我应该学中文。你这样做，是帮我的忙。”

大成至学陈寅恪

一、陈寅恪是谁？

我们今天可能仍难以介绍陈寅恪。这位不世出的中国人物，当时、后来以及今天都感动了无数人，只是人们至今少能准确地理解他。人们多随喜般地称赞他的学问、他的个性；甚至人们也多少了解陈先生在艰难环境中对学问、精神自由的坚守，但人们很少总结出这个中国人给我们带来的荣誉、精神成果以及他对现代大学教育和人生教育等的启示和个人革新……

谈起陈寅恪，总让人想到唐人诗：“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是的，按亲友俞大维的说法，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但因为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他的双目失明，使得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有人说，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他当时，大学者吴宓就说过，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人白鸟库吉也说陈寅恪是“中国最博学的人”。虽然如此，陈寅恪并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谈论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梁启超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梁甚至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一向“大胆怀疑”的胡适谈起陈寅恪则用了“当然”两个字，他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目高于顶的学者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共建国后，有着诗人气质的学者郭沫若则号召北大学生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并未能实现他的治学梦想。但这不妨碍他得到人们的尊重，不妨碍他的敌人、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的重视，不妨碍他的讲课由学生笔记下来仍成为史学经典。万绳楠教授就把当年的笔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整理出版，感叹他的治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创造性。他的一生当时以至于今天都是传奇，今人易中天在《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文章中就曾着眼于他的传奇：“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易中天还历数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跟陈寅恪的交往：胡适、傅斯年、郭沫若、胡乔木、周扬、冯乃超、杜国庠……

因此，谈论陈寅恪需要很多参照。只有这些参照足够多，也就是说，谈论陈寅恪的视野进入到文明的核心或文化的高峰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够在东西方的上层社会都得到重视？如果说，人们封孔子是大成至圣，那么无数人谈论陈寅恪的结论就是一个“大成至学”。如果说，章太炎生前感叹，他死后，华夏文化亡矣；那么，在陈寅恪那里，不仅复兴了华夏文化，而且打通了中西文化。可以说，陈寅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的人格象征。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仅只是书斋里的腐儒或遗老遗少，即使称其遗老者，也会承认陈寅恪用世极深。1940年，为中央研究会选举，陈寅恪专程前往重庆，对他来说，“来渝只为胡先生”，为了给胡适投下他的一票。在选举期间，蒋介石宴请了陈寅恪等人，陈为此赋诗：“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表达了他对蒋的失望。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做挡箭牌”。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难逃政治阴影的笼罩，但陈寅恪绝非遗老遗少，也非阿谀奉迎的北门学士，他出入自如、坦坦荡荡。他的答卷比严复、鲁迅、胡适、顾准等人更要高远，郭沫若等人当然难以望其项背。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远远超过了他的中国学界同人，而直接跟20世纪世界知识的前沿或高端——存在主义等现代性的寻找和认同同步。他是真正的存在者，他不在时尚里，他旁观并介入时代，他是一个以自身方式来存在的不在之在的大师。

当然，陈寅恪并未能实现他的用世梦想。有人说，陈先生有王通之才识，但他的才思遇到了革命世纪，难以舒展……因此，无论多少人谈论陈寅恪，他的人生传奇和学问传奇，仍是以悲情的象征占据了我们的世纪和心中，如果人们不能了解并理解这一悲情，那么谈论陈寅恪极易隔靴搔痒、极易猎奇炫耀，于人于己并无教益。

陈寅恪不惮于暴露并表述自己的悲情，他在谈论王国维时就说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他在写《柳如是别传》时说过：“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在文化人都与时俱进之际，陈寅恪坚定于自己的“著书唯剩颂红妆”！1952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追赶时髦的文化同人，还把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这个一直活在文化和上层心中的陈寅恪活得并不轻松，陈寅恪自称“寂寞销魂人”。他付出的代价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据说，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说起悲情，陈寅恪属于那些不多的中国人。鲁迅、朱德、陈寅恪……甚至刚去世的朱厚泽、吴冠中，都堪称悲情的中国人。在上个世纪，鲁迅是最痛苦的中国文人；朱德，可能还有孙中山，是最纠结的中国政治家；吴冠中，是最痛苦的中国艺术家；陈寅恪，是最悲情的中国学人……这种痛苦、纠结、悲情之能成为象征，在于他们是中国的、现代的、中国人的、中国文化的，他们既不属于精英也不属于民众，既属于上层也属于下层。有人说：“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也许只有如此，他们才真正将一生过成了传奇，才真正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成就。

因此，只有理解这种悲情，才能理解陈寅恪们对自己人生事业的执著。具体到陈寅恪，我们该清楚，在祖辈、父辈均为当时名臣、名士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像一般人，比如今天的富二代、贵三代的公子哥儿们那样，去拿到一个学位迅速进入社会，迅速进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二、中国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是一个难得的读书种子。他的记忆力极好，据说“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宝箴会客，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以至于中国学者视若畏途的“十三经”，陈寅恪“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

从陈寅恪20岁起，即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他读书不是为了学位，他的读书类似于古代的游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于1914年回国。四年后，他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精。

在我们今天读到的陈寅恪的事迹里，最令人感慨的不是他的文章、学问，不是他的见识，而是他游学十几年，从未想过拿文凭、学位，他以学习知识为主。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据统计，在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来文等数十种语言。

可以说，陈寅恪懂得读书、珍惜读书，他读书不仅是出于爱好，不仅是为了自己读书，而且是为了中国。所以他读书的状态远比一般人要开阔，他的读书境界、甚至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别人。比如他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以为归国治学做准备，这一想法影响到吴宓，使吴宓不惜血本地购买《剑桥近世史》、《莎士比亚全集》等大书。这些个人图书，当然最终回报给了中国社会。陈寅恪节衣缩食买来的藏书就有一段故事，上世纪40年代末，陈寅恪经济困难，胡适为帮他度过寒冷的冬天，跟他商定，将他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据说，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

陈寅恪的游学精神不仅影响到吴宓，也曾让傅斯年等人大开眼界，因为他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傅斯年到欧洲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后，感慨说，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若干年后，傅斯年对陈更是高度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可见，游学之际以及游学归来的陈寅恪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科”学人，只知在细节上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只知跟主流学界保持距离，只知“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显示自己的独一无二或横空出世，而是以自己的学养、学术训练赢得了学界的信任。曾经有人说，他到晚年总算把东西方的大经大典都读完了；而陈寅恪却是在游学时代就读完了大经大典。也有人说，在走上社会之前要把该读的书读完；但事实上，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急功近利，书未读完就入世干禄致用或做事，过了一阵才发现自己书没读够读完；这些人读书最为势利，而且多半一惊一乍。在官场做了一场就把《沉思录》、《容斋随笔》一类的书当宝；在商场做了一阵就大肆宣扬《佛经》、《圣经》、《论语》、《道德经》，等而下之的更把自己的话当成语录。

比较起来，陈寅恪的读书游学虽然是最普通不过的人生“必由之路”，至今却仍是我们中国人的高标和典范。陈寅恪可以说是直取无上正法，取得了学术界梦寐以求的学问境界、人生成果。因此，即使他当时没有发表多少论文，但中外学术界都承认他的力量。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课。有人称他为“活字典”，郑天挺教授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这个当时中国甚至世界上都罕见的学者，却一直过着极艰苦的生活。在亲人的回忆中，他游学时不比其他的官二代、富二代留学生，他虽然是世家子弟，却一直省吃俭用，经常营养不良，影响到他的健康。有一次，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从美国到德国，陈寅恪和表弟俞大维两个穷学生招待他们看歌剧，他们将客人送到戏院门口后就要离去，赵元任夫妇感到奇怪，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戏票了。若也陪你们看戏，就得吃好几天干面包。”而吃两个干面包当做一顿饭，对陈寅恪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陈寅恪的读书游学当时即被人视为怪诞，当做传奇。冯友兰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就听到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有一“奇人陈寅恪”，“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洪业留学时，则看到陈寅恪“怪模怪样”，“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但陈寅恪却是清楚自己读书为何的人，如很多人指认的，陈寅恪有着深重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他的读书生活都是为了“中国文化”，因此，他读书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进入名利场或文化界一类的“小世界”。就是说，他是中国的读书种子。1924年，赵元任曾希望陈寅恪到美国哈佛大学教书，陈寅恪婉言辞谢：“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两年后的1926年，陈寅恪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学生涯，跟几位单身教师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开始了他效命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入世等生活。

三、问道不问贫的人生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陈寅恪，无论如何，他都可以不过那种苦哈哈的生活，不过那种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说他的家庭、人脉资源，就是他自己在游学中建立起的学术资源，他都可以迅速地进入“民国教授”们的精英生活之列，衣食无忧，悠哉游哉。就是说，在今天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将生活目标锁定为改变蜗居命运的时代，在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或说上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黄金十年”涌现无数“官产学”成功人士的社会，陈寅恪始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写道：“父亲在国外，即使是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仍然潜心攻读，醉心研究学问。在德国时，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营养不足……故而一直体质欠佳。已过而立之年尚无意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回国两年后的陈寅恪终于结婚，38岁的他娶了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女士，夫妻二人郎才女貌，在清华园里过起了幸福的日子。这确实是一段幸福温暖的时光，《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说，“抗战前家居生活”是陈寅恪夫妇坎坷、悲怆一生中最温暖的乐章。女儿们回忆说：“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箧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而这个夜以继日的学者终于有了轻松的时光：“父亲空闲时候，会选择一些唐诗教我们背诵，流求和小彭现在都能清晰背出好多句子……”

但陈寅恪没有忘记家国天下。台湾古称“流求”，他的家族和唐筼的家族都跟甲午战争以来的国是有着极深的关系，陈寅恪把大女儿取名陈流求，把二女儿取名陈小彭，即是记取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

陈寅恪确实是问道不问贫，不积累，不聚财，不求所谓的社会成功……他的女儿回忆说：“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先生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他们认为，陈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但陈寅恪不为所动，而是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面对这一极具荣誉感的礼聘，陈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机会赴英医治，才答应就聘。不料欧洲战火突起，终未成行。

说陈寅恪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是因为他中年阶段的家庭幸福确实短暂。国家的命运、时代社会的命运很快影响到他，抗战开始，中国高校南迁，师生流离失所，造次颠沛。对陈寅恪而言，他甘愿接受了甚至专心致志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做了“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而非在时代的大潮中尽力保护甚至扩张自己或亲友的利益。在当时，发国难财者有之，逃离中国者有之，投机者有之。但陈寅恪没有这样趋时而生，而是执著于学术、中国和文明的命运，他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以至于读书读得视网膜脱落、眼睛失明。

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父亲用眼过度，视力日益减退。母亲很着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父亲增加营养。于是托人买来一只怀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后，母亲学着挤奶，给父亲饮用……”

陈寅恪的穷苦不仅困扰了他自己，也给亲人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只吃一两片面包，副食只吃一两片瘦肉。病了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夫人唐筼为买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

在香港时，由于陈懂日文，日军对他还算客气。后来日军军部行文香港占领军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唐筼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日方甚至用官职以及金钱利诱，但陈寅恪宠辱不惊，拒不接受，生活虽然艰难，但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友人的日记曾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抗战期间，陈只身赴西南联大任教，妻子、女儿在香港自寻生路，更为凄惨。以至于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的著作，就用了父母“也同欢乐也同愁”作为书名。

这种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有一次邓广铭去看望陈寅恪，陈正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书稿，我不死。陈的弟子蒋天枢与蓝孟博听到老师陈寅恪的消息后，约同往谒。蓝氏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有好转，只是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陈寅恪看到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让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为了买煤，陈不得不在胡适等人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而到了除夕，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米饭”，陈寅恪欣慰的笑颜似乎尤其悲怆……

这种人生，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成功人士眼里，是多么不值得理睬关注的，是多少文士学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普通可怜、甚至迂腐的，是多么格格不入或如有着胡适说的“遗少”气。但陈寅恪从来没有考虑这些成功人士的心理，他没有为成功人士或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谈论陈寅恪，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的可能性，从而大道学问成了他的肉身形式，他也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学问大道的人格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悲情力量，穿透了悠远的时空，他平凡的人生给我们以及后代的人们一种似乎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这种人格的悲情几乎是绝世的大道。这种悲情，使得校长梅贻琦、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息，暂时不要开课时，他拒绝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这种悲情，使得他声明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种悲情，使得他回复中国科学院时，要求毛泽东等人能给他一纸证明书，“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这种悲情，使得他的魅力能不为时间所占有或放弃，以至于知道他失明的情况后，当时的中南地方长官陶铸嘱咐在他门前为他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我在多年前去中山大学逗留两日，在雨中打听到陈寅恪小道，去见识了那条路，心有所感，曾口占一首四行小诗——《在中山大学校园听雨》。

通往陈教授故居的小路

一道浅白的海沟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四、大成至学

陈寅恪的眼睛抗战期间失明，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却没有终止。在近30年的黑暗岁月里，他的创造性人生不曾中断，他的创造性作品层出不穷。

对这位学术奇人、通人的敬意、爱护和利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主事者们也创造了学术史上的杰作。陈寅恪的女儿们回忆说：“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开课前，原‘助理教学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时到任，父亲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请求支持，‘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至徐君就职时止’。不久，郑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师汪篯君来帮助工作，清华再派陈庆华君来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致为：王先生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则管涉及外语部分。早上王先生先到，离去后，陈先生来工作，由于工作结束已过食堂开饭时间，所以须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时间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亲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业务，工作散步两不误。由于王、汪二位均非清华教员，不能在清华参加分配住房，后来学校替王先生租赁了离我家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赶到（那时由城内到西郊清华的交通极不方便）；汪先生则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里。父亲仍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先生隔两天下午来一次。另外，父亲还指导清华大学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华的研究生艾天秩。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日文杂志、论文。”

国民政府时代的清华和北大为陈寅恪特事特办，以传承飘零的文化花果，而能够“薪尽火传”。用现在的话说，失明的陈寅恪的讲课场景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陈寅恪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巨著。这样的著作，在今天早已不是纯粹的史学论著、人物传记，而是哲学，是历史，又是文学。这种成就，大概只是另一个失明巨人、南美的博尔赫斯可以与之相比。在这样的黑暗中，陈寅恪写下了晚年极富诠释价值的诗篇，至今仍为学者争议不休。在这样的黑暗中，陈寅恪写下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赠蒋秉南序》等传世文章，这些文章跟他早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辞并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等文一样不朽。

这些文章有着一个中国学人的心迹，即使黑暗中也有着烛照人心的光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革后，陈寅恪夫妇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着的就是这几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人类之子晏阳初

一、东西方文化共同培养出的行者

晏阳初出生于中国四川，按照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的说法，四川的学问风气是“注重实用”的。吴先生在撰写晏阳初的传记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来证实这种学以致用的风气如何表现在四川人的日常生活中。80多年后，晏阳初还回忆起父亲对他以身作则的教育，回忆起母亲吴太夫人对他和大哥的管教。父母的慈和严影响了晏阳初的一生，吴相湘写道：“他一生生活谨守规律，做事严肃笃实，对人守礼而不失原则的品性即从此发展而成。”

可以说，中国经典和做人礼仪在开明、既慈且严的父母那里获得了，父亲教授他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们从晏阳初后来请人谱写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的影响：“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但晏阳初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的成长教育跟牧师、传教士相关。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并终生受益。十几岁时他就做了史梯瓦特传教士的翻译和助手，在史梯瓦特的帮助下，他到香港读书。人生的道路就此展开，随后去了美国耶鲁大学，并娶了华裔混血姑娘。

晏阳初自己说过：“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晏阳初的生活习惯是洋派的，他习惯网球、板球，打猎，唱圣诗。他的儿子晏振东曾回忆，他们家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即使到了河北定县，管理一家生活的母亲仍保证了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保持了这种西洋的生活习惯，抗战时期，“咖啡没有了，他们就拿棒子面炒糊了，烧汤喝，代替咖啡。我父母彼此都讲英文，我母亲平常跟我们说英文我们都懂……”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抗战时期曾跟晏阳初一家做邻居，在侯先生眼里：“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

但如此洋派的精英却拒绝了升官发财，拒绝了城市，他不仅举家迁到乡村，而且动员了能够动员的大知识分子，如留学欧美归来的博士熊佛西、瞿世英、冯锐、刘拓等人，放弃大学教授、校长等优越地位，携眷到定县去跟他一道主持实验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几百名知识分子，从话剧家、医生到农学家，都到定县去参与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自己的牺牲尤其大，如他的妻子跟他到定县近10年，语言不通、生活条件简陋，为了照顾家庭，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据说，直到抗战，到了重庆，他的妻子才慢慢学会用中文对乡建学院的学生说话。

从现在的眼光看，晏阳初的洋化已经登堂入室，他的生活似乎已经定型。但他一旦认准目标，他就可以到最土的、最原始的地带开拓出自己的事业。在法国战场上，他就跟“华工共同起居”。从事乡村建设时，师生们对他的印象是：“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做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做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

晏阳初对自己入俗的土化是充满感情也极为自觉的：“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晏阳初说过：“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还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做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做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

晏阳初年轻时就表现得极有主见。1920年，在晏阳初回国之际，北美基督教育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薄克曼先生对这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说：“你具有书香世家的门第和慈父的教育以及教授中国经典的基础，加上海外教育，回国以后，当可以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士服务。”晏阳初回答说：“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晏阳初做到了。从1918年在一战战场的华工营，到1990年在美国纽约去世，70余年，他只做了一件事，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以今天中国人的普遍心态看晏阳初的成长背景，年轻的晏阳初受过极为健全的教育，可以说是当时东西方文化共同熏陶出来的成果。

二、富而教之的贤者

这个极洋而又能极土的中国人、这个大雅而能大俗的中国人因此从未纠结过，他跟同事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10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待又是10多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待又是40年。他的事业所在，都是中国和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都是充满了战争、天灾、人祸、动乱的地区，但他似乎乐在其中，“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爱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晏阳初说：我愿意化苦为乐，化敌为友。

晏阳初的发明创造因此及时及物。在一战战场上，他为华工及时解决了写家信的问题，虽然他乐意为华工代写家信，但一人之力有限，工作的繁忙让他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中国古话，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在初次成功之后，为了给更多的华工开智启蒙，他发明了“导生制”，即由开始识字的学员教尚未识字的同学，先学先知带动后学后知，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最大化。华工们四个月内就学会繁难汉字的成绩、导生制的效果、华工和管理者的反应，等等，都使他看到了一个丰富的矿藏。

他坚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就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当时的中国，4亿人民中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文盲却超过3亿多。当时的英国每百人中文盲只有3人，法国只有4人，日本也只有4人，而中国却有80多人。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是开发“脑矿”最简单、最适用的工具。

为华工服务的初步成功使晏阳初选定了自己的事业，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回到中国开展平民教育，面对的是比华工更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但这种环境的改变反而激发出晏阳初更大的原创力来，他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知识或思想资源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认知中国社会的财富。

晏阳初发现办平民教育要克服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因为他们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无钱接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上学；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太难学习。要克服它们，就得使平民教育成为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苦力教育，才能易于执行。而文字教育是开发民众知识的基础，为此他动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些结论至今仍是中国和世界扶贫济困所要面对的难题。

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人民潜藏着无限的力量等待开发。遗憾的是，中国人充满了“愚”、“穷”、“弱”、“私”。要通过扫盲，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包括识字，通过演说、演新剧等方式开掘“脑矿”）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是平民教育的内容，而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则是行之有效的三大教育方式。

这个以“定县模式”著称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成果极为可观。晏阳初和同事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同时，晏阳初还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农业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在定县，晏阳初还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这些办法今天仍是公益、慈善组织取法的必由之路。论者认为，解放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受国内NGO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以及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

晏阳初的思想可圈可点，他的创造性值得大书特书。罗斯福为反击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其他四项都显得伟大。没有它，我们能有‘四大自由’？这就是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

晏阳初说过，“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近世传教士的榜样，平民大众的疾苦、智能和爱，有机融合出晏阳初这样一种伟大的人格。他汲取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却也扬弃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傲慢与偏见；他汲取了西方和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民主精神，却也扬弃了基督教因信称义、因名称义的空洞虚幻；他直面民间“苦力”之苦，也以真诚的平等意识致力于开发“苦力”之潜力。

晏阳初为平教总会拟定的工作方针，用英语表述为“Reliefis not the answer，but Release”。直译全句为“答案不是救济，而是释放（其能量）”，有人译为“不要救济，让他发扬”。有人说，这种超越悲悯的扶助，对下层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使他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既超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止于政治策略层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以怜悯为基础的“救世主”情感，而升华到依靠人民达成民主目标的现代性境界。

晏阳初的思想有着人类的情怀，尽管他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感，但他扬弃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他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晏阳初的人生之道因此是对“三C”的尊重和超越，而有着人类情感大爱的当代实践。这种道或爱行之所至，往往不被理解。老子说过：“不笑不足以为道。”年轻的晏阳初站在台上对上千名华工说：“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台下华工却大笑起来，以为他是在讲笑话。晏阳初继续说：“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底下又是大笑。后来的晏阳初到定县去帮助农民时，农民闻听之下仍是大笑。后来有人将晏阳初的人生事业归为改良派，甚至“美国代理人”、“帝国主义走狗”一类头衔时，无知的人们对其则是鄙夷一笑。今天的成功人士略为了解晏阳初的事业，也多是自以为是地笑一笑。

晏阳初的人生之道仍挑战着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三、善于学习的圣者

晏阳初是说不尽的。

他一生度人无数，那么他的觉度又从何而来呢？

考察晏阳初的一生，他似乎是一个极善于从身边获得真知、正见、良能、大爱的人。

1903年秋，晏阳初的父母接受了福音堂外国传教士的建议，把晏阳初送到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在西学堂他认识了对其一生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姚牧师，在这位牧师身上，晏阳初感受到了基督之爱与善。据吴相湘作《晏阳初传》中记载：“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反复啰唆讲说《圣经》，只以‘身教’：用慈爱和蔼的态度和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一年时间里，晏阳初如坐春风，深受姚牧师伟大精神的感召，发现耶稣解读博爱世人的若干道理，由此决定领受洗礼。信仰虔诚，至老弥笃。”他后来数次到英国跟恩师相见，为了表示对姚牧师的感激之情，晏阳初还在其长子出生时，特以姚牧师的第一个名字（William）命名，以示其不忘恩师之情。

1911年，在姚牧师的引介下，晏阳初结识了第二位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教士史梯瓦特。晏阳初一度担任史氏的翻译和助手。史梯瓦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所需而把晏阳初留在身边，而是推荐他到香港深造，并不顾路途之艰辛从成都转重庆行上海再到香港，一路陪同晏阳初抵达香港。在晏阳初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着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他对史氏的感念之深甚至感应到了史梯瓦特的死亡，悲痛之余，晏阳初以史的第一英文名字（James）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并坚定了自己服务社会的愿心。

1916年，在前往美国途中，晏阳初又意外遇到了一位传教士莱夫，此人被当时“中国雅礼会”（Yalein China）的执行委员会选派到湘雅医院服务，与晏阳初相遇时正回美国度假。莱夫向晏阳初推荐了耶鲁大学。进入耶鲁大学后，晏阳初亲身感受到了基督的平等与博爱精神，他回忆道：“基督教的气氛笼罩着耶大，校中有教堂，教堂当然有唱诗班……我入学后，经常参加礼拜。”

晏阳初是幸运的，他在基督教的氛围里遇到了众多的良师益友。基督教也是晏阳初婚姻的重要媒介。他的妻子许雅丽出生于纽约市华裔牧师家庭，其父许芹是纽约市华埠首座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的创建人。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很热心，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好。许雅丽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始终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毫无保留地支持晏阳初的平教事业和乡村改造运动，而且还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后顾之忧。

重要的在于，晏阳初从身边的善缘中获得了积极、健全的人类情感和认知，他不仅超越了俗世的功利、名位得失，也超越了东西方的边界。他善于从周围的世相中教育、救度自己。在他到耶鲁大学学习时，耶大政治系的台柱是前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虽然叱咤风云过，但塔夫脱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有一次上课，他迟到了10多分钟，一进教室就气喘吁吁地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去华盛顿开会，回来时火车误点了。”这件小事让晏阳初感触很深。当然，塔夫脱的儿子查理和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威廉都是晏阳初的同学，他们待人热忱，没有富二代的骄矜恶习，这些际遇都给了晏阳初正向的收获。

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曾以极简陋的条件为华工办了一份石印的《华工周报》，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大意如下：“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华工们辛勤劳动，只有微薄的收入，但竟肯用三年的积蓄支持这张小小的报纸！晏阳初深受感动。正是这一事件启发了他，也教育了他，他说：“我在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

数千年来，这种人被认为是没脑筋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也没人教育他们。基督救世，始于怜悯，止于宣教信仰，晏阳初却起而行动。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但他虽然有教无类，却“有闻来学，不闻往教”，晏阳初却往了，他到了民间，到了大众之中。自此而后，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要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说过一番感人肺腑之言：“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就是抛弃荣华富贵。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那个时候，我就想做平民教育工作。平字是一个很好的字，有两个大意义。一方面，是平等的意思。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人格都是平等的。有了人格的平等，进一步求教育的机会平等，平社会之不平。平民教育就是全民教育。另一方面，平是天下太平。如果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天下不会太平。”

晏阳初随时都在学习，都在进益、救度、创造。在烟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时，一次，他正和几位同事谈论工作，有一个小姑娘来到门前，怯生生地问：“请问谁是晏先生？”晏阳初马上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小姑娘说：“你们只教城里的人识字吗？什么时候到我们乡下教我们识字呢？”晏阳初愣住了，他郑重地对小姑娘说：“我们要到乡下去的，很快就会到乡下去。”小姑娘说：“那我等着你们。”

也许，举世闻名的“定县实验”，就是晏阳初从这些细微的生活因缘中学习并创造出来的。

四、超越有限时空的人类之子

这样的圣贤在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了希望、光明。可以说，晏阳初先生一生就是跟他的环境相互荣耀的一生，他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回报了它。

1928年6月20日，35岁的晏阳初到美国耶鲁大学领受荣誉学位。赞扬词是这样写的：“晏君自1918年在耶鲁膺学士学位，今已届10周年，极少的毕业生在10年间的成就，可与这位具进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并论；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当他在法国以青年会干事与中国劳工相处时，设想出对中国文盲的教育观念；他在中国雅礼会所在的长沙，开始做平民教育大运动，迅速扩张成为全国性事业；他自繁多的中国文字中简要选取1000字；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200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和写本国文字；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37年，蒋介石希望晏阳初帮助动员3000万民众抗日。应湖南省主席之邀，晏阳初被任命为这一项任务的首席执行官。他裁撤了2/3的县级官员，代之以5000学者和科学家。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尝试。

1938年6月，青年时期曾做过晏阳初的义工的毛泽东接见了晏阳初的同事，毛泽东此时已经是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在国内有着极高的地位，但他对仍在从事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并且希望能“有几千几万的优秀干部去参加”。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晏的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1945年11月，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订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及其同人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

1945年11月，晏阳初自纽约抵达旧金山。市参事会一致通过授予晏阳初“旧金山荣誉公民”称号，称赞晏阳初是东西方各权威公认的真正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历史将以最高地位记载晏对中国的贡献”。

1945年，晏阳初对蒋介石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大众干一些事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并说，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说服蒋介石失败的晏阳初说服了杜鲁门总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叫“晏阳初条款”的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人促成的国会拨款条款。条款规定：4.2亿对华经援总额中需拨付不少于5％、不多于10％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评选晏阳初为当代世界100位最主要人物之一，尊称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

1958年12月，国际平教会集会，决定正式创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晏阳初指出：20世纪及其以后时代的最大挑战不只是探求太空的神秘，也在于怎样发展地球上2/3待开发人群的潜力。

1987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办公室授予晏阳初“终止饥饿终生成就奖”。里根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

198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晏99岁寿辰，贺词中称：“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1990年，晏阳初先生以百岁高龄在美国仙逝。

晏阳初生前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过：“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即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他的理念用他本人喜欢的话语来概括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这是一个大陆社会至今陌生的伟人，是我们自家的圣贤。这是一个说不尽的巨人。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有“穷人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尤努斯，虽然尤努斯的工作也很了不起，但跟晏阳初比起来，似乎差距不可以道理计。用我们东方人的话说，尤努斯是度己度人；晏阳初则是跟大家共度。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在被组成许多团队前往几千英里以外的不发达国家，经常是去到乡村中帮助和教育贫苦大众。与此同时，这些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却想不到这样去做，而是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或为了创造‘合适的’工作而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其行政机构。”可以说，晏阳初打破了这个规律性的现象，这种超越至今少有人企及。

直道行时自觉者

一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人们多爱迁就流行而疏忽那些特异之人物；即使特异者被当做一时的装饰，用过也就弃置一边，大多数人仍从众从时。对20世纪来说，流行尤其无远弗届。革命世纪、改革时代、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特色、国际惯例等流行思潮呼啸而来，将人们裹挟而去。这是我们时代的异化奇观，即使对那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特异者，我们也多把他们当做一时的话题，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的营养，用以完善我们自身。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身教言教无数，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学者学子把他当谈资，却少有人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当做知识、思想、人格的源泉……因为梁先生太独特了，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他不趋新媚时，他没有留过学、没有上过大学，他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他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狷之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是一个相信轮回的觉者。在我们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呼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来追求自性、个性时，梁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梁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浮躁社会的悲剧。

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只读过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举意过农家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的趣事名言无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到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梁、毛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8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后来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任职，梁漱溟拒绝后，毛泽东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泽东还说他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但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泽东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上世纪80年代，当社会流行骂毛批毛或否定毛泽东时，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90岁高龄的梁漱溟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话让很多人失望，但失望者很少想过，这是一个世纪长者的直言。如果真正的知识来自人生社会的总结，真正的见地来自历史发展的至痛经验，而非一时的感情、好恶以及书本上的学理或名目，那么对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梁先生的态度可能仍值得我们尊重，甚至是我们思考的基础或起点。

二

考察梁先生一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果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梁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给我们示范了一种中国人格，这种人格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忽略求知的氛围中极为稀有，我们的社会总是轻视人的思想、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往往会背叛曾有过的多思多情、曾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媚雅媚俗，随大流，与时迁移，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经，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18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30岁一直想出家。

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为“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梁漱溟的非常言论背后自有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到户外防震棚里避难，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影响并支配中国上层知识精英之际，梁漱溟仍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并为中国社会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产品。他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三者各有所长。他不是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把人类文化的经典选择性利用，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识，其他不过是野狐禅、无用之物。

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也同时代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运动背道而驰。

梁的思考和人格都是孤标独举。因此，1953年的那次大会上，他为中共建言，说现在的工人和农民是“九天九地”，过去农民和共产党是亲如一家人……引起了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毛泽东要雅量，这自然被人视为狂妄、犯颜，但梁坚定地要求毛泽东表态：“如果有，我将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没有，您将失去我对您的尊重。”毛泽东说，我不给你这个雅量。结果，梁先生就被赶下台，从此靠边站。

梁没有丝毫气馁，他仍自尊自重。两年后的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他的儿子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两人逛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将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称：“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才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批孔”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三

梁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的独特被一般人目为“怪”，被视为迂阔、率直、狂妄，不通世故，但他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胸怀极为宽放的人。他是一个从不遮蔽自己天良的人，也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做秀者。他终生不坐人力车，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他信佛，从青年到老一直吃素，但他也说过，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5元钱。

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跟萨空了合作办报，给萨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为萨有家室之累，而自己的薪水虽低，却仍从中拿一部分资助萨空了。

梁漱溟从父亲梁济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自杀的梁济那种“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让他十分推崇，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也同样可圈可点。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串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了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梁漱溟谆谆告诫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这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不喜抛头露面，为人低调，不趋时媚时。因此，他的两个儿子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受太多的磨难。

在梁先生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他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看出，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赵朴初则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四

梁先生也不是一个不能行动的书生。他表里如一而能力行。19岁时，他开始茹素，一生没有中断。36岁时，他到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38岁时，他到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47岁时，他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56岁时，即1949年夏、秋间，晋谒贡嘎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63岁，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样闻名世界，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实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这种力行，使得梁漱溟对一般人以为不可接触的军阀都有同情之论，他很早就认识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韩后来被蒋介石拉拢，担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好梁漱溟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实验。韩复榘为他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了诸多方便。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由此可见，梁先生的行动能力非同一般。

在国共争夺政权时，梁漱溟为国是奔走，一度担任民盟的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他的行迹为美国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了解，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是纠结的，但在梁漱溟那里却是统一的。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时，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梁漱溟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动也是大事。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先生也明认自己的轮回：“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因此，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仇必和而解”中的规矩和常识

一

王克明先生是我多年前就有所接触的一位学者。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他，朋友介绍说，克明先生写了一本专著，跟我一再强调的汉语研究有关。过了几天，他就亲自送来《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初翻之下，大为惊奇。原来被我们现代人视为“土得掉渣”的陕北话里竟有那么多的古语。在书里，王克明先生列举了上千条找到古语出处的词语，证实其为我们固有的“雅语”，其中有悠远时空的消息。如“婆姨”称呼，源自佛教。“后生”一词，来自《论语》。“倒灶”一说，本于汉代。“为甚”口语，演自唐朝……

只是我当时心浮气躁，尚不能由此进益并把握此书呈现的多重意义；且觉得语言学非我所长，发言不好；又看到克明先生知青出身，在我这一代人心中，知青几乎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象征，似乎知青从未拥有知识的真正质地。因此，我虽然朦胧意识到书的不同凡响，却由于这多重原因未能认真对待，给予评介。

好在克明先生并不责怪我的沉默，在这样一个浮华时代，对任何重大社会精神事件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失职，而这些精神个体，往往只能在自觉自度里面对自己的觉悟无可奈何……至于我自己，在精神的进展之路上也一再领教到此种沉默冷遇带来的孤独和无奈。当我断然离开首善之区，到边陲地带生活两年之久，我多次理解到中国精神个体孤独生长的况味。我甚至痛苦地意识到，国是艰难，社会转型漫长，现代化遥遥无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失职，在于因失职而带来的共同体的有效人群基数太小。沉默的大多数再大再多，若少了有效的精神个体，仍只是零的加和乘，而非真正的文明力量。因此我后来完全理解安·兰德的话：“每一代人，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我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他们要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我更完全同意精神分析大师荣格的话：“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

而当我跟乡民、道士、地方野老……相处日久，从实践和思辨两个领域抵达同一目标——时空之美，我意识到，最为我们的精英学者神秘化、书斋化的古代社会，原来也存在于当下。即空间感的扩大带来时间感的延长，因此，孔子不如战国和秦汉的儒生们理解尧舜之间的开辟；反过来，时间的过去或未来维度在空间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们的未来维度一度在苏联、一度在西方，而过去在乡村。这个孤独探索形成的结论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观察异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来得及向克明先生报告拙文“时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费数年时间，为母亲整理的口述私人记忆文字《我这九十年》。

翻读之下，再感惊讶。原来这个到陕北当过知青的学者，绝非寻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来来自一个有厚重历史的中国家族。父亲王一达，乃北洋政府的将军之子；母亲任均，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铭老人的小女儿。在克明先生的周围，有着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国的风云人物，从任芝铭、到孙炳文、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孙维世、蔡仲德、宗璞……

二

读完《我这九十年》，一时感慨良多。看到媒体介绍，也多是编辑和普通读者们的感受，而少有学者的涉足。可知这样一本平实的口述自传仍为浮躁忙碌的学界忽视，无意领略书中所蕴涵的时代社会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给孩子们留点故事，都没想到会出版福泽于世。

在给克明先生的简短邮件里，我说，从这本书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宕、权势之更移，都是可圈点的社会教育的好材料；长者之善通过细节表达得极好，不像时下流行者动不动要辩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种消费型读者希望看到“分析与反思”，只能遗憾“在分析与反思上，并无特别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说老人“没有强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说老人“对历史一脸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书的个人本位或说亲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亲友中阶级成分之复杂几乎囊括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有无“强烈的痛感”绝非对历史谬托知己者所能领略。只是一个本分的老人永远含蓄而和气，历史的惨烈在积淀中自然开结出至今尚未被当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视的花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比如老人谈起自己儿时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孙维世，那种沉痛、平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这样说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谈起三姐夫冯友兰先生，“我觉得芝生兄这个人，一脑门子学问，是个真正的学者。他从清华转到北大后，好一阵子不让他教课。有他的课时，学生们都准备着批判这教授。可是，他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是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1977年，三姐病重，“我又去三姐家，带些鲜姜。那时传说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应，一家才能买二两姜”。

时至今日，我们太缺少足够的个体精神的营养，这其中，就有家风家教的匮乏；而任均老人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温暖、立身处世的规矩礼仪。用宗璞的话说，这些最基本的常情常理常识，才是最为重要的。“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三

为了了解这样一个家族的氛围，我跟克明先生交流了几次。克明先生认为：“在社会激荡的时代，外祖父让他的女儿们读书念新学，不成为旧时代的女性，同时又有严格的规矩教育，即三从四德那种。旧养和新学的教育，使女儿们有规矩，有文化，有大家闺秀的气质，便有了自主择婿的要求和眼光。另一方面，外祖父以国家为念，也对女儿有重要影响。”克明先生说：“外祖父给女儿们打下了教育、修养的基础后，任女儿自主择婿，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而不像旧家长那样为孩子规定人生。”“这些家教里的东西，由女儿带到各自的家里，丈夫们也都有学养，便使每个家庭都继承了外祖父那里的一些东西，如懂规矩，如念国家。”

为了证实自己的感觉，克明先生去问他的母亲，任均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规矩啊，让我们懂规矩。”克明先生认为，对女孩子的家教，规矩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这是有修养的基础吧。

随后克明先生寄来一些材料，让我一睹百年前任家家风。任芝铭先生投身时代社会变革的洪流，却在给妻子、女儿的信中体现出修养共勉的浓浓亲情。如写给妻子：“平女在家读书，恐难进步。因私塾教授，多不合法之故。来鄂后当令入此间小学也。”“我因恐宁外孙久不上学，日渐堕落，昨同老田由长沙搭车，今午来到武昌。拟令宁外孙随老田到新蔡住。俟暑假后，再送往别处上学。”“闻县中驻军均开往北伐，留者仅只一团，足见任军长深明大义，良用钦佩！四境土匪能敛迹否？人民负担，想必较前轻减。”如写给女儿：“我久出不归的主因，固然是时势所逼，不能不稍尽党员的责任。”“如果没人改正，你就能写这样好的信，那便是你读书很有长进。我真欢喜极了。”这些家书都可圈可点，议时、议政、议教、议民生，不是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家长里短，或所谓简单的嘘寒问暖，而是重视读书修养、人生境界，重视一个人的眼界和关怀。

任芝铭虽然有过无子的伤感，但自己的喜恶爱好一点儿也不瞒着妻子女儿，他极坦然地向家人表白立身处世的大道、国家社会一体的感觉，即个人幸福在于服务于国家社会。这种立身处世的大道，就是要读书识理、知书达礼，要关心社会。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贫，他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妻女们了。他寄给二女任锐的一首诗说：“人言生女恶，缓急慰情难。赖有音书至，报知骨肉安。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国事蜩螗里，北风增暮寒。”

任锐即是后来毛泽东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和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四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抑或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潮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乃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恪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托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90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90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100岁。到他晚年，被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五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产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自以为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地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把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口“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自己没有出席寿宴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自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却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知识、理论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由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要自己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

跟唐德刚失之交臂

一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关于他们自己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看法里，往往受着切近的历史人物和观念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对思想的需要可以用“渴求”二字来形容的原因。如果囿于条件，历史人物和观念迟迟不能现身，那么，人们就只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我曾说，这是一种被闷熟的成长历程。我们中国人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差不多都体验过这种自我教养的过程。

但也有少数的例外。那些虽经离乱，却能跟历史人物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这样的例外。他们因此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很长的时间”，就有条件获得一个现代人必要的文明理性，从而在研究、理解、交流沟通等方面少走弯路；一句话，他们获得了较为健全的成人品质，有着前现代民族成员或孤魂飘零的人们难得的文化自觉和公民自觉。在这方面，唐德刚先生就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

唐德刚不仅跟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文化、外交巨人们有着家长里短式的交往，他还极为认真刻苦地帮这些历史人物整理出他们的人生行状。这些青壮年时期的奉献性产出，如《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今天已经嘉惠数代万千读者，成为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史最可征信的史料。这些口述史传文学名著风靡海内外，被各国或各地出版社一再重印，流传不衰。他自己也极为看重，如他说《李宗仁回忆录》：“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自信此书“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章，势必永传后世”。

不特此也，唐德刚还从历史巨人的阴影里走出来，为我们贡献了《晚清七十年》、《中国之惑》这样的历史名篇。在这些历史著作里，唐德刚自铸伟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史观。他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年～1840年），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进行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10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

这种关于我们社会的总体性看法需要大书特书。就像存在主义者们说的，对于作家、知识分子，“人们要求的是看法和意见，不允许他们总让世界处于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他们确定立场”。唐德刚自然知道这种存在的意义，他在不少文章里阐述、强调“三峡论”，以此来为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作注，并进行同情之理解。

这一中国史观，在100多年的近现代历史里，除了意识形态史观外，大概只有少数人的收获可与之呼应。以近20年来的事实，柏杨的“酱缸”文化说、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等等，就并不多见。据说唐德刚的史观确定于上世纪90年代，而90年代以来的华人史观里，大概也只有吴思的“潜规则”理论、任不寐的灾民理性、笔者自己的类人孩观念等等，差堪比拟。跟那些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的史观不同，唐德刚的转型史观有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他让我们对民族的伟大前途抱持信心。

二

对于唐德刚的历史观念，人们见仁见智。笔者本人就多次批评他的史观缺陷，他中了黑格尔、汤因比之流的毒害，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框架里，而忽视了人自身的因素。以个人的治学来看，能有这样的史观收获，其形式感当然美妙不可言喻。但从社会层面，其作用就一言难尽了。从积极的角度理解，唐德刚给我们宣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唐德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懒汉逻辑：既然历史肯定要走出三峡，那么我们个人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等着分享历史的果实就可以了，我们等着收获历史的绝对规律或绝对精神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对唐德刚怀抱理解之同情，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跟历史人物交往太深的缘故，他太了解历史方向之千变万化，太理解历史进步之不容易。或者说，因为中国历史太长的缘故，后人看过去，总会猜度、模拟出一些规律、轮廓来。中国和中国史太大，大得个人无法承受。

但如果我们怀有春秋责备贤者的用心，我们可以说，以唐德刚先生的才学识，只是给我们贡献这样一种史观，未免不够。历史进入21世纪了，华人社会还停留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思维的框框里，现实的即合理，历史的即合理，非理非礼勿动，未免太无出息。而在这种人生哲学和历史变革哲学的思想提供方面，我们大陆的学人，我们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学人更是交了不及格的卷子。像伯林称道的19世纪赫尔岑那样的思想：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我们今天仍少有表达。

因此，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一类的历史著作里，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半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唐德刚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三

这么说，丝毫不低估唐先生的历史研究具有的功德。他的研究，虽然对那些僵化的心智不起作用，对那些成熟健全的心智也可能只是有着参考的意义，但对成长中的学子、青年和社会大众，却是一种难得的福音。在观念和实证方面，唐德刚的历史写作，并世无二。跟意识形态历史和其他个人史观相比，唐德刚的历史写作也有着较好的比较优势。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度感叹后生无史可读的李慎之，生前告诉我说，近现代史有一个不坏的本子可读，那就是唐德刚写的书。

是的，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经常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些人物、道理本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形成坚实的人生观。可是，由于跟它们失之交臂，我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给予的那些东西，从中思考、选择，经过苦难的历程，摸索着逐渐形成我们的认识。这个缺乏成长礼的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环境，使得社会个体经常产生被抛弃的孤独感，使得社会个体在天放和管制里难以长大，一生的努力可能只是成为子民、臣民、市民模样的“类人孩”，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因此极度匮乏。这一人生经历，数代大陆中国人有过体验，今天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同样在经历。今天呼吁读经的人们，就是多倾向于认为人们所受的教养成问题，才要求从经典那里补课。

在这样的环境里，唐德刚的立言事业参与了大陆中国人的自我完善，这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梦想不得的境界。对这样的人生际遇，唐德刚当之无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较之唐德刚的立言，在人生功德方面，他的积累、贡献更大。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比他的著述更重要，更能给华人教益。就是说，他的立言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在他那些精彩的言论背后，是他更精彩的生活。

流落到海外的华人，经常为认同和归宿问题烦恼。鲁迅所说的“立人”问题，不仅对大陆人是一个考验，对海外华人的考验可能更为强烈。我们见过太多的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学者、诗人、才大如海的历史学家，没能通过这个考验。故国母族转型的艰难，一个华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经验表达才能体现现代文明理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有人因此把安全感看作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要么归顺于台海两岸，要么混迹于华洋江湖，或匍匐在历史巨人或洋人的脚下。无能自立立人，无能叶落生根、就地参与，成为海外华人的一大问题，有的人年高80仍在寻找“安全感”。而一句“我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几乎成为众多海外华人的咏叹。

在这方面，唐德刚是值得称道的。他没有做德高望重状，也没有做怀才不遇状。他没有陷入幽闭中，也没有迷失在花花世界里。甚至在历史巨人身边，他也没有轻易地溺于历史观念而不能自拔。胡适夫人江冬秀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但唐德刚并非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那种弟子，对老师安身立命的那些观念和行为，唐德刚并不全盘接受，甚至天然地有着健康的辨识能力。胡适年少即暴得大名、顾维钧一生顺利、李宗仁武夫而运气照人，他们那种精英意识，唐德刚就没有沾染丝毫。

唐德刚是个在美国“打工”了整半个世纪的安徽“老母鸡”，他的立场认知完全是“夭匿”式的，是平等的。他为中国人的分裂和不能沟通叹息：“最糟的还是我国老辈留学生，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权阶级人物，眼向上看，对贫苦无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华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顾的。以前我就曾问过胡适之先生关于他留学时期的华侨生活。胡先生说：‘那时，“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往还。’我听了这句‘我们’与‘他们’的言词，真发生很大的反感。”

对胡适等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唐德刚更是有着清醒的认知。胡适做世界公民不易，唐的名言是：“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对胡适、鲁迅等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唐德刚更是在实践上做得有声有色。他出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后，“第一要务，除整顿传统的亚洲学科目之外，便是开设10多门美国教育制度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的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洲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美国亚裔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之变迁’、‘亚美文学选读’、‘亚美文化冲突’等等”。这种“为传统的经院学人所不取”的做法，正是一个绝无自卑的华人学者应有的坦荡胸怀。

对胡适、鲁迅视为流氓、鹰犬的民族主义思想，唐德刚也并不全盘否定，他的爱国出于天性自然，他的民族主义出于个人自觉。他的认同感绝不是出于攀附，“合群的自大”。他有人的正常情感，他不惮于流露正常的情感。如他的堂兄弟德之死，他写道：“我在1972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份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

对人世的真伪善恶之宣白，唐德刚绝不缺乏勇气，这是他到老弥坚的浩然之气。“1981年夏季，我返乡葬母，顺便应约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讲演，那时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电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当时大礼堂讲台之下则挤得水泄不通，炽热之情，更难忍受。看到当时听众的热情，又想到‘大跃进’，一时悲从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评，说得我自己也声泪俱下。”

这样的唐德刚令人敬佩，从他青壮年时期访谈侍侧于胡适等人身边，他就有着一本正经的精英们难得的幽默作风和闯祸激情。这是100多年来受尽苦难的无数中国人身上难得一见的人生灿烂和自由抒怀。

四

唐德刚的中国情怀有目共睹。甚至说，由于他的爱国出于至诚，他的民族主义从个人出发，所以他的言行比之德高望重的海外科学家、历史学家的客卿言论更让人信服、感动。在这方面，他比那些脱口秀者们更近于传统中国人的知行合一，他示范了一种现代公民做人的道理。

作为一介书生，唐德刚并不迂阔，他并不赞同胡适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华侨所受的苦难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除了给华人社区服务、在学校开设“亚美学”课程，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

他不像一个传统的书生。他不惮于行动。他参与发起过全球性的征集一亿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日本付清战争赔款的运动。他在1994年7月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作《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着重指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按国际公法历来就有对国家赔款和对民间赔款这两个部分，过去的中国政府仅仅是在对国家赔款的这一部分上做出了姿态，但是民间要求的战争赔款问题，历来没有个说法，我们必须对日本清算这笔民间的旧账。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当台独分子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激动地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咚”地一拳，提问者的鲜血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这样的例子太多。这种现代社会的公民参与，缘于唐德刚健全的现代人格，他不自卑也不自傲，不像传统中国学者那样要么做圣贤君子固穷，要么做小人“穷斯滥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交流沟通能力，是传统中国学人所欠缺的，也是“传统的经院学人”所欠缺的，他们要么只有笔才、口才，进行所谓“书斋里的革命”，要么“不学有术”，热衷于“校园政治”。如我见过林毓生先生，林先生木讷若不能言，自承讲课效果不好。

但唐德刚何等样人，年轻时看尽世界，青壮年一度与历史为伴，10多年埋头于中国近现代史，厚积薄发，一旦出手，自然不同凡响。他开设的课自然成功。其中最得意之事莫过于上世纪70年代初他出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一事。

当是时，唐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立大学他只上中国现代史，只教一个班，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时间排在学生不怎么欢迎的周末下午3点到6点。但唐德刚一出手就弄了个大班，令人难以置信地堂堂爆满，每次都有不少学生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校园政治”开始了，洋人教师反感了。第二学期，他的这门课派给了洋人教师上，叫他上美国史，他照样弄了个大班，把学生吸引过来。校方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位系主任，还设立了“选聘委员会”。由委员会拟定的10余名候选人名单中，唐德刚排在末尾，委员会秘密投票时，唐德刚竟“十发九中”成了“黑马”。学校当局反悔，把投票结果秘而不宣，一拖数月，到新学期开学宣布时，系主任竟被调了包！受骗的学生直冲校长室质问，校长理屈词穷，只好向唐德刚求救。那天他正在200里地之外上课，校长急电请他速回，当他乘坐校长安排的飞机回到学校时，校方和学生双方都派了代表欢迎他，纽约市三家电视台纷纷出动，唐德刚风光至极。

唐德刚确实是风光的。到他终于从教室里走出，又一次出手，“唐派散文”一说出现了。由《胡适口述自传》发端，唐德刚为此书所作的详尽注释，标志着“唐派散文”风格的形成。文史掌故，文坛佳话，社会要闻，名人轶事，风俗民情，异域见闻，他信手拈来都能顺理成章，以致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先看德刚，再看胡适”的赞誉。在《胡适杂忆》一书中，唐德刚挖掘心头旧事，将胡适的行迹、人品、学识、交往放在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忆述。此书纵谈史实，畅抒情怀，发议论，明事理，传记与文学交相契合。周策纵教授认为“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却又有极大的真实度，简直把胡适写活了。”唐德刚把司马迁等人的“太史公曰”放到行文之中，使得历史写作更为活泼。其中功过如何，仍待读者们评判。

五

我说过，唐德刚的人生成就高于他给我们说过什么。他一生的写作收获虽让人羡慕，但我们更应该看重他给我们示范的东西。除了做人的道理，即使治学方面，他也给我们树立了难得的榜样。

唐德刚是个才子，但在他的写作里，我们明显感到他有着厚重的支撑，因为他对材料的占有、熟悉和同情是一般才子雅不愿为的。哥大享誉世界的口述历史研究之所以为人推重，因为这种研究确实在挑战研究者们的心智。它需要奉献、牺牲，需要不计回报地投入。

比如，他跟胡适在一起，他要帮胡适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也开车载他外出购物、处理杂事，还要时不时叫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麻将，还要在十几年中听胡适的“老生常谈”。《胡适口述自传》先是以英语录音整理而成，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俩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今天大陆学界正流行口述自传，但能传世者几希？个中原因，大概可以从唐德刚的工作状态里找到一二。比如跟顾维钧做口述研究时，每次访谈前，唐德刚都要检索有关文献档案，包括顾维钧分储于37个大木箱之内的各种文件。顾维钧亦如此，每次口述之前，他先查阅有关部分的文件资料，思考再三形成腹稿后才开始口述。一次，顾维钧口述时把“金佛郎案”当中的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更正了他的错误，顾维钧不服，表示“事如昨日”，不会有误。而唐德刚则拿出顾维钧当年自己签署的有关文件，再次反证，顾维钧才服输：“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这种严谨，难怪最先指派跟顾维钧做访谈的夏连荫女士做了一段后，嫌太忙太累，辍工不干。

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研究，自承“沧桑”。比如他详说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而“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他得让李宗仁分清“信史”和“野史”，要劝李长官多谈个人小事细节，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等等。等李宗仁能够配合了，他的访谈就变成两三小时的正式访问加上聊到深夜的天南地北的“无记录谈话”。然后，在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他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氏认可。李改动后，唐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完成两三章之后，他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打出英文稿后，再交李宗仁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唐取回稿子后，再作校订……

其中甘苦，可为外人道，难为外人领会。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如山堆积的历史叙述或口述历史文献里，更能从唐德刚那里受益。

严几道曾说，“托都”（total）不行，“夭匿”（unit）又有什么办法呢？唐德刚以自己海外飘零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有办法，他成就自己这个“夭匿”，自度度人。

我自己也曾为跟唐德刚失之交臂而遗憾过，我想过，要是早几年读到唐德刚的文字，我就会少浪费几年的光阴。我愿意引用一种说法来推荐他的历史写作：“那些连他的史书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知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

——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其一生“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半个多世纪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何氏本为西方历史学和西方中国学的大学者，他于1944年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后，即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他见证了西方中国学的勃兴，本人又被西方中国学公认为中坚人物之一。他的这本自传跟他的治学一样，利用大量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平衡理性的思维，真实地反映大时代里的人与事、西方学术体制中的人与史。这确实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不少人注意到何炳棣先生的个性，他的雄心万丈、艰忍负重，等等，他自己在书中也多次说立愿宏大一类的话。这可能跟他的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功能直到何炳棣在美国成家立业、成就功名后仍在发挥作用，这种家族的影响是巨大的。何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暨南大学校长，是何家的希望，也是何炳棣小时心中的英雄。何的堂侄何德奎先生跟蒋廷黻先生曾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何德奎曾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位家族里的“成功者”成功后一直不忘接济扶持家族的亲人，这种报答、反哺或说扶持的家族正义、善缘和伦理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何炳棣自己也从中得益，并继承了这种家族传统：“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才能顾及族务……”

家族教育给予人的影响是一生的。何自承：“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但何认为，家族的主要目的在制造“成功者”。何父一生怀才不遇，他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寄托在何炳松身上，希望何炳松能成为美国威尔逊那样的人物；何父对儿子的教育用心更称良苦，带他见世面，向他阐发写文章的真谛，教他如何立志。这种家教正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崩坏之际，但何氏一家的家教本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举制取消了，但在他们眼中的“功利”世界没有消失，“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何父向儿子坦承，能供得起他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他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他出洋留学，“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

因此可以理解，在那样国难深重的年代里，尽管何炳棣有血气方刚的一面，但他仍会刻苦读书。因为家教的健全有无，因为党派教育的影响，使得学生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除了各自的家教、党派支配的社会教育外，还有学校教育，这个学校教育的成功处在于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和西南联大等无数的校长、教授们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同体。在那样困难的时代里，进入这一共同体里的学生多有良好的问学和人生收获。

在那样的环境里读书，我们可以想象何炳棣的内心，他一定有着同左派精神结构类同的激愤、焦灼，天生异禀的记忆力加上这种坚忍自强的性格，使他也要“争强好胜”、“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是他牢牢地把这种人生理想的实现途径锁定在对知识的优先考虑上。而对知识的汲取，有如“侯门一入深似海”，那里自成天地，自有标准，自有趣味。由于跟一流的师友们交往，他几乎一开始就站在知识的前沿而不为知识所异化，雷海宗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的隋唐史专题，冯友兰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他有启迪之功，这可能是他后来在历史学领域取得大成就的原因。他记得吴大猷的话：“无限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他庆幸在锻炼思维的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使他去往“大”处梦想，跟他父亲教他立志的原则并不冲突。他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学术领域，并终生献身于学术。

这个青壮学人初入哥伦比亚大学，即深感自家不能再夸口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原始”资料。在英史治学中略有斩获后，他迅速把方向调整到中国史上来。从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何炳棣利用夏天假期，在国会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书库里遍翻3000多种中国方志，搜集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后者规模包括1.5万名明清进士和2.4万名晚清举人与特种贡生的家世背景，从这样的史料中进行有关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自然能出版迄今仍屹然被公认的标准著作。这种成就之取得着实不易，“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但一种用世抱负不得不在数千中国方志、数万中国科举进士中打发时，他跟人打交道的弱点也就再难得以校正。他的只认真知的脾气、直言的性格、才大如海的功底使得他在西方的学术体制里也并不一帆风顺。为重新进入美国，他不得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即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度过了15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的黄金时代也很短暂。透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学人生存的艰难。西方学术虽然有着成熟的制度建构，但说到底仍受着党同伐异、师心自用等等的侵蚀，在其中混饭吃的学人们不免如钱钟书《围城》、洛奇《小世界》里的人物那样，经历着彼此的算计和伤害。这种情况在书中比比皆是。如一位女教授给何炳棣写信，开头一句：“Be glad that you are not a woman”（你幸而不是一个女人！）

歧视是一方面，最让人辛酸的是学人和他们之间的金钱算计。如大名鼎鼎的某教授在哈佛未得讲座教授时，致信何炳棣说芝大如真要聘他，那么薪水、休假、住房、医疗、退休、小孩教育等等如何，希望能够“便中亦望一一函示”。此人终于如愿获哈佛讲座头衔，他写信给何说：“朋友之间亦有缘分，谁能帮谁多少忙，可能亦有‘前定’。”至于学人势力范围之间的攻守，自然更是家常便饭。

那么对何这样一个自负的学人而言，他的价值如何表现呢？不断地向“大”处着眼的攀登精神使他抵达一流学人的地位，他感到了价值实现的满足吗？这些问题在书中似乎显得虚浮。他仍是像孩子时一样，对别人的称赞牢记于心，对如何具有“安全感”极为留意，对“超特级人物”过于敏感。这种观念市场或学术市场里的功利感跟他儿时的功名感有着内在的联系。他既没有终极的信仰关怀，又没有现实的价值判定，也没有对人心个性丰富的同情。有着家天下传统的孩子流亡海外后，几乎都是一种流失，他们创造不出有着坚实认同和价值审判的流亡文化，他们也不能自立立人，成就一种坚实的人生示范。他们参与不了公共建设，除了道、学问、理论或家人亲友，他们不晓得公共精神，他们只是现实各种王国里的食客，只是各类制度的把玩者和研究者。

何炳棣对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认为，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即具有氏族聚会的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窑和排列整齐的坟墓群何以会那么密集，何以只有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他对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的注意是值得记取的。他自己的一生也证实了这种家族功能的高度和限制。

何炳棣自称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他对制度史也做过不少工作，但他内心也有“画龙点睛”的疑问，如果说只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他如何对待他一生画出的“龙身”？他相信，研究历史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要衡量思想家的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他以大儒朱熹为例，朱说：“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他认为这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今天的华人学者除了饭碗端得安稳一些，是否还有朱熹这样的体会呢？

跋

余世存

我在《环球人物》杂志上的专栏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曦阳要我说几句话。

跟数年前出版的《中国男》一样，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有所变化的是，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复有《中国男》式的青春激越，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再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话，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举例说明，无论是《非常道》时期，还是《中国男》时期，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但有些人物因无法理解而弃置不论。像大刀王五、阎锡山等人，我曾经一再想涉足，但直到这两年才算满足愿望。

有关王五的材料太少，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存在。幸而这几年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跟我们熟悉的势利不同，在他们那里，确实有人性的侠义肝胆。因此在梳理王五的事迹之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10年前编著《非常道》时，阎锡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当时的了解里，他是跟辜鸿铭、韩复榘、陈炯明、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有些漫画化，自我中心，不可理喻，迷信，封建，无知于现代文明……对这类人物，我一般是敬而远之。这次再读阎锡山，我对他的谨慎、忧患大起同情，我承认这是一个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许是阅历的丰富，使我对历史人物多了一层理解。甚至在知识界多对孙中山、黄兴等人说三道四时，我也愿意为他们辩护。虽然梳理材料极为劳累，但撰写人物却是一件愉快的事。

举这些例子，正是要跟读者朋友分享我的人生收获。对历史及其人物，我们一般都是经二手材料而了解，这些被给予的事实和观点是经过挑选的，经过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的。要把历史人物化为自己的财富，得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不少专家学者和民间写史者，言说之中多会做惊人之论。对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则会做历史深处的“扒粪者”，或做发明者……这样的历史热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也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混乱。我们当切记，一如意识形态盖棺不能定论一样，任何一个写史者都不是历史人物的“终结者”。我的文字同样如此。就像我在《中国男》里谈过卢作孚之后，我在《卢作孚箴言》的序文仍重新面对他一样，历史人物随着人生社会的演进仍新鲜如初。

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大陆中国谈论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已经不再新鲜。当年出版家预言历史热（拙著《非常道》很荣幸被列入）带来的价值系统重建的工作，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成效。历史轮廓、人生社会正义等等少有浮现，我们收获的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论断。赞美者竭力美化民国，如称道民国风范；讴歌者把民国当做一个美好的时代；反对者百般否定民国，如说立宪党人跟革命党人合力发动了辛亥革命，如说辛亥革命开启了20世纪的乱源……众声喧哗下的热闹不过是“上帝无言百鬼狰狞”，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之举。

我的体会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相应地，我们对现实的了解越多，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越多。一个对大陆中国现实演进缺乏足够了解的人，对左右思潮、传统与现代争论、民主民权运动缺少关注的人，却能对立宪与革命、同盟会内讧等做出历史结论，这不是过于随意任性了吗？一个只知给“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等大词做注解的人，却要我们读者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一个对袁世凯、慈禧甚至秦始皇都同情乃至崇拜的人，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的历史哲学关注民生、关注千千万万的个人呢？一个现实中的胆小者，怎么可以胆大到审判历史上的改革、革命的功过，并以为自己就能为汪精卫、袁世凯等人平反呢？一个盯着历史人物大腿左看右看大惊小怪的“小丈夫”，我们怎么指望他的“发明”、“发现”能够推动人生的自我完善？……我们的史学文学如此诡异、幼稚，至今停留在影射阶段，停留在观念独尊阶段。

因此，我愿意对读者说，历史的天幕上繁星密布，我们要学着去看星星，要常看星星。借助学者作家的视野，我们得以了解不同的星野，只有拨开他们的强光，才能看到更多，只有串连起来，才是整个天空。仰望星空，跟历史人物对话、交流，其实最受益的不是星空是否因此得到同情的了解，不是历史人物得到了慰藉，而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致广大而尽精微。只有如此，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非常道》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比如学人对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但在我这里，我能想起顾则徐、梁卫星、毛喻原等为文化守望的朋友们。比如邵飘萍，一般人会说他的勇气、胆识，在我写时，我就会想起程益中、王克勤等新闻界的朋友们，这些朋友所做的要比邵健康、理性得多。因此，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以为的，是精彩绝伦、高不可攀的时代，只要回归平易健康，我们就能理解陈寅恪们，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有人也为自己的周围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就值得祝贺，因为他已经把资源倾斜给了现实。人生和历史在这里起步。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环球人物》杂志的张勉主编和王晶晶小姐给我提供了专栏写作的平台，两年来她们给了我不少方便。在结集出版的时候，张勉主编又写了精彩的序言。借助于她们，我印证了自己文字的适用范围。一个写作者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文字没有染上流行病。而这种流行，在近代史领域极为明显，如南方朔指陈的：“近代虚无主义当道，它在西方成不了主流，但在非西方则透过文人作家而产生较大的影响，他们看不见历史过程中的生灵涂炭及慷慨悲歌，而相信自己的破文章掷地有声，君主立宪这个早已被否的问题也被重炒，甚至连袁世凯、段祺瑞也都被翻案成了某种英雄。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文人知识分子也已不会唱大调歌曲，都只会唱矫揉造作的小调，中国的民国史热，就是小调歌曲的大合唱。”

既然有大合唱，必然也有独唱、清唱。倾听是歌唱的黄金，而听者会心，那于我是快何如之的事。

是为记。

2012年6月10日

作者简介

余世存

学者，湖北随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目前为《中华英才》、《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著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等作品。

余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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