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

豪·路·博尔赫斯

王央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前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是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丁美洲作家，也是最有名望、最受赞赏的阿根廷短篇小说作家。西方评论界有的认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有的认为他是幻想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从五十年代以来，逐渐译成英、法、意、德等文字出版，受到西方文学界广泛的注意和重视，因而屡次获得西班牙、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文学奖金。

博尔赫斯于1899年8月24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军人家庭，爱好文学，写过小说；他的母亲有英国血统。他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使他对英、美文学发生很大兴趣，喜爱史蒂文生，威尔斯，切斯透顿，爱伦·坡等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英国的剑桥、瑞士的日内瓦受教育。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西班牙居住了一个时期。1920年起开始写诗，与当时欧洲的先锋派文学发生共鸣，参加了西班牙的“极端主义”派诗人的行列。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该市的几个公共图书馆任职，同时从事写作，讲学，编辑期刊等活动。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接着又出版了两本诗集《面前的月亮》（1925年）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年）。其后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世界性的丑闻》于1935年出版。1941年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显示了他的独特的风格，开始引起拉丁美洲文学界的重视。1944年，这本短篇集又与另一本短篇集《手工艺品》合并出版，书名《虚构集》，成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四本短篇小说集：《阿莱夫》（1949年），《死亡和罗盘》（1951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沙之书》（1975年），以及散文诗歌合集《造物主》（1960年），诗集《老虎的黄金》（1972年），《深沉的玫魂》（1975年）。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小品文和文学评论文章。目前，他虽然已经超过八十高龄，而且丧失视力，但是仍然在继续从事创作。

博尔赫斯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是一位坚决反对独裁政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46至1955年庇隆执政期间，他因为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被迫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庇隆下台后，他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六十年代，曾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讲学。现在已经退休。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自成一派。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他诗歌的“极端主义”在小说创作上的反映，有的称他这种流派为“宇宙主义”，也有的称之为“卡夫卡式的幻想主义”。他的这种风格，对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魔幻现实主义高潮，可能就是这种影响所造成的。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概括地说，具有四个特点，即：题材的幻想性，主题的哲理性，手法的荒诞性，语言的反复性。

题材的幻想性，表现在这些作品有意识地回避现实生活的描写。博尔赫斯早年受欧洲二十世纪初各派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后来又长期生活在图书馆寂寞冷落的环境里，所以他创作的题材多数来自阅读各种书籍时触发引起的幻想。他喜欢钩沉索古，古代欧洲的爱尔兰，东方的阿拉伯、印度、中国，在他看来都是充满幻想的神秘的地方。他也不是完全不写他的袓国，但是，在他眼里，阿根廷不是当前的现实，而是遥远的南方，那里的草原，那里的加乌乔，那里的古老城镇，还保留着传统的落后的神秘性。即使是繁华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着眼的也是郊区的小巷，酒店，拚刀子打架的好汉。

他描写这种幻想的题材所要表现的主题，则是他的哲理思想，或者说，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其中心思想就是：世界是一团混乱，时间是循环交叉的，空间是同时并存的，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象走进了迷宫，既丧失了目的，也找不到出路。《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这种人生哲学的集中表现，因而被认为是博尔赫斯的代表作。据有的传记材料介绍，博尔赫斯爱读柏克莱，休谟，叔本华；他的这种思想可能就是不可知论、宿命论和唯我主义的混合物。所以他对梦和现实，对生和死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别。

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方面，博尔赫斯的作品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荒诞性。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利用情节套住情节的手法，以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主要情节，而情节之间的关系又颇为荒谬。另一方面，在细节描写中，更有着许多荒诞不经之处。无限，永恒，无穷无尽，若有若无，似是而非，忽真忽假，往往是构成他的小说情节的主要因素。有些细节的描写，则给人以明显地出乎常情之外的感觉，但是由于他往往以假乱真，以幻想与现实相揉合，甚至真实的地名、人名、书名，也常常故意弄错，因而成功地造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或者一种嘲弄揶揄的效果。

在语言方面，博尔赫斯也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反复的描写，重复的词句，相同的场景，以加强结构中时间、空间的无限和循环，错综和混乱。他总是经常提到《一千零一夜》；他描绘房屋总是爱用鲜红色，后来褪成玫瑰色；他总是提到镜子，两面相对的镜子里的映象可以达到无限数；提到盘旋的梯子，梯子底下的地窖；提到菱形，提到黑白相间的瓷砖，提到沙漏，提到头晕，提到做梦，等等。在用词方面，他除了经常使用“从某一方面看”，“以某种方式讲”这种含糊不明的语气外，还常常在一篇小说里反复使用一个形容词，以加强视觉幻象的作用，例如：《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反复使用“圆”字；《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中反复强调一个“蓝”字等等。他还有许多惯用的意义特殊的用词，可惜在译文中已经很难看得出来了。

有一位评论家说，读者读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之后，起先是对博尔赫斯的艺术才能表示赞赏，然后就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发现，小说的题材和小说中的哲理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小说把人的生活写得亳无价值，最终将使读者觉得沮丧。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现在谁也不否认，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这种艺术感染力却来自作者荒诞不经的幻想和模棱两可的哲理；这并不说明读者甘心受到迷惑或者受到蒙骗，正相反，恰恰说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回避是合乎情理的，是能够博得读者的共鸣的。

西方当代文学中幻想文学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这正是人们对西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绝望的一种悲观主义态度的反映。博尔赫斯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博尔赫斯在1975年出版的《沙之书》的前言里曾这样说：

“我并非是为了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这几句话，也许能够说明问题。

博尔赫斯热爱中国，向往中国古老的文化，总想有机会访问中国。他读过老子、庄子的著作，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写到中国。他经常双手摩挲着在纽约唐人街买到的中国竹制手杖的弯柄，表示着他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我由衷地希望这本选集的出版，能够宽慰这位阿根廷老作家的心。

译者

玫瑰色街角的人

想想看，您走过来，在所有的人中间，独独向我打听那个已故的弗兰西斯科·雷亚尔的事。是的，我认识他，尽管他不是这一带的人。他的地盘是在北边——从瓜达卢佩湖直到炮兵营的整个狭长地带。我见到他的面没有超过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晚上。可是这种晚上永远不会使您忘记。那是小华丽决定到我这里来，跟我睡觉的时候，也是罗森多·胡亚雷斯只好识相地离开马尔多纳多的时候。当然，您不是那种认为名声有多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比利亚·圣塔·里塔一带，罗森多·胡亚雷斯——我们把他叫做“神刀”——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尼古拉斯·帕雷德斯手下的人，就正象帕雷德斯是莫雷尔帮里的一员一样。他是以善于玩刀子，也是以衣着华美出了名的。他经常骑着一匹黑马去逛窑子，马具上都镶着银饰。那里没有一个人或者一条狗不尊敬他——女人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起码有两三条人命坏在他手里。他一般总戴着一顶窄边高筒软帽，斜压在他那披在背后的长头发上。幸运女神正在向他微笑；人家都是这样说的。比利亚一带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都喜欢模仿他——就连他那吐痰的样子也要模仿。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们总算看清楚这个罗森多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一切看来好象都是假的，然而确实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开始的时候，是一辆华丽的红车轮轻便马车，车上挤满了人，从一条拥挤的肮脏的路上轰隆隆地驶来，在砖窑和空地之间驶过。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在车上响亮地弹着吉他，车夫不断地响着鞭子，抽赶那些奔来咬马腿的野狗。有一个人，裹着邦乔，一声不吭地坐在马车中央。这个人就是有名的“屠夫”——那是因为他在牲畜围场工作而得了这个名字的——他大概是出来打架，也许甚至是杀人的。那天晚上很凉爽，叫人喜欢。有两三个人坐在卷起来的车篷上，好象他们是在狂欢节坐着大车出来游行。那天晚上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开头时的情况。我们这一伙，老早就到胡利亚那儿去了。她的跳舞厅是在高纳街和马尔多纳多大沟之间，实际上不过是一座用波纹铁皮搭起来的大棚子。您在几条路之外，只要凭那喧闹的声音或者门口挂着的那盏红灯，就能够找得到它。胡利亚是个黑女人，不过她总是很当心地不让事情出岔子。那里向来乐师不少，酒也充足，更不用说还有准备陪您通宵的舞伴了。但是小华丽，她是罗森多的女人，她真是鹤立鸡群。现在她已经不在人世，我可以对您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想她，可是您真该看看她正当华年的时候——什么样的一双眼睛啊！谁看她一眼，就会叫谁睡不着觉。

又是酒，又是音乐，又是女人；罗森多说着豪言壮语，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背，这对我来说，就是真正友谊的表示。——好吧，我真是快活透了。我有一个好舞伴，她很容易就跟上了我的步子。一支探戈抓住了我们，赶着我们打转，把我们分开，又把我们重新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我突然觉得音乐声音更加响亮了。原来是轻便马车上的两个吉他手，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的音乐声跟我们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了。后来风向一变，就不再听得见，我的思想才回到了我自己和我的舞伴身上，回到舞蹈的旋转里。半个小时或者半个多小时以后，有人敲门，还大声喊叫。我们怕是警察，就都静了下来。后来我们发现，有人在用肩膀撞门，不一会儿，这个人就撞了进来。奇怪的是，他看来恰恰就跟他的嗓门一样高大。

对我们来说，他并不是弗兰西斯科·雷亚尔——还不曾是——而仅仅是一个高大的傻瓜。他从头到脚一身黑，只有一条围巾是棕红色的，搭在一个肩膀上。我记得他的脸，颧骨突出，有点儿象印第安人。

门被撞开的时候，打着了我。我还没有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就已经向这个闯进来的人扑了过去，左手在前，右手伸进背心拔刀。但是我没有捞到机会。雷亚尔站稳脚跟，挥起一条胳膊，把我推到一边。我倒在地下——现在是在他背后了——一只手仍旧在外衣里面摸索刀子。而他呢，正在那里推开别人向前走，好象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就是这样推开别人向前走的，个子比我们哪个都整整高出一个头，那动作，就好象我们都并不存在一样。我们的小伙子——这群目瞪口呆的欧洲佬一看见他过来就往后退。然而这不过是头上几个。在后面的一排，红头发正在等着他。这个闯进来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把手触上他的肩头，红头发的刀子就已经亮了出来，刀刃在雷亚尔的脸上平拍了一下。其他人看见了，就都拥了上来。这间舞厅是长方形的，大概有三、四十尺长。他们把“屠夫”从这一头几乎赶到那一头，揍他，骂他，吐得他一身唾沫。起先他们用的是拳头，后来看见他都懒得挡开，就开始用手掌打他，用围巾抽他。当然，他们都手下留情，好让罗森多最后收拾他。罗森多在这段时间里背靠墙站着，既没有动一丝肌肉，也没有开一声口，只是抽着烟，脸上有点儿厌烦的表情。也许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些旁人到后来才明白的情况。“屠夫”并没有倒下，可是身上有一两处地方已经见血。那群推操他的人现在己经到了后面，正在一步一步地把他赶到罗森多面前。等到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雷亚尔才开口说话。他瞪着罗森多，用袖子擦了擦脸，说了些这样的话：

“我是弗兰西斯科·雷亚尔，从北方来的。我让这些混蛋的手碰到我，因为我要找的是一个男子汉。到处都在传说，说这个土坯房的村子里有个人，是耍刀子的好手。人家叫他‘神刀’。据说他还是条硬汉子。我当然愿意会会他。也许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可以跟他学点儿什么。”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直瞪着罗森多，忽然，一把长长的刀子在他的手里闪光，原先准是藏在袖子里的。现在，所有的人不是往前挤，而是往后退了，腾出打架的空间来——同时，都一声不响地瞧着他们两个。就连那个拉小提琴的瞎眼黑人，也把他的两片厚嘴唇皮对着这个方向。

这时候，我听见背后有动静。一回头，瞥见门口有六、七个人，不消说得，是“屠夫”那一帮子里面的。年纪最大的一个，长着一副皮板子似的脸，一把大灰胡子，模样象个乡巴佬。这个人往前走了几步，慑于辉煌的灯光和漂亮的妇女，恭敬地脱下了帽子。其余的几个都瞪大眼睛，密切注意着有没有什么暗中的活动。

罗森多怎么了，他一动不动，不把这个吹牛皮的人扔出去？他还是那么平心静气，还是那么垂着眼睛。我不知道那烟头是他吐掉的，还是从嘴唇上掉下来的。他终于说了几句话，但是说得那么低，我们在舞厅另一头的人都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弗兰西斯科·雷亚尔又向他挑战，他还是一动不动。这时候，闯进来的人中间有个最年轻的，吹了声口哨。小华丽看了他一眼，他立刻不吱声了。她摇晃着身子和披散在肩头的长发，从人群里挤过去，走到她男人的身边，拔出他的刀子，塞进他的手里。

“罗森多，”她说，“我想你要用得着这个了。”

棚顶下面有一扇长窗，开向外面的河沟。罗森多双手接过刀子，在手里翻来翻去，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然后，他把手臂举过头，突然把刀子往后一扔——就扔出了窗户，扔进马尔多纳多大沟。我感到一阵寒战流遍全身。

“我没有把你剐了，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叫我生厌，”“屠夫”对罗森多说，举手威胁着要揍他。这时候小华丽跳上来，双臂抱住“屠夫”的脖子，用她那双眼睛瞄着他，狠狠地说让他去——就当他还是个男人。”

有一两分钟，弗兰西斯科·雷亚尔晕头转向了。然后，他也伸出胳膊，搂住小华丽，叫那些乐师使劲奏乐，命令我们这些人跳舞。乐声在整个舞厅里象野火燃烧时那样响起来。雷亚尔跳得很僵，但是他紧紧地搂着舞伴，不一会儿，就把她给迷住了。他们跳到门口时，他高声喊：

“让开，小伙子们，她完全是属于我的了！”

他们就这样脸贴着脸地跳了出去，似乎是被探戈的乐声飘出去的。

我准是因为感到羞辱而涨红了脸。我跟这个姑娘那个姑娘转了个把圈子，就放开了她们。我推说是因为人多，太热。我走到舞厅外面转悠。外面夜色很好；可是为了谁好？那辆马车正在街道转角停着。马车里，那两把吉他竖在车座上，象两个人——这等于是说，我们就跟这两把廉价的吉他一样没有用处。这种感到我们一文不值的念头，真使我痛苦。我揪下插在耳后的石竹花，扔进一个泥淖，久久地凝视着它，想让我的头脑别去想这些事情。我但愿夜晚已经过去，又是新的一天！这时候我觉得——来得几乎象是对我的解脱一样——有人用胳膊把我推到一边。那是罗森多。躲躲闪闪地独自在往外走。

“你怎么总是挡着路，小伙子，”他咆哮着说。也许他是在从胸中吐出什么东西，这也难说。他顺着马尔多纳多大沟一路走下去，消失在黑暗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这辈子天天看见的一切——广阔的天空，盲目地流着的沟水，一匹半睡半醒的马，肮脏的街道，还有那些砖窑——我开始体会到，我自己也不过是在这一片片乱草，这一堆堆垃圾，以及这整个荒废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株野草。我们长着一张大嘴，肚子里却是一包败絮；除了我们这样的废物，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又想，不行，环境越坏，越是要坚强。跳舞厅里，乐声还是很响；微风送来了忍冬草的香气。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的确，天上那么多星星——有的还在别的星星之上——瞧着它们，会使你头晕。我想说服自己，刚才发生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然而我仍然老是要想到罗森多的怯懦，还有那个闯进来的人的胆大妄为。雷亚尔甚至还把一个女人霸占了一夜——今天一夜，明天一夜，也许还要永远霸占下去。上帝知道他们两个到哪里去了；他们不可能走远。这时候，他们说不定正在哪条沟里干上了。

我回进去的时候，舞正跳得热闹。我不声不响地溜进人群，发现我们有几个小伙子已经走了，北方帮的那几个还在跟在场的一个个地跳舞。不过不再推推搡搡。乐声有点儿昏昏欲睡；跟陌生人跳着舞的姑娘们好象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我密切地注意着，不过不是为了正要发生的事。

门外，传来一个妇女哭喊的声音，接着是那个我们已经都熟悉了的嗓门——但是现在很低沉，有点儿过于低沉。

“进去，”他对她说。又是一阵哭喊声。

“开门，听见没有？”现在这个人的嗓门有点发急了，“开门，你这畜生——开门。”

撞坏的门又撞了开来，进来的是小华丽，单独一人，后面好象有人赶着。

“外头准是有一个鬼在赶，”红头发说。

“一个死人，朋友，”“屠夫”说着，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的脸就象一个醉鬼。我们给他让出地方；他盲目地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一下子倒了下去，就象根木头。他的一个朋友把他翻过身子来，用围巾托起他的脑袋，结果弄得他浑身是血。我们看见，雷亚尔的胸前有个很大的伤口，血从里面涌出来，染黑了围巾底下的鲜红领巾。有一个女人拿来了烧酒和一些烤焦的破布。他自己已经没法进行解释。小华丽两臂下垂，茫然地瞪眼看着他。每一个人脸上都是那个疑问，终于，她开口作了答复。她说，他们离开舞厅后，到了一小块空地上，那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人，向“屠夫”挑战，刺了他一刀。她发誓说，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过决不是罗森多。我怀疑是否有人会相信她。

躺在我们脚边的人即将死去。在我看来，不管是谁干的，这事干得真好。可是这个人还在苟延残喘。他第二次撞门的时候，胡利亚正沏着马黛茶。茶壶在人圈里传来传去；那个人断气之前，又传到了我的手里。临终的时候，他低声地说：“掩上我的脸。”他最后留下的是他的骄傲。他不愿意让我们看见他临终时痛苦的脸。有人用他的帽子给他盖上，他就这样——没有出一声——死在这顶黑色的高高的冠冕之下。直等到他的胸部不再起伏，他们才敢把帽子拿掉。他的脸，就是死人的那种生命消竭的模样。在他的好日子里，从炮兵营一直向南那一带，他是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等到他已经死去，没法再讲话，我就不再恨他了。

“死亡拿走的不过是一条命，”人群里有一个姑娘说。另一个也沉思着说：

“一个这么高傲的人，现在却——只有让苍蝇叮的份儿了。”

北方帮的那几个人聚在一起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其中有两个一起说了出来：

“是这个女人杀死了他。”

之后，有一个就大声地当面斥骂她，其余的也都围了上来。我忘掉了我应当谨慎，跳了进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拦住了我，使我没有伸手拔刀。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瞪着我，我压住他们说：

“瞧这个女人的手，她哪来的力气和胆量用刀子杀一个人？”

然后，我又冷冷地说谁会想得到这个在自己的窝里那么大名鼎鼎的人竟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尤其是在这里，这个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情的地方？”

谁也不愿意自己跳出来挨揍。

这时候，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来了逐渐接近的马蹄声。那是警察。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总有自己的理由不想跟法律纠缠上。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尸体送进马尔多纳多大沟。您还记得扔掉刀子的那扇长窗吗？喏，这个穿黑衣服的死人就要从那里扔出去。他们有几个把他抬了起来。有的摸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币。还有人为了抢他的指环而剁下了他的一只手指。他们对付一具被更强有力的人放倒的无用的尸体，倒是够大胆的。使劲往沟里一扔，流水就会解决问题。为了不让他浮起来，他们也许还挖掉了他的内脏。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那个灰胡子的老家伙老拿眼睛盯着我。小华丽则趁着忙乱溜走了。

警察进来查看的时候，大家又在继续跳舞了。那个瞎眼提琴手真能在他的琴上拉出一大堆好曲子来——那是您再也不会听得到的。天光开始发亮。附近山坡上篱笆的木桩好象孤零零地一根根站着，上面的铁丝在凌晨中还看不出来。

我尽可能悠闲地走过了两条街，回到家里去。窗口有支蜡烛亮着，然后一下子熄灭了。让我告诉您吧，我一看见，急忙向前走去。然后，博尔赫斯，我把手伸进背心——在左腋下那个老地方——把刀子又拔了出来。我慢悠悠地把刀刃翻来翻去地看。它跟新的一样，看来清白无辜，连一点血迹都没有。

一种呢制的宽大方形斗蓬，领口开在中央。

指用以放置即将送往市场或屠宰场之家畜的场地。

两个人做梦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伊夏吉在哈里发阿里·马姆恩（公元786-833年）在位的时候讲的：

有些值得信任的人曾经在文字记载中说（但是只有安拉是全知全能全爱而且不睡觉的），从前在开罗有一个人，拥有巨额财富，然而出手很松，生活放荡，以致家产荡尽，只剩下父亲遗留的房子。过了不久，他就不得不靠劳动谋生。他干活那么辛苦，有一天晚上不免在自己花园里的一株无花果树下睡着了，做起梦来，梦中，有一个人来拜访他，那人浑身湿透而又湿透，从嘴里拿出一枚金币，对他说：“您的财富在波斯，在伊斯法罕，到那里去寻找吧。”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醒来，就出发了。他长途跋涉，遇到了沙漠、海洋、盗匪、偶像崇拜者、河川、野兽，以及人类的种种危险。终于到了伊斯法罕，但是他一进城门，天就黑了下来。他走进一座清真寺，在院子里躺下睡觉。清真寺旁边有一座房子。由于全知全能的安拉的安排，有一帮盗匪进了清真寺，然后从这里闯进隔壁的房子。但是盗匪的声音惊动了房子的主人，他醒了过来，大声呼救。邻居们也都一齐大声呼救，巡逻队队长终于率领官兵来到，把盗匪吓得上屋顶逃之夭夭。队长命令在清真寺里搜查，发现了这个开罗来的人，把他用竹鞭一顿好打，几乎打得他断了气。

两天之后，他在监狱里苏醒过来。队长把他叫去，问他：“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这个人说：“我是从知名的城市开罗来的，我名叫穆罕默德·阿里·马格里比。”队长问他：“你为什么到伊斯法罕来？”这个人想，还不如说实话的好，就对队长说：“我是被梦中的一个人所指引，到伊斯法罕来的，因为他说我的财富在这里等着我。可是等我到了伊斯法罕，他所说的财富，却原来是你那么慷慨地赏赐给我的一顿鞭子。”

队长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把嘴里的臼齿都露了出来。最后，他说：“啊哟，你这个太不聪敏的人啊，我接连三次梦见开罗的一座房子，它那庭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往下斜的一头有一座日晷，走过日晷有一株无花果树，走过无花果树有一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一大堆钱。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理会这些荒诞的梦兆；然而你啊，你这个毛驴跟魔鬼养的家伙，竞然相信一个梦，走了那么多的路。不准你再在伊斯法罕露面了。把这几个小钱拿去，滚吧！”

这个人拿了钱，走上了回家的旅程。他在他花园（就是队长梦见的那个花园）的喷泉下面挖出了一大笔财宝。安拉就是这样大量地赐福给他，报偿了他，抬举了他。安拉是慈悲为怀的，安拉是无所不在的。

采自《一千零一夜》，第351夜

达不到目的的巫师

圣地亚哥城里有一位副主教，非常渴望学会魔法。他听说托莱多的堂伊列昂精通此道，而且无与伦比，就到托莱多来找他。

到达的当天上午，他就直接到了堂伊列昂的家里，发现那人正在屋子后面的房间里读书。堂伊列昂真诚地接待了副主教，叫他先不要说出来意，且等吃了饭以后。他把客人让进舒适的房间，说：副主教的来访，使他感到十分快乐。吃完饭之后，副主教对堂伊列昂说明了来意，请求他传授魔法。堂伊列昂说，他已经知道来客是一位副主教，一个有地位有前程的人，是来向他求教各种各样学问的，而且总有一天，副主教会忘记酬答他的效劳——这是那种高官厚禄的人往往干得出来的。副主教发誓说，他决不会忘记堂伊列昂的恩惠，随时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一旦达成了协议，堂伊列昂就解释说，魔法只能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才学得会，因而就拉住副主教的手，把他带进另一间房间，里面的地板上有一个大铁环。然而，在这之前，他吩咐女仆准备松鸡做晚饭，不过，在他没有下命令前，先不要烤。

堂伊列昂跟他的客人拉起铁环，沿着一道磨损的旋梯往下走去。两人下得那么深，以致副主教觉得好象塔霍河的河床准是到了他们的头顶上。旋梯脚下是一间斗室，里面满架书籍，还有一只柜子，装着魔法器械。他们正在翻阅这些书籍时，忽然出现了两个人，给副主教送来一封信。信是主教，就是副主教的叔父，写来的，信里说，他得了重病，要是副主教还想见他一面，就不得延迟立刻回去。这个消息使副主教大为烦恼——一个理由是，因为叔父病了；另一个理由是，不得不中断学道。最后，他还是宁可留下，写了封道歉的信，带回给主教。

三天之后，来了好几个人，身穿丧服，又给副主教带来了信，告诉他说，主教已经去世，正要选择一个继任人，他们希望，凭着上帝的恩惠，副主教能够当选。信里劝告他说，他可以留在原地，选举时他不在场似乎更好一些。

十天过去了。两名穿着考究的侍从来到，跪在副主教脚前，吻他的手，祝贺他当选为主教。堂伊列昂看见这个情况，十分高兴地转身对着新任的主教说，他感谢上帝让这样美好的消息竟然降临到他的家里。然后，他要求把现在副主教的空缺赏给他的儿子。主教答复说，他已经把副主教的空缺留给自己的兄弟了，不过他会给他儿子在教会里另外找个什么差使的。他邀请他们父子同他一起到圣地亚哥去。

他们到了圣地亚哥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六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教皇的使者来见主教，任命他为图卢兹的大主教，遗缺由他指定一个继任人。堂伊列昂知道了，提醒大主教原来的允诺，请求把空缺给他儿子。大主教告诉他说，这个空缺已经留给自己的叔父，就是他父亲的兄弟了，不过他既然已经答应报答堂伊列昂，他们父子应该跟他一起到图卢兹去。堂伊列昂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

他们三人到了图卢兹，受到隆重的接待，还为此做了弥撒。两年过去了。教皇又派了使臣来见大主教，晋升他为红衣主教，随他自己指定一个遗缺的继任人。堂伊列昂听说了，便提醒红衣主教他原先答应的话，恳求把空缺给他儿子。红衣主教对他说，空缺已经留给自己的舅父，就是他母亲的兄弟——一个善良的长者了，不过要是堂伊列昂父子跟他一起到罗马去，肯定会有好机会可以碰到的。堂伊列昂提出抗议，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他们三个到了罗马，受到隆重的接待，还做了弥撒，举行了游行。四年过去了。教皇去世。我们的红衣主教被所有其他红衣主教选举为教皇。堂伊列昂得知了这个消息，前去跪下吻了教皇陛下的脚，提醒他原来的许诺，要求把红衣主教的空缺给他儿子。教皇对堂伊列昂说，这种连续不断的请求，现在已经使他厌烦，如果堂伊列昂再这样强求下去，就要将其送进监狱，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堂伊列昂不过是一个巫师，曾经在托莱多教授魔法。

可怜的堂伊列昂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道，他要回西班牙去，要求教皇赏赐一点食物，供他在漫长的海程中吃。教皇又一次拒绝了他，于是堂伊列昂（他的脸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模样）以毫不犹豫的声调说：

“既然如此，我就只得吃我吩咐留作晚饭的松鸡了。”

女仆走了进来，堂伊列昂命令赶快烤松鸡。教皇立刻发现自己仍然是在托莱多的地下斗室里，仍然只不过是圣地亚哥的副主教。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知说什么才好。堂伊列昂说，这样的考验已经足够；连松鸡也没有给副主教吃，就把他送出门口，以郑重其事的礼貌，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家。

采自胡安·马努埃尔所著《卢卡诺尔伯爵与柏特罗尼奥的劝世书》（1885年）；其底本为阿拉伯著作《十四个早晨和四十个夜晚》。

胡安·马努埃尔（1282-1348），西班牙作家。

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

1

我靠着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两者加在一起，发现了乌克巴尔。这面镜子令人不安地挂在拉莫斯·梅希亚城的高纳街上一座别墅的走廊尽头；这部百科全书则冒称《英美百科全书》（纽约1917年版），实际上是1902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逐字逐句的翻印，而且还是偷懒的翻印。这件事发生在五年以前。那天晚上，皮奥依·卡萨雷斯跟我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迟迟没有离开餐桌，冗长地讨论着写作一部小说的问题；这部小说要用第一人称，其叙述者要省略或者歪曲许多事件，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使少数的几个读者——极少数的读者——能够从中预见到一个残酷而平庸的现实。远处走廊尽头，那面镜子在窥视着我们。我们发现（在深夜，这种发现是无可避免的）镜子都有点儿妖气。于是皮奥依·卡萨雷斯想起来，乌克巴尔有一位祭司曾经说过：镜子和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都使人口数目增加。我问他，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出自何处；他回答我说，《英美百科全书》里有记载，就在乌克巴尔这一条目之中。这座别墅里（我们是连家具一起租下来的）恰好有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在第四十六卷的末了几页上，我们查到了“乌泼萨拉”这一条；在第四十七卷的开头是“乌拉尔-阿尔泰语”这一条，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关于乌克巴尔这个词。皮奥依有些不安，一卷一卷地查索引。他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条目都査了：乌格巴尔，乌古巴尔，奥克巴尔，奥格巴尔，鄂克巴赫尔……还是没有。临走之前，他对我说，这是伊拉克或者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我得承认，我是有点不以为然地点点头的。我猜想，这个没有根据的国家和这个没有名姓的祭司，都是皮奥依为了证实他那句话，出于谦虚而临时虚构的。我白白地査了一番朱斯忒斯·佩尔特斯的一本地图，更增强了我的怀疑。

第二天，皮奥依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电话来，对我说，他在这部百科全书的第四十六卷上看到了乌克巴尔这一条目。条文没有提这位大祭司的名字，但是提到了他的这个教义，用的字句几乎跟他重述的一样，虽然——也许——文字上差一些。他记得的是：“交媾和镜子是污秽的。”百科全书上的条文是：“诺斯替教的祭司之一认为，宇宙的景象仅是一种幻影，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诡辩。镜子和为父之道是污秽的，因其增殖并且布散。”我对他说，我很想看看这个条目，而且是诚心诚意地想看。几天之后，他把书带来了。这叫我大吃一惊，因为象里脱的《地理知识》那样详细的图解索引，竟然完全忽略了乌克巴尔这个词。

皮奥依带来的这本，实际上就是《英美百科全书》的第四十六卷。在封套和书脊上，字母的顺序（Tor-Ups）跟我们的那部完全相同。但是它不是917页，而是的921页。在多出来的这四页里，就包括着乌克巴尔这个条目，从字母顺序上却看不出来（读者也会注意到）。后来我们证实，这两种版本没有别的区别，都是（就象我已经指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版的翻印。皮奥依是在一次拍卖中得到他这一本的。

我们相当仔细地把这个条目读了一遍。皮奥依记得的那一段，也许是唯一令人惊讶的。其余的看来都十分真实，与这部辞书的一般笔调相吻合，而且（这是很自然的）有点儿枯燥。我们重新读了一遍，发现在它那谨严的文字下面，却根本是一团糊涂。在地理部分提到的十四个地名里，我们只认识三个——库拉桑，阿尔美尼亚，埃尔采伦，而且是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插在本文中间的。至于历史名词，就只有一个：骗子手魔术师埃斯梅尔迪斯，是作为一个比喻提到的。那道注释恰恰就象乌克巴尔的边，但是它的难以理解的参考材料却都是这个地区的河流、山谷和山脉。例如，我们读到，蔡·哈尔顿低地和阿克莎三角洲构成其南部边界，三角洲的岛屿上繁殖着野马。在918页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到了历史部分（920页），我们却看到，由于十三世纪的宗教迫害，大批东正教徒逃到岛上来寻求庇护，那里还保存着他们的方尖石碑，也经常发掘到他们的石镜。其语言和文学部分十分简短，只有一个特点令人难忘：它指出，乌克巴尔的文学，其性质是幻想的；其史诗和传说从来不提现实，只提两个想象出来的地方：姆莱赫纳斯和特隆……参考书目举出了四种作品，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看见过，虽然其第三种：塞拉斯·哈斯兰著的《名为乌克巴尔的地区的历史》，1874年出版，在培纳德·考里奇的图书目录里有收录。其第一种：《中亚细亚乌克巴尔揽胜》，1641年出版，是约翰尼斯·瓦伦蒂奴斯·安德里亚的作品。这个事实很有意思。几年之后，我在德·昆西的著作里偶然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作品集》第十三卷），才知道他是一位德国神学家，在十七世纪初描写了想象中的红十字公社——后来，其他人就是按照他这最初的想象去建立的。

当天晚上，我们走访了国立图书馆。我们徒然地搜索了各种各样的地图，目录，地理学会的年鉴，旅行家和史学家的回忆录，但是谁也没有说起过乌克巴尔。就是皮奥依的百科全书的总索引中，也没有列入这个名字。第二天，卡洛斯·马斯特罗纳尔迪（我把这件事对他讲过）在柯连特斯街和塔尔卡洼纳街转角的一家书店里，瞥见了《英美百科全书》黑色烫金的书脊，他就走了进去，查阅第四十六卷。当然了，他连乌克巴尔的影子都没有查到。

2

阿德罗格城的一家旅馆里，在盛开的金银花之间，在镜子的幻影深处，还残留着一些对赫勃脱·阿许，一位南方的铁路工程师正在逐渐衰退的有限的记忆。在生活中，他为一种不真实之感所苦，就象许多英国人那样；死了之后，他也许还不如活着的时候那样更象一个幽灵。他高个子，病恹恹的，软弱的直角胡子带着原来的红颜色。我知道他是个鳏夫，没有子女。每隔几年，他就回到英国去一次，去看望（从他给我们看的照片判断）一座日晷和几棵橡树。我的父亲曾经跟他缔结了（这个动词未免过分）那种英国式的友谊，开头就并不亲热，到后来连话都没有了。他们经常互赠书籍杂志，经常默不作声地下棋……我还记得他，坐在旅馆的廊子上，手里拿着一本数学书，时不时望望天空中流逝的各种颜色。有一天傍晚，我们谈论起十二进位的计数制（这种计数制把十二写成十）。阿许说，他恰恰正在把不知道何谓十二进位的表改成六十进位（这种计数制把六十写成十）。他又说，这项工作，是他在南里约格兰德的时候，一个挪威人委托他办的。我们认识了他八年，他从来不曾提起他曾经在那个地区待过……我们谈起了放牧生活，谈起了卡本伽，谈起了加乌乔这个词的巴西语源（有些年老的东部人发这个音时，重音仍放在“乌”字上），就是没有谈到——上帝宽恕我——十二进位的功用。1937年9月（当时我们不在旅馆），赫勃脱·阿许由于动脉瘤破裂而去世。在这之前几天，他收到了巴西挂号寄来的一个密封小包。那是一本大八开的书籍。阿许把它留在酒吧间里了。几个月之后，我在那里发现了它，就随便翻开来看看，当时感觉到一阵奇怪的轻微头晕。这种情况我不来描写，因为这个故事不是讲我的感情，而是讲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在伊斯兰教内，有一个夜晚叫做夜中之夜。那天晚上，天上秘密的门都要敞开，瓮中之水都会变得更甜。即使这些天门统统打开，我也不会感到那天傍晚所感到的激动。这本书籍是用英文写的，一共一千〇一页。我看到在发黄的皮书脊上以及封套上有这样奇怪的字：“特隆第一百科全书，卷十一，Hlaer至Jangr”。既没有出版年份，也没有出版地点。在第一页上，以及覆着一幅彩色版画的绢页上，都盖有一颗椭圆形的蓝色印章，上面刻的字是：奥尔比斯·忒蒂乌斯。两年以前，我曾在一部偷版的百科全书的某一卷里，发现了关于一个杜撰国家的一段肤浅描写，现在，意外的收获给我提供了更有价值然而也更为棘手的东西。现在我的手里有了这个不为人所知的星球的全部历史的丰富而系统的材料片断，包括其建筑和牌戏，其神话的恐怖和语言的音调，其帝王和海洋，其矿产及鸟类、鱼类，其代数及火焰，其相互矛盾的神学和逻辑学。所有这些，都讲得清清楚楚，连连贯贯，看不出有什么教训的目的或者嘲笑的口气。

在我说的这第十一卷里，提到了前面的几卷和后面的几卷。纳斯托尔·伊巴拉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已经成为经典的文章里，否认有这些前后连续的卷数存在。埃塞基埃尔·马尔蒂内斯·埃斯特拉达和德里安·拉·罗歇勒则反驳了这种说法，好象得到了胜利。事实是，直到现在，最勤奋的搜索也属徒劳。我们白白地翻乱了南北两个美洲和欧洲的图书馆。阿尔丰索·雷耶斯厌烦了这种侦探性质的低等劳动，建议说，我们还不如自己动手，把这许多浩繁的卷帙重新补齐：ex ungue leonem。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计算了一下，只要一代特隆人就已足够。这种冒险的计算把我们拉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些什么人发明了特隆？这里发明者用多数，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有一个发明者——一个无限的莱布尼茨，在默默无闻中工作着——的假设，已被一致地放弃了。我们猜测，这个“勇敢的新世界”，是一个由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形而上学家，诗人，化学家，代数学家，伦理学家，画家，地理学家等等组成的秘密社团的产物……而且由一个无名的天才人物所领导。有许多人掌握了这种种不同的学问，但是没有能力发明创造，更没有能力在一个严格的有系统的计划下发明创造。这个计划又是那么庞大，因此每一个条目的撰写者又是无限渺小。起初，我们以为特隆不过是一笔糊涂帐，是不负责任的胡思乱想；现在才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制约着它的内在规律是公式化了的，虽然有点儿任意。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够了：第十一卷里的那些明显的矛盾，是证明其他各卷存在的基础。其中所遵循的次序是多么清楚，多么准确。一些流行的刊物，散布了特隆的动物和风土的情况；这种过头的做法可以原谅。但是我想，它的那些透明的老虎和血建的塔，也许并不值得所有的人予以继续不断的注意。我斗胆地请求给我几分钟，谈谈它对于宇宙的观念。

休谟曾经永恒地指出：柏克莱的论点由不得一点点的反驳，也引不起一点点的信服。这种见解，应用到地球上，完全真实；应用到特隆，却完全错误。在那个星球的国家里，都是——天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语言的起源——宗教，文学，形而上学——都预示着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世界并不是事物在空间的集合，而是各个独立行为的一系列杂合。它是连续的，一时的，然而并不是属于空间的。在特隆的Ursprache里，没有用以产生“实用”语言和对话的名词。它有无人称动词，由单音节的后缀词（或者前缀词）加以定性，具有副词的作用。例如：没有与“月”这个词意义相等的名词，但是有一个动词，其意义与西班牙语中的“亮月”或“月照”相同。“月在河上升起”，就是“hlör u fang axaxaxas mlö”，照字面直译，即：向上在后水流月照（苏尔·索拉尔把它译成：月照升于流水）。

上面所讲的是南半球的语言。至于北半球的语言（关于其Ursprache，在第十一卷里只有很少资料），则其基本成分并非动词，而是单音节的形容词。月亮不说“月亮”而说“圆的黑暗之上的空中的洁白的”，或者“空中的柔和的橘红色的”，或者再加上一些别的。在我们选出的这个例子中，这一大堆形容词跟一件真实的东西相符。这情况纯属偶然。在这个半球的文学里（就象梅农的生存着的世界一样），有着大量的空想的事物，可以按照诗艺的需要，随时召之而来，挥之而去。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同时需要，才决定了它们的存在。有些事物，由两个名词组成：一个是看得见的，另一个是听得见的，如：日出的颜色和远处的鸟鸣。有些还包含许多事物，如：太阳，冲向游泳者胸口的水，闭上眼睛看见的模糊的晃动的玫瑰，随河水流走或者被梦境带走的人的感觉。这些第二等的事物可能跟别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借助于某些省略，事实上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些著名的诗，只用单独一个巨大的字眼写成。这个字眼构成了一位作家所创造的诗的“事物”由于谁也不相信名词所造成的现实，这种情况竟然莫名其妙地使名词的数目变得无穷无尽的了。特隆的北半球的语言中，具有印欧语言的所有名词——还有许多其他别的。

特隆的古典文化中，只包含着一种学科，那就是：心理学。肯定这一点，不算是夸大。其他一切，都从属于它。我曾经说过，这个星球上的人，把宇宙看成是一系列的思想的过程；对于它的了解，不是通过空间，而是通过连绵不断的时间。斯宾诺莎把人的无穷无竭的神圣，归之于其扩展的属性和思考的属性。在特隆，谁也不懂得为什么要列上前者（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是典型的），而后者，则是宇宙之完美的同义词。换句话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空间持续地存在于时间之中。地平线上一团烟雾的观念，原野着火的观念，一支没有熄灭因而引起火灾的雪茄的观念，被认为是思想互相联系的一个例子。

这种一元论或者空想主义，使科学完全失效。要解释（或者判断）一件事物，就要把它和别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在特隆，这样的连结，是主体的后期阶段，它不能影响或者说明其前期阶段。所有的思想状况都是难以制约的，即使仅仅是加以命名——id est，加以分类——也会造成错误。由此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特隆没有科学——甚至连理性都没有。事实上，矛盾的是，它是存在的，存在于无法计数的数字之中。在哲学方面，其情况就跟这个北半球的名词的情况相同。所有的哲学，原来都是辩证的游戏，是一种Philosophie des Als Ob，这个事实使得哲学增多起来，产生了许多难以令人相信的体系，然而那都不过是结构好看，或者耸人听闻罢了。特隆的形而上学家，不探求真理，也不探求近似的真理；他们只探求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他们明白，一个哲学体系，就是把所有的宇宙现象从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现象之下。甚至“所有的现象”这句话，也是被排斥的，因为这句话意味着把过去强加于现在之上；甚至用复数形式来讲“过去”也不行，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行动……特隆的一个学派，达到了否定时间的程度。他们的理论是：现在是不确定的；将来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希望；过去也并不现实，不过是现在的记忆。另一个学派声称“全部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的生命仅仅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过程的模糊记忆或者反映，所以无疑是虚假的，而且是残缺的。还有一个学派认为，宇宙的历史——其中包括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生命中最微末的细节——是一个地位次要的神为了与魔鬼取得谅解而写成的。还有一个学派则把宇宙比之为一种密码，其中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有价值，只有每隔三百夜之后发生的，才是真实的。还有一个学派则断言：我们在此地睡觉的时候，我们在彼地却醒着，因此，每一个人就是两个人。

在特隆的这些理论中间，最引起非议的，大概要算唯物主义了。有几个思想家把它规定了下来，但是他们热情有余，条理不足，就象那种提出似是而非的理论的人一样。为了使这种不可思议的理论易于理解，有一个十一世纪的异教徒，想出了一个九枚铜板的比喻。这个比喻在特隆家喻户晓，犹如当时埃利亚学派提出的命题一样。关于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铜板的数目和发现的铜板的数目都不一样。下面是最流行的一种：

“星期二，某甲在一条荒凉的路上走过，丢失了几枚新的铜板。星期四，某乙在路上找到了四枚铜板，由于星期三下的雨而有点发锈。星期五，某丙在路上找到了三枚铜扳。星期五早晨，某甲在他家里的廊子上找到了两枚铜板。”

这个异教徒是想从这个故事里推论出找回来的九枚铜板的现实性——id est连续性。他断言：“如若设想星期二与星期四之间这四枚铜板并不存在，星期二与星期五傍晚之间这三枚铜板并不存在，星期二与星期五早晨之间这两牧铜板并不存在，那是非常可笑的。设想它们在任何时候，在这三个地方都是存在着的——也许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人所不理解的方式存在着——那才是合乎逻辑的。”特隆的语言不允许形成这样矛盾的理论，因此，大部分人对此都不理解。普通常识的卫护者们，在开始的时候仅仅限于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们反复地说，这是一派胡言，不过是使用了两个新词，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用法，与严格的思想也不符合。动词“找到”和“丢失”带有“预期理由”的意味，因为它们假设起初的九枚铜板和后来的九枚铜板是同一的。它们使人想起，一切名词（人，铜板，星期四，星期三，雨）仅仅具有譬喻的价值。它们暴露了这个使人迷惑的细节：由于星期三下的雨而有点发锈，意味着从星期二到星期四，有四枚铜板一直是存在着的。这说明了“相同”是一回事，“相等”又是一回事，从而提出了一种reductio ad absurdum，也就是假设有九个人，在连续的九夜中，受到剧烈的痛楚。这难道不荒谬吗？——人家会问——要不要把这种痛楚说成是同一的痛楚呢？据说，这个异教徒的亵渎性的目的，仅仅是想把“生命”这个神圣的范畴归之于几枚简单的铜板。有时候他否定复数，有时候又不。其理由是：如果相同引起了相等，那就同样要承认，九枚铜板就是一枚铜板。

难以相信的是，这种论证没有明确的结果。这个问题提出之后一百年，有一个并不比这位异教徒稍差的思想家，然而是一个传统的独断论者，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假设。这个了不起的设想声称；客体只有一个；这个无法分割的客体就是宇宙间所有生物的每一个，而所有这些生物就是神的器官和假面具。某甲就是某乙就是某丙。某丙找到了三枚铜板，因为他记得是某甲丢失的。某甲在廊子上只找到两枚，因为他记得其余的已经被找到……第十一卷解释说，有三个主要的理由，决定了这种空想主义的泛神论的彻底胜利。第一，是排斥唯我主义。第二，是保持科学的心理基础的可能性。第三，是保持对神的崇拜的可能性。叔本华（热情的光辉的叔本华）在《外编和拾遗》第一卷里，提出了一个十分相似的理论。

特隆的几何学，包含两种稍有不同的原理：看的和摸的。后者与我们的相同，但是次于前者。看的几何学的基础是面，并非是点。这种几何学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行。它声称，人的移动，改变了他周围事物的形状。它的数学基础是一种无定数的思想，强调“大于”和“小于”两种观念的重要性，这在我们的数学里是以＞和＜两个符号来表示的。它认为运算会改变数量，使不确定的数量变成确定的数量。几个人运算同一个数，得出同样的结果，对于他们的心理学家来说，是思想联系和记忆良好的例证。我们已经知道，在特隆，认识的客体是单一的，永恒的。

在文学的习惯方面，也是认为只有一个唯一的客体，而且其思想是全知全能的。书籍很少有作者署名。剽窍的念头并不存在。一切的作品都是唯一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他是无限的，也是无名的。评论界往往发明作者：选择两本不一样的作品——譬如说《道德经》和《一千零一夜》——让它们属于同一位作家，然后真心诚意地来判断这位有趣的homme de lettres的心理……

他们的书籍也不一样。小说书都只有一个情节，然而有一切想象得到的变换。那些自然哲学的书则一成不变地总是包含着命题和反命题，对一种理论的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一本书如果不以反对它本身而结束，就被认为是不完整。

许多世纪许多世纪的空想主义，并非没有对现实发生影响。在特隆的最古老的地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丢失的东西重复出现。两个人寻找一支铅笔。第一个人找到了，什么也不说。第二个人找到了第二支铅笔，一点也不是假的，但是更符合于他所盼望的那支。这种第二位的客体叫做hrönir，虽然形状呆板，却总比较大一些。直到前不久，hrönir还是粗心大意和遗忘失察这两者偶然生下的孩子。其有计划的生产不过一百年的光景; 好象令人不能相信，然而第十一卷上却是这样讲的。最初的一些企图，没有成功。然而其modus operandi还是值得注意。有一所国家监狱的狱长，对囚犯们宣布说：在一道古河床里，有几座古墓，谁能从里面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谁就能获得自由。在挖掘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给囚犯们看过了将要挖掘到的东西的照片。这首次的尝试，证明希望和贪心是可能产生阻碍的。用镐和锹挖掘了一个星期之后，没有挖出什么别的hrön，只挖到了一只铁锈的轮子，年代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后。这件事没有泄露出去，然后在四个大学里重新再做。三个大学几乎完全失败，第四个大学（其校长在挖掘之初就突然死了）的学生，发掘出——或者产生出——一件黄金面具，一柄古式宝剑，两三只陶罐，以及一个国王的发绿的残缺的塑像，其胸前有一行铭文，直到现在仍然未能释读。因此发现，只要有理解这种挖掘的实验性质的人在场，事情就办不好……群众性的发掘，产生了互相矛盾的事物；现在他们主张个别地工作，有时几乎是兴之所至地工作。有计划地制造hrönir（据第十一卷说），对考古学家十分有用，使他们能够探询过去，甚至修改过去。至于目前，较之将来要难塑造得多，目前是不驯顺的。有一个奇怪的情况：第二和第三级的hrönir——那就是，从另一个hrön派生的hrönir，或者从一个hrön的hrön派生的hrönir——夸大了其原型的缺陷。第五级的，则几乎一模一样；第九级的跟第二级的相同；第十一级的有一种线条上的纯净，那是原型所没有的。另外，其过程有周期性；到第十二级就已经开始衰败。比一切hrön更为奇怪更为单纯的有时候是ur；这是暗示所产生的事物，是希望所引伸出的客体。前面提到的那个黄金大面具，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特隆，事物重复增加，同时又倾向于自我湮灭。人们把它们忘记时就失去一切细节。有一座门道，是典型的例子：一个乞丐望着它的时候，它存在；乞丐死了，它就消失了。有时候，几只鸟，一匹马，甚至挽救了一座露天剧场的遗址。

1940年，东萨尔托

1947年后记：我重新发表了上面这篇文章，就象1940年发表在《幻想文学集》上一样，除了删去一些比喻，以及现在看来有点轻率的嘲笑口气外，没有作其他改动。从那个日子以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只是回忆罢了。

1941年3月，在赫勃脱·阿许所拥有的一本兴顿的书里，发现了一封根纳·埃尔夫约的亲笔信。信封的邮票上有奥罗·普雷托的邮戳。这封信完全解释清楚了特隆之谜。这篇文字也证实了马尔蒂内斯·埃斯特拉达的假设。这个精采的故事开始于十七世纪初卢塞纳或伦敦的一天晚上，—个秘密慈善团体（其成员中有达尔加诺，后来还有乔治·柏克莱）发起要发明一个国家。开始时的笼统计划，包括“隐修研究”，慈善事业，以及魔法。安德里亚的那本奇怪的书，就是这个第一阶段的产物。经过了几年的秘密会议和不成熟的综合之后，他们明白，要把一个囯家说清楚，一代人是不够的。他们决定，凡是参与此事的大师，都要挑选一个徒弟，以便继续这项工作。这样的继承安排发生了作用：经过了两个世纪的中断之后，这个受迫害的团体在美洲重新出现了。1824年间，在孟菲斯（田纳西州），其成员之一，向埃斯拉·别克莱，一个禁欲主义的百万富翁，谈起了此事。埃斯拉·别克莱以有点轻蔑的态度听着那人讲——对于这个计划的渺小不禁哈哈大笑，然后他对那位成员说：在美国，发明一个国家是荒唐的，建议他发明一个星球。在这个庞大的念头之上，他还加上了另一个念头：他的虚无主义的产儿：就是要对这项伟大的事业严守秘密。当时，二十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正在流传。别克莱提出要出版一部关于这个想象中的星球的有系统的百科全书。他把自己的产金子的山岭，通航的河道，驯牛和野牛游牧的草原，以及他的黑人奴隶，他开办的窑子，他手里的美元，都交给了他们，只有一个条件：“这套作品绝对不能与骗子手耶稣基督打交道。”别克莱并不相信上帝，但是他要向并不存在的上帝显示，凡人完全有能力构想一个世界。别克莱于1828年在巴东·罗热被毒死。到1914年，这个团体向它的三百名合作者寄发了《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这套书是秘密印刷的。它一共包括四十卷（它比人类以前所从事的所有著作都更为浩瀚）；以此为基础，又出版了一套更为详细的，不仅有英文版，而且还有特隆的一种语言的版本。对这个幻想世界的评述，临时被称为“奥尔比斯·忒蒂乌斯”，而它的谦虚的创造者之一，就是赫勃脱·阿许。他是根纳·埃尔夫约的代理人呢，还是其成员之一，我不知道。但是从他收到的一本第十一卷看来，可能是后者。可是，其他的几卷呢？到1924年，发生的事情增多了。我清楚地记得开初的一件。我好象感觉到了一点它的预兆的性质。这事发生在拉普里达街的一套房间里，在一个明亮、高敞、朝西的阳台对面。在这里，福西尼·卢辛热公主收到了从波蒂埃送来的银餐具。从一只盖满了世界各国邮戳的箱子里面，取出了各种各样一动不动的精美器皿：有乌特里希和巴黎制造的银盘子，上面刻着坚硬的动物纹章，还有一只萨莫瓦。在这些东西中间——象一只睡着的鸟那样在微微地轻柔地颤动——有一只罗盘在神秘地旋转。公主不知道这东西是哪里来的。它的蓝针渴望着北方的磁极。它的金属壳子是中间凹陷的。盘面上的字跟特隆的一些字母相同。也许，这是幻想的世界第一次闯进了真实的世界。一个把我扰乱了的偶然情况，也使我成了第二个事件的目击者。那是几个月之后，在库奇亚·内格拉一个巴西人开的酒店里发生的。阿摩林和我从圣安娜回来。塔瓜伦巴河水位猛涨，使我们不得不尝试（而且忍受）一下这种乡村小店的款待。老板在一间大房间里给我们安排了两张格格作响的床，房间里堆满了木桶和兽皮。我们躺下了，但是直到天亮没有睡着，因为有个喝醉酒的邻居，忽而含糊不清地骂人，忽而大唱米隆加的片断——还不如说反复地唱一支米隆加的片断。就象可以猜到的那样，我们把这种不停的狂呼乱叫归咎于老板的烈性甘蔗酒。第二天早晨，这个人就死在廊子上了。他那粗嗄的嗓子欺骗了我们，原来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昏乱中，他的腰带里掉出来几个钱，还有一个用发亮的金属做的圆锥体，直径有一个指头大小。一个小孩想拿起这个圆锥体来，却拿不动。一个成人刚刚够力气把它拿起来。我把它在手掌上放了几分钟；我记得它重得几乎无法忍受；把圆锥体拿掉后，它的压力还留着不退。我也记得它在我掌心印下的那个圆圈。一个物体那么小，同时却那么重，这种现象给人留下了可厌和可怕的印象。一个老乡建议把它扔进奔流的河里。阿摩林花了几个比索把它弄到了手。关于死者，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是从边境来的”。这种很小而又极重的圆锥体（用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金属制成），在特隆的某些信仰里，就是神的形象。

到这里，我这则故事中有关个人的部分就结束了。其余的都是在我所有的读者的记忆里了（只要不是在希望里或者恐惧里的时候）。我只要提一下或者说一下后来发生的事就足够了。而且要说得简短，因为一般的记忆会使它丰富，使它扩大的。1944年时，有一位（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城）《美洲日报》的研究者，在孟菲斯的一座图书馆里发现了《特隆第一百科全书》四十卷。直到今天，还在争论这次发现是偶然的，还是经过仍然处在迷雾中的奥尔比斯·忒蒂乌斯的主持者们同意的。很有可能是后者。第十一卷里某些令人不能相信的迹象（譬如说：hrönir的增殖），在孟菲斯的版本里已经被删除或者被修改。认为这样的修正更改，是服从于这样一项计划，即：向现实的世界展示一个并不过分难以相容的世界，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把特隆的事物，在许多国家散布，将会使这个计划得以完成……事实是，国际间的各种报刊却在无休无止地欢呼这个“发现”。这部人类最伟大著作的手册，合集，概要，逐字的翻译，授权的翻印，偷版的翻印，正在向着大地倾倒，而且继续在倾倒。现实几乎立即在不止一点上向后退让，而且事实是，它渴望着退让。十年以来，任何具有秩序外表的对称的理论——唯物主义，排犹主义，纳粹主义——都足以使人迷惑，那么，为什么不向特隆屈服呢？向这个有秩序的星球的细微而广阔的证据屈服呢？如果回答说，现实也是有秩序的。这样的回答无用。也许是这样，但是按照神圣的规律——我翻译为：非人类的规律——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特隆是一个迷宫，然而是一个由人所规划的迷宫，一个命定要由人予以解开的迷宫。

与特隆的接触，以及特隆的风习，已经使这个世界解体。人类被它的规范所迷惑，忘掉了而且正在忘掉这种规范是棋手的规范，并非天使的规范。特隆的（猜测性的）“原始语言”已经渗透到学校里；它的和谐的历史教训（充满着感动人的事迹）已经阻塞了我孩提时代盛行的历史；在记忆里，一种虚构的过去己经取代了另一种过去的地位。关于这种过去，我们什么也不能明确地知道——就连它是虚假的也不知道。古钱学，药理学，考古学，都经过了改革。我知道生物学和数学也正在等待着它们的神的降临……一个孤独者们的分散的朝代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任务还在继续。如果我们的预见没有错误，从此以后一百年，就会有人发现一百卷的特隆第二百科全书的。

到那时候，英文，法文，以及纯粹的西班牙文都要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世界就是特隆。但是我并不在乎，我照样在阿德罗格城旅馆的宁静日子里继续修改勃朗的《尸灰瓮》的克维多文体译文的未定稿（我根本不想拿去付印）。

阿多尔弗·皮奥依·卡萨雷斯（1914-），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好友和合作者。

朱斯忒斯·佩尔待斯（1749-1816），德国出版家，以出版地图著名。

卡尔·里脱（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

哈斯兰也著有《迷宫通史》。——原注

马斯托·德·昆西（1785-1859），英国作家。

巴西内地的枪手，打手。

拉丁文：举一反三。

哥特弗利德·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

德文：原始语言。

阿历西乌斯·梅农（1853_1920），奥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拉丁文：就是说。

德文：似是而非的哲学。

罗素（《思想的分析》，1921年版，159页）推测，这个星球是几分钟之前创造的，上面有一种人类，“记忆"得起幻想的过去。——原注

拉丁文Petitio Principii，逻辑学名词。以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论证。

拉丁文，逻辑学名词：荒谬推理。

直到今天，特隆有一座庙宇里还在精神上坚持着说：这样的痛楚，这样的黄里带绿的颜色，这样的气温，这样的声音，是唯一的现实。所有的人，在欲仙欲死的交媾时刻，都是同一的人。所有的人，在背通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的时候，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原注

法文：文人学士。

拉丁文，实现的方法。

Hrön是单数，hrönir是多数。

杰姆士·兴顿（1822-1875），英国医生，哲学家。

别克莱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宿命论者，奴隶制度的捍卫者。——原注

拉丁文为Orbis Tertius，意为：第三圈。

俄式茶炊。

拉普拉塔河一带的一种民间歌曲。

当然，还有某些事物的材料的问题。——原注

托马斯·勃朗（1605-1682），英国作家；《尸灰瓮》发表于1658年。

戈梅斯·德·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献给西尔维娜·奥坎波

这位小说家留下的“看得见”的作品，真是屈指可数。因此，昂里·巴歇利埃夫人在她编的一份骗人的书目中竟然罪恶地予以增删，实在难以宽恕。有一份报纸，其崇尚新教的倾向已经不是秘密，也竟然轻率得以此加害于它的可悲的读者——尽管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如果不是共济会员和行过割礼的，就是伽尔文教派。梅纳德的真正的朋友们看了这份书目，不免吃惊，而且甚至有点悲伤。心想，昨天我们还聚集在他的墓碑和墓旁的柏树前面，现在谬误已经企图来玷污对他的遗念了……要下定决心，一个简单的更正是必不可少的。

我想象得到，我的可怜的权威性是很容易被推翻的。然而，我希望不至于禁止我提出两位重要的见证人。巴古男爵夫人（就是在她的难忘的每星期三集会上，我认识这位已故的可悲的诗人的）肯定会赞同我下面所说的话。还有巴格诺雷奇奥伯爵夫人，摩纳哥王国最高雅的人物之一（现在她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匹茨堡，因为她新近跟国际慈善事业家西蒙·考许结了婚。这位先生，唉！受到他那毫无兴趣的活动的牺牲者多少诽谤啊），曾经为“真理和死亡（这是她的原话）牺牲了她以此闻名的高尚谨慎，在《光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予我同样的赞许。这些证明，我相信，不会是不够充分的。

我说过，梅纳德的“看得见”的作品是屈指可数的。我仔细地检查了他个人的文件，证实他的文件一共包括以下几个项目：

（一）象征主义十四行诗一首，两次（经过修改）发表在《贝壳》杂志（1899年3月号和10月号）上。

（二）论文一篇，所评论的是编纂一部诗的词典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的概念不是那些构成普通语言的同义语或转义语，“而是通用的、主要为诗的需要而创造的理想事物”（尼姆，1903年）。

（三）论文一篇，评论笛卡儿、莱布尼茨、约翰·威尔金斯的思想的“某些联系和类似尼姆，1904年）。

（四）论文一篇，评论莱布尼茨的《宇宙性质》（尼姆，1904年）。

（五）技术性文章一篇，说明丰富棋艺的可能性，其方法是取消城堡的一个卒子。梅纳德自己提出建议，自己作了介绍，自己加以讨论，最后自己把这种发明予以否定。

（六）论文一篇，评论拉蒙·卢尔所写的《包罗万象的艺术》。

（七）卢伊·洛佩斯·德·塞古拉《自由发明创造及棋戏艺术手册》一书的翻译，并作序加注（巴黎，1907年）。

（八）论文草稿一篇，评论乔治·布尔的象征逻辑。

（九）研究文章一篇，研究法国散文主要的押韵规律，并以圣西门的文章为例说明（《罗曼斯语言评论》，蒙彼利埃，1909年10月）。

（十）致吕克·杜尔坦答辩文章一篇（由于其否认以上这种规律的存在），以吕克·杜尔坦的文章为例说明（《罗曼斯语言评论》，蒙彼利埃，1909年12月）。

（十一）克维多《文化航行指针》译文草稿一份，标题改为《宝物指南》。

（十二）为卡罗卢斯·乌尔卡德版画展览目录所写前言一篇（尼姆，1914年）。

（十三）论著《一个问题的问题》（巴黎，1917年），以编年程序讨论著名的问题。阿岂利斯与乌龟”。此书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两版。第二版加上了莱布尼茨的这句话作为献词：“先生，你不用害怕乌龟。”并且修改了论罗素和论笛卡儿的两章。

（十四）对都莱《造句习惯》的固执己见的分析一篇（《新法兰西评论》，1921年3月）。我记得，梅纳德曾经宣称，挑剔和赞扬都是动感情的做法，与评论无缘。

（十五）把保罗·瓦莱里的《海上墓地》改写成亚历山大体的改作一篇（《新法兰西评论》，1928年1月）。

（十六）抨击保罗·瓦莱里的文章一篇，刊载在雅克·勒波尔的《取消现实论文集》中。（这篇抨击，应该在这里插一句话说明，恰恰是他对瓦莱里真正看法的反面。后者对此心里明白，因此两人原来的友谊不曾产生危机。）

（十七）巴格诺雷奇奥伯爵夫人的“说明”一篇，收在她每年出版一次的《胜利集》内（这个名字，是另一位合作者加勃里埃尔·邓南遮所起的）以更正报刊的无法避免的谬误，并向“全世界及意大利”显示她的真实面貌（因为她生得美貌，而且又从事各种活动），因而容易招惹误解或曲解。

（十八）献给巴古男爵夫人的优美的十四行诗一集。

（十九）手书标点符号卓有成效的诗歌名单一纸。

到这里为止（除了为昂里·巴歇利埃夫人的好客而贪心的纪念册所写的几首即兴的蒙眬十四行诗之外），就是按年代次序抄录的梅纳德的“看得见”的作品。现在我要来讲另一种在地底下的，具有无穷英雄气概的，无可比拟的作品。也是，唉，人类所可能达到的高度，然而没有结束。这部作品，也许是我们时代的最有意义的作品了，它包括《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第九章和第三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一个片断。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好象是胡说八道，然而，把这种胡说八道解说清楚，却正是我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

两篇价值不等的作品，引出了这件事情。一篇是诺瓦利斯的《语言学片断》，该书在德累斯顿版里的编号是2005。它概述了与某个特定作家完全等同的主题。另一篇是那种投机取巧的书，它把基督放到一条大马路上，把哈姆莱特放到卡纳比埃尔，或者把堂吉诃德放到华尔街。梅纳德跟所有趣味高尚的人一样，十分厌恶这种无意义的胡闹，他只适合于——他自己说——在时代的错误之中招致平民的快乐，或者（那是更不好的了）以所有的时代都是相同的或所有的时代都是不相同的这种第一念来迷惑我们。他认为，更加有趣的，尽管实行起来是有些矛盾而且肤浅的，却是都德的这个主意：把什么塔塔林，什么精明绅士及其仆从，统统变化成为一个人物……谁要是暗示说，梅纳德无非是把他的一生用之于写出一个当代的吉诃德，那就是对他卓越名声的诽谤。

他并不想写出另一个吉诃德——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是就写出吉诃德。但他的目标从来不是机械地临摹原型，也不是加以照抄，这是无须说明的。他的可敬的雄心壮志就是写出一些篇章，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逐字逐句——完全相符。

“我的企图有点吓人，”1934年9月30日他从巴荣纳写信给我说，“神学或者形而上学所证明的最终结论——外部的世界，上帝，偶然性，宇宙的形式等等——并不比我正在写作的小说先进或者平庸。唯一的区别是，哲学家们把他们劳动的每个阶段的成果都写成一些好看的书出版，而我呢，却决心要书消失。”的确，他连足以证明多年辛劳的一页草稿都没有留下。

他所设想的开头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学好西班牙语，重新信奉天主教，跟摩尔人或者土耳其人打仗，忘掉1602年到1918年之间欧洲的历史，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彼埃尔·梅纳德研究了这个程序（我知道他达到了能够相当忠实地运用十六世纪西班牙语的程度），然而又因为这个程序太容易而把它抛弃了。读者会说，不见得吧，还不如说是因为办不到！这一点我同意。可是这件工作本来从一开始就是办不到的。在所有想要达到目的的不可能的办法之中，这是最最引不起他兴趣的。要在二十世纪成为一个十六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在他看来是降低了他的地位。用某种方式成为塞万提斯，然后达到《吉诃德》，对于他来说，也比继续是彼埃尔·梅纳德，然后通过彼埃尔·梅纳德的经验达到吉诃德，困难要少得多——因此，兴趣也少得多。（顺便提一下，这种信念使他在《堂吉诃德》第二部中删去了那篇自传性的序言。如果把这篇序言包括在内，就不得不创造另一个人物——塞万提斯——而且同时也意味着以这个人物的能力，而不是以梅纳德的能力，来表现吉诃德了。当然，他是要拒绝这种轻而易举的做法的。）“我的工作基本上并不困难，”在这封信的另一段，我读到这么一句话，“我只要能够长生不老，就能达到目的。”我是不是要承认，我常常想象他的工作已经完成，我正在读《吉诃德》——全部的《吉诃德》，按照梅纳德的头脑所思考的《吉诃德》？前几个晚上，我在翻阅第二十六章——这一章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时候，我从这样的一句特别的句子里认出了我们的朋友的文笔，甚至声音：河里的水仙女，痛苦的泪涟涟的埃柯。把一个精神的形容词和一个外貌的形容词这样成功地连结在一起，使我想起了有一天傍晚我们在一起讨论过的莎士比亚的一句诗：

那里一个邪恶的缠头巾的土耳其人……

为什么恰恰是吉诃德呢？我们的读者会说。这种偏爱，对一个西班牙人来说，不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对于尼姆的这一个象征主义者，却无疑是不好解释了。他主要崇拜爱伦·坡，由此产生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产生马拉美，马拉美产生瓦莱里，瓦莱里产生埃德蒙·特斯特。前面所引的那封信说明了这个论点。梅纳德声称《吉诃德》使我深感兴趣，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怎么说呢？——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不能想象这个宇宙，要是没有爱伦·坡这样的感叹:

啊，要记住，这个花园是着了魔的！
或是投有《沉醉的船》，或是没有《古舟子咏》。但是没有《吉诃德》，我却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我说的，当然是我个人的能力，而不是这些作品的历史反应。）《吉诃德》是一本偶然的书；《吉诃德》是没有必要的。我能够预先想好它的文字，我能够写出它来，不会发生重复。我在十二岁或者十三岁的时候读过它，也许还是读的全本。后来，又仔细地重新读了其中的几章，那些现在我不准备写的几章。我也熟读了幕间剧，喜剧，《伽拉特亚》，《训诫小说》，以及十分费力地写出来的《佩西莱斯和塞希斯蒙达》，《帕尔纳索游记》……我对《吉诃德》一般的印象，由于遗忘和漠视而简化了，很可能与一本还没有写出来的书所事先产生的不准确形象一样。然而这个形象一旦构思成熟（谁也不能单纯地否定我），那毋庸置疑，我的问题要比塞万提斯所面临的困难得多。我的可爱的前驱并不拒绝侥幸的合作。他撰写他的不朽之作有点儿：à la diable信笔写来，兴之所至地随意杜撰。我曾经负起神秘的责任，要逐字逐句重写他这本自发的作品。我这单人的游戏受到两条极端的规律的约束。第一条：允许我尝试形式上或心理上的各种不同样式。第二条：迫使我由于‘原文’如此而牺牲它们，并且使其显得无可辩驳地合乎情理……在这两个人为的束缚之上，还要加上一个先天的束缚：在十六世纪初写作《吉诃德》，是一件合乎情理的，有必要的，也许是命里注定的工作；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三百年不是白白地过去的，发生了许多复杂的事情，而其中，只要提一件，那就是《吉诃德》本身。”

尽管有这三种阻碍，梅纳德所写的《堂吉诃德》片断，却比塞万提斯的更为精细。后者是用粗制滥造的方式，以他故乡农村贫困的现实，来反对骑士小说。而梅纳德则选择了勒班托和洛佩·德·维伽时代的卡尔曼田野作为“现实”。哪一个西班牙人会不劝告毛里斯·巴雷斯或者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博士进行这样的选择呢！梅纳德当然自然而然地予以回避。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吉卜赛人，没有征服者们，没有神秘主义者，没有费利佩二世，也没有宗教裁判。他不理会或者有意排斥地方色彩。这种蔑视指明了历史小说的一种新的见解。这种蔑视控告了《萨朗波》，使它没有辩解的余地。

把各章分开来考虑一下，也同样使人惊讶。例如，我们看看第一部第三十八章：“堂吉诃德对于武功以及文章的奇谈怪论”。大家知道，堂吉诃德（就象克维多在类似的一段文章里，后来在《所有人的钟点》里那样）判断说文章不行，主张武功。塞万提斯是个老军人，他所作的判断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彼埃尔·梅纳德——他是（《职员的反叛》和贝尔特朗·罗素的同时代人——的堂吉诃德又是怎么重新陷入了这种含糊不清的诡辩啊！巴歇利埃夫人从中看到了作家随着主人公心理走的可敬而典型的例子。别的人（目光一点也不锐利）看到的是吉诃德的抄袭。巴古男爵夫人则认为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对于这第三种解释（我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不知道我敢不敢加上第四种，它与彼埃尔·梅纳德的几乎是神圣的谦虚十分相符。那就是：由于他的一种宽容或者嘲讽的习惯，使他喜欢宣传的恰恰是与他自己所赞同的完全相反的思想。（我们会记得，有一次他在雅克·勒波尔的短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痛骂保罗·瓦莱里的文章。塞万提斯所写的，跟梅纳德所写的，是逐字逐句完全一样的，然而后者几乎是无限地更为丰满（爱挑剔的人会说：更为含糊不清；然而含糊不清本身就是丰满）。

把梅纳德的《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例如，塞万提斯这样写（《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是时间的对手，是行为的仓库，是过去的见证，是现在的典范和警诫，是未来的教训。

这些话写在十七世纪，出之于“精明的外行”塞万提斯之手，他仅仅是玩弄辞藻，把历史吹捧一番而己。而梅纳德则恰恰相反，他是这样写的：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是时间的对手，是行为的仓库，是过去的见证，是现在的典范和警诫，是未来的教训。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这种思想是令人惊讶的。梅纳德是威廉·詹姆斯的同时代人，他并不把历史解释为对现实的探索，而认为是现实的根源。真正的历史，在他看来，不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的事。后面的那句话——是现在的典范和警诫，是未来的教训——却是无耻地实用主义的。

两者风格的不同也很鲜明。梅纳德的仿古风格，缺点在于矫揉造作——说到底，他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前驱就不是这样，而是自由自在地掌握着他那时代流行的西班牙文的。

没有一种智力活动最终不是一无用处的。一种哲学原理在开始的时候是对宇宙的近似的解释，多少年过去之后，就仅仅变成了哲学史上的一章——如果还未变成一段文字或者一个名词的话。在文学方面，这种最终的老朽，甚至说来还要难听。“吉诃德，”梅纳德对我说过，“起初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却成了表现爱国的精神，文法的傲慢，奢侈的豪华版本的工具。光荣的意义就在于难以理解，也许这是最坏的了。”

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没有什么新鲜，特殊的却是彼埃尔·梅纳德由此而产生的决心。他决定超越等待着一切人类苦恼的虚荣。他从事于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而且是事先就知道的很渺小的工作。他把自己的精力和夜晚的时间全部用来以异国的语言重复写作一本早就存在的书。草稿不断地增加。他细心地修改，撕毀了成千张稿纸。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见他的手稿，也小心地不让它们存在。我曾经徒然地企图把它们搜集起来。

我曾经想，在“最终的”《吉诃德》里面看到一种重新写作的痕迹，那是合情合理的，那里面应该显得出我们的朋友“预先”写下的字迹——虽然相当模糊，然而不是不能释读。不幸的是，一定要有第二个彼埃尔·梅纳德，把前一个的工作倒过来，才能把这个特洛伊发掘出来，使之复苏……

“思考，分析，发明，”他也曾经这样写信给我，“并非不正常的活动，而是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赞美这种功能的偶然成就，珍借其他人的古老的外来思想，不相信地、惊讶地记起doctor universalis所想的事物，就得承认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野蛮。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能力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我认为将来一定能够做到。”

梅纳德（也许他自己并不愿意）用一种新的技巧，丰富了处于停滞状态的基本读书艺术，那是一种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技巧，会促使我们阅读《奥德赛》时以为它是写在《伊尼德》之后，阅读昂里·巴歇利埃夫人的《桑滔的花园》时以为那就是昂里·巴歇利埃夫人本人。这种技巧使最最平淡的书籍充满奇闻。把《基督的模仿》归之于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或者詹姆斯·乔伊斯，难道不是这种虚弱的精神警诫的充分复兴吗？

尼姆，1939年

勒奈·笛卡儿（1596-1650），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和学者。

约翰·咸尔金斯（1614-1672），英国主教，科学家。

拉蒙·卢尔（1235？—1315），加泰隆传教土和经院哲学家·

乔治·布尔（1815-1864），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保罗·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哲学家。

昂里·巴歇利埃夫人也曾列入了一本克维多翻译的圣弗兰西斯科·德·萨莱斯《虔诚生活介绍》的逐字翻译本。但是在彼埃尔·梅纳德的书斋里并没有这本作品的痕迹。也许是我们的朋友开玩笑说的，而她信以为真了。——原注

除了这个目的外，我也想写文章描写一下彼埃尔·梅纳德的面貌。但是，我怎么敢跟巴古男爵夫人告诉我她正在写的金碧辉煌的文字，或者同卡罗卢斯·乌尔卡德那细致正确的画笔一争高低呢？——原注

希腊神话中的“回声"。

法文：用魔鬼的方式。

我记得他的四方格的笔记本，他划的黑线，他特别的排版符号，以及他那小虫子一样的字体。到了傍晚，他喜欢出去，在尼姆城郊散步；他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在那里放一把火烧掉。——原注

拉丁文：宇宙的博士。

《基督的模仿》是德国神学家托马斯·阿·肯皮斯（1380-1471）的神学著作。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法国小说家。

圆形废墟

好象他不再梦见你了……

——《在镜子里》第六章

谁也没有看见他是在哪一天晚间上的岸，谁也没有看见那艘竹舟怎样沉没在神圣的泥沼里，但是几天之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是从南方来的；他的家乡在河流上游的许多村落中，在大山的深腰里，那里的尊德语还不曾受到希腊语的污染，麻风病也不是那么经常发现。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灰色的人当时吻了一下稀泥，爬上了岸，没有挡开那些划破了他皮肉的苇叶（很可能他都没有感觉到），昏昏沉沉地鲜血淋淋地爬着，一直爬进了这个圆形的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只石头的老虎或者一匹石头的马，有时候是火红的颜色，现在则是灰白的颜色。这个圆形场地是古代被火焚毁的一座古庙，已经受到沼泽丛林的亵渎，它所供奉的神也不再有人来礼拜了。这个外来的人躺到台座下面，高升的太阳使他清醒了过来。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身上的创伤都已结了疤。他闭上苍白的眼睛，睡了过去，并非由于体力的衰竭，而是由于意志的决定。他知道这个废庙就是他那不可克服的意志需要的地方。他知道不断地繁殖的树木并没有封死河流下面另一个合适的神庙废墟，那里的神也被烧毁了。他知道当前的任务是做梦。半夜里，一只鸟的悲啼把他惊醒。许多赤脚的脚印，一些无花果，以及一只水罐，使他明白，当地的人在他做梦的时候已经尊敬地来看视过他，是为了恳求他的保护，或者是因为害怕他的魔法。他感到一阵恐惧的寒战，就在倒塌的墙壁间找了一个壁龛，藏身在不知名的灌木的叶丛里面。

把他引到这里来的目的，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它是超自然的。他要梦见一个人；要梦见他，包括全部的细节，而且要使他成为现实。这个魔法的计划消耗了他心灵的全部内容。要是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宇，或者讲讲以前怎么过的日子，他简直无法肯定地予以答复。这个荒废的坍毁的神庙对他很合适，因为它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看得见的世界。附近的农夫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承担了供应他有限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奉献给他的大米和水果，足够维持他身体的需要，使他能够从事睡觉和作梦的这唯一的任务。

起初，他作的梦是纷乱不堪的；不久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合乎辩证了。这个陌生人梦见自己在一座圆形露天剧场的中央，有点儿象被火烧毁的神庙。一大群密集如云的学生，肃静地在台阶上坐着。最远的学生的脸，远在几个世纪之外，高在天上的星宿之旁，但是都清清楚楚。这个人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解剖学，宇宙学，魔法学。一张张的脸热切地听着，努力地去领悟，以回答提问，好象他们明白这种考察的重要姓，因为这样会把他们之中的一两个从空虚的幻象中救赎出来，放进现实的世界里去。这个人，不论在梦中或者醒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这些幻影的答复，不让骗子手得逞。他有点困惑地发现，有一种智慧正在增长。他是在寻找一个值得分享宇宙的灵魂。

经过九个或者十个夜晚之后，他有点痛苦地懂得了，他从这些被动地接受他学说的学生中，不可能期望什么，只有从那些有时候敢于合情合理地反对他的人中间，才会找到希望。前者尽管可爱，使他喜欢，却不能上升到个性；后者则原来就显得可能性多一些。有一天傍晚（现在傍晚也用来作梦了，现在他只有在天亮的时候醒一两个钟头），他把这所学生众多的幻想的学堂永远停了课，只让一个学生留下来。这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少年，神情忧郁，有时候很倔强，瘦削的脸容跟他的梦想者相类似。他的同学们突然消失，并没有使他惊慌很久。经过几次个别讲授之后，他的进步就已经使老师大为惊讶。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天，这个人从梦中醒来，仿佛从粘糊糊的沙漠里出来一样。他瞧着傍晚朦胧的光，突然弄错，以为是黎明。他明白自己并没有作梦。整个晚上，整个白天，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压倒了他。他想到林莽里去踏勘一下，使自己疲劳。可是在毒芹丛中，他仅仅做了几个短暂而朦胧的梦，得到一些粗糙的一瞬即逝的幻景，毫无用处。他想再把学生召集起来，但是他刚刚说了几句简单的鼓励的话，就变了形状，消失不见。在这种几乎无休无止的失眠中，气愤的眼泪烧灼着他的老眼。

他懂得，把组成梦的无条理的杂乱事物加以模造，是一个男子汉所能从事的最最困难的工作，即使悟透了超级的和低级的谜也不行，要比用沙子搓一条绳子或者用没有脸的风铸成一个钱还要难。他明白，开初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他发誓，忘掉开始时把他引入歧途的庞大幻景，寻找另一种工作方法。在付诸实行之前，他花了一整个月，恢复被精神错乱所消耗的体力。他放弃了入梦之前的一切预想，因而几乎每天有一段合理的时间可以入睡。在这期间他作的很少几次梦，他也并不在梦中加以观察。为了使任务得以重新开始，他等待着满月的时候来到。来到之后，他傍晚下到河水里净身，礼拜了天上的众星宿，呼唤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名字的规定的音节，就去睡觉。他几乎立刻作起梦来，不禁心跳不止。

他梦见了活跃、温暖、秘密的它，有一只握紧的拳头那么大小，石榴的颜色，隐约地藏在一个还没有面孔和没有性器官的人体里面。一连十四个明净的夜晚，他以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它。每一个晚上，他观察着它，发现它越来越明显。他不触摸它，仅仅限于目睹着它，察看着它，也许还以目光纠正着它。他从许多的距离，许多的角度，观察它，培养它。到了第十四个夜晚，他用食指触了触它的肺动脉，然后又从里到外触摸了整个心脏。这次检查使他很满意。有一天晚上，他故意不作梦，然后重新拿起那颗心，祈求一个星宿的名字，开始从事另一个主要器官的幻影。一年不到，他已经达到了骨架和眼皮。无数的头发也许是一项最困难的工作。他梦见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小伙子，但是不能站起来，不会说话，也不睁开眼睛。一夜接一夜地，他梦见这个小伙子在睡觉。

诺斯替教的创世纪说，造物主捏成了一个红色的亚当，但是不能够站起来。这个巫师花了那么多夜晚在梦中制成的亚当，就跟那个泥土捏的亚当一样笨拙，粗糙，原始。有一天下午，这个人几乎把自己的成品完全毁掉，但是他后悔了（还不如毁了的好）。他把大地的神祇，河上的神祇都祈求遍了之后，扑到那座也许是只老虎，也许是匹马的雕像脚下，恳求这个不知名的神的救助。这天黄昏，他梦见了这座雕像。他梦见它是活的，颤动的。它不是老虎和马匹的丑恶变种，而是同时是这两种强有力的动物，也是一头公牛，一朵玫瑰花，一场暴风雨。这个多面的神向他显示，说它在地上的名字是火，在这个圆形的神庙里（以及其他同样形状的神庙里），曾经受过祭献，受过崇拜。它将魔术般地使这个梦中的幻影获得生命，以致所有的生灵，除了火自己和作梦者之外，都以为这是个有骨有肉的人。它命令，一旦此人被教会了礼仪，就要派到另一座坍毁的神庙去，那些金字塔还在下游耸立着，以便有人在那个废墟里赞颂它的名字。在这个作梦的人的梦中，作梦的人醒了过来。

巫师按照命令办事。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结果是大约两年），向这小伙子启示宇宙的奥秘，对火的崇拜。然而在内心里，他却因为就要跟他分离而痛苦。他以教育的需要为借口，每天延长作梦的时间。他也为他重新做了右肩，也许是因为原来的不得力的缘故。有时候，一种似乎一切都已经发生的印象，使他不能安宁……一般地说，他的日子是好过的；他闭上眼睛，就想：现在我是跟我的儿子在一起了。或者，想得更少一些的是：我培育的儿子在等待着我，要是我不去，他就不存在。

逐渐逐渐地，他使这小伙子习惯了现实。有一次，他命令他去远处山岭上插一面旗。第二天，旗子就在山峰上飘动了。他尝试了其他类似的测验，一次比一次大胆。他不无痛苦地明白，他的儿子已经准备降生了——而且也许还迫不及待。这天晚上，他第一次吻了他儿子一下，就派他到另一座神庙去；那座庙的废墟在河的下游发出白色，中间隔着许多里路的密集丛林和沼泽。在这之前（为了永远不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幻影，相信自己跟别人一样，是一个人），他使他忘掉了所有随师学艺的徒弟岁月。

他的成功和他的宁静，却受到了厌烦的侵袭。在傍晚的暮色里，以及黎明的曙光里，他俯伏在石像前面，也许是在想象他的非真实儿子也正在做同样的礼拜，在别的圆形废墟里，在河的下游。晚上，他不再作梦，或者作所有其他人同样的梦。他看到宇宙的声音和形状，都有点灰白。他的离去的儿子，就是靠着他灵魂的缩小获得养料的。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使这个人不禁沉浸在狂喜之中。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些讲他故事的人喜欢以年计算，有些则以五年为一期计算；有两个船夫半夜里惊醒了他。他看不见他们的脸，但是听见他们在讲，北方的神庙里有一个有魔法的人，能够踩着火而不烧着。巫师突然想起了神的话。他记得，构成地球的全部生物中间，只有火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幻影。这段回忆，开始时使他安心，后来却折磨着他。他怕他的儿子会思考这种不正常的特权，因而发现自己仅仅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人，而是另外一个人作的梦的投影，这简直是无比的屈辱！简直是头脑发昏！所有的父亲都关心（或者容忍）自己生育的儿子的一点点烦恼或者幸福；因此，也很自然，巫师担心着这个儿子的未来，这儿子是他在一千零一个夜晚，一点一点的脏腑，一个一个的特征，费尽心机地想出来的。

他的忧虑是突然地结束的，不过有些预兆。首先（在长期的干旱之后），远处飘来一片云，活泼得象只鸟，到了山头上。然后，南方的天空染上了豹子牙床那样的玫瑰红颜色。后来是使夜晚的金属生锈的团团烟雾。最后，是野兽惊慌地四散奔逃。因为，许多世纪以前的事情又重复发生了。火神的神庙的废墟，被火所焚毁。黎明，一只鸟也没有。巫师看见密集的火焰爬上了墙壁。有一会儿，他想逃到水里躲起来，但是后来明白，死亡就要来结束他的晚年，解脱他的劳作了。他向着一片片的火焰走去。火焰却并不咬啮他的肉，反而抚爱地围裹住他，既没有炙热，也没有烧灼。他宽慰，他谦卑，他惶恐，他明白，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在作梦时看见的幻影。

英国作家莱维斯·卡洛尔（1832-1898）的童话小说。

古代波斯的一种语言。

巴别图书馆

靠着这种艺术，你就能看懂二十三种不同的文字……

——《忧郁的分析》，第二部，第二节，第四段

宇宙（别的人把它叫做图书馆）是由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中央有宽大的通风井，环绕着极为低矮的栏杆。从任何哪一层的六面体，都能看见下面和上面的各层，没有止境。回廊的布置是一成不变的。二十只长书架，每边五只，排满四边，留下两边空着。它的高度与每一层的高度相等，刚刚超过一个普通图书馆员的身长。空着的两边中，有一边是一个狭窄的门道，通向另一个回廊，其模样跟第一个回廊和所有的回廊都相同。门道的左右两旁，有两间很小的房间。一间可供站着睡觉，另一间则供排泄的需要。从这里，通向一道盘旋的梯子，往下，达到无底的深渊，往上，升到遥远的高处。门道里有一面镜子，忠实地重复着映照的事物。人们总是根据这面镜子，说这个图书馆不是无限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这重复的映象呢？）我则宁愿作梦，梦中一切光亮的表面都能反照，从而达到了无限……光线来自一些球形的果子，名字叫做灯。每一层六面体内有两只，横排。它们发出的光不充分，然而也不中断。

我跟这个图书馆里所有的人一样，年轻的时候浪迹四方。我到处漫游，为的是寻求一本书，也许是一本目录的目录。现在我的眼睛几乎认不出我自己写下的字，我准备在离开我降生的六面体几里路的地方死去。死了之后，不会没有慈悲的手来把我抛到栏杆之外去。我的坟墓将是无底的空气。我的躯壳深深地坠落下去，被无尽无休的坠落所产生的疾风所腐蚀，所溶化。我证实，这个图书馆是无限的，理想主义者们抗辩说，六面体的大厅是绝对空间的一种必要形式，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我们对于空间的直觉。他们认为，一间三面体的或者五面体的大厅是不可思议的。（那些神秘主义者则声称，他们在心醉神迷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了一间圆形的房间，里面有一本书脊连在一起的圆形大书，遍绕着周围的墙壁。但是他们的证言是可疑的，他们的话也是难懂的。这本圆形的循环的书，就是上帝。）现在，我觉得，只要重温一下这个古典的定义就够了：图书馆是一个球体，其完整的中心是一个任意的六面体，其周围则无可企及。

每一个六面体的每一边墙，排列着五只书架；每一只书架上插着三十二册开本相同的书；每一本书有四百十页；每一页有四十行；每一行大约有八十个黑色的字母。每一本书的书脊上也有字母；这些字母并不指明或者说明书页中的意思。我知道，这样缺乏联系，有时候会显得神秘。在说明解决的办法之前（这个解决办法的发现，尽管带有悲剧性，却也许是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我要回忆一下某些原理。

第一：这个图书馆的存在是ab aeterno。从这条真理，立刻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的未来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有理性的头脑不能对此怀疑。人，这个不完整的图书馆员，可能是偶尔造成的，也可能是恶作剧的造物主造成的。而宇宙，以其内涵精美的书架，谜一般的书籍，供巡游者用的无穷尽的楼梯，供闷坐的图书馆员用的厕所，只可能是一个神的产物。为了领会神圣的东西和人间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只要把我这虚妄的手在一本书的末尾乱涂的歪扭符号，与书中和谐的字母相比较，就足够了。那些字母准确，精致，乌黑，而且无可比拟地均匀。

第二：拼写和书法的符号，其数目为二十五。由于这个证明，三百年来才有可能形成这个图书馆的总的理论，并且满意地解决了任何揣测所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是性质混乱而且无形。其中有一本书，那是我父亲在循环号1594的一层六面体里看见过的，全部由MCV三个字母构成。顽固地从第一行一直重复到末一行。另一本（是这个部分经常有人查阅的），则纯粹是字母的迷宫。不过在倒数第二页上，却可以读懂一行字：啊，时间，你的金字塔。这就可以明白，为了得到一句合乎情理的话，或者一个直截了当的注解，需要经过多少无意识的诘屈聱牙，语言上的废话连篇，以及前后不相连贯的文字。（我知道有一个野蛮的地区，那里的图书馆员反对在书籍里面寻找解答这种迷信而徙劳的习惯，把它跟在梦中寻找，或者在复杂的手纹中寻找，同样看待……他们承认，发明书写的人模仿了自然的二十五个符号，但是他们坚持，这是出于偶然，书籍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见解，我们将会看到，并非完全虚假。）

长久以来，都以为这些无法可读的书籍是用从前的语言或者远方的语言写成。这是真的，最古老的人，开初的图书馆员，他们使用的一种语言，跟我们现在讲的很不相同。这也是真的，向右走几里路，说的话就成了方言；向上走九十层楼，说的话就听不懂了。所有这些，我再说一遍，都是真的，但是四百十页都是一成不变的MCV，却并不跟任何语言相符，尽管它可能是一种方言或者原始语言。有人暗示说，每一个字母能够影响后续的字母，第七十一页第三行的MCV的价值，与另一页另一个地方的另三个字母不一样。但是这种模糊的论点并不能叫人信服。另外有些人想到了密码；这种猜测普遍地被接受，尽管其发明者在写成它时并不会这么想。

五百年以前，有一位上层六面体的主管，遇到了一本与其他书籍同样难懂的书籍，但是里面几乎有两页是行行相同的句子。他把这个发现给一位流浪的释读专家去看。这个人说是用葡萄牙文写的。另外一些人则对他说是意第绪文。都快要一个世纪了，才算弄清楚，这种文字是瓜拉尼的萨摩亚-立陶宛文，并且带有古典阿拉伯文的变体。它的内容也释读出来了：综合性分析的基本原理，以无限反复的多种例证加以说明。这些例证使一个有才能的图书馆员得以发现这个图书馆的基本规律。这位思想家注意到：所有的书籍，尽管形形色色的都有，却包含着同样的要素：空格，句点，逗点，二十二个字母。他也引证了所有旅行家都证明了的一个事实：在宏大的图书馆里，没有两本相同的书。在这些无可争议的前提之下，他推断说，这个图书馆是完全的，它的书架上收藏着二十多个书写符号的（数目尽管很多，却并不是无限的）全部可能实现的组合，或者全部可能表现的一切，包括所有的语言文字。所谓全部，指的是：将来的详细历史，大天使们的自传，图书馆的准确的目录，上千上千的假目录，对这些目录的虚假证明，对真目录的虚假证明，诺斯替教派的巴西利德福音，对这个福音的注释，对这个福音的注释的注释，你的死亡的真实记叙，每一本书的所有各种语文的版本，每一本书在所有的书里的窜改。

一旦宣布说，这个图书馆收藏着全部的书籍，起初的印象是出奇的幸福。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份未触动过的秘密财宝的主人。没有任何个人的或者世界的问题，不存在多种的解决办法——在某一个六面体里，宇宙得到了证明；宇宙突然篡夺了希望的无限领域。在那个时候，关于伸冤谈论得很多。出现了辩护和预言的书籍，总是在为宇宙的每一个人的行为辩解，而且为他的未来保留着奇妙的秘密。成千上万贪心的人抛弃了甜蜜的生身的六面体，冲向往上的楼梯，急切地追求使他们能以脱颖而出的虚荣目标。这些追求者在狭窄的回廊里争论不休，互相恶骂，互相在神圣的楼梯上打架，把骗人的书扔进地洞的深处，而自己则被远处地区来的人推进深渊而死。另外有些人则发了疯……伸冤的书确实是存在的（我看见过两本，讲的都是未来的人，也许并非是想象的人），但是那些搜寻者并不记得，一个人要找到他的那一本，或者他的那一本的不忠实异本，其可能性是否接近于零。

那时候，人们也在期待着对于人类的根本奥秘，即图书馆的来历和时间的来历，作出澄清。可以设想，这种重大的秘密是能够用语言说明的；要是哲学家的语言不够，那么图书馆的多种形状就可以产生合乎要求的前所未闻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的词汇和文法。人们对这些六面体感到厌烦，已经有四个世纪……也有一种官方的搜寻者，叫做查阅人。我曾经看见过他们怎样从事他们的工作：他们总是垂头丧气；他们谈到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几乎把他们摔死；他们谈到有图书馆员的回廊和楼梯；有时候，他们就近抓一本书过来，随意翻翻，寻找下流的话。显然他们谁也不盼望找到什么。

过度的希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极度的失望。肯定在某个六面体的某个书架上，藏着宝贵的书籍，肯定这些宝贵的书籍无法企及，简直使人难以忍受。有一个亵渎神圣的派别跳出来，主张停止探寻，所有的人都来把字母和符号打乱，靠着难以令人相信的偶然才能，构成这些经典书籍。行政当局因此不得不发布了严厉的命令。这个派别消失了，但是在我孩提时代，我还曾经看见过老人们长时间地躲在厕所里，把金属圆片放进被禁止的骰子杯，有气无力地模仿这种神圣的混乱。

另外一些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把无用的著作消灭。他们进入六面体，拿出并不总是伪造的委托书，吹毛求疵地翻翻一本书，然后把整个书架宣布为无用。由于他们这种清心寡欲的义愤，数百万册书籍消失不见了。他们的名字受到咒骂，但是那些悲叹被他们的狂暴所毁灭的“珍宝”的人，却忽视了两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第一，这个图书馆是如此庞大，任何人为的缩减，相比之下都显得极为微小。第二，每一本书都是唯一的，无法递补的，然而（由于图书馆是完全的）总有成百上千的不完整的复本：这些复本，除了一两个字母，或者一两个逗点有出入之外，没有太多的区别。与一般的意见相反，我敢于设想，这些查抄者劫掠的后果被夸大了，是被他们的狂热所引起的恐怖夸大的。这是他们想征服粉红色六面体的妄想促使他们这么干的。这个六面体的书籍，开本都比一般的小，然而无所不包，配有插图，而且具有魔力。

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另一种迷信，就是：书中人。在某个六面体的某个书架上（人们都这样认为），一定存在着一本书，它是其他所有一切书的完整缩本或概要。有一个图书馆员看见过它，说它是一个神的类似物。在这个区域的语言里，仍然存在着崇拜这种遥远功能的痕迹。许多人到处流浪，去寻找“它”。他们徒然地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了一个世纪。怎么才能找到藏着它的那个可敬的秘密的六面体呢？有人提出一种退一步的方法：为了找到甲书，先查阅指明甲书所在地的乙书。为了找到乙书，先查阅丙书。就这样查阅下去，一直到无限……我就是在这样的冒险中浪费和消磨了我的岁月的。我认为，宇宙的某个书架上，未必见得有一本完全的书；我祈求我不认识的神，让一个人——即使只有一个人，花几千年！——来把它翻阅一下，读一下。如果荣誉、知识和幸福轮不到我，那就归别的人吧。但愿天堂存在，尽管我的地方是在地狱。但愿我被蔑视，被消灭，然而你的庞大的图书馆要在一瞬间，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证明。

不信神的人断言，在这个图书馆里，胡言乱语是正常的，而合情合理（甚至谦虚和纯粹的连贯性）却几乎是神奇的例外。他们谈论（我知道）“那个狂热的图书馆，它里面的那些惶惑不安的书籍，冒着随时使自己变成别的书籍的意外，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扰乱一切，就象一个精神错乱的神”。这些话，不仅谴责了混乱，而且是很好的例子，足资证明这些人的低劣趣味，以及无可救药的无知。事实上，这个图书馆包含着一切语文的构造，一切二十五个书写符号所允许的变化，但是没有一句绝对的胡言乱语。观察一下我所管理的许多六面体里最好的书，如：有一本书名叫做《梳头发的雷》，另一本叫做《石膏的抽搐》还有一本叫做《阿哈哈哈斯·姆洛》，就会发现这种观察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这些题目，初看起来是不通顺的，然而无疑却是一种密码或者比喻的证明。这种证明既然是语文的，那就ex hypothesis在图书馆里会有所表示。我不能组合这样一些字母：

ｄｈｃｍｒｌｃｈｔｄｊ
那是这个神圣的图书馆没有预见到的，在它的某种秘密的语文里也不包括什么可怕的意义。谁也不能发出一个音节而不充满着温柔和可怕，而这个音节也并不是某种语文里强有力的神的名字。一句话说了出来就会引起重复。这一段无用的噜苏的话，已经存在于无法计数的六面体之一的五个书架上的三十本书的一本之中——还包括其论据。（n数的语文，可能使用同样的字母：在某些语文里，“图书馆”这个符号承认这样的正确定义：六面体回廊体系是遍布的、永存的。可是，图书馆就是面包，就是金字塔，就是任何别的东西，于是，给它下定义的十一个字就具有了另外的价值。你，看我这篇文章的人，你是否肯定懂得了我的话？）

有条不紊的写作，使我脱离开了人们的眼前的状况。可以确定的是，所有这些写下的东西，取消了我们，或者使我们变成了幽灵。我知道有些地区的年轻人在书籍面前膜拜，野蛮地亲吻书页，然而却不会释读一个字母。瘟疫，教派的分歧，必然会堕落成为匪帮的流浪生活，使居民减少十分之一。我相信我提到了自杀，它一年一年地越来越多。也许年老和害怕蒙骗了我，可是我怀疑，人类——这唯一的种族——正在自行消灭，而这个图书馆却会继续存在：光亮，孤单，无限，一动不动，装满着宝贵的书籍，既无用，也不朽，保守着秘密。

刚才我写下了“无限”两个字。我并不是仅仅由于修辞的习惯而加上这个形容词的。我是说，把世界想成无限，并非不合逻辑。谁把它判断为有限的，那就是自以为远处的回廊和楼梯以及六面体会不可思议地停止——这是十分可笑的。谁把它想象成为无限的，那就是忘掉了书籍可能有一定的数目。我敢于提出解决这个古老问题的建议：这个图书馆是无尽头的，周期性的；如果有一个永恒的游客，从任何哪个方向穿过去，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他会得到证实：同样的一些书籍，以同样的杂乱无章在重复（一次一次地重复，就会构成次序，也就是成为次序本身）。我的寂寞，由于有了这样美好的希望，竟然变成了快乐。

马尔·德尔·帕拉塔，1941年

《圣经》上写到有许多不同语言的人曾修筑一座摩天高塔，叫巴别塔。

英国作家罗勃脱·勃顿（1577—1640）的著作。

拉丁文：永恒的。

此文原来手稿并不包括数字和大写。其标点符号仅限于逗点和句点。这两个符号，加上空格，以及二十二个字母，一共为二十五，正好是这个不知名作者所说的数目。——原注

从前，每三个六面体有一个人。自杀和肺病使这样的安排遭到了破坏。我满怀难以名状的忧伤记得，有时侯我在这些磨得精光的回廊和楼梯上连走几夜，也没有逢到一个图书馆员。——原注

我重说一遍：可能有一本书存在就足够了。只是不包括不可能。例如：哪本书也不会同时是一道楼梯，尽管亳无疑问，有这样的书籍在讨论，否认，而且证明有这种可能性：也有这样的书籍，其结构就跟一道楼梯相同。——原注

拉丁文：理所当然.

莱蒂西亚·阿尔瓦雷斯·德·托雷多曾经说过：庞大的图书馆是无用的。严格地讲，单独一本书就已足够。一本普通开本的书，用九磅或十磅的字体印刷，包括无限薄的纸的无限数书页（十七世纪初，卡瓦利埃里说过：所有的固体、都是一个无限数平面的重叠），可是这本丝绸一样的袖珍本读起来很不方便。每一页明显的书页，会分开成类似的许多页，那不可思议的中间的一页，则是没有反面的。——原注

交叉小径的花园

献给维克托里亚·奥坎波

在利德尔·哈特所著的《欧战史》第二十二页上，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记载：十三个团的英军（配备着一千四百门大炮），原计划于1916年7月24日向塞勒-蒙陶朋一线发动进攻，后来却不得不延期到29日的上午。倾泻的大雨是使这次进攻推迟的原因（利德尔·哈特上尉指出）。当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下面这一段由俞琛博士口述，经过他复核并且签名的声明，却给这个事件投上了一线值得怀疑的光芒。俞琛博士担任过青岛市Hochschule的英语教员。他的声明的开头两页已经遗失。

……我挂上了电话。我立刻记起了这个用德语对我说话的人。他是理查·马登上尉。马登竟然在维克托·鲁纳贝格的公寓里！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完蛋了，而且——不过这似乎是次要的，或者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们的生命也完蛋了。这意思就是说：鲁纳贝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编者按：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的胡说八道。真相是：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比纳，又名维克托·鲁纳贝格，向前来执行逮捕令的理査·马登上尉拔出自动手枪，后者为了自卫，开枪打伤鲁纳贝格，因而使其伤重致死。）这一天太阳落山之前，我也处在同样的危险之中。马登是冷酷无情的，或者最好是说，不得不装得冷酷无情。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为英国服务；人家说他脾气不冷不热，而且为人也许还有点儿不忠诚。为什么他不抓紧而且充分利用这么一个奇迹似的好机会，发现，逮捕，或者杀死两个日耳曼帝国的间谍呢？我上楼到了我的房间里，可笑地锁上了门，仰天躺在狭窄的铁床上。窗外仍然是那么些屋顶，还有那六点钟时的朦胧的太阳。我觉得难以相信：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征象，竟然会是我难以逃脱的死期。尽管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尽管我是在海奉一个整齐对称的花园里长大的孩子，难道我就得去死？后来，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而且恰恰是在现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接连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话着无数的人，可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就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想起马登那张使人无法忍受的马脸，反而使我撇开了这些胡思乱想。在忿恨和恐惧之中（现在我说恐惧，已经毫不在乎，因为现在我是在嘲笑理查·马登，现在我的脖子是在渴望绞索），我心里想，这个爱吵爱闹而且无疑是很幸福的军人，根本没有怀疑我掌握着这个秘密：在安克雷的英国大炮新阵地的确切名字。一只鸟在灰暗的天空上飞过，我在昏乱之中把它变成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又变成了许多飞机，（在法国的天空中）以直接命中的炸弹，夷平了英国的大炮阵地。要是我的嘴巴，在一颗子弹把它打烂之前，能够喊出这个地名，喊得德国都听见了就好了……我这人类的声音是很渺小的，怎么能够使它让我的首领听见呢？可是非得让这个可厌的有病的人听见不可；这人既不认识鲁纳贝格，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是在司塔福郡。他坐在柏林的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等待着我们的情报……我高声地说：我应该逃走。我在毫无意义的完全的静默中不声不响地起了床，仿佛马登已经在侦察我。有一种什么念头——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我身边确是一无所有——促使我检查我的口袋。我找到的都是我知道会找到的东西：一只美国怀表，一条镍表链，一枚方形硬币，一个钥匙圈，圈上挂着鲁纳贝格那个公寓的倒楣的钥匙，一个笔记本，一封我想立刻销毁的信（结果并没有销毁），一个克朗，两个先令，几个便士，一支红蓝铅笔，一条手帕，一支只剩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很滑稽地把手枪握在手里掂了掂，鼓鼓自己的勇气。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手枪的响声可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不过十分钟，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计划。我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那个唯一能够帮助我传递情报的人的名字。他住在范顿的郊区，坐火车用不了半个小时。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现在我已经在实现一个谁也不敢说没有危险的计划。我知道，要把它实现，是相当可怕的。我不是为了德国才干的，不是。这个野蛮的国家，跟我毫无关系；是它，迫使我堕落到了当一名间谍的地步。另外，我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一个朴实的人，在我看来，他不比歌德差。我跟他谈过不到一小时的话，然而在这不到一小时里，他就是歌德。我就这么干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首领有点怕我这个民族的人，怕我身上汇集着的我们的无数祖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何况，我还得逃开那个上尉，他的手随时会敲我的门，他的声音随时会来叫我。我不声不响地穿好衣服，向镜子里的我告别，下了楼，察看一下宁静的街道，就走了出去。车站离我家不远，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坐一辆街车。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自己被认出的危险。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在这冷落的街道上，我总觉得会有人看见我，伤害我。我记得，我叫司机在离车站大门还有一段路的地方就停车。我缓慢地几乎是痛苦地下了车。我是到阿希格罗夫去，但是我却买了张到远一站的票。火车八点半开，只有几分钟了。下一班车要九点半才开。我急忙进去。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走过一节节的车厢；我记得车厢里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地读着塔西佗《编年史》的青年，还有一个快活的伤兵。火车终于开了。有一个人拚命地向月台尽头跑来。那是理查·马登上尉。我惊慌失措，颤栗着缩到座位的一角，远离那个可怕的车窗。

我的这种惊慌失措，逐渐转变为一种几乎是丧魂落魄的快乐。我对自己说：决斗已经开始，我已经蠃得了第一回合。也许是这四十分钟，也许是好运气，使我躲开了对方的进攻。我给自己解释：这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最后彻底的胜利。我又给自己解释：这个胜利并不是那么渺小，要不是我的火车正点开出，只要延迟一点点，我就已经在监狱里或者死了。我又给自己解释（并不是没有点儿作假）：我的快乐的怯懦，正好证明我是一个有能耐把这场冒险搞出一个好结果来的人。从这种软弱之中，我取得了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决不会消失。我预见到：人们越来越在投身于最凶暴的事业，很快就会都变成兵士和强盗。我愿意给他们这样的忠告：从事于暴力事业的人，应该想象自己已经完成事业，应该给自己一个象过去那样无法改变的未来。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以一个死去的人的眼睛回顾着这个流逝了的白天和延长着的夜晚。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一天了。火车轻快地在白杨树中间行驶，然后，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停住。没有人报车站的名字。“是阿希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的几个孩子。“是阿希格罗夫，”他们回答。我就下了火车。月台上亮着一盏灯，但是那些孩子们的脸仍然是在阴影里。他们中间有一个问我：“您是到史蒂芬·阿尔贝博士家去吗？”不等我回答，另一个又说他的家离这里远着呢，不过您不会找不到。您只要从左边的路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弯。”我扔给他们一枚硬币（最后的一枚了），走下几步石级，踏上了那条冷落的路。这是一条土路，缓缓地向下倾斜；路的上空，交叉着树木的枝叶，低低的圆月似乎在陪伴着我。

有一忽儿，我想理查·马登已经用某种方式看透了我这绝望的意图。但是，很快我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教我始终向左转的忠告，使我想起：这是发现某种迷宫的中心院子的通常方法。我对于迷宫还是有点儿懂得的。我不愧是那位崔朋的曾孙。崔朋原是云南总督，他辞去官职，写了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比《红楼梦》还要多；他还建造了一座迷宫，任何人进去了都会迷失。他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从事这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是有个来历不明的人暗杀了他，他的小说变得毫无意义，他的迷宫也找不到了。我在英国的树荫之下，思索着这个失去的迷宫。我想象它没有遭到破坏，而是完整无损地座落在一座山的神秘的山巅；我想象它是埋在稻田里或者沉到了水底下；我想象它是无限的，并非用八角亭和曲折的小径所构成，其本身就是河流，州县、国家……我想象着一个迷宫中的迷宫，想象着一个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不断地增大的迷宫，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辰。我沉浸在这些想象的幻景之中，忘掉了我所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成了这个世界的抽象的观察者。周围朦胧而活跃的田野，天空中圆圆的明月，逐渐浓重的暮色，都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甚至这条不可能使我有任何疲劳感觉的下坡路，也是如此。这暮色是亲切的，无穷无尽的。道路向着下坡伸展，分成岔路，穿过迷惘的草地。一阵尖锐的几乎是分着音节的音乐，随着阵阵的微风，忽儿近来，忽而远去，因为叶簇阻隔和距离遥远而模糊不清。我想，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西风的敌人。就这样，我到了一座高大的铁门前面。从铁栅中，可以看见一条杨树成荫的道路，一座凉棚之类的房屋。忽然，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几乎难以相信：这音乐来自凉棚，而且是中国音乐。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没有加以注意。我不记得那里是否有门铃、小钟，或者只是拍拍手招呼开门。那火花飞溅的音乐还在继续。

然而从里面房屋的深处，有一盏灯笼逐渐移近。这盏灯笼在树干之间忽儿放光，忽儿消失。这是盏纸做的灯笼，形状象鼓，色彩象圆月。一个高身材的人提着它。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灯光使我的眼睛发花。他开了大门，用我故乡的语言慢慢地说：

“原来是郗本仁兄光临，来宽解我的寂寞了。毫无疑问，您是想观赏一下花园吧？”

我记起来，郗本是我们一位领事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地重复着说：

“花园？”

“交叉小径的花园。”

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记忆；我不知怎么的，满有把握地说：

“那是我祖先崔朋的花园。”

“您的祖先？您的著名的祖先？请进来。”

潮湿的小径曲曲弯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来到一间书房，里面满是东方和西方的书籍。我认出了一些用黄绢面装订的大本子，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命令编纂的手抄百科全书，从来没有印刷过。留声机的唱片在一只铜铸的凤凰旁边旋转。我也记得有一只玫瑰色的大花瓶，还有一只几个世纪以前的古瓶，它的那种蓝颜色，是我们的手艺师傅从波斯的陶工那里学来的……

史蒂芬·阿尔贝微笑地观察着我。他（我已经说过）个子很高，脸上有深刻的皱纹，灰色的眼睛，灰色的胡子。他身上既有教士的那种模样，也有水手的那种气概。后来，他对我说，他“在渴望成为一个中国通之前”，曾经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坐了下来；我坐在一张低矮的榻上，他背向着窗户和一只高高的圆形座钟。我计算了一下，我的追逐者理査·马登，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得了。我以无可改变的决心等待着。

“崔朋的命运真是令人惊讶，”史蒂芬·阿尔贝说，“他是他家乡那个省的总督，既谙天文，又知星相，并且精通经史，擅长弈祺、诗词、书画。但是他却抛弃了这一切，从事于写小说，造迷宫。他拒绝了宦途、吏治、房闱、宴饮，甚至学问的乐趣，把自己幽闭在明寂阁中，达十三年之久。他死的时候，他的继承者只发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手稿。他的家属，大概您不会不知道，准备把它付之一炬，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者和尚——竖持予以出版。”

“我们崔朋家的血缘亲属，”我回答说，“至今还在咒骂这个和尚，出版这些手稿其实毫无意义。这本书不过是一大堆矛盾百出、体例混乱的材料。我有一次把它翻了一遍：主人公在第三章死了，到第四章又活了过来。至于崔朋的第二项事业，他的那座迷宫……”

“那座迷宫就在这里，”他把一座高高的漆得光溜溜的写字台指给我看。

“一座象牙的迷宫！”我喊起来，“一座小型的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看不见的时间的迷宫。我，一个蛮夷之邦的英国人，获得了揭示这个透彻的秘密的能力。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那些细节已经无法复原，然而还不难揣测当时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时候，崔朋说：我要隐居，去写一本小说。另一个时候，他说：我要隐居，去造一座迷宫。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两项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明寂阁矗立在一个大概是很曲折的花园中央，这个事实可能给人们暗示，确实有一座迷宫。崔朋死后，在你们家宽广的土地上，没有人能找到什么迷宫。这部小说的复杂混乱，却给了我暗示：它本身就是迷宫。有两种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种是：根据传说，崔朋意图建造的是一座严密地无限的迷宫。另一种是：我发现了他的一封残简。”

阿尔贝站了起来，有一会儿，他背向着我。他打开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黑漆写字台的一只抽屉，拿出一张纸，转过身来。这是一张原来猩红色的纸，现在已经变成玫瑰色，质地脆而薄，印着方格。崔朋的书法真是名不虚传。我热切地然而费劲地念着下面的这行字，这是我的一位直系祖先用毛笔写下来的：“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

我默默地把纸还给他。阿尔贝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经自己问自己，一本小说怎么才能是无限的。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想象，只能想象一本循环的书，兜圈子的书，它的最后一页与第一页完全一样，具有无限地继续读下去的可能。我记起来，在《一千零一夜》的正中间，有一夜，写的是莎赫拉萨德王后（由于抄写者魔术般的错乱）冒着重新回到她正在讲的这一夜的危险，原原本本地从头开始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就直到无限了。我也想象一部柏拉图式的世袭作品，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每一个后辈总是给它增加一章，或者以孝顺的谨慎修改前一辈的作品。这种猜想使我很高兴，但是哪一种猜想，即使以最渺茫的方式，看来都不符合崔朋的这些矛盾百出的篇章。我正处在这样的困恼之中，却从牛津给我寄来了您刚才看见过了的那张纸。很自然地，我在这句话上停住了：‘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我几乎立即就明白了，‘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这部混乱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这句话，使我想到：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的形象。我把这部作品重新看了一遍，证实了这个理论。在其他所有的小说里，人们每当面临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总是选择一种，排除其他。但是这一位几乎无法解释的崔朋，他却——同时地——选择了一切。他就这样创造了各种的未来，各种的时间，它们各自分开，又互相交叉。小说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譬如我们说：范生有一个秘密，有一个陌生人来敲他的门，范生决定把他杀死。当然，有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范生可能杀死闯来的人，闯来的人也可能杀死范生，两个人都可能活命，两个人都可能死去，如此等等。在崔朋的作品里，所有的各种解决办法都发生了，每一个办法都是与其他办法交叉的出发点。有时候，这座迷宫的小径集中到了一起，例如：您到这所房子里来了，然而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您可能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时候，又可能是我的朋友。如果您不在意我的无可救药的发音，我们可以念几段听听。”

他的脸容，在灯光的明亮圆圈里，无疑象个老人，然而却布着某种坚决的甚至不朽的神色。他缓慢地正确地把这部史诗作品中同一章的两种不同的写法，都念了一遍。在第一种写法里，一支军队，行军经过荒凉的山地，出发去打仗。嶙峋的怪石，阴沉的山谷，使他们觉得生命毫无意义，于是他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在第二种写法里，同一支军队行军经过一座宫殿，里面正在举行宴会。这场光辉的战斗，在他们看来，仿佛就是盛会的继续，于是他们取得了胜利。我以恰如其分的尊敬，听着这段古老的故事，也许并不是由于赞赏小说本身，而是由于它是我的一位祖先的创作，由这个遥远帝国的一位臣民，在西方的一个岛上，在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之中，把它重新归还给我了。我记得末尾的几句话，在两种写法里都一样，仿佛是一条神秘的戒律：“英雄们以宁静的心、凶猛的剑，奋勇战斗，委身于杀伐和死亡。”

从这个时刻起，我觉得在我的周围和我的阴暗的身体中，有一种看不见、触不着的东西在发芽生长。这并非是两支分开的，平行的，最后合并的军队，而是他们以某种方式预示的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并且是最内在的骚动。史蒂芬·阿尔贝继续说：

“我不相信您的有名望的祖先，会无所事事地玩弄这种千变万化的把戏。我并不认为他真会花费十三年的光阴，去从事一项无穷无尽的修辞试验。在您的祖国，小说是一种低微的学业，在那个时代是受轻视的。崔朋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然而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无疑的，他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他同时代人的言论——已足以证实他的一生——说明他对道学和神学的爱好。哲理的论辩篡占了他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我知道，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会使他不安，没有一个会使他费力，除了‘时间’这个深渊一样的问题。好吧，这就是在《花园》的篇章中没有描写的唯一的问题。他甚至不愿意用含有‘时间’意义的字眼。您对这种有意的回避怎么解释？”

我提出了好几种说法，但是都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最后。史蒂芬·阿尔贝对我说：

“有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棋；在这个谜语中，禁止使用哪个字？”

我想了想，回答说：

“就是棋这个字。”

“对了，”阿尔贝说，“《交叉小径的花园》本身就是一局巨大的棋，或者说是寓言，它的主题是时间。这种缜密的游戏，禁止提到它本身的名字。始终不把这句话说出来，只用不恰切的譬喻，明显的拐弯抹角来提到它，这些也许是一种指明它的最着重的方式。这是走了邪路的崔朋在他孜孜不倦地写成的小说里，逢到每一个曲折之处所爱用的迂回方式。我翻阅了几百页的手稿，改正了抄写人粗心大意的错误，猜出了一团混乱中的构思；我恢复了，或者我认为我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我全部翻译好了这部作品。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没有一次使用过‘时间’这个字。这解释很明显：《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崔朋所设想的一幅宇宙的图画，它没有完成，然而并非虚假。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时间的绝对。他相信时间的无限连续，相信正在扩展着、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这张时间的网，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一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这些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

“对于这一切，”我带点儿颤抖地说，“我向您表示感谢和敬意；您重建了崔朋的花园。”

“并不是一切，”他微笑着喃喃地说，“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数计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

我重新又感觉到我刚才说过的那种发芽生长。我觉得房子周围潮湿的花园里充满着看不见的人物，直到无限。这些人物就是阿尔贝和我，正在时间的其他范围内暗暗地劳碌着，变换着形体。我抬起眼睛，这微不足道的梦就消失了。黄黑色的花园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却象塑像那样坚实，然而这个人正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査·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存在，”我回答，“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阿尔贝站了起来。他高高的个子，伸手打开高高的写字台的抽屉；有一忽儿，他背向着我。我已经准备好左轮手枪。我十分仔细地开了枪。阿尔贝立刻倒了下来，一声都没有吭。我敢发誓，他是当场毙命的：就象一下雷击。

其余的都是不真实的，不足道的了。马登冲了进来，把我逮捕。我被判绞刑。可厌的是，我竟然胜利了；我已经把他们想要袭击的城市名称的这个秘密，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果然对它进行了轰炸。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看到：博学的中国通史蒂芬·阿尔贝，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叫俞琛的人所暗杀，这件事，对全体英国人来说，是一个谜。然而，我的首领已经释破了这个谜。他知道，我的问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喧闹声中）指明那个城市的名称就叫阿尔贝。他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杀掉一个叫阿尔贝的人。可是他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我的无穷的悔恨和厌烦。

利德尔·哈恃（1895-），英国军事作家，其《欧战史》于1934年出版。

法国地名。

德文：高等学校。

虚构的中国地名。

法国地名，又名柯尔贝。

英国地名。

英国地名，在司塔福郡。

刀疤

献给E．H．M．

他的脸上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一道灰白的弧线，从一侧的鬓角一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波所有的人都叫他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佬。这片土地原来的所有主卡尔多索，不愿意出卖这片地产。听说这个英国佬用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办法：把自己这道伤疤的秘史讲给他听，就把地买到丁手。这个英国佬是从边境，从南里约格兰德那边来的；少不了有人说他在巴西干过走私贩。这片土地改变成了牧场。那里水源的水本来是苦的。英国佬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很严厉，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办事公正得一丝不苟。据说他还是一个酒鬼，一年里总有几次要把自己关在牧场看守的房间里，拚命喝两三天酒，然后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就象打了一仗或者发了一场神经病一样：脸色苍白，颤颤巍巍，精神不宁，然而仍象原来那样威严。我至今记得他那双冰冷的眼睛，虚弱的气质，还有灰色的胡子。他不跟任何人来往；的确，他西班牙话说不了几句，而且带着巴西腔。除了一些商业信件或者几本小册子外，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

最近一次，我到北方各省去走走；卡拉瓜塔河涨大水，迫使我不得不到拉·科洛拉达去过夜。到了不过几分钟，我就发现我来得不是时候。我设法讨这个英国佬的欢心，便谈起一个最易激起感情的话题：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英国那样的精神，就是不可征服的了。对方表示同意，但是接着微笑地说，他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兰人，故乡是邓加范。说到这里，他就顿住了，好象泄露了一个秘密。

吃完晚饭，我们走出屋去，看看天色。雨已经停止，但是在南部的高原背后，还有闪电划破天空，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暴雨。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雇工，拿了一瓶朗姆酒到收拾干净了的饭厅里来。我们默默地喝着，喝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我已经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灵感，或是出于兴奋，或是出于腻烦，我提起了他的伤疤。这英国佬的脸沉了下来。有几秒钟，我想他大概要把我赶出屋去了。结果他却用惯常的声调对我说：

“我可以把我受伤的经过讲给你听，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不管情节多么丑恶，多么丢人，都统统讲出来，丝毫不打折扣。”

我同意了。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他忽而用英语讲，忽而用西班牙语讲，甚至还用葡萄牙语。

“1922年之前，我生活在康诺特郡的一座城市里，我是密谋爱尔兰独立的许多志士之一。我的同志中间，有一些从事和平的任务，活了下来；有一些，说来奇怪，现在竟在英国的国旗下，在海上，或者在沙漠里进行战斗；有一些，那都是最有价值的人，死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黎明的时候被睡眼惺忪的人枪毙；有一些（并非最幸运的），一辈子隐姓埋名，在内战中从事几乎是秘密的斗争。我们是共和党，是天主教徒；我们是怀疑派，是浪漫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是美好的未来和难以忍受的现在，它也是痛苦的亲爱的神话，是圆形的塔，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唱偷牛的宏伟史诗，有的牛被人格化而成为英雄，有的却变成了鱼和山……一天傍晚，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傍晚，有一个蒙斯特的同志来到我们这里，他的姓名叫什么约翰·文森特·蒙。

“他几乎刚满二十岁，长得瘦瘦的，软绵绵的，给人一种好象没有脊梁骨的不舒服的印象。他曾经狂热地也几乎是徒劳地从头到尾读过一本不知道叫什么的共产主义手册；不管辩论什么问题，他总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下结论。一个人用来咒骂别人或者热爱别人的理由，可以多如恒河沙数，但是蒙却把宇宙的全部历史仅仅归结为卑鄙的经济斗争。他坚持说，革命是注定要胜利的。我对他说，一个正派的人，只可能同情失败者，对失败的原因有兴趣，……那时天已晚了，我们还继续辩论着，从走廊里一直争到楼梯上，又从楼梯上争到空荡荡的街上。蒙发表的看法，还不如他那不容反驳的权威口气给我的印象深刻。这位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辩论，而是在以轻蔑的口气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城郊的最后几座房屋时，一阵突发的枪声使我们大吃一惊。（在这之前或者在这之后，我们是沿着一家工厂或者一座监狱的高墙向前走着的。）我们连忙拐进一条泥地的小巷。有一个兵士从一间着火的茅舍里冲出来，映着火光，显得特别高大。他大声喊叫，命令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的同志却没有跟上来。我只好转回去。只见约翰·文森特·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仿佛被恐惧钉住了一样。于是我转过身子，把那个兵士打倒，然后使劲推搡文森特·蒙，骂他，命令他跟我走。我不得不拉住胳膊拖着他跑；恐惧心已经使他变成废物。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逃跑着。一阵阵枪声紧逼而来。有一颗子弹擦过蒙的右肩膀。我们逃进松树林时，他竟抽泣起来。

“1922年的那个秋天，我曾在柏克莱将军的别墅里藏匿过。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当时正在孟加拉担任不知道什么行政职务。他的这座建筑还不满百年，但是已经朽坏，不但光线昏暗，而且还有许多曲曲绕绕的走廊和空空荡荡的门厅。搁置古董文物的房子和庞大的藏书室满地长着杂草，那些内容互相对立的书籍，正好代表了十九世纪的历史。尼沙普尔弯刀的弧形刀鞘上，还残留着古战场的风沙。我们（我相信我记得）逃进了这座别墅的底层。蒙的嘴发干，喃喃地颤栗着说：晚上的遭遇很有趣。我给他包扎，给他端来一杯茶；而且我还能够给他证实，他的‘伤’不过是擦破了一点表皮。他突然有点茫然地咕哝说：

‘可是您冒了重大的危险啊。’

“我对他说，不用担心。（内战的习惯已经促使我象我刚才那样去干，何况只要有一个同志被关进监狱，就有可能危害我们整个事业。）

“过了一天，蒙已经恢复自信。他接过一支烟，开始严厉地盘问我关于‘我们的革命政党的经济来源’。他提的问题十分有道理，我对他说，情况真的非常严重。阵阵深沉的枪声，震撼着南方。我又对蒙说：同志们正在等待着我们。我到房间里去取我的外套和左轮手枪。回来的时候，看见蒙闭紧了眼睛，躺在沙发里。他猜想自己是在发烧，而且觉得肩膀在痛楚地抽搐。

“于是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我无可奈何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就走了。这个怯懦的人使我感到羞愧，仿佛懦夫是我，而不是文森特·蒙。一个人所做的事，总是同所有的人所做的事有相似之处。因此，把在一座花园别墅里违抗命令说成是玷污了人类，也不能算不公允。同样，把一个犹太人钉上十字架说成是足以拯救人类，也不能算不公允。也许，叔本华的下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就是别人，任何人就是所有的人；在某神情况下，莎士比亚就是可怜的约翰·文森特·蒙。

“我们在将军的宽敞别墅里过了九天。关于战争的痛苦和光荣，我就不说了。我的目的是叙述这个使我破相的伤疤。在我的记忆里，这九天变成了一天，除了倒数第二天之外。那天我们攻陷了一座兵营，为我们十六位在埃尔芬被机枪打死的同志报了仇。我是在黎明时分，趁着昏暗溜出别墅的，到天黑了才回来。我的这位同志正在楼上等我；他受的伤，使他不能下到底层来。我记得，他手里拿着一本什么军事学的书，是茅德或者克劳塞维支的作品。有一天晚上，他对我承认说，‘我偏爱的武器是大炮。’他询问我们的计划，自命不凡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他还经常谴责‘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他固执而且阴沉地预言我们的结局肯定是毁灭。他自言自语地说：‘C’est une affaire flambée。’为了显示他对肉体上的怯懦满不在乎，他就竭力夸大他思想上的优势。就这样，不管好坏，我们过了九天。

“第十天，城市无可挽回地落到了‘黑与褐’的手里。高大的骑警一声不吭地在街道上巡逻；风刮来灰烬和烟雾。在一个街角，我看见兵士在扫射一具尸体，在我的记忆中，它不如广场中央兵士们用来练习射击的那个假人刚强……我是天上曙光初现时出去的，正午不到就回来了。蒙正在藏书室里，跟一个人说话；从讲话的语气，我明白他是在打电话。后来我听见他提到了我的名字。接着又说我将在七点钟回来。后来还献策说，可以在我穿过花园时把我逮捕。我的这位专门讲道理的朋友，正在很讲道理地出卖我。我听见他在请求保证他个人的人身安全。

“到这里，我这个故事的线索就混乱了，断掉了。我只记得我是在乌黑阴森的走廊里，在使人头昏目眩的无数楼梯上，追逐这个告密者。蒙对这座别墅十分熟悉，比我要熟悉得多。有一两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兵士们把我抓住之前，我终于把他逼到了一个角落。我从将军的一个兵器架上拔出一把弯刀，用这片钢制的新月在他脸上永远地划上了一弯鲜血的新月。博尔赫斯，您对我来说是一个陌路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向您吐露。您蔑视我，我是不会那么痛苦的。”

讲故事的人到这里停住了话头。我觉察到他的手在颤抖。

“那么，蒙后来怎样了呢？”我问他。

“拿了犹大的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傍晚，在广场上，我看见几个喝醉酒的兵士在把一具尸体当枪靶子扫射。”

我等着他把故事讲下去，可是他却有好半晌一言不发。最后，我不得不请他继续讲下去。

这时候，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虚弱的柔情把发白的弯弯的伤疤指给我看。

“您不相信我吗？”他喃喃地说，“您不看见我的脸上带着我卑鄙的记号？我把我这个故事用这种方式讲出来，是为了使您可以一直听到底。是我告发了庇护我的那个人；我就是文森特·蒙。现在您唾弃我吧。”

1942年

巴西讲葡萄牙语。

查理·史蒂华·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独立党领袖，主张爱尔兰自治。

德国地名。

波斯地名。

法语：这是一件倒楣的事。

“黑与褐”，英国政府于1921年成立的军事警察，以对付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黑与褐是其军服的颜色。

犹大，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因出卖耶稣，得到三十枚银币，后以这个名字泛指叛徙。

死亡和罗盘

献给孟迪·莫利纳·贝迪亚

在隆罗草率侦查的许多案件中，再没有象这一个这样奇怪——我们该说，这样出奇出骨地奇怪的了。那就是在特里斯特-莱-罗伊别墅内，在桉树无穷无尽的香气里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周期性凶杀案。的确，埃里克·隆罗没有能够阻止最后的一桩罪行，然而，他却是无可置疑地预见到了这桩罪行的发生的。他也没有推测出雅莫林斯基倒楣的谋杀的共同性质，但是他猜到了这一系列罪行的形态，以及一个诨名叫“花花公子夏拉克”的红衣夏拉克这个人的参与。这个凶犯（跟别的凶犯一样）被人咒骂，说隆罗之死，是由于他的缘故，但是隆罗从来没有受到过恐吓。隆罗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一个奥古斯特·杜平，然而在他身上，还是有着冒险家甚至赌棍的味道。

第一桩凶杀案，发生在北方旅馆——这是一座高大的三棱形建筑，矗立在海湾之上；海湾的水却是沙漠的颜色。这座高大的楼房里（它臭名昭著地综合了疗养院的讨厌白颜色，监牢的无其数小房间，以及妓院的一般性外貌），于12月3日来了一位马尔塞洛·雅莫林斯基博士。他是来参加第三届塔尔莫德会议的波多尔斯克的代表；一个灰胡子灰眼珠的人。我们从来没法知道这家北方旅馆是不是叫他喜欢。他用那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逆来顺受态度住了下来。就是这种逆来顺受，使他有可能忍得住喀尔巴阡山的三年战争，以及三千年来的压迫和蹂躏。人家派给他某一层的一间房间，正好在加利利的特特拉克占用的并非不太华丽的套房对面。雅莫林斯基吃了晚饭，准备第二天再出去参观这个陌生城市，就着手把他的许多书籍和极少衣物整理安置在壁架上，午夜之前就熄了灯。（这是睡在隔壁房间的特特拉克的司机声称的。）这间房间，在上午十一点零三分的时候，有《意第绪日报》的一个编辑打来过电话，但是雅莫林斯基博士没有接。人们发现他是在房间里，脸已经稍微变黑，身上裹着一件旧时代的长斗篷，里面却几乎是赤裸的。他躺在离开通向走廊的门不远的地方，胸脯被匕首深深地剖开。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在这间房间里，在新闻记者，宪兵，摄影记者们的簇围中，特雷维拉努斯警官和隆罗两个人安安静静地辩论起这个案子来。

“用不着到猫身上去找三只脚，”特雷维拉努斯说，神气活现地挥舞手里的雪茄，“谁都知道，加利利的特特拉克拥有世界上最精美的蓝宝石。有个人来抢它，走错了门，进到这里来了。雅莫林斯基已经起来，强盗就不得不把他杀死。您看呢？”

“有可能，但是没有兴趣，”隆罗回答说，“您反复地说：事实并没有责任一定要有兴趣。我要反驳您说：事实能够抛弃这种责任，却不能抛弃假设。您刚才设想的一套，过多地掺杂了偶然性。这里死了一位拉比我主张纯粹按照拉比的方式去进行解释，而不应当用一个想象中的强盗造成的想象中的损害来加以解释。”

特雷维拉努斯生气地答复：

“我对按照拉比的方式进行的解释没有兴趣；我有兴趣的只是抓住杀了这个陌生人的人。”

“这个人并不那么陌生，”隆罗纠正说，“这里有他的全部著作。”指着壁架上一排大开本的书：一本《犹太密教辩解》，一本《罗勃脱·弗鲁德哲学研究》，一本《塞弗尔·叶济拉》的直译本，一本《巴尔·兴姆传》，一本《哈西德教派的历史》，一篇（用德文写的）关于特特拉格拉马顿的论文，还有一篇关于潘塔特乌科的神圣目录的论文。警官看了它们一眼，有点害怕，几乎有点厌恶。后来，他笑了。

“我是个可怜的基督徒，”他回答说，“您想要，就把这些大厚本的书统统都拿去。我可不想在犹太教的迷信上浪费时间。”

“说不定这桩血案是属于犹太教迷信的历史的一部分，”隆罗喃喃地说。

“就象基督教一样，”《意第绪日报》的编辑企图把话说得完全。这个人近视，不信神，而且十分胆小。

谁也没有理他。有一个侦探发现一架小打字机里夹着一张纸，上面有一句没有结束的话：

“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发出……”

隆罗抑制住没有发笑。他突然变成了一个藏书家或者希伯来专家，命令把死者的这些书籍包成一包，带回到自已的办公室里去。他不去管侦查凶手的事，却专心地研究起这堆书来。一本大八开本的书向他显示了慈悲教派的创始者以色列人巴尔·兴姆·图布的教导。另一本，则是特特拉格拉马顿的德行和恐怖，特特拉格拉马顿，就是难以描摹的上帝的名字。还有一本，其论题是：上帝有一个秘密的名字，其中压缩着（就象波斯人认为是属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有的水晶球那样）它的第九属性，就是：永恒——也就是说：对宇宙一切将来的、现在的、过去的事物的立即认识。传统观念历数上帝的名字为九十九。希伯来专家认为，这个数字之所以不完整，是由于对偶数的魔幻的恐惧。而哈西德教派则认为，这样的重复，是为了指明第一百个名字——绝对的名字。

几天之后，《意第绪日报》的编辑来访，才把他从这种高深的学问里引开。这位编辑要谈杀人案，而隆罗却宁愿谈上帝的各种各样的名字。这位报纸编辑写了三栏篇幅的文章，声称：侦探长埃里克·隆罗正在专心从事研究上帝的名字，以便推测出凶手的名字。隆罗对于新闻报道的简单无知，一向习以为常，因而毫不生气。有这么一个书店的老板，发现任何一个人总会甘心于购买任何一本书的，就赶快出版了《哈西德教派的历史》的普及本。

第二桩凶杀案，发生在1月3日的晚上，地点在首都西郊最偏僻、最空旷的地段。天亮的时候，有一个骑着马在这一荒凉地带巡逻的宪兵，发现一家古老画店的门口，躺着一个身穿邦乔的人。僵硬的脸仿佛戴着一个血的面具；一道深深的刀伤，剖裂了胸腔。在红黄相间的菱形砖墙上，有一行白粉笔写的字。这个宪兵把它拼读了出来……当天下午，特雷维拉努斯和隆罗向着这个遥远的血案现场而来。城市从汽车的左边和右边逐渐分解，天空逐渐开阔，房屋逐渐稀少，许多地方只见一座砖窑或者一株杨树。他们到了这凄凉的目的地：一条死胡同，两边玫瑰色的墙，好象用某种方式映照着巨大的落日。死者已经验明，他叫达尼埃尔·西蒙·阿塞维多，一个在北方古老郊外颇有臭名的人。他从车夫爬上候选人的地位，后来堕落成了强盗，甚至告密者。（他们对他的这种死法，觉得甚为恰当；因为阿塞维多是那一代善于使用匕首而不会使用左轮手枪的强盗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粉笔写的那行字就是：

“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发出……”

第三桩凶杀案发生在2月3日的晚上。快到午夜一点钟的时候，特雷维拉努斯警官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有一个带喉音的人，用贪心的机密口气在电话里说，他名叫金兹堡（或者金斯堡）；他为了想得到合理的酬报，因而准备报告阿塞维多和雅莫林斯基两人被杀的情况。一阵不协调的嘶嘶声和喇叭声，淹没了这个告发者的声音。后来，电话就中断了。特雷维拉努斯尽管还没有把开玩笑的可能性排除（无论如何，当时刚好是狂欢节），他还是调査出来，电话是从利物浦酒家打来的。这是一家坐落在吐伦路的小酒店——这条发出咸水气味的路上，既有幻景剧场，又有牛奶店；既有妓院，又有经销《圣经》的人，在一起共居杂处。特雷维拉努斯打电话找老板谈话。老板（名叫黑脸费纳根，爱尔兰的老凶犯，现在已经被规规矩矩的生活所压倒甚至几乎消灭了）对他说：最后一个使用这家酒店的电话的，是一个房客，一个名叫格里费乌斯的人，他刚刚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特雷维拉努斯立刻亲自到了利物浦酒家。老板对他讲了如下的情況：八天之前，格里费乌斯借了酒店楼上的一间房间。他脸容瘦削，满脸灰色胡子，穿着寒酸的黑衣服。费纳根（特雷维拉努斯猜想，这间房间是他给一个店员准备的）要了一笔无疑是很贵的租金。格里费乌斯却立刻付了这笔钱。他几乎从来不出房门，总在房间里吃饭。酒店里也见不着他的面。这天晚上，他下楼来到费纳根的房间里打电话。一辆车窗紧闭的四轮马车来到酒店门口停住。车夫在驭座上一动没有动；有的酒客记得，他戴着一张狗熊的假面具。马车里下来两个小丑，都身材矮小，谁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都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们在呜呜叫的喇叭声中闻进费纳根的房间，拥抱格里费乌斯。后者好象认识他们，但是对待他们很冷淡。他们说了几句意第绪语——他是低沉的喉音，他们是尖锐的假嗓子——就上了楼上的房间。一刻钟之后，三个人下来了，都那么兴高采烈。格里费乌斯脚步踉跄，好象跟那两个人一样喝醉了。他夹在那两个戴面具的小丑中间，高大而摇晃地走着。（酒店里有一个女人还记得他们身上黄一块、红一块、绿一块的菱形花纹。）他两次绊倒，两次被小丑们拉起。三个人上了马车，向着附近水面成直角的内港的方向，消失不见了。后面的那个小丑，登上马车踏板的时候，在市场的石柱上画了个秽亵的图形，写了一行字。

特雷维拉努斯去看了那行字，这几乎是意料之中的：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发出……”

后来，他去检查格里费乌斯-金兹堡的房间。地板上有一个血溅的六角星；墙角里的烟头上有匈牙利的商标。一只衣柜里，有一本拉丁文的书——卢斯登的《希腊希伯来语言学家》（1739年）——里面有不少手写的注释。特雷维拉努斯一看见它就生气，立刻把隆罗找来。后者一到，帽子未摘，就读起这本书来，而警官则查询那些尽可能找来的矛盾百出的见证。四点钟时，他们离开了那里。他们踩着曙光照在弯弯曲曲的吐伦路上的死蛇般的影子走回去。特雷维拉努斯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故事，要是不过是一场幻景，那怎么办？”

埃里克·隆罗笑了，十分严肃地给他念了这本《语言学家》第三十三论中的一段（那是底下划了线的Dies Judaeorum incipit a solis occasu usque ad solis occasum diei sequentis。“那就是说，”他接着解释，“希伯来的白天开始接近黄昏，而且坚持着直至下一个黄昏。”

对方想嘲笑他。

这就是您今晚上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材料吗？”

“不是。最有价值的是金斯堡说的一句话。”

下午的报纸并没有不关心这种周期性的人命案件。《剑的十字架》把它与最近隐士会议的可敬的纪律和秩序相比。而恩斯特·帕拉斯特则在《殉教者》上斥责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小气的大屠杀，这么慢条斯理，竟然需要三个月，才消灭三个犹太人”。《意第绪日报》则拒绝认为有一个反犹太密谋的可怕假设，“尽管许多深刻的心灵对于神秘的三件凶杀案不能接受其他解释”。南方最有名的枪手花花公子红衣夏拉克则发誓说，在他的地盘上，决不会发生这样的案件；他还指控，这是法朗兹·特雷维拉努斯的疏忽造成的。

3月1日晚上，特雷维拉努斯收到了一封郑重其事地密封了的信。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封巴鲁赫·斯宾诺莎署名的信，以及一幅本城的缩小平面图，而且是很不象话地从一本贝德克里撕下来的。信里预言，3月3日，将不会有第四桩凶杀案发生。因为西城的老画店，吐伦路的小酒店，以及北方旅馆，就是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完美的三个尖顶。地图上用红笔划出了这个三角形的形状。特雷维拉努斯听天由命地看了这封信里这一番属于地理学范围的议论，就把信和图送到了隆罗家里——处理这种疯狂的事情，只有他，才是无可辩驳的适当的人。

埃里克·隆罗对此进行了研究。事实上，这三个地方的距离是相等的。时间的等距离（12月3日，1月3日，2月3日），空间的等距离，还有……突然之间，这个秘密可以解开了。一只两脚规和一只罗盘就完成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直觉的启示。他笑了，嘴里说出了“特特拉格拉马顿”这个字（这是他新近学到的），就打电话给警官，对他说：

“多谢您昨晚上送来给我的这个等边三角形。它使我有可能解开这个案件。明天星期五，凶手就要进监狱了。我们可以太平无事了。”

“那么，他们不打算干第四桩凶杀案了？”

“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在打算干第四桩凶杀案，所以我们才能够太平无事。”隆罗挂上了话筒。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乘上南方铁路的火车，向特里斯特-莱-罗伊的废弃的别墅而去。在我这个故事里的城市南边，有一条河水混浊的死河，以里面满是鞣皮废水和垃圾闻名。河对岸有一个工厂郊区，那里，在一个巴塞洛纳的恶霸头子庇护下，到处是枪手。隆罗想到了那个最有名的——红衣夏拉克——不禁微笑起来。他会付出一切代价来了解这次私访的目的的。阿塞维多是夏拉克的伙伴。隆罗在模模糊糊地设想第四个牺牲者会不会是夏拉克。后来，他抛开了这个念头。他已经暗暗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现实（名字，逮捕，脸容，法律手续，监狱），现在对他几乎都没有兴趣。经过三个月伏案的研究之后，他要散步，他要休息。他思索着，对于这些凶杀案的解释竟然是在于一个没有名堂的三角形，在于一句尘封的希腊话。其中的秘密在他看来已经清晰明白。他很惭愧，怎么会花费了他整整一百天。

火车在一个寂静的货站停住。隆罗下了车。这是一个荒凉寂寞的傍晚，仿佛是黎明。模糊的草原上的空气，既潮湿，又寒冷。隆罗向着田野走去。他看见狗，看见一条死路上的一辆大车，看见地平线，看见一匹银色的马在一个池沼里饮着沉醉的水。天黑下来的时候，他才看见特里斯特-莱-罗伊别墅的四方形了望塔，几乎跟周围环绕着的桉树一样高。他心想，刚刚好是一个黎明一个日落（东方有一抹古老的光辉，西方也有一道同样的光辉），分开了在探求着名字的人那热烈渴望着的钟点。

一道生锈的铁栅，划出了别墅不规则的范围。大门紧紧地关着。隆罗怀着不大能够进得去的希望，绕着走了一圈。他重新到了进不去的大门前，几乎是机械地把手伸进铁栅，去拔门闩。铁闩的吱吱声使他吃了一惊；大门沉重地被动地完全打开了。

隆罗在桉树之间向前走去，脚底下踩着几个世纪混在一起的僵硬的烂叶。到近处一看，特里斯特-莱-罗伊别墅的这座建筑，到处都是毫无用处的对称，疯狂固执的重复。一个阴暗的壁龛里有一尊狄安娜，必然在另一个壁龛里有另一尊狄安娜。一座阳台对照着另一座阳台。双重的石级通向双重的石栏杆回廊。一座两副面孔的赫尔米斯投下了一个巨大可怕的影子。隆罗绕着住宅转了一圈，就象绕着别墅转了一圈一样。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观察到了。在地平面之下，他看见一扇狭小的百叶门。

他推开小门；几级大理石的石级，通向一座地窖。隆罗已经直觉地明白了建筑师的偏好；他猜到地窖的对面墙上，会有另外的石级。果然他发现了，就走了上去，伸手推开出口的活门。

一道光亮把他引向一个窗户。他打开窗户，圆圆的黄黄的月亮，映出了荒凉的花园里两座堵塞的喷泉。隆罗在住宅里探索，从餐厅前室和画廊走到几个形状相同的院子，而且同一个院子还到了好几次。他登上满是尘土的楼梯，到了圆形的前厅；相对的镜子把他变成无限数地多。他也懒得去打开或者半开那些窗户；窗外，总是显示着那荒凉的花园，不过是从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罢了。屋里，都是黄布套子套着的家具，布上爬满了蜘蛛网。他在一间卧室里停住脚步。这里，有一只瓷杯，插着唯一的一朵花。碰到了初降的露水，古老的花瓣就纷纷落下。到了第二层，也是最高的一层，这房屋显得好象是无限的，而且在增长。他心里想：这房屋也不见得有怎么大；昏暗，对称，镜子，许多岁月，我对它陌生，以及寂寞，使它显得大了。

顺着一道旋梯，他登上了了望台。这一天黄昏的月光从窗户的菱形格子中射进来，映照成为黄的，红的，绿的。一种叫他吃惊而头晕的回忆使他停住了脚步。

两个身材矮小的人，凶猛而强壮，向他扑来，解除了他的武装。另外一个人，个子很高，严肃地向他敬礼，对他说：

“您真是可爱。您节省了我们一天一夜的时间。”

他就是红衣夏拉克。那两个人把隆罗捆了起来。后者终于说出了话：

“夏拉克，您是在寻找秘密的名字吗？”

夏拉克照旧站着，无动于衷。刚才那场短促的斗争，他没有参与；他只是伸出手，接过隆罗身上搜出的左轮手枪。他又说话了；隆罗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胜利的疲劳，一种对宇宙万物的仇恨，以及一种不下于这种仇恨的凄凉。

“不是的。”夏拉克说，“我寻找的是某种更为短暂无常的东西。我寻找的是埃里克·隆罗。三年之前，在吐伦路的一家赌场里，您亲手逮捕了我的兄弟，把他送进监牢。我的人把我从枪林弹雨下救上马车，肚子上中了一颗警察的子弹。九天九夜，我在这座荒凉的对称的别墅里痛不欲生。我又是痛哭，又是发烧。那两副面孔的贾奴斯，一副面孔看着日落，一副面孔看着日出，在我睡梦中，在我失眠时，都叫我害怕，使我厌恶我自己的身体，使我觉得两只眼晴，两只手，两只肺，跟两副面孔同样可怕。一个爱尔兰人想叫我改变信仰，改信耶稣；他反复地对我说先知们说的那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到了晚上，我在昏昏沉沉之中，总是以这样的譬喻安慰自己：我觉得世界就是一个迷宫，我们不可能逃得出去，因为所有的道路，尽管看起来是向北或者向南，其实都是向着罗马。而罗马也就是一座四方形的监狱，我的兄弟和特里斯特-莱-罗伊别墅都在里面受苦。那几天晚上，我凭着那个两副面孔的神发誓，凭着发烧时和镜子里所有的神发誓，要在把我兄弟送进监狱的人周围编织一座迷宫。我果然编成了，而且很牢固。我用的材料是一个死了的异教徙，一只罗盘，一个十八世纪的教派，一句希腊话，一把匕首，一家画店的菱形砖墙。

“这一系列活动的第一阶段，是偶然完成的。我曾经跟几个伙伴——其中有达尼埃尔·阿塞维多——策划抢劫特特拉克的蓝宝石。阿塞维多背叛了我们；他用我们预付给他的钱喝醉了酒，提早一天动了手。他在这座巨大的旅馆里迷了路，凌晨两点闯进了雅莫林斯基的房间。后者因为失眠，就起来写作。可以设想，他当时正在编写一些关于上帝的名字的摘记或者文章。他已经写下了这么一句：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发出。阿塞维多一声不响地接近了他，他伸出手，想按响那能把旅馆里所有的人都惊醒的铃。阿塞维多就当胸刺了他一匕首。这几乎是一个反应的动作；半个世纪的暴行已经教会他，最容易最靠得住的是杀人……十天之后，我从《意第绪日报》上知道，您正在雅莫林斯基的著作中探寻解开雅莫林斯基之死的谜的钥匙。我读了《哈西德教派的历史》；我懂得，害怕说出上帝的名字的虔诚，产生了一种教义，认为这个名字是无所不能而且充满神秘的。我知道有一些哈西德派教徒，在探求这个秘密的名字时，曾经以人作为牺牲……我明白，您在猜测，是哈西德派教徒把这位拉比杀死，使他成为牺牲的。因此，我要来使您的猜测得到证实。

“马尔塞洛·雅莫林斯基是12月3日死的；对于第二个‘牺牲’，我选择了1月3日。雅莫林斯基死在北方；对于第二个‘牺牲’，我们认为西边的一个地方合适。达尼埃尔·阿塞维多正是恰当的牺牲品。他应该死；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是叛徒；他如果被捕，一切计划都要破灭。我们的一个伙伴把他刺死了。为了把他的尸体同前一个尸体联系起来，我在画店的菱形砖墙上写下了这一行字：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发出。

“第三桩‘凶杀案’发生在2月3日。就象特雷维拉努斯发现的，它不过是一场假戏。格里费乌斯-金兹堡-金斯堡就是我本人。我连续一星期（靠着一把柔软的假胡子的帮助）忍受着吐伦路那间邪恶斗室里的生活，直到我的朋友来把我劫持而去。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马车的踏板上，在石柱上写下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发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表明：这一系列的凶杀案一共三桩。大家都会得这样理解。然而我，却插进了一些反复的标志，使您，这位喜欢寻根究底的埃里克·隆罗，理解为一共有四桩。一件怪事出在北方，另外两件出在东方、西方，那就表明第四桩怪事准要出在南方。特特拉格拉马顿，也就是上帝的名字：JHVH，一共有四个字母。丑角和画店的砖墙，都要求以四为结束。我在卢斯登的书里某些段落下面划了线；这些段落说明：希伯来人计算一天是从日落算到日落的。这些段落叫人明白，凶杀是发生在每个月的第四日。我把等边三角形送给特雷维拉努斯。我推荐让您来加上那缺少的一只角。加上这只角，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菱形；这只角预先指定了期待着的死亡的地点。这一切都是预先考虑好的，埃里克·隆罗，目的就是为了把您引到这个荒凉的特里斯特-莱-罗伊来。”

隆罗避开了夏拉克的眼光。他望着树木，望着分成模糊的黄色、绿色、红色菱形的天空。他感到有一点冷，有一点不关个人的凄凉，几乎是无以名状的凄凉。天已经黑了，从尘埃满地的花园里升起一只鸟的徒劳的啼鸣。隆罗最后一次思考着这个对称的周期性的死亡的问题。

“在您的迷宫里，主要是三条线，”他终于这样说，“我知道有一个希腊的迷宫，只有唯一的一条线，而且是直线。在这条线上迷失了那么多的哲学家，一个小小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夏拉克，您在另一个化身中追逐我的时候，您假装（或者真干）第一桩凶杀案在甲地，后来，第二桩凶杀案在乙地，离开甲地八公里；后来，第三桩凶杀案在丙地，离开甲地和乙地各四公里，在两者之间的半路上。然后，您在丁地等着我，离开甲地和丙地各两公里，又是在两者之间的半路上。您在丁地杀死我，就象您就要在特里斯特-莱-罗伊杀死我这样。”

“为了再一次把您杀死，”夏拉克回答说，“我答应给您这个迷宫，它只包括一根唯一的直线，而且是看不见的，没有尽头的线。”

他后退了几步，然后，非常仔细地瞄准着开了枪。

1942年

犹太教的法典，系犹太人的教义、宗教、哲学、律法、道德、风俗之大全，历八个世纪（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始编纂成功。

俄国地名。

巴基斯坦的一省，耶稣传教的地方。

古罗马的官职，一省的总督或省长。

即犹太传教士。

卡尔·贝德克（1801-1859），德国人，以其所著导游书籍闻名。

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之神。

罗马神话中的守门神。

秘密的奇迹

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他说：“你逗留了多久？”他说：“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

——《古兰经》第二章259节

1939年3月14日夜晚，在布拉格的采尔特内街的一套公寓里，哈罗米尔·拉迪克（他曾著有一部未完成的悲剧《敌人们》，一本《永恒的辩护》和一篇研究雅各布·博埃默的间接犹太起源的文章），梦见了一盘长时间的大棋。下棋的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著名的家庭。这一盘棋已经下了许多世纪，谁也无法说出那被遗忘了的奖品，只能喃喃地说：奖品很多，也许是无穷无尽的。棋子和棋盘放在一座秘密的塔里。哈罗米尔（在梦中）是两个敌对家庭之一的长子。许多钟表敲响着这盘急迫的棋局的钟点。做梦的人在雨中荒原的沙地上奔跑，没法记得棋子的模样和下棋的规则。就在这时候，他醒了过来。暴雨的雷声和可怕的钟表声已经停止。一种有节奏的整齐的响声，时不时被号令的声音打断，在采尔特内街升起。天已微明。笫三帝国的装甲先头部队正在开进布拉格。

19日，当局收到了一封告发信；19日当天傍晚，哈罗米尔·拉迪克被捕。他被押进在莫尔达瓦河对岸的一座消过毒的雪白监狱里。他对秘密警察加给他的罪名没有一条能够反驳。他的母姓是雅罗斯拉夫斯基；他的血统是犹太人；他对博埃默的研究属于犹太学问；他的签名又耽误了一次抗议德奥合并运动的最后检查。1928年，他翻译了《塞弗尔·叶济拉》，给海尔曼·巴斯多尔夫书店出版。这家书店为了商业的目的，编了热情洋溢的书目，夸大了翻译者的名声。这份书目，现在正在朱利乌斯·罗特手里翻阅；这个人是秘密警察头目之一，拉迪克的命运就是掌握在他的手里。没有一个人对于自己专长之外的东西，不是轻听轻信的。两三个哥德体的形容词，就足以使朱利乌斯·罗特认为拉迪克极为重要，就准备让人把他处死，以便“杀一儆百”。日子定在3月29日上午九时。这样的拖延（其重要性读者随后便会知道），是由于同个人无关的迟缓的行政管理要求所决定的，就象植物和星辰一样。

拉迪克的第一个反应，不过是觉得害怕。他想，他们把他绞死，斩首，砍头，都不会吓住他，但是枪毙却使他不能忍受。他徒然地反复说：死亡的单纯而普通的行为，是其可怕性，而并非其实际的细微末节。他不厌其烦地想象着这些细微末节，荒唐可笑地力图把各种变化搜索干净。他无穷无尽地期待着这个过程，从失眠的黎明直至那神秘的排枪。在朱利乌斯预先指定的日子之前，好几百人已经死去，死在其形状其角度使几何学都为之技穷的院子里，由数目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兵士用机枪射杀，有的是在远处被结果掉，有的则就在近处。他以真正的恐惧（也许是真正的勇气）面对着这些想象中的行刑场面。每次的幻景，不过存在几秒钟。循环结束之后，哈罗米尔总是无休止地回到他死亡的无休止的前夜。后来，他思考着，现实并不总是跟预见恰恰相符的。他以合乎逻辑的顽强，得出了这个结论：预见到细微末节，就会阻止它真正发生。根据这种软弱的魔法，他发明了许多凶残的特征，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并不发生。自然而然地，其结果是他害怕这些特征竟然会具有预言性。晚上他非常苦恼，只好设法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相信时间总是在迅速流逝的这个实质。他明白，时间很快地就会到达29日的黎明。他大声地论证说：现在我是在22日的晚上，要是这个晚上（以及其他六个晚上）继续存在下去，我就不会受伤害，就是永生不死的。他想，梦中的夜晚是深深的乌黑的深槽，他可以沉没在里面。有时候，他渴望那最后决定一切的排枪，不管是好是坏，总可以把他从徒然的想象中解脱出来。28日，当落日的余辉映照在高高的铁栅上时，他的剧作《敌人们》的形象，把他从这种沮丧的思绪中引了开去。

拉迪克已经活过了四十年。除了一些友谊和许多习惯之外，从事探讨问题的文学工作，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跟所有的作家一样，他衡量别人的才能，是根据别人的作为；可他要求别人衡量他时，却要根据他的设想和计划。所有他印刷出版的书籍，都引起他一种复杂的后悔心情。他对博埃默、阿勃内斯拉、弗鲁德的著作的研究，主要不过是为了应用。而他翻译的《塞弗尔·叶济拉》，则里面满是疏忽，勉强，瞎猜。缺点比较少的，也许还是《永恒的辩护》。这本书的第一卷，谈论的是人类所想象的各种各样的永恒的历史。从帕尔梅尼德的生存，直到兴顿的可以改变的过去。第二卷否认（跟弗兰西斯·布拉德莱一样）宇宙的一切事物构成一个时间的延续。他论辩说：人们可能获得的经验的数字并不是无限的，只要一次“重复”就足以显示，时间就是欺骗……不幸的是，说明这种欺骗的理论，其本身未必见得不是欺犏。拉迪克常常是以糊涂的轻蔑加以论述的。他也出版了一系列表现主义的诗歌；这些诗，诗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出现在1924年的一本选集里，但是没有一本后来的选集不再继续选入的。对于这一切从前的错误和软弱，拉迪克想以诗剧《敌人们》予以挽救。（拉迪克赞赏诗，因为它可以防止读者忘掉不真实，而不真实则是艺术存在的条件。）

这部剧本完全遵守时间、地点、动作相一致的三一律。剧情发生在拉德卡尼，罗谋施塔特男爵的书房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个傍晚之一。第一幕第一场，一个陌生人来拜访罗谋施塔特。（一只钟指着七点，残阳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玻璃窗，空气中传来热烈的熟悉的匈牙利音乐。）这次来访之后，接着又来了好几次。罗谋施塔特并不认识这些闯来的人，但是他有一种麻烦的印象，好象都看见过他们似的，也许是在一次梦中。所有的人都夸张地恭维他，然而这些人明显地——首先是剧本的读者发现，后来是男爵自己——是秘密的敌人，密谋要把他消灭。罗谋施塔特设法停止了或者嘲弄了他们的复杂阴谋。在对话里，提到了他的未婚妻胡利亚·德·魏德瑙，还有一个叫雅罗斯拉夫·库宾的，此人有时候强向胡利亚求爱，现在则已发疯，自己以为自己就是罗谋施塔特……危险增强了。到第二幕结尾，罗谋施塔特不得不杀死了一个密谋者。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开始后，不连贯的情节逐渐产生。好象已经与剧情无关的演员又回了转来。被罗谋施塔特杀死的人也回来了一会儿。有人注意到，天色还没有昏暗，钟还是指着七点，西斜的阳光映照在高大的玻璃窗上，空气中传来热烈的匈牙利音乐。第一个来访者出现了，把他在第一幕第一场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罗谋施塔特毫不惊讶地跟他对话。读者明白，罗谋施塔特原来就是可怜的雅罗斯拉夫·库宾。戏剧并没有存在，存在的只是库宾无穷无尽地活了又活的荒唐循环。

拉迪克从来不问这部悲喜剧是浅薄还是绝妙，是精确还是凑数。在他草拟的梗概中，他作了一项发明，用来掩饰他的缺点，赢得他的运气，那就是，从根本上挽救（以象征的方式）他自己的生命。第一幕和第三幕的某几场已经完成，作品的诗韵特点允许他继续对它加以检查，在手稿不在眼前的情况下修改那些六音步诗句。他想，这个剧本还缺两幕，而他却很快就要死了。他在黑暗中向上帝说：“如果我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如果我并不是你的一个重复或者一个错误，那么我就作为《敌人们》的作者而存在吧。为了完成这部剧本，它既可以作为我的证明，也可以作为你的证明，我还需要一年时间。你就是世纪，你就是时间，你赐给我这些日子吧。”这是最后的一夜，也是最残酷的一夜。可是，十分钟之后，睡梦就把他淹没在乌黑的水中了。

黎明时，他梦见自己躲藏在克莱门蒂农图书馆的一个大厅里。一个戴黑眼镜的图书馆员问他：“你找什么？”拉迪克回答他说：“我找上帝。”图书馆员对他说上帝是在克莱门蒂农的四十万卷书籍之中的一卷之中的一页之中的一个字母之中。我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的父母曾经寻找过它；我自已，因为寻找它，变成了瞎子。”他摘掉眼镜；拉迪克看见他的眼晴已经死去。一个读者进来归还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用，”他说着，交给了拉迪克。拉迪克随手把它翻开，看见一幅印度的地图，觉得有点头晕。忽然他肯定了，摸到了一个微小的字母。—个无所不在的声音对他说：“你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已经允准了。”就在这时候，拉迪克醒了过来。

他记起来，人们的梦是属于上帝的；马伊莫尼达斯曾经这样写过：梦中的话是神圣的，只要它清晰明确，而且看不见说话的是谁。他穿好衣服；两个兵士走进囚室，命令他跟着走。

在门的另一边，拉迪克已经预见到一个走廊、楼梯、亭阁的迷宫。但是现实却并不那么丰富：他们从一道唯一的楼梯走下去，来到一个后院。好几个兵士——其中有一个还敞着制服——在那里检查一辆摩托车，为它互相争论。上士看了看表：八点四十四分。应该等到正九点。拉迪克并不觉得不幸，只感到茫然，就在一堆羊毛上坐下。他发现兵士们的眼睛都避开着他的目光。为了免得等得不耐烦，上士给了他一支烟。拉迪克不抽烟，但是出于礼貌，或者由于谦虚，他接受了。在点烟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手在颤抖。天上起了云彩；兵士们低声谈话，好象他已经死了。他徒然地想起了那个以胡利亚·德·魏德瑙为象征的女人……

行刑队组成了，排成方阵。拉迪克站在狱墙前面，等着开枪。有人担心墙会被血染污，于是这个囚犯被命令向前走几步。拉迪克荒谬地想起了照相时开初的犹豫。一滴粗大的雨珠落到拉迪克的鬓角上，慢慢地沿着面颊滚下。上士喊出了最后的口令。

肉体的世界停止了活动。

所有的武器都伸向拉迪克，但是那些要杀他的人却一动不动。上士的胳賻举在半空，停在那里。院子里的一块砖地上，有只野蜂投下了一个固定的影子。风停息了，仿佛是在图画里。拉迪克试着发一声喊，发一个音节，弯一下手。他明白自己是麻痹了。这个瘫痪的世界连一点点最微弱的响声也传不到他耳朵里来。他想：我是在地狱里，我已经死了。他想：我是疯了。他想：时间已经停止了。后来，他又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也会停止的。他想证实一下，就背诵起（嘴唇没有动）维吉尔的神秘的第四首牧歌。他想象着那些现在已经离他很遥远的兵士，一定也同样的痛苦。他急切地想跟他们取得联系。使他惊讶的是，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却不觉得疲劳，也不觉得头晕。他睡着了，睡了难以计算的一段时间。醒来的时候，世界仍然是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息。那一滴雨珠还在他的面颊上；院子里还有那野蜂的影子；吐出来的烟卷的烟，一点没有消散。拉迪克还没有明白过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他向上帝要求整整一年，以完成他的工作，而全知全能的上帝也答应给他一年。上帝为他作了一个秘密的奇迹：让德国人的子弹在指定的钟点把他杀死，然而在他的思想里，却在下达命令到实现命令之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他从茫然到了诧异，从诧异到了顺从，从顺从到了突然的感激。

他没有别的文稿，除了记忆。他增加的每一行试写的六音步诗句，都使他获得了侥幸的力量，这是那些试图写诗而又忘了临时需要修改的段落的人所不能怀疑的。他工作，既不是为了后世，甚至也不是为了上帝。因为上帝的文学趣味他知道得很少。他细致地、一动不动地、秘密地在这段时间里规划着他的高大巍峨的看不见的迷宫。他两次重写了第二幕。他抹掉了某些过于明显的象征，如反复的钟声，还有音乐。任何情况都不能使他厌烦。他删除，他压缩，他充；有的时候，他又采用原来的手稿。他变得喜欢这个院子，喜欢这个监狱了。有一张脸对着他，这张脸使他修改了有关罗谋施塔特的性格的构思。他发现，使福楼拜那么害怕的困难的音节重复，不过是视觉的迷信，是书写语言而并非是音响语言的软弱和麻烦……他的剧本完成了。现在缺的仅仅是解决一个性质形容词。这个词他也找到了；那滴雨珠从他的面颊上滚下。他发出了一声疯狂的喊叫，转动着脸。行刑队的方阵开了排枪，把他打倒。

哈罗米尔·拉迪克死在3月29日上午九时零二分。

1943

古希腊哲学家。

结局

雷卡巴伦躺着，半睁开眼睛，望着茅草屋顶中间露出的倾斜而平坦的天空。隔壁房间里传来拨弄吉他的声音。一种极为可怜的迷宫那样的命运纠缠着他，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他……他逐渐逐渐地恢复到现实，日常的事物已经决不会被其他事物所代替了。他毫无怜悯地看着自己毫无用处的粗壮身体；一条普通的羊毛邦乔裹住了双腿。在窗户栅栏外的远处，伸展着草原和傍晚。他曾经睡着了一会儿，但是天光依然很明亮。他伸出左胳膊摸索着，触到了床脚上挂着的一只铜铃。有一两次，这声音使他激动了一下。门那边，仍然传来轻悄的乐音。弹奏者是个黑人。有一天晚上，这个黑人假装成歌手出现；他向另一个陌生人挑战，两人比赛长时间的对歌。他失败了，然而继续经常到酒店来，就跟有的人所盼望的那样。他拨弄吉他消磨时间，但是不再唱歌，也许那一次的失败使他很痛苦。人们对这个不碍事的人已经习以为常。雷卡巴伦是酒店的老扳；他可忘不了那一场对歌比赛；因为就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二天，他在翻腾几包茶叶的时候，右半身突然瘫痪，而且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们常常由于惋惜小说里英雄人物的不幸而获得力量，因此也过份地惋惜自己的不幸。雷卡巴伦却不是这样。他忍受自己的半身不遂，就象从前忍受美洲的艰苦和荒凉一样。他习惯于得过且过的生活，就跟那些牲口一样。现在，他眼睛望着天空，想着月亮周围的红圈，以为那准是下雨的征兆。

一个印第安人脸型的孩子（也许是他的儿子），把门打开了一点儿。雷卡巴伦用眼色问他有没有顾客。这孩子不说话，做了个手势说没有，还说那个黑人也不唱歌。这躺倒的人又单独留在屋里了；他的左手又玩弄了一下那个铜铃，仿佛在锻炼一种力量。

草原在落日的余晖下，凡乎是抽象的，好象是梦境。这时候，地平线上出现一个黑点，晃动着逐渐增大，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向着，或者好象向着这所房子奔驰而来。雷卡巴伦看见了他的尖顶帽子，深色的长邦乔，棕色的马，但是看不清来人的脸。这个人已经勒马不再奔驰，小跑着逐渐接近。到二百瓦拉左右的地方，他弯下了身子，雷卡巴伦不再看得见他，然而听得见他叽叽咕咕地在说话，然后，那人下了马，把马系在系马桩上，脚步坚定地走进了酒店。

黑人没有从乐器上抬起眼睛，仿佛还在那上面寻找什么，声音甜柔地说：

“我已经知道，先生，我可以跟您唱歌。”

另外那一个却以粗暴的嗓门回答说：

“我也可以跟你唱歌，黑炭。我让你等了好几天，不过，我还是到这里来了。”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黑人答复说：

“我已经习惯于等待；我等了七年了。”

另外那一个不急不忙地解释说：

“我没有看见我的儿子已经不止七年了。这些天，我找到了他们。我不愿意显得我是一个喜欢玩弄匕首的人。”

“责任在我，”黑人说，“我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刚来的人在柜台边坐下，真心诚意地笑着。他要了一杯甘蔗酒，尝了一尝，没有喝完。

“我给了他们一些忠告，”他说，“叫他们：决不要求太多，也不要不付任何代价。我对他们说：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就是不应该叫别人流血。”

黑人慢条斯理地拨响了几个音，然后才回答说：

“做得对。不过我们好象不是这样。”

“至少我不是，”刚来的人说；然后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的命运既然要我杀人，现在，我的手里又一次握着匕首了。”黑人仿佛没有听见他说的是什么，提醒他说：

“秋季到了，白天短了。”

“这点亮光对我已经足够，”对方回答说，站了起来。他走到黑人面前，好象很疲乏似的对他说：

“把吉他放下吧，今天我等着跟你比赛另一种对歌。”

两个人向着门外走去。黑人在走出门口的时候，喃喃地说：

“在这个人身上，也许我的遭遇会跟第一个人一样的坏。”

另外那一个严肃地回答说：

“在第一个人身上，你的遭遇并不坏。正是有了那第一个人，你才想达到第二个的。”

他们并肩走着，走到离开房屋一段路的地方。那里的草原跟别处一模一样。月光明亮地照耀着。突然，他们互相望了一眼，停住了脚步。刚来的那人解掉马刺，已经把邦乔在左胳膊上卷好。这时候，黑人说：

“我们动手之前，我有一件事要请求您：请您在这次交手中，施展出您所有的勇气和武艺，就象七年以前，您杀了我兄弟的那次一样。”

也许这是马丁·菲耶罗从他们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出了仇恨的含意。他感到他的血似乎变成了马刺在刺他。他们交起手来；锋利的钢刃划过，显出了黑人的脸。

在草原上，要谈论些什么事，都得等到傍晚的那个小时；也许从来不谈，也许谈个没完。然而我们并不理解我们所谈论的，或者我们理解了，但是无法解释，就象音乐一样……雷卡巴伦躺在床上，看到了结局。第一个回合，黑人往后一退，失了脚，躲过了脸上的一刀，却受到深深的一匕首，刺破了肚皮。然后是第二个回合。酒店老板没法看清楚。马丁·菲耶罗没有站起来，黑人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象在守望他临终的痛苦。然后，他在牧草上擦了擦血污的匕首，慢吞吞地走回屋来，一眼也不向后看。他已经完成了他正义的复仇的任务，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最好是说，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在大地上没有前途，他杀死了一个人。

长度单位，约80余厘米。

阿根廷作家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所作著名长诗《马丁•菲耶罗》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加乌乔雇工，在一次酒店决斗中杀死了一个黑人，因而逃亡在外七年。续集《马丁•菲耶罗的归来》描写他回到故乡，找到自己的儿子。

南方

1871年乘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 达尔曼。这个人是福音会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子，名叫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巴街一家市立图书馆的职员；他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阿根廷人了。他的外祖父就是第二步兵野战军的那个弗兰西斯科·弗洛雷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前线作战时，被卡特里埃尔印第安人的长矛刺死的。在这两个很不协调的家世传统之间，胡安·达尔曼（也许是出于日耳曼血统的一种冲动）选择了浪漫的祖先的那一个传统，或者说，浪漫地去死的那一个传统。一幅镶框子的旧式相片，照的是一个没有表情的满脸胡子的人；—把旧军刀，某些音乐的回肠荡气之情，《马丁·菲耶罗》的熟悉的诗节，过去的岁月，厌烦和孤寂，凡此种种，促成了他的这种克里奥约观念。这种观念带点儿自愿，然而决没有自夸。达尔曼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总算保住了南方那所原来属于弗洛雷斯家的庄园住宅。他的一个习惯性的回忆，就是常常想起那里的芬芳的桉树，以及那所玫瑰色的宽敞住宅，它一度曾经是鲜红色的。也许是职务，也许是懒惰，把他羁留在城里。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他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这个庄园，满有把握地认为他的那所房屋正在草原上的一个明确的地点等待着他。1939年2月的最后几天，发生了一件事。

命运对于过错总是盲目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放纵，命运就会变得冷酷无情。那天傍晚，达尔曼弄到了一部魏尔版的《一千零一夜》残本。他急于想看看这个新发现，没等电梯下来，就匆匆忙忙上了楼梯。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额头一擦而过：一只蝙蝠？一只小鸟？他从给他开门的女人脸上看到了恐惧的表情，发现自己按住额头的手上染着鲜红的血。那是一扇刚油漆过的窗户，有人忘记把它关上，才使他擦出了这个伤口。达尔曼总算睡着了，但是第二天黎明他就醒了；从那个时候起，一切东西在他看来都变得凶恶异常。寒热折磨着他，《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插图成了他恶梦的装饰。亲戚朋友来探病，总是以夸张的微笑反复对他说：他看来好多了。达尔曼以一种虚弱的痴呆态度听着他们讲，奇怪他们竟然不知道他已经进了地狱，八天过去了，几乎长得跟八个世纪一样。一天下午，常来的一个医生伴着另一个医生来了，他们把他带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医院，因为必需给他进行爱克司光透视。达尔曼由他们带着，坐在街车里，心里想，到了一间不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总能够睡得好了吧。他感到幸福，话也多起来。到了医院，人家给他脱掉衣服，剃光脑袋，把他用金属带子绑在一张小床上，以强烈的光照射他，直照得他头昏目眩。人家又用听诊器给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又在他胳膊上扎了一针。他醒来的时候觉得恶心，发现自己给绑着绷带，躺在一间象井那样的小房间里。在手术之后的几天几夜里，他渐渐明白，直到现在为止，他不过仅仅是到了地狱的郊外而已。冰块在他嘴里也留不下一些清凉的痕迹。在那些日子里，达尔曼一点一点地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本身，恨自己有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受到的屈辱，恨自己脸上长出的胡子碴。他坚强地忍受着治疗的过程，这实在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当外科医生告诉他，他几乎因为败血症而死掉的时候，达尔曼却哭了起来，为自已的命运而悲哀。身体的虚弱，以及夜间不断骚扰着他的恶梦，使他没有时间去想象死亡这样抽象的东西。又一天，外科医生对他说，他正在痊愈，不久就可以到庄园去休养。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这期待着的一天竟然来到了。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时间的差异。达尔曼到医院来的时候坐的是街车，现在也是一辆街车把他送往宪法广场车站。闷热的夏季过后，初秋的清新空气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中解脱出来的自然的象征。清晨七点，城市还没有消失夜晚赋予它的那种古老房屋的气氛：街道就象长长的走廊，广场就象安静的院子。达尔曼看着这熟悉的一切，快活得几乎要晕过去。在它们进入他眼帘之前几秒钟，他就想起了这些街角，这些广告牌子，想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朴实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新的一天的黄澄澄的天光之中，一切东西又都回到了他的身边。

没有人不知道：“南方”开始于里瓦达维亚的对面。达尔曼常常反复地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谁只要跨过那条街道，就会进入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实在的世界。他从街车里，在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中间寻找那些带栅栏的窗户，门上的门锤，门框的拱顶，门口的门房，以及门里的院落。

到了车站大厅，他发现自己早到了三十分钟。他突然想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离开伊里戈延的住宅不过几米），里面有一只大猫，它任凭人们抚摸，犹如一尊蔑视一切的神。他走了进去。那只猫就在那里，正在睡觉。他要了一杯咖啡，慢吞吞地往里加糖，尝了一尝（这种乐趣在医院里是被禁止的），一边抚摸着猫身上的黑毛，一边心里在想，这种接触简直象幻觉一样，他和猫之间好似隔着一片毛玻璃，因为人是生活在时间之中，生活在不断的连续之中，而这种神奇的动物，却生活在现状之中，生活在当前的永恒之中。

列车沿着倒数第二个月台停在那里。达尔曼经过一个个车厢，进入了一个几乎是空的车厢。他把箱子放上行李架；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打开箱子，犹豫了一会儿，取出了《一千零一夜》第一卷。这一部书与他遭到的不幸，关系如此密切，带着它出门旅行，就是这种不幸已经消失的证明，

就是对失败了的恶势力的快活而隐秘的挑战。

城市在列车的两边破裂成为郊区。这个景象，以及随后出现的菜园和田庄，耽搁了他打开书来看。事实上，达尔曼很少看书。没有人能够否认，磁石山和那个发誓要杀死他恩人的天才，是个奇妙的故事，但是并不比这个早晨以及这样做人更为奇妙。这种幸福之感，把他的心思从莎赫拉萨德及其虚假的奇闻上引了开去。达尔曼合上了书，让自己就这样地生活下去。

午餐（用发亮的金属钵子送来的汤，就跟孩提时代遥远的暑假旅行那样），更是安详而愉快的享受。

“明天早晨醒来，我就在庄园里了，”他想，仿佛倾刻之间，他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秋天里在祖国大地上旅行的人，另一个是禁闭在医院里受着疗程奴役的人。他看见没有粉刷的砖屋，长长的，四四方方的，永远望着经过的来往列车。他看见土路上骑马的人；看见沟渠、池沼、牧场；看见大理石那样大团的明亮云朵。这一切东西都是偶然的，仿佛草原上的梦一样。他也相信自己认出了树木和田地，不过他无法肯定，因为他对乡间的直接知识比他对家乡的怀念和文学的知识浅薄得多。

有时候他睡着了一会儿；他的梦里只有列车的运动。白天十二点钟时无法忍受的耀眼的太阳，已经成为傍晚的黄色的太阳，不一会儿又变成了红色。列车车厢也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宪法广场车站上出发时的样子：草原和时间已经穿透了它，使它改变了形状。外面，车厢移动的影子逐渐地向着地平线延伸开去。原始的大地，既没有被村落，也没有被其他人类的迹象所干扰。一切都是辽阔的，然而同时是亲切的，在某种情况下，又是神秘的。无边的原野上，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头牛。这种寂寥是完整的，也许是敌意的；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仅仅旅行到南方去，而是旅行到从前的年代去。他的这种幻想，被列车检票员打断了。后者看了看他的车票，对他说：列车并不在惯常的那个车站停车，而是在前方的另一个车站停车。这个车站，达尔曼几乎并不知道。（那个人又解释了几句，但是达尔曼既不想明白，甚至也不想听他，因为这种机械化的事情他并不关心。）

列车吃力地停住了，几乎就停在原野的中央。车站在铁路的另一边，不过是一道月台和一个棚子而已。什么车辆也没有。站长建议说，在商店那里也许能够找到一辆；还给他指了指，那是大约在十个或十二个夸德拉之外。

达尔曼只好步行，就算它是一场小小的冒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它最后的余晖在黑夜之前还照亮着活跃而寂静的草原。达尔曼慢吞吞地走着，不是为了怕累，而是想让这一切保留得更长久些，一面以沉重的幸福感呼吸着苜蓿的香气。

这一家商店，在某个时候曾经是鲜红色的，但是岁月已经为了自身的好处，消褪了这种强烈的色彩。这座破败建筑物的某些方面，使他记起了一幅钢版画，也许是一本旧版的《保尔与维基妮》里面的。门外的栏杆上系着几匹马。达尔曼走了进去，以为自己认识这个老板，后来明白，他跟医院里的一个职员面貌相似，所以弄错了。老板听了他说的情况，就答应给他找一辆马车。达尔曼为了消磨这一段时间，也为了在这一天里多做一件事情，就决定在这家商店里吃饭。

在一张桌子上，有几个小伙子在吵吵嚷嚷地喝酒吃饭。起先，达尔曼对他们并没有在意。有一个年纪很老的老头儿，背靠着柜台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活象是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岁月已经把他缩小，磨光，就象流水之于一块石头，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成语一般。他黝黑，瘦小，干瘪，好象超于时间之外，处于永恒之中。达尔曼满意地观察着他的围巾，粗呢邦乔，长奇里帕，以及马靴。不禁想起了跟北方几省的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的无结果的争论，便自言自语地说：象这样的加乌乔，除了南方之外，已经不再存在了。

达尔曼靠着窗边坐下。黑暗虽然已经把整个原野都笼罩住了，可是还要把它的气息和它的声音从窗户的铁栅中漂流进屋来。老板给他端来沙丁鱼，然后是烤肉。达尔曼喝了几杯红酒，吃完了饭。他懒洋洋地回味着嘴里的辣味，让眼光在屋子里流转，渐渐地上来了点儿睡意。房梁下吊着一盏煤油灯。另一张桌子上的三个顾客，两个象是田庄的雇工，另一个脸色呆板，有点象混血儿，戴着帽子在喝酒。突然，达尔曼觉得有个东西在脸上轻轻地撞了一下。在一只普通的不透明的玻璃杯旁边，在桌布的一条条纹上面，有一个面包搓的小球。这就是一切，然而是有一个人抛过来的。

另一张桌子上的人似乎与此毫无关系。达尔曼有点莫名其妙，决定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翻开了《—千零一夜》，好象要掩盖现实。过了几分钟之后，又有一个小球抛了过来。这一次，那两个雇工都笑了。达尔曼心里想：自己并不害怕，但是他，一个久病初愈的人，让素不相识的人拖进一场无谓的争吵，总不是一件好事。他决定走了算数。他刚站起来，老板就走了过来，用警告的口气劝他说：

“达尔曼先生，别去管那些小伙子，他们正在兴头上。”达尔曼现在倒并不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认识他，可是他却感觉到这种调解的话实际上反而使情况更加严重。那些雇工的挑衅原先只是针对着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几乎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个人的，可是现在却是针对着他，针对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邻座都已经知道了。达尔曼把老板推在一边，面对着这几个雇工，问他们要干什么。

那个脸象混血儿的家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离开胡安·达尔曼只有一步路，却大喊大叫地骂他，好象离得他老远似的。这人玩弄的是那套发酒疯的把戏，既凶狠，又可笑。他一边满嘴说着胡话、脏话，一边把一柄刀子抛向空中，眼望着刀子，等它落下来，把它接住。他要达尔曼跟他决斗。老板反对，用发抖的声音说：达尔曼没有武器。就在这个当口，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从房间的角落里，那个出了神的年老加乌乔那里，也就是达尔曼把他看作南方（就是他自己的南方）的缩影的那个人，抛过来一把亮闪闪的匕首，落到他的脚边。这仿佛是南方已经决定，达尔曼应该接受挑战。达尔曼弯下腰，捡起匕首，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这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动作，保证了他要去决斗。第二件：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不能起到保卫他的作用，反而让他们有了理由可以把他杀死。从前，他有时候也玩过匕首，就象所有的男孩子那样，但是他的武艺没有超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进攻时应该刀尖向上，刀刃向内。他心里想：“在医院里，人家是不会让这种事落到我头上来的。”

“我们出去，”那个人说。

他们走了出去。如果说，达尔曼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没有了恐惧。在跨过门槛的时候，他觉得，在屋外的天空下，在拚刀子时死去，对他来说，就是如同在医院的第一夜，人家给他扎上针时的那种解脱，那种幸福，那种欢乐。他觉得，在那时候，如果他有可能选择或者梦想自己的死，那么，这就是他所要选择或者梦想的死。

达尔曼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出了门，向草原走去。

指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后裔。

古斯塔夫•魏尔（1808-1889），德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他译述的《—千零一夜》出版于1837-1841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个地方。

伊布利托•伊里戈延（1852-1933），阿根廷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阿根廷总统。

长度单位，约125米。

法国作家贝纳廷•德•圣•彼埃尔（1737-1814）所著小说。

邦乔是方形斗篷，奇里帕是围裙；这里描写的是加乌乔典型的装束。

不死的人

所罗门说：大地上并没有新的事物。因此，柏拉图有了一种想象，以为一切知识不过都是回忆。因此，所罗门断言：—切新奇的东西不过是遗忘了的东西。

——弗兰西斯·培根：《散文集》，第五十八篇

1929年6月初，在伦敦，伊兹密尔的古董收藏家约瑟夫·卡塔菲卢斯，把一部蒲柏译的《伊利亚特》小四开六卷本（1715-1720年出版）赠送给卢辛热公主。公主接受了，在赠书的时候，跟他交谈了几句。据说，他是一个瘦弱而脸带土色的人，灰眼睛，灰胡子，面貌特别模糊不清。他毫不自知地交替使用好几种语言。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从法语变成英语，又从英语变成谜一样的萨洛尼加西班牙语和澳门葡萄牙语的混合语。10月，公主听见宙斯派来的一个人说，卡塔菲卢斯在回伊兹密尔去的路上死在海里了，已经埋葬在伊奥岛上。她在《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卷里，找到了这一份手稿。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夹杂着许多拉丁文。我们现在看见的，是直译的译文。

1

据我记得，我的苦难是在特巴斯·赫卡通比洛斯的一座花园里开始的，当时是迪乌克莱西乌斯皇帝在位。我参加了（没有什么荣誉可说）最近的埃及战争；我是驻扎在贝雷尼斯的一个军团的长官。该地面对着红海。热病和魔法消耗了许多渴望牺牲于战斗的视死如归的人。毛里塔尼亚人已经被征服；原来被背叛的城邦所占有的土地已经永恒地归属于阴间的神祇。投降了的亚历山大里亚，徙然地恳求凯撒的慈悲。不到一年，各个军团都奏凯报捷。可是我却几乎还没有见到战神的面。这种不幸的遭遇使我痛苦，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使在恐惧中，在茫茫的沙漠中，投身于探寻不死的人的秘城。

我刚才说过，我的苦难是在特巴斯的一座花园里开始的。整整那一夜，我没有睡着，因为有些什么东西在我的内心里斗争。天亮之前不久，我就起来了。我的奴隶们还在睡觉。月亮跟无限的沙漠一样的颜色。一个疲劳的浑身浴血的骑者从东方来，到了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翻身下了马。他用一种贪心而虚弱的声音操着拉丁语问我，那条洗涤着城墙的河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他说：叫埃及河，是雨水汇积成的埃及河。他悲伤地又说：“我所寻找的是另一条河，是那条给人们涤净死亡的秘密的河。”他的胸前还在流出暗红的血。他对我说，他的祖国是一座山，在恒河的另一边；在那座山上，大家都知道，谁只要向着西方走，那里是世界的尽头，就会找到一条河，它的河水使人可以不死。他又说，在那条河的对岸，矗立着一座不死者之城，城里有许多棱堡、露天剧场和庙宇。曙光初现的时候，他死了。可是我决定去探寻那座城市和他所说的那条河。经过刽子手的审讯，有几个毛里塔尼亚的俘虏证实了那个骑马人的话。有几个知道那个极乐之地，说是位于大地的尽头，在那里，人的生命是永存的。有几个了解帕克托洛河发源的山岭，那里的居民个个都活一个世纪。在罗马，我跟那些哲学家们谈话，他们觉得延长人们的生命就是延长他们的痛苦，增加他们死亡的次数。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是不是真的相信什么不死者之城；我想，这就足够使我担当起探寻它的任务。格杜利亚的地方长官派给我两百名士兵从事这项工作。我也招募了一些雇佣兵，据说他们熟悉道路，然而他们也是首先开小差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把我们旅程开始时的情况，改变得十分混乱不清，无法回忆了。我们从阿尔西诺出发，进入炙热的大沙漠。我们经过了穴居人的国家，他们吃蛇，没有语言的交往；经过了加拉门塔人的国家，他们男女杂交，饲养狮子；经过了奥基拉人的国家，他们只尊敬鞑靼人。我们又劳累地走过了另一些沙漠，那里的沙子是黑的，那里的旅行者只能利用夜间的时光，因为白天的炎热使人无法忍受。在远处，我看见了那座大山，是它给了大洋以名字；在它的山坡上生长着大戟草，可以解毒，山顶上居住着萨蒂族，那是一个凶残而粗野的人的国家，他们放荡淫乱。在这样野蛮的地区，土地就是生养恶魔的母亲，竟然在它的中心可能矗立着一座声名远扬的城市，我们都难以相信。我们继续向前行进，因为后退太使人丢脸。有几个轻率的人睡觉时把脸暴露在月光之下，就得了热病，发起烧来；有几个喝了池沼里的腐水，发疯而死。于是开始有人逃跑，过了不久，就发生了叛乱。我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手段镇压他们。我办得很公正，但是一个百夫长警告我说，叛乱者们（急于想为他们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报仇）正在阴谋把我杀死。我只得带着几个忠心于我的兵士逃出了营寨。到了沙漠里，在沙土的漩涡和茫茫的黑夜中，我跟他们失散了。一支克里地人的箭又射伤了我。一连好几天，我转悠着找不到水，有的只是一个个漫长的日子，而且由于太阳，由于干渴，由于害怕干渴而显得更加漫长。我任凭我的马匹随意走着。在曙光里，远处矗立着金字塔和高塔。我无法忍受地梦见了一个微小的光亮的迷宫，其中心有一个大水坛子。我的手几乎触着它，我的眼睛看着它，但是那些曲线是如此复杂而紊乱，我知道，我在触及它之前就会死去。

2

我终于从这场恶梦中解脱出来时，发现我被人绑住双手躺在一个长方形的石头壁龛里，这壁龛并不比一具普通的棺材大，挖在一座山的粗糙不平的斜坡上。壁龛的四周很潮湿，不象是人工而象是时间把它磨光的。我觉得胸口一阵阵作痛，干渴象烧炙一样。我抬起身子，微弱地叫喊着。山脚下，无声无息地流着一条肮脏的溪水，被垃圾和沙土弄得混浊不堪。溪水对岸，辉煌地（在落日或者初阳的照耀下）矗立着那座不死者之城。我看见了城墙、拱门、门楣、市场。它的地基是一片岩石的高地。成百个形状不一的壁龛，跟我的这个相似，挖在山坡上，山谷里。沙地上有许多不深的井；从这些可怜的洞穴（以及壁龛）里，有一些灰色皮肤的人钻出钻进，都是胡子拉碴，浑身赤裸。我相信我认得出他们；他们属于穴居人的野蛮种族；他们繁衍到阿拉伯湾的沿岸和埃塞俄比亚的山洞。因此，他们不会说话，而且吞蛇为食，毫不使我奇怪。

难熬的干渴使我不顾一切。我估计我离开沙地大约三十尺左右。我的手还给反剪着，我就闭上眼睛，向山下跳去。我把血污的脸埋进乌黑的水里，象野兽那样拚命饮水。在我又一次沉湎于幻梦和昏迷之前，我莫名其妙地反复说着一句希腊话：“塞利亚的有钱的特洛伊人，喝着伊索河里的黑水。”

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日夜夜在我的身上流逝。我浑身痛楚，无法回到岩穴的荫庇之下，赤裸裸地躺在无知的沙漠里，让月亮和太阳玩弄我的可悲的命运。那些穴居人，野蛮而幼稚，既不帮我活下去，也不让我立刻就死。我徒然地恳求他们让我一死了事。有一天，我在一块燧石的锋利边缘上磨断了捆缚住我的绳索。又一天，我和马尔科·弗拉米尼奥·鲁福，罗马一个军团的司令长官，站了起来，能够去乞讨或抢夺我的第一口令人作呕的蛇肉了。

我想看一看不死的人，想摸一摸这座超乎人类之上的城市的急切心情，使我无法睡觉。那些穴居人，好象了解我的目的，也不睡觉。他们不睡觉，起先是由于要监视我，后来，是我的不安感染了他们，就象狗可能受到感染一样。为了能够远离这个野蛮的部落，我选择了一个最不诡秘的时间，那就是快到傍晚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从石穴里、井洞里出来，眼望着西方，却什么也看不见。我高声地祈祷，倒不是请求神明保佑，而是用说出口来的语言吓唬这个部落。我涉过滩头污浊的溪水，向着城市走去。有两三个人困惑不解地跟着我走。他们（跟这种血统的其他人一样）身材粗大，不知道害怕，只懂得推却。我不得不绕过几个不规则的深坑，看来大概是采石场。这座城市的壮丽，使我眼目为之昏眩，以为离它已越来越近。但是直到午夜，我才踩着了它那高墙的黑影。这墙仿佛巨大的偶像，矗立在黄沙之上。一种神圣的恐惧，使我停住脚步。新奇和荒凉总是为人厌恶，因此，我很高兴有一个穴居人始终陪伴着我。我闭上眼睛（没有睡着），等待天色发亮。

我已经说过，这座城市是建造在一片岩石的高地上的。这片高地可以与一垛绝壁相比，并不比高墙易于接近。我徒然地走累了脚，也没有发现乌黑的城基有一点点不规则的地方。那一成不变的城墙好象也并不容许开一扇门。白天的热力迫使我躲进一个涧穴。洞穴底里有一口井，井里有一道梯子，通向阴沉沉的深处。我走了下去，我穿过许多混乱而肮脏的走廊，来到一个圆形的大厅，勉强可以看得清楚其中的东西。这间地厅有九扇门，八扇门通向一个迷宫，又骗人地折回原来的大厅。第九扇门（经过另外一个迷宫）通向第二个圆形大厅，跟第一个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大厅的总数。我的不幸和我的焦急，使它们越来越多。深沉的寂静有点怕人，然而那寂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在这个深入地下的石网里，除了地底下的风外，没有别的声音。这风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发现。铁锈的水流，无声无息地流进了石缝。我置身于这个可疑的世界，感到不寒而栗。我满腹狐疑地考虑着，除了前面看见的九扇门的地厅和互相交叉的地道之外，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存在。我不知道我在地底下走了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有时候，在同样的怀念中，我把野蛮人的丑恶部落跟我葡萄丛中的故乡混淆起来了。

有一条地道的尽头，一垛出乎意外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远处射来的一道光落到我的身上。我抬起昏眩的眼睛，在迷迷糊糊之中，在最高处，看见一块圆形的天空，那么纯蓝，我觉得可能是紫色的。墙上有一排竖立的金属的梯级。

虽然疲劳使我浑身无力，然而我还是往上爬，只是有时候停下脚步，因为幸福而呆呆地抽泣一会儿。已经可以看得见圆柱的柱头和环饰，三角形的山墙和穹顶，都是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复杂而豪华的结构。就这样我终于从地底下漆黑的交织的迷宫中爬上了灿烂辉煌的城市。

我恰好从一块小空地中爬上来，或者应该说，那是一个院子，周围环绕着唯一的一座建筑物，其形状不规则，高度也不一。许多各种各样形状的圆顶和柱子，都属于这一座形状奇怪的建筑物。面对着这座从未见过的难以置信的高大建筑，我惊讶于它建造年代的古老。我觉得它比人类还要早，比大地还要早。这种明显的古老（虽然对眼睛来说，有点可怕），我觉得只可能是不朽的工人的劳动。我在这座扑朔迷离的宫殿里踯躅，走过许多楼梯和过道；开始的时候很谨慎，后来就无所谓，最后变得完全绝望。（后来我研究清楚，那些梯级的长度和高度是不固定的！这个事实使我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疲劳。）起初我想：这座宫殿是神所建造的。我在这阒无一人的范围内探索过后，更正说：建造这座宫殿的神已经死了。我观看了它的奇特形状，又对自己说：建造这座宫殿的神是疯子。我这样说，我明白，其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指责，几乎是内心的痛苦。精神上的恐惧要比感觉上的害怕更甚。在极为古老的印象之上，又加上了许多别的印象：它是无止境的，是凶暴的，是彻底地无感觉的。我已经经过了一座迷宫，然而这座辉煌的不死者之城却使我害怕，使我厌恶。拿迷宫来说吧，它是为了使人迷惑而精心修建的建筑物，其结构具有大量的对称，无一不是从属于使人迷惑这个目的的。然而在这座我还没有完全探索遍的宫殿里，其结构却缺乏目的。它有大量没有出路的走廊，高不可及的窗户；华丽的门道所通向的却是一间斗室或者一口井；令人难以相信的反旋的楼梯，带着梯级和栏杆，通向地底下。另外一些梯子，悬空地贴着高大的墙壁，在圆顶上部暗处转了两三圈，没有通往任何地方便消失了。我不知道我所列举的所有这些例子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许多年来总是干扰着我的恶梦。我已经弄不明白这个或那个特征是现实的呢，还是扰乱我的夜间的那种形体的转化。这座城市（我想）那么可怕，只要它继续存在，即使是在一个秘密的沙漠的中心，也会玷污过去和将来，而且会以某种方式败坏天体。只要它继续存在，世界上就谁也不可能勇敢或者幸福。我不愿意再描述它了。由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的一团乱麻，—只老虎或者公牛的躯体，千奇百怪地繁殖着的牙齿、器官、脑袋，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也许）可能是它的比较接近的形象。

我不记得我回来的时候在这尘封而潮湿的地宫里经历过哪些阶段。我只知道我始终没有摆脱掉那种恐惧，怕走出最后一个迷宫时，我仍然处在这座可厌的不死者之城的包围之中。别的我都不记得了。这种遗忘，现在是医治不了的；也许这种遗忘是我自愿的；也许我逃跑时的情况是那么不象样，即使在我还不太忘事的日子里，我也会发誓把它忘掉的。

3

仔细地读过我所叙述的这场苦难经历的人，都会记得，有一个部落人，象一条狗那样紧紧追随着我，一直跟踪到城墙的不规则的阴影下。当我走出最后一个地宫时，我看见他就在洞口，趴在沙地上，笨拙地划着和涂改着一行行的符号，仿佛是梦中的字母，我正要去理解时，那些符号就混和在一起了。起初，我以为他写的是一种野蛮文字，其后，我觉得想象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竟然会写字，未免荒唐。而况，这些符号没有一个形状是和别的形状相同的，这就排除了或者远离了它们具有象征性的可能。这个人在那里划着，瞧着，涂改着。突然，他好象厌烦了这种游戏，用手掌和前臂把它们都抹掉了。他看看我，似乎不认识我。然而，我所得到的安慰（或者说，我的孤独是那么地使我胆战心惊），却使我想到，这个粗野的穴居人，从洞口的地上望着我，正是在等待着我呢。阳光烤热了原野；我们在星星初现的时候，启程回部落去，脚底下的沙子还发着烫。穴居人在我的前面走着。这天晚上，我设想了一个计划，要教他懂得事理，甚至还要教会他说几句话。马和狗（我想）是有能力懂事的；许多鸟，例如凯撒之城的夜莺，则会说话。要懂得事理，对于一个人的理解能力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人的理解力无论如何总比没有理性的动物高超。

这个穴居人的卑微和不幸，使我想起了阿尔戈斯的形象，阿尔戈斯就是奥德修斯的那条老得快要死的狗。因此，我也给他取名为阿尔戈斯，企图教他知道这是他的名字。但是我失败了，而且一再失败。威迫，强制，执著，统统都是徒劳。他一动不动，两眼发直，好象并不领会我反复发给他听的声音。他离开我只有几步，却仿佛在遥远的地方一样。他趴在沙地上，似乎是一个由破毁的溶岩做成的小小的司芬克斯，听凭天空在他身上旋转，从曙光直到暮色。我断定，必须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的目的。我记得，在埃塞俄比亚，猴子故意不说话，以避免被迫劳动。我认为，阿尔戈斯的沉默，或者是由于怀疑，或者就是出于害怕。我这样想象，那样想象，越想越荒唐。我想，阿尔戈斯跟我，属于不同的宇宙；我想，我们的观念是相同的，然而阿尔戈斯却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加以组合，构成了另外的事物；我想，也许他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事物，只有一些模糊而连续的短暂印象在跳跃。我设想着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我考虑着这样一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它不知道名词，只有无人称的动词，或者不变格的形容词。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一年年地过去了，可是有一天早晨似乎发生了幸运的事，原来下起雨来了；下得虽慢，却下得很大。

沙漠里的夜晚可能是寒冷的，但是在那里却象火一样。我梦见特萨利亚的一条河（在它的水里，我曾经放生过一条金鱼）来援救我了。我听见它顺着红色的沙子和黑色的岩石越流越近。这时候，清新的空气和哗哗的雨声把我惊醒。我赤裸着身子跑出来迎接它。夜过去了，在黄色的云层下面，这个部落的人跟我一样感到幸福，朝着倾泻的雨水显出一副狂喜的模样。他们就仿佛神灵附体的柯里本特一样。阿尔戈斯翻着白眼在呻吟，满脸是水，不仅是雨水，我后来知道还有泪水。我喊他：“阿尔戈斯，阿尔戈斯。”

这时候，阿尔戈斯仿佛发现了长时间丟失或者遗忘的东西那样，以轻柔的赞叹喃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阿尔戈斯，是尤利西斯的狗。”然后，他也不看我，又说：“这条狗躺在垃圾堆上。”

我们俩都很容易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直觉地认为什么都不是真的。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奥德赛》的。他无论是听还是讲希腊语都相当困难，我不得不又问了一遍。

“知道得很少，”他说，“比最蹩脚的拉泼索达还要少。自从希腊语发明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万年了。”

4

那一天，我一切都得到了解释。穴居人就是不死的人，就是沙土混浊的小溪，就是骑马的人寻找的河流。至于那座名声传到了恒河的城市，不死的人们已经花了九个世纪把它摧毁了。它留下的遗址还在原地矗立；那就是我曾经周游过的怪城；这是模仿或者颠倒的法术，是掌管世界的不讲理性的神的庙宇，也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跟人完全不象的神的庙宇。这个地基是不朽的人隐退的最后一个象征。它表明着这样的一个阶段，即：他们断定一切事业都是徒劳，决定生活在思想中，生活在纯粹的沉思冥想中。他们造起了建筑物，就把它忘掉了，而去居住洞穴。他们全神贯注，几乎看不见具体的世界。

这些事情，荷马曾经象对一个孩子说话那样对我提到过。他也对我说过他的晚年，以及他后来的旅行。他象尤利西斯一样，到处流浪，目的想找到一种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海，也不吃用盐腌过的肉，也不怀疑什么是一支桨。他在不死者之城里住了一个世纪。他们把这城摧毁的时候，是他建议再建造一座。这些事情并不使我们惊讶。后来他以歌唱伊利翁的战争，歌唱蛤蟆和耗子的战争而闻名。他就象一个神，创造了宇宙，然后又创造了混乱。

成为不死，是微不足道的事。不仅是人，就是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因为它们无视死亡。而神圣的，可怕的，无法理解的，那就是知道什么叫做不死。我注意到，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是这样的信念却极为希罕。以色列人，基督教徒，穆斯林，都信仰不死，然而在第一个世纪他们所表示的崇拜却证明，他们只是相信而已。他们已经被分派给无其数的其他的人，或者是作为奖赏，或者是作为惩罚。我觉得更有道理的，是印度斯坦某些人信仰的轮回。轮回既无开始，也无结束。每一个生命是其前生的结果，同时生殖后继者。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决定总体……经过几个世纪实际的教训，不死的人的共和国做到了完美的容忍，甚至完全的蔑视。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由于过去的和将来的品德，所有的人都具备所有的仁爱；然而也由于过去的和将来的坏事，所有的人也都具备所有的邪恶。因此，就象赌博一样，成对的数与不成对的数一定要平衡。因此，必需取消或者修正才智和愚笨。也许粗糙的《熙德之歌》恰恰就是牧歌的一个形容词，或者赫拉克利忒斯的一句话所要求的砝码。最短暂的思想服从于一幅看不见的画，它可能完成或者开始一个秘密的形体。我知道，谁制造了恶，到了未来的世纪里结果却会是善，或者是完全已经过去的东西……面对着这个道理，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然而也都是无所谓的。不存在道德的或者智慧的优点。荷马写了《奥德赛》，要求一个无限的期限，以及无限的境遇和变化。不可能的事是他不写《奥德赛》，或者只是写了一次。谁也不是谁；一个不死的人就是所有的人。跟柯内利乌斯·阿格里帕一样，我就是神，就是英雄，就是哲学家，就是魔鬼，就是世界。说我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那就太劳累了。

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准确的补偿体系的这种观念，在不死的人中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他们把怜悯作为是不可侵犯的。我说过的那些破坏了对岸田野的采石坑，有人掉进了其中很深的一个。他既不能叫屈，也不能死，但是渴得难熬。过了七十年之后，才有人抛给他一根绳子。他本人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关心。肉体不过是一头驯顺的家畜，每个月施舍给他几个小时的睡眠，一点儿水，一块碎肉就已足够。我们谁也不愿意降低成为禁欲主义者。然而再也没有比思想更加复杂的乐趣了，因此，我们都从事于此。有时候，一种特殊的刺激会使得我们回复到物质的世界。例如，那天早晨，大家对下雨所爆发出来的古老的根本的欢乐。这种时刻极为少有。所有不死的人都能保持完美的宁静。我记得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站起来过，一只鸟甚至在他的胸前做了窠。

在这种认为没有一件事物不为另一件事物所补偿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论点，其重要性很小很小，然而却于第十世纪末或第十世纪初，诱使我们几乎消散在大地上。其实不过是这样的一句话：“有一条河，其水使人不死；另一地区有另一条河，其水使前一条河的灵验失效。”河流的数目并非无限，一个不死的人在世界上周游一圈，足以有一天喝遍所有的河里的水。我们准备着去发现这一条河。

死亡（或者其暗示），对于人类来说，变得珍贵而伤感了。他们被它的幻景的性质所感动；他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没有一张脸不是象梦中的脸那样消失不见的。在要死的人中间，一切都具有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价值。正相反，在不死的人中间，每一个行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过去的或者前人的回声，没有看得见的起点，也没有将来要重复到叫人发昏地步的别人的忠实预兆。没有一件事物不是象在无穷无尽的镜子里一样。没有一件事物只可能发生唯一的一次。没有一件事物是宝贵得不能持久的。凡是悲哀的东西，隆重的东西，礼仪的东西，不死的人都不需要。我跟荷马在丹吉尔的城门口分手时，我相信我们并没有互致“再见”。

5

新的王朝，新的帝国，一个个地消逝。1066年秋，我在司坦姆福德桥打仗。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参加的哈罗尔德的队伍，还是那个不幸的哈拉尔德·哈德拉达的军队。前者不久就遭到了惨败的命运，后者争得了六尺英国的土地，或者还要多一些。回历第七世纪，我在蒲拉克城郊外，用缓慢的书法，以我已遗忘的一种文字，以一个我不懂得的字母，抄写辛巴德的七次航海的故事以及铜城的故事。在萨马尔干德监狱的院子里，我下了许多次的棋。我还在比卡尼尔，也在波希米亚，预言星象。1638年，我居住在柯洛兹斯瓦尔，后来到了莱比锡。1714年，在阿贝丁，我订购了蒲柏译的《伊利亚特》六卷本；我知道从中我会经常得到乐趣。到1729年，我跟一位修辞学教授，我想，他的名字叫基央巴蒂斯塔，讨论这部史诗的来源；他的理由我觉得是无法辩驳的。1921年10月4日，把我载向孟买的帕特纳号轮，在埃立特里亚海岸的……港口抛锚。我下了船，我记起了那些非常古老的早晨，我也是这样面对着红海；那时候我是罗马的司令长官，患有热病、懂得魔法，并且无所事事，只知消耗士兵。到了郊外，我看见一大片清澈的水。我被习惯所驱使，尝了一口。离开岸边的时候，一株有刺的树刺伤了我的手背。我觉得这种异常的痛楚十分厉害。我难以相信地、默默地、幸福地注视着血滴如何慢慢地宝贵地形成。我反复地说我重新成为要死的人了；我重新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天亮。

……我把我写的这篇文章重新读了一遍。我觉得它讲的都是事实，不过在开头几章内，甚至其他各章的有些段落内，好象看出了一些虚假的成份；也许这是滥写了情况的特征而造成的。这种手法，我是从诗人们那里学来的；他们全都沾染着一点儿弄虚作假的本领。这类特征可能在事实中大量存在，然而不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存在……无论如何，我想，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内在的理由：我写下了它，不管人家说我这是幻想。

我讲的故事好象不真实，因为其中混杂着两种不同的人的事件。在第一章里，那个骑马的人想知道特巴斯城墙外面的河流叫什么名字。弗拉米尼奥·鲁福，就是那个原来给这城市取名为赫卡通比洛斯的人，说这条河叫埃及河。这些名称都不象出自他的口，而象出自荷马的口。荷马曾经在《伊利亚特》里明确提到过特巴斯·赫卡通比洛斯，在《奥德赛》里通过普罗忒斯和尤利西斯之口，一成不变地把尼罗河叫成埃及河。在第二章里，那个罗马人喝了不死的水之后，说了几句希腊话。这些话是荷马式的，可以在著名的船名录结尾的地方找到。后来，他在复杂混乱的宫殿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种难以理解的指责，几乎是内心的痛苦。”这些话也与荷马相符；这种恐惧就是荷马所设计的。这些异常的变化使我不安；另外一些，是按照美学的规则的，则使我发现了真相。这包括在最后的一章里。那里写的是我在司坦姆福德桥上打仗，在蒲拉克抄写辛巴德水手的航海记，在阿贝丁订购蒲柏的《伊利亚特》英译本。可以看到inter alia有一句：“我还在比卡尼尔，也在波希米亚，预言星象。”这些证据没有一个是假的。有意义的是，这些事件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第一件适合于一个军人，可是后来会发现叙述者并不停留在军事上，而是转到了人类的命运。后续的事件就更加奇怪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基本原因迫使我记载下来，因为我知道它们是可悲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罗马人弗拉米尼奥·鲁福说的，而是荷马说的。这个十三世纪的抄本极为罕见，写的是另一个尤利西斯·辛巴德的海上历险；说他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回来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北方的王国，说的是野蛮的语言，模样象他的《伊利亚特》。至于讲到的比卡尼尔这个名字，那是一个文人杜撰的，无非是想显示精采的词汇而已（就象船名录的作者一样）。

到了结束的地方，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了语言。

毫不奇怪，时间把有时候代表我的话，跟伴随着我那么多世纪的命运的话，混淆在一起了。我曾经是荷马；一会儿，我将什么也不是，仿佛尤利西斯一样；一会儿，我将就是一切；我将要死去。

1950年后记：在促成我发表上述文章的评论中，最奇怪的，然而并非最有修养的，是一本题为《一件多种颜色的外衣》的类乎《圣经》的书（曼彻斯特，1948年出版），出自纳亨姆·科多维罗博士不屈不挠的笔下。这本书大概有一百页，讲的是希腊的拼凑作品，南拉丁的拼凑作品，本·琼生的拼凑作品；这本书向它的同时代人解释各种各样的片断，有塞内加的文章，亚历山大·罗斯的《圣处女福音》，乔治·摩尔的文章，以及埃略特的文章，最后，是“关于古董收藏家约瑟夫·卡塔菲卢斯的故事”。这本书在第一章谴责普列尼奥的简短插话（《自然史》第五卷，第8页），第二章谴责托玛斯·德·昆西（《作品集》第三卷，第439页），第三章谴责笛卡儿给比埃尔·夏努大使的一封书简，第四章谴责萧伯纳（《回归梅吐塞拉》第五卷）。这本书的结论说，由于这些插话，或者抄袭，所以一切文件都是伪造的。

据我理解，这个结论是无法接受的。卡塔菲卢斯写的是到了结束的地方，没有了回忆的形象，只剩下了语言。”语言，改动了的、支解了的语言，别人的语言，就是时光和世纪留下给他的可怜的施舍。

谨以此文献给塞西利亚·英赫尼埃罗斯

土耳其地名。

罗马神话中的金河。

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怪物。

希腊神话中女神西比尔斯的祭司，狂舞狂跳，进行祭祀。

古希腊时吟唱荷马史诗的行吟歌手。

柯内利乌斯•阿格里帕（I486-1535），德国炼金术士，哲学家，医生。

原稿上这里有一空白，也许是抹掉了港口的名字。——原注

拉丁文：在其中。

埃尔内斯托•萨巴托暗示说：跟古董收藏家卡塔菲卢斯讨论《伊利亚特》形式的“基央巴蒂斯塔”就是基央巴蒂斯塔•维果：这个意大利人争辩说：荷马是一个象征性的人，和普卢托斯或者阿岂利斯一样。——原注

死人

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生长的人，一个除了胆大包天之外没有别的品德的可怜小同胞，竟然深入巴西边境野马奔驰的荒野，当上了走私贩子的首领，这事好象从一开头就是不可能的。对于持这种看法的人，我愿意对他们讲讲本哈明·奥塔洛拉的遭遇。关于这个人，也许巴尔瓦内拉区对他还没有完全忘却；而他自己，则罪有应得地在南里约格兰德境内被一颗子弹送了命。我不知道他的经历的详细情节；等到将来知道了，我会修改和补充这篇文章的。至于现在，下面这样的一个概要就足够了。

1891年时，本哈明·奥塔洛拉十九岁。他是个满脸愁容的小伙子，有一对明澈忠诚的眼晴，强壮得象个巴斯克人。一次幸运的匕首格斗，表明他是个有勇气的男子汉。他的对手因此丧命，他自己不得不立刻逃出祖国，对这两件事他都毫不在乎。本地区的大亨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乌拉圭的一个名叫阿塞维多·邦德拉的人。奥塔洛拉上了船；途中遇到风暴，备受颠簸之苦。过了一天，他就走在蒙德维的亚的街上了，心里并不觉得有罪，也许只有点无知的忧郁。他没有去找阿塞维多·邦德拉。中午的时候，在帕索·德尔·莫利诺街的一家杂货铺里，他帮几个赶牲口人干架。一把刀子在挥舞。奥塔洛拉根本不知道哪一方在理，可是仅仅这种冒险的味道就足以把他吸引住了，就象别人被牌局或者音乐所吸引住那样。在混战中，他挡住了一个雇工狠命地向一个头戴深色尖顶帽、身穿邦乔的人刺去的匕首。这个人，后来知道，原来就是阿塞维多·邦德拉。（奥塔洛拉知道后，就把那封介绍信撕掉了，因为他宁愿一切都靠自己。）阿塞维多·邦德拉虽然壮实，却给人一种生得畸形的印象。他的面貌过份接近于犹太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而他的体态，却又象猴子和老虎；脸上横着的一条伤疤，象是一种装饰，就跟他那猪鬃般的黑胡子一样。

这场争吵是由于多喝了酒或者喝了酒引起的误会产生的；它发生得快，平息得也同样快。奥塔洛拉跟赶牲口的人一起喝了酒，后来跟他们一起去玩乐，又跟他们一起到了老城的一所房子里，这时太阳都快要出来了。在最后一进泥地的院子里，他们铺开马具，躺下睡觉。奥塔洛拉在微明中把这个夜晚跟前一个夜晚相比：现在他是在坚实的土地上，跟朋友们在一起。是的，多少有一点儿悔恨，但是他并不留恋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一直睡到黄昏，那个喝醉酒攻击邦德拉的老乡跑来叫醒了他。（奥塔洛拉记得，这个人昨晚上跟别人一起参加了吵架和狂欢；邦德拉还叫他坐在右边，逼着他继续喝酒。）这人对他说，老板吩咐来找他。在一间通向门房的（奥塔洛拉从未见过侧面开门的门房）账房间那样的屋子里，阿塞维多·邦德拉正在那里等着他，身边有一个白净的傲慢的红发女人。邦德拉打量了他一会儿，递给他一杯甘蔗酒，对他说，他看起来象一个勇敢的人，建议他跟其他人一起到北方去赶一群牲口。奥塔洛拉接受了他的建议；天刚亮，他们就上路了，向塔夸伦波而去。

于是奥塔洛拉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拥有辽阔的黎明和充满马匹气味的劳动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他是陌生的，有时候是粗野的，但是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就跟別的国家的人崇拜海洋、热爱海洋一样，我们（还有喜欢引用这种象征的人）也是这样渴望在马蹄下面震响的无边无际的草原的。奥塔洛拉生活在车夫和赌棍中间；不到一年，他就转变成了一个加乌乔。他学会了骑马，围牲口，屠宰；使套索就能套住马，使球索就能打中马；不怕瞌睡，不怕风暴，不怕雨雪，吹着口哨，扯开嗓门喊叫着赶牲口。在当学徒的这段时间内，他只看见过阿塞维多·邦德拉一次，而且在场的人很多。因为充当邦德拉手下的人，就要谨慎，就要小心。因为加乌乔们说，面对任何男子汉气概，邦德拉总是更有气概。有人认为，邦德拉既然出生在夸雷姆河的那一边，出生在南里约格兰德，就应该谦虚一点，悄悄地靠茂密的丛林、沼泽，错综复杂的几乎无边无际的土地去发他的财。到后来，奥塔洛拉渐渐知道，邦德拉的买卖种类繁多，其中主要的是走私。当一个赶牲口的人，不过是当一名仆人而已。奥塔洛拉想爬上去，当走私贩子。有一夜，两个伙伴要越过边境，弄回一部分甘蔗酒。奥塔洛拉向其中的一个挑战，伤了他，取代了他的位置。野心，还有一种暗地里的忠心，驱使着他。他想：这个人总会明白，我比他手下所有的东岸人加在一起还要有价值得多。

又过了一年，奥塔洛拉才回到蒙德维的亚。他们在河边，在街上（奥塔洛拉觉得城市很大）游逛。他们到了老板的家，在最里面的一个院落里铺开马具住下。几天过去了，奥塔洛拉没有看见邦德拉。人们担心地说他病了。一个黑脸人经常给他端锅端茶，送到卧室去。有一天下午，他们推荐奥塔洛拉担当这项任务。他模模糊糊感到有点委屈，然而同时又很满意。

卧室阴暗而且没有什么家具。有一道向西的阳台，有一张长桌，上面堂皇地乱堆着皮鞭、马鞭、腰带、火器、白刃。远处挂着一面镜子，里面有一个混浊的月亮。邦德拉仰面躺着，在梦中呻吟着。落日强烈的余晖照着他，宽大的白床似乎使他变小了，变黑了。奥塔洛拉看见了岁月留下的白发，倦容，虚弱，伤疤。岁月促使这个发号施令的人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老头儿。他想，只要一下子，就足以把他的性命结果掉。这时候，他从镜子里看见有人进来。这是那个红头发女人，半裸着身体，赤着脚，用冰冰冷的好奇心观察着他。邦德拉欠起身子，一面说着草原上的事，一面一壶接一壶地消耗马黛茶，手指头还玩弄着女人的发辫。最后，他允许奥塔洛拉离开。

几天之后，他们得到命令到北方去。他们到达一个废弃的庄园，跟无垠的草原上任何地方一样，周围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条溪流使它稍稍有点生气。太阳从初升直到沉落，一直照射着它。旁边是围牲口的石砌畜栏，里面只有很少的几头牛。这座凄凉的建筑物名叫“叹息”。

奥塔洛拉听见雇工们在说，邦德拉不久就要从蒙德维的亚来到这里。他问为什么。有人解释说，有一个假冒加乌乔的外乡人想夺权。奥塔洛拉明白这是句笑话，然而却使他很高兴，因为这句笑话已经有可能实现。后来，他打听到邦德拉跟一个政治首领闹翻了，后者不再给他撑腰。这个消息也使他喜欢。

运来了一箱箱的武器；运来了一只银水罐和一个银脸盆架，放进了女人的房间；运来了花锦缎的窗帘。一天早晨，从山地来了一个阴沉的骑马的人，满脸胡子，穿着邦乔。他名叫乌尔比亚诺·苏亚雷斯，是阿塞维多·邦德拉的卡本加，也就是保镖。这个人很少说话，说起来也带着巴西口音。奥塔洛拉不知道这个人的这种态度是出于敌意呢，还是出于轻蔑，或者仅仅是由于野蛮。不过他知道，为了他正在盘算的计划，他必须博得他的友谊。

后来，阿塞维多·邦德拉从南方带来的一匹黑尾巴红马，闯进了本哈明·奥塔洛拉的命运。这匹骠悍的骏马佩着闪亮的金属马具，披着老虎皮的马被；它是老板的权力的象征，因此这个小伙子贪心地想占有它。同时，他也以怨恨的渴望想要占有那个头发光亮的女人。女人、马具、红马，就是他所想望着要消灭的那个人的属性和象征。

这个故事说到这里就复杂了，也深刻了。阿塞维多，邦德拉具有使人逐渐害怕他的老练本领；他用殷勤结合着嘲笑的魔鬼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贬低对方。结果奥塔洛拉也是使用这种两面三刀的方法来实现他所策划的计谋。他决定慢慢地逐步地排挤掉阿塞维多·邦德拉，取而代之。他在共同参与的危险任务中，博得了苏亚雷斯的友谊，然后把计划吐露给他；苏亚雷斯答应帮忙。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不过我知道得不多。奥塔洛拉不再服从邦德拉；他把邦德拉的命令要么忘掉，要么改变，要么颠倒。整个宇宙仿佛跟他一起在搞这场阴谋，于是事态发展越来越快。有一天中午，塔夸伦波的野外发生了一场跟里约格兰德一帮的枪战。奥塔洛拉篡夺了邦德拉的位置，指挥起东岸帮的人来。尽管他肩膀上中了一颗子弹，但是那天傍晚奥塔洛拉却是骑着首领的红马回到“叹息”庄园来的；那天黄昏马背的老虎皮上留下了几滴他的血；那天晚上他就跟头发光亮的女人一起睡了觉。关于这些事的别的一些说法，只是次序有些不同，而且否认这都是在同一天里发生的。

然而，邦德拉总还是名义上的首领。不过他发的命令没有人执行。本哈明·奥塔洛拉没有去动他，一方面由于习惯，另一方面出于怜悯。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是跟1894年最后一夜的动乱同时发生的。那天晚上，“叹息”庄园里的人正在吃着刚宰的新鲜牛肉，喝着能引起斗殴的烈酒。有人无休无止地弹拨着一支吃力的米隆加。桌子上首坐着奥塔洛拉，喝得醉醺醺的，周围发出一声接一声的欢呼，一次接一次的狂笑。这阵疯狂的高潮就是他无法抗拒的命运的象征。邦德拉一声不吭地混在欢叫的人中间，任凭这吵闹的夜晚过去。钟敲两点的时候，他站起来，好象想起了有什么事要做。他走过去，轻轻地敲那女人的房门。门马上开了，好象正在期待。她半裸着身体，赤着脚走出来。首领费力地用柔弱的声音命令她：

“既然你跟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如此相爱，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去吻他。”

除此之外，还加上了一个暴力的场面。女人想反抗，但是两个壮汉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推到奥塔洛拉身上。她泪流满脸，吻了他的脸和胸脯。乌尔比亚诺·苏亚雷斯已经举起了左轮手枪。奥塔洛拉到临死的时候明白了，从一开始，他们就出卖了他，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给他女人，让他指挥，使他胜利，都是因为已经把他处死，因为邦德拉早就已经把他当作一个死人了。

苏亚雷斯几乎是轻蔑地对他开了枪。

神学家

骑马的匈奴人夷平花园，亵渎圣爵，玷污祭坛，闯进修道院的藏书室，撕毁他们难以理解的书籍，加以痛骂，予以焚烧，这也许是害怕这些文字后面掩藏着对他们的神的诽谤。他们的神就是他们手里的纯钢弯刀。他们焚烧羊皮纸，焚烧手抄本，但是在火堆里，在灰烬中，却有一本《上帝的子民》第十二卷没有烧掉，而且几乎没有烧坏。这本书里说的是：柏拉图在雅典讲学，说许多世纪之后，一切事物都会恢复原状；而他，柏拉图，也会在雅典，向着同样的听众，重新再讲这个学说。这段没有被火烧掉的文字，受到特殊的尊重；在这个遥远的省份一再读它的人，忘掉了作者宣布这种学说，仅仅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反驳它。一个世纪之后，阿基莱亚的助理神父奥雷利亚诺知道多瑙河沿岸有一个最最新的“千篇一律”派（也叫做圆环派），宣讲历史是一个圆圈，过去什么也不是，将来同样什么也不是。在山里，轮子和蛇已经取代了十字架。所有的人都怔忡不安，但是所有的人都因为有谣传说胡安·德·帕诺尼亚要出来批驳如此可恶的异端邪说而得到安慰。这个人是以写了一篇关于上帝的第七个属性的文章而出名的。

奥雷利亚诺听到这样的消息，尤其是听到什么批驳异端邪说之后大为悲叹。他知道，在神学的题材方面，没有新事物不冒危险的。后来，他又想到“时间是循环的”这样一个命题，未免过于突出，过于惊人，因而危险就更为严重。（我们应该害怕的异端，是那些可能与正统相混淆的异端。）而使他最难过的，则是胡安·德·帕诺尼亚的干扰——或者插手。两年以来，这个人以其噜噜苏苏的“论上帝的第七属性或永恒”，篡夺了奥雷利亚诺一个有专长的题目。现在，好象时间的问题又是属于他的了，他要出来纠正那些圆环派了，也许是用普罗古斯托的理论，也许是用比蛇更要可怕的处方……当天晚上，奥雷利亚诺翻阅着记载普卢塔克关于停止神谕的古老谈话的篇页，在第二十九节读到了一则笑话，讽刺斯多噶派所维护的世界无穷循环说，说有无穷的太阳、月亮、阿波罗、狄安娜、波塞东。这个发现，在他看来，好象是一个有利的预兆。他决定抢在胡安·德·帕诺尼亚前面，批驳轮子说——即圆环派——的异端邪说。

有这样的人，他追求女人的爱情，是为了忘掉她，为了不再想她。奥雷利亚诺也是这样。他想超过胡安·德·帕诺尼亚，是为了平息自己被他引起的怨恨，而并不是要对他使坏。经过单纯的工作，制造一些三段论，发明一些辱骂的话，使用一些“否则”、“另外”、“不见得”之类的词句，就能够忘掉这种怨恨。他建造了漫长的几乎无法解释的句点，障碍重重的逗点，在其中，粗心大意和语法错误仿佛是一种表现形式。他以文字的重复不清，作为一种工具。他料想到胡安准会用预言的庄严口气怒斥圆环派，因此，为了跟他不一样，他选择了嘲谑。

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就是一条笔直的路，可以把我们从不信上帝者所走的圆圈、迷宫里挽救出来。奥雷利亚诺勤奋而细致地把这些不信上帝者比作伊西翁，比作普罗密修斯的肝，比作西西福斯，比作特巴斯那个看见两个太阳的王，比作说话结结巴巴的人，比作鹦鹉、镜子、回声，比作水车上的母骡，比作长了两只角的三段论。（异教的神话仍然存在，不过降低为装饰品了。）跟一切拥有一批藏书的人一样，奥雷利亚诺知道，不把这些藏书了解到底是有罪的。这场论战使他有可能读完许多书籍，这些书籍好象正在责备他的漫不经心。因此，他也就有可能加进一段奥里赫内斯的作品《论起源》中的一节，其中否定加略人犹大将会重新出卖吾主耶稣，否定司提反殉教的时候彼得会在耶路撒冷出现。再加进一段西塞禄《学院初建》的一节，其中嘲笑他在跟卢柯洛说话时梦见了另一些卢柯洛，另一些西塞禄的人；无其数的西塞禄和卢柯洛，在无其数的同样的世界，同时说着同样的话。此外，他还挥舞普卢塔克的话以反对千篇一律派，谴责那种认为一个偶像崇拜者把自然的光看得比上帝的话更有价值的胡说八道。整整九天，他从事这项工作。第十天，有人送来一份胡安·德·帕诺尼亚的批驳文章的抄本，交给了他。

文章简短得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奥雷利亚诺起初轻蔑地翻阅着，后来却看得害怕起来。文章第一部分评论《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其中说：耶稣并没有从创世以来牺牲许多次，而是现在，经过了许多世纪以后，才牺牲一次。第二部分替《圣经》上关于异教徒使用许多重复的话纯属徒劳的经文辩护（《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以及替普利尼奥第七卷中那一段认为漫长的宇宙中没有两张相同的脸的文章辩护。胡安·德·帕诺尼亚宣称，不仅没有两张相同的脸，也并不存在两个相同的灵魂；最最卑贱的罪人是宝贵的，就象耶稣基督为他而流的血一样。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他断言）要比九重天合在一起还要重，把这类行为想象成可能消失又可能重新出现，是一种过份的轻率。我们失去的东西，时间不会使之重现；永恒会保存着它，为了荣耀，也为了火焰。这篇论文很清晰，很全面，不象出之于一个具体的人的手，而好象是出之于任何人，或者也许是所有的人的手。

奥雷利亚诺感到一种几乎是肉体上的屈辱。他想毁掉或者改写自己的文章；后来，他出于正直的怨恨，却一字未改地把文章送到了罗马。几个月之后，贝尔加摩会议召开，负责驳斥千篇一律派的神学家却是（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胡安·德·帕诺尼亚。他的博学的稳健的批判，足以使异端分子优福波被判火刑。“这件事情今天发生了，今后还会重新发生，”优福波说，“你点燃的不是一个火堆，而是一个火的迷宫。如果把从前所有的火堆集合在这里，大地都容纳不下，而且还会把天使的眼睛烧瞎。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后来他就喊叫起来，因为火焰烧着了他。

轮子在十字架前面倒下了，但是奥雷利亚诺和胡安的秘密斗争还在继续。他们两人参加了同一支军队，争取同样的荣誉，与同一个敌人作战。但是奥雷利亚诺写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他想超过胡安。他们的决斗是看不见的。要是那大量的索引并没有欺骗我，那么，米涅那种神父哲学所十分珍视的许多卷奥雷利亚诺的著作中，的确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那一个人”的名字。（至于胡安的著作，仅仅保存下二十句话。）他们两人都不赞成第二届君士坦丁会议所决定的斥逐；他们两人都迫害否认圣子的永恒一代的阿里亚诺派；他们两人也都出来证明柯斯马斯的《基督教地形学》是正统教义；这种地形学教导说：大地是四方形的，就象希伯来的约柜。不幸的是，由于大地出现了四只角，又传布开一阵异端的风暴。它起源于埃及或者亚细亚（因为证明不一样，而且蒲塞不愿意承认哈纳克的道理），蔓延到东方各省；在马其顿，在迦太基，在特雷维里斯，都建起了圣坛。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据说，在布里塔尼亚教区，耶稣钉十字架像颠倒了过来。在塞萨里亚，吾主的形象被一面镜子所代替。镜子与奥布洛，是这个新出现的分裂派的标志。

历史上，他们有许多名称（投机派，深渊派，该隐派），可是最为人熟知的是历史派。这是奥雷利亚诺给他们取的，而他们就大胆地采纳了。在弗里基亚，他们被称为幻影派；在达达尼亚也是。胡安·达马斯塞诺叫他们形式派，因为他注意到被埃弗朱尔德所驳斥的段落是正确的。没有哪种异端学不以惊讶的口气提到他们无法无天的风俗习惯。许多历史派信奉禁欲主义；有一些故意把自己弄成伤残，例如奥里赫内斯；另外一些居住在地下的阴沟里，还有一些挖掉眼睛，还有一些（尼特里亚称之为“纳布科多诺索”派）“象牛一样啃食青草，头发长得象老鹰”。这种种苦行和强制，常常会变成犯罪。有些村镇遭到抢劫，有些杀了人，还有一些搞出了鸡奸、乱伦和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一切都是亵渎神明，不仅伤害了基督教的上帝，而且同样伤害了他们自己神殿里的秘密的神祇。他们毀灭了神圣的书籍；许多博学之士哀叹这样的损失。1658年，托马斯·勃朗爵士写道：“时间已经消灭了野心勃勃的历史派福音，但是他们的异端邪说所造成的损害却没有被消灭。”埃弗朱尔德曾经提出，这种损害（一本希腊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就是消失了的福音本身。这很费解，要是我们不知道历史派的宇宙观的话。

在一些秘密的书籍里，是这样写的：要下降的，相同于要上升的；要上升的，相同于要下降的。在索哈尔，里面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的反映。历史派的理论就是执著地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引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以显示大地在天上的影响；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以证明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假的。也许是受到了千篇一律派的感染，他们想象所有的人都是两个人，而那个真的则是另一个，是在天上的那一个。他们也想象我们的行为会投出一个颠倒的反影。因此，我们醒着的时候，另一个睡觉；我们私通的时候，另一个贞洁；我们抢劫的时候，另一个慷慨。死了以后，我们就会跟他合而为一，就会成为他。（这种教义的某些余音，在勃洛伊的作品中还有留存。）另一些历史派断定，一旦具有可能性的数字全部枯竭，世界就要结束。重复已经不可能，正确的应该是排除（从事）最卑鄙的行为，以免玷污未来，并且加速耶稣的王国的到来。这篇文章被其他教派所否定；他们辩护说：世界的历史应该在每一个人身上完成。其中最重要的，例如毕达哥拉斯，应该在灵魂多次投生肉体，反复转世之后，才可得到解脱。另一些，经常变化不定的，则“应该作为狮子，作为龙，作为野猪，作为水，作为一株树，而在唯一的一次生命中结束”。德莫斯特内斯提到过淤泥的净化作用，带头下去的人，是听着神秘的奥耳浦斯的音乐声而跳下去的。经常变化不定的人，也类似他们，在恶事中寻求净化。他们跟卡彼克拉忒斯一样，懂得：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谁也休想从监狱里出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九节），而且常常蒙骗忏悔的人，引用这另一句经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们也说，不做一件恶事是一种魔鬼的骄傲……历史派也编造了许多种类繁杂的神话，有的劝导禁欲主义，有宣扬放浪形骸，什么都是一团混乱。贝雷尼斯的历史派分子特奥邦波，否定一切神话；他说：每一个人是一个器官，是神为了感觉世界而设计的。

奥雷利亚诺教区内的异端分子，是那些断言时间不能容忍重复的人，而并非那些断言一切行为都在天上得到反映的人。这种情况颇为少见。奥雷利亚诺在给罗马当局的一份报告里，把这一点提了出来。接受这份报告的主管神父，是皇后的忏悔神父。没有人不知道这位严厉的主管神父严格禁止探讨神学的内心快乐。他的秘书——从前是胡安·德·帕诺尼亚的合作者，现在正在跟他作对——享有异端邪说的最准确的裁判者的盛名。奥雷利亚诺加上了一个对历史派异端邪说的说明，就如同在赫努亚和阿基莱亚的秘密会议上说的那样。他编写了几个段落；他正要写“不存在两个相同瞬间”这个可怕的论点时，他的笔停住了。他没有使用必要的公式；新理论的这些教导（“你想看到人类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吗？你就看月亮吧。你想听到耳朵听不见的声音吗？你就听鸟叫吧。你想摸到手所摸不着的东西吗？你就摸大地吧。老实说，上帝就是为了创造世界而存在的。”）抄下来就足以发生感染力和隐喻的作用了。突然，一篇二十句话的讲演稿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他高高兴兴地写了下来。一会儿之后，他觉得心里不安，怀疑这是别人的话。第二天，他想着了，许多年以前他曾在胡安·德·帕诺尼亚写的《驳斥圆环派》里读到过这些话。他把这段文字查对了一下，果然是真的。犹豫不决使他苦恼。修改或者取消这些话，会使得说明减弱，没有力量。让它保留，就是剽窃一个他所仇恨的人的作品；指出其来源，就等于告发那个人。他祈求上帝的援助。第二天拂晓的时候，他的保护天使告知了他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奥雷利亚诺保留了这些话，但是在前面加了这样的声明：“现在异端分子扰乱信仰的那些狂吠，是一位最博学的男子在这个世纪里说出来的，而且说得轻描淡写，不加罪责。”后来，就发生了那个可怕的，意料之中的，无可避免的事件。奥雷利亚诺必须宣布，这个男子是谁。于是，胡安·德·帕诺尼亚受到控告，说他散布异端邪说。

四个月之后，阿文蒂诺的一个铁匠，被历史派的欺骗所迷惑，在儿子的肩膀上压了一个大铁环，以便使他成倍地飞长。孩子被压死了。这桩罪行所引起的恐怖，促使审判胡安的法官们采取了无可非议的严厉措施。他本人并不想抵赖，只是反复地说，否定他的命题就是陷入千篇一律派的有毒的异端邪说。他不理解（也不想理解）提起千篇一律派，就是提起已经忘掉的东西。他以老年人的那种固执，大量地引述他的旧论文中最精采的段落。法官们连听都不听这些有时候叫他们狂怒的东西。他不是努力设法抹掉自己身上历史派的极为轻微的污点，而是竭力强调他的受控告的命题是货真价实的正统。他跟这些手里掌握着他命运的最后判决权的人们争辩；他以自己的才干和嘲讽，做出了最大的蠢事。10月26日，经过长达三天三夜的讨论之后，他被判处火刑。

行刑的时候，奥雷利亚诺在场。因为不这样做，就是承认自己有过错。刑场是一个小山丘，它那青翠的顶巅有根木柱，深深地埋在地里，周围是许多捆木柴。一个官员宣读了法庭的判决书。在十二点钟的阳光下，胡安·德·帕诺尼亚扑倒在地面的尘土中，发出野兽般的号叫。他使劲抓住土地，但是刽子手们把他拉了起来，剥掉他的衣服，绑到刑柱上，头顶放上一个涂了硫黄的草冠，旁边放着一本有毒的《驳斥圆环派》。头天晚上下过雨，木柴很难燃烧。胡安·德·帕诺尼亚用希腊语祈祷，后来又用一种谁也不知道的语言祈祷。火都已经快要烧着他了，奥雷利亚诺才敢抬起眼睛。炽烈的火焰停住了一会儿，奥雷利亚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了他的仇敌的脸。他记起了这是某一个人，但是不能确定这个人是谁。后来，烈焰把他吞没了；后来，他大声喊叫，仿佛一堆发出喊声的大火。

普卢塔克曾经说过，朱利乌斯·凯撤为庞贝之死而哭泣。奥雷利亚诺并没有为胡安之死而哭泣，但是感觉到了一个不治之症被治愈后的人的感觉；这不治之症曾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阿基利亚，在以弗所，在马其顿，度过了好几年。他探索帝国炎热的边植，丑恶的沼泽，沉默的沙漠，以帮助自已在孤寂中参悟自己的命运。在毛里塔尼亚的一间斗室里，在猛狮出没的夜晚，他反复思考对胡安·德·帕诺尼亚的控告，无数次地证实其见解是正确的。但是，要证实他自己的痛苦的揭发是正确的，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在鲁萨迪尔，他宣讲了一篇有时代错误的教理：光中之光在一个罪人的肉体上燃烧。在希培尼亚一个树林附近的修道院里，夜间天快亮的时候，雨声惊醒了他。他记得，在罗马，有一天晚上，也是这样细微的雨声，把他惊醒的。中午，一道闪电烧着了树木，延烧到修道院，于是奥雷利亚诺能够象胡安之死一样地死去。

故事的结局只能以寓言的形式来说一说，而且地点已经到了天国，那里没有时间的观念。也许只要说说，奥雷利亚诺跟上帝谈了话；上帝对信仰的差异兴趣极小，以致把他当成了胡安·德·帕诺尼亚。然而，他却暗示说，这神圣的头脑未免有点混乱而且糊涂。更加正确地说，到了天堂里，奧雷利亚诺才明白，对于深不可测的神，他与胡安·德·帕诺尼亚（也就是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控告者和牺牲者）构成为一个同一的人了。

亚得里亚海边的古代城市。

希腊神话中一个巨人海盗的名字。

希腊神话人物，被缚在轮子上不停地旋转。

希腊神话人物，推石上山，滚下，又推，不停地反复。

奥里赫内斯（186-254），拉丁神学家。

中亚细亚古城。

在古代北欧的十字架上，这两种敌对的标志是交织并存的。——原注

米涅（1800-1875），法国神父，办印刷所，专印宗教书籍和神父著作。

在世纪时被斥为异端的一个教派。

希腊银币。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迷信灵魂转世，提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之说。

爱玛·聪茨

1922年1月14日，爱玛·聪茨从塔布赫·洛文塔尔纺织厂回家，在门廊里拿到一封信，打的是巴西邮戳。她一看到这封信，就知道父亲已经死了。第一眼引起她注意的，是邮票和信封都不熟悉；再说，陌生的笔迹更使她忐忑不安。信笺上不过九、十行字。信上说：梅耶先生由于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已于本月3日在巴格医院去世。在通知下面签名的是跟她父亲同宿舍的一个伙伴，名叫费恩或者法恩，是里约格兰德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通知是寄给死者的女儿的。

信笺从爱玛手里掉了下去。她的第一个感觉是肚子不舒服，双膝发软。后来有一种肓目的内疚，一种不真实之感，只觉得发冷和害怕。再后来，是但愿今天这日子过去，第二天已经来到。接着她明白了这种愿望是徒劳的，因为她父亲的死，是她在世界上关心的唯一的大事，现在如此，以后也仍然如此。她捡起信笺，走进房间，偷偷地把信藏在一只抽屉里，仿佛她已经用某种方式知道了后来的事。也许她已开始预感到那件事了，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天色越来越暗，那天爱玛为了马努埃尔·梅耶的自杀身亡，直哭到深夜。这个马努埃尔·梅耶在过去的幸福日子里，名叫埃马努埃尔·聪茨。她想起了在加莱加依附近一座农舍式的别墅里度过的暑假，回想起了（或者说，努力地去回想起）她的母亲，回想起了他们在拉努斯那幢被人夺走的小巧的住宅。回想起了一扇窗户上的菱形格子，回想起了囚车和耻辱，回想起了揭发“出纳员贪污公款”的匿名信，回想起了父亲在最后一夜发誓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塔尔。洛文塔尔，阿隆·洛文塔尔，从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从1916年起，爱玛就保守着这个秘密。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即使跟她最要好的朋友埃尔莎·乌尔斯坦也绝口不提这事。也许是因为她认为一般人根本不会相信她的话，也许是因为她认为这个秘密是她和远在他乡的父亲之间的联系纽带。洛文塔尔不知道她掌握着这个秘密。爱玛·聪茨从这个事实中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强者。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着。曙光照亮窗户的方框的时候，她已经想好了周密的计划。这一天时间长得好象无尽无头，但她努力过得跟任何哪一天一样。工厂里传说要搞罢工。爱玛还是持一贯的态度，宣称她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六点钟，下班了。她跟埃尔莎一起，到一个妇女俱乐部去，那里有体操和游泳等活动。她们报名参加；爱玛不得不重说了一遍自己的姓，把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人家在纠正她姓中误写的地方时说了些粗俗的笑话，她也不以为意。她跟埃尔莎还有克隆夫斯家的小女儿，一起谈论星期日下午去看什么电影。后来，她谈起了男朋友。谁也想不到她会谈起这件事来。到四月份，她要满十九岁了，可是男人仍然会引起她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回到家里，她做了一盆浓汤，一些素菜，早早吃了晚饭就躺下，强迫自己入睡。就这样，她劳累而又平常地过了15日星期五这一天。

星期六，她一早就心焦地醒了过来。是心焦，不是不安，是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的轻松感，使她醒来。她已经用不着再去计谋，去设想了；只要再过几个小时，那件简单的事情就能办成。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当天晚上将于三号码头起碇。她打电话给洛文塔尔，讨好地对他说，她想告诉他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但不能让别的女工知道，她答应天黑的时候到他的办公室去。她说话声音颤抖；这种颤抖证实了她是一个告密者。这天上午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爱玛干活一直干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贝拉·克隆夫斯约好了星期日出去玩，还作了详细的安排。吃罢午饭，她躺了下来，闭上眼睛，重新想了想她设想出来的计划。她认为，计划的最后一步远不如第一步可怕，然而毫无疑问，将使她尝到获得胜利和正义的滋味。突然，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奔到柜子前，把抽屉拉开，她昨晚上就把那封法恩寄来的信藏到密尔顿·西尔斯的相片底下了。谁也不可能发现它。她把它念了一遍，就把它撕碎了。

要把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情的某些真相讲出来，是很困难的，也许还是不恰当的。地狱的一个属性就是不真实；这个属性似乎既减轻了它的可怕性，又加强了它的可怕性，对于这样一个几乎连自己都不相信会干得出来的行动，怎么能使别人以为它是真实的呢？当时那件短暂的、乱七八糟的、今天爱玛·聪茨又不愿去回忆的事，怎么才能有条有理地讲清楚呢？爱玛住在阿尔马格罗区的利尼埃尔街。我们知道，那天傍晚，她到港口去了。也许，她在那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看见自己在镜子里变成了无数个爱玛，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下抛头露面，在欲壑难填的眼睛里剥光了衣服，但是更加合乎情理的是，可以猜想得出，开头，她是漫不经心地在闹市中徘徊，没有被人注意……后来，她走进两三家酒吧间，看了看别的女人干那种事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和手段，终于去找“北极星”号上的人了。第一个，很年轻，她怕勾起他的柔情蜜意，就挑了另一个，那人也许比她个子还矮，而且极为粗鲁，这样便可以使她厌恶和恐惧的心情不至于减轻。这个汉子把她领进一扇门，经过一个乱糟糟的门廊，一道弯弯曲曲的楼梯，一个前厅（那里有一扇窗户，也有菱形的格子，跟拉努斯的房子一模一样），然后再经过一条走廊，进了另一扇门，把门关上。严重的事情总是超乎时间之外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刚刚发生的事象是从未来中割裂下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组成它的各个部分又似乎并不连贯。

在那个超乎时间之外的时间里，在那种不连贯的、可怕的、一团混乱的迷惘感觉里，爱玛·聪茨有没有想到那个促使她作出这种牺牲的死者呢？我认为她是一下子就想到的，而且几乎因此而毁掉她那孤注一掷的计划。她想到了（她不能不想到）现在这个人正在对她干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的父亲也曾对她的母亲干过。想到这点，她有点儿惊讶，但立刻就不再想了，她晕了过去。那个汉子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懂西班牙语；他是爱玛的工具，就象爱玛是他的工具一样。不过她是他的寻欢作乐的工具，而他则是她借以报仇雪恨的工具罢了。

那汉子一走，爱玛只剩下独自一人，她并没有立刻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汉子留下的钱。爱玛欠起身子，拿过来就撕了，就象这以前撕掉那封信一样。但撕掉钞票，是一种亵渎的行为，犹如扔掉面包。她立刻后悔了。但这样做是出于自尊心，何况又是在这样的一天……由于身体遭到蹂躏而感到的悲哀和恶心使恐惧消散殆尽。但是恶心和悲哀却把她束缚住了。她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开始穿衣服。房间里已经没有一点儿光亮，黄昏的阴暗使房间变得更加沉重。爱玛溜了出去，没有被人发觉。她在街角登上了一辆往西去到拉克罗塞街的公共汽车。按照原定计划，她挑了一个最前面的位子，免得乘客看见她的脸。一路上，只见行人和车辆照旧若无其事地来来往往，证明人们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因此不会损害整个计划，这使她感到宽慰。公共汽车驶过房屋逐渐稀少的昏暗的街道，她一路看，一路忘，就这样到了一条叫瓦尔纳街的街口下了车。说也奇怪，她的疲劳竟变成了力量，因为此刻要求她集中精力思考计划的细节，并且彻底地把自己的心情隐藏起来，一直隐藏到底，隐藏到最后。

阿隆·洛文塔尔，总的来说，是一个严肃的人；几个接近他的人，则觉得他是个吝啬鬼。他单身一人，住在工厂里。工厂在荒凉的郊区，所以他很怕盗贼。他在工厂院子里养了一条大狗，在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这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去年，他的妻子——一个高斯家的人，给他带来了一份多么丰厚的嫁妆啊！——突然死了，当时他煞有介事地痛哭流涕，但是他的真正热情全都倾注在金钱上。他内心不无惭愧地明白，他这个人挣钱的本领远不如守财的本领。他是个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跟上帝有一个秘密协定，因此上帝免除了他辛苦劳动，他则报之以祈祷和敬神。他秃顶，肥胖，黄胡子，丧服未除，戴着烟色夹鼻眼镜，正站在窗边，等待女工聪茨来向他告密。

他看见她推开铁栅门（这是他有意半掩着的），穿过阴暗的院子。他看见她被系住的狗的狂吠吓坏了，绕了一个小小的圈子。爱玛的嘴唇在动，好象在低声祈祷。她正在反复地默念着洛文塔尔先生临死前将要听见的那句话。

事情的结果并不象爱玛所预料的那样。从昨天拂晓起，她就多次想象过如何举起那支可靠的左轮手枪，对着这个恶棍，逼迫他承认他的邪恶罪行，凭着这种大胆的策略，让上帝的正义战胜人世的正义（她不愿意自己受到惩处，这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是正义的工具）。然后，对准洛文塔尔当胸一颗子弹，结果掉他的性命。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并非如此。

到了阿隆·洛文塔尔面前，爱玛觉得想惩罚他加到她身上的污辱，要比为父亲报仇的愿望迫切得多。在经过那样一番无所不致的玷污之后，她不能不杀死他。而况，也没有时间来扮演一场戏。她羞怯地请求洛文塔尔原谅，坐了下来，表明（与告密者的身份相符）自己的耿耿忠心，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暗示了另外几个，然后就闭住了嘴，显得十分害怕。洛文塔尔对她竟会如此害怕，有点怀疑，但还是宽容地出去倒杯水给她喝。等到他回进屋子时，爱玛已经从抽屉里拿出了沉甸甸的手枪。她扣了两下扳机。那个胖大的身躯立即倾倒下去，仿佛是火光和硝烟毁坏了他，一杯子水砸成了碎片，那张脸惊讶而忿怒地看着她，脸上那张嘴里发出西班牙话和意第绪话骂着她。恶骂没有停止，爱玛不得不再开一枪。院子里，系着的狗狂吠起来。一股鲜血从邪恶的嘴里突然涌出，染红了胡子和衣服。爱玛开始说出她预先准备好的控诉（“我是为我父亲报仇，所以谁也不能惩处我……”）但是她没有说完，因为洛文塔尔先生已经死了。她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已经听明白。

紧张的狗叫声提醒了她；她还不能住手。她把沙发弄乱，解开死者衣服的纽扣，摘掉血污的夹鼻眼镜，扔到文件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了一遍她已经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话：“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洛文塔尔先生借口为了罢工的事把我叫来，……他强奸我，我把他杀了……”

这个故事的确难以相信，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确是真人真事，使人不由得不钦佩。爱玛·聪茨的声调是真的，她的贞洁是真的，她的仇恨是真的，她受到污辱也是真的。只有背景、时间和一两个人的名字是假的。

瑞典港口。

密尔顿·西尔斯（1882-1930），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曾主演《沉默的情人》及《天涯海角》等影片。

另一种死亡

快有两年了，伽农从瓜莱瓜伊丘写信给我（信已经被我遗失），告诉我说，他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一本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的诗《往昔》的西班牙文译本，也许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信末还附言说，堂佩德罗·达米昂，这个人也许我还有点记得，前几天晚上由于肺充血而去世。他在病中发着高烧的时候，在神志昏迷中再现了马索列尔的血腥进军。这个消息，对我说来，是在意料之中，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堂佩德罗在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曾经效力于阿帕里西奥·萨拉比亚麾下。1904年的革命，把他带到了里约内格罗或者派桑杜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当了雇工。佩德罗·达米昂是恩特雷里奥斯人，家住瓜莱瓜伊丘，然而却在那里交了一些跟他同样勇敢、同样无知的朋友。他参加过几次混战，也参加了最后的一次战役。1905年回到故乡，以低声下气的顽强，重操旧业。据我所知，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本省；最后的三十年，他是在一个离尼扬凯大约一两里路的十分荒僻的牧场里度过的。1942年，在这个荒僻的场所，有一天傍晚，我曾跟他谈过一次话（或者说，我曾设法跟他谈过一次话）。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文化不高。连马索列尔战场上的喧闹和狂暴，他都讲不出什么来，所以我毫不奇怪，他在临死的时候会使之再现。……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达米昂了，我想回忆回忆他，但是我记忆中他的印象那么模糊，只想得起伽农给他照的一张相片。这种情况毫不特殊，要是我们考虑到，这个人我仅仅在1942年初见过一面，而他的相片，却见过许多次。这张相片是伽农寄来的，我已经丢失，找不到了。要是真找到它，还叫我害怕呢。

第二桩事情发生在蒙德维的亚，是在几个月之后。这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发烧和痛苦，引起了我想写一篇关于马索列尔溃败的小说的念头。我把梗概讲给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听。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那次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上校吃过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院子里一张吊椅上，津津有味地杂七杂八地回忆起往昔的时光来。他谈到没有运上来的弹药，疲累不堪的马匹；谈到瞌睡的人们；谈到绕来绕去行军路线所织成的迷宫；谈到萨拉比亚，本来他很有可能进入蒙德维的亚，但是他绕了过去，“因为加乌乔害怕大城市”；谈到齐颈砍掉人的脑袋；谈到一场内战，这场内战在我看来，不象两支军队的战斗，倒象是一个强盗做的一场恶梦。他还谈到伊列斯卡斯，谈到图帕姆巴埃，谈到马索列尔。他时间讲得那么准确，情节讲得那么生动，使我马上明白，同样的事情，他准是讲过许多遍。我怕他的话后面，已经没有什么记忆留存了，趁他透一口气的时候，我插进了达米昂的名字。

“达米昂？佩德罗·达米昂？”上校说，“他跟我在一个队伍里。弟兄们都把这个达米昂叫做小塔佩，”他张开嘴巴，哈哈大笑，又突然停住，现出假装的或者真实的烦恼。

他换了一种腔调，对我说：这个人参加战争，就象一个女人，让男人们给她以考验。在进入战斗之前，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胆小而变成勇士，同样，也可能恰恰相反，而这个可怜的达米昂就是如此。这个人在酒店里戴着白党的袖章夸夸其谈，后来到了马索列尔，就泄了气。有一次跟苏马柯人交火的时候，他还象个男子汉，但是一旦面对着一支军队，大炮开始轰击，每个人都觉得这五千人仿佛集合在一起向自己扑杀过来的时候，那就是另一码子事了。这个可怜的古里，他从来只是给羊洗洗澡过日子的，突然，这件国家大事把他卷了进去……

很可笑，塔巴雷斯的这些话使我惭愧。我宁愿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年前，有一天傍晚，我跟老达米昂两个人谈过话；我曾经不自觉地替他编造了一个令人崇拜的形象，现在塔巴雷斯的话却把它破坏了。于是我突然理解了达米昂的沉默内向和顽固孤僻的原因：它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出于羞恼。我徒然地反复对自己说：一个做出一桩怯懦的事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地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我想：加乌乔马丁·菲耶罗就不会象吉姆爷或者拉左莫夫那样常常被人想着。是的，然而达米昂，作为一个加乌乔，他有责任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东岸的加乌乔面前。从塔巴雷斯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话里，我觉察到一种村野的味道，这味道叫做阿尔蒂加斯主义，这种主义（也许是毫无争辩余地的）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加有基础，因而更加勇敢……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是在说了些夸大的话之后告别的。

冬天，我正在写的这篇幻想小说（它死乞白赖地不能形成一个样子），由于缺少一两个情节，迫使我又到塔巴雷斯上校家里去了。在他家里，遇到了一位老先生，派桑杜的胡安·弗兰西斯科·阿马罗博士，他也曾经参加过萨拉比亚领导的革命战争。他谈起了马索列尔，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他讲了几件事情，后来，又慢吞吞地说，那样子仿佛是一个人在大声地自言自语：

“我们在圣塔·伊雷内宿夜。我记得，有一些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个法国兽医，第二天作战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剪羊毛的小伙子，恩特雷里奥斯来的，叫什么佩德罗·达米昂。”

我急忙打断了他。

“我知道，”我对他说，“那是个子弹飞来就吓软了的阿根廷人。”

我顿住了，因为他们两个困惑不解地直瞧着我。

“您弄错了，先生，”阿马罗终于说道，“佩德罗·达米昂就象任何一个视死如归的人那样牺牲了。那是下午四点，山峰顶上有红党步兵组成的阵地。我们的队伍举着长矛往上冲锋。达米昂高喊着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当胸打中了他。他停住在山脊梁上，不再喊叫，滚到地下，躺在马匹的马蹄之间。他牺牲了。马索列尔战役的最后一次冲锋，是从他的身上冲过去的。他那么英勇，还不满二十岁。”

他说的，毫无疑问，是另外一个达米昂。可是有些什么东西促使我问他，这个古里叫喊的是什么。

“肮脏的骂人话，”上校说，“冲锋的时候，他叫喊的就是这个。”

“可能是。”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乌尔基萨万岁！”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最后，上校喃喃地说：

“他好象并没有参加马索列尔战役，而是在卡冈却或者印迪亚·摩挨尔塔作战；都有一个世纪了。”

他又以真正的不知所云接着说：

“这些队伍都是我指挥的，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达米昂这么一个人。”

我们没法知道，他记得的究竟是什么。

他的健忘使我产生的惊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重复出现了一次。一天下午，在英国人开的米契尔书店的地下室里，面对着十一卷讨人喜欢的爱默生的著作，我遇到了帕特里西奥·伽农。我问他：他翻译的《往昔》怎么样了。他说，他不想翻译；他认为西班牙文学是那么令人厌烦，因此没有必要引进爱默生。我提醒他，他曾经写信答应给我一个译本，信里还提到了达米昂的去世。他问：达米昂是谁。我白白地对他解释了半天。我开始觉得恐惧了，发现他是那么诧异地听着我讲。他避开这个话题，开始了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议论，议论那些诽谤爱默生的人；他认为，爱默生是最复杂最精炼的诗人，毫无疑问，要比那不幸的爱伦·坡杰出得多。

还有一些事情，我也应该记载下来。4月，我收到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的一封信。他已经不再糊涂，现在清楚地想起了这个马索列尔战役时冲锋在前的恩特雷里奥斯人，战死的当晚，他就被伙伴们埋葬在山脚下了。7月，我路过瓜莱瓜伊丘，没有在达米昂的牧场上打听到什么。那里已经没有人再记得他。我想问问牧工迪埃戈·阿巴罗亚，达米昂死时这个人在场。但是这个人冬天之前也已经去世。我尽量回忆着达米昂的面貌。几个月之后，我在翻阅一本照相册的时候，却证明我竭力想起来的那张阴沉的脸，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坦培利克扮演的奥赛罗。

现在，只好来进行猜测了。最容易的，然而也是最难令人满意的，是设想有两个达米昂：一个是1946年死在恩特雷里奥斯的懦夫逃兵，另一个是1904年死在马索列尔战场上的勇士。这样设想的缺点是，无法解释这个真正是谜一样的问题；塔巴雷斯上校的记忆怎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变化，他何以会这样健忘，在很短时间内就失去了印象，但后来却又回想起来了那个名字。（我不接受，也不愿意接受一种最简单的假设：就是首先做梦的是我。）乌尔里克·冯·库尔曼想出来的超自然的设想更为奇妙。乌尔里克说：佩德罗·达米昂在战斗中战死，临终的时候恳求上帝让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去。上帝在答应这个恩典之前，迟疑了一秒钟，因为提出请求的人已经死了，有几个人目睹着他倒下去的。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然而能够改变过去的形象，因此，他把死亡的形象改变成昏厥的形象，于是这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就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回来了，但是我们应该记得他那影子的模样。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女人，没有朋友。他所喜欢的、所拥有的一切，都仿佛是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他死了”，也就是说，他的稀薄的形象消失了，就象水消失在水里一样。这种设想是错误的，然而却大概由此而启发我知道了真相（直到现在我还相信是真相），而且极为简单，同时又极为稀罕。我是几乎象魔法那样在彼埃尔·达米亚尼的论文《论全知全能》中发现这一点的。而研究这篇论文，则又是《神曲·天堂篇》第二十章的两句诗促成的。那两句诗恰恰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问题。彼埃尔·达米亚尼在这篇论文的第五章里，反对亚里士多德，反对弗雷德加里奥·德·杜尔，坚称上帝能够实现从前有过而现在没有的事情。我读了这种古老的神学理论，开始理解了堂佩德罗·达米昂的悲惨历史。

我的猜测大概是这样的：达米昂在马索列尔战场上当了一名怯懦的逃兵，于是后半生就从事于纠正这种耻辱的软弱。他回到了恩特雷里奥斯；他不向任何人举起手；他不跟任何人争吵，不追求勇敢的名声，而是在尼扬凯的田野里艰苦地生活，跟山岭和野性的牲畜斗争。无疑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在为一个奇迹作准备。他考虑得很深刻：如果命运使我再一次参加战斗，我就知道应该怎样做才无愧于当一名士兵。一连四十年，他暗暗地怀着这样的希望，终于，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的希望实现了。这是在他神志昏迷的时候实现的，然而希腊人早就知道我们都不过是一场幻梦里的影子。他在垂死的痛苦中重现了他的那场战斗，带头进行了那次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当胸打中了他。就这样，在1946年，由于长期内心痛苦的结果，佩德罗·达米昂在马索列尔战役的溃败中战死了。那次战役是1904年冬春之交发生的。

神学概要否认上帝能够创造没有存在过的过去，然而并没有说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是既广泛又密切的，因而，仅仅取消遥远过去的一件事实，尽管无关紧要，也难以使现在无效。变更过去，并不是变更单单一件事实，而是取消它的后果，因为它可能是无限的。换句话说，就是创造两种宇宙的历史。第一种（我们说），佩德罗·达米昂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死去。第二种，1904年在马索列尔死去。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历史，然而要取消它并不是立刻就见效的，因而产生了我刚才提到的不连贯性。至于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他是通过不同的阶段完成的：起初，他记得达米昂是一个懦夫；后来，就把他完全忘掉；再后来，想起了他的暴死。至于牧工阿巴罗亚，他也不见得不知道。他知道达米昂是死了，因为他对堂佩德罗·达米昂记得很清楚。

说到我，我知道我不能冒类似的险。我注意到而且记载了一个人类所达不到的过程，一个理性的丑名昭彰的命运；但是有些情况，却缩小了这种可怕的特权。于是，突然之间，我不能肯定我写的是否总是事实。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虚假的回忆。我怀疑佩德罗·达米昂（如果存在的话）并不叫佩德罗·达米昂。我记得他的这个名字，是为了有一天相信他的故事是彼埃尔·达米亚尼的文章引起来的。这情况与我在第一段里讲到的那首诗十分类似，那首诗所歌咏的，就是无可挽回的往昔。直到1951年，我还以为我创作的是一个幻想故事，记载的却是一件真正的事实。天真的维吉尔也是这样，两千年以前，他以为宣布了一个人的出生，结果却是预言了上帝的降世。

可怜的达米昂！死亡把他带到了二十年以前他所不知道的一场战争，而且是一次雇工们的战役，然而他终于得到了他的心所渴望的东西，不过得到得太晚了，也许已经不会给他太大的幸福。

塔佩，巴西边境的瓜拉尼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印第安语：小伙子。

阿尔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独立革命英雄；阿尔蒂加斯主义，意即：一切以乌拉圭为最高，最佳的思想。

乌尔基萨（1800-1870），阿根廷将军。这里故意弄成了时代错误。

即佩德罗•达米昂的拉丁文拼法。

阿凡罗斯的探求

他想象，悲剧不是别的，不过是吹捧的艺木而已……

——恩斯特·勒南：《阿凡罗斯》

第48页（1861年出版）

阿布尔瓜利德·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马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卢施德（一个世纪以后，这个长长的名字，从本拉伊斯特变成阿本里兹，甚至变成阿本·拉萨德和菲利乌斯·罗萨迪斯，最后变成阿凡罗斯）正在撰写他的著作《塔哈夫-乌尔-塔哈夫》（《毁灭之毁灭》）的第十一章，在其中，他反对波斯禁欲主义者迦扎利，《塔哈夫-乌尔-法拉西法》（《哲学家之毁灭》）的作者，坚决主张神只能认识宇宙的一般规律，只能认识跟种族有关系的东西，而不是跟个人有关系的东西。他缓慢地安静地写着，从右边写到左边。三段论构成的运用，以及漫长段落之间的连接，并没有妨碍他感觉到身处这座深宅大院的幸福。卧房深处，有谈情说爱的鸽子在咕哝；某个看不见的庭院里，有喷泉在琤琮；阿凡罗斯的肉体的某个地方，总是喜欢有不断的流水的感觉，因为他的祖先来自阿拉柏的沙漠。下面，是花园，是菜圃；下面，是缓缓地流着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然后是可爱的科尔多巴城，其光采不亚于巴格达或者开罗，仿佛一具复杂而精细的乐器，其周围（阿凡罗斯也感觉到了）一直延伸到西班牙领土的边境，那里只有很少的事物，然而每一个人似乎都处在充实的永恒的状态之中。

羽毛笔在纸张上移动，议论在互相纠缠，无可辩驳，然而有一种轻微的忧虑损害了阿凡罗斯的幸福。这并不是《塔哈夫》这部偶然想起的著作所引起的，而是一个正是他要向人们阐明的与这不朽之作有关的哲学性质的问题，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评论。这个希腊人，是一切哲学的源泉。他曾经答应人们，把他所能够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象乌莱马解释《古兰经》那样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向来是阿凡罗斯热切的目标。再也没有比记载这个阿拉伯医生如何献身于研究跟他相隔十四世纪的一个希腊人的思想的经历，更美丽更富于诗意的了。不过我们也应该说明其中存在着的内在的困难，因为阿凡罗斯不懂得叙利亚文，也不懂得希腊文，他是靠着翻译的翻译进行工作的。昨天晚上，两个有疑问的词，使他在《诗学》开头的地方停住了。这两个词是：悲剧和喜剧。几年以前，他在《修辞学》的第三卷里就已经遇到过这两个词。在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谁也没有推测出它们说明的是什么。他徒然地翻遍了亚历山大·德·阿弗罗迪西亚的著作，徒然地查对了内斯托里亚学派的胡南因·伊本-伊夏克和阿布-巴夏尔·马塔的解释，都毫无结果。这两个秘密的词在《诗学》的文章里孳生繁殖，无法回避。

阿凡罗斯放下了笔，自己对自己（没有太多信心地）说：我们所探求的东西，往往是近在眼前的。于是他就收起了《塔哈夫》的原稿，走到书架前面，那里排着一排许多卷用波斯字母抄写的瞎子阿本西达的《莫嘎马》。要是想象这些书籍他还从未查阅过，那是滑稽可笑的。纵然如此，他拿起来一本本地翻翻的时候，仍然勾起了优闲的乐趣。但是一阵魔法般的旋律，打扰了他好学的消遣。他从安装有铁栅的阳台上往下张望。下面，在泥地的狭窄院落里，有几个半赤膊的孩子在玩耍。一个孩子踩在另一个的肩膀上，显然是在学做祷告报时人。他双眼紧闭，高声吟唱：“除了真主没有别的真主。”那个撑着他的孩子，一动不动，装作尖塔。还有一个孩子，跪伏在泥地上，装作祈祷的信徒。这场游戏不过一会儿；谁都想当报时人，谁都不愿意当尖塔或者信徒。阿凡罗斯听他们用“俗话”争论，这种话就是本半岛穆斯林老百姓说的原始西班牙话。他翻开了哈利利的《基塔赫·乌尔·阿因》，骄傲地想，在全科尔多巴（也许在全安达露西亚），没有比这一本手抄本更完美的善本了。这是埃米尔雅各布·阿尔门苏尔从丹吉尔寄来给他的。这个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了旅行家阿布尔卡西姆-阿尔-阿夏里，那人刚刚从摩洛哥回来的当天晚上，就跟他一起在《古兰经》专家法拉赫家里吃晚饭。阿布尔卡西姆说，他曾经到过（中国的）秦帝国所属的各个国家。那些诽谤他的人，则以令人生厌的特殊逻辑，发誓说他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更别说在这个国家的寺庙里咒骂过安拉了。无可避免地，这次聚会长达好几个小时。阿凡罗斯急急忙忙地重新写起《塔哈夫》来，一直写到天黑。

在法拉赫家里的那次谈话，从行政长官的无可比拟的德行谈起，一直谈到其兄弟埃米尔的品德。后来，在花园里，谈起了玫瑰花。阿布尔卡西姆没有看见过玫瑰花；他发誓说，没有象装饰着安达露西亚别墅的玫瑰花那样的玫瑰花。但是法拉赫不肯罢休；他说：在伊本·库塔巴的著作中，描写了一种不凋谢的玫瑰花的优良品种，它生长在印度斯坦的花园里，其花瓣是肉红色的，上面有一行字，写的是：真主是独一无二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他又说：毫无疑问，阿布尔卡西姆一定看见过这种玫瑰花。阿布尔卡西姆吃惊地望着他，心里想：如果回答说看见过，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最会信口开河的骗子；如果回答说没有看见过，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不信神的。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他喃喃地说，了解隐秘事物的钥匙，掌握在真主的手里；在大地上，没有一样青翠的东西或者枯萎的东西不记载在他的经书之中。这些话，属于阿索尔的初期作品之一，使他博得了一阵尊敬的赞叹。阿布尔卡西姆因为辩论胜利而洋洋得意，接下去又说：真主的作品是完美无缺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时候，阿凡罗斯插嘴说话，预先说出了那个还成问题的休谟的遥远理论：

“对我来说，承认伊本·库塔巴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或者抄写人抄写的一个错误，要比承认大地上生长着一种具有信仰职能的玫瑰花容易得多。”

“是的。这真是重要而且真实的话，”阿布尔卡西姆说。

“有一个旅行家，”诗人阿卜达尔马立克回忆说，“说起有一种树，其果实是绿色的鸟。叫我相信有字的玫瑰，还不如相信他说的树。”

“鸟的颜色，”阿凡罗斯说，“虽然千奇百怪，却不足为奇。何况，果实和鸟都属于自然的世界。然而书写却是一种艺术。从树叶变成鸟，要比从玫瑰变成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个客人气忿地反对把书写说成是一种艺术；他说：《古兰经》——“书籍之母”——起源在创世之前，一直保藏在天上。另一个客人提到了恰希斯·德·巴斯拉；这个人说：《古兰经》是一种物质，可以变成人形，也可以变成兽形；这种见解与那些认为《古兰经》有两张脸的见解似乎一致。法拉赫则对正统派的理论作了冗长的阐述：《古兰经》（他说）是真主的属性之一，就象其慈悲一样；它可以抄录成一本书，可以用语言朗读，可以铭记在心中；而语言和符号和文字，都是人的产物；然而《古兰经》是不能改变的，是永恒如此的。阿凡罗斯是评注过《理想国》的，所以他能够说：这本“书籍之母”确是如此，跟柏拉图的模型相仿。可是他发现，神学对于阿尔卡西姆，是一个完全一窍不通的题目。

别的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催促阿布尔卡西姆讲一些奇迹给大家听听。那个时候，就跟现在一样，世界是冷酷无情的。胆大的人可以通行无阻，然而可怜的人也能够生存，只要事事顺从就行。阿布尔卡西姆的头脑，不过是一面内心怯懦的镜子。他能够讲些什么呢？何况他们要求的是奇迹，而奇迹也许是无法沟通的。孟加拉的月亮并不和也门的月亮完全一样，不过得用同样的声音来加以描述。阿布尔卡西姆犹豫了一会儿，后来就开口说道：

“经历过各种气候，到达过许多城市的人，”他热情地宣称，“无疑会看见许多事物。我们现在说的这一件事，我只讲过一次，那次是讲给土耳其人的国王听的。这件事发生在秦·卡朗（广东），那是‘生命之水’河流入大海的地方。”

法拉赫问：这座城市是否离开伊斯干达尔·左尔·加尔宁（马其顿的双角亚历山大）为了阻挡高戈人和马高戈人而建筑的长城有很多里。

“中间隔着个大沙漠，”阿布尔卡西姆说，不自觉地得意起来，“牲口（一个商队）要走四十天，才能望见它的碉楼；据说，还需要那么多天，才能到达那里。在秦·卡朗，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看见过它，或者看见过什么人在看它。”

一阵恐惧侵袭着阿凡罗斯；这是对笨拙的无限，对纯粹的空间，对单纯的物质的恐惧。他眼望着对称的花园；他知道自己老了，无用了，不真实了。阿布尔卡西姆继续说着：“有一天下午，秦·卡朗的一个穆斯林商人带我去看一幢油漆的木头房子，里面住着许多人。我没有法子说清楚这是一幢什么样的房子，只能说，它是一间大房间，里面有一排排的橱柜或者回廊，一个叠在一个上面。人们就在这些洞穴里吃喝。地面上也有人，中央的平台上也有人。平台上的人敲着鼓，弹着琴，不过只有十五个或者二十个人（戴着洋红色的面具）在祈祷、唱歌和谈话。他们都有手铐脚镣，但是谁也没有看见监狱；他们都跨坐着，但是哪儿也没有马匹；他们互相格斗，但是刀剑都是芦苇做的；他们倒下死去，然后又站了起来。”

“那是疯子干的事，”法拉赫说，“超出了有头脑的人的见识。”

“他们不是疯子。”阿布尔卡西姆不得不解释说，“那个商人对我说，他们是在表现一个故事。”

谁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谁也不象要弄懂这是怎么回事。阿布尔卡西姆有点困惑，从仅仅让人听听的叙述转到使劲地说明道理。他做着手势，接着说道：

“我们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显示一个故事。那是关于以弗所两个睡觉的人的故事。我们看见他们进入洞窟。我们看见他们祈祷，躺下。我们看见他们睁开眼睛睡着。我们看见他们睡着的时候在生长。我们看见他们经过三百年的循环醒来了。我们看见他们把一个古钱给了商人。我们看见他们在天国里醒来。我们看见他们和一条狗一起醒来。那天下午，平台上的人向我们显示的就是这些。”

“这些人说话吗？”法拉赫问。

“当然说话啦，”阿布尔卡西姆说。他已变成了一种功能的辩护者，这种功能他自己也几乎忘却了，而且使他自己也感到十分厌烦。“他们又说又唱又喊！”

“要是这样，”法拉赫说，“那就用不着二十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说话，就能把不管多么复杂的事讲清楚了。”

所有的人都赞赏这种见解。他们颂扬阿拉伯语的优点，说这是上帝用来向天使说话的语言。后来，他们又赞美阿拉伯语的诗歌。阿卜达尔马立克把这些话稍稍权衡一番之后，开始嘲笑大马士革或者科尔多巴那些执拗于牧歌形象和贝督因词汇的诗人的迂腐。他说，一个人眼睛前面流着瓜达尔基维尔这条大河，却去赞扬一口井里的水，岂非荒唐可笑。他在急迫之中，信手把古老的譬喻拿来重新使用。他说，左哈伊尔把命运比之为一匹瞎眼的骆驼，这个形象可能使人们惊叹，然而五个世纪的赞美，已经使其变得陈旧了。所有的人又都赞赏这个见解，因为他们已经从许多人的嘴里听见过许多遍。阿凡罗斯默不作声。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不象是说给别人听，倒象是说给自己听的。

“有几次，”阿凡罗斯说，“我曾经卫护过阿卜达尔马立克所持的见解，虽说雄辩不够，然而道理相同。在亚历山德里亚，有人说过，一个人犯了罪要后悔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避免错误，我们还得加上一句：要依靠忏悔。左哈伊尔坐在他的蒲团上曾经这样说：在八十年痛苦和光荣的过程中，他看见过无数次命运就象一匹瞎眼的骆驼一样突然把人践踏。阿卜达尔马立克了解这个形象，所以并不感到奇怪。这样进行观察，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首先，如果诗歌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赞赏，那么它的时间就不能以世纪计算，而要用日子，用钟点，甚至用分秒计算。其次，一位有名望的诗人不应该是一个创造者而应该是一个发现者。为了颂扬贝尔哈的伊本-夏拉夫，他就得翻来复去地说：只有这位诗人，才能想象星星在黎明的时候慢慢地落下，就象树叶从树上落下一样。他，如果确实的话，证明了想象是琐碎而浅薄的。单独一个人所能够形成的想象，不能触动任何别人的想象。大地上有无穷无尽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可以与别的任何事物相比较。把星星与树叶相比较，并不比把它与鱼或者鸟相比较更不合情理。相反，谁也不可能有时候不感觉到命运是强大的，是糊涂的，因为它无知，而且缺乏人性。左哈伊尔的诗，就是为了表示这种信念而写的；这种信念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连续的，然而谁也不能回避。再也没有比他当时说得更好的了。何况（这也许就是我的思考的主旨），时间可以使城堡倾圮，然而却可以使诗歌丰富。左哈伊尔在阿拉伯写诗的时候，是用来对照两种想象的，一种是老骆驼，另一种是命运。现在我把这首诗再说一遍，则是用来回忆左哈伊尔，用来把我们的忧虑和这位已故的阿拉伯人的忧虑相混同。这个形象原来有两个目标，今天却有了四个。时间扩大了诗歌的范围；我知道，有些诗是跟音乐相同的，都是为了所有的人类。因此，多年以来，我在马拉克希一直为对科尔多巴的思念所苦，我就以吟诵阿卜杜拉赫曼的这两句诗安慰自己，这是他在卢扎法的花园里对着一株非洲棕榈歌咏的：

棕榈啊，你也是

身处异乡……

这真是诗歌的独一无二的恩泽。一位渴望回东方去的君王的话，被我这个流亡非洲的人，用来深深地怀念西班牙的土地了。”

后来，阿凡罗斯谈到了蒙昧时代的原始的诗人。那时候还没有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已经用沙漠中无限的语言谈到了所有的事物。他说，他不是没有理由地对伊本-夏拉夫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感到吃惊的。他又说，在古代，在《古兰经》里，所有的诗歌都已经包括了进去。他谴责创新的野心是文盲，是虚荣。其他的人都高兴地听着他说话，因为他保卫了古代。

阿凡罗斯回家走进书房的时候，报时人已经在高喊曙光初现，开始祈祷了。（在后院，黑头发的女奴虐待了一个红头发的女奴；这事情他到下午才知道。）那两句隐晦的话的含义，向他展示了某种东西。他以坚实的谨慎的字母，在原稿上加写了这样几行：“亚里士多德把那些颂扬的词定名为悲剧，把那些讽刺和咒骂的词定名为喜剧。在《古兰经》的篇页里以及神庙的蒲团上，拥有大量精美的悲剧和喜剧。”

他觉得困了；他觉得有点寒冷。他把缠头巾解开，在一面金属的镜子里瞧瞧自己。我不知道他的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历史家描写过他的面貌。我只知道他突然消失了，仿佛一团没有光的火把他炸掉了；跟他一起，他的房子，他的看不见的喷泉，他的书籍，他的手稿，他的鸽子，他的许多黑头发的女奴，他的颤栗着的红头发的女奴，以及法拉赫，阿布尔卡西姆，玫瑰花，甚至连瓜达尔基维尔河，统统都消失不见了。

在上面的故事里，我想讲的是一次失败的过程。我最初想的，是那位坎特勃雷大主教，他企图证明有一个上帝存在。后来，想的是那些炼金术士，他们在寻求哲学之石。再后来，想的是那些徒然地等分三角形以及把圆周变成直线的人。然后，我想到了，最有诗意的事，莫过于一个人划地为牢，不是限制别人，而是禁锢自己。我想起了阿凡罗斯，他幽闭在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从来不可能知道悲剧和喜剧两个词的含义。我就讲了这件事情，而且与前人相应，感觉到了勃顿所讲的那个神所应该感觉到的东西。那个神想创造一头黄牛，结果却创造了一头水牛。我感觉到：阿凡罗斯想想象什么是一出戏，却没有料到竟然是一个剧。更可笑的是我，想想象阿凡罗斯，却没有别的材料，只有勒南、兰恩、阿辛·帕拉西奥斯的极少的几句话。到了最后一页，我感觉到，我的故事是人的一个象征，我在写下它来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人；而且，为了要写下这个故事，我不得不就是那个人；而且，为了就是那个人，我不得不写下这个故事。就这样，直到无穷无尽。（一旦我不再相信他的时候，“阿凡罗斯”就立刻消失了。）

阿凡罗斯（1126-1198），西班牙摩尔族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有深湛研究。

伊斯兰教精通《古兰经》的贤哲。

内斯托里亚，公元五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长老，主张耶稣基督具有两重性格。

阿索尔，西班牙十七世纪教士，著有多种道德教训著作。

古地名，是小亚细亚西岸古希腊的一座城市。

神写下的文字

这座监狱很深，用石块砌成；它的形状，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半球；由于地面（也是石块砌的）不亚于一个极大的圆周，因而更加加深了压抑和空旷的感觉。中间的一垛墙，把监狱隔成两半；这墙虽然极高，却没有连接到拱顶。墙的这边，是我，济纳庚，被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放火烧掉的加奥洛姆金字塔神庙的祭司；墙的那边，是一头豹；它总是以无声的脚步踱来踱去，衡量囚徒的时间和空间。墙的中央，与地面相齐，有一个巨大的窗户，装着铁栅。在投有影子的钟头（就是正午），高处有一扇活门打开，一个不计岁月的狱卒，用一架铁的滑车，把绳子头上系着的装水和装肉块的罐子降下来给我们。这时候，亮光进来照到拱顶，于是我才能看见那头豹子。

我在黑暗里躺着，已经失去了岁月的记忆。我，有一个时候曾经是年轻的，能够在这座牢狱里走动，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我死去时的姿势，等待神给我安排的命运。我曾经用燧石匕首，剖开牺牲者的胸膛，现在，我没有了魔法，甚至不能从地下抬起身来。

神庙被焚的前夜，骑着高头大马来的人，对我施以炮烙的刑罚，要我说出隐藏财宝的地方。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神像打倒在地，但是神并没有舍弃我，赋予我以力量，使我在百般的折磨中保持着沉默。他们割我的肉，敲我的骨，把我弄成残废，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座监狱里，生命还没有离开我。

我为命该有所作为的信念所驱使，而且也为了消磨时间，想在黑暗里回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整夜整夜的时间消耗在回忆某些石刻的蛇的次序和数目上，或者回忆一株药树的形状。我就这样消磨着岁月，就这样占有了我所没有的东西。有一夜，我感觉到我接近了一个宝贵的记忆，就象旅行者在看见大海之前感觉到血在激荡一样。过了几个小时，我开始看到了我所记起的东西，那是神的一个传统。神预见到时间结束的时候会发生许多灾祸和毁灭，就在创世的第一天写下了一句神奇的话，适用于祛除这些恶事。他写下这句话时所用的方式，是使它能够达到最遥远的世代，不受意外事件的干扰。谁也不知道它写在什么地点，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文字，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它秘密地存在着，只有一个被选中的人会看到它。我考虑到，我们始终是处在时间的结尾，我作为神的最后一个祭司，命运会给我特权，让我直接感觉到这段文字。我处身囹圄之中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我产生这样的希望。也许我看见过上千遍加奥洛姆的铭文，只是我没有理解罢了。

这个念头鼓舞了我，后来又引起了我一阵头晕。在大地的范围之内，有古代的形式，不朽的形式，永恒的形式；其中任何一个形式，都可能是我所探求的表征。一座高山，可能就是神的话，不然就是一条河，或者一个帝国，或者星宿的形象。但是在无数世纪的过程中，高山夷平了，河流经常泛滥改道，帝国发生改朝换代，星宿的形象也起了变化，在不变之中有万变。高山和星宿都是个体，而个体则要衰老。我要寻找更加坚定的，更加不会变化的东西。我想到了谷类，草类，鸟类和人类的世世代代。也许在我的脸上就写着魔法；也许我自己就是我探求的目标。就是在这样渴望于探求的时刻，我想起了，豹子是人的属性之一。

于是，我的心灵里充满了虔诚。我想象着时间的第一个早晨，想象着我的神把它的信息委化于豹子的生动的皮毛上，让它们交配，让它们繁殖，无穷无尽地，在山涧里，在丛林中，在群岛上，使得最后的人类能够得到这个信息。我想象着这张老虎的大网，这个老虎的热烈的迷宫，使牧场和牲畜满怀恐惧，就是为了保存一个图形。在牢狱的那一半有一只豹，与它为邻，我领会到我的猜测会得到证实，而且还会得到秘密的恩惠。

我花了漫长的岁月来学习这些斑纹的规律和形状。每一个黑暗的日子总给我一会儿的光亮，就这样，我才能在头脑里记住涂在黄色皮毛上的黑斑。它们有的是圆点，有的形成条纹横穿过四条腿的内侧；还有一些是重复的圆环。也许它们发的是同一个声音或者同一句话。其中很多还有红边。

不用说我这工作有多么辛苦了。不止一次，我向着拱顶高喊：要释读这种文字，根本没有可能。然而，逐渐逐渐地，一个神所写的一句话这个一般性的谜，却比我想予以解答的这个实质性的谜，更加令我不安。一个绝对的头脑（我自问）构成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形状的呢？我考虑到，即使在人类的语言里，也没有哪个命题不包含整个宇宙的。说“老虎”，那就是指它繁殖的所有老虎，它吃掉的所有麇鹿和乌龟，麋鹿吃掉的所有的草，草所生长的土地，以及土地受到光照的天空。我考虑到，在一个神说的语言里，所有的话说的都是这种许多事实的无穷连续，而且用的不是含蓄的方式，而是清楚明了的方式；不是向前的方式，而是直接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句神说的话的概念，对我来说，好象是有点幼稚或者亵渎了。我想，一个神，只应该说一句话，而这句话则是完整的。它发出的哪个声音也不能低于宇宙，或者少于时间的总和。这种声音等于语言，或者可以理解为语言，它的影子或者幻影，就是人类的野心勃勃的可怜的声音：全部，世界，宇宙。

有一天或者有一夜——我的白天和我的黑夜之间，还有什么区别？——我梦见监狱地上有一粒砂子。我没有在意，又睡着了。我梦见我醒来，地上有了两粒砂子。我又睡着，梦见有三粒砂子。就这样，砂子不断地增加，直至充满了监狱，我就在这个砂子的空间里死去。我明白我是在作梦；我以极大的努力醒了过来；但是虽然醒了过来却没有用，无数的砂子使我窒息。有一个人对我说：“你并没有醒过来，你只是回到前面的梦中罢了。这个梦又在另一个梦中，就这样直到无尽无休，其数目就是砂子的数目。你要退回去的路是没有尽头的；在你真正醒来之前，你就要死去。”

我觉得茫然若失。砂子塞满了我的嘴巴，然而我还是高喊：“没有一粒梦中的砂子能够杀死我，也没有什么梦中之梦。”一阵光亮把我惊醒。上面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圈天光。我看见了狱卒的脸，狱卒的手，滑车，绳索，罐子和肉。

一个人会逐渐地跟他命运的形状相混合；一个人到后来会变成就是他自己的环境。我不止是一个释读者或者复仇者，不止是神的一个祭司，我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因徒。从梦的无穷迷宫里，我回到这冷酷的监狱，就象回到家一样。赞美它的潮湿，赞美它的老虎，赞美那一线光亮，赞美我的衰老痛苦的肉体，赞美黑暗和石块。

这时候，发生了我无法忘掉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了跟神的结合，跟宇宙的结合（我不知道这两句话有没有差别）。在这种神魂颠倒的境界里却并不反复出现神的象征。有人在一阵光采里看见神，有人在一柄剑里看见神，也有人在一朵玫瑰的圆圈里看见神。我看见的是一个极为高大的轮子，它不在我眼睛的前面，也不在我眼睛的后面，也不在我眼睛的两侧，而是同时到处都在。这个轮子是水做的，然而也是火做的，而且是（尽管可以看得到它的边缘）无限的。它是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的，而我就是这交织的线的总体中的一根线；那个折磨我的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是另一根线。一切的原因和结果就是在这里。我只要看看这个轮子，就足以使我领悟这无穷无尽的一切。啊！领悟是多么幸福！它比想象和感觉更加幸福！我看见了宇宙，看见了宇宙内在的意图。我看见了《普通之书》里讲的根源。我看见了水中升起的山，看见了生活在柱子上的原始人，看见了旋转着前来进攻这些人的大坛子，看见了那些撕破他们脸的狗。我看见了那些不得不躲在神后面的没有脸的神。我看见了无穷无尽的过程，它们形成了一个唯一的幸福，我由于领悟了一切，也领悟了老虎身上的文字。

这段文字是由十四句随意的（看起来是随意的）话组成的。我只要把它高声地说出来，就能够使它成为全能。我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能够摧毁这座石砌的监狱，让白天来到我的黑夜，让我回复青春，让我永生不死，让老虎撕碎阿尔瓦拉多，让神圣的匕首刺进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起金字塔神庙，重建起帝国。凭着这四十个音节，十四句话，于是我，济纳庚，就将统治莫克特苏马所统治的土地。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说出这些话，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济纳庚。

让老虎身上的文字的秘密跟着我一起死去吧。参见过宇宙的人，参见过宇宙的热烈的意图的人，不可能想到一个处在微不足道的幸运或者不幸之中的人，虽然这个人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曾经是他自己，现在他已经不在乎了。这另一个人的命运对他有什么紧要呢；这另一个人的国家对他又有什么紧要呢，既然他已经什么也不是。因此，我没有说出这些文字的构成；因此，我躺在黑暗之中，让岁月把我彻底忘掉。

谨以此文献给埃马·里索·帕拉特罗

阿尔瓦拉多（1485-1541），西班牙征服者，随柯尔特斯征服中美洲。

这是作者的一个待点，他把美洲豹看作是虎。美洲不生产虎。

即中美洲古代印第安的神话著作《波波尔-乌》。

十五世纪时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领袖，被西班牙征服者杀害。

死在迷宫里的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

……譬如蜘蛛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41节

邓拉文做了个夸张的手势，不仅不排斥熹微的群星，而且囊括了黑沉沉的旷野和大海，以及一座巍蛾颓败的建筑，看起来象一间废弃的马厩，嘴里说：“这些就是我先辈的土地。”

他的伙伴恩维安，拿下了嘴里叼着的烟斗，发出几个恭敬和赞赏的声音。这是1914年夏初的一个傍晚，这两个朋友，对于一个无险可冒的世界感到厌烦，便来到这里欣赏康瓦尔这个僻远角落的寂寥。邓拉文留着一把黑胡子，是一部有相当分量的史诗的作者。这部史诗，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无法加以朗读，因为其题材至今还未显露。恩维安则发表过一篇著作，研究费尔马没有来得及在迪奥方托作品的一页边上写下的公式。他们两个人——这样说是不是准确？——都年纪轻轻，满不在乎，而且充满热情。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邓拉文说，“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尼罗河流域不知道哪个部落的一个酋长或者国王，就是在这座房屋中央的一间房间里死在他的表弟扎伊德手里的。经过了那么多年，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还弄不清楚。”

恩维安顺从地问：为什么。

“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他这样回答，“第一个原因是：这座房屋是一个迷宫。第二个原因是：有一个奴隶和一头狮子看守着它。第三个原因是：据传说，里面有一笔秘密的宝藏。第四个原因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谋杀者也死了。第五个原因是……”

恩维安听累了，打断了他。

“别把这些神秘的事越说越多，”他说，“应该使之简单化。你想想爱伦·坡被窃的信和桑格维尔封闭的房间吧。”

“或者应该复杂化，”邓拉文回答说，“你想想整个宇宙吧。”

他们爬上沙土的山丘，来到了迷宫的前面。这座房屋，到了近处，看来好象是一道笔直的没有尽头的墙，由没有粉刷的砖砌成，仅仅一人那么高。邓拉文说，它的形状是圆的，但是它的范围扩展得那么广，以致看不出这道墙的弧形。恩维安想起了尼古拉斯·德·库莎，这个人认为一切直线都是无穷大的圆周的弧边……到了半夜，他们发现一扇破败的门，通向一间黑洞洞的危险的门厅。邓拉文说，这座房子里面有许多岔路，不过，只要总是向左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达到中央的房间。恩维安点了点头。他们小心翼翼的脚步在石板地上发出回响。这条走廊与许多条更加狭仄的走廓相交叉。房子好象要使他们窒息，因为房顶特别低。由于里面复杂而且黑暗，他们只好一个跟着一个地摸索着向前走去。恩维安走在前面。这道看不清的墙，在他手的前面无尽无休地流过，他不时碰到粗糙不平的凸出的砖头。恩维安慢慢地在黑暗里走着，一边听他的朋友讲述阿本哈根被杀的故事。

“也许我最早的记忆，”邓拉文说，“是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来到本特里斯港的时候，他的后面跟着一个黑人，黑人牵着一头狮子。毫无疑问，这是我的眼睛第一次看到黑人，第一次看到狮子，除了《圣经》上的图画之外。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是，太阳颜色的猛兽和黑夜颜色的黑人，给我印象之深，却还不如阿本哈根本人。我觉得他身材很高，是一个肤色惨绿，黑眼半闭，鼻子高翘，嘴唇肥厚，胡子深红，胸脯强壮，走路稳重而轻俏的人。家里的人都说：‘有一位国王乘船来了。’后来，泥瓦匠给他盖房子的时候，他的头衔扩大了，人家都叫他巴别尔国王。

“这个异国人要在本特里斯定居的消息，使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他这座房屋的奇特形状和宽大面积，却又令人惊讶，甚至引起了骚动。一座房子，只有一间房间，却有许多里许多里路长的走廊，似乎叫人不能忍受。‘摩尔人就是住这样的房子的，但是基督徒却不行，’人们都这样说。我们的牧师阿拉比，是一个好读奇书的人；他找到了一个国王因为建造了一个迷宫而遭到上帝惩罚的故事，就在讲道的时候讲给大家听了。第二天星期一，阿本哈根来到牧师家里拜访。两个人短暂会晤的详情当时谁也不知道，不过后来他在讲道中就再也不提上帝发怒的事了，因而这个摩尔人才能雇得到泥瓦匠。过了几年，阿本哈根死后，阿拉比才向当局宣布了谈话的内容。

“当时，阿本哈根站着，对他说了这样的，或者近乎这样的一番话：谁也不能非难我干的事。人家诽谤我的罪名那么大，即使我把上帝最后的名字反复念几个世纪，也不足以缩减我的一分痛苦。人家诽谤我的罪名那么重，即使我用这双手把他们杀死，也不至于加重我在永恒的审判中受到的痛苦。在大地上，竟然还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是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我以铁的权杖统治着沙漠里的各个部落。许多年以来，我在我表弟扎伊德的帮助下掠夺他们，但是上帝听从了他们的呼喊，于是我遭到了他们的反抗。我的部下被打败，被杀死；我带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财宝逃了出来。扎伊德带着我，逃到一座石头山脚下的一个圣徒墓穴里。我命令我的奴隶了望着茫茫的沙漠，而扎伊德和我则倒了下来，睡着了。这天夜间，我觉得我被一张蛇织成的网逮住。我在恐惧中醒来；我的旁边，曙光下，睡着扎伊德。原来我的身体擦上了一张蜘蛛网才使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很痛心，那么胆小的扎伊德，竟然睡得这么死。我考虑到财宝并不是无限的，他可能会要求分给他一部分。我的腰带上正好有一把银柄匕首。我拔了出来，刺进他的咽喉。他在临死的苦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法听清。我看看他，他已经死了。但是我怕他再站起来，就命令奴隶用石块把他的脸砸烂。后来，我们到了天光下。有一天，走到了海边。海上驶着非常高大的船只。我想，一个死人是不能在水上行走的，于是决定出海寻找别的土地。我们航海的第一个晚上，我做梦杀死了扎伊德。一切情景都重复了一遍，不过我听懂了他的话。他说：‘就象现在你消灭我一样，我也要消灭你，不管你逃到哪里。’我发誓要让他的这种威胁落空，所以我要藏在一个迷宫的中央，让他的幽魂找不到我。

“说完这些话，他就走了。阿拉比心里想，这个摩尔人准是疯了；他说的什么迷宫就是这人疯狂的象征和明证。后来，他考虑到，这种说明倒是跟这座荒唐的建筑，跟这个荒唐的故事很相符，但是跟阿本哈根这个人留下的强有力的印象却不一致。也许，这种故事在埃及的沙漠里是很普通的。也许，这种稀罕的事情并不属于（例如普利尼奥的龙）一个人或者一种文化……阿拉比到伦敦，翻阅了许多过期的《泰晤士报》，证实那次反叛确有其事，后来也确实推翻了包哈里及其宰相，后者以怯懦闻名。

“泥瓦匠刚刚竣工，阿本哈根就住进了迷宫中央。村镇里再也看不见他这个人。有时候，阿拉比很担心扎伊德已经来到，把他消灭。晚上，风声带来狮子的怒吼，使圈里的羊群在自古以来就有的恐惧中吓得挤成一团。

“这个小小的海湾里，经常有来自东方港口的船只，在驶向加迪夫或者布里斯托尔的途中在这里碇泊。那个奴隶常从迷宫下来（那时候，我记得，迷宫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胭脂色的）跟船上的非洲人讲话，仿佛是在人群中寻找宰相的幽灵。这些船只以夹带走私货物而出名，既然船上有违禁的酒类和象牙，为什么不能也有死人呢？

“这座房子建成三年之后，有一艘名叫‘夏龙的玫瑰’的船碇泊在山脚下。这艘帆船跟一般看见的船不一样，也许这是我在描绘阿布基尔或者特拉法加的古老版画影响下产生的印象，不过我懂得这是一艘精工制造的船，似乎不是造船工人的产品，而是细木工人，甚至不是细木工人，而是乌木工人的产品。这条船（如果不是在现实中，那就是在我的梦中）乌黑，锃亮，肃穆，轻捷，船上的船员都是阿拉伯人和马来亚人。

“船下锚的时候，是10月份某一天的黎明。到了傍晚，阿本哈根便冲进阿拉比的家。他被极度的恐惧所控制，几乎没法说清楚扎伊德已经进了迷宫，奴隶和狮子已经完蛋。他严肃地问，当局能不能够保护他。阿拉比还没有答复，他已经又跑了出去，好象使他冲进这座房子里来的恐惧感，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紧紧攫住了他。阿拉比正好是独自在书房里，不禁惊讶地想，这么一个胆小鬼，竟然曾经以铁腕在苏丹镇压过那么些部落，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杀人又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他发现那艘帆船已经起锚（后来才知道，是驶向红海的苏亚金去了）。阿拉比想，自己的责任是去证实一下奴隶是否真的死了。他就向迷宫走去。他觉得阿本哈根慌慌张张讲的事情是荒诞不经的，可是在走廊的一个转角上躺着那头狮子，已经死了；在另一个转角上躺着那个奴隶，也已经死了；在中央的房间里，是包哈里，脸都砸烂了。死人的脚边，有一只嵌螺钿的箱子，有人已经把锁撬开，里面一个钱也没有剩下。”

最后的几段话，由于说话人的不断停顿而显得有点难懂，其实本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恩维安发现邓拉文已经讲过许多次，同样地冷静，然而同样地无效。为了假装有兴趣，他就问：

“狮子和奴隶的死状是怎么样的呢？”

那无法改变的声音以阴沉的满意答复说：

“也是砸烂的脸。”

现在，脚步声里加上了雨声。恩维安想，他们不得不睡在迷宫里，睡在故事的“中央房间”里了。在记忆中，这次漫长的麻烦的行程将会成为一次历险。他保持着沉默。邓拉文不能忍耐，就反问他，好象不肯放弃欠他的债。

“这个故事是不能解释的吗？”

恩维安仿佛高声自言自语地回答：

“我不知道是能解释的还是不能解释的。不过我知道那是胡诌。”

邓拉文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提出牧师的长子（好象阿拉比已经去世）以及本特里斯所有的邻居都可以作证。恩维安心虚的程度并不亚于邓拉文，便立即向他道歉。在黑暗中，时间仿佛更加漫长。他们两个人害怕走错了路，因而都走得很累。由上面射下来的微光里，显出一座宽阔楼梯的开始几级。他们上了楼梯，来到一间破败的圆形房间。这个倒楣国王的恐惧还保留着两个标记：一道狭窄的窗户，面向荒漠和大海：地面上一扇活门，通向下面弯曲的楼梯。这间房间虽然宽敞，却很象一间监狱的牢房。

这两个朋友与其说是为雨所阻，不如说是为了热衷于置身在回忆和奇遇之中，就留在这座迷宫里过夜。数学家睡得很安稳，而诗人却不这样，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他的理智认为是极其可厌的两句诗：

热带的失去了力气的狮子没有脸；

倒下的奴隶没有脸，国王没有脸。

恩维安认为自己对包哈里之死的故事并没有兴趣，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却确信自己已经把它解释得很明白了。那天整整一天，他心事重重，把一件件事情衡量又衡量。两夜之后，他约邓拉文到伦敦的一家啤酒店，对他说了以下，或者近乎以下这样的话：

“在康瓦尔，我说，你讲的故事是胡诌的。事情是确实的，或者可能是确实的，然而象你那样的讲法，就显得象胡诌了。而且以令人不能相信的迷宫开始，就更显得象胡诌。一个逃亡的人不会藏身在迷宫里。他也不会在海岸高处建造一座迷宫，一座胭脂色的迷宫，海上的水手老远就看得见。既然宇宙就是一个迷宫，那么他建造的恰恰就不会是迷宫。谁真的想躲藏起来，伦敦就是一个比全部走廊通向一座了望塔的建筑物更好的迷宫。现在我对你讲的这个聪明的想法，是我前天晚上想到的，那时候我们正听着雨打迷宫的声音，正在期待着入梦。我被这个念头所惊醒，所慰藉，所以我宁愿忘掉你那些荒唐的东西，思考一些明智的东西。”

“那么说，统一体的原理，仍然是四维空间了，”邓拉文说。

“不是的，”恩维安严肃地说，“我想的是克里地岛的迷宫。那个迷宫的中央，是一个人，长着牛的脑袋。”

邓拉文对警探小说很熟悉。他想，解开一个秘密，其重要性总是次于秘密本身。秘密是具有超自然的甚至神圣的性质的；而解开秘密，不过是变戏法，为了推迟这种无法避免的结局，他说：

“在奖章上和雕刻作品中，长着牛脑袋的是米瑙托。但丁把它想象成牛的身体，人的脑袋。”

“这种说法对我也适用，”恩维安表示同意，“重要的是这座可怕的房子与妖魔的住所完全相符。米瑙托有充分的理由在迷宫里生活。谁也不会把梦中见到的可怕的事说得跟梦中一模一样的。想到了米瑙托的形象（在存在着一个迷宫的情况下，这样想是不可避免的），实质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承认，我并不懂得这个古代的形象就是钥匙，因此，我必须对你讲讲你提供给我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象征，那就是：蜘蛛网。”

“蜘蛛网？”邓拉文莫名其妙地跟着说。

“是的。如果说，是蜘蛛网（我们很明白，就是蜘蛛网的普遍形状，柏拉图的蜘蛛网）启发了凶手（因为确实有一个凶手）干了这桩血案，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你记得吗，包哈里在一座坟墓里梦见了一张蛇织成的网，醒来时，他发觉是一张蜘蛛网诱发他做这个梦的。现在我们回到阿本哈根梦见那张网的那个夜晚，当时，这个失败的国王带着宰相、带着奴隶、带着一笔财宝在沙漠里逃亡。他们躲进一座坟墓。宰相睡着了。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懦夫。国王没有睡着。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勇士。国王为了不肯跟宰相瓜分财宝，就用匕首把他刺死了。几夜之后，宰相的幽魂到梦中来威胁国王。这一切全都不能令人相信。我却知道，这些事情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那天晚上，国王，勇敢的人，睡着了，而扎伊德，懦夫，却醒着。睡眠使人分心，离开宇宙。而分心对于一个知道后有追兵的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贪心的扎伊德低头看着梦中的国王。他想把他杀死（也许手里已经拿着匕首），可是又不敢。他把奴隶叫来，把一部分财宝藏在墓里，两个人逃到苏亚金，然后逃到英国。他在海边建造了这座面向大海的红墙的迷宫，并非是要躲避包哈里，而是要诱使他来到，把他杀掉。他知道来往的船只会把一个红胡子的人，一个奴隶和一头狮子的消息带到努比亚的港口去的，因此，包哈里迟早会到这座迷宫里来找他。他在迷宫的最后一条走廊里按了一个机关。阿本哈根极端看不起他，决不会屈尊而采取任何戒备。期待着的一天来到了。阿本哈根在英国登岸，走到迷宫门前，走下黑暗的走廊，也许，他已经踏上了楼梯开头的几级，这时候，他的宰相杀死了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机关里射出的一颗子弹把他杀死的。于是奴隶杀死了狮子，另一颗子弹又杀死了奴隶。然后扎伊德用石块把三张脸都砸烂。他不得不这样干；单独一具毁了脸的尸体会引起验明身分等等的问题，但是猛兽、黑人、国王三者组成了一个系统，从开头的两个，就可以求出最后的一个。因此，并不奇怪，他跟阿拉比说话的时候满心恐惧。他刚刚完成了他的可怕的任务，就逃出英国，去收回财宝。”

恩维安说完，接着是一阵深思的或者怀疑的沉默。邓拉文在表示意见之前，又要了一杯啤酒。

“我同意，”他说，“我的阿本哈根就是扎伊德。这样的变形，你会对我说，是这一类型的古典手法，是读者要求遵守的真正协议。我还没有法子接受的是：为什么要假设一部分财宝是留在苏丹的。你要记得，扎伊德必须逃避国王和国王的敌人。还不如想象他抢走了所有的财宝，要比想象他滞留在那里把一部分财宝埋起来容易得多。迷宫里没有找到钱，也许是因为没有钱留下了。光是泥瓦匠，就花掉了一大笔。这笔财宝跟尼伯龙根的红金不一样，不是花不完的。因此，我们得这样说：阿本哈根横渡大海，是来收回一笔挥霍完了的财宝的。”

“不是挥霍完，”恩维安说，“而是在异教徒的土地上投资建造了一座砖砌的巨大圆形机关，把自己抓住，把自己消灭。要是你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扎伊德就不是被贪欲所驱使，而是被仇恨和恐惧所驱使。他抢了财宝，后来明白过来，对于他，财宝并非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消灭阿本哈根。他假冒阿本哈根，杀了阿本哈根，最后自己成为阿本哈根。”

“是的，”邓拉文表示同意，“他是一个逃亡者，临死的时候，在要成为一堆枯骨之前，他还会记得，有一天他曾经是一个国王，或者假冒过一个国王的。”

费尔马（1601-1665），法国数学家。

迪奥方托，公元五世纪时希腊数学家。

神话中克里地岛迷宫里的怪兽。

门槛上的人

皮奥依·卡萨雷斯从伦敦带来一把奇怪的匕首，刀刃是一个三角形，柄呈“H”的形状。我们的朋友克里斯多夫·迪威，他是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的，对我们说，这类武器在印度斯坦很普遍。紧接着这句话，他又告诉我们，在两次大战之间他曾经在那个国家工作过（“曙光照临了恒河。”我记得他用拉丁文这样说，错引了一句朱维纳尔的诗）。那天晚上他讲的故事中，我想重述下面的这一个。我的文字是忠实的。愿安拉让我摆脱掉那种企图在故事里添油加醋或者象吉卜林那样增强异国情调的诱惑。何况，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古老的纯朴的味道，《一千零一夜》中竟然没有收入，也许真是一大憾事。

我要讲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确切的地点，无关紧要。而且，在这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深究阿姆里萨尔或者乌德赫这样的地名是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用？因此，我只要说，那几年，在一座穆斯林城市里，发生了骚乱。中央政府派了一个铁腕人物去恢复秩序。这个人是苏格兰人，出身于一个著名的骑士家族，血液里带着喜爱使用暴力的传统。我的眼睛只看见过他一次，但是我从此忘不掉他那乌黑的头发，凸出的颧骨，贪婪的鼻子、嘴巴，宽阔的肩膀，以及象维京族的熊一样的强壮。那天晚上，在我的故事里，他的名字叫做大卫·亚历山大·格伦卡因。前面的两个名字对他都很合适，因为都是以铁腕进行统治的帝王的名字。大卫·亚历山大·格伦卡因（我不得不使自己习惯于用这个名字叫他），我怀疑，是一个可怕的人，光是宣布他要来到，这座城市立刻就平静了下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措施。几年过去了。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太平无事：锡克族和穆斯林们消除了古老的龃龉；不久，格伦卡因就失踪不见了。当然不会没有这样的谣言，说他被关了起来，或者被杀死了。

这些情况，我是从我的上司那里得知的，因为新闻检查非常严格，报纸根本不评论（甚至也不记载，这我是记得的）格伦卡因的失踪。有一句俗话说：印度比世界还要大。格伦卡因尽管在底下签了名的一纸命令所委派给他的城市里具有无上权力，但是在帝国统治机构的齿轮里却仅仅是一个小数点。当地警察局的密探完全是饭桶。我的上司认为，一个平民百姓不大会引起怀疑，因而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三四天之后（在印度，距离总是很慷慨大方的），我疲劳地在这座吞没了一个人的混乱城市的街道上走着，心里没有怀着多大的希望。

我几乎立刻感觉到，那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要隐瞒格伦卡因的命运的阴谋。在这座城市里（我敢这样怀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秘密，也没有一个人不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大多数人，只要一问起他们，就表示彻头彻尾的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谁是格伦卡因；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人。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他们说：—刻钟之前还看见他在跟某某人说话，甚至把我带到那两个人进去的屋子里，而屋里的人却说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俩刚刚走掉。对这些若有其事的谎话，我当场予以呵斥。旁观的人赞同我的气恼，然后又去制造新的谎话。我不相信他们，但是我又不敢不听他们。有一天下午，他们给我一封信，信笺上写着一个地址……

我到达那里时，太阳已经西斜。这个地区人很多，很穷，房屋低矮。我从人行道上走进去，穿过几个泥地的院子，一直到了紧里面的明亮的地方。最后的一进院子里，正在举行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穆斯林节庆。一个盲人抱着一具红木的弦琴走进来。

我的脚边，有一个很老的老人蜷缩在门槛上，仿佛是一件什么东西，一动不动。我所以提起他，是因为他是故事的主要人物。许多年的岁月已经把他缩小，磨光，就如流水使石块越来越光滑，或如一代代的人使一句成语越来越精炼。他穿着长长的破烂衣服，或者我看来是破烂的衣服，头上缠的头巾更加破烂。在昏暗里，我看见一张乌黑的脸和一把白胡子向我抬起来。我直截了当地就问他关于大卫·亚历山大·格伦卡因的事，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他听不懂（也许听不见），我不得不对他解释，那是一位法官，我正在寻找他。话说出口后，我觉得有点可笑，竟然来询问这么一个老人。现实对于这个人，不过是一阵模糊不清的喃喃之声罢了。我想：这个老头可能会讲给我听暴动的消息，或者阿克巴尔的消息，但是不可能是格伦卡因的消息。他对我说的一番话，证实了我的怀疑。

“一位法官！”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惊讶地说，“一位法官失踪了，人们正在找他。这种事情我在小孩子的时候也发生过。我不记得年代了，不过那时候尼卡尔·生（就是尼古尔生）还没有在德里城下战死。那是铭刻在记忆里的时代，毫无疑问，我是能够想得起当时发生的事情的。上帝在他的忿怒中允许人们堕落，让他们的嘴里充满欺骗和虚伪。尽管如此，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所以一旦宣布，说女皇要派一个人到这个国家来，施行英国的法律，那些不太坏的人就满心喜欢，因为他们觉得守法总比混乱好。这个基督徒来了，没有多久就说话不算数，进行压制，掩盖可恶的罪行，接受贿赂。起先，我们并不责怪他，因为英国施行的法律谁也不懂。这位新法官的明显的暴行也许自有其机密的重要理由。我们总是这样想：每个人的经书里总有正义。可是他跟世界上所有的坏法官实在毫无区别，而且过于横行不法，我们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确实是个恶棍。他变成了一个暴君，可怜的老百姓（他们一度曾错误地把希望寄托于他，因此益发恨他）产生了把他劫持过来，对他进行审判的念头。他们不光是说说的；开始策划怎么实行。除了最单纯最年轻的人以外，也许谁也不相信这个轻率的企图能够实现，但是成千上万的锡克族人和穆斯林们还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有一天，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到了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劫持了法官，把他押到荒僻的郊区的一家农舍里关起来。然后，召集起受过他迫害的苦主，其中（有一些）是孤儿寡妇，因为刽子手的屠刀在那些年里没有停止过使用。最后——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了——他们要寻找而且指定一位法官，来审判这个法官。”

讲到这里，有几个女人走进屋来，打断了他。

后来，他慢吞吞地又继续讲下去：

“如所周知，没有一个世代没有四个正直的人，他们支持着宇宙，在上帝面前维护正义。这样的一个男子汉，是最称职的法官。可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既然他们隐姓埋名，混迹于世界之中，即使对面相逢也不认识，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肩负着这样崇高的任务。于是有人想出来说，既然命运不给我们智者，我们就去寻找无智者。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古兰经》讲经师，法律博士，只崇拜一个神的号称雄狮的锡克人，崇拜一大群神的印度人，马哈维拉的僧侣——他们教导说宇宙的形状是一个张开双腿的男子——以及火的崇拜者，黑脸的犹太人，都参加了审判。但是最后的裁判却交托给一个疯子来决定。”

这时候，有几个人离开节庆集会走出来，把他的话打断了一会儿。

“给一个疯子，”他接着说，“让上帝的智慧通过他的嘴说出来，以羞辱人类的傲慢不逊。他的名字不知道叫什么，或者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他光着身子或者披着破衣烂衫在街上游荡，用大拇指数着手指头，同树木开玩笑。”

我的理智无法忍受；我说，把最后的决定交给一个疯子，会使审判过程失效。

“被告接受了这一位法官，”他回答说，“也许他明白，如果谋反者们给他自由，反而会使他陷入危险。只有从一个疯子那里，他才能不会期待到死刑。我听说，人家告诉他法官是谁的时候，他不禁哈哈大笑。审判进行了许多天，许多夜，因为证人的数目越来越多。”

他停住不说了，有一种忧虑在他身上起着作用。为了找些话说说，我问他，有多少日子。

“至少有十九天，”他回答说，从节庆集会出来的人们又打断了他的话。穆斯林是禁酒的，然而从这些人的脸和说话声音来看却好象都喝醉了酒。有一个人在走过的时候还大声喊叫。

“十九天，确确实实，”他肯定说，“这个不信教的狗听了判决词，然后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喉咙。”

他以一种残忍的满足说了那句话。然后以另一种声调讲了故事的结局。

“他毫不害怕地死了。在最邪恶的人身上也会有某种美德。”

“你讲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我问，“在一家农舍里吗？”

他第一次用眼睛正视着我。后来他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说的那家农舍，他们把它叫做监狱，不是在那里审判他的。他们是在这座城市里审判他的，在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象这所房子一样。一所不能跟别的房子区别的房子。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是建在地狱里还是建在天堂上的。”

我问他那些谋反者的下场。

“我不知道，”他耐心地对我说，“这种事情发生了，也忘掉了，已经过去许多年。也许有人会谴责他们，然而不会是上帝。”

说完这些话，他站了起来。我感到他说这些话是叫我走；从这个时刻起，我对他来说已经不再存在。一群男男女女，几乎包括了旁遮普所有土邦的人，涌了出来，又是祷告，又是唱歌，冲向我们，几乎把我们卷跑。我有点惶惑，这些院子那么狭小，几乎比一间大门房大不了多少，竟然会出来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人从邻近的房屋里出来，无疑是翻墙过来的……一股推推搡搡和骂骂咧咧的力量给我开了路。在最后的一个院子里，我看见一个赤身的人，头上戴着黄花的花冠，手里拿着一柄剑。所有的人都吻他，对他欢呼。他手里的剑是血淋淋的，因为他处死了格伦卡因。格伦卡因血肉模糊的尸身，正在马厩深处躺着。

公元一世纪时拉丁诗人。

约•鲁•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他的作品大都以印度的风光为背景。

阿莱夫

啊，上帝，我可以关在一个核桃壳里，自以为是无垠的土地上的王。

——《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然而他们会教导我们：永恒就是现在静止，就是一个“眼前”（就象学校里说的）；这句话他们不明白，谁也不明白，就象他们把“这里”说成无限大的空间一样。

——《利未坦记》，第四章，第46节

贝亚特里斯·维特尔博在一刻都没有降低成为伤感或者害怕的剧烈痛苦之后，终于死了。那是2月的一个炎热早晨，我发现宪法广场上的铁皮广告牌已经更换，换成了不知什么牌子的烟丝金黄的卷烟广告。这件事情使我痛苦，因为我明白，广大的不停息的宇宙已经离开了她；这个变化，不过是无穷变化的第一个。我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宇宙会变化，可是我不会。有时候我知道，我对她的徒劳的崇拜使她生气；现在她死了，我可以怀念她，尽管没有希望，但是也用不着低声下气了。我想到4月30日是她的生日，那一天，我到加拉伊街她的家去拜访，向她父亲以及她的表兄卡洛斯·阿根蒂诺致意；这是合乎礼貌的行为，既无可指责，大概也非去不可。我重新一到黄昏的时候又去守候在铁栅门的门口；我重新又研究起她许多相片拍摄时的情景。贝亚特里斯·维特尔博，侧影，彩色的；贝亚特里斯，戴着假面具，1921年的狂欢节；贝亚特里斯，第一次坚信礼；贝亚特里斯，跟罗培托·亚莱桑德里结婚的那一天；贝亚特里斯，离婚之后不久，在伊比科俱乐部进午餐；贝亚特里斯，在基尔梅斯，跟德利亚·圣·马尔科·波塞尔和卡洛斯·阿根蒂诺一起；贝亚特里斯，抱着比利亚加斯·阿埃多送给她的哈叭狗；贝亚特里斯，正面半身，手托着下巴我用不着象从前那样，不得不送去几本书作为小小的礼物，以证明我的存在。这些书，我终于学会了把它们的书页都裁开，免得几个月后证实连碰都没有碰一下。

贝亚特里斯·维特尔博是1929年去世的。从那时候起，每逢4月30日那天，我没有不到她家里去的。我常常是七点一刻到那里，大约待二十分钟左右。一年一年地好象越去越晚，而我也越待越久。1933年的那一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对我有利，使他们不得不留我吃饭。我当然决不会放弃这个良好的先例。到了1934年那一天，已经八点，我带去了一只圣塔菲式的大馅饼，自然而然地就留下来吃饭。就这样，在枉然地求爱的一个个忧伤的周年中，我逐渐博得了卡洛斯·阿根蒂诺·达纳里的信任。

贝亚特里斯是高个子，身材瘦弱，动作轻捷，举止神情（如果矛盾修饰法是可以忍受得了的话）有一种高雅的风流，一种初发的娇态；而卡洛斯·阿根蒂诺则脸色红润，身材粗壮，头发半白，容貌漂亮。我不知道他在南郊一家弄不懂的图书馆里担任什么从属的职务；他专横独断，然而能力不强。他利用夜间和节日待在家里，甚至从不出门。两个有着差距的世代，一个是当前意大利的，另一个是表情丰富的意大利的，都在他的身上复苏。他的智力活动是连续不断的，很有感情的，变化无常的，然而根本毫无意义。他满嘴无用的言辞和徒然的猜疑。他的双手（跟贝亚特里斯一样），又大，又长，又好看。有几个月，他热衷于保尔·福脱，倒不是由于这个人所作的谣曲，而是想出了一个无可非议的荣耀的念头。“这个人是法国诗人之王。”他夸张地反复说着，“你要反对他是白费力气；你射不到他，你那支最厉害的毒箭也射不到他。”

1941年的4月30日，除了馅饼之外，我又让自己增加了一瓶国产的柯涅克酒。卡洛斯·阿根蒂诺尝了一口，显得很有兴趣；喝了几杯之后，开始对现代的人进行抨击。

我在想他用难以解释的兴奋这样说，“你那间小小的书房，如果就象我们说的一座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装满了电话，电报，留声机，无线电话，电影机，幻灯机，汇编，时刻表，备忘录，通讯，简报……”

他又说：对于一个这样装备起来的人，出门旅行是毫无用处的了；我们这个二十世纪，已把穆罕默德及高山的语言加以改变；高山，在今天，集中在现代的穆罕默德身上了。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愚蠢；他的说明又那么夸张，那么不着边际，使我立刻跟文学联系了起来。我对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写成文章。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他已经这样做了。这些观点，还有其他一些并不比这些观点逊色的观点，都表现在一首长诗的开始的诗，或者序言的诗，或者简称为序诗的诗之中了。这首长诗他已经写了好几年；他不使劲祈求，也不大声呼号，而是始终依靠两根拐棍，那就是：勤劳和孤独。首先，他把门向着想象打开，然后再考虑节奏和韵脚。这首长诗的标题叫做《大地》，诗中描写了这个星球，其中当然不乏华丽的词藻和优美的警句。

我请求他念一段给我听听，即使是很短的也好。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厚厚一叠头上印着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图书馆字样的信笺，得意洋洋地高声念起来：

象希腊人一样，我看见了人类的城市，

劳动，各种光亮变化的日子，饥荒；

我不改变事物，我不假造名称，

然而我所讲述的旅行，却是……autour de ma chamber.

“这是一节显然很有趣的诗，”他解释说，“第一句博得了教授、院士、希腊专家的赞赏，尽管其中没有穿紫袍的学者，但仍然是意见中很重要的部分。第二句从荷马跳跃到希西奥德（完全象在一座辉煌的建筑物门前，对劝世诗之父的含蓄礼赞），并没有回避前人使用过的一种手法，其传统来自经书，来自计数、凝结或者积聚。第三句——是巴罗克式的，颓废派的，追求纯粹性的，或者极端形式主义的？包含着一副对仗。第四句是明明白白的两种语言，以全部明智的精神无条件地保证我接受讽刺小品的直接邀请。我一点都没有用罕见的韵脚，无谓的说明，丝毫没有咬文嚼字的习气！因而使我能够在四句诗里凝集了三个博学的暗示，包括了三十个世纪压紧在一起的文学：第一个暗示指的是《奥德赛》，第二个暗示指的是《劳动与日子》，第三个暗示指的是那个萨伏亚人的笔在余暇时提供给我们的不朽琐事……我又一次明白了，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哥尔多尼的话真是一点也没有错！”

他又给我念了好几节，也都加上了他自己的赞赏以及他自己的大量解说。其中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比前面的一节更坏。他在写作时，靠的是勤奋、耐心和热情的支持；达纳里自己所说的各种优点，是后来才有的。我懂得，诗人的劳动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发明理由让诗歌受到称赞。这后一种劳动自然而然地为他自己修改了作品，不过并不是为了别人。达纳里的朗诵是了不起的，不过他的笨拙的韵脚妨碍了他，只有很少几次，才把这种了不起的气概传达到诗中。

在我的一辈子里，我仅仅有一次机会，翻阅了《波利奥尔比翁》的一万五千行二十音节的诗。迈克尔·德雷顿在这首风土记似的史诗中记载了英国的动物、植物、水文、金矿、军事史和教会史；我可以肯定，这部有相当份量然而也有局限性的作品，要比卡洛斯·阿根蒂诺类似的内容广泛的著作较不令人厌烦些。后者提出，要把这个星球的全部球面加以诗化；到1941年，除了奥布的一公里跑道，维拉克鲁斯北边的一只煤气表，贡塞普西翁集市上几家主要的商店，贝尔格拉诺9月11日街上马里亚娜·康巴塞雷斯·德·阿尔维亚尔的别墅，以及布里顿著名水族馆附近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之外，他已经在处理昆士兰州的几公顷土地了。他把诗中关于澳洲地区的某些繁重的段落念给我听。这些冗长而含糊的亚历山大体诗句，缺乏与序诗相应的激发力量。我抄一节在下面：

如所周知。在惯常的柱子右手

（显然地，来自西北面）

有一副骨骼在烦恼——什么颜色？天蓝白的——它使羊围有了枯骨堆的外貌。

“两点大胆的突破！”他狂喜着喊了起来，“我听见你在因为这样的成就而嘀咕！我承认，我承认。第一点，是‘惯常’这个形容词，它准确地顺便揭示了牧业和农业家畜的无聊可厌。这种无聊可厌，既不是那些田园诗，也不是我们现在捧上天的《堂塞恭多》所敢于这样火辣辣地揭露的。另一点，是那句强有力的散文体的‘一副骨骼在烦恼’，这是那种娇滴滴的诗人怕得非要删除，而那种男子汉气概的批评家欣赏得要命的句子。此外，整个诗句还有着大量的优点。其后半句开始了最最活泼的跟读者的对话。它激发起读者的强烈好奇心，促使他嘴里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立即……予以满足。至于这个新发明：天蓝白，你对我怎么说？这个画一般的新词从天空升起，它是澳洲景色最重要的因素。没有这种想象，会使画面的色彩过于阴暗，以致迫使读者不得不掩卷太息，内心深处受到无可安慰的沉重忧郁的损伤。”

直到半夜，我才告辞。

两个星期之后，卡洛斯·阿根蒂诺打电话给我：他还是这辈子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建议我们四点钟见面，“一起喝杯牛奶，就在苏尼诺·伊·松格里——你一定记得，就是我的房东——刚在附近街角开张的最最新派的冷饮店里喝；那家铺子你一定要见识见识。”我答应了，其实并不是热心，而是顺从。到了那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一张空桌。这家“冷饮店”，倒是货真价实的现代化，几乎比我预料的小得多。旁边的几张桌子上，激动的顾客正在谈论苏尼诺·伊·松格里毫不讨价还价地为此投资的数目。卡洛斯·阿根蒂诺对于我竟然不知道那里的灯光是用什么技巧安装的（毫无疑问，现在已经知道了），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有点儿严厉地对我说：

“象你这样身份的人，还得费力气了解一番，才知道这个地方与弗洛雷斯街最了不起的地方不相上下，真是糟糕。”

后来，他给我重读了他那首诗中的四、五页。他已经根据玩弄词藻的堕落原则进行了修改。原来写的“蓝色”，现在变成好几个“湛蓝”，“蔚蓝”，甚至“宝蓝”。“蕃瓜”这个词，对他来说，好象还不够难看。他在热烈地描写一个洗羊毛池的时候，喜欢用“奶似的”，“乳汁般的”，“乳白色的”这种词……他辛辣地非难那些评论家，其后，又比较温和地把这些人说成“既不能利用贵重的金属，又不会使用蒸气锻冶机，压板机，以及硫酸等等来铸造宝物，不过他们能够指明宝物所在的地方”。他连续不断地斥责那种“序言狂”，“那是在精明人之首的吉诃德的序言中早就嘲笑过的”。然而，他还是承认，在一本新作品的大门口，还是有一篇漂亮的序言为好，那仿佛是用如椽巨笔签署的保证书。他又说，他想把他这首诗的开头几章拿出去发表。这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打电话约我：这个人想求我给他的咬文嚼字的大杂烩写序。但是我的担心结果却毫无根据。卡洛斯·阿根蒂诺以抱怨的赞赏表示说，他并不认为阿尔瓦罗·梅利昂·拉菲努尔用来如实地形容各个文学集团所取得的成就的形容词有什么错误；这个拉菲努尔是作家。他说，如果我坚持一下的话，拉菲努尔会高高兴兴地答应给这首诗写序言的；为了避免不可原谅的失败，他要我无论如何使自己成为两个确实可靠的优点的代言人，那就是：形式的完美和科学的力量，“因为这个譬喻的形象的词藻的广大花园中，没有一个细节不是尽心竭力地符合于严格的真实的”。他又说，贝亚特里斯却总是对阿尔瓦罗心不在焉。

我同意，十二分地同意。为了说得更象真的一些，我宣称，我星期一不去对阿尔瓦罗讲，而到星期四，在作家俱乐部每次集会后必然举行的小小晚宴上去跟他讲。（这种晚宴其实根本不存在，不过，每星期四的集会是驳不倒的，这个事实，卡洛斯·阿根蒂诺·达纳里可以从报纸上得到证明，因而使得这句话带了点儿真实性。）我还半是预见半是猜测地说，在提到序言的问题之前，我一定要先把作品的奇妙计划描述一遍。我从伊里戈延街拐进了培纳尔多街，就毫无偏颇地考虑起我所面临的前途来：（甲）我去对阿尔瓦罗讲：贝亚特里斯的那个表兄（这种解释性的委婉说法，使我可以提起她的名字）写了一首诗，好象是穷竭了一切杂乱无章、胡说八道的可能性；（乙）根本不去对阿尔瓦罗讲。我明显地预见到，我的懒惰会使我选择后者。

到了星期四，从第一个钟头开始，我就对电话感到不安。我很生气，这个机械在那些日子里曾经传达过现在已无法找回的贝亚特里斯的声音，目前却可能堕落到要接受这个骗人的卡洛斯·阿根蒂诺·达纳里的无用的也许恨恨的怨言。幸亏，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这个交给我一桩难办的事以后又把我忘掉的达纳里引起的无法避免的烦恼。

电话不再使我害怕。但是到了10月底，卡洛斯·阿根蒂诺打电话来了。他很激动，开头，我都辨不清是他的声音。他又痛苦又恼怒地嘟哝说，那个贪得无厌的苏尼诺·伊·松格里，借口扩大他们越来越大的冷饮店，要把他住的房子拆掉。

“我父母双亲住的房子，我的房子，加拉伊街上多年的老房子！”他反复地说，也许以为在这样的旋律中会忘了自己的痛苦。

我没有什么困难就分享到了他的忧烦。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一切变化都是时光流逝的一个可厌的象征。何况，提到的这所房子，对于我说来，会无休无止地想起贝亚特里斯。我想说说我的这些极为细腻的思绪，可是对方却不听我的。他说，如果苏尼诺·伊·松格里坚持要达到他们这种荒唐的目的，那么，松尼，他的律师，将要ipso facto要求他们赔偿损失，迫使他们拿出十万国币。

松尼这名字，使我印象深刻；他在卡塞罗斯·伊·塔瓜里街的事务所是以严格认真而颇为有名的。我问，这位律师是否已经接受了这件事的委托。达纳里说，当天下午就要去跟他谈。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又以一种直率而不带感情的口气，那是我们之间经常说一些心里话时用的，对我说，为了写完那首诗，这所房子是非有不可的，因为在它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阿莱夫。他还解释说，阿莱夫就是包含着一切的点的空间的一个点。

“它是在饭厅的地下室里，”他又说明道，由于内心痛苦话越说越快，“它是我的，是我的。我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还是在上学的年龄之前。地下室的梯级很陡，舅父母不许我下去。可是有人说，地下室里另有一个世界。后来我才明白，说的是一只大箱子，不过我知道，那里面的确有另一个世界。我偷偷地下去，从被禁止的梯子上滚了下来，落到下面。我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阿莱夫。”

“阿莱夫？”我紧接着问。

“是的。就在那个地方，一点没错，在球体的所有地方，从所有的角度都看得见。回上来后，我没把我的发现对任何人讲。一个孩子不可能懂得，所以提供给他这样的特权，就是为了他成人以后可以用来精雕细刻那首长诗!苏尼诺·伊·松格里决不能把我赶出去，决不，一千个不。松尼博士将会手执法典，证明我的阿莱夫是‘不能归属他人’的。”

我想对他说理。

“可是，地下室里不是很黑吗？”

“真理不允许歪曲的理解。要是大地上所有的地方都是在阿莱夫身上，那里就有所有的明亮，所有的灯火，所有的光源。”

“我马上来看看。”

我没有等他来得及表示同意，就挂上了电话。知道了这样一件事实就已经足够。从这件事实立刻可以看到以前我不曾加以怀疑的许多明显的迹象。使我惊讶的是，我直到这时候，才明白卡洛斯·阿根蒂诺是一个疯子。何况，维特尔博一家子……贝亚特里斯（我自己常常这样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头脑清楚的女人，一个女孩子，然而她也有粗枝大叶，心不在焉，轻蔑怠慢，狠毒残忍的一面，有时候不得不需要作病理方面的解释。卡洛斯·阿根蒂诺的疯狂，使我充满了恶意的幸福，因为，从心里来说，我们两人总是互相讨厌的。

到达加拉伊街的那幢房子后，女仆请我等一会儿，因为少爷跟惯常那样，正在地下室里洗印相片。在已经无用的钢琴盖上，一只没有花的花瓶旁边，贝亚特里斯的色彩黯淡的大相片正在微笑（不象是时间不对头，更象是失去了时间）。她已经不能看见我们任何人了。我在绝望的柔情中走向相片，对她说：

“贝亚特里斯，贝亚特里斯·埃莱娜，贝亚特里斯·埃莱娜·维特尔博，亲爱的贝亚特里斯，一去不复返的贝亚特里斯，是我哟，是我博尔赫斯。”

过了一会儿，卡洛斯进来了。他说话干巴巴的；我明白他除了想到要失去阿莱夫之外，头脑里不能想别的。

“来一小杯冒牌的白兰地，”他命令说，“就下到地下室去。你已经知道，必需背脊着地，还要在黑暗中一动不动，使视力适应。你要躺在花砖地上，眼晴盯着那里的梯子的第十九级。我上去，关好活板门，让你一个人待着。也许会有一两只耗子使你感到害怕。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几分钟之后，你就能看见阿莱夫了。那是炼金术士和犹太秘教的微型宇宙，我们的众所周知的实实在在朋友，一个multum in parvo！”

到了饭厅，他又说：

“当然，要是你看不见，你的无能也不会使我的证明失效……下去吧，你立刻能够跟贝亚特里斯所有的形象开始一场谈话了。”

我听厌了他的空话，急忙走了下去。这间地下室，几乎并不比梯子宽多少，很象一口井。我四处张望，白白地寻找卡洛斯·阿根蒂诺对我说的那只大箱子。只有几只装着空瓶的箱子和几条粗帆布口袋堆在一个角落里。卡洛斯拿起一只口袋，把它叠起来，放在那个准确的地点。

“枕头有点潮湿，”他解释说，“但是只要再垫高一厘米，你就一点儿也看不见了，你就会不得不感到惭愧而内疚。你把身子躺在地下，数到第十九级。”

我照着他这可笑的要求做了，他走了上去，仔细地把活门关好。我好象完全沉陷在黑暗之中，后来才分辨出一道光亮的缝。突然，我意识到了我危险的处境：我是喝了一杯毒酒之后，被一个疯子埋在地下了。卡洛斯的满嘴胡言乱语，表明了他内心的恐惧，怕我看不到这个奇迹。为了卫护他的神魂颠倒，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是疯了，卡洛斯非得把我杀死不可。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想大概是由于躺着僵硬不动的缘故，倒不一定是由于什么麻醉品的作用。我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这时候，我看见了阿莱夫。

得啦，以上是我这个故事的难以描述的中心。下面，就要开始我这个作家的绝望的想法。一切语言，都是各种符号的一个字母，其功能是推测说话者所经历的过去。我要怎样来向别人传达这个我的记忆几乎无法包容的无限的阿莱夫呢？神秘主义者们在类似的困境中大量地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标记：为了表示神，一个波斯人提到了一只鸟，它在某种方式下就是所有的鸟。阿拉努斯·德·因苏利斯提出的是一个球体，其圆心在所有的地方，而其圆周则哪里也没有。埃塞基埃尔说的是一个天使，他有四张脸，同时面向东方，西方，北方，南方。（我想起这些不可思议的类似的东西，并非徒然，它们跟阿莱夫有一定的关系。）也许神不会拒绝我发现一个相等的形象，然而这样一来，这个报告却会受到文学、受到弄虚作假的污染。此外，中心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那就是：数目，无穷数集合的数目，即使仅仅是一部分。在这个巨大无比的瞬间，我看见了数百万的精美的或者丑恶的行动；它们都占据着同一个点，既不重叠，也不穿透；这个事实，却使我毫不奇怪。我的眼睛看见的，都是同时存在的，都是写了下来的，连续不断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这样。不过，我得稍稍收集一下。

梯子的内部，靠近右边，我看见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圆球，发出几乎无法忍受的光。起先，我以为它是在旋转，后来我明白，这种旋转是它所包含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所引起的幻象。这个阿莱夫的直径仅仅只有两三厘米，然而宇宙的空间却在其中，一点没有缩小它的体积。每一件事物（譬如我们说：镜子里的月亮）都是无限数的事物，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从宇宙所有的点看到了它。我看到了稠密的海洋；看到了黎明和黄昏；看到了亚美利加洲的人群；看到了黑色金字塔中心的一个银丝蜘蛛网；看到了一个损毁的迷宫（那就是伦敦）；看到了就近不计其数的眼睛在细察着我，仿佛镜子里那样；看到了这个星球上所有的镜子，却没有一面镜子反映出我；看到了索莱尔街一个后院的花砖地，跟三十年前在弗雷·班托斯街一所房屋的门房里看见的一模一样；看到了葡萄串、雪花、烟草、金属的矿脉、水的蒸气；看到了赤道的中央鼓起的沙漠，以及沙漠里的每一粒沙子；看到了在因凡尔内斯的一个我忘不掉的女人；看到了披散的头发、高傲的身材；看到了胸脯上的一个癌；看到了一条小路上一圈干燥的泥土，那里原来有一株树；看到了阿德罗格的一所别墅，一本费勒蒙·荷兰德翻译的普利尼奥的第一个英译本；看到了每一页每一个字母同时进入眼睑（幼时，我常常奇怪，一本书合上了一夜，它的所有的字母却不会混在一起而消失）；看到了当代的白天和黑夜；看到了克雷塔罗西边的天上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的颜色；看到了我空无一人的卧室；看到了阿尔克马尔一间房间里两面镜子之间夹着一个地球，把它无穷无尽地反照出来；看到了曙光下里海海滩上鬃毛拳曲的马匹；看到了一只手的纤细的骨骼；看到了一场战争的幸存者正在寄发明信片；看到了米扎浦尔的一个橱窗里有一副西班牙骨牌；看到了一间温室的地上有一些羊齿植物留下的倾斜影子；看到了老虎、活塞、野牛、潮汐和军队；看到了大地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了一架波斯的天体仪；看到了写字桌的一只抽屉（以及使我颤抖的字母）里淫秽的不能令人相信的然而却准确的信，都是贝亚特里斯写给卡洛斯·阿根蒂诺的；看到了竖立在却卡里塔的一座镀金的纪念碑；看到了那个残忍的遗物，它曾经是美妙的贝亚特里斯·维特尔博；看到了我暗红的血的循环；看到了爱情的联接活动，死亡的改换变化；看到了阿莱夫，从所有的点上看到的；看到了阿莱夫之上的大地；看到了大地之上又是阿莱夫，阿莱夫之上又是大地；看到了我的脸，我的内脏；看到了你的脸感觉到晕眩而哭泣，因为我的眼睛曾经看见过这个秘密的需要猜测的东西，它的名字篡夺了人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它，它就是：不可思议的宇宙。

我感到无限的崇敬，无限的凄凉。

“你对这并不吸引你的地方那么好奇，准是目瞪口呆了。”一种可厌而高兴的声音在说，“这样的显示，即使你绞尽脑汁，一个世纪也报答不了我。多么可怕的了望台啊，博尔赫斯老弟！”

卡洛斯·阿根蒂诺的脚正站在最高的梯级上。我终于在突然出现的微光中站起来，喃喃地说：

“太可怕了；是的，太可怕了。”

我的声调的冷漠，使我自己都吃惊。卡洛斯·阿根蒂诺着急了，坚持着问：

“你看见的都很好吧？是彩色的吧？”

这时候，我想出了我的报复的办法。我很宽宏大量地，明显是假装怜悯地，激动而支支吾吾地感谢卡洛斯·阿根蒂诺·达纳里在地下室给我的款待，劝告他趁着拆房子的机会离开这个邪恶的城市；这对任何人——要相信我，对任何人！——都不算是什么损失。他反对我，以软弱的力量想谈论阿莱夫。我拥抱了他，向他告辞，还重复地说，乡野和安宁是两剂最好的良药。

街上，宪法广场的台阶上，地下铁道里，所有的脸好象我都熟悉。我怕没有一张脸会使我吃惊；我怕印象的反复会从此不离开我。幸而经过几夜的失眠之后，遗忘又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

1943年3月1日后记：加拉伊街的住房拆除之后六个月，普罗库斯托出版社没有被这可观的长诗的长度所吓倒，出版了一本取名《阿根廷片断》的选本投入市场。发生的这些事，再说说是很有趣的。卡洛斯·阿根蒂诺·达纳里获得了国家文学奖的二等奖；头等奖给了阿伊塔博士；三等奖给了马里奥·邦凡蒂博士。令人不能相信的是，我的作品《赌徒的纸牌》，竟然没有获得一张选票。曲解和妒忌又一次得到了胜利！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达纳里了；报纸上说，他马上要出版另一本作品。他的交了好运的笔（已经不再迷醉于阿莱夫）正在从事于歌颂阿塞维多·迪亚斯博士的摘要。

有两个看法，我要加上：第一个，是关于阿莱夫的性质；另一个，是关于它的名称。阿莱夫，如大家所知，是神圣语言的第一个字母。它被用到我这故事的圈子里来，并非偶然。对犹太秘教来说，这个字母代表恩·索夫，就是无限的纯粹的神，据说其形象是一个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表明下面的世界是镜子，是上面的世界的地图。对mengenlehre来说，它是数字转化的标志，在其中，全部并不比部分来得大。我要知道的是：卡洛斯·阿根蒂诺是不是在他家里那个阿莱夫所显示的无数文字之中选择了或者读到了这个名字，用来说明集中了所有的点的另一个点的？好象不能令人相信。我认为，另外有（或者曾经另外有）一个阿莱夫；我认为，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一个假的阿莱夫。

我说说我的理由。1867年，勃顿上尉曾在巴西担任过英国的领事。I942年7月，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涅在桑托斯一家图书馆里发现了他的一份手稿，讲到一面镜子，东方人把它归属于伊斯康达尔·佐·阿尔卡纳因或者马其顿的双角亚历山大所有。这面镜子里反映着整个宇宙。勃顿在文章里提到了其他好几种类似的工艺品——凯·朱斯罗的七角杯，塔里克·本塞雅在一座塔里发现的镜子（《一千零一夜》，272页），卢西亚诺·德·萨莫萨塔能够用来观察月亮的镜子（《真正的历史》，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卡佩利亚的《大讽刺》第一卷里提到的朱必特的沉思之矛，默林的包容万象的镜子，，“圆圆的，中空的，很象一个玻璃的世界”（《仙后》，第三章，第二节，第十九行），接着又说：“但是以上这些（加上并不存在的缺陷），仅仅是视觉的工具。集合在开罗阿姆尔清真寺里的信徒，知道得很清楚，宇宙就在围绕着中心院子的许多石柱的一根石柱之中……当然，谁也看不见，不过，只要有人走近，把耳朵贴上去，一会儿之后，就会说，他很费力气地听到了里面的营营之声……这座清真寺建于第七世纪，石柱都是从其他反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寺庙里搬来的，因此，就象阿本哈尔登曾经写下的：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共和国里，外来的异乡人在一切有关建筑方面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石头里面的阿莱夫是否存在？我在看见了一切事物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了它，又忘掉了它？我们的头脑对于遗忘是有着许多空隙的；我自己就是在岁月的侵蚀下，弄错了而且失去了贝亚特里斯的面貌的。

谨以此文献给埃斯特拉·坎托

英国作家汤坶斯•霍布（1558-1679）的哲学著作。

修辞学用语，即以意义互相矛盾的形容词并列进行修饰。

法文，意即：我房间里的事。

我记得有一首讽刺诗的这几行，有力地鞭挞了这种蹩脚诗人：

给这首吵架的诗以博学的甲胄，

给那首吵架的诗以华丽和光彩。

双方白白地扑打可笑的翅膀…

真不幸，都忘掉了美的因素！

仅仅由于怕树立一大群无情的强有力的敌人。才阻止他（他对我说）胆敢发表这一首诗。——原注

即阿根廷小说《堂塞恭多•松布拉》。

拉丁文，意即：按照事实。

拉丁文，意即：具体而微。

“我收到了你的痛苦的祝贺，”他写信给我说，“因为嫉妒而发脾气吧，我可怜的朋友，不过你要承认——即使把你淹死！——这一次我能够把最红的羽毛插上我的博士框，把最大的红宝石佩上我的缠头巾了。”——原注

即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德文，意即：数学中的数字集合论。

骗局

那是1952年7月的一天，这个主办追悼活动的人出现在厦谷的一个小镇上。他高个子，身材瘦削，有点象印第安人；一张脸没有表情，好象假面具，也好象一个傻瓜。人们很尊敬他，倒不是尊敬他本人，而是尊敬他所代表的或者已经变成了的那个人。他挑选了河边的一个地点。在几名当地妇女的帮助下，他在两匹木马上搁上一块平板，平板上面放着一只纸板盒子，盒子里搁着一个金发的玩偶。此外，他们还点燃了插在高高的烛台中的四支蜡烛，周围摆满了鲜花。不一会儿，人们就陆续来到。老态龙钟的妇女、目瞪口呆的儿童、毕恭毕敬地摘下了软木帽盔的农夫，排成了队鱼贯地在盒子前面经过，重复地说着：“向您表示深切的哀悼，将军。”而他呢，显得十分悲戚，站在盒子旁边接待他们，双手交叉地按在肚子上，姿态象一个怀孕的妇女。他伸出右手，跟那些向他伸过来的手一一相握，庄严而谦恭地回答：“这是命运的安排，一切人间可能的办法都已用尽。”一只铁皮的钱箱，收受着两个比索一份的奠仪。许多人还来了不止一次。

我问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出来布置这种可笑的闹剧一样的追悼会的？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可悲的坏蛋，一个癔病患者？还是一个骗子手，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在扮演暴戾的鳏夫这个痛苦的角色的时候，他是不是相信自己就是庇隆？这个故事令人不能置信，然而它确实发生了，而且也许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由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地点扮演。它包含着对一个不真实的时代的全部解释。它就象一场恶梦的反映，或者象我们在《哈姆莱特》里看到的戏中之戏。那个主办追悼会的人不是庇隆，那个金头发的玩偶也不是埃娃·杜阿尔特；然而庇隆本来就不是庇隆，埃娃本来也不是埃娃。还不如说，他们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或者说，是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的秘密名字和真实面貌，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利用下层中产阶级那种盲目的爱戴，演出了一场愚昧的神话丑剧。

庇隆的妻子埃娃•杜阿尔特死于1952年，所以文中称庇隆为鳏夫。

死人的对话

他是在1877年一个冬天清晨，从英格兰南部到这里来的。象他这样脸色红润，体格健壮，身材肥胖的人，毫无疑问，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以为他是英国人。说句实在话，他也的确象个典型的约翰牛。他戴的是一顶圆筒高帽，穿的是一件奇怪的羊毛披肩，中间有一道开口。一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焦急地在等待着他。他们中间许多人的脖子上，都有一道红线那样的伤痕；另外有一些人，则没有了脑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象在黑暗里行走。逐渐地，他们围住了这个刚刚来到的人。人群里，有一个什么人高声骂了一句脏话，但是，一种由来以久的恐惧，使他们骂了一声就到此为止了。这时候，有一个皮肤蜡黄、眼睛象两只火炬的军人，走上前来。他的乱蓬蓬的头发和漆黑的胡子好象要把脸都吞没了。十二、三道致命的伤痕，刻在他的身体上，就仿佛虎皮上的条纹。那个刚来到的人看见了他，突然变了脸色，后来，还是迎上前去，伸出了手。

“看见这样尊贵的一个战士，被背信弃义的刀刃所击倒，怎么不教我伤心！”他神色自若地说，“然而，我将命令逮捕那些个参与这场屠杀的帮凶，在维多利亚广场的断头台上清洗他们的罪行，也好使我内心感到满意！”

“如果你说的是桑托斯·佩雷斯和雷纳费兄弟俩，那么我希望你要知道，我已经感谢过他们了，”这个浑身是血的人郑重其事地庄严地说道。

那个刚来的人瞧着他，似乎怀疑他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在吓唬人。但是基罗加继续往下说道：

“罗萨斯，你确实从来不了解我。既然我们的命运如此不同，你又怎么可能了解我呢？你的命运是在一座面向欧洲的大城市里发号施令，迟早有一天要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之一。而我的命运却是在美洲的穷乡僻壤打仗，在属于穷苦的加乌乔的穷苦的土地上打仗。我的帝国是由长矛、杀声、沙坑，以及在荒僻的地方所取得的几乎是不为人知的胜利构成的。这些东西能博得什么名声？然而我在人们的记忆里活着，而且还要继续活许多年，因为我是在一处名叫雅科悬崖的地方，被几个手执长刀的骑马的人，在一辆驿站马车里杀害的。我不得不感谢你奉赠给我这样古怪的死法，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来欣赏这种死法呢，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决不会忘记的。毫无疑问，你一定看见过一些精致的石版画，还有圣胡安的一位好市民编写的一本书。”

罗萨斯已经恢复了自信，傲岸地望着他。

“你真是一个浪漫的人，”他说，“身后的荣誉并不比生前的荣誉具有更多的价值；而生前的荣誉更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靠着几枚奖章的份量就能得到。”

“我知道你的看法，”基罗加回答说，“在1852年，命运，也许是出于慷慨，也许是出于一种愿望，要试探一下你的内心深处，赏赐给了你在战斗中象个男子汉大丈夫那样地去死的机会。你却表现出你根本不配接受这样的赏赐：流血和格斗，把你吓坏了。”

“吓坏了？”罗萨斯反问，“我，我这样一个在南方驯过马，后来又把整个国家都驯服了的人会吓坏？”

基罗加的脸第一次出现了笑容。

“我知道，”他慢吞吞地说，“你的工头和工人们都可以公正地证明，你把马背上的优秀人物杀掉了不止一个。但是在那些日子，别的优秀人物同样在美洲被杀，而且也都是在马背上——那些人物名叫恰卡布科，胡宁，帕尔马·雷同达，卡塞罗斯。”

罗萨斯听着，脸上不动声色，然后回答说：

“我用不着出去逞勇。我有一个‘优秀人物’就象你说的那种，由他安排比我勇敢的人去打仗，去替我死。譬如说，那个杀死你的桑托斯·佩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勇敢，无非就是能不能顶得住：有的人比别人顶得住，但是他们迟早也都要垮下来的。”

“也许是这样，”基罗加说，“可是，我活过了也死过了，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现在我就要被消灭；人家要给我另一张脸，另一个命运；因为历史上残暴的人已经太多。那另一个人会是谁，他们会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个人不懂得害怕。”

“我对于我就是我，感到很满意，”罗萨斯说，“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石头也是希望永远是石头的，”基罗加说，“它们做了无数世纪的石头，直到被压成粉末。我在死去的时候，也是象你这样想的；但是我到这里来之后，明白了许多事情。你只要瞧瞧，我们两个人都已经变了。”

但是罗萨斯不理会他，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这必然是因为我并非注定要做一个死人，可是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谈论，真象是在做一场梦，而且不象是我自己做的梦，而是某一个还没有诞生的人做的梦。”

他们不再谈下去，因为就在这时候，某一个人在叫唤他们了。

这篇小说里所写的两个对话的死人，都是阿根廷的军事首领。罗萨斯（1793-1877）在1829年夺得政权，担任总统：于是于1835年派桑托斯•佩雷斯和雷纳费兄弟在雅科悬崖暗杀了对手基罗加（1790-1835）。

指阿根廷作家萨米恩托（1811-1888）所写的基罗加的传记《法贫多》。

1852年，罗萨斯的军队在卡塞罗斯被乌尔基萨将军的军队所击败。

都是阿根廷地名，发生过著名战役的地方。此处是一种比拟的手法。

皇宫的寓言

那一天，黄帝带着诗人参观皇宫。他们连续不断地沿着西边最主要的几条回廊向前走去；这些回廊一路下降，很象一座几乎无法丈量的露天剧场的台阶，一直通到一个乐园或者花园。园子里的铜镜和错综复杂的柏枝围篱，已经表明这是一座迷宫。他们果然迷失在里面了。起初他们很快活，仿佛纡尊降贵地在做一场游戏，后来就有点儿害怕了，因为这些笔直的林荫路实际上是弯路，始终不断地微微弯曲着（这些路构成了秘密的圆圈路）。到了半夜，他们靠了观察星象，又及时以一只乌龟作为牺牲，才得以从这个看来具有魔法的地方脱身出来。不过那种迷路的感觉依然存在，从头到底没有离开过他们。然后，他们经过了门厅，院落，书房，以及有一座铜壶滴漏的六角形房间。一天早晨，他们从一座塔上看见一个石人，后来就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乘着檀香木的小舟，渡过了许多条波光粼粼的河，或者许多次渡过了一条河。皇宫里的宫廷侍从来来往往，向他们弯腰鞠躬。但是有一天他们上了一个岛，那里有一个人却并不这样做，因为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天子，于是刽子手不得不砍下他的脑袋。黑头发的脑袋，黑色的舞蹈，花纹复杂的金色的面具，它们的眼睛都漠不关心地看着前方：现实与梦幻合而为一，或者说，现实是梦幻的一个外形。真是难以想象，大地不过是花园，池沼，建筑，以及各种光辉灿烂的形状罢了。每过一百步，就有一座塔，高耸空中。肉眼看来，它们的颜色都是相同的。然而第一座却是黄的，最后一座，变成了鲜红的。色彩的逐渐变化是那么细微，而塔又是那么多。

到了倒数第二座塔的脚下，这位诗人——他乎对这些人人惊讶的奇观根本无动于衷——吟诵了一篇短短的诗作。这篇作品，今天我们发现，是和他的名字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而按照更加细心的历史家的说法，这篇作品使他丧失了性命，也使他永垂不朽。作品已经失传。有些人论证说它只有一句句子，也有人说它仅仅只有一个字。而事实，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这是一首诗，里面耸立着这座宏伟的皇宫，完完整整，巨细俱全，包括每一件著名的瓷器，以及每件瓷器上的每一幅画；还包含着暮色和晨曦，包含着从无穷无尽的过去直到今天在里面居住过的凡人、神祇、龙种的光辉朝代的每一个不幸的和快乐的时刻。所有的人听完这首诗作后都默不作声，可是黄帝却叫嚷起来：“你抢走了我的皇宫！”于是刽子手的钢刀就砍下了诗人的脑袋。

别的人讲这个故事讲得可不一样。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件事情完全相同。他们说，这位诗人只要吟诵一首诗就可以使皇宫消失不见，那座皇宫就象被诗的最后一个音节抹去了一般，或者被吹成了碎片一般。这种传说，当然，不过仅仅是文学的虚构。诗人是皇帝的奴隶，所以他才被杀。他的作品湮没了，因为它应当湮没。他的后代仍然在寻找这个包含着整个宇宙的字，但是永远不会找到。

卑鄙的人

我们对于城市的印象，总是会发生一点时代错误的。咖啡馆蜕变成了酒吧间；让我们可以偷看一眼院子和葡萄架的门房，现在变成为一条模模糊糊的走廊，里面就是电梯。因此，好几年来，我一直以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大概是在塔尔卡瓦诺那样的明确高度等着我再去的，可是有一天早晨，我却证实了它已经被一所古老的房子所代替；而且，人家还告诉我说，它的老板堂圣地亚哥·费希培因已经死了。他这个人很胖；我记不清他的面貌，但却记得我们在一起长时间的谈话。他常常坚定而文静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犹太人也是普通的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维系于一个单一的传统和单一的国家，并非象现在这样把他们说得那么复杂，那么分歧。他对我说，他正在编辑一本巴鲁赫·斯宾诺莎作品的内容丰富的集子，把这种可供阅读的欧几里德的工具统统联系在一起，使其幻想的理论具有一种虚幻的力量。他给我看一本罗森罗斯的奇怪的《裸体的犹太秘密教士》，但是却不愿意卖给我。不过在我的藏书室里，有几本金斯堡和魏特的书，却都盖着他那家书店的图章。

有一天下午，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他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在这里加以转述。不过我如料想的那样，改变了一些细节：

……我要对您讲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我的妻子阿娜不知道，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也都不知道。事情发生了那么多年，现在我觉得好象不是我的事一样。最好是把它写成一篇小说，毫无疑问，您是会充分利用它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您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不说我们是犹太加乌乔；犹太加乌乔是从来没有的。我们都是商人和小农。我生在乌尔迪纳雷因；那个地方我几乎都记不得了。我的父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开商店的时候，我还很小。商店所在的地方，过几条街就是马尔多纳多；再过去，就是田野了。

卡莱尔曾经说过，人们都看重英雄。格罗索的历史书教我崇拜圣马丁，但是我却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现在是一座铜像、一个广场的名字而已。我逢巧见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英雄，可以使他们两个都无地自容。这个人就是：弗兰西斯科·费雷里。这个名字，您大概还是第一次听见。

那个地区，据人家说，并不象科拉莱斯和巴霍那样阔气，但是没有一家商店里不会遇到一帮哥儿们的。费雷里就是老待在特里翁比拉托·伊·泰晤士的商店里的。那件使我成为他的一个拥护者的事，就发生在那里。我正在买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进来了一个披头散发满脸胡子的外乡人，要了一杯金酒。费雷里柔声柔气地对他说：

“告诉我，我们不是前天晚上在胡利亚娜家的舞会上见过的吗？您是打哪里来的？”

“圣克里斯托巴尔，”那人说。

“我劝您，”费雷里暗示说，“别再到这里来了。这里有些不客气的人，会跟您过不去的。”

圣克里斯托巴尔来的人就这样带着他的大胡子和别的什么打算走了。也许他并不比别人少点儿男子汉的气概，不过他知道这里有着一帮哥儿们。

从这天下午起，弗兰西斯科·费雷里就成了我这十五岁的孩子所向往的英雄。他脸色带黑，身材很高，很挺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小伙子。他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后来发生的第二件事情，使我们接近了起来。那次我是跟我母亲和姑妈一起上街，迎面碰到了几个小伙子，其中有一个大声对别的几个说：

“别放她们过去，这些老肉。”

我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费雷里刚好从家里出来，就插手干涉了。他面对着那个挑衅者，对他说：

“你如果想在这里找人寻事，你找我不是更好吗？”

他们一个跟一个慢慢地溜走了，谁也没有吭一声。他们都认识他。

他耸耸肩膀，向我们行礼，就打算走开。离开之前，他对我说：

“如有空闲，请到店里来坐坐。”

我只觉得自己矮了一截，我姑妈莎拉开口说：

“真是一个尊重妇女的绅士。”

我母亲为了使我摆脱困境，就说：

“我敢说同他倒可以交个好朋友，不会跟人作对的。”

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明这些事情。现在我挣得了一个地位，开了这一家我喜欢的书店；我读店里的书，我享受着我们两人之间这样的友谊，我有妻子儿女，我参加了社会党，我是一个正派的阿根廷人，而且是一个正派的犹太人。我受到大家的尊敬。现在您看我几乎秃顶了，那时候我却是一个可怜的俄罗斯小伙子，满脑袋红头发，住在河沿地区。人们眼睛里根本就看不见我。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想方设法使自己变得跟别人相象。我把雅各布这个名字改了，改成圣地亚哥，不过还保留着费希培因这个姓。在别人对我们的印象里，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感觉到别人的轻视，而我自己也轻视我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在那帮人中间，最重要的是要勇敢。而我知道我自己很懦弱。女人使我胆怯；我的纯洁的恐惧使我内心羞惭；我甚至没有同年龄的朋友。

那天晚上我没有到商店去。但愿从来不曾去过就好了。结果我却以为邀请就是命令。一天星期六，吃过饭后，我到了那个地方。

费雷里坐在一张桌子的上首。其余的人我一眼就看清楚了，一共大概七个。费雷里最年长，除了一个老头；那老头说话很少很吃力，他的名字是我唯一没有从记忆里抹掉的：堂埃利塞奥·阿马罗。一条伤疤横过他的又阔大又松弛的脸。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曾经判过刑。

费雷里叫我坐在他的左手；堂埃利塞奥则挪了个地方。我有点坐立不安。我担心费雷里会提起前几天那桩不光彩的事。可是他提都没有提。他们谈的是女人，打牌，滑稽戏，以及一个说要来却又没有来的巴雅多尔，还有本地区的一些事情。起初，他们好象难以接受我，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费雷里要接受我。他们除了姓名是意大利的外，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也都认为）自己是个克里奥约，甚至是个加乌乔。他们有的是赶牲口师傅，有的是赶大车师傅，有的是屠夫。因为经常跟牲口打交道，使他们接近了乡下的人。我怀疑，他们最强烈的渴望是成为一个胡安·莫雷拉。他们后来就把我叫做小俄罗斯，但是这个外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搅在一起，学会了抽烟以及其他种种事情。

在胡宁街的一户人家，有人问我是不是弗兰西斯科·费雷里的朋友。我答复说不是。我觉得我必需这样答复，不然就会显得象是吹牛。

有一天晚上，警察来到我家，向我们进行调查。必须有人到警察局去；千万别跟费雷里搅在一起。十五天之后，这个场面又出现了；这第二次他们把费雷里也带来了；那时他腰里还插着一把匕首。也许他在这个地区的大亨那里已经失宠。

现在我看费雷里是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受了欺骗，被人出卖；然而在当时，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

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比爱情或者这一团混乱的生活中任何别的方面更加神秘。有时候我怀疑，唯一并不神秘的东西就是忠诚，因为仅仅它本身就是正当的。事实是，这个勇敢而强壮的弗兰西斯科·费雷里，对我这个卑鄙的人，却有友好的情谊。我觉得他大概是看错了人；我是不值得他的友情的。我企图避开他，可他却不允许我避开。这种苦恼由于我母亲的反对而更加严重。她不肯让我跟这些被她叫做坏人的人来往，何况不单是来往，还模仿他们的一言一行。我对您讲这个故事，主要是讲我跟费雷里的关系，而并不是那些肮脏的事。这些事，现在也并不叫我后悔。只要后悔存在，罪恶也就存在。

那个老头重新来到费雷里身边，跟他密谈。他们两个正在商量什么阴谋。我在桌子的另一头，好象听到了魏德曼的名字；这个人开的一家纺织厂，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内。不一会儿，他们就给了我任务，也没作很多解释，叫我绕着工厂走一圈，注意那些出入的大门。我跨过水沟，穿过街道，到那里时，天已傍晚。我记得有一些疏疏落落的房屋，一片柳树林，一些空地。工厂是新建的，但是有点孤零零的，好象坍毁了的样子。它那红的颜色，我记得，现在已经跟西边的天色混淆在一起了。工厂周围围着一道篱笆。除了大门外，后面还有两道向南的门，可以直接通向车间的机器。

我承认，我到很晚才懂得您现在早已懂得了的事情。我作了汇报。另外有一个小伙子加以证实；他有一个妹妹就在厂里工作。但是，这个帮里大家都记得的哥儿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在星期六晚上去商店，因此，费雷里决定到下一个星期五进行偷袭。他叫我也参加。要是这样的话，最好别让人看见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到了街上，只剩下两个人时，我问费雷里：

“您相信我吗？”

“相信，”他回答我说，“我知道你会象个男子汉那样干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后来的几天也是这样。到了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到市中心去看牛仔的新表演。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向莫雷诺街走去。一路走过最长的拉克罗塞街。到了警察局，他们叫我等着。后来，一个名叫埃尔德或者阿尔特的官员接见了我。我对他说，我是来告密的。他回答我说，不用怕，尽管说好了。我就把费雷里策划的阴谋告诉了他。他竟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实在使我惊冴。但是我一提到堂埃利塞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啊！”他对我说，“他是奥连特那一帮的。”

他叫来另一个官员，那是管我们那一部分的。他们两个商量了一会儿。其中有一个问我，话中不是没有带点狡猾：

“你到这里来告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公民吗？”

我觉得他不了解我，就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是一个正派的阿根廷人。”

他们叫我按照我的首领交给我的任务去做，但是看见警察来了不要叫唤。我告辞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警告我说：

“小心点儿。你知道在格斗的时候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这些警察局的官员爱说笑话，就象四年级的学生一样。我回答说：

“但愿把我杀了。这比我能够逃过还好一些。”

星期五从黎明的时候起，我就感到了决定性的日子已经来到的轻松，也感到了不再觉得痛苦的痛苦。一个个钟头似乎使我觉得特别的长。我几乎吃不下饭。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们在纺织厂的冷落街道上集合。我们之中有一个没有来。堂埃利塞奥说，缺一个胆小鬼算不了什么。我想，以后大家就都要归罪于他了。天要下雨。我怕有人留下跟我在一起，可是他们却把我单独留在后面的一道门边。不一会儿，就出现了警察和一个官员。他们是走着来的，为了不引起注意，马匹都留在一个空地上。费雷里已经撬开了门，所以他们可以无声无息地进去。四声枪响，把我吓得目瞪口呆。我想，他们一定是在里面黑暗中把那些人都杀死了。这时候，我看见警察押着铐上手铐的小伙子们走出来。然后，又是两个警察，拖着弗兰西斯科和堂埃利塞奥·阿马罗。这两个人都已经受了枪伤。起诉书上宣称，他们为了拒捕首先开枪。但是我知道那是撒谎，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有过手枪。警察是利用这个机会算了一笔旧帐。几天之后，人家告诉我说，费雷里企图越狱，可是一排子弹就够他受的了。因此，报纸上就把他写成了一个他决不可能是的（然而却是我梦想过的）英雄。

至于我，他们把我跟其他人一起抓了进去；没有多久，就释放了我。

智利的一座高山城市。

当时阿根廷的商店除卖杂货外，兼营酒店。

加乌乔的游唱歌手。

即土生的白人。

加乌乔传说中的英雄，勇敢大胆，到处行侠。

罗森多·胡亚雷斯的故事

那是晚上十一点，我走进了博利瓦尔路和委内瑞拉路转角上的那家商店；现在那里是一家酒吧间了。角落里，有一个人对我咕哝了一句什么。他身上有点儿权威的味道，因为我马上注意到了他。他在一张桌子前面坐着，面前一只空酒杯。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觉得他好象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没有动过窝。他个子既不高也不矮，似乎是一个正经的手艺人，也许是一个老派的乡下人。他那稀疏的胡子是灰色的。他大概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行为怀有疑虑，所以连围巾都没有摘掉。他请我坐下来，跟他一起喝点什么。我就坐了下来，跟他攀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39年。

那人对我讲的是：

您并不认识我，您听见人说起过我，不过您确实是认识我的，先生。我是罗森多·胡亚雷斯。已经故世的帕雷德斯向您说起过我。这个老头有他的脾气；他喜欢撒谎，不过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现在我们反正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就来把那天晚上，就是他们杀死科拉莱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讲给您听吧。您，先生，已经把这件事写进了一篇小说。我没有能力欣赏，可是我愿意让您知道这些无中生有的话的真实情况。

他停了一会儿，仿佛是在把回忆集中在一起，然后继续说：

一个人总会逢到一些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深入理解。那天晚上我逢到的事，由来已久。我是在马尔多纳多长大的，离开弗洛雷斯塔很远。那是一条经常有人横死的大沟，幸亏现在已经填平，改成暗沟了。我始终认为，谁也阻挡不住现代化的脚步。一句话，一个人生在哪里，不由自己。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调查生我的父亲的名字，不过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胡亚雷斯，是一个正派女人，靠着熨衣服过日子。我只知道，她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或者奥连特人；不管怎么说，她总是谈起在乌拉圭贡塞普西翁的亲戚。我跟野草那样地成长。我学会了用一根被烟熏黑的棍子跟别人打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足球；踢足球那是英国人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在商店里，有一个名叫加尔门迪亚的小伙子开始找我寻事。我不理他，可是他喝醉了，坚持要比一比。我们就往外走，已经到了路上，他还半开了商店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你们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已经弄到了一把刀子；我们慢慢地在那条大沟的边上走，互相警戒着。他比我大几岁，跟我打过好几次架；我觉得他可能要把我捅死。我走在小路的右边，他走在小路的左边。他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是加尔门迪亚绊了一下，是他自己撞到我的身边来的，几乎连想都来不及想一想。我一刀划破了他的脸，我们就打了起来。有一会儿，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最后，我捅了他一刀，那是最后的一刀。只是到了事后，我才觉得他也伤着了我，划破了几处皮。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杀一个人并不难，或者说，叫你杀一个人并不难。沟很深，为了赢得时间，我把死人藏到一座砖窑的后面。我纯粹是出于一种傻念，夺下了他跟指套戴在一起的指环。我戴上了它，整了整帽子，就回到商店去。我毫不匆忙地走进里面，对那些人说：

“好象应该回来的是我。”

我要了杯甘蔗酒；这杯酒真是十分需要。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人警告我说，我身上有血迹。

那天一整夜，我在床上翻来复去，直到天亮才睡着。晚祷的时候，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可怜她在天之灵，仰天大声号哭。他们押着我走，仿佛我是一个罪犯。我不得不在暗牢里待了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只有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个真正的好朋友，但是人家不允许他见我。一天早晨，警官把我叫去；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也不看我，就问：

“你就是这样结果了加尔门迪亚的吗？”

“随你怎么说吧，”我回答。

“对我，应该称先生。不要耍花招，也不要支支吾吾。这里是证人的证词，还有在你家里找到的指环。在口供上签字吧。”

他把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递给了我。

“让我想想，警官先生，”我担心地回答。

“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想。我不来催你。要是你不肯清醒点儿，这就会让你知道，在拉斯·埃拉斯街上待一会儿是怎么回事。”

这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要是你同意，多待几天也不妨。以后我再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已经向我保证，他会来给你安排这件事情的。”

一待就是十天。他们想起我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待烦了。我按他们的要求签了字。于是派了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押送我到了卡布雷拉街。

系马桩上系着许多马匹，门房里和廊子里站着很多人，比妓院里还要多。好象是在开会。堂尼古拉斯正在喝马黛茶，终于接见了我。他毫无难色就说要派我到莫隆去，那里正在准备选举。他把我介绍给拉费雷尔先生，让他试用我。介绍信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写的。我听说，他还会写关于大杂院和垃圾堆的诗；这类题材对一个著名的公众活动家来说是毫无兴趣的。我感谢他的恩典，走了出去。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警察跟在我背后了。

一切都很美满，命运知道该怎么办。加尔门迪亚死了，起初使我觉得很烦恼，现在却给我打开了一条出路。当然，我是被当局捏在手心里的，要是我不给这个党服务，他们就要把我再抓进去，不过我已经鼓起了勇气，也有了信心。

拉费雷尔先生对我预言，说我跟他会相处得很好，将来我可以当一名保镖。我的行动也的确与他的期望相符。在莫隆，以及后来在本区，我完全当得起我的首领们的信任。警察与政党为我树立起了一个好勇斗狠的名声；这在首都和外省的街头是一个从事选举运动的重要因素。那时候，选举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先生，少不了出现这种那种流血的情况。我绝对不能看见一个激进派，他们直到现在还抓住阿兰的胡子继续活着。没有一个人不尊敬我；我弄到了一个女人，小华丽，一匹毛色金黄的纯种马。有好几年，我扮演着莫雷拉的角色；他在那个时代干的事，总是比杂技场里那一个加乌乔干的好得多。我又是打牌，又是喝酒。

老年人总是喜欢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不过我这就要来讲我想讲的故事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提起过路易斯·伊拉拉。他可真是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他从来不嫌弃干体力活，而且他又非常喜欢我。他一辈子双脚都没有踩进过什么委员会，就只是干他的木匠活。他不跟任何人发生纠纷，也不许任何人跟他发生纠纷。有一天早晨，他来看我，对我说：

“人家准来对你讲起过卡西尔达离开我的事。把她从我这里弄走的就是鲁菲诺·阿基莱拉。”

这个人我在莫隆的时候就已经同他打过交道，便回答他说：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阿基莱拉家最小的坏蛋。”

“不管是不是坏蛋，现在他可闹到我头上来了。”

我考虑了一会儿，对他说：

“谁也没有从你那里夺走任何东西。如果说，卡西尔达离开了你，那是因为她爱上了鲁菲诺；你拿他没有办法。”

“那么人家呢，人家会怎么说呢？说我是个胆小鬼？”

“我劝你别去管人家会说你什么话，也别去管一个已经不再爱你的女人。”

“她根本不在乎我。一个男人想一个女人，连着想五分钟，就不算是个男子汉，而是个屁精。卡西尔达没有良心。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夜，她对我说，我已经变老了。”

“她对你说的是实话。”

“实话是我因此而吃苦。现在对我最要紧的是鲁菲诺。”

“你得小心点儿。我看见过鲁菲诺在梅洛家的廊子上是怎么干的。那是个例子。”

“你以为我怕他？”

“我知道你不怕他，不过要好好考虑。两个里面总有一个：或者你杀了他，你逃跑；或者他杀了你，你进墓地。”

“也许是这样。要是你，你处在我的地位怎么办？”

“不知道。不过我的生活恰恰并不是个好榜样。我不过是个笨小伙子，为了避免蹲监狱，当上了委员会的一名打手。”

“我可不想当哪个委员会的打手，我是要讨还欠我的债。”

“那么说，你是要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为一个你不再爱的女人，押上你的太平生活了？”

他不愿意听我的，就走了。过了几天，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在莫隆的一家商店里向鲁菲诺挑战，鲁菲诺把他杀了。他这是自己找死，人家把他杀死，是正当的，一个对一个。我作为一个朋友，给了他忠告，可是我还觉得心里有愧。

丧事过后几天，我去看斗鸡。我对斗鸡从来没有兴趣，可是那个星期天可真叫我恶心。我想，这些小畜生是怎么回事，自己毁了自己。

我这故事里说的那天晚上，也是我这故事的最后一夜，小伙子们邀我到帕尔多家去跳舞。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女伴穿的那件大花衣服。舞会在院子里举行，免不了有人喝醉酒闹事。不过我得负责让一切事情按照上帝的吩咐进行。十二点还没有到，那几个陌生人就闯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名叫科拉莱罗，就是当天晚上被人用阴险的手段杀死的那个人，他请我们所有的人喝酒。我们两个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这么相逢，也许是巧合，然而其中必然有诈。他走近我，开始夸奖我。他说，他是从北方来的；我的名声已经传到了那里。我随他这样去说，不过已经开始对他怀疑。他不停地喝金酒，也许是为了鼓起自己的勇气。最后，他提议要跟我比一比。这时候，发生了谁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在这个鲁莽的挑衅者身上，就象一面镜子一样，我看到了我自己，使我十分羞惭。我并不觉得害怕；也许我真的出去打架的时候是会觉得害怕的。我站在那里，是的，好象真是这样站在那里。那个人把脸凑近我的脸，大声地喊，好让大家都听到：

“不用说，你是个胆小鬼。”

“是的，”我对他说，“我并不怕当胆小鬼。为了让你高兴，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叫我婊子养的，对我吐唾沫。现在，你平静下来了吧？”

小华丽拔出了我藏在衣服里面的刀子，象疯了那样，塞在我的手里。为了跟她散伙，我对自己说：

“罗森多，我想你是不得不这样做了。”

我扔掉刀子，毫不在乎地走了出去。人们目瞪口呆，给我让开了一条路。他们心里怎么想，我就管不着了。

为了摆脱这种生活，我跑到了东岸共和国去，在那里当了个车夫。我回来以后，就在这里种地。圣特尔莫一向是一个太平无事的地区。

莱安德罗•阿兰（1842-1896），阿根廷政治活动家，阿根廷公民联盟主席。

即加乌乔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胡安•莫雷拉，其故事曾编成哑剧，在杂技场演出。

指乌拉圭，因位于拉普拉塔河的东岸。

遭遇

献给苏莎娜·邦巴尔

人们每天早晨翻翻报纸，无非是为了看过以后就忘掉，或者是为了当天傍晚做闲谈的资料，因此，并不奇怪，那个当时十分轰动而且广泛议论的马内科·乌里亚尔特和邓肯的事件，都已经没有人记得，或者即使记得也象在梦中一样。而况，那个事件发生在1910年，正值彗星出现以及百周年纪念的那一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以致从那个时候起，我们都鬼迷了心窍，头脑糊涂了。这个事件的主要人物都已经死了，当时的目击者都发誓保持庄严的沉默。连我这个九岁或者十岁的孩子，也举手发了誓，以带点儿浪漫气质的严肃，感到了这个仪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觉察到我说的话算不算数，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遵守诺言。不管怎么说，下面就是这个故事，难免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及写作的好坏而有点变化。

那天下午，我的表兄拉菲努尔带我到劳雷莱斯家的别墅去吃烤肉。我没法明确说出它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算它是北方的一个村落吧，那儿荫凉而宁静，斜向河边，—点也看不出大城市及其大平原的样子。坐火车坐了很久，使我觉得厌烦，不过孩子们，大家都知道，总是嫌时间过得慢的。我们走进别墅大门的时候，天都开始暗下来了。一到了里面，我就感到了古色古香的气氛：烤得金黄的肉的香味，大片的树木，大群的家犬，枯干的树枝，以及那堆把人们围集在一起的篝火。

客人没有超过十来个，都是身材高大的人。年龄最大的，后来我知道，也没有满三十岁。用不了多久，我就明白，他们都对我至今还认为不正经的玩意儿十分精通：赛马，时装，车辆，得花很多钱去供养的有名女人等等，既没有人来打搅我的羞怯，也没有人来理睬我。那只由一个雇工熟练而缓慢地烤好了的羊羔，把我们都留住在餐厅里了。酒的年代，引起了一场争论。拿出了一只吉他；我的表兄，我记得，弹唱了埃利亚斯·雷古莱斯的《废墟》和《加乌乔》，又弹唱了几首十行诗，唱的是贼，是那些年已经少见的偷牛贼，还有胡宁街一所房子里一场拚刀子的决斗。端来了咖啡，拿来了雪茄烟。没有一句话提到要回家。我觉得（用卢贡内斯的话来说）有点害怕，怕时间太晚。我都不愿意去看钟。为了消除我这置身于成年人之中的孩子的孤独感，我索然无味地喝下了一两杯酒。乌里亚尔特对着邓肯高声叫嚷，建议跟他一对一打一局扑克。有人反对，说这样打牌往往毫无意思，还不如四个人凑一桌。邓肯支持这样的意见。但是乌里亚尔特却以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固执，非要用前一种方式不可。我这个人，除了淘气（淘气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恶作剧，写歪诗，孤独中的小小迷宫来消磨时间）而外，从来就不喜欢纸牌。我趁谁也没有注意，悄悄溜了出去。一所陌生的乌黑的大房子（仅仅餐厅里有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要比一处陌生地方对于一个旅行家，意义重要得多。我一步一步地在那些房间里摸索；我记得有一间弹子房，一道挂着方形菱形镜子的画廊，一对吊椅，一扇窗户，从那里可以看见一座凉亭。在黑暗里，我迷了路。屋主人（他的名字，经过了那么多年，我只能依稀记得可能是阿塞维多或者阿塞巴尔）终于找到了我。不知是出于善心还是出于收藏家的虚荣心，他把我领到一只玻璃橱前面。灯一亮，我看见里面满摆着白刃兵器，都是因为当初使用过它们的人而出了名的。他告诉我，他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一小块土地，由于在省里来来往往，所以收集了这些东西。他打开玻璃橱，用不着看小卡片上的说明，就把它们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而且总是大同小异，只有地点和年代不一样而已。我问他，在这些兵器里面，有没有莫雷拉的匕首；这个人在当时是加乌乔中的典型人物，就象后来的马丁·菲耶罗和堂塞恭多·松布拉一样。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不过他可以给我看一把相同的，“U”形柄的匕首。这时，有些吵闹的声音打断了他；他立刻关上橱门就走；我在后面跟着。

原来是乌里亚尔特在吵嚷，说对方耍了个花招。其余的伙伴们都站着，在他们周围围成一圈。我记得，邓肯比其他人都高，身材壮实，有点驼背，脸无表情，浅黄的头发几乎是白的。马内科·乌里亚尔特则生性好动，脸色黝黑，也许是混血种，留着一把稀疏的颇为自负的胡子。显然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我不知道地下是否扔着两三只酒瓶，或者是我电影看多了才在记忆里产生了这样虚假的印象。乌里亚尔特的辱骂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尖刻，越来越难听。邓肯似乎根本没有在听他；最后，仿佛厌倦了似的，他站起来，当胸打了乌里亚尔特一拳。乌里亚尔特倒在地下，嚷着说，他决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就向对方挑战，要求决斗。邓肯说不行，然后又用解释的口气接着说：

“问题是我害怕。”

大家哄堂大笑。

乌里亚尔特已经站了起来，答复说：

“我要跟您决斗，就在现在。”

有人——上帝宽恕他——提醒说，兵器有的是。

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玻璃橱。马内科·乌里亚尔特找了把最长的、最可观的，就是那把“U”形柄的匕首。邓肯则漫不经心地拿了把木头柄的刀子，刀片上刻有一株小树的记号。另外有个人说，马内科太过份了，挑的简直是把剑。谁也不奇怪，当时他的手在颤抖；但是大家都奇怪，邓肯竟然也是这样。根据传统，决斗的双方不能冒犯所在的房子，所以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我们一半玩笑，一半正经，也跟在后面。我没有喝醉酒，但是我沉醉在冒险之中了。我渴望有人杀人，让我以后可以对人讲，以后可以永远记得。在那个时候，说不定其余的人未必见得比我大得了多少。我也感觉到有一阵旋风在卷走我们，使我们糊里糊涂，谁也没有能力挡得住。马内科的指控也不太使人相信，大家都认为那是他喝多了酒，想报宿怨。

我们在树木中间走着，走过了凉亭。乌里亚尔特和邓肯走在头里。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互相警戒着，仿佛害怕突然的袭击。我们到了一片草地的边上；邓肯以平静的权威的声音说：

“这个地方很合适。”

他们两个站到中间，有点犹豫。有一个声音对着他们喊：

“把你们手里碍事的铁家伙抛掉，货真价实地打一架。”

但是他们两个已经动起手来。开始时他们的动作很笨拙，好象怕伤着自己；他们的眼睛都看着兵器，但是到后来，都看着对方的眼睛了。乌里亚尔特忘了他的忿怒；邓肯也忘了他的冷漠或者轻蔑。危险使他们改变了模样；现在是两个男子汉在决斗，而不是两个小伙子。我已经把这场决斗看成是一团钢铁的混乱，然而我还是看得下去，或者几乎能够看得下去，仿佛在看一局棋一样。显然，岁月并没有使我看到的景象夸大或者黯淡。我不知道经过了多久的时间，因为有许多事情是不能够用一般计算时间的方法来衡量的。他们都没有用邦乔缠在左臂防身，只好伸出胳膊来隔开对方的刺击。衣袖很快就撕破，染满了暗红的血迹。我想，我们上了当，他们并不懂得该怎样劈刺。不久，就发现他们是在用不同的方法使刀。邓肯为了补救自己的不利，想尽可能靠近对方；而乌里亚尔特则向后退，以便进行低低的远距离冲刺。那个讲出玻璃橱内有兵器的声音又喊了起来：

“他们要杀人了。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谁也不敢出来拦阻。乌里亚尔特在后退，于是邓肯向他进攻。两个身体几乎碰在一起了。乌里亚尔特的匕首就在邓肯的面前，突然，我们觉得它变短了，因为它已经刺进了对方的胸部。邓肯在草地上倒下。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用低低的声音说：

“真是少见。一切都好象在梦中一般。”

他没有闭上眼睛，也没有动。而我则已经看见一个人是怎样杀死另一个人的了。

马内科·乌里亚尔特扑在死者身上，恳求他原谅，毫不掩饰地哭泣着。这个事件就在这种大动感情的情况下结束了。现在我知道，他的悔恨不下于一个干了疯狂的行为而要被处决的罪犯。

我不想再看了。我曾经渴望的事情已经发生，它使我痛心。拉菲努尔后来对我说，不得不使用了强力，才把兵器从那人手里夺下来。后来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尽可能地不隐瞒，而且把用刀子的格斗升格为用剑的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其中有阿塞巴尔。一切事情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一个人总是会有这个那个朋友可以帮忙的。

桃花心木桌子上，还乱摊着纸牌和钞票，但是谁也不愿意看，谁也不愿意动。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故事讲给一个朋友听，但是总觉得保守一个秘密要比把它讲出去更加使我高兴。直到1929年，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忽然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那一次，是退休警官堂何塞·奥拉维对我讲了些雷蒂罗往下那一带刀客的故事。他说，这些人什么卑鄙的事都做得出来，臂如抢占对方上首的有利地位等等；又说，在波德斯塔和古蒂埃雷斯描写决斗之前，本地是没有决斗的。我对他说，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一次，就把这件那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讲给他听。

他集中他那职业性的注意力听着我讲，然后问我：

“您是不是确实知道乌里亚尔特跟那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至少，有段时间一起在乡下干过什么事的吧。”

“不，”我回答他说，“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所有的人都奇怪极了。”

奧拉维仿佛在大声地自言自语，不急不忙地继续说：

“一把匕首有个‘U’形的柄。这种形状的匕首有两把很是有名：一把是莫雷拉的，还有一把是塔帕尔古因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记忆；奥拉维接着又说：

“您也提到了一把木头柄的刀子，刀上刻有一株小树的记号。这样的兵器有几千，但是有一把……”

他顿了一会儿，又说：

“阿塞维多先生乡下的房子是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恰恰就是在那个地方，上世纪末出了另一个有名的好打架的人，胡安·阿尔曼萨。从他杀死的第一个人起，十四年来，他使用的一直是这么一把短刀，因为它给他带来运气。胡安·阿尔曼萨跟胡安·阿尔马达两个人互相有了反感，因为人们总是把他们混为一谈。长时期来，他们互相寻找，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头。后来，胡安·阿尔曼萨是在一次选举时被一颗流弹打死的。另一个，我想，是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病死的。”

那天傍晚，没有再讲别的。我们两个人都陷入了深思。

有九、十个人，他们都已经死了，看见了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尸体上长长的刀伤，以及躺在天空下的尸体——然而看见的却其实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尔特并没有杀死邓肯；是兵器，并不是人，进行了这场格斗。这两件兵器，并排着在一只玻璃橱里睡觉，直至人的手把它们惊醒。也许醒的时候它们很激动，因此，乌里亚尔特的手才颤抖，也因此，邓肯的手才颤抖。它们两个知道要进行格斗——而不是它们的工具：那两个人要格斗——而且那天晚上斗得很痛快。它们两个在本省漫长的道路上寻找了很久，终于相遇了，尽管它们的主人，那两个加乌乔，早已化为尘土。它们的铜刃里面沉睡着暗伺人类的仇恨。

事物的寿命总比人的经久。谁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到此结束。谁知道它们还会不会再相逢。

指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

埃利亚斯•雷古莱斯（1860-1929），乌拉圭诗人。

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I874-1938），阿根廷诗人。

加乌乔以匕首格斗时，惯常把邦乔卷在左臂，作盾牌用。

马努埃尔•波德斯塔（1853-1920），阿根廷作家。

埃杜亚尔多•古蒂埃雷斯阿根廷作家，其著名小说即《胡安•莫雷拉》

胡安·摩拉涅

许多年来，我总是反复地说，我是在帕莱莫长大的。现在我知道，这纯粹是文学上的夸张。实际上，我是在一长道尖头栅栏里边，在一座花园的中心，在一幢里面有我父亲以及祖父母的藏书室的住宅里长大的。而居民都好动刀子、爱弹吉他的帕莱莫（人家向我保证），那是附近那个街角的名称。1930年，我从事于卡里埃戈的研究；他是我们的邻居，郊区的歌唱者和颂扬者。不久之后，我意外地见到了埃米利奥·特拉帕尼。我到莫隆去，特拉帕尼坐在车窗口，叫我的名字。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是他。自从我们在泰晤士街的学校同坐一条长凳以来，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罗培尔托·戈德尔会记得他的。

我们之间的交情从来没有十分亲密过。时间更使我们有了距离，相互之间有点淡漠了。现在我记得，他曾讲给我听过许多关于当时的歹徒如何偷盗的基本知识。我们开始了一场那种琐碎的谈话，努力探索那些一无用处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是有一位同学去世了；这个人除了姓名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突然，特拉帕尼对我说：

“有人借给我一本你写的关于卡里埃戈的书。那里面从头到尾讲的都是那种好汉。告诉我，博尔赫斯，你怎么会知道这种好汉的底细的？”

他用一种圣洁的恐惧神情瞧着我。

“我根据材料写的，”我回答他说。

他没让我继续说下去，抢在我前面又说：

“材料不过是说说而已。我那里材料有的是。我是见识过这种人的。”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接着又说，仿怫在向我泄露一个秘密：

“我就是胡安·摩拉涅的外甥。”

九十年代在帕莱莫的刀客之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摩拉涅。特拉帕尼继续说道：

“我的姨妈弗洛伦蒂娜就是他的妻子。这个故事，也许你会觉得有兴趣的。”

他在叙述中，不时运用修辞学上那种加强的语气，不时说出一些冗长的句子。这使我怀疑他并不是第一次讲这个故事：

我的母亲从来就不喜欢她的姐姐把自己的一生跟胡安·摩拉涅连结在一起。这个人，在她看来，是个没有良心的人；在弗洛伦蒂娜姨妈看来，却是个好活动的人。关于我这位姨夫的下场，流传着许多故事。其中不乏这样的说法：有的说，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在上校街街角转弯时，从马车的驭座上摔下来，在石板地上摔破了脑壳；也有的说，执法当局要逮捕他，他就逃到乌拉圭去了。我的母亲从来不管她这位姐夫的事，所以从没有对我说明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那时还很小，也记不起他来。

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住在鲁塞尔路一所宽大的房子里。房子的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却总是锁着。我的姨妈住在顶楼的一间房间里。她已经上了年纪，有点儿古怪。我觉得她又高又瘦，皮包骨头，说话很少。她怕风，从不出门，也不让我们到她的房间里去；然而我不止一次设法去偷她的东西，把她的食物藏起来。邻居都说，摩拉涅的死，或者说，摩拉涅的失踪，使她脑筋混乱了。我记得她总是穿黑衣服。她还有个独个儿自言自语的习惯。

这所房子是一个名叫卢契西先生的财产；他是巴拉卡街一家理发店的老板。我的母亲是个工作繁忙的女裁缝，日子很不好过。我只听见（尽管我什么也听不懂）她们时常偷偷地在说什么强制执行，什么收回自用，什么拖欠房祖，什么驱逐出屋等等这样的话。我的母亲极为苦恼；我的姨妈则固执地翻来复去说着：胡安决不会答应让这个外国佬把我们撵出去的。她又讲起了一个傲慢的南方人那件事——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件事——这个人竟然敢对她丈夫胡安的勇敢表示怀疑。后者知道后，一直追寻到城市的另一头，找到了他，一匕首就结果了他，把他抛进了里亚丘埃洛河。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提这件事，相信这件事。

我好象已经看见自己躺在塞拉诺街的墙洞里睡觉，或者拿着一只装桃子的篮子在乞讨施舍。其实后者很吸引我，因为可以使我不用去上学。

我不知道这种苦恼经过了多久。有一次，你那已经故世的父亲对我们说，不能象用生太伏或者比索来计算钱那样，用日子来计算时间，因为比索都是一个模样，而每一天却不一样，甚至每一个钟头都不一样。我不太懂得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句话却铭记在我心里了。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最后变成了梦魇。我梦见了我的姨夫胡安。我其实没有看见过他，但是我把他想象成象个印第安人，体格强壮，胡子稀疏，头发披散。我们一起到南方去，在巨大的石坑和巨大的丛林之间走着。然而这些石坑，这些丛林却也就是泰晤士街。梦中，太阳高悬在天空。胡安姨夫穿的是一身黑衣服。他在峡口有座象脚手架那样的东西附近停住。他的手插在上衣里面跟心脏相齐的地方，并不象是在掏什么武器，而是象在把手藏起来。他用十分凄凉的声音对我说：“我已经变了样子了。”这时候他拔出手来，我看见的竟然是一只兀鹰的爪子。我在黑暗中大声呼叫着吓醒了过来。

另一天，我母亲叫我跟她一起到卢契西家去。我知道她是去请求他延期的。毫无疑问，她带我去，是让这个债主看看她确实是无依无靠的。她一句也没有对她的姐姐说，因为她不会答应她去干这种低三下四的事的。我从来没有到过巴拉卡街；我觉得这里人更多，车更多，空地更少。到了街角，我们看见我们要找的门牌前面有警察，还有一大群人。一个邻居，从这堆人中钻到那一堆人中，反复地在讲：凌晨三点，几声敲门把他惊醒；他听见大门开了，有人进来。后来也没有人把门关上；天亮的时候，发现卢契西躺在门房里，半裸着身子，被人用匕首扎了好几刀。这个人过着独身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发现他违过什么法，犯过什么罪。他也没有任何东西被盗，没有任何东西被抢。有人记得，最近以来，死者几乎失去了视力。另一个人用权威的口气说：“他的时限已到。”这种见解和这种声音，使我印象很深。因此，许多年后，我才能够注意到，每一次有人死去，总不乏有人说出那么一句话，说出这同样的见解。

守灵的人邀请我们喝咖啡，我就喝了一杯。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个蜡像，而不是一个死人。我跟我母亲议论起这个情况来。有一个管殡殓的人笑了，对我宣称，这个穿黑衣服的蜡像就是卢契西先生。我站在那里，瞧着它，好象着了迷。我母亲不得不抓住胳膊把我拉走。

一连好几个月，大家不谈论别的。那时候凶杀案已经很少见。我想，曾经谈论得最多的，无非是梅莱纳、坎帕纳、西列特罗等等的案件。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的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就是弗洛伦蒂娜姨妈。她以老年人的固执，反复地说：

“我对你们说过，胡安不会让这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到街上去的。”

有一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没法到学校里去，就在屋子里找好玩的东西。我上了顶搂。我的姨妈就坐在那里，一只手又叠着另一只手。我觉得她甚至没有在思想。屋子里有股潮湿的气味。一个角落里是一张小铁床，一头床栏杆上挂着念珠，另一头是一只存衣服的木箱。一面白墙上挂着一幅卡尔曼圣母像。床头桌上放着烛台。

姨妈没有抬起眼睛，就对我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是你母亲叫你来的。她还不明白，是胡安拯救了我们。”

“胡安？”我谨慎地说，“胡安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胡安就在这里。”她对我说，“你要看看他吗？”

她拉开床头桌的抽屉，拿出一把匕首。

她柔和地继续说着：

“你看见了吧，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决不会离开我。大地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象他那样。他不会让那个外国佬喘一口气。”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是这个脑筋糊涂了的可怜女人杀死了卢契西。她在怨恨，在疯狂，也许谁知道，还在爱情的驱使下，溜出了朝南的后门，在深夜里穿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终于来到那一家的门口，用这双瘦骨嶙峋的手，扎下了匕首。这把匕首就是摩拉涅，就是她仍然那么崇拜的死去的摩拉涅。

我从来没有知道她是不是把这件事讲给我母亲听过。在我们搬家之前不久，她就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这个人后来我再也没有重新碰到过。这个孤零零地过活的女人，跟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她所留下的血腥案件，以及作案用的武器，都混淆在一起了。在她的这个故事里，我相信我窥见了一个象征或者许多象征。胡安·摩拉涅是一个在我熟悉的街道上留下了脚印的人；他知道人们都认识他；他了解死亡的滋味；他后来变成了一把匕首；他现在是关于一把匕首的回忆；到明天，他就是遗忘，仅仅是普普通通的遗忘而已。

卢契西是意大利人的名字，说明他是意大利血统。

决斗

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比维亚诺

亨利·詹姆斯——他的功绩，还是我的两个女主人公之一费盖罗亚夫人向我揭示的——也许并没有看轻这个故事。他提供了一百多页的讽刺和柔情，用复杂而且精心的模棱两可的对话加以修饰。他的补充增加了某些闹剧的气氛，但也不是不可相信。然而其基本的东西并没有由于背景——伦敦或者波士顿——不同而有所改变。事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因此我也仍旧要把这件事情留在那里。我所写的，仅仅限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梗概，因为这个事件的缓慢发展及其世界性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我的文学创作的习惯。讲述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一场微不足道的由侧面进行的冒险。我应该预先告诉读者，里面的情节，并不比形成它的环境和人物更为重要。

克拉拉·格伦卡因·德·费盖罗亚是个高傲的高个子女人，一头似火一般的红发。她才智不高，然而富于理解力；并不聪敏，但是能够欣赏别人的，甚至别的女人的聪敏。她生性好客；她也喜欢各种变化，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经常旅行。她懂得，她所处的环境不过是一些随意的礼节或者仪式的集合，但是这些礼仪使她变得优雅，而且她还做得恰如其分。她的双亲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她嫁给了伊西德罗·费盖罗亚博士，我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此人后来辞去了这项职务，理由是，在这个电报和电话的时代，使馆已经不合潮流，变成了一种无益的负担。这个决定，引起了他的同事们对他的仇恨。对克拉拉来说，她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底，她是苏格兰血统——而且也并不讨厌一位大使夫人的职责。但是她没有一句怨言。不久之后，费盖罗亚去世。克拉拉经过几年的犹豫不决和内心探索之后，决定从事绘画，这可能是她的女友马尔塔·毕萨罗的榜样所激发的。

马尔塔·毕萨罗有个特点：只要一提到她，她总是把自己说成是美丽出众的内利达·莎拉——一个结了婚又离婚的女人——的妹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马尔塔·毕萨罗曾经考虑过选择写作。她能够运用法文；那是她阅读书报时习惯了的文字。至于西班牙文，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件家用器皿，就象瓜拉尼语之对于科连特省的太太们一样。报纸使她看到了卢贡内斯和马德里的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文章。这些大师们的风格，证实了她的怀疑，就是：生来注定的语言，不适合于表达思想感情，只适合于表达空洞的油嘴滑舌。她知道，只有音乐，才是每一个正正经经地出席音乐会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她是圣路易斯人。她以精心描绘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和帕斯瓜尔·普林格尔斯上校的肖像开始了她的事业，那都是省立博物馆早有预见地为她准备好了的。后来，她不再描画本省显贵的肖像，转而去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古老房屋。这些古老房屋的朴素院子，她都以素净的色彩加以勾勒，而不象别人那样赋予它们以粗俗的景象。有人说——当然不会是费盖罗亚夫人——她的全部艺术，都是以十九世纪日内瓦大师们的作品为养料的。在克拉拉·格伦卡因和内利达·莎拉（据有人说，这个女人一度曾经很喜欢费盖罗亚博士）两个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敌对情绪。也许决斗是在她们两人之间进行的，而马尔塔不过是一件工具。

据说，这一切始于别的国家，而在我国，则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例证之一就是那一部分画家，惜乎今天他们已经很不公道地被人遗忘了，那一部分画家叫做实体派或者抽象派，取这样的名字好象是为了表明他们蔑视逻辑和语言似的。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绘画跟被允许创造一种声音的自成规律的音乐情况完全相同，也不妨试一试表现那些我们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事物的色彩和轮廓，因为这两者本来是姊妹。李·卡普兰曾经写道：他的画，尽管使布尔乔亚忿怒，却是尊重《圣经》的禁忌的，即：不准用人类的手建造活着的生物的偶像；这在伊斯兰教也是同样。他还争论说：那些方框圣像画家，倒真是复兴了被丢勒或者伦勃朗这种异端所歪曲的绘画艺术的纯正传统。一帮诽谤他的人则谴责他，说他是在号召创作地毯、万花筒、领带给我们看到的那些模式。美学上的革命，提供给人们对不负责任的而且轻而易举的事物的诱惑，因此，克拉拉·格伦卡因选择了当一名抽象派画家的道路。她一向崇拜透纳，于是着手以他的不明确的色泽来丰富实体派艺术。她勤奋地创作，甚至丢弃或者毁掉了好几幅作品，终于到1954年冬天，在苏帕却街一座大厅里展出了一系列水粉画。这些作品非常富有特色，因而被人们用当时流行的一个军事术语：先锋派，来称呼它们。但是发生了一件矛盾的事：评论界的大多数是宽宏大量的，可是这个流派的官方机构却责难起这些不规则的形象来，如果它们根本不象个形象倒也罢了，可是这些形象却是从日落，从丛林，或者从海上的一团混乱中出现的，而且不可容忍地被画成严格的圆圈形和闪电形。也许第一个失笑的是克拉拉·格伦卡因本人。她非常想成为一个现代派，而那些现代派们却排斥她。对她来说，她创作了这些作品要比这些作品是否成功重要得多。因此，她并没有放弃创作。这位女画家不去理睬这些事情，继续走她自己的道路。

秘密的决斗已经开始。马尔塔不仅是一个艺术家，她还对一种并非不恰当地叫做艺术管理的工作怀有热诚的兴趣。她是一个名叫“基奥托集团”的画家社团的秘书。1955年中，克拉拉当时已经被接纳为会员，终于在新的领导成员名单中以发言人的地位出现。这件事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却值得分析一下。马尔塔曾经支持过她的女友；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尽管这有点儿神秘，给予恩惠的人总是以某种方式胜过接受恩惠的人。

到了六十年代，这两支“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我们用这句行话——为了一笔头等奖金而进行了竞争。有一位候选人，年龄最大，送来的是几幅庄严的油画，画的是几个可怕的加乌乔，跟斯堪的纳维亚人那么高大；他的对手，是一个吃得饱饱的青年，由于使用了不规则的画法，既受到称赞，又受到非难。评判委员会的人，年龄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怕人们归咎于他们的陈旧标准，倾向于把奖金授给后者，而内心却并不真的喜欢他。经过长时间胶着的辩论，开始时还讲礼貌，后来变得令人厌烦，仍然没有取得一致，在第三次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意见说：

“后面这个我觉得很坏；真是的，我觉得要比费盖罗亚夫人本人差得多。”

“那么您投她的票？”另一个说，带着点狡猾的口气。

“是的。”第一个说，已经是在赌气。

当天下午，就一致同意把奖金颁发给克拉拉·格伦卡因。她出了名，受到爱戴，道德上毫无瑕疵，经常在皮拉尔她的别墅里举行宴会，那些最豪华的刊物都刊登她的相片。大家都知道的那次授奖后举行的晚宴，是由马尔塔举办并且主持的。克拉拉以寥寥几句中肯的话，向她表示感谢，并且发表意见说：传统和创新之间，遵守规则和喜爱冒险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立；传统就是冒险的一百年的脉络。当时在场的有许多社会名流，评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一两个画家。

我们都在想，这个意外事件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渺小的轮廓；我们也都在想，别的几个画家都要强得多。对加乌乔和Beatus ille的崇拜，是城市生活所产生的怀乡病。克拉拉·格伦卡因和马尔塔，餍足了老一套的优闲生活，就妄想进入艺术家的世界，而艺术家们则是一辈子献身于美的事物的创造的。我猜想，在天堂里享福的那些有福者们，也会认为他们所处的机构的好处是被那些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神学家们大大地夸大了的。也许在地狱里，那些遭到天谴的罪人也未必见得总是不幸福。

两年之后，在卡塔赫纳城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国际造型艺术会议。每一个共和国都派出了代表。会议的议程——请原谅我们用了这句行话——是极使人感到兴趣的；艺术家能否无视民族的土著的东西，能否回避或者改变动物和植物，能否对社会个性问题无动于衷，能否不把自己的呼声跟正在与萨克逊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联结一起，等等，等等。费盖罗亚博士在担任驻加拿大的大使之前，曾经在卡塔赫纳从事过外交工作。克拉拉，由于得到了奖金而踌躇满志，很想旧地重游，不过现在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了。但是这个盼望却落了空，政府指派出席会议的却是马尔塔。她的活动（尽管并不总是有说服力的），也不见得都不是光辉出众的。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们可以公平地证明的。

生活要求激情。这两位妇女都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好一点，都在绘画所强加于她们的关系中得到了这种激情。克拉拉画的画反对马尔塔，同时又以某种方式为马尔塔而作画。她们互相作为对方的评判员，同时又是唯一的欣赏者。在这些已经谁也不要看的画布上，我相信，会发现一种相互的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主要的是，不能忘记，她们两个彼此是很相爱的；在这场内心的决斗中，她们都以对对方的赤诚的忠实进行着决斗。

在这些年里，马尔塔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但还是拒绝了一桩婚事；她唯一有兴趣的，是她的战斗。

I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卡因由于动脉瘤而去世。报纸上整版整版地登着悼念文章；这在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里，妇女是种族的一个榜样，而并不是一个个人。除了草草率率地提了提她对绘画的爱好，以及她的高雅的趣味之外，这些文章大量地赞扬她的虔诚，她的仁慈，她的几乎一视同仁而且始终如一的博爱，她的父母的家世——格伦卡因将军曾经参加过巴西战役——以及她在最上层社会圈子里的突出地位。马尔塔懂得，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意义。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如此的一无用处。她想起了自己开始时的努力，现在已经那么遥远，于是就在国立展览馆里展出了一幅简单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用的是她们两人曾经共同赞赏过的那些英国大师的笔法。有人把它评定为是她最好的作品。她从此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

在这场只有我们这些接近的人才察觉得到的微妙的决斗中，既没有失败，也没有胜利，甚至也没有一个回合，或者除了我用严肃的笔记载下来之外的其他任何看得见的情况。只有上帝（我们不管他的美学的偏好是什么）才能判断最后的胜利。在暗中发生的故事，也在暗中结束了。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

瓜拉尼印第安民族的语言。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待（1883-1955），西班牙作家。

威廉•透纳（1773-1850），英国画家。

拉丁文，意即：有福的人。

瓜亚基尔

我不会看见伊格罗塔山峰巅在普拉西多湾水面的倒影了，不会到奥克西登特尔国去了，不会在那所图书馆里释读博利瓦尔的手迹了。这所图书馆，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曾那样反复地想象过它，以致我脑子里都有了它明确的形状，它强烈的阴暗。

为了继续往下写，我把上面的这一段重新读了一遍；那既忧郁又夸张的语气，使我不免惊讶。难道要谈到那个加勒比海的共和国，就非得反映出它那位最著名的历史家何塞·科塞尼奥夫斯基上尉的里程碑式的风格不可吗，尽管是从遥远的地方谈论它。可是我的情况却有另外的道理。我写下开头的这一段，是由于一种内在的目的，这种目的引得我不得不使用伤感的笔调来写这一件那么痛心而又繁琐的事。我尽可能把发生的事讲出来，这样也许能够帮助我理解它。而且，把一件事情坦白地讲出来，就能使自己脱离当事人的地位，而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一个在旁边观察，在旁边议论，而不参与其事的人。

我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五，就在我此刻正在写作的同一间房间里，就在下午的这同一个钟点，现在不过更加凉爽点罢了。我知道，我们应该忘掉那些徒劳无益的事；因此，我想写下我跟南方大学的埃杜亚尔多·齐茂曼博士的谈话，趁遗忘还没有把这次谈话抹掉之前，趁现在我留下的记忆还仍然十分新鲜的时候。

为了使我讲的事情易于了解，我得简单地倒叙一下有关博利瓦尔几封信的奇怪故事。这几封信是在阿维列亚诺斯博士的文件里找到的。博士所著的《无政府状态五十年史》，后来却被他的孙子里卡多·阿维列亚诺斯博士发现，并且在1939年出版了。这几封信，从我在各种出版物上收集到的评论加以判断，并不使人具有很大的兴趣，除了1822年8月13日在卡塔赫纳写的那一封。解放者在这封信里详细叙述了他和圣马丁将军的会晤。强调这个文件的价值是没有用的，因为博利瓦尔在其中透露的也许只是瓜亚基尔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里卡多·阿维列亚诺斯博士是一个坚决反对官僚制度的人，拒绝把这些信件交给历史学院，却愿意提供给拉丁美洲的各个有关共和国。感谢我们的大使梅拉萨博士值得表扬的热心，阿根廷政府第一个接受了这个大公无私的建议，一致同意派出一位代表到奥克西登特尔国的首都苏拉科去，取回一份这些信件的抄本，以便在这里发表。我在我的大学里是负责美洲历史的，因此，我们的校长很客气地向部长推荐我去完成这项使命，同时也得到了我所属的国家历史学院或多或少总算一致的同意。部长接见我的日子已经定下，我们却得知，南方大学由于不了解（我宁愿这样认为）这个决定，已经提出了齐茂曼博士的名字。

读者也许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外国血统的历史学家，被第三帝国从他的祖国赶了出来，现在变成了阿根廷公民。他的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却只能够读到他的一篇关于迦太基闪族共和国的辩护文章；对这个国家，后世都是根据他们的敌人，那些罗马历史家的话来进行判断的。还有一篇散文，其中坚持说，统治者不应该是一个显赫的令人感动的官僚。这种论辩，理所当然地在当时受到了马丁·海德加尔的反驳；他用许多报纸标题的照相证明，现代的国家元首，远非是一个无名之辈，而恰恰是一个重要角色，一个合唱队的领唱，一个舞蹈的大卫；他溺爱他的人民群众演出的戏剧，参与其中的豪华场面，而且毫不犹豫地使用讲演艺术的夸张方法。同时他也证明，齐茂曼的家世，如果不说是犹太人，至少也是希伯来人。于是这位可敬的存在主义者发表的文章，便成为我们这位贵宾的逃亡和迁徙活动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齐茂曼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是来晋见部长的。部长通过一位秘书，以个人的名义要求我跟齐茂曼谈一谈，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以避免两所大学意见不一致而引起不愉快的场面。我回到家里，就听说齐茂曼已经打电话来，通知下午六时来访。大家都知道，我住在智利街。正六点钟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以一个共和派的简朴作风，亲自去给他开门，把他请进我专用的书房。他停住脚步，看了看院子。黑白双色的磁砖，两株玉兰树，以及一只水池，刺激了他的口才。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他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看来约摸四十多岁，脑袋显得有点大。一副墨镜掩住了双眼，有时候脱下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戴上去。我们两人互相致敬时，我得意地证实，我比他个子高，但是我立刻对自己的得意感到惭愧，因为现在进行的不是一场肉体的搏斗，也不是一场精神的决斗，而仅仅是作一个也许不太方便的mise au point。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或者根本不是一个观察者，不过我记得某个诗人曾经说起过的那种拙劣的服饰，其丑恶就跟诗人所作的说明完全相符。他那身显眼的蓝色衣服现在仍然还在我的眼前，包括衣服上那过多的扣子和衣袋。他的领带，我发现，是一根魔术师的套索，用两根松紧带扣住。他手里提着一只公文皮包；我猜想里面大概装满着文件。他嘴上留着一抹军人式样的适当的胡子。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点起了一支雪茄；这时候，我感觉到这张脸上表现出的东西真是够多的了。Trop meublé，我自己对自己说。

以下后续的文字，不允许夸大我们所要指明的事实。每一句话都已经在纸上包围了一块地盘，也在读者的头脑里占据了一会儿时间。除了我已经历数的看得见的琐碎迂腐之外，这个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一个危险的过去的时代。

我的书房里有我曾祖父的一张椭圆框子的相片；他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还有一只玻璃橱，里面放着军刀、奖章和旌旗。我把这些古老的光荣的东西指给他看，还加上了一些说明。他草草地看了一眼，好似在尽一种义务，还相当鲁莽地抢过我的话头。我觉得他这是不由自主的，而且是机械的。例如，他这样说：

“对的。胡宁的战役。1824年8月6日。胡亚雷斯骑兵的冲锋。”

“是苏亚雷斯，”我纠正他。

我疑心他是故意弄错的。他以东方人的姿势张开两臂，喊了起来：

“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靠着书本的养育，反把我弄糊涂了。在您的身上，活跃着有趣的往事。”

他把“v”的音几乎念得跟“f”的音一样。

这样的奉承我可并不喜欢。不过他对书本很有兴趣。他的眼光在书脊的书名上流连，几乎有点儿爱恋。我记得他这样说：

“啊，叔本华，他总是不相信历史……就是这个版本，在格里斯巴赫的关心下出版的。我在布拉格时也有。我以为我能够跟这些好书为友，一直到老，可是恰恰就是历史，化身成为一个疯子，把我从那个城市的那个家里赶了出来。现在我是跟您一起在这里，在美洲，在您的可爱的家里……”

他说话不准确，然而说得很流利，明显的德语口音和西班牙的擦舌音混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坐了下来；我利用他的话头，把话引入正题。我对他说：

“在这里，历史是最慈悲的。我在这所房子里出生，我也希望在这所房子里死去。在这里，我的曾祖父佩上这柄军刀，走遍了美洲。在这里，我思考着过去，写成了我的著作。我几乎能够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书房，可是现在我终于要走出去了，去遨游大地；从前，我只是在地图上遨游。”

我在这种可能是过了头的修辞之上，还加上了微笑。

“您指的是加勒比海的那个国家？”齐茂曼问。

“是的。这次立即将要出发的旅行，亏得有您驾临舍间促成。”

特里尼达给我们端来咖啡。我缓慢地坚定地继续说下去：

“您想必知道，部长已经把传抄博利瓦尔的信件以及撰写序言的使命委托给我；这些信件是偶然在阿维列亚诺斯的文件里发现的。这项使命，以我命里注定的幸运，将成为我这一辈子研究工作的顶峰。我的这项研究工作，以某种方式来讲，是深入我的血肉的。”

我说出了必须要说的话，感到一阵轻松。齐茂曼好象并没有在听我说话；他的眼睛并不对着我的脸，却在瞧我背后的书。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然后看重地说：

“深入血肉的。您真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您的人民走遍美洲的原野，展开伟大的战斗。而这时候我的人民呢，没没无闻，几乎从不从聚居区出来。按照您的雄辩的说法，您把历史深入到血肉之中，因此，对您来说，只要仔细听听这种隐藏在血肉之中的声音，就已经足够。而我，却正相反，不得不跑到苏拉科去，一页一页地释读那些可能是伪造的文件。相信我吧，博士，我真羡慕您呢。”

这些话里，既不露出一点挑衅，也不显现一丝嘲笑；它们已经是一种意志的表现；这种意志向着未来，几乎无可挽回，就象过去一样。他的理由不多，其力量是在于人的本身，而不是在于论辩。齐茂曼用缓慢的教训的口气继续说：

“亲爱的大师，在博利瓦尔的问题方面（请原谅，应该说圣马丁的问题方面），您的地位已经是公认的了。Votre siège est fait。博利瓦尔的那封有关的信件，还尚未释读，然而无可避免地而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推测得到，博利瓦尔写这封信，是为了为自己辩解。不管怎么说，这封那么吹嘘的信，将要向我们显示我们可以称之为博利瓦尔部分的问题，而并非圣马丁部分的问题。一旦公布，就得要估量它，研究它，从评论的筛子里通过，如果必要的话，还得驳斥它。最后的这项任务，没有人比您拿着您的放大镜，更加适当的了。要是在科学的范围内有此必要，您还可以拿起解剖刀，手术刀！请允许我这样再说一句，传布这些信件的人的名字，将会跟这些信件联系在一起。对于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联系是不太方便的。群众不会了解其中的差别。”

现在我明白，我们后来的辩论，根本是毫无意义的了。也许当时我就感觉到了；为了不反驳他，我抓住一个细节，问他，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些信件是赝品。

“都是博利瓦尔亲笔写的，”他回答我说，“然而即使真相确是如此，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博利瓦尔可能很想欺骗对方，或者，简单些说，可能想使自己受骗。您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喜欢思考的人，您一定比我更加了解，神秘是在于我们本身，而并不在于语言。”

这种夸大的一概而论，使我厌烦。我冷淡地表示意见说：在我们周围的许多谜中，瓜亚基尔的会谈也是一个谜。圣马丁将军竟然放弃了纯洁的雄心壮志，把美洲的命运交到博利瓦尔的手里，这可能是值得进行一番研究的。

齐茂曼答复说：

“有这样的一些解释……有的人猜测，圣马丁是中了他人之计。另外的人，象萨米恩托，则认为他是一个欧洲的军人，在他从来不了解的大陆上迷失了方向。还有些人，一般都是阿根廷人，都说这是自我牺牲的行为。也有人说，因为他太劳累了。也有人提到是由于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共济会发来的秘密命令。”

我说，不管怎么样，把秘鲁的保护者跟解放者当时确实说过的话恢复原貌，还是很有意思的。

齐茂曼表示说：

“也许他们相互之间谈的话，不过是些小事。两个人在瓜亚基尔相对抗，如果有一个使对方屈服，那是由于他更强的意志，而并不是玩弄辩才。您瞧，我可不曾忘掉我的叔本华。”

他笑了笑又说：

“Words，words，words。莎士比亚，语言文字的无可超越的大师，在蔑视他们呢。在瓜亚基尔，或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布拉格，总是很少考虑到人的。”

这时候，我觉得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以某种方式来讲，我们已经是另外两个人。暮色进入了房间，而我还没有把灯打开。有点儿偶然地，我问：

“您是布拉格来的吗，博士？”

“我是布拉格来的。”他回答。

为了避开中心问题，我又说：

“大概是个很奇怪的城市。我不了解它，不过我读的第一本德文书是梅耶林克的《高伦》。”

齐茂曼说：

“这是古斯塔夫·梅耶林克值得记住的唯一的作品。但是别人却不喜欢，说是坏书，而且是更坏的通神学。尽管如此，布拉格的一些奇怪之处，都在这本消失于别人梦里的梦中之书里出现。在布拉格，一切都是奇怪的，或者，如果您喜欢，什么都不奇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伦敦，有些傍晚，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您，”我说，“谈到了意志。在马比诺基恩，有两个国王在山顶上下棋，同时在山脚下，双方的武士在战斗。其中一位国王赢了棋，一个骑士正好来报告说，另一位国王的军队已被打败。人的战斗就是棋盘的战斗的反映。”

“啊，这是魔法。”齐茂曼说。

我回答说：

“或者是两个不同的阵营里意志的不同显示。凯尔特族有一个传说，讲两个著名歌手的决赛。其中一个弹着竖琴，从黎明一直唱到黄昏。星星或者月亮已经下去，他才把竖琴交给对手。对手接过琴放在一边，站了起来。前一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多么大的学问！多么有力的综合！”齐茂曼喊了起来。他平静下来后，又说：

“我应该承认我对布列塔涅的无知，我的可悲的无知。而您，跟白日一样，囊括了西方和东方，如此之大，以致我只好缩进我在卡塔赫纳的角落，那是现在我以一点点美洲的历史来加以充实的。我仅仅是一个方法论者而已。”

他的声音里含有希伯来人的恭顺，以及日耳曼人的恭顺，但是我感觉到他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使我相信他在拍我马屁，而认为成绩是属于他的。

他要求我，不用关心他的旅行的安排。（他用的粗野的字眼是“不放心”。）然后他从文件包里拿出了一封信，信是写给部长的，里面说的是我辞谢这项使命的原因，并且介绍了齐茂曼博士的众所周知的才能。他又把他的钢笔塞在我的手里，让我在信上签名。他在收起信来的时候，我不能不瞥见他那盖着埃塞伊萨-苏拉科航线印记的机票。

出门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站停在叔本华的那部著作前面，说：

“我们的大师，我们共同的大师，曾经推测：没有一种行为是并非出于本意的。如果说，您留在这所房子里，这所宽敞的祖传的房子里，那是因为您的内心愿意留下。我尊重并且感谢您的意志。”

我一言不发，接受了这最后的施舍。

我一直送他到街门口。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还宣称：

“真是好咖啡。”

我重读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纸，不一会儿就把它们送进了火里。这次会见已经结束。

我大概不会再写什么东西了。Mon siège est fait。

这篇小说里的有一些地名是虚构的。

指西蒙•博利瓦尔：当时被称为“解放者"。

1822年7月26日至27日，率军南下的博利瓦尔与率军北上的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面，两人秘密会谈，事后，圣马丁即辞职退隐。这个事件，成为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史中的一个谜。

法文，意即：调整。

法文，意即：太丰富了。

法文，意即：您的座位已经定了。

指圣马丁，当时被称为“秘鲁的保护者”。

法文，转意可作：我的主意已定

《马可福音》

这件事情发生在1928年3月的最后几天，在南方胡宁的拉·科洛拉达庄园里。当事人是一个医科学生，名叫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属于这一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他们除了一张嘴巴能够说说话这种才能外，没有别的值得注意的特征。这种才能不仅使他有资格在拉莫斯·梅希亚英语学校不止一次地得奖，而且还给他带来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好处。他不喜欢争辩；他宁愿道理在对方那边，而不在他自己这边。尽管赌博的侥幸和运气使他很感兴趣，他却并非是一个好赌的人，因为他并不喜欢赢钱。他的敞开的智慧就是懒散；到了三十三岁还没法拿出一点点真才实学来从学校毕业，而毕业却又是最最吸引着他的。他的父亲，如同那个时代所有的先生们一样，相信自由思想，曾经按照赫勃脱·斯宾塞的原理教育过他。然而他的母亲，在有一次出门到蒙德维的亚去之前，却要求他每天晚上向我们在天的主祈祷，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违背过慈母的这个嘱咐。他并不缺乏勇气和胆量；有一天上午，他曾经跟一群同学较量过拳头，不是因为发怒，而是因为冷漠，因为他们想迫使他参加大学生的罢课。由于这种息事宁人的精神，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值得讨论的见解和习惯。祖国对他的重要性，要比别人认为我们写文章的危险性轻得多。他尊敬法国，然而轻视法国人；他看不起美国人，然而赞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造摩天大楼。他认为草原上的加乌乔是好骑手，要比山地或者丘陵的加乌乔好得多。因此，他的表兄达尼埃尔邀请他到拉·科洛拉达去过暑假时，他马上表示同意。这并非是他喜欢乡间，而是他天性什么都同意，而且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反对。

庄园的住宅很宽敞，有点儿荒凉。管家名叫古特雷，家就住在附近。古特雷一家只有三口人：父亲，儿子——一个特别粗野的小伙子，以及一个父母不明的养女。他们都高大，有力，瘦削，头发带点红色，脸容象印第安人，他们几乎都不说话。管家的女人几年之前就去世了。

埃斯比诺萨到了乡间，学会了许多他不懂得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例如：到了住房附近，就没有必要再策马奔驰。又例如：除非有事要办，谁也不会骑马出外。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甚至学会了从鸟鸣声中分辨出是什么鸟在叫。

几天之后，达尼埃尔要回首都去办理一宗牲畜的交易。这件事情至多花他一个星期。然而，埃斯比诺萨对表兄的bonnes fortunes，以及在衣着方面的千变万化的无穷兴趣，已经有点厌烦，就宁愿带着自己的教科书留在庄园里。天气炎热闷人，甚至晚上也不凉爽。黎明的时候，他被雷声惊醒。狂风绕着卡苏亚里纳树乱吹。埃斯比诺萨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不禁感谢上帝。寒气突然袭来。这天下午，萨拉多河泛滥了。

第二天，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站在廊下，望着水淹的原野，心里想，那种把邦巴斯比作大海的比喻，至少在现在这个早晨，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尽管赫德森曾经写过，说大海在我们眼里看来更加辽阔，那是因为我们是站在船甲板上，而不是骑在马背上，也不是从我们身材的高度出发。大雨下个不停。古特雷一家，在村民们的帮助或打搅下，救出了大部分的牲畜，不过还是有不少淹死了。通到拉·科洛拉达的道路有四条，都已经被水淹没。第三天，屋漏威胁着管家的房子；埃斯比诺萨给了管家楼下的一间空屋，就在工具棚的旁边。这次搬家使埃斯比诺萨同管家一家接近起来。他们一起在餐厅里吃饭，但是要交谈却十分困难。古特雷一家知道草原上的许许多多事情，然而不知道怎么表达。有一天晚上，埃斯比诺萨问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司令部设在胡宁的时候印第安人发动的那几次突然袭击。他们答复说记得，但是实际上却跟他们答复是不是知道处决査理一世的问题时一模一样。埃斯比诺萨记得父亲常常说，乡间发现的长寿的例子，总是跟缺乏记忆力或者日期观念模糊的病例同时并存的。加乌乔惯于把自己生在哪一年跟生下他的人的名字一起忘得干干净净。

在整座住宅里，没有别的书籍，只有一套《农场》杂志，一本兽医手册，一本豪华版的《塔巴雷》，一本《阿根廷养殖短角牛的历史》，几本色情故事书和警探故事书，一本新出版的小说《堂塞恭多·松布拉》。埃斯比诺萨为了想办法消磨无可避免的饭后闲暇时间，把这本小说念了几章给古特雷一家听，他们都是文盲。不幸的是，管家当过赶牲口师，他对别人的经历毫不关心。他说，这种活儿挺轻松；他说，他总是带着一大群牲畜，到目的地时一头不多一头不少；他说，要不是赶牲口师，牲畜就到不了高梅斯家的湖沼，到不了勃拉加多，到不了努涅斯家在却卡布科的牧场。厨房里有一只吉他；雇工们围坐成一圈，听着他讲的事情。有人调调吉他的弦，然而从来不弹奏。这就叫做吉他演奏会。

埃斯比诺萨已经把胡子留了起来。他常常站在镜子前面，瞧着自己变了模样的脸，一边微笑，一边心里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后怎样拿萨拉多河泛滥的故事去惹恼那些小伙子。奇怪的是，他竟然想起了那些从来没有去过也不再会去的地方：卡勃雷拉街的一个街角，那里有一道沟；胡胡伊街的一个门道，上面有几只石狮子，离十一号街只隔几条马路；一家花砖地的商店，已经记不起在什么地方了。至于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达尼埃尔准是已经告诉了他们，他是被洪水隔离——从字源学上讲，这个字是正确的——起来了。

水不断地靠近，而他则在住宅里搜索，发现了一本英文的《圣经》，在这本《圣经》的最后几页上，古斯里——这是古特雷家的真正姓氏——一家记载着他们的家史。他们起源于英弗纳斯，十九世纪初远涉重洋到了这个大陆，无疑是当雇工来的，后来与印第安人通婚。家史记载到1870年左右为止，那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写字了；再过几代以后，连英语也忘了。埃斯比诺萨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讲起卡斯蒂利亚语来还很吃力。他们没有信仰，然而在他们的血液里，就象乌黑的痕迹那样，仍然保留着伽尔文教派的顽固狂热，以及邦巴斯草原的盲目迷信。埃斯比诺萨对他们讲了自己的新发现，但是他们几乎听都没有听他。

他翻阅着这本书，手指刚好翻到了《马可福音》开始的地方。为了练习翻译，也可能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听懂什么，他决定吃饭以后把这一段念给他们听。使他惊奇的是，他们竟然注意地听着，后来默不作声地发生了兴趣，说不定是封面上的金字产生了更大的威力。他想，这大概是他们血液里原来就有的。他也记起来，那些男人们长时期来总是重复着讲两个故事：一个讲的是在地中海里寻找一个可爱岛屿而失踪的一条船；另一个讲的是在各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神。他想起了在拉莫斯·梅希亚英语学校上的演讲术课，就站起来，开始宣讲圣道。

古特雷一家赶快吃完烤肉和沙丁鱼，以免耽误了“福音”。

姑娘有一只宠爱的小羊羔，脖子上系着一条天蓝色的带子，羊羔不幸给铁蒺藜刮伤了。他们想给它止血，敷上了一个蜘蛛网。埃斯比诺萨只用了点儿胶布，就把羊治好了。这次治疗所引起的感激，并没有使他惊讶。起初，他并不信任古特雷一家，他把自己带来的二百四十个比索藏在一本书里；现在，主人不在，他取代了他的地位，胆怯地发布命令，却立刻受到尊重。古特雷一家跟着他，从房间里跟到廊下，仿佛怕他走迷了路。他在念书的时候，注意到他们偷偷地拂去了他掉在桌子上的面包屑。有一天下午，他发现他们正在尊敬地谈论他，尽管只是很少的几句话。《马可福音》念完了，他想接下去念其余的三个福音。他们的父亲却请求他把念过的重新再念，以便更好地领会。埃斯比诺萨觉得他们跟孩子一样，喜欢重复，不喜欢变化或者新鲜东西。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了洪水，这并没有使他奇怪。制造方舟的锤击声把他惊醒，他还以为是雷声。实际上是逐渐小下去的雨，又猛烈地下起来了。天气冷得厉害。他们告诉他，暴风雨摧毁了工具棚的屋顼。他们去修复那里的房梁和椽子的时候，还指给他看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外人，他们关心他，甚至有点儿喜爱他。他们没有一个喜欢咖啡，然而总是给他准备一小杯，而且加了许多糖。

暴风雨是星期二发作的。星期四晚上，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把他惊醒。因为对他们还有点儿怀疑，他总是锁上门睡觉的。他起来，开了门：是那个姑娘。黑暗中，他瞧她不清楚，但是根据她的脚步声，发现她赤着脚，后来，到了床上，发现她是赤露着身子从楼下上来的。她不拥抱他，也不说一句话，只是紧挨着他躺着，浑身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委身给一个男人。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吻他一下。埃斯比诺萨心里想，连她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呢。一种内心隐秘的理由压住他，使他不打算去探问她的名字叫什么。他还发誓，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这件事对谁也不讲。

第二天，开始的时候跟从前一样，后来他们的父亲跟埃斯比诺萨说话，问他：基督让自己被人杀死，是不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埃斯比诺萨是主张自由思想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证实刚才念过的东西，就回答说：

“是的，为了拯救所有地狱里的罪人。”

于是古特雷问：

“什么是地狱？”

“地底下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灵魂不断地被火烧着，烧着。”

“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也得到拯救吗？”

“是的，”埃斯比诺萨回答；不过他的神学是靠不住的。

他害怕管家要同他清算昨晚上他跟管家女儿干的那件事的帐。但是吃完午饭以后，他们却要求他把最后的几章重新念了一遍。

埃斯比诺萨睡了很久午觉，一个模糊不清的梦被不停的锤击声和朦胧的预兆所打断。傍晚的时候，他起来，走到廊下，自言自语地说：

“水退啦，只有一点儿了。”

“只有一点儿了，”古特雷跟着说，好象一个回声。

他们三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在花砖地上弯下腰，请求他的祝福。然后他们辱骂他，对他吐唾沫，把他推到楼下。那个姑娘只是哭。埃斯比诺萨明白，在门外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们把门打开，他看见了蔚蓝色的天空。一只鸟叫了起来；他心里想：这是一只红雀。棚子已经没有了屋顶，屋梁被拆了下来，钉成了十字架。

法语，意即：好运气。

威廉•亨利•赫德森（1841-1922），英国作家，生在阿根廷，1874年去英国，著有以拉丁美洲为背景的小说《紫色的土地》、《绿厦》等。

乌拉圭诗人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所著长诗。

负责赶送大群牲口从一地到另一地去的牧人。

苏格兰的一个郡。

另一个我

这件事情发生在1969年2月的剑桥。我当时没有尝试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因为我起初的目的是要把它忘掉，怕影响我的头脑。现在，几年过去了，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件事在纸上写下来，别的人就可以拿来当作小说看，而且，我希望，有一天，这事对我也会变成一篇小说。我知道，这事发生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接下去的不眠的夜晚甚至更加可怕——可是这并不等于我讲出来就一定会激起别人的共鸣。

那是上午十时，我坐在面对查尔斯河的一条长凳上。我右边大约五百码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高楼；我从来不知道那楼叫什么名字。灰色的河水里漂流着浮冰。这道河流无可避免地使我思考起时间来——赫拉克利特的千年形象。我晚上睡得很好；我认为自己昨天下午讲的课总算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眼前一个人影也没有。

忽然间，我有了个印象（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这跟疲劳有关系），觉得我从前也曾有过这个时刻。有个人在长凳的另一头坐了下来。我是宁愿独自一人的，但是为了不想显得自己性情孤僻，就没有骤然站起身来走开。那个人开始吹口哨。就在这个时候，那天上午许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中的一件发生了。他吹的口哨，或者说他想吹的口哨（我听不懂音乐），是埃利亚斯·雷古莱斯一支古老的米隆加《废墟》的曲子。它的旋律把我带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个院落，那个院落早就消失不见了，还使我想起我的表兄阿尔瓦罗·梅利昂·拉菲努尔，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唱起歌词来，那是开头的几行。这不是阿尔瓦罗的声音，而是在模仿他的声音。我认出了这个人，不免吃一惊。

“先生，”我说，转身对着那个人，“您是乌拉圭人还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过从1914年起就住在日内瓦。”他回答说。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是住在马拉努路十七号——东正教堂的对面？”我问。

他回答说，正是。

“如果这样，”我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您的名字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了。我也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今年是1969年，我们是在剑桥城里。”

“不对，”他说，声音是我的，不过有点儿变样。他顿了一会儿，然后变得固执起来，“我是在这里，在日内瓦，坐在一条长凳上，离罗纳河只有几步。奇怪的事是，我们两个很相象，不过您老得多，头发都灰白了。”

“我可以证明我不是撒谎，”我说，“我要对您讲一讲外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您家里有一只银制的马黛茶壶，底部刻着许多盘绕在一起的蛇，是我们的曾祖父从秘鲁带来的。还有一只银制的脸盆，挂在他的马鞍上。您房间的衣橱里有两排书：莱恩译的三卷本《—千零一夜》，铜刻插图，每一章末尾有小字注解；基什拉编的拉丁文字典；塔西忒斯的《日耳曼》拉丁文本，以及戈登的英文译本；加尼埃出版的一部《堂吉诃德》；里维拉·因达尔特的《血的表格》，有作者的亲笔题赠；卡莱尔的《旧衣新裁》；阿米埃尔的一本传记；还有藏在其他书后面的一本纸面小书，讲的是巴尔干半岛的性生活风俗。我也没有忘掉那个杜堡大楼二楼的一个傍晚。”

“是杜福大楼，”他纠正说。

“好吧——是杜福。这些够了吧？”

“不够，”他说，“这些证明不了什么。如果我梦见了您，那很自然您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您列举的书目，尽管长，却毫无价值。”

他的反驳是合情合理的。我说要是这个上午和这次见面都是梦，那么我们两人都得相信自己是做梦的人。也许我们得停止做梦，也许不用停止。同时，我们显而易见的责任就是接受这个梦，就象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生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张望着、呼吸着一样。”

“要是这梦还得做下去呢？”他着急地说。

为了使他也为了使我自己平静下来，我假装出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实际上我当然没有把握。“我的梦至今已经做了七十年了，”我说。“无论如何，没有一个活着的人醒来的时候不发现自己是跟自己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是两个。您想不想知道我的过去，也就是想不想知道等待着您的未来？”

他没有开口，点头同意。我就说了起来，有点儿昏头昏脑：“母亲身体很好，仍旧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尔卡斯街和马伊浦斯街转角的房子里，可是父亲已经在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心脏病死的。半身不遂要了他的命；他的左手放在右手上，就象孩子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一样。他急于要死，都到了不耐烦的程度，不过没有一句怨言。我们的祖母也是死在这所房子里的。临死前几天，她把我们都叫到身边，说：‘我是个老太婆，就要死了，只是死得非常非常慢。你们谁也不要对这种普通的常见的事惊讶。’您的姊姊诺拉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儿子。顺便问一句：家里都好吗？”

“都很好。父亲还在那儿开他那种反宗教的玩笑。昨晚上他说：耶稣就象加乌乔一样。加乌乔们是不喜欢约束自己的，所以他才用譬喻布道。”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您呢？”

“我不知道您要写多少本书，不过我知道一定会写很多。您会写诗；写诗会带给您快乐，那是别人没法分享的；您也会写带点儿幻想性质的小说。跟您的父亲还有我们家里那么多别的人一样，您也会去教书。”

我很高兴，他没有问他写的书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我换了一种口气，接着说至于历史，已经又打了一次仗，还是那几个对手。法国很快垮了台；英国和美国跟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打仗——那是滑铁卢战役的循环。1946年前后，布宜诺斯艾利斯产生了第二个罗萨斯，他长得跟我们的亲戚十分相似。1955年，科尔多瓦省前来援救了我们，就跟上个世纪恩特雷里奥斯省一样。现在局势越来越坏。俄国霸占了世界。美国被民主的迷信所困扰，下不了决心做一个帝国。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国家更加乡土化了。更加乡土化而且更加骄傲自大——仿佛闭上了眼睛一样。假使我们学校里不教拉丁文，改教瓜拉尼语，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我敢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听。对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却发生了的事情的恐惧，使他心惊胆战。我从来没有做过父亲，对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跟我的关系比我亲生的孩子更加亲密——不禁产生了怜爱。看见他手里攥着一本书，我就问他是什么书。

“《鬼迷的人》，或者，我相信，是《恶魔》，费奥多尔·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他不是没有一点虚荣地回答说。

“我已经记不得这本书了。写得怎样？”我一说出这句话，就觉得这样问本身就是亵渎。

“这位俄罗斯的大师，”他说，“深入斯拉夫灵魂的迷宫，要比任何别人都好。”

这句如此讲究修辞的话，在我看来，是他已经恢复镇静的证据。我又问，他还看过这位大师的什么其他作品。他说了两三本，其中有《两重人格》。于是我又问他，他读了这些书，能不能清楚地区别其中的人物，就象读了约瑟夫·康拉德的书那样，又问，他是不是想继续研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

“不完全想，”他说，有点儿惊讶。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告诉我说，他正在编一本诗集，取名《红色赞歌》。他又说，他也考虑把它叫做《红色节奏》。

“有何不可呢？”我说，“您可以举出很好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色诗句和魏尔伦的灰色诗歌

他不理我这些话，解释说，他的作品将要赞扬人类的手足之情。接着又说，我们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屏弃自己的时代。我想了一会儿，又问他，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兄弟——例如：所有的殡仪员，所有的邮差，所有的深海潜水员，所有的住在大街小巷偶数门牌里的住户，所有的哑巴，等等，等等。他回答说，他的作品里讲的是最大多数的、受压迫和被隔绝的群众。

“您那个受压迫和被隔绝的群众，不过是抽象的东西，”我说，“存在的只有一个一个个别的人——假使可以说有人存在的话。有个希腊人这样说过：‘昨天的人并不是今天的人。’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这条长凳上，也许就是一个证明。”

除了历史的严肃篇章之外，值得记忆的事件并不需要值得记忆的语句。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会竭力回想孩提时候瞥见的一幅版画；兵士们临阵的时候，谈论的是烂泥或者他们的班长。我们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坦白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好象命里注定的一样，我们谈起了文学；我怕我说的无非就是我惯常跟新闻记者说的那些事情。我的第二自我所相信的是发明或者发现新型的隐喻。而我所相信的却是那种符合于密切而明显的亲缘关系的和我们的想象已经接受了的隐喻，如：暮年和日落，梦境和生活，时间和流水的消逝。我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若干年之后他会把它写进一本书里。此刻他勉强地听着我讲。突然，他说：“如果您曾经是我，那么您怎么解释您竟然忘了1918年您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先生，他对您说他也是博尔赫斯？”

我没有想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难题。“也许是那件事太奇怪了，我故意把它忘掉的，”我没有太大把握地回答。

他又想问一个问题，羞怯地说：“您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

我明白，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来说，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几乎就是进了坟墓的老朽。“我的记忆常常接近于遗忘，”我说，“不过它仍然找得到需要找的东西。我学习古英文，而且我的成绩不是班上最差的。”

我们的谈话已经太长，不象是一个梦了。我猛然有了个念头。“我可以立即证明您并不是在梦中见到我，”我说。“仔细地听着这一句；这句诗，据我所知，您还没有读到过。”

我慢慢地念出了这句著名的诗句：“L’hydre-univers tordant son corps écaillé d’astres.”我感觉到了他的几乎是恐惧的惊讶。他低声地重复了一遍，品味着每一个光采的字。

“那是真的，”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永远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维克托·雨果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

现在我想起来，在这之前，他曾经热诚地背诵过惠特曼的一首短诗，诗人在诗中想起了他真正快乐的时候是在海边度过的一个夜晚。

“要是惠特曼颂扬了那个夜晚，”我说，“那是因为他需要它而得不到它。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渴望的表示，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的记载，这首诗就是成功的了。”

他张大了嘴瞪着我。“您不了解他！”他喊起来，“惠特曼是不会撒谎的。”

半个世纪不是白白地过去的。从我们关于人，关于随意读书，关于我们不同兴趣的谈话中，我发现，我们两人是不可能互相了解的。我们太相象了，也太不相象了。我们不可能互相容忍，以致谈话发生了困难。我们互相是对方的一幅漫画。这种情况太不正常了，不能持久。不论提出忠告还是进行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这是他无可避免的命运：要变成我这样的一个人。

忽然，我记起了柯勒律治的一个幻想：有人做梦，去天堂旅行，得到了一朵花。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果真有那么朵花。我想出了同样的一个巧计。“听着，”我说，“您有钱吗？”

“有，”他回答，“我大约有二十个法郎。今晚上我请西蒙·奇契林斯基到鳄鱼饭店吃饭。”

“告诉西蒙，他将会在卡罗热行医，而且干得很好。现在，给我一个银币。”

他拿出三个大银币和几个小钱。他不明白什么意思，就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给了他一张那种并不十分合理的美国钞票；这种钞票不论多少票面价值，都是同样大小。他热切地细看着它。

“这不可能，”他说，声音都提高了。“上面是1964年的年份。这简直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吓人的。亲眼目睹拉撒路复活，一定是可怕的事。”

我心里想，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变。总是说那些书本上的事。他把钞票撕碎，收起了他手里的银币。我决定把我手里的那枚抛进河里。这个大银币的一道弧线消失在银色的河面，将会给我的故事提供一个生动的形象，但是运气却并不允许提供给我这样的形象。我对他说，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发生两次，就不再可怕。我建议我们第二天再见面，还是在这条长凳上，那么这条长凳就会在两个地方存在两次。他立刻同意：他没看表，就说他要迟到了。我们两个都在撒谎；我们也都知道对方在撒谎。我对他说，有人来找我了。

“来找您？”他问。

“是的。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完全失去您的视力的。您只会看见黄的颜色，看见亮光和阴影。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象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

我们没有互相握手，就告别了。第二天，我并没有去。他也不会去。

我曾经对那次会面思考了很多，直到现在，我从来不曾对人讲起过那次会面的事。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了答案。那次会面是真的，不过那另一个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是在做梦，这就说明了他怎么会忘记了我。我跟他谈话时，我是醒着的，所以这记忆仍然困扰着我。

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并不确实。现在我明白，他梦见的是钞票的年代。

指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城，在査尔斯河畔。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是发源于瑞士，流经法国进入地中海的一条河。

爱德华•威•莱恩（1801-1876），英国东方学专家，著名的阿拉伯语学者。

路易•玛•基什拉（1799-1884），法国语言学家。

科•塔西忒斯（55？-117），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托•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作家，史学家及哲学家。

亨利•弗•阿米埃尔（1821-1881），瑞士诗人和哲学家。

约•康拉德（1857-1924），出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文学批评家。

保罗•魏尔伦（1344-1896），法国诗人，初期属巴那斯派，后成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

法文，意即：宇宙的九头怪物扭曲着它那以星星为鳞片的身体。这句诗出自雨果的作品。

据《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讲，拉撒路死了四天后，耶稣站在他坟墓边，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

乌尔里克

他拿起格拉姆剑，

明晃晃地拦在他们两人之间。

——《伏尔松萨加》，29页。

我的故事将会忠实于现实，或者，无论如何，忠实于我个人对现实的记忆，实际上这两者是同一回事。这个事件发生在不久之前；不过我知道，文学的习惯无非就是增添细节，加强高潮。我要讲的是我跟乌尔里克（我从来不知道她姓什么，也许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在约克城相识的事。这件事经历了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

这件事很容易说成我是在约克大教堂的“五姊妹”那里第一次看见她的；这些没有构成任何形象的彩色玻璃窗户，连克伦威尔的偶像破坏者都不得不尊重它们。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在城外北方旅舍的小休息室里相遇的。当时体息室里一共没有几个人，乌尔里克背向我们站着。有人请她喝一杯，她拒绝了。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说，“我不是来学男人样的。我不喜欢他们的烟，他们的酒。”

她说出这番见解是要让人觉得她很俏皮，我猜她这样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后来我发现，这在她身上并不是典型的，然而我们说的话往往并不一定象我们本人。她说，她到博物馆时已经太晚了，但是人家知道了她是个挪威人，就让她进去了。

有一个在场的人说：“挪威人进入约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错，”她说。“英格兰一度是我们的，我们失去了它——要是一个人能够占有什么东西，或者要是占有什么能够失去的东西的话。”

就是在这当口，我看了看她。布莱克有一句诗，讲到柔软的银的姑娘或者炽烈的金的姑娘。但是在乌尔里克身上，却既有柔软又有金。她是细高个子，灰色眼珠，脸容轮廓分明，除了她的脸容之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宁静而神秘的神情。她很容易发笑，而这笑容似乎使她离群。她穿一身黑，这在北方地区是很特别的，因为在那里人们总是想用艳丽的色彩来活跃暗褐色的环境。她说一口准确、清脆的英语，稍稍带点卷舌。我并不非常善于观察，这些都是我一点一滴地发现的。

人家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对她说，我是波哥大的安第斯大学的教授。我还说明了我是一个哥伦比亚人。

她用一种关切的口吻问我：“做一个哥伦比亚人有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这是一种信念的行为。”

“就象做一个挪威人一样，”她肯定说。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还说了些什么。第二天，我一早到了餐厅，看到窗外正在下雪。原野在晨光里逐渐消淡。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乌尔里克邀请我坐到她桌子上去。她对我说，她喜欢独自出去散步。

我想起了叔本华的一则笑话，就说：“我也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出去。”

我们踩着新积的雪离开了旅舍。周围没有一个人。我建议我们去苏尔盖特，沿河往下游大约走几里路就是那个地方。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了乌尔里克。我决不想要任何别人在我身边。

忽然之间，我听见远处有一条狼在嚎叫。从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狼嚎，不过我知道那是条狼。乌尔里克却无动于衷。

一会儿之后，她好象是在自言自语地说：“昨天我在约克大教堂里看见的那几柄可怜的剑，比奥斯陆博物馆里的巨舶更使我感动。”

我们的道路是交叉的。这天傍晚，乌尔里克要继续旅行，到伦敦去；而我，则到爱丁堡去。

“在牛津街，”她对我说，“我将要追随德·昆西的脚步，寻找他的消失在伦敦人群中的安。”

“德·昆西不再寻找她了，”我回答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寻找过。”

“也许你已经找到她了，”乌尔里克说，声音低沉。

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被禁止干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于是我吻了她的嘴唇和眼睛。她坚决然而温柔地推开我，对我说：“到了苏尔盖特的旅舍里，我就是你的了。在这之前，我请你别碰我。这样更好。”

我是一个多年过独身生活的男人，早已不再企望得到这样奉献的爱情。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意外的礼品。奇迹本身自有权利改变环境。我回想起我在波帕扬的青年时代，回想起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姑娘，跟乌尔里克同样漂亮瘦削，她曾经拒绝了我的爱情。

我没有犯错误，去询问乌尔里克她是不是爱我。我明白这在她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奇遇，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而对于这个光采照人的有决心的易卜生信徒来说，却不过是许多次中的一次而已。我们手拉着手，继续往前走去。

“这一切象梦一样，可是我从来不做梦，”我说。

“就象那个国王一样，他从来不做梦，直到后来有个巫师让他在猪圈里睡着了，就做起梦来。”乌尔里克回答说。后来她又说：“听，一只鸟要唱歌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听见了歌声。

“在这一带地方，”我说，“人们认为一个将死的人会看到未来。”

“我就将要死了，”她说。

我惊讶地望着她。“让我们从树林里穿过去，”我催促说，“我们可以早点到苏尔盖特。”

“树林里很危险，”她说。

我们继续在荒原上走着。

“我真想让这个时刻永恒地存在下去，”我喃喃地说。

“‘永恒’这个词是不准男人说的，”乌尔里克说；为了缓和这句话的分量，她要求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因为她没有听清楚。

“哈维尔·奥塔洛拉，”我说。

她试图念我的名字，但是念不出。我也同样念不出她的名字。

“我要叫你西固尔德，"她笑了笑说。

“如果我是西固尔德，”我回答说，“那你就是布林希尔德了。”

她的脚步慢了下来。

“你知道这个萨加吗？”我问。

“当然，”她说，“这个悲剧故事被德国人的尼伯龙根弄坏了。”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说：“布林希尔德，你走得好象你希望我们睡到床上时有柄剑隔在我们之间。”

突然，我们在旅舍门前站住了。我并不感到奇怪，这个旅舍跟那个一样，也叫北方旅舍。

乌尔里克从楼梯头上往下喊我：“你听见狼嚎了吗？英格兰已经不再有狼了。快上来。”

我上了楼；我看见四壁都是用威廉·莫里斯的风格裱糊的纸，一律深红色，上面有水果和鸟类交织的图案。乌尔里克走在前面。房间又暗又矮，天花板已经倾斜。那张为我们准备好的床映在一面昏暗的镜子里，一点也没有走样，光亮的桃花心木使我想起了《圣经》里的镜子。乌尔里克已经脱了衣服。她用我的真名——哈维尔——叫我。我感到雪下得更大了。现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镜子和家具。我们之间也没有剑。时间象沙子那样流去。在黑暗里，多少世纪的古老的爱情在奔流；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克的形象。

萨加，北欧古代传说：《伏尔松萨加》是其中之一，内容讲的是英雄伏尔松和尼伯龙根的故事。

指英国约克城大教堂的著名彩色玻璃窗户。这座教堂已辟为博物馆。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囯诗人，版画家。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问题剧的代表作家。其《玩偶之家》、《群鬼》等提出了关于道德、宗教、法律、教育和妇女地位等社会问题。

典出《伏尔松萨加》。萨加在冰岛语中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原在民间口头流传，到十二、三世纪被整理成文字，用散文叙述，中间插入古代诗歌。《伏尔松萨加》是最著名的萨加之一，叙述伏尔松和尼伯龙根两个家族的历史。西固尔德和布林希尔德是其中的一对情人。后布林希尔德受骗与他人结婚，婚后夫妇就寝时两人之间总摆一柄剑。但是全书已经失传，仅有零星片断保存在冰岛的诗集中。后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1834-1896）根据这些传说写了一部长诗。这里所指的一些情节即出自这首长诗。

议会

……他们走向一座巨大的城堡，城堡的正面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同时我也属于每一个人。您在进来之前，已经在里面，您在离开之后，仍然在里面。”

——狄德罗：《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费里。这个名字听起来也许还有英勇尚武的余音，然而既不是光荣的铿锵武器，也不是那个马其顿人的伟大身影（这是写作《大理石柱》的诗人需要使用的诗句，我有幸是他的朋友），跟我这个几乎没没无闻的人有什么亲戚关系；我这个人正在城南——不再是原来的南方——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一家旅馆的楼上，拼缀着这些字句。现在随便到哪一天，我就要七十一岁或者七十二岁了。我依旧在教几个学生英文。由于犹豫不决，或者满不在乎，或者什么别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结婚，至今孤身独房。孤独并不使我烦恼；要忍受你自己和你自己的那些习惯，已经够困难的了。我觉得我自己逐渐上了年纪。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征状，就是那些新奇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感到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并不新鲜，实质上不过是有一些微小的变化罢了——既不使我感到兴趣，也不使我目眩神迷。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喜爱日落，喜爱城里杂乱的贫民窟，喜爱不幸。现在我却喜爱早晨，喜爱市中心，喜爱宁静。我不再假装是一个哈姆莱特。我成了保守党的党员和一家棋艺俱乐部的成员，我常常到那里去旁观——有时候是一个心不在焉的观棋者。随便哪个好奇的人，都会在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的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找到一本我所著的《约翰·威尔金分析语言简论》。这本著作光是为了修改或者减少其中的许多错误，就必须可悲地等着再版。图书馆的新馆长，我听说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从事于古代语文的研究（仿佛现代语文还不够原始似的），并且煽动性地赞扬一个到处是拚刀子好汉的想象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结识这些个拚刀子好汉。我是1899年到这个城市里来的，只有一次偶然碰到过一个拚刀子的好汉，或者一个具有这样的名气的人。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把这件事情讲一讲的。

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个人过日子的。几天之前，一个同房间的人，听见我谈起费尔明·埃古伦，就对我说，这个人已经死在埃斯特角。

这个人当然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的死，却使我说不出地悲伤。我知道我是孤零零地一个人了；我知道我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保守着这个秘密——议会——的人了；我已经无法跟别人共同回忆它了。现在我是这个议会的最后一个成员。无可否认，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议会的成员——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然而我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成员。我知道我是与众不同的，这使我跟那些不计其数的同事格格不入，不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无可否认，1904年2月7日，我们凭着最神圣的东西（地球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或者非神圣的东西吗？）发誓，决不泄露议会的历史，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这样地发伪誓也是议会的一部分。虽然我这最后一个人的陈述是相当含糊的，但是却可能激起我为数很少的读者们的好奇心。

无论如何，我自愿担当的这项任务并非易事。我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写故事——就连书信体的写作我都没有尝试过——更何况这个故事本身无法使人相信。何塞·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就是那本不应该地被人遗忘了的《大理石柱》一书的作者，他的笔才是适合于写这个故事的，可惜现在为时已经太迟。我不会故意歪曲真实的情况，尽管我预见到懒惰和无能会使我不止一次地犯错误。

准确的日期是无关紧要的。要记得，我是1899年从我的故乡圣太菲来的。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我已经习惯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我不喜欢的城市，就象一个人习惯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身上的痼疾一样。我没有怎么留心就发觉自己已不久人世，因此，我必须控制我那种东拉西扯的习惯，言归正传讲我的故事。

岁月并不改变我们的基本自我——如果说一个人有基本自我的话。那天晚上把我引向世界议会的冲动，也就是原先把我带到《最后一点钟报》编辑部去的同一种冲动。对一个外省的穷小子来说，当一名新闻记者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运气，其浪漫的程度就象大都会的穷小子去当一个加乌乔或者当一个农民一样。我并不因为我曾经有一度想当一名新闻记者而感到羞愧；这个职业，现在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了。我记得曾听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新闻记者是为了被人忘掉而写作的，尽管他的野心是指望他的作品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留下永恒的记忆。他已经雕琢了（这个动词在当时是普遍使用的）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诗，后来经过一些小小的修改，重新收在《大理石柱》这本集子里出版。

我已记不太真切我第一次是怎么听见人家说起这个议会的。也许就是在出纳付给我第一个月薪金的那个晚上听见的；薪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把我接纳进它胸怀的证明，为了表示庆祝，我邀请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饭。但是他辞谢了；他说他必须去出席议会。我立刻明白，他说的并不是西班牙人聚居的林荫大道尽头那座相当壮观的圆顶建筑，他说的是某种更加秘密，而且更加重要的东西。人们谈到议会，有的人公然嘲笑，有的人低声嘀咕，还有的人惊讶或者好奇——但是我深信，所有的人其实对它一无所知。过了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请我跟他一起去。

那时候已经很晚，准有九、十点钟了。一路上，他在街车里对我说，这种预备会每逢星期六召开，议会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也许是被我的名字所打动，已经批准我参加。我们到了煤气灯咖啡馆。十五个或者二十个议会成员，围坐在一张长桌的四周。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个讲坛，或者是我记忆中有个讲坛。我立刻认出了那位主席，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堂亚历山大是一位绅士，已经上了年纪，高高的额头，稀疏的头发，灰色的眼睛，还有一把灰红色的胡子。我看见他经常穿深色上衣，双手叠握着手杖柄，身材高大魁梧。坐在他左首的那人年轻得多了，也是红头发。这种强烈的颜色表示的是火，而格伦科埃先生胡子的颜色则代表秋叶。他的右首，是一个长脸青年，额头出奇的低，穿得象个纨袴子弟。每一个人都要了咖啡，有几个还要了苦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女人在场——那么多男人中间唯一的一个女人。桌子的另一头坐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穿一身水手服，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在场的还有一个新教牧师，两个一望而知的地道的犹太人和一个黑人，黑人的脖子里围着一条白绸巾，衣服紧绷在身上，穿得象个街头的恶棍。那个孩子和黑人面前的杯子里都是巧克力茶。我记不起别的人了，只记得一位马塞洛·德尔·马索先生，一个讲究礼貌，讲究辞令的人，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我还有一张一次集会的相片，照得不好，而且褪了色；我不想发表这张相片，因为那个时代的服装，以及长头发、长胡子，会使这整个事情显得可笑而寒酸的。）所有的社团都喜欢创造自己的语言和仪式。这个议会总是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似乎要求它的成员慢慢地自己去领会它的真正宗旨，慢慢地去了解其他成员的姓名。我不久就发现，我不得去打听任何问题；我甚至克制住自己不去向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打听，他从来不跟我讲一件事。我每星期六都去参加议会，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才懂得了这些道理。第二次集会以后，坐在我旁边的是多纳尔德·伦恩，南方铁路的一位工程师了，他开始教我英文。

堂亚历山大说话不多。其余的人都不直接跟他讲话，不过我感觉得到他们说的话都是说给他听的，每一个人都想得到他的赞许。他的手慢吞吞地作个姿势，就足以改变讨论的题目。我逐渐逐渐地发现，他左首的红发男子，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特惠尔。我还记得他那文弱的模样；他的身材似乎使他头脑发晕，因而他总是向前躬着身子，这是某些高个子的人的特点。他的手，我也记得，常常玩弄着一只铜罗盘盒，有时候则把这只盒子放在桌子上。他后来在爱尔兰军队里当兵，于1914年末战死了。总是坐在右首的那个低额头的年轻人叫费尔明·埃古伦，是主席的外甥。

我对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信心（要是真有这种手法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最最矫揉造作的流派了），所以我将把我知道的事情，尽管是一点一滴，也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首先，我想让读者知道我当时的地位。我是从卡西尔达来的一个穷小子，一个农民的儿子，来到首都后，忽然发现自己——我就是这样感觉到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内心中间，甚至也许是（谁知道呢？）整个世界的内心中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感觉得到当初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时刻，当然不会是最后的时刻。

事情就是这样。我要尽可能地讲得简单明了。主席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是乌拉圭的一个牧场主，拥有一大片土地，一直达到巴西边境。他的父亲原是阿贝丁人，上世纪中叶移居到这个大陆。他带来了上百本书——我敢说，这些就是堂亚历山大一辈子读过的所有的书。（我提起这些杂七杂八的书，是因为我这故事的根子就在其中的一本书中；这些书现在都在我的手里了。）老格伦科埃去世时，留下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成为我们的主席；女儿嫁给一个姓埃古伦的人，生下了费尔明。有一个时期，堂亚历山大渴望进入乌拉圭的国民议会，但是那些政界大亨挡住了他的路。他一生气，就决定另建一个议会，而且范围还要广。他想起来，他曾经在卡莱尔那本火山似的著作里读到过阿纳却西斯·克洛兹的命运的故事。这个人是“理性”女神的崇拜者；他率领三十六名外国人，在巴黎的一次集会上以“人类的发言人”的名义作了讲演。堂亚历山大被这个先例所打动，想出了一个念头，要召开一个“世界议会”，代表所有国家的所有的人。预备会议的中心，就是煤气灯咖啡馆。正式的开幕式，将在四年之后于堂亚历山大的牧场上举行。跟那么多的乌拉圭人一样，堂亚历山大——他不喜欢乌拉圭现在的民族英雄阿尔蒂加斯——却很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如此，他决定议会最终还是要在他本国召开。奇怪的是，以四年为期的筹备工作居然准时开始了，简直跟魔法一样。

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一笔可观的钱作为津贴，但是热诚，那种使我们热血沸腾的热诚，促使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跟我一样穷——拒绝接受他的那一份，于是我们大家都跟着他也拒绝了。这个措施是健康的，因为它把麦粒跟糠秕分开了；成员的数目虽然减少了，然而留下的却都是忠心耿耿的人。唯一接受钱的是秘书诺拉·埃尔朱德，她没有其他谋生之道，而同时她的工作却忙得要命。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机构，可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事业。信件来来往往，还有电报电话。潜在的代表，从秘鲁、丹麦、印度等地写信来。一个玻利维亚人来信说，他的祖国没有出海口，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会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特惠尔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指出，议会包含着一个哲学性质的问题。筹备一次代表所有人的会议，就象确定柏拉图式典型的准确数目一样——这是一个许多世纪以来绞尽了思想家们脑汁的难题。特惠尔建议，用不着进一步考虑，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一个人就不仅可以代表养牛人，而且也代表乌拉圭人，也代表人类的伟大先知先觉者，也代表红胡子的人，也代表那些坐在圈倚里的人。诺拉·埃尔朱德是挪威人；她难道不能代表所有的秘书，所有的挪威妇女，或者代表——那是更加显然的——所有的美丽女人？难道一个工程师就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工程师——包括那些新西兰的工程师？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费尔明插嘴说：“费里就代表格林哥。”说着，还哈哈大笑。

堂亚历山大严厉地看了他一眼，用平静的声音说：“费里先生代表那些用自己的汗水建设起这个国家的所有移民。”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跟我过不去。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以使他自傲，譬如因为他是乌拉圭人，因为他出身于古老世家，因为他对女人有吸引力，因为给他做衣服的裁缝工钱昂贵，而且，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道理，还因为他的巴斯克血统——这个民族的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干过别的，就是挤牛奶。

一件最最微不足道的事，证实了我们之间的敌视。有一次集会之后，埃古伦建议我们到胡宁街的一家妓院去玩。这个建议并不吸引我，不过为了免得自己成为他开玩笑的话柄，我同意了。我们是跟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一起去的。玩罢出来的时候，我们与一个极为高大的汉子在甬道里迎面相逢。埃古伦大概有点儿醉意，推了那人一下。这个人很快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对我们说：“谁想要走，就得从这把刀子上过去。”

我还记得，在那条通向大门的长长的黑咕隆咚的甬道里，那刀刃闪闪发亮。埃古伦往后退，显然是害怕了。我其实对自己也并没有太大信心，不过我对他的厌恶超过了我的恐惧。我把手伸到腋下，好象要拔出什么凶器，用坚定的口吻说：“走，到街上去解决。”

那人——现在换了种口气——回答说：“象您这种人我喜欢。我只是要试试您，朋友，”随即真心诚意地笑起来。

“至于说到‘朋友’，”我回答说，“那是您一厢情愿。”我们三个就这样从他身旁走了过去。

这个拿刀子的人进了妓院。后来我听说，他名叫塔皮亚，或者叫帕雷德斯，或者近乎这么一个名字。他是以喜欢干架闻名的。到了街上，一直保持着冷静的伊拉拉，拍了拍我的背，感动地说：“我们三个人中间有了个火枪手。向您致敬，达尔大尼央！”

费尔明·埃古伦从此没有原谅我，因为我目睹了他的胆怯。

我觉得现在，而且只是在现在，我的故事才算开始。前面几页不过是写机会或者命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以便让这件难以令人相信的事——也许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件事——得以发生。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议会的中心。但是过了一段时期，我们不是没有点儿疑虑地感觉到，真正的主席却是特惠尔。这个特殊人物长着一把火红胡子，对格伦科埃甚至费尔明·埃古伦百般奉承——但是他的奉承是极为夸张的，以致使在场的人以为他实际上是在嘲笑他们两个。可是他这样做，却从来不曾危及过他是个正直的人的名声。格伦科埃对于自己身为富豪是十分骄傲的，正是出于这种骄傲，他宁愿倾家荡产来从事这桩事业。特惠尔发现，为了使某件事情办成，他只要暗示其费用不是主席力所能及的就够了。我一直怀疑，开始时议会不过是偶然想起的一个名称而已。而特惠尔却不断地建议扩展新的地区，堂亚历山大则总是同意，就象处在一个扩展着的圆圈的中心；这个圆圈越来越大，伸展得越来越远。譬如，特惠尔说，议会如果没有一批参考用的藏书，就办不成；于是在一家书店工作的尼埃伦斯坦就去为我们订购朱斯忒斯·佩尔特斯的各种地图集，以及好几套昂贵的大百科全书——从普利尼的《自然史》和博瓦伊斯的《镜子》，直到那些好看的大套大套（我用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声音重念着这些名字）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不列颠的、彼埃尔·拉罗斯的、勃罗克豪斯的、拉尔生的，以及蒙塔内尔·伊·西蒙的百科全书。我记得我是怎样满怀敬意地抚摸着一部中国百科全书的柔滑得好似丝绸那样的篇页；它那工整地用毛笔书写的字，在我看来，要比豹子身上的斑点还要神秘。然而里面藏的是什么，我决不会说出来，当然我也不会因此而觉得遗憾。

堂亚历山大也许因为在众人中唯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从来不拍他马屁，所以越来越喜欢我们两人。他邀请我们到他的牧场“拉·卡莱多尼亚”去玩几天；他已经雇了一帮石匠在那里动工了。

我们乘汽艇逆水而上，航行很久，然后乘木筏横波河面，在一天早晨，终于踏上了乌拉圭的河岸。然后我们不得不在破旧的乡村小酒店里一连住了几夜，整天在库奇利亚·内格拉的小街小巷里那十来户人家进进出出。后来，我们乘一辆轻便马车上了路（这里乡野的景色，我觉得要比我家乡的小农庄开阔得多，寂寥得多。

对这个牧场，我至今仍然有两种印象——一种是我原来就有的，另一种是我亲眼目睹后产生的。可笑的是，我曾经象做梦一样，想象过它是圣太菲光秃的平原和华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维多利亚式喷泉的不可能实现的结合。其实，拉·卡莱多尼亚不过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坯建筑，马鞍形的茅草屋顶，砖地的走廊，看来建造它时，考虑到了要使它经受得住风吹雨打，粗糙的墙壁几乎有一码厚，门道都很狭窄。从来没有人想到在周围栽一株树木。初升的阳光和落日的余晖都能逼射到这个地方。畜栏是石块砌的；牛很多，都瘦削而角长。马匹甩动着的尾巴直拖到地。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刚宰的鲜肉的味道。几口袋硬饼干搬了出来；几天之后，管家告诉我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哪里，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表示整个大陆就是厕所。那是个月夜，我出来活动活动腿脚；我猛地看见有只鸵鸟在逼视着伊拉拉，伊拉拉吓得跳了起来。

炎热到了晚上还不消散，简直难以忍受。可是每一个人都在称赞天气凉爽。房间的天花板很低，而且在我看来，许多房间几乎没有家具。给我们住的一间是朝南的，屋里只有两张小床和一只带有银脸盆和水壶的盥冼架。地下很脏。

第二天，我偶然走进藏书室，看见了卡莱尔的著作，找到了书中讲述人类的代言人阿纳却西斯·克洛兹的那一部分，使我度过了一个深感内心孤寂的早晨。吃过早饭之后——早饭就等于午饭——堂亚历山大带我们去看正在建造中的建筑物。我们在旷野里骑马走了两三英里路。伊拉拉的骑马本领本来不高，摔了一跤。那位管家纹丝不笑地评论说：“你们阿根廷人倒真是懂得怎么下马的。”

老远，我们就看见了建筑工地。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正在建造一座看来是摇摇欲坠的圆形剧场。我记得有好几个舞台，好几道阶梯，以及一排排石座，空隙之间可以看得见天空。

不止一次，我想跟这些加乌乔谈话，但是我的尝试都失败了。他们从某种方面知道，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自己之间也很少交谈，只是偶尔讲几句带喉音的巴西腔西班牙话。很显然，他们的血管里既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也有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然而生得强壮。在拉·卡莱多尼亚，我成了一个高个子——这是我直到当时还从没碰到过的情况。

他们所有的人几乎腿上都包着奇里帕，少数几个穿着宽大的象袋子似的灯笼裤。他们跟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法埃尔·奥布利加多作品中作不平之鸣的英雄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共同之处。他们只消在星期六晚上喝下的那一点儿酒的刺激下，就会行凶动武。周围没有一个妇女，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吉他的声音。

我对堂亚历山大身上发生的变化，要比对这些边境的乡下人兴趣大得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堂亚历山大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绅士，到了拉·卡莱多尼亚，他变成了一个严厉的氏族首领，就象他的先辈一样。星期日早晨，他给他手下的人诵读《圣经》，其实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有一天晚上，那个工头，一个承袭了其父亲职位的年纪不大的人，向我们报告说，一名短工和一名长工动刀子打起架来了。堂亚历山大皱皱眉头，站了起来。他走到围观的人圈子里，拔出随身带着的兵器，交给工头（我看见工头有点儿畏缩），要他站到两把刀子中间去。同时，我听见他命令说：“放下刀子，孩子们。”他又以同样镇静的声音接着说：“现在拉拉手，放规矩点。我不喜欢这里有人打架。”

这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那个工头。

我觉得孤寂之感正在包围住我；我开始害怕我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否也有同感。我们谈论了许多阿根廷的事，商量回去以后干什么。我想念胡伊胡伊街靠近十一日广场某家大门口的石狮子；想念城里某个阴暗角落一家特别的老酒吧间的灯光，然而这家酒吧间并不是我熟悉的常去的地方。我一向是个好骑手，因而养成了出去长距离遛马的习惯。我仍然记得当时经常由我亲自备鞍的那匹花斑马。在某个下午，某个晚上，或者某个其他什么时候，我很可能是在巴西，因为边界仅仅是由相距很远的界标表示出来的一条线而已。终于，有一天，跟其他许多天完全一样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堂亚历山大对我们说：“我们早些回去。明天一早，趁天气凉快就走。”

一到河边，我感到那么快乐，甚至带着点喜欢的感情回想起刚刚离开的拉·卡莱多尼亚来了。

我们重新又举行每星期六的集会。在第一次会上，特惠尔要求发言。他用惯常的花言巧语说，世界议会的图书馆不能仅仅限于收藏参考书，所有国家所有语文的古典著作都是我们不能漠然置之的真正宝库。此项提议，当场得到一致的同意。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伊格纳西奥·克鲁斯博士，一位拉丁文教师，两人接受了挑选合适的书籍的任务，这时候，特惠尔己经在跟尼埃伦斯坦商量别的事情了。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阿根廷人不把巴黎当作理想的王国的。我们中间最热心的也许是费尔明·埃古伦；第二个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不过原因完全不同。对这位写了《大理石柱》的诗人来说，巴黎就是魏尔伦和勒贡特·德·利尔；而对埃古伦来说，巴黎则是一条更加热闹的胡宁街。我怀疑他跟特惠尔两人之间有默契。下一次开会的时候，特惠尔提出了世界议会的成员使用什么语言的问题，经过一番争论，大家认为派代表到伦敦和巴黎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是可行的。他假装公正，先提出我的名字，然后，装得好象后来才想起来的，又提出了他的朋友埃古伦。象惯常那样，堂亚历山大同意了。

我想我在前面说过，伦恩开始教我学习那无穷无尽的英语，而我则教他意大利语作为交换。我们尽可能地不学文法，也不做那种为初学者设计的练习，而是直接钻研诗歌，因为它的形式要求文字简单明了。我第一次接触这种我一辈子受用的语言，是史蒂文生的那首大胆的《安魂曲》。然后是珀西向庄严的十八世纪显示的谣曲。我出发去伦敦之前不久，我被史文朋所迷醉——他使我开始怀疑（而且自觉有罪）伊拉拉的亚历山大体诗歌是否那么有名了。

1902年1月初，我抵达伦敦。我至今还记得雪花落到身上时那种柔和的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雪，因而我很高兴。幸运的是，埃古伦跟我是分开旅行的。我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寄宿舍里租了一间房间，每天上午和下午到那里的图书馆里看书，寻找一种值得世界议会使用的语言。我并没有忽略那些世界性的语言；我研究了“埃斯佩兰托”——卢贡内斯把这种语言定性为“公正的、简单的、经济的”语言——也研究了“伏拉普克”，这种语言不用动词和连接词，企图实现一切语言学上的可能性。我也考虑了主张复活拉丁文和反对复活拉丁文的两种论点；这种对拉丁文的怀念几乎延续有好几个世纪了。我甚至考察了约翰·威尔金的分析语，其中每一个词的定义都可以从把它拼成的字母里找到。就是在那间阅览室的高高的圆顶之下，我第一次见到了贝亚特里斯。

这篇文章写的是世界议会的通史，而不是亚历山大·费里的历史，然而前者包含着后者，就象包含着其他一切历史一样。贝亚特里斯身材高挑，苗条，面容俏丽，一头红发，可能使我想起——然而从来没有过——那个阴沉的特惠尔。她还不满二十岁。她是从北方的一个什么郡到这里的大学来学习文学的。她的家境跟我一样，比较清寒。那个时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是受到轻视的，但是在伦敦，我却发现，意大利血统对许多人来说，却具有浪漫的性质。几个傍晚之后，我们就成了一对恋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里斯·弗洛斯特跟诺拉·埃尔朱德一样，是易卜生所传布的信仰的追随者，她不愿意把自己跟一个什么人束缚在一起。从她的嘴里，说出了一些我从来不敢说的话。美好的夜晚哬，温暖而使人心醉的黑暗啊，在黑暗里象秘密的河水那样滔滔流动的爱情啊，两个人合为一体的销魂时刻啊，那销魂时刻的纯洁和天真啊，我们沉溺于其中的相爱，而后又沉溺于其中的酣睡啊，开始初现的曙光啊，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

在粗犷的巴西边境，我曾经得过思乡病，然而在灯红酒绿的伦敦迷宫里，我却没有，因为它使我得到了那么多的东西。尽管我想出许多借口想多留些日子，但是我却不得不到年底就回国了。贝亚特里斯和我一起欢度了圣诞节。我向她保证，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议会的。她随口回答说，她早就一直想到南半球去旅游；她有个表兄，是牙医生，定居在塔斯马尼亚。

贝亚特里斯不愿意来送我上船。按照她的思想方式，离别这种事简直是太戏剧化了，完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不幸的场面，她是看不起戏剧家的。我们在图书馆里告别；去年冬天，我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的。作为一个男子，我其实是一个懦夫；为了避免等候信件的痛苦，我连地址都没有留给她。

我总觉得，回程一般是比较短的，但是那一次横渡大西洋，由于我心中充满了怀念和热望，却显得出奇地长。我想到贝亚特里斯也要在彼岸一分钟接一分钟地，一晚上接一晚上地过着跟我相似的生活，我也就不觉得痛苦了。我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船过蒙德维的亚时，我又把它毁了。我到达阿根廷时——那是个星期四——伊拉拉到码头上来接我。我回到我原来住的智利街。那一天和第二天，他跟我两个长时间地散步，谈了很久。我需要重新习惯布宜诺斯艾利斯。得知费尔明·埃古伦还留在巴黎，使我宽心，我知道，我在他之前回来，从某些方面讲，对我的长期外出倒是一个补偿。

伊拉拉情绪低沉。费尔明在欧洲挥霍大量的钱，并且不止一次不肯服从叫他回国的命令。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我感到烦恼是因为一些别的事情。特惠尔尽管遭到伊拉拉和克鲁斯的反对，还是在利用年轻的普利尼。按照特惠尔的说法，没有一本书会坏到一无是处的，因此建议不加选择地购买《每日电讯》的合订本，三千四百本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米特雷将军的著作全集，各种博士学位论文，旧账簿，通报简报，以及戏院的节目单。他还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证据。尼埃伦斯坦支持他；堂亚历山大“经过了三个星期六的辩论”（按照伊拉拉的说法），同意了这项动议。诺拉·埃尔朱德已经辞去了秘书的职务，由一个新参加的成员卡林斯基接替。他是特惠尔的工具。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现在已经堆了起来，既不立档也不编目，就堆在堂亚历山大在城里的那座形状古怪的老房子的后屋和酒窖里。7月初，伊拉拉曾经回到拉·卡莱多尼亚去了一个星期。那里的泥瓦匠已经把他们盖了一半的建筑物拆掉。问工头，他解释说，这是老板的命令，还说第二天再干也总归来得及的。

在伦敦的时候，我写了一份报告，可现在却并无要拿出来讨论的迹象。那个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把我写的报告给了他一份。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跟我一起去的。天已傍晚，料峭的南风吹进屋里。在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口，有一辆三匹马拉的运货马车，停在那里。我记得那些搬运夫正在吃力地搬运着一大包一大包的东西，堆到最后一进的院子里。特惠尔神气活现地在指挥着他们。屋子里，诺拉·埃尔朱德、尼埃伦斯坦、克鲁斯、多纳尔德·伦恩，以及议会的几个其他成员都在，好象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风声。诺拉张开胳膊抱住了我，吻我；这样的拥抱，这样的亲吻，使我想起了那另一个人。至于那个黑人，满脸和蔼的笑容，吻了吻我的手。

有一间房间里，通地窖的方形活板门大敞着，几级砖砌的梯级通向下面的黑暗。突然，我们听见了脚步声。用不着眼睛看见，我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进来的。

他的嗓门都变了，这既不是主持我们每星期六集会的有教养的绅士的声音，也不是拦住了一场拚刀子格斗，向他的加乌乔们讲上帝的道理的大牧场主的声音——不过听起来更象是后者。

他不看任何人，就命令说：“把下面堆满的东西统统搬出来。我不愿意还有一本书留在这个地窖里。”

这项工作几乎干了一个钟头。外面，在最后一进院子的泥地上，我们把这些书堆成了一堆，比最高的人还高出一头。我们所有的人都来来回回地奔忙，唯一没有动一动手的人，就是堂亚历山大。

后来他发了命令：“现在把这堆东西点上火。”

特惠尔脸色变得煞白。尼埃伦斯坦嘀咕着说：“世界议会怎么能没有这些我那么热心地收集起来的有价值的资料呢？”

“世界议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弄地笑起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他笑过。

毁灭给人以一种神秘的乐趣。火焰很旺，发出哔哔喇喇的响声。我们所有的人不得不背靠着墙，或者躲进屋去。院子里只剩下黑暗，灰烬，以及烧东西的气味。我记得有些没有烧着的书页，白晃晃地躺在地下。诺拉·埃尔朱德对堂亚历山大总是怀着一种年轻女人对老年人的爱。她说：“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实她并不真正理解她自己说的话。

伊拉拉则一向喜欢文学，想说出一句格言。“每隔几个世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就要被烧毁一次，”他说。

后来堂亚历山大才对我们作了解释。

“足足经过了四年，我才朋白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堂亚历山大开始说，“朋友们，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那么广泛，它包括了——现在我看到——整个世界。我们的议会不可能是一群在偏僻角落的棚子里互相剌剌不休地争吵的江湖骗子召开得了的。世界议会开始于世界之初，一直要继续到我们都化为尘土之后。大地上没有一处地方不存在世界议会。议会就是我们烧掉的书。议会就是炉灰中的约伯，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议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妓女身上的没出息的孩子。”

我没法抑止住自己了。“堂亚历山大，”我插嘴说，“我也有过失。我已经写完了报告，现在我交给您。可是我滞留在伦敦时，把您的钱花在一个女人身上了。”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我已经猜到了，费里。议会就是我的畜群。议会就是我卖掉了的畜群，就是不再归我所有的无数土地。”

一个惊恐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特惠尔。“您的意思不是说您已经卖掉了拉·卡莱多尼亚吧？”

“恰恰是的，”堂亚历山大平静地说，“我把它卖掉了。我名下不再有一平方英尺的土地，不过我并不遗憾，因为现在我已经把事情看透了。也许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因为议会不再需要我们。不过在今天这最后一夜，我们一起出去，去看看真正的议会。”

他为胜利所陶醉；他以他的决心和信心慑服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秒钟——认为他失去了理智。

到了广场上，我们爬上一辆敞篷马车。我自己挤上驭座，坐到车夫身旁。堂亚历山大命令说：“师傅，让我们在城里兜一个圈子。随便你到哪儿都行。”

那个黑人蹲在踏脚板上，一直不停地在笑。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究竟发生的是怎么回事。

文字是用来表明共同回忆的符号。现在我要写下来的，只是我一个人的回忆。其他具有这个共同回忆的人都已经去世。神秘主义者们乞灵于一朵玫瑰，一个亲吻，一只所有的鸟的鸟，一个所有的星宿和太阳的太阳，一坛子酒，一个花园，或者男女之间的性爱。所有这些比喻，都不足以给我说明那漫长的欢乐的一夜，直到又疲劳又快活的黎明。车轮声和马蹄声在石子路上辚辚地响着，我们几乎很少说话。天亮之前，我们到了一条乌黑的小河边，这条河也许是马尔多纳多大沟，也许是里亚丘埃洛河。诺拉·埃尔朱德的高嗓门唱起了帕特里克·司本斯爵士的遥曲，堂亚历山大用低音不成调地朗诵了几句诗唱和。这些英国话并没有给我带来贝亚特里斯的形象。特惠尔在我的背后咕哝着说：“我想干坏事，结果却干了好事。”

我们一路上看见某些东西继续在生存下去——雷克洛塔公墓的带红色的墙，一座监狱的黄色的墙，两三个在直角形街口跳舞的男人，一个四周围有铁栅栏的黑白磁砖地的教堂墓地，一个铁路道岔口，我的住处，一处集市，以及潮湿的深不可测的夜晚——可是这些飞逝而过的东西，也许曾经还有别的东西，没有一件现在还有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觉得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取笑过的计划，真正地而且秘密地存在着，它就是世界，就是我们自己。多少年来，怀着微弱的希望，我曾经探寻过那个夜晚的滋味；有几次，我以为我已经在音乐，在爱情，在靠不住的记忆里重新得到了它，但是它从没有再回到我的身上，除了有一次在梦中。我们互相发誓，决不对一个人讲；这时候，已经是星期六早晨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任何人，除了伊拉拉。他跟我从来不提议会的事，因为不管我们提到它什么，都将是泄露秘密。1914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了，他埋葬在蒙德维的亚。而伊拉拉在此前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有一次，我跟尼埃伦斯坦在利马略上劈面相逢，但是我们假装互相没看见。

指公元前336-323年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英国的一个郡。

拉丁美洲人称欧美人为格林哥；费里的姓氏表明他是意大利来的移民。

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著《三个火枪手》中的一个火枪手。

此处指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所著《法国革命》（1817）一书。

阿纳却西斯•克洛兹（1755-1794），法国大革命参加者，有普鲁士血统，思想激烈，宣传无神论，后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參加阿贝尔派，有“人类代言人”之称，1794年被罗伯斯庇尔判处死刑，于3月24日死于断头台。

一种方形围裙，兜在两腿之间，骑马时用。

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阿根廷诗人，《马丁•菲耶罗》的作者；拉法埃尔•奥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诗人，《桑托斯•维加》的作者。两作品被称为加乌乔史诗。

勒贡特•德•利尔（1818-1894），法国诗人，属现代巴那斯派。

即雪莱。

史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诗剧《珂塔兰塔》和诗集《诗歌及民谣》等。

即世界语，1887年俄国柴门霍夫所发明。

即万国语，1879年德国希勒耶尔所发明。

约翰•威尔金（1614-1672），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著有《论一个新的世界和另一个星球》。

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曾受上帝试炼而无怨言，后还对上帝认罪自责。“炉灰中的约伯”典出《圣经•旧约•约伯记》第42章第6节约伯回答耶和华时所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一句。

天赋之夜

这个故事，我们是许多年以前在佛罗里达街圣母哭耶稣像附近的老鹰点心店里听到的。那一次大伙正在讨论什么叫知识。有人提起了柏拉图的理论，说我们已经在前世就知道了一切事物，所以，所谓知道，无非是重新知道而已。我记得，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培根曾经这样写过：如果学习就是记忆，那么所谓不知道，事实上就是忘掉。另外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也许有点被形而上学所迷惑，决定参加讨论。他慢吞吞地仔仔细细地说着；这就是他对我们讲的故事。

坦率地说，我不懂得你们讲的这一套柏拉图的道理。没有人会记得他第一次看见的黄颜色或者黑颜色，会记得他第一次尝到的一种果子——也许因为他当时很小，不能明白这是长长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当然，也有使人忘不掉的别的第一次。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听我生活中某一天晚上的第一次，那是我常常会想起来的——那是在1874年4月13日的晚上。

那时候，暑假要长得多，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到那么晚还不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我们是在某个表兄弟的牧场上，那是多尔纳斯家的牧场，离洛伏斯不远。在这期间，有个牧牛人，叫鲁菲诺，正在教我乡下的各种事情。我快满十三岁了；他比我大一些，以胆大妄为闻名。他动作迅速而敏捷。男孩子们用一头烧焦的木棒玩拚刀子格斗的时候，脸上被戳出黑点的总是鲁菲诺的对手。有一天星期五，鲁菲诺提出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起到镇上去稍微乐一乐。当然，有这种机会，使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并不真正知道乐一乐是什么意思。我警告他说，我不会跳舞。他说，学跳舞容易得很。

星期六吃罢晚饭，大约七点半左右，我们出发了。鲁菲诺把自己打扮得象去参加舞会，腰带上还佩着把银鞘的刀子。我也有一把这样的刀子，可是我没有带在身上，怕人家笑话我。不一会儿，我们就看见了镇梢的几所房子。我不认为你们有哪一位曾经到洛伏斯去过。那没有关系。在阿根廷，没有一个小镇不是跟别的小镇一模一样的——即使它自以为不一样。每个小镇都有同样的未铺石子的小街，同样的一块块空地，同样的平房——这一切使一个骑在马上的人看起来更加重要了。

我们在某个街角一座漆成蓝色或者粉红色的房子前面下了马，房子上面有块招牌：“星星”。系马桩上系着几匹备着精美鞍子的马。从半开的街门里，我瞥见一道灯光。甬道的尽头是一间大房间，两边放着木长凳。凳子中间有几个乌黑的门洞，不知通向何处。一条黄毛小狗冲上来汪汪叫着欢迎我。屋里没有几个人；有五六个穿着花花绿绿睡衣的女人在走出走进。一位看来很可敬的太太，从头到脚一身黑，好象是这座房子的主人。鲁菲诺跟她打招呼，对她说：“我带来了一个新朋友，他还是个生手哩。”

“不碍事，”那女人回答，“他很快就会学会的。”

我觉得很难为情。为了不让他们注意，或者为了让他们把我看作一个孩子，我在一条长凳的一头坐下，开始逗那小狗。厨房里的桌子上，点着几支插在瓶子口上的廉价蜡烛。我也记得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有只小火盆。对面白粉墙上，挂着一幅慈悲圣母像。

有一个人，一面开着玩笑，一面拨弄着吉他，弹得吃力而不成个调门。我完全是出于胆怯，不敢不把一杯杜松子酒喝了下去，把嘴烫得象吞了块烤红的火炭。在女人中间，我注意到有一个似乎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叫她拉·卡乌蒂瓦——意思是女俘虏。她有点儿印第安人的气质，不过她的脸容却象画中人一样，一双眼睛十分忧郁，发辫长得垂到腰间，鲁菲诺看见我正在望着她。

“让我们再听听那次袭击的事吧——免得我们忘记，”他对她说。

这姑娘就开口讲了起来，好象屋里没有旁人似的；从某种方面讲，我觉得她似乎不可能在想任何别的事情；我觉得她讲给我们听的故事，是她这辈子里碰到的唯一的一件事。

“人家把我从卡塔马尔卡带到那里的时候，我还很小，”她说。“我怎么会知道印第安人的袭击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圣塔·伊雷内，我们甚至不敢提这种事情，我们十分害怕。就象揭穿一个秘密那样，我是逐渐逐渐地发现，印第安人会象云一样突然降下，烧杀掳掠。他们把女人掳到邦巴斯草原上，随意地处置她们。我尽可能地不去相信这些事情。我的哥哥鲁卡斯——后来他是被印第安人用长矛刺死的——发誓说这些都是谎话，但是一件事情如果是真的，那就只要讲一遍，让你知道就够了，政府官员把烈酒、茶叶给印第安人，让他们高兴，但是他们有狡猾的巫师告诉他们该怎么干。只要他们有个酋长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拣中一座位于两个相距很远的哨所之间的庄园，前去袭击。就是因为想得太多了，我几乎但愿他们真的会来，而且我知道怎么向着日落的方向观望他们。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反正是经过了许多次霜冻，经过了许多个夏天，经过了许多回围场，管家的儿子去世后，袭击才来到。”

她停顿了一会儿，沉溺在思索中，然后继续说下去：“他们就象是给南风刮来的一样。我在一条沟里看见了一株牛蒡，当天晚上我就梦见印第安人。事情发生在黎明。动物比我们先知道——就跟发生地震一模一样。牛群焦躁不安，鸟儿在空中盘旋。我们跑向我经常观望的方向去看。”

“是谁给你们发出警告的？”有一个人问。

姑娘还是那么沉湎于自己的思绪之中，只是把末了的那句话重说了一遍：“我们跑向我经常观望的方向去看。整个原野仿佛开始动了起来。从窗户的栅栏里，我们先是只见一团尘雾，然后看见了他们。这是一支袭击的队伍。他们用手掌拍着嘴巴，高声呐喊。在圣塔·伊雷内，我们有几支枪，但是这些枪都不管用，只能发出一些声音，激得印第安人更加狂暴罢了。”

那个姑娘仿佛在背诵祷词那样地说着，但是就在这时我却听到了外面街上有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在发出战斗的呐喊。忽然一阵爆响，好象在片断的梦中骑马奔驰而来一般，有一群人冲进了房间。这是一帮当地的好汉，都已喝得醉醺醺的。现在，在我的回忆中，我还觉得他们一个个都身材高大。为首的一个用胳賻把站在门口的鲁菲诺推开。鲁菲诺吓得面孔转色，急忙让开。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动的黑衣服太太，赶忙站起身来。

“胡安·莫雷拉来啦！”她说。

经过那么多日子，我弄不清楚我是不是还记得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人——逍遥法外的莫雷拉——或者后来我经常在牲口市场上看见的别的人。我想起了舞台上的莫雷拉的扮相：浓密的长发，一把黑胡子；可是我也记得他长着一张有麻点的红脸。那条小狗冲上前来向他表示欢迎。莫雷拉却一鞭子把它抽得滚在地下，四脚朝天抽搐着死了。我的故事，就从这里真正开始。

我悄悄地溜进了一个门洞，里面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和一道楼梯。到了楼上，我躲进一间黑暗的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很矮的床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家具。我浑身发抖。只听得楼下喊声不绝，还有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见一个女人的脚步上了楼梯，看见一点亮光一闪。然后是拉·卡乌蒂瓦在低声唤我。“我是到这里来侍候的——不过只侍候安静的人，”她说。“靠拢来，我不会伤害你的。”

她已经脱掉了睡衣。我在她旁边躺下，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我一点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我们既不说话也不亲吻。我打散了她的发辫；我双手抚弄着她直直的长发，然后又抚摸着地。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我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一声枪响，把我们吓了一跳。拉·卡乌蒂瓦说：“你可以从另一道楼梯下去。”

到了下面，我发现已经在户外一条肮脏的小巷里。月色很好。—个警官，名叫安德雷斯·奇里诺，端着上了刺刀的来福枪在墙边警戒。他笑着对我说：“我看您倒是起来得真早。”

我准是回答了什么话，可是他不再理睬我。有一个人，正从墙上翻身下来。警官纵身一跳，就把钢刃刺进了他的身体。那人摔到地下，仰面躺着，又是呻吟，又是流血，都快死了。我想起了那条小狗。奇里诺又把刺刀刺进他的身体，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一次你可失败了，莫雷拉，”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

包围了这座房子的穿制服的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后面跟着周围的邻居。警官花了好大力气，才从死尸身上拔出刺刀。所有的人都想跟他握手。

“这个恶棍的捣乱从此结束了。”鲁菲诺笑着说。

我在人堆里窜来窜去，把我看见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后来，突然之间，我觉得非常疲乏；也许我还发起烧来。我溜开去，找到鲁菲诺，往家里走。我们在马背上看见了灰白的曙光。不仅是疲乏而已，我觉得，我被一连串的事情弄得眼花缭乱了。

“是被那天晚上的滔滔长河，”那人讲完之后，我父亲说。

“那是对的，”他同意。“仅仅在几个钟头的时间里，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情，目睹了什么是死亡。一切事情都会向一切人显示的——或者说，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地要让一个人知道的——可是对于我，却是在同一个晚上向我显示了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光阴一年年过去，我把这个故事讲了那么多次，以致我不再知道我记得的是故事原来的面目，还只是我讲的话。也许拉·卡乌蒂瓦讲的印第安人袭击的事也是如此。现在，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看见莫雷拉被杀，已经无关紧要了。”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真实世界的泉源是人的不灭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个理念世界是灵魂在附着于必死的躯体之前所能直观到的。

镜子和面具

克隆塔夫战役结束，挪威人败绩。尊贵的爱尔兰国王把他的宫廷诗人召来。“最伟大的功绩如果不以文字记载，就丧失其光采，”国王说。“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和我本人。我就是伊尼斯；你就是我的维吉尔。你是否认为你有能力担当这项任务？它将使我们两人都永垂不朽。”

“是的，主公。”诗人说，“我就是奥朗。我学习诗学的原则达十二载寒暑。我胸中熟知构成真正诗歌基础的三百六十种传说。乌斯特尔和明斯特尔之环就在我的竖琴弦上。法律授权于我任意使用我们语言中最古老的词句，最复杂的比喻，我掌握着写作的秘密，它保护我们的艺术不受凡夫俗子麻木不仁的眼睛的干扰。我能够吟咏爱情、偷牛贼、旅行和战争。我知道所有爱尔兰王室的神话世系。我通晓占星学、数学、教典，以及植物功能的种种知识。我在公开的比赛中击败了我的对手。我使得自己擅长于讽刺，它能使皮肤得病，包括得到麻风病。我懂得如何挥剑作战，在您的战役中证明了这一点。我只有一件事情完全无知——那就是如何感谢您给我的赏赐。”

国王很容易对长篇大论感到厌烦，尤其是对别人的长篇大论，因此，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有人告诉我说，最近夜莺在英格兰歌唱。等到雨季雪季过去，夜莺从南方回来，你就得在满朝文武之前，在诗院全体人员之前，朗诵你的颂歌。我给你整整一年的时间，你要琢磨修饰每一个词句，每一个字母。至于赏赐，现在你已经知道，既不会有辱于我王室的习惯，也不会有负于你寻找灵感的不眠之夜。”

“啊，主公！还有什么比得上能够一睹圣颜更大的赏賜呢！”诗人说；他同时也是一个朝臣。他深弯着腰退出，心里已经想出了一两句诗。

一年过去了——那是个瘟疫流行，动乱频繁的年头——诗人前来呈献他的颂诗。他慢悠悠地颇有信心地朗诵着，对原稿看也不看一眼。国王点着头表示赞赏。其余所有的人都学着他的样，甚至那些挤在门口的，连一个字也听不见的人，也是这样。最后，国王开口说话了。

“我接受你的劳动，”他说。“这又是一次胜利。你给予每一个字以它的真正意义，给予每一个名词以古代诗人所赋予的形容词。在你这首颂诗中，没有一个形象未见诸于古籍。战争是人类的美丽的网，鲜血是宝剑流出的水。大海有它的神祇，云朵预示着未来。你精巧地运用了脚韵，头韵，谐音，对音，博学的修辞技能，韵律的聪明变化。如果爱尔兰的全部文学都湮灭了的话——但愿不会成为事实——通过你的古典颂诗就能重建。三十名书手将要每个人抄写十二遍。”

一阵沉默之后，他接着又说：“一切都很好，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的血管里，血液没有流得更快。我们的手也没有去摸弓箭。没有人脸色发白，也没有一个人发出一声战斗的呐喊，或者挺胸面对维京人。在新的一年逝去之前，诗人，我们将要欣赏你的另一首颂诗。为了表示我们赞同这样做，接受这面银制的镜子吧。”

“感谢圣恩，我领会了，”诗人说。

天上的星宿在它们光亮的轨道上运行。夜莺又一次在撒克逊的树林里歌唱。诗人拿着他的原稿又来了；这一首要比原来的一首短得多。他不再背诵，而是拿着原稿念，显然有点犹豫不决，跳过了一些段落，似乎他自己也不完全理解它们，或者不愿意亵渎它们。这首颂诗十分奇怪。它并不描写战斗——它本身就是战斗。在它的一场混战中，三位的神跟一位的神打得难解难分；这些都是爱尔兰的异教神祇。还有那些将在一百年之后《老埃达》开始时投入战斗的神祇。其形式也并非不古怪。一个单数的名词，跟着一个多数的动词。前置词与普通用法完全不同。粗糙和通顺交替出现。用的比喻也古里古怪，或者看起来古里古怪。

国王跟站在周围的文人学士交谈了几句，然后对诗人说话。“我可以说，你的第一首颂诗是所有在爱尔兰歌唱过的诗歌的恰当概括，”国王说。“这一首诗是出类拔萃的，甚至使在它之前的诗歌都成为乌有。它令人惊讶，令人炫目，引起赞叹。无知的人是听不惯它的，但是有学问的人，少数的人，却能领会它的奥妙。这首颂诗只有唯一的一份，将要珍藏在一只象牙盒子里。至于对这支写出了如此卓越的作品的笔，我们期待它写出更加崇高的佳作来。”他笑了笑，又补充说，“我们是一个寓言里的角色；记得在寓言里，是经常出现数字三的。”

“巫师的三样赏赐，三件相关的事物，以及无可置疑的三位一体，”诗人壮起胆喃喃地说。

国王继续说：“为了表示我们赞同这样做，接受这个金质面具吧。”

“感谢圣恩，我领会了，”诗人说。

新的一年又来临了。王宫的守卫发现这一次诗人没有手捧原稿。国王讶异地瞧着他；诗人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岁月而是另外的一种什么东西，使他的脸容起了皱纹，发生了变化。他的双眼似乎在望着远处，或者什么也看不见。诗人要求准许单独和国王说几句话。于是奴隶们都退出了宫殿。

“你写了颂诗没有？”国王问。

“写了，”诗人悲哀地回答说。“但愿我们的主基督不让我写！”

“你能念念吗？”

“我不敢。”

“我会给你你所缺乏的勇气。”国王说。

诗人念了那首诗。它仅仅只有一行。

诗人不敢高声地念；他同国王一起品味着它，仿佛它是秘密的祷词或者大不韪的话。国王跟诗人一样吓得目瞪口呆。他们四目相视，脸色煞白。

“在我年轻的时候，”国王说，“我乘船向日落的方向航行。在一个岛上，我看见银的猎犬咬死了金的野猪。在另一个岛上，我们以魔幻的苹果的香气为食物。在第三个岛上，我看见了火墙。到了最远的岛上，有一条拱形的悬挂的河流横过太空，河水里还有鱼有船。这些都是奇观，然而都不能与你的诗相比，它以某种方式包含了这一切。是什么魔法使你得到了这首诗的？”

“黎明的时候，我醒来，说出了我起初不懂得的字句，”诗人说，“这些字句是一首诗。我觉得我犯了罪，也许是圣灵都不能宽恕的罪。”

“这个罪，现在我们两个都沾上了，”国王低声地说，“这是懂得了什么是美的罪。这是一种才能，不许为人类所有。现在我们不得不予以涤除。我给过你一面银制镜子，一副金质面具；这里是我的第三件赏賜，也是最后的一件。”

他把一柄匕首塞进诗人的右手。

关于这个诗人，我们知道，他在走出王宫的时候杀死了自己。至于国王，他成了一个乞丐，在爱尔兰——这曾经是属于他的王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流浪，再也没有重念那首诗。

指1014年4月23日，爱尔兰人在布里安统率下和挪威人在古隆塔夫的一场大战。挪威人溃逃时，一逃兵杀死爱尔兰统帅布里安，所以也称布里安战役。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曾写有一部史诗描绘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伊尼斯。

“环”指的是一系列的传说；乌斯特尔即爱尔兰；明斯待尔即德国。

指八至十世纪骚扰欧洲沿海的海盗。

古代冰岛的神话传说。

一个厌烦了的人的乌托邦

他把它叫做乌托邦；这是一个希腊字，意思是没有这么个地方。

——克维多

没有两座山是一模一样的。然而在大地上，平原却总是绵亘成一片，而且到处一模一样。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平原上行走：我自己问自己，其实是无所谓地问，这是俄克拉何马呢还是得克萨斯，还是阿根廷的那一部分被文人学士叫做邦巴斯的地方。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我都没有看见一道篱笆。就象在别的时候那样，我慢悠悠地背诵着诗人埃米利奥·奥里维的这两句诗：

置身于无限的可畏的平原中心

靠近了巴西的边境。

平原不断增大，无限地扩展开去。

道路高低不平，开始下起雨来。两三百码之外，我看见一所房屋的灯光。这所房屋又低又矮，呈长方形，周围有树木环绕。一个男人出来开门，他身材那么高，几乎叫我吓了一跳。他穿着一身灰色衣服。我觉得他正在等待什么人。门上没有锁。

我们走进一间木头板壁的长方形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发出黄光。这张桌子，由于某种原因，使我看来觉得奇怪。桌子上有一具沙漏；这东西我过去只是在什么铜刻版画或者别的什么画上看见过，亲眼看见还是第一次。那人招呼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我试用了好几种语言同他交谈，他都听不懂。他最后终于开口说话时，说的却是拉丁语。我只好搜索枯肠，把如今已经那么遥远了的学生时代所学的东西搬出来，准备跟他交谈。

“从您的服饰，我看您是从别的国家来的，”他说。“语言的变化有利于民族的变化，甚至战争的变化。世界已经回复到拉丁语时代。有那样一些人，他们害怕世界会退化得只讲法语，里摩赞语，帕皮亚门托语，但是这种危险还不在眼前。随它去吧，不管对过去还是未来，我都没有兴趣。”

我没有开口，于是他又说：“要是您不愿意看别人吃饭，那就跟我一起吃吧。”

我看见他已经注意到我的不安，就同意了。我们走过一条走廊，两边都有门，到了一间小小的厨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属做的。我们用托盘把晚饭端了回来——盛在碗里的麦片粥，一串葡萄，一种陌生的水果，它的味道使我想起无花果，还有一大罐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晚饭没有面包。我这位主人脸容瘦削；他的双眼与众不同。我忘不了他那苍白严肃的脸，那是我再也见不到了的。他说话的时候不作手势。他用拉丁语说话使我为难，但是我终于说了：“我这样突然来到府上，使您惊讶吗？”

“不，”他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接待这样的来访。时间不会太久。至迟明天，您就又回到家里了。”

他这种肯定的语气就是保证。我觉得介绍一下我自己还是应该的：“我叫欧多罗·阿塞维多。我于1897年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已经七十岁了。我是英国和美国文学的教授，幻想故事的作家。”

“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两篇具有幻想性质的故事，不是一点没有趣味，”他说，“一篇是船长勒缪尔·格列佛游记，许多人以为是真的；还有一篇是Summa Theologiae。不过让我们别谈事实吧，对于任何人来说，事实已不是至关重要的了。事实不过是发明和论证的出发点。在我们的学校里，只教给我们怀疑和遗忘的艺术——特别是遗忘个人的和当地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时间是连绵不断的，可是我们要想法子生活得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于过去，我们只保留了几个名称，语言已趋于消失。我们回避没有意义的细微末节。我们既没有日期也没有历史。我们更没有统计数字。您说您名叫欧多罗。可是我没法告诉您我的名字，因为我只叫做某人。”

“那么您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没有名字。”

在一面墙边，我看见一个书架。我随手翻开一本书；字母很清晰，而且是手写的，但是无法读懂。它们那有棱有角的线条，使我想起鲁纳文的字母，然而那种字母只是用来书写碑文的。我考虑到这些未来的人不仅身材较高，而且更加手巧。我本能地看着这个人的纤巧的长长的手指。

“现在让您看看您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说。他给了我一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1518年在巴塞尔印刷的，封面和书页都失散了。

我有点愚蠢地回答说：“这是一本印刷的书。这类书我家里就有两千多本。尽管没有这一本这么古老，这么有价值。”我高声念着书名。

那人笑了：“没有人能读两千本书。在我生活的四个世纪里，我读的书没有超过六本。何况不光是读一遍，而是要反复读才能算数。印刷——现在已经废除了，因为它倾向于把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增加到令人头昏脑胀的地步——这是人类的最坏的坏事之一。”

“在我的奇怪的过去，”我说，“流行着一种迷信，认为每天在傍晚和清晨之间必定要发生某种动作，如果不懂得这点，就是耻辱。这个星球上到处都是集体的鬼魂——加拿大，巴西，瑞士，刚果，还有共同市场。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些柏拉图式实体之前的任何历史，但是，他们当然知道下述情况的一切细节：最近召开的教育会议，或者即将破裂的外交关系，或者总统发布的声明；这份声明由一位秘书的秘书起草，囊括了全部适合于这类文件的字斟句酌的糊涂话。读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忘掉它们，因为，只要过几个小时，别的琐里琐碎的事情就会把它们挤掉了。在所有的办公室中，政治家的办公室无疑是最热闹的了。一位大使或者一位内阁部长，都是不良于行的瘸子，非得装在又长又闹的车子里不可，而且四周还得围着摩托车手和武装卫队，还有心急的摄影记者在等着他们。我母亲常说，他们的脚好象都被砍掉了。照相以及印刷的文字要比他们所代表的事情更为真实。只有印刷出版了的东西才有点儿真实性。Esse est percipi（活着就是为了照相）。这就是我们关于世界的开始、中继和结束的唯一观念。在我那个过去中，人们都是天真单纯的；他们相信某种商品是好的，仅仅是因为它的制造者翻来复去地这样声称。盗窃也经常发生，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占有金钱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精神上的安宁。”

“金钱？”那人跟着说，“没有人再受累于贫穷，贫穷准是难以忍受的；也不再受累于富裕，富裕准是庸俗的最不舒服的方式。每个人都有一种职责。”

“就象拉比，”我说。

他好象并不懂得，接着又说：“也不再有城市。就拿巴伊亚·勃朗卡的遗址来判断吧，我曾经有一次去那里探寻过，原来的建筑设施没有受多大的损失。现在不再有个人财物，不再有遗产。一个人满了一百岁，成熟了，他就要准备面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孤独。到那时候，他可以收养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我问。

“是的。只是一个。没有理由要使人类延续。有的人以为人就是上帝的宇宙意识的一个器官，可是没有人肯定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存在。关于大地上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是逐渐自杀好，还是同时自杀好，两者的利弊如何，我相信，正是目前在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来说的话上来吧。”

我同意。

“一个人满了一百岁，就不再需要爱情或者友情。邪恶和横死不再威胁他。他可以去从事一种艺术或者哲学，或者数学，或者玩一种单人的棋戏。一旦需要，他就杀死自己。人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人也是他自己死亡的主宰。”

“这是一句语录吗？”我问，

“当然是。现在我们讲的全是语录。语言就是语录的体系。”

“那么我那时代的伟大历险——太空旅行呢？”我问。

“那种旅行现在已经放弃了好几世纪了。它们应该受到赞赏，但是我们决不可能使自己摆脱这个现在和此地。”他微笑一下，又说，“何况，所有的旅行都是在太空进行的，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就跟到路对面的田野去一模一样。您走进这个房间，您就是进行了一次穿越太空的旅行。”

“那是对的，”我说，“人们也还常常提到化学元素和各种动物。”

这个人现在转身背向着我，望着窗外。窗外，原野一片银白，寂静地下着雪，映着月光。

我鼓起勇气，问他：“还有博物馆和图书馆吗？”

“没有了。我们设法忘掉过去，除非是为了写挽歌。现在已经不再有死人的追悼会，周年会或者纪念像了。我们每一个人必需自己产生自己需要的艺术和科学。”

“那么每一个人必需是自己的萧伯纳，自己的耶稣基督，自己的阿基米德了。”

他没有说话，表示同意。

“政府怎么样？”

“按照传统，它们开始逐渐变得无用，”他说。“它们进行选举，宣布战争，征收税款，没收财产，下逮捕令，企图强制进行审查，但是大地上没有人服从它们。报刊停止发表政府领袖们的消息和相片。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正经的工作。他们有的成为优秀的喜剧演员，或者成为很好的信仰疗法医生。不过实际上发生的，也许远比这样大概说说的复杂得多，”他换了种语气又说，“我建造了这所房屋，它跟别的房屋一模一样。我雕刻了这些家具，这些用具。我在这些田地上劳动，它将要被我所不知道的人加以改进。要不要我给您看些东西？”

我跟着他走进隔壁的房间。他点了一盏灯，跟先前的那盏一样，也是悬挂在天花板下的。在一个屋角，我看见一架只有几根弦的竖琴。墙上挂着许多长方形的画幅，上面黄色占着统治地位。这些作品好象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

“这些就是我干的工作，”他说。

我观看着这些画，在最小的一幅前面停住脚步，它表现出或者说暗示出落日的景象，包含着某种无限的事物。

“要是您喜欢，您可以拿去作为对一个未来的朋友的留念，”他实实在在地说。

我谢了他，可是有几幅画使我不安。我不好说它们是一片空白，然而事实上几乎是如此。

“它们是用您那过去的眼睛不能看见的颜色画的，”他说。

一会儿之后，他用纤细的手指拨弄起竖琴的弦来。我勉强听得见偶尔发出的琴音。这时候，有人敲门。

一个高大的女人和三四个男人走进屋子。谁见了也会说，他们是兄弟姊妹，或者说，时间使他们长得十分相象。我的主人首先对那个女人说话。

“我知道你们今晚上准会来。你们见到尼尔斯了吗？”

“有时见到。他仍然从事绘画。”

“希望他比他父亲画得更加成功。”

于是开始搬家。手稿、画幅、家具、器皿——屋角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女人跟男人们一起干着。我对自己的体力的衰弱感到羞愧，这种衰弱几乎使我帮不了什么忙。没有人关上门；我们搬着东西就走了，我发现那所房屋有个马鞍形的房顶。

走了十五分钟，我们拐向左边。我看见远处有一座塔一样的建筑，盖着个圆顶。

“那是火葬场，”有人说。“里面就是绝命室。据说这是一个名叫，我想是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博爱主义者发明的。”

管理员给我们开了门；他的身材现在我不觉得惊讶了。我的主人跟他交谈了几句；进门之前，向我们挥手告别。

“看来雪越下越大了，”那女人说。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街我的书房里，挂着几幅画布，千年之后，将会有人用现在四散在整个星球上的物质画出画来。

弗兰西斯科•德•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埃米利奥•奥里维（1893-），乌拉圭诗人，散文作家。

拉丁文，意即：神学概要。

拉丁文，意即：有点永恒的样子。

阿根廷东部海港。

阿凡利诺·阿雷东多

这件事情，发生在蒙德维的亚，时间是1897年。

每个星期六，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总是占着地球咖啡馆同一张靠边的桌子；他们都是正经的穷人，因为没有能力邀请客人到家，或者因为想回避家庭，就采取了这种会客的方法。他们都是蒙德维的亚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很难跟阿雷东多做朋友。他是内地来的，既不信任别人，也不鼓励别人信任他。他才刚过二十岁，肤色黝黑，身材瘦削，有点矮小，而且还有点笨拙。要不是他的一双眼睛——在同一个时候既睡意朦胧又明亮活跃——予以补救的话，他的面貌几乎不会引人注意。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一家绸布店当店员，业余时间学习法律。当别的人咒骂劳民伤财的战争，普遍认为总统继续在任是毫无道理的时候，阿雷东多却沉默着，一声不作。连人们因为他小气而拿他开玩笑的时候，他也一句话都不说。

塞罗斯·勃朗科斯战役之后不久，阿雷东多对他的伙伴们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因为他得去梅塞德斯旅行。这个消息并没有使他的任何一个伙伴激动。有人对他说，要当心造反的白党领袖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手下的加乌乔暴民。阿雷东多笑了笑说，他不怕白党。那个人自己就是白党，也就无话可说了。

阿雷东多发现自己跟未婚妻克拉拉的告别要困难得多。他对她说了些几乎是对朋友们说的同样的话，警告她别盼望他来信，因为他将非常忙。克拉拉本来就没有写信的习惯，因此一点没有意见就接受了这种解释。他们两个相爱很深。

阿雷东多住在市郊。由一个混血种女人照顾他的生活；这个女人跟他同姓，因为她的祖先在许多年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是他家里的奴隶。这个克莱门蒂娜完全忠实可靠，所以他命令她对任何前来找他的人说，他到乡下去了。他还到绸布店去领取了他最后一次的薪金。

然后，他搬进家里的一间后房——面向着泥地的第三进院子里去住。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措施，但是却帮助他开始了强加于自己的幽居生活。他重新又躺到那张狭窄的小铁床上打瞌睡；有时从床上带点儿忧郁地望着一只空空的书架。他把他的藏书，甚至就连教科书，都卖掉了。他留下的只有一本《圣经》，那是他从来没有读过也决不会读完的。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这本书——有时候是出于兴趣，有时候是因为厌烦——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要背出《出埃及记》的几章以及《传道书》末尾的几章。他并不努力去弄懂他读的是什么。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他决没有一夜不念晚祷就上床睡觉，这是他到蒙德维的亚来的时候答应母亲这样做的。他认为，要是不实现他对慈母的这个许诺，就会给他带来厄运。

阿雷东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8月25日上午。他也准确地知道他还要过多少日子才能到那一天。一旦他的目标达到，时间就要停止，或者不如说，以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了。他期待着这个日子，就象一个人期待着赏赐或者释放一样。他让他的钟停了摆，为了免得老是看着它，然而每天夜间，一听见附近市镇的钟半夜敲十二点的时候，他就把日历撕掉一页，心里想：又少了一天。

一开始，他就设法养成一种习惯——沏马黛茶，抽自己卷的土耳其烟草的卷烟，反复诵读规定的几页《圣经》，设法在克莱门蒂娜用托盘端饭来的时候跟她交谈，在灭烛入睡之前，温习而且润色他准备发表的一段演讲。跟克莱门蒂娜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交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的记忆还根深蒂固地留在乡下，留在乡下的日常生活之中。阿雷东多也摆下一盘棋；他偶尔走几着，然而从来不走完。棋盘上缺了一个城堡，他就用一颗子弹或者一枚两分的铜币代替。

为了消磨时间，他每天早晨打扫房间，用抹布或扫帚赶跑蜘蛛。那个混血种女人不喜欢他干这种下贱的工作，因为那是属于她职责范围内的事，何况他也干得并不特别好。他本意要等到日上三竿时才醒，可是他那黎明即起的习惯却比他的意志还要顽强。他非常想念他的朋友们，然而他并不觉得痛苦，他知道他为人冷漠得不近人情，所以他们不会想念他的。有一天傍晚，他们中有一个人来找他，到了门口就回头走了。克莱门蒂娜不认识这个人，害得阿雷东多永远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原先是报纸的热心读者，因此现在他发现要他放弃这些收藏稍纵即逝的奇闻的博物馆是十分困难的。他生来就不是一个善于沉思默想或者善于反复考虑的人。

他的日日夜夜都一模一样，然而星期日却最使他感到沉重。到了7月中旬，他怀疑起来，把硬推动着我们往前走的时间，这样分成一段段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打发掉，是否是个错误。于是，他就任凭他的想象在当时正流着鲜血的乌拉圭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遨游——圣塔·伊雷内的那片他曾经放过风筝的平原，一匹现在大概已经死了的花斑马，赶牛人驱赶着牛群扬起的尘土，每月一次从弗雷·本托斯装着一堆小玩意来的风尘仆仆的驿车，祖国的三十六位民族英雄曾在那里登陆的拉·阿格拉西亚达湾，还有埃尔维德多，延绵的山岭，森林，河流，还有塞罗山，他曾经爬到山头的灯塔上去过，他觉得拉普拉塔河两岸没有别的山丘能与之相比。他的思绪从这个俯瞰蒙得维的亚湾的山丘，跳到了乌拉圭国徽上的山丘，他就睡着了。

每天晚上，海上吹来的微风带来凉意，催人入睡。他从来没有睡不着过。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未婚妻，但是据说一个男人不应该想女人——尤其是她们不在身边的时候。乡间的生活早已使他习惯了清心寡欲。至于另外的那件事情，他竭力尽可能地少去想着那个他痛恨的人。房屋平顶上淅沥的雨声陪伴着他。

对于一个监狱里的囚犯或者失去视力的人来说：时间仿佛沿着一道缓坡徐徐流下。阿雷东多在幽居期间，不止一次体会到那种几乎没有时间的时间。这所房子共有三个院子，第一个院子里有个水池，里面有只青蛙。阿雷东多从来没有想到这只青蛙所濒临的永恒的时间，就是他自己要寻找的时间。

日子越来越近，他又开始焦躁不安了。一天晚上，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上了街。一切事物似乎都不一样了，都变大了，他转过一个街角，看见灯光，走进一家酒店。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他要了一杯苦味朗姆酒。有几个兵士靠着木头柜台，正在高谈阔论。

“你们要知道，泄漏有关打仗的军事机密是绝对禁止的，”其中有一个说。“听听昨晚上发生的事吧，那会叫你们开心的。我们几个走过《理性报》门口，听见里面有个人公然违抗这条禁令，在那里夸夸其谈。我们立刻就冲了进去。报社里一片漆黑，可是我们还是胡乱地朝着那个说话的人打了一阵枪。我们打算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拖出去。等到一切平息下来后，我们便搜索那个人，不料找到的却是一架他们叫做留声机的机器。它自己会得说话。”

他们都哈哈大笑。“您觉得这样的推托怎么样，老乡？”那兵士问正在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的阿雷东多。阿雷东多保持着缄默。

这个身穿制服的人把脸凑近阿雷东多，说：“快！让我们听听您喊一声；我们国家的总统胡安·伊迪亚尔特·博尔达万岁！”

阿雷东多没有违抗。在嘲弄的欢呼声中，他好不容易向店门口走去。到了街上，他还受到了最后的侮辱。“恐惧心可不是傻瓜，”他听见他们在说，“它会把忿怒压下去的。”阿雷东多的行为象个懦夫，可是他明白自己并不是懦夫。他慢吞吞地走回家去。

8月25日到了。阿凡利诺·阿雷东多九点过一会儿才起床。他首先想到的是克拉拉，后来才想到这个日子已经到了。“终于不用再等待了。”于是他对自己说，“这个日子就是今天。”

他不慌不忙地刮着脸，在镜子里看见了他每天都是这副样子的脸。他挑了一条红领带，穿上最好的衣服。他很迟才吃午饭。阴沉的天空预示着要下毛毛细雨。他原来一直想这天的天空会是晴朗而蔚蓝的。他这是最后一次离开他这个潮湿的房间了，不禁感到一阵凄凉。在拱形的门道里，他碰见了克莱门蒂娜，就把剩下的几个比索都给了她。他看见五金商店高处的招牌上有彩色的钻石形图案，意思是那里出售油漆。他想到，他几乎有两个多月没有想到这家商店了。他向萨朗迪街走去。这天是假日，街上行人很少。

他到达阅兵广场时，钟打了三下。《感恩赞美诗》已经唱过。一群显要人物——政府官员，军队将领，以及教会人士——正从教堂的平缓的台阶上下来。一眼看去，那些高顶礼帽——有些还拿在手里——漂亮军服，金色缓带，闪光的兵器，绣花法衣，使人产生一种幻觉，好象这群人很多；实际上，最多不超过三十人。阿雷东多毫不害怕，心中只充满了一种肃穆的感觉。他问人家，哪一个是总统。

“您看见那个拿着牧杖戴着法冠的大主教吗，他旁边那个就是，”那人对他说。

阿雷东多拔出左轮手枪，就开了枪。伊迪亚尔特·博尔达往前踉跄了一两步，劈面倒下，清晰地说：“我中弹了！”

阿雷东多向当局自首。后来他招供说我是一个科洛拉多，一个红党，我为此而骄傲。我杀死了总统，因为他背叛并且玷污了我们的党。我跟我的朋友，我的未婚妻，全断绝了关系，免得连累他们。我不看报纸，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受了煽动。我声明这个正义的行动归我本人负责。现在——我接受裁判。”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形式上要复杂得多；我想象它也就是这样发生的。

沙之书

你的沙之绳……

——乔治·赫勃特

线由无数的点组成；面由无数的线组成；积由无数的面组成；超积由无数的积组成……不，毫无问题，这并不是——更加几何学地——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办法。要求真实，是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虚构故事的惯例。我的这一个故事，就是真实的。

我单身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尔格拉诺街四楼的一套公寓里。几个月前一天傍晚，我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个陌生人站在门外。他是个高个子，有一种难以描摹的容貌——或许是我的近视使我看来他的容貌是这样的。他穿一身灰色衣服，手里提着一只灰色衣箱，看来有种谦卑的模样。我立刻看出来，他是个外国人。起初，他使我觉得他已经年老；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他那稀疏的金黄头发弄错了；他的头发，有一种斯坎的纳维亚的味道，几乎是银白的。在我们不满一小时的交谈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从奥克纳群岛来的。

我请他进屋，让他坐。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一种忧郁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就象现在从我身上散发出来一样。

“我出售《圣经》，”他说。

我有点卖弄似地回答说：“在这套房子里，有好几本英文版的《圣经》，包括第一种——约翰·威克利夫的译本。我也有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译本，路德的译本——从文学观点讲，这个译本是最蹩脚的——还有一本拉丁文的译本。所以您瞧，我需要的恰恰不是《圣经》。”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不仅仅出售《圣经》。我可以给您看一本我在比卡内尔郊外得到的圣书。也许会使您有兴趣。”

他打开衣箱，把书拿出来放在桌上。这是一本布面八开本，无疑已经转过许多人的手。我仔细观察它，它那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惊讶。书脊上有这样的字：“圣书；下面是“孟买”。

“十九世纪的，大概是，”我指出。

“我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有考证过。”

我随手把书翻开，这种文字我不懂。书页都已磨损，排印很差，分成双栏，就象《圣经》那样。文字印得很密，而且按照着诗行的次序。书页的上角有阿拉伯数码。我注意到左首有一页的页码是（大约是）40514，而对面右首的一页却是999。我翻过一页；它的页码是个八位数；它上面有幅小小的插图，就象字典上惯常有的那样——用钢笔和墨水画的一只铁锚，仿佛是由一个小学生笨拙的手画的。

就在这时候，这个陌生人说：“仔细看看插图吧，您再也不会看见它了。”

我记下这个地方，合上书，然后立即再翻开来。我一页一页地寻找这幅画有铁锚的插图，再也没有找到。“这似乎是某种印度文的《圣经》译本，是不是？”我说着，以掩饰我的狼狈。

“不是，”他回答说；然后，似乎吐露给我一个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我是在平原外一个市镇上拿一把卢比和一本《圣经》换到这本书的。它的所有主不知道怎么读它。我怀疑他把书中之书看成护符了。他属于最低的种姓，没有一个人，除了其他不可接触的贱民，可以走在他的影子上而不受污染的。他告诉我，他这本书叫做沙之书，因为不论是书还是沙子，都没有开始或者结束。”

这个陌生人叫我找一找第一页。我把左手放在封面上，试着用拇指按住衬页，翻开来。毫无用处。我每试一次，总有好几页夹在封面和我的拇指之间。好象它们不断地从书中生长出来。

“现在找一找末一页。”

我又一次失败了。我用一种简直不象是我的声音，勉强咕哝了一句：“不可能这样。”

陌生人仍然压低声音说：“不可能这样，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本书书页的数目不多不少，是无限的。哪一页也不是第一页，哪一页也不是末一页。我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方法记数。也许是暗示一个无限系列的段落可以容纳任何数字吧。”

然后，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也许是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上。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也许是在时间的任何一点上。”

他的理论使我烦恼。“毫无疑问，您是个教徒吧？”我问他。

“是的，我是长老会教徒。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把上帝的教导给那个土著以换取他魔鬼的书的时候，我十分理智地肯定，我并没有欺骗他。”

我叫他放心，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我问他，他是不是正好路过世界的这个部分。他回答说，他打算几天之后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奧克纳群岛的一个苏格兰人。我对他说，我对苏格兰特别有好感，因为我喜欢史蒂文生和休谟。

“您是想说史蒂文生和罗比·彭斯吧。”他纠正说。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继续翻阅着这本无限的书。我假装无所谓地问：“您是打算把这本稀罕的东西送到不列颠博物馆去吧？”

“不。我是来送给您的，”他说，并为这本书要了一个相当高的价钱。

我老老实实地答复说，这样的一个价钱，我是出不起的。我开始想对策；过了一两分钟，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建议来个交换，”我说，“您是拿一把卢比和一本《圣经》换到这本书的。现在我拿我养老金支票上的钱——那是我刚去取来的，还有我的黑体字的威克利夫《圣经》——那是我祖传下来的，这两样跟您换。”

“黑体字的威克利夫《圣经》！”他喃喃地说。

我走进卧室，拿来了钱和《圣经》。他翻阅着这本《圣经》，怀着一个真正的藏书家的热诚研究扉页上的文字。

“这是笔好交易，”他说。

使我奇怪的是，他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在他走进我家时，就已经决定卖掉这本书了。他数也没数，就收起了钱。

我们谈起了印度，谈起了奥克纳，谈起了一度统治过奥克纳的挪威贵族。那人告辞的时候，天已黑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宇。

我想把这本沙之书放在书架上威克利夫空出来的地方，但是最后我决定把它藏在那套残缺的《一千零一夜》后面。我上了床，却睡不着。凌晨三四点钟，我打开灯。我拿出这本奇书，翻阅它的书页。在有一页上，我看见刻印的一个面具。书页上角有个页码，我已经记不得具体数字了，它们已升到九次方去了。

我不让人看见我的宝贝。在占有它的那种幸福之外，又加上了怕它被窃的恐惧，然后又担心它并非真正是无限的。这两种忧虑，增强了我原来的厌世感。我已经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了，现在连他们的面也不见了。我成了这本书的囚犯，几乎不再出门。我用一架放大镜研究了它磨损的书脊和封面之后，排除了任何巧妙伪造的可能性。那些小插图，我证实，相距有两千页。我开始在一本笔记本里按字母把它们记下来，不久就记满了。没有一张插图是重复出现的。每到晚上，在我的失眠症允许我断断续续睡着的少量时间里，我都梦见这一本书。

夏季过去了又回来，我逐渐发现这本书是可怕的。用眼睛看着这本书，用手拿着这本书的人，心里却在想我这个人倒不那么可怕，这种情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梦魇的对象，一件污秽的东西，污辱并沾染了现实本身。

我想到火，但是我怕一本无限的书在燃烧时也许同样是无限的，因而会使这个星球被烟所窒息。我想起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退休之前，我在墨西哥街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工作，那里藏书达九十万册。我知道那里进门右手有一道盘旋的梯子，通向下面的书库，里面放着书籍、地图和刊物。有一天，我到那里去，躲过了一个管理人员，不去注意离门多高多远，就让这本沙之书消失在地下书库的一个尘封的书架里了。

乔洽•赫勃特（1593-1633），英国教士、诗人。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罗比•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布莱克把老虎说成是明亮的火，说成是恶的永恒典型。然而我却欣赏切斯特顿的那句话；他给老虎下了个定义，说是，可怕的优美的象征。其他就没有别的话足以作为老虎的表征了。老虎这个形象，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我喜爱老虎。在孩提时，我就懂得在动物园的某个笼子前面逗留；对别的笼子，我就毫不在意。我在百科全书和自然史教科书里寻找老虎的图画。人家给我看《林莽之书》，书里说：歇尔汗，就是那只老虎，竟然是英雄的敌人，使我很不高兴。这种奇怪的喜爱，长期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一直生活在自相矛盾的两种愿望之中：既想当猎人，又想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直到不久之前——这日子好象很遥远，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我还平平静静地干我惯常的工作，在拉合尔大学过日子。我是西方逻辑学的教授，东方古玩的收藏家。逢到星期日，我就研究斯宾诺莎的著作。我应该说明，我是一个苏格兰人；可能是对老虎的喜爱，才使我被阿贝丁勒·旁遮普所吸引。那时候，我的生活平平常常，可是在梦中，却经常看见老虎（现在却满是别种形象了）。

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这些事情，现在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好象已经很遥远。然而，到了我忏悔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来的。

那是在1904年底，我在报纸上看到恒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这类动物的一个蓝色异种。后来又发布了一些电讯，证实这个消息，然而这些电讯就象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前后矛盾和破绽百出。这就使我原来的那种喜爱又活跃起来。我怀疑这里面有错误，可能是由于说明颜色的那种词汇往往模棱两可造成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过，在冰岛语里，埃塞俄比亚被叫做Bláand，意思是蓝色的土地，也可以解释为黑人的土地。那么所谓蓝色的老虎，很可能不过是一只黑豹而已。关于条纹，谁也没有提到。伦敦报纸发表的一张银色条纹的蓝老虎的照片，显然是假的。图画上的蓝色，我看更适用于画纹章，不象是真的。有一次做梦，我梦见了蓝老虎；这种蓝色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由于这个原因，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我知道，这种颜色近乎黑色，但是这个说明还不足以用来想象它的色调。

几个月之后，一个同事对我说，在离恒河很远的一个村子里，听人说起有蓝老虎。这个消息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知道那个地区老虎很少。于是我重新做起蓝老虎的梦来：它正在行走，在沙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就利用假期出发到那个村子去旅行；村子的名字——由于我后面将要说到的理由——我不愿意提起。

我到了那里，雨季已经过去。村子隐蔽在一座山丘脚下。这山丘看来相当宽，然而并不高。丛林离村子很近，威胁着它，看来阴森森的。吉卜林的某些作品里，一定写到了我冒险来到的这个村子，因为他的作品里面不仅有全部的印度，而且，从某种角度讲，还有整个的地球。我只要用一两句话提一下就足够了，一条深沟，上面有座摇摇晃晃的竹桥，勉强保护着这些茅屋。向南去，就是沼泽和稻田，还有一片洼地，一条混浊的河；河的名字我从来就不知道。然后，又是丛林。居民都是印度教徒。这个情况我已经预料到，使我很不喜欢。我从来跟穆斯林相处得很好，尽管我知道，在起源于犹太教的宗教中，伊斯兰教是最可怜的一种信仰。

我们都觉得：在印度，人们不停地繁殖。然而在这个村子里，我却觉得，不停地繁殖的是丛林，它几乎渗透到茅屋中间来了。

天气很闷热，到了晚上也不凉爽。

老人们对我说欢迎的话；我用含糊的应酬话跟他们交谈了几句。我已经说过，这个地方很穷；但是我明白，每一个人总是会觉得自己的家乡具备着某种独特之处。于是我夸奖这些可疑的茅屋，夸奖这些并不见得较为不可疑的食品；我还说，这个村子的名声，已经传到拉合尔去了。他们一听，脸就变了样子。我立刻直觉地感到我说了蠢话，将来要后悔。他们准是保守着一个秘密，不会跟一个陌生人分享这个秘密的。也许他们崇拜蓝老虎，把它作为一种信仰。我说的这句鲁莽的话，说不定已经觖犯了它。

我等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吃了米饭，喝了茶，谈起了我的话题。尽管有了昨天的事，我还是不明白，也不能够明白是什么道理，所有的人都呆呆地，几乎有些惊慌地看着我。但是我接着对他们说，我的目的，是捕捉这种毛色奇怪的猛兽，他们立即就轻松地听我讲起来。有人说，他曾经在丛林边上远远地看见过它。

半夜，人们把我叫醒。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栏里逃走了一只山羊，他去寻找的时候，看见一只蓝老虎在对岸的河边上。我心里想，新月的光，不允许他可能确定老虎的颜色。但是，所有的人都证实他说的情况；有几个原来没吭声的，也都说他们看见了。我们带着来福枪到了外面；我看见，或者自以为看见，有一个猫也似的影子，在丛林的阴暗里消失。他们没有找着那只山羊；把它叼走的那只猛兽，多半就是我的蓝老虎。他们郑重其事地指给我看一些脚迹，然而后来却证明什么也不是。

几夜之后，我才明白，这些假情况是一种老办法。跟丹尼尔·笛福一样，这个地方的人善于制造一些环境所需要的特征。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看见老虎，或者在南边的稻田里，或者在北边的灌木林里；然而不一会儿就会发现，那些看见的人已经被正常的怀疑弄昏了头。我到达的时刻，也总是一成不变地与老虎刚刚逃走的时刻恰好一致。他们总是指给我看一些脚印，一些破坏的痕迹，然而一个人的拳头是可以很方便地在地上印出一只老虎的假脚印的。有几次使用的证据是一条死狗。在一个月明的夜里，我们用一只山羊做诱饵，但是白白地一直守候到天亮。起初我想，这种每天重复的把戏，其目的是要把我耽搁在这里。因为我在这里，对村子有好处：他们现在不仅卖给我食物，还帮我做家务。为了证实我的猜想，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下游去寻找老虎。使我奇怪的是，他们都赞成我的决定。然而我马上发现，他们有一个秘密，所有的人都避着我。

我已经说过，那个林木茂密的山丘并不很高，村子就依傍在山脚下面；山顶上是一块台地。另一边，向着东北，连接着丛林。山坡并不险峻，因此有一天下午，我向他们建议攀上山去。我这句简单的话，竟然使他们大为吃惊。有一个惊呼说，山坡十分陡峭。一个年纪最老的严肃地说，我的意图不可能实现：山顶是神圣的，它有神奇的障碍阻挡着人们；谁要是以肉身践踏了它，就有可能见到神，就会发疯，就会瞎眼。

我就不再坚持，可是等到晚上，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的时候，我不声不响地溜出茅屋，登上了那片缓坡。它没有路，丛生的灌木妨碍着我。

月亮正在地平线上。我特别专注地看着一切事物，仿佛预感到这一天将是十分重要，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至今还记得那茂密叶簇的阴沉的，有时候几乎是乌黑的色调。天亮了，在丛林的整个范围内，没有一只鸟在叫。

攀登了二三十分钟后，我踏上了台地。用不着费力气去想象，这里的空气当然要比幽禁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清新得多。我得到证实，这里并不是它的顶巅，而仅仅是半山腰的一片平地；平地不太宽，丛林从山侧两边爬了上来。我感到自由；我待在村子里，似乎就象是蹲在监狱里一样。村里人想欺骗我，我不介意；我觉得他们基本上还都不过是孩子而已。

至于说到老虎……许多次的失败，消磨了我的好奇心和信心，但是我仍然以一种机械的动作寻找着它的脚印。

那里的土地是砂质的，满是裂缝。这些裂缝互相交叉，无疑并不深。在一条裂缝里，我认出了一种颜色。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我梦中的老虎的颜色。我也许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颜色；我仔仔细细地看着。裂缝里满是小石片，都一模一样，圆圆的，平平滑滑的，只有几厘米直径。它们的同一性，使它们看来象是人造的，就象一种筹码。

我弯下腰，把手伸进裂缝，拿出了几片石片。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振动。我把手放进右边的口袋，那里面有一把小剪子和阿拉哈巴德的一封信。这两样东西碰巧在我这个故事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回进茅屋，我脱下外衣，躺到床上，重新做老虎的梦。在梦里，我观察着这颜色，这是我刚才梦见的老虎和台地上小石片的颜色。太阳升起，照到我的脸上，我才醒来。我起了床。剪刀和信妨碍着我拿小石片。我抓了一把，觉得口袋里还剩有两三片。一种痒痒的感觉，一种轻微的激动，使我几乎感觉到手有点热。我摊开手掌，看见小石片有三四十片。我可以发誓，原来不会超过十片。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再去掏那剩下的几片。我没有准确地数一数，证实石片是不是繁殖了。于是我把石片堆成一堆，准备一片一片地数一遍。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却怎么也办不到。我牢牢地看定一片石片，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捡起来。明明捡起来的是一片，然而却是许多片。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发烧，就试了许多次，这个邪恶的奇迹也重复了许多次。我觉得双脚和小腹一阵发冷，膝盖不禁颤栗起来。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时间。

我眼晴望着别处，把小石片聚成一堆，统统抛到窗外。我以一种奇怪的轻松感，发现石片的数目已经缩小了。我把门紧紧关上，到床上躺下，仍然用原来一模一样的姿势，企图说服自己，刚才的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为了不去想小石片，为了避免有空闲的时间，我慢吞吞地一字一句高声背诵《伦理学》的八个定义和六条原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我有用。我正在用这种方法祛邪的时候，听见了敲门声。我本能地害怕他们发现我独自在大声说话，就开了门。

这是那个年龄最大的人：巴格文·达斯。他的出现，有一会儿似乎使我恢复到了惯常的生活。我们走了出去。我盼望小石片已经不见，然而小石片却正在地上。我已经不知道它有几个。

老人看看石片，又看看我。

“这些小石片不是这里的，是上面的，”他说，连声调都变得不象他原来的了。

“是的，”我回答他说。我还说，我是在台地上找到的。话里不是没有带点儿挑衅的意思，但是我立刻对自己这样地向他说明感到惭愧。

巴格文·达斯不理睬我，着了迷似地看着。我命令他捡起来；他不动。

现在我痛心地忏悔：当时我竟拔出手枪，大声重复了我的命令。

巴格文·达斯喃喃地说：

“我宁可胸脯吃颗子弹，也不愿手里有一片蓝色的小石片。”

“你是个懦夫，”我对他说。

我相信我总不会很早就死，然而我还是闭着眼睛，用左手把小石片攥了起来。我收起手枪，让石片落到右手的手掌里。石片的数目多了许多。

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习惯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还不如巴格文·达斯的话使我惊讶。

“这是会生殖的石片！”他喊起来，“现在它已经变成许多片，不过可能还会变的。它的形状象满月；它的蓝颜色只有梦里才看得见。我的祖先的祖先在说到这种小石片的能力的时候，真是没有撒谎啊。”

全村的人把我们围了起来。

我认为我是这个奇迹的神妙的占有者。当着惊骇万分的全体村民的面，我抓起小石片，把它们往上抛，让它们往下落，把它们抛散，看它们增加、繁殖，或者奇怪地缩减。

人们在诧异和恐惧的压迫下挤成一团。男人们把他们的女人拉出来看这个奇迹。有的人举起胳膊掩住脸，有的人紧闭着眼皮，但是谁也不敢碰一碰小石片。只有一个幸运的孩子，捡起小石片玩了一会儿。这时候，我觉得这种混乱的情况是对奇迹的亵渎。我就尽可能地把小石片收集起来，回进茅屋。

也许我是故意地把那一天的其他情况忘掉的，因为那是至今尚未结束的一连串倒楣事情开始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我记不起来了。傍晚，我怀念前一天的事。那一天并不特别幸福，跟别的日子一样，也被想老虎的顽固念头塞满了头脑。我想在没有以足够的力量武装自己之前，就以蓝老虎这个形象掩蔽我自己，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在我看来，蓝老虎并不比罗马人的黑天鹅更为有害；这种黑天鹅后来就在澳洲发现了。

我重读了我从前的笔记，证实我自己犯了个重大的错误。我是被那种既好又坏的、被可恶地叫做心理描写文学的习惯引上歧路的。不知怎的，我想恢复关于我的发现的记载。因为坚持这些小石片的怪异特性，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要是有人对我说，月亮上有独角兽，我会同意或者反对这种说法，或者保留我的意见，然而我能够想象这种独角兽。相反，如果有人对我说，月亮上的六只或七只独角兽，也许是三只，我立刻就会断定这是不可能的。知道三加一等于四的人，用不着数钱，数指头，数棋子，或者数铅笔予以证实。他只要知道，那就够了。他不可能设想另一种数。有的数学家证明三加一等于四的重复；这也不过是表示四的另一种方式而已。至于我，亚历山大·克雷奇，在全世界的全部人类之中，我有幸竟然发现了与人类头脑的基本原则恰好相反的唯一的东西。

起初，我很怕发疯，过了一些时候之后，我觉得我宁可发疯；我个人的幻觉，要比这个充满混乱的宇宙好象无足轻重得多。如果三加一可能等于二或者等于十四，其理由就是疯癫。

在那个时候，我养成了一个梦见小石片的习惯。由于这梦并不是每晚都有，因而使我又有了一个盼望的机会；用不着多久，盼望就变成了恐惧。梦总是多多少少相同，从一开头就预示了可怕的结局。先是一道栏杆和一些铁梯，盘旋着下降。然后是一间地窖或者一连串地窖，又由另一些一节节的短梯往下沉，沉到铁匠铺，锁匠铺，沉到地牢，沼泽。在最底下，在期待着的裂缝里，就是那些小石片，也就是贝埃莫特或者利未坦，《圣经》里那种表示上帝不合情理的野兽。我浑身战栗着醒来，而那些小石片则就在抽屉里，准备繁殖或者缩减。

人们对待我的态度可不同了。我已经摸到了他们叫做蓝老虎的小石片的某些神性，然而他们因此也知道我亵渎了山巅而有罪。在晚上的任何时候，在白天的任何时候，神会给我以惩罚。他们还不敢攻击我，或者谴责我的行为，但是我注意到，现在他们都变得卑躬屈节，非常危险。那个玩过小石片的孩子已经不见了。我怕毒药或者背后来的匕首正在等着我。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逃离了这个村子。我觉得村里所有的人都在窥视着我；我的逃跑，使他们去掉了一个重担。自从那天早晨以后，他们谁也不愿意再看一看小石片。

我回到拉合尔，口袋里装着那把小石片。我书房里书籍满架的亲切气氛，并没有给予我所要寻求的轻松之感。我觉得在这个星球上，总是存在着那个可厌的村子，那个丛林，那个上面有台地的荆棘丛生的山坡，台地上有一道道的裂缝，裂缝里有小石片。我的梦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和了，繁殖了。村子就是石片，丛林就是沼泽，沼泽就是丛林。

我避开了我的朋友；我怕我克服不了向他们显示这个可怕奇迹的诱惑。它会把人类的科学埋葬的。

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我在有一些石片上刻下十字形的记号，放回到其他石片一起。经过一两次变化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尽管石片的数量有所增加。我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试验：把一个缺边的石片用锉刀锉成半月形，它也同样消失了。我又用锥子在一些石片中间打一个眼，又进行了一次试验，也从此消失不见了。有一天，那些有十字的小石片从去的地方又回来了。这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它吸收石片，过了一段时间又让石片一个个地回来，这是根据一种不可思议的规律呢，还是服从于一种超人的权威？

数学开始产生时，有一种对数序的热爱；现在，这同样的热爱促使我从这一个数学的怪现象中也去寻找数序。这一个数学的怪现象，就是这些会繁殖的疯狂的小石片。我想从小石片无法预见的变化中发现出一个规律。我日以继夜地把小石片的变化进行统计。我还保存着那段日子里的一些笔记本，里面徒劳地记满了数字。我的程序是这样的，我用眼睛把小石片数一遍，记下数字；然后把它分成两把，扔到桌子上，再计算这两把有多少，记下来。然后，又从头再来一遍。小石片就象轮盘赌的秘密图形一样，没法找到它的数序。它的总数最多时，达到四一九。最少时，是三。有一个时候，我期待着，或者说我害怕小石片会消失。稍稍经过试验，我证实，一片石片如果与其他石片隔离，就不可能增殖或者消失。当然，加、减、乘、除这四种计算方法都没法用得上；小石片蔑视数学和概率性的计算。四十片小石片可能被除，得商数九；九又被除，却可能得三百。我也不知道小石片有多重。我没有天平，但是我可以确定，它的份量始终如一，而且很轻；它的颜色也始终是那种蓝色。

这些工作帮助着我，使我不至于发疯。在拨弄这些摧毁了数学的小石片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希腊人的石块，那是人类最初的数字，后来形成了各种语言中“计算”这个词。我对自己说，数学自有它的来历，现在却在小石片上遭到了结束。要是毕达哥拉斯曾经使用过这些……

一个月之后，我明白这个紊乱的结是解不开的了。这些无法驯服的小石片就在这里，小石片那无穷无尽的诱惑，使我想触摸它们，想重新感觉那种痒痒，想把它们扔掉，想看着它们繁殖还是缩减，想数数它们是双数还是单数。后来，我害怕別的东西也会传染上，特别是我的不断地在拨弄小石片的手指头。

连着几天，我在心里强迫自己不断地想这些小石片。因为我知道，忘掉它们只能是暂时的，而重新发现我在痛苦，又使我难以忍受。

2月10日晚上，我睡不着。我走了一大段路，直到将近黎明，进了瓦齐汗清真寺的大门。这时候，天光还没有使色彩显露。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进到寺里，心里想，上帝和安拉不过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物的两种不同名称而已，于是我就高声祈求“他”为我解脱这个重负。我一动不动，等待着答复。

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是我身边有声音在说：“我已经来了。”

我旁边是一个乞丐。他在微光中解开缠头。他的眼睛暗淡无光，他的脸色青绿发黄，他的胡子灰中带白，他的个子不高不矮。

他向我伸出手，对我说起话来，声音始终很低：

“给点儿施舍吧，穷人的保护者。”

我摸摸口袋，回答他：

“我一个钱也没有。”

“你有很多，”他答复说。

我右边的口袋里就是那些小石片。我拿出一片，让它落到空空的手掌里。我连一点声音也没听到。

“得把所有的都给我，”他对我说，“给了所有的，就是什么也没有给。”

我明白了，对他说：

“我要你知道，我的施舍也许是可怕的。”

他答复我说：

“说不定这是我唯一能够接受的施舍。我有罪孽。”

我让所有的小石片都落进这只凹陷的手掌里。好象落到海底里一样，连最轻微的声音都没有。

后来，他对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的施舍是什么。可是我的施舍才真是可怕的。它留在你的身边，跟白天、黑夜、智慧、习惯、世界，一起留在你的身边。”

我没有听见瞎眼乞丐离去的脚步声，也没有看见他在黎明中消逝。

吉柏特•凯斯•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英国作家吉卜林（1865-1936）所著的短篇小说集。

阿拉伯式的姓名，意即：旁遮普的阿贝丁人，指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1847-1934）。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40、41章。中译本《旧约》译作河马、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