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战争的原因

〔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时殷弘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原因/〔澳〕布莱内著,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5831-5

Ⅰ.战…　Ⅱ.①布…②时…　Ⅲ.战争理论-研究　Ⅳ.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26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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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战争的原因

〔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时殷弘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31-51

2011年　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1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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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元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8年版译出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Causes of War, 3rdedition by Geoffery Blainey.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s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The Author has asserted the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去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殷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第三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篇　和平之谜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二篇　战争网络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一

二

三

四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七章　战争日历

一

二

三

四

第八章　力量算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篇　难以捉摸的好战者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四篇　战争的多种形态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结　　论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十八章　战争、和平与中立

当前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中的谬误

关于原因的一个框架

战争模式

缩　写　语

注　　释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第七章　战争日历

第八章　力量算盘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参考文献选录

索　　引

第三版前言

在本书出版往后的15年里,它似乎已成了就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而论被特别广泛地援引的书籍之一。我从讨论中学到了许多。我尤其接受这么一项批评:本书极少提供关于核战争的直接评论,同时它假定从骑兵时代以来,战争的原因依然基本如故。我依然相信战争的原因,甚至战争的性质尚未被核武器的问世急剧改变。在书末新添的一章内,我论辩而非像先前那样请人接受一个论断,即在国际关系中,1945年以来的岁月里连续甚于断裂。另一方面,我已从我早先关于未来核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长短的看法后退。在第一版内,我过于强调“在核时代一场全面战争——如果它爆发的话——大概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尽管我仍旧将一场漫长的核战争视作可能,但我并不认为按照现存证据它更有可能旷日持久而非为时短暂:漫长的和短暂的核战争都是可能的。

本书第一版的某些批评者论辩道,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的行为和预期很可否定其主要结论之一,因而否定我的论说的整个框架。与此相似,1942年新加坡陷落前夕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预期被某些人说成与我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辩截然相反。因此,我仔细地考察了这些事件,并且为回应批评,从日本与其最终对手之一澳大利亚的视野写了一则详细的故事,一直导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则故事见于本书的一个在1977年刊行的澳大利亚简装版,它的一个稍加减缩的形态作为第16章见于本版。

本书的论辩依存于它那些互相吻合的结论。有如一座建筑的框架,只需一根主梁脱位或倾覆,整座大厦便轰然倒塌。我相信,这座大厦仍然屹立如初;而且,论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16章和论说核时代的第17章全都契合初版的框架。

杰弗里·布莱内

1987年6月于墨尔本大学

第一版前言

本书基于对170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国际战争的一番概览。它论辩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有着一向被忽视的富有启迪的模式和线索。由于本书更像一部知识性探究故事而非叙事史,因而这前言眼下可以(如果希望如此)被忽视,并被当作一篇结语来读。

分析战争就是进入一个业已充斥种种根深蒂固的前提假设的领域,它们都是关于国家为何打仗的。在此领域内,彼此矛盾的观念看来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成百上千的书籍和文章提出它们各自的解释而无视其他解释。在历史学家——他们比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其他学科的成员就战争写得更多——中间,大多数争论围绕特定战争的详细原因,而非围绕较宽泛的前提假设。关于战争的某些广为流行的一般论断从未得到辩论。它们被出自本能地拒绝或接受,因为它们违背或符合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容忍对战争的不正确解释就是阻碍探寻更好的解释。本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迫使彼此矛盾的战争理论彼此面对,互争高下,或至少迫使它们面对证据。在那些看来受损或被毁的解释中间,有着起初令我确信的东西。

本书第一部分指出关于和平的流行解释包含的弱点。书的第二部分审视在决定一国立意打仗或不打仗方面通常显要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的总的影响在题为“力量算盘”的一章里得到概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赞誉、谴责和派性如何产生种种误导人的战争理论。因为,下述命题差不多成了教条,那就是每场战争都必须完全或主要归咎于一国或一国内的一个集团,而这教条反映在关于越南战争之缘由的徒劳无益的国际辩论中。相反,战争与和平是一种关系的互相交替的各阶段,在其中彼此敌对的国家必须被视作一对。认识这关系,就会损伤某些最有影响的战争理论,连同某些最为流行的往昔战争意象:例如这看来损伤了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解释,俄国对资本主义乃战争制造者的强调,还有核武器问世以来已变得流行的事故性战争理论。

本书的第四部分试图回答关于“战争诸形态”的种种问题。什么使得两国之间的仇杀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什么因素造就与两国战争大为不同的全面战争或世界战争?什么因素趋于使战争为时或长或短?关于这些问题在任何地方已发表的文字皆属凤毛麟角,然而其中每个问题都与那更广泛的问题即什么导致战争与和平紧密相关。为何某些战争旷日持久而另一些战争为时短暂:这一被忽视了的谜乃是战争与和平之谜的核心。例如,探究为何某些战争仅仅持续一个月,无非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终止了战争的影响因素;概览什么终止了战争当然就是审视那些招致了和平的影响因素;而审视和平的缘由本质上就是将战争的缘由颠倒过来。本书的最后部分提出一项激进的结论,即战争的开始、战争的延续、战争的结束以及和平时期的延续或缩短全都有同一个因果框架。同一个解释框架和同一些因素在理解战争与和平之链的每个环节上都至关紧要。

这些环节中间,最富有启迪的大概是和平的发生;它甚至提供了洞察战争原因的启示。乍看来,这提法似乎显得荒唐,但它无非是下述说法的另一种方式,即战争变为和平本质上是和平变为战争的反转。导致国家不再彼此交战的原因在解释国家为何开始彼此交战方面必定是适切的。和平的发生大抵遭到那些研究战争原因的人忽视;然而,它较少受到扭曲性的宣传和激情的影响,因而较容易予以分析。

本书的结论之一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导向理解战争的根本线索。核武器并未急剧改变国际关系。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的每一代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独一无二,因而不可能从往昔学到什么;然而,他们的信念被证明是错的。虽然每一场战争和每一代战争方式都有非同寻常或独特无双的特征,但类似的因素看来占上风。审视一长串战争和多个和平时代有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发现在核时代被广泛持有的观点和论辩大多有其老祖宗。然而,考察1700至1970年期间的大量战争的主要好处,在于一般命题和假设能容易得到检验。这么一种检验很少被应用。[1]甚至一个在战争原因探究上花费了百万美元的研究基金会,也往往喜欢钓取历史实例,将其当作它的理论的“例解”。

最后要就定义说几句。在史事叙述中,从头到尾“战争”与“和平”皆指国际的战争与和平。内战只是在它们显得影响了国际战争的时候才得到讨论。不过,有时内战与国际战争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虽然1861至1865年在北美打的战争人称美国内战,但假如搞分裂的南部邦联获胜,它就不会被如此命名。由于它作为两个主权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而开始,其中每个都有从总统到司法部门和军队在内的全套政府机器,因而我宁可将它归类为国际战争。正如要将国际战争与内战区分开来并非总是容易,要界定和平何时结束和战争何时开始亦非从无困难。1963至1966年的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冲突既可被称作一场微型战争,也可被称作一个被扰乱的和平时期;然而,740人死亡表明,它或许应被称作一场小战争。对一个定义而非另一个定义的偏好并不显得影响我的论辩路径。

本书内容涵盖的地域也未清楚地予以界定。假如像最初打算的那样限于欧洲的战争,它本会简明些,然而不将北美、中国、日本和许多欧洲殖民地考虑进来,就不可能分析在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书中讨论的第一场战争,是1700年瑞典跨越狭窄海域侵入丹麦。被谈及的最后一场战争是1971年在孟加拉湾顶部的印度入侵。在这两端之间有过近乎100场战争,它们在时空上广为分散,但大有共性可言。

在就此主题劳作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就有机会讨论本书内提出的种种论点(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某些未经提出的论点)而言,我感谢K．S．英格利斯、F．B．史密斯和在堪培拉的沃伦·伦农中校,也感谢在墨尔本大学的马克斯·查尔斯沃思、J．P．福格蒂、R．D．弗里曼、A．霍加尔特、P．琼森、D．F．麦凯、D．E．肯尼迪、J．R．波因特、J．雷蒙伊和A．G．汤普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阿瑟·伯恩斯阅读了大多数章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加慷慨的鼓励,它们难能可贵。

我也感谢墨尔本大学贝利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从即刻翻译一页俄文资料到购买不见于澳大利亚的绝版书;感谢J．埃德加夫人,她打字誊写了手稿;感谢《历史研究》编委会,因为它允许再次发表第5章,该章大部分于1971年10月载于该刊。

杰弗里·布莱内

1972年2月于墨尔本大学

【注释】

[1]许多广泛的检验将在20世纪70年代由梅尔文·斯莫尔和J．戴维·辛格之类学者加以应用。这句话在1973年是个公允的评论,但在1987年不是。

第一篇　和平之谜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一

在每一千页就战争原因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谈论和平原因的不到一页。然而,战争原因与和平原因在逻辑上应当是彼此衔接的。关于欧洲为何和平的解释不足将导致关于欧洲为何打仗的解释不足。对战争的正确诊断将反映在对和平的正确诊断中。

研究国际和平的一个障碍或许在于一个广泛持有的前提假设,即它是正常状态。然而,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有才华的美国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一度曾忙于计算某些欧洲主要国家花费在战争上的年数。他发现,他的出生地俄国在先前一千年里只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在其他每个为期25年的时期里,她都缠身于起码一场对外战争。他估计,自公元901年往后,俄国每一百年里就有46年在打仗。对那些评论道“我一向认为俄国人特别好战”的人来说,索罗金的考察并不令人宽慰。他发现自征服者威廉往后,英国每一百年里有56年在欧洲或热带地区的某处打仗。西班牙经历了甚至更多战争岁月。[1]

缺乏对和平原因的详细分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历史学家们来说,这是个强有力的原因。他们通常囿于可得的证据;在研究事件时,他们大为依赖传承下来的外交文件、回忆录、报纸、小册子和其他书写或刊印记录。这些记录所以被造就出来,只是因为一名政治家、军人或旁观者持有某一他希望传达的看法或新闻。每项记录都倾向于契合它的作者的新闻观,就如20世纪的日报那样。由于战争比和平更具新闻价值,因而这些记录表面上就战争原因说的远多于和平原因。然而,和平记录像战争记录一样广泛。它们只是不那么明显。任何说明战争原因的古旧文件据其蕴意也必然说明和平原因。任何讨论一场和平地结束了的国际危机的文件既是战争之镜,也是和平之镜。尽管如此,仍然容易理解为什么和平往往显得是一个了无新闻的真空,一个为之很少有必要解释的边缘领域。

历史学家对和平的解释在现代集中于19世纪。该世纪里,两个漫长的时期是显著和平的。一个从滑铁卢战役延至1848年诸场短暂的战争,或延至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个和平时期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延至该世纪终了,虽然最通常的看法是将这一漫长的和平的终结定在1914年。因而,每个和平时期都延续大约一代人时间。或许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历史上的每场战争都被赋有其名,无论其延续多么短暂,或其后果多么轻微,然而这些漫长的和平时期一向全无被公认的名称。

这些和平时期并非全无战争。它们的战争——与其他时期的战争相反——无非发生较少,为时较短,而且难得是在强国之间。然而,在大多数当代观察家眼里,这些时期非常和平,而且它们激发起确信的预言,即一个国际和平千年盛世将最终到来。是什么使得这两个时期如此和平?几位有才华的学者提供了答案。他们的解释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解释往往是大胆的泛论,论说他们所相信的在晚近几个世纪的许多时期里促进了和平的那些条件。

二

刘易斯·F．理查森是数以千计为和平奋斗的教友会信徒之一;他自己的奋斗在于探寻和平的原因。他1881年出生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后在剑桥大学攻读科学,为一些开采泥煤和制造电灯的公司进行研究,成为一些大学和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年作为气象学者专注于预测气候的神秘工作。他心怀好奇,想目睹战斗前线,但又害怕会看到人们被杀,因而参加了一个教友会救护车队,在西线照料受伤了的法国步兵。在那里,他撰写了他关于战争的第一本书,于1919年自己花钱将其出版。即使他将这著作改编成戏剧,并聘其侄子拉尔夫·理查森爵士演出该剧,他也只会吸引一小部分观众。他的书题为《战争数理心理学》。

理查森乐观地认为,如果学者们做出一种系统的战争研究,他们就可以发现可贵的线索去探知战争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许多业余时间,连同他在以后的大部分岁月,都被投入了战争研究。作为一名数学家,他认为每逢可能,精确的计量都应当应用于社会科学。他勤奋不已(直至71岁时在苏格兰去世为止),拣选、计算和度量战争与其可能的原因。他的演算有许多在他死后发表于一本书里,该书题为《致命争斗的统计学》。

刘易斯·理查森精选了关于1820至1949年间战争的种种有用的否定性论断。或许他的最迷人的考察是那些挑战流行观念的。与长久以来鼓吹一种普世语言会减少国家间误解的热衷分子相反,理查森无法找到统计证据去提示说同一种语言的国家更有可能和平相处;英语国家彼此交战, 德语国家彼此交战。与另一个流行的前提假设相反,贫富鸿沟“在这一时期里似乎影响甚微”。因此,任何仅靠国家间均贫富的国际和平计划乃是赌博。他也不认为在其宗教相同时,国家间关系必然改善,除非它们共有的宗教是儒教。

理查森的肯定性论断之一,在于战争一定意义上有如一种深刻的心理疾病。这疾病的一个通常疗法不幸是战争本身。他提出,“一场漫长和严酷的兵戎较量将免疫力赋予大多数经历了它的人们”。然而,十年或二十年后这免疫力消退,下一代人很可能热烈地投入战争。他回忆起1920年代在伦敦的一段岁月,当时关于战争的书籍不受欢迎,而他认为战争免疫力在减弱的一个可悲的迹象,是1929年埃里希·雷马克的畅销书《西线无战事》销量跃增。他还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约五年里,背包徒步旅行的做法不再时髦,或许因为它使人想起步兵操练。当徒步旅行背包重新变得被人们喜爱时,那是个可悲的预兆。

理查森的厌战证据似乎出自一背包的个人印象,而非出自他那么经常地从事的数学调研;然而,他的观点的种种表现形态亦为许多敏锐的观察家所共有。英国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1926年告诫说,人们似乎在战争热情与厌战情绪之间缓慢地来回摇摆:“不能因为相当多的欧洲人在1926年厌恨战争,就推断他们曾在1914年厌恨战争,或他们将在1964年厌恨之。”可以理解,许多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年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情绪很可能与此相似。无疑,对滑铁卢战役后欧洲长期和平的一种最流行的解释是精疲力竭或疲倦厌烦。

厌战理论由阿诺尔德·J．汤因比教授在1945年大加拉伸——甚至拉伸到了断裂地步,那是在他很有胆量的《历史研究》一书第九卷内。有如刘易斯·理查森,他属于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成年的一代;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英国代表团的一名年轻成员,他见到了对一场战争的厌倦态度,而仅在5年前曾有那么多欧洲人兴高采烈地投身其中。

汤因比相信,他能够发现一种跨世纪反复盘旋的战争与和平循环,它平均而言在几乎不长于100年的时间里走完其整圈。在每一圈循环里,紧接一场全面战争,依先后次序有一段和平喘息期、一批增补性战争、一段和平间歇期,最后是另一场全面战争。一个整圈于1815至1914年期间见于欧洲,但它是否见于前一个世纪非常可疑。尽管如此,在汤因比眼里有这一模式,而且或许可以根据一种较强形态的厌战理论得到解释。按照他的“暂拟的心理解释”,像拿破仑战争那样的一场全面战争将如此深刻的印象烙在心灵和精神上面,以致人们不愿将此经验加之于自己的子女。因此,就一代人而言,强有力的制约阻碍了战争到来。然后,生长于和平之中的下一代人少有忧虑地跃入一系列战争,例如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普法战争那一批,但仍然受对战争的残存的反感制约,那是他们的父辈传下来的。这些战争因而延续不长,不久便由一段和平时期接续。然而,慢慢地对战争破坏的记忆完全消亡,留下生长于和平之中的一代人,他们最终开始了一场激烈残酷和不受约束的世界大战。反过来,这大战养育了对战争持有如此反感的一代,以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随后到来。

汤因比教授的理论之宏大广阔值得赞誉,但或许他对自己的厌战韵律期望太甚。他的理论隐含地告诫我们留神那些长久地享有和平的地区:留神瑞典和加那利群岛!还可以说,他的理论缺乏佐证。他怎么知道人们厌倦战争?因为存在一段漫长的和平。

同样难以觉察出1800年以前有任何像是战争与和平循环的东西,并且显而易见这种循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不定。汤因比本人困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竟在这么一个时候到来:其时按照他的理论,对战争的心理免疫应当依旧强劲。至少他试图面对这一两难;他承认,要么他的理论失灵,要么人性必定已变。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在类似的困境中那样,他坚决维护自己的理论。他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某种与人性相悖的事情”。

要拒绝汤因比的理论,不一定需要摒弃一个较为节制的观念,即厌战心理在某些历史时期里是促进和平的力量之一。即使那时,这观念也必须仔细地加以审视。厌战心理往往被视为滑铁卢战役之后长期和平的一个根本要素,然而欧洲从19世纪70年代起有一段同样漫长的和平时期,却无显示国务活动家和老百姓厌倦战争的类似征象。某些历史学家那么强调厌战心理是滑铁卢战役之后长期和平的促进因素,以至于他们在谈到第二段漫长的和平时期时匆匆掠过而不提供一个解释。他们的万能钥匙未能打开这个谜箱,他们便舍弃谜箱保留钥匙。

往前进至1918至1939年的脆弱的和平,厌战征状便不胜枚举。然而,大可争辩对战争的厌倦是否到头来促进了和平。如果厌战心理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绥靖雨伞上的伞辐之一,如果它是助长了希特勒信心的英法态势的构成成分,它就不能被称作一个和平因素。

厌战理论通常将国家视作个人的人格化:德国疲惫厌烦,或法国精疲力竭。可是,男男女女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反应方式因人而异,因战而异。亲历过英国在18世纪打的某些最漫长的战争,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抱怨道:“在大帝国境内,住在首都的人们,还有住在远离战地的各省的人们,许多都恐惧出自战争的任何不便,同时却怡然欢享从报纸上读到他们本国舰队和陆军的武功胜绩。”他接着悲哀地说:“他们大都不满和平重新到来,那令这娱乐一去不返,并且终止千百种想象中的征土拓疆和国家荣光希望。”甚至在拿破仑战争——夹着短暂的间歇持续了23年的战争——结束时,一个人也无法确信谁厌倦了。在英伦三岛,那些在战时赚了高额利润的农场主和制造商可能较少厌倦战争而较多厌倦随后的和平。在法国,当这场战争看似结束时,拿破仑·波拿巴1815年出人意外地从他短暂被囚的厄尔巴岛返回,对此全国各地的反应并非疲惫厌倦的无动于衷;他迅速汇集了足够的兵员,将战争打到滑铁卢。与此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紧随长期内战,抗日战争接踵而来;当日本人于1945年撤出时,厌战理论显然预示中国将长久和平。如果说有哪个国家被20年战争搞得精疲力竭,那就是中国。然而,内战重新爆发,直到在1949年共产党人赢得中国大陆为止没有停息。

战争热情或厌战心理并无简单的、可预见的效应。例如,厌战心理既能增大战争的可能,又在别的时候能增大和平的可能。尽管如此,这些变化着的态度值得在任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晚近战争的记忆不仅影响领导人的看法,也影响若无其支持就无法打任何战争的千百万人的看法。任何国家开战或停战的决定都基于一幅图景,即那场战争或那个和平将是怎样的;在影响这图景的许多因素中,有一个是关于往昔战争或往昔和平时期的变动不已和色彩浓重的记忆。

三

也许,一段漫长的和平时期反映了存在强健的泄口,尚武精力和好战野心得以发泄消散。有时人们感到,欧洲国家犹如蒸汽发动机。在某些年代里,各国富有剩余蒸汽,爆发为战争,而在别的年代里,所有可得的蒸汽都需要被用于和平的追求。“人们太忙于致富,没有时间打仗”,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各国将自己的精力转用于国内增长和工业扩展”,第二位历史学家写道。工业化,第三位历史学家写道,“吸收了否则可能已被用于国际冲突的能量”。对第四位历史学家来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一座危险的剩余能量气锅:

众权势国家一起挤在狭小局促的欧洲大陆上,在其僵硬刻板和人为做作的结构之内,巨大的正在被激发起来的现代文明能量(人口剧增仅是其征象之一)无法找到一个广阔和适当的,诸如盎格鲁-撒克逊空间提供了的那种活动场所。因此,这些能量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被压抑,寻求在革命或战争中获得发泄口。

美国这一巨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空间不仅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提供了出口,也在1861至1865年间为或许60万军人提供了坟场:这是对上述论辩的一记小打击。

“迅速增长着的人口这一巨大能量”,第五位历史学家写道,“正在对全球的经济征服中找到充裕的出口。”他见到19世纪中叶一个和平能量沸腾奔突的世界。“淘金热、铁路建造、铲除个别坏人之斗争、蒸汽动力舰队之装配、动力机器之用于战胜沼泽和沙漠:这些令人总是那么忙碌,以至他们几乎全无时间去考虑组织起来彼此厮杀。”后来,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力似乎衰减下来。“依凭19和20世纪之交由物质成功提供的愈益增长的安逸,人们有了更多可随意掌控的空闲时间。他们不能抗拒一种诱惑,那就是用恐惧和仇恨的梦魇和表述去填充它。”

以上便是一种谬误的战争理论的例子。各国是因为百无聊赖或游手好闲而在街头扭打格斗的少年;如果各国忙碌于事,它们就能被保持免干恶行。这一理论的某些版本差不多暗示,废除在矿山和工厂的14小时轮班制实乃灾难。该理论的大多数版本假设一国有如一个人,长着一双手,因而只是忍着困难她才能同时从事两种活动。然而,美国在1960年代后期能够同时将人送上月球静海和越南海岸,而且仍有精力剩下来从事种族骚乱、工业扩张以及到处可见的室内静坐抗议和谈情说爱聚会。即使在19世纪,人们也能在其本国置身战争之际忙着致富,而且有些人正是因为其本国置身战争才变富。美国人挖金子、筑铁路、灭坏人,却仍有时间“去考虑组织起来彼此厮杀”,在成为该世纪最致命的战争——美国内战中彼此厮杀。在它的某些变形上,这一谬误的理论是对战争的一种经济解释:它提出蓬勃繁荣趋于养育和平,经济逆境则养育战争。事实看来否定这一假设,但在经济状况与战争之间似乎确实有一种至关紧要的联系;它将在“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一章里得到讨论。

四

这谬误的解释假定,各国拥有一种固定的精力或能量储存,它交替地被输入和平追求和好战追求。一个较为悲观的解释示意,各国有一种变得好战的持续不息的倾向。因而,当政府从事或害怕国内冲突时,漫长的国际和平时期便趋于到来。在剑桥撰写他那长达千页的书《拿破仑往后的欧洲》时,戴维·汤姆森博士注意到滑铁卢战役以后的40年经历了远为更多的革命而非战争。他提出,或许“革命起了一种战争的替代物的作用”。作为额外增添,他给这谬误的理论加上了一点东西:“国内敌人与境外敌人相比看来更直接更危险,内战吸收了以后将被转入好斗的民族主义事业的好战精神。”

该解释引起了一个直接的困难。在漫长的和平期间,暴风雨最甚的年头是1848年。从圣彼得堡到苏格兰,君主和卑微的公民们公认那是大动乱的一年。正如一名苏格兰绅士在给身处远方塔斯马尼亚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得那样:“自滑铁卢的硝烟消散以来,从未发生像1848年的事件那么重要的事态。当今混乱不堪,未来神秘莫测。”甚至在苏格兰,远离那么多大陆城市的街头战斗,许多虔信者也在预言“某种巨变——即使不是末日——近在咫尺”,几年之内“为王的基督将现身尘世”。这位苏格兰写信人并非狂热者之一;他只是这么一年的世间情绪的一名敏锐的观察者:这一年在他心里的标志是“帝国崩溃,政府倒台,王国混乱,无法无天”。假如国内动乱确实减小国际战争的可能,1848和1849年就本不应有国际战争。相反,那时有四场战争,其中每一场都出自国内冲突。确实,一个人可以提出欧洲长期和平终止于1848年,而非终止于5年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汤姆森博士在提出革命可能是战争的一个替代物时,注意到一个漫长的国际和平时期多有国内冲突;他未提供任何别的证据。由于1870年代肇始的第二个欧洲和平长时期可惊异地没有革命,因而他的提法必须谨慎对待。

对19世纪和平的另一种解释主要指向强有力的国务活动家的影响。第一个时期里英国的帕默斯顿据说一向是和平缔造者,第二个时期里德国的俾斯麦据说也如此。在他们漫长的任职生涯的某些阶段,帕默斯顿和俾斯麦很可能是和平缔造者,但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只能对照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去衡量。他们作为国务活动家锻造国家间和平链环的能力有赖于他们环境的可延展性, 其程度至少像依赖他们操持锻锤的技能一样。不仅如此,他们的技能有赖于他们本国提供何种锻锤;帕默斯顿得到世上最强大的海军支持,俾斯麦的后盾则是最强大的陆军。因此,至关紧要的是探询他们的影响有多少来自他们的个性和政策,有多少来自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有多少来自他们的优越的军事后盾。

在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发生方面,领导人的知识、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目的至关紧要。只有在被选因素影响了那些必须决定是战是和的领导人的头脑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笼统断言才是成立的。与此同时,在当前的知识状况下,挑出某些领导人,将他们当作伟大的和平缔造者或者罪恶的战争祸首,通常不过是猜测。要评估反常者——无论是帕默斯顿还是希特勒——的影响,就需要了解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势下通常怎样行事。在下面许多章节里,关于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证据被间接地陈列出来。

五

某些历史学家论辩19世纪里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对保持和平贡献良多,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论辩伟大的思想保持了和平。后一种论辩的一位编织者是约翰·乌尔里克·内夫。“在一段短短几周的时间里”,他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的士兵受训。”然而,停战使他免于离开美国去参加“那些大屠杀”,相反他成了一名经济史学家,研究英国采煤业的兴起,然后研究1540 至1640年那个世纪的狂暴不安的经济生活。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宗教战争的那个遥远世纪的激烈动乱令他寻思战争与和平的更广泛原因。他问道,什么原因能帮助解释“我出生时候看来流行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间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和平状态和绅士风度”?他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几个月提出这问题,并且恰逢美国加入朝鲜战争之际完成了他的回答。

内夫教授将思想和物质两方面的影响编织进那么精致的一挂地毯,以致从他的论辩中援引话句等于冒着从地毯抽取绒线的危险。他争辩说,崇高的理想维持了和平:“使得1815年往后的和平超过单纯休战的大体上是文化、习惯、法律和风格,它们一直在欧洲演进,并且在18世纪伟大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强健的和富有影响的表达。”在他看来,和平得到许多影响力的襄助, 它们从英国的新式警察部队到《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之类书籍。因而,主要靠“争取普遍和平和文化”的广泛运动,欺凌弱小的好战者被逐出国际社会。一个越来越供得起破坏性战争的世纪和平得令人吃惊。可叹的是,一旦这些和平的文化影响开始让位于好战影响,便没有什么留下来阻止由愈益高明的技术才能提供的强大火炮和巨型巡洋舰。毁坏的惨烈的20世纪战争因而来临。在根本上,此即内夫的和平理论。

绘制一个文明的变化着的价值观图谱要求非凡的才能。内夫拥有这些才能;或许,在追踪文艺复兴往后岁月里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方面,从未有任何著作家如此灵巧娴熟。然而,如果内夫坚持认为在1815至1914年间一种爱好和平的文化抑制了战争,那么他如何能解释在这期间中段的一批战争?为什么思想和道德的制约未能阻止1848年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墨西哥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和三次普鲁士战争?内夫的理论不能恰当地说明为什么同一个世纪的一个时期相对和平,另一个时期却充斥严重的战争。

内夫的大胆的理论还必须通过另一项考验。如果对暴力和仇恨的道德与思想的制约确实强劲有力,足以抑制国际战争,它们就必定也有力得足以抑制内战。内夫相信它们足够有力。他提出,从滑铁卢战役到美国南北方萨姆特之战的46年殊为独特,其间相对而言既无国际战争,又无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暴力、海盗行为和差不多每一种罪行”。然而,难以承认他的美德纯白时代。它事实上有那么多内战和革命污斑,以致如前所述,汤姆森博士被引得提出国内动乱减少了那个时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

六

或许,一场以温和的和约结束的战争更有可能造就持久和平。于是,若干历史学家赞誉在1814和1815年塑造了巴黎条约和维也纳条约的人们,将其称颂为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的创建者。尽管如此,有如一位饶有见识的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这赞誉不能过头,因为在1814至1815年的诸项重要决定中间,有许多迅速地被事态漩涡改变了。相反,该世纪的第二个和平时期是紧随一项常被认为严苛和惩罚性的条约之后。虽然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取走的领土和黄金后来被挑出来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原因,但有益的是回想起1871年的严苛条约还标志着一个显然长久的和平时期开始。

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被认为最具灾难性影响的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凡尔赛条约。对凡尔赛条约的影响的强调颇具迷惑力。它在20年后由另一场世界大战接续的事实部分地解释了对该条约的责难。这责难是两方面的:某些人指责该条约之严苛,另一些人却怪罪该条约的经济效应。1920年代初在中欧的火箭飙升似的通货膨胀,连同1930年代初的世界大萧条,经常被归咎于战胜国在凡尔赛做的经济决定。凡尔赛条约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世界的经济大破坏是个棘手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提出,向德国索取的巨额战争赔偿只是加剧了一种已经危险的国际形势。1920 年代和1930年代的经济病患主要反映了胜利者聚会于法国前已经发生的事态或趋势:1914年前就存在的那种脆弱的资本主义;为处理货币体系所需的经济政治知识寥寥无几;战争对经济状况和经济态度的影响;战争期间金融支配之迅速从伦敦转至纽约。

这些论辩中的某些在《和约的经济后果》里得到了强调或暗示,那是1919年问世的一本雄辩有力的书,鼓励了凡尔赛对以后20年的国际关系有关键性影响这一信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疲惫地从巴黎和会返回,其后两个月精力勃发疾撰此书,用他惊人的文学和思想才能强调施加于德国的经济惩罚很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他还强调,一项健全的和约必不可少,因为经济预兆已经如此令人沮丧。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一直将世界上每个港口和工厂连接起来的买卖和借贷的网络精致脆弱。因而,一项拉紧该网络的任何绳索的和约殊为危险。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的畅销书若干年后变得与一种不同的音讯相连。有如许多大胆的预言,它由以后的事态发展决定它在大众记忆中的风貌。由于凯恩斯就经济危险作了警告,又由于这危险已经显现,和约就越来越被指责为要对这危险负责。在他的书不再被阅读之后,被记住的只是书名:《和约的经济后果》。事实上,凯恩斯指出,大多数“后果”在1919年以前已经存在。而且确实,他的更著名的书、在1936年改写了经济学的一个巨大领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其种种未予明言的隐义,其中之一便是即使一项宽宏大量的凡尔赛条约,也可能避免不了一场世界性萧条,避免不了随之萧条而来的某些政治事件。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约之严苛还被说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原因。假如这论辩成立,那么人们本会预期听到对1945年强加于德国的条款的更有力谴责。因为,德国在1945年以后可能受到的惩处要比1918年以后受到的惩处严厉得多。在长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德国一直被外国部队占领。德意志帝国的旧心脏地区普鲁士诸省被从德国主要领土割离出去。而且,传统的首都柏林被肢解,被筑墙分隔,有时还被围困。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诸德国的战争赔偿较轻,而另一方面,流入德国的美国贷款超过了1920年代从德国索取的战争赔款。

18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温和的和约。近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同意,18世纪的战争难得以对战败者强加惩罚性条款告终。不幸的是,一项宽容的和约通常快得惊人地继之以另一场战争。也许最温和的和约是在1748年,在为时9年的战争结束之际,但到1756年差不多半个欧洲陷入了七年战争。欧洲国家打的殖民战争也未证实严苛的和平条款迅速激起报复性战争这一观念。

人们愿意相信慷慨的和平条款产生一种红利,即国际善意。实际情况可能是它们很少产生红利,原因无非是它们难得被应用。当一场战争以宽容的条款结束时,那通常是因为胜者并非强得足以强加严厉的条款。尽管如此,分量可观的证据表明一项严厉的和约更有可能延长和平;而且,有强有力的原因说明为何情况应当显得是如此。一项严苛的条约大都是一场以决定性胜利告终的战争的结果。后面将指出,决定性的胜利倾向于促进较为经久的和平。

【注释】

[1]用这些数字去衡量不同国家的好战性或尚武性是危险的。如索罗金本人指出的那样,应当审慎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数字并未将大战争与小战争区分开来,或将仅仅持续几个月的战争与打了多年的战争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与只面对一个邻邦的国家相比,一个与多个别国接壤的国家,或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更有可能从事战争。不过,他的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战争一向比通常相信的更为频繁。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一

为何19世纪享有长得非凡的和平时期?这谜并未使某些发达的头脑困惑不解。他们相信,智识演进和商业进步正在减轻那些引起了许多早先的战争的人类误解和怨懑。这一理论的信奉者通常是民主派人士,他们持有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虽然他们在法国出现得比在英国早,但他们变得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而且他们的精神家园或许就是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它向地球上每个角落输出棉制品和自由贸易哲学。

曼彻斯特的信徒们相信,天堂是个国际市场。他们赞成货物和思想的国际流动,支持创立引导这流动的体制,主张废除阻碍它的体制。他们论辩说,各国现在通过商业变得比通过征服更富。它们的福利现在靠理性的讨论而非靠威胁得到加强。和平的堡垒是那些促进思想和商品交换的体制和发明:议会、国际会议、大众新闻、义务教育、公共阅览室、一便士邮票、铁路、海底电缆电报、三烟囱远洋轮船和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

随着滑铁卢战役而来的漫长和平愈益被解释成商品和思想之国际流动的结果。“是某种超出偶然的东西,在将商业自由确立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同一个时代,使人类注意力转向每一种国际问题。”理查德·科布登——曼彻斯特商人和世界公民——的早先传记作者之一如此写道。同一个观念的种种变型由许多人共同持有:罗伯特·皮尔爵士,威廉·格莱斯顿,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众多经济学家、诗人和学者,还有英国女王的丈夫“好人阿尔伯特”。他主持1851年在伦敦新的水晶宫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将一个观念大众化了,那就是和平节日与贸易集市实乃同义。水晶宫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和平节。

在那座由玻璃和钢铁建造的宫殿里,火车头和电报设备不仅被赞颂为机械奇迹;它们还是和平信使和大同工具。1850年跨英吉利海峡铺设电报电缆,它被当作一条水下友谊纽带受到了欢迎。1858年蜿蜒穿越大西洋底的对铺电缆彼此接合,此乃兄弟情谊的又一庆典,而第一份跨洋底拍发的电文不啻和平宣言:“欧洲和美洲由电报通讯合为一体。仰望苍穹,光辉尊荣归于上帝,足立大地,和平善意沐浴众生。”这条和平电缆不久就突然折断,因而不能传送次年法国与奥地利开战的新闻,或1861年美国被战争撕成两半的消息。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是电报、铁路和汽船在有力地促进和平这一观念的众多有影响的预言家之一。他是一位富有的伦敦年轻单身汉,1850年代时在他硕大的伦敦图书馆天窗下研读文籍, 用有力的散文体撰写一部巨型概览,纵观种种据他想来正在使欧洲文明化的因素。作为一位曾在和平宫与欧洲冠军们比试的富有才华的棋手,巴克尔认为人世间事服从差不多如同棋规一样清晰明确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弥漫于他的著述。《英国文明史》第一卷于1857年面世,第二卷于1861年刊行,它们被数以千计的英国读者囫囵吞枣一味贪读,还以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匈牙利文和希伯来文版本出版,而且四次被译成俄文。

巴克尔的主题之一是好战精神在西欧的衰微。作为一名自由思想家,他不是将这衰微归因于道德因素,而是归因于知识演进和智力活动进步。火药的发明使从军打仗成了很少数人的专业行为,而非许多人的临时活动,从而为和平的追求释放了人才。与此相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概是曾被人写出过的最重要的书籍”——已经想出了一个观念并使之流行于世,那就是一国在其商业政策使其邻国富裕而非贫困时获利最多:作为通往商业繁荣之路,自由贸易已取代战争和咄咄逼人的重商主义。巴克尔论辩说,新的商业精神正在使各国互相依赖,而旧精神过去一直使它们互相交战。

正如商业现在将各个国家联结起来,汽船和铁路则将各国人民联结起来:“接触越多”,巴克尔论辩说,“就越尊重”。法国人和英国人抑制了他们的民族偏见,因为他们已变得互相了解,而且他相信没有什么比铁路和汽船起了更大的作用去增进他们的友谊。有如他以他清晰明白和滔滔不绝的散文断言的那样,“每一条被铺设的新铁路,每一艘跨海峡的新汽船,都是维护漫长和不破的和平的新保障,这和平40年里已将地球上两个最文明国家的命运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巴克尔认为, 出国旅行是所有教育中最伟大的教育,也是对和平的有力促进;正是在他1862年游历于大马士革附近时,他得了令他丧命的伤寒症。

许多读者必定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显著损伤了巴克尔的论辩,即好战精神正在欧洲衰微。战火在克里米亚狂燃之际,恰逢巴克尔编写其书该章之时;他预见到这种批评,并迎头预作反驳:

我们现在从事的大较量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由文明国家的互相冲突的利益造成,而是由欧洲现在剩下的两个最野蛮君主国即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破裂产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社会实际状况来说很有特征的是,一段长得史无前例的和平并非像先前的和平被毁坏那样,毁于两个文明国家间的争斗,而是毁于不文明的俄国人侵犯更不文明的土耳其人。

巴克尔仍然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他的文明英雄法国和英国欢欣鼓舞地参加了野蛮人的战争。他简单地对此作了解释。它们的军队出发前往遥远的克里米亚是它们文明的表现。法国和英国,他写道,“拔剑出鞘不是为自私目的,而是为捍卫文明世界免遭野蛮的敌人的侵犯。”

巴克尔生命末年在美国开始的破坏性的内战本应是对其理论的一记打击。然而相反,它似乎鼓舞了他的支持者。他们将这场战争解释成对野蛮和奴隶制这野蛮惯例的又一次神圣征讨。在为时四年的战争结束时,一位爱尔兰经济学家J．E．凯恩斯教授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重申“现代文明的所有主要潮流”都在不变地沿和平方向奔腾。他认为,北方在战争期间争取外国同情的方式是个征候,显示国际事务中公众舆论的愈益增长的力量。他相信,开明的公众舆论正在主要来自自由商业的扩展、铁路和汽船以及现代语言学习。亨利·托马斯·巴克尔本会赞同对现代语言的强调;他会讲19种现代语言。

无知和误解是战争种子的观念激起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一种国际语言将滋养和平——只要这选中了的语言被涤除了民族主义。1880年,一位南德教士J．M．施莱尔发表了一种他自己发明的中性语言,称之为沃拉卜克语(Volapük)。它以流言般的速度传播到每个文明国度,10年内据称有了100万学习者。1889年,283家沃拉卜克学会的代表云集巴黎,甚至大会餐桌旁的侍者也能将下属宣言译成沃拉卜克语:

我爱全世界我的所有人类同胞,特别是那些相信沃拉卜克语是民族联合的最伟大手段之一的有教养的同胞。

当时,与之竞争的民族联合语言世界语问世才两年。它的发明者、一位叫柴门霍甫的俄国医生来自一个各族长期争斗的地区,在那里波兰语、德语、意第绪语和俄语皆被使用;他相信,他的世界语将缓解族际不和。然而,没过多久,世界语和沃拉卜克语的许多支持者们就在互相争斗了。甚至沃拉卜克语的信徒们也发觉,他们的普世语言不一定导致和谐。他们在一场关于语法的争吵后分裂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时间里,有着大量告诫,即曼彻斯特福音并非颠扑不破。和平的工具本身——铁路、国际运河、汽船和提货单——明显地见于某些战争的背景之中。苏伊士运河是一条非凡的国际交换动脉,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法两国有强烈的兴趣要控制它;假如没有这条运河,是否会有1882年的埃及战争就令人怀疑。跨西伯利亚铁路是个伟大的建设成就、欧亚之间的有力联结,但若没有这条铁路,是否能有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便大有疑问。这不是说这些新的商业动脉导致了那两场战争;然而,它们肯定例解了作下述假定的风险,那就是凡将各国牵在一起的就是和平手段。对它的许多信奉者来说,曼彻斯特教义是个信条,因而相反的证据被置之不理。

二

由于无知和误解被视为和平之敌,更多的理解渠道便显然必要。它们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半个世纪。1870年代里出现了组织邮政、电报、版权和度量衡的国际机构,连同两个彼此竞争的国际法学会。1880年代,国际议会联盟诞生,在其中许多不同国家的议会的成员希望促进一个观念:仲裁应当支配国际关系。在1889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亦即代表们用沃拉卜克语点咖啡和面包卷的那个大会的举行场所,兴起于许多国家的和平协会现在已强得足以组织它们的首次国际大会。在随后20年里,它们举行了17次这样的大会。甚至政府们也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主持了1899年在海牙的集会,它未能就暂停军备竞赛达成协议,但在许多别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包括一项禁止从气球投放爆炸物和发射火药弹的决定。第一次会议使24国聚集于海牙,1907年的会议则集合了44国。国家领导人的这些会议足够成功,以至养育了一种广泛的希望,希望计划于1917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可能使仲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成为战争的有效替代。

货币激励有助于和平正成为规范的想法大众化。为论说国际和平维持方式的最佳文章发放50镑奖金或金质大奖章,它们促进了西方世界几十个城市里的大众竞赛。这主意被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进一步发展,他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并且制造这些将在战场上增多死亡和减少污染的无烟火药。诺贝尔1896年在里维埃拉去世,将他的很大部分财产遗赠为设立褒奖国际成就的五项常设奖金:三项科学奖,一项文学奖,还有一项国际兄弟情谊服务奖。其时,他的奖赏反映了知识疆界与和平疆界并行拓展的信念。

横越曼彻斯特、华盛顿、海牙和海德公园的这一伟大征伐有其信仰,即进步和人类之善。它的理想主义——以及它的碑铭——可以在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读到,其中关于和平的释文出自一位国际法权威托马斯·巴克利爵士笔下。他在下院代表兰开夏的纺织城镇布莱克本,那是自由交流和棉织衣衫乃和平号角这一信条的根据地。在世界所曾知道的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爆发以前三年,巴克利满怀信心地预言兄弟情谊行将支配世界。他欣喜地写道,在美洲大陆“正迅速取得朝向实现一个观念的进展,那就是战争能够通过消除其原因和发展维护和平的积极方法而被废除。”他赞扬美国率先弘扬“和平乃人类正常状态”的思想。甚至数百万平民被征入伍、在和平时期服役于巨型军队的欧洲大陆,也展现了大有希望的征兆,因为被征士兵既受训扛枪作战,也受训承担民事。德国,巴克利说,已教导其被征士兵除了服从还要思考。同样,他相信操练大厅和周末露营已帮助曾经那么好战的法国成了欧洲最爱和平的国家。他断定:“大陆上的黩武主义从而已变得与那些导致理性支配的因素紧密相连。”国际会议和国际协定愈见增多,要求和平和致力和平的舆论愈益高涨,他由此大受鼓舞,预言战争的原因将最终被消除:“在进步的各国人民中间,战争正在开始被认为只是对各国为促进其国内福利所需的人类和谐与和睦的一种偶尔的扰动。”

三年后,当世界危机召唤这些进步的人民站出来接受点名时,成千上万的人站了出来,并被征召入伍。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似乎那么残破不堪,以致《大英百科全书》第12版内关于“和平”的释文是一篇谈论战胜国如何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惩罚战败国的长篇文章。

三

假如国外旅行、世界商业网络、民主讨论、双语使用、奥林匹克竞技会、世界语和其他许多因素确实养育了和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可悲的事故。在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旅行、开会、度假或工作。假如巴克尔、J．E．凯恩斯和“好人阿尔伯特”活着瞥见1914年6月满载乘客的跨海峡汽船和国际卧铺客车,或者假如他们听见德国矿泉旅馆或里维埃拉旅馆里喋喋不休的各国话语声,或者读到被组织在那个夏天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会名清单,或看到曼彻斯特和圣彼得堡的运河岸边的德国货仓库,他们就很可能会预言欧洲将有一个和平的秋天。

一场持续四年并将世界上近乎所有“文明”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与神圣征伐者们的所有前提假定都截然相反。诚然,他们大多预料迈向国际和平的进展可能遭遇间或的挫折。在千年盛世到来以前,可能不得不打针对野蛮人和专制统治者的战争。确实,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一边、俄国和塞尔维亚为另一边去打,对千年盛世的信仰就会较少受到动摇。这样一场战争可以被看作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重演,从而被解释为一场对野蛮人的战争。可是,对有教养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要将对德国的战争解释为只是一场对无知和不文明者的战争却更为困难,因为1914年的德国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和灿烂群星般的众多当代大智者的祖国。另一方面,德国自由派人士至少有一种思想满足,即俄国沙皇是他们正在与之战斗的一个敌人;然而,他们的另一个敌人是法国,那在某些人眼里乃文明之灯。

分裂了欧洲的这场战争包含一项特殊的讽刺。假如这场战争的时间长度和惨烈程度被预见到,那么在1914年维持和平的努力本将有力得多,而且本可能成功。然而,1914年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及其随从者为何未能想象到一场持久战争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笃信文明大潮的稳定奔流,那在和平的19世纪期间看来业已扩展。人们广泛相信,1914年的大战将为时短暂,部分地是因为如果它开始造就混乱的话,文明舆论就会转而反战。上亿欧洲人愿意容忍混乱、屠杀和仇恨气氛,对那些笃信文明的人来说是又一惊讶。

尽管有一场世界大战造成的震惊,曼彻斯特教义的各种形态依然存活下去。的确,对于仅仅20年后又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教义可能要负部分责任。德国的军事复兴使得原因复杂化了, 但在那许多原因中间,人们能够觉察出曼彻斯特标记。

没有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自愿或勉强的同意,德国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复兴。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容许德国复兴。由于它们自己受到大洋保护,它们就倾向于对欧洲内部的威胁掉以轻心;由于它们是民主国家,它们便易于在和平年代防务开支足够方面遭遇麻烦,因为对岁入的其他需要更有说服力。一个安全的岛状民主国家当然是曼彻斯特教义的天堂;它关于人性的乐观看法和对过头武力的不信任感反映了它本土环境的安全。

在英美两国的乐观主义的一个标志,是又一场世界大战简直全无可能这一广泛信念。“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曾是1914至1918年在这些民主国家流行的口号之一,而在这口号逐渐不闻于演说家之口和逐渐不见于征召布告牌以后,这观念依然长久留存。在上次战争的某些主要战胜国中间,世界不会再度经历那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的预言助成了对军备的忽略。大概同样在英国,还有一项最深入的信念,即国联将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有效替代;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国联在一定意义上是下院、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和昔日自由贸易征伐的后代。在英国,与官方看法相比,公众舆论更倾向于期望从国联获益,甚于它能够给出的。这被误置的信仰间接地帮助了德国人恢复他们在欧洲的讨价还价地位,因为在各场危机期间国联证明羸弱无力。同样在英国,1920年代里对军备的广泛不信任不止是一场重大战争后的正常反应;它反映了军备竞赛是上次战争的一大原因这一信念。人们论辩说,大战经误解而来临;它是一场没人想要的战争。在我想来很不正确的对1914年的这种解释,与曼彻斯特教义的乐观主义原则两相匹配。而且,由于它在英国被广泛相信,它影响了未来的事态。就1930年代的部分时段而言,它也是对英国政府与德国重整军备比赛的能力的一个制约:人们相信,再次步入军备竞赛就是危及和平,比忽略军备更危及和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曼彻斯特教义影响欧洲的种种方式只代表了绳索中的一股线,这绳索将德国从她被强加的1919年的羸弱提升到她在1939年的强大状态,然而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股线。

在19世纪,所有各种色调的曼彻斯特教义更受公众舆论喜爱,甚于被掌权的内阁青睐。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在白厅强劲有力。曼彻斯特成了白厅的主人,即使它化身为一位伯明翰前市长。内维尔·张伯伦,1937至1940年的英国首相,现在经常被看作一名幼稚天真的个人主义者,违背英国传统的怪人,然而他代表了英国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传统之一。虽然他在重新武装英国,但他并非主要相信军备。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只对武力或威胁作反应的邪恶的世界,而是一个理性人的世界,这些人回应善意、回应磋商。他相信,大多数现代战争是误解或怨艾的结果。因此,对战争原因有理性的疗法。由于他认为德国不公正地遭受了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虐待,因而他准备本着让步将维持和平的信念做出让步。他急于赶赴德国——而非将德国召到英国,相信会议桌是唯一理智的战场。他相信希特勒会呼应理性的磋商和绥靖;1938年时许多英国人也是如此。

假如曼彻斯特教义的这些富有才华的早期预言家能够见到张伯伦——在1938年9月的捷克危机期间——登上即将把他载往巴伐利亚去会见希特勒的飞机,他们就会将航空飞行欢呼为和平的最新信使。假如他们得知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德文翻译就会见了希特勒,他们或许就会猜测谈话是以世界语还是以沃拉卜克语进行。当张伯伦1938年9月30日从唐宁街10号窗口向外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似乎曾经存在过的每张邮票、每本双语词典、每张火车时刻表、每个贸易博览会、每届和平大会、每项奥林匹克比赛、每本旅游手册和每封国际电报都被光荣地证明是正当的。事后来看,一年后战争的爆发似乎标志了绥靖政策的失败和告终,然而这政策依然存活。首次英国对德空袭是投撒传单。

四

曼彻斯特城有它作为象征的那种和平理论的许多碑铭。当你走进维多利亚火车站时,你见到一座纪念碑,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兰开夏和约克郡铁路之员工”。那是许多欧洲铁路之一(这些铁路用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话说乃“维护那漫长不断的和平的新保障”),其战争纪念碑刻有差不多1500个姓名。在城市另一头,在自由贸易与和平似乎同义时候建筑的自由贸易大厅内,一块墙上装饰板显示起初的大厅“已毁于1940年12月22日夜里的敌人空袭”。在很短距离外,1970年秋天有一幅街头招贴宣告:

勿售武器。销毁之。

乐观主义的和平理论依然广泛留存。在美国国内,它弥漫于对越南战争的很大部分批评。在西方世界内部,它昭然可见于期望促进与俄国和中国的友好接触会立竿见影的思想流派。它渗透在许多据此富国援助穷国的计划里。它弥漫于一大批运动和冒险事业,从奥林匹克竞技、扶轮国际和通信卫星,到国际观光业与和平组织。不管这教义是依据关于人类行为的对的还是错的前提假设,它仍然影响国际关系。短期而论,它是一项文明化的影响因素。然而,它实际上是促进了和平还是促进了战争则大可争议。如果它依据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原因的错误的笼统论断,它在促进和平方面的影响就很可能有限,而且确实偶然。不仅如此,如果它由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激励,但只触及国际关系的表面而非内核,结果就将单薄贫乏。

在靠那么多19世纪才华人士塑造和流行的和平理论中,缺了某种东西。一个人可以提出,它像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其他解释那样,多多依赖同时性。那些生活于滑铁卢战役后三代时间里的人们对漫长的和平感到惊讶,到正在同时发生的事态中去找解释。[1]他们注意到,国际和平与工业化、蒸汽引擎、国外旅行、更自由更强劲的商业和知识进步同时。当他们见到这些变迁能依以促进和平的种种特殊方式时,他们便断定这同时性是因果性。他们忽视了欧洲经历过的早先(即使较短)的和平时期,那时欧洲没有蒸汽列车,工厂极少,无知盛行,商业受限。他们对1848至1871年期间多场欧洲战争的解释也站不住脚。那些战争相对短暂,而在他们看来,滑铁卢战役后一个世纪里大多数战争之短暂证明欧洲的好战精神在衰微。相反,一个人可以争辩说,大多数这些战争所以短暂不是因为文明化的制约,而是因为非同寻常的政治状况和新蹬技术因素,它们是和平哲学家们没有仔细考察的。如果说对战争的忽视导致他们犯错,那么尽管如此他们的看法仍然是对那些忽视了和平的战争研究的一种重大反应。

被欢呼为19世纪和平原因的种种变迁,大多更可能是和平的效应。思想、人员和商品之易于跨国际边界流动恰是和平的效应,虽然反过来这流动可能有助于和平。与此类似,对人性的乐观评估和关于文明正在取胜的观念得到了19世纪之相对和平的襄助。假如战争较为长久和更具破坏性,这乐观主义就不会那么繁盛。在一定意义上,曼彻斯特和平理论有如江湖郎中的诊断:牧人健康,只是因为他们有红润的脸颊,因而治疗一个病了的牧人的办法是燃烫他的脸颊。

难以找到国家间较密切的接触促进和平的证据。将国家彼此连在一起的快速通讯不一定促进和平:无可争辩的是,过去三个世纪里大多数战争是由彼此毗邻的国家——而非彼此远离的国家——打的。内战的频繁粉碎了一种简单观念,即多有共性的人们将保持和平相处。甚至作为曼彻斯特教义多数版本之特征的理想主义情调,也不能被轻易地当作是一种有利于和平的影响因素,原因或许是这教义在实践中并不理想主义。因而,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对德国的让步无疑部分地受德国愈益增强的实力影响;不仅如此,他的让步所以不那么理想主义,还因为它们主要靠的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

结论看来无可置疑:曼彻斯特教义不可能是一种战争与和平理论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甚至无法确信它强调的那些影响因素是否实际上促进和平甚于促进战争。

肯尼思·博尔丁,一位辉煌地筑起了桥梁去横跨分隔各知识领域的鸿沟的英美经济学家,曾做了一项观察,那间接地阐明了曼彻斯特手足情谊的两难困境。“威胁体系”,博尔丁写道,“是政治的基础,正如交换体系是经济学的基础。”曼彻斯特理想主义者们强调交换,同时将威胁的重要性最小化。他们相信人类含有比邪恶多得多的美善,因而认为在一个看来愈益文明化了的世界上,威胁正在成为不必要的。确实,他们认为威胁是个正在瓦解的旧秩序的残暴标志。他们鄙视公开的或被掩饰的威胁,将它当作是他们敌人的武器。因此,他们反对显然依靠武力和威胁的沙皇和独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反对奴隶制、农奴制、黩武主义和严苛的惩罚法规。而且,他们最反对地狱观念,因为地狱是个威胁。

他们未认识到——或许我们也未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依赖威胁和武力,即使它们比专制国家较多掩饰和较为间歇性。他们未认识到思想自由和商业自由在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最有保障,而这两个国家经济上强大,并且得到大洋保护免遭外国入侵威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所以喜爱民主的政府形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洋提供的军事安全。过去两个世纪里,当英国偶尔受到一个强大的敌人威胁时,它就暂时放弃自己的不少民主程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和战时内阁大概拥有像18世纪专制者一样大的权力。曼彻斯特教义错误地认为,国际事务迅将全不费力地重演在几个幸运国度的国内事务中昭然可见的种种成就。

欢呼那似乎正在稳步迈向国际和平神坛的拜神行列,曼彻斯特教义的信徒们见到了手持火炬者的明亮光焰,却未见到在那后面行进着手持利剑者的密集方阵。

五

著名的19世纪和平时期仍然是个谜。即使作为一种和平解释的片断,至此讨论过的各项因素也是不成立的。强有力的国务活动家,人道的文化观念或温和的和平条约,或者商业和知识的扩散:凡此种种,其和平影响看来被大大夸张了。国际和平同样无法被部分地解释成国内冲突、繁荣或某些其他安全阀的间接效应。至此,只有一个片断——厌战观念——有长处,而且即使这个片断,在它契合证据以前也必须经过砍凿。由于一项和平解释间接地就是一项战争解释,关于战争原因的流行知识就必定深深地嵌有神话和迷信。

【注释】

[1]同样,对1945年以来欧洲相对和平的一种解释——核武器的影响——看来往往依赖同时性。

第二篇　战争网络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一

或许,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所以一直未找到首尾连贯的模式,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它们不存在。许多历史学家反感似是而非的笼统断言,论辩说每场战争和每个和平时期的原因都各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寻求强有力的模式就是寻求海市蜃楼。然而,过去三个世纪里战争的爆发透露出反复发生的线索,它们指明了战争的原因和同样的和平的原因。一个被遮盖了的线索——对理解战争来说关键的线索——在于乐观看法:国家领导人怀抱乐观看法发动了大多数战争。

二

1914年8月1日星期六,欧洲遍布流言。在伦敦的饭馆里,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的侍者们领取其薪酬,随后匆忙赶往海峡各港口。在柏林和莱比锡,许多英国家庭中止度假,搭上离开德国的列车。在海上,客轮接到无线电警报,要它们改变航线驶往友好港口。从巴黎到圣彼得堡,报社外面挤满了人,等着看行将张贴的公报或将捆扎入市的号外。

在一场将比任何先前的战争杀死更多士兵和卷入更多国家的战争爆发前夕,有一个安慰被人相信。人们预言,正在到来的战争将为时短暂。战斗可能持续三个月,或者兴许六个月。因而,极少有欧洲国务活动家能预见到这场行将开始的悲剧的规模。当第一批国家正式互相宣战时,它们并非在自觉地宣告后来被称作1914至1918年战争的那个事件由此发端。它们不过是宣告自己怀抱希望地相信将是1914年战争或——倘若最坏情况发生——1914至1915年战争从此开始。对那些认识到战争虽将为时短暂但殊为可怕的领导人来说,有一项甚至更大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胜利。两大同盟都预期得胜。

8月1日上午,在德国联邦议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神情凝重地透露德国已向俄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不期望有答复:他预见到德国所曾打过的牺牲最大的战争。“如果铁骰子现在要被抛滚,那就愿上帝帮助我们。”

战争是一场赌博,同时也是一场博弈,而在这场博弈中德国领导人相信自己是能手。战争开始前不到三个月,冯·毛奇大将私下向奥地利参谋总长勾勒了战争的可能进程:“我们希望在作战开始后的六周内与法国完事,或者至少进至我们能将主要兵力调往东线的地步”,在那里与规模巨大的俄国军队搏斗。宣战前一天,在柏林的巴伐利亚总理冯·莱兴费尔德伯爵私下写道,德国胜利的征兆非常见好——即使英国参战反对德国。那天晚上8点钟,恰在他像往常那样去“布里斯托尔”饭店进餐之前,他与他在慕尼黑的政府通电话,透露说参谋本部“指望能在四周内征服法国”。两天后他报告说,柏林军界十足自信,即使德国和奥地利“将面对整个世界”。贝特曼·霍尔韦格怀抱同样的信心,认为战争至多在四个月内就会结束。另一方面,德国的盟友奥地利帝国显得不那么兴奋。其领导人并不预料德奥失败,但在一个人能够判断的限度内,他们缺乏速胜信心。他们明白自己是中欧乐队的第二小提琴手。

德国在战争第一个月里穿越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进军速度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即德国部队将回家过圣诞节。德国外交大臣现在确定,请求意大利参战全无道理:其援助不在所需之列。在战争第六个星期里,贝特曼·霍尔韦格认为敌人迅将求和。德国推进的停止和战争之锁定在数百英里堑壕内很快就倾覆了胜利时间表,然而信心仍有时像气泡一般鼓起。1915年2月4日,当战争进入它的第七个月时,德国宣布自己正在环英伦三岛设置封锁,使用潜艇作为突袭海军舰只和商船的武器。德国当时仅有21艘潜艇在北海,但其海军参谋长巴赫曼海军上将如此确信潜艇击沉英国依赖的商船的能力,以致他预言英国将惊恐不堪,并在六周内投降。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已经缺乏某些原料,而且正准备面包限额配给和在烤房内使用土豆粉。她没有为一场现已持续了半年的战争做足准备,更不用说一场时间等于这八倍长的战争了。

在伦敦,多数大臣也预期一场短暂的战争。海军大臣、机敏的军事研究者温斯顿·丘吉尔认为,大量证据提示一场虽然可怕但为时短暂的战争。他早在1911年就预言,英国海军将使德国的工厂和仓库得不到原料,并且“将起作用于已经背上巨大的战争日常成本负担的德国信贷和财政”。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同意这看法。1914年6月丘吉尔断言,英国的油料储存——为正在停止燃煤的战舰所必需——足以挺过一场现代战争的关键时期,或许还足以挺过整个战争。由于在英国海港岸边的油罐既不大,也不多,因而前提假定是战争为时短暂。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大多数内阁大臣连同其亲近者看来也持这一观点。在其日记上,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伊舍子爵草草记下了乐观看法。虽然他不像英国上流社会那般兴高采烈——“这些人大多将战争视为一种野餐”,但他认为战争将迅速结束。在英国参战的第三天,他认为待俄国人“一个月以后”突入德国后不久,胜利就可能到来。战争第十天,他从将军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那里听到,运气好的话,战争将只延续三个月;它不大可能延续八个月以上,因为财政紧张无法承受,加上军队和城市食品短缺。在伊舍子爵听到一位军人的乐观看法那天,他听到了另一位军人的悲观看法。他与基奇纳勋爵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后者是多场印度和非洲战役的英雄,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说的话不好听。他谈论一场至少要恶打三年的战争。基奇纳没有预料到停滞不前的战争状态;相反,他预言法国军队将在战争初期被击败,协约国将用几年时间收复丧失的领土和打退德国人。

不清楚法国的部长们是否像英国人一样满怀希望。法国的高级将领们则肯定看来信心充足地面对曾在1870年羞辱过他们的同一个敌人。1914年2月,他们秘密地发出了“17号计划”,预设倘若战争发生,法军就有力地突入德国。当德国将军们预言战争爆发后六周内其先头部队将逼近巴黎时,许多法国将军则预言其士兵将抵达或渡过莱茵河。法国最好的将军之一维克多·科多尼耶回忆道,在战争的最初激动之中,“国家的种种需要全未得到注意,因为人们希望战争将很快结束”。是否有任何法国高官预见到战争开始后四年战线将依旧在法国土地上?

甚至在雅致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镀金的建筑物圆顶也显现出乐观主义的光环,那是本将很难在这么一个国家里预料到的:该国不足10年前在战争中大受日本羞辱。1914年3月,陆军大臣苏克霍姆林诺夫口授了一篇给《圣彼得堡交易所公报》的文章,确认俄国一国就足够强大,能对德奥两大国进行一场进攻性战争。诚然,此为公开言论:它可能显示了陆军大臣想让公众相信而非他自己相信的东西。可是在秘密会议上,他仍然信心十足。他认为胜利在几个月内就会赢得,而大多数俄国大臣同意这看法。罗森男爵,一位当沙皇勉强同意动员其军队时正在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官,是观察到军界高层内辉煌得胜信念的许多人之一。

一种复杂的希望格架——军事和财政事实与白日梦合成的十字格架——令人不那么害怕正在到来的战争。人们普遍论辩说,无法想象一场有许多国家参与的战争会长久持续。战争将要么由战场上的决定性事件,要么由经济领域里的决定性事件结束;如果前者没有发生,后者就肯定会发生。

三

1962年,一位美国作者芭芭拉·塔奇曼完成了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爆发的令人着迷的史书。肯尼迪总统据说在面对古巴导弹危机时读了她的新书,倘若果真如此该书就本可成为一根缰绳,制约任何沉溺于痴心妄想的倾向;因为,《八月烽火》抓住了1914年夏天在欧洲的错误的乐观情绪,还有那好战的白日梦。对短暂的战争的笃信令芭芭拉·塔奇曼惊讶;而且值得赞扬,她是如此的一小群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位,他们将此笃信视作导致战争的那种气氛的组成部分,而非视之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但不相干的愚蠢之例。她把1914年的战争将为时短暂这一笃信归咎于对战略和财政的流行看法。她非常浓缩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以致有点儿浓得过头:

克劳塞维茨,一位死了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杰尔,一位活着的、如果说被误解了的教授,两相结合起来,将短暂的战争这一概念加诸于欧洲心灵。速胜决胜是德国人的正统;持久战之经济不可能乃每个人的正统。

在她之前和之后的别一些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结论的本质,在于战争前夕的笃信是个晚近现象,只有以晚近的原因才能得到说明。这乐观情绪的缘由主要被说成在于欧洲晚近一系列短暂的战争,连同在西方世界的愈益发展的财政和商业依赖网络。

然而,这一论辩有其关键的不足。它看来解释了为何那么多欧洲人(领导人与其追随者)预料战争迅速短暂,然而它能否解释为何他们预料它既迅速短暂又能被打赢?在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心理图景中,战事之可能的持续时间与其可能的结果差不多不可分割。而且,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关于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乐观图景为何形成于俄国大臣或德国将军心中,我们就很可能断定他们的胜利信心原因还解释了胜利为何将缓慢地或迅速地到来。或许重要的是,在英国,1914 年的战争将为时短暂这一预料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论辩。英国是首要的财政强国,因而倘若在战争中经济崩溃早早发生,它就会首先打击英国的敌人,从而导致它们投降。相反,德国领导人所以预料战争将为时短暂,是因为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性:在此领域,德国是公认的大师,因而能够预料胜利。对战争结果的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主观和难以言喻的特征。过去半个世纪的教益在于大多数战争都为时短暂,而1914年时的欧洲乐于接受这教益。一个同样适切的教益是这些战争无论长短,都只让一方得胜。甚至无不曾输掉各自前一次重大战争的俄国、法国和奥地利也都预期胜利。在1914年欧洲领导人的乐观情绪底下,有着某种与他们关于晚近军事史和财政史的知识相比更有力的东西。

1914年战争前夕的乐观主义通常被视为异常情绪。它并非异常,只是较为显著。它所以能够较容易地在1914年危机中被觉察出来,是因为大堆秘密文件和数以百计的回忆录及自传在战后得到发表,它们加在一起,使得战争在1914年的爆发成了历史上文件证明最丰富的史事。对在较早一些战争的前夕所持希望和恐惧的分析揭示出类似的乐观情绪。

不易发现那些不得不决定是开战还是避战的人怎么设想一场愈益临近的战争。关于一场战争将会如何的公开预言必须予以非常谨慎的对待;它们可以是宣传而非预测。一个较可靠的向导是领导人私下的预言。然而,甚至私下的言论也往往夸大其词,以便说服不乐意的同僚,令其相信战争会光荣显赫。不仅如此,倘若战争前夕的预期朝三暮四,它们就无法被轻易地确认下来。集聚关于战争前夕的预期的证据是一项慢活。它们没有在关于一场场特定战争的原因的成百上千项书籍和文章里被述及,通常因为这些预期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有时它们没有被历史学家提到,因为他们参考的文件没有清楚地披露它们。当一位统治者与其武装部队的首领都相信他们会打胜一场战争并且迅速打胜时,他们的信念并不一定在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中表达出来:讨论某件他们看法一致的事乃无谓之举。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证据留存下来,提示乐观主义是战争的一个经久常在的前奏。

从1700年往后20余场战争爆发之前的预期里,浮现出一种古怪的雷同。自信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必可得胜的国家通常也自信必可速胜。勉强步入战争、希望避免失败而非攫取胜利的国家则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正在投身于一场漫长的斗争。鼓励领导人预期一场胜利的战争的那种种论辩和直觉强有力地影响他们的一项信念,即这场战争也将为时短暂。关于战争将为时短暂的信念大多有如溢流,出自盈满外溢的优势意识。

四

18世纪许多漫长的战争以乐观的号角声开场。1700年北方诸国的强大同盟对瑞典的攻击似乎很可能迅速得胜;然而相反,它导致了21年战争。当1702年5月枢密院在伦敦开会制定英国对法宣战书时,它预期一场速战,连同“在极短时间里取得的真正和平”。事实上,这场战争将延续10 年以上。俄国的统治者们看来希望他们1733年对波兰的入侵不会引起任何抵抗。1739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与之相伴的是英国宫殿和街巷里如此轻浮的轻易征服希望,以致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讽刺道:“他们现在鸣乐欢颂,不久就将绞手悲恸。”当腓特烈大王于1740年派部队进入西里西亚时,他相信新登基的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会太忙于加固其脆弱的帝国,以致不作抵抗;腓特烈甚至提议,如果她和平地将西里西亚放弃给他本人的部队,他可以帮助她与别的敌人作战。在1741年入侵俄国的瑞典军队预期迅速进军,直至俄国首都城墙之下。还有,那些在1756年投入战争的国家,其领导人并未显得预见到他们的战争将作为“七年战争”而被铭记。

当英国决定要粉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时,双方都预期胜利。1775年7月在费城,殖民地联邦大会(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Colonies)感谢上帝“直至我们发展到我们现在的实力为止”一直未允许它们投入这么一场战争。在这战争的首次交战中指挥英国水兵的约翰·皮特凯恩少校对美洲佬的自信感到吃惊:“这些受骗者被弄得相信自己不可战胜。”一份杂志甚至论辩说北美军队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击败所有欧洲军队。皮特凯恩少校不同意;他认为与北美火器相比,他的部队正在饮用的廉价甜酒更危险。“我相信”,他在1775年3月写道,“一场主动的战役,一次精明的行动,还有焚烧两三个他们的市镇,便将搞定一切。”三个月后,他的信被拿给乔治三世国王看,后者大表赞同。而那时,这位少校已死,成了证明是另一场七年战争的成万伤亡者中间的一个。

正当那场战争进行时,奥地利的约瑟夫于1778年1月悄悄派遣部队进入巴伐利亚,确信他能够不放一枪便占领土。他预料,现已痛风卧床的普鲁士的老腓特烈不会与奥地利人打仗;但是,他预料错了,巴伐利亚继承战争随之而来。

过去三个世纪里欧洲最漫长的战争始于1792年,时为法奥战争,在其中双方都极为自信能速战全胜。英国起初是海峡对面的一个战争旁观者,她的大臣们等着法国崩溃的消息。在战争的第六个月,英国内政大臣兼海军司库亨利·邓达斯主要忧虑预料之中的法国战败的影响;他担心,当不伦瑞克公爵的入侵军队抵达巴黎外缘时,逃窜的法国革命者会进入英国煽动滋事。当战争第十个月里法国与英国亦处于交战边缘时,在英国大臣们中间更多的是安然自得而非惧怕。演说家埃德蒙·伯克在与亨利·邓达斯和首相威廉·皮特当面讨论危机时认识到这一点:

邓达斯:“好吧,伯克先生,我们必定投入战争,因为它将是一场很短暂的战争。”

伯克:“你确实必须投入战争,但你认为它将很快结束那就大错特错了。”

皮特先生同样大错特错。他认为,法国在1793年的财政耗竭将导致战争为时短暂;然而当13年后他垂死之际,法国的战争资金远非匮乏,法国的军队则在欧洲多处告捷。1806年1月,他去世那个月,皮特步入他在伦敦郊区的宅邸,眼光落在墙上挂着的一张欧洲地图。“卷起那张地图”,他意志消沉地说,“它在这10年里将不被需要。”在许多战争开始时的极端乐观往往有后来的极端悲观与之匹配。

在1815年,欧洲能回忆起的前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和平不到三年。战争是短暂的冒险活动的观念已受冲击,但这冲击是暂时的。法国部队于1830年入侵阿尔及利亚,它们的迅速征服希望似乎有理,然而只是在17年和经受了许多挫折之后征服才完成。与此同时在1828年,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开战,土耳其人持有一场圣战唤起的不可战胜感,俄国人则持有一路迅速进军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胆计划。战争持续了两年;即使对俄国来说,战争的代价和胜利的奖赏也是令人失望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沙皇认为土耳其的抵抗将薄弱无力。正如英国驻俄大使在1853年2月透露的那样:“沙皇昨夜在世袭女大公举办的一次聚会上走到我面前,以最雅致大方的方式将我拉到旁边,说他很想与我谈话。”沙皇悄悄说土耳其行将崩溃。“我对你再说一遍,大熊气息奄奄”,沙皇道:“你可以给它麝香,但即使麝香也不会使它长久活命。”在圣彼得堡,预料的是一场短暂和光荣的战争;然而,一旦英法两国给摇摇欲坠的土耳其熊提供麝香,战争对俄国人来说就变得漫长和丢脸了。就一场战争的长短与其进程作的任何预言都涉及对第三或第四国是否会干涉的预测,而这预测往往过于乐观。

1859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认为他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战争将幸运地为时短暂:它短暂,但不幸运。1866年,在普奥战争前夕,奥地利人再次看似预料得胜。据俾斯麦回忆录,有一项证据在于“奥地利士兵背包里放的文告,连同奉令将在开进柏林时穿的新军装”。这些文告从未得到宣读,新军装与其所有者也俱未抵达柏林。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前夕,法国皇帝几次私下说:“我们正在进入一场漫长和险恶的战争”。他预期将艰难得胜,可是欧仁妮皇后和大多数法国大臣似乎预期迅速得胜。在法军内部,关于预期的一项讽刺性反映是军官们被发给德国地图,而非法国地图。可惜,敌人的推进是如此快速,通往巴黎的道路图本将更为有用。

当合众国与分离出去的南部邦联在1861年开始打仗时,敌对双方极少(如果有)领导人相信他们正开始一场为时四年的战争,那将杀死50万人以上。1861年4月15日,在查尔斯顿附近萨姆特堡的首次交火后三天,林肯总统下令他的民兵和战船迅速夺取南部邦联的所有堡垒和财产,并且在一篇自信的文告中命令邦联的领导人、官员和士兵“20天内和平地退入各自的住处”。合众国起初表决拨出的战费寥寥无几,其志愿军人的被召服役期仅90天;诚然,实行较长的服役期有法律障碍,但对这障碍的容忍本身就是个迹象,表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将今后的任务最小化。在战争的第三个月里,林肯总统请求国会“给予为使这场斗争成为短暂和决定性的较量的法律手段”,那就是40万人和4亿美元。他得到了它们,而且更多,可是这较量仍然胜负不决。另一方面,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处于数量劣势的南部邦联,预期最终的而非轻易的胜利。助长邦联信心的一个因素,是希望宝贵的邦联船运棉花不再抵达利物浦时,英国的经济生活——那么依赖纺织品制造——就会崩溃;然后,英国就会干涉并结束战争。由于南部邦联是美洲的某种罗得西亚,因而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到在1860年代,间接“经济制裁”就像它们在1960年代的罗得西亚争端中那么脆弱。

在1877年春天发动一场对土战争时,俄国领导人预期迅速进军君士坦丁堡。俄国的自信很容易在其战役计划中见到。一个更生动的见证被埋藏在一部回忆录中,那出自最有眼力的战争研究者之一伊万·布洛赫笔下。他是一位波兰金融家和公司总裁,该公司拥有一条在俄国西部联结基辅与布列斯特的铁路。1887年春天,他的铁路将很大一部分俄国兵力运过他们开赴土耳其前线的一段旅程。显然惯例是当皇室在其铁路上旅行时,铁路总裁一路陪伴他们,因而在战争前夕他乘坐了载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去边境的帝国专列。外行途中列车在绿草茵茵的平原上停下,让沙皇能作惯常的早晨修面,布洛赫和几位高级将领则利用这机会下车沿铁轨闲逛。布洛赫不经意中告诉他们,一两天内他将赴德国境内卡尔斯巴德假日胜地泡澡,然而令他惊讶他竟受到斥责。“你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吧!”一位将军说。“为什么我们要过快返回圣彼得堡,以便让你能跑得这么远?我们将从现在开始两三个星期才回去……你以为我们的远征会流于一场纯粹的军事散步。”这场战争并非持续了预料的三个星期;它持续了303天。无疑,它是一个多世纪里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最大成功,但战争进程并未遵循俄国的预料,更未遵循土耳其的。

1899年时,大多数英国大臣预期布尔战争迅速短暂。他们的军人在印度和非洲赢得了那么多战争,以至南部非洲腹地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看来没有能力长时间反抗他们。英国人对这两个共和国的农夫军队的看法由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表达出来,他是开普敦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其观点强烈影响英国对布尔人的态度的人物之一。战争开始前八天,在开普敦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以一种嘲弄的方式对英国部队的新指挥官说:“这些纯粹的乡巴佬肯定一刻也无法抵挡正规军?”在伦敦的内阁同样乐观。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告诉下院:这场战争短暂,代价超不过1100万英镑。事实上,这场战争两年半还结束不了,英国的代价超过起初估计的20倍,而且这账单还不包括22000名英国军人的死亡。至少,英国人有军事胜利作补偿。布尔人共和国起初也相信自己会赢,它们的最终失败(连同6000名军人丧命,成千上万农舍和牧畜被毁,领导人被流放,20000名儿童和妇女死于英国“集中营”)出乎它们所曾预料的。正如布尔人政治家沙尔克·布格尔在战斗事实上结束之际承认的那样,这是一场“误算的战争”。同样,至少对一方来说,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1911至1912年意土战争和1912至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是误算的战争。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乐观属于一种经久的、然而未被注意的传统。它只有在一个意义上非同寻常。这场战争大概是1803年以来首次从一开始就囊括两个以上强国的战争,因而战斗据料是激烈的和毁灭性的。由于对这场战争的预料带有悲观成分,因而乐观成分必须远为浓重,以便编造支配性情绪。

五

即使在血流成河以后,许多战争的开端仍然以乐观为标志。胜利了的协约国在1918年怀着一种自信干涉俄国,那就是它们能够迅速援助白俄军队击败布尔什维克。[1]与此同时,怀着能够赢并且赢得轻松的信念,希腊打土耳其,波兰打俄国。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打仗并于1937年开始漫长的对华战争时,还有意大利在30年代中期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看来也持有类似的速胜预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在万众欢欣之际开打的。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还记忆犹新,栩栩如生,欧洲大多数人大概预料新的战争将同样进展缓慢和规模巨大。1939年的情绪似乎是大多数战争前夕被持有的乐观预期的一个强烈例外;而且,费力去在那些决策导致1939年爆发战争的人中间搜寻乐观情绪的证据有时似乎纯属徒劳。当我迟迟决定做一番快速搜寻时,我首先去看一类书籍,那是我在战争前夕的乐观预料看似更多地是人类愚蠢之例而非战争紧要线索的岁月里读过的。在起初读的时候,我看到了愚蠢而忽视了这一线索。

战争于1939年9月1日在德国与波兰间开始,选择这个日子的人满心期望它将只是一场两国间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在8月14日对其军队将领训话时,预言英国和法国不大可能帮助波兰。他相信,英法领导人胆怯,而且他们的军事幕僚对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结果没有信心。希特勒还坚持认为,英国预期如果新的世界大战竟然来临,它就将旷日持久代价高昂,英国不会一头闯入这么一场战争。即使英法两国决定援助波兰抵抗德国入侵,它们也肯定无法击败德国或哪怕是有效地援助波兰。希特勒肯定没有预见到一场在欧洲的僵持的战争。他相信,即使一场全面战争,也不会旷日持久,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想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而,1914年乐观主义的一大支柱重现了,重现于在那场战争中打过仗并且见过这支柱崩塌的一个人的希望中。

1939年8月23日德苏友好条约的签署增强了希特勒的信心。波兰现在被阻绝了外援。星期三晚上,当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祝愿希特勒而干杯时,被祝愿的这位领袖身在德国,正秘密下令对波兰的入侵于随后的星期六开始。然而,在计划入侵的当天晚上,希特勒不得不暂停部队行动,因为英国发出了一项坚定的援波承诺。他相信自己能打赢一场对英法的全面战争,但他仍希望它们不打。这在8月31日在柏林发出的“绝密”指令中显而易见,该指令确定第二天清晨4点45分入侵波兰。不仅如此,当德国部队在这秋天的首个黎明正向波兰边境推进或跨过波兰边境时,希特勒没有做出任何针对英国或法国的行动。“如果英法对德开火,”他的秘密指令说,德国就须回击。他将许多钉在了这个“如果”上面。即使在他粉碎波兰之后,他仍然短暂地希望欧洲被撕破了的和平能得到缝补。可是,他不愿交出那将提供必不可少的补丁的波兰领土,因为他仍旧自信可制服那个未能帮助波兰的英法同盟。

1939年时在伦敦,自信心远不如在柏林那么丰裕高昂。英国的看法较多防守性——岛国观点。没有胜利将迅速到来的流行信念,然而也没有英国会失败的预期。我们关于英国在1939年的看法的记忆必然大受一年后降临的军事灾难的影响;可是在高层,全无对这些灾难的预感。战争前夕,政府相当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认为,作为战争情况下的一个盟友,波兰比俄国更有军事价值。当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将军1939年7月访问波兰时,他同样对一支规模等于平时法军并大得近乎平时德军的军队留有深刻印象;波兰军官们那么看重快速奔马并未令艾恩赛德过度震惊。作为英国总参谋长,他珍视军事经验和军事传统,认为德军的一个隐秘弱点是它当前的司令官们没有一个在上次大战中军衔高过上尉。事实上,这是德国力量的一个源泉,是他们为何选择使用装甲车辆打击波兰骑兵的一个原因。

1939年苏联打芬兰——难得在北方冬季来临前夕开始的战争之一,其时斯大林预期芬兰人在他的强大的军队面前迅即畏缩,丧失斗志。他甚至挑选了一名行将统治芬兰的俄国人。然而,在赢得一小条小得毋需一名特别统治者的芬兰领土以前,他的军队将遭受数十万伤亡。

在看待未来战争的前景时,经历了两次漫长的世界大战的一代人或许更有可能谨慎从事。1945年以来的大多数国际战争是不是怀着减损了的希望发动的?在许多秘密文件变得可供使用以前无法有把握回答,但众多证据指向人所熟悉的乐观主义。当1950年6月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时,它据说预期到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月15日得胜。英法两国1956年的苏伊士战役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数次战争看来由速胜希望激励。在越南,美国将战争“升级”或加剧的决定是一种经掩饰的承认:承认当初的速胜希望不现实。

1962年,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打了一场边界战争,那例解了如此经常地先于并加速战争爆发的十足幻想。在西方,人们广泛相信印度是中国侵略的对象,因而印度领导人不大可能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一场他们在其中不得不那么快地承认输了的战争。然而在新德里高层,自信心高昂,高得“中国侵略”这一简单化图景消退了。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战争开始时的《泰晤士报》驻印记者、后来关于晚近战争的最有眼力的书籍之一的作者——看来,新德里的高级文武官员“自信中国人不会勇敢抵抗战火”。他们的信心是那么不合理性,以至他们在战争前夕决定将中国部队逐出这么一段边界地带:那里印度人的数量劣势甚于一比五,印度火炮亦为低劣,印度供给线乃是一条曲折的包囊运输小道,山高导致呼吸困难,而且对身穿棉质军服的印度增援兵力来说气候酷寒难当。

六

虽然在每场战争的前夕,胜利信心而且确实是速胜信心看来构成彼此冲突国家的领导人的特征,但这情绪通常不像出发去野餐的士兵们的那种情绪。随打仗的决定变得更坚决,自信往往伴有神经过敏、思想反复和抓取护身符之举。犹如登山者在一段险峻的攀登的起始,或者拳击手在一场拳斗的起始,关于那必定先于胜利的危难和风险的知识突然乱蹦出来,甚至一度挑战胜利希望。带领德国投入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因其在国际危机期间反复无常的情绪而著称;而且,人们变得相信它们是他的神经质心理或头脑扰动不安的征象。然而,并非只有他才思想反复。爱德华·格雷爵士作为外交大臣,做了许多去引导英帝国投入同一场战争,他被想起不是因为他假定英国及其盟友会赢,而是因为他说了如下天启大灾之语:在全欧洲,明灯正在被扑灭,“我们在有生之年不会见到它们被重新点燃”。在他们就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思想反复方面,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德皇威廉大概属于一种悠久的踌躇不决传统。

在国家领导人中间,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恐惧和怀疑往往看似比两周前或两周后更显著。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的情绪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影响到关于战争如何开始的许多解释。它影响到这么一种观念:许多战争出自误解和混淆以及错误的惊恐感,而不是因为互相敌对的国家真的希望打仗。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在看来很可能是一场多边战争的冲突的前夕,焦虑情绪比在据料是一场双边战争的冲突的前夕更广泛。由于学者们更倾向于审视多边战争或大战的爆发,因而他们往往考察那些不得不决定是打还是不打的人的内心恐惧。然而,在多边战争的前夕,为何恐惧竟会短暂地与自信一争高下有其足够的原因。这样一种战争更招致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它涉及更大的伤亡。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处于多边战争前夕的国家能够独立自处和自我依靠。由于大多数缠身于危机的大国属于这个或那个同盟,因而它们严重依赖盟国将做什么。在和平的最后时辰,它们无法完全确信盟国将如何行动。同盟可能已经存在了10年或20年,并且经受了许多紧张仍生存下来,然而一个同盟的最终考验在于行动而非许诺。一个盟国会不会在战争情况下信守它给予援助的保证?它会迅速和奋力地参战,还是会等着看交战的初始阶段究竟有利于谁?它在战争头几个月的战略会不会更多地意在保护它自己的边界,或者它会不会为了同盟的利益而进行战争?

在一场敌对同盟间战争的前夕,这样的怀疑并不足怪。甚至在同盟显得紧密的时候,怀疑也悄然蔓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与俄国是坚定的盟友。法国总统普恩加莱乘坐一艘法国大战舰访问了圣彼得堡,而且在7月23日晚上——战争开始前九天——沙皇向他告别。随法国战舰驶离,沙皇登上自己的游艇,穿越月光倒映的芬兰湾水面向他的夏宫驶去,同时与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聊天:“我对我与总统的谈话感到高兴。我们的看法绝对一致。”即使这紧密的、战争爆发时证明坚定的同盟也滋养恐惧。德军入侵比利时一天之后,法国大使拜访在其夏宫的沙皇。在一间通过宽阔的窗户看海的书房里,他焦虑地解释说在远方,法国人面对25个德国军团:“我因此恳求陛下命令您的部队立即采取攻势。如果它们不这么做,法军就有被粉碎的危险。”

为何在某些战争的前夕怀疑似乎显赫昭彰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在领导人变得自觉做了打仗的决定以前许久,他们可能已经做了这决定。然而,当他们变得自觉这决定及其含义时,他们便警觉任何可能使这决定看来可疑或不成熟的环境或论辩。因而,在他们仍能逆转或延宕打仗决定的最后日子里,他们的情绪飘浮不定,从热到冷,从冷到热。

七

这一始于大好期望的战争的编年史远未讲尽,而是仍然长得令人惊异。可以怀疑1700年以来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战争:在其中,双方起初持有的希望都微小渺茫。在许多战争的前夕,两国或两个同盟都预料速战速胜;在许多别的战争的前夕,两国都预料打赢,尽管只有一国预料速胜;还有, 在某些战争的前夕,一方预料速胜,与此同时另一方持有一种较谦逊的胜利定义,并且怀着它能避免战败的信念而非征服敌人的任何希望打仗。同样,当后来者参加业已开始的战斗时,它们也持有关于这战争将会怎样的预测。可是,后来者较少可能持有速战幻想,如果它们已经见到了战斗模式的话。

尽管容易想起实现了一方的最初希望——甚或超过这希望——的战争,但是否曾有一场实现了双方的最初希望的战争却值得怀疑。很可能,在大多数战争中,没有哪一方的最初希望如愿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大同盟皆未实现其最初希望。在每个同盟的主要成员中间,或许只有美国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那只是因为她迟迟于1917年才参战,所持目的已被节俭地制定得适合这场僵持不下的战争。

为何各国那么经常地怀着如下信念投身战争,即它是个塑造国际事务的干脆利落的工具,虽然这工具反复证明粗钝不灵或不可预料?这种反复重现的乐观是战争的一个重大前奏。任何增强这乐观的事情都是战争的一个原因。任何减弱这乐观的事情则是和平的一个原因。

这乐观并非出自一种数学般的评估。它并非简单地代表一国的仔细估算,即其军事和经济能力超过潜在敌手的。当俄国和日本在1904年面临战争或欧洲在1914年面临战争时,彼此对立的预期并不只是基于对军事实力的相对评估。它们还受到对各自的吸引盟友的能力、提供战争资金的能力、内部稳定和国民士气、文职领导素质与其晚近战争表现的评估影响。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在不同人和不同国家看来是如此有别,以至于相同的证据可以支持不同的结论。即使彼此敌对的国家遵循相似的评估方式,每个都赋予特定的因素相等的分量,它们也大概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因为,对一国在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中会如何表现的预测受到情绪的影响,而情绪不可能被确凿不变地确定。乐观看法可能来自经济状况、时令、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它也可能是由于未能想象战争的面貌;因为时间消减往昔战争的痛楚,强化它们的荣光,民族神话则解释掉失败,铭记住胜利。不管它们出自何处,这些情绪浸透了对两个彼此争斗国家之相对军事实力的看似理性的评估。于是,对一场将打的战争的预料实乃多种情绪和论辩的结晶化,其中每一种都对开战决定有所影响。

各国得以规避现实的过程相当复杂。爱国主义、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感都是障眼墨镜。领导本身被给了一副望远镜,那并非总是聚焦于现实。在18世纪,一位国王可以使自己身边围满廷臣,他们在他面前咕哝不休。在20世纪,一位军事独裁者或民选总统易受某些人的伤害,他们迎合他的虚荣心和他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喜欢生活在赞颂者围成的一个保护圈内:“威尔逊的密友们——男人、女人、教授、政客和社会名流——全都共有一个特征:他们是或至少在他看来必须是他本人和他做的每件事的赞颂者,不加鉴别的赞颂者。”在1964年的一篇说话克制的文章里,波士顿的一位精神病研究家莱斯特·格林斯彭博士论辩道,每个领导人都部分地成为他的地位的囚徒:

我们已描述过随一个人在商界或政府升任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他如何变得越来越孤单;他被一种关于他自己重要、睿智和全能的气氛包围,那由他身边的人反映出来。足够自相矛盾的是,当他的决定越来越影响到更多的人时,他变得越来越脱离这些人,而且随他变得越来越有名,他就越来越孤单。

一个人不必仅仅指责国家领导人。无所不能之光环也能被大众共有,包括在1739年喧嚷对割去可怜的詹金斯之耳的西班牙发动战争的伦敦群众,在1770年代要求将英国人逐入大西洋的北美殖民地人,因为对革命的外敌宣告战争而自豪的巴黎人,在1848年相信一齐抛扔石块就会把奥地利人赶到阿尔卑斯山另一侧去的米兰群众,在1854年喧嚷要对俄国人开战的英国人,在1870年挤满火车站去欢呼他们的正出发部队的德国人,当对土战争于1877年开始时燃烧篝火欢庆的俄国人,由于西班牙在1897年拒绝放弃古巴而血压升高的美国人,还有1981年时所有在伊朗和伊拉克率众欢呼的那些角色。对他们来说,失败是不可设想的。怀疑乃敌人的声音,因而不可理解。

预期,特别是短期预期,看来是战争与和平的原因的一个关键线索。如果两国就一项至关紧要的问题深为歧异,如果它们都预期自己会轻而易举地得胜,那么战争就很有可能。如果两国都没有得胜信心,或如果它们预料只有在经久战斗后才能得胜,那么战争就不大可能。诚然,可以论辩说, 如果两个彼此争执的国家不步入战争,而且如果深刻的歧异持续不消,那就无法操作外交,紧张就会最终爆发为公然的战争。这一论辩看来可疑。外交将更可操作,仅仅是因为两国都不怀抱通过战争令人满意地解决争执问题的希望。

一场战争开始的标志(差不多是出于战争的定义)在于就战争将有的面貌所持的彼此冲突的预期。然后,战争本身提供了令人痛苦的冷酷现实。到战争末尾时,这些起初相距那么远的对立的预期彼此是那么接近,以至于能够协议达成和平条款。

导致国家间彼此相反的乐观看法的无论什么原因都必须被归类为战争原因本身。这反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缘由,在于对彼此对立的军队、彼此对立的装备的力量所持的不同估算。然而,影响不亚于此的是间接或更微妙的因素,它们会影响结果,最重要的是会影响一场战争的所料结果。在这些因素中间,有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经济状况、时令、外部国家干涉的前景以及在进行着战争的国家内部团结或不团结的前景。每个因素如何影响战争或和平的到来是下面四章的主题;这些因素的集合影响在题为“力量算盘”那章里得到评估。

【注释】

[1]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民族主义的玫瑰念珠之一,是美国从未输过一场战争这一信念。在俄国的干涉战争被忘记了。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一

拿破仑战争期间,对法国港口的封锁是英国最锐利的武器之一。英国人像德国人在一个世纪以后坚决使用潜艇一样,坚决使用这武器。不仅如此,他们将封锁既用于对待敌方船只,也用于对待中立国船只。由于美国是中立国,继续横跨大西洋贸易,许多它的船只便被英国小舰队击沉或俘获。英国打的赌是,美国尽管月月受到挑衅,但会宁愿避不发动公然的战争,然而到1812年,华盛顿的大多数领导人业已主战。

每项发动战争的决定都受制于关于外部国家将如何影响战争进程的预期。在其准备对英开战方面令华盛顿壮胆的因素之一,是知道法国间接地站在她一边。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美国不会是法国的正式盟国:美国商业遭到法国快速战船和商业敕令的过重伤害。然而,只要法国在大陆上占绝对优势和在海上继续强劲,她就将抑制英国的力量。因此,英国似乎非常易受伤害;她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暴露在来自南方的入侵面前。

1812年4月在华盛顿,国会的一次秘密会议发布法令:在接下来90天内,任何美国船只或船载货物俱不得离开美国港口。这审慎部分地是意在突袭敌人,它预示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被用来在珍珠港打击美国的战术。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宣战。当战争消息慢慢地过海传往英国之际,美国的小舰队出海搜寻英国快速战船和商船,一小支陆军则向加拿大进发。

那些急于开战的美国政客夸大了拿破仑的力量,同时极为低估了英国的力量。法军在随后的冬季撤出莫斯科,威灵顿在1813年入侵法国,拿破仑在1814年被俘和被放逐:这些砍去了华盛顿方面信心的主要支撑之一。英国人终于能够分调大量增援兵力过大西洋,于1814年8月向华盛顿进军,占领了这座城镇,并且放火焚烧白宫。可是美军反击,而且大西洋彼岸法国人不再那么屈服。1814年11月,英国首相利弗普尔勋爵变得像美国总统一样渴望和平。他私下指出英国财政耗竭,维也纳会议现正面对棘手的谈判,在被占领的法国的内地“形势令人惊忧”。四个月后,拿破仑将从厄尔巴岛脱逃,利用法国的这一骚动,不过利弗普尔勋爵全未料到这脱逃;他只是心神不定地担忧法国的革命可能复起。关于法国可能做什么的预期再度影响了英美的战争决定与和平决定。

1814年底,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满足于签署一项和平文件,那暗示没有哪一方是胜利者。尽管如此,民族记忆是选择性的,一场胜负不决的战争往往偷偷地溜入胜利之战目录。由于每个国家都倾向于相信自己过去的每场战争都是为自卫而打的,因而一场胜负不决的战争更可能被回想为一场胜利。正是依据这同一个传统,控制武装部队的部长被冠以头衔“国防部长”而非“进攻部长”。

一国的开战决定总是包括对外部国家是否会危及它的胜利前景的估计。美国在1815年本不会向的黎波里海岸派遣一支海军远征兵力以惩罚巴巴里海盗,假如它相信一个欧洲强国会站在海盗一边。美国在1846年本不会投入对墨西哥的战争,假如欧洲诸国看来很可能向墨西哥人提供有效的援助。到1860年代,剑已在对方手里。南方邦联与合众国之间的战争使得欧洲国家能派遣陆海军干预美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人本来很可能不会在1863至1865年与圣多明各的黑人反叛者打仗,假如美国仍然是统一的话;一支西班牙小舰队本来也不会从秘鲁夺取钦查群岛及其丰裕的海鸟粪床。

来自西欧的陆军和舰队本不敢在1861年攻击墨西哥,假如与之相邻的美国依旧强大。先前于1855年11月,帕默斯顿勋爵在伦敦私下预言,美国最终吞并墨西哥“乃命中注定之事”。他补充说,英国和法国不会为阻止美国兼并墨西哥而打仗,“而且假如它们开战也很少有能力阻止它”。然而6年后,当美国被拖入它自身的内战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变得较大胆了。它们入侵墨西哥, 主要是为了收回没有偿还的债务,那是墨西哥新政府废除了的。甚至在其盟友撤出后,法国仍坚持战争。近3万法军在1862年抵达墨西哥;次年他们夺取了墨西哥城,然后将法国提名的斐迪南·马克西米连一世——奥地利皇帝之弟——立为墨西哥皇帝。美国对法国干预墨西哥的每项抗议都纯属徒劳,直到美国内战结束为止。此后,华盛顿的警告不再能不予理睬了。法国部队开始起程回国。年轻的皇后逃之夭夭,她的丈夫留了下来,其命运可见于伦敦国家美术馆,那里挂有爱德华·马内的著名的油画,描绘一列蓝外套行刑队,衣衫粗糙地站立在暖和的墨西哥阳光底下。1867年处死皇家血脉,同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这两个事件标志一代的开始,其间没有任何外部强国侵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太平洋彼岸,1873年时日本领导人私下辩论他们应否向朝鲜派遣一支入侵远征军。大久保利通认为入侵将是不明智的,而他的警告性论辩之一预言日本在一场朝鲜战争中将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从而使俄国禁不住要南下进击。他告诫说,日本和朝鲜那时会像为争夺一条鱼而相打的两只水鸟,与此同时俄国渔夫准备好攫走这条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一位76岁的军人、日本天皇的顾问山县有朋用了同一个生动的类比。他声称,“由于战争,美国丰享渔人之利”:她在趁世界上的水鸟争斗之际偷走捕获物。有人会说日本自己将成为国际事务中十足的渔人,但倘若果真如此,她也是在模仿西方的捕鱼大师。

水鸟相打之际,渔人往往禁不住要撒网。然而,一名渔人并不一定要等待水鸟开始打斗;他可以在水鸟仅仅怒眼相向的时候攫走鱼儿。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间为时短暂的战争——1880年代在欧洲打的唯一的国际战争——是水鸟寓言的许多变型之一。

二

1885年9月,在东鲁米利亚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赶走了土耳其人。保加利亚部队迅速开入,以保卫该领土,防止土耳其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随风变冷,这支小规模的保加利亚军队镇守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等着瞧土耳其人是否会以武力作答。然后发生了古怪的事情。当保加利亚各团被部署在东部边境时,距他们遥远的西部边境遭到塞尔维亚威胁。塞尔维亚国王相信,如果保加利亚军队继续驻足于遥远的土耳其边境,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攫取领土。这差不多就像法国人正在守卫与德国接壤的边境时,西班牙人突然越境直冲巴黎。确实,保加利亚首都——小城市索非亚——比巴黎更易受伤害,因为它距塞尔维亚边境仅约50英里。1885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部队跨过德拉戈曼山口,简直没有遭到任何阻挡,然后朝未经设防的保加利亚首都进军。

在整个欧洲,关于塞尔维亚速胜的预料是那么普遍,以致许多有影响的报刊甚至没有讨论塞尔维亚是否会赢得战争;它们简单地设定她会赢。在战争第一天,保加利亚的战略处境看来令人绝望。如果她从土耳其边境调部队,她就冒土耳其突然袭击的风险。而且,如果她决定冒土耳其进攻之风险,她如何能及时地从东部边境急调部队以拯救索非亚。保加利亚的唯一铁路是单轨铁路,那从君士坦丁堡起,往西通过阿德里安堡,跨越保加利亚边境,然后还有一半路程前往索非亚。这条铁路由土耳其人建筑和营运,但1885年革命期间在土耳其边境的铁路桥被炸毁,以阻止载有土耳其部队的列车进入。这使得在边境西边只剩下5个火车头,而更不幸的是在保加利亚没有铁路工厂。在只允许时速15英里的轨道上行进,这5个火车头不得不载运大部分奔向索非亚的保加利亚部队,它们要迎战正在推进的塞尔维亚军。而且,当首列部队列车抵达在保加利亚中部的终点时,士兵们不得不行军80英里跨越巴尔干山脉,经过索非亚,如此迎战推进中的塞尔维亚人。

冬季正在到来,前往西部的糟糕的道路随牛群和辎重马车的辗压而变得泥泞不堪,同时保加利亚军队的军需部门没有能力去喂饱和充分供给行军部队。然而,一个从铁路终点奔向边境的保加利亚团仅32小时就行进了60英里,平均70人中只有1人由于患病或脚跛而掉队。一个营在抵达索非亚时采购骑兵用马,随后两人骑一马驰向敌军。令大多数欧洲观察家大为吃惊,保加利亚人守住了阵地,甚至还向前推进,军乐队奏乐于冲锋纵队首列。这狂热和壮观的奇景并不为过,因为它是欧洲最后的双方前线军队皆由君主亲自指挥的战争。[1]

一周之内,一场以所有被抛骰子都显示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战争变成了势均力敌的较量;两周之内,它成了保加利亚的胜利。塞尔维亚人被推回山脉另一侧,推回他们自己的边境后面。他们所以免遭他们先前希望令保加利亚遭受的那种席卷般入侵,只是因为奥地利在11月28日威胁干涉。奥地利是塞尔维亚的盟国和资金提供者,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恰在开战后两周结束了战争。正如塞尔维亚是趁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争斗时干涉的渔人,眼下奥地利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打仗之际威胁要捕鱼。

三

第三方许诺的或被预料的中立也能促成诉诸战争。当日本和俄国正愈益接近它们之间在1904年的战争时,日本由于英国的一项许诺而壮了胆,那就是英国将使用其海权去阻止任何其他欧洲强国干预这战争。当意大利在1911年突然攻击土耳其并入侵其利比亚殖民地时,她的部分信心出自正在吸引法国、德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外交危机,没有这危机这些强国本来可能警告意大利,要她将自己的部队和军舰撤出战争。1912年,当土耳其正在输掉对意大利的战争时,四个巴尔干小国准备进攻所剩的土耳其在欧领土。1912年10月8日,小王国黑山对土耳其宣战。10月13日,在动员其军队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第二天,土耳其人匆忙同意一项与意大利的预备性和约,从而拱手交出利比亚,但将他们的所有兵力解脱出来对付在巴尔干的危机。10月17日,土耳其投入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并在一天后与希腊开战。

四个巴尔干渔人看来有强劲的渔网。在对土耳其诸省的入侵方面,他们能够依靠这些省的希腊族、保加利亚族、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马其顿族居民的支持。这四个入侵者还就巴尔干标准而言在财政上健康:甚至倚重养猪和种植李子的塞尔维亚经济,也看似像土耳其一样能为一场耗费甚巨的战争提供资金。入侵者能够迅速动员约70万军人,差不多等于土耳其能够在短时间内投入战场的两倍,还有一艘全能战舰。在一个据信新型战舰正在使所有旧式舰只过时的时代,希腊人因其巡洋舰“格奥尔基·阿弗罗夫”而拥有优势。这在1913年1月17日得到了证明,当时一支土耳其战斗分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冒身,发现这艘希腊巨无霸正在等着,经过一阵长距交火被迫撤回达达尼尔海峡保平安。在陆上,土耳其人看来也是易受伤害的。他们的在欧各省构成一个勺状地区,狭窄的勺柄仅40英里宽,其南侧为爱琴海,北侧为敌人保加利亚。土耳其人不得不坚执这勺柄,因为从君士坦丁堡枢纽到土耳其港口萨洛尼卡沿勺柄蜿蜒的300英里铁路是他们至关紧要的连接线——与延至亚得里亚海的宽广的土耳其族省份连接。战争爆发后三周内,从北进军的保加利亚人和从南到达的希腊人已将这铁路切断,孤立了西部的土耳其兵力。

这些有利条件本不会激起打仗决定,倘若缺失另一项有利条件的话。巴尔干联盟冒险假设欧洲列强无一能够阻止它的入侵。虽然在战争前夕,列强确认“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会同意现状的任何改变”,但它们的警告被巴尔巴联盟拒绝,被当作虚声恫吓。在1912年欧洲强国间的紧张就像在两年后开始的大战中一样清晰可见。巴尔干联盟的信心就寄托在这些紧张之中。

土耳其人刚被击败,他们的战胜者就开始互相争吵。战利品意想不到地动人:以平方英里衡量,他们或许比差不多一个世纪里在任何欧洲战争中赢得的还要大。在战利品中间,塞尔维亚和希腊要的多于保加利亚愿意让出的。保加利亚的顽固容易理解,因为在几个月里她的军队遭受了至少93000人伤亡,比她的各盟国伤亡总数加起来还多。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最强的前线猛烈战斗,一度甚至似乎能够兵临金角湾。在胜利之中,他们的领导人收到大量贺电,恭贺他们是“巴尔干的普鲁士人”和“西方的日本人”。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的军事威力,还鲁莽地断定如果水鸟争斗,没有任何渔人可能干涉并攫走鱼儿。他们断定,俄国和奥地利是友好的。剩下来有虽抱敌意然而中立的罗马尼亚,还有近来承认了战败的土耳其。总之,巴尔干风景似乎在对沐浴于夏日胜利的保加利亚欢笑。

1913年6月29日,在沿着一条从多瑙河往下延伸至萨洛尼卡海岸的前线的许多点上,保加利亚突然进攻希腊和塞尔维亚两国军队。它是大战中漫长的法国前线的一个预示,吸住了保加利亚人的全部力量,从而使其未加防守的东部和北部边界暴露在攻击之下。战争开始后不足两个星期,罗马尼亚人从北蜂拥而入。他们有一支可任其调遣的巨大的军队,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保加利亚团去阻挡,因而如入无人之境,直奔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以此重演了塞尔维亚人在1885年的战略。甚至在春季被击败了的土耳其人,也在夏季对保加利亚宣战,不放一枪便重新占领了阿得里安堡。不久,四支大军会聚于保加利亚;如果我们将正在撤退的保加利亚人算上,那就是五支大军。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延续了一个月。

水鸟与渔人这则寓言再次可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在每个首都,政府都必须预测它们自己的盟国是否会支持它们,敌人的盟国是否会加入战争,未表态的国家是会开打还是会提供经济援助或保持规避。随大战过后,波兰打俄国的决定和希腊打土耳其的决定部分地受到它们的外援预期影响。1935年,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前夕,意大利因预料欧洲国家不会干涉而获得信心,埃塞俄比亚人则因为自己相反的预测而获得勇气。正如海尔·塞拉西皇帝对国联大会一次会议悲伤地说的那样:“1935年10月,今天正在听我讲话的52个国家给了我一个保证,即侵略者不会得胜。”他曾希望,他们轻易的援助许诺将绰绰有余地弥补“我在武器上的劣势,飞机、大炮、弹药和医疗救护的完全缺乏”。当日本在1937年开战时,她假定没有任何欧洲国家会站在中国一边干涉。当波兰1939年投入对德战争时,她相信能从英法两国获得关键的援助,而希特勒却相反,怀疑波兰会得到任何有用的援助。在苏伊士战争和匈牙利1956年暴动中,关于外部国家会如何行事的预期对于这些战争的开始和结束是关键性的。

同样的预期影响了许多结束战争的决定。当拿破仑的失败将英国团队解脱出来可用于北美时,美国在1814年变得急于结束她与英国的战争。1860年代,当美国内战的结束使美国能够威胁向边境以南派遣军队时,法国变得急于放弃自己在墨西哥的战争。在同一个十年里,普鲁士结束自己短暂的对奥战争的决定显然受到担心法国可能干涉的影响。

这些是纯戏剧性的例子,代表其开始或结束受到一种因素影响的战争,即希望或惧怕外部国家将会干涉。此类战争的实例可以很容易地从1700年往后的每半个世纪采集到。在别的战争里,水鸟困境不那么清晰可见,但大概总是存在。每一场战争之前,双方都有关于外部国家将如何行事的预测;这些预测构成战争的原因之一,并且与此相似构成和平的原因之一。

决定战或不战的一国领导人概览政治风景,恰如一名守夜人概览他守卫之处的周围环境那样。政治领导人或军队首领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概览了国际风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就已记住了它,或者直觉地观察了它的变化。他们关于外部国家将如何行事的假设并非总是可见于一场战争临近时被撰写的外交文件。对撰写备忘录和公函的人来说,这假设可能那么明显,那么无可争辩, 以致可以不予记载。然而,当他们对在他们水塘边上等候着的渔人感到不安的时候,它们就被仔细地记录下来。

四

提出机会主义浸透国际事务有违民族国家相信的前提假设。国际事务中的机会主义通常在一个特定的领导人——拿破仑或希特勒之流——或一个特定的国家那里被觉察出来。英语世界的普遍情况,是在1914年德国对比利时的袭击或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中见到机会主义。然而, 机会主义同样是英国1914年两项行为的特征:大不情愿援助内陆的卢森堡,但急于援助邻海的比利时。机会主义也是1941年起初几个月里美国对日政策的特征,因为它拒绝向日本出口战略性商品,希望日本部队将被迫撤出中国,或在那里打仗但武器不足。

国际事务中的机会主义所以易被忽视,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国家投入战争时它较为显著,但在和平时期它仍然强烈。我们执迷于战争的原因,同时不乐意研究和平的原因,这就可能使我们视而不见机会主义支撑每个和平时期的方式。最流行的和平观是各国独立生活,每一国都尊重别国的权利和领土,同时每一国都置身于一种兄弟情谊关系。然而,国家间兄弟关系是等级式的和机会主义的。和平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军事力量。当军事力量急剧地毁坏和平时,我们注意到它的作用,而当它结束一场战争或维持和平时,我们容易忽视它的作用。于是,我们视而不见和平原因与战争原因之间的紧密联系。

【注释】

[1]保加利亚统治者亚历山大亲王是这么一位德国出生的海军军官的兄弟:此人1912年成为英国海军总司令,后来将自己的名字从巴滕贝格改为蒙巴顿,其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缅甸赢得盛名。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一

对许多18世纪战争之共有原因的探寻揭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国王驾崩往往是战争的前奏。这一联系体现在给四场重要战争起的名字上。于是,有一场西班牙继承战争和一场波兰继承战争,它们继之以奥地利继承战争,然后是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知道谁命名了这些战争将大有助于明白事理。它们的名称令人信服地蕴涵了一点:谁应当继承一个空缺的王位这一问题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人们有时说,这些战争“如其教科书名称所示”出自王朝竞争;它们被如此命名“并非偶然”。急于部分地依据其流行名称去解释一场战争的原因有点儿令人困惑。这差不多使人想到詹金斯之耳战争是一场关于耳朵的战争,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关于年代的战争。

这四场继承战争并非仅有的由君主驾崩先导和影响的战争。1700年,萨克森、丹麦和俄国的统治者对瑞典开战,其少年君主查理十二在位还不久。1741年,瑞典部队入侵俄国,其沙皇年仅一岁。1786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驾崩,这为下一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土耳其作战铺平了道路。还有,1792年3月,利奥波德皇帝在维也纳的驾崩是先导下个月法国对奥宣战的事件之一。

总计起来,18世纪8场战争由君主驾崩先导和影响,而这些战争构成该世纪重大战争中的大多数。1800年以后,那些守灵战争也未全然消失。因而,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的两场战争由丹麦国王驾崩先导,美国内战随一位总统在1861年离去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奥地利王储被刺杀为前奏。

能够增大战争可能性的那类事件和影响也能够减小战争可能性。君主驾崩既可能促成战争,也可能促成和平。1762年1月,正值腓特烈大王处在他与俄国和欧洲一半军队的持久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他听到了女沙皇伊丽莎白驾崩的消息。“振奋,我亲爱的伙伴”,腓特烈兴高采烈地给一位朋友写道。“我收到了一则大事新闻。”这件大事和新沙皇登基导致俄国迅速撤出一场她处于有利地位的战争。

守灵战争的最可行的解释何在?在一个以强大的君主制为特征的世纪里,一位国王的驾崩显然影响各国间的力量分布。当一位长期统治的君主由一位看来羸弱的君主继承时,国际力量天平急剧倾斜。在8位其驾崩成为战争前奏的君主中间,有6位各自统治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8位继承者中间,6位可称易受伤害;一位是婴儿,两位是十来岁的王子,一位是怀孕的妇女,继承了一个女性继位权甚为脆弱的王位,还有两位来自王国外面。一位看来羸弱的君主即位使得一国易受攻击。由于在一个许多君主间同盟乃是个人同盟的世纪里,一位君主的驾崩往往解散或削弱了防御性同盟,它就更加易受伤害。一位新君主并非总能确信其外国盟友的忠诚,甚或他自己的廷臣和将军们的忠诚。值得注目的是,新君主近乎总是外国进攻的靶子而非箭矢。看来,每逢它模糊了先前一直明确清晰的力量等级,突然使敌对的君主们自信他们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时,君主驾崩就极为危险。

守灵战争以人所熟悉的过头乐观开始。有新君的王国通常被判断为一时过弱,无法抵抗对其部分领土的劫掠。劫掠者通常相信他们能攫取领土而不激起一场战争,或如果战争爆发,战斗将迅速短暂并且打胜。当1701年路易十四悄然开始从西班牙窃取领土时,当1740年腓特烈大王入侵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时,当1778年奥地利约瑟夫的白外套部队开入巴伐利亚南部时,战争显然不在预期之列。可是,紧随这些兼并而来的是激烈的战斗。而且,战斗只是在过头的希望萎缩以后才终止。

二

在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革命是至少四场国际战争的先导。北美殖民地的造反在1778年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其他几场革命促成了普鲁士在1787年入侵荷兰、俄国在1792年入侵波兰和奥地利在同年入侵法国。国内动乱有如国王驾崩,标志了确立已久的权威的崩解,因而影响对国力的看法。在欧洲,作为和平的一个危险的扰乱者,国王葬礼愈益被国内冲突取代。

1800年后的许多国际战争并未由国内冲突先导,而国内冲突并非总是导致战争。尽管如此,发现多少战争由在一个交战国内的严重动乱作为前奏依然令人惊愕。下面的单子颇长,但仍未穷尽。假如它包括1815至1939年这一时期以外的战争,包括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战争,还包括欧洲列强与那些组织太松散以至不能被称作民族国家的有色人民的战争,那么它本将更长。不仅如此,所编表式只包括看来与随后的战争有明晰可见的联系的国内动乱。

1815至1939年

国际战争爆发之年　　　　战争　　　　　国内动荡所在地

1823　　　 法国比利牛斯征战　　　　西班牙

1828　　　　　 俄土战争　　　　　　　 希腊

1830　　　　　比利时战争　　　　比利时、法国

1830　　　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　　　 巴黎

1848　　　　丹麦-普鲁士战争　　　　 柏林

1848　　　　撒丁-奥地利战争　　 维也纳、米兰

1849　　　　　 征伐匈牙利　　　　　匈牙利

1853　　　　　克里米亚战争　　　 多瑙河邦国

1860　　　　　 意大利战争　　　　　西西里

1861　　　　　 远征墨西哥　　　　　墨西哥

1862　　　　　　海地战争　　　　　圣多明各

1864　　　　丹麦-普鲁士战争　　　荷尔斯泰因

1876　　　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　　 波斯尼亚

1877　　　　　　俄土战争　　　　　 巴尔干

1882　　　　　　远征埃及　　　　　　埃及

1885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　东鲁米利亚

1894　　　　　　中日战争　　　　　　朝鲜

1897　　　　希腊-土耳其战争　　　　克里特

1898　　　　　　美西战争　　　　　　古巴

1899　　　　　　布尔战争　　　　　德兰士瓦

1900　　　　　 征伐义和团　　　　　　北京

1911　　　　　　意土战争　　　　 土耳其帝国

1912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波斯尼亚

1918　　　　　　白俄战争　　　　　　俄国

1919　　　　第三次阿富汗战争　　印度、阿富汗

1919　　　　希腊-土耳其战争　　　　土耳其

1920　　　　 俄国-波兰战争　　　　　俄国

1931　　　　　　中日战争　　　　 日本、中国

1936　　　　　 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

1937　　　　　　中日战争　　　　　　中国

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里,至少31场战争由在一个交战国内的严重动荡直接先导。这些战争构成这一时期里相关的国际战争的一半以上。国内冲突与国际战争之间的联系显然至关紧要,而著名的替罪羊理论确实试图解释这联系。

三

19世纪里,战争不那么经常是国王们的竞技,但它仍然是一种竞技。它的年度赛日期不像板球的年度赛日期那么确定,旁观者也并非总能在战场边缘找到一个正面看台;然而,战争作为一种竞技,所献甚多。亚历山大·威廉·金莱克,一位英国律师,是战争的一名便衣追随者。1845年在北非,他伴随法国将军圣阿诺的快速纵队,亲历了该将军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战役。9年后,他与英国远征军一起在克里米亚,从马鞍或方便的山丘上观看战斗。在阿尔马之战的早晨,他从自己的矮马上摔下来,这碰巧给了他一个机会与英军司令官拉格伦勋爵相识,并在那天晚上与之共进晚餐庆贺胜利,从此他对拉格伦怀有深深的敬意。战争结束时,拉格伦夫人——她丈夫死在克里米亚——邀请金莱克撰写一部战役史。他写了八大卷,最后一卷在他近80岁时面世。金莱克笔锋有力,行文流畅,《征战克里米亚》的头几卷乃畅销书。作为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漫长的在位时期打的主要战争的权威史家,他对这场战争的分析可能影响了对许多后来的战争的解释。

金莱克解释的核心令人信服;他论辩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对战争的酝酿负首要责任”,他对俄国的咄咄逼人的政策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促进“当时会聚在巴黎的一小撮人的福利和安全”。金莱克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一大原因在于法国政权的内部麻烦。对克里米亚的入侵意在当作一个替罪羊,以便转移法国人的视线,使之不去关注他们本国政府的羸弱。

金莱克不是将一场特定的战争视为替国内不满群体开演的外国马戏的第一位历史家。克里米亚战争也不是这解释被应用于其上的第一个对象。它被援引来解释众多特定的战争,从1328年开始的百年战争一直延至6个世纪后的越南战争。它仍是关于战争的最流行的笼统断言之一。昆西·赖特教授——他1942年在芝加哥完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争研究——断定国际战争的一大经常性原因,在于那种“沉湎于对外战争,将它当作从国内弊端转移开去”的侵略性倾向。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当前版内,赖特的论辩更加有力,他为该版撰写了关于战争原因的释文;他怀疑一个极权主义独裁政权能不辱骂或进攻一个外国替罪羊而存在下去。伦纳德·伍尔夫在他第三项振奋人心的社群心理学研究中,也相信一个现代独裁者有赖于煽动野蛮凶猛的爱国主义,办法是将他本国的所有弊病都归罪于外国人:“他使用仇恨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这就使他有很大可能最终会将他的国家和政府投入战争,不管他是否想要它。”类似的警告来自某些政治理论家,他们担心一个陷于困难的国家可能对敌使用核武器,为的是在他本国人民中间造就团结。

战争是一场旨在使内部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的神圣征伐:这一观念有很大的适应性,可被改造得适应对于战争的种种不同的先入之见。它可用作一种关于战争的阴谋理论,就像它对金莱克起的作用那样。于是,它满足了一种信念(那在19世纪自由主义者、20世纪反共主义者和这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往往是个信条),即专制统治者想望战争,普通民众被骗支持战争和从事战争,骗的办法就是无情地操纵其情感。这理论还能够满足那些相信战争大得人心的人:战争事件给予消防员的满足像它给予国务活动家的一样大,使得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共同敌人身上发泄愤懑。这理论在20世纪还从对心理学的着迷中获得了力量。战争被视为一种心理泄口:敌人是发泄心理紧张的靶子。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各国从战争中所失超过所得,战争的持续或许只能通过探索下意识的黑暗洞穴才能得到解释。这些洞穴在被探索时,流行的心理学提出了一个答案。一个投身于战争的国家是否像一个足球队的狂热支持者,由于他们的队输了而大为沮丧,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理性地对游览列车的窗户宣战?

替罪羊理论还吸引了人类学家。当美国人类学协会1967年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战争的原因时,得到最广泛表达的或许就是这理论。在讨论会上,玛格丽特·米德提出战争的功能之一,在于“当权势的维持从内部遭到威胁时,提供在国外的攻击靶子。”自1930年以来至少有五位别的人类学家提出,原始战争是在一个社会由于争执、紧张和怨愤而遭到麻烦时发生的。田野工作——或田野工作者——提供了某种支持“证据”。新几内亚塞比克区的一名武士告诉一位人类学家,他组织了一次袭击,因为他老婆辱骂了他,搞得他“满腔怒火”。这名武士的怒火究竟是针对相邻的部落,还是针对他自己的老婆,不很清楚。同样不很清楚原始战争是否可与文明战争相比,虽然这两类战争似乎很可能有比它们间的差异多得多的因果相似性。

替罪羊理论的这些变体看来在互相矛盾的战争解释旁边和平共处。这理论所以躲过批评,部分地是因为它据信已被另一个学科证明。某些政治科学家或许相信,替罪羊理论精选自历史阅读;某些历史学家或许认为它出自心理学;某些人类学家或许相信它已由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得到核实。他们不知道这理论来自何处:他们知道的只是它的普遍光芒。光芒看来起了替代证据的作用。

四

容易审视历史学家为支持关于特定战争的替罪羊解释而产出的证据。他们往往没有产出任何证据,有时仅产出了脆弱的片断。例如,考虑一下亚历山大·金莱克的论点,即路易·拿破仑部分地为了使法国人的视线从国内不满转移开来而图谋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有时人们指出,金莱克从1840年代后期起一直讨厌他,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正与一位时髦美人霍华德小姐一起,住在伦敦伯克莱街9号。金莱克受雇给霍华德小姐上历史课,爱上了她,并且厌恨自己的情敌。据说,金莱克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解释只是对路易·拿破仑恶意报复的一种方式。对金莱克的这一评论很可能不公正。假如任何在1850年代将路易·拿破仑谴责为战争贩子的人真的是个向美貌的霍华德小姐求爱而被拒绝的人,那么她一定是欧洲历史上最多地受到追求的女人。更适切的是,没有任何证据出自法国文件去确认金莱克对拿破仑在引起战争方面所起作用的解释,而质疑这解释的却不少。

1870年的普法战争有时得到类似的解释。关于这场战争的德国官方史将战争的爆发部分地归因于拿破仑三世不安宁的野心,部分地归因于法国国内的大众不满。“转移至对外政治——这些情势下如此经常地被诉诸的办法——似乎是应对国内各党派持续压力的唯一平衡手段。”柏林的官方解释如是说。这一看法巧妙地解脱了普鲁士的错责,但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在普法战争爆发以前不到两年,拿破仑三世曾就一个提法做过评论,那就是他可能希望某一天打普鲁士,作为他的帝国内部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他在1868年10月私下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没有任何内部麻烦——他预料没有任何——“会由一场对外战争得到平息”。他认为,战争和相伴的高赋税将危及而非强化一个王朝。他是对的,因为战争将把他赶下皇位。

替罪羊解释的主持者们近乎总是将其应用于敌人,应用于他们不赞成的国家。因而,这解释通常是诋毁性的和充满派性的。它的支持证据同样出自偏颇的来源,而非出自那些据称为了内部团结而决定投入战争的人的言论。有一个显著的例外,而且经常得到援引。1904年,当俄国与日本投入战争时,俄国内政大臣说:“我们需要一场胜利的小战争,以便阻止革命潮流。”乍看来,这是个有力的证据。对俄国的内部动荡,俄国内政大臣V．K．普勒维可能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他先前任警察总监,当前任内政大臣于1902年被一名恐怖分子刺杀时他得到晋升,此后他花费了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去试图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从亚美尼亚到芬兰的宽广战线上。如果说服俄国投入对日战争的论据之一在于恢复国内一致的渴望,那么普勒维将是主要的受惠者。

普勒维的这句话出自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后者是到1903年为止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回忆道:

在日俄战争开头的日子里,据我回忆克鲁泡特金将军有一次指责普勒维,说他是唯一渴望日俄战争并与一帮将国家拖入了其中的政治冒险家沆瀣一气的大臣。“阿历克谢·尼科拉耶维奇(即克鲁泡特金),”普勒维反诘道,“你不熟悉俄国的国内形势。我们需要一场胜利的小战争,以便阻止革命潮流。”

要将这耸人听闻的话当作俄国政策的镜子接受下来,至少有六个障碍——并非全都不可逾越。这话一直没有被维特记下来,直到也许8年后他完成他的回忆录为止;如果维特的记忆有缺陷或有偏见,那么随时间的流逝这话可能被淡化或强化。由于维特是普勒维的死对头,也由于他不赞成对日战争,他就有可能下意识地给这话加油添醋;由于这战争既不小也未胜,普勒维就将以自己的言辞而受到谴责。不仅如此,普勒维的话如果细读,并未确认寻求替罪羊是俄国决定打仗的主要原因。维特伯爵本人主要指责“一帮政治冒险家”——怀有在远东的野心的俄国人——将国家拖入了战争。维特伯爵也从未示意国内动荡是俄国投入战争的追加原因;维特用了22页去写战争的原因, 然而没有一处他提出俄国的政策受到战争会缓和国内动荡这一希望影响。最重要的是,维特论辩说俄国统治集团虽然在关于满洲的未来的谈判中绝对顽固,但既不希望也未预料有一场战争。“我们行事”,维特写道,“如同我们肯定日本人将忍受一切而不敢攻击我们。”1904年2月日本对旅顺港的袭击粉碎了这一白日梦。因此,论辩——依据普勒维的两句话去论辩——俄国怀着平息国内动荡的希望投入战争是有风险的。与此同时,可行的是——倘若希望如此——论辩战争开始后不久普勒维便相信国内一致将是胜利的红利之一。他的希望特有讽刺意味,那大概就是它在维特回忆录中被记下来的主要原因。那些阅读维特回忆录的人,大多不必被提醒随战争拖延下去,俄国国内的动荡和暴力有增无减。读者们还知道这暴力的著名受害者正是普勒维本人。战争第六个月里,他乘坐自己的马车前往圣彼得堡附近的沙皇夏宫,途中被恐怖分子的一枚炸弹炸死。

国内政治困境往往导致战争这一观念是不知疲倦的。它凸现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解释之中。1914年夏天,几乎每个国家都似乎苦于热疹。伦敦苦于爱尔兰人作乱,柏林苦于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圣彼得堡苦于罢工者游行,维也纳苦于其帝国内部多个不同民族动荡不安。不足为奇,一些历史学家会提出俄国领导人平息国内异见的渴望是推动他们走向战争的因素之一。“为转移国内麻烦而打一场对外战争的想法,”S．B．法伊写道,“当然是个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非常为人熟悉的想法”;他猜想,1914年7月俄国动员其军队的决定后面有这动机。然而,他为这动机给出的证据并不有力。头一条残碎的证据是瑞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由一位“显然消息灵通的俄国同情者”在1917年撰写。人们会提出,这篇瑞士报纸文章的作者可以得到的尊重,那不超过对于欧洲报纸上成百上千显然消息灵通的匿名作者的尊重。全无证据表明这位作者听到过俄国大臣们在1914年的辩论,关于俄国是否应当准备战争的辩论。第二即最后一条残碎的证据是德国驻俄大使于1914年7月25日写的一份报告;从一个匿名但“值得信赖的来源”,这位大使听到了有关前一天俄国帝国议事会内进行的讨论的情况。按照这一来源,帝国议事会讨论了俄国——业已面对工人不满和罢工——能否“面对外部复杂形势而无麻烦”。这不是有利于俄国希望转移其人民的注意力、使之远离国内麻烦的证据。相反,它显示帝国议事会成员们认为,国内麻烦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发动对外战争的遏阻因素,而非激励因素。

同样的解释一直被应用于德国。据说,柏林政府认为一场对外战争将使社会主义者安静下来,抑制他们的增长着的影响。给这解释提供的证据很快就不灵了。德国头号军人冯·毛奇曾在1913年警告其奥地利对应人物:任何战争都将要求人民的充分合作。在他心目中,任何为团结全国而发动战争的想法都是愚蠢的;他的目的宁可说在于保证国家在决定发动战争以前团结一致。战争前夕,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私下强调,如果德国要成功地打仗,所有各阶级的支持从一开始就必不可少。因此,他渴望俄国沙皇——社会民主党人的大敌和蹂躏了1905年革命党人的统治者——应看上去像是侵略者。贝特曼·霍尔韦格预言,如果沙皇要危及德国,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将忠于德国,就不会哪怕是考虑“一场总罢工或局部罢工或搞破坏”的问题。他的预言(在1914年7月30日做出)是正确的。第二天,俄国正式动员其军队。一天后,德国动员自己的军队,社会民主党人热烈欢呼。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1930年代的扩张主义目的一直被广泛地解释成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企图,即靠树立外敌去平息国内紧张。按照一位杰出的哈佛学者,1930年代的独裁者们“蓄意偏好国外冲突,而不要不能忍受的国内变革前景”。这观念的一个漏洞,在于意大利和德国到1930年代中期已有国内团结征象,那是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比不上的。许多英国人不喜欢1930年代中期他们在柏林或罗马见到的法西斯主义,但至少注意到在伦敦或格拉斯哥缺乏的一种目的感和和团结意识。不仅如此,德国从世界性萧条中恢复得较快,快于西方民主国家,因而在德国的经济危难较轻。相反,1930年代后期英法领导人之急于姑息希特勒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的一项惧怕,即他们本国的人民不团结。人们不能不提出,假如替罪羊理论正确,英国和法国就本应是1930年代后期更为好斗的欧洲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则本应一直力求维持现状。诚然,可以论辩只是由于政府已在战前年代树立了仇恨的靶子——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德国才实现了她的很大部分团结。可是,接受这论辩实际上等于放弃替罪羊理论。为何德国在1939年竟要为取得国内团结而投身战争,假如这团结已经显而易见?

希特勒看来确信在1939年全国支持他。这是他自信德国有能力赢得一场战争的一个缘由。一个并行的信心缘由是他相信与德国不同,那么多欧洲国家内部分裂。当1939年他计划入侵波兰时,他希望“法国增长着的内部危机和由此而来英国的谨慎”可能会阻止英法援助波兰。当几个月后他思量俄国是否可能攻击德国时,他断定俄国目前“不危险”;“它被许多内部状况削弱”。希特勒是许多时代里许多如此的领导人中的一个:他们相信对诉诸战争来说,国内动荡是个遏阻因素, 而非激励因素。

印度尼西亚与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1960年代发生武装暴力事件,它们被广泛视为苏加诺总统的替罪羊寻求。据说他一直在为他自己共和国内部的经济危难和政治紧张寻找一个靶子,途径是派遣武装分队进入马来西亚领土。然而,不清楚这“对抗”是否支持替罪羊理论。一个怀疑是这些事件能否被界定为一场战争。1963至1966年期间,它们导致590名印度尼西亚人和150名马来西亚与其盟国的士兵及平民命丧黄泉;按照任何定义,它都只是一场小型的、半心半意的战争。也许这战斗被苏加诺和其他领导人看作是对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团结性影响力,然而内部团结目的是否要求有一种血腥的或大吵大闹的对外政策?如果苏加诺总统想靠一场光荣的对外冒险来使他的国家联合一致,那么为何他只派遣如此少的印度尼西亚部队,以致它们全然无望实现光荣?一个可行的答案是苏加诺需要他的大部分军人留在国内。另一个答案是印度尼西亚缺乏信心和财力去发动一场不止是象征性的战争。要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内麻烦,她甚至本有可能发动一场当真的战争,以便阻止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加入新成立的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内部紧张的主要影响所及看来是内战而非国际战争。在三年“对抗”期间,经内部冲突造成的印度尼西亚国内伤亡或许相当于印度尼西亚人在与马来西亚的混战中所遭伤亡的几百倍。针对印度尼西亚国内共产党人的暴力在1966年上半年最剧烈,因而人们会预期——根据替罪羊理论信条——对外战争将被加剧。相反,它于此告终。

替罪羊解释看来是信念的表现,而非合乎情理的论点。根深蒂固的信念往往满足于浅薄的证据。那些将战争部分地解释成寻求替罪羊的人难得为自己的说明提供证据。他们透露的点滴证据往往指向另一路径。

五

对于许多国际战争乃是平息国内紧张的企图这一观念,可以应用另一项检验。这些事件中大多数的事态时序透露出一种令人明理的模式。一个面对严重的国内紧张的政府没有首先攻击一个邻国以恢复团结。较可理喻地,它攻击或反击国内的反叛者。在1890年代,土耳其政府面对土耳其克里特省内的希腊人起义,试图在与希腊王国开战以前许久就将这些起义镇压下去。1930年代里希特勒德国对共产党人怀抱狂热的敌意,在它投入与共产党俄国的战争以前许久就大肆折磨了德国的共产党人。这些并非孤立的事态时序实例;它们宁可说是正常模式的例解。替罪羊理论似乎无视这一模式。

替罪羊解释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它们被更多地应用于遭受轻度紧张而非公然内战的国家。然而,如果一国遭受轻度紧张,它就几乎不会需要着手对外冒险以平息这些紧张。反过来,如果一国有严重紧张,它就会显得不那么有希望发动一场成功的对外战争,因为它本身的分裂将减小胜利机会。严重分裂对一国的战争态度的影响在许多战争终了时特别昭然可见。1905和1917年时在俄国、1918年时在德国以及或许1970年代初在美国的事态提示,一国内部的严重分裂使领导人倾向于谋求和平而非战争。

对战争的替罪羊解释看似令人相信,然而很可能是错的。它们依赖可疑的前提假设。它们通常假设和平是个毫无新鲜处的领域,几乎毋需解释。它们通常假设一个处于困境的国家会抓住一个敌人,无论其大小或远近;可是,这个假设不易接受。它们假定一国可以被指责为要对一场战争负责,然而战争是至少两国之间的一种关系,无法靠孤立地审视一国得到解释。即使在相反情况下战争可以合乎逻辑地归咎于一国,替罪羊理论依然是误导性的:它假定被内部冲突分裂的国家点燃战火,但事实上在1815至1939年的大多数相关的战争中,战火并非由被内部冲突分裂的国家点燃。诚然,可能有这样的战争:在其中,一个政府的某些成员希望胜利的许多好处之一将是本国人民中间加强了的团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此的希望是决定打仗的一大原因。替罪羊解释的主要长处在于,它们认识到国内动荡与国际战争往往彼此相联。然而,对这一联系似乎有个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国对战争或和平的偏好总是部分地受到下述看法的影响:对它自身的内部团结的看法,连同对它的潜在敌手的团结或不和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每次战争爆发和每次和平问世相关,虽然它们的影响可以并非总是显赫昭彰。尽管如此,这些看法——无论是助长信心还是助长谨慎——并非均衡地促成战争或促成和平。

看来,内部冲突在它压抑两国间先前清晰无疑和得到公认的力量等级时,最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较强国家里的内部冲突更有可能扰乱和平,因为它压抑了力量等级,减小了较强国家明显的优势差距。另一方面,两国中间较弱一国里的内部冲突更有可能维持和平,因为它肯定了对它们相对力量的公认的评估。同样的模式大概流行于一场战争的最后各阶段。如果一国正在清晰地确立自己的军事优势,那么当在输掉的国家内部爆发严重的社会动乱时,和平的前景便得到加强;不仅如此,动乱还更有可能在战败国而不是战胜国内爆发。

六

国内冲突只是可能导向国际战争的绳索之一,但这绳索往往强劲有力,而且有时还交织着无烟火药。当被扰乱国家内部的一个集团或利益群体有与另一国的强劲的联结纽带时,国内冲突就特别危险。这些纽带可以是宗教性和种族性的;19世纪里,希腊有与土耳其帝国许多部分内的希腊人的联结纽带,俄国则有与同一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基督徒的联结纽带。某些纽带是民族主义的;丹麦南部的德意志人与普鲁士关系密切,奥地利帝国南部的意大利人与撒丁王国情同手足。某些纽带主要是意识形态性质的;1890年代,在西属古巴的造反者与美国国内的大众舆论一起,共信新世界应当从欧洲的统治解放出来,1919年内战中的俄国反革命分子则有与外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联结。

在1815至1939年期间先于国际战争的31场国内冲突中间,至少有26场与最终步入战争的国家形成了联系。有时,受困国家的政府培育这联系。因此,在1849年面对其匈牙利诸省内造反运动的奥地利君主国说服沙皇,要他帮助扑灭一场叛乱,那否则可能在俄国内部激起类似的反叛。然而,一般的模式是反叛群体——而非政府——锻造与外部国家的联结纽带。例如在19世纪,土耳其帝国内的造反者培育与俄国政府、希腊政府或塞尔维亚政府的强有力联结;这些政府则不时步入对土战争。有时,受困国家的政府和反叛者各自与外部国家形成联结;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战争中,还有1960年代在南越,情况就是如此。西贡政府在华盛顿拥有盟友,与此同时造反者在河内拥有盟友。

国家间的联系有时被视为战争原因。这一观点反映在史学季刊或现代战争期间报纸和电视上辩论的一个问题里面:战争的原因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宗教或民族主义的?然而,一个人可以提出此等联系并非战争原因。它们构成两国之间的关系;它们既可以培育战争,也可以培育和平。它们提供了至关紧要的问题或交往事务,为此两国必须找到一个彼此可共同接受的处理代价。当两国间的交往事务至关重要时,调节这些事务的方式也至关重要。终极调节者是军事力量。当两国持有关于它们自身军事力量的相反评估,而且所攸关的问题对两国都至关紧要时,战争就颇有可能。

1897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反映了冲突的最常见背景。动乱场所为土耳其属下的克里特岛,那里东正教基督徒多于穆斯林,经常反叛出自君士坦丁堡的统治。由于希腊大陆的最近部分离克里特岛仅60英里,岛上受压迫的希腊人有与希腊王国的强有力联系。尽管如此,希腊在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头60年里,缺乏军事实力去打倒克里特岛上的土耳其驻防军,甚或公然援助岛上常发的反叛。希腊人于1833、1841、1858、1866至1868和1889年在克里特山上多次造反,但直到1896年的造反为止,希腊王国一直没有试图解放该岛。

为何1896年在克里特的造反终于吸引了强有力的希腊援助?在俄国于1878年战胜土耳其之后,土耳其的力量在大多数欧洲领导人看来不断衰减。最重要的是土耳其作为一个海军国家业已衰微,而若克里特要得到防守以免可能的入侵,海军实力就必不可少。到1890年代初,希腊海军已经强于土耳其海军。希腊对外政策还由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而变得大胆,奥林匹克运动大会1896年在雅典的复兴就是这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希腊未从事任何对外战争已超过一代人之久;而且,战争通常有一个好处,虽然可能看似可疑的好处,那就是抑制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过头乐观。希腊的信心——确信如果外交失败她能将土耳其人逐出克里特——阻碍了谈判。这阻力被进一步增强,因为土耳其人不接受一个普遍的看法,即他们的帝国正在土崩瓦解。自俄国人1878年逼近君士坦丁堡城墙以来已过去了近20年,这兵临城下的记忆业已淡漠。土耳其陆军仍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陆军之一,而且现在靠德国顾问有所精锐化,它将于1897年在希腊土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希腊大陆上的信心帮助激发了1896年在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一个好斗的希腊协会——“希泰蕾阿国民会”(Ethnike Hetaerea)以武器援助造反者。克里特岛上反叛的最初成功增强了在希腊的目的感和团结意识。它还强化了土耳其羸弱这一信念。甚至土耳其在克里特岛内治理方面给出的让步也鼓励而非安抚了在雅典的政府。1897年2月,随希腊的炮舰和1500名部队官兵抵达克里特,内部冲突变成了国际战争。一场国际封锁阻止了在克里特大打猛打,但无法阻止希腊军人在希腊北部边境袭击土耳其人。4月17日土耳其对希腊宣战,五周之内希腊军队速成乌合之众,一项停战协议急切地得到签署。希腊受辱被挫,不得不给土耳其支付一大笔赔偿,它的唯一安慰是克里特从土耳其统治转为国际管辖。

希腊-土耳其战争提示了若干结论。首先,影响两国利益和威望的国内冲突显然危险。假如土耳其未曾试图在1896年镇压克里特岛上的反叛,她就本将因此鼓励了散布在其广阔帝国的各少数民族中间的反叛;然而,倘若土耳其试图粉碎反叛,它就会激怒希腊,那里的民族自信现在高昂。第二个结论是,在两个都自信有能力强加自己的意志的国家之间,一场外交冲突实属危险;假如希腊人相信在军事上他们是较弱的国家,那么他们本不会愿意将国内冲突转变为国际战争。第三个结论可被尝试性地提出,亦即克里特岛内的内战不管是由基督徒造反者还是由土耳其部队发起,都部分地是土耳其与希腊之间被搞得模糊不清的力量对比的一个反映。因此,这场冲突部分地是自生的。国际紧张鼓励了国内争斗,后者反过来又鼓励了国际战争。这些结论看来对大多数出自国内冲突的国际战争都是适切的。

那些趋于使国内冲突溢出为国际战争的状况表明,替罪羊解释牛头不对马嘴。苦于国内动荡的政府——无论是1864年的丹麦政府还是1897年的土耳其政府——通常宁可避免一场国际战争,如果战争能被避免的话。一个受困的国家如果毋须同时与一个外部敌人打仗,就能较容易地击败它本国的反叛者。另一方面,外部国家往往有强烈的动因要投入战争:球在敌国院内,除非这院子遭到入侵,它将留在那里。例如,1897年时,球在土耳其院内,除非希腊跳过篱笆,它就会差不多肯定留存故地。如果我们必须断定哪个国家比较急于将国内冲突转变为国际战争,那么外部国家通常较为急切。

国内冲突在一国境内的扩散往往犹如国王驾崩;18世纪的王家丧钟犹如以后世纪里受困国度的戒严警钟,常有着同样的战争回音。这两类钟声都吸引敌人前来进攻。当它们宣告一个时代——在其中一对对国家间的力量等级得到公认——的终了时,这钟声最危险。一直维持和平的机会主义由此被一种助长战争的机会主义取代。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一

“我一向听说,”意大利史学家路易吉·达·波尔托写道,“和平带来财富,财富带来骄傲,骄傲带来愤怒,愤怒带来战争,战争带来贫困,贫困带来人道,人道带来和平;和平,像我已说的那样,带来财富,因而世事循环不已。”在本质上,他将战争视为危险的骄傲旋转木马转圈的一个阶段。

他在1509年写了上面的话,然而财富间接地助长战争这一信念已经历史悠久,并且将大为流行,直到19世纪为止。在那较为世俗的世纪里,人们赞同经济状况与战争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联。经济需要而非富裕被视为新的战争搅动器。这一新解释有其干脆利落和目前为人熟知的各套推论。当经济活动的停滞将人心和精力转向战斗时,战争便趋于到来。或者,战争所以来临,是因为领导人试图将本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出自经济弊病的国内危难转移开去。或者,战争是国内经济压力的结果——去国外追求较广阔的市场和经济机会。在20世纪中叶,对经济需要的强调在还有一种理论中得到了表述。据说白人国家的富裕与黑、棕、黄有色人种国家的贫穷之间的反差能够激起一轮罗宾汉战争,在其中穷国力图劫掠富国。虽然这些理论各自不同,但它们都持有一种惧怕,即经济动力和压力导致战争。

二

如果审视这些解释,一项两难就随之而起。假如大多数战争恰在经济压力和需要正极为紧迫的时候和场所爆发,那将令人惊愕,因为它们是不那么有能力为一场战争提供资金的时候和场所。由于国际战争是大规模武装冲突,而非小偷小摸插曲,因而军备与动机一样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国家政府是复杂的组织,因此它们很可能既将战争视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途径,也将它视为一个组织难题。

将经济需要指为战争源泉的理论假定财政不足通常没有遏阻各国发动战争。它们假定即使其财政支撑力低下或国内经济困难高涨,各国仍愿发动进攻。然而,可得的证据提示了别样的情况。在18世纪,适当的财政被广泛认为是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诚然,有一场当真的战争,即奥地利继承战争,是在像芬兰和法国那么相距遥远的国土上到处歉收的时候开始的,然而一个在财政方面强有力的君主制政府点燃了战火。普鲁士的腓特烈在心中权衡力图从奥地利攫取西里西亚的种种好处,能够指靠一个从他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充裕的战争钱柜。他还相信,在维也纳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国库差不多空空如也,因而将限制她派遣部队进入战场的能力。他进军西里西亚后不久,便试图与玛丽亚·特蕾西亚讨价还价。给我西里西亚,他论辩说,我将帮助保卫你抵御别的敌人。“为了将维也纳宫廷”,他补充说,“置于一种它能够在其中为它本身提供良好防御的状况,我将首先向它提供200万弗罗林现金;我可能甚至加至300万。”

奥地利的传统敌人法国急于利用奥地利的羸弱,但由于饥荒和财政紧张而审慎从事。1740年夏天,普鲁士的腓特烈能够向许多正在因歉收而受苦的人提供谷物,与此同时法国国王却不能。穿行巴黎,他将要面包的呐喊声当作耳边风。正是在那年夏天巴黎的一条街道上,一群饥饿的妇女抓住红衣主教弗勒里的马缰绳,打开他装饰华丽的马车车门,对他尖叫要面包。“他几乎吓死过去”,一位当时人写道。毕竟他已经87岁。这位红衣主教实际上控制法国对外政策,而当1740年10月他思量是否要投入对奥战争时,他受制于财政压力:

陛下您明白我们不得不应对的开支,既为了维持我们的现存部队,也为了准备我们在来年将需要的新增部队;特别是因为这些武力所必需的补给和全部弹药如此过分地昂贵。

然而,更令我们担心的是在各省的可怕危难,那由谷物和所有维持基本生计必需的粮食的匮乏引起。一位国王的首要责任在于救济其臣民;而且,在我们务必提供的巨量救济之外,陛下您会容易理解作为人民贫穷的一个结果,我们能够征收的赋税量业已何等地锐减。

法国直到翌年夏天即四年里第一个丰收季节已可展望为止,始终没有立意对奥战争,这是否意味深长?

18世纪里,国王、大臣和外交官们的书信往往设定,一个内部虚弱的国家——无论是财政虚弱还是政治虚弱——经不起冒险。1749年,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幕僚考尼茨怀疑这位女皇如何能收复西里西亚,论辩说“我们的内外形势不容许我们采取一种危险和深入的进攻性政策”。1763年, 法王路易十五近乎紧握着拳头写道:“可能使俄国堕入混乱和令其退回微贱地位的任何事情都符合我们的利益。”在他想到国内危难与对外胆怯之间的联系时,一个人差不多能听见他恨意难消的磨牙声。20年后,他自己的法国将滑入混乱,由歉收和王室重债加剧乱局。英国驻法公使在1786年撰写一封密函,认为和平的希望依靠虚弱的法国国库“我相信远甚于依靠宫廷的和平宣称”。18个月后,从同一个使馆撰文的多塞特公爵并不认为法国会参加新的俄土战争;中立的白旗看来最契合“法国的国内危难”。当法国在1792年投入对奥战争时,这些预言破产了。当时法国国库并不充裕,而且法国国内纷争严重。虽然1792年的事态提示财政困难不是劝阻法国宣战的一个足够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经济需要和经济压力是战争的原因。

在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世纪里,财政匮乏是对战争的一个有力遏阻简直是欧洲列强中间的一句格言。1871年,德国强逼法国要缴付50亿金法郎赔款,部分地是为了支付德国的某些战费,部分地是出于一种信念,即沉重的赔款将阻止法国在随后10年里花费巨款搞军备。希腊1897年被打败之后,她为支付对土耳其的赔款而被迫借钱,英国、法国和俄国则充当贷款保障者。意味深长的是,英国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相信,如果大国监督希腊财政,它们就会阻止希腊将她欠别国的钱花费在军备上,从而促进欧洲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一个月,德国宰相就他希望强加于战败了的法国的赔款写了一封私人备忘录:“它必须高得足以阻止法国在接下来15到20年内就军备花费任何大量金钱”。当和平到来时,不得不支付赔款和放弃军备的恰是德国。

一个国家,倘若经济发达,它的军人被支付报酬并在战场上得到大方的供给,就可被期望更懂得为进行一场战争而需有充足的财政实力。然而,甚至落后国家看来也强调财政因素。当日本领导人在1873年辩论是否要入侵朝鲜时,现代化的主要建筑师大久保利通列举七条论据反对入侵。他的七条中有五条强调被提议的战争的财政含义。他指出,如果日本投入战争,她就会苦于通货膨胀,苦于将助长国内争斗的高赋税,苦于缺乏资金去将她的学校、产业和陆海军现代化。“发动一场战争,派遣数以万计的部队官兵去国外,就会一天天将开支增高到天文数字”——何况日本已经为平衡预算大伤脑筋。他告诫说,如果一场对朝鲜的战争证明旷日持久或不成功,“我们无力偿还我们的对英债务就将成为英国干预我国内政的借口”。主和者赢得了这场辩论。

对充足的财政的有力强调提示,它必须在对战争的任何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那还提示了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在经济危困的时候,或在经济危困的地区,国际战争的危险很可能并非较大。一个较肯定性的结论事实上可被抽引出来,那是由一位苏格兰人在写作历来人们就战争所曾写过的最有见识的文章之一时提供的。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历克·劳伦斯·麦克菲与戈登高地人一起在索姆河畔打过仗,此后在世界性大萧条开始时成了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讲师。他关于他那一代的两个最破坏性事件的经历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因为大约在1937年他觉察到了一条线索,那似乎将战争的爆发与一定的经济状况联结起来。1938年2月,他发表了一篇短文,带有一项预兆凶险的警告。该文题为“战争爆发与贸易周期”,占了一种学术季刊的9页,其时正值各种报纸执迷于德国的复兴和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

麦克菲论辩说,当经济复兴很有进展或已爬上斜坡抵达繁荣高原时,国际战争最有可能爆发。关于1850至1914年期间12场国际战争的爆发的简捷研究提示了这一模式,但这模式意味着什么?麦克菲认为,在这些时候战争趋于爆发:其时经济情绪牛气十足,“希望耀眼炫目,障碍不在话下”。他提出,这情绪提供了热度去“点燃战争火种,不管它们何时种下”。麦克菲关于经济波动的知识说服他相信,在欧洲,危险点将在大约两年里再度出现。“如果这些考虑被接受,”他论辩说,“我们就很可以祷告但愿从现在起到1940年,国务活动家们被授予一条智慧之路。”祷告者没有得到回答。

经济活动周期地从低迷进至繁荣,又从繁荣进至低迷(萧条年代以工作稀缺和利润跌落为标志):这趋势起初由英国和发达工业国家经历。它被冠以贸易循环或商业循环等不同的名称,反映了国家之间和每一国内的生产者之间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依赖网络的扩散;在飞机、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使这网络变得显然可见以前许久,经济专门化就在将很大部分世界转变为一个“地球村”。于是,在南北卡罗来纳的棉田、利物浦的台地和地球的许多角落里,对曼彻斯特纺织品的需求的减少都被感觉到。

在瞥见商业循环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时,麦克菲揭示了某种不能被干脆利落地应用于1800年以前的战争的东西。他没有对这两难作评论;他谦逊地否认有任何意图要树立自己的历史学家名声,而只是传递自己的观察,希望它们可能“证明是供某些历史学家精细加工的素材”。虽然18世纪有经济活动的上下起落,虽然著名的瑞典历史学家伊莱·赫克舍认为早在1763年,他的祖国就有一种较弱程度上类似商业循环的现象,但这些波动大概不按周期运行,没有值得被命名为“商业循环”的资本主义时钟式机制。风、冰和雨,连同它们对收成的影响,大概是这些早期波动的主要钟摆。经济活动的上下起落很可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对战争决定更有影响,部分是因为流行的经济情绪更可能被许多国家共同持有,部分是因为在经济悲观情绪与经济乐观情绪之间的来回摆动趋于变得更为强烈。

乍看来,麦克菲述说的联系有些可疑,即使在他选择的1850至1914年这一时期里。他认识到,经济学家能够争辩说他将备战误作战争原因。可以争辩战争之前增长着的繁荣只是重整军备和备战产生的效应。这就某些战争之前的繁荣而言,可能部分地是真的,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却似乎不实。因此,难以拒绝麦克菲教授的观察,即经济状况影响战争的爆发。

经济情绪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不仅影响银行家、店主、制造商、船主、农场主和他们雇用的所有人,还影响君主、首席大臣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它们影响政府的岁入和支出,并且影响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问题。它们影响社会的动荡或凝聚。还有,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们精妙地影响关于正在到来的数月将有什么面貌和这面貌能否易被塑造的预料。[1]

当贸易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时,政府的情绪趋于谨慎或忧惧。萎缩中的岁入和高涨中的索取国家援助的要求加剧这情绪。另一方面,在高度繁荣的时候(这是对和平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对环境的掌控感油然而生。的确,经济情绪很像精神病学家研究的心理情绪。“depression”和“mania”之类词语乃是那些既描述精神病人波动,又勾勒市场起伏的人两相通用的词汇。[2]当一位当代精神病学家戴维·斯塔福德-克拉克描述得意扬扬这一实际上每个人都不时经历过的情感状况时,他是在描述所有经济学家都已观察的一种情绪:

如果康乐感和自信心不仅超过对病人生活来说的所有适当程度,而且开始歪曲和遮蔽判断与责任,以至于适应现实和处理事务的能力遭到损害,那就构成了一种疾病,不管病人可能诉说的病痛多么少。

在商业繁荣中,甚至在反复出现的国家情绪中,这种疾病的甚于痕迹的表现分明可见。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布尔战争和许多其他战争,其前夕带有此类癫狂色彩。

不能说经济事件独自塑造这些情绪。诚然,经济事件——部分地因为它们是易于计量的——已得到如此认真的研究,以至于就实际目的而言它们能够主要按照其他经济事件得到解释。然而,经济行为方式不能被孤立出行为方式总体。经济学家们已经建造了一个深深的、关于人在经济事务中行为表现如何的知识蓄池,可是影响这行为表现的心理状况没有得到那么好的了解。

四

麦克菲的观察是在希特勒亲自接管陆军部那个月做出的,却未引起比一片树叶落在平静的水面大些的波纹。出自对许多战争的事实性探究的观察一向罕见,但他的罕见的贡献却未被理睬。他的话得到的注意是那么少,因而他本可从喀布尔而非格拉斯哥写稿。麦克菲教授小心翼翼地只提供一种尝试性的解释。“最后判断,”他写道,“乃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我所知,在研究战争原因的许多学科中,只有一位学者对麦克菲的观察提出了判断或评论。1948年在伦敦的一场公共演讲期间,一位显赫的历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爵士简短地勾勒了麦克菲的思想。他断然告诉他的听众,对理解战争做了最多贡献的历史学家并未追踪经济趋势,而是“详尽地剖析了一项项条约和外交文书”。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研究条约的历史学家一千比一,远多于研究趋势的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有礼貌地斥责了麦克菲,因为后者宣讲某种异端;事实上,麦克菲不厌其烦地否认了现在被错误地归之于他的思想。在再度的喝彩声中,乔治·克拉克爵士的演讲于1958年以精装本出版。

看来,乔治·克拉克爵士认为麦克菲正在宣称有权拥有一个大陆。相反,他只是在将自己的旗帜插上一个弹丸小岛,而且小心不去搏击周围的海浪。他的全部论辩基于一项很有才华的观察,同时他将这视为一条有用的线索,而非战争的根本原因。他认识到,经济的一阵高涨或盲目得意的景气情绪不足以引起一场战争。他知道在某些时期里,从多瑙河到北海的经济情绪是信心高扬,但这信心并未有一场战争相伴。

人们可以称赞麦克菲教授提出其论辩时的审慎克制。在某一方面,或许本应甚至更克制些。他认为“战争不在经济停滞或愈益萧条时爆发”,这实属可疑。由于麦克菲的概览从1850年起,到1914年终,因而他未注意到某些较早和较晚的战争是在经济状况不利期间开始的。饥馑年代1848和1849年里,在欧洲打了四场短暂的国际战争。在漫长的商业循环史上的最深谷底期间,日本于1931年在满洲与中国人短暂地交战。而且,可能还有别的在经济状况不符合麦克菲规定的时期里开始的战争,特别是殖民战争。

如果预料一切战争都在经济状况繁荣或愈益改善期间爆发,那就粗率了。经济情绪仅为影响是战是和决定的因素之一,而且它们并非总是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可以在不利的经济状况中爆发,如果其他因素正在强有力地朝战争推动。在1848和1849萧条年代四场战争的背景之中,有着人所熟悉的战争征兆:国内冲突、国王驾崩或其权威终结,以及水鸟困境。因此,1848年的丹麦-普鲁士战争随下述事态而来:丹麦国王驾崩,普鲁士国王因在柏林的反叛而受辱,还有丹麦南部内在动荡。与此相似,1848年在维也纳和北意大利奥属诸省的革命使得撒丁胆敢攻击奥地利帝国,后者看似处于瓦解边缘。还有,在匈牙利的战争既是多种族的奥地利帝国境内权威销蚀的原因,也是这销蚀的结果。

甚至在这些短暂的战争里,人们也或许能瞥见不利的经济状况的约束之手。最终胜利者在其战争政策方面引人注目地谨慎。1848年6月,维也纳政府命令其82岁的陆军元帅拉德茨基从撒丁谋求停战,但他违抗此令照打下去。与此相似,1931年在世界性萧条的谷底中,攻击满洲中国人的日本军队不执行来自东京政府的指令。还有,在1849年,当一支俄军列队翻山进入匈牙利,去镇压一场倘若得胜就可能往东蔓延到俄国、往北蔓延到俄属波兰的反叛时,俄国人不是在进行一场意欲劫掠和兼并的远征。匈牙利反叛者一被粉碎,俄国兵——与其1956年的后裔不同——就班师回国。在逆境期间或经济信心低落时候,战争并非没有可能:它只是较少可能发生,或者倘若它确实发生,那就很可能是为时短暂的。

五

麦克菲的被遗忘了的观察可以帮助解释携之开始那么多战争的乐观情绪。它提供了一项追加理由去拒绝替罪羊理论:如果经济萧条的国家不乐意发动对外战争,我们就同样会预料被内部冲突分裂的国家很少发动战争。麦克菲的观察还提供了一项追加理由去怀疑许多经济学家钟爱的下述教条:经济压力和经济病患是战争的主要激发器。由于他的检验,这些理论难成立了。最重要的是,麦克菲的观察看来同战争与和平的交错格局吻合无间。

【注释】

[1]在国际事务中,占优势的展望是预估短期未来。阿瑟·李·伯恩斯在其书籍《论列强和列强政治》中提出了这一至关紧要的观点。

[2]“depression”意为忧郁,萧条;“mania”意为癫狂,躁狂。——译者

第七章　战争日历

一

1911年夏天,一艘德国炮舰经大西洋驶向热得令人昏昏欲睡的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从而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先行危机之一。在许多欧洲国家首都,寻思这炮舰事件是否会导致战争的大臣和军事顾问们到季节里去找答案。如果德国行将挑起一场与法俄两国的战争,那么她会选择是在夏季还是在冬季开战?由于普遍假定德国会首先怀着速胜希望将其大部分兵力投入对法作战,然后将其大军转向俄国前线,因而任何延宕俄军向西推进的事情对德国都有大得无可计量的价值。据此,法国驻伦敦武官认为一场冬季战争更有可能,因为他相信冰雪将阻滞俄军推进。在英国,陆军部的顾问们也认为关键地区是波兰平原——任何俄国进军的起跑坡道。然而,他们从同样的证据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有如温斯顿·丘吉尔秘密地解释的那样,“对俄国来说的坏季节是春季和夏季,那时在波兰降雨多多,烂泥遍地。”

虽然顾问们在指明哪个季节看来最有可能造就一场战争方面可以意见不一,但他们都相信天气是影响开战决定的因素之一。季节似乎一向是个因素。辨识其影响的最简单方式是审视一大地区,那里有季节上的鲜明反差和长期的战争经历。北回归线以北各国——经由欧洲、西伯利亚、日本和北美的一片辽阔大地——提供了1840至1938年那个世纪里至少44场国际战争的战场。一份关于这些战争的开始季节的列表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模式:

春季:16场战争

夏季:15场战争

秋季:10场战争

冬季:3场战争

开始一场战争的最流行时间是4月至7月这四个月。一半以上战争——44场中的26场——是在气候有利的这四个月期间开始的。相反,没有任何战争始于12月份或1月份。

二

为何战争更有可能在较暖的月份开始?显然,春夏两季有利于入侵者。在春夏数月里,道路较干燥,河流较平静,有助于大规模军队及其笨重的火炮的机动性。一支军队能够较容易地为人和马匹沿途搜集食物。由于白昼较长,士兵们能够推进得较快:直到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止, 夜战简直闻所未闻。由于气候较温和,部队的士气,或许还有其健康,也能较容易地得到维持。

如果在较暖月份开始一场战争的好处非同小可,那就应当做出努力,去解释为何44场战争中的3场竟在冬天开始。1864年普奥两国对丹麦的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都始于2月,而且这两场战争都是在2月寒冰看似对入侵者造成严重障碍的地区打的。然而,这两个例外也许能按照异常的战略裨益得到解释。冬季给进攻者提供了夏季通常提供的同一种有利条件。在1904年,日本人通过在冬季攻击俄国而大有斩获。新的跨西伯利亚铁路是俄国远东部队的主要供给线,但未完全建成。因此,日本通过在2月而非4月或5月开战,抓住了针对这么一个敌人迅速推进的机会:它尚未能速将增援兵力送往数千英里之外横隔西伯利亚冰封平原和山岭的前线。

40年前,丹麦军队失败于看似其护障的坚冰上。当1864年丹麦与普奥两国关系紧张时,丹麦抵挡陆上入侵的主要防御是一条横跨日德兰半岛窄颈处的土木工事线。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一千年前修筑,1850年代里得到仔细的强化,这防线从西面的沼泽延伸大约10英里,直到石勒苏益格附近波罗的海的一个窄湾。丹麦人视之简直固若金汤。然而1864年2月,沼泽和水湾封冻,普鲁士人在一个雪夜突然绕过了丹麦防线。

冰雪之利可能不是有利于对丹麦冬季攻击的最强论据。普奥两国还不得不谨防列强——特别是英俄两国——援助丹麦。冬天阻止了这些海军强国提供迅速的援助。俄国舰队直到5月为止被冰封在芬兰湾内,英国舰队差不多同样无效。至少,这是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提出的看法(或迟来的借口),见于在丹麦迅速崩溃后不久写的一份备忘录:“我们只能经海上行动,而那只能在夏天。将一支英国舰队封闭在哥本哈根港口冬季的坚冰之中不会是安全的。”

人们无法确信,是这些战略考虑促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在1864年、日本人在1904年开始他们的冬季战争。它们可能巩固而非激发了他们的决定。显然,存在进行一番比较研究的余地:研究种种促使在较暖而非较寒月份开战的因素。与此同时,关于1864和1904年的战争为何始于冬季的意见确实全然吻合对大多数战争为何始于春夏两季的共同解释。

1840至1939年这一时期包含一批欧洲战争,它们的时间选择无法简单地靠气候之利得到说明。它们始于晚秋,其时入侵者无法指望气候将长时间有利于他们的推进。[1]1853年俄国与土耳其在黑海附近开始打仗时,1885年塞尔维亚人跨过德拉戈曼山口进入保加利亚时,还有1912年巴尔干各小盟国攻击土耳其时,这些秋季战争的主张者无法指望他们自己的狂怒会融化早雪。在这些战争中间,每场战争刚刚打响,雪就覆盖了某些战场,而且烂泥阻滞了供给线。关于天气如何影响开打决定的时间选择的正统解释不能被应用于这些战争。然而,在这些战争进行的地区,可能有一条线索。它们全都是在东南欧打的。可能在这个地区,落后的经济生活和对农业的依赖使得10月成为开战的一个有利月份:有了业经聚集的收成,有了可供喂养军队的食物剩余,晚秋可能是大量人员可从农田被集合起来而不使食物生产瘫痪的唯一季节。这个假设只能是试验性的。不仅如此,如果它被摆在下述事实旁边,它就有点儿动摇:虽然在东南欧有三场战争始于秋季,但另外三场战争始于春季或夏季。[2]秋季战争之谜可以持另一线索予以对待。这三场战争由在交战国之一的国内冲突或造反先导和点燃。是否由此可以提出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内动荡倾向于在秋季更强烈或更危险?的确,两次俄国革命——1905年和1917年革命——发生在晚秋。同样,“革命之年的最激进革命”在1848年10月爆发于维也纳,而那一年西欧的大多数革命在2月和3月到来。不管对战争在东南欧始于10月作何解释(这解释可能是复杂的,甚至是巧合),这些战争的时间选择无法依靠道路干燥、白昼漫长这传统描述得到说明。

我们可以瞥见为何通过它们对战略和战术的影响,季节当经常影响是打仗还是照旧和平的决定。由于一国为了对另一国强加自己的意志而发动战争,由于它能够在某些气候条件下较容易地强加这意志,因而它会倾向于在最有利的季节里开战。尽管如此,一个人仍须谨防一种观念,即只是通过它加速军事行动的能力,有利的天气才影响战争的时间选择。较暖的月份是否还包含令国际危机更为可能的经济或政治成分?

三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一位对人类事务中起伏波动的犀利观察者。杰文斯本人,利物浦一名制铁商的第9个孩子,将想象力与求实精神集于一身。18岁时,他移居澳大利亚,在悉尼的新造币厂工作,在那里他化验从新矿区送达的黄金,并且研习经济学和气象学。1859年他返回伦敦,在他24岁生日后不久成了伦敦大学学院预科的本科生,很快就超过了大多数教他的人。一名熟练的溜冰者,他在溜向化学、数学、经济学、逻辑学和气象学领域的问题核心方面甚至更加熟练。他是最先研究那些被称为商业循环的经济活动交替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就他那鹰一般漫天翱翔的心灵来说典型的是,他相信他发现了天上太阳黑子与经济活动消长涨落之间的联系。在他处理困难问题时,他以一名化验员的精确去运用统计学,差不多将它们称重到最精确的毫克。他将一种统计学才华应用于经济说明,而那不会被应用于军事说明至少又有一个四分之三世纪,而且此后也仅是尝试性的。有趣的是,他的经济学观察之一对战争而言可能有某种适切性。

1862年他27岁时,杰文斯觉察到一种货币模式。他注意到,前四次大的金融恐慌——1836年、1839年、1847年和1857年金融恐慌——发生在10月或11月。他探察英国货币市场,于1866年在伦敦告诉统计学协会:秋季恐慌部分地反映了在大多数秋季都被英格兰银行感觉到的要钱压力。乍看来,在秋季对黄金和信贷的季节性需求可能来自随农作物收获后的经济活动减落,然而杰文斯做了别样判断:他断定,对英格兰银行的秋季压力“并未显得归因于季节对贸易的任何很大或全面的影响”。无论对这压力作何解释(杰文斯给出了尝试性的原因展示),他对秋季危险的强调由于意外事件落了空。他于1866年4月提交自己的论文,而在下一个月里英国经历了九年来她的首次金融恐慌——当奥弗伦/格尼公司倒闭时爆发的“黑色星期五”危机。1873年,杰文斯对秋季危险的强调再度落空:维也纳的金融恐慌于5月到来,虽然美国在同一年紧随铁路投资商杰伊·古尔德的失败而爆发的恐慌确实在秋季来临。在春季到来的恐慌显示了杰文斯观点的某种不足,即使他没有教条般地说金融恐慌只可能在秋季到来。尽管如此,在杰文斯于1882年在黑斯廷斯附近游泳而溺水身亡后,他就秋季危机作的简短的警告进入了他的文集,该文集被批评者称为“富有才气,然而怪异”。在大多数研究商业起伏的经济学家中间,杰文斯的观察现在湮没无闻。

恰巧,首次阅读杰文斯后不久,迈克尔·斯图尔特的明晰易懂的书《凯恩斯及其后》到了我手里。斯图尔特简短地讨论了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溃,指出它发生在10月,并且断定“它为何在那个月而非任何其他月份到来全无特殊原因”。我马上想起了杰文斯的观察:他的模式是否已重现?因而,开列1830至1930年那个世纪里国际经济中的主要金融恐慌看来是有用的。我的单子上有12次,其中9次在10月或11月降临。不清楚为何那么多恐慌要发生在秋季。经济压力可以出自可辨识的事件,例如收割的结束和旅游的减落,也可以出自一种情绪,那随着冬季的临近而变得不那么乐观。

信心的季节性起伏——无论其原因是什么——可以提供为何大多数战争在春夏两季爆发的一个追加原因。在这些季节,商界、政界和军界内的掌控感可能较强。这符合被麦克菲教授观察到的倾向,即战争趋于在较乐观年份的较乐观季节爆发。在那些时候,国家领导人可能更倾向于高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讨价还价地位,从而使严重危机更有可能发生。而且,军队在较暖月份里能有的推进便利或可增大危机会导致战争的可能性。

可以争辩说,有利的季节仅仅提供了时机去开始一场业经决定了的战争。就某些战争而言这可能是对的。然而,假如它就大多数战争而言是对的,那么一个人本会预期找到证据,证明许多国家在开战以前几个月,就已坚决决定发动特定的战争。此种决定的证据看来甚少。战争实际爆发前三个或六个月,交战国家领导人持有的共同看法似乎是相信战争有可能或很可能。战争必不可免这一预言似乎罕见;不仅如此,这样的一种预言并非总是正确。因而,抓住有利时机开战看来是开战决定本身的一部分,而非这决定的后续。

战争标志各国的一种自信,即它们彼此间能够依靠打而非和平说服方法将自己的意志加之于对方。任何事情,只要增进领导人的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信念,只要增进强加自己的意志的渴望,就应当被称作战争的一个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季节大概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较小的影响因素之一。

四

上述昂扬的自信不仅可以因季节状况和繁荣高涨而增强。它显然还可以因国家庆典与其反映和激发的信心而增强。某些国家庆典是和平节日,但它们激发的民族主义并非总是对和平有利。

1851年在伦敦,万国产业博览会,世界所曾知道的最完美的贸易集市,通过国际贸易和知识鼓吹和平,然而它还以其蒸汽引擎、纺织品和水泵的展示,鼓吹英国是世界头号制造商。人们经常指出,水晶宫确立了1850年代初英国的情绪。这洋洋得意的庆典是否促进了好斗的沙文主义,以此英国人在1854年投入了他们40年来的首次重大战争?同样,1870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典礼是否有助于内阁变得大胆,以致它翌日上午在巴黎开会决定对普鲁士宣战?

1896年4月5日于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一个新的大理石体育场重返人间。虽然该运动会是一项通过体育运动而非军事较量促进和平的理想主义努力,但它也是希腊荣耀的复兴。对希腊来说,奥林匹亚的象征并非开幕日放飞的和平鸽,而是马拉松比赛中跑在最前面的那位乡村邮差,他迎着8万人的狂热喝彩和来自王家包厢希腊国王的祝贺奔入体育场。希腊由以在一年后开始她那60多年来的首次重大战争——以土耳其速胜告终的一场战争——的鲁莽自信有某些是否出自这和平的大理石体育场?

希土战争那年,英帝国兴高采烈地庆祝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年,两年后它怀着一种信心投入了布尔战争,那就是,世界所曾知道的最强大的帝国只消吹口气,两个南非共和国就会骤然倒下。英国的信心是否部分地由这些民族主义庆典滋养?还有,两个南非共和国的一部分蔑视态度是否由1898年12月它们自己的庆典促成?那是庆祝丁甘日——他们的“立约日”,意在纪念布尔人突袭队在血河对祖鲁人的胜利。

1908年,在弗朗兹·约瑟夫登上奥地利王位60周年前夕,他的帝国以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迈出了它差不多40年来最为扩张主义的步伐。1911年夏天,意大利庆祝了她作为一个统一的王国的15周年,而当政府看来将庆祝延展进它的外交时,在罗马、佛罗伦萨和都灵的铺张浪费的展览尚未开幕许久。1911年9月,她向土耳其发出一份勒令出让利比亚西部的24小时最后通牒,显然相信土耳其将会屈从。然而武力必不可少,意大利进行了她40多年来与一个欧洲国家的首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可能轻微地或强烈地受到国家喜庆日的影响。1913年,德国政府庆祝了1813至1815年解放战争一百周年,以在莱比锡为一座巨大的纪念馆举行落成仪式为高潮。各种庆典由于德皇威廉二世登基25周年而得到加强。庆典完成后不足一年,德国就置身于40多年来她的第一场战争。同样,一定意义上,作为那场战争的前奏的刺杀事件是纪念热的一个结果。当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同意在1914年6月28日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时,他是一项危险的决定的当事人。因为,那天是圣维图斯日,科索沃战役纪念日,塞尔维亚的战败开始了土耳其统治的四个世纪。“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像科索沃战役那样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塞尔维亚驻英公使C．米亚托维奇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末期写道。这次战役演变成了伟大的南部斯拉夫民间史诗,用马鬃弓琴“古斯拉”伴奏的无数曲子的爱国主题。随奥地利取代土耳其成为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的主要敌人,圣维图斯日在变成一个反奥纪念日。在那一天,在一个对塞尔维亚持强烈同情心的城市,奥地利王储被一名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

民族主义节日纪念有时增强开战意愿的提法是个微妙的提法:如果被捶击得太重,它就可能破碎。兴高采烈的气氛可能对某些战争的爆发没有影响,对另一些有微弱的影响,而对一两场战争影响强烈。若干庆典所以被组织起来,可能是因为好战情绪已经存在,虽然反过来它们又加剧这情绪:在德国,1913年的庆典前夕,参谋总长强调需要造就团结,由此国家能够面对任何军事紧急事态。不仅如此,如果一国相对繁荣,国家庆典就更有可能搞得繁缛铺张。也许,繁荣、信心和国家命运感融合在一起,有时诱使各国夸大自己的力量。

民族主义不是能加剧万难皆可克服之见的唯一情绪或意识形态。怀着上帝在他们一边、抵得上至少10万人的自信,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的旧约敌人;怀着外国的农民和清道夫会将他们当作解放者欢呼的信念,革命的法国在1792年面对列强;1840年代在美国的许多群体中间有一种神秘的信仰,那就是“我们的天定命运在于蔓延覆盖这个大陆,它是上帝为了我们年年增殖的千百万人的自由发展而分派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在英帝国内广泛流行一个假设,即英帝国伟大是因为上帝使之伟大;土耳其人笃信自己对基督教各国的战争是圣战,因而肯定成功;马克思主义者笃信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必定以胜利告终,因为这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原理规定的。所有这些信念都能通过增长胜利信心去增大战争可能。

在每一项战争决定或和平决定之中,季节、情绪和意识形态的起伏波动的影响大概都起作用,削弱或加强那些同样构成最终决定基础的较有形的因素。在一场危机里,它们有时可以加速或延宕开战决定。在一场战争期间,它们可以加速或延宕求和决定。加速或延宕此类决定的能力可能显得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尽管如此,”有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31年写道,“一场延宕了的战争可能是一场避免了的战争。”即使一场战争只延后了一年,它也可能成为一场大为不同的战争。假如欧洲大战比1914年早一年或晚一年开始,它就可能不会包含同样的盟国,持续得同样经久,造成同样的结果。

【注释】

[1]另一场秋季战争,即1911年的意土战争,于9月初开始。由于主战场将是利比亚西部,也由于那里的气候有利于冬季而非夏季入侵者,因而那次入侵的时间选择符合下述想法:一场战争的开始受到有便利军事胜利的天气影响。同一个论点也适于1959年10月开始的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战争。但是,它不能被用来说明1939年11月开始的苏芬战争。

[2]对在东南欧于晚秋开战的倾向来说,另外有一点可能是相关的。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1914年7月,土耳其参战却是在1914年11月,保加利亚参战则是在1915年10月。

第八章　力量算盘

一

普鲁士军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于1831年死于霍乱,当时他正在带领一支部队打击波兰造反者。他留下了一些内装手稿的密封小包裹,它们由他的遗孀在下一年发表。题为《论战争》的这些宏大凌乱的篇章可被称作《论战争与和平》,因为克劳塞维茨示意战争与和平多有共性。在他看来,18世纪从容不迫的围攻战并非远甚于一份有力的外交照会;那种战争“只是多少加强了的外交”。在本质上,外交文书吐露尊重气息,但其礼貌不如礼貌下面的默然威胁那么有效。这威胁可能不被述及,但它得到理解。腓特烈大王生硬的话语同样概括了军事力量影响外交的方式:“没有军备的外交就像没有乐器的音乐”。

克劳塞维茨在许多对法战役中为普鲁士打了仗,然而他对他未打过的战争更有影响。他据说是规划1870年和1914年对法入侵的德国将领们的护身符。他的书恰在克里米亚战争前被译成法文,恰在普法战争后被译成英文;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军事学院里,这位没有赢过任何大战役的人的名字变得那么显赫,超过大多数与胜利的战役密不可分的英名。然而,他的著作在军界以外影响较小。他被视为一名无情的分析者,相信战争有时应当“倾全部国力去进行”。因而,他的观点在大多数平民看来不那么干净;他似乎是险恶的黩武主义宣传家。那些研究一场战争的原因——与其过程有别——的人忽视他。然而,战争研究方面最危险的谬误之一就在于一种信念,即战争原因与战争活动属于各自隔开的领域,反映全然不同的原理。这一谬误若被转入医学,就会要求按照大为不同的原理去诊断一项疾病的原因与过程。

克劳塞维茨的喋喋不休绝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他三卷英文著作的索引指示的关于和平的话语只有一句。尽管如此,他对和平的某些看法可以从一些孤独零散的文句推引出来。他相信,清晰的国际力量阶梯往往会促进和平。“征服者总是和平的热爱者”,他写道。他的话乍看来似乎荒唐,但再看一眼就博得敬意。

二

力量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解释的症结,然而对它的效应却看法不一。大多数观察家论辩说,一个太强的国家危及和平。少数几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暗示一个支配性的国家只靠自己使劣势国家保持安分守己的能力就能维持和平。对这歧异必须作出回答。过去三个世纪散布一个个实例,显示国家在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每一极端面前如何行事。

力量失衡将助长战争大概是最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被反转过来用作一种和平解释。它的吸引力还在于,它能被应用于多个世纪里的战争,从迦太基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力量均衡”(均势)这一用语有万应灵药般的抚慰气息:它类似自然平衡、贸易平衡和其他可敬的概念。因而,这使人觉得力量的均衡不知何故是可取的。不幸的是,“均衡”一词令人混淆困惑。在一个时代它通常表示一套称重的砝码——简言之它先前意味着要么均等要么不均等——现在它通常表示均等和均衡。在现代语言里,断言“德国拥有一种有利的均势”并非全然清楚。它宁可说像一名教师,在一个学校里见不到机会均等,遂谴责“机会的不利均等”。口头上的混淆可能要对围绕均势概念已写下的无数含糊不清、缺乏说服力的词语负部分责任。

欧洲均势的好处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和战略专家强调。它是历史悠久的国际关系大理论,仍然受到尊重,虽然不再被那么崇敬。赫德利·布尔在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之前,担任英国外交部内一个军备控制研究单位的主任,按照他的看法,“一个稳定的军力均势的替代物是力量优势,那危险得多”。同样,阿拉斯泰尔·巴肯,伦敦战略研究所所长,在他写得极好的书《现代社会里的战争》内提出:“无疑,我们从自己的1930年代经历中得知,此种均势之缺乏造就了明显的侵略诱因。”许多历史著作家从往昔的战争抽取出了类似的教训。

均势的大多数信仰者认为,一个有众多强国的世界倾向于较为和平。在其中,一个侵略性国家能被其他强国的结合制衡。昆西·赖特在其鸿篇巨制《战争研究》中有某些保留地提出,“战争概率将相应于体系内国家数目的增大而减小”。阿诺尔德·汤因比注意到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八个强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只有两个——美国和苏联,认为这减少预兆不祥。他论辩说,一把仅有两条腿的椅子不那么平衡。随着岁月推移和两大强国避免了重大战争,某些国际事务专家论辩恐怖平衡取代了力量平衡。他们辩说在核时代两强比八强好。如果两强支配世界,危机失控的危险便被减小。[1]尽管如此,即使那些乐见核时代两强支配的人也相信,在前核时代,多强世界大多更为安全。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拿出过证据,去证明一个由七个强国组成的力量体系比一个两强体系有利于和平。这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类比。有时它像一类论辩,那是两轮自行车取代三轮车时欧洲城市里的老人们拿出来的。别的时候它像一种信仰,即笃信在一个经济体系内自由竞争的好处。它类似于认为在商界,众多强有力的竞争者会如此作用,以至没有哪个能赢得力量优势;如果一个竞争者看来很可能变为支配的,其他竞争者就会暂时联合起来征服它。可能饶有意义的是,这一经济事务中的灵活竞争信条恰逢类似的信条在国际事务中得到精制之际被卓越地系统化了。亚当·斯密赞扬经济事务中自由市场的好处时,瑞士法学家埃默里希·德·瓦泰勒赞扬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好处。一定意义上,这两项理论都是对这么一个欧洲的反应:在那里,强有力的君主们以种种好管闲事的规定妨碍经济生活,以频繁的战争扰乱政治生活。

不言而喻,一个拥有七个实力相近、无不珍视自身独立的国家的世界,将是抵御一个统治世界的强国兴起的强有力保障。甚至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也会是个有用的保障。说过了所有这些,我们有的是一项国家独立原理,而非和平原理。而且,事实上这是在起初实行均势的人眼里均势的主要好处。它起初不是一项和平规则,而是一项国家独立规则。爱德华·古利克,一位马萨诸塞州历史学家,坚持说它的表达最清晰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之类人物——“无不认为战争是个维持或恢复均势的工具”。在本质上,均势只是一项意在阻止一国兴起为世界统治者的规则。它只是化装成了貌似和平规则。

三

力量的均衡分布促进和平这一观念所以变得有力,部分地是因为它从未伴以具体的证据。犹如一个幽灵,它从未被抓住并得到审视,以便看看它的脸色和脉动。然而,有一刻这幽灵是能被抓住的。在战争结束时,实际的力量分布可以得到衡量。

胜负已决的战争结束之际,彼此敌对的欧洲同盟的均势力量分布极不平衡,而决定性战争倾向于导致较长的国际和平时期。相反,胜负不决的战争倾向于产生较短的和平时期。例如,18世纪的特征在于战争胜负不决,和平时期较短。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一个同盟很难打败另一个。许多战争以实际上的僵局结束:军事力量显然彼此均衡。这样的战争倾向于导致较短的和平。波兰继承战争——法国与奥地利之间基本无效的一场战争——在5年内就继之以奥地利继承战争。这场战争爆发8年后在大多数前线如此胜负不决,以至1748年签署的和约主要是肯定现状。然而,甚至随1763年巴黎条约而来的英法和平也不长;它在15年后告终。它告终之时正值北美殖民地对英造反消除了英国对法国的力量优势。

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燃遍欧洲并扩展到海外达10年之久,比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任何重大战争都更具决定性。它以法国统治大陆和英国支配海洋、美洲和东方而告终。因此,它未能解决关键问题:是英国更强还是法国更强?英法两国在1802年签署的亚眠和约延续了几乎不过一年。于是开始了拿破仑战争,它最终决出了毫无争议的胜利者。

这不是说,一场以决定性胜利告终的全面战争是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的唯一原因。一场胜负已决的全面战争并不总是导致经久的和平。然而,对1700至1815年期间重大战争的这番概览确实提示,将均势等同于和平的传统理论应当被反转过来。与之相反,显赫昭彰的力量优势倾向于助长和平。

过去三个世纪在欧洲打的全面战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结果的是拿破仑战争(1815年)、普法战争(187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这些战争的最后日子和随后和平时期的早期岁月标志了在欧力量失衡的高点。这些战争结束时,力量天平在不利于战败者的方向上如此倾斜,以至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俘虏被送往南大西洋的一个海岛,拿破仑三世被生擒,并被允许在英国过流亡生活,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流亡,希特勒自杀。这些战争结束以后数年,力量天平依然严重倾斜,大不利于战败者。然而,这些极端失衡岁月却标志了过去三个或更多世纪里欧洲所知的最显著和平时期的开头阶段。

军力均衡的好处的说明者完全集中于关注战争爆发。可是,他们忽视了围绕和平的发生的种种状况。由于忽视和平的发生,他们看来忽视了军事力量在交战国之间的分布能被精确地衡量的那个时期。战争是个衡量力量分布的令人信服的途径。战争的结束产生了一份清晰利落的力量等级表,那经过适当的审计和签署。按照这等级表,一种公认的力量优势倾向于培育和平。相反,传统理论的说明者仔细审视战争的序幕,但那是力量被蒙蔽、其衡量难得多的一个时期。那是以对哪国或哪个同盟最强的互相抵牾的估计为特征的一个时期。的确,差不多可以提出战争通常是一场外交危机的结果,这危机因为双方就它们的讨价还价力持有彼此抵牾的估计而无法得到解决。

外交危机与战争爆发之间的联系对理解战争来说似有关键意义。然而,这一联系看来被误解了。因而,许多历史学家在解释战争的爆发时,认为“外交的失败导致战争”。这种解释很像认为冬天的结束导致春天:这是个化装成解释的描述。事实上,导致外交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讨价还价力的相反看法——也促使各国去打仗。在战争结束时,情势反转过来。虽然我没有碰到平行的陈述——“因而战争的失败导致外交”,但它能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得到说明。在本质上,使得敌对双方不情愿继续打下去的同一个因素也说服他们去谈判。这个因素就是他们就他们的讨价还价相对地位持有的共识。

至关紧要的不是实际的力量分布或力量对比,而是国家领导人认为力量据以分布的方式。与此相反,传统理论假定各国国力能得到某种客观的衡量。它假定在前核时代,一位国务活动家关于国际力量对比的知识主要基于“对军事能力的客观的比较”。然而,我发觉难以接受力量在任何时候能得到如此客观的衡量这一观念。明显的例外是在战争结束之际——理论家们忽视的那个时刻。确实,正是准确衡量各国相对力量的问题大有解释战争为何发生的功效。战争是一种关于力量度衡的争执。战争标志着选择一套新的砝码和尺度。

四

在和平时期,两位外交官之间的关系犹如两位商人之间的关系。商人交换铜或晶体管,外交官的交易则涉及边界、势力范围、商业让步和他们共有的其他各种问题。一位外交部长或外交官是一名代表他的国家讨价还价的商人。他既是买者,也是卖者,虽然他买卖的是特权和责任而非商品。他签署的条约只是更礼貌版本的商业契约。

外交方面的困难犹如商业方面的,在于为交易寻求一个可接受的价格。恰如铜之类商品的价格大致代表铜的供给与对铜的需求两相平衡的那个点,外交交易的价格大致标志一国的给付意愿与另一国的要价相称的那个点。然而,外交市场不如商品市场那么精细。政治通货不如经济通货那么容易度量。外交市场上的买卖远为近似于实物交换,因而像是一种古代集市,在其中易货者们没有任何公认的交换媒介。在外交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售价(当它出售一项让步时它接受的价格)的大致等同物,连同一个买价的等同物。有时,这些价格彼此相差那么远,以至一项对两国都至关紧要的交易无法和平地完成;它们无法就交易价达成一致。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和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们无法达成一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无法与英法两国的部长们一起找到可共同接受的条件。

外交危机犹如国际支付危机,犹如英镑或法郎危机。在一场外交危机中,一个国家或同盟的通货与别国的通货脱节。这些通货只是每一国就它自己的相对讨价还价力怀有的估计。对一个外人来说,这些估计不易评价或衡量;然而,这些估计清晰地寓于从事讨价还价的大臣部长和外交官们心中。

一场国际支付危机有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的最终解决办法。如果英镑是危机的对象,如果它的价值因为英国进口太多而被危及,那么英国政府通常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入不敷出,超支度日。作为疗方,它可以甚至不得不宣布英镑的价值相对于法郎、马克和所有其他货币太高,因而它可以将英镑定在一个较低的汇率上。对国家自豪感和国民的钱袋来说,它遵循的无论哪个解决办法都不令人愉快。幸运的是,与一国必得承认自己的外交通货定值过高相比,一国必得承认自己的货币定值过高较少羞辱。情况差不多就如记录货币危机的统计数字使之看来是匿名的和非感情的。相反,一场外交危机是亲身的和情感所系的。对手并非一张显示国际支付总额的统计表;对手是一个荷枪实弹的国家,可以说它怀抱侵略意图,可以对它感到仇恨满怀。

一个面对支付危机的国家能够度量自己入不敷出的程度。不仅如此,随一个一个月过去,它能够度量自己的疗方是否有效,因为关于它的收支的统计数字是个准确的指南,指示危机的迫近和危机的消逝。另一方面,国际力量赤字却不那么容易觉察。一个国际力量赤字愈益增大的国家可以如此错觉自己的讨价还价力,以至它可能最终诉诸战争,然后经过战败而学会接受一种对自己讨价还价地位的较为谦逊的评估。

18世纪的守灵战争例解了这样的危机。一个被新君即位或内战爆发暂时削弱了的国家不肯相信自己较弱。它通常像它的讨价还价地位依然如故那般行事。可是在敌对国家眼里,它的地位往往是严重削弱。谈判因而受挫,因为每个国家的要求都远超过别国准备让出的。同样,诉诸战争受到青睐,因为每一方都相信自己将打赢。

在外交方面,某些国家能够长期大为入不敷出。所谓入不敷出,就是与倘若问题由武力解决它们就会不得不让出的相比,让出少得多。一个政府可能在谈判中不让步,因为它预料它的敌人不想打仗。它可能不让步,因为它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持有一种夸张的想法。或者,它可能不让步,是因为对一个敌人让步可能削弱它在自己国内的地位和掌控。一个面对货币危机而岌岌可危的国家无法规避某种惩罚,但在外交危机中只要敌对国家或敌对同盟不坚持诉诸战争,它就能完全规避惩罚。于是,外交可能成为更不现实的,危机可能变得更加频繁,紧张和窘迫的局面最后可能以战争而告终。

如果两国彼此间仅仅稍有接触,那么关于讨价还价力量的争执就不一定重要。在19世纪,普鲁士与阿富汗对自己的讨价还价力量大概持完全矛盾的估计,但这无关紧要。然而,如果两个相邻国家普鲁士与法国对自己的讨价还价力量持矛盾的估计,这矛盾就可能危险。它们对本身实力的估计例如在1870年彼此抵牾。它们各自投入战争,相对自信能击败对方。国家间彼此接触越多, 它们应就它们的相对讨价还价力量形成共识便越是重要。很久以来人们就注意到,与它们同相互隔离的国家交战相比,邻国更经常地彼此打仗。

一位社会学先驱格奥尔格·西梅尔1904年在柏林讲授哲学时,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的一项可悲的真理。他论辩说,防止一场战争的最有效方式,在于就两个敌对国家或敌对同盟的实力对比拥有准确的知识。而且这准确的知识,他写道,“经常只有靠出自冲突的实际战斗才能获得”。有讽刺意味的是,1914年他从柏林移居斯特拉斯堡——德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兼并了的一个城市;当德国和法国再度谋求通过战争学到关于它们实力对比的准确知识时,他在那里。那场战争以德国失败告终;整个1920年代她在外交上羸弱。法国拥有讨价还价力量;分歧能够得到解决。在1930年代,当德国重新武装时,它们的关系剧变。德国领导人关于本国军事实力的估计现在与英法领导人对其自身相对军事实力的估计相矛盾。假如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还活着,他就可能预言解决这矛盾的可能方式是经过战争。

战争本身提供了关于哪个国家或同盟最强的最可靠最客观的检验。在一场决定性地结束了的战争之后,交战国就它们各自的实力达成共识。战败国和战胜国可能就优势究竟有多大意见不一;但是,它们确实一致认为存在决定性优势。因此,一场胜负已决的战争通常继之以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治力量市场,换句话说继之以和平。的确,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一个紧要区别是战争倾向于成为更具决定性。一个世纪的战争多发的历史和下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其部分解释就在于此。18世纪更常有漫长的、胜负不决的战争,继之以短暂的和平时期,而1815年以后的那个世纪更常有短暂的、胜负明确的战争,连同漫长的和平时期。

尽管如此,在这两个世纪里,关于各国讨价还价力量的共识都难得持续一代人之久。即使一场战争胜负已决地结束了,力量等级也不可能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它变得模糊不清,因为对前一场战争的记忆逐渐淡薄,因为将战败归罪于旧领导人的新领导人上台,因为种种传奇和民间传说掩盖过去的失败。它还被下列因素搞得模糊不清:国内动荡的弱化效应和军事改组的强化效应,经济和技术的变迁,同盟的变换,还有各种各样其他影响。因此,战败了的国家重获信心。敌对各国相信它们各自能靠打仗而非靠谈判获益更多。这些彼此抵牾的希望是战争爆发的特征。

五

在这论辩中有一个难解之谜。虽然一场决定性地结束了的全面战争确立了胜者与败者之间井然有序的力量等级,它是否也确立了胜者与胜者之间的力量等级?两三个胜者为什么没有在和平得到确立后不久便彼此交战,以便进一步澄清力量等级?许多个月里,我能够搜集的任何答案都解答不了这个问题,然而慢慢地某些答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在若干决定性战争之后,胜者依然神经紧张,惧怕主要战败国可能最终东山再起。虽然随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下打击,法国已被击垮和占领,英国依然神经紧张,惧怕法国可能再度崛起;只是在拿破仑战败五年之后,卡斯尔雷勋爵才自信地强调“防止低地国家——欧洲的军事屏障——被丧失、被融化到法国力量巨大团块中去的重要性”。1920年代里,某些英国领导人和所有法国领导人依然提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者——德国和俄国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显得对德国复兴的前景始终神经紧张。这样的惧怕有助于在前一场战争的胜者中间保持某种团结。

一场重大战争过后不久胜者转而彼此相打的可能性往往被其他因素减小:它们在战争期间形成的联结,它们关于战争是一种代价极高而且不可预测的解决争端方式的生动记忆,还有国内危机的爆发,那在战争期间被暂时遮掩,或者已由战争造就出来。胜者间战后冲突的危险还由于决定了和平条款和条件的谈判而减小。虽然这些谈判首先对战败国强加了惩罚,但它们也给战胜国分配了酬赏和势力范围。在一场决定性战争结束时,和约不仅要求胜者与败者之间的一致,也要求主要胜者之间某种程度的一致。而且,在它们自己中间达成一致时,胜者往往解决了这么一类争端:它们假如依旧不解决,就会危及新近赢得的和平。

在所有这些随不同的战争各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个因素。由于战争是最终上诉法庭,是表明哪些国家更强的不容争辩的检验,因而一场全面战争度量的不仅是两大敌对方的相对实力。它还度量那些作为盟友作战的国家的相对实力。它对一个个盟友的力量可能度量得不那么准确,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比长期和平所给的更有用的指南。俄国和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暂时盟友,它们在这场战争中的相对表现提供了衡量他们的军事实力和弱点的一个尺度。的确,在欧洲战争的最后阶段,当它们从相反方向朝德国推进时,它们简直既是盟友,又是敌人。当战争结束之际它们一起被不自在地猛推到力量的最高层时,它们各自都至少得到了关于对方实力的现实的警告。这些警告大概有助于说明为何在接下来十年里它们的敌意并没有通过公开的战争表达出来。

六

可以坚持说这些结论对核时代来说不相干。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传统的模式和先例现在已失去意义。他们相信,1945年对日本城市投掷最早的原子弹和1957年发射远程导弹改变了军事力量影响战争与和平的方式。他们相信,传统的力量平衡概念已被一种恐怖平衡取代。他们相信,核国家领导人试图估计一场可能的战争之所失所得的方式现在大体是主观的。有些人还论辩说,在核时代,两个而非七个强国的存在更有利于和平:在核时代,两条腿的椅子更稳定。然而,是否当代世界如此不同?这些理论家可能首次发现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这么一些真理:它们在核武器问世以前或许不那么可见,但显然存在。

在上两个世纪的每一代,军事技术和各国的社会政治框架都有了改变。或许,我们时代标志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急剧转换。然而,许多证据表明,广岛之年并非国际事务连续性的这么一个深刻的断裂,连续比断裂更有意义。大多数国家只拥有常规武器。1945年以来的所有战争都只是以常规武器打的。诚然,几个强国拥有能扫除巨型城市的武器。核攻击的风险提供了严厉的警告,告诫切勿轻易投入一场战争,可是严厉的警告和风险早先就存在。1938年时,一场重大战争的前景是个空前可怕的前景;张伯伦在1938年警告希特勒,一场世界大战“可能结束文明”。1914年时,一场重大战争的前景空前骇人;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破坏文明。恐怖平衡观念当今非常适切,但它在一个世纪以前也是适切的。如果说今天俄国与美国之间存在核僵局或核平衡,那么它并非大强国之间的首个僵局。在数十年间,注视一场欧洲大战的国务活动家们已经断定所失将远甚于所得。

将1945年以后的国际关系视为一种服从全新规则的传统竞技看来并不明智。它是一种服从同样规则的略微不同的竞技。因此,法国与德国在1880年代未打仗的原因在于,或许它们对自身军力的相对分配的看法一致。或许,美国与俄国在1960年代未打仗的原因在于,它们对自身军力的相对分配持有共识。共识不仅取决于对敌人力量的评估,而且取决于对打仗而非谈判的成本效益的预见。共识不仅取决于被设想的力量分配,而且取决于使用武力更新这力量分配的被设想的奖赏和惩罚。

一个人可以提出,国际力量度量是发现战争原因的一个关键线索。战争本身是关于度量的一种争执;另一方面,和平标志着关于度量的大致共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至关紧要的就是区分两类影响因素:要求有一把国际力量算盘的因素与阻碍读取这算盘的因素。

七

战争通常在交战国对其相对实力看法一致的时候结束,又通常在交战国对其相对实力看法歧异的时候开始。一致或歧异由同一套因素塑造。于是,每个是显赫的战争原因的因素往往可以是个显赫的和平原因。每个因素都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来回振荡,而这振荡在如下国家的历史上极为鲜明:它们决定开战是因为简直一切都对它们有利,它们决定停战是因为一切都与它们作对。

它们情愿打仗,因为敌人看来已被国内动荡削弱;它们情愿求和,因为它们自己现在被动荡搞得分裂。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繁荣和自信;它们情愿求和,因为它们的繁荣和自信业已萎缩。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知道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别处进行战争,从而无法干预;它们情愿求和,因为它们害怕这强大的对手现在打算转而打击它们。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看到敌人的陆军或舰队此刻缺乏准备;它们情愿求和,因为它们自己的军队行将遭到包围。它们情愿打仗,因为春季有利于迅速入侵;它们情愿求和,因为正在到来的季节会加速它们的失败。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的强烈的目的似乎能通过战争实现;它们情愿停战,因为这些最初目的现在无法实现,业已黯然失色。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的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不能设想失败;它们情愿停战,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不再能掩饰失败这一现实。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的大多数领导是过分乐观和缺乏耐心的人;它们情愿停战,因为这些领导在失败之后已由较谨慎的人取代。它们情愿打仗,因为它们忘记了战争的痛苦和血腥;它们情愿求和,因为它们已沐浴于血泊之中。

可以提出,各国在评估自己的相对实力时受到七个主要因素影响:军事实力和在经选择的战区高效地应用这实力的能力;对战争情况下外部国家将如何行事的预料;关于国内团结和敌人内部团结或不和的看法;对战争的种种现实和苦难的记忆或忘怀;对繁荣和在经济上支撑所设想的战争的能力的看法;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斟酌证据并决定是战是和的领导人的性格和心理素质。

在这些因素中,没有哪个一成不变地有助于战争,也没有哪个一成不变地有助于和平。每个都能促进战争或者促进和平。是它们的结合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可能。如果它们如此结合,以至使一国与其敌国都确信自己更强,那就战争危险甚大。如果反之,由于这些影响每个国家都对自己打败对方的能力缺乏自信,那就和平前景甚佳。

一国可能对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即使这七个主要因素当中的大多数激起信心,因为这些因素的分量可能不如其他因素。一国可能对自己的实力怀抱信心,即使一两个因素不是很有利;形成一国对自身讨价还价地位的感觉的是这些因素的总体效应。有时,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急剧地改变了;一位强有力的国王驾崩,或内战在一个敌对国家爆发,或水鸟困境出现。然而,只有在其他因素的集合效应已经指向战争的情况下,七个因素当中一个的急剧改变才很可能导致战争。

这七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互相作用。虽然我们能为审视它们而将它们各自隔开,但它们通常互相感染。在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或换言之和平前夕,互相感染最甚。军事失败销蚀国内士气,这反过来又降低军需产出,从而增大进一步失败的可能。而且,这些失败或许促使一个审慎的盟国退出战争,并且在国内战线上激起争执。反过来,争执往往加速领导人倒台——被一个早就对战争冷淡而现在急于按照不利条件接受和平的集团推翻。

同一类互动,然而是促进乐观而非悲观的互动,往往缓慢和并非戏剧性地在决定投入战争以前的岁月里起作用。的确,那么经常地作为开战特征的极端乐观是战争原因的核心成分。

【注释】

[1]对两极体系的偏爱往往看来系于下述观念:战争经常出自一种形势,即事态发展超出两国中任一国的意图。事故性战争观念将在下一章内得到讨论。

第三篇　难以捉摸的好战者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一

战争前夕的甚高期望提示了一个可悲的结论。只是在对手们相信自己能通过战争而非和平获益更多的时候,战争才发生。然而,这个结论与一项信念冲突,即许多战争是无意的。有人认为,这样的战争在一国误解对手的目的并滑入一场两国都不想要的战争时出现。事故性战争信念有时是曼彻斯特信条的现当代版。它的某些提倡者满怀期望地相信,没有任何国务活动家可能想望这些20世纪的战争,它们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破坏和招致了那么虚假的胜利。

若干历史学家论辩说,某些战争出乎意外。百科全书版的《新编剑桥现代史》展示詹金斯之耳战争“出自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慢性摩擦状态,那在1739年有悖两国有负责感的国务活动家们所愿发展成了战争”。40年后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更出乎意外。“没有哪个国家想要战争,”我们被告知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时也被视为无意的。

或许,许多战争有如交通事故,出自各国的冒险驾驶,而非出自与敌手碰撞的希望。这类比在1965年由一位非常著名的荷兰国际法教授B．V．A．罗林提供。他提出有两类战争:一类是已得到许多研究的蓄意的战争,另一类是历来被大为忽视了的无意的战争。无意的战争可能在变得更为常见,但他认为它们也许较不容易予以防止。

在核武器时代,事故性战争观念获得了说服力。由于揿下一个按钮或者发出一个编码信号就能使核弹头飞越大洋,事故性战争成了一种可怕的前景。流行的梦魇是设想一场经误解或电子错误开始的核战争,而这梦魇在战争理论家中间引起了热烈的玄想。反映激发了这辩论的悲观看法的,是对事故性战争而非事故性和平的强调。因为,如果有些战争真是无意的,那么有些战争也很可能经过类似的事故结束,或者有些终未发生。然而,无人提到无意的和平这一观念。

1960年代初,柏林僵局和古巴导弹危机煽起了对事故性战争的恐惧。由于在一场核较量中首先开火的国家占有巨大优势,因而容易设想这么一种危机:在其中,一个国家误以为敌人行将攻击,遂争取主动抢先攻击。我们尽可以将核时代事故性战争的危险理论化,直至导弹飞来为止,但我们无法再进一步。至今并无一场核战争开始时政府倾向于如何行事的先例。另一方面,历史提供了许许多多先例,显示在一场常规战争的前夕政府如何行事。正如一个核国家的领导人懂得先行打击如何有利,即使在骑兵和随军平民的时代,领导人也认识到抢先攻击的好处。当普鲁士在1740年冬天入侵西里西亚时,她就试图抓住这好处,而当英国在1755年派遣博斯科恩海军上将截击一支驶往加拿大的法国小舰队、美国在1812年秘密准备对英国的战争时,她们也是如此。

在19世纪,国际联系的加快增大了对突然袭击的恐惧。开凿英法间海底隧道的计划激起了核导弹现在激起的那种恐惧。1881年在伦敦,贸易委员会秘书托马斯·法勒爵士询问提议修建的英法间海底隧道会不会突然被用于法国入侵:“是否当我们也许说脱离晴朗的天空(他实际上是说脱离黑暗的隧道)时很可能会对我们宣战,在我们全无先前的紧张或预兆表明一场争斗正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宣战?”对一支法军突然从隧道出现的恐惧在1882年是那么强烈,以至《19世纪》杂志组织了一次请愿,抗议开凿隧道计划。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纽曼,诗人坦尼森和白朗宁,还有17位海军将领和59位陆军将领。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陆军副官长、晚近在西非对科菲国王和在祖鲁对塞迪瓦约国王作战的英雄,于1882年6月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备忘录:“两千武装人员可能轻而易举地深夜乘列车穿经隧道而来,靠着假扮普通乘客而避免一切猜疑,或者身着制服全副武装,拉下窗帘以特快速度穿过隧道。”对海底隧道的态度例解了一种信念,那就是突然袭击可以给袭击者提供巨大的好处。日本人在1904年攻击俄国和巴尔干联盟在1912年攻击土耳其时,大概也持有类似的信念。

两位国际事务专家,哈佛大学的T．C．谢林教授和美国国防部的莫顿·哈尔普林,怀疑关于早先战争爆发的知识能否确实是核时代事故性战争可能性的一个指南。虽然在当今,他们说,一场核战争的初始时刻能够决定它的结果,在1914年比敌人早半天动员其军队的国家获得的好处却小得多。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然而,读一下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其1866年战争前夕的缓慢动员的描述实属有益。“动员安排”,他补充说,“那时还未达到在1914年那种时机掌握精确无误,以至哪怕晚几小时就危险的地步。”甚至更有益的是读一下乔治·里德爵士1914年帝国日在伦敦对皇家殖民学会作的和平时期预言。先前的战争冗长乏味,旷日持久,下一场战争却将是“一个决定性时刻问题,首批打到其目标的飞弹的爆炸力如此压倒一切”。紧迫感是相对的。公元2000年的将军们很可能回过头去看1960年代,对我们以令人昏昏欲睡的分钟衡量紧迫性惊讶莫名。要点不在于我们认为50年或200年前一场突然袭击有何好处。重要得多的是那些岁月里的领导人认为怎样。由于他们认为第一击能够影响战争进程,因而他们也必然容易遭受事故性战争危险的伤害。他们同样会怀抱自己即将遭到袭击的错误信念,决定捞取突然袭击的好处。因此,关于早先战争爆发的知识或许是检验某些战争实属事故或出乎意外这一观念的最有用途径。

二

1960年代初,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两位政治学家,罗伯特·C．诺思和O．R．霍尔斯蒂,对战争的原因作了一番大胆的调查。他们选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人青睐的战争理论检验场;它“接近于一个危机原型”,他们解释道。在分析1914年面临战争的五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心理方面,他们说他们使用了最全面的证据,包括“由关键的决策者们撰写的、真实性全无疑问的所有文件原文”。在审视这数百份文件时,他们疑惑这场战争是不是无意的。他们提出,或许开战决定更多地基于一种信念,即别国对它们满怀敌意和渴望伤害它们,而非军事准备或胜利信心。在西北大学设计的一项游戏实验显然给了他们的假设某种支持。

他们仔细阅读欧洲国家领导人在1914年仲夏撰写的书信和备忘录,计算这些领导人多么经常和多么强烈地感知对立国态度方面的敌意或友好。他们集合了5000个以上这样的“感知”,并且显然将其输入一台计算机,该机迅速地提供了一份衡量表,显示从萨拉热窝刺杀到大战爆发的五个星期里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从5000个感知中得出的一项结论是所有五强——德国、奥地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领导人越来越感到他们的对手怀抱敌意。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友好的,但可惜他们的友好没有得到友好回报。随危机中的各国领导人变得愈益紧张,他们变得专注于他们所讨论的事情的短期而非长期含义:

意义更大的或许是下述发现:每个国家(通过其关键性决策者的神经系统)正是在其领导人做着最紧要性质的政策决定时,最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伤害的受害者。

这句话有点儿令人困惑不解,因为它与从他们的计算机中显示的伤害指数相矛盾。德国和俄国这两个最先作战争动员的国家,在它们就战争做决定的关键时候,受伤害感不如在整个被研究的时期那么强烈。尽管如此,即使从圣彼得堡到白厅的领导人——在选择战争之际——真的极为强烈地感到被其潜在敌人的态度和行为蔑视,他们的愤怒也并非必定是有利于一种而非另一种战争理论的证据。伤痛感与有关大战原因的所有各种理论均颇为一致。

近乎所有理论都基于战争乃有意而为这一信念;两个彼此搏斗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中至少有一个想望战争。然而,斯坦福研究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有意的。他们论辩说,德国发起了这场战争,但对她自己的军事实力缺乏信心。“历史证据”,他们说,“披露德国感到自己在1914年对战争严重缺乏准备,本质上无力从事一场对其他主要强国的重大武装冲突而不冒民族灾难的风险。”他们这生硬的断言令人怀疑。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德国领导人自信不仅有能力得胜,而且有能力速胜。某些最有力的证据见于弗里茨·菲舍尔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的》,该书1961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但可惜在霍尔斯蒂和诺思完成自己的研究时尚未译成英文。他们论点的一个关键支柱不稳并非全是他们的过错。

除了衡量敌意与友好的频度和力度,霍尔斯蒂和诺思还试图衡量可能有助于解释敌意起伏波动的一个因素。他们试图衡量各不同领导人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或“能力”的感知。霍尔斯蒂和诺思断定“在决策者的文件里,随着对威胁的感知加剧,对能力的感知出现的频度低得多”。不幸的是,他们只计量了领导人提到军事实力的频度,而未计量他们多么强烈地相信这实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并未显示一点,那就是领导人感到倘若危机转为战争,他们的国家就无法取得军事成功。因而,研究组的结论,即各国大不情愿地步入战争,并未由出自计算机的表格证明是正确的。计算机工作无用:它的两个发现——关于敌意和能力的发现——未被其主人接受。

霍尔斯蒂和诺思推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事故,而非侵略者的图谋,而且这事故可能更多地来自想象的敌意。他们肯定地论辩说,“欧洲列强被拖入一场全面冲突,那是它们无一想望的,也是它们之中极少甚至预料到的,至少自觉地想望或预料”。他们的研究暗示了一个为1960年代提出的警告。军事力量,连同在军备竞争中的胜利,并非和平的保障。

他们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开始享有盛名。其令人激动的实验设计,对细节的强烈喜好,还有计算机的引入使用,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赞誉者。他们的结论或许也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加强了一个愈益成长的观念,即事故性战争是个值得研究的被忽视了的现象。因为过去10年里,战争理论化的最显眼的出生标记之一,就是某些战争实属事故这一前提假设。这前提假设难得地被一个实例所例解,然而这难得的和误导性的实例却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坦福版本。

三

虽然政治学家倾向于接受某些战争实属事故的观念,但历史学家一直心存警戒。在历史书中,事故性战争信念不常出现。然而,在1968年一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令人信服地论辩说,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至此一直被误解了。这两国都不想要战争。这场将法国逐出加拿大并为一个独立美国的兴起铺路的长时间战争显然是一场无意的战争。

到1754年春天,北美的英法殖民地重开争霸斗争。按照帕特里斯·伊戈内的新解释,这些边境混战本不应导致一场更广泛的、旷日持久的英法战争。“没有一个人想要打这场战争,”他令人信服地论辩说。伦敦和巴黎都渴望谈判,其领导人“心怀善意”,他们的和平呼吁诚挚无疑。“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和平地解决问题。”那么,和平是怎么从这友好的握手滑走的?伊戈内博士提出,英国人和法国人玩弄边缘政策,一方怀抱对方会谈判的希望做出威胁,对方则以它自己审慎的显示武力予以报复。于是,英国在1754年9月决定派遣爱德华·布拉多克少将渡过大西洋去组织其兵力。他带了他的增援部队去了,不到一年就被一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部队杀死,埋葬在通往杜肯堡的小路中段。与此同时,法国在1754年12月派遣一支舰队去保护魁北克,3个月后英国施以报复,派遣博斯科恩截击法国舰队,希望赢得制海权。战争现在无可避免:威胁和外交失败了。

对这番论辩的审视发现了一个漏洞。英国和法国想要和平,但它们也想要在北美的霸权。在给英国驻法大使出主意时,纽卡斯尔公爵说应当做一切努力维持和平,只要和平与加强英国的跨大西洋防务努力相符。对英法两国政府来说,殖民地乃第一优先,和平位居第二。如果这两项优先彼此间有冲突,那么殖民地压倒和平。充满公文箱的和平辞句诚挚无疑,但导致最终战争爆发的动用武力甚至更诚挚无疑,因为两国都最终相信自己依靠打仗比依靠谈判能获益更多。

某些战争——无论是七年战争还是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并非人们所愿的看法总是能得到表面证据支持。甚至希特勒也呼吁和平,根据他开出的价码。然而,无意的战争这一观念通常有赖于确立一个简单的替代:一国要么想望战争,要么想望和平。因此,人们论辩说,如果两国都显示了和平想望,一场战争却最后爆发,那么这战争必定是要么出自误解,要么出自人心暗处的非理性痉挛。然而,将和平与战争视为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在面对一场国际危机的领导人心里,战争与和平是多重的选择。

七年战争前夕的英国和法国,或者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欧洲各巨头,面临那么多选择——其中每个都涉及对战争或和平的偏好——以致将它们简约为九个是过度简单化,更不用说简约为两个。在一场危机中,大多数国家在偏好上的先后次序或可作如下排列:

1．经和平手段达到其目的;

2．经和平手段达到其部分目的;

3．经一种强力行为达到其目的,那本身不是战争,但造就某种战争风险;

4．经一场短暂和小规模的战争达到其目的;

5．经一场漫长的大规模战争达到其目的;

6．经和平方式牺牲其某些目的;

7．经战争一无所获;

8．经和平方式牺牲其大多数目的;

9．经战争牺牲其大多数目的。

任何持有这些先后次序的国家都可以诚实地坚持说自己的第一目的是和平。然而,那是有代价的和平。的确,对和平或战争的每种偏好都附有一个代价。[1]提出下面的看法大概是合理的:在1914年五个争斗国家中间,没有哪一个想要战争,但于此终结陈述而不作任何补充便是只描述它们的一小部分态度。大国希望和平,但只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条件的和平。刚进入8月,德国和俄国就已坚决断定自己的第一套和平的优先或选择无法实现。于是,通过取消它们的前一些优先,战争成了它们的第一优先。

看来,对战争或和平的想望总是有条件的。在过去三百年里的一些分散的时间点上,有几个国家不惜差不多任何代价地选择了和平。面对最终选择——经战争而败或经和平而败,它们宁愿和平地失败。在这为数甚少国家里,有1914和1940年时的卢森堡,1938年时的奥地利,1938和1968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它们的和平想望或许也可被称作有条件的。假如它们相信极为强大的敌人打算驱逐或杀死数以万计它们的公民,它们就本可能不会觉得和平投降更可取。似乎它们断定和平的代价比战争的代价好些。

四

一场作为军备竞赛顶点的战争有时被看作属于无意的战争。人们论辩说,竞赛国家起初扩充自己的军备只是为了赶上对手的军备,但这竞争越来越激发恐惧和仇恨。一场从容不迫的比赛到头来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恶性循环,没有哪个竞争者胆敢从中撤出。

军备竞赛的危险大概是在1870年代首次引发公众注意。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1879年哀叹道:“欧洲大陆已转变成一系列巨型军营,在其中每个军营里面,整个国家荷枪实弹。”愈益增长的防务预算遭到数以百计的报人和政客的强烈反对,甚至遭到俄国的尼古拉沙皇的谴责,他希望1899年的海牙国际会议会限制军备扩充。军火工业鼓励军备竞赛这一看法从激进的演说家和小册子作者扩散到审慎的学者,1912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有时被归罪于军火贸易。甚至由宾夕法尼亚州炼钢业主安德鲁·卡内基建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在1914年发布一项报告,谴责军火企业和列强将巴尔干看作只是一个市场,它们依据慷慨的信贷向它提供军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依然是一场由军备竞赛促成的战争的受青睐的实例。伦敦大学的迈克尔·霍华德教授在1962年提出了这论点的一个细心的版本:“由于每个国家为本国防御作的准备被其邻国视为对它们自身安全的威胁,因而列强发觉自己卷入了一场显然无法躲避的竞争,那越来越重地压在公共财政肩上,煽起互惧互疑,并且将在酝酿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祸方面起重要作用——许多历史学家会说主要作用。”一个将很大部分罪过归于武器销售商的煽动性版本在1969年被乔治·塞耶用于《战争生意》一书。“过去14年里,它已两度发生在中东,世界眼下正在见证那个地区的第三次军备竞赛,它将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又一轮暴力冲突。”核军备竞赛令许多学者担忧。他们论辩说,花费在核武器上的巨量开支间接地加剧了各国害怕的那件事——核战争的危险。

军备竞赛倾向于引起战争——不被想望的战争——不是个易于评估的观念。它是我们依据直觉要么赞成要么摒弃的许多战争与和平理论中的一个。它通常是个简单的论辩形式;它不包含一系列步骤,其中每个都能被审视。它往往对和平时期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怪异地默不作声,并且往往假定战争爆发的时机是个毫不重要的因果问题。它只是肯定竞赛中的每个步骤激起来自对立国家的报复性步骤,直到最后它们蹒跚跌入战争为止。[2]

为何我们应当对这理论持审慎态度有许多原因。它所以流行,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的一种直觉,即国家不会迅速重整军备,除非它们意欲打仗。为何就巡洋舰和野战炮花费巨款,如果它们不会被使用的话?因此,人们相信奥地利1900年有理由神经紧张,如果俄国正在重整军备;英国有理由神经紧张,如果巡洋舰龙骨被铺置于德国船厂。然而,即使武器难得开火,它们也可能是有用的。守夜人和警官像陆军元帅一样懂得这个道理。事实上,1870年到1900年期间在欧洲造出来的大多数战舰、炮车和步枪大概从未被用于战争,但它们仍然履行了一种功能。许多指出军备竞赛危险的著作家示意武装威胁煽起猜疑,从而危及和平。可是,国际关系显然多个世纪一直带有威胁标记。不仅如此,威胁——有效的威胁——乃是长期和平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对军备竞赛的危险的强调引起进一步的忧虑,因为这有如其他可疑的战争理论。它是那些假设只有求助于相对新的趋势,1800年或1900年以来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解释的理论中的一种。它像是曼彻斯特和平理论,或者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促进战争的信念。然而,战争是一种古老的体制,难道它必定依赖社会的新方面才顽强地进入我们的时代?

甚至这理论的避风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并非必定提供遮蔽。它开始时是一场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然而在所有欧洲大国中间,奥地利就重整军备而言大概劲头最小。相反,前10年里极起劲地重整军备的英国是五大国中最后一个投入战争的。同样,人们会预料军备竞赛突然加速将引发导致战争的危机,然而在前几个月里没有哪个大国公开宣布了急剧增强其实力的计划。这样的战争前夕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但它没有证实军备竞赛是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一观点。

容易想象军备竞赛是战争的先导,但证据也提示它们曾与很长的和平时期相伴。从1870年到1914年,大多数年头以在欧洲军备增长为标志,然而那是个尽管紧张不安却仍非常经久的和平时期。同样,1945年以来未有强国间战争,这与俄美之间激烈的军备竞争并行。诚然,在一阵重整军备热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来临,但那是一阵为时很短的热潮;激烈的军备竞赛在1936年以前不见于西欧。这些事实并未排除军备竞赛理论;然而,它们却令其为难和未被想到。

1914年在欧洲,每个读报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各大国一直在军备上花费越来越多。在民主国家,飙升的军备账单常遭谴责,而这谴责在英国最为严厉。1860年英国在防务上花费了大约2500万英镑,1885年经表决的防务费用为3000万英镑,但到1913年它已跃增至7500万英镑。那年,依据人口计算,英国在防务上花费多于德国和法国,远超过俄国、奥地利和美国。衡量军备竞赛的主要方式是算钱,因而这些统计数字至关重要。可是,它们意味着什么?虽然各大国在防务上花费更多,但它们也在教育和其他服务上花费更多。它们的人口和岁入在增长,因而假如它们不在防务上花费更多,那就会令人惊讶了。的确,当历届英国政府拿出自己的预算(除去他们对之没有选择余地的利息支付)时,他们选择将其中一个愈益减小的部分花费在防务上,即使在与法国或德国的海军竞争实属紧张的几十年里也是如此。防务1860年获得政府开支的60%,1885年50%,1913年仅44%。从这些数字看,军备竞赛在那个时代变得不那么激烈了。

1870至1914年那个时代增长着的防务开支也不简单地反映列强竞争与其逐步实施报复。1859至1871年间欧洲各场战争的短暂已经教导各国快速备战:期望一场缺乏准备的国家在其间能开发自身潜力的持久战已不再现实。由于晚近的战争一向主要在陆上打,因而大规模常备军和大规模经训练的后备民兵看来必不可少。同样,19世纪晚期海军的膨胀部分地是下列事态的反映:德国殖民地在非洲和太平洋的出现,俄国殖民活动扩展至太平洋边缘,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海外帝国的兴起。可能重要的是,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和一支德国小舰队1897年惩罚性地兼并山东一角,与一项急剧扩大德国海军的决定吻合。将军备竞争看作只是一场在其中每一击取决于前一击的羽毛球比赛是靠不住的。变化着的环境加之于陆海军的要求,连同从增长着的岁入和人口去应对这些要求的能力,大概本会导致更高的防务开支,即使假设1870至1914年那个时代异常平静。

那也是一个像在其他许多工业中那样在战争方面快速机械化创新的时代。急剧的创新无疑开支高昂,因为它使那么多现存装备陈旧过时,从而要求在新型装备上大费钱财。英国在其海军力量不容争辩的鼎盛时期里,建造昂贵的主战舰,那使它先前的舰船看来虚弱无力。“1867年时存在的最好战舰胜过1857年时存在的全部英国舰队;同样,1877年时存在的最好战舰即使不完全相当于,也差不多抵得上与仅仅10年前的全部舰队较量并击败之。”海军史家威廉·克洛斯爵士在1903年如此写道。克洛斯像他的某些同胞尾随猎犬那般激动地尾随每年一度的海军大演习,但他没有活着看到1905年在朴次茅斯的皇家军舰“无畏号”龙骨铺置,那是一艘18000吨的主战舰,令所有先前的舰只统统过时,导致英德两国海军实际上重建。在陆上和海上,创新速度都快如奔马,并且部分地由在欧洲以外打的小战争鞭策。无烟火药1890年代初在用兵智利的战斗中得到检验,重炮在布尔战争中被重新引入野战军,1905年的日俄对马海战则例示了远射程重炮的优势,并且由此影响了“无畏号”的设计。因此,防务开支愈益升高缘于各部分原因:从远离欧洲的一系列小战争抽选出来的教益;快速创新;欧洲人口和预算的增长;愈益加剧的国际对抗。

陆海军创新和在采纳创新方面的竞争已存在多个世纪。令19世纪中叶以后每代分明不同的是新武器的变化和它们得到各竞争国采用的速度。可以提出,加快了的创新速度和与之相伴的军备竞赛只是一种古老竞争方式的新形态。军备竞赛不是敌意和误解达到空前高峰的一个标记。它们更多地是一种文明的反映,该文明将每一种活动都迅速地机械化。它们并非必定是战争或和平的一个原因。

或许至少有两类军备竞争。第一类更多地出自急剧的军事创新、改变着的战争性质、增长了的政府岁入和各种各样其他变迁。就这类竞争而言,“军备竞赛”一语是误导性的。然而,第二类军备竞争本质上受激于特定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的敌对状态:1914年以前10年的英德海军竞争,还有近几十年的俄美核武器竞争,分明有如竞赛。然而,甚至这些竞赛也缺乏通常归诸它们的那些特征。它们更多地以自信而非恐惧为标志。恐惧、愤怒和紧张肯定存在,然而更紧要的是各敌对国的一种信念,即它能够保持或改善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

真正的军备竞赛在一定意义上是战争的一个替代。它可能看起来是个非常昂贵的替代,但与战争相比便宜。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有意的备战,一种招致战争更近的竞争,但它可以相反地是刻意推迟战争,是一种宁愿使用更强的威胁而不打仗的尝试。它是否以战争告终并非取决于事故和误解;它最终取决于彼此敌对的国家对自己击败对方的力量的看法。

五

战争已被众多政治学家和少数历史学家称作事故性的和无意的。可是难以找到一场据调查符合这描述的战争。这不是说事故性战争从未发生过。然而,这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它所以微乎其微,部分地是因为缺乏往昔此类战争的证据,但也是因为这观念的内在混乱。

为论辩起见,值得假定日本在1904年误信自己将遭到俄国袭击,遂决定抓住主动权抢先袭击。在此形势下,日本大概只因为怀抱胜利信心或至少自信极少战败危险才会宣战。这样的信心看来是那些发起战斗的国家所共有。假如相反,日本怀疑自己打赢战争甚或避免战败的能力,那么她是否会发动袭击?她大概会怀着避免战争的希望提出让步。对日本领导人来说,向俄国做出先前拒给的让步可能不显得很可口,但它的味道好于军事失败前景。

同样适切的是问,为何日本领导人在这场想象的危机里相信他们即将遭到俄国袭击?什么使之确信一场袭击迫在眉睫,而其时事实上并非如此?让我们设定日本从她的驻圣彼得堡大使那里收到了俄国文件的副本,它们展示出俄国袭击的计划,同时设定日本还观察到在西伯利亚的俄国部队移动。事实上,这些秘密文件是伪造的,而部队移动只是冬季演习,但日本被误导了。为何日本如此严重地误解了俄国的意图?对答案不可能有把握,但它可能寓于一位剑桥大学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在1929年做的一项观察。在阅读他的观察时,我们必须做的莫过于用“外交文书”取代“诗”:

从根本上说(虽然这是个不公平的说法),当任何人误读一首诗时,这误读是因为他在那一刻想误读。他给这些词语加上的解释,是在他心里可能有的若干解释中间最敏捷最活跃的。每个解释都由某项兴趣激发,出现的观念是这些身为其隐形主宰的兴趣的征象。

如果日本领导人彻底地误解了俄国的意图,那么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出——不一定自觉地得出——三个至关紧要的结论:第一,俄国危及了日本安全;第二,对日本来说较有利的是打仗而非谈判;第三,日本做好了随时开打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势下,战争很难说是无意的。

看来,越有战争的其他形成条件存在,一场“事故性战争”就变得越为可能。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非事故性因素强劲有力,那么“事故性”战争就有较大可能。从战争领域转到法律领域,这个概念意味着谋杀更可能被称作无意的,如果囚徒有强烈的意图去谋杀的话。

六

在必要时可以论辩说,某些种类的战争是违背双方政府意愿打的。在帆船或外交信使是消息的最快运送者时,世界遥远地区的战争可以在和约已经签署之后依然持续几个月。1814年圣诞节前夕在佛兰芒城镇根特,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签约结束英美战争。同一天——5000英里以外——彼此敌对的军队战斗在新奥尔良城外,并且不知和约已被草签而继续准备进行一场决战。那里,1815年1月8日,以茂密的树林为一翼,宽广的密西西比河为另一翼,一支美国军队在天刚亮时那么准确地向行进中的英国人射击,以至英军指挥官爱德华·帕肯汉姆爵士受致命伤,另有大约2000名官兵阵亡、受伤或被俘。一周后,一支英国小舰队与美国大炮舰“总统号”打了一场追击战,后者逃脱了纽约港附近的海上封锁。还有,2月11日,不理睬七周前和约签署的消息,英国人夺取莫比尔要塞,俘获366名驻防军。五天后在华盛顿,从根特送达的和约被参议院批准;慢慢地,和约消息传到路途遥远的要塞和远航外海的舰船。

正如即使在双方政府签署和约以后,战争也能远离欧洲继续下去,即使在本土政府决定是否开战以前,战争也能远离欧洲开始。远离本土,彼此敌对的军队和彼此敌对的战船必被给予某种独立性,仅仅因为它们远离本土。例如,1759年在孟加拉,荷兰与英国的部队沿着从加尔各答起的胡格利河上游蓄意发生冲突,一支荷兰小舰队被俘获,荷兰要塞和贸易据点钦苏拉被占领。与此同时,一万英里外,英国与荷兰相安无事,并且保持和平。的确,英国人甚至全无他们在孟加拉的政务会的正式批准就攻击了荷兰人。当孟加拉总督罗伯特·克莱武接到战地上校请求一项授权攻击的政务会正式敕令的文函时,他正好在打牌。他不屑烦神召集政务会,于是在纸牌背后写道:“立即攻击;随后发送政务会敕令。”

在行旅缓慢的时代,必定多有类似的情况,类似在北美和孟加拉的这些事件。它们几乎无法被称作无意的战争,并且肯定不能被称作是事故性的。不仅如此,当通讯速度比在跨地球接触差不多快似瞬间的一个时代缓慢时,此类战争会被更多地预料到。

偶尔,一场战争的开始和持续全都无视交战国当中一国的政府。当控制南满铁路区的日本军队在1931年9月接管沈阳,然后从中国攫取其余满洲时,其战役没有得到在东京的政府授权。的确,战地司令官们无视东京要求停下来的命令。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虽然并非日本政府所图,却是日本关东军十足蓄意而为;而且,关东军依凭这无视,事实上成了在满洲的日本政府。称这样的一场战争“无意”等于也称游击战“无意”。游击战经常没有本土政府核准而开始和持续,但肯定是一种决绝的和有意的战争形式。

七

“无意的战争”和“事故性战争”概念看来是误导性的。这些概念在核时代的突然风行不仅反映了对战争的一种情有可原的神经质,也反映了关于战争原因的知识的落后状态。可以提出,就战争而言往往那么出乎意外的不是战的决定,而是战的结果。一场战争往往比每个交战国意欲的更旷日持久,更代价高昂。最重要的是,大多数战争很可能以至少一个预料了胜利的国家战败而告终。在每场战争的前夕,至少一个国家误算了自己的讨价还价力量。在此意义上,战争出自一种误解。而且,在此意义上,每场战争都是个事故。

【注释】

[1]在现实中,这先后次序表会更长,也更模糊。不仅如此,它们不会总是严格按照这里显示的次序排列:优先5和优先6显然可以互换。能够合乎情理地论辩说,我的优先1可能并不总是第一优先。然而,我将它列为优先1,部分地是为了符合“事故性战争学派”的前提假设,从而公平地检验它们。

[2]强调军备竞赛危险的战争研究者大多将随后的战争解释成多少是无意的。那些更多地集中于武器市场和武器销售商,并将国家领导人视为只是其走卒的人,则倾向于认为战争中的无意成分小些。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一

在对战争的大多数笼统解释的中央,站有一个犯人。虽然就这犯人究竟是谁会有争执,但人们广泛相信这犯人是存在的。

在18世纪,许多哲学家认为专制君主的野心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只要将权势者拉下马,战争就会变得罕见。另一种理论争辩说,许多战争来自英法殖民竞争和商业竞争:限制这追求,和平就将较容易维持。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战争促进了一种观念,那就是民众革命正在成为国际战争的主要原因。在19世纪,那些力求依靠一种荣耀的对外政策将他们各自出麻烦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君主,被广泛地视为战争犯。在那个世纪末尾,资本家对市场和投资出路的追逐变成了一个通俗的恶棍。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著作家确信,军备竞赛和军火销售商成了恶棍,而两次世界大战都促进了军国主义政权是和平的主要破坏者这一观念。

这些战争理论大多兴旺过,然后消退,不料竟穿着新装重新亮相。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8世纪关于重商主义乃战争主因的观点由英国人J．A．霍布森和俄国流亡者V．I．列宁穿上新装;武器制造商是首要战争阴谋家这一主题得到复兴,以解释越南战争的扩展。这类解释的复原力大概得到一个事实襄助,即它包含它自己的战争解决办法。由于它指向一个特定的犯人,因而我们为废除战争只须消除这个犯人。通过消除独裁者、资本家、军国主义者、武器制造商或者其他恶棍之一,和平就会得到维护。的确,使这些理论中的许多流行起来的往往是寻求解毒剂——无论是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或是自由贸易——的激情,而非对疾病的分析。

这些理论假定,野心和动机是战争的支配性原因。由于战争愈益被谴责为戕害文明的首罪,因而可以理解探求战争原因竟往往变成搜寻恶棍。这搜寻得到留存下来的战争记录的帮助。因此,许多围绕战争爆发——无论是西班牙继承战争还是晚近西贡继承战争爆发——的文件都是力图怪罪对方。留存下来的战争记录受到含沙射影的攻击和指控罪过的感染,而且某些感染被传给了几代或几个世纪以后研究这些战争的人们撰写的著作。由于那么多的战争研究是搜寻恶棍,由于证据本身受分摊罪责的企图主导,因而并不令人惊讶,许多战争理论和对单个战争的解释以“侵略者”的目的为中心。

关于特定的战争的原因,大多数争论同样系于国家目的。通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援助土耳其人打俄国人,法国和英国希望得到什么?在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有何野心?在中学和大学永久常青的考试问题——某一场战争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是宗教的——反映了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观念,即野心是理解战争的关键。

因而,关于越南战争原因的不断辩论符合一种丰富的传统。以铺开的文字里程衡量,它必定是任何战争所曾激起的篇幅最为浩瀚的,但它主要是关于野心和动机的传统的辩论。越南战争被各个不同地说成由下述因素引起:美国资本家追求市场和投资出路的渴望;美国军事供给商的压力;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莫斯科和北京的神圣征伐抱负;河内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西贡的腐败或侵略;或者其他目的的迎头碰撞。辩论的内核在于一个前提假设:压力或野心是这战争的主要原因。

二

战争只是由目的间的碰撞引起:这一观念内在地令人满意。人们容易相信,历史学家们最终将理解战争的原因,只要他们能够剖解有关的君主、首相、总统、参谋总长、大主教、主编、知识分子以及欢呼雀跃或默不作声的群众在战争前夕怀抱的种种野心。然而,基于野心的解释有个隐秘的弱点。他们描述那么强烈以至战争不可避免的野心。将野心——不管是为威望还是为意识形态或是为市场或帝国——描述成根本原因、基本原因、深层原因、潜在或长期原因。此类原因只需小事件的激发便产生战争。这小事件通常被当作战争的时机提到,分明不同于战争的原因。有时,战争之前最近的那些事件被称作短期原因:前提假设是长期原因更为有力。

这一因果观念有个与众不同的样式。其说明者将冲突视为一座火山,它看似休眠,实际上正愈益接近恐怖的那天。他们将冲突视为慢慢升温的水,最终达到沸腾。战争前夕发生的事件为火山或水壶添上了最后几度热。这是一种线性论辩:战争的原因有如温度图表,图表上最后的向上移动标志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假如事实上这样的图表是描述战争来临的正确方式,人们就也会预期在一场战争的最后时日温度曲线向下走。人们还会预期,倘若在战争前夕小事件能将长期的冲突原因转变为战争,类似的事件就能激发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然而,对一场战争的结束没有提出过任何这样的解释。如果人们相信一个解释战争的框架对解释和平来说也应当成立,那么火山或水壶理论便不可信。

对任何解释,框架都至关紧要。在每个知识领域,公认的解释较少依靠汇集证据而较多依靠预想——关于什么为证据充作合乎逻辑的框架的预想。框架支配证据,因为它决定什么证据应当被寻求,什么证据应当被忽视。我们关于一个合乎逻辑的框架的观念往往是下意识的,而这难捉摸性加强它的支配性。人们会提出,强调野心的战争解释基于一个有说服力但站不稳脚的框架。

在理解战争方面,腓特烈大王、拿破仑或林肯总统之类人物的政策显然重要。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权力核心集团的希望,连同他们领导的人民的希望,也是如此。同样,所有周围国家——不管它们多么急于求战或多么不愿打仗——的目的也至关重要。然而,对众多战争的目的的研究是否会产生有用的模式令人怀疑。少有证据显示,一个又一个世纪里,投入战争的国家的主要目的可被打包装入一个简单的经济、宗教或政治程式。全无证据表明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对领土或市场的渴望,或者对扩散一种意识形态的渴望始终支配所有其他战争目的。甚至难以坚持说某些种类的目的在一代人那里是支配性的。诚然,人们常说战争的主要“原因”——指主要目的——在16世纪是宗教性的,在18世纪的不同阶段里是王朝的或重商主义的,在19世纪是民族主义或经济上的。然而,看来更可能的是,那些参与做出开战决定的人追求各种不同目的,这些目的甚至在同一个星期里也起伏不定,在战争进行期间肯定有变。

可以怀抱信心地提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的笼统命题。目的只是力量的变体。民族主义的虚荣,扩散意识形态的意愿,给邻近地区内同族人的保护,追求更多领土或生意的欲望,对失败或侮辱的报复,对更大国力或独立的渴求,打动盟国或巩固同盟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代表外层包装不同的力量。敌对国家间目的的冲突一向是力量的冲突。不仅力量就是要害问题所在,而且以和平的或尚武的方式解决这问题的决定主要由力量对比评估主宰。

三

强调目的的解释是关于对抗和憎恨的理论,而非战争理论。它们有助于说明国家间愈益增进的对抗,但未说明为何对抗导向战争。因为,国家间的严重不和并非必然最终打仗。它可以采取其他形式:断绝外交关系;一个局外强国的和平干预;经济封锁;巨量军备开支;加征关税;兵不血刃的入侵;加入联盟;甚或经一次成功的会议缓解紧张。当然,这些不同的冲突可能只是推迟战争到来, 严重的对抗和憎恨能够存在一个世纪而不涉及战争。从1815年到1900年,法国与英国严重对立, 屡次经历危险的危机,然而那么经常地被惧怕的战争最终没有发生。

可以认为,就和平的原因以及战争的原因而言,这种解释模糊不清。其说明者通常忽视一场战争为何终告结束的问题。因而,他们忽视那将迫使他们修改自己的战争原因分析的事件。例如,考虑一下一个流行但可疑的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是柏林意欲统治欧洲。如果这么一个解释成立,那么什么是随之在1918年到来的和平的主要原因?回答德国野心的破碎导致和平将与这一解释相符。这些野心为何破碎?因为到1918年10月,德国的军事力量——士气是力量的一个极重要成分——已不再足够。由于对目的的强调无法解释德国在1918年对和平的想望,因而假如对目的的强调能解释1914年德国的开战决定就将令人惊讶。的确,德国的目的在1914年本不会高,假如她的领导人当时相信德国缺乏足够的力量。战争爆发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后来承认,德国在1914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我们民族”,他说,“在先前20年里发展得那么令人吃惊,以至众多阶层都屈从于一种诱惑,即过高估计我们与其余世界的力量相对的巨大力量。”

有一个结论看来一清二楚。接受关于战争的任何集中于野心而忽视实现这些野心的手段的解释是危险的。一个政府的目的受到一种评估的强有力影响,那是它就自己是否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这些目的所做的评估。确实,这两个因素悄然地和迅速地彼此互动。当希特勒在1933年赢得权力并抱有复兴德国强盛的长期希望时,单是他的野心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希特勒在1933年的对外政策不比他的手段(依他判断)所容许的强有力。在他看来,他的军事和外交武器最初并不容许一种大胆的对外政策。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就一场特定的战争撰写的最精明的书籍之一——揭示希特勒是一名警觉的机会主义者,他调整自己的目标,使之适合实现目标的可利用的手段。当希特勒开始重新武装德国时,他不仅由野心指引,也由他关于德国在欧洲的讨价还价地位的感觉指引。假如他相信法国或俄国会强行阻止他建造飞机、潜艇和坦克,他本不会重新武装。在希特勒从1933年到1939年战争开始期间所做的各项主要决定中,他的短期目标与他关于德国讨价还价地位的感觉在步伐上如此合拍,以至不可能说出敲击行军鼓的究竟是他的目的,还是他关于德国实力的摇荡着的感觉。机会和野心——或曰目的和武器——如此互动,以至它们实际上不可分离。这互动并不限于柏林;它1930年代也发生在伦敦、巴黎、华沙、莫斯科、罗马、布拉格和所有权力城市。

一个政府的短期目的,与它关于自己实现它们的能力的评估,总是处于某种协调状态。这个提法乍看来可能似乎荒唐。纵观若干世纪,许多非理性地过度扩张的国家在战争中遭受痛击。然而,这些国家是怀着自己强得足以取胜的信念步入战争的:否则它们就会不那么急于打仗。因而,在19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目的并未显得超过它的总体实力,像她的大多数领导人及其顾问衡量的那样。北越也是如此。这协调没什么令人吃惊的;一国的政策与其对自身力量的感知是同一群心灵的产物。它们反映对现实的同一个敏锐的或粗钝的感知。同一群人既确定应当实现什么,也确定能够实现什么。

掌权者的行为方式颇具共性,因为他们都是力量专家。诚然,某些世袭君主,特别是年轻的或精神错乱的,可能对力量的某些方面无动于衷,但他们因此将自己的权威让予或借给大臣或顾问,这些人在一个专制宫廷深受熏陶,无疑是力量专家。因此可以理解,领导人对其国家的相对实力的看法强烈和持久地影响其对外政策。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弱,他们的目的就据此得到调整。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强,他们的目的就被别样地调整。

四

列宁的著作集中体现了那些依据野心的战争理论的脆弱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里,在流亡生活于瑞士城市伯尔尼之际,列宁撰写了对那场战争的所有解释中一定是被最广泛阅读了的解释。在被偷运进俄国、公开销售于瑞士、秘密销售于澳大利亚和最后在许多地方被当作教条赞颂的语气断然的文章和小册子里,列宁问了一个问题:每个国家和阶级希望从那场战争中得到什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投入战争是为了赢得市场、殖民地、垄断权、利润和战利品。经济上落后的俄国更多地是被领土和权势贪欲而非资本主义压力驱入战争。“沙皇制,”他补充说,“将战争看作一个手段,据此将注意力从愈益高涨的国内不满转移开,并且镇压愈益成长的革命运动。”甚至工业国家的统治者们也部分地将战争视为一场沙文主义马戏,登台演出以压抑国内紧张;而且,令列宁沮丧的是,这马戏起初使得成百万人狂喜,甚至吸引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经济贪欲和寻求替罪羊:这就是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的要义。

那么深切关注武力,那么确信惟有武力能够造就一个无阶级天堂的这个人,就欧洲为何在1914年选择武力几乎一无所言。虽然列宁说明了他所认为的欧洲各国政府和压力集团的目的,但他没有解释为何它们相信它们能依靠战争实现这些目的。在他1915年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列宁甚至肯定了克劳塞维茨那观察力敏锐的自明之理,即战争是政治的运用暴力手段的继续,然而他差不多忘记解释为何暴力手段得到选择。他的大多数文章和论著只用一句话去谈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句富有见识的话;它论辩说,德国资产阶级挑选了一个有利于胜利的时间:它们的军事装备比敌人的优越,然而鉴于俄国的大规模军备计划,德军可能无法长久占有优势。

当列宁试图说服在堑壕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相信他们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好处时,毫不足怪他强调欧洲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目的。他对解释这场战争为何发生的兴趣不如对解释它为何不义的兴趣。在他的长期流亡岁月里,列宁主要是一位宣传家。的确,对战争的近乎所有压倒性地强调野心的解释都是宣传。它们意在归罪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或一种制度。它们对谴责目标的选择难得出自对战争的研究,而是出自关于一个更广泛环境内的行为方式的深深信念。

列宁的著名理论声称洞察了欧洲统治者1914年在面对是战争还是和平的抉择时的内心世界。以后,东线和俄国城市里的事态急流将给列宁本人机会去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当首次俄国革命于1917年3月在俄国爆发时,德国政府认识到动乱能很快迫使俄国退出战争。为了煽起动乱,它安排列宁和一小群布尔什维克同志乘坐一辆有警卫的列车,从瑞士前往波罗的海地区,在那里他们悄悄途经瑞典和芬兰前往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在1914年仇德浪潮期间改名为彼得格勒,不久将其改名为列宁格勒,因为1917年11月在那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打着“和平与面包”口号夺得了政权。新政权的最初决定之一,是通过无线电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话,提议在东线停战。临时停战协议于12月5日签署。在铁路市镇和要塞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开始就和约条款与俄国人谈判。

列宁和政府委员会现在不得不决定,是做出德国人在会议桌上要求的苛刻的让步,还是恢复战斗。在彼得格勒,列宁因此亲身面对三年前他在伯尔尼笔谈的两难。1918年1月21日,他对一个有大约60名布尔什维克党官员参加的会议提出了他的看法。他不希望割地赔款,那是德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向托洛茨基要求的。他希望开始一场新的、对德国的革命战争,企盼在其工业城市激起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些目的不切实际。他解释说,俄国军队“当前绝无条件”击退德国进攻;事实上,来自前线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士兵正在向东移动,那是一群乌合之众,挤满车站和车厢,甚至蜷缩在行进中的车棚顶部,那上面许多人被冻死。列宁强调,大多数士兵精疲力竭,许多人饥饿难熬。军马无力拖曳炮车,大概是因为缺乏草料。食品匮乏,供给线混乱。在里加以东的波罗的海沿岸,德国兵力如此强大,俄国防御如此脆弱,以致如果战争恢复的话,德国或能直冲夺占彼得格勒。因此,在列宁心中,胜利前景薄弱的时候新俄国要发动一场革命战争实属愚蠢。相反,布尔什维克应当谋求和平,以便重整经济和军队,粉碎“富人阶级的疯狂抵抗”,使得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战胜。

列宁的概览是对俄国之羸弱的一番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概览。它反映了一个前提:是和是战的决定说到底依据力量考虑。有如众多时代的众多领导人被迫决定是和是战,列宁断定中心问题在于他自己的国家是否强得足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因此,或许不知不觉地,他摒弃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著名解释所依据的框架。

他的和平呼吁起初被来自莫斯科的狂热的代表们拒绝。列宁叹道:“他们没有把握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作为一个折中,布尔什维克试图拖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1918年2月10日在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带领其代表团离开会议厅返回俄国。八天后,由于停战业已过期,而且没有任何俄国代表在场签字将它延展又一个月,德国人恢复了对俄战争。他们以和平时期演习的那种精确性,沿波罗的海并跨越乌克兰平原挺进,几乎完全未遇抵抗。列宁的评估已被证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马上不得不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那比他们先前拒绝了的那些更苛刻。3月3日,俄国人签署了和约,割让了他们的西北诸省巨大地区和高加索的一条地带。

难得见到对战争的一种著名解释的作者被推至权力顶点,被迫检验他自己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因的前提假设。奇怪,被记住的是列宁对1914年战争原因的理论解释。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的实践解释被遗忘了。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一

对战争的大多数解释假定,应当完全或主要怪罪一个国家。的确,关于罪归何方的辩论通常在第一枪打响以前便开始;每个国家都坚持说自己只是抵抗敌人的威胁。随战争持续下去,辩论由人造卫星和无线电短波环绕地球。战争结束时,胜者往往试图结束辩论,办法是在和约中肯定输者引起了战争,然而这并未结束辩论。

二

战争必定由一国引起:这一观点本质上令我们满意。难以审视任何战争的爆发而不去搜寻战争制造者。同样难以抗拒一个结论,即如果一国开始了战争,那么它必定引起了战争。不仅如此, 在大多数战争中,看来容易辨识出发起战争的国家。因而,可以提出1904年日本发起了对俄国的战争,1914年奥地利发起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1950年北朝鲜发起了对南朝鲜的战争。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审视这些战争,其爆发被一清二楚地归之于一个国家,那么这清晰性往往便消失殆尽。如果问为什么他们而非他们的敌人打响第一枪,那么使事情模糊起来的情势便层出不穷。当日本在1904年攻击俄国时,这部分地是回应俄国舰只和部队被派遣到东亚以及谈判失败。当美国在1812年攻击英国时,这部分地是回应英国多次攻击中立的美国商船;在此意义上,公开战争取代了间歇作战。当英国在1803年对拿破仑法国宣战时,她部分地是在回应法国入侵瑞士。1754年在北大西洋攻击法国舰船的英国舰队是对北美危机作出反应,那里英法殖民地已在间歇地交战。普鲁士1778年对奥地利的攻击系由奥地利兼并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激起。当法国人在1830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其入侵军团时,他们是在回答无数阿尔及利亚公海劫掠事件。当希腊于1897年干涉土属克里特岛上的内战时,她是在将武装部队应用于一种情势,在其中它已经身为仲裁者。还有,当法国1870年对普鲁士宣战时,她是在回复挑衅。在此,有八项先于战争爆发的不同情势,这些激发性情势适用于1700年以来打的大多数战争。而且,仅往回看一步追溯报复或挑衅还不够,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前,通常有一系列威胁或事件。

战争的爆发通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步骤。不仅如此,当两国从事有战争危险的行动,其中一国将冲突延展到通常被称作战争的阶段时,那不一定是延展的结束。在18世纪,大多数战争被划分为各场首尾截然的战役,它们在冬季来临时告终;有时,在春绿乍起之际,一支军队以如此的劲头重开战争,以至于向激战的转变是比正式战争的早先爆发更为急剧的一跃。与此相似,某些冲突以孤立的海上事件开始,扩大为一场正式的海上战争,并且只是在交战国之一开始陆上战争时才变得激烈起来。如果比方说可以显示法国发起了第一步,荷兰第二步,法国又第三步,那么我们有多大理由指责荷兰是纯然的侵略者?

一切战争都起于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无法想象一场只涉及一国的国际战争。论辩只有一国希望战争并引起了战争,便是假定它的敌人除了自卫战别无选择。然而在战争以前,这敌人拥有种种不同选择。它可以和平地撤回要求或提议让步;它可以谋取一个强大的盟国支持,虽然那也会涉及让步;或者,它可以发动它自己的突然袭击。如果它拒绝了这些选择,发觉自己遭到进攻,那么它仍然可以提出那些它早先未能提出的让步。或者,它可以拒不抵抗军事入侵,并且和平投降——过去三个世纪里被许多小国和大部落采取了的一种政策。如果一国拒绝这些选择,那么人们就只能假设它偏好战争。战争只有在两国都确定它们靠打仗比靠谈判可得益更多的时候才能发生。只有依凭至少两个国家的同意,战争才能开始,也才能继续。

三

从和平到战争的跳跃通常被视为国家间起伏波动的关系中最发人深省的事件。从战争到和平的跳跃同样发人深省。如果坚持认为一国应该担负开战罪责合乎逻辑,那么坚持认为一国应该为终战而受到赞誉同样合乎逻辑。一位著名的美国人类学教授拉乌尔·纳罗尔在1969年积极主张说“必须断定制造战争只需一国”,其时他或许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在主张一个推论,那就是结束战争只需一国。如果战争邪恶和平美善,那么结束一场战争的国家应受赞誉,恰如发起一场战争的国家理应受谴责。这并未发生。战争的发起者受到铺天盖地的谴责,但和平的发起者既未得到辨认,也未得到赞誉。[1]

通常是什么终止一场战争?1700年以来的大多数战争并未只因胜者在战斗中显示了压倒性优势而停止。大多数战争是在交战者依然有能力继续战争的时候停止的。1700年以来,在欧洲和北美,也许极少几场战争达到了如此胜负决绝的阶段,以至于胜者占有了敌人的很大部分本土,并且还自信能够占领所余部分。最为胜负决绝的战争是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普法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组别的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胜者在战场上位居优势之际,但认为这些战争由于纯粹的军事优势而终止将是错误的。其他影响力,包括输者的国内歧异和胜者对外部干涉的惧怕,助成了它们的结束。

当我们概览那些胜负更为决绝的战争时,我们将谁当作和平缔造者去赞誉?如果武力最终导致了和平,那么我们是赞誉强者还是赞誉弱者?在普法战争中,我们是因其在1870年的脆弱而赞誉法国,还是因为其武力而赞誉普鲁士?由于一场战争的决定性结果必定像出自战胜者的成功那样多地出自战败者的失败,因而看来明智的是,要将赞誉献给一位和平缔造者的话,就将它献给胜败双方。或者,我们是否应当赞誉在战争过程中首先认真谈和的哪个国家?例如,当普鲁士军队在1870年9月逼近巴黎时,法国内阁开始考虑和平。9月15日夜里,在巴黎以东15英里处的罗思柴尔德宫,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朱尔·法夫尔会晤了俾斯麦。阿利斯泰尔·霍恩在其《巴黎沦陷》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场景:法夫尔烦躁不安,喋喋不休,俾斯麦毫不同情地吸烟听讲,直到最后答曰他的主要和平条件是法国割让东部的阿尔萨斯省和毗邻的洛林部分地区。这事实上就是将在几个月后签署的和约条款,但对法夫尔来说这些条件不令人满意。他含泪离开罗思柴尔德宫,法国则继续打下去。其他和平试探也失败了,因为法德两国宁愿打,而不接受每一方认为不利的和平条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辩论究竟是俾斯麦要得太多,还是法夫尔让得太少,但没有证据表明法国或德国政府是认真的和平缔造者。和平的代价比和平本身更令它们关注,如同确实一向必然的那样。[2]普法战争期间的和平试探真谛,一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最终以决定性胜利告终的战争期间的和平试探真谛。在这些战争的进行过程中,极少有什么显示一国比另一国更是和平缔造者。

或许我们可以赞扬这样的国家:它为了结束一场战争,做出了远大于它的军事实力证明合理的让步。然而,倘若我们接受这一界定,我们就也应将它应用于一场战争的开始。如果被应用于此,那么一个发起了战争的国家往往可得赞扬。例如,德国或许能被免去1939年入侵波兰之罪,因为在战争前夕它索取的让步逊于其军事力量证明是合理的;波兰因而会成为拒不做这些让步的罪人。对一国结束一场战争的任何赞扬企图都冒风险。显示战争经共识而结束的证据看来强劲有力。一国无法被单独赞扬为和平促成者。

当各国一致认为战争是解决其争端的不令人满意的工具时,战争便告结束;当各国一致认为和平外交是解决其争端的不令人满意的工具时,战争便告开始。共识是从和平到战争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的本质,因为那些只是国家间关系的彼此交替的各阶段。诚然,在我们作为国民从孩童时以来就学会关注一国而非国家间关系的情况下,这关系的存在是不容易被认识到的。不仅如此,标志这关系中的急剧转折点——从和平转向战争与从战争转向和平——的上述共识也不易觉察,因为有那特别标志战争开始的强烈敌意。两个国家通过投入战争而同意使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暴力手段:这一点被更显著的事实即它们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看法截然不同而遮蔽了。

四

战争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如此惨烈和残酷,以至它使我们拒绝一个观念,即它有许多与和平相似的地方;然而,我们的拒绝阻碍我们更多地理解和平与战争。当军事力量破坏和平时,我们厌憎它的可见行使,然而当军事力量保持和平时,我们却赞扬它的悄然行使。我们忘记如果战争是不道德的,那么胜利的奖赏——不管是领土或赔偿还是威望或政治权势——也是不道德的。由于胜利的最高奖赏是加强了的国际权势,而且由于这权势往往被胜利者用来在随后的和平时期里始终保护它自己的利益,因而和平很难被说成是正义的。

不幸的是,和平的特征和条件被掩盖在浮言虚辞和道德外观之下。虽然发起了一场战争的方法和德性实际上与结束了一场战争的那些一样,但前者被宣告为不道德的,后者则被宣告为道德的。于是,1815年时的国际道德卫士维也纳会议能宣布对拿破仑的判决:“作为世界安宁的敌人和破坏者,他已经使他自己遭致公共复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胜利者同样雇用道德为自己的仆人。在凡尔赛条约内,德国及其盟国被正式谴责为侵略者。该条约还要求设立一个特别法庭——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指定的法官组成——“就反国际道德和反条约神圣性的最高罪”审判德皇威廉二世。然而,1918年11月,德皇离开他在西线的大本营逃往荷兰,那里的政府拒绝将他交出,这一法庭遂告终止。尽管如此,德国领导人仍被迫同意,强加于德国的苛刻条件是对她侵略的惩罚和对国际道德的肯定。从德国被没收的海外殖民地、割让给五个欧洲邻国的德国领土、被榨取的赔偿、被拆毁的舰只、被解散的团队和在一长条德国土地上驻扎的外国部队:所有这些都似乎是正义的补偿,补偿胜利者在凡尔赛条约中所说的“由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强加于它们的战争”。根据该条约,最后一批外国部队将于1934年撤离莱茵河地区,然而只是在胜利者认为“防止德国无故发动侵略之保障”充足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些是对战败者的惩罚,而不是对侵略的惩罚。假如德国赢了,那么她本会强加类似的甚或更严苛的惩罚,而且也是以国际道德的名义强加之。

由于在凡尔赛的胜利者是国际道德卫士,由于这道德基于军事优势,因而至关紧要的是它们应保持这优势。他们忘记了胜利大多是一种消耗着的资产。它们作为卫士失败了,因为好像它们受自己的浮言虚辞麻痹,一直伸张道德却忽视军备。德国黩武主义在1930年代的复兴归因于法英两国国内事态的程度恰如归因于德国国内事态的程度。它或许甚至更多地归因于那使得美国——1918年胜利者中间最强大的国家——转身背朝欧洲的美国舆论的力量。有如爱丁堡大学的A．贝里代尔·基思博士在1937年所说:“关于由此落在美国肩上的对随后欧洲局势发展的责任重心,无法有丝毫怀疑”。他写这话的时候,局势还未由于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压力而加剧,国际道德护卫权正迅速转到柏林这一事实还未展现。

本质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确立了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一种清楚的关系,而且双方都接受这关系。大多数德国人必定强烈地厌憎它,但他们除了接受它便别无选择。这关系被接受多久,和平就支配多久。削弱并接着搞乱这关系的既是战败国中间德俄两国的崛起,也在同样程度上是战胜国的衰落或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华盛顿的孤立主义者像柏林的扩张主义者一样显赫突出,白厅的自保型绥靖者像克里姆林宫的自负型绥靖者一样大有影响,巴黎的机会主义者则像罗马的机会主义者一样至关重要。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国际法庭仍坚持说是德国侵略引起了欧洲战争,日本侵略引起了太平洋战争。联合国核准了这一观念,并且后来将它应用于其他战争。

五

国际道德的外观,连同战争归罪于一国的观念,在和平的最后日子和战争的最初日子里简直是催眠性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强调条约的神圣和国际义务的庄严。他们忘了某些对他们来说最神圣的条约依赖武装力量确立,而谴责以武装力量毁弃这些条约的国家。如果要废弃条约,至少应当给予正式通知。如果要开始战争,则应给予正式预警。清楚的预警有一项好处,即给和平解决争端提供最后机会。对现存秩序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战争预警消除了突然军事袭击的危险。因为突然袭击通常是那些希望改变现存边界的国家的武器。

在20世纪,以突然袭击开战的国家受到广泛的谴责,即使在热度和派性已经消减了的时候。突然袭击被广泛地解释为证明战争归罪于一国的证据。日本已被挑出来当作侵略性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典型。《大英百科全书》提到珍珠港事件乃“日本偷袭”。甚至有着显著的节制标准,在其作者群中可赞地罕有民族主义偏颇的《新编剑桥现代史》,也说日本1904年在旅顺港和1941年在珍珠港取得的军事优势依靠“完全突袭而不宣战”。来自北美诸军事学院的三位教授论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提出突然袭击而不宣战“符合总体战惯例,符合日本军事传统”。他们用总体战指在20世纪实行和在早先宗教战争中可见的全面战争方式。另一位学者暗示了更深层的原因;他怀疑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是否有某种偏好这种开战方式的成分。

著名的日本袭击是利用了敌人缺乏准备,还是无异于许多其他现代战争的发动方式?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许多俄国战舰和团队正向东行进。在俄国驻防城镇和海军基地旅顺港,行将与日本人打仗的流言满天飞。1月初,日本货船停止向这海军基地送煤,那里供舰队用的煤炭储存是俄国人优先考虑的事情。2月1日在该港,军法已大体取代了平时法。同一天,俄国在太平洋的另一个海军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军司令官建议日本商业代表通知其国人离开该城镇,因为可能随时宣布围城战状态。关于日俄战争的预言可在几十种欧洲报纸上读到。它们的记者乘坐长途跨大陆铁路来到旅顺港,在抵达时得知新的安全规则禁止他们通过电报传送文讯。2月6日晨,一艘离朝鲜海岸3英里的日本战舰拘捕了一艘驶往科伦坡和敖德萨的俄国货运蒸汽船,将它押送至日本港口;这艘货船的武器据说是22支步枪、5支手枪和3箱弹药筒。同一天下午,俄国蒸汽邮船“沈阳号”在朝鲜港口釜山被一艘日本战舰扣留。不到一小时以前在东京,政府通知俄国公使外交谈判被中断。日本人警告俄国:他们保留“采取独立行为的权利,那是他们可能认为最有利于巩固和捍卫他们的被威胁地位的”。

弗雷德里克·麦考密克是在旅顺港的一名外国记者,2月8日黄昏他坐一名中国苦力划的小船,绕行俄国舰队抛锚驻扎的外港。薄暮平静,环抱海湾和入口的秃山轮廓鲜明,历历在目,跨过寒冷的水面传来战舰上一支乐队的奏乐声,还有水兵合唱晚祷曲的歌声。他的小船朝岸边划去时,探照灯光照耀水面,信号灯从附近的一艘巡洋舰闪现,但除此之外景象平静。旅顺港重重筑防,其入港水道巡逻严密,并且离最近的日本港口或许远达600英里,因而看似安全。大多数居民都相信,如果战争来临,那么太平洋这最强大的基地之一不会遭到任何进攻尝试。夜更深了,午夜前一刻钟,麦考密克听到了几声炮响,但他像大多数市民那样,将它们当作海军演习声响而撇在脑后。事实上,它们是海军演习,然而是日本人在进行演习。他们的小驱逐舰悄悄地用鱼雷袭击了俄国的两艘战舰和一艘巡洋舰。

只是在战争业已开始后,敌对双方才正式宣布处于战争。“朕,尼古拉二世,全俄的皇帝和独裁者”,在圣彼得堡签署文告,肯定他多么挚爱和平事业,但开战又多么必然必要。从东京发出了类似的宣告:“朕,承受天恩日本天皇,拥万世一脉之皇位,特此昭告朕之全体忠勇臣民。”倘若得知,假如他们的天皇在鱼雷被发射以前一小时已正式宣战,这些忠勇的臣民是否还会在旅顺港赢得同样的胜利,将是有价值的。人们推测,突袭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旅顺港的俄国人相信突袭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

1941年珍珠港事件几乎是旅顺港事件的重演。日本袭击几个月前,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谈判就已差不多陷入死结。日本在规划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在防御性地增加自己的太平洋兵力。作为敌对法令的一个结果,日本在美资金和美国在日资金被冻结,从而结束了两国间的贸易。日本要求在中国为所欲为,美国则要求日本必须撤出她在中国的部队。两国政府中没有哪个政府看来可能让步。在这些形势下,战争并不令人惊讶。

攻击的方式也不令人惊讶。1941年1月,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G．格鲁业已告诫说该城各处的议论指向“大规模突袭珍珠港”——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可是在华盛顿,海军情报司将此可能性撇在脑后,在珍珠港的战争模拟演习也提示突袭不大可能。因而,太平洋舰队基地误入了曾使旅顺港被骗的同样的过度安全感。珍珠港远离任何日本基地,设防强固,并且在其防守者看来配备了优越的人员和武器。确实,珍珠港似乎有比旅顺港大得多的能力抵挡一场突然袭击。美国人在夏威夷设有雷达监察天空,以发现正临近的飞机;他们知道秘密的日本外交电码;他们甚至还能绘图显示许多日本战舰在太平洋的行进。

1941年12月7日凌晨约3点45分,一艘扫雷舰上的观测军官认为自己在珍珠港入口附近看到了一艘潜艇上的潜望镜。不久,约6点30分,一艘奇怪的潜艇的驾驶指挥塔被观测到,于是一艘美国驱逐舰全速驶向这潜艇,打响了漫长的美日战争的头几炮。驱逐舰炮火击中驾驶指挥塔,深水炸弹则在接近潜艇下沉处爆炸。一份描述这开火行动的无线电密码电文被发至岸上,然而这至关紧要的预警未经有效利用。“星期天早上7点钟”,加文·道斯在他富有观察力的《时间浅滩》一书中写道,“是夏威夷周末的酣睡时刻。”几分钟后,岛上的雷达跟踪站发现了约在140英里外飞行并愈益接近该岛的大群飞机。它们是日本袭击者;它们已在约半小时前飞离其6艘航空母舰,50分钟内将飞至珍珠港上空。

雷达预警未被理睬。对珍珠港的日本袭击显然未经预料。虽然战争似乎很有可能,但它肯定不会是一场珍珠港附近的战争。然而,8点差5分时,战争降临珍珠港。美国8艘主战舰、3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沉或被重创,还有188架飞机被毁,大都在地面上。罗斯福总统称其为“永远可耻的一天”。

日本开始其对俄和对美战争的戏剧性方式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何她的开战袭击如此成功?为何它们被谴责为可耻的?这两个问题彼此关联,因为假如她的袭击不成功,它们的“可耻”本将不那么明显。对在旅顺港和珍珠港的敌人舰队的袭击所以成功,大多归因于敌人的自满自得。这两个海军基地平时和战时似乎都固若金汤,因为它们重重筑防,而且远离日本港口。由于俄国和美国都自认为在军事上优于日本,也由于它们都倾向于低估亚洲人的军事威力,它们的安全感就得到了增强。这安全感被日本的战术大胆利用。而且,利用它的动机很强烈,因为日本面对在军事上比她自己更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海上突袭的机会大于陆上,海上力量在1904和1941年的战争中异常紧要。

为何日本的袭击被视为可耻的象征?它们所以可耻,部分地是因为它们那么成功。它们遭到厌憎还由于它们的成功看来依靠违背公认的战争规则。有时人们暗示战争来临犹如晴天霹雳。事实上,这两场战争都是在谈判已陷入僵局时来临的。战争甚至对敌人来说也已看似大为可能。即使日本在袭击以前宣战——即使她的宣战消息例如在夏威夷的一个星期天早晨7点钟传到——她的袭击也会差不多肯定成功。确实,它们本将在心理上更为成功,因为事前宣战本将使敌人得不到一个鼓舞士气的借口去掩饰其防御失败。至于认为日本在靠不发预警而取得对敌人的不公平优势,则可说不公平优势是战争的一个特征。看来,在每一场战争中,至少一个交战国同意打是因为它相信自己比敌人强,是因为它相信自己拥有不仅就战争第一天而且就其每一天而言的一种“不公平优势”。同样,在每个和平时期,较大国家所以在维护其自身利益方面和平地行使权势,只是因为它们拥有这“不公平优势”。

那些认为日本在旅顺港和珍珠港的行为不正常(并因此或许应当由其民族性格或军事传统去解释)的人有最后一支箭射。他们可以论辩说,日本靠其突袭究竟是得还是失并不相干。他们可以干脆声言日本在开始这些战争时,蓄意蔑视公认的公平比赛规则。然而,必须怀疑这规则的存在。

七

1882年,英国陆军部情报司的一名中校探究了这号称的公平比赛规则。约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创始者的儿子,1870年代作为沃尔斯利勋爵的私人秘书在阿散蒂战争中服役,并且参加了在其中他帮助俘获祖鲁酋长塞蒂瓦约的祖鲁战争。沃尔斯利勋爵有一次说,莫里斯是他在战火下所曾见到过的最勇敢的人;他在不利的事实面前同样勇敢。当一条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被规划,而此规划在白厅引起隧道可能被用于突然入侵的惧怕时,莫里斯由沃尔斯利勋爵指派去做研究,以确定“一个与其所有邻国和平相处的国家是否有任何理由害怕战争可能突然打在它头上”。莫里斯没有将对问题的回答理论化,而是转向欧洲和北美国家过去的战争。他开始阅读众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从伏尔泰到金莱克,坚信自己只会找到极少数未经正式警告或宣战就发动的战争。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得越来越多。他开始认识到,大多数战争是以战斗而不是以宣战开始。他发现在18世纪有47场这样的战争,1800至1870年期间又有60场,而且假如他研究他所称的欧洲人对“野蛮部落”的战争,他就会发现得更多。他还发觉,在他研究的这些战争中间,有41场是一国在其中显得大抱突袭制敌的希望。因此,珍珠港符合一个传统模式。日本人的偷袭已由法国、普鲁士、英国、美国和所有其他强国多次预示。相反,1700年以来先行宣战的战争不到10场,而且这些先行的宣告并非意在警告敌人;它们只是宣布战争状态现已存在。就莫里斯所知,只有法国在1870年的对普宣战才实际上是作为开战之前的警告对敌发出的。

莫里斯在自己的报告上签了名,动身前去参加埃及战争。1883年,他的《未宣之战》出版,血红封面的小薄书,一本卖价2便士。它是曾就战争的一个方面做过的最可贵的探究之一,但只有短期影响,然后就慢慢地漂离了知识主流。我没有见过莫里斯的结论被过去半个世纪里出版的任何书籍援引。

当1904年日本人在旅顺港发射鱼雷时,他们拒不事先宣战既未违背规则,也未违背各国的惯例。这次袭击所以引发一阵大惊小怪,主要是因为它成功了。人们惊呼这次袭击违反战争规则,但这些规则并不存在。它们不存在的证据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被提供出来,会上俄国军事代表呼吁订立一种规定战争应当如何开始的规则。他得到法国代表团支持;法国是俄国的亲密盟邦。会议最后同意了一项规则或公约,它规定直到一国发布了理由充分的宣战书或包含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之后为止,不得开始战争。这项规则所以被设计出来,似乎更多的是为弥补俄国晚近在日本手上丢失的面子,甚于为保证将来的战争仅在敌人得到警告后才开始。它所以得到支持,则主要归因于一个希望,即中立国的利益在两个其他国家突然投入战争时应得到保护。各国在海牙同意的战争预警事实上意在保护中立国而非交战国。

在阻滞战争突然发动方面,1907年海牙公约并非革命性的。在袭击敌人一分钟以前宣战的国家会符合这一新规则。不发出任何预警的国家仍会符合这规则,如果它坚持说自己只是在击退攻击或平定动乱地区,而不是在开始一场战争:令中国军事代表吃惊的是,会议拒绝定义何种行为构成战争。新规则只约束那些签署表示同意的国家,而且如果这些国家与一个没有签署的国家开战,它就不约束它们。最重要的是,在海牙会议上被采纳的所有规则不仅代表战争发起方式上许多改良的初始期,而且代表改良的巅峰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差不多每个国家在参战时都遵循这项规则。乍看来,这似乎是新的战争法规的一个胜利,但这胜利微乎其微。海牙规定仅给了一个微弱的语境。不仅如此,1914年7月在欧洲,紧张和对战争的预期程度如此之高,以至突袭的好处本来就小。由于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外国人在欧洲主要国家自由旅行,也由于1914年的动员和进攻依赖在公共火车站集合人员和供给品,运用突袭方法的机会微小。在海上,突袭的机会大些,但因为战争在陆军强国之间开始,海军强国便得到了足够的预警以便戒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更关心禁止战争,而非调节它应当依以开始的规则。凡尔赛条约第十二条规定新建立的国际联盟(国联)的成员须将争端提交仲裁或国联理事会,规定它们直到一项争端被审断后三个月为止不得诉诸战争。三个月的预警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大多数国家对仲裁甚至没有兴趣,更不用说它们会关心有一段降温时期。在1920和1930年代,连关于战前宣战的海牙公约也大体上被忽视。大多数战争都未予宣告。入侵波兰以前,希特勒遵循不发布任何宣战书这强有力的传统:他只是在入侵已开始55分钟后从柏林发出一项广播通告。由于波兰在战争开始前两天就已着手动员其军队,加上德国亦已发出对波兰的威胁,因而希特勒大概未从无视海牙公约得到任何好处。1939年在欧洲,陆上突袭就像在1914年一样不可能。在听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时,希特勒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当打击——尽可能最凌厉地打击——而不浪费时间去宣战。”然而在1941年12月,他确实浪费了时间去对美国宣战。

在众多能干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依然明显可见千百万美国人在日本未加宣战地袭击珍珠港时感到的震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特意指出或谴责日本人发动战争的方式:许多人在这样的岁月里写下了他们对日本的谴责,这其间美国从事了一场场战争,它们以在战前和战时俱未正式宣战为标志。这自相矛盾不足惊讶:国际战争是所有论题当中最为情绪性的论题之一,我们全都受其情绪感染。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那么多国家的那么多圈子里存在的广泛信念,即晚近几个世纪里近乎所有战争都只是在宣战后才开始。

这一信念的流行说明问题。它似乎暗示战争与和平是各自紧闭毫无共性的领域。在各国表面上和平共处的时候动用暴力而不事先警告,就是打破这些领域的隔墙。因此,一场没有清晰的预警的战争被谴责为战争精神和战争方法侵入和平领域。1908年,一位美国国际法专家埃勒里·C．斯托厄尔在讨论关于宣战的新的海牙公约时,做出了下述可贵的观察:“我们必须铭记,公众舆论从未摒弃一人对一人公平搏击这古老的观念”。战争当然不是职业拳击赛:它没有清楚的锣声宣告搏击开始,没有公平比赛规则防止一方使用更多的士兵或优越的武器,也没有锣声开启一个和平时代。战争与和平不是彼此隔开的领域。和平依赖威胁和武力;和平往往是往昔武力的结晶。诚然,流行观念即战争应当只在一个明确的预警之后才开始是人道的。然而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依据对和平与战争两者性质和原因的一种深深的误解。

八

机会主义,连同掩蔽的和公然的使用武力,浸透战争与和平进程的每一阶段。它们浸透战争的开始、战争的继续和战争的结束。它们也浸透和平的开始、和平的继续与和平的结束。战争与和平是国家间关系的变动的诸阶段,而机会主义浸透整个关系。因此,战争制造者与和平缔造者、侵略者与受害者、谴责与赞扬等流行反差并不适合这一关系。论辩说一国导致一场战争或对战争负责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能够说的不过是一国发起、开始或开启了一场战争,但这是对开战的描述而非解释。

一切国家,它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并非同等的机会主义者。它们并非总是不能被约束的。然而,直到我们理解战争前夕或和平前夕什么行为是正常的和可得的为止,我们的谴责或赞扬一些国家的尝试将依据既不相干也不可得的种种标准。

【注释】

[1]在几百种关于战争的书籍和文章里,我能记起读到过一句——仅仅一句——这样的赞扬话。J．U．内夫教授在其《战争与人类进步》一书中,称赞拿破仑三世希望结束1859年的对奥战争。按照内夫的说法,这位法国皇帝的动机在于厌憎马让塔战场上的人马尸体——偶尔会受质疑的一项动机。

[2]全不附条件的国际和平是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全不附条件的战争也是如此。

第四篇　战争的多种形态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一

在一段从头到尾正好两个世纪的时期里,即1678至1878年期间,俄国与土耳其彼此间打了10次仗。它们提供了欧洲战争的周期性时间表。它们是职业拳击手,打几年,接着退至各自的角落休息,然后过大约20年又起身搏击。在两个世纪期间,它们之间最长的和平是29年。然而,土耳其1878年败北后,它们打得不那么频繁了。在一段漫长得足以——假如他们遵守自己的比赛时间表——容纳四场战争的时期里,他们仅相打了一次。

说俄土之间的仇杀始终不懈不很如实。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时,苏丹与沙皇是短暂的盟友。奇迹之中的奇迹,苏丹竟容许一支俄国舰队离开黑海,航行于流过君士坦丁堡的狭窄急流,行经设防的达达尼尔海峡,从而进入地中海;这差不多如同埃及当今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让一支以色列舰队通行。俄国人与土耳其人一起,在1799年将法国入侵者逐出科孚岛和伊奥尼亚群岛,但到了是年年底俄国已退出了这一同盟。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再度对俄国军舰关闭,而到1806年土耳其人与俄国人已再度交战。

二

什么造成了两国间反复不已的战争?为何俄国人与土耳其人那么经常地打仗?为何黑海欧洲海岸是欧洲最饱受战创的地区——18和19世纪里死亡数超过佛兰德的军人们的坟场?[1]除了令任何两个邻国歧异的安全和权势问题外,俄国与土耳其不管有多少共性,都由于对两国来说俱为至关紧要的种种经久不息的问题而彼此对立。

在宗教上,圣彼得堡与君士坦丁堡大相径庭。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但包含几百万东正教基督徒,在东正教的俄国看来,他们在土耳其统治下受难。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囊括了圣地和耶路撒冷,东正教基督徒——与西欧的天主教或新教基督徒不同——仍盼望前去朝圣。朝圣人流是个争端来源,常在许多由苏丹和沙皇签署的终战条约里被谈到。“俄国僧俗人等”,1739年的条约宣布,“将被允许自由访问耶路撒冷圣城和其他值得访问之处。”去圣地途中经由路程遥遥的土耳其陆地或海洋的俄国朝圣者将不被征以贡赋或税金。在1774年和约内,朝圣权利再度得到肯定。就像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近80年后又一次俄土战争前夕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在我国被确立的宗教来自东方,存在绝不能被忽视的情感和责任。”历代沙皇没有忽视它们。

俄国对土耳其的战役有如圣十字军东征。1829年,一支俄国远征军围困黑海高加索海岸边的土耳其工事设防港口阿纳帕,并且在一阵刺刀拼搏战之后,最终迫使土耳其人投降;接着,俄国部队由一位身着教会长袍、“手里举着一个十字架”的东正教教士先导,列队行军通过阿纳帕城门。同样在1853年,举耶稣十字架前行,俄国部队进入土耳其欧洲部分。1877年,在下一场俄国入侵前夕,沙皇检阅了他的在基什尼奥夫镇集结的军队,并且听了东正教会大牧首杀气腾腾的布道:“你们的伟大命运是在多瑙河流域的新月之上竖起基督十字架,”这位教士说。“在你们面前我祝福军队,基督经由你们所爱的军队……愿他以光荣的胜利表彰你们的英雄行为!”在西面,土耳其军队,穆罕默德所爱的军队,正等着以这位真先知的名义杀戮。

在基督十字架之外,商业也诱惑俄国人干预土耳其领土。俄国的主要河流向南流入黑海,它长时期是土耳其的一个海域,而河流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巨大辽阔、道路坎坷的帝国那么至关紧要。虽然向南的河流不如流入波罗的海的那些容易航行,但它们仍将许多商品从波罗的海地区漂流到遥远的黑海港口。早在1780年代,从立陶宛森林里砍下的桅杆就被送往遥远的黑海,然后被船运到西欧的许多港口。欧洲最长的河流伏尔加河,北至圣彼得堡一线、南至里海海岸的广大领土的大动脉,在离顿河仅45英里的一处弯曲,因而来自遥远北方的货物可溯伏尔加河船运而下,经陆上用车装载到顿河,然后在驳船上漂流到黑海。在俄国欧洲部分外围的三大海洋中间,只有黑海不被冬季坚冰锁闭。因而,它受到俄国的战略家和许多商人的青睐。

河流使俄国趋向黑海,而当河口在18世纪后期历次成功的战争中从土耳其人那里被夺得时,这势头并未结束。虽然俄国在南方建造了她的海军据点——1778年赫尔松、1786年塞瓦斯托波尔、1796年敖德萨,并在黑海建立了一支海军,她却仍受苏丹支配。苏丹控制了黑海的狭窄咽喉。每逢他想要卡住这咽喉,他就能这么做。因此,俄国夺取南流诸河河口是在实行一种急迫的追击,不到她夺取君士坦丁堡或钳制住它的权势就不能终止。

俄土敌对不时由第三个问题加剧。奥斯曼帝国包含数以百万计的斯拉夫人,而俄国人不时支持其斯拉夫同胞。俄国也压迫在波兰的斯拉夫人,并且试图支配在巴尔干的赢得了独立的斯拉夫人,从而使人提防对这松散的语言纽带的过度强调。尽管如此,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斯拉夫人——仍往往邀请俄国将他们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俄国则不时将他们的解放视为差不多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这使命赋予对土战争在俄国国内战线的广泛民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便是1870年代最狂热的俄国泛斯拉夫理想鼓吹者中的两位。正如俄国有与奥斯曼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联结纽带,土耳其有与俄国亚洲部分的土耳其斯坦和其他省份内穆斯林的联结纽带。然而,在君士坦丁堡的关于俄国穆斯林遭到压迫的信念,并不总是也由这被压迫者持有。穆斯林显贵布哈拉的埃米尔对俄国在1904年对日战争中的损失如此不安,以至他从自己的古老内陆城镇送钱去支付一艘将被用于打日本人的鱼雷艇驱逐舰。因而,带着布哈拉穆斯林的祝福,基督教十字架被强行竖立在某个朝鲜海湾。

三

地理和宗教,还有在较小程度上斯拉夫因素,是将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系达几个世纪的问题。这些联系性问题构成了一座桥梁,它不得不承载沉重的情感和商业交通,但一般有权管制交通的是土耳其苏丹,因为这桥梁设在他的领土上。他支配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狭窄水域,他统治圣地,他治理在巴尔班的斯拉夫人。如果说俄国看似通常干预土耳其事务,并且看似在大多数俄土战争中发起了战斗,那么这大体是因为土耳其否则将完全管制那些对俄国如此重要的问题。宝贵的金鱼在苏丹的水池里游动,他一般独捕独钓。

这些问题或许像18和19世纪任何其他相对国家面临的一样引起对立。尽管如此,假如两国能就它们的军事实力对比达成共识,这些问题本不会激起战争,甚至可能不会那么有争执性。它们不能达成共识。在俯瞰金角湾的山丘上,占据墙围宫殿的历代苏丹并不显得怀疑自己的军事实力。然而,在圣彼得堡和近乎每个欧洲国家首都皆有这种怀疑。对于所有认为国力依靠经济进步、实验意愿和技术效率的人们,土耳其到了它作为一个强国的漫长时代的终点这一预料看来合理。以所有这些标准衡量,土耳其落于人后。她的领导人以落后著称。有一位苏丹相信,腓特烈大王的作战成功来自星相家的劝告。当土耳其代表与奥地利人1791年在多瑙河会晤以谈判一项和约时,人们得知这些土耳其人以为直布罗陀是在英国的一个城镇。[2]

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成了国际政治的一大老调。“这个规模巨大、基础不良和笨拙不灵的帝国看来确实摇摇欲坠,”《伦敦年鉴》1770年报道说。崩溃可能被推迟,它补充道,因为西方国家宁愿见到大利所在的东方商路处于土耳其而非俄国的统治之下。一位英国军事工程师在1810年报告说,过去半个世纪里,“差不多每个旅行者”都预言土耳其即将垮掉。拿破仑·波拿巴和历代俄国沙皇一致认为,只要轻轻一推,这个帝国就会倾覆。俄国一次又一次地这么推。1853年2月,在第八推前夕,沙皇私下对英国大使说土耳其最终将倾覆:“我对你再说一遍,大熊气息奄奄。”一年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场英法远征帮助了大熊活下去。下一次俄国对土进击——在1870年代——非常成功,但土耳其依然拥有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帝国之一。迟至1900年,土耳其仍拥有下列国家的当今全部或部分领土: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波斯湾沿岸若干袖珍国。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延续时间差不多长如较年轻的西班牙、荷兰、不列颠、德意志和意大利诸帝国。许多观察家将技术文明和经济进步等同于军事成功,但这等式往往是骗人的。

俄国相信土耳其行将崩溃,土耳其则拒绝也这么相信:这只是一个事实的持久反映,即它们难得就它们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看法一致。因此,使它们彼此对立的问题难以得到外交解决。俄国与土耳其都要得太多,让得太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争执不休的问题当中有一些助成了它们彼此对立的讨价还价立场。宗教问题难以被和平解决,因为土耳其和俄国的军事力量感被安拉或基督是其旗手这一信仰加强。族裔问题有类似的效应。奥斯曼帝国境内斯拉夫或东正教少数民族的造反削弱了土耳其,从而给了俄国前去打击的激励。与此同时,这些少数民族更有可能造反,如果它们相信俄国会援助它们。争执性问题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军事的或和平的手段——无望地缠结在一起。只有在俄国和土耳其就它们的力量对比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争执性问题才能被和平地解决,但其中某些问题倾向于使得它们就谁最强看法相左。

如此,俄国与土耳其相打是因为各方都相信自己更强,靠打仗能比靠谈判获益多。每场战争结束时它们就它们的实力看法一致,但这个一致是暂时的。10年或20年之后,失败者恢复了信心,重获了财政实力,或许改组了自己的陆军和扩大了自己的舰队,忘记了战争的危险和疼痛,用普遍存在的恢复自尊的民族神话之一解释掉自己先前的军事失败。新统治者和新军界领导的上台帮助消退关于失败的记忆。先前和约的条款是眼下能被扔掉的镣铐。复仇成了大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现在看似能够实现。

四

它们反复战争的症结,在于一方没有能力决定性地打败另一方。俄国通常赢,但其胜利没有经久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俄国的胜利没有削弱土耳其对狭窄海峡的控扼,那对历代沙皇来说是个至关紧要的目标。只是在1877年,在它们的第十次战争中,俄国人才差不多打到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之下,在那里他们停了下来,因为害怕英国干涉。没有哪一次俄国舰队曾强行穿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水域。

非同寻常的事实阻止了决定性胜利。两国都因有大规模陆军而强大:假如土耳其地窄人寡,它们的战争系列本会很快结束。在一段近乎两个世纪的时期里,两国中没有哪国的实力由于败在别国手上而严重衰竭。俄国和土耳其得盟国之助,本来可能有较大的机会在彼此间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它们难得得到盟国的支持。不仅如此,当盟国确实参加俄土战争时,它们通常站在较弱的国家一边。于是,俄国在18世纪有盟国,而土耳其则在19世纪有盟国。然而,这些战争的结果的非决定性大多缘自地理。由地质之利和土耳其设防而加固的狭窄海峡构成奥斯曼帝国一道壮观的防御屏障。黑海欧洲海岸上的巨大平原和东岸荒野的高加索山脉为两个帝国提供了天然守护。在它们的大多数战争中,战区离开这些敌对帝国的首都或心脏如此遥远,以至哪怕一场决定性的战胜也未危及战败国的心脏地带。

距离是彼此敌对的军队的最大敌人。对俄国来说,向黑海沿岸运输供给和部队速度缓慢,代价高昂;甚至在俄国境内运输到1850年代已较为高效时,她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队仍受碍于供给不足和增援不足。在跨越近岸平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时,俄国军队面临那挫败了入侵俄国的欧洲人的同一个障碍:他们越推进,他们的供给线就变得越不胜任。至少,在黑海附近行进的俄军能用船运载供给和增援,但这只有在俄国控制黑海的情况下才可行。对黑海的控制对俄国来说极难实现,因为它的主要舰队在波罗的海,从未能强行通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便抵达黑海。因此,俄国需要一支单独的舰队在黑海,而这要求在一个经济上不发达的地区有造船厂。由于海上力量在所有俄土战争中都至关紧要,也由于这力量通常有利于土耳其人,因而它是1750年以后对俄国愈益增长的陆战优势的最有效制约之一。一个世纪后,俄国在黑海也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而对这支舰队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涉。在英国人的记忆里,那场战争的最著名事件是轻骑兵旅冲锋,战争的海军目的因而被大致遗忘了;然而,轻骑兵旅是在对着离俄国大海军基地兼造船场所塞瓦斯托波尔不远的俄国骑兵冲锋,而塞瓦斯托波尔的被毁实际上结束了那场战争。

距离支配了俄土战争,阻止那本可给两国间关系加诸某种秩序的决定性胜利。距离的主要征服者是铁路。到1877年,俄国西部和南部几条铁路干线的存在已使俄国人能够在西南边疆集结部队、火炮、马匹和供给。罗马尼亚铁路将大多数入侵者和供给品载运到多瑙河岸,在那里他们离君士坦丁堡仅200英里。虽然普鲁士为集结1870年入侵法国的部队而对铁路的使用通常被视为大明证,显示铁路如何在将战争方式革命化,然而俄国1877年之利用铁路对她决定性地战胜土耳其人来说大概更为根本。

那场战争确立了俄国的决定性优势。俄国最终控制了黑海。不仅如此,她自视为已从奥斯曼帝国被切出来的各巴尔干小国的保护者。君士坦丁堡政府从此似乎承认自己的对俄军事劣势;即使日本1905年在远东战胜俄国之后,土耳其也未利用俄国的暂时羸弱。土耳其现在那么弱,以至在她1878年决定性失败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国家蚕食其领土和势力。俄国那边已较少干预土耳其事务的动因,因为土耳其已较顺从。不仅如此,俄国现在认识到巴尔干再也不能被绝缘于西欧,任何俄国武装干预差不多肯定会引发列强行动。因而,对36年俄土和平——两个世纪里它们之间最漫长的和平——的最合适解释,在于两国都接受了在1878年战争中确立的力量等级。争执性的问题仍使它们对立;例如,俄国战舰仍不能航行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然而,这些问题更可谈判得多,如果两国都相信自己依靠外交能得到的至少等同于依靠战争能得到的。

俄国与土耳其打的最后一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象征它们之间新关系的是,土耳其参战既缘于她是俄国的敌人,也同等程度地缘于她是德国的盟邦。1914至1917年,土耳其人与俄国人主要在崎岖的黑海亚洲海滨相打,而且它们之间的战斗只是俄国从事的更广泛战争的一个穿插事件。具有讽刺性的是,在它们的最后战争中,俄国和土耳其都是输家,俄国君主制和和土耳其苏丹制的漫长历史终告结束。

【注释】

[1]佛兰德作为战场,与黑海欧洲海岸有许多相似处。它们都是平原,都是交通要道,都面对战略性海洋,并且都临近强国边界。

[2]当然,土耳其人在无知方面并非独一无二。一个多世纪以后,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安在君士坦丁堡火车站受人送别,后者祝愿他有一趟穿经巴尔干的有趣的旅行。“巴尔干是何物?”布莱安问道。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一

在整个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国际战争已趋于变得为时较短。战争的月份已趋于变得较少但更具破坏性。在18世纪,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大概为时最短,只持续了10个月,但在1866年出现了“七周战争”,在1967年有“六天战争”。虽然战争的持续时间已减,但这模式既非简单划一,亦非可以预计。1900年,人们广泛相信世界已经历最后一场持续四年或八年的漫长的战争,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种乐观看法。核武器这一创新复兴了未来国际战争将为时短暂、短得吓人的观念,然而最强大的核国家将在越南打一场按照最简洁的尺度是“九年战争”的战争。显然,不容易预言,甚至也不容易事后得知为什么有些战争漫长,有些战争短暂。

二

漫长的战争是18世纪典型性的。从1700年到1815年,欧洲经历了7场持续7年以上的战争,但此后在欧洲没有任何战争如此漫长。在18世纪,漫长的战争挤满了战事年历。该世纪的起初四分之一时间里,仅大约3年没有战争,而在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欧洲全境和平的岁月不超过3年。1700至1815年这一时期不大可能有多达20年是和平的。

时间只是衡量战争严重程度的尺度之一;某些战争所以漫长,部分地是因为战斗未激烈得足以取得一个结果。在18世纪,战争倾向于有时中止,有时再起,有时烈燃,有时闷息。战争节奏还与季节一起波动。冬季临近时,大多数舰队撤至其本土港口,团队通常进入冬季营地,尽管这冬休不乏戏剧性例外。有一次是在1790年代,其时一支荷兰舰队在一个冰封的港口内似乎安全,却被一支法国骑兵分队俘获。较暖月份里,战斗节奏也由于在18世纪那么普遍的耐心的围困和封锁过程而见平缓。然而,战争仍有激烈的战役和凶猛战斗的长时片断,而且甚至和平年头也有间歇的混战——特别是在公海上,那不易管控。即使承认在18世纪那么多场战争中战斗断断续续,那些战争依然显著地漫长经久。

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些漫长的战争与防御占优势的一个时期相符。战争异常难赢。一种有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配西线的死样僵局在18世纪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该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支军队无法依靠爱国主义去征集兵员和在战场上激励之。它也无法在祖国遭到入侵时依靠入伍热潮。甚至有一小块地的农民也知道,如果他们所在的省份被敌人经久兼并,他们本人会保有自己的土地。当他们所在的省份被入侵时,他们更经常地是中立者而非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谷物、禽蛋和肉类被双方军队买去或抢走。战争方式往往尊重私有财产。1793年时在尼德兰的奥地利军队甚至为其官兵扎营的田地支付租金。在随后的一年里,逃离在美因兹的法国人的奥地利部队据说没有现金雇用渡船渡过莱茵河以至安全:身无分文,心态平静,他们投降了。

也许,莱茵河岸的奥地利人只是装老实样投降。对一场战争缺乏热情的部队无非太乐于逃亡或投降。逃亡是如此广泛,以至它影响了军事策略,助成战争胜负不决。当塔拉尔率领一支大多由新兵组成的法军于1704年穿过黑森林时,由于逃亡他丧失了其中的大多数。半个世纪后在七年战争中,由于逃亡,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丧失了20万人以上。这场战争过后不久,一位英国将军约翰·伯戈因爵士就普军——其时它是欧洲“庞大惊人的机器”——作私下报告,称平时逃兵相当于普鲁士兵力的五分之一。普鲁士在战场上败北期间,他补充说,开小差士兵人数通常三倍于阵亡或被俘人数。“战斗失踪士兵”一语在18世纪显然有一种不同的含义。

许多团队无法被信任在乡下搜寻食物:他们可能搜寻到视线之外,一去不返。因此,一支军队通常被锁在它的交通线和它本身的供给车旁,后者缓慢前行在很差的道路上。哈罗德·坦珀利,一位就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写过一本杰作的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论辩说腓特烈大王时期的一支军队“犹如一名海洋潜水者,其移动受到维持其生命的漫长纤细的输管限制和约束”。

士兵不可靠还导致了小心翼翼的战术。其主要难题是维持纪律的将军们自然喜欢在部队攻击时聚集而非分散之;在许多早先的指挥官看来,法国将从1790年代起在许多战役前那么有效地使用的散兵和神枪手太具风险,太不值得信任。僵硬刻板的战术大概限制了在正式战场上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它们肯定限制了拓展胜利的机会。为何一支军队很少能追击退敌的一个原因,在于害怕得胜了的军队的一部分可能不仅追上敌人,而且经过他们身边逃走。马尔伯勒在1706年提供了成功追击的难得一例,当时他紧随拉米伊战役之后,仅仅两周就从后撤的法国人那里夺得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然而,可能意味深长的是,在他从尼德兰到巴伐利亚的长途进军中,马尔伯勒已经表明自己是那些丢失逃兵少得惊人的罕见的指挥官当中的一个。

因其士气和忠诚,外国雇佣军常受青睐,被认为优于本国部队。德意志中部山丘地带上的小邦黑森-卡塞勒以雇佣军著称,其邦君将他们出租给外国君主。黑森-卡塞勒出租士兵恰如当今的意大利和希腊出租劳工;确实,士兵大概是她在战争岁月里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奥地利继承战争中,一支6000人的黑森部队拿英国支付的钱为奥地利作战,另一支黑森部队则对奥地利作战。英国一国就与黑森签订了17项提供部队的合同。在一项涉及300万英镑的交易中,英国雇佣了2万名黑森士兵,以图镇压1770年代的北美殖民地造反。在北美小麦种植地带长久为害的黑森黑蝇,据说就是藏在这些雇佣兵的铺床麦秆里移居过去的。甚至俄国也提供雇佣军,英国近乎要派遣运载俄国雇佣军的运兵船去波士顿和纽约镇压1770年代的造反。

军事僵持在西欧趋于最甚。那里土地被居住密度更高,城镇往往更富庶,并且更大程度地得到工事筑防。一个强固的要塞还间接地由于那个时代谨慎的战术而得到加强,不容易被夺占。不仅如此,小心翼翼的敌人通常不愿在自己的行进中绕开要塞以致危及自己的交通线。

东欧和北欧的战斗倾向于不那么静态。在常给普鲁士、瑞典、波兰、俄国和土耳其充作战区的平原上,战马大有驰骋空间,在其中它的机动性有时能证明是决定性的。一位军事专家认为,腓特烈大王拥有“单独一支军队所曾知道的两名最优秀的骑兵军官”;通过与枪炮合作的他的骑兵威力,他至少赢了15场战役。在居民稀少的平原上,战争不那么僵持。在1700至1790年时期的所有战争期间,曾被敌人占领的强国首都惟有柏林,一个北方平原城市。柏林在七年战争期间被突入,当时普鲁士正在与法国、俄国、奥地利以及若干较小国家的联合力量拼搏。应当说,柏林还因为处在离普鲁士南部边界不到20英里的地方,所以格外易受攻击。

18世纪最富观察力的战略家中间有两位的说法例解了陆上战争常有的非决定性。德·萨克斯元帅和H．H．E．劳埃德认为,一位能干的将领能靠避战长期成功;他能选择如此强固的阵地,以至敌人不敢攻击他。这不是锡制玩具兵而是钢铁巨人的忠告;看一眼他们的经历,或许就明白他们的忠告。德·萨克斯伯爵莫里斯加入法军之前,在其少年和青年时就已历经战斗,为奥地利人打法国,为俄国人打瑞典和土耳其。当法国人1745年5月在丰特努瓦对英国人作战时,萨克斯正大患浮肿,以致不得不坐在一辆柳条制的战车里指挥战役。一位简直在轮椅上指挥战役的司令官在任何一个世纪里都非同寻常。也许更非寻常之处在于一位司令官是个外国人;当他在丰特努瓦导致法国得胜时,萨克斯并非法国公民。与此相似,亨利·劳埃德,一个威尔士神职人员的儿子,看来是一名为法国效劳的中校、为奥地利效劳的少将、1774年土耳其战争期间锡利斯特拉围困战中的一个俄国师的师长。甚至有可能他为普鲁士打过仗;肯定他未曾为英国打仗,虽然他宣称对祖国的义务驱使他写了他1779年的军事论著——《关于大不列颠防务的政治军事狂想曲》。

萨克斯和劳埃德是雇佣将领,那个时代的雇佣军的对应物。他们的格言——能干的将领除非战场胜利看来十拿九稳就应当避战——可能反映了在一个军事僵持时代那么多战役的徒劳无功。也许,战争方式在1790年代变得较为机动的原因之一,在于热情洋溢的民族主义军队的兴起,这些军队较少有外国将军和黑森租赁部队的立身之地,相信精明地开发利用热情和和魄力能够打垮敌人。

三

18世纪的海军指挥官之一,或许最成功的一个,是爱德华·博斯科恩。1744年4月在英吉利海峡,他首开奥地利继承战争中俘获法国战舰之绩。三年后,他是安森分舰队中的资深上校,该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繁忙的海上航道待敌时,扑向一支法国船队,俘获了10艘船只和约值30万英镑的硬币。1755年,博斯科恩晋升至中将军衔,被给予11艘战列舰的指挥权,并奉命攻击在西大西洋的法国人。从英国出海六周,他俘获了一艘装备64门火炮的法国战舰,还有载运增援兵力去加拿大的两艘大型运输船中的一艘。

博斯科恩在1759年赢得了他的最具决定性的胜利——英国海军力量的高潮。一支由12艘战列舰组成的法国分舰队从土伦驶出,目的是绕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在布雷斯特的法国分舰队会合,从而组成一支能护卫跨英吉利海峡运输入侵部队的强大的海军力量。8月4日,博斯科恩的舰队停泊在直布罗陀湾,其时巡弋海峡的一艘英国快速战舰发现了正在驶近的法国舰队。那晚博斯科恩出航。他的追踪堪称幸运,因为他的14艘舰只最后在葡萄牙海岸外偶遇法国舰只中的7艘。一艘装备74门火炮的法国战舰遭到重击,以至实际上被毁,另有4艘被追击逃入葡萄牙港口拉古什。然而,博斯科恩并非中立地位的尊重者。在葡萄牙水域他攻击4艘法国舰只,俘获了其中2艘,而且本来还会俘获其余,倘若法国人未将它们烧着。不久,英国海军实质上主宰了法国海岸。英国的掌控如此有力,以至博斯科恩将自己的舰队抛锚停泊在基伯龙湾,甚至在附近一个法国海岛上开辟了一个菜园。这简直像一支法国舰队在怀特岛的一块外突地上种菜。

在这位犹如猎狗总是向一边竖头警视的英国本土军人的海军生涯中,并非一切都胜负决绝。博斯科恩参加了至少四次夺取敌人的要塞或筑防港口的尝试——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东方的毛里求斯和本地治里、布雷顿角岛上的路易斯堡,只有在后一袭击中英国人才是成功的。而且,他在海上的著名的胜利只是对并不构成法国海军的一大部分的较小舰队取得的。尽管如此,他的海军生涯仍例解了在海战通常胜负不决的一个世纪里战争方式的决定性一面。

18世纪下半叶,海上战争倾向于僵持不决,法国人比戈·德·莫罗居厄在1763年写道:“海上不再有决定性战役,也就是说不再有绝对依靠它们去结束战争的战役。”约翰·克拉克,一位40多岁时转向私人研究的灰发爱丁堡商人,1781年在其“论海军战术”一文内抱怨说,过去半个世纪的英国海军战争中只有小遭遇战才以胜利告终。当英法大舰队排开阵列面对面时,战斗通常在没有“出任何值得记忆的事情,哪怕是任一方丧失或俘获一艘舰”的情况下结束。约翰·克拉克和其他许多人将这些无用的战斗归咎于当时海军战术的僵硬刻板。海战差不多变得像舞厅跳舞那般循规蹈矩和讲究仪式,敌对的舰队犹如排成两行移步到舞厅中央的舞蹈者,不同的只是它们并不携住舞伴的手臂,而是发射瞄得不准的舷侧火炮。在英国海军内,一种对平行阵列的流行描述是“抓住每个人的小鸟”。它听起来像是从烟雾弥漫的迪斯科舞厅而非海战中抓来的一个句子,然而含义相似。

海军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教授认为,在1692年往后90年里英国打的15场海上战役中,只有6场可被称作胜负决绝的。而且,它们所以胜负决绝,主要是因为例行阵列被裂解为一系列单个追击。即使在这些胜负决绝的战役中,胜利的程度依然有限,因为被击败的舰队有许多舰只通常逃之夭夭。

一般被用来描述18世纪战争的词语是“有限战争”,但海上战争并非完全如此。数以百计的海上武装民船进行一种游击战,它们劫掠敌国商船或载运违禁品的中立国船只。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政府向2100艘以上私人船只发放捕押许可证,其中有些是商船,别的是变得荣耀的海盗船。战争期间有一年里,利物浦港口有120艘武装民船,雇用近9000名水手;在那场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新生的美国只有7艘海军舰只,然而有总共327艘武装民船。从英吉利海峡到新斯科舍沿海,成群浮游海上的武装民船给下述解释喷溅了疑沫:18世纪的战争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时代精神促成节制而非激情。如果节制乃时代气息,那么它并未吹到从敦刻尔克、利物浦和波士顿蔓延出海的武装民船的风帆上。

四

战争部分地被节俭的战术搞得旷日持久,而节俭的战术部分地是财政拮据的结果。数十年战争将若干王家金库吮吸得枯竭殆尽。许多国家变得很不乐意开战或在某些战争中继续打下去,除非它们从富有的盟国那里得到补贴。最阔气的发款者是英国,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它的盟友集团收到了6500万英镑。例如在1813年,奥地利、普鲁士、葡萄牙、俄国、西西里、西班牙和瑞典收到了英国的黄金或战争物资;下一年里,丹麦和汉诺威参加排队。收受补贴的国家通常不得不从自己的岁入中支出数目更大的款项,以便维持在战地的陆军和海上的舰队。由于它们向本国公民征收的税金不能提供足够的岁入,因而它们还不得不在国内和海外借款。

有一个国家,即普鲁士,在18世纪以有能力从事战争而不背上不堪承受的债务著称。当腓特烈大王于1740年成为国王时,他继承了一个有900万泰勒的国库,当他于1786年驾崩时,他的国库拥有5000万泰勒;然而,即使是这位持家理财模范,假如没有英国补贴也大概会输掉七年战争。从事18世纪漫长战争的其他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公债。亚当·斯密通常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战争经济观察家,哀叹“目前压迫所有欧洲大国、长期而言大概将毁了它们的巨额债务”。欧洲的君主们在百货商店或汽车销售商问世以前很久,就懂得了分期付款购买,然而他们之愿意“先打后付”对他们来说代价高昂。1770年代在美国和1790年代在法国的革命部分地由对高赋税的愤恨激起,而高赋税是先前的战争使之势在必行的。

维持大规模陆海军的成本,更不用说替换作战损失的人员和武器的成本,已成了一大重负。君主们在其武装部队中拥有一大批重装备,它若被毁,他们就极少经得起替换之。然而,如果不冒被毁风险,他们的军事装备就不可能履行其功能。结果是出现一类往往奉命要赢但不冒损失风险的指挥官。

极有才华的普鲁士军事著作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没有任何人类事务像战争那么持续不断、那么普遍地与偶然性紧密相连。”他补充说,在所有各种人类活动中,战争“最像一场赌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18世纪战争这赌博便以一种将赌金最小化的愿望为特征。

五

陆战和海战部分地被18世纪里使用的那类武器和战术钝化了,而它们转过来又受到君主制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影响。然后,出现了一系列恢复进攻威力的事件和创新。在1790年代的革命的法国,有如在20年前造反的北美殖民地,街巷民众一度成了战争的热情参加者。统帅拿破仑指挥的军队规模大于任何君主指挥的军队,而且他的军队有一种激情,那是18世纪里极少军队显示过的。许多部队一旦从谨小慎微和雇佣军内必需的严苛纪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灵活性和打击力。法军通常从其行军经过的地方搜寻和强征食物,因而其移动速度之快在早先的军人看来是破坏性的。拿破仑的军队还在作战的初始阶段使用射击很准的散兵。设散兵和强征队员在早先的军队里本会有风险,因为他们经常会逃亡。

旧制度在法国被推翻使各种不同背景的年轻军官能够崛起,取代贵族将军。新的指挥官们不那么受到象力的战一则笔记法使命。轻的拿破干的绅士军事陈规或阶级传统束缚,得益于一种对新思想有利的环境。拿破仑法国成了一种有想争方式的象征,而这象征处处可见于一位有权势的英国官员就滑铁卢战役一百周年写的。这位官员是伊舍勋爵,恰在一场大战已变得僵持不决的时候履行着一项秘密的英国在大战,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想象的激情”就无法打赢,而这素质属于年轻人。它属于年仑,而非1815年时疲倦了的拿破仑。伊舍遗憾在1915年时的法国和英国,大约40位能领导政府和作战部队,但不能提供创造精神和热情。他们无法“去做长寿、久居之职和从容不迫的心理习惯使之可笑地没有可能去做的某种事情”。本人已年过六旬的伊舍勋爵固执地认为,只要领导人能够由像那些被困顿在堑壕里的官兵一样年轻的人取代,德国人就会被逐回。也许伊舍勋爵太固执了。不只是年轻人,而且是先前统治阶级及其被锁闭的思想体系的倾覆,帮助了拿破仑以及晚得多的希特勒翻新他们每个人都承袭了的军事博弈僵局。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一次从防守转至进攻的钟摆摆动,一次在1790年以前可能朦胧不清、那以后昭然显著的摆动。战术和战略往往变得更大胆;热忱和激情经常代替了节制;作为半个世纪以前典型战法的缓慢的战役被一种迅速横越长距的运动战取代。与雇佣军时代相比,更积极的战法给通常的战争年头注入了更多战斗。然而,新精神看来没有缩短战争。法国革命战争持续了10年,拿破仑战争持续了12年。因此,延长或缩短一场战争的情势显然复杂。

必定存在能延长或缩短战争的其他影响力。有一种影响力那么明显,以至似乎未被观察到。1700至1815年间各场漫长的战争是多国参加的全面战争。每场至少持续7年的七场战争全都是全面战争。[1]相反,在从拿破仑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99年期间,北半球唯一的全面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饶有意味的是,它是那个时期里历时最长的欧洲战争。

为何在一个既定时期,全面战争通常比仅涉及两三个国家的战争来得漫长?至少有四个原因可以被提出。首先,在一场多国参加的战争中,军事实力更有可能在双方之间得到均衡分布,而较均衡的分布倾向于阻止战争早出结果。其次,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战斗通常在几条战线上进行,而且既在陆上也在海上进行,因此一个同盟较少可能同时在所有战区取胜;这倾向于拖长战事。第三,一个由多国组成的战争同盟通常没有高效地协调其战役;而且,其成员不可能那么容易地被吸引来参加和谈会议,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和平条件达成一致。

还有第四个事实,那也倾向于延长全面战争和缩短两国间战争。在一场两国间战争中,得胜的一方往往愿意谋求早日媾和,因为它害怕另一国可能干涉,从而取消它已艰难地赢得的优势。相反,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得胜的各国不大可能因害怕另一国会干涉而停止战斗;可以理解,如果近乎所有邻近国家都已参战,那么决定性干涉的危险就不大。在欧洲,自1790年代以来,目的冷酷无情一直是全面战争的特征,而目的温和节制一直较多地是两国间战争的特征。从拿破仑和皮特的时代到丘吉尔和希特勒的时代,每一场全面战争都大概由于得胜一方拒不满足于一种有节制的胜利而延长。

滑铁卢战役标志着欧洲一个全面战争时代的结束。1700至1815年期间战争之旷日持久部分地出于更多间歇的战争节奏,也许还部分地出于流行的战争技艺和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然而,使战争旷日持久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战争趋于涉及多国。[2]

六

滑铁卢战役之后的那个世纪里,最经久的战争是在欧洲以外打的。殖民战争开始支配战争年历。虽然一场殖民战争一年的伤亡和代价往往低于一场欧洲战争一个月的,但许多殖民战争是严重的战争,要打赢出乎意外地困难。因而,询问这些漫长的殖民战争是否受到致使欧洲战争旷日持久的同一些因素影响是有益的。

或许,19世纪最漫长的国际战争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战争,它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法国将于本世纪中叶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打的持久战争。法国1830年入侵前夕,阿尔及利亚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延伸至崎岖的地中海岸。历经多代,阿尔及利亚海盗从岩石为壁的海港出航,袭击在地中海西端的欧洲港口和船只,而且任凭一长串欧洲海军远征,这些北非海盗依然留存不灭。迟至1816年8月,海军上将珀柳依凭5艘英国战列舰,加上荷兰快速舰的支持,炮轰阿尔及尔港近8个小时,并且解救了约3000名欧洲奴隶。他的力量显示不久便被忘怀。1819年,一支英法远征军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海岸外,但海盗劫掠依然繁盛猖獗。这些十年又十年往回追溯的海军远征犹如猎狐者,他们每隔几个小时就外出猎狐,但从未扰乱狐穴。

1830年5月,法国政府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去攻占狐穴。从土伦驶出9艘法国战列舰、56艘快速舰、轻巡洋舰和双桅船、8艘蒸汽船以及一支由较小舰船组成的船队。在这支舰队里有37000名官兵、4000匹军马和指挥这次入侵的法国陆军大臣德·布尔蒙元帅。在离阿尔及尔几英里的地方,一艘法国蒸汽船吓坏了阿拉伯骑马人组成的武装帮伙,法国团队登陆上岸。三周之内,阿尔及尔投降,不久后权势显赫的阿尔及尔总督被护送至意大利过流亡生活,他的大部分士兵被船运出到小亚细亚。法国人现在需要的不外乎占领沿岸各较小港口;海盗劫掠将不复存在,而且愈益重要的是法国将拥有地中海战略要地之一。然而,法国团队无法安然占有奥兰、博纳和阿尔及尔等港口,除非他们也占有外围乡村,那里为港口供给食物、草料和商品。不仅如此,港口周围的村庄环带无法被有效保持,除非更外面的弧形乡下地带相对安宁。由于多岩地形有利于狙击兵,也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是无畏的骑手,因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海岸地带的征服步履缓慢,代价高昂。1833年,即夺占阿尔及尔之后3年,法国部队仅占有3个港口,而且即使其郊区也不安全。到1835年,它们占有了6个海岸城镇。

法军间或的胜利不时被胜负不决的战役和令其沮丧的失败打断。1835年夏天,一支从奥兰出发的法国部队在经一条山间隘路推进时遭受严重损失,然后开始后撤,阿尔及利亚神枪手则将这后撤转变成了一场乱兵溃逃。在撤退中,法国人因死伤损失570人,外加所有辎重和大车。从法国来了10000人的增援部队,王储奥尔良公爵渴求荣耀。他的大规模法军和26门火炮从奥兰出发,朝着内地山麓滚滚推进,摧毁了被匆忙放弃的穆阿斯凯尔镇。法国部队和得胜的公爵刚刚返回奥兰,阿尔及利亚骑手们就策马下山恢复对乡村的控制。

阿尔及利亚人夺取了奥兰西南方的一个市镇,因而1836年1月另一支法国大部队被派去收复之。他们抵达时发觉该镇已经撤空。当数千阿尔及利亚骑手的帐篷在腹地被看见时,法国骑兵发起追击,然而阿尔及利亚人跑得比他们快。法国人在这占取的市镇设置了一支有500名官兵的驻防军,但与主力部队返回奥兰同时,阿尔及利亚人迅速占领了法国团队行进走过的道路。1836年4月,一支法国部队再度从奥兰出发进军;在一场要求从法国得到另外4000人增援的长时间战役之后,法军将阿尔及利亚人驱入了山区。在那里驱赶他们比在那里逮住他们容易,法军不久便返回。与此同时,在1836年末,一支由7000名官兵组成的部队离开博纳,去夺取古老的内地城镇君士坦丁。雨雪交加,重炮深陷泥泞,深得连炮车轮轴也被埋在泥浆里,人员因为病患和缺乏遮蔽而卧倒不起或命丧黄泉,云梯搬运者遭到射击,对君士坦丁城墙的攻击很快便告失败,撤退的法军大受阿尔及利亚骑手骚扰。“对君士坦丁的远征”,法国元帅写道,“一直没有完全成功”。一场场战役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虎头蛇尾。

阿尔及利亚的抵抗得到阿卜杜·卡迪尔——穆罕默德的一位直系后裔——极有才华的领导。法国人开始其入侵前不久,他结束赴麦加和巴格达的朝圣返回;1832年,在不过25岁时,他被选为穆阿斯凯尔的埃米尔。他使穆阿斯凯尔成为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中心。在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灵活机动的部队折磨法国人,而且他几乎总是能避免激战,除非力量对比对他大为有利。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战术家和骑手(既写了一篇哲学论著,也写了一部关于阿拉伯马的书),意识形态方面富有说服力,战场上英勇刚毅;他有东亚晚近民族主义领袖——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某些特征。只是在1840年起的法国阿尔及尔总督比若元帅改弦易辙后,阿卜杜·卡迪尔才最终失去主动权,因为前者模仿阿尔及利亚人的机动战术,使用驮重牲畜取代行进缓慢的大车车厢,并且采用迅速的骑兵冲击取代笨拙不灵的步兵移动。他最后于1847年12月投降,转而流亡境外。

为什么法国人费了不止17年时间才征服阿尔及利亚?对这问题的一项解释说明其他漫长的殖民战争。与土地辽阔广袤、民众以百万计的国度相比,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的国度容易被征服。阿尔及利亚从东到西延伸大约600英里,往南朝撒哈拉突出部延伸大约此距一半,其人口或许达300万,因而它不是入侵者容易捕食的。阿尔及利亚的炎热夏季和多岩地形也有利于防御者,并由此帮助延长了战争。同样,与族裔和宗教忠诚严重分裂的国度相比,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度——阿尔及利亚由伊斯兰信仰结为一体——更有希望抵抗欧洲人的统治。

一支入侵军队的力量不是依靠它在各种各样战争技艺上的优势,而是依靠它在范围狭窄的、能被有效应用于殖民战争的那些技艺上的优势。不愿接受这屈辱的教训助成了许多殖民战争的延长。因而,法国的火炮实力——在那么多欧洲战争中至关紧要——在阿尔及利亚远不那么有毁坏性,那里将炮车拖拉进内地不仅费尽艰辛,而且等于向阿尔及利亚人大声宣告法国的攻击计划。同样,在阿尔及利亚最迅捷的运输工具是马,而且阿尔及利亚人经常在崎岖的地形上快过法国骑兵。与之相似,1960年代在越南,空中力量并未给予美国广泛的优势,那是倘若针对下面一种敌人就会来的:其运输系统沿几条铁路干线分布,其战争努力依靠易受伤害的重工业集结区。北越的主要重工业集结区在苏联、东欧和中国,因而是无法伤害的。核武器——表面上是军事威力的标志——在美国的越南战地行动中全无裨益,恰如英国对世界上最强海军的拥有世纪之交在南非内地追击布尔人时全无助益。军事力量的这些无用徽章的价值,宁可说在于它们能够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干预战事。

于是,倾向于延长殖民战争的一个事实,在于较强国家不能使用它的某些优越的武器。确实,这些战争中有些犹如一场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间的欧洲战争:它们无法充分抓住对手。这种难以捉摸性在某些民族打游击战时得到了加剧:在阿尔及利亚人1830年代打法国人、古巴人1870和1890年代打西班牙人、布尔人世纪之交打英国人、越南人1945年以来打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时候莫不如此,其他殖民战争或解放战争中本土兵力从事游击战的时候也是如此。西方对游击战的回应一成不变,即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派遣运兵船和供给船总是代价高昂,而且往往缓慢。长期殖民战争最终需要的部队远多于起初料想的。

所有漫长的殖民战争都表明,至少一方过于乐观,或许双方都是如此。例如,法国为了一个有限的目的开始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相信,通过迅速夺取主要港口,她将控制阿尔及利亚。她迟迟才认识到,为了保卫港口就必须占领部分内地。当这个道理最终被接受时,被派遣了的部队并不充分。因此,这场战争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前后相继的数届法国内阁迟迟才认识到获胜需要更多的人员和金钱。一场殖民战争得胜的奖赏虽然诱人,但通常并不迷人;因而可以理解,一个打一场殖民战争的欧洲强国会希望只投入一般会在对一个强国的战争中投入的部分努力。输掉一场对一个强国的战争实属灾难,输掉一场殖民战争却只蒙受羞辱。诚然,最终败在被认为落后的种族手里往往难以想象,而这怀疑助成了限制被用去打击一个殖民地种族的兵力规模。

一个“先进民族”迅速征服的能力往往受阻于它的自由主义和它对人命的尊重。当法国人在1830年夺占阿尔及尔城时,他们发布了一项宽容宣言:

穆罕默德教的施行将照旧自由。所有各阶级居民的自由权,他们的宗教、财产、商业和产业,将不受侵犯;他们的妻女将受到尊重。凡此种种,总司令据其尊荣予以承诺。

尽管一个宣称信奉这些原则的国家经常未能完全遵循之,但这些原则仍阻碍了针对一个异端敌手的战役。法国对援助阿卜杜·卡迪尔或在法占城镇从事恐怖活动的阿尔及利亚平民的宽容使敌人能够更有效地抵抗。同样的克制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于印度支那。如果在统治占领区时,法国人和美国人应用了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更残忍方法,在越南的战争本来可能较具决定性。1960年代在南越,在从占领区铲除敌人方面,规模较小的韩国人部队比美国人高效;[3]而且,它们的成功间接地指明了为何美国难以在南越恢复秩序的一个原因。

某些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希望缩短战争的批评者的口诛笔伐而延长。1830年代在法国,一个反战派别变得畅言无忌,而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役遭受挫败时,战争批评者便要求和平。他们只是质询战争是否值得那么大代价。在内阁希望派遣更多部队以图夺取速胜的受挫时分,他们的反战呼声趋于最响。如果反对派强劲有力,而且内阁像许多法国内阁那样在摇摇欲坠,增援兵力就较少可能得到派遣。1830年代和1840年代在巴黎那么充斥于耳的战争争论将在一个世纪后再度入耳,其时法国在印度支那作战失利,并将于美国在同一地域遭受类似的逆境时更加喧响地在华盛顿听到。看来,对在遥远地方的战争的很大部分国内反对更多地是厌恶军事远征未获成功,而非厌恶战争本身。讽刺性的是,由于减小了增援可能,这反对有时反倒延长了战争。

相反,1899至1902年英国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打仗时,她得益于国内的高度支持甚至强烈的沙文主义。虽然有个反战派别活跃于英国,但它远不如折磨法国和美国政府的类似的派别那么勃勃有力——其时他们的部队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作战。在英国和多个英帝国属地,民众对布尔战争热情高昂:从澳大利亚殖民地开出一支志愿军,由全部从军适龄者的五十分之一组成。对战争的支持还反映在驶往南非的英国军队的规模。可以怀疑,相对于敌国军民人口,现代战争史上是否有任何入侵军队如此庞大。因而在游击战的最后阶段,英军规模大得足以控扼布尔人突袭队。然而,假如这控扼来得较慢,在英国的反战派别就会变得较有影响。

关于使某些殖民战争旷日持久的因素的另一线索显而易见。漫长的海外战争是在和平盛行于欧洲时打的。人们会问,欧洲和平是否帮助延长了殖民战争,或者殖民战争是否帮助延长了欧洲和平。这两种观点都可能是对的。例如,法国一些年里那么大程度上执着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至她可能不愿在欧洲外交中冒险。与此同时,欧洲的和平使法国能够继续在阿尔及利亚打仗。如果一场重大战争在一个西方国家置身于代价高昂的殖民战役时来到欧洲,这战役就差不多肯定会被终止。

看来,一长串条件决定一场殖民战争将究竟是短暂还是漫长。如果给这长串添上至关紧要的无形因素——士气、领导和影响战斗的未经预料的事件,复杂性就更大。尽管如此,一项观察可以帮助简化这长串。漫长的殖民战争虽然通常仅包含两个交战方,但它具有在欧洲打的全面战争的一些特性。[4]倾向于延长欧洲多边战争的那些因素类似于延长欧洲以外双边战争的因素。在漫长的殖民战争中,战事存在于许多战线——这差不多是游击战的一个定义——因而没有哪一方很可能同时在每一战线上得胜。同样,未被预料到的原因将双方的有效军事实力均等化,虽然一方在纸面上拥有巨大的力量优势。关于和平条件的共识也难以达成,因为在殖民战争中双方的目的完全不相符。对一方来说,所攸关的是民族独立权利:一项在欧洲只是以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激烈的全面战争来争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漫长的殖民战争像欧洲的全面战争那样与外来干预隔绝。它们部分地是靠战场遥远,但更多地是靠从事这些长时间战争的西方强国的实力。当法国1830至1847年间在阿尔及利亚打仗时,她的陆军被广泛敬重为世界首强;当英国打布尔战争时,她的海军全能无敌。当美国在越南干涉时,她的空军举世无双。于是,一个西方国家打一场殖民战争时,难得直接遭到另一个西方国家对抗。罕见的例外之一是美国1898年为了古巴人进行干涉,投入对西班牙的战争。绕有意味的是,这一干涉异常容易,因为西班牙是个二流国家,而且战场离美国较近,离西班牙较远。因此,古巴战争缺乏促使其他殖民战争旷日持久的隔绝性。在欧洲,两方之间的战争往往被一种惧怕——怕更强的国家将会干涉——截短;在欧洲之外,某些殖民战争部分地由于不存在这样的惧怕而为时漫长。

【注释】

[1]“全面战争”(a general war)这一用语不精确,没有公认的定义。我将一场全面战争界定为至少有五国,其中三个是大国参加的战争。按照这个定义,1700到1815年有九场全面战争,1815到1930年则有两场。用一个更严格的“全面战争”定义(即一场涉及八个国家,其中至少四个是大国的战争),19世纪与18世纪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更鲜明。据此衡量,1700到1815年有六场全面战争,1815到1930年则有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那些可能论辩太难界定一个“大国”的人和可能提出唯一尺度是参战国数目的人来说,1700至1815年期间有六场全都涉及八个以上国家的战争;与此相反,1815至1930年期间只有两场这样的战争,即普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2]与两国或三国间战争有别,全面战争的原因在第十五章“战争扩大之谜”内予以讨论。

[3]1968年在美莱村对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的屠杀,连同随后的调查,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披露了美国部队有时针对叛乱使用的方法;第二,它显示了这些方法未经官方批准。

[4]它们还具有大国国内的持久内战的一些特性,这样的内战例如有1851至1864年在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或者1916至1936年和1946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一

在欧洲,滑铁卢战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99年里,大多数战争为时短暂。七周战争是那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但它只是愈益加长的短时战争名录上的一项。1880年代发生一场甚至更短暂的战争,即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间一场激烈的两周战争。1890年代里,希腊与土耳其在它们的山区边界附近打仗,许多外国记者在将这场30天战争业已结束的消息打电报告知国内以前,几乎没有时间抵达前线。假如19世纪欧洲战争的平均长短等于前一个世纪的战争平均长短,那么几乎没有什么经过达尔文、俾斯麦、马克思和爱迪生的时代活下来的人会欢呼它是和平的。在对这幸运的几代相对和平的解释中,一个根本的理由不过是欧洲的战争为时短暂。

二

对欧洲人来说,这机械奇迹时代令人惊讶的方面之一在于战争的速度。的确,战争之迅速大体上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迟到的结果。人们论辩说,新机器改变了战争。战舰上,蒸汽引擎在取代风帆,钢铁在替换木头。陆地上,铁路取代着辎重大车,电报代替了信使。军队的组织更为高效,它们的装备已被后膛枪、机枪和巨炮改变。武器已如此改进,以至到1900年时,大多数欧洲观察家已相信漫长的战争属于过去,属于士兵携火药口袋、军官穿花边饰袖的时代。

甚至在普鲁士赢得她1864年、1866年和1870年战争的闪电般胜利以前,机器时代的创新看来就在有利于速胜。1859年奥地利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鼓励了一个观念,即寥寥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将构成一场现代战争。查尔斯·切斯尼上校,桑赫斯特参谋学院军事史教授,有时据称英国最好的军事评论家,怀着一名弓箭手刚见到自己的首支步枪时的惊异感,欢迎战争的这一新方式。他不仅认为新技术省力,而且认为它救命。世界终于,他写道,从一场30年战争的“漫长恐怖”中被解救出来。新战法当今“在冲突的头几天里”决定国家命运。甚至在1866年1月,他就肯定“依凭正在进步的文明、增长了的财富和更加迅速可靠的交通,战略将扩展自己的范围,成为更大胆更具决定性的”。他的论辩差不多是曼彻斯特预言的一个桑赫斯特版;许多商人认为技术文明正在削弱战争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许多军人认为它正在养育更为迅捷和破坏性较小的战争。

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七周战争似乎证实了切斯尼的乐观看法。普鲁士对奥地利领土的入侵于1866年6月中旬开始;在一张现代地图上,它表现为一大南进箭头,从东普鲁士和波兰突向捷克斯洛伐克平原。不到三周,20余万普鲁士人与20余万奥地利人和萨克森人便在易北河附近的萨多瓦彼此对峙。大概是历来曾在一处战场相遇过的两支最大的军队,它们于7月3日下雨的早晨开始战斗,到下午4点30分奥地利人已在撤退,将其作为俘虏或尸体的五分之一人员弃于身后。三周后,奥地利和普鲁士接受和平。

普鲁士1866年战争显示新型后膛枪的速率超过奥地利人的前膛枪,普鲁士1870年战争则显示一个精致地组织起来的铁路系统如何能将一支庞大的军队火速送往前线。普鲁士发动进攻的速度令法国人大为震惊,也使全欧洲的军事观察家们深感惊讶。在大约17天的时间里,德国用铁路将44万人、13.5万匹马、1.4万辆车和炮送至前线:1200趟列车的精确无误的运行成就。普鲁士人以开始围困巴黎庆祝战争的第二个月结束。它是现代史上打过的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之一,看来硬将新军事技术置人死地这一教训灌输在人们头脑里。

短暂的战争继续前息后起;从1860年到1914年,欧洲的九场战争事实上都在一年内结束。这半个世纪见证过较为漫长的战争,但它们是在美洲打的。1860年代,三场战争——美国内战、巴拉圭战争和法国的墨西哥远征——无不持续了至少四年,而且在1879年,智利与玻利维亚和秘鲁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太平洋战争,其战火时旺时弱地燃烧了四年。由于这些战争是在欧洲以外打的,仅墨西哥战争涉及一支欧洲军队,因而它们不幸未扰乱战争将变得越来越短这一愈益广泛的信念。它们往往被当作新军事技术在其中未经充分应用的战争而被撇在脑后。尽管如此,它们至少提供了一项未得到注意的教益。它们因大洋相隔或政治环境而免于外人干预。它们没有受到那些在欧洲正倾向于终止战争的压力。

虽然在欧洲的许多战争例解了新型武器和新型运输手段的决定性效应,但是容易夸大这些效应。在1815年以后至少一半的欧洲战争中,签订停战协议时输掉的国家仍能继续有力地作战。然而,战胜国所以给它们提议温和的和平条件,部分地是因为害怕一个外部国家可能干涉并攫走其利得。1859年,法国满足于小胜奥地利,因为看来倘若战争继续下去,普鲁士就很可能站到奥地利一边。甚至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它们1864年对丹麦的速战中,也知道法国或英国站在败者一边干涉的危险。还有,普鲁士在1866年提防一个危险,即法国可能前来援助正在向维也纳撤退的奥军。有如俾斯麦告诉普鲁士下院议员们的那样:

你们都知道我指什么。没有任何人能够期望我们同时打两场战争。与奥地利尚未媾和;难道我们要迎头冲入与新的、第二个敌人的冲突,从而危及我们光荣的战役的果实?

试图解释欧洲战争之短暂的那些人倾向于忘记俾斯麦的话,只记起针发枪的速率或普鲁士运兵列车的准确运行。因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短暂的战争为何在欧洲成了常态的一个更重要原因。

三

未来战争将为时短暂的信念成了一个教条,但它并非完全占优势。在所有人当中,对这个教条的最具摧毁性的抨击是一位住在俄国统治的华沙城里的银行家做出的。当伊万·S．布洛赫于1897年和1898年发表关于战争的六卷本著作时,他的声音起初听来像死水塘里的青蛙,对着正在驶过的汽船的鸣响呱呱叫。这是一个生意人,告诉战略家们预期什么。他提出,欧洲的下次重大战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和血流遍地的大围困。他设想规模巨大笨拙不灵的各支大军沿着一条巨型战线散布,以如此的速率和准确度交火,以至活下来的人不得不在堑壕内寻求庇护。“它将是一场堑壕大战,”他说。“对一名士兵来说,铁锹将像他的步枪一样必不可少。每个人不得不做的头一件事——如果他还多少关心自己的性命——将是挖一个地洞。”两支身处堑壕的军队间的隔离地带将如此地弹雨穿梭,以至任何军队都无望攻克敌方堑壕。用他引证的一位法国上尉的话说,前线将是一条“被枪炮弹的对射火力席卷的千步地带,没有任何生命物能够通过。”没有哪一方会赢得这凶暴的战斗,平民人口将深受苦难。食物势将匮乏,价格势将上涨,城市里的士气则将严重动摇。布洛赫预料,经过饥荒和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剧变,和平终会到来,不给任何国家留下胜利。

作为一名战争学者,布洛赫是个天才。他的预言必定是在人类行为领域曾被做过的最引人注目的预言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么多事态符合他的预料:佛兰德和加利西亚的泥泞的堑壕、数以百万计的人员伤亡、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奥德三国君主制的被推翻、战场胜利之罕见。最重要的是,他预见到一场多灾多难的漫长的战争。他本应将一场延续时间至少两年的战争定义为“漫长的战争”:这是个迹象,表明人们普遍相信未来战争将只延续几个月。

布洛赫在做出这些预言时,从同一些晚近的战争抽引证据,这些战争已说服别人将短暂的战争视作势所必然。别人从普法战争采集了现代战争胜负决绝和快捷短暂这一教益,布洛赫却更多地注意在迟迟不决的1870至1871年围困巴黎期间爆发的革命。别人只是惊奇于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人取胜之迅捷,布洛赫却注意到在多瑙河附近普莱夫纳匆匆挖掘的土耳其堑壕如何阻挡了俄国入侵者几个月。然而,布洛赫与大多数其他战争分析家之间还有一些更显著的区别。他不相信对欧洲列强间的一场未来战争来说,往昔的战争是个可靠的指南。他认为,欧洲的一场重大战争很可能会在一边有俄国和法国,在另一边有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每一同盟都有大约500万名战斗者,他们的武器相似,他们的边境被大设防御工事,而且军事技术现在有利于防守者:所有这些使两大同盟都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突破对方的防御。“不管可说什么,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争夺工事设防阵地的斗争,而且由于这一原因,它必定旷日持久。”布洛赫还相信,另一套影响力终将插进来并结束战争。这些影响力是经济性的。与在先前的战争中相比,饥馑和通货膨胀将来得更快,更具破坏性,因为欧洲经济已经改变了。在一场全面战争中,他论辩说,经济变更最具影响,因为各国将由于缺乏贷者而无法借到黄金和食物。在巨型军队的欧洲,他论辩说,“你无法既喂养你的人民,又进行一场大战”。

W．T．斯特德,为布洛赫唯一被译成英文的一卷书撰写前言的伦敦新闻工作者,于1899年简捷地描述了这个人。布洛赫相貌仁慈,身材中等,“年纪在50到60岁之间”。他是否射鹿、弹大键琴或吸鼻烟?我们就这个人——他的头脑简直是一部军备卡片索引——了解到的唯一别的片段,就是逗留巴黎时他住在格兰德旅馆,逗留圣彼得堡时住在欧罗巴旅馆。

1899年末,布尔战争开始,它为关于未来战争的对立的预言提供了一个考验场。在他华沙家中,或在他喜欢的旅馆的阅览室里,布洛赫跟踪在遥远南非草原上的漫长的战事。预言短暂战争的一派将布尔战争的漫长解释掉,办法是指向南非的孤处和地形——与欧洲未来战争不相干的状况,或指向英国军队的不适,它已有40年以上未打过一场重大战争,或指向英国遥远跨海作战的种种困难。1901年,其理论面临考验的布洛赫做出了回答。在他心里,布尔战争教益巨大。这是新的无烟火药和小口径步枪在其中被大规模使用的首次战争。英国兵和布尔兵都极清楚地知道,从这些步枪发射的子弹的飞行轨迹,还有其发射者的隐而不见(因为无烟使开火来源得以掩蔽),导致火力大有杀伤性。在布洛赫看来,防御者现在更有可能得胜,即使处于一比四的数量劣势。防御者通过挖掘旨在保护他自己的堑壕,并通过为了使进攻者更久地暴露在他的火力面前而竖立铁丝网,可以制止住标志晚近战争最后各阶段的迅速推进。他预言说,正在南非草原上对小股部队发生的事情,将在欧洲战争中更清晰可见。他重申经济而非军事实力将决定未来的战争,但“对一场当前条件下的战争必定持续的时间长度来说”,甚至德国鲁尔区和俄国小麦种植区的经济实力也是不充足的。

伊万·布洛赫1902年去世,早于布尔战争结束。他很大程度上是个辩论者,在失去了答辩权的情况下他的论辩变得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它们肯定没有湮没无闻。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而且有一种形态经过H．G．威尔斯——一位深感应用科学脉动的小说家——而为英语世界的广大听众所闻。许多军人现在同意战争不再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布洛赫本人喜欢援引冯·德尔·戈尔茨将军的看法,因为一位军官,特别是德国军官的看法比一介平民的看法更有分量。“人们可以保险地说,”冯·德尔·戈尔茨道,“除非一方完全覆没,或者交战双方彻底耗竭,战争就不可能结束。”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表明,堑壕、带刺铁丝网、新型机枪和快发火炮的致命火力趋于制止机动性,但它们没有阻止战争以早日获胜告终。1911至1912年的意土战争,还有在欧洲土地上由持强有力武器的大规模军队打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甚至更短暂。1900年往后的战争提供了一对彼此矛盾的教益,其中一个支持布洛赫关于防御威力愈增的告诫,另一个则支持战争将为时短暂的信念。由于布洛赫的预言只涉及一场列强敌对同盟之间在欧洲的战争,因而它既未被证明为对,也未被证明为错。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战马的崇信象征了对未来战争的流行看法。在防守者的火器射程短、命中精度可疑和再装填方法迟缓费时的情况下,骑兵冲锋最有效。1840年时,布朗·贝斯滑膛枪仅有两百码有效射程,冲过来的骑兵能迅速跨越这么长的地面。到1900年,对骑兵来说的危险区已有四倍或五倍之长,因而在几分钟里迫近的骑兵暴露在步枪和机枪屠戮面前。能在一分钟里被发射的子弹已从布朗·贝斯滑膛枪的大约两发增至马克沁重机枪的700发,而且命中精度业已改善,因此骑兵饱受致命的密集火力。

布尔战争期间,英国骑兵明智地弃置了马刀和长矛,可是战争过后,长矛慢慢重新挤入骑兵训练,甚至在奉命如此的情况下回返野战服务。英国1907年《骑兵训练手册》仍然对战马唱哈利路亚:“步枪虽有效,却不能取代马匹速度、冲锋魅力和马刀可怖产生的效应”。接下来七年里,英国对战马的迷信略有衰减,但其军界领导中仍有许多人看重骑兵对士气低落的步兵发动的冲锋,将它设想为在一场行将到来的战争中会决定胜利的事情之一。1914年时,骑兵在奥地利和法国极受青睐,在英国甚得喜爱,在德国不那么热情地被人赞许。

在那些试图预见骑兵部队的未来作用的欧洲将军们中间,极少人怀疑它哪怕在一个摧毁性火力时代具有的价值。有些人论辩说,战马的更大重要性将长达数十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讲授军事史,并且通过其军事著作得到巨量人众听取的F．N．莫德上校相信,战马将在下次重大战争中取胜。对机枪和步枪会大批杀死冲过来的骑兵这一论辩,他乐观地答道:“现代步兵武器的射程虽已大增,但骑兵的速度和耐力已以甚至更高的比例增长”。他解释说,在拿破仑时期,骑兵冲锋被预期是小跑800码,飞奔最后200码。然而现在,他们能够策马小跑8000码,或者说大约5英里,接着在他们对丧失了士气的步兵的最后冲击中飞奔1英里以上。

莫德上校预期一场为时短暂、迅捷利落的战争。战役将由这样的国家赢得:它设法在漫长的防线上集结其大炮,从而将以优势火力击溃其敌。骑兵在护卫己方炮队或袭扰敌方炮队时,将决定哪一方在最有利地集结自己的大炮方面获得成功。“战役的命运和到头来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战役早先阶段的骑兵冲突。

这些论辩中有许多不仅为将军们所熟知,而且是成千上万将被召唤去打仗的士兵们熟悉的。欧洲的书店越来越多地销售一类科幻小说,它们预言下一次重大战争将为时短暂。在英国,首篇新预言由乔治·切斯尼爵士撰写,此人从骑兵昂首阔步神气非凡的印度检阅场返回,被德国在1870年击败法国的那种方式搞得惊诧莫名。下一年里,《布莱克伍德杂志》发表了他的匿名文章“多金战役”,它想象一场德国对英入侵。这是众多描绘未来战争,特别是英法战争的书籍的先驱,在这些战争中科学武器迅速粉碎大军。欧洲间或出现的战争恐慌刺激作者们去撰写生动的、关于他们各自害怕的各种战争面貌的时间表。于是,1905年的丹吉尔危机导致了许多德文和英文书,其中威廉·勒·奎厄克斯关于一场德国对英入侵的描述最流行;《1910年入侵》由不止100万名读者购买,并且被译成27种文字。这些关于行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未来派书籍已由I．F．克拉克在其近来的《预言战争之音》一书内予以分析;他断定,这些书籍中的大多数“反映了基于1870年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的经验的普遍看法,即一两场决定性战役会迅速结束战争”。

四

乐观看法亦由经济论辩引起。许多银行家和商人认为,黄金匮乏或信贷稀缺将很快结束战争。埃德加·克拉蒙1911年对伦敦商会演讲,倾向于预料战争仅持续6个月。伦敦《联合帝国》杂志1914年9月的一篇社论提醒读者,黄金是现代战争的动力:“战争爆发时大陆列强手里的钱币和金锭数量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在决定可能的作战烈度方面如此,而且在决定战争大概会持续的时间方面也如此。”伦敦《泰晤士报》已在战争第一周里发出过同样的告诫,指出与其实际上加入敌军相比,一个囤积黄金、从而减少国家有效库存的英国人给敌人帮助更大。对黄金的强调今天读来有点奇怪,但在1914年黄金被尊为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纪律执行者。战时,丰裕的黄金库存能便利必需供给品的进口,而且最重要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在许多人眼里,黄金乃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之敌。

甚至那些并不强调黄金重要的人,也将更广泛意义上的金融因素视为战争不久会结束的一个保障。1910年的一部最畅销书由一位名叫诺曼·安杰尔的英国报人撰写,他将大规模战争描述为《大幻想》,因为它看来不再有利可图。他的书的许多读者接受了他的悲观前提,但乐观地相信各国将在毁伤变得巨大以前结束战争。1914年9月,伦敦《经济学家》——或许最受人尊敬的金融刊物——给基奇纳勋爵关于一场持久战争的预言打折扣,强调“以当前规模继续作战多月在经济和金融上不可能”。这一怀疑在战争起初几个月里得到一次又一次重申。《经济学家》满怀希望地觉察到柏林和维也纳的金融紧张;它报道说德意志帝国银行已发行了那么多钞票,以致它们正在贬值,而且在柏林为应付飙升中的战争开支举借的巨量公债一被筹集就给花掉。该刊预言了德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战争的早日结束。1915年,一名英国人F．W．赫斯特写了亚当·斯密往后极少数战争经济论著之一,重复这金融预言。虽然崩溃可能不会来得像已被预料的那么快,但它仍会到来,而且效应将殊为可怕:“在大陆各国用尽其所有信贷和借了所有可借的资金之后,和平经耗竭而到来,其时欧洲的状况将会变得如何可以想象。”

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我们身后,这些金融预言就显得是误导性的了。然而,1914年时,这忧郁可以理解。银行业务和金融被视为一种微妙脆弱的机制,在最少遭受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对一个政府来说,太常干预据称危险;大量借款和大量征税凶多吉少。然而,战争将证明这一机制比曾经预料的更坚固,更多能。战争表明,大多数人能够容忍预算失衡、公债巨大、价格上涨、食物配给、高额赋税和所有那些在1914年被那么惧怕的经济凶险。与那些在19世纪长期和平之中被养育成长的人能够设想的相比,社会崩解点来得晚得多。

其他预言家预料,1914年的战争将更多地由生产和商业方面的瓦解而非货币混乱终止。欧洲国家的战前商业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互相依赖。它们还严重依赖从新世界进口它们的很大部分食品和原料。战争将破坏这些灵巧利落的贸易格局,破坏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周期货运。人们预料有些交战国很快会被食物、弹药或武器的短缺踢出战争。在俄国,战争爆发之际对混乱的惧怕几乎引起恐慌。有如那个时代一位俄国问题观察家所说,“在每个地方,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都被认为必不可免,而且据设想它将在仅仅几个月内发生。”当它发生时,战争将差不多肯定停止。

有如嘲笑高级军人没有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好像“军人”是愚蠢的同义词)后来成了司空见惯的那样,发现那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不能预见到一场漫长的战争实乃令人清醒。乐观主义甚至看来影响了外科大夫们的战争预言。“不容置疑”,医学家阿尔姆罗思·赖特爵士写道,“假如在战争爆发前,外科界就会不会有严重和普遍的伤口感染前景的问题已形成共识,那么鉴于在南非战争中和在民间医院的事故病房里获得的经验,外科大夫们会大有信心地断言此类脓毒症乃是属于过去的往事。”相反,在上面打仗的施有粪肥的农田,堑壕内的泥泞和排泄物,还有由大火力武器就近发射的子弹和榴霰弹的速度:所有这些合起来挫败如此的预言。“在这场战争中”,赖特在1915年写道,“实际上每个伤者都被严重感染。”我们的大多数预言只是晚近经验的投射;它们是晚近历史将会重演的断言。对战争的大多数预言遵循这模式。[1]

五

1914年时,德国军界领导人并非布洛赫的门徒。他们并未设想僵持战。他们的进攻计划——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在1906年作为参谋总长退休以前制订的计划的一个较谨慎的版本——设想一部分德国兵力将在东线挡住俄国,而德国主力在西线作闪电般突进。根据施利芬计划,这西部突进的矛头将是个穿经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并由此从旁经过巴黎本身)的巨大轮式运动。与此同时,德军左翼——仅相当于在右翼从事这巨大轮式运动的兵力的15%——将对位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打一场后卫战,希望在那里法国人最终会由于穿经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大军完成其巨大轮式运动而从后方被绝然压倒。施利芬的后继者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认为——或许是明智地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宁愿以右翼为代价去加强左翼。右翼因此被削弱。当战争开始、德国人发动其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轮式运动时,他们缺乏使这突进真正一战定乾坤的实力;他们的实力被毛奇在战争第一个月里的决定进一步削弱,那就是从他在法国的右翼急送增援兵力去东线打俄国人。尽管如此,德国的挺进仍然如此有力,以至在它被止住,甚至在各处被推回以前差不多到了巴黎。

第一个月里,战事显现了大多数军界领导人已预见到的机动性。德军推进经过的乡村,也是随后它面对法国复苏而撤退经过的乡村,有如短暂的1859年战争之后意大利战场的翻版。在此有激励了短暂战争的早期预言家们做出如下论辩的同一景象:从此以后,战争将类似短暂经过的雷暴雨,雨后(一旦尸体已被掩埋)风景如初,相对不变。1914年9月底访问马恩河的人,观察前一个月里被两支大军两度跨越过的原野,可以见到遭炮火破坏的法国村庄、被炸断的桥梁、由麦秆稍稍覆盖的马尸和这里那里死了的士兵,然而总的印象是和平安宁和生气盎然。庄稼繁茂挺拔,果树结实累累,葡萄正在成熟,成千上万死者遗体则长眠地下。

再往北和往东,便有一幅新的景象。潮涨潮落般的进攻和反攻偃旗息鼓,与此同时军队大挖堑壕,获取它们在旷地交战中得不到的保护。铁锹和带刺铁丝网圈将西线转变为漫长的工事设防深沟。两相对峙的堑壕线几乎连续不断地从北海延伸到瑞士。它们起初是暂时的防御,随后成了经久的。从1914年10月到1918年3月,三年半时间,突破堑壕的各次巨大努力将战线朝这个或那个方向推进了不过几英里。每逢部队试图向前猛攻,它们就暴露在如此的火力旋风面前,以致死伤无数。1916年,德国在凡尔登沿着20英里战线发动的攻势推进了5英里——漫长的堑壕线上的一个小弯突而已。这5英里给德国人和法国人造成的损耗是平均每英里死伤12万人。同一年里,沿一段30英里战线进行的索姆河战役取得了最大7英里突进;然而,这条被毁地段的代价是差不多100万英国、法国和德国军人伤亡。

一场预期显示机械化武器即机枪、大炮、迫击炮和速射步枪的立定乾坤作用的战争,很快就沉入堑壕——业已消逝的围困战时代的典型标志。有讽刺意味的是,堑壕战往往要求原始武器;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了一批奇怪的收藏,那是由西线士兵为面对面搏斗而粗糙制作的堑壕棍棒。其中有钉子从头上突出的大棒、散布着铆钉的棍子和类似棒球棒上半部的木棍。假如它们被展出而不带说明标签,观看者大概会认为它们大多是查理曼或恺撒军队的武器。

骑兵没有那么多人预言的戏剧性影响力。在俄国战线和美索不达米亚,较广袤的空间使得骑兵有用,并且往往至关紧要。在西线,骑兵部队常被使用,特别是为了急速填补突然出现的防御缺口,但总的来说它们已成为一种次要的作战工具。西线没有经历任何骑兵大战;极少有骑兵在其中能作为可怕的追击者,或作为被追击者的守护人去行动的撤退。一旦500英里战线的大部分都被挖了堑壕,就没有骑兵可在其中侧翼包抄敌人的任何空间剩下。一旦带刺铁丝缠结被树立了起来,骑兵的正面袭击便徒劳无功。甚至侦察任务也从用马转到用飞机。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骑兵分队等在对峙线后面,随时准备利用可能突然出现的追击机会。在四年战争期间从英国船运到法国的巨量军火和供给品中间,主要项目是马饲料。然而,战争结束之际,对骑兵价值的崇信在某些方面得到复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最后发函写于1918年停战日早晨,叙述两个英国骑兵师在突然被告知战争已经结束时正在追击斯海尔德河以东的德国人。它们的胜利之晨,黑格叹道,已被攫走:

毫无疑问,假如骑兵的推进被允许继续下去,敌人的混乱撤退本将变成一场大溃逃。

在东线,堑壕和铁丝网并未那么快出现,战事也未月复一月地僵持不下。漫长的前线从黑海到中立国罗马尼亚边境延伸约600英里,或许给了俄军和德奥军队作侧翼运动的较大空间。那里,战争前进后退变动不已,直到1915和1916年之交的冬季为止,其时大部分部队入驻堑壕。罗马尼亚人于1916年加入俄国人阵营,战局随即恢复流动,在将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的拉长了的战线上有了决定性推进,直至俄国人于1917年谋求停战。在东线的巨量伤亡部分地反映了那里冬季更加严酷,并且缺乏堑壕提供的保护屏障。

西线僵持不决的战法既被归咎于将军,也被归咎于政治家。许多政治家没有认识到充足的军火供给的重要性:在一个月战斗之后,西线许多地点的火炮缺乏炮弹,而那正是猛烈的炮击可能增强势头的时候。政治家们予以反诘,责难军界领导人不能结束僵局。“面对这僵局,”温斯顿·丘吉尔写道,“军事艺术照旧哑口无言。”丘吉尔的话音跻于谋求给这僵局一个部分解决的呼声之列,办法是提议开辟一个对敌新战区。1915年4月,一支英国舰队和英法联军试图突破达达尼尔海峡,但这加里波利战役的唯一结果是经死亡、被俘和生病损失25.2万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还有或许两倍于此的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的另一个角落,开始新一轮攻势的努力极少成功,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为止,当时保加利亚人突然被击败,君士坦丁堡因此大有遭到经陆路的迅速猛击的危险。

回过来看西线,德国人为求突破,于1915年对敌军堑壕施放氯气,1917年施放芥子气。在美国人遭受的伤亡中,四分之一是受毒气伤害。然而,每50个遭遇毒气的美国人中,只有一人因其致死。“与通常的信念相反,”J．F．C．富勒少将写道,“毒气是战争中被使用的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当德国人于1918年3月打出堑壕线上第一个纵深突出部,在西线的一段将英国人推回了差不多40英里时,他们大有赖于自己的火炮射出的雪崩似的毒气弹。当英国人是年晚些时候穿越堑壕大突进时,他们则大有赖于坦克;在此终于有了一种移动盾牌给进攻者保护,那是准确的火力使之必不可少的。坦克和毒气轰炸缓解了僵持;可是,在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时,西线对立的防线仍有300英里连续不断,而且其中只有几英里在德国土地上。也许,战争更多地是靠德奥两国内部的崩溃和造反而非战场上的严重失败结束。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战争研究者一直讨论——比此前此后更多地讨论——延长或缩短战争的种种情势。[2]1918年以后,事后分析巩固了种种结论。在问为何这场战争如此漫长的人中间,答案差不多毫无二致。堑壕僵持延长了战争;技术的长期摆动已摆回防御。这就是富有才能的军人和军事史家的裁断,他们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探求它可能提供的较准确的教训。由于其中某些教训——由英国人巴西尔·利德尔·哈特爵士和J．F．C．富勒少将抽引出来——将影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进攻,因而他们对前一次大战的解释随时间推移而得到更多尊敬。

在本质上,这些军人和军事史家论辩说通过研究更早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战斗模式本可以被预见或被避免。在1920年代写作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遗憾拒不吸取教训:他参加过的布尔战争的教训,还有他曾在其中任日军观察员的日俄战争的教训。他回忆起,从1914年起指导英国军队的基奇纳勋爵更着迷于古代瓷器而非新式火器:

在从1905年3月的满洲战役回国途中,这位曾被派驻日军的英国军官接到命令,要他在加尔各答中断旅行,以便印度政府可以直接了解战争的最近进展。然而,当基奇纳勋爵得知在凤凰城(Feng‐hwang‐cheng)没有青花瓷器时,他便失去了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是寇松勋爵(印度总督)希望听取关于11英寸榴弹炮、带刺铁丝网和迫击炮的事情。

汉密尔顿以一句值得铭记的话,概括了对新武器的影响之未能认识。“在战争艺术史上,世界从来没有像在世界大战的进行中那么多地遭受战争,那么少地享有艺术。”同样,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勋爵和富勒少将相信,假如1914年的欧洲军人更仔细地研究了1877年俄土战争或者后来的布尔战争或日俄战争的野战方式,他们本可预料到一场漫长的战争。而且,巴西尔·利德尔·哈特爵士提出,假如他们仔细地研究了美国内战的实际野战战役,他们本可学会“预料和准备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使希望一场短暂的战争”。

由于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不带偏见,现在简直被忘记了的伊万·布洛赫这一名字重新浮现。然而,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或者我们是否知道——为什么布洛赫的许多军事预言实现了。布洛赫没有简单地依据早先战争的战场行动做出自己的预言,虽然他将这些战争用作支持性证据。他有想象力去感悟在欧洲的一场重大战争会僵持不决,因为有更大规模的可用军队和能被挖掘成的防御工事,同时缺乏为侧翼包抄防御者所需的空间。一场欧洲重大战争的这些特性与现代武器的致命性相结合,使他预见到一种僵持。

提出堑壕僵持还可以出自布洛赫大概没有想到的战争事态和方面并非贬损他的天才。他预言德奥意三国将组成一个同盟,俄法两国将组成另一个;然而,许多其他国家——其中有些是大国——实际上也卷入了战争。人们无法肯定堑壕僵持本会如此广泛或者如此经久,假如战争局限于五个国家。一场限于五国的战争可能会有不同的转折点,并且更快地耗尽它的人力。无疑,在此情况下,军事实力的分布将更强烈地有利于德国同盟,或许导致一种更机动、更具决定性的战争。布洛赫在写作时也不可能设想到德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并且无法预见德国的水下优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在波罗的海的力量,连同它通过与土耳其的同盟而对达达尼尔狭窄水道的控制,阻塞了外缘侧翼,增大了现存的东西两线的重要性,从而加剧了僵持前景。所有这些都是猜测和思索,关于它们的影响可以有无尽的辩论,并且取决于掂量许多可能发生的替代性事态。依我想来,鉴于在1914年8月1日可得的最佳证据,僵持战确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不是可能。

不仅如此,1914至1918年的战争并不像布洛赫预言或他的后来赞誉者假定的那样难决胜败。[3]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公民来说战争中的战事中心是西线,由于它处于静态差不多达四年之久,他们便倾向于相信每个地方的战事都处于静态。英法部队也被钉在加里波利的山丘上这一事实增强了整个战争僵持不决的想法。然而,在这两条战线以外,战事较为机动。东面的德奥军队在波兰和白俄罗斯将俄国人推回了数百英里,并沿波罗的海将其推回100英里以上。它们还迅速压垮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小亚细亚,俄国人赢得了土耳其境内一块从黑海东南朝波斯湾延伸300英里的楔形领土,英国人则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了几个楔形区。对那些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长足挺进的人来说,这些推进看来缓慢,被涵盖的距离看来短小,可是它们仍然非同小可。值得记住的是,在1815至1914年的各次主要战争中,顶着一支敌对军队推进200英里乃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成就。那个世纪里,那些著名的突进——1870年普鲁士人进军巴黎、1877年俄国人冲向君士坦丁堡和1904年日本人突入满洲——涵盖的距离不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较缓慢的推进。要不是有在西线的那种恐怖折磨,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不会因其静态战法而被记忆,这些战法也不会被选作这场战争所以经久持续的主要原因。

即使欧洲的参谋总长们准备打一种不同的战争,即使士兵们仅仅短暂地诉诸堑壕和土木工事的庇护,这场战争大概仍会旷日持久;它甚至可能持续四年以上。可以有信心地这么说。确实,看来始终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辩论之外的一条原理,是全面战争倾向于旷日持久。在欧洲,每个时代里包含众多国家的战争总是比仅仅包含两三个国家的国际战争漫长。甚至在作战胜负决绝的时候,甚至在技术和战术的长期摆动有利于进攻的情况下,全面战争仍倾向于更为持久。因此,尽管钟摆向进攻摆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经久漫长。尽管摆回防守,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经久漫长。尽管又摆回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经久漫长。那是一场快速运动的战争,它们在1940年德国装甲师跨越法国原野——前一次战争期间各支大军在那里被陷四年之久——而直奔英吉利海峡时得到了戏剧性的例解。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避免了僵持,但它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更长。

七

在1920到1970年的半个世纪里,大多数国际战争为时短暂。一份细致的清单,由伦敦战略研究所的戴维·伍德编纂,显示这半个世纪期间至少30场战争是在主权国家之间打的;其中多数不到一年便告结束。然而,许多实为暴力事件而非战争。因此,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之间的战争——那在1957年导致约40名士兵丧命——所以为时短暂,也许是因为它实为一场孤立的小冲突而非战争。

1920年以来,多数局限于很少几个国家的战争为时短暂,且伤亡轻微。从1920年到1945年,有三个清晰的例外:1920年代初希腊与土耳其之间激烈的战争,那在小亚细亚杀死了约5万军人和多得多的平民;1928至1935年在南美洲内地潮湿的低地打的查科战争,三年激烈战斗期间杀死了约13万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军人;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打了八年之久,军民伤亡巨大。

为什么在中国的战争是漫长的18世纪战争的迟迟回响?部分答案必定在于每场战争的特有情势,但还有部分答案能够予以泛化。日本和中国的实力是如此巨大,战场在地理上又被如此地割离,以至别国强有力干预的威胁不大,即使在其第五年这场战争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的确,只是日本1945年被击败于中国境外时,在中国的战争才结束。同样,中国是那么辽阔,以至供给线之漫长妨碍了任何入侵者;中国是那么辽阔,以至战争往往在多条战线上打,从而限制了一方会同时在每条战线上得胜的可能;而且,这战争还有一条另外的战线——游击战,它一向趋于延长一场战争。事实上,那类延长全面战争的影响因素在中日战争中起作用。

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只经历过一场全面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其1700万军事死亡两倍于前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另一场现代战争,朝鲜战争,按照某些定义可被称为全面战争;它涉及18个国家,但大多是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下打仗。它持续了三年,杀死了近60万战斗人员,肯定激烈,而且依据某些尺度肯定漫长。

1920年时已能够就延长战争的种种因素抽引出结论,而那时以来极少发生过扰乱这些结论的事情。这不仅适用于正统的国际战争,也适用于殖民战争。近乎所有为19世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长久持续提出的理由,看来都适切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1945至1954年)、反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至1962年)和1962年开始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战争。这四场战争包含种种成分,类似那些可见于漫长的全面战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在这四场战争开始时,一个人能有信心预言它们将那么经久漫长。

延长或缩短战争的影响因素看来在一段很长时期里始终相似。虽然战争方式的机械化或许例外,但它一直是个不平衡的影响因素。的确,机械化的缩短效应一部分实属幻想。它只是通过强度更大地进行战争和以战斗填充更多时间去减少作战的年数;机械化战争使得战争的各阶段既能在白昼也能在黑夜,既能在夏天也能在冬天持续。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那些看来最显著地昭示机械化方法之价值的为时短暂的战争,只是部分地被新的战争技术缩短。因而,1866年的七周战争所以迅速结束,更多地是因为每一方都认识到如果它们继续战争,其他强国就可能干涉,从而使它们的处境恶化,而不那么因为决定性的萨多瓦战役。在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天战争大概由于类似的惧怕和选择而结束。这两场战争一向被视为机械化战争速定乾坤的经典实例。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乃缺乏隔离,因而特别易受外部干预的战争的经典实例。

1860至1914年间那么广泛地被持有的希望,即机械化了的战争方法正在使漫长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并未得到实现。当第一颗核炸弹被投掷在一个日本城市时,这希望复兴了,可是至今它没有实现。如果两个主要的核国家投入战争,那么它们的同盟网络很可能会使之转变为一场全面战争,而现有的知识没有展现一场全面战争将为时短暂的很大可能性。如果它以核攻击开始,那么并无它将迅速结束的很大可能性。虽然有可能一场全面战争能在一个月——灾难性的一个月——之内结束,但似乎也有可能它会经年累月地持续下去。

【注释】

[1]本章的这么多部分所以被投入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持续多久的漫长辩论,是因为这看来是揭示据信缩短或延长战争的种种因素的最简易途径。

[2]应当说,与战争前夕在皇宫和内阁里面进行的讨论相比,这一讨论较具学术性和较不片面。学术讨论以桑赫斯特的切斯尼与华沙的布洛赫为正相反对的旗手,主要围绕一般原理。另一方面,战争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的讨论更多地以一种信念为特征,即他们本国就是其自身原理,因而多少免受那些据信延长或缩短战争的因素运行影响。德国或俄国在1914年笃信自己的军事优势,而且像前面一章里提出的那样,其军事优势的被预期的红利就是战争为时短暂。

[3]甚至在西线,冲锋部队也往往跨越布洛赫预言将无法通过的致命的无人地带,因而它们否定了他的一个信念,即“拼刺刀时代已经结束”。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一

20世纪的一项虚荣感,在于相信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战争,然而至少有五场18世纪的战争囊括了那么多国家和横越了地表的那么大部分,以至它们也能被称为世界战争。乍看来,要解释为何有些战争波及了那么广袤的海陆乃轻而易举。世界范围的战争反映了欧洲的殖民扩张和文明扩散,反映了机器导致的空间缩小和时间缩短。然而,自1700年以来,每代人时间里的大多数战争不是全面战争或世界战争。因此看来清楚的是,那些将战争局限于很少几个国家和一个小战场的影响因素通常强于全球性影响因素。

为何有些战争限于两国,而另一些战争囊括10个或20个国家?某些学者暗示大战必定有大原因:激起一场仅仅两国间战争的因素必定以更大烈度存在于一场多国战争的前夜。于是,将文化价值的崩坏、战争免疫力的衰减或广泛的内部冲突视为战争主因的那些人会论辩说,与在一场小战争前夕相比,这些因素在更高程度上存在于一场重大战争前夕。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有一条规则,即人们可以靠研究大战而非小战更多地了解战争的原因。这条规则中可能有点儿真理,虽然这点儿或许微弱乏力。科学家是否必然通过研究一场疟疾的大规模暴发而更多地了解疟疾的原因?或经济学家是否必然通过研究一场严重的萧条而更多地了解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对于为什么有些战争成了全面战争[1]的一种替代性解释,在于它们由一个同盟网络先导。因而,当两国开始一场战争时,它们的同盟自动将许多其他国家吸进来。这一解释往往被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是否适合许多全面战争值得怀疑。它不适合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稍稍适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松散地适合18世纪的某些但非其他战争。不仅如此,主要国家间的平时同盟并不必定意味涉及一国的一场战争自动地将同盟的其他成员囊括进去。某些同盟战前看似坚固,经受考验时却显得脆弱。某些同盟在战争爆发时不比一张摆动的纸有力。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未能看到有除同盟外的任何影响因素或可解释为什么有些战争成为全面战争;然而,同盟似乎只提供部分解释。对全面战争爆发的一番概览看来未给出任何进一步的启示。到头来,明智的似乎是将问题倒转过来,分析那些未能扩展的战争。如果一个人能觉察出将某些战争局限在两国范围内的障碍,他就会预料这些障碍将不见于全面战争。

二

对局限于两国的战争作一番审视,便觉察出一项直接的线索。它们近乎全都是在地理上的边缘地带而非国际力量的中心地区打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无可争议的是力量中心,而局限于两国的战争在这两个世纪里很少见于欧洲中央,较常见于欧洲边缘,一般见于远离欧洲之处。

美国例解了这一模式。在她赢得独立后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没有参与过任何包含两个以上参战者的战争。她先后打过法国(1798至1799年)、的黎波里(1801至1805年)、英国(1812至1814年)、阿尔及尔(1815年)、墨西哥(1846至1848年)、分离的南部邦联(1861至1865年)和西班牙(1898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她对法国人和此后对英国人的战争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插曲,但她没有对法国或英国的盟邦宣战,也没有与法国或英国的敌人组成她自己的同盟;因此,这两场短暂的战争是孤立的战争,处于正在欧洲进行的激烈战争的边缘。为何涉及美国的对外战争如此隔绝?她的战争不仅被大西洋隔绝,也被她自己的实力隔绝。她强得足以不需盟国,同时她的敌人通常在军事上如此羸弱,或者在地理上如此孤立,以至无法将任何盟国吸引到自己一边。美国传统上与全面战争的隔绝同样可见于她后来参加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在欧洲的远东侧翼,如同在其远西侧翼那样,日本从事的大多数战争局限于两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打了三次对华战争和两次对俄战争。除第三次中日战争的后半段外,它们都是两国战争。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只在次要的太平洋战场作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则是后来者。

19世纪里两国战争的通常类型是散布于非洲和亚洲地图上的殖民战争。其他欧洲强国干预这些战争的能力显然受限于战场遥远。不仅如此,法国干预一场意大利殖民战争或英国干预一场西班牙殖民战争的动因通常微小,因为战果难得看来有可能影响欧洲权势分布。与此相似,非洲或亚洲的国家或部落通常没有能力从其邻邦吸引到盟友。当祖鲁人在1870年代打英国人、埃塞俄比亚人在1890年代打意大利人时,他们没有力量强得或意愿大得足以成为盟友的邻邦。

在欧洲境内,大多数俄土战争是在没有盟国的情况下打的。从1750年到1900年,俄国与土耳其在实质上全无来自一个外国的援助或干预的情况下彼此交战四次,并且在其他两次仅有一两个外国参加的战争中彼此为敌。这些战争期间,黑海及其入口看来一直是阻止干涉的障碍。就大多数时间而言土耳其和俄国是占据黑海沿岸的仅有的国家;而且,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黑海窄喉阻止了西欧海上强国干预战争,除非土耳其同意。地理的另外一个方面隔离了俄土战争。俄国和土耳其都是占有巨大领土的强国,它们的多数邻邦则是弱国。它们的仅有的强邻地处中欧。一个是波兰,而波兰到18世纪末已经消失。另一个是奥地利,有几次她是俄土战争的第三方。因此,俄土间的战争相当好地被隔离起来。的确,即使自然令黑海干枯,干枯的海床成了俄土两国的被喜爱的战场,它们的战争也仍然会被部分地隔离,因为周围绝大多数方位上没有强邻。

如果人们在地图上标出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在欧洲打的两国战争的具体战场,那么作战场所将证实上述看法。在14场战争中间,11场是靠近海洋打的,仅在3场战争中主战区位于离海100英里以上的内陆。14场中有10场在东南欧或小亚细亚对岸进行。而且,这些战争中没有哪一场涉及两个中欧或西欧大国。

两国战争地理与中立地理的相似一目了然。那类将一场战争局部化的影响力类似于帮助某些国家在全球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种种因素。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仅有的保持中立的欧洲国家是瑞典、瑞士和西班牙。它们因山脉或海洋而在地理上独自孤处,因而不那么易受伤害。由于规模较小,它们不那么有在战争中干涉的动机。虽然这些并非这三国成功地保持中立的仅有的原因,但它们是至关紧要的原因。

三

对为何有些战争只涉及两国的试探性解释可被倒转过来。它如此就提供了对为何有些战争涉及多国的一种解释。因而可以提出,如果一场战争在邻近欧洲中央的地方开始,并且首先涉及至少一个欧洲强国,那么它较有可能扩大;1700年以来,没有任何全面战争起初是一场两个小国或中等国家之间的战争。当一个大国赢得决定性胜利,或被预期——除非受阻——赢得决定性胜利时,一场战争较有可能扩大;如果一场战争有彻底重排国力等级的危险,它就最有可能扩大。在这些形势下,外部国家有干涉的动机和干涉的机会。

全面战争只是作为两国战争开始。其他国家后来被吸入其中。因此,一场全面战争是一系列同时进行互相连结的战争。在一场全面战争的发育中,追加国的参战往往有如水鸟相打之际渔人的干涉,或如渔人酣睡之际水鸟的突袭。对过去两百年里全面战争的一番概览揭示了这一点。

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作为一场殖民战争开始,要不是因为英国在镇压造反方面愈益困难,大概本不会变成一场多边战争。以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为谷底,英国的一系列逆境令法国壮胆,去试图扭转先前英法战争的结果。从1778年起,法国与英国交战。下一年里,西班牙被说服参战,很可能是相信自己能收复佛罗里达和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一年后,荷兰人成了英国的第四个敌人。

法国革命战争于1792年4月开始,起初只是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虽然普鲁士作为奥地利盟友作战的可能性很大。四个月内,普鲁士参战,对法国的入侵行将开始。假如入侵成功,这战争大概本不会扩展成一场全面战争。入侵失败了,1792年结束以前法军往北已占领奥属尼德兰,往东跨过了莱茵河,在东南面夺取了尼斯和萨伏依。法国的大规模胜利扩大而非缩短了战争。法国本身的战争目的变得更大胆:她胆大的一个清晰的标志,在于1792年底决定将她自己的革命体制强加于她占领的领土。法国的早期军事胜利危及保持中立的邻国的独立;她的胜利还在这些国家内部鼓励了由同情革命思想的激进分子组成的第五纵队。这些国家有强烈的动机要加入对法战争,而且它们离法国那么近,因而能轻而易举地干涉。1793年头三个月里,英国、荷兰共和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加入了对法战争。战争继续扩展,直到囊括欧洲大多数国家为止。最后一项和约于1802年签署,一年后拿破仑战争开始,起初只是一场英法战争。按照同样的弹跳过程,法国在陆上的决定性胜利将它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且确实是一场世界战争。

接下来100年里,只有克里米亚战争接近全面战争维度。它开始时是一场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但部分土耳其舰队1853年11月在黑海港口锡诺普被摧毁激起了恐惧,即俄国可能压垮土耳其,从而最终突入地中海,变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英法两国1854年初投入对俄战争,小王国撒丁1855年1月亦如此。可是战场遥远,而且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军事事件激发或诱惑其他欧洲渔人干涉。[2]另一方面,假如土耳其在战争初期赢得了对俄决定性胜利,那么其他强国的干涉将较少可能;土耳其早就不再被视为欧洲的一个危险。

在1848至1870年期间的那批欧洲战争中间,另外三场战争包含变为全面战争的某种危险,因为它们涉及在欧洲中央的若干强国。这些战争中的两场——1859年的法奥战争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确立一方的决定性优势。奥地利输掉了这两场战争,但仍然是个强国;它没有输得那么惨,以至欧洲的力量等级看似很可能剧烈改变。第三场战争,1870至1871年普法战争,以欧洲军事史上最决绝的失败之一告终。然而,由于法国被看作是个比普鲁士更大的危险,普鲁士的胜利并未立刻激起关于普鲁士能主宰欧洲的恐惧。可能交好运的是,当这场战争处于其决定性阶段,因而很可能将其他国家卷入时,任何考虑干涉的邻国都被在巴黎本身爆发的暴力革命抑制住了。

对民众革命的恐惧,连同它是一种能迅速传遍欧洲的传染病这信念,在19世纪很大部分时间里大概始终是一种战争绝缘器。1848年即革命之年,三场欧洲战争在战争不容易被隔绝的中欧几个地区开始,但它们没有蔓延。战事所以被隔绝,部分地是因为那么多领导人将国际战争视为国内稳定的破坏者。1859年法奥战争前夕,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伯爵警告说,一场漫长和胜负不决的战争“将使那个指望只靠无政府状态去实现其贪欲或野心的可怕的阶级起死回生”。1870和1871年在巴黎的革命令这些恐惧生生不息。1905年日俄战争临近结束时在俄国的革命又将它们重新唤起。1914年的最广泛信念之一,是笃信如果困苦和饥馑看似很可能激起国内革命,各国政府就会结束战争。虽然在各国政府的脑袋里,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好斗的反叛者的恐惧大幅波动,起伏不一,但有时它可以帮助迅速地、依据温和的条件去结束战争。显然,如果战争加剧了激起严重的国内争端的危险,它就是一种不那么吸引人的国际争端裁定方式。

四

乍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否定全面战争是两国战争的增殖这一提法。然而,在这场战争的背景中,并且在战事第一周里,弹跳过程明晰可见。1912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塞尔维亚更加大胆,并将其领土扩展了一倍。虽然从巴尔干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隔了一年,但大战的最初阶段几乎是巴尔干战争的一个弹跳。它只是作为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于1914年7月28日开始。接着,俄国认识到无援的塞尔维亚将被击败,遂动员俄军以援塞。8月1日,相信无援的奥地利将被俄国和塞尔维亚击败,德国对俄宣战。8月3日,知道法国将履行法俄同盟,德国又对法宣战。这样,在六天时间里,战争囊括了一边的俄国、法国和塞尔维亚与另一边的德国和奥地利,实质上是一场全面战争,虽然有趣的是直到8月5日奥地利与俄国才正式处于彼此间战争状态,法国与奥地利则到8月10日才如此。

可以论辩说,在事件先后顺序中的这些滞后是误导性的:1914年战争从一开始就差不多肯定将是一场全面战争,因为有将欧洲各大国绑在一起的同盟。大概确实如此。但是,同盟意味着什么?坚固的同盟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关国家相信没有盟国,自己就将在外交和战争上处于弱势。1914年,两大同盟所以固若金汤,是因为广泛相信战争将为时短暂;一个在战争已开始后数周才姗姗来迟的盟国被预料提供不了什么援助。

在大多数全面战争中,同盟的形成多半是对初战期间的决定性军事事件的反应,然而1914年的同盟却是对它们发生之前的军事事件的反应。1914年的同盟基于一项预料,即倘若战争来临,决定性的军事事件就会迅速来临。于是,法俄两国是盟国,因为它们相信倘若战争爆发,那么对任何一国来说德国将过于强大。德奥两国是盟国,因为它们害怕倘若战争爆发,那么合在一起的法俄两国对未经结盟的德奥来说将过于强大。1914年7月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变成1914年8月全面战争的速度多半是这些信念的一个反映。确实只是在速度方面,1914年向全面战争的转变有别于先前各场全面战争经历的转变。

战争前夕坚固的同盟的存在并未单独决定哪些国家会参战。英国在1914年7月并不属于哪个同盟。虽然她远接近于法俄同盟而非德奥同盟,但她没有坚决承诺。然而,德国人1914年8月3日在其弧线突入法国北部的第一阶段入侵比利时,英国内阁遂决定干涉。[3]因此,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于她在1793年参加法国革命战争,当时法国占领“比利时”引起了英国的恐惧。唯一的区别在于,1914年时英国并未在参战以前等待敌军抵达海峡港口。英国人相信,在1914年被预料的速战中,他们经不起等待。英国——并非敌对同盟之一的严格的成员——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意大利仍保持中立九个月,虽然她已经是德国领导的三国同盟的第三成员。意大利全未被战争第一阶段危及。当她于1915年5月确实参战时,她对自己先前的盟国奥地利宣战;直到1916年8月,她才对德国宣战。

战争随自身的持续而继续扩大,很像早先的全面战争由于弹跳或回弹过程而扩展。在重要的后来者当中,日本和土耳其于1914年参战,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于1915年参战,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于1916年参战,美国和中国于1917年参战。尽管如此,战争依然是一串松散地连接在一起的各自分立的战争。饶有意味的是,在1917年的8个月里,美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却与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地利和平相处。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始,其时只是德国与波兰之间的一场战争。[4]英法两国是波兰的盟国,因而它们于9月3日对德宣战;在那天和接下来几天里,四个英国自治领加入战争。俄国在9月14日入侵波兰东部,但仍与英法两国保持和平。于是,到1939年9月底,随波兰被征服,战争已简化为一场简单的较量:在其中,法国和大英帝国与德国对抗但极少战斗。

1914年时,对决定性胜利的广泛预期将战斗迅速扩大成了一场全面战争,而1939年时,对战争将是决定性的预期在中立国当中远非普遍。然后,1940年的速胜暂时扩大了战争。4月,德国人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他们占领了比利时和荷兰。1940年6月,在德国进军至巴黎前四天,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到该月月底,希特勒已赢得如此的胜利,以至他唯一剩下的敌手是英国及其海外自治领。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第一个月相比,战争到1940年夏天已不那么是一场全面战争。

西欧的危机使俄国可以在东面为所欲为。1939和1940年之交的冬季它打芬兰,而在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个星期,俄国人悄悄地占领了三个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是月月底,俄国人占领了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罗马尼亚领土的其他突出部被转让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东欧的这些事件没有一件将俄国卷入了与西方主要交战国的战争。

月复一月,军事事件的回弹明晰可见。意大利站到看似得胜的一方那边参战,使战争中心转到了地中海地区,英国和意大利都在那里有基地和殖民地。与此相似,法国的战败导致了一场争夺地中海亚非海岸法国殖民地拥有权的斗争。在其欧洲海岸,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两个中立国现在易受伤害,到1941年5月它们已败于德国的猛击。如此,两大轴心国——德国和意大利实质上拥有了从挪威-俄国边界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和黑海的欧洲海岸,唯一的缺口是伊比利亚半岛,那里西班牙和葡萄牙依然中立。

一场有时胜负决绝的欧洲战争招致两个先前远离的国家当面对峙。正如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成功使俄法两国变成了邻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将德俄两国拉到了一条共同边境上。从1919到1939年,它们被一道由六个国家——从波罗的海畔的爱沙尼亚到黑海畔的罗马尼亚——构成的屏障隔开,可是到1940年,这六个国家已被并吞,而并吞者德国和俄国现在有一条从波罗的海延展到黑海的共同边界。希特勒在西欧和中欧的胜利现在令他大胆进攻苏联。德国刚赢得拿破仑时代以来最辉煌的胜利,而苏联在其对小国芬兰的短暂的战争中远不那么动人。那场战争,温斯顿·丘吉尔宣告,恰在俄国人最终穿经芬兰的众多湖泊、森林和防御工事以前,“暴露了红军的军事无能,让世界有目共睹”。希特勒关于俄国军队不堪一击的信心——那并非他的军事幕僚也持有——被写入他1940年12月18日秘密文件的第一句:“德国武装力量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以前,在一场快速战役中粉碎苏俄。”用语“快速战役”有启迪作用;它重复了许多回在早先战争的前夕做出的预言。1941年6月,德国人开始了他们的对苏快速战役,机械化先头部队在冬季以前抵达了莫斯科周围树林、列宁格勒郊区和黑海河港罗斯托夫。它们进到了有多接近打败俄国的地步永不会为人所知。人所知的是从初冬起,在俄国的战争慢慢开始销蚀德国的总体力量。

俄国遭入侵后不久,苏联与英国及其自治领成了盟国。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俄国的战争依然是一场独自分立的战争。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参加了对俄国的进攻,但英国等了差不多六个月,才对正在攻击其盟友的这三国宣战。与此相似,当日本在1941年底成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盟国时,她并未投入对俄战争。在差不多四年里——直到战争最后一个月为止——日本与俄国始终彼此和平,虽然它们是敌对同盟的核心成员。

德国征服西欧中欧和德国入侵苏联是极为重大的事件,其弹跳效应波及全世界。在东亚,它们的影响很快明晰可见。日本与中国自1937年以来彼此为战;1940年,规模庞大的日本军队在力图结束战争,日本飞机在向新都城重庆倾倒炸弹。荷兰和法国之被征服和英国的危险困境突然加强了日本的讨价还价地位。东南亚三大殖民国家现在易受伤害。日本1940年6月首次讨价还价,即说服英国暂时关闭从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的公路,并且说服倾覆中的法国政府关闭从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南部的铁路。中国仅有的从外部世界通入的供给线被阻断,虽然经过缅甸的公路后来重新开启。法属印度支那特别易受伤害;泰国部队攻击西部诸省,日本则赢得了将北部诸省用作飞机对华攻击基地的权利。

希特勒1941年对俄国的入侵消除了日本侧翼的另一危险。一个月后,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从而赢得了一个跳板,从那里可以进攻在东南亚和邻近各岛上的其他西方领地。1941年7月,日本的飞机轰炸了夏威夷和英属马来亚,她的舰队和陆军开始了历来海岛战争中所曾尝试过的最惊人冒险之一。英美两国迅即对日宣战;中国对德意两国宣战,虽然可以怀疑中国与德国在战争期间是否对射过一枪;中国还对她已经与之对射过亿万枪的日本宣战。珍珠港被炸后四天,美国与德国成为正式敌国。战争终于成了全球性的,尽管它仍然更多的是一套互相接合起来的战争,而非单个一场大战。

六

1770年以来的六场全面战争有许多共性。它们开始时是两国战争,然后被剧烈改变力量对比的胜利搞成多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只是因为在战前决定性事件被清晰地预料到。在每一场此等战争的前夕,没有人能够符合逻辑地预见究竟多少国家最终将参加战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能合乎情理地预见行将来临的战争大概是一场全面战争,尽管极少有人预见到它会囊括那么多国家。

一个新国家之加入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确实是一场新战争的开始。全面战争是一系列同时进行并互相缠结的战争。能够解释为何两国开战的那一类理由也会解释为何第三、第四甚或第十个国家参战。

当两国就它们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持有彼此矛盾的想法,因而无法和平解决一个至关紧要地影响它们的问题时,战争便开始。这战争之扩展到其他国家是开始了战争的那同一类状况的结果。因为,战事往往引起对邻近但避开的国家至关紧要的问题:它危及它们的独立,或提供加强其独立的机会。在某些战争的早期阶段的决定性战事不仅引起对邻近国家至关紧要的问题,而且导致对军事力量的彼此矛盾的看法。一个在决定性地赢得战争第一阶段的国家——1792年时的法国或1940年时的德国——通常变得更为自信,并且扩大自己的战争目的。然而,它的加剧了的力量感并不同等地被邻近国家持有。有些国家同意这看法,遂成为暂时胜利者的作战盟国,或者提议和平让步。有些国家则质疑这评估,并对自己的力量怀抱信心,遂对暂时胜利者宣战。实际上,成为一场全面战争的战事的初期阶段造就了同一些彼此矛盾的预期,它们是在许多和平时期里被慢慢造就了的。

扩大一场战争,将它转变为全面战争的那个过程在战争最后各阶段被逆转过来。1917年的两个戏剧性事件透露出战争的扩大与缩小有多大共性。1917年4月,德国与美国就它们的讨价还价地位看法不一,遂彼此宣战;1917年12月,德国与俄国就它们的讨价还价地位达成共识,遂彼此休战。虽然一个事件扩大而另一个事件缩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两个事件都契合同一个因果框架。将美国吸入战争的目的看来靠武力能够实现,而起初将俄国吸入战争的目的现在靠武力实现不了。华盛顿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怀抱信心,而彼得格勒对自己的军事实力丧失了信心。

七

这同一个框架和同一套原因应当被用来解释国家间关系的每个戏剧性转折点。同一套要素应当得到审视,以便解释一场战争的爆发、战争因其他国家加入而来的扩大、战争因它们退出而来的缩小、战争的结束、一个和平时代期间危机的克服与这和平时代的终结。同一些因果要素虽然以不同的结合出现,但它们解释战争与和平两者。

【注释】

[1]按照我的定义,一场全面战争囊括至少五个国家(其中包括三个强国)的主要兵力。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大多数全面战争乃世界战争;三个例外为北方大战、波兰继承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

[2]在亚洲,波斯于1856年趁机窃取英国势力范围,导致一场短暂的英波战争。

[3]英国为宣战拿出的理由,是德国侵犯英国为其保障者之一的比利时中立。然而,德国在两天前就已侵犯了英国同样为其保障者的卢森堡中立,英国却没有就此侵犯威胁要战。有一个根本区别,即比利时面对英吉利海峡。关键问题大概是侵犯地理而非侵犯中立。

[4]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名称对这场战争来说是个误导性的名称,直到1941年12月为止。此前,与18世纪的六场全面战争相比,它远不是一场世界战争。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一

在探寻一场战争的原因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倾向于断定一国要负担大部分或主要罪过。罪过几乎总是在一个大国身上。然而,在许多重大战争中,一批较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开战决定。澳大利亚自1899年以来打了六场国际战争,并且在其中多数战争中一开始就打,然而在就澳大利亚写的史著里,她实质上没有因为她决定打仗而受到任何责难,她也没有被认为以任何方式促成了引发这些战争的原因。因此,1941年12月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值得予以细察,因为它显示一个较小国家如何可以被合适地纳入战争原因框架。它还显示日本如何看待一场战争的前景,那场战争按照后见之明通常被视为无法打赢和道德上无可辩护的。然而,后见之明不等于洞察力。

二

一位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爵士主持审判日本领导人的国际法庭,因为他们在1941年破坏和平。日本人被宣布犯了引起战争之罪——那场在珍珠港开始的战争,而且他们作为战争制造者的罪行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昭告天下。相反,澳大利亚显得毫无罪过。澳大利亚毫无罪过这广泛流传的信念由我们的一项知识(我作为澳大利亚人写作)加强,那就是战争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马来亚发端。不仅如此,因为假定我们除尾随强大盟国的决定外别无选择,关于澳大利亚无罪过的信念就得到了保护。然而,澳大利亚不是英国的一个小盟邦,在对希特勒战争的头两年里不是,在太平洋和平的最后一年里也不是。太平洋战争前夕,澳大利亚在塑造对日政策方面有相当大影响。英国针对日本可能的突进的主防御是在马来亚,而那里澳大利亚兵力与英国兵员一样多。澳大利亚政府在和平的最后几个月里与日本对抗时,并非盟国的一个酣睡的伙伴,而是个大喊大叫的伙伴,急欲影响事态。

我们还能指出我们——与日本人不同——没有任何领土征服野心,以此辩护我们的清白。我们满足于英帝国的伟力和1930年代红色溅洒的世界地图,我们论理能够站在和平缔造者一边。我们能够宣称这地图的现有颜色不能拭除,任何试图重绘地图的国家都将是侵略者。然而,东方的各个巨型欧洲帝国,连同其所有美德和邪恶,都靠武力或威胁赢得,并靠武力和威胁保持。从河内伸展到新喀里多尼亚的荷属和法属殖民地,澳大利亚与其新几内亚领地,红色绘制块块拼缀的英属殖民地,葡属澳门和东帝汶,在菲律宾的美国属地,荷属东印度,广大的俄罗斯东亚帝国:所有这些都由欧洲人夺取,其中大多是1800年以后征服的。如果土地征服者有资格以国际道德的名义保持之,那么道德显然是一项可变的原则。澳大利亚和英国论辩任何日本兼并都不道德并非全然合乎逻辑,如果与此同时它们坚持认为自己过去的征服决然道德。诚然,英帝国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久已辩说他们的帝国未曾有意扩张。这一信念不无道理,但这帝国的许多战略性部分,包括南非、圣劳伦斯河口和直布罗陀,依靠正式战争赢得,许多别的部分则靠非正式战争夺得或保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无意地”扩大了她自己的帝国。1914年,一支小规模的海陆兵力夺取了德属新几内亚,而在1919年的和会上,澳大利亚紧紧抓住这夺得的领土不放。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出现了一种想法,即如果德国被给予若干在上次战争中她丧失的殖民地,她就可能被抚慰安静下来。因而,澳大利亚会不会归还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包括新几内亚东北部、新不列颠、新爱尔兰和所罗门群岛?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政府表达了对此想法的最强烈敌意。似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赢得的任何领土都是永久性的,但在一场新战争中赢得的太平洋上的任何领土却将代表侵略行为。

每个国家都经过自己的眼睛去看历史。战时宣传和民族情感的分量使一国人民将一场战争看作只是善恶之战,或战争制造者与和平热爱者之间的战斗。诚然一定意义上,澳大利亚1941年确实不希望与日本打仗,但同样真的是,如果和平的继续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独立被销蚀,澳大利亚就不想要在太平洋的和平。同样,1941年12月日本并非必定想要在太平洋的一场战争。她的领导人本会偏爱和平;可是他们相信,如果和平盛行,日本的权势就会被抑制,或者她的独立就会被消除。

这番论辩完全不否认千千万万将在战争中作战的军人的爱国情感和勇气。它也不意味着澳大利亚本应规避战争。在一个侧重每个国家的独立的国际体系中,澳大利亚人正确地相信打日本人说到底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虽然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毫无道理,避免战争大有裨益,但是他们懂得如果他们做出那些仅此才可能防止战争的让步,澳大利亚的独立和利益就将遭殃。

三

在半个世纪里,澳大利亚历届政府一直倾向以猜疑加适中的轻蔑对待日本。在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眼里,1900年以后是日本而非中国体现黄祸。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舰只帮助护送载运首批澳大利亚士兵的船队从奥尔巴尼驶往苏伊士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依然警惕日本的领土野心。确实,澳大利亚以指出日本扩张危险来辩解她自己在热带地区的领土野心。这是W．H．休斯作为总理的一项论据,用以辩解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持被夺得的德属新几内亚。同样,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休斯反对日本的要求,即新的国际联盟的盟约应当明确承认种族平等。休斯1923年不再担任总理,但继续鼓吹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威胁。

许多澳大利亚人心怀担忧地观看日本陆上帝国的成长,但更紧张不安地予以注视的是俄国人和中国人,靠损害他们日本得以壮大。日本帝国成长是在三场短暂的战争中得胜的结果:1895年对华得胜;1905年对俄得胜;1914年对北太平洋德属殖民地得胜。与中国的持续不息的争端导向1930年代占领满洲和热河。日本在东亚大陆的属土在其最大延长线上超过1200英里,即从黄海到西伯利亚东部的阿穆尔河(黑龙江)。中日之间更多的争端在1937年导致一条广阔战线上的战争。到1940年,日本已控制中国的主要部分,迫使中国政府靠来自英属殖民地缅甸的漫长公路或靠来自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铁路输入战争物资。在许多日本领导人看来,没有这些供给,中国的抵抗就会崩溃。

可以理解,日本会愤恨那些援助中国的西方国家。而且,当希特勒在1940年推翻了西欧的大多数国家政府时,日本自然利用欧洲的羸弱。她马上要求法国和英国停止允许军事援助经后门进入中国。1940年7至9月,经英属缅甸到中国的公路被关闭;9月间,从海防通到华南的法国铁路被日本人接管。

日本现在处于一个入侵脆弱的东南亚欧洲帝国的强有力地位。除印度洋和南大西洋,英国海军不再统治任何海洋。如果日本人入侵在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美国海军不一定能被指望去干涉。迟至1940年10月,罗斯福总统仍在私下诉说日本对菲律宾的进攻可能不一定会将美国拉入对日战争。

法国沦陷后几个月里,澳大利亚在日本压力面前的脆弱性一直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如果日本入侵泰国或者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可能被迫保持中立,而非承担冒犯日本的风险。当日本对英帝国施加压力以停止卡车沿滇缅公路将供给运给中国时,澳大利亚同意最安全的政策是暂时屈从这要求。保罗·哈斯勒克爵士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官方史中,将澳大利亚的对日政策准确地描述为一种“踮着脚尖过险地”的努力。

澳大利亚还在1940年8月决定任命她的首任驻日大使。由于这一职位至关重要,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莱瑟姆被任命担任。莱瑟姆现在提议澳大利亚应提出购买日本军用飞机,于是与三菱公司的有希望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由此,他显示了对日本技术的一种尊重,倘若在华盛顿和白厅的高层表现出同等的尊重,本可能阻止或延迟太平洋战争。

踮着脚尖走的对日政策没有长久延续。随着德国对英入侵现在看来不大可能发生,澳大利亚变得对日本不那么紧张不安了。与此相似,1940年年末,在英国的军政高层圈内,日本进攻英国远东领地的前景被看作可能,而不是非常可能。不仅如此,日本被认为不大可能赢得这么一场战争。正是因为日本被视为一个相对小的威胁,她就成了一个大威胁。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御,特别是空中防御在敦刻尔克陷落后15个月里得到了加强,日本就可能不会于1941年在东南亚发动战争。

四

甚至在希特勒征服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和挪威以后,澳大利亚仍有许多迹象显示是一个处于和平气氛中的国家。虽然武器和弹药制造正强劲有力,但足球、赛跑和表演运动也欣欣向荣。罢工,特别是煤矿罢工,在比许多和平年头里更厉害地抑制产量。群众更喜欢将自己的积蓄花费在灯火辉煌的商店里,而不那么愿意将钱贷给战争努力,1940年圣诞节出现购物狂潮。虽然许多商品在英国被严格地定量配给,或者过于稀缺而不值得配给,但澳大利亚到1940年底只定量配给了一种商品——汽油。澳大利亚士兵1940年坐船到了埃及,但并未进入战斗。到1940年底,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的最显著行动是其皇家海军“悉尼号”在地中海击沉一艘意大利巡洋舰。战争最接近澳大利亚海岸的一次,是一艘德国海上袭击舰抵达而未被发现,它悄悄地将爆炸物布在运输航道上。

1941年,澳大利亚有个影响英国对日政策的强有力机会。在多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战时内阁不得不选择要么向中东派遣又一批士兵,要么增强新加坡和更接近本土的地区的防御。依据可得的信息,选择一向痛苦难办。由于丘吉尔强烈论辩优先强化在中东的战斗而不是准备对日防御,也由于资源不足以同时满足这两个项目,因而澳大利亚政府通常选择支撑苏伊士而非新加坡。

事情总是被理解为倘若日本攻击在东南亚的英属殖民地,英国就会迅速将舰只和飞机从苏伊士调往新加坡。这一从地中海到新加坡的披甲疾跑是澳、英两国防务政策的幻觉之一。一种总是增强这幻觉的迷药标有“日本制造”。日本技术,特别是其战争技术被看作如此低劣,以至日本更多地被视为一个令人不安的麻烦,而非在远东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朝赤道突进的速度现已成为历史,但当时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日本人依旧提防苏联;这两国已于1938至1939年在日占满洲与外蒙边界附近短暂地打过。由于苏联尚未对希特勒作战,因而若有必要,她仍可不受牵制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远东,转向对日作战。这一令人心神不安的静态于1941年6月结束;当往西数千英里处德国部队迅速朝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敖德萨进军时,日本的侧翼突然解脱了任何忧患。

希特勒入侵俄国的那周里,日本政府思量过加入进攻的想法。在大多数日本人眼里,苏联是个经久的威胁。最近的苏联领土仅隔水离日属萨哈林80英里,甚至苏联大海军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日本之远也不及墨尔本离悉尼之远。日本面对的抉择1941年6月26日在东京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得到了讨论。在海军首脑们看来,解决办法是朝热带地区大力南进。另一方面(据谈话记录),外务省和陆军主张进攻苏联。

苏联似乎邀人进攻,因为她的部队在希特勒入侵的头几个星期里兵败千里。然而,对日本迅速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来说,有一个障碍是季节已晚。在寒冷的纬度上,冬季临近时有效作战中止。不仅如此,在8月底以前,日本海军无法为一场对苏战争做好准备,而那以后对那一年来说就太晚了。对苏战争还可能出乎意料地漫长,而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日本可能用尽石油和其他必需物质,从而自招失败。日本在1940年消费的每10吨油料中,有6吨从美国运抵。美国的这些供应能否被依靠——如果日本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打俄国人?

辩论在东京继续之际,日本人悄悄向南移动。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法属印度支那所余部分,包括西贡和面对暹罗湾的海岸地带。那块殖民地仍然由一位法国海军上将治理,他从在法国的维希傀儡政府接受命令。在战争情况下,孤处于印度支那的法国部队指望不了什么增援,而且确实泰国近来已攫取法属老挝和法属柬埔寨的部分地区。1941年7月21日,法国与日本签署一项共同安全条约,据此日本被允许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战略据点。日本是经授权的看守者;然而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来说,日本是入侵者。

凭借悄然占领法国殖民地,日本人乍看起来加强了自己的安全。对华战争可更有力地实行,或者一场未来的对苏战争可以在更有保证的战争物资和食物供给条件下开始。印度支那现在能给日本提供天然橡胶,用于飞机和卡车轮胎、传送带和几十种军事必需;印度支那还能供应锡、锌、煤、铁、锰和其他战争所需金属。更重要的是,它是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区,而日本不再种植足够的稻米以敷自身需要。对西贡和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还提供了有朝一日可用于入侵的跳板;后来入侵泰国、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的日本部队有许多实际上从印度支那驶出。

日本领导人倾向于预料,他们对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不会导致美国和大英帝国报复。这预料证明是错的;然而,或许他们根据可得的证据之多,有理由断定与英国部队对弱殖民地或弱国的类似的占领相比,他们对法国殖民地的占领不会得到更认真的对待。在接下来几个月里,英国将占领波斯而无其国王同意,澳大利亚将入侵东帝汶而无葡萄牙同意。

对日本南进的回答来得很快。英国和美国宣告经济战,虽然它们没有称其为经济战。7月末,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英属殖民地的所有日本资产被冻结。英帝国和美国的对日出口实质上停止。同样,从荷属东印度到日本的石油航运停止,从而结束了日本经济使团几个月耐心的谈判,该使团谋求在雅加达购买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澳大利亚在宣告经济战时,对实质上一切对日出口实施禁运,包括锌、铅、羊毛和食品。在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这些法令破坏了日本的经济生活。对石油和其他紧要供给的禁运损伤了日本在华中的作战,损伤程度超过倘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合起来派遣一支20万人的大军和多队军用飞机去援助中国人。

经济上和地理上,日本是英国的一个翻版。拥有一群工业化了的海岛,她严重依赖与遥远国度的通商。到1940年,虽然不是欧洲战争的参战国,她却正苦于那场战争造成的某些紊乱。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船运变得稀少了,许多原料不再能买到。因此,1941年7月的冻结日本资产和对许多贸易项目的禁运有将日本扼死的危险。扼死日本当然是目的所在,但禁运也能激起一种侵略性反应。阻断战略供给就是假设敌人缺乏干脆前来夺取这些供给的力量。封锁不会比横跨地图的一条细线更有效,如果日本有打破这封锁的军事实力的话。

五

1941年8月21日在澳大利亚国会,W．M．休斯呼吁派遣英国战舰前往新加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理和现任海军部长,相信挡开敌人的最简单办法在于集聚军事实力。他知道,一场成功的经济封锁说到底更多地依靠行使军事力量而非经济力量。

“自从日本兵力涌入印度支那”,休斯说,“过去了不到一个月。明天,他们可能进入泰国。此后两个星期,他们会在哪里?”总理R．G．孟席斯被他自己的战时内阁敦促乘水上飞机前往伦敦,用他的雄辩说服丘吉尔和英国内阁务必加强新加坡的防御。假如在这么晚的时候,新加坡的空防能得到认真看待,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不敢入侵马来亚和在东南亚的其他欧洲殖民地。否则,日本对这些殖民地的进攻将不那么成功,而仅此就能深刻地影响战争进程。因为,没有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田的牢固控制,日本就不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孟席斯并未飞往伦敦去急切地论辩其事。面对政治危机他辞去总理职务,约翰·柯廷领导下的一个工党政府在10月上台。然而,即使假设孟席斯在伦敦力促其事,他也可能不会成功,因为英帝国过度伸展,只有通过削弱靠近本土的另一个战略场所才能加强新加坡。不仅如此,新的澳大利亚政府并未因新加坡易受伤害而那么不安,而且倾向于认为日本仅有中等实力,警告仍可遏阻她发动战争。远甚于他们的前任,工党的内阁部长们更将苏联视为一个强大的反日盟友。他们过于笃信俄国的实力和士气,希望用不了多久俄国可以在西方成功地打希特勒,同时在西伯利亚打日本人。

工党在堪培拉上台掌权与盟国信心再度上扬吻合,这信心就在于日本不一定是个危险。厄尔·佩奇爵士是澳大利亚派往英国战时内阁的特使,他在9月底途经新加坡时,有人向他展示了英国远东总部准备的一份秘密评估。这份文件鼓励佩奇认为日本急于避免在今后几个月爆发战争:“她因而现在易受外交压力”。一周后在马尼拉,佩奇会见远东美军新任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听到了一种机密观点,即日本已经扩展过度,日本任何夺取荷属东印度或马来亚的尝试都可被挫败。佩奇然后飞往华盛顿,在那里他听说美军正在那么加强菲律宾,以至这些海岛很快就将不虞攻击。五周旅行之后,佩奇抵达伦敦,准备了一份提交英国战时内阁的有力文书。他论辩说,如果新加坡的海空力量得到加强,对日战争就能被避免。日本人甚至可能在威胁面前被迫撤出他们在法属印度支那新设的机场和基地。

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但在许多决策者眼里,战争前景正在消退。对日经济封锁给了盟国一种抚慰但虚假的安全感。早在1941年9月17日,澳大利亚国会就被外交部长告知在东南亚爆发战争的危险已经减退,原因在于“自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以来英帝国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表现的坚定”。在新加坡的军官食堂里,也可以听到日本已被搞得安静下来。于是,军官们纷纷碰杯为政策喝彩,而这政策经误导,实际上将迫使日本人朝新加坡和马尼拉、巴厘和拉包尔奋力南进。

六

我们想象日本不可改变地立意在太平洋发动突然袭击。事实上,日本长时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德国入侵苏联后两个月,日本领导人依然思量要做什么。裕仁天皇认为,一场将美国作为一个敌人卷入的战争会有太大风险。首相近卫亲王同意这看法;他谋求与罗斯福总统当面晤谈,但他的请求被婉转地撇在一边。

与此同时,经济封锁削弱了日本。她的对华作战受到了损伤,对俄战争计划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说,经济封锁——那是抱着它将制止日本推进的希望构设的——使这一推进成了紧迫的优先事项。1941年9月6日在东京,军政首脑们御前讨论夺取那些盛产战争物资的近距殖民地的必要。带着仔细准备的统计数字,他们强调日本在封锁以前多么大地依赖原料进口。日本的铁矿石的四分之三来自海外。橡胶、镍和近乎所有石油来自海外。日本80%以上的铅、锡和铝矾土以及60%的铜也来自海外。现在这些进口——除来自南美的船运货物外——已实质上停止。

石油支配了在东京的讨论。由于美国和荷属东印度刚刚切断了石油供应,因而日本的军事未来暗淡,除非她投入战争。“我们帝国的国力正在逐日衰减,”规划局局长诉说。他预言,即使有对渔船和民用工业的严格的石油配给,日本的液体燃料储存到1942年年中仍将告罄。另一方面,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如果从荷兰人那里夺过来,且其石油设施得到扩大,就能使日本自给自足。那里有巨大的石油储藏,荷兰人看来没有能力守卫它。

日本外交官试图说服美国撤销对石油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禁运。美国最持之以恒地提倡一个信条,即世界上的纷争应当靠谈判而不是靠武力解决。她愿意和日本谈判,但不愿做让步。日本也不做让步。

西方对日本的压力不仅来自禁运,也来自滇缅公路。这条公路重新对卡车车队开放,它们载运战争物资,从英属缅甸境内腊戍的铁路尽头出发,一路开到600英里外的中国境内昆明。由于滇缅公路给中国军队供应否则将得不到的物质,日本领导人便倾向于将中国的抵抗效能归咎于这条公路。可是,滇缅公路并未每月承载大量运输,而且1941年到达缅甸的美国供应品中有许多在能被卡车运往中国以前,不得不在仰光或腊戍等上六个月。在仰光,堆成一座小山似的美国毯子慢慢被白蚁蛀食,象征了很大部分西方对华援助的低效。

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国家间的战争犹如一场决斗或拳战。这一中世纪概念游荡不息,即使当今的每个战斗者都由一条矿工、制造商、科学家和其他军械士与供应者构成的供给线支持。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西方盟国在如此阻碍日本的作战实力和如此援助中国的作战实力,以至它们实质上从事了一场对日有限战争。而且,日本除非发动无限战争就无法报复。于是,珍珠港事件将不外乎踩着战争阶梯向上的又一个步骤,虽然是个令人惊恐的步骤。

日本仍然持有替代性选择,即进攻苏联。德国敦促日本发动这场进攻,而进攻机会在俄国人被迫忽视其远东防务的情况下增大了。1941年11月5日,日本陆军参谋长杉山密报红军已在跨西伯利亚铁道上向西运送1300辆坦克,以便增援内地防守。不仅如此,至少1300家苏联飞机已从西伯利亚东部被转移到欧洲战线。

日本的野心由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政府施加的禁运而难以变更地被转向南方。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一大转折点或许就在于此,虽然它的效应中有许多我们只能猜测。无疑,假如日本在1941年年末或1942年冰雪初融时节在远东进攻苏联,她大概会夺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沿岸,迫使俄国防御者向西撤入西伯利亚。西面的希特勒对俄战争会相应地获得援助;然而,是否作为日本和德国军事挤压的一个结果苏联会被最终击败,则极为可疑。无可争辩的是,假如日本人袭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而非珍珠港,那么战争的进程本将大不一样,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一个不同的年头结束,可能不会触及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并且可能——在战争最终结束之际——造成一种国际力量等级,那与1945年的等级大不相同。

七

到1941年11月,日本领导人已明确决定进行热带征服,除非碰巧美国人作了让步。开打决定部分地受天气影响。在远北的冬季,港口冰封,雾气弥漫,白昼时短,使得在日本后门的苏联干涉不那么可能。“苏联难以在冬季操作大作战行动”,日本陆军参谋长于1941年11月5日写道。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新加坡,对当地天气的了解令英军总部相信,在接下来六个月里一场日本袭击不大可能。它断定,南中国海的暴风天气将在12月至2月的雨季期间不利于入侵者。因此,新加坡的生活照样欢悦: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的驻防城镇、大集市和海军基地。

如果日本人入侵中国香港、泰国、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美国中太平洋基地链,他们会不会赢?总的来说,在东京的陆海军首脑们中间的看法是他们不仅会赢,而且会速赢。日本攻击各热带殖民地而非苏联的决定就是依据这一评估。

无可争辩,这项决定的一个关键原因,因而也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强有力原因,在于日本人估计各热带殖民地的防守薄弱。这些殖民地犹如烈日下的果冻。日本高级军官们相信,英国大武库新加坡的护墙是纸糊的。他们相信英国海军在那些海域羸弱乏力。他们相信英国及其盟友在东南亚易受空中打击伤害。最重要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相信一旦其入侵开始,英国从苏伊士向新加坡输送增援的希望将如派遣一只蜗牛去攻击一个蚊子。

战争爆发的一个先决条件——换句话说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一国相信如果它步入战争,它就会获胜,或最糟的话也会免败。如果她没有预料有很大获胜可能性的话,日本就会极不乐意在1941年、1942年、1943年或1944年发动对东南亚的进攻。11月5日即珍珠港事件以前一个月略多,在东京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陆军参谋长杉山说可在50天内夺占菲律宾,此后将入侵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和新加坡将在100天内被征服。将对陆军和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从仰光攻击关岛,从香港攻击澳属俾斯麦群岛。杉山以令人惊异的信心预言“全部作战将在战争开始后五个月之内完成。”他没有提到,也许不知道,珍珠港也将遭到袭击。甚至在最高决策圈内,这计划也实质上是个海军独知的秘密。

其时并无入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意图。日本的计划是靠一道东面的防御环带保卫日本与其新征服地,它由外岛和外缘基地构成,从新几内亚伸展到远北太平洋的岛屿。据望,澳大利亚很快会被孤立于英美之外,被迫退出战争。1941年11月15日,在东京的高级官员们批准了一项大计划,题为“加速终战之建议”。其中第二条简短地涉及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和印度与不列颠母国之间的联系将以施加政治压力和摧毁商业为手段予以击碎,分离遂将实现……

假如在战争实际开始后,日本成功地切断了从欧洲和美洲接近澳大利亚的海上航道,那么大概就会有澳大利亚给日本供应矿产和食物的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恐惧入侵,就会被迫与日本贸易。以这一事态顺序,澳大利亚将迅速成为东京的一个藩属。

虽然日本领导人自信能迅速夺得富饶的热带土地,从而获取战略库存,但他们预料到一场漫长和艰难的战争。证据一清二楚,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工业伟力和军事潜力怀抱一种令其紧张不安的敬意,然而他们希望东太平洋的巨大距离将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美国兵力的全部重压。他们的快速征服计划设想了一道防御环带——“旭日线”,那从所罗门群岛延伸到威克岛和千岛群岛。由于所有军用飞机,特别是战斗机的航程较短,东太平洋之广袤代表了日本的主要防御。这一防御屏障的弱处是其南端,那里澳大利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危险地靠近“旭日线”。1942年初,日本人紧随其征服过后,试图扩展其防卫“旭日线”,将新赫布里底、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和澳大利亚东北面的较大海岛包括进去。这一野心勃勃的企图失败了。于是,“旭日线”和太平洋巨型壕沟有个缺陷。这壕沟可以在离澳大利亚不远的地方被跳跃过去。

在预期一场漫长的战争时,日本统帅部还由于相信欧洲和俄国战场将间接地帮助他们而受到鼓励。他们认为德国仍将击败英国,甚至入侵英国。他们希望德国和意大利不久后可以夺取苏伊士。他们预料苏联将要么缩小幅员,要么被德国打倒。他们仍然对不久后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抱很大希望,它拖住了100万以上日本兵,耗费了巨量军事装备和燃料。如果在中国的战争结束,那么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防御将会强得多。所有这些希望都证明过于乐观,然而在1941年11月德国正得胜之际,它们符合现实。日本的开战决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希望。

显然,日本军事首脑们从不相信美国会被征服。它会被扼制在困境之中,但不会遭到入侵或在军事上被搞得衰弱无力。日本人希冀,战争将通过一种经谈判达成的和平而告结束,失去盟友和厌倦久战的美国据此将在东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让予日本一大势力范围。我们带着后见之明的确定性肯定地说,日本并未预料自己能以增进了的权势和领土从太平洋战争胜出。[1]事实上,战争前夕错误的预料更为常见而非罕见。在人类行为中,极少有什么事态比一场战争的进程更难预料:这是战争的未经吸取的根本教训之一。

八

假如盟国领导人能预见到日本突入各热带殖民地的速度和成功,那么他们大概本将对日本做出让步。假如他们知道日本如何强,新加坡和麦克阿瑟将军的菲律宾如何弱,那就本会有认真的谈判。然而,没有向日本外交官提议任何让步,哪怕是微小的次要的让步。可悲的实情在于,如果危机来临,盟国就宁愿打仗而不作让步。它们相信,它们会因让步而输掉。可是,它们不能设想,在那些湿热的城市和整齐的种植园里自己将惨遭军事失败——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白色遮阳帽和白人面孔始终大受尊敬。

在堪培拉和新加坡,极少有一场对日战争会输掉的恐惧。它可能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可能有军事挫折,但盟国必将胜利。没有什么比西方对日本人的看法更有助于这一确信。他们被认为在毅力、士气和领导方面劣于西方军人。日本1905年对俄国的胜利被忘记了,它近来在四年时间里对三分之一中国领土的征服被更多看作是中国人羸弱的一个反映。日本的技术遭到嘲笑,“日本制造”标记1930年代在澳大利亚被视为翻制和假冒的象征:圣诞袜中放的玩具便是明证。不可设想日本能造出一架可与英国和美国制造的飞机媲美的战斗机。极少西方观察家认识到,日本技术人员多么高效地在道格拉斯、波音和其他美国飞机厂里学到了他们的技艺。

英国人甚至比澳大利亚人还更坚持相信日本空中力量羸弱。1940年和1941年在太平洋地区,有两位退休了的皇家空军监察长颇具影响,他们假定日本几乎还未从风筝阶段脱颖而出。这些早期飞行员中间的一位,查尔斯·伯内特爵士,成了澳大利亚空军参谋长;另一位,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爵士,成了远东英军总司令。他们的意见经常得到澳大利亚战时内阁听取。

布鲁克-波帕姆在1941年两度访澳作秘密讨论,说日本人不谙空战。孟席斯未全然听信。在担任总理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敦促英国人派遣高速的飓风式战机到马来亚以加强防务。他在伦敦得到的自满自得的答复强调日本飞机的水准“甚至不能和意大利人的相比”:那一年里,“意大利人”一词在盟国听来是锡制玩具兵的同义词。讽刺性的是,甚至在太平洋战争已开始,日本人已赢得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制空权后,英国军界领导人依然认为一旦首批英国飓风式战斗机抵达新加坡,日本的优势便将告终。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周,飓风式战机飞到新加坡上空。它们居然比不上日本飞机:对许多英国人来说此乃晴天霹雳,强烈得恰如紧随庞然大物“威尔士亲王号”被击沉而感到的震惊。

英国的最高速飞机被留下来供英国本土和中东之用。在新加坡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还以其他许多或生硬或微妙的方式,倾向于过低估计日本民族。有人说,日本在一支陈旧过时的空军之外,有一支浴盆里的海军;日本部队在久战中国数年之后士气低落;马来亚的沼泽、山脉和森林是入侵者的太严重障碍。日本人“不敢冒险以其疲倦之师冒犯英帝国的伟力”。有人暗示说日本飞行员夜里是睁眼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英国首相全神贯注于中东。可以理解,对丘吉尔先生来说,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石油至关紧要,而且他本人正准备一场在北非针对隆梅尔的有力进击。由于每十个德国师中有七个眼下在俄国作战,时间似乎有利于进攻占领了埃及和利比亚并处于苏伊士运河打击距离之内的德国部队。从苏伊士向新加坡派遣增援将危及针对隆梅尔的进击,使之难以成功。澳大利亚士兵乃苏伊士战役所需;英国飞机和舰只亦在所需之列。在多次推迟之后,1941年11月18日被选作北非战役开始的日子。

约翰·柯廷在成为总理后不久,有过一个机会从中东召回澳大利亚部队,将它们部署在马来亚、新加坡或澳大利亚。可是,他于1941年11月5日告诉国会,他的政府无意召回它们。五天后,他的陆军参谋长托马斯·布莱米将军从中东返回,提议所有澳大利亚部队——甚至正在马来亚训练的那些师——应被集中在一个驻中东的司令部之下。布莱米在其缓慢的空中旅行途中停留于新加坡,感到没有来自日本的紧迫危险,满脑子都是他惯于在开罗会晤的英国高级军人和外交官们的想法。

在悉尼,布莱米将军因人们对欧洲危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而大为不安。“我对在澳大利亚的人看待战争形势时的那种自满自得感到吃惊,”他说。“你们正在过一种狂欢生活,你们正在欢享它。”那个星期在墨尔本,他注意到赛马场上尽情欢呼的群众。澳大利亚人,他后来补充说,有如一大群在密林边缘绿草地上的瞪羚。然而,即使他,也没有认识到密林那么邻近。

丘吉尔在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压力下,不时许诺一旦日本朝赤道进军,他会派出一支舰队。1941年10月26日,澳大利亚收到丘吉尔的一份电报,内有好消息,即英国的强大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将在印度洋与老的战斗巡洋舰“却敌号”会合,“以便进一步威慑日本”。另外四艘英国战舰被预期在翌年2月现身远东。

“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科伦坡会合,然后驶往新加坡,于1941年12月2日抵达。有如巨大的浮动霓虹灯广告,人们相信它们向日本人宣示发动战争将是个错误。新加坡海军基地是个类似的广告,在飞机依然无足轻重、重型战舰依然至高无上的1920年代初被设计出来。然而,1941年时,除非英国也拥有对空中、周围海域和马来亚陆地的控制,新加坡基地就不会很有用。许多澳大利亚人和英国海空军军官怀疑新加坡的实力。这么说是公平的:假设新加坡屹立于北海,是为了抵御德国攻击设置的,它就不会被它自己的支持者认真看待;然而,面对日本人,它却被占据高处的英国人认为在某些情势下固若金汤。

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拖沓不决。11月末,华盛顿制定了一项旨在与日本持续休战的审慎的提案,并且首先将它提交有关国家。中国和英国唯恐它获得支持,甚至美国政府自己也变得谨慎起来。外交不再能防止战争。

1941年11月7日,日本航空母舰发动袭击,给距檀香山10英里的珍珠港海军基地造成了巨大损伤。同一天,远在西面,美国海岛基地关岛和威克岛遭到攻击。随着人们醒来,随着中太平洋与南中国海岛屿之间日出接着日出,许多地方日本部队在登陆,或日本炸弹在落地爆炸。在香港,一师日本军队从被占的中国跨进这个英国殖民地。在暹罗湾,日本运输船队凌晨摸黑将部队投放到马来亚和泰国境内海滩。在菲律宾,整齐地停放在跑道上的美国军机(战争开始后多个小时仍无防卫)大白天遭到日本飞行员轰炸。在新加坡,那天下午两艘英国大战舰准备出海作最后航行,它们的司令官尚不知他依赖的战斗机支持已在马来亚北部的首日空战期间严重损伤。

在堪培拉,战时内阁成员开会,正式议决对日宣战。当时,他们既不知道日本人已经造成的损害,也不知道她攻击的范围横跨地球圆周的五分之一。他们宣布与日本的战争状态现在正式存在。在澳大利亚许多地方,听到美国与日本也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的消息人们如释重负,近乎欢欣鼓舞。有美国参战,战争就可能规模更大,也更为可怕,但他们相信它将差不多必定是一场胜利的战争。

事后聪明容易,但愚蠢更容易。声称任何高官在1941年12月1日能够准确预料对日战争的结果如何将是愚蠢的。然而,这样的必然冒险和往往本能的预料对于未来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有决定性影响。由于日本预料自己能轻易地征服各热带殖民地并保有它们,也由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政府预料自己早晚得胜,战争就成了差不多无法避免的。战争开始前几个月,谈判就已实际上破裂。谈判所以徒劳,是因为双方都相信自己的军事地位优于对方。双方都要和平,但只是依据自己一方条件的和平。

在菲律宾和珍珠港的美国人因日本袭击的突然性而大感惊讶,这更多的是过分自信而非清白无辜的一个标志。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自由荷兰的军界领导人因日本南进的成功而大感惊讶,这同样是个标志,显示在和平最后一年的讨论期间,他们一直假定拥有一种他们并不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威胁能力。日本同样搞过头了。她过分自信的一个早先标志,是1941年7月据条约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突然报复——施加经济封锁——在日本人眼里乃是突袭,乃是宣战。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道义反差并不只是黑白对立,战争制造者与和平缔造者之间的区别往往如同海市蜃楼。

【注释】

[1]此句内“并未预料”(did not predict)一语疑为原文排印讹误,似应为“确实预料”(did predict)。——译者

结　　论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一

就风帆战舰和马拉火炮时代里的战争原因做结论将引出一个问题:这些结论对核时代来说是否适切?我们洲际导弹时代里的战争原因是否全然不同于起初的铁路岁月里的战争原因?

千百篇文章讨论了核时代的种种危险,战略家和神学家、生物学家和小说家一直纠缠于下述至关紧要但非常烦人的问题:接下来半个世纪里会不会有一场核战争?这么一场战争将是彻底毁灭性的,还是不知怎地被囿于种种限界以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书籍中有许多将我们的核时代视为独特无二,因而极少可由出自往昔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教训或提示予以指导或缓解;但是,我们的时代并非如此独特。

二

核武器很快萦绕了想象,不仅因为它们的摧毁力,而且因为它们在其中首次得到使用的戏剧性环境。当最早的原子弹被投掷到日本城市时,战争方式看来被改变了。原子弹给人极为成功的印象,因为似乎是它们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摧垮了一个至此桀骜不驯的民族的精神,急剧地缩短了一场直到美军攻入日本列岛以后为止不会被预期结束的战争。另一方面,假如原子弹早一两年被制造出来和得到使用,其时日本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地位,因而较少可能投降,那么它们可能会更多地激发愤怒而非屈从。一两年以前,一个较有韧性的日本可能会警告华盛顿:如果再投掷一枚原子弹,日本就将杀死在它掌握中的一半战俘,或者发射一种匿名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武器无关紧要,因为恫吓乃战争方式的一个根本部分,特别是如果由一个在西方看来像日本那样不可预测的敌人使用。甚至在1945年,两枚原子弹也并非必然会结束战争,因为一旦美国占领军登陆,日本可以进行一场凶狠残忍的游击战,假如她如此立意的话。同样,1945年的世界可能甚至不会见证到核武器,假如盟国领导人并未实行其无条件投降政策,而是对日本人表现了较多怜悯,向他们演示原子弹的威力并说服他们投降;然而,当时美国手里只有两枚原子弹,将一枚费在一个没有军事重要性的目标上的想法缺乏吸引力。因此,在战争的一个微妙的阶段上,两枚原子弹未加警告地被投掷在两个城市,而日本人的反应恰巧是驯服和屈从,于是就给了外部世界一个印象,即在此有一种绝然无法应付的武器。

随后事态发展的急剧甚于两个城市的荡平,更加宣告了新武器的威力。1945年8月6日广岛被炸,8月8日俄国对日宣战,8月9日长崎被炸,8月10日日本首次提出投降,8月15日投降条件被日本接受,到月底美国部队已在日本登陆。假如随投掷第一枚原子弹而来的是一串不那么顺遂的事件,这新武器就不会如此戏剧性地塑造我们的想象。先前从未有一种重大的军事武器以如此的成功被引入过,先前从未有单独一项成功始终(至少在40年里)保持为一种武器的威力的唯一实例。

新武器的不可战胜性光环还出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信条,即仅凭技术就能赢得战争。与苏联相比,美国更依赖工厂和发明者的才智,而不那么依赖战斗者的单纯数量和士气;核武器似乎显示了侧重于此的明智。它的影响还得到了一项信念的帮助,那就是它将缩短战争。似乎军事技术终将仁慈地限制战争的持续时间,那是陆军元帅们自1900年起一直视为必然的。

世界和日本在1945年的特殊形势给了这两枚炸弹一种如此壮观和经久的影响,那是任何全球的舞台监督都不可能取得的。原子弹被氢弹超越,从陆上场所和潜水艇投送核弹头的方法变得精致复杂,精确细微,而且更多的国家学会了如何制造核武器。由于数千枚导弹现在有能力摧毁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因而认为世界能恢复如初成了不可能。在现代史上大多数年代里关于战争与和平学到的任何教益现在似乎大多不相干了。

世界已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这一信念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所共有,虽然就这革命时代的效应他们看法完全不同。悲观派论辩说,如果一种武器存在,那么它最终会被使用,因而核战争不可避免。相反,乐观派跳到对面一极,论辩说如此摧毁性的武器比任何过去的武器更有助于维持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一个思想流派将这威力无比的武器视为前景空前阴暗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另一思想流派却以乐观方式看待它们。

三

在那些将核时代主要看作与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历史分道扬镳的人中间,有许多仍然持有某些出自核时代以前世界的思想观念。他们试图构建均势理论的新版本;他们发觉了新的军备竞赛;他们像那些在1941年被珍珠港事件震惊的军事观察家一样,被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吸引。奇怪的是, 虽然将核时代视作独特,他们却持有诺曼·安杰尔、伊万·布洛赫和1914年以前的预言家们的前提假设,这些预言家自己相信自己所处的、从大约1900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高峰的战争时代史无前例,由新的准则支配。每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都倾向于强调新的,并为此贬抑未经改变的。

事故性战争很快被视为核时代的特有风险之一。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某些战争是事故性的,虽然1939年在欧洲的战争和1941年在太平洋开始的连锁战争不被解释成出自事故,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不被这样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甚于任何别的战争,引起了一种观念,即一场战争在开始时可以有如轧路机,它一旦引擎热燃起来,就无意地滑入传动状态,开始往前轧路,积聚的势头大得没有任何乘员能够止住它。关于1914年的这幅图景重现于核时代,在这时代里人们害怕核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可能遵循同样的轧路机程序,带来可怕的结果。在自动武器时代,这种在本书第九章内被质疑地讨论了的理论取得了强求接受性,因为人们害怕机械错误或领导人发疯可能导致发射一枚核导弹。由于这枚导弹能够导致差不多即刻的报复,因而容易设想一起意外灾变触发惊天大乱。人犯错误的可能性似乎足够严重,致使至少在美国设置了种种控制和检查。同样,对一场军备竞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的恐惧——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恐惧——在首个核时代成了广泛性的,然而对美苏两国在1952至1976年这一长时期里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投资所做的一项仔细研究表明,当一方增加其军备投资时,它通常不是在对另一国的一项增加作回应。简言之,关于在其中每一冲刺都是对另一赛跑者的回应的军备竞赛理念非常可疑。随着几十年逝去而核战争未起,对核时代独特性的强调有了一种新倾向。现在显见于西方世界之内的漫长和平时期越来越被归因于核武器和“恐怖平衡”。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欧洲世界(那包括美国和苏联)经历了40余年国际和平。诚然,“和平”是个相对的术语,1945年以来有在东欧的几次造反,在希腊的一场持久内战,在爱尔兰和波兰的剧变,还有一场在此期间欧洲冲突看似正悬在地平线上的冷战。若干漫长的战争也由欧洲人在这欧洲巨大范围的边缘打过,其中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打,俄国人在阿富汗打。同样,欧洲国家试图保住自己的海外帝国或以有利条件从中撤出,遂跨越四海作战: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英国人在马来亚、亚丁和阿根廷,法国人在越南,葡萄牙人在非洲。1945年以来,许多欧洲人阵亡了,但极少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从1945年到1980年代后叶,一直有一个对欧洲各国人民来说非同寻常的和平时期。

对这和平的通常解释在于核武器的威力,在于人们相信核战争大概无法打赢。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世纪也经历了几个漫长的相对和平时期,其中一个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延续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以后一个欧洲和平时期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起往下延续,它恰如1945至1988年的和平时期一样漫长:这个事实应当提醒我们一个道理,即我们的经历并不独特。因此,匆忙断定主要由于核武器的作用欧洲大地1945年以来才相对和平是不明智的。

1945年以来欧洲各民族所居之地的长久和平出于各种原因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如每次决定性的全面战争,确立了一种力量等级,它使得外交更可操控,诉诸武力更少可能;主导国——美国和苏联——还从晚近的经历中得知了一场重大战争的可怕代价;而且,核武器令诉诸战争较少可能,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双方都可能遭受远超过胜利成果的损伤。此外,1945年以后的和平最终产生了一种与1918年开始的那个较短和平时期的显著反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强有力输家——俄国和德国——能够以引人注目的速度恢复军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输家——德国和日本——不被允许通常意义上的重新武装。德国被1945年的胜利者分裂,并且依然保持分裂,与此同时日本的战后宪法抑制了她的军事开支。现代世界史上,很少有重大战争的输家在战争结束后长达几十年依然处在宽泛的军事控制之下。由于输了一场重大战争的国家的军事复兴趋于滋养不稳定,因而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命运一直是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它们1945年以来的惊人经济表现,加之世界大萧条未发生,大概也促进了和平:正是1930年代的世界性萧条不仅导致希特勒掌权,而且使英法两国如此精神沮丧和精力他顾,以致失去了对一个被剥夺武装的德国的掌控,未能在仍然可能阻止的时候阻止希特勒重新武装。

过去两个世纪里,在一场决定性的全面战争或一系列涉及各大国的决定性的战争之后,通常有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开始。意味深长的是,1914至1918年战争之后的和平短得不正常,因为它被世界性萧条削弱,被这萧条对胜败双方的军事、经济和心理影响削弱。另一方面,我们当代的国际和平时期长得不正常,也许核武器在延长而非引发这和平方面更为重要。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表明,核武器并非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的必要原因,然而它们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和平时期的一项关键成分。传统上,每一场重大战争之后,对战争的危险和毁坏的记忆消退,使得战争能换上一件浪漫的外装,从而加速了新战争的爆发;然而今天,核武器本身仍然在生动地提醒人们战争的潜在毁坏性。虽然核武器或可延长当前的相对和平时期,但它们不能保障它。

在1945至1985年的和平岁月里,核武器的问世可能不比另一个新事实更具影响,那就是两国对整个国际体系的主宰。这是过去两个世纪里首次两国如此君临天下。不仅如此,它们在地理上的隔离减小了沿它们自己边界直接和危险地彼此纠缠的可能性,它们没有那些吵闹不休的边界接触,后者在英法互为潜在敌人的时候危及英法,或在法德互为强劲对手的时候危及法德。两个超级大国的实体隔离减小了就一个战略据点发生任何暴力对抗的可能性,这战略据点是每一国都看作对自己的安全有核心意义,因而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的。意味深长的是,1945年以来苏联和美国之间最危险的对抗点一直是柏林——美俄各自军事占领区的会接点。然而,假如柏林并非离最近的俄国城市数百英里,离最近的美国城市数千英里,而是在俄美边界上的一座要塞,那么1948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就会更具爆炸性。在战争史上,各国一直倾向于更经常地与其邻国而非遥远的国家打仗,因而莫斯科与华盛顿相隔万里减小了激烈冲突的可能,特别在1945至1970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可是后来,核引擎驱动和能够发射装载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潜艇越来越多,实质上有将超级大国转变为近邻之效,从而使它们较易遭受攻击。

只存在两个有其自身盟友和势力范围的超级大国,这同样抑制了在欧洲境内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大多在美国翼下的西欧国家不大可能彼此交战,与此同时在苏联翼下的东欧国家无法彼此交战。那些据想可能互相交战的国家在1979年远远少于在1939年。

苏联和美国都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商业的,因而他们在非洲、东南亚、中美洲和近乎世界每个其他部分相遇或冲突。这些远离本土发生的分散的苏美冲突始终主要由代理人代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打仗时,俄国并非亲自站在对方一边作战,而是提供武器和军事咨询。俄国军队1980年代在阿富汗打仗时,美国人默然通过向阿富汗造反者提供军火参战。苏美武力远离本土间接交战的事实是个标志,标明1945年后的和平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平,然而它与1871至1914年漫长的欧洲和平相比,并非更不稳定得令人吃惊,后一时期里若干海外战争部分地通过代理人进行。

无疑,1945年以来的证据未给相信核武器及其不断改善增大战争可能性的那一派看法提供任何支持。强调核战争一旦爆发就能非常可怕是对的,但没有非相信不可的证据显示迄今核武器危及了和平。

四

1945年往后,没有任何核武器被用于战争,因而采用“核时代”这一术语可能是个夸张。虽然大国1953年就朝鲜问题和1962年就古巴问题可能处于核战争边缘,但它们没有投掷核武器。打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了这些战争,但没有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核时代”标签能被辩解为合理,如果说核国家经核武器的单纯拥有而发挥了那么大权势,以至它们不必使用核武器。

美国政治学家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做的一项调查检验了下述简单命题:如果核武器现在头等重要,那么在一场典型的外交争端中核国家会干脆强迫对方退让。即使核国家没有发出任何威胁,它的讨价还价地位在理论上也会如此强劲,以至它的对手会做出让步。然而,他们的调查显示,通常一个核国家并不恫吓其对手;确实,“核导弹并非它们在核时代开始时被认作的那种神奇武器”。

甚至更有趣的是取自七场危机的证据,在其中一个非核国家面对一个核国家。显然,非核国家本可被预期退让,但它没有退让,而且在七个事件的六个内实际上赢了争端。例外是1948年俄国的柏林封锁,其间美国这个当时唯一有效的核国家有效地运用了它的威胁去赢。在其他六场该范畴内的冲突[1]之中,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反抗或无视核国家,并且“得免惩罚”。在涉及一个核国家的争端里,赢者通常是拥有“在争端场所的常规军事优势”的国家。他们的研究提示,核武器对具体的国际争端的影响很可能不大,因为核国家不愿或害怕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与此同时一个没有此类武器的国家在它们见于敌人之手的时候倾向于不理睬它们。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世界史上最有威力的武器成效如此微小确系咄咄怪事。

然而,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研究并非定论。两个主要核国家,美国和苏联,往往扩张过度,因为它们在护卫许多远离本土的地方的利益和盟友。遥远的利益较难护卫,尽管有在本土所持的强大军备。长期拥有海军优势的英国并非总是对远方殖民地的边界或对遥远的部落行使了有效的压力,然而断定她缺乏有效的海军力量将是不明智的,就像说俄国或美国当今缺乏强大的军力一样。有时,一个超级大国在那些她自己的利益不那么重要的遥远地区操作时不那么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离本土较近,在更典型的势力范围内,超级大国的权威会如此接受挑战。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正确地指出,核武器可能不会在未来始终不被使用。他们认为,当大国间的力量强弱次序变得紊乱时,核战争的危险最大。他们相信,在世界支配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实力的总和方面占优势的国家——已差不多被一个挑战者追上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就变得颇有可能。在他们看来,如果俄国开始在总能力方面追上美国,或中国追近苏联并在“几十年后”追近美国,那么下一个危险阶段就会到来。在这样的时候,两大对手实力相等,但在其经济、社会和军事实力的组合上如此不同,很可能就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看法不一,从而更可能以战斗去解决反复出现的外交僵局。然而,一场由崛起中的挑战者激发的危机不一定导致战争。1870至1914年这一时期里,美国在总能力方面超过了英国而未激发战争。可是,如果挑战者在追上领导国家的时候激起尖锐的紧张,如果领导者和挑战者都拥有核武器,那么它们就可能使用之:这就是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看法。

与我们认识到的相比,在希特勒的世界与差不多半个世纪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世界之间有更多连续性。即使在早先的希特勒时期,常规武器也很有摧毁力:的确,假如是它们而非核武器获得研究方面的优先地位,它们在今天大概就会非常可怕。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常规武器肯定会比它们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发展得更快。今天,我们本会更认清传统武器的现有摧毁力,如果它们不被核武器遮蔽了的话。虽然我们已变得将广岛爆炸认作摧毁之终极象征,但其摧毁性远不是独特的。同一年里,美国对东京的一场使用常规炸弹而非原子弹的空袭杀死了近84000人,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一场常规炸弹袭击据估计杀死了135000人:德累斯顿的死亡数因而差不多等于两个广岛。即使今天不存在核弹头,美国人或俄国人依然可以用常规爆炸物如此彻底地轰炸一个人口密集的欧洲城市或亚洲城市,以至伤亡人数可能超过50万。根据一项计算,1945年底以来,已有1000余万人在战争中被杀,其中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核时代并未到来,只因为核武器极少被使用,而且对此类武器的拥有还不是军事力量的必要前提。

五

即使核时代确实尚未到来,按照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它也会以一声巨吼最终降临。他们相信由于已有成万件核武器存在,它们就必然会最终得到使用,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重大武器将无尽期地闲置在核武库内实难想象。这种观点的主张者在说明一个时代的重大军备形式必将得到使用这一原理时,是在蒙然不知地诉诸历史。

历史确实提供指南,虽然它不可能是决定性的。某几个世纪里在欧洲,军事力量受限于强有力的惯例和制约。18世纪尤以一种有限战争著称,在其中战斗被规避,除非情势很有利,后撤中的敌人往往不受追击,军事战役通常从秋末开始中断,直到春末为止。对雇佣兵会在战场上大量逃亡的惧怕决定了战斗的方式和烈度。有讽刺意味的是,士兵本身是那个世纪的高风险武器。

多个世纪里,最引发混乱的战术本将是暗杀敌方君主,但它很少(如果曾经)被尝试,甚至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亦如此,因为报复的可能性太大。与此相似,1700至1940年期间在西欧,战时杀害战俘甚为罕见。对报复的恐惧显然是一项在每个世纪都起作用的因素,因而核武器被非常小心地对待不足为奇。

过去两个世纪里,没有哪个时候容易预见一种重大武器是否会决定一场行将到来的战争的进程,更不用说是否会被使用。大国可以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却拒绝使用它,即使它的效率和致命性已被证明。化学战并不新颖,硫磺在基督降生前近五个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被燃烧以助围城,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提议大规模燃烧硫磺,让风将其吹到驻守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军人中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于1915年4月针对法国堑壕施放氯气,英国部队在五个月后也使用氯气,两国军队都依赖顺风将气体吹向敌人。偶尔风不如愿,攻击者自受毒害。填充毒气的炮弹能被准确地从火炮射出,而不再考虑风向如何,于是1917年在法国进行的堑壕战期间发射了数以千计的毒气弹。双方还使用芥子气,它留在泥土里多日,温度升高的时候逸入大气伤害军人。战争最后一年里,各种毒气在突袭中如此有效,以至全部美军伤亡的四分之一由毒气造成;按照一种定义,使用毒气是人道的,因为它只使军人受伤或失能,而不杀死他们。战争结束时,毒气显然已是一种重要的和业经证明的武器,而且随着飞机在变得愈益有效,它们投放毒气弹的能力似乎很可能将战争革命化。1926年,剑桥大学科学家C．G．道格拉斯博士和英国前化学战监控官哈特里准将概括了毒气战的未来,指出大多数“关于未来战争的预测都赋予飞机空投毒气重要作用”。对城市平民大规模施放毒气似乎在未来战争中很有可能,到1939年许多国家已经既给军人也给平民配备了防毒面罩。令大多数观察家吃惊的是,毒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竟未被使用,虽然德国人到那时已发展出神经毒气,那比1915至1918年在法国使用的任何毒气都更致命。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未直接针对军人和平民使用毒气,虽然在1965年对越南乡村的植被施放了化学物质。为摧毁茂密的丛林或庄稼,美国对一个等于南越十分之一面积的地区投洒除草剂“橙色药剂”。起初据信对美国人和他们的敌人都安全,“橙色药剂”带有制造过程未能去掉的微量有毒污染物,最终它被表明有害美国官兵。196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动议,将使用除草剂谴责为违背1923年禁止化学战的日内瓦公约。翌年,美国停用“橙色药剂”。具有讽刺性的是,报复力量不在敌人那里,而在化学物质本身包含的未被觉察的特性。

1918年以来,西方世界列强一直未在战争中蓄意使用致命毒气。意大利,差不多是个强国,于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人喷洒和炸弹投放芥子气,从而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五年后,日本炮兵在扬子江畔的宜昌发射毒气弹,迫使中国人后撤。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说,倘若日本和德国借毒气之助作战,盟国就将做出“最充分的报复”;他的警告产生了作用。

几乎全然无可怀疑,恐惧报复是在超级强国打的战争中废除用毒气的主要因素,但在某些战争中极少有对报复的恐惧。装备低劣的埃塞俄比亚人和中国人没有能力报复,而当无色但致命的碳酰氯气和埃及制造的糜烂性毒气在1960年代的内战中针对也门部落民被使用时,他们也无法报复。在1980年代,伊拉克针对伊朗使用毒气,或许是希望打破军事僵局,从而实现突破;然而很快伊朗作了报复。无疑,超级大国就化学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982年一本学术著作《突然袭击》论辩说在所有非常规武器中间,化学武器对一个依靠突袭的进攻者大概比核武器更有价值。

细菌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有可能,然而未被采用。如同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细菌武器很可能导致强烈的报复。不仅如此,细菌能事故性地喷溅出来,从而感染其初始拥有者。

大国之不愿使用毒气提供了一个基本上被忽视了的信息。由于大国长期拒不使用它们最致命的武器之一,大国就可能会拒不发射核导弹,因为害怕同类武器会被用来打击它们,或国际舆论会转而反对它们。这并不意味核武器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必将依旧闲置。然而,这肯定给很大部分反核运动喜爱的一项教条——即重大武器必被使用,因而大灾便近在眼前,随时可至——投上疑问。

对严重报复的恐惧一向存在于国际关系,并且是决定一国立意战或不战的要素之一,因而在一个超致命武器的时代里,报复的可能性必定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头脑。在这个意义上,核时代体现了连续性。的确,可以论辩说核武器或致命毒气的扩散很可能有益,因为它迫使各国对一种或然性更加敏感,那就是倘若它们使用这武器,它们就可能遭到可怕的报复。然而,指出下面一点也是合理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一国最终决定使用这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无论是出于绝望,还是出于往昔战争前夕那么常有的多种误算中的一种。

战争史虽然没有提供任何清晰的未来战争指南,但应当使我们提防,不去接受反核运动背后的若干关键性前提假设:重大武器最终必被使用,核武器扩充肯定增大灾难可能。核武器的积累很可能使得一场重大战争倘若来临就必定是毁坏性极大的战争。另一方面,对报复的恐惧可能意味着一场重大战争不那么可能是核战争。

不被使用的武器储存这个谜趋于影响关于现代战争的很大部分思考,但事实上各大国长久以来一直拥有一种未被使用的伤害敌人的大能力。1850年、1880年、1890年、1910年甚至战时的1940年,在欧洲未被使用的军事能力大规模可见。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结束时,巨量剩余的、未被使用的最新武器尤为可见。因而在1945年底,世界总合的军事力量远超过1939年的,而且这1945年的力量大多是未被使用的储存;然而,是1945年而非1939年开启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相对和平时期。

可以理解,人们不乐意接受对核时代如同对早先时代来说一样真确的一个道理:当敌对国家一致认为它们试图靠战争解决分歧将受损而非得利的时候,国际和平就占上风。一个高度武装起来的世界很难说是一幅令人放心的图景,但若没有哪个同盟或超级强国相信自己能靠使用自己的巨大军备得胜时,和平就很可能持续下去。在21世纪,当或许一种强大可怕的新武器兴起以终结核时代时,人们可以回顾1945至1995年这半个世纪,惊讶通常贴在这么一个和平时代上的标签竟是“恐怖平衡”。

六

在知识界,有一个观念眼下广泛流传,即一场重大冲突必定是全面冲突,很可能毁灭全人类。1982年11月18日,亨特豪森大主教在接受托马斯·默顿和平奖章时告诉他的美国听众,一位政治或宗教领袖不再可能声称能有一场“有限核战争”而非全面核战争。同一年里,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威廉·H．麦克尼尔以下述断言作为一项详细研究的结尾,其对象为公元1000年以来的战争:除世界政府外的唯一选择“看来是人类的突然灭绝”。帕特里克·怀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表达了在文学领域被深切持有的类似的看法,即世界人民必须控制那些“准备摧毁一个他们渴求统治的世界”的国家领导人。

核冬天概念加深了阴暗。1983年有人在《科学》杂志和《外交季刊》上论辩说,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将造成气候灾难和饥荒,使几十亿人丧命。在世界史上,这将等于白垩纪结束时灭绝了恐龙的气候突变,甚至比它“更严重”。这预言影响了政府,六个国家在1985年1月28日的《德里宣言》中断言,即使一场有限核战争也会将地球“变成一个黑暗的冰冻行星”。下一年里,对这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统计数字的一番检验看来化解了核冬天的可能:哪怕是基于预言它的科学家们自己搜集的证据,核冬天也很少可能。在一个像核战争的影响那么富有政治和情感成分的猜测性主题上,做出合理的预言并不容易。

核战争倘若爆发,就将异常短暂:这差不多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公理。核战争将只进行几天而非几年的理念被如此广泛地相信,以至其鼓吹者通常感到不需予以论辩:他们只是断言之。

关于一场迅速、致命的核战争的预言看来基于一项可疑的前提假设,即流行的战争机器大致决定一场战争是长还是短,因而比任何先前的武器更具毁坏性的核武器将迅速结束一场战争。这种理论历来已久,殊不可靠。从1860年代起,人们相信欧洲战争很可能为时短暂,因为有新的铁路、电报和速射武器,可是这预言被出乎意外地漫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后者令人认为在战争技术方面现在进攻与防守不相上下。接着,关于战争漫长的新预言被一种笃信取代,那就是快速飞机和地面装甲师正在恢复进攻的优势,从而导致为时较短的战争。然而,前面几章已经表明,在决定一场战争的时间长短方面,技术不是唯一因素,甚至也不一定是主要因素。

那些预期核速战的人还有另一项可疑的前提假设:他们相信一场战争的时间长短颇可预见。一次又一次,富有经验的陆海军将领们未能预见到一场战争,尤其是一场主要强国间的战争会持续多久。因此,期望一种预见战争持续时间的能力会在这历史上最不确定、最多变化的军事和政治时代突然浮现是不明智的。

两个核国家间的战争可能会为时短暂,但若这战争涉及超级大国及其众多盟友,它就很可能证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两国战争相比,全面战争一向趋于较长久,主要因为它们是在不同地区和在不同条件下打的多场战争的结合,某些交战国很晚才参战,而且和谈的操作由于所涉国家众多而变得困难。全面战争所以一向趋于长久,还因为没有哪一方很可能同时在所有战线上得胜,因而在一条战线上输着的国家与其在另一条战线上赢着的盟国相比,可能更想媾和。

那些相信核战争将总是速战速决的人似乎假定,核战争将如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一旦首枚核导弹发射出去,它就触发一连串预定的打击和反击,而将较弱的国家摧毁到彻底屈从地步。然而仍有可能的是,在首枚导弹发射后,双方会同意暂时停火,然后断定以常规武器恢复战斗较为谨慎。也有可能的是,两个超级大国都会受到首轮核导弹的严重毁伤而停顿下来,它们的某些盟国当遭受猛击乱作一团时,可能在一条新的战线上以常规武器彼此相打。还有,一场战争可能以常规武器开始,变得僵持不下,然后对几个军事目标短暂地发射核武器,接着又恢复为一场常规战争。核国家打的一场重大战争与其说在初始阶段,不如说直至其最后阶段或中间阶段为止,不需发展成为核战争。

在过去100年内,一场涉及各大强国的战争有多个转折点,其时战争烈度增强或减弱,一种新战略得到采用,或者一条新战线得到开辟,燃起或扑灭胜利希望。因此,如果现代国家(它们以种类多过先前任何时候的武器战斗,并且能在地球上那么多遥远的地区进行战争)竟那么严紧地受限于它们各类武器中一类的潜能,以至它们的作战模式和它们的战争持续时间竟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受约束,那将令人惊讶。

虽然容易设想靠核武器或其他现代武器的粉碎性一击,一场战争突然结束,但是这猛击也能扩大战争。一国的猛一记摧毁性胜利突然在战败国的势力范围内造就了一个真空,结果往往爆发新的战争。因而在1940年,希特勒之征服西欧削弱了法国对其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把持、荷兰对其富藏石油的东印度的控制、英国守护其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度殖民地的能力;欧洲对东南亚的掌控由此被迫突然松弛,鼓励了日本在1941年发动其太平洋战争。同样,一年以后,希特勒之迅速突入俄国迫使斯大林将自己的某些兵力调离西伯利亚和面对日本的苏联海岸,这让日本的侧翼安然无恙,使她能够进行朝向赤道的征伐。

水鸟相打之际,渔人捕获增多:此为很少数被公认的国际关系公理之一。如果在一场核战争中,像1940年和1941年灾变那么突然和喧嚣的灾难竟未激发类似的机会主义,那将令人惊讶。因而,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竟被淘汰出局,同时另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得胜却遭受猛击乱作一团,那么国际体系将立即成为变动可塑的。

在本质上说,一场所谓的核战争可以动用很少量核武器和一大批常规武器,可以大多涉及非核国家并在多条战线上打,可以因为军事事件的纯粹重压而激发若干新的同时的战争,并且在它的持续时间和结果方面可以像往昔的战争一样不可预料。认同那流传广泛的断言,即一场核战争,特别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肯定为时短暂,是不明智的。

同样,往昔战争的经验提示,一种重大武器并非总是在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使用,而且倘若不管早晚被使用了的话,也能被用得省。1914年,英德两国拥有史上最昂贵的海军,两国还都决心控制海洋,但都经不起在不利条件下与对方海战。它们的主要碰撞于是延后了两年,直到日德兰战役为止,而且即使在日德兰,两支海军都宁愿一场胜负不决的较量而不冒决然战败的风险。同样,在一场当代战争中,惧怕核报复的超级大国可能继续将核导弹当作最后依靠的武器,只有当对方在一场陆海空常规战争中占了上风时才会被使用。核武器远非即刻定乾坤,而是可能被保持为后备,从而助成延长战争。

没有哪类战争目前如涉及核武器的战争那样不可预测。如果10个美国城市或10个俄国城市将遭核导弹打击,那么对公众士气和对军政领导人意志力的影响不可能被轻易预见到。虽然某些国家在压倒性逆境面前显示出战斗能力,但另一些国家在障碍变得殊难逾越以前就分崩离析或早早求和。过去的战争对那些预料超级大国之间战争将经久漫长的人,像对那些预料它将为时短暂的人一样,似乎展示了同一个和婉的告诫:“两者皆有可能”。战争通常倾向于比预料的长久。

七

先前从未有过那么有力的、鼓吹废除战争的可能性或禁止核武器的和平运动。和平十字军征伐现在那么怀抱信心,那么浩大活跃,以至它已依凭它本身的资格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一向就有和平运动;自由贸易运动是在19世纪中叶的一个强劲有力的和平运动,以后来了世界语和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可怖灾祸大大增加了那些寻求终结战争之路的人的数量,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1920年代和1930年代里被视为一个专门的和平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45年两枚原子弹的投掷,在民主国家激发了新的和平运动,然而在1950年代冷战期间,这运动往往被看作同路人,共产主义的驯顺的朋友。

与此同时,许多和平信仰者仍然信守一个简单的公式。有些人论辩说,男性的侵略性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如果女性统治世界,就会有国际和平;然而,当女性成为印度、以色列和英国的统治者却未阻止她们的国家从事战争时,这理论便枯萎了。共产主义在一个长时期时间里一直被宣称为一种和平运动,它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被广泛地认为具有和平性质。直到1945年为止,唯一的共产党国家是苏联,而苏联反对希特勒,因此它被普遍看作和平的,它本身在1939年对波兰的入侵被人忘怀或原谅了。它能够摆出国际和平支持者的姿态,将资本主义谴责为始终不渝的战争挑动者,直到1950年代为止,其时即使对一个热烈的辩护士来说,也不再可能坚持说共产党国家在机会看似有利时仍反对战争。

关于世界和平的老的单因公式失去说服力,大有助于一种更广泛的和平运动的诞生,这种和平运动未被绑在任何意识形态上,只是强调世界面临的危险。然而,反核运动不稳定,它在1950年代上涨,1960年代初以后迅速减退,越南战争处于高峰时差不多(古怪地)休眠,然后在19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一结束就有力地复兴,1980年代初或许在大西洋两岸都达到高潮。即使带着时热时冷、起伏不定的倾向,它仍有一种力量和韧劲,那是1945年以前岁月里没有任何大众和平运动能够甚至与之接近的。它从年轻人那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该人群传统上被期望去从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基本上不见于和平运动。在欧洲,军界领导人成了特定的抨击目标,部分地因为他们是美国的而非欧洲的,部分地因为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恐惧业已减退,但尤其因为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们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全无认真的想法。迈克尔·霍华德教授,一位优秀的战争史学家,指出只须有一代成功的和平,就可诱使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相信一个命题,即“和平乃自然状态,只受到那些专职卷入战备的人的威胁”。

和平运动吸引了乌托邦主义者,他们不持任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它吸引了许多科学家,这些人懂得最新武器的摧毁力,或其研究范围是自然、生物或那些可能被一场核战争毁坏的领域;它尤其吸引了出自左派的追随者,因为他们并不担忧裁军可能大体上只影响资本主义世界,却让共产党国家依然充分拥有其核武库;它吸引了神学家,还有从1972年起美国天主教会的许多主教,在那里西雅图大主教将成为一位裁除美国武装的提倡者,鼓吹“以对上帝的信任和依赖作为我们的安全”。

公众舆论,可能还有经济制裁,是新和平运动的宁静的武器。1982年剑桥大学的一个裁军讨论班论辩说,各国可以开始放弃自己的核武器,世界舆论将保护它们免遭侵略者伤害。对于将此类观点视作天真的批评者,裁军提倡者答曰公众舆论已经防止了核武器的使用,劝阻了尼克松总统对越南使用核武器,劝阻了他轰炸在北越的水坝和运河。如果哪一天发射核导弹是拯救欧洲免遭侵占或保卫美国国家独立的一个办法,那么公众舆论是否会如此响亮和有说服力则可怀疑。不仅如此,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平的公众舆论本质上是在美国及其较民主的盟国中间的一股势力:全无此类公众舆论可见于俄国、东欧、越南、古巴和本国公民不能自由要求本国统治者带头裁军的共产党国家。

和平运动能够谋取如此的支持,以至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股有根基的力量。然而,和平运动的大多数追随者并未认识到,他们的运动可以证明是一个战争原因。极少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性结论看来像下述命题那么鲜为人知:每一养育和平的重大因素也能养育战争;而且,至今没有任何论辩被提出来否定这痛楚的结论。和平运动能实际上促进战争。它甚至能促进一场核战争,因为它给专制国家领导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他们的敌人的斗志已被其境内的和平运动损害,对敌发射一枚新的核导弹将如此毁伤士气和冻结意志力,以至敌人将会求和。虽然强有力的和平运动能实际上阻止一场战争,但它也能加速一场战争的到来,或者延长一场本可早日结束的战争。1930年代在英法两国的和平运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加强了希特勒的讨价还价地位,给了他一种膨胀了的信心,以为潜在敌人全无打仗胃口。一代人以后在美国,和平运动可能延长了在越南的战争。

希望一个试图阻止核武器扩散和削减超级大国核武库的大众运动取得成功是自然的。可是,在削减核武器储存甚而禁止核弹方面的成功可能不一定会促进国际安全。少数国家可能接着成功地研制出一种甚至更可怕的武器,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它可能是单独一国的拥有物,该国因此不怕报复。与此同时,和平运动的大多数支持者相信自己正在致力于和平,他们将继续如此努力,有时和平会由于他们的热情得到促进。

八

通常,随着上一次毁坏性战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退,一场重大战争的爆发就变得更加可能。欧洲已有40余年未经战争毁坏,因而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惨祸只有第二手回忆。同样,大多数俄国和美国家庭未曾遭难于战争(他们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在外国土地上打的战争)因而对战争现实的记忆消退时将战争看作不那么有害。西方世界厌恶地看待中东某些国家投入战争时的狂热,但这样的狂热不一定已从欧洲各族人民的土地上永久消失。对一场临近中的战争感到的恐惧能够被克服,而且在所系目的重大时,恐惧甚至能让位于狂热。

电影、戏剧、书籍和绘画可以描述核战争的恐怖,但若如此经常地被预言的可怖惨祸并未到来,那就没有任何可怖惨祸能够依旧被令人信服地描述下去。甚至核电厂内的灾难似乎也只引起暂时的震惊,灾难慢慢被人忘怀。反核运动肯定会起伏不已,兴衰不止,仅因为害怕和恐惧无论其依据有多合理,不可能年复一年地被保持活跃。世界不可能永久生活在恐惧之中,无论核梦魇可能突然降临的危险有多强烈。危险警告也能自招失败,如果证据证明恐惧被夸大了的话。“核冬天”的命运似乎已是如此。像那个古老的寓言暗示的那样,大喊“狼来了”的科学家太经常地不再被理睬。同样危险的是那些对“狼来了”的呼喊听而不闻的公民和国家。

九

迄今,核时代表现了与先前时代的颇大连续性。核时代头40年里被预言的特定危险尚不明显。至今证据提示,核武器大概一直更多地是促成和平而非战争的一个因素。证据还提示“军备竞赛”这个术语对核时代来说尚不适当,何况历史证据表明军备竞赛并非必不可免地导致战争。虽然许多战争理论家确信巨大的核武储存终将得到使用,造成灾难性结果,但有种种历史先例显示,重大的武器和战术在其有效性已获证明之后长期闲置不用。

正如对未来的绝望常被夸大,并且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误读,在希望的来源中间有些也能被夸大。和平运动便是如此,在其中那么多企盼在一定条件下能实际上增大战争的可能性,甚于增大和平的可能性。同样,核战争至少将为时短暂这略微的安慰看来基于那人所熟悉的理论,即一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大体上由盛行的军事技术决定;然而,这是最靠不住的战争理论之一。

核时代提供了危险与安全的一种脆弱的混合;忽视安全的征候像忘记危险一样是误导性的。

【注释】

[1]六场在其中非核势力据说未被一个核国家遏阻的战争为:1945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当时正在取胜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盟友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遏阻;1948年的捷克事变;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6年的匈牙利造反;1969年关于乌苏里江的中苏争端;1964至1973年漫长的越南战争。在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看来,这些冲突提供了“威慑机制在其中应当起作用的正好理想的环境”。它没有在六个事件中起作用,虽然它确实在第七个事件即柏林封锁中有效。然而,对其中某些危机的解释是可争议的。

第十八章　战争、和平与中立

当前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中的谬误

1．大多数流行的战争理论——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对单次战争的解释——将战争归咎于资本家、独裁者、君主或其他个人或压力集团。然而,这些理论解释的是敌对和紧张,而非战争:国家间的敌对和紧张可以存在多代而不产生战争。

2．在解释每一场战争时,政府的目的和野心至关紧要,然而强调野心、忽视贯彻野心的手段就是忽视必须得到解释的主要问题。因为,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发生本质上是以新手段去贯彻目标的决定。试图解释战争就是试图解释为何选择了武力手段。

3．往昔战争的证据不支持一个受人尊敬的理论,即“均”势的失衡趋于促成战争。然而,如果这个理论被颠倒过来,它就不无道理。

4．往昔战争的证据不支持替罪羊理论及其前提假设,即面对国内麻烦的统治者往往怀抱胜利将促进国内和平的希望去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5．往昔战争的证据不支持关于战争的“一双手”理论,即一个忙着赚钱的国家不会有余力或时间去制造战争。

6．人类天性好战这一观念不能被延伸为一种战争解释。依据过去3个或13个世纪的统计证据,能够以至少同等的正确性论辩说人类天性爱好和平。战争与和平标志国家间关系的起伏波动,因而它们更可能由本身是起伏波动的因素而非由“天性”因素得到说明。

7．一国国内的厌战情绪往往促进和平,战争狂热情绪则促进战争,但是从来就有厌战情绪促进了战争的显著实例。

8．曼彻斯特理论论辩说,国家间愈益增长的接触——经共同语言、国外旅行、商品贸易和思想交流而有的接触——驱除偏见,强有力地促进和平。然而,这个理论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9．没有任何战争是无意的或“事故性的”。往往出乎意外的是战争的持续时间和残酷程度。失败同样出乎意外。

10．过去三个世纪里社会、技术和战争方式方面多有变迁,促使某些观察家提出国际关系由此被那么严重地革命化了,以至历史经验大体上不相干。然而大有证据表明,在骑兵时代与洲际导弹时代之间存在颇大的连续性。

关于原因的一个框架

11．在其根源上,战争与和平并非对立的两极,战争制造者与和平缔造者之间的区别往往如同海市蜃楼。

12．一场战争的发生可主要归咎于一国的观念错了,像一场战争的结束可主要归功于一国的观念一样错。然而,对战争的大多数现行解释基于这些错误。

13．如果说外交的失败确实导致战争,那么战争的失败也确实导致外交。

14．外交的失败反映了每个国家相信自己靠打仗将比靠谈判获益多,而战争的失败反映了每个国家相信自己靠谈判将比靠打仗获益多。

15．中立,有如战争与和平,取决于共识。例如,瑞典和瑞士所以保持中立已超过一个半世纪,不仅是因为它们选择中立,而且是因为交战各国允许它们保持中立。

16．战争与和平不止是对立面。它们有那么多共性,以至没有哪一面在缺乏另一面的情况下能得到理解。

17．战争与和平看来共有同一个原因框架。同一套因素应当见于对所有下述事态的解释:战争爆发;战争因新国家的参加而扩大;和平发生;和平期间克服危机;和平告终。

18．当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决定是否开始、继续或结束一场战争时,他们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问同一个问题的种种变体:他们是在评估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国的能力。

19．在决定战争或和平方面,国家领导人看来强烈地受到至少7个因素影响:

(1)军事实力,连同在可能的战场有效应用这实力的能力;

(2)对倘若战争发生外部国家将如何行事的预测;

(3)对本国和敌国境内是否存在内部团结或不和的看法;

(4)对战争的现实和苦难的了解或忘怀;

(5)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

(6)经济状态,还有它支撑被设想的那种战争的能力;

(7)那些参与决策的人的个性和经验。

20．战争通常在两国就其力量对比看法不一的情况下开始,在交战国就其力量对比看法一致的情况下结束。一致或不一出自同一套因素的变换。因而,每个因素既能促进战争,也能促进和平。

21．一个因素上的一项变化——一个盟国变节或敌国国内爆发冲突——可以急剧改变一国对自己的讨价还价地位的评估。从短期看,这个因素能够发挥一种似乎大得不符合理性的影响。

22．当各国准备彼此为战时,它们就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和结果持有相反的预期。然而,当这些预测不再相反时,战争差不多肯定行将结束。

23．任何因素,如果增大了各国会就其力量对比形成共识的可能性,那就是一个潜在的和平原因。和平的一个强有力原因是一场胜负决绝的战争,因为战争提供被最广泛地接受的力量尺度。

24．甚至一场胜负决绝的战争也不可能有永久的影响,因为胜利总是一项损耗着的资产。

25．国际力量的一种衡量方式必不可少:讽刺性的是,最有用的方式是战争。在战争的功能得到认识以前,对一种较人道、较高效的力量衡量方式的寻求很可能是杂乱任意的。

战争模式

26．以正式“宣战”为战争先导通常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方式,但1700年以来的证据显示它不正常。日本1941年对珍珠港的突袭属于一种强固的国际传统。

27．局限于两国的战争通常是在边缘地区进行,而不是在世界力量中心附近进行。

28．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通常作为两国战争开始,然后变成一系列互相连锁和同时进行的战争。因此,对一场全面或多边战争的解释应当在结构上类似对若干场双边战争的解释。

29．在其中一方有着与一个外国的意识形态、种族或其他联系时,一场内战最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国际战争。

30．一场全面战争通常是一场依照时代标准而言漫长的战争。甚至在核武器时代,一场全面战争如果发生,便也可能经久漫长。

31．可以怀疑,1700年以来,是否有任何战争在开始时双方就都持有它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的信念。

32．许多代人持有一个观念,即战争技术方面的大进步必然导致战争为时较短,然而它被许多战争证明是错的。

33．在人类行为方面,极少有什么事比一场战争的进程和持续时间更难预料:这是关于战争的未被吸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教训。核时代的神话和危险

34．应当谨慎地看待核军备竞赛将导致战争这一观念。

35．超级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并非主要出自核恐怖,但若这一和平要被大为延长,核恐惧就愈益重要。虽然40年和平并非独特,但80年和平将需要有非同寻常的和平缔造因素存在。

36．核时代似乎遵循早先时代的同一个基本规则:如果各国相信经打仗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失大于得,那么和平就将盛行。

37．虽然广泛害怕核武器不久会被大规模使用,但是有重大武器和关键战术很长时期里始终被闲置不用的种种历史先例。

38．核战争将为时短暂的观念基于一种不足信的理论,即流行的军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场战争将是漫长的还是短暂的。一场核战争可以旷日持久,也可以为时短暂。

39．和平运动愈益重要,但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和平,也能促进战争,哪怕持有最高尚的意图。

缩　写　语

在注释内常被援引的书籍:

A．R．　　　　The Annual Register

D．N．B．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B．　　　　Encyclopedia Britannica:首先标明哪一年版本,随后标明卷号和页码。例如E．B．,1910-11 XXVIII 178指1910至1911年版,第28卷,第178页。

E．H．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N．C．M．H．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注　　释

(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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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orokin,III 351-2.

5．理查森的否定性结论: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ix-xiii。他的技术更能压垮教条式的泛论而非较精细的分析。例如,他能通过研究一大批战争,去显示共同语言不是一种对战争的压倒性遏阻因素。然而,这并不意味共同语言不可能对战争或和平有次要的影响。

6．理查森论战争免疫力:Arms and Insecurity,pp.232-5.Sir Ian Hamilton,p.981。

7．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Ix 322-6.

8．汤因比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上,p.326n。

8．Adam Smith,II 402.

10．第一位历史学家:A．J．P．Taylor,The Strugglefor Mastery in Europe,p.255;第二位历史学家:T．A．Palmer,p.491;第三位历史学家(3人)Preston,Wise and Werner,p.199;第四位历史学家:Dehio,p.188;第五位历史学家:Nef,pp.353,382。

11．David Thomson,p.111.

12．“自滑铁卢的硝烟消散以来”:R．S．Skirving书信,载于P．L．Brown (ed.),Clyde Company Papers (London,1959),IV 358。

12．David Thomson,pp.541-2,711.

12．帕麦斯顿的影响:Southgate,XV,谈论“在1830年至1831年和1848年至1849年那么仔细地去防止一场全面战争的帕麦斯顿”。另见xxii。

12．俾斯麦的影响:Taylor,“Otto Bismarck”p.668——“他是那在柏林会议以后给了欧洲30年和平的太平时代的主要建筑师。”

13．内夫的书的背景:Nef,v-vii。

14．“使得1815年往后的和平……”:Nef,p.331。

14．驱逐欺凌弱小的好战者:Nef,pp.345,356。

14．1848年至1871年的诸场战争:Nef,pp.354-5,做了一番英勇但不成功的努力,想解释掉某些战争,因为它们破坏了他的和平解释。他顺便忘记了试图去解释掉克里米亚战争和若干别的战争。

14．井然有序的46年:Nef,p.445。

15．美国历史学家:Gulick,N．C．M．H．,IX 666-7。

16．1919年前的网络:Keynes,pp.22-3。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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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曼彻斯特信条:我选用这个名称的主要原因,在于曼彻斯特以作为自由贸易的一个象征著称,而且这信条在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中间甚为流行。

18．“是某种超出偶然的东西”:Apjohn,p.234。

19．大西洋电报:Cruikshank,p.72。

19．巴克尔的经历:D．N．B．,III 208-11。

20．对亚当·斯密的赞颂:Buckle,I,214。

20．“每一条被铺设的新铁路”:同上,p.223。

20．“大较量的特殊性”:同上,p.195。

21．“所有主要潮流”:Cairnes,p.123。

21．沃拉卜克语:Henry Sweet,E．B．,1910-1911,XXVIII 178。

24．巴克利论美洲:Barclay,p.7。

24．“大陆上的黩武主义”:同上。

24．“战争正在开始被认为”:同上,pp.4-5。

28．张伯伦对理性磋商的笃信:Taylo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p.172,217。

28．“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同上,p.231。

28．英国传单空袭:Nicolson,p.32。

31．“威胁体系”:Boulding,Beyond Economics,p.103。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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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铁骰子”:Kautsky,pp.439-41。

36．毛奇,1914年5月12日:Fischer,p.37。

36．莱兴费尔德:Kautsky,pp.635-41。

36．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四个月:Fischer,p.92。

37．拒不向意大利求助:Fischer,p.99。

37．贝特曼·霍尔韦格与和平:Fischer,p.103。

37．巴赫曼:Fischer,pp.282-3。

37．丘吉尔,1911年:W．S．Churchill,p.57。

37．英国油料储存:The Times,18 June 1914。

38．作为野餐的战争:Esher,III 180。

38．伊舍的乐观看法:同上,pp.175-7。

38．内阁里的基奇纳:W．S．Churchill,p.140。

38．17号计划:anon.,E．B．,1922,XXXII 972-3。

38．Cordonnier,“The French Army”,E．B．,1922,XXX 216.

38．俄国的乐观:Paléologue,169说沙皇紧张不安,大元帅尼古拉大公则欢欣鼓舞;Rosen,II,155;Cowles,pp. 285,319。

39．克劳塞维茨和安杰尔:Tuchman,p.142。

41．对速战速胜的预期:这看来是探究战争原因的最根本领域之一,但迄今未得到探索。我对1700年以来战争前夕的期望所做的不充分研究只是一个开头,但它披露了分布广泛的乐观情绪。

42．英国人在1702年的期望:引自Coombs,p.27。

42．沃波尔的讥讽:I．S．Leadam,“Sir Robert Walpole”,D．N．B．,XX 655。沃波尔的是少数人看法。

42．1775年大会:A．R．,1775,p.261。

42．皮特凯恩少校:Barnes and Owen,I 57-63。

43．法奥战争中的自信,1792年:R．R．Palmer,pp.12,93;Biro,II 59-68;Rose and Broadley,pp.75ff。

43．邓达斯的乐观:E．H．D．,XI 886。

43．皮特的看法:W．Hunt,“William Pitt”,D．N．B．,XV 1260,1269。

44．俄土战争,1828年:Curtiss,pp.57-8,94。

44．“大熊气息奄奄”:Hurewitz,I 140-1。

44．Bismarck,I 368.俾斯麦有可能在夸大其辞。

45．法国皇帝和皇后,1870年:Kurtz,pp.236,238。

45．地图:相反,德军拥有的法国地图显示了法国陆军部地图尚未画入的一些道路:Horne,p.40。

45．美国内战:Sandburg,II 98;A．R．(1861)231-41;N．C．M．H．,X 644。

46．Bloch,“The War of the Future”,pp.315-16.

46．米尔纳:I．Hamilton,p.128。

46．希克斯·比奇的估计:Hirst,pp.146-7。

47．布尔人的自信:Lockhart and Woodhouse,pp.433,440。

47．布格尔:引自E．A．Walker,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III 610。

48．希特勒,1939年8月14日:引自Shirer,p.625。

48．没有预见到战争旷日持久:同上,p.643。

49．“如果英法对德开火”:同上,p.713。

49．哈利法克斯:Liddell Hart,Memoirs,II 221。

49．艾恩赛德:同上,pp.249,277。

49．斯大林的期望:R．A．Medvedev,Let History Judge (London,1972),p.445。

50．朝鲜:Rees,p.36。

50．Maxwell,p.317。

52．法国大使:Paléologue,I 27,61。

54．威尔逊的密友们:A．L．and L．L．George,引自Fisher,p.244。

55．“我们已描述过一个人如何……”:Lester Grinspoon,引自Fisher,p.244。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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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国会秘密会议:A．R．(1812)195;Maurice,p.45。

58．利弗普尔致卡斯尔雷,1814年:引自Ferrell,p.158。

58．巴巴里海盗:A．R．(1815)125—“美国海军已由于对英和平而可自由行事。”

58．1846年美墨战争:Ferrell,pp.209 ff。

59．圣多明各:Logan,pp.41ff。

59．钦查群岛:N．C．M．H．,X 666。

59．帕默斯顿勋爵致克拉伦登,1855年11月1日:Temperley and Penson,p.295。

59．法国人撤出墨西哥:Ferrell,pp.302ff。

60．水鸟类比:Tsunoda,de Bary and Keene,pp.658-62。

60．“由于战争,美国丰享渔人之利”:同上,p.715。

60．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Huhn,passim;The Economist,21 November 1885;anon.,“Servo‐Bulgarian War”, E．B．(1910-11)XXIV 699-701。

61．被损坏的铁路:Huhn,pp.104-5。

61．长途行军:同上,pp.137-8,174。

62．奥地利干涉:A．R．(1885)276。

6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C．F．Atkinson,“Balkan Wars”,E．B．(1922)XXX 373-82。

64．“巴尔干的普鲁士人”:同上,p.381;E．C．Helmreich,The Diplomacy of the Balkan Wars,1912-13 (Harvard,1938)365。

65．海尔·塞拉西致国联大会,1936年7月:Keith,II 89。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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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一个国家或政府的人格化:在叙述中,我不时使用“瑞典希望”或“普鲁士决定”之类可疑的用语。这么做的好处是节省文字,坏处是失去精确性。在这样的场合,我指的是政府“希望”或权力层内大多数意见“决定”。

68．继承战争的名称的含义:Andrews,p.11。

68．对于将继承战争简单地解释为王朝争斗或紊乱的婚姻安排的结果,第十章内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那里,各种基于动机的解释得到了分析。

68．关于守灵战争的爆发的大多数细节取自权威著作,特别是N．C．M．H．,VI,VII,VIII。

69．俄国伊丽莎白驾崩:引自R．N．Bain,E．B．(1910-11)IX 285。

70．作为战争前奏的革命:一套更全面的注释见于Historical Studies,October 1971,本章其余部分带一些改动,以“国际战争的替罪羊理论”(“The Scapegoa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War”)为题发表于该处。

71．战争表的主要资料来源:Richardson,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passim;Wright,I 644ff。我未将在法国(1870年)、俄国(1904年)、许多国家(1914年)和德国(1930年代)的内部动乱列入该表,虽然可以论辩说它们值得被列入。

72．金莱克的经历:D．N．B．,XI 171-3。

72．“一小撮人”:Kinglake,I 470。

73．Wright,abridged edn.,169。

73．Wright,E．B．,1962,XXIII 325。

73．Woolf,p.313。

73．作为替罪羊的核战争,G．H．Snyder援引于Pruitt and Snyder,p.124。

74．玛格丽特·米德:引自Fried,Harris and Murphy,221。

74．其他人类学家:同上,pp.88-9。

74．缺乏对替罪羊理论的批评:Mayer,p.298是个例外。他论辩说,剧烈的紧张可以是个遏阻战争的因素,不过这紧张通常鼓励诉诸战争。

74．未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的替罪羊解释包括:Stomberg,pp.581-2;Dehio,pp.139,195;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p.251;McLaren,pp.229-30。缺乏证据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作者受篇幅限制,因为以上书籍都涵盖一个很长的时段。

75．霍华德小姐:Maurois,pp.40-2;Bury,p.72。

75．缺乏支持金莱克的证据:Bury,pp.72-3;Agatha Ramm and B．H．Summer in N．C．M．H．,X 468-72。

75．“转移至对外政治”:Franco‐German War,I,part 1,p.5。

75．克拉伦登勋爵致普鲁士王后,1868年10月28日:Butterfield,III 154。

76．俄国,1904年:Witte,p.250;Seton‐Watson,pp.481,560;Pares,pp.69,72。

77．Fay,II 305-6。

78．德国的替罪羊战争,1914年:Barraclough,pp.132-33。

78．冯·毛奇:Fischer,p.33。

78．贝特曼·霍尔韦格:同上,pp.31,50-1。

79．哈佛学者:Deutsch,p.152。

79．希特勒关于波兰的看法:Shirer,p.570。

80．希特勒关于俄国的看法:同上,p.790。

80．有时有人论辩说,印度尼西亚三大主要政治势力——苏加诺、军队和共产党人——当中的每一大势力都期望“对抗”会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命运。见Weinstein,pp.3-9。

83．看来与外部国家没有联系的国内动乱发生在:法国,1830年;埃及,1882年;保加利亚,1885年;利比亚,1911年;中国,1937年。

84．希腊-土耳其危机和战争:The Economist (1897)302,483,635,742;Atkins,pp.85-97;A．R．(1897)307-13;E．B．(1910-11)XII 467-9。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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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路易吉·达·波尔托:引自Clark,p.134。

88．740年的歉收:Butterfield,III 7;R．M．Hatton,N．C．M．H．,VII 359;Lough,p.34。

88．“为了将维也纳宫廷置于”:Butterfield,III 9。

88．弗勒里的马车被袭:Gooch,Louis XV,p.67。

89．“陛下您明白”:Butterfield,III 9-10。

89．考尼茨:同上,p.15。

89．路易十五,1763年:M．S．Anderson,N．C．M．H．,VIII 259。

89．1786年8月24日密函:黑尔斯致卡马森,刊于Browning,I 135。

89．多塞特致卡马森,1788年2月21日:同上,II 17。

90．希克斯·比奇致索尔兹伯里,1897年:Hicks Beach,II 46-7。

90．德国主张的赔款:Fischer,p.104。

90．大久保利通的财政论辩:Tsunoda,de Bary and Keene,pp.658-62。

91．“希望耀眼炫目”时:Macfie,p.95。

92．“如果这些考虑被接受”:同上,p.96。

92．“供某些历史学家精细加工的素材”:同上,p.94。

92．Hecksch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p.211。

93．“如果康乐感……”:Stafford‐Clark,p.99。

94．“最后判断”:Macfie,p.90。

94．缺乏对麦克菲文章的评论:1970年12月,我写信给退休住在苏格兰的麦克菲教授,询问克拉克的是不是对他的论辩的唯一评价。麦克菲和善地答道他不知有任何别的。

94．剖析条约等等的好处:Clark,p.147。

95．乔治·克拉克爵士的简短和有礼貌的批评主要基于四点:

(1)克拉克批评了一种信念,即“存在必然导致战争爆发的状况”和战争“独立于我们的控制之外”。事实上,麦克菲也反对这种信念;他小心地使用了“趋向”或“倾向”之类词语,而非“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地”之类词语。麦克菲的最后一句强烈地含有战争能被避免的意思。

(2)克拉克还示意麦克菲相信“一种战争与和平的循环,它通过经济繁荣和贫困起作用”。然而,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麦克菲相信这么一种循环。麦克菲讨论了的唯一循环现象是贸易循环。不仅如此,麦克菲还进一步论辩说繁荣和贫困“只是(战争原因)篮子里的一件东西”(p.94),而且不是最重要的(p.90)。

(3)克拉克说,难以但并非全不可能将战争与和平循环的观念与一个原理调和起来,那就是“战争原因伴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改变”。由于麦克菲看来也相信战争原因随社会变迁而变,因而乔治·克拉克爵士的批评又一次是个误解。还应当补充说,乔治·克拉克爵士申明的原理是一条信仰。它反映了动机乃战争主因这一在我看来可疑的前提假设。

(4)克拉克坚信战争爆发的日期与战争原因不相干。甚至在这一点上,麦克菲的观点也没有被充分把握;麦克菲——在我看来错误地——论辩说(p.90)战争发生时的情势不如“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有启迪作用。不说下面的话就结束这个注释将是不公平的:乔治·克拉克爵士——在研究战争的学者中间罕见——表现了一个信念,即应当迫使互不相容的观念彼此争斗,而不是允许它们和平共处。不仅如此,只有他认为麦克菲的论文足够重要,需予讨论。

95．当麦克菲研究1850年至1914年这个时代的经济波动时,他多多依赖英国资料,很少依赖德国和俄国资料。虽然对金德尔伯格、吉芬、库兹涅茨和一系列商业循环学者的研读总的来说证实了麦克菲对经济高峰与低谷的区分,但有理由更多地研究1800年以前和以后战争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复杂联系。往前直至17世纪或更早去探查这联系的一个实例可见于F．P．Braudel and F．Spooner,“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V 437。

96．拉德茨基抗令:C．Pouthas,N．C．M．H．,X 402。

96．满洲:Beasley,pp.244-5。

第七章　战争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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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对俄国来说的坏季节”:R．Churchill,pp.11,534。

98．关于战争开始季节的列表:在收集资料时,我明白没有任何此类列表是确定不疑的。某些战争以国内战事开始,但我选的是它们成为国际战争时的季节。若干战争——例如1848年和1849年的奥地利-撒丁战争既可算作一场,也可算作两场:我将其算作两场。在44场战争当中,开战时间没有一场在1月,3场在2月,3场在3月,9场在4月,4场在5月,4场在6月,9场在7月,2场在8月,3场在9月,3场在10月,4场在11月,没有一场在12月。

98．有一份列表限于在欧洲开始和主要在欧洲打的战争,它显示开战时间10场在春季,8场在夏季,4场在秋季,2场在冬季。在总共24场战争当中,15场始于4至7月这一时期。另一份列表限于在欧洲,排除以国内战斗开始的战争,并且排除可被归属于现行战争的升级或其水鸟效应的战争。它显示了6场春季战争、5场夏季战争、3场秋季战争和1场冬季战争。因而,以上两份列表都显示了一种更强烈的季节模式,甚于我在正文中讨论了的那份包含44场战争的列表。

有趣的是看到4场北美战争——1846年、1861年、1862年和1898年的战争——全都始于4月。

98．跨西伯利亚铁路:Tupper,p.342。

99．丹麦的防御:A．R．(1864)220-2。

99．冰封的舰队:Temperley and Penson,pp.267,269,274。

99．黑山对土耳其的战争(1853年)是第三场冬季战争。至今我未找到任何关于这场战争的起源的详细资料。

101．“最激进革命”: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p.83。

102．秋季金融压力:Jevons,pp.163-71。

102．Stewart,p.57。

103．秋季恐慌:南半球最大的金融恐慌——1893年4月和5月在澳大利亚——于南方的秋季降临。

104．万国博览会的气氛:Froude,II 480。

104．1870年时的法国:Bury,pp.180-1。

104．奥林匹克运动会:Mezφ,p.20。

106．Mijatovich,E．B．(1910-11)XXIV 692。

106．德国在1913年:Fischer,p.33。

106．美国“天定命运”:Ferrell,p.218。

107．W．S．Churchill,p.51。

107．一种关于战争在哪月结束的列表也能提供有益的透视。

第八章　力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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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被比作外交的围攻战:Clausewitz,III 97。

108．“没有军备的外交”: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p.226。

108．“倾全部国力去进行”:Leonard,p.25。

109．“征服者”:Clausewitz,II 155。

109．克劳塞维茨论和平:最初读克劳塞维茨时,我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关于和平的评论。后来,认识到他必定间接地做过评论,我便再次通篇浏览他的著作。由于他涉及和平的地方看来稀少,我不能确信我正确地解释了他的观点。

110．布尔:引自Buchan,p.34。

110．Buchan,p.177。

110．Wright,abridged edn.,p.122。

110．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IX 244。

111．学者们偏爱1945年以前的多极体系和那以后的两极体系:G．H．Snyder,引自Pruitt and Snyder,p.124。

111．Gulick,p.36。

114．“对军事能力的客观的比较”:G．H．Snyder,引自Pruitt and Snyder,p.117。按照Wright,p.116,“均势”一语意味着力量的起伏波动“能得到观察和度量”。

118．西梅尔论准确的知识:R．C．Angell援引,见于McNeil,p.100。

119．卡斯尔雷,国务文件,1820年5月5日,E．H．D．,XI 965。

121．关于1945年以前的世界对核世界来说是否相干,有不同的观点。根据Pruitt and Snyder书中汇集的文章判断,多数观点是国际体系业已剧变。然而,这种观点看来是基于对1945年以前世界的不充分认知。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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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詹金斯之耳战争:J．O．Lindsay,N．C．M．H．,VII 206。

127．巴伐利亚继承战争:M．S．Anderson,N．C．M．H．,VII 270。

127．第一次世界大战:Fay,II 547;Albrecht‐Carrié,p.294。

127．Rφling,p.495。

128．事故性战争概念更受政治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喜爱。见Pruitt and Snyder,passim,and Buchan,p.149。

128．法勒:引自Maurice,v。

129．沃尔斯利:Clarke,p.112。

129．Schelling and Halperin,“Preemptive,Premeditated,and Accidental War”,Pruitt and Snyder,p.44。

129．Wavell,“The Seven Weeks’War”,E．B．(1962)XX 385。

129．Reid,United Empire: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 Journal (1914)V 557;里德是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

130．5000个“感知”:Holsti and North,pp.159-61。

131．“意义更大的”:同上,p.167。

131．“历史证据披露”:同上,p.160。

132．一场“无一想望的冲突”:同上,p.170。

133．“没有一个人想要打”:Higonnet,p.57。

133．纽卡斯尔的主意:同上,p.79。

135．军备竞赛的危险被许多政治学家强调。关于晚近对这论点的一系列提倡,见R．Naroll,in Pruitt and Snyder,p.151。

136．The Economist,6 September 1879,p.1018。

136．卡内基基金会报告:同上,18 July 1914,p.106。

136．M．Howard,N．C．M．H．,XI 204。

136．Thayer,p.301。

138．防务开支占英国预算的比例:从Ashworth,p.491计算得出。

139．德国在华势力:A．R．(1897)pp.280-1。

140．Clowes,引自Ashworth,495。

141．关于日本误信将在1904年遭俄国攻击的假设:这只是个假设,但写了它以后,我在McCormick,I 78读到了一项类似的流言。该书作者是在旅顺港的一名报人,谈到一则“来自伦敦的电讯,其中包含关于俄国军事计划的虚假消息”。

142．I．A．Richards,Practical Criticism: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Harvest paperback,New York,n.d.)p.229(着重标记出自该作者)。

143．新奥尔良:A．R．(1815)p.122。

143．钦苏拉:A．R．(1760)p.235;D．N．B．,VII 427。

144．满洲:Beasley,pp.244-5。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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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在质疑简化战争目的企图是否正确时,还应当说过度简化往往是必要的。那些撰写涵盖一段漫长时期的政治史的人不得不简化战争目的。如果篇幅紧,没几句能被腾出来讨论每个交战国的目的,那就只有一两个目的能够被举出来。这难以避免,并非有意。

149．战争的主要原因:例如Nef,p.266说从1640年到1740年,“战争原因变为主要是经济的”。

151．“我们的民族”:Fischer,p.637。

153．列宁的解释:Lenin,XXI 27,301。

153．“沙皇制将战争看作……”:同上,p.306。

153．列宁谈论克劳塞维茨:同上,p.304。

153．德国的胜利信心:同上,p.28。

154．列宁离开德国:Fischer,pp.366-7。

155．脆弱的俄国军队:Lenin,XXVI 447。

155．“他们没有把握……”:同上,p.451。

155．拖延和谈:同上,pp.572-3。

156．与在战争史著中相比,依赖动机解释战争甚至更显著地见于报纸、政治演讲、政治小册子和日常谈话。它支配了中学教科书,虽然这支配可能部分地出自简化事件的需要。它在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中间似乎是常态,战争对他们仅为一种边缘兴趣。它在政治史学家中间的信奉者较少,或许在军事史学家中间最不多见,可是后者倾向于对一场战争的进程而非原因更感兴趣。虽然就一场特定的战争的原因已有成百上千项辩论,但辩论以目的为中心,就我所知很少集中争辩目的是不是对一场特定战争的足够解释。《剑桥新编现代史》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历史学家们关于战争的前提假设。尽管在其分章撰稿人中间有些人压倒性地依据野心去解释特定战争的爆发(例如克里米亚战争在1853年和太平洋战争在1879年的爆发),但许多其他撰稿人不是如此。例如,两篇优秀的文章,即迈克尔·富特关于普法战争和T．哈里·威廉斯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因果框架。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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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Naroll,in Pruitt and Snyder,p.152。

159．Nef,p.354。

160．Horne,pp.81-2。

162．维也纳会议:Wright,abridged edn.,p.198。

162．控告德皇:Keith,I 49。

163．撤离莱茵河地区:同上,p.61。

163．Keith,xviii.

164．E．B．(1962)XXIII 792T．

164-5．N．C．M．H．,XII 294,314。

165．北美的三位教授:Preston,Wise and Werner,p.305。

165．日本的民族性格:Mazlish,p.170。

165．扣留俄国船只:Takahashi,pp.24,582-91。

166．“采取独立行为的权利”:Hershey,p.69。

166．旅顺港的黄昏:McCormick,I 65-7。

166．正式宣战文告:Takahashi,pp.6-8。

167．格鲁的告诫:Ferrell,p.626。

168．Daws,p.341.

169．J．F．莫里斯的经历:D．N．B．(1912-21)374-5。

170．沃尔斯利的指示:Maurice,p.3。

170．法国1870年的宣战:同上,p.76。

171．俄法两国在海牙会议上的倡议: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1908)pp.64-5。

171．“有关开战之公约”:全文刊于上书,supplement (1908)pp.85-7。

171．中国代表:Stowell,p.55。

171．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战:E．B．(1962)XIII 808。

172．《凡尔赛和约》第十二条:Keith,I 14。

172．希特勒的看法:Bullock,p.662。

173．Stowell,p.54。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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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739年条约:Hurewitz,150。

178．“我们的宗教”:同上,p.136。

178．围困阿纳帕:A．R．(1836)“Chronicle”,p.370。

179．在基什尼奥夫的祝福:A．R．(1877)p.253。

179．立陶宛桅杆:M．S．An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p.12n。

180．埃米尔的驱逐舰:Pierce,p.72。

181．土耳其人的迷信:M．S．An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xviii p.22n。

181．布莱安与巴尔干:Ferrell,p.12。

181．A．R．(1770)p.7。

181．英国工程师:Pasley,I 435.他是皇家工兵部队的一名上尉。

183．俄国的后勤:Curtiss,pp.59-61。

184．控制黑海的重要性:Allen and Muratoff,p.105。

184．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Bentley,ch.XXI。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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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荷兰舰队被俘:C．Lloyd,N．C．M．H．,VIII 190。

187．在战场上和在渡口的奥地利人:Maude,“Strategy”,pp.988-9。

187．塔拉尔的逃兵:C．F．Atkinson,E．B．(1910-11)p.601。

188．20万逃兵:M．S．Anderson,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138。

188．伯戈因:引自Temperley,p.225。从伯戈因的数字看不出这五分之一的逃兵率究竟是年度的还是一个更长时期的。

188．一支军队犹如一名潜水者:Temperley,p.243。

188．马尔伯勒的长途进军:Atkinson,op.cit.,p.602。

189．交战双方俱有的黑森雇佣军:Lodge,p.12。

189．300万英镑合同:E．B．(1910-11)XIII 411。

189．“两名最优秀的骑兵军官”:Chesney and Reeve,p.65。

190．战略家们所言:M．Howard,in Howard (ed.)p.8;de Rougement,p.257。

190．亨利·劳埃德:D．N．B．,XI 1301-2。

191．博斯科恩:D．N．B．,II 877-81。

192．德·莫罗居厄:引自C．D．Lloyd,N．C．M．H．,VIII 175。

192．克拉克:E．H．D．,X 605。

192．C．Lloyd,op.cit.,p.175。

193．英国补贴:Sherwig,p.345。

194．“巨额债务”:Smith,II 393。

194．克劳塞维茨:Leonard,pp.54-5。

195．Esher,III 248-50。

198．阿尔及利亚海盗:A．R．(1816),“Chronicle”,pp.230ff.;D．N．B．,XV 714-15。

198．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A．R．(1830)pp.234-8。

199．攻击穆阿斯凯尔:A．R．(1835)pp.423-4。

199．攻击君士坦丁:A．R．(1836)pp.347-9。

200．比若的战术:Liddell Hart,N．C．M．H．,X 320。

202．法国的宽容宣言:A．R．(1830)p.237。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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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三十天战争:Atkins,p.97。

207．Chesney,pp.17-18。

208．普鲁士的快速运输:Portway,pp.25。

209．“你们都知道”:A．R．(1866)p.249。

209．堑壕战:Bloch,Is War Now Impossible?,xxvii。

209．法国上尉:同上,p.49。

210．延续时间至少两年的战争为“漫长的战争”:同上,p.141。

210．“未来的战争”:同上,p.59。

211．小口径步枪:Bloch,Contemporary Review (1901)p.325。

211．防御占上风:同上,p.329。

212．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同上,p.306。

212．冯·德尔·戈尔茨:同上,p.321。

213．对骑兵来说的危险区:Brian Bood,in M．Howard (ed.),pp.97-8。

213．《训练手册》:同上,p.89。

213．骑兵的“速度和耐力”:Maude,“Cavalry”,p.569。

214．“命运将取决于”:同上。

214．“多金战役”:Clarke,pp.1-2。

214．《1910年入侵》:同上,pp.144-7。

214．Clarke,p.144。

214．E．Crammond,“Gold Reserves in Time of War”,National Review,London,LVII 701-2。

214．United Empire,1914,V 692。

215．The Times,7 August 1914。

215．The Economist (1914)pp.44d2,482,782-3。

215．Hirst,p.311。

216．J．M．Keynes,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passim.

216．俄国在1914年:Leites,p.25。

217．阿尔姆罗思·赖特爵士:引自Cope,p.63。

218．访问马恩河的人:Esher,III 188。

219．船运马饲料:J．F．C．Fuller,in Rèquin,p.60。

220．道格拉斯·黑格爵士:R．G．Howard‐Vyse,“Mounted Troops”,E．B．(1922)XXXI 1008。

220．W．S．Churchill,p.296。

221．“与通常的信念相反”:Fuller,The Conduct of War,p.174。

222．福勒和利德尔·哈特对德国军队的影响:Robert O’Neill,in Howard (ed.)p.164;Wavell,N．C．M．H．, XII 267。

222．Sir Ian Hamilton,p.982 (该作者以第三人称写自己)。

222．“战争艺术史上从未有过”:同上。

223．未能研究早先的战争:Wavell,N．C．M．H．,XII,256;Fuller,p.160;Lord Montgomery of Alamein,A History of Warfare (London,1968),p.459。

223．利德尔·哈特谈论美国内战:N．C．M．H．,X 330。另见Liddell Hart,“Tactics”,p.715。

223．布洛赫说的五个交战国:Bloch,Is War Now Impossible?,xi。

224．“拼刺刀时代已经结束”:同上,xiii。

225．全面战争倾向于经久漫长:布洛赫大概把握了这个原理,虽然是以一种直觉的而非清晰明确的方式。

225．洪都拉斯对尼加拉瓜:Wood,p.14。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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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将人所熟知的事实纳入新的模式。

228．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的提法有道理。见J．M．K．Vyvyan,N．C．M．H．,XII 329。A．J．P．泰勒在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第41页论辩说这次战争在1941年以前不是世界大战。

234．马姆斯伯里说的“可怕的阶级”:A．R．(1859)p.205。

238．丘吉尔谈论苏芬战争:引自Liddell Hart in E．B．(1962)XXIII 791E。

239．希特勒的秘密文件,1940年:Shirer,p.969。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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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P．Hasluck,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1939-41 (Canberra,1952)p.228。

249．东京秘密会议:N．Ike,Japan’s Decision for War (Stanford,1967)p.60ff。

253．佩奇的访问:Hasluck,pp.543-6;A．Stirling,Lord Bruce:the London Years (Melbourne,1974)pp.209-16。

259．日本涉及澳大利亚的计划:Ike,p.248。

260．盟国对马尼拉、新加坡等地防务的自满自得:

L．Wigmore,The Japanese Thrust(Canberra,1968)chs.5,6;H．Michel,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75)pp.321-344;S．W．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the Loss of Singapore (London,1957)esp.pp. 147,240,287,323-4,506-11;Douglas Gillison,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1939-42 (Canberra,1962) esp.pp.136,138,149-58;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1940-41,esp.21/8/41 and 17/9/41.

262．布莱米:J．Hetherington,Blamey:Controversial Soldier (Canberra,1973),p.179。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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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投掷在日本的原子弹:H．Michel,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75)pp.768-70;Lisle A．Rose,After Yalta (New York,1973)pp.76-82。

270．对苏美两国1952至1976年军备开支的研究:A．F．K．Organski and Jack Kugler,The War Ledger (Chicago,1980)pp.187-8。

275．奥根斯基和库格勒论七次核威胁:The War Ledger,pp.164-76。

275．超级大国扩张过度:Charles B．Marshall,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1968),p.162。

276．当一个挑战国家追上领导国家的时候:The War Ledger,p.266。

277．德累斯顿的死亡人数:Davi Irving,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London,1955 edn)p.237。

277．18世纪的有限战争:R．A．Preston,S．F．Wise and H．O．Werner,Men in Arms,pp.136-7。

278．大多数“关于未来战争的预测”:H．B．Hartley and C．G．Douglas,“Chemical Warfare”in E．B．1926,I, p.577。

279．在越南使用的落叶剂:Peter H．Schuck,Agent Orange on Trial (Harvard,1986)pp.17-19。

279．毒气作为一种现代突袭武器:Richard K．Betts,Surprise Attack: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 (Washington, 1982)pp.245-6。

281．Raymond Hunthausen,“Peace:A Witness of Faith”in Peace Dossier 6 (Melbourne,June 1983)p.5。

281．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 (Oxford,1983)p.384。

281．Patrick White,Peace Dossier 6,p.1.

282．核冬天:Russell Seitz,“In from the Cold”,The National Interest (Washington,Fall 1986)pp.3-17。

286．早期和平运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 (London,1973)pp.258-65。

287．1945年以后的和平运动:Nigel J．Henham,“The European Peace Movement:Its Effect on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Policy,1981 -82”,B．A．Hons thesis,Pol.Sci.Dept.,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另见Donald Neuchterlein in The World Today,August‐September 1984,pp.322ff。

参考文献选录

下列书籍和文章是我发觉极为有用的——作为证据的来源,或其思想极有启发性。为了使目录不那么笨拙难用,除了少有的例外,我排除了这么一些权威文献内的单篇文章和章节: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Annual Register,各不同版本的Encyclopedia Britannica和英国的Dictionary f National Biography。然而,这些单篇文章和章节中间有某些在注释中得到援引。同样,注释援引了其他一些书籍,它们仅边缘性地涉及我的特定主题。

本文献目录按照字母顺序而非论题排列,从而一项在注释中以缩略方式被援引的著作可较容易查到。在书名不一定显示其相干性的地方,我添上了一点解释性评注。

Acton,Harold,The Bourbons of Naples (1734-1825)(London,1956).

Albrecht‐Carrié,Ren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1958).

Allen,W．E．D．,and Muratoff,Paul,Caucasian Battlefields: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1953).

Anderson,M．S．,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3-1783 (London,1961).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1966).

Anderson,Olive,A Liberal State at War:Englis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London,1967).

Andrews,Stuart,Eighteenth‐Century Europe:the 1680s to 1815 (London,1965).

The Annual Register,annually (London,1758-1899).

Apjohn,Lewis,Richard Cobden and the Free Traders (London,c.1880).

Ardrey,Robert,African Genesis (London,1961).

Aron,Raymond,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from French (New York,1966).

Ashton,T．S．,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1959).

Ashworth,William,“Economic Aspects of Late Victorian Naval Administra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1969).

Aspinall,A．ed.,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 III,5 vols.(Cambridge,1962-70).

Atkins,J．B．,Incidents and Reflections (London,1947).作者是1890年代美西战争和希土战争中的一名记者。

Barclay,Sir Thomas,“Peace”,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ed.(London,1910-11),XXI,4-16.

Barnes,G．R．and Owen,J．H．,ed.,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1771-1782,4 vols.(London,1932-38).

Barnett,Correlli,The Swordbearers:studies in supreme comman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63).

Barraclough,G．,Factors in German History (Oxford,1946).

Bartlett,C．J．,Great Britain and Sea Power 1815-1853 (Oxford,1963).

Beasley,W．G．,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London,1963).

Bentley,Nicolas,ed.,Russell’s Dispatche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6 (London,1966).

Biro,S．S．,The German Polic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A study in French diplomacy during the 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 1792-1797,2 vols.(Harvard,1957).

Bismarck,Otto,Bismarck:The man and thestatesman,being the reflectionsand reminiscencesof Otto Prince von Bismarck, 2 vols.,tr.from German (London,1889).

Bloch,Ivan S．,IsWar Now Impossible.tr.from Russian (London,1899).该书在1900年重新出版,书名改为Modern Weapons and Modern War。

de Bloch,Jean (Ivan Bloch).“The Wars of the Future”,The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ember 1901).

Boulding,Kenneth,Conflict and Defense (New York,1962).

——Beyond Economics:essays on society,religion and ethics (Ann Arbor,1968).

Browning,Oscar,ed.,Dispatches from Paris1784-1790,2 vols.,Camden Society,XVI,XIX (London,1909-10).

Buchan,Alastair,War in Modern Society:An introduction (London,1968).

Buchanan,Sir George,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2 vols.(London,1923).

Buckle,Henry Thomas,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3 vols.(London,1885).

Bullock,Alan,Hitler: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1962).

Burns,Arthur Lee,Of Powers and their Politics:A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1968).

Burns,E．McN．,Western Civilizations: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1969).

Bury,J．P．T．,Napoleon III and the Second Empire (New York,1968).

Butler,Sir Geoffrey and Maccoby,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1928).

Butterfield,H．,ed.,Select Documents of European History,vol.III,1715-1920 (London,1931).

Cairnes,J．E．,“International Law”,Fortnightly Review (November 1865).

Carlyle,Thomas,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10 vols.(London,1882 edn).

Chamberlain,Sir Austen,Down the Years (London,1935).一部回忆录,触及1880年代起英德关系各阶段。

Chance,J．F．,ed.,British Diplomatic Instructions1689-1789:vol.III-Denmark (London,1926).

——British Diplomatic Instructions 1689-1789:vol.V．Sweden 1727-1789 (London,1928).

Chesney,C．C．and Reeve,Henry,The Military Resources of Prussia and France and Recent Changes in the Art of War(重刊自Edinburgh Review 1866-67)(London,1870).

Churchill,Randolph S．,Winston S．Churchill,2 vols.(London,1966).

Churchill,Sir Winston,The World Crisis1911-1918,abridged and revised edn.(London,1943).

Clark,Sir George,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esp.ch.VI,“The Cycle of War and Peace in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58).

Clarke,I．F．,Voices Prophesying War,1763-1984 (London,1966).

Clausewitz,Carl von.On War,ed.,by F．N．Maude,tr.from German,3 vols.(London,1940).

Coombs,Douglas,The Conduct of the Dutch:British opinion and the Dutch Alliance during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The Hague,1958).

Cope,Sir Zachary,Almroth Wright:Founder of modern vaccine‐therapy (London,1966).赖特(Wright)是一位战伤专家。

Cowles,Virginia,The Russian Dagger:Cold war in the days of the Czars (London,1969).

Cruikshank,R．J．,Roaring Century (London,1946).

Curtiss,John S．,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holas I,1825-1855 (Durham,North Carolina,1965).

Curzon,Hon.George N．,Problems of the Far East:Japan‐Korea‐China (London,1894).

Daniel,Norman,Islam,Europe and Empire (Edinburgh,1966).

Daws,Gavan,Shoal of Time:A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New York,1968).

Dehio,Ludwig,The Precarious Balance:The politics of power in Europe1494-1945,tr.from German (London,1963).

Deutsch,Karl W．,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68).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The,27 vols.(Oxford,1968).

Earle,E．M．,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1952).

Economist,The,weekly,London.我断断续续地使用该刊,但尤其是使用1878年、1885年、1897年、1904年和1914年内的。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ed.D．C．Douglas),esp.vols.X,XI (London,1957-9).

Esher,Viscount,Journals and Lettersof Reginald Viscount Esher,esp.vol.III (London,1938).伊舍(Esher)1914年在法国从事关于战争的秘密使命。

Fay,S．B．,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New York,1965).

Ferrell,Robert H．,American Diplomacy:A History (New York,1969).

Fischer,Fritz,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tr.from German (London,1967).

Fisher,Roger,ed.,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Behavioural Science:The Craigville Papers (New York,1964).

Flournoy,Francis R．,Parliament and War (London,1927).

Foner,Philip S．,“Why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o War with Spain in 1898”,Science and Society (Winter 1968).

Franco‐German War 1870-71,anon.,F．C．H．Clarke译自德国官方叙述,4 vols.(London,1881)。

Fried,Morton,Harris,Marvin and Murphy,Robert,eds.,War:the anthropology of armed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New York,1968).

Froude,J．A．,“England’s War”,in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vol.2 (London,1891).

Fuller,J．F．C．,The Conduct of War 1789-1961: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Industrial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on war and its conduct (London,1961).

Garvy,George,“Kondratieff’s Theory of Long Cycl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November 1943).

Giffen,Sir Robert,Economic Inquiries and Studies,2 vols.(London,1904).包括一项对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的经济运行的研究。

Gilbert,Martin,ed.,A Century of Conflict 1850-1950:Essays for A．J．P．Taylor (London,1966).

Gooch,J．P．,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London,1942).

——Louis XV:the monarchy in decline (London,1956).

Gulick,E．V．,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1967).

Hamilton,Sir Ian,“War”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3thedn.(London,1926),III 981-6.

Hamilton,Ian B．M．,The Happy Warrior:A life of General Sir Ian Hamilton (London,1966).

Harrod,Sir Roy,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1951).

Hartmann,Frederick H．,The Relations of Nations (New York,1957).

Hatzfeldt,Count Paul,The Hatzfeldt Letters:letters of Count Paul Hatzfeldt to hiswife,written from the headquartersof the King of Prussia 1870-71,tr.from French (London,1905).

Hayes,C．J．H．,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1-1900 (New York,1941).

Heckscher,Eli F．,The Continental System: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xford,192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Harvard,1954).

Henderson,W．O．,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1963).

Hershey,A．S．,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York,1906).

Hicks,Beach,Lady Victoria,The Life of Sir Michael Hicks Beach (Earl St Aldwyn),2 vols.(London,1932).

Higonnet,Patrice Louis‐Rene,“The Origins of the Seven Years’War”,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March 1968).

Hill,David J．,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3 vols.(London,1914).

Hirst,F．W．,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London,1915).

Hobson,J．A．,Imperialism:A study (London,1902).

Hoetzsch,Otto,The Evolution of Russia,tr.from German (London,1966).

Holland,T．E．,Letters on War and Neutrality (London,1914).

Holsti,Ole R．and North,Robert C．,“The History of Human Conduct”,ch.VIII,in E．B．McNeil,ed.,The Nature of Human Conflict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85).

Holsti,O．R．,Brody,R．A．and North R．C．,“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A research approach”,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3.1965).

Horne,Alistair,The Fall of Paris:the siege and the commune 1870-1 (London,1965).

Howard,Michael,ed.,The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Essays presented to Captain B．H．Liddell Hart (London,1965).

——The Mediterranean Strate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68).

Huck,Arthur,The Security of China:Chinese approaches to problems of war and strategy (London,1970).

Hughes,Jonathan,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1970).

Huhn,A．von,The Struggle of the Bulgarians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under Prince Alexander:A military and political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Bulgaria and Servia in 1885,tr.from German (London,1886).

Hurewitz,J．C．,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cord,1535 -1914,2 vols.(Princeton, 1956).

Ireland,Gordon,Boundaries,Possessions,and Conflicts in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rvard, 1941).

Jevons,W．S．,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1884).

Joll,James,“The 1914 Debate Continues:Fritz Fischer and his Critics”,Past and Present (July 1966).

Kautsky,Karl,ed.,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German documents collected by Karl Kautsky (New York,1924).

Keith,A．B．,ed.,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18-1937,2 vols.(Oxford,1938).

Keynes,J．M．,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1919).

Kindleberger,Charles P．,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1950 (Harvard,1964).

Kinglake,A．W．,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Its origin,and an account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London,1863),esp.vol.I．

Kissinger,Henry A．,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1964).

Kondratieff,N．D．,“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Readingsin BusinessCycle Theory (New York,1950),pp.20-42.

Kurtz,Harold,The Empress Eugènie1826-1920 (London,1964).

Landmann,George,A Universal Gazetteer,or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1840).

Latey,Maurice,Tyranny:A study in the abuse of power (London,1969).

Lefebvre,Georges,The French Revolution:From its origins to 1793,tr.from French (London,1962).

Leites,K．,Recen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Russia (Oxford,1922).

Lenin,V．I．,Collected Works (Moscow,1964)esp.vols.XXI,XXVI．

Leonard,Roger A．,ed.,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1967).

Levontin,A．V．,The Myth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A jurid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Jerusalem,1957).

Liddell Hart,Sir Basil,“Tactics”,Encyclopedia Britannica,13thed.(London,1926),III 714-19.

——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2 vols.(London,1965).

Lockhart,J．G．,and Woodhouse,C．M．,Rhodes (London,1963).

Lodge,Sir Richard,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Diplomacy 1740-1748 (London,1930).

Logan,Rayford,W．,Haiti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New York,1968).

Lough,John,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inance (London,1960).

McBriar,A．M．,Fabian Socialism and English Politics1884-1918 (Cambridge,1966).

Macfie,A．L．,“The Outbreak of War and Trade Cycle”,Economic History (A Supplement to The Economic Journal), February 1938.

McCormick,Frederick,The Tragedy of Russia in Pacific Asia,2 vols.(New York,1907).

McLaren,Walter W．,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9-1912 (London,1965).

McNeil,E．B．,ed.,The Nature of Human Conflict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1965).

Maguire,T．M．,Outlines of Military Geography (Cambridge,1899).

Maude,F．N．,“Cavalry”,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ed (London,1910-11),v 563-72.

——“Strategy”,ibid.XXV 986-97.

Maurice,J．F．,Hostilities Without Declaration of War (London,1883).

Maurois,Simone,Miss Howard and the Emperor,tr.from French (London,1957).

Maxwell,Neville,India’s China War (London,1970).

Mayer,Arno J．,“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1870-1956:a research assignment”,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September 1969).

Mazlish,Bruce,“Psychology and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pril 1968).

Mehta,Ved,Fly and the Fly Bottle: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1965).

Mezφ,Ferenc,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Budapest,1956).

Monteith,William,Kars and Erzeroum:With the campaigns of Prince Paskiewitch in 1828 and 1829 (London,1856).

Moses,John A．,“The War Aims of Imperial Germany:Professor Fritz Fischer and his Critics”,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apers,vol.I,No.4,1968.

Nef,John Ulric,War and Human Progress: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1963).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s.VI-XII (Cambridge,1960-70).

Nicolson,Harold,Diaries and Letters1939-1945,ed.By Nigel Nicolson (London,1967).

Oakes,Sir Augustus and Mowat,R．B．,eds.,The Great European Trea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1921).

Oman,C．W．C．,“Column and Line in the Peninsular War”,Proceedings of British Academy (London,1909-10).

Ono,G．,Expenditure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New York,1922).

Paléologue,Maurice,An Ambassador’s Memoirs,2 vols.(London,1923).帕莱奥洛格(Paléologue)是1914年时的法国驻俄大使。

Palmer,R．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2 vols.(Princeton,1959,1964).

Palmer,T．A．,“Military Technology”,ch.29,in Kranzberg,M．,and Pursell,C．W．,Jr.,Techn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I (New York,1967).

Pares,Sir Bernard,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A study of the evidence (New York,1961).

Pasley,Sir Charles,Essay on the Milita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2 vols.(London,1810).

Phelps Brown,E．H．and Browne,Margaret H．,A Century of Pay (London,1968).

Phillips,Peter,The Tragedy of Nazi Germany (London,1969).

Pierce,R．A．,ed.,Mission to Turkestan:being the memoirsof Count K．K．Pahlen 1908-1909,tr.from Russian (London,1964).

Platt,D．C．M．,Finance,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Oxford,1968).

Portway,Donald,Science and Mechanisation in Land Warfare (Cambridge,1938).

Preston,R．A．,Wise,S．F．and Werner,H．O．,Men in Arms:A history of warfareand itsinterrelationship with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1964).

Pruitt,Dean G．and Snyder,R．C．,eds.,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War (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 1969).

Rees,David,Korea:the limited war (London,1964).

Rèquin,E．,and others,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London,1931).由国际议会联盟组织的一项研究,包括J．F．C．富勒和E．F．赫克舍写的文章。

Rich,Norman R．,Friedrich von Holstein: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helm II,2 vols.(Cambridge,1965).

Richardson,Lewis F．(ed.by Quincy Wright and C．C．Lienau),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London,1960).

Richardson,Lewis F．,Arms and Insecurity (London,1960).

Richmond,H．W．,“National Policy and Naval Strength,XVIth to XXth Centur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23)pp.339-54.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 to 1801:A strategic commentary (Oxford,1964).

Rφling,Bert V．A．,“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65),No.3.

Rose,J．Holland,The Indecisiveness of Modern War and Other Essays (London,1927).

Rose,J．Holland and Broadley,A．M．,Dumouriez and the Defence of England against Napoleon (London,1909).

Rosen,Baro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2 vols.(London,1922).

Rougemont,Denis de,Passion and Society,tr.from French (London,1956).

Sandburg,Carl,Abraham Lincoln,3 vols.(New York,1959).

Sazonov,Serge,Fateful Years 1909-1916:the reminiscences of Serge Sazonnov (London,1928).

Seton‐Watson,Hugh,The Russian Empire1801-1917 (Oxford,1967).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s with France1793-1815 (Harvard,1969).

Shirer,W．L．,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London,1964).

Smith,Adam,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Everyman edn.,1954).亚当·斯密对18世纪的战争作了可贵的观察。

Sorokin,Pitirim A．,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3 vols.(New York,1937).

Southgate,Donald,“The Most English Minister...”:the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Palmerston (London,1966).

Stafford‐Clark,David,Psychiatry Today (London,1952).

Steinberg,S．H．,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Conflict for European Hegemony 1600-1660 (New York,1966).

Stern,Fritz,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Germanic ideology (New York,1965).

Stewart,Michael,Keynes and After (London,1967).

Stomberg,A．A．,A History of Sweden (London,1931).

Stone,Norman,“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Past and Present (April 1966).

Stowell,E．C．,“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Opening of Hostilities”,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1908).

Stretton,Hugh,The Political Sciences:General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y (London,1969).

Sweettenham,John,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8-1919:and the part played by Canada (London,1967).

Takahashi,Sakuye,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York,1908).

Taylor,A．J．P．,“Otto Bismarck”,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62,III 659-68.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1954).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64).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Oxford,1965).

——The Hapsburg Monarchy 1809-1918: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London,1964).

Temperley,Harold and Penson,Lilian,eds.,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from Pitt (1792)to Salisbury(1902),or Documents Old and New (Cambridge,1938).

Thayer,George,The War Business: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rmaments (London,1969).

Thompson,J．M．,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1959).

Thomson,David,Europe Since Napoleon (London,1966).

Thomson,Mark A．,“Louis XIV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ch.9 in William III and Louis XIV:Essays1680-1720 by and for Mark A．Thomson,ed.Hatton,R．and Bromley,J．S．(Liverpool,1968).

Thorne,Christopher,The Approach of War,1938-1939 (London,1967).

Toynbee,Arnold,Experiences (London,1969).

Trevelyan,Humphrey,The Middle East in Revolution (London,1970).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英国驻埃及大使。

Triffin,Robert,Ou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New York,1968).

Trotter,Wilfred,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1916-1919 (London,1953).

Tsunoda,R．,de Bary,W．T．and Keene,D．,ed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1958).

Tuchman,Barbara W．,The Guns of August:August 1914 (London,1964).

Tupper,Harmon,To the Great Ocean:Siberia and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London,1965).

Turner,L．C．F．,“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1968).

United Empire: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 Journal,London (esp.1914).

Vernon,H．M．,Italy from 1494 to 1790 (Cambridge,1909).

Vital,David,“Czechoslovakia and Powers,September 1938”,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ctober 1966).

Wangermann,Ernst,From Joseph II to the Jacobin Trials (London,1959).

Weinstein,Franklin B．,Indonesia Abandons Confrontation:An inquiry into the functions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Ithaca,N．Y．,1969).

Williams,Neville,Chron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1763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1966).

Witte,Sergei,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tr.from Russian,ed.By A．Yarmolinsky (London,1921).

Wood,David,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delphi Papers no.48,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June 1968).

Woodward,E．L．,War and Peace in Europe1815-1870 and Other Essays (London,1931).

Woolf,Leonard,Principia Politica:A study of communal psychology (London,1953).

Wright,Quincy,A Study of War,2 vols.(Chicago,1942).

——A Study of War,abridged by Louis L．Wright (Chicago,1965).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所附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阿富汗(Afghanistan),274

阿尔伯特(Albert),英国女王的丈夫,19,25

阿尔及利亚(Algeria),法国征服,44,158,198-205, 226-7

阿尔及利亚海盗劫掠(Algerian piracy),158,198

阿拉斯加(Alaska),59

艾恩赛德,爵士,埃德蒙(Ironside,Sir Edmund),49

埃及的战争(Egyptian wars),22,177

与以色列,50,227

埃塞俄比亚(Ethiopia),意大利入侵,47,65,230-1, 279

安杰尔,诺曼(Angell,Norman),39,215,269

澳大利亚(Australia),见第十六章

奥地利(Austria),36,62,135,157,231

奥地利继承战争(Austrian Succession,War of),88-90,112,189,191

奥法战争(Austrian‐French wars),43,112,187,207-8,233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理论(Organski and Kugler theory),274-6

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29,104

奥普战争(Austro‐Prussian wars),44,129,158,207-9,234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81-3

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83,95-6,105

B

巴尔干联盟(Balkan League),63-4

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s),180,212;(1885)60, 100,206;(1911-13)47,62-4,100,136,235

巴伐利亚继承战争(Bavarian Succession,War of), 127,186

巴赫曼,海军上将(Bachmann,Admiral),37

巴克尔,托马斯·亨利(Buckle,Henry Thomas),19-21,25,28

巴克利,爵士,托马斯(Barclay,Sir Thomas),24

巴肯,阿拉斯泰尔(Buchan,Alastair),110

巴拉圭战争(Paraguayan war),208,226

巴黎条约,1763年(Paris Treaty 1763),112

暴众(Mobs),55

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229n

悲观(Pessimism),53,55,124

贝特曼·霍尔韦格,T．冯(Bethmann‐Hollweg,T． von),36-7,78,151

比若,元帅(Bugeaud,Marshal),200

秘鲁(Peru),208

边缘政策(Brinkmanship),133

俾斯麦,亲王,奥托·冯(Bismarck,Prince Otto von), 12-3,44,160,209

伯恩斯,A．L．(Burns,A．L．),93n

博尔丁,肯尼思(Boulding,Kenneth),31

伯戈因,爵士,约翰(Burgoyne,Sir John),188

伯克,爱德蒙(Burke,Edmund),43

波尔托,路易吉·达(Porto,Luigi da),87

波兰-俄国战争(Polish‐Russian war),47

波兰继承战争(Polish Succession,War of),112,229n

柏林僵局(Berlin deadlock),128

玻利维亚(Bolivia),208

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238

波斯(Persia),233n

博斯科恩,爱德华(Boscawen,Edward),133,191-2

不伦瑞克,公爵(Brunswick,Duke of),43

布尔,赫德利(Bull,Hedley),110

布尔蒙,元帅,德(Bourmont,Marshal de),198

布尔战争(Boer War),46-7,105,140,204,205,211-13,222-3

布格尔,沙尔克(Burger,Schalk),47

布哈拉的埃米尔(Bukhara,Emir of),180

布拉多克,爱德华(Braddock,Edward),133

布莱安,W．J．(Bryan,W．J．),181n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停战(Brest‐Litovsk armistice), 154-6

布洛赫,伊万(Bloch,Ivan S．),46,209-12,221n., 223,224,269,279

C

查理十二,瑞典的(Charles XII of Sweden),68

柴可夫斯基,P．I．(Tchaikovsky,P．I．),180

朝鲜与日本(Korea and Japan),59-60,90-1

朝鲜战争(Korean War),50,157,226,273-4,275n

重整军备(Rearmament),26-7,138,151

错觉,国家的(Delusions,national),54

D

大久保利通(Toshimichi,Okubo),59-60,90-1

丹吉尔危机,1905年(Tangier crisis 1905),214

丹麦,普鲁士对它的战争(Denmark,Prussian wars against),69,98-9,208

道斯,加文(Daws,Gavan),168

德国(Germany)

反共,81

在1914年,25,217,235-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2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37-9

军事复兴,26-7,30,151,163

战争目的,150-1

德苏友好条约,1939年(German‐Russian friendship pact 1939),48

邓达斯,亨利(Dundas,Henry),43

地图(Maps),45

电报(Telegraphy),19

毒气战(Gas warfare),221,278-81

黩武主义(Militarism),24,108,163

对马海峡战役(Tsushima,Battle of),140

多塞特,公爵(Dorset,Duke of),89-90

E

俄法同盟(Russo‐French alliance),52

俄国(Russia)

协约国干涉,47

在匈牙利的干涉,65,96

在核时代,见第十七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39-40,249,254-6,259

1917年革命,154

战争频度,3

俄国-波兰战争(Russo‐Polish war),47

俄日战争,1904至1905年(Russo‐Japanese War 1904-5),22,47,62,76-7,98-9,115,140-2,157, 165-6,168,170-1,212,222-3,224,246

俄土同盟(Russo‐Turkish alliance),177

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s),20,44,45 -6,83, 100,177-85,210,223,224,231,233-4

F

法夫尔,朱尔(Favre,Jules),160

法国(France)(参见殖民战争)

革命战争,112-13,146,195-6,225,229,230, 232

与英国的敌对,133-4,146,150

与英国的战争,232-3

法奥战争(Franco‐Austrian wars),43,112,187,207-8,233

法俄同盟(Franco‐Russian alliance),52

法勒,爵士,托马斯(Farrer,Sir Thomas),128

法普战争,1870年(Franco‐Prussian War 1870),44-5, 75,90,104,113,117,158,160-1,170,184, 206,207-8,210,214,224,234

法伊,S．B．(Fay,S．B．),77-8

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15-16,28,90,162-3,172

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180

腓特烈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42,43,68-70,88, 108,189,194

芬苏战争(Finnish‐Soviet War 1939),1939年,49-50, 100n.,238-9

封锁(Blockade),37,57,85,150,157,187,240

佛兰德(Flanders),178n

弗朗兹·约瑟夫,皇帝(Franz Josef,Emperor),44, 105

弗勒里,红衣主教(Fleury,Cardinal),88-9

扶轮国际(Rotary),29

富勒,J．F．C．(Fuller,J．F．C．),221,222,223

G

戈尔茨,将军,冯·德尔(Goltz,General von der),212

格莱斯顿,W．E．(Gladstone,W．E．),19

格雷,爵士,爱德华(Grey,Sir Edward),51,121

格林斯彭,莱斯特(Grinspoon,Lester),55

革命(Revolutions)

秋季的,100-1

对它的恐惧,234

战后的,81,101,210,234

先于战争,70,76,95-6

赋税和,194

战争取代,11-12

格鲁,约瑟夫·C．(Grew,Joseph C．),167

共产主义(Communism),106-7,147,153-6,286-7

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10

雇佣军,外国的(Mercenaries,foreign),189,190

国际道德(Morality,international),162-4,172-4,243-5

国际法(Law,international),23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26-7,65,172

国际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23

国家领导人(Leaders,national),54-5,131-4,142,149,152,293

国内冲突,作为战争的先导(Civil strife as prelude towar),70-86,95,100-1,293-4

古巴(Cuba)

导弹危机,39,128,274

1898年战争,205

古利克,爱德华(Gulick,Edward),111-12

关税(Tarrifs),150

H

哈尔普林,莫顿(Halperin,Morton),129

哈利法克斯,勋爵(Halifax,Lord),49

海盗劫掠(Piracy),158,193,198

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Emperor),65

海军竞争(Naval rivalry),140-1

海峡隧道(Channel Tunnel),128-9

海牙公约,1907年(Hague Convention 1907),171-2

海战(Naval warfare),176,191-3,223,249,256-9

汉密尔顿,爵士,伊恩(Hamilton,Sir Ian),6,222

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s),159-60,173

和平会议(Peace conferences),24;海牙会议(1899年),23,(1907年),171;凡尔赛和会,1919年,24

和平奖(Peace prizes),23

和平协会(Peace societies),23,29,281-2,284-8

和平运动(Peace movement),29

和平与其原因(Peace and its causes),122-4,134-5,159-60,173,291-5

共同语言,5,21-2

通讯,19-25,28

和平的频度,3-4,7

“伟人”理论,12-13,32

伟大的思想,13-15

国内纷争,81-2

曼彻斯特理论,18-23,26-8,30-2,127,137,292

悲观主义,53,55,124

力量分布,3,56,67,69,109-24,132,149-50,155,162,223,242,290-1

经济繁荣或经济逆境,6,10-11,18-21,87,95-6

厌战情绪,6-9,32,292

和约,其影响(Peace treaties,effect of),15-17,32,90,120,162-3

核武器(Nuclear weapons),ix,29n,73,136,141,201

核战争(Nuclear warfare),120-1,127-8,186,227,295;参见第十七章

赫克舍,伊莱(Heckscher,Eli),92

赫斯特,F．W．(Hirst,F．W．),215-16

黑格,爵士,道格拉斯(Haig,Sir Douglas),220

黑森-卡塞勒(Hesse‐Cassel),189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战争(Honduran‐Nicaraguan war),225

胡志明(Ho Chiminh),200

化学战(Chemical warfare),221,278-81

欢欣得意(Euphoria),93-4

霍布森,J．A．(Hobson,J．A．),146

霍恩,阿利斯泰尔(Horne,Alistair),160

霍尔斯蒂,O．R．(Holsti,O．R．),130,132

霍华德,迈克尔(Howard,Michael),136,286

J

加里波利战役,1915年(Gallipoli campaign 1915),220-1,224

加拿大(Canada),133

继承战争(Succession,wars of),68

机会主义(Opportunism),53,55-6,70,103-7,123-4,141

季节(Seasons),56,61-2,97-104,107,158,187,256

基奇纳,勋爵(Kitchener,Lord),38,215,222

基思,A．贝里达尔(Keith,A．Berriedale),163

解放战争(Liberation,wars of),106,180,202

捷克危机,1938年(Czech crisis of 1938),28,30-1,135

杰文斯,W．S．(Jevons,W．S．),101-3

竞技,战争作为(Sport,war,as),72

经济繁荣和经济逆境(Prosperity and adversity),6,10-11,18-21,87

《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The),135-6,215

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45

经济状况(Economic conditions),15-16,87-96,100,149-50,179-80,210-12,214-16;参见封锁;通讯;贸易

金莱克,A．W．(Kinglake,A．W．),72-3,74-5

金融恐慌,秋季的(Financial panics,autumnal),102-3

惧怕(Fear)

胜利者团结的媒介,119

战争前夕的,51-3,142

军备(Arms)

创新,139-40,206-8,210-13,219,221-2,227,271,273

制造商,136,146,147

竞赛,27,90,135-41,146,270

均势(Balance of power),109-14,123,152,181-2,293-4;参见力量分布

K

卡迪尔,阿卜杜(Kader,Abdel),200

卡内基,安德鲁(Carnegie,Andrew),136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36

卡斯尔雷,勋爵(Castlereagh,Lord),119

凯恩斯,J．E．(Cairnes,J．E．),21,25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Keynes,John Maynard),16

开支,军事的(Expenditure,military),138-9,141,150,193-4,215,270

考尼茨-赖特伯格,亲王,冯(Kaunitz‐Reitberg,Prince von),89

科布登,理查德(Cobden,Richard),18-19

科多尼耶,维克多(Cordonnier,Victor),38

克拉蒙,埃德加(Crammond,Edgar),214

克拉克,I．F．(Clarke,I．F．),214

克拉克,爵士,乔治(Clark,Sir George),94-5

克拉克,约翰(Clerk,John),192

克来武,罗伯特(Clive,Robert),144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Clausewitz,Carl von),39,108-9,153,194

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20,44,72,75,184,196,229n,233

克里特(Crete),84-5,158

克鲁泡特金,A．N．(Kuropatkin,A．N．),76

克洛斯,爵士,威廉(Clowes,Sir William),140

科索沃战役(Kossovo,Battle of),105-6

肯尼迪,约翰·F．(Kennedy,John F．),39

寇松,勋爵(Curzon,Lord),222

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110,121-2,280-1

L

拉德茨基,陆军元帅(Radetzky,Field‐Marshal),96

莱兴费尔德,伯爵,冯(Lerchenfeld,Count von),36

赖特,爵士,阿尔姆罗思(Wright,Sir Almroth),217

赖特,昆西(Wright,Quincy),73,110

劳埃德,克里斯托弗(Lloyd,Christopher),192

劳埃德,H．H．E．(Lloyd,H．H．E．),190

劳合·乔治,戴维(Lloyd George,David),37

勒·居厄克斯,Wm.(Le Queux,Wm.),214

雷马克,埃里希(Remarque,Erich),6

理查森,刘易斯·F．(Richardson,Lewis F．),5-7

理查森,爵士,拉尔夫(Richardson,Sir Ralph),5

理查兹,I．A．(Richards,I．A．),142

里德,爵士,乔治(Reid,Sir George),129

利奥波德二世,皇帝(Leopold II,Emperor),68

利比亚(Libya),62-3,100n

利德尔·哈特,爵士,巴西尔(Liddell Hart,Sir Basil),222,223

利弗普尔,勋爵(Liverpool,Lord),58

力量(Power)(参见均势)

分布,与其对和平的影响,3,56,67,69,109-24,132,149-50,155,162,223,242,293-4

衡量,114,116,122,132,294

军事力量,和平由其维持,67

《联合帝国》杂志(United Empire),214-15

联合国(United Nations),164

两国战争(Two‐nation wars)

原因,229-32,234,294

中立与,231-2

两伊战争(Iran‐Iraq War),55,279

列宁,V．I．(Lenin,V．I),146,1536

林肯总统(Lincoln,President),45

六天战争(Six Days War),227

卢森堡(Luxembourg),135

路易十四(Louis XIV),70

路易十五(Louis XV),89

罗林,B．V．A．(Rφling,B．V．A．),127

罗森,男爵(Rosen,Baron),39

罗斯福,富兰克林·D．(Roosevelt,Franklin D．),168

罗素,勋爵,约翰(Russell,Lord John),99

M

马尔伯勒,第一代公爵(Marlborough,1stDuke of),188

马克斯韦尔,内维尔(Maxwell,Neville),50

马克西米连一世,墨西哥的(Maximilian I of Mexico), 59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抗(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ix,80

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Empress),女皇,42,88

马姆斯伯里,伯爵(Malmesbury,Earl of),234

麦考密克,F．(MaCormick,F．),166

麦克菲,A．L．(Macfie,A．L．),91,96,103

曼彻斯特(Manchester),28-9

和平理论,18-23,26-8,30-2,127,137,292

毛奇,赫尔穆特·冯(Moltke,Helmuth von),36,78,217-18

毛泽东(Mao Tse‐tung),196,200

贸易(Trade)

循环,91-5,101

国际贸易,18-21,24,32,92-3,179,292

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参见美洲)

反共,147

在核时代,见第十七章

孤立主义,163-4

拿破仑战争与,57-8,65

中立,66

在那里的和平运动,29,81,281,284-8

和平先驱,24

在1917年的战争目的,53

战争能力,11

1798至1898年经历的战争,230

与英国的战争,57-9,65,143,157,230

势力区,59

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Independence,War of),42,45,70,189,193,230

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ix,11,21,160,208,223

美洲,在那里的欧洲干预(America,European interference in),59

黑山(Montenegro),62

蒙哥马利,勋爵(Montgomerery,Lord),

米尔纳,阿尔弗雷德(Milner,Alfred),46-7

米亚托维奇,C．(Mijatovich,C．),106

民主制,盎格鲁-撒克逊的(Democracy,Anglo‐Saxon),31

民族主义(Nationalism),56,104,106,147,149,190,293

莫德,F．N．(Maude,F．N．),213

莫里斯,J．F．(Maurice,J．F．),169-70

莫罗居厄,比戈·德(Morogues,Bigot de),192

摩洛哥(Morocco),97,100n

墨西哥(Mexico),59,64,208

穆勒,约翰·斯图尔特(Mill,John Stuart),19

默里,爵士,阿奇博尔德(Murray,Sir Archibald),38

N

纳罗尔,拉乌尔(Narroll,Raoul),156

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72,75,159n

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9,113,162,177,195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57-9,65,113,157-8,160,195-6,225,229,230,233

战后的和平,6-7,9-12,14-15,18,29,119

内夫,约翰·乌尔里克(Nef,John Ulric),13-14,159n

内战,与国际战争(Civil war,and international wars),ix,11-12,30,70-86,294

尼德兰(Netherlands),232

尼古拉一世,俄国的(Nicholas I of Russia),178

尼古拉二世,俄国的(Nicholas II of Russia),23,136

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战争(Nicaraguan‐Honduran War),225

纽卡斯尔,公爵(Newcastle,Duke of),133-4

诺贝尔,阿尔弗雷德(Nobel,Alfred),23

诺思,罗伯特·C．(North,Robert C．),130,132

P

帕肯汉姆,爵士,爱德华(Pakenham,Sir Edward),143

帕莱奥洛格,莫里斯(Paleologue,Maurice),52

帕默斯顿,勋爵(Palmerston),12-13,59

赔偿(Reparations),15,163

皮尔,爵士,罗伯特(Peel,Sir Robert),19

皮特,威廉(Pitt,William),43

皮特凯恩,少校,约翰(Pitcairn,Major John),42-3

珀柳,海军上将(Pellew,Admiral),198

普奥战争(Prussian‐Austrian wars),44,129,158,207-9,234

普法战争,1870年(Prussian‐French war of 1870),44-5,75,90,104,113,117,158,160-1,170,184,206-8,210,214,224,234

普恩加莱,雷蒙(Poincaré,Raymond),52

普勒维,V．K．(Plehve,V．K．),76-7

普鲁士(Prussia),188,207

普鲁士-丹麦战争(Prussian‐Danish wars),69,98-9,208

葡萄牙(Portugal),238

Q

骑兵(Cavalry),189,212-14,219-20

《骑兵训练手册》(Cavalry training Manual),213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42,112,133-4,158,188,190,191,194

七周战争,1866年(Seven Weeks War 1866),206-7,227

堑壕战(Trench warfare),209-10,211-12,217-20,223

乔治三世,英国的(George III of England),43

切斯尼,查尔斯(Chesney,Charles),207,221n

切斯尼,爵士,乔治(Chesney,Sir George),214

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s),59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l,Winston),31,37,97,107,220,238

全面战争(General wars)

原因,132,228-42,294

定义,196n,229,235,241

持续时间,196-7,204-5,225,226-7,282-4

在其中的经济变化,211

在其前夕的恐惧,51-2

频度,112-13,196

由它作的力量衡量,120

R

人口增长(Population expansion),10

日本(Japan)

对朝鲜的政策,59-60,90-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第十六章

其突然袭击,164-70,172-3

日本侵占满洲(Japanese‐Manchurian war),47,95,96,144

日俄战争,1904至1905年(Japanese‐Russian War 1904-5),22,47,62,76-7,98-9,115,140-2,157,165-6,168,170-1,212,222-4

日中战争(Japanese‐Chinese wars),47,66,226,230,239-40,246,250,255,259

儒教(Confucianism),6

瑞典(Sweden),231-2,292

瑞士(Switzerland),231-2,292

S

撒丁(Sardinia),95-6,233

萨多瓦战役(Sadowa,Battle of),207,227

萨克斯,伯爵,M．德(Saxe,Count M．de),190

商业循环(Business cycle),91-5,101

塞尔维亚(Serbia),60,100,105-6,206,253;参见巴尔干战争

塞耶,乔治(Thayer,George),136

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60

少数民族,与国外有联系的(Minorities with ties abroad),83

圣多明各(San Domingo),59

胜负不决的战争(Indecisive war),183,186-90,192,220,224,234

事故,战争作为(Accident,war as),25,127-45,270,292

世界大战,第一次(World War,First),25-6,113,160,185,210,215,217-25,229,235-7;参见凡尔赛条约

作为事故,127,130-2,136-7

先行的刺杀,105-6

在其前夕的看法,51,65-6,81,97,105-6,130-1,134-5,171-2,212-13,217,234

速战概念,35-40,47

战前的社会动荡,77

世界大战,第二次(World War,Second),113,160-1,225,226,229,237-40,243-69;参见珍珠港在其前夕的预期,48-50,53,79-80,118投降条件,16-17

世界性战争(World‐wide wars),见全面战争

世界语(Esperanto),22,285

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

和平时期,4,10,12-15,30,32,118,271

短暂的战争,206-8

《19世纪》杂志(Nineteenth Century),129

斯拉夫人(Slavs),180

施利芬,伯爵,阿尔弗雷德·冯(Schlieffen,Count Alfred von),217

私掠船(Privateers),193

斯大林,J．(Stalin,J．),48,49-50

斯密,亚当(Smith,Adam),8-9,20,111,194

斯塔福德-克拉克,戴维(Stafford‐Clark,David),93

斯特德,W．T．(Stead,W．T．),211

斯图尔特,迈克尔(Stewart,Michael),102-3

斯托厄尔,埃勒里·C．(Stowell,Ellery C．),173

索罗金,皮季里姆(Sorokin,Pitirim),3

索姆河战役(Somme,Battle of),219

苏德友好条约,1939年(Russo‐German friendship pact 1939),48

苏芬战争(Russo‐Finnish war 1939),1939年,49,50,100n,238-9

苏加诺总统(Sukarno,President),80

苏克霍姆林诺夫,将军(Soukhomlinov,General),38-9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22,261

苏伊士战役,1956年(Suez campaign 1956),50,65

绥靖(Appeasement),28,79,164

T

塔拉尔,科姆特·德(Tallard,Comte de),187-8

塔奇曼,芭芭拉·W．(Tuchman,Barbara),39

泰勒,A．J．P．(Taylor,A．J．P．),151

太平洋战争(Pacific,War of),208

太阳黑子(Sunspots),101

坦珀利,哈罗德(Temperley,Harold),188

汤姆森,戴维(Thomson,David),11-12,15

汤因比,阿诺尔德·J．(Toynbee,Arnold J．),6-8,110

逃亡(Desertion),187-8,277

天气(Weather),92,97,99-100

挑衅(Provocation),157-8

铁路(Railways),20,22,184-5,206-8

同盟(Alliances),52,56,59,62-5,69,119-20,124,229-37,239,241,293,294

统治者的死亡(Ruler,death of),68-70,86,95,117

通讯(Communications)

与和平,19-28,30

战争中的,61,98-9,143-4,183-4,188,206,208,226

通信卫星(Telstar),29

土耳其,在那里的少数民族(Turkey,minorities in),83-6

土俄同盟(Turkish‐Russian alliance),177

土俄战争(Turkish‐Russian wars),20,44-6,83,100,177-85,210,223-4,231,233-4

土希战争(Turkish‐Greek wars),47,63-4,81,84-6, 90,104-5,158,206,226;参见巴尔干战争

土意战争,1911至1912年(Turkish‐Italian war 1911-12),47,62-3,100n.,105,212

突然袭击(Surprise attack),128-30,164-73,254-9

托洛茨基,列昂(Trotsky,Leon),155

陀思妥耶夫斯基,F．M．(Dostoievsky,F．M．),180

W

瓦泰勒,埃默里希·德(Vattel,Emerich de),111

外交(Diplomacy),55-6,108,115,150,292,293

外交危机(Diplomatic crises),114-16

万国博览会,1851年的(Great Exhibition of 1851),19,104

威尔斯,H．G．(Wells,H．G．),212

威尔逊,伍德罗(Wilson,Woodrow),54

威廉二世,德皇(Wilhelm II,Kaiser),51,105,113,162

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Queen),105

维特,伯爵(Witte,Count),76-7

维也纳会议,1815年(Vienna Congress 1815),162

韦弗尔,伯爵(Wavell,Earl),129,223

文明舆论(Civilized opinion),23-7,32

沃尔波尔,爵士,罗伯特(Walpole,Sir Robert),42

沃尔斯利,爵士,加尼特(后为子爵)(Wolseley,Fir Garnet,[Later Viscount],129,169-70

沃拉卜克语(Volapük),21-3

伍德,戴维(Wood,David),225

伍尔夫,伦纳德(Woolf,Leonard),73

“无畏号”,皇家战舰(Dreadnought,H．M．S．),140

X

希克斯·比奇,爵士,迈克尔(Hicks Beach,Sir Michael),46-7,90

希腊-土耳其战争(Greek‐Turkish wars),47,63-4,81,84-6,90,104-5,158,206,226;参见巴尔干战争

希特勒,阿道夫(Hitler,Adolf),13,28,48-9,79, 81,113,134,151,172,196,238-9

西班牙(Spain),100n,231-2,238

西梅尔,格奥尔格(Simmel,George),117-18

谢林,T．C．(Schelling,T．C．),129

新加坡的陷落(Singapore,Fall of),248-64

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war as),战争作为,6

匈牙利,在那里的造反(Hungary,uprisings in),65,96,275n

宣战,164-73,294

Y

亚历山大,亲王(保加利亚)(Alexander,Prince [Bulgaria]),62n

亚历山大二世,俄国的(Alexander II of Russia),46

亚眠和约(Amiens,Peace of),113

耶路撒冷(Jerusalem),178

夜战(Night fighting),98

伊戈内,帕特里斯(Higonnet,Patrice),133

伊舍,子爵(Esher,Viscount),37-38,195

以埃战争(Israeli‐Egyptian wars),50,227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Italian invasion of Ethiopia),47,65,230-1,279

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Italy in Second World War),237-8

意土战争,1911至1912年(Italo‐Turkish war 1911-12),47,62-3,100n.,105,212

意识形态(Ideology),106-7,291,293

印度(India),143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抗(Indonesian‐Malaysian confrontation),ix,80

英法敌对(Anglo‐French rivalry),133-4,146,150

英法战争(Anglo‐French wars),232-3

英国(Britain)(参见英美战争、英法敌对、英法战争、英国-波斯战争)

防务开支,139-4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31

给盟国的补贴,193

重整军备,138,267

战争频度,3

英国-波斯战争(Anglo‐Persian war),223n

英美战争(Anglo‐American wars),57-9,65,143,157,230;参见美国独立战争

印中边界战争,1962年(Indian‐Chinese border war 1962),50

游击战(Guerrilla warfare),144,193,201-2,205,226

预料,关于战争的(Prediction of warfare),103,210-11,214-17,223

语言(Language)

共同语言,5,21-2,292

国际语言,21-2

原子弹(Atomic bomb),267-9,276

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Joseph I,Emperor of Austria),47,30

越南战争(Vietnam War),47n.,50,83,147-8,151,270,271,273,275,279

持续时间,186,201-4,226-7

Z

詹金斯之耳战争(Jenkins’Ear,War of),127

战争的持续时间(Duration of warfare)

殖民战争的持续时间,198-205,226-7

对它的预期,35-47,51,53,61

全面战争的持续时间,196-7,204-5,225,226-7

其缩短,186

漫长的战争,186-7,215-21,294,295

其原因,196-7,208-14,221-7,247

核战争的持续时间,282-3

较短暂的战争,205-8,225

其原因,196-7,208-14,221-7,247

战争目的(War aims),134,147-56,197,233,241-2,291

战争与其原因(War and its causes),108-9,122-4,148-9,152,157-9,228,291-5

事故性战争,25,127-45,292

同盟,52,56,59,62-5,69,119-20,124,229,236-7,239

反帝国主义,106-7

军备竞赛,27,90,135-41,146,270

均势影响,109-14,123,152,181-2,291

国内冲突,70-86,95,100-1,293-4

彼此矛盾的预期,40-56,61-2,70,82,84-6,117-19,141,144-5,151-2,159,241-2,293-4

统治者死亡,68-70,86,95,117

无聊打斗理论,10-11

外交危机,114-16

从国内弊病转移开去,70-82

经济状况,15-16,56,87-96,100,149,179-80,210-12,214-16,291

战争的结束,159-62,234-5,292-4

战争频度,3

意识形态,291,293

在核时代,281,289

心理疾病理论,6

国家庆典的影响,104-7

乐观,53,55-6,70,103-7,123-4,141

宗教,178-80,182

替罪羊理论,70-86,95-6,146-7,153,162-4,173-4,291

季节的影响,56,61-2,97-104,107,158,187

第三方的行为,59-67,88-90,95,99,177,183,197,208,227,230-1,238,241,293

不宣而战,164-73

天气的影响,92,97,99-100

战争罪行审判,162,164,243

厌战情绪,9

作为和平的原因,6,9,32

好战精神

其衰落,19-20

衡量,3n

战争与和平的循环(Cycles of war and peace),7-8,91-5

张伯伦,内维尔(Chamberlain,Neville),8,27-8,30,121

珍珠港(Pearl Harbor),57,66,164-5,167-70,172,240,参见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Capitalism),137,146,147,153

智利(Chile),140,208

殖民战争(Colonial wars),95,146,153,170,230,232,244-5

阿尔及利亚,44,158,198-205,226-7

中国,139

古巴,205

持续时间,198-205,226-7

埃塞俄比亚,47,65

印度,143

墨西哥,59,64,208

北美,133-4

参见越南战争

中国(China)

与印度的边界战争,1962年,50

国共内战,9

与日本的战争,47,65,95-6,114,226,230,239-40,246,250,255,259

宗教(Religion),106,149,178-80,182

共有的宗教,6

中立(Neutrality)

原因,230-2,292

对关于战争的预期的影响,62,64,65

有利可图的,60

贸易与,57,66

中立国利益,保护(Neutrals’interests,safeguarding),171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46

总体战(Total warfare),165

专制君主政体(Monarchy,absolute),146

祖鲁战争(Zulu War),230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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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目　录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第三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篇　和平之谜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二篇　战争网络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一

二

三

四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七章　战争日历

一

二

三

四

第八章　力量算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三篇　难以捉摸的好战者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四篇　战争的多种形态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结　　论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十八章　战争、和平与中立

当前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中的谬误

关于原因的一个框架

战争模式

缩　写　语

注　　释

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

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

第三章　关于一场正在到来的战争的梦幻

第四章　水鸟相打之际

第五章　守灵战争和替罪羊战争

第六章　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

第七章　战争日历

第八章　力量算盘

第九章　事故性战争

第十章　目的与战争

第十一章　永远可耻的一天

第十二章　黑海世仇

第十三章　漫长的战争

第十四章　较短暂的战争

第十五章　战争扩大之谜

第十六章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

第十七章　核时代的神话

参考文献选录

索　　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