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 言

一、招人讨厌的哲学

二、征服者

三、护教先锋

四、神的天下

五、异教徒们

六、神们自己

七、天国王朝

八、信仰与反叛

九、奇怪的论调

十、从怀疑开始

十一、理性主义

十二、形而上学

十三、二元论

十四、唯我论和目的论

十五、寒冬夜行人

十六、二虎相争

十七、特立独行

十八、旷世天才

十九、机械论

二十、决定论

二十一、通往怀疑之路

二十二、哲学怪兽

二十三、还忘了一件事

二十四、他！救世主

二十五、康德的现实意义

二十六、那个年轻人

二十七、傲慢与偏见

二十八、悲观主义

二十九、评价叔本华

三十、阴影中的危险

三十一、瞧！这个人

三十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三十三、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三十四、科学君，拯救世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三十五、伟大的进化论

三十六、进化论的影响

三十七、辩证唯物主义

三十八、英国段正淳

三十九、生活在别处

四十、逻辑实证主义

四十一、实用主义

四十二、科学说：我不信先验理性

四十三、科学说：人的认识能力有局限

四十四、科学说：我自己也不靠谱！

四十五、实用主义的科学意味着什么

四十六、非理性

四十七、主观真理

四十八、中国哲学

四十九、暂时的结论

前　言

哲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连物理都包括在内。现代哲学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也包括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分支学科。但是——

这些问题我们通通都不关心。这本书里也不会写。

这本书很自我，我们只关心两个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宗教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它的答案我们不信。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也就是哲学的方法去探索答案。

结果如何，咱们走着瞧吧。

一、招人讨厌的哲学

1787年，一群美国人在费城的一个房间里日夜不停地争吵。他们要做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事情——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一部宪法。

应该说，他们的工作非常成功。因为到今天两百多年以来，这部宪法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美国的制度也成为世界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

但可能很多人想不到，这部宪法还有一个奇特的副作用——它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看法。

关键是它的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从英国继承而来，历史也不短了，但要让咱们看来实在是古怪至极。首先“陪审团”是一个误导人的翻译，英文原词没有“陪”的意思，原意大约是“临时裁决委员会”。在法庭上陪审团是负责裁决的主角。法官才是陪衬，只能做做解释法律、引导庭审之类的服务工作。

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美国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老百姓。法庭对他们的学历水平、法律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一个小学水平、没学过法律的人，也能有权决定犯人是不是有罪。

所以在美国，一个亿万富翁该不该破产的命运可能就掌握在一个不爱读书不爱思考只喜欢喝啤酒看脱衣舞的蓝领工人的身上。咱们这里肯定会有不少人觉得，这不是乱弹琴嘛！

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制度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保证每个案件的裁断都符合大众的道德观。这能避免法律人士凭着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条文，也能用来对抗失去民心的恶法。所以至今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

这事儿对哲学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另一个历史事件。

就像我们的圣贤是孔子一样，西方人也有自己的圣贤，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人生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两句话：

他喜欢问别人问题，然后被判死刑了。

圣贤的牺牲当然是伟大的、悲壮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事广为后人传颂，不少艺术家都创作了绘画、戏剧来歌颂他。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苏格拉底是被雅典的陪审团判死刑的。

注意，这个雅典陪审团不是贵族陪审团，不是宗教陪审团，是真正的人民陪审团。在成员要求上，除了性别必须是男性以外，其他条件和美国今天的陪审团一样：都由普通老百姓抽签组成，不论职业，不论学历，不论官阶，只要是成年的雅典公民就行。

不难理解，理论上陪审团成员越多，断案就越客观。出于成本考虑，今天美国的陪审团只有12个人。

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民陪审团有多少人呢？

500人。

多少人判苏格拉底死刑呢？

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

苏格拉底的案件常常被人当作“民主暴政”的例子。说明多数人的民主在错误的引导下也会作出邪恶的判决。

但要注意，法庭给了苏格拉底充分辩护的机会。

按照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发言雄辩有力，用词通俗易懂。别说是当时的希腊人，就算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份文献都会让人忍不住认同苏格拉底。

那么，人民陪审团坚持判苏格拉底有罪只能说明一件事：

人民真的想让他死。

苏格拉底到底哪里得罪人了呢？

按照后人的记录，苏格拉底这辈子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问问题。当然，他不是一般的问。他专挑别人的漏洞，每次都能把对方问得头昏脑胀。

比如说，他问人家什么是正义，人家给了他一个答案后他不满意，他就不停地追问人家。直到把人家问崩溃了他才收手。咱们今天夸苏格拉底，说他这叫思想“助产术”，能帮助别人思考。听着是挺不错，但问题是你考虑了被问的人的感受了吗？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人。本来你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苏格拉底突然从角落里蹦出来，抓住你问：

“你说，什么叫正义？”

你还以为这哥们是真的不懂呢。你好心啊，你就耐心给他讲，正义是怎么怎么回事。

没想到，他话锋一转，突然抓住你话里的一个漏洞反问你：“你这样说不对吧？”

不管你怎么回答，聪明的他总能不断地追问下去。问来问去你肯定就崩溃了。但就算你想逃跑也没用。按照惯例，他非得问到你满脸羞愧地承认自己啥也不知道，才能心满意足地放过你。

要是就你自己一个人也就算了。假如身边还带着女朋友，带着奴隶和仆人，你说你还要不要面子了？

说白了，苏格拉底没事就到马路上打击人玩。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追问方式已经包括了哲学思考的全部要素。如果苏格拉底追问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那他就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没什么区别了。

但是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人的知识好像一个圆圈，知识越多，圆圈的周长就越长，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所以苏格拉底这个当时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却以为自己最无知，乃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回答无足轻重，必须通过向其他人问问题的方式来求知。

这条“越聪明越谦虚”的规律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方明明很聪明，还偏偏非常谦虚，那不是越发可气吗？

当时有好事的人去神庙里占卜，问雅典在世的最聪明的人是谁。神灵坚定地回答：就是苏格拉底，没别人了！

要放在一般人身上，正常的反应是低调。神灵这么夸你，你就应该谦虚两句：不不不，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我永远是人民的小学生。群众肯定夸你又聪明又谦和，皆大欢喜。多好。

苏格拉底不，苏格拉底很无辜地说，我不觉得我聪明啊。然后他就到处找人辩论，美其名曰看看谁比我聪明。问题是谁能辩得过他啊，聊两句就都崩溃了。苏格拉底每次把人灭了之后，就恍然大悟说：哦，你没我聪明呀。然后接着去找下一个人灭。

你说这种谦虚法，但凡有点自尊心的人，谁受得了？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在最后的审判中，雅典陪审团其实审判了苏格拉底两次。第一次投票结果是280票对220票判有罪。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审判里，还有不少人认同苏格拉底。

而且那时死刑还有商量。根据雅典法律，苏格拉底可以拿罚款抵。

掏钱换条命，这好事儿谁不答应啊。苏格拉底不缺钱，他虽然自己穷，但是他的学生和朋友有钱，而且他们都主动要为老师出钱出力。但是苏格拉底本着知识分子的古板，以自己没钱为由，给陪审团出了一个非常低的赎罪价格。而且他嘴上还不吃亏，在审判没出结果之前，还跟陪审团嘴硬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上天派来启发你们智力的，你们还想罚我？你们太幼稚！凭我给雅典的贡献，你们不但不应该罚我，还应该养我一辈子。

陪审团一听，好家伙，这太嚣张了。这不是还没答应饶你呢吗？于是陪审团立刻重新投票。这次投票结果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苏格拉底有罪，死刑，不能拿罚款抵。

后面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苏格拉底本来有机会跑，看守都让他的学生给贿赂好了，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继续硬到底——你们不就是想弄死我吗？爷就在这儿，爷让你们弄！

然后他就被弄死了。

这么看来，苏格拉底身上拥有好几条讨人厌的地方：首先总说人不乐意听的。其次他还总占理，然后把你说服了吧他还在那儿狂谦虚。最后还是一硬骨头。简直把知识分子讨人厌的毛病都占全了。要说雅典人民也够仁义了，本着劳动人民的憨实劲儿，没喊两句“砸烂苏格拉底的狗头”再一脚给踹进太平湖里就不错了。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关键在于苏格拉底那永远质问的劲头。

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前言里说了，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哲学问题只有两个：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

但关键是，这些问题宗教都已经回答了呀。只要臣服于宗教信条，每个人不就可以立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获得人生幸福了吗？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遍地都是神庙，只要随便找个神仙信一信，困惑的时候找神职人员聊会儿天，一切人生问题不都轻松解决了吗？

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讨厌分子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破坏这一切！

他们坚持说宗教的答案都不可信，可又认为自己无知，不肯拿出答案。这等于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温柔乡中一把拖到了现实的冷地里，任老百姓在旷野中哭天嚎地，他们还撒手不管了！

所以哲学既讨厌又无用。要不是雅典人民本着物尽其用的节省精神，生生给哲学找出一用处来，哲学还真就没理由被保留下去了。

雅典人民找出一个什么用处呢？

长面子。

奢侈是什么？贵而无用就叫奢侈。而哲学这玩意超级无用。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听说你是学哲学的，都狂羡慕。人家想：这人家里得多富裕才敢往哲学身上糟践钱啊。

因此雅典人也以哲学为荣。哲学家们只要关起门来讲课著书，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到处出来讨人厌，那雅典人民还是很欢迎的。

这就好像今天有个学哲学的朋友，如果他逮谁跟谁聊专业，人家聊电影他非跟人家说康德，别人肯定都觉得他是神经病、装逼犯，都不理他了。相反，如果他把对哲学的思考压抑在心里，表面上就跟普通人一样饮食男女，偶尔再开开黄色玩笑，大伙就能跟他坦然相处了。没准还会以认识他为荣，到处跟人说：

“瞧，我这哥们儿是学哲学的！”

就像他知道哲学是怎么回事一样。

雅典人民对于哲学的态度，可以从柏拉图的生活变化上反映出来。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时候，柏拉图才二十几岁。听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柏拉图又生气又失望，心说雅典人竟然是这么一群无知又残忍的暴民。于是他离开了雅典，满世界旅游去了。

十几年后，周游够了的柏拉图发现雅典人民对哲学其实不是很排斥。他又回到雅典，在雅典附近开了一所学校，叫柏拉图学院。柏拉图一直在学院里关起门上课，雅典人民也就接受了。

但接下来的变化谁也没想到。

二、征服者

我们的课本讲学术史的时候，大都把学术的发展写成理所当然。历史上每代学者都付出一份努力，把前人的成果加高一点点。只要假以时日，科学终能有所成就。

但这是胡说。

尤其是哲学。哲学的发展非但不是一马平川，反而在好几个世纪里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一不留神，哲学前辈们的努力就会从地球上绝迹。

为啥呢？

说来有点搞笑，关键原因不过是那薄薄的纸。

古希腊人主要使用石板和从埃及进口的莎草纸写字，稍晚一点有了羊皮纸和牛皮纸。总之这些纸张要么价格昂贵，要么不容易保存。而且因为羊皮纸牛皮纸很贵，一些人为了省钱，会把他认为不重要的书上的字刮掉，再重新用，这进一步加重了对书籍的破坏。偏偏古希腊又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很多书籍只能留下有限的几份拷贝。在蔡伦出手拯救这世界之前，只要一把大火、一场战乱，可能一部名著就会从此泯灭。

更何况，哲学还是各学说中最无用的一种。实用的技术想留下来很容易。政权更迭，医生铁匠工程师都不会失业。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留下巫医呢。但统治者有什么理由留下哲学这玩意呢？

所以当雅典面临第一次亡国危险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哲学这回要完蛋了。

敌人是马其顿人。

马其顿在雅典的西北边。说起来，雅典和马其顿都属于希腊文化圈。就好像咱们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都属于中国人一样。虽然政权不同，但是同文同种，文化是一样的。

可是在雅典等希腊人看来，马其顿文化落后，是一群不开化的蛮人。马其顿有好几次要求加入希腊联盟，其他希腊城邦都没答应。

然而就在柏拉图晚年，马其顿实力倍增，足以打得过其他城邦。这下人家也不要求加入希腊联盟了，直接灭了你算了。就在柏拉图去世后不久，马其顿的军队就到了雅典城下。

雅典人民绝不肯屈服。文化中心被野蛮国家侵略，这算怎么回事？你能指望这帮野蛮人保护我们的文化吗？实际上，几年以后，底比斯人叛变马其顿，马其顿就将底比斯洗了城，男女老少都没留下。

所以雅典人拼了命也不能输，不仅组织起军队迎战，还叫来了其他希腊城邦组成了联军。

可不要小瞧雅典军队。

在咱们的印象里，雅典人都是整天高谈阔论的文弱书生。其实不然。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城邦搞的都是全民皆兵制，特别鼓励公民锻练身体，所以才会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嘛！

苏格拉底那么大的哲学家，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位矫健的运动员和勇猛的战士，参加过好几次战争，有过英勇的表现。

所以雅典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差。看过大片《斯巴达300勇士》的朋友对斯巴达战士的勇猛印象深刻吧？雅典和斯巴达经常打仗，还能打个互有胜负呢。更何况这次雅典人还有其他希腊城邦当盟军，他们自信一点也不输于野蛮的马其顿人。

结果雅典人一出城，发现迎面而来的是一群奇怪的敌人。

只见马其顿士兵站成了一个紧密的方阵，每个人手里都举着好几米长的长矛。后排的长矛透过前排人的缝隙伸出来。连续好几排皆是如此，所以最前排一共探出密密麻麻好几十杆长矛，就像刺猬一样。再加上士兵都装备了重甲和盾牌，前排士兵倒下了后面马上有人补充上来。这阵型攻防兼备，简直就是今天的坦克车。

不仅如此，马其顿步兵的两翼还有骑兵穿插包抄，方阵后面还有弓箭手、投矛兵远程进攻，整个形成了立体化作战。

这套战术被后人称作“马其顿方阵”，在当时基本就是天下无敌的东西。

更让雅典人吃不消的是，马其顿人还玩起了阴的。刚一交战马其顿军队就开始后退，等到雅典人追击的时候，突然从暗中冲出一支由年轻的马其顿王子率领的骑兵，把雅典联军中负责殿后的底比斯圣队彻底打败了。

这支底比斯圣队非常有名，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士兵都是一对一对的同性恋。所谓上阵父子兵，这支部队都是恋人兵，打仗的时候谁都不肯后退，所以战斗力超强。当这支部队被马其顿王子击溃后，整个雅典联军也就溃败了。雅典从此落入了马其顿之手。

对于雅典人来说，被不开化的马其顿蛮人，尤其还是个年轻的蛮人王子打败真是一场耻辱。

但雅典人输得一点都不亏。

因为那个马其顿王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

20年后，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向披靡，最终让马其顿横跨欧亚非，成为人类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称为亚历山大帝国。

和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雅典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座小城罢了。而雅典城内的小小神庙中，那几卷用烂纸破皮誊写的哲学著作，更如同草芥一般。只消一阵微风，立刻就会灰飞烟灭。那些哲学家对此却束手无策，只能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命运的发落。

假如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一百年后中国发生的那点事儿，他们就会更加惊恐了。

因为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有一个和马其顿非常像的国家，它同样用武力统一了大片领土。然后他们的皇帝就下令：烧毁一切官方不喜欢的图书，杀掉所有讨厌的读书人。

没错，我说的就是秦国。

马其顿和秦国很像。

它们差不多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都位于中心文明（希腊文明/中原文明）的西北角，都是多山地形，土地贫瘠，经济和文化都落后，但是军事都很发达。

因为文化落后，最早处于中心文明的国家都不愿意接纳它们，直到后来它们的军事能力强大了，中心文明才不得不予以承认。

在完成统一大业前，两个国家都奉行开明的文化政策。既然自己文化落后，那就广开言路，把别的国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在秦朝的知识分子阵营里，吕不韦和商鞅都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马其顿也是猛学雅典知识，甘当雅典的小学生。

最后，它们都靠军事力量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秦始皇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秦始皇办了一件伟大的事，就是统一中国，避免中国出现欧洲那种多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局面。

但秦始皇是怎么做到的呢？

都给我用同样的单位，不用的，杀！

都给我写同样的文字，不写的，杀！

只能留官方规定的书，非官方的，烧！

秦始皇敏锐地发现，国家统一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统一，在于民族的融合。虽然他的手段残暴，但是他成功了。

然而亚历山大没这么做。

王国维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我们说，可爱的皇帝没有能耐，有能耐的皇帝不可爱。

秦始皇属于后者，亚历山大属于前者。

所以雅典的哲学家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亚历山大不但重视希腊文化，也同样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在这点上，亚历山大不像是征服者，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雄心勃勃地建起了一座亚历山大图书馆，目标是“收集全世界的书”。自然，希腊著作成为收藏的首选。

后来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图书馆归了埃及所有。埃及国王对图书馆同样尽心尽力，据说还使用了强行搜查过往船只等非常手段收集图书。为了搞到一些希腊戏剧的原著，埃及人假装向希腊借原本抄写存档。实际上伪造了一份，把真本留下，把伪本还给人家了。

更厉害的人物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在马其顿还未崛起的时候，马其顿贵族经常派人到雅典留学。其中有一个皇家御医的儿子去了柏拉图学院，学成归来就成了亚历山大的老师。

这人叫做亚里士多德。

是的，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亚里士多德不是雅典人，是马其顿人。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三个人的关系和咱们的孔子、孟子、荀子很像。都是被万代学子崇拜的先贤，都是辈辈传的学问（不过，孔子、孟子和荀子之间的时代相隔较远，学问不是亲传）。每一代学生虽然继承了老师的学问，也都有和老师相悖、不同于老师的学说，否则学生们也不能自立为一代宗师。更巧的是，苏格拉底和孔子都不留文字，他们的观点是徒弟们给记录下来的 ①。

他们所处的时代也很接近。孟子只比亚里士多德小了12岁。要不是有喜马拉雅山拦着，没准亚历山大可以打到中国，那样孟子就能读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了。

我们难以想象苏格拉底的疑问、柏拉图的思辨和亚里士多德的百科知识会给正在百家争鸣的中国带来什么影响。或许中国不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也能在文明里留下理性、思辨和科学的种子。当然，这种假设没有意义。

亚历山大对雅典的征服非但没有摧毁希腊哲学，反倒将哲学发扬光大。毛主席把长征比作革命的播种机，那么马其顿方阵就是希腊哲学的播种机。随着亚历山大的铁骑，希腊的哲学著作得以遍布东欧、北非以及中亚。

希腊哲学能够传到今天，要感谢雅典的亡国之战，也要感谢亚历山大可爱却“无能”的治国方针。如果没有这一步铺垫，不久以后，希腊哲学就要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顺便一说，此时希腊哲学讨人厌的毛病还是没有改掉。

哲学家永远学不会讨好独裁者。在亚里士多德的晚年，他曾经抗议亚历山大的一个死刑判决。亚历山大给他老师的回应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他说：我也有能力处死一名哲学家。

哲学家同样永远学不会讨好人民大众。亚历山大一去世，雅典人就对亚里士多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主要是因为雅典人还记着被马其顿征服的仇呢。结果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雅典，第二年就去世了。

正因为亚历山大是个可爱的皇帝，没有通过暴力进行文化统一，所以他死后，亚历山大帝国马上就分裂了。

不久，更强大的罗马帝国代替了亚历山大帝国，统一了大部分欧洲。在文化上，罗马帝国和亚历山大一样，同样奉行包容的政策，希腊哲学也得以继续传播。

当然，我们知道，罗马宽容政策的后果是，后来的欧洲再也没能形成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大国，而是分成了多个民族国家。

对于欧洲的历史选择，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些我们不讨论。

我只知道对于知识来说，宽容永远代表着光明。

罗马帝国成立之初的文化界宛如咱们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争鸣的地方常常是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不同学派的人当场宣讲、辩论自己的观点，那是文化人最幸福的时代。

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改变了。

三、护教先锋

罗马的社会制度远比咱们一般人想象的更为先进。罗马虽然是奴隶社会，但也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在前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罗马还是个民主社会，国家大事都由元老院开会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法律，根本没有皇帝这个职位。

在严格的法律制度下，你就算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社会身份就很重要了。罗马地域广大，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罗马地区的人民很难拿到罗马公民的身份证。因此罗马公民在当时属于特权阶级，可以受到很多照顾。

而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人。

他叫保罗。他将改变世界，也将永久改变哲学的境遇。

罗马帝国的扩张方式和亚历山大有点像，在文化和宗教上，它奉行的不是剿灭而是宽容政策。比如罗马去征服蛮族的时候，蛮族也有自己的神灵啊，结果罗马人建了一个“万神殿”（今天还可以看到），把各个蛮族的神灵都供奉到里面。蛮族一看打仗打不过罗马，投降后自己的神灵还能进入那么雄壮的神殿中，所以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成批成批的就都投降了。

因此在罗马帝国境内，众多宗教可以互相杂处，其中也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

这里得稍微说一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是同一个宗教。在犹太人中先产生了犹太教，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发展来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上帝，也都相信会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词，都是“救世主” 的意思）。区别是，基督教认为救世主就是耶稣，而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反而认为基督教是异端。因此他们才将耶稣处死在十字架上。

在对待经文上，两者都信奉《旧约》，但只有基督教相信《新约》。《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记录耶稣降生之前的事，一个是记录之后的事。

保罗和耶稣处于同一个时代。早年的保罗是犹太教徒，他听从教长的指示，积极迫害基督徒。据《新约》说，保罗在追捕耶稣的路上见到了耶稣的启示，从此皈依了基督教。

后来证明，保罗的皈依对基督教极为重要。

保罗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向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传播基督教。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在保罗之前，基督教只限于犹太人自己信仰。只因为保罗的传教，才使得基督教后来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

但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不理解保罗的行为。

第一，犹太教徒当然认为保罗是异端。

第二，犹太教的特点是非犹太人不接纳，你要没有犹太血统想皈依都不行。而最开始的基督教也继承了犹太教的这个观念，不少信基督的犹太人觉得，基督教用来救犹太人就好了，不应该接纳外族人。所以他们也反对保罗的传教。

第三，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一神论，信奉基督教就得放弃信仰其他神灵。因此那些被传教的非犹太人觉得，保罗传播新宗教是在破坏我们的传统，冒犯我们的神灵。

总之，保罗是几头不讨好。按照《圣经》的记载，最紧张的时候有人要刺杀保罗，多亏保罗有罗马身份证，有特权，这才得到罗马士兵的保护，安全离开。其实这帮罗马士兵也是看在保罗的身份上才保护他，他们自己也恨不得迫害保罗。

所以保罗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久他就遭受了另一场灾难。

公元64年7月17日夜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西方世界的中心，全欧洲最富饶、最美丽的城市罗马突然烧起了一阵大火。这火也太大了点，持续烧了六天七夜，整个罗马城的三分之二都被烧为灰烬。

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还不错，不仅积极救火，还打开自己的宫殿安置灾民。但随后传出各种传闻。有的说尼禄是想要写出一篇能和描写特洛伊大火相媲美的诗篇，故意让人放火的。也有的说尼禄是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放火的。——三分之二的罗马城啊，如果后一条传闻属实，那么尼禄毫无疑问是史上效率最高的拆迁商。事实上，在罗马大火后不久，尼禄的确在废墟上建起了更大更漂亮的宫殿。

或许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不久以后，尼禄对外宣称这场大火是基督徒所放，同时展开了对基督徒大规模的逮捕和残杀。

有人说，保罗就死于这场大火，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被审判处死的。

关于罗马大火和保罗的遭遇，史学家们有很大的争议。但细节到底如何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保罗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而基督徒们受到了极为残酷的迫害。

保罗的时代，人们对基督徒有诸多偏见。

在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世界很快就会毁灭。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传教，也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建立自己的教堂，撰写经文，只是搞一般的宗教聚会。所以在外人看来，基督徒们非常神秘可疑，也造成了很多误会。

比如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不理发不剃须，因为他们认为理发剃须是对造物主所造之物的人工修饰。这就让外人觉得，基督徒总是长发长须，打扮怪异。

再比如，基督教中有分食葡萄酒和面包的习惯。酒和面包象征着耶稣的血和肉。但是外人以讹传讹，就产生了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的传闻。

还有，基督徒信仰的是一神教，其他任何神灵都不信仰。而在古罗马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是离不开神灵祭拜的。比如丰收的时候就要祭祀农业女神。这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然而基督徒出于信仰，拒绝参加这类活动。别人都上街庆祝的时候，他们躲在家里，这会让外人觉得他们既不合群，又神秘怪异。

另外，基督徒们相信世界末日就快到来，到处宣传“天上将会降下巨大的火球烧毁一切”。这也成为当时很多人疑心基督徒是罗马大火凶犯的原因之一。

说起来，被外人误解也算是基督教的传统。

1800年后，当基督徒们到中国办免费的育婴堂和医院的时候，有中国人觉得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白做好事，便说：“洋教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引之用。”

基督教又允许女人信教。在龌龊人的心里，就想象成了“每令妇女诵经侍坐密室”或者“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为欢”。

基督教要妇女独立，不再听从父兄的封建管制。父兄们不肯相信这是封建家教无能的结果，便说教堂对妇女“投以媚药，使其欲火中烧，一经交接视本夫如粪土”。

传教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

保罗就在这种条件下逆流而上。他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希腊哲学这个武器。

前面说了，那个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都在城市广场上共同辩论，因而基督教常常会受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质疑。

比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了世界。有异教徒问：

“那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干什么啊？”

——谁知道在干什么啊，人家上帝也不能什么事都跟你说啊。被问急了，基督徒就没好气地回答：

“上帝在给你们这些异教徒准备地狱呢！”

回答挺虎，但总这么回答也不是个事，这时候就只能让哲学上场了。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在斗争中，哲学总站在弱者的一方。

这是因为哲学讲思辨，讲道理。而只有弱者才会去讲理，强者不需要讲理。

这也是因为，哲学继承了苏格拉底讨人厌的疑问精神。只有弱者在面对强权垄断的时候，才有质疑权威的需要。

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基督教正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

保罗有深厚的希腊哲学功底，在传教中又和希腊哲学家发生了辩论。因此他将哲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到传教中，撰写了大量的神学文章。这些文字后来被称作《保罗书信》，成为《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罗之后，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把哲学当做了传教的武器。正因为保罗他们的工作，基督教才拥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其他宗教相比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同一时期的其他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大都衰落了，只有基督教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宗教。在哲学史上，这时的哲学被称作“教父哲学”。

帮基督教宣传这事，对哲学来说既好也不好。

好的地方在于，这回是显了哲学的大能耐了。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起步阶段的汗马功劳就是哲学立下的。

不好的地方在于，宗教和哲学在根本上是无法协调的。宗教要求信仰，哲学要求怀疑，要不苏格拉底也不能被控诉不敬神。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哲学注定无法发挥自己事事怀疑的真能耐，只能沦为宗教宣传的幌子。

比如在教父哲学时期，基督徒看希腊哲学很有威望，就喊出“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的口号。还有人说，在基督降临之前，基督教的光芒就已经照到了部分希腊人的心灵，所以才出现了希腊哲学。

总之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口中，哲学的怀疑精神一点没有。这里的哲学只是用来装潢门面的招牌，就跟今天算命的搬个电脑搞“科学算命”一样。

不过教父哲学里有一个人可以说一说，他叫奥古斯丁。

——顺便一说，别跟奥古斯都搞混了。奥古斯都是古罗马皇帝常用的头衔。

奥古斯丁早年信仰摩尼教，还沉迷过肉欲享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克制欲望，获得更高级的精神追求。

但是咱都知道，克制欲望哪那么容易啊。正像王尔德说的：“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临考前徘徊在网吧门口的同学们，减肥时反复开关冰箱门的姑娘们，最能理解抵抗诱惑时的痛苦和投降后的懊悔了。

据奥古斯丁自己说，有一天，他被自己的欲望折磨得痛苦万分，为此狂走力尽，躺倒在一棵树下哭泣。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清脆的童声在反复吟唱：“拿起，读吧！拿起，读吧！”

他随手翻开一本书，正是保罗当年写的《保罗书信》，而且奥古斯丁正好翻到书中教诲人要克制欲望的篇章。奥古斯丁读了之后大为震撼，感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神谕，于是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历史上重要的圣贤。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仔细思考过信仰的问题，也认真学习过哲学，因此他并不是只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工具，而是真心想通过哲学来探求真理。奥古斯丁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一个长久困扰基督教的逻辑弱点：

《圣经》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那为什么会允许人间存在这么多丑恶和痛苦？

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所以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上帝是全知的，不仅知道过去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知道未来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问题还可以问成：

上帝既然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偷吃禁果，为什么一开始不去阻止他们？

奥古斯丁的解释是，关键在于自由。上帝给了亚当和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也必须让人类拥有作恶的可能。

更具体地说，上帝是善的，而上帝的善表现在上帝对人类的行为要进行公正的赏罚。那么既然要赏罚，前提就是人类必需拥有自由意志，必须能自己选择行善还是作恶，否则人类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段论证对我们的意义是，首先，它十分巧妙，把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给解释开了。其次，这解释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甚至暗示了一个意思：和消除人世间的所有恶行相比，自由更重要。

一说到自由我们会想到，这东西亲近的是哲学，不是宗教啊。宗教有各种不可质疑的信条。只有哲学才允许无拘无束的怀疑，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意味着，哲学内在的自由天性和宗教信条注定是无法融合的。

正因为根本上的不可调和，那时有个教父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却是可以相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肯定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这话常被人总结为：“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换句话说，他认为信仰这种事用哲学来论证本身就是错的。对于宗教信就信了，你讲什么理啊。有趣的是，说出这句话的教父晚年和罗马教会决裂，自己成了异端。但他这话却说到了理上，宗教和哲学本来就不能调和。保留哲学，对教会来说就是养虎为患。现代作家威尔·杜兰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

总有一天，苏格拉底的讨厌精神也会让教父们抓狂的。

不过时候还早。教父哲学的时代，各种宗教流派激烈冲突，人们沉迷于各种宗教辩论和仇杀，根本没有哲学发展的机会。

这很好理解，宗教是来救人的，哲学是来讨厌人的，完全没竞争力呀。

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只能静观其变了。

四、神的天下

基督教刚兴起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来，没有做长久打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徒们发现世界末日一直没来，没准今后的日子还长，他们这才想到发展的问题。不久，基督徒们成立了教会，盖起了教堂，也有人开始收集编纂《新约》了。

我们今天总说罗马教皇、罗马教廷的，为什么教皇一定要待在罗马啊？就是因为基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时罗马是帝国首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了教会活动的中心，教皇从那时起就居住在罗马。

不过伴随着基督教传播的，还有罗马军队的血雨腥风。

从尼禄开始，罗马帝国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迫害基督徒。他们用刀杀，用火烧，有时直接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里喂野兽。然而，相信死后会进入天堂的基督徒们无所畏惧。当他们被判火刑的时候，他们对行刑者说：

“我遭受的火刑不过只燃烧一小时而已，而等待你们的，是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

有句俗话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实还可以说一句话叫“用暴力解决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当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时候，正说明强者没有别的招数了，也就离失败不远了。政权屠杀革命者，说明政权快要灭亡。革命者反过来屠杀群众，说明革命即将失败。朱元璋拼命屠杀官员，结果崇祯临死的时候还是要叫“诸臣误朕”。

而当罗马军队屠杀基督徒的时候，说明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撼动帝国统治的地步了。

基督教征服罗马主要有两个武器：对知识分子，用的是希腊哲学；对下层人民，用的是众生平等的理念。要知道那时候罗马还是奴隶制，奴隶生来就是奴隶，永远是贱民。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不歧视任何人，因此尤其受到穷人和奴隶的欢迎。况且基督教为每一个信教的人准备了死后可以居住的天堂，使得人世间再大的苦难都无法阻止他们的信仰。

再坚持一步，基督徒们只需要再坚持一步。

最严酷的迫害来自于一个为人很有趣的罗马皇帝，他叫戴克里先。

首先他的出身很特别，戴克里先的父母都是奴隶。这身份和皇帝之间的跨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戴克里先进入军队，从最低层一点一点爬起来，凭着战功慢慢积累势力和威望。公元284年，尼禄去世二百多年后，戴克里先被推举为罗马皇帝。

我们说得轻松，但只要想象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了抢皇帝宝座搞出的那些血雨腥风，就知道戴克里先的崛起过程有多么艰难了。更可贵的是，他上位靠的不是暴力、政变——这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最常用的招数——而主要是权谋、手腕。他尊重保护敌手的性命和财产。这也使得他的统治能够更长久一些。

从很早之前的屋大维开始，罗马就不再行使民主制，而是一人独裁。尼禄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但是在名义上，罗马此时还叫“共和国”，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是“执政官”、“第一公民”，名义上是服从元老会的官员。这种制度有点像战国时候的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掌握在“大将军”或者“关白”手里。比如《聪明的一休》里面那个足利将军就是名义上的臣子、实际意义上的皇帝。

而戴克里先彻底终结了这种制度，他用类似秦始皇的气势，把罗马皇帝神圣化了。他以后的罗马皇帝真正高高在上，屁民就是屁民，见皇帝的时候必须服从一系列严格的礼仪，连表面上的民主也没有了。

我们想，“执政官”的名号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实权已经在自己手里了，名号、礼节有什么重要的？戴克里先如此重视皇帝的威严问题，说明他一定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此时的戴克里先可以说是整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这时候的中国刚刚三分归晋，还没从战争中缓过来呢。对于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这都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

戴克里先也在琢磨帝国千年基业的问题。他总结了之前罗马历史上的得失，认为帝国的关键问题在于国家太大了，一个皇帝管不过来。

这有几分道理，因为当时罗马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境外蛮族的入侵（和古代中国一样）。同时帝国疆土太大，有限的帝国军队确实防守不过来。

但戴克里先的解决办法就没法恭维了。

他大手一挥，把罗马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自己不当整个罗马的皇帝，只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给对面的西罗马帝国又找了一个新皇帝。而且他觉得光这么分还不够，还是守不过来。他又找来了两个副手皇帝，自己和西罗马皇帝一人一个，把帝国进一步分成了四份。

他找的这几个新皇帝全是军人出身，为的就是加强军事力量。这么安排还解决了权力继承问题。他规定正皇帝挂了副皇帝继位，然后再选新的副皇帝，这样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找继承人，而且还能考察一段时间，不就不会为了继承权打架了吗？

说实话，这设计实在是不靠谱。

这让人想起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治理方法：国家太大管不过来，干脆就分份，一个儿子一份，自己管自己的——哥，你费这么大劲到处征战不就是为了统一吗？你怎么自己就给自己分裂了？结果是，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灭亡了。

能想出这些招来，只能说明戴克里先在有的地方很傻很天真。他以为四个皇帝可以为了罗马的利益精诚合作，可以忍得住权力的诱惑，就像他自己那样。

戴克里先当了21年罗马皇帝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于是宣布退休，跑乡下种菜去了。与此同时，他还强迫有野心的西罗马皇帝和他一起退位。后来那个退位的西罗马皇帝还劝过戴克里先，让他重新当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回答说：你是没瞧着我那菜园子，那日子叫一个美啊。你要是看见了，你也不乐意当皇帝。

我猜想那西罗马皇帝肯定在心里回答：你以为我傻啊——

分享权力、主动退位，根据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猜测，戴克里先并不重视个人权力，而是一心为了罗马帝国的延续。一权四分是为了罗马，强化皇帝威严也是为了罗马。

可能迫害基督徒也是。

基督教确实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威胁。因为基督徒不信仰罗马诸神，帝国减少了很多从祭祀而来的收入。基督教鼓励人人平等，也就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度。同时关于基督教的各种恶意的传言从尼禄时代起就没有减少过。

早年戴克里先对基督徒比较宽容，但后来他开始颁布一系列限制基督徒活动的严酷法律。在这期间，戴克里先的卧室连续两次失火，这让他更疑心是基督徒在捣鬼。于是律法越发严酷，其中规定凡是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的人都要被烧死。

我们知道，基督教对于崇拜异教神灵最为敏感。《十诫》第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基督徒来说，向其他神灵献祭无异于叛教，更不用说戴克里先还颁布了没收所有教堂财产、烧毁所有《圣经》的命令。所以在这段时期里，基督徒和罗马法律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大量基督徒因此被杀。

不过对于基督徒们来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转折即将到来。

戴克里先给罗马带来了四个皇帝，他本设想这四个皇帝互相合作、互相制约，要比只有一个皇帝的国家更为稳固。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常识。

戴克里先退位后不久，其他皇帝就打了起来。大浪淘沙，西罗马最后剩下两个主力，他们分别是西罗马正副皇帝的儿子。正皇帝的儿子叫马克森提乌斯——他爸爸就是劝戴克里先复出的那个，副皇帝的儿子叫君士坦丁。

和其他竞争者相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更宽容，也更会打仗。马克森提乌斯一看硬的不行就玩起了计谋。他先是假意修好，然后趁君士坦丁外出征战的时候在罗马兵变，夺得了王位。

君士坦丁闻讯立刻千里回师。公元312年10月底，他已经打到了罗马城下。

这是决定谁是西罗马帝国主人的最后一战。然而罗马是经营了数百年的帝国首都，城墙坚固，如何拿下这场战斗，君士坦丁并没有信心。

这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传说有一天，君士坦丁突然见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闪着光芒的十字架，还有一行大意为“追随此符，百战百胜”的文字。这天夜里，君士坦丁梦见基督要他把十字架的符号放到军旗上。于是君士坦丁照做了。

与此同时，罗马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也在向神灵求助。古罗马人很相信先知、预言一类的东西，有不少预言被集结成书，类似咱们的《推背图》、《烧饼歌》。躲在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就翻阅了一本预言书《西卜林书》。书里说，“10月28日，罗马的敌人会毁灭”。正好马克森提乌斯第一次登基当皇帝是在六年前的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就相信了书里所说，于10月28日主动放弃罗马的防御优势，打开罗马城门，迎战君士坦丁。

由于马克森提乌斯仓促出战，他在战斗中大败，最终和众多部队淹死在河里。

有趣的是，站在君士坦丁的角度看，《西卜林书》里说的没错。10月28日这天，确实是“罗马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斯毁灭了。

这战以后，君士坦丁当上了罗马皇帝，由于基督在关键一战中的启示，君士坦丁开始信仰基督教。第二年，君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赦令》。这条命令保护基督徒不再受到迫害，并且鼓励基督教的发展。

当然，就像历史上其他极具戏剧性的事件一样，对于君士坦丁见到十字架这件事，历史学家们有很大争议。有的人认为基督教的符号被印在盾牌上而不是旗子上，而且也不是十字架，而是由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十字架图案。有的人认为并未天现异象，一切启示都在梦中。更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纯粹就是后人的杜撰。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君士坦丁在政治上没有必要完全倾向于基督徒。所以有人猜测，可能君士坦丁的确见到了异象（也可以解释成幻觉），但是经过随军的基督主教的影响，让君士坦丁相信了那是来自基督的启示。

无论细节如何，即便这次事件属于偶然，基督教在欧洲人民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却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以《米兰赦令》为标志，基督教开始摆脱被迫害的时代。此后君士坦丁又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整个罗马唯一的统治者。《米兰赦令》也得以在整个帝国实施。

不久以后，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的国教。新的罗马皇帝下令关闭全国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神庙，禁止异教崇拜和祭祀。

从此，罗马军队不再是基督徒的敌人，而成了他们的朋友。基督教将会更好地展示它的博爱精神——但仅限教友，教外人士不算。

基督教曾经受到的迫害，如今将要加诸到异教徒身上。

也包括哲学。

五、异教徒们

对于一个把幸福寄托在来生的教派来说，用来探索现实的哲学完全是无用的知识。因此罗马时代有基督教神甫说：

“讨论地球的性质与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来世所怀的希望。”

更何况哲学还是一门喜欢怀疑的学问，这更无法让教会容忍。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毁灭异教神庙和哲学学校的活动就未停止过。狂热的教徒在军队和信仰的双重保护下纵情暴虐，没有什么比这事儿更爽快了——施加暴行既不会有今生的惩罚，还可以获得来生的奖励。

我们提过，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希腊文献。从罗马灭除异教徒开始，亚历山大图书馆就不断遭受破坏。公元415年，一伙基督徒冲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子馆，毁掉了大量书籍。

在这座城中，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女数学家、哲学家希帕蒂娅。她曾经在哲学的故乡雅典学习过，在当时就拥有巨大的声望。她和她父亲一起校订的《几何原本》成为今天《几何原本》的主要来源。在宗教冲突激烈的时代，她不带宗教偏见，教授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教学生。据说她的外貌也非常美丽，当时很多人追求她，而她一律以“我已经嫁给了真理”而回绝。

就在公元415年的暴乱中，希帕蒂娅被残忍谋杀。其中的一个说法是，暴徒们将女数学家剥得一丝不挂，用蚌壳（一说陶片）活生生地割下她的肉，直到她浑身血肉模糊，又把她投入火焰中。

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凶手们一面挥舞着血淋淋的凶器，一面还在互相鼓励着：杀异教徒不是罪，死后能上天堂呢。

杀个把个人算什么。烧书算什么。基督教不再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既然《圣经》里没提到哲学，这世上就没有容留它的位置。

基督徒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所有和教义不符的书籍成批地消失。529年，罗马皇帝下令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其实这时候柏拉图学院的课程早已经有了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但是仍旧被当局不容。不久以后，希腊哲学在欧洲几乎全部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逻辑学之外，其他作品的原始版本都找不到了。

哲学在欧洲就这么绝了。

假如一切就此结束，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希腊哲学的伟大思想，或许欧洲哲学乃至欧洲历史都会因此放慢前进的步伐。这将会给那个素来喜欢带着正义之名的文明毁灭之神，送上一枚旷古绝今的大勋章。

幸亏这一切没有发生。幸亏罗马帝国的势力有限。

那时的罗马帝国，东边只到今天土耳其、叙利亚的范围，再向东的土地被名为“萨珊王朝”的波斯人统治。在基督徒烧毁神庙的时候，一些哲学家惊慌失措地向东逃跑，直到迫害不那么严重的帝国边境才停下脚步。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哲学家小心翼翼地居住在这里。除了少数胆大的跑进了波斯帝国外，大部分书呆子都留在了罗马边境。他们一面要小心边境外强盗的劫掠，一面提防着帝国基督徒们的清剿。他们打算着，万一基督徒们追杀来，他们就抱着哲学文献逃到沙漠里。哪怕是给强盗和波斯人当牛做马，他们也要把这些珍贵的文献保存下去。苏格拉底不能亡！希腊哲学不能亡！

就在日夜担惊受怕的时候，边境外的波斯帝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了很久，书呆子们才从往来的客商、从远方逃回来的帝国居民那里打听到了大概的情况：波斯国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信奉“真主”的阿拉伯人。他们有着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信仰，以及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马上就要进犯罗马帝国的边境。更要命的是，这些被称作“穆斯林”的人同基督徒一样，信奉的是唯我独尊的一神教！

我猜想，此时那些书呆子们一定是绝望了：前有穆斯林，后有基督徒，此时真是上天无门，逃无可逃了。

很快，阿拉伯帝国迅速扩张，占领了叙利亚、埃及等地区。面对新的统治者，哲学家们只能束手待毙，惶恐不安地等着自己和希腊哲学的未来。

此时有一个争议极大的传说，据说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的时候，把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并且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藏书和《古兰经》一致，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如果不一致，就更不应该留下。

假如这些话传到当时的哲学家耳里，他们肯定会吓疯了。

不过这事很可能是后人误传，因为阿拉伯人用随后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异教文化的宽容。

公元830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叫做“智慧馆”的机构。这座智慧馆有着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集全世界的书”的雄心壮志，而且它还是个学术和教育机构，招徕最优秀的学者、教师和翻译家来此工作。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种族和信仰的限制，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教各族人民都可以在这里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段时期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哲学家们感动得快要哭了出来：没有焚书、没有歧视、没有文字审查，他们可以随意做学问，而且还有人花钱养他们！

几百年来，哲学家们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待遇。那还有什么话说，甩开膀子干吧！无论用什么美好的词语赞美这场运动都不过分。通过这场运动，数量庞大的希腊文献被挖掘、翻译和整理出来，终于免遭被毁灭的命运。

还是那句话，哲学喜欢跟弱者做朋友。

阿拉伯帝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在文化上还缺乏积累。此时距离穆罕默德去世不过200年，而基督教已经发展了足足800年。

年轻的阿拉伯帝国打开大门吸收一切知识来壮大自己。而对面的基督教世界却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自大和傲慢。他们正在开动宗教裁判所加紧屠戮异端分子，又把一批接一批的十字军派到前线对付穆斯林，试图用军事手段证明基督教义的正确性。

但他们没成功。

九次十字军东征只有第一次算是攻其不备，取得了胜利，后面的八次全部失败。还有一次最囧，十字军根本没有去打阿拉伯人，而是把东罗马帝国给抢了。要知道，十字军东征名义上的原因，是东罗马帝国扛不住阿拉伯人了，向西边的基督教兄弟求援。谁承想基督教兄弟比异教徒还凶狠，东罗马帝国这个惨啊。

趁着中亚大打宗教战争的当儿，希腊哲学抓了个空，跑到西班牙去了。

这就奇怪了，先前希腊哲学一直都在欧洲的东面折腾呢，怎么这一跑，直接跳到欧洲的最西面去了呢？

这正是欧洲历史区别于中国史的一大特色。

关键在于，欧洲有个地中海。地中海海面平静，易于航行，航海的成本大大低于陆路。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

一是欧洲沿海城市商业发达，雅典、罗马、亚历山大、君士坦丁这些城市都是如此。

二是欧洲的战争分陆地和海上两条战线。在中国，曹操要打孙权必须先过长江，清军要打中原必须要过山海关，打仗都得一步一步来。而在欧洲战场，陆路打不过的时候可以从海上进军。

所以虽然阿拉伯帝国从来没能突破东罗马帝国的防御，却一度通过地中海占领了西班牙。在地图上，就好像占领了欧洲的两头一样。

随着阿拉伯人的军舰，希腊哲学也传播到了西班牙。

正好，此时的基督教徒们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打击了气焰。他们仿效当年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搞了一次自己的翻译运动。

有趣的是，基督徒们翻译的动机并非虚心求学，而是想像十字军在军事领域征服阿拉伯人那样，在思想领域征服异教徒。知己知彼嘛，他们就开始着手翻译各种阿拉伯文的典籍，其中也免不了包括一些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

基督教翻译家原本是为了批判才翻译这些典籍的。但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哭着喊着寻觅希腊哲学的原本了，以至于非要出高价从他们的穆斯林敌人那里购买。

找不到就有性命之忧。

这是为啥呢？

在下章开始之前，我们可以顺便总结下希腊哲学传播的曲折道路。

首先，是希腊哲学家被基督徒驱逐，来到叙利亚。在这里，希腊著作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叙利亚文。

然后是“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把希腊著作从叙利亚文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然后希腊哲学到了西班牙，其中有的牧师不懂阿拉伯文，就请人把希腊著作从阿拉伯文译为西班牙文，他再从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

所以那时的希腊著作是从最早的拉丁文翻译成叙利亚文，再翻译成阿拉伯文，再到西班牙文，再到拉丁文。然后咱们能看到的，还得再翻译成中文，没准懒点的兄弟还是从英语版本翻译过来的。这……这是多么折腾啊。

六、神们自己

到了基督徒们又开始翻译希腊哲学的时候，距离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已经700年了。

这期间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民族国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由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拉丁人组成的欧洲。

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基督教会保留了下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遍地是宗教裁判所的密探，任何不符合教义的言论都会被迅速绞杀。

讽刺的是，这时候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却发现了希腊哲学的好处。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早已天下无敌很多年，除了边境和伊斯兰教打打仗之外就没什么事了。闲着也是闲着，宗教人士又开始讨论起神学问题来。

这可不是“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时代了。

有讨论就有分歧。基督教神学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斥责对方是异端，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这辩论可不轻松，要知道异端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不小心被人打成了异端，是可以判火刑的。

为了取胜，神学家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而说到辩论，哲学要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了。自我陶醉了多年的神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希腊哲学的价值。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用各种办法从东方获取希腊文献。

哲学的魅力如此之大，1215年罗马教皇的使节还禁止学校讲授亚里士多德。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成了每个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

这在欧洲又掀起了一段研究哲学的小高潮。此时的哲学被称作“经院哲学”。

“经院”这个词听着好像很有学问，实际上经院哲学和教父哲学一样，基本没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就可以了。

托马斯的学问很大，被人称为“天使博士”，他写过两本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一听书名就知道，这是两本雄心勃勃试图包罗万象的著作。不过到了晚年，托马斯经过一次神秘体验后，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和他从神秘体验中获得的启示相比，他写过的作品“都是稻草”。《神学大全》写了一半就不写了。

即便如此，托马斯仍旧是经院哲学的高峰。他的理论对基督教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新托马斯主义都还是天主教的重要思想。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集大成者是怎么解释上帝的。

托马斯提出了五个方法证明上帝存在。这五个方法形式相近，我们只举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大致概括为：

世上万事万物都要有另一个事物作为它的原因。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最初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

这个思路很精彩，它能够完全从逻辑演绎而不是神学教义上推导出上帝的存在。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很多哲学学派，也是用类似的形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

但是假如您和我一样，并不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证明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是因为，从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说，上帝对于我们普通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而且，人类的灵魂必须永存不灭。

换句话说：

第一，上帝必须能够知道我们一生中所有的行为和遭遇。

第二，上帝必须有无上的善良以便能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公证、评判。最好这评判标准还能事先公开，比如通过《圣经》的教诲。

第三，上帝也必须有无上的能力，可以对每个人实行奖惩。

第四，必须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不灭，这样未来的奖惩才有意义，不至于让我们陷入虚无的深渊。

只有上帝具备了以上能力之后，他的存在才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安慰，才能够指引我们的行动。

然而托马斯只能证明世上存在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巨大力量，却无法证明那股力量就是上帝，以及上帝能够具备以上几点能力。

而且，托马斯的证明本身也有问题。罗素对此反驳说：那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那么上帝的存在还要有自己的原因，上帝就要依赖于外物存在，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假如说并非“万事必有因”，那我们就允许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那么万事最初的原因既可能是上帝，也可以是其他事物。

这反驳听上去像是诡辩。问题是托马斯想靠纯粹的理性证明上帝，那就得服从逻辑规则。而罗素的反驳说明了，托马斯的论证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对上帝不能令人满意的证明说明了，用哲学推导神灵这条路终究走不通。实际上，用哲学去证明宗教，本身就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经院哲学家想得挺好，他们用哲学去证明宗教，为的是让宗教也能符合理性的考验。但是别忘了，怀疑是哲学的核心精神。

当神学家们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上帝有可能不存在吗？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徒绝不能质疑上帝的存在。那么可以说，从神学家们把哲学引入神学的一瞬间起，他们就已经开始背离自己的信仰了。

在哲学史上，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地位也比较低。哲学史家们常常嘲笑经院哲学的无聊，最常用的例子是说，经院哲学家们会讨论“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一个生来就有两个头的怪物，应该被作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接受洗礼”之类无聊的问题。

不过说来有趣，就在这么无聊的经院哲学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对后来的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理论。它由一个叫做奥卡姆的教士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提出来，被后人称作“奥卡姆剃刀”。

这条定律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极为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后面打算用很长的篇幅介绍和研究它，所以在这里就略过不谈了。我们继续聊历史吧。

此时哲学在欧洲的地位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孙子。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托马斯就说过，“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只能用来服务神学，不能怀疑神学，更不能凌驾于神学之上。

不过算了，不管是孙子还是婢女，好歹哲学是传下来了。不久，教会就要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哲学即将挺起胸膛，整个欧洲的王公贵族都要为此躲在桌下瑟瑟发抖。

但回顾哲学的发展之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哲学赢得并不轻松。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希腊哲学不过是一帮穿着白袍子的奴隶主在酒足饭饱之后的清谈罢了。实际上，哲学的传承浸满了鲜血。

如果不是无数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兵荒马乱中怀抱着哲学典籍夺路逃窜，如果不是哲学家们从一场场烈火中抢夺滚烫的纸屑，如果不是千百万在历史上未留名的学究呕心沥血地翻译整理，我们今天不会触摸到那么多哲学瑰宝。

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亡国灭族是最可怕的事。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去看，亡国并不一定是最可怕的。雅典亡国了，反而因此撒下了希腊文化的种子。在中世纪的基督徒看来，穆斯林是最可恶的人。但正是他们的敌人，才得以让西方最精华的文明保留下来，最终让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也视之为珍宝。

所以我觉得，对于文明来说，一国的衰亡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焚书，是毁掉学校，是用暴力消灭言论。打败仗了没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就行。而让人民获得幸福的方法，就在千百万文弱书生舍去生命保护的一本本书、一张张纸中。

敬字惜纸，这不是书呆子话，这是文明之路。

七、天国王朝

公元1208年，一支由数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堂而皇之地跨过了法国边境，他们磨刀霍霍，即将对法国平民展开烧杀和劫掠。

令人惊奇的是，沿途的法国军队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这一年开始，法国南部的居民饱受了长达20年的屠杀和抢劫，无人能阻止。

一支没有国籍的杂牌军队竟然能无视一个国家的主权，公开烧杀几十年，这种情景在世界历史上实为罕见。这全是因为这支军队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罗马教皇。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一个教皇特使在法国的伯爵府中被杀。正好那地方盛行异端教派，教皇趁机宣布，凡是讨伐异端的士兵都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他们过去及将来所犯的罪都得到教会赦免，所欠的债不用付息。

只用了短短几句话，教皇立刻组织出一支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据说当军队攻入比塞埃城时，士兵无法区别谁是异端分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说：

“那就把他们都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

一个没有国土、没有军队的教皇能这么牛？我们中国人大概难以理解。

你想啊，欧洲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结果国王之上还有一个教皇。教皇既没国家也没军队，倒能对整个欧洲发号施令，这太奇怪了吧。

中国就不是这样。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权和宗教总是互不干涉。即便宗教人士参与政治，也是以附属于皇权的形式，比如道士侍奉在信道的皇帝身边，趁机向皇帝进言而已。

你听说过少林寺住持向天下发号令，说当今皇帝违反教义，命令全国和尚一起讨伐他吗？虽然有过白莲教、天平天国这样的起义，但在这些事件中宗教都是被政权利用的，而且起义也都没成功。

为什么东西方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以为，原因之一在于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不同。中国人对待宗教有更多实用主义的倾向，一般人只有在现实社会里受到挫折了，才会去宗教中寻找解脱。而且佛教说的是因果报应，就算你不信佛，多做好事也可以有好报。不像基督教讲人有原罪，光做好事没用，你不信仰基督不受洗就进不了天堂。中世纪的教会认为，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没来得及受洗就夭折了，那也是要下地狱的。

还要注意的是，那是一个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照片的年代。人们的信息来源不过是百姓间的口口相传。按照传播学理论，在这种环境下，越是离奇诡异的谣言越容易传播。话说得远一点，翻开中国古代的文人笔记，里面都是拿各种神仙鬼怪的故事当真事儿记录，写这个的可都是当时中国最有文化的人啊。溥仪在自传里还说过，他小时候在故宫里，一天到晚总有太监上奏说前天梦见关公去打革命党了，昨天看见宫里的铜鹤活了之类的鬼话。说的听的都乐意信。读书人和贵族们如此，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

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天堂、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教会描绘的那个样子。据说保加利亚王就是因为见了一幅描绘地狱的壁画从而皈依基督教的。

由于耳濡目染，很多平民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遇见了种种神话事件。比如一则当时的传闻说，一个妇人将从教堂领来的圣饼放到蜂巢里保佑蜜蜂，蜜蜂便在蜂巢外面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报答上帝的恩赐。甚至人们还相信，当教皇利奥九世渡过阿尼埃内河的时候，河水就像《圣经》里记录的摩西分红海那样，自动分开让教皇通过。

那时还有人在爱尔兰挖了一个洞穴，有些人声称他们进入洞穴并看到了真正的地狱。后来这个洞穴越来越有名，人们蜂拥而至，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关注此事，最后以欺诈的名义下令关闭了这个洞穴。

在众多类似事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圣女贞德，只因为她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启示，结果她一个没念过书、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农村少女，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

除了老百姓的虔诚之外，教会也乐于推波助澜。

那时的人们认为火山是地狱的入口——从感官上讲，这挺有说服力的。当时欧洲最高的活火山由于地质运动，火山口变大了。教皇就吓唬人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罪的人太多了，得把入口弄大一点儿才能容得下他们。

另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更吓人。他说人世间被定罪的人和得救的人的比例是十万比一。要按这比例，咱们今天最大的城市里全市也就一百来人能上天堂，比春运票难买多了。

那个传教士还说，下地狱的人会受到多久的惩罚呢？如果我们数海边的细沙，或自亚当以来所有人类及野兽身上的毛发，而以每粒沙或每一根毛发比做每一年的苦刑，则其所代表的时间幅度，只不过是受难者整个悲惨历程中开始的一刹那而已。

这比喻让人想起了佛教里的地狱，也是把受刑时间说得极长，比如人间多少年才等于地狱里的一天，上面一层地狱的多少年又等于下层地狱的一天，等等。总之，都是极力地夸张，以至于直接的数字不够用了，必须连用好几个乘法才行。

教会还垄断了教育产业。“大学”的概念就是在中世纪出现的。这时候就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了。然而这时的大学和充满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完全不一样。此时的大学都是教会学校，老师是神甫，学的是神学。所以当时有文化的人都得先经过宗教思想的灌输，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教会的统治。

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大，教会的世俗权力也相应增加。到13世纪的时候，属于教会财产的土地已经占了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此时听教会的话不仅会上天堂，也会获得世俗世界的地位和身份了。

罗马教会的鼎盛时期，欧洲国王登基都要到罗马让教皇册封。教会最牛的一招叫做“绝罚”（也称做“破门”）。一听这名字就很猛吧，意思是，永远开除教籍，你不是基督教的人了，而且还是全体基督徒的敌人。

教皇用这招对付过好几任不听话的国王。因为国王手下的封建领主以及其他国王也担心自己能不能上天堂。虽然国王能给他们金钱和地位，但是远没有上天堂这事重要。所以当教会的命令和国王的命令互相矛盾的时候，欧洲人更愿意听教会的话。

偏偏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不同，国王的实际权力很小，封建领主的产业和军队，国王不能直接控制，所谓“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当国王失去势力的时候，手下很容易就能反叛他。

那时，哪个国王被“绝罚”，马上全欧洲的国家，包括这个国王自己的手下，都会起来反叛他。因此国王也不得不向教会低头。

所以，虽然在名义上基督教侍奉上帝，是出世的，连一支军队都没有。但实际上教会却是当时全欧洲最有实力的组织，比所有的国王都牛。

顺便一说，有趣的是，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常常要把儒家当做一门宗教。我觉得这是因为西方人从他们的历史经验上看，觉得一个封建国家没有一种全民信仰、被官方接受的宗教实在是不可思议，就跟咱们觉得他们的教皇能指挥国王不可思议一样。

不少西方人生硬地把各种宗教特征安在儒家文化上。比如看见中国人祭孔祭祖，就说“儒教”不也有神灵崇拜吗？其实呢，虽然咱们也有“儒教”这说法，但和西方人概念里的宗教大不一样。中国人拜孔子，是普通的崇拜，并不是当神佛信仰。对于其他神仙中国人也不够虔诚。中国人过年敢用麦芽糖去封灶王爷的嘴，感觉灶王爷就跟胡同口那个见谁都打招呼、一下雨就满街喊收衣服的居委会大爷似的，哪有半点上帝的神圣感啊。中国民间还有“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之类的俗语，直接拿神灵调侃了。

中国的市井小说就更猛了。

《红楼梦》里，度化顽石的是一僧一道，两人一起行动，一起施法，也不怕俩法术打架。《水浒传》里，和尚老道拜了把子一起去砍人。《西游记》里，道教的玉皇大帝遇到危险叫佛教的如来佛祖过来帮忙，道教的弟子孙悟空被压了五百年后就跟佛教的和尚取经去了，而且半路打不过妖怪了，有时找道教要救兵，有时找佛教要救兵。还有一好玩的事，中国民间小说，包括《红楼梦》里，常让道士见面的时候说“无量寿佛”。要知道，“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别称，是佛教神灵的名字，到了中国老百姓手里全都乱套了。

这要让中世纪的西方人知道早就崩溃了：这里面写的都是你们的神灵啊，有你们这么不严肃的吗？在中世纪，你让一本书里除了上帝外再有一个别的神试试，不够放火刑架上烧个十遍八遍的。

为了避免类似《西游记》的可怕图书出现，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建立了强大的宗教裁判所，监视着欧洲人民的一举一动。

在大家的印象里，宗教裁判所是个很黑暗的组织，可以随便抓人、施加酷刑，还喜欢用火刑烧人。

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错的。

从理论上讲，宗教裁判所没有迫害、处罚、监禁、杀死过任何一个犯人。

因为宗教裁判所是很爱惜名声的。

最早裁判所的审讯确实不可以用刑。爱和宽恕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嘛。当年耶稣面对杀戮都毫不反抗，基督徒们怎么能乱用暴力呢？

但是后来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出台了一个有趣的命令，允许审判官们互相宽恕对方的用刑行为。意思是，咱俩不都不能用刑吗，没事儿，我允许你用刑，你允许我用刑，咱俩瞬间就都合法了。

此例一开，很快宗教审判中就增加了水灌、火烤、撕扯人身体等残酷的刑罚①。乃至后来有的犯人看了刑具就直接招了，堪比《红岩》里的渣滓洞。

教皇也曾经要求用刑“应以一次为限”。但是有的审讯官们将此理解为“一次审讯用一次”，所以打够了一顿以后，再审问几句，然后就可以再次用刑了，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

当然裁判所也知道用刑出来的供词不可靠。出于对案件负责的考虑，犯人在招供三小时后，被要求重新招供，看看是不是仍旧认罪。你猜，如果犯人这次不认罪了怎么着？

还是打。

你说裁判所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折腾着玩吗……

但是光逼出来供词裁判所还不满意，为了给自己遮羞，犯人的认罪书必须写成“自愿招供”。

——是你自愿认罪的，我可没强迫你哟。

最好笑的是定罪之后的刑罚。教会不想担上惩罚犯人的名声，要判人监禁的时候，就要求犯人“必须自己进入为其准备的监狱，并使其成为其永久的家”。

——是你自愿进去的，我可没囚禁你哟。

如果犯人再不听话呢，那裁判所就把犯人交给当地政府，让他们去执行监禁等惩罚。

——是政府判你的，和我没关系哟。

然后教会还有一个说法——“教会远离血腥”，所以教会不能杀人，把犯人扔给当地政府处罚的时候还要警告官吏，要避免犯人“所有流血及危及生命的可能”。但教会又顺口说了一句，咦，好像火刑不会流血耶。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宗教裁判所的极刑都是火刑了吧。

这样一来，从头到尾，宗教裁判所在文件上，确实和酷刑、暴力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实他们是中世纪最有权力、最恐怖的暴力执法者。

在那个时代，欧洲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下的环境：

首先，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告发你是异端分子。教会经常到各地去布告宣传，鼓励人们检举异端分子，检举有奖，知情不报有罪。教会还会手把手地教人们怎么去分辨异端，怎么偷偷搜集他们的证据。

然后，只要有人告发，裁判所就可以逮捕你。

你可能要在环境恶劣的牢房里惶恐不安地等上几个月到几年，才能等来审讯。

审讯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被指控了什么罪名，不知道是谁检举的你，不知道证人是谁，不知道法官的姓名和身份。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号称“上帝的猎狗”的裁判官事先精心准备的、一大堆带着陷阱的问题。当然还有各种酷刑。

此时，只要有两个证人——孩童也行，罪犯也行，甚至神经病也行——证明你有罪，你就有罪了。

儿女可以给父亲作证，妻子可以给丈夫作证。但是，只能说对被告不利的证词，不能说有利的。

审判期间，不许联系亲朋好友。

如果有人为你辩护，以异端罪论处。

想减轻罪行吗？可以，裁判所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去检举出更多的异端分子。这一招彻底把这个行业变成了传销，只不过他们要的不是钱，而是良心与鲜血。

最后，当裁判所认为你失去了检举他人的价值后，就会判罚了。

最轻的惩罚是祷告恕罪，常常是终身的，每年必须到指定的几十所教堂签名盖章，每次盖章可能还会伴随着鞭笞。有的人被要求终身穿戴有明显标志的衣服和十字架，一生都会被别人歧视。

更重的刑罚是监禁。很多人会被判终身监禁。监狱的条件各不相同②。有的监牢非常窄小，没有窗户，只在房顶开一个小口，食物从房顶上递下来。——好吧，我说错了，这根本就是一口井。难以想象在这样的监牢里过一辈子是什么感觉。

此外，也有流放、苦役、鞭笞等刑罚，不细说了。

最后，少数顽固不化的人会被施以火刑。

再附加一条，大部分异端分子还要被没收财产，有时还包括后代的财产。这些财产常常被教会、当地政府瓜分，因此所有参与审判的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去给有钱人定罪。

这是个人人噤若寒蝉的时代。

谁能想到，击败这恐怖统治的，竟然是一个出身贫寒、一无所有的书生。

除了哲学之外，他别无所用。

八、信仰与反叛

马丁·路德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作为神学院学生、拥有神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工作是思考。思考就必须怀疑。一般的学者怀疑怀疑经院哲学家们提出的论题也就算了，路德偏偏要去怀疑罗马教皇的权威。

有了苏格拉底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靠书生写写文章是改变不了什么的。事实上，路德之前也有人质疑过罗马教会的权威，但大都被教会连人带书一把火烧了。

路德之所以没被迫害，还能靠一支笔开创出一个新世纪，是因为他正好站在了时代浪尖上，以至于他的檄文一贴出来，从老百姓到贵族都欢迎他。

再多说一句，哲学家比社会运动家更幸福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哲学家不需要时代大浪，只要他自己有所心得，把心得写下来，保存下来就可以了。这在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后难度就更小了。而路德这样的社会运动家，光有思想没有用，更像是时代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时代。

我们还得再花点时间描述一下，选择了路德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那时基督教会上下，不少人都热衷于赚钱敛财。原因之一是有些教士是世俗贵族转行过来的，把奢靡之风也带了来。后来有些教士的生活已经和王公贵族没什么区别了。那个年代的作家伊拉斯谟曾说：“许多男、女修道院与公共妓院，无甚差异。”他可真够敢说的。

公平地说，在教义的指导下，仍有数量可观的教士坚持清贫生活。但是拦不住宗教仪式越来越奢华，即便是安贫乐道的教士，在面对信徒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装饰华丽的衣物器具。还有更多的钱花在了兴修教堂上。

我们看外国电影可以发现，在小镇上，教堂的用处特别大。举行仪式要用教堂，开会要用教堂，避难也要用教堂。这不仅是因为教堂的神圣性，也是因为教堂常常是一个地区质量最好、规模最大的建筑。

很多基督徒都舍得在教堂上花钱。教堂拼了命往好里盖，以至于一个教堂盖上几十年那是常有的事。随便举几个著名教堂的修建时间：

圣彼得大教堂（重建）：120年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182年

比萨大教堂：287年

科隆大教堂：632年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圣家族大教堂，又叫圣家赎罪堂，从1884年开始造，直到今天还没造好。现在还有一堆吊车工人在那儿使劲盖呢。

这些教堂都堪称人类最高艺术水平的集合，不仅建筑宏伟，而且装饰美轮美奂，常常用大量的黄金、宝石装饰。

另一方面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其实挺穷的，且不说还一直打十字军战争呢。中国隋朝举国之力修个大运河都能把国家修穷了，何况欧洲人遍地而起的豪华教堂。这些宗教事业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这么大的耗费，唯一的办法是从教徒身上出了。

反正教会有无上的权力，很快，教会就有了一大堆增加收入的办法。

《圣经》里多次提到，教徒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有了《圣经》当靠山，教会便理直气壮地制定了“什一税”，欧洲百姓十分之一的收入都要上交给教会。当各种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去世以后，他们的私人财产也归教皇所有。另外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税费，以至于后来教会的税收远超于政府。比如1252年，英格兰全国贡献给教皇的财产是贡献给皇室的三倍。

在中世纪，百姓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教会本来就是世俗习惯。而且那时候除了神甫外很少有人会写字，所以遗嘱多是神甫立的。后来教皇又干脆下令只有神甫在场所立的遗嘱才能有效，这就进一步垄断了立遗嘱事业。在神甫的劝导下，不少百姓把全部遗产都赠给了教会。

教会还制定了大量的禁令，从贵族怎么能当皇帝到平民该怎么结婚，无所不包。但同时教皇有赦免一切禁令的权力，这也变成了牟取暴利的手段。甚至在咱们的历史上常作为政权没落标志的卖官制度，教会后来也开始干了。

这些措施搞得教会铜臭味实在是太重，以至于教皇庇护二世在即位前都说：在罗马一切都有行情出卖，没有钱便办不通。

另外还有著名的赎罪券。基督教说每个人都有原罪，再加上出生以后犯的罪，这些都阻止人上天堂。按照基督教义，信徒本应该通过虔诚信仰、多行善举来减轻自己的罪。而在中世纪，只要掏钱购买赎罪券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在各种致富手段中，赎罪券最行之有效，也最容易受到指责。这就像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大款，平时自私悭啬无恶不作，等一进到庙里就豪爽地咣咣扔钱，以为把他们做尽恶事换来的钱里的一小部分捐给神佛，就可以换来幸福平安，保佑他们能做更多的恶事以便赚更多的钱。你说这不是胡扯吗？你以为神佛是黑社会啊，交了钱就保护你。

赎罪券卖到后来也是这意思。而且最让百姓受不了的，是那些关系到日常生活的宗教活动后来也要收费了，比如每个普通人都需要做的弥撒。以至于贫苦者支付不起费用，便得不到应有的宗教祝福。这种情形连哥伦布都看不下去了，他曾说：“凡拥有金钱者，就具有使灵魂进入天堂的权力。”

基督教原本是贫穷者的宗教。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哪怕这句话可以解释成别的意思（很多神学家都试图重新解释这句话），退一步说，就算富人也能进天堂吧，但也不能变成只有富人才进，穷人不让进啊。

如此和教义明显悖逆的行径，怎么能不引起信徒们的怀疑呢？

因为教会有一个绝招。

我们今天到教堂里，你跟神甫说我想了解基督教，您卖给我一本《圣经》吧。神甫一定很高兴，没准还会免费送你一本。因为你这是愿意聆听上帝旨意的表现，值得赞扬的。

然而这样的行为要是到了中世纪，那就成了犯罪了。

在中世纪，老百姓不能私自拥有《圣经》。《圣经》就如同最高机密一般，只能掌握在少数神甫手里。普通百姓想要了解《圣经》说了什么，只能通过神甫的解说。

最早，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客观的。

首先那时《圣经》大多是拉丁文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大部分欧洲地区都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拉丁文成了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老百姓不会。而且那时绝大部分平民都是文盲，根本没有阅读能力。

其次，早年的文字只能记录在羊皮纸和牛皮纸上。大家知道今天的真皮衣服、真皮沙发有多贵吧？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一张羊皮纸的价格更是高昂无比。并且书籍需要人手工抄写，而《圣经》篇幅又很长，成本就更高了。有的年代，一本《圣经》的价格抵得上职位较高的神甫一年的收入。图书馆里供神甫学习的《圣经》要用链子拴在桌子上。12世纪，能收集24本书就称得上是图书馆了，一部弥撒价值比得上一座葡萄园。

到了13世纪，这一切终于有所改观。纤维纸张代替了羊皮纸，书籍的成本慢慢降了下来。然而禁止普通百姓接触《圣经》的命令，恰恰就是在13世纪开始颁布的。

因为垄断《圣经》的好处太明显了。既然教会的全部权威都来自于这本书，那么把这本书束之高阁，也就没有人可以怀疑教会了，一切都必须以教会的说法为准。

换句话说，垄断了对权威的解释，就等于垄断了一切。

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宪法非要把案件的裁断权交给对法律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了吧？①

说点题外话，根据教会这招，我们可以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未来的某西方邪恶国家号称最法治，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法律和最严格的司法制度，但是法律全是用老百姓看不懂的“权威语”写成的。用《动物庄园》的话来说就是，猪庄严地宣布：在这个庄园里，每一只动物都应该平等地遵守法律。但动物们却发现，法律只有猪才看得懂。

对于接下来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有两种看法。

乐观的人会觉得，这是中国玩转世界的又一个铁证。（就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有人以为是东汉驱赶匈奴后的连锁反应。所以好像是中国皇帝动了个念头，原本不可一世、称霸一时的欧洲帝国就瞬间灭亡了②。）

悲观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中国再一次痛失绝好机会的憾事。

我上面说的是四大发明这事儿。

四大发明这概念是外国人李约瑟提出来的。从近代开始，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被外国人夸，出自外国人之口的四大发明尤其让我们骄傲。但很多人却忘了一件事，这四大发明虽然都是对西方文明有巨大意义，却也全都被中国人严重忽视。

火药就不说了，被外国人用火药枪侵略的记忆大家已经足够深了。

指南针呢，咱们都知道能用于航海。但航海对于中国人来说可有可无，最理想的结果不过是多开拓点疆土，多封赏点属国罢了。而且西方航海业最发达的时候，恰恰明清在实行海禁，谁航海就砍谁。然而航海对于西方文明是什么意义呢？是地理大发现，是开拓殖民地促进了商业繁荣，是拓宽视野从而带动了文艺复兴，是航海技术、天文学、地理学、博物学发展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刚才说了，早年欧洲的书籍价格昂贵。但有了纸张和印刷术后，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书籍，连庸俗的市井小说也有机会摆上货架。正因为有了廉价书籍，马丁·路德才得以成为欧洲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不是只在广场上匆匆作了几次口头演讲就被扔到了火刑架上。

正因为有了廉价书籍，欧洲人才有了众多崭新的思想，有了哲学的复兴，有了科学的崛起，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

思想自由、理性、怀疑精神、科学、光明的未来。

这些是欧洲人从纸张和印刷术中得到的。与此同时的中国人呢，得到的是更多的孔孟经典和更多的市井小说而已。

是的，假设西方人从没学会“四大发明”，那他们今天恐怕还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我们早就有了“四大发明”这么多年，却没给我们带来一点科学的文明、理性的思辨和哲学的怀疑精神，以至于到了近代，让侵略者像笑话动物一样笑话我们。

那你觉得吹捧“四大发明”，这是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损我们呢？

再者，造纸术确实是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的（当年用羊皮纸的欧洲人曾经看着用纤维纸的阿拉伯人狂羡慕），但欧洲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是古腾堡独立发明的③。

磁石哪里都有，发明指南针也不是什么难事。航海最重要的是罗盘、六分仪这些精确的仪器，这些可都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搞的。

火药的发明则是很有争议的事，但看西方人对炼金术热衷成那样，恐怕也不难鼓捣出来。

总之，“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高峰。就算蔡伦很小气，发明了纸张的配方也偏不告诉西方人；就算毕昇很仔细，搞出了活字印刷也偷偷藏起来。但西方文明折腾到了13世纪，就算是天天胡蒙也能把让教会寝食难安的低成本书籍发明出来了。

所以垄断《圣经》这招注定是没戏的。

多亏了造纸术和印刷术。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可以算作今天德国的前身），也就是日耳曼人。他的宗教檄文一写完，就在欧洲人手里疯狂传阅。那时路德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赎罪券。百姓们听了自然非常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因为也深受教会税收之苦，所以同样支持他。而且非常巧妙的是，路德派不说这场斗争是教徒和教皇之间的矛盾，而说成是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矛盾。这下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感情：当年老子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灭了，今天我们越来越强大，怎么还要受制于小小的罗马呢？

刚开始路德和罗马还没有完全决裂，两边吵一阵，和一阵。后来双方矛盾升级，教皇把路德开除出教会，路德的文章也越写越猛。

这时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

路德之前的文章大都用拉丁文写成，符合教会的学术习惯。而此后路德的文章都改用德语写作。这使得他的文章一写完立刻就被广为印刷，平民马上就能读到。日耳曼人头回见到这么刺激的事儿，马路上全是用家乡话骂教会的大字报，多好玩啊。大伙都跟着起哄，这哄越起越大。罗马教会急眼了，宣布：

把日耳曼整个开除出教！

教皇大概是气昏了头了，有这么开除法的吗？

法不责众，路德派一点都不含糊。罗马下令烧毁路德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也当众烧毁教皇的训谕。教皇开除日耳曼人，他们也宣布把教皇开除了。

我们这老些人呢，怕你啊。

不过，当时还是很多人不看好路德一方。路德的对手是垄断了欧洲一千年的教会，有着无以计数的财富、教徒和大量忠实于它的军队。路德这边只有少数日耳曼贵族和一群喜欢起哄却不一定靠得住的百姓。

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弱者是路德。

不过，罗马也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主要原因是路德的声望和欧洲贵族对他的保护，次要原因是路德说得在理，罗马也有点理亏，承认部分批评是对的。所以只能打笔仗。

然而，罗马神甫们用惯常的拉丁文和学术文章讨伐路德，不是知识分子根本看不懂。而路德用的是德文，以及通俗易懂穿插幽默的通俗文字。路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文章一写完，不仅立刻在日耳曼各处传播，还马上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畅销全欧洲。

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真正的弱者其实是教会。

路德的势力越骂越大。再加上教权和王权的根本矛盾，终于使得这场宗教革命遍及整个欧洲，千百万神甫和知识分子卷入其中。王宫贵族们纷纷举着刀枪宣布加入其中一方，几十年后还真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宗教战争。

不久以后，基督教分成了两大派。罗马一方被称为天主教，支持路德的则被称为新教。另外，东边的罗马帝国在此之前还搞了一个东正教。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诞生全赖于路德的努力。

一言兴邦，这个千百万文人的终极梦想，路德做到了。

他用一支笔就改变了世界。

然而戏剧性的是，在这场运动里，最大赢家不是路德，也不是日耳曼贵族，而是一个出身平平、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无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叫加尔文。

革命的理论者和统治者常常不是同一个人。就像卢梭成就了罗伯斯庇尔，路德成就的是加尔文。

那时的局势很乱，有无数的人为新教振臂高呼，有无数的人提出自己的教义，有无数的人企图建立新的宗派，而加尔文是最成功的一个。

加尔文只比路德小12岁。他和路德两个人都是先学的法律，却中途改为研究神学。他深受路德神学的启发，也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一路流浪，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最终，加尔文在日内瓦确立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

加尔文不像路德那样把新教的传播局限在日耳曼民族里。就如同保罗将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一样，加尔文将新教的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并且用庞大、严格的教会系统维持他的统治。很快，加尔文像他的敌人——罗马的天主教教皇——那样当上了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

宗教改革最终以天主教和新教各占欧洲的一半而告终。

加尔文是个虔诚、博学、勤奋的教徒。

他生活简朴，不为金钱所动。连他的敌人，天主教教皇都夸奖他说：“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

他学识渊博，在26岁时就写成了内容精深的神学巨著《基督教原理》。

他意志坚定，不为任何恐吓与利诱所动。天主教一次次烧他的书，他每次的反应都是增补更多的内容、重新印刷。结果天主教越烧，他的新版著作就越厚，直到天主教烧不动了为止。

加尔文简直是天生的社会运动家，具有革命者的一切优良品质。

但同时也具备革命者惯有的缺点——

不容异己。

新教是靠着路德一篇篇雄辩的文字，从天主教的火刑架下顽强成长起来的。如今，加尔文在日内瓦竖起了更多的火刑架。他烧天主教徒，烧异端分子，烧跟他神学观点不一致的人，烧所有具备苏格拉底式怀疑精神的人。

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个罗马教廷负责审判哲学家。

在宗教改革之后，变成了两个教廷比赛般审判。有时为了对付异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敌人竟然能联合起来，天主教的神甫被邀请坐到了日内瓦的法官席上。

我们还记得，当年路德反抗的是独裁，用的武器是哲学。然而，一千年前哲学帮助基督教最后反倒被基督教剿灭的历史再次发生了。在用哲学打败了天主教以后，新教用新霸权代替了天主教的旧霸权。

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家、哲学家被迫害的例子里，加尔文所干的远比天主教更有名。这再次证明了，哲学和宗教的联合是行不通的。宗教只会把哲学当做上位的工具，一旦取得胜利，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哲学扔到一边。

要成功，哲学必须靠自己。

然而假如我要说，哲学其实不反抗反而更好，你会怎么看呢？

九、奇怪的论调

抹杀异己言论，杀人，烧书。这些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很坏很坏。它阻碍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它阻碍了文明。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开始的基督教不是靠政治力量，而是靠一名接一名教徒的皈依聚沙成塔的。人们冒着被惩罚的危险，自愿加入基督教。这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极为美好：它讲博爱，不讲仇恨；它讲宽恕，不讲怨愤；它讲施予，不讲索取；它讲众生平等，教徒不分贵贱，都如兄弟姐妹一般。

那么，一个人人都虔诚信奉基督的世界，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岂不应该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世界？

当然，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的教会误用了教义。教义叫人宽恕，他们却烧死异端，所以中世纪不能算是完美的世界。这话有理，但要注意，基督教教义的确规定要摒弃异端言论。教会不能容忍其他信仰，更不能容忍无神论，假如任其横行，基督教的完美世界将不复存在。再说教会也不是没给异端留生路，只要你改变信仰，你可以立刻享受到信仰的幸福，我们也会不计前嫌把你当成兄弟姐妹，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所以，即便我们“纠正”了那些中世纪教会可能违反教义的行为，一个按照基督教教义规划出的完美世界，仍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科学和非宗教题材的艺术品。但是，这个世界里的人民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幸福。

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被保护的，还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你选择后者，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容忍异端比全体人民的幸福还重要？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不愿放弃怀疑？

我先问个别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哲学？前言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了解哲学是为了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

但问题是，我们享受科学的成就并不需要我们事先学习物理知识。科学家造好了各种高科技产品（比如手机），得出了各种实用的结论（比如“饭前要洗手”），我们只要拿来直接用，直接遵守就是了。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笨蛋，也不妨碍他成为科技成果的受益者。

关键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现成的产品呀！

那就是充斥在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当邻居大妈默念“人的命天注定”的时候，她信奉的是宿命论和决定论；当朋友在酒桌上劝你“赚钱有什么用，钱再多早晚也是一个死”的时候，他讲的是虚无主义；当人生感悟型的散文告诫你“当下最重要，活出你自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萨特的代言人。

实际上，我们发现，整个哲学史上那么多学派那么多说法，其中凡是和普通人相关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它们的通俗版、谏言版、人生感悟版、心有戚戚焉版。我们不需要了解真正的哲学观点，就已经在“享用”哲学家们的思考成果了，并没有什么精妙的哲理是独独藏在哲学著作里、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你想，假如这世上存在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又比现今各种人生观能带来更多幸福的道理，人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道理改写得通俗易懂，然后拼命到处传播呀。

每个人天生都知道要追求幸福。那么假如哲学书中真有幸福之路秘而不宣的话，这不就意味着只有我们才是全世界最精的人，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秘径，而这世上所有其他不读哲学只顾着挣钱享乐的人都是比我们笨的傻子吗？

这不大可能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们享受科学成就最好的办法是买个新手机而不是去学《电子电路》一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追求人生幸福，我们没必要亲自学习哲学，只需要从各种世俗的人生观中选一个就好了。

假如明白了这一点，你还是不满意各种世俗的人生观，执意要翻开哲学书自己亲自研究一番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你不信那些现成的答案。

你怀疑它们。

祝贺你，你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为什么苏格拉底宁愿死，也不愿放弃怀疑？为什么我们放着现成的快乐不享受，非要亲自学哲学？

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动物。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要思考。

而怀疑是思考的起点，也是思考成果的检验者。怀疑最大的作用在于能避免独断论，这样才能引导我们寻找正确的答案，免得我们轻信一切未经证实的结论。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当年的苏格拉底那么招人讨厌，却能被后人奉为圣贤。因为他的怀疑是理性文明的开端和标尺。所有的思想都要因他的怀疑诞生，最后还要能经得住他的怀疑才算合格。

正是照这个标准思考，西方人才有了哲学，才有了科学，才制造了飞机和电脑。

相比之下，我们的圣贤在两千多年里，一直没有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这就好像有一个国家的孩子上学去学习怎么用图书馆自学，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个国家的孩子则去学习怎么背答案。哪一个更好一点，你知道的。

十、从怀疑开始

虽然宗教改革没给哲学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仅凭人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怀疑这一点，哲学早晚要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最初的光恰恰从最黑暗的地方亮起。

教会最可怕的武器是宗教裁判所。在各个国家中，最严酷、最血腥的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而西班牙的历代君王中，最不可一世的是腓力二世。1560年又正是腓力二世最得意的时候。

此时的西班牙王国，简直就是宗教裁判所中的战斗机。然而，近代哲学就是从这里、从此时起步的。

我们来说说这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怎么个牛法呢？

他的老婆是著名的“血腥玛丽”，以屠杀异教徒闻名。他打赢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阻止了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的企图。他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无敌舰队”，美洲是他的后花园。因为西班牙的影响，今天的墨西哥、巴拿马、古巴、智利、阿根廷等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在欧洲，西班牙王国的领地涵盖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大片领土。

腓力二世的志向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的野心在整个欧洲。他和英国打海战，一度让英国人举国绝望。他和法国打宗教战争，铁骑曾经踏进了巴黎。腓力二世的志向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对广大领地内时不时出现的一些小小叛乱并不在意。

其中就包括荷兰的叛乱。

荷兰的全称叫“尼德兰共和国”，“尼德兰”的意思是“低地”。荷兰的地势很低，地势低使得欧洲几条主要河流的入海口都在这里，这意味着荷兰河多。河太多了，缺少平地，农业就不发达。

对于土地广阔、每年能从美洲贸易中获取大量财富的西班牙来说，荷兰是块无足轻重的领土。而且荷兰还是西班牙的飞地，中间隔着法国。所以就算荷兰出现了造反军，西班牙对荷兰的镇压也是打得差不多了就撤，并没把荷兰当做主战场。

然而就算是没尽全力的镇压，荷兰的起义者们也承受不住。起义军的首领威廉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贵族。他本来地位高又很有钱，可以一辈子过着奢华的日子。但是他在荷兰有巨额的投资和巨大的声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方面是他对荷兰有深厚的感情，再一方面他也同情被西班牙迫害的新教徒，结果威廉毅然放弃舒适的生活，花了大笔财产组织起义军。

但是，虽然他品格高尚，却不善于打仗。起义军每次和镇压者交战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但腓力二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荷兰人为了不让西班牙人占领自己的国家，宁愿主动打开水闸，放水淹没自己的土地。镇压的军队一直没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腓力二世不愿意小小的荷兰牵扯他太多的精力和金钱，于是他换了一种镇压方式：悬赏威廉的性命。

不久以后，一位刺客开枪打中了威廉，子弹从威廉的右耳穿过了下颚。然而奇迹的是，威廉竟然保住了性命。从这以后，威廉转移了住处，受到了更严密的保护，每一个接近他的陌生人都要受到仔细的盘查。

比如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他的全家由于信奉新教被杀害，他自己受到威廉的法国代表的邀请来见威廉，还带来了威廉朋友的最新情况。但是威廉的保护者仍旧不相信这个年轻人，向他考问了新教教义和他故事里涉及的各种细节，直到确信年轻人所说的都可靠，才允许他进入威廉的宫殿。

但是这位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止，除了威廉主动接见他之外，他每次在宫殿里行走都故意避开威廉的住处。人们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问他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年轻人指了指自己的打扮：

我这么破旧的衣服，怎么好意思让殿下看到呢？

威廉听了这事非常感动，让人给了年轻人一大笔钱，又答应第二天给他签发一张回国用的通行证。

第二天，年轻人按照约定找威廉来拿通行证，在宫殿门口遇见了威廉的妻子。不知道为什么，威廉的妻子就觉得年轻人不像好人，执意不让他见威廉。威廉安慰妻子说，那年轻人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法国难民罢了。

威廉见了这位年轻人。

年轻人掏出两把手枪，把威廉打死了。

年轻人其实是为了赏金而来的刺客。在不久之前，他向一位天主教会的教士祷告，从而学会了“全家因为信奉新教被屠杀”那套谎言。那位教士还赦免了年轻人过去以及即将犯下的这桩罪：杀人是罪，但是杀天主教的敌人威廉不是罪，还是荣耀呢。而那两把手枪，竟然是这位年轻人用威廉赏赐给他的钱买的。

刺客立刻被抓起来，不久被残酷地处死。刺客的家人收到了腓力二世丰厚的赏金。

威廉被刺杀的那天，距离他登基为荷兰国王只差几天时间了。腓力二世成功了，威廉没有看到荷兰的真正独立。腓力二世失败了，因为威廉开创的事业已经无人能够阻挡。

威廉被刺杀后四年，具有绝对优势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用海盗船、商船拼凑起来的英国舰队悉数歼灭。再过八年，腓力二世又被法国击败。一连串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使得西班牙实力大减，这成就了坚持不懈顽强起义的荷兰人。威廉去世二十多年后，荷兰终于赢得了独立。

荷兰是个很怪的国家。

我们说过，荷兰地势低，河流多，这意味着它的农业水平差。但也意味着水上交通发达，所以荷兰的商业发达。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同样是靠在海边、航海业和商业发达的雅典。

商业和哲学很有关系。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靠水边的人都聪明。这很有道理，靠水边的多商人，自然理科就强，也就易于孕育思辨精神。同时，商业城市人口流动大，管理者不敢得罪外邦人，所以对外来和新兴文化更为包容，而不像农业社会那样，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和循规蹈矩。

古代中国就是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国家，周边的国家又都比中国穷，没什么好交易的。所以中国并未出现思辨精神，而是以善于维持社会制度的伦理学优先。

正是因为商业发达，在天主教和新教比赛般绞杀异端的世界里，荷兰拥有全欧洲最开明的言论政策。不久以后，荷兰成为各类异端分子、科学家、哲学家的避难之地。它成为雅典之后，哲学的第二个故乡。

但是商业国家也有缺点。

商人都顾着自己赚钱，喜欢考虑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在打败西班牙人的时候，荷兰人原本想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推举一个人当国王。但是自从威廉被刺杀以后，荷兰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有威望的人。都是商人嘛，也不能指望谁大公无私。此时的荷兰一共由七个省组成，七个省互相猜疑，选谁当国王都有人反对。一度荷兰人实在不行了，竟然找英国要了一个贵族来给自己当国王。但是这国王一味顾及英国的利益，荷兰人不得已又把这个国王赶回去了。

最后怎么办呢？逼急了荷兰人想出一招，算了，哥们儿，七个省不都互相不服吗？咱投票得了。

于是，荷兰在近代欧洲第一个取消了独裁者，完全采用议会投票的方式处理政务。这种政体从罗马屋大维专政以来，已经很多年没有了。此时的荷兰也不能叫做“荷兰王国”了，而改叫“荷兰共和国”。（准确的名字叫“尼德兰共和国”，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等地。今天的尼德兰共和国没了比利时，名字没变。我们习惯叫它“荷兰”，实际上“荷兰”只是共和国里一个省的名字。）

这个举国都是油滑商人，政客间互不信任，议员一天到晚吵架，一个决议能从地方吵到国会一个礼拜都决定不出来的小国家，也就被历史学家们当做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听上去很美，资本主义，又民主，又言论自由，比封建国家那得优越多了。然而荷兰也有不行的地方。

比如说打仗这事儿。你想，全国都是忙着挣钱的商人，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别人去打仗呢？但是商人也有商人的解决办法，不是没人想当兵吗？哥花钱雇总行了吧。

这一雇不要紧，他们一不小心雇到了近代第一位哲学强人，笛卡尔。

如果我们说怀疑精神是哲学的灵魂，那么可以说笛卡尔天生就是个当哲学家的料。

笛卡尔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功课很棒。但是笛卡尔却认为学校中所教的，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他怀疑学校的课程，决心自己去独立求知。我们可以说，当笛卡尔决定叛逆学校课程的这一刻，他也被苏格拉底附体了。

作为一个基本没什么前人可以参考、没什么书可以相信的哲学家，笛卡尔探索世间奥秘的方法自然只剩下一种：亲自体验世界，按他的话说就是读“世界这本大书”。

因此笛卡尔参加了荷兰的雇佣军。不过参加荷兰军队这几年也没打什么仗。或许因为不过瘾，笛卡尔后来又加入巴伐利亚军，参加了“三十年战争”。

大约在26岁的时候，笛卡尔离开了军队。他大概是觉得自己探索世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准备著书写作。最终，笛卡尔选择定居言论最为自由的荷兰，以后人生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荷兰度过的。

笛卡尔既然被苏格拉底附体，那么他研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用怀疑把所有的知识重新检查一遍。他直接怀疑：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会不会我见到的一切都是幻觉？都是梦境？

其实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怀疑。且不说“庄周梦蝶”的典故了，我估计大家小的时候，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灵机一动：我是不是生活在动画片里？爸爸妈妈是不是外星人变的？

《楚门的世界》、《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好莱坞片子一出，这个问题就更直观了：我们怎么知道周围人不是全都串通好的演员？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电脑虚拟出的世界里？我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梦境里？

笛卡尔的怀疑虽然小孩子都想得出，可是在哲学史上，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哲学家都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明明知道我所生活的、所感受的这个世界无比真实。但是，到底怎么能严格地去证明它是真实的呢？你要是非说一切都是幻象，这谁也驳不倒你啊！

咱们一会儿就能看到，历史上的各位聪明人是怎么应对这个难题的。

好，我们承认，笛卡尔的怀疑论很有挑战性。那我们倒想听听，笛卡尔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呢？

笛卡尔其实也有点崩溃。都怀疑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存在的呢？想来想去，笛卡尔还真想到一个。他想，不管我再怎么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是确定的，它肯定存在吧。也可以说，只要有了怀疑的念头，那么“我”肯定是存在的——“我”要是不存在就不会有这些念头了。

这就是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这句话虽然很有名，但是经常被误读。有的人以为，这话的意思是“我存在是因为我思考”，更有人引申为“人生意义就是去思考，不思考人就无所谓存在不存在了”。

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我思”和“我在”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推理演绎的关系。即从前者为真可以推导出后者为真，而不是说“我不思”的时候就“我不在”了，在不在我们不知道。

从“我思故我在”开始，西方哲学的精妙之处才刚刚显示出来。

当然你可能不服，这明明就是一句浅显至极的话，连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就精妙了呢？

道理很简单。

拿中国哲学比一比就知道了。

咱们说了，笛卡尔的怀疑论没什么了不起的，“庄周梦蝶”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是怀疑了之后，中西方哲学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庄子》里说完“庄周梦蝶”的故事，继续说：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话意思是：周公与蝴蝶肯定有区别，这就叫“物化”。

这就有问题了。

首先说“物化”这词现代人就有很多解释，什么“物我交融”了，“顺应变化”了，“四大皆空”了，全都能自圆其说，那么多国学家也没个定论。就看解读的人学的是哪门哲学，就能把哪门哲学的解释安在这两个字上——要是写本书后人怎么解释怎么有，那大哥，我还要你写书干吗啊？

其次，或许《庄子》真的包含了深刻的道理，但是它像其他的中国的哲学著作那样，说道理的时候以比喻为主。它的道理点到为止，不细说，不深究，不推理，不演绎，更不会自我怀疑。就像“一阴一阳之谓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类的话，你听着感觉韵味无穷，让你说明白它到底什么意思，又说不清楚。

数学是最简单清晰的吧。有个初中学的知识，我们在地面上竖两根杆子，根据影子长度能计算出太阳高度。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相似三角形问题，一个公式就能表达清楚。那我们古代的数学家刘徽大哥是怎么记录这公式的呢：

“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我靠，这是首诗好不好。

如果当年的牛顿也是照着这个风格写《原理》，把力学定律通通藏在十四行诗里，他们英国人能赢鸦片战争鬼才信呢！

可老实说，刘徽也是被逼的。他要真的老老实实写成数学公式，他这本书恐怕就更没人待见了。因为中国知识界向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连当官考试都得靠文采，写数学书自然也免不了要风雅一番。

而西方哲学完全相反，不讲究用词是不是优美、意境是不是深远，走的完全是扎扎实实的推理道路。“我思故我在”是按照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得到的结论，严谨得如同数学公式，却缺乏中式哲学的韵味，更不会让人误以为其中包含什么安邦定国的深意。哪像中国典籍，说“微言大义”，几句话就能涵盖无数道理，半本《论语》就能治天下呢。

那么，中国的比喻式哲学，和西方人的数学式哲学，我们该选哪一个呢？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为什么不要立刻就提供幸福的宗教，而非要追求哲学？

因为我们想避免独断论。

这就是虽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更枯燥无聊，我们却仍要了解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介绍西方哲学史，而不是搞本《道德经新解》之类的东西，每章引一段原文，塞两个励志小故事凑成一本书把您糊弄过去。那样的书也能让我们有所得，但是假如它不把怀疑当做戒尺，不把逻辑当做纸笔，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所说的都真实可信？

所以，西方哲学家们一点儿情调都没有，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抬杠抬杠再抬杠：

你敢写“道可道，非常道”，他就非要拉住你问：“你给我定义一下‘道’。”

你敢回答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他就继续追问：“你给我定义‘阴’和‘阳’。”

一如当年的苏格拉底那样讨厌。

当然，这种哲学研究起来枯燥无味，要不怎么哲理书籍都得写成人生小感悟型的才好卖。有时我也恨不得干脆写一本《西哲小语》算了。就这么写：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为了一本小说流泪的小美说：

我爱故我在。

刚考进美术系的阿强说：

我创作故我在。

每天都会早起打扫街道的大婶说：

我生活故我在。

那亲爱的朋友，你因为什么而存在呢？

——再配一波普风格的小插画儿，多给劲呀，您就坐星巴克里可劲儿领悟去吧。

十一、理性主义

现在我们的哲学事业已经有了原则。即我们的结论必须能经得起各种怀疑，这样才能保证它真实可信。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原则。

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

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经得住怀疑的结论呢？

笛卡尔从几何上找到了灵感。

笛卡尔时代的几何，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学的几何，是欧式几何。源自欧几里德撰写的《几何原本》。

欧式几何是什么东西呢。

它一共有五条公设和五个公理。这些都是欧几里德硬性规定的。然后其他整个几何世界，所有的定理，都是从这几条公设和公理中演绎推理出来的。

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只要一学欧式几何，肯定都匍匐在地上把它当神了。

你看看它的五个公理和四个公设，不用细看，扫一眼就行：

公理一：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

公理二：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

公理三：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

公理四：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

公理五：整体大于部分。

公设一：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

公设二：一条有限线段可以继续延长。

公设三：以任意点为心及任意的距离可以画圆。

公设四：凡直角都彼此相等。

感觉到了吗？这些公理和公设都超级简单，全都是小学课堂上一句话就可以带过的道理。大部分在我们看来就跟废话一样，都想不出写出来能有什么用。

然而，就是这么区区几句话，竟然能一路推理推理，写出厚厚的十三卷《几何原本》来，内容能够涵盖世间所有的几何知识。几何世界千变万化，大自然中的几何图形更是无穷无尽，都逃不过上面这简单的几句话。

这能不让人膜拜吗？

但这还不是最牛的。

咱们来看看剩下的第五公设。

内容是：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你一看，不对劲了吧。这个公设超级复杂，跟前面的公理和公设的简洁形式毫不搭配。更可疑的是，在长达十三卷的《几何原本》里，第五公设仅仅在第29个命题里用过一次。就好像是一个根本没必要的累赘一样。

其他数学家也是这么想的。

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数学家，都希望能够从前四个公设推出第五个公设来，以让欧式几何变得更加简洁。结果呢，直到两千多年后，数学家们才证明，第五公设是不可以从前四个公设证明出来的。

人家欧几里德写的不是废话！

在科学极为简陋的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的聪明才智能干掉身后两千多年里的数学家。这种人是不是值得膜拜？

更牛的还不止如此。

我们想，在客观世界里，我们能找到一个严格的圆形或三角形吗？找不到。自然界里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几何图形都没有，但几何规律却又无处不在。换句话说，欧式几何囊括了复杂的自然现象，本身又是超越自然界的。因此，笛卡尔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觉得欧式几何有一种神秘性、超然性。他们相信，这世上有一些理性就像几何学那样，是超越客观世界、高于客观世界的。

欧式几何启发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既然咱们要搞解决人生问题的大智慧，那么像欧式几何那样，建立一套严密、规整又高于世间万物的理论体系，岂不妙哉？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那时的头一批哲学家同时还都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1619年11月10日晚，笛卡尔连续做了三场梦，从这梦中他得到了两个启示。

第一是发明了解析几何。

因为欧式几何的伟大，在笛卡尔的时代，数学家们都重视几何轻视代数。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相当于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计算，既提高了人们的几何水平，也提高了代数的地位，说明代数和几何一样具有完美的逻辑性。特别是他的笛卡尔坐标系，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使用。

第二是，笛卡尔意识到可以把欧式几何的系统应用到哲学研究上。

笛卡尔想象中的哲学体系应该像欧式几何一样，先要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公设。然后用演绎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整个哲学世界来。

笛卡尔的想法非常棒，他自己也照这模式构建了一个哲学体系，但是他做得并不好，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反正待会我们要批判它。

笛卡尔是这么想的。

他首先有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前提对吧。

然后他想，我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是在怀疑的，这就意味着我不是完满的。因为完满的东西是不会怀疑的。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概念，对吧？要不我就不会意识到我是不完满的了。

既然我自己是不完满的，那这个完满的概念肯定不能来自于我自己，必然来自于一个完满的事物。什么事物是完满的呢，那只能是上帝。

好，现在推出这世界上有上帝了。

笛卡尔又想，因为上帝是完满的，所以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上帝一定不会欺骗我，不会让我生活的世界都是幻觉。所以我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证明完毕。

笛卡尔的这个证明看上去一点都不严谨，中间有几个步骤让人觉得怪怪的。而且他这个证明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只是不让我们再陷入怀疑一切的荒谬境地中，还不具备什么建设性。

但不用着急，他后面还会有很多聪明人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十二、形而上学

笛卡尔的疑问关系到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叫做“形而上学”。

我们在学校里学习马哲的时候，课本给我们的解释是“形而上学就是孤立地、一成不变地看待问题”。在课本上，“形而上学”被当成一个贬义词，说谁是形而上学，那一定是在骂他呢。

我觉得课本这样做不太好。你听说过哪个学科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宣称说：我们这个学科就是立志要僵化地、孤立地研究问题……那我们不就是吃饱了撑的嘛。

课本里给形而上学下定义，就好像学校里调皮的孩子专拿别人的缺点起外号一样。明明人家也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但用外号叫就成了“爱哭鬼”、“小胖墩儿”。我们的课本给形而上学找的这个缺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么成天叫人家也不合适呀。

那么形而上学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无论是原文还是中文翻译，它的字面意思都差不多，指的是“超脱于物理世界之上的道理”。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形而上学就像笛卡尔希望的那样，寻找到一个能高于客观世界，能统领一切事物的真理。

形而上学的任务，大致上相当于回答“什么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什么知识是真实可靠的”这类问题。

比如笛卡尔的怀疑，怀疑的就是“我们身外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吗”，人们要解答笛卡尔的这个怀疑论，也就是在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

您可能还有点糊涂，觉得还不太明白形而上学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这没关系，因为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很大的篇幅讨论形而上学。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关心的是“人生如何才能拥有幸福”之类非常具体的、个人化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先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

现在您先别着急，随便了解个大概意思就行了。

十三、二元论

此时我们可以暂缓脚步，先欣赏一下我们挖到的第一块哲学瑰宝。

笛卡尔只知道自己的意识存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存在不存在。这个结论暗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把我们讨论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一个是心灵之外的部分。这种观点就叫做“二元论”。心灵一个元，外界一个元，一共二元。这两个元是相互独立的、平等的，虽然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影响，但谁也不能完全决定另一个。

因为世界分成二元了，所以这两个元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就成了大问题。在后来的好几百年中，无数哲学家在“精神世界怎么才能真实反映客观世界”上花费了大量的工夫，也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后来有的哲学家反应过来了，直接反对二元论，认为这种划分是我们对世界的一种误解。

其中一个反对二元论的学派，就是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不过是大脑生理活动的结果。换句话说，认为精神是从物质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就叫做物质一元论。当然，相应地也有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外面的世界不过是我自己心灵的产物罢了。

我们且不讨论这种种观点的异同，我们先说说，二元论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切实的帮助。

首先一条，二元论很容易被我们接受。虽然后面的哲学家们对此有所反驳，但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把宇宙想象成自己的心灵和外部环境这两个独立的世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二元论的作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躲避痛苦。按照二元论的观点，我们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那么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仅仅在于感官体验。其余的精神体验都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活动。

那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痛苦的时候，无论什么痛苦，都可以分成两类：感官上的和精神上的。

感官上的痛苦并不难忍受。我们后面还会反复强调，感官体验是相对的，快乐得到的越多，人对快乐就越不敏感，就越难以忍受痛苦。反之亦然。这就好比富翁吃上鱼翅不会觉得多快乐，但是饿汉吃一口饱饭就能感到无上幸福。所以只要不是即将死亡，忍受感官上的痛苦总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回报。当然这回报划算不划算还得再说。

并且，当我们把自己的心灵想象成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时候，那么感官上的痛苦就会被归为一些非常简单的精神刺激：疼痛、饥渴之类。当你集中精神专门应对它们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麻木和更容易忍受了。相对于感官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这就更不可怕了，不疼不痒啊。在客观的世界里，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再牛的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不受苦。而在精神世界里，我们自己就是王。只要意志坚定，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需要外物帮助。

当你把人生痛苦分成感官体验和精神体验这两类以后，你会发现，还有什么痛苦不可忍受？想象一个除了死亡之外你最害怕的东西。被囚禁？被鞭笞？被凌辱？

要是殴打就来吧，肉体的疼痛总会终止，要么是你停手了，要么是我麻木了。是饥饿吗？饥饿的结果要么是死亡带来的平静，要么是一顿幸福的大餐。是羞辱？只要我的意志足够坚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可以视一切为粪土。我做了我能做的，我没有理由不肯定我自己。他人的嘲笑和蔑视只存在于外界那一元，和我的精神世界无关，那么又何来凌辱之有？

更进一步说，二元论能帮助我们的关键是：我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是无敌的，而一切体验归根到底都是精神体验。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外部世界的痛苦令人恐惧，我们不得不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躲避这些痛苦，一边还要为了它们可能的到来惴惴不安。但是，外部世界并不由我们随心所欲地控制。当我们为了趋乐避苦而硬要控制外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全部来源于此），一方面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失望和挫折。

而在二元论的观念下，世界一分为二。无论是感官体验还是精神体验，真正承受痛苦的都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虽然仍旧可以尽力去改变外物，但在客观世界这一元里的得失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固守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元，固守住我们获得体验的最后一关。而在这精神世界里，我们自己能完全做主，这就让人产生了很大的安全感。

另外，还有一个跟二元论没关系的时间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强化二元论的安慰效果。

我们想，对人伤害最大的其实不是一时的痛苦，而是对未来痛苦的恐惧。这就像打针对于孩子来说，可怕的地方在于排队，在于来苏水味、叮叮当当的针管、胳膊上的凉意。真正的肉体疼痛与此相比微不足道。我们怕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忍受粗糙的吃穿，而是因为不愿意整日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和屈辱中。我们不愿意忍受的是那种担惊受怕的状态。

所以，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局限在此时一瞬，而不要顾及那些未到的痛苦。

可以这么想：我们自己其实是由无数个时间瞬间组成的。我们的感受只是此一瞬的。而这一瞬的痛苦，前面从二元论的角度讨论过了，并不难忍受。至于未来尚未到的痛苦，此时并未加诸我身，对我也就没有伤害。

假如我们同意人不可能拥有永远的幸福——无论如何最后还有一死呢，那么这话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未来永远都会有我们不喜欢的痛苦在等着我们，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如果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对于那些此时并未伤害我、又永远不可消除的痛苦，我们就可以安之若素了。

最后还要再说一句，二元论有一个痛苦解决不了，那就是我们关心的人对我们的负面评价。说白了，二元论可以让你放下压力不好好工作。但是当父母因此伤心的时候，二元论就没办法了。

从二元论的角度说，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我们的精神世界无关，我们可以完全忽视。但是对于我们在乎的人，这点却没法做到。一旦做到了，我们也就成了完全不关心任何人的冷血动物。

实际上，当我们在乎外人感受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外物。我们既不可能控制一切外物，也不可能让他人的感受总符合我们自己的意愿。因此不仅是二元论，其他自我安慰的手段，对于我们所关心的人都有些束手无策。

十四、唯我论和目的论

从二元论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得到唯我论。

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到确信“我在”的工作都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只停留在了这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确认我自己存在，外界的一切存在不存在我们不知道，哲学管这叫做“唯我论”。

这是怀疑主义、唯心主义常常得出的一种结论，也是哲学家们非常讨厌的一种结论。因为唯我论明明在理，可是太荒谬了。哲学家们不是神仙，也要吃要喝要生存。而对于一个唯我论者来说，外部世界都不存在，那哲学家到底还吃不吃饭，喝不喝水啊？

不喜欢哲学的人也常常用“唯我论”的荒谬来攻击哲学：哲学果然是个无用的学问，最后的结论还不是个笑话吗？

其实不是这样。唯我论虽然很难让我们完全接受，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参考的世界观。

首先，和二元论一样，唯我论很难被彻底反驳掉。我们永远都可以质疑自己生活的世界是一片幻觉，或者只是一个梦。当你思考世界的时候，唯我论永远立在一旁幽幽地望着你，你挥之不去。

其次，唯我论对我们的普通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在采用唯我论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大，我们不用害怕任何事物，只用面对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唯物主义者会嘲笑这是一种源自无知的幻觉。但我觉得就像有时需要虚假的艺术作品来安慰我们一样，就算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虚假的东西，对我们同样有用。

电影《少林足球》里，谷德昭演的那落魄胖子在面对困难时大吼：“这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

这种呐喊能给人力量，不是吗？

唯我论还可以和目的论结合在一起。

目的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世间万物是因为某种目的而存在的。比如“世上有苹果是为了给人吃的”。这种观念经常被基督教使用：上帝创造世界，那么上帝在设计世界的时候，自然每一项设计都带着某种目的。当然，随着神学的没落，这种目的论很容易遭到抨击。伏尔泰就讽刺说：这么说来，神创造鼻子就是为了架上眼镜啦？

但目的论可以成为唯我论的好朋友。在坚持唯我论的时候，虽然我们相信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存在，但是我们还能看、能摸、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啊。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那为什么要出现这些幻觉呢？

假如我是这世界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那么很容易就想到，或许这些幻觉都是为了我才创造出来的吧。

电影《楚门的世界》里，主人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件都是被别人布置好的。他的整个人生是一个被精心策划的电视直播节目。他拜访哪个商店，哪个商店才开始装模作样地运营。他走到哪里，哪里才会出现安排好的路人。

假如我们带着唯我论的观念生活，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外界的一切事物，不都是等我感受到的时候才会出现吗？如果把世上的一切都想象成只为我一个人安排出来的，也可以说得通啊。没准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主角，其他人只是木偶、演员或者幻象。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里，已经是明日黄花的女主人公本想靠情场手腕俘虏男主人公，怎奈技不如人，眼看就要错失良婿。这时日军突然向香港开战。在战火中，男女主人公同生共死，得以终成眷属。

此时张爱玲写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这段话是典型的目的论。一场仗全是为自己打的，这种话千万别随便跟人说。你要是跟愤青说，他会打你。你要是跟历史老师说，他会给你零分。你要是照着这种观念生活，没准下次打仗就把命送了。

但是《倾城之恋》反而能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正说明了唯我论能赋予人生一种特殊的美，能给予我们一个理解人生的全新视角。

继续说笛卡尔。

笛卡尔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出生几天后母亲就死于肺病。笛卡尔也受到母亲的影响，生下来就不住咳嗽。当时医生都认为他没希望了，只因为一个护士坚持照顾他，他才活了下来。笛卡尔的名字“勒奈”意为“再生”，可能就和他多难的出生有关。

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笛卡尔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年轻的时候，给他看病的医生仍旧说他活不长。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学习好，校长还是他父亲的远房亲戚，因此笛卡尔受到了格外的照顾。校长看他身体不好，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早晨的宗教仪式。从此，笛卡尔一生都保持早晨不起床、躺在床上思考问题的习惯。

后来笛卡尔不是当兵了吗。据他自己说，他当兵的时候，在冬天早上要钻到一个“火炉子”①里面思考。这点也很符合他肺不好的病征，喜暖畏寒。

笛卡尔还是个很有风度的人，据说有个人因为争抢女人要找他决斗，笛卡尔只说了一句话，就消除了那情敌的敌意。笛卡尔对他说：

你的生命不应该献给我，应该献给那位夫人。

结果就是这讨人喜欢的风度坏事儿了。

也是命里该着。笛卡尔名气大了以后，敬仰他的王公贵族多了。其中有一个瑞典女王，“自以为她既然是君主，有权浪费伟人的时间”（罗素语），便邀请笛卡尔去做家庭教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笛卡尔一开始百般推辞，但是这位瑞典女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甚至派了一艘军舰来接他。能得到权贵如此恩宠，对于哲学家来说倒也不是坏事，笛卡尔只好从命。

然而一到瑞典王宫，笛卡尔就傻了。

瑞典女王要求笛卡尔每周三天，每天早晨5点给她上课。大家可以打开世界地图看看，瑞典那地方可比东北靠北多了，跟西伯利亚一个纬度。按笛卡尔的话说，“在这个国家里，人的血也要像河水一样冻成冰”。然后笛卡尔到瑞典的时候还是冬天，然后这个女王还喜欢新鲜空气……

笛卡尔本来就喜欢赖床，喜欢暖和，结果成天这么早起，在瑞典没待几个月就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治疗无效就去世了。

这位瑞典女王在历史上很有名，是个颇为传奇的女中豪杰。她邀请笛卡尔本是为了求学，但她没想到，她和哲学史最大的联系却是害死了哲学大师。

好在我们还有后来人。

十五、寒冬夜行人

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荷兰是全欧洲最幸福的地方，是科学家、哲学家和异端分子的避风港。

但斯宾诺莎的故事就很讽刺了。

斯宾诺莎的父辈生活在葡萄牙，那时候还属于西班牙统治，正是腓力二世不可一世的时候。

腓力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而斯宾诺莎一家却是犹太教徒。无论在新教还是天主教眼中，斯宾诺莎一家都属于异教徒。

前面说了，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对异教的迫害最为严重。斯宾诺莎的父辈受尽了苦难，一直想找个机会逃出去。终于在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大为削弱。斯宾诺莎的父辈们得以找到一艘船，从海上逃到了荷兰。在那里，斯宾诺莎出生了。

可以说，斯宾诺莎就是伴随荷兰共和国一起成长的。

在荷兰，有很多同样来避难的犹太教徒，斯宾诺莎一家自然和教友们生活在一起，算是找到了组织。

这本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问题出在斯宾诺莎身上。

斯宾诺莎是哲学家。哲学家就喜欢怀疑。怀疑精神和任何宗教都不对付。所以在自由之都荷兰，因为躲避迫害而聚集起来的犹太教会，却把斯宾诺莎给迫害了。

不过也不全是犹太教自身的原因，还涉及基督教的压力。虽然荷兰的宗教政策甚为宽容，但毕竟整个欧洲都处于基督教的严格统治之下。在荷兰的犹太教会希望能在不违反自身教义的前提下，尽量不得罪基督教。而像斯宾诺莎这种敢于怀疑世间一切的哲学家，犹太教会很担心包容他会触怒荷兰的基督教会。

另外，威尔·杜兰认为，犹太人因为多年的逃难，除了宗教外缺乏能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所以教会重视对信条的维护也情有可原。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荷兰犹太教会的处境。

在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有一个犹太年轻人写了一篇评论信仰的文章。那文章并没有严重违反犹太教义而是触犯了基督教义，犹太教会却因为担心惹怒基督教会，便强迫这名青年悔改。具体的悔改仪式是：要这个年轻人躺在教堂门口，让教徒们一个个跨过他的身体。

那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年轻人，他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回家开枪自杀了。

这件事不可能不对斯宾诺莎产生影响，仿佛提前宣布了他继续搞哲学研究的下场。

不过，犹太教会对斯宾诺莎还算宽厚。当长老发现斯宾诺莎有异端倾向的时候，并不打算严惩他，而是希望能“挽救”他。经过反复劝说不果，长老甚至答应每年给斯宾诺莎一大笔钱，只要他能妥协，哪怕是假装的都行。

作出这些努力，只能说明长老太不了解斯宾诺莎了。

西方哲学史两千五百多年，我们介绍的哲学家有十几位。如果把这些人按照品德排序的话，斯宾诺莎就算不能独居第一，那也绝对是并列第一的。

他性格温柔，待人宽厚，但又坚强诚实，绝不可能在教会压力和金钱诱惑下违心撒谎。

他拒绝了长老的提议，教会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把他开除出教。

在斯宾诺莎24岁的时候，教会宣布剥夺他的教籍。教会做得很绝，在开除斯宾诺莎的时候，还用极为恶毒的话诅咒他：“让他白天受人诅咒，夜里受人诅咒，躺下时受诅咒，起来了还受诅咒，出外去受诅咒，回进来又受诅咒……将律书中所载的一切诅咒全堆压到他的头上，普天之下都抹掉他的名字……”同时还规定任何人不许与他交谈、通信，不许阅读他的作品，不许帮助他，不许靠近他，不许和他同居一室。

从此，斯宾诺莎在荷兰的地位一落千丈。人们躲避他，厌弃他。斯宾诺莎的父亲不肯收留他。父亲去世后，他姐姐又要霸占遗产。为此斯宾诺莎和姐姐打了场官司，最后他赢得了官司。但是他马上又把赢得的财产送给了姐姐。

斯宾诺莎教过的学生写信骂他说：“你是世间可悲可怜的小人，而且是供蛆虫享用的尸骸和养料。”

还有一次，一个狂热的教徒试图刺杀他，幸亏他躲避及时才免去一死。

后来斯宾诺莎的著作《神学政治论》匿名发表，刚发表立刻就进了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而且人们很快搞清楚了作者的身份。书中违反教义的言论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攻击，有人说这本书是“一个叛逆的犹太人和魔鬼在地狱中杜撰而成的”。舆论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出版四年之后，荷兰政府不得不宣布禁止散布与发售这本书。

用18世纪的作家莱辛的话来说：

“人们谈到斯宾诺莎，就好像他是一条死狗。”

这种种遭遇足以摧毁一个人，或把一个温厚的人变得暴虐厌世。

但当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哲学答案以后，他是不会被摧毁的。

贫困的斯宾诺莎放弃了遗产，一个人搬到了荷兰的海牙，以磨光学镜片为生。他终身未婚。有一个不可靠的说法，说斯宾诺莎喜欢过他拉丁文老师的女儿，另一个同学则用一条珍珠项链夺走了女孩的心，但是最终也没跟那女孩结婚。

磨镜片的收入很少，斯宾诺莎一生清贫，晚年虽然出了名，却仍旧保持着清苦的生活。

曾经有位阿姆斯特丹的富商愿意资助斯宾诺莎，被他拒绝了。后来富商临终时要把全部遗产都送给斯宾诺莎，斯宾诺莎说服他把钱财送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很感激斯宾诺莎，送了他一笔钱，确实缺钱的斯宾诺莎终于收了，但只要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

斯宾诺莎也有结交权贵的机会。

在他出名以后，普鲁士选帝侯曾经邀请他去讲学，说只要他讲学的内容别触犯宗教信条就行。讲学的待遇很优厚，但是斯宾诺莎犹豫了六个星期，最后还是拒绝了。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把握才能不触犯宗教信条。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暗示过斯宾诺莎，只要他声明下一本书献给路易十四，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养老年金。斯宾诺莎却回答说，我的确需要金钱，但“我只将我的著作献给真理”。

这不可能是故作清高，因为他确实穷。

斯宾诺莎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和笛卡尔很像，斯宾诺莎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且斯宾诺莎也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了肺病。

更危险的是，常年打磨镜片使斯宾诺莎吸入了过多的粉尘，再加上生活清苦，在拒绝了路易十四之后的第4年，斯宾诺莎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只有45岁。

如果我们是在写一篇学生作文，那么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赞美斯宾诺莎的美好品质，为我们自己的庸俗人生暗自羞愧。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不是求善而是求真。所以更应该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在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下，斯宾诺莎是靠着什么样的哲学信念，才得以保持宽厚的性格和平静的心情呢？

我们慢慢来。

首先，斯宾诺莎是笛卡尔的继承者。

我们说过，笛卡尔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是按照欧式几何的模式来建立哲学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先找出一些不言自明的公设，再按照演绎推理的方法，以这些公设为基础建立整个哲学。

笛卡尔想法不错，具体工作却做得不太好。而斯宾诺莎则完美地实现了这个想法。

斯宾诺莎最有影响的著作叫《伦理学》，在他去世后才发表。这本书的全称是《按几何顺序证明的伦理学》。

看明白了吗？用几何去证伦理学（伦理学也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不完全就是笛卡尔设计的路数吗？等翻开这书，你肯定就崩溃了。

书里完全没有一点口语，上来就这种形式：

定义1：××

公理2：××

后面则类似于：

命题19：因为××（根据公理1）乃是××（根据定义12），所以（根据命题6）××。此证。

完全就是一本数学书。如果没有强悍的逻辑思维，根本没办法看明白。

我们来看看斯宾诺莎到底说了些什么。另外再剧透一句，鉴于后人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斯宾诺莎具体说了什么，其实对我们普通人并不重要。这里介绍他的学说主要是因为他的思路挺有趣的。所以如果看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可以跳到下一段。

我们开说吧。

第一步，要找到公设对吧。

笛卡尔把一切都怀疑了，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存在的、不可能被怀疑的东西作为公设。

既然这个东西绝对存在，那么它肯定不能依赖别的物体存在。

斯宾诺莎把这种东西称作“实体”。

实体的特征是，这东西自己就能证明自己，不依赖外物存在。这意味着，外物也不可能摧毁实体。否则的话，实体的存在就要依赖于“外物不去摧毁实体”，等于还是依赖于外物了，对吧。

既然实体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外物也不能摧毁它，那么实体肯定是永远存在的。用类似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证明出，实体是无限的，是唯一的，是不可分的，是善的。

如果实体是无限的，是唯一的，那么这就等于在说，世间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实体的一部分。因为只是一部分，所以是不完美的一部分。

这么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唯一的、不可分的东西，你想到了什么？就是神嘛。

斯宾诺莎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实体是无限的，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实体本身，不可能不是实体。用个通俗点的例子说，如果上帝不是实体，上帝又无所不能，上帝不就可以改变实体了吗？又和实体的定义不符了。

所以，斯宾诺莎承认上帝，但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中人格化的上帝，而是无所不在的实体。

当然，这种结论肯定会遭到宗教迫害了。

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斯宾诺莎的世界观能给他带来强大的信念。

简单地说，世间万物皆为上帝，我自己也为上帝的一部分，那么我与上帝同在，自然充满无限的力量。其他人即便与我作对，他们也是上帝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也都是上帝的意志（这点和基督教是相同的）。所以无论外人如何对我，我都应该坦然接受。

复杂地说，实体永远存在，我属于实体，那么我也可以永远存在。即便肉体消失了，我也是实体的一部分。而且我和世间万物都是一体的。从这个设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限的力量和安全感，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再者，实体是善的，作为实体一部分的事物，即便单独看是邪恶丑陋的，它本身也是为了善的目的而存在，也是善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多么丑恶的现象，我们都应该宽容接受。

斯宾诺莎的学说大致如此。

顺便一说，这种人和万物一体的观点在中国哲学里很常见。很多学派都追求“天人合一”，比如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北宋儒学家张载更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侍奉父母，友爱别人，就相当于爱整个宇宙了。

当然，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观点来看，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很难从感性上理解。

但其实这世界观离科学世界并不远。

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写过一套史诗巨著《基地》。在后几本小说里，阿西莫夫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星球。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物、植物甚至一草一木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大家共享相同的意识、记忆、感情和感觉。星球上的生物个体死亡以后，组成该生物的原子会最终变成星球上其他生物和物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星球上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死亡，只有各种物体之间的转化。意识是全星球物体共享，因此也不会消失。

阿西莫夫的这个设想可能来自于曾经在科学界流行一时的“盖娅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体，能够自动调节地球的环境，为生物创造生活条件。对于这个假说本身，我个人觉得不靠谱。但是阿西莫夫笔下的这个世界描写细致，设定合理，让人觉得非常真实。起码在逻辑上，这个世界有存在的可能。

当然，阿西莫夫描写的世界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有一定的区别。斯宾诺莎的哲学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什么外星。但阿西莫夫可以帮助我们从感性上想象斯宾诺莎的设想，让我们想象，如果世界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是一个实体，那是种什么感觉。

哲学史上有个不难理解的现象，生活越是困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就越关注个人幸福。反之生活富足的哲学家，学说更容易脱离现实。斯宾诺莎就是典型的前者。

当斯宾诺莎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应该通过理性思考来追求的时候，他发现，在得出最终答案之前还需要很长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自己该怎么生活呢？

他总结了几个可以暂时执行的守则，大意是：

第一，说话要尽量让别人明白，只要别人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影响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求知），那就尽量满足。

第二，只享受为保持健康所必需的生活乐趣。

第三，只求取为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金钱。

这些生活准则并非出于斯宾诺莎的哲学思考，而是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个立志求知者的身份思考出来的。这些结论平实朴素，完全就是心灵鸡汤的标准素材。

所以，不妨参考下吧。

在斯宾诺莎时代，哲学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

按照笛卡尔的设计，斯宾诺莎把哲学研究推上了一条井然有序的道路。其他的哲学家可以像做数学研究那样，发明新的体系，创造新的定理，或者按照逻辑规则修改、补充前人的成果。那么哲学成果也必然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接近真理。人类找到哲学的终极答案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有人不服。

不服？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要知道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观点，可是有全体数学家当后盾的。

谁这么大胆，敢反对数学家？

嗯……是科学家们。

十六、二虎相争

为什么科学家会反对数学家呢？

当然，科学家并不排斥数学，搞科学研究怎么可能不用数学呢。然而在科学家看来，数学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真理。这就好比尺子一样，科学家必须用尺子来观测自然，但尺子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尺子上的刻度、单位都是人为规定的。我们完全可以换用带有另一套单位的尺子，也不影响任何科学结论。

那科学家们是靠什么搞研究的呢？

靠归纳法。

这应该归功于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一位和笛卡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在培根之前的时代，人们虽然也在研究自然世界，但是很多人并不注重客观试验。他们讨论理论，关心的是什么理论更完美、更简洁、感觉上更舒服。

比如天文学。从古希腊到经院哲学时代，大部分人都相信星球的运行轨道是正圆，星球作的是匀速运动。理由仅仅是，正圆是几何里最“完美”的图形，匀速最“自然”。

那时人们在辩论的时候常常说“你这个解释在数学上是不对称的，不完美的，看我这个更和谐更美”或者“亚里士多德说世界是什么什么样的，你看我的模型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推广到全宇宙”。完全是一副清谈的做派。这很像中国古人的科学研究，什么事实都不讲，上来就引经据典，谁把经典引用得最雄辩，谁就正确。这怎么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科学呢？

因此培根强调要重视事实。而在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科学知识，就要靠归纳法了。

归纳法的意思是，人们通过观察个别的现象，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人观察到，每一次把石头扔出去，最后石头总要落地。那么他就能总结出“空中的石头总会落地”这么条规律来。

事实上，我们今天取得的所有科学成就，都是综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推理的结果。

举个例子。

科学家先观察到某些现象（比如木头一点就着），假设出一条科学规律来（是高温引起木头燃烧吗）。然后用演绎推理从这个假设中得到一些推论（那么烧红的烙铁虽然没有火苗，也应该能点燃木头），再根据这些推论去做试验，看试验结果是不是符合假设的理论（哇，果然点燃了）。然后科学家就可以写篇《论木头燃烧的原因》发表了。

这套科学方法里既有归纳法，也有演绎推理，但基础、起关键作用的是归纳法。科学家们“轻视”演绎推理，关键在于，科学家们发现演绎推理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演绎推理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知识。

数学理论，比如欧式几何，都是先想出一些公设，然后就靠纯粹的演绎推理来得出其他内容。但是推理是等价的，所以推理得出的内容其实都包含在它的条件里了。换句话说，一本《几何原本》的全部知识其实就是最开始的那几条公设和公理，后面厚厚的十三卷内容不过是在不断用其他的形式去重复那些公设和公理罢了。

而科学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获取新知识，毫无疑问，数学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归纳法是科学家们的唯一选择。

对于哲学事业，数学方法就更危险了。

笛卡尔他们研究哲学，不都先要公设吗。问题是这公设它有什么根据吗？斯宾诺莎说世上存在实体，你能做一实验给我证明吗？说白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构建的哲学世界，整个学说不过只是那几句公设，而这几句公设还没什么根据！

我们说了，研究哲学的原则是避免独断论，但数学家这不就陷入独断论中了吗？

对于这一点，笛卡尔时代的哲学家们可能还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欧式几何的权威无人能敌，是不可撼动的真理，所以欧式几何的公理和公设并不是欧几里德的想当然，而是必然真理（你能想象平行线相交吗）。欧式几何的成功给笛卡尔那样的哲学家们以信心，认为也可以在哲学领域里找到类似欧式几何那样绝对正确的公设。

然而几百年后，数学家们发现了公设体系完全不同的非欧几何，而且还正好用在了相对论上。这正说明了，欧式几何并非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理，只不过是人类用来描述自然的工具而已。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数学是通向真理的桥梁，但不是真理本身。

这意味着，数学派的哲学家们创造的不过是能用来衡量世界、随便可以用其他系统来代替的尺子，而他们却把这些尺子当做了世界的真相。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笛卡尔的时代还没有非欧几何，所以数学家们的底气还很足。

第一个向数学家发起挑战的科学派哲学家叫洛克。

洛克是个公务员，还是个医生。而且他的医术很高明，这使得他在贵族中很受欢迎。

洛克精通医术，自然是科学家这边儿的。

洛克具备了一个合格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一瞧见笛卡尔的观点就觉得浑身不爽。

笛卡尔说什么从“我怀疑”就可以推出这世上有上帝。洛克觉得这真是胡说八道。洛克说，人的内心就是一块“白板”，什么都没有，人的思想都是靠后天学来的。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号称的那些公设，全都是无根之木，信口胡说而已。

笛卡尔说人的心中天生就有上帝的概念，洛克说这不对，在有些原始部落人的心里就没这种观念。逻辑、理性这些东西原始人也很少提，也不能说是人先天就有的。

洛克也承认人有一些本能是天生的，比如直觉之类。但洛克认为，这些本能就和动物捕食、生存的本能一样，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习惯而已，并不是什么比客观世界高一等的理性，更不可能由此建立起一个哲学世界来。

洛克说的也挺有理，是吧。

顺便一说，洛克在政治上的贡献也很大。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皇权当道的时代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等概念。他的理论影响深远，连美国宪法的制定都和他的理论有关系。

因此可以想象，洛克的哲学观点带有一部分政治原因。他是自由主义者嘛，最痛恨独裁。所以洛克认为，如果像笛卡尔等人所说的，有一些真理是不言自明、人先天就有的，那么这种观点可能会被独裁者利用。独裁者可以给人民灌输有利于自己统治的信仰，使人民不懂得觉醒。

无根之木——科学派对数学派的攻击非常准确。然而数学派并没有含糊，他们也找到了科学派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是，科学派没法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这不扯呢吗？这世上要是科学不可靠，还有啥是可靠的呢？

数学家们自有道理。

数学家们提出来：归纳法永远都只能立足于有限的事实之上，而不可能把所有的现实全部实验一遍。比如你说“空中的石子一定落地”，那你试验过全宇宙古往今来的所有石子吗？你只是观察了一部分石子，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所以，科学得出的真理顶多是一种概率真理。科学家不断做实验，顶多是把科学理论正确的概率提高了一点，却永远不能保证科学理论绝对正确（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波普尔认为，用归纳法得到的结论是根本没有概率可言的）。

用白话说，假设人类已经做过十亿次物理实验都证明牛顿是正确的，但反对者还可以问，你怎么能保证第十亿零一次的实验还是正确的呢？

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反问是抬杠。很多科学家都不在乎这种质疑。我们今天已有的科学成就已经证明了归纳法的强大威力，光抬杠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科学派也挺理直气壮的。

洛克的学说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原本数学家一枝独秀的哲学界，变成了数学科学双雄争霸的场面。

由于这场争论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哲学家们给这两派学说分别起了名字。

笛卡尔、斯宾诺莎代表的数学家派，被称为“理性主义”。

在归纳法里，最重要的是实验数据，是观测结果，它们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和证据。这些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统称：“经验”。

所以洛克代表的科学家派被称为“经验主义”。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这本书里，会多次用到“经验主义”这个词，它一律指的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意思，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教条主义”、“办事只靠过去经验，不懂得变通”的意思。大家不要搞混了。

为了能记得更有条理，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派学说的异同：

理论名称：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代表人物：　 数学家　　　　　 科学家

研究方法：　演绎推理　　　　　归纳法

优点：　　　　严谨　　　　　产生新的知识

缺点：　不产生新的知识，结论不能保证绝对正确，

公设未必可靠　　　　　永远有出错的可能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两个学派的特点。

假如哲学是一个通向终极真理的巴别塔的话，那么理性主义者们的塔高耸入云，每搭建一次，都似乎马上可以触摸到天堂。但是这座塔的根基却是几根破木头，经验主义者们经常溜达过来，随便踹上几脚，这座塔就塌了。

经验主义者们不同，他们的塔盖得极为结实。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他们只能零零散散地在各地建造一些矮塔，这些塔既连不到一块，又没法盖得很高。因此经验主义者们的塔虽然结实，却根本没法满足人类的要求，盖得再多也没有用①。

好热闹的赶紧搬板凳，来看看这两派是怎么争论的吧。

十七、特立独行

上回我们讲到了经验主义的掌门人洛克，率先撑起了挑战理性主义的大旗。

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们开始还挺纳闷呢。他们想啊，我们这套哲学都是欧洲最牛的数学家、知识分子搞的，这是什么人啊，敢挑战我们？

结果他们一看洛克的国籍，就都释然了。

哦，原来是个英国人啊。

英国人怎么地了？

假如我们翻开英国的学术史，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跟欧洲大陆对着干史”。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不一致是有传统的。

就说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他们俩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一个重视心灵理性，一个重视现实经验。

以“人”这个概念为例：

柏拉图说，“人”这个概念比“张三李四”这些具体的人更真实。“张三李四”生了又死，来去不定，只有“人”这个概念是恒久的。

亚里士多德则说，“张三李四”是具体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而“人”这个概念，完全是我们看过了这么多具体的人，然后在脑子中产生的。所以真实存在的是具体的事物，不是概念。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观点和柏拉图满拧，为此亚里士多德还说了一句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浓浓爱意。但你也可以理解成：

“有理就说理，别拿辈分压我！”

到了经院哲学时期，英国就开始和欧洲大陆神学家们不一样了。

大陆神学家继承的是柏拉图，英国神学家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也是一顿吵架。

到了笛卡尔时代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大陆哲学家大都是理性主义者，英国哲学家大都是经验主义者。

如果不怕被指责为牵强的话，我们还可以说，重视个别经验、对独断论充满警惕之心的经验主义，是英国人古板的民族性格的体现。而试图从万物根本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理论的理性主义，正是荷兰和法国浪漫精神的代表。

我个人以为，英国之所以总和欧洲大陆不同，是因为中间隔了一道海。虽然不算太远，可终究什么事都得坐船来回，因此英国就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比如宗教改革的时候，英国国王和天主教会有了矛盾。但英国国王也没投向日内瓦，而是宣布英国的基督教改名圣公会，英国国王自己当圣公会的最高统治者，这在欧洲大陆上是没有的，只有英国能搞。

再比如，荷兰是当时欧洲最自由的地方吧。其实英国也比较自由。当时的欧洲大陆里，民事法庭可以用刑罚逼供。而英国规定，只有特殊法庭才能用刑。

所以，英国也吸引了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拥有很强的学术实力。

话说英国和荷兰除了哲学观点上的不同外，还存在着政治矛盾。

在腓力二世时代，英国与荷兰有着共同的敌人西班牙。荷兰独立以后不是还找过英国人来当国王吗，两国关系算是不错。

西班牙“无敌舰队”灭亡以后，最受惠的就是英国与荷兰。英国和“无敌舰队”大战，为的就是争抢海上贸易的利益。而我们说了，荷兰是航海业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也搭上了大西洋畅通无阻的顺风。有趣的是，先得势的是弱小的荷兰。经过快速的发展，荷兰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殖民地和最强大的航海运输能力，人送称号“海上马车夫”，而且还一度是英国最大的债权国。

英国当然不爽了，好不容易打败西班牙，结果让荷兰捡了便宜。而且荷兰比西班牙弱小得多，又是新生国家，自然没理由对它客气。

在洛克19岁的时候，英国宣布禁止荷兰参与英国的海上贸易。转年两个国家就开始打海战了。

所以我们可以八卦地说，英国经验主义者对笛卡尔、斯宾诺莎这两个荷兰理性主义者的战争，可以算是英荷矛盾延伸的一部分。不久之后，大不列颠将成为统治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在哲学研究上，怎么能落败于小小的荷兰呢？

给理性主义者来了一个下马威的洛克，器宇轩昂地站在泰晤士河的入海口，遥指海峡对岸大喝一声：还——有——谁——

对岸还真有人接招，他叫莱布尼兹。

像笛卡尔一样，莱布尼兹也是一位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神童。

说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规律：数学家里特别容易出神童。除了莱布尼兹外，帕斯卡、高斯、欧拉、拉格朗日、哈密顿、冯·诺依曼、伽罗瓦、维纳，还有当代的陶哲轩，这一长串数学家全是各种神童，什么3岁解开世界难题啦，10岁大学毕业啦，随便哪个人的故事都是一个传奇。相比之下，其他行业里出神童的比例似乎没有这么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数学既不像文科那样需要生活经验的积累，也不像物理、化学那样需要实验数据，所以最容易体现出少年的天才头脑来。

我们来看莱布尼兹怎么天才来着。

拉丁文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都属于外语，是知识分子才用的学术语言。而莱布尼兹12岁就拿本儿拉丁文的书自己搁那儿自学。他老师一看，这孩子太变态了，不许莱布尼兹看这些书，说这些书还不适合他。幸亏有一位大人物正好路过，见到这种情形后对莱布尼兹大为赞赏，把那老师给批评了。

莱布尼兹17岁就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20岁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但当时的莱比锡大学因为他太年轻了，觉得不像话，就没给他博士学位。

在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都安贫乐道。研究哲学嘛，人生都看开了，还在乎什么名利。然而莱布尼兹这人却市侩得紧。他很喜欢给各种贵族夫人小姐写信，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取悦她们。信的内容是比较正经的，但一个正经的哲学家却也没必要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我觉得放到今天，莱布尼兹就是那种QQ上无时无刻都有一堆美女在线，喜欢天天在网上贫嘴，却又从来不约女网友出来见面的那种人。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

有个皇族成员想光耀自己的门楣，就叫莱布尼兹写一个他的家族历史。莱布尼兹当然满口答应了（可能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你想，其实这不就是个软文吗？你找点儿史据把他们家夸一顿不就完了吗？随便来个会写字的都能干这活儿。然而莱布尼兹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这个家族的历史，是整个皇族历史的一部分，必须和整个皇族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写。但是要研究皇族的历史呢，又必须先研究地理。然而这片土地又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从地球的形成开始研究。

然后那个皇族成员左等右等也不见莱布尼兹的书写完，就派人去看看。结果那人一看就崩溃了：莱布尼兹正兴致勃勃地写远古时代的地球发展史呢。

所以说，古板的知识分子就算是想市侩，结局恐怕也很悲哀。

还有一个例子。

莱布尼兹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要在全球各大城市成立科学院，其中都包括北京。他可能还真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不过这个梦想实行起来比较艰难。在莱布尼兹生前，只有普鲁士科学院成立了，他成为第一任院长。但是科学院缺钱，莱布尼兹就提出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包括什么灭火器税、桑树税、烧酒税，结果他得罪了不少人，最后科学院的开幕式竟然都没人请他。

混得太惨了……

莱布尼兹是数学家，在哲学上自然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很快就接受了笛卡尔等人的学说，不仅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还和洛克展开了猛烈的论战。

洛克说，理性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先于经验的公设啊、理念啊，和动物的本能没有区别。莱布尼兹针锋相对地反驳：你知道人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是禽兽做事只凭经验，人却能根据经验总结出必然规律。禽兽不知道思考，总以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以后相似的场合下还会发生。所以人可以利用禽兽的习性，去设计陷阱捕捉禽兽。

而你们这帮经验主义者，哼哼，你们只强调经验，不承认必然规律，那你们的联想能力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

话真狠啊。

但应该强调的是，在论战中，莱布尼兹是非常有风度的。

他把自己和洛克辩论的书信集结成了一本《人类理智新论》。但是当这本书写成的时候，洛克已经去世了。莱布尼兹认为对手不能答辩了，自己发表和他的辩论是不公平的，于是在自己生前一直藏着这本书没有发表。

当然，除了灭洛克之外，莱布尼兹还有自己的哲学成果，我们也简单说一下。但就像斯宾诺莎一样，莱布尼兹后来也被驳倒了，所以不用仔细看，如果看不下去，跳过去也可以。

莱布尼兹是理性主义者，自然他也是使用先公设后推理的那套过程。

莱布尼兹的公设是这样的。

物质是占据空间的对吧。那么只要是能占据空间的东西，就可以被分成更小、更简单的东西。

物质无限地分下去，最后剩下的，一定是不占据空间的“东西”——要是占据空间就能再分下去了。

这“东西”不占据空间，所以它不是物质。所以它是精神。

所以一切物质都是由精神组成的。

——嗯……扯吧？

莱布尼兹给这些不能再分了的、不占据空间的东西起名叫“单子”，他的理论也就被称为“单子论”。

和斯宾诺莎分析实体的方法类似，莱布尼兹用逻辑推导出每一个单子都是不同的。莱布尼兹在给他的贵族小姐们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名言“世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黑格尔说，据说贵族夫人在听到了这个解释以后，立刻兴致勃勃地去公园里找树叶，看能否找到两片完全一样的。这真是个哲学理论被庸俗化的典型例子。

莱布尼兹的理论让人想起了斯宾诺莎。两个人的公设都是靠几句的“凡是……皆……”之类的话凭空推出了公设。然而结论却相差很大：莱布尼兹的世界是由一群极小的精神组成，斯宾诺莎的世界里所有物体是一个整体。两个观点基本上是相反的。这怎么能让人相信理性主义者所说的公设是真实可靠的呢？

我觉得，这正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弱点。因为理性主义者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不靠谱的公设上，所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只要公设、推理过程中有一点不可靠的东西，整个体系就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也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不过说一句，当代物理学家约翰·惠勒的结论就和莱布尼兹有点像，惠勒从量子力学出发，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信息组成的，所谓万物源于比特。因为是个尚有很大争议的学说，我们就不介绍了。

笛卡尔的时代，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哲学大战。在哲学的童年里，哲学家们也像小孩一样，问题无论巨细，都喜欢辩论一番。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和出版书籍的方式，超越了空间的限制，热情参与到每一个哲学问题的辩论中。

假如那时有网络的话，他们或许会盖出如下的楼来：

标题：最近有个问题很头晕

发表人：笛卡尔

正文：最近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请问，除了“我思”之外，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怀疑的？

（1楼）“游客甲”：我靠，楼主貌似说得很有理，有时我也常想，我是不是生活在梦里？？？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2楼）“游客乙”：你们这些异端真是不消停，又跑这里发帖来了。我已经举报了。愿主惩罚你们。坐等删帖中。

（3楼）“笛卡尔”：回1楼：我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参考几何的方式，从确凿无疑的事实开始构建一个哲学大厦。可惜我最近在给瑞典女王上课，我没有时间。

P.S.提醒楼上，这论坛的服务器在荷兰，教会删不了帖子……

再P.S.瑞典这地方好冷，最近感冒中，求安慰。

再再P.S.人家最近坐了瑞典女王的军舰呢！

（4楼）“斯宾诺莎”：摸摸LZ，感冒要喝鸡汤多睡觉哦。你用数学公式建立哲学大厦的设想我已经完成了，给我邮箱，我给你发一份。

（5楼）“笛卡尔”：为了上课我天天早上五点起，睡个屁啊。喵了个咪的，小时候上学都没起那么早过。

（6楼）“游客丙”：楼上的死狗！还在这里放毒！别让哥见到你，见到你一次打你一次！

（7楼）“游客丙”：错了，是楼上上。

（8楼）“斯宾诺莎”：回LZ：克制贪睡的欲望，这也是善的一部分呢。（笑）

楼上：我们理性讨论好吗？送你最美好的祝福！

（9楼）“洛克”：（笑）又在这里碰见楼主了，貌似楼主到处发帖啊。好吧，我再回复你一次：你们这些理性主义者太荒谬了。世界建立在定义推理之上？不要用你们的荒诞理论忽悠人了。我再说一遍：人生是一块白板！白板懂不？你生下来不学习就会思考？真晕。

P.S. 斯哥，镜片还有货不？我还想再要点，具体规格给你发站内信了。

（10楼）“莱布尼兹”：楼上的，又跑这里来了？？上次咱俩那帖子你咋不回了呢？？你敢回答这个问题不：你说知识都是靠经验来的，那人类获得的永远都是片面的、局部的知识，怎么可能存在几何这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呢？？

（11楼）“瑞典の尊贵皇室の女王”：笛笛！又看到你半夜上网！还不睡觉的说，明天又赖床！

P.S. 笛笛你对早起有意见不？你知道人家每天几点起的吗？还要化妆的说！

再P.S.楼上的几位注意了，别以为我查不到你们IP，谁再敢骂我们家笛笛，小心我拿军舰轰你们哦！

（12楼）“笛卡尔”：……匿了……

十八、旷世天才

1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学术战争。这是科学家和数学家的战争，也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战争。

英国战士洛克在和莱布尼兹的辩论中没有占到上风，而且在51岁的时候，洛克卷入了英国的政治斗争。斗争失败后他被政敌排挤，只得离开祖国。他去哪了呢？

还能有哪？荷兰呗。

此时英国刚刚在战争中打败荷兰，获得了海上霸权。但荷兰仍旧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就算在学术上与荷兰哲学家们作对的洛克，也不得不用自己的行动承认了荷兰的宽容。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里，英国人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很快，英国最重量级的选手要上场了。

没有他，以英国小小的面积，要想对抗整个欧洲大陆恐怕是痴人说梦。而有了他，英国学者一下子成为全世界最权威、最有话语权的人。

这个威震天下的神仙就是牛顿。

牛顿，旷世天才，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炼金术士、小心眼儿、世界末日预测者。

——对，你没听错，牛顿晚年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就在2060年。

呃……似乎就快要到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把剩下的故事说完。

牛顿最重要的成就是力学。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揭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他提出的力学定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不可撼动的。

牛顿的第一身份是科学家，自然在哲学上更倾向于经验主义。牛顿热衷于做实验，他的成就也都来自于做实验，因此他有一句名言“我不发明假说”。潜台词就是，理性主义者们那些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假设，哥们我是不同意的。

莱布尼兹不是把洛克给灭了吗？牛顿不仅在哲学上倾向于经验主义，在现实中还是洛克的好朋友。洛克赏识牛顿的才华，依靠他的社交关系提携过牛顿。一看好哥们被莱布尼兹欺负了，牛顿二话不说，哥给你报仇！

牛顿说到做到，只不过……他赢得可有点不光彩。

牛顿和莱布尼兹都是数学家。牛顿灭莱布尼兹，就灭在了微积分发明权这件事上。

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两个人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所以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叫“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是用两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表示的。

但当时没人知道真相。人们只知道牛顿和莱布尼兹都发表了自己的微积分论文，而牛顿的完整论文要比莱布尼兹发表得晚。按照咱们今天的习惯，学术发明权的问题很好解决。谁先发表的论文，哪怕早发表一天，谁就应该拥有发明权。而莱布尼兹的论文比牛顿早了足足三年。

但当时牛顿的声望、权势都比莱布尼兹强，再加上很多英国人出于民族主义支持牛顿，所以两个人在学术界大吵了一番架。无非就是指责对方某年某月看过自己的笔记，某年某月我给你的信中透露了我的微积分思想之类。

架吵了很久，莱布尼兹向在学术界有巨大声望的英国皇家学会申诉此事。

不久，英国皇家学会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后庄严宣布——牛顿才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是个大骗子。

备注：此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就是牛顿，而且是他本人起草的这份调查报告。

不仅如此，据霍金说，当时大部分为牛顿辩护的文章都是牛顿自己匿名写的。对手的声望本来就极高，再加上有英国皇家学会的支持，对手没事还使两招阴的，莱布尼兹的处境可想而知。

牛顿的学霸行为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莱布尼兹的微积分符号比牛顿的更简单易用，当时整个欧洲都采用了莱布尼兹的符号，包括我们今天用的也是莱布尼兹的。而英国出于民族主义，坚持使用牛顿符号，使得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科学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阻碍。100多年后，英国实在绷不住了，才放弃了难用的牛顿符号，改用莱布尼兹的。这100多年的死要面子给英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顺便一说，这不是牛顿唯一的学霸行为。他不仅对外国学者狠，对自己的同事同样毫不留情。比如罗伯特·胡克，也是个历史上有名的大科学家，制作过一些很牛的机械，还发明了“胡克定律”以及“细胞”一词。

最开始，牛顿和胡克在光学问题上吵了一架。那时两个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胡克已经有了很大的声望，牛顿只是刚出道。胡克把牛顿狠狠地损了一顿，牛顿非常生气，却只能忍气吞声。

两个人毕竟都是文化人，又是同事，所以吵了一顿之后，表面上还互相给面子，写信讨论起科学问题来。结果两个人又因为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胡克抓住牛顿的一个低级错误，在皇家学会当众宣扬来羞辱牛顿。可想而知牛顿有多生气。没办法，比人家地位低，牛顿还是忍了。

1686年，牛顿终于扬眉吐气。他发表了代表他力学成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原理》中就包括了和胡克有争议的平方反比定律问题。当时胡克地位尚在，再加上牛顿好朋友哈雷（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人，因为他出的钱，《原理》才得以出版）的调停，牛顿在《原理》中注释了一句，说平方反比定律也被胡克独立发现。

《原理》发表之后，牛顿名声暴涨。胡克看牛顿赢得了那么大声望，急了，接二连三地要求牛顿进一步承认是他先发现的平方反比定律。

此时的牛顿声望日盛，算是翻了身，已经不用看胡克的眼色行事了。所以牛顿对胡克的回应是：不仅没承认胡克，还在《原理》中把几乎所有涉及胡克的引用都删掉了。

闹啊，你还闹不？

胡克虽然很生气，但地位已失，回天乏术。牛顿那时的声望已经无人能敌。

晚年的胡克变得脾气古怪，愤世嫉俗，找机会就咒骂牛顿，一直骂到死，也不能撼动牛顿的一根汗毛。

说牛顿小心眼，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胡克晚年双目失明，两腿浮肿，在伦敦去世。

几个月后，牛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不久，皇家学会的胡克实验室和胡克图书馆被解散。

牛顿要烧毁胡克的手稿和文章，被人阻止。

胡克存放在皇家学会的研究资料和实验器材在搬迁中“丢失”。

皇家学会取下了胡克的照片，以至于如今一幅胡克的画像都没留下来。

傻瓜都能猜到这些事是谁干的。

胡克也算是一代大科学家，结果身后遭遇如此不堪。论品行，胡克的心胸也未必比牛顿宽广，只能说成者王侯败者贼。胡克输在了学问和声望没有牛顿高、死得比牛顿早上，落下了一个连画像都没留下的结果。

牛顿能在和旁人的斗争中节节胜利，归根结底，靠的是他在力学上的伟大成就。别人对牛顿什么都能质疑，唯有学术上，谁也打不过他。

但就算是牛顿这么强的对手，莱布尼兹仍旧给了他一次反击。

牛顿最伟大的成就是发现万有引力。但牛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能说明相隔万里的星球之间到底是怎么产生引力的。连牛顿本人都不相信，相隔这么远的星球在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下还能发生力的作用，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思想荒唐至极”。

这也不能怪牛顿，因为直到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的原理才有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聪明的莱布尼兹立刻发现了这一点，攻击牛顿说，你如果不能解释物体之间到底通过什么媒介产生的引力，那么你这理论就是一番空话。

莱布尼兹这反驳又准又狠，牛顿真没法招架。

说到万有引力定律，法国人在这问题上也有民族偏见。笛卡尔在牛顿之前提出过“旋涡说”，大意是宇宙中充满了一种叫“以太”的物质，这种物质形成了旋涡，所以才出现了星星的公转和自转。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报复牛顿在微积分上的霸道，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旋涡说”而排斥万有引力定律，直到后来伏尔泰对万有引力定律大加赞扬，情况才有所改观。就像英国在微积分上吃的亏一样，法国的物理学界也因此吃了大亏。

所以说，在学术上，民族主义真是要不得呀。

牛顿和莱布尼兹之间的对战告一段落。但以牛顿的成就，他对哲学的影响绝不只是搞搞辩论那么简单。

十九、机械论

大部分哲学家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留下一笔，当然是因为他们亲自研究了哲学，就具体的哲学问题提出了出众的看法。

而牛顿能给哲学留下影响，却不是因为他进行了什么哲学研究，而是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实在太大，余波就把哲学给影响了。

这个成就就是他的力学理论。

简单地说，我们衡量某个学说、理论、定理是不是好用，有两个标准。

第一看它能否准确地预测未来，第二看它是否足够精简。

首先，理论是用来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好不好用，就看它能不能准确预测特定条件下的事实。

比如说古代人研究历法，为的是预测天气，好指导农业生产。历法对天气预测得越准确，就越成功。

再比如天文学。一个天文理论只能解释过去已有的观测资料，这不叫本事。关键看能不能预测到未来的天文现象。预测越准的，就是越优秀的理论。

第二个标准，就是一套理论在保持准确性的前提下，越精简越好。

我们今天都接受“日心说”，知道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同时自己还自转。但是不要忘了，运动都是相对的啊。假如我们以地球为静止不动的宇宙中心，我们同样可以描绘出太阳等星球相对于地球的运动轨道来，同样可以符合天文现象，这不就成了“地心说”了吗？

之所以我们没选择“地心说”而选择了“日心说”，并不是因为前者不准确，而是因为在两者同样准确的前提下，“日心说”更加简洁。在哥白尼之前的时代，坚持“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们为了让理论能和观测结果相符合，不得不给太阳等星球画出非常复杂的轨道来。比如让太阳在一个大圆周运动上再做小圆周运动，就好像螺旋一般。如果他们按照观测结果，不断地修正理论，那么这套“地心说”学说有一天也可以和“日心说”理论一样准确。但是模型和计算过程肯定就无比复杂了。

如果我们按照这两个标准去评价牛顿力学，那么它绝对称得上是第一流的理论。

我们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非常简单，就三句话，初中生就能学会。

但是这简单的三句话，却可以解释从小到一块石子大到一个星球，宇宙中一切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以当时的观测条件，预测的结果是极为精确的。就算是向来被人们当做神的群星，牛顿说它们下一步该出现在哪，它们就出现在哪。

学会了这几条公式的人就可以指着天空说：

星辰万物，皆服从于我。

再庞大复杂的世界，也敌不过几个数学公式。

从有文明开始，人类面对宇宙的种种奇妙现象只能俯首膜拜，已经有几千年了。这时牛顿从天而降，轻轻一点手指，整个宇宙立刻缩身于他的三条定律中，不敢有半点造次。

就像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牛顿去世后给他写的诗：

自然和自然律隐没在黑暗中

神说“要有牛顿”

万物俱成光明①

这不就是神吗！

要换成是我，那时候也得成为牛顿的粉丝，简称“牛腩”，成天在胡克和莱布尼兹博客上刷留言：谁说偶滴顿顿素抄袭了，就算素抄，你们有他抄滴那么好看吗？

1643年，牛顿出生在乡下的小村子里。他的母亲只想让他当一名普通的农夫。1727年牛顿逝世后，被安葬在英国最高级别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英国给他举行的是国葬，送葬队伍绵延几里，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

一个平民能获得比王公贵族更大的荣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就在牛顿下葬的同年，地球的另一端，伟大的雍正皇帝正在下诏驱逐传教士。南怀仁送给先帝康熙爷的各种科学书籍和实验器具，早就被清廷贵族们扔到了一边。贤臣们叫着：“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西洋人竟然说知识存在于人脑里，这话太他妈扯淡啦！

所以当一百多年后，殖民者把按照牛顿力学设计的炮弹扔向中国海岸的时候，我们除了痛心疾首之外，还应该有两个字浮上脑海：

活该。

我们回到牛顿时代的欧洲，看看牛顿力学在当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它大大缩小了神学的地盘。

原先人类难以给现象繁多的物理世界一个满意的解释，自然倾向于诉诸神力。如今牛顿给了解释，而且无比精确。

而且不仅是物理世界，连灵魂的存在也被局限得很小了。

在古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必须受到外力才会运动，而有生命的物体自己就能运动。这就是灵魂存在的证据呀，灵魂是负责“驱动”身体的。然而牛顿和他之后的科学家们证明，生物的肌体也遵循物理定律，也遵循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的规律。生物运动是纯粹的力学现象，并不需要灵魂的“驱动”。

顺着牛顿力学的思路，有人开始想，既然世间万物都要臣服于运动规律，那么动物、人类的身体，是不是也会臣服于这些规律？进一步想，是不是人类的思想、感情也会符合运动规律？是不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切意识，其实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结果？

用物理学去解释包括人类意识在内的整个世界，这种观点就叫做“机械论”。

机械论很好理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机械论就是除掉了辩证那部分的唯物主义，也可以叫做“机械唯物主义”。

机械论和我们之前说过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都不太相同。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关心的是真理的来源，一个说是归纳，一个说是推理。机械论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经验主义，认为我们能观测到的东西就是真的。但机械论并不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当经验主义者们讨论经验到底可不可靠的时候，机械论者不屑回答这个问题，它直接说：经验不可靠还有啥可靠？

对于理性主义，机械论者就更不屑了。机械论者不相信这世上存在什么高于客观世界的理性。他们认为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精神世界也要符合物理定律。所以研究这世界，我们只要学好科学就行了。

在哲学史上，机械论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观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各个流派的哲学，在古希腊都可以找到源头。只是牛顿之前的机械论缺乏根据，影响力也就不大。而牛顿的出现使得机械论有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研究不断证明牛顿力学的成功，也就相当于在不断扩大机械论的地盘。

有科学在，谁打得过它啊？

就像经验主义者集中在英国、牛顿是英国人一样，机械论的急先锋也是一个英国人。他叫做霍布斯。

霍布斯正好出生在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时期。据说霍布斯的母亲因为听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要打过来了，在惊吓中早产生出了霍布斯。

霍布斯基本上和牛顿是同一时期的人。霍布斯给培根当过秘书，可想而知他受到了经验主义的影响。

霍布斯拿铃声来说明他的机械论观点。他说，在铃铛颤动直到我们听到声音这段时间里，铃铛只有运动没有铃声，空气只有运动没有铃声，传到我们的耳朵了就产生了铃声。所以真正存在的是运动，不是声音。

作为英国人，作为机械论者，霍布斯也参与到了英国同欧洲大陆的哲学辩论之中。那还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时代。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霍布斯不理解笛卡尔的本意，就跟人家抬杠说，我还“我散步故我在”呢，那么我就是一散步。这把笛卡尔给气坏了。

霍布斯还发现了理性主义者的空谈问题，说斯宾诺莎的哲学结论没有什么意义，推理出来的不过是一堆定义罢了。

在英国经验主义对抗大陆理性主义的战争里，霍布斯算是尽了英国人的力。不过他和洛克一样最终投靠了荷兰：霍布斯在英国也受到了迫害，最后只能在荷兰出书。

这再次说明了，在学术争论中，坚船利炮没有用，只有开明的言论政策才最有用。就算英国人能在军事上打败荷兰人，但只要荷兰比其他国家更开明，那么全欧洲的知识精英早晚都要投奔到荷兰去。

除了霍布斯外，当时还有个叫拉美特利的医生写了一本《人是机器》，说人体完全按照力学规律运转，精神只是人脑中肌肉的作用，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脑离心脏比较近，供血多，所以人就有理性。

这些话放到今天就是疯话。但是今天医学家对人脑的研究，其实仍没逃出这个思路：大部分医学家不相信人的意识能超越于物质存在，而是认为大脑的物质运动是人的精神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流派的哲学家看来，机械论未免过于冷冰冰，而且后面我们会说到，它还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因此它一直饱受批评。然而我觉得，无论最终对它的评价如何，机械论本身的初衷却是很美好的：它要建立一个用数学统治的美丽新世界。

17、18世纪的人们相信、崇拜牛顿的学说，那时的机械论也被认为有着伟大的前途。机械论者希望，有一天在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都可以应用牛顿力学，或者像牛顿力学那样用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解释它们。

到了那时，人类理解、设计社会也可以像用力学去计算天体一样简单便捷。人类可以按照这些公式，设计出一个完美且稳定的社会。我们可以自信满满地保证每一个社会政策都是对人类利益的最优解，就像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个新发明的机械都是对力学的最优解一样。那样可以避免多少人间悲剧啊。

或许有一天，人们发现解读世间万物的密码真就存在于一组数学公式中，一切都豁然开朗，人类对世界的见解跨入了全新的时代。这梦想不切实际吗？在牛顿之前，人们也没想过运动的规律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呀。

在我看来，机械论寄托了一个理科生对世界最美好的幻想：

伟大的宇宙啊，你无论多么广阔多么复杂，终将归结于数学公式之中。

机械论，也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它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优点是：很容易被接受。

人活着就要和物质打交道，这是最基本的事。你想想，假如有一个为了一日三餐要忍受肉体痛苦搬砖挖墙的工人，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用尽各种肢体技巧来劳动以减少肉体痛苦，想办法多挣一口饭以满足口舌之欲，对于这种时刻和肉体感受斗争的人来说，你和他讲什么唯心主义？那自然会被当成不食人间疾苦的无聊空谈。

而且机械论还有日益强大的科学奇迹做后盾。只要你稍微了解一下现代医学，就很容易接受“意识乃是神经活动的结果”这一机械论最关键的结论。可以说，我们周围生活的大部分人，对生活多少都要带一些唯物的观点。

然而机械论也有弱点。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实验证明物质能对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脑萎缩会降低人的思考能力，打一棍子可以让人立刻昏厥），可以证明人类不能靠思想意念去改变物质，但是仍旧不能证明意志就是完全由物质决定的。

当一个人的身体失去生理功能而死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动不动，对刺激没有反应，我们认为他的意识消失了。但我们如何去证明这一点呢？或许这个人一动不动仅仅是因为身体失去了生理功能，而不是意识消失呢？虽然这个假设感觉上很古怪，但是机械论却难以反驳它。

还有另一个反驳。唯物主义说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是，当人没有意识的时候，又怎么知道那些物质是存在的呢？唯物主义者或许说，科学可以证明，但是科学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在意识无法触及的领域里，自然无法产生经验。因此科学对这些事物只能猜测，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你或许不会同意，但没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二十、决定论

当然，这些反驳只能说明机械论的证据不够充分，却难以彻底击垮机械论的基础。特别是在牛顿时代，那时人们沉浸在对科学的过分乐观之中。从牛顿开始两百多年，科学都是一路高歌猛进。科学前进得越多，机械论的威信就越高。

但是，这不是一件好事儿。

机械论虽然可以条理清晰地解释这个世界，但是按照机械论的说法，人类不过是这个世界中可有可无的一件事物而已，和桌子板凳、花鸟鱼虫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意识不过是一系列物质作用的结果，随时可以消失，毫无永存的希望，更谈不上还有什么人生意义。就像世间的其他事物一样，存在就存在了，消失就消失了。这很容易推导出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个：

决定论。

决定论的意思很简单，既然世界万物都可以用物理规律来解释，那么每一个事件之间必然要遵循严格的因果律。如果人的意识是完全由物质决定的，那肯定也得服从严格的物理定律。那么，整个世界该如何发展，该走向何处，都是由自然定律决定好了的。就像人们根据力学可以预测星辰位置一样，人们也可以根据自然规律，去预测所有事物的未来。

一个支持决定论的证据是，在20世纪之前，人们认为世界里不存在真正的随机数。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靠掷骰子获得随机数。但如果以物理学的观点看，骰子最终的点数，是被骰子的形状、密度、摇晃它时手的力气等一系列客观原因决定的，骰子的运动也得严格遵守物理规律。只要我们知道之前任何一瞬中全部的物理数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骰子最终的点数。普通人以为骰子是随机的，只不过是因为所有数据的计算量太大，超过了人类能力的范围而已。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摇500万大奖的摇奖设备，无论再怎么设计，最终落下哪一个数字小球，也要被物理定律严格决定。虽然人们会把各个小球的质量、形状做得尽可能一样，但摇奖时间的一点点改变或者一丁点细微的震动，都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而影响最终结果的因素多到人类无法计算的地步，最终“伪造”出随机的效果。

学过计算机的同学知道，计算机里也不存在真正的随机数。计算机生成的所谓随机数，实际上是取一个现成的数字（比如系统时间），经过一系列固定计算得出来的。

没有随机，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计算。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经说，只要他能拥有足够多的数据，他就可以按照机械定律推出未来世界的全部面貌。这就像某些科幻小说里设想的那样，假如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就可以计算出未来的一切。

能预测未来，这听上去挺美妙的，怎么可怕了呢？

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最严格的决定论，那就意味着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了。因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决定的，而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又由物理定律决定。所以，我们头脑中的每一个念头，在前一秒钟已经被决定好了。如果我们这么一环一环地回溯回去，那么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所思所想，我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字、您看到这本书在头脑中迸发出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一百多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那一瞬间就决定好了的。且不说这想法很诡异了吧，关键是，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

既然一切都是决定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奋斗？为什么还要劳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只是一个被操控的木偶，活着听从因果律摆布，死后化为虚无。

这还算次要的，更要紧的是，人之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人有自由。这点我们在讲奥古斯丁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么，假如人的全部意识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人没有自由，那不就没有道德可言了吗？人不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吗？

这就像有的人在为罪犯辩护的时候，会列举罪犯一生的种种遭遇，说他如何被歧视、受到多少不公正的待遇，这才铸就了他易于犯罪的性格。这么一看，这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都是社会的错了。推而广之，人的任何行为，我们都可以说是外界环境促成的，那人岂不是做任何错事都不应该受到惩罚了吗？

从决定论，特别是从严格的决定论所导出的结论，是荒谬甚至恐怖的。如果按照决定论的观点生活，那么人类的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人类的一切工作都变得没有意义，一切罪行都可以得到饶恕。这样的世界显然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想要的。

但是，要想打败决定论又谈何容易。我们前面说了，决定论有科学做后盾，更何况还是在对科学盲目崇拜的牛顿时代。什么人能对抗全体科学家，找到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漏洞，将其一举击溃？

还真有人做到了。我们下章再讲。

在下一章之前，我们说说关于决定论的一些趣事。

对于决定论的逻辑我们可能会点头认同，但大概没有人会当真，觉得自己真没有自由意志。

我们一考察自己的头脑，就能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在控制着我们啊，明明我们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啊。你看，我想拿一个杯子，我拿起来了吧，我不想拿，就没拿吧。谁管着我呀？

但是决定论者会说，你感受到的自由其实是一种错觉而已。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既可以选A也可以选B，没任何人干涉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但是无论你事前怎么犹豫怎么思考，最终你必须选择一个答案。哪怕你说我不选呢，或者我两个都选呢，总之，有且只有一个结果。决定论者就会说了，如果让时间回到你未作出选择的一刻，让你重新思考一遍，那么你的思考过程不可能变，依旧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感觉本身也是被因果律决定好的。连你试图反抗因果律这行为本身，也是被因果律决定的。

这就像希腊神话中不少关于宿命的故事，大致的内容都是预言家说了某个预言，当事人很害怕，做出了某些自认为能绝对避免命运的行为。结果这行为阴差阳错，反而成了促使预言成真的条件。最终预言还是实现了。

说到古希腊还有个段子。

决定论在古希腊哲学里也有。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牛顿力学，但古希腊人知道因果律。既然凡事有因必有果，那么很容易想象世间万物都是在因果律下被严格决定的。

那时候有个叫芝诺的——就是提出“人永远追不上乌龟”那悖论的人，他就是一个决定论者。

芝诺平时总念叨着一切都是注定的，都是注定的。结果有一次，他的奴隶犯了错误，他就鞭挞那奴隶作为惩罚。但是他的奴隶很聪明，辩解说：主人，按照你的决定论学说，我犯错是天生注定了的，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所以你不应该惩罚我。

然而芝诺更聪明，他回答说：你说得没错。但是按照同样的理论，我鞭挞你也是天生注定了的。所以你就挨打吧。

除了建立在机械论上的严格的决定论外，在哲学史上，更流行的是部分决定论。也就是物理世界是决定的，但是人也有自由意志，这当然更容易让人接受。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就相信部分决定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控制事物，但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对待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个学派提倡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前面我们说过斯宾诺莎的哲学观，还记得吗，斯宾诺莎是用类似于几何的逻辑一步步推出整个哲学体系的。这意味着，他相信世间万物之间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关系。这必然也会导致决定论。

同时，斯宾诺莎认为世界是一个实体，世间万物以及我们自己都是实体的一部分，也就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人类就没有自由，因为人的意志也是实体的一部分嘛。

但斯宾诺莎又说，我们还是有追求自由的方法。假如我们被动地按照必然律活着，那就成了必然律的奴隶。所以我们应该用理性去领悟事物之间的关系，明白了我们在整个实体中的处境，也就实现了自由。更进一步说，当我们认为自己和万物是同一个实体的时候，就相当于扩大了我们自己的范围，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这世界对我们的限制也就越来越小乃至于无，我们也就越来越自由。

这让人想到了佛教的理论，佛教强调因果，这和决定论很像。而佛教追求的是大彻大悟，你如果有无上的智慧能了解这世界，你就可以超脱烦恼。

斯宾诺莎的观点对于现实生活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如果听凭自己的本能，那么就会去努力追求财产、荣誉、感官快乐之类的东西。然而靠这些东西获得的快乐不能持久，还可能会带来痛苦。如果听凭自己的欲望去追求享乐，就会像那些“被动地按照必然律活着”的人那样，成为必然律的奴隶。反过来，我们要是能用理性洞察欲望甚至控制欲望，这样就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了。

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得到的这块哲学瑰宝，决定论。

决定论虽然会导致一些很荒谬的结果，对待生活是消极的，但决定论也能起到很强的安慰作用。唯我论把人看得最大，可以安慰人；机械论和决定论把人看得渺小，也同样可以安慰人。

假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奋斗、没有压力，一切随遇而安就好。

决定论和宿命论很像。用宿命论来安慰自己，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了。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会安慰自己说“这是命”。比如俗语“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用来安慰人很管用的。

当然中国人很狡猾的，遇到好事的时候就不说是“命”了，男女相聚，说的是“缘”。缘是什么？佛教概念，讲的是因果报应。遇到好事讲“缘”，意思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之前做过什么好事，这是我应得的。但自己遇到坏事就像前面说的，不讲因果改讲宿命论。但等到讨厌的人遇到坏事呢，就又是因果了，骂人家这是“报应”，这是你活该。那么，要是自己讨厌的人遇到好事了，中国人怎么办呢？多半心中暗骂：某某某你等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又开始讲辩证法了！

二十一、通往怀疑之路

挑战机械论和决定论，乃至于挑战整个科学体系的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休谟，也是一位天才。休谟12岁进入爱丁堡大学，但是念到一半就不念了。

他23岁完成了名著《人性论》。但是这本书出版后无人问津。休谟非常沮丧，觉得是自己水平不行。实际上休谟小瞧自己了，这本书无人问津不是因为他的水平太差，而是因为他太超前了。几年后，休谟将《人性论》中的部分章节改写成更浅显的作品，这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休谟是英国人，也是经验主义者。但休谟认为他之前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都存在根本缺陷。你想，这两派吵了很久，明明相反的观点，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呢？那些哲学家都是固执己见的笨蛋？这解释说不过去啊。休谟认为他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双方讨论的问题超过了人的经验范围。

休谟认为，你们讨论“何事真实存在”之类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回答，所以你们才能怎么说都有理，正反两面的观点都能成立。

不但空中阁楼式的理性主义者如此，连经验主义者也犯了类似的毛病。

举个例子。

洛克不是提倡“白板说”吗？他认为人的经验是从客观世界而来。在洛克之后还有另一个英国的经验主义者贝克莱，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人的经验都是心灵中的观念。

这两个观点一个唯物、一个唯心，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唯物者可以说，一个物体你不意识到它，它就不存在，这岂不是荒谬？唯心者可以说，我不意识到它，它还存在，是因为还有其他人意识得到它。如果人人都意识不到它，你又怎么知道它是存在的呢？

这话说来说去近乎抬杠了。

休谟就说，你们都错了。错在你们讨论的问题超出了人的经验范围。“经验从哪来的”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经验回答不出来，所以，只能老老实实说不知道。

所以在休谟这里，经验就是人的感觉印象。我感觉到了什么就是什么，至于这感觉从哪来的，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按照《黑客帝国》的世界观说就是，我只知道自己体验到的世界是20世纪。至于我体验到的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计算机虚拟出来的，我不讨论这事儿，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不管怎么讨论都是空话，所以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

更狠的是，笛卡尔虽然怀疑一切，但起码相信“自我”是存在的。而休谟则说，“自我”这个概念只是我对自己的印象。但真正有没有“自我”呢？对不起，咱不知道！

休谟的哲学观可以用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说过，我们永远没法证明自己是不是生活在《黑客帝国》式的虚拟世界里。那该怎么才能安心呢？

休谟的回答是，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我们能得到的经验就是面前的生活，在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面前的生活都是幻觉之前，我们就照着自己平时的经验正常生活下去就可以了。我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无限地怀疑世界。

话说得远一点，正是因为很多人不接受休谟的这个观点，才使得文艺创作者们有各种花招可以玩。比如《黑客帝国》后两集里的招数：让观众怀疑反抗军的基地也是虚拟出来的。比如《盗梦空间》里，让观众怀疑所谓的真实世界还是一个梦境。

只要我们不接受休谟的观点，那么这些花招永远都是无敌的。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电影、小说中都搞这一套：在故事结尾跳出一个超出故事世界观的事物朝观众一笑：木哈哈哈哈，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都是幕后黑手精心营造的）！

一般的观众看到这里或许会击掌赞叹，可咱们这些经过哲学反复折磨的人大概会觉得，这花招本身挺没劲的，是吧。

通过休谟前面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休谟和笛卡尔一样被苏格拉底附体。他打算用怀疑抛掉前人所有不可信的经验。休谟继续想，那么，有什么知识是切实可信的呢？

他找到两种。

第一种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比如几何，它自身是不矛盾的，完全符合逻辑规则，而且不依赖经验存在。我们前面说过，在现实世界中观察不到任何严格的三角形，但是我们仍旧有三角形这个概念。三角形不用依赖外物存在。

自然，像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的哲学体系，因为根基是可疑的，所以不在休谟的承认之列。

第二种可靠的知识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经验，摸到什么，看到什么，这些是可信的。（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经验是不是来自于幻觉我们不管。）

休谟想来想去，觉得可信的知识就这两种，于是他很彪悍地说了一段话：我们去图书馆随便拿起一本书，问这些书中包含着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吗。如果没有就可以烧掉，因为里面只有诡辩和幻想。

实际上，休谟对知识的界定很靠谱。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论来看，人类就两种获得知识的办法，一个是靠演绎推理（而且还没得到新的知识），一个是靠经验。休谟把其中最不靠谱的、理性主义者们的那些公设给去掉了。剩下的除了经验之外，还留下了纯粹靠演绎推理能成立的知识，相比激进的经验主义者，休谟已经很厚道了。

如果你理解了这两个原则，那么可以看下面最猛的了。休谟要亲自办掉科学。

研究科学，最重要、最基础的一条规律叫做因果律。就是说，凡事有因必有果。牛顿想，苹果落下一定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才有了万有引力定律。蒸汽上升是带动机器运转的原因，因此才能有蒸汽机。总之，万事万物之间必须都存在因果律，我们才谈得上科学研究。

但休谟偏偏就拿因果律下手了。

刚才说，休谟认为只有两类知识是可靠的。一类是像逻辑和几何那样，既逻辑严谨又不依赖于外物存在的知识，一类是我们感官体验到的知识。

那么，因果律属于第一类知识吗？我们能不依赖于经验，只靠逻辑推理推导出因果律吗？

显然不能。

一个因果律是否成立，总要关系到具体的事物。我们放炮，每次都是先把炮竹点燃了，再扔出去，然后炮竹爆炸。点炮竹、扔炮竹和炮竹爆炸这三个动作总是在一起的。但我们知道点燃爆竹是爆炸的原因，而扔出去这个动作不是。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这纯粹是因为之前的经验。假如一个人完全没见过、没听说过炮竹，那他无论怎么演绎推理，也不可能想出炮竹爆炸的原因。

还可以这么说。休谟认为，我们根据理性只能判断事物是不是自相矛盾，就像数学和逻辑都是不自相矛盾的，所以这两者才可能通过理性推导出来。但如果我们用理性去分析燃放炮竹这件事，我们会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我们扔了一个炮竹，就使得炮竹爆炸了的情景。这个情景不和我们的理性矛盾，只和我们的经验矛盾。所以显然，只靠理性是无法察觉因果律的。

总而言之，因果律不符合第一类知识。

那么，因果律可以靠经验总结出来吗？

比如在地球上，苹果一离开树枝肯定会掉在地上，我们通过日常经验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算是我们认识到了，“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在地上”这两件事中存在因果关系吗？

休谟说，不能，因为你就算之前无数次看到苹果离开树枝落到地上这个现象，你也不能保证，下一次苹果还一定会落在地上。

你怒了，你说，这不是纯粹的抬杠吗？

休谟摇摇头说，我这不是抬杠。

什么叫因果律呢？你不能说因果律就是“一件事的发生是另一件事发生的原因”，这相当于同义反复，说了跟没说一样。

因果律是什么呢？在经验世界里，我们可以把因果律说成：“如果A事件发生了，那么B事件一定会发生。”更严格的说法是：

一、A事件发生在前，B事件发生在后。

二、这个关系是必然的。

比如说，苹果必然落地的事件我们可以分解为：

一、“苹果离开树枝”发生在前，“苹果落地”发生在后。

二、这个关系是必然的。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子，我们只靠经验，怎么能知道苹果一定会落地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观察到“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地”这两件事总紧接在一起发生。我们就学会了，哦，苹果这东西原来不可能飞上天去啊。

但问题是，通过经验，我们只观察到的是因果律中的第一条——“A事件发生在前，B事件发生在后”。

那么第二条呢？

这个关系的必然性我们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这个“必然”能让人看见？这个“必然”能让人感觉到？没有，“必然”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我们之所以认为这里有“必然”性，是因为我们过去无数次看见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所以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在未来也会永远连在一起发生。

休谟尖锐地指出：这种想当然是错的。

休谟认为，人相信因果律其实是一种心理错觉，只因为我们发现两件事总在一起发生，我们就期待它们能再次一起发生，但这其中并没有可靠的根据。（你也不能说“科学证明了地球有引力，所以苹果脱离树枝和苹果落地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牛顿必须先认为苹果落地存在原因，才可能去研究这个原因。换句话说，“万有引力定律”就是揭示物体运动因果律的，自然不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去证明存在因果律，这就成了循环论证了。）

罗素有一个比喻，说假设农场里有一只鸡，每次一看到农场主来，就被喂食物，那么这只鸡就以为农场主和喂食之间有因果联系。但结果这天，农场主带来的不是鸡食而是一把猎枪，农夫把鸡杀了。换句话说，鸡通过观察发现农夫和喂食这两件事总在一起发生，便以为其中有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耗费它毕生时间得到的观察结果仍旧不能证明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联系或者因果关系。

从逻辑上还可以这么解释。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发生了一回，经验只能告诉我们这是偶然的。那么无论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发生了多少遍，再多次的偶然也不能让这个关系变成必然。

还可以这么说，我们之所以相信有因果律，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将要经历的事情和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是类似的，肯定会不断地重复经历。但显然这是错误的。且不说我们的经验可能只是片面的（就像农场里的鸡），而且世界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变化呢。

这并不是抬杠。罗素举的农场的例子在生活中也会遇到。比如我们搞社会调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调查数据严格表明，身体越胖的人他身边的朋友就越多（体胖的朋友请原谅我，我信口胡编的例子啦）。这下调查人员兴奋了，立刻得出一个结论：身体越胖的，他就越有魅力！

之所以调查人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他发现“体胖”和“朋友多”这两件事总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因果关系。

然而，事实或许是这样：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比如这些人都喜欢参加饭局。因为饭馆里的饭菜油水比较大，所以这些人的身体比较胖。同时，参加饭局的人社交范围比较广，所以朋友数量也多。因此，虽然“体胖”和“朋友多”这两件事总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但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自然也得不出来“身体越胖的就越有魅力”这个古怪的结论。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常常能遇到类似不靠谱的结论。一些缺乏统计学训练的人，经常见到某些数据就兴奋异常地得出结论。比如从“少年犯中80%的人都玩网络游戏”中推出来“玩网络游戏会导致青少年犯罪”。（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100%的少年犯每天都吃饭”该怎么解释？）

或许你还是不服气。你会想，所谓的两种可信的知识是休谟自己说的，我偏说因果律属于可信的知识，你又能怎样？

你这么想没关系，咱们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思路。

因果律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先观察到两件事总连在一起发生，并且这两件事自己还不单独发生，我们就说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这用的是归纳法。

但归纳法是怎么回事？归纳法要从个别的事件归纳出普遍规律来。它的前提是，它必须相信在某些条件下，某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换句话说，它必须相信某个条件是某个事件的原因，也就是必须相信因果律才能成立。

这不就成循环论证了吗？

休谟对因果律的讨论说明了，因果律没法从经验中得来。假如我们要让因果律成立，那它必然像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属于超越了经验的规律。但是，理性主义者的那些公设明明又不可靠。这么说来，可就真没咒念了。

别着急，我知道，你或许还有些不服气，觉得晕晕乎乎听到了这里，好像有道理，但又好像有问题。

不用担心，别说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听到休谟的论断后，也都不服气。因为这太荒谬了。假如没有因果律，人还怎么活着？人为什么还要劳动，还要生产？我举起了杯子，明明我就是杯子离地的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儿还有人怀疑？

更何况那是个科学蒸蒸日上的年代。人们认为牛顿准确揭示了宇宙的真理，认为只要科学不断前进，就可以解答宇宙中的一切秘密。而因果律以及归纳法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怎么可能统治万物的物理学，整个都建立在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基础之上？

但是哲学家们不这么认为。

他们拿来休谟的论点一看：理性主义有独断论的危险，啊对。一切都得从经验出发，啊对。因果律和归纳法是循环论证，啊，也对。所以因果律不能用经验证明，所以没有因果律，自然也没有归纳法，啊……啊……也对啊！

于是哲学家们都崩溃了。

二十二、哲学怪兽

休谟把一切都毁了。

首先科学的基础岌岌可危。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世界万物必须存在着某种普遍规律。我们必须相信，牛津大学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和千万年中掉到地上的千千万苹果之间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才能去研究力学。

但休谟会问，科学家凭什么认为世间存在普遍规律？万有引力万有引力，牛顿认为万物都有引力，他说这话有来自经验的根据吗？它要万一没有呢？

假如我们真从了休谟，那就麻烦了。我们做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家们比较两个实验的数据，不管这两个实验条件有多像，其实也不过是在比较两个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那怎么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来呢？

然后，休谟把哲学也给毁了。

理性主义已经被驳斥成独断论了，还剩一个经验主义。可经验主义吃饭的家伙是归纳法，这回也被休谟给整没了。

莱布尼兹曾经批评经验主义者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得出必然命题，而禽兽只有纯粹的联想，只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还总能发生。

休谟要听了这话，肯定会反驳说：你错了，我和禽兽不一样，我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未来不会发生。

休谟有一句名言，说你怎么知道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对休谟不屑一顾的人，可以把这句话当做休谟白日做梦的笑话。而对于被休谟的论证说服了的人，这句话代表的是休谟结论的可怕结果。

在康德以前，哲学家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因为那时的大学里还没有单独的哲学系，哲学都是在神学课程上教授的。

休谟也是业余哲学家，他的正经工作是公务员。他以一种贵族的悠闲姿态说，哲学对他只是一种个人爱好，业余时间玩玩儿的。可是他这一随便玩玩，把整个哲学都玩进去了。

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休谟结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仅凭常识也知道这结论是荒谬的。

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哲学的荒谬。

我们说哲学的一切都是从怀疑开始的。

近代哲学从笛卡尔的怀疑开始，这个怀疑让人们踌躇满志，觉得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施展拳脚。然而一路怀疑下去，到了休谟的怀疑，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怀疑没了，只剩下荒诞。哲学还怎么搞啊？

或许你会说，没关系，不还有科学的权威在吗？科学在不断地创造奇迹，足以让休谟的怀疑论不攻自破。

你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更要命了。

休谟说没因果律，科学非说有。那科学坚持因果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前面说了，是决定论！那人就成了傀儡，没有自由意志了呀。

这好家伙，在因果律问题的两端，一边是没有因果律，那科学就完蛋了；一边是有因果律，但没有了自由和道德。你说你相信哪个？哪个都不好受。

当然，我们这些受过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觉得还是有出路可走。我们可以说，为什么非要走极端呢？我们可以在极端中间选一个点嘛。比如说，我们可以相信意识依赖于物质存在，但是意识不被物质决定，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这样，我们既在客观世界里保留了因果律，保留了科学，我们又在自己的头脑中保留了自由和道德。多完美。

这么想确实很舒服。在难以取舍的选择里，中庸常常是一个舒服的选择，不走极端，又左右逢源。然而中庸这种狡猾的选择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们说过，我们的原则是避免独断论。

那么，当你在左右两个极端里选择中庸的时候，你不能说我随便选择中间的哪一点都行，你必须说明白，为什么你要选这一点，为什么不能更靠左一点，或者更靠右一点。

我们刚才在休谟的怀疑论和科学的决定论中间选了一点，对吧。我们认为因果律只存在物质中，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人的意识里保留了一部分自由意志。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姑且认为人有自由意志。那么请问，动物有自由意志吗？植物有自由意志吗？如果说动物有植物没有，难道是因为前者能动后者不能动吗？那微生物有自由意志吗？细菌有自由意志吗？或者动植物的关键区别是前者有脑？那请问脑的定义是什么？这定义能决定自由意志的有无吗？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中枢算脑吗？鱼是脊椎动物，有类似于高等动物的大脑结构，螃蟹虾米是无脊椎动物，后者所谓的大脑仅仅是神经节，那你的意思是说，螃蟹没有自由意志而鱼有吗？或者说，一个只有螃蟹虾米的鱼缸是决定论的，扔进去一条鱼就不是了？

如果退一步，说自由意志的区别在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那脱氧核糖核酸有自由意志吗？蛋白质有自由意志吗？你是说，一小块培养皿里的蛋白质有自由意志？

如果进一步，说自由意志的区别在于人和动物之间，那人和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别是什么？很多高智商动物会表现出感情，会向人类学习，他们这一切都是单纯的生理刺激的结果吗？如果说人和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理性，那婴儿有自由意志吗？原始人有自由意志吗？人猿有吗？猩猩有吗？到底是在进化的哪一瞬间，人类和动物之间有了本质的区别？难道你是在说……灵魂吗？

如果区别在人类和动物之间，这不就意味着，人类在进化中的某一瞬突然“嘣”的一下就冒出自由意志来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宇宙从诞生开始，一直都按照严格的因果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突然间，当某个星球出现“高级生命”或者什么“理性”的时候，从这些“高级生命”中突然迸发出一种东西，彻底地改变了整个宇宙的因果律，从此整个宇宙再也不是按照严格的决定论发展了。

你是说……理性可以改变整个宇宙？你是唯心主义者吗？

如果理性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玩意儿是从哪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既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又否认决定论的话，那么请问，自由意志这东西是从哪来的？如果人的意识仅仅是由脑神经决定的，是由符合因果律的物质决定的，为什么它能逃脱大自然的因果律，能够超越其上呢？那你还是唯物主义者吗？

……

这样的讨论还可以无穷无尽地说下去。

明白了吗？假如咱们要取巧，要选择两个极端答案的中间一点，那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个点分毫不差地标出来。否则就必须面对无穷无尽的诘问。如果你不能圆满地回答，那么你这答案显然是出自想当然，那又和相信宗教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困境休谟时代的经验主义者也遇到过。休谟的怀疑论是经验主义的必然结论，但经验主义者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归纳法。于是他们就说，不就是因果律和归纳法本身是循环论证，不能靠经验证明吗？那我们就像理性主义者那样，说因果律和归纳法是人天生就有的理性知识不就行了。反正科学也间接证明了归纳法的成功，这么一来整个经验主义不就都立得住了。这有点像怀疑主义者说“所有的话都必须怀疑”的时候，还必须补上后半句“除了本句话之外”，要不就成自相矛盾了。

然而立刻有人反对说，经验主义不是说一切知识都得从经验得出吗？那你凭什么又说因果律和归纳法可以是特例？假如它们是特例的话，为什么其他知识不能是特例？为什么不能一切知识都不从经验而来？

这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庸困境一样。选择了中庸之道固然可以避免两个极端的缺点，但也同时失去了两个极端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别人驳倒。

顺便一说，我们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类似的中庸观点，听着很美，实际上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完全就是一句废话。

比如中学的校训常有“严肃 活泼”两条。问题是，什么时候该严肃，什么时候该活泼？老师们多半会回答“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活泼的时候活泼”。假如你受过基础的逻辑训练，真该把这句话扔回去。实际上学校想说的是，“老师要你严肃的时候你就严肃，要你活泼的时候就活泼”。所以“严肃 活泼”这句美好的废话的实际意思是“听老师的话”。

再比如，今天我们很重视环境保护。面对人类种种行为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就有人提出了，我们要“敬畏自然”，要“顺应自然”。

问题是，什么叫“顺应自然”呢？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就在改造自然啊。最基本的农作物啊，家畜啊，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那么，为什么我们把经过人类多年培育、离开人类就毫无生存能力的麦子种子放到地里，这叫“顺应大自然”，但当我们为了麦子更好地生长放了一些化肥到地里，就算“违背大自然”呢？假如你说，因为化肥是工业的产物所以是在“违背大自然”，那么问题是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在哪呢？农业用木头工业用金属吗？用木头锄头锄地是在“顺应大自然”，用金属锄头锄地就是在“违背大自然”吗？那一个盗猎者用木棒捕杀国家保护动物，算是“顺应大自然”吗？或者，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在于后者用机器生产吗？那机器的定义是什么？古人用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就是不自然的吗？或者你说用非生物能驱动的机器才算工业，那么原罪是燃烧吗？难道雷电把干草点燃了是不自然的吗？等等，这里面可以有很多质疑，不一一细说了。

所以，什么“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也都是美好的废话。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该给人类带来好处，不给人类带来坏处”。这仍旧是人类中心论的，“自然”在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高贵地位，也没必要把它人格化。

我们看看此时哲学的困境吧。

真是够要命的。

现在有两个会严重摧毁生活的哲学观点。一个是休谟的怀疑论，一个是科学的决定论。可怕的是，这两个观点正好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极端，反对一个就等于拥护另一个，采取中庸之道的那些结论，更像是诡辩而不是严谨的推理。

我们可以用网络游戏做一个比喻。这时的哲学世界出现了两个Boss，一个是火属性一个是水属性。两个Boss攻击力超高属性还相反。一般的玩家别说两个Boss了，连一个都打不过。玩家们纷纷扔掉鼠标大叫：这就是一Bug啊！谁设计的烂游戏，根本就打不过去嘛！

就在这时候，一个大家从未见过的新面孔分开了众人。这人面带微笑，取出宝剑，一阵闪光过后，两个Boss轰然倒地。

周围的人都看傻了，他们拥到那个新面孔面前：“不知少侠贵姓高名？”

那新面孔谦虚一笑，拱了拱手：

“各位承让，在下康德。”

康德的个人秀即将开始。

在下章开始之前，我们插播一个关于因果律的有趣的讨论。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决定论吧。我们说过，决定论是从“万事万物都严格服从因果律”这一点推出来的。在这里决定论是和因果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假如我们相信决定论，又会导致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和使用因果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说了，因果律的意思就是“A发生以后，B必然发生”。我们假设这个世界有因果律，世界是符合决定论的，那么科学发现还是要用归纳法对吧。所以科学家们要发现A和B之间有因果律，就必须不断地先让A发生，再看是不是每一次B都会随之发生。

但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A的发生必须是人为能控制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变化A发生的条件和环境，才能保证只有A，而不是其他因素是B发生的原因。举例子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苹果离开树枝是苹果落地的原因呢？我们得把各种可能同样是苹果落地的原因都排除了：天气啊、地理位置啊、苹果的品种啊。所以我们得在不同的天气下、在不同的地区、用不同的苹果来观察这个事件，发现所有的条件都可以更换，结果苹果落地还是紧随着苹果离开树枝而发生。那么根据归纳法，我们就能知道，苹果离开树枝是苹果落地的原因了。

然而，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那么A的发生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即便我们做再多的实验也无法确认A就是B的原因。就好比当我们看到苹果离开树枝和苹果落地这两个事件的时候，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其实都已经在宇宙生成的那一刻，由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叫“原因C”）决定了。无论我们如何更换苹果落地实验的天气、位置、苹果的种类去做这个实验，我们永远也无法排除那个“原因C”。甚至于，可能连我们反复做这些实验的行为也都是“原因C”决定的，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发现因果律。

这意思是，假如我们接受这世界是符合决定论的，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世上的确存在着因果律，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把它们找出来。这并不能推翻决定论，不过可以让决定论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在决定论的世界里，科学同样是没法进行的。

你说这科学多娇气呀，没因果律了不行，因果律太厉害了也不行。

我们再对这个时代的哲学多说几句。

大家可能发现，从笛卡尔到休谟以及决定论，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哲学家们都在干什么啊！他们围绕着“什么知识真实可靠”的问题争来争去，结果也没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我们说，我们研究哲学是为了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幸福。但哲学家研究到最后连太阳会不会升起都不知道了，忍不住让人们替他们着急：你们这帮书呆子，这么点破事就折腾这么长时间，你们还打不打算研究人生了？

所以得解释一下。这段岁月里哲学进展这么慢，有几个原因。

第一，此时的哲学家们对于人生意义、人生幸福的追问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因为那时的哲学家虽然在教会看来大都属于异端，但仅仅是在教义细节上和教会有分歧。哲学家大多都信仰上帝，不是无神论者，而上帝足以解决人生问题。当这些哲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推导出上帝存在，他们的人生问题也就都解决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信神，有的机械论者就不信。但机械论认为人生没什么意义，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问无可问。而且此时的机械论处于上升期，人们为发现一个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而兴奋，正陶醉于发现世界、改造世界的成就中，这种主人翁感冲淡了机械论极端贬低个人意识的味道。

第二，此时正是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开路先锋。所以哲学家们才如此认真地研究“什么知识真实可靠”的问题，为科学研究寻找理论基础，也就冷落了对人生的思考。

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迎来康德一掌定乾坤的高潮戏了。

啊，等等等等，好像还忘了点什么事儿……

二十三、还忘了一件事

那个到处迫害哲学家、试图让全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的欧洲教会，我们还一直没说呢。

假如我们让中世纪的教会制定一份“危险分子通缉名单”，我猜想，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马丁·路德，也不会是斯宾诺莎，而应该是古腾堡，那个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人。

欧洲教会的尊严尽失是从印刷术的出现开始的。这也赖那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各自为政，行政效率低下。如果是换在乾隆时代的中国，管你什么活字印刷，一场轰轰烈烈的禁书运动下来，一样可以给你禁得差不多。

中世纪的欧洲就没那么美好了。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出版业的空前兴盛，从行政成本的角度讲，教会不可能在每本书出版之前一一进行检查，只能等到发现了违禁书籍之后，再进行查抄和销毁。

因此1559年天主教会开始推出《禁书目录》，并且不断更新它。最后一份《禁书目录》到了1948年还在出版，那时候二战都结束了。

教会规定，凡是印刷、出版、阅读《禁书目录》上所列书籍的人，一经发现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们之前提过的很多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还有后面的康德、帕斯卡，他们的著作都上过这本目录。

但是《禁书目录》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里就显示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优越性了。放到乾隆那吧，这本《禁书目录》只需要给各级官员当做内部刊物就可以了。而天主教会对欧洲的统治是间接的，它必须把《禁书目录》公开，让欧洲人民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自觉遵守。

因此，在荷兰、波兰、日耳曼那些教会管不到的乡村和城镇里，隐藏着大批印刷商和出版商。他们在罗马安插了眼线，一旦最新的《禁书目录》出版，这些为了经济效益不顾一切的商人们立即日夜印刷出版新出现的禁书。就像我们今天的“少儿不宜”反而成了宣传卖点一样，《禁书目录》也让很多人起了好奇心。在天主教管不到的地方，这些禁书的传播速度反而更快。

当然教会还有别的招。还有宗教裁判所，教会还可以通过世俗的力量谴责你、开除你、驱逐你。只要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教会，教会就有种种办法给他们眼中的敌人施加压力。

宣扬“日心说”的伽利略就是这么被裁判所玩残的。

有人说，伽利略被裁判所迫害，受了酷刑。这是不对的，裁判所没对伽利略用刑。因为用刑那叫“整”，不叫“玩”。

整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玩的你有苦说不出才叫本事。

说到伽利略，插一句，伽利略为人熟知的一项实验是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体积相同的铁球和木球，来证明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质量无关。

首先，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个实验根本不存在。

其次，这个实验结果也是错的。因为虽然两个球受到的空气阻力是一样的，但是两个球的重力不同，用重力减去相同空气阻力得到的合力，不再和各自的质量成正比，所以实际的加速度也是不同的。只要学过初中物理，列个式子就明白了。

给伽利略当过助手的物理学家巴利安尼曾经用两个体积相同的铁球和蜡球做过这个实验。当落体高度达到大约15米的时候，两个小球的掉落速度就明显不同了。所以我们课本上画出图的比萨斜塔实验，就算抛开历史因素也是错的。物理老师用真空管比较羽毛和铁球的实验才是精确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伽利略的另一个思想实验。我忘了课本有没有讲了。就是说，过去亚里士多德不是觉得越重的物体下落速度越快吗。伽利略就想象，假如金属球的掉落速度比木头球的掉落速度快，那么我们用一个绳子把这两个球连在一起扔下去，按说掉落速度慢的木头球，会拖慢金属球的掉落速度。也就是说，两个球合在一起的掉落速度会比金属球慢。但另一方面，两个球合在一起的质量不是比单独一个金属球更大吗？那不是掉落的速度又要比金属球快吗？这理论自相矛盾，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回来说伽利略被教会玩的事。

伽利略关于“日心说”的名著叫做《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伽利略就因为谈论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请进去一回。

你想宗教裁判所是什么地方，几个审判员把大门咣当一关，把伽利略一围，和善地问他：你是坚持日心说啊，还是放弃日心说啊？

伽利略一看架势不对，就认罪了。

1616年，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伽利略签字认罪，同意“放弃日心说，不准教授、捍卫日心说”。这份判决书伽利略拿一份，宗教裁判所留一份作存档。

十几年后，伽利略出版了著名的《对话》，他把这本著作献给了教皇，两年后被允许出版。但是在这里伽利略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当时的教皇和伽利略的私人关系很不错，两个人还多次私下谈论过日心说的问题。但是在这本《对话》里，伽利略安排了一个愚蠢的角色，在书里被大大嘲弄了一番。熟悉教皇的人一眼就能发现，这个蠢人的言谈举止和教皇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伽利略要得罪这个有权有势的好朋友，或许是因为他对教皇没能全力支持日心说感到失望（教皇要求伽利略的新书必须把地心说和日心说平等对待，并声称日心说是个假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教皇看了这书后还允许出版，或许是教皇本人没认真看这书，或许是欲擒故纵。

总之，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教皇的立场完全改变，命令该书停止销售，市面上的书全部收回，并且命令宗教裁判所把伽利略抓了回去，说他违反了1616年“不能讨论日心说”的判决。伽利略一听就急了，回家把自己那份判决书拿出来说：你看看，你这判决明明没有“不能讨论日心说”这条啊！

这时候裁判所不慌不忙地拿出他们存档的那份判决书，在判决的最后，赫然写着“不能讨论日心说”这几个字①。

这都行？

有理没处说去啊，伽利略服了软，在监狱里自愿补写了《对话》，以便让内容更偏向地心说。但是没有用，他还是被判有罪，判了监禁，“刑期以我们认为必要为准”。已经69岁的伽利略还遭受了羞辱，跪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代表悔罪的白色长袍，手执蜡烛，当众表示“公开放弃诅咒和痛恨地动说的错误和异端”。

有人说在那判决几天以后，当伽利略被押解至某监狱，从囚车上艰难地下来的时候，他弯下腰用手指触地，喃喃地说道：“唔，它还在动。”不过这说法不一定靠谱。

后来，伽利略双目失明，身体十分虚弱。经过了一番活动，才得以改成回家乡软禁。结果就一直被软禁到死。

伽利略案件的一个影响，就是让后来人都多了个心眼。笛卡尔之所以不回法国，偏偏在荷兰住着，就是因为之前听说了伽利略被迫害的事，吓的。其他的哲学家也差不多，要么风声不对就往荷兰跑，要么就匿名发表作品，有些人的作品还不得不在去世后才发表。

然而就像斯宾诺莎的匿名作品立刻被人家猜出作者是谁一样，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就那么点人，敢反教会的更是少上加少。你就算匿名发表作品，别人一看那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瞒得住谁啊。

不过，这些人再异端，好歹他们还都信个上帝呀，等机械论和决定论一出，教会就彻底疯了。

其实决定论倒不一定非和教会矛盾。决定论确实没给上帝留出干涉世界的空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自己运转。但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也能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在决定论的世界观下，上帝完全可以在世界生成的那一瞬间，把后来宇宙万物的发展都安排好了，也不违反基督教义。另外，还可以认为上帝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

话是这么说，但机械论和决定论想拒斥上帝也很容易。特别是机械论，一不留神就会跑到无神论那边了。

我们前面说过的机械论者霍布斯就是个例子。

虽然霍布斯也信仰基督教，但是他的著作《利维坦》实际上宣扬的就是无神论思想。

《利维坦》一出来，教会和保守势力都怒了。一查，这哥们就是一家庭教师出身，没权没势的，嘿，办你还不容易吗？

正好那个时候英国在闹革命，革命党克伦威尔把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自己成了英国实际的统治者。正在混乱的时候，霍布斯结束旅居法国的生活回到了英国。克伦威尔也信基督教啊，教会和保守势力就准备趁机朝霍布斯下手。

但教会没想到，霍布斯的《利维坦》除了讲机械论外，还有一多半在讲政治。而《利维坦》的政治理论里有一个观点，说当君主已无法再保护臣民安全时，臣民可以转向服从新的君主。这个观点正好给事实上篡位独裁的克伦威尔找到了理论基础。所以霍布斯在英国受到了克伦威尔的保护。克伦威尔连英国国王都给弄死了，还怕什么教会势力，霍布斯自然高枕无忧。

没几年克伦威尔去世了。很快保皇党复辟，查理二世当上了国王。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二世的爸爸，还使得二世到处流浪，最惨的时候二世形同乞丐，只能在树上过夜。自然查理二世恨克伦威尔恨得要命。

克伦威尔原本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查理二世为了解恨，让人把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来，一番上绞刑架之类的折腾之后，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挂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尖顶上，一挂挂了好多年。在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开棺戮尸。

顺便一说，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是后来安葬牛顿的地方。好在算时间，牛顿去世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应该已经被拿下来了，否则那得是多诡异的场面啊。

另外，克伦威尔的反叛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从查理二世以后，英国的陆军从来不叫“皇家陆军”。直到今天，英国有“皇家空军”、“皇家海军”，只有陆军没有皇家的名号。就是因为英国皇室一直都不爽克伦威尔的叛乱，记仇。

总之，克伦威尔下台，新国王查理二世恨他入骨。这回霍布斯没了保护人，教会又准备对他下手了。

但我们之前说过，霍布斯当过家庭教师。

他当初教的学生就是查理二世。

教会当时就崩溃了。

查理二世登基后，不仅每年给霍布斯送钱，还在寝室里挂上了他的画像。在查理二世的保护下，霍布斯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很轻。他失去了出版自由，但是还可以偷偷到荷兰出书，理论早就名扬在外了。

要说霍布斯其实也冤，因为机械论的正主儿牛顿让教会给放过去了。

在历史上，我认为有两个人对基督教权威的打击最大。一个是牛顿，一个是搞出进化论的达尔文。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对教会打击最大的牛顿，却被教会赐予了巨大的荣耀。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教会比较开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牛顿本人就是个虔诚的教徒。

我们的课本里讲科学史的时候，常常把教会和科学家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是无比光辉一个是反动透顶。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别说科学家了，连那些被烧死的异端算一块儿，几乎每个人都信基督教，而且不少人还无比虔诚。什么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全是基督徒。拉美特里那样的才是真正的特例呢。

开普勒是日心说的大功臣，他有个开普勒三大定律，为牛顿研究万有引力铺平了道路。但他研究天文可不是出于什么科学精神，开普敦把太阳看作圣父、恒星看作是圣子、宇宙中的以太看作圣灵。他研究天文学是为了印证他的神学观：世界是上帝根据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的。

牛顿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他的力学中，像“第一推动力”等地方，都给上帝留下了位置。正因为他的成就和卖力的信仰，所以牛顿在生前就很受教会推崇，死后还被葬在了最高级别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

但是，科学的探索精神注定是不安分的。就算牛顿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也不会满足于常规的宗教生活。人们发现，牛顿一生中把很多精力花在了神学上，足足留下了150万字的手稿。

牛顿的神学研究也很有趣，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解读《圣经》密码。

所谓解读密码，就是通过跳字、断句之类的方法，从书中读到隐藏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行为有些荒诞，但是牛顿虔诚地认为，他的物理学定律和《圣经》密码一样，都是上帝留给人类的神秘线索。研究《圣经》密码和研究物理学一样重要。

而且牛顿还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了世界末日的期限——2060年。

不过不用紧张，牛顿在作出预言后又补充说，我并不是想给出具体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其他预言末日的人闭嘴。

牛顿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基督教讲人类会有一次最后的审判，以后世俗的生活就结束了，所以基督教一直对预测世界末日情有独钟。

前面说过，就因为这个信念，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不写经文，不盖教堂。也因此才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基督徒被认为是纵火者。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不是习惯把遗产捐赠给教会吗，那时大都要在遗嘱的开头写上：“因为这世界之末日将近。”意思大概是，反正也快到世界末日了，这钱留给后代不如捐给上帝的好。

我们浏览欧洲史可以发现，不仅是牛顿的时代，其实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者，预言的日期什么年代都有。这是因为末世论和阴谋论都是兼具能引起恐慌又无法查证的特点——就像休谟说的，谁能证明明天太阳照样升起，谁又能证明未来某天不是世界末日呢？所以末日论就跟楼下大妈串舌头说“水价要涨了”一样，一传就灵。

比如最近几年闹得很厉害的2012。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因为2012快来了有点惶惶不安，其实二十岁以上的朋友知道，除了2012之外，前十来年就流行过好多世界末日的预测。自然过了那些年份后什么事都没有。

总之，教会放过了牛顿，教会没有放过达尔文，但这无所谓了。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教会势力越来越弱，再也没有能力把人送上火刑架。到了后来，伏尔泰成天咒骂基督教，尼采大喊“上帝死了”，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

其实，教会势衰的征兆在很多年前就出现了。

这是在笛卡尔出生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还没有马丁· 路德，还没有新教，连赎罪券都还没有呢，就已经有人看罗马不爽了。

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他觉得自己很牛，为啥我的国家非要每年给罗马教会捐那么多钱呢。

他就开始和罗马吵，吵到后来竟然宣布罗马教皇是伪僧侣，要他下台。

教皇对付这种不服的主儿，只有一个办法：“绝罚”你丫的。虽然教皇翻来覆去只有这么一招，但这招儿太灵了。

我们前面说过，欧洲国王管不住自己手下的领主，领主们又信奉教会。亨利四世一被“绝罚”，立刻叛乱四起。亨利实在扛不住了，无奈之下，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教皇的住所前求饶。贫民出身的教皇拒绝接见他，亨利就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一说还没穿鞋子），然后教皇才出来让他吻了自己的鞋，宽恕了他。

这个例子经常被提起，用来证明中世纪教皇的权威。但是有些文章忘了说故事的后半段：

亨利四世是个很厚黑的家伙，回去以后一看没什么事儿了，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儿来——谁当初背叛过我，我都记着呢。没过多久，亨利四世把当初背叛他的人都给灭了。稳定了局势后，他立刻翻脸再次讨伐教皇。

教皇只有一招呀，“绝罚”呗。

连圣斗士都知道同样的招数不能用两遍，何况是对政治家。面对“绝罚”，亨利四世啥事儿也没有，直接带兵杀到了罗马。教皇只能从罗马仓皇出逃，最后凄凄惨惨地客死异乡。

当然，这时候教会势力还强着呢，后来继任的教皇又把局势扳回去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还拿这件事儿出来说，用来激励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号召人们为亨利四世报仇。

虽然这件事比笛卡尔的时代要早半个世纪，但它已经揭示了教会必然衰落的原因。教权和王权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在对抗中，教会唯一的武器是信仰，一旦这信仰被哲学、科学和民主思想慢慢消磨掉，教会的权力也就立刻萎缩，说话再也不好使了。

像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说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时候还在讲教会迫害，休谟的书也被教会禁了，但是等到说后面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时候，教会顶多就是在《禁书目录》里添几个书名，已经不能把他们实际怎么样了。

1835年，除了罗马之外，欧洲各地的宗教裁判所都被取消，不久以后，罗马的裁判所也改换名字，很快就失去了逮捕审判的权力。宗教裁判所带来的黑暗时代彻底结束了。

当然，这世上永远不缺少为了取悦神灵而无所不为的人。他们相信神灵会赏赐给他们幸运、财富、长寿和天堂。他们乐于向一切和经文相悖的东西发动攻击，认为只要把经文上说过的话重复上一万次，就可以得到赏赐了。

比如看下面这位牧师的话：

“认为太阳的直径有几百万英里，与地球相去9100万英里，这是愚蠢的想法。太阳只有32英里宽，距离地球不过3000英里。情况一定如此，完全合情合理。上帝创造太阳，为的是给地球照亮，他必然要把它安放在靠近服务对象的近旁。如果有人在齐翁镇盖所房子，却跑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去安装电灯为它照明，你会怎么想呢？”

这话不是说在天主教统治的中世纪，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被科学界证实了，还有十几年第一颗核弹即将爆炸。而美国作为20世纪的科技大国，正在科学的路上大步前进。

说这话的人曾经悬赏5000美元让人们向他证明地球是圆的。就像咱们今天那些动不动悬赏几十万挑战科学院的民间科学家们一样，这人自然不可能相信任何不同意他的言论，自然也不可能把这悬赏给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就可以得意扬扬地宣布：谁也拿不走我的悬赏，瞧，科学家们都是一群懦夫加笨蛋。

顺便一说，这家伙为了宣传“世界是扁平的”的观点，出了好几趟国——他来了一趟环球旅行！

二十四、他！救世主

康德终于来了。

接下来是属于德国的时代。

包括康德，以及后面的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胡塞尔，还有对哲学影响颇大的爱因斯坦、海森堡①，这个超豪华阵容全部都是德国人或者半个德国人。说半个，是因为他们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后来希特勒太不争气，迫害犹太人的结果是让一堆超级智囊脱离德国国籍到英美去作贡献了。

想到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全世界哲学家都唯德国马首是瞻，想到爱因斯坦外星人般的天才，想到马克思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想到德国在二战时超强的工业和科技能力。这不禁让人遐想，假如没有希特勒，假如没有种族迫害和侵略战争，德国那得多牛啊？

当然，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想想而已。

假如宅男这个行业要拜什么祖师爷的话，我觉得康德挺合适的。

康德住在德国边境一个偏远的小镇里。这个地方偏远到今天已经不属于德国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学者大多要到处游历，为的是增长见闻，也是为了和其他学者多做交流，就像笛卡尔为了读“世界这本大书”而参军一样。

而康德是个另类。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短暂离开过家乡的小镇一两次，最远只到过100公里外的地方。他几乎一辈子都蜗居在自己家里，而且终身未婚。其实康德有两次求婚的机会，但全都因为他的优柔寡断，结果错失良机——完全就是宅男的典范呀！

你可能撇撇嘴，说这样的宅男我见得多了，康德在今天也就算个普通水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我敢自信地说，今天所有的宅男谁也比不上康德半毫。

要知道康德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广播，连照片都没有。所以咱们看那个年代的小说和电影，人们没事儿就聚会啊，吃饭啊，不这么社交他没事儿干啊。偏偏这两样康德都不喜欢。宅男康德和这世界的联系除了和友人聊天外，就只有看书和通信了，基本上全是面对着固定不动的文字。那是什么感觉呢，大概就跟在一个老式图书馆里住了一辈子一样吧。

你说今天哪个宅男能跟他比？

还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据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说，康德的睡觉方式是这样的：

“他先坐在床上，轻轻地躺下，将一个被角拉到肩膀上，再掖到背下，然后特别熟练地将另一个被角用同样的方法整好，接着再将身体的其他部分盖好。这样把自己像茧子一样裹好后，他便等待着睡意的来临。” ②

我虽然不会这么做，却觉得心有戚戚焉。或许对于一个常年单身的宅男，他睡觉前的状态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写照。

康德是个大器晚成的人。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但是一事无成的人可以拿康德来励志。康德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给别人当家庭教师，后来到大学里当助教来赚钱，而且当了好多年。幸亏欧洲历朝历代对知识分子待遇都不错，这个助教当到后来康德就算挺富了。

直到46岁，康德才获得了教授的职位，这算是非常晚的了。而且当上教授以后，他仍旧很多年拿不出重量级的学术著作来。虽然他已经颇有名声，但是除了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外，没人认为这个身材矮小、面貌丑陋的老教授，将会是那个一举打败了两大哲学怪兽、一统哲学江山的救世主。

其实，康德早就在酝酿一部著作。朋友们不断催他完成，但他本着宅男的拖沓性格和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一直拖着不肯写。这一拖就拖了12年。

那时很多圈内人都瞧不起康德。有一次，康德的学生在柏林一个有很多哲学家参加的宴会上说，康德正在撰写一本新书，完成后会让所有的哲学家汗颜。而在场的哲学家笑了笑回答，很难想象一个业余哲学家会有这样的本事。

倒也怨不得那些哲学家短视，这时候康德已经差不多56岁了，想想笛卡尔、休谟都是什么时候出的书，康德这岁数早就过了创作的年龄了。

康德的压力也很大，看自己这岁数，可能再写不出来就把满腹学问带进棺材里去了。康德这才一咬牙，抓紧用了短短四五个月的时间把他最重要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完。

大！功！告！成！

写完之后康德心满意足地等待众人的反应。结果足足等了一年，才等来第一篇书评，而且完全把康德理解错了。

为啥啊？因为康德写的书太晦涩难懂了。

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晦涩难懂，不止是康德，全这样。要不说德国人缺乏情趣到一定程度了。而且康德这本书因为写得太仓促，不仅难懂，在第一版里还留下了不少矛盾和漏洞。

我们学英语都知道，英语里一个句子可以带上很长很长的从句。德语和英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在长句子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什么程度呢？这本《纯粹理性批判》里有的句子长到写满了一页还没有写完。想想一整页的文字你在那读读读，读了五分钟还没遇见句号那是什么感觉。

我想起一件无关的事儿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人吃饭，就打一份饭一份菜。有一次打了一份小白菜，我就吃。咬了一口，嚼不断啊，我就继续往后面咬，还嚼不断，我咬啊咬，这菜怎么这么长呢，最后一整根菜都让我鼓鼓囊囊地塞在嘴里了。我硬着头皮把这口菜生吞到肚子里，再一看，这碗里就这么一棵超长的菜，这一口吃完，菜碗已经空了。然后很没辙地又去打了一份新菜。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读康德这长句子的感觉，应该跟我吃小白菜的感觉差不多。

当然康德后来是出名了。而且他很高寿，后来又写了不少重要的作品。我们集中关心一下他到底是怎么解决决定论和休谟怀疑论这两个大问题的吧。

话说康德看了休谟的论述之后，很震撼。他觉得休谟说得没错，理性主义属于独断论，经验主义又不能证明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康德为此想了很久，突然，一个大胆到狂妄的念头产生了。

康德说，当年大家都以为地心说正确，可是围绕着地心说怎么也计算不出正确的结果来。哥白尼大胆地把地心说掉过来，改成日心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那过去的哲学家呢，都认为我们的认识要符合客观世界，但是讨论了半天都没有结果。

康德认为，我们应该把主客观世界的关系颠倒过来！

这……不是疯话吧？

咱们来研究研究康德这个大胆的想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得拿出想象奇幻世界的劲头来，先只当康德是个奇幻作家，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架空世界。

这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物，人类永远无法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人类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都是通过人类心灵中某个特殊的机关加工处理过的。

这个负责加工的机关，我们起个名字叫做“先天认识形式”。

世界的真面目，起个名字叫“物自体”（也译作“自在之物”）。

人类感觉到的世界，也就是“物自体”经过“先天认识形式”加工后得到的东西，我们叫作“表象”。

这几个名词，大伙得麻烦记一下了。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看到的桌子啊、椅子啊，这些都是世界的表象。桌子和椅子的真面目是物自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先天认识形式，也就是人类心灵对物自体的处理过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先天认识形式”所谓的“先天”，不是说这东西是生物学上的天生的本能，而是像理性主义者说的那样，是一种超越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既不是人生理的表现，也不是心理学的表现，不会因为人体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你说我想改改自己的“先天认识形式”，这是不可能的。

顺便我们再学一个小词汇，“先验”。“先验”和“先天”差不多。意思是，先于经验，说某些东西是在人获得经验之前就存在的。这些东西不依赖于人的经验而存在，而且常常会决定着人的经验。显然，先天认识形式就是先验的。再比如理性主义者相信的不言自明的公设、一般人理解的绝对真理，也都是先验的。

回到康德。在康德的哲学世界里，所有的知识（来自于物自体的知识）都要先经过人类心灵的加工。所以他自比哲学界的哥白尼，在他的哲学里，不是心灵去感受经验，而是心灵加工、生产了经验。当然，这加工过程并不是任意的。

我知道您肯定没看懂，能看懂才奇怪了呢。没关系，我们看两个比喻。

有一个最常用的比喻，有色眼镜。

这个比喻说，假设每个人终生都必须戴着一副蓝色的有色眼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必须通过有色眼镜的过滤才能被人看到，那么所有人类看到的就是一个偏蓝的世界，而世界真实的面貌是人们永远看不到的。

在这个比喻里，有色眼镜是先天认识形式，事物原本的颜色是物自体，人类看到的偏蓝的世界，是表象。

要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眼镜都是相同的，不会有人不一样。那么，戴着眼镜其实并不会妨碍人类的正常生活，连物理研究的结论都不会影响。反正颜色只是人类自己起的名字而已，戴眼镜者根本没法察觉到自己的异常。

还有另一个比喻。

假设我们人类都是电脑。电脑只懂电脑的语言，不懂人类的语言对吧。那么怎么能让电脑接受人类的命令呢？我们知道，电脑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在BIOS中写进了代码，这样电脑才能接受一些简单的命令，才能安装操作系统，才谈得上更高级的活动。

那么这个BIOS就是先天认识形式。我们人类的世界就是物自体，而电脑能理解的命令是表象。外界的任何命令都必须先经过BIOS的处理，才能让电脑明白。所以电脑能理解到的永远都是一条条程序命令，它不能理解外界世界的真实面貌，但它也不是和外界完全分离的，可以通过BIOS的中转和外界保持互动。

用白话说就是，康德认为，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物自体）是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的，人类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世界（表象）。但是由于每个人对真实世界的扭曲方式（先天认识形式）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看到的同一个东西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察觉不到事物被扭曲了。所以这个世界观并不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

那么因果律是怎么回事呢？

康德认为，我们这个先天认识形式里，包含了很多用来处理物自体的工具（一共十二个先天范畴），其中一个就是因果律。

我们的科学只能研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这世界不就是表象的世界吗。这表象的世界因为之前经过了先天认识形式的加工，所以带有种种特性，其中就有因果律。科学家们可以放心地在这个世界里研究。当然，这说明表象的世界是一个必然的世界。

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又在哪呢？

我们自己的意识是物自体啊！

因果律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里，并不存在于物自体中。物自体是自由的，我们自己的意识也就是自由的了嘛！

换句话说，康德让人的意志受到了先天认识形式的严密保护，决定论规则不可能穿透先天认识形式去控制人的内心意志，所以人仍旧是自由的。当然，这也意味着作为物自体的自我意识，是没法被我们察觉和把握的。

问题完美解决。

你可能会反驳说，康德的这一套也太想当然了吧？既然人类谁都不能认识物自体，你凭什么说有物自体？你凭什么说有先天认识形式？你凭什么说先天认识形式里就有因果律？

关于这一点康德给出了证明。但是这些证明过于复杂，我们不能一一复述，只挑一些简单的说说。

康德说，人不可能大脑完全空白就能接收经验。就像电脑要先安装BIOS才能进一步去读盘、去安装操作系统一样（当然这例子是我举的），人用来接收外界知识所必备的基础，就是先天认识形式。比如空间和时间的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康德给出了几种证明方法，我们说两个简单的：

第一个是，我们有感觉对吧。而“感觉”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感觉到的是“我们之外”的东西，这也没问题吧。不用人教，我们都知道自己有意识，自己的意识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之外”就属于空间概念。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空间的概念，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片混沌，连什么感觉是属于自己的，什么感觉属于外界的都不知道。自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不可能再去学习空间的概念。所以空间这个概念是先于经验的，而且是每个人必有的。

第二个证明是，人类可以想象不存在物体的空间，但是不能想象没有空间的物体。这说明空间是不依赖外界经验而存在的概念。

同样，康德也证明了时间的概念是先验的。

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我”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很多瞬间不同的“我”合在了一起。因为物质随时都在运动和变化，那么上一瞬间的“我”和下一瞬间的“我”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概念，就没法认识到“我”是一个存在于连续时间里的整体。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正好证明了，不需要经验，“我”这个概念就可以存在。那么既然“我”的概念是先验的，时间的观念自然也是先验的。

另外，对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律是先验的证明，希尔贝克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里还有一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客气地直接拿来用了。

他说，假设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警察去调查，调查回来说：这个事故不是在任何时间发生的，也不是在任何地点发生的，也没有任何发生的理由。

那么警察局长一听肯定气疯了。哪怕这警察胡编一个时间、地点和理由，警察局长也不会那么生气。为什么呢？假如警察胡编了时间地点和理由，好歹我们有机会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他这个没有时间、地点和理由的报告呢，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根本就不接受这么一个答案，根本就没法理解这么一个答案。这说明了，一旦一个知识不具备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要素，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有知识，这知识必定伴随着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等因素。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和因果律的概念是先于我们的经验而被我们具备的。

为了证明世界存在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世界，康德还提出了四组“二律背反”命题。

所谓“二律背反”就是一些关于“空间是不是有限”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康德一一讨论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无论是证明为真还是为假，都是成立的。换句话说，要靠理性去研究这些命题，得出的都是自我矛盾的答案。

康德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些命题讨论的内容不在表象世界，而属于物自体的世界，是我们的理性无法认识的。如果我们非要用理性去讨论，就会出现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理性主义者之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因为在康德那里，人类的心灵会对客观世界进行加工，所以他属于唯心主义。康德学说的代表说法叫“人的理性给自然立法”。

我不知道今天的课本怎么样了，反正我小时候的课本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唯心主义讲得跟神经病差不多。

课本里说唯心主义，就说它讲的是“心灵决定物质”，“先有心灵后有物质”。仿佛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类都是魔术师，脑子一想，前面就会蹦出一个蛋糕。又或者唯心主义就等于在讲有鬼有神的宗教迷信，在讲“我”自己出生之前父母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不存在的。

孩子们一看，想蛋糕就蹦出蛋糕？这是多么可笑、多么荒谬的学说呀！哈哈哈，可算能在课堂上开怀大笑一回了。就好像历史上那么多一辈子苦心思考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全都是连三岁小孩不如的白痴。

我们今天知道了，课本这么说不公平。康德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其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还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贝克莱，他就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觉得世界上除了精神就没什么可靠的了。有人反驳他说，假如说世上只有精神没有物质，那你怎么还知道那有个桌子，那上面能放东西，你怎么还知道拿起个面包往嘴里送呢？

贝克莱说，我知道面前的桌子是个桌子，而不是我脑海中的臆想，是因为桌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稳定的、有规律的。而且不仅我知道它是桌子，别人也知道它是桌子。相比之下，如果是我心中臆想出来的桌子，那么它在我心中的印象自然是不稳定的，没有规律的。因此我知道那个我心目中稳定的、有规律的印象被称作“桌子”，能放东西。这既不和唯心主义矛盾，也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

我们不讨论贝克莱说法的对错。我是想说，你瞧，唯心主义者不是神经病。

所以我觉得咱们课本这样做不好。唯物主义并不丢人，辩证唯物主义更是一门很强的学说，我们有必要通过贬低对手的方式来宣布自己胜利吗？就好像在有些战争电影里，敌人都如同白痴一样。

真没必要呀。

二十五、康德的现实意义

康德构造的哲学世界看上去很复杂，很抽象，但其实非常聪明。

康德之前的哲学危机，是休谟怀疑说对因果律乃至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

康德的解决方法是，他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完全不可知，另一个部分则可以用理性把握。不可知的那部分因为永远不可知，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只要我们在可把握的世界里生活，理性就又恢复威力了。

这样既没有破坏休谟的理论（想破坏也没那能力），又让人类重新信任理性，重新踏实了。

康德的学说并不是一个和我们完全无关的玄学，而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假如我们接受康德的世界观，我们就同意，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我们只要安于在能认识的世界里生活就对了。

这可以用来应对一些没有确凿根据的阴谋论。我们的生活永远不会缺少阴谋论。比如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般的虚拟世界里呀，比如这世界是由秘密组织控制的呀，比如某年某月是世界末日呀。有的人会觉得，不能证明这些阴谋论为假，就活得不踏实。

但关键是，对一些阴谋论，我们永远也无法证伪。我们永远也不能证明我们没生活在虚拟世界里；我们永远也没法证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全都是假象；我们永远也没法证明，下一秒钟世界不会被某种我们从未认识到的力量毁灭。按照康德的世界观，这些阴谋论正是属于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世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管它做甚！

阴谋论的真伪问题属于我们不能认识的领域，费劲去研究它只会徒劳无功。就像研究“二律背反”会出现矛盾的结论一样，当我们谈论阴谋论的时候，正方反方都会说出一大堆互相对立的道理来。看着都有理，其实全都是空谈而已。我们不需要管它，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就是了。

另外，康德还帮了神学家们一个忙。

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喜欢抬杠的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悖论。比如我们前面提过的，罗素就用逻辑推理质疑了上帝的存在。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质疑是：“上帝能创造出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吗？”一般的神学家大多用“该问题是伪问题”等话来反驳。但假如我们要遵守逻辑规则的话，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世界上不存在无所不能的人”的结论。而基督教说上帝无所不能，那么必然就会和逻辑产生矛盾了。

但问题是，上帝一定要遵守逻辑规则吗？

康德对理性的限制给了上帝可以不遵守逻辑规则的前提。康德论证了，理性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对于“二律背反”问题，理性就无法去讨论。因此并不是一切事物都要遵守逻辑。所以上帝用不着遵守逻辑，人类不能用理性去理解上帝，这些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那么，有没有四维空间，四维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呢？注意，我们这里说的第四维不是时间，就是纯空间上的四维。

我们想象，假如有一种纯二维的生物，就好像平面上的一幅画一样。他们能感受到什么呢？他们只能感受到正方形啊，三角形啊这些平面图形，他们永远感受不到体。我们去看他们就觉得很可怜了，我们这世界中的一切他们都不可能理解，连这世界的存在他们都不知道。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四维空间的生物，觉得我们这些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永远不能体验到四维空间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呢？

这让人挺好奇是吧。

其实我们有办法间接体验四维空间。

假设有一个二维空间的生物代号为A，他只能理解二维的空间。我们可以给他所体验到的平面图形，加入一个时间的维度，给他凑成三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正方体想要让A体会，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个正方体慢慢穿过A所在的平面。这时，A只能看到正方体和平面重合部分的二维图形，但这个二维图形是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除非这个正方体的一面和A所在平面平行，并且正方体按照垂直于A所在平面的方向穿过，那么A就只能看到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正方形，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消失了。所以别这么干，给正方体找一个“怪”点的角度。）

虽然A仍旧不能想象三维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让他间接感受到三维正方体。当然，正方体通过平面的角度和速度不同，A所体验到的那个不断变换的二维图形也就跟着不同。

同样的办法，我们也可以让一些四维图形来通过我们的空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断变幻的三维图形，这就是四维图形在我们世界中的投影。网上可以搜到这类科教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看看。

不过你看了大概会失望，因为你根本看不明白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稀奇古怪在不断变形的三维体，数学家们告诉我们这就是某个四维空间里的正多面体。我们仍旧感受不到，这东西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数学家也有计算机，但是我们永远无法从感性上认识四维空间。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局限，无论我们用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超越不了。四维空间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东西，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只能知道的是，四维物体投影在三维空间里的“表象”。

这不就是康德的世界观吗！

康德的哲学工作并不仅仅停留在构建一个新世界上。康德还有一套伦理观，他非常重视。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然而我觉得，这部分伦理观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意义并不大，我只说一个有趣的地方。

康德的伦理学当然是建立在他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康德认为，人的道德也是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的，因此所有人都要受到道德的支配，这是无条件的。这样，康德给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相同的道德找到了哲学上的根据。同时，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得到表扬，在康德这里，这就不算道德。

这让我们想起了孟子说过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说你遇到一个小孩掉井里了，你救他，不是因为你认识他的父母，不是因为你想受表扬，让你救他的，是你心中的道德情感。孟子和康德一样，都认为道德是先天的。

在哲学史上，康德是一个巨人，是一个山峰。按照一般学术史的发展规律，面对这么一座高峰，后来人要常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事实上这个工作有人做了。他们是费希特和谢林。

康德的理论虽然厉害，但还是有缺点。

我们前面在介绍经院哲学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奥卡姆剃刀。这个奥卡姆剃刀的大意是，理论应该尽可能简洁，理论中一切不影响结论的多余部分，都应该被剔除掉。

比如说在万有引力中，人们解释不出为什么引力有超距作用，就假设宇宙中充满了以太，万有引力是通过以太作用的。但问题是，这个以太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察觉到，除了万有引力这个问题外，其他理论我们也用不上。而且有这个以太跟没这个以太，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影响，那么咱们就用奥卡姆剃刀把这个以太剔除掉。没必要留着它。

康德的物自体也有这个问题。

康德说人类用任何方式都无法感知到物自体。那么这个永远藏在表象背后的物自体似乎是个多余的概念, 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

而且康德还有自我矛盾的地方。康德说物自体是表象的原因，又说因果律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只体现在表象的世界里，不在物自体的世界里。那么，既然物自体世界里不能应用因果律，他又怎么能说物自体是引起表象的“原因”呢？

再者，“存在”的概念在康德看来，也只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中（“存在与不存在”和因果律一样，是十二个先天范畴中的一个），那么，怎么能认为物自体是“存在”的呢？说白点，康德自己说物自体是不可知的，那他怎么又能对物自体知道这么多：知道它是存在的，又知道它是表象的原因呢？

费希特和谢林就在不同程度上给康德理论进行了修补的工作。

假如没有那个年轻人的话，康德后面的篇章就应该留给费希特和谢林了。

但是一个和他们同龄的年轻人没有给他们机会。

在下一代王者出现之前，我们先说说康德的八卦吧。

康德非常惜命又非常固执。

在介绍康德的文章里，有一件事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康德每天的作息非常精确，以至于他的邻居们都根据他散步的时间来对表。有人觉得这是夸张。不过我想，那时候没有广播也没有电报大楼用来对表，而康德这个古板的老教授又一向对时间无比敏感，邻居们把他当成报时设备倒也合情合理。

在生活中，康德谨慎得过分。如果仆人把酒杯打碎了，康德担心遗漏的碎片可能扎伤人。他要求仆人把每一片碎片都收集到一起拿给他看，然后还要亲眼看着仆人把碎片埋在花园里才放心。

康德身体不太好，据说在有一些年份中，他每个月都要向当地警察局询问死亡统计数字，以便估算自己的寿命。

但是康德又不信任医生，就自己规定了很多古怪的守则，而且严格遵守。虽然这些守则有些非常怪，但事实证明康德是很成功的，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他活到了八十多岁。

都有什么怪规矩呢？康德觉得吃药多了对身体不好，他就自己规定，无论医生怎么说，一天最多只吃两片药。为了避免伤风，他还规定在除了夏季之外的季节里，自己在散步的时候不和任何人说话。

他讨厌出汗，一旦发现自己要出汗，就静静地站在阴影里，好像在那等人似的，直站到出汗的威胁消失。

他还在一本小册子中介绍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对抗鼻塞的招数：“紧闭双唇，迫使自己用鼻子呼吸。起初很吃力，但我不中止、不让步。后来鼻子完全通了，呼吸自由了，我也就很快睡着了。”

对抗咳嗽呢，“方法如下：尽最大的力量将注意力转移一下，从而阻止气体喷出”。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有症状就硬憋着。

这都叫什么治病方法呀。

二十六、那个年轻人

康德作息时间严格得出了名，但据说有一件事曾经让他主动打乱了自己的作息：读卢梭的《爱弥儿》。康德非常喜欢卢梭，而且还看到了在卢梭的影响下，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那个事件：法国大革命。

在康德65岁的时候，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百姓走上街头，推翻了皇室的统治。

强调人民大众的权力，蔑视一切王权贵族，这在几百年来是破天荒的事。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精神相比，荷兰共和国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在革命刚爆发的那阵子，康德在他的蜗居里，怀着激动和赞许的心情时刻关注着遥远的巴黎。

与此同时，在离康德并不遥远的德国城市图宾根的郊外，三个德国年轻人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一起种下了一棵“自由之树”。

这三个年轻人在未来全都成了名人。一个是大诗人荷尔德林，一个是康德的修补者谢林，另一个就是没给谢林和费希特出场机会的那个年轻人。

他叫黑格尔。

就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年里，黑格尔开始阅读康德的作品。不久以后，他将像法国大革命震撼欧洲皇室那样，去震撼整个哲学世界。

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的上台为一个高潮。拿破仑既是独裁者和侵略者，也是革命的维护者。他不仅征服了法国人民，也征服了黑格尔。然而就在大加赞美拿破仑的时候，黑格尔没想到拿破仑的上台会跟他自己的《精神现象学》大有联系。

法国大革命以后，康德继续他的哲学工作。康德想把他各部分的理论都统一起来，但是这项工作最终没有完成。1804年康德去世，留下了很多没完成的著作和笔记。几乎在同一时间，黑格尔开始了《精神现象学》的写作。

在写作《精神现象学》的时候，黑格尔还只是个大学教员，经济非常紧张。虽然他有一个大靠山歌德，得到了不少帮助，但是因为黑格尔还年轻，资历浅，他的收入很微薄。

但黑格尔有才啊。咱是搞哲学的，咱不能现学现卖、写本哲学书挣钱吗？于是黑格尔一边写《精神现象学》，一边跟出版商签了合约，就打算指着这本书吃饭了。

但是呢，黑格尔有着和莱布尼兹、康德一样的毛病，认真、古板。他这《精神现象学》又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什么的，随便写写就完了，所以他坚决宁要质量不要速度，结果就拖稿了。

那边书商已经把他前半部分的书印完了，就等着后面的稿子呢，左等右等也不来，一看都超过约定的日期了。书商也急了，威胁说你要再拖稿就不给你稿费了。多亏黑格尔有个朋友在里面周旋，还自己掏腰包把已经印的那部分买下来，好不容易延长了截稿日期。同时这朋友恳求黑格尔这回千万别再拖稿了。

黑格尔也明白轻重缓急，紧赶慢赶把大部分稿子都写完寄出去了。就差最后几页稿子了，这时候反法联盟进攻拿破仑，战争爆发。结果拿破仑势如破竹，反攻进了德国，而且已经接近黑格尔所在的耶拿了。战争一来，邮局也关门了，黑格尔拿着稿子也没处寄。

但是截稿时间迫在眉睫，就在必须寄稿子的最后一天，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耶拿。这时黑格尔也顾不上稿子了，法国大兵在城市里到处晃悠，有的人冲进了黑格尔的家里，黑格尔连忙拿出酒菜招待这些士兵。结果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黑格尔一看受不了，跟房东一起收拾收拾东西躲出去，当然没有忘了带那最后几页稿子。晚上，黑格尔借着营地里的火光写完了《精神现象学》的最后几页。

等法国军队离开耶拿以后，黑格尔回到家，发现他的家已经被洗劫一空。而且等邮局恢复工作以后，黑格尔的那几页稿子也过了截稿日期。

然而结局却比较意外。

首先，那出版商体谅黑格尔的特殊情况，把稿费如数给了。其次，黑格尔并没有因此厌恶拿破仑，反倒更加赞颂法国大革命，赞美他所看到的拿破仑军队。

在黑格尔那里，拿破仑对历史的影响，是符合他的哲学观的。

那黑格尔的哲学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回想一下康德的理论都有什么问题。

前面说了，其中一个问题出在物自体上。康德怎么能去讲述一个“人类不可能认识”的东西呢？

照一般哲学家的思路，康德的问题出在哪，咱就解决哪。谢林和费希特等人就想办法怎么在理论中消除物自体，或者认为物自体是可以被认识的。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都不很令人满意。

黑格尔则比他们要想得更加深刻①。

我们想，物自体这概念出了这么多漏洞，为什么康德还非要用它呢？

我们说了，是因为前面休谟和决定论出现的种种困境，关键在于康德想要通过物自体的概念，把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那么，非要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才能解决哲学问题说明了什么？说明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上。

黑格尔就想，会不会是之前所有的哲学流派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全都出了问题？你想，从笛卡尔到康德，为了讨论这点事这都多少年了，怎么讨论了半天还没解决。要说仅仅是之前的哲学家不够聪慧，这不太可能，那会不会是整个哲学思路全部都有问题？

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

黑格尔认为，之前的哲学家在研究形而上学的时候，都把真理和这世界当做一个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固定不变的事物去研究。说白了，这些哲学家都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叫“真理”的东西，就跟事先写好的考试答案一样，等我们去寻找就是了。

这个问题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就留下了。所谓“我思故我在”就把“我”和世界分成了不同的两个部分。这种二元论的关键就是，我和世界是两回事。

但这怎么可能呢？

我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啊，我不仅在观察这世界、研究这世界，我也在影响这世界。

假如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对世界的一切行为——包括研究在内——都会对这世界造成影响。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对科幻小说感兴趣，大概想过这么一种情况：假如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我们可以开发一个机器，预测出未来的一切事情。

假如一个科学家用计算机预测自己的未来，计算机预测到了：这个科学家在某天会出车祸死去。但与此同时，计算机又预测到，当科学家知道自己将要出车祸了，肯定会采取措施避免出车祸。那么因为科学家受到了预测结果的影响，一切计算的数据都会改变了，未来也跟着改变了，计算机又要重新计算。但是新的预测结果又会导致科学家新的反应，一切又要重新计算……

黑格尔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对世界进行研究的同时已经在改变世界了。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世界，也是因为我的理论影响了其他人。那么当我改变了这世界以后，我要研究的世界也变了，我就得重新研究。我一重新研究，我就又改变世界了，就又得重新研究……

好、好累呀……

这就好比笛卡尔研究的是他之前的世界，而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包含了笛卡尔和他理论的新的世界。如此反反复复无穷尽也。

那么，如果世界是不断变化的，那还有真理吗？真理是什么呢？

黑格尔说，真理并不是固定不动保存在世界某处的，真理就是世界变化不止的过程。世界越变化到后面，我们就越接近真理。

强调世界是变化的，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黑格尔哲学观的关键之处在于，他认为世界的变化不是无序的，而是有方向的。

因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代替旧的理论的过程要符合一定的规则。

这就是辩证法。

庸俗点说就是，理论是怎么进化的呢？只要有理论，也就会存在一个反对它的理论。这两个理论互相冲突，在冲突中最后会共同形成一个更高级的、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反对它的理论，继续冲突，继续产生新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就是在朝着更高级的、更完善的方向不断发展下去。

这就是所谓“正题产生反题、正题和反题一同产生合题、合题又产生新的反题”，“正—反—合”的辩证过程。这是人们对辩证法的惯常理解。

而且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不只存在于理论的发展中，而是存在于世间万物。大到整个人类历史、自然界的历史，是这么发展的。小到一个人自己的历史，也是这样。

对于历史问题，比如我们过去讲历史常讲，先是有政权（正题），然后有反对政权的反抗者（反题），最后经过斗争，形成了新的政权（合题）。

对于个人问题，比如我们人怎么成长的呢？我们先有一个原有的思想（正题），然后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思想不能解决的问题（反题）才会引得我们思考，这个思考的结果不可能说最后完全不顾以前的旧想法了（正题）对吧，最后的新思想（合题）肯定是结合了正题和反题。这就代表着我们更成熟了。

我们先不忙着质疑黑格尔。实际上黑格尔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他的说法不靠谱，我们先看看黑格尔的世界观会导致什么结论。

首先一个挺好奇，既然世界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那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黑格尔说，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朝着世界自我认识的方向发展。发展到最后，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展现出来了，形而上学的发展就完成了，我们就能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意味着世界自我认识了，就万物归一了，就天下大同了。

过去的哲学家觉得，真理是个静止的东西，被动地等我们去了解。而在黑格尔这里，哲学是自己发展的，在发展中自己了解自己，展示自己。

而背后控制这个发展的力量叫做“绝对精神”。所以黑格尔也是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绝对精神。世界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绝对精神成全它自己。

其次，假如这世界是按照一个固定方向发展的，这个说法很像是决定论啊。这么说我们人类岂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棋子？人类岂不是没有能力去创造历史了？

黑格尔说，没错。历史有自己的进程，历史不是人类创造的，历史也不是一次次个别事件的堆砌，历史就是辩证法的实践者。我们人类只是历史的工具。当然，在世界自己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人类属于比较高级的阶段，因为我们有理性。世界的进化是符合理性的，世界就是要通过人类来认识它自己。

具体说来，那个被绝对精神决定了的，借以认识世界、实现绝对精神的人是谁呢？

黑格尔说：就是我！就是爷本人！

黑格尔认为自己揭示了整个世界、整个绝对精神进步的规律，他已经说明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完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任务。而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的工作，都是为了黑格尔一个人作准备的。黑格尔说，他的哲学就是一切哲学的终结，哲学发展到他这里到头了。

这太狂了吧……也不怪后来的哲学家都看黑格尔不顺眼了。

插一句嘴，如果前面这一大段让你感到头晕，这很正常。我们说过康德的著作难懂，但要比起来，黑格尔的著作更难懂。当他去柏林大学就职的时候，负责管理他的官员问他说，他讲的课是否依然“晦涩难懂、乱七八糟、神经兮兮、混乱不堪”？诗人海涅说黑格尔的书：“说实话，我很少看懂……以至于我相信他是真的不想让人懂。”这可不是别人对黑格尔的偏见，因为黑格尔自己都抱怨过，说他的学生无法了解他的思想。

在黑格尔的学生中有一个骑兵上尉。他很崇拜黑格尔，跑去听黑格尔的课，黑格尔还专门见了他，搞得这哥们兴致很高，专门到书店买了黑格尔的著作读。结果发现，看了半天一句都看不懂。然后他去上黑格尔的课，几堂课下来发现，他连自己记的笔记都看不懂。

那么，黑格尔说了这一大套，有什么用呢？

有那么几条可以说的。

首先，黑格尔的说法有个非常大胆的地方。我们在之前的哲学讨论里，要遵守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事物是不能自我矛盾的。一个事物内部有矛盾就意味着这个事物有问题，一个理论内部有矛盾就意味着这个理论错了。然而黑格尔认为，万事万物的内部都是有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合题嘛，都是从一个正题和反题之间的矛盾过来的。所以矛盾到处存在，而且还是万物不断发展的动力。

其次，黑格尔认为真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这个想法影响了后面的很多哲学家。

再次，黑格尔强调真理是整个世界变化的过程，所以他认为，研究人类必需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研究哲学就必须研究哲学史。整个哲学历史代表了人类的哲学知识，你不能给割裂开。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史演讲录》，讲的是哲学史。

今天我们学西方哲学的时候，公认最好的办法是先学本《西方哲学史》再谈别的。虽然今天哲学老师这么做的动机未必和黑格尔的相同，但是研究哲学要先研究哲学史的风气，是从黑格尔开始的。

最后，黑格尔还有个非常有趣的辩证法。

辩证法也是个争议很大的东西。有些人觉得辩证法完全是在玩文字游戏，正着说也是你，反着说也是你，它有什么用呢？我们不讨论辩证法在今天的情形了，只说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他为了把万事万物都囊括在他的辩证法下，的确有不少牵强的解释。

但是黑格尔提醒我们一件事：很多事情都必须和它的矛盾面同时存在。这要多亏了我们国家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让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这个观念确实比静止地看待事物要先进多了。

比如我们以前的书上常说，反革命越猖狂地镇压革命者，越说明了它害怕，它快要灭亡了。

小资情调的文章会说，男女之间最悲凉的关系不是憎恨，而是淡漠。因为如果你恨，就意味着你对他（她）还有很深的感情。

再比如，我们后面会说到（想必你也会同意），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有钱有权有一大堆美女围着，并不是肉体享乐。我们去看哲学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认为纵欲是快乐之道。连古希腊的享乐主义者，追求的也不是肉欲的极限，而是适度的享乐、劳逸结合的生活。这是因为大家都发现一个问题，肉欲快乐固然很好，但是纵欲和痛苦总是紧连在一起。并不存在某种只给人快乐、不带来痛苦的享乐。这正符合了辩证法的观点。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最高境界，不可能是纵欲，而是内心的平静。

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着重讲。

二十七、傲慢与偏见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史上最完善、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世界。康德就搞出了一个不错的世界，结果黑格尔完全不从他的路子上走，自己另来，然后搞得比康德还好。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在生前就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话说在黑格尔50岁的时候，他正在柏林大学当教授。不久以后，他就会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长，他的学说将被钦定为国家的官方学说。此时的他虽然还没到被举国崇拜的地步，名气也已经很大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对黑格尔破口大骂。而且骂得超级狠。

他说黑格尔是“一个平庸、无知、愚蠢、令人讨厌恶心的江湖骗子”，说黑格尔的的哲学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不值一文的陈词滥调”，“无聊的丧心病狂的叽叽喳喳，在此之前，这些话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听到”，“败坏了整整一代学人”，等等。

这人还打听到黑格尔小时候喜欢看无聊的市井小说，于是他就笑话黑格尔说，我小时候看的都是古希腊著作，黑格尔却看那么烂的书，什么品位啊。

对了，不光是黑格尔，这人连谢林和费希特都骂上了，说那两个人是吹牛大王。

不过这人这么跳脚骂，黑格尔也没搭理他。

是因为黑格尔非常大度吗？也不一定。

讲个故事。

好多年后，当黑格尔挺有名的时候，有个德国自然科学家来柏林演讲。这个科学家比黑格尔还有名，国王都来听他的演讲，每年还给他一大笔钱和假期。结果这个人的第六讲讲到哲学的时候，不点名地骂了黑格尔的哲学。

黑格尔当时没去听，后来一听这事就急了，托人给这个科学家带话说，你什么意思，你要是骂我就痛痛快快跟我说明白了。那个科学家呢，不想把这事搞大，一想反正黑格尔也没来听讲，就想出一计。他不是第六讲骂的黑格尔吗？他把第五讲的讲稿托人给黑格尔带去了。黑格尔拿过来一看，没骂自己的地方啊，以为他误会那科学家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所以说，黑格尔对于自己的论敌也不会毫不介意。

但是对于这个骂他的年轻人，黑格尔似乎没怎么着他。或许是因为这个家伙名气太低了，因为当他来到黑格尔任教的柏林大学的时候，黑格尔的同事们也基本没听说过他。

那他来柏林大学干吗来了呢？

踢黑格尔的馆。

这孩子疯了。

估计当时有不少人都这么想。大伙就打听，这人到底是谁啊？这兄弟是有背景啊，还是有靠山啊？结果打听出来了，说这人叫叔本华，没什么背景，也没正经工作，整天闲晃着。出过一两本哲学书，写的是什么不知道，没人看过。

柏林大学是请他来当教授不错，不过是编外的，没薪水。

结果叔本华一来就提出一条件：我要跟黑格尔同一个时间开课。看看是他的学生多，还是我的学生多！

同事们一听，全都同情地看着这个青年：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嘛，小同志，何必这么想不开呢？

这回轮到叔本华笑了。

家里有困难？他家要是算有困难，那你们这些教授都可以申请低保了。

爷是有钱人！

了解一下叔本华的家史，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跟泼妇似的对黑格尔等人破口大骂了。

叔本华的父亲是个大商人，祖上几代都非常有钱。他父亲娶了个年轻的老婆，这老婆也是个名门闺秀，但比丈夫小了有20岁。后来就生下了叔本华。

我以为，叔本华的独特性格，关键就在他父母的年龄问题上了。

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他的父母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叔本华的妈妈年轻，喜欢玩，喜欢社交，但是叔本华的父亲很古板，让叔本华母子常年生活在僻静的乡下，很久才来看一趟。叔本华的妈妈独守空闺非常郁闷，就迁怒到叔本华的身上。

大概在叔本华17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化，他的父亲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自杀的。

这对于叔本华的妈妈却是个好消息，她终于可以摆脱丈夫的束缚了，而且继承了丈夫的大笔遗产，成了个富足又年轻的寡妇。

很快，母子搬到了城里的大房子里。叔本华的母亲开始频频出入社交场合，搞沙龙、开party，结交各种文化名人。其中包括跟黑格尔关系很好的大诗人歌德，还有写童话的格林兄弟。歌德的妻子出身低微，上流社会都瞧不起她。而叔本华的母亲却愿意接待她，这一点让歌德很高兴。

终于，成为社交名媛的梦想实现了。叔本华的母亲本人对文艺非常感兴趣，在写作上也算小有成就，大作曲家舒伯特甚至给她的诗谱过曲。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叔本华在其中的尴尬处境。

一方面，对于热衷于社交的年轻寡妇来说，叔本华无异于一个讨厌的累赘。可能歌德对叔本华的赞颂还引起了他母亲的嫉妒。另一方面，叔本华也不满母亲在父亲死后忙于寻欢作乐，更不满母亲猛花本该属于他的遗产。

叔本华还指责他妈妈找了她的一个房客当情人。后来这个房客还在叔本华母亲的怂恿下，向叔本华的妹妹求了婚……我不知道叔本华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要是我，肯定会气疯了。

但是叔本华父亲的去世对叔本华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可以不听父亲的命令从商，而是研究自己喜欢的哲学了。叔本华25岁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写完之后他给母亲寄了一份。

他母亲也特损，评价说：这一本标题怪怪的书一定是为药剂师写的。叔本华立刻反唇相讥：我的书肯定会在你的破书被人遗忘的时候继续流行。

总之，母子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坏。叔本华还对他母亲说过，将来她只可能因为他而留名百世。现在我们知道，叔本华是做到了。

因为岁数的增长，叔本华终于得到了一部分遗产，从此终生吃着这份遗产，衣食无忧。在写完《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第二年，叔本华就离开了他的母亲。从此以后，直到他母亲去世的20多年里，叔本华几乎再没有看望过她。

此时的叔本华不仅在生活上独立了，在哲学的道路上也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崇拜康德，鄙视黑格尔。就像我前面说的，觉得黑格尔等人全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但是骂归骂，没人理他啊。终于到了30岁的时候，叔本华最重要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了。

叔本华老激动了，觉得自己这本书太了不起了，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跟黑格尔一样）。出书的时候他还因为不信任出版商，非常不客气地对人家提出无理要求。结果把那个正直的出版商气坏了，写信骂叔本华说，你得意什么啊你，我怕你那书印出来就是一堆废纸你知道吗？

叔本华根本不信，哥都终结整个哲学了还废纸呢，你懂个屁。书一写完，叔本华就潇洒地去意大利旅游。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一路上琢磨着该怎么迎接潮水般的喝彩。然而一下车他就困惑了：咦，迎接我的彩带呢？围追我的记者呢？追着我签名的学生呢？

怎么一个都没有呀？

等回家一打听，他那书啊，一本儿都没卖出去！后来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本书总共卖了不到一百本。文化圈也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歌德给捧了捧场。

我们还记得类似的情况休谟也遇到过。结果休谟因此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不行。而叔本华可不会。叔本华为此写了一大堆文字，说自己如何超越了这个时代，说自己是伟大的音乐家，其他人都是聋子。总之狂自信，认为自己的学说不被接受全是世人的错。

就在这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他还赞美自己说：“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当然，也忘不了加紧骂黑格尔。

又过了一年，叔本华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被柏林大学聘用（没薪水）。正像我们前面说的，叔本华终于可以和自己的仇敌当面对决了，于是他要求校方把自己的课和黑格尔的课安排在同一个时间。

前面说过，连黑格尔自己都抱怨学生们听不懂他的课，所以那时候黑格尔的学生不算多，一堂课也就300来人。那么叔本华的课上有多少人呢？

基本不超过5个。

只干了半年，叔本华就崩溃辞职了。

太丢人了。

当然，我猜想，叔本华肯定会把一切原因都归结为自己太超前了、学生太笨了之类，他才不会认为教不好是他自己的原因呢。

反正也有钱，不愁吃喝，从此以后叔本华的哲学事业就只能通过自己写书来完成了。他丝毫没减少对名声的关注。34岁的时候，叔本华打算去意大利旅行，去之前还专门托朋友查一查当地书报提到他的情况。结果呢，自然没查到多少。

大约在快40岁的时候，叔本华眼瞧着自己在哲学界没什么希望了，决定改行当翻译家。结果他翻译的作品也屡次被出版社拒绝。

40岁了，他安慰自己说：“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这期间叔本华还有过一段情史。

33岁的时候，叔本华喜欢上一个19岁的年轻女演员，后来两个人大概也上了床。但是那个女演员是个很会在男人中周旋的人。她怀过几次孕，还有私生子，但孩子的父亲不是叔本华，这让叔本华非常嫉妒。但即便如此，叔本华还是很喜欢她，一度考虑和她结婚。

然而10年以后，爆发了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大霍乱。当时对于霍乱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死亡。当霍乱来到柏林的时候，叔本华决定逃跑。他也想带着那个女演员一起逃，但他提了一个条件，要女演员把那个孩子留下来。

作为一个有正常人性的母亲，女演员当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结果叔本华也不含糊，毅然抛下了这对母子独自逃跑。从此以后他们就断绝了联系。

不过结局还算不错。到了晚年，那女演员在报纸上看到了庆祝叔本华生日的新闻，两个人又恢复通信，后来叔本华在遗嘱中还给她留下了一笔财产。

虽然叔本华独自逃跑这事不太仗义，但逃跑的决定还是挺明智的。因为正是这场霍乱要了他的宿敌黑格尔的命。

从黑格尔的经历上看，传染病似乎是他的命中克星。黑格尔6岁的时候曾经得过天花，差点因此丧命。11岁的时候，全家又感染了瘟疫，黑格尔的母亲就在这场瘟疫里去世。然后就是这场欧洲大霍乱，在霍乱刚开始的时候，黑格尔就染病去世了（也有一说是因为胃病）。

黑格尔的时代结束了，不过叔本华的时代还要迟一些才能到来。

叔本华仍旧一天到晚混着。

年轻女演员是没了，43岁的时候，他又喜欢上一个17岁的姑娘（跟他爸爸一样，喜欢小姑娘）。叔本华送给那姑娘一串白葡萄，结果那个女孩儿在日记中写道：

“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

当然叔本华还在继续他的哲学事业。

56岁的时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出了，结果只卖了不到300本。

等到他63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本《附录与补遗》。这本书以格言体写成——仿佛我们今天的人生小感悟，里面都是诸如什么《论人生》啊、《论女人》啊这种小文章。这是他所有作品里最容易读的一本，结果他得到的全部报酬就是免费拿了十本书。

不过，还是人生小感悟的力量比较大。过了一段时间，这本《附录与补遗》终于让人们接受了他。65岁的时候，叔本华出了名，慕名者越来越多，人们争相给他写信、拜访他。大画家主动免费给叔本华画像，有人声称要专门为这幅画造一间房子来收藏它。

渴望名声的叔本华终于出了名，虽然对他来说晚了一点，但总比没赶上的好。他引用诗人彼得拉克的话说：“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二十八、悲观主义

我们来讲讲为什么叔本华这么有底气骂黑格尔，以及为什么他最后赢得了巨大的名声。

叔本华骂黑格尔，自然也不会喜欢黑格尔的哲学。叔本华是康德的继承者。

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人都对康德的物自体不满意。叔本华对康德理论的改造也主要在物自体上。

叔本华认为，物自体是可以了解的，而且万物的物自体是统一的，这个物自体叫做“生命意志”。

这里我们要说一个别的事。因为哲学研究的东西很抽象，每个哲学理论之间的差别又很大，这就使得哲学有一个特点：每个流派都有很多自己专属的名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有些词像“物自体”，是哲学家自己创造出来的，含义比较独特，各派哲学家对它的定义都差不多，我们随便用没什么问题。

但是“生命意志”这个词呢，在叔本华的理论中有专门的意思，跟我们平时聊天时的含义不同。

我们在谈叔本华哲学的时候，大多就直接写“生命意志”或者“意志”，但请记住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除了“生命意志”，后面尼采的“权力意志”啊，存在主义的“存在”啊，等等术语，大都类似。

那么生命意志是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地说，就是求生的欲望。比如人和动物的食欲性欲，比如植物破土而出的欲望。但这个生命意志的概念比一般的生物欲望更宽泛，在万事万物背后都有它，是一切事物的本质。

不难理解，生命意志肯定属于物自体。我们想，在康德那里，人的意志不就属于物自体吗，所以才有自由意志。同样的道理，叔本华这里的生命意志也包括人的求生意志，也属于物自体。

我们可以抛开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把他的哲学理解成这么个东西，就是对于所有的生物和物质，求生意志是最重要的、最本质的，是决定一切的。

庸俗地说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生活、恋爱、结婚、工作是根据我们的理性选择的。而叔本华认为，真正驱动你的都是种种欲望：生殖的欲望、享乐的欲望、征服的欲望，等等。

说男人喜欢姑娘有生理冲动的成分，这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难以承认理性一点用处都没有。难道我们不能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吗？有的人就可以把感情压抑住，把精力放在恋爱之外的事情上呀。

但是在叔本华看来，理性和意志全处于劣势。因为理性是短暂的、软弱的。人类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保持理性。在很多情况下，比如无梦的睡眠里，理性是停止的，但是生命意志却持续不断，一直影响着人类。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脑力衰弱，人的理智还会变得衰弱乃至终止，生命意志却不会。

当然叔本华不会认为理性一点儿用也没有，他的形而上学就是理性的产物呢！那他认为生命意志和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

意志是个充满欲望的君王，但是它头脑糊涂，只知道发布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去更好地达到目的。理性是个头脑清醒的老臣，他虽然对君王的命令有意见，但是因为身份高低，偶尔会劝谏君王，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用他的聪明才智去满足君王的欲望。

话说到这里其实还没什么新意，叔本华的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形而上学，而是形而上学的推论：悲观主义。

叔本华说生命意志是物自体。康德论证过物自体是没有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在先天认识形式里呢），所以在叔本华这里，全宇宙的生命意志只有一个，也没有时间性。

这让人想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论。斯宾诺莎说，全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属于同一个实体。但是斯宾诺莎的理论里，实体是完满至善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因此得到了幸福。

而叔本华说，生命意志是邪恶的，是痛苦的源泉。所以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痛苦。

叔本华为什么这么说呢？

满足欲望会带来快乐，这没错。但是叔本华认为，欲望本质上是痛苦之源。

因为满足不了欲望，人会痛苦；满足了欲望，人又会产生新的、更高的欲望。叔本华引用了一句法国谚语，是人们面对无止境欲望的最好注解：

“更好是好的敌人。”

然而，就算没产生新的欲望，人还是会感到空虚和无聊，这也是痛苦。所以快乐只是暂时的，痛苦才是永恒的，人生就好像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不停摆动的钟摆。

这种情景就像王尔德说的：“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

而且生命意志还是盲目的、永不疲倦的。可想而知，人类被这么一个没法打败、又只能带来痛苦的东西控制，那人生自然是一个悲剧。

叔本华证明人生悲观的一个证据是：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再醒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

（但我要插一句嘴，现在要反驳他这句话很容易，只要带他到网吧里看看那些通宵打游戏的人就可以了。）

欲望除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之外，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带来自私和竞争。生命意志就是为了让自身生存不顾一切的意志。因为生命意志的驱使，每一个生物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抢，去互相伤害。因此，利己主义是人类的天性。人和人之间会因为利己而互相伤害。物种间也是这样，比如一个物种吃另一个物种。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学说大致如此，你或许会觉得有一些可疑的地方。别着急，待会我会和你一起反驳它。我们先接受叔本华的说法，看看在他看来，我们该怎么摆脱生命意志带来的痛苦。

首先，世俗的成功没有用。不仅没用，还会助长生命意志。因为叔本华认为，追求成功也是生命意志的表现。人越成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志越强烈，从而也就意味着人生越痛苦。

那么学习有用吗？叔本华说，没用，知识越多反而越痛苦。比如植物就没什么痛苦，而越高级的生物痛苦就越多。（我想说的是，这段论述着实没什么道理。）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生命意志是求生的意志，那么我克服生命意志，自杀怎么样？

叔本华说，自杀也没有用。因为按照他的形而上学，我们的身体只是意志的表象而已。真正的生命意志遍布所有事物背后，是不可能通过自杀消灭的。所以自杀不会消灭意志，反而是你对抗拒生命意志失去了信心，是屈服的表现。

那么什么办法管用呢？

叔本华认为是道德，是通过提高道德、理性和毅力去苦修、去克制我们的欲望。

所有需要克制的欲望中，最重要的就是性欲。

我们的很多行为受到性欲的驱使，性欲满足的目的是为了诞生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就意味着新的痛苦历程。所以叔本华认为，生殖行为就好像人和生命意志签订的卖身契一样。所以在人类社会里性行为总和羞耻相连。（我想社会学家不会同意这句话。）

那么该怎么控制种种欲望呢？

叔本华认为，我们可以提高自己对这世界的认识（当然是去认识叔本华所理解的那个世界），把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上升为全人类的感情和欲望，这样就可以消除个人的欲望。

更进一步，我们要强迫自己不去做想做的事，反而去做不想做的事，抛弃一切现实的理想，像苦行僧一样修行，通过苦行来抑制意志。不反对别人损害自己，欣然接受任何损失，把这当做考验自己不再肯定意志的机会，最终欣然接受死亡。

当我们实现了这一切以后，最终就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就算降服意志了。

除了苦修禁欲之外，叔本华还给出了别的解决方法——欣赏艺术。

这是因为，我们在欣赏真正艺术的时候，内心是非功利的、不带欲望的，也就脱离了生命意志的控制。所以虽然欣赏艺术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是可以让我们获得暂时的解脱。

顺便一说，咱们有的网民把日本限制级片子里的女演员戏称为“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但是在叔本华看来，限制级影片不仅称不上是艺术，反倒是让人对生命意志屈服的坏东西。

最后还可以一提的是，叔本华按照他的哲学观点对宗教的评价比较有趣。

叔本华认为，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就是生命意志，基督教鼓励的赎罪精神就是要求人们去克服生命意志。所以基督教比欧洲其他宗教更受欢迎，是因为它认识到了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精神，而其他宗教都是乐观主义的。

相比基督教，佛教更好，这是因为佛教把生命意志的毁灭当做目标，要求六根清净无欲无求，更符合叔本华的哲学观。

二十九、评价叔本华

我们赶集似的把叔本华的理论一股脑说完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叔本华讲得比较简单，就是把欲望放到了很高的地位。然后呢，你大概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中，独断的、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太多。我觉得连一一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了。

从刚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叔本华的学说和佛教很像。佛教也认为，欲望会限制我们对真理的探索，想得到真正的真理，就要先摒弃自己的欲望。事实上，叔本华确实受到了佛教——不是咱们的汉传佛教，而是印度佛教的影响。然而在熟悉佛教的咱们看来，他的理论很古怪。说白了，叔本华的哲学一半是康德的形而上学，一半是佛教的禁欲观，他把这两者糅合在了一起。但为什么要这么结合，其实也没说出什么特别的道理。

叔本华强调欲望比理性对人的影响更大，这和后来的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的观点很像。然而一般的心理学家认为，潜意识就算很厉害，但影响力还达不到那么高。

另外，叔本华的理论和进化论很像，都强调物种的生存本能。但我们后面会讲到进化论，实际上进化论的很多结论是可以用来反驳叔本华的。

总之，固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点道理，可以当做人生小感悟参考一下，却不能当成对这个世界的终极解释。

而且叔本华认为欲望是人类理性不可控制的，这未免有些武断。

这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提到的理由之一是资本家们无法克制的贪婪。马克思的论证确实雄辩，但以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资本家固然贪婪依旧，却也具备控制自己理性的能力。

贪婪是人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学会了用很多方法去克制个人贪欲。比如通过宗教的约束，比如通过立法的形式，遏制垄断企业（可怜的微软），遏制不正当和不道德的竞争，给工人更多的福利。

特别是立法这一点。按照我们惯常的思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么资本家有钱又有势，议员背后都有大财团，他们怎么能允许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发生呢？

我想，这就应该归功于人的理性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预言并不是不准确，资本家们发现马克思说得对，如果一味追逐利益，压榨工人，就会生出种种恶果。于是资本家的理性克制住了贪欲，他们宁愿自己少享乐一点，少赚一点钱，以便缓和危机，换取社会的稳定。

同样的道理，人类今天为什么要花大笔的钱去做环保？环保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立即的好处。人类愿意牺牲此时的利益而为了未来去做环保，这就是理性能战胜欲望的证明。全球裁军、销毁核武器、冷战的和平结束，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欲望固然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痛苦，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悲观是人生的主题。这只是世界的一面罢了。

不过，悲观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仍旧有现实意义。

一般人大概都会排斥悲观主义。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干吗要故意悲观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此，文摘杂志上的励志小故事也是如此。

其实，悲观主义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悲观主义让我们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一个很差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不必对这世界期待太多。当这世界损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不公，或者觉得失望。同时，我们对这世界的期待少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压力也就小了。因为人生再怎么折腾也是悲观的，那么我们何必要去奋斗？

比如，如果相信叔本华的理论，你会觉得，无论挣再多的钱、获取再高的社会地位，得到的仍旧是不能满足的欲望和空虚，不比混吃等死好到哪去，反而还会因为追名逐利而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更加痛苦。这么一想，也就没有什么生活压力了。

悲观主义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让你意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和你一样注定痛苦，无论那人多么有钱多么风光也是一样。那么相比之下，自己的痛苦也就会好受一点。而且嫉妒和憎恨是一般人难以摆脱的痛苦之源，当你意识到你所嫉妒或者憎恨的人也注定摆脱不了悲观世界的时候，心里也会好受多了。

总觉得叔本华的理论不是特别有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点好玩的事。

叔本华的理论最后不是告诉人要禁欲、要苦修吗？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叔本华完全没能以身作则。通过前面的故事大家也能发现，叔本华很自负，关心名声，特喜欢骂人，脾气也不怎么好。

或许是因为叔本华的言行不一，各类哲学史都特别喜欢收集他的负面故事。不好说这是不是后来人的偏见。我们把这些段子收集一些，大家只当猎奇吧。

首先是叔本华非常谨慎胆小，这点倒挺像康德的。叔本华担心各种可能损害他的事，简直事无巨细。

比如他的住房必须在底层，以便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迅速逃离。

睡觉的时候，床边总是藏着上了子弹的手枪。

他还故意给自己的物品贴上错误的标签，比如在茶叶罐子上贴上“毒药”，为了迷惑可能到来的小偷。（强！）

他还从来不让理发师的剃刀接近他的脖子。

外出的时候，不管到哪都自己带水，以免喝到不干净的水。

他还害怕自己还没真的死亡，就被人粗心地埋起来，因此特别嘱咐说，当他死后，在他的死亡确认无疑之前，装他的棺材不能盖盖儿。

他怕人骗他，他是德国人嘛，记账就使用英文，后来又改用更生僻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也不信任银行，要求银行职员把他财产的利息每个星期送到他家里，让他亲自数一数。

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叔本华欢迎政府军进入他的房间射击示威群众，因为革命威胁到了他的财产。

叔本华宣扬禁欲，但他本人却很会享受。他经常去上等饭馆吃饭。在西方，人们习惯吃完饭把小费放到桌子上。而叔本华呢？他每次吃饭前，先把一枚金币放到餐桌上。注意，是金币哦，看得侍者们满眼发光。但每顿饭吃完以后，这位大哥又把金币放回到自己口袋里了。

有一次，有个侍者实在崩溃了，问叔本华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叔本华朝他一白眼，说：这是我自己跟自己打的赌，一旦有一天在这里吃饭的英国官员在马、女人和狗之外还谈点别的东西，我就把这枚金币捐到慈善箱里去。

叔本华对如日中天的黑格尔都敢臭骂，我们可以想象他平时也会多少有些刻薄。

有记录说，有一次叔本华要开除他的女佣，只是因为那女佣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叔本华对看戏时的各种脚步声、咳嗽声非常愤怒。这也就算了，他竟然还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制止。

说到他的刻薄，还是以下面这件事最有名。

1821年8月，叔本华的女邻居，一个47岁的女裁缝在叔本华的房间外，一连几天和朋友聚会聊天，叔本华嫌她太吵闹。两个人在争执中，叔本华一把将她扔下楼梯，造成她终身残废。——在整个哲学史上，这是很少见的暴力事件。

扔了人之后，叔本华拒绝承认是他干的。官司打了五年，最终叔本华被判每个季度向受害人支付一定的金钱。对于叔本华来说，这完全是一笔小钱。但是可以想象叔本华对此有多恼火。1852年女裁缝去世后，他用押韵、对称的文字写道：“老妇死，重负释。”（Obit anus, abit onus.）这段故事因为被罗素写在了《西方哲学史》里，所以被引用的次数也特别多。不过也有同情叔本华的人认为，是这位女邻居趁机敲诈，没病装病。

三十、阴影中的危险

康德是靠设计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成功的，黑格尔也是如此。而叔本华呢？我们看叔本华的学说，他的形而上学没什么新意，基本上是康德的修补版。叔本华之所以能够在哲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不是因为形而上学，而是因为他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是因为写人生小感悟出名的。

这不是偶然。

叔本华的成功揭示了哲学的一个巨大危机，这危机就隐藏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里。

什么危机呢？

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一直到黑格尔这里，都在坚守着理性不放。没有理性，我们就谈不上怀疑，谈不上辩论，谈不上构建理论。然而在叔本华的理论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非理性的生命意志，生命意志比理性更本质，更重要。

攻击理性？这真是之前想也没想过的事。

我们先想想，理性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就是讲客观事实，讲逻辑，讲道理。

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们都特别崇拜理性。因为理性能带来科学，很多人认为，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理性。

或许你会说：我不信这些书呆子们的说教！我不觉得理性有什么特别好的，我就是性情中人！我就喜欢感情用事。最起码感情和理性一样重要，这有问题吗？

咱讨论一下。

前面说了，我研究哲学的动机挺自私的，是为了追问“我”的人生意义，是为了追求“我”的幸福。一切全都是为我自己着想。

问题是，“我”是什么？

假如我们失忆了，我还是我吗？假如我变成神经病了呢？

这问题不太好回答，我们回答另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有一天，我喝酒喝醉了，晕晕乎乎的。这时候我时而能控制自己，时而不能控制自己。正好对面有一个我暗恋很久的漂亮姑娘。我平时对姑娘都挺尊重的，结果这天在酒精作用下，忘了种种清规戒律了，光看见那胳膊好看，一冲动，把姑娘胳膊给摸了。

结果第二天醒酒了，兄弟来电话说：“你昨天疯了？人家姑娘说你是个流氓，特生气。”我这个后悔啊，我怎么干出这种事儿了，我不是这种人呀！

我们想，从物理学上，从医学上，乃至从法律上，昨天的我都还是我。然而我自己却不这么觉得。我此时回想起来，觉得昨天的我没受自己的控制，就不是真正的我。从我自己的意愿上说，我再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再也不希望自己失去控制。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这个概念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在于我能控制自己。什么叫控制？靠什么控制？

理性呀。

摸姑娘胳膊是因为欲望驱使，不摸胳膊靠的是理性控制。

假设我们没有理性，我们就不能控制自己，我们便谈不上自由意志，我们也没法学习，没法思考，可能连自我都意识不到。那就只能浑浑噩噩地活着，什么哲学啊追求幸福啊，就都谈不到了。

再者，生而为人，必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当我们去改造世界、去预测世界的时候——比如我们从事劳动生产的时候——唯有理性才能最有效地帮我们的忙。这在醉酒的时候感受最明显。当你喝醉以后，想要控制自己上厕所啊、回家啊，一想到这事你就会强迫自己集中理智，想明白自己在哪，该怎么实现自己的目的。要是没有理性，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关于理性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概括。

我假设大家都很怕死，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才会去追问人生意义，抓紧时间追求个人幸福。那么，假如有一个神灵愿意给你永远的生命，愿意让你的意识永存。这当然太棒了，有了永远的生命，对于个人来说哲学的大部分问题都不用解决了，慢慢活着就行了。但是神灵有一个条件，必须要以你失去理性为代价，要求你永远发疯，那你会同意吗？

不会吧。

你会觉得，失去了理性，就算能永生，那也跟行尸走肉一般，没有意义了，不是吗？

失去了理性不就和死亡一样了吗？

那么，当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高过了理性的时候，当叔本华是靠人生小感悟而不是形而上学出名的时候，他给哲学带来了新的危机，一个威胁着理性的危机。

会有人救理性于危难中吗？

叔本华去世五年后，他的思想随着他的作品遍布欧洲大陆。在莱比锡市的一家旧书店里，一个青年鬼使神差地拿起了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刻，那些躺在文字中的思想又重新复活了。

这人是来拯救理性的吗？

不，他是来落井下石的。

三十一、瞧！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叫做尼采，在莱比锡市的旧书店里遇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时候，他才21岁。

尼采回忆说，当那天他无意间拿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拿起来吧，拿回去读吧！”

于是他买下这本书跑回家读，很快就对叔本华的学说着迷，甚至于崇拜叔本华本人，模仿叔本华那极有规律的生活。

一年以后尼采参军，他把一张叔本华的照片放到自己的桌前，一遇到困难就大叫：“叔本华，救救我！”

毫无疑问，在哲学上，他是站在叔本华那边儿的。

我们前面讲叔本华的时候说，叔本华的亮点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些类似人生感悟式的生活观，而且有独断论之嫌。所以我们只是把他的观点罗列出来介绍介绍就算了。而尼采呢，比叔本华有过之而无不及。叔本华的理论好歹是建立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之上，而尼采根本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学说完全是散文式的断言。所以我们与其说尼采是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所以，我们用和对待叔本华一样的办法对待尼采：了解他的生平，了解他理论中有趣的地方，再了解了解他的影响。这里面没什么需要记的，我们可以看得很轻松。

尼采和叔本华有些地方很像，比如他们都幼年丧父。但和叔本华不同的是，尼采一直都生活在母亲、妹妹等一群女人中间。

尼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喜欢音乐，喜欢爬山，崇拜瓦格纳，他喊“上帝死了”，他自比是太阳。但是与激情的理论相对的，是他温厚的性格。这或许和他从小生活在女人中有关系。由于朴素的生活、温厚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尼采一生中经常被身边的人称为“圣人”。

这是两个常被误解的人。

叔本华，一般人或许以为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慈祥老头。不，生活中他暴躁刻薄。

尼采，一般人或许以为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狂人。不，生活中他是一个温和的智者。

尼采一生只当过短暂时间的教授，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旅行或者陪伴朋友中度过的。早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著名音乐家瓦格纳。

尼采认识瓦格纳的时候，瓦格纳早已经如日中天，而尼采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他非常崇拜瓦格纳，跟瓦格纳的见面让他激动异常，据说还为瓦格纳跑腿买过丝质内衣。

正好瓦格纳和尼采一样喜欢叔本华，瓦格纳的人生和创作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两个人找到了共同点，因此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还是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尼采总和瓦格纳以及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一起游玩。

顺便一说，这个科西玛的身世也很神，她是大音乐家李斯特和指挥家彪罗前妻出轨生的私生女。

在共处的时候，瓦格纳经常劝尼采结婚，但是尼采一直没有答应。实际上，尼采暗恋的正是科西玛。尼采还给科西玛递过条子表白，但是对方没有理睬他。

后来由于理念不同，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

38岁的时候，尼采找到了新的伙伴。他经常和一个叫露·莎乐美的女孩以及好友保罗一起游玩。尼采爱上了露·莎乐美。然而尼采不知道，保罗曾经向露·莎乐美求过婚，但是被她拒绝了。保罗知道尼采的爱意，便向露·莎乐美告状说尼采没有诚意，只是想占她的便宜。

进谗言的人还不止一个。尼采的妹妹出于嫉妒，对尼采说露·莎乐美是个荡妇。露·莎乐美本人大概也看不上尼采，最终这段感情没有了结果。

而这位露·莎乐美也是个悍女。三个人散了以后，露·莎乐美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却一直都没有同房。但是露·莎乐美怀上了一个情夫的孩子。她的丈夫死后，露·莎乐美沉迷于弗洛伊德的学说。

基本上，富于激情的尼采度过的是悲剧的一生。他一生不被人理解，著作无人问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印完之后，别说卖了，送只送出去七本。在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三年中，他前后花了五百个银币出版自己的著作，而没拿半分稿费。

就在尼采21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有一次他在科隆游玩，无意中闯进了妓院。据尼采自己说，他在妓院中慌慌张张地弹了一首钢琴曲就出来了。但是很多人认为，尼采就是在这个时期染上梅毒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尼采的身体越来越差，不断显示出类似梅毒的症状①。当年尼采没有听从瓦格纳的建议去结婚，有人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患有梅毒。

在他快45岁的时候，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看见一个马夫在虐待他的马。尼采跑过去抱住马的脖子，昏了过去。

从此以后，尼采疯了。他受到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但很少恢复过理智。

然而，这对于一个曾经充满了激情和绝望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幸福。

据说有一天，尼采的妹妹坐在他身边，看着发疯的哥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尼采望着他妹妹，大惑不解地说：

“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讽刺的是，在尼采疯了以后，财富和荣誉接踵而来。他出了名，人们像对待圣人一样崇拜他，王公贵族争相拜见，就好像只要看一眼这位已经失去了神志的可怜人，就可以沾上一点哲人的仙气一样。

在这个时期，尼采的妹妹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尼采发疯以前，他曾经哀求过妹妹：“请答应我，我死后，只有我的朋友才准站在我棺材的周围，不允许好奇的人们围观。”

然而他妹妹却故意把疯了以后的尼采打扮成展览品，让尼采穿上白色的袍子。尼采原本就有一把浓密的胡子，这下他更像是神话传说里的先知了。

大概有不少人听说过，尼采的超人理论后来被希特勒利用，成为了纳粹理论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尼采非常憎恨反犹主义者。

当年尼采的妹妹和一位反犹主义者结婚，受到了尼采的强烈抵制。尼采甚至称他的妹妹是“心怀仇恨的反犹母鹅”。在尼采发疯以后，他的妹妹利用整理尼采著作的权力，任意增删、篡改尼采的作品、信函，编成了适合她自己口味的《权力意志》。她把尼采的学说变成了种族歧视的武器，也让希特勒成为了这个学说的信徒。1934年，希特勒到尼采纪念馆参观，尼采的妹妹和这位弟子见了面，两位反犹主义狂人一通握手言欢。

在他们的背后，尼采的画像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提到尼采，他用戏谑的语气说道：“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尼采，他认为自己是太阳。”

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学生们惊讶是谁会有这么狂妄的想法。那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抖包袱说：

“结果他疯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老师为自己的幽默扬扬得意，再也不提尼采继续讲他的课。

我想，对于不少人来说，自大狂、神经病——这便成了他们对于尼采的全部印象，他们这辈子或许不会多了解这人一丝一毫了。

是啊，人生中有太多比了解一个已死的疯子更重要的事。所以，凡是我们不理解的人都是神经病算了：唯心主义是神经病，怀疑主义是神经病，尼采是神经病，一切哲学家都是神经病。在书店里，眼睛扫过那些看不懂书名的书脊，心中默想：他们肯定都是故弄玄虚的骗子，自找麻烦的呆子，他们的书既看不懂也没有用。

这样的世界才简单，才可爱嘛。

三十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的作品大气磅礴，有很强的感染力。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观点都是断言式的。虽然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哲学只是方向性的指引而不是建设。因而我们只在他的观点中摘抄一些有趣的东西，大略讲讲。

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讲的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一词中的“权力”容易引起误解。这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意思，而是指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强壮、更富创造力的欲望。对于弱者来说，权力意志就是争取自由。对于强者，则表现为特立独行、勇于牺牲、勇于征服、善于创造以及追求权力。

传统欧洲人相信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和卢梭的人文主义，两者强调的都是对弱者的关怀，强调人人平等。

尼采不同意。他认为，同情弱者这没错。但弱者不能以此为理，去要挟、榨取强者，去拖强者的后腿，这样做是可耻的。

打个比方，强者看待弱者，就跟人类看待猿猴一样。猿猴对人类有用吗？如果不关在笼子里而和人类混居，那一定会给人类添乱。强者眼中的弱者也是一样。对弱者不应该光是怜悯，还应该限制他们的能力，免得他们给强者捣乱。

所以尼采把道德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道德是属于弱者的道德，尼采叫它奴隶道德（又叫“畜群道德”）。核心的内容是同情、仁慈、谦卑。总而言之就是想尽办法限制强者的能力，把强者和特立独行的人看做是危险人物，要求强者给弱者分一杯羹。

第二种道德是强者的道德，可以叫做贵族道德。这种道德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特立独行，崇尚强大，鄙视软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代表了生命积极的一面。

奴隶道德和贵族道德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奴隶道德总是在禁止，不许人们做这个，不许人们做那个；而贵族道德则是在鼓励。

尼采并不完全反对奴隶道德，他反对的是把奴隶道德普遍化，把奴隶道德加于强者的身上。

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督教。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伪善的信仰，鼓励人们变得谦卑，其实就是鼓励人们做弱者。而且弱者出于恐惧，总想把奴隶道德普遍化，用来驯服强者。

或许，尼采对平等思想的反对和法国大革命有关。在法国大革命中，以民主为名的雅各宾派进行了恐怖统治和血腥屠杀，这让很多欧洲思想家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就像柏拉图因为看到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苏格拉底，因而在《理想国》中推崇精英政治一样，可能尼采也因为法国大革命而推崇贵族道德。

因为对强者的推崇，尼采便提出了“超人”这个概念。“超人”这个词在尼采的理论里，不是指拥有强大能力的人，不是说这人一定要当总统、当将军，而是说这人能实现贵族道德，超越奴隶道德。

尼采和叔本华一样，认为这世界是悲观的。但他的解决方法和叔本华不同。他认为叔本华的禁欲是胆小者的逃避。他觉得人不应该像叔本华宣扬的那样避免痛苦，而是应该承认痛苦，迎战痛苦。

简而言之，尼采推崇的是一种精英道德。

尼采的真理观也比较有意思。不复杂，我们可以看得稍微认真一点。

尼采说，真实的世界是流动的，但是哲学家和科学家把世界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是错误的。

人研究世界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去控制世界，这是人的权力意志的表现。人研究世界就要给世界下定义，而这定义是人强加给这世界的，也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世界的真实面貌是流动的，而人们总结出来的真理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得到的结论都是谬误。那人们为什么还追求真理呢，因为人们需要真理，没有那些所谓的真理人们就没法生活。所以尼采说：真理就是一种如果离开它某种生物便不能活的错误。

换句话说，所谓的真理和错误都是不存在的，两者的区别只是，真理有用，而错误没用，甚至有害。比如因果律的问题，尼采的解释是，根本就没有因果律，相信因果律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就没法生活。

尼采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永恒轮回说。

大意是说，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各个元素都是有限的，假如时间是无限的，那么有限元素能够组合出的世界肯定也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未来无限次的重复。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此时此刻体验到的一切东西，我们在未来还会体验到无数遍。我们的此刻，就是永恒！

在过去的哲学里，我们一直以为幸福之路在前方。然而要是接受了永恒轮回说，那就意味我们此时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永恒，我们用不着去追求什么未来的幸福，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活好。因为你以后还会无数次地重复到它。

但是，就像你想到的那样，这个学说有些古怪。它有两个前提：时间是无限的——这个我们不能肯定；宇宙中的元素是有限的——这个我们也不能肯定。

而且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世界必须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世界的元素是可以任意组合的话，那么比如一个吃大餐的场景可以存在，那眼前的大餐换成毒药也可以存在，换成别的什么恶心的东西也可以存在，那这学说还有什么意义？这世界绝大部分时刻也应该是一片混沌吧。

实际上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的就不光是某一瞬的轮回，而是整个历史、整个人生的轮回。然而，这不就又回到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境地了吗，自然也没必要去努力当什么“超人”了。所以同时呢，尼采也反对机械论，这里他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不过，这个学说倒可以在科学界找到兄弟。科学界有个说法，说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的元素是有限的，只要宇宙足够大，就有概率出现和我们一模一样、或者只有细节稍许不同的世界。还有人计算出来了，说按概率来说，宇宙中有多少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此时也有一个你，也在看我这本书。

这假说固然有趣，不过也不那么靠谱，细节我们就不说了。

虽然不靠谱，但这个永世轮回学说的意义却很大。一瞬都是永恒。人再渺小，一瞬再短暂，都会在这宇宙中永远永远地存在下去，都有无限大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完全战胜虚无主义。

最后，尼采还可以和叔本华找到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极端鄙视女性。

其实，歧视女性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现象，同时代有不少人和他们一样对女性有偏见（比如康德特瞧不起他妹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妇女在那个时代被歧视在先，因而普遍缺少教育，这点反倒又成了性别歧视的依据。只不过在众多性别歧视者中，叔本华和尼采骂得尤其狠。

叔本华说：“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髋骨、短腿的性别。”

“女人最适于担任养育婴儿及教育孩童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本身就像个小孩，既愚蠢又浅见……她们的思想介于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间。”

叔本华还觉得女人虚伪、善妒、不懂得欣赏艺术，认为“女人缺少任何高等的能力”这话，“除了少数的例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尼采则说妇女是猫、鸟、母牛，他认为“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

叔本华对女性的偏见从他和母亲的关系中可以找到些许原因，但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在叔本华的理论里，性欲是生命意志的代表。叔本华是男人，那么他或许把女人当做了生殖和性欲的象征，当做了生命意志的帮凶。他说：“女性的美实际上只存于男人的性欲冲动之中。”假如真是如此，那他就很像中国古代的男人了，搞砸了国家把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君王不早朝全怪女人长得漂亮。

而尼采呢，歧视女人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女人不会成为强者吧。不过这么说也够亏心的，他一生全赖女人的照料呢。

最后，叔本华也承认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女人，但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她们愿意和我交往的话。”

我们联想起他的恋爱史可以确定：那是没戏了。

三十三、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在讲叔本华的时候我们说到，叔本华强调欲望轻视理性。在尼采这里，同样强调的是非理性的权力意志，而且认为理性连真理都追求不到，根本就不存在真理。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前面讲形而上学讲得好好的，一路这么严谨地推导下来，怎么到了叔本华和尼采这里，改成了反理性，改成独断论了呢？为什么我们要介绍叔本华和尼采呢？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叔本华和尼采很有名。虽然这两个人对哲学史的影响很大，但其实我们如果跳过去，直接讲后面的理论也可以。介绍叔本华和尼采的主要原因是，很多人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又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给大家交代交代。

第二个原因是，形而上学后继无人了。

这里就要剧透了。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高峰，但也是最后的高峰。黑格尔虽然仍旧有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是在黑格尔之后，再也没有哲学家能搞出独当一面的形而上学来。结果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独断式哲学，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表。

可又有哪个哲学家愿意哲学研究都变成了散文式的心得呢？

在后面的章节里，信奉理性、逻辑的哲学家们将要展开反击。但是在反击之前，我们还可以介绍和叔本华同时代的另一个哲学家。

克尔凯郭尔（又译祈克果）的一生，可以当做人类面对哲学问题的象征。

克尔凯郭尔是丹麦人，差不多和叔本华一个时代。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靠放羊为生，后来他的父亲发了财。光在哥本哈根就拥有六处房产。在元配妻子去世后，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娶了已经怀孕的女佣为妻，这个怀着的孩子就是克尔凯郭尔。在家里，克尔凯郭尔排行最末。

后来，克尔凯郭尔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都没有活过34岁——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年龄。最后家里就剩下老父亲、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另一个兄弟。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童年放羊的时候，因为生活艰苦，曾经在荒野中诅咒过上帝。但此后不久他就发财了。这让克尔凯郭尔的父亲非常恐惧，他感到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帮助了他，但他却诅咒了上帝，这罪行有可能被宽恕吗？

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的妈妈是未婚先孕，他父亲觉得，自己和女佣私通这件事也是难以饶恕的罪。

果然，他的亲人逐一离去。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认定这正是上帝的惩罚。上帝把财产留给他，却把他的亲人都夺走。因为这些想法，老父亲在负罪和恐惧中常年惶惶不可终日。

克尔凯郭尔对他父亲非常崇拜，他父亲抑郁的气质也深深影响了他。而且克尔凯郭尔自幼体弱多病，驼背跛足，这让他相信自己也受到了上帝的诅咒，也会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活不过34岁，而且死后会下地狱。这些遭遇让克尔凯郭尔一生非常忧郁孤僻，在23岁的时候还试图自杀。

26岁的时候，克尔凯郭尔和一位政府官员的女儿订了婚。两个人都深爱着对方，但是克尔凯郭尔坚信自己短寿，死后又会下地狱，另外，他早年还曾经到妓院里荒唐过一段时间。他认为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未来的妻子。但是他的未婚妻太年轻了，那时只有17岁，克尔凯郭尔觉得未婚妻不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因此他虽然在冲动中成功求婚，又马上后悔了。

经过了痛苦的抉择之后，无法撒谎又无法吐露真相的克尔凯郭尔毅然退掉了婚约。这在当时是非常不成体统的事。更要命的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仍旧很深。婚约退得比较顺利，女孩也寄还了婚戒。但是有一天，那女孩来找克尔凯郭尔，正好克尔凯郭尔不在家，女孩留下了一封情书，说没有克尔凯郭尔，她就无法活下去，要是克尔凯郭尔抛弃她，那会要她的命。

那女孩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克尔凯郭尔拒绝她的原因，克尔凯郭尔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就只能做一个全天下最难做的坏人。他故意在那女孩面前扮演讨厌人的角色，想让那女孩忘记他。这活脱脱是一出琼瑶戏，但主人公纠结的出发点不是没来由的自作多情，而是信仰与良心。

后来克尔凯郭尔去了一趟柏林。我们说过，那时的德国是欧洲哲学的中心，克尔凯郭尔在那里接触到了不少哲学名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仍旧不断通过书信、借助朋友来打听女孩的情况。当朋友告诉他女孩生病（其实是误传）的时候，克尔凯郭尔立刻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

在去柏林的前后，克尔凯郭尔和女孩在小小的哥本哈根经常相遇。克尔凯郭尔仔细记录了每一次见面的细节，回想女孩是否看了他，是否向他笑过。他还幻想着能和女孩建立一种类似于兄妹的新关系。

然而有一天，克尔凯郭尔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女孩和别的男人订婚的消息。这件事重重打击了他，让他一辈子都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感情是彻底结束了，但是打击还不止如此。

33岁的时候，克尔凯郭尔还得罪了一家低俗小报。结果那张报纸在整整一年里，不断刊登各种克尔凯郭尔的负面新闻，深挖他的隐私，还用了当时刚流行的最新技术——讽刺漫画。漫画里把克尔凯郭尔画成了外貌猥琐、举止色情的小丑。市井小人对这种生动形象的新事物津津乐道，全然不顾它对一个好人的伤害。

之前的退婚，另外再加上克尔凯郭尔和教会决裂，这些都加剧了社会对克尔凯郭尔的排斥。经过小报的恶意宣传，克尔凯郭尔的形象更加不堪，乃至街头的顽童都可以戏弄他。

克尔凯郭尔相信自己活不过34岁，但是他活了过来。克尔凯郭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特殊的使命，让他去阐述基督教的真义。带着这种使命感，他把精力投入到关于基督教的写作中，直到42岁的时候去世。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说斯宾诺莎的时候提到的，越是生活痛苦的人越关心个人幸福吗？克尔凯郭尔的遭遇如此特殊，可以想象，他对个人体验、个人命运会有多么地关心。

因此克尔凯郭尔就对黑格尔的哲学批评说，黑格尔的哲学只关心宏观的东西，不关心个人。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个人只是绝对精神控制下的木偶，他的哲学不能为个人的生活作出指导。

出于同样的理由，克尔凯郭尔也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家们追求的是普遍的规则和真理，但是却忘记关心具体的人。我们每个人的感情、气质都是不同的，一个普遍的规则怎么能适合每个人的生活呢？这理论让我们想到了尼采“静止、片面的理论不能描写流动的世界”的观点。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的真理观和尼采的差不多。尼采说不存在真理，实用的道理就是真理。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有能启迪自己的道理才是真理。

克尔凯郭尔抛弃了普遍真理，那么真理的标准必然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说白了，人该怎么活着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别人不能替他得出答案。克尔凯郭尔看到，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而是喜欢混在群体里，通过集体的暴行来彰显自己的强大——这让人想到了克尔凯郭尔被群氓讥讽嘲笑的境遇。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就是在克尔凯郭尔的同一个时期，勒庞写了著名的《乌合之众》，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

正因为不满人们的从众心理，克尔凯郭尔才说，我们不能随波逐流般活着，我们应该自己寻找答案，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通过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来回答。因为不存在固定的答案或者什么参考标准，因此每一次选择，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次冒险。

那么最后该怎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呢？克尔凯郭尔认为，那必须靠自己的信仰。联想到他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生历程，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会让我们意外。

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我个人觉得，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尼采一样，都属于过渡型的哲学家。像我们这些等着捡现成结论的普通人，可以不了解他们的学说，直接看后面的。但我觉得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境遇可以当做人类哲学命运的一个缩影，正好让我们总结一下之前的哲学历程，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哲学会发展到今天的境地。

首先，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告诉了我们，人活在世，总免不了各种痛苦。

有些痛苦来自于欲望（克尔凯郭尔和他未婚妻的纠结），有些来自于恐惧（他一家对上帝惩罚的恐惧），这些痛苦是难以驱散的。

有了痛苦，人类自然就要去寻找解脱的办法。克尔凯郭尔也学习过形而上学，学习过黑格尔。最终他发现普遍的知识难以解决个人问题，传统哲学的路数不对。

假如我们放弃了普遍真理，必然会导致真理主观化，那么，最后克尔凯郭尔把寻找真理的方法诉诸于信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最后的结论怎么能是信仰呢？这不就一切都回到起点了吗？哲学和宗教不就没有区别了吗？哲学最后岂不是要写成散文和布道书了吗？

这事儿不能成！就算问题重重，我们还是不能放弃理性。

幸亏我们还有一个撒手锏。我们有一个被休谟一度打败，独自在暗处舔了很久伤口的超级战士：

科学。

在近代，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科学创造了各种人间奇迹。这是理性蕴含无穷力量的最好证据。多亏科学的成就，人类在历史上，从没有像最近两百年这么自信过。在今天，谁能不相信科学的力量呢？罗素说，如果有一个国家完全不相信物理学，那么另一个国家只需要靠几个物理学家就可以把前一个国家灭了。换句话说，你要是不相信科学，你在这个世界上连生存都谈不上，就更别提别的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参考理性在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像科学征服自然一样去征服精神世界呢？

科学君，你拯救世界的时刻到了！

三十四、科学君，拯救世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们来看看科学的进展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

首先是物理学的进一步强大。

牛顿力学在其后两个世纪里基本没受到什么质疑。很多物理学家认为牛顿力学已经揭示了世界的真实面目，此后的物理事业没有太多可发展的余地，不过是修修补补，把物理数据弄得更精确点罢了。因此有科学家说过，牛顿既是天才也是幸运的，因为只有一个宇宙可以供人发现，而牛顿已经把最重要的规律都发现了。

不过即便在牛顿力学的影响下，物理学仍旧有重要的发展。那就是能量守恒和质量守恒定律。这两个定律进一步扩大了物理学的影响力，再次让人们发现，人体和其他无机物在物理上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是进化论的发现。科学将触角伸向了有机体。我们待会儿会专门拿出一章来讲。

第三个是心理学的发展。

这回，科学直接染指精神领域了。

现代心理学使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很丰硕，很多原本神秘的心理活动如今有了清晰的规律。人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干涉、改变人类的内心活动。

比如巴甫洛夫的狗大家都知道吧，巴甫洛夫一边喂狗一边摇铃，最后训练得狗一听铃声就会流口水。这就等于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改变动物——也包括人类——的本能，使得人类对生物的干涉前进了一大步。

这样一来，人们对科学的自信心变得出奇的高。人们相信，只要假以时日，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算是艺术、哲学等过去认为科学难以碰触的领域，运用心理学也可以解释了。

科学的发展给哲学带来了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把宗教完全打趴下了。

科学打击宗教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不断创造科学奇迹增加人类的自信心，一个是公布各种和《圣经》记载矛盾的科学结论。就比如日心说之于地心说，进化论之于神创论。

当然科学还不是万能的。宗教信徒有一个无敌的说法是“这世上还有很多东西是科学没法解释的”。这话说得对，确实还有很多东西科学解释不了。

但是科学此时解释不了并不意味着未来解释不了，并不意味着神学能解释，并不意味着神学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这有点像苏格拉底的那个“知识越多越无知”的规律一样，科学愿意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正是它的优点。

而且即便世界上永远有科学解释不了的空白，科学仍旧可以挑战神学的权威。在大部分宗教里，都有一些客观世界会受到神力影响的说法。比如基督教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神迹。

那么这些非自然力的行为，在科学上就必然要表现出异常的科学现象。然而科学越发达，就越发现这个世界、起码无机世界都是由严格的科学规律决定好的。换句话说，即便有神灵，但我们从未发现神灵修改物理定律的证据，那么在物理世界里，有神灵跟没有不就一样了吗。所以，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越全面，宗教中超自然力能施展的空间就越小。

第二个影响是，随着科学的触角越来越广，机械论和决定论必然重新抬头。就像前面说的，随着科学成就的增加，人们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人提出来，以后没必要有哲学这个科目了。哲学问题都是人的心理活动而已，以后哲学只是心理学的一门分支就够了。这种用科学代替哲学的想法，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

但是就像我们说过的，用机械论去解释世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置之前哲学家们的思考于不顾，根本不去回答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论；其次它消灭了人的自由意志，让人们感到绝望。

针对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出现了升级版本——辩证唯物主义。不过在讲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理论之前，我们必须插上一大段话讲一讲进化论。它对于重新认识科学和哲学乃至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意义。

三十五、伟大的进化论

要说明的是，首先，进化论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所讲的是以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经过后人一系列修补的主流观点。然后，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不全是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认识还有限，我们这里说的，是经过修改和补充后的进化论理论。

进化论的关键内容有这么几条。

第一，生物的基因信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第二，在遗传的时候，基因会发生不可控制的、随机的变异。

第三，整个生物种群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每一代诞生的新生物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自然资源能够供养的，因此每一代新生物中的大部分都会死掉。

第四，生物后天的变化是不能改变基因的。

生物进化的过程是这样的：

因为每次遗传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异，因此每一代新生物，都会有一些个体的生理特征不同于父辈。或者说，总有些个体长得“怪”。又因为生存压力特别大，每一代里大部分的生物都会死掉，因此假如这些长得“怪”的地方刚好能更适应当时的环境，那么拥有这些“怪”基因的生物就有更大的概率存活下来，这些“怪”基因也会保留下来，从而成为这个生物基因中的一部分，生物就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进化”。

进化论是一个假说，但也是一个绝妙的假说。

牛顿力学用一个极为简单的理论完美解释了复杂的物理世界。然而牛顿力学还不能攻克生物世界。牛顿力学能解释生物体中的肌肉是如何运作的，却不能解释生物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当人们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会发现生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器官的特性都恰到好处，都在以最有效的方式保证个体的生存（假如你没有这种感觉，随便去看两集《动物世界》就行了）。生物世界中处处充满了绝妙的“设计”，这无法用常理解释，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有一个万能的上帝设计出了这一切。

进化论把这神秘性给打破了。进化论就像牛顿力学那样，用极为简单的理论解释了复杂的世界，而且逻辑严谨能自圆其说，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干涉，比牛顿力学都更容易接受。

不过，进化论也是一门被广为误解的理论，我们要拿出很大的篇章来说说这些误解背后的问题。

问题一：进化论就是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吗？

实际上，“进化论”这个词不太准确。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演化论”。

进化论的意思仅仅是，基因中那些适合环境的部分被保留下来了，不适合的部分被淘汰了。这中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有些人会觉得从单细胞生物进化为人类，是从“低级”生物“进化”到“高级”生物的过程，人类比单细胞生物更“高级”。然而虽然人类的机体构造比单细胞生物更复杂，人类的智慧比单细胞生物更高，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进化的方向。

比如说，假如“高级生物”指的是更复杂的生物体的话，假如进化论是“从低级进化到高级”的话，那么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为什么今天还会有细菌，有昆虫呢？事实上，为了生存，有很多生物的构造从复杂演化为简单。

正因为有些人误以为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因此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进化论的结论。比如在基督徒那里，从低级到高级的趋势成了上帝意志的体现。在叔本华和后面要说的生命哲学那里，这成了所有生命都有某种意志的证明。

问题二：生物的后天努力可以改变基因吗？

这种观点叫做“拉马克主义”。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的说法，如果我们总用左手工作，那么左手就会比右手更粗壮、更灵敏。而拉马克主义认为，这种“用进废退”的现象同样会影响到下一代。也就是说，大草原上的长颈鹿因为够不到高处的树叶，就使劲地伸脖子，把脖子抻长了，它生出的下一代的脖子也就变得更长了。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认为，长颈鹿并不是自己把脖子抻长的，而是每一代新出生的长颈鹿，因为基因的变异，脖子有长有短，脖子较短的长颈鹿很难生存下来，只有长脖子的基因才容易保存。久而久之，长颈鹿的脖子也就越来越长了。

拉马克主义同样给进化论加入了一种“生命意志”的味道，给进化论增加了方向感。因为生命拼命地想活下去，拼命地要努力，所以某个地方就“进化”了，进化就是生物生存意志的体现。

这个假说很容易检验。有人把每一代的小老鼠的尾巴都剪掉，坚持了好几十代，最终生下来的老鼠却仍旧长出尾巴。再加上其他一些实验，拉马克主义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两相比较，拉马克主义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因为它赋予生物在进化道路上的主观努力，让人觉得，生物在进化中是“奋勇向上”的。相反，在达尔文这里，生物的进化完全是被动的、无知的。基因并没有“想”变成什么样，完全是随机变成各种样子，再由残酷的淘汰——生物个体的死亡——来把不适合生存的基因淘汰下去。

虽然达尔文的理论更残酷，但是我们发现，他的理论更简洁。进化完全是客观发生的，不存在主观因素的影响。

最后要说明的是，关于拉马克主义目前还有一些新的理论，认为部分性状的后天改变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这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理论，还未成定论。即便成立了，对我们后面结论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问题三：生物的进化是有“意志”的吗？

前面说，从个体上看，基因进化完全是无序的、随机的，生物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进化到什么方向。

但是从宏观上，从数十代生命这个高度来看，基因又好像是有意识的，似乎是基因在努力延续自己，不断把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有适应能力。

后者完全是一种错觉，但是我们在宏观上讨论进化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并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当然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这意志其实并不存在。

问题四：为什么进化论不能进化出机关枪？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有可能只靠基因突变就进化出来吗？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单一的机关枪零件并不会对生物的延续有什么益处，所以即便随机的基因突变进化出单个的机关枪零件来，也显不出生存优势，反而会因为累赘而被自然界淘汰掉。另一方面，基因突变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基因可以使下一代的某根骨头更长一点或者更短一点，但是没法一下子进化出机关枪这么复杂的新东西来。所以虽然不同生物之间的特征千差万别，我们却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都差不多。陆生动物向鸟类进化的时候，只能让身上的羽毛越来越厚，让前臂逐渐变成翅膀，而不能一下子长出全新的翅膀来。

那么就会产生第二个问题：眼睛这种非常复杂、少一部分就没法看东西的器官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解释是，如果我们详细分析眼睛，会发现，每一个局部零件在进化过程中都有一定的作用，比如感光之类，是没有没用的进化步骤的。

问题五：那么雄孔雀的尾巴是累赘吗？

在进化中除了生存选择外，还有生殖选择。说白了就是，决定某一种基因能不能流传下来的原因，首先是前面说过的生存压力大，带有不实用基因的个体都死掉了。此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看带有这一基因的个体和异性交配的机会是多还是少。

而对于哺乳动物，交配是这么一回事儿：雄性交配的成本很低，几分钟后就没自己的事了。雌性不同，成功受孕直到生出下一代，在这段时间里都不能再重新受孕。所以在生殖这件事上，雄性和雌性相比，雌性是稀缺资源。

那么雄性想要让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就必须和其他雄性竞争（是基因促使雄性去斗争，那些不愿意竞争的雄性基因都没流传下来）。竞争的方法包括了武力的搏斗，也包括了用华丽的外表、漂亮的巢穴等东西去吸引雌性。所以在哺乳动物界，我们会发现，最漂亮的动物常常是雄性的，和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正相反……

你可能还会问，那雌性为什么会对有华丽外表的雄性感兴趣呢？比如为什么雌孔雀会对有大尾巴的雄孔雀感兴趣？这样的雄孔雀不是生存能力更差吗？这还符合进化论吗？

这个进化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最开始雄性孔雀的尾巴还没那么长，雌孔雀选择尾巴漂亮一点的雄孔雀，是因为漂亮的尾巴代表了雄孔雀身体健康，生存能力强，拥有更强的基因。所以雌孔雀的基因促使她们对尾巴漂亮的雄孔雀感兴趣（那些对漂亮尾巴不感兴趣的雌孔雀基因，因为有更大的概率去和不健康的雄孔雀交配，所以被淘汰掉了）。我们说了，在交配中雌性是稀缺资源，那么同样都是尾巴漂亮的雄孔雀，就只有最漂亮、最显眼的的那一个被雌孔雀挑中。长此以往，雄孔雀的尾巴就像长颈鹿的脖子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决定基因遗传有两个因素，生存压力是第一位的。那么之所以雄孔雀的尾巴能进化到严重影响生存的地步，这应该是因为孔雀的生存压力很小，所以生殖选择对进化的影响，比生存压力的影响还要大。假如生存压力很大的话，那么当雄孔雀的尾巴进化到让自己不容易逃跑的时候，大尾巴的雄孔雀就都被吃掉了。孔雀的尾巴只能变大到刚好不会成为逃跑累赘的大小，就停止变大了。

孔雀的尾巴还说明了进化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一切进化都必须在生存或者生殖压力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压力消失，进化就会停止。比如说有的生物会有一些没有用处的小器官，因为这些器官既不累赘、又不会占用太多的能源，因此对生存没有威胁，所以不管带不带这些器官的生物都能活下来。同时因为这些没用的器官是生物原先就带着的，所以不带器官的生物在种群中只是极小数，既然不占有什么生存优势，也就没能扩大它的数量，因此从整个种群看来，这个器官就没被进化掉，而保留了下来。

和孔雀例子类似的，是为什么人类进化以后，毛发会越进化越少。因为我们知道，毛发耐磨、能御寒，好处很多。之所以人类的毛发越来越少，这大概是因为只有毛发少的人类才能向异性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身体：体形匀称、体色正常、没有皮肤病，等等。

当然，这肯定还和气温变暖、人类学会用火和衣服御寒有关，否则假如人类中的大部分都被寒冷夺去生命，那么毛少的人类也就不会生存下来了。

问题六：进化论只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说吗？

一些反对进化论的宗教人士特别喜欢这么说。有两个解释可以反驳它。

第一，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费这么大力一一解释进化论的细节，我是想让大家明白，达尔文进化论是目前最合理的、佐证最多反证最少的，也是最简洁、最聪明的假说。

第二，进化论并不是未经验证的，而是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佐证了它。就像作家马伯庸说的，假如这世界里的动物真的像《圣经》里说的是被上帝一次性创造的，那么上帝还得按照不同的地质年代和生物进化的规律，费尽心机把不同进化阶段的生物化石分门别类地放好，再设定好碳14的放射量，以便让人类误以为进化论是对的……

问题七：进化论能推广到社会学领域吗？

在接受了进化论以后，有些人试图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就像哲学家把力学应用到机械论中一样。其中给人类造成最大恶果的恐怕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了。

简单地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是，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像优胜劣汰的大自然那样，有很高的淘汰率，把不适合生存的人都淘汰掉，以便达到最高效的进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了。纳粹认为只有“优等”种族（当然是他们自己）才有权力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中生存下去，其他的“劣等”种族必须淘汰掉，以免和优等种族抢夺资源，或者通婚从而“污染”优等种族的基因。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给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找到了理论基础。

此外，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纳粹德国还残忍地杀害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再有竞争力，而且对国家的索取大于贡献，等于拖了国家的后腿。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和我们今天奉行的人道主义严重相悖。但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道德谴责，看看这种理论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反驳的地方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刚才纳粹德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它要求为了集体（优等基因）的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了延续他们的“优等”种族，牺牲再多的人民也是应该的。

这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然而，根据进化论，我们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进化论不是说基因的遗传，也就是个体的生存、生殖是最重要的吗？换句话说，人类基因的本性就是自私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不自私的基因都没传播下来。那么，自私不就应该成为人类的天性了吗？这样看来，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便形成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的、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了。

怎么看待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呢？

英国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自私的基因》，解释了生物种群中的利他行为。比如说，有的蚂蚁为了其他蚂蚁的生存，会牺牲掉自己。这是因为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某一个生物群体看成一个基因单位。当生物是以种群为单位生活的时候，基因中可以带有一些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利他基因”，这样更有助于整个种群基因的延续。当个体牺牲自己利于他人的时候，就等于通过他人之手延续了自己的基因，并不违背进化论的模式。

所以，“人类天生自私”的这种观点就可以被否掉了。人类就是典型的社会型生物，人类的基因中，并不一定就不存在牺牲自己的“利他基因”。

然而，《自私的基因》不正好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吗？不正好说明，为了集体牺牲个体是符合进化论的吗？

关键问题在这里。

无论是天性自私论，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全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我们为何成为这样”和“我们应该怎样”等同在一起。这些观点的逻辑是，既然人类的基因是经过生存斗争而来的，那么人类就应该把这种斗争精神延续下去，继续通过竞争来筛选基因。

但是，为什么呢？

进化论仅仅阐述了一套基因变化的规律，这中间并没有任何道德含义。而且正是进化论把神创说从生物界赶走，这才把生物学中的道德元素降到最低的程度。

在整个进化论学说中，有任何的观点能说明，进化论是道德的吗？是高尚的吗？是人类不可更改的吗？

实际上，就像人类利用力学改造自然一样，人类早已在插手生物的进化过程。这才有了不适合野外生存的家畜，才有了农作物。

所以，把进化论的观点和道德守则连接在一起，是思维混乱的表现。

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一会儿我们将要根据进化论推导出人类的一些由基因决定的天性来。要注意，这其中的意义仅在于告诉我们人类的一些天性因何而来。但不是说这些天性一定就是正当的，是不可侵犯的。

三十六、进化论的影响

它的影响大到值得我们另起一章来说明。牛顿力学都没这待遇呢！

第一个影响，是严重打击了基督教的威信。可以说在所有的科学发现里，基督教最讨厌的就是进化论了。

牛顿力学都没那么讨厌，《圣经》里又没讲自由落体的事儿。日心说也算了，虽然和《圣经》有抵触，但是《圣经》里提到地心说的话很少，而且可以有一些变通的解释。唯独进化论，《圣经》里可是用了很大篇幅去写上帝怎么创造万物的，写洪水来时诺亚方舟是怎么回事，更关键的是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故事，并由此引出了人类灵魂较之于其他动物的高贵性，以及人类原罪所在。

可假如人类和各种生物都是一点点进化来的，这些说法不就都不成立了吗？

所以直到今天，进化论一直都受到部分基督教信徒的抨击。在基督教势力很强的美国，据说有的州的课本里不能讲进化论，或者必须和神创论放在同等地位上来讲。美国辛辛那提州还有一个由基督教信徒开设的神创论博物馆，用大量模型和文字来论证进化论是错误的。

在基督教和进化论的对抗中，有一些有趣的言论。比如有神创论者认为，之所以不同的地质层中会出现复杂程度不同的化石，是因为每一个地质年代都有一次类似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让所有的生物灭绝，随后都伴随着一次类似《圣经》描述的上帝造物的过程。还有人解释说，化石是上帝最初创造生物时的试验模型，或者干脆说进化论是上帝是为了考验信徒而创造的。

为了避免误会，还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反对进化论。首先基督教的教派很多，基督徒不一定就是神创论者。其次，《圣经》中和进化论矛盾的地方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解释。比如说上帝创造了最初的生命，然后让生物自己进化，或者上帝是通过进化论来创造万物的，或者说《圣经》的很多文字仅仅是比喻，不能从字面上解释。

一个比较常见的基督教解释是，生物的确是按照进化论的模式进化的，但是在人猿已经进化到比较成熟的一刻，是上帝将人类的灵魂注入到人猿的躯体中，由此产生了人类。

进化论的第二个影响，是进一步消除了人类的神圣性。

在古代，人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打破了这个美梦，告诉我们人类不过生活在广大银河系一隅中微不足道的星系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星球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

人类原本还以为自己是万物之首，和其他动物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高级地位，所以在基督教里，只有人类才有灵魂。

然而进化论把这种自满也给消灭了。人类只不过是为了生存，在进化论规律下随机突变出的一种生物而已。在我们的课本上，常常在进化论的图示中把人类画在进化的顶端，就好像人类比一切动物都高级，进化论就是朝着进化出高等智慧的方向前进一样。但我们前面说过，进化论没有所谓“从低级进化到高级”的趋势。从进化的时间表上来说，人类并不是最后进化出的物种，瞧不出比其他动物优越在哪来。

古典哲学中也常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把世界人格化，认为世界有类似于人类的精神需要。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也是把人和生物的求生欲望放到万事万物中。如果意识到人本身没什么特殊的，这些观点就都有问题了。

去神圣化还导致了第三个影响。

进化论的第三个影响，是解释了一些过去被认为神圣、神秘的人类天性。

比如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认为艺术具有一种高贵的、超越尘世的品质。但根据进化论的解释，一些艺术品的价值就没那么神秘了。

比如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都喜欢通过雕塑和绘画来展现优美的人体。根据进化论的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个人体的时候会感到愉悦？那是因为这些人体代表了他（她）拥有更健康的基因、有着更强的生存和生殖能力。古典艺术中的人体，特征都是身体匀称、皮肤光滑、第二性征突出，完全符合基因在进化中的选择。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固然没有直接产生性欲，但是其美的根源却是生存和生殖。我们难以想象，仅仅从人体美这个角度来说（而不是社会价值，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古典艺术家会认为一个带着疾病的、过胖或者过瘦的、年老的身体会有什么美感。我们也没法想象，一个不带人类特征的外星人形象会有什么美感。

所以当叔本华说审美不带着欲望的时候，这话是值得商量的。

三十七、辩证唯物主义

进化论只是个插曲。我们来继续说科学给哲学带来的影响。

前面说了，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重新抬头。但是这两种理论又过于简单，决定论还把人类的自由意志给消灭了。这都是哲学家不能接受的。

那么，在黑格尔以后，就出现了很厉害的、我们也很熟悉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历史观和政治观上。马克思和黑格尔类似，认为历史的发展遵从辩证法。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唯心的“绝对精神”，而马克思认为决定历史的是物质，是生产力。

因为马克思也相信历史决定论，因此他和黑格尔一样，他哲学里的个人要遵从于历史大趋势。我们在课本上学历史人物的时候，常常提到的“历史局限性”就是这个意思。个人再牛，也要服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所在的历史进程。

然后，马克思还反感那些形而上学哲学家们的空谈做派。马克思认为，哲学不能只用来解释世界，重点是要指导我们如何去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张，身为生活在历史大潮中的个人，应该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去顺应历史，加速历史的发展。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对于种种人生问题的回答会比较简单。他只是说我们要去顺应历史就够了，人生的意义就是改造世界。

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个人生活仍旧有不少厉害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最大的优点是，它是各个哲学流派中最容易被接受的一个。

我们之前说过，唯物主义很容易被普通人接受。人活着就要工作挣钱，饿了吃东西就会饱，这些都是天经地义、显而易见的事。

但是机械论的推论决定论一般人又不容易接受，没人觉得自己是被控制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把决定论这讨人厌的地方给改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不仅决定意识，意识还能反作用于物质，慷慨地还给了人类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奋斗的理由和信心，这太让人舒服了。这么改造以后，使得辩证唯物主义的每一个地方都易于让人们接受。

但是呢，如此“舒服”的理论，不由得让我们生疑。就像我们在讲休谟怀疑论的时候说过，假如我们既接受机械论又认为人还有自由意志，那么就必须回答机械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到底划在哪的问题。这就很不好回答了。

然后对于唯物主义的部分，我们前面说机械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这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禁不住抬杠的地方。比如如何证明物质能脱离意识存在，如何证明我们所经验到的并非幻觉。换句话说，要反驳唯物主义很难，但要证实唯物主义也不容易。

还有因果律的问题。

休谟说世上没有因果律。而唯物主义者，包括机械唯物主义对因果律的看法是，因果律是存在于物质中的普遍规律，物质就得遵守这规律。因为意识是物质的反应，所以我们认识到了因果律。这个解释说得通。但要是抬杠问：你怎么能证明因果律就是物质的普遍规律呢？就算我们可以从经验上“感觉”到，但是如何用逻辑严格地证明呢？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容易被接受，但是对我们人生的安慰作用却有限。

杨天乙先生拍过一个很棒的纪录片叫《老头》，拍摄者跟随几个北京的退休老工人，拍摄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老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多年的教育让他们拥有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片子里的老人大都缺乏子女的照料，过着贫穷、孤独、单调的生活。有一次，片子拍摄老两口上床睡觉。由于疾病缠身，一次普普通通的上床动作，两个老人都要费尽力气、用无数次缓慢笨拙的移动才能完成。两人好不容易躺在床上，在一片寂静声中，老太太突然旁若无人地呜呜大哭（拍摄者还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嘶哑着嗓子喊：

“（就）剩俩老夜叉喽！”

躺在旁边的大爷只能安慰她说：

“这是规律啊，必然的。”

——“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必然的”，我以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安慰人生的最高水平了。

唯物主义崇尚物质的力量，但并不相信物质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当然是正确的）。当辩证唯物主义者面临不可改变的困境时，唯一能安慰自己的话就是“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必然的，顺其自然吧”。这固然也能起到安慰的作用，但在面临衰老、死亡这样人生大事的时候，总有一丝悲凉和绝望在里面。

或许按照辩证法的习惯，万事万物没有绝对嘛，那么可以安慰人家说“人老了也是有好处的啊”。但是我要说，对于一个身体日益衰败接近死亡之人，你又不让人家相信灵魂不灭，还跟他讲衰老有什么好处？还要逼着人说最美还是夕阳红？这有点虚伪了吧。

当然要注意的是，这只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安慰作用有限”，不能成为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理由。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最后的结论就去拒斥它。我们不太信任唯物主义的理由是前面说的那几条。再重复一遍：对自由意志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解释得不太清楚（为什么由物质决定了的意志能逃脱决定论？）；对意识的定义有可抬杠之处（如何证明意识离开了物质就不存在？）；认为因果律是先验存在的（我们可以抬杠问为什么）；虽然难以证伪，但也难以证实。

其实，前面说了，我们要在辩证唯物主义里面找人生意义有点强人所难，这根本不是马克思思想的重点。马克思的重点在他的历史观：简而言之，一切都是用辩证的唯物主义去看待历史，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放在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身份中去看。

长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材都是被这种历史观统治着的。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有时会被教条化、神圣化，以至于我们曾经把历史上大小任何事情都生硬地安在阶级论上，造成了一些荒谬的结论：把欧洲的封建领主和中国古代的贵族当做一类人，把士大夫当做腐朽的统治阶级，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成了没落的奴隶主——所以在过去的课本里，苏格拉底之死竟然被看做民主政治反抗奴隶主的胜利。仅仅因为他们比老百姓更有钱，生活得更安逸，他们的学说就统统成为邪恶的了。

这种过分附会，使得辩证唯物史观在很多人心中的地位下降，变成了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然而我以为，假如我们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看作对历史宏观的、而不是对个人微观的描述（就像黑格尔的历史观一样），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其实非常好用，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有条理。

说到这里，罗素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还有一个有趣的论述。

罗素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很有道理，按照这种史观去看哲学史，那么历史上哲学家们的观点都带上了阶级烙印，而这些哲学家还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是普遍真理。

然而，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无非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 而认为自己找到的是普遍真理。他怎么看到自己的阶级身份呢？这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

当然，这又是一个“怀疑者不能怀疑自己”式的诘问。这种诘问在哲学史上很有传统。

比如理性主义者反对经验主义的时候就说，你们说“只有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那你们这句话来源于什么经验呢？难道不是先于经验的吗？那你们和我们理性主义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理性主义者自己也不好过，斯宾诺莎就批评过笛卡尔，说我们去证明某些东西存在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证明方法又如何被证明呢？

康德批判理性的时候，人们便问，康德用来批判理性的工具也属于理性，是不是也要被批判呢？

当黑格尔提出辩证法的时候呢，又有人问，为什么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变化中的，独独你的辩证法是唯一的真理，是不变的呢？

连罗素本人搞的逻辑实证主义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用一系列规则去研究语句是否有意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奉行的那些规则不也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么，用他们的方法分析一看，嘿，不少也是没意义的。这不开玩笑吗？

所以起码在我们外人看来，这一类的质问看上去很像是抬杠。或许有人认为这类问题不值得一答。不过，这确实挺有趣的，对吧？

三十八、英国段正淳

说罗素，罗素就到。

从黑格尔的学术壮年到罗素的学术壮年，中间过了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统治者从嘉庆变到慈禧，除了和洋人多打了点交道外，日子没什么变化。

而在西方这一百年里，统治者从国王变成了议会，生产主力从农民变成了工人，科学研究从懵懂变到了成熟。人家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了。

但是，慈禧没想过害臊，反倒是西方人先害臊了。

西方的哲学家们想，当年哲学号称是“科学的科学”，多牛啊！可回头看看哲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几千年来，哲学连一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反过来看人家科学，你哲学家一天到晚说什么没有因果律了吧，不能用归纳法了吧，科学家理都不理你，闷头做实验。结果就在这么短的一百年里，科学坚定不移地朝前发展，一个个新的理论代替了旧理论，那是名副其实的日新月异。

哲学搞成这样好意思吗你？

很多哲学家都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想，哲学和科学其实很像。两者都坚持理性，都反对独断论，但是发展的结果却不一样，这差在哪呢？显然，这不是某一个哲学观点的问题，而是哲学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

就好比有的老师批评学生说：都是一样的老师，都是一个班教出来的，怎么你就不如别人呢？

原因无非是那么几种：孩子不够努力，或者脑子比较笨，或者是学习方法上有问题。

对于哲学来说呢，说哲学家研究不用功？脑子笨？这都说不过去。所以结论肯定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就是一个试图改进哲学研究方法的流派。他们认为哲学必须要采用和科学一样严谨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经验，不容许一点儿独断论。

咱们就看看逻辑实证主义能拯救哲学吗？

说到逻辑实证主义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可要说到罗素，肯定大家都知道了。

罗素大概是在普通人里声望最高的哲学家了。但就像叔本华和尼采在大众中的声望一样，罗素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成就而出名，而是因为他一系列非哲学的、亲民的著作和社会活动所致。

虽然身居剑桥的象牙塔中，罗素一生里却撰写了大量诸如《幸福之路》之类适合平民口味的通俗书籍。甚至包括他的《西方哲学史》，在讲哲学的过程中都穿插着玩笑。他的名言“三种单纯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更是广为流传。

罗素出身英国贵族，但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一战的时候他就说过“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这话要放在今天，恐怕就会被网友人肉搜索了。在冷战最为激烈、在西方反共就等于政治正确的时代，89岁的罗素积极倡议核裁军，因此在高龄时坐了牢。

罗素晚年的标准像白发苍苍但是神采奕奕，叼着一支烟斗，一副充满了智慧的样子。这远比精致的著作更能打动大众，使他成为大众心目中智者的代表。就像尼采的妹妹故意让尼采穿着白袍留着大胡子一样。老百姓谁看你的书啊，关键是派儿得到位。

其实，逻辑实证主义讲的内容并不复杂，但是里面的八卦可就多了。所以我们这次先痛快地跑一回题，好好讲讲八卦，然后再回来敷衍了事地把正经内容说了。

就这么定啦！

先说罗素。

我觉得说起罗素的八卦，最有意思的不是他如何反战，如何被剑桥开除，如何在高龄时被抓进监狱，最好玩的是他的浪漫史。

我们过去讲的哲学家，有很大比例都是独身，我们最后还会专门总结一下，到底有多少哲学家是独身的。而罗素是个大例外，这家伙不仅结婚离婚次数多，而且情史极为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我要是在文章中一一把他女伴的姓名写出来，你肯定记不住。咱们只能用ABCD代替。等你看完会发现，啥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呀，原来罗素的情史才是咱们这本书最复杂最绕人的一章。

罗素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父母两家都是世代的英国贵族。他的祖父担任过两任首相，见过拿破仑。但罗素出生以后，他的父母和爷爷相继去世，他是由奶奶带大的。

我们可以想象，隔辈儿的教育，又是这么一个显赫的大家庭，罗素小时候自然受到了严格的管制，他小小的年纪就很苦闷。但罗素也很牛，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用希腊语写日记，防止别人偷看。

17岁的时候，罗素遇见了一个比他大5岁的美国姑娘。罗素热情地追求她，美国姑娘不久接受了罗素的感情。但是罗素的祖母极力反对这件事。

那个时候英国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的头号帝国，而美国则是一帮流浪汉创造的杂牌国家。你想，去殖民地开荒的那都能是什么人啊？别说罗素这样历史显赫的贵族家族了，一般的英国人都未必瞧得起美国人。

于是罗素的奶奶使用了各种办法拆散这对情人。首先奶奶告诉罗素，他们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罗素的回应是，他保证结婚后会采用避孕措施。

老太太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她安排罗素从政，去巴黎当外交官，试图用异地恋拆散两个人。但是就像其他的热恋情人那样，暂时的分离并没有降低罗素的感情，反倒让他更加痴情。不久以后，罗素辞掉了外交官的工作，在22岁的时候和那美国姑娘结婚了——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叫她老婆A。

28岁的时候，罗素和老师怀特海一起进行《数学原理》的写作。结果写着写着书，罗素喜欢上了怀特海年轻的妻子，也就是他师娘。同时罗素发现自己对老婆A已经没有了感情。这时罗素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冷酷。他毫不掩饰地告诉老婆A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任凭对方痛苦哭泣，自己却在一旁继续工作。

其实怀特海对罗素非常好，不只是知遇之恩那么简单。当年罗素在剑桥上学的时候，罗素考奖学金，成绩比另一个学生差一点，结果怀特海特喜欢罗素，就擅自把成绩单烧了，然后推荐了罗素。不过后来罗素和怀特海的妻子就是关系挺好的，倒也没怎么着。

罗素39岁的时候，又喜欢上了另一个朋友的妻子（情人B）。罗素对情人B感情之深，以至于为她写过几千封情书，有的时候隔几小时就写一封，都快赶上短信聊天了。但是情人B一面接受罗素的感情，一面和他保持距离。

这里面还搅和进了怀特海的妻子。怀特海的妻子帮罗素跟情人B聊天，还帮罗素刺探他老婆A的情况。慢慢的，情人B就接受了罗素，怀特海的妻子还提供自己的房子让他们约会。情人B对罗素的影响很大，后来罗素又有了很多情人，但同时他和情人B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着。

罗素的那个朋友，情人B的老公在这件事中表现了非常高的品格。他知道了老婆出轨的事，还知道老婆有时候出去住一段时间就是为了约会。但这人能以他老婆的幸福为重，挽留老婆未果，就任由他们发展了。后来，还有一个同情老婆A的人发现了这段偷情的事，他要把这事儿闹大。如果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罗素和情人B的前程（情人B夫妇也都很有名望）。结果还是情人B的老公劝那个人，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罗素42岁的时候到美国旅行，又搞上了一个28岁的女大学生（情人C）。情人C和罗素同居，还以为自己和罗素订了婚。不久，罗素把情人C带到了英国，因为情人C没有钱，罗素就让她和情人B住在一起。

亏罗素想得出来！开始情人C不知道罗素和情人B的关系，还跟情人B说自己的心里话。后来她慢慢明白罗素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累赘了。有时情人B到罗素的房间里幽会，情人C就去使劲砸门。据说罗素只开了一次门，给了她一杯水，但是从来没有让她进屋过。情人B既嫉恨又同情情人C，但也不可能过分帮助她。几年后，情人C回到美国，后来得了精神病，身体瘫痪了。

43岁时，罗素又认识了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生活困难，罗素一面接济艾略特，一面和他老婆（情人D）搞到了一起，还给人家买真丝内衣什么的。我想，罗素的接济不会出于龌龊的理由，他大概觉得帮助朋友是友情的伟大，挖朋友的墙脚是爱情的伟大，互相不冲突。罗素和情人D搞得明目张胆，甚至于当艾略特不在家的时候，罗素就直接住到他们家里去。

这件事情人B和怀特海的妻子都知道。开始罗素资助艾略特的时候，情人B就劝过罗素，说你别跟人家搞上。罗素还跟人说，放心吧，不可能。

但是几年后，罗素突然厌烦，中断了和情人D的关系。结果情人D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过了些年，不得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44岁时，罗素又认识了一位已婚的女演员，两个人很快产生了感情（情人E）。情人E接受了罗素和情人B的关系，愿意和情人B一起分享罗素。在一战期间，罗素因为反战进了监狱，两个女人常常一起去看望罗素。

50岁的时候，罗素让一个比他小22岁的剑桥老师怀了孕，因此选择和她结婚（老婆F）。

此时，在罗素继承到伯爵爵位之前，一直深爱罗素的老婆A终于同意和罗素离婚。但老婆A仍旧把对罗素的感情一直保持到晚年。据她的朋友说，她至死深信下一个电话便是罗素打来的，要重新娶她做伯爵夫人。

或许是报应吧！结婚才两年，罗素这个老婆F就出轨了。但是罗素也没消停，50多岁的他还追求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跟人家保持了几年的情人关系。另外，他同情人E也藕断丝连着。

在6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婆F又爱上了一个双性恋，而且还生了这个人的孩子，而且老婆F还让他姓罗素！一开始，罗素打算容忍这个孩子和这段婚外情。有时候度假，罗素和老婆F都带上自己的情人，就这么一起玩。据说有一次，一位访问者看到罗素不耐烦地带着一个孩子，就问他说这是你的孩子吗？结果罗素回答说：

“不是我的孩子，是我老婆的。”

但是老婆F后来又给那个双性恋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后来又迷上了双性恋者的前情人（看懂了吗……）。这种超乱七八糟的关系让罗素实在不能忍了，于是在61岁的时候跟老婆F离婚了。

但是罗素也没亏，在离婚之前，58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个20岁的、漂亮的牛津大学本科生，她原本是来照顾罗素夫妇的孩子的。而且罗素还没离婚呢，就公然把这女孩带回家住，把老婆F气坏了。

64岁的时候，罗素和这位牛津本科生结婚（老婆G）。这其中一直没说的是，那个女演员情人E一直都抱着和罗素结婚的幻想。但你想啊，这女的自从跟罗素在一起以后，眼瞅着他离了一回又结了一回，离了一回又结了一回，都结了两回婚了还没轮到她呢，这时候心理就比较崩溃了，但还是和罗素保持关系。

罗素和老婆G结婚以后，两个人又都出轨了。罗素在76岁的时候又离婚，此时他同时追求着好几个女人，然后在80岁的时候又结婚（老婆H）。这次婚姻终于维持到了他98岁去世的时候。

或许很多人想知道，罗素能拥有这么多两性关系的秘诀是什么。金钱肯定不是原因，因为虽然罗素继承了不少钱，但是他也能花。到了岁数比较大的时候，罗素面临过好多次经济危机，有时候穷到连书都买不起，别人出了书他不得不要求人送他一本。那么我想，除了名声之外，罗素能如此受女人欢迎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优雅的举止、智慧的谈吐、幽默的性格以及对每一个女性都非常真诚和热情。

另外，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还能和妙龄少女约会的人，还必须做到不迂腐古板，甚至要比年轻人更加大胆开放。有一个段子说罗素在北美旅行的时候，一群崇拜他的女大学生围住他，问他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哲学研究。罗素回答说：

“因为我发现更喜欢性交。”

回头再去看那句名言：“三种单纯又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再去想想罗素的声望，我觉得他的经历让我们学到一件事儿，那就是：

人这一辈子，就得照着罗素这么活。

三十九、生活在别处

罗素的八卦好看吧？但是最好看的还在下面呢。

说到逻辑实证主义，虽然罗素也是一位干将，但贡献最大的并不是罗素，而是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这兄弟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但他的经历可比罗素猛多了。

在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家家境殷实，很多人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是这些人要是跟维特根斯坦比起来，全都算穷光蛋。维特根斯坦他们家不是一般的富，而是超级富。

维特根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大王，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奥地利的钢铁产业。他们家的财产是世界级的。而且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在去世之前，以超级精明的眼光，把家里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进行投资。因为随后不久，一场席卷欧洲的通货膨胀毁掉了大部分欧洲人的财产，维特根斯坦一家的资产却幸免于难。

咱们过去的历史观受阶级观念的影响，认为穷人先进，富人落后。所以历史人物的形象，多半是越穷越聪明勇敢，越富越残暴愚蠢。然而其实不少艺术家、思想家都出身富贵家庭。这是因为有钱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变成纨绔子弟，他们和普通家庭的家长一样，都会尽力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而有钱人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可以利用，培养出人才的概率也就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看历史，会看到有的人出身就好，继承巨额财产一辈子丰衣足食，结果长得还帅，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有好多漂亮妞儿，还高寿，吃喝玩乐一辈子最后还有很大的成就，在艺术或者思想史上留下了名字（咦，这不就是罗素吗）。好事儿都让他们给占了。你怎么着，还真没辙。

维特根斯坦他们家就有崇尚文艺的传统。他的父母都有很深的艺术修养，喜欢资助艺术事业。很多艺术家都是他们家的座上客。这种氛围也影响了维特根斯坦，使他小时候就爱好广泛。他有很高的音乐才能，善于吹奏单簧管，还喜欢机械，年轻的时候得到过飞机发动机的专利，这项专利有助于后来喷气式发动机的发明。再后来，维特根斯坦还独立设计过一幢房屋，据说拥有很独特的艺术价值。总之，接近一个全才了。

不过呢，富贵人家也有不顺心的事。维特根斯坦家族笼罩在自杀的阴影下。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四个哥哥里有三个自杀了，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曾经不断想着自杀的事。

小时候的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个八卦，他中学的时候竟然是跟希特勒一个学校。他和希特勒同岁，但是比希特勒高两个年级，维特根斯坦跳了一级，希特勒蹲了一级。不过，没什么记录表明这两个小孩儿之间有过交往。

22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罗素39岁，正是巅峰时期。维特根斯坦专门跑到英国剑桥去跟罗素学习。罗素慧眼识英才，特别喜欢维特根斯坦，夸他是“传统上认为的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呃……您还能夸得更狠一点儿吗？

维特根斯坦还真不辜负罗素的期待，学问很快就和罗素并驾齐驱了。在剑桥期间，当罗素准备写他的新书《知识的理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批评了罗素的想法，结果罗素真的就放弃了该书的写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性格很古怪，但是在剑桥和凯恩斯——就是那个写了《货币论》的著名经济学家——成了好朋友。后来凯恩斯给过维特根斯坦很多帮助。

在剑桥学习的时候，还有人劝维特根斯坦加入英国国籍得了。但他是奥地利的名门贵族呀，怎么可能呢，他回答说不希望成为“一个虚伪的英国人”。

维特根斯坦25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童年做过疝气手术，本来可以不参战，但是这哥们竟然动用家族关系让自己上了前线，而且当了非常危险的炮兵。熟悉战争史的朋友知道，一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很多战役就是双方拼人数，拼光了再补充。而维特根斯坦在战斗中非常英勇，在前线跑前跑后，几次获得勋章。这也可能和他当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有关。

在战争中，维特根斯坦还进行着哲学研究，开始构思他的作品《逻辑哲学论》。他一边打仗一边写，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记在了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里。我想，战场上的协约国士兵们谁也不会意识到，在他们枪口下正活跃着一个本世纪最天才的哲学头脑和一本能改变哲学世界的笔记本，他们应该为自己粗笨的枪法感到自豪，打歪的那几枪让他们无意中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贡献。

后来，维特根斯坦被意大利军队俘虏了。据说敌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骑在炮架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维特根斯坦进了战俘营，后来战俘中流行伤寒，死了很多人，他的家人以及凯恩斯等朋友都很担心他，四处打点要救他出来。结果维特根斯坦却以他一贯的道德观，拒绝在同伴获释前出狱，宁可待在战俘营里修改他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30岁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他被释放。此时他也写完了《逻辑哲学论》，认为他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就像黑格尔、叔本华一样）。

此时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继承了大笔遗产。然而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赠送给了兄弟姐妹。自己一分钱不要，到乡下当小学老师去了。

一个全世界最有天分的哲学家，同时还是世界级的大富翁，放弃了一切财产去穷乡僻壤教孩子，这事儿一般人肯定理解不了。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就说：“作为乡村小学教师的亿万富翁肯定是个变态狂。”

关于这事还有个段子。当时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把钱给自己的家人，怎么不给穷人啊？维特根斯坦回答说，金钱让人堕落，而他的亲人已经够堕落了，所以再堕落点也没关系了。

维特根斯坦在乡下当老师的这段经历很有争议。

基本没有争议的是，在乡下，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学生非常尽心尽力。他为孩子们编写字典，据说还爬上布满积雪的高山为学生摘香蕉。他给孩子们安排了丰富的教学内容，给他们读文学大师的作品，给11到12岁的孩子教高等代数和几何，还让孩子们学习制作机械，带学生们郊游和参观。还有一次，村子里羊毛工厂的机器坏了，工人们束手无策。这时候维特根斯坦上去检查了一下机器，让工人有节奏地轻轻敲机器，机器就这么好了。这让当地人大为信服。

下面的内容就有争议了。

有人说，维特根斯坦对孩子过于严厉又缺乏耐心，他会打骂不听话的学生，这引起了家长的不满。据说有一次他还把学生打进了医院。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同事嫉恨他，暗中造了不少的谣。同时农民们既对维特根斯坦的教学方式不理解，又认为他让孩子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学习而影响了干活，所以谣言越传越盛。

总之，后来有很多家长反对维特根斯坦，还把他告上了法庭。维特根斯坦也对农民的感情从同情变成了厌恶。种种事情积累在一起，维特根斯坦换过几个村庄，但都没能待下去，最后结束了小学教师的生涯。

我觉得，无论真相的细节如何，这事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被生活现实绊了一跤的过程。通过其他事迹我们可以确认，维特根斯坦确实脾气暴躁、性格古怪，但他的品格也是无可指摘的。

离开了乡下，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修道院里做了一名普通的园丁。此时维特根斯坦和奉行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有了一系列交往。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加入维也纳小组，但是维也纳小组非常推崇他的《逻辑哲学论》，小组的活动经常是坐在一起朗读《逻辑哲学论》，然后互相讨论。

过了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又萌生了研究哲学的想法。在他40岁的时候，他决定回到剑桥。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已经身无分文，来剑桥还是靠了罗素的资助。

到了剑桥，维特根斯坦发现，只要交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结果他就把那篇《逻辑哲学论》交出去了。

负责审阅该论文的摩尔也是个哲学家，当年给维特根斯坦当过老师①。维特根斯坦上大学的时候水平就比得上罗素了，而这篇《逻辑哲学论》更被当时很多哲学家当做经典，你说摩尔能怎么评价呢！自然，他说这篇论文是“天才的作品”，水平已经远超于剑桥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标准。

据说论文答辩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正式答辩之前，维特根斯坦先跟罗素和摩尔聊了半天天儿。聊到后来，罗素跟摩尔说：“咱还是答辩吧，你好歹也得问他几个问题，怎么说你也是教授啊。”答辩的时候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产生了疑问。维特根斯坦解释完了，然后拍了拍两个老师的肩膀说：“别介意，我知道你们永远都搞不懂我在讲什么。”

维特根斯坦这么说不仅因为他确实牛且狂，而且因为他和摩尔已经很熟了，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多年。所以摩尔回忆这次答辩的时候，说这件事“既愉快又可笑”。

我们还记得之前说过，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有非常强的投资眼光，在生前把家族的大笔财产都转移到了国外，躲过了那场席卷欧洲的通货膨胀。而这通货膨胀还导致了另一个恐怖的后果：希特勒上台。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同时戈林宣布维也纳将在四年内成为“无犹太人区”。同年11月，巴黎一名德国外交官被一名波兰籍犹太青年谋杀。以此事为导火索，纳粹德国的统治区内掀起了一场反犹运动，各个地区的犹太人财产都受到了破坏。

维特根斯坦一家是犹太人，也面临着纳粹的迫害。这回又要再次赞赏维特根斯坦父亲的先见之明了，由于大部分财产都在海外，纳粹垂涎这笔财产，才没有对他的家族直接下手。

在迫害的浪潮中，维特根斯坦的哥哥想办法逃到了美国，但是他的两个姐姐还留在奥地利。纳粹便利用这两个姐姐的犹太身份问题大做文章。维特根斯坦的家族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血统，而纳粹对于混血的犹太人有一系列的法案：几分之几的犹太血统算犹太人，会受到迫害，几分之几的血统又不算之类。纳粹拿这件事和他们家族反复商量，实际的意思就是想把他们家族在海外的钱都勒索过来。

维特根斯坦的哥哥逃到了海外，海外的财产由他说了算。他便和纳粹进行谈判，纳粹想多要一些钱。维特根斯坦的哥哥或许是害怕失去了筹码，对纳粹寸步不让，因此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久，一直都没有结果。

这边身在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自己也面临着生存问题。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在名义上是“合并”的，所以维特根斯坦在法律上自动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公民。此时的维特根斯反倒成了英国敌对国家的人了，可能会被驱逐回奥地利。但另一方面，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他，一回到奥地利肯定是羊入虎口。此时又多亏了凯恩斯的帮助，维特根斯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成为英国公民——我们还记得当年别人邀请他加入英国国籍他还不屑一顾呢！

维特根斯坦得到英国护照的时候，德国和英国还没有开战，因此他立刻以英国人的身份回到奥地利。他在纳粹德国和美国的哥哥之间来回奔走，协调谈判的事情。不久他的两个姐姐终于获得了“非犹太人”的身份，代价则是：

1.7吨黄金。

有钱真好呀，被勒索都这么豪迈……

这件事办完以后，维特根斯坦回到英国。后来二战爆发，他又积极参与到战争的工作里，到伦敦南部医疗队里当实验室助手，还发明了检测病人呼吸的医疗器械。

战争结束以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当了一阵子教授。他生活非常简朴，几乎到了苦行僧的地步。由于他的天才思想和古怪的性格，他在剑桥拥有一群崇拜者。这些学生不仅崇拜他的思想，还要模仿他的穿着打扮和习惯动作。

后来维特根斯坦辞去了剑桥的教授职位专心写书。结果这位曾经在欧洲数一数二的富豪、当代最牛的哲学家，因为没有了工作又不善于理财，竟然出现了经济拮据的问题。他的一位很要好的学生邀请他到美国做客，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非常想去，但是出不起钱。

但即便如此，维特根斯坦仍旧对金钱毫不贪婪。后来他被邀请到牛津大学演讲，人家答应给他200英镑，但是却被他拒绝了。因为维特根斯坦觉得他不能讲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后来他的学生帮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到一笔研究经费，维特根斯坦以自己丧失了大部分工作能力为由，婉言拒绝了这笔经费。

不过呢，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圣人也有失公允。他的脾气不好，从他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在大学里，他对那些跟不上他思路的人也往往缺乏耐心。

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1946年10月25日，哲学家波普尔访问剑桥。这个波普尔也是当代影响很大的哲学家，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他的观点。

这天波普尔来到维特根斯坦他们聚会的地方，跟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讨论哲学。当时还有罗素在场。

结果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维特根斯坦越说越激动，突然拿起烧壁炉用的拨火棍向波普尔比划。这大概只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激动的下意识表现，但要别人看上去自然是个非常挑衅的动作。

波普尔当时生气地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学者。”

一旁的罗素看这事儿实在不像话，出言阻止维特根斯坦，这让维特根斯坦觉得非常委屈，故事的结果是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是哲学史上少有的戏剧性事件，也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大的八卦之一。

这个波普尔后来有一个学生，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后来设立了一个开放基金，就和他老师波普尔有关。

然后写过《通向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索罗斯的老师。

然后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还是远房亲戚，哈耶克也在剑桥任过教。

然后哈耶克说有一次和维特根斯坦谈话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突然拿着一根拨火棍“恶狠狠的冲过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哈耶克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所以这事说起来就是，世界级富翁的儿子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单挑过两位世界级的学者，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又教出来一位世界级的富翁。

最后还有两个小八卦。

一个是，毛姆小说《刀锋》主角的原型就是维特根斯坦，两者在经历上有很多呼应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作为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小区别。

维特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和电影，而且对质量不怎么挑剔。据他的学生说，每次教完课，维特根斯坦都快步走进电影院，哪怕是很烂的电影都看得全神贯注，不许别人打扰他。这大概是他强迫自己暂时停止思考的办法。

而罗素据说从来不看电影，直到有一次因为研究生命哲学的柏格森的文章中拿电影举了例子，罗素才勉强看了一次。那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说，我那是为了哲学研究才去看的。

四十、逻辑实证主义

八卦说了不少了，我们说正事吧，说说这个逻辑实证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面说过罗素和怀特海合写过《数学原理》。这是一部很猛的作品，手稿之多，必须动用马车才能运到出版社。但是这种雄心勃勃的理论作品不好卖啊，最后罗素和怀特海只能自己掏了一部分钱出版。据罗素说，就他所知只有六个人把《数学原理》从头到尾读过①。

虽然销量不好，但是罗素在写作《数学原理》的时候受到了启发。他发现能从少量的逻辑公理推演出整个数学，那么他想，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推演出整个语言，或者说，按照逻辑规则重新建立一套严谨的语言呢？

为什么罗素这么重视语言呢？

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哲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能发展这么快，哲学却没什么进展？为什么我们不能参考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哲学呢？

那我们先想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是如何确认某个理论是正确的呢？科学遵循经验主义，也就是说，科学重视实验和观测。那么，必须符合实验和观测结果的理论才能说是正确的。

而这里“符合实验和观测结果”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结果必须能经过反复检验。假如有一天你写了一篇科学论文，但是你引用的实验其他人都重复不了，得不出和你一样的结果，那你的科学理论就没人相信。因为没法证明这实验结果不是你个人的错误、幻觉或者偏见。

那么，我们在检验科学理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必然条件：这条真理的检验者必须不止一个人，而且他们还必须是独立完成检验的。

既然真理需要多个人去检验，这前提自然是，这些人对同一个真理的理解必须是完全相同的。要实现这一点，人类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真理都诉诸于语言。真理的全部表现形式就是语言，而且这语言需要尽量严谨。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发现，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大有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并不一定遵守严格的逻辑规则，有些话模棱两可，有些话有多种理解方式。特别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因为哲学问题经常涉及一些理性难以把握的终极问题（比如你先想象一下“无限大”是什么感觉，然后你能用文字描述出这种感觉吗），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所以一些哲学作品词不达意。就像我们前面强调过的，“生命意志”、“权力意志”等词都是一些在特定的体系里有专门意思的术语，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用乱。

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到，我们把语言变得更加严谨，严谨得完全遵守逻辑规则，让语言能完全准确地表达意思，那么哲学就可以像科学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了。

为此，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用大量的符号代替词汇，使得原本一个用语言写成的命题如今写得好像数学公式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还希望，这种严谨的语言能够成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样科学研究也能更可靠有效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的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察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然而工作的结果却让他们吓了一跳。

他们发现，剔除到最后，能留下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之类描述片段经验的命题，或者是不产生新知识的、纯粹在逻辑上成立的命题。而大部分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要么违反了种种逻辑规则，要么无法用经验去验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为什么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争论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呢？因为他们争论的根本是一个没有意义、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人们没办法靠实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的巅峰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写完这本书以后，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语言都被他用逻辑工具分析光了嘛，他觉得所有用语言能表达的句子他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内容都很清晰准确。凡是不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说了也是没意义的，就不用说了。

这么一来，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没有困惑了，就去乡下当小学老师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在剑桥当老师的时候，他的学生收集了他上课的言论，再加上他平时留下的笔记，在维特根斯坦死后，有人把这些文字归结成书出版。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维特根斯坦发现，原先用逻辑去分析语言的想法太天真了。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答案是显然的，这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境下还可以表示不止一种意思。

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到生活中一看，其实没意义的句子比比皆是。然而老百姓谁管你什么逻辑哲学呀，人家觉得这话有用人家就说啊。

所以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同样的一句话，说话的情境不同，说话人的语气、表情、手势不同，常常会表达不同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②。

哲学研究也是这样。如果你给你的哲学讨论制定了或者寻找了一套语言规则，那么你的规则必然是独断论的。如果你坚持反对独断论，你不停地怀疑，结果就是你最后必须把语言规则都怀疑掉。但是没有了语言规则，你也就没法再说话，再表达你的意思了。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无限的怀疑来防止独断论，但是怀疑到最后，唯一的结果是什么都给怀疑掉了，什么都没法信了。而你一旦要建立自己的学说，你所用的语言，必然要在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下，而这前提只能是独断论的。

我们还记得之前在说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理论不能自己解释自己，道理就在这里了。你要讲世界是什么，你必须得张口说话吧？你一张口说话，怀疑论者马上就可以追问：你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呢？就像逻辑实证主义本身的规则也经不住自己的分析一样。

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其实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命题并不一定非要经过逻辑实证的严格检验才有意义。日常语言（也就包括传统哲学家对哲学的各种讨论）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建立在各种独断的规则上的。因此哲学不可能成为严谨的学科，不可能去严谨地解释这个世界。它只能描述这个世界。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又都对哲学史影响深远的理论。

但是，这……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研究逻辑实证主义，是因为我们觉得哲学的逻辑基础不牢靠，应该好好加工一下，把哲学改造成科学，然后再扎扎实实地追求真理。但我们怎么最后说用逻辑和理性没法研究语言，怎么最后得出来一个哲学都是主观的的结论？

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大部分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按照严格的逻辑实证的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去研究是无法得出答案的。第二，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的表现能力非常有限，也就是说我们能用理性严谨研究的问题很有限。

这事儿越来越扯了。

当我们看到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倾向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还是一个偶然现象。大约是形而上学搞得太极端了，再加上欧洲掀起了对科学的反思，所以有了非理性思潮。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却让哲学家们吓了一跳。当哲学家们真的板起面孔，用最严格的逻辑去规范哲学问题的时候，却发现哲学根本就无法用严谨的语言表达！那我们该怎么研究哲学呀？什么坚持理性啊，什么反独断论啊，这不都成了开玩笑了吗？

但是你要以为哲学家们没招了那就错了。

四十一、实用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的学说。它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科学在飞速发展，而哲学却一直在原地打转，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不一样，后者看到了科学的严谨性，希望哲学也能和科学一样严谨。实用主义则看到了科学的实用性，看到科学家没哲学家那么多废话，在科学研究中什么理论好用就相信什么。实用主义者觉得，哲学也得像科学这样，不再说空话，不再讨论空泛的大问题，而是重视哲学的实用性。

这话说得好听，那么我们问实用主义者：真理是啥？

实用主义者回答：这得看真理的效果，效果好的，就叫真理！

这……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记得这和尼采的真理观很像。尼采说，真理和谬误其实全是虚构的，区分真理和谬误的关键是真理实用，而谬误不实用。

实用主义者则从进化论中给自己找到了根据。进化论里，生物的机能要随着环境不断改变，同样真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随着环境不断修正。在这个环境下真理是这样，到了另一个环境里，真理就变了。

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之前的种种哲学问题就非常好解决了。比如有没有因果律的问题，和尼采的说法一样，实用主义者说，我们接受因果律的原因是如果不接受就没法生活了。

任谁看，这都是一个很扯淡的理论。真理没有了统一的标准，岂不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想说真理是什么样真理就是什么样吗？这还会导致相对主义，两个人都以对自己有用为理由，各坚持互相矛盾的真理，结果是谁也不能说服谁，那不就没有了分辨是非、争论真伪的必要了吗？还有人怀疑，要是人人都以实用为原则，那不就会出现个人主义，不也没有道德可言了吗？

比如对于上帝存不存在的问题，实用主义者说，假使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这观点恐怕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都没法接受。

我们先抛开这些对实用主义的疑问，看看实用主义在生活中有什么具体例子。

我们之前说过的哲学流派，重心都在欧洲。而实用主义终于轮到美国人了。

实用主义在美国很受欢迎，实用主义哲学家也大都是美国人。有人说，这是因为实用主义正好契合了美国人的务实精神——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美国人世俗功利。

但这种实用主义未必不能收到好效果。

比如美国的司法是判例法。意思是，过去类似的案子是怎么判的，这回的案子就参考着判。或许有人看来这过于儿戏了，难道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大的吗？但判例法认为，一次性制定的司法是很难完善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每一次的审判，来不断纠正、完善国家的法律。你看，这不正好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吻合吗？

再看经济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非常尖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西方政治家都认同他的观点。

但是这些西方政治家不认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路子，觉得这事儿动静太大了（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说，是这帮人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案，一系列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在西方国家兴起。他们并不搞武装革命，也不想消除阶级差别。而是搞工会，搞社会福利，不像马克思那样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从小地方一点一点改良，遇到什么问题就地解决什么问题。如今这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颇受欢迎，可以让我们看到实用主义在西方的地位。

实际上，我写的这本书就奉行着实用主义的观点。我以为，我们普通人学习哲学是为了解决各种靠物质无法解决的人生苦恼。就像俗语说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就是来解决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所以我在筛选、介绍哲学观点的时候，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哲学观点能不能帮助我们减少痛苦？能不能让我们内心平静？能不能让我们不再空虚、不再恐惧、不再陷入物欲的无限烦恼之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比如笛卡尔时代的哲学家都信上帝，他们没有多少生活的烦恼，研究哲学有的是好奇，有的是为了追求真理，有的就是当个工作来干。但是我们这本书从实用的观点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只有当他们的工作对回答我们的问题有帮助的时候才介绍。那么我们这本小书里介绍的哲学，其实就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庸俗”哲学。

但这并不是我自己胆大妄为的做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凡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述下来，便成了哲学史。”他所持的，就是实用主义的哲学观。

但要注意了，实用主义并不代表着只要观点对我们有用，我们就能没有原则地拿来相信。对于咱们前面提出的人生问题，最容易接受又效果最好的观点莫过于相信这世界上有神灵公平地赏罚一切，而且人的灵魂不灭。

以上这些观点是最“实用”的了，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认为它们是真理。我们依旧严格按照逻辑、按照理性思辨去寻找我们的答案。就算我们得到一个让人绝望的结论，我们也会坦然接受。否则的话，我就不应该写这本书，而是写一本《关于神灵存在的种种证据》，不惜通过撒谎、伪造证据来宣称神灵存在。因为我确实相信，宗教是解决上述问题最实用的方法。我撒谎骗大家相信神灵，可以让大家更幸福，那么我的谎言也是善意的谎言了。

然而我做不到。因为我想象的读者是那些喜欢思考，不会轻信宗教信条和人生小感悟的人，那么，我就不可能用胡编乱造的神迹来帮读者们解决人生问题。首先，我没那个说服力。其次，即便我胡编了，也很快就会被别人揭穿，仍旧没有 用。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老老实实地进行哲学思考才是最实用的做法，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么做是不够省事实用的。

这里我们就说到前面对实用主义的常见误解，认为实用主义就等于乱用主义，想怎么来怎么来。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全面地考虑实用问题，我们会发现实用主义和我们的日常习惯并不冲突，不会产生荒诞的结论。

比如有学生问，为什么要相信某一个历史事实，比如“元太宗叫窝阔台”？第一我们又没亲眼见过他叫什么，第二这名字多难记啊，叫别的名字难道对我们的生活就有影响吗？按照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我们随便给起一个好记的名字叫“窝窝”多好多实用。

但事情是这样，只有需要用到这条知识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它，对吧？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呢？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用，那么就必须相信“元太宗叫窝阔台”，否则我们会被老师批评，考试不及格。或者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么，也必须相信“元太宗叫窝阔台”，否则我们就看不懂任何一本关于元太宗的书，我们也不可能收集到元太宗的资料。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用实用主义的原则任意评判真理，结果会发现，和我们平时筛选真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没注意罢了。

再比如，罗素反驳实用主义的时候说，圣诞老人存在比不存在好，照此说来，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了？

我可以反驳说，假如我们确实相信圣诞老人存在，那么在圣诞节夜晚飞行的飞机就有危险。圣诞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检测圣诞老人的行踪，甚至要求全国的飞机停飞。这还会引发物理学上的困难——圣诞老人是如何在一个晚上给全世界的孩子都发礼物的？如果以此为证据，我们就必须改变物理学上的时空观。那么，是改变整个物理学实用，还是认为圣诞老人不存在更实用呢？因此，最实用的结果是成人不相信圣诞老人而孩子相信，这正是西方社会所遵守的。

你看，实用主义没什么毛病。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崩溃了呢？

我们这本书开始还好好谈点儿哲学，但是后面越来越扯淡了，先是说哲学是主观的，后来又说选择真理的标准是实用与否，这还是严谨的哲学吗？相比之下，就让人越发羡慕科学了。你看科学多好！不仅成就很大，而且重视实证，反对独断论，其实和哲学的原则一样。

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会不会给哲学带来新的希望？

哲学扒着独断论的泥潭，向科学伸出了求援的手：“科学兄弟，拉……拉我一把！”

科学嫣然一笑，伸出一只大脚：“不，我是来打击你的。”

他又把哲学踹回沟里去了！

四十二、科学说：我不信先验理性

这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

就不说他3岁指出父亲账本的错误，不说他22岁获得博士学位，也不说他25岁当选院士，更不说他精通六七种语言。

只说他19岁的时候就想出了正17边形的尺规画法，这方法在他之前，所有的大数学家，包括牛顿在内都没有画出来。当然，我知道，您大概跟我一样，对这什么什么边形没什么概念。正好网上可以搜到画这个正17边形的动画，您自个儿看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我的意思是，别说19岁了，就算你我学到29岁，这画法咱学都未必学得会。

这个人你大概猜出来了，他叫高斯，人送外号“数学小王子”。

高斯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而且身居天文台台长，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学术地位都很高。但是他在数学上有一项重大的发现，却因为害怕社会压力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以后，人们在书信和笔记中才知道他的发现。

到底是什么数学发现，让已经名扬天下的高斯如此恐惧呢？

1826年，在俄罗斯的喀山，一位叫罗巴切夫斯基的数学家发表了一篇古怪的演讲。在严肃的学术会议上，他突然谈起什么平行线可以相交、三角形内角之和不为180度等古怪的定理。这正是高斯不敢发表的那些发现。事实证明高斯的谨慎是对的：因为这个发现，罗巴切夫斯基一生遭受了各种压力，攻击和嘲讽接踵而来，晚年的时候连大学职位都被剥夺了。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罗巴切夫斯基其实没想这么叛逆。我们前面讲欧几里得几何的时候说过，欧式几何里有五条公设，其中第五条公设非常复杂，很多数学家都想通过前四条公设证出第五条来，罗巴切夫斯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别的办法不使，非要用归谬法。归谬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假设第五公设不成立，然后只要能推出不成立的第五公设和其他公设有矛盾，就可以证明第五公设是多余的了。

结果罗巴切夫斯基假设第五公设不成立以后，他使劲地证啊证，越证越不对劲儿，为啥所有的结论都和前四个公设不矛盾呢？结果罗巴切夫斯基发现，嘿，竟然把第五公设改了以后，新的第五公设和前四个公设还是相容，这不就形成一个全新的几何体系了吗？而且这个几何体系和欧式几何的各种定理全不一样。这可真是数学界的一大发现，罗巴切夫斯基很激动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却换来数学界的一片嘲笑。

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出平行线相交的情况吗？

假如你在上中学数学课的时候，举手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平行线不能相交呢？”

老师多半会回答说：“大哥呀，平行线的定义就是‘两条不相交的直线’——再捣乱就给我出去！”

你看，一般人根本没法想象什么叫“平行线相交”，这话完全是没意义的嘛，罗巴切夫斯基时代的很多数学家也是这样，所以都不理解罗巴切夫斯基的想法。

另一个研究非欧几何的黎曼也没从这发现中得到多少好处。黎曼也是个天才型的数学家，受到了高斯的高度评价。但即便如此，黎曼在当上大学教授之前都非常贫苦，有时要到饿肚子的地步。他发明的黎曼几何并没能给他带来太多的财富。因为贫病交加，黎曼39岁就去世了。

直到后来相对论的发现，才让非欧几何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这一接受可不要紧，这可把哲学家给震撼了。

在小学数学课上，常常会有孩子这么问老师：

“老师，什么叫公理？”

我想，大部分老师都会严肃地回答：

“大家公认的道理就是公理。”

但如果此时你已经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怀疑精神，那么你就应该反问道：那么老师，到底有多少人公认才算是公理呢？我承认有用吗？

老师说：废话，你是小孩，你承不承认有个屁用！

你又说：那大人承认有用吗？公理应该让全民投票吗？要是全民投票，布鲁诺不还是应该被烧死吗？

老师说：只要数学家都承认就可以了。

你又说：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数学家呢？是考试产生吗？是投票产生吗？是根据学历吗？再说，数学家之间也投票吗？哪边人多哪边就正确吗？那会不会是这样的场景啊！某个礼拜天的早晨，剑桥大学数学系里人声鼎沸，如同证券交易所一般。负责接听电话的助教兴奋地大喊：“就差一票啦！就差一票就可以压过牛津那帮孙子啦！”数学教授们赶忙互相询问：“谁？谁还没投票？”只有罗素沉着地说：“快把维特根斯坦叫起来，丫一定在赖床，每次投票都没有他！”

呃……老师，是这样的吗？

于是老师只能说：你……你给我出去！

我们今天知道，老师们这么回答其实是蛮不讲理。

公理不是什么公认的道理，公理是硬性规定的。

但是在非欧几何出现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几何公理的看法和咱们的老师差不多。谁能认为平行线还可以相交呢？

因而我们前面说，理性主义者相信这世上存在着某种先验的真理，其根据之一就是欧式几何的存在。哲学家们觉得，欧式几何中的图形不存在于任何一个日常物体中，但是却可以概括世间的一切平面形状，这不是表明世间存在着某种超越物质存在的神秘秩序吗？但是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了，欧式几何并没有什么超然的独特性，不过是我们对世界众多描述方式中最易用的一种罢了。因而哲学家们对先验理性存在的信心也就降低了。

其实，这远不是数学家第一次摧毁人们对先验理性的信心。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大都相信“整体大于部分”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咱们一般人也都相信）。但是数学家在研究无穷大数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自然数包括奇数和偶数，偶数只是自然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可以认为偶数和全体自然数一样多！因为每提出一个自然数，都可以将它乘2，找到一个和它对应的偶数。按照这个方法，无论找到多少自然数，我们都能找到一样多的偶数。所以，“整体大于部分”的概念起码在无限大的集合中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似乎只是个数字游戏，跟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那么看看下面这件事。

1919年3月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几个月，两支英国队伍登上了停靠在利物浦港的英国军舰。这艘军舰要把两支队伍分别送到非洲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岛上，以及巴西热带雨林的一片荒地中。两队人行色匆匆，他们必须在5月29日之前作好一切准备，晚一秒都不行。

这是一场带有民族情绪的行动。英国和德国在一战中互为敌国，而这场行动即将证明，到底是英国人牛顿，还是德国人爱因斯坦①在引力问题上的预言更加准确。因为这是英国人的队伍，所以有不少人都暗暗倾向于牛顿。

之所以选择5月29日这一天，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一个古怪的推论。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太阳的引力能够扭曲光线。在白天，我们观测太阳旁边的星星的时候，星星发射到地球的光线不是正好路过太阳吗，这光线就会受到太阳引力的干扰，我们所看到的星星位置会受到影响。而到了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观测到的星星的位置没受到太阳的影响，就和白天的不同了。

但我们都知道，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因为太阳太亮了。

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日全食。

1919年5月29日正是发生日全食的日子。英国人千里迢迢地远征，为的是寻找地球上的最佳观测点。而且为了避免那天观测地正好阴天，因此组织了两支队伍。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爱因斯坦是对的，他预测的数字极为准确，而牛顿是错的。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实验，在这之前和之后，科学家们做了无数次实验，都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正确。

牛顿时代被推翻了，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取而代之。

相对论得出了很多古怪的结论，出于好奇，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吧，看不懂也没什么关系。

首先说狭义相对论，有两个观点。

第一，光速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在前进的自行车上打手电筒，发出的光速和我们站着不动打手电筒的光速一样。

这就引发有趣的讨论了。假如我是一个武功高手，出手飞快，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那我向你出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因为从我手上发出的光的速度没有我手的速度快，所以你会先挨打，然后才看到我出手。这……不就天下无敌了吗？

爱因斯坦说，不行，因为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再牛的武林高手，即便能突破生理极限也没法突破物理规律的极限，他的拳速至多是接近光速，永远不可能超越光速。

第二，就是科普文章里常见的例子，说一个宇宙飞船接近光速，飞船之外的人去看这个飞船，会发现飞船的时间变慢了，长度也缩短了，然而飞船内部的人却没有感觉。

准确点说是这样：相对论说的是，两个运动状态不同的观测者（不用非得有一个人接近光速），在看同一个物体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这个物体的时间、长短、质量都是不同的。

说得详细一点，牛顿时代（也是咱们普通人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是独立的，互相没有关系。但是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得统称为时空。质量和能量也不是互相独立的，统称为质能，这也是核武器的理论基础。

牛顿理论相信物体的时间、长度、质量都是绝对的，无论观测者是谁，一米尺子长度就是一米，是不变的。狭义相对论则认为，这些数值都是相对的，观测者不同，同样一个物体的属性就不同。

以上是狭义相对论，下面说广义相对论，它解释的是万有引力。

在相对论之前人们知道万有引力的存在，但是不知道引力是如何产生的。万有引力能够让两个星球相隔万里还产生作用力，这点连牛顿都不相信。

直到广义相对论的出现，人们对于引力才有了一个较为合适的解释。广义相对论意思是说，当空间中存在物质的时候，空间就会受到这个物质的影响而扭曲，质量越大，空间扭曲得越厉害，引力就是这种空间扭曲产生的。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好比我们的空间是一张抻平的床单，当我们往上放一个木球的时候，床单会被压下去，那么木球周围其他更轻的小球就会滚向木球，看上去就好像小球被木球吸引了一样。假如放的是铅球呢，床单会被压得更严重，造成的空间扭曲更大，引力也就更大。

相对论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先验理性的信心。

首先，当初非欧几何出现的时候，人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数学游戏，没有实用意义，不像欧式几何那样能反映客观世界。而广义相对论正好用上了非欧几何，这就彻底打破了欧式几何的垄断地位，欧式几何更没什么特别的了。

第二，相对论否认了牛顿时代的时空观。过去，时间和空间的独立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康德那里就成为了人具有某种先天认识形式的证明。而相对论认为，人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是错的。那么人们对先验理性的信心要进一步打折扣了。

以上这些科学发现，无不让人怀疑先验理性到底存不存在。当年的理性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们自信满满地追求绝对真理、先验理性，此时看来，他们的自信就没什么道理了。

我们顺便说一下，相对论的发现也正好证明了休谟怀疑论的正确。休谟说，无论我们过去看到多少重复发生的事件，我们也不能确认这事件在未来一定会再次发生。无论太阳升起过多少次，也不能肯定明天太阳一定会再次升起。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抬杠。

可是在相对论出现之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科学实验、天文观测和机械生产，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次证明了牛顿力学是正确的。结果呢，有一天，人们发现：哇塞，新的观测数据真的就出现例外了！真的就不符合我们的预测了！这不就是休谟的预言吗？

所以，让我们一起膜拜休谟大人吧！

四十三、科学说：人的认识能力有局限

相对论还有一个衍生的结论：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有很大局限。

通过发展观测技术，人类有能力看到很远以外的宇宙，比如目前最远大约是120亿光年。但光速是恒定的，120亿光年的意思就是来自那个地方的光得花120亿年才能走到地球。因此我们所看到的120亿光年远的宇宙，只能是它120亿年前的样子。后来它变成什么样，今天什么样，因为它发出的光线还没到地球，我们就不知道了。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知道从有人类以来，这段时间里宇宙的样子，那我们只能观测到几百万光年范围以内的宇宙。而据推断宇宙可能有几百亿光年大，相比之下，我们能观测到的范围就太小了。而且相对论说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过光速，所以就算我们采用望远镜之外的手段去观测宇宙，也不可能超过这个极限。

所以，无论我们对宇宙的全貌有什么样的设想，这种设想都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检验。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只能陷在有限的范围内，只要不推翻相对论，这个局限就没法突破。

更厉害的发现还在后面。

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里，我们想要了解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必须知道两个东西：物体的位置和动量。

然而物理学家们在研究量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物理学家观测一个电子，越是精确地确定其位置，就越无法确定它的动量，越是想更精确地测量它的动量，就越测量不到它的位置。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的观测技术不行，而是由严格的理论决定的。这个规律叫做“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或者“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也就是说，你大可以想象每一个电子在某个瞬间有固定的位置和动量，但这对于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永远无法知道一个电子的运动状态，也永远无法精确预测电子的运动，只能大略猜测它的运动趋势。

而且，因为我们不能准确预测某个电子下一刻的位置，我们连分辨两个电子的能力都没有。当我们观测两个相同电子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两个电子闪来闪去，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哪个是哪个。

类似的怪事，还有电子的“波粒二象性”。从传统意义上说，电子不可能既是波又是粒子。然而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电子既能显示波的特性，又能显示粒子的特性，关键看科学家们用什么方法去检测它。用一种方式观测就是波，用另一种方式观测就成了粒子。

这是一个对物理学冲击非常大的学说。我们说了，科学的成就建立在因果律之上，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因此才产生了机械论和决定论，因此工程师们才敢在纸上写写画画，不用亲自做一遍就能肯定某个工程设计可行还是不可行，因此牛顿力学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然而量子力学说的是什么？在量子级别的世界里，没有决定论，也没有确定的因果律。科学家们对于一个电子的运动状态只能预测出一个概率，只能说大约、可能在哪。物理学成了一门缺乏确定性的学说。

这一下子让整个物理学都变得可疑了。难怪爱因斯坦对这一学说特别反感。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扮演了顽固派的角色，试图用各种办法来驳倒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说了一句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世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随机，一切都是确定的。

然而，这回是爱因斯坦错了。

经过无数的讨论，今天的科学家们普遍接受了海森堡等人的结论。人们相信，在对量子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限制，人类永远无法准确地认识量子。霍金因此说：“上帝不但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说这世界不仅存在随机性，而且人类还无法了解它。

这意味着，人类对这世界的认识能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而且只要量子力学不被推翻，这限制就永远无法逾越。那种认为“随着不断的发展，科学终究能解释所有事情”的想法，就变得很幼稚了。

另外，还有一种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是由逻辑决定的，更是没法逾越的。

比如“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影响的”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永远是对的。因为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不影响任何事物的事物”，当我们观测到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了。所以我们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命题是永远正确的。

再比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有很多宗教信徒号称自己拥有过神秘体验。比如感觉到神灵对自己有所启示，甚至于某种“天人合一”的体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说，即便我们排除了当事人撒谎、使用迷幻药等原因，科学仍旧不可能承认这种现象，仍旧会认为这些都是幻觉。

因为“幻觉”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来自于经验主义：一个东西我说我看见了，其他人都没看见，那就说我产生“幻觉”了。问题是宗教的神秘体验恰恰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就算科学能力再强，只要神秘体验不留下其他痕迹（比如神灵出现后融化了地面之类），那么永远都会符合“幻觉”的定义，永远都不会被科学承认。

再比如“不存在不能被观测到的事物”、“如何确定我的记忆没被修改过”也属于类似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还可以一提的，是弗洛伊德打击了人类对心理学的信心。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潜意识。而且他认为，潜意识给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会超过理性。虽然弗洛伊德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人们普遍认同潜意识对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潜意识是非理性的，那么使用科学方法的心理学，对潜意识的描述也必然有一定的抽象。既然潜意识对人的影响很大，整个心理学的能力也就因此下降了，那种认为哲学可以归为心理学下属学科的想法也就难以成立了。

其实，哲学家们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比如休谟认为人类不可能了解因果律。康德认为人类只能认识表象世界，认识不到物自体。逻辑实证主义者则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局限在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命题内。

所以，科学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给哲学的冲击倒不大，主要是通过科学结论再次佐证了哲学家们的这些结论。

顺便一说，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几名哲学家的观点都可以用在解释量子的不确定性上。

刚才说了，科学家永远没法准确观测一个量子的运动状态。

那么在实际的观测效果上，科学家只能承认量子的运动是随机的。因此有人认为量子世界里不存在因果律，这也就验证了休谟的怀疑论。

同时，人类永远不能确认一个量子的运动状态这件事说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是存在的。

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我们也可以认为，量子的运动状态已经超越了人类语言的描述能力，所以看上去量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缺乏意义的。这个观点下一段还会继续说到。

本章的主要内容都说完了，我们再说点量子力学的其他影响。

那就是彻底打败了机械论和决定论。这对于坚持人有自由意志的学者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量子的运动状态充满了随机性，那么即便我们的物理能力再强，我们也不可能准确预测一切。或许有人问，量子的随机性是怎么影响现实世界的呢？我们不讨论具体的物理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有一个科学家，根据每次观测到的量子的运动状态去控制一台机器，那么这台机器的运动状态自然也是随机的，也是不可预测的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量子世界并不是随机的。我们看到量子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认识经验以及语言，和微观世界的规则是不匹配的。我们的思维根本就不适合表达那个世界的规律。其实量子世界本身存在因果律，只是我们的思维认识不到。但即便这么设想，在我们这个“表象”世界里，量子运动终究是不可预测的。就算背后有因果律，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理解这种规律，机械论和决定论对于我们也就没有意义了。

再说点闲篇儿。

量子力学还有一个问题，它和广义相对论是矛盾的。用广义相对论去解释宏观宇宙，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微观世界，都没什么问题，都有实验佐证。但是这两个理论却对宇宙有着矛盾的解释。这显然有问题，但是科学家们无论是从量子力学还是广义相对论中，都没有找到突破口。科学家们觉得，应该从更高的层次统一这两种理论，比如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里的主角Sheldon搞的超弦理论，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套方案。但是今天科学界还在争论中，还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说法。

还可以说说爱因斯坦和海森堡。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和原子弹有关，但都不是原子弹真正的发明者。

很多人误以为爱因斯坦就是原子弹之父，因为人们根据相对论造出了原子弹。喜欢玩电脑游戏的朋友知道，有一款著名的战争游戏就设计成，玩家只要造了“爱因斯坦”就能开发原子弹。实际上，相对论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了质能转换是可能的，离原子弹还远着呢！爱因斯坦虽然身在美国，但是对原子弹的开发贡献其实很小。

而海森堡则实实在在地开发过原子弹，但是在战争中他站在了纳粹一方。他本来有机会造出原子弹改写历史的，结果由于一些失误，最终失败了。比较好玩的是，二战中的美国人很精，一边打着德国，一边还琢磨着德国的先进科技。美国人专门组织了特种部队，抢在其他盟国之前搜捕德国的著名科学家。结果海森堡等人就是这么被美国抓去的。不过美国也不能强迫人家投靠，打探够了情报就把海森堡放了。之后海森堡就在西德工作，当然也算是为盟国服务了。

四十四、科学说：我自己也不靠谱！

我们前面说，一些科学发现降低了人们对先验理性存在的信心，还有一些科学发现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限制。

但是，我们怎么能根据这么点结论，就怀疑理性、怀疑科学的方法呢？

回想上章的结论，我们承认，人类或许永远没有能力了解几万光年以外的宇宙此时发生了什么，也不可能准确了解一个量子的状态，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我们有科学造的手机和电脑可以用啊。

前面还说，潜意识是非理性的，所以用心理学去研究潜意识的时候，必然不能准确反映潜意识的全貌，只能支离破碎地描绘。可欧式几何和牛顿力学不也是这样吗？不也不能准确地描绘自然码？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物体严格符合欧式几何的描述，也不存在牛顿的理想状态，但是我们能说欧式几何和牛顿力学没有价值吗？

没错，牛顿力学后来被相对论代替了。我们承认过去对牛顿力学是有点儿过于迷信了。但是相对论能代理牛顿力学，这不正好说明科学是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吗？当更精确的相对论代理牛顿力学以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是更接近真理了吗？

假如我们用类似的方法去研究哲学问题，不也有希望一步步接近真理吗？

让我们作一个假设。

我们已经知道相对论比牛顿力学更准确了，那么我们假设有一个时空机，把相对论带到了牛顿时代。当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见到了更准确的相对论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有两种情况对吧，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可以观测到两种理论的区别。一种是当时的观测技术有限，区分不出两者。我们不用辩论那时候的观测技术到底怎样，我们把这两种情况都讨论一下好了。

第一种情况，观测手段能区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的区别。

你或许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假如人类发现观测结果和牛顿的理论不符，为什么还会相信牛顿两个世纪之久？

事实上，在1859年法国天文学家就发现，水星的移动和牛顿理论计算出的结果有几十秒的偏差。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另外一颗没被发现的水星卫星的吸引造成的。他们根据牛顿理论计算出了这颗未知卫星的位置和大小，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他们根本观测不到这颗卫星。

他们怀疑牛顿了吗？没有。

科学家们又提出一堆新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找不到这颗卫星。比如“水星因发出黄道光的弥漫物质使水星的运动受到阻尼”——别问我，我直接copy来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我们想，如果相对论来到牛顿时代，完美地解决了水星误差的问题，那它也不过是“未知的卫星”啊、“什么什么阻尼”啊等众多解释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假说都能解释实验数据的异常，但其他假说不复杂又没有破坏牛顿理论，而相对论则要向大家宣布你们相信了两个世纪、被无数科学家崇拜的经典理论压根就是错的。

你信谁？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假设过一个类似的场景。他说，假如天文学家们观测到一颗星星的运转和牛顿定律计算出来的不符合怎么办？他们不会怀疑牛顿，他们会认为有一颗未知星球干扰了这颗星星的运动。于是他们就计算出这个未知的星球，但是星球太小了，普通望远镜观测不到。于是他们就申请一笔资金，花三年时间去造了台天文望远镜。结果他们没发现那颗星球。他们还是不会怀疑牛顿，会认为是一个宇宙尘埃挡住了未知的星球。于是他们又申请造了一个卫星去发现那个星云。要是没发现星云，他们会认为是宇宙中的磁场干扰了卫星的仪器。要是还没发现磁场，他们就会提出更多的理论……直到人们把这件事整个都忘了为止。

这就好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种从来不懂得反省的人。他受了穷，就骂是老板吝啬给他钱太少，商人太坏囤积居奇。要是怨不上老板商人，他就骂是政府太坏，或是“社会的错”。要是赶上他还爱国怨不了国家，那还可以骂“一代不如一代了”、“现在年轻人全都堕落了”。要是这些都骂不上，他还可以仰天大骂是老天不公，是命运不济。总之他遇到的所有坏事，都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出无数理由，从而“严格地论证”出，他自己是不会出错的。

你或许还会觉得，这个假设不可靠。科学家们不会就那么傻吧？他们那么聪明，怎么会只知道不断给错误的理论找理由，不知道怀疑整个理论呢？

实际上科学家们不仅喜欢找理由，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找理由。

想想我们上物理课时做的实验。实验结果是不可能得到理想值的，对吧？老师给我们解释说，这是误差。空气阻力也好，物体表面不够平滑也好，你们的尺子不够精确也好，总之到处都有引起误差的原因。

但问题是，科学家就能创造出绝对理想的实验环境吗？他们创造出绝对光滑的物体了吗？他们创造出不受观测干扰的实验了吗？不，他们永远都创造不出来，所有的实验结果、观测数据永远都有误差。

科学家有能力减少误差，比如说改进实验技术，更换各种实验条件来对比实验数据，通过多次实验计算误差的分布，看看曲线是不是正常。但是，科学家永远没法真正消除误差，也没法精确地认定数值的某一个部分肯定属于误差——假如能精确认定，也就不存在误差了。

再者，科学中不乏上述水星观测这样的例子，它是一个孤单的证据，当时的科学家们没法找到同类例子，也就更没法确定数据的偏差到底是不是属于误差了。

所以，实验数据总是给错误容留了空间。而科学家又没有严格的办法去判定每一个错误数据的出现到底是因为实验误差，还是因为理论本身的错误。虽然大部分时候科学家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到了水星的那个例子里，显然实验数据已经失去了纠正科学理论的功能了。

这个例子也驳斥了另一种科学观。我们前面说过，在面对休谟对归纳法的怀疑时，有一种科学观回答说，虽然归纳法不能得出必然真理，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也就是实验次数的增加），由此归纳出的科学理论在概率上能越来越接近真理，科学是一种概率真理。而波义耳认为增加实验次数并不能增加概率，这里并没有概率可言。于是波义耳提出了另一种科学观，他说，只要是能够证伪的理论，就属于科学理论。比如宗教把任何发生的事情都解释成“神的意志”，这种理论就没法证伪，就不是科学的理论。波义耳的这种科学观念，叫做“证伪主义”。

然而，前面的例子说明了，即便在与理论不同的数据面前，科学家们也不一定就会承认理论的错误，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而且可以无穷无尽地找下去。科学家们在面对异常数据的时候，是选择寻找更多的理由还是去质疑理论本身，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定律（啥意思大家不用知道了），这在物理学界是一件大事，其冲击效果类似于证明出“能量不守恒”来。两个人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然而实际上，在27年前，1929年的时候，一些实验就已经出现了支持宇称不守恒的数据。但是科学家们觉得宇称不守恒这事儿太扯了，就认为这些异常的数据只是误差而已。

但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的错。

宇宙中确实可能存在未知的星球、存在磁场，它们也确实干扰过数据，以往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几乎每一次，科学家们给异常数据找的理由都挺靠谱的。

回到我们的假设，假设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提前知道相对论了，而且科学家们发现相对论能恰好解释水星位置的误差，那么他们会放弃牛顿吗？

我们刚才说了，假如你是科学家，你选择相信哪个呢？一边是一个没听说过的科学新人提出的一套全新的、复杂的新理论，彻底推翻了现有理论，唯一的证据是一组可能由误差产生的异常数据；另一边是一个在两个世纪里被无数人无数次验证的经典理论，外加一颗远离人类一亿公里的一颗小小的尚未被发现的新卫星以及我们对自己天文观测能力不足的谦虚承认。

换句话说，为了一个独立出现的异常数据，我们应该推翻一个被验证了成千上万次的成熟理论，用一个更复杂的全新理论取而代之吗？

或者你会坚持说，你自己选择不出来，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没有足够的科学素养，看不到这个问题背后蕴涵的“科学含义”，或者是思想不够开放。换句话说，你以为只要改进科学界对新理论的判断方式，让科学界对新理论的包容程度使其更“民主”（但并不存在一个什么“科学委员会”“科学审查机关”之类的东西负责“审查”新的科学理论，所以科学界也没有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缺点。

这个问题先放放，我们接着说刚才的假设。

刚才第二个假设……你没忘了那假设吧。我们假设说，假如牛顿时代的人见到了更为正确的相对论，但是当时一切观测手段都无法验证两者的区别，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科学家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牛顿了，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奥卡姆剃刀”。

我们说过，衡量理论学说的两个标准，第一位的是准确性，第二位的是简洁性。

“奥卡姆剃刀”大致的意思就是，当两个学说都能准确解释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选择更简单的那个。

不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简单。

关于“奥卡姆剃刀”，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例子，说我们可以假设在车库里有一条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用任何科学手段都检测不到的“喷火龙”。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你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忽视关于这只龙的假说呢？我们可以根据证伪主义，说这条隐身龙是不能被证伪的，所以是不科学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说这条龙无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那么科学家就认为它不存在，为的是让我们的理论更简洁，同时我们也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把奥卡姆剃刀用在“我们生活在《黑客帝国》的世界里”这个假设上。我们的确可以如此假设我们的世界都是虚拟的，但这假设是否为真对生活的影响没有区别。那么两相比较，否认假设的世界更为简洁，那么我们就选择相信没有虚拟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

但是你有没有嗅到一个危险的信号？

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吗？那么“奥卡姆剃刀”是怎么回事？“奥卡姆剃刀”能证明车库里的隐形龙不存在吗？没有，它只是当做隐形龙不存在。

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选择科学理论的原则竟然不是哪一个更接近真理，而是哪一个更简洁实用。

我们刚才说，无论当初的科学家是否观测到和牛顿力学不符的数据，都不会相信相对论。那你肯定会问：那后来相对论怎么就被承认了呢？

相对论被承认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背离牛顿力学而符合相对论的证据越来越多，多到人们觉得宁可选择更复杂的相对论，也比不断给牛顿理论中的错误数据找各种理由要更省事，更简洁。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回想一下整个过程，相对论为什么能代替牛顿力学？

这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并不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大会上拿出各种证据和理论来不停地辩论，最终一方灰头土脸的离开会场，另一方宣布科学理论被改写。这其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随着反对旧理论支持新理论的证据越来越多，相信旧理论的科学家不断地给那些证据找理由，直到所有的理由堆积在一起比新理论还复杂、还难以让人接受的时候，科学理论就被改写了。

那么，你能意识到科学理论互相取代依据的是什么原则了吗？

是实用主义！

那个市侩的、庸俗的、让我们瞧不起的实用主义，竟然是整个科学的核心？

在相对论发现以后，我们发现，所有的牛顿力学都是错的。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弯曲的，我随便摆放一块橡皮就可以改变空间的弯曲程度。我们坐了一趟汽车，表就和标准时间有了一点点偏差。然而，我们在生活中从来不使用相对论解决问题。人们在制造汽车轮船的时候，用的仍旧是牛顿力学的公式。为什么明明有更准确的理论我们不用，非要用不够准确的呢？原因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牛顿已经足够准确而且更简单。一句话，更实用。

再比如，生物体内的分子原子都严格遵守物理定律。那么我们可以把生物看成一个由大量分子组成的物体，使用种种物理定律去研究它的规律。然而事实上，我们在研究生物的时候，用的是和物理学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是一套全新的定义和理论。我们为什么抛弃掉物理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生物学领域另起炉灶呢？这就是因为，当我们把某个器官当作一个整体按照生物学的方法去研究，要比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分子集合体用物理学去研究简单省事得多。虽然物理学研究的结果更精确，但是生物学的方法简单实用，所以我们选择使用生物学。还是因为实用。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科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

前面的种种例子都表明了，科学是个只讲究实用与否的工具。我们在筛选科学理论的时候，实用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好用，我们就用哪个。

假如你接受这一点，那么可以听听我个人给科学下的定义：科学就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筛选出来的理论。

说白点就是，科学就是我们在一堆科学假设中，挑出一个能够解释已有的实验和观测数据，而且尽量简单、好用的理论来。这个理论就是最“科学”的。

而且，科学也未必不是独断论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键在“奥卡姆剃刀”原则上。

从表面上看，“奥卡姆剃刀”原则是科学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精神的完美体验。“奥卡姆剃刀”原则可以大致翻译成这么个意思：未经证实又未经证伪的理论，我们就当它是不科学的，当它是不存在的。比如那条车库里的隐形龙，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又没法提出一个实验一经验证就能承认它不存在。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它。要是接受了它，那岂不是巫婆神汉、种种怪诞学说都可以接受了吗？而且科学使用“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时候也很严谨，科学并不是说被“奥卡姆剃刀”剃掉的东西就是假的了，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是真还是假。这还有问题吗？

有。

有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的比喻，原意是来说宗教信仰问题的，我给改造了一下，可以用在咱们讨论的这件事上。

说有一个小伙子想要和一个女孩求婚。这个小伙子只想和美若天仙的女孩结婚，但除非结婚，否则他没办法知道这个女孩的相貌，于是小伙子就很纠结。因为女孩的外貌不能被证实啊，按照科学的原则，就得当做这事儿不成立。那么小伙子一直犹豫，也就一直没跟那女孩求婚。

小伙子对待女孩子外貌的方法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女孩的相貌我没法知道，那我就得存疑，我不能证明女孩是一个美若天仙的人，我就不能当她美若天仙，我就一直不能作出结婚的决定，婚事就得一直拖着。

但詹姆斯说了，小伙子对结婚犹豫不决，拖着没求婚，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这不就等于选择了相信“女孩并非貌若天仙”了吗？换句话说，怀疑论者以为自己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悬置起来，不当它是真的，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你当它是假的了！

所以怀疑论者以为自己是谨慎的，是中立的，但是怀疑论者对可疑的事情采取了不相信的态度，本身还是一种独断的选择。按照詹姆斯的话说，怀疑论者觉得“与其冒险步入谬误，倒不如冒险丧失真理”，这和盲目相信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事成了这样：我们反对独断论，坚持怀疑主义，结果在我们坚持怀疑主义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独断论。从逻辑上说，怀疑主义的问题就是那句老话：这怀疑一切的原则本身难道不应该怀疑吗？恰恰是因为怀疑论者没法怀疑这个原则，所以对于不可证实的事物的怀疑，这个行为本身就成了独断论，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办法再避免这种独断了①。

科学真让我们失望啊。

当非欧几何出现的时候，人们意识到，欧式几何不过是人们研究世界的一个工具而已，它被人们崇拜并不是因为它揭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仅仅是因为它是众多几何工具中最好用的一个。

今天我们发现，原来科学也只是一个用来描述世界的工具。科学家们并没有一本“科学真理审批手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来决定哪个理论更正确。我觉得，科学家更像是一起去市场采购的大妈，望着小贩摊位上各类假说叽叽喳喳，挑挑这个够不够精确，看看那个够不够简洁，最后七嘴八舌商量出一个大伙最接受的理论来。当然也有谈不拢的时候，这时候科学家们就各说各话了，都说自己相信的那个理论最好。直到科学界出现了新的证据，大伙就接着挑，接着吵。

一点儿没有追求真理的神圣劲儿！

这会让科学很难堪吗？我倒觉得，这会让科学更自在。我们前面说过，按休谟的说法世界上不存在因果律，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虽然存在因果律我们却无法发现它。那么建立在因果律上的科学就很纠结，好像时刻都可以被驳倒一样。

然而当我们接受了“科学并非揭示真理，仅仅是实用工具”的概念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没必要非要先证明有因果律，然后再去研究科学。我们只要当做有因果律就可以了。因果律就是我们的一个假设，错就错了，so what？

四十五、实用主义的科学意味着什么

假如我们接受了前面的看法，那么，科学还代不代表真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科学是一个描述世界的工具，那么其他的理论，比如宗教、巫术、占星术，它们也是描述世界的工具。难道一个工具能比另一个工具更高贵吗？凭什么科学就敢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只要人家不符合“科学”就说人家荒谬呢？那你科学还不符合我占星术呢，为啥你就不是荒谬的呢？

我觉得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假如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巫师说：“你的巫术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所以你是错的。”我认为，这是学霸的表现，科学家并没有说这话的根据。

你可能问了：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相信科学了，以后什么神啊鬼啊，随便信信都没有关系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不能把科学当做衡量一切理论的标准，但是我们仍旧有其他标准可以用。我刚才说的，科学就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筛选出来的理论。

这就是我认为我们要坚持的：第一是经验主义，第二是实用主义。

换句话说，假如一个巫师认为自己的巫术比科学更好，那么就要举出一些可以被检验的例子来。比如巫师手一比划就能点出火苗，这是用科学解释不了的。你要能当众反复点出火苗，科学就必须低下头，承认你比科学更厉害，科学理论必须修改。但要注意，这种巫术还得有一定的实用性。你不能说你做了一百次实验，只有两次成功了。然后你每次都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天气不好啊，自己状态不好啊，周围有邪恶的气场在干扰啊。你可以辩解说，我给自己找的这些理由都符合我自己的理论，科学你根据什么说我找的这些理由没根据？根据就在于实用主义。就算你这些理由都成立，我们也不会认真对待你这个成果。因为你点火不是召之即来的，完全不实用嘛！

当然，这么做或许会冤枉一些确实是真的、但又不够实用的巫术。但是，除了这种方法以外，我们想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区分骗子和非骗子。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或许有人会问：你又凭什么说，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考察各种理论的标准呢？

那我们想，我们选择信不信某个理论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比如在民间医术和现代医术之间选择一个更接近真理的呢？因为我们要治病对吧，我们要的是它的实用效果。所以我们关心的是这两个理论哪一个更实用。

假如一个懂民间医术的人，他给你看完病说：根据我的某某理论，你的病好啦。你会就这么相信他吗？不会吧。你得在以后的日子里观察自己的身体，看自己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要是没好，你就得找他算账去。所以，我们要选择理论，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的，依据必然是经验主义的。

所以我以为，拿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去做考察理论的标准，这不是出于科学家的学霸作风，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回来再看科学：科学坚持经验主义，坚持实用主义，并且完全开放，允许质疑，反对独断论。那么，还有什么研究方法能比科学更好呢？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某个理论“不符合科学理论”，就认为它是错的。但假如我们认为“科学方法”指的是“以经验主义为标准，以实用主义为目标，允许质疑，反对独断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个理论的论证过程“不符合科学方法”，所以它是错的。

在这件事儿上，我们可以对一个最近很有争议的话题多说几句。

那就是中西医之争。

显然，以现代西方医学的标准，我们的传统中医有很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中医的维护者们有一个论点，说：你们西方人凭什么非要用“科学”的标准去看待我们中医？那是你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你强行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我们，这是一种霸权主义。把科学不言而喻地当做衡量事物的标准，这不也是一种迷信吗？

这个观点我同意。

没错，现代西医中的种种理论、观点都不是绝对正确的。现代西医仅仅是我们对人体机理的众多解释中的一种，绝不是唯一的，或许的确存在比现代西医更好的理论。特别是对于人体这种极为复杂、经常处于变化中的研究对象，或许中医的确比西医有更大的潜力。这些观点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关键一点，我们不能放弃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就是说，如果想证明中医比西医更有效，就必须在大范围内进行治疗试验。目前最好的方式是双盲试验。做完试验一统计，对于某个病症，哪种治疗方法的效果更好，我们就接受哪种治疗方法。不止是中医，对于五行八卦、占星术、风水测字、养生偏方等和西方科学产生分歧的理论，都必须经得住大范围的效果检验，才能称得上可信。

所以我以为，说中医历史上有过多了不起的记载，里面有多少五行八卦之类深奥的哲理，中医能“平衡人体”、更“自然”，这些说辞是不是正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地，它能更有效地治病，它能确实延长人的寿命。你能实现了就算你本事，你要是不能实现，我们就弃你不用。

就像我们说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的过程那样。爱因斯坦并不是上来说：哥这个理论汲取了古籍精华，从上古希腊文献中破译了欧几里得密码，然后又根据多么多么先进的辩证思想总结出来，上合天道下顺地气，所以哥是对的。科学家们听了肯定会对保安说，把这个神经病给我拉出去，对吧？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相对论刚提出来的时候，科学家们并不信服，而是静静等待实验数据的出现。相对论的胜利来自于观测实验的胜利，是经验的正确证明了理论的正确，而不是相反。

中医的支持者有一个辩护，说中医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相信，能说它没有效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一定力量的辩护，流传时间越久、越广的理论说明它积累的经验越多、经过的考验越多，的确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但是这个辩护的力度还不够。

首先，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只有中医，没有其他理论竞争，没的选。其次，今天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医，不仅因为它有效，还有很多社会因素，就像还有很多人相信宗教，并不代表神迹一定是真的，只能说明宗教有安慰作用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不够强的证据，如果放到苛刻的实证主义者那里，根本就不能采信了。

所以，在经验主义者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双盲试验。

如果我们坚持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那么，一些拒绝大范围双盲试验的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比如中医的疗效要因病人不同而不同啦、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啦、同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反映不同啦、双盲试验也有可能出错啦、每个人体都是特殊的不能应用统计学啦、我们不需要什么试验反正上一次哪哪哪的谁谁谁看西医花了一万都没看好中医一剂药就看好了啦，等等。

这些辩护里，其中一些指出双盲试验的缺点，假如这些缺点可以改进得更好就应该改进（比如中医认为自己的优势在调养，那么就必须把双盲试验的时间延长，甚至追踪病人的一生），要是不能改进，那么双盲试验仍旧是目前检验治疗方案最好的方法，我们只能用它。还有一些辩护把医学指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这是和经验主义相悖的。还有一些辩护给中医的疗效增加了很多限制，那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实用性。（比如给中医增加了很多条件，条件多到足以让该方案通不过双盲试验。那么，这么严格的条件，病人该怎么克服呢？再比如有人说你们不能看庸医，某某名医那叫一个有效——大哥，病人怎么分辨谁是庸医谁是名医啊？）即便个别案例有效，只要在全体病人中的比例不够高，也没有实用意义。另外还有一些辩护犯了简单的逻辑错误。我们之前已经经过了那么多哲学训练，就不对它们一一细辩了。

放到具体例子里是这样的：

比如“心脏属火，夏季天热，心脏的压力最大，所以应该多吃属火的食物。红色的食物属火，所以夏季应该多吃胡萝卜、西红柿”这段话，在判断它正误的时候，不应该关注理论本身。假如维护者拿出一堆五行理论来佐证心脏确实属火，这属于空谈，对于不信五行的人来说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而反对者呢，说人类心脏属火是无中生有，五行里的“火”谁看得见呢？这就属于学霸了，牛顿的“力”谁又看得见了呢？

说白了，如果我们只在理论层面辩论，无非就是用一套理论去否认另一套，不同理论之间只能是鸡同鸭讲。

而经验主义的判断方法是，搞一大帮身体情况各异的人来，都让他们在夏天吃红色的食物，然后看他们的心脏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如果有人对结论不服，那咱们就再搞些人，搞得更多一些，各人的体质差别更大一些，更换一些实验条件，再吃，再看结果。经验主义者就可以判断这条理论是不是实用了。

有没有科学比不过“非科学”的例子呢？

还真有。比如中国菜。

看很多国外采风里说，西方人做饭跟做科学实验差不多，跟你学做饭的时候，非要问清楚“少许”葱姜是多少克，“少许”酱油是多少毫升，厨房里连量杯都用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做菜方式是非常符合“科学”标准的——实际上，好吃又便宜又能快速开分店不特别依赖厨师技术还能保持味道不变的西式快餐，就是这么控制质量的。制作菜肴的每一道工序都有近似于科学实验的严格数据来控制。

但是我们都知道，外国人照这种方式做出来的中国菜并不好吃。而一个中国人，完全没有“科学”的学习过程，只靠纯经验的积累，练上一两年就可以做出美味的中国菜来。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吃中国师傅按照这种“非科学”方法做出来的菜，这就证明在做中国菜上，中国烹饪法是优于“科学”烹饪法的。实际上，也并没有科学家跳出来冲着中国厨师说：你的做菜方式是不科学的，所以你的菜再好吃也没用，我不吃！

这可以证明：科学并不一定就是解释、改造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做菜这件事上，科学方法就被打败了（其实在快餐业也未必败）。而且我们评价两者孰优孰劣的标准是非常清晰的：立足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

中国烹饪法做出来的菜好吃，技巧容易掌握，所以就赢了。

那么，假如我们有什么“来自于老祖宗的精华理论”不被科学接受，我们也不用郁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理论用起来，得到比科学更实用的结果，科学自然会低下头虚心求教。反之天天喊着“天道”“自然”等大话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你见过哪个厨师跟顾客说，哥做这饭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哥懂五行八卦吗？

这章的最后，我们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件事。这章讨论的是“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上面的观点只能给大家当个参考。此外，还存在以下一些观点，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实证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经过事实验证。这个观点听着有理，但是在休谟那里就走不过去了。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按照实证主义就不能确认为真，因为你不可能检验所有的乌鸦。

2.证伪主义。科学理论必须能提出一个可供验证的事实，假如这个事实一经验证，我们便承认理论是错的。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就是在说“只要你能找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能说明这个论断是错的”。既然我们尚未找到白色的乌鸦，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论断就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前面用水星的例子说明了，证伪主义也是有缺点的。

3.历史主义。大意是说，科学是怎么发展的呢？是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的转变。比如牛顿力学开始挺好用，后来出现一些异常的数据，人们就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用各种办法去修补牛顿力学。直到修补这事儿越干工程越大，不行了，就出现了相对论。相对论直接把牛顿力学推翻了，用新的范式代替了旧的范式。可以理解，不少人认为这种科学观有点教条了。

4.科学是一个能够自洽的理论体系。我们相信一个新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和其他科学领域里的理论、观测相一致。科学内部的个别理论都有可能被推翻，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稳固的，是可以信赖的。有的人也相信，可能还存在和我们今天科学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

5.科学就是科学家之间的一种约定。科学只是科学家们用一种内部语言互相玩的游戏而已。甚至于是一场反宗教的阴谋，这就不值一驳了。

用以上几种观点对比我在本文中所认为的，“科学是以经验主义为标准，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进行选择的工具”，我们可以发现都没有太大的矛盾。首先，所有的理论都相信科学是建立在实验、观测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是经验主义的。其次，在对科学理论的选择中，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也不和实用主义有太大的矛盾。

四十六、非理性

科学能把我们引向真理吗？

有的人认为，科学不过就是一个工具，就像欧式几何不代表什么真理一样，科学告诉我们的世界也不代表就是世界的原貌。更何况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限制了科学的认识能力，科学就更没法揭示真理了。

也有人认为，科学理论虽然永远都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有经验当标准，新的科学理论总能更准确地解释经验，就像相对论代替牛顿力学那样。虽然科学永远无法揭示真理，但是我们能不断接近真理。假如有人反驳说人类本身的认识能力就有局限，科学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未必是世界原本的样子，我们可以反驳说，“世界原本的样子”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我们只关心我们能经验到的世界，我们不能经验到的世界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剔除掉。而这个我们能经验到的、并随着科学发展让我们能更加精确认识到的世界，就是“世界原本的样子”，就是真理。

这似乎只是个文字游戏，我们先不管。来看看，当我们对科学有了新的概念以后，会对我们的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我们还记得，在之前的讨论中，理性一败再败，很多哲学家都不再相信理性的作用，而科学是我们最后可以信赖的武器。现在我们知道了，科学只是一个符合实用主义的工具，是一个能不断自我发展、越来越好用的工具。那么，我们能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哲学研究中吗？

试试吧。科学是实用主义的，那么，我们在哲学中也用用实用主义，看看哲学问题中有什么实用的要求呢？

比如“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呃……这完全不是一个有实用要求的问题呀。对于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答案叫实用，什么样的答案叫不实用呢？

这个算了，记得我们还有个问题：如何追求人生幸福？

这倒是一个很实用的要求。我们只需要给“幸福”下个准确的定义，最好再量化一下，然后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不断试验、检测各种理论，选一个最优的就可以了。

但是，哥们儿，人天性趋乐避苦。人类发展奋斗这么多年，你以为全体人类在干吗呢？不就是在干这一件事儿吗！不就是通过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吗！

我们在讲经院哲学的时候就说过这事。假如这世上有一件人人都可以实现、成本很小、不受外界干扰、又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法，你认为有什么理由能阻止这个方法立刻在人类中传播开？你难道认为，某个书本中隐藏着一个既好用又人人能实现的快乐之道，大家伙儿都不知道，就偏偏等着咱们几个聪明人去发现吗？

显然更靠谱的结论是：老百姓最常过的生活方式，就是追求快乐的最优解。如果你想让自己更快乐，那就看老百姓都怎么活着的吧，凭着你对快乐的无限欲望，本能地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行了。这不是什么复杂的哲学理论，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逻辑推理，我们在研究哲学之前就应该想到的。

但是你肯定不满意，对吧？

假如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让人生过得更快乐，我们的确可以只靠实用主义，也就是科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科学中研究这个问题的分支叫心理学，心理学能指导我们用心理暗示啊、改变生活习惯啊、做运动或者某种饮食啊，等等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心情。所以你看西方人特别喜欢看心理医生，生活富裕了，就注意追求这个了。

但问题是，你接受吗？

当你觉得自己终日辛苦劳作却一无所获，不知道自己一生究竟有何意义的时候，你愿意相信心理医生从他的那本专业书里，查出一个最能安慰你的答案吗？当你质疑人生的时候，心理医生、好莱坞电影、人生小感悟齐声称颂的诸如“活着就是为了所关心的人的幸福”、“活着就是为了实现梦想”、“就是为了超越自己”之类的答案，你愿意就这么接受吗？

当我们有一天因为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而感到空虚绝望，而心理医生安慰你“你不需要关心生死，人生的意义在于活好当下”之类的话，你能接受吗？

当一个大学生毕业放弃了优厚的年薪主动到偏远山区支教，你愿意相信他之所以这么选择，只是因为他通过支教获得的道德快感，要比他赚取优厚年薪得到的快乐更多，所以他的选择完全就是一个趋乐避苦的正常行为，而他口中所说的“这样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其实根本是一个不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伪命题吗？

大概你都不会接受吧。

心理学可以研究怎么让人更快乐，这当然是一门很棒的学问，我们都很需要它。但是，心理学并不能解决我们所问的哲学问题。心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世界有没有终极存在，不能告诉我们人死后还有没有意识，也不能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心理医生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它考虑的并不是这些问题的真假，而是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才能让你的心里更舒服一点，更健康一点。这是标准的实用主义——对你效果好的答案，在医生那里就会当成真理告诉你。

但是我们不信。

我们天生喜欢怀疑，我们不仅追求自己的快乐，我们还想知道真相。

同样的道理，在赐予个人幸福、解答哲学问题这方面，最实用的是信仰宗教，但是在没有有力证据证明神灵存在之前，我们也不信。

所以，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我们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放弃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只要经验主义那部分行不行？

不行。关键是，我们要回答的那些哲学问题，是没法用经验来检验的。

经验主义只能考察个别的、孤立的经验。休谟的怀疑论已经说明了，我们没法从个别的经验归纳出普遍的道理。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并不指向单一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做个实验去证实或者证伪这件事。比如，我们怎么能证明某个答案是不是“人生的意义”呢？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只能拿着这个答案去问每一个人：“你觉得，这是你的人生意义吗？你相信了它是不是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力量，再没有苦恼呢？”可这样，这不又变成实用主义了吗？

再者，经验主义中的“经验”，指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能被大多数人验证的经验，就像科学实验的结果必须允许其他科学家重复验证一样。那么显然，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不会形成统一的经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这类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虽然很舍不得，我们还是放弃科学方法吧。

我们再看看哲学自己还有什么办法。

先回想一下之前的哲学都发展到哪了。

西方现代哲学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就有了一股反理性思潮。逻辑实证主义从逻辑的角度证明了，我们用类似科学的方法无法回答哲学问题。而实用主义虽然符合科学的要求，但它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我们并不满意。理性的路子走不通，就只有走非理性的路子了。

只剩下几个现代哲学我们没研究了。

现代哲学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再也没有能够像黑格尔那样一度统治天下的哲学学说。各个学派之间坚持己见，没能形成统一的结论。其次，由于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大都诉诸于非理性，因此再也没有像形而上学时代那么严谨的逻辑推理，而大多是一些断言式的结论。

因此，我们只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学派的观念是什么，不详细说了。

首先是生命哲学。

这是一个和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代的学派。生命哲学家之一的柏格森身为犹太人，在二战中受到纳粹的迫害。他在排队等候纳粹对犹太人的登记时感染风寒，引起肺炎发作去世。

生命哲学认为，理性对生命认识的错误之处在于：

首先，科学对生命的描述是分裂的。比如心理学描写一个人的性格，只能一个个描述他的各种属性，比如脾气好、性格开朗等等。但实际上人是一个整体，这么描写就把人割裂开了。

再者，科学对生命的描述是旁观型的。比如说，心理学描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能说，这个人是快乐的、痛苦的之类。然而，这种感觉只有人亲自体验到才能知道是什么滋味，文字写得再详细也没有用。

然后，生命是时时变化着的，人的头脑中经常会冒出各种新的想法，很多想法不能预测。而且理性是静止的，因此没法用理性来描述生命。

既然理性有这么多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柏格森说，我们得用直觉的方法去了解生命。

那么该怎么实现这个直觉呢？柏格森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要充分了解对象，比如要抛弃理性的种种概念，但操作性不强，并不是说有一本守则，我们照着一步一步做就可以直觉到答案，所以我们也不介绍了。

另外，生命哲学对进化论的理解有一些错误，因此一些论据不大可信。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现象学。

现象学和生命哲学一样，也是认为用理性去了解世界有种种缺点，也提出了一些怎么了解世界的方法，比较复杂，比如让我们把意识里的经验都放到一边不谈，这样就能只剩下先验自我供我们认识等等，就不详细介绍了。

相比现象学，更有名的是它的后继者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有名是因为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因为代表人物萨特和加缪（不过加缪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萨特和加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喜欢采用文学，而不是学术著作表达他们的思想。这不是偶然，因为存在主义认为真理需要每个人自己感受。就如同你想说明一首音乐的妙处，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播放给别人听一样。萨特和加缪的小说，都非常强调主人公的内心描写。他们是想让读者获得感性的感受，而不是靠旁观的理性去理解存在主义。

虽然萨特和加缪本人都很有名，不过可说的故事不多，也就是萨特的私生活比罗素混乱。不过罗素是传统的英国人，是世代贵族，是众人心目中的老派知识分子，他的香艳生活会让我们觉得有些意外。而在二战后活跃的浪漫法国人萨特要是不风流还让人奇怪了呢。

关于存在主义，有两点可说。

第一个观点，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光思考形而上学没有用，真理、人生意义是要靠自己活出来的。关键不看我们如何想，关键看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选择。因为这些观点，克尔凯郭尔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近现代存在主义的观点差不多，认为人们通过自己在生活中的选择决定、创造了自己。在生活中，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说过，负责任的前提是人必须有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萨特就强调，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选择自由的。他通过小说说明，即便人们处于极端困境的时候，仍旧有一些选择可选。

萨特强调的这种自由，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的。资本主义社会嘛，人们的压力很大，整天在各种责任、欲求和社会规范的逼迫下行事。人们对自己身不由己的做法常常有各种借口，我们今天也常听到：我追逐金钱是因为这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呀，我做坏事是因为我不做别人就欺负我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逼的呀，等等。所以萨特的观点正好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惊醒的作用，也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不过，萨特的思想也有变化。早年的萨特重视人的自由，强调无论什么环境下人总有选择的自由。后期的萨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人也要受到出身、家庭等生活环境的影响，选择是有限的。

存在主义另一个比较有名的观点是，世界是荒谬的。

加缪的名篇《西西弗的神话》里讲述了一个希腊神话，说西西弗被众神惩罚，把一个巨石推向山顶。但是石头一到山顶，马上又自己滚下来。西西弗必须再次重复这苦役，一直到永远。这很像是咱们神话传说里砍树的吴刚。

加缪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生活的荒谬。就像工人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却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何在一样（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加缪说，西西弗的胜利在于，他意识到了这种荒谬，以乐观的方式对待这种荒谬。虽然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由于对待处境的方式变了，他也就成为了生活的胜利者。

加缪对待荒谬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只作个参考。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荒谬生活的比喻。在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找到类似的情景。比如我们生于消费时代，很多人把得到某种物质享乐当做了生活目标。每天辛苦工作、忍受痛苦，为的是买一套房子、一辆车。当这些目标实现之后，人自然而然地又会生出新的目标，仍旧需要为了这个目标忍受痛苦。

这种处境就很像西西弗，但是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种生活的荒谬，为了追求物质不仅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也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而且即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荒谬，我们就像西西弗一样，很难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很多人都说钱乃身外之物，谁又能真的放弃一切物质享受呢？

四十七、主观真理

好了，我们不用再说了。

现代哲学并没有黑格尔这种能统一天下的哲学家，所以我没法告诉你，今天有什么现成可以用的哲学结论。我们只能说，当前的哲学家们，大多认为形而上学是走不通的，靠纯理性也回答不了哲学问题。现代哲学家提出的各种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大都需要人们自己去感受体验。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说，西方哲学发展了这么多年，结果不就是一个笑话吗？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嘛。

不。我觉得西方哲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限制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休谟、康德、逻辑实证主义者等等哲学家，给我们划出了一个理性认识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的知识，理性不能正确地把握，硬要用理性去研究，只能得出各种荒诞的结论。

这么看来，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就很有道理了。这句话的解释之一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一旦被说出来，就不是普遍真理了。

但是，我们前面说到了理性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哲学答案不能靠理性表达，那么人和人之间就没法对此交流。一个人得到了哲学答案，其他人无法去检验这一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因此，非理性的哲学思考，必然会带来答案的主观性。或者说，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主观真理——你自己说是真理就是真理。

当然这不好接受，但是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了。

哲学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主观的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理由。

还记得我们在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提过一系列类似于“怀疑者不能怀疑自身”之类的争论吧。

我们当时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来源于经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的论断并非来自于经验；康德用来批判理性的工具却没经过自己的批判；黑格尔讲辩证法，但是他的辩证法不是辩证的；马克思说阶级论，但是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带有阶级局限；逻辑实证主义用来分析语句的规则，经过自己的分析就变成无意义的了。后来到实用主义的时候，罗素也批评说：实用主义以“是否实用”为标准评价真理，但是“是否实用”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此追问下去，必然会形成无限回溯，得不出结论。

中国哲学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老子认为学问没好处，应该把所有的学问都忘了，“绝学无忧”。墨家就反驳说，你老子“教”别人“绝学无忧”，那你这个教的过程不就是在教学问吗？从逻辑上说，你怎么可能“教”别人“不学”呢？

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并不是偶然，几乎每一个哲学流派，都面临着自己不能证明自己的窘境。那么，这种“怀疑者不能怀疑自身”的质问只是一种抬杠吗？当我们成为怀疑者的时候，我们把原则制定为“我们可以怀疑一切，除了本原则之外”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假设一个老百姓说：“所有人说的话都可信，专家教授的话除外。”这话是没问题的，因为说话的人不是“专家教授”，他说的这句话管不了他自己。只要他不是在谈论自己，那么他可以任意发表意见，说什么都行。

然而哲学研究的是“什么知识真实可信”，是认识论的问题。按照怀疑精神，任何知识必须先经过确认才是可信的。然而，我们用来确认知识是否可信的方法（也就是各种哲学理论），本身也属于知识的一种，它们在给别的知识提出限制的同时，也就在给自己提出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理论必须自己能证明自己，是自洽的。

但是在我们熟悉的哲学理论里，还不存在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哲学问题，只可能存在主观真理，不存在客观真理。形而上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处境。

我们所得到的主观真理必然缺乏一个衡量对错的标准，甚至于其他人连评论都无法评论。结果就是，要么我们陷入不可知论，认为人类就是一个永远都不能认识真理的可怜生物；要么对真理的把握只能靠自己的感觉，觉得什么是真的就相信什么——那么，这不就相当于是信仰了吗？

这在哲学史上倒不是稀奇事。把握真理靠信仰，这不仅是克尔凯郭尔的真理观，连形而上学的高手康德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康德的理论里，人自己是物自体，但是物自体不能被认识。康德就认为，人自身是不可知的，但可以被信仰把握。

自然，一个靠信仰把握的真理是难以避免独断论的。我们研究哲学，从苏格拉底的怀疑开始，最初的原则就是避免独断论，反对宗教信仰的盲目性。我们最终的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回到了原点，但是也足以让我们大为泄气。

泄气的还不止是我们。

粗览艺术史，我们会发现顶级艺术家都很苦闷。作为这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类，顶级艺术家思考的问题常常和哲学家一样，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只不过艺术家不用理性探索，而是想通过艺术作品让别人和自己感同身受。但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苦闷呢？难道他们不都是最聪明的人吗，他们不都是在用毕生的精力追求答案吗？

原因只有一个：属于人生的真理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可能被轻易把握，最聪明的人类对这些问题也束手无策。

但，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陷于永远无法挣脱的苦闷，而他们又非要倚仗自己过人的天才全力挣扎，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深深打动我们。

所以世界上才有艺术这东西。

但要注意，相信“真理是主观的”，并不是说这世上以后就没有什么道理可以相信，我们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陷入纯粹的相对主义了。

首先，我们所说的“真理是主观的”，仅仅指的是那些经验不可验证的问题。在人类有能力经验的领域里，特别是在客观经验领域，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经验主义——它最好的代言人就是科学。

在主观经验领域（比如我们对一首歌的感受），理性并不是不能描述（比如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只是非常吃力，对事物原貌的歪曲程度比较大。

只有在非经验领域里，才容得主观真理肆意妄为，但涉及的问题并不多，基本上只有我们前面反复提过的几个哲学问题。所以，接受主观真理并不会得出什么荒谬的结论。

其次，真理是主观的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一些固定的方法去追求。

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讲“悟”，这就是对主观真理的一种追求方法。这不是随便的“悟”。例如佛教领悟真理就有相对固定的一套方法，比如要灭绝自己的欲望，要多学习佛教文献，多思考，用坐禅等方式改变心理状态，等等。最后得到的真理是主观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但追求真理的方法，还可以部分地用理性表述出来。

第三，虽然理性难以表达人们关于主观经验和主观真理的感受，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表达，比如艺术。

只是因为失去了理性的准确性，艺术家的表达、欣赏者的感受，自然都不会那么准确。我们也不可能用理性去评判，哪个艺术品表达得最准确，或者哪一个艺术品可以当做某个主观真理的代言人。

第四，虽然我们不能用客观经验去检验主观真理，但是我们还可以靠主观经验去检验。

因为我们追求主观真理总有自己的目的。比如我们为的是自己的幸福，那么当我们拥有一种主观真理之后，我们可以自我感觉是不是从此就没有困惑了，是不是从此就很幸福了。你不满意还可以再去寻找。或者你说我探索真理的目的就是好奇，就是为了求知，真心想知道这世界的真相是怎么回事。那么当你得到一种主观真理以后，你也可以感觉你所找到的真理是不是能让你信服。

所以对个人来说，主观真理并不是没有标准可以检验，而且必然是可以检验的。

第五，即便没有统一的真理标准，也不意味着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正是康德担心的。他认为，假如没有上帝，没有不灭的灵魂，人类就会道德沦丧，所以康德才在自己的哲学里给上帝留下了位置。

在你自己内心深处，你相信什么样的真理都可以，但是对于你的外在行为，这属于经验领域了，就有科学家的结论，就有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比如，你可以相信人天性就应该自私。你自己这么想没有关系。但是随着你损人利己的事越干越多，首先你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别人敬你远之，还对你恶语相向，假如你做得更厉害，就会被法律惩罚。那些违反常理的行为就算从自私的角度讲也是没好处的。所以即便你相信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真理，只要我们坚持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被人骂不是好事儿，被法律惩罚不是好事儿，等等，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不会偏离正常人太远①。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喜欢刘瑜先生说的“美好的人性源自美好的制度”。单纯讲道德是一件很无力的事，你管别人内心是怎么想的、他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管别人相信什么主观真理呢。对于道德问题，这社会只要有好的规则就够了。

四十八、中国哲学

说到主观真理，有必要提一下中国哲学。

因为我们翻开中国哲学史一看，哇咧，到处都是独断论，除了名家、墨家等少数在整个中国史上属于非主流的学派之外，大部分哲学学派都不喜欢逻辑思辨。哲学著作常常上来就说，天是什么样的，好比什么什么，人性是什么样的，好比什么什么，有时举一两个孤立的例子佐证。说完这些，就直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了。对于习惯了反复抬杠的咱们来说，实在是太独断了。

但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观真理以后发现，中国哲学这么搞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中国哲学在主观真理这方面走得很远，有的学派直接拒斥理性和语言，比如老子的“绝学无忧”，庄子的“得意忘言”，禅宗的“不立文字”，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正好和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结论很像。再加上我们自己就是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哲学的期待就更高了。

要全面介绍中国哲学，我还得重新写本儿书，这里只能粗浅地说一下。当然，因为篇幅有限，这里说的肯定是以偏概全了。

先大致说一下各个中国哲学学派是如何认识真理的。

儒家大致认为，在日常生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通过做日常的小事来达到天人合一（《中庸》：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道家（不是道教）大致认为，认识自然规律，进而在思想上超过客观事物的局限，进而忘掉一切知识，达到天人合一（《庄子·齐物论》：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佛家（不是佛教）大致认为，禁绝一切欲望，让自己的思想尽量单纯，学习、领悟佛法。有的宗派提倡修行，有的宗派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最后的目标是越过世界的外表，看到世界的本质，也就是自己的佛性（所谓“戒、定、慧”三学）。

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哲学关注个人，各个学派都对个人的修养有直接的指导，不像西方哲学有黑格尔那样轻视个人的学说。

第二，中国哲学对个人的指导容易实践，不要求实践者依赖于外物。

举例如下：

要成为儒家认为的圣人，并不需要建功立业，你只需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了。你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符合了儒家的要求，就可以成为圣人。至于你能不能建功立业、得到世俗的成功，那依赖于外界因素，对你的个人修养没有影响。

道家强调顺应自然，出现任何事情都应该坦然接受。其中老子强调清静无为，更是要求人们尽量不去干涉外在世界。你只要顺应自然，顺应自己的天性，那么你就可以自得其乐，实现道家的要求。

佛家让人们禁绝欲望，这听上去很难做到。但是反过来想，人类最难满足的就是自己的欲望。如果你认同佛家，认为禁绝欲望是好事，那么当你满足不了欲望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痛苦而应该是欣喜，既然对欲望没有要求，那么这世上也就不会有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了。同样，禁欲也不依赖于外物条件。

第三，中国哲学的各个学派有一些相近的观点。比如大都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体的，人应该顺应自然、摒弃欲望，目标都是追求天人合一。

第四，我们说真理是主观的，因此我们没法评价每个真理观的优劣，只能自己去体验尝试。那么当代西方哲学各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我们选几个尝试没什么问题。但对中国哲学，就有点问题了。中国哲学大都要求人们用很长的时间，基本上是一生来修行实践。我们不可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去试试儒家，再用几年时间去试试道家。这样做恐怕各个学派都会反对。这种对修行时间的过高要求，也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哲学的检验难度。

最后，想说说个人认为了解中国哲学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注意到中国人喜欢厚古薄今的传统。

下面这段观点来自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古代以农业社会为主，人民很少迁徙，所以特别重视传统经验。中国的文化人常常喜欢从古人那里给自己的学说找根据。比如孔子找周文王和周公。墨子为了赛过孔子，就找更早的禹。孟子要胜过墨子，就找更早的尧、舜。道家为了赛过其他人，就找更早的伏羲、神农。诸子百家中，大约只有法家除外。

我们还可以补充更多的例子。比如清末的时候，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也要从古人那里给自己找根据。比如我们今天讲传统偏方，似乎总觉得越古老的越灵验。

但是这会得出一个古怪的推论。

很多人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眼瞧着西方人的洋枪大炮比我们厉害，我们确实打不过，就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上不行，但是在思想上、在境界上、在伦理学等等方面，是优于西方人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衡量文化也没个标准，这你说不出话来了吧？

然而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大部分人不喜欢看古籍，不会崇拜《论语》，他们看西方人的电影玩西方人的游戏。如果中学真的比西学更好，怎么学西学的比学中国古籍的人要多得多呢？按照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国学在年轻人身上已经输一仗了。崇尚古籍者大约会解释说：这是年轻的一代堕落了呀！这是因为年轻人光追求实用不重视文化呀！这是世风日下呀！

这就说到点上了。

厚古薄今说越古越好，换句话呢，就是越现代越差，所以骂世风日下简直成了咱们的传统项目。清末遗老们见自己的孩子剪辫子喊“世风日下”，旧家庭见男女学生自由恋爱喊“世风日下”，革命大妈见喇叭裤喊“世风日下”，80后长大了又管非主流叫“世风日下”，天天这么世风日下来世风日下去，请问什么时候地球该爆炸了啊，各位？

鉴于今天地球并没有爆炸的迹象，相反最近一百年中人类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要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我想，不大可能这世界一代比一代更坏吧。相反，人们对下一代事物的摒弃，更可能是出于旧头脑的顽固保守而不是老人的远见卓识。在量子力学的争论中，爱因斯坦都犯过类似的错误呢。

第二，中国哲学大都重视宏观理论，轻视具体经验。所谓“名正言顺”，大道理讲好了最重要，个别经验的验证就不重要了。

前面介绍的那几个中国学派，都认为最终要追求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统领万物的理（这和形而上学家们是一样的），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常常是通过摒弃、淡忘客观经验来实现。

这种学风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很唬人。我们一说经验主义，普通人都很好理解，我们一讲唯物主义，学历不高的人也很容易接受。但我们一讲“道”，一讲“太极”，一讲万物之理，普通人就不明白了。偏偏中国哲学还不像西方那样讲究逻辑思辨，直接就上比喻，上格言，所以不管本身内容怎么样，起码外在架子很唬人。

其次，这种哲学很容易脱离实践。我们前面说中国哲学关注个人，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修行”，如何改造个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让个人领悟终极真理。但是对于世俗生活，对于改造经验世界，中国哲学的指导意义就很小了。

当然这不一定是缺点。我们说主观真理是为了寻找形而上的答案，追求终极真理，中国哲学就是直奔这个目标去的，指导生活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哲学在客观经验领域的局限①。

比如对国学常见的批评是说国学空谈而无用，我以为，指的就是中国哲学在经验领域里的价值不大。

再比如最近几年很流行学习国学，喜欢把国学通俗化地再讲一遍。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讲座在讲述中国经典哲学，而不是类似曾国藩这种实干家的思想的时候，在对生活实践的指导上基本讲不出什么新意，无非是教导我们如何遵守传统道德，或者是抄了一些西方学术界早已经成熟的观点，拿过来用古书重新包装一遍——话说这跟清末那些喜欢托古的西学分子有啥区别。

也就是说，想要从国学中找点实用的技巧，找点什么成功学啊，什么社交技巧啊，治国之道啊，我觉得没戏。只有在形而上的问题上，在对我们人生的安慰上，国学才能显出一些独特的观点。

第三，继续说这个“名正言顺”。

我们前面说过，如果我们坚持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应该从经验的正确推导出理论的正确，而不是相反，先说自己的理论多么正确，然后再去推导经验。

但中国哲学的传统就不是这样，很多人的习惯是，先相信了某种理论，然后就认为该理论可以去指导一切经验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有些厚古薄今的人，从古书中翻出中国古人多么重视自然的言论，然后拿今天盛行的环保理念一比，说中国古人多厉害，打早儿就知道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了。你们科学光搞技术，我们中国哲学才是高屋建瓴地指挥你们的导师呢！

这样说固然很爽。但我能不能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环保重要的呢？

科学家并不是从中国古籍翻出一句告诫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话，然后一拍大腿说：“嘿！咱得环保呀！”科学家们是根据科学研究，发现不环保有种种坏处，这坏处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到处宣传环保。

否则的话，老子还要提倡人回到原始社会呢，还要“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呢。根据这些先哲的教诲，你怎么不扔掉你的电脑，走出你的房屋，住到深山野林里呢？那多自然啊，那得省多少碳排放量啊。

为什么你认为用电脑打字是应当的，用塑料袋就是不环保的？为什么你住在水泥建的房子里就觉得是应当的，等有人用一次性筷子你就大叫要环保了呢？这环保和不环保之间的界限划在哪里，是中国古籍告诉你的吗？不是，是科学家告诉你的。

所以，固然中国古籍中崇尚自然的学说和今天科学家倡导的环保、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但前者对我们并没有实用的指导意义，指导我们生活的，是一点儿也不神秘、一点儿也不玄妙的科学。

我要说的就是，当主观哲学（比如中国古典哲学）涉及到可以经验的领域，也就是科学管辖的领域里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这里不存在什么主观真理，五行八卦和万有引力不过是不同理论各自描述世界的工具而已，怎么描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在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撞中，几乎在所有客观经验可以检验的领域里，中国古代文化都处于劣势。我们靠《论语》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思考人生，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靠《论语》去生产一枚钉子，去做一门大炮。所以重视古籍没有错，但要尽量把古籍的应用范围限制在客观经验不能验证、或者难以有效验证的领域（比如伦理学呀），其他的事儿您就少管点儿吧。

四十九、暂时的结论

我们已经介绍完全部的西方哲学史了。然而，费力地看了那么多哲学学说之后，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从此参透了世间百相，领悟了最高的真理。我们还是糊里糊涂。今天的哲学并没有肯定地回答我们的哲学问题，只是告诉我们理性的道路走不通。或许用非理性的方法可以找到答案，但是哲学家们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

那么，我们怎么办？

就像我们知道物理学还有很多没解决的问题，但并不会就此参与到物理研究中一样。虽然我们知道西方哲学走到了困境里，虽然我们对哲学家们已经取得的成绩非常不满，乃至替他们着急，我们也只能接受现实，在那些不完美的结论里挑挑拣拣，而不是自己去创造一个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的新学派。

那么，我下面就尝试总结一些我们可以相信的结论。

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谈论的哲学离我们的时代越近，就越缺乏权威的结论。在前面讲现代哲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掺入了不少个人看法。下面的内容里，我个人的观点就更多了，所以大家只当参考。

世界观和认识论

首先，我们只能体验到经验世界。这其实是一句废话，我们不能经验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经验外的世界有没有、是什么样，我们当然没法知道。有些理论——比如宗教，比如神秘主义，比如部分追求主观真理的哲学——声称能知道一般人经验之外的世界。因为这些理论描绘的是我们经验不到的世界，所以我们连这些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不知道。

这些号称描述了非经验世界的理论，虽然不能够被验证，但是在逻辑上有可能是真的。或许这些学派的修行方法能扩展人类的经验能力，又或者这些学派虽然不能让我们亲自经验到答案，但是它们灌输给我们的答案是真的。比如宗教可以说，存在人类不能主动经验的上帝（上帝处于非经验世界），而且上帝还有能力干涉我们的经验世界（因此上帝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说法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

可经验的世界又分成客观经验世界和主观经验世界。

所谓客观经验世界，我指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在同样的标准下对同一个经验进行检验的知识的集合。客观经验必须能经得住多人反复检验，否则就没有了客观标准。而要让人反复检验，必然需要交流，必然要诉诸于语言，也就必然要以理性为载体。所以，客观经验世界就是能用理性描述的世界。

我们要提醒自己，理性对世界的描述总是片面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种类的理性工具（比如欧式几何和非欧几何），用不同的精度（比如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去研究世界，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固然有这些局限，但客观经验却是我们一切知识中最可靠的。

然后是主观经验世界。

比如艺术品给个人带来的感受，比如宗教的神秘体验。

主观经验也可以用理性去描述，但是效果非常有限。比如，我们可以写出一些文字来描述自己听某首歌时的感受，但是任何文字都没法和亲自体验的感受相比。

所以，主观经验是一件很个人的事。

世界观　　客观经验世界　　主观经验世界　　非经验世界

举例 　　星球运行规律　 听一首歌的感受　　形而上学

以上说的是世界观，下面说认识论。

在世界观里，我把世界分成了三种：客观经验世界、主观经验世界和非经验世界。

对于前两个可以经验的世界，我坚持的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客观经验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是科学。但也包括做中国菜这种，能经得住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考验的其他知识。

在主观经验世界里，选择知识的标准是个人的感受（即经验主义）和个人的喜好（即实用主义）。换句话说，我们选择听哪首歌，当然是选择我们自己觉得好听的那首。如果这歌曲我们没听过，那么无论别人如何用文字向我们描述，这首歌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同时，我们选择歌曲只根据自己的喜好就行，自己可以完全做主。

对于非经验世界，选择知识的标准是信仰。

因为理性对于描述主观经验世界和非经验世界的能力有限，所以在后两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相信主观真理。

当主观真理影响的是主观经验世界的时候（比如宣称可以让我们幸福），那么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主观经验去检验它（试试自己什么感受），按照实用主义去选择（选一个让自己感受舒服的）。

当主观真理影响的是非经验世界的时候（比如上帝存在），我们就没有任何手段去检验了，只能选择信仰或者不信。

面对非经验世界，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怀疑论，坚持反独断论。

那样的结果是，我们会陷入不可知论。对于哲学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永远的未知。

以上是对我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大致阐述。下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可以讨论。

如果我们相信真理是主观的，探索方式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在探索主观真理的时候，还需要理性吗？我们还能用理性去评论不同学派的主观真理吗？

我以为，还是得用理性。

追求主观真理的方法是非理性的，并不代表我们学习、研究、讨论这些方法的工具也必须是非理性的。

我们举个例子。

你想信宗教了，正打算去买本《圣经》呢，这时候楼下二大爷拦住你说，他自己就是神仙，让你信他就行了。

那你是选择继续去买《圣经》呢，还是直接信二大爷呢？

你肯定选前者，对吧。

咱们前面说过，二大爷是不是神这点，是没法验证的，连是否正确的概率都不存在。但即便如此，你仍旧毫不犹豫地选前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基督教历史悠久、信众众多、影响广泛、教义完备，所以我们“感觉上”基督教要远比二大爷更可信。

当然，我们这种选择并不保证百分百正确，二大爷并不是没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仍旧凭借我们自己的理性，作出了一个可能是错的，但是毫不犹豫的判断。所以实际上，理性在我们评判主观真理的问题上，仍旧起到了作用。

再者，即便是坚持主观真理的学派，如果要流传下来，也必须诉诸文字。只要这些文字本身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比如诗歌，比如佛教的偈子——那么就会带有一定的理性成分。比如，禅宗说“不立文字”，但“不立文字”这句话本身，也是文字，也是理性的。每一个学派，总要传递自己的学说、反驳其他学派的学说，这传递和反驳的过程，大都要含有理性成分。

但是这并不和非理性的真理观矛盾。我们可以把理性当作承载主观真理的工具，只是在承载的同时会对原意有所歪曲。

当然你还可以抬杠说，我认为真理就是必须完全脱离理性、脱离文字的，一个字都不能说。我就想靠自己的非理性的直觉也好、信仰也好去追求真理。你不是说主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吗？我就这么相信，你能说我错吗？

这么想确实不是错。

但是，这容易陷入一个更荒诞的境地（当然，我反驳你用的是理性）。我可以反驳说：猩猩不具备理性，那么你如何知道你自己掌握的真理和猩猩掌握的不同呢？你是否认为一切有简单意识的动物都领悟到了可靠的终极真理呢？非理性的感受有千千万，听贝多芬是一种非理性的感受，听周杰伦又是另一种，如果你完全不依靠理性，你如何在千千万的非理性感受中，区分出哪一个属于终极真理呢？

所以我以为，不靠理性去评价各派主观哲学，固然不是错的。但假如真这么做，我们还不如去相信不可知论呢。

对于宗教信仰也是这样。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理解宗教信仰是一件非理性的事。反对用理性去评价宗教的神学家奥托就曾经说，宗教信徒在强调“神迹”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用理性去评价宗教。因为所谓的“神迹”、“奇迹”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们根据理性认为某些事情不可能发生，这才有了“神迹”的概念。因此对于非理性的宗教信徒来说，是不存在所谓“神迹”的。

他这话有道理，但这非理性只能限于宗教信徒。因为宗教对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回答是非理性的，所以信徒也不必用理性去判断自己的宗教。但我认为对于不相信某一宗教的人，理性工具仍旧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用理性去判断“神迹”是不是存在，以便帮助我们选择自己的非理性信仰。

但是我们也得注意，用理性对主观真理的评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前面说，我们选择相信基督教而不是楼下二大爷，是因为前者历史悠久、信仰者多、影响大。

然而，任何宗教都不会说自己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影响广泛”的基础上的。仅仅用影响大小来考量、评判宗教理论的真伪，我想很多教派都不会认同。同样，我们不相信“二大爷是神”，这也不是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是“感觉”。

应该信宗教吗？

既然真理是主观的，把握主观真理只能靠信仰，那么问题回来了，我们该不该信宗教呢？毕竟宗教和其他哲学流派相比，解决人生问题的性价比最高了。

我们说了，虽然我们认为宗教涉及的大部分问题是经验无法验证的，但是在真正皈依之前，我们仍旧可以用理性去考量宗教。当然，这种考量必然会对宗教的教义造成一定的歪曲，并且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用理性考察一下。

首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对于个人幸福而言，信仰宗教的好处是非常大的。在精神世界里，信仰宗教让我们损失掉的是探索其他主观真理的可能（但我建议您仍旧在经验世界里保持对科学的信任），与此同时，我们换来的是无比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是在不依赖于外物的前提下，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的幸福。而且，信仰大部分宗教的成本很低，不需要我们费力研读哲学著作，不需要我们自己思考，所有的疑问都有前辈信徒为你解答。那些历史悠久的教派对绝大部分你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成熟的答案。只要你相信这些答案就很难有困惑。再说，靠我们自己追求主观真理本来就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放弃这自由或许不算是很大的损失吧？

在这个问题上，数学神童帕斯卡有个概率论挺有意思。

帕斯卡在哲学史上，强调非理性比克尔凯郭尔还早。他认为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能靠理性来判断，只能诉诸非理性。

那么到底该不该信仰上帝呢？帕斯卡想，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么，如果我们信仰上帝，假如上帝存在呢，我们就会获得巨大的好处；假如上帝不存在呢，我们也不会因此失去什么，最多是搭上一些进教堂的时间，多遵守了一些教会规范而已。反过来，如果我们不信仰上帝，假如上帝存在呢，我们会下地狱，受到巨大的惩罚；假如上帝不存在呢，我们顶多省去了进教堂的时间和精力。

几种情况这么一比较，所以还是信仰上帝的好。

帕斯卡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有这么个问题——我这么说或许对信仰宗教的朋友有不敬的成分，请您原谅——帕斯卡的时代，他周围只有一种宗教，所以只有上帝存在和不存在这两种情况。而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众多宗教啊，所以我们这个概率表岂不是要写成假如上帝存在、假如释迦牟尼存在、假如太上老君存在等等复杂的情况了吗？

但我想，这事可以这么想：

假如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在生前必然要因为死后将迎来无尽的空虚而感到恐惧，在遇到痛苦折磨的时候，也没有神灵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宗教之外的地方找到解决这些痛苦的方法。但是在死后呢，假如我的无神论是对的，死后没有不灭的灵魂，那么我迎来的是无尽的空虚，什么都感觉不到。假如我是错的，真的有神灵存在呢？那么很大的可能，我们会作为无神论者受到惩罚。

换一种可能，假如我信仰了某个宗教，那么我这一生就可以过得特别平静安乐，不惧怕任何伤痛，临死的时候还相信死后会有更美好的世界。等到真的死亡以后呢，最好的情况是我信奉的那个宗教真的存在，那么我就得到了极大的报偿。假如世界是唯物的，没有神灵呢，那么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是我生前过得幸福，死后也不会对信仰的破灭感到失望。而最坏的结局，那就是死后发现确实有神灵，但却和我信仰的神灵不同，那么也可能遭到惩罚，但总比无神论者遭到惩罚的概率要小。

这样看来，从功利的角度讲，信仰宗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我们一直没说到关键的地方。

关键是，你得真诚地信仰呀。

我们前面这番论述，全部都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假如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去信仰宗教，比如琢磨琢磨，嗯，信这个宗教的好处最多，然后你就参加各种仪式，你就信了。首先对该宗教来说，我想这应该是一种不敬；其次，我觉得不真诚的信仰并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大概和一个无神论者从心理医生那里获得的安慰差不多。

那个用概率去思考宗教问题的帕斯卡，后来也信仰了宗教。

帕斯卡是个极有天分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但是24岁以后他身体情况越来越差。30岁时的一天晚上，他乘坐的马车突然失控。就在马车要冲进河里的时候，竟然奇迹般地停住了。帕斯卡认为这是一个神谕，从此扔掉了数学和科学研究，信仰了基督教并投身于神学。

换句话说，帕斯卡可以靠理性去判断信仰宗教的优劣，但是最终真正的信仰，却不能靠理性。

理性和信仰是不相关的两件事，这是我们用理性去评判信仰最尴尬的地方。

如果我们自己原本就信仰宗教，那我们继续信仰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在这里讨论；如果我们不信仰，那么像前面那样讨论出再多的内容来也没用。

所以我以为，只通过理性的思考，不存在“我‘决定’信仰宗教”这么个结果，只存在“我认为宗教是不可信的”或者“信仰宗教是一件好事，我愿意多了解宗教，我不拒绝它”这么两个选择。也就是说，只能浅浅地讨论信仰，无法真正解决信仰宗教的问题。

最后，假设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幸福，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而考虑信仰宗教，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

信仰这件事，我以为，由不信到信难，由信再到不信也不容易。所以信仰宗教可能是要牵涉一生的事。怀疑和信仰本身就是相悖的，而且宗教的说服力要比一般的信奉主观真理的哲学要强，那么当我们信仰了宗教之后，还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质疑信仰并脱身而出呢？所以我觉得单就追求真理而言，信仰宗教和实践中国哲学都是一个成本比较大的尝试，可能要穷尽一生才能知道选择的结果。假如我们对自己追求到的真理不满意，也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克尔凯郭尔说人生就是一场冒险，这话用在信仰问题上正合适。

对于信仰宗教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不过既然科学和宗教的矛盾由来已久，那我针对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问题，想再多说几句。

站在科学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宗教一点都不神秘，一切宗教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对于人类学，一切宗教都源自原始巫术。原始巫术是所有人类社会都曾有过的共有现象，在主流宗教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它们的影响。

对于社会学，宗教源自社会和个人的种种需要：社会用宗教束缚个人，比用暴力高效得多；个人则可以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

对于心理学，信仰宗教不过是人类共有的心理需要，种种宗教神迹也不过是常见的心理幻觉。

在马克思的眼中，宗教只是统治阶级为了阶级利益，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只是谎言。

对于文化传播学，宗教的传播完全符合其规律：各派宗教的传播、发展和变化都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分不开。比如我们说过，基督教在罗马时代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对教徒一视同仁，因而在奴隶时代获得大量人民的支持。比如佛教在中国最流行的，是念佛号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宗，而不是要求人一生苦行的宗派①。换句话说，当今最流行、信众最多的教派，常常是对信徒的行为要求最少、“好处”最多的那派。而我们信仰某个宗教，不信另一个，又常是因为该宗教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最大，我们亲友中信奉该宗教的人最多。因此信仰何种宗教这种大问题，有可能是由该教派“好处”多寡这一点来决定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儿戏。总而言之，宗教的各种特征都没有逃得过科学的描述。当然，与此同时，站在宗教的角度，一切科学奇迹也都可以解释。

对基督教来说，那些值得称赞的科学成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有些科学家之所以拥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天才头脑，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眷顾。

而那些和教义矛盾的科学结论，比如进化论呢？那是上帝为信众制造的考验而已。而且一切科学理论的最后，还有“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信条。

对佛教来说，解释科学更简单了，一切都是因果。而且尘世种种不值得留恋，科学再发达也就那么回事儿，无关我们的个人修行。

所以，只要宗教教义不在经验世界的领域内和科学有明显矛盾的说法（比如认为进化论的证据全部都是伪造的），那么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也不会动摇宗教的合理性。两者都是无敌的。

我暂时不信宗教，我该做什么？

我觉得，第一是不要忽视自己总有一天会死这件事。不仅不能忽视，而且要年年想，月月想，天天想。这既是因为死亡是我们终究要面对的事情，也是因为死亡会成为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动力。

有时我们会见到这样的感叹：有的人平时忙于生活，突然有一天看到父母老了，意识到人生沧桑，意识到父母有一天要走向人生尽头，然后感叹说，和亲人平淡生活才是人生真谛啊。这时候就看开功利了，就觉得追名逐利没意思了，就领悟人生了，人生观就上层次了。

这的确不错。但是大哥，你也总有一天会死的啊。

最起码，当你在世俗生活中晕头转向的时候，遗忘自己总有一天会死，总比遗忘父母终有这一天要更难吧（孩子总是白眼狼是吧）。

然后，当你意识到自己终会死亡的时候，你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父母的处境，而不是像一个旁观者，仅仅出于亲情产生的同情怜悯之心。对于父母的死亡恐惧，你还有可以解脱逃避的港湾，你可以让自己对父母更好点，你可以想象父母去世之后你的感受，想想那时候的蓝天，想想那之后的生活。但要是你自己死了呢？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样，你才能和父母感同身受。仅仅从孝顺的角度讲，这也比你以超然世外的状态安慰老去的亲人，说坚强点、生活多美好之类的话更真诚、更体贴。我知道你是真心孝顺，可你如果总是这么不疼不痒地安慰人，我要是你亲人，准反问一句：你来试一试？

生活多美好。你说的是你将来还能发财，还能吃喝，还能看电视的生活美好，你说的不是一个将死之人能体验到的美好。

从专心和生活搏斗到意识到父母老去，这过程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了生活的真实面目，但这远比不上意识到自己将死所得更多。前者的你不过是一时感叹，转身又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只有后者才能让这新领悟的生活形态时时包围着你。

时刻想着死亡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恐惧，会在我们娱乐时破坏气氛，但也会带来一些好处。

首先，我们会更节约自己的生命，会在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看得更远一些，会多考虑将来某一天自己临终时的心情，而不仅仅是眼前的得失。

其次，死亡的空虚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解脱。在死亡这个最大的恐惧面前，没有什么痛苦能与之相比了。既然人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那生活中还有什么痛苦可怕呢？如果更进一步，你能战胜死亡的恐惧，那你就更无敌了。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按照郭德纲的话说：法律都管不了你了，那你还怕什么？

最后，带着这种状态的你，可能会在和朋友纵情娱乐的时候突然落寞轻叹一口气，让朋友觉得你是神经病。但是，当朋友刚从葬礼上回来感叹人生的时候，你也可以笑而不语。

怕死还意味着我们要珍惜生命。

要珍惜生命的理由是，经验世界不能告诉我们死后还有没有意识。而主观真理，包括宗教对人死后意识是否还存在的结论，是无法验证的，是有可能错的。再者，就算人死后意识还在延续，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情况，会不会就在黑暗中永远飘荡？或者像中国传统观念里，人死后要喝遗忘一切的“孟婆汤”，失掉了全部的记忆，这和意识消失也没什么区别了吧？

而且以我们的经验而言，这世上从来没出现任何人死后意识还能复生的确证，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即便死后还有意识，我们也不可能回到原先的世界里了。

如果死亡确实如唯物主义所说，是意识的永远终结，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切探索世界的机会。我们甚至可以感性地说，那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这世界给我们最大的恩赐，而这恩赐很可能只有这一次，放弃了就没有了。

我们在讨论主观真理的时候，连这真理要求的探索时间太长，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次冒险，都需要多考虑考虑再选择。那更何况一旦判断错误，就可能永远没有弥补机会的死亡问题呢？

所以我认为，虽然主观真理不限制任何答案，但是保存自己的生命，并且尽量延长生命，当然也包括同样尊重别人的生命，这都是不言而喻正确的。这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底线之一。

除了关注死亡之外，还一个可以做的事是尝试放弃物质享乐。

我们说过物质享乐并不重要，给人带来的痛苦未必比享乐少。但是物质享乐是每个人都难以放弃的，也是普通人要花费最大精力应付的事，是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基本上每一个宗教，也都把克制物质欲望当做一项核心要求。

所以解决对物质的追求这件事很难又很重要。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需要去过苦行僧的生活，但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改变自己对物质的看法。

我们可以找一些自己平时特别喜好，但是从理性上又认为没什么益处的物质享乐，尝试克制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不许吃肉。

在克制期间，我们要做的，是不断观察自己的心理反应，观察禁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比如，是不是随着时间的延长，禁欲这件事变得麻木了？比如，是不是当我们对粗茶淡饭难以下咽的时候，只要凭着理性命令自己吞咽，这一关就很容易克服了？比如，当我们遇到肉体痛苦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什么精神力量的支持？比如，禁欲的痛苦是不是比想象的少？

如果你因此觉得禁欲不难，那么你就摆脱掉了部分物质的束缚，未来会更加轻松；如果你觉得禁欲难以做到，那么物质不重要就是一句空话，不能当做思考的前提。

当我们有了探索真理的动力，当我们了解了哲学史上主流学派的各种说法，让我们掌握了如何对抗独断论，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自己探索主观真理了。

我们说，对主观真理的把握要靠信仰，理性对真理的评价能力也有限。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去思考学习，用不着自己去追求真理，只要挑一个感觉正确的理论去信仰就够了呢？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必须信仰。

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买白菜，仅仅对某个理论喜欢、感兴趣我就信它，这不能叫做信仰。

主观真理能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可以指导我们生活，前提是我们必须发自内心认为它是正确的。假如你是一个糊涂蛋这倒好办，随便信一个也就是了。但既然你读这本书都读到了这里，你一定和我一样喜欢思考，喜欢怀疑，不喜欢循规蹈矩。那么，一个理论要是没能经过你充分的思考和怀疑，不是经过你费力追求而来，你就不可能真正信仰，这理论对你来说也就没有用了。

所以《西游记》里，唐僧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获得真理。

再说点别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我们在道家、佛家的哲学理论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这个道理体现在生活中，就相当于人小的时候要问“人为什么活着？”大了不问了，不一定是因为知道答案了，而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这可以成为我们检验自己工作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