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逐步“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到中心，中国与世界关系高度相互依赖，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日益增强、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复杂认知和期许相伴而生。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仍然缺失或不足；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遭遇外部世界的风险也愈加突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和矛盾也有所增多。一个对外开放的中国如何认识和看待外部世界，特别是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应该如何认识自己过去的发展，如何定位自己的未来角色，如何回应国际上的要求和期待，如何应对各种不同的国际挑战？种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也使一个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和崛起时代的中国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更迫切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筹划、组织了“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系列丛书，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史、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实践等领域，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也有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还包括对重大现实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国际冲突等问题的关注。丛书作者大都是我院中青年学术骨干，这套丛书是他们在自己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他们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上述成果经过我院学术委员会的推选，将陆续列入出版计划。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增进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拓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这套丛书选题基本涵盖了理论、历史和问题研究等领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特色。基于近60年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经验，历经数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和长期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成为具有国内领先地位和较大国际影响的国际问题教学研究基地。学科优势明显，学科特色突出。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战略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美国问题研究等领域确立了全国优势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领域。近年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夯实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结合成为人大国际关系研究的鲜明特色。这既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时代的呼唤，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成熟的必然需求。

国际关系学科最早形成于一战后的英国，二战后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重心移到美国。美国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使得国际关系理论逐步摆脱了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影响，越来越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必然要求我们的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但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视野，总是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局限。无论学者们怎样竭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中立，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方向都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局势、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在理论的价值中立和现实服务之间保持平衡，推动知识生产和服务社会双重功能的实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

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原“985工程”）的支持，对此我们也深表谢意。

学无止境。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尚属年轻学科，丛书作者又多是中青年学者，作者们的观点难免有偏颇甚至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丛书编委会

2015年5月

序言 行走在思想的高原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弟子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在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里，作者用这句话来描述岁月流逝无情、时空变换难料的巨大力量。本书的完成也让我有种破茧成蝶的沧桑之感：多年来，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议题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对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探索。它是对我在学生年代特别是硕士年代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兴趣的深沉致敬。遥想当年的理论激情，如今已恍如隔世。

本书是我学术生涯中第三项重要的努力，它的灵感最早诞生于2013年底，当时我将突然浮现的思想火花作为一篇时评文章在报纸上呈现出来。之后的2014年，我对这个研究设想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思考，搭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并在多个研讨会上进行了阐述；不仅如此，我还以“中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批准号：14BGJ051）为题，成功申得了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也给本项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2015年初，我持续了五年之久的第二项研究“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正好全面走向终结，我开始着手将这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计划付诸实践，而时值我已经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为期一年的访学，这使得我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研究。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尽管它的理论构思在之前就已经成型。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小镇远离都市繁华，这使我能够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开展学术研究，我也在这里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为平静与安宁的一段时光。伊萨卡美丽的湖光山水和康奈尔丰富的学术资源，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思想动力。我原计划在2016年底完成全书的写作，但没想到进展比我想象得快，2016年4月我回国的时候，这部书稿就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之后，我又对书稿进行了两轮修改，并最终付梓。

尽管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并用它来阐述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服务和私人工具的双重属性，但它绝非一时的灵光闪现，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之前的研究。支撑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有四组关键词：领导国/主导国/霸权国、国际公共物品及其私有化、国际制度竞争和全球治理，它们全都散见于我之前的学术作品中。现实制度主义对伙伴关系和国际制度的关注，在我的第二项研究中就可以找到影子。在这项研究中，我就已经探讨了国际制度体系和货币伙伴网络对于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领导对于伙伴争取和制度建设的意义。而在我的第一项研究《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则留下了我关于权力与制度变迁的最早思考，只不过它关注的是国内制度。事实上，早在2006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型论文（也是我的硕士论文）——《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就探讨了美国如何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进而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构成了本书思想的源头。在经过了从2003年至今13年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个统一的学术标签将我过去的各种研究串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就是现实制度主义。因此，尽管本书体现了我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些新的个性，但它却是站在我的前两项研究的肩膀之上，没有前两项研究作为扎实的根基，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会以这种方式搭建起来。它体现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质朴道理。

好的理论家似乎需要把逻辑推向极端，因此学术史上的那些耀眼的名字都似乎有些偏执。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游走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范式之间，并且经过了国内外多个学术大家的轮番思想“清洗”，总是很难对自己的学术倾向和学术立场进行清晰的界定。经过多年的自我审视，我发现自己的思维特征和人生阅历都决定了我可能不适合当那种单一范式的坚守者。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很显然也体现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密交织，这种交融体现在字里行间。现实制度主义相信制度和规则的力量，认为制度和规则是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力量，政治领导者需要懂得利用制度的力量；而赤裸裸地彰显武力和公然的强制行为，既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利益和领导地位的实现，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现实制度主义体现出温情和理想的一面；而与自由主义相比，它又体现出现实和冷峻的一面，因为它认为制度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发挥作用。

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源自国际关系现实的重大变化。我近乎顽固地相信，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将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革命。但是产生这种革命的前提是必须找到具有理论价值的真问题，问题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的质量。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使用权力，进而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我的回答是：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

我的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主要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的，这也是中国第五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共同特征。从1999年开始，由于种种的因缘际会，我辗转于中国的多所主要高校，在不同学术重镇接受了知识的“洗礼”，属于那种典型的由中国学术土壤所培育出来的“土鳖派”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与衰落。可能源于理论进展的挫折以及对理论价值的不信任，不少当年理论的拓荒者放弃了理论追求，转而投入政策分析和智库建设。在经历了对“三大主义式”论文的批评之后，甚至有学者开始谈“主义”而色变，认为转向具体议题的研究才是学术的常态，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面对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学界还远未成熟便开始急遽衰落，面对学术界还未实现知识生产的独立便又重新开始依附官方话语，我常忍不住黯然慨叹：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重新沦为信息世界中的“易碎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生命源泉，也是高端知识创造的根基。一个没有强大理论体系支持的学科，意味着它不能贡献有深度的原创性知识，自然不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是根系，现时对策研究是枝叶，只有发达根系深扎于土壤之中，才会有看得见的枝繁叶茂，否则无本之木必定枯萎凋零。一个没有扎实理论根基的民族很难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同样，没有深度的理论思维作为支撑的对策研究要么只能停留在低端的政策解读层面，要么就只能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薄药方。所以，当有人仍然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出租车司机的业余谈资进行类比，我们不必对此过于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苏轼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在这样一个浮华喧嚣的年代里，能排除各种看似火爆的政策议题的轮番袭扰，守在安静的环境里，就历史演进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需要坚强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意志。尽管有诸多令人难以满意之处，但在气场恢宏的国际关系学术史上，我仍然看到有一个坚守学术底色的“中国雁阵”在努力飞翔，他们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准则，努力提出自己的原创性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并试图为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我希望自己也能够算是这个“雁阵”中的一只，能在理论的天空中也留下自己的雪泥鸿爪。最害怕的莫过于在不知东西中，成为一只独自飞翔的孤雁。孤雁能够飞得更快，但却不能致远。只有在雁阵中飞翔，才更有可能达到遥远的目的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完成本项研究之后，我将展开一项名为“在传承与超越之间：中国国际关系代际学术史”的新研究。伟大的学术成果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源自整个学术共同体所提供的土壤和营养。我相信，有一天，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能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是因为它的独特性，而不是因为它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链条上的一环。而这种独特性又源自代际相传的学术传统，而不是某一个聪明学者的灵机一动。我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厘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五代学人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接力飞翔的“学术雁阵”，来发掘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精神财富。这是一部关于学者自身的心灵史。中国要成为一个学术大国，恐怕首先要理解和尊重自己的学术传统。

如同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本项研究诸多思想成果并非我一人之功。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了关于制度霸权的研究，这成为现实制度主义产生的重要学术养料，特别是门洪华的著作《霸权之翼》引导我对国际制度与领导国权力的关系进行系统思考。而海外学者贺凯关于“制度制衡”的研究也令我受益匪浅，尽管本书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与他的“制度现实主义”有很大差别，因为后者从根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一支，而且这个概念最初被运用于国内政治研究。此外，祁怀高和王明国的部分相关研究也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借鉴。

在西方学界，约翰·伊肯伯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主义世界秩序进行思考。而苏珊·斯特兰奇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一直行走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间地带，他们既关注自由主义的相关命题，又充满现实主义的冷峻。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我构成了深刻影响。本书所采用的折中主义分析路径，则是来自于彼得·卡赞斯坦，其实我的第一项研究——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制度分析同样是深受他的作品的启发。本书对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制度衰朽的思考则能在从事国内政治研究的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那里找到来源。著名的国际货币政治专家和现实主义者乔纳森·柯什纳作为我的合作导师自然也对本项研究提出了他独到的批评。

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我必须指出的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所指导的学生团队大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这项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研究，并贡献了不少原初的思想和智慧。他们分别是：张玉环、孙忆、朱红宇、高曦彤、苏晗和赵雪菲。我的另外两位研究生吴娜和宋亦明则帮助修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漏，绘制了表格，完善了注释，而且提出了许多卓有帮助的修改意见。我很幸运能与这些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后来者一起展开学术研究，并能在相互的讨论中学到很多。

此外，崔立如、阎学通、时殷弘、庞中英、徐昕、王正毅、王勇、吴心伯等学界前辈以及田野、孙学峰、赵可金、徐进、陈定定、张哲馨、宋伟、林民旺、尹继武、黄琪轩、吴文成、刘丰、毛维准、董青岭、左希迎、陈拯、刘玮、莫盛凯和陈兆源等学术同人都曾阅读或品评过本书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卓有建设性的评论意见。其中阎学通建议我弃用或少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性概念，以防止削弱本书的理论色彩，这一重要建议直接促使我修改了本书的主标题以及多个次级标题。我要特别感谢陈志瑞、樊吉社和达巍，我们于2012年夏天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关于奥巴马政府国际战略的一次深度谈话，给本项研究埋下了思想的火种，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樊吉社让我首次意识到中美规则竞争的徐徐展开；我也要特别感谢唐世平，我们于2016年4月在康奈尔大学关于本项研究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实证的讨论，直接改善了本书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他对我先前使用的“制度合法性”概念的尖锐批评迫使我转而采用了“制度结构合理性”的新概念，尽管他的另外一些批评我囿于能力的限制和技术操作上的困难而难以完全在本书中体现出来。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和思想也已经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上海美国研究所等机构邀请我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进行一些学术讲演，使我的相关研究能够提前在会上得到诸多学者的点评。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本项研究先后提供了两次额外的资金资助；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且慷慨地提供了出版经费，尤其是陈岳院长、方长平副院长和院学术委员会在推动此书出版的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浩敏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所做的辛苦努力，正是在她的努力之下，相比于最初提交的书稿，最终付梓的正式出版物已经焕然一新。

感谢我的好友吕丽云（Wendy Leutert），她为我们全家在伊萨卡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真诚的帮助，而且她也倾听了我的研究设计，并鼓励我尽管将设计付诸实践。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的妻子崔志楠和大女儿卓然始终陪伴在我身边。我的妻子楠尽管早已远离了学术圈，但她以自身曾经受过的专业训练和学术感悟不断提醒我，作为一次更加成熟的学术写作，要尽可能“少一些资料堆砌，多一些思想呈现；少一些文献罗列，多一些理论论证”。她的耳提面命成为警示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这本书“写薄”的座右铭。不仅如此，她在美国承担了绝大部分抚育孩子的艰辛，努力将更多的空余时间留给我，以尽可能使我专心研究。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一名大三的本科生，那时她风华正茂、青春无限，对未来充满理想；如今她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肩负着捍卫家庭的重要职责。生活的沧海桑田和俗务的纷纷扰扰丝毫没有磨灭她对我学术事业的坚定支持。我的前两本书分别献给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那么本书则理所当然专门献给我的妻子，以纪念我们相识八年来所共同走过的风雨泥泞，以及在艰难岁月中相濡以沫的日子。

谨以为记。

2016年7月于北京西郊定慧福里

第一章 导论：国际制度竞争的新世界

领导国必须提供某些……可信的、制度化的措施，以约束自身权力的行使。[1]

——约翰·艾肯伯里

国际关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以全球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体现在以国际运行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变化。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格局演进的重要分水岭，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天平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移：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之后，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大国之一，这是21世纪里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局。

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主要由大国（great powers）来书写。[2]自1840年以来，中国首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也首次成为国际体系游戏规则的重要书写者之一。理解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理解21世纪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而正是中美战略关系日益呈现不同以往的新型特征，带来了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

中美战略关系正在加速走向一种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但是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冷战对峙的关系，也不是战争敌对的关系；它既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上其他类型的大国关系，也不同于中美关系史上的各种战略关系类型，而是一种在深度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形态。一方面，中美是一对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既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议题上，也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多个层次中。另一方面，中美又是一对竞争对手。这种竞争目前主要不是以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大国战争和安全困境等传统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意识形态竞争和价值观竞争也并非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主要表现；中美之间围绕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所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全新的形态，正在成为两国战略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制度之战”取代“枪炮之战”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根本力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表现为伙伴争夺和规则竞争两个方面，这种竞争并非零和性质，而是建立在各种深度合作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可能重塑国际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特别是从根本上冲击无政府状态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知识产生的基本前提，从而给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体系带来巨大挑战。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来对此做出回应，因为传统的思维和范式已经难以回答中美战略关系中所呈现的一些新问题。

本书站在西方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学术大厦之上，通过折中主义的取舍，提出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形成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的国际制度现象及其对未来国际秩序再建所产生的影响。本书的研究指出，中美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推动国际社会进入一个现实制度主义所描绘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形式逐渐从过去围绕军事、联盟和均势等传统要素展开，转向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也即围绕制度主导权展开。前者是纯粹建立在对抗性与零和性基础上的“硬竞争”，后者则是蕴含着丰富的合作基因和自我约束（self-constraint）的“软竞争”。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新型中美战略关系的引导下，国际体系正在从“丛林世界”走向“规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公然的武力行为和武力威胁不再是国际行为的常态，合作伙伴取代军事盟友、制度关系取代联盟关系，正在成为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世界里，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合作伙伴的争夺是大国关系的“新常态”，大国通过成为制度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权威、实施权力和谋求利益，并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有效管理。总之，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embedded）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这成为21世纪初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内容。

中美之间围绕国际制度所展开的竞争缓解了直接的权力竞争的对抗性与零和性，并且有可能丰富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而为国际社会带来良性治理的格局，并构建一个基于规则体系和伙伴网络的国际新秩序。现实制度主义试图在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为理解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国际体系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也希望能为理解国际政治基本逻辑的延续与变迁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进而为整个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进步贡献一些新的知识。

第一节 大国战略关系的历史透视

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权力结构）和基本秩序（运行特征）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来定义，理解大国战略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前提。所谓大国，通常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因实力地位、地缘位置以及价值体系等原因而能够对国际体系运行产生显著影响。[3]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国际体系中大国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其数量一般仅在3—5个，因此，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可观察性。所谓战略关系，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系形态，特别是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力量对比与政策选择的重大变化；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分析一个特定时期的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当时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孕育出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以来，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不断上演大国兴衰、战和交替的悲喜剧，也为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4]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战争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及冷战对峙关系。[5]这种大国关系形态也界定了当时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

理论来源于实践，历史上存在的这三种基本的大国关系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事实来源。而这三种大国关系形态的塑造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苏联，它们曾经先后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叱咤风云的主要角色，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虽然在二战期间短暂地影响了世界，但它的扩张行为是对英国式殖民主义和德国式军国主义的混合；日本所有的对外行为几乎都是对已有的国家行为的模仿，它并没有以自身独特的行为模式为国际关系学术发展贡献原创性的实践活动，哪怕它在二战后的复兴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支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日本的国际行为为背景来书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从来没有今后也难以成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真正世界大国。

一 英法关系：百年争霸战争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以自身领先的航海行为和殖民开拓敲开了世界现代化的大门，但它们却因为自身的根本性缺陷止步于现代化大门的门口；同样，由于它们过早地衰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6]随后崛起的荷兰自始至终只是建立了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由于荷兰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因此荷兰庞大的商业船队和商业网络最终在英国的军事化武装的舰队面前，很快灰飞烟灭。荷兰在国际关系史上只是如流星般瞬间划过夜空，荷兰的命运也证明在当时还表现为“丛林世界”的国际体系中，没有军队保护的财富脆弱不堪。[7]

真正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恒远印记的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17世纪后半期快速崛起为欧洲的强国，它们有太多的不同：一个是不断走向议会民主制，一个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一个是海洋岛国并有强大的海军，一个是大陆强国并有一流的陆军；一个依靠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来解决国家融资问题，一个仍然依靠传统赋税来汲取资源。英国和法国代表了欧洲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但它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无政府的世界中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争夺霸权。

在18世纪里，英法战略关系构成了大国战争敌对关系的典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不断扩军备战，并进行了复杂的结盟活动，两国间先后爆发7次大规模战争，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直至1815年拿破仑被彻底击败方宣告结束。[8]

英法的百年争霸战争缔造了一个新的以主权和强权为基础的“丛林秩序”，这个秩序区别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以封建自治为基础的中世纪旧秩序。[9]以英法争霸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漫长历史，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发展出洋洋大观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包括雷蒙·阿隆、亨利·基辛格在内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家都从18世纪的英法争霸关系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

此后，尽管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所谓的百年和平，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表明，因恶性权力竞争所导致的敌对和战争乃是大国战略关系的常态。大国战争是大国敌对关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往往直接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从而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转折点。[10]

面对大国战略敌对关系的黯淡前景，现实主义者们在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三个思想巨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诸如权力政治、制衡理论、结盟理论、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等具体的理论分支。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历史上大国敌对关系的悲剧性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巨大的安全和生存压力下，大国关系很难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围绕权力的竞争必然导致敌对甚至毁灭性的战争。[11]

二 英美关系：长期战略合作

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关系实践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它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说的那么单调乏味，以至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悲剧循环。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级的大国为国际关系的教科书贡献了大国战略合作的经典案例。

所谓战略合作关系，指大国之间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行为，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战略威胁或者维持既有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在本土并没有遭受严峻威胁的情况下，跨过重洋和英国坚决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另外一个战略敌手。战争结束之后，英美也能在分歧中达成共识，来重建世界秩序。更加吊诡的是，英国和美国实现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和平权力转移，19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和平地将世界老大地位转交给美国。在后来的冷战期间，英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忠实伙伴；冷战结束之后，英国更是对美国亦步亦趋，成为美国的全天候盟友。而在18世纪末，两国曾经浴血奋战了八年。英美为何能够形成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给国际关系的探索者留下了很多思想激荡的空间。

事实上，大国战略合作并非始自英美。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败之后，当时的主要大国——英国、沙俄和奥匈帝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并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即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大国共识、权力约束和大国和解的基础之上。[12]这一战略关系形态使整个欧洲和世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基本和平，与18世纪的大国敌对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这一基本命题。这种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德国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而最终走向瓦解。[13]新兴的德国不接受欧洲协调下所达成的大国共识，作为修正主义的新兴大国，德国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方式摧毁了当时的欧洲秩序，最后也摧毁了自己。

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为体，当前的美欧关系也属于这种大国战略协作的关系形态。它们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行为体共同维护以集体安全、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大国战略合作的实践，促成了后来以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集体安全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自由主义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19世纪的欧洲百年和平孕育了以科布登为代表的贸易和平学说家，这些学说家以自身的外交行为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第一个相互依赖时代的到来。后来，到了20世纪下半期，民主和平论与贸易和平论者认为，美欧大国合作关系的实践表明，共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14]集体安全论者也认为，“欧洲协调”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维护整个体系的和平。至今仍有不少全球治理理论将“欧洲协调”视为最早有效的安全治理模式。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存在为自由主义者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因为大国之间不总是战争敌对，也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甚至可以结成盟友，这种盟友甚至也不会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而解体。[15]

三 法德关系：宿敌变成伙伴

法国和德国从你死我亡的百年宿敌演进到今天血浓于水的亲密伙伴，两国关系的演进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室”，在美英战略合作与欧洲协调之外，进一步验证了自由主义学说的魅力。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法国和德国就成为彼此最大的战略对手，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大陆上的长期霸主，法国是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需迈过的一个坎。法国和德国的大国关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演了经典的“修昔底德困境”，即一方的崛起和安全，必须以削弱和打击另一方为基础。双方关系的这种零和性质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二战之后，法德这对百年宿敌却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从当年最大的战略敌手转变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法德领导的欧洲一体化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了巨大的财富。欧洲的联合是国际关系史上超越主权，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尝试。欧洲成为“世界和平的绿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启蒙运动时期的大思想家康德关于“持久和平”的理想，也实现了当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自由和平”的理想。

在德法的领导下，欧洲国家进行了十分伟大的区域层次的国际制度试验，而欧洲共同市场和欧元则是这一系列试验的最集中体现。欧洲共同市场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市场整合，国界线的阻隔在经济要素流动的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而欧元是主权国家之间以政治协议的形式所缔造的超主权货币，它在欧元区流通已经超过十年，尽管欧元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坚实地奠定了自身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地位。[16]欧元成为欧洲团结的象征，也成为德法大国关系从宿敌走向伙伴的勋章。

德法关系的演进以及欧洲的一体化实践，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蓬勃生长的沃土。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建构主义乃至全球治理理论、批判理论都建立在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基础之上。尽管欧洲国家已经从世界权力政治的巅峰上跌落，但欧洲依然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舞台上继续领先于世界。

欧洲的试验仍在继续，其间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挫折，但这种试验彰显了人类社会关于国际关系的伟大想象力。而德国和法国从世纪宿敌走向亲密伙伴的历程，也以自身的行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四 美苏关系：尖锐冷战对峙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苏联及其前身沙俄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它只是在“欧洲协调”的梅特涅时代以次主角的身份参与欧洲大国关系事务，但后来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落败，沙俄又一次退回到孤立的时代。一战结束之后，苏联以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有力地介入了国际关系，但它仍然经常遭到藐视。直到苏联在二战中以自身惨烈的牺牲发挥重要作用，才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量级选手。二战结束后，苏联又以令人畏惧的国家实力一跃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过去藐视沙俄和苏联的英、法、德、日等传统大国则在战争的硝烟中奄奄一息，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这是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换。

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冷战对峙这一大国关系的新典型。所谓冷战对峙关系，指大国之间采取彼此敌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攻击，经济上进行制裁和封锁，政治上进行结盟对抗和暗中破坏，甚至在军事上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打击对方，两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但双方又在主观意愿上极力避免直接的恶性冲突，并且事实上也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17]

苏联和美国并没有走上一条类似当年英法、法德的敌对战争的老路，而是维持了对峙中的冷和平，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尽管其间也曾经因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而使两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毕竟双方最终都有效地管理了这种危机，并没有让战争成为现实的噩梦。双方的这种关系持续了40多年，它也在总体上有利于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稳定。导致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核恐怖平衡”。[18]这意味着，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在二战之后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19]是核武器所带来的巨大恐惧给苏美带来了和平，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事实上，作为美苏对峙的一方，苏联的国际行为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其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传统基因，不论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盟友，它都是武力的极端崇拜者。庆幸的是，人性中残存的审慎与克制在核武器时代避免了人类的毁灭。

美苏冷战对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均势理论、威慑理论等众多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这一关系形态的实践基础上诞生的。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使得一向悲观的现实主义也开始严肃考虑大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有望实现的，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史上这些大国关系的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大国关系实践，带来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的争鸣。而国际体系中每一个新的战略棋手和战略关系的出现，都成为刺激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隆重登场更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第二节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登场

如今，我们再一次遭遇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传统大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战略棋手，他们只能联合起来，通过欧盟这一超国家组织勉强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位置。2010年，欧洲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一度给欧洲的联合带来重大考验；2016年，英国的“脱欧风波”更是让“欧洲病人”雪上加霜。而苏联在解体之后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找到大国复兴的正确道路，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强人体制，都没有让俄罗斯重回国际竞争的中心舞台，每一次的油价下跌都让这个虚弱不堪的巨人挨上重重一击。面对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全方位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被“羞辱性”地驱逐出号称“大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这表明俄罗斯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二流角色，它只能被动地在国际体系中捍卫自身的战略利益，已经完全没有能力通过自身创新性的国际行为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内容。至于日本，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辉煌的表现，日本曾试图以“发展型国家”和“雁形战略”来重组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滞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证明日本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心理上都无法充当东亚的领导者。

而中国，这个曾经一直生活在屈辱状态的国家，却在这一变局中以前所未有的新姿态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以自身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巨大实力和声望，一跃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中国开始不断告别“韬光养晦”，在国际体系中日益积极有为和“坚强自信”（assertive）[20]，并开始以自身的大国外交实践强有力地影响着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这些实践蕴含着大量新的基因，因此中国有望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书写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塑造了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的总体认知。但面对前所未有的、因自身变化而带来的国际大变局，中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一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

作为中华文明在政治上的集合体，中原王朝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由于它对广袤的国土实施了比较有效的集中管理，因此常被称为中华帝国。[21]中国的大国地位既体现在辽阔的地理版图和强大的政治行为能力上，也体现在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迁，每一次变迁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第一，中国的自成体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最重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处于一个霍布斯式的“自然丛林”状态中，有着高死亡率，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强大自己和通过联盟组合，在险恶的国际体系环境中求得生存。[22]西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都建立在这一实践经验之上。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时至明末清初，呈现的是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帝国体系，而且这一帝国体系虽然屡经王朝更迭，但总体已经有效运转了近两千年。

这一被称为朝贡制度的庞大体系主要依靠中央怀柔四方、四方朝贡中央的基本原则来运行，必要的时候，也依靠来自华夏中心的强大军事实力来加以维持。该体系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不平等性，朝贡制度是中国内部等级秩序的向外延伸，宗主国和朝贡国在身份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因此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间体系。（2）互利性，通过独具东方特色的朝贡贸易，朝贡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在获得宗主地位的同时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朝贡制度的现实依据是利益互换。（3）和平主义性质，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武力扩张权力不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和平自守，维护农业文明的稳定。（4）封闭自守性，在明清时期，朝贡制度逐渐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模式，其“防”和“禁”的特征特别明显，它不是一种开拓扩张型的秩序。[23]

可以说，当时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两大体系的对比见表1-1），它们平行运转在1840年之前的近300年里，两者虽然有些零星的贸易、人员和文化往来，但总体上相互隔绝，自成体系，缺乏基本的互动。[24]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遥远的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巨大阻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能力促成这两个体系进行频繁有效的互动；其次，政治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一个封建落后的政权，封闭了中西方交流的通道；最后，自宋代以后，中华体系的封闭自守性日益加重，清政府出于对自身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不安全感，而采取的颇为自负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两大体系的隔绝。

表1-1 东、西方两大体系对比

由于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天朝上国的思想便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思考。而支撑天下体系的是儒家意识形态。[25]儒家思想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的关心的范围之内”[26]。而这种格局的打破，源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力量能够穿破重重的地理阻隔，也在于东西方两大体系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而导致西方体系对东方体系的压倒性胜利，迫使东方体系的核心国中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臣服于西方定义的国际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东亚朝贡体系逐渐崩溃，中国也被迫逐渐建立起西方的近代外交制度。[27]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经过从轩轾中外到对等外交关系的漫长心理调整后，终于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基于‘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28]这一痛苦的认知转变开启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中国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而且一直都是落后挨打的反面角色，直到二战爆发中国才短暂成为一个正面角色。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携“工业革命”之威，依靠船坚炮利，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天下体系，并以贸易自由的原则破坏了朝贡体系。从此，中国开始被迫臣服于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体系。而东方体系的崩溃，也标志着西方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两大体系正式并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正式形成。中国逐渐放弃了天下世界观念，转而全盘接受西方的国际体系，希冀以不懈努力在其中获取一席之地，建立现代强国。

东西两大体系激烈碰撞后，现代中国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它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由于中国是以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失败者的身份加入西方体系的，因此，中国学人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再造国家。[29]到民国时期，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来看，“这个时期的学人已经开始从西方知识中寻找启发并将其引入中国，结合中国传统和现实进行阐释和改造，初步形成了一个基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30]

抗日战争及其最终胜利帮助中国实现了国际地位的提升，至少成为名义上的世界强国。而中国之所以从反面角色成长为正面角色，很大程度源于当时国际体系呈现一种霸权交替的特征，新霸权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附属地位没有改变：“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一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终止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落后国家。”[31]当时学界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如何完成国家内部整合，以及完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决断。与国内事务相比，国际事务尚在其次，更遑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了。

第三，中国孤立于体系，成为体系的造反者。在国民党治下，“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32]中国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持久的革命经历加之毛泽东鲜明的个人特征，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以富有造反精神著称于世。中国以激进的方式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体系规则，重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坚定奉行“一边倒”政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中国进行了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因此中国实际上彻底决裂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美国的较量在朝鲜战场以热战的形式达到顶峰。到1957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甚至呼吁要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33]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其标志就是中苏论战和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34]至此，中国同时与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两大领导者交恶，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体系中的“孤独的愤怒者”。[35]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被迫和美国、日本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中国与整个国际体系的隔绝状态几乎没有改变。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观察与判断被置于意识形态狂热和内部政治斗争的框架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基本丧失：“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破坏。”[36]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更是风雨飘零，学校的教育功能基本丧失。学者连客观独立的观察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提出系统的、原创的国际关系理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如怎么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也存在自己的国际关系实践，但是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中，中国只能依靠伟大领袖的思想来理解国际关系，比如毛泽东提出的诸如“一边倒”、“三个世界划分”、“两个拳头打人”、“一大片、一条线”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表述。但是，这些思想表述离科学严谨的国际关系理论还相距甚远。

第四，中国再次融入国际体系，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配角。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一段漫长的曲折历程，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落后地位。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征程。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现代经济制度，务实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必须借助国际体系的力量。在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邓小平下定决心改变中国的造反者形象，重新将中国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在毛泽东晚年，他也意识到长期自绝于国际体系的道路很难行通，因此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邀请尼克松访华，体现了毛泽东对“革命外交”的反思，但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条件完成对这一外交路线的根本性调整，只能由他的继任者邓小平来完成。

与晚清相比，中国再次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虽然更多的是主动选择，但仍然不乏屈辱和痛苦，其中表现在美国继续坚持对台售武、1989年西方世界的集体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南联盟炸馆事件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曲折进程，等等。这些曲折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勾起中国老一代学人挥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结。[37]但在邓小平创造性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以“外交为经济服务”为总方针，艰难地度过了这一过程，获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并且在外交领域中有所作为，比如，与俄罗斯完成边界谈判，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使之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国际平台，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发起成立东亚“10+3”合作机制，等等。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重要标志，中国可以说阶段性地完成了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步伐。[38]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建设。出于在“文化沙漠”之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新闻综述式”研究的不满，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经典理论。[39]大规模的学术引进工作可谓是大开风气，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全方位的发展，也为中国和西方学者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积累时期。

但是一个重要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即这些理论的引进并没有相应刺激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性，而且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时，也不乏脱节之处。[40]由此，数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学人的争论再次出现，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西方化与本土化/中国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如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41]面对这种困扰，中国学者在90年代初就开始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42]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中国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时，面对西方的利益冲击、话语冲击、制度冲击和文明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策制定者所必然产生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觉。在这一阶段，西方理论的全面导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问题。

第五，因坚定融入而享受了既有体系繁荣与和平的巨大“红利”之后，中国开始崛起为国际体系的主角。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随后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再加上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

伴随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角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意义。以欧洲历史为主要经验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崛起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将伴随着战争。即便是对中国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要想和平崛起必须皈依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43]对此，中国政策界率先做出回应，所谓“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等具有中国原创色彩的概念表述便是对这种角色变化的一种政策回应。但这种回应因为缺乏深厚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往往总是停留在政策性的概念表述阶段，还没有上升为成体系的理论建构。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状态的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多轮变换，这种变换直接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国际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随着中国首次成长为既有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这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二 成为主角的中国与世界

自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领导的并被后来者继承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哈里·哈丁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测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4]经过近四十年的持续发展，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号角色，但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二号角色。这种二号角色不仅体现在经济维度，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地缘等多个维度。一个全新的二号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45]

图1-1 2008—2015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Global Economic Monitor）。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领先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越来越多，并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小（见图1-1）。世界银行甚至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在2014年底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46]在其他一些细分的经济指标上，中国已经在多个方面成为世界头号国家，比如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等。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进口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47]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的国际会议，中国领导人总是备受关注。

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在国际生产链条中，中国处于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中国从资源国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及其他原材料，又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3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48]第二，在金融和投资环节，虽然中国资本账户还未完全开放，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资本对世界的影响能力也在显著增强。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50%。总之，经济是中国过去近40年来最为成功的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角色的领域。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大国。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具有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具有独立地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创建和设计国际制度的能力是国家政治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融入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49]不仅如此，中国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成为国际制度的创立者。从区域国际制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50]而同时，中国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多个重要自贸区谈判（FTA）的倡议者。不仅如此，中国也是“金砖机制”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该机制凝聚和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51]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在中国的国际制度外交史上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52]

第二，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在国际政治中，政治动员是指一国号召和说服他国追随自己并支持自己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成功的国际政治动员不仅可以帮助动员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更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观念变成国际规范，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二战期间的英国和美国是政治动员成功的典型，而德国是失败的典型。

受“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影响，在进入21世纪之前除了在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上，中国很少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1992年，中国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的国际政治动员中遭遇了重大挫折。进入21世纪，中国的自信心开始增强，中国先后在申报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的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成功。不仅如此，2008年中国动员了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内的80多名政治首脑出席奥运会开幕式。这是对中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从2014年开始中国又开始在国际上进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动员。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德国、俄国、韩国、美国等多国外长通电话，并获得不同程度的积极回应。此外，中国驻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大使纷纷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日本的“右倾化”。[53]中国在反击日本的国际政治动员中，给予日本巨大的外交压力。

第三，中国在国际政治的议题讨论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同时一旦中国不参与或者进行否决，一些国际事务将很难处理。这突出表现在朝核问题、苏丹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也体现在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2012年4月，苏丹问题进入白热化，南苏丹总统基尔在“重要关头”访问中国寻求帮助。作为与南、北苏丹保持同等友好的国家，中国在劝和促谈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外交作用，通过项目援助、居中调停最终促使南、北苏丹在争议问题上和解。[54]中国学者王逸舟将其称为“创造性介入”的重要案例。[55]如果说中国在苏丹和朝核等问题上发挥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建设性作用，那么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面对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要求，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以其强大的能力行使了否决权。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同等责任，这一貌似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却很不平等。对此，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坚决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原则，多次阻止了西方国家将减排义务强加到发展中国家的企图。

第四，中国开始具备进行国际政治惩罚的能力。所谓政治惩罚能力就是可以利用经济、军事、宣传等施压方式达到本国的政治目的。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对菲律宾进行了经济制裁，包括取消到菲律宾的旅游团，对从菲律宾进口香蕉进行限制，等等。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游客来源地，香蕉是菲律宾第二大出口的农产品，而中国的进口量占菲律宾香蕉出口总量的一半，这些措施给菲律宾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惩罚措施效果明显，菲律宾总统比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公开谴责中国的同时，与中国在当年6月早期达成协议，菲律宾从黄岩岛附近争议海域撤退，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维持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56]2010年挪威向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中国表示强烈抗议，给挪威施加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导致挪威不得不向中国“示好”，如支持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57]

中国对美国和其他侵犯中国权益的大国也越来越具有进行政治惩罚的意愿和能力。2010为反对美国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宣布了四项制裁措施：“暂停两军计划内有关互访的安排；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两国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措施以及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58]在以前中国只是做象征性的抗议，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威胁要惩罚美国相关企业。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了达赖，中国以长期拒绝其访华来进行政治惩罚。2013年底，卡梅伦访华成行后，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且不支持“西藏独立”。[59]

第五，中国开始具备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是实施政治强制力的重要后盾。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军队要忍”的方针下，[60]中国的军费开支一度从占GNP的8%—10%降到2%。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果实使得中国可以对军事现代化进行更大的投入。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军事投入开始大幅增长。2011年至2015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年均增长11.36%，2015年中国军费预算为1458亿美元，排在当年世界第二（美国军费预算为5975亿美元）。[61]在不断增长的军费投入下，中国军力发展逐步迈向现代化、信息化，部分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技术成就正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62]

再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大国之一。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对周边乃至全球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构成中国重要的“软实力”。[6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在弊病逐步显现。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对财富和权力积累的无止境追求非但无助于完满社会的建立，反倒会动摇人类文明的根基。[64]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静修己身”等精义或许能克服西方文明的弊端。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思想，对于当今弥漫世界的消费主义倾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注重家庭，注重人际和谐而非过度竞争的理念，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替代的知识传统。中国文化地位的复兴将冲击现代化开始以来西方文化建立起来的普世正当性，从而重新缔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最后，中国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崛起之后的中国一定是亚欧大陆的重要战略旗手。“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65]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集中地缘政治矛盾最多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而且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和强国多是中国的邻国，比如俄罗斯、日本、印度等，而一些中等强国也位于中国的周边，比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世界多数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介入。这种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地位。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地缘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作为世界主角的中国，既是解决国际主要问题的必不可缺的参与者，也是部分国际主要问题的制造者。中国成为国际主要角色对国际体系构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其核心表现就是，中国要求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国家甚至领导国家。这一角色演变，为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最为宏观的现实背景和现实基础。

第三节 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契机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国与作为霸权守成国美国的战略关系正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国际秩序运行特征的核心动力。[66]而今天正在加速演进的中美战略关系既不同于以往的大国战略关系，也不同于以往的中美战略关系。它呈现一种全新的形态：一方面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围绕权力、利益和尊严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另一方面两国又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等诸多议题上进行了丰富的合作，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个层面的紧密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中、美两国既是主要竞争对手又是深度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理解中美战略关系所凸显出的新特点及背后的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正处于理论创新“焦虑”中的中国学界尤其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67]

而中美大国战略关系的新型特质，在内容上集中体现为国际制度竞争，即两国的权力竞争主要围绕控制和塑造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而展开。它较之以往的传统大国权力竞争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传统大国权力竞争往往体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军事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攻讦。这三种竞争形式具有高度的对抗性与零和性。而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一方面弱化了传统大国竞争的对抗色彩与零和性质，中美在展开制度竞争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中美争夺的伙伴网络可以相互重叠而非彼此排斥；另一方面它有可能增强国际社会的制度供给，推动国际体系加快从传统的“丛林世界”向现代的“规则世界”的演变。[68]

中美之间正在展现的这一大国关系新形态，提出了一些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回答也没有注意到的新问题，从而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一 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1949年以来，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中美战略敌对关系（strategic confrontation）。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剧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并且直接形塑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因此，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69]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征的理解。[70]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伟大领袖的个人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中国不仅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且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团体。

第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strategic cooperation）。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各自的意识形态成见，停止敌对而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的改变而产生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71]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不仅如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也给西方以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要佐证。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

第三，中美战略模糊关系（strategic ambiguity）。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72]但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并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在这20年里，双边关系动荡起伏，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73]一方面，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比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74]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而且中国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75]尤为关键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实力差距，[76]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单极化的趋势，[77]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做出“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78]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79]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动摇。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中国语境下的“韬光养晦”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取得迅速长远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80]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81]另一方面，双方仍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并增强合作，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重大议题上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类型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会发现，当前正在逐渐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正在呈现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这种新型模式要求学术界创造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是敌对战争关系。中、美两国都认为相互间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冲突是不可接受的，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在两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首要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关系并没有发展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向这种趋势变化的明显迹象。这使得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于中美必将走向全面冲突的悲观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经验的佐证。[82]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不是冷战对峙关系。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对美国的结盟对抗运动，[83]没有对与自身存在很大不同的美国模式（包括意识形态）进行尖锐攻击，两国在经济交往和社会互动上并非相互封闭隔绝，而是水乳交融。美国虽然加强了与亚太盟国的合作，但并不鼓励盟国与中国进行持久对抗，美国并没有坚定地采取对华遏制政策，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也多为象征性的。[84]中国反复重申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秩序，[85]而美国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而且并不乐见中国的失败。[86]总之，中美仍然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与民主和平论者在解释中美大国关系时都存在着严重不足。

最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安全利益差异以及经贸方面愈加激烈的摩擦。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合作性利益也难以压倒双方的诸多分歧：其一，美国尚难接受中国与美国在平等基础上联手共治，从而像当初的“欧洲协调”一样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格局，这是美国不太乐意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承认中国与美国平等大国地位，而中国也无意担任美国维持世界既有秩序的“小伙伴”；其二，中美之间缺乏一种更加紧要的外部战略威胁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也不可能像当初的美英关系和现今的美欧关系一样，双方结成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使得关于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也难以完全说明中美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当前中美之间一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双边合作和交流，同时对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协调与不同程度的配合；另一方面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或领土殖民，而更多的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总体和平方式加强竞争。这是一种“自己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的洛克式文化逻辑。[87]总体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88]

概言之，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两国将保持一种既为战略竞争对手又是重要合作伙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积极争夺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具体议题领域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战略层次的竞争对手和议题层次的合作伙伴，二者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大国关系新形态的基本特质。这种高度复杂微妙的关系形态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89]它令既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显得捉襟见肘，目前，还没有既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90]

二 塑造新型关系的动力机制

中美大国战略关系性质的变革，源于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战争恐怖平衡”（balance of war terror）机制抑制了大国战争的出现。二战以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遏阻了一场热战在两国之间爆发，从而为国际关系史贡献出冷战这一特殊的大国关系形态。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即大国之间不仅仅恐惧“核战争”，而且对一般性的战争都产生了恐惧，更不用说大国战争了。

首先，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91]在战争高科技化的今天，战争愈加体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估算，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便高达3万亿美元。[92]除了经济成本之外，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发动一场战争还将带来高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成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政治家在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比以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变得日益困难。过去，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领土兼并和财富掠夺，而今天，由于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领土兼并已经难以实现，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科技进步和贸易开放，更加有效地完成财富增长的目标。[93]因此，战争已非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战争不再是大国政治的继续。

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动两场战争并很快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并未获得十分显著的政治和安全上的收益，相反，美国至今仍然深陷“战争后时代”的泥潭之中，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对于战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从中国方面看，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包括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和周边领土争端，这既有对战争成本的担心，也有对战争有效性的考虑。

由于认识到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成本高昂且难有赢家，中、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战争恐怖平衡”，双方均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在两国之间发生。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经常约束盟友，使之不要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两国绝不可发生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有着极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对战争的厌恶或者恐惧，使得中美都只能选择战争之外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矛盾。国际体系中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少，战争已不必是“大国之间政治的延续”，这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94]那些建立在传统的大国战争基础上的理论面临过时。[95]

第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大国之间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利益。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他们当时的实证检验更多集中于美欧关系。[96]如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不仅在美欧等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发挥作用，而且开始对中、美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领域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像两个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两国必须按照相同的节奏转动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关系形态有效抑制了中美竞争行为向恶化发展。

首先，“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这是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97]冷战时期，美苏除了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几乎处于两个完全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必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也表现在全球层面。

在双边层面上，中美高度的相互依赖使彼此都相信能从对方的繁荣、和平与稳定中受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而不是“落井下石”借机破坏，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样，美国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发展而非动荡不安的中国。

在全球层面上，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与一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面临着众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它对强有力的合作产生巨大需求。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美两国都有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特别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需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美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持有共同的目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美都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环境安全的内在动力。此外，两国在防止跨国疾病、打击共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不单是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它之所以能够对国际关系形成持久影响，还在于它消弭了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理性算计。[98]因为大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理性的观察者都很难判断究竟哪个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益更多。这会使那些即便极力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也很难采取行动破坏相互依赖的体系。具体到中美关系中，我们的确很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进程来判断，究竟美国获益更多还是中国获益更多。

其次，“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等中国俗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从而有望将任何潜在的重大冲突都遏制在萌芽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大国战争中都不会成为赢家。[99]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它体现在政治安全、生产链条、经贸流通、金融网络、生态环境、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若割断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还将危及全球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100]不仅如此，“复合相互依赖”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矛盾和冲突，但可以防止它们“撕破脸”，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度须臾不可缺少，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于它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复合相互依赖”一方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又约束着中美对彼此的行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了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还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101]

第三，“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零和博弈特征，使得国际竞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三大驱动力——对权力、财富和尊严的竞争——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年代，都已经改变了形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是决定权力地位、财富分配和荣誉尊严的主要方式，而在创新制胜时代，国家更愿意通过科技创新来谋求权力、财富和尊严，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硬竞争”转化为以创新力比拼为根本表现形式的“软竞争”。[102]

首先，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科技竞争成为国家争夺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在国内体现为对暴力的垄断，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拥有及使用暴力的强大能力与优势地位。然而，科技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权力的获取方式，使得国家更愿意通过谋求科技优势来获取权力，当代大国均倾向于凭借技术垄断而非强力攻击对方来增强权力地位。

其次，科技创新导致全球财富总量迅速提高，改变了国际财富分配的零和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财富的增量很小。如何分配固有的财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仅如此，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人力和资源投入，因此，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成为国际战争的核心动力，无论远古的部落战争，还是封建时代的兼并与掠夺战争，抑或近代的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都反映着财富争夺的根本诉求。即便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被认为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行财富掠夺之实。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科技进步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首要来源，从而改变了财富获得及在国家间分配的机制。一方面，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科技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而掠夺性战争则显得愈加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科技也削弱了人类创造财富时对人力、资源和土地的依赖，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资源等展开的零和竞争压力，也削弱了国家对于领土、人口、资源等传统要素的偏好。总之，科技创新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摆脱因为财富争夺所产生的零和博弈。

最后，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荣誉尊严的关键手段。在国际社会受人尊重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些黩武好战的强权国家，而是拥有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和更加公平高效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国家。[103]这就相当于，在传统社会，孔武有力的男人得到欣赏，而在现代社会，优雅智慧的男人更受欢迎。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使大国竞争的形式不断“软化”，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竞争正在取代以军备为核心的武力竞争，为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围绕权力、财富和尊严进行的零和博弈乃至恶性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竞争形式“软化”使得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安全的稀缺性遭到重大挑战，在一个领土征服不断远去的时期，国家的安全尽管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领土和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成为很多国家的头号战略目标。生存问题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已经解决，威胁生存的不再是国外威胁，而是内部的发展。这促使安全的内容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领土安全的地位正在下降，以发展为表现形式的非传统安全的地位正在全面上升。

无论热战还是冷战，历史上大国之间总体上都呈冲突和敌对关系。然而，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科技创新制胜”这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减少甚至突破现实主义者所称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两国展现出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简言之，“战争恐怖平衡”使双方害怕恶性冲突，“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使双方不愿发生恶性冲突，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使双方国不需要发生恶性冲突。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形态给面临“终结”危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考验，[104]从而为新理论的登场提供了宏观的时代背景。

三 现实制度主义的新型世界

中美正在展现的新型大国关系形态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发生一场深远的变革，这给知识的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在中国长期的政界-学界互动中，往往是政界率先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政策思想，然后由学者来进行论证。学界不仅处于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而且往往被定位于去解释官方政策。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官方抛出某个新提法或者发起某个新议程，学者的“研究”便很快“一拥而上”；而一旦官方不再使用某个提法，学者便又很快“弃若敝屣”，迅速“改换门庭”。这种政学关系说明了中国学界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他们高度依附于官方话语，而不能实现思想上的“断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难有理论创新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21世纪初，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立话语体系和独立研究议程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与政策保持着一种守望的距离。这个学术群体的形成，外加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角色的现实机遇，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契机。面对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型特征所带来的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国学者正在试图给出一些回答，这些初步的理论回应可能预示着中国学者在理论领域的群体性贡献。[105]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政策性概念，而是体现为一个更加一般的学术和理论命题，即作为一个全新的崛起大国，中国会以怎样的行为方式与国际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进行战略层次的互动。

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笔者观察到，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中美战略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国际新制度的建立和国际旧制度的改革所展开的主导权竞争。中美之间无论是围绕权力的争夺，还是围绕利益的竞争，抑或是围绕尊严的捍卫，都不主要表现为以军事竞赛和结盟对抗为核心手段的“硬竞争”，而是日益表现为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形式。围绕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取而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是中美关系区别于以往的大国关系形态的新型因素。

所谓国际制度竞争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制度内竞争（intra-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就是制度内的主要成员国围绕该制度体系的主导权展开的竞争，包括对国际制度的解释权、控制权，以及围绕国际制度的维持与改革所产生的竞争。二是制度外竞争，或称制度间竞争（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就是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来与原有的制度体系进行竞争。[106]本书所说的国际制度竞争同时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但主要指第二个方面，即制度间竞争。而国际制度竞争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围绕规则制定展开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制度的基础，领导国在特定的国际制度框架下竞争规则设计的主导权；二是围绕伙伴争夺展开的竞争，制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制度领导国要想新建或者捍卫一种国际制度，必须得到伙伴国的支持。

大国领导的国际制度竞争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全新现象，这是新理论诞生的现实基础。美国是二战之后国际制度体系的缔造者和守卫者。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虽然苏联一直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它一直自绝于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而且苏联一直依靠其传统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纽带来强化自身的同盟阵营，进而与美国进行冷战对抗，苏联自身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制度战略，也没有对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美苏的冷战竞争是高度传统的，即依靠军事和盟友。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日本和德国在美国的制度体系内实现崛起，并且成为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的合作伙伴，他们由于在安全上的依赖，同时也是既有制度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作为利益攸关方，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国际制度体系。德国只是通过欧洲一体化的区域制度建设有限地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制度体系，但这个区域性的制度体系最开始是为了和美国共同应对苏联挑战的安全需要，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认可。而日本除了建立了与美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的亚洲开发银行之外，在漫长的时间里，连在东亚建立区域性制度体系的目标都没有实现。

与苏联、德国和日本都大为不同，中国是二战以来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而且也有切实的行为去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国家，这使得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国际制度之间出现了竞争关系。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充满了新的特点，一方面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诸多新的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创建者。

中国曾经是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造反者和抗议者，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开始改弦易辙，成为国际制度体系的融入者，这种融入是有选择的，但也是痛苦的。这种融入战略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在近40年之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新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成长和利益的拓展，中国在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下开始感受到诸多不适和不安。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开始强调对国际旧制度体系的改革从而带来制度内竞争，同时创建国际新制度带来制度间竞争，这一新的国际制度姿态最先表现在国际经济领域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正是在金融领域，美国的危机暴露了既有制度体系的不合法。

而在贸易领域，美国则表现出对既有国际贸易制度的不满。由于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正在不断走向衰落，服务业和金融业逐渐成为其支柱产业，美国认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既有贸易制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为此，美国开始不断冷落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谈判，积极谋求在区域层次缔造国际贸易新制度，即通过加快推动自贸区谈判，来建立对美国有利的一整套国际商业新规则，以彰显美国的竞争优势。归结起来，中美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竞争，由贸易领域的美攻中守和金融领域的中攻美守共同构成。

正是这一新发现，刺激笔者在折中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现实制度主义——来说明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表现形式，解释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形成的原因，分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后果。

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主导性现象，而这种制度竞争最早体现在经济领域，并且逐渐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107]它给学术界提出了若干个新的理论问题，从而成为理论创新的源泉。第一，中美战略竞争为何以国际制度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国际制度竞争的驱动力是什么？第二，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什么样的攻守态势？第三，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后果，它对国际治理和全球秩序构成何种影响？

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大国传统战略关系的基础上，缺乏对中美这一新型战略关系形态的描述和说明，自然也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制度正在替代武力征服和军事压力成为大国运作权力、满足利益和实现尊严的最为关键的和可行的形式。现实主义往往恋恋不舍于传统的权力形式，不愿意正视现实世界的变化；而自由主义又往往对于国际制度寄予理想主义的期待，不愿意正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首先，这种并非基于结盟对抗的战略关系，使得传统的现实主义难以有效解释中美关系。传统的现实主义以结盟和安全困境作为核心研究主题，但现实情况是，中美并没有陷入一种深度的安全困境之中，中美都不认为彼此要威胁对方的生存安全，以至于双方需要通过结盟来进行势力的角逐。

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无法说明日益加剧的中美权力竞争，尤其是无法说明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逐渐调整过去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基本战略方向，开始“改制”和“建制”的努力，并且谋求成为一个国际制度领导国。

现实世界的变化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中美呈现的以国际制度竞争为本质内容的大国关系新形态给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挑战。两者之间的鸿沟需要新的理论的登场，本书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不仅如此，在既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中国学者很少成为进行理论创造的主角。而从中美新型战略关系的互动实践中所抽象出来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专门用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新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特征。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内部的成员国是基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所重点阐述的基于军事对抗基础上的盟友关系；与此同时，国际制度内部的伙伴成员也有等级之分，强国是国际制度的领导者，而弱国是国际制度的追随者，所以现实制度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理想化描述，国际制度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发挥作用。国际制度由制度领导国创建和维持。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逐渐从“丛林世界”向“规则世界”进化，一个由大国所主导的日益强大的规则体系被内嵌于国际体系之中，这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的表现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围绕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取所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取代围绕安全困境所展开的联盟对抗，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崭新内容。韩非子曾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08]那么“未来战于制度”。

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所阐述的新世界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应对“安全困境”和备战为目的的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不再是大国权力政治的主导性内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这成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力量。冷战结束后，新增的军事联盟条约非常有限，美国的传统联盟关系虽然由于惯性的作用依然存在，但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松弛。

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眼中，国际体系是一个“人人为战”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安全是高度稀缺的，在严峻的“安全困境”之中，[109]通过结盟和军事竞赛来维护安全是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和行为动力，复杂的结盟关系和紧张的备战或热战状态是国际关系的主题。[110]而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由于上述三大机制的作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稀缺。在一个领土征服不断远去的时期，国家的安全尽管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生存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已经基本解决，国家生存的威胁更多不再是外部的同类国家，而是内部的发展困境。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家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多，而且大量的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表现得富有活力，并且生存得富有尊严。[111]导致国家崩溃、政权更迭的核心原因大多并非外部强权的攻击，而是国家治理的失败。[112]这意味着相比于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紧要性正在下降，相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上升为日益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这也导致过去以“大国安全竞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政治正在逐渐向“全球治理的时代”转变。[113]虽然大国军备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但与其说这种军备扩张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迎合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情绪。[114]

第二，大国之间日益呈现的深度相互依赖，带来了大量的共同治理问题，这使得伙伴“互助”正在取代军事“自助”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在伙伴合作基础上所形成的制度关系也因此替代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关系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关系形态。[115]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大国之间更多的是“利害攸关”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在各种具体领域展开合作，领导国际社会应对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所出现的共同挑战，进而实现联合治理。[116]而伙伴合作关系的发展需要国际制度来加以规范，在伙伴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制度成为国际治理的核心平台甚至主体，这使得国际制度取代国际联盟成为国际关系的压倒性现象。

国际制度与国际联盟的区别在于，国际制度致力于建立规则，这种规则体系甚至对领导国本身也构成约束，而且国际制度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国际制度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致力于在具体议题领域扩大共同利益的合作，而且伙伴关系是基于网络而存在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伙伴关系本身不具备排他性；而国际联盟致力于约定彼此的安全保证义务，共同对抗第三方，它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盟友关系必然存在选边站队的抉择，一个国家不可能和两个敌对国家同时结盟。[117]可以说，国际制度为内部成员合作而生，而联盟的目标是为了对抗外部敌人。[118]因此，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是一个以伙伴网络和规则体系为核心的世界。[119]

第三，大国权力政治并没有退出国际舞台，大国围绕国际制度的缔造和改革所展开的各种博弈正在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国际制度竞争取代国际结盟对抗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国际制度竞争带来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内部的伙伴成员也有等级之分，强国是国际制度的领导者，而弱国是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所以现实制度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理想化描述，国际制度运行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起作用，领导国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中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120]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质是领导国争夺对国际行为规则的控制权和争取合作伙伴扩大自身“朋友圈”，进而提升自身的权力、利益和尊严。无论是制度间竞争还是制度内竞争，它们都直接导致了国际体系中各种制度的兴起与衰朽。

总之，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性质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不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被千年不变的规律所支配；[121]相反，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需要大规模的重新评估。“结伴”和“立规”日益成为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外交行为的主要方式，这导致围绕国际制度的创建、维系和改革所展开的竞争行为，成为大国关系新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1] G.John Ikenberry，After Vitory：Ins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public of Order after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reface，p.1.

[2]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曾指出：“国际政治理论，如同国际政治历史一样，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大国来书写的……关注作为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也需要我们专注于能够造成最大变化的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以大国为基础。”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6页。

[3] 大国又被称为“领导国”，在国际体系中超级大国有时又被称为“极”，现实主义提供了关于国家权力地位的系统性知识，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1979），p.131。

[4] Karen A.Rasler and William R.Thompson，The Great Powers and Global Struggle，1490-1990（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4）.

[5] 陈志敏归纳出至少七种国家间关系的形态：热战敌人关系、冷战对手关系、恶性竞争关系、良性竞争关系、双边伙伴关系、传统盟友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但他随后又将这些关系形态归并为三种关系，分别是敌人关系、竞争关系和朋友关系。参见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第15页。

[6]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7]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41—166页。

[8] 参见约翰·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三章。

[9]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第19—40页。

[10]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五章。

[11]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九章。

[12] 对于欧洲协调，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第四章。对于维也纳体系体现的大国和解与权力约束的分析，参见Paul 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Charles A.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88-217。

[13] 卡尔·波兰尼认为，欧洲协调下的权力均衡是维也纳体系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支柱之一，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14] Bruce Russette，T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Norton，2001）.

[15] 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Summer 1990，pp.5-56.

[16] 参见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四章。

[17] 美苏冷战对峙也被认为是“长期的和平”，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8] 对于核恐怖平衡的相关研究，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9] Kenneth N.Waltz，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More May Be Better，Adelphi Papers No.171（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81）.

[20] 相关研究参见徐进《在韬晦与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83页；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第1页。

[21] 这种有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23页。

[22] L.H.M.Ling，“Worlds beyond Westphalia：Daoist Dialectics and the‘China Threa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9，Issue 03，July 2013，pp.549-568.

[23] 对朝贡制度特征的总结概括可以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第314—322页。中外研究朝贡体系的成果可以参见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 相反的观点参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该书以白银流动为核心，论证了东西方大规模交流的存在。

[25] 对天下体系的阐述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6]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2页。

[27] 对这一痛苦的调适历程，参见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8]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郑师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序言。

[29] 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柯伟林（W.C.Kirby）等人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从外部（国际视野）来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无异于缘木求鱼，是自负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动力在于内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孔飞力（Philip A.Kuhn），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0] 毛维准、庞中英：《民国学人的大国追求：知识建构和外交实践：基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分析（1912—1949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2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学人特别注重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上发表论著来为共和国争取国际支持，而一大批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学者则使之成为可能。王景春、胡适、顾维钧等人在至少35份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其中不乏《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社会学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权威期刊。

[31]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第396页。

[32]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8页。

[33] 毛泽东曾言，“他（某外国政治家）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灭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有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35—636页。

[34] 对中苏大论战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参见蒲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对中苏同盟建立、分歧和破裂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35] 1969年珍宝岛战役发生后，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的谈话中曾满怀忧虑地表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参见史云、史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106页。

[36]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45页。

[37] 叶自成、李颖：《构建大国外交之魂：正常心、自信心、乐观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3期，第23页。

[38] 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Alastair 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5-56.

[39] 对中国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经典的介绍可以参考Qin Yaqi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2007，pp.313-340。

[40] 参见Qin Yaqing，“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2009，pp.185-201。

[41] Gustaaf Geeraets and Men J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Global Society，Vol.15，Issue 3，2001，pp.251-276.

[42] 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43] 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悲观态度的文章有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2，No.1，1996，pp.143-164；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75，No.1，2000，pp.45-62；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re）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315-342；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Vol.30，No.690，April 2006，pp.160-162；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p.381-396。

[44] Harry Harding，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7）.

[45] 1999年，还有学者发文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称不上大国，而是个中等国家。参见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此后这种质疑声逐渐消失。沈大伟认为中国是部分的大国，而谢淑丽认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分别参见David Shambo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Susan L.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6] 《世行：中国今年或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FT中文网，2014年4月3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47] 参见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为联合国收集的数据，具体网址为http：//cdiac.ornl.gov/trends/emis/top2013.tot。

[48] 参见针对欧洲议会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王毅与法国外长艾罗于2016年5月16日共同出席记者会时的回应，见《王毅：请遵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5月16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363677.shtml。

[49] 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61页。

[50] 但是上合组织也存在着问题，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分歧。2008年之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上合组织的目标问题上出现公开分歧，俄罗斯因担忧大量中国商品的进入而反对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在上合成员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俄罗斯使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国也有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意图。中国和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的矛盾与分歧可以参见Younkyoo Kim and Stephen Blank，“Same Bed，Different Dreams：China’s‘Peaceful Rise’and Sin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3，2013，pp.773-790。

[51] 但是，金砖国家还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共同行动，中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能力和意愿还被广泛质疑。参见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Christian Brutsch and Mihaela Papa，“Deconstructing the BRICS：Bargaining Coalition，Imagined Community，or Geopolitical Fad？”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2013，pp.299-327。

[52] 不仅如此，中国还创建了大量的双边层次的论坛和对话。比如，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FOCAC），2006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除了利比亚卡扎菲以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论坛。2003年，中国建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和贸易合作论坛，包括葡萄牙以及位于非洲、拉美和东亚的几个前葡萄牙殖民地。2004年中国又建立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次年，中国和部分加勒比国家建立了中国—加勒比经济和贸易合作论坛。这些双边机制的建立也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制度能力。

[53] 《“中日舆论战”彰显中国外交新思维》，中国新闻网，2014年1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22/5765824.shtml。

[54] 《中国力阻南北苏丹兵戎相见》，新华网，2012年4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6/c_123037954.htm。

[55]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6] Suisheng Zhao，“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2，2013，pp.535-553.

[57] 《挪威支持中国参与北极资源开发，外媒猜其向华“示好”》，环球网，2011年1月26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1/1461698.html。

[58] 《海军少将杨毅：需要制裁波音等美国其它公司》，台海网，2010年1月31日，http：//www.taihainet.com/news/military/thdx/2010-01-31/498280.html。

[59] 《去年见达赖喇嘛遇冷，卡梅伦访华，中英关系重回正轨》，联合早报网，2013年12月3日，http：//www.zaobao.com/media/photo/story20131203-283837。

[60]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28页。

[61] 中国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年鉴》，美国的数据参见斯德歌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

[62] “神舟”飞船系列的成功升空和回收是中国成为航天大国的标志性技术成就。2011年1月11日，歼击机J20于成都实现首飞，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双发重型隐形战斗机成功问世，其空中优势可比肩美式F22战斗机，预计于2020年后逐步形成战斗力。2012年，“辽宁舰”改装下水，成为中国第一艘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而且据相关报道，完全意义上的国产航母也正在生产之中。

[63] 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64] 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12—230页。

[6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5页。

[66] Avery Goldstein，“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58.

[67] 参见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40—58页。过去近十年里，主要由现实主义学者发起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诸多研究，都体现了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研究自身来创建普遍性理论的努力。目前，这一课题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68] 中国学者唐世平则用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和从“米尔斯海默式”的世界到“杰维斯式”的世界的表述阐述了一个类似的国际体系演变路径，参见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Chapter 3。

[69] 也有学者探讨了国内政治的因素影响了中国的战略选择，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70] 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1]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170.

[72] 兰普顿用“同床异梦”这个概念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参见David Lampton，Same Bed，Different Dreams：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73] 中国学者阎学通用双方的“假朋友”战略来解释这种不稳定性，并且认为中美战略明确更能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参见Yan Xuetong，“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Vo1.3，No.3，2010，pp.263-292；中文版参见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12期，第4—30页。

[74] 这方面富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75] 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76] 1999年，有学者发文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称不上大国，而是个中等国家，参见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

[77] Charles Krauthammer，“The Lonely Superpower，” The New Republic，Vol.205，No.5，July 29，1991，pp.23-27；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p.35-49.

[78] 新华网：《卡内基民调中美“非敌非友”》，2013年12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13/c_125851629.htm。

[7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龙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0] 《王毅部长在外交学院2014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87515.shtml。

[81] 在学者层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2000年就已经撰文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参见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Vol.42，No.1，Spring 2000；而在官方层面，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竞选中和上任之初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之后很快放弃了这一提法，逐渐改为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sible stake-holder）。中国学者林宏宇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变化，参见林宏宇《从“战略竞争者”到“利害相关者”——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视角下中美关系再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8—12页。2010年之后，学者使用“战略竞争”来表述中美关系的越来越多，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章；朱峰：《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82]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3] 苏长和认为，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而“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参见苏长和《“比异”齐飞？——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30页。

[84] 有学者认为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一种“遏制”加“接触”的两面下注的战略方针，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

[85] 2015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而非所谓‘搭便车者’。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参见新华网，《王毅：中国是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2015年6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7/c_127958080.htm。

[86] 2016年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参见“The Obama Doctrine：The Atlantic’s Exclusive Report on the U.S.President’s Hardest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The Atlantic Website，2016-03-10，http：//www.theatlantic.com/press-releases/archive/2016/03/the-obama-doctrine-the-atlantics-exclusive-report-on-presidents-hardest-foreign-policy-decisions/473151/。

[87]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83—384页。

[88] 理查德·内德·勒博甚至认为，国家有时甚至会牺牲财富或者安全来追求自尊，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陈定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89] 陈志敏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一定包含竞争关系，认识并承认竞争关系的存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务实地看待新型大国关系”。参见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第17页。

[90] 最近一两年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中美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即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中、美两国如何通过主观政策能动性来实现一种未来愿景。参见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59—73页。与这些研究不同，本书旨在进行一种事实性分析，重点探讨当前中美战略关系在客观上存在哪些新的要素。

[91]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第32—33页。

[9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琳达·J.比尔米斯：《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卢昌崇、孟韬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3] 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Basic Books，2007）.

[94] 杨原一直致力于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行为逻辑，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32页；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95] 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New York：Basic Books，1989）；Robert Jervis，“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1，pp.1-14.

[96]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7]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p.40-49.

[98] 许多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加重要，因此，国际体系仍然以冲突为主要特征。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争论，参见罗伯特·鲍威尔《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载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209—233页。

[99] 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0（14），No.4，pp.42-64；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Power War（NY：Basic Books，1998）.

[100] 对于全球跨国生产网络的分析，可参见Stephen G.Brooks，Producing Security：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Globalization，and the Changing Calculus of Conflict，Princeton：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01] 赵晓春：《未来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描绘》，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1期，第10页。

[102] 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在北京大学指出，“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参见李克强《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更大活力 贯彻创新战略赢得发展未来》，新华社，2016年4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7/c_1118646760.htm。

[103] 例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北欧等资源稀缺国家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均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如许多中东国家、俄罗斯以及部分拉美国家，则长期陷入“资源诅咒”中难以自拔。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s：Wealth and Power in the Coming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1999）。

[104] 2013年9月，《欧洲国际关系杂志》推出了一组以“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主题的特刊，针对国际关系中“主义”和学派的辩论越来越少，而理论检验类文章越来越多的情况进行了自我反思，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参见Tim Dunne，Lene Hansen，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05-425；Chris Brown，“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83-497。

[105] 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宏观理论上，所做出的主要学术贡献，请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06] 类似的阐述参见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2期，第33页。

[107] 无独有偶，著名的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于2015年9月14日在中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指出，由于中国的崛起导致国际体系中出现了“竞争性的多边主义”，而这种竞争的多边主义分为“体制转换”和“机制创造”两种类型。作为后来有浓重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阐述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与笔者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观察有高度共鸣之处。对于基欧汉的演讲，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竞争的多边主义与中国的崛起》，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11—17页。

[108] 韩非子：《韩非子·五蠹》，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9]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p.167-174；

[110]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McGraw-Hill，1979）；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中国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大都仍然坚持联盟政治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甚至认为中国需要放弃不结盟政策，以适应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其代表人物是阎学通，参见阎学通《中国争夺道义制高点需结交盟友》，载《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2月5日。

[111] 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Commen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

[112] 在21世纪里，人类最大的安全威胁就是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源自国家治理的失败，它从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靠武力无法根除恐怖主义。参见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Terrorism，Failed States，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02。

[113] 詹姆斯·罗斯瑙是全球治理的最积极的拥趸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预言21世纪是一个全球治理的世界，参见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Vol.1，No.1（Winter 1995），pp.13-43。

[114] 在美国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讲中提出的“军工复合体”一直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美国军工复合体通常容易夸大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进而游说政府增加军事开支。对于军工复合体的研究，参见Steven Rosen，Testing the Theory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Lanham，Lexington Books，1973）。

[115]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新特点，参见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4页。

[116] 笔者因此认为，罗伯特·佐利克在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时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利害攸关方”（stakeholder）的定位是非常精彩的，参见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presented in 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

[117] 比如在冷战的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要么选择“一边倒”，要么选择“两个拳头打人”；而印度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因此发起了“不结盟”运动。不过也有学者论证了“两面结盟”的案例的存在，参见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9—87页。

[118] 虽然联盟可能会降低内部成员的冲突和促进内部成员的合作，但这只是联盟副产品，联盟的首要目标是集结军事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参见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4。

[119] 对于伙伴和盟友的区别，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左希迎提醒笔者注意联盟与制度的关联性，他指出，如果考察二战后的国际制度，很多是在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后面才慢慢扩大到其他非联盟成员国。

[120] 现实制度主义对领导国的强调，受益于中国学者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类型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小国”四种类型，主导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体系事务实力的国家，不必然为全球性主导国，这与本文中的制度主导国类似，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9页。

[121] 通常而言，现实主义者尤其强调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律千年不变，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27-228。

第二章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命题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1]

——孟子

国际制度的大量生成并且在国际社会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成为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武力、强制、联盟、均势等传统现实主义所论述的国际关系要素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它们已经难以垄断整个国际舞台。相互依赖、国际制度、伙伴关系和全球治理等新的要素正在迅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内容。而在这四者之中，又以国际制度最为核心，它能够有效串联其他三个要素：相互依赖是国际制度产生的前提和背景，全球治理是国际制度运转的最终目的，伙伴关系是国际制度成员互动的表现形式。

但是，这些自由主义所钟爱的新型要素无一例外都是深植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它们虽然使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却没有改变权力政治在国际舞台上的支配性力量。现实制度主义正是通过嫁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主流范式来实现理论的创新，它不仅可以用于解释中美之间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还可以广泛地解释国际制度的兴起、变迁与衰朽，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治理的成败和国际秩序的变迁。

现实制度主义由三个精炼的理论命题（proposition）构成。它认为国际制度对于所有的制度成员国都具有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中服务于共同治理需要的非常重要的公共物品；同时国际制度也能被领导国私有化为自身权力的工具，服务于领导国的特殊私人目标，成为领导国制度性权力的来源；在大国间呈现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打破，新兴国际制度体系在国际治理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竞争正在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军事和联盟不再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权力、利益和尊严的唯一手段，甚至在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主要手段，主导国际规则和缔结伙伴关系正在日益成为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行为的主要手段，这导致围绕国际制度的创建、维系和变迁所展开的竞争行为，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核心力量。

第一节 现实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

国际制度是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研究对象。现实制度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既涉及对国际制度如何在国际治理中发挥公共职能的研究，也涉及领导国如何操控国际制度以服务于自身私利的研究，它是建立在折中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研究路径之上的新的理论框架。现实制度主义并非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外的全新创造，而是站在既有的理论大厦之上，基于社会事实的新变化，通过对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两大主流理论进行折中取舍之后，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提炼。

一 理解国际制度

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关于“国际制度”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本书所探讨的国际制度限定在三个方面，从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依次是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ies），它们背后的基础都是国际规则或者国际规范。

国际组织是指由若干个成员以特定的法律框架为基础所形成的集合体，它往往具有有形的实体机构，包括维持该机构运行的专职工作人员和工作地点，通常表现为秘书处或下属执行机构。国际组织是最为复杂的国际制度形式，它要求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规则规章来保障国际组织的顺利运行。比如欧盟就是一个制度化很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包括很多具体的实体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欧洲法院等。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体系中最为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它具有最大的行为约束力，同时也掌握巨大的资源，拥有强大的国际行为能力。比如联合国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具有最高约束力，联合国有能力派遣维和部队，通过强制力来解决最为敏感的国际安全问题。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也都是各自领域内非常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它们都拥有巨大的专业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国际开发援助、国际收支活动和国际卫生事业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国际机制是指国际体系中一系列明确的运行和表决的程序及原则，它与国际组织相比，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具体的实体机构，它只是确立了一整套固定的组织集体行为的规范和程序，在必要时成员国根据这种规范和程序采取行动，因此它比国际组织更具有松散性。[2]比如“清迈倡议”就是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救援机制，它由一系列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构成，这些协定规定，一旦成员国发生货币危机，就可以启动货币互换协议来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保障货币安全。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安全保护网，“清迈倡议”没有实体性的机构和专门人员，它由国家间的协定构成，规定了一些行为原则和程序，因此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国际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作为一个实体机构在新加坡建立，标志着“清迈倡议”逐渐向之前倡议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方向发展，也意味着“清迈倡议”也正在由国际金融机制向国际金融组织过渡。[3]

那些数量众多的没有实体秘书处的国际会议也都属于国际机制，比如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峰会和东亚峰会都属于国际机制，成员国定期举行层次不一的会议，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运行模式，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主席国制度，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通常没有约束力，但却表达成员国的共同立场。国际会议特别是不同层次的国际峰会是当前国际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国际机制，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优势在于与会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同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缺点是具有松散性，会期结束后缺乏集体行动的监督机制。

国际会议一旦建立了固定的秘书处，就由国际机制上升为国际组织。比如亚太经合组织虽然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峰会，以及在峰会之下的各个层次的官方会议及其他各种活动，但它却是一个国际组织，因为它在新加坡建立了秘书处，并且建立了明文的组织章程。而上海合作组织也是由定期的会晤机制发展成为国际组织的。同样，关贸总协定更多的是国际谈判机制，而升级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成为一个国际组织，因为它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实体机构。

国际条约是指明文的、正式的国际协议，比如类似由国际组织领导成员国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NPT）、《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海洋法公约》之类的国际法，也包括主权国家之间签署的双边或区域的国际协议，比如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一种正式的国际协议，不同国家之间依据该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统一经济规则，因此是一种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协议。相比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国际条约是一种最为简单的制度形式。

除了上述三种正式的国际制度之外，事实上，国际制度还包括一些不明文、非正式的国际惯例、国际原则和国际规范。比如外交回访制度就是一种不明文的国际规范。一国领导人对另一国进行了访问，在未来的一定时间里，该国应该安排同等级别的回访。尽管这一制度并不具备太大的强制性约束力，但如果回访没有顺利实现，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并且被公之于众，其所造成的观众成本也是对国家外交的一种压力，因此，如果没有特殊意外，正常的国家之间依然愿意维持回访制度。但这种类型的国际制度并非本书所讨论的重点。

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条约三者往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有时候很难对其进行切割分析。国际组织是由个体构成的固定集团，它往往是国际条约的产物，并且高度依赖特定的运行机制，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依据乌拉圭回合协议所建立的，而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机制也需要国际条约来进行保障，而且很容易发展成为国际组织；而国际条约虽然是最为初级的国际制度形式，但它却是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基础。无论是国际组织、国际机制还是国际条约，其背后的基础都是国际规则。作为国际制度研究的权威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就将“国际制度”定义为“规定行为职责、行动限制以及影响行为体期望的持久且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4]可以说，国际制度运行的本质就是建立约束国际行为体互动的国际规则。

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核心是规则，它是一个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无政府状态表述的是一个完全依据实力原则和自助原则行事的“丛林世界”，是一个强者可以任性而为的原始自由状态；而国际制度表述的是对个体行为的集体性约束。不过大多数国际制度因为缺乏规则的强制执行能力，通常只具有“软约束”，因此它是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世界政府的中间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形式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内因为制度化水平高低的不同而有程度的差别。

国际制度的本质是建立规则，以更加高效地促成集体行动，进而收获共同利益。随着当今国际互动的高频化和复杂化，国际制度成为国家间实现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有效的国际合作大都建立在特定的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因此制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伙伴们在某个特定的地域和议题领域通过不同形式的国际制度来巩固和强化合作关系。所以国际制度与伙伴关系往往是一对双胞胎：伙伴关系需要国际制度来保障，而国际制度依靠伙伴关系来支撑。

尽管早在人类社会的远古时期，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就已经存在，无论是东方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西方社会的城邦时期，都并非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各种隐性的制度规范无处不在，比如在古代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传统。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频繁发生的诸侯领导人会盟行为就是一种国际机制。只是这种国际规范的制度化水平相对比较低，难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武力仍然是解决国际问题的主要手段。随着国际体系的演进，国际关系在二战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大量出现，并且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替代武力，在国际秩序的维系和国际事务的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国际社会超越“丛林世界”逐渐走向文明化的重要体现，因为行为规则的确立和遵循，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研究对象就是国际制度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它既强调研究国际制度所建立的规则体系对于维系和治理国际社会使之有效运行的基本原理，也强调探讨国际制度与主导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 折中主义路径

现实制度主义是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对立理论流派——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进行折中分析（eclectic analysis）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专门解释国际制度竞争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所谓折中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对当前国际关系宏观理论进展迟缓以及理论与现实的鸿沟不断加剧的一种回应。[5]它具体是指借助不同学术传统中的理论要素来阐释某些特定的问题，以避免因采用某种单一理论范式来解释现实问题所可能存在的局限，因此“超越范式”的折中分析方法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当中，并随着理论大家彼得·卡赞斯坦的介入而开始流行起来。“超越范式”并不意味着抛弃以范式为导向的研究成果，而是探索似乎不能通约的各类理论范式之间的实质性联系，用一种新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研究问题、分析实际现象、构建解释框架。[6]

以范式为导向研究往往坚守特定的理论假定和前提，并能推导出非常精致的理论，但是范式的坚守者往往容易沦为置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于不顾的孤芳自赏式的学术辩论。而且由于社会科学强调简约性，坚持范式研究的学者同时也会高度依赖简化的方式，以便比较容易地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简单和抽象的研究问题，以方便地使用他们比较喜欢的常用概念和方法。[7]

范式折中主义认为，如果不能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对多种范式所引发的洞见加以比较和融合，这些相互独立分割的范式可能成为“理解障碍”。折中主义路径不会为了刻意符合某种学术传统或者学术范式而对现实世界进行削足适履式的简化处理，它对单一范式的坚守者提出了挑战，要求学术共同体中的学者不要因为坚守自己的理论传统和知识体系而对复杂的现实进行过度简化，从而导致认识世界的片面性，甚至导致学者间难以对话和沟通。所以，范式折中主义是一种与范式僵化主义相对立的分析路径，它认为兼收并蓄比独守一帜更利于对世界的理解。

但是，分析折中主义并不是主张建立包罗万象的理论“杂货店”，相反它承认以范式为导向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阐释了社会世界中某种领域里富有洞见的因果机制。折中分析所倡导的理论合成或范式整合需要一种高超而且罕见的知识驾驭能力，它首先要对不同的知识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这一基础上依据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对不同的知识传统进行有效取舍，并建立一个新的因果机制。

现实制度主义就是这种范式折中的产物，它不满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希望通过将两者的优势在一个统一的逻辑链条上进行有效整合，以期更好地解释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各种重大国际现象。需要指出，折中分析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中庸之道，即在由对立的两个理论点所构成的光谱上，不偏不倚地站在光谱的中央，以避免走极端。折中分析是指从不同的理论家族中选用有用的理论工具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与理论观点的中庸主义相比，作为基于折中分析而诞生的理论成果，现实制度主义有非常清晰的理论观点。

现实制度主义强调整合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用内核，努力将被现实主义丢弃的“共享利益”和被自由主义丢弃的“权力法则”找回来，同时强调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私人权力功能。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从现实主义中汲取了它对于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这一深刻洞见，认为权力结构是支撑国际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而且权力结构决定了国际制度内部的利益分配，国际制度更容易服务于大国的权力需要；但同时，现实制度主义也从自由主义中汲取关键性论断，国际制度具有独立的公共服务功能，它能够给成员国带来共同利益，从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必需品。[8]现实制度主义根植于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权力与制度的理解，它阐述了这样一套哲学思想：当权力在制度体系中运作的时候，它更具有合法性；同样，制度体系只有在一定的权力架构下运作的时候，它才更有可持续性；权力和制度是现实制度主义世界中一个硬币的两面。

二战以后国际制度就已经大规模兴起，并因此带动了各大理论流派都开始关注国际制度问题，进而形成了国际制度理论的三大流派，分别是基于权力（power based）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基于利益（interest based）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和基于知识（knowledge based）的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9]但这些文献都因为自身的学术“偏见”或范式辩论的需要，而对当前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存在着理论解释上的不足。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从而为后来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现实主义是人们认识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范式并且长盛不衰，它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思想家中汲取营养，强调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长于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结盟、制衡和冲突等安全问题。[10]同时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及其有效性也有一套成熟的看法，不少现实主义者都严肃地对待国际制度，并且提供了许多关于国际制度的洞见，其代表人物是斯蒂芬·克拉斯纳和约瑟夫·格里科。[11]

现实主义总体上不太承认国际制度的独立功能和作用，认为包括国际制度在内的各种国际现象都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派生结果，权力结构塑造着国际制度的形成、实施和效率以及最终的利益分配。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话来说，国际制度不过是“展现权力关系的竞技场”。[12]因此，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权力的附属品，不能作为独立变量影响国际关系，[13]国际制度是服务于大国权力的工具。[14]在此基础上，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并不能减轻无政府状态对国家之间合作的抑制作用。[15]而霸权稳定论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制度的看法推到极端，认为国际制度的产生和维持都高度依赖于一个集中的权力中心，霸权国的衰落导致国际制度的衰落。[16]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制度的相关理解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基于权力的国际制度理论”。[17]

依据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制度是权力政治的产物，它高度依赖于具有优势权力地位的领导国的推动。[18]而领导国推动国际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本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权力地位和国家利益。[19]但现实主义不能说明的是，如果国际制度只是领导国权力推动的产物，是实现领导国制度霸权的私人工具，那为何参与国对加入领导国支配的国际制度体系总体上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则心存不满。不仅如此，各种区域和双边的国际制度，以及各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也在大量兴起，中小国家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所以，现实主义单从领导国自利的角度解释不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的热情。

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公共功能的贬低、对权力和私利的强调，妨碍了人们对诸多国际现象的理解。现实主义坚守传统的经典范式，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有着千年不变的规律，不认为国际制度的大量出现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运行规律。现实主义者在面对与国际制度相关的现象时显得非常迟钝，这种理论倾向上的保守性，使得现实主义者在国际制度领域建树不多。不仅如此，现实主义的保守性使其在冷战结束后无力面对一些新的国际现实，因而备受批评。[20]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理论更加开放，对各种新的国际现象也更加敏锐，在看待国际制度的问题上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自由主义学者对于二战后兴起的国际制度现象给予了相当的热情和关注，进而诞生了专门阐释国际制度的理论学派——自由制度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产物），因为所有参与国都对合作具有共同的需求；同时，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就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为推动国际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不仅如此，国际制度可以在国际政治中独立发挥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21]新一代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还大量借助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来分析国家如何在自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制度来实现合作。总之，自由主义强调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需求是驱动国际制度兴起与变迁的核心动力。

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制度为包括霸权国在内的所有参与国都提供了深化各种合作的制度保障，国际制度提供约束成员国的规则规范和可持续的预期，有利于克服背叛行为，从而方便国际合作，它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但是自由主义也有它理想的一面，它不能说明国际制度内部的利益分配形式，尤其是不能充分说明自利的领导国为何有时愿意为特定的国际制度贡献主要成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罗伯特·基欧汉开创的自由制度主义演变成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新路径。[22]开放经济政治学的主力阵营大都是基欧汉的学生，他们将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批的研究成果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围绕着国内层次的“社会利益”如何通过集团间的权力斗争，在特定的国内政治制度的框架下汇聚转化成国家政策，并授权中央政府通过对外谈判，努力在国际制度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23]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下，国际制度更是一个被给定的背景。这与冷战后美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强化有关。冷战结束之后，“两个平行的市场”格局被彻底取代，中国、苏东国家等都积极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层次上围绕权力的争夺告一段落。这导致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法制化水平和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都大大增强。[24]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制度一直被开放经济政治学视为中性的机制进行研究，而现实主义所一直关注的权力政治在国际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25]以及国际组织的权力面孔和分配政治效应都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排除在外。

总之，包括开放经济学在内的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解国际制度现象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真知灼见，它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国际制度体系主要是美国所缔造的，因此，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大都是美国学者。这些理论的建构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美国主导甚至垄断国际制度的时代，自由制度主义中缺乏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内容。不仅如此，自由制度主义者强调共同利益对于国家制度行为的驱动作用，而对制度背后的权力结构着墨不多。[26]而随着大国权力转移所导致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的出现，自由制度主义越发体现出其理论的局限。

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也参与了对国际制度问题的探讨，建构主义者更多关注国际制度在规范和价值层面的含义，更多强调国际制度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化功能。与自由主义的理性选择路径不同，建构主义采取社会学的路径来探讨国际制度问题。建构主义认为所谓的利益和身份都是在国家间互动中外生出来的，并非先天给定的，而国际制度所具有的社会化功能能改变国家对利益和身份的认知。建构主义者正确地发现了国际制度背后的规范和价值力量，但是建构主义无法说明规范和价值力量究竟是如何被转化为具体的国际制度实践的。

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制度的权力背景，贬低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功能性；而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促进合作、增进共同利益的服务功能，而无视国际制度在利益分配中的非中性。这些“偏见”使得我们很容易对包括单个国家国际制度战略在内的很多国际制度现象的理解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正如唐世平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27]而现实制度主义则试图将几支分属不同范式的手电筒同时拿在手中，以试图照亮过去没有被照到的阴暗地带，进而促进知识的增长。

在承认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深刻地看到了现实的国际制度世界不同侧面的基础上，现实制度主义采取折中主义分析，试图结合两者的部分优点，以扭转社会科学的范式辩论中过分强调“片面的深刻”所带来的认识偏差。作为一种折中主义的产物，现实制度主义通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取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它既可以用于解释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运行，特别长于解释国际制度的产生、兴起和衰朽（decay），包括国际制度的变迁，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单元层次的某个国家的国际制度战略。

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承认权力法则是支配国际体系运转的基本力量，任何一种国际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权力架构的基础之上，而且国际制度常常被用来服务于在权力架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领导国的私人目标；但现实制度主义又认为，相互依赖带来了共同利益的增加，这需要国际制度来发挥各种公共职能。[28]现实制度主义希望同时手握这两个“手电筒”，来照亮一个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既孕育有大国合作共治的新型特征，又保留有大国权力争夺的传统基因。

三 理性主义路径

在理论建构上，现实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采取折中主义方法；而在研究路径（approach）上，现实制度主义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遵循者。理性主义又称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它滥觞于经济学，强调行为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在国际关系学中，理性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进行理论辩论之后所达成的共识，两者都把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战略算计者。理性主义路径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将国家视作自利的（self-interested）、有清晰目标追求（goal-seeking）的行为体，国家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国际体系中行事。[29]

理性主义认为这种假定将国家的利益视作给定的。国家的偏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高度稳定的，它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进行观察，这成为理性主义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主义与后来的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偏好的假定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认为国家的偏好容易被国际观念环境所塑造，因此是变化不居的。这构成了两者进行理论建构的基本不同出发点。而那些极端的理性主义者甚至认为，国家的偏好可以通过演绎的方法推理和计算出来，这成为博弈论被大量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艾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指出，“一个人们在其中理性地追求私人利益的世界……较之于一个人们在其中互相竞争尊重和荣誉的世界更好预测”。[30]因此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不仅符合人类社会中的很多历史事实，而且使得建立一种具有预测力的科学理论成为可能。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将理性主义研究途径发挥到极致的是自由制度主义。为了反击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这一论点，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即便是认可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在现实主义的无政府世界中产生合作行为，这一切均源于国家是理性的，基于对博弈论的运用，自由制度主义者论证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以寻求利益的互惠。[31]

现实制度主义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假定，认为国家面对国际制度的相关行为，特别是国家所实施的国际制度政策和战略，都是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精心算计后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从而与建构主义拉开了距离。[32]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面对国际制度的政策立场，都是为了获取收益，这种收益包括安全、经济以及威望等多个方面。

具体而言，国家的国际制度立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针对创建某种国际制度的立场，即国际制度以什么形式被创造，以及是否参与该制度的创建。它包括国际制度的成员国结构、制度所涉及的议题范围和制度的决策方式。比如在1944年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之争，就体现了美国和英国面对未来国际货币制度建设的不同立场，而这种不同立场建立在对本国利益的不同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第二，国家对国际制度改革的立场，即国际制度是否应该被改革以及如何被改革，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关于是否应该新增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就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制度改革立场。第三，国家对国际制度参与性的立场，即是积极参与该国际制度，甚至扮演主要推动角色，还是冷落疏离该国际制度，在其中扮演旁观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比如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国家持积极参与的立场，而蒙古却保持若即若离，宁愿维持观察员的地位。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家的这种国际制度政策立场或者国际制度战略，都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和权力的理性算计与考量，而不是一种文化环境和观念结构的产物，尽管笔者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国际文化环境与观念结构也强烈地影响了国家的国际制度立场，但这并非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重点。

总之，无论是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研究路径上，现实制度主义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新新合流”的学术浪潮的一部分。[33]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力量体现在它直面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最重大问题，具有对不同范式的包容性，但同时又兼顾了理论的简洁性和逻辑的清晰性。

第二节 作为公共物品的国际制度

国际体系是一个公共世界，体系成员国都存在维护这个公共世界基本秩序的共同利益，这带来了对国际公共物品的需求。所谓公共物品，又称为集体物品，是指那些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一方的消费不影响另一方的消费，比如清洁的空气。但是公共物品通常分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和有限的公共物品，后者又被称为俱乐部产品，是只能被特定成员范围所消费的公共物品，比如自由贸易区就是一种有限公共物品，它只能被区域内成员使用。[34]因此，国际社会中的公共物品又被分为全球性公共物品和区域性公共物品。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中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35]能有利于制度参与者的共同利益，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36]现实制度主义还认为，国际制度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现象，国际制度的大量产生源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对于树立行为体规则、增进行为体合作的迫切需要，它是实现有效全球治理的关键要素。全球化时代与孤立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各种国际交往活动的高频化和复杂化，从而对行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国际社会的巨大需求带来了国际制度的大量供给，[37]从而使得国际制度的大量兴起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不同于以往的一个重要特征。[38]而国际制度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它能实现以下几项重要的公共职能。

一 提供信息渠道

信息是国家作出决策的关键凭据。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依据价格信息作出理性决策；当市场信息出现紊乱时，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信号，来指导企业的决策行为。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竞争中，国家获取决策信息的成本极为高昂，正是因为信息的匮乏导致国家经常做出违背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而国际制度成为重要的信息供给者，并且减少了信息获取的成本。[39]

国际制度首先为制度参与者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它建立起一个重复性的博弈场所，使得国家在多次反复博弈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他国行为和偏好的信息，进而有利于理性做出决策。[40]这种多轮博弈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的反复传递，让行为体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和了解，最终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大量信息的获得能够减少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对对方意图的误判。[41]这就相当于企业品牌的形成就是商家与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反复互动之后的结果，而品牌就是一种制度，它向消费者传递着“高产品质量”的重要信息。

正式的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机构作为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制度，它为行为体的互动提供最为充足的交流信息。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都有从首脑峰会到部长级会议以及高官会议等一系列会晤机制，这些会晤机制实质就是将成员国领导人组织到一起，提供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比如，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都有成员国代表的定期会议。联合国还举行各种专门性质的国际峰会，比如气候变化峰会和核安全峰会等，以供各方信息的传递。国际制度所提供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不仅如此，一些国际机构负责向成员国提供专业的信息和知识产品。在国际经济领域，IMF和世界银行都定期发布关于世界经济的形势报告，这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物品，不仅如此，它们还建有专门的数据库供成员国使用。而国际红十字会同样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包括对大型疾病扩散的预警，等等。

而建构主义者还认为，国际制度除了增加信息供给以供成员国进行理性选择之外，它还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中国学者秦亚青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就强调国家在国际制度的平台上所进行的互动，本身就有助于合作的实现。[42]而这种互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的反复传递，进而最终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

二 确立行为规则

国际制度的第二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成员国提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与法律规范，从而增加国际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这有利于减少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并且提升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行为规则的确立，降低了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大量存在是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相比于没有行为规则，完全以强权为基础的“丛林世界”，国际制度供给的规则体系是国际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福利。

今天的国际社会，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以及市场规模的扩散所导致的相互依赖的加强，各个层次的跨国互动之频繁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正是国际交往密度（density of interaction）的增强，国际社会对行为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全球市场的形成，也带来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而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良好运行，都需要建立规则体系来作为保障。特别是国际市场交往的频繁，迫切需要建立规则来保障全球经济的运行，这也是为何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表现最为充分，而在经济领域，国际制度也最为强有力。这就相当于，在交通密集的城市远比人员稀疏的乡村更需要交通规则。而交通规则对于所有的行路人都是极其重要的公共物品。

国际制度提供的规则体系有明确和非明确之分。当遵守规则的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执行规则的前景存在问题时，行为体通常偏好不明确的规则。[43]但相比之下，明确的规则体系具有更强的社会服务功能。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文的法律比习俗惯例更能够减少不确定性。[44]一个合法性高的国际制度，它所建立的规则体系能对所有成员国构成行为约束，包括制度的主导国。制度成员国具有遵守条约的动力机制，因为只有遵守条约才能获得持续性的收益。[45]即便是国际制度提供的一些规则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它作为一种指导性原则仍然构成成员国行为的基本依据。

除了提供具体明确的行为规则，某些国际制度还建立了监督机制，[46]从而防止了国家的欺骗行为，因为制度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这种对“未来阴影”的担心会迫使成员国放弃背叛行为，以避免因此带来的高昂成本。[47]特别是对于那些关注长期收益的理性行为体，国际制度所提供的监督机制，使得成员国非常在乎其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进而形成遵守国际制度的行为习惯。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形式，联合国在推动国际规则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维持和平、促进发展和保护人权是联合国的三条重要主线，联合国在推动在这三个领域中的规则建设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其制定的一系列条约和规章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48]而在经济领域，关贸总协定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给国际贸易提供了一整套规则体系，特别是其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贸易冲突提供的裁决，使得每个成员国都受益。[49]争端解决机制成为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中最具有超主权国家色彩的部分，而随着WTO的成立，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化色彩进一步增强。而在国际金融领域，由巴塞尔银行下属的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起初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多的银行监管部门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从而使《巴塞尔协议》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

总之，国际制度是推动国际社会逐渐从“丛林世界”向“规则世界”进化的重要动力。规则网络被内嵌于国际体系之中，这大大削弱了国家行为的自主性，即行为的自由。当一个国家加入一个国际制度体系，就意味着接受对自己政策行为的约束。因此，从本质上讲，国际制度是合作伙伴之间对放弃绝对行为自由的一种承诺和交换，制度成员国因此都享受了对方行为受到约束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50]特别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小国而言，它们能够从参与国际制度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因为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大国因为自身的实力地位而享受更大程度的行为自由。一旦加入国际制度，大国的行为也受到约束，对于小国而言，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比如，欧元的制度体系事实上是对该体系中的货币大国德国的一种约束。而当发动战争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最有利的是那些难以在战争中获胜的弱者。

三 组织集体行动

国际合作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国际社会总体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不能像国内社会那样通过一个集中的权力中心即中央政府来有效组织集体行动，以应对共同的挑战。正是在这一情况下，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替代性的相对集中的权力中心能够通过发挥领导角色来组织集体行动。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霸权国直接领导集体行动存在合法性困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联合战争行为，因为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一直存在着合法性的质疑。[51]因此，聪明的领导国通过国际制度来组织集体行动，从而增强行动的合法性。

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国际制度通过提供互惠机制、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来有效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首先互惠机制是国际制度组织集体行动的首要动力，因为每一个制度成员都有互利合作的需要，国际制度能够有效整合这些需要，进而鼓励集体行动；此外国际制度还可以对制度成员建立监督机制，防止“搭便车”的行为；不少更加强有力的国际制度能够对违反集体行动原则的制度成员进行惩罚，从而增加其违规的成本来规范集体行动。

联合国是二战后所建立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其主要职责就是组织成员国共同维护集体安全。作为规模最大、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积极致力于动员、协调、整合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和平与安全事务的管理。联合国提供了一个最大、最包容的平台，并以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扮演着全球安全伙伴关系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这种努力对维持和平与安全，无论在冲突解决方面还是在应对全球威胁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联合国在组织维护国际安全的集体行动方面，还包括通过安理会机制组织大国进行经常性的安全磋商，组织与区域安全组织和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同时还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将冲突方拉到同一个谈判桌上。[52]

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将G20由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就是为了在更高制度层面来有效组织抵御金融危机的国际集体行为。G20作为一种定期的国际会议机制，其运行程序相对简单，每年组织召开20个成员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从首脑峰会到各个部门的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不一而足，并由年度主席国负责召集这些不同层次的会议，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提供一些协商和沟通的平台，组织成员国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集体一致的行动，以进行全球治理。而且也正是以二十国集团为平台，美国将一场爆发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塑造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从而更好地组织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行动。[53]

正是由于国际制度在组织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国际社会的顺利运行高度仰仗于国际制度。

四 直接参与治理

除了提供信息渠道、确立行为规则和组织集体行动之外，一些高度制度化的国际机构已经不仅仅是成员国的合作平台，而是具有了相当强的独立行为能力，它在特定的议题领域已经具有超国家属性和准世界政府的功能，能够像主权国家一样直接参与各种国际公共事务的治理。[54]这些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国际机构通常有非常完善的组织结构，建立起了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官僚制度体系和组织架构，有独立的机构领导者和不属于任何主权国家的公职人员与办公驻地，它们还有稳定来源的资金预算，它们甚至可以独立地发表国际见解，而联合国还可以独立指挥武装力量。[55]这些国际机构在直接参与国际治理中表现了强大的力量。比如在二十国集团中，高度制度化的欧盟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参加会议，从而彰显了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国际制度所具有的行为能力。

不仅如此，这些国际机构在直接参与国际治理时，还体现出主权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

第一，专业优势。不少专门性国际机构掌握着大量的专家资源和技术资源，比如联合国系统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许多跨国性疾病防护中，直接在第一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雇用了7000多名人员，在150个国家、地区和地方办事处，6个区域办事处以及瑞士日内瓦总部为该组织工作。这些人员中，包括大量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公共卫生专家、顶尖的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以及卫生统计学、经济学和紧急援救方面的专家。可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技术能力比世界上绝大部分主权国家都要强。

第二，合法优势。国际机构的合法性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优势。这些国际机构是经过主权国家批准建立的，因此，它的国际行为具有合法性，特别是在涉及高度敏感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国际机构的介入比主权政府更具有行为的合法性。在各种国际冲突中，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唯一具有合法干预的武装力量，其他主权国的军事力量的干预都为非法。而在各种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监督和检查活动中，走在前台的多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而并不是某个主权国家。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通过发布学术研究报告对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指导和建议，如果是另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这样做，就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容易引起对象的反感，比如美国每年发布的国际人权报告，就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

第三，财政优势。对于很多中小国家而言，有些国际机构掌握着大量的财政资源，通过直接提供资金援助来进行国际治理。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成员国认缴和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而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这两个机构分别通过提供长期开发援助和短期金融援助来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其行为能力超越绝大部分主权国家。不仅如此，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完全通过捐赠和募集也掌握巨大的财政资源。比如国际红十字会2014年的总支出为15亿瑞士法郎，超过不少国家的卫生预算支出。[56]

总之，随着各种跨国性公共问题越来越多，不少国际制度已经不再局限于充当成员国合作的平台，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国际治理，表现出与主权国家类似的，甚至超越于主权国家的行为能力。

综上所述，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以满足成员国的需要。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征税和实施合法强制力的世界政府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自利的国家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总是处于稀缺状态。而国际制度的大量出现不仅提供了国际社会所急需的公共物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体系的“丛林”性质，塑造了一个确定性更强和更加良性的国际环境。[57]也正是因为国际制度存在上述公共服务职能，那些在国际制度中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小国家也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它们与领导国一起共同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大量兴起。而这是以强权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对此，柯庆生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不仅仅对它们自身有利，而且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受益，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益更多。[58]

第三节 作为私人工具的国际制度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虽然能够提供公共服务，但它同时又具有利益和权力分配的非中性，不同类型的成员国从国际制度中获益的内容并不相同，不同大小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地位也不相同。那些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具有更大权力地位的制度领导国能够将国际制度进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来服务于领导国的私人目的。[59]所谓“私有化”，是指领导国将原本应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变成本国谋取私利的工具。[60]

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强调探讨国际制度对于领导国的意义。[61]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征使得领导国除了通过国际制度来收获各种具体合作利益之外，还可以通过控制和塑造国际制度来实现自身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私人战略目标。[62]这些战略目标包括增强对外谈判能力、强化政治联盟关系、提升国际威望、排斥战略对手、施加惩罚手段，等等。国际制度是领导国在国际体系中谋求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工具，有学者将领导国通过国际制度获得的权力地位称为“制度性权力”，甚至称为“制度霸权”（institutional hegemony）。[63]国际制度可以成为领导国维护本国权力地位、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重要制度工具，满足私人目的是领导国通过外交手段积极推动国际制度建设甚至为其承担主要成本的重要动力。对此，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尼斯·沃尔兹指出，国际制度由体系中的最强国家创建和主导，只要它能够服务于最强成员国的利益需要，国际制度就能一直存在下去。[64]

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由权力来支撑，因此国际制度的领导国通常在国际制度中占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主导性地位，正式的主导性地位体现在：第一，领导国在国际制度中拥有较大的投票份额和股权份额，这直接影响国际制度的决策，比如美国和欧盟在IMF与世界银行中占据绝大部分投票份额，使得这两个机构很容易为美国和欧盟的意志服务。第二，领导国在国际制度中享有特殊的人事权，这种人事权包括最高领导人的任命权和工作人员的构成。主要国际机构的语言都使用英语，而且总部也大都位于欧美，这使得更多的欧美人士都能够在这些国际制度中担任公职，从而有利于贯彻欧美国家的意志。第三，领导国在国际制度中享有特殊决策地位，比如否决权，这等于在法律上给了领导国以特权地位。比如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中是唯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65]

而非正式的主导影响包括价值观的影响、幕后的政治动员、议程设置等，这使得领导国可以通过影响国际制度的决策程序和人事权，来服务于领导国的私人目的。正因为制度的背后仍然隐藏着权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关系的自动和谐，而是仍然充满着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甚至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强力。[66]具体而言，领导国可以通过主导国际制度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私人目标。

一 增强谈判能力

尽管国际制度与联盟关系存在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共同的规则约束，后者强调联合对抗第三方的共同义务；前者可以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后者特指安全领域的军事联合关系，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集体行为。很少有国际制度能够囊括地球上的所有成员，特别是那些有一定加入门槛或者限定在一定地缘范围的国际制度就更是如此，从而出现了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区别。对于制度成员国来说，国际制度所形成的集体力量就是一种重要的对外谈判筹码，从而有可能增加制度内成员特别是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制度领导国可以挟持国际制度所拥有的集体力量来增强自身对制度外成员的谈判地位。

美国的FTA战略就体现了这一特点。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影响和能力已经大幅衰落，美国没有能力在成员国众多的多哈回合中贯彻自身的意志。因此，美国只能通过缩小谈判对象来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力推TPP，就是为了通过率先建立区域性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来形成集体力量，增强今后与中国等其他非TPP成员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67]

东盟和欧盟等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增强对外抗争的砝码。在冷战期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之中，法、德等国自知要想在大国政治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团结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欧盟更是增强欧洲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谈判地位的重要制度工具，而欧元作为一种区域制度设计的产物是核心体现，欧元作为一种集体的共同货币，增强了与美元的竞争地位。[68]

东盟作为东南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在与东亚大国特别是与中国和日本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集体合力作用。在与中国和日本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分别与中国和日本进行谈判，有效地避免了单个小国与大国谈判的劣势。不仅如此，一些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还积极谋求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希望通过东盟的集体力量来与中国进行南海问题的谈判，也是出于增强谈判筹码的考虑。

除了国际制度产生一种集体力量，可被制度成员国特别是制度领导国用来增强对外谈判能力之外，国际制度所带来的公共福利对于制度外成员国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制度外成员国为了获得与制度内成员国同等的收益，会产生加入国际制度的急切愿望，这也构成了制度领导国的又一谈判筹码。[69]

在政治上，七国集团就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加入这一集团被认为是自由民主大国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美国便以允许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来诱导俄罗斯进行民主化改革。而在货币领域，特别提款权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主要国际货币构成的货币“俱乐部”，是一种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象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也有利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其他国家所认可，因此特别提款权也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压中国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工具，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制度工具的使用，比单纯施压中国改革要有效得多。2015年是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重要时间窗口，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央行确实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货币制度改革，以满足要求。[70]而贸易领域的自贸区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即部分贸易可能从区外成员转移到区内成员，这种贸易转移效应能够给区外成员带来压力，从而构成一种负的外部性，迫使他们有强大的动力去谋求加入国际制度，从而提升了制度领导国的谈判能力。[71]比如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就给日本巨大的压力，迫使日本对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由消极转向积极。

总之，国际制度作为一个组织集体行动的平台，它能够有利于增强制度内成员国特别是制度领导国相对于制度外成员国的谈判地位，这也就相当于变相提升了领导国的权力。

二 实施强制行为

国际制度还可以被领导国用来实施强制行为，所谓强制行为就是迫使承受方以非自愿的方式改变自身行为，以满足实施方的偏好。[72]这种强制分为制度内强制和制度外强制两个方面，分别针对制度内的成员国和制度外的非成员国。制度领导国通过控制和影响国际制度来实施强制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控制国际制度的公共物品供给来迫使成员国改变行为，这是一种制度内的强制行为。因为国际制度能够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而领导国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构成了一种强制行为的来源，而且这种强制行为因为披上了国际制度的集体行动的外衣，从而更有合法性。比如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就经常被美国用来逼迫对方实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价值体系有利的国内改革。[73]除了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也曾利用自身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来实施强制行为，以捍卫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当权益。[74]

其次，领导国通过在国际制度框架内制定国际法律和规范特别是负责监督对国际法律和规范的执行，来实施强制行为。不少国际制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成员国一旦达成协议，就必须遵照执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参与的各个FTA 被美国用来满足环境和劳工标准。

最后，制度领导国还可以通过将成员国驱逐出某种国际制度来实施惩罚行为，制度驱逐意味着原成员国不再享受国际制度所带来的公共福利，通过给其带来利益损失，进而影响其激励结构。[75]比如将一国排除在自由贸易谈判之外，会对该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不仅如此，制度驱逐造成该国的国际孤立，也是一种国际羞辱。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资格。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对俄罗斯进行制度驱逐来实施惩罚行为。[76]

当然与制度驱逐相反，制度纳入则是一种相反的行为模式，通过将非成员国纳入国际制度以实施奖励来鼓励该国依据制度领导国的愿望来行事。制度奖励比制度惩罚更为普遍。[77]在伊朗和美国得以达成核协议之后，美国对伊朗解除金融制裁，伊朗一家私人银行得以正式加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从而打通了外界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允许伊朗银行加入SWIFT，是对伊朗弃核的重要奖励。[78]

总之，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下联合实施强制行为，比单边强制行为更为有效，领导国利用国际制度实施强制，实际上是放大了领导国的强制性权力。有研究就曾指出，建立在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对伊朗的制裁，比美国的单边制裁更为有效。[79]因此，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国际制度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权力的来源。[80]

三 占据公共资源

在国际社会中，强国更有能力获得或占据更多的国际公共资源。在传统国际社会中，强国通常以赤裸裸的强权来占据国际公共资源，但是这种方式的占据通常不具备合法性，其他国家同样会以强权为后盾来觊觎这些公共资源。而在现代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为强国占据公共资源提供了合法性的手段，国际制度通过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提供明确的说明和规定，从而有利于强国永久性地和“合法化”地占据公共资源。

即便是客观中立的国际制度，由于制度成员的行为能力并不相同，如果没有对弱者的特殊保护机制，可能事实上就更有利于强者。比如，同样的篮球竞技规则虽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但对于不同身高的运动员来说事实上就并不公平。特别是在针对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国际制度可能事实上帮助更有能力的强国合法占据和使用公共资源。

目前，国际体系中存在海洋、极地、太空和网络四大公共空间（或称“公域”），主要国家围绕这些公共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四大“公域”中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将有利于成员国更好地利用这些公共资源，但即便是中立的国际制度也更有利于强国在这些领域空间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大国是为国际公域建规立制的最积极倡导者。

以航行自由为基本宗旨的《国际海洋法公约》虽然对所有国家平等，但事实上更有利于航海大国和沿海大国占据更多海洋资源。从16世纪开始，不同国家围绕格老秀斯的航海自由原则就有不同看法，海航大国主张海洋自由原则，而航海小国则主张海洋主权原则。[81]因此，在貌似中性的国际制度面前，它可能有利于某些大国占据更多公共资源。其中美国是公共空间竞争的最强有力的一方，被认为是公共空间的指令者。[82]最近几年，美国一直积极呼吁建立国际互联网的制度规范，这也最有利于保护美国的信息利益，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大国。

不仅如此，国际制度虽然是一种成员国都可以使用的公共物品，但各国使用的频率不一样。这就相当于道路交通法对所有公民有用，但显然那些频繁使用汽车的公民从中受益更多。而在国际制度体系中，领导国是使用国际制度最为频繁的国家，比如美国是利用WTO所提供的公共资源最多的国家，美国是向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最多的成员，这意味着美国非常充分地利用了WTO 提供的法律资源。

总之，利用国际制度来合法占据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制度领导国通过国际制度所要谋求的重要私人利益。

四 提升国际威望

因为国际制度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国际制度通常由领导国创建和监督运行，这给领导国提供了提升国际威望的机会。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有时又称国际声誉（international reputation），是追随国基于历史记忆而对领导国形成的情感认同和精神崇拜，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影响他国的无形的精神感染力量，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领导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从而在国际关系议程中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83]相对于直接的权力使用，国际威望的意义在于，领导国可以在不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通过示范和劝服就能在国际关系议程中达到自身的战略目标。[84]因此，国际威望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性权力相对的“社会性权力”，是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一种巨大的非物质性资源。[85]在当下国际社会中公然的武力使用越来越稀少的情况下，国际威望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外交资源。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把国家的国际威望比作“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86]

国际威望是一种在一定时间内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正面国际形象，这种正面国际形象也是一种国际地位的标志。在传统国际社会中，战争的胜利是提升国际威望的最重要手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关键战役中取得胜利，直接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威望从而使其能够以“三巨头”身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重建。而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大国滥用武力很多时候不仅无助于其提升国际威望，反而削弱其国际威望，比如伊拉克战争就直接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87]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国际抱负的国家而言，提升国际威望是重要的国际战略目标，而领导国际制度建设则是提升其国际威望的重要途径。[88]

首先，国际制度建设是一种集体行为，国际制度的创立和运行都对外彰显出领导国主导和管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国家才能有效在国际社会组织起集体行动。这有助于追随国认可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其次，国际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公共服务的提供，通常而言制度领导国要承担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成本。这有助于领导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最后，国际制度的背后是一整套规则体系，而这些规则体系体现出领导国的价值观和战略思想；不仅如此，领导国建立国际制度意味着领导国自身也会遵循这些制度规则，这是领导国战略信誉的体现。[89]国家信誉与国际威望呈正相关关系，有信誉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背信弃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已经日现窘境。[90]而有信誉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遵守包括国际协议、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在内的国际制度是一国最大的国际信誉。因此，领导国通过创建国际制度和维系国际制度的运行，提高了其相对其他成员国的国际威望，使得其他成员国充分认识到领导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能力和信誉，进而增强了成员国对领导国的认可。而国际威望的积累最终能够转化为一种国际权威，这将使得制度成员国的服从不再仅仅是基于一种对权力差距和利益差别的理性算计，而是基于对习惯性和正确性的判断。[91]换言之，领导国通过国际制度将自身塑造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威。所以，有威望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能容易实现自身的各种国际战略目标。[92]

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获得世界领导者的威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领导者。二战后主要的国际制度体系主要都是由美国领导建立的，而这些国际制度在维持二战后稳定的国际秩序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一直被很多国家认为是国际社会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反，苏联就不享有这样的国际声望。在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竞争中，在国际威望方面，苏联一直不如美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过度迷信强力，而无视国际制度的作用。

二战后，同样作为主要的经济崛起国，德国相比于日本更具有国际威望，原因在于德国在欧洲地区成为区域制度建设的主要贡献者，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区域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欧洲带来了永久和平，而且其带来的一体化效应，为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作为欧洲区域制度建设的领航者，德国因此收获了巨大的国际威望。而日本却在东亚地区缺乏基本的制度建设的能力，除了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日本在1997年之前没有有效发起任何区域制度建设的倡议，即便是后来形成的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框架，也是建立在东盟作为驾驶员的基础之上。1997年日本倡议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刚一提出，就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夭折。日本在区域制度建设中乏善可陈，导致日本一直缺乏国际威望，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动物”。[93]

中国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建立了朝贡体系这一准国际制度形态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国际制度形式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得中国不必诉诸武力便能对中国周边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94]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中的席位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开始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这些制度行为都有助于中国国际威望的提升。[95]中国领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两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和总部都设立在中国北京，一个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集体安全，另一个致力于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融资，这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威望。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非政府国际制度的建设来提升国际威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博鳌亚洲论坛，该论坛作为一种非政府国际组织，成立十多年来，为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无形国际思想资源。

总之，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除了具有公共服务功能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私人利用价值。制度领导国通过建立和维系国际制度来实现增强谈判能力、实施强制行为、占据公共资源、提升国际威望四个方面的私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被领导国用来实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控制和强加自身的权力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加领导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96]制度领导国有极强的政治动力去推广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使之尽可能覆盖更广的地缘范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其霸权鼎盛时期致力于建立和维持全球性的国际制度体系，而只有在霸权衰落阶段才开始实施区域制度战略。[97]

国际制度的双重属性意味着其对领导国的权力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能放大和锁定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它作为一种权力工具能够更好地使其他国家服从领导国的意愿，而不再需要频繁诉诸武力或其他公然的强制行为；另一方面，领导国为了确保制度的生命力，自身也必须遵守国际制度，为国际制度的运行提供资源，而不能为所欲为。[98]国际制度的这两方面特征都意味着公然的武力行为的减少，前者使得领导国不需要轻易诉诸武力，后者使得领导国不能轻易诉诸武力，这成为改变国际体系性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力量。而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力量就是来自对国际制度这种双重属性及其作用的认识。

第四节 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基础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正是因为国际制度同时具备的公私双重属性，不同的领导国和成员国基于各自考虑都积极介入国际制度的创建和改革。而随着当今国际体系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权力转移，新兴崛起国和传统守成国围绕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塑造和控制展开了多个层次的外交博弈，这引发了激烈的国际制度竞争，并成为当今大国政治的核心表现形式。

国际制度竞争的本质是制度领导国对制度伙伴国的争取和管理，它决定了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也即国际制度的兴盛与衰朽，从而带来国际制度体系的整体变迁。具体而言，国际制度竞争由三大政治基础所决定：一是制度领导国的政治权力地位的变化，某种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的衰落，将可能导致国际制度的衰朽以至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国际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国际制度将走向衰朽；三是国际制度本身的结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成员国的参与性的规模以及制度内部权利分配的公平性等方面，参与性不高或过高，以及缺乏足够公平性的国际制度都将导致国际制度的结构合理性不足，从而影响成员国对国际制度的支持，而结构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将走向衰朽。

总之，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国际制度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国际制度结构的合理性，这三个指标提供了观察国际制度在国际体系中竞争力的最核心标准。

一 领导国权力与国际制度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制度最重要的黏合剂，特别是领导国的政治权力地位，是建立国际制度的重要前提条件。无论是制度的创建还是制度的变迁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支撑国际制度的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尤其表现为领导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权力地位。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将导致不同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落，从而加剧国际制度竞争。制度领导国的衰落导致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领导能力的下降，其无法领导成员国对国际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迁，同时也没有能力领导国际社会为国际制度提供更多的资源。在区域范围内，区域大国的兴衰也导致区域国际制度的兴衰。

无论是制度外竞争，即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还是制度内竞争，制度内成员围绕制度改革所产生竞争，首先都是领导国政治权力地位的竞争。著名的制度主义者奥兰·杨就曾指出：“当存在有效的领导时，制度谈判容易获得成功；反之则容易失败。”[99]而这里所谓的领导，就是指一个集中的权力中心或者具有压倒性权力优势的行为体。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背后离不开权力结构的变迁，从而与现实主义产生了共鸣，却与自由主义拉开了距离。

领导国的政治权力地位，又表现为多个方面：第一，政治动员能力，它是指主导国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说服其他国家支持自身国际制度主张（包括制度创建和制度改革）的能力，它体现为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网络。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的或者被排斥的国家不具备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有着良好政治关系网络的国家，这种政治关系网络可能是基于议题合作的伙伴网络也可能是基于安全对抗的盟友网络，都具备比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1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领导其他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制度建设，包括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贸易组织，等等，这些国际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动员能力，而这种政治动员能力又来自美国在战争期间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所形成的良好的政治关系网络。

中国在2014年和2015年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金融外交，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政治动员能力主要是基于中国在金融领域所形成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些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相反，美国无力阻止亚投行的成立，甚至无力阻止美国的欧洲盟友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反映了美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下降。

第二，政治强制能力，它是指领导国能够采取强制手段来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政治强制力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权力的最基础性要素，大国的强制手段可能包括政治压力、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等多个方面。领导国对制度成员国所拥有的政治强制力是领导国控制国际制度的重要基础。在制度创建时期，领导国通过政治强制力要求其他国家配合实现制度设计的目标；在制度维系阶段，领导国通过发挥政治强制力来管理国际制度。领导国的政治强制力对于国际制度运行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要求其他国家为国际制度注入资源，也即对成员国进行“征税”以支持国际制度的运行；同时领导国在必要时候通过发挥强制力来迫使成员国服从国际制度的安排。

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制度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国的政治强制力。特别是在美元不断出现危机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不断强迫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继续持有美元储备来维持该体系的正常运行。[101]而美国之所以成功在亚太地区达成TPP，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区域贸易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强制力，在谈判的最关键时刻，面对美国最重要的谈判对手日本，美国诉诸了政治强制力，由于日本在与中国的安全竞争中，高度仰仗于美国的支持，这成为美国政治强制力的重要来源。

第三，观念影响能力，它是指领导国的价值观和拥有的专业知识被他国接受和认可的能力。在国际社会中，价值观和专业知识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有观念影响能力的国家又被奥兰·扬称为“智识领导者”（intellectual leader），即掌握知识的力量，进而在国际制度中具有特殊影响力，不少国际制度的创建与改革都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持。[102]制度是思想的产物，如果没有强大的有吸引力的思想体系来支撑，国际制度难以维持生命力。因此，如果领导国在思想领导力上遭遇其他国家的知识体系的冲击，它所领导的国际制度也将面临衰朽。比如日本虽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一直是美国的追随者，不算有影响力的政治大国，但是日本在国际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中却是领导者，日本领导了《京都议定书》的商定，这是因为日本在环境保护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

美国领导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分别体现了美国集体安全以及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正是这种价值理念成为这些制度体系的思想基础。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的建立，体现的是中国相对比较成功的开发性金融所具有的观念影响力。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安全领域的国际制度，其背后也反映了中国新安全观所具有的价值影响。

此外，由于国际制度通常具有不止一个制度领导国，因此，在具有多个制度领导国的情况下，国际制度的生命力还取决于制度领导国之间的关系。制度领导国之间能形成合力，则国际制度具有生命力；制度领导国之间充满纷争，则国际制度面临衰朽。在东亚，正是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纷争，导致东亚“10+3”机制不能正常直接过渡到更加高水平的东亚峰会，乃至东亚经济合作组织，而是使得东亚地区同时存在“10+3”、“10+6”和东亚峰会多个相互重叠的国际机制，其中每一个机制都虚弱松散，不是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形式。[103]

总之，无论是围绕既有制度改革的内部竞争，还是围绕新制度建设的外部竞争，都是制度大国之间的政治权力竞争。在上述三种权力形式中，政治强制力是基础。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与国际制度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制度领导国在政治动员能力、政治强制能力和观念影响能力方面的衰落，将大大削弱国际制度成员国的凝聚力，而凝聚力的削弱将削弱国际制度的运行效率和资源投入。领导国权力地位的衰落，将直接导致成员国意见的分歧加剧，也导致对国际制度资源投入的下降，一方面领导国自身资源投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成员国也因为领导国动员、强制能力的下降，会纷纷减少对国际制度的资源投入。

20世纪70年代，制度霸权国美国的权力地位出现一次大规模衰落，导致了国际制度体系的重大变迁，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七国集团建立，而欧洲和日本等崛起国也不断在制度内部进行改革呼吁，比如倡议设立特别提款权以及改革IMF的投票份额。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衰落，从而再次刺激了国际制度竞争态势的兴起。

二 公共性服务与国际制度

除了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之外，一种国际制度的兴盛与衰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多少和质量优劣。一种国际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在一个以理性抉择为主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所能提供的四大公共服务职能是普通成员国积极投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一种能大量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国际制度必然受到成员国的欢迎，从而鼓励成员国投入国际制度的建设中，因而该种国际制度在竞争中将体现生机和活力；而不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国际制度，将逐渐被成员国抛弃，进而面临衰朽的命运。

而在国际制度的成员中，领导国具有最为强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高度依靠领导国的供给能力和意愿。自由制度主义学者邓肯·斯奈徳将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供给公共物品的领导国称为“仁慈的霸权”。[104]因此，领导国领导成员国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是一种国际制度在竞争中获胜的另外一个关键。

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根据国际制度本身的不同性质，其包括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在经济领域，国际经济制度提供的公共服务通常包括如下内容：（1）提供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比如WTO/GATT为国际贸易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规则；（2）提供国际经济争端的裁决，比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就是为了提供贸易争端的裁决；（3）提供经济活动的相关信息，比如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要负责对东亚国家经济活动提供监测信息；（4）提供危机援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区域性的外汇应急储备机制，以及各种双边的货币互换协议，就是为了在成员国发生货币危机之时提供及时援助；（5）提供开发性融资，比如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种贷款等。[105]

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能力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大相径庭。比如在众多的国际制度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就存在严重的衰朽危机，作为一个论坛性质的国际组织，它长期不能为成员提供实质性的公共服务和相关的利益需求。亚太经合组织曾经在1994年《茂物宣言》中就提出了服务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加强技术合作三大目标，但亚太经合组织却没有能力推动该目标的实现，从而导致成员对该组织兴趣不高，认为它只“清谈”不“务实”，不少国家多次缺席该组织的各种会议。[106]由于亚太经合组织长期并不能为成员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该组织面临衰朽。亚太经合组织因为成员过多，作为制度领导国的美国和日本，不愿意为该组织供给大量公共物品。

七国集团也是一个面临制度衰朽的国际机制。在“G7时代”，国际社会先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的金融危机，这表明G7和IMF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有限性。但毕竟这些危机都爆发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危及G7和IMF的制度地位。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而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之感，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自新兴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流的供应和协同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导致了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G7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正式从“G7时代”过渡到“G20时代”，它标志着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一场重要的制度变迁。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由以前完全由少数核心发达国家垄断，逐渐转变为接纳更多的新兴国家的参与，新兴国家将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力。[107]

1999年成立的G20部长级会议在2008年升格为首脑峰会，在应对危机之中发挥了协调各国立场的重要作用，并在随后被正式确认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之所以由部长级会议升级到首脑峰会，是因为20个主要国家的首脑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会晤能够有利于协调集体行动，从而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峰会在金融危机之后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有效地抵挡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因此二十国集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兴国际制度。但是，随着金融危机逐渐远去，二十国集团没能成功从危机应对型国际制度转化为常态型国际制度，二十国集团没有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治理中发挥相应作用，因此，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也曾一度面临严重的制度危机。成立于1960年的欧佩克为成员国提供的主要的公共服务就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确保石油价格的稳定，进而维护成员国的石油出口利益。欧佩克所展示的最为著名的制度能力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通过发动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引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提升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威望也捍卫了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利益。但是，此后欧佩克在捍卫石油价格的问题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尤其是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201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OPEC会议上，成员国并未做出集体减产的承诺，作为主力和中间调解者的沙特阿拉伯反而显得有些无动于衷，由此可以看出OPEC内部已经难以达成协调生产政策的共识，出现了制度和管理的危机。OPEC已经不能提供协调成员国出口价格和产能这一最为重要的公共物品。

国际制度之所以受到成员国欢迎和支持，是因为它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当既有制度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并呈现衰朽态势，必将促成国际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从而导致新制度的崛起。

三 结构合理性与国际制度

除了国际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和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能力之外，国际制度本身的结构合理性程度也是其在国际竞争中胜负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直接决定了制度领导国和制度成员国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国际制度在治理中的合法性。在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中，所谓国际制度的结构合理性，包括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和权利结构的合理性两个方面。

对于制度的成员结构，它是指一个国际制度的成员规模，这个规模必须保持不大不小的适度性。成员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大量的“搭便车”现象和高昂的谈判成本，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导致制度运行效率的低下；[108]而成员规模过小则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力量，从而也难以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而且也可能因为参与性不足而陷入合法性的困境。而成员规模的合理程度取决于制度治理的议题、地缘政治环境和成员国的相似性等多个方面，它需要具体分析，而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们可以以大学的课堂规模作为一个分析案例。大学的课堂也是一种制度形式，其课堂学生规模的安排也就是制度成员结构的设计。最优的课堂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规模太大的课堂，将削弱每个学生的参与机会和与老师的接近机会，从而不利于知识的有效传授；而规模太小的课堂，则不利于老师教学激情的发挥和知识传授的效率，同时也不利于同学之间的相互砥砺。因此，合理的课堂规模是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重要保证。但大学课堂的规模又取决于课堂本身的性质，本科生的学科概论课可以允许较大的学生规模；而研究性的研讨课则必须将学生的人数控制在较小范围。

对于成员结构的合理性，除了涉及成员规模之外，还关涉到成员的地理特征和能力特征是否与国际制度的职能相匹配。比如，作为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国联承担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重大使命，但当时最有能力的国家美国却未能参与其中，这种成员结构的不合理性大大削弱了该组织的能力，因此，国联最终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相反，战后的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安排，就具有较高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从而提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性。而2005年成立的东亚峰会因为内部的分歧导致美国、俄罗斯等非东亚国家也成为这一机制的动员国，这些国家在地理上与致力于解决东亚事务的机制不匹配，这种成员结构的不合理性也削弱了东亚峰会的合法性。而当今欧盟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也是其成员结构不合理的一种折射，即欧元的成员扩张超出了制度本身的承载能力。

对于制度的权利结构，它是指在特定的国际制度框架下，成员之间利益和权力分配，这种权利的分配必须保证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它事关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对于合法性，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指出，它是限制权力的一种社会机制，它可以使权力的行使更有效。因此领导国在进行国际制度设计时，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因为合法性最终取决于他者的承认。[109]在一种国际制度中，如果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在利益分配和决策权力中长期享受“过度特权”，将削弱国际制度的合法性。设计一个合理的权利结构意味着领导国必须在制度创建和制度改革中，通过权力让渡和利益分享来不断增强国际制度的合法性。

我们以大学中常见的讨论小组（seminar）作为一个分析案例。学术讨论小组是大学中常见的一种制度形式，讨论小组有若干个成员构成，并且分为主题发言者和讨论参与者两种成员角色。为了保持讨论小组的活力，在权利的分配中，必须给予这两种角色的地位以合理的分配，而发言时间则是小组成员最重要的权利。讨论小组主要围绕主题发言者展开，但是主题发言者不能占据过长的时间，通常而言，它占据一半的发言时间，而将另外一半的时间分配给其他普通参与成员进行提问和评论。如果赋予主题发言者过长的时间特权，将削弱其他成员的参与积极性。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美国金融外交首席代表的哈里·怀特除了思考如何更有效地确保新建的IMF更好地反映美国的权力和利益，他同样也在思考如何增强IMF的合法性，因为只有更加具有合法性的IMF才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严格依据成员国的财政贡献来决定IMF的投票权和份额权，美国将会获得大约60%的投票权，但为了获得成员国对基金事务更加广泛的参与，以增强IMF的制度活力，美国决定通过设置基本投票权的方式来增强成员国的份额，而将美国的投票权限制在30%。[110]根据这一制度设计，国家不分大小都拥有等量的基本投票权，提升了中小国家在IMF中的权利地位，它大大增强了IMF的权利结构的合理性，进而提升了制度的合法性。[111]随着成员国的扩张和其他国家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在随后的几次份额调整中，美国的投票权不断下降，这进一步增强了基金组织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都由中小国家的人士来出任最高领导，就是为了增强这些组织的国际合法性。比如美国主导的美洲开发银行，历任行长都是由拉美国家的人士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也一律不由大国的人士出任。这种人事结构有利于增强这些机构的合法性。

如果国际制度拒绝进行组织结构的改革，导致其难以确保更大的参与性和公平性，这也是造成国际制度出现合法性危机进而走向衰朽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立以来，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裁一直来自日本，随着亚洲经济版图的重大变化，日本长期垄断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职位，这种权利结构的不合理性直接削弱了亚行的合法性，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中国在亚行的参与性不足会越来越显示出亚行的制度结构的不合理性，而日本却始终拒绝对亚行进行实质性改革，以至于中国决心兴建新的亚投行。

七国集团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因为其参与性不足而面临着巨大的制度合理性挑战。1975年，七国集团（G7，最初是G6）正式成立，大国以G7为平台彼此进行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金融信息的沟通，以进行联手共治。但是，随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崛起，导致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多个经济和金融指标上，新兴国家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根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就高达49.1%。[112]这使得七国集团（G7）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在制度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上遭到挑战，进而导致了其作为最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最终被更有成员结构合理性的二十国集团（G20）所取代，不仅如此，2009年“金砖机制”的成立和2011年“金砖机制”的扩大，更是对七国集团制度结构合理性不足的回应。

此外，一些国际制度虽然运行效率不高，但因为其在参与性和公平性上都比较具有合法性，因此能够一直存活在国际制度体系之中。在经济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制度就是亚太经合组织。虽然亚太经合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比较弱，其致力于推动的贸易自由化目标一直没有实现，但它因为坚持开放性和协商性的原则，尊重了小国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因此其国际合法性比较高。亚太经合组织坚持开放性的原则，包括了亚太地域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对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抱有很高的积极性。WTO也是比较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这源于其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决策权力的平等性。[113]

综上所述，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和权利结构的公平性是确保国际制度结构合理性的两项基本指标。而国际制度结构的合理性程度直接决定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制度领导国为了在国际制度竞争中提升合法性，通常主动对制度结构进行调整，也即进行制度的改革来提升制度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比如进行一些权利让步，提升权利结构的合理性，或者通过扩员以提升成员结构的合理性。

总之，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也即特定国际制度的兴盛与衰朽，由三大政治基础所决定：一是制度领导国的政治权力地位的变化，一个制度的领导国权力地位的衰落，将可能导致国际制度的衰朽以至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国际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国际制度将走向衰朽；三是国际制度本身的结构合理性，成员结构和权利结构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将在竞争中走向衰朽。[114]

小结

本章构建起了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现实制度主义是对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进行折中分析的产物。这种范式的折中并非简单的理论综合，以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篮子”，而是对既有对立理论范式中的有用内核进行了关键性的取舍，形成了逻辑一致的因果链条，因此，现实制度主义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它是站在两个巨人肩膀上的一个独立的眺望者，并且希望比两个巨人要看得更远。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既为制度成员国提供了普遍性的公共服务，又能被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特殊性的权力工具。国际制度的这种双重属性，即公共性和私人性，是需要对其进行折中分析的关键。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生命力体现在对国际制度双重属性的深刻认知：它既不同于现实主义对传统的权力形式的恋恋不舍，以至于不愿意正视现实世界的变化；它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中立性和自主性所寄予的理想主义的期待，以至于不愿意正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基于折中分析的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弥合两者的鸿沟。

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转移，过去由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正在被新兴崛起国的制度抱负所打破。国际制度竞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现象正在全面出现。以争夺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取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是现实制度主义世界中的根本内容。而在以“结伴”和“建制”为中心的“规则世界”既孕育有大国合作共治的新型特征，又保留有大国权力较量的传统基因。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在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以便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逻辑的延续与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变革，国际制度是大国投送权力、获取影响的重要渠道，而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完全依赖于直接的武力使用。在传统时代，大国战争是促使和实现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方式，而在今天这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里，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国际制度成为大国权力较量的主战场。“制度之战”取代“枪炮之战”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社会在进化的历史上又实现了“惊险的一跃”。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由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国际制度本身的结构合理性所决定。而在今天以国际制度竞争为主题的国际关系新世界中，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霸权守成国的美国是两个核心主要角色，国际体系中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几乎都是由这两个国家所驱动的。

[1] 《孟子·离娄章句上》。

[2] 在很多文献中，国际机制被等同于国际制度，克拉斯纳对“国际机制”做了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参见Stephen 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3] 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33页。

[4]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3.

[5] Joseph N.Nye，“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Vol.29，No.4，2008，pp.593-603.

[6]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第1—20页。中国学者李少军也曾经探讨过理论综合的可能，参见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31页。

[7]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第2、7页。

[8] 作为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苏珊·斯特兰奇就一直是行走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间立场，她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她曾明确指出，多边制度“既是领导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又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参见Susan Strange，“Cave！Hic Dragon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42。另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对国际制度的认识，也行走在两大主流派别的中间位置，参见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93。

[9] 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a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

[10]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38—166页；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93—106页。

[11] 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参见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pp.485-507；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Charles 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Winter，pp.50-70；Gruber Lloyd，Ruling the World：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12]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p.13.

[13] Stephen D.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Vol.43，No.3，1991，pp.336-366；Susan Strange，“Cave！Hic Dragon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45；Daniel W.Drezner，All Politics Is Global：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4-31.

[14]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95，p.7.兰德尔·斯通专门以国际基金组织为案例，探讨了美国如何控制国际经济制度，参见Randall W.Stone，Controlling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5] Joseph M.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7.

[16] 关于霸权稳定论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86页；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72-80，86-92；Steven Krasner，“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Vol.28，No.2，1976，pp.317-347；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4。

[17] 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and Volker Rittberga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Chapter 4.

[18] 按照霸权稳定论的逻辑，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来维持，那么在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霸权国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区内霸权国能够为区域其他国家提供充分而有效的公共物品。参见李巍《区域霸权与地区公共物品——对北美地区主义的一种解释》，载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物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168页。

[19] 孔繁颖、李巍：《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82—111页。

[20]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3，1992/1993，pp.5-58；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1999，pp.5-55.

[21] 罗伯特·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功能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述，参见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9）。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认为国际权力的分配变化并没有影响美国参与国际制度，参见Margaret P.Karns and Karen A.Mingst，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Patterns of Changing Instrumentality and Influence（Boston：Unwin Hyman，1990）。

[22] 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8页。

[23] 相关分析也可参见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78页。

[24] Beth A.Simmons，“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Behavior：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2，Vol.94，No.4，pp.819-835.

[25]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26] Maximilian Terhalle，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Order：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38.

[27]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0年第1期，第98页。

[28] 作为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苏珊·斯特兰奇就一直是行走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间立场，她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她曾明确指出，多边制度“既是主导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又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参见Susan Strange，“Cave！Hic Dragon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342。另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艾肯伯里对国际制度的认识，也行走在两大主流派别的中间位置，参见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93。

[29]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pp.379-396.

[30] Albert O.Hirschman，“The Concept of Interest：From Euphemism to Tautology，” in Albert O.Hirschman，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Cambridge，M.A.：Harvard Unversity Press，1992），p.42.

[31]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32] 最近十多年里，建构主义除了在国际安全领域兴起之外，在强调理性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开始成为一种显赫的研究路径，参见Rawi Abdelal，Capital Rules：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Jeffrey M.Chwieroth，Capital Ideas：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Rawi Abdelal，Mark Blyth and Craig Parsons，eds.，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33] 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4] 樊勇明探讨过区域性公共物品在促进国际合作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谈到NAFTA时，他指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要为区域自由贸易付出成本，与此同时可以共享公共物品。参见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除此之外，更多学者从制度的理性设计角度更为深入地探讨了FTA的有效性，参见迈尔斯·卡勒《合法性有地区限制吗？》，载王正毅、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10—123页；John Ravenhill，“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Vol.25，No.9，1995，pp.850-866；Helen Milner and Mansfield，“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3，1999，pp.589-627。

[35] 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丽萨·马丁曾以IMF贷款为例进行了研究，认为IMF被成员国授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性，致力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反驳了现实主义关于IMF是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说法，参见Lisa Martin，“Distribution，Information，and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IMF Conditionality，” in Darren Hawkins，David A.Lake，Daniel Nielson，and Michael J.Tierney，eds.，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0-164。

[36] 自由主义者奥兰·扬明确指出，“如同其他的社会制度，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集体物品的特征”，参见Oran R.Yo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21。

[37] Judith Goldstein，Miles Kahler，Robert O.Keohane，and Anne-Marie Slaughter，“Introduction：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pp.385-400.

[38] 不少学者都认为19世纪英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与20世纪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后者高度仰仗国际制度，代表性的研究参见Arthur Stein，“The Hegemon’s Dilemma：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pp.355-386；David A.Lake，“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Lessons for the Current Era of Decline，” in Michael G.Fry，ed.，History，the White House，and the Kremlin：Statesmen as Historians（London：Frances Pint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6-122。

[39]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97，245.

[40]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41] Barbara Koremenos，“Contracting around International Uncertain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vember 2005，pp.549-565；Peter Rosendorff and Helen Milner，“The Optim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ions：Uncertainty and Esca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Autumn 2001，pp.829-858.

[42]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3] George W.Downs，David M.Rocke，and Peter N.Barsoom，“Is the Good News about Compliance Good News for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3，1996，pp.379-406.

[44] 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Summer 2000，pp.421-456.

[45] Xinyuan Dai，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4，pp.69-99.

[46] Xinyuan Dai，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3，pp.33-68.

[47] 因为制度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这种对“未来阴影”的担心会迫使成员国放弃背叛行为，以避免因此带来的高昂成本。参见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48] 参见李东燕《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10页。

[49] Eric Reinhardt，“Adjudication without Enforcement in GATT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5，No.2，April 2001，pp.174-195.

[50]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95-100.

[51]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254-275.

[52] 李东燕：《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8—9页。

[53]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3页。

[54] 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丽萨·马丁曾以IMF贷款为例进行了研究，认为IMF被成员国授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性，致力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反驳了现实主义关于IMF是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说法，参见Lisa Martin，“Distribution，Information，and Delega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Case of IMF Conditionality，” in Darren Hawkins，David A.Lake，Daniel Nielson，and Michael J.Tierney，eds.，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0-164。

[55] Tana Johnsona1 and Johannes Urpelainena，“International Bureaucrats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stitutional Design Discretion Sweetens the Po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1，January 2014，pp.177-209.

[56]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annual-report-2015-icrc.

[57] 对国际制度的角色和作用、限制的讨论，参见Randall L.Schweller，“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ied：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1，Summer 2001，pp.161-186；Robert Jervis，Henry R.Nau，and Schweller，“Institutionalized Disagree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Summer 2002，pp.174-185。

[58]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40.

[59] 中国学者唐世平也表达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制度观，他明确指出，在更多情况下，制度是私人物品，服务于私人目的，即便是那些服务于成员国共同福利的制度也是长期的权力斗争之后的结果而非起初的理性设计。参见Shiping 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Routledge，2012），Chapter 2。

[60]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物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23页。

[61] 约翰·伊肯伯里专门强调，国际制度对于领导国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锁定”领导国的国际权力地位，尤其是当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参见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Pow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62] 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pp.55-62.有文献专门探讨了制度除了具有公共服务的职能之外，还具有政治控制的功能，尤其是对于制度领导者而言，它能够发挥强制性的作用。参见Terry M.Moe，“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Neglected Side of the Story，”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Vol.6，Special Issue，1990，p.213。

[63] Bailin，Allison，“From Traditional to Institutionalized Hegemony，” G8 Governance，February 2001，Access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G8 Information Centre：http：//www.g7.utoronto.ca.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参见刘靖华《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当代国际关系中两条逻辑的分析》，载《欧洲》1997年第1期，第4—13页；秦亚青：《权势霸权、制度霸权与美国的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6—8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刘铁娃：《试论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制度霸权》，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3期，第43—50页；孔繁颖、李巍：《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82—111页；赵龙跃编著《制度性权力：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策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4] 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2000，pp.18-26.

[65] 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1945—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0—11页。

[66] Shiping Tang，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10.

[67] 参见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49页。

[68] Benjamin Cohen，Currency Power：Understanding Monetary Rival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69] 对于国际制度对制度外成员所构成的压力，参见孙忆《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自贸区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126—162页。

[70] 参见李巍、白娇《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场博弈》，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5—16页。

[71] Kenneth Oye，Economic Discrimination and Political Exchange：World Political Economy in 1930s and 1980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72] Terry M.Moe，“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Neglected Side of the Story，” Journal of Laws，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Vol.6，No.3，1990，p.213.

[73] 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78—179页。

[74] 1997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1999年，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在马其顿的期限的决议草案。危地马拉与台湾地区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不仅如此，危地马拉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联署所谓要求台湾地区“参与”联合国的提案。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借助自身在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对这两个国家实施强制行为。

[75] Joanne Gowa，“Rational Hegemons，Excludable Goods，and Small Groups：An Epitaph fo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World Politics，Vol.41，No.3，1989，pp.314-316.

[76] 时值俄罗斯为G8的轮值主席国，并将于当年6月在索契主办G8峰会。其他七个成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抵制了索契峰会，并且重回G7的制度模式。

[77] 参见Lloyd Gruber，Ruling the World：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78] SWIFT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营利的国际合作组织，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服务，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从而完成金融交易，还向金融机构销售软件和服务。虽然理论上SWIFT是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但因为它涉及国际金融交易，它背后一直被美欧大国所控制。在2012年初，SWIFT就表示，由于受到欧洲的制裁，已由欧洲理事会授权停止与伊朗金融机构的通信服务。因此，阻止30家伊朗银行使用其服务从而真正把伊朗与全球银行系统隔绝。这是对伊朗非常严厉的金融制裁，导致伊朗无法进入任何国际金融交易活动。

[79] 有研究就曾指出，建立在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比美国的单边金融制裁更为有效。参见熊谦、田野《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98—130页。

[80] 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onflict：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9；Stephen D.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Vol.43，No.3，1991，p.363.

[81] 马德懿：《海洋航行自由的体系化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82] Barry 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pp.5-46.

[83] 陈迎春：《威望外交：寻求权力与承认的政治》，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第57—63页；王学东：《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与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22—132页。

[84] 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第24—34页。

[85] 庞询：《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41页。

[86]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7] 比如伊拉克战争直接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威望。约瑟夫·奈认为，伊拉克战争是“20世纪的收尾”，而不是“21世纪的开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没有正确理解权力性质的变迁。Joseph S.Nye Jr.，“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Vol.82，No.4，July/August 2003，pp.60-73.

[88] 中国学者王学东认为，中国在冷战后大规模参与国际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国家声誉，参见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89] 中国学者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将国家战略信誉视为国际道义的重要基础，而坚守道义是崛起国实现崛起目标的重要手段，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9—33页。

[90] 宋效峰：《国际威望的实现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91] Nico Krisch，“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6，No.3，2005，p.374.

[92] 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93] 参见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章。

[94]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95]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28-30.

[96]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93.

[97] 孔繁颖、李巍：《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85—87页。

[98]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and Michael Mastanduno，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2.

[99] Oran Yong，“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mation：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1989，p.373；Oran Yo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281-308.

[100] 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关系网络，参见Miles Kahler，ed.，Networked Politics：Agency，Power，and Govern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101] Hubert Zimmermann，Money and Security：Troops，Monetary Policy，and West Germany’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1950-197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2] Oran Yo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1989，pp.288.

[103]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7页。

[104] Duncan 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9，No.4，1985，pp.579-614.

[105] 关于国际经济体系中公共物品的讨论，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June，1981），pp.242-254。

[106] Donald K.Emmerson，“Appraising APEC：All Talk，No Walk？” in Werner Draguhn，Eva Manske，Jürgen Rülan，ed.，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The First Decade（N.Y.：Routledge，2002），pp.1-15.

[107] 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108]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1章。

[109] 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60.

[110] Randall W.Stone，Controlling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9.

[111] 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1945—201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08—109页。

[112] 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5页。

[113] 但由于WTO存在一些小范围的“非正式磋商”，多数同样拥有一票的发展中成员往往不能拥有同等参与关乎切身利益问题的讨论和协商的机会，即所谓的“绿屋会议”（Green Room）。这种非正式决策机制将大多数WTO成员（主要是发展中成员）排除在外，而由主要发达成员和少数发展中成员参加并针对相关议题进行小范围讨论后形成议案，再提交部长大会讨论并达成“协商一致”，从而形成了实质上的加权决策。

[114] 尽管这三个指标并非总是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比如一个合法性不足的国际制度可能因为领导国权力地位的独大而处于一种颇有竞争力的状态，而一个很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也可能因为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也处于衰朽状态，但总体而言，这三个指标仍然提供了观察国际制度在国际体系中竞争力的最核心标准。

第三章 金融领域的国际制度之战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物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1]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短兵相接”，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它为实体产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引擎，并且决定着国际财富和资源的流动与分配，从而日益成为大国争夺的“新边疆”。两国之间的金融外交博弈主要表现为围绕对国际金融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来展开，这使得金融成为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主战场”。

一方面，金融虽然是美国的传统优势领域，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美国主导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能力，以及既有国际金融制度的公共绩效和合法性都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从贸易崛起向金融崛起过渡，不断感受到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对中国金融崛起的制约，不仅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这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奋发有为的实力基础。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鼓励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国际制度外交，以改变中国在既有制度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进取型”国际制度外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致力于推动既有全球性金融旧制度的改革，使之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使自身获取相应的权利（权力和利益）地位；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进行区域性国际金融新制度的建设，并成为这些新制度的核心领导者。而相对于中国求变的国际制度抱负，美国则极力采取“守成型”国际制度外交，维持现有的全球金融制度不被根本改变，拖延国际金融改革，并且积极捍卫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的制度抱负和美国的制度守成，构成了中美在金融领域进行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态势。

中美国际金融制度的竞争，将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它是两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金融公共物品的能力竞争，也是两国金融权力的竞争，还是两国领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结构合理性竞争。中美有可能在竞争中实现一种动态的均衡。

第一节 中国的国际金融制度抱负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都是中国的传统弱项，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里，中国更多的是依靠非正式的规范和习俗来维持整个文明系统的运行，而不是靠正式的规则和制度。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学习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也开始积累了一些运作国际制度的基本经验，并开始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展示了更大的国际制度抱负。

在国际层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融入而非改造，以谋求各种“红利”。[2]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既有的制度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中国的利益和权力需求。在国际金融领域，既有国际制度体现的是传统的国际金融格局，反映传统金融霸权国的利益。作为一个后发的金融崛起国，中国面临着两种战略选择：要么改革既有的国际制度（简称“改制”），使之反映中国的金融利益；要么通过“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国际制度（简称“建制”）。2009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外交，其内容同时包括“改制”和“建制”两方面的内容。中国政府的“双管齐下”既获取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

一 中国的金融改制努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崩溃，但美国在1944年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护持美元地位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化，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由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1975年，美国发起成立的七国集团（G7）也成为此后美国领导全球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3]这三大正式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支持美元全球中心地位的基本制度框架。

自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航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韬光养晦”角色，展开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

第一，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核心平台，以为中国争取更大的金融发言权。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G7作为“经济联合国”垄断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治理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一直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制度治理结构下，其他国家的金融崛起完全不可能实现。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治理的基本格局。

战争和危机往往是改变既有权力格局的最好催化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G7时代”向“G20时代”的转变，这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尽管已经举行的十多次二十国集团峰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但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联合共治的方式却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G7时代”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独霸全球金融治理的权力格局，给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4]

对于中国而言，G20取代G7，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一举改变了中国在金融事务中只能担当被告角色的局面，为中国今后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提供了最为宏观的制度平台。[5]而在这个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因为其日益增强的实力地位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中国不仅积极促使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呼吁强化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要平台地位，而且一直努力提升G20的制度运行效率。2016年，中国首次主办G20系列会议，包括在杭州举办G20峰会，中国更是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来提升G20的治理能力。

第二，推动既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反映中国金融地位的崛起。除了提升G20的制度地位外，中国还进一步推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全球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改革，主要是份额权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提升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创始者，美国一直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权和份额权，并且是唯一享受否决权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两个机构中处于边缘角色。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显得明显不匹配，这不利于中国的金融崛起。

自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开展金融外交，以“贡献者”的身份通过增资等途径着力提高在IMF和世界银行两个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权。在中国的努力下，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份额权改革的决议。其中，中国在IMF中的份额权重从3.994%升至6.390%，投票权从3.803%升至6.068%；[6]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这一世行的关键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升至5.25%。[7]一旦决议落实，将意味着中国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IMF和世行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见表3-1）。

表3-1 IMF 2010年改革前后份额权重与投票权前十排名

表3-1 IMF 2010年改革前后份额权重与投票权前十排名-续表

其次，中国不断向国际金融机构输送更多的高级职员。除了份额权改革外，中国还积极推动这些机构的人事权改革。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人事权所获得的重大突破。2016年初，曾参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筹建的财政部官员杨少林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任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8]首席行政官兼常务副行长是世行集团新设的一个职位，旨在将机构战略、预算与计划及信息技术等多项职能集中起来。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职员并不直接代表本国利益，但大量中国籍的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理念和价值观带入这些机构，从而能够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9]

第三，推动特别提款权（SDR）改革，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制衡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 SDR，旨在当时美元出现危机征兆的背景下，提供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以弥补单一依靠美元所造成的国际流动性不足。[10]尽管特别提款权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创立的，美国财政部部长福勒将其称为是“国际货币事务领域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努力”，[11]但是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诞生，背后必然存在着削弱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逻辑。所以美国一直消极对待特别提款权，避免其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创立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很快演变为对美元的信心危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再次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而其中，不少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特别提款权，希望通过特别提款权的改革来找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突破口。而在这一轮改革中，中国首次打破沉默，成为改革的主要倡议者。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著名文章，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批评的矛头直指美元滥用国际货币的特权。而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12]这种非正式的公开倡议，反映了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思考全新国际货币战略的开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首次公开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13]并得到俄罗斯、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积极响应。[14]3个月后，联合国在召开的关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大会上建议进一步深入挖掘开发SDR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功能，使其在国际性、地区性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补充作用。[15]这直接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提升SDR国际货币地位的讨论，它也表明SDR具有成为国际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以SDR为突破口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种可行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改革，实际上就是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特别是储备货币职能；二是结构改革，也就是改革构成的货币篮子，主要是将新兴国家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围绕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内容，中国的金融外交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在职能改革上，其核心就是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特别提款权在发挥实质性国际货币职能上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发行量小，不能满足国际经济的计价、交易和储备的需要。目前为止，SDR共进行了三次普遍分配：第一次分配总额为93亿 SDR，在1970—1972年按年拨付。第二次分配额度为121亿 SDR，在1979—1981年按年拨付。这两次分配累计达到214亿SDR。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强化SDR货币职能的国际呼吁之下，IMF于2009年进行了第三次 SDR分配，共计1612亿SDR，后又进行了215亿SDR的特别性分配。2009年进行的 SDR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合起来使 SDR分配累计总额达到约2040亿SDR。这次改革在原来基础上大大增加了 SDR的总量，从而为其发挥储备货币的实质性作用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2040亿SDR仅相当于2815亿美元左右，与美元的国际储备相比，SDR的发行规模非常小，仅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4%，难以发挥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

此外，由于 SDR的使用被限定在成员国与 IMF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记账、清算以及贷款上，因此 SDR的适用范围很小，它不能用于官方与私人以及私人之间的清算，无法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直接支付使用。而且 SDR在私人经济活动中不可以进行使用支付，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功能也十分有限，这就导致 SDR无法像其他储备货币那样得到推广，使用范围过窄，需求量过低。促使IMF放宽SDR在私人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也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比如逐渐允许SDR成为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乃至普通商品的计价单位，并在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交易货币等。[16]201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SDR的使用”。

其次，在结构改革方面，货币篮子改革是核心。SDR在发行之初其价值与美元等价，同时与黄金保持固定比价，因此又被称为“纸黄金”。但随着美元在1971年大幅贬值，IMF为保证SDR的相对稳定，从1974年7月1日起，决定用一篮子16种货币来确定SDR的价值。[17]为简化计算、稳定币值，IMF后来对货币篮中的币种进行了调整改革，从1981年1月1日起，货币篮中的货币由16种减少至5种，分别是美元、日元、英镑、马克和法郎。2001年由于欧元的诞生，SDR货币篮子币种进一步缩减为4种货币，即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对于不同币种在SDR中的权重，IMF根据相关的经济数据和计算公式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整。但1981年以来的七次调整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币种在SDR货币篮子中的地位，它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微调。这种篮子结构一直持续到2015年，它已经远远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格局。

SDR货币篮子种类不够完善，并未改变国际储备资产高度依赖少数主权货币的局面。SDR的定值货币篮子仅由四种货币构成，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格局。其中英镑的发行者英国在经济总量上不仅早早地就已经被中国超过，而且在2011年已经被巴西超过；而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总额也可能会被另一个国家韩国所超过。而无论是中国、巴西还是韩国的货币，都没有被纳入SDR中，这将削弱SDR作为世界货币的中立性。而且美元在货币篮子中比重一直很大，美元的强势地位依然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货币储备安全，这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局面。因此，应当增加SDR篮子货币的种类，以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可接受性，而其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是最有资格进入货币篮子的币种。经过中国的努力，包括国际货币外交和国内货币改革的双重努力，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表决通过，将人民币纳入SDR也就是IMF特别提款权。这既是特别提款权改革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人民币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纳入SDR，意味着人民币成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五种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也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这一改革在2016年10月1号正式生效。在新的货币篮子中，美国比重41.74%，欧元排名第二，比重30.93%，人民币比重10.92%，日元比重8.33%，英镑最小比重8.06%。这是中国近年来在货币外交领域最大的收获。

总之，从2008年以来，中国在改革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方面，展开了积极有为的“进取型”金融外交，从最为宏观的金融治理机制改革，到中观的金融治理机构改革，再到相对微观的超主权货币单位改革，中国都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角色焕然一新，从以往的被动旁观者和便车搭乘者，转而成为大国金融制度博弈中的重要战略棋手和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二 中国的金融建制行动

除了在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内进行“改制”努力，以进行制度内竞争之外，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制度外交的着力点是绕开既有制度体系的霸权国而另辟蹊径，积极进行区域层面的“建制”行动，而美国并非这些新制度的参与者，从而形成了中美制度外竞争。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国际金融制度建设成绩斐然，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

（一）强化金砖机制金融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简称金砖机制）是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新建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制度框架。从成立以来，金砖机制虽然关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能源等非常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金融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直是金砖机制最核心、最持续的关注议题。虽然金砖机制讨论包括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但诞生于金融危机最高潮期的金砖机制却始终以金融问题为其核心的关注领域。

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刺激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基于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18]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首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标志着“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组合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19]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金融合作的水平。

在外部改革呼吁方面，2009年的首次峰会上，金砖国家便系统性提出了“改制”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1）支持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中心作用；（2）“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3）“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4）“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20]此后，这一系列诉求便成为历届峰会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改制”细节上更加完善，在“改制”愿望上更加迫切。在2011年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首次触及更加具体的特别提款权的改革问题，“包括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21]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22]而在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对2010年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认为这将“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这是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言辞。[23]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24]尽管如此，凭借着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联合新兴国家不断抱团发声，以既有制度挑战者、修缮者的姿态所倡导的制度改革，特别是其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仍然对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合作努力，通过内部合作施压外部改革。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25]2010年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26]这意味着金砖开始着手内部货币合作。

2011年三亚峰会上，金砖成员国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成员行将进行合作发行债券，加强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贷款等方面的合作。这是金砖机制为反对美元霸权所提出的最实质性的措施，而且五国货币之中人民币更稳定，因此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更大。[27]而后，一系列减少美元使用的具体实际行动不断开展。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币结算方面起步最早并具有一定的规模，2002年就签订了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协议，到2013年两国本币结算份额不断提高，并被越来越多的中俄企业认可。[28]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就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29]中国与巴西的本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10月，近年来又因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南非也自2010年初就启动了本币结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为亚洲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显示出人民币结算额大幅增长的国家之一，两国近10%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其中人民币占8.7%。[30]

第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应急储备机制。鉴于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实质性改革，金砖开始另起炉灶，建立自身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始评估建立开发银行的可行性。2013年德班峰会上，各方正式决定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如此，这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来建设金融安全网。这两大区域金融机构的浮出水面，标志着金砖机制的内部金融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的相关细节正式出炉，标志着这两大机构的成立步入快车道。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而1000亿美元的应急外汇储备基金中，中国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其余的50亿美元。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综合计算后，中国投票权为39.95%，印度、巴西、俄罗斯各为18.10%，南非是5.75%。[31]

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印度人卡马特担任首任行长，2016年初启动运营。金砖开发银行成为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贷款机构。它们不仅彰显了金砖机制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还标志着金砖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已迈入务实新阶段。[32]不仅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被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33]

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最大经济体，人民币毫无疑问是金砖国家中最有可能成为主导货币的币种，因此，人民币将成为金砖机制在货币领域所推动的对外改革和内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34]

（二）升级“10+3”机制金融合作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结构下，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在部分地区和国家之间率先实现国际使用，而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全球市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地缘基础。[35]而无论是从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从战略环境的重要程度来看，东亚地区都是人民币崛起的首要地缘空间。

长期以来，由于该地区最大经济体日本缺乏政治领导能力，东亚经济合作一直缺乏制度化的框架，政府间的货币合作也更加无从谈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刺激东亚各国团结自救。日本也开始改弦易辙重视日元国际化的地缘基础，并将东亚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方针；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日本国际货币战略的核心一直是单边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一极。[36]

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10+3”机制下的货币合作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2000年开始启动的“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双边货币互换弥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时效性上的不足以及苛刻的附加条件，[37]但作为东亚国家最主要的货币合作框架，它存在四大缺陷：（1）其双边性质难以形成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2）互换的额度有限，不能发挥实质性救援作用；（3）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4）互换中的资金90%要与IMF的贷款条件相挂钩，从而妨碍了清迈机制的独立性。

因此，“清迈倡议”并非一个完善的区域货币制度体系。从2003年开始，随着加入WTO之后深度介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开始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介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进程中来，并极力倡导“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升级东亚货币合作水平。经过多年的准备，又逢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这标志着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38]

而此时，人民币崛起进程已经全面开始，东亚外汇储备库作为“10+3”机制下最为重要的货币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在中国的努力下，2012年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由1200亿美元翻番至2400亿美元，而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比例下降至70%。中国下一步货币外交的重点是如何将东亚外汇储备库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体性区域金融机构，以加强该地区在货币治理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东亚至今总体而言仍然生存在一个“美元本位制”的环境下，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制”已经开始在东亚地区全面“失宠”。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东亚国家都有摆脱美元依赖的动力。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39]

为了有效地对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准备建立更加独立的救援标准，13国于2011年在新加坡成立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简称AMRO），负责对区域宏观经济进行监测，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运作。它的最初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加坡国内法人。作为地区两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曾在2010年角逐AMRO主任。经过妥协，双方最终同意，第一届三年的任期中，第一年由中国前外管局副局长魏本华出任，后两年由日本财务省出身的根本洋一接任。

2013年，“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同意将AMRO升级为国际组织，并启动《AMRO国际组织协议》（下称《协议》）谈判。2014年10月，全体“10+3”成员签署了《协议》，并于2016年2月9日正式生效成立，AMRO具备了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AMRO升级为国际组织后，将进一步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强化其在宏观经济监测、危机预防和管理、区域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及为成员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功能，更好地帮助各成员应对风险挑战，有效维护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40]2016年4月2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财政央行副手会议正式任命来自中国的常军红为AMRO第三任主任，他也是AMRO升级为国际组织后的首任中国籍主任。[41]

（三）推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外交篇章，它对于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尽管上合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反对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它在经济合作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现有的经济合作也主要在贸易、投资和能源、电信、交通等领域。[42]因此，相比于上述两大区域性的制度体系，中国在如何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框架来助推金融合作的问题上还处于摸索阶段。

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以扩大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端。[43]金融合作必然会对货币合作产生需求，近年来，中国正试图将货币合作引入上合组织框架，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保障人民币崛起特别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另外一个区域制度框架。

目前，中国在推动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货币互换是双边层次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起到重大作用。[44]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互换，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货币互换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

目前在上合组织中，俄罗斯卢布和哈萨克斯坦坚戈之间已按相关协定稳步进行着本币自由结算，开创了欧亚经济联盟各国间货币结算的先河。而中国现也已与其他五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三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45]，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46]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实现货币互换的步伐应加快，这意味着要推动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保证在各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结算、金融风险的援助；借此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础。[47]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这既是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支付结算体系能为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规模提供便捷的服务。[48]这几年，中国积极扩大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本币贸易结算规模，不仅如此，中国是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下提供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民币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框架下的结算和支付体系。[49]而中国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50]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构建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51]

第三，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尽快建立。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杜尚别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时，建议研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其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中国拟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分担其余20亿美元，但这一建议因未能得到俄罗斯的赞成而被暂时搁置。

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越发迫切。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强调，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52]由于在上合组织中，中国经济和金融相对处于强势地位，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应主要使用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成员国的人民币贷款力度，来加强人民币在组织内部的流通。[53]

（四）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建制努力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2013年10月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从2014年开始，中国为争取更多合作伙伴加入亚投行展开了积极的金融外交活动。

中国的亚投行外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当时并没有一个亚洲之外的国家参加这一新的多边开放银行的筹建。亚投行并没有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国际事件。此后到2015年3月31日，为亚投行外交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亚投行外交开始暗中发力，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诸多“亲密盟友”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特别是2015年3月12日，以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宣布要加入亚投行为标志，中国的亚投行外交掀起了一个高潮，在接受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最后期限2015年3月31日之前，已有52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54]这意味着亚投行外交已经初战告捷。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加入产生了很强的“领头羊”示范效应。紧随其后，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也公开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稍后，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澳大利亚和韩国，一度因为华盛顿的强大压力而犹豫不决，在欧洲国家纷纷加盟后也先后“倒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在截止日当天（2015年3月31日）提出申请，此举被视为往美国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55]

随后，亚投行外交进入了成员国之间协商章程制定的第三个阶段。在2015年5月下旬，经过四轮专业、高效的谈判磋商，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北京签署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了该《协定》。[56]《协定》签署仪式的举行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协定》批准生效和全面做好运营准备的新阶段。这也标志着亚投行外交基本尘埃落定。

2015年12月25日，1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50.1%，达到协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截至2016年1月17日，已有30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74%。从2013年10月中国提出筹建倡议到最终落实，历时27个月，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成立并开业。

亚投行的创始资本是1000亿美元，其中75%来自亚洲。亚投行的章程规定15%的投票权被同等分配给所有创始成员国，而无论其股权比例是多少。目前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为亚投行前三大股东，中国拥有30.34%的股份和26.06%的投票权（见表3-2）。这一制度设计，保证了部分出资少的国家能够拥有高出其出资比例的投票权，从而增加了亚投行的合法性。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这也确保了中国在其中的制度主导权。

表3-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股权和投票权前十排名

这一明显打上中国烙印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是中国不满于美国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尝试进行国际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它也展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所拥有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有评论认为，它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家“可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57]

总之，金砖机制、东亚“10+3”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投行成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之外，进行制度建设的四大制度平台，中国在这四大制度平台下进行了一系列国际金融合作，从而对美国领导的既有金融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改革压力。

第二节 美国的国际金融制度守成

超强的金融实力和独霸的军事实力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两块柱石，并且相互扶持，金融为军事提供财力支撑，而军事为金融提供保护。美国的全球金融优势地位主要通过美国强大的金融机构（企业）、美元独大的国际地位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现出来。这三者之间同样体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强大的美国金融机构为美元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提供微观基础，美元的国际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为美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张提供便利，而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又为美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美元的国际流通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由于美国金融优势比贸易优势更加突出，因此，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比国际贸易制度更加体现出美国的权力地位、利益诉求和价值导向。2008年之后，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更加彰显的国际制度抱负，美国虽然有限接受了中国的部分“改制”主张，以换取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对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支持，但随着危机逐渐远去，美国表现出强大的制度守成姿态，采取各种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制度挑战，以捍卫自身的国际金融制度霸权。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制度支柱

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由三个关键的国际金融制度来支撑，分别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以世界银行为中心的国际开发援助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金融霸权的国际制度基础经历了两个主要的时代变迁，分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七国集团时代。这两个不同的时代既体现了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权力基础的嬗变，也体现了美国作为制度领导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物品意愿的变化。总体而言，在布雷顿森林时代，这三大制度体系的公共色彩明显；而在七国集团时代，美国不同程度地将这些制度体系“私有化”，以服务于自身私人目标，从而刺激了制度改革力量的兴起。

（一）布雷顿森林时代

1944年，欧洲和亚太的战场依然鏖战正酣，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布局大战结束以后的全球金融秩序。美国召集并几乎包办了由44个国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尽管遭到老牌金融帝国英国的一些反对，但美国仍然以自己压倒性的综合优势，完全依据自身的意志建立了奠定战后金融秩序的三大制度框架，它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成为捍卫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制度工具，也成为此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基本框架，其中有些制度设计一直持续至今。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美国确立金融霸权地位的一个分水岭，它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当时战后一片混乱满目疮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公共物品的职能。而且这次会议也成为现代大国金融外交的开端。[58]

第一，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早在这次会议之前，作为传统霸权的英国和作为新兴霸权的美国就分别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以谋求对未来国际货币秩序建设的主导权，这两个计划的出台拉开了英镑和美元角逐世界主导货币的序幕。之后，美英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双边货币外交，而最后的较量则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外交战”集中表现出来。[59]最终，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协议，美国承诺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制度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60]这标志着美元正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驻锚货币”，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得到各国的官方认可，美元彻底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对于国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美国此后在全球牢牢奠定其综合性霸权地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对此，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核优势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二战之后全球霸权的基石。[61]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美元体系结束了二战前的国际金融动荡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混乱，结束了国际货币体系长期没有相应法律约束的无政府状态，确保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就是美国通过国际制度所进行的一种“自我约束”，它带来了战后国际货币关系的稳定，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复兴的一块重要基石。在“1944年体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过分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否则它们可以通过抛售美元而购买黄金作为惩罚，这构成了悬在美国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在冷战的关键岁月里，为了领导西方国家对抗苏联，美国确实从总体上扮演了一个“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y）的角色。美元作为一种稳定而优质的国际货币，成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对国际经济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所谓的霸权稳定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62]

第二，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监督国际汇率，并提供短期资金援助来应对成员国的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对这一组织进行了详细的制度设计。IMF 实行资本份额认购制度，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所占资本份额的大小与投票权成正比；但同时基金组织实行双重投票方式，即部分投票权的分配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享受同等的投票权，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至少有250个投票权，这被称为基本投票权；其余部分则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所占出资份额的比重而定，为加权投票权。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保证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必要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出资大国的投票权利，从而确保了权利结构的合理性。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总额为88亿美元，美国认缴的份额为27.5亿美元，拥有投票权27%。这种投票模式也通常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模式。

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还规定，IMF的表决分为51%的简单多数决、70%的特别多数决和85%的特别多数决三种形式。在确定股份分配、特别提款权分配、贷款利率及其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基金黄金储备的处置等18项最重要的事务上要求85%以上的有效多数投票通过权，这实际上赋予美国以否决权，而另外21项决定则需要70%的多数。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美国在该组织中的特殊权力地位，它为今后美国将该组织“私有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每五年一度根据情况进行调整，而美国国会对份额调整方案的审查就成为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因素，美国国会也借此将自己的想法加于该组织。[63]

第三，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决定成立世界银行，为国际社会提供开发性融资。会议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详细规定了世界银行的职责和制度设计。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当时正在复兴中的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战后重建和发展援助机制，美国推动世界银行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加强与战后需要重建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将它们的发展纳入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秩序。

世界银行的决策程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美国在世界银行100亿美元原始股金中认缴了32亿美元，因而也同时拥有了对世界银行的否决权。根据世界银行在此后所形成的管理体制，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担任，从而赋予了美国在世界银行日常运作中的主导地位。开办之初，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在美国筹措，美元成为世界银行的主要融资货币。世界银行的贷款最初也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它也因此成为美国输出资本、商品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

这三大制度体系的建立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64]它们在布雷顿森林时代更多地体现了国际公共物品的职能。美元作为稳定优质的国际货币，为国际交易提供了大大的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管，并在必要时提供短期金融援助；而世界银行对世界经济的复兴和重建提供长期开发援助。而作为这三大制度体系的领导国，美国为了打赢与苏联的冷战，积极通过这三大国际制度向成员国提供金融公共物品，以树立自身的国际政治领导能力。正是因为这三大制度体系具有浓重的公共色彩，不少国家都积极参与这些制度建设。

（二）七国集团的时代

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私有化”，来服务于自身私人目标。布雷顿森林会议及其建立的战后金融秩序体现了美国一家独霸的权力结构。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国难以独立领导国际金融公共物品的建设，而是需要通过随后建立的七国集团来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供给国际金融公共物品。但是，七国集团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行政机关，而是以领导人峰会的沟通、协商与合作形式来共同解决地区或者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它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的具有明确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相关实体机构相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制度形式。由于七国集团只是一个松散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也导致国际金融治理的基本形式也由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硬治理”转变为七国集团时代的“软治理”。[65]这种治理形式的变化也体现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特征，即美国越来越试图从“硬制度”中挣脱，获得更大的行动自主性，从而方便美国更加灵巧地利用国际制度以服务于自身私利，而减轻自身所承担的国际公益职责。七国集团在应对“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等重大问题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七国集团主宰国际金融治理的时期，美国不断将既有的相关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私有化”。

首先，美元体系成为美国转嫁内部危机、汲取外部财富的重要工具。在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对于货币权力的运用总体上相当节制，美元总体上扮演了“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y）的角色，充当了国际公共物品；而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元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y）的角色，不时沦为国际公害。[66]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使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对外转嫁经济调整成本，就是美国滥用货币霸权的显著一例。[67]

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宣布关闭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窗口”，在国际上彻底终结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联系，破坏了美元背后的黄金保证，美元对外贬值的进程也开始了。这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单方信用违约。[68]美元的海外持有者（非居民持有者）不能再以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美元的国际价值不再以黄金为基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货币的发行不再基于实物资产而是毫无价值的法币（fiat money），美元霸权进入了一个没有制度约束的新时期。在没有国际“硬”约束的年代里，美元作为一种在国际流通的信用货币，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色彩。美国可以通过操纵其业已拥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来谋取一国之私利，即通过大量印刷钞票，将国内“通货膨胀”向全世界输出，来弥补国内的双赤字。

一方面，美元的国际信誉不再得到黄金的担保，但另一方面，美元并没有因此退出国际货币的职能，相反美元却因为战后经济复苏导致国际经济活动规模扩大而承担更加重要的国际职能。这种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特权。美国不再信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进口的支付手段，甚至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美元的支撑。[69]美元已经彻底取代黄金的地位，成为全世界最核心的储备货币。由于美元以固定价格自由兑换黄金的约束机制不复存在，美国滥用货币特权就越发无所顾忌。[70]1971年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却对其欧洲同行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鲜明地印证了美元作为霸权货币的特权。[71]另外也有学者以另一种方式指出：“大约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质变，从值得依靠的领袖变成一个形象较暗淡的大国。”[72]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越来越成为美国推广私人理念和拓展私人利益的重要制度工具。[73]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国际上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和金融开放。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贯彻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两柄利器。在治理拉美债务危机、应对苏东转型、施压东亚改革的“三大战役”中，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了重要的理念共识，史称“华盛顿共识”。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对非生产性资本特别是短期证券资本的跨国流动实行了比较严厉的管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固定汇率制的终结使得资本管制已无必要。随后美国进一步在全球鼓吹开放资本账户，解除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而此后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又为这轮浪潮推波助澜。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尤其符合作为世界头号金融大国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成为其中最积极的支持者。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在全球推销自由化理论的主要工具。

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和监管能力难以承载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深度发展的金融全球化和短期非生产性资本的无序高速流动，成为日后地区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迅速蔓延的渊薮，其中就包括影响重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这次危机刺激了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措施，比如在1999年创建了金融稳定论坛，以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在威胁进行分析，并且建立了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进行更大范围的政策协调。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并没有对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而非金融自由化。因此，真正更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动力最终只能来自国际金融体系中心国家的危机。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全面拉响了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危机的警报。

总之，在七国集团联合共治的时代，由于对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全球化运动深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引发了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这是美国将国际金融公共物品私有化所带来的重大后果。

二 捍卫美国的金融制度霸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先后爆发表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已经难以解决欧美自身的金融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经济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满足世界对于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需要。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面临强大的变革压力。

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强大的“改制”诉求和“建制”努力，美国并没有积极顺应形势的变化而做出配合姿态，而是表现出捍卫既有国际金融制度的保守姿态。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很早就预测，“美国将会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保守的力量”，[74]他进行该判断的背景是欧元横空出世挑战美元霸权。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国际货币改革中，在整个国际金融制度体系中，美国都是“体系维持者和特权享有者”，[75]进而不愿意看到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作为守成的金融制度霸权国，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高潮阶段，确实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满足中国的“改制”要求，进而换取中国支持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比如支持升级G20，并且做出改革IMF份额权和投票权的承诺，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压力逐渐缓解，美国对于中国的一系列“改制”诉求和“建制”行动都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阻碍。[76]一方面，面对中国的“改制”诉求，美国对国际金融制度的实质性改革虚与委蛇。[77]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建制”努力，美国也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抵制。

（一）拖延中国的改制要求

在2008年之前，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主要由三大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体系来支撑。它们分别是：作为美国领导全球金融治理核心平台的七国集团（G7）；由美国主导的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已经在市场上形成了强大路径依赖力量的美元体系。[78]在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国际金融制度架构中，美国是最大的权力掌控者和利益收割者。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先后爆发表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已经难以解决欧美自身的金融病症；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也完全无法满足世界对于全球金融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它的绩效危机。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更是越来越不满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这体现了它的合法性危机。美国主导的三大国际金融制度体系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作为守成的金融制度霸权国，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高潮阶段（2008—2010年），确实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满足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改制”要求，以换得其配合和支持美国在全球层面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种国际努力。比如主动提议升级G20会议机制，并在匹兹堡峰会上对其在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定位进行了公开承诺；如同意改革IMF份额权和投票权以及特别提款权的职能和结构，等等。但随着此后金融危机的压力逐渐缓解，美国对于中国的一系列“改制”诉求都越来越消极应对。[79]

首先，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在危机的最初几年，G20在集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白宫宣称，“美国已将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点从八国集团转向了二十国集团”。[80]但从2011年特别是2013年开始，随着中美和俄美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加剧，美国开始有意冷落二十国集团，排斥中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该机制有重新沦为“清谈馆”的趋势。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使习惯了美欧“自己人”内部协调的美国不得不接受来自更多外部新兴力量的制约，但事实上美国对这一制度变迁可谓五味杂陈。20世纪90年代，为了鼓励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美国虽然吸纳俄罗斯加入，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但在财政金融领域，俄罗斯一直不被允许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表明美国联合欧洲垄断国际金融治理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也正是因为美国减少了对G20的支持，G20最近几次峰会并没有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决议。

其次，美国对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进行了长期拖延，并拒绝进行有违美国利益和权力的实质性改革。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IMF推动的份额权改革，美国一直是最大的阻挠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2010年IMF成员国达成了改革协议，根据该协议，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根据该方案，中国跻身IMF第三大成员国，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均进入前十位。不仅如此，人事权的改革也有进展，欧洲国家将出让两个IMF执行董事会席位以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是一场非常必要的改革，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却长期拖延对IMF的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81]

201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奥巴马政府以一些国会议员反对IMF改革为由，没有将IMF改革方案送入国会表决程序。奥巴马成功连任之后，开始呼吁国会向IMF增资，但在2013年3月遭到美国国会否决。2014年1月14日，在各方聚焦下，美国参、众两院再次否决了IMF的2010年改革方案。2014年12月，美国国会干脆拒绝将改革方案纳入拨款法案进行讨论，这使得改革不得不拖到2015年等待美国国会再次审核。美国国会再次否决IMF改革方案事实上违背了G20的潜在共识，即发达经济体要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全球经济承担更多责任。[82]IMF 2010年改革方案长期沦为一纸空文，这是对IMF理事会决议权威性的巨大挑战，而且本计划在2014年召开的新一轮的IMF份额评审大会也因此不得不一拖再拖，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不满者不仅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美国传统的欧洲盟友，如法国、英国等，美国在全球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并面临被国际社会孤立。[83]直到2015年年底的最后关口，美国参、众两院才批准改革方案。[84]

虽然表面上是美国国会对此负责，但美国总统并没有投入资源去游说作为“意见综合体”的国会才是根本。这也表明当金融危机的阴影渐渐散去，美国开始不再迫切需要新兴经济体配合以刺激经济，于是对制度的改革变得消极，积极维护既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国会的反对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替罪羊”，以掩盖美国反对制度改革的真实目的。

事实上，2010年的改革方案仍然具有很强的保守性，这一改革并没有触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一票否决权问题。[85]根据相关制度规定，IMF的重大决议都须获得85%的投票权的批准才能生效，美国自IMF成立以来，就一直掌握着超过15%的投票权，这就是公然给予了美国单个国家的否决权，这也是美国在IMF拥有特殊权力地位的体现。2010年的改革方案所涉及的份额权调整，主要是欧洲国家的部分份额向新兴国家转移，而美国17%的投票权基本没有变化。

不仅如此，美国也无意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继续由美国提名的人事制度。自从成立以来，IMF由欧洲人担任总裁，世界银行由美国人担任行长，这体现了美欧联合垄断国际金融制度的主导权。但是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理论上，它是可以改变的。2012年，新一任世行行长“争夺战”打响，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名候选人参与行长竞争，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机制成员国就强烈表示，世行行长人选应基于才能，而非国籍。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86]但是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宣称：“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本应在顶尖的国际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87]传达出其希望世行中的“美国血统”继续传承的暗示。尽管遭遇了来自新兴国家的巨大挑战，但美国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还是当选了世行行长。而对于2011年IMF总裁的人选，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也曾试图争取改变欧洲人担任的惯例，但也以失败告终。这两起国际金融机构最高领导人的“争夺战”一方面表明美欧两场危机使得其垄断国际金融制度领导权的“默契”遭到挑战；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联合欧洲强烈捍卫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人事特权，并且获得了成功。

最后，美国也反对SDR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人民币被纳入SDR的货币篮子的计划也持消极态度。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 SDR，旨在当时美元出现危机征兆的背景下，提供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以弥补单一依靠美元所造成的国际流动性不足。[88]尽管SDR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创立的，美国财政部部长福勒将其称为是“国际货币事务领域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努力”，[89]但是SDR作为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诞生，背后存在着削弱甚至替代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逻辑。所以美国一直消极对待SDR，避免其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SDR在成立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2009年，面对周小川提出的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强硬表示美元依然坚挺，没有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90]尽管SDR经过了第三轮增发，但相比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来说，SDR仍然只是沧海一粟。而且美国对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改革也并不积极。2010年，美国以人民币还不能“自由使用”为由，否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而事实上，1973年日元“入篮”时，日本还对资本流动进行严厉的管制，而且一直持续到1980年。[91]2015年上半年，面对中国为人民币“入蓝”所展开的积极改革和外交努力，面对IMF总裁拉加德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纷纷表态支持，美国立场仍然一度非常消极。2015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短暂访问中国后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时称，“中国表达了让人民币加入IMF 的SDR 货币篮子的愿望，但是，中国需要进一步通过自由化改革来满足加入的标准，我们鼓励中国完成必要的改革过程”。[92]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表态表明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美国在政治上的真实态度是不愿过早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因为人民币“入篮”必将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公开反对，当时刚刚发生了在亚投行问题上英国所领导的“倒戈”事件，美国对于公开反对仍然心有顾虑，并且新增货币“入篮”的决定只需要70%的多数票即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不具备一票否决权，日本作为美国的忠实追随者虽然与美立场一致，但如果真正进行投票表决，美国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阻挡人民币，所以美国只能继续以技术理由进行刁难。[93]即便如此，也正是由于美国的态度始终不太明朗，IMF在2015年下半年多次推迟做出关于人民币是否“入篮”的评估决定。

通过中国在过去六年的金融外交实践来看，推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十分困难。诸多证据已经表明，美国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来改革对美国有利的既有金融制度体系。随着美国的经济不断复苏，美国的危机压力日益缓解，其对中国在全球层次的“改制”努力所施加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即便是对既有的制度进行一些技术性调整，也必须是在美国首肯和主导下的，而且以不损害美国的权力地位为前提。

（二）抵制中国的建制行动

美国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奠基者以及最大受益者，其国际金融制度战略在于捍卫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权威性，防止任何国家发起的建制行动威胁既有金融制度体系。

首先，美国极力捍卫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立场暧昧。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核优势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二战之后全球霸权的基石。[94]美元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最核心制度基础，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体系由正式的制度形式变为非正式的制度形式，但这并不影响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捍卫这一制度。

自1944年以来，美元体系遭受两次严峻挑战：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所带来的信心危机；第二次是1999年欧元诞生所对美元构成的替代效应。美国最终通过各种货币外交手段包括将美元与石油挂钩等确保了美元体系不被破坏。[95]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美国借助G20平台协调相关国家的步调，确保其继续持有而非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以确保美元地位和美国经济的稳定。2010年，作为目前美元最大竞争对手的欧元也出现了危机。[96]美国并没有主动发起国际倡议来帮助欧元区度过债务危机，相反美国评级公司相继下调一些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客观上使欧债危机愈演愈烈。[97]从国际货币竞争的角度考虑，美国在这一关键节点非常乐见欧元的麻烦。[98]而对于中国、法国等国家发起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美国反应十分冷淡。

至关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在货币领域最大的建制行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美国的态度也是非常值得玩味。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对外展开了一系列国际货币外交，以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具体包括实施货币互换、推动本币结算、建立人民币海外清算机制、推动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等等。中国为此建立了一个50多个国家的货币伙伴网络，该网络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核心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亚太发达经济体。[99]但是，美国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总体上非常淡漠，两国至今并没有在货币外交层面达成任何有助于人民币在美使用的国际合作协议。尽管美国政府并没有反对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而这与美国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是相对于部分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积极热情姿态，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支持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就包括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支持在美国建立至关重要的人民币清算中心。[100]这与当年美国积极鼓励甚至施压日元国际化大有不同。[101]正如有评论指出：“美国对接受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却越发地表现得‘心不甘情不愿’。美国不反对人民币国际化，但却也不支持中国更深层次介入全球治理的尝试。”[102]换言之，美国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但却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崛起所给中国带来的国际货币权力。[103]人民币的崛起被认为21世纪里继欧元诞生之后最为重大的国际货币事件，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人民币的崛起将超过当年日元的崛起效应，将会冲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对此心知肚明。

其次，对于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美国一开始也不吝表达其反对立场。美国具有反对东亚进行金融“建制”行动的战略传统，美国希望维持东亚地区的经济碎片化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防止东亚成为第二个走向“一体化”的欧盟。早在1997年，日本提议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足，但因为遭到美国的公开反对而流产。[104]对于中国倡议亚投行，美国也同样如此。

当中国刚刚提出成立亚投行的倡议之初，美国曾批评这是蓄意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官员也曾表示，“担心中国领导下的新银行会不顾已有的在发放贷款上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不出现某些问题而设立的，比如为了追求发展迫使弱势群体离开自己的土地”。[105]除了公开批评，美国最为重要的抵制行动就是极力游说自己的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亚投行外交最为紧张的2014年下半年，“美国与一些中国的潜在伙伴进行了私下会谈。根据美国高级官员和其他相关国家政府的代表披露的消息，美国官员一直在以出人意料的决心来游说各方，表明其反对立场，并大力劝说其重要盟国不要参与其中”。“韩、澳两国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财政部批评这个银行项目是削弱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故意之举。后两家银行是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由美国和日本主导。华盛顿还认为，该行是中国用来拉拢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是通过经济利益承诺以在担忧其领土主张的邻国间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种软实力攻势。”[106]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就是美国极力游说的对象，因为如果这三个亚太经济大国不参加亚投行，亚投行的合法性和行为能力就会遭到质疑。日、美、欧甚至在2014年秋季就放弃成为亚投行创设成员国的方针上达成了一致。[107]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和澳大利亚在2014年一直没有承诺参加亚投行，直到2015年3月，美国最重要的盟国英国宣布加入之后，韩国和澳大利亚才公开表态决定加入。而美国的另外一个关键盟友日本直到现在也没有宣布加入。

但是，面对中国的努力，美国抵制亚投行的金融外交最终宣告失败。对此，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颇为深刻地写道：“2015年3月将成为一个美国失去了全球经济体系大佬角色的历史时刻。我想不出在布雷顿森林后，还有什么其他事件可与此相比：中国通过努力建立起一个重要的新机构，而美国未能说服他的数十位传统盟友不加入这个机构。”[108]从根本上说，美国抵制亚投行的失败体现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三重困境：美国金融权力地位的下降，美国供给金融公共物品能力的不足，美国控制国际金融制度的合法性遭受质疑。

总之，美国是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权力主导者，因此成为最为强大的守成力量。面对中国进取型金融外交所带来的制度竞争压力，美国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性的调整以提升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合法性和运行效率，但是总体上，美国通过守成型金融外交，极力防止国际金融制度体系朝向不利于美国的根本性变革。

第三节 中美金融制度竞争的基础

美国是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霸权捍卫者，但是美国在此之前并非没有遭到过挑战。20世纪70年代，法国联合德国对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欧洲货币单位到欧元的诞生，欧洲国家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的亚体系。不过，欧洲大国的国际制度抱负仅仅限于欧洲区域层面，欧洲联合特别是欧元的诞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

中国在金融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国际制度挑战——无论是制度内挑战还是制度外挑战——都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并非像欧洲大国一样是美国的盟友，这使得中国的金融制度抱负并没有政治与安全上的顾忌和约束；相反，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中国采取更加有为的金融建制行动。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金融外交上不像欧盟一样面临来自内部分歧的诸多掣肘，中国政府的金融外交向来以高效率著称。最后，中国和美国不像欧洲与美国那样，总体上共享同一个文化源头特别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理念。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自始自终都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国家建立在市场、法治和民主等理念基础上的发展道路，而是一直努力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模式，尽管这条道路也存在部分对西方的借鉴。

因此，中美国际金融制度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压倒性现象，它直接决定今后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治理的走向。中美国际金融制度竞争是两国金融权力、金融制度的公共服务能力和金融制度结构合理性的竞争。

一 领导国权力与金融制度竞争

中美金融实力对比是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金融制度角逐的重要基础。理解中、美两国金融实力地位的变迁，是理解中美国际金融制度竞争的基础。总体而言，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作为新兴金融崛起国的地位正在进一步强化，但却因为存在诸多固有缺陷而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力量弱势；美国作为强大的金融霸权国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但却呈现各种麻烦病症因而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第一，从金融机构上讲，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扩张，而美国的金融机构却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首先，银行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我们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排名，2008年，世界前十大银行中，美国占三席，中国只占两席，其中，美国占据头两席；2015年，中美各占四席，但是中国两大银行却占据了头两席（见表3-3）。

表3-3 2008年和2015年世界前十大银行

表3-3 2008年和2015年世界前十大银行-续表

其次，金融投资机构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弄潮儿，它包括投资银行、私人投资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根据2015年的数据，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排名中，中国没有一家能够进入前二十名；而美国有5家投资银行排名前十名，并且包揽前三名。而世界主要的私人投资基金也主要在美国，中国则如新生的婴儿刚刚起步。可以说，在金融投资机构的力量上来讲，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甚大，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这与两国融资模式的差异不同有关。不过，相比于美国强大的公众投资银行和私人投资机构，中国却有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它是一种由政府掌握的投资机构。中国的中投公司虽然成立很晚，但却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主权财富基金；而且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见表3-4）。

表3-4 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排名（SWF 2015）

最后，信用评级机构日益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玩家”。现代金融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评级公司则因为掌握了裁量政府和公司债券信用的专业知识，从而拥有了日益强大的金融权力。[109]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三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都是美国公司，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评级话语权基本被美国所掌握，而中国的评级公司由于还普遍处在发展初期而基本没有国际话语权。[110]

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惠誉率先调低希腊的主权评级导致希腊融资进一步困难。2010年4月标准普尔调低葡萄牙和西班牙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升级至欧洲债务危机。这令不少欧盟人士一直憎恨三大评级机构，视其为寡头垄断，认为美国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进入恶性循环具有推波助澜的责任。但对于美国自身的国债风险，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却充满吊诡。

信用评级机构能否真正秉持其中立和专业的精神，一律做出非政治的评级决定，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目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以绝对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操控着国际资本市场，很可能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美国和穆迪形容成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信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111]

第二，从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规模和完善程度来讲，美国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然一骑红尘、傲视全球，并且远远领先中国。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值规模都远远领先于世，都分别占到世界同类市场接近40%的份额。不仅如此，美国资本市场流动性强，而且高度开放，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私人的海量投资，也吸收了世界最优秀的企业来美上市融资。可以说，资本市场仍然是美国的金融力量之基，其优势地位非任何国家可以望其项背。

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市场由于一直高度依靠银行市场，资本市场长期发育不足。[112]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中国仍然只是世界上第七大债券市场，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113]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它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114]总之，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虽然获得长足发展，但市场分割严重，呈现高度的碎片化；市场规则不完善；开放程度严重不足。这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与美国资本市场竞争的主要短板。

第三，从货币地位上来讲，美元依旧维持了霸权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受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元的质疑却有增无减；相比之下，人民币却开始国际化，并且发展迅速，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既充满期待，也心存顾虑。

对于2008年之后美元地位走向的讨论，学界意见纷呈。乐观派认为，由于市场的强大路径依赖，以及美国无可比拟的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投资天堂”等因素，美元强大地位无可挑战。[115]而悲观派认为，美元的信心基础正在遭遇削弱，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很快呈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116]但是根据衡量国际货币地位最为可靠，也最容易统计的两个数据来看，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霸地位确实没有发生变化。首先，在外汇储备市场中美元的份额占到60%以上，排名第二的欧元不到30%；其次，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的份额仍然占到80%以上（总份额为200%），排名第二的欧元接近40%。[117]总体而言，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仍然没有挑战者，但从长期来看，对美元的质疑会鼓励国际市场支持新来者。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全面拉开以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国际使用（计价与结算）大幅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在有些指标上已经获得大大提升，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118]但是，由于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不高，人民币在综合国际化程度上，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也落后于英镑和日元。如果用至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份额来衡量，人民币还不能算是一种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不仅如此，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先后出现几次动荡，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这预示着人民币的崛起还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

第四，从政府财政金融状况上来讲，美国的债务规模屡攀新高，几近“政府关门”的地步；而中国政府则积累了庞大的金融资源。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从2000开始一直屡攀新高，根据2014年的相关数据，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74%，只有二战时期超过这一比例。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效应，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恶化，约束了美国政府采取强力行动解决美国政府债务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只占GDP的40%，债务负担相对要轻。而且中国政府手握巨大的金融资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已经多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且规模遥遥领先于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确实是国家金融力量的标志，可能成为中国的“债务武器”，但另一方面也是金融缺陷的体现，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都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反倒成为“人质”。[119]

总之，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对比来看，美国的总体金融实力地位受到金融危机的一些冲击，但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没有动摇，其相比于中国的优势地位仍然非常明显；中国的金融实力地位正在快速崛起，但与美国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金融投资机构的实力、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货币国际使用程度上还相差十分明显。但总体而言，在2008年之后，中美的金融实力地位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拉大，特别是中国在多个金融指标上都正在迅速超越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而跃居全球第二。这种国际金融地位的变化，促使中国政府采取了进取型金融外交，而美国却采取了守成型的金融外交；而两国金融外交竞争的核心主要是围绕对国际金融制度的控制和塑造展开。

二 公共性服务与金融制度竞争

中美国际金融制度竞争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由两国领导建立的国际金融制度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金融治理、推进金融合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竞争。目前，美国领导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和金融治理绩效不佳的问题，这是刺激中国作为金融崛起国进行改制努力和建制行动的主要动力基础。

第一，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这样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大型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层出不穷，此起彼伏。[120]以IMF为代表的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在应对这些危机中大展身手，比如在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它们都是走在前台的主力军。在解决这些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IMF及其相关机构被认为是应对危机、维护体系稳定的坚强柱石，尽管不少国家对于危机解决方式心有不满，但IMF等既有国际金融组织以自身强有力的行为能力证明了自身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在2008年和2010年两场大型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IMF 明显表现出力有不逮。一方面，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在事前没能对危机提供有效的预警，在事后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药方，这预示着其在提供知识这一重要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需要。而另一方面，在应对两场危机方面，IMF也不能迅速及时地提供资金援助，这使得美国只能升级G20，通过谋求新兴国家的支持和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也使得欧洲国家只能通过强化区域救援机制——欧洲稳定机制——来应对希腊债务危机。而且也正是因为IMF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缺陷和不足，世界主要大国又开始重新利用双边货币互换这一方式来保障自身金融安全。

总之，两场大型危机暴露了美国领导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巨大能力不足。

第二，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满足提供开发性援助的需要。除了应对危机之外，既有国际金融制度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使命就是提供开发性金融援助，促进世界均衡发展。以世界银行为中心，并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内的开发性金融援助体系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的世界银行的核心使命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协助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它们的反贫穷政策。世界银行的贷款被用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中，从对医疗和教育系统的改革到诸如堤坝、公路和国家公园等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除财政帮助外，世界银行还在所有的经济发展方面提供顾问和技术协助，这对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务。

但是目前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既有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世界减贫的需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根据亚行《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2》报告，2010—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其中东亚和东南亚缺口最大，约为5.47万亿美元；南亚约为2.37万亿美元，而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巨大缺口。[121]而世行和亚行等机构虽然能够提供部分融资需求，但它们对于亚洲的巨大需求可谓杯水车薪。而且，世界银行所提供的经济政策顾问有时也存在不切当地实际的问题。因此，世界需要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开发性融资活动。

第三，美元体系不再是国际金融上完全可靠的“避风港”。自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中的一根十分重要的支柱。美元体系虽然发生了从布雷顿时代的“硬制度”向后布雷顿时代的“软制度”的转变，但美元体系作为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而且确实发挥了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国际货币的公共服务职能。

在国际经济活动规模急剧扩大的年代里，一种有信誉的国际货币是支撑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而国际货币最核心的公共职能就是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国际货币应该比国民货币更加保持稳定，这就是所谓货币锚的避风港作用，它一方面能够给流动资金提供安全港湾，另一方面又构成信心的源泉，从而发挥一种定海神针的作用。美元在战后70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发挥了这种稳定锚的作用，这也是美元一直盘踞国际货币金字塔之巅的根本原因。[122]

但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并非完美无缺，美国提供优质国际货币这一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并非始终如初。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就出现过一次重大的信誉危机，而这也是刺激欧元诞生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美元再次进入下行周期，特别是2008年之后，美国通过多轮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国内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锚的稳定性。这成为中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合作等货币建制行动的重要原因。

总之，美国和美国领导的既有国际金融制度在应对危机、加强治理、维持稳定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国际金融体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又有增无减，这构成了中国展示国际金融制度抱负的契机。但是，由于中国领导的国际金融建制行动近几年才刚刚展开，很多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国际金融制度要么刚刚建立，要么还在推进当中，它们究竟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作用，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三 结构合理性与金融制度竞争

国际金融制度的结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包括制度成员结构的合理性；二是制度权利结构的合理性。而在这两方面，既有的国际金融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组织结构合理性困境。

首先，既有国际金融治理的机制和机构在权利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七国集团和IMF、世界银行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机制和机构都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但是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导致全球经济实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制度合法性问题。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40年里，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在“一超多强”的实力结构之上，即美国作为金融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作为金融强国，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位置，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边缘。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金融独霸的实力格局形成了根本性的区别。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垄断国际金融事务，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同时控制这两个机构的人事权，这便是这种实力格局的集中体现。

但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实现的大规模崛起，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多个经济和金融指标上，新兴国家和地区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原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在合法性上面临挑战，从而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动力（见表3-5）。

表3-5 2015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国际排名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崛起，从而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传统经济格局。其中又以中国的表现最为抢眼，它在多个经济指标上都强有力地体现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特征。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陷入了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美欧日等传统发达国家一直复苏乏力，并且先后遭遇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就高达49.1%。[123]这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道“奇观”。

然而，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40年里，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几乎毫无发言权，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严重不足。因此，在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而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力不从心之感，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自新兴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流的供应和协同的经济刺激政策。对此，主要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集体呼吁和施压国际金融改革，增进自身权利。2008年年底，首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召开，就是发达国家无力应对危机的最重要体现。而在2009年“金砖峰会”的成立和2011年“金砖峰会”的扩大，更是新兴国家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改革、争取自身金融话语权的重要举措。因此，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合法性危机是推动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崛起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领导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结构的合理性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成员国结构方面，从参与的范围看，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总数达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而成员国的广泛性有利于增强亚投行的合法性和制度能力。而在权利结构方面，最终成立的亚投行与中国当初的设想差别很大。首先，2014年亚投行首次签署谅解备忘录时，中国计划出资50%，这将转化成绝对否决权。但随着更多国家加入，中国把出资比例减少到约30%，投票权降至26.06%。其次，中国对亚投行会员资格的立场也前后变化很大。最初，中国并未计划让亚洲以外的国家加入，欧洲的热情最终使中国调整立场，使得亚投行对全球开放。有评论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影响了中国的立场。[124]但之所以有这种改变，其目的就是通过让渡一些权力，来增加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国际机构的合法性。而金砖开发银行的制度设计，同样也体现了合法性的考虑，这主要体现在成员国投资份额和主要席位的平均分配。

总之，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制度暴露了严重的结构合理性困境，这也构成了中国在金融领域进行旧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创建的重要基础。

小结

作为金融崛起国和金融霸权国，中国和美国构成当今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两大核心角色。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分水岭，中、美两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即中国的金融崛起地位日益强化，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则有所削弱。这种地位的变迁促使中国采取了“进取型”的金融外交，而美国采取了“守成型”的金融外交，两国之间的金融外交博弈主要表现为围绕对国际金融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来展开。

美国是既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在2008年之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政治大国，中国所采取的“进取型”国际金融制度外交对美国在国际金融制度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而这一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中国努力推动国际金融旧制度的改革，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金融新制度的建设，以服务于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制度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却不断拖延甚至阻碍国际金融旧制度的改革，而且抵制中国进行国际金融新制度的建设，以捍卫美国作为金融守成国的既有制度霸权。中美之间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制度竞争是两国金融权力地位、金融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及金融制度结构合理性的竞争。

[1]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全文）》，新华社，2015年10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_1116983078.htm。

[2] 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3] 七国集团因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而变成了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在集团中并不能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

[4] 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5] 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是G7的被告。

[6] IMF Finance Department，“Quota and Voting Shar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Agreed in 2008 and 2010，”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1/pdfs/quota_tbl.pdf，2011-03-03.

[7] Corporate Secretariat of World Bank，“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Voting Power of Executive Directors，”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BODINT/Resources/278027-1215524804501/IBRDEDsVotingTable.pdf，2014-07-29.

[8] 杨少林曾任中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负责中国与多、双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合作，包括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此前，杨少林曾于2009年9月至2013年11月担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他还担任过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等职务。

[9]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18—19页。

[10] 对特别提款权的专门研究，参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1] Barry Echi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57.

[12] 周小川：《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9期，第8—9页。

[13] Daniel W.Drezner，“Bad Debts：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2，2009，p.39.

[14] 事实上，在周小川文章发表的数天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对于俄罗斯的建议，国际上没有任何反响，直到周小川提出建议，国际舆论才犹如炸开的油锅。

[15] United Nations，UN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Impacts on Development，New York，2009-06-24 to 2009-06-26.

[16] 中国学者关于提升SDR国际货币职能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参见丁志杰《应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6期，第14—16页；王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发挥SDR作用的前景分析》，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33—43页。

[17] 最初入选的16种货币包括美国美元、英国英镑、日本日元、法国法郎、联邦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加拿大元、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挪威克朗、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奥地利先令、南非兰特和澳大利亚元；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对货币篮进行了微调，以沙特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替代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微调后的货币篮一直沿用至1980年12月31日。详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50-52。

[18] Oliver Stuenkel，“The Financial Crisis，Contested Legitimacy，and the Genesis of Intra-BRICS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Vol.19，Issue 4，Oct-Dec 2013，pp.611-630.

[19] 2008年11月7日和2009年3月13日，金砖四国财长分别在两次G20峰会前夕会晤，协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与提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权问题。

[20]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6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7/content_11553282.htm。

[21] 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三亚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2011年4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815159.shtml。

[22] 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德里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918949.shtml。

[23] 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5283.shtml。

[24] 戴金平、熊爱宗等：《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215—233页。

[25] 所谓“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与“美元单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对应的，多元化意味着要削弱美元霸权统治地位。参见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

[26] 外交部：《“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0年4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688360.shtml。

[27] 马黎：《金融合作的共同诉求——解读〈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载《中国金融家》2011年第6期，第60页。

[28] 福蒙蒙、刘佳雯：《中俄贸易本币结算来了——抛开美元第一步》，华夏时报网，2014年7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c/hxsb/news/zhengce/140704/1407042025-136279.html。

[29] 参见林跃勤《新兴大国本币结算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分析》，载《大国经济研究》2013年第5辑，第98—111页。

[30] 《人民币国际化在南非起步》，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2年11月30日。

[31] 金砖各国的承诺资金是一种预防性安排，各国并不需要立即支付资金，只做名义互换承诺，不涉及直接储备转移。仅当成员国有实际需要、申请借款并满足一定条件时才启动互换操作，实际拨付资金。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就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答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4年7月17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4/20140717163249732727299/20140717163249732727299_.html。

[32] 卢静：《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102—116页。

[33] 戴维·皮林：《金砖银行挑战世界经济秩序》，FT中文网，2014年8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537？full=y。

[34] 刘文革、林跃勤：《金砖国家货币合作之路》，载《国际视野》2013年第1期，第86—90页。

[35] 参见李晓、丁一兵等《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68—74页；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8—45页。

[36] 中国学者付丽颖将日本国际货币战略分为日元国际化和东亚货币合作两个阶段。参见付丽颖《日元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37] 对于IMF在危机救援中的条件性，参见Randall W.Stone，Lending Credibility：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Randall W.Stone，“The Ser e of IMF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62，No.4，2008，pp.589-620；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

[38] 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页。

[39] 罗纳德·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李远芳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40] 新华社：《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国际组织在新加坡揭牌》，2016年2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2/19/c_1118098509.htm。

[41] 常军红女士现任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副司长，负责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等多边论坛以及中国与主要大国双边经济财经对话工作。此前，常军红女士曾先后担任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顾问等职务，具有丰富的多、双边国际财经论坛和国际金融组织工作经验，特别是全程参与了“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谈判以及AMRO机构筹建等东亚区域财金合作进程。常军红女士在经过国际猎头公司专业筛选、“10+3”财政央行副手组成的AMRO主任面试委员会公开面试等选拔程序后胜出。参见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部官员常军红出任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主任》，《澎湃》2016年4月4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2202_1。

[42] 在经济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启动了经贸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等会晤机制。其中经贸部部长已举行了十次会议，在经贸部部长会议机制下设立了高官委员会和海关合作、发展过境潜力、投资促进、电子商务、能源等七个工作组。

[43] 上合组织银联体正式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积极协作，为成员国的能源、农业、交通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银联体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

[44] 李新：《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第158—161页。

[45] 中国人民银行：《中俄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23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5/2011/20110623175332931870343/2011062317 5332931870343_.html。

[46] 中国人民银行：《中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4月19日，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5/2011/2011041913554403958 8783/20110419135544039588783_.html。

[47] 杨琦、张峻、郭树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第101页。

[48] 朱显平：《“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3期，第15—19页。

[49] 朱显平：《“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3期，第15—19页；李新：《人民币国际化：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第160页。

[50] 杨琦、张峻、郭树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第79—97页。

[51] 王振峰：《“上合”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势在必行》，中国经济网，2011年11月9日，http：//views.ce.cn/main/yc/201111/09/t20111109_22825306.shtml。

[52] 吴乐珺、黄文帝：《李克强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03版。

[53] 中国政府曾建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各成员国按一定比例出资，然而俄罗斯更倾向于借助其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来展开与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建议上合的职责仅仅局限于安全方面，而反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的成立。参见姜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载《上海金融》2012年第8期，第36页。

[54]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预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底投入运营》，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3月9日，第05版。

[55] 陈绍锋：《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页。

[56] 中国财政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2015年6月29日。

[57] 吉密欧：《中国力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FT中文网，2014年6月2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16。

[58] 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81页。

[59] 参见Richard Gardner，Sterling Dollar Diploam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Robert Solom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5-1981（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

[60] 即各成员国实行对美元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1%的范围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汇率的稳定。汇率变动超过10%，必须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以上的投票权同意

[61] 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第129页。

[62] Charles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4.

[63] Ngaire Wood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itutions：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itu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64]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7页。

[65] 黄薇：《全球经济治理变迁与中国应对战略》，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

[66] Duncan 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9，No.4，1985，pp.579-614.

[67]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9—60页。

[68] Joanne Gowa，Closing the Gold Window（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69] 理查德·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王靖国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

[70] Susan Strange，“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569.

[71] 这句话的最初来源比较模糊，笔者转引自Barry Eichengreen，Globalizing Capital：An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36。

[72] 〔美〕罗纳德·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41页。

[73] 对于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参见Ngaire Wood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itutions：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itu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92-114。

[74] 〔加〕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6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第127页。

[75] 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2009，pp.121-154.

[76]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3—54页。

[77] 尽管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伦敦公开宣示，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者，但显然这只能被看作一种策略性的外交表态。李克强的表态参见《李克强：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维护者》，人民网，2014年6月19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619/c87228-25168702.html。

[78] 七国集团因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而变成了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在集团中并不能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关于美国控制国际经济制度的讨论，参见Randall W.Stone，Controlling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79]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3—54页。

[80] 《美国称二十国集团在世界经济领域中作用关键》，新华网，2010年11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02/c_12726711.htm。

[81] IMF Survey，“IMF Board Approves Far-Reaching Governance Reforms，” IM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0/NEW110510B.htm，November 5，2010.

[82] Robin Harding，“US Fails to Approve IMF Reforms，”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4，2014.

[83] 尽管美国白宫方面声称对批准IMF改革方案态度积极，但国会一直未能通过相关立法。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IMF的改革及其有效性、合法性、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参见吴成良《拖延IMF改革，美国遭“最后通牒”》，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4日，第03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4/14/nw.D110000renmrb_20140414_1-03.htm。

[84] 2016年又是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年。如果美国国会在2015年不能批准IMF改革方案，2016年通过此方案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考虑到2010年的IMF改革方案是奥巴马政府签署同意的，所以奥巴马总统有动力，也有义务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通过此项法案，进而不留下遗憾。可以说，通过IMF改革方案也是美国不得已而为之。

[85] 欧明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展与前景》，载《银行家》2013年第12期，第82—86页。

[86] 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德里宣言〉（全文）》，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918949.shtml。

[87] 冯迪凡：《世行行长争夺战打响金砖国家发难美国“世袭制”》，《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2月27日，http：//www.yicai.com/news/1463127.html。

[88] 对特别提款权的专门研究，参见Christopher M.D.Wilkie，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89] Barry Echi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57）.

[90] 中国新闻网：《奥巴马：没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2009年3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gjcj/news/2009/03-26/1619110.shtml。

[91] IanTaley，“How theYuan Could Win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Even if the US Objects，” Wall Street Journal，Apr.28，2015.

[92] Remarks of Secretary Lew at the Asia Society Northern California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chitec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iming High，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10014.aspx.

[93] 对于这一政治博弈的详细分析，参见李巍、白娇《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场博弈》，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第19页。

[94] 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第129页。

[95] 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50页。

[96] Randall Germain & Herman Schwartz，“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ailure：The Euro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5，pp.1095-1122.

[97]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1—66页。

[98] Kathleen R.Mcnamara，“A Rivalry in the Making？The Euro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5，No.3，2008，pp.439-459.

[99] 李巍、朱红宇：《货币伙伴外交与人民币崛起的支点国家》，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31—39页。

[100]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有17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人民币的清算机制，它们分别是新加坡、德国、英国、卢森堡、法国、韩国、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瑞士、智利、匈牙利、南非、阿根廷、赞比亚。两个最重要的发达国家缺席其中，分别是美国和日本。

[101] 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国际化进程中，美国通过建立日元-美元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参见Benjamin J.Cohen，“Will History Repeat Itself？Lessons for the Yuan，” in Barry Eichengreen and Masahiro Kawai，eds.，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Achievements，Prospects，and Challenge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5），p.39。

[102] 〔美〕欧纬伦等：《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李巍、苏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第44页。

[103] Benjamin J.Cohen，Currency Power：Understanding Monetary Rival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pp.214-236.

[104] William W.Grimes，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54.

[105] Jane Perlez，“Stampede to Join China’s Development Bank Stuns Even Its Founder，”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3，2015，A5.

[106] Jane Perlez，“U.S.Opposing China’s Answer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0，2014，A1.

[107] 陈绍锋：《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15页。

[108] 转引自米卫凌《中国推动美国走向金融洗牌》，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年1月2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920？page=2。

[109] 对评级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参见Bartholomew Paudyn，“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Performing the Politics of Credit Worthiness through Risk 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No.4，2013，pp.788-818；Dimitrios Soudis，“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the IPE：Not as Influential as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2，No.4，2015，pp.813-837。

[110] 2012年10月，由中国大公国际联合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家私人评级机构宣布发起成立一个非主权国际评级机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向世界提供公正的评级信息。但这一事件徒具新闻炒作意义，不会改变世界信用评级格局。

[111] 转引自曲艳丽《信用评级争议》，载《财经》2011年第18期，第115页。

[112] 在2013年的中国国内融资总量中，银行贷款所占的份额超过了60%，债券和股票的占比都少于20%。

[113] 〔美〕欧纬伦等：《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李巍、苏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第95页。

[114] 〔美〕欧纬伦等：《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李巍、苏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第113、115页。

[115] 美元乐观派的观点参见Benjamin J.Cohen，and Tabitha M.Benney，“What Does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ally Look Lik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5，2014，pp.1017-1041；Carla Norrlof，“Dollar Hegemony：A Power Analy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5，2014，pp.1042-1070。

[116]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50.对美元悲观预测的研究还可参见Eric Helleiner，and Jonathan Kirshner，ed.，The Future of the Doll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117] 这两个数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都有定期公开发布。

[118] 数据来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2015年6月。

[119] 这一现象被表述为中国的“美元陷进”，参见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3，2009；Eswar S.Prasad，The Dollar Trap：How the U.S.Dollar Tightened Its Grip on Global Fina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Daniel W.Drezner，“Bad Debts：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2，2009，p.39。宋国友：《美元陷阱、债务武器与中美金融困境》，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73页。

[120] 克恩·亚历山大、拉胡尔·都莫、约翰·伊特威尔：《金融体系的全球治理》，赵彦志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第1—4页。

[12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nd Asian Develoment，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edited by Biswa N.Bhattacharyay，Masahiro Kawai，Rajat M.Nag，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Edward Elgar，2012，pp.33-37.

[122] 参见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86页。

[123] 陈凤英：《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5页。

[124] Yun Sun，“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anged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une 31，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7/how-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chan-ged-chinas-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

第四章 贸易领域的国际制度之战

作为美国总统，我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更多勤劳的美国人民能有机会大展宏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确保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本世纪的世界经济规则。[1]

——巴拉克·奥巴马

除了金融领域之外，中美国际制度之战同样在贸易领域激烈展开。但与金融领域相比，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国际制度竞争则显示出截然相反的攻守格局。随着新兴国家不断在体系内获得贸易优势并实现经济崛起，而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则加速呈现衰落趋势，其国际贸易赤字不断攀升，美国开始不满意于既有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但是美国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在WTO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完全贯彻自身的意志，因此，美国开始改弦易辙，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展开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攻势，即一方面冷落传统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另一方面则通过在特定的成员范围之内完成自由贸易谈判，以率先在区域层面实现更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并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通过区域国际制度所形成的集体力量，来增加美国的谈判筹码，进而缔造新一代的全球贸易制度体系。美国希望通过这轮贸易制度体系的重建，来夺回美国的贸易优势，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的贸易优势。

而作为新兴的贸易大国，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以后成为全球既有贸易制度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先后超越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面对美国重建国际贸易制度体系的外部压力，中国一方面努力捍卫既有的WTO的权威性，努力推动多哈谈判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区域和双边层面积极行动起来，以更加有为的国际贸易谈判姿态来应对美国的贸易制度新主张，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受益者身份，中国处于制度守势地位。美国的制度攻势与中国的制度守势共同构成了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格局。

第一节 美国的国际贸易制度攻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纺织、钢铁、汽车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制造业加速走向衰落，特别是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革命和20世纪90年的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关贸总协定（GATT）升级而来的WTO本质上是解决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产品的贸易自由化问题。而冷战结束以后，世界逐渐进入新的信息时代，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服务业和金融业逐渐成为其核心的支柱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自由化、技术标准等成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利益。而由于WTO的制度设计缺陷，以及国际贸易权力的分散，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旷日持久，始终难以达成更高水平的协议，这导致美国认为，既有的全球贸易制度体系已经难以应对新时代的各种经济挑战。

为此，美国彻底调整了之前所坚持的支持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战略方向，试图抛开WTO通过加快推动区域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来建立一套全新的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来服务于美国的贸易利益需要，同时保障美国资本的投资安全和投资准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强力推动超大型、高标准的自贸区谈判，它展示了美国试图重建国际贸易秩序的努力。

一 美国贸易战略的大转型

美国过去一直是传统的多边贸易制度框架的核心缔造者和忠实守卫者。二战结束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经济，美国开始着手在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世界贸易新秩序。在美国领导下，一个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最终诞生。但杜鲁门政府由于其他的政治需要，[2]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政治资源去对付国会兴起的反宪章的力量，最终决定不将《哈瓦那宪章》提交国会批准。[3]不过就在各国正在积极谋划国际贸易组织的同时，1947年与会的23个成员在日内瓦达成了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带头将关税削减到1913年的水平，从而走出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第一步。[4]

1948年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彻底夭折之后，美国成为历次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核心发起者和支持者。相比于原先规划的国际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建立在国际条约基础上的多边谈判机制，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正是在这一机制下，美国先后领导成员进行了八轮大规模的国际谈判，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法制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国际贸易体系在制度化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5]以WTO/GATT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制度，拉动了战后经济的复苏，促进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格局的形成，成为服务于世界贸易的重要全球性公共物品。

但是，美国对WTO/GATT框架下多边谈判的支持却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欧日崛起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事件不断动摇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对GATT多边贸易谈判的控制力也在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回合谈判确立了欧共体、日本和美国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一时期，欧洲将主要精力投入内部共同市场的建设上，这直接导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迟缓。正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踯躅不前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有限调整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方向，在继续推动全球谈判的同时，开始有限尝试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6]

（一）施压多边：美国FTA战略的起步

1985年美国和以色列签署了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自贸协定完全是基于美以联盟关系的考虑，美国希望通过强化两国经济关系来巩固以色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战略支持，因为以色列经济体量很小，美以自贸区并不能给美国带来多少贸易利益。[7]

但是，当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中期审评会议遭到挫折之后，美国终于一反过去对地区主义的谨慎态度，公开带头践行有实质经济意义的区域自由贸易谈判。1987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两国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1993年美加自由贸易区被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NAFTA有利于成员国有步骤地开放各自市场、降低各种贸易壁垒，极大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进程，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NAFTA规定从协定生效之日起取消绝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剩余关税在5—15年内逐步取消，从而最终建立一个无障碍的北美自由市场，三个成员国因此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除了推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自由化外，NAFTA还整合了北美地区的经贸规则，授予服务供应商有关非歧视待遇、跨境销售及报关、投资和信息准入的某些特定权利，同时还在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和政府采购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北美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发展。[8]不仅如此，NAFTA还确立了对区域内劳工和环境的保护规则，开创了将劳工和环境保护列入自由贸易协议的先河，这也成为日后美国FTA谈判的基本内容。[9]此外，美国将北美自贸区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等议题都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而北美自贸区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款甚至成为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范本，美国成功地将其在北美自贸区中实现的区域目标最终转化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10]

除了成功推动北美自贸区建设之外，美国还在亚太地区积极进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建设，通过推动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来作为全球贸易谈判的催化剂。1993年，克林顿倡议将APEC升级为首脑峰会，并制定了在2010年或2020年实现该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与开放”的西雅图目标。[11]虽然APEC后来的发展表明其并未成功引导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化，但它却和NAFTA一起共同帮助美国实现了当时的私人目的，也即逼迫欧洲重新回头，共同推动全球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20世纪90年代的NAFTA和APEC，表明“美国原来强烈反对经济地区主义的态度已经改弦易辙”。[12]但是，总体上美国一直以全球霸主自居，认为经济区域化并不符合自身利益，因此仍然对区域和双边自贸区持谨慎态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信息技术革命，重新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之后，[13]自信心大增的美国更是希望在全球层次实现全面的“门户开放”，而不是支持区域贸易谈判实现局部的有限开放。

就在上述区域贸易谈判如火如荼之际，美国克服来自欧洲的阻力，[14]使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在1993年底圆满结束，它是GATT框架下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谈判回合，实现了许多新的重大国际贸易目标，[15]其中包括宣布建立WTO，大大加强了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16]这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重大胜利，被誉为“20世纪国际经济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件事”。[17]乌拉圭回合之后，除了非常少数的产品（主要是部分农产品），美国关税总体上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关税问题在美国200年的对外经济政策史上，首次成为一个不占据重要议事日程的问题领域。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尝试进行FTA谈判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GATT框架之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举步维艰；欧盟专注于进行内部一体化的建设，从1986年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到1992年开始着手货币联盟建设再到欧盟积极“东扩”，欧洲人在享受到建立内部共同市场的“甜头”后，逐渐丧失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热情，这给美国推动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带来了诸多阻力，另外，欧共体的不断扩大还使美国担心本国的产品会被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而美国产品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也面临着重重阻碍。[18]为了刺激其他国家积极加入全球贸易谈判，促进乌拉圭回合谈判进一步发展，同时避免欧共体和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美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美国政府开始探寻FTA道路，试图通过签订FTA以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19]

正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踯躅不前的背景下，美国转变了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利用区域主义“曲线救国”。美国希望借助FTA达到服务多边贸易谈判的私人目的，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刺激欧洲和日本回到多边贸易谈判桌前，尽快推进乌拉圭回合谈判；二是通过双边或区域FTA扩大与其他国家进行多边贸易谈判的筹码，进而在谈判中掌握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导权。这一时期，美国推动FTA谈判的重点区域集中在美洲和亚太地区。

但是，美国成功地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其推动大型区域自贸谈判的热情和决心已经大大降低。首先，美国很快便放弃了对APEC的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克林顿政府只是“希望通过高调的APEC聚会，来施压正在举行的GATT 谈判，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前进”。[20]1994年，APEC在通过了要求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之后，就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如此，1994年12月，来自西半球的34个民主国家（没有古巴）的领导人在美国迈阿密举行高峰会，虽然克林顿政府发起了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同意用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于1998年正式开始谈判，但正是由于美国的态度不太积极，美洲自贸区计划也无果而终。此外，美国在此时还开启了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的双边自贸谈判，但并未在克林顿总统任内达成协议（见表4-1）。

表4-1 1985—1999年美国FTA进展

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区域谈判只是一种战术考虑，其目的在于施压多边谈判，以此服务于多边贸易谈判进而捍卫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歧视性的地区主义确实发挥了杠杆施压作用，加速了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仍然行进在支持全球多边贸易制度的道路上。

不仅如此，冷战期间，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美国开放了自己的市场，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相应地对美国开放市场，而且利用产业政策支持他们的企业。因此克林顿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是打开国外市场，不再向盟国单方面开放市场，以为其提供“搭便车”机会，而是要在捍卫本国经济利益基础之上与盟国展开竞争，克林顿政府希望在继续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通过扩大出口，来获得更大的相对收益。在具体的政策推进中，克林顿采用了以多边主义为核心，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为辅的多轨制方式。[21]这构成了美国国际贸易战略的第一次大转型。

（二）强化联盟：美国FTA战略的发展

美国一直以全球霸主自居，认为经济区域化并不符合自身利益，因此一向对区域和双边FTA持怀疑态度，除了美以FTA和NAFTA之外，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没有完成任何重要的自贸区谈判。但是由于进入21世纪之后，WTO之下的全球贸易谈判步履维艰，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兴起，同时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小布什政府逐渐加快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步伐。

一方面，WTO之下的全球贸易谈判进展逐渐放缓，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蓬勃发展。截至2002年底，全球生效的FTA 已达到146个，而美国仅签订了4个FTA，[22]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迫使美国彻底转变为FTA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FTA成为美国加强与特定国家政治关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希望通过和该地区部分国家进行FTA谈判，增加中东国家的出口机会，带动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为中东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奠定基础，以此根除恐怖主义。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在短短八年时间内，美国不仅完成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起的同约旦、新加坡和智利的双边FTA谈判，另外还和拉美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将近20个国家发起了区域或双边FTA谈判，其中8个FTA在小布什政府任内生效（见表4-2）。在拉美地区，美国还与智利、哥伦比亚、巴拿马、多米尼加和中美洲五国分别缔结了FTA；在亚太地区，面对APEC谈判矛盾重重，几乎沦为一个“空谈俱乐部”，[23]美国退而求其次，选择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双边FTA谈判，试图通过各个击破逐步实现亚太贸易自由化；[24]在中东地区，2003年，布什总统提出在10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同拉美和亚太地区一样，美国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推动FTA谈判，美国先后同摩洛哥、巴林和阿曼等中东国家缔结了双边FTA，以期逐步实现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美国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给予美国推动FTA谈判以强大动力，美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快速推进，逐渐布局了以NAFTA为中心，遍及中东、亚太和美洲三大区域的FTA网络。

表4-2 2000—2008年美国FTA进展

小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区域和双边FTA在促进国家间合作、增进成员国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FTA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安排，主导国美国承担起提供绝大多数公共产品的职责，使得美国的FTA伙伴国能够搭乘“顺风车”获得巨额的政治经济回报。

总的来看，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拉美、亚太以及中东地区选择了诸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作为FTA伙伴国，为双边和区域FTA的建设提供了绝大多数公共产品，美国的FTA伙伴国从中获益良多。然而，美国并不垂涎于FTA给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成员国的公共经济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关心的是FTA给美国带来的私人利益，即直接服务于美国对外政治军事战略的目的。在“9·11”事件背景之下，强化安全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成为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推动FTA战略最主要的私有目的。

小布什政府时期，在“9·11”事件的大背景下，美国主要选择中东地区作为实施FTA战略的前沿阵地，从而达到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安全联系、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私有目的。中东地区被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积极开展军事反恐行动的同时，还于2003年提出了构建“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宏伟计划，试图借助FTA与中东地区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推动中东地区经济繁荣和发展，实现政治上的和平与稳定。为推动“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进行FTA谈判，先与中东单个国家展开双边FTA谈判，以此逐步实现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目标。美国先后同摩洛哥、巴林和阿曼等中东国家缔结了FTA，这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美国把这些双边FTA视为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的政治工具，[25]根据美国官方说法，建立在双边FTA基础之上的“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将在推进巴以和平与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上发挥作用。[26]总的来说，美国主要是利用FTA在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同时，推动中东地区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塑造一个稳定且繁荣的中东地区，从而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实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战略。

另外，美国还通过实施FTA战略巩固原有的军事同盟，服务于其全球安全战略。一方面，美国将FTA作为对支持美国反恐政策的国家的鼓励，通过同盟友缔结FTA将原有的军事同盟关系扩展到经贸领域，进一步密切与盟友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为美国实现本国的安全目的提供全方位保障。例如，“9·11”事件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军事安全盟友，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支持并派兵参与伊拉克战争，对此，美国投桃报李，与澳大利亚签订了FTA，这可以看作美国对澳大利亚支持其反恐行动的商业奖励。[27]另一方面，美国还希望借助FTA提升原有安全联盟，维护美国在盟友所在地区的安全利益。例如，美国同东亚安全盟友韩国进行FTA谈判，借助经济同盟提升两国的安全同盟关系，这有助于美国遏制朝鲜的杀伤性武器扩散，使美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作用，对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针对其他非军事同盟国，美国同样将FTA作为对外政策工具，利用FTA奖励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国家以巩固双边关系，同时还可惩罚违背其外交政策的FTA潜在伙伴国，此时，美国的FTA战略强化了政治安全因素的考虑，直接与其全球安全战略挂钩。例如，新加坡因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政策而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美国-新加坡FTA，新加坡虽然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友，但两国一直保持着安全伙伴关系，并且美国可以使用新加坡的海军和空军军事基地。伊拉克战争期间，作为“倒萨同盟”的一员，新加坡在支持美国反恐战争上不遗余力，最终得到了美国给予的FTA这一商业回报。[28]智利和新西兰则是反面典型，由于智利未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干涉，美国延迟签署同智利达成的FTA，新西兰则由于公然反对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其之前为推动美国-新西兰FTA而做出的努力便付诸东流。[29]这一时期，美国推动的FTA战略已超越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借用FTA这一国际制度安排实现其私人目的的意图显露无遗。

总的来看，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FTA战略全面展开，美国同中东地区、亚太地区及拉美地区多个中小国家签署了FTA。一方面，美国作为FTA的领导国充分提供区域贸易公共物品，整合贸易规则并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而美国的FTA伙伴国也从巨大的美国市场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贸易收益；另一方面，FTA还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工具，“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使得强化安全联盟成为美国实施FTA战略的最显著特点，美国选取特定地区符合标准的国家作为FTA伙伴国，同时与原有军事同盟缔结FTA，通过加强经济联系强化安全同盟，最终服务于其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私人目的。美国的国际贸易战略完成了第二次重大转型。

但是，尽管克林顿政府奉行了全球、地区、双边和单边多个层次的多轨贸易政策，并且明显被小布什政府所继承和发展，但对美国而言，只有WTO框架之下的全球性贸易谈判才能给美国的优势产业获得最大的市场准入度，才能使美国经济从开放的市场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才能使支持全球化的贸易政治联盟重新振作起来。而且，只有完成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才能进一步奠定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为此，美国在2001年11月的WTO多哈部长级会议上，领导成员国发起了推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强大攻势。“9·11”事件也部分促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开启，新的WTO谈判有助于巩固各国共同努力形成国际统一战线以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多哈回合谈判确定了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环境以及发展等8个谈判领域，原计划在2005年年初达成协议。它是国际经济关系有史以来目标最宏伟、参与方最多的一轮贸易谈判，每一个议题都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大问题，并且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仍然愿意努力推动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反击保护主义。

二 美国的“3T”谈判战略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遭受重创，奥巴马政府肩负重任，努力寻找一个能够有效恢复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挽狂澜于既倒。为此，美国一方面颁布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通过各种国内政策工具扩大美国对外出口；另一方面美国开始不断冷落甚至全面放弃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而是对外重新布局与亚太和大西洋地区这两个经济最活跃地区的经贸关系，通过加强与两洋主要经济体的FTA谈判，同时启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来助力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重掌国际贸易的话语权。这构成了美国国际贸易战略的第三次大转型。

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其发起新一轮全球谈判的努力就屡遭挫折。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试图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发起新一轮的千禧年回合谈判，结果因遭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和环保组织的反对而宣布流产。2001年，“9·11”恐怖袭击激发了全球团结意愿，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决定启动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该谈判最初预期2005年前结束所有谈判进程。然而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谈判议题广，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补贴、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敏感领域分歧严重，多哈回合谈判进程一波三折，曾数次被宣布无限期中止。直到2013年12月，在新任WTO总干事阿泽维多的积极推动下，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在贸易便利化、农业领域和发展议题上达成共识，实现了零的突破。然而这些有限成果与多哈回合谈判的初始目标相去甚远。

面对多哈回合谈判不断遭遇的困境，美国的态度从当初的积极推动转向冷漠消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加快脱离WTO多边贸易框架而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的步伐。200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上，深受经济衰退之害的发展中国家态度积极，提出路线图，希望2010年底结束谈判，但奥巴马政府对此虽然表示支持，却没有拿出具体行动。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市场开放度，而回避自身关于农业补贴削减幅度的问题。甚至此前一年美国驻WTO大使的位置一直空缺。美国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哈回合谈判提速的计划屡次胎死腹中。[30]

与此同时，美国的FTA谈判却在加速推进，冷落以WTO多哈回合谈判为核心的全球贸易制度建设，全面转向推动以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制度建设，这成为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制度战略的重大变化（见表4-3）。

表4-3 2009年至今，美国FTA进展

（一）TPP：美国重返亚太经济棋局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对外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并且开始主导谈判进程。TPP谈判原称P4谈判，是由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发起者是四个小国，只有到美国宣布加入谈判才使得原本默默无闻的P4突然成为全球焦点。随后，越南、秘鲁、墨西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相继宣布加入谈判，TPP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由12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强大区域谈判网络。2015年10月5日，历时五年的TPP谈判在亚特兰大宣告结束。2016年2月4日，12个成员国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旦谈判协议获得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而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一个覆盖世界经济总量40%的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统一市场将正式形成。

TPP号称是“高标准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谈判结束后所提供的官方概要，相比于以往的FTA，TPP涉及一些关键性和突破性的内容，从而使其成为一份21世纪的标志性协议，可以为全球贸易设立新标准，并且着手应对下一代的问题。这些关键性的内容如下。

第一，全面的市场准入。TPP将在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几乎一切领域消除或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覆盖贸易的全部范围，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在这个由12个国家8亿人口组成的市场中，虽然针对一些特定商品的关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消除，但多数工业品的零关税政策将会即刻实施。针对WTO多年迟疑不决的农产品贸易，缔约方除减免税收以外，还同意促进政策改革，包括取消农业出口补贴。

第二，针对跨国投资摩擦日益严峻，TPP对投资政策和投资保护进行了规定。TPP提供基本的投资保护规定，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禁止非公共目的、非正当程序、无赔偿的征收，禁止如“当地含量要求”或“技术本地化”等生产要求，投资所涉资金享受自由转移。

TPP各缔约方以“负面清单”为基础，这意味着其市场应向外国投资者充分开放。不仅如此，TPP为投资纠纷提供中立而透明的国际仲裁渠道，防止出现滥用主张和无意义主张，并确保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监管权利，包括医疗、安全和环保。

第三，为增进创新、生产力和竞争力，TPP将应对新问题，包括数字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等等。其中涉及国有企业的相关条款既是TPP作为FTA的全新内容，也是对中国挑战最大的一个条款。

第四，在金融服务方面，TPP规定，凡某TPP缔约方允许其国内公司在其境内市场开办的金融新业务，其他TPP缔约方的供应商也可向该TPP缔约方的境内市场开办同类业务。为解决就特定安排产生的争端，设立了中立和透明的投资仲裁机制。

第五，在竞争政策方面，遵循透明、可预期、非歧视规则的政府采购大市场的互相准入，符合TPP各缔约方的共同利益。在“政府采购”章节中，TPP各缔约方承诺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的核心原则。

第六，TPP各缔约方同意建立一个规管国企的框架是有益的。各方同意，确保其国企在进行商业采购和销售时基于商业考虑，TPP各缔约方同意，不以向国企提供非商业性帮助的方式，对其他TPP缔约方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也不以向在其他缔约方境内生产并销售产品的国企提供非商业性帮助的方式，对其他缔约方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TPP各缔约方同意，互相分享各自的国企名单，并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提供进一步信息，说明政府对有关国企的所有权、控制权和所提供的非商业性帮助的范围和程度。

第七，TPP各方同意，在其法律和实践中纳入和维持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宣言所承认的基本劳工权利。12个缔约方同意，不以吸引贸易或投资为由，放弃或削弱法律对基本劳工权利的保障；不对劳动法的可持续实施打折扣，进而影响TPP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

第八，作为全世界很大一部分人、野生动植物和海洋生物的家园，TPP各缔约方共同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保护环境，包括共同努力应对污染、非法野生动物贩运、非法砍伐、非法捕捞和保护海洋环境等环境挑战。[31]

综上所述，TPP制定了一个非常全面和高标准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则体系。而作为全球第二的亚太经济体，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TPP的第一阶段的谈判，因为中国在多个关键性领域都难以达到TPP所要求的标准。这使得中国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体系新一代经贸规则进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二）TTIP：重新夯实美欧经济纽带

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则启动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谈判，强化传统美欧的跨大西洋纽带。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就已经有意推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但由于双方法规差异等问题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直到2011年欧美峰会上，双方开始商讨制定欧美贸易与投资政策，欧美间合作进程开始加速。2013年奥巴马连任之后，正式宣布启动由欧盟提出的TTIP谈判，2013年6月谈判正式启动，它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欧两大经济体覆盖了世界贸易量的1/3、全球GDP的一半。[32]

TTIP谈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市场准入的传统贸易议题，希望在敏感产品关税、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都以以往的最高标准为基础。第二部分是关于法规的整合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这对于双边关税已经很低的欧美来说是一个重要领域。第三个部分涉及解决全球贸易挑战和机遇的规则，包括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WTO平台上难以推进的敏感议题。[33]

美欧自贸区谈判在经济上有利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复苏。无论历经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还是被债务危机折磨的欧盟，它们都有动力和意愿通过取消关税或降低非关税壁垒来扩大市场准入，进而提升处于颓势状态的经济。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这个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一旦建成，乐观估计将分别给欧盟和美国带来年均约1100亿欧元和900亿欧元的GDP增长。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稳定劳动力市场，这对刚从危机中复原的欧美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另外，TTIP可以强化欧美协调，充实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面对东亚再平衡战略在欧洲引发的被美国抛弃的忧虑，美国借TTIP重振了欧洲信心，实现平衡两洋战略的目标。由于美欧均为发达经济体，具有广泛的利益汇合点，它们之间形成的高标准的自贸协议势必会对全球贸易和投资安排起到示范效应，引领新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机制。而且更紧密联系起来的美欧，在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时，将处于一个更具优势的地位。

位于伦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称，在自贸协定完全执行后，欧洲每年将从中获益1190亿欧元，欧盟将有1/4的家庭因此每年增加545欧元的可支配收入，同时也将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欧盟对美国出口总体将增长28%，相当于1870亿欧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在行业上，最大的贸易增长将在汽车行业，欧盟汽车出口到美国将增加149%，向其他地区出口将增加约42%，进口扩大43%。该协议一旦达成，欧盟和美国年GDP将会分别增长0.5%和0.4%。[34]

对美国而言，欧盟近年来一直在走向内向化，对美国产品和服务存在多种歧视，借助TTIP的谈判，美国认为可以借此全面打开欧洲市场，实现美国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美国之所以现在接受欧盟伸出的橄榄枝，也是美国恢复自信心的表现。

（三）TiSA：打造服务贸易新标准

除了TPP和TTIP之外，美国还通过发起一项新的服务业贸易谈判（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TiSA），专门推动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打造服务贸易领域的高标准、新规则，从而成为美国在贸易领域展开制度攻势的另一柄利器。2012年，美国和澳大利亚牵头，并联合多个愿意率先探索更高水平服务贸易协定的WTO成员在WTO框架之外，启动了TiSA谈判。目前参与谈判的有22个成员，涵盖了全球近70%的服务贸易，既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该谈判一直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秘密进行。

欧盟等国认为20年前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远远落后于时代，而TiSA谈判主要致力于建立与信息时代相匹配的服务业贸易规则，它覆盖了与服务业贸易相关的四个核心领域。第一是允许自然人的自由流动，旨在促进商务人士和技术专家出入境的便利；第二是实现数据跨境的自由流动，不强行要求数据先储存于国境内服务器；第三是允许外国服务供应商享受国民待遇，采用负面清单的有限限制；第四是减少对跨境服务及相关机构的限制。

美国是世界头号服务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美国GDP的11%，服务贸易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4，TiSA谈判对美国拓展服务贸易市场有重大经济意义。

TiSA谈判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对中国产生挑战。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水平却依旧较低，服务贸易企业的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这些客观劣势使得中国不敢贸然加入TiSA谈判。美国认为中国应当承担WTO框架下《信息技术协议》无法取得突破的责任，并以此为由将中国拒于TiSA之外。2013年9月中国表达了加入TiSA谈判的意愿，并且获得了欧盟等国家的支持，美国依然对中国的意愿表示怀疑并且设置了评估关卡。至今中国也并未正式加入TiSA谈判进程之中。[35]

综上所述，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TPP和TTIP两个大型的FTA谈判，两者共涉及亚太和欧洲40多个国家，其中不乏日本、德国等世界经济强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在WTO的框架下着手推动TiSA谈判，以期达成一个高质量、综合性的服务贸易协定，助力服务业的贸易开放。至此，TPP、TTIP和TiSA共同构成了美国国际贸易战略的三根核心支柱（简称“3T”），通过三者的联合推进，美国形成了以NAFTA为躯干，以TPP和TTIP为两翼、以TiSA为辅助的全球经济布局；不仅如此，美国近年来还力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36]努力建立国际投资新秩序。这些谈判一旦完成将重塑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为所有参与国提供巨大的经济福利，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同时，它也服务于主导国美国所特有的私人目的，即通过重建国际经贸规则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崛起并应对其给美国带来的挑战。

三 美国“3T”战略的私人目标

尽管“3T”谈判具有重要的公共职能，它使得所有的成员国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是对于这三大谈判的领导国美国来说，“3T”谈判还具有重要的私人目的，即作为不断丧失贸易优势的传统霸主，美国希望通过这三大谈判，建立超越WTO的“第二代”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新规则，并且确保美国在这一规则重建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继续捍卫美国在全球经贸版图上的中心位置而不受经济崛起国特别是中国的挑战。[37]这成为美国推动“3T”谈判的最主要的私人目的。

“二战”以后，全球贸易体系的历轮谈判基本上都由美国主导，但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逐步崛起，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而美国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实力相对衰落，其对全球贸易的掌控力日渐减小，特别是随着中国在2013年取代美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美国更是感受到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冲击。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逐步崛起，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认为，在当前国际贸易谈判中，新兴国家态度过于强硬，对发达国家提出过高要求，有时候甚至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导致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希望通过“3T”谈判在新一轮规则重建中占据主动地位，以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日益上升的贸易力量进行制衡。

与此同时，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使得各主要经济体对自由贸易协定寄予厚望，试图通过双边或区域层次的率先贸易自由化来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各种贸易协定不断涌现，这促使美国改变战略，希望重新团结发达国家，率先就很多问题达成协议，以向新兴国家施加压力，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新兴国家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美欧希望通过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关系，夺回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

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TPP谈判，这构成美国在经济上“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内容，亚太地区优良的经济状况和充满潜力的发展前景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亚太地区涌现出大量自贸协定使得美国担心失去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动权，尤其担心中国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自贸区。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亚太推动的APEC实质进程几乎停滞，而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风生水起。加之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切实感受到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内部自贸区的建立将不仅通过贸易转移效应损害美国经济，更重要的是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让中国等其他大国扮演地区领导者的角色。[38]面对东亚地区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TPP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对美国至关重要。[39]于是，美国高调提出东亚“再平衡”战略，并且将推进TPP谈判作为重返亚太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希望借助TPP重新参与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争夺之中，希望通过确立经贸规则主导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40]美国通过改造TPP谈判，努力将它打造成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板，为未来FTA谈判提供范本，并且推行自己关于政治透明度等问题的价值观。[41]正如奥巴马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如果不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将有处于劣势的危险”；“如果美国不能敲定并实施一项与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将产生经济真空，而中国将采取行动填补这块经济真空”。[42]

其次，TTIP包含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同属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拥有很多共享的经济规则和市场规范。两大经济体合起来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如果它们能够完成自贸区谈判，可以说就相当于事先为全球经济起草了游戏规则，其他国家只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行事。二战后的贸易自由化主要集中在降低关税领域，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新世纪的国际贸易谈判的焦点将由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由于美欧之间的关税水平已然很低，因此TTIP谈判聚焦于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进口配额、管理和安全标准、检验程序以及对国内公司的倾斜。据估计，非关税壁垒、规则问题或是“边境后”措施相当于10%—20%的关税。消除这些壁垒将大大降低公司开展跨大西洋业务的成本。[43]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全面进行非关税壁垒削减的尝试，美欧将为今后在全球框架下进行削减非关税壁垒的谈判以获得规则主导权。

最后，TiSA谈判有利于美国掌握全球服务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要求，美国作为服务贸易出口大国，需要新的服务贸易协定扩大海外服务贸易市场，进一步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因此，积极推动TiSA谈判重新设定服务贸易规则、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作为TiSA谈判的主导国，美国希望利用TiSA谈判达成更为全面、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协定，与TPP、TTIP共同服务于构建符合美国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新世纪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由于上述三大谈判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对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构成了严重的“挤压”，并且在政治上也对中国构成了战略“排挤”。TPP所提倡的高标准是中国目前所难以接受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也明显反映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44]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相关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TPP的建成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对目前倚重出口的中国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TPP会对亚太地区的商业联盟起到重组的作用[45]，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在TPP的影响下被疏离。美国希望TPP的影响力能够超过东亚内部的“10+3”、“10+6”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机制，并且形成覆盖或者替代效应，为亚太地区创造新的结构动力[46]，从而削弱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也避免东亚国家在中美间进行战略选择时做出不利于美国的决定。[47]通过加强经贸联系，美国同时强化了与亚太国家的政治合作关系和军事盟友关系，这种软包围的态势不利于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且会削弱中国在地区内的影响力。[48]

美欧作为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它们之间的投资贸易协定将与TPP类似，对中国产生制约。TTIP谈判中关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市场透明度等内容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欧美认为中国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违背了自由竞争的法则，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因此TTIP所提出的关于国有企业和政府补贴的标准意在削弱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竞争力，试图规范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欧美间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和标准的统一，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经贸联系，还客观上对外树立了规则壁垒。这将对中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乃至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贸易领域是欧美强劲的竞争对手。而欧美间若形成统一大市场，必然会提升自身的投资吸引力，相应地削弱中国贸易和投资吸引力，对外壁垒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扩展对外投资。这种经贸层面的影响也会向政治领域产生一定延伸，TTIP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欧美关系而弱化中欧关系。[49]

总之，奥巴马政府实施的“3T”谈判进一步表明，FTA除作为公共物品履行公共职能外，还可以作为领导国的私人产品，服务于领导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无论是TPP、TTIP，还是TiSA和BITs，都表明美国正在更加熟练地使用各种贸易制度安排来稳固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继续确保其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保持主导角色。美国可以利用“3T”率先在一个小范围内就一些经济和投资问题达成协议，这无疑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本的WTO，然后再向新兴国家施加压力，其他国家如果要进入这个体系，就必须得接受美欧制定的规则和标准。这样美欧便可以重新塑造世界贸易的新规则，为全球贸易规则设置新范本，这将全面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中日益增加的话语权，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新兴国家各个击破，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事先制定好的国际标准，以达到让新兴国家“二次入世”的效果，扭转美国在既有国际贸易体系中日益呈现的不利局面，重掌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继续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者作用，正如奥巴马的一次公开讲话：“（国会）的这种共识再次确保了全球经济的规则不是由中国之类的国家来书写，而是由美国来书写。”[50]

第二节 中国的国际贸易制度回应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并不是国际贸易体系中FTA谈判的主角。在20世纪90年代，新一波FTA浪潮在全球兴起之际，中国正集中精力与美国等其他国家进行艰难的入世谈判。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贸易战略的重心又放在适应WTO的规则和消化WTO的“红利”。总体而言，中国的FTA战略显得比较保守，除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外，中国没有与任何重大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而且那些与中小国家达成的自贸协议也主要是应对方邀请，不是中国所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

但是自2011年以来，面对来自美国以雷霆万钧之势重组国际贸易秩序的战略压力，中国迅速调整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将FTA谈判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51]特别是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中国的FTA谈判更加积极主动。通过加快FTA的战略布局，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搭建自己的FTA网络，防止因为美国“3T”谈判而带来的孤立。中国以区域和双边两个层次的FTA谈判双管齐下，来扭转中国在国际贸易制度竞争中的被动局面（见表4-4）。

表4-4 中国FTA谈判基本情况

一 中国的区域FTA谈判

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的FTA谈判主要是致力于与亚太地区主要的区域经济组织达成或升级自贸协议，或者推动在区域多边层次达成新的自贸协定。这些区域经济组织虽然大都由中小国家构成，但它们通常已经在内部建立了自由市场，从而构成一个总体规模可观的统一经济体，并且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双重影响力。通过进行这种规模较大的区域FTA谈判，能够迅速提升中国的对外市场规模，以及中国在全球自贸区网络中的战略影响力。

第一，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是中国建设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战略的重要环节。因为双方地缘毗邻，且合作基础良好，东盟一直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正式建成以来，双方的贸易额占到了世界贸易的13%，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的最大自贸区。它是中国在入世之后在贸易外交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是，由于双方都是发展中经济体，出于照顾双方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自由化水平不高，中国-东盟FTA虽然已经实现了93%的产品零关税贸易，但它只是一种简单的互补性货物贸易FTA，不仅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有限，而且在投资领域也还有诸多限制。至于技术、环境、知识产权等敏感性问题更是没有涉及，以致双边企业经济往来的成本依然较高，两国民众所享受到的FTA红利并不显著。这已经不能满足双方贸易整合的需要。

2013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启动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通过更新和扩充协定的内容与范围，提升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2014年8月，升级谈判正式启动。经过4轮谈判，2015年1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52]目前，双方正努力推动《议定书》于2016年尽早生效。新的议定书是对原有协定的丰富、完善和补充，包括更多更高阶段的经济合作内容，如削减敏感产品的关税、贸易环境透明化、消除非关税壁垒、扩大本币结算份额、减少汇率损失，以及加强技术转移，等等，进而将单纯的双边货物贸易关系转变为以商品、服务与投资贸易，特别是投资为基础的综合合作关系。这将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2014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803.9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2%。东盟将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也将连续五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升级将进一步强化双方的经济纽带。

第二，全力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以推动由“10+6”成员构成的超大型自贸区建设。RCEP谈判是由东盟主导发起，并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其主要参与者是与其订立了双边贸易协定的六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RCEP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1/3，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中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自贸区谈判。“RCEP建成后，将成为亚太地区唯一能与TPP相当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安排”，[53]并与TTIP谈判一起构成全球贸易体系中三个超大型自贸区谈判，将缔造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联盟，涵盖全球贸易的40%。[54]

按照原计划，RCEP谈判应于2015年年底结束，但因为谈判分歧已经两度推迟。[55]由于受到16个成员国各自不同利益诉求的约束，RCEP很可能只是一个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加强版，它的最大意义可能只是对东盟与6个国家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进行规则上的整合，许多敏感问题可能难有新的突破。但不管如何，16个国家达成新的自贸协议，仍然是朝着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三，重新启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合作。除了经营亚太之外，中国的FTA战略还伸向了相对比较遥远的中东地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海合会成员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处和伊斯兰文化圈中心地带，是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45%和23%，这凸显了海合会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于2004年启动，2005年4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首轮谈判。当时考虑到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年均增长超过40%，同时，双方经济互补性很强，贸易潜力大，相互投资及能源合作领域前景好，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双方先后举行了五轮自贸区谈判和两次工作组会议。

但双方的谈判却因为2009年中国和海合会的主导国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而中断。其中之一就是对叙利亚现政权的态度，中国反对沙特积极颠覆叙利亚现政权，并在联合国决议中对英美提出的要求叙利亚政权过渡的决议投了反对票。[56]2014年3月，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萨勒曼在与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三位中国领导人会见的会谈中都包含了“加快推进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的内容。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商务部与海合会秘书处发布了关于中海自贸区谈判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正式恢复自贸区谈判，力争在2016年内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协议。2016年2月29日至3月3日，中海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在沙特利雅得举行，这是中海自贸区在中止6年后举行的首轮正式谈判。双方为加快谈判进程，于5月8日在中国广州举行自贸区第七轮谈判。[57]中海自贸区谈判在2016年彻底进入了快车道。

第四，努力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艰难中取得进展。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十一大经济体，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三国经济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而且地理位置毗邻，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均占世界20%以上，而三方却没有建成自贸区，这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十分罕见，三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纠葛是阻扰这一在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仍然没有实现有效经济整合的根本性因素。

三国的自贸区谈判在2012年11月姗姗来迟，而且由于日本和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上的一系列的矛盾，同时日本将TPP置于比中日韩自贸区更加优先的位置，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直进展不大。2015年以来，随着日本和中韩之间的政治矛盾所有缓和，以及TPP谈判最终完成，特别是中韩自贸区协议的达成所给日本构成的冲击效应，中、日、韩三边自贸区谈判再次开始受人关注。在2012年5月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年半之后，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于2015年11月在韩国举行，标志着三国合作全面恢复。[58]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努力加速三国自贸区谈判，最终缔结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贸协定”，“努力实现包括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在内的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59]中、日、韩三国都分别是对方最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达成一个全面、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整合，也有利于三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第五，力推“亚太自贸区”（FTAAP）的概念，力争在更加广泛的地域范围里建立更加包容性的自由贸易区。除了努力推动上述四大区域自贸区谈判之外，中国还借助主办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机，力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以复活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该区域贸易自由化中的角色。

1989年成立并于1993年升级的亚太经合组织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为了对抗欧洲国家专注于内部的统一市场建设，美国最初对APEC的经济使命投入了很大的外交精力，并于1994年制定了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即亚太发达国家在201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60]但是，由于成员国众多且意见分歧，亚太经合组织一直难以达成实质性协议，这一目标事实上并没有实现。近年来，曾给世界带来发展红利的WTO谈判裹足不前。亚太地区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涌现，大大小小56个自贸协定相互交织、规则各异，对很多企业投资造成困难，亚太地区站在了深化区域一体化与陷入碎片化旋涡的“十字路口”。1997年，东亚国家另外组建了“10+3”峰会机制，而美国总统更是多次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导致该组织呈现制度衰朽的状态；而2009年，美国甩开亚太经合组织，直接介入并主导TPP谈判，这更加加剧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衰朽。

为了避免亚太经合组织沦为彻底的“清谈馆”，一些国家开始提出亚太自贸区的构想，以重新赋予该组织的原初经济使命。这一构想最早是在2004年由加拿大在APEC会议上提及的，2006年美国在河内APEC会议上正式提出，同年APEC将亚太自贸区列入长期目标。2010年，在日本举行的APEC会议上，领导人专门为这个议题发表了声明，同意把地区推进的几项自贸区谈判如“10+3”、TPP等作为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2010年以后，亚太自贸区议题虽然每年都会被提及，可是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被搁浅，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希望重新找回“亚太自贸区”的概念，复活APEC这一亚太区域一体化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作为2014年APEC会议的东道主，中国于当年年初的经贸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及早开展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建议，并力主将关于亚太自贸区的讨论设置为2014年年会的最重大议题。通过近一年的共同努力和磋商，各成员国最终在年底APEC峰会上就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达成了共识，成为APEC成立以来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61]

亚太地区目前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即便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这里仍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是亚太长期保持强劲增长的源动力。亚太自贸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安排，这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将有划时代意义。

对于亚太自贸区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四条：一是由TPP扩容形成亚太自贸区；二是由RCEP扩容形成亚太自贸区；三是将TPP和RCEP融合成为亚太自贸区；四是亚太自贸区与TPP和RCEP并行存在。由于TPP已经完成谈判，RCEP也可能在未来一两年结束谈判，第四种路径可能是亚太自贸区实现的最现实路径。

总之，正是通过上述区域层次的四大自贸区谈判和一个自贸区倡议，中国正在成为区域贸易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

二 中国的双边FTA谈判

在区域层次之外，中国还积极与一些重要国家进行双边层次的自贸区谈判。相比于区域谈判，双边谈判涉及的国家少，矛盾点更为集中，在谈判中也更具有灵活性，因而更容易达成高水平的协定。

中国在2013年先后和瑞士、冰岛两个欧洲国家完成自贸区谈判，并且都已经于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中国首次将自贸谈判的触角伸向遥远的欧洲。中国-冰岛自贸区谈判于2006年12月启动并进行了4轮谈判，2009年，因冰岛提出加入欧盟申请，双方谈判中止。2012年4月，中冰两国领导人商定重启中冰自贸区谈判。后经两轮谈判，双方于2013年1月结束实质性谈判，就协定内容达成一致。2013年4月15日，中国和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根据自贸协定规定，冰岛自协定生效之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工业品和水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产品占中国向冰岛出口总额的99.77%；与此同时，中国对从冰岛进口的7830个税号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产品占中方自冰进口总额的81.56%，其中包括冰岛盛产的水产品。中冰自贸区建成后，双方最终实现零关税的产品，按税目数衡量均接近96%，按贸易量衡量均接近100%。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并对投资、自然人移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62]

2013年7月6日，中国和瑞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二个自贸协定。中国是瑞士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第八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瑞双边贸易额为263亿美元。中瑞自贸协定是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和互利互惠的协定。首先，协定的零关税比例高。中瑞自贸协定生效后，瑞方将对中方99.7%的出口立即实施零关税，中方将对瑞方84.2%的出口最终实施零关税，如果加上部分降税的产品，瑞士参与降税的产品比例是99.99%，中方是96.5%。这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降税水平。协定为两国产业对接合作提供平台，其内容涉及环境、劳工与就业合作、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信息交流、竞争等诸多新规则。[63]

除了与欧洲的冰岛和瑞士达成自贸协议外，中国与挪威的FTA谈判也一直在波折中前进。中挪FTA谈判是2008年9月18日在奥斯陆启动的，但后来受到诺贝尔和平奖事件的干扰。目前，随着干扰排除，中挪自贸协议谈判有望取得突破。冰岛、瑞士和挪威三国都并非欧洲的核心国家，它们也都不是欧盟的成员。中国选择从欧洲边缘地区寻求突破，以期与欧洲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

在亚太地区，面对美国不断加快TPP谈判的步伐，中国则开始有步骤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友进行各个击破，韩国和澳大利亚因为存在巨大的对华贸易依赖，而被中国的贸易外交率先攻破。目前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都已经正式生效并且开始降税进程。[64]

中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5月启动，2013年之前，中国的贸易谈判方向还是中日韩自贸区。但是，鉴于中日关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恶化，以及韩国朴槿惠政权较为友好的对华的立场，中国果断改弦易辙，转而采取双边战略。经过两年多的实质性谈判，2015年6月1日，中韩在首尔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此举对中韩都意义十分重大，中国是与韩国签署FTA的第51个国家，至此，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韩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三大经济体的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同时签署FTA的国家，从而成为全球FTA网络的枢纽国家。

根据谈判成果，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同时，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65]

仅仅在中韩自贸协定签署的半个多月之后，中国就与澳大利亚在堪培拉正式签署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西方大国，但是整个谈判过程十分曲折和漫长，持续长达十年之久，是中国目前自贸协定谈判中最漫长的一个。历经十年22轮谈判，中澳双方于2015年11月在APEC峰会期间宣布实质性结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于2015年6月17日正式签署协定。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市场互补性非常强，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日益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引擎，澳大利亚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重要性，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便车”。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超过1369亿美元。澳大利亚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十二位，是全球农产品和能矿产品主要出口国。近年来，澳大利亚矿业热潮持续降温，发展和提振非矿经济被澳大利亚政府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与中国期望通过“新增长点”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意愿高度契合。再加上近两年澳大利亚国内经济不景气，中韩等自贸协定陆续完成，澳大利亚开始下定决心。

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具体分析协议条款，它有如下几个重要看点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亮点。

首先，在进出口方面，中澳自贸协定在货物领域达到了很高的自由化水平。中国96.8%的税目将实现自由化，且均采用线性降税这一简单直接的降税方式，其中5年内完成降税的税目比例为95%，剩余产品降税过渡期最长不超过15年。澳大利亚所有产品均对中国完全降税，自由化水平达到100%，其中91.6%的税目关税在协定生效时即降为零，6.9%的税目在协定生效第3年降为零，最后1.5%的税目关税在协定生效第5年降为零。

双方针对各自的敏感产品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中国通过对重点农产品设置较长的降税期，并辅以特保措施和国别配额等特殊安排对相关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实施适度开放。特别是对粮食、棉花、植物油和糖等产品做出例外安排，不进行关税减让。可以预见，随着协定的实施，澳大利亚优质牛羊肉、乳制品、葡萄酒、龙虾鲍鱼、水果等，将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人们对高端进口产品的差异化需求。

其次，在服务贸易领域，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首个对中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同时也是标志性的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澳方同意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中方在入世承诺基础上，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承诺开放部分服务部门。第二，双方人员往来实现重大突破。澳方同意设立投资便利化机制，专门为中方投资项下工程和技术人员赴澳签证申请和工作许可办理开通“绿色通道”。该机制是发达国家首次对中国做出特殊的投资便利化安排。[66]第三，双方同意在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后，在未来商定的时间，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服务贸易谈判，推动实现更高的相互开放水平。

最后，在投资领域，双方签订了《投资便利化安排谅解备忘录》。在协定框架下，从事食品和农业企业、资源和能源、交通、电信、供电和发电、环境、旅游等领域大型投资和工程项目的人员赴澳将获得便利待遇，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澳充分发挥竞争优势。

需要强调的是，该协议还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同意相互给予投资最惠国待遇，未来双方给予其他经贸伙伴的优惠待遇将同时给予对方。澳方给予中方大体相当于其给予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贸易伙伴的高水平投资待遇，并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列明；同时，大幅降低中方赴澳投资审查门槛，投资免审标准从2.48亿澳元调整为10.78亿澳元。

为保护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协定中纳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投资和与东道国发生争端的情况下，将为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途径和有力的制度保障，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中方承诺未来将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与澳方进行谈判，进一步扩大双方投资市场准入，提升双方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截至2015年底，中国内地已经签署并实施了14个自贸协定（含港澳与台湾），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FTA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中国还在积极推进RCEP、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区谈判，逐步打造覆盖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此外，中国与斯里兰卡的FTA谈判和与巴基斯坦的第二阶段FTA谈判也在进行当中，中国还启动了与马尔代夫、格鲁吉亚的FTA谈判和与新加坡的FTA升级谈判。[67]

总之，面对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攻势，中国正在通过“坚持多边、双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齐头并进、良性互动”的方式，“拓展经济外交新空间”，一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稳步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有为的国际贸易制度回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谋求为全球经济确立新的规则标杆，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68]

三 中国FTA战略的私人目标

同美国一样，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区域制度建设中，也暗含了中国的私人战略目标。早在2000年，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就隐含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私人战略考量，即希望通过“富邻”手段实现“安邻”目标，换言之，中国希望以经促政，通过自贸区建设来缓解东盟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加强双方政治友好关系。而对于新一轮的自贸区战略，中国希望借此应对美国国际贸易制度攻势，扭转中国在全球FTA网络乃至整个战略格局中的被动局面。

第一，通过争取贸易合作伙伴，避免在FTA谈判网络中造成的战略性孤立；同时为中国参与更大范围内的FTA 谈判增添筹码。面对美国的TPP谈判压力，东盟国家的态度也极为复杂。TPP谈判目前只包括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和越南四个国家，那些未被纳入TPP谈判的国家，对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颇有不满，而且更不满东盟在亚太地区的“驾驶员”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东盟发起RCEP谈判的目的也是防止自身在美国的TPP攻势中被边缘化，是重塑东盟在亚太经济版图中主导地位的重大努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RCEP谈判都能够有效拉住东盟国家，而拉住了东盟国家，就能在战略上避免因为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而在亚太经济版图被孤立。东盟无论是从成员国数量，从总体经济规模，还是区域政治影响力上，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行为体，得到东盟的支持就能确保在亚太经济版图的中心地位。

不仅如此，先期达成的FTA 协定还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FTA谈判获得优势地位。比如中韩FTA就成功实现了对日本施压的目的：如果日本不尽快加入这一进程中来就有可能在东北亚经济圈中被孤立。而中日韩自贸区如果达成，外加等待批准生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两者将促进RCEP谈判，从而有利于中国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增强中国与美国的谈判能力。

第二，通过局部的对外开放进行测试，检验中国升级开放的能力，同时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能力。美国领导的“3T”谈判涉及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而这正是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竞争“短板”所在。[69]中国和东盟建设升级版自贸区，在建设高标准自贸区方面所进行的主动尝试，能够检测双方实现深度对外开放的能力，同时也给双方在高标准的“汪洋大海”中游泳提供了锻炼机会。

不仅如此，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都是中国首次与经济总量较大的发达经济体谈判达成的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两个的自贸协定，对于构建中国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双边层次的较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可以在不严重影响国内产业发展的同时逐渐锻炼中国提升对外开放的能力。可以说，谈判内容和谈判对象都不断升级的自贸区建设是实现中国渐进式开放目标的一种最佳手段。同时，因为韩国是全球FTA网络的枢纽，通过与韩国的自贸区建设，中国可以熟悉美韩、美欧自贸区的一些基本规则和谈判底线，进而知己知彼，为更大范围的自贸区谈判提供经验。

第三，打造中国地缘格局中的战略要地和战略支点，服务于中国更广泛的利益和权力的全球伸张。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崛起，而经济崛起又首先是贸易崛起。通过以FTA 谈判为核心的贸易外交能够有助于中国实现更为广泛的战略利益，包括地缘战略利益和金融战略利益。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将进一步夯实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纽带，双方如果在2020年实现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东盟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将进一步巩固东南亚作为中国地缘经济“战略后院”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更广泛的地缘空间中进行经济竞争。

而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有着高度的依赖，而且这两国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分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北锚”和“南锚”。通过自贸区建设强化与这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助于促进它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更加灵活的姿态，而不至于过分偏向美国。目前，澳大利亚是中国内地海外投资仅次于香港地区的第二大目的地。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正是基于这层逻辑，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从而使得东亚地区难以形成当年类似美苏的集团对抗局面。[70]

不仅如此，韩国、澳大利亚、瑞士三国，外加东盟地区，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货币伙伴网络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位置。其中，韩国属于中国核心层的货币伙伴，瑞士和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的内层货币伙伴，中国与这三国正在进行内容丰富的货币合作。而东南亚地区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地缘空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中国的核心层货币伙伴。中国与这三个国家以及与东盟签署的自贸协定，将带来更大的开放效应，密切双方经济往来，从而也能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经贸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从而服务于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国货币崛起。[71]

第三节 国际贸易制度竞争的基础

在当下阶段，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制度竞争集中表现为自贸区谈判的竞争，而中美自贸区谈判的竞争又主要围绕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贸易伙伴的争夺两个核心内容展开。与中美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竞争类似，中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国际制度竞争取决于三个重要的基础：领导国权力基础、公共性服务基础和结构合理性基础。

一 领导国权力与贸易制度竞争

中美FTA竞争首先是两国权力地位的竞争。自贸区的竞争本质上是争取贸易合作伙伴的竞争，而贸易伙伴关系也受制于更为基础性的权力和安全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是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大国，在争取亚太贸易伙伴方面，两国各有优势，但总体而言，美国更具有权力优势。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从亚太权力角逐中退出，中国则迅速崛起，成为亚太地区权力博弈的重量级选手。[7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中，美国不仅不积极救援，反而通过IMF进行火中取栗，施压东亚危机国家进行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这使得东亚国家产生了团结自强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愿望。1997年，中日韩-东盟“10+3”机制正式建立，并在该机制下展开了一系列务实的经济合作，其中就包括三个“10+1”的自贸区的建立。这一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制度平台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东亚的地缘影响力。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将主要精力用于中东反恐，这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伸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窗口，中国也确实在该地区展开了强大的“魅力攻势”。[73]

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摩擦削弱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地位。从2010年开始，由钓鱼岛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尖锐分歧使得日本出于战略的考虑，将TPP谈判置于其对外经济政策中更加优先的位置，美国和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两者在对外经济战略轨道上的联合，削弱了中国在亚太贸易版图上的权力优势。

但随着2009年美国重新“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中国面临的美国的战略压力不断增加。[74]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五大双边同盟体系构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权力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在亚太地区进行冷战对抗，美国先后通过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轮轴-辐条”网络，它区别于大西洋地区的多边军事同盟体系。由于这一系列同盟条约都是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签署，因此，这一体系又被称为“旧金山体系”。[75]它不仅成为美国驰骋亚太政治版图的权力来源，也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展开贸易制度攻势行为的权力“杠杆”。比如2015年4月，在美国进行TPP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国防部部长在造访日本之前发表了关于TPP的谈话，指出“就最广义的再平衡战略而言，通过TPP与再造一艘航母一样重要”。[76]这一比喻背后所蕴含的信息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美国在历史上是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强大的历史威望，这构成了美国的“软权力”基础。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中国遍及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构成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体系进行权力竞争的重要基础；[77]不仅如此，中国身处东亚核心位置，战略重心相对集中，这也构成中国与美国在亚太进行权力博弈的地缘优势所在。但总体而言，中国缺乏军事领域的强制力后盾，难以给某些国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而且中国在东亚地区与多国存在领海和历史纠纷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这成为中国在自贸区竞争中的权力“短板”。

二 公共性服务与贸易制度竞争

中美自贸区竞争是两国在贸易领域中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的竞争。国际贸易领域的公共物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开放的市场（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和成熟的法制。在提供开放的市场方面，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进口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终消费市场。2014年，美国的进口额高达23000亿美元。尽管遭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美国市场仍然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市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仍然将美国市场作为其出口的首要目标。另外，美国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国内法律法规，这使得美国可以很容易将这些法律法规国际化为国际规则。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服务业贸易的第一大国，在服务业贸易的建规立制中具有相当的经验。

就美国领导的“3T”谈判而言，它们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具有强大的优势。首先，“3T”谈判所带来的市场开放效应将成为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为连接跨太平洋地区和跨大西洋地区的国际制度安排，TPP和TTIP两大FTA谈判一旦完成，将带来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扩大本国出口。TPP谈判公开宣称旨在成为一个高标准、高质量、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试图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全面实现零关税，并且要求消除非关税壁垒，使之成为日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样本。[78]它所带来的开放效应要远远高于既有的WTO。美欧TTIP谈判的目标则是要立即实现或在一定时间内，将产品关税从目前的平均4%降至零；在服务和采购上扩大市场准入，取消非关税壁垒。[79]而TiSA更是剑指各种服务贸易壁垒，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对这三大谈判所带来的经济利好抱有十分乐观的预期。

日本希望通过加入TPP扩大海外市场规模，通过增进出口来拉动萎靡不振的经济。据日本内阁府测算，日本参与TPP可以使其每年的GDP 最少增加2.4万亿日元。虽然日本加入TPP会为国内农业带来一定冲击，但是由于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传统优势行业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可以弥补农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整体上依然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80]TTIP谈判同样能给欧盟带来巨大的经济福利，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在TTIP实施后，欧洲每年将从中获益1190亿欧元，欧盟对美国出口总体将增长28%，相当于1870亿欧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欧盟的年GDP将会因此增长0.5%。[81]

作为“3T”谈判的轴心国，美国经济增强同样会从中受惠颇多。以TTIP为例，受多方面政策刺激的影响，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有明显回流的迹象，未来美国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将更加突出，[82]而美国对欧盟出口一半以上都是制造业，TTIP一旦达成，美国的年产量将会增加1%，年GDP将会增长0.4%，这无疑会刺激美国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83]那些参加“3T”谈判的少数发展中国家更是希望能借助打开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来推动自身经济增长。

第二，“3T”谈判对成员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统一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这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以进行市场的整合。WTO的相关规则还是建立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之上，WTO没有解决农业贸易的问题，[84]同样也没有解决服务业贸易的问题，而在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各国国内法律法规的不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无形壁垒，阻碍服务业贸易的发展。

“3T”谈判为进一步开放区域内市场、整合地区贸易规则和制度提供了机遇，从而促进区域内自由贸易体系进一步发展。目前TPP的谈判议题包括核心议题和横向议题，前者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劳工、环境等规则问题，后者涉及规则一致性、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竞争性和供应链、中小企业问题，此外，TPP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还包括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扩员等TPP内部治理原则等问题。[85]而美欧TTIP的目标之一便是统一双方市场内部的监管和国内标准，[86]其具体内容涉及投资规则、服务业贸易、能源和原材料、监管一致性、政府采购等议题，这对于整合欧美市场规则，建立统一的欧美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87]至于TiSA谈判，除了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谈判还会将乌拉圭回合上达成的标准发展出新的贸易规则。该谈判将覆盖所有的服务业领域，涉及金融服务业、信息和通信服务（包括电信和电子商务）、海上运输服务、能源服务、政府采购和国内监管新规则等多方面，[88]它极有可能成为日后自由贸易谈判关于服务贸易规则的范本。

第三，“3T”谈判作为一种外在压力有助于成员国克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以推动国内改革。不少国家在面对进一步经济开放时，都面临着本国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而“3T”谈判作为一种国际压力，构成了中央政府重获行为自主性以厉行改革的重要武器，因此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2009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上台后，希望通过国内改革提高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加入“高标准、高质量”的TPP谈判则有助于马来西亚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改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和转型。[89]越南更是希望利用TPP锁定现有改革进程，1986年以来越南的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在国企及银行改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越南急需借助外部力量倒逼国内改革。TPP在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等条款上都具有较高的标准，这对越南调整国内法律与制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越南主动借助TPP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90]不仅如此，即便是对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外部的谈判压力对于日本政府改革国内农业等强大利益集团也提供了难得契机。[91]

由此可见，“3T”谈判若能成功，成员国将会从这三大国际制度安排中获得巨大的公共利益，不仅能够获得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回报，还可以受益于“3T”谈判带来的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以降低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同时“3T”谈判作为一种外在压力可以被成员国用来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倒逼国内改革。

作为美国在国际贸易制度重建中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在急剧上升，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商品贸易的第一大国，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以美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下降到60多个，这体现了两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变迁。而且中国和不少国家都是贸易逆差关系，这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贸易公共物品的主要优势。

比如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是中澳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澳两国一直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和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1369亿美元，是2000年的16倍。截至2014年底，中国赴澳各类投资总额约749亿美元。中澳自贸协定将全面提升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资金、资源和人员流动，推动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向持久和深入方向发展，使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广泛获益。据初步预测，中澳自贸协定将拉动澳GDP增长0.7个百分点，拉动中国GDP增长0.1个百分点。[92]

不仅如此，中国最近几年还积极通过建立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方式，为更加深入的贸易往来提供金融支持。[93]

但是，在供给公共物品的竞争中，中国也存在劣势。中国的贸易结构主要建立在加工贸易的基础上，中国不是世界贸易的最终消费市场，而是中间环节。中国国内一直内需不足，最终仍然高度依靠美国市场，根据美方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高达3657亿美元，[94]这意味着中国提供的开放市场最终还得仰仗于美国。而且中国在服务业贸易领域相对比较落后，开放性不足；中国作为后起的贸易大国，国内还有大量计划经济的残余，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国内立法滞后，离成熟的法制市场经济距离遥远，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还一直面临着美国的指责。这意味着中国在相关领域为国际贸易体系贡献高水平商业规则的能力非常有限。

三 结构合理性与贸易制度竞争

中美FTA竞争是两国在贸易制度建设中的结构合理性的竞争。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伙伴的参与性和权利（权力和利益）的平等性是衡量贸易制度结构合理性的两个基本指标，它决定了贸易制度的合法性。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效率低下，但却是最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国际贸易制度形式。这种合法性既建立在成员国的广泛参与性上，即世界绝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它也建立在决策权的平等性上，即它实行一国一票的表决制度。这也正是中国极力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而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原因。特别是那些被排除在大型自贸区建设之外的中小国家，它们仍然支持捍卫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也认可成员国进行高于WTO规则的和自由化水平的自贸区谈判，不过从贸易伙伴的参与性和权利的平等性这两个指标来看，不同的自贸区谈判所具有的合法性仍然具有较大的程度差别。

在成员参与性上，TPP 为了提升其合法性，将越南、马来西亚等中小发展中国家纳入谈判，但总体而言，TPP高度封闭，东盟国家因为只有部分国家被邀请参与其中，东盟共同体面临被拦腰斩断的风险，即在东盟10国中形成了TPP成员国和非TPP成员国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人为制造了摩擦，这给东盟的一体化施加了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显然进一步增强了对TPP成员国构成的合法性质疑。相比之下，RCEP则将该地区的16个国家全部纳入，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它不排斥该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所倡议的亚太自贸区建设也覆盖亚太经合组织的所有国家，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此合法性最高。

而在权利平等性上，美国领导的TPP具有较大的权力失衡，通常还伴随着强制行为，美国一国的权力地位远远超过其他11个成员国，日本是该协议中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因为在安全关系上对美国构成依赖关系，因此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制衡，因此TPP的谈判呈现高度的权力失衡；而在利益分配方面，美国领导的“3T”谈判强调高标准的市场准入，同时强调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保标准，这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有利，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因此，它具有权利的失衡，从而一直备受发展中国家的疑虑。

而中国倡导和支持的自贸区谈判，因为更加包容，成员国之间的地位更加均衡，容易形成相互制衡。不仅如此，更加强调对敏感产业的灵活性，对不同国内体制的包容，强调贸易开放的渐进性，从而更加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所以相比之下，美国在提供开放市场和法制规则方面更具有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优势，而中国在照顾国家特殊性方面更具有合法性上的优势。[95]

不过，制度的合法性与制度的效率通常具有一定的冲突。合法性高的国际贸易制度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如果我们并不假定制度效率为制度竞争力的最高原则，那么国际贸易制度的合法性构成了影响国际制度竞争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自贸区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制度形式，它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成为成员国和领导国联合推动自贸区谈判的两大动力。而正是中美各自赋予自贸区谈判的私人属性进一步促成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自贸区竞争的态势。而自贸区的竞争又主要是中美权力地位、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贸易制度结构合理性的竞争。

小结

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引发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美国成为其中的核心角色。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了深度困境，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区域和双边的自贸区谈判竞赛，两国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获得新一轮国际贸易制度建设的领导权，其竞争的核心内容是贸易伙伴争夺和贸易规则制定。

作为守成的贸易大国，面对自身在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优势不断丧失，美国主动发起了新制度攻势，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掌白宫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区域贸易新制度的建设，其主要表现通过“3T”（TPP、TTIP和TiSA）谈判，来缔造对自身有利的新一代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

作为崛起的贸易大国，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而在美国的制度压力下，中国也一改以往在贸易领域的制度保守，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建设，通过搭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来回应美国施加的巨大制度压力。中美自贸区竞争检验了作为折中主义理论成果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论点，并展现了其逻辑魅力。

[1] 原文为My top priority as President is making sure more hardworking Americans have a chance to get ahead.That’s why we have to make sure the United States—and not countries like China-is the one writing this century’s rules for the world’s economy，参见“President Obama：‘Writing the Rules for 21st Century Trade’，” the White House，2015-02-18，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5/02/18/president-obama-writing-rules-21st-century-trade。

[2] 这种需要主要是促成国会批准马歇尔援助计划。而事实上，当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将布雷顿森林协议提交给国会时，也遭到了国内各种意见的反对。不过，在罗斯福强有力的领导下，这一形势得以逆转。因此，一个关于ITO夭折的公认结论是：杜鲁门把“共产主义”视为最紧要的威胁，在面对艰难选择的时候，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宝贵的政治资源用在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批准。如果杜鲁门政府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运动，就能赢得ITO的通过。参见John S.Odell，Negotiating the World Econom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0-171。

[3] Robert Kuttner，The End of Laissez-Fair：National Purpos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 the Cold Wa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pp.39-41.威廉·迪博尔德（William Diebold）认为ITO的失败源于杜鲁门政府遭到了保护主义和完美主义者的双重挤压，后者认为ITO的相关规定在推动贸易自由化上表现不力，具体参见William Diebold，Jr.，The End of the ITO（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4] 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Oxford，England：Clarendon Press，1956）.

[5] 相关研究参见Anne O.Krueger，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Anne O.Krueger ed.，The WTO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6] 刘振环：《美国贸易政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146页。

[7] Howard Rosen，“Free Trade Agreements as Foreign Policy Tools：The US-Israel and US-Jordan FTAs，” in Jeffrey J.Schott，ed.，Free Trade Agreements：US Strategies and Priorities（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Press，2004），pp.51-78；Vinod K.Aggarwal，“U.S.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Linkage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Vol.18，No.1，2013，pp.89-110.

[8] 威廉·库珀：《从NAFTA到TPP——纪念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20周年》，王宇译，载《金融发展研究》2014年第9期，第3—8页。

[9] 李巍：《区域霸权与地区公共产品——对北美地区主义的一种解释》，载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产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8—168页。

[10] 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36—140页。

[11] 李巍：《制定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46页。

[12]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39页。

[13]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

[14] 这种阻力主要体现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存在使其不愿在削减农业补贴问题上做出让步，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拥有大量农业选票的法国。最后，美国通过孤立法国最终使其让步，从而使100多个成员国于1993年12月15日在日内瓦成功举行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闭幕式。

[15] 包括扩大了市场准入范围，将贸易规则扩大到农产品和服务业领域，削减了农产品的非关税和出口补贴；制定了减少非关税壁垒的规则；将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纳入GATT管理框架；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还承诺最终废除规定了纺织品配额的《多种纤维协定》。参见Susan M.Collins and Barry P.Bosworth，eds.，The New GATT：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pp.63-78。

[16]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第205页。

[17] 张建新：《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68页。

[18] Hal Klepak，“Power Multiplied or Power Restrained？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the Americas，” in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and Michael Mastanduno，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55.

[19] 何永江：《美国贸易政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424页。

[20] Ralph A.Cossa，“US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Rosemary Foot，S.Neil MacFarlane，and Michael Mastanduno，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09.

[21] 对于美国的多轨贸易政策，还可参见何永江《美国贸易政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238—257页。

[22] 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2015年4月16日，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TAList.aspx。

[23]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东亚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3页。

[24] Jeffrey J.Schott，“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US Trade Polic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Initiatives in Latin America，the Asia-Pacific Region，an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Vol.ⅩⅩ，No.2，Summer 2006，pp.95-138.

[25] Vinod K.Aggarwal，“Linking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The US Approach，” in Vinod K.Aggarwal and Kristi Govella，eds，Linking Trade and Security：Evolving Institutions and Strategies in Asia，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Springer，2013），p.195.

[26] Richard E.Feinber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The World Economy，Vol.26，Issue 7，2003，pp.1019-1040.

[27] Christopher M.Dent，New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68-72.

[28] Richard Higgott，“Aft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The‘Securitization’of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East Asia，” Critical Asian Studies，Vol.36，Issue 3，2004，pp.435-444；Tommy T.B.Koh，“The USSFTA：A Personal Perspective，” in Tommy Koh and Li Lin Chang，eds.，The United State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Highlights and Insights（Singapore：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04）.

[29] Christopher M.Dent，New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132-133.

[30] 《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美国消极态度成众矢之的》，国际在线，2009年12月3日，http：//gb.cri.cn/27824/2009/12/03/4445s2693780.htm，2014年4月2日访问。

[31] 详细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2] 中国商务部：《美欧将于2013年6月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3年2月14日，http：//at.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2/20130200026691.shtml。

[33] 夏炜：《TTIP：美国推动“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载《世贸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年第6期，第48—56页。

[34] Joseph Francois，“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An Economic Assessment，” March，2013，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3/march/tradoc_150737.pdf.

[35] 陆振华：《中国叩门高端服务贸易谈判美国急忙设卡》，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8日，转引自http：//money.163.com/13/1108/04/9D4NI68700253B0H.html。

[36] 对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研究，参见陈兆源、田野、韩东临《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122—149页。

[37] 关于TiSA的研究还可参见Jeffrey J.Schott，Minsoo Lee，and Julia Muir，“Prospects for Services Trade Negotia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 2012；陆振华：《起底TiSA秘密谈判：中国加入服务贸易立规新游戏》，《21世纪经济报道》（第20版）2014年1月1日，转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40101/021917812932.shtml，访问日期：2014年1月3日。

[38] Mireya Solis，Last Train for Asia-Pacific Integration？U.S.Objectives in the TPP Negotiations，Working Paper No.201102（Tokyo：Waseda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for Japan-US Studies，2011），pp.1-25.

[39] Lewis，Meredith Kolsky，“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New Paradigm or Wolf in Sheep’s Clothing？”，Bost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34，No.1，2011，pp.27-52.

[40] Peter Baker，“A Trade Deal and a Legacy，” New York Times，June 15，2015，A1.

[41] 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35—59页。

[42] Gerald F.Seib，“Obama Presses Case for Asia Trade Deal，Warns Failure Would Benefit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7，2015.

[43] 王义桅：《TTIP对华冲击将超预想》，载《环球时报》2013年12月24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12/4689492.html。

[44] Peter Cowhey，“Crafting Trade Strategy in the Great Recession：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 in Miles Kahler and David Lake eds.，Politics in the New Hard Times：The Great Recess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230.

[45] Deborah Elms，US Trade Policy in Asia：Going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East Asia Forum，2009-11-26，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1/26/u-s-trade-policy-in-asia-going-for-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

[46] Hadi Soesastro，Architectural Mo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East Asia Forum，2009-06-14，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06/14/architectural-momentum-in-asia-and-the-pacific/.

[47] C.Fred Bergsten，Jeffery J.Schott，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01-25，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1482.

[48] 宋国友：《TPP：美国牵制中国的新砝码》，载《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1月11日。

[49] 崔洪建：《欧美TTIP：由来、目标和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60—72页。

[50]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June 12，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6/12/statement-president.

[51] 中共十七大就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首次专门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研讨。

[52] 中国商务部：《中国与东盟结束自贸区升级谈判并签署升级〈议定书〉》，2015年11月22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11/20151101191508.shtm l。

[53] 中国商务部：《发挥中国重要作用，加速推动RCEP谈判》，2014年8月28日，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1_67129_0_7.html。

[54] 中国商务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11轮谈判在文莱举行》，2016年2月2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2/20160201261000.shtml。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李克强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仪式》，2015年11月22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11/22/content_5015352.htm。

[56] 但根据官方的说法是，“当时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变化，海合会决定停止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与全球其他贸易伙伴共计17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自由贸易谈判”，2015年12月“海合会外长理事会决定单独重启与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参见中国商务部《中国与海合会表示将致力于2016年年内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月2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1/20160101239438.shtml。

[57] 中国商务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在沙特利雅得举行》，2016年3月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3/20160301267908.shtml。

[58]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1999年启动，并于2008年首次举行了独立于“10+3”领导人会议的三国领导人会议。三国于2011年成立了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使三国合作机制化取得进展。在2012年5月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后的2013年和2014年里，三国领导人会议因为政治分歧中断举行。

[59] 中国外交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全文），2015年11月2日，http：//www.fmprc.gov.cn/ce/cgvienna/chn/zgbd/t1311278.htm。

[60]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68.

[61] 《APEC：“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新华网，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2/c_1113207282.htm。

[62] 中国商务部：《中冰经贸部长宣布自贸协定将正式生效》，2014年6月26日，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1_63846_0_7.htm l。

[63] 中国商务部：《王受文：推动中瑞、中冰经贸新发展》，2014年6月30日，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21_64073_0_7.htm l。

[64] 中国商务部：《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将于12月20日同时生效》，2015年12月9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difang/201512/20151201207523.shtm l。

[65] 对于中韩自贸协定的相关内容，参见中国商务部《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2015年6月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6/20150600996379.shtm l。

[66] 具体内容包括：澳方将通过“假日工作签证安排”，为中国青年赴澳提供每年5000人的假日工作签证。澳方还向中国特色职业人员（中医师、中文教师、中国厨师和武术教练）提供每年1800人的入境配额。

[67] 中国商务部：《2015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之三：我国自贸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16年1月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1/20160101226421.shtml。

[68] 中共商务部党组：《实现开放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2016年2月1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2/20160201254633.shtm。

[69] 中国商务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2014年8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408/20140800714289.shtml。

[70] 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G.John Ikenberry，“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America，China，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20，No.20，2015，pp.1-35。

[71] 关于韩国和澳大利亚在中国货币伙伴网络中的地位，参见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265—266页。

[72] Charles A.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1998，pp.40-79.

[73] 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74] 对于美国亚太转向政策的权威论述，参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189，2011。

[75] Kent E.Calder，Pacific Defense：Arms，Energy and America’s Future in Asia（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6），p.151.

[76] 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Remarks on the Next Phase of the U.S.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McCain Institute，Arizona State University，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Tempe，AZ，April 6，2015.

[77]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新特点，参见王毅《书写新篇章开启新航程——2014年中国外交全面布局》，载《求是》2015年第1期，第45页。

[78]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Supporting Jobs，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https：//ustr.gov/tpp/outlines-of-TPP.

[79]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February 11，2013.

[80] 贺平：《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第34—51页；刘晨阳：《日本参与TPP的政治经济分析》，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22—26页；高兰：《日本TPP战略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第75—81页。

[81] Joseph Francois，“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An Economic Assessment，” March，2013，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html/150737.htm.

[82] Harold L.Sirkin，“Made in America，Again，” August，2011，http：//www.bcg.com/documents/file84471.pdf，访问日期：2013年11月30日。

[83] Stephen V.Gold，“The Manufacturers’ Case for TTIP，” August 5，2013，https：//www.mapi.net/manufacturers-case-ttip，访问日期：2013年12月10日；Joseph Francois，“Reducing Transatlantic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An Economic Assessment，” March，2013，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html/150737.htm。

[84] 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市场准入问题（关税和配额）、国内支持问题（补贴和收入补助）和出口补贴问题，参见Robert Wolfe，Farm War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85] Ian F.Fergusson，“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November 1，2010.

[86] “Final Report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EU，February 11，201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html/150519.htm

[87] European Commission，“EU and US Conclude Second Round of TTIP negotiations in Brussels，” November 15，2013，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1091_en.htm.

[88] 参见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http：//www.dfat.gov.au/trade/negotiations/services/trade-in-services-agreement.html，2015年6月16日访问。

[89] Ian F.Fergusson，“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Vol.4，No.2，2011，pp.4-5；唐奇芳：《东盟国家TPP政策探析》，载《和平与发展》2012年第4期，第42—49页；李杨、黄宁：《东盟四国加入的动因及中国的策略选择》，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第101—124页。

[90] 古小松：《越共六大后的越南经济改革》，载《东南亚纵横》1990年第4期，第34—39页；毕晶：《越南加入TPP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因素探析》，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10期，第68—72页。

[91] 参见王广涛《日本TPP政策之困》，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63—90页。

[92] 关于中澳自贸协定的详细内容，参见中国商务部《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6月1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06/20150601015183.shtml。

[93]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118页。

[94] 美国统计署网站，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95] 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53页。

第五章 制度竞争与全球秩序

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1]

——习近平

在一个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一个良性国际秩序的生成，离不开有效的联合治理。而在世界政府难以生成的情况下，国际制度日益成为组织全球治理的关键性平台和实施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中国和美国是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两个最主要的角色。现实制度主义因此认为，由大国政治驱动下的国际制度竞争直接决定着全球治理的基本绩效，并成为塑造国际秩序走向的最基本力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可能导向制度相容（institutional inclusivity）和制度互斥（institutional exclusivity）两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和带来的国际秩序后果也截然不同。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如果中美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都能坚持其公共属性的主要地位，致力于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保持制度间的相容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竞争将有利于增加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中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且能通过破除制度的垄断来促进制度效率的改善，还可以在竞争中改善制度的组织结构，以增强制度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的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引导国际体系进入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新秩序。而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如果中美领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自身的战略工具，服务于自身的私人目标，这将导致制度间的互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竞争有可能带来制度的过剩、规则的混乱甚至集团的对抗，从而加剧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中的治理失效，这将导致国际体系退回到以“强权为特征”的旧秩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后果从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间和国际制度内的互动中，究竟是更多地强调国际制度对于全体成员国的公共属性还是对于领导国的私人属性，这种互动的前景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节 制度相容与治理改善

中美所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如果控制在良性范畴，特别是保持中美制度体系的相容性，将有可能带来国际治理的改善，并且进一步凸显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弱化国际社会中的强权色彩。

所谓的制度相容，它有三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制度领导国的相容性、制度成员国的相容性和制度规则的相容性。第一，领导国互为对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成员，这意味着双方都是对方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方，对方国际制度的失败也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根据领导国在对方国际制度体系的地位和参与程度，领导国的相容性也有程度之分。在某一国际制度中，不同领导国的地位大致均等并且参与程度高，表明领导国之间的制度相容性高，反之相容性低。比如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中国也是成员国，虽然有一定的相容性，但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远远不如制度领导国美国，因此两者相容性不高。这两个机构在2010年的改革中都提高了中国在其中的权利地位，这意味着制度相容性的提升。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中国和美国都是权利平等的常任理事国，这说明两者的制度相容性较高。

第二，不同国际制度体系的成员国可以参加不同领导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制度成员的重叠身份越多，制度相容性就越高，制度成员的重叠身份越少，制度相容性就越低。比如在TPP和RCEP这两个大型自贸区谈判的竞争中，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它们既是美国领导的TPP成员，也是RCEP的成员，这些同时参加两个具有竞争性的国际制度体系的成员国将有利于制度的相容。

第三，领导国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在基本规则上不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和对立，而只有程度的差别，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是走向趋同，而不是走向对立，这意味制度的相容性，反之则意味着制度互斥性。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其在酝酿的过程中，与世界银行在贷款规则上越来越趋同，这表明两者在国际开发性金融上并非要建立泾渭分明的不同规则体系。不仅如此，更高水平的制度相容还在于国际制度之间建立信息通报和沟通机制，比如各种跨区域的制度间合作就是制度相容的体现。

建立在相容性基础上的国际制度竞争将从多个方面带来全球治理的改善，进而形成一个以规则网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一 制度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

在经济市场上，自由竞争通常带来供给的增加，而垄断和管制则往往带来供给的不足。在竞争的压力下，生产者通过增加投入或提高技术来增加供给，以在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而在垄断和管制条件下，生产者没有动力增加供给，而是致力于获取垄断性收益。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市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结构意味着国际政治市场上出现了垄断者和管制者，这导致竞争逐渐退场；而权力的转移导致新的制度供应者和制度挑战者的出现，进而打破了原有的单一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内容就是不同的主导国积极领导伙伴国进行国际新制度的建设，在总体上增加了国际社会中的制度供给，进而弥补了既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国际制度竞争的另一项内容则是领导国围绕国际旧制度改革的竞争，国际旧制度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充足和高效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领导国围绕国际制度的竞争，能够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

中国领导推动金砖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组建，就是因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能满足亚洲和新兴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这两个新的区域性开发银行的建立，有助于增加国际金融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供给。2008—2010年，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贷款；而同期，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为1100亿美元。[2]全球发展融资存在巨大缺口。根据亚行2009年的估算，亚洲地区在2020年前将需要高达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一金额显然远远超出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筹资能力。[3]因此，中国通过组建新的国际开发银行，可以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贷款。对此，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专门撰文指出：“亚投行的目的——发展亚洲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很好的奋斗目标”，“亚投行的倡议本应受到欢迎”。不仅如此，佐利克还认为，亚投行所带来的“竞争可以是良性且具有启迪作用的”，“亚投行可以帮助世行和地区性银行分析它们的治理实践和控制为何增加了成本、程序和延误。”因此，“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一个战略性错误”。[4]正是因为在国际开发性融资领域存在巨大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才给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新制度建设抱负提供了实现空间。

不仅如此，中美围绕国际金融领域旧制度改革所展开的竞争，也有利于公共物品的供给。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国际金融旧制度的改革者，一直积极支持特别提款权进行改革，包括增加其分配总量，以使其更大程度发挥国际货币职能，这增加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公共物品的供给。2016年，中美在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表示，两国支持IMF研究扩大SDR使用的可能性。[5]这表明，两国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制度博弈之后，达成了增加SDR这一公共物品供给的共识。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规则化是三大核心的公共物品，这三大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有利于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经济发展。美国通过“3T”谈判（TPP、TTIP、TiSA）所发动强大的制度攻势，很大程度上就是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谈判始终进展困难，该谈判从2001年启动以来，已经接近15年。[6]而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国际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停留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代的制度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世界迫切需要进行既有制度的升级来应对国际贸易体系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比如需要新的贸易协定来推动更加深度的贸易自由化，同时也需要相关的规则和法律体系来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很多新问题，比如服务业兴起所带来的大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贸易相关的环境保护和劳工问题，技术标准问题，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问题。可以说，正是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制度体系已经存在严重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才刺激各种FTA 的兴起。

美国通过区域层面的自贸区建设来供给公共物品，这种制度攻势所产生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的自贸区谈判也更加积极起来。[7]2015年中国先后完成与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亚太主要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这大大改变了亚太自由贸易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徘徊不前的格局，进一步激活了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8]不仅如此，美国的制度攻势作为一种国际压力，还大大加快了中国国内改革的步伐，中国先后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设立了四个自由贸易园区。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率先和东盟展开自贸区谈判，激发了韩国和日本也紧随其后，与东盟展开自贸区谈判，从而形成了3个10+1的竞争性贸易自由化的效应。[9]可见，自贸区竞争将有助于从外部施加一种“倒逼”力量，来促使自贸区谈判提高效率，以适应竞争的需要，从而解决谈判旷日持久的问题。

中美围绕FTA谈判所展开的贸易制度竞争能够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步伐，从而为更大范围内的贸易开放铺平道路，特别是如果中美领导的FTA谈判最终能够在制度和规则上实现相互兼容和借鉴，[10]中美在亚太地区的FTA竞争将可能为最终建立亚太自贸区奠定基础；[11]而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公共产品。

不仅如此，美国贸易战略的区域转向也给多哈回合谈判产生了巨大的压力，2015年年底的WTO内罗毕部长级会议就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世贸组织成员首次承诺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达成了近18年来世贸组织首个关税减让协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涉及1.3万亿美元国际贸易，等等。[12]

总之，国际体系中的制度竞争，能够刺激大国采取更加积极的国际制度战略，无论是国际新制度的建设还是国际旧制度的改革，都将有利于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

二 制度竞争与制度效率的提升

竞争带来活力和进取，而垄断带来惰性和保守，这是市场经济的金科玉律。如同其他的组织形式一样，在没有竞争压力下，国际制度特别是某些实体性的国际机构在长期运行之中，也可能走向官僚化，从而导致制度衰朽的前景。比如联合国就经常被批评为运行效率低下，并成为部分国家拖欠会费的理由。亚太经合组织就是一个面临衰朽的国际组织，该组织在最近十多年里没有实质性谈判成果，几乎沦为“清谈馆”。而国际制度竞争就可能成为激活制度效能的力量，产生一种打破湖面平静的“鲢鱼效应”，促使国际制度更有生命力。就犹如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提高效率，以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政党竞争迫使政党拿出满意的政策菜单一样，国际体系中的制度竞争也会迫使相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进行自身的改革来提高运行效率，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否则成员国就会用脚投票，进而使之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随着当前国际体系中各种多边开发银行的兴起，它们之间业已形成了竞争的关系，这迫使它们提升自己的运行效率，更加高效地提供相关服务。比如，为了弥补传统国际开发银行在效率上的不足，彰显自身的效率优势，金砖新开发银行强调制度设计的精简和扁平化的组织架构、灵活高效的业务运作流程，以不断提高机构决策和运行效率。[13]而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致力于进行一些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来提升国际开发性融资的效率，其中包括减少贷款条件，简化相关流程，等等。这些举措正是针对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备受诟病之处所做的改进。[14]正是面对这种竞争压力，亚洲开发银行的一名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亚行已开始思考简化流程的方法。[15]由此可见，多边开发银行的竞争显然已经发挥了提升制度效率的作用。

而在贸易领域，美国的FTA战略也曾经起到过施压既有国际贸易制度提升效率的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旷日持久，效率低下，美国启动北美自贸区谈判（NAFTA）给乌拉圭回合谈判施加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促成了后者最终成功完成谈判，实现了国际贸易制度从GATT向WTO的制度升级，重新激发了全球多边贸易制度的活力。[16]

可见，国际制度竞争所带来的危机感有助于促使既有的国际制度进行改革来提高运行效率，以适应竞争的需要，从而避免制度的衰朽；国际制度竞争也可能进一步加快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的新陈代谢，一些不能够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国际制度将加快走向衰朽，甚至最终退出国际舞台。

三 制度竞争与制度结构的改善

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内容包括制度组织结构合理性的竞争，也即合法性的竞争。具有高度结构合理性的国际制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伙伴国的支持，进而获得更大的国际合法性，从而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由于制度本身的惰性以及制度领导国基于私人目标的考虑，制度结构的改善通常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少国际制度都呈现出成员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失衡，比如部分合格国家难以加入某种国际制度并享有相应的权利，或者部分国家在某种国际制度中长期享有“过度特权”。这种制度结构的失衡现象是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致命杀手”，它直接导致制度内成员的“离心离德”和制度外成员的“怨怼不满”。

国际制度竞争迫使领导国在制度建设中，都注意吸收更多的合格成员国家，通过提升参与性以增强制度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比如美国领导的TPP谈判，虽然强调封闭性和规则的高端性，但为了提高成员国的代表性，也将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防止被称作为发达国家垄断规则制定。而IMF在2015年作出将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制度改革决定，就是为了通过扩大代表性来避免自身的合法性受到侵蚀。[17]同时，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也不断争取更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的参与，不惜主动稀释自身在其中的股份甚至放弃否决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成员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合理性，进而提升制度的合法性。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通过增加俄罗斯这个新的成员国，将G7变成G8以增强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不仅如此，G7在1999年主动创建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吸引部分新兴国家加入，也是为了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

不仅如此，为了在合法性竞争中取胜，制度领导国还往往愿意通过制度的结构改革来增强制度成员国的权利平等性。比如金砖开发银行对于五个成员国进行“权利均沾”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提升制度权利结构的平等性。[18]而美国国会最终在2015年底通过了IMF的份额权改革，这是IMF成员国权利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增强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以获得制度成员的支持，而这一符合时代变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制度竞争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制度竞争有可能促使主导国出于获取制度合法性也即获得更多成员国支持的需要，对制度组织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有利于扭转制度结构的失衡局面，让更多的国家有参与和行使权利的机会。

总之，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制度竞争，如果是建立在相容性的基础上，它将有助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升制度运行效率，并且改善制度结构，从而有助于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的实现。而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将强化国际社会成员的伙伴身份和国际秩序的“规则性质”，进而淡化国际社会成员的敌人身份和国际秩序的“丛林性质”。

第二节 制度互斥与治理失效

国际制度竞争也并非一定带来国际治理的改善，恶性的国际制度竞争导向的是制度互斥的局面，反而可能带来治理的失效。所谓制度互斥，也有三个衡量标准。

第一，制度领导国都并非对方制度体系的成员国，制度内缺乏大国之间的制衡，这将加剧领导国利用国际制度实现自身的私人目标。比如美国并非金砖机制的成员国，而中国也并非七国集团的成员国，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分别借助金砖机制和七国集团而并非同时包含中、美两个成员国的二十国集团来进行国际经济治理，则意味着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具有高度的互斥性。

第二，其他制度成员存在非此即彼的成员关系，即一方的制度成员并非另一方的制度成员，这样的国际制度竞争具有明显的互斥性。比如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领导的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就是两个对抗性的国际经济援助制度，因为它们的制度成员具有完全非此即彼的对抗性。

第三，如果不同的制度体系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而且这些游戏规则之间缺乏相容性，其最终目标是走向两个不同的规则体系，那么这就是明显具有对抗性色彩的国际制度竞争。同样以马歇尔计划和经互会为例，两者之中一个坚持市场化的经济规则，一个是国家计划的经济规则，两者在规则体系上不具备相容性，是典型的互斥性的国际制度竞争。

制度互斥意味着国际制度的公共服务功能被弱化，国际制度被高度“私有化”为领导国的工具，来实现自身的私人目标。制度互斥将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导致国际秩序退回到以强权为公理、以自助为主要行为方式的“丛林状态”。

一 制度竞争与制度过剩

互斥性的制度竞争有可能带来制度过剩（institutional surplus），进而浪费公共资源。制度竞争虽然增加了制度供给，但如果制度领导国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其私人目标，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不需要这么多功能相似、结构重复的国际制度时，它就有可能带来制度过剩。[19]制度过剩的衡量标志是，国际体系中出现了大量功能雷同、职能重叠的国际制度，进而导致国际体系中制度运行效率的降低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因为制度的运行本身需要成员国资源的投入。

出现制度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市场上的部分效率不高的国际制度如同经济市场上的部分“僵尸型”国有企业一样，尽管理论上它们应该走向衰朽乃至消失灭亡，但因为制度领导国基于自身私人目标的考虑，以及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路径依赖，这些制度难以真正死亡。它们虽然形同虚设，沦为不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清谈馆”，但也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占据不少国际资源，从而沦为“僵尸型”国际制度。

当前，作为国际体系中制度过剩最明显的体现，多如牛毛的国际峰会机制使得各国政治领导人疲于奔命，浪费了大量外交资源。比如，仅在亚太地区就存在APEC峰会、东亚峰会、“10+3”峰会、东盟峰会和中日韩峰会等会议形式，这些峰会讨论的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形式大于内容，除了为领导人提供“表演舞台”之外，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由于这些峰会机制存在一定的成员互斥性，它们难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机制以减少制度过剩，从而导致外交资源大量浪费。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需要参加的年度峰会来进行统计，他每年固定需要出席的会议包括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四个，同时他还需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诸多不定期峰会，包括核安全峰会、气候变化大会，等等，以及其他各种国际组织和双边论坛的峰会，而且这还是中国总理分担了部分峰会出席压力的情况下。对于其他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合二为一或者国家元首不承担实质性外交职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峰会的压力就更大，这也是为何美国总统经常缺席部分峰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各个峰会总是实质性成果寥寥的原因。频繁的首脑峰会正好暴露出这些国际机制很大程度上已经难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但某种峰会机制一旦启动，它就很难中止，因为每个峰会的主办国都有借助举办峰会的机会来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的目的，也即主席国自身的私人目的，从而导致国际峰会沦为一种“疲惫而无用的表演”。

而对于亚投行的建立，同样存在制度过剩的可能性前景。尽管亚洲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需要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但它与既有亚开行“也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同业竞争”。从亚洲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格局来看，目前，世行、亚行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东南亚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而印度是南亚获得世行贷款最多的国家。在大中亚地区，从国际机构1994年至2012年间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来看，呈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三分天下的格局。总体来看，在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随着亚投行的进入，多个开发银行如果协调不好，有可能是陷入恶性竞争、争抢“蛋糕”的局面。[20]

二 制度竞争与规则混乱

互斥性的制度竞争有可能助长规则混乱，增加遵约成本。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建立规则来约束和规范行为体的行为。但是建立在规则互斥基础上的制度竞争，反而可能导致行为的混乱。在同一个功能领域，多个国际制度同时并行，而且它们都拥有各自不同的规则体系，这将导致国家遵约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严重者甚至形成了“遵约困境”，削弱国际制度的有效性。[21]这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的汽车，在不同的路段要遵守不同的交通规则，这必然会增加司机的驾驶负担。规则混乱而不统一的核心原因就是领导国都想利用国际制度推广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有利的国际规则，制度的私有化导致了规则混乱，这就犹如大企业寡头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操控来推广自身的产品设计标准。

当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由于本该作为全球统一规则制定者的WTO出现了制度升级的困难，大量存在的区域自贸协议都规定了不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投资准入、技术标准、劳工和环保规则，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多个十分复杂的内容，它虽然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壁垒，但在全球层次，可能带来一个贸易规则繁杂混乱的时代。这导致了经济行为体必须根据不同的协议规定调整自身的国际经营行为，从而增加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在亚太地区，各种水平高低不一的自贸安排如雨后春笋涌现，大大小小56个自贸协定相互交织、规则各异，对很多企业投资造成困难，这使亚太地区站在了“深化区域一体化”与“陷入碎片化旋涡”的“十字路口”。[22]有学者用“意大利面碗”来形象描述这种现象，即各种自贸协定有着不同的规则和标准，就像碗里的意大利粉一样，一条条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23]

美国对亚投行的抵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捍卫美国制定的国际开发性融资规则的考虑，认为中国的金融建制行动可能破坏世界银行等既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所业已建立起来的相关游戏规则。而中国在倡议和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亚投行将遵守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公认基本贷款规则，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国际开发性金融领域的规则混乱。目前，从治理规则看，中国政府已经反复强调，包括亚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等都是遵循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规范和标准，力图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全新金融机构。也就是说，中国在规则上无异于建立一个与现有规则互斥的多边开发银行，中国仍然强调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规则的相容性。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两国元首讨论了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两国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中国承诺中国所领导的亚投行和其他开发性机构都将坚持“最高的环境和治理标准”，而这一直是美国的关切所在；而美方则支持中国在既有的开发性银行中增资。[24]这是双方努力推动制度相容的重要体现。

总之，当今国际治理越来越离不开国际规则的建立，而规则互斥性的国际制度竞争被制度领导国的私人目的所主导，导致了国际体系的规则混乱，从而使得有效的国际治理变得更加困难。

三 制度竞争与集团对抗

国际制度竞争的重要内容就是领导国对合作伙伴的争夺。互斥性的国际制度竞争意味着制度成员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从而有可能演变为制度成员之间的集团对抗。如果制度竞争建立在成员国的封闭和互斥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封闭和互斥是基于领导国私人目标的考虑，那么它有可能演变成为领导国主导下的成员国以集团的形式进行对抗，即制度领导国以国际制度为平台领导追随自己的伙伴国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可能倒退为事实上的针对制度外成员的准联盟体系。冷战期间，美苏在经济领域建立的两个平行市场就因为以意识形态划线，形成了封闭和互斥的两大经济制度体系，导致了一场经济冷战的爆发，从而最终配合了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行为。[25]

目前，在国际贸易领域，各种大型FTA的出现，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区域集团化，特别是在亚太地区，FTA被领导国赋予了不少政治和战略上的意涵，从而使该地区可能出现以FTA为表现形式的经济集团对抗的苗头。当前，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由不同大国领导下的RCEP和TPP作为该地区的两个超大型FTA谈判，是否会导致亚太地区经济体系的分裂。[26]RCEP和TPP既存在相容性也存在互斥性，但互斥性色彩十分明显。互斥性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RCEP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不是TPP的成员国，而TPP的领导国美国也不是RCEP的成员国。这加剧了两大领导国对对方领导的贸易制度体系的疑虑态度，容易形成对抗。第二，成员国的互斥性。在这两大制度体系中，RCEP共有九个国家并非TPP的成员国；而TPP共有五个国家并非RCEP的成员国。这种成员国的互斥性容易导致制度外的成员国对制度的抵抗，从而形成集团对抗。第三，制度规则的互斥性。RCEP坚持发展导向，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体现了东亚地区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而TPP坚持自由化的高标准，体现发达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RCEP和TPP的成员结构见表5-1）。

表5-1 RCEP和TPP的成员结构

当然，两者也有一些相容性，这种相容性主要体现在有7个国家同时是RCEP和TPP的成员国，它们可以在两大区域制度体系中担任桥梁角色。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同时成为这两个制度体系的成员国，将最终削弱两大制度体系的对抗性，促进相容性，甚至最终推动两大制度体系在事实上融为一体。

因此，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制度竞争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两者都坚持封闭性和排他性的互斥原则，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建立森严的壁垒，这种贸易制度竞争有可能演变为经济上的“铁幕”，从而扭曲市场的效率，加剧亚太经济的碎片化；如果两者都坚持相容性原则，则RCEP和TPP的竞争可能最终为统一的亚太自贸区的建立铺平道路。[27]

而在金融领域，目前最有可能演变为集团对抗的两大国际制度就是金砖机制和七国集团，以及亚投行和亚开行。金砖机制和七国集团具有成员国和领导国的绝对互斥性，而且两者奉行的金融理念和金融规则也不大相同。而亚投行和亚开行也存在领导国的严重互斥性——后者的两大主导国美国和日本都不是前者的成员国。如果这种互斥性的国际金融制度不断走向强大，而具有相容性的国际金融制度，比如二十国集团、世界银行不断走向衰朽，必将加剧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集团对抗。

不仅如此，不同大国还往往在制度内的伙伴成员中结成排他性的次级集团，以进行制度内竞争，这还可能导致制度的僵局（institutional deadlock）或者制度的瘫痪（institutional paralysis）。[28]制度内的集团竞争在GATT/WTO的多边谈判中表现异常明显。以乌拉圭回合谈判为分界点，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出现集团化的趋势。各主要谈判方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结成不同的谈判集团以加强对制度的塑造能力，这在农业谈判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主要农产品贸易谈判大国领导自己各自的集团成员结成集体性的谈判力量，努力在全球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凯恩斯集团是由主要农业大国组成的一个谈判集团，[29]主张加快农业自由化，大幅削减关税、农业补贴和国内支持。它们在削减农产品准入壁垒问题上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立场。而欧盟和十国集团（包括日本、韩国、以色列等10个国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农业贸易谈判集团，它们是农产品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主张农业保护，要求逐步而不是全面减少农业补贴和国内支持，分阶段实现农业自由化。而以巴西、印度和中国为领导的20国集团农业产品竞争力较弱，主张维护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要求发达国家在农业谈判中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关税。

在GATT/WTO农业谈判中，这些谈判集团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领导国基于自身私人目标展开制度内竞争而实施的谈判策略，这种已经基本固化的集团利益决定了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长期性。

而在G20内部同样出现了集团化趋势，主要是分为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七国集团，以新兴国家为核心的金砖机制，以及由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5国组成的“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这一机制主要由韩国领导成立。目前，除了暂时置身事外的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二十国集团内部事实上分为G7、BRICS、MIKTA 三个成员国各自抱团形成的次级集团，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虽然它们目前还没有形成公开的阵营对垒，但这可能进一步增加G20的协调成本，凝聚共识的能力下降。

总之，建立在制度互斥基础上的恶性国际制度竞争，有可能带来制度的过剩、规则的混乱，形成集团的对抗，这将降低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运行的效率，导致国际治理的失效。恶性的国际制度竞争将会强化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而非公共服务职能，从而使得国际秩序远离以伙伴合作为基础的“规则世界”，重新倒退到一种以大国强权为基础的“丛林世界”。

第三节 中美制度博弈的前景

综上所述，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后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从根本上取决于领导国在国际制度内和国际制度间的互动和博弈中，究竟是更多地强调国际制度对于所有成员国的公共属性以尽可能发挥其公共物品的职能，还是更多强调国际制度对于自身的私人属性，以最大限度将其私有化。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崛起国和守成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制度领导国。中美正在围绕国际制度的两大核心问题——国际旧制度的改革和国际新制度的创建——展开各种政治博弈。中国正在积极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30]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27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全球治理改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31]而美国却公开宣誓，不允许21世纪的国际商务规则由中国来制定。中美国际制度博弈（institutional bargain）究竟是通往制度相容，达到国际治理改善的目标，还是通向制度互斥，导致治理失效，这取决于中美在战略层次上的国际制度互动。

中美制度互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第一，双边层次的制度互动，即中美能否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双边制度合作框架，以对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治理；第二，区域层次的制度互动，即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制度体系中能否相互包容，共同推动区域制度结构的完善；第三，全球层次的制度互动，即中美在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中，能否合作共建，提升制度绩效，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中美在这三个层次的制度互动前景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一 中美双边制度互动

中美双边制度互动是决定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结局的关键，中美如果能在双边层面达成更多的制度协议和建立更多的制度合作框架，换言之，中美双边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越高，中美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的制度互动就越能实现制度竞争的相容性，减少制度竞争的互斥性。自从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双边制度互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种对话机制和合作机构的建立，比如中美之间目前已经陆续建立起90多个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对话领域涉及防务、安全、人权、经贸、人文等多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中美制度化交流渠道的主要平台（见表5-2）。[32]二是各种法制化的合作协议和文件的签署，比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就是规范两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法律框架。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两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制度合作框架，该对话机制的前身为2006年由中国时任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时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发起的一年两次的副总理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执政之后改为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负责探讨两国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所有重大问题。而建立于2010年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领域的一个全新的高层磋商机制，中方主席由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美方主席由美国国务卿担任。

表5-2 中美间的主要对话机制

除了政府机构之间的对话，中、美两国议会也建立了各种制度化的交流机制。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已同美国国会众议院建立交流机制。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建立交流机制。双方通过这两个机制不定期举行会谈并不定期举行会晤。[33]

在一些新兴的领域，中美合作关系也在加紧制度化。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后，中美双方已经确认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将作为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由联邦调查局、美国情报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2015年12月和2016年6月，中美网络安全对话先后在华盛顿和北京召开，这一机制将可能发展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人文交流机制之后的第三大对话机制。而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的良性双边互动，将有可能为全球层面的网络安全规则的建立提供基础。

但总体而言，中美双边关系的制度化水平还不高，这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中美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元首互访机制。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元首或首脑互访机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有双方最高领导人的访问，双方在元首会晤机制下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各个工作组和对话机制。中美双方高层领导人的访问都是根据情况安排的，中美常态的高层对话机制还仅限于副总理级，中美之间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最高层互动机制（见表5-3）。

表5-3 1993年以来的中美元首访问

表5-3 1993年以来的中美元首访问-续表

第二，规范中美政治关系的最高文件为三个联合公报，但是这三个公报法律效力不高，约束力有限，而且已经不能适应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1972年中美在冷战时期签署第一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缓和了中美20多年的敌对状态。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正式让美国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地位，随即邓小平首次访美。1982年《八一七公报》全称《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则是中美在一个决定性问题上的“扭扭捏捏”或者说暧昧。

而如今，时移则世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发表的背景早已发生变化，中美之间实力对比以及利益关切点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三个联合公报涉及的问题比较陈旧，不能满足3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需要。中美双方都有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的意愿和声音存在，2011年1月，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主张中美应该缔结一份历史性的联合公报。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学者戴维·兰普顿就极力呼吁，“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来实现“建立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调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34]如果中美能够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将大大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制度化水平。第四个联合公报如何能够对双边战略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并且解决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新的敏感和争议问题，为中美关系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框架，这将大大有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

第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美之间没有大型经济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化水平较低。1999年中美达成的入世协议是迄今为止规范双边经贸关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后来该文件转化为美国国内法——《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但十多年过去，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当年，所遇到的新问题，比如汇率问题、金融开放问题、国有企业问题、投资安全问题都是当年谈判所没有涉及的。因此，中美需要新的类似于TTIP和TPP的大型经贸协议。

目前，中美正在进行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将是双边经济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该谈判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建立国际投资规则方面达成了关键性的共识，有利于未来多边投资协定的达成，这将有利于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制度相容性。而且双边投资协定将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自贸谈判提供基础。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两国宣布建立中美经济事务定期通话机制。[35]这一机制将有可能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之后，协调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重要机制，体现了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第四，中美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制度化水平很低，没有高水平的安全对话机制，更没有实质性安全合作机制。2013年6月安纳伯格庄园会期间，习近平和奥巴马就中、美两军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共识。这对于两个日渐容易出现军事摩擦的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后，中美之间在东海上空以及南海海空域接连发生危险对峙，更证实了这两份互信备忘录的存在价值。2015年9月18日，双方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了正式签署，这标志着两个互信机制的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果。“军事危机通报”附件的宗旨是通过“使用国防部直通电话”，改进和规范军事危机资讯相互通报，以减少风险、增进互信。“空中相遇”附件是“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组成部分，旨在“确保飞行安全，避免发生海空意外事件，增进相互信任”。这是中美在军事领域加快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一步。[36]

总之，中美在双边制度化交往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最可能突破的领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双边投资协定和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气候减排协议。

二 中美区域制度互动

在区域层面的制度互动中，中美能否将彼此纳入自身领导的区域制度体系中，并重视和鼓励对方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决定了中美区域制度竞争格局中的相容性。中美区域制度博弈的核心地带就是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安全问题最为复杂的亚太地区。

亚太是美国重要的利益所在区，美国一直自认为是亚太国家。美国一直谨防东亚地区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制度体系。从2009年开始，这种防范心理进一步加强，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反恐向亚太地区转移，重返亚太的战略更是体现了美国强力介入亚太地区的决心。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了《美国回来了》的著名演讲，标志着美国区域战略的重大转向。[37]美国积极介入了亚太地区的制度化合作进程，并努力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亚太地区更是中国的核心势力区域。中国的区域制度战略必须严肃看待美国介入亚太事务的战略需求。中国要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首先必须建立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中国是将美国排除在外，在东亚地区建立自身主导的区域治理体系，还是将美国纳入进来，与美国合作共同治理亚太地区，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讲道：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38]

当前，在亚太地区最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制度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几乎所有主要亚太成员国都参与其中，以非强制性的共识和自愿原则作为组织运行的主要规则。中美也确实在该制度框架下展开了良好的互动，突出表现在该多边框架已经成为两国最高领导人年度沟通的最重要平台，比如1993年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峰会上的会晤实现了中美高层交往关系自1989年以来的重大突破；而2001年江泽民和小布什在上海峰会上的会晤则完全驱除了当年两国撞机事件的阴影。但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上乏善可陈，其自身的制度升级也困难重重，正是由于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制度衰朽，亚太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替代性国际制度，其中对亚太经合组织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就是东亚系列峰会。

作为一种会议机制，东亚峰会成立于2005年，它体现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制度博弈的激烈态势。2009年，美国加入东亚峰会，这是中美在制度相容性上的表现，它意味着中国并没有拒绝美国介入东亚事务，中国并没有排斥美国在亚太的存在。但同时，中国极力保留“10+3”和“10+6”机制，也是为中国在亚太的重要地位保留一个制度平台。

除了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保持制度开放性之外，美国也在其主导的美洲事务中，开始给予中国一定的制度开放性，最重要的例证就是接受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DB）由美国绝对主导建立，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所占的份额高达30%。这是世界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开发金融机构，其目的是通过向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随着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中国于1993年向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提出了入行申请，并于2004年重申了这一申请。但之前由于美国和日本的阻挠，中国申请多次却未能成功。2009年，中国正式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成为其第48个成员国，也是来自亚洲地区的第四个成员国。[39]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成为出资方，有利于该行增强贷款能力，中国更多地是以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身份而不是享受者身份参加该银行事务，因为根据该行的规定，非拉美国家不能使用该银行资金。

美国最终允许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在国际金融治理中非常仰仗中国的帮助。但总体而言，这是美国保持制度开放性的正面行为，是中美在区域制度层面所进行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美保持制度相容性。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制度互动正在全面展开，中美的亚太制度竞争要保持更大的制度相容性，减少制度互斥性，需要中、美两国对该地区的制度建设都保持开放性。第一，美国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接纳中国加入TPP谈判，不能将TPP建成封闭的贸易集团，美国应该致力于与中国共建亚太自贸区，而不是在亚太地区进行封闭的贸易集团建设。美国不能将TPP“私有化”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制度工具。

在未来亚太贸易制度的竞争中，可能出现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一是TPP不断扩容形成亚太自贸区；二是由RCEP扩容形成亚太自贸区；三是将TPP和RCEP融合成为亚太自贸区。对于中国而言，最为糟糕的局面是第一种，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只能被动接受TPP的规则，并必将付出不小的代价；第二种道路虽然最为有利，但实现的可能性最小。中国应致力于推动亚太成员国走第三种道路，这可以使中国以及其他非TPP成员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建设。

第二，中国需要鼓励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参加亚投行。亚投行建设展现了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包容性，亚投行已经有50多个成员国，在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放弃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屈从于中国领导的国际制度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中国要鼓励美国和日本加入亚投行中，并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和日本对待亚投行的态度还需要时间的磨合。美国和日本需要认识到，只有加入中国领导的亚投行才更有利于将亚投行建设成为一个服务于亚洲公益的公共机构，并且通过对中国的制衡防止中国可能出现的制度“私有化”。

不仅如此，中国领导的亚投行还需要加强与同类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甚至美洲开发银行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三，中国和美国需要联合起来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或者将东盟地区论坛改造成为更有协调能力的亚太安全机制。在冷战期间，亚太安全合作要么建立在双边联盟基础上，要么建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机制上。冷战结束后，中国对于区域安全机制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拒绝到不情愿的参加者再到主动塑造者的角色转变。[40]亚太地区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和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区域安全制度框架，1967年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只能解决成员国内部的安全问题。而在该地区大国环伺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依靠自身力量显然无法应对该地区的安全挑战。

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于1994年，现有27个成员，是本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其最高级别的制度表现形式是一年一度的成员国外长会议，它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也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但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政策沟通的机制，它由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但显然东盟越来越难以承担“小马拉大车”的作用。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并且希望将其改造为一个应对地区安全问题更为强大的政策讨论平台。

在东北亚，六方会谈是由中国发起成立的最重要的区域安全机制，目的是为了解决朝鲜核问题，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六方会谈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中国曾试图将六方会谈发展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核心国际制度，但一直没有成功。[41]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

除了上述两个正式的地区安全机制之外，该地区还有香山论坛和香格里拉论坛等重要的二轨对话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成立于1994年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它是目前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二轨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之一，成员包括中、美、东盟等19个亚太国家。大会是代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最高学术水平的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2013年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大会。[42]

总体而言，在安全领域，亚太地区呈现比较强的无政府色彩。联盟政治和军事自助仍然是亚太安全体系的基本特征。现有的安全机制也被认为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制度”（anarchic institutions）。[43]

三 中美全球制度互动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中美能否有效地推动全球制度化治理，决定了全球治理的基本绩效。中美全球层次的制度互动包括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两个方面，主要涉及政治领域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经济领域的贸易、金融和投资制度改革与建设，环境领域的保护制度建设，以及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信息制度建设这四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领域，中美能否有效推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改革，防止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出现制度衰朽，并能在维持和平、促进发展和改善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最为重要的国际制度体系，联合国的改革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更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以增加该组织的结构合理性，提升其合法性。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被热烈讨论，并出现了多个改革版本，这些改革内容都集中到一点，是否将二战战败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新兴国家印度、巴西和南非纳入全球安全的主要框架之中，其目的是使其成为安理会的利益相关方，提升安理会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对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有勇气接受对安理会的改革。目前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和权威。这些问题包括人道主义干预、经济制裁、使用武力反恐等。[44]而安理会的组织结构体现的还是1945年时的国际格局，当时安理会由11个成员国组成（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6个无否决权的非常任理事国），占当时会员国总数（51个）的20%。后来为了适应大批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新形势，1965年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了一场重大变革，非常任理事国从6个增加到10个，常任理事国数量不变，这种组织结构一直保持现在，但显然已经不能反映国际格局所发生的变化。[45]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

其次，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在内的一系列下属机构都应该得到有效监督，以提升运行效率。作为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国际制度，联合国由一系列实体机构共同组成，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国际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种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但是，如同国内官僚机构一样，这些国际官僚机构由于没有有效监督，普遍存在“民主赤字”的问题，从而制度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建立类似于议会之类的监督机构，以防止联合国秘书处及其他附属机构的渎职和不作为，而联合国大会是天然的国际议会。因此，改革联合国大会，提升其监督功能，特别是建立起秘书长和各附属机构领导人的定期述职制度以及公开竞选制度，对于提升联合国的运转效率至关重要。

最后，联合国应该在资金、人员方面更具有行为能力。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没有税收来源，维持其自身运转的只能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比如，在2014—2015年，联合国的双年度预算约为55亿美元，用作联合国的日常经费。但是随着联合国业务的迅速扩张，会费已经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因此，如何筹措资金已经成为联合国保持正常运转的最紧迫任务，而资金不足又约束了联合国的人才招聘。2015年12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批准了2016—2018年的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例，其中中国承担的预算比重从5.148%上升至7.921%，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承担的维和摊款比重由6.64%上升至10.2%，一跃成为全球第二。[46]这表明中国越来越成为联合国公共资源的主要注入国。联合国的财政改革应该包括加强捐赠制度，甚至探索联合国进行必要的国际征税来加强其财政能力。

总之，由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成的制度体系，是当今全球治理中规模最大、合法性程度最高、行动能力最强的国际制度。中美在全球层面的制度博弈首先需要在联合国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有效合作。一个制度结构更加合理，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更有效率的联合国系统将是中美为全球治理所提供的最重大贡献。

第二，在经济领域，中美需要联合推动更具包容性的二十国集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使制度互斥的七国集团和金砖机制相对只发挥补充性和辅助性的作用。二十国集团包括了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主要行为体，其成员结构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美能否使二十国集团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坚强柱石，并在这一框架下，推动既有各种国际经济制度焕发活力，避免衰朽，这决定了中美能否在全球层面建立起具有包容性的经济治理结构。

首先，中美应领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联合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在各种FTA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以避免国际贸易体系出现深度的碎片化。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长期踯躅不前，WTO正在面临制度衰朽。各种FTA 的出现虽然呈现了“竞争性的自由化”格局，但这种局面也带来了制度的混乱。一个统一的全球贸易市场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而这个统一的贸易市场是建立在统一的制度安排基础上。FTA谈判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割裂。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家，中国和美国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贸易市场具有巨大的利益诉求，同时这也有利于全球公益。当前，建立一个全球贸易市场的最现实路径是，中美联手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迅速完成。中美应达成共识，即多哈回合谈判需要降低预期目标，实现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自由化方案比一个高水平的远景目标对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更为重要；同时，多哈回合谈判应致力于吸收各种FTA的谈判成果。

其次，中美应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使其更加具有结构的合理性和供给金融公共物品的能力。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承诺，“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标准的前提下纳入其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47]这两个承诺是美国走向包容性国际制度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中、美两国在国际金融制度的互动中走向相容性的重要前提。之后，美国国会批准了2010年IMF的改革方案，虽然姗姗来迟，但这仍然是既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里程碑成就。中国和美国应该联手进一步推动这两个机构增强能力和提升效率以加强公共物品供给，同时进一步改革制度结构特别是权利结构以提升制度合理性。

再次，中美应该联手缔造世界投资制度体系，要么将WTO改造成为涵盖贸易和投资的综合性制度框架，要么缔结全球性的投资公约。生产性资本全球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20世纪90年代，经合组织曾试图牵头建立一个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机制，但这一倡议最终归于失败。全球性国际投资机制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一个空白，就更不用说与国际投资紧密相关的跨国移民治理了，后者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国家内部法律来进行治理，少数区域或双边制度比如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协定涉及移民问题。[48]

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和美国都是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中美在双边层次正在努力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一旦这项谈判成功达成，中美应该努力将双边投资协定多边化。目前，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投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保护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制度安排大都是双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制度的混乱。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和外来投资接受国，中美有必要推动在全球建立一个多边化的投资促进和安全保护的制度框架。鉴于新建一个国际投资组织存在比较高的成本，中美最现实的制度建设路径是，将投资问题从多哈回合谈判中剥离出来，整合既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在WTO的框架下，缔结全球性的跨国投资公约。

最后，中美应该在国际能源署的框架下加强全球能源治理。20世纪7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率先倡议建立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国组织，以制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并对国际能源政策进行协商。经过谈判，该组织于1974年成立，秘书处设在巴黎。[49]国际能源署由成员国、联盟国以及伙伴国构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消费国，成为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理所当然。根据美方统计，中国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根据中方的统计，中国于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在2015年11月18日的国际能源署2015年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成为国际能源署联盟国。[50]中国加入能源署是中美在全球能源治理保持制度相容性的重要体现，作为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和美国在稳定国际能源价格、开展能源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方面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加入不仅可以提升国际能源署的制度影响力，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引导国际能源署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以进行更为有效的国际能源治理。

第三，在环境领域，中美国际制度博弈的核心是如何推动建立更加强有力的全球气候减排乃至更加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机制。环境的恶化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继安全捍卫和经济发展之后第三重要的全球性问题。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任何区域性的制度安排和单个国家的行动，都只可能带来域外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因此环境保护最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由于环境保护涉及各国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因此，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来说，比较有利的方面是，对减排起关键作用的是少数几个行为体，只要少数几个行为体达成协议，就能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中美在环境保护上具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而且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最主要责任承担方。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总量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人均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了占世界40%的温室气体。如果将25个欧盟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四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64%的份额。因此，中美在全球减排机制中的制度互动直接决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效。[51]

相比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高制度化水平，目前的国际环境治理机制远远难以满足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1992年，由联合国牵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而建立的基本国际制度框架。[52]在199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本京都气候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公约》框架下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它明确规定了2008—2012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具体指标，即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5.2%。[53]由于这次会议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做出明确的规定，随着中国和印度快速崛起为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京都议定书》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减排需要。不仅如此，由于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并开始依靠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另起炉灶”，从而削弱了京都体制。

2009年12月7日，第15次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会议，这是中国在2006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家之后，首次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参会，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主要角色。[54]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谈判制定一个全球各国共同采取行动的全新的温室气体减排体制。但这次会议因为与会国的巨大分歧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巨大分歧而宣告失败：没有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减排标准。此后，全球气候大会先后在坎昆、德班、多哈和华沙举行，但都没有对具体的减排目标达成协议。[55]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两国在全球气候减排机制中存在一系列分歧，这是导致强有力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一直没有被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首先，美国认为，中国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30%左右，而且是排名第二的美国排放量的两倍，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中方则坚持“历史总量”的观点，认为在过去多年来的整体“累积排放量”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了70%，根据一项研究，从1850年到2002年，中国的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7.6%，而美国却占到29.3%，是中国的四倍。[56]所以中方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57]其次，中方认为，关于减排责任的更加合理计算方式是“人均”碳排放量而不能简单以国家为单位。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在六七吨，而欧洲国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时曾达到十几吨。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4%。美国等发达国家理当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58]最后，中方认为，减排责任还应该考虑全球产业链条的分布情况。根据英国能源政策专家的一份估计，中国在2005年有1/3的排放是由出口行业所贡献的，[59]而且这些行业不少是外资企业。发达国家通过产业外包将产业链中的高排放量环节转移给中国，因此，中国承担的减排责任是有效的。这三点分歧是中美在联合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展开制度竞争的关键点，两国都希望获得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原则、标准的话语权。

中美的全球气候变化合作首先是在双边层面取得突破的。中美经过谈判，在2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了两国气候变化工作组和清洁能源研究中心这两个制度化的合作机构。气候工作组是促进建设性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的首要机制。[60]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根据双方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61]这是双方首次达成明确的减排目标，为两国进一步的气候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树立了大国环境治理合作的典范，从而为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提供了基础。[62]“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支柱”，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制度化合作，“将成为两国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63]

正是在中美双边制度合作成效的基础上，2015年12月12日在法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全球195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从而载入全球环境治理的史册。[64]它奠定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律和制度基础，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减排目标。根据《巴黎协定》，各方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以大幅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第二，减排方式。协定指出发达国家应继续带头，努力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应依据不同的国情继续强化减排努力，并逐渐实现减排或限排目标。第三，减排资金。协定规定发达国家应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资源。同时，将“2020年后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底线，提出各方最迟应在2025年前提出新的资金资助目标。[65]

尽管《巴黎协定》为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明确了程序与方向，但它并不是中美在全球气候机制博弈的终点。中美应该推动在气候变化大会框架下的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并且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机制由一年一度的会议，逐渐升级为一个更加制度化和更加综合化的世界环保组织，该组织涉及的问题应该包括除了减排之外的更加广泛的环境保护问题，比如大气和水资源污染、森林破坏、荒漠化、垃圾处理，等等；不仅如此，该组织应该建立专职的秘书处，建立资源丰富的环境保护基金，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治理环境的有力国际制度。总之，一个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给国际社会贡献的最为重要和迫切的公共物品。

第四，在网络空间领域，中美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联合世界其他国家政府，同时联合社会组织、技术团体和私人部门共同推动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多层次的网络空间活动规则，以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的治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网络和信息国家。而网络空间是继太空和水下之后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公共领域，在这个日益重要的国际公共领域，缺乏一套健全的行为规则和治理机制，大量的黑客和信息窃取行为威胁网络空间的安全，网络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建立完善的网络空间行为制度，是为这个公共领域提供的最大国际公共物品。

在网络空间的治理中，一个为网络世界建规立制的国际运动正在兴起，世界各国包括各个社会组织和商业团体都力争在这轮网络规则建设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导权。[66]对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和制度安排，究竟是应该由国家（政治家）主导，还是由社会（技术团体）主导，出现了“互联网自由主义”和“互联网国家主义”的争论，前者认为应该由互联网企业、用户和技术专家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来维持没有边界的互联网秩序，后者认为需要国家的权力介入来建立秩序。[67]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偏好上的分歧。后者坚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希望把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信联盟作为全球网络治理的制度基础。因为联合国是最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国际电信联盟作为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专门性国际组织，已经在信息通信技术、电信市场发展、基础网络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各种卓有成效的全球性合作，在减少数字鸿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8]由联合国的下属机构来进行网络治理，广泛听取成员国意见，更能制定出各方共同接受的规则，而且利用现有的制度组织，发挥其新的治理功能，能够节省制度建设的成本。[69]但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反对这一制度倡议，它们更希望利用一些技术性的跨国协调机制，将其作为准政府间组织以便于互联网的治理。[70]这背后反应的是美欧的网络自由主义理念，即因为其自身具有网络强势地位，不希望国家更多介入网络治理，特别是美国不愿意将治理权威转移到国际电信联盟，而丧失在网络治理中的制度霸权。[71]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秩序的“利维坦”，主权国家政府重新成为网络治理的核心主体，网络治理的政治化和国家化色彩日益增强。[72]国际社会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各种提案在各种国际制度平台上特别是联合国框架下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主导大国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围绕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博弈也日益浮现出来。一个围绕网络世界的制度竞争才刚刚开始。中美如何在双边网络安全制度博弈的基础上，在全球层面进行良性制度博弈，以建立包容性的国际网络制度，这也是中美未来制度互动的重要内容。

总之，中美在政治、经济、环境保护和网络空间这四大全球治理领域的良性国际制度互动，将有助于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复杂而精密的制度网络中，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形成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无政府状态都得到弱化，而共同利益、议题合作、多边主义和规则体系将得到强化。而中美的恶性国际制度互动，将导致国际社会退回到一个以制度对抗（制度间对抗和制度内对抗）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秩序。

在当今国际制度互动格局中，由于美国在实力基础和智力基础上都比中国要更具有优势，中美制度博弈在总体上仍然以美国为主导性力量，而中国则是被动性力量。因此，中美制度博弈的结局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国际制度战略。如果美国能够主动采取包容性的国际制度战略，特别是积极增强与中国的制度互动，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中，并且尊重中国的实力崛起，向中国转让一些必要的制度资源和制度权利，将有可能鼓励中国融入、支持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那么中美将共建一个基于统一规则的全球新秩序。[73]比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接纳中国加入WTO，直接导致中国成为自由贸易体系的遵守者和捍卫者。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直接导致中国反对既有体系的声调降低。因此，中国并不注定是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的反对者，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今制度霸权国美国的态度。正如柯庆生所说：“如果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确实做出了贡献，而美国的回应又是积极的，那么那么华盛顿和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就可能降低，但与此同时，中国人渴望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的愿望需要被满足。让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积极自信’（assertive），而不是更加具有进攻性（aggressive），这将是美国新一代外交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74]

小结

从2008年至今，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正在面临新一轮重组。这轮国际秩序的重组是二战之后的第三次，前两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多极化；第二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深入，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决定这一轮国际秩序重组的核心变量是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中美国际制度竞争。

中美领导的国际制度竞争可能呈现制度相容或制度互斥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衡量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体现制度相容还是制度互斥，有三个基本的标准，分别是制度领导国是相容还是互斥、制度成员国是相容还是互斥、制度规则是相容还是互斥。具有相容性的国际制度竞争能够增加制度供给、提升制度效率和改善制度结构，从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治理，进而缔造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而具有互斥性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可能带来制度过剩、制度混乱和制度冲突，从而加剧国际治理的失效，导致国际社会退回到基于强权的国际旧秩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究竟是导向改善治理还是加剧治理失效，取决于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制度互动。如果美国采取包容性的国际制度战略，鼓励中国成为国际制度体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将可能更多地基于国际公益而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如果美国主动采取排斥性的国际制度战略，阻止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与中国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那么必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制度体系，并且也在事实上为中国的新制度建设提供合法性，从而加剧与美国进行制度对抗。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参见《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7/c_12823817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7月21日。

[2] Maximilian Terhalle，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Order：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31.

[3] 《外媒：中国筹建亚投行，美国敦促盟友说不》，凤凰网，2014年10月11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011/13175923_0.shtml。

[4]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失误》，凤凰网，2015年6月9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609/43937072_0.shtml.

[5] 中国外交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全文）》，2016年6月9日，http：//www.fmprc.gov.cn/ce/cegh/chn/zgyw/t1370885.htm。

[6] 这些新问题以及过去未曾解决的旧问题包括：农业贸易中的壁垒和补贴问题，服务业兴起所带来的大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贸易相关的环境保护和劳工问题，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问题，与政府相关的竞争政策问题。对于美国的“3T”战略，参见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45—149页。

[7] Jian Yang，“China’s Competitive FTA Strategy：Realism on a Liberal Slide，” in Mireya Solís，Barbara Stallings，Saori N.Katada，eds.，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U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216-235.

[8] 从2013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明显加快了自贸谈判的步伐，2015年12月中国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是全面阐述中国自贸区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17/content_10424.htm。

[9] 关于美国贸易制度压力与中国的应对，参见孙忆《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自贸区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126—162页。

[10] 对于亚太地区制度相容性的研究，参见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6—74页。

[11] 乐观的观点参见贺平《RCEP与TPP并行不悖》，《东方早报》2013年5月9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5/09/content_766287.htm；张建新：《东亚需要高水平的自贸区》，载《东方早报》2013年5月14日。

[12] 中国商务部：《世贸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成功结束》，2015年12月2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512/20151201214369.shtml。

[13] 楼继伟：《在“新开发银行：从理念到现实”国际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财政部网站，2015年7月29日，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7/t20150729_1386289.html。

[14] 相比之下，世行的贷款项目的项目周期一般分为八步，前期工作包括《国别援助战略》编制、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评估、项目谈判和执董会审批。一般项目的前期工作耗时2—3年。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的许多运营流程“比较繁琐和拖沓”，一些标准“过于苛刻”，不能及时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姚遥：《多边金融机构陈疾缠身 亚投行贷款条件挑战世行》，《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9月3日。

[15] Jane Perlez，“China’s Pla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 Runs into U.S.Opposition，” New York Times，October 10，2014。

[16] 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49页。

[17] 李巍、白娇：《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场博弈》，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2页。

[18] 为了突出与其他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在制度结构安排上的不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决策权分配上更加强调公平与平等：它的启动资金由五国均摊，银行人事安排与机构落户地点兼顾各方利益并形成制衡。这种对平等性的过分强调可能影响银行的效率，相关分析参见孙忆、李巍《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的金砖路径》，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6期，第71页。

[19] “制度过剩”是笔者类比“民主过剩”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并被运用于对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分析，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4页。

[20] 陈绍锋：《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28—29页。

[21] 目前学术界关于遵约的既有研究大多从制度本身的有效性来展开，没有注意到制度竞争所带来的遵约困境，关于遵约的研究参见王明国《遵约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情投意合还是一厢情愿》，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6—28页；张笑天：《遵约研究走上了错误轨道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93—112页。

[22] Peter A.Petri，Multitrack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n Trade：Noodle Bowl or Matrix？（Honolulu，HI：East-West Center，2008）；Vinod K.Aggarwal Shujiro Urata，ed.，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Origins，Evolution，and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6）.

[23] 在经济学界，对FTA谈判负面效应的描述就是所谓的“意大利面碗”现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见Jagdish Bhagwati，“US.Trade Policy：The Infatuation with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Claude Barfield，ed.，The Dangerous Obsession with Free Trade Areas（Washington，DC：The AEIPress，，1995）；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Strangers，Friends，or Foes？” in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Washington，DC：The AEI Press，1996），pp.53-54。

[24] Shawn Donnan，“White House Declares Truce with China over AIIB，” Finacial Times，September 27，2015，http：//www.ft.com/intl/cms/s/0/23c51438-64ca-11e5-a28b-50226830d644.html#axzz3myf1GYML.

[25] I.Jackson，The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Britain and East-west Trade，1948-63（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2001）；Diane B.Kunz，Butter and Guns：America’s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N.Y.：The Free Press，1997）.

[26] 对两者的研究参见Shintaro Hamanaka，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versu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Control of Membership and Agenda Setting，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146，December 2014；王金强：《TPP对RCEP：亚太地区合作背后的政治博弈》，载《亚太经济》2013年第3期，第15—20页。

[27] 对于亚太地区的FTA竞争，参见李巍、高曦彤《地缘政治格局下的亚太FTA竞争》，载黄大慧主编《东亚发展报告（201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110—132页。

[28] 有学者认为，在联合国气候框架下的气候减排大会，由于中美都争夺对气候减排的主导权，两国的制度内竞争直接导致了气候减排延宕多年未果。参见Maximilian Terhalle，The Transition of Global Order：Legitimacy and Contest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p.149-163。

[29] 该集团于1986年成立于澳大利亚凯恩斯，主导国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阿根廷。它们的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出口量的25%，代表了世界上对农产品出口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现在其19个成员国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巴拉圭、菲律宾、南非、泰国和乌拉圭。这19国占有世界农业1/4的出口量。

[3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31]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01版。

[32] 人民网：《美国驻华公使：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有90多种》，2015年9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5/c1002-27636075.html。

[33] 参见孙哲、李巍《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06—408页。

[34] 戴维·兰普顿：《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第四个联合公报”》，澎湃新闻网，2015年6月1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601。

[35] 中国外交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2015年9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300766.shtml。

[36] 新华网：《中美签署“军事危机通报、空中相遇”两个互信机制附件》，2015年9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24/c_1116670401.htm。

[37] “U.S.Is Back in Asia，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详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No.189，2011。

[38] 但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曾令美国一度十分紧张。

[39] 四个亚洲成员国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以色列，后三个国家均为美国的盟国。另外还有16个欧洲国家。

[40]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89.

[41]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p.222-232.

[42] 陈寒溪：《建构地区制度：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43] David A.Lake，“Beyond Anarchy：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1，2001，p.130.

[44] 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p.355-356.

[45] 钱文荣：《论联合国改革与联合国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3期，第6页。

[46] 张毅：《从联合国会费调整看国际格局和中国实力变化》，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3期，第48页。

[47] 中国外交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2015年9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300767.shtml。

[48] Miles Kahler，“Economic Crisis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Stability of a Globalized World，Politics in the New Hard Tim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77，April 2013，p.31.

[49] 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员国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希腊、英国、匈牙利、爱尔兰、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国。

[50] 新华社：《中国成为国际能源署联盟国》，2015年11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0/c_128447602.htm。

[51]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p.140-142.

[52] 《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今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根据《公约》规定，每年将举行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简称为联合国气候大会。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

[53] 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

[54] 在这次会议中，中国成为基础四国的领导者（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而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户，其战略目标就是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具体碳排放义务，以及要求发达国家增强技术和资金转让，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碳排放浓度减少40%—45%，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281。

[55]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尽快使基金可操作化。这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合作在制度化水平上的大幅提高。

[56] Cass Sunstein，“The World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Complex Climate Change Incentives of the Leading Greenhouse Gas Emitters，” UCLA Law Review，Vol.61，No.6，2008，pp.1675-1700.

[57]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等2013年的数据，世界六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除了中国第一110亿吨之外，分别是美国排放量为58亿吨，印度排放量为26亿吨，俄罗斯20亿吨，日本14亿吨，德国8.36亿吨。不过，如果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上述六个的排名恐怕会发生变化。排名第一的是美国，人均18.35吨；其次是俄罗斯，人均13.94吨；印度最低，人均仅2.16吨；中国排在印度前面，人均8.09吨。它们的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60%。而根据全球碳计划的数据，2013年，全球人均本土（territorial）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是卡塔尔，人均40吨。中国排在第39位，美国排第12位。

[58] 参见吴小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周年回眸》，改革网，2015年2月11日，http：//www.cfgw.net.cn/2015-02/06/content_14768377.htm。

[59] Christopher L.Weber，Glen P.Peters，Dabo Guan，and Klaus Hubacek，“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Exports to Climate Change，” Energy Policy，Vol.36，No.9，2008.

[60] 气候变化工作组应吸收相关政府部门参加，旨在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做准备，总结梳理气候变化现有合作情况和通过适当的部长级渠道加强合作的潜在机会，并确定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增长具体合作行动的新领域，工作组并于即将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

[61] 新华社：《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全文）》，2014年11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4-11/13/c_127204771.htm。

[62] 2015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与奥巴马再次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中美双方将加强在二十国集团、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作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补充的有关场合开展对话合作，推进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中国外交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9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300787.shtml。

[63] 中国外交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6年4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873.htm。

[64] 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由175个国家正式签署。据巴黎气候大会主席国法国提供的数据，到11月1日，共有92个缔约方批准了《巴黎协定》，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5.82%，跨过了协定生效所需的门槛。2016年11月4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为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65] 孟小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历史性协定》，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14日。

[66] Peter Cowhey and Milton Mueller，“Delegation，Networks，and Internet Governance，” in Miles Kahler，ed.，Networked Politics：Agency，Power and Govern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3-193.

[67] 相关研究参见Daniel W.Drezner，“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9，Issue 3，2004，pp.479-481；王建伟：《国家“归来”：治理失灵、安全化与互联网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68] 王明国：《全球互网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71页。

[69] 为了使国际电信联盟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基础，国际电信联盟应该更积极地推动自身的制度建设，包括不断完善《国际电信规则》，拓展“电信”一词的范围，赋予参与国际域名的分配、增加管控垃圾邮件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只有通过机构设置、治理内容以及决策程序方面的改革，国际电信联盟才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获得更多的权威。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推动《国际电信规则》尽快生效。

[70] 目前在网络空间的治理领域虽然存在一些协调机制，比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等，它们都是由非政府主导，还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政府间国际合作机制。ICANN于1998年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该机构在性质上属于公益性、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它以董事会为核心，在三个专业组织和四大委员会的支持下，负责 IP 地址分配、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管理等任务。ICANN 成员来自国家、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界各方，其中，国家（包括国家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力量的代表是政府咨询委员会。ICANN 是美国国内互联网技术团体、商界、政府等各方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多轮博弈的产物，其初始动机在于消除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中的政府控制，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去国家化”色彩。但在现有的 ICANN 制度体系中，美国可以实质性地影响 ICANN 的具体运作，主宰网络空间技术标准。这使得其越来越不具备国际合法性，影响了其在网络空间的权威。参见Dan Hunter，“ICANN and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Deficit，”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36，2003，pp.1149-1150。

[71] 王明国：《全球互网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50页。

[72] 王建伟：《国家“归来”：治理失灵、安全化与互联网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20—125页。

[73] 对此，早在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之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就提出要通过维护和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权力约束其中，从而确保国际秩序以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延续性。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37。

[74] Thomas J.Christensen，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5），pp.289-291.

第六章 结语：现实制度主义的新秩序

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

——习近平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都呈现进展乏力的窘境。[2]对于国际体系的运行，我们缺乏富有冲击力和令人兴奋的新知识，而已有的旧知识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本项研究试图以中美大国关系正在展现出的新特质即国际制度竞争为实证基础，以已有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知识传统为理论渊源，以范式折中主义和理性选择为研究路径，尝试进行新的宏观理论建构，以对国际体系运行中正在浮现的新趋势与新格局做出知识上的回应。

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一对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依然存在很多传统的方面，两国仍然围绕权力、利益和尊严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另一方面，中美大国战略关系又出现了很多新趋势，其核心表现就是，在经济、社会和安全呈现高度紧密的复合性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两国的竞争主要不是以军事竞赛和盟友争夺为核心的“硬竞争”，而是以国际规则制定和伙伴网络缔造为核心的“软竞争”，它们两者共同构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图景。这种“软竞争”既存在冲突甚至对抗的历史基因，但也可能会为国际社会的治理贡献更多的公共物品。这种更加趋于良性的大国关系形态，正在对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体系进行重新塑造，引导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而国际体系的这一剧烈的重塑过程，暴露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从为国际关系新理论的创建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现实制度主义作为在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折中基础上诞生的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正是对上述现象的回应。它一方面能接受中美大国关系的传统方面，即两国在战略上不可回避的竞争性，以及如影随形的大国权力政治；另一方面它能阐述中美大国关系的新型因素，即双方竞争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为了争夺对国际制度体系的控制权和塑造权而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为未来国际体系缔造一个以“规则体系”和“伙伴网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体系，现实制度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一 现实制度主义的逻辑

现实制度主义描绘了一个以国际制度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两个核心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和美国围绕国际新制度的建立和国际旧制度的改革展开领导权竞争，传统的安全困境、军事竞争和盟友争夺在大国政治中的地位下降；大国越来越致力于通过以塑造游戏规则和构建伙伴网络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来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尊严。

大国围绕国际制度所展开的竞争，以及由此带来国际制度的兴衰，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现实世界中已经大量真实的存在，并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性力量。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主要国家的意见纷争，多哈回合谈判中长期踯躅不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因制度内竞争而面临严重的制度衰朽的困境；相反在大国的领导下，各种大型的区域自贸协定（FTA）不断兴起，日益成为管理国际贸易的主要制度形式，而且大国之间围绕贸易规则制定和贸易伙伴争夺展开了激烈的制度间竞争。[3]在国际金融领域，由于美国一度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结构改革，这两个机构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衰朽；相反新兴国家不断缔造新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和机制，并初步迸发出巨大的制度活力，在领导国的推动下，新、旧两种金融制度体系呈现竞争态势。[4]

而在安全、环境等其他领域，以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夺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也有充分的表现。比如中美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与摩擦就被认为是两国围绕海洋航行规则而展开的竞争。中国与东盟国家长期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良好秩序，其成果首先体现于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11年达成《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并一直在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共同努力，就此进行了多轮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关于南海问题的双边协议或安排。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基础上，这些地区及双边机制成为稳定南海地区秩序的制度基础。然而，自2010年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以来，美国同样也声称要在南海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2016年，美国防长卡特在美国海军学院和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两次演讲中称，南海问题的走向是亚太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一是以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为代表，“遵循法治原则”的“规则未来”；“南海仲裁案为中国和区域重新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原则的未来”。二是中国“挑战国际法、常常搞单边行动”的“黑暗未来”。[5]中美双方的一系列交锋表明，争夺对规则的话语权和控制权是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角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致力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气候变化峰会同样是围绕建立环保规则而展开的竞争。

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这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出现的国际制度竞争的新现象挑战了二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一元化的国际制度格局，[6]关于国际制度的知识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此，现实制度主义阐述了三个重要的论点，它们分别回答国际制度本身的政治性质，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基础，以及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后果。第一，对于国际制度本身的性质，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既是一种能够服务于所有制度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公共物品，又是一种可以被特定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服务于自身私人目标的权力工具。任何一种国际制度都处在由“公共物品”和“私人工具”为两端所构成的一个光谱上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上。国际制度的这种双重特性为现实制度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偏见”和“狭隘”，以更加包容的姿态登上国际关系的理论舞台提供了基础。

第二，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基础，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它既是制度领导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也是领导国控制下的国际制度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效率的竞争，同样还是国际制度本身组织结构合理性的竞争，这种结构合理性体现为成员结构和权利结构两个方面。这三种竞争形态共同决定了国际制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兴盛和衰朽。现实制度主义将“权力”、“公共物品”和“制度结构”这三个不同理论范式下的核心概念，以国际制度竞争为线索，富有逻辑性地串联在一起，从而再次展现了现实制度主义的包容性魅力。

第三，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的后果，现实制度主义并没有给出确定性的回答，认为它取决于领导国之间的制度互动或者说制度实践（institutional practice）。如果由领导国驱动的国际制度竞争建立在相容性基础上，它将有利于提升国际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引导国际社会通往一个基于规则体系和伙伴网络的新秩序；如果国际制度竞争是建立在互斥性基础上，它将带来国际治理的失序，从而使国际社会重新退回到一个基于大国对抗、零和博弈与安全困境的强权政治秩序。

作为在折中分析上诞生的理论框架，现实制度主义不可避免地从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家族中继承了一些有用的知识成果；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成就，现实制度主义有几个基本的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从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首先，它是一种大国关系理论，强调对制度领导国的研究，特别是对领导国的国际制度战略的研究。现实制度主义并不否认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大国塑造的这一基本事实，并且认可国际制度体系中成员国实力地位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的非中性。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特定的国际制度通常由领导国主导，国际制度竞争背后也是大国间权力的竞争，大国权力的运行虽然更讲究规则，但权力政治和实力原则并没有从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中退场，相反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特定的国际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权力架构的基础上的，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落和制度领导国的权力地位息息相关。现实制度主义对大国特别是领导国和制度非中性的强调，使得它与自由制度主义有着根本性区别。

其次，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它不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被千年不变的规律所支配；相反，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需要大规模的重新评估。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所理解的世界政治，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眼中，维护安全是国家的核心目标和行为动力，而且安全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总体上是稀缺的，因此国家只能通过结盟和军事竞赛来进行安全竞争，复杂的结盟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题。而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稀缺，二战以后，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很多都是中小国家，这意味着相比于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国家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紧要的威胁，相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上升为日益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这意味着超越现实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正在成为可能。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由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所构成的复合性相互依赖的网络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相互依赖带来了大量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结成各种伙伴关系，在各种具体领域展开合作，以增加共同利益。而且相互依赖也使得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和意愿来通过建立国际制度体系实现更加有效的联合治理，进而改变完全建立在自助基础上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制度的成员之间不是盟友关系而是伙伴关系，与盟友致力于军事制衡相比，伙伴关系致力于在具体议题领域进行扩大共同利益的合作。因此，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世界，相比于后者更加关注盟友关系和军事力量，现实制度主义更加关注伙伴关系和规则体系。[7]

最后，在分析层次上，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国际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它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两支在冷战结束后颇有影响的国内层次的中观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现实制度主义试图为整个世界勾勒一个宏观的轮廓，而不是为个体的行为总结一些特定的规律。[8]由于现实制度主义的实证基础首先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尽管它可以推广到安全领域），因此本书所构建的现实制度主义首先是一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它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大规模国内政治转向的反动。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国际政治背景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在意识形态方面，冷战的结束被福山认为是“历史的终结”；[9]而在权力结构方面，则被认为是“美国无敌”的开始。[10]美国在全球强大的权力和价值优势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迅速扩散的根本政治动力，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的自由化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际经济秩序当之无愧的“缔造者”。[11]正是这种无可匹敌的单极霸权结构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内政治转向，使得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地缘政治、安全压力和价值冲突等核心内容逐渐淡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而是被国内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所取代，进而形成了以“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为代表的第二波学术成果。[12]国际制度一直被“开放经济政治学”视为中性的机制进行研究，而现实主义所一直关注的权力政治在国际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和国际分配效应都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排除在外。[13]但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新一轮重大变换，单方面强调国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理论困境。因此，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是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的组成部分，它试图重新找回大国权力政治在国际制度中的重要作用。[14]

总之，现实制度主义是基于中国国际行为经验特别是针对中国与世界头号霸权互动的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理论体系，它能够对中美战略关系浮现出的新型特质进行相对有效的解释。现实制度主义针对当前的国际制度竞争现象，构造了一整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总体上清晰易辨，是对当前的中美大国战略关系的新现象进行了必要的抽象，从而展现了一幅新的认知地图。在这些概念体系的基础上，现实制度主义建立了若干个因果机制。它既是一种看待国际关系的世界观，也是一种理解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可以接受经验世界的检验，并能够解释国际体系的重大现象。

二 现实制度主义的不足

与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样，现实制度主义不能包治百病，它必然是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进行了部分“取舍”和“忽略”。虽然现实制度主义抓住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在新时代发生重大变迁的核心内容，但是它并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的所有侧面。

第一，现实制度主义仍然坚持国家中心论，几乎没有讨论国内行为体和非政府行为体在国际制度竞争中的作用。现实制度主义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这从根本上源于它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早期自由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的继承。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即便并非唯一重要也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同时认为国家是一元（unitary）行为体，国家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聚焦于领导国的国际制度战略，它并没有去考察国际制度竞争的非国家和次国家因素。

在已有的研究中，放宽国家中心论的假定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将国际体系中的跨国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比如跨国公司、国际性专业团体、跨国社会组织等，而这些跨国行为体在很多国际制度的建立和改革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将国内政治过程纳入分析框架，比如国内利益集团和官僚政治、政党政治和府会博弈甚至国内意识形态冲突，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国际制度战略选择。

而现实制度主义并没有在放宽国家中心这一假定上做出足够的学术努力，为了理论建构的方便，它没有将国内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纳入理论体系中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开放经济政治学分别在分析层次上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早期自由制度主义进行了挑战，并使得国内政治分析风靡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15]但是，与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美国单极政治结构的背景不同，现实制度主义诞生的背景源于中美权力转移导致的大国权力政治的回归。因此，现实制度主义并没有像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开放经济政治学那样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影响上，它重新强调大国在战略层次上的竞争关系，尽管这种竞争是以国际制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格局是由大国政治所驱动的，并且认为大国的国际制度战略独立于国内的政治过程。

但显然，大国政治并非国际制度博弈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功能性较强的国际制度，现实制度主义因为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因此无助于理解很多技术性的制度博弈。[16]比如在网络安全的国际制度建设中，非政府的技术专家团体和私人企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还一度阻碍国家介入对网络空间的管理。不仅如此，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美国，其国际制度战略选择都并非完全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自主性，对于美国而言，尤其如此。比如美国对国际制度的遵守以及对国际制度的资源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制于其国内政治过程，包括选区的利益。[17]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导致国际贸易组织的夭折；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曾多次因为国内政治的原因拖欠联合国会费，导致联合国运转不畅；21世纪初，美国政府因为国内反对退出《京都议定书》；而如今，美国也借口国会的原因拖延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而中国对气候变化谈判和自由贸易谈判的介入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内企业的影响。

对国内政治和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制度博弈中的“省略”是出于简化研究的需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实制度主义并不排除将它们纳入研究框架的可能性。

第二，现实制度主义所坚持的理性主义路径，剔除了围绕国际制度建设和改革所存在的很多观念因素。在现实世界中，国际制度竞争不仅仅是竞争的公共服务供给、领导国权力地位和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它还是不同观念和价值的竞争。制度背后一定是思想。对于这一点，实现制度主义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说明。

大国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塑造，一方面是资源投入和决策程序上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则是观念和思想上的间接影响，在很多时候，后者其实更为重要。美国的国际制度霸权一方面在资源供给和程序设计上对国际制度进行了塑造，另一方面美国的价值观渗透也是塑造国际制度的重要方式。比如“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学术理念，首先成为学界共识，然后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再渗透国际金融机构，最后借国际制度向全球扩张，彰显美国制度霸权的力量。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理念的不可靠。[18]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华盛顿共识”这一理念的修正。

相反，中国国家导向的金融模式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却在危机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特别是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获得全球较大关注，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也成为中国的力量来源之一，甚至被认为要改写国际金融规则。[19]而中国的亚投行背后实际上也潜伏着因为中国式开发金融的成功，而导致的“国家资本主义”理念重新受到欢迎，这一理念强调国家需要强力介入经济生活，特别是提供基础设施以服务于经济增长。[20]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崛起国而言，要形成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战略，并成为一个国际制度大国，除了必要的权力地位、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之外，中国还需要知识、思想和理念的崛起。维系制度的除了权力和利益之外，很重要的是成体系的知识观念和价值体系。

因此，对国际制度竞争的讨论离不开对观念和知识的分析。[21]但对于国际制度竞争背后的知识和观念竞争，现实制度主义进行了有意的“躲避”。

第三，现实制度主义坚持大国中心论，它对于中小国家的关注不够，甚至给予了“不公平”的待遇。现实制度主义致力于探讨制度领导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在现实制度主义的框架中，中小国家被贴上了制度成员国或制度追随者的标签。对中小国家制度角色的这一认定固然是简化现实的需要，因为这是理论构建的基本起点，但这种简化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时，仍然值得商榷。

在特定的议题领域中，小国可能因为其制度成员国身份和相关的投票规则，而在制度内的集体行为当中发挥一些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就是被一些亚非拉的中小国家联合“抬进去”的。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就是，东盟国家一直在东亚制度建设中占据着事实上的中心角色，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在该区域的大国制度角力中，扮演着比我们预想的要重要得多的角色。东盟缔造的“10+N”机制一直是亚太合作的最重要的区域制度平台。

在一些功能性的领域，中小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不仅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即便是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岛国家，也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化进程中发挥了比某些大国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关于国际电磁波谱的分配和通信卫星的对地静止轨道的分配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不能完全被发达国家所忽略，因为它们在国际电信联盟中占据多数席位，而该组织在主权平等的原则上实行“一国一票”的投票原则。[22]不仅如此，尽管不少中小国家确实没有能力在制度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它们却具有极强的制度破坏能力，比如多哈回合谈判，来自中小国家的阻挠就是谈判多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现实制度主义没有直面中小国家在国际制度竞争和演进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角色。

总之，上述缺陷暴露了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限度，需要支持现实制度主义的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三 现实制度主义的推广

在当前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新兴国家的崛起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崛起更是如此。因此，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表现最为明显的也是在经济领域。在军事和社会领域，美国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因此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23]本书以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主要是贸易和金融两大领域的国际制度竞争为“试验场”，检验了现实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命题。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制度主义也可以被推广到安全领域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环境安全、网络安全）。但它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态势能否从经济领域发展到安全领域。

在安全领域，由于美国存在较大的权力优势地位，中国还难以对美国发起类似经济领域的实质性国际制度挑战。不仅如此，国际安全领域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它的无政府色彩更强，这使得制度主义分析在安全领域天然不具优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安全领域观察到某些现实制度主义的基因。

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国谋求区域安全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制度平台，它不是一个针对第三方的政治集团或军事同盟，而是为了促进内部成员的安全合作和共同利益。上海合作组织从1996年建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发展而来，2001年该机制在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正式由国际会议发展成为一个制度化水平更高的国际组织。[24]此后，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国际制度，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首先，它在规则建设和机构建设上不断取得进展，包括建立了包括元首会晤、总理会晤等层次不一的政府间会议机制，制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在北京建立了上合组织秘书处，在塔什干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其次，上海合作组织还通过设立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各种合作关系，拓展上合组织的伙伴网络。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启动了扩容进程，它将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纳入这一新的制度框架，一旦这一进程完成，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亚洲大陆上囊括所有大国的国际组织。不仅如此，2015年上合组织还给予白俄罗斯观察员地位，给予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和尼泊尔对话伙伴地位。[25]这两方面的措施都提升了上合组织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制度竞争能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完善和有力的国际组织，它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力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存在构成了竞争压力。美国一直力推北约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26]如何保持上合组织与美国的安全力量进行相容性的制度竞争，这是中亚地区安全制度竞争的最大挑战。

不仅如此，中国在2014年通过复兴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来彰显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制度影响力。亚信会议是一个有关亚洲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其宗旨是在亚洲国家之间讨论加强合作、增加信任的措施。[27]由于亚信会议的召集者哈萨克斯坦在亚洲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不足，因此亚信峰会一直是国际安全制度体系中比较默默无闻的一个，并没有在亚洲安全维护中发挥太大的实质性作用。2014年，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办，并由中国担任接下来的四年主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8]不仅如此，亚信会议的吸引力正在提升，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与卡塔尔国成为亚信新成员国。正是在中国积极推动下，亚信会议正在崛起为亚洲安全体系中仅次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的一个重要国际安全制度平台。

此外，金砖机制合作已经从金融外溢到安全领域。金砖机制是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所诞生的一个以推动国际经济特别是金融治理改革为核心使命的国际组织；但同时，金砖机制也就国际安全问题表达一系列看法，在2015年的金砖峰会上，成员国表达了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维护信息安全、地区安全问题等共同立场。[29]

而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也曾一度体现了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制度抱负。从2003年到2007年，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在北京共同参与了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轮谈判。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该机制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六方会谈机制并没有从一个临时性的谈判框架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地区安全维护机制，这表明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国际安全制度建设的能力的有限性。

总体而言，相对于经济领域，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制度领导能力要小得多。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国际制度体系中，比如官方层面的东亚地区论坛和半官方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都不是制度的领导方。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崛起能够不断持续，并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崛起，中美可能在国际安全制度领域同样形成制度竞争的格局。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制度竞争，也适用于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论断，它也是中美之间权力的竞争，提供安全公共物品能力的竞争，以及国际安全制度结构合理性的竞争。根据这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视角，中国在安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低下，源于中国军事能力的不足，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物品问题上的保守性，以及中国设计合理安全制度的能力的有限性。

而在日益重要的网络安全领域，尽管目前的中美制度博弈主要局限在双边层面，但随着全球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与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相关的制度规范，现实制度主义在中美网络安全制度竞争中也将发挥重要的理论解释力。

不仅如此，除了中美在不断进行这种制度间（inter-instituions）的竞争，中美还在进行激烈的制度内竞争，比如中、美两国都在竞争对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共同参与的国际制度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本书并没有详细阐述中美国际制度内的竞争，但现实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命题仍然适用于国际制度内的竞争。

总之，国际社会正在逐渐走进现实制度主义所阐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权力的运用被披上了制度的“紧身衣”，规则网络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约束和支配国家行为包括大国行为的重要逻辑；建立在议题合作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取代建立在安全困境基础上的联盟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形态。在这个世界中，尽管权力仍然无所不在，但却是在以一种更加隐蔽甚至也是更加文明的方式在运作。

四 现实制度主义与中国

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的推动。1644年之后基于主权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是由欧洲大国推动的；1815年之后基于大国协调的维也纳秩序是由英国、奥匈帝国和沙俄推动的；1919年之后基于国联集体安全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是由英法联合推动的；1945年之后基于冷战对抗的雅尔塔秩序是由美苏推动的；而2008年之后基于国际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国际秩序将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推动。

事实上，美国是现实制度主义的最早实践者。从1919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开始，“基于对实力政治、丛林法则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国内自由民主制度的推崇”，美国开始在全球贯彻其国际制度的相关理念，“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政治实践”。[30]这一理念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而开始不断成熟，并在战争结束后将美国关于国际制度的理想不断付诸实践，并通过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和机制，在全球建立了一个稠密的国际制度网络，从而缔造了国际社会中的第一个制度霸权国。这种以国际制度为主要权力工具的霸权国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上的那些赤裸裸的军事霸权国，尽管它也建立在自利基础上，但却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文明规范，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美国的国际战略也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内容，即在欧洲和亚洲分别通过建立排他性和敌对性的军事联盟，来捍卫霸权地位，并在必要的时候不吝直接使用武力。[31]不仅如此，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更多地倾向于传统的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手段来实现自身安全和扩张自身利益，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盟友争夺和意识形态较量，美苏的战略互动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新秩序。

而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是单极化和全球化。美国作为孤独的超级大国，致力于将国际制度私有化，成为“特权获取者”，[32]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大幅下降，何况美国也无意于削弱联盟体系在其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致力于在冷战后建立一个无敌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33]

而作为国际舞台上正在崛起的主要角色，中国正在以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成为以“规则体系”和“伙伴网络”为核心的现实制度主义的主要践行者。中国将可能在与本身就具有浓厚现实制度主义基因的美国的战略互动中，将整个国际体系导向一个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也是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世界。

首先，中国从国际制度的反对者和破坏者，演变为国际制度的融入者和参与者，再到今天国际制度的积极改革者和建设者，中国发现了国际制度的重大价值，并以自身的外交行为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转变。中国认为参与国际制度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形象的改善以及权力地位的提高。[34]

毛泽东曾经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来形容中国的外交。在中国长达20多年的“革命外交”阶段，中国与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呈现一种恶性的互动格局：一方面，中国一直被当时主要的国际制度体系所排斥，而这种排斥又加剧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敌视和抵抗；而中国的敌视态度又反过来加剧了国际体系体系对中国的排斥。中国与国际制度体系的疏离体现在中国在政治上不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而在经济上，中国也不是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制度的成员。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标志着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国开始成为国际制度的接受者，并开始通过参加其他国际制度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35]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先后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2001年，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完成了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任务。而在这期间，中国还先后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中日韩峰会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缔造者。[36]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更是成为既有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主要力量，并发挥着改革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可以说，中国成为国际制度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国际制度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37]如同美国一样，中国固然也希望通过国际制度建设来实现自身的部分私人目标，但中国同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努力保持其服务于全体制度成员的公共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制度在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重塑中的作用。

其次，中国成为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试图走出一条国际交往的新路子。一方面，面对美国在冷战后的权力优势地位，中国一直奉行“不结盟”的政策，而并没有积极通过结盟战略对美国权力进行制衡，这缓解了国际体系进入一个结盟对抗和安全困境的世界；[38]同时，中国大力提倡基于议题合作的伙伴关系。尽管“伙伴关系”一词并非中国的创造，[39]冷战后许多国家都将建立伙伴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策略，但唯有中国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巩固推进，并最终将其“发扬光大”。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在不断完善和深化中度过了20余年的岁月。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40]明确提出了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原则和目标。而根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的具体解释，这种“伙伴关系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体现了和平性、平等性、包容性”。[41]

可见，中国所倡导和践行的伙伴关系具有非对抗性，目的是维系双边的合作关系。甚至有些伙伴关系也并不体现为明文的条约，这体现了伙伴关系相对于联盟关系的灵活性和非强制性。在具体的合作目标和领域上，结盟关系更重视安全合作，而伙伴关系则是安全和发展并重。与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一样，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战略体现了中国对冷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重大思考，体现了中国在崛起时代希望以此为国际社会树立新规范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显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42]

总之，当前，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旧制度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国际新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并且努力编织一个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国际制度体系和全球伙伴网络这两个基石，主要国家领导世界围绕安全、经济、环境、资源等人类社会共同的重大威胁，进行有效的治理，最终搭建完成一种国际新秩序。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和全球伙伴战略体现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愿望，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即中国的崛起不是过去的强权式的崛起，而是一种基于规则和伙伴的新型崛起。现实制度主义所描述的国际关系或许正是中国所提倡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虽然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并非要对既有的国际秩序进行尖锐的破坏，就像现实制度主义同样也并非对既有理论的颠覆性破坏一样。无论是实践层面的新型国际关系还是理论层面的现实制度主义，它们都是对过去和传统的继承与扬弃，它们体现了社会实践和学术理论都是在渐进中实现的哲学观。

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和现实制度主义世界秩序的到来，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学者章百家的经典判断：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43]

[1] 习近平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01版。

[2] 2013年9月，《欧洲国际关系杂志》推出了一组以“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主题的特刊，针对国际关系中“主义”和学派辩论越来越少，而理论检验类文章越来越多的情况进行了自我反思，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参见Tim Dunne，Lene Hansen，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05-425；Chris Brown，“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83-497。

[3] 李巍：《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3期，第4—34页。

[4] 中国的金融崛起是导致这轮国际金融制度竞争的主要原因，参见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4—30页。

[5] 王翰灵：《美国欲制造何种“南海秩序”》，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12日。http：//news.gmw.cn/2016-07/12/content_20924107.htm。

[6] 约翰·伊肯伯里探讨了美国在战后所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参见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Pow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7] 中国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关系的积极倡议者，相关研究，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8] 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参见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

[10] John Ikenberry，ed.，America Unrivaled：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Vol.81，2002，pp.20-33.

[11] 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将美国称为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体系创造者（system maker）和特权拥有者（privilege taker），参见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Vol.61，2009，pp.121-154。

[12] 在“第一代学者”创造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大厦上，开放经济政治学集中对国际制度中的遵约行为、委托-代理问题、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国际合作的具体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2005年2月，罗伯特·基欧汉的学生们在普林斯顿大学聚会，集中研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议程下的前沿进展，参见Helen V.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eds.，Power，Interdependence，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3]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14] 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6—124页。

[15] 笔者曾分析了这种学术发展趋势，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6页。

[16] 部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参见Dai Xinyuan，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Polic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7] Rosemary Foot and Andrew Walter，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Global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8] Jonathan Kirshner，American Power after Financial Crisi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19] 中国的发展模式又被称为“北京共识”或“国家资本主义”，关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比较探讨，参见Matt Ferchen，“Whose China Model Is It Anyway？The Contentious Search for Consensu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No.2，2013，pp.390-420。也可参见黄琪轩《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对中国开发性金融及其国际影响的专门研究，参见Henry Sanderson and Michael Forsythe，China’s Superbank：Debt，Oil and Influence-How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s Rewriting the Rules of Finance（Singapore：John Wiley & Sons Singapore Pte.Ltd，2013）。

[20] 吴澄秋：《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兼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1期，第31页。

[21] 建构主义在观念和制度领域，进行了丰富的探讨。Rawi Abdelal，Capital Rules：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2009）；另一位学者则探讨了金融自由主义理念是如何兴起的，参见Jeffrey M.Chwieroth，Capital Ideas：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22] Stephen D.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Vol.43，No.3，1991，pp.351-353.

[23] 罗伯特·杰维斯在谈及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时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鸿沟被夸大了，他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关注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议题，而现实主义更加关注的是国际安全。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45，47.

[24] 这是首次将秘书处设置在中国境内的国际性组织，并以中国城市命名，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来处理成员国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115-142.

[25] 中国外交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全文）》，2015年7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11/c_1115889128.htm。

[26]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p.133-135.

[27] 峰会和外长会议均为每四年举行一次，两会交错举行，间隔两年。亚信会议的倡议者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他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提出该倡议，时隔十年之后的2002年首次峰会在阿拉木图召开，2006年和2010年先后在阿拉木图和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亚信会议现有成员国26个，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亚洲主要国家。观察员国和组织12个，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

[28] 薛福岐：《从亚信峰会看习近平亚洲安全观》，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6期，第28—30页。

[29] 中国外交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2015年7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11/c_1115889128.htm。

[30] 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1945—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6页。

[31]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也认为美国二战后的秩序建设既具有自由主义也具有现实主义，但它并没有使用“现实制度主义”这一概念，而是使用“自由国际主义”，参见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Pow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2] 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uary 2009，pp.121-154.

[33] 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Powe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4]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对中国在安全领域参与全球和区域国际制度的分析，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另一位学者也指出，中国只是希望提升在既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威望，而不是在一个替代性的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见Yong Deng，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44。

[35]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New York：Routledge，2005），p.9.

[36] 相关研究参见蒲俜《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7] 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8] 中国的行为是结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结构现实主义者一直预言新的制衡美国的联盟会出现，参见Kenneth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p.5-41；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Great Powers Will A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39] 这样一词始于冷战刚刚结束后，北约推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与非北约国建立伙伴关系。

[40]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2014年11月3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41]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的中国答案》，载《学习时报》2016年5月20日。

[42] 中国学者门洪华、刘笑阳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也经历了战略探索期（1993—2002年）、战略发展期（2003—2012年）和战略完善期（2013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它体现了中国对冷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重大思考。对于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评估参见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43]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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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李巍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ISBN 978-7-5097-9950-5

Ⅰ.①制… Ⅱ.①李… Ⅲ.①中美关系-研究 Ⅳ.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8737号

·当代世界与中国国际战略·

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著者/李巍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浩敏

责任编辑/宋浩敏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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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75 字数：289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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