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千年：纸的历史

[美]马克·科尔兰斯基 著

吴奕俊 何梓健 朱顺辉 译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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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技术谬见

第1章 生而为人

第2章 飞蛾扑火

第3章 伊斯兰文化的诞生

第4章 萨蒂瓦在何方？

第5章 两张毛毡间的欧洲

第6章 文字于飞

第7章 印刷的艺术

第8章 走出美因茨

第9章 特诺奇蒂特兰和蓝眼恶魔

第10章 号声嘹亮

第11章 伦勃朗的发现

第12章 叛逆的英格兰

第13章 由纸带来的独立

第14章 狄德罗之诺

第15章 黄蜂的邀请

第16章 成竹在胸

第17章 像绅士一样死去

第18章 回到亚洲

结语 改变

大事年表

致谢

参考文献

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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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孙晓云挥毫写就，赠送给本书作者的书法作品《纸》

序言 技术谬见

正直、虔诚、可敬的皮埃尔（即可敬的彼得院长），一名来自公元12世纪法国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造访了西班牙，并仔细观察了那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不使用兽皮，而是在旧布制成的纸上写下宗教经文，这种纸就是现在文具店工作人员所说的“百分之百布料纸”。皮埃尔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退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纵观历史，技术在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的回应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人们总是担心新技术的到来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忧虑在纸的历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们习惯于把“技术”理解为仅仅是设备的一种发展，只不过，在公元19世纪，这是一种机械化的发展，而现如今已转变为电子化的发展了。但正如在韦氏字典中所注释的一样，“科技”一词也可应用于“知识的实际应用”。

技术发明总是因某种需要而被创造。无数的发明创造都要早于纸的发明。在人类社会里，最先出现的是口语，之后是绘画，然后是象形文字，之后是字母，接着是音标拼字法，再然后是书写，最后才是纸。纸被发明以后，接着就有了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打字机、机械打印机、电子文字处理机，直到现在的电子打印机。社会一旦出现某种需要，相应的解决办法也会随之产生。每个奇思妙想的发明也会让一个个需求接踵而至。这样来说，最初始的发明，从口语到后来的文字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人造的物体，因此，从单词本身的传统意义上来说，它们算不上“技术”，但它们发挥作用及影响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与锻造技术非常相似。语言最终促使了纸的诞生。

学习纸的历史将会让你发现许许多多的历史误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技术的谬见：认为技术可以改变社会的想法。其实恰恰相反，是社会促使科技发展，以应对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元前250年，中国的蒙恬发明了用骆驼毛制成的毛笔。他的发明并没有立即启发中国人去写字、绘画，或是发展书法，实际上，中国社会在那之前就已经创立了一套书写系统，不过，当时的中国对更多的书写文本和更精妙的书法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求。他们之前都是用蘸墨的木棍来写字，然而这种书写工具已经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了。蒙恬的发明不仅可以提高书写的速度，同时还能提高书法的质量。

关于纸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编年史家往往痴迷于夸大其词：如果没有纸，就不会有建筑学；如果没有纸，也不会有文艺复兴；如果没有纸，工业革命更是无从谈起。

以上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发展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兴起，正是因为社会到了一个急需这些发展的节点。所有的技术都是如此，但纸的个例最为清晰、明确。

根据学者们所了解的情况，世界上唯有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尽管中美洲人在过去也有可能发明过造纸术，但因为西班牙人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文化，我们对此便无法确定了。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对纸有了需求，而且当时的环境需要一种既廉价又方便书写的材料，就这样，纸被应用到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

在纸被中国官方广泛使用了5个世纪之后，韩国的佛教僧侣也对纸产生了需求。他们掌握了中国人造纸的工艺，并将它带到日本，用以传播他们的宗教。几个世纪之后，精通数学、天文学、会计学和建筑学的阿拉伯人看到了人们对纸的需求后，便开始在中东、北非及西班牙等地制造和使用纸。

在中国人发明纸一千余年后，欧洲人才开始用上纸，然而他们并不是刚刚发现纸的存在。阿拉伯人早在若干年前就想向欧洲人出售纸张，只不过欧洲人直到开始学习阿拉伯数学和科学，拓展识字能力时，才意识到之前的书写材料——由动物皮革制成的羊皮纸——在面对快速增长的需求时，不仅制造速度慢，且成本高昂。

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政府机构也在不断扩大，再加上思想的传播和贸易的扩展，这一切因素促成了造纸术的诞生。但纸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却是个异常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印刷机、蒸汽机、汽车、电脑等在国际上得到普及的时间周期要短很多。

纸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的发明——将木材或织物分解为细胞质膜纤维，再加水稀释，之后将其倒在一个平面上，任其随意编织，最后就成了一张纸。从逻辑上来说，人的大脑不可能自主地想出这种造纸技艺，何况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细胞质膜。造纸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未必就是印刷，但各个社会最终将独立地进入印刷阶段。试想一下，假如没人发明纸，怎么办？那么一定会有其他的改良的书写材料被发明，因为这是社会的需求所致。

从技术史或其他普遍存在的谬见中，我们可以学到其他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必然导致旧技术的消亡。然而这很少得到验证。纸被引进地中海地区后，纸草还存留了几个世纪。至今还有人在用羊皮纸。天然气和电热水器的发现和发明并不意味着壁炉的消失。印刷没有让书法终结，电视没有让收音机消失，电影没有让戏剧灭绝，家庭影院没有让电影院倒闭，电子计算器没有终结算盘的使用——尽管人们在一开始曾错误地预判这些新事物会完全取代旧事物。公元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因其获得商业成功的电灯泡而被授予专利，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美国仍有400家蜡烛生产商，约7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实际上，公元21世纪最开始的10年见证了蜡烛销量的增长，尽管蜡烛的用途有了很大变化。羊皮纸的生产和使用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新技术不仅没有让旧技术消亡，反而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毫无疑问，电脑将改变纸所扮演的角色，但纸是不可能因此消失的。

从技术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卢德分子” [1] 总是输的一方。最早的一批“卢德分子”是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手工工人，他们抗议工厂雇用廉价而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机器，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业。起初，这项运动在诸多领域兴起，包括印刷业，但到公元19世纪最开始的10年，大部分“卢德运动”集中到了纺织工业。至于该运动的支持者为何被称为“卢德分子”，我们不得而知，但传说在公元18世纪，有个叫卢德的叛乱者主张反对机器，而且据说他跟罗宾汉一样，住在舍伍德森林里。“卢德分子”排斥像织布机这样的机器，他们袭击工厂、砸毁机器，甚至对抗英国军队。一名工厂主被刺杀，这迫使政府在公元1812年颁布了《保障治安法案》，将毁坏机器定为死罪。最终，该项法案导致了多起公开审判，进而终结了这场运动。

现如今，“卢德分子”一词被用来形容那些抵制新技术的人。而那些对计算机持否定态度的人，在如今算得上“卢德分子”真正的后继者，因为当年“卢德分子”所抵制的机械织布机通过使用穿孔卡片，编织出各种图案，而这种穿孔卡片就是计算机在机械方面的前身。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曾说“卢德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卢德分子”抵制的是机器，而不是社会。他说：“‘卢德分子’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区分机器和资本运作，而且他们袭击的不是用于生产的物质工具，而是这些工具运作的模式。”

换言之，谴责机器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地，技术为社会而生，而你不得不去尝试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每项新技术的诞生都会带来相应的诋毁者，他们认为这项新技术会将以前所有好的东西统统抹去。这样的情形确有发生，比如当文字开始取代口语时，当普通纸取代羊皮纸时，当印刷机取代抄写员时，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而且目前也正在发生，如电子化正威胁着纸张的生存。在这些例子中，用以抵制新技术的论据都是相似的：人类智力陷入险境，丧失记忆能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少，人际交往的热诚不复存在。

这些反对技术的呼声在早期大多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当今人们对于电脑的忠告如出一辙。我们在记忆能力方面可以得到的辅助越多，就越少依赖于我们的大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维被毁掉了。目不识丁的人比有文化的人的记忆力更好，但很少会有人拿这个作为论据去证明“文盲”更具优势。文字的诞生虽然会让我们产生依赖性，但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它也能使我们更加强大。

你无法预见一项新技术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对于“卢德分子”的断论。技术只是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社会发生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又带来了新的需求，而新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阻止技术革新的唯一办法就是抑制社会发生变化。印刷术没有创造新教改革，而是新教改革中的思想以及想要传播思想的意愿创造了印刷机；纸不能创造中国的官员和宗教人士，但纸被创造却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了证明一项技术可以改变社会，需要列出一项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方向的技术。但很明显，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一项技术旨在改变社会方向，那么它通常都是失败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技术公司都不会引入新技术，而是对现有的技术进行创新改进。公司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做市场调查，试图确定社会的走向。一旦社会大方向确定之后，它们就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自己的产品“量体裁衣”。

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代表着未来。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有些技术能够获得成功，但有些却注定失败。有时候，你甚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意，但根据你的创意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并不会被社会接受。蔡伦没有发明纸，谷登堡没有发明印刷机，罗伯特·富尔顿没有发明轮船，托马斯·爱迪生也没有发明灯泡。反之，正是因为人们将那些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的思路或者机器重新整合为新的技术，这些发明才得以问世。这似乎说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会记住那些想出新主意的人，但对那些能将这些主意应用到商业领域的实用主义者甚是追捧。我们已经遗忘了那些创造了计算机诸多重要概念的人，却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依靠计算机发家致富的人。

我们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将变得越来越廉价，同时也将变得更容易获取，质量也会有所降低。现在的纸要比以前便宜多了，但公元18世纪的纸要比公元19世纪的纸有更高的质量，同理，公元19世纪的纸又要比今天的纸好很多。

一千多年以来，造纸被视为文明的标志：掌握造纸技术的文明就是先进文明。当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公元1504年抵达新大陆时，他对当地的阿兹特克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已经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且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造纸能力。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一个有造纸能力的社会算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用纸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志，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同但又不乏准确度的历史画面。按照这个说法，亚洲的文明在公元前250年就开始了，并从那时起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都是世界的主导文化，而那时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群体。他们不识字，也不懂科学，连简单的数学也不会；如果调查他们的商贸往来，你会发现他们对纸根本没有需求。公元5世纪时摧毁了罗马的“野蛮人”，到公元11世纪依旧是“野蛮人”。

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一致强调欧洲的“黑暗时代”远没有人们口中说的那么黑暗。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欧洲人确实要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当基督教徒们接管了原先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后，他们一并摧毁了安达卢斯的文明，而且有目的性地摧毁了墨西哥最为先进的文明，抑制了墨西哥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并烧毁了他们的书籍。

当欧洲终于开始发展起来时，它并没有像今天的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按照地理区位的顺序发展。意大利自南向北开始发展，起点是西西里岛。爱尔兰的发展要比英格兰早很多。在欧洲，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吸取了阿拉伯人在数学、科学和会计学方面的智慧思想，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之后的历史中，欧洲取得跳跃式发展，超过了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欧洲的快速崛起得力于一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欧洲人能够利用这项发明为自身谋得发展，是因为不同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统，欧洲人的字母系统非常适合活字印刷术。这也意味着欧洲人可以按照他们想要的解读方式来书写历史。

拥有经文的宗教不在少数，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书写文字的重要性。埃及人认为众神的书写员——鹭头人身的古埃及托特神将书写的能力赋予人类。对于亚述人来说，纳布是他们的文字神。玛雅人认为造物主之子伊特萨姆纳发明了文字和书籍。在纸被发明之前，宗教经典都是通过其他的书写材料作为媒介而传播的，还有一些书，比如犹太人的律法书《托拉》的手写体至今还保留在兽皮上。尽管宗教和文化，以及科学和数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牢记对于金钱的追求从古至今都是推动技术发明的一大动力——文字、纸、计算机等都是为了扩大商业贸易而得到了发展空间。

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名作《关于技术的问题》中，他断言技术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他还说道，“技术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一种呈现真实的方式”。

根据海德格尔的意思，我们要想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要知道是什么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所有的技术都起源于一个新颖又绝妙的想法，而未来的发明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就是车轮这一最初设想的更深层次的探索，而纸就是从书写语言这一伟大发明中发展而来的。

[1] “卢德分子”被用于指代工业化、自动化、数字化或一切新科技的反对者。——编者注

第1章 生而为人

有哪些事情是动物做不了而人能做的？（除了《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发现的：“只有人的耳朵不会动。”）我们仅用一对大拇指就可以做不少事情，但许多动物没有拇指照样可以胜任很多事情，比如说拿东西和攀爬。除此之外，它们在其他日常活动中，还会用到牙齿、爪子或尾巴。的确，猫可以在人疏忽的时候用它的爪子从盘子里抢走食物，这似乎说明了拇指的能力有时候可能被高估了，当然，你可以说动物的爪子在打字方面不及人的手。

人类有能力去构建或者改变自身环境，但这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海狸会筑坝，而且筑成的坝会彻底改变河流、河道，以及周边的生态。暴力也不是人类独有的标签：蚂蚁的一生基本都在斗争中度过。其他的动物，例如狼和猫，它们和人一样，会笑、会闹，甚至还会互相开玩笑。它们的这种幽默感和爱玩耍的天性有可能是在磨炼特定生存技能的进化中得来的，但话说回来，我们人类或许也是这样。沟通也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昆虫、狼、猴子、鼠海豚、鲸鱼等，都会通过发声来交流，甚至有时候是通过创作音乐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沟通的。

只有一个特征是人类真正独有的：人会做记录。人类会记录下他们的各种行为、情感、想法和主意。总之，他们有一种冲动去记录下脑中的所有东西，并存留给后代——这种冲动致使纸被发明。其他的记录媒介，如石头、黏土、木板、兽皮等，在纸被发明前就存在了，但自从有了纸，它所具有的多种优势助其在各种记录媒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伟大的美国纸历史学家达德·亨特曾写道，人类发展可分为三个“垫脚石”：说话、绘图和印刷。很奇怪的是，他漏掉了书写，但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相比，书写和印刷之间相隔的区区几千年只能算作短暂的一瞬。如果从最初被发现的时间算起，人类已经有350万~500万年的历史了，但人类开始书写也仅仅是大约5000年之前的事。这意味着人类历史99.9%的时间里是不存在书写的；此外，人类开化的阶段可谓短暂，但在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少数的精英才真正掌握了读书与写字的能力。

如果用技术的一般定义指代一项知识的实际应用，那么人类最初的技术，即基本的工具和语言，都是在同一时间发展而来的。它们都是100万年的时间所产生的结果，而这100万年又同时属于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人类的大脑在那时候增大了三分之一。在同一时期，人类的面部及喉部结构得到进化，从此人类可以发出更多种声音。

这些最初始的技术突破，正如之后的技术突破一样，并没有改变社会。相反，人类智力的提升使得社会更加具有组织性，反过来，这样的社会需要某些建造房屋或者打猎用的工具，以及一大突破——语言。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一点，但在那个早期的社会，或许有人用新习得的能力去警告他人，说语言这一新的沟通习惯将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从此以后，人们将不再默默地交流。人类也会失去真实表达的能力，反而愈加依赖于这个既简单又肤浅的新技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总会伴随着一些东西的消亡。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学会绘画之前就会说话了，但在公元前50000年，他们只会画一些简单的线条而已。之后，人类开始用石头、骨头，没准还会用到木头去做一些装饰性的物品。他们还学会磨碎矿物来获取颜料，比如锰。这么说可能对蒙恬不敬，但人类那时候或许就学会了把动物毛发绑在一起，用来给石头上色。人类最早画的东西和象形文字这一早期的书写形式很相似，都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示某样物品。渐渐地，这些画变得越来越复杂，样式和色彩也越来越丰富。位于法国的拉斯科洞穴里大约有2000幅壁画，大多数画的都是动物，人物形象也有出现。这些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0年。最近，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了公元前13000年的壁画，之后又在法国的诺克斯洞穴发现了壁画。每幅壁画都美轮美奂，画面更加立体和动感。每一幅画对动作都有细致的描绘，如野马腾跃、鹿群跃起、野牛低头冲锋。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描绘了成群的动物嬉闹奔跑的样子。公元前15000年的人们就能有如此画作，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确实，这只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中的一瞬。但现在的我们对公元18世纪启蒙运动和公元19世纪工业革命都要做出详细的区分，那么公元前15000年的事就可谓非常久远了。

这些壁画不禁引起我们诸多疑问：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是否有体系成熟的语言或最简单的实用短句？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表达方式吗？他们是有意将这些画留给后人吗？这些画想传递些什么信息？画的作者到底是自然学家、作家，还是美食作家？有人认为这些画跟宗教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些画展现了星座。

美是人们对这些画作的共同认知，每个人看过后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全世界还有很多相似的壁画。人类对于沟通和记录的渴求是原始的。只有人类具有作画的欲望，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渴望。为什么人会无意识地涂鸦呢？不管有没有受到大人的指示，为什么婴儿刚会呀呀作语时就有想绘画的冲动呢？

文字沟通的形成远早于真正意义上的书写。在印加人之前，秘鲁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莫希人，我们在他们的墓中发现了装有豆子的袋子，而这些豆子上面刻有零星的小点和线条。我们可以从瓷器所描绘的图像中看到递送员手里也拿着这样的豆子，这就说明豆子肯定包含了某些信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方法与之类似，他们通过有标记的木棍进行沟通。通常情况下，送信者已经了解了要传递的信息，所以这根木棍更像是一个内容载体。书写经常起到类似的作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用玛瑙贝传递信息，一个玛瑙贝就表明“不同意”，而一串6个则说明你“喜欢某人”。如果男人向女人送去这样的一串，这就表明这个男人倾慕于这个女人。如果女人答应他，就会回赠一串8个玛瑙贝。在太平洋西北部，图腾柱被用来刻录家族历史。

那个时候，计数是通过给绳子打结或是在木棒上斜刻标记实现的。人们在交易时会将木棒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作为交易凭证。从公元1100年到公元1826年，英国皇家财政部都将这种方法作为合法支付凭证。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交易的做法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晚期，但真正把这种做法发挥到极致的是印加人，他们利用位置可变化且具有特定含义的绳结，以及颜色进行编码，完成复杂交易的记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世界各地的书写发展都是独立进化的。人们对书写有了需求之后，就会开发出一套书写系统，比如公元前3300年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人，公元前2500年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公元前1400年住在克里特岛和希腊的人们，公元前1200年的中国人，公元前1000年的腓尼基人，公元前600年墨西哥的萨巴特克人和米斯特克人，以及公元前250年的玛雅人。当然还有南美洲、北美洲、埃及之外的非洲地区、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外的北欧地区。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明了如尼文字（卢恩字母），该地区在公元2世纪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可能还有一些文明被漏掉了，但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最早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最大优势是它可以留存下来，等待后人发现。

一些古老的语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发展出书写语。斯瓦希里语是班图人所使用的约250种语言中最为流行的一门语言，直到公元18世纪初期才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许多的北美语言和非洲语言在公元19世纪才创立字母，彻罗基字母也不例外，直到公元1821年才被创立。巴斯克语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一直到公元16世纪才有少量的文字书写出现。

当文字书写成为人类发展的必要工具时，至少有9种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已经进化完成。但从巴斯克语和一些非洲、美洲语言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其他语言的侵入会造成本地语言的文字发展缓慢，例如大量的欧洲语言侵入非洲和北美，西班牙语和法语侵入巴斯克语。

我们还没完全了解人类开始书写的原因。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认为书写是上帝创造的。这种思想的盛行一直延续到公元19世纪，许多宗教激进主义者至今还对此深信不疑。不管文字首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或是希腊，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由定居的农民发展而来，在那之前，他们过着狩猎和居无定所的生活。

对于文字的起源，历史学家有着诸多理论，文字产生于改良商业贸易的核算，是诸多文字起源理论中比较领先的理论之一。商业因农业而产生，实际催生了数字。口语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方法，但数学运算非常耗费记忆力或其他的能力。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第一个将书写用于核算，书写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人认为，在诸多领域都领先的印加人之所以在书写方面发展缓慢，正是因为他们有奎普斯（用于核算的结绳，绳结以颜色进行编码）后，核算效率大大提高，所以他们不急于发展书写语言。

起初，书写就是简单地画线条。之后，这些画变得越来越抽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不知名的天才发明了书写，还有人认为书写的发明者是一群管理者。

据目前所知，苏美尔人的书写语言始于公元前3300年，那时的他们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鲁克，但这只是个稍有根据的猜测。乌鲁克在《创世记》一书中又被称为埃雷克，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苏美尔人的书写文字由一连串的圆圈和其他形状组成，这些形状起初被刻在石头上，后来又被按压到泥板上。人们认为这些形状代表着商品，而泥板本身则是商品出售或流动的记录。在泥板上写字的工具似乎是削好的芦苇。将芦苇垂直地按压下去，会在质地柔软的材料上留下一个圆形的印记，成一定角度地按压下去则会形成一个指甲形状的印记。这两种印记就是苏美尔语中最早的两个字符，再加上其他早期的字符，就组成了象形文字。

公元17世纪的法国人将这种书写文字称为早期楔形文字，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由楔子制成”，这种书写文字至少有1500个象形图案或符号，只有专家才看得懂，所以这些抄写员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楔形文字变得愈加精练，到公元前300年时只保留了约800个字符。现在这些字符成为代表语音的字母，这在书写语言方面是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这意味着有限的字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意思。因为某些原因，中文不是这种体系，现今的大多数汉字都象征着某种意义，而不是代表发音。

绝大多数的楔形文字都是从左至右横向写在湿黏土上，然而也有证据表明，早期的楔形文字是自上而下纵向排列的，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人们认为这种改变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那时候，文字抄写介质从石头转变为黏土。圆形的芦苇笔比较钝，用来抄记数字，而被削尖的芦苇则用来写字母。这种书写工具不容易画出曲线，由于这个原因，文字变得更具线型，也更棱角分明。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抄写员学会了用芦苇笔在湿黏土上写字，或许这也促进了象形文字向抽象文字的转变。后来，一些语言文字如腓尼基语，不再被写于湿黏土上，而是沿用了楔形文字简单的笔画来作为字母的原型。

很快地，字母变得更加语音化，所需符号的数量也相应地减少，但即便如此，抄写员仍是博学多识、德高望重的专家。苏美尔语非常适合音标标音法，它是一种单音节黏着语，意味着多数的单词都只有一个音节，也就是一个发音，而在根音节上加上几个音就有了介词、形容词和副词。另外，这种语言还出现了许多同音异义词，它们的发音很相似，但表达的意思不尽相同。

苏美尔人一定非常坚韧，又富有创造力。他们征服了比尼罗河更狂野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的流向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导致不可预计的洪涝灾害。苏美尔人还是轮子最早的发明者之一，他们将轮子这一发明先后运用到制陶工艺和交通运输中。另外，他们还学习了灌溉技术，发展了农业和商业。在不断的征服与被征服中，战争传播了他们的书写文化。苏美尔人还是最先拥有职业军人的人类文明之一，他们不像其他文明那样会把所有人都派往战场，而是还依靠奴隶劳动来发展他们的农业。

黏土板，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乌尔第三王朝（前2113—前2006），长6.1厘米，宽3.9厘米，上面刻有22行楔形文字，分别记录着17名园丁一个月的粮食配给

当然，苏美尔人是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但他们的抄写员会将写下的东西大声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他们留下的黏土板不仅包含统计记录和历史，还有诗。苏美尔人的黏土板先于《创世记》大约2000年，记载了一个类似于创世的故事，故事涉及一名偷吃禁果且受到惩罚的创世者（相当于《圣经》中的亚当）、一个用肋骨造出的女人、大洪水，还有类似于该隐和亚伯的两兄弟。

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诗人，他们的诗和后来中国大多数的诗一样，都不是描述性的。但这些诗都和历史事件相关，并且诗的体例非常容易让人记住，重复的诗句也很多，如下示例：

In those days, now it was in those days

彼时诸日已为此时诸日。

In those nights now it was in those nights

彼时诸夜已为此时诸夜。

In those years, now it was in those years

彼时诸年已为此时诸年。

这篇关于苏美尔诗的介绍由M.I.韦斯特翻译，虽然介绍中没有说明，但他们的诗充满韵律美，同时这也便于记忆。

苏美尔语存续了约3000年，直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从那之后，这门语言便快速地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美尔语一直都是该地区的外交书写语言，楔形文字在后来也对印度河流域和埃及的书写文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苏美尔人的文化和书写文字在叙利亚、波斯和该区域的其他部分地区都具有影响力。他们的书写语言就像罗马人的书写语言一样，延续的时间要长于他们的文明。

文字被保留在黏土上，或偶尔被刻于石头上成就了这一切。经过烧制的黏土板会保存得更久，甚至是保存到现代。黏土板具有许多优点，廉价、不用加工，书写起来也很方便；但致命缺点是不够轻便。尽管如此，黏土板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长达3000年。这个记录要远胜于纸的统治时间。

尼罗河畔长着又高又茂盛的纸莎草，毛茸茸的茎随着清风摇曳，正是这种植物使得尼罗河的两岸松软。相传在公元前1500年，一个名叫摩西的婴儿被丢弃在一处纸莎草丛中。在那个时候，纸莎草就已经是埃及的重要产品了，而且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也同样具有宝贵的价值。

纸莎草可以长到很高，顶端会长出一簇簇浓密的叶子和花。尼罗河三角洲是其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它在那里可以长到16英尺 [1] 高，茎秆足足有2英寸 [2] 粗。纸莎草芯是柔软的物质，埃及人喜欢生吃或煮熟食用。穿梭在尼罗河浅滩之中的轻舟就是由纸莎草编织而成的，而船身中细微的缝隙用树脂填塞。此外，纸莎草还被用于制作绳索、船帆和篮子。

但是，这种植物只有在作为书写材料时才能体现出最大价值。纸莎草剥起来很像洋葱，把绿色的表层剥去后，里面还有约20层。将它层层展开，再一层压一层地平放到平滑坚硬的桌子上。将第二层水平旋转90度压在第一层上，就形成了纤维结构。之后浸湿整个薄片，再用重物按压或捶打几个小时。因为纸莎草是新鲜收割的，汁液就像胶水一样，再用面粉糊发挥增强黏合剂的作用。最后用象牙或贝壳来打磨这张薄片，直至使其达到理想的平滑度，用笔在上面划过也不会感到阻碍。不同的用途需要不同的纸张表面。最好的纸莎草纸是白色的，但它随着时间流逝会泛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墓画中会把纸莎草纸描绘成黄色的。多张纸莎草纸会被拼接而成一个卷轴，这样就方便书写较长篇幅的文字。一般情况下，一个卷轴的长度和20张纸的长度相当，但有时候它可以达到30英尺，甚至更长，当然，这取决于文本的长度。

利用植物制作书写材料不是埃及人独有的创新。在树叶上切刻文字是最古老的书写形式之一，这种方法简单易学，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工作。此外，比起石头和黏土板，树叶的便携性要高很多。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在棕榈叶上写字的习惯几乎延续至今。

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其他文明，会把其他植物压平，制成用来书写的材料。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种就是塔帕，塔帕一词来自波西尼亚语，意思为“树皮纸”。生产塔帕需要把桑树皮打薄，要知道桑树皮也是最初的造纸材料之一，这就容易使得塔帕和纸混为一谈。但这个制作流程是打薄，而不是捣碎后，再按照造纸的方法随机编织而成。其他树的树皮，包括无花果树和面包果树，也被用来生产书写材料。2英寸宽的塔帕条可以被打成10英寸宽的纸张。

塔帕是热带国家的产品，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东南亚和公元前2100年的秘鲁，就有人使用塔帕了。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中国，在记载中首次出现了塔帕。这些初期衍生的文字体系，远早于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字体系。像纸莎草一样，塔帕的用处广泛，在它成为书写材料前，它被用来制作衣服或床。但不同于纸莎草，塔帕很难在自然环境下保存，只有少量碎片保留至今，而且也没有文字被发现。如今，非洲、太平洋地区、美洲中部和南部地区仍在生产塔帕，但主要是用于制作服装。

然而，埃及纸莎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作为贵重商品，出口到所有已知世界的。

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纸莎草卷轴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775年，质量之优良让历史学家相信埃及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制作纸莎草卷轴了，时间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仅仅在苏美尔人开始用黏土板写字之后的几个世纪。

如果书写面布满孔隙，就需要涂层，或者叫作“上浆”，确保笔墨不发生洇纸或字迹扩散。例如纸莎草，干枯树液就是天然的上浆材质，确保颜料不会轻易地渗透纸张，颜料也不会扩散。后来罗马人改进了工艺，用面粉和醋来为纸莎草纸上浆，经过处理后的表面变得更易于书写。

已被发掘的最早的埃及书写文字已完全成形，但还没有找到它的进化里程。我们认为埃及文字的创造独立于苏美尔语，并在之后出现了楔形文字的一些特征，但它也可能是苏美尔文字的分支/衍生物。

埃及人有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两种书写习惯。但他们的字符，如站立小鸟的图样，都是面朝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很容易辨别他们写字的方向。尽管埃及人对书法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字母异常优美。字母由表音文字（表示声音的字符）和语素文字（表示物体或想法的字符）复杂地组合而成。有一些埃及象形文字诚实地反映出客观物体的样子，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中东地区许多沼泽或河堤沿岸都生长着纸莎草，多数都是细长型的。只有尼罗河三角洲流域的部分地区才具有纸莎草最佳的生长条件，纸莎草只有在那里才可以长到2英寸粗，这样的纸莎草才适合做书写纸张的原料。所以当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对纸莎草的需求日益增长时，纸莎草的生产仍被埃及人垄断。这就意味着埃及人控制着这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即便纸莎草纸相比石头或黏土是一种更为实用的书写材料，但它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尽管纸莎草纸逐渐被其他国家和不同的气候环境地区接受，作为流行书写材料，唯有埃及的气候，使它能保存至今。除了埃及地区，只在死海边的沙漠气候洞穴中出土的部分希伯来古卷《死海古卷》是纸莎草纸材质。纸莎草纸的使用者一般都是抄写员，他们用芦苇笔书写，并在两端装上硬毛刷。

抄写员学徒开始用写字板进行写字练习，写字板的上面铺有一层可擦写的软灰泥，这种灰泥类似于苏美尔人的黏土。你只需轻轻地拍平灰泥，便可以重新在上面书写了。蜡板是一种更为常见且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工具，板子中间被挖空，用蜡填充，蜡的品种极有可能是蜂蜡。在亚述，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板子，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80年。它们当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相当受欢迎，当地人用的蜡是黑色的，用金属笔尖书写，笔的另一头是钝的，用来擦除所写的文字。

蜡板为古代文明的书写进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是首个被普通大众广泛使用的日常写字工具，不再局限于抄写员。在蜡板被发明之前，只有非常重要或必须被保存的内容才会被记录。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对临时性的记录工具产生了需求，因为这样可以快速地记录内容，第二天再扔掉。另外，它还可以辅助解决数学计算，可以永久保存正式文档的草稿笔记。在这之前的书写材料，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书写，都不能再修改。黏土板完成烧制或是昂贵的纸莎草纸卷轴被使用后，都不能随意扔掉。石头一旦被刻字，就是“铁板钉钉”，再也不能修改了。因此，蜡板就相当于古代世界的素描板。

相比其他书写材质，蜡板更易于书写和擦除。人们通常会将两张蜡板拼接起来，当蜡板合起来的时候，内容就不容易被破坏了。这样的蜡板组合，叫作“双联画”。它很受希伯来人的欢迎，不谋而合的是，“十诫”被电影导演或艺术家重现时，故事中已经出现了用石头制成的双联画。

有些时候，会有几个蜡板被拼连在一起；在拉丁语中，这被称为古抄本。古抄本是书的前身，而古抄本这个名词起初被用来指代蜡板，到后来，它被用来指代由纸莎草纸制成的古抄本、羊皮纸，最后还指代纸。由于纸莎草纸更适合制作卷轴，它的统治地位使得古抄本只被有限地使用。

几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国王们以及近东地区的文化中心都试图建立大型图书馆。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裔希腊人托勒密统治了埃及。他下令要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恰好位于一个纸莎草制作中心附近。驶进亚历山大港的每艘船都会被检查所携带的书籍，每一本书都会被誊抄并送去图书馆。托勒密希望图书馆的藏书尽可能地涵盖所有科目，包括诗歌或散文。就这样，3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有70万卷纸莎草纸卷轴。

欧迈尼斯是希腊城市珀加蒙的统治者，他也想建造一个大图书馆，但托勒密不想有竞争对手，所以他拒绝向对方出口纸莎草纸。根据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说法，欧迈尼斯不愿放弃这个宏伟的计划，开始寻找一种替代性的书写材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珀加蒙的人们学会将兽皮浸在石灰中，放置10天后再刮兽皮，最后晾干。通常人们都会选用幼小牲畜的皮，如小山羊、小羚羊，但最上等的皮料是仍处于胎儿时期的动物的皮。皮革的肉面要比毛面更加光滑，白色动物的皮是最好的。人们将皮撑开、晾晒，再用刀子去刮，直至皮的表面变得光滑无毛。将其晾干之后，再用石头对皮进行打磨。

人们习惯将这种产品称为珀加蒙，这是以发明它的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在一些拉丁语言中仍然保留了这个叫法，但在英语中，它的名字就是羊皮纸。由小牛皮制成的上等羊皮纸叫作牛皮纸。

与纸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是一种进步，尽管纸莎草纸的使用还延续了1000年，但羊皮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纸莎草纸，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使用。这两种书写材料共存了几个世纪，最终是纸——而非羊皮纸——使得纸莎草纸被边缘化。和纸莎草纸不同的是，羊皮纸的生产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更多气候环境地区完好保存；但和纸莎草纸类似的是，羊皮纸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它的制作成本更高，一本书或古抄本可能需要200张动物皮。在今天，用羊皮纸制成的文件，象征着它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正如对所有的新发明一样，有的人将羊皮纸视作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有的人却对羊皮纸不屑一顾。起初，罗马人用羊皮纸做笔记本，可见这是种非常昂贵的笔记本。设想，如果羊皮纸一直都只有这一种用途，它就会很快消失。但不同于纸莎草纸，羊皮纸在折叠的时候不易磨损或裂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羊皮纸非常适合做古抄本。对比纸莎草纸卷轴，古抄本具有众多优势，它便于携带，并且适用于各种长度的文本。另外，当需要检索内容时，古抄本的翻页寻找也比在整张纸莎草纸卷轴中寻找更加方便。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便开始使用羊皮纸古抄本，几个世纪后，希腊人也用上了羊皮纸古抄本。

音标标音法是苏美尔人的一项重要创新，它得到了持续的传播。苏美尔人创建了字母表，每个字符都代表了一个可读的声音，从而大大减少了书写所需的字符数量，文字读写也更加容易。首个音标标音法示例由象形文字形式的双关语组成。在埃及语中，单词“owl”（猫头鹰）的发音和字母m的发音类似，所以画一只猫头鹰就代表字母m的发音。拉美西斯法老（Ramses）名字的首字母是太阳的图案，即“re”（太阳），所以太阳就表示r的发音。

腓尼基人将音标标音法的概念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腓尼基文字的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的，字符也非常简单，大多数都是直线排列。腓尼基语是一种纯语音语言，文字的书写也只有辅音字母。腓尼基人是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他们将文字传播到海外，并且使之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语言。许多语言都起源于腓尼基语，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

希伯来语也是从右向左书写的，字符也是由简单的直线排列的字符构成，属于纯语音语言，没有元音。几乎所有其他语言都能转化为希伯来文字，因为希伯来语是第一种具有高通用性的语言。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希伯来字母写出当地的文字。在西班牙，人们用希伯来字母写西班牙字，这种字叫作拉迪诺文。在北非，人们用希伯来字母写阿拉伯字，这种字叫犹太–阿拉伯文。用同样的方式写德文，写出来的字在东欧叫意第绪文，波斯语对应的就叫作犹太–波斯文。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希腊人在和腓尼基人开展贸易几个世纪之后，开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希腊人在理解腓尼基语时非常困难，因为腓尼基语中没有元音，而元音恰好是希腊语的核心。腓尼基语还包含大量表音的辅音，这些辅音在希腊语中是不发音的。相反，还有一些其他的辅音经常在希腊语中被用到，而在腓尼基语中却找不到这些辅音，例如ph这个音。希腊人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不用的辅音挑出来，然后再把它们分派到希腊语的元音中。这种创造类似闪米特语，带有元音语言出现，是西方书写文字发展的关键点，后来的欧洲语言纷纷效仿这种方式。

起初，希腊字母在岛屿和城邦间有差异。但在公元前403年，雅典人颁布法令，官方文件必须使用爱奥尼亚字母，它也就成了希腊字母的标准。希腊人根据他们的闪米特名字给字母命名，所以“aleph”就变成了“alpha”，“bet”变成了“beta”。事实上，“alphabet”这个单词就是起源于aleph和bet。希腊字母的顺序也基本和闪米特语的字母顺序一致。

除了新增元音，希腊人做出的另一项重大改变就是把习惯了几个世纪从右到左的书写顺序改成了从左到右。希腊人做出这一改变是在公元5世纪前，那时候，爱奥尼亚字母已经是标准字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字母，如beta、epsilon和kappa都调转了方向，这些字母分别是字母B、E、K的本源。

从石头到纸莎草纸，再到羊皮纸，这种书写材料的转变引发了书写工具从硬到软的转变，如从金属笔到刷子。此外，字母也变得更具曲线感，不再那么块状化。尽管如此，伊特鲁里亚人还是倾向于使用僵直、块状的希腊字母，罗马人后来也借鉴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字母，不同的是，他们把书写方向由从右向左改成了从左向右。因此，罗马字母也很像希腊字母，但罗马人在棱角分明的字母上增添了更多的曲线，例如把生硬的三角形用圆滑的D来代替。罗马字母最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但语言学家认为音形一致的希腊语才是现代欧洲语言的始祖，也是西方文字历史中的最后一个伟大创新。

希腊字母产生于荷马时期，这一事实让不少人相信希腊字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写下荷马的作品。这个观点有些不切实际，但荷马确实在书写文学的历史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行文非常奇怪，可能这是因为语言风格和人们平时说话不太一样，毕竟荷马用的是口头语言来写这两部史诗的。从人们平时说话的方式来看，“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是不同的；事实上，两者几乎是相反的。在还没有书写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文学，这种形式的作品永远都不会落于纸面上，但会一直留存于人们的共同记忆中，不断重复，代代相传。口头文学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人们必定会牢记它。文学中的韵律、重复、形容词性的标签都有助于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荷马的作品如此循环往复，又充满了韵律感，尽管他的史诗仍坚持采用了六音步诗行，这种诗行可谓原始，通常是扬抑抑格，即一个重读音节后面跟着两个非重读音节，比如《伊利亚特》的开篇句“歌唱吧，女神”（Sing, Goddess）就是这样。如果语义和韵律发生了冲突，那么牺牲的永远是语义，而不会是韵律。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与基础单词同义的词，一旦发现有韵律的句子，通常它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例如，人物姓名的前面总要带上一个形容词，这样有助于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如不凡的阿喀琉斯（brilliant Achilles），伟岸的赫克托耳（tall Hektor），灰色眼睛的雅典娜（gray-eyed Athene）。

公元前8世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首次被写下，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们是怎么被写下来的，恐怕连荷马本人也不清楚，但它们的故事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存在了。在莱斯博斯岛的方言里，荷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瞎子”，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他双目失明。他生活的地方、出生年月，甚至是否真正存在这么一个人，我们都无从得知。还有的人认为荷马的书是几个人的合著。

荷马之后的3个世纪，诸如柏拉图这样的作者不再使用诗和口头语来表达抽象的想法。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只能通过文字和散文来表述他们抽象的理论成果，口头文学的记忆载体不能表达他们想说的话。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了，相应地，它也需要一种新的记录方式。

正如所有新技术的兴起一样，读写能力技术兴起的背后也有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甚至还有中立者，争议永远不会停歇。即使有的人已经使用了新的技术，但他们有时还会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柏拉图是这种新式思维的大师，他对书写语言发出了深层次的拷问：它会让人们丧失人性，甚至变成机器吗？

哲学家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他的学生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那个时期的希腊正从一个口述型的社会过渡到文字型社会。和柏拉图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是口述型的哲学家。但柏拉图的文字中也有口述的影子，通常以辩论或对话的形式呈现。柏拉图的对话对象有很多，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一位。至于有多少句话真正是苏格拉底说的，又有多少句话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的，我们至今也无法定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主要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和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在书中的形象是一个光着脚的老者，有一点儿打破陈规旧习的倾向。其中有一段对话的标题为《口语的优越性，书写的发明神话》。不管苏格拉底是否曾经对柏拉图表达过对话中的意思，还是这只代表了柏拉图对于书写文字的保留态度，再或者这些只是其他智者的见解，我们都不能确定。

对话中所表达的思想有这些：我们不应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吗？我们是不是在机械般地生产知识，而从不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摒弃了自己的记忆力，任其自生自灭？柏拉图认为知识是通过记忆获取的。他生动地将书写描绘为“人工记忆”。在《斐德罗篇》一书中，他将书写文字比作画中的人物。他说：“画家笔下的人物像真人一般站在我们面前，但如果你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会完全保持沉默。”

柏拉图曾写道：“一旦某样东西被写下，不管是什么，它都会飘散至各处，或落于理解它的人之手，或落于无关者之手。它不知道如何与对的人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与错的人沟通。”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从没写过他所认为的最好的思想，以及他所谓的不成文的教义，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的。

许多人和柏拉图一样，都认为一旦某些东西被写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将不再属于一个人的内心，而像是来自外界，因此也让人感到不够诚挚和真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会变得更不真实。亚里士多德曾说：“记忆是灵魂的书记员。”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讲述了埃及托特神的故事，据说是他发明了文字。托特神对他的发明很是自豪，他想征得法老的批准。国王告诉托特：“你发明的不是记忆仙药，而是辅助记忆的仙药。还有，你教给学生的是智慧的表象，而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他们会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读到很多东西，看起来像是知道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其中的多数人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他还提醒世人，文字会让人“健忘”，并“学不到真智慧”。他的预言很准，但这也阻止不了别人——包括他自己——去使用这个新技术。

那些在柏拉图时期批判文字的人无异于今天坐在电脑前打字批判，甚至谩骂计算机技术的人，他们一样需要做出妥协。因为他们承认新技术是如今做事的方式，尽管他们在心里排斥着新技术。

关于文字的争论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抱怨，由于文字的关系，伟大的罗马演说术走向了衰落。但塔西佗（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则指出，演说术的衰落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可以说，这样一来就弱化了政客欺骗百姓的本事。公元1世纪之前，文字在罗马随处可见，有路标、张贴的城市法令，以及各种信息的布告。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爆发过一次，喷发出的岩浆埋没了庞贝古城。现在，考古学家把这座古城重新挖出，发现古城墙上不仅有涂鸦的痕迹，还有不少政治宣传海报。

进入中世纪，有关文字的争议依旧没有停息。圣托马斯·阿奎纳指出耶稣从来没有使用过文字，因为伟大的老师从不使用文字。

有些时候，人们会把荷马的作品当成歌曲。在口头表达的时代，诗和歌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中国也有一本古老的诗歌总集，叫作《诗经》。即便是今天，仍有许多诗人将他们自己的作品视为口述传统的一部分。阿根廷诗人、散文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描述但丁的《神曲》的文章中，就坚称他的诗仍是口头的：

“真正的好诗一定要大声地读出来。一首好诗不应该小声地读，或者默读。如果我们默读它，那它就算不上一首诗，是诗就必须发出声来。诗首先是口头艺术，再是文字艺术。要记住，诗的第一属性是歌。”

歌曲属于口头文化，它们的写作方式是口头的，这也是它们很容易被记住的原因。如果你的脑子里总是回响起一首歌，你要知道这绝非偶然，这就是歌曲的特点，也是所有口头文学的特点。那如果歌曲没有被文字化，它们又是怎么流传下去的呢？公元前5世纪，那时候还是欧里庇得斯时期，当希腊人被囚禁在西西里岛的监狱时，如果他们能够背出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就可以重获自由。但他们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为那时的戏剧作品都是口头的。他们回想不起场景和对话，但大多数人都能背出合唱的歌词。就像歌词一样，希腊戏剧的合唱歌词在创作时也要考虑是否易于记忆。

智力测试常常受到人们的指责，因为它不能真正测出人的智力。那么，智力测试是用来测什么的？答案是识字能力。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识字能力和智力也会同步提升。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想象不出一个口头型的社会。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还没出现文字的社会，我们在头脑里会思考什么？在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一项技术革新，如口语转化为文字这般伟大呢？

一旦这种转变发生，那么社会将不能依赖昂贵且生产效率低下的书写材料。一种像蜡一样可随意丢弃、像树叶一样轻巧、像土一样廉价、像羊皮纸一样耐用的书写材料必将出现。

[1]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2] 1英寸为2.54厘米。——编者注

第2章 飞蛾扑火

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写怀二首》，［唐］杜甫（712—770）

根据中国的神话，文字的进化过程在三皇时期经历三个阶段：伏羲教华族驯化牲畜，创婚姻制度，并发明占卜预言之术；伏羲随手将蓍草秆一挥在地，发现茎秆堆叠组合而成的图形有意义，因此便想到用符号以承载意义。神农启农业与商贸之始，也是结绳记数的第一人。黄帝则有感于结绳记事的有限性，命令其文官仓颉发明一个更好的体系，这个体系演化成了文字。

相传仓颉长有四目，向4个学生传授文字书写之法。一头无名的牲畜被一只凌空飞翔的鸟从天扔下，在大地上留下了蹄印。仓颉由此受到启发，创造了汉字。当地的猎人向仓颉说，那是一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兽，像一头身有两翼的狮子，名为貔貅。仓颉决定以绘画线条来解读该蹄印，而后更对自然中的其他特殊物象做一番探究与解释，这就是最初的书面语言，即文字的形象。仓颉从繁星和自然万物的形象中，尤其是在动物的踪迹中探究并得到灵感，创造了符号，并由此发展成文字。

人们相信，汉字的起源得益于大自然，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中国文化里，文字与自然的联系古已有之，甚至延续至现代。有趣的是，仓颉从动物足迹中领悟文字的传奇，与苏美尔人传说群鸟会写字，从而将其神化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动物的印迹如同楔形文字，然而，人类却难以解读这种字符中的奥秘。

黄帝最终将其统治权禅让给一位名为舜的贤人，后来的继承人是舜的司空大臣禹，即黄河流域夏朝（公元前2070年）的开国君主。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考证的最早时期。

三皇传说的真实度已很难辨明，甚至连他们是否存在过都是个疑问，但史料证实，中国的书写体系确实与占卜之术并兴，随着农业社会日益发展，文字也逐渐作为计算之用。教化华夏民族两千余年之久的三皇之说同时也塑造着中国的形象，它描绘了一个宗教繁盛、商业繁华、层级繁复的社会。

无独有偶，当时的古希腊与世界其他区域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拥戴这样一项新的书写技术。公元8世纪时，唐朝大诗人杜甫就抨击过这项发明，说它滋生官僚之风。他有诗云：“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杜甫的冷嘲热讽也许是技术谬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相较于因社会需要而创造的技术来说，这是人们所认为的技术改变社会。中国社会不断演进发展，越发繁杂，因此需要文字的辅助，而文字终归会引领人们寻求更好的书写工具。杜甫亦有诗云：“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

相传公元前2700年，仓颉造字，但在黄河流域附近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却是公元前1300年的。比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最早文字晚了近2000年，比在埃及发现的最早象形文字晚了1000年。文字虽然不是由中国人首创的，但汉字依旧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书面语言。

最早的汉字面世于黄河流域——它于公元1899年被洪水带出，在人们挖掘所得的文物上共有3000字，全部都刻印在龟甲和鹿的肩胛骨上。所有的文字都是做占卜之用，例如，先民在进行诸如收割或远行之前，会向法师问卜。

后来，人们在这个体系中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字。汉字便成了一种黏着型文字，形成从右往左、自上而下的阅读方式。虽然字符相异，但汉字与楔形文字极为相似。

商朝时期（约前1600—前1046），中国先民初步适应了有序的农业生活，于是建神庙、修祠堂，敬以虔诚，因为人们做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先询问神灵与先祖。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书面形式的宗教。在祭神之前，人们会将信息写在龟甲兽骨做的笺奉上，并给神灵献上祭品。他们会把青铜器皿烤得火热，将骨头与甲壳投入其中，直至裂纹出现，而法师则会对这些裂纹的含义进行阐释。

时至今日，考古发掘约15万块写有文字的殷商甲骨，其中的文字数量并非黄河流域中所用的600字，而是三千余字。这恰好是东西方文字的不同之处：汉字的字符体系不减反增。直至公元1世纪，纸开始得到广泛使用，此时汉字已达9000字，到5世纪增至2万字，10世纪时甚至将近3万字，但相比今天的汉字数量，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新思想与新学科的萌生，使得新的汉字不断涌现。

到周朝（前1046—前221）时，文字继续在宗教领域发挥作用，但文字的载体开始发生改变。甲骨不再被用于书写，取而代之的是青铜器，同时帛与竹也成为很好的书写材料。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文字依然为占卜服务，《易经》（前11世纪—前9世纪成书）对占卜有详细的说明。考古发现的《易经》大部分章节都撰刻在竹片或木片上。

早在当时，中国的等级观念和后来被称作文书的工作便开始显露。国家之间的协议通常是一式三联，双方各持一份，还有一份则为神灵而备。人们往往想象神灵能够读文解字，更愿意接受文字而非口头的祷告。政府也开始将国家之间的协议与对话以档案的形式保存。此类档案数量庞大，一旦争端四起，便能以文件中的记录所指来平息干戈。

在周朝，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当时极其重要的文字记录法。墨子曾写道：“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墨子的时代，是中国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士族对国家的控制日渐式微，使下层人群有机会接受教育，甚至谋取政位。识字的人日益增多。孔子（前551—前479）认为教育不应是上层士族的专权，因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供平民受教。也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批出身寒门的哲学界和科学界的文人墨客开始涌现。

此时争霸的国家也在招徕最具才华的人入朝为官——他们能读会写。传说吕不韦（公元前3世纪）召集了三千余门人，让他们纷纷写下所学，之后他将这些文字收录成一部200万字的著作，并在集市上展示，并重赏对著作提出改进意见的人。吕不韦能有如此举动，说明文字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中的普及度已相当之高。

当时人们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在外出游历时也会随身带上几本。公元20世纪发掘出超过4万件当时的木片或竹片。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私人书信、法律条文、医学典籍、教学用书、历法日程、诗书笔墨、药散方剂，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记录。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以毛笔书写而成的，毛笔是在早期竹笔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工具。人们采用古老的调和技法制墨，以松木为佳，烧制为炭，并和水混合制成，毛笔蘸墨即可书写。商朝时，红色与黑色的墨料一直都被写在兽骨上作占卜之用，而古埃及人也有炼制黑墨的习惯。

以动物毛发制成的毛笔也使书写技术迈出关键的一步。它让在任何物料的表面书写成为可能。在古代中国之前，也许有其他的古文明已经发明了毛笔，却不能像中国一样将其引入人们的生活并成为主要部分，而且一直沿用流传。中国的毛笔文化至今依然繁荣。

为何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归功于发明毛笔的蒙恬？历史学家们至今尚未弄清。蒙恬的家族世代为将，最为著名的事迹是公元前214年，他率领10万（有说30万）兵力，击退北方南下的蒙古侵略者（匈奴游牧民族），而后开始修筑长城以抵御侵略。今天还残存着夯土与夯板做成的长城遗址，而自秦朝之后的数百年里，超过13000英里 [1] 的长城被继续修建成形。蒙恬后来解甲从文，成了一名太史官，手执毛笔写下了无数的文录。鉴于毛笔在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地位，很容易让人相信这位兴建长城的一代名将，也是发明毛笔的人。

秦朝时，中国人用木片书写不甚重要的内容，诸如数量繁多的私人信件等；对于事关重大的文件，如典籍和医学文献，就会用新伐的嫩竹削成管状，制成竹简，用以记录。人们将每根管分割成条状，将外层的绿皮刮掉，再用竹条将其捆在一起。竹简的大小不一，短可至8英寸，长可及2英尺。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纵向阅读，正是使用薄长条竹片书写的缘故，但仍然难以解释为何中国人没有横向执卷。而事实上，古人“好纵”比竹简的出现要早一段时间，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纵向铭文的青铜器皿，这也比竹简更早出现。

贯穿整个古代，世界文字的书写方向多种多样——从右往左，从左往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甚至还有从中间向外发散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所写的文字布满整页，用线条引导顺序。希腊的文明发展导致文字方向不断转换。古代中国人也有过几次字向不同的经历——纵向、横向，甚至一度隔行成文，然后需要回读跳过的那一行。

没有人能解释如此多种多样的书写方向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但其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当你观赏一幅中国国画时，画家很明显是个惯于自上而下浏览的人，因为纵向阅览是流行的趋势。相反，欧洲人习惯自左向右看。就像每一位欧洲导演都知道，在舞台上或银幕中的右侧最具重要性，因为这是观众注意力的最后落点。

缣帛普遍被视为纸诞生之前的最后一种书写载体。但事实上，帛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据史料记载，最早使用缣帛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那时甚至连文字还没有。它最初作为寿衣或包裹陪葬物，用以祭神。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帛画是公元前3世纪的丧旗。但在当时，唯有贵族才能用帛来书写，而普通百姓只能用木片或竹为材料。然而，因为帛价格高昂的特性，人们往往会把草稿打在木片或竹片上，定稿后才转到缣帛上书写。历史、宗教、地图、王训及其他打算永世长存的文件都是写在帛上的。

人们到底是如何构想出纸的，一直是个谜团。即便书写工具先于纸，两者也毫无联系。人们将木质纤维碾碎，掺入水，稀释浆液，直至看不见纤维为止，这就是纸的原料。然后把液体舀起，由筛网过滤，直至多余的水流干，仅留下了一层薄薄的杂乱交织摊开的纤维——纸。

纸的发明者也许并不知道：纤维是植物的基本成分，主要由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化合物所构成。因此纤维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种有机化合物，这也正是造纸材料多种多样的原因：木材、树皮、草叶、棉花、绸帛，甚至海藻。在造纸术诞生至少2000年后的公元1838年，法国化学家安塞姆·佩恩 [2] 才“发现了”纤维素（C₆ H₁₀ O₅ ）。而中国人却早早地发现了造纸纤维的原料多种多样，也可以用不同的加工方法对其离解（依原料的成分而定）而制成纸。

他们是怎样想到如此妙法的？应该是在不甚了解纤维为何物时，想出如何将其离解的。必须经过重重削切、打浆、蒸煮和浸泡，才能把纤维真正离解开来。之后必须投入某种物料，让纤维交织、混合在一起。毫无疑问，一定是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错，才能让水溶液充分稀释纸料，使之变薄，并成功找到适合的筛网模具的。造纸工需要练就一套熟练的动作：把模具浸泡到浆液被稀释的水中，前后摇晃以形成纤维层。

在“纸前”时代，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木、竹、帛——皆含有纤维，能被捣烂来造纸，这一点意义重大。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造纸的灵感源于制毡，当人们还在耗费心力编织、敲打毛料，并将其捣碎成厚实的纤维垫时，制毡的技术早已出现。但无论运用何种方法，纸无疑已历经了悠久的演变。如果说某个天才能偶得这个妙法，这似乎不足信！

数百年来，大多数中国人都熟知纸是汉朝一位名为蔡伦的太监所发明的。纸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四大发明之首——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其中唯一一项归功于某位具体发明家的发明。

据《后汉书》［汉朝晚期（25—220）的官方史书］记载，蔡伦祖居都城洛阳，在公元75年进宫成为宦官，并于公元89年升迁为中常侍，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开发工具与武器的要职。据《后汉书》所记，16年后，“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种纸后来得到普及，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有三百户人口。史料记载，蔡伦因被控伪造内容卷入宫廷阴谋。公元121年，他在沐浴后穿上华美的官袍，服毒而亡。

蔡伦死后约600年，一种极为普通的工具——石臼被陈列于皇家博物馆，据称它是蔡伦用于将布料捣碎成纤维的造纸器具。人们为了纪念他，特意兴建寺庙，将其画像高悬于售纸店，甚至各家各户的墙上，与一众神灵的圣像并排。

人们在公元20世纪的考古挖掘发现了公元105年前所制造的大量纸张，让蔡伦造纸的传奇不再那么耀眼。出土纸张大部分来自中亚干燥的沙漠地带，这表明纸的出现更早。其中一些来自湿润的中原地区，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很遗憾，它们没能在干燥气候中幸存。

那么，如果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发明者，为何世人会将他铭记于心呢？鉴于其他发明中常见的状况，蔡伦很可能巧用妙法完善了纸张，或将其进行了成功的商业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蔡伦也有可能是知悉纸有书写作用的第一人。纸最早期的用途不过是包裹，尤以包裹药材为主，但部分包装纸上有文字。蔡伦的纸是否更加物美价廉，是否得到普及？他的名与誉从何而来？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汉朝以后，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仿佛到了这个时代才真正自成一族。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最灿烂辉煌的阶段之一，且同时期兴盛的还有罗马帝国，因此必不可少地要把两个文明进行对比。当时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世界上的两大强国。汉武帝曾派遣使节至西方，跋涉12年，最远抵达了几近罗马帝国边境的突厥斯坦 [3] ，因此他了解了罗马人，并与他们进行过交流。汉武帝的疆域开拓造就了“丝绸之路”——一条从西域起始、贯通中亚的重要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该地区的贸易命脉。

纸一经发明，工匠们就开始想到如何把它变薄、变平，并涂上一层蜡，降低其吸收性，使之更适合笔墨的书写。在汉朝时，制作书写工具的需求越发高涨，儒家经典的首个正式石刻版也是在该时期出现的。前朝被毁的典籍也突然涌现出众多文评与再版。更有不少哲学著作以及公元前6世纪的道教奠基之作《老子》再次复苏，这反过来促进了诗词的发展。第一部全方位的国史文献也是在此时撰写的。公元1世纪则迎来了第一部汉语字典，共9353字。事实上，当时的人们所用字数要更多，但这部字典旨在保留公元前3世纪的语言。天文学、数学，以及植物学——皆从汉朝开始出现。

在当时，大量的私人图书馆已被建立起来，藏书及藏卷量达数千册。书店也迅速兴起，而“书肆”一词正是在公元前的最后几十年内的文献中出现的。据记载，公元25年，东汉都城自长安迁至洛阳的途中，光武帝刘秀的记录手稿需要足足2000辆马车才能运完。

不到一个世纪以后，皇家藏经阁的规模便扩展了3倍。这个时期中国识字的人口占比尚不清楚，但上流社会的每个人都能读会写。读写能力与射御之术一样，是年轻贵族准备投身官场所要学习的基本技能。纸与官场息息相关。统治者坚持要求其臣子下属无所不记，而负责记录的官员就名为“史”，现在拼写为“zhi”（纸），最终转变为中文的纸张之意。纸字的偏旁“纟”笔画纵向，曲折回环，意为“交织”。“绸”与“绵”二字也以“纟”为标记。事实上，有“纟”的汉字都代表互相交织之物。“纸”作为纸张之义的最早记载是在公元4世纪，它出现在一段奇谈当中，讲述了公元前93年的一桩意外：太子因鼻部畸形冒犯了皇帝，因此，当时的御前侍卫江充建议他用一张纸来遮盖鼻子，这里的“纸”便为纸张之义。

虽然直到公元9世纪，西藏地区的人们仍在使用木材和纸作为主要书写材质，但当纸随处可得时，竹片和木片作为书写工具的作用已被逐渐削弱。中国及其他地方至今还在使用帛。帛比纸更彰显奢华，甚至据传，人们之所以用纸，是因为他们买不起缣帛。这句话也证明了帛非常昂贵。公元14世纪时，摩洛哥丹吉尔的伊本·白图泰 [4] 到麦加朝圣，旅途前后长达27年，他途经中国时，竟为当地丝绸低廉的价格而愕然。他在游记中写道：

“集市中的丝绸琳琅满目，因为在各地的树木上都栖居有蚕，以叶为食。因此人们用蚕丝做绸，为赤贫之人做衣裳。”

在公元2世纪，纸的质地开始发生变化。它变得更柔韧、更轻薄、更普及，制造成本也更低了。从最早的纸到蔡侯纸，都是以此方法制成的：用石臼将植物纤维捣烂成浆，然后将浆液倒在水池上的模子里直至成形。因为当时人们对纸张的需求不高，加工方法效率低不是首要问题。然而，随着文字这一发明的普及，便有越来越多的百姓要用到纸了。

为了寻求一种更快捷的造纸方法，中国人打造出了一种新模具——一种能够放入大桶里浸染的两面竹筛，并在舀起时前后摇晃过滤。大桶和模具的体积，以及浸染工的力气是决定纸张大小的仅有的限制因素。纸浆一旦均匀覆盖模具——只是几分钟的工夫——人们就可以取下纸张，一张新纸随即成形。时至当代，造纸的技术推陈出新，更优质的模具、更强大的能源，以及更高效的打浆机都已面世，但造纸的基本手法却几乎没有改变。就连今天的机械与机动造纸机也模拟了当初的手工技术。

到公元3世纪，为了避免让纸吸收过多墨水，人们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上浆。起初在纸当中加入石膏，后来混入用苔藓制成的黏胶，再后来依旧运用上浆技法使纸张更坚固。之后的几个世纪，造纸模具的容积不断增加，造纸工的手艺也越发精良。公元6世纪时，一般纸张宽1英尺、长2英尺，这个尺寸还在继续增加。长长的纸卷轴相当于30张纸首尾黏合，书写面积相当可观，至今仍然风靡。这种卷轴有别于不安装滚轴的纸莎草纸卷轴，在两端设置了木质滚轴。此外，具有特定用途的纸的产量也越来越多。官方的诏书一般用藤纸，而画家喜欢用桑皮或竹做的纸，吸收性更强——这种材质使画作产生了柔边与模糊效果，能够凸显中国山水画的朦胧美。当时混合纸也已升堂入室——许多纸都加入了草或是混入了其他材料的草。为了防止虫蛀，公元674年，朝廷下令造纸商在制作政务文件纸张时，加入从喜林芋花蕊中提取的毒素，防止纸张被虫鼠咬食。

在造纸方面，中国人不仅精益求精，而且在生产的品种和数量上毫不吝啬。他们对纸的选择十分挑剔，一旦选好便大批使用。他们制作各种纸帽、纸衣、风筝、灯笼，以及纸扇，炬之以丧葬，用之以祭祀。喜庆新年之际，人们会把红纸对联贴在门上，这种习俗从旧时一直沿袭至今。而风筝原本是军队用作传递信号的发明，后来士族发现将其作为玩物也饶有趣味。纸杯与厕纸相类，也是中国古人的一项发明，虽然别有风趣，却未被列入四大发明。即便伊本·白图泰本人来自用纸普及的国度，他也惊叹中国人用纸的程度之深——惊叹他们描摹来客画像并张贴全城的方法，惊叹他们巧用厕纸清洁，而非冲洗全身。

丧葬的用纸量也十分巨大。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中，贵重物品都被当作供奉神灵的陪葬品与逝者一同入土。汉代时，人们用钱币代替金银珠宝，后来用纸仿制贵重品与冥币，这仍可敬奉神灵。古人以锡纸包裹冥币来伪装银币，或者用海藻汁液将其涂黄来模仿黄金。

公元9世纪时，纸币开始在中国流通，人们开始在葬礼上烧钱。然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烧假钱要比真东西好——甚至假得让人无法当作赝品。马可·波罗亲眼见证火葬中的纸币和数不胜数的陪葬品——包括马、骆驼，甚至奴仆——都是用纸扎塑而成并被置于熊熊焚烧的柴堆上的。为逝者烧纸的习俗甚至随着时代发展步入了当代社会。著名汉学家钱存训 [5] 曾推测在公元20世纪早期，中国手工纸用得最多的场合是丧葬。

中国人以其不同凡响的创造力来对待书写。直到公元前3世纪，一位作者依然能创造出自己的字符，一个城镇可以选择使用另一个城镇的字符。但人们最终还是建立了一套统一文字的标准。汉朝时曾出现了3套不同的文字标准，到后来发展出其他更新的文字系统。文字虽得到简化，但其中无一能被广泛使用，文字数量同时又在不断增加。由于汉字的数量与复杂性，因此人们将繁体汉字体系改进为“简体”——书写笔画更少的汉字——成了现在的字体规范。但即使简体汉字直截了当，每个字的平均笔画也达到了13画，如“纸”字也要7画——比西方字母表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笔画都要多。

建立简体汉字系统意在统一全中国人民的书写方式。然而，虽然应用了新的体系，一些标新立异的人往往能找到自己的一套表达方法。他们会使用规范的汉字，会遵循既定的规则，却偏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独特的才华。笔走龙蛇的书写——书法——是中国的第一种图形艺术。虽然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先习摹绘，再学书写，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你要先懂得写一手优美的字，而后才能画出一卷精美的画。精通了笔墨丹青之后，你就可以钻研诗词写作，不过很多人坚持做书法家，而不是成为诗人，因为书法在中国是深受青睐的艺术。

书写材料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由帛变纸的过程。因为质地柔软，缣帛是书法的优良载体，但也唯有社会名流、富人阶层才买得起；而纸的发展意味着书法不再遥不可及，人人都可以成为书法家。

书法是一种表达个人感情的艺术。字体的笔触及所选的文字，无不透露了书法家的品性。一位大书法家较之其他艺术大师，务必是以书之有物为先。国画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概念，即创造出一个蕴含中庸的作品，这是国画的终极目标。落到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书法大家心中的一幅抽象画，都是浓画淡钩的感情，时而笔走剑锋，时而泼洒豪情，时而错落盘绕。一个可称得上美的字，或偶得的一页精妙的书法作品都能作为艺术奇货被投于市场，并高挂墙上。

正如从自然万物中跃然而成的汉字一样，人们都认为，拥有挥毫妙手的书法家的字也一定形如自然。书法中有名为“梅枝”与“落石”的笔画。一些书法家喜欢笔触浓重四溅，而另外一些书法家则偏爱笔触细腻小巧。他们在下笔时可以做到几点：一点应险似落石、一竖应顺如藤蔓。但字这个东西往往很抽象，不像绘画般具体丰富。事实上，中国书法家们所遵循的过程与很多西方现代抽象派画家的创作步骤确有相似之处。书法家挥毫疾书，他的笔触碰到纸张的一刹那，笔画即成，不可改变，这种方法与抽象现代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 [6] 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说哪一笔的好与坏——诚然不时会有这样的争议——好比判别波洛克的一滴颜料是否用得适宜一样困难。

书法的难处，即要在众多规矩条框内创出新意。每一个字都由数个笔画构成——少则一笔而成，多则数十画。而基本的笔画则有六十余种，每一种的落笔点都有所不同。

与绘画一样，书法的风格也历经了数百年的变迁，随之改变的还有握笔的方式、肘腕之间的位置，以及选用何种案台。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孙晓云 [7] 对此专门做了一番研究，表明在公元13世纪的宋朝，台几面积一般都很小，因此要写一手小巧凝练的好字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文人墨客都不会在台几上行文作画，他们会吩咐书童把纸举起，因此为了能顺利书写，所用的纸一定要有足够的厚度。孙晓云也指出，随着形形色色书画之风涌现，书法家的姿势也在改变。中国人学会了如何把纸变得更薄，而案台也随之得到了改良。但纸张的薄厚与案台的改良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至今无从考证。

时移世易，书法家也渐渐成了纸、笔、墨的行家。相对于早期燃烧柏油炼墨的方法，将烟黑墨条兑入水中，再在墨砚上研磨，可谓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书法家和画家们都开始懂得使用不同大小的羊毛或其他兽毛毛笔进行书画。据传在千百种毛笔中，最为灵活、笔画最具活力的是貂毫制成的毛笔。

纸不仅变得更薄，而且更白了，质量最优的纸所含的树皮成分最多。制作过程工艺精细，耗时费力，所耗时间最长可达300天——但相比早期技术落后的造纸流程，已经是相当高效了。明代学者高濂曾提及好的砚台当以“质之坚润、琢之圆滑”的端砚为上，另外的“三宝”则以湖笔、徽墨、宣纸为上。宣纸的原料本为制作下等纸的稻草，这种纸一般用作包裹或焚烧，而书法所用的纸一般由竹制成。远溯至唐代——中国文化极盛之时——上好的书画纸皆以青檀木制成，时至今日也一直沿用这个标准。

我们今天所说的“笔迹分析”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热潮。中国人相信通过对一个人的笔迹进行大量分析，即可深入了解书写者的秉性。宋徽宗在位25年，不仅是一位皇帝，更是一名诗人、绘画家和书法大家。他将自创的一套书法称为“瘦金体”，笔触轻柔纤细。中国作家及美术史学家蒋彝从中推测，徽宗皇帝定是位身材高挑瘦削、面容俊朗而略带女性气质的人，而且他习惯做事一丝不苟，言语缓慢谨慎。科举考试时，书写是否工整美观被视为与所答内容一样重要。仅凭一个人的书法水平即可做出各种判定。

然而，书法家们从一开始就普遍使用纸张，而那些习惯于在绢帛上绘画的画家至公元3世纪才普遍使用纸。更有甚者，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绢本绘画作品都是蒙盖于纸上的。长期以来，绘画都是先在纸上拟稿，最后才在帛上完成。渐渐地，画家们才转而把纸作为绘画的主要工具，但用绢帛这种高级的材料作画却永不过时。

虽然也用专门为绘画而造的纸，但书画二家一般都用同类的纸。公元10世纪时，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兼词人李煜钟爱一种产自安徽的独特纸张，并以自己闲居的澄心堂来命名，叫作“澄心堂纸”。这种纸一举成了历代画家的心头好，时至今日，画家都对徽纸怀有一种倾慕之情。

偶尔，画家也会使用大幅纸张，当然这需要相当高的技艺，有时更要人力去塑模。最大的纸板要由足足20个人合力将模子浸入纸浆与水混合的缸里，然后把模框前后左右地摇晃而成。“献之纸”长12英尺、宽8英尺，纸板更有50英尺长。但最常规大小的书画用纸一般宽1.5英尺、长4英尺有余。

中国最早的画家名叫张衡 [8] ，与蔡伦在同一时期。他的画作并未留存，我们仅从他的著作、诗集、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和他认为画家喜爱描绘虚构的事物胜于实物的著名论点，而对他有所了解。他这样写道：“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中国书法的雏形是象形艺术，有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即可表意。后来图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美的绘画往往会被题上寥寥数字，也有一些画作会配上整首五言七律。而一幅作品的诗、书、画三者通常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与其他文化一样，随着书面汉语根基逐渐稳固，口头语言也找到了它的一席之位。诗词虽是行文纸上，然而出口成诗也甚为精彩。汉语诗词的正本清源当为公元前5世纪的《诗经》，至汉代，乐府诗集最为风靡兴盛。到公元8世纪，诗歌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诗人口中吟诗，手中奏乐，所奏的乐器名为琴，以长木制成，表面微曲，接以琴弦，拨之悠扬。李白等诗人常常随乐而歌。

公元前4世纪，道教在中国兴起，教义主张对自然的爱，发现万物中蕴含自然平衡，以及诸如对“无”等抽象概念的追崇，而中国的诗画双璧在道家的精神信仰中已然根深蒂固，因此大部分诗与画都立足于山水田园。北宋大画家郭熙以其水墨山水画而闻名遐迩，他在《林泉高致》 [9] 中写道：“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早期颇负盛名的画家顾恺之就是一位道教徒，他尊崇个人自由与道法自然。公元4世纪时，顾恺之的主要画作未得留存，但部分书画仍能保存完好。早期中国的文人画作之所以能为人所知，是因为后来的一些画家对这批大师的杰作进行了临摹，多数画作才得以留存于世。顾恺之在其存世名卷《画云台山记》中题有一文：

“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蟺如龙。”

盛唐（712—760）是道教诗画如日方中的时期。这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唐玄宗本人对艺术尤其喜爱，大力扶持其发展——对缣帛与纸上的诗书画更是情有独钟——玄宗在位期间的诗歌被称为“中国古典诗歌”。以诗体写就，一行或五言或七言，格律完备，因此“诗”这个字便最终代指“诗歌”。

公元20世纪初，英美两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纷纷对中国盛唐时期的诗词及其风格神往不已，他们惊叹唐诗竟可用寥寥几个字来表达如此微妙复杂的思想。埃兹拉·庞德 [10] 就翻译过李白（701—762）这个跨越整个盛唐时期的大诗人的作品。不难看出为何诸如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艺术家都被古诗的魅力所迷住，因为古诗根植于道家思想“去伪存真”的审美观，只保留事物最纯朴的本质，这也是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

盛唐诗歌多以山川为主题，因此又被称作“山水诗”。高山流水中处处透露出“道”，即生活的方式。画家和诗人顾恺之自会稽返回都城后，人们便纷纷问及其见闻，他回应：“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道家的另一个主要意象——月亮，也是“诗仙”李白笔下的“常客”。当然，他对“酒”也是爱不释手。其诗《月下独酌》云：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王翚（约1632—1717）的山川图可谓纸上墨彩的佳作，是一幅中国古代早期绘画临摹作品。古时的大画家往往会临摹前辈大家的作品，被称为“仿古”，正是如此的“仿古”，让我们可以领略到早已失传的原作之古风

另一位在公元7世纪盛唐的伟大诗人杜甫，也是一位道教徒，他用诗与画来抨击社会的不公与政治的丑恶。诗云：“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杜甫时常言辞犀利，堪比当下抗议不公的诗人。他反对战争，而连年的硝烟让他写下了一首《兵车行》：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这就是8世纪时中国语言文字不可思议的力量。

纸终归与中国的其他文化一同走出中国，传遍整个东亚。汉字在公元186年传入越南，而越南是第一个为了承接汉字而造纸的国家。这些纸，有的在本地被消费，有的又回到了亟须用纸的中国。据称，越南人直到公元3世纪才开始兴起造纸，当时中原已经统治了越南北部。公元284年，30000卷蜜香纸——可能是由蜜香树皮制成的——从越南被运往中国，另有10000卷优质纸张（有的由海藻制成，有的则由蕨类制成）也出口到中国，数量相当庞大。由此看来，越南人的造纸术显然是十分精良的。然而，到公元10世纪以后，越南摆脱中原统治，成了独立国家，中国仍然不断进口越南纸，以及诸如纸扇等纸制品。

公元7世纪时，纸的足迹也一路从中国西藏延伸到印度。当时，印度人造纸的材料为黄麻或用过的黄麻袋，以及早期的回收再造的废旧纸。但印度的造纸术发展相对较晚，直至公元12世纪，纸才得到广泛使用。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也就成了纸张向其他亚洲地区拓展的重要角色。

亚洲所有的宗教都与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佛教正是其中用纸方式最为广泛的一员，因为佛教徒皆相信，描摹佛像、记下佛偈，或者抄写佛经，自会得到庇荫。中国的画家也有描绘佛像和其他神像的习惯。公元5世纪时，中国僧人在纸浆里灌入颜料，染制着色的纸张以供书写——尤其以粉红为多，也不乏天青、桃红、灰白及纯黄等颜色。

同样在公元5世纪，中国的典籍开始传到朝鲜半岛。公元109年，当时造纸这一概念还只是个新想法，中国人大批涌入朝鲜并移居半岛。到该世纪中叶，朝鲜人虽重获政治控制大权，却无法抑制已经根植在本土的中国文化。于是他们便学习书写汉字，并钻研造纸术。然而，汉字与朝鲜语却不能完好地融合，朝鲜人也确实在这方面努力尝试了好几百年，直至公元6世纪，汉字仍旧是朝鲜的唯一书写规范。

中国的僧人到朝鲜传道，传播的不仅是宗教文化，更有制笔、制墨，以及绘画之法，如此一来，朝鲜人即可学好佛法、写好佛经，并画好佛像。佛经有汉语版本的，也有直接从印度梵文翻译成朝鲜语版本的。

在造纸方面，朝鲜的技术无一不与中国相仿。朝鲜人用稻米、稻草、大麻、竹子、藤条、海藻，并加入大量的桑树皮合制纸张。人们把树皮置于太阳下暴晒、漂白、捣烂、蒸煮，并混以秋葵的黏液使纸板变硬。正如中国的纸模一样，朝鲜人的纸模具也是用竹编制而成的，但有时也会用朝鲜本土生长的一种草叶作为材料。

日本列岛由多山岛屿构成，只有海岸线附近有部分耕地，因此当时的日本就是一个位于亚洲角落的最贫穷、最落后的岛国。中国幅员辽阔，足以发展一个建立在发达农业基础上的文明，而日本却尚在温饱的边缘挣扎，难以生产足够的食物，更不能生产足够的盐来保存这部分稀缺的食物。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日本人的生活中看到顽强、节俭的历史印记。

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正值汉初盛世，而日本尚处于落后的石器时代。日本是否在汉字被引入之前发明了文字，人们对此的议论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就算事实如此，人们也未能找出有力证据以做支持。在汉朝拓展疆域的政策之下，中原早已跟日本有过交流。部分日本人甚至学会了读汉语、写汉字，不过只是数量极少的精英阶层才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中日两国之间并无任何贸易往来，在其他方面的联系也很少。然而，公元109年，朝鲜归入东汉版图后，一些定居朝鲜的人们走遍了附近的群岛，并教会了日本人种植稻米的技法——从此稻米变成了他们的主食——同时也帮助他们制造更多先进、便捷的工具，畜养马匹，铸造利剑。直至公元286年，当时的朝鲜王子到访日本，教授了当地人民书写汉字。

公元370年，日本这个曾经落后、贫穷的小国自恃有了刀剑，大肆侵略朝鲜，占领这片领土达200年之久，但也由此开启了中、朝、日三国的沟通之门。公元608年，日本派遣4位学子留学中国，他们归国之后，便将中国文化进行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自此两年后，日本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纸，据说是得益于一位名叫段町的和尚的指点，除此之外，人们说他还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画家和技艺高超的制墨师，并且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大夫。当时，朝鲜的僧侣兼画家昙征（579—631）还向日本的皇后献上了几部佛教典籍。

此后，日本文化受到中国的深远影响，引入了汉字和政治方面的儒家思想，并把佛教作为其国教。这些思想和技术在整个平安时代（794—1185，名字源于其都城平安京，即今京都）都占据着首要地位，而书法在社会上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无论身在江湖还是高居庙堂，人们总会以书法水平来评判个人。一个字迹拙劣的人似乎是无法得到垂青的。

若中朝两国仅仅是把造纸术带入了日本，那是不会对其有任何长年累月的影响的，然而两个国家把整个纸文化——书面语言、佛教、儒学、书法、绘画，甚至文牍制度都引入了日本。日本政府同中国一样，对纸的需求开始逐渐增加。每逢出生、婚嫁及去世，都需要准备两张纸以作登记——一张递交政府，另一张作为家族记录。这些纸质量上乘，让所记录的文案得以保留至今，而且没有丝毫发黄生斑，或是变脆易损。许多日本人都能通过查阅这些文件寻根溯源，最久远可以查到公元700年。

到公元8世纪，日本已有9个县开始经营造纸工坊了，平安时代时，造纸术更广传至40个县。公元9世纪时，珍藏着天皇全部书画的皇室书库派出4位顶级的造纸匠建立造纸工坊，以维持或提高日本纸品的标准。曾经有一年，造纸工坊向天皇宝库的管理者仓亮呈交了20000板纸，质量皆为上乘。另外，岐阜县的美浓市 [11] 的造纸工还进贡了4600板彩色纸。

日本纸历久弥新的奥秘在于它不含酸性成分，因此不会发黄。即使是一张在1200年前生产的纸，看上去也跟今天的新纸无异。如今，日本生产手工纸所用的技术和材质和当年几乎一模一样。横贯古今，造纸的主要材料都是桑树皮——结香树及楮树（今天被称为构树）——还有一种叫雁皮的灌木。雁皮是日本的原生植物，可能也是造纸所用的一种稀有原材料，日本人在公元9世纪左右将其用作纸料。人们用木槌不断地击打雁皮嫩枝，使树皮脱落，有时也会把枝条当作柴薪放入暖炉中，把烧剩的灰烬作为肥料。与秋葵同一亲缘的山药根也是造纸的好材料，它的花小巧纯白，非常漂亮，且可食用。中国人常将山药烹煮至糊状，作为纸浆的主要成分，并加以大麻纤维一同熬制。经查证，第一张再生纸的制造年份是在公元1031年——以使用过的老旧纸张重制而成。此外，因为日本人无法掌握将纸上的墨褪去的技术，以至于现代的再造纸成品表面也像蒙上了一层灰色。不过话虽如此，这种灰纸仍旧得到了广泛使用，甚至登入宫门，备受皇室喜爱。

和中国一样，日本人除了以纸为书写载体，还将它用在不同方面。在神道社（源于日本的本土宗教），人们都把心愿和祝福写在一张手工纸上，并付钱让专人悬于树上，以前如此，今天亦然。御币 [12] 是一种被折叠成特殊图案的剪纸，它的形状是棱角分明的长方形，人们将其挂在稻草秆上以代表其所在之处是一个“圣所”。而这些“圣所”之间的区域可作发酵室之用。在日本人接触化学之前，他们相信是神灵创造了发酵作用。

纸也可用来构建传统的日式房屋。这是从中国本土输出的又一理念，但到日本人手里，他们却用得更久。他们并不使用玻璃窗，而是代之以一种名为“障子”的半透明纸板作为材料；不用内墙，而是利用叫作“花纸”的不透光滑动饰板来分割房间。传统的日本房屋中，纸墙上是不能挂画的。如果屋主拥有一套绘画收藏，他只能在指定的位置放一幅画，并会为此感到骄傲。画作会随着四季更迭交替而不断变换，有时也每月一换，有些家庭甚至会向某些客人展出特别的画作，以表敬意。关于日本房屋的科技及发展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有趣话题。日本人在玻璃制造方面相比其他国家极其滞后，据一些专家所言，纸拉门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推广的；还有专家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没有生产玻璃，是因为他们觉得纸拉门很好用，并没有生产玻璃的需求。这与印加人的书写系统发展缓慢相似——因为结绳技术尚未退出他们的日常生活。

纸拉门非常好用。它让房间变得柔和宜人，并透出暖和的光线。寒冬时，纸拉门板能除湿、保暖。炎夏时，人们可以滑开门板，让屋子通入微微清风。纸拉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高昂、维护困难，需要定时更换。另外，父母认为门板过于脆弱，能轻易戳出空洞，调皮的儿子就会经常恶作剧，在门上扎出小孔，窥探邻居的一举一动。

日本人将纸制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一直延续至今的纸伞，装载粮食的耐用纸袋，人们还发明了纸制防水布，以防止雨水打湿敞篷车上的货物。

有600年的时间，纸这种产品是亚洲地区所独有的产物。在当时，中国的文明已远胜罗马帝国，并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度。中国人构建了一个需要纸的社会，并不断地将纸出口到亚洲邻国。但另外一个发达文明在奋起直追，它同样以纸为需。

[1]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 安塞姆·佩恩（1795—1871），法国化学家，因发现淀粉酶与糖原纤维素而闻名。——译者注

[3] 突厥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位于锡尔河下游右岸平原，中亚最具价值的古城，曾为中亚的手工业和通商中心。——译者注

[4] 伊本·白图泰（约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代表作品《伊本·白图泰游记》。——译者注

[5] 钱存训（1910—2015），出生于江苏省姜堰市，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主讲《中国目录学》和《中国史学方法》）。曾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译者注

[6]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也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在国际艺坛建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功臣。——译者注

[7] 孙晓云，公元1955年8月生于江苏南京，著名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特聘书法教授，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南京书画院副院长，沧浪书社社员。——译者注

[8]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汉族，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也有非凡才能与广博学识。——编者注

[9] 《林泉高致》是郭煕山水画创作的一篇经验总结，是由郭熙之子郭思整理而成的。全书分六节，除了序言，还有山水训、画意、画诀、画格拾遗、画题、画记。——译者注

[10]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译者注

[11] 美浓市坐落于岐阜县中部，以美浓和纸的产地而闻名。——译者注

[12] 御币是对“币束”的敬称。人们将在日本神道教仪式中献给神的纸条或布条，串起来悬挂在直柱上，折叠成若干“之”字形。——译者注

第3章 伊斯兰文化的诞生

［谢赫拉莎德］集勇气、智慧和洞察力于一身。她博览群书，有着非常人般的记忆力，几乎过目不忘。

——《一千零一夜》

在纸的历史中，有一个传说和中国的囚犯有关。故事要从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撒阿利比说起，他写了一本书，仅书名就令人产生疑问，叫作《好奇娱乐信息之书》。他在书中说道，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将军齐亚德·伊本·萨里打败了由高仙芝带领的唐朝军队，之后把中国的战俘带到了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首府），命令他们向当地的工匠传授造纸术。所以根据撒阿利比的说法，纸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有价出口商品。他写道：“纸的价值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每个人都在使用它。”

这个故事的问题在于中亚地区早在公元4世纪就开始使用纸了，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公元1907年证实了这个命题。他在中亚发现了一捆没有送达的纸信，信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313年至公元314年。写信人的丈夫抛弃了她，也没留下钱，于是，愤怒的妻子在信中写道：“我宁愿嫁给猪狗，也不愿嫁给你。”

钱存训认为纸被发明于中亚地区，时间不晚于公元5世纪初。人们认为纸的阿拉伯单词“kaghid”和《古兰经》中的“qirtas”一样，皆根源于中国。也有人把中亚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佛教徒，在公元741年与中国交战前的数十年里，他们在该地区十分活跃。

不管怎么说，中亚地区造纸工艺的完善必定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同于中国纸，中亚纸是由被捶打过的碎布制成的。碎布造纸也不是由中亚人发明的（和往常一样，中国人率先掌握了该技艺），但他们是第一个只用碎布就能造出高质量纸的民族；而在中国的造纸过程中，碎布只是纸浆的成分之一。阿拉伯人给纸上浆的方法有所不同，中国人习惯使用由苔藓制成的胶水，而生活在干燥气候下的阿拉伯人则习惯使用由稻米和小麦制成的淀粉浆。

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的西端城市，它在公元329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8世纪，来自撒马尔罕的亚麻布纸，即通常所称的撒马尔罕纸——在伊斯兰世界非常著名——也使得这个城市成了东亚之外的第一个造纸中心。

起初，“Arab”这个单词特指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人。但在后来，伊斯兰教创立者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在麦地那 [1] 创建了伊斯兰神权政治，于是，阿拉伯人开始涉足半岛之外的地区，单词“Arab”也开始指代其他一些民族。阿拉伯人在公元634年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11年之后，他们又占领了昔兰尼加 [2]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

公元660年，倭马亚王朝建立——一个来自麦加的商人家族——并控制了哈里发 [3] ，或者说是伊斯兰政府，之后迁都至大马士革 [4] 。公元750年，阿拔斯 [5] 取代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 [6] 。公元762年，新一任哈里发曼苏尔在库法以北建立了一座集众多宫殿和花园于一体的大都会城市：巴格达。

伊斯兰世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鼎盛，这是一个文化和学习的黄金时期。当时他们所统治的帝国疆域辽阔，东至比利牛斯山，西至阿姆河。阿姆河流经中亚，穿过阿富汗，流入今巴基斯坦境内。阿拉伯人在不断扩大疆域的同时，也带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科学和文化以传播他们的思想和法律。另外，他们的造纸活动也从未停歇过。

阿拔斯王朝面临着波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但最终分别在公元660年和公元7世纪末将他们击退。阿拔斯王朝曾试图占领印度，但以失败告终。公元847年，他们控制了西西里，直到公元1072年，诺曼人把阿拉伯人赶出了西西里，后来，阿拔斯王朝试图掌控塞浦路斯和意大利的巴里和塔兰托，但未能如愿。伟大的阿拔斯王朝仅仅延续了150年，之后便分崩瓦解成若干个独立势力。到公元9世纪后期，突厥军控制了哈里发，在公元11世纪之前，巴格达便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随着阿拉伯人不断地在中东、中亚和欧洲开拓疆域，他们也逐渐吸收了一些所占领地区的文化。如今，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尽管阿拉伯血统总是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还是很容易接受其他的文化和民族。曼苏尔在建设巴格达时，经常和两个非阿拉伯人进行协商：一个叫诺伯赫特，是波斯人，之前是“拜火教”的教徒；另一个叫玛沙阿拉，是犹太人。穆斯林人口可按多种方式进行划分，如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是最为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教派分裂。起初，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领导权继承的问题存有分歧，这种敌对成了伊斯兰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伊斯兰世界冲突、暴力、内战频繁发生的根源所在。

尽管后来的阿拉伯人以其极高的文学修养和作诗水平享誉世界，但早期的阿拉伯人对书写材料的需求却非常小。甚至，直到公元4世纪末至公元5世纪，他们才开发出一套书写语言，这套书写语言属于腓尼基语系，是一门闪族语言，只有辅音，从右至左书写。目前，已发现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字非常少。阿拉伯人确实有很多诗，但都是口头诗。诗人将他的诗背诵给他选出来的弟子听，然后由这些弟子再背熟，同样通过诵读的方式传播给大众。

公元7世纪上半叶，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文字在阿拉伯世界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人们认为《古兰经》是神启示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而那时的穆罕默德也和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人一样，既不识字，又不会写字。于是，穆罕默德就把《古兰经》口述给抄写员。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人们对《古兰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且每一本《古兰经》都要达到相当高的准确性。此外，书中字体也必须做到漂亮美观，这也是阿拉伯书法的起源。

穆罕默德生前，世上仅存寥寥几本《古兰经》，因为书中内容大多像诗歌一般，通过口述的方式得以传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如此重视记诵。但在公元633年，即穆罕默德死后的一年，许多的哈菲兹（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伊斯兰教徒）在战争中丧命，于是穆斯林领导者开始觉得口述的方式不够可靠。因此，对于《古兰经》的手抄本需求越来越高。从穆罕默德死后一直到130年后的阿拔斯王朝，抄写员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粗糙别扭的阿拉伯文字变得优雅流畅，书法也极为漂亮。

穆斯林书法家一般都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男子，甚至是贵族，许多人的名字都被记载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中。人们非常敬重书写《古兰经》的书法家们，将他们奉为“圣人”。阿拉伯文草书手写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公元10世纪前，数量达到20种，有的手写体弯曲圆润，有的棱角分明，大多是水平排列的。

穆斯林在不断征服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学术中心，每次征服都能增长他们的知识。他们从在中亚的中国人那里学到造纸术和炼金术，从埃及和叙利亚人那里学到数学，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与水利工程相关的技术，又在北非、西班牙、西西里岛观察罗马人的土木工程，如造桥筑坝、建造沟渠，以及灌溉工程。

如果阿拉伯人掌握造纸术的时间更早一些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很少用到这项技术。但是，阿拉伯人在中亚地区开始造纸之前，一直都在拓展他们帝国的疆域、发扬他们的宗教，并借此来拓展疆域。对于管理帝国的等级体制、他们正在学习的许多东西，以及日益丰富的艺术、科学、文化来说，纸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资源。

波士顿大学伊斯兰和亚洲艺术教授乔纳森·布鲁姆将“文化社会/素质社会”定义为一个“大多数人能时常读写”的社会，并认为伊斯兰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社会。穆斯林认为文字对于少数社会精英及社会大众来说都是一种特权，不管他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有宗教信仰还是世俗人士。

阿拔斯掌权之时，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记录在纸莎草纸上，这种书写材料在阿拉伯人于公元641年征服埃及之后就变得很容易获取了。记录统统被记载在活页纸或卷轴上，直到维齐尔 [7] 哈立德·伊本·巴尔马克下令将所有纸莎草纸上的记录誊写到古抄本上（叙利亚人之前就是这么做的）。纸莎草纸不如古抄本，因为它更容易被磨损，所以阿拔斯人效仿叙利亚人，也开始使用羊皮纸。

公元786年，阿拔斯哈里发之子哈伦·拉希德开始掌权。“拉希德”这个名字寓意“公正”，哈伦·拉希德统治了23年，深受人民称赞，名垂青史，甚至于公元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道，“明君哈伦·拉希德”。然而，哈伦的统治实际上是残暴的，充满了酷刑和杀戮，但同时他也因对阿拉伯文化的发扬起到了推动作用而闻名，其中一项成就是他的行政官法德尔·亚哈姆推进了各项政府工作，包括将羊皮纸上的记录转至普通纸上，并存入图书馆。

阿拉伯人并没有轻易放弃羊皮纸或者纸莎草纸。他们试着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种植纸莎草，雇用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专家们帮助他们研究、生产纸莎草纸。但在后来的时间里，阿拉伯人意识到纸莎草纸并不能满足他们，而轻便、廉价又耐用的纸可以胜任他们的需求。纸还有另一个重要优点：防篡改。羊皮纸和纸莎草纸文件很容易被人改动，但写在纸上的文件就改动不了了。

为了能让纸为己所用，阿拉伯人必须做出改变。在阿拉伯世界中，墨水的生产过程缺乏组织，因为每位书法家和抄写员都制作自己专用的墨水。另外，用于羊皮纸的墨水含酸量较高，容易把纸渗透。但由于阿拉伯人都改用纸了，所以他们开始转向使用油烟墨，中国人就习惯用这种炭黑色的墨水。

手写体也随着纸的变化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手写体，字与字之间留有空隙，这样更利于大众阅读和理解。

最早的穆斯林抄写员就是指那些抄写《古兰经》的人，即使在纸被发明之后，他们也固执地坚持在羊皮纸上抄写经文，因为羊皮纸更为持久耐用。但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有许多其他作品需要抄写，对于这些作品，抄写员开始选择用纸。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壮大，kutab，即写手，开始成为官僚体制的中心。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只是做文书工作的官员，但有些人能成为手握重权的政府助手或顾问。政府文件不仅要在信息量上达到要求，而且要在形式上优雅得体，字体要优美。写手应做到学识渊博，通晓从诗歌、民间故事，再到《古兰经》等各方面的知识。

纸的改变一旦发生，人们对纸的需求就变大了。公元794年，哈里发把中国的工人请到巴格达，让他们建立造纸厂，这样一来，这座城市就具备了独自造纸的能力。说到建立造纸厂，巴格达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座城市坐落在河边，并且有足够多的人口产生碎布。

巴格达造纸厂是由水力驱动的。阿拉伯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利用水力。垂直式和水平式的水车都发明于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希腊工程师、拜占庭人菲罗写了一本关于水车的技术分析书，阿拉伯人或许还翻译了这本书。大约在公元前10年，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描述了一种由齿轮传动的下冲式水车，这种水车是垂直式的，车桨由底部的水流带动，这样就驱动了整个水平的车轴。仅仅在几年之后，人们就开发出一种上射式水车，这种新式水车采用木桶来取代以前的车桨，它的驱动原理是用水来推动木桶，而这些水来自水车上其他的木桶里积满而溢出的水。

希腊人率先使用这些水车来研磨谷物，还用其驱动揉面的机器。在公元前30年，中国人将水车运用至炼铁工艺中。罗马人则在船只上安装水车，充分利用水流，之后，阿拉伯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也效仿了该做法。阿拉伯人将所有这些奇思妙想应用到造纸中，一种别出心裁的构想就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应运而生了。水车的使用在纸的历史中是一项关键的创新。从公元8世纪开始，到公元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纸厂的水利磨坊都是建在河流或瀑布旁的。

有一些巴格达纸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有一封寄往埃及的信，写信人来自巴比伦犹太学院，该信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这封信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信纸用的是巴格达纸，质地偏厚，但顺滑平整。一本公元1000年的《古兰经》也被留存了下来，该书由著名抄写员伊本·巴瓦伯抄写，字体漂亮绚丽，纸张光滑纤薄，可见当时巴格达的造纸技术多么高超，才能制出如此高质量且适于书写《古兰经》的纸张。

在造纸方面，巴格达不能与撒马尔罕相提并论，换句话说，它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压力。造纸厂的数量在伊斯兰世界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这些工厂需要流动的水，在沙漠中建不了造纸厂。伊斯兰世界中第三个造纸厂设立在帖哈麦（指阿拉伯半岛沿红海的东南岸），第四个造纸厂设在更远的南部，在大阿拉伯沙漠（今也门境内）以南的河流边。

之后，又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那里生产的纸质量出众，广为人知，甚至名扬欧洲，欧洲人称之为大马士革纸。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叙利亚城市班比斯也开始了造纸，生产出来的纸叫作charta bambycina，意思为“棉纸”。正因为如此，公元19世纪后期的欧洲人认为阿拉伯纸是由棉制成的，而碎布纸则被欧洲人认为是一项他们自己的创新。

阿拉伯造纸者习惯于在临近城市的造纸村庄工作和生活。大多数的纸都是由大麻或亚麻制成的，这些可以从碎布、麻绳，甚至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中提取。麻绳被捻开再切碎后是很好的大麻来源。之后，把切碎的原料浸入石灰，再洗净、晒干。随后，用研钵和研杵进行研磨，制成的纸浆再用水稀释，稀释后倒入盆中。接着把矩形模具浸入水中，这种模具由劈开后的芦苇秆编织而成，有时还会用马毛系住芦苇秆。模具中的成品纸通常是白色的，且有点儿蓬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会觉得纸是用棉制成的。

大概在公元900年，在阿拉伯人使用巴格达纸和撒马尔罕纸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开始在开罗造纸。不久后，埃及也证明了自身颇具造纸的实力。埃及人种植了大量的亚麻，再将这些亚麻编织成著名的高质量亚麻布，反过来，这些亚麻布又为造纸工业提供了足够的碎布。开罗不仅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同时也成了一个著名的纸张交易中心，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纸张。公元9世纪末期，纸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受欢迎程度远远高于纸莎草纸，碎布也随之身价倍增。一段写于公元883年至公元895年的笔记在最后恭敬地写道：“告别纸莎草纸吧。”尽管如此，埃及仍继续生产纸莎草纸，被本国人消费或出口至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

讽刺的是，纸莎草纸的生产在埃及告终，反倒是阿拉伯人让纸莎草纸的生产延续了一段时间。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纸莎草是一种野生植物，抑或是他们在靠近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当时被穆斯林统治）的沼泽里种植了纸莎草。无论如何，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政府文件仍在使用纸莎草纸，而且西西里岛的人们还出口了少量的纸莎草纸。但是，纸莎草纸的市场需求量非常有限，不久便绝迹了。

然而，羊皮纸在市场中留存了下来，尤其是在埃及。穆斯林、犹太人、科普特基督徒都坚持用羊皮纸书写经文，而且穆斯林和犹太人还用羊皮纸记载家族文件，如结婚协议和离婚协议。在阿拉伯世界中，纸只用了近100年的时间就替代了羊皮纸，到公元9世纪中叶，纸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不管是用于写信、做记录或是写书。大约在公元1000年之前，羊皮纸都是《古兰经》的书写材料，之后，穆斯林抄写员便改用纸来抄写他们的“圣书”。犹太人则坚持使用羊皮纸，即使在今天，犹太人的《摩西五经》用的还是羊皮纸。

阿拉伯人将不同的纸用于不同的用途。一种特殊的、轻薄的纸被用于信鸽传信。公元1040年，一名在开罗旅行的波斯人惊奇地写道：“卖蔬菜和香料的小贩都会用纸把卖出的商品包起来。”一个世纪后，一名巴格达医生在开罗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他声称用来包裹食物的纸是用裹木乃伊的布制成的，贝都因人把这些布偷来，然后卖给了造纸厂。

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拔斯人，对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和学问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渴望这种交流。《古兰经》中说道，好的穆斯林应该追寻知识，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满腔热情地用笔和纸记录知识，并传扬下去。

哈立德·巴尔马克是曼苏尔的维齐尔，他来自巴尔赫（今阿富汗北部城镇，著名的佛教中心），出自佛教神职家庭。他的整个家族都通晓希腊文化，也正是巴尔马克和他的家族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开展了寻求手稿的活动，手稿一般是有参考价值的，然后他们再将这些手稿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样一来，阿拉伯人就能了解印度的传说、波斯的历史、希腊的逻辑学、数学和医学了。阿拉伯人也开始学习天文学和历法，并翻译了婆罗摩笈多 [8] 的著作。

婆罗摩笈多解释了立方和立方根，以及平方和平方根，但他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将零和负数的概念带入数学领域。这些成果可能在今天看来很简单，但它们在当时是违背常理的。怎么会有一个数字代表空无呢？如果你有5只羊，拿走5只，还剩多少只？一只都没有。但在数学中，答案是0只。在以后的运算中能再次使用“0”这个数字，负数同理。这些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字加上0或减去0，结果保持不变，这是婆罗摩笈多总结出的一条简单的法则，现在的小学生也仍在学习。但一个数乘以0，得出的结果还是0。

哈伦·拉希德21岁时就成了一名传奇将领。甚至他在年仅14岁时，就领导了一场抗击拜占庭人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凭借这一壮举，他赢得了“正义的拉希德”这一荣誉头衔，而这和他的正义感并无太大关系。被选举为哈里发后，他在巴格达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最为宏伟的宫殿和知识宝库，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及翻译三种主要功能为一体的中心，同时也会收集并翻译希腊手稿。这些手稿很多都是通过外交联系，从拜占庭皇帝那里取得的，诸如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的著作对伊斯兰人的数学思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收集到的作品中还包括阿基米德作品的译作，但希腊语的原作一直没有被找到。第一任图书馆馆长法德尔是一名波斯的诗人，同时也是一名翻译家，其父为诺伯赫特，曾在巴格达建造时期当过哈里发祖父的顾问。

第二任哈里发，即哈伦·拉希德的儿子，在公元813年掌权。他的志向远不止收集和翻译希腊手稿。他于公元9世纪初在巴格达建造了智慧宫，旨在鼓励人们学习希腊文化和印度的数学知识。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剌子密是早期的智慧宫主管，他极力推崇人们使用印度数字（即从数字0到数字9，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十进制），这一做法改变了西方世界。他意识到，用印度数字计算起来比用罗马数字快得多。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计算“32+49”或者“XXXII+IL”，比较一下哪种方式更为便捷。

公元9世纪的数学家花剌子密将数学公式中的抽象概念称为“al-jabr”（代数学），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为“复原”，这是真正属于阿拉伯人在数学领域做出的创新之一。穆斯林对数学的贡献不在于对数学的创新，而是对数学的同化作用。阿拉伯人吸收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整合到一个系统中。他们将在数学中取得的造诣应用至方方面面，从天文学到制作高精度的日晷（人类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阿拉伯人将它们安装在清真寺的墙上）。穆斯林可以通过报时来安排他们一天的日程，这项技术要早早领先于其他社会。据传，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习惯与各方联谊，他曾向查理曼大帝赠送了一个日晷和一头大象，以示友好。

穆斯林学习知识普遍有实用性，甚至是商业方面的考虑。他们痴迷于炼金术，却意外地学会了制作玫瑰香水和其他花草香水，这些香水远销海外，通过丝绸之路走进了中国市场。一时间，大马士革、库法，以及伊朗撒布尔的香水厂发展兴旺。

人们普遍认为穆斯林早在公元8世纪就学会了酿酒，但已发现的最古老酒方却只能追溯到公元9世纪，记载于一本名叫《香水化学及制造》的书中，作者是金特。阿拉伯人最先掌握了酿酒技术，而欧洲人直到公元12世纪翻译了阿拉伯人的相关著作后才学会酿酒。

《古兰经》中最早的相关记载禁止人们在喝醉的状态下参加宗教活动。事实上，《古兰经》中并没有提及酒这一概念，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酒，但它却警告人们小心“能够醉人的东西”。我们至今不能确定穆斯林禁酒令发布的时间和地点。“alcohol”（酒精）这个单词就像“algebra”（代数学）、“algorithm”（演算法）、“alfalfa”（苜蓿）和“alchemy”（炼金术）这类单词一样，是阿拉伯词语。阿拉伯语中的前缀“al”就和英语中定冠词“the”的作用是一样的。

炼金术、天文学、工程学和数学仅仅是促成阿拔斯王朝时期各类书籍汗牛充栋的部分原因。那时候，欧洲图书馆的藏书量仅有几百册，例如公元9世纪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藏书只有400册；还有公元12世纪法国的克卢尼修道院，藏书也不过570册而已。相比之下，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图书馆，甚至是私人图书馆，藏书量已多达几千册，甚至几十万册。

清真寺是生机盎然的文化生活的中心。阿拔斯王朝的领导者所委派的作品都必须送去清真寺写。作者必须要到清真寺去，请一名抄写员，然后再把作品口述给抄写员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平俗的书籍，甚至食谱，都以一段颂词为开篇，称颂神的伟大和仁慈。作者和抄写员需双腿盘坐在地上，一起完成著作。

在阿拉伯文化中，如能把口述文献写下来，对于作品本身来说是一种荣耀。这表明作品本身非常重要，应当留存下来给后代传阅。在阿拉伯文化中，文字在物品上或建筑物上随处可见。自从伊斯兰教效仿犹太教禁止出现人类和动物的表征符号后，文字成了最主要的视觉艺术。

公元2001年，考虑到被摧毁的图书馆及书籍所遭遇的其他灾难，伊斯兰学者乔纳森·布鲁姆估算出，人类至今已发现的手稿数量为60万份，而这些仅仅是已出版的图书中很小的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制作书籍是从《古兰经》以及研究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教分裂的神学书籍开始的，这些书籍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帮助我们了解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和伊巴底斯教徒（主要集中于伊拉克的巴士拉）之间的区别。后来，一向用口头法令治理国家的政府决定将这些条律编成法典，导致了许多关于民法和宗教法的书籍的出现，并使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随着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书被写入行政文件中。随后的历史故事书籍、关于阿拉伯语言及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也同样如此。

和阿拉伯文化一样，波斯文化实质上是由诗歌决定的。公元10世纪的波斯统治者担心被阿拉伯征服之后，波斯文化会灭绝，于是委任菲尔多西创作伟大的波斯史诗。菲尔多西每作一行诗，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就会给他一枚金币。按行数结算报酬有时不太安全——菲尔多西总共写了5万行诗，使得他的作品《列王纪》成了历史上最长的诗。但那只是各种开销的开始，因为抄写员也按照行数收取报酬。再加上纸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苏丹又坚持使用最易获取的中国纸，这一举措可能被视作对阿拉伯人的故意怠慢。《列王纪》成了波斯文献的核心经典，书的标价较高，但会定期出版，官方宣讲者常常会读一些选段给大众听。公元20世纪70年代，一本公元1530年的《列王纪》被拆分后按页售卖，这本书是中东历史上保存最为完好，且带有插图的手稿。公元2006年，仅一页《列王纪》就能在伦敦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出170万美元的高价。

在纸上作诗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在那之后，诗歌仍保留了它本身鲜明的口口相传的特点。人们开始公开地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无论是神圣的或是渎圣的，高雅的或是低俗的，清真寺也成了读书的最佳场所。一方面，在穆斯林文学经典中，诗占有最崇高的地位，并且诗歌常被人记诵于心。另一方面，故事、小说则被视为大众文学。小说的读者一般都是粗野的工薪阶级。和土耳其一样，埃及的说书人有自己的协会，他们一般都在咖啡馆里讲故事。尽管如此，哈里发仍希望可以把一切东西都读给大众听，包括已写成书的小说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一千零一夜》了，这本书收录的故事一开始都是口头上的，之后才被记录下来。每个收录版本之间或多或少会有些不同。最早的一个版本被发现于叙利亚境内，但只是开篇页的一个小片段而已，时间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初期。到公元19世纪后期，理查德·伯顿爵士开始将他发现的故事进行汇编，并翻译成英文。完成后的作品多达16卷，总共包括468个故事。来自法国的一个早期版本只有6卷。学者们普遍认为故事的数量远比我们知道的多。故事的作者和记录者不计其数。阿拉伯人说没人可以一直坚持读完这本书，虽然故事的结尾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一些故事中，明智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会以一个角色出现。有些故事像神话故事，有的则像寓言故事，还有的故事充满了色情，甚至淫秽。色情文学、性手册、“下流”小说是另外一种阿拉伯文学类别。《一千零一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部色情文学。书的前言讲的就是一个古代国王的神话故事，他的名字叫山鲁亚尔。他的妻子在和一名厨务人员通奸时被他抓了个现行，于是他就把妻子处决了，因为不愿承担再次被背叛的风险，从那之后，他只和处女做爱，然后第二天就把她们的头砍掉。

在山鲁亚尔夺取无数女子贞操并将她们斩首后，维齐尔的女儿谢赫拉莎德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自愿成为山鲁亚尔的下一个情人。她最终还是和山鲁亚尔同房了，但在那天晚上，她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并没有讲完，处决也因此拖延了。国王很想把故事听完，就让她再活一个晚上，可当天晚上她又没有把故事讲完。就这样，夜夜循环往复，因为她的故事里总有另外的故事。整个过程延续了两年零二百七十一天，正好是一千零一个夜晚。那时候，她已经为他生下几个孩子了，国王也决定不处决她了。

故事的假设将谢赫拉莎德描写成一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书中介绍到，她不仅知识渊博，博览群书，而且有超群的记忆力。阅读的目的就是记忆。好的记性就如开悟之钥，而这种悟是先于开化社会的思想。

阿拉伯人很喜欢讨论食物。文学选集的主题经常离不开食物。在贵族作的诗中，很多都和食物有关，有的诗人甚至成了有名的食物诗人。关于食物的散文也非常普遍。事实上，有的文化人甚至抱怨此类篇幅过多。公元8世纪的古杜斯（一名反叛的思想家，在公元783年的一场抗议“异教徒”的运动中被哈里发马赫迪处死）曾抱怨道：“如果你写一些关于鱼和蔬菜的东西，你将收获（公众）眼中的赞赏，但如果你解释真正的科学，他们会很反感，觉得无聊。”

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关于食物的文章都是在写富人的食物，今天的西方世界亦是如此。正如当今的阿拉伯美食一样，烹饪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你必须熟悉各种各样的调味料，而且步骤还非常多。也正如今日的时尚餐饮一般，想要大胆地创新，烹饪就需要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改变。有一道菜叫“瓶内煎蛋卷”——鸡蛋在瓶中被煮熟，直至变硬，然后再敲碎瓶子，这样鸡蛋的形状就像一个瓶子了。还有一道菜叫“假大脑”——把捣碎后的肝脏和肥肉（主要是剁碎的肝脏）塞入铜管中，煮熟后倒入盘中。有人告诉我们，这道菜“不管从卖相还是从味道上来说，都和真正的大脑非常相似”。

食谱很受人们的欢迎，但这些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食谱。公元前4世纪，阿切斯特亚图（希腊人，住在西西里岛的古希腊殖民地杰拉）写过一本附有食谱的食物书，书名为《奢侈的生活》。公元1世纪时，一个名为阿比修斯的罗马人也写了一本小食谱。到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即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的医生盖伦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被人称作第一本介绍西方健康食品的书。伊斯兰帝国是首个生产出如此之多食谱的国家，只是保留下来的很少，但文献中关于“食谱”的参考资料却非常丰富，历史学家可因此假设当时有非常多的食谱。哈姆达尼在公元945年时曾写道：“比起食谱中的食物，人们更倾向于也门真实的食物和饮品。”一本公元988年的书专门给调味料列出了参考书目，可惜这些书没有一本留下来。

公元1226年，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本·哈桑·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里姆·卡提卜·巴格达迪的巴格达人写了一本食谱。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整个家谱，包括了穆罕默德祖先的名字，还有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知道他喜欢美食，并且名字引用自《古兰经》，但这并不能排除他是一个世俗享乐主义者的可能性，我们对其他信息一无所知。按照惯例，他在书的开篇会这样写：“以仁慈的神为名。”接着，他就开始介绍阿拔斯时期的菜肴：

人生的快乐可以被分为6种，即食物、饮品、衣服、性爱、香气和声音。其中，最为高尚和重要的就是食物。

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总共写出了164篇食谱，这些食谱在工业革命末期才被人们发现，写作风格偏叙述性，不像是俗话堆砌而成的。以下是一篇食谱，没有具体指明是哪种肉类，但通常是指羊肉。

将肥肉切成块，中等大小即可，再放入炖锅中，加上适量的水和少许的盐，水没过肉即可。开火煮熟，再放入调味料包，包中有干香菜、姜、胡椒，还有磨细后的丁香粉，再加上几片肉桂。之后，把掺好调味料的红肉切碎，切成块状烤肉。这时炖锅已经烧热，放入肉块，肉熟之后，立即把调味包取出。之后把香橼去籽，把果肉里的汁挤入锅中，在肉上浇上葡萄汁，量为香橼汁的四分之一。开火煮上一个小时。把甜杏仁去皮、切碎，加入适量的水，倒入锅中。加入适量的糖，让肉变得更加香甜，根据个人喜好也可以加入糖浆。将炖锅放在火上，让其自然入味。撒上一些玫瑰水，用干净的布把锅边擦干净，菜就可以出锅了。

还有一个剩菜的食谱，名字叫qaliya al-shiwa，意思为“烤肉”。

将昨天吃剩的烤肉取出，切成小块。在煎锅中倒入芝麻油，烧热，之后把肉倒入锅中翻炒。当肥肉变得松软时，放入切好的香菜、孜然和肉桂。如果喜欢吃酸的，可以加点儿红醋。荷包蛋可作为配菜，不加蛋的话，也可以加一些柠檬汁，但不能加醋。小火慢炖一个小时，让其入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在欧洲人开始吃甜品之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饮食文化中就有了甜品的食谱。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阿拉伯人就已经种植了甘蔗，而欧洲人没有。以下是哈瓦（类似于牛轧糖）的制作方法，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的制作方法非常相似：

把糖放入水中溶化，开火煮沸，直至凝固。之后取出，放在一个柔软的表面上冷却。然后用一根铁棍——铁棍的一头是软的——插进糖里，双手拉扯糖，直至糖变成白色，再放置在表面上。接着，把糖揉成开心果状，再切成小条或三角形状。根据个人喜好将其着色为藏红色或者朱红色。可加入少许杏仁、芝麻或罂粟，口感更为酥脆。

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但就在其发行后大约30年，蒙古人入侵并洗劫了整个巴格达，图书馆也被烧毁了，阿拔斯王朝的黄金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1] 麦地那，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与麦加、耶路撒冷一起被称为伊斯兰教三大“圣地”。—译者注

[2] 昔兰尼加，今利比亚东部地区。——译者注

[3] 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译者注

[4] 大马士革，叙利亚首都。——译者注

[5] 阿拔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裔。——译者注

[6] 库法，幼发拉底河河岸城市。——译者注

[7] 维齐尔，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译者注

[8] 婆罗摩笈多（约598—约665），是印度7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译者注

第4章 萨蒂瓦在何方？

（译者译）试问巴伦西亚，穆尔西亚会变成什么？萨蒂瓦在何方，哈恩在何方？科尔多瓦这个学问之城下落何方？享有盛誉的学者又有多少遗留在那里？塞维利亚，昔日欢聚常在的家园，你在哪里？迢迢母亲河上，河水清凉而丰盈……哦！渺小的人啊，命运正向你敲响警钟：你若昏昏而眠，命运则分外清醒。

——《塞维利亚陨落之殇》

阿比·沙里夫·隆迪，公元1267年

公元670年，倭马亚王朝入侵现在的摩洛哥，那是昔日柏柏尔民族 [1] 的家园，却曾经先后被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 [2] 占领。柏柏尔人称这片土地为al-Mamlakah al-Maghribiyyah，意为“西方王国”，从中衍生了一个词“Maghreb”（马格利布），在北非语言中仍然意为“阿拉伯”。巴格达的哈里发将他们的统治伴随他们的语言、宗教、文化，从中亚一直蔓延至大西洋。

然而，要管辖好领地并不容易。柏柏尔人比倭马亚王朝之前所征服的其他民族更难以驯服和同化，他们接纳了伊斯兰教，甚至通晓了阿拉伯语，但是却一如既往地说着自家的语言，保留着自家的文化——包括某些祖辈传承下来的宗教信仰——偶尔还会造反，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

尽管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是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这个欧洲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中的主角，人们对这场征战的领导者却不甚了解。虽然他被冠以一个阿拉伯名字（Tariq），但塔里克几乎可以确定是柏柏尔人，且众多资料表明，臣服于柏柏尔人的阿拉伯将军穆萨·本·努萨伊尔释放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就是塔里克。为了不再重蹈前人暴政的覆辙，穆萨赢得了柏柏尔人的信任，允许他们的习俗继续存在，甚至有部分柏柏尔人愿意为穆萨而战。阿拉伯人一度占领着柏柏尔的土地，远至大西洋。穆萨意欲攻克现在的休达 [3] ，之后却被一个叫作朱利安的人以西哥特人的名义统治着。历史学家尚不清楚朱利安是西哥特人还是柏柏尔人，但很明显，他痛恨自己所侍奉的西哥特人。某些故事是这样流传的，朱利安之所以对西哥特人恨之入骨，是因为其女儿曾被西哥特的国王罗德里克强奸。

朱利安十分清楚穆萨的优点和缺点，并将其充分利用：他告诉这位阿拉伯将军，西哥特迎来了一位新国王罗德里克，他生性残暴，备受憎恶。事实上，罗德里克于公元710年掌权之际，就曾经有一个分裂组织想推翻他。朱利安告诉穆萨，西哥特人拥有一片美丽的土地，财富数不胜数。穆萨随后便派遣了一支突击队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抵达西班牙，经过一段短暂的旅途后，在今天的塔里法 [4] 登陆，那里的人们并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公元711年，穆萨认为西哥特人要比想象中的更为羸弱，于是派出一支由塔里克带领的7000人的柏柏尔军队深入内陆。塔里克在行军途中一度驻扎，将所经过的高山群岛命名为塔里克山、塔里克岩（今直布罗陀），看来他必定感觉到了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塔里克的任务只是率领突击队探索直布罗陀地区，但上天对他与其军队总有眷顾。当他们登陆时，罗德里克正在北方忙于平息巴斯克人 [5] 的叛乱。柏柏尔人攻下一座座城镇，没遇到西哥特军队。在北方的西哥特国王直到3周后才收到信使的消息。最终，柏柏尔人与西哥特人正面交锋，当时罗德里克带领的2万西哥特大军已是杂乱无章、装备不足，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尽管在人数上，西哥特军队是柏柏尔军的3倍，但前者最终还是以战败收场，其中大部分的贵族，包括罗德里克本人，都在瓜达莱特之战 [6] 中被杀。塔里克随后占领了首都托莱多，接着掌管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个西哥特王国。穆萨率领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18000人的军队随后登陆，公元714年，他领军到达比斯开湾 [7] ，控制了伊比利亚全岛。

阿拉伯人管辖这块他们称为“安达卢斯的飞地” [8] 达800年之久——相当于文艺复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很多该地区的基督教徒都转为信仰伊斯兰教，而一直备受西哥特人凌虐的犹太人，现在对穆斯林欢迎之至，并在他们的庇荫下发展昌盛。犹太人自罗马时代起便一直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当西哥特人的铁蹄踏足这片土地之时，他们通过反犹太的律法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禁止他们庆祝犹太节日，甚至最终逼迫他们归顺、迁离，或者成为奴隶。

基督徒并不知道这批侵略者来自何方，有何居心。许多人以为穆斯林像西哥特人一样，只是基督教中持有不同政见的其中一个宗派。但当时的伊斯兰教创立尚不足百年，教众承认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教，称他们为“有经者”，并对他们尊重有加。穆斯林用了大约250年的时间，即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才融入安达卢斯民族，并成为当中的主体。

到公元9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世界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的景象，地中海沿岸总体也非常兴盛，借此良机，穆斯林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培育自己的文化，这在欧洲各国都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阿拉伯帝国的任何文明。基督教界一心要驱逐穆斯林，以至于拖慢了学习阿拉伯文化的进程，而当他们把穆斯林赶得一个不剩时，阿拉伯文化已然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于安达卢西亚人（时人对安达卢斯民族如是称谓）而言，北方的基督徒就是野蛮人。安达卢西亚人每日用热水沐浴、洗衣，却说北方的基督徒一年只用冷水清洁几次身子，而且从不洗衣。

穆斯林给西方带来了数学、天文学、医药、工程、农业，以及文学等方面的知识。要知道在公元10世纪时，科尔多瓦的图书馆藏书已达40万册。但致力于创建基督教世界首屈一指图书馆的梵蒂冈，到公元1455年才收集到5000册书。

与此同时，穆斯林也将棉花、菠菜、西瓜、无花果，以及先进的灌溉技术推广至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安达卢斯在农业方面已远胜欧洲其他各国。安达卢西亚人借用了罗马的灌溉体系，在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断地进行试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改良。他们善于开拓创新，先后发明了水车、水闸，以及灌溉水道的体系。水车上的水桶与水轮两两相连，而水轮或由水力推动，或由畜力拉动，从河川、泉井，以及蓄水池抽水引进灌溉水渠。安达卢西亚人的这个家喻户晓、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将萨蒂瓦外海岸的荒芜沼泽拉韦尔塔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由“水庭”管理的丰饶、高产的农业区域。今天，该地区更以西班牙海鲜饭的诞生地而颇受赞誉，殊不知昔日这里根本没有海产的踪影——只有漫山遍野的野生动植物，诸如野兔、稻米和拉韦尔塔形形色色的蔬菜。

哲学与神学在安达卢斯的文化中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摩西·迈蒙尼德 [9] 勇于对犹太宗教发起挑战，他经过研究，认为犹太教的诞生不可能早于公元12世纪。同时，穆斯林思想家阿威罗伊 [10] 也对伊斯兰教做了一番仔细的探究。公元13世纪时，犹太大玄学家摩西·得·里昂探索出犹太思想的一个新分支，而伊斯兰教用伊本·阿拉比 [11] 的布道在苏菲主义 [12] 运动中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扩大。

安达卢斯地区也因其优美的诗歌和音乐而颇负盛名，时至今日，其阿拉伯与犹太民谣仍然为人唱诵。安达卢西亚人曾想把无形的音乐写下，来记录乐曲的节奏与旋律，然而，他们却找不到指明确切音高的方法。如此一来，欧洲人在这方面就要比他们略胜一筹——欧洲的僧侣在给教皇的“圣歌”标音方面可谓颇有心得。但安达卢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音乐是写在纸上的。

公元91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 [13] 成了科尔多瓦的统治者，他在即位50年之际，下令要把统治期间的诗歌与正史编成集，而正史将成为安达卢斯的传统，虽然其中多数内容皆是拉赫曼的军功，但依然给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公元11世纪时，一位曾指挥格拉纳达 [14] 军队打胜仗的犹太人萨缪尔·伊本·纳格雷拉 [15] 写下了一首诗标榜其凯旋，在诗中自比大卫王。与此同时，他也在《圣经》及犹太法典方面撰写过重要的研究文章。

当时，从事商贸交易及银行业的人士在记录工作内容时需要十分仔细地将印度数字或阿拉伯数字写在纸上，账单和发票也可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们学习数学并使之落到笔头上，还有阿拉伯人从希腊人、波斯人及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制作地图的方法，这绝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法，即使地图本身并非普罗大众能够轻易接受的读物，但也永远离不开纸这个载体。因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朝着麦加 [16] 的方向朝拜，同样地，犹太人也务必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朝拜，因此在安达卢西亚人的社会里，地理学科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地位。包括天空绘图在内的天文学则是又一个关键性的工作。

这个阶段的建筑在美感和复杂性方面也创出了新高，我们大可以在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 [17] 这类建筑中看出端倪。因为安达卢西亚人有可以用来绘制草图的纸，因此便可构想出新颖而详尽的设计。更因为象形图案的使用受到了限制，使得复杂多变的几何图案能够出现并得到精心的装饰。至于地毯的设计，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是遵循同一个方法：先描摹在纸上，再落实到地毯上。

无疑，虽然安达卢西亚人让纸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对于北非的人民而言则不能同日而语，他们不像阿拉伯帝国的其他国家那样，可以迅速地接受纸的流行。由于仍旧处在以牧羊为生的社会阶段，他们还是摆脱不了使用和制造羊皮纸的困境。到公元11世纪，摩洛哥的菲斯 [18] 竟一跃成了史上最重要的造纸大城。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日常用纸最终如何传入北非的故事：相传菲斯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清真寺，里外的雕刻都精美细致。但因为所雕之像都是动物和人的形象而触犯了伊斯兰教的律法，而当地的统治者阿卜杜勒·慕敏 [19] 是一位非常信奉正统教派教义的穆斯林，当地居民害怕他到此地一探究竟时，会将人和寺都抹杀。因此他们灵机一动，用纸盖住墙壁，并在上面涂上了一层石灰，于是整座寺庙乍看上去似乎只有平整的四壁，毫无装裱可言。

据一份史料记载，到公元12世纪，在菲斯共建成造纸工坊472家，这其中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期，菲斯的产纸量可谓车载斗量，且都通过船运出口到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虽然安达卢斯地区的造纸历史非常悠久，但有记载的第一张纸是公元1056年在一个叫萨蒂瓦的小镇上制造的。萨蒂瓦是一座古老的罗马城镇，依山而建，流经山边的阿尔瓦伊达河滚滚奔涌，因此这是一个建造纸工坊的理想选址。城镇被青葱的亚麻田所环绕，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是一片让人神往的闻名遐迩之地，当时的萨蒂瓦被雅称为“舍卜提”，以赞扬其亚麻制品手工精良。

根据部分统计资料所得，当时萨蒂瓦的造纸匠都是犹太人。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阿拉伯国度中，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可以参与造纸的进程。犹太人关于造纸技艺的文献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而到公元12世纪，萨蒂瓦生产的纸，即“舍卜提”被认定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好的纸。在那之前，西方制造的纸从未受到如此高的赞誉。尽管涌现出不少新的造纸之城，但东方的原始造纸中心，诸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在当时仍然站在顶峰。安达卢西亚人所制的纸可能是前者的改良之作。公元1154年，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在文中写道：“萨蒂瓦宅邸林立，高墙宏伟，小乡宜人之美，人尽皆知。上纸只应此地有，汇出远洋东与西。”

工坊在欧洲各国不断地出现，大部分工坊都是作造纸之用的。水轮利用水力转动磨石，碾磨很多东西，包括纸浆。安达卢西亚人将罗马人用来压榨橄榄油的工坊改装为纸张工坊。磨机上装有数块大石以碾压纸张，让安达卢西亚纸变得平整，质量更优于阿拉伯生产的纸品，因为后者磨机上的研磨石相对较小。而安达卢西亚人对造纸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改进，则是使用金属线模具。相比亚洲的竹筛模，或是阿拉伯的芦苇模，用安达卢西亚人的金属线模生产出来的纸要更加优质。

急流是转动磨石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要制造最上乘的纸，还缺少一样东西——好水。何谓好水？必须是洁净、不含任何泥沙、无污染的活水。否则，碾出来的纸上就会布满杂点和瑕疵。此外，含铁量高的水会使成纸略带微红或呈现棕褐色。要想让纸张纯白无瑕，需要水中含有碳酸钙与碳酸镁，安达卢西亚人有时会往纸浆中添加石灰（也就是碳酸钙）加以漂白。在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统治下的西班牙，人们说凡是有鳟鱼栖居的河流，都有适合造纸的好水。

在公元1166—1360年制造的安达卢西亚纸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把纸高举透光，会看到纸的表面有锯齿状的线条，有时会有一连串的交叉图案，或有一些线条随意交织成点状。我们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得而知。人们认为这些线条可能是为了方便折叠而绘制的辅助线，或是模仿某个刻印在羊皮纸上的记号，经过烘烤拉伸之后变了形。这也有可能是水印的雏形，后来的造纸匠均用水印来识别哪些纸出自自己之手。

在波斯及北非的部分国家流行开来的染色纸在安达卢斯也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以格拉纳达的红色、紫色与粉色纸最为著名。在一份加泰罗尼亚 [20] 的档案当中，有一封由穆罕默德八世于公元1418年写就的书信，当中用的由亚麻和大麻制成的混合纸就是血红色的。

欧洲的基督徒花了很久才对安达卢西亚纸产生兴趣。他们觉得这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生产、使用的东西，因此心生抵触。到公元1140年左右，克吕尼市 [21] 的一名僧侣“尊者彼得”到访西班牙的本笃会修道院。在回国之际，他在羊皮纸上写下了《反犹手册》。他行经的基督教主要城市，包括托莱多这个卡斯提尔王国大教堂的所在之处。托莱多以生产上好的纸张而驰名，同时也是一座有名的犹太之城。犹太人聚居地是该城的最大区域，而犹太人则是学识的集中体现，对于彼得而言，他们几乎无处不在。然而，他却以不屑的态度写道：“天堂里，上帝正读着《犹太法典》。但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们读的书，都是由羊皮、牛皮，或是纸莎草沼泽中摘取的芦苇皮制成的。但他手中的这本却是用什么旧衣服的碎布或那些劣等东西堆砌成的书。”甚至有一些人将纸称为“粗陋的羊皮纸”，更讥讽其为“碎屑残渣”。然而，久而久之，欧洲人也对纸产生了兴趣。这同时也给安达卢斯的造纸匠带来了一定的竞争，但这种压力持续不了多久。对于他们而言，欧洲不过是个适销对路的市场罢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才是最初的稳定“客源”。安达卢西亚纸通过船运出口到墨西拿、卡塔尼亚和锡拉库扎，还有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而后，穆斯林更把市场扩展至波尔多和英格兰，甚至是巴利阿里群岛（位于今西班牙），以及法国南部的艾格莫尔特和马赛。到公元15世纪，埃及与叙利亚出产的纸，价格高昂得都要“独占鳌头”了，而安达卢西亚纸的销路也已延伸到了埃及。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也将纸卖到了欧洲，北非人则卖到了西非和苏丹。虽然欧洲的纸张贸易促使了欧洲造纸工坊的兴起，但撒哈拉以南的地区一直到殖民时代才开始生产纸。纸在那里仍然是一种昂贵的进口奢侈品。当地政府官员和教会是推动用纸的大户，他们对纸的需求都很大。即使在公元17—18世纪，非洲人仍没有自己生产的纸，单是北非和撒哈拉沙漠另一端的安达卢西亚商人携带的少量纸品就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使安达卢斯文明倒退的一个污点就是内乱。这活像是一场希腊悲剧——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争斗、一个教权与另一个教权的争斗，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讧。至于阿拉伯人和安达卢斯当中的犹太人，尽管他们享受着物质丰饶、文化丰裕的生活，联结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力量却逐渐分崩离析，相反，他们的“死敌”基督徒却越发团结一致。正当安达卢斯的商贸、经济和文化蒸蒸日上之时，安达卢斯自身的文明却在逐渐消亡。到公元11世纪中叶，内乱已经把之前管辖的飞地分割成了20多个小国，而基督徒就趁着割据，看到了可乘之机，开始蚕食阿拉伯的国土，并于公元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人们一度以为这标志着阿拉伯世界消亡的开始，但后来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 [22] 再次入侵了这个半岛，拿回了控制权。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北非王朝穆瓦希德 [23] 推翻了穆拉比特，并强行实施严苛的宗教律法，迫使部分犹太人从北非潜逃到科尔多瓦，还有一部分人从安达卢斯逃往埃及。公元13世纪，像巴伦西亚地区穆斯林的中心塞维利亚，甚至是科尔多瓦这样的大城市也最终接二连三地落入了基督徒手中。诗人阿比·沙里夫·隆迪曾写下诗篇警告世人：“你若昏昏而眠，命运则分外清醒。”

在基督教中也有十分狂热的教徒，像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一世 [24] ，这位未来的西班牙女王是一个十足的狂热分子。但是，像之前的柏柏尔人这些多数派的基督领袖，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只会在意看得上的政位并设法谋取。公元1240年，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 [25] 在看过萨蒂瓦的国土后写道：“看啊，这片我们前所未见的美丽沃土……在看到此情此景的一瞬间，我们的心满载愉悦与满足，早该带着军队来萨蒂瓦……为基督教攻城略地。”到公元15世纪，萨蒂瓦被大肆侵占，仅余一小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飞地，而在公元1492年，穆斯林最后的城市格拉纳达也因为被殖民者全面封锁而最终就范。城里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被强行驱逐，而安达卢斯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方文明中心也已荡然无存，就像做了一场梦。穆斯林生活在西班牙的时间足有800年，而欧洲人迁移到北美，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只有500年。对于一度辉煌的安达卢斯文明，只有很模糊的线索证实它至今仍存留在欧洲，那些遗留下来的巨大建筑物——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现在都变成基督教堂了；而被驱逐的犹太人将西班牙方言落到笔头上时，仍旧保留希伯来文的字母和拉地诺语 [26] 的表达。同时，他们保存着家里的钥匙，一代代地传下去。公元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的那天，恰好是夏季的哀悼斋戒日，却也是犹太人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这个灾难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本土的四弦乌德琴（一种专为演奏犹太人的西班牙舞曲和穆斯林的安达卢斯—阿拉伯歌曲的乐器）也变成了欧洲人的五弦鲁特琴，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鲁特琴是一种重要的乐器。（今天生活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渐渐使阿拉伯人将乌德琴称作“阿拉伯鲁特琴”——这是文化侵略的典型体现。）西班牙语和大部分的欧洲语言中都有阿拉伯文明的痕迹，尤其是阿拉伯语的前缀“al”的融合运用，西班牙语也包含了一些阿拉伯语的音素，比如jota（霍塔舞）中的“j”发的是喉音“h”。

但与此同时，安达卢西亚人也给欧洲人遗赠了另一份大礼：纸。

[1] 柏柏尔人是西北非洲的一个说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的民族，主要集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少数人群居住的地方向东最远到埃及，向南最远可以到布基纳法索。——译者注

[2] 西哥特是活跃于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3] 休达，西班牙两个位于海外的自治市之一，位于马格里布的最北部，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译者注

[4] 塔里法角是西班牙本土的最南端，也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可以远眺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摩洛哥海岸。——译者注

[5] 巴斯克人，西南欧民族，自称欧斯卡尔杜纳克人。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和比斯开湾南岸，其余分布在法国及拉丁美洲各国。——译者注

[6] 瓜达莱特之战：公元711年7月，穆斯林与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军队在詹达湖岸边的巴尔白特河口相遇。结果，西哥特的2.5万大军溃不成军，罗德里克下落不明。此次战役决定了西哥特王国的覆灭，以及西班牙自此后近800年被穆斯林统治的肇始。——译者注

[7] 比斯开湾，北大西洋东部海湾，介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略呈三角形。——译者注

[8] 飞地，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编者注

[9]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犹太人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哲学家。——译者注

[10] 伊本·路世德（1126—1198），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生活于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教法学家、医学家及自然科学家。拉丁名为阿威罗伊。——译者注

[11] 伊本·阿拉比（1165—1240），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哲学家。生于西班牙的穆尔西亚。早年就学于塞维利亚和休达，深受两名女苏菲的影响。——译者注

[12] 苏菲主义，伊斯兰教的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译者注

[13]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891—961），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第8位埃米尔和第1位哈里发。后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最伟大的统治者。他的称号是安－纳赛尔，意为“常胜者”。——译者注

[14] 格拉纳达，西班牙格拉纳达省会。——译者注

[15] 萨缪尔·伊本·纳格雷拉（993—1056），中世纪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言学家。还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出任西班牙哈里发的国务大臣。——译者注

[16] 麦加，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译者注

[17]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位于西班牙南部古城科尔多瓦市内，具有摩尔建筑和西班牙建筑的混合风格。大清真寺建于公元8世纪，是穆斯林占领了科尔多瓦，改建了当时西哥特人天主教会的一半，而后基督徒收复失地，又重新使清真寺变为教堂。——译者注

[18] 菲斯，北非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城市，也是摩洛哥一千多年来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中心。——译者注

[19] 阿卜杜勒·慕敏（1094—1163），柏柏尔人，阿尔摩哈德王朝哈里发，公元1130年至公元1163年在位。他从阿尔摩拉维德人手中夺取了整个马格里布，即包括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在内的西北非地区，将所有柏柏尔人统一起来，置于他一个人的统治之下。———译者注

[20] 加泰罗尼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区。——译者注

[21] 克吕尼市，法国东部的一座城镇。——译者注

[22] 穆拉比特王朝，又译作木兰皮国，是公元11世纪由来自撒哈拉的柏柏尔人在西非所建立的王朝。——译者注

[23] 穆瓦希德王朝，中世纪柏柏尔人在北非及西班牙南部建立的伊斯兰教王朝。公元12世纪初，在北非柏柏尔人部落中掀起了反对穆拉比特王朝的宗教政治运动。——译者注

[24]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资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女王。——译者注

[25] 海梅一世（1208—1276），公元1213—1276年任阿拉贡王国君主、巴塞罗那伯爵、蒙彼利埃领主，人称“征服者”。——译者注

[26] 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犹太人的方言。——译者注

第5章 两张毛毡间的欧洲

他的国家是建立在两张毛毡之间的。

——《神曲·炼狱篇》，但丁·阿利吉耶里

公元11—13世纪的欧洲迸发出了无限的创造力，同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在那之前没有出现过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天才，或是能代表欧洲本身的杰作，只是那时的创造力中有很大一部分都隐没于各修道院之中，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们作消遣和启迪之用。手绘的羊皮纸书籍精妙绝伦，贵族们自然乐于将它们占为己有，当作艺术品来收藏，但他们几乎不会去读这些书，很多国王和王子甚至目不识丁。查理曼大帝非常推崇看书、写字，但在他即位前，从来都是别人读书给他听，他在即位之后才开始学习，逐步掌握了独立阅读的能力，但初衷却是为了对抗失眠。历史学家怀疑他的阅读能力一直都很差。

在那个时期，世界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到中世纪末期，为了做生意，欧洲的普通老百姓都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再也不是阿拉伯人口中的“下等人”了。商业贸易、数学、艺术、文学和科学等各方面都开始初露锋芒，这才使我们联想起今日的欧洲。促使欧洲崛起的所有思想，大多源自阿拉伯世界。意大利就是个范例，它和阿拉伯文化最为亲近。欧洲人赞赏的对象向来都是意大利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欧洲人赞赏意大利人先进的思想和发明创造，而这些思想和发明其实早已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中。

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发明了罗马数字的意大利人第一个放弃使用罗马数字系统而转用印度数字或阿拉伯数字，讽刺的是，这反而使他们在商业和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外，尽管整个欧洲都在说“意大利人的会计”，但事实上，意大利人复杂的会计技术也来自阿拉伯人，包括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资产和借方的“复式记账法”。在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的碎布造纸技术也被认为是意大利人发明的。当然，其他发明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水车或灌溉工具，阿拉伯人宣称是他们发明了这些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发明起源于希腊或罗马。

意大利是第一个生产出纸的欧洲国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此类言论，但我们能从中了解到什么欧洲文化呢？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要么是说西班牙不算欧洲国家，要么是说穆斯林和犹太人不算欧洲人——即使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欧洲。除了安达卢斯，意大利是欧洲最早能够造纸的国家。但在那之前，基督教徒已经在安达卢斯从事造纸活动了。根据奥里奥勒·瓦勒斯·伊·苏比拉（加泰罗尼亚人，西班牙纸历史学者）所说，造纸者在公元12—13世纪被狂热的统治政权驱逐出境之后，就去了基督教地区，并把造纸技术教给了那里的基督教徒。公元12世纪，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特别是毕尔巴鄂等地纷纷建起新的基督教造纸厂。一个世纪后，意大利开始生产纸张。

公元1238年，海梅一世征服巴伦西亚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等级制度。自接手克萨蒂瓦（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小镇）后，他就命令当地的造纸厂为他的政府工作，他也因此成了第一个依赖纸完成公文和记录的基督教统治者。

在意大利生产的纸中，哪一种纸的历史最为悠久？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总是争议不断。公爵夫人阿德莱德是罗杰一世的第三任妻子，她写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处盐矿，而这篇文章是在公元1109年用纸写的。人们也常常视其为“欧洲”（不包括西班牙在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纸。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张纸的生产地是西西里岛，因为有大量的安达卢西亚纸被运往那里。此外，和当时许多欧洲人一样，罗杰一世觉得纸太容易破损，且普遍靠不住，他的妻子也是这么认为的。到公元1145年时，罗杰二世下令把所有的政府文件统统誊抄到羊皮纸上。西西里王国的法典清楚地写道：“凡所有写于纸上的文件，一律不具有权威效力。”

至于意大利最早的造纸地，也没有确切的记录，如果只算意大利大陆的话，有可能是阿马尔菲或是附近的某个地方。但那里生产出来的纸，不管是从制作方法还是从选用淀粉作为上浆的材料来看，都和阿拉伯纸并无很大差异，所以这些纸有可能源于进口，或得益于阿拉伯人经营的工坊。（阿马尔菲地区今天仍在小规模地生产漂亮的手工纸，一般供应给旅游景点的礼品店。）

意大利最早的且可证实的造纸地是一个名为法布里亚诺的山区小城（位于马尔凯内一半岛的西岸），临近主要的商业中心，如博洛尼亚和沿海城市威尼斯。高耸的岩层形成了幽深的峡谷，卡斯泰拉诺河就流淌于这峡谷之间，之所以被取名为卡斯泰拉诺河，是因为它正好流经法布里亚诺的城堡，后来在公元18世纪时，为了纪念一个罗马的双面神，这条河被更名为吉亚诺河——那时候的意大利很流行给所有东西都取个罗马名字。这条河流经丘陵地区，水流较为湍急，使得法布里亚诺成为造纸的理想之地。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法布里亚诺人的造纸技术是在公元11世纪阿拉伯人攻打周边城市安科纳时教授给他们的。能够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就是法布里亚诺的造纸厂用了阿拉伯人的造纸专业术语。

其中一个术语叫cuctunea（布料纸），是一个法布里亚诺词语，它是由阿拉伯单词quothon演进而来的。Cotone（棉花）这个意大利单词也是起源于单词quothon，但这是个误译，因为阿拉伯人从不用棉花造纸，而意大利人也是在公元18世纪才开始用棉花造纸的。法布里亚诺人最早在欧洲提出risma（用于分装纸的捆包，来自阿拉伯单词razmah）这一概念，翻译成英语是“ream”（令，纸张的计数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令所代表的数量稍稍发生了变化，但单词本身还是保留了原意。如今，令仍是纸的计数单位，一令是500张纸。

意大利境内最早的且可证实的造纸记录文件可追溯到公元1264年，上面记载了商人从法布里亚诺购纸的记录，且没有说明这是新出现的交易产品或首次开展的商务合作，所以按照逻辑推理，法布里亚诺在公元1264年前就已具备了生产纸的能力。

法布里亚诺的周边区域以其生产的羊毛和羊毛纺织厂而著称，这些纺织厂傍河而建，主要生产毛毡制品。毛毡并不是新产品，古希腊人就能制作毛毡。法布里亚诺纸历史学家弗兰科·马里亚尼认为，商人将羊毛制品贸易开展到了世界各地，例如威尼斯，当地的阿拉伯纸贸易发展兴旺，当地人也因此对纸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同意将制毡厂出租给造纸者。这个做法很快流行起来，有时候只需要出租一两个工厂车间，因为配套设备几乎不用更换。造纸者需要做的就是在羊毛锤上安装好金属头，这样碎布搅碎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制毡厂（包括美国的制毡厂）都转型成了造纸厂。

法布里亚诺的制毡厂陈旧落后，但其中的几处创新之举却改变了整个纸历史的进程。首先，欧洲人没有使用阿拉伯人的淀粉浆料。和纸相比，早期的欧洲人更倾向于使用羊皮纸，因为纸不能维持几个世纪之久——虽然谷物浆料在西班牙南部、北非和中东等地的干燥气候下能够发挥不错的效果，但在欧洲湿润的气候下恐怕就行不通了。因此，用谷物上浆的纸很容易变质。相比之下，法布里亚诺纸更加经久耐用，因为和当地牧羊业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造纸者选用明胶（通过煮羊皮废料获取）来给他们的纸上浆。

欧洲人从用羊皮纸转为用纸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纸便宜得多，这个理由一直饱受争议。根据纸历史学家的估计，制作一本《圣经》大约需要210~225只羊。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估计有点儿言过其实，但即便是对于今天的以色列来说，完成一本《犹太妥拉经卷》也非易事，大概需要耗费60~80张小羊皮及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此书仅为《旧约》中的前5卷，即《摩西五经》而已。进口的阿拉伯纸也不便宜，得益于水力落槌这一精巧装置的发展，法布里亚诺人才得以生产出如此价廉的纸。

借助水力落槌，水车发出的力就能将杆转动，杆上安置了栓子，当杆转动时，栓子就能扣上水平梁，这样一次就能抬起一根梁。当杆将水平梁转至更远处时，上面的金属锤便会落下，砸向盒中的碎布，如此循环往复。这样一来，就比以前省去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碎布也被分解为纤维状的纸浆。由于冬季的水位较高，这种带有落槌的工厂可以生产大量的纸浆，有时甚至会出现过量生产的情况，这些过剩的纸浆就会留到夏天的时候再用，因为夏天时水位较低。相比进口的阿拉伯纸，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纸要便宜许多，事实上，它也比其他书写材料更为廉价。法布里亚诺的另一个创新就是线模。这个办法有可能是阿拉伯人首先想出来的，但将它做到完美的是法布里亚诺人。制造者采用了极为精细的线，欧洲造纸业的标准由此奠定。公元13世纪以前，意大利人会将金属打得像纸一样薄，裁成细条状，再用锤子砸成圆形。这听起来很耗时费力，但意大利人对此已轻车熟路——模子上串着由100多英尺长的铜线编成的单板。

水印是法布里亚诺人的另一个重要创新。人们发现的第一个水印来自公元1276年的法布里亚诺。许多水印都非常简单，先是制作者名字的首字母，后面是简单的设计图案，如铃铛或六边形。将一根金属线编入模子中，一个水印就做好了。它可以在纸浆上印上记号，也许有人在一次意外中不小心把金属线弯折进了模子中，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制成了第一个水印。你只需让光线透过纸，就能看到纸中的水印了。从此，造纸者就可以给他们的产品“署名”了。

法布里亚诺的造纸者将他们的纸卖给其他公司，这些公司会用石头把纸打磨得更加光滑，然后将纸捆绑成半圆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些负责打磨和打包的工人想知道这些纸是谁做出来的，商人也同样想知道，因为他们想知道哪家造纸厂更受顾客的青睐，这样就能为他们的产品找到稳定的销路。在现代营销学中，这种做法叫作“品牌化”，它为以后的生意往来创造了一个品牌名称，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品牌化。起初的水印类似于烙在牲畜上的印记，以至于有人认为水印的想法就源于烙印。

水印属于个体的造纸者，而不属于工厂，一座工厂可能拥有好几个水印。到公元14世纪前，许多制毡厂纷纷转型为造纸厂，一时间，法布里亚诺至少出现了40家造纸厂，或许更多，水印的数量也不计其数。

生存永远是不容易的。一家法布里亚诺造纸厂的日均产量要达到4000~5000张纸，也就是一年要生产超过100万张纸，这就意味着工人们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停地工作。长时间和水接触容易导致关节炎和其他疾病。而且，虽然从事造纸工作确实能够带来稳定的收入，但想以此发家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竞争压力不断加大，有些造纸者很难立足于市场，于是这些唯利是图的造纸者开始伪造其他知名厂商的水印。假水印在市场上变得习以为常。

最终，法布里亚诺的造纸厂实在是太多了，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噪声和难闻的气味，民众向镇政府请愿将这些造纸厂迁出。另外，由于纸的原材料是大麻和亚麻，造纸者会从挨家串户的碎布商人那里买来脏的衣服和内衣裤。似乎嫌脏衣服不够臭，造纸者还用氨水来分解碎布的纤维，而人的尿液是最好的氨水来源。收集尿液的人也会在镇中走来走去。纸浆经过多次清洗后，异味就会散去，但造纸厂依旧臭气熏天。

熟练的造纸工人在意大利其他地区是非常抢手的，但法布里亚诺的工匠们纷纷到博洛尼亚、阿马尔菲、福利尼奥、卢卡和伦巴第等地开设工厂。威尼斯和土耳其在纸贸易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威尼斯自己不生产纸，因为这座城市地势平坦，缺乏足够的淡水资源。但当威尼斯控制了特雷维索、帕多瓦和乌迪内等边远城镇后，法布里亚诺的造纸者便涌向威尼斯开办工厂。所有的“海上共和国”都摇身一变，成了重要的纸中心。例如像热那亚、威尼斯、比萨和阿马尔菲这样的港口城市也依靠贸易、造船业、银行业、造纸业和纸贸易而变得富裕起来，最后成了独立的国家。到这个时候，碎布源成了造纸生产的最大限制。鉴于此，碎布商人开始跨地区售卖碎布，以求得最高的价钱。但在公元14世纪末期，法布里亚诺政府禁止向本地以外的区域出售碎布，意大利其他地区在不久后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规定。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参议院及热那亚执政团都通过了类似的条例。在之后的公元1592年，教皇克雷芒八世禁止商人将碎布出售到州外区域，之后，欧洲的许多政府也纷纷实施了这一规定。

有了落槌、动物胶料、线模和水印，法布里亚诺彻底颠覆了传统纸，并给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欧洲造纸业定下了整体基调。意大利造纸业给西班牙的相关产业造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驱逐之前。整个欧洲对纸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法布里亚诺的造纸工匠在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法国都相当受欢迎。

公元1390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施特罗迈尔，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纽伦堡创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德国其他城市也随之开始建厂，如雷根斯堡、开姆尼茨和斯特拉斯堡分别在公元1393年、1408年和1445年有了造纸厂。公元15世纪中叶前，法国也成了一个造纸国家，在香巴尼、孚日省、特鲁瓦和奥弗涅等地都设有工厂。巴黎也随之成了重要的纸交易市场，圣克鲁及巴黎其他地区一下涌现出了许多造纸者。

大麻和亚麻的产量有了显著提高，这些作物可用于生产亚麻布和麻绳，当然还有纸，这对于欧洲的造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时机。一开始习惯穿羊毛内衣的欧洲人开始转为穿亚麻内衣，也没有记录说亚麻内衣能让欧洲人反感，这也让碎布的产量得到提升。此外，意大利，还有后来的德国和法国，都超越了西班牙和阿拉伯地区，因为前者有更充足的水源和更湍急的河流来转动水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欧洲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纸如此抵制呢？他们在法布里亚诺造纸厂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前的几个世纪就知道阿拉伯纸了，可他们为什么对阿拉伯纸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呢？在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对于纸来说，似乎找不到任何固有的文化污名。确实，生活在中亚、北非和安达卢斯的基督教徒很容易就能接受纸，起初，他们还在犹豫要不要用纸来书写经文或者“圣书”（指《圣经》《古兰经》等），但后来却先于穆斯林和犹太人接受了它。在大马士革发现了一篇可追溯到公元800年的基督文本，而这篇文本就是写在纸上的。所以，问题出在了欧洲人身上，而不是基督教徒。

但丁的经历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出生于公元1265年的佛罗伦萨的但丁是当时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他生活在意大利的那段时期正好是造纸业开始兴起的时期，欧洲在那个时候也迎来了新的学习时代。他用意大利文写作，被称为“意大利文学之父”，在欧洲从羊皮纸转向纸的浪潮中，他是最早的发起者之一。在但丁之前，作家都是用拉丁文来写书的，而这种语言只存在于修道院中。没人会用拉丁文进行对话，也很少有外行人看得懂或是想去看拉丁文的书。书只是给一小部分人看的，他们大多是与世隔绝在修道院里的隐士。富人趋之若鹜，尽管人们不懂拉丁文，仍为这些书点缀宝石和彩绘，拥有它们是地位的象征。与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相比，当时欧洲的存书并不多，因此羊皮纸便完美地满足了欧洲人的需求。

但是，但丁改变了这一点。他用人们说话的语言来写书，因此所有人都看得懂他写的书，但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拒绝用纸这种新的媒介来写书。从逻辑上讲，他本应是第一个使用纸的伟大作家，但相反，他却是最后一个坚持使用羊皮纸的伟大作家。有趣的是，carte这个单词通常是“纸”的意思，它在《神曲》中至少出现了9次，且代表“羊皮纸”的意思。但英语翻译家，包括伟大的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都习惯把carte翻译为“pages”（页），而不翻译为“paper”（纸）。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神曲·地狱篇》第25篇（Canto XXV of Inferno，但丁也用罗马数字）中，但丁将正在燃烧的纸描写为“and the white dies”（白色的东西正在死去）；在《神曲·天堂篇》（Canto XXII of Paradiso ）中，他把法律描写成“rimasa è per danno de le carte”（纯属是对纸的浪费）。

经常使得研究但丁的专家迷惑不解的一句话就是：His nation be between felt and felt.（他的国家将处于两张毛毡之间。）研究但丁的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千差万别。英语单词“felt”翻译成意大利文是feltro，但有些翻译家，包括朗费罗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平斯基，都不直接翻译，而只是将首字母大写。按照这种解释，但丁是在描绘一个地点，这个地点位于威尼托一个叫Feltro的小镇和罗马涅的蒙特费尔特罗之间。其他的学者认为这个单词引用自方济会修道士，因为这些修道士都身披毛毡；也有学者认为引用自民主，因为投票箱都是用毛毡连成一排的；还有学者认为和占星学有关。然而但丁那个时期的意大利人——不同于今天的但丁学者——都非常熟悉手工纸的制作流程。在法布里亚诺或其他地方，做好的纸都会从模子上被取下来，堆叠在两层毛毡之间，挤压、弄干。所以，有的学者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建立在纸上的国家”。

但丁对纸有一定的了解，但在他生平所著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部是写在纸上的。事实上，我们找到的唯一真迹就是文本中他的一个签名，而这篇文本写在佛罗伦萨的一张羊皮纸上。所有他写的东西都是先口述给抄写员，抄写员再把内容写在羊皮纸上的。在纸之前，所有的作家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写书的。不过，也有可能是但丁不会写字。

欧洲人从羊皮纸转而用纸的过程缓慢，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反犹太主义和反阿拉伯主义。根据这一理论，他们将纸视为穆斯林或犹太人的产品，因此抵触使用纸。尊者彼得的《反犹手册》书中的一处引文通常会支持这一观点。虽说在反犹太主义的欧洲文学中不难找到示例，但很少是和纸有关的，尽管一旦纸被认为是意大利人的发明，便有可能成为更讨喜的对象。

更有可能的是，欧洲人还没发展到需要更为高效的书写材料支持的那种充满智慧和文化的生活。在公元9—10世纪，阿拉伯人因为欧洲人的落后而变得不知所措。穆斯林地理学家马苏迪则说，越往北边走，“那里的人越愚蠢、恶心、粗野”。

阿拉伯人十分痴迷数学，计算和相关学习需要大量的纸张，但当时欧洲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极其有限。但在公元10世纪时，欧洲有一个能追赶上阿拉伯人的好机会。博雷尔伯爵二世是一名基督教贵族，家住巴塞罗那，他来到法国的中南部，在欧里亚克的一个修道院停留下来。他在那里遇到了出身卑微的年轻男子热尔贝特。博雷尔伯爵认为，热尔贝特身上有数学天才的本能和天赋。后者对数字确实很有天分。仅仅因为住得离安达卢斯很近，博雷尔伯爵也比大多数欧洲人更了解数学，他认为，只要年轻的热尔贝特接受了阿拉伯教育，肯定能有了不起的成就。

尽管穆斯林的曼苏尔将军在公元985年洗劫了整个巴塞罗那，但博雷尔伯爵和许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都与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统治者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博雷尔伯爵安排热尔贝特到基督教神职人员那里学习数学，这些神职人员都自学过阿拉伯知识。热尔贝特学会了用印度阿拉伯数字计数和运算，同时还学到了许多其他的思想。他对阿拉伯人很是着迷。当他回到欧洲时，由于在心算方面的惊人天赋而广为人知。他将所学到的知识传给欧洲人，从那以后，欧洲人开始采用新的数字系统。但即便是一个世纪后，欧洲人在数学运算方面仍然没有达到阿拉伯人的水平。

热尔贝特称得上数学天才，但他没有学到“0”的概念，他所拜师的欧洲神职人员也不理解“0”的概念。欧洲语言也没有表示“0”的单词。事实上，大多数的欧洲语言只有表示“1”“2”“许多”的单词。你可以有1个土豆，2个或者许多土豆，但如果你没有土豆，你就没有数字来表示。用一个数字代表“没有”，听起来似乎不合逻辑，但“0”的概念对于数学运算来说至关重要，如代数学、微积分，甚至基础会计学。

尽管有着这一重要的不足，热尔贝特仍对欧洲的学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鼓励人们学习阿拉伯和希腊的数学和天文学。他不仅把印度阿拉伯数字引进欧洲，还把因为这些数字而成为可能的十进制也带到了欧洲。同时，他还把罗马衰亡后丢失的发明重新带回了欧洲，其中就有浑天仪（由金属环围绕而成的模型球体，可记述地球、恒星或是绕地球轨道运动的行星的运动）和算盘。罗马算盘上摆有石头用于计数。热尔贝特把石头换成小的珠子，这种设计类似于亚洲最早的算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算盘成了欧洲最主要的计算器，尽管它只能用于计算，而不能记录。欧洲人仍没有开始使用纸。

热尔贝特后来成了第一位法国教皇——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但仅4年后就去世了。而欧洲在两个世纪之后才继续学习数学。尽管热尔贝特已经向欧洲人展示了印度阿拉伯数字的价值，但最后一本使用罗马数字的数学书直到公元1514年才出版。欧洲人开始接受“0”的概念，但是他们仍用罗马数字来表示0，如V0III（即503），这一做法让许多人费解。

如果说公元11世纪的欧洲鲜少用纸，那么公元13世纪的欧洲可谓“求纸若渴”。大约在法布里亚诺“发明”欧洲造纸法的时候，欧洲经历了最伟大的变革时期，到公元13世纪下半叶，欧洲已焕然一新。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接踵而至。

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了解亚洲。从公元1253年到公元1255年，佛兰德方济会修道士威廉·鲁布鲁克来到蒙古，写了一本关于他旅居生活的书，这本书在欧洲广为传诵。他发现里海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而不是像人们之前猜想的那样，是一个向北极开放的海湾。他还描述到蒙古人喜欢喝马奶，用的钱是用绵纸做成的，他还误以为是棉花。蒙古人则恳求他派一个会造羊皮纸的人过来，因为他们想用羊皮纸替代纸，但没有说明原因。

罗吉尔·培根有位朋友叫威廉，两人都是方济会修道士。威廉告诉了培根一些关于爆竹的事情，培根便成了第一个了解火药的欧洲人。培根也是最先提出用做实验的方式来探究科学想法的人，但这和现代科学实验相差甚远；他还参加活动，倡议使用更精确的历法，引进了“闰年”这一概念。

公元1271年，在威廉·鲁布鲁克出书取得成功约30年后，马可·波罗到了中国。和威廉的书相比，尽管一些言论有些夸大其词，但马可·波罗写的书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人们普遍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把意大利面引入意大利——意大利面，特别是意大利千层面，早在之前就有了。事实上，意大利面的制作方式有可能是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除了重复威廉的纸钱故事，马可·波罗也没谈论过纸的事；但不同于威廉的是，他正确地陈述了钱是由桑树皮制成的。但他的书和威廉的书使欧洲人第一次对亚洲产生了兴趣，并有了一定的了解。

马可·波罗更大的问题在于他有一个代笔人。公元1295年，他被热那亚押为战俘，在监禁期间，他遇到了爱情小说家鲁思蒂谦。马可·波罗将自己在中国的冒险经历告诉了他，而他则向马可·波罗保证，如果这个故事让他来写，就能成为畅销书。结果也正如预期的一样，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马可·波罗告诉鲁思蒂谦的内容有哪些，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鲁思蒂谦自己编造的，或是他不想写进去的。书中省略的部分听起来有点儿奇怪，比如：马可·波罗从来没分享过关于印刷术的事情，尽管他对纸币的一些言论可能会把他直接引向这个主题。同样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更多地讲到中国对纸的广泛使用，甚至没有提到过中国人会用热水冲泡叶子并饮用的故事。茶是具有异国风情的产物，欧洲人对此有很强的好奇心。这些省略的内容让一些人甚至怀疑马可·波罗到底是否去过中国。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数学开始达到甚至超过阿拉伯世界的水平。欧洲第一位后古典时代的数学奇才是来自比萨的莱昂纳多·皮萨诺，大家习惯叫他斐波那契。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他本人从小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学的是阿拉伯数学和会计学。

借助印度阿拉伯数字，斐波那契不仅把更多的阿拉伯思想带到了欧洲，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其他思想，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最著名的定理建立在以下问题之上：如果用4面墙围住1对兔子，假定每对大兔每月能生产1对小兔，而每对小兔生长2个月就能成为具备生育能力的大兔，问这对大兔1年后可以繁殖多少对兔子？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名为“斐波那契数列”的编号系统，这个数列是许多数学运算的基础。公元16世纪前，欧洲人甚至在代数学领域也有所建树，提出了加号和减号的符号概念，而这些概念以前只能依靠文字表述。

欧洲的工程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在那之前，欧洲最主要的计时工具是滴漏计时（一种测量时间的设备，工作原理是将水匀速地倒入立式贮槽，以此来测量时间）。如果有人可以根据太阳的运动来测量水钟，那么他得到的时间误差大概只有15分钟。

公元1250年，法国建筑师维拉尔·德·奥内库尔写了关于擒纵器的文章。他还有过和擒纵器相关的工作经历。擒纵器通过一个卸荷弹簧、一个平衡摆轮或钟摆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转动齿轮。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将擒纵器应用于机械钟表的制造长达500年之久了。但是欧洲人对此并不知情，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新发明，借助这项发明，他们制作的钟表的精确度越来越高。英国天文学家罗伯特·安格利卡斯尝试制作一块可以精确地完成24小时运转的钟表，在西班牙卡斯提尔基督教法院成功设计出利用水银的重量驱动的时钟。

公元1300年前后，机械钟表在欧洲随处可见，塔上、修道院内或政府大楼上都有机械钟表的身影。这个时候，人们呼吁将所有的时钟都调至同一个时间，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时间都能同步。公元14世纪，法国的查尔斯国王在西岱岛上建了一座时钟，并下令全巴黎的时钟都以它的时间为准。忽然间对时间有了精确的概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极大的变化。

公元13世纪晚期，诸多领域——如法律、会计、音乐、地图绘制——对于纸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这些领域来说，用纸的计算和测量变得重要起来。自从工作中有了纸，欧洲人开始热衷于计算。罗吉尔·培根甚至计算出，如果一个人每天能走20英里，那么他走上14年7个月29天零几个小时，就能抵达月球。中世纪的欧洲人很少会把法律条文写下来——他们习惯用脑子记。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没人希望把法律条文写下来。但在公元787年，不识几个字的查理曼大帝颁布法令，规定写下的法律要比记在脑子里的更具法律效力。然而在英格兰，直到公元1066年诺曼人入侵后，威廉国王才开始确立法规和记录，这时候才有少量的法律条文被写下来。最著名的是他颁布的《末日裁判书》（书名在两个世纪后才被明确），该书完整地调查了所有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民的土地资产和其他资产情况，以便征税。

但是，很少有人会参考《末日裁判书》和其他成文的法典，因为人们仍没有阅读的习惯。诺曼人要求所有的文本都要用拉丁文书写，古英文文本也要翻译成拉丁文。这一举措使得英格兰和欧洲保持了一致，但同时也阻碍了人们去阅读这些文本，毕竟除了神职人员，很少有人看得懂拉丁文。一旦有法令颁布，接令目标仍是“所有听到及看到这一法令的人”。约翰国王于公元1210年签署了《大宪章》，之后开始印制复本，并送至每一个州郡，叫人大声地读给大众听。但历史学家怀疑复本印制的数量不够，不足以让每个地方的人都能知道。

英格兰的成文法主体不断扩大。被诺曼人征服时，英格兰大概只有2000篇文本，但到公元13世纪，一年内的新文本数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这种扩张一直广泛地持续着，尽管中世纪的人们始终担心书写的方式并不可靠。在中世纪，即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通过口头传达的。

在公元13世纪之前，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未被引入时，欧洲人很少记账。人们不会写下业务记录，罗马数字不易于做加法或其他的数学运算。但采用了新的数字系统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商人们开始使用“交易票据”，一方提供某样商品或者服务，另一方同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于是复式记账法产生了，在这种记账法中，信用和负债会同时做加减。

卢卡·帕乔利是公元15世纪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个朋友，他为会计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会计学在公元13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仍然很粗略。例如，直到帕乔利做出创新之后，才有人尝试增加分数。在那之前，数字只有四舍五入，零钱都归了机构。在大型的交易中，那些被忽略的分数加起来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公元15世纪初叶，几乎没有什么文字可以用来形容一段音乐，但这种情况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例如，阿雷佐的圭多修道士（公元11世纪本笃会修道士，出生于法国）在迁至意大利城市阿雷佐前，发明了四线谱（我们熟悉的第五线直到公元18世纪才被加入），写下高音也成了可能。他的音符名系统以一首赞美诗的首字母为基础，指出了各音符在音阶上的位置，如ut、re、me、fa、sol、la等。后来，“ut”变成了“do”，加上“ti”后就能表示八音音阶了。修道士们需要把每一行格里的高利圣咏（自中世纪以来教堂演唱的无伴奏圣歌）口传给下一代人，但到公元10世纪，欧洲的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一首曲子中经常有两行甚至更多的音行交互在一起，即俗称的和声。公元13世纪，法国作曲家佩罗坦有时习惯作三行的曲子，大大地改进了这种作曲形式。神职人员也开始仔细地在纸上用符号标记或者记下乐谱。他们甚至会写下一些世俗音乐，并保留下来。

公元13世纪下半叶，来自科隆的弗朗科建立了一套含有长短音符的系统来表示节奏。这套系统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得以规范，但在公元13世纪时，音乐已可以用符号表示，这使得音乐家明确了接下来要做些什么，这是在纸上作曲的开始：经过反复修改，将成品交给抄写员，再由抄写员完成最终的乐谱。

指南针是一项古老的中国发明，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这种神奇的磁石永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最早的用途是占卜。在1200多年后的宋朝，中国人开始使用指南针来导航。当时的中国指南针就是浮在一小缸水上的一根针而已。

欧洲人很快就掌握了指南针的技术，仅在中国人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后的150年便投入了使用——欧洲第一次提到指南针是在公元1190年。与以往的历史模式不同的是，这次欧洲人走在了穆斯林的前面，他们率先使用指南针来导航。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指南针使用记录是在公元1232年用波斯文写成的。

到公元12世纪末期，船只航行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区域时，人们开始用一种叫作干罗经的东西导航，之所以叫干罗经，是因为它不需要浮在水中。在指南针被发明之前，导航都是依靠观察星星的位置来完成的，但遇到多云的天气就不行了。在地中海，人们一般都会避开在4月至10月出海，因为这段时间的天气多为阴天。然而在公元13世纪末期前，商人们全年都航行在地中海上，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欧洲的经济活力。人们一旦开始使用指南针，便需要用到以罗经读数为基础的航行图，因此就需要用到纸。意大利人用纸做出了第一张航行图。

公元12—13世纪，欧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修道院中迸发出的智慧生活，这种生活开始走进大学和其他大众能够接触的地方，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学习从遥远的郊区走进城市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依旧没有太多的改变。从公元5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兴起，到后来的一段时间，修道院一直就是读书的地方。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的修道士——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读书。因为读书是一种在白天进行的活动，所以修道士在冬天只需要读两个小时，到夏天就要读三个小时。他们要在大斋节（亦称“齐斋节”，自“圣灰星期三”开始至复活节前的40天，在此期间进行斋戒和忏悔）期间读完一整本书，另外还有一种体积更小的书，方便修道士在旅途中履行读书的义务。

公元13世纪，修道士阅读和学习的书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们还要把书的内容口述给抄写员听，然后抄写员再巧妙地把内容誊抄在羊皮纸上，配以大胆而美丽的装饰和绘图点缀。在通常情况下，一本中世纪的书会由几个人来完成。首先他们要抄写文本，在抄写的过程中会犯下许多错误，之后再把文本交给设计师，后者会画出装饰物的草图，并精心设计首个大写字母及图片。文本会设计得非常充实，不留一点儿空白。之后这本书会经过画家的手，再到装订工那里负责把书缝合好，再用漂亮的皮革封面把书包好，有时候封面还会镀上黄金或镶上宝石。书一般又大又重，人们很少会去读这些书，如果真要读，需要把书放到斜面讲台上支起来看。有传言说，公元14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学者彼特拉克曾试图举起一本这样巨大的书，但不小心把书砸到了自己的腿上，伤势非常严重，差点儿需要截肢。

抄写员在修道社会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富人们为了收藏，仍会委任抄写员帮他们抄写修道院华而不实的作品。但在修道院外，又有一些其他的书或文本问世，供高校和图书馆使用。

设立制书工坊的目的就是要生产一些不甚奢华、价格也更低廉的书籍，对抄写员的手稿也有要求，不仅要抄写迅速，而且要比华丽的“圣书”风格更易于阅读。事实上，甚至在公元12世纪的修道院，作为今天普通书法的前身，一种看起来不那么“草”的草书体写起来也越来越快了，因为抄写员感觉到了赶工的压力。

一些用方言写成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法语，早在公元12世纪就已出现，但许多作品在那之前就已经完成，以便被大声地读给公众听。这种学习模式需要听众仔细听清说话者所讲的内容，并尽可能地记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地中海医学如此重视健康和记忆。肥肉、醋或烈性酒、豆类、大蒜、洋葱和大葱都是有损记忆力的食物。如果一个人非常有才华或者博学，如早期文化里的谢赫拉莎德，那么他的记忆力一定是非常出众的。

那时候有流浪表演者可以背出很多曲目，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观众也是普通人。还有一种吟游诗人，他们出身高贵，甚至出自贵族门第，倾向于背诵更高雅的文学。在吟游诗人中，女人只占相当小的比例。有时候，人们甚至会雇用一些专业的朗读者在晚宴时大声地读书给人听，这一做法有可能传自修道院，因为在修道士进餐时，就有人在旁诵读宗教书籍。

但到公元13世纪，人们一般私下阅读，但这不代表不需要大声读出来。大声朗读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悠久传统。即便是在今天，作者仍会朗读书籍，只是没有达到以前的那种程度。但从公元13世纪开始，给大众读书或自我阅读的人越来越多，专业的朗诵者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新读者对书的需求越来越大。

为保护自身利益，在世俗商店里工作的抄写员加入了行业工会。他们书写大师的身份受人尊重，但没有像修道院抄写员那样崇高的地位。然而，社会对他们的依赖性却越来越强，因为公元13世纪的很多人都能识字、看书了，但很少有人会写字。这些书写大师没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相反，他们掌握着不同用途的书写笔迹方式。写书时下笔要用力一些，写商业文本则要轻一些。

即便是那些在羊皮纸上制作彩式手抄本的工匠也会感到提高产能的压力。他们开发出一种新的技术，通过描图纸来迅速复制作品。这样，就连羊皮纸抄写员也开始用纸了。

同时，书的种类开始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以各国方言白话为书写语言的书籍。乔万尼·薄伽丘出生于公元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他在公元14世纪中叶完成了《十日谈》。在这本书中，10名佛罗伦萨人为了逃离瘟疫，离开家乡，躲到了一处乡间别墅中，他们在那里用本国的意大利语，甚至佛罗伦萨的方言轮流讲故事。有些就是源于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有些甚至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非常相像。

公元13世纪末，另一本新类型的书问世了，书名叫《巴黎管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丈夫写给他15岁新娘的指南，他希望新娘能比他活得更久。这本书出版于公元1293年，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的新贵。书中有关于生活各方面的建议，如烹饪、园艺、社交和性行为，甚至还有食谱。这实质上就是一本上层中产阶级的行为指南。

公元14世纪之前，造纸在欧洲已成了一种普通的工业活动。只要有河的地方，并且水流速度尚可，河水干净、含铁量较低，周围能提供碎布，就有造纸厂。小到家庭作坊，大到有几百人的工厂，都可以被称为造纸厂。水的好坏就在于它溶解肥皂的能力。含铁和锰的硬水溶解肥皂的效果不好，因此硬水不适合造纸。造纸厂从来不会设在各种工厂的下游。

大多数造纸工坊生产的纸都供不应求。工人们没有固定的工时，如果接了一笔大单，他们就会彻夜赶工，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住在造纸厂附近的原因。在法国，工人在早上4点就开始上班，奥弗涅（法国中南部一个地区）的工人则在午夜12点至1点开始工作。造纸厂一般在晚间停工，这时候一群“造纸学徒”或者小孩就会爬进大桶里面，把锤子和设备擦洗干净。当他们完成工作后，借用历史学家奥里欧尔·瓦尔斯·伊·苏比拉的话来说就是，“很快就会有人把他们拉出来，用粗布擦干他们的身体，轻轻拍打他们麻痹的皮肤，然后他们就会得到一大杯葡萄酒，之后就裹着暖暖的毯子上床睡觉了”。

因为长时间和冷水接触，造纸工人的寿命一般都不足30年。肺结核、风湿病、神经紊乱、极度劳累等对于他们来说是常见病。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造纸工人会联合成立各个公会，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定的权利。他们的待遇比较优厚，餐食也有供给，所以他们把赚到的大部分钱攒下来，希望最终能买下属于自己的造纸厂。整个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都会在厂子里生活、工作，一起攒钱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他们寿命够长的话，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总有地方容得下新的造纸厂。

到公元14世纪末期，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已经有很多造纸厂了。公元1411年，瑞士也开始设立造纸厂，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今比利时及法国各一地区）在公元14世纪末期也开始造纸。阿拉伯造纸业在那个时候处于衰退阶段，欧洲人开始向阿拉伯国家出口产品。

在公元14世纪的欧洲，许多人仍在使用羊皮纸。大多数新兴领域——如商业会计、数学、科学——相关的书写都是用纸完成的。但图书馆里绝大部分的书，如卢浮宫里的书，还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有些甚至是用上好的牛皮纸写成的，只有少部分的书是纸质的。在人们的意识中仍会有这种想法：真正有价值且需长期保存的书或文本就应该写在羊皮纸上。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个观点并不正确，用碎布制成的高质量纸张可以和羊皮纸一样历经几百年。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纸、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都于公元13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欧洲大陆。但公元14—15世纪，欧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过大，生产书籍的速度已经远不能及。欧洲该采用中国的第四项伟大发明了。

第6章 文字于飞

印刷的发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在本源上是所有变革之母，是人类表达方式的新体现。印刷而成的思想隽永不朽，那是插上双翅准备高飞的思想，无声无形、坚不可摧。它们像群鸟一样翱翔四方，同时又无处不在。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印刷术因佛教所需而诞生。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崇尚反复阅读宗教典籍，因此古老的犹太典籍一般是残缺不全的。基督教的书籍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们的读者寥寥可数，所以典籍被保存得相当完好。虔诚的穆斯林能够记住整本《古兰经》，但佛教徒则会以抄写祷文的方式来祈求庇佑，甚至会完整地抄下佛经。所以复制文本在佛教中非常盛行，因此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纸的发展。

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早期的印刷：人们把用石头、铜器雕刻的印章压在印泥上，蘸上墨水，再印在绸帛上。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对印章钟爱有加，盖印于凭据、书页、画卷之上，甚至是他们能够用得上官印的任何纸张。纸上一般用红墨盖印，印章内容也只有几个字。

在公元7世纪晚期（也许更早），中国人就开始了雕版印刷——在木板上雕刻图案，涂上油墨，然后在纸上压印成图。但羊皮纸、纸莎草纸，以及树皮布就不适合印刷。像印记和印章一样，木板印刷也采用反面印刷技法，经过雕镂的地方仍为白色，反之，未经雕刻的位置着墨之后则是黑色。一位熟练的雕刻匠能够仅凭这一技法在白纸上绘出一幅墨线画，或“写”出一篇长文。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木版印刷，是印在桑皮纸上的卷轴。纸张质地浑厚，以便卷动，宽约2.25英寸、长约20英尺。人们根据书法风格推断它完成于公元710年左右，为梵文译成汉语的佛经典籍。

虽然印刷的概念源于中国，但人们已知最早的印刷，则是在公元770年的日本，由当时的日本女天皇在以佛教为主导的首都奈良主持的。女天皇在位期间为公元749—769年，而公元735年，天花横行，几乎摧毁了整个日本，天皇招募了116名僧人，令他们设法把天花驱除殆尽。僧人们想出的方法是把100万册名为《陀罗尼》的经书藏在100万个高约4.5英寸的三层木制佛塔中。虽然祷文为梵语，但用汉语书写。女天皇本可以雇用无数个抄手把祷文写100万遍，但她那位在中国学习了19年的老师吉备真备 [1] 提议把祷文刻在块状体上，再将其在纸条上来回印刷100万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里的“块”指的是木板，但也有可能是金属制成的，甚至是陶瓷或是石头制成的。公元18—19世纪的部分日本历史学者则认为当时采用的是铜制材质。如果是木头的话，模板就会被磨损，可能需要重新雕刻约100次，才能做出100万份印刷品。

人们花费了6年时间去印刷祷文、制作小型佛塔，到公元770年才完成。藏置祷文的佛塔还要放在10座寺庙中的专用庙堂里。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印刷术的开端，虽然早在公元6世纪时就有中国道士和佛教徒印刷过类似的咒文驱病除害，当时道教的画家在制作日月星辰的印画时会息气凝神，屏住呼吸。

僧人们抓紧印刷术发明的良机，大量地印制经书，尽管数目不及皇家规模宏大。公元10世纪时，一位佛教僧人在中国一次就印刷了14万幅宝塔图。据记载，当时佛教印刷品的数量日益增加，从2万、5万增加到7万。因为人们相信，拥有的佛家卷宗越多，得到的庇佑则越多。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册印刷佛经典籍，当为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从其上乘的印刷质量与精细的木刻插画可以看出，印刷水平在那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只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古老历史而已。《金刚经》在公元1907年被一位著名的匈牙利籍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2] 发现，随着它的出土，不计其数的古代宝藏也向世人露出了真容。在那之前，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亚洲的印刷术比他们的发明早了500多年，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亚洲人从欧洲人那里学到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可以说是所有考古学家的模范，他带领过4队人马深入中亚，也向喜马拉雅山发起过挑战。不管是挖地掘土，还是尽入山林，他始终有“冲锋”这条忠实的狗陪伴左右。在80年的冒险生涯中，他一共养过7条名为“冲锋”的狗。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和他的狗“冲锋”，公元1932年5月

斯坦因曾经探访了东突厥斯坦的某个地区，那里曾是汉朝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的气候过于湿润，不适宜纸张的保存，因此在那里较少发现古代的纸，和欧洲地区很难出土纸莎草纸文献的情况类似。然而，东突厥斯坦的气候向来干燥，这无疑有利于保存埋藏于地下的纸制艺术品。绝大多数早于蔡侯时代的纸都是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其中一些就是斯坦因发现的。

敦煌是位于今天甘肃省的边陲小镇，在汉朝是军事与商贸的前哨重地，它的作用是为汉帝国向西扩展提供方便。公元4世纪时，佛教徒在一座山的一侧耗时费力地建筑了一群庙宇——千佛洞，高高地俯瞰着这座小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僧人们陆续往这些庙宇中存放雕像和经稿，还在墙上创作壁画。但后来，有一千多座寺庙被无缘无故地封禁了，也许是因为害怕压境的大军会将其损坏。

时移世易，这些寺庙尽管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消失无踪，千佛洞的传奇却会继续流传千古。公元1900年，斯坦因在第一次探险时便遇到了道士王圆箓 [3] ，后者口口声声地说发现了千佛洞，但他其实只是发现了一幅绘在石头上的壁画。墙上很显然有东西被遮挡住了，撬开这部分的碎石，王圆箓看到的是一个大约9平方英尺 [4] 、高10英尺的密室，里面藏满了经卷手稿，共有1130捆，用布裹得严严实实的，每一捆都包含着十几卷佛经——共计5万余卷。斯坦因从王圆箓手里买走了不少文献和书画，将其运回了大英博物馆。公元1907年，他回到了敦煌继续研究千佛洞，向这位道士购买了更多的宝藏，其中包括用梵文、汉语，甚至希伯来文写就的经卷。这些就是后来被称为《金刚经》的文献，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此外，斯坦因还把24大箱的佛经手稿和4箱画作运往伦敦，英国政府因此册封他为爵士。

《金刚经》为木制雕版印刷经书，总共6页，保存完好，雕工印刷非常精美细致，相比欧洲在之后600年间的印刷品有过之而无不及。经书中每一页的图案及文字都是单独印刷的，名为“雕版印刷”，这种技术在欧洲到公元15世纪才兴起。经文的最后一页也是木刻印刷的，上面记载着“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然而，我们对王玠的父母二亲，以及他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印书者根本一无所知。何况他有可能不是第一位，不过碰巧是第一个以布裹书，并小心地将其存藏在茫茫沙漠中一个封闭山洞里的人。

《金刚经》可谓佛家经典中的经典，其中佛陀给他的大弟子须菩提讲万物之无。佛陀再三嘱咐学生把这本书抄印并向众人传道。他说道：“无论何处置此圣卷，《金刚经》依旧显其灵。”因此抄写《金刚经》成了人们“积德”的方式。佛祖也说：“若有善男子、善女子。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 [5]

《金刚经》卷头插画，公元868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书籍。在图上的花园中，佛陀在回答年老的弟子须菩提的问题。佛陀周围是剃度的僧人和其他人物，右下角是一位皇帝和一位皇后

如此一来，上述引言便清楚地表明，僧人们对复制过程感兴趣，自然而然地会使用印刷本。如果抄写佛经真能积德，那么在短时间内印刷成百上千本经书又积攒了多少“阴德”呢？事实上，人们在不断地求福、求德，印刷经书，而《金刚经》早已是当中的范本了。

尽管没有实质证据证明在《金刚经》之前已经存在书籍印刷技术，然而，自从公元868年《金刚经》面世以后，此前的印刷是否被定性为起源，人们也不以为意了。更何况在同一时段内所发现的文献也并非全是佛经典籍。比如，公元880年左右，一位名叫刘品的人曾叙述，在四川发现了一份雕版印刷的教材。公元877年，在敦煌的洞穴中发现了数份印刷历书与年鉴。到后唐（公元932年），翰林学士冯道也曾命国子监对儒家经典 [6] 进行刻印。

公元1966年曾出土了一卷公元700年的刻板印刷佛经，其中包含12页的桑皮线装书。从年代与内容上看，都比《金刚经》更加古老、更加丰富，实际上，朝鲜可能才是第一个印刷书籍的文明。

布衣出身的毕昇自发明活字印刷术以来，便身价一跃，成了名垂青史的发明家。但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不甚了解：毕昇出身低微，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几乎无处可寻。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是先用胶泥做成单字，再放到铁底托上，在表面铺上一层由松脂、蜡和纸灰混合而成的药剂。字模排版完整到位后，再用火烤热铁底托，等药剂融化，再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使每一个字模都等高。

早在公元12—13世纪，中朝两国就已用金属替代木头与胶泥，制作字模进行活字印刷了。早期材料在使用有限的次数后，字模就会耗损变形，这样就达不到印刷的目的了，木头和胶泥的弊端不可避免。但木制字模到公元14世纪仍在使用。元代县官兼农学家王祯曾下令制作6万余个木板活字，用以印刷其《农书》在地方推广，但鉴于磨损问题，他只排印了大约100部。

王祯自制旋桌，将字模排布于桌上，并根据传统的同韵词逻辑，编一字一号来标记每一个字模所在的位置。然后将它们逐个紧凑地放置在竹架上，两两对齐。虽然王祯在这方面别具匠心，但也凸显了汉字活字印刷的一个关键问题：汉字数量太多！他的字模足有6万个，但当时的汉字数量超过20万。鉴于一些常用汉字在每一页会出现很多次，这些汉字就要复制许多个，以满足印刷需要。公元1403年，朝鲜国王李芳远有令，要用铜代替之前的材料制造字模。工匠们在金属模具中放入沙子，再用木雕的管状模子将其压平，最后倾入熔铜或熔铅灌注成形。当时的中国人视朝鲜的纸与墨为瑰宝，尤其是用烟黑练就、混入鹿茸的印墨，色泽纯黑如玄。为了使印墨与金属模更加贴合，工匠们往墨中添加了一种油，使做出的成品远胜于改良印模的欧洲人所用的墨。

朝鲜人开始运用活字印刷术之后，便迅速摆脱了传统的汉字体系，转而发明了一个十分高效的“二十八字”印刷体系。公元1444年，一份名为《训民正音》的法令中附带使用了这个体系。但与所有新生事物一样，一开始，人们都对其嗤之以鼻，蔑称之为“谚文”，即“音字”，直到公元20世纪早期，“韩文”取而代之，这个贬义才没了踪影。朝鲜人的文字至今仍然是韩文，不过整套系统的字数由二十八字缩减为二十四字。

即使中国人也铸造铜活字，但数个世纪以来，仍然对王祯的木活字，甚至雕版印刷的书籍爱不释手。不管是木活字还是铜活字的印书，都已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普及大幅增加了纸张的需求，带动了更多的造纸工坊投入经营。毕竟造纸的工作繁复困难，因此被认为是低下的活儿，都是穷苦人家干的，一般也分派给囚犯——在印度也有这种做法，到公元19世纪末期，因为工匠们反对与一群无薪的囚犯劳工竞争，政府才予以终止。

公元20世纪初朝鲜的一本书中的木刻插图，与500年前所印之书并无二致。那本书是文益渐 [7] 的自传，由其子孙在公元20世纪早期编撰而成。文益渐生于公元1329年，正值朝鲜力争脱离元朝统治，独立成国的时期。他从中原攫取棉花种子，将其藏在一支毛笔的中空笔杆内，夹带回国，因此偷得了棉花种植的秘诀，一举成名

中国人没有用印刷术大量地生产书籍，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喜欢用容易腐朽的木活字来印刷。在中国，所谓“大量”也不过是100册。虽说阿拉伯人没有使用印刷术，但到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所产生的书籍数量超越中国，靠的是一群十分高效的抄写工。他们的草书优美，线条流畅，却不适合制作字模。因此我们假设，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对各自的书法情有独钟，所以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印刷工作。

公元17世纪的一本雕版印刷书籍。诞生晚于《金刚经》800年，这种木刻印书方式依旧如故

有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相比亚洲和伊斯兰更积极地接受印刷术，是因为欧洲更发达。然而，这又是一个技术性错误观念在作怪。恰恰相反，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是因为整片大陆都洋溢着创新的氛围。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公义和宗教的新思维都亟须得到表达和传播；而中国和穆斯林革新的时代晚于欧洲开始，在当时，那是两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印刷术并没有真正的需求，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汉字书写体系非常烦琐，还要学习如何印刷，却又不普遍使用印刷技能的原因。

这是技术基本规律的又一个典型例子。有人把科技形容为“潘多拉宝盒”，充满了诱惑。每当有新事物面世，众人必定都要尝试一番，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旦技术未能与社会需求相一致，它便又沦为明日黄花。

公元15世纪的欧洲需要寻求更快捷、更高效地生产书籍文献的方法。人们对亚洲的科技一点儿都不了解，还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解决方法。

欧洲的几个古老文明曾经无限地接近印刷术的发明。雅典人会在平整的金属板上雕刻地图，那一刀刀的线槽可以留住印墨。他们只需在板上涂墨，然后印在羊皮纸或纸莎草纸上，就可以进行地图的复制和印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金属板就是地图。当需要另一张地图时，雅典人就会再刻一个新的。而且因为他们不知道印刷，所以不需要学会阳文雕刻的技术。

亚述人会制作印章在陶器上压制图画，罗马制陶工顺势把这一技法拿了过去，在他们的陶罐、陶壶上印上自己的名号。公元19世纪，美国一位名为西奥多·洛·迪文尼的印刷匠在研究印刷的历史时发现，罗马陶工为自己刻制印章，竟为每一个字母单独刻制了一个印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早期的活字印刷。

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命题，而维莱乌斯 [8] 这位无神论者坚称，世界是由无数个可能性组成的。拜尔巴斯 [9] 反驳道：“既然如此，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就不相信他是由21个字母，或者黄金，或是其他材料胡乱堆砌而成的呢？他也可以从地上捡起散落的表格，来井井有条地拼凑成《恩纽斯年录》。”因此，就算西塞罗有过活字印刷的念头，都会被一众争论所掩盖，被当作一个无稽之谈。他用formae literarum这个短语来代表活字印刷，在1600年后，活字印刷最终出现，人们就用了这个短语冠之以名——因为这终究并非可笑的想法。

迪文尼认为印刷在罗马不会很有发展，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墨，而且纸张也很稀缺。要在纸莎草纸上印刷十分困难。但假如罗马人有印刷的需求，这个问题就一定会迎刃而解。不过，他们并没有这个需要——罗马人庞大的抄写团队足以生产一切所需书籍，且大部分百姓只是听书而非读书，听书的场合更是形形色色：在公共阅读区、餐桌上，甚至在浴室里。

生活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在4000年前就有了书写语言，这也许能证明欧洲是世界活字印刷成品的诞生地。公元1908年，出土了一个直径为6英寸的费斯托斯圆盘，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盘两面的四周皆印有图案，分别为45种不同的符号，共241个印记之多，或从盘的圆心向外发散，或游绕于边沿。鉴于符号所印力度不一，可认为每个符号只对应一个印模，也就是说，这是活字。这些符号被归成数组，成为类似文字篇章的形式，学者认为这就是早期的印刷文本。然而，尚不能辨认这是一种什么语言。

希腊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馆收藏的费斯托斯圆盘的A面

如果尼盘（费斯托斯圆盘）是以其出土的所在地来命名的，也就是说它的名字能透露出某些考古信息（而当代的研究逐渐认为的确有这种可能），那么就可以证实古克里特岛上的人确实有使用活字的习惯。但由于尚未找到其他类似的证据，我们不得不假设，克里特人民虽然有独一无二的创造力，但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后来甚至忽视了它的存在。这种状况相当于某人在查理曼大帝 [10] 的统治期间发明了计算机，根本不切实际。当时能读会写的人几近为零，即便是有读写能力的少数分子也缺乏沟通交流的迫切感，因此这个在圆盘上做印记的技术不能流传至公元20世纪，只能静坐在古堡的一角，慢慢地被尘封，待时间将其磨蚀，待社会和科技发展将其替代。这就是费斯托斯圆盘的命运。

正如柏拉图要用文字表达他的奇思妙想一样，公元15世纪独立思想蓬勃发展的欧洲也需要一个相对于抄写工时代更迅速、更便捷的传播途径。如此一来，印刷便恰好是这个途径，它给科学家、艺术家与思想家留出了百花齐放的空间，摆脱了依赖抄写工的桎梏。

公元13世纪，随着大学的兴起，书写文献及副本制作的压力日益增加。公元15世纪人文思想迸发，人们需要借文抒情，当时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正盛，受其影响，德意两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书写材料的短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西塞罗、罗马经典，以及罗马法，过程中便需要得到这些早期著作的副本，当时的德国也对普及识字做过相关的努力。

文字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书籍的数量，加快了印刷速度，私人商家试图从日渐增长的市场中获取利润。私人贩书随即成了一项重要的国际贸易活动，但既存的书籍数量有限，从而收窄了书商的销路。公元15世纪初，版印书籍开始投入生产，这显然是欧洲人自己构思的方法，丝毫没向亚洲借鉴。从逻辑上讲，雕版书籍理应是印刷书籍的先驱，然而也是到活字印刷术登场后才受到了欢迎。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谷登堡 [11] ——一个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名人——改变了世界。我们对毕昇的了解就很少，对谷登堡更是知之甚少——我们不清楚他的长相如何，他一生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肖像，我们通常看到的画像也是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别人补绘的。我们甚至不知他生于何年何月，大约是公元1394年到公元1399年之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市 [12] 。而美因茨这个弹丸之地，仅有6000人，比邻近的法兰克福市要少得多，更少于远在千里之外、人口约为20000的纽伦堡 [13] 。话虽如此，美因茨这个舒适宜人的中产阶级商业城镇倒是从莱茵河畔的货船课税中得利，由此富庶起来。谷登堡的父亲就是一位富裕的中产阶级商贾。谷登堡没有留下什么手稿墨迹，但大部分关于他的资料都是诉讼文件，看来他和伙伴们都喜欢惹是生非，生性爱争论。

工人在为字模板打孔整形。出自《贸易与工业》第二卷，作者狄德罗

谷登堡同时也是一个金匠，这一点意义非凡——早期的很多印刷匠都是跟金属铸造装饰品打交道的人，靠着这门手艺才能做得出活字印模。在美因茨，高水准的金匠数不胜数。不知道是否因为当地同业竞争严重，还是因为政治动荡，公元1428年（有说公元1429年），约翰内斯和他的弟弟弗里尔一同搬到斯特拉斯堡 [14] 去了。公元1440年左右，谷登堡就开始在当地进行活字印刷的试验。我们未曾知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有同行在跟他竞争，几乎在同一时期，布鲁日、亚维农和博洛尼亚都出现了类似的试验。谷登堡可能对此有疑虑，因为他非常谨慎，就连他的同事也只知道他在从事“秘密项目”。其中一位金商汉斯·唐恩就曾冲口而出，觉得这位同僚在进行一些“和印刷相关”的事情。这种猜测不无道理，因为附近的一家造纸工坊的坊主刚过世，谷登堡就获得了他的一台印刷机器。

谷登堡用硬金属小板一个个地刻上对应的字母，跟金器匠人制作装饰品的方法如出一辙：反方向雕刻。要倒着在硬金属上雕刻字母，还要刻出书写的风格，需要高超的技艺。这种硬质金属的字母叫作凸模，之后被打入软铜之中；而这种软铜铸成的模子被称为凹模，谷登堡把熔铅灌入凹模，铸成字形（他以往在钻刻珠宝时曾反复进行这个流程）。之后，他把字模放到字盘架里，以保证每个字模绝对平齐，并用线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一起。在印刷阶段，他自制五倍子（漆树上黄蜂幼虫形成的鼓包）墨水，其中混有煤烟物质和水，然后在湿纸上按压，形成水印，表明该成品的原产地在法布里亚诺。欧洲纸张天然的兽皮硬面简直是用于印刷的完美材质。

谷登堡从工坊拿到了印刷机，开始用于印刷一沓沓的油毡纸和湿式纸。有历史学者说，这台印刷机是以一台橄榄油榨油机为原型制作的，但因为谷登堡的故乡是美因茨这个莱茵高 [15] 红酒之国的中心地带，所以更有可能是模仿酒榨机而造的。在美因茨，往常南北流向的莱茵河也变成了东西流向，经河水反射的阳光照耀到北岸斜坡上的葡萄园，使得产出的葡萄甜美可口，酿出来的葡萄酒自然也成了德国的佳酿。

谷登堡在印刷方面还做了不同的创新。他特制了一种专用于金属活字印刷的墨，这在欧洲可谓首创。铸造字形的凹模也可以说是他的发明，这种凹模十分耐用，可以让他根据需要制作许多一模一样的字母。正因字模种类与数量充足，即使所印页数非常多，且每一页需要印刷的字母更是多如牛毛，也不用担心去拆掉之前的版页。

亚洲民族让一个合适的宗教广为传播纸的用法，而欧洲拥有完备的字母体系——区区26个相当简单的字母——并以此来传播纸的用法。一套完整的活字模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以及形形色色的符号，约为100个字——相比王祯的6万字体系是小巫见大巫。谷登堡的第一本书就用了290个字形，其中还包括一些常用的字母。该书的印刷语言是中世纪后期的拉丁文，字形的雕工精细，与书写体相仿，而书本中每一章的首字母都是手绘描红的。

很多欧洲人都认为机械式的印刷品很难比手写稿更规范、更好看。他们可能不以为然，但作为谷登堡的第一本书（在公元1452—1456年印刷的《圣经》），其排版与字体都非常漂亮，在1200页的双栏布局中，每一栏排列成42行，分为两卷，工艺非常完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四十二行圣经》。它的做工如此无瑕，历史学者甚至相信谷登堡在《圣经》成品之前曾在无数张纸上做过试验，但却未能发现此类纸张。从他搬到斯特拉斯堡到印出第一本书之间时隔10年之久，在此期间，也许他一直在埋头钻研印刷工艺。

通常来说，当一个人因某项发明而获得名誉后，只有将这项发明发挥作用实现商业盈利，才算得上一个精明的商人。蔡伦正是这样的人，但谷登堡则不然，他始终没能成为有钱人。所以约翰·福斯特 [16] 多年以来一直为谷登堡的试验提供资助，但谷登堡无力偿还积压已久的利息。因此福斯特一纸诉状将其送上法庭，并获得了谷登堡的设备，更攫取了他的印刷专利。

后来谷登堡双目失明，更因穷困潦倒、饥寒交迫而去世。公元1588年，即谷登堡逝世之后的120年，荷兰诗人、医生、历史学家，几乎是“万事通”的哈德瑞纽斯·尤尼斯 [17] 出版了一本书，主题为另一位印刷发明者——哈勒姆的劳伦斯·扬松·科斯特 [18] 。科斯特平日爱给孙子孙女们上课、读书、写作。他把字母切成木块便于印刷，开始时印上一整页。后来他认为铅和锡做的活字效果更好，便着手试验。这也就是科斯特成为家喻户晓的活字发明家的由来了。

据尤尼斯记载，公元1440年的圣诞夜，一个美因茨学生偷走了科斯特的所有活字。这段信息也是源于哈勒姆的老一辈所述——哈勒姆镇上的人都知道活字印刷已经在这里诞生。尤尼斯的主要消息来源是一名叫作科尼利厄斯的书商，他夸夸其谈自己曾与美因茨的盗贼同榻。但是科尼利厄斯似乎要比那偷盗案还要晚出生一两年！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哈勒姆人，科斯特一生备受尊重，而哈勒姆人则以雕版印刷的书籍著称。科斯特也许因懂得此法而闻名。

早期的印刷家还有布鲁日的约翰内斯·德·布里托，但有证据表明，谷登堡才是发明印刷术的第一人。公元1868年，在但丁的《神曲·天堂》中被隐约提及的意大利城镇费尔特雷，人们建起了一座雕像以纪念潘菲洛·卡斯塔里，他既是医生、诗人，又是活字印刷的创造者。他独自制作活字，但人们直到公元1470年才挖掘到相关的证据。

后来，亚维农的一位祖籍布拉格的金匠普罗科普·瓦尔德福格尔也有制作活字的一技之长。人们宣称他是在“人造文字”，特里尔的一名钟表匠给他的报酬十分优厚，但条件是要他守口如瓶，绝对不能向人透露所做的事。瓦尔德福格尔也帮助一个亚维农的祖籍卡德鲁斯的犹太人戴维制作过希伯来文的活字，后者也保证过要秘而不宣。

史学家，以及哈勒姆、布鲁日、亚维农和费尔特雷的原住民，都以猜测谁是活字印刷的真正发明者为乐。但真相令人失望：包括谷登堡在内，没有一个是初始的发明者。正如托马斯·爱迪生和蔡伦一样，谷登堡当初心生一念，并将其付诸实践，证明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据闻他印刷了200部《圣经》，至今却只发现了40本。一旦谷登堡开始印刷，大部分欧洲人便认定这是未来的技法。在谷登堡之后直到公元19世纪，印刷技术再无重大的改良。

活字印刷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手抄本。很多买得起手抄本的人仍然对其爱不释手。因为当时很多印刷书籍都模仿古旧手稿的风格，人们用使字母形态与书写体相类的方法，在每段开头都留一个空格，意在让出一个位置摆放雕工华丽的首字母活字。有时该字母会被手工上色，显得更为独特。谷登堡倾向于利用雕版制作字模，偶尔也会用两块木板给印刷的字母涂上两种颜色。到后来，每个印刷匠都会积攒一大堆活字，相互间不时会借用。木板上往往刻有一些四处嬉戏的，或是在字母上休憩的人物形象。比如一本布道书，其中有一章的开头段落首字母为Q，上面就印有一对相拥的爱人受到一群虔诚教众袭击的场景，非常生动。

名画家兼肖像艺术家小汉斯·荷尔拜因 [19] 生于德国奥格斯堡的一个画家世家，他也制作了许多著名的雕版首字母，它们分别囊括在三本书中——《孩童字母表》《农民字母表》《死亡之舞》。制作工艺是如此精湛，使印刷变得困难重重。

当然，不是人人都喜欢印刷。和其他每一种新技术一样，有些人对此不屑一顾——有人认为印刷是原始野蛮之举，有人觉得这是文明的终结，有人觉得印刷对他们的生计构成了威胁。连作家与抄写工们也感受到了威胁，虽然他们现实中的工作仍在继续。雇用抄写工以及保留手抄本图书馆的一众贵族都对印刷嗤之以鼻，认为印刷书籍是一种庸俗的模仿。公元15世纪，来自乌尔比诺 [20] 的艺术资助人费德里克的私人图书馆据说是全梵蒂冈第二大的，里面的藏书全是手写的羊皮书，通常由他亲自执笔，以红鹅绒捆紧，系上白银书扣——高贵如梵蒂冈图书馆里面的书一般——听说他从来不会让一本印刷的书籍流入他的藏品中，还会因“有一本印刷书而羞愧难当”。

在古时，书籍是罕见的物品，无形的力量让其备受敬畏。这些新潮的印刷匠却用他们“奇特”的能力生产了数百本书，有些地方的人们对此疑虑重重。是否下发了什么危及自身的政治议程？他们是否与恶魔为伍？谷登堡的前任合伙人约翰·福斯特提着满满几箱子书到巴黎售卖，却落荒而逃——因为人们控告他是魔鬼派来的使者。

一个规模庞大的刻板印刷工行业协会出现了，包括卡片工匠、刻板书籍工匠、画家、漆匠、抄写工、彩饰书稿人，以及木雕师傅，却不会让活字印刷工人加入其中。他们声称，字母之间、字词之间自然的人工分隔会因此消失，只留一片绝对相等的空隙。他们认为活字印刷死板，缺乏创造性。公元20世纪的考古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21] 甚至把漫漫几千年历史分成两段，一段是前谷登堡时期，另一段是后谷登堡时期，他认为后者在思想的自由度上要更加“狭隘”。

活字印刷的出现结束了羊皮纸与纸针锋相对的时代。谷登堡的200部《圣经》中仅有35部印在了羊皮纸上，表明纸的质地更适合印刷。羊皮纸对于手写文件及手稿来说很适用，但纸却是印刷的最佳选择，因此其市场需求大大增加。但“事物皆永恒”的概念在人们的脑海里已根深蒂固，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事件都要写在羊皮纸上以示庄重。但是，纸也不再是以往记录鸡毛蒜皮之事的低廉材料了。纸本身所具有的经久耐用的属性，让它拥有了重要的地位，并被人类长期沿用至今。公元1831年，这种情感有了改变，维克多·雨果写道，“石书虽然坚固持久，但终将让位于更坚固持久的纸书”，以赞颂印刷赋予文字的不朽与持久。

公元15世纪末的欧洲，凭借纸张技术和印刷工艺，第一次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在科学、音乐、艺术、数学、建筑、文学、地理、哲学——事实上，在一切可能的学科领域里，欧洲都诞生了一批又一批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并将他们的先进思想保留在纸张上。

[1] 吉备真备（695—775），原名下道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译者注

[2]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译者注

[3]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市。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译者注

[4] 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编者注

[5] 源自《金刚经·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分》。——译者注

[6] 儒家经典指当时印刷为刻板的《九经》。——译者注

[7] 文益渐（1329—1398），又名益瞻，字日新，号思隐。高丽政治家、儒学家。——译者注

[8] 维莱乌斯（约前19—31），罗马历史学家，著有辞藻华丽的《历史》一书。——译者注

[9] 卢修斯·科尼利厄斯·拜尔巴斯，罗马元首制时期的政治家及商人。——译者注

[10] 查理曼大帝（742—814），或被称为查理大帝、查理曼·卡尔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公元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译者注

[11]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谷登堡（约1397—1468）是西方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是与东方的毕昇相比肩的历史巨人。——译者注

[12] 美因茨市，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深厚，是一座千年的文化古城。——译者注

[13] 纽伦堡市在巴伐利亚州，德国东南部城市，位于慕尼黑西北佩格尼茨河畔小盆地中，与美因河畔富尔达组成双连市。联邦德国拜恩州（巴伐利亚州）北部工商业中心，是一个有着50万人口的大都市。——译者注

[14]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法国第七大城市和最大的边境城市。——译者注

[15] 莱茵高是和莫泽尔齐名的德国顶尖的雷司令葡萄酒产区，以出产世界级的葡萄酒著称。——译者注

[16] 约翰·福斯特（约1400—1466），生于美因茨富裕世家，在当地拥有众多民政与宗教事务局，因与谷登堡的关系密切，被人称为印刷的发明者、介绍人。——译者注

[17] 哈德瑞纽斯·尤尼斯（1511—1575），荷兰医生、古典学者、翻译家、词典学家、古物研究学者、史料编撰者、寓言作者，甚至是学校校长和拉丁诗人。——译者注

[18] 劳伦斯·扬松·科斯特（约1370—约1440），据称是印刷机的发明者，与谷登堡同时发明了印刷术。——译者注

[19] 小汉斯·荷尔拜因（约1497—1543），德国画家、版画师，风格以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为多，被誉为公元16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家。——译者注

[20] 乌尔比诺是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一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位于佩萨罗西南方，坐落在一个倾斜的山坡上，保留着许多风景如画的中世纪景色。——译者注

[21] 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译者注

第7章 印刷的艺术

设计的科学，或者你习惯用画线的科学这个词，都是绘画、雕塑和建筑学的来源和核心本质。

——出自米开朗琪罗“关于罗马绘画艺术的对话”

弗朗西斯，荷兰，《建筑师和装饰师》，公元1538年

如果说纸给欧洲艺术带来的是深远的变化，那么印刷带来的则是巨变。

绘画是人类的原始冲动，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冲动，但绘画在纸出现以后才成为一种标准艺术。这种情况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候的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还是一种新的概念。以欧洲为例，以前，艺术领域很少使用羊皮纸，因为它太贵且极难修改。到文艺复兴时期，尽管纸还是新鲜事物，但已经出现在了艺术领域。起初，欧洲的纸也非常昂贵，用作速写纸未免可惜，用作严肃艺术又显得不够档次。但到公元15世纪后期，这一切都改变了。在纸上画速写成为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在作画或雕刻之前会先勾画出作品的大概轮廓，阿尔布雷特·丢勒在他刻木版画前也是如此。这种新的性能不仅能被规划，还可随意地将他们的艺术提升到中世纪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水平。

艺术家们绘画和素描的技艺参差不齐。达·芬奇是一位传奇绘画大师。以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的米开朗琪罗在绘画方面也不逊于达·芬奇，许多艺术历史学家甚至把前者认作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绘画大师，尽管他的画作多数看起来像是乱涂乱画的，不适合大众欣赏。两位艺术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都使用了法布里亚诺纸。

到公元16世纪，纸成为数学、工程学及科学计算领域的必需品。这是达·芬奇研究机械力时画的手稿，上面有他在振动、重力、运动、光学及天文学，涉及多种算术和几何方面的观点。图片由大英图书馆提供

公元16世纪的艺术家、历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有部作品名为《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该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传记信息的主要来源，描写对象是米开朗琪罗的一幅素描，当时这幅素描在美第奇–里卡迪宫展出，供学生临摹学习。因为这幅画和米开朗琪罗大多数的作品一样，上面画有各种素描，学生会偷偷撕掉一些页，于是它们就“散落在各处”了。据瓦萨里所说，那些得到碎片的幸运学生如获至宝，将其视为“比人类更为神圣”的东西。

米开朗琪罗用了很多纸，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个诗人。他的画作大约有500~600幅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有很多是诗、私人信件、笔记和资产细节。他所用过的几乎每一张纸都含有几幅素描草图，有一些是已完成的图。一幅描绘基督复活的佳作也被标上了一份购物清单。大师级别的画作也叠了起来，背面还摘记下每天的杂闻小事。很少能见到一张纸上只有一幅画的情况。他作过约300首诗，也写过对话、论文、提案，甚至还有艺术学论文的提纲，包括一条对丢勒《人类比例四书》的回应。但米开朗琪罗的大多数作品都不想被公之于众，他在死前还试图把所有作品销毁。

米开朗琪罗有可能是第一个会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快速记下的人。至今，我们已收集到约2000封寄给他或出自他本人的信件。随着纸的普及，写信也日益普遍起来。

由于总是无法完成整个项目，达·芬奇因此有些声名狼藉。他可以接受伟大的使命，但从来都是有始无终。正如一位政府官员在公元1506年描述一位未将壁画完工的艺术家那样，“他完成了伟大事业的小小开端”。教皇利奥十世曾目睹达·芬奇在认真研制完美的清漆配方，而不是涂漆，于是，他这样总结达·芬奇身上存在的问题：“这个人做不成任何事，因为他在事情还没开始时就已经在想结尾了。”

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纸这种载体可以让达·芬奇施展他的才艺。尽管人们通常把他看作一位画家，但我们只找到15幅纸画（部分未完成）和两幅受损的壁画。他也尝试过雕塑，却没有完成一件作品。但是，他给世界留下了30本带有封面的笔记本。不同于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确实希望人们能看到他的笔记，包括他用镜像字体做的笔记，这使得人们对他是左撇子的事实感到好奇。他所留下的画作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发明物，笔记也涵盖了众多领域，如文学、艺术、神话、解剖学、工程学，几乎包括了世间所有的方面。关于他的画作要如何印刷，他甚至还留下了说明方法；他于公元1519年辞世，印刷对于那个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国来说仍是一项新鲜的发明。但也说不清为什么，达·芬奇的作品直到公元1880年才出版，并展现在公众眼前。

除此之外，他还留下了4000幅绝美的画作。

列奥纳多·达·芬奇。这幅牛皮纸画由红粉笔完成，人们普遍认为这幅画出自达·芬奇本人之手，画中的人物也是他本人。然而，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达·芬奇是第一个因为纸上的画作而闻名于世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标准。学习艺术即意味着学习在纸上作画。达·芬奇的艺术学习师从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自那以后，艺术家都在纸上雕琢自己的技艺。

公元15世纪，因宗教印刷而闻名的科隆，其主要艺术品之一就是由海因里希·奎恩泰尔于公元1479年印制的一本荷兰《圣经》。这本《圣经》影响力非凡，因为它里面有一幅高质量的木刻插图，其他艺术家对其争相模仿。奎恩泰尔也是最先将扉页加入书中的艺术家之一，拥有装饰作用的木刻边框也源于此。

德国的造纸业在纽伦堡兴起，到公元15世纪时，这座城市已成为德国最大的印刷中心。安东·科贝格是当地一家大出版社的所有人，他是一名金匠，曾在30岁（公元1470年）时转行开了一家印刷店。到第二年，他开始出版书籍。拥有24家印刷厂和100名员工的他成了第一个工业印刷商，分包并安排了德国的印刷业务，同时出售他的产品，甚至还开了一家装订厂。

科贝格出版书籍的标识之一就是木刻。有些时候，这些木刻会用水彩填色，这意味着不会出现两本书一模一样的情况。书出版后大获成功，销量达几百册。《纽伦堡编年史》的拉丁文版本售出1400~1500册，德文版售出1000册。书中有654幅木刻画，有些是手工水彩上色的。其中一幅插画描绘了厄尔曼·施特罗梅尔造纸厂，这也是欧洲的书中首次对造纸厂进行的描写。

科贝格出版书籍中的木刻画不仅融入文章中，而且会被单独出售。有些木刻画是由科贝格年轻的教子阿尔布雷特·丢勒做的，但更多的是由威廉·普雷顿和迈克尔·沃尔玛特完成的，正如人们所知，他们两人就是丢勒的老师。

丢勒和米开朗琪罗属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家，而达·芬奇则属于更老一代的艺术家。但由于丢勒是德国人，而且他的教父是一个伟大的印刷商，所以印刷对于他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尽管丢勒的画作超过75幅之多，而且完成这些作品总有让他犯难的时候，但这些作品似乎自然而然地在他笔下呈现了。在木刻画的年代，丢勒无疑是最伟大的木刻艺术家，也是他推动了木刻画的普及。

得益于纸和印刷，公元15—16世纪发生了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让艺术平易近人。

木刻画是首个廉价的艺术形式，是适合社会下层阶级消费的艺术品，在公元14世纪时广受欢迎，那时许多基督教徒都会去“朝圣”。“圣徒”的木刻插画被放在“圣殿”或“朝圣”的沿途进行售卖。有钱的“朝圣者”可能拥有“圣徒”的圆形大纪念章，或是珠宝匠做成的其他形状的饰物。谷登堡还是金匠时，做过不少类似的木刻。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只消费得起木刻。在那之前，人们甚至会用木块来印制纸牌。人们普遍认为纸牌起源于古代中国，最早作占卜之用，后来成了一种游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可能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到了纸牌，而纸牌走过的历史轨迹和纸相似，人们都有生产它们的需求。纸进入欧洲之后，纸牌也随之而来。纸牌在公元14世纪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流行起来，这些都是当时欧洲的造纸国家，那时的纸牌是用木块印制的。公元15世纪出现了纸牌印刷产业，虽然有时是不合法的，但仍然受到欢迎。法国里昂在公元16世纪时成为主要的印刷中心，给书做插图的木刻师就是从纸牌印刷业转行过来的。

作为一种纺织工艺，木块雕刻的印刷工艺起始的时间可能要早很多。西西里的罗杰在巴勒莫（西西里首府）开设布料印花厂，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公元15世纪的木版书一般都以宗教为主题，且通常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的，有点儿像我们现在的绘画小说，每页都会有几幅插画，用方框把它们划分开来，有些插画里甚至有对话框。这些书的市场群体是那些被带入当时的读书潮流、但还不识字的人。

然而最开始，带有文本的印刷书一般也会有几幅木刻版画。那些华丽的大写字母通常都是木刻印制的。公元1462年，谷登堡的前同事福斯特和彼得·修费尔的早期图书中都有盾形徽章的木刻，在那之后，许多印书商纷纷效仿这个做法，利用木刻来给自己的书“署名”。印刷书籍也有一些木刻插画。木刻理所应当地成了印刷的伴随物，因为和铅字一样，木刻和印刷都需要刻出阳文图案，之后就可以蘸上墨，按印出图案了。木刻实际上就是复杂的大型铅字，和铅字原理一样，没有刻的部分就可以印出来，而刻去的部分就会留出空白。印刷工只需要把木刻放在架子上，就可以像铅字那样印刷了。小的木刻有时也会被用到活字印刷文本上。

木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印刷的一部分。公元1460年，阿尔布雷特·普菲斯特在德国班贝格开了一家印刷店，这家店学习谷登堡印刷术，成了首家将木刻运用至书中的活字印刷店。木刻都是非常简单的线性图案，一般都会被注入水彩。公元15世纪70年代，约翰·真纳在乌尔姆（德国南部城市）出版了许多带有木刻的书籍，到公元15世纪末期，这些书广受阅读者的欢迎。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木刻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可用于书中，而且还可以作为大众艺术品单独出售。但从公元16世纪开始，那种每一页都由一整块木头刻制而成的木版书便逐渐在市场上消失了，它们的生产难度要远远超过印刷书。此外，文盲图书读者的市场也在不断缩水。

当艺术家制作木刻画时，需要先在纸上进行设计，之后再交给木刻师完成。技术好的木刻师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扬名立万，比如谢洛尼莫斯·安德里亚，有时候就自称为谢洛尼莫斯木刻师，他曾在纽伦堡工作，丢勒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就出自他之手。

木刻师加入抄写员和其他反对印刷者的队伍中，这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不同于抄写员，木刻师是从印刷商那里接活儿的。但是，木刻工匠们担心，如果木版书的出货量减少，印刷商也会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工作量，甚至每本书只需少数几个木刻。木刻师的行会组织有序，公元1466年，行会曾阻止斯特拉斯堡的冈特·真纳（或为约翰·真纳的兄弟）在奥格斯堡的巴伐利亚镇开一家印刷店。一开始，木刻师占据上风，但后来有一位当地的修道院院长和真纳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如果真纳同意定期使用足够多的木刻，他就可以开店。需要注意的是，这位院长极为推崇印刷，并在自己的修道院开了一家印刷店。

丢勒的父亲是一名金匠，算不上特别富有，他从匈牙利移民到了纽伦堡，并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手艺训练。和谷登堡一样，年轻的丢勒在高强度的训练下成了一名技艺高超的雕刻师——尽管他的设计都极为复杂——是为数不多能够独立完成雕刻的雕刻师之一。随着年岁增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想让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雕刻作品反而越来越少。公元1515年之后，丢勒所有的雕刻作品几乎都由安德里亚包揽了。

丢勒年轻时，市面上的木刻和图书插画的质量已在不断地提高。公元1486年，已知的第一本木刻美术书在美因茨出版，那里被誉为印刷诞生地，书的作者叫伯恩哈德·冯·布雷登巴赫，是一位贵族，去过耶路撒冷，与他随行的还有一位来自美因茨的著名荷兰艺术家兼印刷商，埃哈德·罗卫齐。后来，冯·布雷登巴赫将他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并出版，书中附有罗卫齐的木版画。这本《朝圣》也成了第一本被印刷的插图旅行书。

书中有5幅折页木刻画，在欧洲尚属首例。其中的一幅威尼斯全景足有5英尺长，图中记录的都是冯·布雷登巴赫和罗卫齐在威尼斯去过的地方。其他的插画占了两个版面，有些是黑白的，另一些上了色。印刷的字体非常漂亮，每页的首个大写字母都用木版精心印制而成。这本书里还有阿拉伯字母表，这是阿拉伯字母第一次以印刷的形式出现。罗卫齐还创作了珍禽异兽的木版画，画上的动物应该是二人亲眼见过的，有骆驼、鳄鱼，还有罗卫齐认为是独角兽的动物。

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第一次：出版商的商标印于书的最后一页，可看到出版商信息。这本书的商标是一个美因茨大主教盾徽的木刻，它首次在木刻中使用了交叉影线来表现灰色调。这本书先后用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出版，在欧洲大获成功，对未来的出版业具有一定的影响。或许，它还影响了丢勒。

丢勒非常有可能在他教父的印刷店工作过，并且很快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他的木刻和别人的截然不同。那个时候的木刻画大多是简单的线条插图，然后再由水彩画家在空白处填入颜色。但丢勒的画却不留空白，画面充实，人物栩栩如生。另外，凭借着交叉影线这类技术，画就有了灰度和光线的明暗区域。

木刻画《天启四骑士》，公元1498年，出自《圣约翰启示录》，作者阿尔布雷特·丢勒

印上纸后，这幅作品看起来十分生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画在帆布上的油画一样。只有贵族或教堂才买得起油画，但木刻画却是大众都消费得起的，不管是书中的还是单独出售的，价格都不贵。还有一点就是，木刻可以被不限次数地重复使用。丢勒本人将这些独立作品作为艺术品出手，皆因他是最先在作品上签署姓名和日期的艺术家之一。一方面，丢勒把木刻画提升至更高的艺术水平；另一方面，他正在为大众创造艺术。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木刻画和纸印艺术的一位伟大的赞助者，他研究过历史和音乐剧，做过建筑，画过画，甚至刻过雕塑。当木刻在德国的普及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他至少创作了1000个木刻，其中包括3个大型工程。另一位伟大的木刻天才叫作汉斯·布格克迈尔，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许多作品其实来自他。布格克迈尔是第一个做出彩色木刻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使用3种不同颜色的独立木刻的艺术家。随后，这种技术因诸如毕加索这样的现代主义者而闻名，现被称为明暗对照法。尽管这是个意大利名字，而且意大利人也声称是他们发明的，但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早在10年之前，即公元1508年，就用过这个技术，只不过他仅用了两个木刻。运用明暗对照法最为纯熟的雕刻家和印刷工当属约斯特·德·耐格科尔，他是那个黄金时期最顶尖的木刻师之一，虽然他是佛兰德人，但那时他在奥格斯堡工作。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白色的国王》，书中共有211幅木刻画，其中有117幅由布格克迈尔完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有一本书，主要记录了他向勃艮第的玛丽求爱的故事，书中共有118幅木刻画，布格克迈尔完成了其中的14幅。其他的木刻画大多是由丢勒前任助手汉斯·绍伊夫莱因完成的。这本书讲述的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关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占领勃艮第而进行的紧张谈判的历史，那时的勃艮第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攻占勃艮第导致长达15年的战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此赔上了玛丽之后第二任妻子的嫁妆。玛丽与他结婚几年之后，在一次骑马事故中死去了。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第一批木刻画大作是以恺撒·奥古斯都的罗马拱门为基础的92幅木刻作品，极具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之后的《凯旋门》同样伟大，且丝毫不亚于前者。据称，《凯旋门》的设计、雕刻、印制都完成于公元1512—1515年。完全在墙上展开后，这幅作品高9英尺、宽10.5英尺。这说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在牛皮纸上创作了一系列的画作，用于个人收藏，而木刻画的目标群体是“人们”。画是给富人消费的，而纸上艺术是适合所有人消费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早的两幅作品由丢勒绘制，而雕刻则由安德里亚负责。

木刻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胜利》的开场，约公元1512年，作者汉斯·布格克迈尔

在第三幅作品《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胜利》中，最少有137个木刻是由同一批木刻师完成的，其中就有安德里亚。德国知名艺术家们负责木刻的设计，丢勒就是其中一位，但许多木刻都是由来自多瑙河学校的阿尔布雷特·阿尔特多费设计的，描绘了浪漫欧洲风景中的《圣经》故事。丢勒的木刻学生汉斯·斯普林科里也负责了其中不少的设计。《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胜利》描绘了一场假想中的游行，由骑着狮鹫（神话中半狮半鹫的怪兽）的裸身使者带领，后面跟着马、奇异的动物、音乐家、小丑、击剑手、鼓手、养鹰的人，以及持长枪比武的骑士。整幅作品有177英尺长，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考虑到复制，并且可以悬挂于公共建筑的墙上。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极其重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思想。第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帝国覆灭后300年（即公元800年）开始统治。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也被归入神圣罗马帝国，由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功劳，勃艮第也同样被归入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体现老罗马皇帝传统，由贵族选举产生，教皇负责加冕。多年以来，高中历史老师总是习惯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是罗马人的，更称不上一个帝国。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却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罗马皇帝。第二，不管他是不是罗马人，他都为推动木刻和纸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佛罗伦萨或罗马的美第奇家族创作了一幅长达177英尺、描绘胜利游行的作品，那这幅作品有可能是一个雕带（建筑物屋顶下的长条形雕刻物）、一个壁饰或一幅壁画。

丢勒在公元1515年时停止了木刻创作，他把全部画作都交给了木刻师安德里亚，自己特意学习了一种新的制印方式：蚀刻术。

人们认为蚀刻术源自丹尼尔·霍普弗，他是一位盔甲装饰师，也做过木刻师。蚀刻画一般用镀铜的金属板制成，霍普弗用的是铁。但不久之后，铜就被一种柔软的像蜡一样的抗酸物质取代了。这种涂层最初是由蜡、乳香和琥珀制成的。先将金属板进行加热处理，这样，涂层就可以均匀地铺在上面，同时，用钝的雕刻刀画线，破坏金属板外面的抗酸性涂层。之后，再把金属板浸入酸中，清理干净。涂上蜡的金属板不会发生变化，而画线的地方就会被酸侵蚀。至于线的蚀刻深度，则是由金属板泡在酸里的时间长短决定的。

可能丢勒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新技术，借助他对雕刻刀的熟悉，学习了不到两年，他就能独立做蚀刻画了。金匠会使用雕刻刀在金属上进行雕刻，但在一般情况下，雕刻刀刻出来的线都是一样的。有了蚀刻技术，画出来的线可细可粗，完全由匠人手中的刻刀决定。还有，如果把金属板放入酸里浸一会儿，涂上清漆增量，再放回酸里“侵蚀”一会儿，便可以得到更暗的线条。和木刻相比，蚀刻更为快速、准确，更容易画出细线和丰富的细节，而这些正是丢勒想要的。

凹版印刷也在这个时期问世，这种技术即把蘸有油墨的金属印在纸上，与活字印刷和木刻正好相反，区别就在于刻去的部分能蘸上墨，而未被刻去的部分会留白。将凹版擦拭之后蘸上油墨，就可以放到印刷机中了。丢勒也是凹版印刷的先行者之一，尽管他只在公元1515—1518年这三年间做过凹版印刷。从那以后，凹版印刷就成了最受欢迎的纸上版画技术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它只需要绘画技巧，而不需要雕刻技巧。

第8章 走出美因茨

他全神贯注在其书上的境界，可至通宵达旦，朝夕不离卷，专心致志，甚至废寝忘食，脑袋干涸到智慧都流失了。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公元15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书籍产量十分丰富——保守估计有800万册——比欧洲之前累计生产的还要多。从谷登堡开始，印刷业逐步壮大，几乎占据了整个欧洲市场。商人约翰·福斯特掌控谷登堡的事业后，不仅拥有了他的印刷坊，拿走了他的专利，更雇了他的助手彼得·修费尔助自己一臂之力。修费尔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才，做过抄写工，后来转行成了一名印刷匠。在福斯特的带领下，那所曾经毫无销量的谷登堡印刷坊扭亏为盈，变成了一家市场遍及德国和法国的火热书店。谷登堡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也自立门户，在巴伐利亚的班贝克 [1] 开了一家印刷店，而其他人还一直徘徊在美因茨，劳心劳力地继续他们的打工生涯。

假如阿道夫·冯·拿骚主教没有丢掉他的“金饭碗”，假如他没有教皇做靠山，用武力夺回他这个美因茨主教的高位，印刷也不会不胫而走。美因茨于公元1462年遭遇的这次洗劫，就是一次彻底的人为破坏，大批居民和印刷匠都因此纷纷逃离；反而有一群出色的德国人，他们有的曾求学于谷登堡、福斯特或者修费尔门下，获得了他们的设备，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真传，这群人便靠着一身技艺游历整个欧洲，在某个城镇里开店授徒，然后进一步发展到下一个城镇。

但是，印刷店是拿不走的。一台大型的橡木印刷机非常沉重，里面可是满满一肚子的铅活字，所以匠人们只能随身带一些制作活字模的凸模，这样会轻便很多。他们沿着莱茵河抵达有书籍售卖的城市——比如科隆、斯特拉斯堡等有大学坐落的城市。因为大学巴不得引进更多的书籍，而印刷恰恰能为它们提供资源。从公元1348年的布拉格到公元1508年的法兰克福，有15个德国城市建起了大学。另外，乌尔姆 [2] 、卢嫩堡 [3] 和布雷斯劳 [4] 也试着兴建大学，但并不成功。印刷匠到大学城之后，会直接寻找懂得制作酒榨机的木匠，并教他怎么制造一台印刷机。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用那些自带的凸模重新做一批模子和活字了。

乌利齐·策尔 [5] 就是福斯特和修费尔的其中一个学徒，他在公元1462年逃出美因茨，于公元1463年在科隆开业，用一种与福斯特和修费尔所用相似的活字，为当地的大学生产了大批书籍。作为一个普通的印刷匠，他的生活算是十分富足了，住的是富丽堂皇的大宅，尽管他富有的妻子对此也有功劳。但不管他靠的是什么，人们一致认为他的财富来源还是印刷，由此给他带来了很多仿效者和竞争者。

策尔于公元1503年逝世，当时科隆有20多名印刷匠，让这座城市成了印刷中心。他们也将这项技术一直向北传播到了德国北部和荷兰。

之后，他们将此项技术更往南传播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向西至法国，甚至想向东方延伸到当时正在沙皇伊凡五世 [6] 统治下的俄国，但他们在公元1563年开办的这家印刷店，很快就因一次暴动毁于一旦。俄国直到公元1576年才出现第一家造纸工坊。与英国和荷兰一样，俄国也是到了亟须纸张时才开始造纸的。

意大利的印刷术在早期处于领先位置，因为它很快便接纳了德国的印刷匠。在罗马附近的一所本笃寺院——苏比亚科修道院里，尽管僧侣的主要工作是抄写手稿，但仍邀请众多懂得印刷的德国本笃僧人来赐教，指导他们具体方法。因为他们要的是更加高效的复制方法，而苏比亚科修道院是意大利的首家印刷所，早在公元1464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印刷书籍了。到公元15世纪后期，罗马仍有数不胜数的德国印刷匠，他们当中有出家人，也有俗人。生意红火的并不多，有不少人在努力维持，还有一些人以失败告终。

德国人在罗马印刷业的成功案例当数乌利齐·哈恩，他在公元1468年开办印刷店，有可能是意大利用雕版印刷插图书籍的第一家。但在世纪之交时，意大利雕版插图书在罗马、维罗那和那不勒斯都是家常便饭，后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也依样效仿。比如，公元1485年，德国人赛克斯图斯·莱辛格在那不勒斯帮助意大利的出版商弗朗西斯科·戴尔·图波，将备受推崇的希腊经典《伊索寓言》转印成插图版的37页木刻书籍。

随后，威尼斯这个欧洲最重要的纸张贸易中心也迅速成了意大利的印刷之都。公元16世纪初叶，那不勒斯的印刷匠总共有67名，罗马有41名，艺术成就卓著的佛罗伦萨才只有37名，但威尼斯却有268名，差不多是这3个城市印刷匠总数的两倍。

威尼斯的首位印刷匠是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斯派拉。威尼斯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当时的总督，授予他一份在威尼斯印刷书籍的为期5年的独家合约，但就在公元1469年，他在生产了第一本书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其弟文德林想继续享有这种专有的待遇，但总督说合约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同行对手就有机会一展身手，其中有很多都是德国的印刷匠。

威尼斯的书因其精美的外观而声名远播。公元1490年，两位威尼斯印刷匠——乔凡尼·拉加佐和卢坎托尼奥·琼塔出版了尼克洛·德·马勒米的《圣经》意大利文译本。书中每页分为两栏，每栏为400个木刻印字，这种排版在当时十分独特。书页的边沿衬上建筑类型的设计，也是木刻印刷的，非常生动精美。到后来，小型的木刻字体和扉页的花边渐渐兴起，让本来就赫赫有名的威尼斯书籍成了经典。

在威尼斯印书行业中，名声最响的当数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 [7] 。在进入印刷这一行当之前，阿尔杜斯曾是罗马的一名古希腊文字学者，并与意大利贵族、哲学家及作家乔瓦尼·皮科，即米兰多拉伯爵共享同一屋檐。阿尔杜斯是伯爵的妹妹卡普里公主的家庭教师，但因为缺乏有用的教材而让教学变得举步维艰——无疑，这是当时众多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阿尔杜斯搬到威尼斯后，在那里开班讲学，更加希望印制各式各样的书，教科书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心里还想着其他事情：时移世易，他认为印刷纸会成为主导技术。任何非印刷的东西都将被淘汰，起码不再受到关注。当时没有一部希腊的经典是印刷本——于是，他承担起了用印刷来挽救遗产的重任。

他自己开了一家店，叫阿尔丁出版社，却没有做老板的心情。他在门前挂了一张告示：“简单说明来意，然后马上走人。”但他大获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他待人处事的性格，而在于书籍的美观与设计的创意。

公元149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希腊的语法教材。5年后，阿尔杜斯印刷了弗朗西斯科·德·柯罗纳所著的小说《寻爱绮梦》 [8] ，里面充斥着情欲性爱，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大关注。色情文学随着印刷业兴起的新风成了大众喜好的文学类型。该书共有168幅木刻印刷插图，大部分都是色情场景。

阿尔杜斯认为当时需要体积更小、便于携带的书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根据彼特拉克 [9] 的笔迹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字体。阿尔杜斯于公元150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使用这种被命名为“斜体”的字。尽管阿尔杜斯小心翼翼地死守住自己的专利，也很恼火其他出版商用斜体印刷，但仍然阻止不了斜体字在全欧洲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格里高利》 [10] 的扉页，印于公元1498年的威尼斯。它常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装饰书籍印刷的佳作之一

事实上，斜体字并非阿尔杜斯的发明，而是一个叫作弗朗西斯科·格里佛 [11] 的凸模切割匠的功劳，他的身份说起来让人半信半疑。后来他与阿尔杜斯发生了争执，回到故乡博洛尼亚，不幸的是，他因用铁棒将其女婿殴打致死而被逮捕。据有关资料显示，格里佛最终被判了绞刑。还有一种说法，他有可能也是本博字体的凸模切割匠，本博字体是一种很人性化、可读性很强的罗马字形，由希腊诗人兼学者彼得罗·本博于公元1496年设计而成，起初是作为印刷字体出现在他委托阿尔丁出版社所印的一本书中。本博体与斜体蔚然成风，时至今日仍然通用；而阿尔丁的标志——一头环绕船锚的海豚，今天则成了美国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商标。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于公元1515年逝世，这个想方设法复兴古时经典的男人，是将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阿里斯多芬尼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 [12] 的作品以印刷方式重现于世的先行者，也是翻查多份文本以求找到最精确的经典字迹的第一人，完全革新了书籍印刷的方式。在阿尔杜斯死后，阿尔丁出版社由其家人继续经营，直到公元1579年停业。

图为公元1891年法国雕刻师、插画师利奥波德·弗莱芒所作蚀刻版画——阿尔杜斯在其威尼斯的印刷所向格罗里埃展示部分书籍装帧。让·格罗里埃·德·赛尔维埃尔（1489—1565）是一名法国的财务主管，也是一个狂热的书籍收藏家和阿尔丁出版社的“发烧友”

随后，成千上万本书，即“阿尔丁版古籍”有幸得以保存下来。这小小书本整体完好无损，亮丽美观，其中每一页更是放置500年而不朽。学者多次提及公元16世纪纸张质量的拙劣，但上述的阿尔丁纸张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布料纸的优良。它们平整顺滑，白如珍珠，看不出任何的变色和污点。阿尔杜斯称这些小巧便携的书籍为“libelli portatiles”，意为“轻便小本”，它的出现被公认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当然，这又是一个技术谬见。阿尔杜斯其实并没有改变阅读习惯，相反，是阅读习惯的变化促使他制作出更多不同类型的书。他能意识到书籍体积太大，新读者不愿意触及，再者，不再只有那些有学问的僧侣和学者才可以站在修道院和城堡的看台上朗声而读，普罗大众也可以体味阅读的乐趣，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的读者更为广泛。人们希望在路边的长椅上闲坐时、在咖啡馆休憩时也能享受阅读时光，希望在忙碌工作的闲暇，甚至旅途中也书不离手。另外还有一点，应该说两个小小的“点”要注意：阿尔杜斯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分号（；）的人。

巴黎的大学规模之大，发展之快，已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人才中心，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德国印刷匠到此售出他们的制作器具。但直至公元1470年，巴黎的印刷业才稍有起色，当时索邦大学有两位教授——德裔的约翰·海因林 [13] 与法裔的纪尧姆·菲谢 [14] 被派遣与德国的3名印刷匠会面：乌利齐·格林、迈克尔·弗里伯格和马丁·克兰茨 [15] 。

海因林和菲谢的第一本书——加斯帕里尼·德·贝加莫所著的拉丁文学生写作指南《加斯帕里尼的信》于公元1470年在法国印刷出版。此后两年，他们印了30多本书，其中多数都是面向学术型受众，之后更将业务迁移至巴黎的主要商业街道——圣雅克街。他们的学徒皮埃尔·凯瑟在同一条街道上自立门户，开办了一家名为“绿风箱”的出版社与曾经的师傅们打对台。不久，圣雅克街便转变为巴黎最繁华的出版与售书中心。

作为巴黎的一条长街大道，圣雅克街简直是纸张供应及船运的理想地点。书商沿街摆卖，而印刷匠和装订工则在毗连的小巷窄道中开店。公元17世纪时，这条大道上热火朝天的售书生意养活了当地数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然而到公元19世纪，巴黎的城市结构进行重新设计，长街大道不复存在）。今天塞纳河畔的书摊就是当年的繁盛遗留下来的痕迹。

德国的印刷匠也去往其他法国城市，其中往来最频繁的是里昂。里昂与意大利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丝绸行业发达的城市。人们说意大利的丝绸质地上乘，其实里昂的丝绸更是物美价廉。这座城市与德国也有商贸交流。

里昂的丝绸制造竞争性强，需求量大，因为里昂正处于罗讷河和索恩河的交汇处，常言道，里昂有三川之流：罗讷河、索恩河，以及丝绸工人的泪水积累而成的河流。然而，与这群拮据的工薪阶层毗邻而居的，还有富有的丝绸商人，他们帮助并刺激银行业和商贸业的发展，更为每年举办4次、为期15天的国际贸易展览会鼎力赞助。在公元15世纪，里昂多半还是个口述型社会（指没有文字阶段的社会），丝绸工和其他工人仍然没有读写技能，而商人的文化水平也仅限于其业务需要。所幸，在芸芸众生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过精英教育，他们听说过那些崭新的印刷书籍，也向往一睹为快。

可以说，巴斯勒密·比耶开启了里昂印刷业的先河，比耶于公元1433年出生在里昂一个优秀的家庭——父亲是律师世家，而母亲的家族是成衣制造商。比耶在索邦大学就读的时候大概就已经与海因林和菲谢见过面。公元1472年，比耶带着对德国印刷设备的激情回到家乡，还带了一个名叫纪尧姆·勒罗伊的经验丰富的印刷匠回里昂。勒罗伊祖籍列日 [16] ，但有可能是在德国学艺。勒罗伊为比耶带去4个德国工人，并在索恩河左岸开店——这个位置是此后数百年里昂印刷贸易繁荣昌盛的风水宝地。

里昂的书不像众所周知的阿尔丁出版的书那样美观典雅。那里的印刷匠丝毫没有兴趣与德国、意大利和巴黎出版的优质书比拼细节和品质，反而用平滑、雪白、有相当厚度的纸来印书，印出来的字体颜色深邃清晰，但由于匠人们都偏好哥特式字体，所以尽管字体显得深邃清晰，却并不利于阅读。

里昂的印刷匠把他们的书卖向全欧洲，并借着与威尼斯有密切的商业关系这个机会，恬不知耻地复制威尼斯的书籍。因此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公开抨击里昂印刷匠，并列出复制书籍的诸多错误，而对方却没有道歉，也没有否认剽窃，仅仅借此机会修正了书中的错误。

里昂的印刷匠认为自己是名声卓著的出版商，但与巴黎的学术出版社发展方向不同。前者的读者既不是学者，又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受众是医生群体，因此他们出版了一大堆关于疾病和治疗的书籍，但其市场核心还是欧洲各国的书商——他们会出席里昂书展，届时更从其他国家带来数百本书到那里售卖，可谓不可或缺的“大金主”。里昂的出版业人士想方设法制作各种版本，让书的印量达到500册，因为销量达到500册即为畅销书。第一本用法文写成的书诞生于里昂（而巴黎出版的第一批书则是其他语言），以公元1475年（有说是公元1476年）印刷的《世界奇观之书》为开端。这批书中就有里昂德裔印刷工马丁·赫茨用雕版印刷制作的第一本法文书籍。虽说里昂的书通常会用德国制造的木板来印刷，但当地的雕刻师傅将他们的绝活运用到纸牌行业，也让这种混合的技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到公元15世纪末，里昂已经成了仅次于威尼斯、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印书量最大的城市。德国人也到法国的其他城市开办印刷生意，比如在公元1486年到达波尔多，到该世纪末，巴黎人也把印刷的春风带到了法国西南部，公元1498年佩里格的繁荣兴旺就是一个例子。公元15世纪的很多印刷匠，特别是德国的工匠，仍然过着四处奔波的生活，每隔几年就换一个城镇落脚，然后继续周游列国。

西班牙的印刷业也同样起源于德国。雅各布·维兹兰特是德国贸易公司雷根斯堡–康斯坦茨的贸易代表，他在巴伦西亚开了几家印刷店，并在公元147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另外一位德国印刷匠保罗·荷鲁斯在萨拉戈萨 [17] 创业，在当时看来，这个选址很不寻常。他不选择重制经典或其他现存的书籍，而是接受委托，制作新书。另外，德国人约翰·罗森巴赫在巴塞罗那创办了印刷店，也是西班牙早期众多印刷店的一员。

为了鼓励西班牙的纸业发展，西班牙王室免除了造纸工的军役。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纸匠不仅被免去服役期，更被免去了苛捐杂税，但这并不代表西班牙的造纸工就有着良好的待遇。造纸工坊集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加泰罗尼亚的纸张历史学家奥里奥勒·瓦勒斯·伊·苏比拉将其形容为“像一个女修道院（尼姑庵），但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造纸厂被看作劳动集中营。对工坊主、工人及其家人而言，造纸工坊就是他们的家，吃住都在那儿，即便是夫妻，也必须分开睡。工人工作的时间不固定，造纸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今天的造纸厂也是一样——压模隆隆作响，将碎布碾压成浆，循环往复，从不停息。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得不到半刻清静，唯一的喘息之际就是每周一次纸浆染桶和压模清洁时段——那却是整个工坊中最辛苦的工作。公元16世纪的西班牙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肺结核病肆虐，导致造纸工人的平均寿命都低于30岁。但按照当时的收入标准来看，造纸工其实不算穷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比那些辛劳而低薪的制衣业、冶铁业及面粉业工人要好，条件也不比法国和意大利的差。但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的确能争取到一些权利，诸如通过行业协会给予工人假期等福利，而在西班牙的工坊却找不到类似的组织。

如同几百年前的意大利一样，西班牙的造纸工坊遍地开花，使得碎布需求大幅增加。公元17世纪初，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下令严禁昆卡 [18] 附近胡卡河沿岸地区的碎布出口，因为那里聚集着大规模高品质的造纸厂。公元16世纪晚期的作家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写道：

昨日的碎布像厨余一样让厨子弃置，而今天则成了统治两个世界且威慑另外三个世界 [19] 的文件。

起初，在收复失地运动（基督徒为从穆斯林手里夺回伊比利亚半岛所进行的长达数百年的斗争）之后，西班牙工坊所制的纸已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的纸那样优质，甚至需要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到公元1500年，西班牙各城——包括巴伦西亚、巴塞罗那、昆卡、萨拉戈萨、塞维利亚、列伊达、托尔托萨、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萨莫拉、托莱多、塔拉戈纳、马略卡岛的帕尔马、布尔戈斯、穆尔西亚、潘普洛纳，以及格拉纳达等17个城市——的印刷匠因其精湛的技艺闻名遐迩，出版的书籍也因其精美的外观、华丽的扉页，以及丰满的哥特式印刷字体而让人过目不忘。

公元1605年，西班牙的出版业经历了最令人难忘的大起大落。弗朗西斯科·德·罗伯斯决定要出版塞万提斯的新作，而这位作者时年58岁，且生活拮据。虽说他的诗歌获得了几个奖项，也得到了些许关注，但他的小说差不多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塞万提斯写了一部很长的长篇小说——却只是第一部而已，他说第二部正在酝酿，很快就能出版。它的名字就叫作《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即我们今天所认定的世界第一部小说《堂吉诃德》。然而在公元1605年，人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本大书。罗伯斯实际上是在冒险。塞万提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推出了相关读物，使得当时最杰出的西班牙作家、剧作家洛佩·德·维加 [20] 都忍不住调侃：“没有什么比称赞堂吉诃德更蠢的事了。”

塞万提斯找来胡安·德拉奎斯塔帮忙印刷和出版，他的店在阿托查街旁，今天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博物馆。胡安出版了塞万提斯的部分早期作品，但更让人瞩目的是洛佩·德·维加的出版人——自从德·维加执笔，或者说将成为作家以来，出版人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小：1800个剧本、3本诗集、数千首十四行诗，以及3部小说。当然耗费的纸也不少！

要想让手工纸张结合机械制成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从公元15世纪印刷出现开始，直到公元19世纪机制纸张的面世，购得足量的纸始终都是图书出版业最大的问题。德拉奎斯塔从塞戈维亚的埃尔·保拉修道院里的一个造纸坊——并非西班牙众多造纸工坊中的上好选择——购得纸，加工之后卖给罗伯斯，然后出版塞万提斯这本分量十足的大书，整个过程起码要花4年；而购得的纸张总数足足有1100令，即55万张，每一张又要折叠成8张、被称为四开的印刷页面。

罗伯斯用的是低级纸，可能他希望那本书会大获成功，却又买不起优质纸；或者他想推出一部普及本，卖给下层的读者。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习惯用低级纸来印刷，用相同的埃尔·保拉纸来印塞万提斯的其他作品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无论纸品如何，《堂吉诃德》还是非常热销——而且在之后的四百多年内依旧风靡。有学者称《堂吉诃德》是出版史上销售量最高的世俗书籍（与宗教书籍相对），书中的理念历久弥新，让人惊叹，从古至今，这本书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元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为实施全民扫盲运动，该书便成为古巴政府的首推。

《堂吉诃德》的封面。该书第一版由胡安·德拉奎斯塔于公元1605年在马德里印刷而成。本图由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提供

《堂吉诃德》有很多气派华丽的版本，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出版，但第一版的外表不尽如人意。纸的材质是十分下等的布料，粗糙不平，有很多杂质和褶皱，同时又非常易碎。德拉奎斯塔的加工也很拙劣：印刷过程并不是干净利落、一气呵成的，尤其是反向印字的效果很差，墨水有渗漏现象，让人读得很辛苦。

如同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堂吉诃德》有着多层且意味深长的含义，但从根本上是在讲一个保守的男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几乎无法找到立足之地。当时的西班牙人对这本书的热情证明了一个道理：这正是公元17世纪初欧洲的样子。堂吉诃德想成为一个中世纪的侠义骑士，却要面对逐渐崛起的务实的中产阶级那股实用主义风气，与他的浪漫主义格格不入。理想主义对他们毫无作用，反而“如果努力奋斗，就会取得成功”的理念才能激励他们。书中，除了堂吉诃德本人，几乎所有人——就连他忠实的“侍从”桑丘·潘沙 [21] ——都归于这个新兴的阶层。

然而，矛盾点在于，《堂吉诃德》的受众群恰恰与书中所描述的新兴阶层很相像。堂吉诃德自身的问题——为何他疯疯癫癫，难以把握世界的脉搏——就是因为他只会一味读书。他尤其偏爱读当时最为风靡的中世纪爱情小说。很显然，作者在这里表达了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塞万提斯本人也爱阅读，他是出了名的手不释卷，甚至会从街上捡起纸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堂吉诃德的怪异行为让其外甥女心烦意乱，于是她请了一位牧师到叔父的藏书室来一看问题的究竟。牧师的助手检查了所有的书籍，有的厚实硕大、装订精细，有的小巧玲珑、方便携带。外甥女提议让牧师把所有的书都洒上“圣水”，牧师笑她天真，并坦言，拯救她叔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烧掉他所有的书。他们俩甚至盘算着把某个叫塞万提斯的人写的《堂吉诃德》给烧了，但觉得还是作罢，因为既然这是第一部书，他们倒想看看第二部是否写得更好。

要想重蹈旧世界的覆辙，那么所有的书都要付诸一炬。

[1] 班贝克的欧洲中世纪都市遗迹，位于德国中部的巴伐利亚。公元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班贝克的欧洲中世纪都市遗迹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译者注

[2] 乌尔姆，德国南部城市，位于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之间。——译者注

[3] 卢嫩堡古城，位于加拿大东南部新斯科舍省省会哈利法克斯西南约70千米处。——译者注

[4] 布雷斯劳，波兰西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5] 乌利齐·策尔（？—1503），科隆的第一位印刷匠。——译者注

[6] 伊凡五世（1666—1696），全名为伊凡五世·阿列克谢维奇·罗曼诺夫，俄罗斯帝国沙皇，他即位后不过是名义上的沙皇而已，实际权力被同母姐姐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掌握。——译者注

[7]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1449—1515），意大利学者和印刷商。在威尼斯创立阿尔丁出版社，出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译者注

[8] 《寻爱绮梦》第一版印于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历史上一本怪异的书籍。——译者注

[9] 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译者注

[10] 格里高利是罗马教宗的称号，共有十六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格里高利七世和格里高利十三世。——译者注

[11] 弗朗西斯科·格里佛（1450—1518），15世纪威尼斯凸模切割匠，为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工作，设计出印刷工最重要的几类字体，包括斜体等。——译者注

[12]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396），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雅典十将军之一，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13] 约翰·海因林（约1425—1496），德国学者、人类学家、神学家，于15世纪向巴黎引进了第一家印刷出版社。——译者注

[14] 纪尧姆·菲谢（1433—约1480），法国学者，与约翰·海因林合作，于公元1470年在法国建立起第一家出版社。——译者注

[15] 此三者皆为法国第一家出版社的合伙创始人。——译者注

[16] 列日市地处欧洲的中心，是默兹河–莱茵河流域的大都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名的纺织、冶金工业区。——译者注

[17] 萨拉戈萨，西班牙第五大城市，位于东北部，是工业地区。曾是埃布罗河流域主要的商业和军事重镇，也是西班牙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城市之一。——译者注

[18] 昆卡城位于卡斯蒂拉拉努尔瓦，马德里西南部，在乔卡和胡卡河交汇处的海拔1000米的白垩山脊上。——译者注

[19] 三个世界指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译者注

[20] 费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伊·卡尔皮奥（1562—1635），生于马德里，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黄金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和剧作家。——译者注

[21] 桑丘·潘沙，西班牙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重要人物，堂吉诃德的忠实侍从。其性格与主人相辅相成：主人耽于幻想，他处处求实；主人急公好义，他胆小怕事。——译者注

第9章 特诺奇蒂特兰和蓝眼恶魔

他们合计有80匹马、800个人、10~12把枪，并将这些全部呈现于一张纸上。

——埃尔南·科尔特斯，写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的信，公元1520年10月30日

当塞万提斯还是个小孩时，西班牙牧师试图通过烧毁他们的书籍来挽救人类。当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死于公元1515年时，史上最伟大的悲剧开始在墨西哥上演，那时的丢勒还在纽伦堡雕琢他的手艺，米开朗琪罗刚把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绘画完工。

达德·亨特是个不知疲倦的纸历史学家，他注意到前哥伦布时期中美洲的迷人之处在于“尽管大陆之间相对孤立且距离甚远，各民族的起源也天差地别，但人类发展的模式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着，其他文化也是如此——文明发展的进程也几乎完全相同”。

欧洲人在公元15世纪末抵达美洲，在那之前，中美洲人已经有了书写语言和纸，并且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文明在诸多方面已经和欧洲文明一样先进了，除了两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第一，欧洲人会使用火药，这一发明是从中国引进的；第二，欧洲人会骑马，他们从中亚人那里学习到这一技能，而中亚人是全世界最先驯养马匹的民族。

对于中美洲人是否真的会造纸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一些争论。如果是的话，那么中美洲就是中国之外唯一一个能够发明纸的文明。不确定的地方在于中美洲文明遭受西班牙人的毁灭性破坏，以至于我们想去了解它都非常困难。我们确定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图书馆装满了书，可其中只有3本玛雅法典和15本阿兹特克作品幸存下来。

直到公元1986年之前，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南部的人们仍认为美洲的第一种书写语言是玛雅语。但那年揭幕的一座纪念碑则表明早期的奥尔梅克人（墨西哥的古印第安人）也有一套书写语言。事实上，住在墨西哥西南部低地（今塔巴斯科州和维拉克鲁兹地区）的奥尔梅克人发明了许多东西，但我们曾认为这些东西的发明者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公元2006年，在距离墨西哥城不远的地方出土了一座奥尔梅克古城，人们就此发现，奥尔梅克人在玛雅书写语言诞生之前就已经会使用几种书写系统了，这也是为什么玛雅语系统如此复杂的原因。

更早之前的美洲语言文字，很大一部分是写在石头上的，但之后的阿兹特克语基本都是写在兽皮、树皮或纸上。早期的语言文字全部写于公元900年之前，而阿兹特克文字直到公元1100年才出现。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世纪，早期的玛雅文字都是写在石头或陶器上，但在那之后就转为使用纸质的手抄本了。

玛雅人在基督教初期就已经在桑树皮做成的纸上写字，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个观点：美洲人起初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陆桥从亚洲过来的，而这座桥现在已难寻踪迹。在纸的应用方面，亚洲人和中美洲人也存在着明显的类似之处，比如折叠纸扇，祭祀时焚烧纸张，或是用纸来装饰寺庙等。

中美洲文字在古典玛雅时期（250—900）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玛雅文字使用过几种不同的字符类型：有些像谐音双关，发音和所指内容有较大区别；有些纯语音的字符，必须和其他音放到一起才能组成一个词；还有一些字符是纯象形的，用表征性的图案来表示某样东西。大约有800个玛雅语字符已经被翻译了出来。玛雅人的整套口语系统都能以符号的形式写下来。

和同时期的欧洲人一样，玛雅人写字都是由抄写员来完成的。玛雅的抄写员属于王室阶级，和古埃及的抄写员一样，被视作社会中的领军人物。抄写员可以选择使用语音符号或者象形符号，这为个人天赋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对天文学有着深度了解的玛雅人研发出了复杂的历法系统，他们的数学也比那时的欧洲人先进许多，他们理解“0”的概念，并仅用3种字符就能写出整套的数字系统——贝壳代表零，小圆点代表一，长条代表五。据西班牙和玛雅方面记载，我们得知玛雅的图书馆存有几千本关于天文、历史、宗谱和宗教仪式的手抄书，这些书的书写材料为鹿皮或树皮。但是，所有的书都被西班牙人销毁了，唯一幸免的是上面提到的3种字符，这些字符起源于玛雅文明后期，主要和天文学及仪式有关。

自公元5世纪起，玛雅人就开始把野生无花果树的内树皮切断、抻细，用作书写材料。它的颜色发白，和纸莎草纸很像，但它更持久耐用。这种材料不是由随机编制的纤维制成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和罗马人一样，玛雅的文字也是以古抄本的形式写下来的，但他们和后来的阿兹特克古抄本不同于罗马古抄本的地方在于，阿兹特克古抄本以手风琴式装订，可以用一个长条全部展开。

公元1860年，人们在西班牙两处不同地点发现了《特洛阿农古抄本》，该古抄本分为两册，是少数现存的玛雅古抄本之一。一部分发现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是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及其手下的家乡，所以很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把古抄本带去了西班牙。另一本《德累斯顿手抄本》可追溯到公元11—12世纪，但也有人说这是一本写于三四个世纪之前的古抄本的复本。在“二战”期间，德累斯顿遭到轰炸，这本古抄本差点儿被水损毁，还好有人把它晾干，救了回来。第三本古抄本是《佩洛西那斯抄本》，于公元1859年在巴黎一篮废纸堆中被发现，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当玛雅文明走向衰亡之时，托尔特克人开始上台掌权。伟大的城市建筑师和建设者在特奥蒂瓦坎、图拉和乔鲁拉建立了城市中心，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生产的纸。“amoxtli”这个单词在托尔特克语中代表“书”的意思，公元660年，图拉的托尔特克人在占星家的指引下完成了《神圣之书》一书，这本号称“天地历史”的“圣书”详细地记载了星座、时间分配计划，以及人类历史迁移记录等信息。但和玛雅文明一样，托尔特克文明也走向了衰退，最终由阿兹特克人所取代。

所有文明的沉浮都有某些共同的地方——它们的子民都会写字、造纸，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断地改进书写和造纸工艺。此外，他们对天文学十分了解，对时间更是痴迷——他们都创造了历法和历史。

当西班牙人抵达美洲时，阿兹特克人还是该区域最强的势力群体，他们在那之前就已经统领了该区域将近200年。据称，阿兹特克人在公元1320年时从北部南下，来到墨西哥中部以巩固统治。公元1325年，他们开始建设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座古城位于湖中的一个泥岛之上。他们还在其他几座岛上定居下来，在湖中建了几处花园，并修了4条连接大陆的堤道。西班牙人在公元1519年到达这里时，走的就是其中一条堤道，那时的特诺奇蒂特兰算得上是征服者们见过的最大城市，人口达到20万；而当时的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的人口数量都只有15万。特诺奇蒂特兰不仅以独特的建筑而闻名，其高度发达的法典和精明能干的管理者也是它的名片之一。阿兹特克帝国内每5英里就安排了一名信使，用来传递纸条上的消息。

历史学家对阿兹特克人的实际阅读能力争论不休，当然，他们的写字能力更差。然而，他们的确有一套高度进化的书写系统，这套系统有可能是从玛雅人那里学来的，但又完全不同，因为它有更多的语音词和象形文字。举个例子，阿兹特克语中表示“纸”的字符为amatl，看上去就像一卷用绳子捆住的简笔画。西班牙传教士也试图借助阿兹特克人的语音字符，用拉丁语向他们教授基督教教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一样，这项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阿兹特克抄写员写彩色字用的是矿物颜料，包括红色、蓝色、绿色、黄色、棕色、橙色和紫色，他们习惯用黑色描边，这就使得他们的手稿看起来非常吸引人且极富想象力，同时抄写员也多了一些创造性的选择。

由于和神父直接共事的缘故，阿兹特克抄写员也成了社会中最有权势的群体。他们时刻关注着所有法律和商业活动的动向，包括被征服者进贡给阿兹特克人的贡品，这些贡品也构成了他们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然而，这些贡品并非全都归阿兹特克国王所有，还分发到国内各个社区代表那里。抄写员还负责记录阿兹特克历史、礼仪及节日传统。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依照历法，确保每个周期的最后一天都会有适当的庆祝活动，其目的是避开世界末日，而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担忧是确切存在的。

根据一本现存的阿兹特克书，即《门多萨法典》，每年都会有多达48万页的书进贡到特诺奇蒂特兰。曼多撒手抄本是以新西班牙（旧地区名，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总督辖区的总称）总督的名字来命名的，至于他是否下令、委任或只是欣然接受这一命名方式，我们尚不知晓。这部手抄本写于公元1535年，也就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14年，很显然，殖民主义的经济规律稳稳地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阿兹特克人习惯使用进口的西班牙纸，而不用当地的纸。有记录记载了从特诺奇蒂特兰的建立到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的历史，以及阿兹特克胜利的传奇故事和进攻品，这本是给西班牙国王准备的，但是载有这一记录的船只在海上被法国扣押，辗转到公元1659年被卸至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直到学者在公元19世纪发现它时才引起世界的关注。《门多萨法典》中有一处描绘着坍塌建筑的图解，它的旁边是一个系着绳子的卷轴。在进贡物列表下方还有一幅卷轴，而卷轴边是一个带有3个流苏的小袋子。根据J.J.瓦伦蒂尼 [1] 的说法，所有这一切意味着阿兹特克“纸城”被阿兹特克人所征服，并且每年要向特诺奇蒂特兰进贡24000令纸。一个小袋子代表8000张纸，而3个流苏则表示三倍的数量。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纸作为进贡物，一方面表明它是一种高价值商品，另一方面，也说明纸的产量非常大。

阿兹特克的算术基于数字20，他们认为20这个数字是上帝指示的。否则为什么人类刚好只有20个数字呢？少于20的数字都可以用点或圆圈表示。一面旗子表示20，一根直立的羽毛代表400，一个小袋子代表8000。

阿兹特克人在书写、宗教仪式、装饰圣坛和寺庙中都会用到纸，跳宗教舞蹈时佩戴的面具也是用纸做成的。此外，人们还把纸当作一种祭品来焚烧，祭司在重大仪式中也会用纸来装饰自己。精美的纸质皇冠也被用作一些神灵的象征。某些人祭（将要被活活烧死的受害者）也会戴上用纸条做的假发。

方济会修道士里贝拉的伯纳迪诺常被人们称为撒哈冈教父，因为他出生于西班牙的撒哈冈，公元16世纪的多半时间都居住在墨西哥，并在那里把阿兹特克的传统和民俗记录在历史中。《新西班牙通史》是他最有名的著作，这本书为他赢得了“第一个美国人种学者”的称号。有趣的是，当欧洲在大量印刷并出版现代的装订书时，撒哈冈教父把他的史记写在了由12本书组成的手抄本里。这部手抄本的总页数为2400页，内容是由纳瓦特尔文（阿兹特克文）和西班牙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其中还包括2500幅阿兹特克艺术家创作的插画，可谓当时出版书籍中的杰作。

在他的书中，撒哈冈描写了许多纸的仪式性用途。在题为“古代墨西哥人敬仰的神”的章节中，他讲到了商人的保护神亚卡特库特里（阿兹特克商人行会习惯用纸来供奉他，雕像总是被纸完全覆盖）。很显然，纸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商品。

但是，这个故事又存在另一个问题。和之前的玛雅纸一样，大多数的阿兹特克纸算不上真正的纸，真正的纸是由细胞膜质纤维随机编织而成的，而阿兹特克纸是由切断的野生无花果树的内树皮抻细后制成的，就像之前的塔帕一样。

在南美洲，几乎只要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有人生产纤维布（塔帕）。公元前2400年的纤维布已在秘鲁被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近10000年历史的纤维布打浆机。为了生产纤维布，人们需要将无花果树的外树皮刮去，并用棒子捶打，直至内树皮脱开。之后再把内树皮剥离出来，用水不断地冲洗，除去乳胶物质，晾挂起来，之后再小心抻开。晾干后，再轻轻地抻一抻。

阿兹特克人的树皮纸（amate）是在纤维布基础上的革新，而amate这个词在阿兹特克语中是指无花果树，同时还带有书写材料的意思。树皮纸和纤维布很像，但树皮纸通常更薄、更精细，在玉米浸过的碱液中煮无花果树的内树皮就能制成树皮纸。这项生产工作对技巧有着很高的要求，但许多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人都掌握了这一技术。不过，这还不能被定义为纸。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阿兹特克人从来就没用过真正的纸，只用过树皮纸。另外，他们还认为欧洲人误以为树皮纸是纸，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树皮纸看起来和纸极为相似——但树皮纸不是通过过滤网和模具生产的。这一论断是基于在墨西哥未发现前欧洲纸这一事实之上做出的。但是，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树皮纸也没有留存至今。

墨西哥中部高地气候湿润并伴有雨季，在这种情况下，纸和树皮纸都不能保存很长时间。此外，为了不让仪式用纸落到西班牙人手上，阿兹特克人还试图藏匿或焚烧所有的仪式用纸。西班牙人认为这些书是“异教”之物，将找出的阿兹特克书籍全部烧毁。在仅存的几本书中，没有一本是写在真正的纸上的。但如果从阿兹特克人不造纸这一事实来总结，我们在审视公元13世纪的欧洲文化时，就会觉得欧洲文化仅仅在于几卷留存下来的手稿而已，并得出结论——欧洲人只用羊皮纸。

人们一致认为《德累斯顿手抄本》是写在玛雅人基于树皮纸的革新物上面的，我们在仔细地观察这部手抄本之后，便会发现龙舌兰纤维成分。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有很多报道称阿兹特克人用龙舌兰造纸，我们都知道龙舌兰的纤维富含纤维素，并且可用于生产其他东西，如龙舌兰酒、茅草屋顶、食物、衣物，还有绳子。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 [2] 宣称真正的纸是用龙舌兰制成的。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哥马拉 [3] 也表达过类似的言论，但卡斯蒂略坚持认为哥马拉是个不严谨的历史学家。托瑞波·德·本纳温忒 [4] 宣称他们也是用龙舌兰来造纸的。根据这些欧洲人的说法，龙舌兰纸非常粗糙，凹凸不平，不适合写字。不过，这种纸可能另有用途，也有不少用龙舌兰制成纸扇的相关记录。

公元1519年4月22日，首次执行命令的士兵埃尔南·科尔特斯带着几百名士兵从古巴乘船出发，在墨西哥的加勒比海岸（今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登陆，他们中没几个是真正打过仗的。科尔特斯花了不少钱资助这项行动，然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将发现什么，甚至他连敌人是谁也不清楚。但是在复活节那天，他遇到了坦特里尔民族首领托托纳克，他告诉科尔特斯，在这个国家中部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伟大的国王，他统治着所有的疆域，甚至包括维拉克鲁斯沿岸。

科尔特斯立刻就把精力集中到了如何推翻这位国王上，这位国王也就是大多数北美洲人口中的蒙特祖玛。科尔特斯的军队骑马来到中部高地寻找蒙特祖玛以及那个被称为特诺奇蒂特兰的地方。科尔特斯的说服能力很强，他和当地人商议，并和当地群族结成了同盟——阿兹特克人与这些群族发生过战争，但未获胜。在这些群族中，特拉斯卡拉人占了多数，这个说纳瓦特尔语的群族被科尔特斯称作塔斯卡尔特克人。之后，在科尔特斯围攻特诺奇蒂特兰时，塔斯卡尔特克人向他贡献了“超过25000名勇士”，这是他亲笔写的。在行军过程中，科尔特斯叫他的手下向阿兹特克人展示步枪来炫耀自己强大的军力。但当真正的围攻开始时，弓弩却成了西班牙人的主要武器，这种过时的武器在欧洲很快就被火器代替了。

在离塔巴斯科（墨西哥东南部的州）不远的一个镇子上，有人向科尔特斯献上了一批奴隶，其中有个叫马林切（Malinche）的女人，她可不一般，特别是对于一个奴隶来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纳瓦特尔语和几种玛雅方言。她出身贵族，但不知为何成了一名奴隶。因为科尔特斯唯一一位翻译只会说玛雅语而不会说纳瓦特尔语，所以马林切就成了他翻译的翻译，同时她也是无价的信息源。马林切还是科尔特斯的情人。但是在墨西哥历史中，马林切被世人视为耻辱，而从她名字演化过来的单词malinchiste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为“叛徒”或“出卖者”，这对于她来说似乎有点儿不公平。

与此同时，还未等西班牙人到来，蒙特祖玛就预见到一群骑着鹿的陌生人会将这座伟大的城市摧毁。蒙特祖玛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征兆和预见对于他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梦里看到了其他不好的预兆——可怕的天气现象和其他的灾难。

在11月8日前后，科尔特斯和他的人沿着通往特诺奇蒂特兰的堤道行军。他写道，“我带着15~20名骑兵、300名西班牙战士和无数名印第安同盟军离开了营地”。11月14日，他们攻下了特诺奇蒂特兰。蒙特祖玛“自愿”将他的王国拱手送给了卡斯提亚王国。人们将这一短暂的征程称作“征服墨西哥”，至今，墨西哥中部地区小村庄里的面具舞时常上演类似的桥段。传说科尔特斯有双蓝色的眼睛，所以扮演科尔特斯的舞者通常都会戴上蓝眼“恶魔”的面具。

攻下特诺奇蒂特兰之后，科尔特斯向查理五世写了5封信，在信中，科尔特斯向阿兹特克人在管理和造纸方面的技能表达了钦佩之情，他理解造纸和发达文明之间的关联性。他还在信中谈及阿兹特克人的进贡品收集体系，他写道：“对于每个人应上缴的贡品，他们都在纸上用字符或者图画做了记录，只要是上缴了的贡品，他们都会有记录。”

蒙特祖玛从传来的纸信中得知西班牙人即将攻城，信中还写明了对方士兵、武器，以及马匹的数量，这件事让科尔特斯印象深刻。然而让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蒙特祖玛仅靠着一套精密的信使系统来回传递纸令，就可以统治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

在收复失地的运动中，西班牙南部是最后一块落入基督教徒手中的地区，该地区最具阿拉伯文化气息，也正是这里成了美洲运动的中心。该地区的港口都是新西班牙的港口，征服者均来自南部省份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后来，墨西哥和西属美洲的建筑都是安达卢西亚风格，也就是带有图案砖瓦和拱形门廊的摩尔式建筑。

除了建筑，西班牙人下定决心要将他们新占领的土地全部基督教化。宗教裁判所（公元1231年由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在法国发起，并非西班牙）来到了墨西哥，它的目的就是阻止一切的“异端邪说”，摒弃天主教，铲除并惩罚“异教徒”。但宗教裁判所直到收复失地运动末期才在西班牙产生微弱的影响力，此时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国王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女王（天主教狂热者）不得不想办法把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各个王国团结起来。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无情地强制实行天主教信仰。他们下定决心根除所有那些假装改变信仰、还未逃离但又保持旧习俗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西班牙人称这些犹太人为马拉诺人，称这些穆斯林为摩里斯科人。

公元1478年，仍有一些西班牙人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教皇西斯笃四世赋予伊莎贝拉女王一项权利，允许她建立一座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而且这座裁判所可以独立运营。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由西班牙王室运营，甚至宗教裁判所总管也是由王室任命的，但需经过教皇确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将对任何想去“新世界”的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以确保没有“不纯的血液”——犹太人和穆斯林——在那里落户。

但是新西班牙地区也有“异教徒”，即中美洲人。所以，墨西哥宗教裁判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所有的民俗习惯。和科尔特斯一起到达的首位牧师掌握着裁判所的权利。墨西哥宗教裁判所在公元1522年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一名印第安人被控非法同居。很不幸，这次审判的记录已经找不到了，但在那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明白印第安人就是墨西哥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必须抛弃原有的宗教习俗，否则将面临酷刑和死亡。

公元1536年至公元1542年，墨西哥的裁判人由胡安·迪·祖玛拉嘉担任，他是一名方济会修道士，巴斯克人。祖玛拉嘉是一个很难让人理解的人，他将自己视作印第安人的朋友，并极力谴责西班牙当局对印第安人的施虐行为。他非常推崇手工艺品和农业，曾试图把亚麻籽从西班牙带到墨西哥开展亚麻种植产业。在他的指导下，墨西哥进口了桑树和桑蚕。他甚至把一些摩里斯科人带到了那里，不管他们的血统是否纯正，让他们教印第安人如何产丝。更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将犹太人火刑处死，但他也让皈依的犹太人开设了第一家墨西哥出版社。似乎他早就想进军造纸业，但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付诸实践，也许是因为他在墨西哥的时间还不够长。祖玛拉嘉也决心要根除所有的“异端邪说”，也就是阿兹特克宗教的所有习俗。公平地说，其中有些宗教习俗的确骇人听闻，特别是活人献祭。莫托里尼亚是首批抵达墨西哥的西班牙牧师之一，他描述了将战俘献祭给众神时的可怕细节，有时战俘的数量能达到50人，甚至更多。作为祭品，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如耳朵、嘴唇、手臂、心脏，都会被活生生地撕扯下来。

祖玛拉嘉搜寻出了阿兹特克“圣物”和其他的宗教物品，并摧毁了它们。对此，莫托里尼亚在他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历史》一书中描写道，印第安人把“圣物”藏在“十字架的底部或祭坛的台阶底下，假装是在尊奉十字架，其实是在崇拜‘恶魔’”。

祖玛拉嘉把他的手下派往各个村庄，寻找阿兹特克书籍和宗教物品。通过贿赂和酷刑等手段，他们找到了所有的优质藏品并摧毁了它们，所有的书无一幸免。这种特殊的野蛮行为并不是没有先例。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公元1526年，奥斯曼人占领了布达佩斯，并想要毁掉当地文化，于是烧毁了他们的科学图书馆。

在烧死一名阿兹特克领导人之后，祖玛拉嘉最终因过于残忍被免职，但他的焚书运动却是历史上最彻底的运动之一。一般来说，文化还能从焚书残骸中恢复过来，但对于阿兹特克人来说，他们的许多文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语言仍流传于墨西哥乡村地区，一些宗教习俗也一代代流传至今，但他们的很多知识已经失传了。要知道，这个文化起源的时候，欧洲还没有文字和书籍，大部分文化还在依赖记忆力和口传的方式。

玛雅人遭受了和阿兹特克人一样的命运：除了三部被忽视的手抄本送去了国外，他们整个图书馆都在公元1549年被一个叫作迭戈·德·兰达·卡尔德隆的西班牙传教士烧毁了。卡尔德隆是一名从西班牙派往尤卡坦（墨西哥地名）的方济会修道士，他的使命就是改变当地玛雅人的宗教信仰，在把所有玛雅书籍都销毁后的若干年后，他写了一本关于玛雅文化和传统的书。

当印刷技术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还是个非常新的工艺技术的时候，西班牙人用进口的西班牙纸完成了在墨西哥的第一次书籍印刷。他们希望向原住民提供小开本的启蒙书籍、教义问答书，以及语法书，以便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合格的基督教教徒。为协助这一事业，西班牙教堂与胡安·克罗姆伯格达成契约。克罗姆伯格是塞维利亚领先的印刷商，也是一名德国印刷商的儿子，他招募了意大利印刷商乔瓦尼·保利，并在墨西哥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保利和妻子的工作都没有薪水，仅有生活费用和两名助手，然而他们在一天之内要生产出3000张纸。10年后，他们回到西班牙开办了一家企业，企业盈利的20%都归他们所有。

好运在那时降临到保利夫妇身上。仅一年后，克罗姆伯格去世。保利夫妇把名字西班牙化，改为帕布罗，同时还继承了克罗姆伯格之前借给他们的设备，他们的生意也开始盈利，还获得了土地，过得很不错。公元1550年，他们雇用了一名广受好评的雕刻师安东尼奥·德·埃斯皮诺萨和一名铅字铸工迭戈·德·蒙托亚。帕布罗夫妇将木刻插画加入书中，并于公元1554年把斜体字印刷也加到了书中。公元1559年，埃斯皮诺萨辞职并开办了一家自己的印刷店。

特诺奇蒂特兰变为了墨西哥城，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和当地人通婚，他们及其后代被称为麦士蒂索人（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种），他们想要欧洲纸。法国和西班牙的造纸商对新西班牙的市场产生了兴趣，新西班牙的碎布被运往西班牙，做成纸后又卖回到美洲，这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墨西哥人做会计、印刷书籍和政府文件都需要纸。

墨西哥的印刷商全部使用进口的西班牙纸，这就是殖民主义的规律。但最后，西班牙人意识到这套系统不够实用，并于公元1575年在墨西哥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造纸商赫南·桑切斯·德·穆侬和胡安·科尔内霍获得了一份20年的独家经销合同，获准在墨西哥城南边的库尔华坎村进行造纸作业。西班牙印刷业从起步上就要比造纸业快上许多。公元1584年，“新世界”第二家印刷厂在秘鲁的利马建成，这家印刷厂所用的纸都是西班牙进口纸。

如今，奥托米人（美洲印第安人，群居于普埃布拉州中部高地的山区）仍在墨西哥境内制作树皮纸。圣巴布利多以“造纸”闻名，但奥托米人并没有迁往圣巴布利多，而是在西班牙征服之后开展了自己的产业。众所周知，正是西班牙征服毁掉了许多别处的树皮纸生产运营。在西班牙征服之前，有42座阿兹特克村落生产树皮纸；而如今，这一传统已经失传。

圣巴布利多的村民生产出的树皮纸数量不能满足火爆的市场需求，其消费群体主要是游客和艺术家。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女人和小孩负责树皮纸的生产，因为那里的男人大多都背井离乡，去往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以谋求更高薪的工作。但面对树皮纸巨大的市场需求，树不够成了最大的问题——当地的无花果树和桑树已濒临灭绝。

生产树皮纸时，奥托米族的女人在板上将树皮捣碎、晒干，然后把内层剥下。她们用来捣碎树皮的石头和考古学家在阿兹特克人居住地发现的石头一模一样。奥托米人生产的树皮纸有真纸的手感，虽然它是香草色的，但触摸起来可以明显感觉到纹理，所以不太适合写字或印刷。那个地区的许多奥托米人和其他原住民主要在追崇蒙特祖玛精神的宴会上使用树皮纸，人们相信蒙特祖玛就住在这群山之间。人们会用树皮纸制玩偶以及其他物品当作祭品，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蒙特祖玛会回来继续他的统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想要那些进贡给他的纸。

[1] J.J.瓦伦蒂尼是研究阿兹特克文明的学者，曾于公元1880年向美国文物协会贡献自己的发现成果，这一发现成果随即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2]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1490—1584），曾在墨西哥和科尔特斯服役，之后成为西班牙殖民者主要的年代史编者。——译者注

[3]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哥马拉（约1511—约1566），西班牙历史学家，从未去过美洲，但采访过科尔特斯和其他回归的征服者。——译者注

[4] 托瑞波·德·本纳温忒（1482—1568），方济会教士，公元1524年被派去改变“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的12名传教士之一。——译者注

第10章 号声嘹亮

印刷之技可贵可嘉，因为它是世间最后一声号角。

——马丁·路德

技术谬见其实一直在发挥作用，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元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印刷，该运动就不会发生；然而，很多人都认为这并非真相。法国历史学家卢西安·费弗尔 [1] 和亨利·让·马丁 [2] 就在《书籍起源》一书中写道：“我们并非有意再提‘宗教改革由印刷术萌生而来’这个荒谬的理论。”

相反，要说“印刷书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才更加接近事实。宗教改革是第一个利用印刷来传道的革命运动，也是发明印刷的主要原因。毕竟欧洲人在很早之前就已了解了如何制造印刷机、切割金属、铸铅涂墨、雕印刻图，他们甚至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就开始进行活字印刷了。当时的德国局势动荡不安，人们萌发了诸多新奇的想法，意欲一改窘迫，而印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发明出来的。宗教改革的活动分子直观地了解了这种新技术的潜能，而且他们将充分利用它的优势，自那之后，这种趋势俨然成了一种组织模式，一直带动技术发展，直至互联网的兴起。

在印刷术被发明之前，人们都是通过传统的辩论演讲，尤其是布道训诫来传播思想的。从群众识字开始，便出现了一种更加高效的途径。公元17世纪的小说家、叛逆思想家丹尼尔·笛福出版的手册也曾经受到批判，人们说他“口头的说教只是面向少数人，但印刷的书籍却在向全世界倾诉”。

在北方文艺复兴 [3] 的作家中，无一能与格里特·格里松——他自己改名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4] ——相提并论，作为新时代的标志以及新思维的践行者，他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伊拉斯谟于公元1466年生于鹿特丹，是一名医生之女与一名神父的私生子。尽管他用古典拉丁文写作，却是罗马教会改革中重要的新声，他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宗教改革。然而，他本人并不愿意参与宗教改革，或是联合马丁·路德。他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像笛福一样，伊拉斯谟认为向众人有效地传播思想的方法唯有以书卷告之。他在瑞士巴塞尔结交了约翰·福洛本 [5] ，让他做自己的出版人，而福洛本和他的儿子联手，很快将巴塞尔变身为一座主要的印刷之城。著名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曾以伊拉斯谟的作品为参考作画，而前波斯裔人雅各布·法伯尔（原名雅克·勒菲弗尔）也将伊拉斯谟的金属碟子做了一番切割研究。

公元1508年，印刷匠约翰·劳尔–格鲁嫩贝格搬到了德国威滕伯格，一睹新建大学的风采。8年之后，即公元1516年，他印刷了马丁·路德的第一本书，随后的一年，作为奥古斯丁修道士会修道士的路德本人印了“关于赎罪券意义及效果的95条见解”，是专门批判教会受贿贪腐的论纲。据闻，路德还特意把这些提纲张贴在威滕伯格的城堡教堂大门上以示众人。很多历史学者都怀疑这个举动的真实性，但路德确实印刷了文件，原始文件还是用拉丁文写就的，这个版本在德国出版，并广泛传播，一举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之后，人们对路德印刷论纲的需求全面迸发，其中一个刺激因素就是“同声共气”，书中的语言是德国的方言——这在以前是很罕见的。威滕伯格的其他印刷匠伺机出版路德的宣传册子，顺便把《圣经》也印了。在他们当中，祖籍莱比锡城的梅尔基奥尔·洛特同时用三台印刷机，分别用低地德语与高地德语印刷了路德的《圣经》。这是《圣经》第一次从“官方语言”到口语的不错的转换。接下来的两年，14个版本在威滕伯格脱销，公元1522—1546年在德国范围内更出现了410个版本在售。历史学家亨利·让·马丁推断在公元1518—1523年这5年间，德国约1/3的出版物都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公元1517—1520年，马丁·路德共出品了30个出版物。据历史学者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保守估计，在这些书中，他共卖出了30万册，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考虑到当时德国的人口只有区区1300万~1400万，因此这个销量更是让人瞠目。路德的改革也标志着第一次书写的革命，即第一个以纸为书写载体而得到广泛开展的运动——不只是语言，连那些冷嘲热讽的雕版插画，例如狼头人身的牧师等都吸引了众多读者。自公元16世纪20年代起，德国的印刷业一直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的运动，靠街边小贩售卖印有方言的小册子，成本不高，成效却不错。

宗教改革的两方——新教与天主教都承认印刷文字的强大作用。公元16世纪的英国新教历史学家约翰·福克斯在他于公元1563年出版的炙手可热的《殉道史》中提道：“教皇必须废除教道，同时废除印刷，不然印刷最终会将其连根拔起。”

新教的活动从德国一直蔓延到法国，法国的新手印刷匠在新教包括拉罗谢尔 [6] 的阵营中显露了其才能。虽然里昂仍然承担起大部分的印刷工作，但天主教控制了这个城市后，参与改革的一众印刷匠就都要迁移到日内瓦，特别是在公元1541年后，法国的新教领袖约翰·卡尔文在那里建起大本营，新教的印刷潮流随即把日内瓦转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同时，革命让法兰克福这块印刷业的故土得到发展，新近创建的图书展览会使法兰克福成为欧洲出版业的中枢。时至今日，法兰克福的书展依然是全球知名的出版行业展会。

以印刷简单易懂的白话书籍、宣传单页、招贴和小册子为载体，宗教改革衍生了一种传播信息的新途径。人们至今还铭记和引用路德叙述的立场，虽然他的话并非什么至理名言，但据称，当时人们都把招贴和小册子粘在教堂门口，来公布运动中发生了什么事，阐明新教的意图。两周之内，这样的招贴便会遍布德国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那些言辞尖锐、直接针对教皇的招贴也遍布各个城镇。民众对这种印刷品如此着迷，让路德惊诧不已，民众热忱的反应促使他生产出更多的招贴。印刷匠当然很乐意配合。罗马教会方面也偶尔会用自制的招贴回击，但效果甚微。

然而，印刷机数量有限，有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特别是小册子或者是“速写”的印刷。公元1520年8月18日，路德出版了一本题为《致德国民族的基督贵族》的小册子，1周之后再版，3周之内竟推出了4000余册！在两年的时间里，印刷了13次，共计50000余册，销量非常可观。

然而，印刷匠这个属于新兴资产阶级的群体对圣公会（亦即国教）丝毫没有兴趣，他们的很多老主顾都是人文主义者。这些印刷匠更多地投入帮助新教发展的印刷中去，却将罗马教会的要求拒之门外。革命的印刷厂用营利来资助后续的出版，而不是寻找富有的赞助人支持，这就是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如此一来，出版业既兴而盛，市场前景广阔。

布道的小册子在德国全境范围内发散开来，传至农村地区，农民得知情况，便在公元1524—1525年发起了大规模的起义，史称“德国农民战争”。然而，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足以抵挡贵族及其庞大的军队，因此便酿成了一次大屠杀，估计死亡人数高达10万。

公元1534年10月17日在法国被称为“招贴事件”之日。那一夜，巴黎、布洛瓦、图尔、奥尔良，以及鲁昂城内几乎所有显眼的公共场所都被神秘地挂上了招贴。还有一张甚至贴在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7] 的卧室门上，当时他在安博瓦兹的卢瓦尔河谷城堡 [8] 里睡得正酣。新教的招贴抨击罗马天主教，甚至拟了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题目：《这些反映教宗弥撒恐怖、泛滥而不堪的陋习之事实的文章根本没资格品尝我主——唯一的中保及救世主——耶稣的圣餐》。

虽说这些招贴的印刷者来源不明，但后来查证，经手人是皮卡第以北地区的牧师安东尼·德·马库 [9] 。他早先已经印了一批反天主教的著作，部分经由皮埃尔·德·凡格勒出版，这位凡格勒在公元1535年发行了第一部法文版的《圣经》。

面对“招贴事件”，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唯一的反应就是实施更强硬的反新教行动。然而，那一张张印刷的纸已经牢牢地吸引了法国人的思想，甚至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的导火索。在未来，人们将用印刷创造更大的成就。

[1] 卢西安·费弗尔（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以参与创立《历史学派年鉴》而知名，与安娜托勒·德·蒙兹合编《法国百科全书》。——译者注

[2] 亨利·让·马丁（1924—2007），法国历史学家，早年任图书馆管理员。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译者注

[3] 北方文艺复兴，即中世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活动。——译者注

[4]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中世纪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早期与马丁·路德结交。——译者注

[5] 约翰·福洛本（约1460—1527），巴塞尔著名印刷商、出版人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译者注

[6] 拉罗谢尔，法国西部城市，滨海夏朗德省的省会。——译者注

[7]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被视为开明的君主，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译者注

[8] 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由香波堡、舍农索水上城堡、舍维尼城堡和昂布瓦兹皇家城堡构成。——译者注

[9] 安东尼·德·马库（1490—1561），公元16世纪新教牧师，祖籍法国皮卡第，是纳沙泰尔第一位牧师。——译者注

第11章 伦勃朗的发现

很显然，造纸业是需要一些先决条件的。荷兰具备了其中最重要的三项：对纸有需求的群体（不断增多的商人、工程师、科学家、数学家，以及艺术家）；人口数量足够庞大，以便产生足够多的碎布来生产纸（荷兰的亚麻布产量丰富，享誉整个欧洲）；适宜建造纸厂的水路条件（没有几个国家的水路比荷兰多——所有的荷兰人都依水而居）。

然而荷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生产出自己的纸。荷兰的印刷商基本来自德国、法国和瑞士，部分原因在于荷兰一直未独立。荷兰在公元1384—1581年先后被来自勃艮第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所统治，而法国和西班牙则作为他们的纸供应国。荷兰是欧洲最早拥有印刷业的国家之一，却没有发展纸业。公元1586年，荷兰印刷产业发展已有一百多年之久，人们才第一次听说荷兰纸。而荷兰纸的问世全因一则政府法令，这则法令授权汉斯·万·艾斯特和简·雷帕特在多德雷赫特（荷兰西南部港市）附近建立一家造纸厂。

对荷兰造纸业的唯一不利因素在于荷兰全是平地，只有南部有一小块高地。荷兰随处可见的水路所产生出的水能不足以驱动水车运转。后来，荷兰人发明了一种精巧的机器，解决了水能不足的问题，于是荷兰的造纸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这种机器一般用来帮助他们磨碾谷物和香料，看起来就像是安装在高处的轮子，每条轮辐的末端都系有帆，由风力驱动。

风车和荷兰之间关联的紧密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风车其实不是荷兰人发明的。风车最早可追溯到古代波斯和古代中国，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地点是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威得利村，时间是公元1185年。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对波斯和中国一无所知的英国人是从欧洲大陆的某个地方了解到了风车的知识，但至今未发现此类记录。

水车能产生出约20匹马力的能量，而风车产出的能量只相当于14匹，况且风能不如水能稳定可靠；有些时候，风车一整天都无法运转。虽然没有向低处流去的水流，但地势平坦的荷兰常年都有风吹拂而过，风能是重要的替代能源。风车于公元13世纪被引入荷兰，也有可能早于这个时间。

赞兰德是阿姆斯特丹以北的一块泥炭地，非常适宜布设风车，公元14世纪，它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磨中心。阿姆斯特丹周边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港口，并且赞兰德也具备运输大件产品的水路条件。起初，赞兰德地区以碾磨谷物为主业，之后是砍伐木材，最后成为欧洲最著名的造纸中心之一。

谈起赞兰德造纸业的开端，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简·西蒙兹·霍尼格和皮特·简兹·范德·莱伊。他们两人的家族进行了通婚，变得非常富有。De Bijkorf是他们最有名的磨坊，意思是“蜂窝”，引用自简·西蒙兹的姓氏霍尼格，意思为“蜂蜜”。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老鹅”或“白鹅”是桑河在公元1605年建造的第一家造纸厂，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第一家造纸厂是公元1616年兴建的“反刍动物”。不管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反正第一家造纸厂所生产的灰色、蓝色和棕色的纸，大多非常厚，有些是硬纸板。这些纸基本被用于包装和打包，当然艺术家们也会使用这些纸，他们一般用黑色和白色的粉笔在蓝灰色的纸上作画，有时候也会用灰色粉笔。公元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皮特·范德·费斯 [1] 是第一位使用这一技术的艺术家，随后这种技术便很快流行起来。

造纸技术史上少数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由荷兰人主导的。公元17世纪70年代初，在赞兰德的造纸厂诞生了新的“荷兰式打浆机”，它的作用是将碎布转化成纸浆。尽管叫打浆机，但它装配了金属刀片来将碎布剁碎成纸浆，它一天内的纸浆产量比捣碎机一周的产量还要高，而捣碎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长时间击打将碎布变成纸浆。

当一种更廉价且更高效的技术被引进时，就有人认为荷兰式打浆机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劣，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相比于捣碎机，用打浆机打出来的碎布纤维要短许多，而用长纤维生产出的纸更具韧性、更宜弯折。用荷兰式打浆机生产出的纸需要被涂上更多浆料才能变得更加结实，但这样做不利于印刷。好在荷兰式打浆机可以进行调整，在需要时可以把刀片提高，这样就避免了短纤维的情况。不久后，荷兰纸的质量就变得非常出众了。自从有了打浆机，荷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成为白纸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也成了其他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

荷兰式打浆机在碎布除垢方面也表现得更为高效，因为它可以不断地进行清洗。《造纸的艺术》是最早关于造纸技术的书籍之一，于公元1761年由法国皇家科学院出版，作者是早期的著名天文学家杰罗姆·德·拉朗德，有一个月球陨石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在书中主要阐述了荷兰式打浆机的优点。德·拉朗德注意到，在荷兰式打浆机打浆和清洗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纸浆逐渐变白的过程。

荷兰式打浆机还简化了碎布分拣的流程，因为它可以同时对几种不同层级的碎布进行打浆。如果把不同层级的碎布放到捣碎机里打浆，那么生产出来的纸就会很粗糙、低劣。不同碎布的打浆时长也是不一样的。碎布分类是一项技术活儿，一般由妇女们来做，但它可不是一件美差，因为这些碎布又脏又臭，有时还带有病毒，比如可以进入人体肺部的有害粉尘。德·拉朗德写道，公元18世纪的法国分拣工人可以快速地将碎布分为精细、中等、粗糙三个层级。他还说，她们有时候甚至可以分出七个层级来，并将最粗糙的丢弃不用。

因为荷兰式打浆机的效率很高，所以成品纸的价格也要更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造纸商发现在市场上很难与荷兰纸竞争，于是它们也购入了荷兰式打浆机。

高质量的纸产品为荷兰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因此，荷兰的造纸工人，包括碎布分拣工，也变得愈加抢手。公元18世纪，瑞典人想雇用荷兰造纸工人来帮助他们发展造纸工业，他们选的首批工人中就有一位是碎布分拣工。瑞典人还把赞兰德的造纸工人请过去帮他们生产高质量的货币。公元18世纪初叶，赞兰德的造纸工人远赴俄罗斯，帮助当地人发展造纸工业。

正在进行碎布分类的妇女。《贸易与工业》第二卷，作者狄德罗

荷兰人也成了“酸处理”（准备碎布时的一道工序）的专家。先把酪乳和酸乳加入碎布中，再加入发酵黑麦糠。浸泡5~6天后，将碎布取出，洗净。同样的过程再重复一次，然后放到地上铺开，直至晾干变白。这道工序可能要耗费6~8个月，但在哈勒姆（荷兰西部一城市），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且利润极高的产业，而且负责这道工序的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工人。并非所有的荷兰纸都是由经过酸处理的碎布制成的，但质量最好的纸通常都会经由这道工序制成。公元1799年，苏格兰化学家查尔斯·特南在氯气与石灰的反应中发现了漂白剂，从此，酸处理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杰罗姆·德·拉朗德曾在他的书中用几页篇幅来对比介绍法国纸和荷兰纸。他特别指出了法国纸的几点优势：更薄，更有韧性，不易撕破。但他最后还是总结出荷兰纸更胜一筹，原因包括：荷兰人不是一味追求纸的洁白度；荷兰人更加注重节省，更不迷恋金钱；他们生产纸时“更慢、更细心、更谨慎”。

低地区域（今荷兰和比利时地区）的印刷事业在时间上与文艺复兴运动不谋而合，他们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意大利和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不仅如此，诞生于这个区域的思想、文学，以及艺术需要一个更为高效的书写系统，而老式的羊皮纸抄写系统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了。

和德国书籍一样，公元15世纪的低地书籍包含了大量的木刻版画。这些早期的木刻插画很明显就是在效仿当时正值繁荣时期的伟大画作，但它们算不上伟大的木刻，更不能和丢勒的作品相提并论。在布鲁士的科拉德·曼逊出版的首批低地书籍中，有一些书是用佛兰德语写的。作为一名书法家兼抄写员，曼逊看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公元1476年，他开始印刷，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奥维德的《变形记》，书中的木刻皆出自他本人之手。

代尔夫特和哈勒姆是荷兰的木刻中心城市，而后者是大印刷商雅各布·伯雷尔的家乡，他曾在公元1483—1486年间出版了17本书籍。他的主插画师被人称为“雅各布·伯雷尔大师”，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但他的木刻极具绘画美感，人们猜测他是一名大师级画家或是大师画家的学生。代尔夫特和哈勒姆的畅销书籍一般都以《圣经》故事或古典神话为主体，并且每本书中的木刻可能达到75幅之多。《生物对话》是这些早期畅销书籍之一，书的主题是动物和矿物。公元1480年，杰拉德·洛在豪达（荷兰南部城市）出版了这本书，书中共有121幅木刻画。

在德国，有几名伟大的荷兰和佛兰德画家最后成了插画家。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口城市）也是当时的木刻中心，杰罗姆·柯克在那里开了一家很有名的店，他恰巧是佛兰德伟大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雕刻师，同时也是后者的岳父。勃鲁盖尔是一名与众不同的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主题永远都是农民生活，并且木刻和绘画也不是他的副业。他对纸上的艺术非常感兴趣——不仅是作画过程，还有用于设计为木刻的画。

公元1540年，法国商人克里斯多夫·普朗坦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装订所。一般来讲，产量过剩的印刷商卖出的书籍都是未装订的，所以在当时，装订所是很赚钱的。6年后，普朗坦开始从事印刷出版生意，他的多语《圣经》（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委托创作）使他名声大振。这本书总共有8卷，由多种文字写成，包括阿拉姆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叙利亚文。他给国王印制了13本多语《圣经》，用的是牛皮纸。另外，他还为公众印制了1200本普通纸《圣经》。牛皮纸在当时来说仍被公认为质量最上乘的书写材料。普朗坦习惯请有名的艺术家来创作插图，而且他用铜版雕刻代替了木版雕刻。铜版雕刻需要一种不同的印刷工序，而在安特卫普，这道工序基本是由勃鲁盖尔的印刷工杰罗姆·柯克完成的。普朗坦使用了彼得·保罗·鲁本斯的许多作品，鲁本斯在他的那个年代被视为最伟大的画家。

克里斯多夫·普朗坦肖像画，公元1590年左右，作者亨德里克·格尔特泽斯

鲁本斯为他的插画作品要价很高，并且他对自己的工作很不上心，因为他只有在星期天才会做插画，就如同这完全不是他的真正工作一样。鲁本斯在早期时所创作的插画是最好的。到公元1637年，他将技艺传至画室的其他人，并允许他们在作品上签署他的姓名。然而，书籍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艺术，使得鲁本斯的插画作品在欧洲声名鹊起。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普朗坦的影响力，蚀刻和其他铜版印刷技术完全占据了书籍出版业市场，从开始的低地区域，后来拓展到全欧洲。一时间，木刻画几乎全部绝迹，直到公元19世纪才再次流行起来。

木刻版画和蚀刻版画基本上只有黑白两色，匠人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和多个刻板给画作上色，绘画技术也可用来增添阴影效果，但是木刻版画和蚀刻版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暗感。

第一个可以产生灰度或灰调效果的版画制作技术叫作美柔汀（金属版印刷法），由德国人路德维格·冯·西根在公元1642年发明，并很快就传播到了荷兰和英格兰。这个技术需要用尖刺的滚轴把版面“弄得粗糙”，以便蘸墨，之后可以将这些区域按照不同程度抹平，以达到期望的明暗效果。

大概在美柔汀发明10年之后，阿姆斯特丹的简·范·德·菲尔德引入了一种叫作凹铜版腐蚀制版法的技术。这是一种用加热过的树脂进行蚀刻的方法，然后进行酸浴和树脂涂漆，形成不同层次的黑、白、灰。公元18世纪的西班牙艺术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是这项技术的大师，他将传统蚀刻中清朗的线条和凹铜版腐蚀制版法结合到了一起。然而，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纸艺术家当属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他在蚀刻版画领域的地位就相当于丢勒在木刻版画领域中的地位，为后来人设立了标准。但不同于丢勒的是，伦勃朗是个全能艺术家，而丢勒的非凡艺术才华只在于纸的方面，绘画水平却很一般。伦勃朗在一生中创作了大约600幅油画、300幅蚀刻版画和1400幅随笔画，被人们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蚀刻画《倚靠石头静态自画像》，公元1639年，作者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伦勃朗唯一不擅长的就是插图。由于他的蚀刻版画过于精细，他不能保持稳定的出品量。在一些本该由他负责做插画的书籍中，他的插画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所代替，只有少数几本带有伦勃朗插图的书籍留存至今，《荣耀之石：尼布甲尼撒雕像》是其中一本，由他的朋友塞缪尔·梅纳什·本·以色列于公元1654年出版，这也是在荷兰出版的第一本希伯来文书籍。该书讲述了几则神秘故事，人们认为正是这本书说服了奥利弗·克伦威尔允许犹太人回到英格兰定居。

伦勃朗有自己的出版社，并且收集了许多欧洲的大师级蚀刻版画作品，由他亲自负责印刷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把控最终的图像，有时他还会进行几次不同时期的酸咬处理（利用酸性物质对其他物质进行腐蚀）来创造更细或更粗的线条；有时他还会故意在版面上留有油墨，以创造阴影部位。他在生命的晚期产出的作品数量非常少，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有人猜测是因为抑郁，但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只是在构想一个新的思路而已。由于缺少作品和经济来源，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印刷收藏品。

学会使用中国指南针后，荷兰成了公元17世纪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商。得益于佛兰德制图师格拉杜斯·墨卡托的大师作品，自公元16世纪起，荷兰人稳步提高了使用地图和航海图的技能。墨卡托以他的公元1569年版世界地图闻名于世，这幅地图由24块铜板组成，他运用巧妙的投影图制法说明了地球曲率的成因，同时让航线保持直线。一年之后，他的朋友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以木雕的绚丽色彩而著名）出了一本名为《世界剧场》的书，该书包含53幅地图，被人们视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图集。

为了可以和亚洲进行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阿姆斯特丹也于第二年成为欧洲开始了解中国和相邻地区的港口城市。在那之前，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对远东地区一无所知，他们仍认为是他们发明了纸，但也有些人更为大度地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了纸。人们认为纸是从埃及的纸莎草纸进化而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欧洲语言中表示“纸”的单词要么源于单词“papyrus”（纸莎草纸），要么源于希腊单词“khartes”，意思也为纸莎草纸。

然而在公元17世纪时，当时的欧洲商人经常去往中国和日本，他们惊奇地发现当地的人们已经在使用纸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亚洲人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欧洲的造纸技术，但还未将这一技术进行完善。亚洲人用毛笔写字，而欧洲人用羽毛笔写字，这就意味着亚洲纸需要一种不同的涂饰，而羽毛笔在这种涂饰上效果不佳。当物资匮乏时，在亚洲的欧洲商人就会转为使用当地的纸，但同时又抱怨这种纸为“次等品”，要求国内总部寄更多的“好纸”过来。

这些商人从不把这种所谓的亚洲低级纸运回欧洲，因为很明显，在欧洲，没人会为这种纸买单。但荷兰人（从公元1639年到公元1854年，一直占有和日本贸易的实际垄断地位）分别于公元1643年和公元1644年两次将日本纸购入阿姆斯特丹。伦勃朗为了他的画和蚀刻版画会翻遍整座城市寻找最好的纸张，他发现并且买了一些这种日本纸。这种纸又薄又韧，易于弯折且纤维较长，可以很好地吸收油墨。版画染印起来更为轻柔，图案更加精致。伦勃朗开始在日本纸上进行蚀刻版画的创作。他还发现了优质的印度纸，并且也在印度纸上印刷蚀刻版画。

公元17—18世纪，耶稣会会士来到了亚洲，他们在这里了解到蔡伦的传奇故事，并将这个故事带了回去。中国人认为是蔡伦发明了纸。公元18世纪30年代，杜赫德神父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他通过和17位去过中国的耶稣会会士访谈完成了这本权威著作，而他自己却从未离开过巴黎。公元1736年，这本畅销书被翻译成英文后在伦敦重新出版。杜赫德神父曾写道：“一名伟大的中国官员将各种树木的树皮和破旧的丝绸麻布放到开水中煮，直到煮成液态黏稠状，然后使它们变稠，成为糊状。这样，他就做出了不同类型的薄纸。”尽管如此，欧洲人仍认为碎布造纸法是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在公元13世纪发明的。

艺术世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才理解伦勃朗当初对日本纸品质的发现。到公元19世纪，日本纸开始被输往伦敦和巴黎，诸如像惠斯勒、埃德加·德加、保罗·高更和爱德华·马奈这样的画家全都用日本纸来创作。一个世纪之后，经历了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考古探险，欧洲人终于知道，原来纸确实是中国人的发明。

但在公元17世纪的欧洲，日本纸仍是伦勃朗用的特殊材料。

[1] 皮特·范德·费斯（1618—1680），在英国时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当地人称他为彼得·莱利爵士。——译者注

第12章 叛逆的英格兰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国内的青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棍子上面刻道道儿就能计数，没有什么书本，你却想出印书的办法；你还违背王上和皇家的尊严，设立了一座造纸厂。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可恶的字眼，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二部，第4场，第7幕

公元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 [1] 在威斯敏斯特开了第一家印刷店，不列颠群岛才出现了第一位印刷匠。更出奇的是，他印的纸都是从苏格兰低地运过来的，当时那里还没有英国造纸匠，直到公元1495年，约翰·泰特在赫特福德郡创立了塞莱工坊，苏格兰才一改往日的面貌。因为开设印刷厂既不需要水，又不需要什么能源，相对要比开设造纸厂容易，因此有好几个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历史——先有印刷业，后有造纸业。

卡克斯顿于公元1422年出生于英格兰肯特郡，之后的30年间都生活在低地，做过商人，也做过英国总领事。公元15世纪70年代，他在低地生活时，印刷业就在比利时的卢万城萌芽了。卡克斯顿与同时代的很多商人一样，都是一派文人雅士。公元1469年，他着手翻译拉乌尔·拉费弗尔的《特洛伊史集》，内容是描述一段古代特洛伊城的历史，特洛伊像极了红顶白墙、四围埤堄的欧洲都城。但卡克斯顿把这个项目弃置一边，以致赞助者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国王爱德华四世之妹不断催促，让他赶紧完工。据说英国在布鲁日的殖民者对卡克斯顿的书钟爱有加，因此要他不断写书，这让他身心俱疲。人们再三强调这个故事，却难以让人信服——还有记载说他不堪重负，所以于公元1471年去往科隆研习印刷技术。相传卡克斯顿在当地拜于乌利齐·策尔门下，乌利齐是美因茨的一名教士，也是科隆第一家印刷店的创立者。公元1473年，卡克斯顿返回布鲁日，自办了一家印刷店，第二年便出版了《特洛伊史集》的译本。

公元1476年秋，卡克斯顿返乡英格兰，在威斯敏斯特租用了一块地建起了出版社，次年便出品了英格兰有史以来第一本印刷书籍《哲人箴言》，这是里弗斯公爵安东尼·伍德维尔 [2] 在向西班牙西北部的圣迭戈–德孔波斯特拉朝圣途中，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一本智者文章的合集。伍德维尔是爱德华国王的妹夫，公元1483年爱德华驾崩后，格洛斯特公爵 [3] 却心狠手辣地将伍德维尔斩首——对于英格兰的首位印刷作家而言，遭遇这种结局实在不妥。

伍德维尔的书有个非常复杂的起源。最开始是一本由埃及埃米尔（穆斯林酋长的称号）穆巴什希尔·伊本·法蒂克写就于公元11世纪的阿拉伯书，名为《良言谚语精选》，后经法国贵族纪尧姆·德·蒂翁维尔口述成为拉丁文书籍，再被翻译成法文。卡克斯顿对该书的唯一修订就是请伍德维尔加了一些苏格拉底对女性的评述而已。而据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本人也曾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发声，反对因性别差异给予有差别的待遇。

英格兰是欧洲大陆除了德国唯一一个出现本土印刷技术的国家。卡克斯顿在头三年内共印了30本书，无人称赞其美观或字体漂亮，然其历史地位确实无可非议。他是乔叟（英国作家）的第一任印刷者，在他印过的乔叟103部著名作品中，有20部是卡克斯顿亲自返工的。乔叟以中部地区的方言（当时四种盛极一时的英语方言之一）写书，对后世的英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刷也是语言标准化趋势的推动力，卡克斯顿和后来的伦敦印刷匠根据乔叟的中部方言做了本地化修改，从而推动伦敦口音在英格兰获得了主导地位。

到公元1480年，卡克斯顿的竞争对手出现了——据说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约翰·勒图在伦敦开了一家印刷店。见此状况，卡克斯顿便让布鲁日的荷兰同事温金·德·沃得 [4] 帮自己一把。公元1491年卡克斯顿死后，沃得接手了他的生意。

德·沃得是与卡克斯顿截然不同的出版商。卡克斯顿在英语书籍印刷上开了头，而德·沃得是将其普及的人。他以经济实惠的价格，迎合了大众的需求，出版颇为成功。卡克斯顿的书里没有多少插图，但德·沃得的400本书里几乎处处是图！他不再买入昂贵的外国纸料，而是从约翰·泰特那里采购。至于翻译，他的第一本书为英译本，原著是公元13世纪法国方济会修道士巴托洛梅乌斯的《论事物之性质》，堪称百科全书的先行者，下述是节选句：

年少之约翰·泰特破旧统而后英伦亦产此纸，使之变薄矣，而今我英人得印此书。

德·沃得的出版物大多有宗教性质，但也出版一些爱情小说和浪漫诗歌，其中有都铎王朝诗人兼未来亨利八世的良师约翰·斯凯尔顿 [5] 的诗作。渐渐地，德·沃得的财富超越了其他英国早期印刷商。

在公元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欧洲的140个最早接触印刷的城市中，伦敦是其中之一，到世纪之交，它便一跃成了重要的印刷中心。来自低地的威廉·德·马克利尼亚成了伦敦人看重的印刷商，而理查德·平森 [6] 跟卡克斯顿一样，也对英语的标准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大法官法庭的语言准则方面，伦敦英语被大量使用，但偶尔也夹杂了中部方言。平森前后共出版了500本书，更有甚者，他是亨利八世的御用印刷匠。

除了印刷，英格兰人还从德国的宗教改革中学到了其他东西。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嫁给亨利八世时芳龄24，然而他们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儿子——当她年至不惑已不再能怀孕时，亨利就此要求与其离婚，询问教皇的意见，但罗马天主教会并不认可离婚之举，于是拒绝了他的请求。亨利后来让英格兰的首席传教士——坎特伯雷主教——承认他与凯瑟琳的离婚，主教同意了，亨利借此决定让英格兰脱离罗马天主教，建立自己的国教。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公关问题，英国国教需要群众的呼声，那些不允许罗马干涉英格兰事务的理据当引起百姓的共鸣。但为了产生这种共鸣，需要先有行动。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 [7] 既与国会商讨过可行性，又和印刷匠打交道以赢得群众的支持，就像以往德国的新教徒一样。克伦威尔出版了一系列用英语方言组织的反天主教徒行动的小册子，不管是手册还是理念都深受百姓好评。这种宣传方法在公元16世纪可谓前所未有。

尽管约翰·泰特的造纸工坊也曾占领市场，但英格兰的印刷业相比造纸业要发展得更加迅速，印刷匠们都陆陆续续从欧洲大陆买入纸张。但事实上，英格兰川溪众多，河网密布，川流会迅速落入瀑布，这可是造纸理想的地理环境。因此水磨坊屡见不鲜，但还会有风车磨坊。这些磨坊一般是磨谷之地，要让它变成造纸坊，只需要增加轴杆和几个齿轮，驱动冲压锤运作，再添几个染桶和模子即可。伦敦附近的磨坊要处理碎布造纸也很方便，完成之后只需短短一程船运就可送到印刷社。

许多早期的造纸坊都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泰特的塞莱工坊也只坚持了几年。英国造纸工人无法得到足够的碎布，更无法与进口的法国纸一较高下，因此后者占领了整个英国市场。这在英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只能怪罪于法国，或者就如英国人宣称的那样：法国人沽清了所有的碎布，并将它们运回了法国，并以低于英国制作成本的价格贱卖白纸。如果有法国造纸工企图在英格兰工作的话，法国政府就会不留情面地侵扰他们。

相反，德国造纸工把目光投到离伦敦更远的地方寻求机会。公元1550年，他们在剑桥附近建了一家工坊，公元1590年，他们又在爱丁堡利斯河畔的达利建了一家。到公元19世纪，利斯河畔磨声不断，90余家工坊云集沿岸，已然成了一个主要的造纸中心。有历史学家认为泰特的工坊也雇用德国人。作为女王御用金匠的约翰·斯皮尔曼 [8] 也是当时英格兰最春风得意的德国造纸匠之一。公元1588年，英女王授予他租用皇家庄园里的两所谷物磨坊，该庄园位于肯特郡达伦河畔达特福德市的比克诺尔，后来他把这个地方变成了造纸工坊。

斯皮尔曼很善于与皇家交际，给自己增加光环。他的水印是一个带有字母“E.R.”（Elizabeth Regina）的皇冠，意为“伊丽莎白女王”。他建立工坊一年之后就说服了女王，授予他对书写用白纸的独家生产权，以及对其他类型纸张生产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他垄断了整个王国的废旧布收集。然而，纸对于伊丽莎白来说也十分重要，之前没有一个英国君主像她那样消费如此巨量的纸。她的演讲、翻译、祷告文、诗歌、散文，全部都用纸完成。当时的英格兰十分依赖法国出口的纸，这让她感到不安，所以希望斯皮尔曼的工坊大获成功。后来詹姆斯一世即位时也到过工坊视察，并赐封斯皮尔曼为骑士。

历史学家怀疑，作为一个德国人，即使斯皮尔曼比大多数英国人更懂贸易，但他对于造纸一窍不通。他从德国带造纸工回到英格兰帮忙，也许是这些造纸工的专业技能才生产出如此高品质的白纸，而那些生产次品的工坊一直觊觎着他的德国工人，不过，交换工人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斯皮尔曼的独家权利持续了8年，后来又延续了14年。

造纸业一路发展，在随后的100年里，成了伦敦附近地带一种成熟的产业，尤其是在肯特郡、白金汉郡、米德尔赛克斯，以及伍斯特。公元1601到公元1650年，共有41家造纸工坊在英格兰开业，在伦敦方圆半径30英里内就有23家，也有部分工坊在西边的埃克塞特和北边的什罗普郡、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很多工坊都像斯皮尔曼的工坊那样是从谷物磨坊转变而来的，有些则是从日渐衰退的纺织业的缩绒坊转型的，缩绒是一种通过击打来清洁并增厚羊毛的方法，与制毡类似。

遗憾的是，英国这位“玩家”进入造纸“游戏”很晚了，而且没有培养足够多的熟练工人。他们擅长制作包装用或笔记用的棕色纸，但这种纸不够顺滑、洁白，不足以用来印刷。法国的宗教改革给英格兰注入了一股新鲜的造纸工血液，然而好景不长。公元1627年9月10日，法国皇家卫兵在拉罗谢尔纵火，这个法国新教胡格诺派 [9] 的大本营被熊熊烈火包围，教会最高领导人下令封锁全城14个月，直至“叛党”投降为止。结果胡格诺派的成员被关押达数年之久。彼时国王路易十四即位，他于公元1661年11月驱逐了拉罗谢尔300个新教徒家庭，这些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公元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于公元1598年颁布的保障法国新教徒权益的《南特法令》，因此大批胡格诺派教徒被迫逃离法兰西，部分人还在美国纽约建起了新罗谢尔镇，还有人各奔东西，逃往各个国家，其中包括英格兰。

在这批定居英格兰的胡格诺派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技艺精湛的造纸匠。多年来，法国国王绞尽脑汁要阻止本土的造纸匠迁往英格兰工作，结果却亲手把他们送到了英国。英国还迎来了熟练的碎布分拣女工和捞纸工，以及商人，这些商人为英格兰的造纸工业化、爱尔兰地区的造纸厂建设提供了资金帮助。法兰西国内针对新教徒的战争迫使部分法国造纸工厂关停，导致高贵纸品的出口量减少。法国政府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意欲重新唤回部分造纸工。在英国谋生的无数法国造纸工都遭到拘留，接着甚至被起诉；还有一些则被劝导回国，车马费用由政府负担。

世事不会总一成不变，造纸与印刷在英格兰也并非一直如此风靡。和欧洲大陆一样，造纸厂在英国到处扩张，住在工坊附近的居民也颇有微词，投诉工坊里散发出来的气味难闻，日夜不歇的噪声也十分扰民。还有更多的抱怨，例如：当地的农民现在被迫跋涉千里把谷物送去碾磨，水车危及河道里的鱼类，废旧布料是传播疫症的元凶，甚至把住在工坊附近温莎城堡的皇族都赶尽杀绝。公元1536年，瘟疫肆虐，米德尔赛克斯的所有造纸工坊都关门了，而当政府颁令让民众对那些下岗失业的造纸工施以援手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他们认为造纸工比大部分的工匠都要高薪厚禄，所以理应把钱留给自己。

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中篇》也提及了这种争论，比如莎翁著名的《玫瑰战争》组剧，很多人都批评这是他写过的最差劲的剧作。然而，多亏了剧中的角色：杰克·凯德和他激情四溢的长篇演说，深深地铭刻在众多对纸张历史和印刷历史着迷的人心中。

在《玫瑰战争》的第4场第7幕中，杰克·凯德登位掌权，宣告全国将回到施行口头法令的时代，自此不再存留以文字为载体的法律，现存所有成文法律将被烧毁。凯德下令捉拿“前朝旧民”赛伊，带至廷上，定罪如下：败给法国，失去诺曼底，危害英格兰社会安定，灌输文法腐蚀青年心智，以及鼓吹造纸与印刷之风。同时，他还指控赛伊身边的人，他们滔滔不绝地讨论名词、动词，让人无法忍受；甚至以赛伊因为他人不识字而将其囚禁为由判赛伊有罪。此刻，赛伊坚决为知识辩护，表示无知简直是一个诅咒。凯德听罢勃然大怒，下令将赛伊斩首，到下一幕，赛伊的头颅正插在一支矛上。莎士比亚和10年后的塞万提斯如出一辙：他们无疑都显露出了一种没有广而告之、在相同时代下的尊重知识的信仰。虽然戏剧以语言传情表意，但莎士比亚在公元1593年就开始把他的诗歌和剧作付诸纸上，那时候他的职业生涯刚刚起步。

凯德判赛伊设立造纸工坊一罪，据莎士比亚所指，正是斯皮尔曼的工坊。剧中的事件取材于公元1450年，造纸工坊尚未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出现。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它们已经遍地开花，却并非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莎士比亚显然是在谴责凯德的恣意妄为与愚昧无知，批评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正如旧时的抄写员早就意识到的那样，大众的文化素养提升已经成为对专制统治的威胁。因此根据凯德的理由，赛伊最大的罪过并非失去诺曼底，而是让孩子上学！

托马斯·丘吉雅德是一位雇佣兵兼诗人，曾经在爱尔兰、苏格兰、低地和法国作战。他在一首诗中再现了斯皮尔曼在英格兰文学中的身影。丘吉雅德因不满伊丽莎白女王而逃到苏格兰，公元1583年被赦免后，他重返英格兰，为了报答女王的恩惠，他写了353行的颂诗向斯皮尔曼和造纸术致敬。同时，这首诗还献给华特·罗利爵士，一位刚从爱尔兰打完胜仗归来的英雄，也是女王陛下最喜欢的人之一。该诗于公元1584年被印刷成了一本15页厚的大开本的书，封面的题目冗长而缺乏韵律感——《关于纸，以及其所产生的所有好处的叙述与简介，举达特福德邻近的纸坊为例，兼以高地德语方言之诗式叙述，以致先师斯皮尔曼及女王陛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羊皮纸与纸两者间的争斗仍旧非常激烈。这首诗也表明，丘吉雅德作为士兵的力量要远胜于作为诗人。

我赞扬此人，此造纸之第一人，将所有德行宣而告之的唯一之物：即崭新之籍，及旧工之理，其价甚高贵于此天地；羊皮纸虽持而耐于宇宙甚矣，然与纸不可比也——纸源自人与人之劳，是时羊皮纸只源于几人之手。

亚麻是英国造纸工起初造纸时的首选。他们用锤子敲打亚麻布至其纤维破裂，而这些破碎的纤维则会互相交织成为坚韧的白纸。棉是他们的第二材料，不需捣烂，但要压平，这样造出来的纸的不透明度和柔软度会高很多，因此制作蚀刻之类的铜版印刷也颇受重视。工匠们有时也会往棉浆中加入石灰作漂白之用。布料和绳索中的大麻，通常是制作低级牛皮纸的原料。

往染桶中加入2%的纸浆（或叫浆料）和98%的温水混合而成，再把纸模浸入染桶中，一张纸便大功告成。纸浆的百分比要根据理想的纸浆厚度而调整，这种调整的幅度微乎其微，而加入温水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捞纸工感觉舒适一点儿。捞纸工这个职位是工坊里所用工种当中最需要技巧的，他们的手要放在染桶里一整天，紧握着一个木框架，也就是来自德国或荷兰的所谓定纸框，纸张在里面被框住，制成之后就成了一张边沿稍微不平齐的纸。但在机制纸出现之后，这种“毛边”随即便成了手工纸珍贵的特征。

捞纸工要稳握模子和定纸框，但也并非一动不动，他们把纸框垂直浸入混制的纸浆中，然后再慢慢地舀起——正如中国造纸工在千年前的做法一样。接着要横向握模，轻轻地摇晃，直到把所有的水滤干，留下一层平整的纤维。下一步，捞纸工就会把模子递给身旁的伏辊工。伏辊工这个职位源于法语，他把模子在毡上放平并将其翻转，“新鲜出炉”的纸张就会从模中掉落。手工纸（有时适用于机器制造的纸）的两面呈现不同，一面带有模子印记的纹理，凹凸不平，而另一面却平整顺滑。对于画家而言，这样的纸两面皆可作画。

图为“造纸工”，作者约斯特·安曼（1539—1591）。出生于苏黎世的安曼在纽伦堡的木刻书籍插图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了鹤立鸡群的木雕师傅。他经常先画好图，然后用铣刀进行雕刻。在他负责刻画的1500幅木刻画中，有一些声名远播的工匠就像图上的捞纸工一样，是安曼从公元1568年的《贸易之书》取材的144幅木刻插画之一。这些插画在汉斯·萨克斯（土生土长的纽伦堡人，制鞋匠及著名诗人、词作者）所题的诗歌中也活灵活现

理论上，捞纸工和伏辊工做好一张纸只需要30秒，一天之内可以做2~4令纸。之后的工序还有冲压、干燥、涂胶，以及精加工，最后一步往往要用一块抛过光的石头来揉碾，但是纸张的种类和质量已经在选择碎布、制作纸浆，以及在捞纸工和伏辊工互相传递的这关键的30秒之内确定好了。

湿式纸（也叫作薄页纸）的制作方法是在毛毡上按压并干燥，然后悬挂在马鬃绳上，于是马鬃就会在表面留下印记，这个记号称为背标。直到公元19世纪，造纸工才意识到纸张应该“平铺晒干”。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去除背标。广大的顾客群体，特别是画家的要求越来越高，上浆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同用途的纸张上浆的类型也各不相同。

英格兰制造的纸用途多样。白纸用于印刷，棕皮纸或蓝皮纸一般用于包裹、包装，以及存储枪支弹药的工业用纸。牛皮纸在画家之间非常流行，比如公元18世纪的画家托马斯·盖恩斯伯勒，就以木炭、粉笔和蜡笔在棕色纸上创作素描和各种画作。

到公元18世纪，英格兰的白纸供不应求，更缺少制作白纸的工匠，迫不得已要以进口纸来补充微薄的产量。虽然除了颜色，还有很多分类纸的指标，但多数英格兰的纸都是棕色的：所谓“棕色”只不过是褪色现象，有时也指灰色。棕色的包装纸在公元16世纪的英格兰极为风靡，英国的工坊几乎都供不应求，甚至要通过部分进口来满足市场需求。

用数层纸压薄制成的厚纸（纸板）是另一种时兴的包装材料，也是制作纸牌的材料，有时也会用来做书籍封皮。此外，蓝色纸的销路也很好，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蓝色布料堆积如山，因此蓝色的碎布也剩余许多。它一般是包裹用纸，最多的用途是包装糖果；印刷匠用蓝色纸把书包好之后就会拿到装订场进行装订。但不得不说，蓝色纸在画家的眼中也是一种很好的纸。

混凝纸——一种冠以法语名字的日本手艺，法语的原意是“咀嚼过的纸”，在公元18世纪已然成为英格兰的重要技法。它的主要原料是碎纸混以胶水。英格兰人学会了如何对混凝纸浆进行防水处理，在制作诸如模塑的建筑零部件上可谓关键的一步。从马车的车门到轻量独木舟，再到鼻烟壶，混凝纸的身影随处可见，人们发现它在装填枪炮管方面比普通纸更为高效：枪炮管需要密封完好，与弹药有一定的距离，作用力才得以爆发，继而把子弹向前推进。至于用混凝纸制作的塞子，叫作拉襻，同样也迎合了上述需求。人们甚至会把纸卷入管状容器中制成装填火药和炮弹的枪筒，而纳入这种用途的纸一般都是粗制滥造的，而且体积庞大。

公元17世纪的欧洲是墙纸的天下。世界上第一张墙纸是亚洲人发明的，或以手工绘制，或以雕版印刷，而欧洲人也碰巧在开始生产木雕版时便着手制作墙纸。事实上，阿尔布雷特·丢勒也对墙纸进行过一番设计，当时德国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委托他制作一些大面积的纸张，本质上就是墙纸。但把纸作为放在墙壁上的装饰这一做法在公元17世纪之前并未大行其道，直到公元18世纪，英格兰才成为欧洲主要的墙纸生产国，而且其原料正是取自于英格兰本土的纸张。工匠把这种纸也用在制作线框和行李箱上。

到公元18世纪末，形形色色的纸在英格兰已十分风行。家家户户的茶叶盒和画框都裱上了装饰用纸，精美的纸扇也随处可见，用五彩或镀金的纸去装饰鲜花和其他物品也俨然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嗜好。很明显，英格兰人已经与纸相爱。

纸甚至被用于覆盖屋顶。起初人们以松脂、沙、油将牛皮纸封上一层包衣。后来沥青和焦油将其取而代之，时至今日，“焦油纸”和“沥青纸”依旧通用。公元1776年，诺福克郡斯托克圣十字造纸工坊 [10] 的坊主亨利·库克研发了一种既防火又防水的特种纸。然而，他自己没能用上，这种特种纸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发挥功能——他的工坊在一场大火中化成了灰烬。

公元1788年，查尔斯–路易斯·杜克雷斯特发明了一种可以用于建筑、桥梁，甚至轮船制造的纸板。讽刺的是，这种纸的强度要依钢材填充物的量而定，因为锈蚀最终会让纸板整体瓦解。

大理石纹纸在英国纸种当中算是十分特别的一员。它始于公元12世纪的土耳其（有说波斯），方法是在染料中混入不相容的液体，比如橄榄油和松节油，制作出一种大理石纹的效果。工匠在不久之后发现，原来可以根据加入不同元素而“混”出更多的色彩，甚至更复杂的纹理——旋涡状、锯齿状、条纹波浪、水滴泪珠等千姿百态的图案——都随手可得。其中各个工序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不容走漏半点儿风声，但后来要么经由波斯人传播，要么就是十字军在中东将其学以致用，最终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法国、德国、荷兰统领欧洲大理石纹纸市场达数百年之久，当这个秘密跨越英吉利海峡而公之于世后，英格兰人便趁机着手模仿对岸大陆的工艺。大理石纹纸主要用于制作书本卷首和卷尾的空白页，或是代替越发稀有而昂贵的皮革成为书籍的封面材料。之后，这个秘密竟触发了一批举世瞩目的科学家的浓厚兴趣：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大理石纹纸；约翰·伊芙琳的家族因售卖火药而大赚一笔，她也向伦敦皇家学会引进了大理石纹纸；皇家学会的创始人罗伯特·波义耳 [11] 被称为“化学之父”，他旨在促进人们了解世界，并对新兴的科学方法——实验研究——进行探讨，于是波义耳对大理石纹纸的制作秘诀也津津乐道。

然而英格兰直到公元18世纪中叶才研制出自己的一套大理石纹纸加工法，具体时间尚不清楚，因为英国早期的方法与德、法、荷三国别无二致，没有自己的特色。第一张完全由英国自制的大理石纹纸的记载，来自公元1766年理查德·迪莫特所著的小册子，题为《法理下殖民权利之检验》。

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一生都迷恋于造纸和印刷，在公元1757—1774年居于英格兰时，虽然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的代表，却对伦敦的繁华街巷甚是向往。事实上，他有几分亲英派的气息，在皇家艺术学会十分活跃，并想通过他们对英国的大理石纹加工法做进一步的提升。他努力调和美国殖民地和祖国英国的利益关系，最终他意识到这是徒劳的，便决意起航去往美国开创一番事业。

公元1775年，富兰克林参与了美国货币的印刷。他认为，要想“盗版”大理石纹加工法已经不可能了，因此这就是一种防伪的理想保护措施。英国图谋不轨，打算发行大量的假钞，对殖民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当时，每一张20美元的殖民地纸币（当时被称为大陆纸币）上都贴着一张独一无二的大理石纹薄膜，一般无法复制。

两年后，富兰克林——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人物——出使法国，以确保法国支持美国的独立事业。他在帕西定居下来，恰好就住在通往凡尔赛宫的路上，并在那里开了一家专门出版美国书籍的印刷店（当时所有的叛逆者都是印刷商）。他成功地获取了高质量的英国纸，并制定一种印刷的字体，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富兰克林成功地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贷款，尽管当时英国大理石纹纸还是个被英国人吹捧的秘密，但富兰克林所印刷的期票已经呈现了英国大理石纹纸的特点，尽管还不清楚谁生产了如此特点鲜明的纸张。

在富兰克林的时代，到底有多少大理石纹纸工匠为他工作，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绝对保密。他们一般夜里在实验室工作，而实验室的地点非常隐蔽、门锁窗封。房间里甚至还会装上窥视孔监察工人。在那个时代，除非生于大理石纹工匠世家，否则你是不可能学到这种技法的。即使与学徒的关系再紧密，师傅也不会把配方直接交给他——直到徒弟年长些，做事值得信赖，才可继承衣钵。大理石纹工匠都有他们的秘密行会，即使在书籍装订所工作，也绝对不会和装订所行会有任何瓜葛。但是，后者也会时不时地派间谍到大理石纹工匠行会中，试图获取他们的制作秘诀。

公元16世纪一个偶然的发现给英国带来了巨变，对所有科学家、数学家、商铺店主、作家、艺术家——几乎所有有意用纸书写、记录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据闻，在公元1565年，坎伯兰郡一棵参天的橡树在一次狂风暴雨中被连根拔起，人们发现大树根部竟然有一块奇形怪状的黑色矿物。由此才兴起了开采英格兰第一个石墨矿，并引领了研发铅笔的风潮——那是一种多么便宜、便携，而且字迹可被擦除的书写工具！

欧洲的铅笔发展历史可比纸要久远。“铅笔”（pencil）一词源于一种尖头毛笔的拉丁名字“penicillum”。希腊人和罗马人偶尔也用金属铅在纸莎草纸上写写画画，所以才有了今天“铅笔”的说法——不过现在所用的铅笔并不含铅。毕竟技术的进步是要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前提的。当书写成为一个社会的日常行为后，铅笔就自然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工具。亨利·彼得罗斯基 [12] 曾著有铅笔的历史，据其记载，世界上第一位使用石墨铅笔的人是公元16世纪的苏黎世作家康拉德·格斯纳 [13] 。格斯纳提到，甚至提供了一幅用石墨铅笔画的插图，恰好印在他于公元156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化石的书籍上。

人们在坎伯兰郡发现石墨不久后，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石墨便衍生出了另外的用途。有人把它放到木管中，将其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新型书写工具，而且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公元1600年，装填石墨的木盒和木棍被分别投放市场，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都能买到。起初，铅笔最受科学家欢迎，也是画家和作家们手中必备之物。公元1610年，有铅笔标记的书籍备受画家推崇，后来这些标记被擦掉了。格斯纳在乡村田间采风时也是用他的铅笔进行素描的。其他画家则说，骑马时用铅笔来写笔记可真方便。公元18世纪，诸如J.M.W.透纳的画家往往也是用铅笔起稿的。

西方早期的印刷书籍都与科学和医药相关。公元1483年，由阿普列乌斯·巴巴斯写就、成书于公元400年的《草药》在罗马印刷出版。公元1485年，曾经是谷登堡徒弟的彼得·修费尔于德国印刷了草药专籍《健康之园》。公元17世纪时，英格兰现代科学涉猎的领域仍然停留在发展初期，但对纸张的需求已经不小了，因为科学家需要使用纸张做笔记和出版他们的发现。

早期被视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并支配着一个系统，用辩论与推理达到所谓的“真理”。但这种获取的方式开始让人产生怀疑。培根曾写道：“我们现在的科学只不过是已经面世的事物的特定排布而已，而非用于发现，或为新技术出谋划策的方法。”他坚称，所有想法都必须通过实验证明，而且必须将实验的过程详细记录，使每一个步骤都清楚明晰。同时，他也做出了一番恰当的预测：“然而，如果没有文字，我们无法论证任何发现的模式，当发现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时，我们就有了更多的希望。”

仅相隔一代之后，罗伯特·波义耳便引入了将为现代化学奠基的科学方法论及其运用方法。再相隔一代之后，艾萨克·牛顿——这个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先驱——运用数学运算和物理观测，为物理与微积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更开创了万有引力理论以及三大运动定律，发明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望远镜，从这小小的镜片中，他可以观察天体，验证理论。

牛顿23岁那年，为了免受瘟疫侵扰，便躲在房间里。这段时间，他用棱镜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包括用棱镜折射阳光来穿过百叶窗的一个小孔。他仅靠一个棱镜和几面镜子，对光的颜色进行了一番研究，并观察到一束光可以被分解成红、绿、蓝三色，他称之为三原色。之后，他将颜色重新混合，发现可以将三原色合成白光。三原色通过其他颜色的互相分离，可以出现黄色、青色和洋红色。这不是艺术家看待色彩或混合油漆的方式，而是光线混合的方式，牛顿的试验为彩色印刷和彩色照相术开拓了道路。

这批早期的科学家凭借他们出版的书籍而驰名内外。大部分现代科学的体系都是波义耳著作的功劳，比如《怀疑的化学家》《空气通史》，以及牛顿于公元17世纪晚期出版的10本著作。

至于培根，他本人著作等身，不过没有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然而，他被公认是先于波义耳、牛顿，以及其他科学家的拓荒者。虽然培根自己的研究方法并不完美，但他是强调实验以及记录结果必要性的人。公元1626年的一天，他正与一名医生同坐在觐见国王的马车上，这时天空开始下起雪来。两个人针对雪展开讨论，说它外观很像盐，并猜测其成分会不会有为食物保质的效果。畅聊之际，培根突发奇想，要就地进行一场实验。他大喊：停车！下车便向一位农妇跑去，向她买来了一只杀好并清洗过的鸡。然后，这两位手上和膝盖上铺满了白雪的科学家把雪塞进了鸡的腹腔，并把整只鸡裹上了一层雪。实验很顺利，看来雪确实能起到保鲜的作用，但可怜的培根根本没有时间去区分冷冻和腌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这之后的几天，他就患上了肺炎，不幸逝世，他是第一位——也许也是最后一位——为了冷冻食物而牺牲的人。

在印刷风行的年代，抄写工仍旧能谋生，但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地位下降的事实——从备受尊敬的写手到默默无闻的誊写员。一些抄写工希望重获往昔的荣光，他们转行成为印刷商，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放弃抄写工之职。他们认为，总会有一些相对高级的工作还需要誊写员的技能。但是在这个印刷的时代，书籍作者才是文学作品闪耀的明星，而非抄写工。

人们认为公元16世纪的作者罗伯特·格林 [14] 是第一位英国作家，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位以出版自己的作品谋生的英国人。格林写了无数的长篇爱情小说，在公元16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但今天的莎士比亚学者认为他的主要成就是斥责游吟诗人的骄傲自满——区区一个演员却以为自己是个作家。

有文学历史学家认为《堂吉诃德》应当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当之无愧是第一本历久弥新的书籍；还有学者认为该小说转化为英语文学后，在公元18世纪丹尼尔·笛福的作品问世之前尚未算丰满。但无论谁先谁后，笛福出版于公元1719年的《鲁滨孙漂流记》、公元1722年的《摩尔·弗兰德斯》，连同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版于公元1726年的《格列佛游记》奠定了小说作为可供大众欣赏的文化艺术品的地位，并让其作者得以以此谋生。

印刷的影响也波及音乐。在欧洲，赞助人都会对作曲家进行资助，当印刷进入公众视野时，作曲家终于摆脱了这群有钱人的指指点点，可以发行音乐来维持生计。早期的作曲家比较随意，只要乐曲讨人喜欢，怎么谱曲都可以——四线谱、五线谱，甚至六线谱都不稀奇。到公元17世纪，从音乐开始商业发行的一刻起，乐谱则变成了标准化的五线谱，以量度平均节拍，以及在12个大调和12个小调中选择调号来谱曲，而在中世纪时只有C和F两个调。发行也能够让作曲家的音乐得以保存。虽然我们不知道《格里高利圣咏》原曲真正的魅力所在，但即使有部分乐谱没有得以保留，我们也能弄清楚巴赫在教堂里演奏的是什么曲子。

公元18世纪，英格兰的造纸匠和画家们开始通力合作，为新兴的艺术开发新型纸。公元1740年，英格兰最负盛名的造纸匠詹姆斯·沃特曼开办了土耳其工坊，那里就是画家最钟爱的发明之一——“布纹纸” [15] 的诞生之地。传统纸模丝线的每一分、每一寸都纵横交织，使得成纸留有肋纹——因此这种纸又被称作直纹纸。沃特曼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肋纹，有些艺术品或印刷品会更美观。因此在公元1754年，他购入黄铜丝网——一种全新的产品——并用其细小的网眼进行实验，最终在公元1759年生产出第一张布纹纸——质地顺滑，而且不留任何模印。

布纹纸随即引起了约翰·巴斯克维尔 [16] 的注意。巴斯克维尔是一位一流的印刷匠，连富兰克林也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说美国政府出版的第一本书中采用了他的字体，让人眼前一亮。巴斯克维尔的公元1755年版的《维吉尔》也是用布纹纸印刷的。于是造纸匠们开始思考，利用这种崭新而平滑的纸张就可以一举把羊皮纸赶下奢侈品市场的“王座”。布纹纸也叫作犊皮纸或横纹犊皮纸，因为其质地就如牛犊的皮肤一样细腻顺滑。法国人在公元18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生产布纹纸，那时他们也称之为犊皮纸。

为了顺应潮流，英国很快就生产了一种更加厚实的手工制作的布纹纸，人们将其称作绘图纸。事实上，与其说它用于绘图，不如说它是水彩画的理想载体。恰当的上浆量可以让颜料刚好停留在纸张表面，在渗透纸之前完全干透，并留下光泽。这种纸的厚度也能承受绘画中的刮、揉、擦等动作，再不用怕会在纸上留下破洞。

在东亚备受喜爱长达数百年的水彩画，在西方早期并不被当作严肃艺术。虽然时不与“纸”——在公元18世纪晚期，英法之间的战争打了20余年，但顷刻之间，民众对各种纸质艺术的热情日益高涨，它在英格兰的市场不断壮大。战争的矛盾迫使英国切断了与法国的进口贸易，因此英国造纸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那之前，法国是英国艺术纸的主要来源，但此刻，英国本土的造纸匠已经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了。

售卖蚀刻、水彩、混凝纸制品、纸和书籍的文具店和其他店铺的生意都非常红火，以伦敦尤为兴旺。这些店铺甚至变成了社交会面的场所，富兰克林如此痴迷于伦敦，这种才智交流活动的繁盛也是其中的原因。

在当时声名鹊起的文具商中，阿克曼的“艺术宝库”是其中之一。鲁道夫·阿克曼 [17] 是德国人，后来迁至伦敦，那里成了他的出版阵地。他的第一本书以水彩上色，而且自己也在店内讲授水彩课程。他的商品琳琅满目：纸、艺术品、他自己品牌的干水彩，还有托马斯·李维斯（另一家位于伦敦的艺术品供应公司）创新的压缩蛋糕。公元1813年，阿克曼在店里加建了一间茶室和一个书库，还宣称自己开创了一种新的热潮：透明图纸，却也引发了一场颇大的争议。透明图纸的某些位置被涂上了清漆，放在有光的地方就会变成半透明的，仿佛发出熹微的光辉，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艺术家们（包括作家和作曲家等）可以靠他们独具匠心的作品谋生。比如：水彩画家所著的科教书十分畅销，他们的水彩教学市场需求量也很大。但是J.M.W.透纳 [18] 才是那个将英国水彩转变为真正的艺术形式，并技高一筹的人。公元1775年生于伦敦考文特花园 [19] 的透纳，父亲是理发师，而母亲不过是一个屠夫的女儿；而那个曾经市场云集的花园，当时已年久失修，更沦落为花街柳巷。

在透纳之前的水彩画家还不是艺术家，只能成为绘图员。不过，透纳的作品传递出来的力量和光芒、丰富的色彩和自由的笔触，足以让水彩画升价百倍，而且永不褪色。虽然水彩画中出现的阴影比光要多，但他还是被称为“光之画家”。他在油画上的造诣也很深，虽然有艺术历史学家指出他的油画还是有水彩的技法，同时他的水彩画中也被诟病有油画的痕迹，但也不阻碍他成名。可以这样说，他的水彩画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油画家敏锐的触觉。

艺术家玛丽·洛伊德曾经请透纳给她一些关于水彩画的建议，他说：“首先，要对你的纸充满敬意。”在透纳逐渐成长为一位画家的同时，英国的造纸匠也开始为绘画生产专门的纸——铜版纸、水彩纸……他们和画家群体交换过意见，试图吸引画家的视线。透纳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找来做实验——表面和上浆都不尽相同——而他的作品往往依照所用纸张的特点量材下笔。如果是灰色的纸，他会刮掉某些灰色的位置来营造高光效果，根据纸的上浆特点用色，有时甚至会把纸通洗一遍以去除细毛和纹理。

透纳对在纸上创作的兴趣与探索艺术用纸的兴趣一样高涨，公元1798年，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伟大实验。他一度只在纸的反面（有纹路的一面）绘画，也有一段时间只在正面（光滑的一面）画，之后又用反面。随着造纸技术越来越成熟，他将纸立起来，用表面平滑而上浆厚重的画纸创作。透纳用的大部分纸都来自沃特曼的工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沃特曼生产的纸类型繁多，对于上浆的工序又特别细心。当然，透纳对英国其他优秀的造纸匠也很感兴趣。自公元1819年8月到1820年1月，他在意大利游历了半年，将所见所闻都画了下来，足足画满了23本素描簿，当中的纸就是由8位英国造纸师傅制造的；而透纳某些最有名的作品所用的蓝色纸则经由乔治·斯图尔特在“巴利、艾伦和斯图尔特”工坊制造。这个工坊以生产纯白书写纸而驰名，有时也制作有色的包装纸来迎合画家的喜好，其中，蓝色纸最受欢迎。

公元1805年，伦敦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为水彩画而设的展览——透纳的佳作也位列其中——这批瑰宝一举改变了英国的艺术界。然而，即使透纳的绘画技法已经炉火纯青，并且他已达到自己的事业巅峰，但其他国家还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承认这种艺术的合法性。这是由于英法战争所导致的，法国完全抵制英国，直到公元1824年在巴黎举办了一次英国水彩画家的展览，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才得以为世界所接受。

透纳在蚀刻画和网线铜版山水画方面也颇有成就。这几种画在东亚艺术流派中可谓中流砥柱，但在同一时期，山水画在欧洲的地位却很低。伦勃朗以其蚀刻画和素描为山水画的普及出了一份力，但在欧洲，可归入高雅艺术的画作特指在大帆布上描绘的油画，内容包括人物肖像、历史事件和《圣经》里的场景。但透纳的天赋过人，水彩画与山水画都在纸上创作，使这种在中国历经千年变迁的至高艺术得以在欧洲传开，人们开始对其予以重视。

木刻版画是英国对纸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是一种类似从织物印染演变而来的雕版技术。雕版要沿着木头的纹理而雕，而木刻则是从木材的底端开始雕刻的。木刻最理想的材料是黄杨木——一种生长速度很慢的常青灌木。它的密度极高，木纹紧密有致，因此非常坚硬，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不可能取得大块的木头。这种木材的末端很平滑，需要用刻刀一道道向外推开。也因为其天生的致密性，雕刻出来的图案线条格外柔美——相比雕版要更细腻、更精美。通过雕刻，黄杨木可以被刻成一个字模的高度，大概只有7/8英寸，放在一套字模里刚好占一页。

在木刻匠人中，托马斯·毕维克 [20] 是最没有争议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伟大先驱。公元1753年生于纽卡斯尔附近一个农家的托马斯，其父拥有一座小煤矿。毕维克年少时就展现了出众的工艺才能，但囿于当时没有纸，他的画便在教堂中、墓碑上或者家中火炉的石壁上“现身”。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支笔和几张白纸，孩提时期，他的鸟类画和描绘打猎场景的画就在家乡打响了名声。

毕维克14岁时师从于纽卡斯尔铜器雕刻师拉尔夫·贝比 [21] 。一开始，贝比只让毕维克做些粗活，刻刻门板，磨磨剑锋，于是这个男孩埋怨道，他的手都快变成“铁匠的手”了。但后来贝比注意到这个孩子擅长木刻，便试着给他一些木刻活儿。不久，毕维克的新版《伊索寓言》木刻插图就赢得了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贝比最终将他纳入自己的公司做合伙人。毕维克为公元1790年出版的久负盛名的《四足动物通史》创作插图，贝比为此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加以赞誉，毕维克一举成为英格兰最抢手的插图画家。

插图画作《等待死亡》，公元1828年，作者托马斯·毕维克。这是毕维克所有木刻作品当中最大的，一共用了四块木板制成。画中描绘了一匹老马反抗虐待的挣扎动作。毕维克在刻上最后一刀之前便与世长辞，这幅插图就成了他的遗作

毕维克和透纳一样，非常幸运地与当时正在制作针对各类产品的特种纸的造纸匠生活在同一个黄金时期。公元18世纪早期，英格兰形形色色的版画印刷需求激增——蚀刻画、网线铜版画等——造纸匠们纷纷响应。沃特曼的布纹纸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品种，还有专门为铜版印刷制作的柔胶纸。

在版画印刷的年代，毕维克在木刻上付出了与透纳在水彩上同样的努力：他为木刻争取了合法地位，使其成为又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木刻插图几乎销声匿迹，而木雕则取而代之，变成插图的主导形式。但毕维克并没有发明这项技术，而是在画面上刻出人们所称的“白线”，显出层次感，进而完善了它。在这项技法中，黑线条相互之间的间隙，与黑线条本身一样错落有致，厚实的白线可以营造出明显的光影，而不需要刻出交叉阴影线。毕维克也亲自监督木刻版的印刷，指导工人把需要更高灰度的位置的墨水抹去。

对于毕维克和木雕而言，这正是时候，因为纸在另外两种读物中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一种是少儿读物。儿童教育书籍风行已久，但现代具有娱乐性质的少儿读物（通常是色彩鲜明的插图）是一项公元18世纪的英国发明，约翰·纽伯瑞 [22] 是人们公认的创始人，他在公元1744年出版了一系列的儿童插图读物。

另外一种就是报纸杂志。新闻业源于撰写小册子，首次出现是在宗教改革时，当时其地位已是举足轻重，在公元17—18世纪继续高攀。当时有一批法国作家非常活跃，其中，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笔名是“伏尔泰” [23] ）曾说：“手握一支笔杆，就如身临战场。”让·雅克·卢梭 [24] 的《社会契约论》可能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性册子，该文开篇一句为：“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伏尔泰和卢梭的理念是美、法两国的革命思想根基；甚至有人仿效《社会契约论》，将其浑厚的“回声”带到美国的《独立宣言》里，使后者的风格也呈现出公元18世纪宣传册子的模样。

英国作家托马斯·潘恩 [25] 在公元1776年1月造访美国时出版了一本50页的册子，也因此家喻户晓。他将这本册子称作《常识》，当中提出的论点让许多美国人和部分英国人得出结论：美国理应独立。潘恩在美国期间也写了不少其他类型的册子，其中就有一本严斥了奴隶贸易。回国后，他便创立了撰写小册子的行业。据记载，他最有名的作品《人的权利》已经售出了10万册，甚至20万册。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在查找此书的确切销量纪录时，却发现仅有几万而已——这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当时，这个成功的范例吸引了大概500名读者。《人的权利》也许是公元18世纪末最热销的小册子了，至少它在英国政府下令禁售之前一直引领风潮。

在公元18世纪撰写小册子的其他作者中，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丹尼尔·笛福依然被人们铭记。英国废权主义运动也是在小册子的支持下兴起的。比如，在公元1791年以前，英国民众根本不知道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艘英国的奴隶船起航到非洲进行黑奴贸易，直到威廉·福克斯在公元1791年出版了题为《关于放弃西印度糖料与朗姆酒的正当性：致大英帝国人民》的小册子，人们的思想才发生了改变。公元1792年，500余份要求废除黑奴贸易的请愿书，连同70多万个签名一起被递交至议会（下院），公元1823年之后，反奴隶制协会每年出版20万册反奴隶制的小册子，而且这个数目在随后的数年里翻了不止一番。

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26] 所著的《女权辩护》的影响力更是难以估量。这份开创性的宣言在初期出版时是小册子，后来转为书籍形式再版，掀起了潮涌般的评论，褒贬不一。女性对其传统而低下的地位愤愤不平，在这个普及印刷的世界里，这种趋势已越发明显，很多人却对此有诸多责难。除此之外，对这些小册子最多的回应，就是不带任何蓄意嘲讽的建议——女性最好不要读小册子。

世界上第一张报纸是公元160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版的《通告报》。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即公元1702年，全球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在英格兰出版。到公元1757年，英国报纸的总发行量已是公元1712年的8倍！尽管英国政府在公元1712年开始以增加报纸税收来压制其增长，仍然阻止不了这股强劲的势头。

公元1771年，议会在压力下最终授予出版社权利，报道议会内容及辩论。民众对美国独立滔滔不绝地议论，在此驱动下，报纸得以继续发展壮大。公元1785年，一名叫作约翰·沃尔特的苏格兰人开办了一家跟前人迥然不同的日报社——它试图独立于所有的政党与政治活动，名为《每日环球记录报》，但3年之后便改名为《泰晤士报》。另外一位苏格兰人詹姆斯·佩里开创了站在辉格党（自由党）一边的《纪事晨报》，还有一位他的同乡丹尼尔·斯图尔特创建了《晨邮报》来支持托利党（保守党）。

随着报纸数量的增加，报业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需要使用的低档纸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公元1760年，英国售出了超过900万份报纸；公元1811年售出超过2400万份，到公元1820年，报纸的发行量已逾2900万份。但人们对纸的需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供应量。一份发行量为3000份的小报需要熟练工人不断加急印刷12个小时，而一份大报则需要4家印刷社共同协作，每两家负责一张报纸的一侧版面。因此，报纸行业亟须新技术的支持。

报业试图通过降低售价，将其影响范围延伸到工薪阶层读者，但政府一直对其征税，目的是要把报纸与工人阶级分隔开来。因为对于政府而言，工人读报是很危险的事情——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是利害攸关的，却会通过报纸得到传播、消费，甚至热烈讨论。

[1] 威廉·卡克斯顿（1422—1491），英国第一位印刷商，在莎士比亚之前对英语影响最大的人。——译者注

[2] 安东尼·伍德维尔（1440—1483），英国政治家、文学赞助人，英格兰第一本书的印刷者。——译者注

[3] 公爵，英国皇家头衔之一，自格洛斯特而起，一般被授予执政君主之子。——译者注

[4] 温金·德·沃得（？—约1534），伦敦印刷匠出版人，是推广英格兰印刷社印刷品的第一人。——译者注

[5] 约翰·斯凯尔顿（约1463—1529），英国诗人、学者。他的诗歌作品富有创意，写实、讽刺且机智，有很多不规则的短诗作品改编自拉丁文和古英文诗歌，被称为“斯凯尔顿体”。——译者注

[6] 理查德·平森（1448—1529），英语书籍的第一名印刷者，对英语语言的标准发展影响深广，同时也被公认为将罗马字体运用到印刷中的第一人。——译者注

[7] 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英王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他于公元1529年当选议会议员，公元1531年经由亨利八世的提拔进入枢密院。——译者注

[8] 约翰·斯皮尔曼（？—1626），德国林道人，在英格兰开办了第一所商业上非常成功的造纸工坊。——译者注

[9] 胡格诺派，又译作雨格诺派、休京诺派，公元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译者注

[10] 斯托克圣十字造纸工坊，位于英国诺威奇市6.4千米以外的南诺福克郡村庄。——译者注

[11] 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英国化学家。化学史家都把公元1661年作为近代化学的开始年代，因为这一年有一本对化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出版问世。——译者注

[12] 亨利·彼得罗斯基生于公元1942年，是一位故障分析专家，杜克大学土木工程及土木历史教授。——译者注

[13] 康拉德·格斯纳（1516—1565），瑞士博物学家、书志学家，也是著名植物学家、医生及古典语言学家。著有《动物的历史》。——译者注

[14] 罗伯特·格林（1558—1592），公元16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最有名的是其小册子《格林》《小撮智慧》等。——译者注

[15] 布纹纸属于精品纸名片的入门级选择，主要通过纹路来体现名片的质感，有细布纹、麻布纹、白水纹、细条纹、莱尼纹等。——译者注

[16] 约翰·巴斯克维尔（1706—1775），英国商人，经销涂漆及混凝纸，但专长还是印刷和字体设计。——译者注

[17] 鲁道夫·阿克曼（1764—1834），德国出版商兼发明家，因平版印刷技术而闻名。——译者注

[18] J.M.W.透纳（1775—1851），英国最著名、技艺最精湛的艺术家之一，公元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在西方艺术史上位于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列。——译者注

[19] 考文特花园位于伦敦西区，是一个建于公元18世纪，具有典型古罗马风情的市场，曾是英国最大的蔬果花卉批发市场。——译者注

[20] 托马斯·毕维克（1753—1828），英国木刻师、自然历史作家。——译者注

[21] 拉尔夫·贝比（1744—1817），英国木刻师，主要雕刻银器与铜器。——译者注

[22] 约翰·纽伯瑞（1713—1767），英国著名出版家，因开创了现代英美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而被誉为“儿童文学之父”，他编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专门的儿童书《美丽的小书》，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专门的儿童读物印刷厂、第一家专门的儿童书店，崇尚“快乐至上”的儿童教育观念。——译者注

[23] 伏尔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伏尔泰是公元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译者注

[24]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公元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5]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26]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曾住在巴黎，和法国革命的领袖成为朋友。回英国后，于公元1797年和威廉·戈德温结婚，后死于难产。其女玛丽后嫁于雪莱为妻，成为著名女作家。——译者注

第13章 由纸带来的独立

7月11日，周三，地点是纽约，《独立宣言》在大陆军队的每一队、每一旅传颂开来，更在纽约附近张贴开来，四处都能耳闻人们的欢呼之声，目睹尽情欢乐的游行。

——《伦敦纪事》，公元1776年9月26日

第一批殖民北美的英国人，于公元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 [1] 抵达了现在的马萨诸塞州，随行的人员、物品中并没有造纸匠、印刷匠或者印刷机，更缺少农民、技艺精湛的渔夫和盐匠——如果有他们的帮助，至少可以获得并保存足够的食物，让殖民者度过那个前所未有的刺骨寒冬。

为此，殖民者心急如焚，立即到处搜索能为他们的小型社会提供急需技能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们建立哈佛大学仅用了15年，但他们花了整整20年才在殖民地得到第一个印刷工。英格兰政府的牧师约翰·格洛弗本人对清教徒的态度十分极端，因此被国教罢免了教席。公元1634年，他决定踏上去往美国的旅途，看看清教的殖民地是否适合生活。这位腰缠万贯的牧师便驾着自己的船“农场主”号出发，航行到美国，后来发现原来还挺合自己心意的，于是在北美买地建房，更是回到英国把自己的妻子也接了过去。他还萌生了在殖民地上兴建新大学（哈佛大学）的想法，甚至有学者认为：约翰想当哈佛的校长。

在格洛弗看来，殖民者需要一所印刷社。于是他自费购入了印刷的设备，并且让赞助者帮忙买字模。格洛弗在剑桥找了一位锁匠斯蒂芬·达耶（达耶的两个儿子都在印刷社里当学徒），并说服他一同赴美建立第一家美国的印刷店。

公元1638年夏，格洛弗与其妻伊丽莎白，以及达耶一同起航驶向马萨诸塞州。除了带上印刷机和字模，他们可能还带了大批纸张，因为在这块殖民的土地上还没有制造纸的记录。不幸的是，格洛弗在航行途中感染天花去世，其他人则安全抵达目的地，而达耶一家算是完成了格洛弗的“遗愿”，在美国开了一家印刷店，由其子——时年19岁的马修·达耶负责打理（后来马修改姓为“戴”）。在美国首次问世的印刷品只有半页，名为《自由人之誓》；而第一本美国印刷书籍名为《水手威廉·皮尔斯先生编撰之适用于新英格兰的公元1639年历书》。

然而，上述的两个“第一”的范本并没有留存于世，因此《海湾圣诗》 [2] （原名为《英译圣诗全本》）就取而代之，成了世人铭记于心的“第一”。书如其名，是一本从希伯来文译成英文的律诗译著，主要讨论圣诗在公开仪式上的用法。其编辑理查德·马瑟作为新英格兰殖民地上的30个宗教领袖之一，身居高位，对这本译著倾注了不少心力。该书不但在新英格兰有广泛的受众，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也颇受欢迎，然而，还是有人抨击其内容偏颇，只注重韵律之美，而忽略了译作最起码的忠实。

和格洛弗一样，马瑟也是一名英国的教会牧师，同样因为偏激的清教信仰得罪了英国国教，被迫搬迁到新英格兰，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市公理会的一员。他的四个儿子也“继承父业”成了牧师，其中一个儿子英克里斯后来也成了哈佛的校长。但英克里斯的儿子科顿·马瑟的任职申请却被驳回，只因他在塞勒姆审巫案 [3]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海湾圣诗》总数为11册，部分册卷虽有残缺，但所幸还能保存至今。公元2013年，苏富比将其中一册放入拍卖场，最终成交价高达1416.5万美元，让它一举成为当时全球最昂贵的书籍。这本古籍一路走来，其实一直都在创造新的价格纪录，公元1947年，有一册被拍得15万美元，已经攀到当时世界上书籍单价的巅峰！

跟墨西哥的西班牙天主教一样，新英格兰清教徒也认为印刷机能够转变美籍印度人的信仰，是拯救他们灵魂的神奇之器。正因如此，一些首次在美国印刷的书籍也要再版为印度文。公元1631年（英国拥有造纸产业110年后），清教牧师约翰·艾略特（公元1604年生于赫特福德郡）到达波士顿，受过良好教育的他成了《海湾圣诗》的译者之一。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教化”印度人，最终还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比如“马萨诸塞”就是阿尔冈琴族 [4] 的方言。在他尝试用马萨诸塞土话向印度人布道时，得到的回应是人们茫然的眼神。因此他认为布道不足以完成这一切，不如把嘴上说的变成纸上写的，并以罗马字母表重新构成了新的方言体系，之后的任务就是必须亲自教导马萨诸塞人如何阅读他发明的语言。

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清教徒登位掌权，新英格兰的清教牧师要接触大项目简直轻而易举。克伦威尔政府甚至资助过一个宗教代理：新英格兰耶稣基督福音传播公司。但这个时候，马修·戴去世了，由萨缪尔·格林 [5] 继续经营着这家殖民地上唯一的印刷社。格林虽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印刷匠，但对于每个到手的任务都会用心去做、去学。约翰·艾略特也曾把《圣经》译成马萨诸塞语，但当他交给格林出版时，格林认为这个工作量太大，无法独力承担，于是两人致信传播公司，请求找一个更有经验的印刷匠。公元1660年，公司派来了一位技艺精湛的伦敦印刷匠——马默杜克·约翰逊。在两台手动压印机的同时运作下，他和格林印刷了《新约》和《旧约》，总共15册，每册1200页，最终在公元1663年给这个宏大的项目画上了句号。这是美国本土第一本用阿尔冈琴文印刷的《圣经》，而第二本在接近一个世纪之后——独立战争期间——才以英文本出版。

早期的这些新英格兰书籍都是用进口的欧洲纸张印刷的，因为在公元17世纪末之前，美国纸尚未出现。到公元172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上才出现了第一张“美国制造”的纸，当时由一群发明家创办的“自由纸坊”刚在尼庞西特河（距波士顿约13千米）边开业。富商托马斯·汉考克 [6] 就在其中——开国元勋约翰·汉考克 [7] 的叔父兼赞助者。自由纸坊用了好几年才发展成全规模生产，但因为始终找不到熟练的造纸匠，纸品十分劣质，生意异常惨淡。

早在自由纸坊建立的38年前（公元1690年），美国殖民地上第一家纸作坊就由威廉·里滕豪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了。公元1644年，出生于德国鲁尔河畔布罗伊希村的威廉（据说最早在德国学成造纸技法，他的几个家属也有可能是造纸匠出身）于公元1678年宣誓成为阿姆斯特丹公民时，就自称“造纸匠”，在皈依门诺派 [8] 后又换了一次国籍，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日耳曼镇定居下来。

事实上，里滕豪斯是美国门诺派的第一位主教。他在威斯萨希肯溪（斯古吉尔河的一条支流）边建了自己的造纸工坊，这个地区很快就成了驰名的“纸坊流区”。他用碎麻布为原料，每天能生产约250磅 [9] 纸。殖民地也种植亚麻并自制麻布，这样布料资源就能相对充足。日耳曼镇有了亚麻，加上清净而奔涌的河水，就成了纸作坊的理想聚集地。

里滕豪斯的第一家工坊是在商人群体的资助下开办的，当中有亚麻布制造商罗伯特·特纳、五金商托马斯·特雷斯，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第一位印刷匠威廉·布拉德福德，后者急需为其印刷社购置更多的纸。果然，布拉德福德对工坊的贡献最为积极：他帮忙购材建造，而且还是其纸品的最大买家。

布拉德福德为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安排了一个位于费城的印刷岗位。但是，布拉德福德没有得到地方权贵的许可就印刷了公元1681年的宪章，宪章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他因此疏远了那些有势力的人。后来，更糟糕的是，他印刷了贵格会（兴起于公元17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创立者为乔治·福克斯）信徒乔治·基思 [10] 撰写的反奴隶制手册。公元1697年，布拉德福德移居纽约城，并在那里开办了纽约的第一家印刷店。他把日耳曼镇纸坊股权的1/4租给了里滕豪斯，以换取每年7令印刷用纸的供应量——其中两令作为书写用纸、两令为蓝皮纸，剩下的3令（也许）作为包裹用纸。

公元1710年，里滕豪斯的儿子克劳斯和克劳斯的姐夫威廉·德·韦斯在日耳曼镇开了第二家工坊，同样是在威斯萨希肯溪畔。而第三家工坊的创办者则是里滕豪斯的孙子。公元1729年，英国人托马斯·威尔科特斯与托马斯·布朗合作，在切斯特溪（距费城约32千米）又建了一家纸作坊。威尔科特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交情深厚，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为欧洲大陆流通的货币提供纸张。费城是当时英属北美地区第一个印刷中心，宾夕法尼亚则是第一个造纸之城。在随后的几年里，多亏富兰克林开办了18家工坊的优势，殖民地的造纸业和印刷业才得以不断发展。

布拉德福德仍在尽力购买里滕豪斯生产的所有纸张，但是对于他那所纽约唯一的印刷社而言，这些纸根本应付不了接踵而至的生意。公元1724年，他向纽约众议院请愿，要求在城里开办一家拥有15年垄断权的纸作坊。而这种大胆的请求恰好就是英格兰纸坊兴起的方式，况且众议院中也有人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威廉·博内特却投了反对票。博内特少时的老师可是艾萨克·牛顿，这让他养成了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气息，而且成了一个殖民主义经济的虔诚信徒——换言之，他在公元1663年颁布的《航海法》中如是说：“殖民地就应该为祖国的商人们提供足够的资源。”他认为，如果美国人想要纸，就应该从英国的造纸匠手里买过来，而非自己制造。博内特的政治生涯非常漫长，他做过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以及新罕布什尔州的殖民地州长，虽然备受农民爱戴，但在商人群体看来，他的殖民主义观点着实让人生厌。另外，他是贵族的宠儿，事实上，英王威廉二世就是博内特的教父。

在随后的50年里，沉积已久的殖民主义问题最终爆发，但在公元1724年，布拉德福德的申请被纽约州当局驳回之后，他随即把目光转向了新泽西州。他想在纽约创办第一份报纸，还起了个名字，叫《纽约公报》，但囿于纸张供应不足，无法开展。公元1725年，也许是依靠自己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工坊的纸张，布拉德福德确实把《公报》推出了，但这家工坊是何时开办的却不得而知。

公元1768年，纽约殖民地的第一家纸坊开业，当时另外一个印刷匠休·凯恩协同亨德里克·昂德顿克和亨利·雷姆森在长岛的亨普斯特德又开了一家纸坊。

早期的金银等贵金属短缺，让人们对纸的需求日益高涨。马萨诸塞殖民地寥寥无几的可用资金也很快被掏空，人们只好用腌鳕鱼和其他货品到英格兰用以物换物的方式购买他们需要的货物。然而，英格兰人是不会随便把手中的钱给美国人的，因为英国的货币也很少。

殖民者需要货币本地化，他们就使用一种被称为贝壳币的印度货币作为替代品。贝壳币源于纳拉干西特语，意为“白贝念珠”。贝壳币可谓一种成功的货币。事实上，当第一个欧洲人抵达北美洲时，贝壳币已经流通了4000年了。它的颜色主要有两种——海螺壳的白与圆蛤壳的紫。贝壳币通常会被刻成圆盘状，有时也会被做成其他形态，并以绳捆成一扎。

公元1652年，波士顿政府允许约翰·赫尔和罗伯特·桑德森两名殖民主义者开办造币厂并授予其铸币权——据闻，其原料是他们在加勒比地区收集回来的西班牙银币。他们所铸的币种为“三便士”和“六便士”，以及赫赫有名的“松树银先令”。这种别具一格的银币的一面为松树花纹，因为新英格兰高大的松树桩是英格兰主要的进口产品，主要被用于制作船桅杆，所以特别受人欢迎。

虽然铸币厂的所有硬币中有很大一部分的铸造年份很晚，但它们都被标注了“1652”。在当时，造币是皇家特权，因此这些硬币并不合法。但事实上，从公元1642年到1660年，英格兰的君主制已经被清教徒推翻了，也就意味着该时期的铸币是合法的。因此，殖民者要在硬币上保留这个“1652”的特殊年份——那是铸币厂成立的时期。到公元1682年，君主制恢复，国王重掌大权，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地劝说国王查理二世认可松树是皇家的橡树，但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徒劳，国王还是逼迫马萨诸塞铸币厂关停。

8年后，即公元1690年，英国人让殖民者被甲持兵向加拿大的法国人进攻。马萨诸塞殖民地印刷纸币来资助此次远征，这就是美国的第一批纸币。到公元1711年，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都陆续开始发行纸币，当时殖民地生产的纸币数量庞大，而且有可能都是使用从英国进口的英格兰纸或荷兰纸。

公元1690年不仅出现了美国第一批纸币，还兴起了第一家纸厂，同时也是见证本杰明·哈里斯 [11] 在波士顿出版美国第一张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的年份。报纸的尺寸很小，折叠起来只有15厘米宽、24厘米长，总共才4页。第3页设置为空白，其目的是鼓励读者在当中添加自己的新闻材料，然后不断地传递下去。如此一来，这也许就成了世界上互动新闻媒体的首例。但这阵“新风”并没有持续很久，它总共就发行了一期，在马萨诸塞州州长上任后，其委员会称该报未经官方授权出版，强制关停了报社。

公元1704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巴塞罗缪·格林 [12] 印刷的《波士顿新闻通信报》（下文简称《通信报》）一方面受到殖民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又得到其出面资助。曾是邮政局局长的约翰·坎贝尔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只因其信息灵通，对大小新闻已经知道得十有八九了。坎贝尔一开始帮殖民政府撰写时事通信，后来他认为应该“还信于民”，为大众提供时事服务，因此成了编辑。《通信报》的尺寸也很小——长约4厘米、宽约13厘米——不过是双面印刷的。作为一份周报，除了遭遇过一次淡季，《通信报》坚持经营到公元1776年。起初，年订阅量只有300份，报社认为这就是它的“丰年”，但随着殖民地与英格兰的关系越发不和，报纸的年发行量攀升到3600份。

不久之后，其他殖民地也纷纷有了自己的报纸，读者群体也慢慢壮大起来，印刷报纸便成了印刷工的日常要事。参与第一股报纸繁盛大潮的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是美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报业巨头，在13个殖民地上都开办了报社（或者说这是一时之兴）。为了顺利出版自家品牌的第一份报纸《宾夕法尼亚公报》，时年24岁的他兼任创办人、编辑和出版商。他不仅发行报纸，还对殖民地的13家纸作坊和碎布生意颇有兴趣。殖民地报纸的印刷质量低劣，让人读起来万般艰难。富兰克林曾抱怨说，为了读懂波士顿的报纸，差点儿把自己给读瞎了。这些报纸的版面尺寸十分狭小，上面还排布了密密麻麻的4列文字，而且全无社论，标题稀疏，插图更是不见踪影。上面还算精美的铜凸版文字是由一群工匠制作的，其中有波士顿著名的银匠保罗·里维尔，但大多数都缺少托马斯·毕维克和当时其他欧洲插图师的精湛技艺。除此之外，当时大部分的印刷机即使处于最佳性能，每小时也只能印200页。

公元18世纪，在北美安营扎寨的纸作坊成百上千，许多都是小规模作坊，只配备一个浆槽，有时甚至要用磨谷机或者锯木机来造纸。受到农业需求和船运交通的各种限制，加上要与其他工坊争夺河水水源，一年当中适合造纸的时段其实十分短暂。

要想建起一家简易的纸作坊，配备一两个浆槽，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很多作坊无法长久经营，要么因为缺少亚麻和棉花碎布，要么缺少熟练的工人。总之，如果一家工坊能生产出纸，那么就意味着产品一定能卖出去。以赛亚·汤普森在公元19世纪初试过编制一份美国纸作坊的完整名录，却发现那些只有一个浆槽的小型工坊永远都在开业倒闭、起起伏伏的状态中，所以这份名录未能完成。公元1810年，他发表了一份算是最完备的估算报告：

新罕布什尔州：7家；马萨诸塞州：38家；罗德岛：4家；康涅狄格州：17家；佛蒙特州：9家；纽约州：12家；特拉华州：4家；马里兰州：3家；弗吉尼亚州：4家；南卡罗来纳州：1家；肯塔基州：6家；田纳西州：4家；宾夕法尼亚州：约为60家——其他州地约为16家——共计185家。

宾夕法尼亚如今的地位一如既往，仍然处于美国造纸中心的高位。仅公元18世纪40年代这10年间，宾夕法尼亚东部的纸作坊数量已经上升到以往的两倍多。至于波士顿，虽然还是陷于缺乏纸张的困境，也成了美国的印刷中心。到公元18世纪中叶，每3本印刷于殖民地的书或手册中，就有两本是在波士顿印刷的；每7份殖民地报纸当中，就有4张是波士顿的印刷社制作的。除此之外，波士顿和米尔顿周边地区也是美国卡片制作的枢纽。

一些美国的书籍和报纸印刷匠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也能生产卡片，但吉赞尼亚·福德却是第一位自称“卡片制作者”的美国人，他在米尔顿开办店铺，并成功地把卡片制作转变为马萨诸塞州的主要产业。公元18世纪末，法国士兵都会玩一种叫“波士顿”的卡牌游戏，他们说是在美国对抗大陆军时学会的。依据一个没有被证实的传说，保罗·利威尔还为卡牌的模板做了雕刻。本杰明的哥哥、波士顿印刷匠詹姆斯·富兰克林也用弟弟所写的海盗黑胡子的律诗制作了一套卡牌（本杰明后来却称这首律诗为“悲惨的小调”）。

亚麻在美国是十分受欢迎的造纸原料，棉花、大麻和黄麻也被投入使用。对于人口稀少的殖民地，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不会轻易丢弃废旧的衣物，因此想获得碎布变得举步维艰。再者，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水印，叫作“保卫碎布”。凡是新纸作坊开张，都会立刻悬挂出收集碎布的广告；“求纸若渴”的报社同样也放出广告让人们留住废旧布料。

美国的纸作坊虽配有自动压印机，但由于缺少水力驱动系统，工人们有时也要用手操起沉甸甸的锤子在磨砂里反复敲打碎布。荷兰式打浆机到公元1760年才被引进殖民地，到独立战争之后才得到普及。人们认为，即便是学艺于荷兰的里滕豪斯，也使用过这种并不先进的压印机。而“除结器”（用以滤去杂质碎屑的筛网）到公元19世纪才出现。美国制造的纸杂质非常多，通常会夹杂着块状物、细树枝、头发，甚至还有被困在里面的虫子。此外，美国的造纸工不会把白色和彩色的碎布分开，导致最终的成品呈现棕褐色，甚至是黝黑色，质量十分粗滥。工匠偶尔也会添加蓝色颜料，比如报纸就是用蓝色的纸印制的。

公元18世纪初叶，美国的纸张生产开始无法满足需求。要制成一张纸并将其干燥，需要花好几天，但因为美国纸的制作过程一直太仓促，没等纸料经过充分的压制和干燥就“出炉”，导致其质量低劣，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也正是因为没有经过适当的干燥处理，公元17世纪的很多美国书籍都不甚平整。直到公元18世纪中叶，美国人开始用更好的碎布造纸，书籍印刷品质才随之提升，有些书籍甚至保存至今仍然完好。

殖民地建立纸作坊的步伐缓慢，因为在公元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地几乎不需要用到纸，更别说报纸了，再者，那仅有的几台印刷机也制作不了大批的书籍。从公元1639年约翰·格洛弗的印刷机启动，到公元17世纪末的61年间，推出的印刷品（包括书籍和手册）竟然不足1000份，而信件的数量甚至也不及殖民政府与伦敦两方相互的回信数量。

公元1753年，就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当时《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创刊者迁到伦敦前不久，他和同事威廉·亨特（《弗吉尼亚公报》创办者）一同被授予邮政局副局长的头衔。于是，两人借此权力，大力改善了邮件的服务，增加了殖民地之间的通信机会。邮递专用通道也得到了拓宽、完善，以及进一步的延伸。到公元1764年，纽约和费城之间的邮政服务变得非常便捷，运气好的话，一位纽约居民在把信寄去费城的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回信。

因为历书的缘故，美国纸的需求在这个时期有所上升。世界上首本历书十有八九是由马修·戴印刷的——甚至比《圣诗》的印刷时间更早——它也就成了第一本名副其实的美国书，可惜并无实物存世。历书有点儿像年刊，每年出版一期，内容包罗万象，有月历信息、天气预报、趣闻逸事、食谱菜单、诗词歌赋、历史奇闻、时政评论，以及一些空泛的短小格言。历书的价格都很便宜，不过几分钱就可以买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本。其用纸皆属二流品质，成本低下，与报纸“看齐”。在那一时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人理查德的年鉴》当属典范，自公元1732年到1757年，每年的销量都有万余册。

殖民地的反英情绪越发高涨，从政治角度来看，历书的内容则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安。波士顿的《艾梅年鉴》在公元1764年宣称有60000名订阅者，这部历史书居然还在公元1775年推出了一篇制作火药的配方，并评论道：“美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本土文化都在今年历书的每个音节里奏响。”

公元17世纪的印刷匠资源尤为缺乏，字模为数不多，因此他们不得不排起字盘先印几页，再分拆字盘，再重排以印刷接下来的几页。也许这就是另一种新的形式——大幅张贴画——日渐风靡的原因。公元18世纪，大幅张贴画这种只能在暗地里派发的单页匿名传单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有力工具，他们希望以此来谴责英国的殖民政府。英国政府对这些大幅张贴画非常恼怒，但又无法阻止它们的出现和传播。

在众多的大幅张贴画当中，一张题为《纽约殖民地与城市中的反叛居民》的大幅张贴画名声在外，发表于公元1769年12月16日，上面的署名为“自由之子”。大幅张贴画的内容全都是抨击纽约议会的言语，斥责其为纽约州的英国军队肆意增加军费投资的决定。几天后，另一张署名为“军团”的大幅张贴画出现在街头，说的也是军费过高的问题。议会见状勃然大怒，悬赏寻找作者的信息。随后，一家印刷店的员工指证其雇主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原本就以激进的言论著称）就是该大幅张贴画的印刷者，因此麦克杜格尔被送上了法庭。虽然当局未能对此案给出完整的解释，法庭也不予受理，麦克杜格尔却因为在承认署名人的说法上闪烁其词而被视为“严重藐视法庭”，于是被判入狱，让这起诉讼案闹得满城风雨。支持出版自由的人士则与麦克杜格尔站在同一阵线。历史学家阿瑟·M.施莱辛格称“其他州政府想让一些人成为为出版自由而献身的烈士，而此案成功制止了这类惨剧的发生”。后来，更有越来越多抵制英国的大幅张贴画出现，并传遍了大街小巷。

但久而久之，手册的风头盖过了大幅张贴画。手册的内容更丰富，更能针砭时弊。传统手册的受众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则指向了平民百姓，一改昔日“难入市井”的状态。在文章辞藻极为华美的时代，潘恩的语言风格明晰、直接、平实，俨然是喧嚣文字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他于公元1778年出版的《常识》论及美国挣脱英国而独立，建立共和国，并让大部分美国人跨越藩篱，步入独立的阵营。因为手册的作者一开始为无名氏，很多人理所当然地以为约翰·亚当斯 [13] 是执笔人，然而亚当斯对此强烈否认，并指出该手册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越界”——因为它直接批判国王乔治三世 [14] 是“大英帝国的皇家畜生”。

纸的历史给了人们一双明智的眸子去了解殖民者脱英自立的原因所在。一枚硬币、一家纸坊、一张报纸——凡是殖民者想要的一切，英国皇室都一律禁止。因为本土的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美国不得已要从英国进口，因此英国趁火打劫，想通过征税来增加政府收入。

公元1764年，经济衰退的“疫病”已经席卷英格兰和各大殖民地，英国政府却想从中牟利，于是颁布了《印花税法》，该法案要求所有美国殖民者每用一张印刷用纸都要支付一定的税费，其中包括船运文件、法律文案、书籍手册、报纸、大幅张贴画，甚至纸牌。每个人的课税杂费平均下来并不会很多，但与新立的法案原则是相抵触的。《印花税法》的条文已经超出了正常商贸规则的范围：它是一种依赖筹资展开的措施，也不需要当地法规应允。

然而，对于报纸出版人而言，《印花税法》是个真正的麻烦。每份印刷在所谓“半张纸”上的报纸都加收0.5美分的税款。如果尺寸较大，则每份收取1美分的税。凡报上刊登一条广告，甚至要收取2美分的费用，但事实上，有些广告只赚3美分——而手册则每册收取0.5美分。外文译著的出版更要额外交税，新的税法对外文版印刷同样有效，使得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蓬勃发展的德国出版社破产。就连律师的文件也深受《印花税法》的危害，因此律师群体决定和报纸出版人联手抵制该法案，抵制运动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把报纸出版人推到了支持“独立派”的位置上，这对独立战争中赢得公众舆论支持非常重要。

《印花税法》在其对各行业造成实质性影响前就已经被废止了。其实英国人在乎的是美国的政治性反抗，而不是税法可能带来的经济伤害。他们随即自辩：自从美国人将不列颠的内部征税政策拒之门外，他们就只能另辟蹊径，从港口税中募集资金了。公元1767年，英国财政部大臣查尔斯·汤森对一项法规进行了更改：对进口到美国的一系列英国产品设置附加税，包括玻璃、铅、颜料、茶叶——还有纸，而且这次修改还得到通过并被纳入法规当中，英国人趁机在波士顿建了相关的办事处作为执法场所。对此，报业当然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人对于《汤森法案》的其中一种反应就是共同抵制英货，这根“导火索”在公元1767年被燃起，一年后，该提议便通过报刊文字蔓延开来。抵制运动于北部发起，而且很快就扩散到了南部。纽约的各大报纸大肆宣称：敢买英货就是“国家公敌”，而费城的报社则多用“美国自由的敌人”这个字眼。从中可以看出，报纸本身也是用“国货纸”来印刷的，面对国运起伏，报业的立场能如此坚定还是第一次。

公元18世纪60年代中期，报业已经开始购入美国纸，在《汤森法案》的帮助下，让更多美国纸投入印刷中。报社当然会以此为傲，同时人们还会把“将碎布带到纸厂”视作爱国的表现。公元1769年，美国制造的第一个字模在康涅狄格州的基林沃斯由亚伯·布埃尔 [15] 进行切割和浇铸。同年，艾萨克·杜利特尔在纽黑文市生产的第一台本土印刷机也顺利上市销售。

美国人曾发誓以国内的纸张自给自足，即便如此，《汤森法案》抵制运动衍生的激烈竞争也让纸的成本极速上升。但事实上，公元18世纪60年代，13个殖民地上的34家纸厂也不足以应对美国民众对纸的庞大需求。高昂的价格确实会让新型纸厂突出重围，当地政府也会通过各类补助和免息贷款来刺激纸业。在各方的大力鼓励下，公元1775—1783年共有26家新纸厂开业，但数量依然不足。

独立战争爆发之后，从英国进口的通路就被切断了，此时美国的纸厂虽有80家，却仍旧难以满足需求。公元1775年，奥尔巴尼的菲利普·斯凯勒上将 [16] 给乔治·华盛顿致信，在信中道歉：“原谅我必须要用这些纸屑，因为已经没有其他适合书写的物品了。”公元1776年，约翰·亚当斯写信给其妻阿比盖尔，字字斟酌，其情真挚：“我不时寄你白纸几张，但此刻已是稀罕物，就如我跟你，聚少离多。”

是否能获取足够的碎布已成为造纸厂持续经营的严峻问题。大约需要20吨碎布才能维持一个浆槽全年不停地运作。

公元1776年2月，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宣布：

如果居民没有专门把碎布留给纸厂，本殖民地的纸连自产自销也谈不上。

因此，本殖民地的几个城镇中的通信、监督及安全委员会下定决心——人们此刻也要求它们立即行动——在每个城市指定几个合适人选为纸厂收集碎布，而本殖民地政府更要求居民保留废旧布，即使数量再少，足够造纸就好，这将成为居民为公共服务贡献的凭证。

有趣的是，提出这种解决方案的人其实是以一个假设为前提的，即每个市民都清楚哪种碎布可以用来造纸。其他方式的宣传则更为明确——比如，在马萨诸塞州苏顿的一家大纸厂就发出了这样一段政治呼吁：

我们再次诚挚地要求，在这片广袤国土上代表自由的“好女儿们”切勿疏忽了一点——为苏顿的纸厂存留一些亚麻和棉麻碎布。尽管面积很小，但其造纸的功用和大尺寸的布料一样优良，这也是报效国家的方式——比如，一个悬在房间角落的布袋就可以存下许多布料。即使女士们从这点儿微薄的经济利益中捞不到一分一毫，至少她们会因自己在为社会做贡献而感到心满意足。女士们可以从白净的布料中赚取每磅8美分的利润，对于心思细密的她们而言，这是一份很丰厚的报酬了。

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的要求。一家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纸坊就提出：如果年轻的女性可以把那些用旧的手帕低价卖给纸坊的话，说不定等某天拿回来时，它们已经变成了一封漂亮的情书。

但是，因为纸源紧缺，报业迫于无奈，要先把“收集碎布”的议题抛到一边，并向公众致歉：本来想印刷更多文章，但没有纸了。公元1781年，纽约州议会也因为缺乏纸张，连召开二次大会的名录都无法提供。多亏了独立战争期间民众对新闻的巨大需求，报业才可以幸存。即便纷飞的战火让一部分报社被迫关停，还是有一些报社相继开张，因此，殖民地上始终运转着32家报社。

殖民者坚决要在独立战争期间让纸作坊维持经营，所以免除了造纸匠的军役。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甚至不远千里也要阻止造纸匠加入新泽西州抗英的军队中。

纸张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并非因为报纸的出现，或是人们对书写材料的需求，而是因为需要纸栓封住步枪发射腔里的黑火药，隔开子弹；另外，包装火药和子弹的弹药筒也要用纸。但这种“军备”用纸非常稀有。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称，公元1776年，索尔印刷社推出了德译版《圣经》，其印刷量达3000册，可惜大部分都被用作步枪的燃料了。公元1777年，装满了约翰·福克斯所著的《殉道者之书》的两辆货车，正在赶往装订所的路上，却被突然杀出的大陆军队拦截下来，并将其全数当作布兰迪万河战役的步枪弹药纸。于是，纸成了左右战争的物品。威廉·霍夫曼的第一家纸坊建于今天的马里兰州布拉德肖市的“大火药瀑布”西岸，在公元1775—1776年这动荡的时期里专门制作弹药纸。

公元1778年6月，乔治·华盛顿的军队在经历福吉谷严冬的耗损后，已经重整旗鼓，为孟莫斯县之战做好了准备。问题是，大家的步枪里还是缺了一样东西：纸。大陆军为此专门派了人马四处搜寻。最终，士兵们找到了一座房子，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的居所，并设有一间印刷工作室。当年他在此印刷了吉尔伯特·特南牧师的布道辞《自卫战争》，但最后也没有被广泛传播，其原因显然是富兰克林没有收到报酬而停印了。士兵共获取了2500册布道辞，并将其带出了孟莫斯——这里曾是著名的战场，美国步兵与英国军队连连鏖战后打成了平局——据说华盛顿在此受到了诅咒。

纸历史学家达德·亨特写道：“纸模一直都是纸匠至关重要的工具。”美国纸如此粗制滥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纸坊使用了塑形粗糙的模具。早期的殖民地难以找到一位技艺纯熟的纸模制工，直到公元1776年，25岁的南森·塞勒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上达比开了一家纸模制作店。塞勒斯是个美国本土出生的第四代移民，曾祖父曾是一位织布工，昔日与威廉·佩恩 [17] 从英格兰移民到此。塞勒斯的父亲则是一位研发了编织金属丝技术的工程师。

塞勒斯对纺织技术也颇有兴致，因此发明了几款纺织机。年少时，他曾参与各种金属丝织项目。独立战争打响后，他便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民兵组织。但后来他的金属丝技法引起了大陆会议的注意，他便从军队中被抽离出来。如果国家要扩大纸业规模，就需要纸模工。一旦战争开始并失去进口来源，纸模的来源就被切断了。大陆会议给塞勒斯指定的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为纸币研发模具。

公元1775年，富兰克林着手印刷美国货币，彼时向费城外的艾维工坊求助借用塞勒斯的技术。塞勒斯的纸模质量让人满意，但纸币却不甚成功。纸币本来是战时的经费来源，但经济学家指出：印钞票的风险非常大。货币供给一旦上升，其价值便会节节下降。另外，如果英国人图谋以假币充斥殖民地市场，很可能会让通货膨胀加剧，如此内忧不得不加以提防。艾维工坊利用彩色螺纹、云母片，加上一系列复杂的水印进行防伪，但即使没有假币，货币的供给量还是有增无减，且上涨极快。到公元1780年，所有印刷的大陆汇票的总发行量超过24155万美元，其面值小至1/6美元，大至80美元不等，然而其实际价值还远不及一张用来印钞的英国纸。政府不得不下令撤回所有流通中的货币来减缓通胀。美国独立后，持有钞票的人们可以按每1美元兑1美分的比率将钞票兑换为国家债券。

公元1776—1820年，南森·塞勒斯为数百家美国纸坊制作了带有水印的塑模。当其他的工匠制出木质框架时，塞勒斯却专攻线网模具。其中，他自制的排针木版是用来拉直丝线的。由于买不到足够细的金属丝，他只能自己动手把既有的丝线拉得更细。

战后，塞勒斯开始推广普及布纹纸。纸坊主约书亚·吉尔平曾到访英格兰——他曾在沃特曼的纸坊中学习制作布纹纸。吉尔平归国后，便委托塞勒斯制作了两个布纹纸模。世界上最早印刷于布纹纸上的美国书是夏洛特·史密斯 [18] 于公元1795年出版的《十四行诗与其他诗歌》，印刷者为以赛亚·托马斯 [19] 。

此次抵制英货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独立宣言》的印刷——其实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是一种标志性的象征——让人摸不着头脑。相比印刷在美国纸上，国父们（富兰克林和汉考克，而且都投身于纸业当中）更信奉欧洲那一套千余年的技术理念——而且一份印刷在羊皮纸上的文件也确实能历经千年而不腐。委托制作《独立宣言》的国会安排国会成员蒂莫西·马特拉克 [20] 负责编撰一本“正式版”，即羊皮纸式的手写版《独立宣言》。

马特拉克是个大师级的书法家和画家，却因为街头闹事和沉迷斗鸡而被剥夺了贵格会教籍。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曾参与新泽西的战役，同时是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的创立者，据说还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可惜至今还找不到马特拉克所购羊皮纸地点的记录，更不清楚它是否为美国制造。在编撰《独立宣言》时，马特拉克不紧不慢，从7月19日到8月2日，足足做了半个月之久，之后还要用数月时间让国会中的每个成员都签名才算完成。

然而，国会也想让普罗大众读到宣言，读者越多越好，传播得越快越好。公元1776年时，宣传政治小册子的最佳方法就是印刷一篇评文。于是，这份小册子的手稿很快就被送到了国会的御用印刷匠约翰·邓拉普 [21] 手上，他的效率非常高——我们大可以在大幅张贴画里看到这种痕迹——总印数至少有200册，具体的数目尚未明确。另外，他也做了一个副本，准备重新印刷在报纸上，但为了完成副本，他必须通宵达旦地赶工。《独立宣言》的大幅张贴画和报纸版本并没有签名，只有一个“约翰·汉考克”和作为见证人的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印刷体名字。

约翰·亚当斯这位新英格兰实用主义者与托马斯·杰弗逊 [22] 这位弗吉尼亚州的贵族间的文化与政治差异显而易见：亚当斯对邓拉普的印刷过程进行严密的监督，而杰弗逊则负责照看马特拉克的羊皮纸手稿。邓拉普是一位29岁的爱尔兰移民，也是一位爱国者和美国独立的忠实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参加抵制英货的运动。乔治·华盛顿曾给其军队宣读的《独立宣言》的第一份副本以及送到英国的《独立宣言》副本，用的都是进口的英国纸，字体也是英国人设计的。

迄今为止，共有26份《独立宣言》的原始印本被找到，陆续还有新的发现。这些印本中至少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水印，但都不是在美国本土制作的。这些纸都是荷兰的直纹纸，部分有标记——第一种水印——应该是沃特曼早期学艺时所在工坊的名字。凡是有这个水印的纸也在托马斯·杰弗逊公元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以及《独立宣言》草稿的笔记上出现了，而当时该宪法还在拟定中。第二种水印是德克·布劳和科尼利厄斯·布劳兄弟（赞兰德最有名的造纸匠）制作的水印。第三种水印则是赞兰德古老家族霍尼希的家纹。这种荷兰纸是为英国转销美国定制的，当中甚至还有英国皇家水印的标记来表明其目的地为何处。

即使在独立战争之后，印刷匠们还继续使用着进口的英国纸。公元1788年，《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3] 、詹姆斯·麦迪逊 [24] ，以及约翰·杰伊 [25] 共同对《美国宪法》提出质疑——《美国宪法》是用英国纸印刷的。其中更有源于沃特曼纸坊的产品，水印也是英国皇家使用的印章；甚至连美国议员也在用盖有皇家印章的信纸，民众对此颇有微词。

英国殖民地要独立于英国的商贸法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元20世纪，莫罕达斯·甘地 [26] 为印度的独立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斗争，他想让印度人也用上自己的纸，并开办了一家传授造纸技法的学校。公元1937年7月17日，他在其创立的杂志《神的子民》的第一版中傲然地宣布，该杂志的用纸完全是“印度制造”。可惜，这也是《神的子民》唯一用印度纸的一版，随后便被更换成了美国“叛逆派”所用的英国纸。

公元1789年，美国新政府对进口的纸张实行了保护性关税，公元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生产商报告》中表明了其乐观的态度：既然关税已行，美国纸张的未来就有保证了。公元1819年，《独立宣言》被再版，一份由本杰明·欧文·泰勒制作，另一份则由约翰·宾斯 [27] 制作，成了两份互相角逐的范本。泰勒使用的原材料是吉尔平以往在布兰迪万河制作的纸品，而宾斯则使用托马斯·艾梅在费城制作的纸。至此，《独立宣言》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美国制造”。

[1] 五月花号是英国3桅盖伦船，于公元1615年下水。公元1620年9月6日，该船载有包括成年男女及儿童在内的102名清教徒，由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译者注

[2] 《海湾圣诗》，英属北美的第一本印刷书籍，为格律诗篇，首次印刷是在公元1640年的马萨诸塞州剑桥镇。——译者注

[3] 公元16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七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这是“跳舞病”的一种表现。这类症状的病因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让孩子们得了怪病的真正原因，是村里的黑人女奴蒂图巴和另一个女乞丐，还有一个孤僻的从来不去教堂的老妇人。人们对这三名女子严刑逼供，“女巫”和“巫师”的数量也一步步增加，先后有20多人死于这起冤案，另有200多人被逮捕或监禁。公元1992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译者注

[4] 阿尔冈琴，美洲阿尔吉克语系的分支。——译者注

[5] 萨缪尔·格林，美国印刷匠，格林印刷家族的第一代传人，同时也是剑桥镇的镇长及民兵队队长。——译者注

[6] 托马斯·汉考克（1703—1764），波士顿殖民地商人，以贩书起家，后来通过英国涉足进出口贸易。——译者注

[7]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革命家、政治家，富商出身。是《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由于他在宣言上高贵的亲笔签名，英文中“约翰·汉考克”成了亲笔签名的代名词。——译者注

[8] 门诺派是当代基督新教中的一个福音主义派别，因其创建者荷兰人门诺·西门斯而得名。——译者注

[9] 1磅约为0.45千克。——编者注

[10] 乔治·基思（1638/1639—1716），苏格兰籍传教士。——译者注

[11] 本杰明·哈里斯（1673—1716），英国出版商，出版物有英属美洲的第一本教科书《新英格兰识字读本》，以及编辑了第一份多页报纸。——译者注

[12] 巴塞罗缪·格林（1666—1732），《波士顿新闻通信报》的印刷者，后来更成了其专门的出版人。——译者注

[13]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其后接替乔治·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译者注

[14] 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自公元1760年10月25日至1801年1月1日为大不列颠国王及爱尔兰国王，后因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组成联合王国而成为联合王国国王，直到公元1820年驾崩。——译者注

[15] 亚伯·布埃尔（1742—1822），基林沃斯的金银器匠、珠宝设计师、雕刻师、检验师、印刷匠，甚至是假币的制作人。——译者注

[16] 菲利普·斯凯勒（1733—1804），独立战争时期任将军，兼任纽约州议员。——译者注

[17] 威廉·佩恩（1644—1718），英国地产实业家、哲学家，英属北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早期开创者。——译者注

[18] 夏洛特·史密斯（1749—1806），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19] 以赛亚·托马斯（1749—1831），美国报纸出版人、作家，曾推出《独立宣言》的公众读本。——译者注

[20] 蒂莫西·马特拉克（约1730—182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是公元1780年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译者注

[21] 约翰·邓拉普（1747—1812），《独立宣言》第一份副本的印刷者，而且是当时最成功的印刷匠之一。——译者注

[22]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译者注

[23]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757—1804），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乔治·华盛顿的副参谋。——译者注

[24]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与约翰·杰伊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共同编写《联邦党人文集》，亦被一些人视为“美国宪法之父”。——译者注

[25] 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他从公元1789年到1795年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译者注

[26] 莫罕达斯·甘地（1869—1948），被尊称为“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现代印度的国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27] 约翰·宾斯（1772—1860），都柏林籍美国印刷匠。——译者注

第14章 狄德罗之诺

事实上，百科全书的作用是收集散落在全球的知识，向与我们共居的人们阐明其统摄的系统，并向那些愿意跟随我们的人传递这些学识。只有这样，过往数百年的作品，到未来数百年才不会变得多而无用；这样我们受到更好教育的子孙后代才能既善良又快乐。谨记，我们在没有为人类效劳之前，不能轻易死去。

——德尼·狄德罗，《百科全书》，公元1755年

公元18世纪末，西方世界对纸的需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民众所读之书的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之巨，政局的不稳让报纸和连珠炮似的大幅张贴画极受欢迎，造纸匠和印刷商根本应接不暇。

羊皮纸和牛皮纸仍旧是高质量出版物的普遍选择。公元1801年，法国出版业与印刷业巨头迪多家族 [1] 推出了豪华版的让·拉辛 [2] 作品集，以牛皮纸附以一流画师绘制的插图，一共三大卷。

人们仍然使用木质印刷机作业，但机器构造与谷登堡350年前的印刷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谷登堡来到公元18世纪末的一家印刷店，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事实上，印刷店一般都建在印刷匠的家里，一台大型的木质旋凿印刷机会占用相当一部分面积，附近则放置字盘。匠人还会建造一个储藏室，专门存放纸张，再准备一个染桶，在印刷前用以浸泡纸张。多数匠人还会在自家设立一个门面，在那里售卖成书。

放置字模的字盘。其中表面面积更大、更紧凑的部分放置最常用的字母。熟练的印刷匠利用这个层次分明的字盘，能够在1小时内配好1500个字母。出自《贸易与工业》第二卷，作者狄德罗

然而，在当时的建筑结构普遍风行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由弗朗索瓦–伊格纳斯–约瑟夫·霍夫曼设想出来的专门进行排字的单间，以及使用“铅版印刷”的老方法。在传统方法中，印刷出一页之后，字模就不再适用于制作下一页了，因为字模既稀缺又昂贵；但霍夫曼特别制作了每页一个的金属块——这是一个母版，可以直接用于印刷，而字模可以分开，重新组成新的字排印刷下一页。霍夫曼一直忙着研发新技术，不断地印刷小册子和谴责法国君主制的大幅张贴画，直到公元1787年他的店铺被关停。

除了荷兰式打浆机、老式水轮和网模，公元18世纪末，欧洲的造纸术与古代中国的技术并无二致。法国造纸工坊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仍然招募女性挑选碎布，购置碎浆机——通常都是老式的水力压模机——还有染桶、捞纸工和伏辊工。还有那些由结实的大汉在毛毡上用力按压的原纸、安装一根用来压缩毛毡的大棒的压机、把纸晾干的女性、蒸煮胶料的涂胶工、测量纸张并废置次品的女性，以及将成纸按令包裹的放样工。这些工人都各有所长，工坊也明令规定哪些工作该由男人承担，哪些由女人负责。

将废布捣碎成纤维的捣磨机。出自《贸易与工业》第二卷，作者狄德罗

法国君主进行了一项调查，公元18世纪的法国大约有750家造纸工坊散落在各处，所以每一个地区都能供应自己的本地纸品。法国的历史学家亨利–让·马丁从此项调查中计算出，750家工坊一共拥有大约1000个染桶，每个染桶每年能生产约2000令纸。于是他推算，法国共有1万名工人，能生产250万令纸，每令纸约为500张，也就是人均100张纸！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政府文件，且这个数目在不断地上升。

在革命前的法国，造纸工人非常“稀有”，而且技艺精湛，所以相比其他行业的工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而且做事非常独断。附近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有时会罢工，走到周边的酒馆歇一个下午，只在吃饭的时候回到工坊。这班人可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不受管制，而且漠视政府的规章制度。造纸工一身的本领是权利的所在，因此自会妥善“保护”自己，很少对外人泄露秘密，往往只让儿女继承。他们有“惯例”的仪式和节日，只有内行才能了解这些惯例为何物，比如，学徒就需要熟悉惯例的程序，包括要清楚什么时候“塞人家一个硬币”，什么时候买饮料。婚嫁、丧葬、出生这三件大事就需要一些硬币，而在宗教节日里吃肥肉会被罚款。

特定的食物会在某些特定日期被奉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美食。安排这些活动的人员也必须知道相关的规则，甚至稍微出错，工人们就会群情汹涌，要求坊主走人。据历史学家莱昂纳多·N.罗森班德所说，在这个位于多芬纳的工坊里，工人们要求在新年之际有一顿正常的饭菜和印度鸡（又名火鸡，一种源自美洲、极具“异国风情”的鸟类），在狂欢节当天要供应猪耳朵，在棕枝主日要呈上炸圈饼，在耶稣受难日又要吃到鲤鱼。

虽然工人的要求有点儿过分，但进入造纸行业的人确实是过着一种晨兴夜寐、奔波劳碌的生活。凡是工坊有生意，还常常要一年四季保持长时间工作。一旦河水水位严重下降，或是碎布供应缺乏，再或是工坊需要被改造为农产场所的话，所有的运作都要停下来。这样，造纸匠就会被迫下岗，在法国的农村地区流浪，寻求另一家需要他们的工坊。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出版人在用纸上的投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本书，仅仅是纸的成本已经占了售价的一半以上——何况还没有算上装订的费用。另外，出版者也售卖二手线装书，买家对纸页质量经过仔细核查后就会拿到装订商那里。真正的内行只会要最优质的纸（即便是二手的），对于装订工，也只要那些一流的技工，他们懂得用摩洛哥皮革将封面加工，并加上精美（很可能是大理石纹）的卷首页和卷尾页。

此时，法国的书籍形形色色，流行至各家各户，国王因此感到君主制有所撼动。在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估计有40%的囚徒都参与了与书籍相关的事情。阅读逐渐成了法国人最主要的消遣——不仅是书，小册子和杂志也值得一读。到公元1750年，大概有150种期刊上了阅读名单。借书甚至租书在法国非常风靡，阅览室和图书馆也都成了时髦的聚会地点。研究公元18世纪法国书籍所有权历史的学者雷蒙德·伯恩总结了一点：在公元1700年，法国23%的有薪工人和30%的仆人平均每人至少拥有一本书。到公元1780年，这个数字发生了改变：有书的工人和仆人分别为30%和40%。在革命之前的法国东部地区，发布身故信息的遗产当中，所列之物有1/3都是书！

当时，法国的一切几乎都需要用纸，甚至国王下令封杀的一列长长的禁书目录都是书籍行会负责印刷并分派到各个书商手上的，这样才不会有人冒险走私贩书。

德尼·狄德罗 [3] 在大革命的年代也是一个非一般的叛逆分子。他想用百科全书改变世界。他认为，一个好的世界应该存在“可以改变人们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而且，他想把这个时代的工业都归入手工艺百科目录。他写道：

最后，我们还是要给工匠们应得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学院出身的人，并深入实地工场，兼备知识与实践，收集用于印书的艺术素材，驱使工匠去读，让哲学家去思考能借鉴的词句，让伟人利用他们的权威和财富做一些贡献。

受到弗朗西斯·培根莫大的影响，狄德罗认为，科学和技术会从陈腐守旧的秩序中解放社会。他这种想法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现代思想的精华，是集培根、牛顿、卢梭和伏尔泰思想于一身的新思想。狄德罗断言：“没人天生就有权利统治其他人。”“自由是天赐的礼物，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阅读之乐，只要他能想出享受的理由。”科技将替代宗教和统治贵族的欺压，去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这就是狄德罗对未来许下的承诺。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本书。当时的技术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部分制造业仍旧要以手工完成——造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只是在商店里，不在工厂。但他的书则预示着社会秩序正在改变之中，这种改变会孕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一种解放思想的技术。

《百科全书》共28卷、71818篇文章，由100名投稿人编撰而成——所有参与者都怀揣着狄德罗的信念——加上3129幅插图，制作成一本瑰丽的大书。里面更包含一段洋洋千言、配有精美插图的造纸说明，因造纸长期以来都属于法国的顶尖行业，所以有这番介绍并不稀奇。《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公元1751年，自此一直进行了30年才接近完工。但讽刺的是，公元1777年的纸张供应陷入危机，这个项目几近终止。瑞士的纳沙泰尔 [4] 作为负责出版的主要城市也是举步维艰，好不容易才得到3600万张质量上乘、厚度适宜、色泽纯白的纸。

法国造纸匠遇到了和美国工人同样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供需平衡。法国的造纸匠被荷兰的竞争对手夺得先机，荷兰人似乎能够生产更多，卖得更多，甚至可以完全占领法国的传统纸业市场。法国的糖果制造商习惯用紫色包装纸把糖卷成圆锥形，荷兰人便趁机把这类纸售卖给他们，久而久之，荷兰纸的销量远超法国纸，不仅在法国占有市场，而且遍及全球。他们还有专门针对画家群体售卖的法国存在已久的“老牌子”优质纸张。荷兰人因此赚得一个好名声，甚至连一些法国工坊也用诸如“阿姆斯特丹”的水印来佯装成荷兰纸。

荷兰纸最后一道名为“互换”的特殊工序能制作出质地柔软的抛光层，且整体白中透蓝。过程中还有一步需要在烘干室中轻压纸张，每一次按压之后都要将纸叠重新“洗牌”一次，保证每一张纸都能够和之前按压所接触的纸有所不同，这样整叠纸的纹路就变得非常柔和了。法国工匠对这项荷兰技术毫不知情，他们只是用光滑的石头将纸抛光，想制作出类似的纸面效果。然而，法国的纸永远“抛”不出如荷兰纸一样的柔光。

法国坊主曾派出工业间谍到荷兰盗取造纸技术。公元1768年，造纸检验员尼古拉斯·德马雷斯特甚至堂而皇之地要求法国政府派遣他去荷兰视察赞兰德造纸工坊的一举一动。回国途中，他暂驻在佛兰德斯，看到了水力驱动的打浆机。但当他归国之后展示他的发现时，众人都嗤之以鼻。当时，英国和荷兰对于新思想的开放程度都要甚于法国，因为法国总在走以前的老路。一些法国造纸匠为了寻求出处，购买了荷兰的打浆机，然而还有很多人坚持己见，认为这种机器碾磨出来的纤维过于短细，制造出来的纸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经历法国大革命的男女老少都清楚，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获取无数的纸。就像美国独立战争和宗教改革一样，一定要把大革命“卖”到各家各户，而所谓的“卖”就是售卖书籍、报纸、小册子、大幅张贴画、海报、讽刺画、散页乐谱，甚至扑克牌。公元1792年印刷的一套纸牌，上面的“国王”牌戴着一顶红帽子（象征大革命）而非一顶皇冠，而“皇后”和“骑士”则分别打着“自由”和“平等”的标签。

但大革命的枪声于公元1789年打响，人们最需要的始终是书籍。公元1785年，这一年里法国只出版了900本书，而公元1789年则出版了超过1500本——这个记录直到公元1825年才被打破。狄德罗预言的社会大变革终于在公元1789年爆发了！这是法国惊天动地的一年。民众以不正规武装围攻政府大楼，在门外掀起一场大动乱，就在这股堵截在大楼网球场的众怒之下，一份新的宪法由此诞生，后来更发起了暴力农民起义，将农村四分五裂。数百张海报、传单、小册子不断地流传开来，借着这股势头，有185家日报社兴建起来。之后一年，即公元1790年，又有335家报社在法国扎下了根。法国君主制支持创立的报纸仅有一份，因此大革命可归为法国报社的真正起源。大部分新生的报纸发行量并不多，至少印刷量也是微不足道，这只是因为出版社能力有限。当时只有少数印刷商拥有大店，查尔斯–约瑟夫·潘谷克 [5] 就是两份主要报纸——《法兰西信使报》和《通报》——的出版人，还拥有27台印刷机和91名工人，同时也出版书籍；而《世界报》的10台印刷机能够印刷11000份报纸。历史学家推测，所有的革命派的报纸统计起来，每天的发行量不到50万份。

色情的文字和图像新闻也同样侵袭了整个法国政权，而且广为传播。据说最为盛行的作品是皇后的淫乱故事，她的生活经常被描述成各种性爱场面，并在当中随插图报道她的放荡狂欢，不过这可能是虚构的说法。但这却在法国滋生了一种针对权力的可怕而黯淡的嘲讽之风，一直席卷至今。一份针砭时弊的周刊应运而生，它就是《查理周刊》，因在公元2015年1月的恐怖袭击中成为受害者而家喻户晓，这也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另外，大幅张贴画作为推广革命活动的载体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当时，超过一半的法国人仍然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而大幅张贴画针对众多低层社会群体，以只言片语、简单的表述和丰富的插图，让他们也能了解当下的局势。

以往无论印刷什么，法国政府都要干预，然而面对如洪水般泛滥的印刷品，却备感无奈。即使关停了几家知名的印刷店，又会有十几家在后街崛起。那些大声疾呼抵制革命的人，还是用自己的海报、小册子和报纸——相同的方法——来反抗。革命者印刷得越多，反革命者也就印刷得越起劲。如果主教发表一次演讲，那么在当周内的大街小巷就会涌现出2000份演讲稿。研究法国弗朗什孔泰 [6] 地区历史的学者米歇尔·维尔诺斯发现，公元1789年的前5个月，正值三级会议 [7] 的热烈争论中，最终讨论导致议会解散，并引发了5月的法国大革命，单是在弗朗什孔泰就印刷了200种传单和小册子，平均印刷量达到1000份。

在那个纸张、印刷和阅读盛行的时代，口传的文化仍有一席之地。革命者们大力鼓吹公共读物，而民众则被迫用阅读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口传文化与印刷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就是革命歌曲，以法国陆军军官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 [8] 创作于公元1792年的《马赛曲》为开端。

《马赛曲》的歌词起初被印在两份报纸上，而后这首歌曲被公开演奏，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后来却以“暴君的‘不纯正的血统’浇灌了法国的农村”为口号对外发出强烈的呼喊。但这首曲子既非写给革命者的义勇曲，又没有在一开始就被定为国歌。它本来是一首献给赴战奥地利的法国军队的进行曲，名为《致莱茵军队战歌》。

公元1792年7月30日，军队从法国马赛行进至巴黎时，便唱起了这首激动人心的新歌。巴黎人民听后都非常喜欢，士兵们于是在首都开展活动，教人们唱这首歌，因此便将歌词在全国范围内印刷和派发。这就是法国印刷式歌曲的起源，自那以后，其他的“革命歌曲”也随之“响起”。很快，任何歌曲的流行，都要归功于这首印刷出来的先锋歌曲。

这股纸张和印刷风起云涌的势头——所有沿街售卖的书籍、小册子、大幅张贴画，张贴的海报和派发的宣传单——哪个不是法国重大政治变革衍生而来的现象？公元1848年的革命 [9] 如此，公元1968年的学生和工人起义也是如此！

正如狄德罗所预言的那样，社会的剧变推动了技术向前迈步。巴伐利亚的一名年轻的作者阿罗斯·塞尼菲尔德 [10] 发明了一种技术，彻底刷新了纸艺和插图的传统，但事实上也可能是意外为之。生于公元1771年的塞尼菲尔德是一名慕尼黑演员的儿子，他立志要成为一位剧作家，却找不到一名愿意支持他的出版人，所以决意自己出版，于是造了一台铜版印刷的临时印刷机。不过铜的价格非常昂贵，因此他便开始对一种叫作“索尔霍芬”的石灰岩进行实验。相对而言，石灰岩价格低廉，在巴伐利亚又是随手可得的矿物。用硝酸配合作用，塞尼菲尔德还能在岩石上制作出一种微微凸起的浮雕效果，方便涂墨和印刷。

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凹刻的部分如要留白的话，将墨水抹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最终悟出，原来他并不需要像制作蚀刻和木刻一样留出凹凸高低的位置，其主要技巧是使用一些吸墨性强的材料，比如用油性、防水的蜡笔在湿了的石块上绘画。在着墨的时候，蜡笔的部分得以印刷，而周围潮湿的位置则不会。于是，塞尼菲尔德就成了将化学用于印刷技术的创始人。

后来，他进一步改善了这项技术——用一堆蜡笔、一种油性的可溶墨，以及不同种类的钢笔和画笔来进行试验，还找来了一群多才多艺的画家和他一同编写了一本手册。这本手册竟然成了此类印刷的权威教科书——平版印刷。相比铜版印刷，前者的成本更低，而且不需要木刻的技巧。公元1801年，塞尼菲尔德把他的发明带到伦敦获取了专利。自此，平版印刷成了又一种新颖而风靡的印刷形式，也是一种价格公道的艺术。究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是所用的岩石不会被磨损，可以轻松洗掉墨水后进行再利用。时至今日，平版印刷仍然是最实惠、成本最低的一种技术。到公元19世纪20年代，平版印刷——尤其是书籍的插图——特别受一些大画家的钟爱。法国画家尤金·德拉克洛瓦 [11] 在公元1828年版的《浮士德》中就安放了平版印刷的各种插图。

平版印刷同时引领了这个热衷于探索的时代的另一项重要发明。早在公元1793年，法国人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 [12] 和其兄克劳德·涅普斯对一种想法颇感兴趣：可以用光来创作一种永不褪色的图像——有点儿像一个固定的影子。公元1813年，兄弟俩开始投身研究平版印刷，想看看是否有可能将他们关于光成像的想法应用到塞尼菲尔德的发明中去。这些实验十分耗时，兄弟俩主要还是想知道：在一个密封的控制室里，如果让具有挥发性的汽油爆炸，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他们将这种新发明称作“pyreolophore”，即现在的内燃机。后来，他们造了一个能够驱动一艘模型船在河上穿行的内燃机，而这种内燃机就是今天为船和汽车提供动力的引擎的原型。

除了共同合作，从公元1816年起，涅普斯兄弟也开始零星地对固定影像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某种沥青混合物对光很敏感，到公元19世纪20年代，他们终于拍出了第一张照片，并把它叫作照相制版。已知最古老的永久性照片是公元1825年制作出来的，照片里有一个男人牵着一匹马。照相制版其实是用沥青或柏油溶于薰衣草油，制成一层薄薄的包衣裹着抛过光的白蜡，然后在白蜡上固定好一张图片。兄弟俩都说，图片必须在摄影机里曝光至少8小时，也可能要花上好几天。

约瑟夫·涅普斯将他的作品拿到伦敦皇家学会，但会员们看完并没有太感兴趣。后来，他和搭档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 [13] 一同合作，达盖尔发明了一种用镀银铜片捕捉图像的方法，因为银盐的光敏性极高。达盖尔的铜版成像——银版照相法（或达盖尔银版）——与平版印刷一起享誉当代，然而，照相制版技术已完全被人们忘却。

公元1840年，英国人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 [14] 研究了用镀银的纸捕捉光像。在此之前，制陶工托马斯·威基伍德 [15] 于公元1800年做过此般尝试，却以失败告终。从那时起，纸上摄影应运而生。然而，约瑟夫·涅普斯却被遗忘在一角——他可是公元19世纪两项至关重要的发明的创造者：内燃机和照相术，却落得一个无名无分的结局。历史再一次证明，创造出重要发明和成为“家喻户晓的发明家”是两回事，需要截然不同的技能。

相比其他印刷类型，平版印刷需要更稠的墨，也需要一台按压力更大的印刷机将图片压到纸上。到公元19世纪早期，那台古老的谷登堡式印刷机终于有了变化。

技术谬见中有个著名的例子，大多数的历史学者都错误地认为，公元19世纪人们阅读量的巨大提升归功于当时造纸厂的制造能力提高和印刷机承载能力的提高。但还是有些人清楚地认识到这是错误的，他们准确地指出，这种阅读量剧增的现象在任何技术发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剑桥教授威廉·圣·克莱尔注意到，“有证据证明，其实是先有阅读的发展，后来技术才开始发生变化的，而且更像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

阅读的发展不是法、美两国革命独有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种狄德罗提及的论点，就是阅读的传播，以及伴随而至的知识的传播，引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反抗。这就是欧洲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十分害怕书籍、报纸和阅读日渐流行的原因。公元18世纪末，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是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文化程度低下，更不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接触阅读的机会都越发频繁。同时，人们更多是为了娱乐而阅读，单纯为了学习而看书的人相对少一些。而且，他们不再只读一本书，而是读完一本又一本。报纸出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即使当时变化多端，但关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反应，人们热议如潮。不是人人都像狄德罗认为的那样，相信阅读发挥着积极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有些人则像塞万提斯一样反讽道，阅读泛滥反而会毁了一个人。这种对读书的恐惧是同压制的欲望相生相克的，古往今来有过很多例子证明：他们认为阅读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或者奴隶而言都不是“好事”。

书籍正以空前的速度生产出来。尽管出版人试图避免书籍泛滥，但还是阻止不了疯狂出版的势头，已然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有些书根本卖不出去，其中就包括一些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像今天的许多诗人一样，珀西·比希·雪莱 [16] 一辈子都没有被商业出版人选中并出版作品；还有威廉·布莱克 [17] ，今天的人们尊称他为诗人兼插图画家，但他一生中仅出版过几百本书，很多从未公开出售过。于是大量无法卖出的书积压在库房，并以非常大的折扣力度销售，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广大作者而言简直是耻辱。在英格兰，旧书开始在杂货店以及奶酪商店频频出现，书页沦落到被人用来包装各种东西，甚至用作点烟、壁炉和油灯的材料，最糟糕的是被人当成厕纸！

公元18世纪有数不胜数的发明和发现成了公元19世纪的标志。使用焦炭——炭经过烘烤后去掉硫黄的部分——能改良金属的质量，最后演变成钢。蒸汽机由托马斯·萨弗里 [18] 于公元1698年在英格兰发明，用于给矿井排水。公元1712年，铁匠托马斯·纽科门设计了一台以蒸汽为动力的活塞发动机，目的还是为了从矿井中抽水。蒸汽机在公元1765年经詹姆斯·瓦特改良，功能得到了大幅完善，瓦特的出现，掀起了动力机器革命的风潮。公元1804年，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一条蒸汽动力的传送带来运送海员吃的一种硬饼干。要明确“工业革命”在什么时候兴起根本不可能，但自从蒸汽传送带投入使用后，工业革命就在进行了。

在印刷技术的众多“第一步”中，用铁替代木头制造印刷机算是其中一项。公元1800年，查尔斯·斯坦霍普 [19] 制作了一台全铸铁的印刷机，放置在托马斯·毕维克的密友威廉·布尔默的印刷店里。因为它由坚硬的金属制成，在相同条件下，只需要耗费木质印刷机10%的动力。而且，它的效率很高，能够在1小时内印刷480页，产量差不多是旧式木制印刷机的两倍。

不久之后的公元1804年，德国发明家弗里德里希·柯尼格 [20] 搬到了伦敦，并开始研制一种更加高效的印刷机。他于公元1810年造出了一台以蒸汽机驱动的印刷机，竟然能够在1小时内印1100页。4年之后，泰晤士报社将其投入使用。后来这台印刷机的改进型可以同时双面印刷。公元1843年，纽约人理查德·M.霍 [21] 和一名蒸汽动力印刷机生产商的儿子设计出装置旋转式滚筒的印刷机。相比早期的平版式印刷机，前者的印刷速度要高得多——一日之内可以印出几百万页！

在那个时代，人们既有需求，又有能力去制作更多的印刷品，但问题是，从哪里能获得更多的纸呢？

在公元19世纪的前20年里，蒸汽机进入了造纸工坊，取代了水力。这意味着不管河水的水位如何，造纸工坊全年都能以相同的水平运作。但因为蒸汽机需要燃煤，也就意味着造纸与煤炭的价格息息相关。虽然碎布供不应求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在瑞典进行研究工作的德国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 [22] 于公元1774年发现了氯。氯是一种气体状态的物质，与石灰混合后能够产生漂白效果，也就是说，当碎布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门庭若市之时，造纸匠再也不用局限于使用白色碎布制作白纸了——他们可以对有色的碎布进行漂白。美国造纸匠约书亚·吉尔平一向足智多谋，当他从欧洲做完实地调查回来以后，便于公元1804年在布兰迪万河工坊建了一座漂白工厂，从而把漂白技法引进了美国。

但真正使公元19世纪初的生产力和造纸经济状况发生改变，则始于公元1798年的法国。巴黎人路易–尼古拉·罗伯特 [23] 曾想为美国独立战争出一份力而加入法国军队，但因为身体太虚弱而被拒。他没去成美国，但心里始终有一分坚持，4年后，他终于加入了法国陆军。在公元1790—1794年间，他曾一度离开军队，为巴黎最出名的印刷匠皮埃尔·弗朗索瓦·迪多 [24] 效力。迪多家族的诸多成员都是众所周知、极具发明才能的印刷匠和造纸匠，别的不说，迪多家的字体是赫赫有名的：纵而浑厚，横而苗条，整体大方、美观，人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迪多体。迪多一家把罗伯特派到建有家族造纸工坊的法国南部埃松省 [25] ，该工坊建于公元14世纪，以生产专门用作印刷纸币的优质纸张而驰名。

一般而言，普通的印刷机一次只生产一张纸，而罗伯特心生一念，想制作一台可以制作一卷纸的机器，这与传送带的概念如出一辙。其实，罗伯特在第一条传送带被发明之前就不断地对这个想法进行实验。他的传送带不只是一条移送部件的普通带子，而是设有“湿部”和“干部”的筛网式传送带。当带子从染桶下滚过时，工匠就会把掺水的纸浆倾倒在上面，带子就会左右摇晃，平均分布筛上的纤维，类似于捞纸工所做的动作。纸浆继续往带子下方流，直到当中的水分被“滤”干，这样一张薄页纸就会向前传输到一连串用毛毡覆盖的鼓面上——伏辊——以做第一轮干燥。在那里，纸张会经过一个又一个鼓式干燥机，得到进一步烘干，之后被送出传送带。网带用细孔滤网制成，因此纸上也会印有网格纹。后来，工人在机器中加入螺纹棍的滚子，每隔1英尺就会在薄页纸的条纹上留下一个水印。

效率高的新式印刷匠如能制作出长卷的纸，那就是无价之宝，因为他不用再像制作一张张的手工纸那样受限了。罗伯特找过皮埃尔·弗朗索瓦·迪多两次，想让他对这台网带式造纸机予以资助，但两次都遭到了拒绝，此后罗伯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身在英国的姐夫约翰·甘布尔，最终顺利在伦敦获得专利。

对于德尼·狄德罗的追随者而言，试想一下，只要罗伯特制作出这台机器，就能够印刷更多的书和报纸，以启民智，解放思想，这样挺不错，但真相是完全相反的。罗伯特对造纸匠工会以及造纸匠都没有好感，因为工匠有的是特权和优待——尤其是管理层，而且罗伯特坦言，他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剥夺他们的高位权威。细心的旁观者可以发现，这是第一个迹象：狄德罗许诺过的新世纪，不会像他期望的那般实现。很快，约瑟夫·玛丽·雅卡尔 [26] 发明的穿孔卡片自动织布机成为又一个在英国投入运作的法国发明，让传统织布工陷入了垂死挣扎的境地。织布工和造纸工一样，都是技艺精湛、有严密组织的群体，手握众多权利。

长网造纸机的专利引起了亨利·富德里尼耶 [27] 和西里·富德里尼耶兄弟的兴趣，他们造出了好几台大型精密机器的原型，甚至因投入过多而破产。后来，实业家布莱恩·唐金 [28] 也想对这台被他称为“富德里尼耶”的机器一探究竟。正如狄德罗所想象的那样，唐金在技术革命的进程中不过是一个无名氏。谈及利用技术推翻贵族和教权是一回事，但谁去替代，用什么去替代，是另一回事。狄德罗和众多的法国革命者都认为，“人民”才是赢家。但公元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说过一句挖苦的话：“‘人民’这个至高的追求要想在人民中寻得，那就很难了。”

在公元19世纪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布莱恩·唐金的“新秩序”取代了旧秩序。他的聪明才智在于能够将别人的妙计巧妙地转化成商业用途，赚取大笔金钱。唐金于公元1804年制造了第一台工业造纸机器，并于次年推出改良版，这不过是体现他才智的其中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便是他攫取了法国人尼古拉·阿佩尔 [29] 的主意。阿佩尔在公元1809年写过一部题为《长年保存各种动物、蔬菜之方法》的书，后来被译成英文出版。他用一个盖子将食物密封在罐子里并加热，即可防止食品腐烂。但在该书出版后的数月，伦敦人彼得·杜朗竟然将这项发明据为己有，先一步取得专利而没有归功于阿佩尔。杜朗做了一份列表，除了罐子，还有各类金属都可以作为密封的容器。而布莱恩·唐金得益于这个专利，在伦敦城外的泰晤士河畔建起了第一家罐头食品工厂。唐金还攫取了其他人的主意，在众多“二手”并靠此发了大财的发明当中，气阀也是其中之一——一种能测量旋转式发动机速度（即每分钟的转速）以及能计数的发动机。

公元1809年，伦敦文具商约翰·迪金森发明了一种放置于大炮内而不易燃的纸，让火炮更为安全（对于点火的人而言）。他还给自己长卷造纸机的理念申请到了专利。这台机器叫作圆网造纸机，里面的主要部件是一个在纸浆染桶中旋转的细丝网纹烘筒。这种旋转机制让纸浆可以到达薄膜的顶部，顶部有一层毛毡，可以带动其他部件的运作。对烘筒的进一步完善能够使其生产出各种工业用纸，比如厚包装纸、防潮纸、制盒纸板，以及屋面油纸。后期，人们往其中加入了更多烘筒——最多的时候是8个，这样就可以产出大量的纸板了。在赫特福德郡的工坊里，迪金森也开发出了主要用于制作邮票和信封的丝绒纸，世界上第一封自贴信封就是用丝绒纸制作的。

那似乎是一个因为创造了机器而无所不能的时代。牛津郡班伯里的托马斯·科布从公元1807年至1812年一直在索尔河畔的纽因顿工坊里研发一台造纸机。它的原理是基于传送带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想法。靠机器运行的纸模排干纸浆的水分后即可产出成纸。如果纸张上有黏结，纸模经过冲洗后再返回传送带的染桶一端。公元1816年，苏格兰人罗伯特·卡梅隆想出了一个类似的办法。在今天，这样的机器可能会有市场，因为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纸很感兴趣；但在当时，这种机器设计只能制作单张纸，而长卷纸才是新型产业的宠儿。

为了寻找一台改进过的造纸机，思想前卫的美国造纸匠约书亚·吉尔平于公元1811年再一次来到欧洲。他想尽办法要和亨利·富德里尼耶商讨一台自制造纸机的可行性，但富德里尼耶却带着一副不信任的表情与他见面（事实上，富德里尼耶早已丧失他公司的股权，深陷破产的窘境）。唐金在全国的工坊“分店”里已经分别购置了18台长网造纸机，吉尔平本来可以跟他更亲近些，然后获取他的“秘诀”。在欧洲时，吉尔平也留意到迪金森的圆网造纸机，体积更小、结构更简易，而且相比长网造纸机，安装过程不那么繁复。然而，吉尔平遭遇了一个问题，就是富德里尼耶兄弟在破产之前已意识到圆网造纸机的竞争优势所在，并收买了迪金森，所以他们对圆网造纸机也有所有权了。再者，他们根本没兴趣跟吉尔平谈生意。

机智的吉尔平因而下定决心要窃取制作圆网造纸机的理念。长网造纸机的结构复杂，如果他带着这种结构去制造机器，那他永远都不会成功，而且他也从没想过费城的金属工人会懂得制作的方法。但他自己研究过圆网造纸机，观察过它的运作流程，然后画下草图，找一些有才干的人员来一同讨论机器零件设计，并不断地探索大量的已经申请专利的信息。吉尔平为求一见一台运作中的造纸机，特地拜访过迪金森，却未能近距离观察机器运转。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下，吉尔平的工头劳伦斯·格雷特瑞克碰巧到伦敦负责家族生意。格雷特瑞克是赫特福德郡的一位造纸坊主的儿子，他与迪金森会面，谈笑风生。迪金森让友人多留几天，看看那台机器，但不让他进行测量。格雷特瑞克试着用步测来估算基准尺寸。公元1816年，回到布兰迪万河工坊的家后，格雷特瑞克随即和吉尔平的兄弟托马斯自制了一台圆网造纸机，并获得了专利，后经不断完善，到公元1818年终于造出了质量相当的纸。

美国机制纸的时代揭开了序幕。公元1827年，彼得·亚当斯在纽约索格蒂斯引入了美国第一台长网造纸机。它生产出来的纸被人们誉为全美最优质的书写纸。

工业革命早期的法国是一片萌发新思想的土地，而英国则是一个制造业繁盛的国度。公元1811年前的法国还没出现造纸机器，到公元1827年，全法国也只有4台。但到公元19世纪30年代时，造纸机已经在法国得到了普及，不过大部分都是英国制造的。公元1819年，德国也在从英国进口机器。

英国的造纸工人对造纸机器抱有不满，这种情绪不亚于纺织工人对自动织布机取代传统机器的愤愤不平。公元1816年，梅德斯通的全体造纸工发起请愿，要求下议院勒令停止制造长网造纸机。公元1830年，在伦敦稍北的海威科姆还发生了暴动，工人们占领了工坊，并破坏了里面的设施，当地政府甚至出动了军队镇压。

机制纸的出现让纸的产量大幅增加，纸价也相应地下降了。开办一家工坊要比以往更加有市场，但在工坊里打工的人远远少于早期。造纸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力量也大不如前了。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狄德罗曾预测社会将迎来剧变，而且将带来新技术，新技术反过来又让人民获得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狄德罗觉得这种技术让人们更加容易获得信息。但单纯的信息传播是不会解放人民的，一种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会衍生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技术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的本质。

[1] 迪多家族，法国印刷匠、凸模雕刻工、出版人大家族。——译者注

[2]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公元17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3] 德尼·狄德罗（1713—1784），生于郎格勒。平民出身，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4] 纳沙泰尔，瑞士西部城市，纳沙泰尔州首府。位于纳沙泰尔湖西北岸，部分城市在肖蒙山坡，部分在湖滩地。——译者注

[5] 查尔斯–约瑟夫·潘谷克（1736—1798），法国出版业、印刷业家族成员。——译者注

[6] 弗朗什孔泰是法国中东部一个大区的名称，东邻瑞士。下有杜省、汝拉省、上索恩省、贝尔福地区。面积为16202平方千米，首府为贝桑松。——译者注

[7] 三级会议，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故名三级会议。——译者注

[8] 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1760—1836），温和共产主义者，法国作曲家，代表作为法国国歌《马赛曲》。——译者注

[9] 公元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欧洲革命浪潮的重要部分之一，法国人民面对奥尔良王朝的失政，成功推翻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鼓励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令公元19世纪时由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组织的机制受到进一步打击。——译者注

[10] 阿罗斯·塞尼菲尔德（1771—1834），德国人，于公元1798年发明了平版印刷，因他喜欢研究、试验，并发明了完美的平版印刷术、相关的器材和方法等，而被世人尊称为“平版印刷之父”。——译者注

[11] 尤金·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浪漫主义流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代表作为《自由引导人民》《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译者注

[12] 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1765—1833），法国发明家，于公元1827年拍摄出世界公认的第一张照片。——译者注

[13] 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1787—1851），法国美术家、摄影家，因发明银版照相法而闻名。——译者注

[14]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1800—1877），英国科学家、发明家、摄影技术先驱，是第一个发明盐化相纸和碘化银纸照相法的人。——译者注

[15] 托马斯·威基伍德（1771—1805），英国制陶工，做过一个实验，试图借助光线记录暗盒内的图像。——译者注

[16]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也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译者注

[17]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版画复制匠。——译者注

[18] 托马斯·萨弗里（约1650—1715），英国发明家、工程师，生于英国德文郡希尔斯通一座庄园，以制造第一台商用的蒸汽机而著名。——译者注

[19] 查尔斯·斯坦霍普伯爵三世（1753—1816），英国政治家、科学家，以自己的名字发明了第一台全铁印刷机。——译者注

[20] 弗里德里希·柯尼格（1774—1833），德国发明家，因与钟表匠安德里亚·弗里德里希·鲍尔一同研发高速印刷机而闻名。——译者注

[21] 理查德·M.霍（1812—1886），美国纽约旋式印刷机发明者，于公元1871年发明了霍氏网式双面印刷机。——译者注

[22] 卡尔·威廉·舍勒（1742—1786），无机化学家。公元1757年在哥德堡做一药剂师的学徒，并开始学习和研究化学。公元1775年被选入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舍勒发现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不下3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氧和氯的发现。——译者注

[23] 路易–尼古拉·罗伯特（1761—1828），法国士兵及机械工程师，发明了第一台长网造纸机。——译者注

[24] 皮埃尔·弗朗索瓦·迪多（1732—1795），弗朗索瓦·迪多之子，在埃松省建立了一家纸厂，改进了铸字技术。——译者注

[25] 埃松省是法国的一个省份，属于法兰西岛大区。埃松河流经该省。省名和河名都源自高卢河流女神的名字Exona。——译者注

[26] 约瑟夫·玛丽·雅卡尔（1752—1834），法国发明家，设计出人类历史上首台可设计织布机——雅卡尔织布机，对将来发展出其他可编程机器（例如计算机）起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27] 亨利·富德里尼耶（1766—1854），英国发明家，与其弟共同发明了长网造纸机。——译者注

[28] 布莱恩·唐金（1768—1855），英国工程师、实业家。——译者注

[29] 尼古拉·阿佩尔（1749—1841），法国发明家、厨师兼糖果制造人，研发出可以长久保存食物而不腐的密封方法，今天的罐头食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译者注

第15章 黄蜂的邀请

看来黄蜂教会了我们克服困难的方法。

——雷内·安托万·费尔肖·德·雷奥米尔

在拿破仑之战中，在那片荒芜的充满杀戮的战场上，风沙狂乱，尸横遍野，战后的人们把尸体一个个就地埋葬。捡破烂的人也在这里四处游荡，搜寻着死者，脱掉他们血染的制服，将布料卖给造纸匠。

这种行当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在公元1863年夏的美国，恰逢葛底斯堡战役结束，这场持续三天三夜的鏖战，共计有51000名士兵战死沙场。收买旧货者和其他“分不清国籍的拾荒者”（按照今天人们的说法）坐着一辆四轮货车，从30多千米之外的斯普林佛治穿越战场，就是为了收集碎布。其他人则在那些开始腐烂的尸体上找寻一些可以留下的纪念品，特别是枪支和刀剑。其中有3个人的车上装满了偷来的衣服，并卖到了科多勒斯湾 [1] 附近的雅各布·豪尔纸作坊。

豪尔去世已有8年，他在费城的后嗣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作坊。坊里安置了几台长网造纸机，一台机器每天能造出1500磅纸张，而纸的原料正是那些四处游荡的拾荒者捡来的废旧布。然而，后来美国内战一触即发，要获取布料就难上加难了，作坊急需补充材料以维持生计——直到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为他们运来了车载斗量的制服、绷带和吊索。

但也因为这些拾荒者抢夺死者的行为非常不敬，当地人已经对其恨之入骨，特别是收买废旧品的人。据说他们为了收集碎布卖钱，不远千里去挖掘那些入土不深的坟墓。因此军队甚至派了骑兵和步兵阻止盗墓者，在那3个拾荒者已经“满载而归”准备回到纸作坊时，被宾夕法尼亚州第21骑兵团逮个正着。作为惩罚，这3人被安排了最脏、最乱的战后工作——清理战场上5000匹战马的尸体。当中大部分尸体都被垒成一堆，直接烧掉。那股恶臭在方圆几千米外都能嗅到，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但这样一来，工坊再次陷入了缺乏碎布的境地。他们甚至买不到干净的碎布，因为干净的布料都要送到临近的军医院作包扎止血用。自此工坊无人问津，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而它那占地101英亩 [2] 的昂贵设备最终也被贱卖给了孤儿法庭。随后，当地一位21岁的年轻人菲利普·亨利·格拉特菲尔特以14000美元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并转变为自家公司 [3] 。今天，格拉特菲尔特公司依旧在原址继续造纸。

人们的阅读量相比以往有了提升，书籍的印刷量也相应地增加了不少，造纸工坊的生产速度也较往常提高了很多，这环环相扣的“公式”看似都有所改善，却缺失了一个部分：碎旧布料的供应并没有跟上步伐，这个问题甚至日益严重了。在工业革命如日中天时，碎布收集的行当并没有任何改变，小贩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街上徘徊，把收集到的东西拿到碎布商人处换取零星的报酬。美国的收破烂者挨家挨户地索要碎布，这种状况差不多到公元19世纪末才结束。从大革命时期起，美国人就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不储存一些废旧布料的话，就无纸可用了。还有“女士们，省省布吧”之类的广告词漫天飞舞，随处可见。

公元1807年在威斯康星州黑河地区创办的约翰·克拉克康帕尼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废旧布，甚至以诗作呼召：

亲爱的女士们，这并非无礼之邀，也非嘲言讽语的玩笑。我们无意伤害您，我们诚挚地向您拿布料，那些您吝啬的碎布，也温暖不了一个个沦落陋室的租客，却能让情感与智慧闪耀——可知，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也由它创造！

令人称奇的是，还有3个诗节与之类似。美国本土的废旧布数量根本满足不了数不胜数的纸作坊，迫于压力要从欧洲进口。这些运往纽约城的外来布料大部分来自意大利，其进口量在公元1845—1859年这14年间增加了3.5倍！在欧洲，因为自动化纺织厂的出现，布料的产量大幅上升，但这些不能直接被转化为造纸用的碎布。当时的羊毛开始代替了棉和亚麻，逐渐成了制衣的流行材料。公元1825年，美国进口的废旧布料总价值达79639美元，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22624美元，到公元1832年更高达707011美元。这些飞涨的数字既反映出进口碎布数量的上升，又意味着其价格的高涨。所谓物以稀为贵，在公元19世纪50年代，仅购买碎布的成本就已经占了整个造纸成本的一半。

同时，人们对纸的需求，尤其是对廉价纸的需求正不断猛增。随着报纸订阅人数的增加，在商业模式“齿轮”上运作的报纸行业也亟须更低廉、更快捷的生产方式。电报在公元19世纪40年代兴起，依靠这种手段，新闻信息能被更高效地传播，于是，出版人也希望报纸能赶上这种速度，特别是对于贸易和商品这两大市场的新闻来说，速度就是一切。公元1852年，《纽约论坛报》报社添置了数台六轴的印刷机，能在1小时内印刷15000张纸。这奇迹般的速度让世人叹为观止，很快就有其他报纸用十轴印刷机超越了它，印刷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5000张。更夸张的是，在公元19世纪60年代过后，这个产量再次被刷新，达到了原来的两倍，而且印刷机可以同时双面打印。交通路网的改进——尤其是铁路的发展，让印刷物流通的区域得到扩展。从种种迹象来看，只要报社能够获得足够的低价纸张的供应，这些变化似乎永无止境。

欧美的造纸匠要寻求一种既廉价又随处可得的材料来替代碎布。古时候的亚洲人曾找到了无数的替代品，如竹子、树皮等，不一而足，但在公元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连找一个替代品也很艰难。英国的第一份载有纸料替代品内容的“建议”夹杂在公元1716年出版的一本小手册里，其标题冗长难懂：《以英格兰人民的福祉为务，就公元1716年12月绅士协会出版待续的月刊撰文》。不过，其中的某些建议也并非完全不切实际，比如：在停靠于泰晤士河以及其他大江、大河的驳船上设立纸作坊，有些作家说已经在易北河和多瑙河建起了类似的工坊。该协会也建议放弃再用碎布和大麻产品（比如绳索）等材料造纸，原生大麻也可以作为替代材料。这与阿兹特克人用龙舌兰造纸有异曲同工之妙。协会同时也提出，建议工坊在自家地种植大麻，以实现自给自足。

然而事实上，现代纸的真正创始人是雷内·安托万·费尔肖·德·雷奥米尔 [4] 。他解决了碎布供应不足的难题——虽然他的想法用了一个世纪才得以付诸实践。雷奥米尔是一位生于公元17世纪末的法国通才，从几何学到鸟巢的成分无一不通、孜孜不倦，最终闻名于世，因此巴黎有一条主要街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发明了温标，以零度作为水冻结的临界温度。这也是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的摄氏温度计标准，可笑的是，美国没有采用这个标准。

雷奥米尔对昆虫十分痴迷。他对黄蜂进行过一番研究，并发现它们筑巢所用的材料不是别的，正是木纤维——这让蜂巢看上去与纸非常相像。黄蜂会发挥聪明才智，在风化的老旧谷仓里或围栏桩上收集小木块，建起一个防水的“家”，“屋顶”就像用一张张透而薄的纸重叠成的圆顶状。雷奥米尔惊奇地发现，这些大自然工程师造纸的技术竟然比人类还要高超！于是他在公元1719年把自己的研究向法国皇家学会申报，开头引述道：

美国的黄蜂能够造出和我们所造一样的优质纸。它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就从那里的常生树木里提取纤维，如此，黄蜂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除了碎布、亚麻，还可以用植物纤维造纸，而且它们似乎也在邀请我们用木头造纸，不管我们是否能造出更优质的纸。如果本国的木材与它们所用的透白的木材相似，那就请相信，我们肯定能造出最洁白无瑕的纸。若把木材进一步打磨制浆，这一层薄薄的糨糊肯定能制作出非常完美的纸。

报告中接下来的内容是关于研究黄蜂的重要性。因为碎布越发稀有、珍贵，他由衷地发出了一句警告：“耗纸量一天比一天高，而亚麻的产量却保持不变。”即使有言在先，但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任何人有兴趣响应这个“黄蜂的邀请”。

话虽如此，欧洲人确实已经开始寻找造纸的新材料了。公元1727年，矿物学家弗朗茨·恩斯特·布拉克曼出版了一本地质学著作，用的是石棉纸。这个想法实在不妥，还好没有沿用下去。公元18世纪，佛兰德的博物学家艾伯塔斯·塞巴想到了几个未来才出现的做法，他建议用树皮或海草作为材料（这两者在今天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还有人建议用不同种类的灌木和沼泽苔藓进行尝试。公元1771年，德国牧师兼博物学家雅各布·克里斯汀·谢弗 [5] 出版了一套关于替代性造纸原料的调查，全书共6卷，其中囊括了他自制的纸样。纸样配方中的主要成分为植物纤维，另添加20%的棉纤维。谢弗用了3种中国古代常用的材料：生麻、树皮和稻草，同时利用黄蜂蜂巢、藤蔓、苔藓、甘蓝茎、松果、石棉、蓟、草皮、玉米壳、土豆、老木瓦、芦苇，以及马栗、胡桃、郁金香和菩提树的树叶，分别制作过不同种类的纸品。他也对几种木材进行了试验。他在用土豆造纸之前，大部分欧洲人都对土豆一无所知，他总要先向人们解释土豆是什么。

自谢弗的调查问世后，人们渐渐明白，原来还有很多材料可以作为造纸的原料。在美国，甚至有人想以山葵一试。公元1800年，索尔兹伯里侯爵向乔治三世献上了一本“全稻草”制成的书籍。同年，英国造纸匠马提亚·库普发明了第一个不需要亚麻或碎棉布，而用木浆、稻草或者再生纸的造纸方法，出版了《从原始时代到纸的发明——用以叙事传思的物料史记》。相比内容，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黄皮书页——同样，完全是用稻草制成的。库普甚至把自己的米尔班克纸作坊叫作“草纸工厂”。根据库普的书记载，还有其他一些实验被采纳，比如第二版的附录是印在一张木制纸上的，纸历史学家达德·亨特说，这是英国书籍第一次采用漂白木制纸。库普还试验过再造纸。

公元19世纪中叶，英国人利用各种工坊废物生产出少量纸张。例如爱尔兰的作坊收集亚麻工坊的废旧麻料来造纸，棉作坊则选择把本来要弃置的废料卖给纸工坊。公元19世纪早期，兰开夏郡的纸作坊也迫于无奈，对棉麻作坊的材料十分依赖。用稻草制成的纸灰白无光，毫无美感，因此只能作为报纸的材料，别无他用。细茎针草（一种常年生长在西班牙和北非的植物）是英国人使用的另外一种替代品。即使附加上进口产生的费用，细茎针草的价格也比碎布便宜，到公元19世纪中叶，英国人开始大量使用细茎针草造纸。这种随处可得的植物已然成了英国的“特产”，再也没有其他国家能跟风学步了。

欧洲大陆早已转变了途径，把目光投向了木浆造纸，但细茎针草应该就是让英国比欧洲慢一步的原因。公元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木浆纸已经获得了专利，但这种想法并未在纸作坊得到应用。公元1840年，德国人F.G.克勒 [6] 通过碾磨木材，使之加工成木浆这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为其木制纸赢得了一次专利，欧洲大陆的木浆纸行业由此拉开序幕。公元1850年，克勒的发明得到了商业化的生产，被投放市场。随后，德国磨木浆的技术被引入北美，借着北美大陆林木茂盛的优势得以发展。

以木制纸，在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不会让人们感到很意外。在公元1765年的德国，人们在实验台上制出了木浆纸，但仅局限于几个怪圈子内，除了那一两个在伦敦申请的专利，这个想法并没有被传播开来——即使在造纸的机器取代手工制造之后，情况也未见好转。到公元1863年，美国第一张木制纸终于“出世”，但造纸匠已经久循旧例，面对这种天然的纤维纸，他们还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四处奔走，讨要老旧的肮脏衣物。

纤维素是造纸所需的原料，占木材成分的一半，确切含量根据树木种类不同略有差异。欧洲云杉的纤维素占比为50%，美国白云杉为56.48%，美国白杨为57.25%，而铁杉只有48.7%。纤维素在同一种树木的不同位置中所占的百分比差异最大可达4%。

像亚麻和大麻这样传统的纸源，其纤维素的比例都比木材要高，棉花的成分几乎都是纤维素，占比达到了90%！如果这些是公元19世纪中叶的造纸匠掌握的数据，那么造纸匠们就更有充分的理由对“以木制纸”的做法有所犹豫了。这个道理很明显，一点点棉就能造纸，而同等体量的纸却需要很多木材。当时的人们认为，用木头这种硬邦邦的东西来造纸就是违反直觉的行为。相反，即使草、亚麻、棉、大麻、碎布，以及其他软如纸的材料需要长时间的浸泡、发酵和摏打，才能让人提取出用作造纸的纤维，但它们却被认为是更“合乎常规”的。

在公元1838年之前，根本无人知晓纤维素为何物，直到法国化学家安塞姆·佩恩的发现刷新了世人的认知。纤维素是一种由葡萄糖构成的碳水化合物，化学家称其为“直链聚合物”，即当淀粉质要做绕圈运动或扩散运动时，纤维素就会变成附带一层不溶于水的外壁的僵直棒状物。

公元1857年，美国第一次木浆造纸的商业化尝试始于一家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普拉特纳史密斯。但该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因为所需成本太高，而产出的纸质却不尽如人意。直至公元1867年，木浆终于在马萨诸塞州的柯蒂斯维尔有了市场，制作人是一对德国兄弟，阿尔布里奇和鲁道夫·帕根斯特赫尔，他们带来了两台德国产的凯勒–弗尔特磨木机进行生产，并把制作好的木浆卖给史密斯纸业公司，公司便将其投入制作当时升值最快的产品中去——新闻用纸。17年后，即公元1884年，多亏了一个德国人，才让“变木为纸”的工艺发展迅速，成效显著，这个人就是马斯布尔 [7] 的彼得·延森。延森制作出木片削切机，那是一种把木块快速切割成片的机器，而且每一片的尺寸十分精确，长度不会超过2.5厘米，厚度保持在0.3~0.5厘米。

公元19世纪60年代，美国化学家本杰明·丘·蒂尔曼 [8] 把木头放入盛有二氧化硫和水的长形柱状容器中来回转动，直至煮烂成浆，他将这个容器叫作蒸煮器——时至今日，人们仍有所耳闻。一开始倒出来的木浆只是黑乎乎的一团，看不出有漂白的效果，所以蒂尔曼添加了一种基底材料——石灰，用于中和酸性物质。这台蒸煮器长约15米，宽却不足1米，十足是一条长长的管子。公元1867年，蒂尔曼在伦敦——这个当时专门授权工业专利的城市获得了蒸煮器的专利，其中还包括了环境措施的专利，比如进一步说明怎么利用水吸收蒸煮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烟气，以及如何将水–二氧化硫溶液转化为化肥。然而，造纸业的兴趣点主要还是在于其专利的前半部分。

蒂尔曼的“亚硫酸”制浆法最终成了北美纸品生产技法的中流砥柱。公元1920年，林地广袤的美加两国用他的方法，使得亚硫酸纸浆的年产量达到了200多万吨！亚硫酸法所释放出的气体非常难闻，但所幸大部分纸作坊已不再设立在人口密集的废旧布收集区附近，而是定位在就近林区的偏僻山村中。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工坊已不再用水力作为造纸的能源，但人们仍会在靠近水源处设坊立户，因为要将木纤维运送和分散到筛网上，对水的需求量巨大，现代的造纸厂也会选址在水源附近。另外，纸浆溶液的比例一定要保持不变，分别为木纤维2%~4%，以及水96%~98%，让木浆有点儿像一潭浊水。

对于欧洲人而言，木浆似乎也能给他们寻求造纸替代品的苦思冥想提供答案，然而，欧洲的林地面积远比北美的少得多，所以欧洲迫不得已要进口木浆。公元19世纪末，英国每年进口的木浆达50万吨，到公元20世纪50年代，其数量已经高涨到之前的四倍！纸的需求和产量已经大致平衡了，这样要生产纸品就更加容易了。在公元1870—1880年这10年间，英国的纸产量翻了一番；公元19世纪的最后40年里，每年都会有两家纸作坊拔地而起，在这里安营扎寨。作坊遍地开花，但由此带来的价格战让各个纸作坊都难以承受，甚至让部分同行陷入生存困境。不过，这对于报纸业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它们把价格一再压低，价廉量多地把报纸卖出去，生意变得非常红火。比如公元1869年，伦敦《泰晤士报》纸张单价从4便士降到了3便士。

美国行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公元1820年，美国本土的纸作坊共有169家，到公元18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69家。在公元19世纪70年代，制造廉价纸品已经成了一种潮流。试想，一条纸做的裙子进入市场，即使它缺点多多，但仅售15美分，也足以风靡；一种用纸浆制作的棺材也能得到专利；男式衬衫纸领在波士顿是一个年产值超过7500万美元的产业。纽约特洛伊城的一家公司甚至着手用涂漆纸造船，各种与纸相关的行业应有尽有。公元1874年，纳撒尼尔主教乘坐着一艘仅有58磅的纸制独木舟从魁北克 [9] 出发，用了8个月，行驶4023千米，最终抵达了墨西哥湾。

马提亚·库普著作的第二版推出时，背面印有附录的木制纸色泽变得洁白了，但它过一段时间后也会慢慢变成褐色。公元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早期所印的大部分书籍都是这样的。“罪魁祸首”就是木质素——一种联结纤维素的物质。只要有纤维素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木质素。大麻所含的木质素比例为4%，但树木所含的木质素成分可以高达30%，让其变得足够坚固，也就是这种物质让木材成为唯一一种建筑用的植物纤维。

新闻纸业对于发黄变褐的纸张也表示接受，但报业主要还是担心（虽然其预测不会一直那么准确）报纸卖得太便宜，人们看完就会扔掉。这种假设对于其他种类的用它纸来说也同样正确，包括以往被称作“数学题纸”的廉价纸张，小学生一般会用它来做数学草稿。然而，书籍、信纸和正式文件的规格非常严谨，在一两年之内不允许有任何变色现象。

公元1879年，卡尔·F.达尔在当时还是普鲁士属地的但泽 [10] 地区发明了“牛皮纸”，德语中牛皮纸为“kraft”，意为“强大”，而达尔的造纸工序目的就是让纸的质地变得坚韧。用氢氧化钠和硫化钠（造纸业有时会称之为“白液”）浸泡木片，这一步是为了拆解木质素与纤维素之间的连接，随后就可以冲走所有的木质素。公元1895年，临近葛底斯堡战场的格拉特菲尔特纸作坊引入了牛皮纸工艺，从那时开始，工坊则完全抛弃了以碎布制纸的工艺，而以木材取代。在欧美两地，牛皮纸加工法得到部分工匠的支持，但到公元20世纪40年代才完全取代亚硫酸盐法，成为“新宠”。

一本保存了150年的木制纸的书籍，远不及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用碎布造纸制成的500年的“老书”那样历久弥新。即便是今天，用作高级文具、画纸或者纸币的最上乘纸品也都是用亚麻或棉花，而非木头制成的。像马萨诸塞州道尔顿的克兰工坊就一直坚持使用亚麻和棉花等材料造纸，并没有使用木材。这一类的作坊之所以能如此有底气，是因为它们的主营产业是生产用以印制美元和其他货币的高质量纸。

造纸匠在开始接触木材时，会用酸性水浸泡纸浆，理论上，酸能够解析出纸浆中的纤维，这不无道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问题是，如果用酸浸泡纸张过久，就会不断地对其进行分解，那么到最后，一本几百年的古籍就这样被分崩离析了。直到公元1970年，无酸纸 [11] 的理念被广泛传开，状况才有所改变。虽然这又是一种属碱性的、反直觉的发明，但其分解纤维的效果与酸并无二致。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在实行一项措施，它们用某种气体和碱性溶液对公元1840—1970年出版的书籍进行脱酸处理，以免酸化对古籍造成损害。

在这130年间曾生产了大批书籍，其书页都是法国原装的长网造纸机制造的。这台“巨无霸”机器占地太大，不得不放置在像飞机库一样宽阔的楼房里。公元1867年，一台美国制造的长网造纸机每分钟可以制作出足有30米长的纸卷。到公元1872年，这个速度刷新到每分钟制作53米的纸。公元1880年，造纸公司格拉特费尔特安装了一台长网造纸机，每分钟可以生产61米的纸。到公元19世纪末，一卷由长网造纸机制作而成的完整长纸，其宽度可达4米。

截至公元1873年，美利坚这片木林广袤、工业发达的国土已经超越欧洲，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纸品制造国。德国和英国则位居其后。

[1] 科多勒斯湾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克郡，是萨斯奎哈纳的附属地区。——译者注

[2] 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编者注

[3] 菲利普·亨利·格拉特菲尔特公司，创立于公元1864年，是全球特种纸品一流生产商。——译者注

[4] 雷内·安托万·费尔肖·德·雷奥米尔（1683—1757），法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对昆虫颇有研究。——译者注

[5] 雅各布·克里斯汀·谢弗（1718—1790），德国植物学家、真菌学家、昆虫学家、鸟类学家、发明家。——译者注

[6] 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克勒（1816—1895），德国机械师、发明家，开创了以木浆造纸的方法。——译者注

[7] 马斯布尔是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弗伦斯堡中的一个区。——译者注

[8] 本杰明·丘·蒂尔曼（1821—1901），美国发明家，当过兵，最著名的发明为“喷砂打磨法”。——译者注

[9] 魁北克是魁北克省省会，加拿大东部重要城市和港口。——译者注

[10] 格但斯克，德国称但泽，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于公元1793年归入普鲁士王国。——译者注

[11] 无酸纸，即不含活性酸的纸。由植物纤维纸浆采取特殊处理（消除其中存在的有机酸）后，在造纸机上抄造而成。用于包装某些物品或在制造某些设备中使用，保护与纸接触的材料不受酸的侵蚀。——译者注

第16章 成竹在胸

手动印刷产品的优势终究不在于手，而在于脑，思维引导着制作的每一步。即便用尽千种方法，也要尽力揣摩、迁就这张不听话的手工纸，因为已经不可能在印刷时另辟蹊径了。

——克拉克·康威尔，《埃尔斯顿出版社目录》

纸的发展，以及造纸和印刷产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不禁让那些认为新技术只会让文化和社会退步的人产生强烈的抵触感。公元19世纪末的英国兴起了一次“工艺美术运动”，发起人皆是工艺界人士，有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画家沃尔特·克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工厂的工人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一心想回到工作台前，回到那个狄德罗曾描述的、工匠以其手艺为傲的理想时代。同时，他们还想把艺术带入工薪阶层的生活。然而，这个宏大的目标本身就存在矛盾：旧式技艺制作而成的作品都是工人阶级负担不起、无法欣赏的。

威廉·莫里斯以中世纪这个几乎不存在大众艺术时代的设计为基准，试图将艺术大众化。他建立了凯姆斯科特印刷所，用旧式排版技术，也可以制作出令人惊艳的书籍。他的凸模切割工爱德华·普林斯是个技术非常高超的人物。莫里斯单独给一本书设计了两页对开页，于公元1823年用一台手动印刷机制作而成。公元1896年所印的乔叟作品则是所有手工印制品中最为精美的。这些书的体积非常小，价格却不菲，如果任何一个工厂工人的家里摆着一本这样的书，一定会令人生疑。然而，凯姆斯科特印刷所的影响力极大，甚至标志着高品质书籍的小型私人印刷店运动的开端。总会有那么一个规模小但能量十足的市场能够供应高价、限量版的书籍，而今天仍然活跃着一批用手工压机制作精美书籍的小型印刷社，有时甚至会用上手工纸。

公元20世纪初，法国最主要的私营印刷社由昂布鲁瓦·沃拉尔 [1] 经营，他用手动印刷机印制的书配有丰富的插图，分别经皮埃尔·波纳尔 [2] 、劳尔·杜飞 [3] 、巴勃罗·毕加索，以及乔治·鲁奥 [4] 之手绘制。沃拉尔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一些书甚至要花几年才能制成。

工艺美术运动在美国也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始发地为波士顿和哈佛。哈佛大学美术教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创立了波士顿工艺美术学会，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举办了数场关于排印的讲座。随后，几家小型印刷社在此落地生根。

缅因州波特兰的托马斯·伯德·莫舍是一位美国船长的儿子，他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工艺美术运动的一员。自公元1891年至1923年，他印制的书体积小巧、价格低廉，但胜在由手工制成，非常宝贵。书中的字体从迪金森在波士顿的铸造厂或者威廉·卡斯隆 [5] 在英格兰的铸造厂获取，与《独立宣言》中所用的英国字体同出一源。莫舍所用的纸料通常是荷兰手工纸，偶尔也会用日本纸。在纽约新罗谢尔的埃尔斯顿印刷社也用旧式的卡斯隆字体在手工纸上进行手动印刷。出版人克拉克·康威尔的妻子海伦·M.奥凯恩充当丈夫书籍的插图师，康威尔认为，印刷手工书籍的优势，与其说在于所用材料，不如说在于调控每一个步骤的方式。

凯姆斯科特印刷所也对英国、美国，甚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商业出版人产生了影响。但在工业化的局限下，出版人都想努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有时他们甚至会模仿手工纸的做法——比如用机器仿制“毛边”纸。

到公元19世纪中叶，报纸和杂志都想把摄影加入出版物。其中，由摄影师记录的战争有两场：克里米亚战争 [6] 和美国内战。如果人们能够以摄影图片的形式看清真实的战争是什么样子，那么他们便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认为战争是浪漫的事情了。事实上，因为拍照时只能拍摄在很长时间内保持静止的对象，快门也必须长时间保持开放状态，所以那个时代的战争照片尤其灰暗。即使一次偶然的晃动都会让拍摄对象的双眼像幽灵一样变得暗淡而空洞，也只有死掉的士兵才可以保持不动，让拍摄顺利进行，所以摄影师只好给这些士兵的尸体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而他们躺着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丧命的战场。

当然，报纸和杂志也需要其他图片为其增色添彩——特别是已经流行一时的插图杂志。于是，这或多或少让托马斯·毕维克式的木刻技术重出江湖。弗兰克·莱斯利 [7] 于公元1852年创立的《插图报》就是其中一份首创的以摄影为主的报纸，大可称之为“摄影报道”，即便他非常清楚摄影的劣势所在，但主要还是依靠木刻支撑其整体插图。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在公元1857年创立了《哈珀周刊》。四兄弟——詹姆斯、约翰、韦斯利和弗莱彻——在7年后，即公元1864年，创立了月刊，接连出版诸如查尔斯·狄更斯和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等英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大获成功，后来再次经营《哈珀周刊》。其主要竞争者《大西洋月刊》 [8] 想与哈珀他们区分开，于是不断地出版废权主义作家的文章，但《哈珀周刊》的目标是成为吸纳北部和南部读者的国家级杂志，所以尽量避免类似奴隶制这种敏感话题。废权主义者对此嗤之以鼻，称其为“哈珀弱刊”。这般挑衅让《哈珀周刊》以牙还牙，随即发布了一期插图精美的战争报道。他们有一位插图师就是公元19世纪著名的卡通画家托马斯·纳斯特 [9] ，他制作的边境诸州战场境况的木刻图栩栩如生，让人惊叹。同时，纳斯特也被公认是共和党“象党”标志和圣诞老人形象的创造者，至今还在美国，甚至全球圣诞节的元素中占据主导地位。

哈珀的出版社里也有木雕师，今天美国的《木刻师》中的插图就是即时制作的木雕。该杂志雇用了美国一流的画家温斯洛·荷马 [10] 来描绘战时的战场和营地，后来让他提供家乡新英格兰的图片作为素材。

温斯洛·荷马手作木雕画《跷跷板》。创作于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公元1874年9月12日刊登于《哈珀周刊》

插图杂志和讽刺漫画在当时的欧洲也极其风靡。公元1841年，一位和托马斯·毕维克共事的木刻师傅埃比尼泽·兰德尔斯创立了《笨拙》 [11] 。这是一本有大量讽刺性插图的杂志，其灵感源于法国的激进杂志《喧嚣》。《喧嚣》中的插图都是公元19世纪法国画家奥诺尔·杜米埃的手笔，他最出名的就是画讽刺漫画，而且一画就是一辈子。当平版印刷初露头角时，他正值年轻气盛，也是其中一位掌握新印刷技法的人。他一生中共制作过4000幅平版印刷品，1000幅木刻作品，以及1000幅素描。他也留有500幅油画和100件雕塑作品。可惜，杜米埃大部分精美的油画和雕塑作品都不受艺术界重视，直到公元1879年年近七旬的他去世后才名声大噪。

《笨拙》也会把著名作家作为绘画的对象，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也被囊括其中。他们主要的政治漫画家约翰·坦尼尔 [12] 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最初的插图画家，也是为这本杂志画了2000幅卡通图的得力帮手。在他以后，欧内斯特·谢巴德 [13] 也成了一位名插图师，其中家喻户晓的佳作就是A.A.米尔恩 [14] 的《小熊维尼》。

一些英国的杂志通过不断的连载提高了作者的曝光率，自身的知名度也随之上升。公元1837年，理查德·本特利 [15] 创办《本特利氏杂志》，并将查尔斯·狄更斯大获成功的长篇小说《雾都孤儿》一举推出，这部大作的插图师由乔治·克鲁克香克 [16] 担任。克鲁克香克来自一个插图师世家，就像杜米埃一样，他也凭借嘲讽漫画而声名鹊起。在《雾都孤儿》连载期间，他甚至与狄更斯成了密友，然而到后来，他竟然大胆地声称自己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这段友谊就此结束。

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商业理念。现在在美国生产扑克牌要简单得多，而扑克牌本身也吸纳了一些新的元素。公元19世纪80年代，人们分别在两地生产了两副印有72位著名棒球运动员形象的卡牌，一副在波士顿，另一副在纽约——这也是棒球扑克的首次问世。

出自平版印刷丛书《租客与房东》，公元1854年，作者奥诺尔·杜米埃。标题写着“你看，这就是唯一出租的房子了。看看你要不要把东西放那儿。我要提醒你，上一个租客因为打扫不勤被轰出去了”

公元19世纪中叶，随着键盘的引入，排字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和艺术博览会——这个被称为史上第一届的世博会可谓万人空巷，键盘以一种全新的书写机器的身份出现，从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主要针对普通民众，而非出版社。至于第一台打字机，人们将其制作出来后并没有投入商业化生产，直到公元1873年武器制造商雷明顿抓住商机，才将其投放市场。马克·吐温也使用雷明顿打字机，据传他是第一位使用打字机写稿的作家，虽然这个“第一”的证据并不确切。随后便出现了无数的打字机模型，有些把字母排成曲线，有些可以平面印刷，还有的可以滚筒式印刷。人们发现，安装好每个字母的按键和活字杆后，如果常用的字母互相毗邻，打字太快就会出现黏滞现象，敲击一个键时，就会来不及回缩以便再敲下一个。因此，后来的键盘结构外形发生了改变，为了避免发生黏滞，便按照英语字母的用法来排列键位。这就是字母a会在q之下而在z之上，而c又被x和v夹在中间的原因。尽管欧美语言互有不同，欧洲人却只对美式打字机的键位做了几次改动，总体上还是适应了这样的设定。

公元1886年，整行铸排机问世，人们也将键盘用于其上。整行铸排机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排成一行的“字模”，可以在键盘和铸模上排布，这样要比一个个地摆字高效多了。进入公元20世纪70年代后，整行铸排机被运用于报纸的制作。

整行铸排机的出现也兴起了一种新的职业——打字员秘书。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心灵手巧，她们在制衣业工作时就已经展现出了这种能力，所以很快地，秘书——这个早期由男性负责的岗位——就换上了女性的角色。

威廉·尼克尔森为公元1898年《字母表》而制作的平版印刷《木刻师》。这套丛书最初是木刻制作，后来木刻平版印刷取而代之，这样产量能大大提升

公元1868年，法国印刷机制造商希波吕忒·马里诺尼发明了可以包绕印刷滚筒的柔韧镀锌平版，后经持续改进，演变成了现在的胶版印刷 [17] ，并在公元1904年首次投入使用。

胶版印刷的出现，让人们更容易印刷正文和插图，组合为图文并茂的一页，就像公元15世纪制作雕版印刷书籍一样。这种新技术也促进了漫画的出版。

法国人认为，德国画家鲁道夫·托普弗在公元19世纪20年代创造了《漫画》，当中言语寥寥，却通过大量精彩的插图讲述故事。著名的法国插图作家古斯塔夫·多雷也是用这种少文多图的方式讲故事的。公元1847年，年仅15岁的多雷便画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力神的十二试炼》。到公元19世纪90年代，漫画绘本在法国已经成为非常喜闻乐见的事物了。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周日报纸也开始加入漫画的元素。比如，《黄孩子》就用了一个身穿亮黄色衣服的流浪儿作为封面，他在公元19世纪末的美国可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

即便在这个节奏加快的工业世界，美术也没有随之消亡，反而蒸蒸日上。古老的艺术正在重现。公元19世纪末恰恰是版画发展的黄金时代。

公元19世纪60年代，阿尔弗雷德·卡达尔 [18] 创办了蚀刻版画家协会，借此重新恢复版画的艺术地位。不久之后，大画家们就都着手制作蚀刻画了。卡达尔也用相同的方法在平版印刷上进行尝试，在技术上已经超越了爱德华·马奈、亨利·方丹–拉图尔 [19] 、菲利克斯·布拉克蒙德 [20] 、阿方斯·勒格罗 [21] ，以及泰奥杜尔–阿曼德·里博 [22] ——这5位法国当时的优秀艺术家。可惜这些平版印刷作品都无法得到出版，而且公众对于平版印刷的热情和对于美术一样低。平版印刷已经融于书籍插图、广告和其他商业文案中。

然而10年后，有些画家确实凭借平版印刷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公元19世纪70年代，法国画家让–巴普蒂斯特–卡米尔·柯罗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创作了几幅趣味十足的平版印刷。而莫奈为艾伦·坡的诗作《乌鸦》所制的平版印刷实在是一个商业败笔——却给众多画家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埃德加·德加 [23] 和奥迪隆·雷东 [24] 也用平版印刷进行过创作。但那个复兴平版印刷术以及木刻技术这种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消亡了的艺术形式的人，就是画家保罗·高更。生于秘鲁豪门的高更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纨绔的印加人”，反而一直在法国过着身无分文的生活。他是一个性情叛逆、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真正适应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然而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画家们想在他的作品里学到一招半式，却一无所获。只有部分印象派画家能有所领悟，比如卡米耶·毕沙罗 [25] 和保罗·塞尚 [26] ，但高更却并不属于印象派。

高更所画的，并非目之所见，而是所见之所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野兽主义 [27] 三个画派的发展都得益于高更，因此它们都亏欠高更一个人情。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绘于纸上的作品又如此之多，使得纸张在现代艺术运动中重新变得举足轻重。同时，因为他重新制作了木刻，也让木刻进入了现代艺术的阵营。

高更在创作出第一幅纸制版画的时候已经年过不惑，那幅画是特地为公元1889年世博会兼庆祝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而制作的11幅锌版画之一。这场盛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其中一个组织者甚至说：“法国的艺术品在这场博览会上是‘最大的赢家’。”锌版画是一种在希波吕忒式锌板上完成的蜡笔画，而不是在石头上刻成的。在印刷匠看来，锌板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弯曲并被嵌进印刷机里；但对于画家而言，如果可以用锌板制作精美的画作，就更加有趣了，但要印刷锌板画则不太容易。然而，困难也意味着巨大的可能性，正是这种信念，让高更的11幅锌版画至今仍代表着平版印刷的最高水平。

高更从一开始在纸上作画时就明白，纸的本身就是作品。当时的很多画家都会在有色纸上作画和制作版画——往往会用到淡蓝色或蓝绿色，因为这两种颜色相对柔和、朴素。至于锌版画，高更则会用淡黄色的布纹纸制作。珍藏着一套锌版画的克利夫兰博物馆，曾委托伦敦的纸历史学家彼得·鲍尔对版画的纸进行分析和鉴别。鲍尔发现其纸料是棉花和亚麻布的机制纸，里面还添加了少量用苏打水处理过的软木浆——公元19世纪末的一流机制纸都会采用这种非常传统的配方。然而，鲍尔却找不到当时会制作亮黄色纸的法国、德国、荷兰或者英国的造纸工的资料，使他怀疑这种纸是由一家小型工坊受委托制成的。这种亮黄色的原料是一种叫作铬黄的化学颜料，由铬混入纸浆制成。铬黄是公元19世纪包括高更在内的画家常用的一种颜料。高更个人偏爱黄色，他的朋友文森特·凡·高也一样，高更从阿尔勒 [28] 看望凡·高回来之后便开始创作锌版画。这两位画家认为黄色就是现代主义的象征。

在高更的时代，人们开始生产模仿手工纸的机制美术纸。法国机制美术纸的佼佼者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阿诗公司，它的机制纸由棉花制成，偶尔加入亚麻纤维或者细茎针草，有时还会产生有瑕疵的毛边。阿诗公司于公元1492年开始在孚日省 [29] 造纸，从手工纸无缝转换到机制的“手工”纸，备受广大画家——从阿尔布雷特·丢勒到亨利·马蒂斯——的喜爱。

画家们如果要进行木刻，大体上就必须把所有图像都反过来，因为印在纸上的图案与印版上的是一对镜像。但高更却比较特别，他最后的成品版画和印版都是同一个方向的，他甚至把名字“P.Gauguin”按照正向刻写。能运用这种技巧在于他用的是轻薄如纱的手工日本纸，但也因为它是用长纤维组成的，所以其强度能够抵受住将墨转移到纸上所需的猛烈摩擦。高更创作版画的力度甚至渗透到这张薄纸的背面，墨迹稍稍散开，给人以柔和的感觉。

在日本，木刻从来不会过时，而高更甚至是日本技艺的一个“铁粉”。公元17世纪70年代，菱川师宣 [30] 普及了一种木刻绘画类型“浮世绘”。他的木刻线条清晰而柔美，人物布局生动形象，画面似乎总是处于动态中，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故事。但是菱川的名气也来自浮世绘独特的主题——摆着暧昧身姿的美人。

菱川偶尔也对其版画进行手工着色，但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黑白的，而且他在公元1694年逝世之后，其木刻风格仍然不曾过时。公元18世纪的画家奥村政信 [31] 也尝试以浮世绘形式对版画上色，他用几个印版绘上不同的颜色。在高更出生之前，葛饰北斋 [32] 的名气已经如雷贯耳，他的山水版画惟妙惟肖，让浮世绘在公元19世纪如日中天。他在公元1831年创作的系列版画《富士山三十六景》可谓享誉世界的浮世绘，当中的“神奈川冲浪里”更是日本绘画界的翘楚。

对日本画艺大加赞赏的高更主要是受了浮世绘的熏陶。他在勒普尔迪（布列塔尼一端的一个小港口）设立了工作室，收藏的大部分版画都是公元18世纪浮世绘大师喜多川歌磨 [33] 的佳作，喜多川非常擅长绘制美人版画。高更把这些浮世绘带到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研习，之后创作出“塔希提岛”系列名画，当中大部分都贯彻着喜多川画作中女性的特质。人们在偏僻的玛贵斯岛上的法国–波利尼西亚阿图奥纳市那间高更去世的小屋里，发现墙的四壁都挂着日本版画，共有45幅。他生前共创作了80幅不同的纸质版画，并将此看作一个低成本的扬名之路，希望人们会买他的画。但也因为这种纸质作品的独创性，激起了一波纸质画作的热潮，从公元20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21世纪。

公元20世纪初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都是一群反社会主义者，他们拒绝用任何色彩或形式来表现自然写实主义。如此一来，就像表现主义运动者十分尊崇丢勒和高更一样，他们必然会选择木刻作为主要的绘画方式。木刻的用色深沉，留白之处生动，纯黑之处奔放。虽然爱德华·蒙克（公元1863年生于挪威奥斯陆）是德国表现主义的早期人物，他身在巴黎时却深受高更的影响，在公元1894年迁到柏林这个后起新兴表现主义运动的中心。蒙克在平版印刷、木刻、网线铜版和蚀刻方面都很有造诣，并发明了一种印墨技术，可以在同一块印版的不同区域用上不同的颜色。

另一位主要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是埃米尔·诺尔德 [34] ，他生于德国的一个农家，年少时做过家具雕刻师，直到公元1906年，他将近40岁时才开始制作木版画。他的作品标榜的是浑然天成的朴素之美，而且他每次雕刻都非常快速，所以会留下不少千奇百怪的曲线，给整体造成一种色差效果——因此，每两幅作品之间都不尽相同。他认为一次偶尔的失手，就可能导致油墨发生细微的转移，或者让刻线沾上污渍。

经历“一战”的兵荒马乱以后，德国表现主义版画的主题已然变得深沉，色彩也随之变得灰暗。凯绥·珂勒惠支 [35] 是一位柏林医生之妻，她的儿子在“一战”中不幸阵亡，因此她在这个时期创作的版画都是关于寡妇的病态主题，另一个主题则是描绘上吊自杀的老人，不禁令人心寒。如果珂勒惠支的大部分作品在公元1943年“二战”的柏林大轰炸中没有被毁掉的话，今天的我们也许会更深入地了解这位经历跌宕的女画家。

《老人与绞索》，公元1923年，作者凯绥·柯勒惠支

到公元20世纪，纸质画已经大行其道，成为画家们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巴勃罗·毕加索的一生漫长而精彩，他孜孜不倦地创作了2400幅版画。他于公元1973年逝世后，收拾遗物的人员在他的画室里发现了堆积如山的不明图版和校样。毕加索于公元1904—1905年创作出了首套系列版画《卖艺人家》以描绘杂技演员的生活。他把图版寄到一个印刷商那里，本想赚一些钱，可惜销路并不好。然而，以此为动力，他对创作纸质画更加一丝不苟，终于在公元1907年稍有获利，为画室添置了一台小型印刷机。

和丢勒一样，毕加索也意识到，原来纸可以推广到普罗大众中去，也可以在政治事务上发挥用途，例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其共和国募集资金。公元1937年，毕加索专门为巴黎世博会创作了著名的《格尔尼卡》 [36] ，并以两幅版画及一首题为《弗朗哥的梦想与谎言》的自创诗为一组，共出售了850组作品。

经销商丹尼尔·亨利·卡思维勒 [37] 自己开办了一家印刷所，目的就是要制作由主流画家而非插图师创作插图的书籍，最初经他多番周折，毕加索才得以为大批书籍配上插图。著名蚀刻画家、石版画家胡安·米罗也同样为书籍创作过插图，这也是现代画家一贯的谋生方式。

毕加索一生跌宕起伏，历经风霜，但始终没有减少对纸的关注。公元20世纪30年代的毕加索在雕塑方面表现出满腔的热情，更以雕刻为主题一连绘制了40幅蚀刻画。他一度投身于石版画。到公元20世纪50年代，他成了首次将麻胶版画 [38] 进行推广普及的画家之一，麻胶质地类似木头，但会更加柔软，更易吸收油墨。他第一次使用麻胶版画是用来制作海报，后来用以创作严肃一些的作品。

公元20世纪的纸相比数百年前的纸，虽然已经没有多少瑕疵，却也没有多少变化。以往每家工坊都会生产形式各异的纸张，甚至偶然落下的小水滴在纸上形成的半透明状圆形痕迹，也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纸纹。但公元20世纪可是有一群“求纸若渴”的画家，而且他们有选择的余地，很多人都会使用像阿诗公司生产的高品质机制画纸，或者其他手工纸。尽管这样，画家也可以在直纹纸和布纹纸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 [39] 对立体主义进行研究时，用的就是直纹纸，其线条表现出来的几何感十分明晰。与他们不同，费尔南德·莱热 [40] 则喜欢用香草色的布纹纸。

公元20世纪初，木刻版画作为书籍插图突然再次流行起来，以致“无字书”风行大街小巷。这些成书的故事完全由木刻的方式呈现，人们称其为图像小说的开端。但不管是无字书还是图像小说，皆衍生于公元15世纪的雕版书。另外，漫画也是无字彩图书的灵感来源。此外，无声电影在当时也成了潮流之物。

当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 [41] 被问到什么电影最让他动容时，他的回应是《激情之旅》。但《激情之旅》（德文译为《我的时间之书》）其实并非一部电影，而是用比利时画家弗朗士·麦绥莱勒所创作的167幅木版画组成的无字小说。它于公元1919年在德国出版，讲述了一个男人出发去往另一座城市了解何为生命的故事。

木刻画《激情之旅》，公元1919年，作者弗朗士·麦绥莱勒

麦绥莱勒是公元20世纪为数不多的几位以木刻版画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家之一。除了版画，他还用木版画创作了50余部无字小说，销量甚至达到了几千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麦绥莱勒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出版人库尔特·沃尔夫，他看到了这些小说的潜力，并非作为艺术市场书籍，而是作为供应给那些不太会读书的工人阶级的廉价书籍而表现出来的潜力，也就是说，他要开拓的是一个漫画市场。沃尔夫还找来了几位杰出的作家为小说叙写前言，比如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 [42] 。

美国画家林德·沃德在德国学习木雕时有幸遇见了麦绥莱勒。沃德“刀”下的一幅幅线条细致的版画都是木雕，而非木刻。他的首部无字小说《上帝之民》在公元1929年出版，售出了20000册，至今仍在印售！它叙说的是一位只身来到大城市的画家，与一个戴面具的神秘男子签了一份合约，却因为一次大规模“洗钱”活动被迫逃到农村，过上宁静的生活。

作家们往往用木版画绘制无字小说，但偶尔也会用木雕版画（比如林德·沃德的小说）、麻胶版画，或者其他材料进行尝试。德国画家奥托·努克尔起初非常热衷于木刻，但在“一战”期间难以找到合适的木料，因此发明了铅刻技术。相比麦绥莱勒和沃德的小说，同类型的无字小说都无法达到这样的名气和普及度。

做工精良的手工纸并不是仅被用于艺术方面。多年以后，日本利用长纤维制造轻薄且极其坚韧的纸，并很快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把这种纸用在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

公元20世纪40年代，空军仍然是个新军种。拥有空军的各国都认为空袭是能瓦解敌人意志的制胜妙招，但在实际中这种情况没有得以实现。公元1942年，美国派遣陆军航空兵团的中校詹姆斯·杜利特尔率领16架B–25轰炸机反击日本，战役导致军队和平民共计50人死亡，400余人受伤。然而，这次空袭非但没有击溃日本人的意志，反而让他们千方百计进行复仇，其中最出人意料的行动就是用携带炸弹的纸气球，不远万里横跨太平洋轰炸美国本土。他们清楚，仅凭这些气球造成的损伤非常有限，但也推测这次奇袭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人的士气。

日本人用了两年时间研发、测试他们的新武器，其设计是源于公元18世纪的气球模型。就在公元1848年意大利独立战争中，一位奥地利军官想到用薄的纸气球投放炸弹。他计算了一下，一个气球大概可以载着重30磅的炸弹在空中停留半小时，一旦着陆，定时引信就会引爆炸弹。在围攻威尼斯一役中，这些气球炸弹便被派上了用场，虽然军队希望它们能在圣马可广场上着陆并爆炸，但并没有实现。万一风向转变，也会让一部分气球飞回原点，这不禁让这群决意要“反击”的日本人对这种新武器心灰意冷，并勒令停止研发，直到公元1933年，日本副官礼吉多田受指派到一个实验室里开发另一种新武器。

在他的指挥下，日本军方研发了多种不同的武器：有可以用少量电流近距离杀死士兵的“死亡射线”，还有一种装载火箭推进器的无人攻城坦克。然而，日本军队还是最爱用直径为13英尺的纸气球带着一枚定时炸弹进行远距离攻击。

日军估计，每个气球平均要花60小时跨越太平洋，才能抵达远在6200英里外的美国本土。最快要30小时，而最慢要100小时，也就是4天零4小时。在公元1943—1944年冬，日本共发射了200个纸气球以测试气流，结果发现强烈的阳光和高温会导致气球里的瓦斯扩散，之后就会爆炸，反之，夜晚和低温则会使其皱缩。因此，日方在气球中安置了一个气阀来自动控制需要的瓦斯量，以使气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度。

除此之外，日军也试验过绢做的气球，但最后发现还是纸的质量比较轻，而且能携带更重的炸弹飘得更远。他们还发现最优质的纸张的原料是一种叫作三桠皮的加工桑树皮纤维，是手工纸匠常用的材料。

他们会在气球下面绑上沙袋，并装有自动释放机关以控制下降高度，也会计算好释放的数量，保证有足够的沙袋将其“送”至太平洋对岸，而当所有沙袋都释放完毕时，便会释放一个重达15千克的反步兵炸弹，以及两个5千克的燃烧弹开始进行轰炸。

公元1944年，美国西海岸的居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一对父子出海钓鱼时，看见了一个既像降落伞又像气球的物体无声无息地飘过，着陆之后便是一阵轰炸，最后上升了一下。他们到现场一查究竟，却只找到了遍地的碎纸。其他人则说目睹了无法解释的爆炸，人和物都毫发无伤。同年的11月4日，人们看到一个气球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西南部约66英里开外缓缓飘来。随后，有报道称在西部某些州发现了其他气球，军队闻信立即派出飞机将其击落。美国政府对日本用气球袭击的企图心知肚明，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C.米卡什声称，此举是为了引起公众恐慌，因此封闭了所有新闻媒体的报道渠道。记者只好服从“命令”，没有刊登一文一字，正因如此，公众对那次日本的气球袭击事件一无所知。

米卡什补充道，当时日军发射了大约9000个纸气球，虽然真正的目击数量为285个，但其实有多达1000个抵达了美国，甚至有两个深入密歇根州，但大部分都只在西部的某些州着陆。已知的财产损失是发生在华盛顿的两处小范围灌木丛火灾。6个美国人碰巧经过俄勒冈州的布莱附近时，因对一个气球进行不当处理而被炸身亡。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起意外就发生在造纸巨头惠好公司 [43] 所拥有的土地上。

因为纸的质量轻，便经常会和飞行联系在一起。中国发明第一只风筝是在公元前400年，也可能更早，所用材料就是轻量的木头。到唐代，人们开始用绢，但与日本的气球制作人一样，他们很快就用纸取代了绢，原因就是看中其质地轻盈。公元19世纪，在真正的飞机问世之前，纸飞机被人们称为“纸飞镖”。公元188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在交易时间内，任何人投掷纸飞镖，就强制罚款1美元。

公元2014年，世界上最大的纸制飞机——长14米、宽8米的“阿图罗沙漠之鹰”被西克尔斯基军用直升机带入高空。飞机的主人希望它会在5000英尺左右被释放，但到约2700英尺时，因为气流的猛烈冲击，需要提前释放。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60千米，飞行时间仅仅持续了大约10秒，就坠地散架了。因为纸既轻又廉价，人们便萌生了制作纸质衣服的想法，但这是一个不切实际、无法实施的想法，因此人们不断地研发、更换表面材料。公元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曾计划制作一种一次性的纸质作战服，也想过为那些身临战场、需要简易庇护的士兵制作纸帐篷，以及可以在着陆之后轻易销毁的降落伞。斯科特纸业公司 [44] 也有兴趣研发纸衣，而他们于公元1966年制作出来的产品并未成形，售价也只需1美元——但相比公元1870年的仅价值15美分的纸衬裙已经很好了。至于纸衬裙，斯科特公司推出了一个项目作为促销噱头，吸引人们用优惠券进行消费。

女性对纸衬裙的迷恋远超斯科特公司的想象，虽然说它易碎、易燃，并且不可用水洗，弄湿之后还会掉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在8个月内，纸衬裙的销量已有50万条。谁又能抵挡1美元买1条裙子的诱惑呢？不久之后，纸衬裙便成了时尚热点，更有好几位设计师都紧握着潮流的律动。举个例子，美术大师安迪·沃霍尔 [45] 为金宝汤公司 [46] 的罐头设计商标，让其一跃成为流行的艺术标杆，而其支线产业所生产的纸衬裙也是借了这个光环而蓬勃发展。公元1967年，坐落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马尔斯制造公司成为美国纸衣制作商的龙头企业，纸衬裙的销量竟高达每周8万条！虽说纸质衣物的价格节节上升，但仍然很优惠——比如一条普通的“A”型衬衣仅售1.75美元。公元20世纪60年代最流行的喇叭裤脚连衣裤也只卖4美元，纸围裙售价1.35美元，男式纸背心售价1.99美元。对于那些喜欢炫耀的女性，还有5美元的纸质晚礼服可供选择。斯特林纸品公司则生产了一款斑马纹的裤子套装，只售7.5美元，还有售价8美元的孕妇装和15美元的新娘礼服。甚至有小女孩的裙子，只需要40美分。诸如罗德泰勒和邦维特·特勒的大型百货公司的设计师也不甘落后，研发了一种防水纸雨衣和纸比基尼泳装，保证在水下足够结实（如果你胆子够大）。佛姆费特·罗杰斯公司则生产女性纸内衣，可谓“派对百宝库”的贺曼贺卡公司 [47] 则制作花连衣裙、成套的碗碟、杯具、餐巾和请柬，一应俱全。后来流行将纸衣送到造纸工厂做创新性的加工，于是便开发了一种尼龙含量为7%的新型纸“凯赛尔”，它本身的纸料防火，除非被洗过。但事实上，没人会漂洗纸衣——穿完只会扔掉。一次性产品蓬勃发展，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公元1967年《时代周刊》的3月刊报道称：“显然，纸衣服会扎下根来。”但事实则不然，整个纸衣的风潮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消失殆尽，虽然今天偶尔还会有人设计一两件；纸质婚纱也时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毕竟在理论上，那是一件只能穿一次的衣服。

[1] 昂布鲁瓦·沃拉尔（1866—1939），法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商人之一。——译者注

[2] 皮埃尔·波纳尔（1867—1947），早期从事广告和舞台美术设计，曾经是纳比派成员，画风具有东方趣味。主要创作油画和版画插图，作品多取材室内景、静物和裸体模特，画风又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影响。——译者注

[3] 劳尔·杜飞（1877—1953），法国画家、设计师。受印象画派影响，公元1905年起转为野兽派。——译者注

[4] 乔治·鲁奥（1871—1958），法国画家和雕塑家。他在作品中用强烈的色彩和扭曲的线条描绘人类的痛苦，这些感情激烈的作品使他成为一位艺术大师。——译者注

[5] 威廉·卡斯隆（1692/1693—1766），英国枪械修理师及字体设计师。——译者注

[6] 克里米亚战争，在公元1853年10月20日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大陆爆发的一场战争，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罗斯帝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1856年才结束，以俄国的失败告终，从而引发了其国内的革命斗争。——译者注

[7] 弗兰克·莱斯利（1821—1880），生于英国的美国木刻师、插图画家、《莱斯利周刊》出版人。——译者注

[8] 《大西洋月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之一，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第一期出版于公元1857年11月。——译者注

[9] 托马斯·纳斯特（1840—1902），被称为“美国漫画之父”。——译者注

[10] 温斯洛·荷马（1836—1910），美国画家和图形艺术家。——译者注

[11] 《笨拙》是英国老牌的讽刺漫画杂志之一，拥有160多年的创刊历史，提供政治讽刺漫画、家庭漫画、社会漫画等内容，通过诙谐的讽刺手法描述社会热点问题。——译者注

[12] 约翰·坦尼尔（1820—1914），英国漫画家和插图画家。公元1851—1901年专为《笨拙》周刊作政治讽刺画。为《爱丽丝梦游仙境》和《镜中世界》所画的插图蜚声国内外。——译者注

[13] 欧内斯特·谢巴德（1879—1976），英国画家、图书插图师，最为著名的是其在《柳林风声》中的拟人化形象和《小熊维尼》的趣味人物。——译者注

[14] A.A.米尔恩（1882—1956），英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童话作家和诗人。其中儿童文学作品《小熊维尼》一书至今被译为22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先后出版。——译者注

[15] 理查德·本特利（1794—1871），英国出版人，出版了著名的《标准小说》系列。——译者注

[16] 乔治·克鲁克香克（1792—1878），英国插画家和漫画家。他为许多图书创作了蚀刻或雕刻插画，包括狄更斯的《博兹札记》和《雾都孤儿》。——译者注

[17] “平版印刷”和“胶版印刷”是一个意思。这种印刷方法是通过滚筒式胶质印模把沾在胶面上的油墨转印到纸面上。由于胶面是平的，没有凹下的花纹，所以印出的纸面上的图案和花纹也是平的，没有立体感，防伪性较差。——译者注

[18] 阿尔弗雷德·卡达尔（1828—1875），法国雕刻师、版画出版人、期刊插图蚀刻画家。——译者注

[19] 亨利·方丹–拉图尔（1836—1904），肖像画家、版画家和插图画家，一般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与印象主义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译者注

[20] 菲利克斯·布拉克蒙德（1833—1914），法国油画家、蚀刻画家。——译者注

[21] 阿方斯·勒格罗（1837—1911），法国油画家、蚀刻画家、雕塑家。——译者注

[22] 泰奥杜尔–阿曼德·里博（1839—1916），法国心理学家，发表了关于逆行性遗忘症的“里博定律”。——译者注

[23] 埃德加·德加（1834—1917），印象派重要画家、雕塑家，生于法国巴黎。公元19世纪晚期现代艺术的大师之一，他最著名的绘画题材包括芭蕾舞演员和其他女性，以及赛马。——译者注

[24] 奥迪隆·雷东（1840—1916），象征主义画派代表人物。他于公元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石版画，共创作了近200幅，总标题为《在梦中》。法国作家于斯曼称雷东的画是“病和狂的梦幻曲”。——译者注

[25] 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法国印象派大师。在他去世前一年，远在塔希提岛的高更写道：“他是我的老师。”在他去世后3年，“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在自己的展出作品目录中恭敬地签上了“保罗·塞尚，毕沙罗的学生”。——译者注

[26] 保罗·塞尚（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公元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西方现代画家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造型之父”或“现代绘画之父”。——译者注

[27] 野兽主义是自公元1898年至1908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一个现代绘画潮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但却是一定数量的画家在一段时期里聚合起来积极活动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画派。——译者注

[28] 阿尔勒位于法国东南部。人口约5万。有罗马竞技场、圣特罗菲姆教堂和普罗旺斯工艺美术博物馆等古迹。旅游业发达。有化工、造船、机械和食品加工等工业。——译者注

[29] 法国孚日省坐落在法国洛林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临近德国、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家，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总面积5874平方千米，常住人口38.2万。——译者注

[30] 菱川师宣（1618—1694），被视为“浮世绘的创始人”，他融合了早期各种短暂的绘画和插图画流派。他独有的风格，有度、有力的笔触和稳固、动态的形象，为以后两个世纪的浮世绘大师提供了基础。——译者注

[31] 奥村政信（1686—1764），日本江户时代早期版画师、浮世绘画师。——译者注

[32] 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绘画风格对后来的欧洲画坛影响很大，德加、莫奈、凡·高、高更等许多印象派绘画大师都临摹过他的作品。——译者注

[33] 喜多川歌磨（1753—1806），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与葛饰北斋、安藤广重有“浮世绘三大家”之称，也是第一位在欧洲受欢迎的日本木版画家。以描绘从事日常生活或娱乐的妇女以及妇女半身像见长。——译者注

[34] 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德国著名的画家和版画家，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35]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德国版画家、雕塑家。14岁时即开始学习绘画。公元1898年开始在柏林女子艺术学院任教，那时她已经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36] 《格尔尼卡》这幅壁画是毕加索创作于公元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画面表现的是公元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情景。此画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公元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译者注

[37] 丹尼尔·亨利·卡思维勒（1884—1979），是德国出生的艺术史学家、艺术收藏家，以及公元20世纪首屈一指的法国艺术经销商之一。被称为毕加索的“绝配”画商。——译者注

[38] 麻胶版画是凸版画的一种，是利用铺地用的麻胶板材制作出来的版画。麻胶版的正面是有一定硬度的橡胶，背面是有经纬线的麻质材料。——译者注

[39] 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与毕加索早期作品同属印象派和野兽派。与毕加索合作，直到公元1914年，共同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立体主义”这一名称由他的作品而来。——译者注

[40] 费尔南德·莱热（1881—1955），法国画家，最早的立体主义运动领袖之一。他以浓重的原色调、机械般的形状和简单的粗线条轮廓描绘公元20世纪奔忙的生活。作品颇丰，包括《城市》《三名妇女》《黑色背景下的司机》《伟大的天堂》。——译者注

[41]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城一家望族。于公元1924年发表长篇小说《魔山》。公元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42]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一生曾获多种文学荣誉：冯泰纳奖、歌德奖。公元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译者注

[43] 惠好公司于公元1900年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州，总部设在华盛顿州的大西雅图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林产品公司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私有商品针叶林的拥有者，针叶板材和商品木浆的生产商，以及美国林产品出口的领头企业。——译者注

[44] 斯科特纸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卫生纸生产及营销商，在22个国家皆设有分部。——译者注

[45] 安迪·沃霍尔（1928—1987），被誉为公元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译者注

[46] 金宝汤公司为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罐头汤生产商。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甘顿，产品畅销全球120个国家及地区。——译者注

[47] 贺曼公司在公元1910年由乔伊斯·霍尔创立，当年他用两个鞋盒盛着明信片，在美国堪萨斯城到处兜售，并居于当地的青年会旅社。至今，贺曼公司每天售出1000万件以上的贺卡及礼品，雇用多达21000名全职员工，并拥有一支最庞大的创作队伍。——译者注

第17章 像绅士一样死去

我不会佯称那台机器造不出美轮美奂的纸，也不会说它做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中的差。我不会像祖父那样嘲笑它，也不会像父亲那样摇头否认它。我知道我们的手艺正走着下坡路，但至少还没有掉到谷底，如果真的到了，尽管奋力一搏，就算死也要像绅士一样死去。

——伊登·菲尔波茨，《茶杯里的风波》

常言道：后浪推前浪。但新技术的萌生很少会把旧技术抹杀，只会扩展出一条新的途径。纸成为一种工业产品并不意味着手工纸时代的结束。即使价格再高，人们还是需要手工纸，所以它仍然能够出现在生产线上。从种类上说，还有人会花重金买来亚麻纸，而不愿意用木制纸。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大部分纸都是用大块头机器制作出来的木制纸。

公元20世纪早期，社会上还荡漾着一片前工业化贸易的“怀旧”风气，英国作家伊登·菲尔波茨写了一系列的小说歌颂这些贸易行业，让其神化。菲尔波茨于公元1919年出版的作品《茶杯里的风波》以公元19世纪一家英国纸作坊为背景，当中的角色——造纸匠——意识到工业革命正渐渐袭来，让他们的生计堪忧。其中一位匠人说道：“在某种意义上，手工纸在为它的生存而战——千千万万的手工制品也一样在反抗。但那机器还没压过来，在这之前还要煎熬好久，我希望会是这样的。”

对于菲尔波茨而言，这群公元19世纪的造纸匠并不知道他们设下的“定时炸弹”的威力有多么巨大，而作家本人可能认为当初那个尊重造纸匠手艺的世界，那个捞纸工“自知其价值”，甚至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两个浆槽、一间选布室和一间干燥室，只有三五十名，最多150名员工——这已经不是今天的造纸厂应有的配置了，甚至完全不能被称为造纸厂了。今天造纸厂的动力来源也不再是在邻近河流里转轮踏水的水车，但出于生产的原因，厂区依旧需要建在河边。人们现在仍然会用公元18世纪款式的长网造纸机，但它已变成由电力驱动、体形硕大，而且速度奇快的工业机器。现在的造纸技术更多地存在于工程器械的齿轮间，而不是造纸工人的手上，他们不再需要全年无休、挥汗如雨地起落抄纸、前后转动了。

今天的格拉特菲尔特作坊仍然屹立在那座小镇上，但名字已经被改为“斯普林格罗夫”，从葛底斯堡出发，只需一趟短途车即可抵达。乍一看，它已然不是一个小巧的纸作坊，但也并非一家大型纸厂。在这个企业规模占决定性优势的行业中，格拉特菲尔特以其价格低廉的产品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诸如国际纸业公司 [1] 这样的龙头企业也要依靠并购无数小公司才达到今天的规模，这些小公司有相当一部分也已收购了几家更小的企业。国际纸业公司创始于公元1898年，当时它已经合并了18家造纸企业。无独有偶，“积小成大”的企业并购正在世界各地陆续上演。要说意大利的法布里亚诺的并购“故事”，就要从公元18世纪的米拉尼家族说起。彼得洛·米拉尼一直梦想能把法布里亚诺所有的小型作坊收入囊中，集合成一个大型作坊，并在公元1782年收购了第一家名为卡蒂埃尔·米拉尼·法布里亚诺的公司，组成了新企业米拉尼·法布里亚诺纸业公司。米拉尼家族一有机会便发起并购，到公元20世纪，他们终于成了法布里亚诺一枝独秀的造纸企业，并自诩为“法布里亚诺纸厂”。其打出的广告更是花样百出，因为法布里亚诺城与公司的名字相同，他们就以此混淆视听，宣称自己是老牌企业，早在公元1264年就开始造纸至今了。事实上，他们在说谎——公元1264年开始造纸的是这座古城，而非“法布里亚诺纸厂”。

公元2002年，拥有3家意大利大纸厂的维罗纳费德里戈尼集团 [2] 把法布里亚诺企业收归己有。今天，意大利有20%的纸品都是该集团“出品”的，包括复印纸、学童画纸，以及美工纸等。同时，集团还设有分部，负责制作生产欧洲纸币的优质纸，并设计了一系列精密复杂的水印来验证纸币的真伪。对于纸张历史的爱好者而言，发明水印与印制纸币的城镇是同一个地方，真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情。

每天大约有150辆拖拉机挂车运载着软硬原木抵达格拉特菲尔特工坊，工人只需数秒便可将原木进行切割，削木机大口“吞下”木头，“吐”出来的则是小块的木片。这些木片随后就会被加工成纸浆，成为日产量达千吨的各类纸品的材料。现代纸业的成功之道在于产品种类繁多，这也是纸业公司要不断扩张业务，做大做强的原因。

数百年来，每当遭遇经济低迷，克兰公司 [3] 都会顺利地找到新出路，创造出新的产品。即使在南北战争和之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克兰公司也可以凭借一个男式衬衫纸板衣领的产品让企业保持兴旺，并让该产品风靡一时。也正因为纸板轻薄易损，男士们需要每天更换新衣领，于是这种新式衣领的销量节节走高。公元1873年，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温切斯特军火公司 [4] 想进一步改良连发步枪——一种用于南北战争中的速射枪械——亟须一种片薄而高度易燃的纸用以包裹子弹壳。克兰公司趁此良机开发了这种纸，在公元19世纪70年代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一众纸厂纷纷濒临破产，而前者却持续繁荣。6年后，即公元1879年，克兰公司接到了一宗大生意：美国财政部与其签订合同，邀其印制美元纸币！

公元1789年成立于特拉华州的柯蒂斯纸业公司 [5] 依靠一种“纯碎布纸”顺利熬过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一开始，这种纸是《财富》杂志的定制纸，但到最后，该杂志还是决定用回相对便宜的木片纸。“二战”时期，柯蒂斯用氯化锌加工棉花纸，从而制成可以隔热的纤维纸，产品大卖，同样挡住了硝烟战火所带来的经济低迷。然而，到公元20世纪末，许多行业却挡不住企业合并的大潮，柯蒂斯这家美国本土最老资格的造纸公司也难逃一劫，最终退出舞台。

当时的失业风气弥漫，人人都在求职路上四处奔波，觉得竞争少而薪水高的岗位是最合适的。纸行业中就有许多千奇百怪的岗位，但要找到一个自己擅长的才是成功的关键——电路板的底部材料、人造地板、快餐店食品包装等都要用到纸。曾经有一家牛仔裤公司为了挽回声誉，不断地以其“真皮”标签对外宣传，其实人人都知道那标签同样也是纸制的。

以制作图书用纸起家的格拉特菲尔特工坊也因此闯出了名堂。现在所谓的“通信用纸”（即书写及印刷用纸）——产量只有图书用纸的一半。该工坊的业务范围非常广，美国的邮票、墙纸、纸尿布、纸巾、茶包、酒瓶标贴、贺卡，以及各类信封都罗列在内。其中茶包的材料并非木质纸浆，而是马尼拉麻的茎秆（一种产于菲律宾、形似香蕉的植物，因此亦被称为蕉麻）——人们在公元19世纪初才开始利用这种特殊材料造纸。

凡是功成名就的纸厂都非常看重效率，尽量不生产废品。即使用水量巨大，且会产生数不胜数的杂质污染，纸厂也要进行污水净化再将其回归河流，那些杂质也可以物尽其用成为再生资源。所有残余的纸屑，或者废品也会被重新制浆成为新纸。今天的格拉特菲尔特与时俱进，用下属的燃煤发电站给全部设备供电——供电量是核定需电量的1.3倍，多出来的电能则卖给当地城镇，如此一来，格拉特菲尔特在这里也相当于一家电力企业。

在现代化纸厂中，效率就是一切，原木到站后，机器会将其快速去皮、切片，投入蒸煮器中以化学溶液将木片溶解成浆，并在此时加入染料。在格拉特菲尔特，单是不同明暗深浅的白色染料就有78种！工厂根据印刷品的风格色调进行不同的搭配，也会用化学物质对纸进行不透明加工。格鲁吉亚黏土就是其中一种不透明的“调料”。

现在的长网造纸机的形态基本上还是与当初罗伯特在公元18世纪末发明的原型相一致，不同的是，机器足有两层楼高、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并且使用电来提供动力。格拉特菲尔特共有5台长网造纸机，每一台都比之前的款式更新、速度更高、体积更大。所以越是大型的工厂，机器的数量越少、体积越大。

格拉特菲尔特最古老的造纸机制作于公元1907年，它刚问世时就代表了当时技术的巅峰——其一侧表面绿色的铸铁雕刻着华美的螺纹花饰，细看之下，仿佛就是公元19世纪末巴黎大桥的缩影。它的制纸量为每小时3吨，这个速度在公元1907年以前是非常惊人的。但在公元1920—1923年，有两台新机器“进驻”，制纸速度为每小时7吨，到公元1956年，一台每小时能制作15吨纸的机器盖过了前者的风头，而另一台在公元1965年添置的设备每小时同样能生产15吨纸。

在造纸工序中，制作的开端在机器的“湿部”，把0.5%的纸浆和99.5%的水混合灌入位于湿部的“网前箱”中即为第一步。把纸浆移送到下方活动滤网的起始端输送带，其宽度决定了生产出来的纸的厚度。这种活动滤网不再以数百年前的金属线网技术为基础，代之以单纤维丝（一种制作钓鱼线的薄塑料）。正因如此，机制的成纸模样与布纹纸有几分相像，而直纹纸却仍旧是手工制作品。这就让两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金属线网纸模产生的螺纹效果让直纹纸有了手工纸的质感，人们就会把它归为优质信纸或美工纸一类。这样的产品能够有手工纸的“样貌”，却没有手工纸的昂贵造价，可谓物美价廉。

活动滤网承载着细长、湿润的纸浆从网前箱经过压纹辊（一种表面带有花纹的滚轴），人们在辊上稍做改动，以随机改变纤维纹理的方向，这样就不会出现纹理重复的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压纹辊上加水印。接下来，纸浆经过吸水箱时被吸干水分，而这正是最为神奇的一步——一条沾满污泥的“长带”渐渐接近吸水箱，不到1米之处，能清楚地看到原本湿漉漉的透薄长膜迅速摇身一变成了纸。之后，它会经过压机，迂回地上下晃动着前进，在一排竖式加热滚筒之间被烘干。最后，如果所制纸的类型是书写或印刷用纸，表面则会被添加一层淀粉胶浆。即便已经完成了整个工序，成纸中仍旧含有5%的水分。

格拉特菲尔特配置的两台“最新”的造纸机也已经有50岁了，而且没有压纹辊。压纹辊的主要作用是把纸浆中的黏土和其他粉末压平到底，让纸形成截然不同的两面，跟以往一侧网面、一侧毯面的手工纸很相似，事实上，网面一侧的纹理质感颇受印刷业欢迎，而部分画家则更倾向于毯面。格拉特菲尔特的新购设备虽然没有压纹辊，却配有一个顶网成型器 [6] ，它会把水向上而非向下吸附，成型器一下升起，随即降到纸浆中将其压平，因此纸两面的成纹都会一样。

虽然技术先进，但这些机器产生的噪声简直震耳欲聋——即使声音均匀、规律，但仍然非常嘈杂，人们即使大声喊叫也会被机器的噪声完全盖住。厂里房间密布，宽敞而空旷，偶见工人往来走动，却已经没有了抄纸工或者伏辊工的身影，也没有了巧手工人忙碌选布的情景。只有一间先进的隔音室，配置若干监控造纸机的计算机，以及监控计算机的工人。万一机器出现任何问题，工人就会蜂拥进造纸操控室进行处理，这些空荡荡的房间便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

公元19世纪小说家伊登·菲尔波茨说，在纸作坊工作，对劳动力的要求非常高。机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昼夜不停地运转，因为只有产量才是利润的基础。斯普林格罗夫作为一个聚集作坊而成的城镇，镇上的1000名工人也成了格拉特菲尔特全年无休的雇工。因为薪水优厚，他们即使再辛苦也毫无半句怨言。如有周六轮班，工资则为平时的1.5倍，如果是周日轮班，工资则上升到双倍，因此他们在周末所赚的钱几乎相当于接下来一周的工资。为了多陪家人，工人们也要想办法在白天和夜晚的不同时段轮班。

造纸行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持续不断且无法估量的困扰。在碎布造纸时代，作坊都选在靠近民居、人口密集的地方，烦心的噪声和刺鼻的气味不断地激起众怒，还有人们对疾病扩散的恐慌，和对供水质量的种种担忧。然而到树木造纸时代，人们又担心森林砍伐等环境问题。格拉特菲尔特工坊每天都会“迎接”150辆满载大树桩的货车，待它们把木材运来切碎，这已经够让人烦恼的了，但比它规模更大的超大型纸厂每天的木材“吞吐量”数不胜数，扰民程度更是令人咋舌。

回看公元1923年，国际纸业公司旗下的纸厂有53家，当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纸企业。它在纽约州、新英格兰北部，以及加拿大买下了大片森林，而出租他人的土地更是数量繁多。那一年，国际纸业公司在美加两国拥有所有权的森林共4460080英亩，而大部分属地都在加拿大东部。随着美国纸业公司的兴起，便有更多的纸品要用加拿大境内的树木制成。

国际纸业公司的业务重心在新闻用纸，是因为造纸成本低而产量高，因此制作报纸成了十分赚钱的行业。铁杉、冷杉、云杉，以及少部分的杨树都在公司的砍伐名单之列，而制作报纸的上乘原料就是云杉木。国际纸业公司称，在公元1923年曾将700万考得 [7] 的木材制成纸。如果说每1英亩地能栽种5考得的纸浆原材，那么该公司仅一年就消费了14万英亩的木材，数量十分惊人。

国际纸业公司和其他同类企业不断砍伐加拿大林木的行为，与掠夺该国的宝贵资源无异，而且还提供不了更多的岗位——公元1923年，国际纸业公司自己做过估算，一个伐木场每个季度只需要40~50名员工砍伐2500~3500考得木材。“收获”时段一般在每年的5月1日至8月中旬，而这个时段的树脂最活跃，要剥起树皮来也容易，因为把树皮去掉就能减重，所以运输成本也会相应降低。人们严厉谴责纸业公司这种皆伐行为——说它们不加区分地肆意将树木采伐、剥皮，使方圆数千米内的林地变得稀稀落落，毫无生机。但部分指控也并非完全公正，纸业公司其实会选择性地伐木。但无论有没有皆伐，都会让成千上万英亩的林地遭到毁坏。

对此，加拿大，包括美国本土的环保主义者的愤怒情绪越发高涨。难道因为美国人想买便宜报纸，加拿大就注定要失去大片的森林吗？公元1899年11月，安大略省政府新任部长J.R.斯特拉顿着手在行业报刊《造纸厂》上对该言论进行报道。他本人也想弄个明白，并表明其目的是：“要确保安大略省能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换中得到最大的收益。”

无论在美国，抑或全世界，造纸业始终会被推上环境问题的风口浪尖。如果知道那些纸是以皆伐雨林或其他拥有独特生态的原始森林为代价而制成的，消费者是不会买账的。但一直以来都会由此衍生出某种运动，可以让消费者买不到这种纸，甚至用电子产品 [8] 完全替代实体纸。部分人甚至提出要抵制厕纸，但看来并未奏效，因为至今还没有什么电子产物能替代厕纸。

多亏人们对此所做出的努力，终于在经年累月的论战中得出了一个结果，让民众也普遍接受了建立林场的措施，林场中有规定的采伐区域，采伐过后会重新植树以保证森林的可持续性。国际纸业公司也迅速表态，说相比百年前，今天美国本土的树木更加茂盛了。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如此高密度地进行二次栽种填补被砍伐的树木，导致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大幅下降也已成事实。动植物要依靠其他物种来繁衍生息，这样一来，古森林的损失就远不止树木的消失，还将殃及整个生态系统。公元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生活着大量的鼯鼠，数量甚至多到成了食谱中的“一员”——它们可是当地的美食。但今天鼯鼠已然成了珍稀物种，因为它们只生活在古树蟠虬的森林中，而古森林却在逐步减少。

现在全球大部分木片纸的原料都源于可持续林木种植园。在巴西，环保分子和造纸企业正在公开对抗，双方围绕雨林被破坏的问题剑拔弩张，但造纸企业现在所用的材料都是种植园里的桉树。原生于澳大利亚的桉树在公元20世纪初被引入巴西作为建筑及木炭材料，它的纤维细短而柔软，而且韧性十分强，造出来的纸密不透光，是印刷的良好载体。桉树的生长速度非常快，而且不会消耗土壤中的矿物质，是种植园的绝佳选择。

桉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巴西的造纸行业。昔日的巴西有75%的纸浆都依赖进口，而今天它已经是纸浆的出口大国了。以乌拉圭为例，这片从未发展过造纸业的土地，现在就有两家以桉树为主要原料的纸厂在这里落户。巴西境内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都种植着桉树，不禁让部分环保分子担心这种引进本土的非原生树种会引发大范围的“反弹”效应。但事到如今，已经无人敢言砍伐雨林是好事了。

造纸业最近一次论战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那里正是全球纸业公司巨头之一——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的总部所在。更重要的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因造纸而遭到皆伐的原始森林也位于印尼。但鉴于国际舆论以及全球对过度砍伐的强烈抗议，该公司改为栽种刺槐作为纸浆原料。跟桉树一样，刺槐也可以大规模种植。这股覆盖全球的呐喊也终于有了结果。

世界自然基金会下属的全球浆纸企业经理艾曼纽·奈罗曼德在提及纸业时说道：“这个行业终究会发现，保护生态的做法会更容易让它们准确定位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大企业也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此事。”她以巴西为例，说道：“在巴西，这个产业已设法将环保主义变成一种市场法宝，它在努力地恢复森林。”

很多公司还在“出谋划策”，建议人们绕开纸张，使用电子替代品以“拯救一棵树”，但这样做并不能对这棵“树”起到永久的保护作用，如果确实做到了，也就意味着已经达到可持续栽种的水平了。借口接受电子账单而非用邮件派送实体账单的公司，名义上是在保护树木，实则在保护自己的账单成本。奈罗曼德表示她并不会接受这类信息。“电子化信息对环境也有影响，”她指出，“我在努力说服大家避免接收过分简化的信息……假如你有一张纸，就必须清楚用这张纸来干什么，用多久，是否有必要用等问题。切记拒绝浪费。”

世界自然基金会担心的是，可用作植树的土地数量赶不上日益增长的纸张需求。“人口在猛增，”奈罗曼德说道，“我们的地球不够大，到底要在哪里栽种作物？那么就需要建立一种循环经济，好让我们物尽其用。如果都用森林来造纸的话，这个星球实在没有土地了。”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称，到公元2050年，因为人口数量的持续上升，用纸量会达到原来的3倍！然而，从事造纸行业的人士对这项数据表示怀疑。用纸量增加是一定的，但具体的来龙去脉我们无法得知。

虽然如此，“拯救一棵树”这个口号放在市场上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呼吁，也是一种刺激造纸原料传统思想复兴的因子。所幸其中就有一种传统得以转变为崭新的概念：甘蔗渣造纸。

甘蔗是一种粗壮的实心草本植物，经压辊压榨而成的甘蔗汁经进一步烹调可制成食糖或糖浆，只剩下干瘪、压平的蔗秆渣。与大部分草本一样，蔗秆的成分多数为植物纤维。自然界中大部分甘蔗的纤维素比例为53%，而木质素仅为2%~3%，如果加工得当，甘蔗造纸的优越性则比许多木材都要大。糖厂压榨甘蔗汁后，基本对蔗渣弃之不理，但不会就此烧掉，而是将其作为燃料为甘蔗汁的烹煮提供恒稳的“火力”。

从公元19世纪末开始，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变得十分有限，而且缩减趋势越发明显，当时就有人提出制作蔗渣纸的想法。许多盛产甘蔗的国家和地区都亟须纸张，却囿于林地缺乏，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森林都已经在数百年前被改造为甘蔗地了。公元1917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新伊比利亚尝试就地取材，混合当地的蔗渣和稻秸造纸；有的地区则利用玉米壳，比如在玉米壳中添加木片。公元1944年，波多黎各开办了一家纸作坊，以蔗渣和当地人剩余的纸屑制纸。公元1951年，在巴西的蒙蒂阿莱格里有一家纸厂用蔗渣、桉树，以及碎布制作出“三合一”的优质纸。

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夏威夷、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阿根廷、尼日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对蔗渣纸进行过轮番试验，或者将其投入商业生产。公元20世纪上半叶，蔗渣纸遭遇了十分漫长的专利申领程序。公元1915年，《加拿大商贸部周刊》报道称，古巴普雷斯顿城（当时以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位高层的名字命名，今称危地马拉的城镇）的甘蔗渣质量上乘。公元1928年，由糖业大亨曼纽尔·里翁达创立的古巴纤维工业公司开始在屯努库 [9] 生产蔗渣纸。在“二战”期间纸源紧缺的情况下，蔗渣纸发挥了自身的新优势。公元1943年，一家在阿根廷圣达菲省的纸作坊也开始生产蔗渣纸。当时，古巴广袤的甘蔗田里已经新建了两家蔗渣纸工厂。

秘鲁的蔗渣纸浆制造业在公元20世纪40年代的产量年年上升，公元1940年才800吨，到公元1945年已高达5000吨。公元1950年，秘鲁的格雷斯公司在帕拉蒙加 [10] 开了一家蔗渣纸工坊，而公司的名字则冠以创始人威廉·罗素·格雷斯 [11] 之名。祖籍爱尔兰的格雷斯用富含氮和磷的鸟粪（鱼肥料）制作肥料及火药，以此收获第一桶金。随后，更把业务扩展到船运、炼糖，以及蔗渣纸业。该公司当时生产的质量轻盈的航空信纸、套袋纸、包装纸，以及装配盒子的瓦楞纸板，都是标新立异的纸品。据公元1951年美国《商业周刊》中刊载的一篇文章称，秘鲁的几家报业濒临倒闭，格雷斯挺身而出给它们提供了用蔗渣纸制作报纸的技术，以此将其从危机边缘挽救回来。虽然蔗渣的优点良多，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其成分中有60%是纤维，其余40%都是木髓——一种质地柔软、非纤维性的物质。木髓会附着于纤维，但纤维才是造纸所需的元素，因此必须把木髓从中分离。这一步耗时长、成本高，所以制造蔗渣纸的费用大部分都用在处理分离的问题上了。早在公元1907—1908年，英国就已经有一项解决这个难题的专利，但格雷斯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公元1953年，格雷斯聘请了研发冷冻食品的专家克拉伦斯·伯宰加入团队。伯宰是一位十分高产的天才人物，前后共拥有300多项专利，囊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包装用材到灯泡制造不一而足，他还发明了一种加工蔗渣的快捷之法。

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糖厂会用冷水分离法对蔗渣中的纤维和木髓进行分离；而伯宰的办法正好相反，他在一个密闭的管状容器中注入热水，并利用高压将纤维“压”出来。随后，这种方法在秘鲁得到广泛应用，但彼时身在纽约的伯宰不幸突发心脏病，在格拉姆西酒店去世，格雷斯得知此噩耗后也辞去了帕拉蒙加工坊的职务。

离开工坊后，格雷斯自立门户，与国际纸业公司合伙在哥伦比亚西部城市卡利附近的制糖工业区开设了一家纸厂。然而不久之后，格雷斯把他的股份全数转让给了国际纸业公司，并决意退出造纸界。此时，哥伦比亚政府开办了第二家蔗渣纸工厂，而且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他们认为蔗渣不过是制作三流纸的材料，因此全力扶持直线下滑的新闻纸业。可惜这次投资再次失败，于是政府把工坊卖给了国际纸业公司。不过到公元1997年，国际纸业撤出哥伦比亚，仅给卡利留下了两家荒废的工厂。

那些没有见过糖料种植园的人往往会把它与苦差事、受折磨联系在一起，却不知甘蔗田的美是多么让人神往。放眼望去，满目的甘蔗地俨然一片浩瀚的海洋，嫩绿与银白相间的浪花不时地翻滚，在清风中起伏荡漾。如果有远山耸立在地平线处，像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中连绵陡峭的山脉一样在远方的海岸边时隐时现，风景更是美不胜收。

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种植园因资金不足而深陷贫困，但考卡山谷的糖料种植园并非如此，而且这种差异非常明显，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大部分生长甘蔗的地区，所有甘蔗都有一样的生长阶段及态势——不管是小巧的幼苗，或是长到一半，还是已经茁壮挺拔，它的顶端只要显露出一株细芽，就代表可以收获了。种植园要将大片的田地划分成若干个足球场大小的矩形——每一块都被称为一个suerte，在西班牙语里意为“运气”——而各个“幸运田”中甘蔗的生长状况各不相同。世界各地糖料生产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季节性变化，其中就有半年不运作的“淡季”。然而，考卡山谷就没有淡季，因为在公元1985年，一所哥伦比亚实验室研发了一种新型甘蔗，并为它取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名字：CC85–92，这种甘蔗的“新”就新在没有季节性减产的忧虑，人们可以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候种植和收割。

如此一来，因考卡纸厂（一家哥伦比亚跨国企业的下属企业）全年到头陆续聘请8000名制糖工人也不是问题。因考卡的两台压碎机每天能加工1400吨甘蔗。工人将压榨之后的甘蔗汁提取，部分经蒸煮成为糖晶，部分要进一步加工成酒精以投入市场——因考卡每天的酒精产量为36万升。已经压榨的甘蔗要被继续加压，以榨取剩余的汁液，这时便剩下一堆夹杂纤维的棕色蔗渣粉末。工人用风机将粉末吹过一片不足1米高的钢筛网，干燥的木髓粉末被吹走，最后便只留下纤维。

剩余的木髓粉也有作用，人们将其作为燃料焚烧，所产生的能量可以供给发电站，甚至可以出售。糖厂每小时由燃烧蔗渣产生的电能可达1000万瓦，而且也是全年日夜不停地运作。发电站没用完的电能被卖到国家电网，而残留的蔗渣纤维则被卖到哥伦比亚最大的家族式公司之一——卡瓦哈尔浆纸公司。因为甘蔗在经过重重加工后，整体还有30%为蔗渣，出于商业考虑，与其弃置，不如把它作为一种产品出售。因考卡虽然是哥伦比亚最大的糖厂，但考卡山谷中还落户了12家糖厂，当中有不少也把蔗渣卖给卡瓦哈尔。当然有些工厂不会把木髓分离出来，它们虽然省下了这一步，却没有燃烧木髓成为能量，这样相较因考卡就输了一截。卡瓦哈尔买来未经分离的蔗渣，要自行进行分离加工，并把生成的能量供给纸厂。

与因考卡和山谷所有的糖厂一样，卡瓦哈尔也是全年不停地运作，每天都有30辆三挂轴式的拖车拉着25吨包得严严实实的蔗渣驶到厂区门前等待“收货”。这只是因考卡一家糖厂的分量，在卡瓦哈尔周边可是有大片的荒原漠地、野山孤峰等待开发。说到工序，经过分离的纤维要冲洗两次，然后放入蒸炼器与烧碱一起蒸煮。蔗渣的木质素远比木浆少，因此无须经过长时间蒸煮，也不需添加太多化学物质。完成蒸炼后，残留在容器底部的烧碱毒性副产品就会被分解成一种可用作重制烧碱的化合物。这种做法和造纸过程中的循环回流方法如出一辙。

蔗渣浆在二氧化氯和氢气的共同反应下会被漂白。加工后的木浆色泽为天然的暗褐色，如果漂白程度过高，蔗渣则会呈现奶油白色。单从这一步来看，蔗渣的加工方法与木浆的加工方法十分相像——用大型长网造纸机进行机械处理，水源则来自邻近的里约·帕洛溪 [12] 。卡瓦哈尔主厂区的产量可以达到每天400吨，其中80%都是影印纸。附近另一家纸厂则负责生产杂志用纸，再由一家美国公司标以“树蛙”的品牌售出，以此来暗示：如果你要使用蔗渣纸，树蛙就不会遭到伤害。

世界上的蔗渣纸造纸厂何其多，但卡瓦哈尔宣称它是正宗蔗渣纸独一无二的生产者。公元2000年，设于开罗的克努新闻纸业公司开始生产新型的新闻纸和图纸，其蔗渣成分为75%。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新闻纸业有限公司也宣称自己在公元1996年起就开始生产纯天然的蔗渣纸，而且断言世界上没有一家纸厂比它更环保。而事实上，蔗渣纸的环保优越性就是它在市场上能占得一席之地的原因。公元1972年，当富国银行对外宣布要用蔗渣纸制作支票时，表示支持的各种信息和信件便蜂拥而至，几乎淹没了整家银行。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造纸所消耗的能量不计其数，无论原料是木材还是蔗渣。大型的纸厂一般会自产能源，而且常常是以燃煤的方式，而燃煤正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造纸业的另一宗罪是污染。无论是卡瓦哈尔还是格拉特菲尔特，大型的纸厂会对造纸用水进行再处理后才使其回归河流。但今天的胜利是用长年累月的斗争换来的。数百年来，造纸工坊和工厂抽取河水造纸，并以毒性化学物浸渍河水来分解纤维，之后再肆意倾倒回河流，将其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黑河”。

在数个世纪以前的造纸行当里，饱受民众和政府所诉之苦的主要原因是碎布造纸产生的副产品，有时还散发出老旧船缆焦油的阵阵刺鼻味道，一直飘散到河边，飘进河水里。后来木片纸出现了，这些抱怨声才逐渐销声匿迹。公元1917年，牛津大学的一位职员写了一封信，信中曾经充斥着对附近伍尔弗科特纸作坊的种种怨言，如今都已改了口风，说工坊用木造纸确实是件好事，因为“找不到解决‘水污染’的办法，害怕工坊会倒闭”。

然而到最后，以木造纸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人们还是用烧碱处理木浆，毒性混合物还是同样被倒回河流。当时的造纸业根本没有如今对环境保护的觉悟，主要是因为它对公众的感受毫无反应。环保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让一个行业，或者说至少让几个行业意识到：良好的环境政策对于商业而言，利大于弊。

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的克兰公司对环保非常有先见之明，它于公元1952年开始着手清理胡萨托尼克河 [13] ，虽然之后每年的清理成本都高达10万美元，却赢得了民众的云集响应。不过在那之前，该公司已经污染河流近一个半世纪了。克兰公司把污水通过一条几千米长的管道——在他们称为“浮洗器”和“澄清器”的设备运作下——输送到沉积杂质的蓄水池。经过沉淀处理后的水就可以重归河流了。另外，对于受到严重污染、杂质过高的水，克兰公司则要利用当地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公元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拉华州的柯蒂斯纸业公司也设计出一个类似的系统，利用导管将污水引到“沉淀池”沉积污物。

污水处理，以及向公众炫耀其神奇之处，已然是现代造纸厂经营管理的新路径。公元20世纪50年代所谓的“碱回收”在英美等国是一项强制环保措施。也许在这些国家看来，把未经处理的污水回倾河溪已经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因为造纸产生的污水包含苛性碱、纤维、木材本身的化学杂质，还有蒸炼器产生的亚硫酸盐和硫酸盐。这些污水大可以经蒸煮浓缩成浆，然后被焚烧成灰，而灰烬中的成分大多是碳酸钠，可以被还原成烧碱，重新变成蒸炼的材料。

如此一来，有80%~90%的碳酸钠（或叫苏打）可以被回收并重新利用。这不仅对环境大有裨益，还能体现其经济价值。不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落实到位，对于大公司和跨国公司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而对于小公司则难如登天。因此，资金是现代造纸业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总是眷顾大企业，难为小企业。

虽然廉价、可轻易弃置是纸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因，但在部分人眼里，将大堆的纸肆意丢弃实在是太浪费了。公元1870年，一位法国发明家称他有办法把纸上的印墨清除，让其焕然一新，但人们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其实早在公元1800年4月28日，马提亚·库普就因“取墨于纸，制纸为浆”的发明在英国获得了专利。在专利说明中，库普这样描述自己的技术：“我从印刷和书写过的纸上提取印墨和笔墨，并把这些纸重制成纸浆，让它们能再次发挥书写、印刷等各种作用。”在库普那本关于纸浆替代品原料的第二版著作中，部分书页就是用再造纸印刷的。虽然日本人早在公元11世纪就研制了再造纸，印度人甚至更早，但西欧使用再造纸进行印刷还是第一次。久而久之，库普的再造纸书页要比其木片制作的书页更胜一筹，销量也更高了。

库普去除纸上油墨的理念不知过了多少年才让大众普遍接受。终于，在公元1939年，牛津郡的伍尔弗科特纸厂成了英国推出“去墨”纸的摘冠者。库普的方法和今天的去墨法大同小异，但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再造纸的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印墨纸去墨工序复杂，要经过切割，并以皂水和化学物质反复冲洗。再造纸大受消费者好评，也让造纸的人沾了不少光。今天在美国，大约有3/4的纸厂有再造纸的技术，但美国本土的500家纸厂中也只有113家专门从事再造纸的生产。

有个问题仍然存在。虽然美国环境保护署和本土所有的环保组织都对再造纸表示支持，但其环境效益不甚明显。制作再造纸残留的化学物质，包括油墨，都含有非常高的毒性，有些造纸工还发现，再造过程中消耗的能量远比制作木片纸多。如果用再造纸制作纸板和其他低质纸品的话，成本和耗能就会大大降低。但问题是，消费者更想购买再造的印刷纸和支票用纸。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疑问，再造纸好在哪方面？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垃圾泛滥的世界里，看到变废为宝的行为满心欢喜，总比把废纸堆在垃圾填埋区里强多了。

[1] 美国国际纸业公司于公元1898年成立，是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造纸和包装行业公司。公司业务包括非涂布纸、工业和消费品包装，以及林产品。公司全球总部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译者注

[2] 维罗纳费德里戈尼集团，创立于公元1888年，是意大利一家大型造纸商，如今在维罗纳拥有5家分部纸厂。——译者注

[3] 克兰公司是理查德·特勒·克兰创立于公元1855年的多元工业产品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译者注

[4] 温切斯特军火公司，创立于公元1866年，美国首屈一指的连发枪制造商，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译者注

[5] 柯蒂斯纸业公司，前身是由托马斯·米提尔创立于公元1789年的米尔福德纸作坊，位于特拉华州纽瓦克市，随后被S.迈诺特和乔治·B.柯蒂斯于公元1848年买下，于公元1932年重组成为柯蒂斯纸业公司，于公元1977年被并购成为詹姆斯·里弗企业的一个分部。——译者注

[6] 顶网成形器是指在湿纸页定型前，在长网纸机网案上方增加一张成形网，湿纸页在两层网之间通过，使纸幅上下两面脱水，同时通过两层网之间的挤压和水力作用，分散纤维絮聚，减少湿纸页中的纤维絮团，改善纸页均匀度，减少纸页结构上的两面差，从而达到明显地提高纸页质量的目的。——译者注

[7] 考得，木材层积单位。——译者注

[8] 电子产品，即不以实体纸的形式让人们进行消费，这样就可以不消耗木材，对森林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就是纸质信件的电子替代品。——译者注

[9] 屯努库，位于古巴圣斯皮里图斯省内，距离同名省会5千米，人口约为6000，面积约3平方千米。——译者注

[10] 帕拉蒙加，秘鲁的一个港口城市。——译者注

[11] 威廉·罗素·格雷斯（1832—1904），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且是纽约市第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市长，W.R.格雷斯公司创始人。——译者注

[12] 里约·帕洛溪是位于尼加拉瓜的一条溪流。——译者注

[13] 胡萨托尼克河，美国新英格兰西南部河流，源出马萨诸塞州伯克希尔丘陵，南经康涅狄格州注入长岛湾，全长238千米。——译者注

第18章 回到亚洲

中国于公元1世纪就开始研究造纸，并且于之后的几百年内都在亚洲独占鳌头，当它最终声贯寰宇时，已经没多少人觉得纸只是亚洲的产品了。2000多年后的公元21世纪，中国再次居于造纸大国的榜首，而日本人则是公认的手工纸大师。

如今的中国意欲成为世界最大的造纸之国。除了史实有所记录，中国如此急需造纸，实在让全球的造纸业都感到疑惑。数百年前的汉朝正逢纸业兴盛之期，但今天的中国却难以赶上造纸的大潮，虽有雄心，却也让整个行业茫然。德意志银行的前任分析师、现就职于蒙特利尔银行的分析师马克·王尔德是头号的，事实上也是唯一一个在造纸业上独具慧眼的市场分析师。他提及中国时这样说道：“我不认为人人会赚钱，但他们为什么会在跟纸打交道的这一方面如此有冲劲？这真是一个谜。问题是，他们缺的是纸浆和能源，亟须用进口的方式填补缺口。”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面积第三大的国家，其树木数量却不足砍伐以满足造纸。中国饱受洪涝灾害的历史由来已久，树林对于减缓洪水和滑坡有不可多得的帮助。公元20世纪90年代末的特大洪水，导致长江和其他主要流域严重泛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采伐导致森林覆盖面积严重减少，因此政府便勒令禁止砍伐树林。之后，超过一半用来制作木质纸的木浆都需要进口，而且主要是进口压制纸板被浸泡加工而成的纸浆。

图为芬兰企业芬欧汇川（UPM）在江苏常熟设立的常熟纸业有限公司，公元2013年7月23日，工人正在公司工作

另外一个途径是进口废旧纸作循环利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废旧纸进口国和再生纸制造国，全球市场上回收再造的纸，差不多有一半都出售给了中国，而且国产纸中有40%是经过循环再造的。现在每天在宁波港口都会看到一艘又一艘的货船泊岸，等待几千捆来自世界各国的废旧纸张装满运走，当中大部分是“日本货”和“美国货”。而后，这些纸会被送到印度尼西亚纸业巨头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1] 设立在周边的造纸厂进行处理。

这些纸会被制成纸板箱、鞋盒等纸盒。比如，一个住在堪萨斯城的居民看完《堪萨斯城明星报》后就随手把它塞进回收垃圾桶，之后工人就会将其打包通过航运到达宁波，制成鞋盒销向意大利。它装着一双精美的意大利成鞋安放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精品店中，碰巧一位正在度假的美国人买了这双鞋子带回纽约，却把盒子扔了。之后，这个纸盒便又踏上去往宁波的旅途，如此循环往复。

造纸所需的能量消耗巨大，中国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产煤大国，又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公元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还能出口石油，如今却是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差点儿“赶超”美国。尽管迫于压力需要降低燃煤量，以减少碳排放和减缓温室效应，中国不得不采取减排措施，但它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虽然中国的人均纸张消费量并未高于西方的标准，但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纸张用量可是不容小觑：年均消耗6000万吨，而且每年还以15%的速度在增长！即使新闻用纸这种很快销声匿迹的纸制品，最近也在中国呈现了增长势头。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的纸产量仅向国内供应，它也在全球范围内出售价廉物美的纸，使得美国、欧盟和巴西都纷纷设置贸易壁垒，防止过多的中国纸进入市场。然而，对纸的关税单位为“张”而非“卷”。为防止人们将一卷卷的纸带入美国后再切成一张张纸，最终美国政府也对此设立了限制。自公元2014年起，中国对外纸品贸易中的复印纸有20%都输出到了美国。

中国南方地区坐落着宁波、上海两大口岸，更环抱安徽、浙江、苏州和杭州各省市，自古至今都是中国最丰饶富足的区域，可谓“国之粮仓”。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全年多有雨露或水雾，可以说四处皆水——河流、湖泊、溪川、运河和稻田。因此，华南地区水量充足、交通发达的两个先决条件为造纸提供了物质动力。

华南地区还兼备中国山水画派特有的景致——险峻陡峭、碧峰连绵、云雾缭绕的群山，以及蜿蜒秀丽的河流。华南地区一度是历经百年风雨的美丽之乡，但在最近几十年内已被纷纷改造，一幢幢雄伟高大的楼房拔地而起，却少有白领或住客进驻。古城也连连遭毁，举目四顾都是建筑工地，乡村中到处都是一方方蓝顶白墙的工人宿舍。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一年中鲜少与家人一见，更要劳尽心力积攒微薄的工资。

近年来，中国人正在思考他们到底失去了什么，而建筑界的最新势头是“仿古”，即重建古旧建筑。这个理念最初是指临摹古画杰作，但在各类古建筑被不断拆毁的现实下，“仿古”也开始倡导旧宅和其他传统建筑的再现。

苏州是一个运河交错、园林幽深的秀美之城。明朝时，官员都会在运河沿岸建造自己的私家园林，设置人工湖，栽花植树，并特地放置风蚀而成的岩石，浑然天成，犹如雕塑般生动。肥硕的锦鲤在池中畅泳——而鲤鱼是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养殖的鱼类。苏州湿润多雨，气候温和，是开园造林的最佳选择，其中最壮丽的园林当为拙政园。

中国园林讲究结构和色彩的互相搭配。水、石、林是最基本的元素。南方风蚀石之贵，贵在其不假雕琢。中国人爱收藏石头——有川流磨平的、天然雕成的、自成旋涡状的——这些千奇百怪的石头都用来放在家中或园中作为装饰。一位苏州画家经常在石头上作画，他的画室中放有一块天然形成的岩石，他说道：“跟洋画家谈石头没用，他们根本不懂我们跟石头的联系。”

历经多年的经营，金光集团已经在中国设立了20多家纸厂，其中在南方地区数量最多，公元1996年，它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工业园里建起了金华盛造纸厂 [2] ，原因是苏州便利的交通和吴淞江吸引了他们。公司按照苏州传统，在厂的一旁建了一个园林，满栽本土花草树木。此地区在成为工业园之前一直是荒芜的野地，而这个园林的落成，为其添了不少色彩，白的、粉的夹竹桃争相开放，还有丛丛簇簇的乡土树种和藤蔓点缀其中。得益于纸厂水处理设备的补充循环，园中的池鱼欢腾跃然——黑鳞的、白尾的——还有软壳的乌龟在悠然歇息。很多苏州特有的鸟类早在建立园林之前就栖居于此，现在园子也成了它们的安乐窝——白鹭、雉鸡、喜鹊，还有苏杭一带常见的翠鸟，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短小精干的长喙蓝羽鸟类。园子开凿了4个池塘，还建了一条水道与宽阔的吴淞江连通。池塘和水管的水处理装置不断地运作，时不时地会传出阵阵低鸣。对于一个工业园区而言，能如此模拟苏州的园林已经相当成功了。

与很多现代造纸厂一样，金华盛以其在环保事业上做出的努力而自豪——它设置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废物处理厂，能对一切化学物进行再利用，另外还在中国的环保事业方面投入了1亿美元。但人们对于这种宣传有些不屑一顾。一位当地居民说：“要不是有污染的话，他们也不会建一个公园。”看那园林的葱绿华盖之上，是厂区发电站中一根根高耸的红白相间的烟囱，不断燃烧的煤、气和石油冒出滚滚浓烟。

金华盛是中国第三大造纸厂。厂里有4台大型的“统筹”机器，每周7天、昼夜不停地运作。它们加起来所生产的纸可以达到每年60万吨。在这家依赖进口的纸厂当中，没有一台设备机器是国产的，这是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其中体积最大的一台是日本制造的，日均产纸量1300吨，纸卷足有8米宽、200米长。金华盛有60%的纸用以出口，分别输出到北美、南美、欧洲和非洲。工厂生产一系列的纸制品，尤其以制作各种品质上乘的美术书用纸为傲。

中国纸业主要以进口建立起经济模式，其产品却用来出口。近年来，中国人努力通过自主制作纸浆来改变这种状况。金光集团的两家大型纸厂——一家在海南省，另一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经引进了一种生长快、易种植的刺槐作为纸的原料，试图改变被动的现状。

自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公元1979年，中国境内尚未出现私营企业的身影。这就意味着没有私营纸厂、印刷厂，更没有私人出版社。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可能也是史上印刷数量最多、普及面最广的书籍。在公元1964—1976年这12年间，《毛主席语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出版高峰。

这几十亿本书籍分别被译成37国语言，甚至还有盲文，推向全世界。后来还专门加印了10亿多本英汉对照版。版本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当中最负盛名的要数那本印有硬币大小的毛泽东头像的语录，装订红色的塑料外封，面积只有手掌大小，人称“红宝书”，所用的纸质量优良，经历时光的冲洗而不褪色。

公元1979年，政府允许，甚至鼓励中国人建立自己的企业。在这众多的企业当中，造纸业占了大部分。在中国开办私营造纸企业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代，有人懂得如何妥善经营，也有人认为那只是一件值得参与的好事情。当下，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从事手工纸的男女老少都想继续传承这项古老的传统，因为他们担心手工纸就此绝迹。如果细心寻觅，你仍会在日本的乡村田野间发现小型手工纸作坊的踪迹；而在韩国，手工纸的集散地都以全州这个韩国文化枢纽城市为中心。手工纸这种科技含量低、投入极少的产品，只需要买几台打浆机，制几个浆槽，找来几个造模子的工人即可开工。

然而在中国，想要拥有自家公司的人却接二连三地开了数百家造纸厂，多数集结在南方。他们全身心地制造工业用纸，却得不到投资用以购买必需的进口设备。所以他们干脆做了几个浆槽，开始制起了手工纸。很多公司都尝试过同时运作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浆槽来生产大批的纸，从而提高总体产量，但相比大型的工业化纸厂而言，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凤毛麟角的手工纸大多来自安徽省泾县，公元1979年以后，大概有300家纸作坊在暮霭重重的青山绿谷中开花结果，沿途还有蜿蜒的溪流缓缓流过，景致如此美丽。但情况到后来开始恶化，于是政府频出禁令，到公元21世纪，只有不足200家仍然在该地区运作。

从明代开始，泾县一直以其纸品驰名中外，是宣纸之乡。宣纸纸色纯白、薄而透明、纸质坚韧，既美观又耐用。“宣纸”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管辖而得名。许多中国画家都对宣纸大加赞誉，他们说：除了宣纸，其他作画之纸一律不用。来自南京的画家汤国就是宣纸的推崇者之一。他的作品和许多当代中国画家一样，都是用墨在纸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并在根植于传统素材的基础上，时刻寻求新的表达形式。他说道：“墨之于我，就如绿茶。我有时会喝点儿红茶，有时则会小啜咖啡，但还是习惯喝绿茶。”对于纸也一样，他坚持只用宣纸。

真正的宣纸以青檀皮制成，这种“个子”矮小、树干圆滑的树在全国各地均有生长，树最高不会超过18米。但也只有泾县的树皮才称得上优质的造纸材料。制作宣纸的条件也相对苛刻，要选用安徽省附近的沙田籼稻草。汤国曾说：“要造好纸不难，难在选好材。”这句话正道出了宣纸昂贵的原因。

在传统上，为宣纸制作纸浆起码要花上一年。古人常说：一纸既成三百日。仅仅在石灰里浸泡树皮就要耗费两天到一周（而今天为了加快进程，偶尔会加入烧碱，然而汤国对这种“化学”纸张非常抵触）。然后它在数月之内会被反复冲洗，放在山腰处晾晒1个月，定期翻转。以往也有人专门从事树皮翻晒的工作，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上山翻皮”。另外，宣纸所用的籼稻草也需要持续晾晒10个月。

下一步，就是用杠杆使石研钵和杵运作起来，把树皮和稻草碾碎捣烂——这一步骤早期是由人手工操作的，时至今日，除了电动，有时也会用到水力机器进行驱动。人们把泡桐树的种子炙烤成灰，将其与蒸煮过的用阳桃树根制成的胶浆一同加入纸浆当中，使其更加强韧。

位于泾县以北的安徽省载元堂工艺厂 [3] ，是公元1988年37名工人开凿河道分支时，顺势在沿岸建立起来的工坊。在中国众多的新兴手工纸作坊当中，载元堂属中型规模，有6名捞纸工负责大部分纸的筛模，其中两名男工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负责较大的纸模。他们每周工作6天，每天可制作出600~700张纸，在工业岗位不断发展、压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手工造纸的待遇可谓不错了，起码工人能住在家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而不是身在山遥路远的外省，只能在宿舍有限的狭小空间内活动。

载元堂的纸浆中没有阳桃树根的汁液和石灰，而是掺入一种从日本进口的化学物和烧碱。因为纸浆漂白这一“纯天然”的步骤耗时较长，所以也会用到漂白剂来加速进程。对于部分产品，他们甚至不会用青檀木皮，因为材料根本不够，而是会代之以其他树皮——偶尔也会试试加拿大压制云杉木浆的效果。然而，作坊除了在纸料方面另辟蹊径，也始终遵循制作宣纸的“金科玉律”：每100张面积为70厘米×138厘米的纸，重量必须达到2.8千克，分毫不差。上等纸的单价为每张8~9元，而普通纸为1~2元。

载元堂工艺厂的产品形形色色，也包括艳红的对联，人们买回对联后，便会请一位书法了得的前辈在红纸上大笔一挥，写下几句祝福语，贴在门前，希望众人都辞旧迎新。这些对联大部分都是面向贫困的农村村民销售，所以材质都是较为便宜的纸。当然，工艺厂也会生产质量上乘而昂贵的对联，主要销往中国台湾地区。无论质量如何，载元堂都不购置任何机器，皆以手工纸而闻名。

毗邻的浙江省不仅盛产另一种用本地纸浆制成的纸，更是茶香四溢，盛产世界一流的绿茶。茶园依山而建，像被雕刻似的错落有致的梯田，让整个山坡都铺满了绿色，山后则有缕缕清雾缭绕，蔚为壮观。该地区富春江沿岸的竹林颇负盛名，沿江而上则错落地分布着小型的家庭纸作坊，它们用竹来制纸——竹纸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的上古时期。

纸作坊因时制宜，只采摘当年最粗壮、最坚韧的竹茎来造纸，来年还会长出新的“好茎”，因此放眼望去，竹林依然青翠葱茏。人们把竹子翠绿的外皮削去，从竹节里挑走洁白的竹肉用作原料，之后将其切分成1英尺长的片段捆扎起来，放在沸水和石灰中蒸煮一天一夜。随后，将其与水和石灰一同在大锅里放置6个月，取出后以清水洗净，敲打成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纸的质量不会太好，色泽也难以显得透白，一般只用于丧葬烧祭。

书法是当代中国、日本、韩国仍然存留的古老传统。以前，书法一般会用于宣传。如今，它在商业广告中经常出现，又始终与艺术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草书作品南梁元帝萧绎《采莲赋》，作者孙晓云

中国一级书法家孙晓云认为，“书法在数百年的技术变迁中已然发生了改变。直到公元4世纪，纸的质量还是非常粗糙的，因此在纸上行文也难以精准到位。有能之士通过拇指和食指相互配合转动毛笔，创造了笔画，回看上古时期甲骨文的书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型纸模出现之后，所制纸张也更大、更薄，必须要放在桌面上才好操作。这就需要调整书写姿势，才不会在处理这种‘文房之宝’时出现什么差错。明朝之前的书法家都习惯‘转笔’的手法，之后书写慢慢地就变了，只有内行才看得出这其中的不同。以前从笔迹可看出此人转笔的动作，现在这种技法已经失传了，只是慢慢地写出似有‘笔法’的笔画，缺失了动态。人们行笔不求快，只求谨慎如画字，那就成了平常‘运腕’写字，并非‘运指’，因为已经没人了解古老的笔法了”。

生宣纸的应用是又一个大变化。一般画家用的纸都是处理过的宣纸，会在其表面上矾、涂蜡，这样墨就不会轻易洇散，线条也会更加明晰、幼细。明朝时期的书法家和水彩画家开始使用生宣纸，而生宣纸早期只用于包装或者丧葬的烧祭。这种廉价的纸吸水性很强，对墨汁和水彩的吸收、扩散效果都很好，能够让线条粗大而模糊。自此，生宣纸便成为书法家和水彩画家心仪的不二之选。

楷书作品南梁元帝萧绎《采莲赋》，作者孙晓云

孙晓云回忆道：“古时的孩童都在私塾学（毛笔）字，几乎人人都能成为‘书法家’。意欲上朝为官的人都要经过考察，要写得一手好字才有资格为朝廷效力。”当学童的书写工具由毛笔变成了钢笔，一切都改变了。公元1959年出生的孙晓云自幼与毛笔为伴，但经历一代人之后，儿童开始接触钢笔，自此，毛笔书法艺术就慢慢式微了。主流学校也不再教授毛笔字，有书法兴趣的学生需要找专门的艺术学校接受培训。“但是如今，”孙晓云说道，“政府意识到这种失误，并宣布重新在校开设毛笔字课程。”

虽然中国已重回世界最大造纸之国的位置，却丢掉了“最好”的皇冠。年过不惑的画家、造纸匠郭彬有闻及此，尤为痛心。他在北京一个新建的波希米亚街区中定居工作，砖瓦厂房被陆续拆迁，让路给画室、建筑工作室、咖啡馆和花店。新一代的造纸匠在全球范围内兴起，郭彬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他的设备流水线上只有一个小型的浆槽，但画家们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因为其纸质上乘——他从安徽省购置青檀木和桑树皮制成纸浆，而且认为树皮天然的香草色才是中国宣纸最纯正的颜色，所以他坚决不用漂白剂。除了画家，他的销售对象也十分广泛，其中一位“贵客”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他的纸在修复古籍时就派上用场了。

郭彬的右边脸颊有几道细小的伤疤，问其缘故，原来是公元201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日本的手工纸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他听闻此信便痛心疾首，说那天简直是“国耻日”，就故意在脸上刻了疤——不是因为觉得日本没资格得此殊荣，而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丢了自己的脸”。

公元19世纪的日本对于纸和造纸匠的需求特别高涨，也许是不幸，公元1874年，从东京引进了机制纸的佑光社公司临危受命应对这种情况。另外的6家公司也依葫芦画瓢，在大阪、神户和京都分别开业。从那时起，尽管这些纸业公司用的不是西方纸业的模式，但手工纸也算闯出了名堂，人们称之为“和纸”，称机制纸为“洋纸”。

韩国人也将机制称为“洋”。他们的手工纸名为“韩纸”，而“洋”在亚洲并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词，但无可厚非，亚洲人确实也大量地制造并使用洋纸。在公元1880年，日本人主要的用纸为和纸，但到公元1910年便“纸风”一转，用洋纸的人占了大多数。

韩国书法，由韩国著名书法家吴尚庾书写的“韩纸”，他的现代书法风格备受人们欢迎，广泛用于广告、电影海报和店铺餐馆的告示牌

今天，韩国仍旧生产韩纸的小型纸业公司虽说是在挣扎中求生存，却也在逐步巩固自己。以往韩国三大造纸公司都拥有多浆槽设备，之中有全年无休的巨头“安东韩纸”，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配备了一套先进的水处理装置，相比大多数只有一个浆槽、只能在冬季经营的家庭作坊，优势更加明显。有数据显示，公元1910年的韩纸制造商有8000家，到公元2009年只剩下26家，但这些数据的虚假成分较高，因为韩国与朝鲜在公元1910年时尚未分裂，更不存在公元2009年朝鲜的数据。不过，现在韩国赫赫有名的纸模制作师也只剩下一位，他就在全州古镇中颐养天年。

韩纸仍旧在制作传统物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台灯、纸伞、盒子、纸扇，以及面具等。人们更将韩纸扭结成绳，编织成篮、鞋和帽等。人们用作传统家居中铺盖地面的地纸，称作“糊油纸”，在过去的40年里，这种纸已经少之又少了。听说韩国红泥的保健功效不错，人们又将其制成玫瑰色的韩纸用作墙纸。

韩纸的原料为“ ”，意为“楮树皮”，有时也会从小构树（原产于日本的名木）中取材。将树皮与木槿 [4] 根混在一起，捣烂蒸煮成黏稠糨糊状，这样就可以把纸中的纤维牢牢地固定住了。韩国人说他们的树皮要比日本的坚韧，因为其极端的气候让纸变得更为结实。当然，日本人对此言论并不认可。

公元20世纪早期，日本的和纸工匠曾达到68000人。到公元20世纪20年代，这个数字开始有所下降，如今已经不足450人，部分评估称甚至要少于300人。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是顶尖的造纸工这个事实不可改变，足以保住日本作为“手工纸圣城”的地位。

满头银发的萨谷松凛良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经常穿着蓝色和服和与之搭配的裤子，这是日本男人在画室的传统打扮。始创于公元1653年的小津商店纸博物馆位于东京东部，而萨谷是现任馆长。他说和纸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洋纸生产商已经懂得仿制手工纸的方法，成本却比和纸低得多。他补充道：“它（洋纸）看上去与和纸很像，如果其他特点与日本人的审美观也一致的话，那么多数人都看不出差别来。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日本人在日本制造的产品了。”

伊登·菲尔波茨写了一本小说，以公元19世纪一家英国纸作坊为背景，其中的“造纸匠”说他们的生计面临着重重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机制纸的销量太好了：“人们根本分辨不出机制纸和手工纸的区别。”萨谷担心相同的一幕会在日本上演，因为一家设备先进、员工充足的纸厂可以在短短8小时内产出1吨的“仿和纸”。最大的挑战是，这些纸厂已经清楚怎么以长网造纸机用传统的小构树皮制出精美的“和纸”了。

然而最近，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保护和纸的问题。学校会组织小学生到小津博物馆参观学习，并由相关的人员教授如何制作和纸。东京规定当地的全体学校都要把“和纸”纳入儿童教育的标准课程中去。萨谷自己也说过：“和纸是日本的一部分。”

公元1923年的日本大地震让东京满目疮痍，随后与“纸”有关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毛笔与和纸记录买卖的小店铺，都被用钢笔和工业纸书写账单的现代商店所取代了。“在我孩提时，我的伞是纸做的，房间的墙也是纸做的，连和服上也缝织着一张张的纸。”萨谷回忆道，“纸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可惜如今都不再用了。”

这句话未免有点儿夸张，因为画家还是会以和纸作为木刻、水彩、墨线画、油画和书法的载体，而且形形色色的传统日本商品的包装用纸——甚至新式的和服、水果和糖果馅麻糬（即糯米团）的甜品也要用上和纸，而日本天皇的和纸几乎是专门为他而造的。那些持续好几个小时、只为喝上几口浓香抹茶的茶会也只用和纸，不仅如此，人们试吃的零食和鲜艳的糖果也是放在和纸上的，吃完结账时人们拿出的那沓厚厚的账单也是和纸！

御币是一种装饰，示意这是供奉神明之地，用纸折叠成若干长方形，挂在一根稻草秆上，所用纸料也一直是和纸。某些酒厂也会在发酵室里悬挂御币，人们已经知道发酵不是什么怪异的巫术，只是求个心安理得。神社里也会摆放各式各样的和纸纸条，让人们把祈祷祝愿写在上面，缴纳一个硬币后，把祝愿放在和纸信封里，绑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祈求愿望成真。

日本的传统民居里多有用和纸板镶嵌而成的纸门，称为“障子”，然而这种房屋在今天已经寥寥无几了。某些民宅会特意留出一间障子和室，既是出于传统的考虑，又是为了透入柔和的自然光，让整个空间更加舒适。今天的很多障子纸门都不是纯手工制作的，而且往往含有木纤维杂质，因为一张门框大小的纯正和纸绝对是价格不菲的。和纸之贵，还贵在它平时能吸收湿气，在寒冬能保存热量，而在炎夏还能把纸门拉开，通风透气。唐纸 [5] 则充当和室之间的隔板，至今仍然风行，地灯和其他照明设备也仍然以和纸包盖。

河野绫子的家族于公元1690年在东京创立了唐纸企业“东京松屋”，现已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唐纸供应商。传统的唐纸都以木刻画作为装饰，偶尔以金银叶作为陪衬。河野家族经常生产一种叫作“鹫子”（意为一种猛禽的幼崽）的和纸，色泽清雅，呈蛋壳色。唐纸的制作难度很高，过程复杂，因为纸门板和一个公元17世纪的男性一样高，也就是说制作这种纸板的纸模尺寸也相当大，必须一两个人合力才能顺利拿起。可惜，现在已看不到多少和纸工匠还在从事这种工艺了。河野绫子说：“没错，和纸已经越来越少，但人们对和纸的需求也很低，所以两者就互相抵消了，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认为和纸有朝一日会消亡。”

东京的山田谷纸店从公元19世纪末起就享有向皇家贡奉和纸的特权，曾有这样的一个惯例：每当天皇理发时，被剪掉的头发不可轻易丢弃，而必须用和纸仔细包好。但这之后的处理似乎就无从得知了。天皇非常喜爱聚会，并安排客人们在聚会时进行俳句写作的竞赛。俳句是起源于公元17世纪的一种日本传统诗体，由三句——分别为“五、七、五”音——共十七音节组成。聚会上，人们会用毛笔在和纸上纵向写诗，一分高下。

日本手工纸历经千年的发展和完善，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材料物质，都已经今非昔比。千年前，造纸匠寻遍桑林，利用桑树的内皮，稍做蒸煮并提取出与秋葵属同一类的山药根胶，经过加工成为纸浆，日本纸业直到现在仍然沿用这种古法。但与前人不同的是，今天的造纸工采的是自家种植的桑树根胶，因为野生的桑树都渐渐绝迹了。进入公元20世纪，野生植物已逐渐开始消失。

位于九州岛（日本四大岛屿之一，位于最南端）的佐贺县 [6] 是日本仅有的一个仍用当地一种特有的桑树造纸的地区，这种树曾经是日本最主要的造纸原料。小构树的种植方法与之类似，但现在要找到大量的小构树已经越来越难了，因此日本人转而从韩国进口树种。匠人们所用的另一种纸料为结香树，属于瑞香科，是一种生长在东亚的开花常绿植物。不过结香是灌木类，而非乔木，因此树高一般不过3米，能提供的原材料尚显不足。

和纸行业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传承。现如今，日本仅有寥寥30人懂得制作和纸纸模和其他相应的设备，而且这些师傅都已年迈，很难有精力再一展身手了。和纸制作师思想守旧且比较自我，他们习惯了薄利劳累的体力劳动，每逢冬季都把手泡在冰冷的水里捞纸一整天。如此经历让他们显得固执而沧桑。

忠雄清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生于公元1937年12月8日的忠雄在飞单市 [7] 河合村长大，村庄位于高山之上，山顶长年被白雪覆盖。他为了方便制作和纸，决意要把房子建在冰雪上，说这样可以收集山溪的纯净水流，引到自制的混凝土蓄水池中以做出优质的纸。他就是这样一位倔强的老农。

住在五崮山（又名五个山，位于东京西北部的传统风景区）的一位造纸匠更别出心裁，他把小构树放在雪里不断地摩擦，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使造出的纸更加白皙。这看似不太科学的做法确实让他的纸变得非常亮白。然而，当忠雄把刮净的树皮放在雪上“漂白”时，他的做法却是科学的。如果晴天多、阳光足，明媚的日光把雪化掉之后就会“晒白”树皮。在漂白剂出现之前，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晒白”衣物的，有些地方至今仍在沿用这种技法。

忠雄种植小构树和稻米，甚至腌制蔬菜，每逢1~4月冬去春来之际便制造和纸。除了妻子和近邻偶有帮忙，几乎是他一手包办所有工作。忠雄的儿子在初中时曾在课上写了一篇作文，文中表明为何他要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和纸制作师。但老师却告诉他此路不可行，并将他引领到一所普通高中，如今他在县政府打工。忠雄感叹道：“儿子很想成为一名和纸师傅，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他自己已经有能力谋得一官半职了。”然后老先生便不无得意地举起手中的白纸，接着说道：“不过，瞧我把乌黑的树皮变成了什么！”

在晴天朗日，忠雄和妻子二人合力可以造出100张和纸。早些年，他还会多找些帮手，共同协作可以每天造出250张纸。他说，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我的背疼得厉害”。忠雄有惯例可循，他的老母亲劳碌一生，一直在剥树皮造纸，直到92岁时，体力渐渐不支才停止。忠雄自信地说：“如果你在1月做足了东西，当你把手放进冰冷刺骨的山涧水中，你就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好东西。”

令忠雄感到困扰的一件事，就是制作和纸的剥好的枝条就这样随意地被人烧毁或丢弃。他叹道：“人们需要发现它们的用处，木材就应该是可用之材。”他尝试过把枝条卖给游客当登山杖用，也试过把和纸带绑在木枝的一端当作羽毛掸帚卖给顾客。但到现在为止，这些尝试都没有奏效。

东京以北大约73千米的堂平山上，坐落着一座有1200年历史的和纸名城大釜町。“二战”之前，该城共有80名造纸匠，而在战后却只剩下3名，所幸现在回升至10名。城中部分居民也开始学习制作和纸，还有人重操旧业。高野鼎藏作为大釜町第四代和纸师傅，也是其中的一员。他说道：“我挺厌倦这个工作的，特别是在冬天，水冷得可怕。”他曾退出造纸界长达15年，后来一位美国人到访小城，对和纸津津乐道、欣赏有加，这让高野不禁自惭形秽，因此重拾和纸技艺。

高野的纸店平淡无奇，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别致之处。反观邻店老板的设计却别出心裁，他也四季无休，逢冬造纸，其他时间一直在朝耕暮耘，居所是一间建于公元1750年的茅盖老宅，设有日式园林，栽樱木、置鲤池，雅然生趣。但高野鼎藏甘于平朴，店内只有两位女助手和一个小房间，他就在那里日夜辛劳，依照古法兢兢业业地造纸。首先会用碱液软化小构树，再将其蒸煮3个小时，直至质地变得细腻柔滑，接着就可以把这锅混制浆液倒入大型的矩形浆槽里，最后往其中添加少量山药根胶，使之更加黏稠。下一步就是均匀搅拌纸浆，并放入木质纸模——一个用老竹制成的滤网，而非线网纸模。这种滤网有一扇门那么大，操作起来很不容易。虽然这个纸模面积巨大，它一次却只能制作两张纸。高野拿着模子在槽里嗖嗖地转着圈，技巧纯熟，每一次移动，每一次摇晃和筛选都非常完美，只需数秒，一张薄如蝉翼的纤维薄膜便“出水”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张湿纸翻转，和助手们一起把所有的纸整齐地放成一沓，晾晒12个小时，然后把当中的水分压出，一张接一张地分选出来，放在一块被蒸汽加热过的金属幕墙上慢慢烘干。相比旧式工序，使用幕墙烘干是唯一的创新之处。

公元9世纪，大釜町当地的桑树生长茂盛，居民们趁此良机开始制造和纸。不过如今，那里的野生桑树已十分稀有了。高野本人对寒冷地区的高密度构树皮情有独钟，气候同样寒冷的韩国也称其树皮质优，做出来的纸韧度更高。高野今年已经78岁了，谈及自己的手艺时，他说：“我很容易讨厌它。”再者，他的家族已经没有第五代造纸匠了。现在从事摩托销售的儿子已明示不会跟造纸扯上任何关系，而女儿也对此项技术毫无兴趣。帮他做工的里仁玉罗曾表示，只要高野鼎藏还在造纸，她就会一直在旁协助。后来她也改变了主意，打算另寻出路，自立门户。和纸匠人曾一度活跃在农村地区。以往造纸被视为冬季的农活，农民的小儿女会自告奋勇帮忙剥树皮，这样才有足够的木材生火取暖，度过寒冬。但如今的人们已经不用柴火来取暖了，农民也少了很多。

为了减缓技术消亡的趋势，日本政府向有兴趣学习制作和纸的年轻一代给予补贴。但问题是，学好和纸工艺要花多年时间，而政府只资助其中两年的培训费用。

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和纸匠人，生于公元1980年的奈介丹下从祖父处继承了衣钵。他家住在仓敷市 [8] 中一座风景如画的瓦房小镇上，面对湛蓝静谧的濑户内海。他在工作室前栽了几棵结香树和小构树，也会买来一些树干粗细仅有1英寸的树苗，其树皮柔软，是造纸的上好材料。他不时地发动当地的群众采摘野生的雁皮树——早在远古时，人们已经用这种灌木造纸了。奈介的效率很高，一天只需8小时即可生产200张纸，而据他所说，祖父更是神乎其技，可以在相同时间内生产400张纸，足足是奈介的两倍。不论东方或西方，捞纸工一向给人们以男子汉的印象。“挥舞”大纸模这样的工作肯定要交给身强力壮的大块头负责。直到胜和木一惠的出现。生于公元1936年的一惠身材娇小，身高不过1.2米，在身为和纸匠的丈夫死后，她决意向自己43岁的儿子学习和纸制作技术。虽然儿子和儿媳早已放弃了制作和纸，但她仍要“坚持下去”。她一脚踏在台阶上，把大纸模浸入浆槽中，快速摇晃后，一张完美均匀的纸就“现形”了。

有一种日本造纸技术的知名度在逐年上升：海苔（一种在制作寿司时用来包裹米饭的海草，包卷时非常考验筷子功夫）。海苔的制作工序与造纸如出一辙。事实上，它也适用于纸的定义——一片随意交织的纤维。

人们在海水低潮时架起竹竿，在竹竿之间横向撒开布满海苔孢子的渔网，但孢子小得难以用肉眼看到。海苔的养殖生产就是在这些网格上开始的。在随后的40天里，养殖人每天会趁低潮时划船出海，检查海苔的生长态势。主要是把缠在网上的其他种类的海草和杂物去除，让海苔安稳地生长——实际上，这是定期的除杂行动。

在日本四岛的全境海岸线上分布着各种红藻，它们同为紫菜属，皆是制作海苔的原料。当地人称其为“浅草”和“水中草”。

过去，海苔的制作方法与和纸相似：以人工切碎混以水，再由人工筛选过滤。大概50年前，日本开始引进制作海苔的机器设备，于是手工海苔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海苔机的结构和长网造纸机非常相似，都配有一条长长的输送带。机器将海草切碎后，会自动加水形成溶液，经塑料滤网过滤后再进一步按压，把剩余的水分榨干。

有些和纸工匠改行去做海苔，因为听说这是个有利可图的行当。但包括金万则夫在内，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生产海苔一定比生产和纸获利更多。那些仍然怀念手工海苔的老人对机制的产品颇有微词，因为后者经过加热会变得更酥脆、色泽更鲜绿，反而流失了自然的黑色。行内人则补充说手工海苔不仅颜色更黑，而且会更厚实，还松软可口。现在市面上特别高价的海苔都集上述手工海苔的特质于一身。

韩国的飞马纸业国际公司更是创意十足，尝试以红藻入纸，在和纸与海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该产品经过双重漂白，手感平滑、色泽透白。公司称，比起用木浆造纸，制作红藻纸时根本没必要清除木质素，因此耗能更低。该公司也表示，在制作过程中，红藻能生成乙醇，是一种用处甚广的副产品，让成纸尝起来像——纸的味道。

东亚地区以纸为载体的艺术——如书法、水彩、水墨等——经历变迁，仍旧风靡当下。公元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9] 著有《灵山》，书中的主人公因患癌而苦苦寻找一座能够治疗癌症的“灵山”。除了让人神往的文字文风，书中的黑色墨线画更是引人入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高行健就像一位古典主义时期的诗人艺术家，既以文字表意，又用画作抒情，将类似的想法通过风景表现出来。

还有许多画家，例如张洪 [10] 和彭伟 [11] 也依然遵循古典画派的方法来创作水彩风景画。再如汤国以水墨写意，书法家王冬龄 [12] 则以练习为机，用大笔粗画书写抽象画卷。

日本纸艺对当代建筑的发展颇有影响。著名建筑师坂茂的代表作包括博物馆、大厦、企业总部，不一而足，连一根50美元的纸管也可以用来搭建帐篷。起初，这种简易的居所是为了给卢旺达内战的难民提供战后救济而造的，而且也在不同的灾难情况下试验过，证实非常有效。他的作品成本一般都很低，比如在阿斯彭艺术博物馆 [13] 的设计中，他以大篇幅的玻璃结构为主调，用灌注了树脂的纸为材料编织成建筑表面。

抽象绘画作品，公元2005年，作者王冬龄。画作中无不体现一位书法家多年的经验与精炼

堀木惠理子在位于东京的别致的工作室里，重新定义了和纸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我原本是个银行家，”她回忆道，“在银行里工作了4年，并通过银行开了一家和纸公司。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参观和纸的制作过程，我觉得应该会挺有趣的。然后我看到工匠竟然站在寒风里，他们的手臂泡在冷水里都冻得发紫了。他们对这项1500年前的工艺的敬业精神让我非常难忘。”

惠理子接触和纸行业时已经24岁了，她花了好几年说服老练的和纸工匠跟她一起合作，但她想做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重要的是，”她说道，“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手工和纸必须给人们提供什么？它的作用从古至今也没有被弱化，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完善。不过以往的和纸都是像信纸和包装纸那样的一次性产品，而这款和纸如此耐用，我们能拿它做什么？建筑！”

惠理子与五六个造纸工一起操作着一块非常巨大的纸模，几番周折后终于做出了一张长约5.5米、宽约15米的巨型和纸。另外，她尝试在门板上进行面光处理，产生了与背光处理截然不同的效果，这样的门板在日夜更替时就会呈现不同的外观。有时，她还会在表面贴上少量银箔，向光面能起到反光效果，而背光面则是不透明的漆黑一片；突发奇想时，她会在纸板上编几条小构树皮长带，会用水泼向湿漉漉的纸，弄出几个不规则的小孔——就像以往的欧洲工匠即兴而为的创新艺术那样；还会在其中加入化学染料，看看效果如何。有些纸板有双层或三层厚，甚至每一层的花式都各有不同。一言以蔽之，惠理子的工作室是一个产生奇思妙想的摇篮，对和纸和障子不断地进行着创新、改进。

同时，惠理子也利用构树纸入模塑形，制作大型和纸制品——球状、圆柱状，甚至骨头状等——并在内部安装照明。她的杰作包括首相府邸的门板、东京成田机场的所有照明设备，以及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奏舞台的背景幕。

纵观纸的历史，在造纸匠和艺术家之间总会有一定的交集。英国造纸匠詹姆斯·沃特曼曾与J.M.W.透纳共事商讨；日本的造纸匠也专门为某些画家造过纸，并标上其名——例如“贺风纸”就是为画家雅邦制作的专用纸。然而，今天手工纸的商业空间越来越窄，经营小店铺的工匠与画家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现在的画家可以直接而准确地告诉纸匠到底想要什么，纸匠便可以做一个量身定制的产品作为回应。郭彬在北京所做的就是这种“一对一”的生意，全球各处在从事类似工作的匠人无不如此。

从富恩特拉比亚港口 [14] 后方远眺，离法国边境仅有数步之遥，耸立着陡峭巍峨、绿草如茵的巴斯克山群，山谷中偶遇一个平顶单层的玻璃小屋——这里就是基基斯·阿拉莫和丈夫约瑟·雷蒙·亚历杭德雷的手工纸工作室。从窗口处往一个方向望出去，便可以一览巴斯克山脉的壮丽，雨后的山林泛着翠绿，远方的斜坡山路上零星点缀着几座白墙红顶的小宅，这自然的清新让人享受着视觉的洗礼。从另一个方向望去，就能看到被墨西哥加勒比海岸的海风轻拂着的繁茂的维拉克鲁斯热带雨林。夫妇俩在自家的小花园里种满了车前草、龙舌兰、罗望子、薰衣草，以及他们本国的蓝花楹树。他们是墨西哥裔巴斯克人，都是西班牙内战难民的子女，到公元1982年，他们的父母都逃到吉普斯夸省的巴斯克地区，在那里落地生根。

基基斯对造纸的痴迷，源于她对墨西哥传统篮子制作的兴趣。当中有两大因素：其一，编织篮子的稻草也是造纸的材料；其二，纸模的制作也需要编织技巧，就如编篮一样。她第一眼看到纸模时，就对造纸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基基斯和约瑟的居所是秀丽的山野，但完全不是造纸的理想环境。那里没有天然的活水，他们要改用自来水，并稍做加工，中和城市供水的各种化学物，除此之外，必须把当中大量的金属成分过滤掉，并在储水池中放置一段时间。这些多次加工的水并不会被循环利用，所以他们要耗费大量的自来水；另外，他们所用的纤维——原棉、亚麻和马尼拉麻——都不是当地原产的作物。

到工作室来的画家络绎不绝，指定购买自己偏爱的纸。有些样板则需要待到重量、材质和涂胶都确定和完成后才能被生产出来。基基斯也会开玩笑地说：“水彩画家是最糟糕的。”透纳的御用造纸匠也会同意她的说法。鉴于水彩作品的数量要比其他画作的种类更丰富，因此非常依赖画纸的吸收能力、涂胶程度，以及纹理质地，即使用同样的画笔在不同的画纸上画几笔，也能看出巨大的差异。

工作室的顾客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他曾要求购进一批浅纹而厚实的纸）到国际知名的巴斯克抽象雕塑家爱德华多·奇利达 [15] ，可谓网罗各界名流。奇利达于公元2002年去世，他除了制作雕塑，还涉猎绘画、蚀刻和石板印刷。他的蚀刻非常独特，因为表面覆盖着一层油性的纸，而工作室正好可以配合他把高分子聚合物涂在纹理均匀的纸上，模拟这种油性纸。

基基斯身材小巧，因此用小模造小纸。有些是既厚实又充满质感的产品，还有些是像优质日本纸一样细腻平滑的纸，或是纹理致密仿如三维般立体的纸。当问到她的纸价格是否高昂时，她承认道：“无疑，每张纸都是一件艺术品，但人们常常不把它当一回事。只要大师在纸上随便画一条线，它的价值就翻了20倍。”

世纪之交的画家们用纸，不仅是为了在纸上绘画，还会用来创造纸的艺术。也许是立体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和布拉克首先引领了这股风潮，他们给画纸、油布、绳索和其他可以作画的材料都涂上胶水，互相粘连、拼贴在一起，由此创造出一个新词“抽象拼贴画”，原意为“胶合”。法国油画家亨利·马蒂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风格一变，致力于钻研用彩色纸创作拼贴画。在那样的年纪，他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已经逐渐萎靡，但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方法试图揭开事物的表象，还原其本质，并将其作为最终的绘画方向。

马蒂斯是一名安于现状的手工纸行家。他专门为画家生产法国的机制纸，尤其喜欢阿诗公司用烘筒一张张做出来的纸，平滑的布纹表面带着些许毛边，非常特别。同时，马蒂斯也用巴尔容纸业和康颂蒙高菲尔（法国的一家老牌纸业公司）的长网造纸机制成的纸。他理想的画纸，是自己或者助手下笔之时都可以画出饱满色调的佳品。

但从马蒂斯的时代起，画家开始深入研究自己所用的纸的制作流程。基基斯·阿拉莫的众多画家顾客不仅对纸的颜色有所要求，还挑剔于不同的纹理质料——有些需要细长的纤维，有些则要粗短的纤维，还有人要求同一张纸不同位置的纤维长短不一，有时甚至会舔一下纸角，“试”一下涂胶程度的浓淡。如果比较黏稠的话，就意味着这张纸涂了浓胶。

道格拉斯·豪厄尔从“二战”归来后受到了纸历史学家兼造纸匠达德·亨特的启发，在曼哈顿的格兰特街旁建起了一家手工纸作坊。退伍后，豪厄尔在法国学习了造纸的技艺。他回到纽约后，在长岛 [16] 用所有能用的材料进行过试验，从自家后院种的亚麻到蓝色牛仔布，最终成功研发了不同颜色和质料的纸。他甚至设计并制作了一台打浆机。在客源方面，他为许多杰出的画家都造过纸，比如杰克逊·波洛克 [17] 、李·克拉斯纳 [18] 、贾斯培·琼斯 [19] 、拉里·里弗斯 [20] ，还有罗伯特·劳森伯格 [21] 。虽然豪厄尔自创了不少作品，但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为了复兴美国造纸技艺，鼓励千千万万的造纸匠及艺术学校的造纸部门重整旗鼓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公元197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苏珊·哥森和布鲁斯·维尼伯格共同创办了“天赐出版社” [22] 。开社的初衷是把布鲁斯的诗歌印刷在手工纸上。两年后，他们在曼哈顿的克洛斯比街开了自己的造纸作坊，离道格拉斯·豪厄尔印刷社的原址只有短短一段路。后来，他们也曾搬到曼哈顿的其他几个地方，如今那个作坊已经是一家业务繁忙的纸店，各路画家都到此一同创作。

哥森和维尼伯格所造的大部分纸的原料是棉花、用压榨纸板半加工过的纤维，或者从菲律宾进口的马尼拉麻。但在创业初期，他们偶尔也会购入碎亚麻，辛辛苦苦地用荷兰式打浆机花10个小时将其捣烂，有时也用雁皮树造纸。具体用哪种材料则要根据画家想要买什么样的纸而定。画家索尔·梅尔曼突发奇想，将颜料混于水中，将其冻结成方方正正的冰块后放在纸上，待冰融化后就只留下一抹颜料的立体印迹。韩国艺术家徐道获以玻璃纤维作画，并将其压入纸中，让其作品无处不体现出强烈的立体感。罗克西·潘恩 [23] 则用塑模纸浆创作雕塑。另外，还有其他的艺术家以画笔或塑料挤瓶将各色纸浆跃然纸上。

这种思维敏捷、创意十足的造纸匠和纸艺术家遍布世界各地。马修·史廉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密歇根州的一位工业设计师，与很多公司都有合作关系，苹果和宝洁也是他的合作伙伴。这些公司近几年都越发关注其产品的包装，而且都趋于认为当顾客购买产品时，如果能有一个像打开礼物包装时那样充满惊喜的过程，将会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在企业工作的时间越长，史廉对于用纸创造独具审美情趣的物件就越发感兴趣，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备受各界尊崇的纸雕大师了。他设计过几台价值数千美元的大型装置，也创作过一些仅300美元的小型几何雕塑。这些小型雕塑在各大公司举办早期的周年庆典时，都会循例作为纸质礼物被送出。史廉说：“纸艺界也有复兴运动，因为它是一种靠触觉传播意念的作品，试想一下，用自己的手实实在在地把握住物件的感觉该多好啊！”皮克斯公司的动画师也曾与史廉一同共事，他们平常都与虚拟物体打交道，很少接触实物，所以也说过同样的话。

纸雕作品《行船之时正造船》，作者马修·史廉

与多数日本文化元素一样，折纸也起源于中国，在公元6世纪左右被传到日本，与纸的传播时间相差无几。起初的折纸样式非常简单，而且只用于包裹祭神贡品。据传说，当时作为装饰用的折纸形象尚未出现，到公元12世纪，一位名叫清佐的贵族制作了一件青蛙折纸，之后才有了人物和动物的折纸。

折纸常常被当作一门课程教授给儿童，老师会教他们如何折鲜花和小动物。这都是家常便饭了。一件折纸作品，不论简单还是复杂，都是由一张矩形的纸折叠而成的，而且不允许有剪切、添加或减少的痕迹。最严格的折纸规则规定，每一件折纸必须于中空完成，而不能在桌子上折成，但这条规定往往被人无视。

折纸能成为雕塑艺术的一部分，要归功于一位鲜为人知的日本艺人吉泽章 [24] 。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天才，早年辞去了工厂的职位，去追寻他的折纸之梦，并开始以打零工、挨家挨户卖香皂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他发明的“湿折法”，即在开始折纸之前将纸湿润，成型之后再把它晾干，大大提高了折纸的精确度。他还发明了一套通用的图解，说明了每一步要怎么折，得益于此，才成就了今天折纸的标准。一开始，他只制作20折的作品，但到公元20世纪80年代便增加到80折，后期的大作品甚至多达两三百折。他创作的人物折纸面容精致、细节不凡。吉泽章一生中创作了大约50000件折纸作品，但是这些杰作并不会出售。

因为吉泽章的作品，包括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严谨的折纸匠开始研究制作人形和动物形象——甚至创作出整个场景——其复杂和细致的程度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相信这是用一张普通的长方形纸一一折出来的。

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都受过吉泽的影响。他们不断地发问：从折纸中能学到什么？数学家从中看到了几何、数论，以及抽象代数的隐含问题；工程师看到了汽车安全气囊更好折放的方法，以及如何在太空中将卫星用的零件自如地折叠。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里，埃里克·德迈纳 [25] 正在仔细研究如何折叠人类蛋白质以对抗疾病。埃里克早在20岁时便获得了博士学位，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教授。他相信蛋白质拥有一种可以折叠的形态，如果折叠错误，人就会生病。他认为，建立有关蛋白质如何折叠的数学公式，能够顺利地让蛋白质治疗药物杀死特定的靶病毒，同时，他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很精美的弧线折纸模型。

加州建筑师蒂娜·霍夫斯皮安借用折纸的概念，创造出了一种折叠式硬纸板帐篷，可以给无家可归的露宿者提供庇护。她称其为“纸折板”。它可以折叠的特性让其便于运输和展开。蒂娜说这种纸板可遮风挡雨，而且有隔热作用。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可以用半个小时在任何一个地方架起一顶这样的帐篷。

在这个发明正不断替代用纸的世界里，纸张的用途无时无刻不在推陈出新。

[1] 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又名金光集团），主导金光集团纸业，由亚洲知名华人企业家黄奕聪先生创立，公元1994年10月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金光纸业现已发展成为前三强之一，总资产达100多亿美元。——译者注

[2] 金华盛纸业有限公司由金光集团于公元1996年3月设立，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公司占地2.8平方千米，拥有员工近3000人，是国内最大的无碳复写纸生产基地。——译者注

[3] 载元堂工艺厂创立于公元1988年，位于安徽省泾县，专业生产系列书画用纸和工艺纸品，产品一上市就备受国内外书画爱好者青睐，并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译者注

[4] 木槿，落叶灌木，高3~4米，小枝密被黄色星状绒毛。是一种在庭园很常见的灌木花种，各地均有栽培。木槿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国花。——译者注

[5] 中国纸于公元4—5世纪传入日本，平安时代的日本工匠创造出独特的工艺，使用木制印版手工印制装饰性极强的纸张——唐纸。——译者注

[6] 佐贺县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邻福冈县，西界长崎县，南濒有明海，北面有玄海滩，是九州7个县中最小的县。有日本的“陶瓷工艺之乡”之称。——译者注

[7] 飞单市为日本岐阜县最北端的一个市。城市面积792.31平方千米，约2.9万人。——译者注

[8] 仓敷市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冈山县境内，距首都东京650千米。仓敷市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要津和著名的棉花出海港口，是与奈良、京都齐名的日本历史文化名城，并因传统古朴的白色外墙而闻名日本。——译者注

[9] 高行健，生于公元1940年，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译者注

[10] 张洪，生于公元1954年，美籍华裔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史学者。——译者注

[11] 彭伟，生于公元1980年，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版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黑白版画创作。——译者注

[12] 王冬龄，生于公元1945年，别署冬令、悟斋，江苏省如东马塘人。著名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理事、浙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译者注

[13] 阿斯彭艺术博物馆，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成立于公元1979年，是阿斯彭一个展示当代艺术的博物馆，并且是一个没有收藏的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展出国际上最新、最重要的当代艺术。——译者注

[14] 富恩特拉比亚，位于西班牙巴斯克吉普斯夸省的比达索亚河口北岸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15] 爱德华多·奇利达（1924—2002），西班牙构成主义雕塑家。——译者注

[16] 长岛，纽约市东南的岛屿。向西与曼哈顿岛和大陆间隔着伊斯特河，北濒长岛海峡，东、南临大西洋。——译者注

[17]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也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在国际艺坛建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功臣。——译者注

[18] 李·克拉斯纳（1908—1984），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为数不多的举办过回顾画展的女性艺术家之一。——译者注

[19] 贾斯培·琼斯，生于公元1930年，美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媒介为油画和版画。——译者注

[20] 拉里·里弗斯（1923—2002），美国画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译者注

[21] 罗伯特·劳森伯格（1925—2008），战后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以抽象表现主义风格试验摄影设计与绘画，逐渐发展出个人的独特艺术风格——融合绘画。——译者注

[22] 天赐出版社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致力于与艺术家用手工制纸创造当代艺术。——译者注

[23] 罗克西·潘恩，生于公元1966年，美国纽约艺术家。——译者注

[24] 吉泽章（1911—2005），日本折纸大师，从公元1938年开始折纸的研究与创作，被认为现代折纸艺术的鼻祖。——译者注

[25] 埃里克·德迈纳，生于公元198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系教授，被人誉为“神童”。——译者注

结语 改变

几百年光景已经过去，书籍的总量在不断增长。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时代：图书馆藏书如宇宙般浩瀚，以致我们不知从何处开始了解；我们在自然中寻求着真理，殊不知，我们已身临书海之中。

——德尼·狄德罗，《百科全书》，公元1755年

百科全书的全新形式将会出现，它即将成为一个带有联想浏览轨迹的网络，同时它也即将被输入至麦克斯储存器并加以放大。律师在他的领域有很多个人、朋友和机构经验积累所得的想法和决策；专利律师会随时关注那些数以万计的产权问题，会借助于熟悉的轨迹找到客户重点关心的问题；医生在对患者的反应感到困惑时，点击已经创建好的有关早期同类病例的研究，就可以迅速了解类似的病史，借助于参考注释也可以找到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相关经典病例；一直致力于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化学家，在他的实验室里能看到所有相关的化学文献资料，使用轨迹就可以找到有关化合物的信息资料，通过旁侧轨迹可以了解物理和化学性状方面的知识。

——万尼瓦尔·布什，《诚如所思》，

《大西洋周刊》，公元1945年7月

书籍的历史不同于书籍本身，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而是不断前行，永不停歇。“世界在改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然，这句话没有错，世界确实在发生改变，但是当世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还是经常说起这句话。大众的普遍观点也认为，世界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幅度和速度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在公元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世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诞生至少一种足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物。

手机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手机发明的影响力比电话发明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吗？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公元1876年获得了电话的专利，同年，尼古拉斯·奥古斯特·奥托发明了第一台内燃机，为后来的汽车指引了道路。第二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发明了电影。再往后一年，约瑟夫·威尔森·斯旺成功地发明了白炽灯灯泡，这枚灯泡具有较长的寿命，使得它成为第一个具有实际应用意义的灯泡。同年，透明胶片问世。在之后的一年里，英国穿孔纸公司发明了卫生纸。

公元19世纪，钢笔、带刺铁丝、机枪、洗碗机、缝纫机、炸药、收音机、真空吸尘器、空调等新发明物相继推出，人们似乎被这些新事物所带来的变化弄得晕头转向。之后的公元20世纪就有了飞机、塑料制品、玻璃纸等，这些新发明物更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人们肯定也记得许多发明物正如现代的发明物一样，发展了几十年的时间，一代又一代地更迭。

工业革命的种种发明启迪了今日的思想，而今日的思想以及工业革命的思想都经历了同样长的时间才促成新的发明。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这个时代变化得如此之快，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正处于一个营销时代。生产商在生产电子设备时都会考虑计划报废策略，也就是说，这些设备的寿命注定不会太长久，这样一来，消费者就不得不更新换代了。厂商每年都会将新一代产品投入市场，并告知消费者新的产品包含的主要的科技创新，而实际上这些产品只是在上代产品的基础上做了小幅改动。厂商们还将同样的伎俩运用到公元20世纪50年代的汽车营销当中，因为在那之前，消费大众还不是很了解空气动力学和燃油经济性的相关知识。每年，汽车厂商都会引进新款车辆，这些新款车辆从外形上看起来与旧款完全不同，但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新款和旧款相差无几。这种营销策略就是要诱导消费者购买新产品。

我们经常提起各种“革命”，如电子革命、计算机革命、数字化革命，但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有些进化就是更快一些。当然，和工业革命一样，数字化革命没有确切的开始年份，而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开始于公元1789年。

和纸的发明情况一样，我们不太可能说得出计算机的发明者和发明时间，尽管这距离我们的年代不算太久远。最近，随着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其《创新者》一书中的暗示，以及詹姆斯·艾辛格在《艾达的算法》中的确认，人们开始倾向于认为艾达·勒芙蕾丝（英国诗人拜伦之女）就是计算机的发明者。公元19世纪早期，她写出了第一种为机器预设的算法。

计算机时代似乎根源于工业革命，而艾达·勒芙蕾丝有可能是第一个描写“万能机”（经编程后可解决任何问题的机器）的人。但她的理念是基于查尔斯·巴贝奇（曾制造出差分机，该机器可用于计算）的理念而得出的。公元1843年，她对巴贝奇设计的机器写了一篇论述，这也成了她最著名的作品。

40年前，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发明了首台可用打孔卡编程的织布机。艾达·勒芙蕾丝或许对织布机很熟悉，因为在“卢德分子”捣毁这些机器的时候，她的父亲拜伦曾为“卢德分子”辩护过。雅卡尔的成功或许也使得巴贝奇设想自己的计算机也可以用打孔卡进行编程。

无论如何，公元189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或多或少要归功于雅卡尔，而赫尔曼·何乐礼（美国统计学家）在借助打孔卡和电子仪器的情况下，没有花费预计的8年，仅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这项工作。那次人口普查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使用电子元件来处理信息。何乐礼后来建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最后发展成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即我们熟知的IBM。

公元21世纪初，人们纷纷议论纸的存留问题，认为纸最终会被新的技术所取代。然而，很少有人会相信这种言论，绝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生也从来不支持这一观点，因为一项新技术完全取代旧技术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通常，新的技术只是代表了一种有价值的替代物而已。如今，可以用到纸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来完成，但在某些方面，人们还是更倾向于使用纸。本书是以电子方式完成的，但我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纸质书籍，并且在采访和速记信息的时候使用了不少笔记本。最后，这本书将以纸质书和电子书两种形式出版。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纸至少会在办公用纸方面消失，但从目前来看，没人会这样想了。所有的调查研究表明，即便办公方式变得越来越电子化，但人们在处理某些特定任务时仍倾向于使用纸。在会议上，派发纸质报告要比用电子邮件群发文件更具意义。就算现在的手机都具备了备注功能，人们还是习惯在纸上做笔记和备忘。不同的人对纸有着不同的偏好，似乎人们比较享受可以选择的权利。办公用纸的销量一直非常稳定，特别是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的电脑都装配了打印机之后。打印机广受消费者欢迎，基本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硬件之一。

米切尔·卡普尔（著名电子表格软件Lotus的研发者）曾说：“科技淘汰纸的这种说法非常愚蠢，但在科技领域，纸的优点和特性经常被人忽视。你可以将一张纸放到你的口袋里。但世界上有没有可折叠的电脑？”他接着说道：“如果你回望计算机的历史，就会发现人们更多的是将计算机视为一种计算引擎或是文件柜，而不是一种文字机器。”讽刺的是，人们在发明文字和第一次使用纸的时候同样也忽视了它们的优点和特性。纸的第一功能是方便计算，第二功能是存储信息。这似乎也是人类思考的顺序，或是人类按照重要程度所实行的顺序。

出生于公元19世纪的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是早期的电子学天才之一，他曾负责“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研究。许多人的思想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例如他于公元194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诚如所思》一文就对卡普尔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实质来看，布什将狄德罗在190年前提出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随着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会不会终有一天无法获取或筛选这么多的知识呢？

狄德罗在公元1755年的时候就预料到，未来的人类可能需要用到数据库，尽管那时他还不知道数据库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类似的事例还发生于公元1945年，当时的战争引发了信息的大爆炸，之后，万尼瓦尔·布什意识到了人们对于计算机的需求。社会能够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技术。信息存储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狄德罗首次提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不是为了取代书籍或纸张——人类发展计算机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存储和获取信息。

计算机或另一种形式的技术会最终取代纸吗？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以后会不会发生呢？这个很难说。正如卡普尔所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纸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境遇。”

人类正在开展多项人工智能的实验。公元2014年，分别位于印度和法国的两位测试者首次在不打字、不通话的情况下，实现了思想的交流。难道说无语言交流是未来的趋势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肯定会有人告诉我们，那时将会是人类文明的末日，或者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将消失不见，生活也失去了意义。

很多人认为技术是永无止境的。计算机的进步是因为其他发明物的推动，特别是微芯片。但说技术是永无止境的未必正确，摩尔定律在最近就证明了这一点。

戈登·摩尔是一位芯片制造者，同时也是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公元1965年，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的组件》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为什么新芯片的晶体管要比旧芯片更多，同时他还断言，如果芯片中的晶体管更多，那么计算机将变得更快、更强，体积更小，价格也会更低。计算机甚至有可能被做成指甲盖般大小。从公元1965年起，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会增加一倍。因此，摩尔预计10年后芯片中的晶体管数量将达到6万个。但几年之后，他对他的“定律”改口了，并称芯片晶体管的数量两年就会翻一番。如今，芯片中的晶体管已多达80亿个。但是，芯片产业不确定晶体管数量增长的趋势能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说，如此高速增长可以持续多久。摩尔表示，晶体管的数量仍会增加，但不一定能够保持当前的速率——一个想法终将在某一刻发挥所有的潜能。然而，一些全新的理念和想法也会随之而来。

公元21世纪初的另一大预言就是电子书将取代纸质书。事实证明，人们喜欢看纸质书，常用电脑的人也喜欢看纸质书。特别是年轻人，相比电子书，他们更倾向于纸质书。电子书产业在公元21世纪初发展很快，但人们却忘记了任何事物从零起步时都是发展最快的时候，同理，摩尔忘记了他的“定律”也正是在芯片产业刚起步的阶段提出的。如果你在去年卖出了一本电子书，今年卖出了两本，那么增长率就是100%，但随着基数的增大，增长率将放缓。公元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电子书产业发展已成型，但规模始终没有得到扩大。这对于书籍出版商来说无疑是件失望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指望通过电子书的销量来阻止其他版式书籍销量的下降，如平装本书籍。

有些种类的书籍销量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很多的图书消费者希望可以把电子书和其他形式的书籍收藏到他们的书房中，这使得图书市场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电子书流行以前，出版商迫于成本压力，开始使用质量较差的纸来压低成本——在通常情况下，出版一本书的总成本中，纸张的成本要占1/3或更少。有些纸的木质素过多，对于这种情况，出版商会在这些纸上涂上白色涂层，但黄色的木质素就会在纸的切割边缘处显露出来，这样生产出来的纸会有一个问题：中间看起来是白色的，但边缘看起来是棕色的。如今，大多数的出版商都明白，纸质书必须提升质量才能和电子书竞争，所以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相当高的代价来把他们的书做得更加美观。数字时代给图书产业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书籍的首次印刷数量变少了。这并不是因为出版商的图书销量减少了，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减少仓储成本。新印制好的书籍在两周之内即可运抵各销售点。图书的印刷技术也与以往完全不同，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新技术”无非就是对旧技术的循环利用而已。以前的书都是通过摄影来打印的，这里说的摄影就是指胶卷上的激光；而现在的书都是用一种防油、防水的平版印刷在铝板上。现代的装订工人都是用热胶水来装订书籍，然后再放到转动传送带上冷却。这个方法原先是面包店用来冷却蛋糕的方法。这种做法有何不可呢？要知道，谷登堡发明印刷机的灵感源于一台葡萄榨汁机。

公元1965年，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利克里德写了一篇关于图书馆未来的报告。他认为艺术和文学作品不适宜电子化，人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书。和万尼瓦尔·布什一样，他也认为电脑最好用来存储、分类和获取信息。电子产品永远不要取代书籍。

新闻用纸是公元21世纪使用率下滑最快的纸张种类，同时也是通信用纸中最便宜的一种。公元21世纪以来，新闻用纸的销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逐年下降。这不单单是因为报纸销量的下降。电话簿和各种手册也是用新闻用纸制成的，但它们已几乎完全被电子化所取代。如果说获取信息是计算机最擅长的功能，那么纯信息性的出版物注定是要失败的。

毫无疑问，报纸也陷入了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读报纸了，而是因为报纸创造之初的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了。正如罗伊·霍华德（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创始人之一）于公元1921年在底特律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作为新闻商人，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出售广告，并且我们定的价格不会让买家亏钱。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创办一家报纸，让新闻在读者中传播流通，这样一来广告才具有效果。”报纸商的方案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卖出报纸，而且报纸的售价会压得很低，这样一来，报纸的发行量就提高了，报纸商自然可以从广告商那里赚到钱。报纸和广告销售息息相关，新闻所占篇幅页数并不是由世界或当地新闻所决定的，而是由已出售的广告数量决定的。记者都知道，即便是最少人看的专题也有机会在假日版报纸中出现，因为报纸商会增加报纸的页数来刊登节假日广告。

如今，报纸商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广告商宁愿投资电子广告，也不希望把钱花在纸质报纸上面。印刷媒体的广告收益正在渐渐蒸发。截至公元2014年，《纽约时报》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报纸销售本身，而不是源于广告，这是公司经济收入的一次历史性转变。《纽约时报》的广告收入下滑严重，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其在线新闻的流量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广告商。

肯·多科特（资深新闻编辑，“新闻经济学”是其名下公司，主要监控报纸产业）说过：“《纽约时报》62%的收入来自读者，在此之前，80%的收入来自广告。”

全世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广告收入的减少重创了英国报纸行业。据多科特所说，《每日电讯报》（其绝大多数收入来自付费订阅者）是伦敦唯一一家盈利颇丰的报纸。“全世界的报纸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印度的情况比较稳定，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正稳步增多。另外，《印度时报》和其他报纸公司有多条商业收入渠道。所以，它们在报纸行业的困境中挺了过来。”

为了增加发行收入，美国的报纸商提高了报纸的售价。读者们普遍接受了涨价现象，也不再抱怨了。同时，报纸商试图从在线新闻中攫取更多的广告收入。现在，《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在线订阅者数量要多于纸质报纸订阅者。但是，相比拥有更多网络业务和资源的公司，如谷歌和“脸书”，在线新闻和杂志就不具备相当的竞争力了。

一些报纸已经垮台，但好在数量不是很多。多科特做出估算，美国在公元2000年时有大约1450家日报，公元2014年时有1389家，仅减少了60家左右。但据多科特所说，真正的损失不在于报纸公司的倒闭，而在于报纸公司缩减的业务以及员工。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报纸记者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至少30%；而由于广告的缩减，报纸版面也明显变小了。

多科特猜测，所有的纸质报纸最终都将消失并走向在线化，因为这是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它们能以之前纸质报纸一样的标准向订阅者征收费用，但递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如此一来，它们的盈利将得到大幅提高。当然，广告商的长期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称，资深广告人杰瑞·德拉·费米纳是《广告狂人》（以广告为主题的热门电视剧）的灵感来源之一。他曾成功策划多个广告活动，例如他在公元1970年做的首个广告活动，让名不见经传的德国葡萄酒品牌蓝仙姑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应客户要求，他一般都在网上做广告。

做广告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了解市场。你的目标群体是来自特定的性别、年龄段、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的人群。你通过特定的报纸或电视节目来识别这类人群——电视是公认最好的广告平台——从而可以确定投放广告的地方。

但关于在线广告，德拉·费米纳说道：“没有人真正了解电子广告到底有多好。你可以让无数人看到你的广告，但他们之中有人会为你的产品买单吗？没人知道‘脸书’上发生了什么。不存在什么成功故事。产品在登报做广告之后，销售额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天或一周内上涨5%；但数字广告就做不到这一点，没有证据表明数字广告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如果你和客户开会却不向对方推荐你的数字团队有多么优秀，那么你终将失去市场。”

《纽约客》编辑戴维·雷姆尼克曾评价说这是一种旧的思维：“读者喜欢什么样的阅读方式，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新闻，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我不能总使用一种技术。上网一键订阅新闻，还可以收藏下来在手机端阅读。我做的是葡萄酒生意，而不是酒瓶子生意。”《纽约客》不仅改变了瓶子，还改变了支付方式。这家杂志从不把注意力放在广告方面，其80%的盈利来自杂志销售，但现在有一半的盈利来自广告，这和他们的数字化运营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雷姆尼克在《纽约客》网站的经历支持了德拉·费米纳的观点。这本纸质杂志有105万名订阅者，杂志一方非常了解这些订阅者。例如，他们知道一本杂志平均可供4人阅读，这就意味着发行量实际相当于约400万册。他们的网站每个月有1000万次的访问量，但他们能从这些读者中了解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他们不知道这些读者是否为单次访问者，或是每个月完全不同的访问群体，或者是同一批读者习惯性地、月复一月地登录网站。他们也许有1000万在线读者，或者1.2亿在线读者，但他们不知道这些读者的阅读习惯了，更不用说他们消费的习惯，甚至完全不了解他们属于哪种类型的顾客。

雷姆尼克有一间明亮通透的办公室，站在窗户边可以看到《纽约时报》所在的古老的铜顶大厦以及楼体的砌石，还可以看到《泰晤士报》旁的高层玻璃窗。他和我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他应该在这个数字时代做些什么。他说：“对于纸，我不能过于情绪化。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把情绪化定义为比上帝更深爱着某样东西。我不能比上帝更爱纸。”

有改变发生，就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还有丝毫不受影响的一方。对于广告商来说，时尚杂志仍是赚钱的项目，并且公元21世纪的出版社所面临的问题不会影响时尚杂志。但是随着人们对纸的需求减少，再加上市场上激烈的竞争，纸的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了。对于未来，从公元1969年就开始做纸生意的哈利·古尔德曾说：“以后的竞争者会少很多，但是如果从事的是钢铁或铝方面的生意，而且你是最后留下来的5家之一，你会赚到很多钱。”除此之外，他对纸产业也做了许多预测，他预言一些小型的造纸工厂将会幸存下来，铜版纸（在原纸表面涂一层白色涂料制成的高级印刷纸）的销量将持续保持稳定。古尔德曾说：“办公用纸的销量每年会下降3%左右，但这个数字尚在可控范围内。随着竞争压力的减小，办公用纸的价格有可能上涨。”商用信纸的销量将会下降，但私人信纸，特别是用高质量亚麻布制成的，将会有良好的市场表现。据古尔德所说，“尿布和纸袋不会发生衰退的现象”。

包装用的纸箱和硬纸板是数字时代的一大受益者，两者皆有白色和棕色的。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包装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也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接近一半的纸都为“通信”用纸，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事实上，这一现象在当下来说可以算作第二次了：在蔡伦之前的古代中国，纸的主要用途就是包装。

哈利·古尔德做出的最后一条预言为：“纸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就目前而言，即使纸的影响力稍微被削弱了，但在我们的文化中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米切尔·卡普尔说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纸相对于电子屏幕仍有一些优势。比如纸的灵活性，而且纸的使用寿命更长，因为纸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属性。我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离不开纸，但不是指永远。”

纸还有一点优势，如果要用电子方面的术语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纸非常“安全”。电子信息很容易被黑客窃取或修改，但纸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另外，如果人们用电子设备通信，就有可能被窃听。为了保密，他们可以发送极其复杂的加密信息，但即便这样也不能保证一定安全。最后，他们选择坐在一起，通过传递手写纸条的方式交流，这些纸条在使用后会被撕碎或烧掉。纸的另一优势就是它比电子信息更容易销毁。

讽刺的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书都提到过电子交流方式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不利影响。书上警示说我们将会丢失记忆，丧失思考和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能力。当人类的交流方式从口头表述向文字书写转变时，人们也经历过一样的警示。这个说法无论是放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争辩时还是现在，都有一定的道理。当你和一个很烦人的人对话时，他手里拿着手机不停地在谷歌搜索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人和事，你就很容易明白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这句话的意思，“它会将健忘植入人们的灵魂：人们将不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写下来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从自身的记忆中回想某事。这不是真正的智慧”。

这不是真正的智慧。如果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事情都是来自网络，当我们遇到这种人时，我们会想起这句话来吗？当你看到人们如此依赖搜索引擎时，柏拉图关于人们过于依赖文字的话语难道不能引起你的共鸣吗？“他们看起来似乎知道很多，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即便有了文字，人类之间的交谈和对智慧的追求仍未间断。事实证明，文字是很有用的。贺拉斯（古罗马诗人）在公元前1世纪曾作诗，“Littera scripta manet”，即“写出来的文字是不朽的”。

在预言所有的事物都会在数字时代被淘汰之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口述表达仍未绝迹。推销一本新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作者在公众场合读这本书，因为当人们听到这本书的内容时，他们就会想去读这本书。也因为这个原因，有声书变得非常流行。

世界上还有许多口述传统，如非洲讲故事的人、特立尼达拉岛的卡利普索（一种民间歌曲，歌手即兴编出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歌手、古犹太祈祷歌如珈底什（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节奏独特，容易记住）。在口述传统中，节奏和韵律是最重要的辅助记忆工具。

巴斯克人有一种传统叫作bertsolari，是一种口头诗即兴创作比赛，而创作出的诗也非常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巴斯克地区，有1 400人参加了这个比赛，电视台也对该活动进行了直播。就此而言，无论哪种文化，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书写形式的口头文学——那些对诗歌的口头属性表示质疑的人应该听一听叶芝吟诵诗歌的录音。

很显然，人类对沟通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人因为有了大脑才成为人，而人是最具社会性的动物，渴望着和其他人进行沟通。我们的大脑在基因编码的作用下不断地进化着，并且随着人类的进化，大脑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是一种有利于生存者的特性。这也是人类能够先后发明语言、文字、纸、印刷术和电子器械的原因。这就是进化，而不是革命。

文字本身回到了它早期的发展阶段，回到了象形文字。我们可以在路边看到分别指示男女洗手间的标志，而在数字通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表情符号。为什么我们又返回了早期的书写形式？为什么这些象形文字可以表达情感？还有，这些象形文字为什么渐渐成了公元21世纪数字词汇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改变和改变的阻力总是同时发生效力的。

大事年表

公元前38000年

印于卡斯蒂略洞穴（位于西班牙北部）上面的红点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的图画。

公元前3500年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灰岩上发现最古老的文字。

公元前3300年

在乌鲁克（巴比伦南部，今伊拉克南部）发现最古老的泥板文字，这是楔形文字的开端。

公元前3000年

在塞加拉（埃及地名，靠近开罗）的一处墓穴中发现最古老的纸莎草纸（空白卷轴）。

埃及象形文字的开端。

公元前2500年

出现印度河流域最早的笔迹。

公元前2400年

出现最古老的亚麻织物埃及书籍。

公元前2200年

印度河流域出现写于铜和陶器上面的文字。

公元前2100年

在秘鲁发现最古老的树皮布碎片。

公元前1850年

出现写在皮革（埃及卷轴）上的最古老文件。

公元前18世纪

克里特岛第一个书写系统出现。

公元前1400年

中国开始使用甲骨文。

公元前1300年

写在青铜器、翡翠、龟壳上的文字在中国出现。

公元前1200年

汉字出现。

公元前1100年

埃及开始向腓尼基人出口纸莎草纸。

公元前1000年

腓尼基字母出现。

公元前600年

墨西哥的萨巴特克文字/米斯特克文字出现。写在木板上的文字在中国和希腊出现。

公元前5世纪

中国人在丝绸上写字。

公元前400年

爱奥尼亚字母成为希腊的标准字母。

中国发明煤烟墨水。

公元前300年

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被禁止进口纸莎草纸，之后建立了一座藏书达20万卷羊皮纸手稿的图书馆。

公元前3世纪

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

公元前255年

首次提及中国印章，但这些印章不需要使用印泥。

公元前252年

在中国发现最古老的纸张。

公元前250年

中国的蒙恬发明了书法用的骆驼毛笔。

玛雅象形文字出现。

公元前207年

汉朝的开端，纸开始发展起来。

公元前63年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用文字记述了黑海沿岸的米特拉达梯（本都国王）宫殿内的一处瀑布。

公元前31年

出现最早的奥尔梅克象形文字。

公元前30年

罗马人征服埃及并在地中海世界推广纸莎草纸。

公元1世纪

蜡板作为临时书写工具在罗马出现。

公元75年

出现最后一处用楔形文字写成的碑文。

公元105年

汉朝蔡伦发明纸。

公元2世纪

如尼字母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公元250—300年

土耳其斯坦发现纸。

公元256年

中国第一本研究纸的书问世。

公元297年

发现最早的石刻玛雅日历。

公元394年

出现最后一处用埃及象形文字写成的碑文。

公元5世纪

日本人发明出自己的文字。

公元450年

在中国西北发现最早的棕榈叶手稿。

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国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推翻，古典时代落幕。

公元500年

玛雅人开始在树皮纸上面写字。

公元500—600年

玛雅人发明树皮纸。

公元548年

百济王向日本送去佛经和纸制的佛像。

公元610年

韩国僧人将造纸术带往日本。

公元630年

穆罕默德征服麦加。

公元651年

撒马尔罕生产纸张。

公元673年

日本河源寺庙的僧人开始抄写佛经，不久，抄写佛经成为日本一大活动。

公元8世纪

中国开始印刷。

公元706年

阿拉伯人将纸带到麦加。

公元711年

一支由阿拉伯人带领的柏柏尔军队横跨直布罗陀海峡，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

公元712年

用中文完成最早的日文文学作品《古事纪》。

公元720年

日本成为佛教国家后，其国内用纸开始大面积普及。

公元751年

撒马尔罕造纸业开始起步。

公元762—766年

巴格达建立。

公元770年

日本孝谦天皇下令印刷首批纸质印刷物（100万份驱散疾病的祈祷文）。

公元795年

巴格达开设碎布纸造纸厂。

公元800年

埃及第一次使用纸。

公元832年

穆斯林征服西西里岛。

公元848年

最古老的完整纸质阿拉伯文书籍出现。

公元850年

最早的一版《一千零一夜》问世。

公元868年

最早的印刷书《金刚经》被发现。

公元889年

玛雅人开始用纸（之前用石头）做记录。

公元9世纪后

巴格达成为重要的造纸中心。

公元900年

埃及人开始造纸。

公元969年

中国最早的纸牌出现。

公元1041—1048年

中国最早的印刷活字（由陶器制成，外表像铁制品）出现。

公元900—1100年

玛雅人写成德雷斯顿抄本。

公元1140年

穆斯林西班牙的克萨蒂瓦城造纸业刚刚起步。

公元1143年

《古兰经》被翻译成拉丁文。

公元1264年

意大利法布里亚诺第一个关于造纸的记录出现。

公元1282年

意大利法布里亚诺第一个水印出现。

公元1308年

但丁开始撰写《神曲》。

公元1309年

英格兰首次使用纸。

公元1332年

荷兰首次使用纸。

公元1338年

特鲁瓦（法国城市）的造纸业开始起步。

公元1353年

薄伽丘撰写《十日谈》。

公元1387年

乔叟开始撰写《坎特伯雷故事集》。

公元1389年

德国的造纸业在纽伦堡开始起步。

公元1403年

朝鲜太宗命令推行使用铜活字。

公元1411年

瑞士的造纸业开始起步。

公元1423年

欧洲最早的木版印刷出现。

公元1440—1450年

欧洲第一本木刻书籍出现。

公元1456年

谷登堡利用活字印刷完成他的第一本《圣经》。

公元1462年

美因茨被毁，印刷商分散各地。

公元1463年

乌利齐·策尔在科隆开办印刷工坊。

公元1464年

苏比亚科修道院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家印刷所。

公元1469年

西塞罗的《加斯帕里尼的信》是威尼斯的第一本印刷书籍。

公元1473年

卢卡斯·布兰迪斯开办了吕贝克第一家印刷社。

公元1475或1476年

《世界奇观之书》成为第一本法文印刷书籍。

公元1477年

威廉·卡克斯顿开办了英国第一家印刷社。

公元1494年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在威尼斯开办了阿尔丁出版社。

公元1495年

约翰·泰特在英格兰的赫特福德郡开办了第一家造纸工坊。

公元1502—1520年

阿兹特克的赞颂之书列明了42个造纸中心。

部分村落年产纸甚至达50多万张。

公元1515年

阿尔布雷特·丢勒开始进行蚀刻创作。

公元1519年

埃尔南·科尔特斯抵达维拉·克鲁兹附近并开始抹杀阿兹特克的文化。

公元1520年

马丁·路德的《致德国民族的基督贵族》两年内发行5万册。

公元1528年

胡安·德·苏马拉加抵达墨西哥成为印度人的守护者，在当地进行焚书运动。

公元1539年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开办第一家印刷社为当地人制作书籍。

公元1549年

西班牙人烧毁玛雅图书馆。

公元1575年

西班牙人建造了墨西哥第一家造纸工坊。

公元1576年

俄罗斯造纸业兴起。

公元1586年

荷兰颁布一项授权在多德雷赫特进行造纸的法令，此法令成为荷兰造纸业的最早记录。

公元1605年

《堂吉诃德》出版。

公元1609年

世界上第一份报纸《通告报》在斯特拉斯堡发行。

公元1627年

天主教在拉罗谢尔的迫害活动让胡格诺派造纸匠逃往英格兰。

公元1635年

丹麦造纸业兴起。

公元1638年

美国本土引进第一台英国制造的印刷机。

公元1672年

因为荷兰式打浆机的问世，荷兰成为优质白纸的净出口国。

公元1690年

威廉·里滕豪斯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纸坊。美国的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在波士顿发行。美国殖民地的第一批纸币在马萨诸塞州发行。

公元1698年

托马斯·萨弗里设计出第一台抽取煤矿的蒸汽机。

公元1702年

伦敦报社《每日新闻》（世界第一份日报）开始发行。

公元1719年

雷内·安托万·德·雷奥米尔对黄蜂以木造纸做了描述。

公元1728年

马萨诸塞州造纸业兴起。

公元1744年

世界上第一本儿童插图书籍《小小漂亮口袋书》在英格兰出版。

弗吉尼亚州造纸业兴起。

公元1767年

康涅狄格州造纸业兴起。

公元1768年

亚伯·布埃尔成为美国殖民地切割塑模字形的第一人。

公元1769年

艾萨克·杜利特尔成为英属美国殖民地上第一位印刷机生产商，设址于纽黑文市。

公元1773年

纽约的造纸业兴起。

公元1774年

瑞典药剂师卡尔·舍勒发现氯，最终将其用于漂白。

公元1785年

伦敦独立报纸《每日环球记事报》开始发行。3年后更名为《泰晤士报》。

公元1790年

托马斯·毕维克成了英国最抢手的插图画家。

公元1798年

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申请长卷造纸机的专利。

画家J.M.W.透纳着手进行水彩绘画实验。

公元1799年

阿罗斯·塞尼菲尔德发明平版印刷法。

公元1800年

斯坦霍普勋爵发明了第一台全铁印刷机。

公元1801年

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发明由打孔卡操纵的自动织布机。

公元1804年

布莱恩·唐金建造出第一台能运作的长网造纸机。

公元1809年

约翰·迪金森获得烘筒造纸机的专利。

公元1810年

弗里德里希·柯尼格发明第一台蒸汽动力印刷机。

公元1811年

“卢德分子”全面抵制、打砸英格兰的自动织布机。

公元1814年

伦敦《泰晤士报》引入柯尼格的蒸汽印刷机生产报纸。

公元1818年

约书亚·吉尔平在美国建造出第一台长卷造纸机。

公元1820年

英国的报纸年销量达到2900万份。

公元1825年

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制作出第一张照片。

公元1830年

新式漂白法让有色碎布变成白纸。

公元1833年

以木造纸在英国获得专利。

公元1840年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制作出第一张纸质永久照片。

公元1841年

埃比尼泽·兰德尔创办伦敦讽刺杂志《笨拙》。

公元1843年

美国人理查德·M.霍发明蒸汽动力滚筒式印刷机。

公元1863年

美国造纸匠开始使用木浆造纸。

公元1867年

英国的木浆研磨机在巴黎展出。

首批造纸用木浆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市被制作出来。

打字机问世。

公元1872年

美国首次超过英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纸张生产国。

公元1874年

佑光社公司于东京首试以制作机制纸，随后大阪、京都及神户市的6家纸业公司纷纷效仿。

公元1890年

人们首次用穿孔卡片机生产出美国人口调查统计表。

公元1899年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挖掘楼兰遗址时出土了一张公元前252年的纸，此发现完全推翻了早期的纸张历史。

公元1931年

万尼瓦尔·布什建造了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

公元1945年

约翰·冯·诺依曼推出一种以二进制数对电子存储器进行编程的纸。

公元1947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出晶体管。

公元1951年

雷明顿兰德公司生产出第一代通用计算机系统，总数46台，采用磁带机作为外储存器。

公元1958年

微芯片问世。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克米特·赫梅尔（Kermit Hummel），有一天他突然来访，说：“你该写一下纸的历史。”他的话启发了我。赫梅尔最爱购买古籍，我便以此为切入点搜查资料，并与他做了几次交流。另外，我想对南希·米勒（Nancy Miller）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她作为我的挚友，给予了我不少良言和建议。尤其要感谢克里斯蒂安娜·伯德（Christiane Bird），正因她深思熟虑的建议和体贴入微的指导，才成就了今天这本书。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约翰·格鲁斯曼（John Glusman）对此书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他以专业度和高度的热情全程参与。另外，我也想感谢苏珊·伯恩鲍姆·费舍尔（Susan Birnbaum Fisher）的帮助。

非常感谢当我在哥伦比亚和意大利游历时，向我提供慷慨帮助的迈克·福斯特（Mike Foster）和马可·博奇（Marco Bocci）。也要感谢历史学家弗朗哥·马里亚尼（Franco Mariani）和乔治奥·佩勒格里尼（Giorgio Pellegrini）给我提供法布里亚诺城的相关资料。

十分感谢我在中国的向导、翻译兼好友劳拉·特朗姆贝塔（Laura Trombetta），以及画家汤国的热情款待。感谢王玛雅（Maya Wang）巧妙的翻译，破除了我对某些中文字理解的障碍。

感谢日本的克拉克·洋子（Yoko Clark）、路易莎·罗宾芬（Louisa Rubinfien）、觉卜部（Satoru Urabe）和山本喜久男（Kikuo Yamamoto）。

我要分别向卡伦·库博斯坦（Karen Cooperstein）和赫尔曼·巴滕（Herman Barten）表示感谢，谢谢他们在荷兰给予我的帮助，感谢艾兹皮亚·戈那加（Aizpea Goenaga）和沃尔特·克鲁泽（Walter Kruse）在巴斯克地区为我提供的帮助。

感谢阿勒桑德拉·维托里（Allesandro Vettori）和韦恩·斯托里（Wayne Storey）为我查找但丁的生平和相关作品，他们广博的见识令人折服。

在此也为德国林登迈尔的珍妮特·麦卡锡·格林姆（Janet McCarthy Grimm）提供的慷慨帮助送上一个大大的感谢！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下那些成果弥足珍贵的学者。首先是研究西方造纸历史的第一位学者哲罗姆·德·拉兰德（Jérôme de Lalande），然后是纸张历史先驱研究者之一的达德·亨特；还有加泰罗尼亚学者奥里奥尔·巴尔斯·苏维拉一世（Oriol Valls i Subirá），他奉献了毕生精力研究西班牙纸的历史。感谢钱存训先生（Tsien Tsuen-Hsuin）对中国语言做了如此精深的研究，但很可惜，他在我撰写此书之际仙逝了，享年105岁。感谢慷慨的法国书籍历史学家亨利–让·马丁（Henri- Jean Martin）、乔纳森·M.布隆姆（Jonathan M. Bloom）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伊斯兰纸张史。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著作可以说是我早期出版的书籍的启蒙，同样，约翰·比德维尔（John Bidwell）的美国纸工坊历史也十分精彩。感谢我的好友夏洛特·希迪（Charlotte Sheedy），她确实是一位得力的代理人。感谢我的好友兼贤内助玛丽安·玛斯（Marian Mass），她的尽力尽心，令我难以忘怀。

参考文献

Allen, Danielle. Our Declaration: 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Defense of Equality.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4.

Anderson, James L., ed. The Paper Maker: Vol. 29, Number One. Wilmington, DE:Hercules Powder Company, 1960.

Appelbaum, Stanley. The Triumph of Maximilian I: 137 Woodcuts by Hans Burgkmair and Other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4.

Bacon, Franci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Novum Organum, New Atlantis. Chicago: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952.

Baker, Nicholson. Double Fold: Libr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Pap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Balston, J. N. The Elder James Whatman: England’s Greatest Paper Maker. Vols. 1 and 2. West Farleigh, Kent: J. N. Balston, 1992.

Bambach, Carmen C., ed. Leonardo da Vinci: Master Draftsma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Barkan, Leonard. Michelangelo: A Life on Pap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rnes, Julian, A Life with Books .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2.

Becker, Jörg, ed. Small Pulp and Paper Mil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ankfurt: KomTech GmbH, 1991.

Bell, Lilian A. Papyrus, Tapa, Amate & Rice Paper: Papermaking in Africa, the Pacific, Latin America & Southeast Asia. McMinville, OR: Lillaceae Press, 1992.

Benjamin of Tudela.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Travels in the Middle Ages .Malibu, CA: Pangloss Press, 1993.

Benson, Richard. The Printed Picture.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9.

Bentley, Kyle, ed. Gauguin, Metamorphoses .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2014.

Bidwell, John. American Paper Mills: 1690–1832.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13.

Birkerts, Sven. 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Boston: Faber and Faber, 2001.

Bishop, Nathaniel H. Voyage of the Paper Canoe. Boston: Lee and Shepard Publishers, 1878.

Bland, David. A History of Book Illustration: The Illuminated Manuscript and the Printed Book.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

Bliss, Douglas Percy. A History of Wood Engraving . London: Spring Books, 1964.

Bloom, Jonathan M. 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lum, André. On the Origin of Paper . New York: R. R. Bowker Company, 1934.

Blumenthal. Joseph. The Printed Book in America.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9.

Boise Paper Holdings, The Mill at the Falls: 100 Years of Papermaking on the Border. International Falls, MN: North Star Publishing, 2010.

Bolam, Francis, ed. Paper Making: A General Account of its History,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Technical Section of the British Paper and Board Makers Association, 1965.

Borges, Jorge Luis. Seven Nights , translated by Eliot Weinberg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4.

Bower, Peter. Turner’s Papers: A Study of the Manufacture, Selection and Use of His Drawing Papers. Vol. 1 (1787–1820) ; Vol. 2 (1820–1851). London Tate Gallery Publications, 1991.

Bowie, Henry P. On the Laws of Japanese Paint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Jap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11.

Brotherston, Gordon. Painted Books from Mexico.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1995.

Buchberg, Karl, Nicholas Cullinan, Jodi Hauptman, and Nicholas Serota, eds. Henri Matisse: The Cut-Outs.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4.

Carr, Nicholas.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Carruthers, Mary.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rter, Harry. Wolvercote Mill: A Study in Paper-Making at Oxford. Oxford: Oxford at Clarendon Press, 1974.

Carter, 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Chappell, Warr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ritten Wor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Clanchy, M. T.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3.

Coleman, D. C. The British Paper Industry: 1495–18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oleman, Matt. Trains, Tracks & Tall Timber: The History, Making and Modeling of Lumber and Paper. Milwaukee, WI: Wm K. Walthers, 1996.

Cooper, Constance J. The Curtis Paper Company: From Thomas Meeteer to the James River Corporation. Wilmington, DE: The Cedar Tree Press, Inc., 1991.

Corinaldesi, Giuseppina. Fabriano Paper and Paper Mills from Its Origins to Modern Day. Fabriano, Italy: Museo della Carta e della Filigrana, 1948.

Cortés, Hernán. Letters from Mexico, translated by Anthony Pagde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rosby, Alfred W.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 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 Cervantes, Miguel.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New York: Vintage Español, 2010. de Lalande, Jérôme. Art de faire le papier. Paris: J. Moronval, 1820.

Derby, E. H. The History of Paper Money in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efore the Revolution. Boston: The New England News Company, 1874.

Desgraves, Louis. Etudes sur l’imprimerie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 aux XVe,XVIe et XVIIe siècles. Amsterdam: Erasmus, 1968.

De Vinne, Theodore Low.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A Collection of Facts and Opinions. New York: Francis Hart & Co., 1876.

Diderot, Denis. A Diderot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rades and Industry. 2 vo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9.

Du Halde, Jean-Baptist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4 volumes. London: Watts, 1736.

Ebrey, Patricia Buckley.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isenstein, Elizabeth L.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Febvre, Lucien, and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Fenollosa, Ernest F.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 2 vols. Berkeley, CA: Stone Bridge Press, 2007.

Ferdowsi, Abolqasem. Shahnameh: The Persian Book of Kings , translated by Dick Davi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Fischer, Steven Roger. A History of Wri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Fletcher, Richard. Moorish Sp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Fu Shen C. Y.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Fukushima, K., trans. Handbook of the Art of Washi. Tokyo: Wagami-do K. K., 2007.

Gaur, Albertine. A History of Writi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Geck, Elisabeth. Johannes Gutenberg: 1468–1968. Bad Godesberg, Germany: Inter Nationes, 1968.

Goff, Frederick R.The John Dunlap Broadside: The First Print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76.

Goodyear, Dana. “Paper Palaces: The Shigera Ban Phenomenon.” The New Yorker ,August 11–18, 2014.

Greenleaf, Richard E. Zumárraga and the Mexican Inquisition 1536–1543. Washington, DC: Academy of American Franciscan History, 1961.

Hackforth, R., trans. Plato’s Phaedru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Haggith, Mandy. Paper Trails: From Trees to Trash—the True Cost of Paper. London:Virgin Books, 2008.

Hargrave, Catherine Perry. A History of Playing Card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6.

Haskell, W. E. News Print: The Origin of Paper Making and the Manufacturing of News Pri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1921.

Havelock, Eric A.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Healy, John F., trans.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a Selection .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Heidegger, Mart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77.

Heijnen, Henk. The Zaan Mills: A Unique Story. Zaanstad, Netherlands: Society of Zaan Mills, 2014.

Hill, Donald R. Islam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Hind, Arthur M. A History of Engraving & Etching: 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Year 1914.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3.

———. An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Woodcut. 2 vol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5

Hinton, David, trans. The Selected Poems of Li Po.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Book, 1996.

———. The Selected Poems of Po Chü-I,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Book, 1999.

———. The Selected Poems of Tu Fu .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Book, 1989.

———. The Selected Poems of Wang Wei. New York: A New Directions Book, 2006.

Holcomb, Melanie. Pen and Parchment: Drawing in the Middle Ages.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oriki, Eriko. Architectural Spaces with Washi . Tokyo: A+u Publishing, 2007.

Hsi, Kuo. An Essay on Landscape Painting , translated by Shio Sakanishi. London:John Murray. 1935.

Hunter, Dard. My Life with Pape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 Papermaking.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 Papermaking in Pioneer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2.

Innis, Harold A.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1.

Irwin, Robert. The Arabian Nights: A Compan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Isaacson, Walter.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Knight, Michael, and Joseph Z. Chang, eds. Out of Character: Decoding Chinese Calligraphy. Los Altos Hills, CA: Guanyuan Shanzhuang Press, 2014.

Kouris, Michael, ed. The Dictionary of Paper. New York: American Pulp and Paper Association, 1940.

Krill, John. English Artists’ Paper: Renaissance to Regency.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Press, 2002.

Kurth, Willi. The Complete Woodcuts of Albrecht Dür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3.

Latham, Ronald, trans. Marco Polo: The Travel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Lee, Aimee. Hanji Unfurled: One Journey into Korean Papermaking . Ann Arbor, MI:The Legacy Press, 2012.

Lee, Samuel,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in Near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Lemonedes, Heather, Belinda Thompson, and Agnieszka Juszczak. Paul Gauguin: The Breakthrough into Modernity. Ostfildern, Germany: Hatje Cantz, 2009 Lenz, Hans. El Papel Indígena Mexicano. Mexico City: SepSetentas, 1973.

Licklider, J.C.R. Libraries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5.

Lowney, Chris. A Vanished World: Medieval Spain’s Golden Ag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Maddox, Harry Alfred. Paper, Its History, Sources, and Manufacture. Bath, England: 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1916.

Martin, Henri-Jean. 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 cago Press, 1994.

Mandl, G. T. Three Hundred Years in Paper. 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 1985.

Manguel, Alberto. A History of Reading . Toronto: Alfred A. Knopf, 1996.

———. The Library at Night. Toronto, Alfred A. Knopf, 2006.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opographic Man.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65.

Mikesh, Robert C. Balloon Bomb Attacks on North America: Japan’s World War II Assaults. Fallbrook, CA: Aero Publishers, Inc., 1982.

Mingus Sr., Scott L. Human Interest Stories of the Gettysburg Campaign . Vol. 1. Orrtanna, PA: Colecraft Books, 2006.

Nicolson, Adam. Why Homer Matters. New York: A John Macrae Book, 2014.

Nodier, Charles. Critiques de l’imprimerie par le docteur Neophobus. Paris: Édition des Cendres, 1989.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Routledge, 2012 (1982).

Paludan, Ann. Chronicl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of Imperial China.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8.

Panofsky, Erwin. The Life and Art of Albrecht Dür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The Paper Mill and Wood Pulp News, vol. 22, June 29–December 7, 1899.

Peters, Charles M., Joshua Rosenthal, and Teodile Urbana. “Otomi Bark Paper in Mexico: Commercialization of a Pre-Hispanic Technology. Economic Botany 41, no. 3: 423–32.

Petroski, Henry. The Pencil: A History of Design and Circumsta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Phillpots, Eden. Storm in a Teacup.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19.

Pierce, Wadsworth R. The First 175 Years of Crane Papermaking. North Adams, MA: Excelsior Printing Company, 1977.

Ranc, Robert. Le siècle d’or de l’imprimerie Lyonnaise. Paris: Editions du Chêne, 1972.

Reynolds, John. Windmills & Watermill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Roberts, J. A. G.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obinson, Andrew. The Story of Writing: Alphabets, Hieroglyphs and Pictogram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5.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Rodinon, Maxime, A. J. Arberry, and Charles Perry. Medieval Arab Cookery. Totnes, Devon, England: Prospect Books 2001.

Rosenband, Leonard N. Papermak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Management, Labor, and Revolution at the Montgolfier Mill 1761–1805.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Sakanishi, Shio, trans. The Spirit of the Brush: Being the Outlook of Chinese Painters on Nature from Eastern Chin to Five Dynasties A.D. 317–960. London: John Murray, 1939.

Schlesinger, Arthur M. Prelude to Independence: The Newspaper War on Britain, 1764–177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Seldes, George, Lords of the Press. New York: Julian Messner, 1939.

Sellen, Abigail J., and Richard H. R. Harper. The Myth of the Paperless Offi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Shorter, Alfred H. Paper Making in the British Isles: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y. London: David & Charles Newton Abbot, 1971.

St. Clair, William.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phenson, J. Newell, ed. The Manufacture of Pulp and Paper. Vol. 3.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22. Vol. 4, 1924; Vol. 5, 1925.

Takaki, Masayoshi.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aper Currency (1868–1890).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03.

Thomas, Alan G. Great Books and Book Collectors. New York, Excalibur Books, 1975. Time, “Real Live Paper Dolls.” Time, March 17, 1967, 52.

Tooze, Adam. 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 New York: Viking, 2014.

Toribio de Benavente Motolinía. Historia de los Indios de la Nueva España. Barcelona: Herederos de Juan Gili, 1914.

Tsien, Tsuen-Hsuin, Paper and Printing,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Joseph Needham.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Valentini, J. J. Mexican Paper: An Article of Tribute; Its Manufacture, Varieties, Employment and Uses. Worcester, MA: Press of Chas. Hamilton, 1881.

Valls i Subirá, Oriol. La Historia del Papel en España. Vols. 1–3. Madrid: Empreso Nacional Celulosas, 1978.

———. A Lively Look at Papermaking. North Hills, PA: Bird & Bull Press, 1980. van Roojen, Pepin. Marbled Paper Design. Amsterdam: The Pepin Press, 2007.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London: V & A Publishing, 2013.

von Hagen, Victor Wolfgang. The Aztec and Maya Papermakers. New York: Hacker Art Books, 1977.

von Karabacek, Joseph. Arab Paper. London: Architype Publications, 1991.

Walton, Perry. Two Related Industries: An Account of Paper-Making and of Paper Makers’ Felts as Manufactured at the Kenwood Mills Rensselaer, New York, U.S.A., and Arnprior, Ontario, Canada, the Two Plants of F. C Huyck & Sons, Albany, New York. Albany: F. C. Huyck & Sons, 1920.

Ward, Gerald W. R., ed. The Grove Encyclopedia of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in 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Weeks, Lyman Horace. A History of Paper-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690– 1916. New York: B. Franklin, 1916.

West, Clarence J. The Utilization of Sugar Cane Bagasse for Paper, Board, Plastics, and Chemicals. New York: 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Inc. 1952.

West, M. L. 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ilcox, Scott. British Watercolors: Drawing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from the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New York: Hudson Hills Press, 1985.

Wolf, Richard J. The Mysterious Marbler: James Sumner (1854).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Press, 2009.

Woll, Gerd. Edvard Munch: A Genius of Print Making. Ostfildern, Germany: Hatje Cantz, 2014.

Wood, Frances, and Mark Barnard. The Diamond Sutr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Earliest Dated Printed Book.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10.

Wye, Deborah. The Picasso Portfolio: Prints from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0.

Xiaoyun, Sun.書法有法(The Techniqu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Nan Jing: Jiang Su Province Publishing House, 2014.

Yee, Chiang. 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rst printing 19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阅千年：纸的历史/（美）马克·科尔兰斯基著；吴奕俊，何梓健，朱顺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Paper

ISBN 978-7-5086-8364-5

Ⅰ . ① 一… Ⅱ . ①马… ②吴… ③何… ④朱… Ⅲ . ①纸－普及读物 Ⅳ .① TS7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 第285555号

一阅千年：纸的历史

著者：[美]马克·科尔兰斯基

译者：吴奕俊 何梓健 朱顺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364-5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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