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人难寻

午夜过后，飞机终于卷着烟尘降落在机场跑道上。C130客机发出的龙卷风般的轰鸣，恰似梅丽莎此刻的心情。接机亲属沿着栏杆一字排开，发出一阵欢呼，小孩子们穿着睡衣和邋遢的卡通拖鞋，母亲们在这闷热的大厅里强打着精神，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妆容和头发，一边安抚着烦躁不安的小孩。飞机降落前他们就已经在停车场煎熬了好几个小时，听着禁止入内的航站楼里一遍又一遍地广播：延误、延误、延误，直到梅丽莎恨不得用牙咬开铁丝网。她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身处后方的每分每秒对这位年轻的妻子来说都是煎熬，和身处前线相差无几。他们甚至瞒着其他人又额外留了十周，这是极高的荣誉，其他部队三月份撤回来时，队长这样对她说，你应该感到骄傲。骄傲，没错，如果她能把克林顿这个逃兵役的混蛋钉到墙上，她一定备感骄傲。但你又能怎么办？绿色贝雷帽博物馆的T恤上写着，特种兵的妻子是军中最艰难的职业。她认为自己感到了骄傲，或者终将感到骄傲，只要他回到自己身边。哪怕身边精英环绕，德克也能让自己脱颖而出，他的法语和克里奥尔语讲得又快又流畅，这为他赢得了在“海地假期”中执行额外任务的机会。这项柏油娃娃般的任务就是世人所谓的“支持民主行动”。

乖乖宝贝，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等你回来我要把你干到昏过去！梅丽莎才二十四岁，新婚燕尔十五个月，他的突然离去仿佛切下了她的胳膊一般——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觉得身体缺少了一部分，本该被丈夫抚摸的肌肤不断发痒、刺痛。每一个在心里偷偷扒光了她的，或者真的扒光过她的男人都不得不承认，她这样的身材保持独身真是暴殄天物：柔软高耸的胸部，像小男孩一样结实的屁股，可以将高尔夫球反弹出去的小腹，娇小的体型配上漂亮的桃心脸和层层叠叠的栗色大波浪长发。但她的聪明敏锐和交友广泛也没法帮她摆脱德克走后一连串的恐慌，她害怕欲望会像引擎一样拽得她身不由己。一个月前，她和朋友出去喝酒，遇到了一个让她蠢蠢欲动的男人。他比她年长，长相英俊，下巴方得像鞋盒，肌肉将衬衫撑得紧绷绷的。他叫詹姆斯，是个退伍伞兵，也执行过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现在为国防部干私活。仅仅是他靠近时身上的热度，以及两人胳膊和腿部时不时地碰撞，就惹得她浑身发麻，有一种巴甫洛夫式的荷尔蒙冲动。那次见面后他们又约午饭，之后保持着工作时友好的电话问候，随后就直接快进到了欢乐时光①后，她的下身紧贴着他的粉红色“巡洋舰”，他的舌头在她口中甜蜜而柔软地挤压着。

他的汽车警报器突然响起，将她一下子拽回现实。她泪流满面地开车回家，咒骂着不在身边的德克，同时思索着，古往今来，那些忠诚、隐忍的妻子们是怎么做到的？等待十字军东征归来，等待世界大战结束，更不用提无数的捕鲸远航、丛林探险和极地远征了，还有那些漫无目的只是想去看看的远行。詹姆斯锲而不舍地打电话，她只能不停地冲凉水澡和自慰，直到队长从布拉格打来电话，告诉她德克要回家了，今天，现在，预计抵达时间二十二点。直到看到他从飞机上走下来，她才真正相信这是真的。他的袖子整齐地卷到手肘上方，贝雷帽牢牢地戴在头上，歪向一侧，他的头高高昂起，像一头威风凛凛的公鹿。周围的空气凝重得仿佛有人离世一般，积郁多时的悲伤突然爆发——她不得不靠在栏杆上等待世界停止旋转，心头的哽咽不断冲击着喉咙。随后她抬起头，跟着人群一起欢呼起来。

他们以前住在营地外的房车里，只有拖挂，在一条沙土路的尽头，周围是长满了松树和枫树的树林，穿过树林就是费耶特维尔，或按照梅丽莎小时候的叫法来说，费耶特南。他们的房子离州际公路有四十英里。由于军事基地的巨大消费能力，这里的夜总会与色情酒吧比全美国任何一个同等大小的城市都要多。所以梅丽莎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家搬到郊区，远离这里的乌烟瘴气。你一个人在那边，不害怕吗？人们问她。问这问题的通常都是女人——远在兰伯顿的母亲、姐妹，已经绝经的姑母，或是和同乡结婚安顿下来的高中旧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事情让人害怕。她如此回答，却绝口不提自己对婚姻本身的恐惧，这比从树林里跑出来的任何毒蛇和野狗都可怕。她担心有一天醒来时，发现身边睡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当他咬着牙不讲话时，她也会有这种感觉。他渐渐变得简单粗暴，这样下去用不了二十年就会把她赶走。更奇怪的是，说来也许好笑，他睡觉时会发出射击声，砰砰，砰砰砰砰，像小孩子举着假想出来的枪时口中发出的声音。他究竟在神秘的梦境中朝谁开枪？第二天早晨她打趣地提起此事，他只是哈哈大笑。这就是她托付终身的德克，一个性格憨厚的傻瓜，一个可以打着嗝不走调地唱完《星条旗之歌》、很爱轻轻地吸吮她耳后的男人。和特种兵在一起，你也得有些疯狂，这些名副其实的战士有三十七种徒手杀人的方法。

“啊哈。”他刚踏入房车就笑了，停下来查看门上贴着的八个月来的作战任务。梅丽莎走上前，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拍了拍。

“喝一杯？”

她已经在咖啡台上备好了酒具，盐巴和柠檬，两个酒杯，一瓶龙舌兰。一小杯就足以让人精神振奋。

“哎呀，”他笑了，像个舞伴一样红了脸，“我更想喝杯啤酒。不过让我先去冲个凉……”

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去浴室，她去厨房。房车里像个漏斗，回音很好，两人在屋子两端还可以轻松对话。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他在浴室里说。

“理应如此。”她打开啤酒，切了四分之一个柠檬，正在微波炉里加热的一盘玉米薄饼哔哔作响。“这八个月我什么事都没干，光打扫屋子了。”

“热水！”他在浴室里咆哮，“干净的毛巾！我亲爱的老天，黛而雅香皂！怎么感觉我走了六年似的。”

“谁说不是呢。”梅丽莎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把两片青柠别到啤酒杯上，“我们真该好好聊聊。”

回到小窝，两人相互依偎在沙发上，她喂他吃了些玉米薄饼，喝了几口啤酒，随后她翻身骑在他的膝盖上，裙子巧妙地褪到胯部。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她问他，两人的脸只隔着几英寸。

“感觉非常好。”

她直起身子，仔细地端详他。他红棕色的皮肤散发着淡淡的铜色光泽，身材更精瘦了，变得棱角分明。三年前，他们在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相识。那天德克带了个陷入酒驾麻烦的朋友过来，朋友和律师关着门议事，无所事事的德克便坐在前台和梅丽莎聊起天来。他的语速很慢，小心翼翼的，仿佛口里嚼着仙人掌似的。他竟来自瓦尔多斯塔，更纯粹的南方。他身材高大健硕，枫糖浆似的棕色眼睛深邃迷人，下颌有小块的肌肉隆起。但是真正让她意乱情迷、给她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的却是他的笑容，带着点郊狼的狡黠，他趾高气扬的神情就像一剂蒙汗药。她跨坐在他身上，摩挲着他的平头，抚摸他的脸颊，她认定他没有怎么变。但也许变得有点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变老了一些，眼角出现了鱼尾纹。是不是海地让他以七倍的速度老去了呢？他才二十八岁啊。

“你瘦了。”她轻轻地揉捏着他的胸部和肋骨。他硬得像一根工字梁。“我们得把你养胖点才行。”

“求之不得呢。”

她的手游走到他制服衬衫的扣子上，像盗贼般灵巧地把它们拨弄开来。她的下身更加贴紧他的大腿，她能够感觉到下面的硬物顶到了自己，他在裤子里已经胀大到了极限——光是如此就已经让她开始呻吟。她的头脑彻底放松，准备着把自己掏空，意识融化成纯粹的感官享乐。

德克温柔地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开。

“丽莎，停下来。我们得谈谈，宝贝。”

“傻子才谈话呢。”她喃喃道，声音像喝醉了般含糊不清，然后又趴到他身上。

“不，听着，我是认真的。”这一次他坚定地把她从身上推开。她的耳朵里嘶嘶作响，仿佛有一根点燃的引线。刚才的激情和此刻的负罪感让她头晕。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不可能知道，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今晚我们不能做。”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他的语气中充满同情却不带任何感情，流露出那种对待好兄弟般的温柔，让她吓得不轻。“明天可以，我们从早做到晚都行。说实话，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想干。但是今晚不可以。”他顿了顿，“我不能在星期六做爱。”

她的肺萎陷了——里面没剩一点空气，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她用喉头仅剩一点的空气送出这句话：“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听我说，这有一点复杂。但有件事我要先说清楚，我仍然是你的丈夫，我爱你胜过一切。”

她开始感到恐惧，他从未这样说过话。

“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告诉她，“极好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必害怕，我保证。你只需要耐心点，因为要花点时间才能解释清楚。相信我，一切都会好的。”

“德克，”她哭着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她完全听不进去，他给她讲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关于毒药粉和伏都教祭司，关于他是怎么加入了一个伏都教团体，还有个乱七八糟的什么仪式，以及一个叫埃尔祖莉的人。好像是人，又好像不是人——神灵？德克好像和她结婚了？梅丽莎觉得自己要吐了。

“你是说你结婚了？”

“嗯，是的。和神。在那里并不怎么稀奇。”

梅丽莎无法接受关于神的那部分。“但是你已经和我结婚了啊。”

“这一点从未改变。”他把她的手捏在掌心，“我知道你需要很多时间慢慢消化这些，但是请相信我，一切都照旧。我们仍然是夫妻，我依旧爱着你，我还是以前那个德克。”

她看着他：他的确还是以前的样子。正因如此，她才这么难过。

“如果一切都没变，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爱？”

“哎，只有星期二和星期六不行。这两晚我要奉献给她。”

“奉献给她？”

“和她在一起。和她睡觉。”

“你什么意思，和她睡觉。你是说和她睡觉？”

“某种程度上。这很难解释清楚。”

她觉得自己的大脑有一部分被切除了，是负责理性、逻辑和实际思考的那部分脑叶。她已经无法正常地争论了，接下来的两小时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听德克讲述他是怎么接触到海地伏都教的。起初只是任务的一部分，特种部队拉拢人心的标准策略——联系当地权力机构并与其合作。在海地，这意味着要去拉拢村寨里的伏都教祭司。结果德克却发现这个叫迪厄瑟尔的人竟是个摩西般的人物，隐藏在特种部队驻扎的偏远沿海村庄。德克近乎完美的法语使他成为部队与当地人联络的关键人物，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摩西就对这个年轻的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他称呼我为他的儿子。”德克告诉她，“他说是神将我们聚到一起的。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在试探我，你懂吗？这家伙总有办法幸存下来，他从来不会站错队。但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和他之间，于是过了一阵我开始觉得，好吧，也许我该好好想想了。”

什么奇怪的事情？

梦，巧合，离奇的预言。后来经摩西提醒，德克揭穿了当地马库特②给整个特种部队下毒的阴谋。摩西也因此彻底获得了德克的信任。之后德克开始参加伏都教的通宵活动，越陷越深。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入了教、得到启示，然后进入了那段神秘的婚姻。故事讲到这里，德克的声音开始模糊，梅丽莎抬头看了一眼钟，已经早上五点了。

“我们谈到的那个女人是个真实的人吗？”

“她是埃尔祖莉，丽莎，一个神，一个神灵。是伏都教的爱之女神。”

“但是你刚才说有个女人穿着婚纱。”

“唔，是的，她下凡，借用了庙里一个姑娘的身体，这是伏都教的传统。她借用了这个姑娘的身体完成仪式。”

梅丽莎颤抖着，硬着头皮继续问：“那么，在你结，结婚之，之后，有没有，那个，做爱？”

“嗯，没有。算有也算没有。这很难解释。”他停顿了一下，“更像是神交。”

梅丽莎翻了翻白眼——他刚刚难道不是说了个最没说服力的借口吗？她气急败坏地说：“德克，该死，这八个月来我一直都辛辛苦苦地做一个称职的军人妻子，现在你告诉我，你，你居然告诉我，哎……”她发现自己讲不出那个字眼，“你在那边究竟有没有和其他女人做爱？我是指活生生的人，真正的人，或者其他东西，管他什么东西。”

“当然没有了，宝贝，不是那么回事。”他把她的脸蛋捧在手心，让她看着自己。她盯着他的眼睛，感觉像是看着两口清澈的琥珀色深井，看着他眼眸中微缩的自己。

“不会的。”他温柔地说，“你是我的唯一。这个世界上我只要你。”

天快亮了，乳白色的微光透过窗户射入屋内。屋外，鸟儿像成百上千个铃铛一样开始鸣唱，像播种一样任意播撒着音符。太阳刚升起，德克就从约束中解脱了。那天清晨他们做爱了，尽管并不如梅丽莎幻想了数月的那般激情澎湃。相反，一切如溪水般温柔地拂过两人，梅丽莎低声呻吟，德克倾力配合，带着甜蜜的、洞悉一切的、神秘的微笑。

刚开始只是在梦中。都是充满感官刺激的梦，他梦到自己在和两个女人做爱，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德克将其归因于自己身处营地远离性事，加之被《阁楼》杂志激发的幻想。之后部队被派到贝内特参与国家重建，德克游走于当地幸存的掌权精英之中，包括神经兮兮的市长、有成为希特勒潜质的议员、毫无男子气概的天主教牧师，以及最后一位，迪厄瑟尔先生，当地有名的伏都教祭司。摩西盛情接待了这个年轻的中士，仿佛接待的是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本人。他邀请德克到铺有茅草的寺庙屋檐下乘凉，喝着咖啡畅谈局势，从混沌的国际局势聊到日益棘手的地下阴谋。这是最基本的外交手段，用来拉拢人心。德克已经可以得心应手地在法语里加入朴实的克里奥尔俚语了。聊天时，他注意到画在墙上的伏都教众神，其中有一个头上长角，尾巴似鱼，有一点人形，有点像苏斯博士嗑了药以后笔下的形象。几条蛇成双成对地盘在寺庙中央的柱子上，活像一条条镶上了霓虹边的DNA。在部队里，伏都教已经成了口耳相传的笑话，伏都伏都伏都，成了他们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遇到的一切新鲜之事的代号。突然，摩西笑了，友好地拍了拍德克的膝盖，对他说：

“埃尔祖莉女神很喜欢你。”

然后他开始进一步描述在德克梦中生龙活虎的那对美人——黑美人是埃尔祖莉·丹特，白美人是埃尔祖莉·弗雷达，是爱神的双子化身。一星期后，队伍去山里侦察，德克和战友在一个村子里歇脚，村里有一个老妇人，声称看到了两个埃尔祖莉在德克身边。这个老妇人比普通人矮，像个古怪的蓝精灵，耳垂上有个豁口，脖子上挂着一串莫名其妙的非洲玩意儿，有护身符、带瓶塞的瓶子和粗麻布香袋。她的嘴像喷雾剂一样吐着克里奥尔语，大声嚷嚷着这对德克来说是个好兆头，两个埃尔祖莉！意味着他的左右脑很平衡，人也招人喜欢。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像一束火花，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blan sa-a se moun voodoo li ye！这个白人男子是个伏都教徒！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梅丽莎问，“那些梦。”

“有时候她们十分性感。我说的可是春梦。”

“德克，这太恶心了！”

“嘿，我是实话实说，宝贝，就是轰轰烈烈的性爱。足以焚烧真相的欲火，就像和你做爱那样。”

“嗯，是吗。得了吧。”

“我们昨晚不是推心置腹地说清楚了吗？”他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自大。倒不是说他回来后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的他比以前更体贴，更懂感恩，也生出从前没有的耐心，大男子主义的态度也缓和了。这段关系一直是她付出得比较多，牺牲自己的骄傲迎合他的脾气和心血来潮，只有在浴室里才能放声大哭，发泄压力。然而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一起生活了八个月之后，德克回来以后比以前温柔了许多，懂得珍惜家中的爱人。但那些梦还是困扰着她，她感到一股力量渗透到她的意识中，掌控着她的思想，然而她看不到也无法理解。所以她们能看透你的心思？她忍不住好奇。她们能潜入你的大脑吗？

“不管怎样，”德克补充道，“她可能也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梅丽莎觉得毛骨悚然。“我可不这么觉得。”

“也许不会，但通常都是这样。现在我们都产生联系了。”

那么詹姆斯呢，他也产生联系了吗？他每隔几天都会在工作时打电话来。“就是关心一下，”他永远都这么说，“关心下我的女孩。”“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他告诉她，“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做朋友。”

“当然，詹姆斯，我们可以做朋友。”

“那你和我说说他对你好不好？我知道一个伞兵回家后可能会变得很粗暴，如果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非常感激，但是我的丈夫对我很好，谢谢你。”

“如果你想找人聊聊，我们都可以在午餐时碰个面，或者去喝一杯，只要你愿意……”

去打仗本就注定了他们的生活会被搅乱，不是吗？可现在隐忍着维持着一切的还是她，倒不能说是在伪装，只是挣扎着想要维持原状，明明内心煎熬得像个高压锅，却只能强颜欢笑。德克用旧桃花心木衣柜做了个祭坛，放在次卧里。“这样有人来时你就可以把它关上，”他向她解释，“我不希望让你尴尬。”祭坛里塞满了各种奇怪的东西，好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出售二手货的微型后院：饰品、香料、银梳、刷子、糖果、小瓶香槟和利口酒，以及一个圣母马利亚的石膏像。衣柜门的内侧贴了两张看上去很廉价的圣母像，一位黑色皮肤的圣母，脸颊上有疤，另一位是白色皮肤的圣母，一把镶满宝石的利剑穿胸而过。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的日落时分，他便在祭坛上点亮蜡烛，燃上几根熏香，用手提音响播放伏都鼓的磁带，一时间杂乱无章的非洲节奏便响彻四壁，像世界上最严重的偏头痛发作一般。他们会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可当雷诺或莱特曼③刚开始喋喋不休时，他便亲吻她的脸颊，甜蜜地说声晚安，然后轻轻地穿过起居室走进次卧。

我可以去参加奥普拉脱口秀了，梅丽莎心想，我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是个伏都女神。她越来越觉得是自己的罪孽导致了第三者，以前做过的每一件坏事都报应回来了。伏都，现在就住在她的房子里：作为一个曾经的浸信会教徒，她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丢掉心中的恶魔！撒旦在你身后！投降才是获得救赎的关键！这儿是圣经地带④的中心，宗教信息以各种形式传播着：有鸟鸣般的甜言蜜语，也有乡下人口齿不清的传道，还有带领着众人呼喊口号。心志不坚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被各种信号轰炸着。梅丽莎此刻生平第一次有了同样的感受，尽管真正的宗教仍让她觉得遥不可及。上帝就存在于某处，她相信这一点，除此之外，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听了德克在刚回来的那几周给她讲的故事后，她开始理解，一个系统受到冲击后会发生怎样的奇怪反应。就算如此，难道没有别的方式吗？不留情面，他这样概括海地。在这儿，一切事情都在同时发生着，食物，汗水，粪便，荣耀，神灵，性爱，以及死亡，还有生的和煮熟的生命，未经任何现代的修饰，统统朝你袭来。

“有一次我们在公路上设了一个检查站，”他告诉她，“对所有SUV进行武器抽查。然后就看到了一辆巨大的满载货物的平板卡车慢吞吞地开来，平板上堆满了牛头，成百上千个血淋淋的牛头。于是等它走远后我们开始大笑，互相嚷嚷，喂，你看到了吗？你能相信那堆狗屎吗？因为一旦它离开，你就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见过它了。”

她明白，在某种程度上，当生活染上迷幻的色彩时，你的思想也会跟着肆意奔涌。为什么你的应对策略会全部湮灭？德克每天都在起居室里冥想片刻，一开始梅丽莎只是取笑他——人称“捕蛇者”的陆军特种兵从来不冥想，她认识的人都不冥想，除了几个从教堂山来的。他的解释是为了让一切保持真实。同时，梅丽莎开始谨慎地记录自己的梦境，眼睁睁地看着暗示和恶兆充斥着自己的生活。偷食禁果只会自找麻烦，加略山浸信会的路边宣传栏中的每周一语这么写着，梅丽莎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再往前几英里，就能看到第一卫理公会质询的标语：来世，抽烟还是禁烟？梅丽莎一边思忖着撒旦，一边继续过着表面上正常的生活，她并没有恐惧到大脑一片空白。也许恐惧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烈。之后的一个星期二晚上，她与德克依偎在沙发上看《陆军野战医院》的重播，隔壁房间隐隐传来催眠般的伏都音乐。一开始她只是想逗逗他，和他开个玩笑。梅丽莎在丈夫的大腿处摸索着，慢慢往上，直到碰到他的下体。德克笑着继续看电视，轻轻地把她的手挪开。

过了半分钟，她又开始摸他。

“梅丽莎。”

“干吗？”她娇嗔道，带着一丝充满魅惑的天真。

“你知道我今晚不能乱来的。”

“我什么都没干。”她一脸无辜地反驳，不过她又捏了一把，发现他硬了，于是咯咯笑起来。

“梅丽莎！”他声音里的惊慌让她更加兴奋。他是那般无助，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占有他。

“梅丽莎，饶了我吧。”

“我什么都没干！”

“噢，你正干着呢。现在请住手，求你了。”

她报仇般地跳到他身上，用膝盖挪动着越靠越近，一把抓住他的腰带，逼得他在沙发上不断往后靠。最终他被她逼得陷入靠垫，两人都紧张地喘着粗气。

“哎呀，丽莎。”

“我就想要！”她已经解开了他一大半的腰带，开始套弄。

“梅丽莎，住手，我们不能做！”

“别反抗了！”她大叫。

“够了，梅丽莎，快住手。”他的声音含含糊糊的，失去了强大的张力；哪个男人不曾憧憬过这样的强迫呢？她彻底解开了他的裤子，正准备俯身往下。这时他颤抖着抓住了她的双手，干脆地把她拉开。

“梅丽莎，”他坚定而不带残酷地说，“够了。”

“你今晚不准在那边睡！”她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像个恶毒的妖妇——可她还能把话收回来吗？

“可我必须在那边睡。”

“胡说！”她用力推他时，可以感受到他手掌的力量，他随时可以像捏奶酪棒一样将她的手腕捏碎。

“我许下了承诺——”

“喂？承诺？我怎么记得你对我也许过不少承诺。”

“没错。这些承诺我全都记得。”

“可我怎么觉得你都忘光了。”

之后爆发了他们婚后最恶劣的一次争吵——至少对梅丽莎来说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她竟然连一句真正的气话也没从他嘴里激出来。那感觉就像对着一屋子的阴影挥拳一般。最终德克平静地亲吻她，宣布自己要去睡了，她的失望也在这时达到顶点。

“不准你去和她睡！”她朝他的背影咆哮，“不准！”他拐弯进房间时她哭喊道，“该死的，德克！”吼完最后一声，一种无力感占据了她的身心。她意识到，多么天真愚蠢的人才会认为自己能掌控生活中的每件事。她走到厨房，猛摔了一通锅碗瓢盆，然后带着怪异的恐慌上了床。关上灯后，她自慰了，却只唤起一种肤浅且毫无激情的感觉。这是次彻底失败的报复。最后她欲哭无泪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不知自己还能否过下去。

五年前，在面试结束后，布莱恩先生把她带到自己角落处的办公室里，请她坐下，开始了梅丽莎后来一直称之为“那段谈话”的对话。“这是个藏污纳垢的行当。”她未来的老板告诉她，他是一个身材不高，略显刻薄的洒脱男人，眼睛下面挂着厚厚的眼袋，有一头好似小理查德⑤一般的茂密黑发。“我们的客户里不乏强奸犯、杀人犯、毒贩甚至猥亵儿童者，你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罪恶勾当都有可能从那扇门走进来。而我们的工作，我们宣了誓的职责就是为这些混蛋脱罪。所以，你认为你能胜任这份工作么？”

那会儿梅丽莎还没有满十九岁，第一次离家生活的兴奋让她根本不愿回去。“是的先生，”她说，“我相信我能胜任。”

费耶特维尔也许不算大都市，但足以提供一个小镇姑娘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缤纷和刺激。刚工作那几年，她的办公桌被人放过火，她也被人拿刀子架在脖子上，目睹过帮派在前台斗殴，还向福利机构举报过一个妓女客户，因为她三分钟内扇了她刚刚学步的孩子不下三个耳光。这段学习经历让她获益良多，而那段时间她铆足了劲和人上床，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主要的部分。那时候，她觉得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就是挖掘内心深处最狂野的部分，虽然她自己也经常被挖掘出来的东西吓一跳。其他女人也有这种感觉吗？她很好奇。她猜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些难以启齿的东西，那是一个会将她吸噬的情欲的黑洞，让她陷入无法脱身的境地。她自己开始推波助澜，挑战自己的极限——很多男人非常乐意开发她的性本能。幸好当她发现自己有了踏入玩世不恭的门槛的苗头时，德克出现了。

“今天有什么安排？”这天早上布莱恩先生问。他眼睛浮肿，领带松松地挂在脖子上。

“十点有个听证会，关于那个射杀了前妻的狗的家伙是否精神健全。”她接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十一点前要去拜访赫守夫法官，为了把詹姆斯·芬纳的谋杀案压下来的动议。好的，接下来是电话。”她看了看另一本便笺簿，“你记得布林小姐吗，我们的脱衣舞女？她打电话来说车上的一根软管破了，她会尽快带现金过来，但今天肯定不行。雅迪斯·麦克林的妈妈打来电话说他的脚踝监视器又让他感染了。然后是罗兰·纳什，他让我转告你，德肖恩·威姆斯就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你懂的，还有，如果德肖恩把告诉你的事情告诉警察的话，他一定会去打得他满地找牙，把他的头塞进马桶里去。”

一声幽幽的叹息从老板的门内传来。

接下来的两小时，梅丽莎接电话、录入信件和动议、和直接上门的访客周旋，还要跟进一个狡猾的目击证人。虽不能说她一手玩转犯罪司法系统，但也算是很好地疏通了她这一端，尽管今天早上她暴躁得有点想杀人。她的情绪仿佛在一层薄薄的冰面上游弋，像一辆装满愤怒和委屈的卡车被撞弯，侧翻在了车水马龙的路上似的。她早上出门时德克还在睡觉，所以严格说来他们依旧处于吵架中。时间到！詹姆斯打来电话时，她这样对自己说，感觉松了一口气。他们闲聊了一会儿，他叫她“天使”。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加了热奶油的朗姆酒一样，舒适而甜蜜。

“中午一起吃个饭，你觉得怎样？”

她有点犹豫。

“只是吃个午饭，宝贝，别这样。我想带你去个特别的地方。”

梅丽莎叹了口气。主要是因为他的提议让她有点儿伤心。

“我觉得我办不到。”

“觉得你办不到？”他的声音突然变大，语气还是一样欢快，依旧油腔滑调的，但是她感觉到他的怒火在上升。“你总得吃饭吧，对吧？”

“没错，但是，詹姆斯……”她压低声音，“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见你了。”

“梅丽莎。”

她咽了咽口水。

“我们得谈谈。所以我才想约你，我们得谈谈那天晚上的事。从酒吧离开后，当我们……”

“我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我对你的感觉是认真的。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特殊的火花。”

“哦，詹姆斯。我们只不过在停车场亲热了一次。”

“你知道不仅仅是这样，你明白事情会怎么发展，如果我的汽车警报器没响，我们一定会……”

“可它响了。这就是人生。而且我的丈夫回来了，我的立场不一样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吧，好吧。但是我听说过你。我认识几个以前和你一起参加派对的人。他们告诉过我，你以前是一只小野猫。”

她的眼睛灼痛起来。该死该死该死……

“……你现在或许表现得像个乖巧的娇妻，但是我知道你是个荡妇，你这个淫荡的小婊子……”

她“啪”的一声挂断电话，瘫软在椅子上。她绝不会，重申一次，绝不会哭。但是被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混蛋骚扰，再加上丈夫被两个女神迷得神魂颠倒，也许她是有资格哭的——或者，也许，是她罪有应得，这是她给德克和自己带来的罪恶。一些从她心中泄露出的黑暗和贪婪。放下你的罪恶！今天早上收音机里在咆哮。警告，今天加略山浸信会教堂外的宣传栏上写着，向上帝之子袒露自己可以防止被焚烧。两万美军入侵海地，而这个生物，这个女妖，唯独选中了德克。梅丽莎知道自己并非没有倾诉对象，一直都有。但家人通常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那天上午，她想尽办法拖延，最终还是暴躁地从桌上取下了电话黄页本。拨号时，她突然想到灵媒一栏紧挨着心理学家，这让她有了挂断电话的冲动。

“你好？”刚响一声，她的表姐李就接了起来。梅丽莎立刻开始解释自己是谁，玛格丽特·普尔的小女儿，李的远方表妹，搬到了……

“我知道你是谁。”李笑着打断她——如果她们之前经常通话，她就不会这么困扰了。

梅丽莎问她们能否见一面。讨论一件小小的，嗯，私事——

“一起吃午饭如何？”李提议道。

“你是说今天？”

“对呀，为什么不呢？”

梅丽莎打消了李一直在等自己打电话来的想法。她们约好时间地点，梅丽莎问到了饭店要怎么认出李。她多年未见这位表姐，只剩下模糊的回忆。

“哈哈，”李笑着说，“别担心。我敢肯定你一眼就能认出我。”

她的头发，怎么形容呢？如果不算橙色，至少也很接近橙色，像篝火燃烧时的颜色。梅丽莎的表姐是一位个子矮小、身体结实的女人，五十出头，有一张白面团似的却十分亲切的脸。双颊光滑，泛着红光，灰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快乐、直率，又略带精明。她们约在布雷格附近的印度宫饭店——李提议的，梅丽莎从未吃过印度菜，但是昏暗的环境颇有异域风情，很适合今天的话题。饭店里回荡的西塔琴声让她忍不住想到处于发情期的猫。

“啊，亲爱的。”李惊喜地大叫，紧紧抱住梅丽莎，“见到你可真高兴！瞧瞧你！我的上帝，都长得这么漂亮了！”听到表姐古怪而又熟悉的声音，梅丽莎立刻感受到了亲人关系里涌动的暗流。她深爱着她的家庭，但每次回到兰伯顿几个小时后，她就觉得各种约束令她窒息。所有能量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像一颗橡皮筋球。

跟着李去自助餐台取食物的空当，梅丽莎回顾了表姐的故事。表姐起初过着最符合世俗标准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厨房的顶灯坠落，将她砸得休克了。从那天起她的行为变得古怪起来，这些古怪行径，就梅丽莎所知，包括变得开始喜欢锻炼身体、顶撞丈夫、学习打鼓，以及时不时对家人提起她可以和另一个世界沟通。最终她离开了丈夫，搬到费耶特维尔，干起了灵媒的行当，令亲人们大惊失色。据大家所言，她的灵媒事业相当成功：有消息说私家侦探和绝望的家庭争相邀请她，甚至连各执法机关都对她有所耳闻。

由于内心紧张，梅丽莎往盘子里堆满了食物，而李只取了些煎薄饼和米饭。排队时她们聊起了家乡的亲戚，梅丽莎感觉自己又开始口齿不清了，和家人相处时总容易这样，可当她们在隔间坐定，打开餐具时，李对她说：

“所以你逃出来了。恭喜。”

梅丽莎一下子就坐直了，李的话令她如芒在背。

“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李继续高兴地说，“你瞧你多聪明！我可是熬了四十年，直到头被撞了才意识到留在兰伯顿对我而言生不如死。天才就是年轻的聪明人。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肯定不是天才，我浪费了半辈子时间，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而这正是你现在在做的，我太为你骄傲了！和我说说你的生活吧。”

梅丽莎讲述了一个扩充版的简历，包括家庭、婚姻、工作，李一边听一边讲究地咬着自己的薄饼和米饭，像是在参加花园俱乐部，这种举止是她过去生活的印记。梅丽莎听到自己把德克描述为“一个极好的人”，暗示生小孩还在考虑之中。她意识到李对谈话的认真程度既令她满意，又令她紧张。李好像什么都听进去了，但是在那张阳光的、像饺子皮一样的脸庞下，你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

“听起来你过得非常好。”李发现梅丽莎已经没话讲了，于是接过话头。

“我很幸运。”

“没错，幸运。”李的脸上挂着歪曲的微笑，有一点距离感，仿佛刚刚提及了一个前男友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很幸福，梅丽莎，因为这正是我希望的。”

“好吧，”梅丽莎无力地笑笑，“大多数时候吧。”李耐心地坐在对面，脸上带着微笑，仿佛营业员等着对方付款。过了一会儿，梅丽莎意识到表姐是不会打破沉默的，她只能把一切和盘托出。

“你知道，”梅丽莎告诉她埃尔祖莉和德克的事情之后，她开口说道，“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到吃惊。”

“真的？”

“这种事总是时刻在上演，这个世界用古怪而奇妙的方式把两个极端的事物凑到一起。想想看，梅丽莎——你的丈夫，一个白人，一个南方的白人，一个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战士，和一个海地的黑人女神产生了联系。爱之女神，是战争的对立面。而且不是随便玩玩，他们结婚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肃呢？”李的双眼一下子噙满了泪水。仿佛突然间不知所措，或是昏昏欲睡，她向后靠在隔间沙发的高背上，面无表情，像是戴上了月亮般的面具，给梅丽莎一种奇怪的威严感。过了一会儿，李晃晃脑袋，重新坐直了。

“好吧。那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感受？”

“哎，我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

李点了点头，好像这是能想象到的最明智的回答。“德克回来后对你怎么样？”

梅丽莎望着饭店的另一端，突然伤心起来。“他从没对我这么好过。”她说，清了清哽咽的喉咙。

“可是你在抗拒。”

“我想是的。”

“为什么要抗拒？”

李的声音听上去似乎一针见血，语调里有强有力的自我肯定，迫使梅丽莎集中精神思考。也许是要她决定到底生活中哪些是真实的。“唔，有那么一个家伙。当德克不在的时候。”她告诉了表姐詹姆斯的事情。

“你在乎这个男人吗？”

“已经不在乎了。再也不会了，真的。”

“但是你曾经被他吸引，想和他发生关系。”

“好吧，没错。我想是的。”

“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认为这是错的。”

“你认为结婚以后你永远都不会想和其他人上床？”

“我不知道。我想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

李开始审视她。“你告诉德克了吗？”

“没有，没有，上帝啊，没有。绝不会告诉他。”梅丽莎顿了顿，“你觉得我应该告诉他吗？”

李耸耸肩。“德克并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你知道的。他并没有真的和另一个女人做什么。”

“是的。”

“而且听起来他也没打算隐瞒什么。”

“上帝啊，没有。他希望我了解一切。只是……”她集中注意力，“这让我害怕。”她接着说，心想，是否只有恐惧才能让事情变得真实。“我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不知道他带回来的是什么，不知道他是不是和什么邪灵或者恶魔在纠缠。你明白吗？”

李的表情带着不偏不倚的体贴，笑容一直没变，让人猜不透她在想什么。“嗯，基于你告诉我的事情，这个埃尔祖莉听起来并不简单。像是个荡妇，是个充满诱惑的女人，但也是个圣徒，有点像一个性感的圣母——上帝啊，难怪他会这么着迷。但这就意味着她是邪恶的吗？”李似乎又回到了原地。“我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想想。与此同时，”她捕捉到梅丽莎惊恐的表情，“我希望你能慢慢来。对德克好一点，接受他的好意。我打赌他从那种地方回来，也有很多麻烦。尽量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好的。那詹姆斯呢？”

“詹姆斯怎么了？”

“如果他再来找我怎么办？”

“哦，梅丽莎，这很简单。报警就好了。”

在她鼻子底下是否真的生活着一个本国出产的，一个她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吃着薯条、在北卡罗来纳长大的伏都徒？上下班途中她总是思考着这个问题，眼睛从车窗看出去，视线越过齐整的田野，望着远处神秘莫测的树林，这层带着毛边的鲜绿色薄纱倒比人心更容易看穿。既然海地有伏都教，这里为什么不能有呢？德克向她描述伏都教的各种仪式时语气中略带调侃，那些仪式听起来混乱不堪，但十分快乐，好像在巨浪中游泳似的。梅丽莎试着想象一对白人夫妇在成百上千的海地人中间跳舞的场景。

“你不觉得奇怪吗？作为其中唯一的白人？”

“我感觉非常好，”他说，“就像回家一样。”所以这一切有何邪恶之处？他和战友在海地军营后找到的小型万人冢才是邪恶的，他们用挖战壕的工具在那儿挖出了二十具尸体。“诺曼底”才是邪恶的，这个位于太子港的马库特俱乐部，墙上贴满了谋杀对象的快照。邪恶的是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死亡阴影，是葬满了婴孩的墓地。晚上，做爱之后，梅丽莎躺在床上，拉着德克的手听他讲在海地的故事，直到他迷迷糊糊地睡去，继续射击训练，砰砰砰砰砰。他的休假一星期前就结束了，现在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在布雷格堡训练，准备下一次出征。哥伦比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东，或是再战海地——谣言每隔几天就换个风向。等到他再次离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她感到害怕。工作的时候她不断接到骚扰电话，而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她都接受了德克的晚安吻，由着他去次卧与他的女神同眠。普通夫妻是怎么生活的呢？她试着回忆。与此同时，她等着李的电话，就像等待自己的体检报告一样，她甚至没意识到这件事情让她这么分心。星期三，李终于打来电话时，梅丽莎感觉这些年来自己辛苦建立的独立和坚强瞬间崩塌。感谢家人。

“我接收了一些有趣的感应，”李告诉她，“我在想，如果能去你家看看，可能会有帮助。我很想看看他布置的祭坛。”她们约好第二天见面：李去梅丽莎的办公室找她，两人一起开车回去，再一起吃点东西。

就是约着吃一顿午餐，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挂断电话，梅丽莎认定自己并没有发疯。相反，似乎疯掉的是现实本身，而她正凭借自己的最后一点理智穿过这阵宇宙的旋风。

星期四很热，浑身都发懒，天上飘着一层碎云，颜色很像凝结了的猪油。空气凝重，带着瘴气的味道——之前在美特尔海滩附近发过一次罕见的瘴气，进一步证明了全球正在变暖。梅丽莎把空调开得很大，垂在额前的几缕头发像小型龙卷风一样跳跃、打转。她们聊起李的男友，一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的中士，退役后种起了赛级玫瑰。“听起来不错。”梅丽莎说，路旁种植的烟草一排排地往后退去，“你们是来真的吗？”

“我们真的很幸福。”李回答道，“一切顺其自然。我们互相依靠，也有各自的空间，这样挺好的。我们俩都没有同居的打算。”

“我听说三角洲部队的小伙子们都很强悍。”

“是啊。”李随口答道。她望着窗外掠过的低矮沙丘，还有矮小繁盛的刺蔷薇和高耸的湿地松。“不过男人很有趣。我从未遇见过完全不需要像小孩一样被照顾的男人。而且我觉得人们低估了性的这一方面，性事中母性的一面。做爱有狂野的一面，也有渴求的一面，可是没有人谈论渴求的一面。我猜这让人们觉得脆弱不堪。”

“性爱就像一片泥沼。”梅丽莎赞同道。下了柏油路，她开上通向房车的小道，小道上铺着杂草，两旁的树林像绿色的雾气一般将她们包围。山茱萸和沼生栎的枝叶构成一片穹顶，白杨和松树在间隙中茁壮成长。梅丽莎总认为树林深处有些潜在的危险，不一定是活物，也许只是一种存在，比如一个由空房子组成的街区。穿过林荫道，前方是屋外的一片空地，阳光洒在空地上，就像珠宝盒发出的光芒。“真棒。”当开到空地上时，李感叹道。房车是一个长条形的铝箱，窗户上挂着薄薄的黑色百叶窗。梅丽莎尽力让房子看起来柔和一些，她在四周种满了杜鹃，围上花圃，看起来像一个个体积超大的彩色靠垫簇拥着房子。进屋后，她带着表姐去了次卧，打开门的瞬间她竟紧张起来。今天的祭坛看起来比平时更加艳俗，像一个嘈杂的自动点唱机一样，毫无逻辑地存在着。李的双手紧握在身前，慢慢靠近祭坛。梅丽莎站在门口，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我想你大概希望独自待一会儿？”

“没关系。”李简短地回答。

梅丽莎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帮上忙。于是她离开房间，轻轻地在身后带上门，去厨房准备午餐。在厨房里，她开始思考保持忙碌对于治疗疾病而言多么重要！难怪，当她往外舀鸡肉沙拉时突然想到，难怪她家的女人都是忙得眼花缭乱的厨子。几分钟后，她摆好了桌子，听到次卧那边传来一声闷响，一声沉闷的撞击，像是一大袋土豆掉到了地上。

“李？”

起居室里的仿制古董钟敲打了三下。

“李，你没事吧？”

梅丽莎穿过客厅，敲了敲门。“李，还好吗？”梅丽莎推开门，发现表姐呈大字形躺在绒毛毯上，双眼紧闭，嘴巴大张，脸上一副欣喜若狂的醉态。梅丽莎立刻跑到她身边，跪下来摸了摸她的脉搏，用掌心碰了碰她的额头——李的脉搏很平稳，呼吸像潮涨潮落般深沉平和。不管发生什么，梅丽莎对自己说，都是灵媒的作用，和药物无关。于是她坐直，把李的头轻轻枕在自己腿上，擦干表姐不断流到下巴上的口水。接下来是一段持久的空白，她什么也做不了，却又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仿佛只是在路口耐心地等待火车经过。梅丽莎静静地坐着，抚摸着表姐的头发，听着窗外的鸟鸣，以及微型电锯般的蝉鸣。一种奢侈的平静渐渐向她袭来，大大小小的焦虑都暂停了。忽然之间一切奇异之事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很快，她就感觉不到地板了，仿佛正飘在空中，安全地蜷缩在自己失重的空间里，然后她意识到自己想起了德克，杂乱而涣散的意识里弥漫着温柔的气息。她当然爱自己的丈夫，她非常肯定。以此为基点，她似乎正要建立某种启示，不过这时李的眼皮忽闪了几下，随后睁开了眼睛。她一开始有点儿震惊，之后马上从下往上盯着梅丽莎。

“啊，”她开口了，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挂着微笑，“梅丽莎。”

“躺着别动。”

“不，没关系，我没事。我看到她了，丽莎，她很美，是一个漂亮的黑人。”李咕哝着说着，一边撑着让自己坐起来，就像个从车底爬出来的技工。“我也看到白的那个了，不过她距离太远了，今天在这儿的是黑人。哇，”她用一只手理了理头发，“这可真不容易。”

“你还好吗？”

“没事的，就是要清醒一下。顺便说一句，我想来杯水，如果有布洛芬的话也请给我几颗。”她双膝着地，试着站起来。梅丽莎搀着她走到厨房，让她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她太美了，”她说，“深黑色的皮肤，漂亮的辫子垂到臀部。当之无愧的魔鬼身材，我的老天，她太性感了。”

“是吗。”梅丽莎回答，从水池边挪到了橱柜前。

“脾气很大，”李接着说，“像天后似的，真正的女王。而且年纪非常大，天地初开时她就存在于世了，最古老的神之一。”

“好吧。”梅丽莎有点庆幸自己把表姐请了过来，“那么她，呃，说话了吗？”

李思考了半晌。“实际上，她并没有说话。我不记得她说了。我们只是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有时候也只能这样。”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我的意思是，说话。”梅丽莎把布洛芬和水放在桌子上，坐下了。

“并不是真的说话。”李吞下药片的瞬间，眼睛陡然睁大，“更像是一种信号传输。直接用意念交流。”

“哦。”梅丽莎看着李吞下第二粒布洛芬。她鼓起勇气，接下来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委婉的说法。“你认为，她是邪恶的吗？”

“哦，我的上帝，梅丽莎，我怎么会知道？她是进入到你生活里的能量，她是一股力量，一个根源，一种因果，你想怎么称呼都行。很自然，我是这么想的。”李呼了一口气，嘴唇发出有弹性的声音，“除此之外，你只能自己解决。我能帮你到这里，而她们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多半取决于你。只有你自己能找到答案。”

出于某种原因，梅丽莎多少正是这样想的，这也是曾经熟悉的成长主题的变体；很显然，长大成人就意味着你要成为自己最好的灵媒。她们开始吃午饭，可是李动作有点迟缓，她的食物几乎没怎么动。开车回城的路上她睡着了。梅丽莎把车停到律师事务所的停车场后，轻轻摇醒了她。

“你这样能开车吗？”

“没事的。”李回答。她看起来有点不在状态。

“你确定？”

“是的，我确定，没问题！”

“那好吧。”梅丽莎看着表姐四处找钱包，“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哦，丽莎，我很高兴自己能略尽绵力。我们是一家人！而且你我还是战友——我们都是家族中的狂野分子。但是相信我，他们迟早都会来敲我的门的。”

梅丽莎扑哧一笑，感到一阵放松，但也迫切地想知道。“谁？”

“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有趣多啦！”李找到了钱包，打开车门，“你会大吃一惊的。照顾好自己，丽莎。”

傍晚回到家，梅丽莎发现德克在答录机上留了言——他会晚一点回家，要在基地听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简报。她换了衣服出门跑了一会儿步，回来后才开始准备晚餐。汗水渗出皮肤，留下了树木汁液般黏腻的残渣。暮色已沉，她看到萤火虫在窗外飞舞，意识到四周一片沉寂。通常，她会放点音乐，一边哼着歌一边做饭，可是今晚她却忘了这回事，这个失神正好给了她一个自省的空间。她停下手头的事情，盯着窗外的树林，倾听着。没过多久她开始感到害怕，这份恐惧如同宗教信仰一样驻扎在她心里：詹姆斯一定在外面的树林里，悄悄注视着她。她猛然转身，穿过厨房走到门边。锁好门后，她站在门后低着头，手搭在上锁的门闩上，仔细分辨门外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拉开门闩，打开门锁。

如果你真的认为他在外面，你会打开门锁吗？你真的这么勇敢吗？她问自己。她开始逐个检查每个房间，检查完毕以后，她无意识地推开了次卧的门。房间里面的光线很暗，只能勉强辨认出祭坛，还有架子上那堆跳蚤市场上的破烂，以及色彩颇似廉价漫画的圣母像。她走近祭坛，学着表姐那样紧握双手，两位圣母的眼睛透过昏暗的灯光与她对视，脸上带着时尚模特般目中无人的神色，索然无味。

梅丽莎站了一会儿，等待着。她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脏在体内跳动的声音。身上各种各样的痛感和瘙痒越来越明显。最终，她觉得必须开口。

“我……”说完这个字她就畏缩了——这个字像是小房间里的一声枪响。我，怎么说呢——我认识你？这样听起来太陈词滥调，太虚伪了。她深吸一口气，又尝试了一次：“也许我可以和你和平共处。”她这么说，心想或许自己终究还是疯了，“但我希望你明白，德克是我的。是我先认识他的，我已经和他结婚了，他已经属于我了。如果你认为我会放弃他……”

她突然感到一阵刺痛，针扎似的沿着脊背一路往上——这是否意味着什么？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一阵痉挛控制了她，这令人震惊的恼怒几乎让她笑出声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她觉得头昏眼花，意识也有些模糊，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于这个东西的姐妹之情，这个被称为埃尔祖莉的女神，这个让她的世界天翻地覆的人。梅丽莎渐渐觉察到这件事的幽默之处，甚至连画中圣母都带上了笑容，她们眼角的皱纹中和翘起的嘴角的阴影里都藏着笑意。她究竟在抗争什么？她想阐释心中的某种顿悟，于是站在那里思考了半晌，觉得通过某种确凿无疑但又难以言说的方式，她的确感悟到了什么。大概是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心中的天平达到了一种平衡。她觉得自己老了，也很清楚这或许是件好事。她带着这种感受回到厨房，打开立体音响，心想，这会不会意味着她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呢？

五分钟后，德克飞快地穿过大门，匆匆亲吻和问候她后，去厨房取了一瓶啤酒，打开瓶盖。

“通知下来了，宝贝，”他说，“去科威特。”

梅丽莎一阵嚷嚷。

“嘿，没那么糟糕。战后那边闲置着将近三百万个矿，我们好好向那些家伙展示下怎么开发它们。”

矿。梅丽莎好不容易才忍住扯头发的冲动。“你什么时候出发？”

“一个半月之后。”他把她拉近，着将手伸到她的短裤里，“你还能忍受我一个半月吗？”

那天夜里，梅丽莎突然想到，性爱闻起来就像一盆凉拌沙拉，带小萝卜粒的那种，还加了些茴香和现磨的胡萝卜，或许还有一大勺葱末。这个念头钻进她大脑里的时候，她正裸着身子躺在床上，双膝弯曲着在床单上撑起一个帐篷。德克躺在她身旁，上下摇晃着头，两人懒洋洋地聊着白天的事。梅丽莎提到自己和灵媒表姐一起吃了午餐。

“灵媒？”他的声音飘飘然，“我认识她么？”

“你们没有见过。”

“哦。她也信伏都么？”

“唔，她好像很有一套。”

“想见见她。”他的声音听起来快要睡着了。

“没问题，在你走之前我们请她过来吃饭。”梅丽莎翻了个身，床单发出一阵摩擦声，“那边是什么状况啊？科威特那边。”

“很热，”他喃喃地说，“到处是沙漠，人们骑着骆驼到处跑。”

“也有伏都教吗？”

他笑了，随后嘟囔了些她听不懂的话。大约一分钟之后，梅丽莎听到窗外有只林在鸣叫。树林里的蟋蟀仿佛都选中了此刻，一起发声，像成千上万只沙球同时被摇响一般。

“不过某种程度上，我想，都和伏都差不多。”

“什么？”

她犹豫了，掂量了一会儿内心的感受。过了半晌她觉得自己的情绪还算稳定。“一切最终都会归于伏都，我说。”她不是完全理解伏都，她告诉他，但她能接受。如果他认为这对他的人生意味深重，她选择相信他，也会试着去理解。因为她希望他们——

“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他冲口而出，声音是那么激烈，几乎带着哭腔。一瞬间她以为他在嘲笑她，直到他再次用同样急切的语气开口：“队长，收到，队长，已控制局面。不要前进，不要露面，混账，根据情报，这很坚固，老兄。收到，重新装弹，准备进攻。”

原来他听着她伟大的让步宣言睡着了。砰，他在她耳边吆喝，砰砰砰砰，砰；今晚的射击训练又开始了，进入半自动模式。梅丽莎叹了口气，伸直双腿，撑起的床单帐篷瞬间在他们之间倒塌，皱成一朵巨大的花。一个半月后，就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和詹姆斯的那一段成了她心头的阴影，仿佛照X光时发现的不祥的阴影；她害怕德克离开，可心里又冒出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的念头，焦急地想要看看她这次是否能更好地应对。她想起了傍晚在祭坛旁的那出戏，试着体会那时的真实感受。现在想来，当时内心刺痛得和被静电击中差不多。她不知道该对这一切做何感想。伏都，欲望，纵欲的女神，还有像视频流一般传播信息的梦境。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关于我们是谁的答案早就泄露在周围的空气中了。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逼疯的，她想。有些人的确把自己逼疯了，但也有人从中找到了平静。但至少我还有这个，她凑近德克，依偎在他凹凸有致的身体旁。这是真实的，不论生活可能会带来什么其他东西——最终，这一切都不言而喻。梅丽莎亲吻了丈夫的肩膀，闭上了眼睛，等待着睡意袭来。

①酒吧饮品的减价时段。

②马库特（Macoute），又称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海地前总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为巩固权力所建的准军事组织。

③二者皆为美国深夜脱口秀主持人。

④美国南部深受基督教基要派影响的部分地区。

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摇滚乐手。

中部山脉近乎绝迹之鸟

我邀请指挥官

来交易所同我一起走走

对方似乎很感兴趣。

——理查德·格拉索，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

波哥大，哥伦比亚，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绝不可能，但凡有人问起，布莱尔都会果断回答，稍有些自尊的勒索钱财的叛军都不会花工夫绑架他。他是穷人中的穷人，比在山里挖煤的贫苦农民还穷。约翰·布莱尔，奴隶般的研究生助教，胸怀大志的博士生，二十美金的钞票对他来说都是一笔大数目。保险起见，他持有多封介绍信，有杜克大学洪堡特研究院的，还有位于波哥大的地理科学研究所的，据说那儿的主任和“哥伦比亚革命联合运动”（MURC）的人有交情，那些人控制了安第斯山脉西南部的大片土地。整整三个星期，布莱尔在尚存的云雾林中跋涉，然后返回杜克大学，凑足在哥伦比亚的乌伊拉省待上一年的经费，研究栖息地碎片化对当地稀有鹦鹉品种的影响。

他能够完成；他将会完成；他必须完成。第一次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之前——那会儿他才十七岁，在《海雀》上发表了《关于托维鹦鹉繁殖与进食的田野调查笔记》——他就很清楚他这一代恐怕是最后一批有机会在野外目睹几十种该类物种的人类了。他年轻的心中因此燃起一股紧迫感，用他对此摸不着头脑的父母的话来说就是“着了魔”，对一切会飞的生物都充满了激情。巴士全速前进，该死的政治。在波帕扬附近他还是被扣下了，一帮穿着迷彩服的人粗鲁又高效地把车上的牲畜和乘客都赶了下去。布莱尔弓着背，试图混在矮小的印第安人中一起下车。可是一个高挑精瘦、背着巨大背包的外国佬，在这群人中无异于头上扎了条头巾般显眼。

“你，”指挥官冷冷地说，“你跟我们走。”

布莱尔急忙解释，自己是个学者，扣留他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价值。他本指望自己超群的口才帮他渡过困境，不幸的是一名叛军已经对他的背包产生了兴趣，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了路边，首先是笔记本和蔡司双筒望远镜，接着是徕卡相机，装有二百倍变焦的长焦镜头。这是布莱尔最值钱的东西了，比他的车还贵。

“这家伙是个间谍。”这个叛军宣布。

“不，不。”布莱尔礼貌地用西班牙语纠正，“我是鸟类学家，还是一名学生。”

“你就是个间谍。”指挥官发话，一边用枪口戳着布莱尔的笔记本，“我以书记的名义逮捕你。”

布莱尔反抗时，他们对着布莱尔的肚子一通猛揍。一瞬间，布莱尔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改变了。他们称他为la merca①。接下来的四天他跟着队伍在山里跋涉，吃着冰冷的阿瑞巴玉米饼和沙丁鱼罐头，忍受着无休止的关于处决他的威胁。不过多亏每周跑八十英里的好习惯，他比叛军过去经常扣留的石油公司经理或矿区工程师的情况要好得多。第一天他只是埋头走路，认为自己只能忍受一切艰辛，可是当队伍向更深的山走去，一种可能性从他心头闪过，这个信号过于模糊，算不上是一个想法。近几十年来，农业过度发展，安第斯山脉东部全都被烧毁，土壤失去了肥力。目前仅存的几片狭窄的森林中充斥着古怪的死寂。而一迈入MURC占领区的边界，浓郁的植被扑面而来，密集得像是个植物洞穴。夜里，布莱尔记录下了大地深处的汩汩水声，这是森林巨大的水泵系统在运作；清晨，他们在皮哈鸟的尖叫声中醒来，随后各种禽类开始合唱，合鸣的啾啾声和喳喳声不绝于耳，让森林变成了建筑工地。三天的时间里，布莱尔确信一路上发现了至少十四种列入华盛顿公约的濒危物种，包括一种异常罕见的稀有鹦鹉，当时它栖息在一株有小型卡车那么大的蕨类植物上。他惊叹不已，不停地冲着年轻的指挥官感慨，指挥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若有所思。

“是啊。”这位叛军回答他，“生态对革命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学者，”他对布莱尔露出模糊的、略带嘲讽的微笑，“你肯定能体会。”接着他就环境话题发表了一番演讲，关于他们如何本着革命的坚定性禁止跨国公司在已解放区域伐木，以及是如何将那些矿业“黑手党”驱逐出去的。

第四天，队伍到达大本营，所有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冒着污浊的雨水，进入全副武装的MURC大院。布莱尔被他们直接拽到了投诉与索赔办公室，于是他在潮湿的走廊里坐了两小时，盯着墙上列宁和切·格瓦拉的海报，琢磨着叛军会不会今天就枪毙他。当他最终被带到主办公室时，阿尔韦托指挥官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看起来不像是个间谍。”

一些属于布莱尔的物品放在桌上：双筒望远镜、相机、地图、指南针，还有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布莱尔式的草书，字写得奇小。七八名副官沿着墙边坐着，首席指挥官阿尔韦托审视着布莱尔，像一个吐着烟圈的人一样悠闲。他看起来有点儿像后期身着军服的杰瑞·加西亚，身形庞大，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眼袋很深，一头灰发油光浓密。

“我不是间谍。”布莱尔有点激动，声音充满了诚意，“我是一个鸟类学者，研究鸟类。”

“可是，”阿尔韦托接着说，“如果他们真的打算派间谍过来，肯定不会派一个长得像间谍的人。所以你长得不像间谍让我相信你是个间谍。”

布莱尔想了想。“那如果我长得像间谍呢？”

“那么我相信你就是个间谍。”

副官们像一群喝醉了酒在泥地里打滚的人，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所以一切只是个玩笑吗？布莱尔心想，还是自己真的危在旦夕？或者两者皆是？这样的话他非疯掉不可。“我是一名鸟类学家。”他几乎无法呼吸，“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证明，但这是真的。我来这儿是为了研究鸟类。”

阿尔韦托的下巴扭动了一下，做了一个咀嚼的动作，仿佛试图吃掉自己的舌头。“这只能由书记决定，所有涉及间谍的案子都交由书记处理。而且，即便你的身份真如你所称，在释放你之前，你都必须待在这里。”

“‘释放’我？”布莱尔哭丧着脸重复着，“你可知道绑架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犯罪行为？更何况还是对人权的侵犯。”

“这不是绑架，在战时的社会政治语境下，这叫保持。我们只是暂时扣留你，直到有人付清释放你的赎金。”

“这有什么区别？”布莱尔大声嚷嚷。见阿尔韦托不回答，他急得有点语无伦次。“听着，”他说，“我一分钱都没有，我是个学生，明白吗？事实上我比一文不名更糟糕，我还欠着两万美金的助学贷款。如果两周之内没回到杜克，”他接着说，声音因为遭受不公而变得嘶哑，“他们就会把我的助教职位给别人。求你了，为我们所有人都节省些麻烦，放了我吧？”

然而，他们扫描了他护照上的照片，发布到网站上，赎金五百万美元。即便是再纯粹的暴徒也清楚这就是狮子大开口。“前线六分队抓到了几个美孚石油的人，”劳罗副官在一旁嘟囔，“而我们只抓到一个穿着破靴子的科学家。”在营地里，大家都叫他“约翰·布莱尔”，名和姓经常连起来变成“约翰布莱尔”；而“约翰”在他们的喉咙深处变得含糊，变成了更加离谱的“琼”。不论何时，大家叫他时，脸上都带着微笑。三十年不断的战乱让叛军对于荒唐的事物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而布莱尔实在很难被忽略——如此强壮，如此明目张胆地跑到战场中来研究鸟儿的外国佬。

“告诉我，琼·布莱尔，”其中一个副官会指着一只吐着时快时慢的颤音的侏儒鸟或者几只像流星般掠过的唐纳雀问，“那种鸟叫什么名字？”

他知道他们是在试探他，表面上是寻找他身份上的破绽，实则沉迷于低级的玩笑。走到哪儿都有人这样拿他寻开心。对付这种人，布莱尔会立刻回应他，飞快地说出各种鸟的拉丁名和英文名，有时还有西班牙语名，以及他能够想到的其所属的种类和自然历史，直到对方挥挥手，讪然离去。一股挥之不去的使命感在他心中燃起。他望着院墙外的云雾林，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等着自己。

“如果你让我做我的工作，”他和阿尔韦托指挥官商量，“我会向你证明我真的不是间谍。”

“嗯，”阿尔韦托回答道，“也许吧。”此人安静得可怕，讲话也沉闷无趣，浑身上下被一种庄重的神情包裹，像穿了双沉重的靴子，说话的时候习惯观察自己的双手，缓慢地将手翻来翻去，引经据典地谈论，声音低沉洪亮，仿佛奔腾的河流冲击巨砾时发出的撞击声。“不过必须先由书记重审你的案子。”

开口闭口都是书记，MURC最伟大、最有权力的领导者。每天晚上，所有的军官在住所前的台阶上集合，一边喝芳香的茶一边听收音机。不久后，布莱尔也巧妙地混到了台阶底端。听了几个星期国家广播电台的新闻后，他发现哥伦比亚正忙着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恐怖的汽车爆炸每周都使城市神经紧绷；大批法官和记者被刺杀；各路帮派、民兵和游击队与军队和警察血战，大毒枭和复仇主义分子出资赞助了一帮看起来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农民之外什么也不会干的准自卫军。晚上，布莱尔在营地里可以听到枪声，白天可以远远地听到直升机的降落声。巡逻的叛军不时带回尸体或者血肉模糊的自卫军战俘。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飞机在头顶布下天罗地网，侦查当地种植的古柯。

“他们总提到的裁军区域在哪儿？”放广告时，布莱尔问道。

“你就在裁军区里。”托诺副官回答。劳罗听到了，朝他嚷嚷：“你居然没发现？”语气里尽是嘲讽。

有些时候，阿尔韦托会加入他们，通常在他的采访被播出的时候。他会端着茶缸坐在台阶上，听着收音机里的自己对全国听众演讲，内容关于历史的必然性、玻利瓦尔的奋斗或者世界银行的阴谋。某一次演讲播完，他转过身问布莱尔：

“那么，琼·布莱尔，你如何看待我们目前的处境？”

“嗯。”布莱尔用最正式的西班牙语回答他，“我当然非常支持你们的基本准则——消除贫困，建立平等的教育体系和人人都能参与的选举机制。”在场的军官开始交头接耳，交换不屑的眼神。布莱尔专注于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没怎么注意。“但是坦白地说，我认为你们的方式太过于保守。如果真的想改变社会现状，你们得采取更极端的方式。”

众人突然一片死寂，直到阿尔韦托清了清喉咙。“比如什么方式，琼·布莱尔？”

“比方说，你们总是谈论土地改革，但是面对现实吧，你们只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想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停止养奶牛。奶牛个头太大了，整个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应该放弃奶牛，转变饮食结构，改吃蘑菇和昆虫。”

“蘑菇和昆虫？”劳罗又嚷嚷起来，“你觉得我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为了吃蘑菇和昆虫？”

阿尔韦托倒是笑了。“闭嘴，劳罗，他的建议很中肯。我喜欢这个家伙，他不会胡扯八道——如果我身边有一百个像他这样的家伙，两星期内我就能拿下波哥大了。”

白天，布莱尔可以在营地里自由活动。虽然这些叛军口口声声称他为间谍，却并不忌讳他观看他们的军事训练。但晚上，他们就把他关到一个小仓库里，双手铐在一张光木板床的床头。他的胡子长成了难看的黄褐色，而且多亏了每天的高淀粉、满是寄生虫的饮食，他原本就没什么空气阻力的体型更加瘦削。此外像螺丝钉一样在肠胃里蠕动的慢性贾第鞭毛虫也对此有所帮助。然而，这些和无尽的寂寥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就像个囚犯，从第一天起就花了无数时光细细回味已经失去的普通生活，渐渐体会出其中的甜蜜。生命中的那些人变得如此重要——我爱你们！他想大声告诉他们——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生物系里的秘书们，还有那些慈眉善目但是过于自我陶醉且频频犯错的教授。他想念书本，还有周末和朋友们一起长跑的时光；他想女人想得快疯了，几乎克制不住要啃自己的手臂。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监狱一般的污水池里枯萎，他申请拿回一本自己的空白笔记本。阿尔韦托同意了，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不如说是想看看这个外国佬究竟想干什么。不出几天，本子上就写满了笔记，里面记录了鳞斑食果伞鸟的对歌行为和林秧鸡的不可知论，还有对哈费尔的物种形成理论的详细评注。

阿尔韦托养成了一种习惯，不论何时在院内遇到布莱尔，都要和他聊一会儿，打听他的研究进展，夸赞他笔记本里面的草图，还时不时地像个慈爱的叔叔一样和布莱尔开几句玩笑。阿尔韦托曾是名银行家，二十年前，这个在城市里长大、有着高等学历的资产阶级男孩为了加入MURC，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那是错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偷偷告诉布莱尔，“那时我是所谓的典型的社会寄生虫。”然而不论他们之间的交流多么温暖或坦白，布莱尔始终觉得阿尔韦托是在戏弄他、始终对他有所保留。

“你知道吗，”一天阿尔韦托对他说，“我的祖母也非常喜欢鸟。她是一位圣人，我的祖母——当她走入花园，伸出胳膊，鸟儿们就会从树枝上飞过来，停在她的手上。”

“真了不起。”布莱尔说。

“当然，那会儿我还是个孩子，我以为每个人的祖母都能玩这一套把戏。其实是因为她真心爱着它们，我现在明白了。她曾告诉我，我们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欣赏上帝创造的一切美好。”

“嗯。”

阿尔韦托的嘴唇微微噘起，露出一个带着悲伤和怀念的微笑。“美好，嗯，不错，但那些只是为了享受。我相信人应该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谁说美好和娱乐没有意义？”布莱尔反驳道，他感觉到阿尔韦托的内心又开始挣扎，“难道革命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这个吗？为了每个人都能享受美好，生活里充满乐趣？”

“好吧，”指挥官笑了，“也许吧。我得想想。”

布莱尔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叛军们的善心——他们能否坚守自己打出的口号。从一开始布莱尔就很清楚，他们的尊敬是活下去的最佳保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期待遇到的是一群和他自己一样，充满激情、具有使命感的人。他们看起来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心要抗争到底。但同时，有一件事让布莱尔纳闷至今：他们有用不完的钱，用着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和卫星电话，穿着花哨的制服，开着闪耀的SUV，还储备了一批高科技武器——更别提那些随身听和录像机了。据广播新闻所说，这全都是从可卡因贸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

“这是税收！”每当政府发言人在广播里奚落MURC是“贩毒游击队”时，叛军们都会大声嚷嚷，“我们收古柯的税，就像收别的农作物的税一样！”广播里说，这项税收每年给他们带来六亿美金的收入。这个数字让布莱尔觉得愚蠢，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另一方面，叛军出资为当地的农民开设了一些识字班和轮耕研讨会。不过这些农民和未解放区骨瘦如柴的农民看起来没什么两样。所以，这究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还是一场包装华丽的非法交易？或者两者皆有——布莱尔在心里寻思，这两者间的比例折射出他活着离开这里的几率。

这本笔记本成为他不和现实脱节的唯一途径，借以理顺在这里好像已经停滞、甚至正在倒退的时光。关于他的赎金谈判的进展，游击队员只肯透露罗斯·佩罗也许会出钱保释他。布莱尔猜这多半是个内部玩笑，虽然他永远无法确定。一批年轻的叛军开始欺负他，这群小混混都是在城市社区里长大的，心狠手辣。每当布莱尔经过，他们就会咔嚓一声给枪上膛，随着他走过，一阵阵咔嚓声像瀑布般落地，仿佛要把他杀了后扔去喂水虎鱼。有时候他半夜醒来，有种彻底迷失了的感觉，不知自己身处何处，有时甚至不知自己是谁。而其他日子，他会觉得自己压根儿就没有睡着，只是陷入了一种持续的低新陈代谢的休眠状态，结果早晨醒来时头昏脑涨，走路东倒西歪。一天夜里，他正慢慢陷入这种状态中，突然一个小混混闯入了他的小屋，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声称要一枪崩了布莱尔的脑袋。

“这样做对你可没好处。”布莱尔冷冷地说。小孩嬉皮笑脸，身体不住地抽搐，颤抖得很厉害——布莱尔猜他应该是吸食了过多的古柯膏。很可能一连吸了好几个小时。

“吃屎去吧你。”小孩说着把枪口抵到布莱尔左耳后的凹陷处，“我随时可以毙了你。”

“那一瞬间你可能会觉得很爽，在你扣动扳机后。”布莱尔开始胡扯，一边说一边思索接下来该说什么，他感觉此时最重要的就是不停地说话，“接下来就好像后半生都在宿醉一样。”

“闭上你的臭嘴，你他妈闭嘴。闭嘴，看我不毙了你。”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就你？你这辈子都没杀过人吧。”

“开什么玩笑？美国是一个极端暴力的国家。你没看过那些电影吗？《第一滴血》？《虎胆龙威》？和我的家乡比起来，你们这里简直就像个托儿所。”

“你骗人。”小孩说，语气有一点动摇。

“不然你说我为什么来这儿？我的手上沾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我活得太痛苦，想一死了之。后来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梦到了它，在梦里我梦到了圣母。”他改了口，因为他想起每次西班牙神父来做弥撒，这些叛军都会虔诚地跪下来，大气也不敢出，这些小混混反应尤其强烈，会对着神父痛哭流涕。“‘跟着鸟的足迹，你会找到平静。’这是她在梦里亲口告诉我的。‘跟着鸟的足迹，你的灵魂会找到平静的。’”

“放屁。”小孩嘶嘶地说，对着布莱尔的后脑勺扣动扳机。

“我就在这里，不是吗？如果不是孤注一掷，你觉得谁会来这儿？我跟着鸟的足迹来的，”布莱尔用催眠般的声音接着说，“世界上最奇妙的鸟就栖息在这里，很多事情都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你知道钟雀的鸣叫在好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吗？而喷鸟的叫声温柔婉转，仿佛来自天堂，而且它们一天只在黎明前鸣叫一次。还有你们这儿有名的油鸱，夜里才会飞出来，靠满头的雷达帮它导航……”布莱尔用催眠般最温柔的声音将哥伦比亚的各种珍稀鸟类娓娓道来。最终小混混踉跄着消失在夜色里，要么是被催眠了，要么是吓呆了，很难说清楚。破晓时分，当布莱尔发现自己仍活着时，突然全身感到异常平静，心里涌上一股坚不可摧的信念。解开手铐，他就大步流星地穿过院子，走到投诉与索赔办公室，擦肩经过守卫，连门都没敲就径直走进阿尔韦托的办公室。阿尔韦托和托诺正把地图摊在首脑的办公桌上。门被突然打开时，他们马上伸手去掏手枪，这一条件反射的动作差点害得布莱尔脑浆迸裂。

“开枪啊。”他挑衅地说着，往办公桌走去，“要么让我做我的工作，要么直接崩了我。”

一股热浪涌起，布莱尔脸上冷酷的愤怒让大多数人联想起疯子或殉道者。指挥官谨慎地看着眼前这个外国佬。布莱尔意识到，最起码在那一刹那，他们真的把他当回事了。

“这样啊，”阿尔韦托小心翼翼地说，“托诺，你怎么看？”

托诺眨眨眼。“我认为他是个好人，指挥官。而且生态对于革命非常重要。”

“有道理，”阿尔韦托表示赞同，“生态对于革命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他试着微笑，试着为眼前的情形增添一点讽刺，但咧开的嘴看起来更像一个颤动着的裸露的伤口。

“好吧，琼·布莱尔，那就遂你的心愿吧。我同意你去研究鸟。”

一切缘于布莱尔十二岁去动物园的那次经历。他在鸟舍外看到五彩缤纷的美冠鹦鹉、金刚鹦鹉和紫色脖子的吸蜜鹦鹉在笼里嬉戏打闹。眼前的景象像一条电弧般击中了他。此后，每当他见到各种鹦鹉，同样的感受就会卷土重来，仿佛心脏被刺中——他期待着这腔热情褪去，结果它却愈演愈烈，鹦鹉身上无与伦比的鲜艳色彩就像一股原始力量，振奋着他温暖而柔软的灵魂深处。

他知道这群山中一定隐藏着奇迹，他从骨子里可以感觉到。他连续五天冒着大雨到营地外勘测，一天比一天走得远。穿越山脊和山坳，踏过山谷，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武装守卫。布莱尔猜测这个叫埃尔南的守卫是指挥官开的另一个玩笑，他是一个瘦小的混血青年，长着猫一样的脸，面无表情，举止古怪，像是冷掉的烟灰。现在布莱尔已经可以轻松辨别一个人是不是杀手了。埃尔南杀个人肯定就像拔倒刺一样轻松。随着他们在密集黏稠的细雨中跋涉，布莱尔开始明白指挥官为何选择埃尔南跟着他了。

“你加入MURC多久了？”他问埃尔南。

“一直都在。”埃尔南像是在梦中呓语。

“一直？”

“另一个男孩，”埃尔南哼哼唧唧着，“他们管另一个男孩叫埃尔南。他死掉了。我这一生都是一名革命战士。”

布拉尔打量了这个年轻人一会儿，转身继续观察天空。阿尔韦托把望远镜还给他，但照相机还被扣着。

“所以我猜你经历过不少战斗？”

“没错。”埃尔南继续哼哼着回答，看上去好像在回忆中搜索。“是的，很多次。”他补充道。

“战斗是什么样子？”布莱尔有些粗鲁地问道。这小孩的紧张症已经快把他逼疯了。

“哦，没那么糟糕。一旦枪击开始，一切都会按部就班的。”

布莱尔认为这是个诚恳的回答。在世间最美丽最崎岖的山间行走了五天，这个年轻人的表情就像一只乌龟。不论他面前是什么——一次交战、一碗炖肉还是迪士尼乐园，埃尔南都会以同样漠然的眼神回应。可到了第五天，布莱尔把望远镜递给他，示意他观察远处山谷里的蜡棕榈林和一群像松掉的链齿一样转着圈的鸟，埃尔南突然被吸引住了。他一声不吭地举着望远镜盯了很久，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

“它们好蠢！”他笑着嚷嚷。

它们确实很蠢，布莱尔赞同，但它们也很讨人喜欢——笔记本里关于这个世上仅存的赤帽鹦鹉栖息地的描述就像一场绚烂华丽的鸡尾酒派对。赤帽鹦鹉，又名费尔提赤帽：自一九七三年特茨拉夫等人在厄瓜多尔的皮钦查省观测到一对单育种的该类鹦鹉后，再也没有任何相关记录。《华盛顿公约》将其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而一些更为悲观的文献已将其归为灭绝动物。第一天布莱尔观测到了六十一只赤帽鹦鹉。群居的鸟儿悠悠鸣唱，鸟冠像一团绚烂的火焰，胖乎乎的身子是碧绿色的，羽毛上点缀着起保护作用的蓝色和红色斑点，就像光滑的M&M豆。一共六十一只鸟，这意味着上帝是仁慈的：拯救这一物种的机会不仅很大，而且，如果布莱尔可以活着回家并把数据也完好无损地带回去的话，他将给整个鸟类学界带来巨大的轰动。接下来的几天，他和埃尔南用簇生草和棕榈叶搭了一个临时观察点，布莱尔进入了单调的田野作业模式。他绘制出觅食范围，标出里面已经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巢穴和鸟儿们飞过山谷的路径。他辨认出鸟群中的配偶，也观察到该种类对于蜡棕榈——本身也是濒危物种——的强烈依赖，并推测出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食物链营养关系。它们用复杂多样的声音不停地交流，用随性而热情的声音喋喋不休。它们或盘旋于苍穹，或跳跃于林间，短小的翅膀扇动着，发出发条玩具般的吵闹声。

没过几周，布莱尔就完成了基本的行为学侧写。为获得田野作业的特权，他每天下午必须为营地干一些杂事，然而三年的硕士生活早已让他习惯做这种苦力了，只要能勉强维生，他就不会抱怨。在某种程度上，营地比学校还要好点儿：他有自己的房间和床板，工作的时候几乎没人打扰，还配了免费的导游兼保镖。事实证明，埃尔南非常擅长追踪出来觅食的鸟，只要听到食物碎屑穿过树叶掉落下来的声响，以及之后的一阵声和柔情的咕咕声，埃尔南就马上引着布莱尔在森林里穿梭。在观测点，他总是躺在草地上打盹，偶尔醒来时会讲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奇事。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有一次他用昏昏欲睡的声音向布莱尔吐露，“她不肯让我吻她，但是她会咬我的耳朵。”

他也会用同样低沉空洞的声音讲述各种可怕的经历：他参加过的战斗、他处死的囚犯、巡逻时他们小队遇见的被烧死的农民和钉在木板上的婴儿。这些故事简直是赤裸裸的噩梦，以至于布莱尔怀疑它们只是埃尔南的梦呓，将这些沼气般的可怕梦境从他受了伤的潜意识中引导出来。埃尔南十二岁的时候，全家都被杀了。因为他们选了一位曾经的起义军做市长，自卫军屠戮了整个村庄。

“有时候我会看见他们。”埃尔南在半梦半醒间喃喃低语，一只胳膊搭在眼睛上，脚踝交叠在一起，“有的夜里，我躺在吊床上，当我朝上看时，会看到全家人都站在那儿。这感觉就像我躺在棺材里似的，你明白吗？我的家人都活着，我才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来参加我的葬礼，和我告别。”

布莱尔深受惊吓，感到必须把这些全写下来。这些巴洛克式的、循环往复的谋杀和复仇故事与布莱尔的鸟类笔记混在了一起。笔记里记录着赤帽鹦鹉配偶互相用喙梳理羽毛的亲密行为和单身雄鸟的求偶舞，它们像纨绔子弟跳方阵舞一样踏着碎步绕圈。病态，他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道，这个世界生病了，旁边写着鹦鹉是鸟类中最具智慧、最美丽的，同时也面临着最大的威胁——这是对万物本质的一点窥探（？）。他将这些都写在一起，因为它们通过某种最显而易见又让他无法理解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他和埃尔南在林间跋涉，时不时遇见巨大的可卡因作坊，凶恶的工人会挥舞着大砍刀把他们赶走。营地周围的古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收音机里播报的和平谈判刚有个雏形便成了空谈，因为MURC坚持要提前协商那些实际上过段时间才能协商的议题。每隔几周，埃尔南便会去执行任务，三四天后和其他幸存者一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他回来时总会比走之前瘦一圈，眼睛下面挂着死尸般的阴影，除此以外倒是毫无变化。第二天天不亮，他就陪着布莱尔一起去观测点，观察鸟儿们喋喋不休地鸣叫着迎接新的一天。三月到了，雄鸟们开始占领地盘。当雌鸟建好孵蛋的巢穴之后，埃尔南主动提议爬上树梢观察，他俩都意识到这项工作超出了布莱尔的能力。他在山里待了一年，体型只有以前的一半，时不时还会发烧或头晕，脑袋像个被剧烈摇动过的雪花玻璃球。有时候他咳嗽太剧烈，就会流鼻血；他的肠子像一团混凝纸浆，牙龈疼痛就没断过。全身上下最强壮的地方竟是他的胡子，欣欣然一副犹太拉比的派头。

“你去吧。”布莱尔回答道，于是埃尔南闪电般地爬到了七十英尺的高度。他讲述上面的情况，布莱尔在下面记录。雏鸟，两只；蛋，白色；巢，关比安诺水缸大小。埃尔南的来复枪留在下面，靠着附近的一棵树；布莱尔注视着那杆枪，逃跑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但他知道即便逃走也只是暂时的，日落前他就会被捉回来。不过这把枪还是引发了他长久以来的纠结：即使有机会逃走，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的研究才进行到一半。可留在这儿无异于慢性自杀。他迟早会命丧于此，或是因为染上重病，或是被嗑了药的小混混杀死，或是死于自卫军的突袭，或是书记决定牺牲他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从MURC近期声明的措辞看来，强硬路线卷土重来。布莱尔猜测，一方面是为了和平谈判故作姿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当今时代潮流的愤怒：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古巴革命危在旦夕，但MURC会坚持到底。

“有些人说历史即将终结，”阿尔韦托向记者们叹息，“对于在这个复杂的年代里世界发生的变化，人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最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事情都没有改变。饥荒、不公、贫困，所有让MURC游击队员扛起枪杆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我们。”

此话不假，布莱尔心想。他也希望相信革命，相信它所谓的为理智与公正献身，可是革命不愿意把照相机还给他，一天都不愿意。如果没有照片或标本为证，他的全部研究成果都将被视为假设。没有照片就没有论文，而他宁愿将自己的笔记一页页烧掉也不愿杀死一只鸟做标本。

“我可以帮你把相机偷回来，”埃尔南提议，“我想我知道他们把你的东西放在哪儿了。”

“如果被发现了，会有什么后果？”

埃尔南想了想。“对我来说，没事——我可以直接消失。而你？”他耸耸肩，“他们大概会剁掉你的手指，寄给你的家人。”

布莱尔考虑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现在还不用。他还没那么着急。

到了雏鸟破壳的时候，埃尔南又爬到树上去查看。雏鸟的父母和帮手围着他的脑袋转，就像好战的箱形风筝一样。一枚蛋先孵了出来，几天后第二只也会破壳；布莱尔清楚第二只雏鸟只是为了起保险作用，除非先孵出来的那只死掉，不然第二只不会存活。他盘算着一个计划，把每一窝的第二只雏鸟都带回去，人工喂养。

在某种程度上，赤帽鹦鹉拯救了他；也许反过来他也能拯救赤帽鹦鹉，但他必须先对它们了如指掌。“我们出了问题。”一天他对埃尔南说。说话时他正观察着巢穴中初长羽翼的雏鸟，思索着刚听到的有关最近的大屠杀与估算出的古柯种植面积的新闻。美国承诺为哥伦比亚提供十六亿美元的救援——包括顾问、武器、直升机等等。这让布莱尔不禁怀疑：他的同胞们都疯了吗？哥伦比亚陷入了一场熊熊大火，而美国却打算用汽油浇灭它。

“谁？”埃尔南回应，啪地睁开一只眼，“谁出了问题？”

“我们。人们。整个人类。”

埃尔南用一只胳膊撑起身体四处望了会儿，然后又陷入草丛，合上双眼。“人类是魔鬼。”他迷迷糊糊地说，“世上唯一正派的人是耶稣，以及圣母马利亚，还有我母亲。”他补充道。

“埃尔南，老实回答我——如果他们叫你杀了我，你会照做吗？”

“哦。”埃尔南连眼睛都懒得睁，“他们绝不会叫我去干这事。”

“他们不会？”布莱尔的心头涌上一股陌生的希望。

“当然不会。行刑队新手才去，他们得先壮壮胆。他们从来不会为了这种小事来烦我们。”

接下来没几天，七只雏鸟踉跄着从窝里爬了出来，布莱尔给自己布置了一项任务：追踪记录鸟群训练后代的过程。他的小屋里已经有好几本笔记和一堆写满数据的纸，以及羽毛、蛋壳碎片、鸟粪样本、大量的种子，和从种子中挖出的鸟嘴形碎块。阿尔韦托偶尔会跋涉上山，到观测点来看看布莱尔，询问一下“孩子们”（他对鹦鹉群的称呼）的情况。虽然没放下最基本的警惕，但他看起来很悠闲，心情也很愉悦。当布莱尔努力游说自己的人工培育计划时，他只是笑笑，含糊其辞。

“就这么办吧。阿尔韦托。”有一天，布莱尔急了，“如果MURC拯救了一个濒危物种，将对你们的公共形象有巨大助益。我从头到尾都会帮助你们，以环境顾问的身份。你知道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边的吧。”

阿尔韦托刚要开口，打量了一会儿眼前这个疯狂的外国佬后，突然大笑起来。那天布莱尔穿着一件破旧的丛林野战服——他的便服早就全穿烂了——再加上那张憔悴的、饱经风霜的脸，以及疯长的胡子，他看起来和其他老练的游击队员没有什么两样。刚来到营地的新兵常常以为他是神秘敢死队中的狂热分子。

“琼·布莱尔，你让我想起一个曾经认识的人。他有坚定的信仰，是这项事业中真正的英雄。当然，他许多年前就在玻利维亚去世了。”

“为什么去世了？”

“当然是为革命而牺牲！”

布莱尔畏缩了一下，努力摆脱恐惧带来的颤抖。“那么我的人工培育计划呢？”

阿尔韦托笑了，拍拍布莱尔的肩膀。“耐心点，琼·布莱尔，你要学着有耐心一点。革命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他们在商量你的事。”几周后埃尔南告诉他，“有个大人物应该很快会过来。”

“瞎说。”布莱尔说。营地就像一个冒着泡的谣言化粪池，但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

“是真的，琼·布莱尔，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也许我会留下来。”布莱尔回答，检测自己对此的反应，“世上没有一个鸟类学家在做我在这儿做的事。”

“不，琼，我认为你应该回去。你可以等我们赢了这场战争再回来。”

“什么？等到我八十岁的时候吗？”布莱尔嚼着一根野草想了一会儿，“我还没拍到照片。除非拍到照片，不然我哪儿都不去。”

谣言还在继续，渐渐演变出细节更丰富的新谣言。安全起见，布莱尔提前整理好了所有资料。但那天看到好几架直升机呼啸着出现在天空，以优美的弧度斜着身子朝营地飞来，布莱尔还是吓了一跳。布莱尔和埃尔南刚办完下午的杂事往回走，如果说他的内心还在犹豫，他的腿已经帮他做出了决定，带着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沿着小道狂奔回去。直升机就停在营地的足球场上，那是两架退役的美式休伊直升机，机身上贴着天蓝色的和平委员会标志。所有的农民和游击队员都涌向大院，布莱尔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挤了进去，看见在投诉与索赔办公室前面的台阶上，好像正在进行一个官方活动。好几个派系的人围着一个麦克风：阿尔韦托和副官们在一侧，身旁还有几位布莱尔没见过的上了年纪的指挥官，他们的右边站着西装笔挺的公民代表团，清一色的哥伦比亚人，头发精心修剪过，颈上的金项链颇有品位。布莱尔一眼就看到了美国代表团——他们光滑的乳白色皮肤在人群中格外扎眼，都穿着卡其色的户外运动服，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内行表情。每个人都侧身朝向麦克风，一个哥伦比亚人正在说关于中止和平谈判的问题。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布莱尔几乎要尖叫起来。国家电视台的摄制组正在给仪式摄像，摄影师们像追着剩菜吃的狗一样奔来走去。那么我呢？他想呐喊，说说我的事！他试着用眼神和美国代表交流，他们分成两组，其中两个中年人站在离活动最远的地方，身材健硕，很有格调，属于乡村俱乐部类型；另外两个离活动中心比较近，一个是年迈的高个绅士，发际线严重后退，喉结突出，旁边紧跟着一位身体结实的年轻女人，个头不高，十分警惕，像一枚精致的爆竹。国际社会表示支持，发言人说。一条来自美国金融界的充满希望的信息。布莱尔觉得自己头晕的毛病又要犯了，眼前蒙上一片闪闪发亮的迷雾。他颓然倒下，全靠旁边拥挤的人潮托着。埃尔南早已消失在小路上。代表团准备往屋子里走，布莱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在眼前，仿佛置身梦境。在最后一刻，他终于让自己振作起来。

“喂！”他用英语喊道，“我是美国人！喂，伙计们，我是美国人！”

只有那个女人好像听到了，快速瞥了一眼身后，面露惊讶，随后转过身，继续往屋内走。布莱尔试图跟进去，但被守卫拦住了去路。

“站住，琼·布莱尔。只有要员们能够入内。”

“这些人都是什么来头？”布莱尔问，一边伸长了脖子往屋里看。门很快啪的一声关上了。

“这个嘛，”那个守卫说，带着教育一个特别愚笨的小孩的语气，“有和平委员会委员长罗卡摩拉先生，还有财务部长贡扎罗先生——”

“那些美国人呢？都是谁？”

“我怎么可能知道？有头有脸的人物吧，我猜。”

布莱尔不敢离开，一刻也不敢，虽然他感觉太阳快把体内的水分烤干了。院内的人们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备感沮丧却又不知为什么。油货摊的女人们支起烤架开始炸面团；一只王鹫在空中慵懒地盘旋。过了一会儿，美国女人走了出来，穿过走廊与记者交谈。她转身往回走时，布莱尔立刻越过守卫，冲上去将她拦下。她本能地躲开了。他看起来像个野人，留着流浪汉式的大胡子，穿着一身脏兮兮的丛林野战服，尽管如此，他蓝色眼睛中闪耀的光芒很快让她镇定下来。

“哦！你一定是约翰·布莱尔！”

他几乎感激得涕泪横流。“是的，就是我，约翰·布莱尔！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政府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你的情况。我是卡拉·科勒曼，隶属于——”她的双唇间发出几个琐碎的音节。“天啊，”她上下打量着他，“你看起来……”糟糕透了，她几乎没忍住，“你在这儿有一段时间了吧。”

“十五个月零六天。”布莱尔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是隶属于国务院吗？”

“不是国务院，是——”她又发出那个琐碎的音，“我是托马斯·斯帕颂的助理，他是这个小组的领导。托马斯·斯帕颂。”她一字一顿地重复，布莱尔意识到，自己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尼塞克斯的董事长。”她接着说，几乎恼火起来，可布莱尔仍毫无头绪。“尼塞克斯，”她的语气好像是在和一个傻瓜讲话，“纽约证券交易所。”

布莱尔很困惑，但是他和别人一样，很擅长将自己的困惑合理化——在安第斯山脉的深处与世隔绝了十五个月，很可能让他的整套美国认知体系化为糨糊。也许，华尔街之王就在这里，出现在MURC领地的核心地带，这并不是一件怪事。诚然，布莱尔对证券交易所只有模糊的印象，总觉得和政府机构差不多。

“没错。”他说，努力想让自己振作起来。英语如此陌生，仿佛粘在他的舌头上。“当然，我明白。可是，是谁，我的意思是，是什么，呃——你们究竟来这儿做什么？”

“我们来这儿是代表金融界传达一个信息，对刚有起色的和平谈判表示支持。国外投资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很多事，我们认为，如果MURC了解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机会，他们会更加灵活。而且，斯帕颂先生对哥伦比亚有特殊的情结。你知道，他和莫雷洛大使是有私交的。”

布莱尔闭上双眼，不知自己是不是快疯了。“你的意思是，”他颤抖着小声说，“你们来这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嗯，是的，我们主要是为了和平谈判。非常抱歉。”她意识到自己的话产生的作用，“我真的十分抱歉，明白这对你来说是多么不近人情。”

布莱尔心里一沉，突然有种深深的疲惫感。“难道你就不能为我做些什么吗？”他轻声哭诉，“任何事都行。”卡拉拍拍他的手臂，一脸惋惜。布莱尔看得出，她并非铁石心肠，但和那种看电影会流泪，或掰下一块自己的面包圈扔给流浪狗吃的人没什么分别。

“也许斯帕颂先生会有办法。”她说，“跟我进来吧，我争取让你和他见上一面。”

她领着布莱尔走进门，穿过一段不长的走廊，来到一间混凝土的大房间，每周二和周四，指挥官都会在这儿调解农民纠纷。代表们坐在房间中央，椅子围成一圈，像是在进行集体治疗。托马斯·斯帕颂正在通过翻译发言，布莱尔立刻意识到这个董事长是个紧张而无趣，很健谈又很难对付的家伙，不论走到哪儿都操着同一套论调。“和平能为你们从全球的投资者身上带来巨大利益。”董事长告诉指挥官们，“资本市场在排着队想成为你们的合伙人，把哥伦比亚打造成美国经济联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市场和国外投资，以及在穆迪公司的债券风险评级中获得高评级的重要性。叛军穿着迷彩服，戴着卡斯特罗帽，坐在那儿听他讲话。他们的脸上挂着微笑，不时地点点头。但是布莱尔能看出来大家都强忍着笑意。他们不敢彼此对视，因为一个对视就会让他们忍不下去。接着是最大的挑战，董事长邀请他们去华尔街参观。“我以个人的名义邀请在座各位，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去交易所走走。”斯帕颂说，他声音低沉，听起来相当诚恳。很显然，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邀请会让他们感激涕零。布莱尔都可以想象出这些叛军今晚会在台阶上咆哮——哦，我们真该接受这份荣耀，和他一起去资本主义证券交易所走一走！即便到现在，指挥官们眼睛还微微鼓出，由于要强忍住笑意而不住颤动。只是迫于至高无上的纪律，他们才没有笑得满地打滚。

斯帕颂还在继续讲话，想方设法讨好对方，对一切一无所知。“他非常有激情。”卡拉悄悄对布莱尔说。布莱尔心想，只有忽视不利的现实因素后，有些体制才能良性运转。斯帕颂发言完毕，接着是和平委员长致辞。然后是财政部长。随后是阿尔韦托，他用简洁的语言肯定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只要平民的社会公平问题得到改善。”最后副官们传阅了一份拟好的联合声明，会议便结束了，与会者在各自的小群体内用自己的语言交谈着。

卡拉一直等到斯帕颂站起来舒展双腿时才走过去。“斯帕颂先生，”她说，一边把布莱尔往前推，“这是约翰·布莱尔。”

斯帕颂转过身，打量着布莱尔，仿佛一时语塞。

“那个人质，”卡拉帮助他回忆，“简报里提到的。杜克大学的那个。”

“哦，是的，当然，杜克大学的先生。你好吗，见到你十分高兴。”

见到你十分高兴？在地狱里待了十五个月就换来一句见到你十分高兴？对布莱尔而言，这无异于关上了希望的大门。

“先生，约翰和我正在讨论他目前的情况，他十分理解我们本次造访有自己的要务，但他想问问，我们能否做些什么，对他的，呃，回国有所帮助。对他以后回国。”

“好吧，”斯帕颂说，“你也知道我们代表的是私人交易所。今天早上在大使馆确实有人向我提到你。”他说完停顿了一下。一个美国人走过来，这个人一头金发，表情犀利而自信。“正在敲定最后的数字，”他挥着手里的记事本对斯帕颂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谢谢你安排这一切，汤姆。”

说完他就离开了。斯帕颂点点头，低头看了看手表。人们在大房间里踱来踱去，肩碰肩互相交谈。

“那个——”

“约翰·布莱尔。”卡拉提示他。

“布莱尔先生，没错没错。您的情况恐怕相当棘手。有相关法律——”他看向卡拉求证，“显然，哥伦比亚有相关法律规定，禁止普通公民干涉绑架谈判。我说得对吗，卡拉？”

“很不幸，确实如此，先生。”

“‘协助与教唆绑架谈判。’我相信是这么说的。避免任何可能会被视为协助与教唆绑架谈判的行为，这是国务院给我们下达的严格指令。我明白，对你来说，这一定难以接受——”

布莱尔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悲叹。

“——可是我相信您一定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尽管我们十分想帮助您，但我们束手无策。”

布莱尔很想揍这个白痴一顿，或者至少用力摇醒他。“你看。”他用最坚决的声音说，“他们一直威胁要杀了我，他们说我是个间谍。你一离开，他们就可能把我拖出去枪毙了。”

“我十分明白您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斯帕颂先生，房间另一头有人叫他。“相信我，我对您的处境非常同情。但今天的和平谈判一定会对您未来的释放归国有所帮助，我敢肯定。”

斯帕颂先生，我们准备好了。

“马上就来！大家在为了您的释放而努力，我向您保证。高层人士在想办法，非常位高权重的人。所以坚持住，上帝保佑您。”

斯帕颂随着人群往大门走去。“我非常非常抱歉。”卡拉说。她伸手抓过背包，抓出一把能量棒。“来，拿着这些。”她把它们塞到布莱尔手里，“走之前我会再和你联络的。”

卡拉也消失在人群里。布莱尔被人群推着出了大门，来到了走廊上，倚着柱子闭上了双眼。他无法理解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一定和这些人不经意的残忍多少有点关系，他们从来没挨过饿，也没被人用枪指着头过。院子里，媒体正让大家排队，准备拍另一张合影。斯帕颂和同伴围在麦克风旁，当他们发表和两小时前一模一样的讲话时，布莱尔咬着能量棒静静地啜泣着。但很快他就重新振作起来，决心最后恳求一次帮助。他在院子里和走廊上寻找了一遍，接着走进房子，发现她又回到了那个混凝土大房间。她与另外两名美国人和阿尔韦托坐在一起，旁边坐着一个年长的司令官。他们小声而理性地交谈着，椅子离得很近，膝盖几乎碰到了一起。这个小团体的气氛和谐而亲密，彼此间轻松的氛围让布莱尔有点惊讶。

“正好，约翰！”卡拉叫他，“也许约翰可以帮忙。”她对周围的人说，挥手示意布莱尔过来，“约翰，我们遇到了一点语言上的麻烦，或许你可以帮我们。”

铂金色头发的美国人拿着记事本站了起来。“高中学了好几年的西班牙语。”他咯咯地笑着，“现在一个词都不记得了。”

“约翰是美国人，”卡拉说，“他是杜克大学的研究生。”

“棒极了！”男人把布莱尔拉过去，“听着，我们想敲定最后的数字，但似乎没法统一意见。每五十个，也就是说每五万板英尺，我开价三千五。你能为我翻译成西班牙语吗？”

布莱尔看着记事本上潦草的数字。“三千五……”

“美元。”

布莱尔继续扫视着记事本，本子上的数字像是在嘲笑他，突然他觉得弄明白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很重要。“板英尺……”

“这是行业内的标准单位。底面积一平方英尺，厚一英寸。”

“木板。”布莱尔说，“你们在谈论木材。”

“没错。”

“您是哪位？”

那男人伸出手来。“瑞克·汉利。威尔豪瑟公司稀有木材部。”

“你们要在这里开采木材？”

“计划如此，如果今天能谈妥的话。”

布莱尔转身看着阿尔韦托，对方满脸阴沉，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墙外，媒体忙成一团，喧哗声透过门缝飘进来，布莱尔意识到，外头虚假的微笑和空洞的发言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一场戏，在这间房内正在进行的才是真正的交易。

“阿尔韦托。”他哑着嗓子用西班牙语高声质问，“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能动这种念头？”

阿尔韦托耸耸肩，转过身去，就像闻到了什么糟糕的味道。“维持军队的运转需要巨大的开销，琼·布莱尔。靠喝西北风没法革命，这点你应该明白。”

“上帝啊，看看营地周围的古柯地，你还需要多少钱？在这里伐木会让鹦鹉们灭绝的！”

“我们必须拯救国家，琼·布莱尔。”

“怎么，好让你将它卖给这些人吗？”

“够了。”

“等他们开采完，你觉得还会剩下什么让你拯救吗？”

“够了，琼·布莱尔，我说够了。”阿尔韦托像赶苍蝇一样挥挥手，“滚出去，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快滚出去。那些狗娘养的守卫跑哪儿去了——”

可布莱尔已经找上了汉利。“这儿有鹦鹉，”他用英语快速地说，“一种极端稀有的品种，可能是全世界上最后的几只了。如果你们真的在这儿伐木，它们肯定会灭绝的！”

“是吗？这可是新闻。”汉利和同伴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他转过身对阿尔韦托说：“指挥官，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如果让我们陷入环境问题的麻烦，就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们没有时间在这种问题上耗时间。”

“不是问题。”阿尔韦托说，生硬的英语仿佛是从一头熊口中讲出的。

“但据你的翻译所说，这是个问题。”

“没有问题，没有，绝对没有，没有鹦鹉的问题。不用管那些鸟。”

“我绝不允许这样。”布莱尔冷冷地说，“我不接受。你们不能这样做。”

阿尔韦托咬紧嘴唇，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但布莱尔还是能看出来，他眼里的同情和蔑视就像一把致命的利刃。“那好啊，琼·布莱尔，那就来阻止我们啊。”他嘲讽道，但眼里却开始渗入不安和羞耻，就像一层灰暗朦胧的蒸汽，将他世界里的最后一束光也掐灭了。阿尔韦托想用眼神吓退他，却失败了。他转过身去的一瞬间，布莱尔明白了：革命已经进入了经典的成熟阶段，现在它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革命本身而已。

“没问题，”阿尔韦托将汉利的记事本拿过来说，“我想我们可以成交了。”他圈出本子上的一个数字，然后还给汉利。“这个价格，如何？我们以这个价格成交，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你们要把这个家伙带回去。”

“没门儿，”布莱尔说，“想都别想。你们别想把我打发走。”

“是的，没错，你要走了。养了你这么久，我们也烦了，琼，你必须回家。”

“去死吧，阿尔韦托，我哪儿都不去。”

阿尔韦托一时无语，只好转向那几个美国人。“这个人，”他指着布莱尔僵硬地说，“是个间谍。出于友好，为了和平谈判的进展，我现在将他交给你们，请你们把他带回家吧。如果你们不带他走，今天，此刻，我们就将他枪决。我们都是这样处理间谍的。”

卡拉倒吸一口气，但处变不惊的林业大亨们只是笑了笑。“那好吧，孩子，”汉利说，看着布莱尔，“我想这意味着你得跟我们走了。”

布莱尔不愿看他们，斯帕颂、卡拉，还有其他人，他也不愿感谢坐在他周围满脸笑容的人。他面朝着直升机打开的舱门外，看着引擎发动时扬起的漫天尘埃，人群隔着螺旋桨搅起的旋涡挥舞双手。飞机颤动着，战栗着，缓缓离开了地面。上升时，布莱尔在人群中瞥见了埃尔南，这孩子像拳击手一样跳跃着向布莱尔挥手道别。趁着登机时的混乱，他灵巧地穿过乱糟糟的哨兵线，往布莱尔的手里塞了一个塑料圆筒——胶卷，布莱尔不用看就知道，三十五毫米胶片。布莱尔把胶卷在裤袋里放好，牢牢抓住膝盖上的背包，里面有一捆捆数据和手工制品：第一份，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份关于赤帽鹦鹉的全面研究。休伊加速时，他依旧紧紧抓着。飞机笔直上升时，他的胃一阵收缩。世界像一个被抛出窗外的球，不断坠落，波澜起伏的丛林开始倾斜、缩小，变成绵延的绿色色块。上升过程中飞机开始旋转，机头转向东方，赤帽鹦鹉栖息的山谷和一棵棵像火柴棍般纤弱的棕榈树从窗外掠过，就像舞台剧最后缓缓合上的幕布——在这个高度，布莱尔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这片树林夷为平地。就是这么简单，栖息在这里的鸟就如同偶尔扬起的灰尘。

感觉如何？斯帕颂冲着他的耳朵大声说。重获自由的感觉如何？飞机一直往上，再往上，仿佛永远不会停下——布莱尔闭上双眼，放任脑袋后仰，向这可怕的失重感屈服。感觉自己快死了，他很想告诉他们，就像已经死了，就像瞬间失去所有宝贵的东西一样难过和迷惘。布莱尔肆意挥霍着每个人留到生命尽头的终极悲痛。它像火焰一般，随着直升机越飞越远，在布莱尔心中熊熊燃烧。

①西班牙语，货物。

海地之梦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梅森总是带着棋盘到马尔斯广场，找个长石凳坐下，等人来和他下一局。为了表明团结的立场，他选择居住在帕葛，这个位于太子港中心地带的破旧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其余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同事大都住在太子港的时尚郊区佩蒂翁维尔。最初梅森只是出于对当地人的同情才坚持住在帕葛，结果却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喜欢上了这里杂草丛生的院落、街头疯长的灌木丛、坍圮的华而不实的房屋以及铺满鹅卵石的街面。而且帕葛的战略地位对梅森来说十分重要，他很看重观察员这个工作。他从住处就能追踪夜间的炮火，不论数量多少，规模多大，意图何在——是试探性的毛毛雨，还是更严重的表明立场的狂轰滥炸。到了早晨，他总是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尸体。两派军队之间战火升级，他是第一个知情的观察员。当时他躺在床上，听到家附近一片肆虐的喧嚣，便明白是谣传多时的入侵到来了。而他的大部分同事直到第二天上午上班的路上遇到路障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每周四他会去奥洛弗森旅馆看乐队演出，周末就在佩蒂翁维尔的各个赌场和酒吧间流连。其他时间，如果天气没有糟糕到只能对着厨房的墙壁喝啤酒，他会带着象棋走到公园去，经过满脸倦容挨家挨户叫卖的女商贩，然后遇见几群弓着身毛色像粪便一样的狗，再穿过一群在圣心教堂外往胸膛上抹泥土的疯子。到了公园，或者说到了一块被炮火轰过的城市土地，梅森往往挑一张能看到宫殿的长凳，摆好棋子，不出几分钟，就会有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孩围过来，看他和挑战者对战。梅森几乎没有赢过，这正是这件事的意义。如今的海地，人民拥戴的总统被推翻、流放海外，军队政权统治严苛，极可能摧毁他们的贸易禁令成为悬在头上的威胁，这一切让他觉得需要给他们一点鼓励。看到海地人在棋盘上将白人杀得片甲不留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给他们理由欢笑，让他们骄傲地嘲笑他。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傍晚输掉的棋局才是他这一天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随着他的克里奥尔语不断进步，梅森开始明白街头那些小孩的讥笑并非全部出于友善。但他坚持了下来，海地人需要一些东西激励他们前行。而且，下棋可以让他不动声色地观察宫殿里那帮军队暴徒在傍晚的行动规律。这些暴徒现在统治着整个国家——组建了外交官和新闻媒体口中的“事实政府”，而这里的“事实”在本质上意味着武装力量。他傍晚下棋的消息流传开来，一些激进派人士开始向他兜售国际象棋，那些手工制造的棋子通常有着海地色彩：例如伏都教的神灵，或者国父杜桑大战勒克莱尔坦克，有的“国王”变成了“小医生”①，“皇后”变成了米歇尔夫人②，其他棋子由臭名昭著的马库特担任。有时候随着棋局的起伏，人群变得格外喧哗，梅森不禁担心王宫的守卫会朝他们开枪。当然，不论棋局如何，他总是按时离开，赶在天黑之前回家。天黑之后，白人在街上也很危险。

一天傍晚，他刚摆好棋局，就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朝他跑来。“白人！”男孩满脸坏笑地喊道，“过来比一比！”梅森收起棋盘，跟着男孩走到公园一个隐蔽的角落。这个角落被小树林和灌木丛隔绝在宫殿的视野之外，石凳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混血儿，这个海地人有着铜色的肌肤，鹰钩鼻非常引人注目，一头黑发乱七八糟地堆在肩上。他的T恤和牛仔裤是普通的街头款式，但脚上开裂的白色路夫皮鞋似乎暗示着曾经的富裕生活，以及已经摒弃了的往日荒淫无度的日子。他没开口，只是指了指梅森该坐的地方，然后两人下起棋来。

第一局，混血儿只用了七步就赢了，梅森意识到他可以动点真格了。第二局梅森坚持了十一步。“你很厉害。”梅森用法语说，然而混血儿只是偏执般地抽搐了一下，再次摆好棋盘。下一局，梅森集中精力，可混血儿总有法子用象和兵制约他，他的马长驱直入，一举击溃了梅森的防御布局。这一局下了十三步，梅森就认输了。混血儿往后一靠，嘲讽地盯着梅森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英语说：

“这些天你一直假输。”

梅森耸耸肩，开始摆棋。

“我就知道不会有人这么蠢，即使是个白人。”混血儿说，“你在戏弄我们。”

“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觉得……”梅森极力寻找一个礼貌的表述方法。

“你同情我们。”

“差不多。”

“你想帮助海地人。”

“没错，我确实想。”

“你是不是个好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

从来没有人如此郑重其事地和梅森说过话，他需要几秒钟来消化这个问题。“当然。”他回答道，语气十分诚恳。

“那么跟我来。”混血儿说。

他领着梅森绕过宫殿，走进附近混乱的所罗门街区。这里人口密集，到处都是煤渣砖房和破烂的板条箱屋子，仿佛褪了色的蚁丘，沿街的铺面搭得摇摇晃晃，还有各种集市，以及脚边呜咽不已的乞丐。落日的余晖穿过柴烟、尘土和汽车尾气的涡旋，散发出赭色的光芒。红光泼溅在坑坑洼洼的斑驳路面上。垃圾山占据了所有空地，污浊的垃圾五颜六色，组成了一幅抽象画。梅森不得不小跑着跟上混血儿，在小巷中穿行。他们不时和海地人撞上。附近拥挤的房子里传来持续的闷响，混合在一起的含糊的汽车声和鸣笛声在他耳中像擂鼓一般震响。拉丁音乐的回响将空气震得支离破碎。这里有某种强有力，甚至有些高贵的东西，只要梅森走在街上，就觉得一阵痉挛、反胃、精神恍惚的战栗从纯粹的肌肉中散发出来。

在小巷的尽头，靠近墓地的地方，有一座海绿色的小房子，墙皮早已开始大面积剥落。周围种植的灌木和整齐的树苗令房子若隐若现。混血儿穿过大门径直进了屋子。台阶上站着一对中年夫妇和五六个瞪圆了眼睛的孩子，混血儿经过时没和他们打招呼。梅森跟着他穿过昏暗的前屋，隐约看到几张床、不搭调的塑料家具和墙上挂着的廉价的纽约天际线纪念钟。隔壁的房间很狭窄，充满霉味，唯一一扇窗子被上了锁。混血儿打开了头顶上没有灯罩的灯。他走到占了一半房间的大衣柜前。衣柜也上了锁，他不耐烦地把钥匙猛戳进去，仿佛这些琐事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这是你家吗？”梅森问道，一边打量着角落的床铺，以及扔在四周的脏衣服和书本。

“有时候是。”

“外面那些人是谁？”

“海地人。”混血儿有些沮丧，简短地回答道。梅森不得不自己去拧钥匙，轻轻一拧就转动了。混血儿叹了口气，从衣柜里面拽出两个塑料垃圾袋。

“这些。”他宣布，从梅森身边走过，走到了床边，“是海地人的宝贝。”

梅森退后一步，看着混血儿从袋子里掏出一卷卷帆布，解开系紧的破布条，把帆布一块块在床上展开。“伊波利特。”他清脆地说道。帆布上画着一条长着人头的蛇。“卡斯特拉·巴齐勒，”他指着另一幅说，“《耶稣受难图》。”画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流着血的耶稣。画的边角卷起，下面压着伊波利特的《沉默的蛇人》。“菲洛梅·奥班。比戈。安德鲁·皮埃尔。海地的大师级人物全在这儿了。”乍一看，这些画都显得有些僵硬，但生活中和艺术扯不上关系的梅森还是从画中感到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真实感。

“普雷菲特·迪福。”混血儿继续一块一块地展开帆布，“莱福通·菲利克斯。圣福路安特。伊波利特描绘埃尔祖莉的名作。这个房间里的艺术品价值上百万美金。”

这确实是一大笔钱，即便将海地人天生喜欢吹牛考虑在内。“你是怎么把这些弄到手的？”梅森觉得必须问清楚。

“我们偷的。”混血儿高傲地看着他。

“你偷的？”

“就在政变之后。大多数我们当晚就得手了。这不难，我知道他们把画藏在哪儿。有几幅是后来才弄到的，但大部分都是政变的时候偷的。”

“好吧。”梅森觉得最好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你是个艺术家？”

“我是个医生。”混血儿说道。他的傲慢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你热爱艺术。”

混血儿沉默了一阵，就像没听到梅森的话，继续说道：“艺术是我们国家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海地能贡献给这个世界的珍宝。我们打算用她的珍宝来解放她。”

梅森遇到过不少充满妄想的海地人，但是现在这些画就在眼前，还有这个有着国王般气质的人，这个只用了十三步就赢了梅森最用心的棋局的人。

“你准备怎么做？”

“巴黎有个买家，专门收购海地的艺术品。如果我能把这些画弄到迈阿密，他会给我八万美金，现金支付。就它们的价值而言，这个价格太低了……”混血儿朝床上看了一眼，似乎一时间迷茫了，“但是没有办法。在海地，我们只有这种糟糕的选择。”

“我猜你们打算用这钱来买枪。”梅森说道。他在这儿待了太久，很容易猜到。梦想家和反叛者在海地随处可见。

“枪当然是计划的一部分。”

“你真的认为只能这样解决问题吗？”

混血儿大笑了起来：“得了吧，你是不是喝多了？”

“好吧。”和其他的观察员一样，梅森不愿让自己显得很天真，“军队花了好几百万才把亚里斯提德③弄出来，何况他们本来就有枪。你认为凭这八万美金就能打败他们？”

“你是美国人，什么事情在你看来都是钱的问题。荣誉和勇气毫无价值，还有正义。胆小鬼——宫殿里那群人都是胆小鬼，好吗？真打起来，我保证，他们肯定第一个逃跑。他们会把沾着鲜血的钱装在小箱子里逃走。”

“好吧，首先你得弄到枪。”

“首先得把这些画运到迈阿密去。你是一名观察员，和拥有外交豁免权差不多，如果你去运，没有人会搜你的箱子。”

当梅森明白对方的请求后大笑起来，不过混血儿说得没错：好几次他乘飞机回国，一亮出证件，海关人员就挥手放行了。

“你为什么觉得可以信任我？”

“因为你下棋输了。”

“可能我只是棋艺不精呢？”

“确实如此。你的确下得一般。但没有人会那么差劲。”

梅森开始回溯整件事情的逻辑，为什么棋艺成了最佳保障呢？这就是海地人的逻辑——从镜子的反面推测的逻辑，这也证明混血儿真是走投无路了。

“你必须答应。”混血儿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但眼神却像最可怜的乞丐一样充满了哀求。“看在正义的分上，你必须答应。”

梅森转过身，装作研究那些画作，其实他想起了今天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当时，他开着卡车经过拉色勒,那一带是沿海湾而建的盐沼棚户区，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就像一条一英里宽的长在地表的伤疤。一个眼神空洞的瘦弱女人蹲在路边，看到他开了过来，马上站起身，把怀里的孩子凑到他面前——起初他以为她是想向他乞讨，利用孩子刺激他的同情心，接着却发现那孩子的头以奇怪的方式垂在身后，黏糊糊的皮肤呈铁青色。梅森仿佛被缓慢的电流击中一样，他明白了：死了，那孩子已经死了。但当他小心翼翼地继续开车时，这个母亲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沉默地举起怀里的孩子，看着他。梅森没法和她对视，只好落荒而逃。因为贸易禁令，所有的孩子都危在旦夕。

“好吧，”他说，自己都惊讶于声音中的笃定，“我做。”

原来混血儿并不是真正的医生。他曾经在海地大学医学院读过两年书，后来因为组织了一场反对杜瓦利埃政权的抗议活动而被开除。“愚蠢的小事。”他如此形容这件事。他干过更危险的事情，但从来没被抓过。据梅森观察，他靠当赤脚医生勉强糊口，也就是某种收费低廉又恰好需要西方医学背景的治疗师。

偷来的画被他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梅森永远都不知道他何时会突然带着下一批画出现，然后一捆泽菲林风格的诡谲作品，或是马格洛伊尔超凡脱俗的作品又会被收入梅森的走私品衣柜库藏中。但混血儿总是在天黑以后出现，而且几乎总在枪战最恶劣的夜晚。梅森会听到一声敲门声，打开门，就看到混血儿扛着一个绿色垃圾袋站在门口，头发向四面八方开，眼神像瘾君子一样喷着火。梅森会给他一瓶啤酒，然后两人一边赏画，混血儿一边帮梅森补习海地的艺术和历史知识。

“难以置信的变化正在发生。”坐在梅森的厨房里喝着啤酒研究画里的鬼怪、僵尸和圣徒时，混血儿可能会这样说，“生机勃勃的变化，是我们真实本性的重生，在海地艺术的奇迹中得以清晰地展现。‘此处重生’多神奇，伊波利特的作品就是在以此为名的酒吧里被发现的。此处重生——没错，这个世界即将迎来重生，人们会意识到只有物质是不够的，也必对精神世界赋予相应的规则。而且，海地将成为这次复兴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奴隶起义获得胜利的国家。上帝希望我们自由，因为他自有安排。”

他能连续几小时亢奋地高谈阔论，以精准的英语出口成章，像个进行正式讲座的教授。假若梅森不停地打开新啤酒，最终他们会聊到散布在屋子各处的画作。混血儿会在各个房间来回踱步，解释透视和上色的各种窍门，或是某些细节里的历史背景。“可是海地之梦已经快死了，”他告诉梅森，“宫殿里那些罪犯正在毁灭我们。只要他们还掌权，我们就永无复兴之日。”

“他们很厉害，”梅森同意，“他们有贩毒的钱做后盾，或许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

“可是那帮人是懦夫。命运要求我们必须胜利。”

他不愿告诉梅森自己的名字，可能是他把自己对当局的威胁想象得太夸张。有些夜晚，梅森断定自己遇上了一个疯子，但他转眼就会想起下棋的事情，或是这男人信手拈来的波德莱尔和歌德，或是梅森肠胃不适时开出的药方——“一杯朗姆酒混着整瓣蒜粒一起喝下”，梅森照做，第二天发现自己痊愈了。这或许正是由于他是个天才，才会时不时看起来有些疯癫，又或许是年幼时生活在杜瓦利埃时期的海地对他造成的影响。一天晚上，梅森建议下一局棋，但是混血儿拒绝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下棋了。上次和你下棋是我十五年来的头一次。”

“可是你下得非常好！”

混血儿耸了耸肩。“我十二岁时，拿过全国冠军赛的第三名。后来父亲发现了，把我的棋盘和有关的书都扔了。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海地棋手的一席之地。”

“但如果你足够厉害的话——”

“他说永远不可能。而他多半是对的，我的父亲曾是非常聪明的人。”

梅森迟疑了，海地人说话时如果用了过去时，一般都有言外之意。

“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医生。眼科医师。”

梅森又迟疑了。“杜瓦利埃掌权时大多数医生都离开了。”

“我父亲地位显赫，留了下来。他是最后一位向国际眼科理事会递交论文的海地医生。”他沉默了半晌，似乎在调整情绪，“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可能会保护你，但也意味着被杜瓦利埃视为威胁。你可以很出名，但绝不能犯错，不能显露出任何弱点。只要你错了一次，他们就会逮捕你。”混血儿又顿了顿，“我父亲从未出错，但我认为他因此变得有些疯癫。他在家里藏了把枪——我们住在马尔斯广场边上，晚上能听到宫殿里人们受刑时的惨叫。一天晚上他把枪拿出来，我的父亲，他把子弹握在掌心，对我说：这一枚是你的。这一枚是你哥哥的。这一枚是你母亲的。而这一枚，是留给我的。因为如果他们来了，决不会把我们活着带走。”

梅森能说什么？不论他想表达怎样的同情或抚慰，都会显得很虚伪，因为相比之下他的生活是那么的愚蠢。于是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不过，有些夜晚混血儿看起来特别脆弱，梅森坚持让他留在沙发上过夜。有时候混血儿同意，然后一大早就消失无踪。梅森会整理好沙发，吃点吐司面包和芒果布丁，开车去办公室处理一天的事务。有时候他开着自己的白色越野车四处转悠，车上美洲国家组织的浅灰蓝色旗帜随风飘荡。人们称之为“秀蓝旗”，提醒“事实政府”：美洲国家组织正监视着他们。然而过了一阵子，梅森意识到这一策略建立在“事实政府”具备接受羞辱的能力的假设之上。有段时间，他被分配到接待办公室，处理有关侵犯人权的纠纷。那段时间没什么事可做；大家都清楚大楼被监视了，没人敢走进来提出控诉。

每周他会开车去一趟泰坦印，清点扔在那里的尸体。这一天总是令人难过的。泰坦印是一片宽广的平地，如同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杂草丛生，臭气冲天。穿过摇摇欲坠的石门——梅森总忍不住想到通往地狱的大门——从车里出来，就像进入了一个高压锅，锅里腐朽而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令人作呕，除了苍蝇和蚊子的哀号，只剩下一片死寂。泰坦印的蚊子与别处的大相径庭，外貌凶恶，身着黑灰的盔甲，仿佛很享受杀虫剂的味道。梅森和同事艰难地穿越这片废墟，流着汗，披荆斩棘，拍打着各种凶狠的虫子，直到发现尸体为止。这些尸体有的已经烂成肉泥，有的四肢向后捆在一起，甚至长满了蛆虫。这些可怜人的尸体都是“事实政府”认为可以抛在这里的。空地四周就是树林，树荫下匍匐着一群野狗，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期待着一顿美餐。当地司机曾悄悄告诉他们，这些狗是“事实政府”的人。

“这些狗？”梅森问，以为自己的克里奥尔语又出了错。

当然，司机解释道，这些是佐伯，就是可以变形为动物的人。那些狗其实是“事实政府”的间谍。

梅森点点头，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狗，用克里奥尔语回答：“原来如此。”

梅森每周都要给这些尸体拍照，然后写报告，交给上级——一名日渐堕落的阿根廷律师。这群人都是律师，都深谙权威话语之道，可是在这里他们的话一钱不值，给任务蒙上了无能与徒劳的阴影。队伍里软弱的人早已缴械，终日寻欢作乐，拿着每个月六千美金的免税薪水，买最好的艺术品，去最高档的餐厅吃饭，和一个接一个漂亮却贫穷的海地姑娘上床。即使是意志坚强的队员也陷入了劣质的慢性消沉之中：你必须眼睁睁看着，观察这场灾难是你的工作，这项任务简直可笑至极，充满可悲的自相矛盾。

“这幅画想表达什么？”有一天夜里梅森问混血儿。那天断电了，他们坐在梅森的厨房里，点燃蜡烛，研究伊波利特的《海地之梦》。画被贴在椅子背后，像一个沉默的第三方一样注视着他们。

“这是一个梦。”混血儿懒散地坐在椅子里，双腿随意地摊开。他总是几口就喝完第一瓶啤酒，然后像一堆软塌塌的湿毛巾一般坐在那儿，陷入自己的世界。

“好吧，”梅森说道，“海地之梦，这是你告诉我的。”画中的色彩的确有种梦幻般的感觉，粉色之间镶嵌着暗红，还有一团团单调的蓝色和灰色，再点缀着泥块一般慵懒的棕色。背景里有一个裸体女人，睡在一张铸铁床上。近一点的地方站着一对表情淡漠的中产阶级夫妇，丈夫捧着一本书让妻子读。这是个朴实的房间，窗帘、桌子、椅子、画框和盆栽植物都有点不自然，杂乱地散布着。前景中两只老鼠从蹲伏着的猫面前迅速窜过。就像在梦中一样，画面里的各种不协调看起来有某种深意，给人一种含糊的危机感。

“我看得一头雾水，”梅森说，“还有那个，床旁边的。”他接着说，指着床和其他物品间看起来像窗户的小东西。“那是什么？”

“也是梦的一部分。”混血儿说，似笑非笑。

“看起来像一扇窗户。”

“没错，我也同意。伊波利特在画面中央画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我认为他想告诉你些什么。他想告诉你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

在这样的夜晚，炮火声似乎已经减弱，模糊而遥远的枪炮声只引起了耳膜内气压的变化。尽管如此，当附近发生枪战时，混血儿的眼睛还是会像受惊的老鼠般抽搐。眼前的这个男人，梅森心想，光靠空气和精神就能存活，全凭意志力支撑。他对艺术的热爱不亚于对于毁掉自己祖国的人的憎恨。你不属于这儿，梅森想告诉他，你值得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可是这句话几乎适用于他遇到的每一个海地人。

“你知道吗，我父亲认为杜瓦利埃智力有问题。”一天晚上混血儿对梅森说。当时，他们正在欣赏奥班一幅一九六四年前后的作品，画面上是海地标志性的第一家庭。这幅肖像画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展现着幽默，“爸爸医生”藏在镜片后的眼睛投射出拜占庭马赛克插画般的庄重和神圣。“真的，”他接着说，“五十年代他们曾一起治疗过雅司病，每周都会驱车前往奥凯看望病患。杜瓦利埃穿着正装，戴着帽子，在车里坐着，一连六个小时一言不发。他不喝水，不进食，一刻也不放松，也不和任何人说话。有一天我父亲终于忍不住问他：‘医生，有什么心事吗？您总是这么沉默——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惹您不快？’这时杜瓦利埃缓缓转过头来回答道：‘我在思考国家的未来。’当然，你知道，他的确在思考这些。这个男人在政治上是个天才。”

梅森直摇头。“他只不过是残酷无情，仅此而已。”

“但这也是一种天资——残酷无情。鲜少人能做得如此纯粹，这是他的专长，他真正的本事。善的力量总是关乎我们无法企及的东西——我们否定自己，以服务于这一崇高的力量。而邪恶则是纯粹的，它只为自身服务，能限制你的只有你自己的想象力。杜瓦利埃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邪恶的机构，作为一台优雅的机器来说，它是美丽的。优雅的机器永不停歇。”

“看来你思考过这个问题。”

“当然。在海地，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真的。梅森外出巡察时想，海地会将问题直接推到你面前。白天，他开着车穿越铅灰色的街道，试着将所有危机联系起来。晚上，他便锁好门，拉下所有的窗帘，将二三十幅画在房子里摊开，在各屋之间徘徊，沉默地欣赏画作。过一会儿他走到厨房做点米饭或面条，然后继续在房间内踱步，边吃边看。这感觉就像把录像带推入录像机。但他认为这样更好。这样更真实。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色彩开始渗入他的大脑，他发现自己白天也在想着它们，将画家笔下绚烂的绿色和蓝色统统投射到车外的街道上。透过这种方式，整个城市似乎被赋予了意义。之前看起来原始而幼稚的风格如今具有了一种颠覆性的内涵，像是对近五百年来世事变迁的狡黠评论。从被拉平的扭曲的透视中，从挑衅式的凝重的画面中，他逐渐体会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是怎么流传下来的。这些画带来直接的视觉冲击，未经任何科技保护手段的削弱——画面渐渐变得如此真实，看着画时他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不安潜伏在皮肤之下，使他陷入警惕的状态。含糊不明的深意被注入了画作。他们画出了他只能隐约捕捉到的东西，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看清了融入画面之中的丰富与繁盛：就在他们任务报告中那些死去的海地人的资料里，一直盘踞在他的心间。

海地的生活就像一场梦，逻辑支离破碎，自有一套规则。你看着一幅画，并非看着画面上描绘的梦境，而是踏上进入这场梦境的征途。而且对他来说，这场梦有其特殊的怪异之处，关乎做一些真实的、有价值的事情的梦。一个白人的梦或许使其显得更加脆弱。

他在一个旅行软包中装了六十三捆帆布卷，没有人拦下他。他只能独自应对这场考验，身边没有可以寻求安慰或建议的人。临行前他甚至都没有见混血儿一面，最后一批画是一个小孩送来的，附了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去吧。但梅森是个白人，长着张和善的脸，于是整个过程简单得让他想哭，不过他到酒店之后做的却是打开电视，调到MTV台，然后到床上蹦了几分钟。

他已经离开海地了，置身于时髦的南海滩的中心地带。他住的酒店矗立在海边，平滑的混凝土石板层层叠起，像一个色彩柔和的生日蛋糕。然而这一整天梅森只能独自在阳台上欣赏海景，当电话终于响起，他收好旅行软包，穿过三个街区，走到玛格丽特酒店。这个酒店更光鲜亮丽，往来的男人更年长，女人更年轻，空气中充斥着腐败和堕落。好吧，他心想，这倒是个被逮捕的好地方。房间里只有一个法国人和另一个沉默的男人，他有点儿像亚洲人，目光从未离开梅森的脸。房间里没有任何私人物品，很有可能只订了一个小时。梅森只能坐下，看着法国人像对待工业布一样在床上把一幅幅画铺开。他敏捷、热情、谦逊，比梅森想象得要年轻，脸很宽也很粗糙，只用上唇的小胡子和下巴上一撮山羊胡略作修饰。

这两人身着得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很齐整。看上去是那种痴迷于健身，对进食也很讲究的人。新派的黑帮——梅森感到他们身上有种吸食他人的空虚，这种空虚源自彻头彻尾的自我沉醉。要把画交到这种人手上，梅森觉得很反感。

“比戈的呢？”法国人用英语问，“《沐浴者》呢？”

“他没有弄到。”

法国人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然后马上换上温和而宽容的微笑。他摆出内行应付业余人员时常表现出的姿态。装成绅士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自从在海地生活后，梅森才发现自己会这样判断一个人，自从他遇到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绅士开始。

付给梅森的钱装在蓝色尼龙袋子里，他让他们等着，自己开始数钱。之后每当回想起他是如何忍受着他们困惑而讽刺的目光把钱数清楚的，他都会倔强地认为这是自己做过的最勇敢的事。一切都交接完毕，他拉上尼龙袋子的拉链，法国人问他：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梅森愣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当然是回去，我得把钱给他。”

法国人暂时卸下了冷静的伪装，他看起来大吃一惊。在一阵沉默中，梅森心想，信守承诺就这么奇怪吗？法国人马上恢复了微笑，看起来真诚而温暖，但梅森知道他刚刚是在嘲讽自己。

“是的，当然。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回到位于帕葛的房子后，他把钱藏到了一个伏都鼓里，那是几个月前花了十美元从铁市里买来的。然后他安顿了下来，继续自己的工作，晚上睡得很晚，等待敲门声响起，下午依旧去公园输他的棋。他意识到自己很擅长过这种生活，看似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日常，实则时刻等待着有人轻拍他的背，等待着一张陌生的面孔对他说：“来，跟我来。”深夜里，他能听见机关枪扫射贫民陋巷的声音，影影绰绰，不甚真实，恐惧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白天，他总是望向远方，群山像巨大的绿色波浪，压着整座城市，而他心想，那就让它来吧。让这一切毁灭吧！

他想念那些画，那种痛发自内心，就像想念一个对他意味深重的情人。而他对混血儿的思念难以言表，这个男人的气场如此强烈，就连一个谨慎的白人都会被他点燃。我的朋友，梅森每天都要念叨上百次，这几个词反反复复，几乎成了一句祷文。我亲爱的好朋友，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朋友。空气感觉很沉重，由于耽搁和期许几乎凝结起来，不过窗外缓缓摆动的棕榈叶似乎在提醒他多点耐心。终于，某个傍晚，他等得够久了。他拎着棋盘穿越公园，走到萨洛蒙街区，这是可怕的冒险，混血儿一定会严厉地斥责他，但他已经无法忍耐了。他差点儿找不到路，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熟悉的街道终于出现在昏暗的灰白色暮光中。他转过身，假装轻松地沿着街向前走。只看了一眼那栋房子，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绿色的墙上有一道道煤灰，树桩被烧成了焦炭，黑洞洞的窗户就像掏空的眼窝。他只看了一眼，没有打乱前进的步伐，也没打乱呼吸的轻快节奏。

第二天，梅森和司机开着卡车过来了，借公事的名义在附近四处打探。他敲开每一扇门，介绍自己。邻居们来回挪动双脚，不安地玩弄手指，一边说话一边警惕地四下张望。那晚的枪战很激烈，他们说，双方在街上开火。爆炸声，然后是枪声，虽然没人亲眼看见——第一声枪声响起时他们就躲到床下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悄悄探出头来，这座房子就已经成这样了，至今没有人靠近过。

那是哪天？梅森问道。这时候海地人充满弹性的时间观开始发挥作用。三天前，一个男人说道。另一个人说那是一个月前。回到办公室，梅森把工作日志仔细梳理了一遍，发现十天前有一桩突发事件的记录，正好是他出发去迈阿密的那天。日志中的文字描述占了整页纸的四分之一。除了街道名字之外，其他情况都能对得上。枪击、爆炸和紧接着的交火都历历在案。后面附上了“事实政府”对美洲国家组织调查的回应。从房子的废墟中找到了七具烧焦的尸体，身份不明，全部由政府埋葬。日志将该事件描述为帮派活动，“有涉毒嫌疑”。梅森看着这些字眼战栗起来。这行字已经变成他们工作中一个丑陋的玩笑，每当发现有身份不明的死亡人员，他们就会如此记录。

梅森仍然心存希望。他每天在充满恶臭的街头巡视，经过陈旧的路障和巡逻兵，忍受着街头挨饿的小孩仇恨的眼神。每天下午，他写着报告，看着暴风雨从山顶席卷而来，仿佛上帝之手。终于有一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终于感受到了，明白了：他那光荣的朋友已经死去了。积压了数周之后，这一情绪终于爆发，压抑了多日的重负将他胸腔里的空气挤得丝毫不剩。而等到他恢复呼吸时，希望已不复存在。一切在此刻看来是如此的虚妄、渺小、残破，而真相就像恶疾般洗涤他的全身，他是多么愚蠢，竟认为会有奇迹。回到住处，他躲到书房里，从架子上取下伏都鼓，坐在地上。他掀开鼓面，将手探了进去。钱还在原处，所有潜藏的力量——等待诞生的力量，沉睡的力量就塞在这狭窄的鼓身中。他将这个尚未成形的梦如婴儿般轻柔地抱在怀中，却不知道能将它托付给谁。

①海地前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外号。

②杜瓦利埃的妻子。

③海地选举产生的第一届总统1994年10月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重新获得政权。

亚洲虎

不论以何种标准来看，“缅甸和平与启蒙领导杯”高尔夫球赛都是个二流赛事，甚至称不上常规的亚洲锦标赛，充其量就是个卫星赛，是专业高尔夫球赛最边缘的赛事。近些日子桑尼·格鲁斯却靠此赛谋求生计。他暂时告别了在胡特斯巡回赛中晋级失败，或是在美国郊区的拿骚赛上大赚特赚的日子。刚开始参加职业高尔夫巡回赛时，桑尼才二十三岁，九个月内他赢得了两场锦标赛的桂冠，《高尔夫文摘》为他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标题为“新星格鲁斯，闪耀如斯”。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伍德，差不多算是奥斯汀人，是个总面带微笑的大块头年轻人，很有个性。打出的长距离击球被同龄人称为“罐子里的榴弹炮”。福兹·佐勒尔说他“活像脱衣舞俱乐部里的保镖”——两百三十多磅的体重配上六英尺三英寸的身材，还有一张宽阔而棱角分明的脸，一头金发，刘海剪成冲浪男孩的样式。问他参加巡回赛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所有免费的东西，”桑尼回答道，“他们给了我们太多免费的好东西，让人应接不暇。”舞会、俱乐部、背包、衣服、整套高尔夫装备。他还没有提源源不断的几乎免费的美酒，以及每个城市游荡于练习场外的女人，她们穿着露背吊带和性感短裤，打量着选手们，男人们光是看一眼就汗流浃背。刚开始参加巡回赛的几年，他仿佛置身梦中，被突如其来的成功和风流韵事哄得神魂颠倒。当他醒悟过来，痛定思痛准备奋发的时候，他的松懈已经让他挣不到大钱了。

每个人都必须埋头苦干。不论是尼克劳斯、沃森还是诺曼，没有人可以轻松前进——他意识到业内的竞争是多么激烈之后，突然害怕起来，担心自己作为新手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赢来的奖杯渐渐成为肩上的重负。不过目前为止，对正默默煎熬的他而言，这些成绩就是他的饭票，为他赢得了各类非正式巡回赛的入场券，以及出入想请个“知名人士”的公司晚宴的机会。他的经纪人告诉他，缅甸，曾经的Burma①，正位于这世界长满皮疹的胯部，绝不是个政治正确的地方——它因人权问题在国际上臭名昭著，此外，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海洛因都生长在那儿。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处于瘫痪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充斥着贩毒团伙和军阀，穷困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一个无比暴戾的政府。这里还软禁着一位伟大的烈士般的圣人，那个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性感女士——她叫什么来着？另一方面，实际掌权的将军们对高尔夫这项运动一窍不通。在经历了三十年断断续续的闭关锁国后，他们开始大批量建造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企图借用这项运动撬动外汇。如今，他们打算通过举办一场锦标赛提升已经声名狼藉的国际形象。但他们有个棘手的问题：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愿意参赛？在美国，只要是有一定地位的专业球员都被邀请在列。缅甸不仅承担全部费用，还奉上一万美金的担保，除此之外，选手还有机会从极为温和的比赛中赢得六万美金。

“不要谈论政治。”经纪人说。

“放心。”桑尼说道，自从杜卡基斯的坦克事件②以来他就没投过票了。

“你只管过去，打好比赛，然后就回来。两周以后还要参加奥索卡公开赛，我为你争取了一个名额。”

桑尼迈出机舱，到达仰光。一股冲积平原上的浓密气息扑面而来，他不禁恍惚：到家了？当然不是，这里离熟悉的林伍德和单调乏味的墨西哥湾何止千里，不过仰光破烂的市区倒有点儿小城镇的味道，杂乱的街道带着乡土气息。烟雾中裹挟着兰花香气和肥料刺鼻的味道。瓦楞已经开始生锈，灰泥墙上长满青苔，仿佛让心灵进入一种永恒的有序状态。这里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公鸡打鸣，高峰时段也如此，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国际都市，细小的呼呼声和噼啪声搔着他的耳朵，像是上千台弹球机在叮叮作响。

所住的酒店倒是和其他地方的一样豪华，从房间里可以看到各种垃圾顺着河流漂下来，令人吃惊的程度仅次于当地的居民。他们苗条、优雅，皮肤呈深棕色，头发在阳光下泛着深蓝色。还有另外一桩令人吃惊的事：他们并不恨他！这些穷人一次只买一根或两根烟，但他们从不因自己的穷困而仇视他，这个说话声音大、笨拙、粉色皮肤的美国人，他是如此不拘小节，惹得本地人畏缩、咯咯直笑。在仰光大金塔，他引发了一次小小的骚动，人群朝他喊着bogyi，大个子。他跟着向导参观寺庙时，喧哗声跟在他身后。在许愿的地方，一个羞涩而可爱的小女孩身着黄白相间的衣裙，跑过来问他：

“你爱佛陀吗？”

“小可爱。”桑尼回答道，一瞬间他感触颇深，觉得孤单极了，简直想把她抱起来直接带回家，“我爱每一个人。”

他从未见过大金塔，甚至从未想象过这般景象，一个以灵魂为主题的彩色乐园，不规则地伸展开来，整整十英亩的庙宇、雕像和宝石镶嵌的佛龛，簇拥着中央高耸的钟形佛塔。桑尼注视着佛塔令人目眩的金光，观察着这个下端呈碗状、往上越来越细的直指天际的建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正看着世界上最大的高尔夫球座，把它倒过来就是了。这是不是一个启示？与此同时，他的向导正在吟诵佛祖的教义，告诉桑尼人生皆是痛苦与幻象。轮回、死亡与重生和无止境的欲望相生相伴；而通过修行、冥想则有可能获得相应的业报，得以觉悟和涅。没错，桑尼心想，是的，是的，太正确了——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体内膨胀，一种伤感而疲惫的深切感情，就像臣服于智慧的第一缕微光。从底座上走下来时，他给遇到的每一位僧侣都捐了点钱，作为对这份感悟的回报。

星期四早晨，大球座附近聚集了更多的僧侣，都是些瘦削的老人，穿着橘红色的袍子，静静地站在一旁诵经。桑尼默念了几句祷文，把球放在球座上，接下来的四天，他表现得极为出色，以一杆三百码的雷霆之势推开球道，铁杆击中球面时就像触发了最先进的激光制导炸弹，而他手中挥舞的似乎也不再是他用惯了的柔软推杆，而是一根真正的火棍。观看他比赛的球迷瞬间暴增，这群逗趣的人几乎什么都不懂，大喊着“老虎第一！”来鼓励他。尽管大家朝他呼喊老虎伍兹的名字让他有点儿伤心，他还是在度假村新建的华丽球场上卖力拼搏。星期天的下午，他回应了球迷的呼喊，厚颜无耻地学着洛奇·巴尔博亚的样子向他们敬礼。虽然已经领了奖杯和支票，但真正的大礼还在等着他。赛后，他被领到酒店的顶楼套房，发现一众将军正等着他。哎，将军们——之前在晚宴上他曾试着和他们聊天，聊过以后开始同情他们。如果已经昏迷不醒的话，就算手握大权又有何用？他们是些很古怪的小个子，长相平平，大腹便便，有一撮染过的头发，浑身散发着甲醛的气息。他们的魄力有一种反作用，给现场带来一片寒冷，桑尼在这种氛围中就座，听拉将军交代原委：他们希望桑尼担任缅甸的高尔夫大使，做他们的旅游和体育顾问，并为他们招待前来缅甸的高官显贵与商务人士。他们会为他配一辆车、一栋房子、数目可观的行动经费和每月两万五千美金的薪酬。“我们同样希望，”同僚们准备离席时，拉将军补充道，“你能拨冗给我们私下指导指导。”

当然了，反正他也没有更好的差事可做。在达拉斯，由于他许久未支付赡养费，他的前妻都准备提请扣押他的车了。在家乡，等待他的只有失败和焦虑，都是不尽如人意的青春给他留下来的永久伤痕。而在这儿，他一夜之间就从无名小卒变成了英雄。

“先生们。”桑尼展现出他迷人的得克萨斯风采，“能担任贵国的高尔夫大使是我的荣幸。您只需告诉我在哪儿签字就行。”

夺冠后的那个星期二，他就得到了一辆奔驰轿车，一个有大量存款的妙瓦底银行美元账户，一幢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里免租金的小屋，和一块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董宝石。俱乐部的球场十分紧凑，设计非常巧妙，是具有挑战性的林克斯风格，盲洞和棘手的狗腿洞非常多。绿草如茵的赛道，公园般的树林，仿佛一间潮湿、安静、私密的热带温室。只有军方——“缅甸国防军”及其亲属和宾客才能享用这种奢华的国家级特权。高级球童穿梭在树林之中，捡回打偏了的球，穿着裤衩的男孩在池塘旁边待命，随时准备跳下去捡落入水中的球。俱乐部会所里还保留着陈旧而庄严的奢华传统，在这里，服务生穿着浆好的白色短外套，奉上高级的印度菜和上好的酒。

“我亲爱的宝贝们，”桑尼给两个女儿写信，卡拉八岁，克里斯蒂十岁，“爸爸仍旧是个高尔夫混混，”这是他和女儿之间一直爱开的一个私密的、半正经的玩笑，也是他对前妻恶毒批判的微弱抵抗，“可是他现在挣的钱比布什总统还多。他会把大部分都寄给妈妈，所以请告诉她，不要再说这是流浪汉的避难所了。”

上任第一天，他陪着将军们和一个来自日本的钢铁大亨代表团打球。高兴点儿，他提醒自己，微笑，微笑，就算这是个高尔夫地狱又怎样？他想到两个女儿，马上变得神采飞扬，在一号洞用力发出一球，这记发球罕见而要命地深远，在场的每一位——将军，大亨，保镖和掉光了乳牙的球童——无不发出崇拜而超然的惊叹，仿佛这世上最大的锣发出垂死的共鸣。他一直表现出众，直到大家开始讨论劳动生产力和具有渗透力的定价等问题。大人物之间需要交流感情，桑尼认为这是他的职责——适时营造合适的氛围。第二天他走进专卖店，发现有人留给他一个漂亮的东方花瓶。

“这个是给你的。”汤米·吴说。他是这个专卖店的专员，身材瘦弱，神情忧郁，三十岁不到，当年逃难从越南乘船偷渡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吉宝俱乐部里学着做球童，英文说得飞快而地道，听起来就像铁管中的硬币在咣当作响。

“别逗了。给我的？”桑尼根本不敢碰它。

“昨天和你一起打球的那些家伙，那几个日本人，他们送过来的。”

“送这东西给我干吗？”

汤米欲言又止。“他们想交你这个朋友，想讨你欢心。”

“哦。哦。”这算不上贿赂，最多是，唔，一点表示，为他送上的一点小心意。桑尼很快就意识到高尔夫球场上有一个巨大而约定俗成的猫腻。如果你想要在缅甸做点儿什么，就必须巴结将军们，而最好的社交场所莫过于国家俱乐部的高级球场了。这也就将桑尼置于经典的涓滴效应中：接下来没几天，他就收到了新加坡金融家送的一箱波尔多，泰国柚木巨头送的一只木雕象，马来西亚珠宝商送的一个袋鼠皮高尔夫包。

“你看你多受欢迎。”汤米·吴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干冰一样，“才来缅甸两个星期，瞧瞧你交了多少了不起的朋友！”

但桑尼觉得很不安——这些人以为他会为他们穿针引线吗？他只是个专业球员，一个表演者，他的工作是用卓越的球技震撼他们，以及赛后在走廊里讲述形形色色的故事。所有人，包括那些将军都极爱打探他们喜爱的球员的消息。你和帕尔默交过手么？几杯酒下肚，他们会问他。尼克劳斯真的是最厉害的吗？和我们说说老虎伍兹，他真的像传说中那样出色吗？如果桑尼没有什么真实的个人轶事可讲，就会编一个，编得夸张而有趣，以满足听众。

“你不觉得奇怪吗。”某天下午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家伙成了缅甸的国家冠军？”

桑尼当时正在果岭上练习十英尺推杆，他转过身，发现一个高大的白人正看着自己。这个男人身材修长结实，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亮闪闪的背头活像一顶钢盔。他的身形轮廓分明，宽肩细腰，体脂含量极低，简直像是直接从汽车广告中走出来的模特儿。

“或许吧。”桑尼说着，自顾自地练他的球。对于偷偷跟踪他的人，他向来不怎么搭理。“如果能给我几个美味的奶酪汉堡的话，我宁愿放弃这一切。”

那男人笑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叫梅里尔·海登。他还说，他们俩等会儿要一起打球。

“八七年大师赛时我见过你。”海登说。他的声音带有一点威廉·巴克利式轻快的颤音，腺样体活泼地抖动着，像是个有教养的水手或品尝香槟的人。“那天你和克伦肖搭档。后九洞时，我和我妻子几乎都在盯着你。”

“是吗。”桑尼礼貌地回答。

“你那天打得太漂亮了。我记得你那一轮打了七十杆。”

桑尼眨眨眼睛——这家伙是谁？“没错，”他回答，“但是第二天没打好。”

海登笑了。“敏将军告诉我，你可是锦标赛上炙手可热的选手。组委会对你夺取冠军十分欣慰。”

桑尼觉得对方又是在拍自己的马屁。“嗯，我只是专心打球。”他弯腰准备推杆，“所以你认识敏将军？”

海登报以爽朗的笑声。“也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小儿子的教父。”

桑尼双手握紧推杆，这一球偏离了球洞三英尺。

“不如咱俩今天一队，如何？”海登提议，“平民对抗军人，看看我们有多大的杀伤力。”

“好啊。”桑尼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我没有意见。”

他们那天打的是六人制，传统的泰国鳄鱼模式:四位将军分成两组，与桑尼和海登比赛，拉将军和索将军一组，通将军和敏将军一组，每一洞，桑尼和海登都会让每组一杆。这是个顶级精英组合，高层中的高层，是委员会的最核心成员。但那天下午的气氛很放松，更像是一段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初次约会。桑尼有一种感觉，海登和那几位将军之间似乎无须多言，双方相处得非常融洽，互相尊重，这让桑尼十分谨言慎行。那天打了五个小时的球，桑尼了解了不少关于梅里尔·海登的事情：他在阿斯彭和纽约城各有一处房产；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毕业生；自视甚高，但也有资本；有自己的商业银行，但名称不详。他的差点③是三，每次挥杆的动作就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般，可打了几洞之后，桑尼在心里默默打赌，这家伙的真正实力远不止如此。他的失误处理得太干净、太漂亮了，应对前来的媒体也十分有技巧。更明显的是，他习惯留给将军一个四英尺之内的推杆。

“真让人恶心。”桑尼说。他们正在十三洞附近的雨季排水沟旁走来走去，搜寻着海登打偏的球。草地脏兮兮、黏糊糊的，简直就是发情眼镜蛇的天然夜店。桑尼像艘迷你扫雷舰一样前后晃着自己的三号木杆。

“我什么都没闻到。”海登说。

“我是说这比赛。”桑尼说，“如果你想给他们放水，等你自己单独和他们打球的时候再说。”

海登面不改色。“得了吧，桑尼，你知道游戏规则。”

“我只知道我们本不该输这八百美金的。”

“权力是有特权的。他们想要赢。”

“那么他们应该打得更好一点。你的球在那儿。”桑尼转身离开，“打吧。”

桑尼那天输了一千两百美金——足够为卡拉和克里斯蒂交一个月的学费，或是供她们参加一次网球夏令营，或者足够为她们买一台装备齐全的新电脑。他心疼极了，连喝了好几瓶青岛啤酒来麻痹自己，而海登正就湄公河三角洲的石油钻井情况向将军们作简要汇报。美国优尼科和荷兰皇家已经采取了强势的行动；英国石油正在打探半岛地区的前景。等到桑尼喝完第三瓶啤酒，海登已经开始巧妙地吹捧特易购能源了。

“他们愿意为第八区的地震数据支付五百万美元，也愿为每一口油井提前支付一千万开采费。缅甸油气公司将拥有五年的期权，按照不超过四分之一的市场汇率购入。而就算缅甸油气不行使期权，也仍然会获得开采费。”

“我们从没和特易购做过生意。”通将军抚弄着自己的象牙烟嘴。

“确实没有，但是你知道我的原则，我可以保证，它和我之前介绍给你的公司一样可靠。这么大的油田，一定要找最强大的合作伙伴。”

“运输。”索将军开口了，嘴里还嚼着冰块。这是他说过的最长的话了。

“可以借用亚达纳油田的管道运输，优尼科基本上已经答应我们使用他们的基础设施。而且特易购也清楚那边的安全问题。他们愿意等到和叛军达成协议后再开工。”

桑尼一边啜着啤酒，一边看着他的美国同胞用轻松的销售策略做演讲。海登这种人似乎总是散发着耀眼夺目的光环，吸取着所有的金钱和众人的喜爱。他们从来不会说错一句话，行为举止也滴水不漏，浑身散发着修养和风度。“特易购认为那片区域可能藏有四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他接着说。四万亿立方英尺，值多少亿美金？桑尼的脑袋里满是鸡蛋似的零。将军们听完，没有任何回应，不过海登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挫。散场之后他借口要把酒喝完，留下来和桑尼继续聊。

“谈判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候。”他悄悄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桑尼笑了。“我看你做得挺好的。”

海登施舍给他一个耐心的微笑。“这么说吧，桑尼——你今天的损失算我的。只要你和我搭档，都算我的。”

桑尼很绝望，他还要继续堕落吗？不过，此刻，这似乎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问题。

“我是一名职业运动员，梅里尔。也许我现在已经不算职业运动员了，但是我永远不会……”他觉得心烦意乱，头晕晕乎乎的，“这会养成陋习。”

“我不会强迫你。”海登又笑了，桑尼心想，他看上去就像在用牙线清理牙齿——只是为了保持卫生而已。“你就听我的吧。你知道现在正处于危急关头。”

“我想我知道。”

海登把凳子推到桌下，站了起来。“我们说的可是价值五十亿美金的天然气——这能帮你理清思路吗，桑尼？许多人都希望这个交易能够达成。”

“好吧。”桑尼十分不情愿地说。如果他把这一切搞砸了，大概只能回林伍德去割草。“我不会碍你的事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他补充道。海登似乎很满意。

一天早晨，一群和尚出现在国家俱乐部的大门外，集体打起了莲花坐，阻塞了交通，可以说搅乱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直到士兵们过来，像拖麻袋一样将他们拖走。桑尼站在俱乐部会所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猜想这大概是某种形式的抗议，一种和平的示威，以抗议——抗议什么呢？肯定不是抗议高尔夫球运动本身。桑尼发现自己被和尚们极具煽动性的镇定镇住了，尽管有很多辆SUV同时朝他们鸣笛，他们也面不改色。

“那些和尚不喜欢我们。”汤米·吴评论道。他正站在比桑尼高一级的台阶上。

“可是比赛时和尚也在场啊，”桑尼指出，“他们还为我们诵经。”

汤米思考了一会儿。“他们是不同的和尚。”

俱乐部会所的传真机时不时会收到垃圾传真，都是一些国际激进组织发来的传单，正面印着一行大字“解放缅甸！”。也许只是开玩笑，也许只是因为他有权这么做，汤米在销毁传真前，总是给桑尼看一眼。给桑尼展示这些非法文件的时候，他的眼神充满暧昧，仿佛拿着未经加工的色情小说。通常而言，这些文件都是有关昂山素季的，就是那位被将军们软禁在家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试着去看她。”汤米说道，他面无表情，以至于桑尼以为这位同事又在开尖酸刻薄的玩笑。“我想问问她，七年没有离开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感觉？在小区遛弯都不行——感觉一定很奇怪，对吧？可是当我刚一迈上她那条街，警察几乎直接将我扑倒，那是些坏警察，你能看出来，因为他们戴着很酷的雷朋墨镜。我心想自己惹了大麻烦，直到队长发现我可以帮他免费订上开球时间。”汤米眨眨眼，每次说话打擦边球时，他就会这样。“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他随口补充了一句。

桑尼会做简单的加法，也会把点串连成线。难得的休息日，他开车四处转，看到每个街角都站有警察和士兵，还有那些带刺的铁丝、检查站，以及愚蠢的控制思想的招牌，上面的文字在敦劝已经形容枯槁的缅甸人民做出更大的牺牲。“我们的国家。”某天一位愤世嫉俗的三轮车司机告诉他，“被一群蠢货掌控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桑尼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将军在打高尔夫的时候会像土匪一样作弊。一开始他很吃惊，不仅是因为作弊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知羞耻，好像他们有在粗草区重新摆球，从树后把球推出来，或是把球打回界内的特权。这些幼稚的、不专业的、琐碎的事，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屈尊去做。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桑尼觉得在政治权力和陈腐的人格之间有一些关联。他想起很多年前，和乔治·沃克·布什一起参加某个专业和业余选手的混合赛，那时这位未来总统还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得州游骑兵棒球队名誉负责人。“你知道吗，那些拉丁运动员。”小布什告诉桑尼，脸上挂着招牌式的憨笑，“他们签了大合同之后，头一件事就是给老婆买一对新乳房。”

“亲爱的姑娘们。”在下一张给女儿们的明信片里，桑尼写道，“我生平第一次有了领导，至少说起来是很有趣的。我几乎每一天都要工作——我想这就是吊儿郎当了这么多年的报应吧，哈哈！不过我发现当领导真是一件美差。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你们以后也能领导别人！”

桑尼感觉自己的内心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一样了。他相信自己已经明白成功人士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的，而他每和梅里尔·海登打一次球，就多学一些东西。桑尼仔细观察他的美国同胞，注意他的穿着、举止以及圆滑的外交手段。例如，他奉承将军们的方式：海登从来不直接恭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样做可能会暗示有人持反对意见；他总是感叹将军们工作太卖力了，将自己的闲暇时光全部奉献给了国家。是的，将军们会严肃地赞同，是的，没错，我们的生命是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比赛结束的次日，桑尼都会收到一个斯特兰德酒店寄来的信封，里面装着足以弥补前一天比赛中自己损失的现金，金额略高于实际损失，通常会凑个整。

尽管心怀羞愧，桑尼还是会将这些信封揣入自己兜中，然后在心里默默向女儿们道歉。一天傍晚，他正穿过俱乐部会所的走廊时，听到海登招呼他。

“桑尼，过来喝一杯。”

桑尼走过去。海登正和另一位美国人坐在一起，这位美国人健壮而结实，三十五岁左右，短短的黑发像毛毡一样盖在他头上。海登介绍说这位是凯尔·麦克卢尔，在大使馆工作。麦克卢尔补充说他是政治处的。

大家坐好。桑尼朝服务生打了个手势要了啤酒。

“所以你就是亚洲虎。”麦克卢尔说。

桑尼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你是亚洲的老虎伍兹。”

“老兄，亚洲的老虎伍兹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虎伍兹本人。”

“桑尼是个很好的球员，自有本事。”海登说，“而且也是个一流教练——在他的指导下，敏将军的差点已经降到四杆以内。”

“真厉害。”麦克卢尔朝桑尼笑着说。他的眉毛粗得像黑茧，刀子一样的下巴拉得很长。脸颊下方冒着一片青色的胡茬。

这时候海登的电话响了。“很抱歉，”他说，看了一眼屏幕，“这个我必须接。您好？”

麦克卢尔靠到椅背上，喝了一口酒。他一直用稍显迟钝的眼神，像个雄性首领一样审视着桑尼。

“你喜欢这里吗？”他厉声问。

“当然，”桑尼回答，“目前而言是的。”

“我希望你清楚，这个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你手中。”

桑尼笑了。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麦克卢尔绷着脸说，“我绝对没有。这个国家的命运由你掌控。如果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和平而文明的社会，高尔夫球运动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有据可查的。”麦克卢尔停下来，迅速喝了一大口酒，“去年美国出台了一本白皮书，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根据报告，高尔夫文化深厚的国家在民主、自由市场和典型的开放社会方面有压倒性的倾向。这些国家鲜少卷入战争，参战时也绝不进攻彼此。而那些没有高尔夫文化的国家就比较好战了。”

“的确如此。”桑尼说着，心里很清楚对方是在胡说八道。

“只有这样才说得通。”麦克卢尔接着说，“高尔夫是一项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标签的运动。而资产阶级想要什么？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想要秩序。他们想要安全。他们想要一个有益于商业贸易的社会结构，以便他们发挥特长，大赚特赚。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开化效果，离开了这个，缅甸的民主只会迅速夭折。”

桑尼接过啤酒，喝了一大口，心里松了口气，因为他终于有机会移开视线，不用看着麦克卢尔。他紧张而又神秘的说话方式，再加上连环杀手似的眼神，要说他是个稍微像样点儿的“曼森家族”的成员也不为过。在桑尼另一边，海登还在电话里谈生意，似乎是把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卖出去的跨国交易。

“想想吧，”麦克卢尔又开口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关系和信任，对不对？因此，不论你去哪儿，只要你想赚大钱，第一件事就是找对路。比如这家伙，”他朝海登扬了扬下巴，“看看这几年他完成的交易，我敢打赌，光他一个人就给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好几个点。可是他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高尔夫。通过高尔夫他才有机会见到那些将军，赢得他们的信任。如今，他成了缅甸的关键人物——任何人想要在这儿做一桩石油生意，只有通过梅里尔才能做成。”

海登终于挂断电话，收好手机，桑尼松了一口气。“不好意思。”他说，把手伸向自己的酒杯。

“我正跟桑尼说，高尔夫对于缅甸的未来至关重要。”麦克卢尔告诉他，“而他身处的位置正可以做点实在的贡献。”

海登点点头。“没错，桑尼确实帮我促成了不少事。说到这个，桑尼，我打算让你加入。我们有一个投资团，正计划在半岛上建个高尔夫度假村，我们希望你提供一些专业意见。看看场地，检查一下建筑师的图纸之类的事情。我想以你在高尔夫界的知名度，会大大提升这个计划的知名度。”

桑尼几乎笑出声来——知名度，没错，他在债主间是挺有知名度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帮多少忙，但我十分愿意。”

“棒极了，真是太好了。七万五千美元可以吗？我是说，给你的佣金。”

桑尼努力保持冷静。“当然，非常合理。不能更合理了。”

麦克卢尔又靠上椅背，微笑着，抻着胳膊。“了不起，”他表示，“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缅甸现在正需要这类投资。”

海登平淡地看了他一眼。“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凯尔。我们还可以接收新的投资者。”

麦克卢尔笑了，摆摆手表示退让。“不了不了，我和你们这些家伙可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是个穷人，记得吗？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勤勤恳恳地干着自己的活。”

桑尼睡不着。每到夜里，小屋就像一具棺材一样将他包裹，像一出循环往复的个人闹剧，而每到夜里十点电网就会停止供电，更加剧了这种氛围。没有电灯，没有空调，没有任何形式的文明。桑尼躺着，任由每一次呼吸摩擦着棺材的盖子，聆听墙外的野生动物的声音，听着青蛙在闷热的空气中发出喷气飞机般的轰鸣，听着集体交配的昆虫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这一切伴着他脑中泥浆似的思绪，汇成夜里精神错乱的狂欢，除此之外，有些时候他还能离开自己的肉体，飘浮其上，像做梦一样，从外部观察着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超乎现实。缅甸，他低语着，试图让它更真实，缅甸，缅甸，这个词如此沉重而令人担忧，仿佛是一句祷词。自己究竟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他该怎么回家？一想到隔了半个地球的女儿们，他就想哭。除此之外，还有他不得不考虑的挥霍一空的财产，他伤害过的人，搞砸的友情，长年沉迷于酒精、食物和性爱的马虎生活以及对上天恩赐的天分的肆意挥霍，只要在床上躺着，过去的一切就像杀人蜂一样追逐着他。于是当黎明的第一抹银紫色的光出现在天际时，他已经站在球洞区，光着脚，穿着平角裤，练习六英尺推杆来清空自己的思绪。这一杆是为了英国公开赛，他告诉自己——进了。这一杆是为了大师赛。这一杆是为了美巡赛。孩提时代，他就在母亲的优质地毯上玩这个游戏，为了命中注定的荣耀打磨自己，此刻，各种幻想不由自主地涌回他的脑海，重新塞满他曾试图清理一空的内心。亲爱的耶稣，他心里这个贪婪的小孩，什么时候能摆脱欲望的桎梏？或许只有等到真正获胜的时候才能冲破束缚——很难想象老虎伍兹会幻想赢得大师赛的桂冠。不过也许赢了之后反而会沉湎其中，在脑海里反复播放获胜的瞬间，直到那一瞬膨胀到极致，带来完美的高潮，让你从另一个维度将自己逼疯。

上帝啊，有时候就是如此绝望。桑尼清楚自己的神经系统已经不受控制了，但是他意识到还有另一条路可走，至少理论上可行。休息日，他离开俱乐部去探险，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和尚，仿佛视觉化的谴责。他们沿街化缘，绕着神龛转圈，排成纵队，轻声诵经，向世界上着一堂有关纯净的实物教学课。其中有一众尤为特别，这些纤弱年迈的和尚聚集在班都拉公园，对面就是桑尼常去的给家里汇款的银行。汇完款之后，桑尼会偷偷观察和尚在做什么，说实话，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可做。冥想一会儿，化化缘，时不时打个盹儿——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平静而已。桑尼注视着他们，寻找着线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欲望，他心里明白，已经毁掉了他的前半生，而悔恨，欲望的反面，将会把他的后半生也毁掉，除非他搞清楚这些和尚为什么可以如此宁静。

告诉我！他想朝他们大喊。告诉我该怎么做！怎样才能加入你们？可是总有东西牵制着他，那是植根于血液中的文化暗示：他是美国人，肉和土豆都是他的业障。桑尼·格鲁斯属于高尔夫球场，在那儿商人达成数十亿美金的交易，压迫了人民一整天的独裁者随意地打几轮球。还有麦克卢尔——他是哪一派的？应这个或那个下等帮派的邀请，每周他都会在俱乐部里出现几次，这些团体据说从事着贩毒或是把乡下姑娘卖到泰国去做性交易的勾当。底层人物中的高梯队，这就是凯尔的位置。桑尼猜测麦克卢尔是中央情报局的卧底，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一天傍晚，他结束了和塔将军儿子的课程，看到麦克卢尔提着一桶球费力地朝发球练习区走来。

“专家，”他悲叹道，“我受够了，哥们。快告诉我哪里不对。”

“让我看看。”桑尼说道。麦克卢尔拿出六号铁杆，连打了三个臭球，直接飞到了树丛里。

“你的握杆不稳。”桑尼说，“掌心朝右转一点，像这样。站好，让球的位置更靠前一点。”

麦克卢尔的下一个球打得又直又准。“圣母马利亚啊，”他感叹，“这比口交还爽。格鲁斯，你是个天才。”

“多练习几次，让身体产生肌肉记忆。”

麦克卢尔又多打了几球。“最近过得怎么样，桑尼？”

“还凑合。手心转过去点，你快故态复萌了。”

麦克卢尔笑了笑，调整自己的握杆方式。“最近见到梅里尔了吗？”

“他经常在。事实上，我们昨天还一起打球。”

“他最近怎么样？”

“不错。梅里尔一直过得不错。”

麦克卢尔笑了。“这就对了。”他摆好姿势，挥动球杆。球偏左了，下落的过程中曲线更陡了。他从球堆里挑出另一个球，将它拨到身边。“你知道……”他再次摆好姿势，挥动球杆，两个人看着球偏离了飞行轨道。“如果他成功敲定特易购的生意，这将会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事。比优尼科更大，比耶德贡气田更大。我们的好朋友梅里尔会拿到巨额的佣金。”麦克卢尔挑出另一个球，“只是我很好奇，他是怎么搞定将军那头的？”

“他们看起来关系不错。”桑尼说，这句话惹得麦克卢尔发出刺耳的笑声，“关系不错，没错，很好，桑尼。我相信他们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他停顿了一下，打出一球，“不过他打算怎么弄到给他们的那百分之五，我想知道这个。”

桑尼没说话。将军们收受贿赂一直都只是个猜测，一种他无意去探究的可能性。他只是一个专业球员，其他的事情跟他无关。麦克卢尔微笑着，慵懒地挥了下球杆。

“整个交易额的百分之五，这可是个重磅炸弹，兄弟，这可是一大笔钱。他是怎么瞒着联邦政府支付这笔钱的呢？你知道，桑尼，美国有许多条法律禁止这种事。说不定还会涉及贩毒。”麦克卢尔停顿下来，又打了一个球。“对了，高尔夫度假村的进展怎么样？”

“还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大概被搁置了。”

“有可能。”麦克卢尔依旧在纠结自己的握姿，“我忍不住想，那块地用来建高尔夫球场可挺古怪的，在半岛那么远的地方。还有克伦族在闹事……”他又打了一个球，这个球突然又打得好了起来。“那个计划特易购有份吗？”他轻声问。

“我不清楚。”桑尼回答。

麦克卢尔叹口气，露出痛苦的笑容。桑尼感到自己让美国同胞失望了，而悲哀的是，他对此毫不惊讶。

“好吧，不过是个想法。”麦克卢尔故作轻松地说。他又打了几个球，然后伸手去取自己的包。“谢谢你的指导，专家，我想问题解决了。老兄，有时候我真爱这个运动。”

星期一，海登走进专卖店，递给桑尼一张七万五千美金的支票，从亚洲第一高尔夫发展股份公司的账户开出。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们请了貌博士做设计，这周四我们会飞过去看看场地。敏将军和通将军也会来。你有空和我们一起去吗？”

桑尼瞅了一眼支票。七万五千美金——卡拉和克里斯蒂的大学学费，至少一到两年的学费有着落了。“当然，”他回答海登，“我有空。”

桑尼努力回忆自己上一次坐直升机是什么时候。是一九九三年，还是一九九四年？是一九九四年的别克公开赛，没错，他确信，但跟这架直升机比起来，那次坐的简直像个桶。这是属于某公司的飞机，机身上涂着青色和紫色的亮漆，机舱里还有可乐、依云矿泉水和新鲜蛋糕。每个座位上都配备了一副耳机和对讲机插头，上面用七种语言写了使用说明。可是没人向身着缅甸国防军服的飞行员作任何解释——他们只是跟着其他人一起爬上飞机，然后就出发了。几分钟后，仰光拥挤脏乱的市区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锡唐河的泥滩，接着是海湾，河流带出的泥沙渐渐没入一片片绿色和蓝色交织而成的旋涡中。如果桑尼向前倾，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护航机，一共有三架草绿色的直升机，在空中排成笔直的对角线。戴着头盔的枪手蹲在敞开的舱门后，像挡风玻璃上的虫子一样抵抗着狂风。

耳机里断断续续地传来海登的声音。“我们从这儿跨越莫塔马湾。”他将地图举过肩膀给桑尼看，“然后沿着海岸线到土瓦附近。我们的场地就在土瓦北边。”

桑尼点点头，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有用些。他和貌博士一起坐在后排，貌博士是个年迈的泰国人，个子很小，神情紧张，据海登之前介绍，他是亚洲高尔夫球场建筑师界的泰斗。这会儿貌博士正在速写本上疯狂地作画，勾勒出一个被湖水环绕的三杆洞球场草图。

“诱导旗杆。”桑尼指着果岭上一处凸起，“你这是在诱惑他们。”

貌博士邪恶地笑了。“要在这里打出柏忌④，除非你的运气相当相当好。”

“是这个球场的设计图？”

貌博士点点头。

“那边水很充足？”

貌耸耸肩，敲敲铅笔的另一头。“橡皮挺好用。”

耳机将引擎的巨大噪音消减成飓风般的怒号。天空万里无云，弥漫着一层阴暗的乳白色薄雾，眼睛像是得了白内障似的被模糊了视野。接着他们从吉坎眉进入陆地上空，沿着半岛一路向南，海岸线沿线拖拽着一串不规则的小岛。在他们右边，大海像质地上好的湛蓝色画布在眼前展开；在左边，高地形成陡峭的绿色屏障，山脊迂回缠绕，互相交叠。

“你觉得怎么样？”海登转过身看着桑尼的眼睛。

“真不错！”

“简直就是天堂，”海登纠正他，“我们将是第一批享受这块土地的人。”

桑尼喝着可乐。旁边的貌博士仍在画着构思奇妙的设计图。桑尼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有点恍惚，进入了神游状态，有那么几分钟，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浑然不觉。现在，优尼科铺设的输油管道映入眼帘，储油罐、泵站和工业厂房在地面组成了一幅拼图。一条笔直的裂缝一直延伸到高地深处。

“快到了，”海登说道，然后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

飞机转向内陆，跨越了一连串壮观的绿色丘陵，植被在一片闪着磷光的薄雾中反射着日光。桑尼捕捉到一道细小的闪光，然后是另一道，黄色的光点在绿色丛林中闪烁，他看得心里很欢喜，恍恍惚惚地入了迷。

海登嘶嘶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简洁而略带幽默：“不要朝外看，先生，我想我们遭到攻击了。”

直升机毫无预警地猛然左倾，随后似乎自由下落了几百英尺。貌博士吓得胡言乱语，发出疯狂的哔哔声和咯咯的大笑声，仿佛内部电路一时短路了。山间升起一团团烟雾，像是一朵朵蒲公英。其中一位飞行员朝海登大喊，海登取下一半耳机，露了一只耳朵在外面。过了一分钟，他点点头，重新戴好耳机。

“看样子我们卷入了一场小小的丛林战，”他告诉桑尼和貌博士，“政府军把一些叛军从他们的兔子洞里赶出来了。总之，”海登敲敲窗户，“那就是我们的高尔夫球场。几分钟后我们应该就能着陆了。”

桑尼听到自己笑出声来。“我们要在这里着陆？”

海登轻快地回答：“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

几分钟后，他们从直升机里爬出来，站上一片杂草丛生的宽阔的山顶，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山顶布满了最近一次轰炸留下的弹坑和凹陷，被烧焦了的草地边缘呈锯齿状的放射图案。一架军用直升机比他们先着陆。敏将军、通将军和随行人员聚集在山顶，用望远镜视察东边的丛林。另外两架直升机掠过远处的山脊，引擎的轰鸣好像高声尖叫的割草机。

砰！

“上帝啊！”桑尼大叫，迅速俯身。

“迫击炮。”海登说着展开地形图，面向东方。貌博士站在他的身侧，还拿着速写本，忙着用望远镜审视地形。机关枪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咔嗒咔嗒地开火。

砰！砰！接连两次爆炸。“搞什么鬼！”桑尼大叫，再次俯身。冲击力很强，像有个垃圾桶盖子在他耳边猛地盖上。

“听着近，其实很远。”海登说，随意看了桑尼一眼。轻武器咔嗒作响，像一连串朗朗上口的小军鼓的鼓点，第二阵迫击炮过后，桑尼只想躺倒在草丛里抽搐一会儿。听声音，似乎就在近旁的山上。

“好了，桑尼，”海登对他说，“是这样的。从山顶一直到高潮线，之间的土地都是咱们的。这块地的北边界在……”他瞟了一眼地图，然后指着远处的一个鞍状山脊，“在那儿，而南边界在那个山谷里。一共九百公顷左右，足够咱们建一个顶级度假村了。貌博士，您作何评价？”

“简直太棒了。”建筑师宣布。他的望远镜仍然架在眼睛上，墨镜移到头顶，看起来像一只变异的虫子。“开采过吗？”

“据我所知，没有矿。”海登回答他。

砰砰，又是一轮迫击炮，一阵刺痛而空虚的感觉涌上桑尼的睾丸。直升机开始疯狂地扫射山脊，枪声连续不断，从远处听起来就像电锯。破碎的黑烟飘过山顶，在桑尼嘴里留下一股阿司匹林的苦味。

“梅里尔，”他竭尽所能用冷静的语气说，“那边正在打仗。”

海登笑了。“你是说打巡回赛时，你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可是……”桑尼又开口了，但实在没心情把话说完。

“放松，桑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好人掌控着整个局势。”

砰砰砰。

此时，桑尼愿意用所有的头发来换一瓶啤酒。可是他只能跟着海登和貌博士，陪着他们在山顶视察，海登描绘着宏图，貌博士补充着细节。球道上栽种百慕大草，果岭上要栽种石龙岗草，还有哈里森式沙坑，以及传统的圆丘和洼地——仿佛他们正在做一部高尔夫球场经典案例的文选。“坦克⑤。”貌博士不停地说，让桑尼几乎陷入绝望了，后来才发现他指的是“池塘”。或者，他真的是指池塘吗？现实把他的脑子当太妃糖一样拉扯，把他的思维扭曲成一根根黏糊糊的长条，可是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又何止疯狂。他可以接受自己疯了，或者他们疯了，都可以，但高尔夫球场不是这么建出来的。你得请工程师，得请测量员，得在原始森林的烂泥里艰难跋涉，一尺接一尺地忍受着枯燥乏味把地图画出来。而站在这里，像变戏法似的凭空把球洞变出来——不，这不是真的，这顶多算是个玩笑。

砰砰。

也许这就是做一个疯子的感觉吧，桑尼心想，除了你，每个人都能听懂这个玩笑。如果你露出马脚，让他们觉察你并没有听懂，会有什么后果？一个由直升机组成的方阵在头顶轰鸣，里面塞满了政府军。刺鼻的黑烟弥漫了整个山头，形成带着有毒光晕的粉紫色云团。某处的无线电对讲机正自顾自地咆哮。

“你觉得怎么样？”海登转过身，看着他微笑。

“上帝啊，”桑尼急忙说道，“这太漂亮了。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建高尔夫球场的地方了。”

“桑尼，我真高兴你能赞同。对貌博士关于果岭的构思，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完全可行。”

砰砰砰。桑尼面带微笑，甚至提了一两个意见。他觉得有些恶心，还隐约有些头晕，但他可以坚持，绝对可以坚持，他甚至可以假装这辈子就指望着这个项目了。眼前他们正一路向山顶走去，几位将军和随行人员正在上面观察战情。看到他们，敏将军放下望远镜。

“你满意吗，海登先生？”

“是的，谢谢您，将军，非常满意。咱们今天不虚此行。”

巨浪似的黑烟从丛林里升起，像一个个肮脏的肥皂泡，向东边飘去，玷污着森林。直升机还在山谷间巡视，重机枪不断演奏着密集的复调。那些叛军，不管他们是谁，正在被屠杀。桑尼振作起来，仔细观察周围人的表情，发现每个人都带着空洞甚至厌烦。也许这才是这个玩笑的精华所在：他们不感到害怕，而且假装这一切不仅是对的，还是正常的。也许你感到一股想要尖叫的冲动，想要狂怒地冲出人群，你甚至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你只能强忍着保持冷静。因为在这儿，重要的是遵守游戏规则。要迎合他们，要理解这个玩笑，要把精力集中在高尔夫上，他带着强烈的厌恶感意识到。

两周后，《缅甸新光报》在头版头条宣布了这项交易，特易购获得第八区的开采权。“一项光荣的交易，所有的爱国者都为此欢欣鼓舞。”《新光报》用一贯谄媚的风格报道，“委员会充满智慧的尊贵领导们满足了人民的真切需要。”

雨季开始了，洪水泛滥，这架势桑尼只在史诗般的圣经电影里见过。金环蛇和响尾蛇纷纷爬到高处的果岭去；夜里，青蛙在桑尼的窗外合唱，像劝诫醉汉的摩门教徒一般对他唱着小夜曲。他白天在俱乐部会所里闲晃，给球童表演纸牌魔术，盯着窗外的雨，或者帮着汤米·吴整理专卖店的存货，记下标价超高的高尔夫球杆和马球衫。反对派不断攻击俱乐部会所的传真机，他们的传单一天到晚不停地出现。“优尼科输油管道奴役劳工”，其中有一张标题这么写着；有人在顶端潦草地写着“杀人犯”。

“这是真的吗？”桑尼问。

“什么是真的吗。”

“杀人犯。奴役劳工。”

汤米将传真撕成铅笔粗细的碎条，思考了一会儿。“你知道，桑尼，我是这么想的。我个人认为，大多数时候，真相只是另一种可能性。”

“我亲爱的姑娘们，”在寄给卡拉和克里斯蒂的第三张明信片里，桑尼写道，“现在是雨季，这儿无时无刻不在下雨，我的头皮屑都发霉啦，昨天我见到一个家伙带着很多动物，每种两只，哈哈。我想你们想你们想你们，我那么爱你们，我爱你们有从这儿到得克萨斯那么远。请随信寄一些毛巾来，爱你们的爸爸。”

桑尼觉得自己有点抑郁，要么就是受到惊吓了，或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本该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怕的精神疾病症状。自从目睹了交战，这种症状就一直困扰着他；他没有办法彻底忘记那次经历，还发现自己会在脑中以不同的速度和角度回放当时的情节，试图挖掘这件事情难以捉摸的本质。他猜想那应该是某种形式的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一个他听不懂的玩笑。那天的枪战结束以后，他们乘坐直升机飞到另一座山里，陪着将军们一起巡视战场。叛军的尸体被丢弃在一片空地边缘，桑尼最多能辨认出大约十一或十二具尸体，尽管“尸体”这个词用来形容他见到的东西实在太文明了。

它们更像是磨碎的牛肉。路上被撞死的动物。血肉模糊的香肠。他最害怕的事情是再被拽去那个地方，因此，之后每一次见到海登，他都绝口不提“度假村”的字眼。特易购宣布取得开采权后的几天，在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海登又出现了。雨势渐小，变成让人昏昏沉沉的蒙蒙细雨。球场太湿了，没有办法使用，但是练习场还开着，桑尼往桶里装球的时候，顺便恭喜了他帮特易购达成交易。海登笑着点点头，和蔼而谦逊，然后拎起那桶球朝发球区走去。二十分钟后，麦克卢尔走进专卖店。

“哟，桑尼。”

“嘿，凯尔。”麦克卢尔穿着件大衣，打着领带。他的眼神锐利而明亮，活像条即将摆脱束缚的狗。

“梅里尔还在吗？”

桑尼马上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心想像凯尔这样的人一定很了解这类事情。

“应该还在，几分钟前他去了练习场。”

麦克卢尔点点头。“来吧，桑尼。我希望你也知道。”

他们沿着石头小路走向发球区。好几位维修工人正在清除果岭上的水。他们的身边烟雾缭绕，仿佛洗澡时的水蒸气。远远可以望见海登独自站在发球区，有条不紊地练习发球。看到他们走来，他马上站直了身体。

“凯尔，桑尼。”他发现麦克卢尔穿着正装，“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麦克卢尔说，果断地跳过发球台，“我正好路过，心想应该来祝贺你谈成了大生意。”

“哦，这样啊，太感谢了。凯尔，谢谢你这么说。”海登微笑着，嘴角却微微下弯，仿佛在表达讽刺与勉强。他肯定知道麦克卢尔是个疯子，桑尼心想。

“很快你就会比比尔·盖茨更有钱了。”麦克卢尔说。

海登扑哧一声，发出轻柔的交际性的笑声。“我不能说对获得的回报不满意，可真正让我开心的是看到这个交易是如何从无到有的，看着所有的细节一点点尘埃落定。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令人满足的地方。”

麦克卢尔笑着说：“我想也是。不过我有点好奇，高尔夫球场怎么样了？”

“高尔夫球场。”

“你的项目，在土瓦的巨型高尔夫球场。”

“哦，那个啊。”海登皱皱眉，移开视线，像鲍勃·霍普似的慢吞吞地挥了一杆。每当有人动作，脚下的草皮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听着像是酒后乱性。

“那个，暂时中断了，我们遇到一些障碍。”

“哦，天哪。跟我说说，或许我能帮忙。”

“我真的不觉得——”

“不，请告诉我。一定要。”

他们的对话仍在友好的气氛中，这一发现让桑尼松了一口气。你仍然可以假装这是一次正常的交谈，尽管对话里面暗藏玄机，紧张的暗流像一把在电线上滑来滑去的钥匙。“好吧，你也知道，”海登开口说道，“在这儿做生意总是需要冒一点风险，这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上的某些因素——我该怎么表达呢？可能你会称他们为土匪，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措辞。这些人是活在法律以外的。当然，你知道，我以为我们能应付得了。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以为自己安排了得当的人选。可是当我们将资金交付第三方托管……”他的声音逐渐减弱，单手挥动球杆在草地上重重一击。“我还能说什么呢？交易变了，但没人通知我们。简而言之，钱给错人了。”

“给错人了。”麦克卢尔高声说道，“桑尼，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桑尼摇摇头。这就像一次侵入型的身体检查，你只想赶紧熬过去。

“错误的人，桑尼，就是那些跟你和梅里尔打高尔夫的人。这些该死的‘错误’的人会得到这笔钱。”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海登否认道，他颤抖起来，脸色苍白，表情也变得狰狞——桑尼认为，那个表情简直是对“义愤填膺”的完美示范。“绝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交易是合法的。我们仔细梳理过那些资金程序——”

麦克卢尔笑了。他站在那儿，双手撑在胯部，嘲弄着海登。

“——每一个步骤都有律师把关，我有文件可以证明。没人能说我们的交易不正当。”

“这点我相信，梅里尔，我相信你手续齐全。我只是想让桑尼知道，你只是利用他做表面功夫。我认为，人们有权知道自己被利用了。”

“没有人利用桑尼。”

“没错。你是为了他好才把他拽去战场。”

“我们真心实意地和桑尼签了合同。顺便说一句，他的报酬也很丰厚。”

“好吧，没错，这是事实，桑尼确实从中得到了报酬。这对桑尼来说是好事，可是你的投资方呢，梅里尔？你怎么向他们解释目前的情况，你怎么弥补他们的损失？哦，嘿，说不定你已经补偿他们了。也许我忽视了这里面更大的图景。”

海登僵硬地说：“大家都明白这其中的风险。”

“我想也是。”有那么一瞬间，麦克卢尔看起来似乎要上前掐住海登的脖子，可过了一会儿，他只是笑了，笑声像刚启动的链锯。“好吧，我问完了。我想我已经达到目的了。走吧，桑尼，很抱歉把你拉到这儿来。”

但是他并非真的感到抱歉，走回俱乐部会所的路上，麦克卢尔看起来十分愉快。走到一半，桑尼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需要把钱退回去吗？”

麦克卢尔笑了。“不用，桑尼，你留着那笔钱。你拿着，好过落入那些混蛋手中。”

桑尼感到很困惑。“可是我不会有麻烦吗？”

麦克卢尔的笑声本已停下，听到这话又重新笑了起来。“不，你不会有麻烦的，没有人有麻烦。你听着，我完全不在乎梅里尔是怎么拿下这个交易的，我只是不想让他认为他可以瞒着我胡作非为。不，在我管事的时候不行。我绝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另外，你知道，我有点恨这个混蛋。”麦克卢尔亲切地在桑尼背后重重一拍，转身朝停车场走去。“回头见，专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找时间再聚！”

桑尼走入专卖店，一脸茫然，像个努力回想自己把裤子忘在哪儿的男人。汤米·吴正用沙坑杆的表面打磨高尔夫球，这是他禅修的方式，可以一连做好几个小时。

“桑尼，你还好吧？”

桑尼坐在柜台后的凳子上。他的钱还在，工作也没丢——可是为什么他感觉这么难受？

“我觉得我快疯了。”他说。

托米把球抛到手心里。“哦，天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事情。疯了，这没什么，这儿的人迟早都会疯掉。”汤米等了几秒钟让桑尼恢复心情；发现对方没有什么反应，他又开了口，这次要温和许多。

“嘿，桑尼，你想不想喝瓶啤酒？快到欢乐时光了，要不要去喝一杯？”

“好啊。”桑尼回答。他试图协调脑海中的两幅画面，一边是两个女儿，一边是疯狂的麦克卢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会想起女儿们，她们不在身边的痛苦似乎给了他别样的感受——像肠子里长了个肿块似的。似乎他已经失去希望的权利。外面又开始下雨。将军们在里间玩扑克牌。桑尼盯着雨看了一会儿，认定自己什么都无法理解。

“当然，”他对汤米说，“咱们去喝一杯。”

①英殖民时期缅甸的旧称。

②1988年总统大选时，老布什利用杜卡基斯在坦克中的照片抨击对方的国防政策。

③球手平均成绩（标数）和标准杆数的差距。

④比标准杆多一杆。

⑤ Tank，也有贮水池的意思。

博奇与可卡因

西多·查尔斯是第一个看到那些快艇的人。春天，维和部队刚刚撤离，这些快艇就开始出现了。总是夜里，总是高速行驶，像矛一样从南面冲来，带着极具冲击力的尖啸。西多只是觉得这是个麻烦。很快，所有南海岸的海地人都知道了这些从哥伦比亚开来的船。它们在海上经历了足以挤碎骨头的十余个小时，将价值不菲的可卡因和各帮派的供给运到海地，为这边的同伙提供生意的货源。马里戈特的警长米什莱每天都要在广播里谴责这一前所未见的野蛮威胁六次。“不论是谁，只要有线索，请通知警方。”他在光明电台里咆哮，声音低沉却略微颤抖，缺乏稳重。“我们需要每位市民提高警惕，协助我们抗击这可怕的灾难。”来往雅克梅勒的飞机夜夜不休地在空中穿行，传说这些飞机正往美国运送毒品。敌对帮派在太子港火拼，而在首都北边的山间，一幢幢迈阿密风格的别墅正侵占着农田。

“啊哈。”路路看着一艘快艇在距他们船头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一跃而过，在黎明前黏稠的微光中疾速向南。西多的弟弟路易斯正值壮年，身材魁梧，生来就比哥哥要乐观，情绪也更激烈。这份潇洒不仅让他深得女性的欢心，也让他成了船上一等一的好手。不过最近他总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对捕鱼越来越马虎。“这就是那帮混蛋，都快把我们国家给毁了。”

西多正在把一块珊瑚从渔网中捡出来，“你还没注意到啊，我们国家已经被毁掉了。”

“这些人就这么来去自由，没有人去阻拦他们？”

西多皱眉看看渔网。“你可以去试试。”

他们盯着快艇看了一会儿。这是艘敞篷快艇，看起来相当低调，三颗豆荚似的脑袋缩在挡风玻璃后。船尾的水沫像公鸡尾巴一样翘起。在紫灰色的晨色中，这艘船看起来很美，带有冷峻、残酷、发着光的美感。

“哎呀，”路路喃喃道，然后稍带怨恨地说，“看看人家的船。”他酸溜溜地回头打量了一下他们自己的船，这是一艘吃水很浅的单桅帆船，桅杆是竹子做的，船上堆满了各种杂物——渔网、自制的船桨、破破烂烂的泡沫塑料浮标以及一袋石头，用来攻击偶尔出现的小偷。“所以他们怎么做？”他问，“和同伙在岸上碰头然后交接货物？”

西多耸耸肩。“有时候吧，我猜的。有时候他们只是把货留在那儿。”

“他们把货留在那儿？他们只是把东西扔在沙滩上，然后祈祷同伙会出现？”

“是的，留在红树湾那边的岩石上。在海湾深处。”

“你看见过？”

“没错，早上有时候会偶然看到。我去那儿挤羊奶，看到岩石上有袋子。”

“喂，伙计，你为什么不把它们捡回来？”路路像只大猫一样沿着船舷慢慢走，不一会儿就走到了舵柄处，扬起帆。风吹帆鼓，桅杆咯吱作响。

“路路，等等。”

路路调转船头，朝红树湾开去。

“路路，等等。”和惹怒冷血的帮派分子相比，西多更担心这么做会打破现在安全麻木的生活状态。“路路，拜托。就算拿到了那些东西，我们要怎么做？”

“这还用问？当然是交给警察。”

红树湾是一个狭长的泪滴形海湾，侧面有一线沙滩，上面散落着耀眼的岩石堆，像一堆堆废旧船只的残骸。他们发现了三个藏在不同岩石堆里的帆布袋，每袋里有一百公斤，每一公斤可卡因都用硬塑料纸包了三层。兄弟俩将袋子扛到船上，朝马里戈特开去。上午十点左右就抵达了马里戈特那松软的沙滩，他们雇了几个小孩子和一辆车轮松动的破车，将袋子送到了警察局。警察局是由以前的海地军营地改造而成的，原来深黄色的外墙刷成了白色，装点着朝气蓬勃的品蓝色。现在里面都是侵略后上任的平民警察，他们由美国人招募和培训，保卫海地刚萌芽的民主。而当兄弟俩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候时，西多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确实，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和以前截然不同了。新刷的外墙，还有配套的办公桌椅，以及光鲜亮丽的传真机和计算机。以前的警察就像一帮流氓，总是懒洋洋地晃来晃去，除非他们传唤你的时候，那时他们的动作可快了。现在这批警察身上有一股利索的劲头，和税务局里的那些人一样。

现在管理警局的是米什莱，他的头长长的，带着奇怪的弧度，就像一粒咖啡豆被人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下。中等个子，眼神敏锐而势利，脸上蓄着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胡子，从军队里一直留到现在。胡子像铅笔一样细，好像在向世界宣布自己的身份。当兵的时候，他不是那种高调的强奸犯或虐待狂，虽然他时不时也会扇小偷一巴掌。他清白的记录足以让美国人将他回收进警署，作为一个鼓舞士气的专业人士，直到那些白人拍拍屁股走人。

“怎么了？”他走进办公室，朝着两位衣衫褴褛的渔夫扬起下巴，“怎么回事？这是什么？”

路路笑了起来，又浪费了米什莱些许时间。“我们听到了你在电台中说的话。”他朝着米什莱说。好几个警察围了过来。“就是那些快艇，你知道吧？我们听到你告诉大家保持警惕。那好，”他光着脚踢了踢地上的袋子，“这就是你要的警惕。”

米什莱皱了皱眉，随后朝帆布袋点点头。最年轻的警察蹲下，迅速解开其中一个袋子。他朝里看了一眼，缩回身子，发出一阵简短的歇斯底里的傻笑，然后又看了一眼。

“是可卡因。”

“胡扯。”米什莱说，不过还是蹲下朝袋子里瞧，双手从里面掏出一公斤可卡因。“你们在哪儿找到的？”他朝兄弟俩吼道。

“在红树湾。”路路回答。西多没说话，只是冷冷看着。他记得米什莱，当然警长肯定不记得他。“在红树湾的岩石堆里找到的。我们看到快艇离开，于是过去捡回来了。”

米什莱开始折腾另外两个袋子，逐个撕扯着打开它们，扒开最上面一层，然后将整只胳膊伸到包的最里层。回到座位后，他汗流浃背地审视着眼前这对兄弟，浑身发抖，就像一个第一次接触性事的处女。“跟我说说，”他开口了，脸上堆着笑容，几乎要被夸张的笑容噎住，“你们还找到过别的袋子吗？”

那天晚上，西多独自出海捕鱼。他的工作时间十分规律，如季节交替、潮涨潮落般准时。满月时他会出海捕鱼，这点和其他人无异；在月缺的日子，其他人都不愿下海，他依旧会出海捕鱼；新月升起时，海面情况更为糟糕；而飓风来临前夕，出海更是徒劳无功。可是，自从几年前他女儿夭折后，出海就不再只是为了捕鱼了。大多数的夜晚，他能看到的船只有那些快艇。如果他在海岸附近工作，他们会朝他的船开过来，也许是被船上的灯光吸引。西多只是继续摆弄着鱼钩和渔线，无视向他袭来的报丧女妖般的尖啸。当看清眼前只是个渔夫，他们会从他旁边擦过，船身化作一条光滑而苍白的曲线，消失在夜色中。

今晚他挂上用小银鱼和鸡内脏做的诱饵，用白炽灯照亮水面，然后就这么漂着，与其说是在想事情，不如说是在忍受着对自己人生的某种认知。自省，比直接为世界考量更好，这世界上充满太多你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比如，走私，或是混乱的政治，又或是为了解决温饱而引发的问题。或者是儿童死亡问题，这是三棵松地区一个残酷而又寻常的问题。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失去了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而最后一个，玛丽露西，是将近七岁时夭折的。这个孩子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个娇小可爱、四肢匀称的女孩，很任性。五岁时坚持要去上学，缠着父亲将她送到马里戈特年久失修的优等学校。前一天她还跳着绳唱着在学校学的功课，第二天就躺在垫子上浑身发热颤抖不止，脚踝发白，肿得像条腐烂的鱼。到了早上，她的双腿浮肿，眼神呆滞而冷漠。西多向邻居借了一匹栗色母马，用浴巾裹着玛丽露西，横着放在马鞍上。他们一路都没下马，直到那匹小马摇摇晃晃地将他们送到雅克梅勒。半路上，玛丽露西烧得神志不清，一边说着胡话一边唱着歌，那份活力是那么熟悉，西多觉得自己悲伤得快要发疯了。到了诊所，医生摇了摇头——没有抗生素，贸易禁令导致药物奇缺，连一片阿司匹林都拿不到。他们给了玛丽露西一张床，给西多一张垫子。那天晚上，生命逐渐从她身上流逝，就像从桶里慢慢漏走的水。第二天，西多再次将她的身体横放在马鞍上，他并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想躺到一条沟里去，静静等这一切都过去。路上的行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停下脚步，脱下帽子，低下头，还有不少人称呼他“兄弟”，为他祈祷。可是当他经过马里戈特的前哨时，走廊上的士兵们爆发出一阵笑声。一排士兵在阴凉处消磨时间，椅子倾靠在墙上，步枪在不远处支着。西多记得其中就有米什莱，他戴着中士臂章，蓄着神经兮兮的胡子，两条裤腿巧妙地塞在锃亮的靴子里。那一瞬间西多简直想宰了他们——他们怎么敢。随后他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笑话他，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经过。只是有个士兵讲了个笑话——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那阵笑声深深伤害了他，多年来一直在痛，那些他独自在海上漂荡的夜晚，这笑声就在他脑海里反复播放。

不到一个星期，马里戈特所有的警察都开上了兰德酷路泽①。米什莱自己则用现金购置了希瓦迪尔附近的一座优质农场，最起码流言是这么说的。最终他在电台上自我辩解：“所有的走私品都被上交到太子港的总部去了。”警长振振有词，而他自己，“上帝的子民和人民的公仆”正在指挥当地的毒品封锁工作，“和美国的反毒品分子携手合作。”

人们不以为然。真相就摆在你眼前，但是你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有一天在船上，路路说，“就是我们都是傻子，任由那些家伙摆布。”

“别说这种话。”西多反对，弯下身子捞了一把水泼到自己头上。那天很热，天空晴朗无云。他们周围的海水和天空一样耀眼，西多时不时会感到不安，以为他们正自由地飘在太空里。“我们是渔夫，我们踏踏实实地挣良心钱。你要对自己多一点敬意。”

“敬意？得了吧，西多，就像故事里的博奇和小坏蛋，我们就是可怜的傻博奇，那些警察正开着车子嘲笑我们呢。”每个海地人都是听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长大的，关于傻乎乎的博奇和诡计多端的小坏蛋，后者总有办法把前者的钱骗光。尽管读者本应同情博奇，但是西多发现人们也会被小坏蛋的骗术和怪招逗得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虽然他和路路一样反感，但他不肯承认。“我们试着去做正确的事。”

“你试着做正确的事，这可是饿肚子的好办法。”路路停下，点了根烟，“博奇饿着肚子，小坏蛋吃饱喝足。”

西多并不需要路路来提醒他生活可以变得多么混蛋，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玛丽露西死后，若是没有路路，他大概早就疯了。路路总是喋喋不休地拿他们的运气、捕鱼的生活和世界的不公开玩笑；有时候他会随着海浪的节奏突然着魔了，或是坐在船尾，说着“我认为人类就是上帝的影子”之类的话，又或者只是游手好闲地抽烟。这样西多可以跳起来臭骂他一顿，而不是安静地捕着鱼，直到悲伤将他撕成两半。可是一天早晨，路路却宣布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现在他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画夜里的梦境，画一些阴暗古怪的场景，那些画面仿佛来自他大脑里的水底王国。当他完成三四幅时，就带着画去雅克梅勒的广场晃悠，试图向在那边闲逛的白人兜售他的画作。那些白人大部分是救援人员，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晕头转向的游客。

“说说看。”路路口齿不清地继续说道。他用两只手把银鱼网绕起来，于是只能用嘴咬着线。嘴里咬着绳子还叼着烟，就没剩多少空间用来说话了。“埃斯特知道毒品的事情吗？”

西多想了想。“我想她知道。”

“你想她知道？你是说你告诉她了？”

“呃，没有。”

“她开始说话了？”

“你明知她没有。”

路路胳膊一扭，朝外抛撒渔网，渔网闪着光，像是温柔的亲吻一般落在水面上。“如果你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开口说话，那你怎么知道她知道了？”

“她也许没说话，路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听不到。她会去市场，她也听收音机。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太悲哀了。”路路说。渔网像陷入长眠一般沉入大海。“太悲哀了，我十分同情她。我想，如果你们再要一个孩子……”

西多摇摇头。接生婆说他们再也没法要孩子了，生玛丽露西对埃斯特的伤害太大。路路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水面，随后试探性地拽了拽渔网。

“你觉得那些毒品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西多回答，“很多钱吧，我想，如果你相信电台里的那些话。”

一时间，只听见海浪拍岸，海水汩汩，桅杆吱呀作响，仿佛脱臼的关节。兄弟俩都在思考同一件事情，也都明白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都不愿意开口。

“她的生活需要些改变，埃斯特，”路路开始收网，“你也是，西多，你现在糟透了。”渔网露出海面，一小团沙丁鱼挤在网底，“可是改变总是很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不喜欢改变的人。”

连续两周，路路每天都坚持出海，只是一刻不停地谈着钱，西多不禁怀疑他的兄弟变得市侩了，想钱想疯了。“你知道吗，”路路会说，“在某种程度上，钱太多是很可怕的。在你周围晃来晃去的那些人，和你上床的女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看上的是你的人还是你的钱。”钱钱钱，就像舌尖上的瘙痒。说这话的男人不久前还声称可以听懂狗的自鸣得意，说伏都教的女神们都十分眷顾他，时不时地让他发怔，或者进入他的梦境。有一天，他们正回收龙虾笼子，路路说：“你知道吗，西多，我不认为是撒旦诱惑了耶稣。我认为当时撒旦就没和他在一起，在旷野里受难的那四十天。耶稣一直都是独自一人，真的。没有任何人诱惑耶稣，除了耶稣自己。”

西多为他的兄弟担心，也为他们俩担心。偏偏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批走私品——这次有四个帆布袋，就躺在波坎角边缘的树荫下。路路琢磨了半天他们的现状，开口道：

“我根本不想要这鬼东西。”

“我也不想要它，”西多说，“那我们怎么办？”

一只黑绿相间的蜻蜓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海浪摩挲着海边的岩石，像一头牛在蹭去背上的瘙痒。“这次绝不交给警察。”路路说。

“对。”

“有什么我们姑且能信任的政治人物？哪怕只有一点可信度。”路路用手指尖比画了一下。

“梅里斯特如何？”西多建议道。

路路发出呕吐的声音。

“他以前是牧师。”

路路歪歪头，表示让步。

“他是个拉瓦拉斯党人。”西多说，想起阿里斯蒂德总统创建的这个曾经颇受尊敬的党派。

“我还以为他属于帕帕耶农民运动组织呢。”

“管它呢，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了。”

“好吧，那就是他了。他大概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让·马里奥·梅里斯特议员在雅克梅勒郊区的私人小院里接待了西多和路路。他上身穿一件白色的瓜亚贝拉衬衫②，下身穿着一条亚麻休闲长裤，皱着眉接过走私品，赞扬了一番查尔斯兄弟坚定的公民精神和对法律的尊重。没过几天，很巧，议员的随行人员突然开上了新的丰田皮卡在镇上招摇过市，武器也更新成了乌兹冲锋枪。梅里斯特议员自己换了一辆梅赛德斯SUV，广播说他有可能会去竞选总统。

好吧。你能怎么办呢。没有出海的夜晚，西多一般都坐在一棵杏树下，那是他自己的冥思场所。杏叶像疲惫的鸟儿一般落在他的周围，他试着不去想这些事情。邻居不时会过来闲聊和慰问，埃斯特也经常和他并肩坐在树下，一言不发地修补他带回来的破渔网。她从来不说话，但并不是因为乖戾或愤怒而沉默，自从女儿夭折后，她就患上了失语症。西多现在明白了。起初他以为她是生他的气，这点他能理解——他又何尝不憎恨自己？只是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恨自己。可是随着时间流逝，他开始怀疑她的沉默和他并没有关系，她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强烈的虔诚，就像对上帝许下誓言的修女，严格恪守着纯粹又苛刻的激情，将她们的人生活成一句祷言。

这样的沉默需要尊重。他不再尝试着逗她说话了，尽管这很孤独，有一个不再开口的妻子。一天夜里，两人正安静地坐在杏树下。突然邻居架着晃荡着胳膊的路路匆忙跑来。路路的眼睛肿得睁不开，脸就像烂掉的水果，胸腔里发出口哨般的声音。西多一听就知道他的肋骨断了几根。邻居们发现他跌坐在雅克梅勒的广场上不住地啜泣，浑身是伤，怒火中烧。他们把他抬到一辆开往马里戈特的私人面包车里，路上，路路喝了些水和几杯朗姆酒，缓了过来。他说自己站在梅里斯特的大门外，谴责参议员，他骂得那么义愤填膺，对方只好派自己养的恶棍冲出来当街给他一顿毒打。故事说完，路路好像恢复了体力，面包车进入马里戈特后，他奇迹般地重整旗鼓，挣脱了朋友又冲去了警察局，和米什莱起了冲突，导致他挨了第二顿打。

“我觉得警察本打算打死他。”阿尔西德说，他是在雅克梅勒找到路路的人之一。“但是我们告诉他们他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路路抓住哥哥的手臂，把他拉到面前。“我没疯。”他咬着牙对西多说，“我只希望这辈子能求得一些公正。”

“看见没？”阿尔西德翻着白眼，“彻底疯了。”

之后的那段日子，路路的女朋友们轮流过来照顾他，帮他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她们之间仿佛有着某种不成文的约定，总是依次前来，总是带一大盆炸猪肉或炸香蕉，而她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不快，至少在确认他可以活下去之前没有。经过几周的恢复，他已经有力气回自己家了。在此期间，西多独自在闷热的夏夜出海，坚持把两个人的活做完。每年这个时节，鱼群总是很稀疏，贝雷鱼和鲷鱼还没有开始洄游。西多不得不到离岸五六公里的地方才能捕到些像样的鱼，在那儿会被风暴袭击数次，还时不时有飞鱼袭来，像小鞭子一样刺痛身体。有一天傍晚，他将渔具收到船内，朝大海进发，先划到鳄鱼礁的豁口，从岩石上采了些海胆做诱饵。那天炎热而晴朗，刺目的阳光化为了蓝色。他将船停上了一处废弃的沙滩，沿着水道和潮汐塘一路寻找荆棘，海浪重击岩石，发出巨大而刺耳的声响。他一路拾过去，什么都没想。突然，几个帆布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三个袋子并排放在树丛旁，就像三块正在冷却的烤面包。他爬上沙滩，站在它们旁边，眨了眨眼，身体摇摇晃晃，竟有点呼吸不畅。阳光像闪闪发亮的钩子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树林环绕着海滩，知了在林间高声鸣叫，高大威严的树木俯视着西多的背，像是村里的长者组成的委员会。他出了一会儿神，想到了米什莱和梅里斯特，想到了路路被野蛮地殴打，想到了士兵们残忍的笑声，也想到了身为博奇的耻辱，但他并不需要这些说服自己的理由。看到那些东西的第一眼，他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拿走它们。

“你问我？”

路路坐在院子的披棚下，这是个用棕榈叶搭的粗糙棚子，可以在他画画的时候遮阳挡雨。皱巴巴的颜料管，装满刷子的旧罐子，画了一半的画作支在摇摇晃晃的画架上——路路就坐在凳子上，坐在这一切中间画着画。

“路路，别这样。我只是想让你帮个小忙。”

“想都别想，兄弟，我受够毒品了。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却差点害得自己丢了命。”

西多弯下腰，拉过一张椅子，开始看弟弟的最新画作。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男子戴着高礼帽，穿着燕尾服，正露齿微笑，身后是一大片燃烧的甘蔗田。从花哨的服饰、墨镜和时髦的手杖来看，这一定是格德，伏都教里的死神，同时也兼任性欲过剩的司戏者。他好像正在跳着吉格舞，熊熊烈火在他身后燃烧，就像平时身处混乱与破坏之中一样快活。格德爸爸是随祖先从非洲来到海地的众神之一，保佑着海地人度过了悲惨的奴隶时代及其之后的岁月。就算是到了现在，这个电脑、手机和跨国犯罪已网络化的年代，这位神灵也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仍未抛弃他们的仆人。西多无法想象没有神灵的人生，就像无法想象失去双眼或是理智的引导该如何活下去。

“路路，我快愁死了。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你在拿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你瞧，我当时只想着不希望它们落到那帮家伙手里。”

听到这话，路路似乎心软了。他正在往可怕的夜空里涂抹些许红色。自从被揍后，他开始大量使用黑色和红色。

“它们现在在哪儿？”

“我在祭祀埃尔祖莉的那间棚屋里挖了个洞，在祭坛下面。”

“有多少？”

“三个袋子，和第一次一样。”

路路鼓起脸颊，伸手换了一根画笔。大火之中有些小小的人影，像是在跳舞又像是垂死挣扎，难以辨别。

“埃斯特知道了吗？”

“她帮我一起藏的。”

路路又画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好吧，哥哥。我听着呢。”

“嗯，”西多说，“我在想，我们应该联系尼克松。他可能认识能帮到我们的人。”

“尼克松？他还是个孩子！”

“他已经成年了，路路，你总是忘记。而且他是亲戚。我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

路路考虑着，开始润色格德爸爸的嘴，描着他的牙齿，好让笑容看起来像是骷髅头无礼的睨视。“好吧，尼克松。”

“但是我不能去找他，米什莱已经在监视我了。我敢打赌，你也被监视了。”

画笔停在半空中。“你是说他已经知道了？”

“他如果确定的话，我想他早就逮捕我了，但他开始怀疑了。他的手下一直开车在附近转悠。”

“妈的，西多。这事很严重。”

“这可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们最好赶紧派人去太子港。”

他们通过路路的一个女朋友给尼克松送去消息，这个女人是一个小贩，每周都会去太子港卖橙子和青柠。与此同时，西多摆出自己最懒散的博奇面孔，忙活着自己的事情。眼下的首要任务是将船拖到岸上，检修防漏和重新上漆。这项年度工作可以让他待在家附近，同时又能待在室外，身处邻里之间。西多在心里盘算，如果米什莱要抓他，一定会趁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行动。事实上，一辆载满狗腿警察的越野车一天要开到村子里好几次，如此高调，难免惹人议论。西多混在沙滩上的民众之中，做着自己的事情，和其他人一样听说了谣言，据说一个本地人私藏了一批走私品。他发现邻居们对此十分喜闻乐见，每当他们谈论到愚弄警察时，总是笑得发抖，十分兴奋。

米什莱造访时正当中午，他开着政府配给的日产皮卡，在西多的房子前停下。西多和埃斯特坐在杏树下，刚刚吃完午餐。埃斯特平静地看着西多，眼神意味深长，胜过好几年说的话。他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她的表情告诉西多，而这是事实。西多意识到——女儿死去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他感到恐惧从心里消失，像被风刮走的帽子。

“尊敬的警长先生。”他的语气正式到有点发傻，一边说着，一边朝卡车走去，“您的驾临实在是让我太荣幸了。”

“你好啊，查尔斯。”米什莱也十分礼貌地回答，“我想和你谈谈。”他坐在车上，打量了一下西多的小屋：一尘不染的院子，房子只有一间屋子，屋前有一个精致的菜园，屋后的灌木丛里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棚屋。几年前，西多建了个棚屋供奉女神埃尔祖莉。

“当然可以，警长先生。”

“我希望你告诉我那些可卡因的下落。”米什莱说。

“当然，警长先生。请问，是哪些可卡因呢？”

米什莱慢慢地磨了磨牙，像是要磨掉牙齿表面的钙质。尽管手握大权，他在车里还是显得疲惫不堪，像个和妻子大吵了一架的男人。“我们听说上周有一批走私品被扔在了鳄鱼礁，上周四。有人看到你出现在那边。”

“是吗？唔，我也不知道，警长先生。鳄鱼礁，是的，没错，我有时候会去那儿，那儿是采斯里草和荆棘的好地方。不过我对日期没什么概念。你是说，上周四？”

米什莱露出恶棍一样的威胁表情。“有人看到你了，明白吗？我们知道你去过那儿。所以如果你知道走私品的下落，最好告诉我。”

“警长先生，如果我见到了毒品，当然会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什么，都直接去警察局，上次我和弟弟就把捡到的袋子交给您了。请您看看我们以前的表现，警长先生。您知道我们都是克己守法的好公民。”

米什莱的脸简直变成了蜥蜴。他喃喃道：“我们谈谈你弟弟吧。他这几天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西多的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很好，好得很，他没事的。没有任何问题，警长先生。”

“他自找的，你知道吧，他得受点惩罚。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坏话。”

“哎，我的弟弟。”西多哀叹着，扭过头望着树林，叶子反射的阳光像水一般干净。“您瞧，我弟弟有时候有点疯狂。您知道他是个艺术家吧？没错，他是那种疯疯癫癫的艺术家。但是我们会看着他的，完全不用担心，警长。他不会再找您的麻烦了。”

米什莱阴沉着脸，思索了半晌，然后使劲吸了吸鼻子。“查尔斯，和我作对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不会的，警长先生。”

“这件事情美国人盯得很紧，他们勒令我们尽快解决那些快艇。如果你知道什么，最好告诉我。”他猛地将车挂到倒挡，“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挡我的路。”

西多已经开始怀念曾经的生活了，那时他只需要操心如何在三棵松几近枯竭的海域讨生活。“这么小的鱼你也捞？”有次一个白人问道。那个人是来提供援助的，偶尔会在附近缠着渔夫问一些愚蠢的问题。西多耸耸肩，盯着自己的脚看，有点被对方吓住了。“是的，当然了，”他回答道，“就算我不捞，别人也会捞的。”事情就是这样，西多思索着，要么不择手段地获取，要么就得饿死，这一点在捕鱼这件事上不太明显。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都为毒品而疯狂。他担心得脑袋都快要爆炸了。等到尼克松终于出现的时候，西多恨不得马上摆脱那些东西。

他是半夜出现的，身边跟着三个朋友，三个身材粗壮的年轻人，皮肤漆黑，虎视眈眈，穿着时髦的丝质衣服，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路路和他们在一起，尼克松已经好多年没来过三棵松了，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才找到路路的小屋。尼克松是杜瓦利埃时期在太子港出生的，那时谣传美国总统即将前来访问。男孩儿的母亲——西多和路路的大姐以这个伟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希望能有机会谒见对方，或许还能让自己的儿子交上好运。访问的事情一直没有成真，而尼克松也只从海地渺茫的机会中汲取了零星的好运。近些年，他的消息透过亲友之口传回三棵松，尼克松似乎在禁令期间发了财，从多米尼加买了汽油，通过武装卡车运回太子港卖。

据说他现在拥有好几间加油站，以及一个私人面包车队。小尼克松啊，西多盯着桌子对面的粗颈大汉，心想，那个曾骨瘦如柴、病怏怏的小男孩，以前他的母亲总是坐船把他送到三棵松来让他养胖点儿。他首先要了一大杯水，埃斯特把杯子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尼克松捏了一小撮粉末，撒在杯子里，把杯子推到一根蜡烛的烛光下。晶体下沉，在触到杯底之前就消失了。接着他往一张香烟锡纸上撒了些粉末，放到蜡烛上烤，粉末像甘蔗糖浆似的起泡，融化成棕色的黏稠物。随后他又多捏了一些粉末，在木桌上撒了一排，从口袋里掏出根细小的金色芦苇秆，弓着背凑到桌上，将毒品吸进鼻子里。

路路惊恐地看着哥哥——用鼻子吸这玩意儿？尼克松坐起身，带着陌生的笑容，仿佛有萤火虫飞进了他的眼睛里。“叔叔，”他问，“你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些的？”

西多如实回答。尼克松似乎对快艇的事情了如指掌。

“拿到手多久了？”

“大约一星期。”

“还有谁知道？”

“只有我们。但是警察总是在附近转悠，他们起疑心了。”

“还有别人吗？我的意思是，有外国人知道吗？”

“没有，只有海地人知道。只有我们和警察。”

“这些值多少线？”路路问。在烛光下，他的眼睛像涂了一层亮漆。

“目前的行情是四千，”尼克松告诉他，“四千美金。”

“一帆布袋？”路路嚷道，高兴坏了，但是尼克松皱皱眉，看了朋友们一眼，然后转过身，对两位叔叔一字一顿地说：

“是这些值四千。”他碰了碰桌上装着一公斤可卡因的袋子。“这一包。”

西多听到尼克松的话，感到自己离死期不远了。这里面牵涉了太多的金钱，太多的疯子。可是下一秒钟他又想：是不是黑人为了赢得一点儿尊重，就只能这么做？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像路路那样去咒骂那些政府贼？或者像尼克松那样走私汽油？接着他感到梅里斯特和米什莱的动机其实并无二致，他们将毒品占为己有也是为了自尊——你要么做个傻瓜，要么做个盗贼，这是你活在世上的选择。西多很绝望，自知永远无法解释，他们其实——尽管看上去完全不可能——身处同一阵营。

“我们需要帮忙，”西多说，隔着烛光看着尼克松，“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

“可是，”尼克松说，“有个问题。我想我认识将这些东西走私进来的人。这些东西现在理论上还属于他们，要我把它们弄回太子港，我办不到。太明目张胆了，我没法在道上混了。我确实有办法帮你，但是你得自己将它弄到太子港。等你弄过去，我有办法销赃，但在此之前我不能碰这批货。”

西多几乎要哭了。“这儿有三百公斤。”他挥舞着手臂指着那几个帆布袋，它们看起来大得跟油罐车似的。“警察正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尼克松皱起眉。他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同情西多。“叔叔，我希望你尽快想出办法。如果你想不出来，我建议你用船把它们运到海上销毁。”

这个建议十分诱人。接下来的几天，有那么几个瞬间，西多很想一咬牙把那些毒品或是他自己直接扔到海里去，这两种做法都能立刻让他得到解脱。人们开始议论，说公路上有陌生人在巡逻。他们来自太子港，外表光鲜亮丽，在当地的海滩和海湾之间四处打探。警察仍不时在三棵松附近出没，米什莱以其他方式施加着压力：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一架美国军方的直升机在村庄上空轰隆隆地盘旋，探照灯在棕榈树和茅屋间扫射，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用克里奥尔语录制的消息。美国人以前也这么干过，在侵略时期，白人用这种方式散播自己的善意。现在他们大声宣讲着，提醒三棵松的村民他们的爱国使命，督促他们将毒品和犯罪分子交予法律处置。西多时而觉得直升机就停在自家的屋顶上，那充满魔力的嗡嗡嗡像是疯狂本身在喋喋不休，将他的理智撕得粉碎。

“没错，”这天下午路路说，“他们就是想侵入你的大脑。他们想把你逼疯。”

经历了昨晚的巡视，西多的下颚还在隐隐作痛。“那他们快成功了。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路路严肃地审视着哥哥，然后转过身继续作画。他同时画着四幅画，格德的各种化身浮现在画纸上，有的靠着椅子，有的在画架上放着，路路坐在中间的凳子上转来转去。这个月他一直在画格德，格德庆典日和万灵节就快到了，他指望着届时根本不会到来的大量游客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那么你现在什么打算，哥哥？”

“我也不知道。”西多将一张椅子拉到棚屋下。正午刚过，空气就像胶水一般黏稠；几幢房子外，有人即兴地敲着鼓。“我现在脑袋是空的，兄弟。根本没法思考。”

“米什莱还在附近晃悠吗？”

“昨天，埃斯特带了一批茄子到马里戈特去。他把她拦下，将所有篓子搜了个遍。”

“那个狗杂种。”

“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路路。”

路路正在画着一支送葬队伍，好几个格德在里面跳着舞，棺材高举在空中，欢乐而喜庆。西多凑近一看：棺材里一对年轻俊美的恋人正在酣畅淋漓地交欢。

“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吧，”路路说，“我觉得你想销毁它。”

西多叹了口气。

“没错，趁着大家都在庆祝格德庆典，溜到船上去，将它抛进海里，摆脱这玩意儿。”

“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西多，你在和我开玩笑吗？”咚咚咚咚咚——鼓手敲起了狂野而性感的班达舞曲，格德之歌。路路的手抖了一下，然后平静下来。“你难道要为一堆吸进鼻子里的东西丢了性命？”

“不，但我也不希望像个傻子一样活着。”

“西多，老兄，没人说你是个傻子。”咚咚咚咚。路路的眼睛忽闪着，翻了个白眼；那鼓声差点让他入迷，但是他深吸一口气，晃晃脑袋，摆脱了它的控制。“这些玩意儿不适合我们，”他清了清喉咙，接着说，“听着，尼克松比任何马库特都厉害，连他都不愿意碰这些东西。而我们，我们只是一介农夫，好吗？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我们生来是为了侍奉神的，过自己普通的生活。忘了这些毒品吧，西多。让那些政府贼去争吧。”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得到它，没有别的。”

“我也不想。”路路突然用鼻音很重的低沉声音说。当格德附身某人时就是这种声音。路路的身体无意识地一沉，然后他抖抖身子让自己醒来。“扔掉那玩意儿。”他似乎又变成了他自己，“倒掉它，就此了结。”

“这还不够。他们几乎都把你打死了。”

路路皱起眉头，转向另一幅画，一位格德身体前倾，双手搭在手杖上，屁股在双排扣礼服下翘起。他正伸着那十分迷人的粉色舌头，跟一群装模作样的资产阶级女士调情。

“那是我自己的事。”路路说，声音有点暴躁，好像被惹怒了。咚咚。“我那天有点疯癫。”

“或许我现在也有点疯癫。”西多说道，这话把他自己都吓到了，“一辈子就这一回，我一定要给那些家伙点颜色看看。”

路路猛然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转圈，撞得凳子向后飞去，仿佛一匹受了惊吓的马。他正在试图摆脱想要附身于他的神灵。可是路路太容易被附身了——听到一点儿鼓声就抵挡不住，或是跳跳舞、喝点朗姆酒，或者有些时候只是看了一眼被附身的人。“听着，”他说，声音紧绷而低沉，“这是你的事，是你拿了那些东西。你把计划告诉我，我会帮你，但这不是我的事情。你得做出决定，西多。”他想走走，但腿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他像对付顽固的树桩一般将它拔起，然后拖着那条腿，踉跄着离开。

“但是我得告诉你，”他转过头，“你最好尽快想出办法。因为我最近看你的时候，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字架。”

路路拖着步子回到屋里，西多听见他跌倒在垫子上，不久，从门内传来一阵含糊的不耐烦的咕哝，很像掘墓者的吟唱，打嗝似的咳咳咳。西多觉得脊背上的皮肤一阵刺痛，仿佛千万根针扎进骨头。他凝视着那些画作。快想出点办法，他告诉自己。快想。

万圣节前夕，西多·查尔斯买了张最后一班离开雅克梅勒的公共汽车的车票。街上已经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格德。等车时他把帽檐压得很低，看着人们穿着荒诞的服装出现在街头，脸上粗糙地抹着白色油彩。他们到处瞎转，用玩笑和愚蠢的曲子骚扰路人，隔空朝女人们晃动着胯部。被捉弄的人尖叫着配合他们。不过他们一边笑着一边僵硬地退缩，因为活生生的死神而不安。

日落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启动，西多低着头，心里默念着感激的祷文。巨大的厚纸板箱已安置在车顶，用胶带封住，外头又捆了一圈麻绳，并在每一面都打上“咖啡”的标签。能把它弄出马里戈特已十分超出他的意料，更别提雅克梅勒了。不过他指望着节日的混乱能为他提供一些掩护。车子离开市区，往山中驶去。他们经过一群身着白色衣服的人，他们是伏都教的忠实信徒，正徒步走向他们的神庙。其中一位扮成了格德，一路喧闹着，不时戏弄一下大家。越过薄雾弥漫的山谷和山峰，西多能看到山顶上缭绕的篝火，黄昏在重峦叠嶂中升起，就像从大地里渗出的灰绿色沼泽，将他们笼罩其中。

远远望去，雅克梅勒的万家灯火在山脚处聚成一团，随着山路的弯曲时隐时现，最终在耸立的群山间彻底消失。西多试图不要心存希望，但随着汽车越走越远，这变成一个极需意志力的行为，就像是要刻意屏住呼吸：每过一会儿他就得喘口气。一路上他从未停止向耶稣、圣母还有伏都神灵们祈祷，不求成功，也不求保全性命，只求更真实的、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救赎。

因此，当警告的枪声响起时，他觉得，这样也不赖。越野车一个大转向，在荒凉的山路拐角处超过了公共汽车，警察探出车窗，挥舞着手枪，勒令司机把车停下。现在这样的救赎，才是他应该竭力争取的——西多踏出大巴，感到异样的轻松，几乎充满了智慧，仿佛终于抓住了人生的真谛，此刻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再见到埃斯特一次。米什莱命令乘客拎着自己的行李排成纵队，人们忙着排队，警察们被独裁主义摄住了心神，在公路上作威作福，踢打着，叫嚣着，妇女儿童和男人一样被铐上手铐。米什莱站在一旁，静静地颤抖着，在自己愤怒的世界中酝酿着。最终，乘客们渐渐排成一队，背靠着公路护栏站着，护栏后面就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山谷，远处的山影就像木版画一样。西多意识到山谷里有人在敲鼓，这时米什莱沿着队伍走过来，在他面前停下。

“西多·查尔斯。”

“是，警长先生。”

米什莱朝旁边瞥了一眼，眼神意味深长，然后转过身来，狠狠揍了西多一拳。其他的乘客纷纷转过身，发出听天由命的悲叹。

“这是什么？”米什莱吼道，踢着那个纸板盒。

西多摇摇头，想甩掉眼前的金星。“咖啡，警长先生。拿到太子港去卖。”他以为米什莱会再揍他一次，但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安静之后，警长只是简单地命令手下打开盒子。其中一位用一把难看至极的刀子划开箱子的顶部，其他人从箱子里掏出两个沉重的粗麻布袋。获得米什莱的首肯后，他的副手一刀将它们全部划开。袋子被塞得太满了，豁口像闪电般裂开，里面的东西密密麻麻地倾泻了一地。

咖啡。接下来的几分钟，米什莱只能干瞪着眼。他走到马路中央，用力碾压咖啡豆，然后疯狂地摇晃着麻布袋，直到所有填充物被倒得一点不剩。他转过身，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人群，仿佛一切只是个梦，随后他回了神，眼睛露出凶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朝西多走过去，伸手掏出手枪。其他的乘客吓得一寸寸后退，连警察们也畏缩着不敢看他。西多转过脸看着天上的星星，将自己交给命运。这时，两辆巴士突然出现在拐角，大声按着喇叭，便携式音响大声放着音乐，音乐中潜藏着低沉的汩汩声，仿佛有个即将爆炸的蒸汽锅炉。两辆大巴停到路旁，开着远光灯，逆向飘来的柴油尾气在四周弥漫。车门啪的一声打开，警察们和囚犯眯着眼看着一片虚空，只见下一秒，一群格德从车门里冒了出来，像群精神失常的送葬者般朝他们冲去。

不要，西多心想，继续走啊，可是马上他就发现事情已经脱离控制了。格德们跳着舞来到马路中央，哼着歌，牙齿咯咯直响，一边开心地放着屁，一边朝警官们走过去。许多和西多同行的乘客立即着了魔，跟着摇晃起来，直到被旁边的人拉住。他们瞪大眼睛，吸起脸颊，和格德们交换问候仪式。他们用力摇晃着双手，转着圈，将胡椒朗姆喷到彼此的脸上。很快，马路便被格德们占据，他们眼神迷离，吟唱着咒语，大多数带着十九世纪的时髦派头在马路上昂首阔步。格德们穿着破烂的双排扣长礼服，肩膀垫得高高的，头戴高礼帽，折着翼领，有些还套着一只或两只鞋罩。也有几个戴着面纱，穿着标准长度的晚礼服。他们先是偷了警官们的帽子，然后向他们索要食物和金钱，甚至想掏空警察的口袋。六七位格德围着米什莱，对他推推搡搡。自从上次着魔之后，路路的变化如此之大，西多险些认不出他来。此刻他成了一位特别能言善辩的格德，正恭维着“米什莱夫人”身上可怕而刺鼻的香水，称赞这略显刺激的芳香正是她的魅力。

“都给我滚！”米什莱怒吼，“警察在办案！”格德们立即夸张地向人们敬礼，随后将手杖甩到肩上，稳步前进，喊着愚蠢的口号，将米什莱围在中间。还有几位格德跑过去假装吓唬众人，不时在队伍中引发尖叫声和笑声。米什莱战战兢兢地举起手枪，可是他怎么敢对死神开枪？他的副手们开始捏着脖子作呕，因为吸入了泡过胡椒的朗姆，这东西比他们腰带上挂的辣椒喷雾更有害。格德们彼此大口喷着朗姆，警长的帽子不见了，衬衣上沾满朗姆酒和唾沫。他跌跌撞撞地朝西多走去，然后咬着牙转过身，发出呕吐的声音，眼睛瞪得大大的，和想附在他身上的神灵斗争。西多最后一次看到米什莱时，他正朝备受折磨的手下怒吼着索要朗姆酒，他们手忙脚乱地架着他逃回车子避难。

“跟我们走！”路路朝着众人喊，“我们要去王宫见总统！”乘客们欢呼起来，收拾好行李。很快车队迅速穿过村庄，格德们探出车窗，唱着下流的歌曲，从山间到首都，这一路上村庄的宁静都被他们搅乱了。西多握着目的地的地址，可是不管是路路还是兴高采烈的司机都不愿听他的，车子穿过马尔斯广场，停在皇宫门口。公园里挤满了狂欢到午夜的人们，当格德们从车子里涌出来时，引起了核爆一般的狂欢。被吓住的宫殿保安拒绝为他们开门，可是人们一直高亢地吟唱，最终把总统从王宫里唱了出来。总统左右边都站着贴身保镖，他一边笑一边做着鬼脸，仿佛一切都只是个大玩笑。他发表了一通简短而无聊的讲话，夸赞了独一无二的海地人民，然后隔着栅栏给了每位格德五古德③。

所以，即使是总统也必须承认死神的地位。得到了想要的尊敬，格德们心满意足地离开，西多哄着他们上了巴士，指挥带路的司机直接开到贝尔维尤的一幢房子前，尼克松和他的伙伴将他们轰进房子。随着神灵离开大家的身体，一个个恍惚的三棵松渔民逐渐清醒过来。大家脱下外衣和裤子，翻过来，露出缝满了小袋子的衬里。三棵松的女人们一辈子都在修补磨损的渔网和船帆，个个都是专业的女裁缝。每个小袋都卷好、收成一束，让衬里看起来十分平整，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每个人的衣服里都藏了八到十公斤可卡因。格德花哨的服饰足以撑住这份重量，而着魔其实本不在计划之中，得知格德占据过自己的身体，大家都欣喜不已。很快，一场庆祝开始了，一次非正式的狂欢宴会，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大口地喝着朗姆酒。尼克松一直站在椅子上，发表着伤感的演讲。路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不停地拥抱自己的哥哥，每隔几分钟大家都向西多祝酒，西多坐着，把椅子背抵在墙上，免得他们再拍他的背。

西多当然十分开心。不过他现在更想回家。

路路有时候还是会笑他。他会坐在那儿打量西多，然后无缘无故地笑出声：“我还是不敢相信。”

“相信什么？”西多问他。

“没什么，哥哥。你太有趣了，没别的。”

某种程度上，生活简单些了，虽然依旧充满忧虑和危险。三棵松的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子，清一色的混凝土砖房，还有了自来水和牢固的锌皮屋顶，下雨时啪嗒作响。在新房子里住了几周之后，埃斯特哼起了歌，而最近她开始用细小谨慎的声音唱出声了。正如路路所预言的，这个改变对她有好处，不过西多知道自己要继续保持耐心。大多数邻居也换上了新船，装着大型舷外发动机，可以飞速前进，然而西多还是留着他的旧桅杆帆船。反正他现在也不怎么捕鱼了。他和尼克松现在共同拥有一家德士古加油站，每个月尼克松都会给他寄钱，收入比以前西多捕一年的鱼赚得还多。他将一半收入交给埃斯特，剩下的都捐出去，或者拿来供奉神灵。

生活是轻松了些，但是西多知道自己不能放松警惕。警察的越野车还是会时不时经过他家门前。到了晚上，美国的直升机经过三棵松开往海上——他们现在会对快艇开火，狙击手带着高火力步枪，将它们悬在机舱口，不过最近快艇上的人也开始反击。西多知道这些夜晚飞行是一个信息，他也知道一有机会，米什莱会立刻将他逮捕。不过西多对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里那份关于某位“希托·查尔斯”经营毒品的秘密文件一无所知，他只是偶尔为那些“眼神”心烦。当太多人都在谈论你的时候，这种烦躁与焦虑是在所难免的。

他知道他们迟早会来抓他——或许是美国人，或许是帮派分子，又或许是警察。与此同时，他时刻保持警惕，到了晚上，他感谢神灵让他又活了一天，为身处天堂的女儿的灵魂祈祷。上一次玛丽露西出现在他梦里时已经十四五岁了，长得苗条又漂亮，穿着路夫鞋和优等学校的格子制服。她夹着教科书和活页本，走进院子，一直朝西多笑。

“今天学校怎么样？”在梦里，西多问她。

“今天上了数学课！”玛丽露西欢快地回答。

“学了数学啊！”西多大声说，十分感动。玛丽露西走到杏树下来陪他，西多和女儿坐在一起看功课，沉浸在幸福里，尽管他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梦。

①丰田出品的 SUV。

②胸前打褶的四兜衬衫。

③海地货币单位。

狮口

每晚六点左右，吉尔都会赶到皇家塞拉大酒店，在露天酒吧的电视前找个位置坐下，看看新闻打发时间，安静地喝酒，直到微醺。斯达基则在外面露台上做生意。最近几周，这已成了她最爱做的事，一边看着新闻一边喝酒，直到夜幕降临，斯达基在自己身后忙碌着，他就像一个温暖的盟友。她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一个不太正经的解释：她不用转身看就能感应到他，仿佛他身上散发着微妙的热量或味道，而她有专属接收频道。

“傍晚好，小姐。”巴兹正用菠萝和樱桃装饰着托盘上的酒，看吉尔滑入座位，朝她微笑着打招呼。她是一个很好的顾客——有耐心、说话轻柔、长得漂亮、是个白人。她是斯达基的朋友，和俱乐部会员别无二致。

“伙计，今天感觉如何？”

“挺好的。您呢，小姐？”

“也挺好。可以给我一杯朗姆可乐吗？”

“没问题，小姐。”

一阵微风吹过，像一条潮湿的天鹅绒毯从海面飘来。日落后的几分钟，天空变成了一种明亮的银蓝色，好像要把白日灼烧的强光洗涤干净。皇家大酒店坐落在半岛最偏远的尖端，这是一幢廉价的混凝土建筑，附带着一片美丽的沙滩和日渐坍圮的热带奢华。没人敢去泳池游泳，因为担心感染霍乱；无人打理的场地被野草和垃圾侵占着，霉菌像波涛一样席卷了墙面，形成复杂的旋涡，就像一张天马行空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皇家大酒店可能要算弗里敦最安全的地方了。而且，在吉尔看来无疑也是最堕落的地方，无数声名狼藉的外国人带着发财梦来到塞拉利昂，首选的居住地就是这里。一帮黑得像炭一样的妓女坐在酒吧附近的沙发上，放肆地打量着进出大门的每一个白人男性，另外几个姑娘则在露台上徘徊。去年，前线向南推进了几英里，虽说几个月前叛军就被驱逐了，夜晚还是可以听到枪声，都是联合国与顽固分子或者自由帮派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到了早晨，偶尔会有尸体冲上酒店明信片一般美丽的沙滩。

“您的朗姆可乐，小姐。”

“谢谢你，伙计。”

新闻从美国总统竞选转换到一则财富效应的报道，有关美国高新技术人才和长期的股票牛市所带来的辉煌富足。尽管只有短短一瞬间，吉尔还是觉得有一点气馁，她竟眼睁睁地看着世上最佳的赚钱机会从手中溜走了。虽然就算她从未离开美国，她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无视这些机会。她生来就对金钱和奢侈充满怀疑，而且对无聊的容忍度非常低，这一点更加重了她军人般的禁欲主义。怎样才能从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挣到钱呢？首先你得在乎金钱。在吉尔看来，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巧合，像她的个人偏好一样，也是一种巧合，就像随机生成的数字。她的父亲在乎金钱，非常在乎。她是在康涅狄格的黄金海岸上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有个哥哥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显然很在乎钱，还有一个企业家姐姐，坐在特里贝克区一间敞开式公寓里编着软件，大笔大笔地吸着金。这个世界有太多花不完的钱，也有太多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她常常想，是什么阻止着这个世界化为灰烬呢？你觉得，如果有白人暴毙，他们会削减我的基金吗？她曾写信问母亲，母亲回信说：回家吧，美国也有挨饿的人。

她在凳子上转过身，正迎上斯达基的目光。他和一个黑得发亮的男人正谈得起劲，但还是分神冲吉尔做了一个讽刺的表情，嘴角沾上一点得意。他们大概在谈钻石，也可能是任何其他生意，棕榈油、铝土矿、虾、钛、橡胶——在一个经济崩溃的国家，可做的生意太多了，斯达基已经在这儿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好几年，大部分行业都插了一脚。而且他让这一切看上去那么简单，很令吉尔佩服，在她看来，挣钱既麻烦又充满罪恶。“光努力是没用的，要学会掌握技巧。”他操着上流社会的口音告诉她，他的声音也是原因之一，圆润欢快，让他讲的事情听起来都言之有理。他给予人们希望，令他们相信某种真实已触手可及，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威胁着要把一切吞噬干净的地方。

这时候，他找了个借口，溜到吧台这边。他外表不怎么起眼，个子不高，腿脚粗壮，肉乎乎的脸看起来有点迟钝，日益稀少的头发染成一种黑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颜色。他对于金饰的品位非常糟糕，大多数时候穿着休闲短裤、平底凉鞋和雨果博斯的高尔夫衬衫就去谈生意了——标准的度假村装扮，在这世上真正的地狱之中。褪去衣衫，他比她预想的更糟糕，苍白柔软的身体就像一个面团，中间夹杂着不起眼的筋脉。最让吉尔吃惊的是，他自己竟对此毫不在意。

“生意怎么样，巴兹？”

“呃，老板，小打小闹而已。还是喝萨斯曼吗？”

“只要你倒，我就喝。”斯达基摩挲着吉尔的手，想通过这个动作和她显得自然又亲密。“国内有什么消息，亲爱的？”

斯达基常这样开玩笑，他坚持将吉尔对新闻的投入理解为一个机灵的姑娘对时事的兴趣。他们都心知肚明，她看新闻的主要目的是缓解紧张与焦虑。

“哦，他们依旧在不停地挣钱。”她说，“考虑着接下来要把炸弹投到哪个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做个美国人，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笑话，是吧？”

“得啦，没有人认为是你的责任。你吃东西了吗？”

她摇摇头。

“那和我们一起吧。来吃点晚饭，别再想着新闻了。”

“我会去的，”她故作苦恼地说，“可是我总是不知该和你的朋友们说什么。”

“胡说，你充满魅力。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你。”

喜欢，当然；不管什么样的白人女性在这儿都是抢手货。“刚刚和你讲话的黑人是谁？”

斯达基接过巴兹递过来的酒，捏着酒杯的手背像牛里脊一样微微鼓起。“那是卡莫拉。直升机场的钻石主管。”

“我就知道我见过他。所以他也是你的朋友吗？”

“勉强算是。他带来了新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怎么说呢，你听了大概会高兴，不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斯达基瞄了她一眼，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睛像葡萄酒一样深邃。“今天他们在安特卫普逮捕了一个人，费林公司的。很显然，他正试图运送一批塞拉利昂钻石。”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没有。”斯达基的脸色十分严肃，“很吃惊，对吧？人人都知道那个禁令是很好的公关政策，但没人想到他们真的会执行这该死的玩意儿。”

最近几个月，各界都对推行贸易禁令施加压力，要求禁止未经登记的钻石流出塞拉利昂，这些钻石就是叛军用以维持运转的“血钻”。数年前，革命联合阵线从利比里亚冲过来，打着含糊不清的口号要解放国家。这其实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做的是抢劫、强奸，以及屠杀所有能抓到的农民。他们确保军队有足够的大麻和可卡因吸食，而正是这些叛军的步兵——大多数还未成年，有一些刚刚十岁出头——让难民营里塞满了断手断脚的人。“剁掉。”他们这么说，将受害人的一只或全部胳膊砍断是他们惯常的做法。“短袖还是长袖？”据说扬起大砍刀时，他们会这样戏谑。

“来吧，吉尔。我允许你幸灾乐祸。”

吉尔板着脸，盯着电视。此刻，她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他们之间存在争执——没有任何争执，只要她一想起目睹过的惨剧。

“我没有幸灾乐祸。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得到。”

“他们做不到，”斯达基赞同道，“但是他们绝对能抑制出口速度。最近几个月确实风声很紧。”

吉尔抿了一口朗姆酒。“那你打算怎么办？”

“哦，”他一副轻松的样子，“还不至于慌慌张张地跑掉。我会逗留一阵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来真的。”

“如果是呢？”

他低头仔细研究杯里的酒。“那么我只能跟着买卖转移阵地了。莫诺或者几内亚，石头会被运往那里。”

“上帝啊，斯达基，你真的打算抛弃我们？想想你会多怀念这里的美好时光！”

他的笑声很粗糙，仿佛卡着口痰，生涩得像巴兹的混合刨冰的味道。“好吧，我确实应该好好考虑。在塞拉利昂的美好时光肯定会令人怀念。”笑完之后，他的神情温和起来，眼里充满柔光，直直地盯着她，仿佛想诱导吉尔说出只有心理医生知道的秘密。吉尔转过身去看电视——她感受到，而不是听到他的叹息模糊地中断，然后他靠过身来，发出轻柔的哧哧的笑声。

“你知道你此刻多美吗？你是上天的礼物，吉尔，这就是你对于我的意义。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亲爱的。”

他的话让她觉得温暖而放松，双眼微微失焦。这就是被爱着的感觉吗？在遇到斯达基之前，她从不允许别人这样对她说话，最近她有点儿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要去最困难的地方——签合同的时候她明确表示。她跟随和平护卫队在危地马拉待了两年，又跟着救助儿童会在海地待了三年。从此以后，只有情况最糟糕的地区才能满足她。我要去最困难的地方——不论何时，答案一定是塞拉利昂，“狮子山”，一个不起眼的西非国家，因优质的金伯利钻石和惨绝人寰的内战为世人所知。这一次，她签约成为了世界救助服务国家项目的负责人，这是一个新教徒发起的伞形组织，长期致力于粮食救济。参与工作并不要求担任过神职，只要能忍受美其名曰“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以及拥有受虐狂式的工作态度。这便是可笑之处：她来到塞拉利昂，决心过真实的人生，却发现自己在这里产生了很多陈腐的念头。她想要变得愚蠢。她想要变有钱。她想要变懒惰、被照顾、被宠坏——最近这些念头全都出现在她的幻想中，对没有罪恶感的生活的精神探索。斯达基很有钱，老得足以做她的父亲，充斥着和她搭配完美的陈腐念头。他们在大使馆的派对上相遇，她曾试图挑起争吵。每个做钻石生意的人都是她天生的敌人，可是他眼中有一股善意，双颊略显病容的凹陷让他从骨子里散发着正派人物的气息。从他的举止中，她就感到平静，感到安全。没有经过什么挣扎，当晚她就跟他回了塞拉皇家大酒店，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每天傍晚，吉尔都开车过去，和他一起过夜。非政府组织圈子里的朋友们都认为她疯了。可能是，她对自己说，也许这才是疯狂的本质。鄙夷那些恰恰最吸引你的事物。

“这么说，吉尔，你真的喜欢这个家伙？”

她正坐在办公室外煤渣砖砌的门廊上，快速翻阅丹尼斯·哈奇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带来的挂号文件。一两周之后，她会被派去领导一个小车队穿越东南部，为依据计划即将遣送回国的难民运送重新安家的物资。这一切的前提是诸事顺利——首先革命联合阵线要恪守洛美协定，同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得按兵不动，并且雨季不能提前，此外她的司机还得保持清醒。总之，有上百件她无法掌控的事情会在同一时间发生。

“我想是的。”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继续翻着资料。每张表格都记录着一个家庭的关键数据。年龄、身高、体重、臂围——用数字画成的简笔画。

“他肯定喜欢你。”丹尼斯从门口看着她的办公室，羡慕着斯达基赠送的变电器，“可以用‘唯命是从’这个词吗？”

“我不清楚这批物资里包含多少稻种。”

“这个嘛，我们还在细化这方面的信息。”在救助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年，丹尼斯已然精通充满讥讽的官腔，这一点吉尔时而觉得有趣，时而十分厌烦。

“连个具体日期都没有？”

“没有。”

丹尼斯在吉尔旁边的藤椅上坐下。他身材瘦削，形容枯槁，活像一个狂热的跑步运动员，但长相还算好看，有点书呆子气，多少是吉尔喜欢的类型。他很聪明，蔑视权威，自然成为吉尔在系统中的同盟。自从他一年前来到塞拉利昂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有点暧昧。但是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或者说是一种节奏或是其他什么无形的东西。那些他们熬夜喝酒聊天的夜晚，他从未有过进一步的举动。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那他究竟算什么呢？只是个熟人，这是她最近得出的结论。

她翻到文件前面的预算部分。“每吨运费一百四十元。”

“你能忍受吗？”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

吉尔啪的一声盖上文件。“那么我想我只能忍受了。”

几个缝纫合作社的女工经过，她们带着在外面的摊子上买的零食，羞涩地同吉尔与丹尼斯打招呼。合作社被安置在大院最里面的楼里，这算是该项目除了粮食救济的核心任务之外的一项副业。一年前，在一种灵感的驱使下，吉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办起了合作社。改造仓库空间，四处乞求基本设施，从难民营里拽来四十名女工，组织她们制作类似裙子的拉帕。项目的主仓库正对着办公室，是一幢煤渣砖盖的大楼，屋顶贴着金属薄片，两侧都安装了卷闸门。视线所及之处，每件东西都反映出吉尔对秩序的狂热：一条条整齐的石径，盖着茅草的挡板和干净整洁的棚屋，以及沿着院墙种下的用于遮阴的凤凰树。院墙外是一个满是悲惨和混沌的世界，但在这里，她雕琢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小岛。

“那么，你的情郎最近怎么样？”丹尼斯爽朗地问道。

“他还好。”

“关于禁令，他怎么看？”

“对生意不利。”

丹尼斯笑了。“废话，吉尔。但是对国家有利，希望如此。”

“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你知道，联合国已经在科诺所有出境公路上设了检查站。从内陆飞来的人基本都要接受身检查。”

“这仍然很可笑，他们没法制止这一切。你可以把价值百万美元的钻石塞到一管牙膏里，还能余下空间塞进大半的牙膏。”

“好吧，我想你现在已经是专家了。”

“这不过是常识，丹尼斯，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

他飞快地冲她做了个邪恶的表情，仿佛她说的话罪大恶极。她反省了一下自己道歉的冲动。

“上帝啊，吉尔，你到底看中这家伙哪一点？我这么说都是作为一个朋友——”

她转过身去。

“——一个真正关心你的人。和你混在一起的不是什么好人，知道吗？他们插手了太多肮脏事儿，几乎要把这个国家榨干了。这与我们所做的一切背道而驰。我简直怀疑你到底是哪一头的。”

吉尔相当冷静，她感觉自己飘浮于这一场争吵的上空。“那么你希望我和谁混在一起？”

“你瞧，我只是想说，我很担心你。你和那个家伙并不合适。每次我试着想象你们在一起的画面，都是一片空白。我只是觉得你和他在一起是某种病兆。”

“没错，你说得对。性爱通常就是一种病兆。”

丹尼斯畏缩了。“好好好，算了，我闭嘴。我知道我越界了。”他用手拨弄着头发，“反正我说什么都不重要。”

吉尔微微一笑表示承认。她意识到这些天丹尼斯总是让她心烦。

“你知道，”他说，“既然他对你言听计从，或许你可以让他为合作社出点力。”

“不。不能那样做。”

“申请的款项通过了吗？”

“国际助残组织上周拒绝了我们——我猜他们是不相信真的存在独臂女裁缝。CRS也拒了，还有全球救济，所有人。他们把钱全送到科索沃去了。”

“好吧，科索沃最近是挺火的，而且现在许多人觉得塞拉利昂无足轻重。”他伸直腿，小心地活动着膝盖，“你还能维持多久？”

“几个星期吧。如果勒紧裤腰带的话，也许可以撑一个月。”

“如果你把数据给我，我会想办法弄点钱给你，应该足够让你坚持到正经的款项到位。”

“资料在阿伊莎手上，”吉尔马上站了起来，“跟我来。”

合作社位于一幢狭长的建筑物中，一侧的窗户上钉满了木条，粗糙的木桌排成一排排。每排都摆着装满了乡村式样的布料和加拉①的篮子。女工们两人一组工作，一人缝纫，另一人固定布料。用不了几周，这些女工就非常娴熟了，缝纫的速度和肢体健全的女裁缝一样。效率高的日子，合作社一天能生产两百多套服装，可是一件一件卖起来非常慢，黎巴嫩商人不愿意大批量购买，除非他们对和平状态的前景感到满意。

每次踏入合作社大门，吉尔总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各种感觉朝她涌来，让她沉默而又心焦，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正置身别处。大概和信徒步入教堂时的心境差不多——与苦难息息相关，她猜，除此之外她没有心力再去深究。当丹尼斯与阿伊莎翻阅资料时，吉尔清点着早晨生产的衣服，一边干活一边观察整个作坊。她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到女工们的残肢上。某种程度上，她从未真正将它们抛之脑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想否认自己的痴迷。她会——看上去很可耻、带有一点色情的意味——想象自己被截肢的画面。“当你被截肢时，会变成红色。”一名女工告诉她，“一切都变成红色的，血红一片，好像你心里着火了似的。”吉尔确信，如果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一定会惊恐而死。大部分人确实死了，表面上看更像是死于失血过多而不是死于惊恐，她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些女人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她们不只是活了下来，似乎还能时不时发自肺腑地开心。最近吉尔不时在她们工作的时候听到欢声笑语，看起来她们正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对于吉尔几周之后可能会关闭合作社的事情，她们毫不知情。

“我没法保证。”丹尼斯说，她送他穿过院子朝吉普车走去。院墙外面的街道上传来雪崩一般的吵闹。

“你知道的，我已经很感激了。”她说，觉得可以开个玩笑，“请随意夸大那些数据。”

“你知道这从不是一个好主意。”他没有笑——他不会认为她是认真的吧？走到车子旁，他转过身很认真地打量着她，她不禁担心会发生什么离谱的事。

“吉尔。”

“怎么？”她回避他的目光。

“你确定你没事吗？”

“我没事，丹尼斯。”

“我也说不清，只是你最近看起来太疲惫了。坦白地说，我觉得你非常压抑，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们都很担心你。”

这番话对她的影响出乎预料。她咽了口口水，下意识地调整呼吸，可尽管如此，她话里的讽刺听上去还是不太对劲：“好吧，我可能只是对这个地方有了正确的反应。”

“那还是压抑，吉尔。如果我是你，会仔细想想。”

有的夜晚，他们在房间独处时，斯达基会拿出一小批钻石，手把手教她价值评估的微妙之处。他好像很享受教导她时自我膨胀的感觉，享受这种角色扮演，还有其中不那么含蓄的性暗示。吉尔也非常配合，她并非不感兴趣，而且觉得很愉悦，虽然钻石本身十分让人失望。在打磨之前，它们只是一颗颗灰扑扑的小块，轻飘飘的，在手心蹦蹦跳跳，像婴儿的牙齿，然而就是这些小东西，让他置身致命的旋涡中心。晚上，她看着他脱去衣服，把口袋里的东西一点一点掏出来，翻出一张张小纸片，鸡尾酒餐巾，还有火柴盒外壳，上面写满了名字和电话号码。第二天早晨八点他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到了九点他就在楼下与人会面了，像个小国王一样在露台上接见各国使者。她开始理解这一切，挣钱或许真的能充满乐趣，以及为何挣得越多，乐趣就越大。而最近她得到另一个启示：斯达基只对他自己负责。这一点，她认为是做生意巨大的奢侈之处，能让人过上一种除了挣钱什么都不用操心的生活。她对此很陌生，这个禁果充满异国情调，直到她想起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可是斯达基有自己的一套，他对很多人都施以援手——还是说这是他灵活处事的一部分？他送礼和做人情时十分大方，对乞丐出手阔绰，小费丰厚得足以养活所有饭店员工。他毕业于职业院校——机械制图专业，他向吉尔坦白过，对于自己的过往也没有讳莫如深，足以让吉尔了解他童年过得十分贫寒，和她大相径庭。可他对此并不敏感，也不会叫苦连天。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听她描述自己的童年，他将其称为她的“美式”生活，大房子、马厩、名校、大学。在床上，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从来不强求，也不坚持。他不需要强求，吉尔心想，暗自笑了，感到一股热浪涌上脖子和脸颊。她想，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就该这样对待你。

“你瞧那些狗杂种！”

她正坐在吧台，呷着今晚的第三杯酒。丹尼斯·哈奇滑进她旁边的凳子上，冲着电视仰起下巴。CNN正在播放最新一批科技新贵的报道。都是一些亿万富翁。

“你来这里做什么？”

“约了人。”他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视机，“这种报道让人想吐，不是吗？”

“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些人精力充沛，目标坚定。这是他们努力的成果。”

“最近卖了多少钱？”

“一分钱都没有。”

“我也是。”他笑了，“真恨不得这鬼玩意儿早点崩溃。”

吉尔觉得自己应该抱有些同情，甚至是赞同。“所以你和谁约了？”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个头儿从科纳克里过来，我们需要加强一下战略储备计划。以防万一。”

“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星牌啤酒。”丹尼斯对巴兹说，然后从凳子上转身朝露台望去。每张桌子上都混坐着白人和黑人。音响里播放着贝斯弹奏的重节奏音乐，侍者端着酒水在楼梯上穿梭。一位令人眼花缭乱的妓女，头上的金发编成了玉米垄式样，当着丹尼斯的面挪动了两英尺，好把他挤出自己的视线。他讪讪一笑，转过去对吉尔说：

“皇家大酒店天天都像开派对似的。”

“总有人要找点乐子。”

“那你为什么坐在这儿？”

她顺着他的视线，看到斯达基的桌子，那边已经里外挤满了三层。“现在是他的工作时间。”

“所以？”

所以——如果她坐在他旁边会像个妓女？“我更喜欢坐在这儿。”

丹尼斯转回吧台，他们聊起了工作，交换了相熟的外国人的八卦，谈了谈政治局势。吉尔没有提起合作社，她耐着性子等丹尼斯提起这个话题，而他一直都没有提。吉尔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从政府手里拿到钱了。她点点头，小口地抿着酒，满心绝望，勉强支撑着，尽量不显露自己的情绪；如今这已成了她的第二天性。这时斯达基朝吧台走来，点了一杯萨斯曼，随后礼貌地朝丹尼斯笑笑。吉尔介绍他俩认识。

“哦，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斯达基说，他们越过吉尔握了握手，“还在发展中，对吗？”

“很不幸，确实如此。”

“我想是目前塞拉利昂唯一的。”

“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你们这些卖钻石的家伙干得都不错。”

“恰恰相反，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发布了禁令。不知你听说了没。”

“我不觉得像法律这种小事会绊住你们的脚步。”

吉尔盯着电视，一只手扶着酒杯。对于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她并不意外，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请允许我给你些提示。”斯达基说，“我的手下现在困在科伊杜，手头握着相当于六个月产值的钻石，而我没有办法和他碰头，尽管我做梦都想。这儿的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被慢慢地扼杀。再这样过一两个月，我们都要关门大吉。”

“泪流成河。”丹尼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你说什么？”

“泪流成河，是种修辞手法。大意是你们这些家伙可以去吃屎了。”

“哦，这样啊。你还真是多愁善感。”

丹尼斯冲着啤酒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这套禁令的想法就是一通多愁善感的胡扯。让那群搞人权的感动得一塌糊涂，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方便德比尔斯公司继续垄断市场。他们看上去义正词严，为了禁令之类到处游说——先以良好公民的名义排挤同行业的小公司，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打开市场。一切都是场闹剧，孩子，一场骗局。我以为像你这样聪明的伙计不需要我来点醒。”

“这个世界从来不干净。”丹尼斯说，“我他妈的才不需要你这种人来教我。”

“是呀，说得好，这个世界从来不干净。但如果你认为这一切真的会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人们依旧会买卖钻石，我的朋友。只是换了一批人而已。来吧，”他朝丹尼斯举起酒杯，“干杯。”

斯达基转身要走，吉尔拽住他的胳膊。

“留下来，”她低声说，手拽得更紧，“别理他，留下来。”

丹尼斯的脸变得毫无血色；吉尔第一次对他毫无歉意，心想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他转过身去，回头看着他们，仿佛情不自禁。“去你们的。”他最终喃喃地说道，然后离开了。

“哦，亲爱的。”斯达基有些烦躁，看着丹尼斯穿过露台往外走去，“希望我没有影响你的心情。”

“没有关系。”吉尔报以微笑，拉着他在自己旁边的凳子上坐下。她几乎要笑出声来，好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想法。

“如果你能让手下到波密去，”她说，“我可以帮你把钻石弄过来。”

“得了吧。你怎么弄过来？”

“我们有几辆卡车下周去运货，会在波密停一天。如果你的手下能在那里和我碰头，我可以帮你把钻石带回来。”

“说真的，吉尔，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通过检查站？”

“你认为他们会为难我？”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表示赞同。“可是你知道联合国不是唯一的麻烦。”

“那么你可以付我钱。为了那些麻烦付我佣金。”

他盯着自己的酒杯。

“这是生意，你就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现在这种活的酬劳是多少？”

斯达基有点犹豫。“百分之三。”

“那是多少？”

“反正不是小数目，如果彼得里克手上的东西货真价实的话。”他抬起头来，不再看着酒杯，“是为了你的项目，对吗，你的裁缝铺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给你这笔钱不就好了！”

“如果你能拿得出这笔钱，可你没有。再说我也不会要。”

“假设我同意你去——你如何确保安全？”

“我有卡车和手下，像往常一样。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会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斯达基露出凄凉的神色，像个正在想象自己的葬礼的人。“你不是一直反对这种行当吗？”

“就像刚才那家伙说的，这个世界从来不干净。”

斯达基咬着腮帮子，半晌没吭声。她意识到他正不顾一切地考虑这建议；要不然就是被这个挑战吸引了，挑战他是否有勇气让她独自一试。

“我还需要绕去约堡取一笔现金，你得坐船过去。所以你看，来回都要冒险。毫无安全可言。”

“我会低调行事，你这么想好了。”她笑了，捏了捏他的手，心想，不知他今晚喝了多少朗姆酒助兴。“我会办妥的，好吗？我这辈子做过太多艰难的事，没有理由做不成这件。”

“好吧。”他多少有点难过，端起酒杯送到唇边，“谁敢说你没有潜能。”

一开始只是谣言——在她离开弗里敦的前几天，有关行动的流言波及全国范围，各种故事版本像无形的波浪在首都蔓延。这些谣言不断膨胀，终于在她的卡车摇晃着准备穿越东南地区时成形，很快她就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消息：革命联合阵线已经包围了马布拉卡和马卡尼的维和部队，挟持了整座城市，救援部队被阻截在前往本都的路上，被一帮持自动武器的小孩压制了。这是一种测试，一种刺激，试探联合国的底线究竟在哪儿——这是吉尔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推断。不过在卡比里休息站，一个爱尔兰牧师的解释如同一记响亮的巴掌：“恶魔又饿了。”不管是恶魔，还是哪位分管这里的精神错乱的神灵，都让吉尔心生憎恨。新闻中的消息变成了另一件需要她操心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卡车司机的品行，让人发疯的后勤，还有无穷无尽的爆胎与故障。这种远行她参与过几十次，研究出一套策略，非常简单：一路横冲直撞，直到被拦住去路。一名加纳军官在法拉休息站将他们拦下时，她心想，也许是时候了。她觉得自己完蛋了——他看起来是那么正式，那么咄咄逼人，身后还跟着他的小队，而吉尔由于酷热，以及连续四天缺乏睡眠，显得狼狈不堪。他突然偏离了主题，开始大谈恶徒的强盗行径、裁军地区以及地区内有关“游行示威”的报道，她花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叛军。她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哦，那些家伙？他用同样正式的声音响亮地问她，需不需要武装分队护送她前往马克拉。

这会儿她已经取到钻石了。它们装在小布袋里，塞在背包的最底层。昨天，他们的卡车在波密休息站卸货的时候，她去取了钻石。她借口要去送几封信，从休息站溜走，穿过一座煤渣砖砌的小清真寺前的广场，沿着街道前行，经过一排排泥砖屋和一座座黑不溜秋的花园。除了她和几个肚子挺得很大的小孩，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人、狗、山羊，一切活物都逃到阴凉的地方去了，她藏在棒球帽檐下的眼睛往外瞧，在强烈的日晒攻击之下，街道几乎颤动起来，被阳光勾勒出一个闪耀的光边，仿佛尚未形成的海市蜃楼。两分钟不到，她的衬衫就被汗水浸透了。没有人能长时间忍受这种日晒，她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和腿部的动作，将意识限制在自己身上以保存体力。她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害怕，这让她有了些信心。背包里一捆捆现金的重量给她一种使命感，似甜蜜的负担一般压在她的肩头，不知怎的竟让她十分安心。很快她看到了自己要找的地方，路旁的罗望子树上绑着一块招牌，上面手写着“CHAZ=3酒吧”。她穿过棕榈扎成的围栏的缺口，沿着小径朝酒吧门口走去。酒吧是一栋木屋，铁皮房顶已经生锈，屋外的门廊由几根木桩撑着。大门敞着，里面一片阴沉。她稳步前行，直到听见里面的声音，尽管有诸多保证，尽管斯达基已冷静地和她交代过，她自己也下了坚定的决心，她还是害怕了。害怕，伴随着突如其来的几乎令人绝望的疲倦。这也是本次任务的一部分，沉重的恐惧。这是整趟行程中她不得不随身携带另外一件的东西。

她没有停下脚步，因为她不知还能做什么。彼得里克这个体毛旺盛的俄国人就在酒吧里。对他而言，报酬似乎仅是微不足道的副业，让他从当天的主要工作中分心，而那件主要工作就是说服吉尔同他一起回科伊杜。“我很有钱。”他很认真地说，一边朝她靠过来——他们正并排坐在一条木板凳上。同一桌还坐着四个塞拉利昂的士兵，皮肤黝黑，身材壮硕，穿着迷彩服，不论彼得里克说什么都会哄堂大笑。吉尔猜测他们是他雇佣的保镖。彼得里克皱了皱眉头，但是没有理会他们的嘲弄。

“我很有钱。”他一再坚持，士兵们又一阵大笑。“我知道看起来不像，但是千真万确，这七年来我不停地工作！七年，在这个屎一样的地方。再干一年我就带着钱回家。”

“不错。”吉尔说，她接过一瓶温热的橙子味芬达。士兵们和彼得里克在从一个脏兮兮的塑料壶里倒杜松子酒喝，在热气之中，每个人都显得倦怠而油腻。酒吧老板娘是个老太太，坐在隔壁桌，个子很小，满头卷发，耳垂惊人地大。她也时不时地拿过酒壶，给自己倒一杯。

“你告诉斯达基，我再给他干一年。”

“我会告诉他的。”吉尔说。

“留在我身边吧。”俄罗斯人恳求她，小狗般的眼睛看起来可怜极了。“我为你疯狂，宝贝儿，我能照顾你。和我在一起，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好吗？”

“我必须回去，对不起。”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宝贝儿，你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很抱歉。我答应了斯达基，两天内会回去。”

“去他妈的斯达基，在这里可不是他说了算！”那几个非洲人号叫着，啪啪地拍着桌子。“我！在科诺只有彼得里克说了算！就留一晚上好么，宝贝儿，我快为你发疯了。彼得里克只要求你陪我一晚上。”

“不行。”吉尔说，心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己究竟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只要一晚上，求你了，宝贝儿。”

“真的很抱歉。还有人在等着我呢。”

让吉尔感到恐惧的是，他突然垂下头啜泣起来，这又惹得几个非洲人一阵狂笑。老板娘开心地用歇尔布罗语唠叨着，她和士兵们对彼得里克和吉尔的关注并不比对街头那几只狗多多少。当吉尔发现再这样僵持下去并不会有什么进展时，她走到了最强壮的那个士兵面前。

“拜托，”她说，“劝劝他。告诉他我必须走。”

那个士兵打量了她一会儿，随后靠过去，将手伸进那个白人的口袋，动作如此直率，熟悉得带上了一丝色情的意味。他掏出一个蓝色小布包，越过彼得里克的头顶，递给吉尔。她取出塑封好的一捆捆美金递了过去，然后把小布包塞到背包的最底层。她起身正要离开，俄罗斯人拽住了她的胳膊。

“求你了，宝贝儿。”他的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悲情。几滴棉花似的唾沫干了，沾在皲裂的嘴唇上，“给我一个吻，我就让你走。只要一个吻，宝贝儿。这不算过分的要求。”

这似乎是最快捷、最简单的脱身方法，可是当她俯下身准备吻他时，心里竟然涌起几丝同情。当他们的嘴唇相碰，她突然想起，自己从来没有亲吻过一个哭泣的男人。她不禁微微颤抖起来，但没有匆匆而逃。非洲人开始起哄，掌声雷动。直到她走上酒吧外的小径，他们的笑声都没有停息。

下午两点，他们离开法拉，一路往西，进入植物茂盛而单调的乡间，四处是残存的雨林和废弃的稻田。吉尔坐的是马自达双排座，开车的是帕·空特，帕的儿子埃德蒙开着一辆梅赛德斯平板拖车跟在后面。离开弗里敦时，吉尔的队中有九辆卡车，现在货物运到目的地，就连夜将车送了回去。过了法拉，梅赛德斯与马自达也清空了。这是回家之路的第一步，路上的坑洞和水沟接连不断，吉尔心想，目前的情况可真是残酷的讽刺。前面引路的是联合国的武装护卫，脚边的包里则放着罪恶滔天的血钻。对此的幸灾乐祸，甚至想到这件事情本身似乎都会带来厄运。不过她知道斯达基会喜欢这个故事，他向来热爱这些第三世界的讽刺。就这一点而言，她心想，自己像个学生，总是让他失望。

帕总是撞前面联合国吉普车的保险杆，催促它开快些。车里的加纳士兵回头瞪着他，慵懒的眼神充满了斥责。

“这些家伙，”帕用嫌恶的口吻说，“他们有什么毛病？”

“放松点，帕。我们可不想和联合国过不去。”

帕低声咕哝了两句。和大多数塞拉利昂人一样，他也惧怕黑暗，听到可能要开夜路就抱怨不已。他个子不高，瘦而结实，鼻子平平，长了一张典型的曼迪人脸，轻而易举地从吉尔那些水平参差不齐的司机中脱颖而出。帕是修理汽车的好手，讲得一口流利的曼迪语和英语，对吉尔的忠诚度高得近乎凶残，偶尔会让她尴尬。如果说帕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太过于悲观了，不过吉尔能为这点找到合理的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仅仅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提出观点。

“我们要去马克拉？”这已经是他第三遍问了。

“计划是这么走。”

“马克拉有很多士兵。”

“这只是那个军官说的。”

“我们晚上在那儿过夜。”

“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

他略微放松了油门，暂时安心下来。吉尔把背包放在脚边，有意无意地不时用脚轻轻碰着它。车子驶入山区，周围出现了绵延不断的小山丘，圆圆的山顶呈青苔绿色，活像乌龟壳。松润的土地中散发出矿物的味道，弥漫整辆车子。草地和充满恶臭的茂密丛林交替映入眼帘，乡间的植被茂盛得让人有种压迫感。路时不时被一些小屋中断，这些小屋由柳栅制成，上面糊着泥土，屋顶盖着新的茅草。远处是一片片所有权已经划好的农田。但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吉尔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当地人都听说了坏消息，离开了家园，要么去了城市，要么去了更深的山里。乡间寂寞的气息和沉静荒凉的空气在她脑海中嗡嗡作响，仿佛在播放一盘空白磁带。当加纳军官将他们移交给印度维和部队的小分队时，她心里一阵庆幸。现在他们有了两辆吉普车，八个士兵，而众所周知，印度分遣队是联合国的兵力中最专业的。领路的吉普车掉过头，和马自达并驾齐驱，引擎发散出的热浪像玻璃纸一样抖动着。

“你们要去马克拉？”印度军官问帕。他身材匀称，刚步入中年，充满警觉，五官强硬，唇上胡须经过了精心修剪，脸部和卡其色军装上沾了一层玫瑰色的粉尘。

“没错。”

军官瞧见坐在帕旁边的吉尔，马上笑了，接下来的话似乎是冲她说的。“我们待会儿得停一下，在马克拉附近有点事情要处理。”他的英语说得拘泥而标准，让她想到斯达基。“什么都不用担心。我想不会耽误太久。”

他们跟着吉普车开下公路，停在刺槐林的树荫下。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吉尔心想，一边慢慢用脚把背包塞到座位下。被困在这里，头伸进狮嘴，除了坐着耐心等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埃德蒙走过来讨了一根烟，问了下最新情况。大家传了一圈水壶，然后他就回自己的卡车睡觉去了。吉尔头靠着椅背，想放松一下。一种干涩的钝痛在她眼睛后面扎了根，在遍布全身的阵痛之中，又有些特别的部位格外疼痛，仿佛被一根棒球棍敲过一遍。她想打个盹，可是眼睛不时睁开，视线穿越葱郁的树冠，凝视着远处的田野，以及更远处树木丛生的低矮山脉。地平线的弧度，高远而空旷的天空，刺目的阳光，让她觉得自己被困在一只由光线构成的巨碗里。

“呃，吉尔小姐，我们还要等多久？”帕用手指缠着脖子上的护身符，看着那些士兵，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着急。军官和中士正在检查一叠地图，军官时不时冲着吉普车的对讲机说些什么。其他士兵闲散地站在旁边，脱掉头盔，一边抽烟一边打蚊子。

“我也不知道，帕。他们说了算。”

“这些人在干吗？”

“研究情况吧，我猜。”

“该走了。”帕沮丧地嘟囔，眯着眼睛看着太阳，“这儿有很多杀人犯。你坐着不动，很快他们就会找到你。”

吉尔想起来，和她的最佳司机上路有时候真的非常压抑。她把头靠在椅背上，看着一群苍鹭在田野上空围成圆圈，在绿色背景映衬下，它们的身体白得令人吃惊。它们在天空划出一道流畅的曲线，优雅而安静，仿佛融入了吉尔奔涌的冲动与渴望之中——她最近才肯承认——她非常渴望回家。她选择这样的人生，只因无法想象以其他方式生活，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尽管她自己还没有彻底意识到，成千上万的断肢者毫无生气的凝视已经榨干她工作的全部意义。那些凝视，以及永远盘桓于难民营上空的绝望气息，暗示着他们知道吉尔不知道的事实，这些事实她花了好几年才明白。他们已经被毁了，他们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就算不是现在，也要不了多久，而事实上其他任何一个塞拉利昂人的命运都是如此。她的工作顶多延迟了这一切，给极少的人带来暂时的宽慰和希望——他们被困在熊熊燃烧的房子里，而她只能从窗口递给他们一杯水。她救不了他们，她谁都救不了，除了她自己。她身处此地成了最恶劣的一种自我放纵，她的任务只是个长期运行的白日梦。现在看来，斯达基倒更纯粹，他的事业正是她渴求的典范。至少那种人生还有些许真实，镶了黑边一样清晰可见。他比她之前认识的人都清楚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对于她而言，这似乎是通往幸福的钥匙，倘若做不到，起码也是可行的生存方式。这会儿汗流浃背地坐在卡车里，吉尔觉得这种方式几乎触手可得。

她可以做到的，但她必须放弃眼前的生活。而合作社正是让她脱身的筹码。她坐在卡车里，理清顺序，仿佛这一切有着紧密的联系，仿佛道德理念可以用贿赂收买似的。她从斯达基手中拿到佣金，然后把钱用在合作社上，到那时候她才能离开。

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记忆中出现一段空白，然后有人拍她的肩膀将她唤醒。她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清醒过来。她睁开双眼，看到苍鹭扑扇着翅膀往树林上方飞去。

“嘘！”帕·空特悄悄地说，“你听到了吗？”

远处传来一阵模糊的喧闹，自动武器听起来像一阵钉子雨打在铁皮屋顶上。中士一声令下，战士从吉普车里取出步枪，围着树丛松散地站开。军官一直和吉普车的对讲机说话，记着笔记，时不时翻翻那叠地图。吉尔注意到，没有人忙乱，也没有人惊慌，他们只是以极高的效率做完一系列动作。

“火箭炮。”爆炸开始的时候，帕喃喃道。火箭推进榴弹，叛军的标准配备——去年吉尔在海角大酒店的地下室躲避战火时就见识了火箭炮。

“打过来了吗？”帕问她。

“我想应该快了。”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他们坐着，听着炮火声逐渐远去，可谓一次极为痛苦的自我控制练习。帕叹口气，摇了摇头。吉尔把背包往座位更深处塞了塞，强迫自己一动不动。最终，军官爬下吉普，往卡车走过来。他的名字印在右胸前的口袋上，索黑；他边走边折地图，照着原来的折痕将它叠回原样，然后走到吉尔的车门口。

“真抱歉，耽误了这么久。”他的声音很冷静，一副就事论事的语气。吉尔感觉松了一口气。

“没有关系。”

“很显然，现在局势相当紧张。”他用同样的语气继续说，“恐怕今天已经没法去马克拉了。不过，我们在关都有一个相当大的驻地。”他把地图摊在车窗边上，指着上面的一个小镇，“而且这一路是安全的，我们相信。我强烈建议咱们去那儿。”

“我们就不能返回法拉吗？”

“不能。显然，那边的局势也恶化了。”

“哇。”吉尔忍不住笑了，但并不是存心要这样做，“可真快。”

“没错。”索黑简单地回答，“那么就去关都了，没问题吧？”

“关都也行。都听你的。”

“我们想绕一下道，在这儿。”他又指着地图说，“我们收到命令，要去疏散这儿的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您愿意用您的卡车载他们吗？”

“当然。”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咱们出发吧。”

索黑的吉普车掉头往东，他们的车紧跟其后，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当马自达笨拙地掉头时，吉尔瞟见西边升起了几股黑烟。他们开了几英里，然后转向南，沿着小路穿过荒凉的乡村，脚下的路不过是由干涸的河床和交叠的车辙混合而成。在这样的路上缓慢爬行了一小时左右，他们上了高速公路，路上散落着一堆堆的碎石和岩块。他们转向西，低垂的太阳悬在地平线上方，就像一颗愤怒的火球，足以刺瞎双眼。他们又开了好几里路，跟随索黑的吉普车开上了一条泥路，路两旁是许多已经坍圮的石拱门。这条泥路从一片狭窄的草地中穿过，两旁的树林仿佛陡峭的山崖将泥路包围。再往前，吉尔能看见一排小型的石拱门，被路两旁的钢丝网拦着，接着是一片看起来不太真实的牧场风格的房屋，网球场、篮球场、倾斜的跳水台——她见过这种地方，自给自足的时尚郊区，突兀地建在丛林深处，供外国的伐木工程师或者矿业工程师居住。她正要问帕是否知道这是哪儿，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引起了她的注意。一名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破烂的迷彩服，从树上跳了下来，接着是十五个、二十个、三十个外表野蛮的男人沿着丛林边缘一字排开，挥舞着步枪和砍刀，朝着他们的卡车一阵尖叫。

“糟了。”吉尔说道。帕·空特冷酷地自言自语。这时，不仅仅是她的大脑，她的整个身心似乎都移位了——仿佛在一段距离外观察着这一切。吉尔看到一名叛军举起枪，朝天空开了一枪。帕、吉尔，以及吉普车里的士兵，每个人都缩成一团，惹得叛军们猖狂大笑。士兵们在吉普车里举起了步枪，枪管形成四十五度的角。吉尔准备好迎接更多枪声，然而没有人开枪。

“上帝啊，帕。”

他一直重复嘟囔着几句话，一边摇头晃脑，仿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们穿过那些石拱门，跟着索黑的吉普车朝那些房子开去。吉尔看到庭院里面的人挤成一团，一群非洲人要么坐着，要么低低地蹲着。卡车越开越近，她能够感受到，一定出了什么事——这个地方非常破旧，几乎要塌了，而之前瞥见的那群人让她莫名安下心来。帕将车停下，她的视线被挡住了。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他摇摇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回头一看，叛军正朝着围栏这边款款走来，他们跨过田野，一路讥笑。

“我恐怕再也见不到我老婆了。”帕说。

吉尔心里充满了同情，想要抱抱这个年迈的男人。索黑和两个手下消失在几幢房子之间，其他的士兵在吉普车和卡车之间站成一排。很快索黑领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肥胖的白人女性出来了。她的手搭在索黑的胳膊上，一边哭泣着，一边哽咽着恳求他。她是个修女，没有戴帽子，穿着男士工作服，但绝对是个修女——在救助行业干了这么些年，吉尔一眼就能认出来。另外两名士兵紧随其后，带着另外两名修女，和第一名修女一样，这两人也哭得一塌糊涂。后面还有几位黑人女性，她们迈着安静谨慎的步子，没有东张西望，朝着卡车快步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修女踉跄了一下，双膝着地。索黑像是上演了一出复杂的幽默剧，左手拉一个，右手扶一个，尽力照顾所有人。看了几秒钟，吉尔从卡车上跳下来，小跑过去。她将离得最近的房子的拐角处清理干净，庭院渐渐展现在她眼前。里面人头攒动，吵吵闹闹，仿佛一个白蚁穴。有人在哭泣，有人在胡言乱语或者自顾自地傻笑，有些人前仰后合，或者扭着自己的双手——对眼前景象的了悟仿佛缓慢的电击，不断汇聚的震颤最终一下中断了她的动作。她扶起了那位修女，但自己却摇摇晃晃，思绪因眼前那些癫狂的脸而陷入极度混乱。

“来，”索黑喘着气，“帮我一把。”

吉尔用力一拉，修女踉跄着站了起来。三个人跌跌撞撞地朝卡车跑去。

“你会说荷兰语吗？”索黑气喘吁吁地问。吉尔摇了摇头。

“她们是荷兰人。”他喘息着说道，“应该不止这几个。”其他的女人正往马自达后的拖车上爬。“我想除了这几个，其他人应该都逃走了。”帕从车内使劲，终于想方设法把修女塞进了副驾驶。吉尔转身朝庭院走去。

“上车。”索黑吩咐。

“什么？”

“上车。”索黑重复道。

“那这些人呢？”吉尔指了指庭院。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疏散员工。”

吉尔朝索黑逼近一步。“你打算丢下他们？”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疏散员工。”

“上帝啊。”吉尔朝卡车后面望去——叛军正沿着栅栏一字排开，像一群暴虐的乌鸦，发出阵阵怪叫，弯腰朝他们晃着屁股，用大砍刀在铁丝网上哗哗地划过。他们知道只要不攻击维和部队，那些士兵是不会开枪的。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会对那些人做什么吗？”

“这个我无能为力。上车，拜托。”

吉尔转身朝庭院跑去。她在人群边缘停下，开始清点人数，尽管她心里十分清楚卡车根本装不下。他们看起来还算健康——并没有挨饿，而且大部分都穿着得体的衣裤和鞋子。但除此之外，她犹疑不定，不知道他们指望自己做些什么。他们的心智究竟有多残缺不全？是否还有生而为人的基本认识？如果她就这样离开，任由狂妄的屠夫们处置他们，她能承受吗？那些人毫无底线，她从骨子里一清二楚。如果让这些智障者与精神病患者落到那些不折磨人不罢休的人手里，就真成了勃鲁盖尔笔下的地狱了。他们连保护自己的理智都没有，甚至无法清醒地看着施暴者以换取微乎其微的保护。还不如直接杀了他们，她心想。让士兵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也好过把他们留给叛军瓜分。

“小姐。”索黑出现在她身旁，身后跟着一个士兵——他们打算将她也拖走吗？“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请谅解，小姐。”

“从这儿到关都有多远？”她尖锐地问。

“十四公里。”他耐着性子回答，“我要求您马上跟我们回到车上，请您配合。”

“我们可以组织他们走过去。卡车上尽量多装一些，其他的走过去。”

索黑眨眨眼，仿佛她用大头针扎了他一下。“我接到的命令是疏散员工。”

“你确实疏散了员工，没有人要求你放弃疏散员工。但你同时也可以帮助其他人脱身啊。”

他朝人群瞥了一眼，屏住呼吸。“这不可能。”

“当然有可能。我们可以排成纵队，吉普车和卡车分别开在队伍前后，其他人在中间步行。会慢一些，但是我们能做到。”

一瞬间，他失去了良好的风度，脸迅速垮下来，仿佛被人从里面揍了一拳。“如果我能做到，你以为我会见死不救吗？”他吼道，“我管不了这么多人，我人手不够。就算照你说的做，走到第一扇大门前叛军就会开火。”

“如果他们知道你们会反击，就不会。”

他的语气几近哀求。“你也看见了，我没有足够的人手。或许天黑前他们会按兵不动，我们能走出一段距离。但是只要太阳落山，我们就会被屠杀。”

冲动超越了理智，指挥她行动——在内心最深处，她隐隐为自己觉得惊讶，仿佛忽然奇迹般地唱出一个装饰音。

“不，”她告诉索黑，“我能摆平。那些人不会碰我们。”

后来，当她回忆起这一切，发现这一段记忆完全是空白。她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从马自达里取出背包，或是走到远离卡车，远离士兵们孱弱保卫线的空地上。他们一定达成了某种交易，取得了一定的谅解，因为当她沿着那条路往前走时，心里有一丝确信，记得他们举着步枪远远保护她。之后的记忆全变成了跳动的片段，如碎片般相互交叠——天气热得可怕，丛林中刺耳的鸟鸣，她觉得一阵恶心，口里涌上一股尖厉的铜味。太阳在路上投下橙色的光斑，阴影和阳光交替出现，仿佛拉平了的阶梯。叛军见到她走过来，一时间鸦雀无声。就像按下了一个开关，突然他们安静了下来，随后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大声号叫着，下流地催促着她，让她心生绝望。

某种意义上，她无法用脚感知地面了。一切都在退散，消失，仿佛地球失去了引力——主要是为了在自己最害怕的那一刻，不面露恐惧。眼睛，嘴巴，声音，严格控制身上的压力点，因为害怕是对妥协的默认。现在她走得足够近了，能看清他们皮肤下的肿块，那些缝进身体里的护身符。这些人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衫，但是武器充足。都是些男孩子，大部分是十几岁的青少年，眼睛通红，转着脑袋朝大门这边走来。他们咯咯直笑，很显然吸食过什么。好几个用枪指着她，哈哈大笑。

她停了下来，站在与两座石拱门平齐的位置。“你们这里谁负责？”她的声音中立，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在请求与命令之间。

更多的笑声传来。“你离家太远了。”一个声音回答她。

“当然了，兄弟。但你也知道，我正努力回去呢。”

说话的年轻人朝路这边挥了一下枪。他又高又瘦，上半身裸露着，尖瘦的富拉尼人脸上爬满了疤痕。子弹带像花环一样挂在他身上，仿佛是一种时髦的装饰——匪帮气，这就是他们渴望的风格。图派克·夏库尔②就是他们的海尔·塞拉西③。

“继续走。”他语带嘲讽地说，“没人拦着你。”

“好啊，那太好了，谢谢你。但我希望你让我的朋友们跟我走，明白吗？让他们离开，这些人都是好人。你不必找他们麻烦。”

年轻人笑了。她看到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审视着她背后的士兵。其他的叛军眼神呆滞，瞪着眼睛，他们的目光犹如香烟烫在她的皮肤上。

“你和这些士兵，我是好心才放你们走。其他人都必须留下，这是命令。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别这样，伙计，这些人都生病了，放他们去关都看医生吧。”

“我们有医生。”他回答道，他的同伴们中间又响起一阵笑声。

“让他们走，这些人都是普通人。没有人会给你惹麻烦。”

年轻人盯着她不说话，吉尔又补充了一句：“我可以付你钱。”

他不为所动。“你拿什么付。”他简短地说。

她从背包里取出小布袋，解开系绳，往手里倒了一小捧钻石。“现在付你这些。”她说，摊开手给他瞧。“剩下这些。”她扬起手里的小布袋，“等我们到了关都再付。”

年轻人向前走了几步，近到吉尔足以听见他胸腔里的喘息。看到她手里的钻石，他愣了一会儿神。

“好。”他咽了口口水，又走近几步，“你现在全部给我，你可以走了。现在全部给我，这些人全部可以走。”见她果断拒绝，他孩子气地打了一下她的手。当她躲闪开来，他只当是两人之间的玩笑。他笑着，微微颤抖着，在她和士兵之间来回打量，试着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数学难题。收下钻石的代价，自己在争夺中有多少机会。如果照他们说的做，他会不会真那么幸运地得到这些？

“答应吧，”吉尔小声说，“如果你答应，你会变得非常有钱。”

他的眼睛忙碌起来——钻石，士兵，然后又回到钻石。计算这些数值如此艰难，她仿佛能听见它们在尖叫。他舔舔嘴唇，看了士兵们最后一眼，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

大多数人都很听话。修女们要他们走，他们就走，全然陷入单一的紧张症状态，只想着再向前走一步。有一些人虽然也很温顺，但是很容易走歪或索性坐在路中央，让他们集中注意力跟上大部队很不容易。还有一些完全无法控制——有暴力倾向的，有不停反抗的，有过度紧张的——只能绑起来，禁锢在卡车上，于是他们整夜都像被关起来的狗一样不停地哀号。吉尔能想象得出，如果有人在树林里看到这支队伍，会看到怎样的情形——像是场噩梦，一群巫师召唤出的鬼魅，一群蹒跚着前进的怪物和恶魔。叛军们给队伍注入了一丝生气，开着破卡车在队伍中大呼小叫，像启示录中的天使一样呼号，唱着歌，催促着行走的人，还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精神病人。对于吉尔和其他人，他们装出一副虚假的同志面孔，大声地给出建议，殷勤地指出走散了的人。

黑暗吞噬了一切，卡车的车灯显得如此脆弱，仿佛她正行走在隧道或滑道之中，地势很低，尘土飞扬，光线和阴影纵横交错。索黑不时下车，沿着队伍往后，走到她身边。他把自己的瓶子递给她，让她喝一口，然后并肩走一会儿，在队伍的末端看着所有人。修女们和职员在前面，互相隔着一段距离，保证队伍完整。

“他们就只管向前走。”有一次过来时，索黑说。

“是啊。”吉尔说。全身都疼，腿、肺、脚，哪里都疼。她不抗拒这些疼痛，希望疼痛可以填满自己的内心。

“你觉得，他们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

“我也这么想。”他回答道，“没人知道。这是我最近得出的结论。”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你就不打算去坐吉普车吗？”

“不。”

“你打算就这么一路走到关都去？”

“没错，我是这么打算的。”

“你知道吗。”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多么坏的人，但你让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突然她很想揍他。这会儿她已十分确信，自己有些不对劲，而且她也打算就这么和斯达基说：我病了，我有点精神失常。所以我把你的钻石都送人了，我的脑子烧坏了。她无法想象该如何向合作社的女工交代——希望什么都不用说，如果她能想到办法的话。如果她能够忍住内心愚蠢的冲动，不去为自己辩解。黎明时分，维和部队的一支分遣队在关都近郊和他们汇合，队伍鱼贯而入，走进逐渐苏醒的城市，吉尔从帕·空特的座位下拉出背包，扔向了那个富拉尼年轻人。她扔得那么不小心，仿佛那是一团丑恶的难言之隐，而她很高兴终于不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了。之后的事情变得模糊起来——步行入城，由维和部队守卫着，最终每个人都瘫软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帕·空特发现吉尔靠在一面混凝土墙旁边；他将她领回马自达上，安顿在驾驶室里，便出去找食物了。她一直待在车里打着盹，车门敞开着，这时她听到有人走过来。

“小姐。不好意思，小姐。”

她睁开双眼。索黑站在眼前，后面跟着一群军官。吉尔的脑袋靠回椅背上。城市里炊烟袅袅升起，细纱般的炊烟飘过杂草和铁皮，精巧地交织着，越过棕榈的树尖，循于无形。好一会儿，她的视线跟随炊烟，试图找到它消失于空气中的具体位置——就是那里，她存在过的地方，她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让视线回到眼前的士兵身上，仿佛是她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

“不好意思，小姐。”索黑说，“我们需要弄清楚，该如何安置那些人。”

①印有塞拉利昂传统花纹的布料。

②美国说唱歌手，作品充满激进的反抗意识。

③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

十一指狂想曲

钢琴家安东·维瑟的生平鲜有人知，他的一切更像是神秘的传说，而不是随意的历史记载。他出生于一八○○年或是一八○一年，和那些颠覆了我们关于音乐和表演者概念的浪漫主义演奏家相比，要早出生半个时代。最为仁慈的李斯特亲切地称呼他为“精神上的老大哥”，尽管李斯特也颇为刻薄地将这位老大哥的表演形容为“矫揉造作堪称一流”。大家都对他的出生地感到困惑，而维瑟正是造成这种困惑的根本原因，他有时自称来自布尔诺，有时又变成格拉茨、泰尔奇或伊赫拉瓦。据报道，他曾向克尼格雷茨伯爵夫人吐露：“法国人说我是德国人，而德国人说我是犹太人，可是实际上，我亲爱的夫人，我只属于音乐的国度。”

他能讲流利的德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若是形势所迫，他也能瞬间将它们忘记。他在玩扑克牌上有过人的天赋，以至于有传言说他善于作弊。他风流成性，同主顾们的妻子或情妇有过不少轰轰烈烈的韵事。他弹奏钢琴时犹如一道人形闪电，带着自己有魔力的第十一根手指横扫欧洲，每到一处都留下一双淡紫色手套作为纪念品。维瑟人气最旺的时候，只展现一下裸露的右手就能让观众们歇斯底里。他的演奏会也堕落成充斥着尖叫声的狂欢盛宴，时不时有女性昏厥过去，或出现争相上台为他献上花与珠宝的情形。不过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维瑟不过是在欧洲游历的众多演奏家之一，和别人一样到处兜售自己的钢琴绝技。维瑟首先是一个沙龙达人，擅长各种精巧的选段和花哨的集成曲，将这些上流社会的听众迷得七荤八素。对于贵族阶级，他就像一杯顶级鸡尾酒——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来源于名流贵族的日记或回忆录——虽然他也难免纵情于低俗品味之中。显然，他专长于速弹，曾经和别人打赌，要在十二个小时内弹奏六百万个音符。他们租了一个骑术学校，传单发出去了，票也卖出去了，维瑟在一架结实的埃拉德钢琴前弹奏了八小时二十分钟，几乎要把键盘烧成灰，而观众们在台下随意聊天、谈笑、吃喝、玩牌、大吵大闹。他们对维瑟的表演甘之如饴，在他弹完第六百万个音符后，大声呼喊着要求加演。维瑟耸耸肩，轻松地挥挥手，好像在说，有何不可？又接着弹了一个小时。

除了他，同类的演奏家都没能熬出头，根据同时代的人描述，他个子挺拔，身材匀称，有一双敏锐的黑眼睛，一张严肃而俊俏的脸，鼻子显眼却十分优雅。世人普遍认为他是犹太人，他的竞争对手们也大肆鼓吹这一点。没有证据表明维瑟本人特意否认过这一传言。第一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有记述，维瑟长着一双天生的钢琴家的手，有着宽大、富有弹性的手掌和抹刀型的手指，两根小指出奇地长。他的手能在键盘上跨十二度，还能左手弹奏和弦，例如降A、降E、降A以及C和弦。但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那只有魔力的畸形的右手。“右手的两根无名指，”评论家布朗德伦写道，“就像一对双生子，彼此交互辉映，给人一种视觉幻象，动起来灵巧似螃蟹。看见如此不凡的手，实在难以压抑心中的战栗。”

确实很难压抑，通常而言，亲眼看见畸形的器官，既震撼又会觉得不适。在事业早期，维瑟并未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右手，但他那如洪水倾泻般的演奏速度还是令大众议论纷纷。他有一种独特的天分，先用拇指按下一个基调，然后饰以各种琶音、颤音、叠音及其他招数，双手在键盘上疯狂地游移，仿佛有四只手而不是两只手在弹奏。从他指尖倾泻出来的琴音如此怪诞，让人们给钢琴家附会了一些传言，这故事开始时是含糊的、半开玩笑的：有人说，维瑟在演奏时被撒旦附身了，也有人猜测，他已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只为换取那一根额外的手指，使他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弹奏。

维瑟从神秘又落后的东欧现身，这为传言增添了一丝合理的光环。“维瑟身上有一种黑暗的、难以捉摸的、有点儿病态的东西。”菲尔德评论道。而莫谢莱斯则认为他的对手的演奏“难以激起高尚的想法”。他尚存于世的作品不多，编曲都很诡谲，令人感到不太舒适，仿佛一只打开了的潘多拉宝盒，发出阵阵不和谐或不成调的音乐，同时伴随着悲伤的吉卜赛歌谣和颠倒离奇的加利西亚民谣。他被大众称为波西米亚的浮士德，备受追捧。不论是台上的怪诞风格还是一连串的风流韵事，似乎都无法削减他在时尚沙龙里受到的欢迎。

但到了一八二九年，维瑟的事业陷入低谷。有些人认为这源于戈贝特伯爵家发生的事，有人指控维瑟打牌时作弊。他的传奇般的成功以及多出的那根手指早就使他备受怀疑，也有人说他调戏了某位男爵十五岁的女儿。不论原因为何，维瑟被社会排挤，被迫到民众中去讨生活。在当时，供巡回演奏家表演的平台少之又少，而音乐会的经理又常常像奴隶贩子一般瞻前顾后。维瑟用“十一指琴师”的名号自我宣传，其畸形秀的实质昭然若揭。接下来的两年，维瑟游走于吵闹的露天啤酒会和简陋破败的歌剧院里，将自己华丽的舞台技巧磨炼得炉火纯青：庄严地出场，盛气凌人地摘下淡紫色手套，接着是一阵令人备受折磨的暂停，最终双手如雪崩般倾落在键盘上。很早就有记载，他的听众以女性居多；而更为瞩目的是演出引发的癫狂，在节目单中加入《十一指狂想曲》后，这份狂热更加高涨了。汉默尔在斯图加特的一次舞会中听到此曲，称其“极度诡异而感人，此起彼伏的不和谐之音从右手指间泻出，有如鞭打在身，又如被锋利的剃刀划伤”。卡尔克布伦纳在美因茨的一间啤酒厂里偶然听到此曲。他充满力量的右手弹奏出极具张力的和弦，带来了一阵战栗，卡尔克布伦纳将之比喻为“顺着脊背流下的冰水”。并且补充道，“我相信维瑟已经捕捉到了来自地狱边境的音符。”

观众的反应令人吃惊。自一八三一年十月第一场有记录的表演以来，不乏出现痉挛、昏厥甚至癫痫的观众。尽管有人控诉维瑟雇用演员假装或者助长这种极端反应，普罗大众还是认为这些现象是观众的真情流露。如今，这些观众极有可能被诊断为集体歇斯底里症，但是观看了一场演出后，一名从高加索来的医生提出了电荷感染的理论。还有一些人将《狂想曲》同西斯廷教堂综合征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某些特定的外国女性——特别是英国老姑娘——在欣赏意大利的艺术珍宝时容易发作。不论如何，《狂想曲》只是昙花一现，从一八三一年秋第一次公演到次年一月维瑟遇刺，他大约只表演过三十场。据传，当时他正前往巴黎，应邀为特沃斯基公主的沙龙演奏此曲。《狂想曲》的盛名自然也让维瑟重获声望。据坊间流传，只因牌桌上的争吵，他被人刺了一刀，愚蠢地冤死在科隆的一间小酒馆里。

人们自然认为《狂想曲》也随之失传，哪怕天赋异禀的李斯特也拒绝尝试，颇为防备地将其诋毁为“浪费时间的东西，基于奇异的手部构造的怪曲”。也许有人能像学者通过文本研究消失的语言一样研究《狂想曲》的乐谱，但人们认为这鲜活的声音永远消亡了，直到一八九一年的某天，里奥·库尔与妻子赫尔米娜带着六岁的女儿来到莫里茨·普切尔先生位于维也纳的工作室。普切尔先生听了小女孩弹奏肖邦的《风弦琴练习曲》。他给她贝多芬《降A大调奏鸣曲》的选段，让她演奏，小女孩毫无压力地完成了。他确信，正如女孩现在的老师霍尔泽夫人所言，她确实有过人的乐感。最后，他要求安娜·库尔站到他面前，将双手放到他摊开的手掌上。

“没错，”他严肃地说，仿佛一位正在作出令人难过的诊断的医生，“总有一天她会演奏维瑟的《狂想曲》。”

普切尔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神童，师承车尔尼，而车尔尼又是贝多芬的门生。普切尔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这不可否认，可是他的演奏事业却因瘦骨嶙峋的手指被耽搁。不过，他倒是作为指导师声名鹊起。年近六十之时，他已久负盛名，只招收能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门生：

你是天才吗？

你有斯拉夫血统吗？

你是犹太人吗？

普切尔是个天主教徒，深信这是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准则，而安娜·库尔符合所有条件。库尔一家来自摩拉维亚的奥洛穆茨市——这个小城据说是维瑟的出生地。安娜的祖父在奥洛穆茨建了一座纺织厂，这是库尔家财富的基石。到了安娜出生的时候，里奥和他的兄弟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纺织王国，有足够的实力在奥地利的首都设立总部。库尔一家是典型的维也纳上流犹太家庭：政治上是自由派，文化和语言德国化，犹太教义只是虔诚的家族记忆。他们将自己奉献给高深的艺术和文化成就，作为社会地位一直不被承认的慰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强烈渴望融入社会，希望被视为完整的公民。在他们的世界里，任何有违常规的事都会引发强烈的，同时也是冷酷而优雅的恐惧，安娜的畸形让他们惊慌失措，在她出生后数小时，他们便考虑将手指切掉。当医生无法保证婴儿能承受手术的冲击时，这对父母的态度才有所软化，但人们自然会好奇他们是终有一天能彻底摆脱对此事本能的反感，还是会变得更加恐惧（如果他们还未因此绝望）。安娜的情况是否会威胁他们已经岌岌可危的社会地位。

卓越的钢琴家幼年时就会显露出对音乐的冲动，通常是四岁左右。对于安娜·库尔而言，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在她两岁时，当时霍尔泽夫人正在为安娜的哥哥授课，却发现这个小女孩拥有绝对音感。在之后的测验中，这个孩子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和肌肉控制力，以及对听觉刺激的强烈敏感——第一次听到肖邦她便开始哭泣，爆发出剧烈的、痛不欲生的呜咽，仿佛在哀悼某段还未成形却已留下至深体会的回忆。霍尔泽夫人决意要培养这个孩子。四岁时，安娜已经写出人生的第一首歌《早上好》，到了六岁时，已经熟练掌握《审讯》《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及肖邦的大部分练习曲。那年她参加了城市青年钢琴家表演赛，她的表现如此精湛，因矫揉造作而闻名的宫廷钢琴师格伦费尔德离开大厅时甚至一边摇着头一边对自己喃喃自语。

“一个天才。”霍尔泽夫人在寄给普切尔先生的推荐信中写道，“过目不忘，技艺超群，表现成熟，能承受艰苦的训练、指导和挑战。”至于被霍尔泽夫人刻意称为孩子的“独特构造”的问题，普切尔就事论事到了有点唐突的地步，甚至为她量身打造了一套符合她独特手形的练习方法，只是现阶段主要还运用在传统曲目上。普切尔先生身材敦实，胡须浓密，鼻子像一颗大草莓，长着一双讨人喜欢的小脚，他通过四十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如果不通过诱哄和棍棒让他的学生们达到艺术的顶峰，他们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快乐的，尽管在那种状态下要一直承受精神崩溃的风险。学生顾名思义是不可能独自攀抵帕尔纳索斯山的山顶的，他们的意志力太薄弱，有太多空想，容易分神，必须经人教化才能达到那种紧张的状态，达不到这种状态，所有纯粹隽永的艺术都是空谈。因此普切尔先生工作室的访客经常会听到教室里传来一声怒吼：“错了！”“错了！”一听到错音，大师就会尖叫，“重来一遍！”在夏天，他的怒吼时不时被苍蝇拍的击打声打断，维也纳的夏天，苍蝇泛滥成灾，他只能挥舞着苍蝇拍捍卫自己的领地。情绪失控时，他会将学生推到一旁，自己坐在钢琴前，抬高双腿，用小巧的双脚猛击键盘，像只翻不过身的甲壳虫在晃动。“你的演奏听起来就像这样！”他会对惹怒他的学生这样吼道。不过他粗鲁的温柔也同样有效。“不要害怕伸出你的脖子，”据说某次学生冒险弹奏完一段伴有自由节奏的《波兰舞曲》后，他这么说道，“说不定你的脑袋会灵光一现，而不是被砍掉。”

他是个危险的男人，却成果惊人。显然，这种方式对安娜有效。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异常严肃的小姑娘，沉着自信，寡言少语但用词精准，身上带着难以接近的光环，除了立场十分坚定或为人相当轻佻的人，绝大部分人都对她敬而远之。从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小姑娘像郁金香的花茎一般苗条优雅，留着长长的厚实的黑色卷发，乌黑的双眸深嵌在眼眶里，有着斯拉夫人的高颧骨，皮肤如一月的雪一般苍白。在这个年纪，她似乎对自己独特的右手毫无意识，或者更恰当地说，对于世人充满信任。她让手指全部舒展开，搭在一把伦琴椅的椅背上。

“一缕微风般的女孩。”维也纳趋炎附势的社团报纸《沙龙报》这样评价年轻的安娜，“当她坐在钢琴的八十八个黑白键前时，这股微风会化为一场精致的风暴。”普切尔认为，唯有经历了表演的痛苦洗礼，才能真正攀登艺术的巅峰。他希望安娜能马上在公众面前演出，于是通过自己在宫廷里的关系，安排安娜在蒙特诺佛公主的晚会上首次公开演出。《沙龙报》热情地称颂这个“神秘”的孩子，称她的琶音“如香槟酒一般闪耀夺目”。而弗罗托男爵夫人在自己的日记中称她为泰然自若、举止迷人的小女孩，弹奏的肖邦夜曲让众人心碎。演奏结束后，她与女士们一同品尝了蛋糕和土耳其咖啡，向她们抱怨钢琴的质量。

接下来的几年，安娜的好口碑在贵族间口口相传，于是普切尔认为她已经为第一次专场音乐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八九五年十月，柏林爱乐乐团计划在维也纳演出。演出前夕，首席钢琴朱利叶斯·爱普斯顿身体抱恙，普切尔安排安娜替他出场。在石破天惊地演奏完贝多芬的《C大调协奏曲》、拉莫的一系列变奏、韦伯和李斯特的《波兰舞曲》，以及包括《摇篮曲》《降E大调夜曲》《e小调圆舞曲》等名作在内的肖邦组曲之后，这位少女天才令整个维也纳为之倾倒。在一场本打算致敬爱普斯顿的晚宴上，爱普斯顿竟被大家遗忘了，勃拉姆斯尽管并未出席，但向安娜发来贺电，马勒对她响亮的琴音和黄金般的音调赞不绝口，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分离派的评论家都惊叹于她闪耀着光芒的优雅技艺，以及赤诚的情感和自然的表演状态。经纪人和音乐会的经理们蜂拥而至，在面试了众多的申请者之后，里奥与赫尔米娜相中了著名经纪人西格·科恩布劳，他看起来冷漠而利落，正是天才需要的那种经纪人。然而据说安娜私下告诉她的表兄妹们，和科恩布劳先生的会面“并无多大意思”，以及“更像是去看牙医”。几周之内，这位年轻的演奏家和她的随行——母亲、教法语的家庭女教师、一位名叫贝莎的女仆，以及扛着模拟键盘方便她在火车上练习的普切尔先生——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欧洲巡演。接下来的三年，她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交替往复：不断延长的表演季、排满日程表的演奏会，以及同样重要但是更加孤独的学习和练习。

许多人质疑，这样的生活对于安娜而言是否过于残忍，毕竟她还只是个孩子。规划安娜的演出生涯似乎在父母的权利范围内，但看起来里奥和赫尔米娜与他们的中产阶级同伴无异，极其渴望受到贵族的认可。通过安娜，他们至少可以暂时跨越与遥不可及的贵族阶级之间的鸿沟。女儿的努力为他们赢得了认可，此外，不论安娜的个人代价是什么，这样高强度的生活似乎并没有破坏（或许甚至提升了？）她卓越的琴艺。和所有的演奏家一样，她有着堪称典范的演奏技巧。评论家们称赞道，她的演奏流畅纯净，弹奏远距离跳音和快速和弦时精确无误，自由节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完整，对各种风格都游刃有余，从影子般轻柔的弱音到炮火般的强音都能轻松驾驭。除此之外，她的琴声中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评论家们不厌其烦地将其描述为“黄金音色”，配上她柔情似水的表达，让听众们如痴如醉。安娜不是那种只会像一台强力缝纫机那样敲出音符的“机器人天才”，相反，她的演奏带着一种纯真无邪，流露出信任和脆弱。这些特质经由登峰造极的艺术技巧传达出来，更加令人难忘。

“这个孩子，”向来言辞苛刻的评论家奥斯马·威克写道，“确实是一位降临人间的天使。”世纪末，黑暗和悲观主义笼罩了整个帝国，挚爱着艺术的维也纳人民将艺术视为逃离现实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内心的恐惧和希冀投射到这位年轻的演奏家身上。上流社会的听众在她的演奏现场公然哭泣，而其他人开始为她疯狂，她的名字以不可思议的频率出现在自杀遗书上，或是神经错乱的人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中。即便是那些生性更为坚强、更难被打动的人，听了她的演奏也会陷入深深的愁绪之中，仿佛他们好不容易领悟并掌握了生活的真谛，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它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溜走。

她的第一个“阶段”（家人用这个词来巧妙地形容她不同时期的状况）似乎发生在十三岁的秋天。那一年，安娜在布鲁塞尔、巴黎及柏林的演出预约突然全部取消，据科恩布劳先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是由于安娜“暂时抱恙”，但那时已有谣言猜测安娜得了精神疾病。有人说安娜正在接受著名的梅纳特教授的治疗；也有人认为她被送去了雷迭斯多夫教授的豪华精神疗养院，那里有戴着白色手套和丝绸礼帽的大夫，有最先进的电击与水浸疗法。无论如何，几周之后，这位年轻的演奏家再度登台时，第一次刻意将右手掩藏起来。十月末，安娜由父母和她家的几位朋友陪着，参加了维也纳艺术协会展览的开幕式。人们看到，她穿了一袭剪裁讲究的青灰色罗缎西服，长袖盖住手掌，袖口甚至缝了一圈爱尔兰饰带。此外，她的右手看似随意地绑了一条刺绣丝巾，从那时起，除了坐在键盘前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钢琴家再也没在公众面前展示过自己的右手。

评论员们从这古怪的行为中察觉到了精神病的全部征兆。毫无疑问，不可自控地将手隐藏起来，以及一次又一次将外部世界拒之门外，都反映出这个女孩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些人认为这些症状是她对泛德意志主义媒体的攻击的回应。这些竭力主张奥地利的德语区归属德国的媒体开始从反犹太主义的角度，对安娜的演出进行批评和谩骂。其他人则推测这些行为是敏感的小姑娘对于当时城市里弥漫的消极和不安的反应。而艺术追求本身就注定伴有令人饱受折磨的失败风险，更别提在练习时长期集中注意力带来的孤独和不健康的自我陶醉了，哪怕在最顺利的际遇中，这些都足以导致一系列的精神疾病。安娜对自己非常残忍，并且备受折磨，这从她表兄雨果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端倪。例如，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安娜告诉雨果：

“只有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准我休息。”

而在十二月五日，雨果恳求她不要为难自己，她这样回应：

她低下头，盯着鞋子，暗自微笑，仿佛我是个傻乎乎的小男孩，要求她让河水停止流动似的。

“把琴弹好——我想我一直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每当安娜陷入自己的“阶段”时，家人都会求助于雨果。雨果·库尔注定要成为那个时代小有名气的人，他为一些自由派媒体写小品专栏，言辞犀利、精于世故，同时也写了不少客厅剧，其中《逃跑的艺术家》和《同陌生人的晚餐》至今为学者们所熟悉。但是在当时，雨果还只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在他的圈子里以时尚、帅气和风趣出名，没有具体的职业规划，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业余钢琴家，只是表演略显干涩。在安娜的兄弟姐妹和众多表亲中，似乎只有雨果能让安娜在陷入“阶段”时稍微振作些，在此期间安娜勉强能穿衣吃饭，但也仅此而已。

三月二十一日

下午去了里奥叔叔家里。

安娜无精打采的，几乎有点精神恍惚，赫尔米娜像个泼妇似的横冲直撞，怒斥着让她去练琴——

“太丢脸了，安娜，太丢脸了！普切尔先生会生气的！”

安娜一声不吭，眼里噙满泪水。如果我当下勒住亲爱的婶婶的脖子，也一定不会难过。但我只是将安推到午后的阳光里，坐到靠窗的顺毛呢沙发上。我们平静地坐了一个小时，我大声地朗读《罗斯玛丽阿姨》，安的头枕在我的肩上。对我而言，这一小时无比美妙。对于她，我想这还算可以忍受。

事实上，每当安娜的“阶段”发作时，雨果基本上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在日记中也坦然承认。他的疗法似乎只是带她出门，到环城大道上散散步，逛逛普拉特的商店，看看那里朴实的娱乐活动。经常有人看到这对表兄妹手挽着手走在街上，这是引人注目的一对儿，长相英俊，穿着时髦。但尽管外表靓丽，看起来很富有，他们却并不般配：雨果显然过于年长，不适合作为安娜的追求者，安娜也太年轻，不可能是雨果的妻子。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表兄妹之情。的确，雨果的日记从某些侧面暗示了自己对安娜的迷恋。就连他们至为平常的肢体接触，雨果也会一一记录下来，例如安娜将胳膊搭在他的肩上，或是坐马车的时候腿与腿的触碰。他经常在日记中用各种辞藻赞叹她的美貌，“光芒四射”“早熟的”“令人失去所有防备的”，并且一改自己习惯的讽刺语气，将她比作伦勃朗笔下崇高的犹太女性肖像。除此之外，雨果的日记里也不乏仔细观察后的深刻见解，他对于安娜执着的艺术追求做出如下解释：

当一个人对丑恶、沉闷、愚昧和虚情假意感到厌烦——换句话说，也就是厌烦于日常生活——此人必须用机敏和品味设立起严苛的障碍才能存活下去。

不论什么天气、不论一天之中的何时，他们都可能出门散步，有时候会走完四公里长的环城大道。在某次这样的外出之后，雨果写下了这则简短的日记：

今日与安在环城大道上散步。

无耻的恶棍在议会大厦对面的公园聚会，高唱丑恶的改革联盟之歌。

大声叫着犹太佬——他们在威胁我们！

有生以来从未这般愤怒。六小时后，当我写下这些时，仍然浑身发抖。

安崩溃了。

目击者对本次事件做出了更为尖锐的准确描述，这并非什么改革联盟的“聚会”，而是一些基督教社团的顽固分子为了最近让议会大为头疼的语言权利法案在游行。这些目击者——包括一位正在休息的侍者，以及第一内务大臣的信使——回忆道，大约三十名游行者从公园中趾高气扬地走出来，接近这对年轻兄妹，吟唱着“犹太佬，你的徽标在哪儿？犹太佬，你的徽标在哪儿？”——很显然是指解放之前，犹太人必须佩戴的黄色三角徽标。至于那些游行者是否认出了库尔兄妹，抑或只是从外表判断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点不得而知。不论如何，他们一边吟唱一边将兄妹俩团团包围，围得如此紧密，据附近一位马车夫所言，“的确有一些推搡，但并没有真正的殴打。”雨果一只胳膊护着安娜，另一只胳膊挡着暴徒，缓慢而坚决地走出公园大门。暴徒们最终大笑着四下散去，这表明至少在那天，他们只是在嬉闹，并非真的要诉诸暴力。

好几个月后，雨果仍在日记中思索此事，他显然对此耿耿于怀；至于年轻的演奏家，就算这次事件令她崩溃过，也很快恢复了。不到一周，她便前往布达佩斯，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协奏曲》及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她用令人惊异的手法演奏了勃拉姆斯作品中八度音阶的滑奏，令人瞠目结舌，她将最极板、断奏和轻音杂糅成一体，碰撞出狂热的、几乎难以承受的神经反应，不仅惊艳了现场观众，也惊艳了评论家。

“这个孩子，”休博格在《新自由报》里评论道，“演奏的时候全然没有稚气，更像一位技艺超凡的天才，经过日久刻苦的磨炼而成。”而泛德意志主义媒体则用惯常的恶毒论调来评论此次演出。“仿佛玻璃打碎的声音。”《德意志报》如此评论她的演奏。“她的头发如帕德雷夫斯基①一样美丽。”《德意志人民报》如此讽刺她，并补充说，“她的手指置于琴键上，不免让人想到蜘蛛。”关于她的手指，虽然普切尔的技术训练确保了所有手指都得到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让她在表演中强调多出来的那根手指。尽管如此，当她的琶音和带有铜管乐器音质的叠音如瀑布般倾泻，听众还是可以听到，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感受得到她在轻轻地加快节奏，让人头晕目眩。在一八九九年的春夏之交，普切尔先生开始正式让安娜练习《狂想曲》。其实从一开始，安娜就时不时在练习这个作品了，只不过一直在库尔家位于萨勒习亚勒巷的舒适住宅中秘密进行，而不是在普切尔那位于市政厅附近人来人往的工作室。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票房，科恩布劳向安娜的亲友们宣布，隐匿多时、普遍认为已经失传的《狂想曲》将带着施特劳斯首演般的戏剧性和神秘感出现在大众面前。

“很奇怪的曲子，”第一次听到《狂想曲》后，雨果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并且毫无必要地难。维瑟的流动和弦似乎连安娜的双手都难以驾驭。”过了好几天，他如此在日记里写道：

在萨凯尔花园吃午饭，同安娜、赫尔米娜和母亲一起。

当我提到《狂想曲》以及它的古怪，安只是笑了笑。“维瑟写它的时候，十分享受。”她说，“他在做他自己，也许是这辈子头一次。我想这大概就像憋了很多年，终于可以大口呼吸一样吧。”

“可是你喜欢这个曲子吗？”我问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曲子的音乐。”

安回答：“我喜欢的是他。我喜欢这个作品里的他，虽然他让我害怕。”

“让你害怕？”

她大笑。“没错，因为他在拿它炫耀。这个曲子让他与众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挺危险的。”

全欧洲的巡演安排在秋天，其中有好几场在伦敦，届时她将演奏二十二部贝多芬的奏鸣曲。在准备期间，文化部的官员前来拜访安娜，恳请她作为少年天才和维也纳之光参加一场特别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为了缓和不断恶化的紧张政治局势，政府一直致力于宣传各竞争派别都认可的文化。于是对于身为犹太人的安娜，他们要求她弹奏瓦格纳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瓦格纳是将异教徒的活力与日耳曼的神秘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被泛德意志主义的狂热分子深深爱戴。

恰好安娜也十分敬爱这位艺术家，于是她一口答应。音乐会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连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也将驾临现场。当时他挚爱的皇后在日内瓦被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刺杀身亡，他正沉浸在沉痛的哀悼之中。音乐会刚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温科尔曼以一曲《炯炯有神的双眼》让听众沸腾，施梅德斯与雷曼演奏了《齐格弗里德》中的《祝你安康，太阳！》，又在听众中掀起了新的高潮。接着安娜上台，开始弹奏《特里斯坦》的前奏，这时观众席中传来“耶路撒冷不属于你们！耶路撒冷不属于你们！”的嘲讽声。一瞬间，每个人都明白过来：靠近舞台的一片座位全被一群泛德意志主义分子占了，他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开始呼喊这句经典的反犹太主义恶言。其他观众试图喝止他们，一队警察沿着走道急忙跑了过来。台上的安娜则气定神闲地继续演奏，为接下来的骚动提供了振奋人心的背景音乐。在最后一刻，就在警察抵达暴徒的座位之际，泛德意志主义分子们纷纷站起来，排成纵队迈着方步离开了现场，用最大的音量高声齐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

在此之前，泛德意志主义媒体还假借着音乐评论之名攻击安娜（尽管他们的本意早已昭然若揭）。如今，他们卸下伪装，对安娜进行赤裸裸的攻击。“没有任何犹太人，”某位评论家断言，“敢妄想理解瓦格纳的作品。”而他们的名单上除了犹太银行家、北部铁路犹太大亨、犹太小贩、犹太窃贼和极具颠覆性的犹太媒体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犹太女孩，一位能演奏的节拍器，有着巫婆的手指和怪异的即兴演奏”。当安娜打算在次年一月公开表演《狂想曲》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的敌人们一阵暴怒。“这是一次堕落。”《克夫豪森报》炮轰《狂想曲》，紧咬着维瑟传说中的犹太出身不放，“一首道德沦丧的作品，诞生于犹太人居住区肮脏的呜咽与悲愁之中。”《德意志人民报》则称其为“堕落、反社会的乐曲，充满了对伟大理想与渴望的蔑视”。自由派媒体立即展开反攻，严厉斥责泛德意志主义媒体的复仇主义与煽动主义。而对方以偏执的种族主义姿态叫嚣着回击，战火一触即发。

这种局面自然让科恩布劳先生相当高兴。合同已经签订，安娜定于一月二十日在皇家歌剧院演奏；出于平衡的考虑，节目单上除了《狂想曲》之外，也包括了一些平常曲目，例如李斯特的《爱之梦》、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及莫扎特、舒曼和肖邦的其他作品。与此同时，安娜也继续遵循她严格的练习和巡回表演日程。她先是在柏林的科罗尔厅演奏，和糟糕的音响搏斗了一番。随后是莱比锡、巴黎和伦敦，十一月中旬，当安娜回到动荡不安的维也纳时，已经咳嗽得很严重，眼圈铁青。雨果非常担心自己的表妹。“她像黑人一样努力工作。②”他在日记中吐露，之后又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写道：“我感觉安娜快被一点点磨光了。”在针对这一新型的，据说十分堕落的艺术作品的议会辩论中，她的名字被提及。作为地位不断上升的基督教社团的喉舌，《德意志人民报》发出警告：“我们将在一月二十日挥动拳头。”而青年维也纳运动的作家们联合发表了支持库尔的宣言，发誓要以同样强有力的决心迎战公众生活的“野蛮化”。

十二月，安娜在布拉格的皇家德国剧院结束了她本世纪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不顾经理们的反对，在她的坚持下，节目单只包含了肖邦的作品。据现场观众反映，安娜看起来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评论家们注意到这次演出带有一种脆弱的玻璃纸般的特质，这种特质加强而非削弱了演出的情感。“她在做梦，”罗拉·冯伯格勒伯爵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并且允许我们进入她的梦境。这场梦多年之后仍然萦绕着我。”确实，那晚安娜似乎捕捉到了肖邦作品中珍贵的精髓。即便是大师也很难淋漓尽致地表达肖邦作品的灵魂，浪漫而深情，高贵而紧绷，最终归于悲伤。这并不是悲剧里的伤感情绪，而是对于时间本身的无法救赎的悲伤：时光荏苒，世道变迁，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为珍惜的东西从指缝中溜走。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去了叔叔家。安娜在练琴，我假装在读书，然后匆匆让她穿上斗篷，在赫尔米娜他们来之前出了门，谢天谢地。

灰色的天空，天寒地冻，环城大道两旁的悬铃木伫立在风雪中。走了一公里，一言不发但心满意足，她用胳膊挽着我。美好的时刻！我们都理解沉默，表妹和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最终我开口问道，“你在钢琴上弹出那样美妙的音乐，你是怎么做到的？”

安：“集中注意力，然后我就能听到它。但是我的注意力必须非常集中——这就是练习的重要性，真的，学会正确地集中注意力。某种程度上，那并不是我，是从我心里走出来的另一个人。如果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她就会出现。”

“然后还有这个。”她摘掉右手的皮手套，撸起袖子，抬起手，仔细审视它，仿佛在观察一颗水果。

“你瞧这个。”她笑了！一边笑一边摆动着第六根手指，突然又脸红了，呼吸急促起来。我也非常兴奋。“它也不是我的。”

“胡说，”我说，“它属于你，而且它太美妙了，就如你的一切，都美妙极了。”然而她只是耸耸肩，让右手滑入手套之中。

那时，安娜试图掌握《狂想曲》那近乎不可能的指法。她的双手比维瑟的要小得多，这一事实让这项任务更加艰难——她的左手最多只能跨越一个八度，右手比左手也好不到哪儿去。圣诞节来了又走，然后到了世纪之交。雨果的日记里自然少不了各种烟花和舞会，还有议会最近面临的危机，新剧本的构思，以及他对统计维也纳自杀人数的执迷。在维也纳，执迷于这件事情的人还不少——奥地利首都的自杀人数在全欧洲遥遥领先，这不仅让市民们觉得神秘莫测，还使这座城市充满无尽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他十分冷淡地记录了他与弗洛拉·兰纳订婚的事情。弗洛拉是位美丽的金发姑娘，父亲是奥斯卡·兰纳，一名富有的水果蜜饯生产商。他们看起来无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仅如此，两个家庭对信仰问题都持实用主义的态度，虽然身为犹太人，兰纳一家几乎被彻底同化了，为了加入帝国军官团，弗洛拉的两位哥哥都已接受洗礼。雨果订婚的消息对于他表妹的命运有何影响——或者，坦白地说，他是否与安娜互相爱慕，订婚的消息对她而言是否是个打击——这一点如今已经无从探寻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那次高效率的种族屠杀将本该流传到我们手上的资料抹去了大半，而从雨果幸存下来的几本日记看来，他相当擅长掩饰内心的真实情绪。

不论如何，他出名的表妹很快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公众狂乱的焦点。泛德意志主义人士继续威胁要扰乱音乐会，并引用《狂想曲》在七十年前引发的“神秘”昏厥和痉挛为自己辩护。分离派和青年维也纳运动的成员擅自将这位年轻钢琴家推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一帮思想保守的学院派指责安娜和经纪人是在哗众取宠，为了炒作自己而煽动不必要的冲突。一位狂热的支持者甚至计算出维瑟的忌日与安娜的生日有某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关联，被《晚报》作为头条刊登。神经学和音乐理论的专家受邀探讨听众对《狂想曲》产生如此激烈反应的原因，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他已不再年轻，却仍默默无闻地痛苦挣扎着，被医学界拒之门外，错失教授职位——也在他位于贝尔盖瑟街的办公室里持续关注着这场争论。他在这间办公室中读读报纸，利用病人治疗时段之间大段的空隙写作《梦的解析》。

“你知道，你并不需要这么做，”雨果在一月十一日劝告安娜，“没人会责怪你退出。”“也没有人会责怪你。”这是他唯一记下的一段简短回答——是在指弗洛拉吗？吕格尔市长是一名基督教社会党员，他说，自己无法保证二十号晚上皇家大剧院外的治安，他引用了一句“只有万能的上帝能掌控各方势力”。然而，年轻的演奏家已下定决心。根据那些有权进入库尔家的人透露，安娜此时相当镇静。尽管她身边的人似乎都很担心，也可能在偷偷期望安娜会陷入“阶段”，安娜却并不受影响，每天照常练琴，练习贝多芬、李斯特与她挚爱的肖邦，当然还有《狂想曲》。现在，她的手指已经渐渐掌控此曲了。钢琴家们往往会告诉你，努力练习是为了减少在台上出错的风险，但他们知道，完全安全地演奏是对艺术的侮辱。音乐离不开冒险，对于这一点，安娜近乎疯狂地献身其中，仿佛只有将音乐中的恶魔全部激发出来，她才可能打破他们对自己的桎梏。

经常有人被抓到试图潜入库尔家偷听安娜练习，大多是过于激动的支持者，偶尔也有记者。其中有一位来自利沃夫的名为佐尔马·马格的老人，他是一位制革工人。人们发现他在一八三一年听过维瑟表演《狂想曲》，于是当地的音乐协会号召大家捐款，送他去维也纳见证《狂想曲》的复活。一月十六日，雨果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去了叔叔家。我现在很难忍受这个东西，这首《狂想曲》，这场噩梦——就像在梦中，你竭尽全力想要逃避一个可怕的动物，吓得魂不附体，可就是挪动不了双脚。

第二天，文化部宣布单方面取消安娜在皇家大剧院的演出。他们宣称是出于安全考虑，并且搬出了去年秋天的瓦格纳音乐会，声明里暗示，库尔小姐对那晚失控的场面也负有部分责任。正当公众的震惊转变为强烈的抗议时，维也纳剧院发出了另一份声明。维也纳剧院是维也纳最古老的剧院之一，轻歌剧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理人亚历山德里亚·冯·薛内鄂不仅是该剧院的老板和主管，碰巧也是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乔治·冯·薛内鄂形同陌路的姐姐。她提出，暂停目前正在上演的《蝙蝠》，以便安娜能如期进行《狂想曲》的公演。科恩布劳马上公开表示库尔一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且指出，维也纳剧院十分慷慨地接受已售出的皇家歌剧院的门票。第二天，也就是十八号，泛德意志主义媒体开始发难，极力鼓动大众的反犹情绪，呼吁人们向那些“犹太吸血鬼和他们乏味的狗腿子”复仇，并且再次发誓要阻挠这场音乐会。到了下午，参谋长宣布，将在剧院外的街道上部署国家第一轻骑兵，严格确保安全。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安娜超然物外，全然不受外界动乱的干扰。科恩布劳、里奥……所有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安娜的“阶段”发作——普切尔看起来已经濒临中风边缘，焦虑到了极点。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面对目前情况，或许“阶段”发作才是正常的反应。

可是她还是一切照旧——吃饭、上课、学习、练琴，都以能想象得到的最冷静的方式进行。这或许是种积攒能量的方式，我想。今天晚饭后我弹《维也纳的晚会》给她听，之后为她大声朗读歌德，读的是《意大利游记》。

“我会守在你身边，寸步不离。”我告诉她。她严肃地点点头作为回应：“上帝保佑你，雨果。”

“上帝保佑你”——如果上帝真的保佑我，我一定会带她逃离这一切，只要我有一丁点儿勇气。

她为即将到来的演出挑了一袭黑色长礼服，上面织满了深色玫瑰，腰间打着褶皱，有薄丝纱质地的高领。那天傍晚下起了小雪，当她和随行的人离开萨勒习亚勒巷时，雪花就像灰烬一般朴素，为路灯勾勒出一圈美丽的光环。快抵达剧院时，已经可以看到街角有骑兵在马背上逡巡，士兵们身披带着深褐色边饰的蓝色斗篷，头盔上插着翎羽，脚上踏着镶金边的马靴，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久，街上挤满了马车，浩浩荡荡但十分平和地朝剧院驶去。正如泛德意志主义者发过的誓言，演奏家确实经历了一翻磨难才抵达目的地，但她前进的真正障碍是大量的车流，而不是充满雄性气概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安娜是因为遭遇了堵车才迟到的。

冯·薛内鄂夫人在剧院一处隐蔽的入口处迎接她，随行的还有一位轻骑兵上尉、六个穿制服的警察、剧院保安及三个身强力壮的助理，另外还有皇家秘密警察派出的两位便衣。安娜首先被护送到更衣室脱下披风，然后去了位于地下室的排演区，那儿有一架贝森朵夫大三角钢琴，等着她预热。普切尔陪着安娜一起进去，然后关上门，把其他人留在大厅忍受寒冷。安娜在里面演练今晚的所有曲目，美妙的音符和柔软的随性演奏中夹杂着普切尔模糊不清的说话声。

“那么娇小，”轻骑兵上尉事后回忆时，这样描述安娜离开排演室的身影，“那么脆弱，那么娇小，很难相信这样羸弱的女孩子能引起如此大的骚乱。”剧院保安与警察走在前面，普切尔和冯·薛内鄂夫人陪在左右，安娜被一大群随行跟着，三十多号人陪着她一起穿越迷宫般的后台走回更衣室。上尉紧跟安娜身后，之后是她的父母、叔叔们、雨果和其他几位表亲、科恩布劳和他的情妇，后面还跟着一些零散的舞台管理人员和关系要好的记者。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安娜安静地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其他人开始互相寒暄，品尝尽是各种肉类和奶酪的奢华自助餐，欣赏好心人送来的鲜花和电报。赫尔米娜与科恩布劳仍然非常担心安娜的“阶段”发作，于是想方设法和演奏家闲聊，转移她的注意。雨果在安娜附近找了个地方坐下，一语不发。冯·薛内鄂夫人不时前来汇报有多少观众以及重要人物已经到场。

“她好像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雨果事后在日记里写道，“仿佛在寻找灵魂深处某个深不见底的地方，一个远离这场荒唐的混乱的避难所。”最终，在差十分八点的时候，安娜宣布她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的父母与经理们立刻反对，担心她精神崩溃，可是小女孩异常坚定。

“我必须独自待几分钟。”

“可是至少让普切尔先生——”赫尔米娜开口说。

“谁都不行。”

“那雨果，亲爱的雨果——”

“谁都不行。”安娜坚持，“除非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不然我决不上台。”众人不断恳求，焦急地抗议，最后艰难地离开更衣室，关上了门。有好几分钟，随行者们不得不站在大厅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久，舞台经理通知冯·薛内鄂夫人，观众已经就座了，是时候登台了。科恩布劳隔着门将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有人说紧接着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也有人说中间至少隔了几分钟——不论如何，每个人都听到了，更衣室里传来一阵刺耳的爆破声。

“听起来像是把小口径手枪。”其中一位警察事后回忆道。上尉则认为那有点像灵巧地抽动鞭子的声音。而雨果将其形容为一大块冰自己裂成两半的声音。一瞬间，大家都僵住了，紧接着好几位男士朝更衣室的门撞去，门纹丝不动，大家挤成一团。保安拿着一大串钥匙，被推上前，这时安娜在里面开口了。

“我没事。”她冷冷地说，语气有点厌烦，“只是摔倒了，仅此而已。我没事。”

保安犹豫了。他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安娜打开门锁，走入大厅，眼神坚定，身姿挺直，脸色苍白而僵硬，仿佛戴上了一副狂欢节的面具。她迈着新娘一般精准的步伐走过大厅。雨果当时正好站在保安旁边，他步伐一致地走在她身旁，托着她的胳膊，领着她穿越人群，身后的随行者被挤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事后回忆道，当他们往后台走去时，自己曾好几次和安娜说话，问她是否无恙，有没有伤到自己。但她似乎太聚精会神了，并没有听到雨果说话。他陪着她在舞台侧面等候，冯·薛内鄂夫人带着她长期训练出来的戏剧张力在台上做了一番绵长而激昂的介绍，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次演出的重要性。当她介绍完毕，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安娜并没有马上现身，而是等到冯·薛内鄂夫人彻底离开舞台，台上只剩下钢琴和长凳时，才踏上舞台。

站在台侧的人可以感受到，随着安娜的现身，喝彩声像冲击波一样席卷了整个舞台。观众的身体仿佛受到驱赶，集体起立致敬，雷鸣般的鼓掌声伴着一声声呐喊“了不起的姑娘！”“漂亮的姑娘！”，在全场蔓延。安娜朝钢琴走去，却突然毫无缘由地转身向舞台前方走，一直走到台口的位置，似乎要向观众致谢。这一举动激发了观众更加热烈的喝彩声。缓慢地，带着点儿羞涩，她解开了右手上绑着的手帕，将手伸向观众。事后，据目击者反映，现场的情况相当可怕，一部分观众没有明白过来，继续喝彩，另一部分看明白的观众发出阵阵吸气声和惊叫声，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直到最后融合成一片呻吟，一片混乱，伴随着绝望的叹息在观众席中回响。

到了最后，大家都看见了，也明白了：安娜的手上仿佛长出了一支闪亮的血色玫瑰，被切断的手指根部闪闪发光。事实上，这就是安娜的最后一次表演，也是她在历史记载中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确，从此以后，安娜·库尔从历史上消失得一干二净，仿佛从这个世界上被连根拔起。没有人就安娜的自残行为做出任何解释，不管是安娜本人、库尔一家，还是一直严格地经营着她演艺生活的人都三缄其口。有些人推断，主要原因是安娜感到极度悲痛；另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在如此紧张而有害的环境下表演导致的压力，安娜发现自己成了一场前所未有、充满毒性且满是仇恨的政治运动的牺牲者。或许她通过自己痛苦的艺术敏感度，察觉到了这些力量会在新的世纪中带领我们走向何方？遗憾的是，我们和现场的观众一样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他们还是只能傻傻地盯着她的断指。他们震惊了，有些人木然地陷入座椅，也有一些人在恍惚中跌跌撞撞地朝剧院出口走去。只有到了后来，过了很久很久的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这次《狂想曲》是真的失传了，它的乐谱就像一件喑哑的手工艺品一般无用，或是一场已被遗忘的梦，只留下一片遗迹。

①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世界级钢琴大师。

②原文为法语。

与切·格瓦拉的不期而遇

爱与革命

六岁那年，我父亲成为弗吉尼亚州一所高校的校长。那是所规模不大的圣公会学校，不过捐资丰厚，南方家庭都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那儿。虽然早在五十年代初，学校就开始招收女学生，却依然弥漫着一股南方多金男性的传统风气，混合着伤感与恶意。我们家住在校园里的校长宅邸，那是幢希腊复古式大宅，建成了旧时的种植园风格，宽阔的门廊上有一排高耸的柱子。中央的旋转式楼梯充满皇家气派。正式的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硬木地板的音质和保龄球馆的一样。按照学校传统，父母每年都会为教职工举办数次宴会。起初我只能和姐姐们躲在楼梯顶端偷看，后来我便穿上外套系上领带，和服务生一起为客人送潘趣酒，悄悄游走在人群的边缘。正是在这些宴会上，我发现自己被莫娜·布龙迷住了。布龙夫人是一位教工的太太，身材纤瘦，个子娇小，年龄大约三十出头，有一回，我竟误以为她是演员娜塔莉·伍德。她有和那位影星同样清新可人的模样，同样精致，带着一丝异域风情的性感风韵。她轻柔的淡褐色头发松散地披着。六十年代中期的南方，流行的女性发型看起来很像上了太多胶的蛋白酥皮卷。不过，最初却是她的眼睛吸引了楼梯上的我们。那是一双热情的棕色眼眸，饱含着光泽，如波旁酒般醉人，又似枫糖浆般甜腻。锋利的眉毛仿若被惹怒或受了惊吓的猫弓起的脊背，弯成夸张的弧度，框住了眼睛。

“她怎么一脸惊讶的表情。”一个姐姐说。

“她是在屏住呼吸。”另一个姐姐说。

“她憎恨她丈夫。”最机灵的大姐说。

我是年纪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男孩，没有人指望我发表意见。但每当目光触及布龙夫人，我的脑中便开始上演一出歌剧。当然，歌剧里唱的都是情欲。听到她憎恨她丈夫这话，我产生了一阵隐秘的颤抖，尽管“憎恨”这个词可能太重了——那时候布龙夫妇大概已经历了太多大起大落，耗尽了炽热的情感。数年前，六十年代初，他们曾去古巴进行短期的学术交流，是两国断交前的最后一批。不知道是受到了古巴革命的启发，还是厌倦了她的丈夫，抑或两者皆有——也许是邂逅了风流倜傥的切·格瓦拉而深陷爱河——当她丈夫回国时，布龙夫人留在了古巴。她不忠的消息轰动了好几周，简直就是一出充满人情味的冷战丑闻。这也令布龙博士在人前蒙羞，他回到学校后整个人更加冷漠了，对什么都心不在焉。他重拾社会学的旧职，拒绝向媒体透露任何信息。好几年后，布龙夫人突然又回到他身边，她就同石墙般一言不发，重新过起了传统教工太太的日子，仿佛只是去海边度了一个周末。街坊们知道的就这么多，他们别无他法，只能自行用各种流言蜚语来填补空白。有人说她被洗脑了，也有人说她是个间谍，还有人说在哈瓦那时她被经过手术改造的替身替换了。而大家最热衷的、流传最久的，莫过于她与著名的革命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之间的风流韵事。

根据当时的官方说法，切是美国的头号公敌之一。然而对于我而言，他是一条线索，是最基本的人类谜题中的关键人物，这个谜既连接着我们与布龙夫人，也连接着我们彼此。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彻底着迷了。在教工宴会上，我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看着她吃东西，优雅地摆弄钱包和餐盘，或者时不时摸摸耳垂确认耳环还在。我仔细研究她的着装，她的高跟鞋和她剪裁合体的套装，以及裙摆下的臀部撑起的光滑曲线。她鲜少开口，宁愿做一个泰然自若又全神贯注的聆听者，但就算她看起来很投入，也总是显得有一丝分心和不安，仿佛感觉到有人靠她太近了，一个亲密的、又带点敌意的人，而她随时都准备摆脱他。如今我明白了，那是她如影随形的悲剧光环。但那时，我只有一种最粗糙的感觉，就是她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了。显然，我无法让她快乐。这对于我而言，也是悲剧的一部分。

她最终回归原点，在保守的小型南方高校做一个普通的教工太太，这件事打击了我，觉得生活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一个地狱。我还记得听说切被杀害时，自己心中一紧：我们该怎么对布龙夫人说呢？我当时没意识到人们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当我在那年的圣诞派对上看到她时，她还是老样子，和往常一样在房间里走动，基本不说话，吃得更少了，似乎十分钟才眨一次眼睛。我一直试着和她交换热烈的眼神，向她传递些许热切的支持或爱慕，但直到她走到桌边来取潘趣酒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我颤抖着双手给她盛酒，恭敬地把酒递给她，当酒杯易手时，我们的眼神相遇了。她愣住了，盯着我，仿佛那一瞬间我才化为真实的形体。下一秒，她好像明白了一切——至少明白我想要传达的讯息，因为她眼里的细微光亮开始消退。我想，如果我当时开口说话，她一定会扇我一耳光。她那么冷酷无情，嫉妒着她那史诗一般的耻辱与悲痛，决不能允许乳臭未干的小孩谈论这件他一无所知的事情，从而玷污了她一生的挚爱。

我急切地想要和她说话，却被她的神情冷酷地拒绝。她留给我的惊吓是那么深刻，我记得当时心想，如果这就是爱情对人的影响，那我永远也不要再爱上任何人。

玻利维亚的死讯

二十岁时，我从大学退学，找了一份运送办公室家具的工作，待遇极低。当时我生活在东北部一个寒冷脏乱的城市，在这个理论上来说已经破产的城市中，每晚都有好几十起随机发生的谋杀。然而那时候我更关心如何找到一份可以让我暂时停止思考的工作。大二那年，我一整年都没怎么入睡，陷入一种无法自控的强迫性行为，譬如试图阅读埃兹拉·庞德的所有作品。于是我在一个办公家具折扣公司找了一份差事，在一个高犯罪街区租了间便宜的公寓，开始了每天早晨乘公共汽车上班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孤独的时光，生活脱离轨道。我周围也没有太多朋友，压抑到不敢和任何女人说话。但是运送家具也有令人满足之处：一方面，可以在城市各处并排停车。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欢搬东西和坐着卡车四处转悠。其他运货员也不太在意我。我想他们本能地知道，这个家伙不过是一个压力过大导致生活脱轨的白人男孩。但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上班第一天，他们让我跟着克利夫顿·威伊姆斯。克利夫顿是个上了年纪的黑人，虎背熊腰，走起路来像个关节炎患者，歪歪扭扭。沉默了几个小时，他转过来对我说：“嘿，小孩，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当你的女人拿起枪举向你的时候，你就向一边躲，这样她的目标就小了一大半。”

同事们都觉得我那些傻乎乎的正式的礼仪很有趣，因为我见到年长的同事都不经思索地称呼“先生”，直到他们吼着叫我别再这么叫。白天，我拖拽家具，听着同事的各种闲扯；到了晚上，我听着街上此起彼伏的枪声，梦到南方，梦里满是矛盾与乡愁。我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出于自愿，遵循南方的光荣传统北上念书，但不知为何，我却一步步自我放逐。“祝你好运。”当我打电话回家告诉父亲我要退学时，他这么说。那时候他在一所更大的，甚至更有名望的大学当校长。“什么时候你准备认真起来，就回来找我们吧。”

生活变得很简单，工作、吃饭、睡觉——每天早晨我只需要钻出被窝，其他的事情好像就会自动发生。有一天，我和路易斯·巴蒂斯塔还有克利夫顿在外面送货。我坐在卡车中间的工人座上，路易斯驾着卡车在六车道的路上左右穿梭，克利夫顿悠闲地坐在我身边，胳膊搭在窗户外，迎着早春的微风哼着歌。我们听到卡车后有什么东西挪了位置，然后是玻璃碎掉的声音。克利夫顿伸手扭开了收音机。

“嘿，”他重新靠上椅背，“你知道吗？是古斯塔沃杀了切·格瓦拉。”

“开玩笑吧。”我说。一时间心里充满惆怅，仿佛打开了一个里面放满了樟脑丸的旧旅行箱。“你指的是那个游击队员切·格瓦拉？”

“不，老弟，我指的是那个在夜总会唱歌的切·格瓦拉。不然你他妈认为我在说谁？”

“我——”

“你很惊讶我竟然认识格瓦拉？你认为我只是个无知的黑鬼，不是吗？小屁孩。”

“不，克利夫顿，我只是——”

“妈的，你这家伙。我认识马尔克姆·X①。我以前天天和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②混在一起，懂么？我亲身经历过六十年代的那堆狗屎事情。”

我无法分辨克利夫顿只是在嘲讽我还是真的生气了，于是乖乖闭嘴。路易斯瞥了我们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换挡继续开车。

“是啊，”他说，“我听说了。”

“你觉得是真的吗？”克利夫顿问。

“当然，为什么不是。他的确驻扎在那边，而且是个硬汉。”

牎澳阄使穑俊?“去你的，当然没有。不能随便谈论那边发生的事情。”路易斯是智利人，也当过兵。所有送货的拉美人都是从部队退役的，这个巧合似乎有点儿不祥。

“那个伙计应该写本书，可以大赚一笔。”

“不行。”路易斯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能写成书。他独自承受了太多悲伤。”

他们说的是古斯塔沃·托雷斯，一个沉默寡言的玻利维亚人。他那张五官平平的印第安人的脸和长长的充满悲哀的鼻子似乎笼罩着死亡，散发出道德权威的冷光。对于大多数美国北方人而言，古斯的行为举止令人费解——举几个例子，他为人谦逊、含蓄、待人彬彬有礼——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都市人的自信，不禁让我想到电影里面那些上流的赌徒。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在玻利维亚，而他在这里还有一连串打扮入时的女性朋友，他还有一辆蒙特卡洛汽车，日常保养都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开销。没人知道仅凭他这么微薄的薪水怎么有办法活得这样潇洒，这让古斯塔沃更显神秘莫测。

我自然问了他有关格瓦拉的事情。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像一条点燃的导火索一样灼烧。那一次和他一起出工的时候，我鼓足了勇气。

“嗯，古斯，”我开口说，“我无意冒犯你或是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听说了一些有关你的谣传，我很好奇——”

他把手放到仪表盘上拍了一下，随后起誓一般地举起双手。“传言都是真的。”他宣布。

“我们是在说格瓦拉，对吗？”

他闪躲了一下，好像我正往他脸上泼硫酸似的。“当然了，革命家切·格瓦拉。”

“我并不是要窥探什么。”我暗示他继续说。

“很好，”他简短地说，眼睛一直盯着路面，“你不该对这些事情过分感兴趣。”

“好吧。”我附和道，然后和他说起了布龙夫人及她与格瓦拉之间的风流韵事。谈起这些让我感觉很自在——更真实、更实在，也消解了些乡愁。古斯只是嘀咕了几声。但是过了几天，他突然到储藏室来找我。

“是真的，”他压低声音告诉我，“关于你认识的那位女士，还有格瓦拉。他们之间确实有一段风流韵事。”

“真的？”

“没错。”古斯塔沃的英语硬邦邦的，干脆利落，“她在哈瓦那住了两年，他将她安置在老城的一间公寓里。她能活着离开真是奇迹，你知道。”

“你是怎么——”

“好了，”他优雅地咳嗽一声，“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知道这个。”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于是将其在记忆中尘封起来。几周后，我和一大帮同事下班后去喝酒，在附近找了一间很正经的有额外服务的酒吧。酒吧的内墙被尼古丁熏出一条条黑痕，女侍者们灰头土脸的，像极了旧日的童养媳。我迅速喝了三杯，像往常一样，喝得太快了些。第四杯喝到一半时，我抬起头，发现古斯塔沃正盯着我，眼睛里冒着火。

“简直像《圣母怜子像》一般。”他一字一顿地说。喝了酒后的古斯整张脸显得更平了，像风化了的石膏板墙，他的鼻子看起来也有种前所未有的威严。

“你说什么？”

“格瓦拉的死亡肖像，他的遗体躺在桌子上。你见过吗？”

我当然见过，弗莱迪·特里戈拍摄的著名照片，被草草处决后，格瓦拉的遗体横在担架上。这张照片是二十世纪的经典镜头之一。照片中他睁着眼，盯着远方某处，嘴唇微张，似乎露出了困倦的微笑。蓬乱的头发和胡须让他神似耶稣。赤裸的身体上布满弹孔，仿佛散发着光芒。在这张肃穆而光辉的黑白照片里，格瓦拉的遗体带着洁净而超然的光环。

“我见过。”我回答，语气尽量和古斯一样庄重。

“《圣母怜子像》。”他又重复了一遍，“他凝视镜头的样子太美了，他看起来是那么安详，那么慈悲。可是对于当天在场的所有人，这张照片就像是一个诅咒。”

“唔。”我低喃道，生怕惊扰了他。然而我无须担心，古斯塔沃正坐在内心深处的告解室，根本不会受到干扰。

“没有犹大，耶稣也无法成为基督，此话不假吧？那么也得有人扮演格瓦拉的犹大，让他从凡人格瓦拉，成为殉道者格瓦拉。但那张该死的照片，唉，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我们只想证明格瓦拉确实死了。这是我们那天收到的命令，要我们提供他确凿的死亡证据！于是我们找了最佳的光线，脱下他的上衣，露出身上的伤口，我们还让护士修剪了他的胡须，为他梳了头。我们只是想拍一张像样的照片——谁会知道我们正创造一副新版的《圣母怜子像》？”

他一边喝酒，一边为我描述军队的运作：他们的部队——大部分都是印第安人——已经袭击和追踪游击队好几周了，最终把残留的游击队员逼到了胥霍峡谷。在一次交战后，他们逮捕了格瓦拉，将其押送到一个名为拉伊格拉的小村庄，在学校的一间校舍里关了一整晚。第二天传来处决他的命令时，下级军官抽签来决定谁来执行。“那天早晨我和他谈了谈，”古斯说，“我给他送了一杯咖啡，然后聊了几分钟。我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一路在山里面追踪他的人。格瓦拉那会儿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了——忍受着饥饿和病痛，双脚血肉模糊，哮喘就像一条盘踞在他咽喉的蛇。但他还在战斗——依旧没有停止战斗。他只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请你看看身边吧，少尉。看看这个村庄——你看见了什么？这里没有医生，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这里的人一无所有，生活形同狗屎。兄弟，当你一路追着要杀我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思考过，这场战争究竟是关于什么？’”

“我时常会梦到这场对话，”古斯接着说，“我们在拉伊格拉的校舍里，他坐在地上，衣衫褴褛，双脚往外支着，裤管已经碎成破布，上面满是血迹。可是他已经死了！他的皮肤呈青灰色，衣服破旧不堪，子弹射入的地方血迹斑斑。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不恨我。我问他，死去是不是很疼？他说，不，不怎么疼。接着我鼓起勇气，问他关于天堂和地狱的问题：它们真的存在吗？他最终去了哪边？我提问时，他一直面带微笑，然后他告诉我：‘你知道吗，古斯塔沃，我在这儿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从不知道上帝和撒旦住得如此近。事实上，他们是邻居。当他们无所事事地坐着时，会打打扑克。但是他们从来不赌钱——钱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不，他们只对灵魂感兴趣，那些奔走在世间的罪恶灵魂。当他们打扑克的时候，我们就是赌注。’”

“‘那么我呢？’我马上问他，‘他们有没有拿我当过赌注？’

“‘当然。’他说，可当我问他谁赢了，是撒旦还是上帝，他没有回答我。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

同袍同泽

三十出头的那几年，我开始往乱成一团的岛国海地跑。那会儿杜瓦利埃政权刚垮台，海地对我充满了吸引力。而且我也有些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了写文章，最好是能写一本书，然而更为真实的动机却主要是因为我是南方人，是个白人，所以对充满种族矛盾的地方有种归属感。当时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两个出色的孩子，一个不知道上辈子修了什么福才得来的幸福家庭。可我却常常将他们抛下好几周，去一个永远处于自我毁灭边缘的地方浪费时间。去了几次，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海地人，一个医生，和他成了朋友。他叫彭斯，顺便提一下，他和格瓦拉有点神似，是个热情、样貌端正的混血儿，却时常衣冠不整，在闹市区的贫民窟附近行医，对大部分前来就医的病患都分文不取。由于收入太低，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只能挤在太子港中心一所满是臭虫的狭窄公寓内。公寓是从一座华而不实的古老宅邸中隔出来的几间房，那座宅邸当年曾辉煌过，现在看起来却更像一堆腐朽的象骨。我去太子港的时候，他坚持要我留宿他家，通常我都会服从他的安排，尽管心中隐隐不安。一方面，公寓没有通自来水。另一方面，屋里总是挤满了各种朋友、穷亲戚以及神秘的陌生人，我从来搞不清这些陌生人和他是什么关系。他们会突然来到家中，住上好几天，然后离开。这给我留下了一种印象，这就是大部分海地人的生活方式。

住在彭斯家时，我认识了一个年迈的海地人，据说曾是格瓦拉的战友。劳伦特是个高个儿老人，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眼睛像得了黄疸病般发黄，乌黑的皮肤在狭小闷热的屋内闪闪发亮。他有一点疯癫，我想这一点不必回避。一周他会来好几次，早晨通常来喝杯咖啡。他穿着瓜亚贝拉衬衫和宽松的长裤，脚踏一双白色漆皮的休闲鞋，胳膊下夹着拉链式公文包，正是一个经历过大场面的热带人形象。可一旦他开口说话，你就想夺门而逃。

“今天上午我和曼德拉有约。”他或许会这样说，顺便拍拍永不离身的公文包。过两天可能是撒切尔夫人或者密特朗，或者他正打算前往皇宫和亚里斯提德总统会谈。事实上，如果你有耐心听他说下去，他的胡言乱语便开始带上一丝真实的色彩。当劳伦特还是海地陆军上尉时，发动过一场失败的政变，反抗“爸爸医生”，自那时候起，他大半辈子都游走在权力的边缘。他能理智地分析政局、点评历史。而他的疯癫中带有些许小花招，说话时带有一种戏谑的自知之明，令我们一直猜测他有多少话是认真的。

他喜欢奚落白人，特别是外国的白人。如果有记者来访——这是常有的事，因为彭斯能说英语，他的住所又在假日旅馆附近——劳伦特会握着他们的手，用不标准的英语庄严地宣称：“我是海地仍民令袖！”这当然极其荒谬，可是认识他久了，我发现自己萌生出一个念头：抛开疯癫，劳伦特其实能当个大家期待的像样的总统。他会说五种语言，拥有商科和经济学学位，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却十分辉煌，在四个大洲流放了三十年，他依旧活了下来。古巴是他流放的第一站，他将自己的诸多才能献给了新官上任的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我们一见面就称兄道弟。”

只要对方愿意听，劳伦特都会这么说。“他让我管理统计局，我常常陪同他视察全国的工业化项目。在一起时我们无话不谈——谈他的生活，谈哲学，谈我要解放海地的梦想，他非常支持我。‘劳伦特，’有一次他问我，‘政府应该把什么摆在首位？如果你当了海地总统，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教育，’我脱口而出，‘我要建学校，格瓦拉司令。我要让人民觉醒。’”

“‘好答案，’他说，‘但是错了。在谈教育之前，在谈医疗之前，在谈一切之前，必须确保安全，这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前提。’因此，”劳伦特对着臆想中的数千听众提高了声调，“当我被选为总统时，国土安全会被我摆在首位！”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千万不要取笑他。”彭斯后来嘱咐我，“当一个海地人告诉你他要当总统，绝不能笑，因为这很可能成真。而一旦这一切成真，他不会忘记你取笑过他。”

当然，彭斯说得不错，几年前的选举就是证明。只因一个偶然，劳伦特才没能担任要职。“小医生”垮台后没多久，劳伦特结束了三十年的流亡生活，返回祖国，并且宣布自己要竞选议员。当时，有一批有希望的候选人在竞争参议院的三个席位，劳伦特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竞选活动规模不大，却公开透明，顺利进入了最后一轮，可恰逢杜瓦利埃政府的顽固分子发起了一场闪电恐怖袭击，威胁要毁掉选举。在各种海地人无比熟悉的场景之中——谎言，束手无策的国际社会，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劳伦特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要为和平跳舞，引起巨大轰动。“所有海地人都跳起来！”他走到哪儿都喊着这句话，一边踩着热辣的步伐，臀部也疯狂扭动，惹得选民们立刻神魂颠倒，尖叫不断。“让我们用热舞来代替斗争，全部的海地人都跳起来！”选举日最终沦为一场劫难，暗杀队在全国各处疯狂流窜，但是在投票取消之前，据太子港的观察员报告，有一大批选民都把票投给了“那个跳舞的家伙”。

一想到劳伦特曾经离真正的权力只有一步之遥，我就觉得惶恐，不过这个念头倒可以让人解恨地大笑一场，因为那些神志清醒的政客们把局面搅得一团糟。可怜的劳伦斯错失良机。现在他成天拜访朋友，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当年和格瓦拉的故事。在猪湾事件中，他率领一支民兵小分队，为了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导弹危机后的耻辱时期，他也陪在格瓦拉身边，和愤怒的古巴群众一齐呐喊“赫鲁晓夫你这个变态”。在彭斯闷热的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公寓里，劳伦特描述着格瓦拉聪明的头脑，对工作的狂热，对恶作剧的热爱，以及他该死的哮喘，故事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我们陷入历史的迷雾中。然后这个老头会突然停下来，看看时间。

“好了。”他会这么说，最后啜一口咖啡，“请原谅，我现在必须赶去赴约了。”然后他起身前去会晤卡特或是叶利钦或是议程表上的其他人，挥一挥他那空空如也的公文包，示意我们可以解散了。

抚慰的低语

三十几岁那几年，我常去海地，自以为找到了自哥伦布和那群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以来，这个半球一切愚蠢、浪费和恐怖的源头。在此期间，因国家医学委员会委派，彭斯去了好几次古巴，带回了一些格瓦拉演讲的磁带。傍晚时，他用那台便宜的便携式收录机播放磁带，格瓦拉的声音穿透华而不实的旧宅邸，强有力的声音如同被敲打的金属片。随着声望和地位的不断上升，彭斯渐渐忽视了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如同白兰地巧克力，眼睛乌黑而敏锐。她出身贫寒，但性格直率、意志坚强，而且她心思敏捷、极具洞察力，让我这个大学毕业生自愧不如。亚里斯提德政变后不久，她和彭斯就相识了。当时一个残酷无情的军事政权掌控了国家。残酷的武力镇压和救世主姿态般的抵抗势力造就了令人兴奋的氛围，他们的爱情就在这硝烟弥漫的时局里开花结果了。不过那段肾上腺素激增的日子早就成了过往，现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了钱吵架。钱当然永远都不够，他们开销也很大，欠债已堆积成山，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看着他们吵架，我开始觉得马克思有一件事说得很对：在全方位侵蚀人类生活一事上，金钱有着无情的天赋。

彭斯并不擅长处理财务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背着太太四处鬼混。他总是急迫地向我描述这些性爱冒险，嘶嘶的低语就像他们的爱情漏气的声音。他什么都告诉我，什么都瞒着妻子，尽管他的行为再明显不过了。“我出去买点可乐！”他朝着妻子喊道，一去就是三个小时。厨房一片昏暗，她和我坐在桌子边，喝着不加可乐的朗姆，聊到深夜，直到她的家人在屋内的垫子上四仰八叉地打起呼噜来。

“Je suis une femme deçue。”她告诉我，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女人。她明白自己处境微妙，虽然彭斯对外介绍她是他妻子，但他们并没有正式结婚。除了没有法律保障，她也没有钱，没有家庭关系，没有值得一提的教育背景。一团乱麻，她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时常提及一段朦胧的过去，那是政变后不久，她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反抗团体。刚开始还只是虚张声势，大家聚在一起各抒己见，后来出现了一个白人，开始教导他们如何用枪，如何制造炸弹，如何设计埋伏，以及如何消失。

这家伙是谁？我问。

她耸耸肩。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白人。美国来的。

是军方的吗？中情局的？

她又耸耸肩。

你们都在哪儿碰面？

在家乐福超市里，她含糊不清地说，在朋友家里。都是晚上碰头。

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白日梦，一个粗糙的美梦成真的故事。而另一方面，我见过她的包里总是放着一把点三八口径手枪，看起来她可以随意而熟练地使用它，就像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主妇使用手机似的。所以，或许我才是在做梦，活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当我问起那个团体后来怎么样了，她说，我退出了。我害怕了。某天夜里，那个白人给他们一叠印有亚里斯提德的海报，吩咐他们在附近挨家挨户地粘贴。他们两人一组分头行动，带着一捆捆海报和胶水偷偷溜出门。没过多久她和同伴就被驻外武官抓住了。若不是男生拼命向驻外武官澄清她只是个碰巧出现聊了两句的路人，她早就被枪杀了。于是武官吩咐她走开，赶紧滚。第二天清晨，大家在第一街的下水道里找到了她同伴的尸体。又过了几天，她遇到了彭斯，便马上搬到城市的另一端和他一起住，那里没人认识她。

“他救了我一命，”她说，“带我远离了那些烂摊子。”当我分别和他们相处时，他们总是说彼此的好处，可他们在一起就吵个没完，最后彭斯在手提箱里扔了几件衣服，搬了出去。他时不时给她寄点钱，但这点钱永远不够。每次我去海地，总会去看看她，如果手头宽裕，就给她留下一些现金。有时，当我去拜访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格瓦拉的演讲。一开始我很惊讶，因为她和我一样，听不懂里面的内容，但随后我明白过来，她只需要屋里有个声音，格瓦拉说西班牙语时激烈的语气和丰富的语调就像情歌一般给予她抚慰。这就是她独处时播放的音乐，诉说着平时聊天时无法谈论的渴望、真实和伤害。那些都是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即便它们已不是秘密。当我半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在学西班牙语，她只是大笑着转过身。

向格瓦拉看齐！

卡斯特罗宣布格瓦拉司令官死讯的那天，呼吁全国民众“向格瓦拉看齐！”。三十年之后，格瓦拉的无名之墓终于被找到，冷战时期的几个重大谜题之一终于被解开。一组法医专家在玻利维亚格兰德河谷的旧机场跑道附近挖掘了十八个月，寻找这位伟大革命战士的遗体。尽管身处三千里之外，我还是持续关注着报道，克制着自己的好奇，尽量避免增添任何主观情绪。几十年来，格瓦拉的敌人们始终对这个不体面的坟墓守口如瓶，生怕为其他人提供一个瞻仰他的圣地和集会之地，可一旦找到了，似乎各方都想据为己有。玻利维亚政府到处游说，希望把他留在格兰德河谷，这样毫无疑问可以吸引大批观光客，带来丰厚的旅游收入。阿根廷将之前惨绝人寰的“肮脏战争”③抛之脑后，声称格瓦拉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古巴人对格瓦拉最后的绝望求助袖手旁观，却坚持认为作为格瓦拉的第二祖国以及精神同盟，他们有权获得格瓦拉的遗体。

古巴人最终得到了格瓦拉，虽然免不了一些不光彩的口角。我一直从报纸上紧跟事情的进展，总觉得这个结果跟自己有些关系。无论如何，格瓦拉遗体的发现与之后的重新下葬引起了全球性的风潮，大家又开始关注格瓦拉精神。数本新书出版，老书也重新发行。数千件肮脏的中央情报局文件被曝光。卡斯特罗发表了多次滔滔不绝的演讲。汹涌而来的格瓦拉相关商品占据了世界市场。格瓦拉预言的全球性革命还未到来，不过他会发现这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缘由。贫穷、不公、压迫、苦难，仍是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的主题词——自从格瓦拉死后，不管其他事情如何变化，这一点始终没变。而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富裕，穷人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对我们的仁慈的诉求越来越淡薄。

如今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按他们的说法，人生已经过半——日子越过越快，加速前行。最近我突然意识到，我花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多时间，努力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而它们可能也只是一些最为粗糙的观点。这世界上，我们有把握的事情少之又少，也许正是这份缺少、不足或者说缺陷——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驱使着我们最强烈的冲动。最后一次去海地时，彭斯还是和往常一样苦恼、劳累，糟糕的工作环境令他苦不堪言。“我就像一个没有飞机开的飞行员！”他大喊。生病的人越来越多，能治疗他们的医生越来越少。海地所剩无几的专业医生都在撤离，开始清算资产，动身前往美国。

“我不会离开，”彭斯宣布，“我要留下来。他们都说我疯了，但我就是要留下来。”我告诉他我想见见劳伦特，看看他对我写的格瓦拉的故事最后一章有什么想法——说不定是一次有趣的史实考究，我说，不过内心深处暗暗希望能得到些启发或线索，它们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里，却又难以捕捉。由于劳伦特的健康严重恶化，近日来他鲜少离开家。不过彭斯知道他的住址，于是一个闷热到令人昏昏欲睡的星期天下午，我们买了一些糖果和朗姆酒作为礼物，开车去劳伦特家。劳伦特住在老萨洛蒙区，靠近市中心。他住得离宫殿也很近，近到足以继续梦想着有朝一日统治全国。彭斯在这些混乱的十八世纪的街道上迷了路，胡乱拐了几个弯，骂了几句，然后好像又找到路了。光影在狭窄的街道上交错，陈旧的房舍仿佛沉到海底的船只一般，散发出腐朽衰败的气息。彭斯继续咒骂着，又拐了几个弯，终于在一座几乎倒塌了的木制小屋前停了下来。房子十分糟糕，院子里堆满了各色垃圾，不论是谁看到这般情景都不会愿意去收拾。一群长得很粗蛮的男孩子分成两队在街上踢足球，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比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我可以肯定他在家，”过马路的时候，彭斯告诉我，“他现在几乎不怎么出门了。”

下午的日光呈现出炫目的铜色，似乎给大地撒了一层盐。干燥的野草似乎要在我们脚下爆裂开来。“他可能不认识我们了，”穿过院子时，彭斯警告我，“他已经很年迈了，不过看到朗姆酒，应该会让我们进去。”我们离开阳光，走入门廊洞穴一般的阴影中。地板已经开始腐烂，只能沿着边缘走。我们敲了敲门，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我转过身，看着街道出神。那群男孩子还沉浸在比赛中，发出阵阵尖叫，星期天的街头有行人缓缓走过。阳光制成的墙准确地定位了门廊的阴影，像一块大理石板，边缘既光滑又平整。

“他是不是生病了？”彭斯大声地质疑，“上帝啊，他不会是死了吧？”我们又敲了敲门，给劳伦特打电话，然后沿着门廊走到窗户旁敲打，试图唤起屋内的任何生命迹象。他可能是睡着了，我们互相安慰，或者听力退化得太厉害，也有可能糊涂得不知道门在哪儿。于是我们继续敲门，尽管很快心里就明白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可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不断地敲门，拨劳伦特的电话，直到我们看起来像两个傻子，但里面始终没有响起他的回答。

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者之一。

②第一位被纽约州选入国会的非裔美国人。

③指1976年到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对异见者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