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恐惧！恐惧！！

1900年夏天，华北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动乱之中：义和团在北京、直隶、山西等地肆意蔓延，不断制造暴力事件；在华北的外国人陷入恐慌，列强相继向北京派出数百人的卫队和更大规模的西摩联军；清廷对义和团实施招抚政策，派兵围攻各国使馆，与列强决裂、宣战；列强不断向华北增兵，八国联军相继占领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等人仓皇逃出京城。1900年为农历庚子年，史书称此次动乱为“庚子国变”。

义和团、列强、朝廷，这三股主要势力相互作用制造了庚子国变，给整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恐慌。但是，我们考察这三股势力当时的处境，会发现他们同样处于巨大的恐惧中，恐惧导致他们的行动脱离理性的轨道，形势最终一发而不可收。

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等地迅速蔓延，是因为当地民众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地方大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庚子年前后又遭遇洪涝、干旱等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出现了大量的饥民、流民；在这些地区，外国教会势力发展很快，底层社会出现分裂，民教冲突不断，普通民众在政治上遭遇新的压迫；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爆发，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列强军队要进入中国内地的传言四处传播。山东、直隶等地的百姓陷入恐慌之中，义和团运动呈燎原之势。

对于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庚子年前后也是令人感到特别恐惧的时期。山东、直隶等地义和团纷起，传教士、教民不断受到攻击、杀害，大批义和团不断向天津、北京等地蔓延。法国大主教樊国梁认为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灾难即将来临，1870年“天津教案”就要重演，惊呼：“一样的揭帖，一样的威胁，一样的警告，外国人方面对局势一样的无知。”在巨大的恐慌中，以窦纳乐为首的外国公使强行向北京调集卫队，增派联军，以求自保。

列强向北京派出军队，尤其是西摩联军出动，给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以强大的压力，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胶州湾”事件爆发后，清廷受到列强前所未有的逼迫，中国陷入被瓜分的境地，戊戌政变后太后废黜光绪帝一事又遭到列强的反对，慈禧太后与列强的对抗空前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向北京派出大量军队无疑对太后的权位形成极大威胁。陷入恐慌中的慈禧太后失去理智，最终做出招抚义和团，围攻使馆区，与列强决裂的决定。

庚子国变起于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制造的一场骚乱，这场骚乱其实完全可以被迅速平息；但在一片恐慌中，清廷和列强产生误判，处置失当，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酿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庚子国变并非必然发生，它实际是各方势力因为恐慌、失去理性而导致的失控性事件。

那么，弥漫在义和团、各国公使以及慈禧太后心头的恐慌是怎样形成的，义和团制造的一场骚乱是怎样一点点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动乱，而拨开历史迷雾后庚子国变的真相又是怎样，这正是本书所要讲述的。

揭示庚子国变的真实起因和发展过程，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今天的中国处于发展转型时期，同样面临来自内部、外部的强大压力，各类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应该从庚子国变中吸取教训，关注民生，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增强理性，共同谋求社会进步，庚子国变这样的社会动乱就不会在中国再次发生。

为了便于阅读，笔者将部分文言文史料译成了现代汉语，并在正文中注明了出处，感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原文阅读。

第一篇　底层民众的恐惧

第一章　大刀会与教会

保卫身家、敛财、造反|

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帝制时代长达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很多个王朝，每个王朝各不相同，但粗略划分，中国社会都可以划分为官、民两大阶层。官僚阶层居于社会上层，为皇权专制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处于强势地位；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则居于社会下层，终日劳作，还要遭受官僚阶层的压榨和欺凌，处于弱势位置。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即使同为下层社会，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经济状况相对富裕的地区，社会相对稳定，读书人多，一些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愿意做一个顺民，过一种能够维持温饱、能够看得见一些希望的生活。

在经济状况长期贫困的地区，社会状况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百姓困苦，盗贼遍地，秘密组织滋蔓，民变频发。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状态。百姓生计难以为继，有些人就只好落草为寇；盗匪多了，普通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人只好加入民间秘密组织，以此寻求自保；而民间秘密组织壮大之后，其行动往往出现非理性、暴力化，甚至起来造反，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在晚清，鲁西南地区属于典型的经济贫困地区。此处所说的鲁西南主要指当时黄河以南曹州府部分，即今天的菏泽一带，是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交界地区。受自然、历史、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当时鲁西南地区经济贫困，人口稠密，士绅势力薄弱，而食盐走私、鸦片种植等非法经济活动盛行，盗匪猖獗。1898年，六位美国基督传教士在济宁抱怨说：

直隶南部、鲁西南、苏北和豫东在内的整个地区，简直是恐怖之地。有组织的强盗团伙在夜间拦路袭击，破坏或抢走财富，杀害或伤害反抗之人，严厉拷打强迫交出贵重物品，并绑架儿童、老人和妇女，以此榨取赎金，这几乎都是日常之事。县城衙门甚至连营兵都曾遭到袭击，里面的人遭到杀害或致残，武器、军火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洗劫一空。（《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19世纪90年代初，一个叫赵天吉的人跑到了山东曹县烧饼刘庄。赵天吉是民间秘密教门白莲教的教徒，来自河间府白莲池庄，因为参加造反被清兵追杀，辗转奔逃，从阳谷县来到烧饼刘庄，被一个叫刘士端的人收留了。刘士端出生于1854年前后，家境富裕，是烧饼刘庄的首户，家有一顷多地，年幼时读书，没有能够考取功名，只好捐了个监生。刘士端收留赵天吉，是为了向他学习“金钟罩”功夫。所谓“金钟罩”是指一种传闻已久的武功，据说练成后如“有一金铸之钟覆罩全身”，可以刀枪不入。

在刘士端的家中，赵天吉传授了所谓的“金钟罩”，后来离开了烧饼刘庄。刘士端随即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在本村和附近地区招收信徒，成立组织，习练“金钟罩”。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其内部人员称“金钟罩”；因为参加者大都携带刀械，老百姓则称“大刀会”。

晚清社会中的底层百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底层百姓生活困苦，缺乏安全感，秘密教门组织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金钟罩”的主要特征是排枪、排刀，此处的“枪”是指长矛。大刀会成员往往在晚上练习，练习者首先要念诵咒语，焚烧符纸，符纸的灰烬要用水冲了喝掉；另外有人在灯上吸气，紧接着向练习者身上吹气，“遍吹其体”，然后用砖、棍轮番拍打练习者的身体。据说练习者诵咒三夜就能抵御枪刺、刀砍，时间长了火器也不能伤身。

大刀会活动的时候有一定仪式，要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要在白布上画符箓，布上写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大刀会属于八卦教中的坎门，奉祖师爷，敬真武神。因此说，大刀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练武的组织，它属于民间秘密教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秘密教门组织非常多，比如白莲教、弥勒教、八卦教、离卦教、皈一道、一炷香等，广泛存在于民众阶层，对整个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刘士端是烧饼刘庄首户，他成立大刀会最初是为了抵御土匪的袭扰，没想到参加者众多，发展很快，“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于是争相学习……几乎千万户”。不久，大刀会传到邻近的单县，在那里迅速蔓延。单县大刀会的首领是曹楼村的曹得礼。曹得礼家境殷实，有50亩地，全是自己种。

因为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宣扬大刀会能够“保卫身家”，参加大刀会的“日子好过的人居多”，大刀会的组织多半为富户所掌握。参加大刀会的人每天要烧香，要花费十多文钱，很穷的人交不起，没法参加。在富户的带动下，很多佃户也参加了大刀会，他们学习“金钟罩”主要是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从地主那里得到一些吃喝。

在大刀会成立之初，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就开始敛财。对于参加大刀会的富户，刘士端等人要求参加者“以京钱六千为贽”，每天烧香时要交十文钱，唱戏时交钱百文，“过年时，许多人都去曹楼（曹得礼家）拜年，每人送两包馃子（点心），堂屋里大桌上都放不下了，真多”（《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可以想象，成立大刀会后，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已经不是小财主了，逐渐变得有钱有势，可以呼风唤雨了。

1894年前后，大刀会开始打击当地土匪，其中包括岳二米子、段二瞎子、吴杂面等盗匪团伙。在残酷的械斗中，大刀会取得了胜利。“因岳二米子有三千多人没吃没穿的，抢富户的东西，所以大刀会打他们。大刀会把岳二米子平后，岳二米子的人因怕富人捉拿，都信了天主教。”（《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这既是百姓与盗匪的争斗，也是富人与穷人的冲突。

大刀会是一帮富户组织的，并且专门与盗匪为敌，所以官府最初对大刀会的存在是允许的，甚至是纵容的。大刀会打击盗匪团伙，官府更是乐见其成，徐州道阮祖棠在给上司的禀帖中大赞大刀会：“近年菏泽、城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直无一贼，皆赖大刀会之力。”

与土匪作战屡战屡胜，又加上官府纵容，刘士端和大刀会声名大振，当地百姓中流传“从南摊到北摊，谁不知道刘士端”的民谣。刘士端、曹得礼等人愈发张扬，不断发展会众，壮大组织。1896年农历三月初三，刘士端、曹得礼分别在烧饼刘庄、单县城西火神庙召集会众，为大刀会祖师爷唱戏。参加火神庙唱戏的会众达到五六千人，“到会者除交钱百文外，还要自备伙食费”。义和团运动中著名人物毓贤当时任兖沂曹济道，曾经到火神庙微服私访，认为大刀会势大，有造反的可能，于是加紧防备，准备予以打击。道员是清朝的一级官员，介于布政使与知府之间，相当于分管某些地区的副省长；兖沂曹济道，就是管辖兖州、沂州、曹州、济宁等州府的道员。

势力壮大后，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真的产生了造反的想法。1958年，当时参加大刀会的人回忆说：

（1895年）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惶惶，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士端）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因为天旱，饥饿的民众聚集到大刀会旗下准备造反，谋求生路，刘士端也穿上了只有皇帝才穿的黄衣；不料，麦后的几场大雨解决了旱情，让那些要铤而走险的庄稼汉重新找回了生计，他们掉头回家种粮去了。这就是“安陵崮堆”事件的经过和实质。“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这句民谣说明了当时广大底层民众的心态：灾害发生、没有活路的时候，老百姓往往参加秘密组织，参与群体事件以求活路；当灾害减弱、消除的时候，在能够维持最基本生存的时候，他们大都抛弃闹事、起事的心思，重新回到顺民的生活轨道。

几场大雨浇灭了刘士端等人造反的冲动，但是无法浇灭整个大刀会的躁动。不久，大刀会与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刘士端、曹得礼等人也瞬间走上了人生末路。那么，大刀会为什么会和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呢？

信了教就不受气了|

进入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事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下层社会同样受到很大影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随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其信仰的“上帝”就来自西方宗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快速渗透，中国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和对立，普通民众和教会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引发冲突和骚乱，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的爆发。

进入19世纪90年代，外国教会势力在鲁西南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与欧洲天主教机构圣言会的神父安治泰有很大关系。安治泰是德国人，出生于1851年，毕业于雷根斯堡神学院，个头不高却野心不小，圣言会会长詹森曾经把安治泰称为“狂热分子”。他不避艰险，远涉重洋，渴望在中国干出一番大事业。1880年，安治泰在山东阳谷县坡里庄落脚，当时那里有158名基督教信徒。从坡里庄开始，安治泰在鲁西南地区宣教。

安治泰在宣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危险。1884年2月，他筹备在曹州府建立教堂，遭遇中国民众攻击而身受重伤。安治泰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事业心，他毫不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的宣教事业获得成功。至1896年，安治泰所在的山东南部代牧区成人洗礼者和受洗待机者总数达26459人（《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圣言会势力甚至进入了孔孟故里所在的兖州府，这是圣言会在华扩张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1896年6月，圣言会神父伯义思撰文说：

圣额我略教区含有四县，即单县、成武、定陶和曹县，这是整个修会发展最好的区域，其所属教民，比修会其他所有区域总和还要多。特别是在后三个县，基督教会自去年始便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在复活节时，单以我在的地区成武县一地，就有2650名新信徒经我手登记在册。在曹县，皈依运动更为辉煌，因为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50个教会拥有了教会先生。（《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安治泰等人在鲁西南的传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传教士的执着和敬业以外，鲁西南地区经济贫困，盗贼猖獗，这也给安治泰等人的传教提供了机会。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底层百姓迫切需要金钱、物质、政治保护，安治泰等人依靠一些“旁门左道”吸引了大量信众。

圣言会神父、德国人安治泰。安治泰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而且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中国的传教与德国在中国的扩张紧密联系。

在传教过程中，外国传教人员常常对中国民众进行物质利诱，主要方式是请人吃饭、送人钱财、赈灾救济等。1960年，巨野县响水口的李信龄老人回忆说：“他们（指教民）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时入教的，教会先给两吊钱，所以当时民谣有：‘我为什么入教，为了铜钱两大吊；不给铜钱两大吊，我不在你的教。’”（《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直隶地区则有这样的民谣：“为什么要入教，为了六块北洋造；花完再往神甫要，神甫不给就退教。”

相比于物质诱惑，教会所提供的政治保护对底层百姓的吸引力更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彻底被英法联军打怕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了强势地位，由列强撑腰的外国传教士有恃无恐。巨野县城关的李瑞堂老人后来回忆说：“神父不把县官看在眼里，县官许廷瑞听说神父要到县衙，手忙脚乱，迎到街心，作揖打躬，装笑奉承。许的下属跪迎跪送，俯首不敢仰视，神父则昂首阔步，毫不理会。”（《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中国地方官害怕的并不是辖区内为数不多的洋神父，害怕的是洋神父身后的列强和清廷。洋神父一旦对中国地方官不满，往往会向法国或者自己国家的驻华公使、领事反映；而列强的驻华公使往往径直前往总理衙门，以开战为要挟，强迫清廷干预地方事务；清廷为了息事宁人，常常饬令地方官按照洋神父的意志行事，甚至会罢免地方官的官职，严重的还要把地方官治罪。

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地方上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一些底层民众愿意入教以寻求庇护。郓城县元庙集的任科立老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庄稼人要是受了气，就信教。信了教，依靠教会的势力就不受气了。有的人信了教，在年岁好的时候，连地租也少给了。说是淹苗，收成不好。”除了秘密教门和土匪团伙，加入教会成为底层民众寻求庇护的第三个选项。

入教的民众不只是那些“受了气的庄稼人”，一些地痞无赖、秘密教门、盗贼土匪也纷纷入教，以避免打击，或者为虎作伥。圣言会神父弗赖纳迪米茨在给总会的报告中说到，“属于秘密教派的数以千计的成员开始为了自己和家庭而要求加入天主教”。前面讲到，被大刀会打败的土匪“岳二米子的人因怕富人捉拿，都信了天主教”，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当时的教民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但是，教会组织为了发展势力，对愿意加入教会的人来者不拒，为他们撑腰做主。教会对教民的袒护突出表现在司法诉讼事件中，神父常常逼迫地方官做出有利于教民的判决。巨野县夏官屯的夏金聚老人后来回忆说：“教民依仗着洋人，连杀人害命都无妨。某人的姊姊嫁给一个教民，后来这个教民把这个妇女害死了，他的兄弟到府里去控告，不但没有申冤，反而差点被送到狱里去。”（《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这样，列强和教会在中国的强势地位造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分裂，那些没有加入教会的普通民众面临着来自教会势力的新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又难以依靠官府、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得以解决。如何反抗这种压迫？普通民众只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以暴抗暴。这时候，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便出现在了普通民众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中。

到了1896年，普通民众与教会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是泛滥且尖锐，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看清了这一点，在奏折中说：

“自从洋教传入中国，加入教会的人都不是安善良民，教士与教民互相勾结，包揽词讼，欺凌乡里。遇到民教纷争的控案，教士必为教民说话，甚至多方恫吓；而地方官害怕引发中外战争，常常迁就教民一方，草草结案，无法主持公道。民众被压制过久，无法忍受，认为官府是不能依靠的，只好私下里进行械斗以发泄愤怒，于是有了聚众寻衅、烧毁教堂这样的事件。民众之所以敢于作乱，实在是教民逼迫所致啊！”（《义和团档案史料》）

李秉衡，出生于1830年，奉天庄河人，历任知县、知州、广西按察使、山东巡抚等官职。他与翁同龢等人同道，思想守旧，有排外意识，但为官清廉，时有“北直廉吏第一”的名声。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正是圣言会在山东发展最快，也是最猖獗的时期，在与安治泰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受到教会势力的强势，对普通民众遭遇教会势力的压迫抱有同情的态度。

尽管李秉衡同情普通民众的遭遇，但对于列强清廷也不敢得罪，所以他也无可奈何，民众的不平还是要由民众自己解决。1896年2月5日，经营药店的商人郝和升因为与教民的纷争，找到了大刀会首领曹得礼。

一起泄愤型群体事件|

1896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春节将至，对一些欠债的人来说也是“年关”将至。这一天，在曹县太平集开设药铺的山西客民郝和升向本地一个叫吕登士的人催要所欠药款，两人发生争执。因为吕登士是教民，郝和升指责他“恃教抗欠”。

郝和升和吕登士争吵的时候，吕登士的族人吕菜加入进来，为吕登士帮腔。吕菜原是土匪，后来加入教会寻求庇护。争吵中，吕菜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郝和升骂吕菜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后来，经人劝解，郝和升走了。吕菜不肯罢休，随后找到教会中的教师张连珠，称郝和升辱骂洋教，二人马上带领多名教民前往太平集寻衅，因为没有遇到郝和升只好作罢。

第二天，恰逢单县李海集集日，郝和升到集市上做买卖，张连珠知道后带教民多人前去，执意要教训一下郝和升。郝和升闻讯躲避。碰巧大刀会首领曹得礼也在李海集，郝和升到曹得礼面前求助。因为很多土匪，如岳二米子等人加入了教会，大刀会与教会早已成为仇家，这次又看见教民欺负郝和升，曹得礼一时兴起，当即决定为郝和升主持公道。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两个版本。教会方面称，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带领数千大刀会成员袭击了当地16所教堂，并且掳掠、威吓教会人员；而山东地方官员则称，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被及时化解，没有形成争斗事实，鲁西南地区教堂等设施完好无损，也没有出现教会人员被掳的事情。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教会方面像往常一样向山东地方官员施加压力，要求惩办大刀会。安治泰为此专门致函山东巡抚李秉衡，德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理论。在种种压力下，李秉衡等地方官员做出妥协，在单县、曹县、成武等地张贴告示，严禁大刀会活动，“不准再行传习”。

在这一事件中，鲁西南地方官同情大刀会，所谓“严禁大刀会活动”只是表面文章，官府并没有对大刀会采取实际镇压行动，因此大刀会没有受到打击。但是，经历了“郝和升”事件，大刀会与教会更加相互仇视，双方更大的冲突如箭在弦上，而最终导致这支“箭”射出去的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人。

庞三杰，1869年出生，江苏砀山县庞林村人，武科生员，其家族在当地非常显赫，家中至少有300亩土地。砀山乃江苏与山东交界之处，从庞林村到山东单县只有五里路。庞三杰曾经到鲁西南加入大刀会。庞三杰加入大刀会，实际是为了争夺东湍一带的一片土地。

东湍临近黄河故道，是一片肥沃的湖地，“有几十顷之多”，这片土地原来属于曲阜孔府，“是喂鹅鸭的地方”，不完粮、不纳税。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东湍逐渐被放置，“附近谁有势力谁可以霸占耕种”。庞氏家族企图霸占东湍，刘堤头村的地主刘荩臣也盯着东湍，想占为己有，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为了壮大各自的势力，庞三杰加入大刀会，刘荩臣则加入了教会。

1896年麦收时候，刘荩臣抢先下手，组织一些人把东湍地里的麦子收了。刘荩臣的行动激怒了庞三杰，6月3日，庞三杰带领60名大刀会会员赶到刘堤头村，攻击了刘荩臣藏身的教堂。刘荩臣和一些教民望风而逃，因此庞三杰等人的行动并未闹大。庞三杰攻打教堂和教民的行为惊动了当地的德国传教士，洋神父随即与砀山知县朱学煌交涉，要求对庞三杰做出处置。朱学煌派人到庞林村寻找庞三杰，而庞三杰担心受到拘捕，悄悄潜往山东单县，向刘士端、曹得礼等人寻求援助。

在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的召集下，一千多大刀会会员在单县黄岗集聚集。一千多人集会，按照今天的话说，这已经是一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了。当一千多大刀会会员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新仇旧恨令这支队伍群情激奋，打击刘荩臣、夺回东湍的目标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广泛打击教会和教民成为这支大刀会队伍的行动目的。我们要是给此次事件做一定性的话，此次大刀会集会大体属于泄愤型群体事件。

6月15日，端午节，在黄岗集聚集的大刀会成员开始行动。他们首先袭击了黄岗集的教堂，然后，在大刀会首领彭桂林和刘士端之子刘孔章的率领下向江苏砀山进发。第二天，在庞三杰、彭桂林等人带领下，大刀会攻打了砀山侯家庄教堂，6个小时后撤离。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大刀会袭击了侯家庄附近13个村的礼拜堂和洋学校。

6月20日，庞三杰等人率领大刀会突入徐州地区，攻打了丰县戴套楼教堂。第二天，大刀会撤离侯家庄返回山东境内，在单县焚烧了薛孔楼教堂。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大刀会又攻击了单县境内多处教堂及神父、教民宅邸。6月24日，大刀会再次进入砀山，于第二天焚毁戴套楼教堂。

大刀会肆无忌惮的行动最终惊动了官府，江苏方面派出相当数量的官兵向砀山一带运动。而此时，发泄完心中愤恨的庞三杰、彭桂林等人也茫然无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迅速解散队伍呢还是继续攻打教会？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上千人的吃饭问题；甚至还有大刀会会员参加此次行动的补偿问题，他们不能一无所得呀！这时候，大刀会的行动早已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即打击刘荩臣，帮助庞三杰夺回东湍的土地，甚至也不仅限于攻击教会、教民，一千多人的大刀会处于近乎失控的状况。

为了获取粮食、钱财，6月29日，大刀会进入砀山马良集，面向普通民众开始抢劫，抢了盐店、酒店、京货，以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泄愤型群体事件转化为骚乱，而大刀会转化为彻头彻尾的土匪。大刀会在马良集的“打砸抢”招致了当地民众的愤怒，马良集寨主贾克勋带领当地上千民众实施自卫，与大刀会作战。官兵也很快赶到了马良集，发动了对大刀会的攻击。受到攻打的大刀会向山东方面逃窜，又遭遇了来自山东方面的官兵、团练、民众的打击，很快就被打散了。在此次事件中，大刀会死20余人，伤百余人，首领彭桂林被官府抓获，惹事的庞三杰跑了。

因为庞三杰，大刀会把事情闹大了，刘士端、曹得礼迎来了厄运。对于刘、曹二人来说，砀山事件发生后，他们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中，可是他们二人却表现得非常淡定，没有马上逃走，他们自认为与官府关系一直不错，他们又没有亲自参与砀山事件，官府不会把他们治罪。刘士端、曹得礼这一次想错了，因为大刀会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7月7日，曹县知县命令曹县团总曾广寰邀请刘士端到县城赴宴，刘士端毫无防范，到县城后被逮捕。当时已经升任山东按察使的毓贤随后赶到，简单审讯后将刘士端处死。曹得礼同样被诱捕，遭单县知县抓获，被兖沂曹济道锡良所杀。刘士端、曹得礼被杀后，大刀会的活动暂时沉寂下去。

土匪与教民的身份切换|

刘士端、曹得礼等人被杀后，大刀会活动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曹县、单县等地的大刀会仍然存在，并且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巨野、嘉祥、郓城、菏泽、汶上、济宁、茌平、平原、肥城等各县先后出现大刀会。

1897年11月，山东巨野发生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此案引发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很大。“据调查资料看，参加这次斗争杀死两名外国传教士的有大刀会众，也有非大刀会的一般百姓，另外还有一些是绿林侠客。”（《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1899年10月，神拳头领朱红灯在平原县聚众与官兵作战，参加者有大刀会会众。大刀会与神拳、义和拳等组织相互渗透、融和，最终产生义和团，大刀会所特有的“排刀排枪”也成为义和团的重要特征。

1896年6月的那场骚乱是因为庞三杰引发的，而庞三杰后来的人生经历令人意想不到，耐人寻味。庞三杰逃脱后，他被官府通缉，他的哥哥被抓下狱，他的家产充公，庞氏家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摆脱来自官府的压力，庞氏家族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整个家族加入教会！庞氏家族走了土匪岳二米子的老路，向教会寻求庇护。

1897年4月4日，一些庞氏家族的成员前往侯家庄教堂，向洋神父提交了愿意入教的53个家庭名录。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洋神父的表情一定是又惊又喜。当然，庞氏家族也提出了入教的条件：官府免除庞三杰的死罪，允许他回家与家人生活；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庞氏宗祠应该保留，部分宗祠可以作为教堂或者学校使用。

教会方面随即与当地官员协商，最终的处置结果是：后面两个条件没有问题，而通缉庞三杰是上一级官员的命令，不能明确废止，可以允许庞三杰在本地藏身，官府不会主动抓捕他。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庞氏家族4000余人加入教会，成为教民，包括庞三杰。庞三杰得以回到家乡，不久后公开露面，并且与当地神父成为朋友，时常来往。

在家乡蛰伏一段时间后，庞三杰加入了另外一个秘密教门组织——安清帮。庞氏族谱中记载：“三杰是清帮的首面人物，他收徒弟，摆香堂，发展组织，立众千人，加之族大辈长、受人尊敬，在周围府、县颇有影响。”庞三杰加入安清帮后，仍然在徒弟中传授“金钟罩”，练习排刀、排枪。

作为安清帮的首领，庞三杰四处活动，来往于大江南北，在辛亥革命前夕接触到朱鸿铎等革命党人，他的信仰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带领安清帮从事革命活动，原来一些大刀会会员也加入其中。辛亥革命期间，庞三杰作为革命党人，率众攻打砀山、丰县，然后转入安徽作战。1912年，庞三杰所部在徐州称“淮泗讨虏军”，后改编为黄兴手下将领陈干的第三十九旅。庞三杰由秘密教门的首领变成了革命军的将领。1912年，庞三杰率部攻打虞城途中与土匪遭遇，在作战中负伤，回到砀山家中。

“二次革命”期间，庞三杰率领子侄追随孙中山。1915年8月，他到达上海，准备前往日本面见孙中山，不料被租界当局逮捕，被引渡给袁世凯政府，最终以从事掠夺活动（土匪）的罪名被处决。1936年，早已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想起了庞三杰，颁布嘉奖令，称赞他“赋性豪迈，急公好义”。

第二章　梨园屯教案

干吗非要拆咱的庙去盖教堂呢|

晚清时期，鲁西北地区与鲁西南同样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里所说的鲁西北主要指当时的东昌府一带，大体在今天的聊城。当时鲁西北的经济状况比鲁西南还要贫困，那里土地贫瘠，附近的黄河常常泛滥，战乱也时常光顾那里，只是盗匪比鲁西南少一些。19世纪末，东昌府冠县梨园屯爆发了一桩教案，引发了著名的义和拳运动。

梨园屯位于山东与直隶交界地带，有近300户居民，算是一个大村。在同治朝以前，梨园屯的一些士绅和富户先后捐出一些土地，作为村里的公产，准备兴办义学。这些土地共有40多亩，其中38亩为耕地，另外3亩多是宅基地，村民在宅基地上建了玉皇庙，作为本村和四乡敬神赛会的场所。到了1869年，玉皇庙遭受风雨和战火的破坏，已经破败不堪。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梨园屯村民加入天主教的多起来，至1869年，村里的教民有20余户。因为信仰不同，村民出现分化，教民提出划分义学田地。村里推出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普通村民分地38亩，教民分得宅基地“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地亩分单如下：

立清分单，冠县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

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异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教务教案档》第5辑，转引自《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教民分得三亩多宅基地后，将其献给外国传教士以修盖教堂。在梨园屯一带传教的是西方天主教的分支机构——方济各会，起源于意大利，不同于在鲁西南传教的圣言会。据方济各会内部资料记载，意大利神父梁明德当时拿出三块银圆宝（每块50两）交给村中教民，作为购买三亩多玉皇庙宅基地的款项。但是教民把这些银两私下里分了，没有交到村上。梁明德说：“这庙是咱买的，把庙拆了建堂。”教民很快在三亩多宅基地上建起教堂。

三亩多宅基地上原来建有玉皇庙，尽管玉皇庙已经破败，但是教会将这些庙宇拆除，在上面建起天主教堂，这件事引起普通村民的强烈愤慨：“上帝是神，玉皇也是神，一样是神，干吗非要拆咱的庙去盖堂？”1873年，村民将教民告到冠县知县韩光鼎处。教民拿出1869年所立地亩分单，韩光鼎以地亩分单为依据，判定教民可以在玉皇庙宅基地上修盖教堂。

1881年2月7日，梨园屯举行玉皇神会，村民在玉皇庙宅基地附近游玩，挤开了教堂大门，双方发生冲突。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顾立爵以此为借口，怂恿法国驻华公使出面干涉，要求山东巡抚处理庙堂问题。当时的山东巡抚任道镕裁定原宅基地归教民“暂行借用”，待教民另外购买地基设立教堂后把宅基地归还给村民。这个判决改变了村民与教民在1869年的定议。

1887年春，传教士费若瑟来到梨园屯传教。他指使教民王三歪等人在原来玉皇庙宅基地上重新修建教堂，并且要扩充地基。这件事再次激起村民的公愤，村民们聚集起来，持械赶走教民，把原宅基地上的教堂拆了，“即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因为这件事，村民和教民再次告到冠县知县那里。代表村民打官司的是以王世昌、刘长安为首的六位士绅。冠县知县何式箴公开对六位士绅称，自己管不了洋人和教会的事情，强行命令村民拆庙建堂。士绅不肯。何式箴对六位士绅严加申斥，并把王世昌“文生”的功名革除了。

知县何式箴的强硬态度没有令村民屈服，六位士绅不断上诉，庙堂的官司僵持了两年的时间。1889年春天，在何式箴的主持下，村民、教民自愿达成协议，教民方面情愿将教堂所占玉皇庙地基归还给村民建庙，村民方面另购地基为教民修建教堂。何式箴认为，如果严格依法判定，村民应该拆庙建堂，那样的话村民与教民矛盾仍存，难保永安，不若双方各让一步，永远相安。何式箴当时即将卸任，为了支持民教双方达成协议，他与新任知县一起捐出200两银子，用于村民另购地基为教民建堂。

没想到，教会方面反对村民与教民达成的协议，坚持在原有地基上修建教堂，并要求地方官告诫村民，勿许滋扰。1890年6月20日，法国公使为此事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通过总理衙门向山东巡抚施压。在朝廷的压力下，1892年初（光绪十七年腊月），山东巡抚福润做出处置，推翻了1889年民教协议，断令村民将原来三亩多宅基地让给教民修建教堂，同时为了安抚村民，他又饬令冠县知县捐款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等到新庙竣工，再行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

对于福润做出的处置，梨园屯的村民表示反对。以王世昌、刘长安为首的六位士绅再次上诉，一直告到东昌府。东昌知府洪用舟对六位士绅表示，自己对教会无可奈何，六位士绅便责问他：“非好民之好，恶民之恶，岂为民之父母？”洪用舟被士绅这样责问，脸上挂不住，同时为了执行巡抚福润的判决，他索性把六位士绅监禁起来。此事被村民称为“六大冤”。后来，六位士绅表示不再插手庙堂纠纷。

一种典型的合法性压迫|

出现“六大冤”后，对于村民来说，通过士绅和官府难以保住玉皇庙，前面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以武力护庙。这时候，所谓的“十八魁”出现了。“十八魁”是指梨园屯最早站出来以武力护庙的十八个人，包括阎书勤、阎书俭、高元祥等人，这些人除了三户是自耕农外，大都是贫雇农，在外国传教士眼里属于“破落户”。鲁西北民众有练武的传统，“十八魁”平时练的是红拳。后来参加护庙的村民多起来，不止十八个人。

“十八魁”站出来后，领导村民对教民采取若干反制措施。他们邀请临清道士魏合意来玉皇庙主持，希望造成玉皇庙正常运行的事实，并且把一些枪械藏于庙中，准备以武力守御玉皇庙。教民害怕了，纷纷躲避。官府知道梨园屯的情形后，害怕事态扩大，马上派人到玉皇庙把道士魏合意拿获了。1892年5月，济东道张上达会同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知县和邻县一些士绅来到梨园屯，对村民“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将滋事愚民全行解散”，然后把村民在宅基地上建起的三间瓦房拆除了。

官府虽然把“十八魁”等村民驱散，把宅基地最终判给教会方面，但是村民拒不服从这个判决，庙堂纠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教民在玉皇庙宅基地上修建教堂的时候，以“十八魁”为首的村民就会对他们发动攻击，直到把教民驱散；当村民在宅基地上修建庙宇时，也会遭到教民的骚扰。村民和教民互相僵持着，都不愿做出让步，梨园屯庙堂纠纷成为悬案。

以上就是梨园屯庙堂纠纷的大致过程。导致这场纠纷的原因非常复杂，而真正原因是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普通村民受到了强烈的压迫。在19世纪的梨园屯，玉皇庙是广大村民信仰和情感的寄托，几乎相当于教堂在基督教徒心中的位置。在重要的节日，村民要集体参拜玉皇神像，要在玉皇庙中举行集体活动；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村民要在玉皇庙中祈求、祷告；村中集体性的重大决策要在玉皇庙中完成；甚至村民之间的纠纷也要在玉皇神像前面化解。

玉皇庙是整个梨园屯族群和睦、团结、兴旺的象征，玉皇庙（神像）在梨园屯村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从梨园屯村民后来的回忆中能够看出：“教民把（玉皇）神像推倒了，阎士林的母亲就把神像抬到家里供养，每逢初一就上供磕头，供了十八年之久。”“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十一日，阎书勤在常家屯聚众……义和拳受两面夹攻，往东北方面跑了。跑时阎书勤骑着大红马，背上还背着玉皇庙的神像。”（《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玉皇庙在村民心中占有这样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在1869年做出将玉皇庙宅基地划给教民的决定却十分草率，他们没有考虑到在村中心位置建造教堂可能引起的后果。当象征村民信仰和情感的玉皇庙被拆除，教会的教堂真正矗立在玉皇庙的地基上的时候，村民的内心世界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信仰的失落、族群的分裂、洋人的压迫，因此他们会本能地进行抗争。这是引发梨园屯教案的真正原因。

村民最初把保护玉皇庙的希望寄托在士绅和官府身上，而官府也试图做出努力，希望公正、公平地解决这一纠纷。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村民与教民在1889年春天达成的协议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纠纷的好办法。但是，教会方面表现出了惯有的强势，压迫山东地方政府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处置，也基本堵死了村民通过协商找回精神家园的路径。

晚清时期教堂里的教民。在晚清，外国传教人员进入中国，既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文明，也给中国社会造成新的分裂，普通民众与教民冲突愈演愈烈。

对于教会一方来说，信仰玉皇大帝的村民就是异教徒，他们希望将玉皇庙铲除，在庙基上建起教堂。在这场纷争中，教会方面坚持认为玉皇庙宅基地已经分给了教民，教会也向教民支付了购地款项（但是这笔钱被教民私分了，没有交到村里），教会完全有权利拆除原来的玉皇庙，在上面重新修建教堂，这种权利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单纯对事件的起因做技术性分析，教会方面没有太大错误：村民与教民就公产进行了分割，而教民将宅基地献给教会修建教堂。而此事的后果是，建在村中心位置的教堂对广大村民的内心世界造成很大的压迫，而这种压迫是村民所不能忍受的，这是问题的关键！而教会方面只是坚持自己有权利在玉皇庙宅基地上修建教堂，却漠视此事引起的后果。

梨园屯教案是一种典型的“合法性压迫”。所谓“合法性压迫”，就是强势的一方利用对己有利的规则和程序对弱势一方形成的压迫或者侵略。这种现象在西方列强对外扩张时期司空见惯，而在今天的世界也常常可以看到。它和炮舰政策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形式。

在晚清，要想消除梨园屯教案这类的合法性压迫，责任主要在政府。而实际上，清政府对此类压迫的存在是有所察觉和预防的。早在1865年，总理衙门密令各省：外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必须调查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还是反对”，“卖业之人亦须于卖前报明地方官，应否准其卖出，由官方酌定”。1871年，总理衙门专门规定：“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官呈报查明，于风水无有妨碍。即使地方官核准，尤必本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始可照同治四年定章注明契上。”（《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面对清政府始终处于强势的位置，他们对总理衙门1871年的规定拒不认可。因此，弱势的清政府无法保护它的民众免遭梨园屯教案这类的“合法性压迫”。后来，清政府越来越弱势，中国民众受到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大，民众无法指望政府，只有自己想办法抗争，而这类抗争往往是“不合法”的，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的，往往演化为骚乱。

梨园屯教案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出现了“六大冤”，也就出现了“十八魁”。1892年后，事态的发展对以“十八魁”为首的村民越来越不利，因为他们面临着来自教会和官府的双重压力。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越发强烈，而教会势力也趁势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渗透活动，对中国普通民众形成更大的压迫。

1896年，梨园屯的村民们感到了危机，认为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保住玉皇庙。于是，“十八魁”出面，找到了一股更为强大的势力——赵三多领导的“梅花拳”。

介入梨园屯教案的老侠客|

梅花拳作为一种拳术，起源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徐州府，后逐渐传到河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之所以被称为梅花拳，是因为这一拳术套路分桩步和行步，桩步分五势，宛如梅花开放；行步有三法，犹如梅花枝干。梅花拳分文场和武场，武场练拳习武，文场则依据八卦，烧香问事，以卜吉凶。梅花拳有自己的经卷，从经卷内容看，它属于依附于无为教的秘密教门（《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赵三多，字祝盛，人称赵老祝，直隶威县沙柳寨人，1841年出生。赵三多是一个贫农，家中仅有数亩地，年轻时佃种地主的地，中年时做小买卖，卖碗、瓢等；老年不干了。年轻时练习梅花拳，属于梅花拳第十四辈传人，跟他学拳的徒弟约有两千多人，遍及威县、冠县、曲周等地。

赵三多有徒弟两千多人，如果他想致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前文有述，大刀会首领刘士端、曹得礼等人有敛财行为：入门需交钱，每天上香需交钱，唱戏需交钱，过节需送礼。赵三多领导的梅花拳没有这一套，因此他也没有致富。他的文书郭栋臣后来回忆说：赵三多“系赤贫农，膝下三子，俱依小工商业为生。妇好纺织，全家捡线，生活剩余，不置家产，疏财仗义，为亲交友，慷慨义气，专打人间之不平”。

郭栋臣认定赵三多就是一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客。从赵三多一生的经历看，他的确是一个有正义感、行侠仗义的人。在武侠小说中，侠客只需要有侠义之心和高超武功便可以成为英雄，赢得众人的仰视后飘然而去，归隐山林；在现实社会中，情况则复杂、污浊得多，侠客可以赢得名声，却难以获得完美的人生结局。现实中的侠客过于重视自己的声望，常常意气用事，为人利用。赵三多也是这样的人。

在1896年以前，赵三多行侠仗义，与教会势力有过一些摩擦。郭栋臣后来回忆说：“当时天主教徒俱是地痞无赖、失势的恶霸土豪，专以仗势欺人，讹诈良民。赵老祝看不惯，乃以理调处，即教民不应亦强硬力争。与教民起了几回讼，各县衙门，班房皂役，赵三多的徒弟最多。”（《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赵三多徒弟众多，不惧教会势力，在与教会势力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梨园屯与沙柳寨只有五公里的距离，因此“十八魁”知道赵三多的势力。为了保住玉皇庙地基，他们于1896年找到赵三多，希望赵三多能够帮助他们守护玉皇庙，为此他们愿意拜赵三多为师，加入梅花拳。

赵三多对梨园屯教案早有耳闻，最初不愿意帮助“十八魁”，害怕将来会连累到自己。后来在众多徒弟的一再劝说下，他最终答应拔刀相助，蹚一蹚梨园屯教案的浑水。郭栋臣后来说：

当时赵三多的大徒弟项得胜，是小里固人，他受过教民的残酷压迫。他对赵说：“师傅，你因为仇恨教民，替老乡打抱不平，所以你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如今十八魁也是仇教的人，你拒绝他们的请求，你的声望从此就会受到影响。”其余的徒弟们也异口同声、一唱百合（和）地来怂恿。

于是，赵三多就把十八魁收在他的门下，并且对他们说：“如果咱们斗过了教堂，就是死了也落个好名，现在我赵老祝在各处没有一点坏名誉；若是斗不过教堂，不但贻害地方，我的全家老小也就完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从自己的声望考虑，赵三多决定帮助“十八魁”，当然他对这样做的后果也有所考虑。赵三多选择的是抱打不平，是舍生取义，他的抉择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义”的追求。最终，像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侠客那样，赵三多选择以自己的力量、以暴力的手段行侠仗义。

胳膊扭不过大腿|

获得赵三多的支持后，“十八魁”保庙的信心大增。1897年初，教会准备再次修建教堂，交给教民200两银子，让他们购买建筑材料。一些教民知道“十八魁”加入了梅花拳，担心赵三多的梅花拳会干涉教会建堂，便通过神父向冠县知县投递信函，控告梅花拳要“阻工谋叛”。官府派出一哨官兵驻扎梨园屯，作为教民的依靠。教民到处扬言官府要捉拿赵三多。

赵三多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不快，“你们争你们的地，我收我的徒，我又未干涉你们的事情，我凑此开个大会，赛赛拳”。3月24日，赵三多率众徒弟在梨园屯一带“亮拳”三天，参加者有三千余人。所谓“亮拳”，是梅花拳“传单聚会”，在一起比试拳术，示众表演。很明显，赵三多以“亮拳”的方式向教会、官府示威。

因为教民向官府投递控告村民的信函，梨园屯村民向教民兴师问罪，双方发生冲突，教民从屋顶投掷砖石，放洋枪迎战。此次冲突引发梅花拳的大规模报复。4月27日，梅花拳两千多人袭击了梨园屯教民，有两名教民被杀，数人受伤，三人被捆绑起来，大多数教民的住处被洗劫。

山东巡抚李秉衡很快知道了梨园屯的乱象，他命令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梨园屯调查处置。洪用舟的处置办法是：“以庙基为始祸根由，断令将庙基充公，另为洋人觅地建堂。一面缉拿凶犯，并赔京钱两千串。”所谓“将庙基充公”，就是既不让村民在庙基上建庙，也不让教民在庙基上建堂。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应该是解决梨园屯教案的一个办法。当时，村民、教会双方基本接受。可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又出现了变故：两个月后，村民在玉皇庙原址上建起了新的寺庙，并且兴高采烈地唱戏庆祝，在庙门上张贴对联：“山东济南五员青天，评情论事，开创千古大业；河南直隶百县善士，扶正黜邪，费尽多少苦心”。看来，村民志得意满。因为庙基发还了村民，教会随即提出了抗议。

玉皇庙宅基地原本是要充公的，村民怎么在这里建起新庙了呢？真实情形扑朔迷离。可能有两种原因造成这种情形的出现：村民群情激奋，强行在宅基地上建庙；或者官府方面瞒天过海，私下里允许村民建庙。对于建庙的由来，郭栋臣后来回忆说：“道台问村中与教民所争之地，实际是庙是堂？众士绅说实情是庙，如此还是修庙。在村南边给教里另买一块闲地让教民修堂，由公家出款，不用教里出钱。村中听说叫在此修庙，全村兴高采烈，按亩派款修庙。”（《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因为教会、教民反对村民在玉皇庙宅基地上重新建庙，玉皇庙教案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悬在半空。

时间到了1897年11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巨野教案”的发生，德国军队抢占了山东胶州湾，德国随即向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总理衙门狼狈不堪。为了不落后于德国，法国公使利用各类教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从中国攫取更大的权益。因为方济各会中的传教士大多来自意大利，意大利也借此向清政府施压。梨园屯庙堂纠纷成为列强打压中国的一张牌。

1898年1月7日，法国临时代办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梨园屯骚乱中的嫌犯，把玉皇庙宅基地发还教民，赔偿教会和教民全部损失。列强给清廷施加的压力很快传到了山东地方官员身上。这时候，李秉衡已经被罢免了山东巡抚官职，接替他的是张汝梅。张汝梅，河南密县人，先后任广西右江道、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1897年底接任山东巡抚。

在总理衙门的一再催促下，张汝梅饬令东昌知府洪用舟前往梨园屯具体查办，并派部分清兵前往协同查拿。在清廷和教会的压力下，洪用舟随即做出了有利于教会的处置：将冠县知县何式箴撤职，命曹倜接署；下令捉拿“十八魁”；将玉皇庙宅基地断给教民。据洪用舟禀报，1898年2月28日，他觅得阎书勤等人的踪迹，率领清兵前往捕拿，击毙从犯李洛水，阎书勤重伤，被同伙抢走。在洪用舟的监督下，清兵将玉皇庙拆除，将地基交给教会。

官府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洪用舟强行将庙基断给教民，命令清兵抓捕“十八魁”，而且对赵三多进行威胁、利诱。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洪用舟曾经“传到拳首赵三多，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拳解散”。梨园屯附近干集村的李继曾老人后来回忆说，洪用舟到了干集，非要见见赵三多不可，赵三多后来也去了。赵三多给洪用舟跪拜施礼，洪用舟把他扶起来，安抚道：“不可以聚众，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漫散去吧，这是国家的事，我们不要管。”（《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洪用舟希望赵三多迷途知返，不要再聚众滋事，这样可以免除赵三多1897年聚众闹事的罪责。

赵三多给洪用舟跪拜施礼，说明他知道官府势力的强大，他不想和官府直接对抗。但是，赵三多又不想完全向官府屈服，因为侠客追求的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不能一下子把自己的一世英名扔掉了，蜷缩起来过一种卑微的生活。赵三多采取的对策是：维持现状，既不聚众滋事，也不解散队伍。

第三章　义和拳起事

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1898年2、3月间，赵三多面临来自官府和内部两方面的压力，官府要求赵三多不要聚众滋事，一些来自梅花拳的人则鼓动赵三多起事，与官府对抗，这让赵三多感到十分为难。

1898年初，赵三多身边多了几个人物。第一个人叫姚文起，又名姚洛奇，是一个烧窑的匠人，梅花拳中人物，论辈分比赵三多还高一辈；第二人叫朱九斌，自称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第三个人叫刘化龙，自称是明朝刘伯温的后代；第四个人是游方道士韩二瞎子，“穿一破道袍，有数百补丁，春夏秋冬四季不换”。他们四人都是秘密教门分子，朱九斌、刘化龙在保定以北、北京以南有些势力。朱九斌、刘化龙、姚文起三人传习梅花拳，与韩二瞎子常常凑在一起，宣扬“灭满兴汉”、“反清复明”。

姚文起在梅花拳中的辈分比赵三多高一辈，但是声望小，没人听他的，无法聚众起事。他知道赵三多有声望，号召力强，便找到赵三多，以师叔的身份与赵三多往来。接着，姚文起又把朱九斌、刘化龙、韩二瞎子介绍给赵三多。姚文起四人常常撺掇赵三多聚众起事。除了姚文起等四人，赵三多的一部分徒弟也希望赵三多不要散伙，率领众人和教会斗下去，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八魁”和梨园屯的一些村民，这些人已经难以回到梨园屯了。

面临内外压力，赵三多折中处理：既不聚众滋事，也不解散队伍，维持现状。这样，姚文起、朱九斌等人还是像原来一样与赵三多在一起，而他们仍然主张“灭满兴汉”、“反清复明”。梅花拳中一些辈分高的人担心赵三多受姚文起等人鼓动，会聚众作乱，他们常常劝说赵三多：“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够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练武以壮自己身体，没有做犯乱的事，事闹不成，就不能出头露面。”

众人的劝说在赵三多那里没有取得效果，反而激起了他的侠肝义胆和英雄情结，他再次表现得像一个侠客。他大义凛然地说：“我不干，天主教也是不放我过关。诸老师放心，我闹事绝不碍梅花拳的事，以后我想咱们同道隐藏我哩，再不必劝我了。”如何才能做到不连累其他梅花拳的人呢？大约从1898年3月起，赵三多索性把自己一派的梅花拳改称“义和拳”，收徒弟、摆会、亮拳均以“义和拳”的旗号。

义和拳早在乾隆年间便有，开始时就是指梅花拳，1774年王伦在临清以义和拳的名义起事被镇压，义和拳逐渐不再被人提及，但是它并没有消失，仍然在暗中发展，以梅花拳为主，融和了其他拳种的成分，比如八卦拳、红拳等。因为梅花拳与义和拳有着如此大的关联度，所以赵三多把自己领导下的梅花拳改称“义和拳”。另外，赵三多把自己的一派改称“义和拳”，也是取“朋友以义合者”之意，“义和”是赵三多一贯的信念。

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

赵三多把自己的组织改称义和拳，仍然坚持既不散伙，也不聚众起事。但是这时候，冠县、威县一带出现了恐慌的气氛。因为“巨野教案”的发生，外国军队要进入中国内地的传言纷至沓来，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些与教会有仇、有纷争的人，他们担心洋兵进入中国内地后自己会遭受迫害，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1898年5月5日，在赵三多所在的威县传教的法国神父范迪吉给主教写信，信中说：

很明显地，依我看来——我敢说我看得大致不错——依大部分传教士看来，德国人对胶州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官员和易变的民众的思想中产生了恼火的反感。洋人的大炮所轰不到的内地传教区，就难免不遭受到这股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看到邻近的冠县梨园屯的遭遇，我们这里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感可怕。（《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在一片恐慌气氛中，威县、曲周等地出现了若干小规模的针对教会、教民的暴力活动，据教会方面描述，“这些教派分子始终威胁着乡里，50人至100人一伙，最高时有200至300人，随意游动，带有威胁性的抢劫、纵火和绑架，这给（威县）四五千名教民频频造成恐慌”。梨园屯有清兵驻守、保护，那里没有出现针对教民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最早出现在威县崔家陈村，有一伙人袭击了那里的教民，烧了教民的两座房屋。后来，孙庄的堂口也受到了袭击。

4月23日晚上，威县黑刘村梅花拳拳首刘小同率领三四十人袭击了曲周县麦子乌营村的教民，那里的教民当时正在修建一座教堂。袭击教民的人高喊：“我们是十八魁，专门来消灭那些欧洲人的教徒，他们胆敢在这里建堂。”据法国神父范迪吉记述，这伙人进入教民周清魁家，砍伤了周清魁夫妇，抢劫了家中的财物，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

晚清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他的中国助手。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等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外国教会势力得以在中国公开传教。所以，晚清时期外国传教活动既得益于列强的庇护，也因为列强对中国的压迫而受到中国民众的排斥。

4月24日晚上，直隶大名府城里出现了一张红色揭帖，上面写着：“各省爱国志士，目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6月3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

4月底，一伙武装人员攻打了距离威县魏村几里路的一个堂口。据教会方面记述：“这帮家伙大约就是‘白莲教’或称‘十八魁’，也可能是大刀会的成员……匪徒们攻打一个最富的村民的房屋，他们用刀乱砍屋主的背部，用棒打他的妻子，放火烧毁了房屋，抢走所有细软的东西（约值500吊钱）。”（《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5月14日，威县钟管营村遭到三四十名武装人员的袭击，教会方面记述：“所幸，众人均躲避至安全场所，无一人受伤。仅王多才（音译）家遭殃，银钱、衣饰、被褥等，凡能带走之物均被洗劫一空。”进入6月份，针对教民的暴力活动逐渐平息下来。

以上活动的特点是：规模小，较为分散，以抢掠、纵火、制造恐慌为主要目的。这些活动不是赵三多本人组织策动的，是小部分义和拳拳民所为，甚至可能是一些人冒充“十八魁”所为。赵三多组织的活动一般规模较大，比如1897年3月24日的“亮拳”活动有三千多人参加，1897年4月27日发生的袭击梨园屯事件有两千多人参加。

赵三多受到官府的安抚后，将自己的队伍改称义和拳，行动较为克制，没有聚众闹事。1898年6月8日，洪用舟在给巡抚张汝梅的禀帖中说：冠县境内民教相安；威县、曲周等地只是出现了“盗案数起”；赵三多及其手下也不再传单聚会，据参加考试的威县文武童生反映，“该县民教现在安居如堵”。同时，官府对义和拳也比较克制。张汝梅担任山东巡抚以来，看到教会势力越来越强势，对普通民众持同情的态度。1898年5月18日，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

（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义和团档案史料》）

和前任李秉衡一样，张汝梅认为民教冲突中教会有着重大的责任；至于义和拳拳民，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匪徒，“此项拳民所习各种技勇，互有师承，以之捍卫乡闾，缉治盗匪，颇著成效”。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大胆地向清廷提出一个治理义和拳的办法：“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各等情。”

张汝梅希望把义和拳改组为民团，由官府和乡绅对其实施控制，对于民众和教会皆有裨益。张汝梅的想法的确是解决义和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义和拳成分复杂，人数众多，难以改编。再有，改编义和拳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鲁西北地瘠民贫，地方上能拿出这笔款项吗？正因为这样，张汝梅的这道奏折呈上去，清廷的答复只是“知道了”，而山东地方政府在“改拳勇为民团”方面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打出了“顺清灭洋”的大旗|

1898年上半年，官府与义和拳相安无事，这令教会方面感到愤怒。5月15日，威县传教士万其偈给主教写信，报告钟管营村教民遭到袭击的情况，同时在信中说：“这是中国官员们办事拖沓造成的结果。自麦子乌营遭劫后，三个星期以来，地方上未见一兵一卒，也未曾做过任何搜查，致使匪徒们逍遥法外。我想，务必使葛光被神甫知道这些情况，并让上面积极采取行动。”

接到威县传教士的报告，“上面”果然采取了行动。5月30日，新任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照会总理衙门，针对威县、冠县一带的民教冲突提出四项要求：三日内拿获“十八魁”，如罪犯逃走，须将其家属扣留，将其家产充公；赔偿银两万两；东昌知府洪用舟时常与教士为难，理应撤职；将现任济东道撤职，由原来办理教堂事务得力的张上达担任。

法国公使干涉中国地方官员的任免，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对于总理衙门和张汝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况且在张汝梅看来，洪用舟与教士为难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在列强嚣张的大环境下，总理衙门和张汝梅都不敢断然回绝毕盛的要求，他们只好与毕盛反复交涉。毕盛坚持所提四项要求，后来提出，如果其他三个要求得到满足，赔偿款项可以降为一万两。

时间静悄悄地溜走，很快进入1898年秋季。1898年6月至10月，梨园屯、沙柳寨一带的形势表面上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民教冲突，而实际上，义和拳内部的一部分人一直酝酿着聚众起事。姚文起、朱九斌、刘化龙、韩二瞎子等人希望借助赵三多的势力“反清复明”，以“十八魁”为代表的部分拳民则希望义和拳能够打击教会势力，出一口恶气。义和拳内部酝酿着不安分的气息。

进入10月中旬，沙柳寨一带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在法国公使的压力下，山东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力度查拿“十八魁”。谣言随之而起，称山东文武各衙门出了批票，要捉拿所有义和拳拳民，谣言在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姚文起随即宣扬，官府的行动是山东临清小芦等处教堂唆使的结果，应该传帖聚众，和教堂拼闹。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中，很多人赞成姚文起的主张，群情激奋。

10月24日，一哨清兵进入沙柳寨。这些清兵是来自山东临清小芦的防勇，他们越境进入威县沙柳寨，是为了搜查“十八魁”。在搜查的过程中，清兵纪律松懈，拿了村民的牛肉，引起了沙柳寨村民的愤怒，村民与清兵发生对抗。这件事传到“十八魁”耳朵里，他们顿时感到大难临头；而姚文起等人听到这件事，认为起事的大好时机到了，与“十八魁”等人一起找到赵三多。

面对姚文起等人的鼓动，赵三多非常犹豫。他知道聚众起事必然招致官府的镇压，他或许将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但是，如果不起事，任由清兵抓捕“十八魁”等义和拳拳民，他的义和拳将很快分崩离析，他的一世英名将付之东流。赵三多左右为难。这时候，姚文起等人提出，起事的时候为了避免官府的镇压，可以打出“顺清灭洋”的大旗，暂时迷惑清兵。据郭栋臣回忆，最早提出“顺清灭洋”口号的不是姚文起，而是赵三多的姐夫张老先：

他们原来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是秘密的，当时没有什么旗帜，后来经过张老先的劝导，才树立“扶清灭洋”的旗帜。张老先是河北邵固人，任新练军的马医官，时已六十多岁，是赵三多的姐夫。他暗中和三多书信往来，同情赵三多的起义。他劝赵三多不要顾虑，“干就干，不要怕，军队也和你一事，不干就远走高飞，别在家了。别喊‘扫清灭洋’，应是‘助清灭洋’，喊‘扫清’，军队就不好帮忙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姚文起知道张老先的主意，在劝说赵三多起事的时候重新提起。姚文起等人反复劝说赵三多起事，一些人甚至大声喊，要是赵三多不领导起事就烧掉他的房子。在这种情形下，赵三多长叹一声，说：“如果你们真想逼我出头，那我做便是了。”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终于走上了聚众起事的道路。

10月25日上午，义和拳在沙柳寨以北蒋家庄起事。当时在威县赵家庄传教的法国神父伊索勒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10点钟，有人将义和拳（敌对派）暴动的消息告诉了我。这些暴动者的标志是头裹手巾，脚穿长靴，武器是快枪和长矛，他们的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上面写着‘顺清灭洋’的字样。他们打算在新年头一天发动普遍的起义，从此时到那时，到处招兵买马，操练武艺。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10月25日，义和拳在蒋家庄起事，然后转移。10月27日，义和拳在冠县红桃园、邱县柳疃集聚二三百人；28日，义和拳在曲周县大寨邀人借马，后至临清龙上固住宿，人数聚到四五百人；30日，义和拳在龙上固、杏叶村等处活动；31日，龙上固附近的拳民聚至五六百人，杏叶村附近的拳民聚至三四百人，马四五十匹。到了10月31日，参加起事的义和拳拳民大约在一千人左右。这个人数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所聚多系匪徒，安分拳民均不肯随”，赵三多不情愿参与也是一大原因。

从10月25日至31日，起事的义和拳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只是捣毁了两位教民的房屋，另外“赵洛珠（赵三多）遣人至威县丁家寨借粮要马，该村未予”。所以，直隶大明道万培因在给上司的禀帖中称“各处尚无滋事”，认为“自当防抚兼施，或免滋蔓”。山东、直隶方面随即向义和拳起事地区派出军队，与此同时，威县、冠县、邱县三县知县以及委员高式柽、张承寿等五人，在三县的团总、绅董的陪同下前往义和拳起事地点，共同对赵三多开导劝散。

面对官府和士绅的劝谕，赵三多再次陷入犹疑。对于这次起事，他本来就不情愿，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参加起事的，所以他很快被说服了，他接受了劝谕，对手下义和拳下达了解散的命令，“赵洛珠随向姚洛奇（姚文起）合拳众们当场叩头，亦请解散。该拳民等深知悔悟，即于十八日（11月1日）纷纷解散回家”（《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听到赵三多解散的命令，一千多义和拳拳民纷纷回家，而姚文起、“十八魁”等人心有不甘，对赵三多解散拳民一事感到沮丧。11月2日晚上，姚文起率领二百多人经过冠县红桃园，遭到了教民的恶言攻击，双方再起冲突。11月3日黎明时分，姚文起等人放火焚烧了红桃园教堂，杀死教民两名，击伤一人。姚文起等人随后转移，并于当天焚烧了威县第三口村的教堂和教民房屋三处，然后回旋在沙柳寨以及附近的侯魏村一带。

接到义和拳重新聚集滋事的消息，清兵迅速向姚文起等人靠近。11月4日，义和拳拳民与清兵在侯魏村交火，清兵步兵正面进攻，马队四面围剿，拳民很快被击败。据大明道万培因禀报，此战清兵抓获姚文起，打死拳民4人，抓获拳民15名，“余党四散”。姚文起第二天被杀，他的头颅悬挂在红桃园示众。至此，义和拳起事持续11天之后，以失败告终。

据郭栋臣回忆，赵三多参与了侯魏村之战，在战斗中逃脱了。赵三多等人往南跑了30里地，跑到临清县西留善固村，在夜色笼罩下吃饭、休息。解散拳民后，赵三多本来可以回家做一个顺民，因为义和拳重新聚众起事，火烧红桃园教堂，并且与清兵交火，赵三多转眼成为被官府通缉的“匪首”，眼前只有逃亡一条道路。他劝说拳民“暂且回家，存心忍耐，只要我死不了，咱重来二回”，待众人散了，他率领十几个亲近徒弟走了。

将洋鬼子撵跑，清朝就自倒|

1898年秋义和拳起事失败后，赵三多带领一些亲近徒弟离开临清西留善固村，辗转枣强、武邑、晋州、正定、沧州，到处收徒弟教拳。他的徒弟再传徒弟，义和拳顺运河往北传遍，到处立坛开场。朱九斌、刘化龙在保定以北、北京以南等地奔走，联络固安、良乡各县拳民，与赵三多形成一气。

1899年5月17日，赵三多会同与之有联系的各路义和拳师傅，来到正定大佛寺秘密聚会。在此次密会中，大家纷纷发言，总结了1898年义和拳起事的经验教训，有人提议义和拳要与铁布衫、洪门、黄门等秘密教门联合起来，“这就好往下搞了”。接着，赵三多说：

很好，很好！我们定名叫“神助义和拳”，暂只说练拳保护自己的村庄，以免官家干涉。以后避免“反清复明”、“排满兴汉”，以免两面受敌。将洋鬼子撵跑，清朝就自倒。

咱们一人进行一方面。李师兄你们担任商河、献县、静海、青县，刘先生（刘化龙）你与朱先生（朱九斌）在京南进行，我与师兄就在滹沱河两岸各县。（《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赵三多把义和拳起事的宗旨说得很清楚：“将洋鬼子撵跑，清朝就自倒。”也就是说，既打洋人，也反朝廷；所谓的“顺清灭洋”，就是一种策略，“以免官家干涉”。造反是中国古代秘密教门组织的终极目标。此次秘密聚会之后，山东、直隶的义和拳活动又开始活跃。赵三多的活动多在滹沱河和运粮河两岸，发展拳民，联络其他秘密教门组织。阎书勤率领部分人仍然在梨园屯与邱县十八村之间活动，他们的据点是距梨园屯二十里的常家屯。

1899年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认为义和拳“老巢总根实在冠县十八村”，派人带领清兵前往查办。阎书勤知道消息后，决定重返梨园屯，和驻扎那里的官兵决战。1900年1月9日，阎书勤下令各村义和拳到常家屯集合。11日，五百多拳民攻打梨园屯，“开放枪炮”。驻扎梨园屯的清兵对义和拳实施炮击，义和拳有一人被打死，其余拳民被迫撤退，撤退途中又遭清兵伏击，一人被擒，十数人受伤（《筹笔偶存》）。此次起事失败后，阎书勤只好率领部分拳民北上滹沱河与赵三多汇合。

阎书勤与赵三多的队伍汇合，队伍不断扩大。后来，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赵三多等人在景州、阜城再度举起“助清灭洋”的大旗。他们的队伍分为三股，于1900年7月接连起事。7月9日，赵三多率领拳民攻打了临清小芦教堂。小芦教堂是临清天主教势力的中心，有部分清兵驻守保卫。在义和拳的猛烈攻打下，清兵放弃战斗，以保护传教士为名开往济南。赵三多等人最终打下了小芦教堂，然后回到威县张家屯，与其他拳民会合，准备实施更大行动。

7月18日、20日、22日，赵三多率领拳民三次攻打魏村教堂，遭教会武装和清兵的抵抗，最终失败。拳民撤退的时候，外国神甫率领武装教民进行疯狂反扑，没有逃的拳民被逮住，辫子被拴在门槛上，教民用斧子把几个人的脑袋砸烂，叫作“砸杏核”，情形非常残酷。

7月16日，阎书勤率领一千多名义和拳拳民攻打武城十二里庄教堂，遭到官府与教会武装的抵抗，最后失败。之后，阎书勤将队伍退回到梨园屯一带。8月16日晚上，清兵包围了梨园屯，对阎书勤所率义和拳发动攻击。义和拳队伍缺少枪械，损失惨重，阎书勤与其他31名拳民被捕，阎书勤被解往临清，遭到杀害，时年41岁。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途中下令镇压义和团。赵三多在庚子年没有被捕，后来转移到广宗、巨鹿、南宫一带活动，1902年参加了景廷宾起义。

第四章　从神拳到义和团

练神拳的小朱子|

到了清朝末期，山东西部地区简直成了秘密教门组织的温床。在大刀会和义和拳产生、发展的同时，在冠县以东的长清、茌平一带，一个被称为“神拳”的秘密组织又产生并快速发展起来。

神拳组织最显著的特征是“降神附体”。所谓“降神附体”是一种很简单的仪式，学拳的人先要向东南烧香、磕头，据说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东南桃花山上；然后念咒求神，有的求孙膑、刘备、关羽，有的求孙悟空、二郎神，不一而足；念咒完毕，表演者往往突然倒地，面红眼直，口吐白沫，再起来后便称神已附体，整个人如醉似梦，会百般武艺，“神附了体，就成了神拳，就会刀枪不入，胆量大，打仗不怕死，敢往上冲”。

神拳的“降神附体”其实是一种迷信行为，是一种巫术，在中国民间社会源远流长，广泛分布。浙江鄞县地区，在乾隆年间便有“降僮”、“舞仙童”这样的民俗，与降神附体非常类似。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杨秀清等人常常表演“天父附身”，假扮天父号令众人，杨秀清等人表演的“把戏”和“降神附体”大体是一回事，只不过神拳将这种“把戏”群众化、普及化了。

神拳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也非常简单。人们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可以练拳，可以在村中的空地上，可以在庙宇中，或者干脆就在一个大宅院中。练拳的地方被称作“拳场”、“场”，义和团进京后被称作“坛”。每个拳场一般有首领两人，分别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其他成员以“师兄、师弟”互称。大师兄一般由武艺出众、有威望的人担任。拳场之间是独立的，互不隶属，但是互相联系，共同采取行动。拳场之间的联系主要靠揭帖。

1895年左右，长清、茌平等地出现了神拳的组织。人们最初练神拳、设拳场，主要是为了学得法术以看家、护宅子，有的通过求神为人治病。茌平的谢家贵老人后来说：“谢德元在外面扛活回来说，玩神拳尽好事，人家打不过手，不看妇道人家，不行坏事。我说尽好事咱就干吧！我们就干了。干了三四个月，人就多了，那时我才十八九岁。”

神拳组织发展起来后，相当部分拳民开始抢劫教民，并且以此糊口、发财。茌平县丁庆玉老人说：“我庄有十多口子练神拳，学神拳的光是穷人，没有财主，神拳闹天主教，哪里有天主教就到哪里抢，拿着单刀、枪头子。”李殿臣老人说：“学神拳的这些人原来都是穷人，没饭吃，来到咱这里要饭，挖茅厕，挣点钱吃饭。兴起神拳以后，他们都不再要饭、挖茅厕，都在大庙里学起神拳来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练习神拳的大多是穷人，其中又以17岁至20岁的年轻人为主。神拳中甚至有娃娃队，由十来岁的小孩组成，孩子们举着小旗，一出门就喊着“杀洋人”“杀洋娃娃”。

长清县大李庄是鲁西地区最早兴起神拳的地方之一。大约在1896年，一个叫小朱子的人来到长清县大李庄。小朱子个头不高，大麻子脸，身子很粗很胖。他本是长清孔官庄人，因为母亲改嫁早年离开家乡，辗转多地，曾经迁徙到泗水一带。小朱子非常贫穷，到了30岁左右仍然一无所有，不得已回到大李庄，寄住在舅舅刘亭水家里。刘亭水也是穷人，靠挑贩为生。

小朱子是一个标准的“草根”，像大部分“草根”青年一样，他渴望财富和成功。“草根”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同时也要比别人更聪明，当年的小朱子也知道这些道理。刚到大李庄的时候，他白天干活谋生，晚上学习神拳。小朱子为人很好，并且会一些医术，常常给村民治病、治疮，从不要钱，大李庄村民都很喜欢他。小朱子在神拳这个圈子里也干得不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在大李庄的拳场站稳脚跟，成为头领，然后他又走出去，到云禅寺、司家营、南吕官屯等地传播神拳，渐渐有了名气，与长清其他地方的神拳头领，诸如孙佩良、李开泉、李潼关等人也有了联系。

在大李庄的时候，小朱子给人的印象是为人和气、进取心强，而且艰苦朴素。大李庄的老人后来回忆说，“朱红灯在本庄时，不坐轿车”。这里所说的“轿车”是指马或者骡子拉的，专门供人乘坐的车子。在当时的鲁西地区，轿车是显示身份与财富的奢侈品。在大李庄，小朱子靠干活谋生，他不会有多少钱，所以不坐轿车。小朱子坐上轿车，是从他带人出去“作战”、“打仗”以后开始的，他率领神拳拳民到远处去攻打教堂，有时也抢劫一些富户。大李庄李会祥老人回忆说：“朱红灯到西乡作战，到归德打仗，都坐轿车了。轿车是蓝布围子。朱红灯红斗篷，青包头，后面还有跟班的。”1898年，小朱子率领拳民攻打了长清县最大的徐家楼教堂。（《中国近代史词典》）

在西乡作战的时候，小朱子开始被人称为“朱红灯”。“朱红灯”这个名字在清代白莲教事件中经常出现，具有“反清复明”的寓意，充满神秘感；另外，叫这个名字的人，一般是具有相当势力和号召力的。小朱子坐上了轿车，被人前呼后拥，被称为“朱红灯”，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人终于摆脱了贫穷，并且有了名望和势力。但是，这些依靠“打仗”获得的财富和势力，对于原来那个小朱子是不是好事呢？

墙内开花墙外香|

朱红灯依靠“打、砸、抢”致富的道路走得并不顺畅，他带领他的手下去“打、砸、抢”的时候常常遭到民团的抵抗和攻击，他手下的人跑了很多，他的收入越来越少。正当朱红灯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听到邻近茌平县大兴神拳的消息，决定到茌平走一遭。1899年春天，朱红灯坐着轿车前往茌平。

1899年春天，神拳在茌平的确是大兴起来。茌平大兴神拳是因为茌平遭遇了空前的黄河洪灾。1898年8月11日，黄河山东段多处决口，民国《茌平县志》记道：

黄河决于东阿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水之汹涌，高阜处亦深数尺，南北官道以东尽成泽国。庐室、财产，沿没殆尽，人多巢居。又窘于阴雨连日时行，人民炊断，衣襟俱湿，衣寒交迫，有数日不得一食者。为期复长，直至中秋后，乃渐消减……然其被灾之苦，实空前绝后矣。（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民众衣食无着，难以为继，常常加入民间秘密组织以寻求庇护，所以神拳在茌平大兴起来。茌平县老人于龙兴后来回忆说：“我十六岁或十七岁那一年才兴神拳，到大水以后，就大兴起来了。”

今天的人们大都知道在流行性文化中偶像和明星的作用。其实，在近代社会也是这样的。茌平大兴神拳，民众需要偶像，又因为“墙内开花墙外香”，朱红灯的机会来了。1899年春天，朱红灯坐着轿车来到茌平，穿着、行事也颇具偶像的派头。茌平县五里庄老人杨永四后来回忆道：

朱红灯是坐轿车来到的。轿车是用黑围子，已落了色。一匹骡拉着，车上插有两杆旗，一边一杆旗。上面有字，我不认识。朱红灯来时穿一身红，红褂子、红裤子、红头巾。神拳只有头头才穿红衣。

开始朱红灯与俺庄刘太清、刘典柱、杨清祥、杨年新等神拳头头都不认识，因为是神拳，又拿天主教，是一家人了，后来大家都拥护朱红灯为头子。朱称刘太清为二师兄。

朱红灯来后就住在刘典柱家，吃饭睡觉都在典柱家，因为刘太清家穷，没有空房子。朱住在刘典柱家，白天黑夜都有神拳守门，外出时也有神拳保护着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朱红灯的确有一些领导才干，到茌平不久他就组织了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活动：在张官屯唱了四天大戏，名义是“贺神拳”，而花费却要由教民出。这次活动如期举行，据说有几千拳民都去看戏，连茌平知县豫咸也去了。茌平县武进贤老人回忆说：“听说各庄在拳的，齐集张家屯与教民闹，豫大老爷到过张家屯调解教民与神拳的事，当时豫大老爷说，‘再闹就要过堂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这次“贺神拳”的活动令朱红灯在茌平的声望大涨。随后，朱红灯带领拳民对教会、教民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带领一千多人到马沙窝杀死了跟随外国神父的小王先生，到姚张庄抓了教民张福林。当时有人喊：“东面来个朱红灯，五里庄有个刘太清，到马沙窝闹哄哄，开刀杀了王先生。”

朱红灯到了茌平后，主要在五里庄、八里庄、吴官屯、杜沙窝、陈沙窝、刘家集、马沙窝、城关一带活动，除了杀死小王先生，没有闹出太大的事端，主要原因是：敛财成为朱红灯行动的主要目的，而不是杀人。茌平八里庄的孙恒德老人回忆说：“神拳抢了钱，交给朱红灯，然后朱红灯又分给别人，朱红灯光指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朱红灯依靠这种小打小闹在茌平过得非常滋润，非常风光。不久之后，他的名气传到了与茌平毗邻的平原县，当他前往平原“行侠仗义”的时候，惹出了大麻烦。

真实的森罗殿之战|

平原县城正南十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杠子李庄，村里有两个富户：李长水、李金榜，两人都有七八十亩土地。大约在光绪十几年（1894年以前），两家因为土地发生过纠纷。后来，李金榜信了天主教，成为教民；当神拳传到平原的时候，李长水参加了神拳。

1899年9月17日，李长水所在的神拳组织抢了李金榜的家。神拳抢劫李金榜家，并不是因为李长水与李金榜之间的个人纠纷，而是因为李金榜是教民，“他们所以抢李金榜，是因为他（李金榜）信了天主教，顺从了外国人，跟咱自己不一心了，中国人对他们不服气”（《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因为自己的家被抢，李金榜告到县上。9月21日，平原知县蒋楷派衙役陈德和到杠子李庄拿人，陈德和抓走了六名拳民，李长水则跑了。李长水跑到茌平琉璃寺，找到了神拳中响当当的人物朱红灯，请求援助。

对于朱红灯来说，前往平原是一个进一步提高声望、扩大势力的好机会，他很快答应了李长水的请求。10月9日，朱红灯带领二三百名拳民在前杠子李庄集结。拳民们强迫教民供应吃喝，抓了两名教民作为人质，要求平原县衙交出六名被捕拳民，还要交出抓捕拳民的衙役陈德和。

10月11日，平原知县蒋楷带领衙役和兵勇数十人前往前杠子李庄，要对滋事的神拳实施弹压。在蒋楷的想象中，官兵一到，拳民必然会四处逃散。当蒋楷到了前杠子李庄的时候，他被眼前的形势吓了一跳：朱红灯和数百拳民摆出了和官兵决战的阵势。蒋楷后来记道：

朱红灯戴大红风帽，着红裤。头目各执两红旗，枪刀之属以红布为饰。盖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其初出，向东南叩头；其令以鼓，其党有和尚，有道士；其队以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其人皆外来，其中多游勇，故娴于战事。（《平原拳匪纪事》）

官兵看到这个阵势，开始放枪。神拳没有被官兵吓住，李长水率领一帮人冲了上去，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冲到扛旗的官兵面前，把官兵砍了，把门旗夺了。清兵随即大乱，仓皇撤退。蒋楷不知所措，问手下人：“骑马快？坐轿快？”陈德和把他从轿子里拉出来，扛到马上，往北跑去了。

清军与义和团在装备方面的对比。无论是装备还是军事素养，义和团与当时的清军、八国联军都有很大差距，他们既不能“扶清”，更难以“灭洋”，“义和团”名称的由来、“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在当时都带有很大的策略性。

据1900年1月10日《汇报》记载，朱红灯等人在此次战斗中打出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这一次，“兴清灭洋”只能算是一个口号、一种策略了，因为朱红灯等人实实在在地把知县大老爷和官兵打了，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兴清”。朱红灯等人打跑了官兵，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消息传出，很多人赶到杠子李庄，要求加入朱红灯的队伍。这些人中既有神拳的拳民，也有义和拳、大刀会等其他秘密组织的成员（《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有普通百姓。处于高度兴奋中的朱红灯来者不拒，最终有1500多人在杠子李庄集结，这些人归朱红灯领导。

10月12日，知县蒋楷将杠子李村事件向上禀报。10月15日，济南知府卢昌诒、统领袁世敦带领大队清兵赶往平原县城。袁世敦是工部右侍郎、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的哥哥。朱红灯等人听说有大队的清军赶到了平原县城，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而来，他们随即决定转移，离开杠子李庄。当卢昌诒、蒋楷带领一些人赶到杠子李庄的时候，那里已经狼藉一片，村民称朱红灯等人抢了13户人家。到李长水家，蒋楷等人看到“门内凿坑深丈许，屋顶铺谷草与顶平”，家中有一面大鼓，有一尊百十斤重的大炮，室内一尺多高的灰烬尚有余温。这天夜里，有一个官府的探子被朱红灯等人抓住又放了，他带回来朱红灯的口信：“我去杠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

朱红灯等人离开杠子李庄，向恩县方向转移，最终在大芝坊村外、马颊河东岸的森罗殿附近停下来。森罗殿建筑庄严，交通方便，地基高出周围地面五米多，可以远望平原县城，观察官兵的动静。10月18日早晨，朱红灯等人远远地看见一大队清兵出了平原县城，向他们靠拢过来。这是袁世敦带领的20名骑兵和一个营的步兵，平原知县蒋楷随后也赶往森罗殿。

知道有清兵向自己靠拢，朱红灯急忙进行部署。清兵到达森罗殿后不久，双方交火，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森罗殿之战”。一些史书宣扬朱红灯等人取得了“森罗殿大捷”，实际上朱红灯所领导的拳民在此战中被清兵打败了。作为此战亲历者，平原知县蒋楷这样记道：拳民人数是官兵的两三倍，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好像中邪一样，“狂驱颠突”，官兵险些被他们冲垮。当双方相互僵持的时候，恩县的清兵马队闻警回援，与袁世敦的队伍实施两面夹攻，拳民随之败退，渡过马颊河狂奔，在马队的追赶下逃之夭夭。（《平原拳匪纪事》）

另外，朱红灯这边的人也有多人承认他们被清兵打败了，原因是拳民中有二三百人坚持不住逃跑了，导致整个拳民队伍一下子散了。平原县戴家口崔明权老人后来回忆说：“从杠子李庄到森罗殿，中间没休息，就加入这二百人，以后没人再加入了……这一仗本来可以打胜的，全是二百人坏的事，他们一跑，大家都跑了。”平原县侯庄侯善全老人回忆说：“打仗时，义和团摆的是罗圈阵，以后腰站（西南）的三百口人跑了（他们打仗时在当中），两边也就散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义和团逃散之后，清兵在大芝坊村外鸣枪放炮，准备进入村中搜查团民。村民担心清兵骚扰，有十几位老者走出村寨，希望面见袁世敦，恳请清兵收队。不料，清兵将村民误认为是义和团，开枪打伤数人，文生裴秀亭的父亲因伤重立时殒命。此事因为裴秀亭上告引起轩然大波，御史王绰上折弹劾袁世敦，称其“不察虚实即纵兵开枪，并有掳掠情事”，袁世敦随即被革职。

义和团的产生|

森罗殿一战在晚清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主要因为此战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义和团。有史料证明：在森罗殿打仗的时候，朱红灯这帮人开始自称“义和团”。平原县大芝坊村任于军老人回忆说：“义和拳也叫义和团，在森罗殿打仗时就叫义和团了。为什么叫义和团呢？因为各地有义和拳，五百多人都聚在这里，是一团一团的。一团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义和团是‘同心义和’的意思。”（《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在森罗殿打仗的时候已经有了“义和团”的称呼，考虑到森罗殿之战十分激烈而且时间短暂，我们可以断定：改称义和团是在打仗之前做出的决定，并且做了传达。那么，朱红灯等人为什么将自己的队伍改称“义和团”？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大概有三个原因：

一、队伍中有义和拳的成员，朱红灯等人受了义和拳的启发和影响。像任于军老人所说：“为什么叫义和团呢？因为各地有义和拳，五百多人都聚在这里，是一团一团的。”

二、朱红灯等人便于领导、指挥手下的一千多人。朱红灯手下的一千多人并不是全部来自神拳，里面有义和拳、大刀会等其他组织成员，他们要和清军作战，甚至有更大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称号。

三、朱红灯是为了作战需要，为了迷惑清军。在当时，民间秘密组织一般称“会”、“拳”、“教”，而“团”一般指民团。民团是地方士绅组建的武装，为官府所认可。朱红灯将自己的队伍改称“义和团”，应该有向官府示好、混淆视听的意图。这个原因应该是朱红灯等人自称“义和团”的主要原因。当时，朱红灯的队伍没有火枪，在武器装备上远远不如清军，即使人数是对方的二三倍，取胜也是非常困难的，朱红灯等人并不愿意和清军作战。

60年后，一些当年参加森罗殿之战的老人曾经谈到这样一个细节：森罗殿之战没有打响的时候，他们没有和官兵作战的思想准备，反而准备迎接“袁大人”（袁世敦）。平原县盛元清老人回忆说：

是日近午，有官兵探马一骑，自小马庄东首大路飞奔大芝坊西去，不久又折回……前面说的探马是去给义和团送信接“袁大人”的，因为这时义和团已和官兵合着，就出来迎接，但官兵是有打仗准备的。当义和团走在前面的人看到官兵列成作战队形，知道不妙，就招呼后面大队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任于军老人则这样说：

义和团正吃饭，就听说：“袁大人来了，迎大人去。”义和团本来是迎接大人的，一看袁世敦已排好三炮围阵势，义和团就沿着河东去，官兵开火，枪声响成一个一个蛋，老百姓吓得到处躲。

那时义和团的口号是“兴清灭洋”，就叫义和团了，和官兵打仗这是出乎意料，这是官兵的一计。（《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从以上两位老人的话中可知：在森罗殿作战前夕，袁世敦使用了计策，对义和团假意安抚；而朱红灯等人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帜，改称“义和团”，有迎合袁世敦、迷惑清军的用心，因为他们本不想打仗。关于这一点，当时社会上就有人看得很清楚。1900年4月19日，《新闻报》的文章称：“山东义和团匪妄自造妖言，煽惑愚民，势焰日炽，蔓延日广……然恐官究治，则自名曰‘义和团’，比附于设团自卫一说；恐人心不归，则竖旗曰‘扶清灭洋’，以为有尊君亲上之诚。假此护符，乃得以掩其剽掠之行，逞其聚众之术。”（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

不管朱红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义和团——这个给中国近代历史带来重大影响的组织——最终在森罗殿之战中产生了。那么，义和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义和团是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等组织相互渗透、融和形成的，神拳为它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又融和了大刀会“排刀排枪”的特征，它的组织名称和宣传口号又受到了义和拳的影响。正因为此，当时的人们对大刀会、神拳、义和拳、义和团难以分辨，很多人认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都是一回事。”

正是因为义和团是神拳、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相互融和而形成的，而神拳、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早在义和团产生前便广泛存在于山东西部、直隶东南等地区，因此义和团扩散的速度非常快。在森罗殿作战的时候，朱红灯等人匆匆将自己的队伍改称“义和团”；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只是过了几个月后，无数被称为“义和团”的人在华北地区卷起剧烈的风暴，而这场风暴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将抢劫进行到底|

在森罗殿战斗中，义和团大部分被打散，朱红灯带领少数人逃到禹城丁家寺本明和尚的寺庙里。本明和尚又名杨顺天，自幼出家，在丁家寺练过拳脚，他的额头用棍子打也不碍事，有“铜头铁和尚”的称号。神拳在禹城一带兴起后，他逐渐成为当地神拳的头领。

来到本明和尚寺庙里的还有茌平琉璃寺一带神拳的头领于清水。于清水是茌平郝庄人，当地人称：“于清水家里比较穷，早时给他叔扛活，以后又做小买卖，卖过醋，没爷没娘，有些流氓，死时三十多岁。穿黄马褂、红斗篷，骑红马，带领一百多人，有大刀、洋鼓、洋号。”（《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朱红灯、本明和尚、于清水等人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行动，认为“事已闹大，诚恐官兵兜拿，不如分党四出，抢得赀财，以图再举”，决定分头出击，掠取财物。和先前一样，他们的抢劫对象主要是教堂和教民。11月初，朱红灯、于清水等人率领义和团开始四处袭扰。

11月4日，义和团袭击了禹城苗家林的四户教民，烧毁房屋四间，杀死看门民人一人。

11月8日，义和团袭击了长清县李家庄李公堂家，抢夺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绑架李公堂之父李凤来，得赎金二十千文，后将李公堂房屋烧毁。

11月9日早晨，义和团抢劫长清县郑家营教民郑继先家钱物，牵去牛马，放火烧毁房屋三间；晚上，窜至茌平张官屯，在教民徐清华家放火、抢劫，将教堂教读王观杰架出杀害，悬首树上，撩弃尸身。

11月11日，义和团在博平县抢劫，将教民朱明经绑架，烧毁其房屋；向周克存家勒索银五十两；抢劫教民赵文灿家车辆粮食，放火烧毁房屋四间；绑架赵文灿，勒索马一匹。［以上资料来自朱红灯、于清水等人被捕后供述，《山东义和团案卷》（上）］

在博平县抢劫完之后，朱红灯等人听到这样的传言：假如义和团自动解散，官府将对他们法外施仁，对他们的犯罪不予追究。他们前思后想，认为暂时歇手，就地分钱是合适的。他们把抢来的东西简单分了一下，然后散了。不料，有二十多个义和团的人在分散的时候路过茌平张庄教堂，引发了新的冲突。

张庄是茌平的天主教中心，这里的教堂在茌平也是最大的，为了保卫教堂和教民，茌平知县派了五个骑兵专门守护，那里的教民也装备了枪械。11月15日早晨，五个骑兵和张庄的教民发现了张庄附近的义和团团民，随即持枪冲过来，口里喊着：“要捉活的！”团民们根本不惧怕教民，他们向东南磕了一个头，降神附身，接着迎上去，和教民、清兵打了起来。

团民与教民的冲突惊动了在张庄附近的于清水，他马上率领三百多人赶了过来，对教民和卫兵发动攻击，砍毙教民两人，砍伤三人，然后纵火，烧毁教堂十六间、教民住屋一百八十余间（《山东义和团案卷》）。于清水因为打张庄教堂出名，当地人都喊：“于清水，真英雄，黄马褂子红斗篷，红缨枪，拧三拧，东门外面安下营，一心要把张庄平。”

打了张庄教堂后，朱红灯、于清水等人暂时歇手的想法无法实现了，因为他们又闹出了大动静，官府和教民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们。在一起商量之后，他们认为“势成骑虎，一旦解散，教民必不放手，不如再行纠聚，以顾眼前”。他们决定将抢劫进行下去。

11月17日，义和团又开始四处袭扰。朱红灯带人至吴、杨二庄勒索银700两；又到博平教民刘开太家抢劫，烧毁房屋12间，绑架男丁2人；村民张万春与之理论，被义和团用枪扎死。在一番大肆抢劫之后，朱红灯带人来到华严寺，因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据当地的史东代老人回忆说：

秋后十来月里，逢集这一天，朱红灯坐着轿车子带着人来到华严寺……尚庄的杨蛤蟆使着大车陪着他，三里庄的棚匠逗*顿和王桥的杨天顺保着朱红灯，跟着他，拆屋、扒屋，拿东西，尽找在教的。

朱红灯来到这里，把轿车放在西店杀猪的地方。朱红灯坐在西店里，派神拳往小张庄去拆屋、扒屋，抢东西。多半过晌，因分赃不均，就干起来了。一些神拳就要杀朱红灯，吓得他就钻到轿车子里去了。枪头就往车里乱伸，把头磕破了，轿车篷子也给打碎了。朱红灯就舍下车子，往东跑到五里庄，被官兵逮住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朱红灯跑到五里庄躲了几天，11月21日，他穿着农装，装扮成一个农夫，挎着粪筐准备逃走。不料，一队清兵出现在他的面前，拳民陈凤阁指着他说：“这就是朱红灯。”清兵随即把他带走了。三天后，本明和尚在家中睡觉时被清兵抓获。11月末，于清水在抢劫中因与同伙不和，被拳民罗鸿英捆送到官府。他们三人被解往济南，于12月24日被杀。

朱红灯等人被抓后，茌平、平原等地的义和团活动出现短暂的消沉。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义和团又在齐河、长清、高唐、平阴、肥城、夏津、东阿等地频频活动，袭击教堂、教民。神拳，以及以神拳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义和团，与刘士端、曹得礼等人领导的大刀会有很大不同，拳场之间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生成容易，扩散迅速。所以，官府仅仅逮捕、杀害了朱红灯、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并没有阻止义和团在鲁西地区继续扩散，频繁活动。

导致神拳、义和团快速扩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西、直隶地区灾害频发。1898年8月，黄河山东段决口，造成山东34个县遭受洪灾，数以千计的村庄被淹；在这一年，直隶也遭受了严重的涝灾，滂沱大雨令直隶52个州县遭受洪灾。（《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进入1899年，天气突然发生逆转，华北广大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其中包括山东、直隶、山西等地。直隶“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旱，春麦未种”，而山东灾情更重，既遭旱灾又发虫害。当时人回忆：“天大旱，卫河枯干，地里粮草不得，百姓穷得锅上无米，锅下无柴，饿得活不下去。”威县东境的邵固村“原有千把户人家，饿死五百多人，尸体遍地，有很多人灭门绝户，情景真惨”。旱灾一直持续到1900年夏秋，这是酿成庚子国变的重要因素。

受各种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半年，神拳（义和团）在山东西部地区扩散迅速，并且频繁起事，广泛打击教堂、教民。1900年2月21日《汇报》载文说：“自下半年来，济、东、泰、武、临四府一州之教民，亦复多被骚扰。计平原、禹城、长清、临邑、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高唐、恩县、平阴、阳信、邱县十余州，教民之被蹂躏者，计三百村约二三千家。”（《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

第五章　从毓贤到袁世凯

毓贤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到义和团在山东纷起的原因，人们常常提到山东巡抚毓贤，认为他纵容义和团的发展，以致后来不可收拾，酿成庚子国变。

毓贤，汉军正黄旗人，1842年出生。监生出身，1889年任山东曹州知府。担任曹州知府期间，以高压手段对付当地猖獗的盗匪，以残酷、滥杀出名，人称“屠户”、“毓小辫”。《庚子国变弹词》称：毓贤担任后，“一以诛戮为事，不上三月，已杀贼一千五百多名”。

被误读的毓贤。历史上，毓贤以残暴、纵容义和团著名。其实，毓贤属于传统型官员，并非一无是处，当官的时候始终恪守“忠君为民”的信念；而作为传统型官员，他又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在庚子国变中，他既是动乱的制造者，也是动乱的受害者。

毓贤的确是残酷的，为了逼供，他使用很多酷刑，比如：跪练子、砸脚骨、上签子等。毓贤命人在曹州府衙门前放置12只木笼，把抓来的所谓“盗贼”关押在木笼中，头露笼外，足尖正好碰到笼底，每到晚上就用绳索把木笼扣死。平时这些木笼都是满满的，每天都有人死在笼子里。

因为官府残酷打击盗匪，曹州治安状况趋向好转，这是毓贤的一项重要政绩。毓贤属于传统型官员，洁身自好，崇尚义理，按照传统方式为官理政。除了治安方面的成绩，毓贤在吏治、民生方面也做得不错。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曜称赞他“讲求吏治，整顿捕务，民怀吏畏”，将他的政绩上奏朝廷。1895年，清廷任命毓贤为兖沂曹济道，1896年又任命他为山东按察使。

张汝梅担任山东巡抚后，十分赏识毓贤，称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保奏他担任山东布政使。1898年9月，毓贤调补湖南布政使，同年12月署江宁将军。署理江宁将军期间，毓贤“裁革陋规万余两，上闻而嘉之”。1899年3月，清廷任命他为山东巡抚。

除了吏治，毓贤特别擅长水利治理，“官山东久，河工尤为熟手”。清廷任命毓贤为山东巡抚的同时，命其兼管河工。接到任命后，毓贤“责无旁贷，悉心经理”。他派遣道员尚其亨出省，赴黄河上游巡视两岸坝埝，然后顺流下驶到利津海口一带周览形势，拿出了治理黄河的切实意见，然后上报朝廷；治理黄河的同时，毓贤积极整治运河，挑浚运河淤浅工段，并修筑陶城埠口门坝各工，保证了江北运输漕粮的船只在山东境内畅通无阻，顺利到达通州。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毓贤具有多面性，不单单是一个酷吏，也不单单是一个愚昧仇外的官员。总的来说，李秉衡、毓贤等人都属于传统型官员。但是，在清末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新旧时代激烈碰撞，李秉衡、毓贤等人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其缺陷主要是“不识大势”，看不清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只知道唯命是从。在波谲云诡的庚子年，李秉衡、毓贤等人在政治上的局限性给他们带来悲惨的命运。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对于山东境内的民教冲突，李秉衡、毓贤等人的基本原则是“持平处置”，即不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在处置民教冲突的过程中，李秉衡、张汝梅等官员更多地看到教会势力对普通民众的欺压，由此认为教会势力欺压普通民众是造成民教纷争的主要原因。毓贤上任山东巡抚之后，延续了前任的思想，并且走向了绝对化。我查阅《义和团档案史料》收录的毓贤在巡抚任上给清廷的奏折，毓贤在大多数奏折中表现出对教会欺压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比如，1899年4月30日，毓贤在奏折中说：

“我认为山东的民教不和由来已久。因为入教人员大都不是安分良民，二十年前，平民往往轻视教民，但并未虐待教民；后来，洋人越来越强势，教民欺压平民的事情多有发生。如此一来，教会势力日见鸱张，民众只要入教，就把教会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地方官员，动不动欺压百姓，官民皆无可奈何。断断没有平民虐待教民的事情发生，都是教民欺压平民太厉害，乡民心中积存怨恨，因而酿成大案。洋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冲突原因，小则勒索赔偿，大则肆意要挟，必定要我委曲求全才罢休。近年来民教纷争的情形就是这样，确实没有平民虐待教民的事情发生。我在山东为官二十多年，耳闻目睹，对民教冲突的状况很清楚。”（《义和团档案史料》）

毓贤说“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平民）委无虐待教民情事”，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是偏颇的。其实，清末时期的教案纷乱而复杂，原因不单纯是教民欺压平民。就我们前面所讲述的教案分析，其中既有教民仗势欺压平民，也有拳民出于抢劫、泄愤等目的攻击教民的，大刀会、神拳等组织本身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毓贤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

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看，毓贤等人具有排外意识是不奇怪的。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举国上下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全国的政治形势转向守旧、排外。面对列强的压迫，中国社会必然要做出反应，毓贤等人的排外行为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趋向排外的具体表现之一。

具体到毓贤本人，从署理曹州知府到升任山东巡抚，他在山东为官十年，常常与外国传教士、驻华使节打交道，对于列强欺压有着切身的感受。1899年3月，刚刚上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面临一件涉外事件的处置。3月29日，因为教案纠纷，德国军队在传教士薛田资的带领下侵占日照县城，随后放火、杀人、勒索，行径残酷野蛮，撤退的时候带走五名绅士作为人质。这件事对毓贤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更加仇恨列强，同情被伤害的中国民众。

1899年7月17日，毓贤上呈奏折，恳请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理论，责令其赔偿中国民众的损失；同时，作为巡抚，他积极安排对受害民众的抚恤：

除轰毙乡民七名，轰伤两名，另由地方官先行酌给恤费外，所有韩家村等处民房被烧，粮食、衣物、器具、牲畜、树株、银钱等项，实共值银四万七千六百二十余两，叠经奴才咨呈总理衙门与德使理论，责令议抵、议赔，一时尚难就绪。

现当抚恤教民回家安业之际，该乡民等被扰后，情形极为困苦，未便久令向隅。奴才现拟于司库筹拨一万余两，先就印委各员查报应行抚恤银数，垫发二成，交各该地方官核实查放，以示矜恤。余俟与德使理论，将各案议结，赔给恤款后，再行补发。（《义和团档案史料》）

列强欺压、瓜分中国的事实对毓贤形成强烈刺激，导致他越来越排外，他对神拳、义和团的政策也受到很大影响，发生变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毓贤对拳会组织不再是一味地滥杀、残酷镇压，其政策可以用九个字概括：“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具体是：

一、认为普通民众普遍受教会势力欺压，对拳会持同情态度，主张争取民心，不赞成对拳会实施残酷镇压。毓贤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伏查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百姓幸知君亲大义，愈见朝廷深仁厚泽之所感孚。”

二、对拳会组织区别对待，“只论其匪不匪，不论其会不会”。1899年8月22日，毓贤在给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说：“查刀拳各会，良莠不齐……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赎、抢掠无忌情事，亦即派队查拿。”朱红灯的义和团聚众滋事，毓贤派出了兵队镇压，并且杀害了朱红灯、于清水、本明和尚等人。

三、对抢掠滋事的拳会进行打击，主要策略是“惩首解从”，对拳会首领严厉打击，对普通会众解散了之。

与担任曹州知府时的“毓屠户”相比，毓贤担任巡抚后对待民众的策略明显软化、宽泛了。需要指出的是，毓贤对拳会组织的政策是当时士大夫的主流意见，为清廷所认可；而这些政策对白莲教、天理教等传统民间秘密组织有作用，因为那些组织的结构呈金字塔形，杀了领头的下面的人就散了。不幸的是，毓贤碰上了一个特殊的时期、碰上了一个以特殊方式扩散的组织——义和团（神拳），他的政策失去了作用。

从组织形式上看，神拳、义和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只有大师兄、二师兄是头领；各个组织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因此，神拳、义和团产生容易，扩散迅速。对于这样的组织，惩首解从的政策作用非常小，因为神拳、义和团有无数个大师兄、二师兄。对于当时的毓贤来说，多管齐下、查禁拳场应该是对付义和团的有效办法，像他的继任者袁世凯所做的一样。可惜的是，毓贤不是袁世凯。

义和团在山东纷起，毓贤是有责任的，但是，人们不能把庚子年义和团纷起的责任完全归于毓贤一个人，毓贤只是当时无数个传统型官员中的一员。应对义和团纷起，在政策、策略上失误的不仅有毓贤，还有直隶总督裕禄等其他朝廷大员，慈禧太后更有责任。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

1899年春天，神拳不但在山东西部扩散，而且传播到了直隶东南地区。神拳最早传入地区是景州、阜城、故城、枣强、吴桥等地，当地主要头领是王庆一和晤修和尚，他们的队伍自称义和拳，而平时演练的是喝符念咒、降神附身那一套，实际是神拳。

到了1899年，直隶东南地区教会势力发展很快，在威县、景州、枣强、阜城等地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教堂及礼拜堂等宗教设施约700处，教徒约5万人强，外国神父40名左右。即使从全国范围看，这些数字都是很高的，仅次于江南代牧区、北京、直隶北部代牧区（《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到了1899年下半年，王庆一、晤修和尚等人领导的神拳有了相当的规模，常常与当地教会势力发生冲突。

8月20日，王庆一手下的神拳抢劫了故城县大月庄的两个教堂，然后放火焚烧。事后，教会方面向官府告状。王庆一并不惧怕官府，9月13日，他带领数百人径直来到故城县城，反过来告状说：“洋教士觊觎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法律，煽惑群众。他们的控诉是为了陷害我们。我们所以如此穷困，我们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乱，究其原因，实都是由洋人造成的……我们要大人狠狠地攻击他们。”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从1899年11月下旬开始，阜城、景州、枣强等地的拳民频频袭击教堂、教民。12月16日，晤修和尚聚众起事，打出“保清灭洋”的旗帜。18日，他率一千多拳民攻打朱家河教堂，遭清兵镇压，义和拳伤亡惨重，晤修和尚被捕，后被杀。这件事发生后，“河间、深、冀各属同时起事，烧拆小教堂、教民房屋，抢夺教民粮物，各处皆有”。

12月18日，晤修和尚攻打朱家河教堂的同一天，王庆一在故城县城西门聚集拳众，策划上演河北梆子戏《火烧望海楼》，意在宣传反对教会势力。官府急忙派出军队，抓捕王庆一等神拳头领，王庆一的叔父王新堂、神拳重要头领大贵和尚被官府抓获，王庆一躲过抓捕，逃离当地，据说后来去了北京。

1899年12月31日，吴桥的义和拳聚众烧毁了庞家桥教堂，1900年1月5日，攻打了大齐庄教堂。这些人除了进攻教堂、教民外，“还多焚抢，拒敌官兵”。吴桥知县劳乃宣向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禀报：“闻该匪等通同一气……聚众不下三千人。”1月15日，清兵突然包围辛集，攻打义和拳。义和拳伤亡很大，大部分被驱散，有一部分后来去了北京。

从1899年夏天开始，神拳、义和团开始在直隶中部迅速蔓延。5月17日，赵三多等人在正定大佛寺召开会议，此后正定府的拳场数量快速增加。11月，有尹姓拳师在晋州棚头村设坛授徒，“中立村石吕魁为大师兄，石双亭、石小盘、刘复生为二三师兄。初惟二十四人学习拳术，旋即分立拳场于吕家庄、彭家庄、单宿等处，远及府西获鹿之石家庄”（《拳祸记》）。

1899年下半年，深州的神拳、义和团也发展起来，并且气势盛大。12月14日，深州张司马村及安平县义和团聚众滋事，烧毁教堂，从冀州武邑来的义和团砸毁西河头、王乐寺两处的教堂。

1899年冬，“保定府一带地方，多有匪徒蠢动，而束鹿（今辛集）境内尤甚”。雄县板家窝村人王成德请来义和拳师，建立了“乾”字义和团总坛，王成德为大师兄。1900年春天，王成德先后到霸县、文安、固安、新城、永清等县设坛，建立义和团。

1900年春，宋福恒在白沟镇建立义和团，后来归其领导的义和团民达数千人。在同一时期，新城县人张德成在其家乡赵张村、雄县、白沟等地组织“坎”字义和团。张德成有40多岁，以操船为业，往来于胜芳、独流、王家口、杨柳青及天津一带。

3月12日，任丘义和团持械与官府发生冲突，击伤清兵千总一名。义和团逐渐在梁召村聚集，达三四千人。3月21日，义和团在正乐村与教民交火，拳民有数十人伤亡，后清兵赶到，义和团败散。

据天津士人刘孟扬记载，1900年2月（庚子年正月），义和团流入天津县，“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习练，河北一带亦有之”。这一时期，杨柳青及附近村庄也有人练习义和拳。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和团在天津各处纷纷设坛，人数日多，气势日盛。天津义和团兴起与当时的旱灾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记述得非常直观、明确：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无雨，谣言益多，不可殚述，无非痛诋洋人，仇视教民而已……

三月间，仍无雨，瘟气流行，杂灾渐起。拳匪又趁势造言曰：“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且有为人疗灾治病者，人多信之，由是习其术者益众……

四月间，仍无雨。督、道、府、县等屡次设坛求祷，依然亢旱，反起暴风。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河北、河东城内外，皆先后踵起……

五月初间，依然亢旱无雨，京津铁路被拳匪烧毁不能通，电线杆亦断，消息为之中绝。此时津地拳匪，日益强横……（《义和团》二）

在天津义和团中，势力最大的是独流镇的“天下第一团”，此团是由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发展起来的。1900年5月2日，张德成操船来到独流镇集义生煤炭店，卸完白灰算账的时候，他和周掌柜说：“各府各县都有了义和团，怎么咱们独流街上还没有动静？”

周掌柜说：“你别提这个，独流练拳的小孩都叫县衙门逮走了……”当天张德成住在了独流，传说他当夜就把被县衙逮走的两个人救了出来，威名大振。接着，他和独流镇一个编蒲包、推小车并有一身好武艺的二秃头刘连胜商量好，在独流镇北的老君庙正式立了坛口，即北坛。从此，独流镇有了义和团，号称“天下第一团”。

张德成在独流镇立了北坛后，又接连立了南坛、西坛、中坛等坛口，据说当时独流镇有13个坛口。此后，张德成率领团民烧了两个教堂，抓了18个清兵，得了13支枪，声势更大。四邻八乡的老百姓听说独流镇有了义和团，纷纷投奔，或者请张德成到他们那里立坛口。不久，静海、杨柳青及天津西郊的许多村镇有了义和团，统属张德成管辖，人数约两万余人，为官府所重视。

义和团在直隶境内纷起，对北京以及中国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过山东义和团，因为北京在地理上为直隶所包围。直隶义和团纷起是引发庚子国变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揭帖，义和团的“微信”|

义和团之所以在山东、直隶等地蔓延得非常迅速，与义和团特有的联系方式——揭帖，有很大关系。揭帖就是传单，义和团将其在城市、乡村中到处张贴、传递，起到联系、宣传的作用，和今天的“微信”差不多。

平时，义和团到处张贴揭帖，宣传政治主张，号召人们与洋人为敌，参加义和团，“神团、神坛之帖，烂语谶词之纸，张满街衢”，“仙符神训，传遍巷陌”。义和团最有代表性的揭帖内容如下：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也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拳匪纪事》）

另外有一张充满神秘色彩的揭帖也流传很广：“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走，西北出了真汉子，只见男子不见猴。”（《义和团史料》）

在紧急时刻，义和团利用揭帖作为传递信息、统一行动、并肩作战的手段，“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刀轰列，俨同敌国”。例如，1900年6月10日，西摩联军从天津出动，向北京进发，天津义和团当天就以揭帖的形式把这一消息传了出去：“大批洋人登上火车，准备向北京进犯，望火速调兵阻截。”东安县义和团首领倪赞清接到这一揭帖，马上派出四股团民骑马将揭帖向更远处传递。接到揭帖的义和团纷纷行动起来，第二天下午，大批义和团就在廊坊一带包围了西摩联军，双方发生激战。1959年，杨村下朱庄的吴朋寿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样说：

一位义和团大师兄找到村长说：“现在咱们义和团在落垡打洋毛子呢！待会儿洋毛子就许败下阵来。这次咱们打洋毛子可不易，安、武二县义和团可全来了……咱们这回可不能让一个洋毛子跑了，我到这来，就是给大伙递个喜信。另外，咱们大伙还得帮个忙，全村的小伙子都找个家伙，在这等着，等洋毛子败下阵来，必定从这路过，咱们大伙要截杀一阵，不要让洋毛子有一个活着回天津。”

村长把这个信给大伙一念叨，大伙说：“行喽，就这么办了！”呼啦一下子大伙都散了，都回家拿家伙去了，一会工夫一百多口子站了一街里，有拿扎枪，有拿单刀，也有拿大镐、镰刀的，都跟着大师兄到火车站去等着了。（《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义和团破坏了廊坊到北京的铁路，不断袭击西摩联军，西摩联军最终没有能够到达北京。在义和团占据涿州过程中，揭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幽蓟云扰，齐鲁风澄|

1899年下半年，山东及直隶东南地区的教堂、教民不断受到攻击，北京城里的驻华公使接到报告后纷纷向总理衙门表示抗议，指责山东巡抚毓贤“不怀善意”，“护庇贼匪”，要求毓贤切实保护传教士和教民的人身安全。提出抗议的包括“向不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

12月5日，康格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昨日所言，若山东巡抚不能统制暴徒，保护宣教士和外国人的话，应该撤换，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如果他兵力不足，我们或可从天津调遣训练有素的军队前去协助。”（《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康格的照会给了清廷相当大的压力，第二天，上谕发出：“著毓贤进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接到清廷的上谕，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率领他的武卫右军前往山东。袁世凯原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成绩斐然，1897年擢直隶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擢候补侍郎，戊戌政变期间护理直隶总督，1999年6月16日补工部右侍郎。戊戌政变后，新建陆军被改编为武卫右军，人数在7300人左右，仍由袁世凯担任总统。

袁世凯率领军队前往山东，这是令外国公使感到高兴的事情。康格在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昨日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出任山东巡抚代理。他是个能干、勇敢的人，与外国人交际甚广。相信皇上赐予适当的谕旨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马上就能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

清廷派遣袁世凯率领劲旅进入山东，除了应对列强的抗议和要求，实际也有自己的心思。1899年11月21日，清廷颁布上谕，称山东时有匪徒聚众煽惑，酿成巨案，“又自上月以来，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东海边防，尤应及时筹备”，饬令袁世凯拨所部各营先赴德州，然后绕往沂州一带驻防。清廷向山东派遣军队，有防范列强尤其是德国进一步侵略的意图。

在赴任途中，袁世凯经过直隶吴桥，与知县劳乃宣交谈。劳乃宣根据对付义和团的实际经验，向袁世凯面陈六条办法：“一曰正名以解众惑；二曰宥过以安民心；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四曰厚兵威以资震慑；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义和团》四）概括而言，劳乃宣所提出的是一套多管齐下的应对办法，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惩首解从；而第四条对袁世凯则尤其适用，因为他直接掌握着一支7000多人的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无疑对义和团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对于劳乃宣所提六条办法，袁世凯极为认可，称“所述颇中肯要”。12月26日，袁世凯在济南从毓贤手里接过山东巡抚印。当天，他接到清廷的上谕，要求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恐”。清廷要求袁世凯不能因为手握重兵而在山东动辄用兵。

在庚子国变中崛起的袁世凯。袁世凯与毓贤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高远的政治眼光，能洞悉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这得益于他多年的政治经历，还有他的政治天分。

清廷给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上谕，是因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当天上呈奏折，称重兵镇压会激起更大民变，酿成大祸，特别提到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敦在平原用兵，造成“无辜被戮者达百余人之多，其中并有妇稚三十余名口”。朱祖谋的奏折引起清廷重视，当天给袁世凯下达上谕。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12月27日，御史黄桂鋆又上奏折，再次强调山东不可使用重兵解决民教冲突，其中说道：“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两天后，清廷给袁世凯下达上谕，要求他“相机设法，慎之又慎”。

1900年1月3日，御史熙麟又上奏折，再次提到袁世凯是袁世敦的弟弟，认为他带重兵到山东，会给当地民众带来惶恐，建议清廷用其他将领替换袁世凯。清廷没有把袁世凯替换回来，只是再次给他发去上谕，命令他“断不致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

把劲旅带到了山东却不能使用，这就是袁世凯初到山东时面临的窘境。袁世凯使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付山东的义和团的呢？后来一些史书称他到了山东以后，大肆使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那么，袁世凯会不会在清廷三令五申的情况下滥用武力呢？其实，袁世凯初到山东的时候，他没有单纯依靠武力对付义和团，也没有对义和团进行滥杀，他借鉴了劳乃宣对付义和团的六条办法，制定了当时的“群防群治”措施，多管齐下，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单纯依靠有限的兵力四处查禁、抓捕，难以解决问题，所以他非常重视各级地方官府，各地乡绅、团练的作用，通过行政命令将他们调动起来，广泛开展宣传、侦查、抓捕等活动，有效地牵制、打压了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5月19日，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臣于上年十一月杪，抵任之初，正值拳会猖獗之际……当即遴派道府各员，督饬牧令绅耆，分投解劝，转饬各庄长、团长，防范稽查。”

另外，袁世凯将“查禁拳场”与“严缉首要”并列，作为对付义和团的两个主要举措，认为“但能将首要次第缉获，拳场一律查禁，即可弭患于无形也”。查禁拳场，把义和团消灭于萌芽状态，袁世凯的这个举措相当于对义和团釜底抽薪；而毓贤、直隶总督裕禄等人不重视对拳场的查禁，只是等到拳民发展起来了，聚众滋事了，才被动地派人前往处置，对义和团来说相当于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和“扬汤止沸”的效果自然悬殊。

当然，袁世凯同样重视军队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受义和团牵制，不是被动地往义和团起事的地方派兵，而是“分拨营队，扼要屯扎，弹压梭巡”。袁世凯将军队分布于“冲要之地”驻扎，不但可以把义和团分割，阻止他们流动、聚集，而且对各地义和团形成威慑。

对于已经聚集起来的义和团，袁世凯尽量避免盲目用兵，而是以“悬赏购线”、“严辑首要”为主。他尽量避免军队与拳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交火，一是可以避免军队的伤亡，二则不给朝廷留下滥用武力的口实。袁世凯对义和团首领的处置非常严酷，规定聚众40人以上的“首犯”均实施“绞立决”；对于普通的义和团成员，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一般是将其解散，令其回乡。

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总结了对付义和团的办法：“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歼灭。”因为袁世凯多管齐下，山东各地义和团的活动受到很大遏制。巧合的是，山东西部于1899年12月24日下了大雪，对于解除当地旱灾有一定作用。这样，到了1900年2月20日，袁世凯宣布：“现在各属拳匪首要已报获多名，胁从日益解散，地方已渐安靖。”

从袁世凯进入山东到1900年3月份，清军对山东义和团造成多大的杀伤呢？有没有达到残酷镇压的程度呢？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在一份通令中称：自从他署理山东巡抚以来，“先后报获匪犯王立言等三十余名，讯供拟办。其胁从勒令解散，一概不予深究，以治其标”.（《筹笔偶存》）袁世凯说，在到任以后80天左右的时间里，清军在山东只拿获了30余人。

我查阅《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等相关史料，认为袁世凯所说大体符合史实。另外，清军拿获30余人，不是在一次行动中完成的，而是多次行动的结果。通过这个数字去看，袁世凯到山东的初期，没有采用大肆屠杀、残酷镇压的手段对付义和团。后来发生过袁世凯残酷镇压义和团的事件，那是在清政府对列强宣战以后，山东境内义和团重新纷起，袁世凯下了狠手。

在1899年末和1900年前期，直隶总督裕禄对付义和团的办法与袁世凯迥异。当初，劳乃宣向袁世凯面陈对付义和团的六条办法，袁世凯致电裕禄，表示赞赏，询问“未知尊处已否出奏”。裕禄在复电中称：“今日查核拳匪情形，并无大伎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若如劳令所禀，张大其事，奏请明降谕旨，所虑民教结怨甚深，有所挟持，妄攀诬指，多生枝节，转非所宜。该令条陈六条，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裕禄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义和团没有什么大本事，只需派兵镇压，惩首解从即可。裕禄对付义和团的办法很简单：哪里有义和团滋事，就向哪里派出军队，他成了“灭火”大队长。他到处使用军队，手中军队不敷使用时曾经致电军机大臣荣禄，从聂士成的武卫军中借调马队二三营。在直隶，清军仅在1899年12月就抓捕义和团百余人，击毙数十人。可是，裕禄的办法效果很差，直隶的义和团活动不但没有镇压下去，反而呈野火燎原之势。

在1900年初期，山东和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形势迥异，李鸿章称“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一些史书说这是因为袁世凯残酷镇压义和团，而裕禄对义和团实施安抚，两地形势不同，袁世凯把山东的义和团“赶”到直隶去了。史实完全不是这样，袁世凯多管齐下，反而是裕禄对义和团坚决镇压。裕禄对义和团单纯使用武力，这是造成直隶义和团运动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被杀教民达数万人，被毁坏房屋达数十万间（李鸿章奏折），社会损失非常惨重。

第二篇　北京城里的恐慌

第一章　戊戌政变之后

守旧势力的反扑|

1898年9月21日，出于对光绪帝在变法期间一系列举措的严重不满，慈禧太后重新训政。这天早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勤政殿共同召见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下令缉拿鼓动光绪帝变法的康有为与他的弟弟康广仁。

9月22日下午，慈禧太后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8日晚，谭嗣同曾经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计划兵围颐和园，囚禁太后。慈禧太后赫然震怒，她于当天召见刑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崇礼，布置秘密抓捕事宜。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等人于6月23日被捕，刘光第自行投狱。9月24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御史杨深秀、礼部侍郎徐致靖。梁启超被通缉，被迫进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躲避。

在政变过程中，维新人士遭遇沉重打击。9月28日，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人于菜市口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张荫桓被革职发往新疆，礼部尚书李端棻被革职发往新疆，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徐致靖交刑部永远监禁，御史宋伯鲁、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维新人士黄遵宪、陈三立、徐仁铸、江标、熊希龄等人一并被革职，四品京堂王照被通缉。

慈禧太后下发了一系列谕旨，戊戌变法期间实施的新政大都被推翻，旧制重新被恢复。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办事，毋庸裁并；禁止士民上书言事；裁撤《时务官报》；恢复科举考试旧制，仍用八股文体，停罢经济特科；查禁上海、天津、汉口报馆，严拿主笔；裁撤农工商总局；恢复设立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以及河东河道总督；武场童试及乡、会试，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各地设立学堂与否，听民自便。

政变过程中，慈禧太后对主张变法的大臣进行清算，同时调整了中枢机构：命直隶总督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北洋各军仍由荣禄节制；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命怀塔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廖寿恒为礼部汉尚书，启秀为礼部满尚书，以赵舒翘为刑部尚书。1898年12月，命启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慈禧太后提拔的主要是自己的亲信和反对变法的人。在这些人中，以守旧、顽固著称的刚毅尤其受到重用。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1837年出生。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后历任江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1894年11月，补授军机大臣、礼部侍郎；1896年，擢工部尚书；1897年，调刑部尚书。戊戌变法期间，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1899年3月，再授内大臣。刚毅之所以受到重用，是因为他死心塌地效忠慈禧太后，反对变法，但是他既无才识又无远见。《庸扰录》记道：

大学士刚毅，胸无点墨，其言词率多猥鄙可笑。当召见时，常呼太后为“尧王”、“舜王”、又常密保广西提督张春发，可当大将之任。太后问张有何能，对曰：“公忠体国，同奴才一样，其才能可比黄天霸。”又其在刑部时，常语属吏曰：“尔等做官，须学皋陶。”其“陶”（音“尧”）字读如“桃”音，闻者无不匿笑。好事者嘲以诗云：“帝降而王尧舜惊，皋陶掩耳怕呼名。将才密保黄天霸，乱党能除翁叔平（翁同龢）。”都人咸乐诵之。

戊戌变法期间，刚毅内心里反对光绪帝、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上消极，曾经受到光绪帝的呵斥。因为对太后忠诚，同时又坚定地反对变法，刚毅在戊戌政变后更受重用，简直是气焰熏天。1898年10月23日，《国闻报》做如下报道：“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

政变中崛起的还有启秀。启秀，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1839年，1865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理藩院尚书、内务府大臣等官职。思想保守，崇尚理学，以孝闻名，受大学士徐桐赏识。与慈禧太后亲近，反对变法。戊戌政变后授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趋向守旧、专制、排外。由此，维新势力遭遇沉重打击，守旧势力大肆反扑，谈论变法成为政治上的禁忌。在清廷的打压下，维新运动中人人昌言变法的局面没有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重新陷入一片死寂之中。1898年11月1日，《国闻报》以“通艺罢学”为题报道说：

并闻近月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语云：“有其废之莫敢举也”，岂不然哉？（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3册）

戊戌政变后，中国的政治趋向守旧、专制、排外，这是后来爆发庚子国变的重要原因。

狂傲的英国驻华公使|

1898年9月，当慈禧太后考虑是否重新训政的时候，她并不是无所顾忌的，她要考虑由此引发的各方面的反应，而她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自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越来越习惯于对清廷的决策指手画脚，动辄对清廷施加压力，以逼迫清廷做出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决策；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境地，列强对清廷的逼迫简直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当得知康有为等人曾经策动武装政变的消息后，盛怒的太后也就不再顾及列强的反应，血腥的政变发生了。

9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戴河避暑，本来是轻松安闲的。听到太后重新训政的消息后，他吃了一惊，马上命令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摩派英国兵舰前往天津附近的水域。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哪里风吹草动，就往哪里调派航空母舰，武力是他们最信赖的东西。窦纳乐随即结束休假，于23日赶到天津，然后乘火车于次日回到北京。

窦纳乐出生于1852年，曾经就读于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来到英国军队中服役。他的事业发迹于非洲，曾经参加英国对埃及的战争，1887年至1889年期间任英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后被英国政府派往西非服务。1896年4月24日，窦纳乐出任英国驻华公使。

英国人在非洲一贯推行强权政策，来到中国的窦纳乐仍然保留着在非洲时的狂傲态度和行事方式。他对清政府非常轻视，甚至怀有敌意。1896年7月，他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份电报里说道：“欧洲或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政府）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窦纳乐崇尚武力和强权，1899年2月，他说：“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对于窦纳乐，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认为：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庚子年前后，列强的驻华公使更加傲慢和骄横，引发了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怒火。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心中的怒火，源自中华帝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傲慢，而到了19世纪末，这种傲慢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显然是非理性的。

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非洲黑人）的经验。（《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当然，中国当时的政局也不争气，给了窦纳乐等人身在非洲的感觉。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湘军皆溃不成军，国力衰微，成为列强肆意宰割的对象。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由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窦纳乐频频出入总理衙门，强迫清政府将九龙半岛、威海卫租与英国，将长江流域划入英国势力范围。

在这次瓜分狂潮中，英国遇到了强劲的对手，那就是俄国。甲午战争后，俄国与德国、法国一起“干涉赎辽”，加大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力，接着又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修建中东铁路，强占旅顺口、大连湾等一系列行动，将中国东北地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中国的行动不仅严重威胁英国在中国的权益，而且对英国的全球战略形成很大威胁。

在当时的人看来，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是亲俄的，而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是亲英、亲日的。因此，当窦纳乐听到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消息后，他最为担心的是中国的政变后面隐藏着俄国人的阴谋，害怕俄国人通过此次政变在中国攫取更大的权益，借机削弱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在当时的洋人中，窦纳乐的这种想法是颇为流行的。9月24日，西方人在上海发行的报纸《字林西报》刊文说：

当我们接到皇帝被废与太后重行听政的消息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又是窦纳乐爵士与巴布罗福侯爵（当时的俄国驻华公使）的北京棋局中的另一个新动作。窦纳乐爵士的前一个动作是李鸿章的罢免，而巴布罗福侯爵的答复则为光绪的废黜，太后及其亲信李鸿章的重行执政。（《戊戌变法》第3册）

总的来说，英、美、日等国是支持光绪帝、康有为等人实施变法的。对于光绪帝推行的大多数变法举措，窦纳乐在给本国政府的电报中称“是有进步的”；对于裁官的举措，他甚至认为相当于一场革命。因此，政变发生后，英国采取了若干保护维新人士的措施，给慈禧太后带来了不快。

9月24日，在窦纳乐回到北京的当天，英国给了慈禧太后第一个刺激。这一天，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派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濮兰德乘一艘驳船，到吴淞口外将“重庆”号客轮上的康有为接走，随后转往香港，为慈禧太后所痛恨的康有为得以逃生。至于解救康有为的原因，窦纳乐称：“白利南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乃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

9月25日，窦纳乐致信李鸿章，对清政府可能处死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一事做出激烈反应，指出此事“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这是英国方面给慈禧太后的又一个刺激。窦纳乐同时策动日本共同行动，挽救张荫桓的性命。迫于英国和日本的压力，慈禧太后最终没有处决张荫桓，而是将其流放新疆。

因为营救维新人士而令清廷感到不快的还有日本。9月21日，梁启超躲进日本驻华公使馆。在日本方面的帮助下，10月19日前后，梁启超与王照一起乘坐日本军舰“大岛”号抵达日本，脱离了险境。后来，日本向清政府施压，减轻了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所受到的处罚。

回到北京以后，窦纳乐密切关注京城里政治空气的丝毫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认为此次政变后面没有隐藏俄国的阴谋。窦纳乐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10月11日，他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

外界普遍认为，戊戌政变的发生对英国在华的地位和权益是不利的。那么，窦纳乐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扭转不利的局面呢？按照这位在非洲起家的英国外交官的思维定式，不断向软弱的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彰显大英帝国的存在，这是最直接的办法。在后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窦纳乐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慈禧太后的抵触和反击，双方互不信任，冲突不断加剧，这是庚子国变爆发的一大原因。

对于俄国人来说，戊戌政变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乐于看到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李鸿章重掌大权。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俄国人不会为了虚弱的清政府和英、美、日等国闹翻，在大多数时候会与其他列强站在同一战壕里；他们往往搞一些小的动作，以示与清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

戊戌政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趋向守旧、排外，而在英、美、日等国的带动下，列强企图对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政变后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

1898年的八国联军|

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没多久，9月30日，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涉外事件。一些外国人乘火车从天津到达北京城南的马家堡车站，然后坐马车进城。在经过喧闹的天桥的时候，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事态很快由口角、恶声相加发展到瓦砾石块相掷，演化成为一场骚乱，一些外国人受伤。

此次骚乱并不是一个大的事件，至少没有人员死亡。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道：“万幸的是，没有人受重伤，尽管有些人被石头严重擦伤，一位美国传教士被人群中扔过来的石头打折了一根肋骨。那些外国人乘坐的车辆和座椅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对于驻京的各国公使，尤其是窦纳乐来说，9月30日发生的骚乱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好机会，他们终于可以找到借口兴风作浪了。在窦纳乐的鼓动下，10月1日，各国公使举行了联合会议，一些人态度激烈，英国和德国公使甚至发出电令，命令本国军舰进到大沽口外水域，驶入海河。各国公使联合会议决定，由公使团首席代表、西班牙驻华公使葛络干照会总理衙门，“请总署决勿稽延一秒之时，立即设法严加保护各国公馆所属之人，以便此等官员及驻扎北京各国洋人听其往来无碍”。

接到西班牙公使的照会，总理衙门感受到很大压力。自从“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便成了各国公使肆意发泄怒火，甚至是咆哮的地方。面对公使团的强硬照会，总理衙门大臣一时没有解决办法，只能向各国公使表示：“步兵统领衙门现已拿获七人，自当从严惩办，以儆效尤。”

因为窦纳乐等人要制造事端，兴风作浪，局势迅速激化。10月2日，48名英军士兵进入天津，准备乘火车前往北京。护理直隶总督袁世凯急忙设法阻拦，饬令铁路局“一兵一枪亦不准载，倘其强行登车，即将车停驶”，随后致电总理衙门，恳请朝廷拿出对策。总理衙门将此事报告慈禧太后。

10月4日，清廷下发谕旨，著步兵统领、左右翼总兵、五城御史“各按所管地段认真稽查，弹压保护，毋得稍渉疏懈”。同一天，总理衙门照会外国公使团首席代表葛络干，将清廷的处置措施通知对方，称“现经该衙门（步兵统领）将拿获匪徒惩责，并从重枷号示众；又多派得力弁兵分段巡查，加意弹压保护，不致再出事端。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

10月4日，军机大臣荣禄和总理衙门接连收到袁世凯发来的五件急电，称“有俄官三员、兵丁六七十名，内马兵卅名、炮三尊，由塘沽乘火车来京，亦将附车度京”；另外，“今六点半钟，到有德国兵轮一只，抵界外停泊”。

10月5日，各国公使再次举行会议，商议下一步行动。他们对总理衙门的答复感到不满，对英国士兵入京被阻一事尤其感到气愤。会议决定：集结于天津的外国士兵必须进京。葛络干于当日照会总理衙门，口气强硬：

使馆卫队中的意大利兵。意大利试图像英、法等国一样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但失败了。它并不具备在中国分一杯羹的实力，只好随着英、法等国在庚子国变中“打酱油”。

各国大臣嘱本大臣代达贵署：德、英、俄每队大约有兵丁三十名，先于明日早均将妥备起程，由津至京。相应备文，代各国大臣务请贵署妥速饬令该员，于明日特备格外单专火车，以便各队乘坐前来为要。又，他国各队俟登岸后，即行次第相随至京。（《戊戌变法史事考》）

公使团坚持派兵入京，以德、英、俄三国士兵为第一分遣队，其他各国陆续分别派兵，要求清政府准备专列，输送外国士兵进京。北京是清帝国的京城，那里的治安自然无须外国派遣军队维护，那么，公使团坚持各国均向北京派兵，他们的真实目的何在呢？10月5日下午，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在给日本政府的电报中说：“我目前未见（北京）特别有根底的暴动，而且我预料将来也不会发生，然上述各国的军队永久屯执于此地（北京），并不仅仅是为了护卫，而将带有一种政治的性质。”这种“政治的性质”就是向清政府示威，彰显列强的存在。

10月6日，总理衙门接到顺天府尹、管理京津铁路事务大臣胡燏棻转来的天津铁路官员的电报，内称外国士兵要强行入京，“明早八点钟，英、德、俄兵必须由火车进京。复闻如果停车，伊自驾车头。此间难阻止。因关系甚重，求速电示”。知道这个消息后，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急忙前往英国公使馆与窦纳乐协商，希望英国的士兵不要进入北京。窦纳乐予以拒绝。

总理衙门无奈，只好同意外国士兵由天津进入北京。10月7日，英国水兵28人、德国水兵30人、俄国水兵30人、哥萨克兵30人乘坐火车进入北京，进驻东交民巷。10月12日，37名意大利官兵进入北京。10月13日，34名日本官兵进入北京。10月24日，31名法国官兵进入北京。11月3日，31名奥匈帝国的官兵进入北京。11月5日，20名美国官兵进入北京。也就是说，早在1898年10月前后，第一支八国联军已经形成，且陆续进入北京，只是规模较小，每一个国家派出士兵在30人上下。

此次列强入京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他们驻扎在东交民巷，距离紫禁城很近，仍然给清廷以很大的压力。为了化解这种压力，清廷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10月6日，清廷下达谕旨，令甘肃提督董福祥将所率甘军主力移驻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时校检，俾成劲旅”。

董福祥，1840年出生，甘肃固原人。1862年，集众起兵安化，参加陕甘回民起事，所部号称十万之众，后来向左宗棠投降，所部编为“董”字三营，被称为“甘军”。甘军随左宗棠参加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主力部队之一，作战勇猛，名震西域，董福祥授喀什噶尔提督。1895年至1896年，甘军又平定了甘肃、青海等地民众起义，董福祥调甘肃提督，加太子少保。

甘军在西北地区屡屡平定叛乱，清廷将其视为劲旅，1897年命董福祥率部移驻直隶正定府，护卫京城，成为直隶境内北洋四大主力之一，共二十余营，有一万多人。甘军虽然彪悍善战，官兵主要来自西北蔽塞地区，营中排外气氛浓厚。董福祥是一个粗鲁、排外的将领，太后召见时，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外人耳！”南苑距离北京城南门只有十里左右，甘军主力调往南苑，对东交民巷的外国军队是一个重大威胁。

北京城里的各国公使密切注视京畿一带清兵的调动情况。10月23日，开往南苑的甘军先头部队进到卢沟桥，与修建卢汉铁路的英籍人员发生冲突，若干英籍人员被打伤，甘军亦有人受伤。窦纳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与总理衙门交涉，态度强硬。10月27日，各国公使再次开会，抗议甘军“暴行”，要求甘军撤离北京。西班牙公使代表各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答复是，甘军入京的任务是接受检阅，待检阅完毕即调往他处。

11月初，从山海关又传来了甘军与德国人发生冲突的消息。这一次轮到德国公使海靖咆哮了。11月5日，应海靖的要求，公使团再一次开会。海靖在会上叫嚣：“甘军必须撤离北京，否则各国采取一致行动，占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线和电报线。”会议最后形成决议：甘军于11月15日前必须撤离直隶；清政府须向各国公使报告甘军新的移驻地点；以上要求不能满足，各国将对北清铁路线、电报线采取进一步行动。西班牙公使将会议决议照会总理衙门。

接到公使团的照会，清廷再次感受到压力和屈辱，而形势又逼迫慈禧太后等人不得不屈从于列强的意志。11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派庆亲王奕劻检阅南苑的甘军。11月11日，慈禧太后下达懿旨：

董福祥所部甘军，经奕劻认真校阅，各营弁勇一律精壮，队伍亦甚整齐，一切分合进止，均能娴熟。该提督治军严整，教练有方，深堪嘉尚……所有该提督所部甘军，著休息数日，即行移赴驻扎处所，认真训练，务期精益求精，以副朝廷整军经武至意。（《戊戌变法史事考》）

太后的这道懿旨是变相的撤军令，不过，甘军新的移驻地点是蓟州，仍在直隶境内，不符合各国公使的要求。考虑到甘军已经远离北京，对东交民巷里的外国军队不再构成大的威胁，各国公使只是简单抗议了一下，此事就此作罢。

对于慈禧太后来说，东交民巷的外国兵如同芒刺在背，时时令她感到不安，受到牵制。对于窦纳乐等人来说，他们兴风作浪，表面上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这次小小的胜利带给窦纳乐等人更多的狂傲，以至于1900年6月，因为义和团兴起，窦纳乐等人故技重施，再次策动八国联军进京，且规模更大，成为慈禧太后对列强决裂的导火索。

1898年10月前后入京的八国联军大致待到第二年3月（《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然后陆续撤出北京。庚子国变中的使馆卫队并不包括这些外国官兵。

被软禁的皇帝|

甲午战争后，因为失去了北洋海军，清廷的决策更加受制于列强。当时的形势是明显的：英、俄、德、法、日等国拥有强大的舰队，可以直接把军队运到海河口，威胁北京城的安全，而清军难以阻挡。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列强瓜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真正与中国站在一起，这意味着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以夷制夷”策略的失败，清帝国孤独地面对列强。

慈禧太后常年居住于颐和园和皇宫中，但她对中外之间的形势还是基本上看得清的。她的内心充满担心，担心列强以武力干涉清廷的决策，所以常常屈从于列强的意志；同时她又心有不甘，感到非常恼怒。这种状态影响着慈禧太后的若干重大决策，首先表现在是否废黜光绪帝这件事上。

1898年9月22日，慈禧太后得知了谭嗣同等人曾经策动袁世凯，计划兵围颐和园的事情。从那一刻起，她对光绪帝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她认为光绪帝参与了这次谋划，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同谋，要囚禁她。太后感到愤怒，而且是怒不可遏。面对光绪帝，她恨恨地说：“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如矣！”9月25日，即慈禧太后训政的第五天，光绪帝发下一道谕旨，内容没有涉及正常的政务，而与皇帝的身体状况有关：

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戊戌变法史事考》）

这道谕旨令人感到蹊跷：皇帝有病，令太医诊治即可，为什么要下达圣旨，向社会公布呢？仔细分析，这道圣旨应该是慈禧太后授意下发的，是有其深意的。这道谕旨首先向社会说明，戊戌变法期间（自四月以来）的光绪帝是处于病态的，这就为朝廷先有变法，后有政变这番“折腾”提供了一个解释；既然皇帝“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要是皇上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这道谕旨所隐藏的更深的用意：光绪帝可能无法继续执政，慈禧太后会立一个新皇帝。

慈禧太后有没有废黜光绪帝的心思呢？从她的个性和后来行事分析，政变发生后她有这样的心思。康有为等人策动政变，准备将其囚禁于颐和园，对慈禧太后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刺激，她做出强烈反应，那就是血腥的戊戌政变。她认定光绪帝为了获得最高权力，参与了此次政变活动，她怎么能够允许一个准备加害自己的人继续留在皇位上呢？慈禧太后个性强势，性情骄横，考虑废黜光绪帝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管太后的用意如何，皇帝求医的谕旨一下，各地督抚急忙做出反应。9月26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电奏清廷，称山西“汾州府张兰镇同知朱焜医学可靠，脉理分明”，特别推荐。同日，两广总督谭钟麟推荐惠州知府卢秉政。9月27日，铁路公司督办盛宣怀推荐青浦郎中陈秉钧。10月25日，广州将军寿荫推荐门定鳌。接到这些奏电后，清廷命各地督抚将推荐人即刻送入京城，到军机处报到。

10月4日，皇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发下懿旨，对光绪帝的内殿太监和珍妃下太监实施了异常狠毒的整肃，其中四名太监以“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的罪名被板责处死，另有五名太监以“结党，串通是非”的罪名被“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五名太监“板责一百，枷号二年”。14名太监受到如此酷烈的惩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而慈禧太后给出的罪名也非常含糊。考虑到此事发生在戊戌政变期间，处罚的都是光绪帝、珍妃身边的太监，慈禧太后仇恨的真正指向应该是光绪帝。

10月8日，内务府开始兴建针对瀛台的监禁设施，其中包括搭木板棚房（住监视人员），所有瀛台两旁楼梯及各门座全行堵砌妥协，日知阁外织女桥清挖淤泥等。自9月21日起，光绪帝一直居住在瀛台涵元殿。也就是说，大体从10月8日起，光绪帝便处于被软禁状态中。

难以被废黜的皇帝|

种种迹象表明，慈禧太后痛恨光绪帝，有废黜他的想法。可是，废黜皇帝是一件政治大事，势必会引起中外各方面的反应，而列强的态度又是太后最为担心的。

戊戌政变发生后，社会普遍关注光绪帝的命运，英国尤其如此。1898年9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还没有从北戴河回到北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致电英国政府，称：“清宫政变已发生，光绪死了，西太后当政，新党被打倒，驻北京的英国公使或许不能给你通消息，所以我直接打此电报。”显然，这一电报发得很急切，“光绪死了”也是误报，从中却可以看出英国方面对光绪帝命运的密切关注。

英、日、美等国家希望光绪仍然留在皇帝位上，政权不要完全落到慈禧太后的手中，清帝国倒向俄国对英、日等国非常不利。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这里不断传出谣言，说西太后正对光绪帝采取毒辣的手段。我曾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总理衙门说：‘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第3册）

无疑，慈禧太后清楚英、美、日等国的态度，她担心列强加以干涉，所以不敢轻易做出废黜光绪帝的决定。从10月7日起，列强的卫队陆续进驻东交民巷，太后所感受到的来自列强的压力更直接、更强烈。

太后欲废黜皇帝的想法不但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朝中重要大臣的响应，包括受她信任、依仗的军机大臣荣禄。《清稗类钞》记：“光绪戊戌变政，孝钦后（慈禧）不慊于德宗，废立之意甚亟，荣禄累谏不从。一日，孝钦又以语荣，荣曰：‘必欲议废立，请先斩臣。’孝钦无言，事遂寝。”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出生于1836年。荣禄是一个精明而有谋略的大臣，深受慈禧太后信任，戊戌变法前任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变法期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包括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权重一时；政变发生后，他接着被调入京城，担任军机大臣，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权势更大。《清史稿》说：“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分析各方面的形势，不主张废黜光绪帝。但是，朝中也有一些大臣，尤其是变法时期遭遇光绪帝打击的满族大臣，他们支持太后废黜皇帝。太后渐渐倾向于废帝。面对这种情况，荣禄想了一个办法。他对太后说：“废立之事需要得到下面督臣的支持才可，否则会招致天下人非议。我先以个人的名义探探各地督臣的风声。”

得到太后同意后，荣禄秘密致电各地督臣，称太后将要拜谒太庙，为同治帝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收到密电后，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反对此事。张之洞担心对己不利，中途退出，追回自己的奏折。刘坤一曰：“香涛（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他挺身而出，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废黜光绪帝（《国闻备乘》）。

刘坤一，1830年出生，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领团练参加湘军，对太平军作战，从此起家，历任知府、道员、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官职。1879年授两江总督，并且长期担任此职，成为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清史稿》论道：“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认为刘坤一堪比贞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

1898年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在电文中说：“国家不幸，遭受了此次政治变动（指戊戌政变）。在这个时候，在事关国家根本的问题上朝廷一定要慎重，不要引起国内和国外的反对。现在流言四起，人心不定，列强关注，一旦处置失当，是容易引起战争的。希望太后与皇上上慈下孝，相互信任，共同巩固社稷，维系民心……现在形势紧迫，我不能顾及忌讳而保持沉默。请将我的电文呈送太后、皇上。”（《戊戌变法》第2册）

刘坤一反对废黜皇上，他的态度有违慈禧太后意志，在政治上要冒很大的风险。刘坤一为什么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去做这样一件事呢？清末官员赵炳麟记道，政变之后，海内惶然，有传言说光绪帝已经死了，刘坤一听说后不禁流下热泪，曰：“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他认为光绪帝实施变法出于一片热心，变法不成功是大臣的责任，对皇上充满同情，所以致电清廷，保全皇上。（《赵柏岩集》）

两江总督刘坤一。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积极推动变法，顺应时代的潮流，响应社会的呼声，而像张之洞、刘坤一、孙家鼐，甚至是荣禄，他们本是赞同变法的，只不过他们所赞同的是渐进的变法，而不是康有为主张的“全变、快变”。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并没有因变法失败失去人心，其悲惨的处境反而博得了很多大臣的同情，获得了广大维新人士的支持。

荣禄接到刘坤一的电文，看到电文违背太后的意志，不敢马上呈送太后。他知道太后较为迷信，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派人到关帝庙和一个叫“赵瞎子”的算卦人那里祈签、占卦。上朝的时候，荣禄对太后说：“外电久不至，奴才亦时念之。昨诣关庙求签不吉，诣赵瞎子问卜又不吉，颇以为忧。”随后把带来的签、卦呈给太后。签、卦的大意是不可妄动，否则会招致灾祸。慈禧太后好久没有说话。过了两天，荣禄将刘坤一的复电呈上。（《国闻备乘》）

荣禄、刘坤一等重臣反对废黜皇上，英国等列强也反对此事，慈禧太后不得不谨慎行事，没有一意孤行。但是，在她的心中，废黜光绪帝的想法又是强烈的。接下来，慈禧太后该做如何处置呢？

第二章　己亥建储始末

皇上大张旗鼓地病了|

1898年10月中旬，张汝梅、谭钟麟、盛宣怀等人推荐的医生陆续进京。10月15日，慈禧太后命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医生进宫，为光绪帝看病。同一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大臣们主动与窦纳乐谈起有关光绪帝健康方面的话题。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说：

庆王以官方的资格告诉我，光绪的健康大为增进，且常和西太后一起听政。庆王说西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于像光绪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

庆王装出很诚恳的样子，问我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来。我的建议是，一个保证有效的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办法，便是找一个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我预料他们不会执行我的建议，尽管他们极力表示赞同。庆王求我以朋友的资格代为辟谣，他向我保证，那些谣言确实是假的。（《戊戌变法》第3册）

奕劻，1838出生，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1850年袭辅国将军，1860年进贝勒，1872年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1884年，任总理衙门大臣，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奕劻是慈禧太后心腹，恭亲王奕訢去世后成为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处事精明，擅长处理国际事务。

庆亲王奕劻回去后，把窦纳乐的建议报告了太后。太后同意由外国医生为光绪帝看病。10月18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被允许入宫为光绪帝看病。同一天，慈禧太后下达懿旨，将中国医生为皇上会诊的结果交各衙门堂官阅看。也就是说，她向社会公开了皇上的病情。

中国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症属肝肾久亏，脾胃均弱……躺卧难以转侧，不能久坐久立，不耐劳苦。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戊戌变法史事考》）从这份会诊结果看，光绪帝身体十分虚弱，几乎难以理政。

在当时，朝廷向社会公布皇帝的病情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皇帝的健康状况属朝廷绝对机密，是不能对外散布的。那么，慈禧太后公开这份诊断结果的用意何在呢？很明显，慈禧太后有废黜皇上的心思。假如她想让光绪帝长期执政，皇上的病情是断断不会向社会公布的。

过了两天，10月20日，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给皇上会诊后的报告单。法国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经认真分析这些不同症状，我确信此病系肾脏损伤引起，欧洲称‘肾炎’或‘慢性肾炎’……肾脏功能恢复了遗精问题即迎刃而解。谨向陛下陈明愚见，渴望能减轻陛下的病痛。”（《戊戌变法史事考》）法国医生认为，光绪帝主要是肾脏出了问题，治疗办法主要是调整饮食、增加保健和休息。这份诊断书的言下之意是，光绪帝能够继续履行皇帝的职责。

庆亲王奕劻。奕劻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擅长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按照太后的意志行事。

窦纳乐很快从总理衙门得到了这份诊断结果。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他认为“慈禧及其党羽，对于满足了和他们相反的各国意见，是有些忧虑的”。慈禧太后应该是忧虑的，因为法国医生认为光绪帝只是有了微恙，她如果执意废黜皇帝，势必招致列强的反对。

太后允许外国医生入宫为皇帝诊病一事，对缓和太后与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有好处的。列强知道光绪帝只是有了微恙，也就说明太后没有残害皇上；既然皇上的确有病，那么太后训政就是正常而又必须采取的举措。

慈禧太后随后的举动更是符合窦纳乐等人的心意。11月5日，太后与光绪帝一起在仪鸾殿接见了日本公使矢野文雄。12月13日，太后与光绪帝一起在宫中接见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夫人们，光绪帝还与各位夫人一一握手。这些迹象显示，太后与皇上的关系是和睦的，远非外界传言的那样糟糕。

而实际情况是，太后与皇上的关系甚至比传言的还要糟糕。12月31日，鉴于冬季来临，瀛台四周的水面会结冰，慈禧太后发下懿旨：“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刻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太后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隔绝皇上与外界的联系，防止他逃走。

1899年1月22日，慈禧太后下达懿旨：“皇上若要响器家伙等，先请旨后传。”也就是说，被软禁的皇上即使想玩一下锣、鼓、钹、镲等响器也要经过太后的批准。同一天，光绪帝发布上谕，告知中外“朕体违和，近来服药调理，尚未大愈”，像坛庙大祀一类的大型礼仪性活动不拟参加。

1月28日，太后连日连夜召见皇族中“溥”字辈幼童十余人，为将来的皇上考察人选。2月17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八，清廷发布上谕，“以上年夏秋之交违和，尚未痊愈，命将太医院脉案，按五日一权，钞发各省督抚阅看”。皇帝的病情不仅让京城衙门堂官知道，各地督抚也都知晓了。

2月22日，清廷对外宣布，因皇上患病，恭谢各国驻华公使请觐贺年。皇帝不能接受各国公使觐见了。这表明，皇上的病情已经影响到他正常履行皇帝的职责了。

4月3日，清廷下发上谕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到皇上的病情：“览奏具见悃忱，朕躬仍日进汤剂，总未大安，且身软气弱，不时眩晕，不耐久于坐立，每日召见臣工尚觉勉强，朕心亦不胜焦急。知卿企念，特谕及之。”大体意思是，皇上勉强工作，很有可能会病倒。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进入己亥年（1899年）后，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的意志更加强烈。太后之所以要废黜皇上，其内心里对皇上的愤恨、恼怒起着决定作用。另外，一些守旧大臣私下里鼓噪废黜光绪帝，对太后有很大影响，他们主要是刚毅、徐桐、端郡王载漪、启秀、崇绮等人。

刚毅一向守旧、顽固，因为是太后的亲信而受到重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常常斥责守旧的刚毅，与之结怨。政变后，刚毅主张废黜光绪帝，其中有徇私报复的成分。像刚毅这样一向守旧的人，的确是担心光绪帝重新执政的，害怕皇帝将来对他们反攻倒算。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1820年出生，1850年进士。同治帝登基后，入值弘德殿，担任皇帝师傅；光绪初，授礼部尚书；1889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1896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一向守旧，《清史稿》称：“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徐桐因为仇视西学，索性把那些谈论新政的门人挡在门外。

戊戌政变后，太后的政治态度转向守旧，徐桐受到太后的优待，上朝的时候常常有内侍搀扶。徐桐主张太后废黜光绪帝，一是因为他一向守旧，对主张维新的光绪帝有成见；另外，徐桐身后有个叫御师的人，不断给徐桐出主意，撺掇徐桐出面，主张废黜光绪帝。《清史稿》称：“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御师）本谋也。”御师，满洲镶黄旗人，1825年出生，1852年进士，后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与徐桐一样，御师崇尚宋儒学说，因为讲学为徐桐赏识。

载漪是道光帝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出生于1856年，1860年袭贝勒，1894年被加封端郡王。载漪从小好吃懒做，性情顽劣，思想守旧。历史上有一种说法，称载漪的福晋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太后因此优待载漪，加封郡王。事实并非如此。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载漪的嫡福晋是员外郎绍昌之女伊尔根觉罗氏，生长子溥僎；继福晋为和硕阿拉善亲王贡桑朱尔默特之女博尔济吉特氏，生次子溥儁。（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

既然载漪并非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婿，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会优待他呢？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记载：“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之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也就是说，载漪的父亲惇亲王奕誴曾经暗地里帮助过太后，而载漪兄弟三人在政变中又投靠了太后，所以才受到太后的优待。

崇绮，满洲镶黄旗人，前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之子，1864年状元，曾任都统、盛京将军、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崇绮的女儿是同治帝的皇后，光绪帝登基后“以寡嫂居中宫不成体统”自杀，崇绮因此对光绪帝登基一事耿耿于怀。

当时主张废黜光绪帝的主要是守旧的满族人，他们担心光绪帝重新执政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也寄希望迎合太后而获得新的权利，因此陈夔龙称他们是“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这些人的政治势力并不是很强大，只有迎合、仰仗太后才能达成目的，太后内心中对光绪帝的愤恨是废除光绪帝的决定因素。

1899年上半年，慈禧太后难以下决心是否废黜光绪帝，清廷也没有对外给出明确的信号。清廷的态度越是不明确，外界的猜测和议论越多。5月，《字林西报》报道说：“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忧虑。”

6月20日，当时著名维新人士宋恕给内弟孙仲恺写信，说到这样的事情：“最近听说清廷已经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又与张之洞订定：‘如果两江总督刘坤一反对，马上以湖北的军队从上游对其实施强制。事成，由张之洞永久担任两江总督。’看来，年内将发生大事。大事为何事，众人皆心领神会，只是不忍心说出来啊。”（胡珠生，《宋恕集》）宋恕信中所言“大事”实际是指废立之事。

社会如此关注废立之事，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的宣传鼓噪有很大关系。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受到英国、日本政府的保护，他们不断发出声音，抨击慈禧太后，呼吁救皇上、保皇上。1898年底，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与澳门的《知新报》相互呼应，鼓动“尊皇斥后”，声势很大。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提出的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康有为等人公然成立保皇会，实际帮了光绪帝的倒忙，给慈禧太后以新的刺激，令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雪上加霜。1899年8月4日，按照旧历是光绪帝生日，保皇会组织北美、南美各埠华商致电总理衙门，恭祝皇上万寿，并且恳请皇上复政。

9月4日，清廷以上谕昭告中外：“朕躬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同时将从各地征召的医生饬回原籍。这件事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波澜，人们纷纷猜测：“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康有为等人再次鼓动海外华商，致电总理衙门，呼吁归政光绪帝，对清廷施加压力。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自然为清廷所仇恨，慈禧太后欲除之而后快。10月28日，听说康有为从加拿大启程，经过日本前往上海、香港，清廷命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等人探访康有为所过英、美各地，命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探访康有为在日本实在踪迹，准备相机购拿。

“沈鹏上折”事件|

1899年下半年，清廷面临的烦心事不少，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人在海外鼓噪保皇。自1898年以来，山东、直隶等地先是出现涝灾，接着又是大旱，民不聊生，义和拳运动随之爆发。义和拳运动冲击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列强不断对清廷施压。清廷摆出虚心的姿态，认为天灾示警，要求大臣们畅所欲言，拿出应对的办法。11月18日，天津《国闻报》突然登出翰林院编修沈鹏的奏折，恳请杀荣禄、刚毅与大太监李莲英。此事一出，朝野震动。

沈鹏出生于1870年，江苏常熟人，1894年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他与原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密切。他对清廷罢黜翁同龢心怀怨恨，对政变后清廷种种举措感到不满，认为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胡作非为，必将“生祸招灾”，故而主张将此三人严惩诛杀。

沈鹏拟就奏折后，请求管理翰林院的大学士徐桐代为呈递。徐桐看到奏折后大惊，拒绝代呈，痛斥沈鹏。沈鹏性情激烈，第二次遭徐桐拒绝后，索性将奏折转递到《国闻报》，然后返回常熟。11月18日，《国闻报》将沈鹏奏折刊出。沈鹏的奏折大大地激怒了慈禧太后。清廷随即下令，将沈鹏“即著革职，永远监禁”。荣禄是一个精明而有谋略的大臣，他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沈鹏的奏折对刚毅则触动很大，使得刚毅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光绪帝。

11月12日，刚毅从江南诸省巡视回京。刚毅此次奉命巡视江南，目的是查阅炮台营伍，检查库藏出纳实数，为朝廷筹措款项。在广州等地，刚毅更多了解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皇的行动，得到梁启超编撰的《清议报》多份，回京后进于太后。《清议报》是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在横滨创办的一份报纸，其中有相当多的文字诋毁中国朝政，并且蓄意攻击慈禧太后。看到这些大肆攻击自己的文字，慈禧太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拳变余闻》）。因为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慈禧太后愈发仇恨光绪帝，更加想要废黜他。

刚毅回京的第六天，11月18日，沈鹏请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的奏折在《国闻报》刊出了。刚毅与翁同龢本来不和，如今看到他的门生上折恳请诛杀自己，非常愤怒，恳请太后速速了断废立之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柄，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柄，则大事可速了。然翁同龢不死，则祸根不除，必先急除！”（胡珠生，《宋恕集》）

刚毅恳请太后快速了断废立之事，废黜光绪帝，同时请杀翁同龢。太后心中本来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废黜光绪帝，而刚毅、徐桐、崇绮等人在一旁不断鼓噪，加上康有为等人在海外不断叫嚷保皇，眼前又发生了“沈鹏上折”事件，在这种形势下，慈禧太后的态度从犹豫不定逐渐转向“速了大事”，下决心要废黜皇上。

从12月12日起，清廷突然有了一系列举动，意图明显指向废黜光绪帝。12月12日，清廷将廖寿恒逐出军机处，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赵舒翘，陕西长安人，出生于1847年，187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后历任凤阳知府、浙江温处道、浙江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1895年，召为刑部左侍郎，戊戌政变后进刑部尚书。与刚毅关系亲近，《金銮琐记》载：“刑部尚书赵舒翘，为刚毅所保荐，极博刚（刚毅）之欢心。”熟悉律令，著《提牢备考》四卷。为官清廉，反对变法。

1899年12月13日，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12月19日，以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召两广总督谭钟麟来京陛见。清廷把李鸿章派往广东，主要为了捉拿康有为等人，平息海外华商保皇的声势，稳定两广地区的局面。12月20日，清廷再发谕旨，命海疆各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破格以赏，如能设法致死，亦从优给赏。

12月24日，清廷召两江总督刘坤一来京陛见，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12月26日，光绪帝老师孙家鼐被免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官职，因为孙家鼐反对太后废黜光绪帝。12月27日，命王文韶协办大学士，以徐郙为吏部尚书，徐用仪为兵部尚书。

到了1899年底，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的意图非常明显。当然，废立这样的大事不会绕过朝廷重臣荣禄，而荣禄的出现最终改变了事件的进程。

从哪里来的大阿哥|

1899年底，慈禧太后的确是动了废黜光绪帝的念头。当时与荣禄交往甚密的陈夔龙记道：“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荣禄）从速办理。此己亥冬间事也。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太后嘱咐荣禄从速办理废立一事，荣禄劝谏无效，忧惧万分。荣禄忧惧什么？陈夔龙借李鸿章的嘴说道：

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梦蕉亭杂记》）

李鸿章说：“太后一旦废黜皇上，天下会起兵端。”天下一旦起了兵端，清朝统治会面临很大危险，这是荣禄担心的事情，因此他反对废黜皇上。但是，太后已经下了废黜皇上的决心，而徐桐、启秀、崇绮等人私下里加紧活动，撺掇废立之事，这令荣禄感到非常为难。

徐桐、崇绮等人四下活动，拟就内外大臣联名吁请废立奏稿，太后见到奏稿后称：“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荣禄在太后心中位置很重。二人随即拿着奏稿找到荣禄。荣禄看了奏稿，突然大喊肚子疼，踉跄奔入茅厕，其实是和门人樊增祥商议去了。回来后，他把奏稿放入炉中烧了，口中呼道：“我不敢看哪！”徐桐、崇绮怏怏而去。

军机大臣荣禄。荣禄是少有的具有政治眼光和才能的满族大臣，但是他的政治才能只能为慈禧太后服务，并不能左右政局的走向。

1899年12月30日，启秀于退朝后谒见荣禄，转述了徐桐、崇绮二人的意思，即要求荣禄在吁请废立的奏稿上署名。荣禄大惊，未置可否。当天，荣禄闭门谢客，在家中与徐桐、崇绮秘密会谈，商议废立之事。（《崇陵传信录》）荣禄与徐桐、崇绮会谈的结果是什么？荣禄有没有被说动？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到了第二天，宫中便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

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太后曰：“事且露，奈何？”

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崇陵传信录》）

荣禄认为废黜皇上会导致外国公使起而干涉，一定要谨慎行事。太后则认为废黜皇上一事几乎大白于天下了，无法掩盖。于是，荣禄给太后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从宗室近支中挑选一个孩子，建为大阿哥，既是皇上的后嗣，同时继承同治皇帝，在宫中培育，以后逐渐承继大统。

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策。第二天，即1900年1月1日，光绪帝对外称病，宣布乙亥年内及庚子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1月17日，清廷奖叙端郡王载漪统领的虎神营官兵。

1890年1月24日，太后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等人召集到仪鸾殿，随后，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封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大阿哥，同时派大阿哥第二年正月初一至大高殿、奉先殿、寿皇殿，代皇上行礼，并规定嗣后大阿哥居宫中在弘德殿读书，居颐和园在万善殿读书，由崇绮授读，徐桐、常川照料。“大阿哥”为满语，意为皇长子。此为史上著名的“己亥建储”。

从“己亥建储”的过程看，立大阿哥是慈禧太后、荣禄等人在复杂的形势下找到的一个妥协的办法。慈禧太后既不愿意让光绪帝长期执政，又害怕因废黜光绪帝招致无法收拾的局面。立大阿哥无疑是向废黜光绪帝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从表面看，它又与废立之事无关。慈禧太后可能认为，她的此举既能够部分满足刚毅、徐桐、崇绮等人的要求，也不会招致外界的强烈反对，而她自己则可以继续观察形势，既可进也可退。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慈禧太后、荣禄等人下了一步“臭棋”。清廷颁布建储圣旨的第三天，即1月26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叶翰、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汪诒年、黄炎培等1231名上海绅商，联名致电总理衙门，恳请皇上不要退位。这是士人阶层发出的对抗清廷旨意的声音。

清廷颁布建储的圣旨，按照当时的惯例，外国使节是要入宫祝贺的。建储的圣旨下了，慈禧太后却没有见到前来祝贺的列强公使，这足以说明列强对建储一事的态度。面对列强不认可、不合作的态度，慈禧太后再次感到恼怒，对列强产生强烈的恶感，这是清政府半年后对列强宣战的重要原因。

列强对建储一事的态度也招致载漪等人的愤怒。建储的圣旨颁布后，载漪对家中仆人说：“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载漪在家中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看见洋人来贺。第二天，载漪又命仆人预备茶点，“至夜又寂然”。第三天，仍然如此。载漪由此痛恨洋人，在内心中埋下不共戴天之仇。（《戊壬录》）

抛开其他因素，单单从大阿哥溥儁的素质去看，“己亥建储”也是一步“臭棋”。溥儁，出生于1885年，从小性情顽劣，颇似其父。入宫后，溥儁以为自己即将成为皇上，出言张狂，行为无忌，时常欺辱处境凄惨的光绪帝。一日，光绪帝站在廊下，溥儁突然从后面挥拳击打，导致光绪帝倒地不起。光绪帝只能到太后面前哭诉，溥儁以家法被责打20棍。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记载：“大阿哥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他每天带着几个太监到戏园里看戏，头戴金边毡帽，身着青色紧身皮袍、枣红巴图鲁领褂，“无异下流”。溥儁平时对宫里太监“亦无体统”。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携光绪帝、溥儁等人西逃，溥儁的恶名渐渐传至宫外。怀来知县吴永听说后，叹道：“（溥儁）如此行径，何能承宗社之重？如废立早行，此次更不知闹成何等世界也。”（《庚子西狩丛谈》）

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

立大阿哥的上谕发布之后，外界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是慈禧太后、荣禄等人所没有想到的。1900年1月26日，即清廷发布建储上谕的第三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叶翰、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汪诒年、黄炎培等1231名上海绅商，联名致电总理衙门，恳请皇上不要退位。电报说：

“接到朝廷立大阿哥的电旨后，上海人心沸腾。听说各国有调兵干预的传闻，我们恳请王爷、中堂大人以社稷为重，奏请圣上支撑病体，上朝理政，不要有退位的想法，对上以安慰皇太后的忧心、勤劳，对下以平息可能发生的干戈、纷乱，这是宗社的幸事，天下的幸事啊！”（《经元善集》）

经元善，1840年出生，浙江上虞人。自幼随父在上海经商，热衷于慈善事业，多次组织、领导江浙绅商赈灾，11次得到朝廷传旨嘉奖，授江苏候补知府。从1880年起涉足洋务企业，1882年起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与盛宣怀、郑观应等人交往密切。支持维新运动，但不支持康、梁等人主张的激进的变法。热心教育，1898年于上海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

经元善与众多绅商联名致电总理衙门，表达了与清廷旨意相悖的主张，这在当时有很大的政治风险，极有可能获罪。那么，经元善等人为什么要联名致电总理衙门呢？1900年11月7日，经元善在澳门这样解释说：“我在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期间，去年腊月二十五日下午，接到了立储的电诏，顿时感觉形势惨淡。又听说洋人已经得到信息，第二年将改年号为‘保庆’，中外人士皆恐惧不安，到电报局打听消息的人络绎不绝。

“我看到局面危急，社稷危险，不得不有所行动。考虑到自己地位卑微，不能议论立储这类的问题，我于夜半时分致电北京的某位大臣（指盛宣怀），恳请他联合朝中士大夫尽力劝谏。次日清晨，我看到这位大臣的回电：‘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

“既然大臣不说话，那只有小臣来说，何况我曾经十一次得到传旨嘉奖，受朝廷恩泽深厚，怎么能沉默不管呢？恰恰在这个时候，寓居上海的维新志士联名到电报局发电，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事情急迫，来不及周全考虑。当时我要是不在电报局，恐怕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上大致是经元善联合在沪维新人士致电总理衙门，反对立储一事的起因和经过。第二天，即1900年1月27日，上海《苏报》登载了经元善等人的电文，并且在按语中说：“本埠自接奉本月二十四日电谕，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段按语将经元善等人致电总理衙门的用意说得非常直白了，那就是反对清廷废黜光绪帝。

经元善等人致电总署一事经报纸宣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尤其受到众多维新人士的赞赏。梁启超致函经元善说：“从报纸中得悉先生近事，气贯云霄，声震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国家养士数百年，得一先生，可以不恨矣。”宋恕在给内弟孙仲恺的信中说：“谁知今上天命未绝，浙江突出大义士，飞电谏阻，电动全球……要之，经元善之舍身为国，实我浙江数百年来仅见之气节大儒矣！”人们皆为经元善等人的壮举喝彩。

经元善等人的举动必然招致清廷的震怒，慈禧太后下令查拿经元善。当时身在北京的铁路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在第一时间探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密电在上海的郑观应等人，暗示他们通知经元善“辞差远离”。1月29日，经元善携带家眷离开上海逃往香港，转去澳门。清廷知其离开上海后，下发谕旨给盛宣怀，勒令交出经元善。上谕说：“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倘不认真查拿，一经畏罪远飏，定惟盛宣怀是问。”

清廷要盛宣怀交人，盛宣怀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只有想办法将经元善拿回。考虑到澳门方面会把经元善视为政治犯，不会把经元善交回，盛宣怀只好诬陷经元善侵挪电报局公款，“亏空逃走”。2月25日，澳门警方逮捕经元善。清政府随即要求澳门当局将经元善移交。来自上海、香港以及海外各地的绅商、教士、报馆，则纷纷致电澳门当局，要求力主公论，全力庇护经元善。1900年底，澳门方面确认经元善为政治犯，并于第二天夏天将其释放，予以政治避难。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

经元善在澳门被拘押期间，北京的形势出现重大变化。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等人逃出北京城，前往西安，途中不得已将大阿哥溥儁“斥退出宫”。在这种情况下，经元善等人联名致电一事不再被清廷追究。在澳门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后，1902年初夏，经元善回到上海。1903年秋，经元善病逝。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经元善等人联名发电一事并非是重大事件，但是它所传达出的信息却是重大的：清廷维持统治所依靠的士人阶层已经发出了对抗清廷旨意的声音！在清朝，所谓“士人”，一般是指获取了一定功名（生员）的读书人，经元善、章炳麟等绅商属于士人阶层。在当时，士人阶层属社会上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皇权统治的依靠。为了维护皇权统治，统治者严禁士人结党干预政事。1900年之前，清朝没有出现过上千士人上书朝廷、干预政事的事情。

上千绅商联名发电，对清廷说“不”，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表明支撑清王朝统治的柱石开始发生垮塌。1900年4月，宋恕给孙仲恺写信，信中说到清廷秘密捉拿参与联名发电的其他绅商，认为这是一个王朝覆灭前的征兆：

“清政府上海方面派密差抓人，当初在电报上列名的五十人都要严拿，特别是叶翰、王季烈、汪诒年三人。叶翰、王季烈曾经草拟《致各省大吏禀稿》，恳请各地大员谏阻废立一事；汪诒年是《中外日报》主笔，曾经散发传单，召集义士共同参与发电一事。据说五十人之外还要抓捕二百人，上海道几天前拜会各国领事，请求协助捉拿这些人，被外国领事拒绝，这二百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在电报上列名的五十人则境遇凄惨，他们连家乡也回不去了。

“如此看来，原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是不逃亡海外，恐怕难以免死。本年中顺天府丞高燮曾、通政使司参议张仲炘被勒令休致，也是因为去年冬天谏阻废立的缘故。另外，听说各省要捉拿的名士有三百人之多，只是不知那些地方大员是不是真的落实。唉，‘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宋恕集》）

“己亥建储”就像是一场政治闹剧，而这场闹剧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立溥儁为大阿哥后，端郡王载漪的权势陡然增大，以载漪、刚毅、徐桐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更加得势，形成“大阿哥党”，这是酿成庚子国变的重大诱因。“己亥建储”没有得到中外社会的广泛支持，加上随后发生的庚子国变，清廷的统治权威受到重大损害，清王朝由此迅速走向崩塌。

“己亥建储”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戊戌政变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造成新旧势力的对立，尤其是太后与皇帝反目与对立，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假如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场危机恐怕会以光绪帝被废黜最后结束。但是，己亥年前后恰是清帝国非常衰弱的时期，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受当时内外形势的影响，清廷不敢贸然废黜光绪帝，只好做出妥协，于是“己亥建储”发生了。因此说，“己亥建储”是戊戌政变所产生的政治危机的延续。那么，戊戌政变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结果得以解决的呢？

第三章　骤然加剧的对抗

卜克斯被杀事件|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不久，1899年12月30日，山东发生了重大的教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肥城被杀。

卜克斯是英国基督教会驻山东平阴的传教士，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12月30日，他从泰安返回平阴教堂。当时，平阴地区形势混乱，不断有针对教堂、教民的暴力事件发生。卜克斯听不进人们的劝告，声称他不惧怕危险，并且不同意中国地方官员派员保护。30日中午时分，他骑着驴走到了距离平阴县境20余里的肥城张店村，被一伙村民拦住了去路。

拦住卜克斯的是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等几位村民，分别来自恩县、肥城等地。看到洋人卜克斯后，吴方城说“近来教民欺压平民，背后是洋人主使”，上前拦住了卜克斯。卜克斯性情暴烈，从驴上下来，与孟洸汶等人发生斗殴。孟洸汶等人多势众，卜克斯在争斗中受伤，只好束手被擒。

孟洸汶等人本想利用卜克斯去敲诈当地一个富裕教民，没想到那个教民并不买孟洸汶等人的账。敲诈不成，孟洸汶等人想把卜克斯交给当地拳会处置。在被送往拳会的路上，卜克斯试图逃走。孟洸汶等人担心卜克斯逃脱后他们会遭受官府的严惩，于是把卜克斯杀害，尸体抛弃到沟里。

1900年1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获悉卜克斯在肥城被绑架的消息，立即委托秘书向总理衙门通报，请求援救卜克斯。1月3日，窦纳乐亲自前往总理衙门了解卜克斯的最新情况，被告知卜克斯惨遭杀害。总理衙门代表清政府对卜克斯被杀一事深表惋惜。

听到卜克斯被杀的消息，窦纳乐感到震惊。1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对卜克斯被杀一事表示“殊深惋惜”，饬令袁世凯缉拿凶犯，务获惩办。同一天，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前往英国驻华公使馆，向窦纳乐转达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深切忧虑”的心情。

面对清政府对卜克斯事件的一再关切，窦纳乐不便继续发泄心中的愤怒，他又能要求清政府怎么做呢？卜克斯被杀属于意外事件，清政府已经做了它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窦纳乐心中的愤怒并没有消除。

颁发了一道不祥的上谕|

卜克斯被杀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一再表示关切，窦纳乐不便对清政府指手画脚，转而寄希望于山东、直隶等地方政府能够迅速平息当地混乱的局势。1月6日，他前往天津面见直隶总督裕禄，督促他严惩地方官吏，真正制止发生在直隶的骚乱。1月9日，窦纳乐回到北京，接到了泰安主教伯夏里的通报，通报中称：“前景极为黯淡；每日发生抢劫；危险持续不断；查禁的谕旨已发布；军队已到，但无用处；泰安府官员毫无作为；朝廷密令予以鼓励。”（《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

伯夏里的通报又一次刺激了窦纳乐，1月11日，他前往总理衙门，“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总理衙门大臣谈话”，他说：“虽然我不能相信关于朝廷确有密令的谣言是可能的，可是，仅就这些谣言的流传这件事来说，便说明了政府的行为所给予公众的印象。”他强烈要求清政府严惩负有责任的高级官员，甚至威胁说：“（中英双方）关于卜克斯案件的谈判只不过刚刚开始而已，这些谈判究竟是采取友好的方式还是相反的方式，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执行（1月4日）上谕中表达的皇帝命令所采取的态度。”

窦纳乐是蛮横的，他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自以为是，认为只要严惩地方官员就可以消除各地的骚乱。当窦纳乐对着总理衙门大臣咆哮的时候，清廷颁布了一道上谕，其中说道：

“近来各省盗贼猖獗，教案频出，言者称之为会匪，恳请严拿惩办。民间会社是有区别的：一些人结党联盟，聚众滋事，必须绳之以法；另有一些安善良民，他们练习武艺是为了保卫身家，或者联合起来互相保护，相互帮助，他们不在严厉打击的范围内。

“如果地方官不加区别，误听谣言，一概把民间会社视为会匪，株连滥杀，这是良莠不分，会导致民心惶恐，简直是添薪止沸，为渊驱鱼。我朝深仁厚泽，哪里有那么多盗匪？

“各省督抚要慎重选用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到民教诉讼，持平办理，不要有所偏重。要严饬地方官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谕要求地方官员持平处置教案，对各地拳会不可株连滥杀。上谕所传达的旨意本没错，但是对于怒气冲冲的窦纳乐来说是一个刺激，他对其中有些内容“存有疑虑”，认为清政府改变了打击义和团的严厉态度，给地方官员错误的暗示。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对这道上谕同样不满，美国公使康格发表声明说“对于它的奇怪的措辞，我个人是有些担心的”，法国公使毕盛则认为此上谕的特点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因而是“语意双关”的。美国人马士称这道上谕是“不祥的鼓励义和团的谕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窦纳乐等人实际上误读了1月11日上谕的用意，此上谕并非针对列强，也并非要纵容义和团，仍然是针对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的。1月5日，御史高熙喆再次上呈奏折，对袁世凯可能实行的先剿后抚的政策进行抨击：“风闻袁世凯到山东之后，立议先剿后抚，以为上策。殊不知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者久矣，一旦有事，将为我御敌乎？抑为敌图我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万一百姓遍传谣言，互相煽动，以致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义和团档案史料》）

1月6日，御史许佑身再上奏折，也是针对袁世凯的，称“袁世凯长于治军，而情性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建议李鸿章前去济南，帮助袁世凯处理卜克斯案件。

1月9日，给事中王培佑又上奏折，再次抨击袁世凯，称卜克斯之死本可以避免，是袁世凯严厉的弹压政策激怒了匪徒，导致卜克斯被杀，“是杀教士者匪徒，激之杀教士者则该署抚（袁世凯）也”。他建议朝廷“简派素孚民望之大臣妥慎查办”，有撤换袁世凯的意思。

同一天，御史熙麟也上了奏折，同样是抨击袁世凯，口气更为严厉，称卜克斯之死就是袁世凯“有心激成”，而“剿”字早已横于袁世凯的胸中，“而山东大事去矣，而京师门户危矣”，强烈要求撤换袁世凯。

御史、给事中这些言官们为什么对袁世凯如此不依不饶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儒家思想一直有“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残酷滥杀会激成民变；二是士大夫阶层对洋教向来排斥，大都认为在民教冲突中普通中国民众受到洋教的欺压。庚子年间，尤其是6月份之前，言官给朝廷上了很多奏折，恳请朝廷不可滥杀，要“惩首解从”，持平处置各类教案，这对慈禧太后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袁世凯率领精锐的武卫右军前往山东，署理山东巡抚，言官们担心他杀戮过重，遂以密集的火力抨击袁世凯。面对一道道抨击袁世凯的奏折，朝廷想不表明态度都难。清廷该如何做出处置呢？把袁世凯调回来？不行。清廷把袁世凯派到山东去，不单是接替毓贤的巡抚职务，也有防范列强侵入、护卫京畿的考虑，把袁世凯撤换，派谁去统领武卫右军呢？到了清末，“兵归将有”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既然不能把袁世凯撤换回来，又要给上奏的御史、给事中一个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1月11日下达上谕，强调“会亦有别”，重申不能滥杀，“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实际上，这些话都是说给袁世凯听的，却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被驻华公使们听到了耳朵里。

对于1月11日的上谕，窦纳乐等驻华公使虽然感到愤怒，最终因为其中言语“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没有马上做出激烈反应。窦纳乐想观察一下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再说，假如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活动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遏制，他就把1月11日的上谕作为清政府缺乏诚意的证据，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清廷的蓄意反击|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了。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企图对清政府保持足够的影响力，以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慈禧太后对列强的蛮横和不合作早已感到不耐烦，对列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蓄意在某一特定时刻对列强进行反击。

1899年，慈禧太后开始向列强说“不”。1899年2月28日，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蒂诺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还要求获得鄱阳湖到三门湾的铁路修建权。对于意大利的无理要求，总理衙门一口拒绝。不但如此，总理衙门故意违反外交惯例，没有将意大利照会拆封，原件退回，以示对意大利的轻视。

为了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意大利向浙江附近水域派出三艘军舰。3月10日，马蒂诺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称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驻华公使将离开北京，意大利兵舰将攻取三门湾。面对意大利人的武力威胁，总理衙门再次说“不”。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对窦纳乐说：“租借一地对意大利单方面有利，但我不懂此事对中方有何好处。中国政府如允之，则他国必步步亦趋，中国的领土完整将受到灾难性的损害。”

实际上意大利没有足够的实力对中国发动战争，所以，其最后通牒遭清政府拒绝后处境大窘，不得不命令马蒂诺撤回最后通牒，立即回国述职。随后，意大利政府任命萨瓦戈担任驻华公使。5月，萨瓦戈带领四艘军舰到达上海，并且在上海停留，试图逼迫总理衙门重开谈判。总理衙门对萨瓦戈不予理睬。6月，无计可施的萨瓦戈北上进京，向光绪帝递交了国书。

面对意大利人的讹诈，清政府罕见地表现出决绝和强硬的态度。当时清廷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浙江巡抚刘树堂积极备战：“以彼海隅小国辄敢无故称兵，若不力挫其锋，何以惩前毖后？”慈禧太后曾经放出狠话：“一把黄土也不给意大利。”对意大利外交的胜利增强了清廷对列强说“不”的底气。1899年11月21日，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上谕，要求一旦对外开战，不要轻易讲和，口气非常强硬：

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义和团档案史料》）

作为政治强人，慈禧太后不愿任由列强摆布，蓄意做出反击；而列强企图以逼迫的方式继续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力。由此，清廷与列强的对抗加剧。中外双方有意识的对抗是引发庚子国变的重要的内在因素。

“不祥的谕旨”刚刚颁布不久，1900年1月16日，朝中又发生了一件令驻华公使们感到愤怒的事情。这一天，回到北京的毓贤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并且得到了“福”字的赏赐。太后赐毓贤“福”字本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在春节将近的时候太后给大臣的一般性赏赐；而在窦纳乐等公使的眼里，慈禧太后的举动则代表着清廷对毓贤恩宠有加。

庚子国变前后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属于传统型政治强人，她有着极高的政治手段和谋略，但始终缺乏高远的政治眼光。在庚子年，她认为列强会剥夺她的最高权位，在恐惧中产生误判，从而引发庚子国变。年老的太后出丑了，她的权威因此急剧跌落。

在1899年下半年，毓贤成了外国公使抨击的对象，他们认为毓贤包庇、纵容神拳、义和团等组织，最终导致山东拳祸泛滥。卜克斯被杀事件发生后，尽管毓贤已经离任山东巡抚，公使们还是把愤怒发泄到他的身上，要求清政府追究毓贤的责任，甚至要求清政府永远不要任用他。窦纳乐说：“毓贤是主要的罪犯，除非这个人首先被处罚，我们不能坚持对低级官吏们的处罚，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行动的。”

清廷对窦纳乐等人蛮横的要求不加理睬。毓贤回到了北京，清廷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慈禧太后还亲自召见他，赐他“福”字。在窦纳乐等人看来，清廷的举动就是向他们公然示威。这件事对美国公使康格刺激更大，因为毓贤被召回北京主要是他运作的结果。1月18日，康格照会总理衙门，抗议清政府优待毓贤，声明：“朝廷对巡抚毓贤的表扬，必然为（清政府纵容义和团）这样一些意见提供了理由。”

列强的习惯性逼迫|

卜克斯被杀事件发生后，惶恐出现在东交民巷的上空。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向美国、德国、英国三国公使提议，希望召开四国公使会议，讨论他们面对的形势，商量共同的对策。1月27日，四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发布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宣布全面镇压和取缔反对外国人的大刀会和义和拳（义和团）。大约与此同时，意大利公使也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与四国类似要求的照会。由此，法、英、德、美、意等五国公使组成“传教国同盟”，共同对清政府进行交涉。

清政府没有马上答复五国公使的要求，因为第二天就有了“己亥建储”。各国公使对清廷建储一事皆持不认可、不合作的态度，没有人向清政府表示祝贺，令慈禧太后和载漪、刚毅等守旧大臣对列强产生了更大的恶感。总理衙门索性一直拖着，就是不给“传教国同盟”以答复。

2月21日，窦纳乐等人致函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月25日，清政府照会各国公使，称清廷早已发布了一道圣谕，命令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制止骚乱，因此无须另外发布上谕。五国公使不满意这个照会，认为它很草率：“总理衙门错误地引用了它所答复的那个照会，没有提及我们要求镇压的两个结社中的任何一个，而且仅说明已经发布一道上谕，命令各该省巡抚制止骚乱。”（《英国蓝皮书》）

五国公使对清政府的答复感到不满意，是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怠慢。列强早已习惯在清政府面前颐指气使。五国公使凑在一起，决定进一步抬高“价码”，以报复清政府对他们的怠慢。他们坚决要求同总理衙门大臣会晤，并且指名庆亲王奕劻必须参加。

五国公使私下里准备了一份同文照会，在照会中提出要求：清政府不但要发布全面镇压和取缔义和团的上谕，而且要像1月11日的上谕一样，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五国公使与总理衙门进行沟通，双方最终决定于3月2日举行会晤，五国公使也决定在3月2日将同文照会递交给清政府。

双方会晤的前一天，即3月1日，清政府做出一定的让步。这天晚上，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和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裕禄的一个布告，其中包括一道上谕，上谕用明确的语言宣布取缔义和团。应该说，清政府满足了公使们1月27日提出的要求。但是，傲慢的五国公使认为清政府办事迟缓，坚持同文照会中的要求，即要求清廷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上谕。

3月2日，五国公使在总理衙门受到了奕劻和其他大臣的接见，递交了早就拟好的同文照会。对于五国公使提出的新要求，奕劻答复说：“朝廷有一套传达谕令的方式，即把上谕直接送达有关各省巡抚，巡抚以布告的形式公布上谕并照此执行，这比在官方公报——《京报》上发表上谕，要更加迅速和有效。”奕劻没有马上对公使们的要求做出答复。

3月7日，总理衙门正式拒绝了五国公使的要求，指出他们的要求与中国政府的惯例不合。五国公使当天举行会议，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表达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他们后来研究对策，认为不能开此先例，让清政府违背五国公使的共同意志，决定以各国海军联合演习的方式向清政府施压。

3月10日，五国公使再次举行会议，然后照会清政府，重申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上谕的要求，并且补充一项通知：“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该要求，我们将建议我们各本国政府，为保护他们在中国的人民生命财产采取其他的措施。”事后，各国公使分别向本国政府报告，请求向中国北部水域派出军舰。

五国公使之所以摆出如此强硬的态度，一方面是他们傲慢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局势的影响，义和团在直隶扩散得越来越厉害。窦纳乐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称：“我们认为必须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以唤醒清政府，使它意识到：如果不迅速有力地处理这些结社（义和团），结果便有发生国际纠纷的危险。”

窦纳乐担心的危险的确是存在的，只是他采取傲慢、威胁的方式去提醒清政府，而清政府只是感受到了他的傲慢，完全没有感受到危险。面对列强的威胁，清政府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把五国公使3月10日的照会搁置一旁，不予答复，以此对抗列强的蛮横。

实际上，在没有征得本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五国公使向清政府做出武力威胁是冒险的。接到窦纳乐的电报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拒绝了调动军舰的请求，指示说：“只有在所有的措施已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用海军示威的方法。”法国政府考虑到盟友俄国的态度，也不支持马上向中国北部水域派遣军舰。美国政府向来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行动不感兴趣。因此，窦纳乐等人提出的海军示威的计划暗地里“流产”了。

当窦纳乐等人因为军事示威“流产”的事情暗地里愤懑的时候，他们被另外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3月14日，清廷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如果说1月16日慈禧太后召见毓贤并非针对外国公使的话，此次对他的任命则充满着与列强对抗的意义，因为那次召见引起的轩然大波尚未平息。五国公使普遍认为清廷的举动是对他们的“蓄意反击”。

3月16日，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信，称：“毓贤被指定担任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政府方面对列强的意见和抗议特别缺乏考虑的表现。”他请求英国政府派遣军舰来华，并暗示：美国正向大沽口派出一艘军舰，意大利准备派出两艘军舰，德国准备使用其在胶州的军舰。索尔兹伯里侯爵最终答应了窦纳乐派出军舰的请求。3月29日，英国军舰“仙女”号、“快捷”号由上海抵达大沽口外水域。

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必须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列强将向山东、直隶两省派出军队，代替清军剿除义和团。列强的威胁又一次升级。

4月7日，美国的一艘军舰和意大利的两艘军舰开到了大沽口外水域。法国和俄国也向该水域派出了军舰。4月12日，以上国家的军舰在大沽口外水域组织了联合军事演习，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当五国公使与清政府进行较量的时候，俄国人开始耍弄两面外交的手段。俄国为了维护在中国东北的巨大的既得利益，没有加入“传教国同盟”和五国一起向清政府施压；但是，俄国又不想完全脱离列强的队伍，所以派军舰参与了在大沽口外的海上演习。4月15日，俄国公使格尔斯面见总理衙门章京联芳，请他转告庆亲王奕劻，列强确有对中国动武的企图，希望清政府能够迅速、有力地将义和团镇压下去。

列强不断升级的威胁最终取得了他们想要的结果。4月16日，窦纳乐在给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电报中说：“我荣幸地报告：《京报》上业已发表直隶总督的一件奏折，其中包含一件令人满意的上谕，指名对义和拳会（义和团）予以取缔。我还必须通知阁下：奉命开往大沽的两艘军舰，现已驶回执行它们的日常职责。”（《英国蓝皮书》）

第四章　风起于青蘋之末

发生在高洛村的骚乱|

当五国公使和清政府较劲的时候，义和团在直隶、京畿地区快速扩散，并且频繁活动。

4月中旬，义和团在保定至卢沟桥之间地区开始活动。4月15日，俄国公使格尔斯从友人处得知：“义和团、大刀会等月前已至涿州、易州等处，近日又至卢沟桥一带，约有百余人，昨忽在该处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仇对洋人为词。卢沟桥一带教民今早纷纷进城，避在南北教堂内。”（《义和团档案史料》）

4月下旬，义和团开始在北京城里活动。团民到处张贴揭帖，攻击教会和外国人，揭帖中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义和团史料》）。4月底，北京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于谦祠中出现义和团坛口，这是义和团在北京城里设立的第一个坛口。

4月21日，直隶清苑县姜庄发生重大教案。据官府方面称：大张庄村民张洛弟与姜庄教民王洛敏之间存在财物纠纷，在王洛敏之弟王洛庆主使下，姜庄教民30余人多次至大张庄叫骂。21日，“有白帽、白衣教民开枪骂街，放伤张姓三人，枪毙张麦收一命；（大张庄）村人不平，聚人找至姜庄教堂，教民升屋开放枪炮，放毙二十余人，并自焚教堂之半，并教民房屋十一间”。（《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5月中旬，直隶涞水县高洛村义和团与教民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冲突起自高洛村首户阎洛福与教民的纷争。阎洛福与本村教民素有积怨，1899年，教民借助教会的势力，诬陷阎洛福毁坏教堂，官府判阎洛福赔银250两，设席20余筵，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赔礼。（《义和团》一）阎洛福气愤难消，后听说义和拳专制教民，意图报复，于1900年4月下旬撒帖，邀请周围的义和团在大庙内设厂习拳，“由阎洛福之次子阎肇修，先由定兴仓巨村之麻子脸师兄转邀新城沈各庄之宋姓三师兄，并穿草鞋之和尚”。教民对阎洛福等人的行动怀有戒心，预备了很多器械，准备与之对抗。

5月10日、11日，阎洛福等人继续邀请周边地区的义和团，涿州胡凝村、安肃陈各庄、新城白沟河等处的拳民纷纷来到高洛村：“十三日（5月11日）晚，吾城中见拳民由东南两门整队而来，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双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问何往？曰‘高娄’（高洛村）。问何来？曰‘某某村’，不多言，亦不买食物，有灭此朝食之势，街市官署无敢过问。”（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一）

无数拳民向高洛村集结，那里即将发生暴力冲突。知道这个消息，涞水知县祝芾于5月12日赶到高洛村调停劝解，遭一千多拳民围困，经绅民极力跪求，祝芾才得以脱身，回到署衙。当天晚上，义和团对高洛村教民发动攻击。据官方称：义和团共焚毁教民住房75间，大小教堂7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是教民抑是拳匪，无从确查，亦无人认尸、报案”。（《义和团》四）闹事后，义和团大都散逃，包括高洛村民大小数十人。

5月16日，清军前往高洛村镇压，抓获蔡培等拳民数十人。当天晚上，高洛村拳民邀来其他地方的拳民二三百人，兵分两路，分别埋伏于史各庄西路北沟内、高洛村西北路旁，袭击了清军分统杨福同率领的清兵。双方激战，官方报告中称，义和团被毙、被伤各数十人。（《义和团》四）

一样的揭帖，一样的威胁，一样的警告|

清苑、涞水等地发生的教案很快被北京西什库教堂大主教樊国梁知道了。樊国梁是法国人，出生于1837年，1862年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居住38年之久，是在华传教士中元老级的人物，曾经受到同治帝、光绪帝的眷顾，慈禧太后赐其三品顶戴。

樊国梁从教民那里不断接到信息，感到形势比官府报告中所说严重得多。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马上致函总理衙门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请他们关注日益严重的局势。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樊国梁称：

保定一带拳匪蠢动，日甚一日。上月廿一日，清苑姜家庄阖村民教房屋焚毁；本月十四日，涞水高乐（高洛）村教民杀毙六十八人，房屋财货焚掠一空；十五日，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杀毙教民不知其数，逃难来京就食者，男女已占满堂院，其逃奔他方流离失所者，不知凡几。（《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从5月10日至20日，樊国梁不断致函法国公使毕盛，声称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灾难即将来临，眼前的形势几乎就是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前形势的翻版：“一样的揭帖，一样的威胁，一样的警告，外国人方面对局势一样的无知。我向您，公使先生，恳求相信我的话。我的消息灵通，不会信口开河。”他认为清政府已经与义和团站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迫害只是一个表象，其最终目标是除去所有的洋人……义和团在北京的同伙正在等待他们进京，他们的计划是先攻教堂，再攻使馆。据我所知，义和团攻打我们北堂的日期已经定下，京城的百姓人人皆知。”（《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樊国梁的信函令毕盛感到恐慌，他也认为华北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5月20日，在毕盛的请求下，公使团团长、西班牙驻华公使葛络干召集各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除了原来的英、法、德、美、意等五国，还有俄、日、比、奥、西、荷等六国，“传教国联盟”扩大到了所有在北京驻有公使的国家。

樊国梁主教的恐慌在11国使节中间扩散，公使们纷纷发言，情绪激动，商量如何应对更坏形势的出现。毕盛建议各国共同向北京城里调派卫队以保护教堂和使馆，而英、俄、美等国的公使不赞成马上采取这样的措施。窦纳乐认为“并没有收到多少能够证明法国主教悲观看法的证据”，并且已经感觉到“中国政府本身已十分惊慌”；美国方面向来不主张向中国派出军舰；而俄国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担心英、美、德等国会趁机推翻慈禧太后的政权。

11国使节最后的商议结果是共同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件照会，要求清政府：凡印刷、发表或散布威胁外国人之揭帖者，凡提供帮助及进行教唆者，凡被用来作为义和团集会场所之房屋或寺庙的所有者，必须予以逮捕；凡犯有纵火、谋杀、奸淫等罪行的人，连同那些对义和团作案时给予支持或指点的人，必须处以死刑。以上内容应该以上谕的形式发布。（《英国蓝皮书》）5月21日早晨，葛络干代表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总理衙门答应在五日内予以答复。

5月22日，庆亲王奕劻上呈奏折，将各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一事报告清廷，恳请保护教堂、使馆，并“访拿匪徒传授拳会暨匿名揭帖之人”，以免引发外交纠纷。为了说明事态的严重程度，奕劻在奏折中附上了俄国公使格尔斯与总理衙门章京联芳的谈话记录，格尔斯称列强确实有向中国派兵的打算，“如再派兵，恐怕不能如上次之二三十名，大约各派数百，始能抵御匪众”。

西什库教堂主教樊国梁。5月中旬，樊国梁发出了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言；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大主教的预言应验了，灾难真的来临了。

看到各国公使又在自己的面前指指点点，并且以武力相威胁，慈禧太后感到愤怒。对于义和团，太后并不是不管不问，任其发展的。5月9日，清廷给步兵统领衙门下达上谕，称：“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京城内外，地面辽阔，居民众多。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5月17日，清廷又下达谕旨：“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饬令步兵统领、顺天府等衙门妥议章程，迅速办理。（《义和团档案史料》）

慈禧太后本来不想纵容义和团，并且正在设法查禁，而洋人却指手画脚，动辄以往京城里派兵相威胁，这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恰在5月22日同一天，御史许祐身上了一道奏折，坚持认为民教不安主要是由“教士偏护教民，挟制州县”所致，恳请清廷饬令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会商，申明原定约章，不要让教士干预司法；对于义和团，他反对实施严厉镇压措施，仍然主张“惩首解从”，“尤在地方官剀切晓谕，不使滋生事端”。

看到许祐身的奏折，正在气头上的慈禧太后马上做出处置，命军机大臣下达谕旨：“约章所载，教民犯法，本非教士所能干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各国使臣，剖晰利害，申明旧约，妥定章程。务使民教彼此相安，以弭衅端而杜乱萌。”太后给各国公使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双方按约定办事，少指手画脚，不要干预中国内政。

涿州城上万头攒动|

慈禧太后和各国公使斗气的时候，涞水发生了一件大事：清军分统杨福同被义和团杀死了。官府向高洛村派出兵队后，义和团的活动地点转向了高洛村以北的石亭镇。5月21日，杨福同率领清兵前往石亭，杀害了义和团头目梁珍。义和团对杨福同恨之入骨，决定给清军以打击。石亭附近的义和团邀集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等多地义和团，埋伏于石亭一带。

5月22日，杨福同带队70人来到石亭，被义和团引诱到“沟道甚多，难以驰骤”的地带，数百义和团将杨福同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其扎伤，杨福同坠马殒命；另有2名清兵阵亡，5名清兵受伤。官府报告中称：“匪势甚大，约三千人”。杨福同，直隶清苑人，以行伍荐保副将，驻营大名，后加总兵衔，赏戴花翎，曾经随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议和，裕禄任直隶总督后委派杨福同分统天津练军左翼马队。清代总兵为正二品衔，属高级将领，杨福同被杀一事在当时被称为“石亭戕官”事件。

杨福同被义和团杀死后，直隶总督裕禄随即向涞水派出重兵，进行弹压。与此同时，石亭周围的义和团也闻讯前往涞水增援，涿州义和团首领密熹和尚带领房山、涿州的义和团来到石亭、陈家庄一带亮队操演，人数达数千。紧接着，赶到石亭镇附近地带的义和团越来越多，人数几乎达万人，涞水知县祝芾惊呼：“匪势猖獗，愈聚愈多，非得大队前来，将所有各处拳场，酌量剿办，不足以儆凶顽而期安靖。”

5月25日晚，武卫前军统领杨慕时率领三营步兵到达高碑店，26日转往涞水。对于仓促集合起来、武器粗劣的义和团来说，武卫军的到来是一个很大威胁，义和团肯定要吃亏。但是，聚集起来的义和团又不肯轻易解散。于是，近万名义和团没有正面迎击清军，而是绕过清兵重兵防守的高碑店铁路沿线，转往清军防守空虚的涿州县城。

直隶总督裕禄。裕禄是一个精明的官员，但是，直隶省是庚子国变的暴风眼，作为直隶总督仅有精明是不够的，还必须高明。但是，裕禄不是袁世凯。

5月27日，义和团轻松进占涿州县城，“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大敌者然”。占领涿州后，义和团随即接管了城市，“四门上下高树旗帜，把守甚严，居民出入皆须搜查”。义和团在城门上插上了“兴清灭洋”、“奉旨练团”的大旗。

面对不断涌入城中的义和团，涿州知州龚荫培茫然无措，既没有与义和团交战也没有逃走，选择绝食面对，“城门启闭，概由拳匪，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另外，武卫前军马队左营管带聂汝康等17名官兵因为穿窄衣、戴小帽，被义和团疑为洋兵，全部被扣。

占领涿州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破坏涿州附近的铁路、电杆、车站。义和团试图通过破坏铁路设施阻止清军前往涿州，避免遭受打击，这是他们当时的实际考虑。另外，义和团普遍存在仇外意识，加上铁路修建过程中屡屡拆民房、毁坟墓，破坏铁路和电杆后来逐渐演变为义和团的泄愤行为。至5月29日，聚集到涿州的义和团已经有两三万人。

占领涿州是义和团运动、庚子国变的标志性事件。从占领涿州开始，义和团结束了此前分散、被动的状态，呈现出大规模群体事件的特征：大规模、暴力化和非理性。从这次事件开始，义和团开始包围城市，向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进；从这一事件开始，北京政局出现剧烈动荡，整个华北地区随即被带入动乱之中。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占领涿州的这一天，是庚子国变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起始时间。

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城这样重大的事件，直隶总督裕禄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清廷报告，清廷因此没有对这件事件做出及时的处置。裕禄，满洲正白旗人，大约出生于1844年，其父崇纶曾任湖北巡抚。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累迁安徽布政使，1874年擢安徽巡抚，后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职。戊戌变法开始后被召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戊戌变法后接替荣禄任直隶总督。

从裕禄和手下官员的来往电函可知，裕禄最迟在1900年5月28日便知道了义和团进占涿州的消息。但是，裕禄迟迟没有将这一重大事件报告朝廷，直到总理衙门通过盛宣怀的电报了解到有关情况，于6月1日向裕禄询问：“顷接盛大臣电称：‘高碑店迤北电杆、铁道全毁；涿州拳众占城，已树旗帜；保定城内亦有拳会’等语。究竟情形若何？希查复，并速筹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裕禄随后才向清廷报告义和团占领涿州一事。

裕禄没有向清廷及时报告涿州城被占，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涿州虽是一个县城，但属于顺天府管辖，距离北京很近，此城被占无疑是严重事件。清廷知道这一消息的时间越早，做出处置的时间越早；做出处置的时间越早，事件造成的后果越小。清廷尚不知道涿州被占，各国公使已经得到铁路被毁的消息，做出了调兵入京的决定，清廷陷入被动之中。

另外，义和团进占涿州以后，裕禄没有做出及时处置，拖延推诿，没有对义和团进行实质性干预，几乎是听任义和团发展，导致局势极度恶化。裕禄当时所做的处置是从武卫军中商调军队，而涿州附近的清军并没有进攻涿州城，解散义和团，基本处于观望状态。裕禄的态度甚至没有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急切。6月1日，盛宣怀致电裕禄，着急地说：

孙钟祥初四夜电，现探确长辛店、涿州等处，共聚拳匪一万余人，匪党遍处皆有，势甚危急。涿匪将聂军探马队擒去十余人，并将州城踞住。今早安肃南，桥、站、道又焚毁。现仅邢长春一营，无济，各军均袖视，恐酿大变云。（《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

义和团拆毁铁路的情形。义和团纷起后，列强对义和团的活动非常关注，这是一本法国杂志报道义和团活动时配的插图，刊于1900年6月。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官员蒙蔽朝廷是一种常态。在整个庚子国变中，裕禄等官员对朝廷的瞒报、误报是家常便饭。另外，裕禄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也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员。当时朝中言官不断上书，对义和团主“抚”不主“剿”。严厉镇压义和团会遭到言官弹劾，这可能是裕禄当时所担心的。

1900年5月末，直隶境内清朝正规军队总数大约为11万，而朝廷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约为14万人（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假如裕禄能够及时向清廷报告义和团占据涿州一事，清廷能够马上向涿州派出兵力，聚集涿州的义和团完全能够被驱散，以后的骚乱将不会发生。

第五章　恐慌中的应对

强行进入北京的卫队|

在接到义和团进占涿州城的消息前，清廷接到了杨福同被杀的报告，受到很大震动。5月24日，清廷下达谕旨，重申义和团的危害，饬令步兵统领、顺天府、直隶总督等机构“归入前案，一并妥议覆奏”。给直隶总督裕禄的谕旨称：“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该督务当严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义和团档案史料》）清廷给了裕禄相当大的处置权。

5月25日，步兵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等衙门起草了《严禁拳匪章程十条》发布施行，其中有查禁拳会、查办邪教、惩办奸民、查毁揭帖、出示严禁、派勇巡查、责成父兄等内容。慈禧太后随即批准，责令照此实施。有了《严禁拳匪章程十条》，总理衙门便不再为难。5月25日，总理衙门对各国公使5月21日照会给出答复，称：“已经施行的各项措施的主要方针，是同各国使节的要求一致的。正奏请发布另一道上谕，它将命令采取有效行动。”

假如各国公使与清政府的关系是信任、合作的状态，得到这个答复，双方就会结束纷争，共同应付以后可能出现的局势。可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互相不信任的，并且带有对抗性质。5月26日，各国公使再次举行会议，商量应对办法。在会议上，法国公使毕盛对总理衙门的答复嗤之以鼻，再次强调：一场危及在北京的所有欧洲居民生命的严重骚乱即将爆发，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该马上调来卫队。

毕盛的主张没有得到各国公使一致认可，会议最后决定：“必须要求总理衙门明确说明清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而且还应把他们所说的那道上谕的措辞通知各国使节；如果在27日下午不能得到总理衙门的圆满答复，各国使节将采取联合行动，调来卫队。”

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奕劻在总理衙门接见了窦纳乐和格尔斯。奕劻说，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义和团的危害性，已经向直隶总督发出最严厉的命令，要求惩办首要分子，驱散跟随的民众；步兵统领等衙门在京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稳定局势，保护使馆和教堂。5月27日晚上，各国公使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再等24小时，以观察局势的发展。

但是在27日这一天，义和团进占涿州城。当清廷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各国公使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一消息，知道涿州至琉璃河一带铁路有数段被义和团拆毁，“电杆亦被割断，火车、电报不通”。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铁路沿线的一些车站，其中包括距北京六英里的丰台，以及机车房和欧洲人的房屋，于昨日（28日）被义和拳焚毁。有些地方的铁路也被切断。此地和天津之间的火车已经停驶，交通迄今没有恢复。这里的局势严重，清朝军队直到目前为止无所作为。”（《英国蓝皮书》）

北京和天津的火车停驶，就意味着北京城里的使馆、教堂成为孤岛，他们失去了与天津、大沽口的联系。各国公使们真正感受到了恐惧。5月28日晚上，他们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调来卫队，保护使馆和教堂。5月29日，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衙门，称英、法、德、美、俄、意、日等七国决定各自抽调百名士兵派往北京，希望总理衙门予以劝阻。

5月29日，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连续给总理衙门发来电报，称北京附近铁路被拆毁，电杆被砍断，外国工程人员被围困，车站、料场被一概焚烧，恳请清廷马上派出军队，制止义和团的破坏行为，营救被围人员。为了解决突然出现的危局，同时给列强一个答复，当天，清廷针对义和团下达上谕，态度严厉，称拳民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简直就是乱民，“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义和团档案史料》）

面对清廷对义和团严厉的处置态度，各国公使不为所动，坚持向北京派兵。5月30日，裕禄再次致电总理衙门，报告各国公使主意已定，坚决向北京派出卫队，各国士兵计划当天进入天津，第二天乘火车前往北京，恳请总理衙门拿出对策。在各国公使的施压下，清廷下达上谕，对义和团的态度更为强硬：“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隶总督，严饬各该地方官并统带各员，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推诿。如再推诿，定惟崇礼等是问，决不宽贷！”崇礼是当时的步兵统领。

清廷对义和团采取了严厉的处置措施，认为可以给列强一个交代，阻止列强向北京派兵，所以总理衙门当天拒绝各国公使调动兵力进入北京的要求。窦纳乐看到了清政府的虚弱，坚持对清政府进行习惯性逼迫：“他们（总理衙门大臣）也许不会坚持拒绝到底。此时局势极为严重，人们很激动，而且士兵叛变。毫无疑问，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正处于危险中。法国人和俄国人各有一百名士兵登陆。”

5月30日中午，各国使节再次举行会议，推举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为代表前往总理衙门，向总理衙门宣称：“鉴于严重局势和中国军队的不可靠，各国使节为保护在北京的欧洲人的生命，必须立即调来卫队。如果他们给便利，卫队的人数将是很少的；但若拒绝给予便利，则人数必定增加。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府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英国蓝皮书》）总理衙门以庆亲王奕劻在颐和园为由，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要求、要挟下，清政府最终做出让步。5月31日，总理衙门同意各国向北京调兵的要求，但是强调人数不得过多。裕禄随即允许在天津的外国军队登上火车进京。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裕禄报告了进京外国军队的数量：英国官兵75名、美国官兵63名、意大利官兵42名、日本官兵26名、法国官兵75名、俄国官兵75名，德国官兵50名将于6月1日到达天津；奥匈帝国30名官兵6月3日进入北京。（《义和团档案史料》）

招抚义和团，太后的反制|

各国公使强行向北京派兵给了慈禧太后强烈的刺激，太后对义和团采取严厉手段没有能够获得列强的体谅，列强的官兵仍然进到紫禁城下，对皇宫里的太后形成压迫。慈禧太后感到了屈辱和愤怒。所以，在列强向北京派兵的同时，从5月31日开始，清廷没有继续颁发针对义和团采取严厉措施的谕旨，太后与列强走向了新的对抗。这是庚子国变中的重要节点。

慈禧太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后想和列强继续斗法，手里却没有什么底牌。她不能和列强宣战，因为清帝国国力不行，军力不行。正是因为这样，列强在太后面前习惯于颐指气使，肆无忌惮。这时候，太后想起了一道奏折。5月30日，刑部尚书、顺天府兼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联名上折，首先对义和团的破坏行为表示“不胜诧异”，主张抽调军队“扼要驻扎，以资保护而防未然”；接着又称，各地拳乱主要是小民受教民鱼肉造成的，真正义和团“真有古侠士之风”，并无抢劫焚掠之事，假如一味严办，势必迫其成匪；最后，他们建议：

“义和团到处蔓延，是杀不完的，不如安抚他们，利用他们。朝廷可以把义和团编入行伍，派遣将帅统领他们，把他们仇教之心化作果敢之气，把他们私人之愤化为公众义举，因势利导，缓急可恃。义和团宣扬灭洋，洋人把他们视为仇人，朝廷要是把义和团收编起来，洋人肯定反对。但是各国练兵都是为了自卫，按惯例他国不能干涉。朝廷只要约束义和团不让他们滋事，对于中外和局本无妨碍。”（《义和团档案史料》）

赵舒翘、何乃莹的奏折对慈禧太后触动很大：收编义和团一举两得，既可以平定局势，又可以利用他们对付洋人，义和团可以成为太后对付列强的一张牌。接到这件奏折后，慈禧太后没有马上采纳赵、何二人的建议，她还是想忍让一下，当天颁布了针对义和团更为严厉的谕旨。但是，各国公使不依不饶，坚持向北京派兵，这令太后感到屈辱。

5月31日，450名左右的列强军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来到紫禁城下，这件事强烈地刺激了太后的神经。在太后看来，各国公使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她决定不再退让，对洋人实施反制。这时候，她想起了赵、何二人的建议，想到招抚义和团是一个对付洋人的办法。沉稳的太后仍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但是不再颁布严厉镇压义和团的谕旨，她想要观察一些时日。

当慈禧太后等待观望的时候，北京城内外的形势急剧恶化。6月1日，中国的端午节，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普遍感到惴惴不安。当时有传言说，义和团会在这一天在京城里制造大的事端，好在人们担心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京城在这一天还算平静。

与北京城里的局势不同，在北京城外，局势愈发混乱、严重。6月1日，永清县数百名义和团成员攻入县城，焚毁教堂，杀死英国传教士孙宾饶（Robinson）和孟鹤龄（Norman）。

6月1日，大股义和团继续向北京推进，破坏铁路、电杆。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在保正铁路工作的36名欧洲人（主要是比利时人）由保定前往天津，尽管有40名清兵护卫，但他们在雄县小龙王庄仍然遭遇义和团袭击。第二天，当他们仓皇逃到天津时，发现有9人失踪，后证实其中有4人被杀。

6月2日早晨，俄国的25名哥萨克骑兵离开天津，前去救援处于险境中的比利时人。晚上，他们在独流镇被义和团包围，双方交战，二三十名义和团团民被打死，一名哥萨克军官被杀死，一名哥萨克士兵被割掉了鼻子。

6月2日，盛宣怀致电总理衙门，仍然要求保护铁路；裕禄致电总理衙门，认为义和团越聚越多，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如不厚集兵力进行弹压，恐成燎原之势，要求动用宋庆、马玉昆率领的武卫左军。

6月2日，窦纳乐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我从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获悉：宫廷内的形势十分紧张。慈禧太后希望镇压义和拳（义和团），但她不敢这样做，因为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其他保守的满人对义和拳予以支持，同时也因为义和拳人数众多的缘故……法国公使告诉我说：他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亡陕西的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英国蓝皮书》）窦纳乐报告的是混乱所产生的谣言。

针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一些大臣不断上折，恳请朝廷派出重兵，镇压义和团。5月3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主张剿办义和团：“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杀武职大员，扰近都门，毁坏国家所设铁路，法所当诛。”他认为如不迅速平息局势，势必招致外国军队自行护路，“将来自汉（武汉）至卢（沟桥）沿途皆设洋兵，中原尚可问耶！”

军机大臣、大学士荣禄的态度更是坚决，从5月29日起，荣禄在七天的时间里连上七道奏折，恳请清廷对义和团采取严厉的手段，“立置重典，决不宽贷”，相机进剿，“欲消弭外衅，必须赶紧肃清畿辅，是为要著”。在5月29日的奏折中，荣禄提醒太后：“若洋兵果来，其害又甚于拳匪。”他认为洋兵进京的危害大于义和团聚众滋事。

荣禄等人越是着急，慈禧太后越是沉静，因为她看到了义和团的能量，义和团的确是可以让洋人害怕的。她决定采纳赵舒翘、何乃莹的建议。她不能再忍让，450名左右的洋兵已经来到她的眼皮底下，假如列强继续向北京派兵，她还能在紫禁城里坐得住吗？

6月3日，御史许祐身上呈奏折，称当初杨福同被杀是因为涞水知县祝芾处置不当，惊慌中请兵镇压义和团所致，要求直隶总督“通饬各州县，凡拳民聚集之处，务当尽心劝解，不得过于操切，以酿事端；至带兵营弁，择要驻扎，亦当严切申诫，不得残伤民命，启衅邀功”。

当天，慈禧太后完全按照许祐身奏折的意思，给大学士荣禄、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上谕，要求他们对义和团“谆且劝导，不可操切从事”。同一天，清廷专门给荣禄下达谕旨，强调：“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在列强向北京派兵的刺激下，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她要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慈禧太后把招抚义和团作为反制列强的手段，是欠考虑的，是一步昏着。义和团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是难以被招抚的，太后轻信了赵舒翘等人的建议，产生了错判；当时北京城外的局势急剧恶化，即使要安抚义和团，也必须马上出台紧急措施，以遏制更大混乱的出现，防止出现连锁反应。太后没有出台这样的举措，她认为可以先尝试一下安抚举措再说。

6月3日，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这是她在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失误。

不为太后而等待的形势|

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可是派谁去执行这一策略呢？她首先想到的是赵舒翘、何乃莹两个人，安抚政策的提出者。6月4日，朝廷擢何乃莹为左副都御使。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密召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及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等人入宫，商议招抚义和团事宜。

6月5日，清廷下达上谕，派军机大臣赵舒翘、左副都御使何乃莹前往涿州，“宣布晓谕”，要求义和团“应即尊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为了能够切实了解义和团方面的真实情况，第二天，慈禧太后又加派自己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前往涿州“察看”并“劝散”义和团。

上谕中所说的“劝散”、“解散”都是表面言语，赵舒翘等人执行的实际是招抚的使命。赵、何二人出了京城，前往涿州，途中与义和团接触。赵舒翘对义和团的看法是“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6月8日，赵舒翘、何乃莹与刚毅在窦店会合。刚毅对义和团大加赞赏，认为义和团是可以依靠的，赵舒翘、何乃莹二人不敢持反对意见。刚毅要求赵舒翘不必前往涿州，马上回京面奏太后，报告聂士成军队镇压义和团，恳请撤回聂军。6月10日，赵舒翘回到北京，面对太后的询问左右为难，只是说了“不要紧”三个字，没有把义和团的真实状况报告慈禧太后。

赵舒翘走后，刚毅、何乃莹二人继续前往涿州，招抚义和团。在涿州，刚毅根本无法劝散义和团，义和团态度强硬，向刚毅提出三件事：要杀新城、涞水、涿州的知州、知县；要先退官兵；要委任董福祥统帅他们。刚毅“万不能允，夜遁”（吴正斋家书，《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刚毅不能招抚义和团，也不敢答应义和团的要求，连夜从涿州跑了。

作为义和团的支持者，刚毅不敢将涿州的实情向太后禀报，他只好向朝廷撒谎，并且把义和团不能招抚的责任推给了武卫左军总统聂士成。6月14日，刚毅上呈奏折，称义和团对朝廷是恭顺的，他们聚众起事主要是因为受到教民欺压；良乡的拳民立时悔悟，即日解散，保证永不滋事；涿州拳民则因为聂士成所部滥杀，双方结仇甚深，所以暂时不肯解散。

刚毅的奏折递到慈禧太后手里的时候，北京城里已经乱成一片，局势彻底无法收拾，刚毅、赵舒翘等人的涿州之行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在刚毅、赵舒翘等人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里，北京城内外的形势急剧恶化，令年老的慈禧太后难以从容应对。

6月3日，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感受到巨大的恐慌。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给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说：

海关和同文馆的洋员都集中到我的住宅里，我们有20支来复枪，可以保护妇孺。我们好像“笼中之鼠”，日夜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遭遇大难。头一天担心中国军队不反对义和团，第二天又变成了另一种恐惧，既怕中国军队和义和团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又怕各国使馆的护卫兵力开到时会发生敌对行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6月4日，义和团和清军在黄村发生重大冲突。大股义和团持械到黄村车站放火，聂士成所部两哨清兵前往弹压劝阻，义和团不惧官兵，依仗人多发动攻击，致使清兵伤亡80余人，其余清兵逃到廊坊。裕禄在奏折中称“匪势猖獗，必须添拨营伍，方足震慑”。

6月4日，各国公使再次召开会议。法国公使毕盛再次强调他们面临的处境凶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围困在这里，而且铁路和电报线均被切断。”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各国公使向本国政府发出电报，请求在处境艰难的时候，停泊在大沽口外水域的各国军舰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营救驻京使节和其他外国人。截止到6月2日，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水域集中的外国军舰有24艘，其中英、德、日各3艘，美、法、意各2艘，俄国有9艘。同日，奥匈帝国的“岑塔”号巡洋舰向大沽口方向驶去。

6月4日下午，窦纳乐前往总理衙门交涉永清县英国教士被杀事件。在交涉过程中，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们对他很不重视，“在场的四个大臣，竟有一人在贾克凭翻译我的说话时呼呼地睡着了”。随后，他以威胁的口气对大臣们说：“女王陛下政府必须使中国政府对这种构成犯罪的漠不关心态度承担责任，这种漠不关心造成了这个可耻的情况。”

6月5日早晨，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与义和团在高碑店一带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义和团主动发起对清军的攻击.据杨慕时报告：“初九日辰刻，涿州大股（义和团）扑下，分三路来逼我军，慕时及洪、徐两营官迎头抵敌，毙匪百余人，伤匪百余人，夺获旗帜、器械、符箓等件。匪既溃下，乘胜直追，又杀伤无算，匪皆窜入附近村庄。”（《义和团》4）

6月5日下午，窦纳乐在总理衙门会晤奕劻及其他大臣。窦纳乐态度依然强硬，威胁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企图严肃处理义和拳骚乱……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不镇压义和拳正直接导致外国干涉，无论各友好国家对这一行动感到多么遗憾。”奕劻没有过多辩解，“他承认政府不愿严厉地处理（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由于它的排外性质而深得人心”。窦纳乐从奕劻那里了解到：“在劝告朝廷接受他（奕劻）自己关于不采取行动便有危险的观点方面，他已经完全失败，虽然他没有直接这么说。”

6月6日，清廷下达上谕，劝谕义和团一齐解散，如果继续扰害地方，朝廷将严行惩办义和团。但是，在上谕的开始部分，清廷仍然强调：教民有“欺压平民，武断乡里”的行为，而义和团“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这道上谕引起各国公使的不满，窦纳乐认为：“上述上谕也许表明朝廷中存在的互相冲突的意见之间的一个妥协。总的语气是令人极不满意的，尽管效果可能是良好的，如果真正采取严厉措施的话。总的宽大语气，没有提及传教士被杀害的事，以及拿基督教徒的错误行为替义和拳的行为辩护，所有这些都是该上谕中的危险因素。”（《英国蓝皮书》）

6月6日下午，各国公使举行会议，窦纳乐提出：总理衙门已经无法说服清廷对义和团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外交团在特别觐见时向皇帝和慈禧太后直接提出抗议，看来是使朝廷获得深刻印象的唯一仅存的机会”。会议决定将要求觐见问题延迟到下个周六讨论。

6月6日下午，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所部在廊坊落垡车站遭遇数千义和团团民围攻。据聂士成报告：“该匪先烧铁道、断电线，四面包袭，心存叵测；不得已，相机迎击二时余，击死该匪百余人，匪众散退；夺旗械、符纸各件，我军伤损数十人。”6月7日早晨，涿州义和团再次围攻驻守高碑店的武卫前军杨慕时部。据道员张莲芬称：“杨（杨慕时）军战一时之久，匪（义和团）始退散，毙匪百数十名，获械甚多，我军未伤人。”

从后来形势发展看，6月3日至6月7日这五天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是朝廷对义和团实施紧急干预措施的最后一点时间，因为到了6月7日，义和团开始大规模进入北京，形势更加难以控制。因为要对抗列强，要招抚义和团，慈禧太后失去了挽救危局的最后一点时间。

第三篇　以战促和

第一章　皇城根下的骚乱

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

若干史料可以说明，6月7日，北京城外的义和团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城里，并且公开活动。时人刘以桐在《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中这样写道：五月十一日（6月7日），“连日义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

6月8日，御史吴鸿甲上呈奏折，向清廷报告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活动情况，称：“此类拳民（义和团）皆腰系红带为记，并鞋袜亦缘红边，间有用黄色者，持刀械者其服色诡异，行迹一望可知。似不应任其出入游行，麇集城内。”考虑到奏折一般于上呈前一天写就，这就说明至少在6月7日，北京城外的义和团已经公开进入北京。

那么，服饰鲜明，手持刀械的义和团是怎样进入戒备森严的北京城的呢？时人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记道：6月12日，义和团“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门放入”。也就是说，是守卫北京城门的清军主动将义和团放入北京的。

5月下旬，朝廷多次下旨要求对义和团严办、捕拿，即使派刚毅、赵舒翘等人出城招抚义和团也没有允许义和团进城，那么守城的清兵怎么敢放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呢？守城的清兵肯定得到了对义和团放行的命令才这样做的，放行的命令来自哪里呢？

放义和团入城的命令来自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人。辅国公载澜是载漪的弟弟。清末学者唐晏曾有这样的记述：6月14日，北京城门口来了一队义和团，三十多人，都是十多岁的儿童，绛帕裹首，红布束腰，手执刀枪。守城兵士见了，起立致敬，如奉神明，绝无阻拦。唐晏大惊，询问路人为什么这样。众人说：“这时候谁敢冒犯义和团？义和团是端王招来的。”唐晏由此知道接下来的局势危险了。（《庚子西行纪事》）

时人柴萼所著《庚辛纪事》中载：“自刚（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义和团》1）这也说明义和团是载漪、载澜等人下令放入京城的。当时，守卫京城的清军大多掌握在载漪、载澜等人手中，载漪统帅虎神营官兵，而辅国公载澜署理步兵统领右翼总兵官。

载漪、载澜等人没有经过清廷的允许，暗地里下令放义和团进京，是出于各自的私心，为了各自的私利。“己亥建储”后，端王载漪的地位凸显出来，权势显赫起来，朝中迅速形成以载漪为中心的“大阿哥党”，主要成员是载漪、载澜、刚毅、启秀、徐桐、赵舒翘等人。这些人思想守旧、排外，都希望借助溥儁登基获得更大的权势，又因为列强不支持清廷立溥儁为大阿哥，因此仇恨列强，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势力打击列强，以尽快实现让溥儁登基的愿望。载漪、载澜等人暗地里放义和团进京，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拥入北京的义和团成分十分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各地的义和团，大部分则是各地饥民，很多盗匪也掺杂其中。庚子年前后，华北地区大旱，京畿地区出现了大量饥民、流民，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时看到，“所失流离之民，据估计约有三十万人，但实际上似或多于此数；散居于该段旁边，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无论乞讨、救济还是找个临时工作相对容易，能够解决生计问题，所以大量饥民、流民加入义和团，纷纷拥向北京、天津。《拳事杂记》称：“该匪（义和团）起衅，亦由饥民附从所致。”

义和团中混杂有大量饥民、盗匪，成分复杂，糊口谋生是他们入京的主要目的，所以义和团入京后行为难以被约束，“打、砸、抢”随之发生，不但针对教民，也针对普通的富户。李鸿章在奏折中说：“查顺直地区，自本年五月拳匪倡乱以来，每勒有力之家捐助钱米，稍不遂欲，辄加以‘二毛’之名，任意烧杀，官司不敢过问。”

6月8日，进入京城的义和团开始攻击教民，实施焚掠。御史管廷献在奏折中称：“于五月十二日（6月8日）午后，正缮折间，闻右安门外教民数家同时被火，晚间在南下洼一带尚见火光。”当天，清廷下达上谕，命令步兵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以消乱萌而靖地方”。

6月8日，北京城外的义和团继续破坏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廊坊、落垡附近的铁轨被拆毁，京津之间的铁路交通完全中断。大股的义和团向杨村逼近，聂士成部被迫后撤。

6月8日，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荣禄深感忧虑，他前往颐和园求见慈禧太后，恳请她马上回宫，召集大臣研究对策。6月9日早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当天，慈禧太后召集重要大臣商讨应对策略。大臣中，载漪、载澜、启秀、徐桐等人主张对义和团实施安抚政策，他们在与会者中占了绝对多数。荣禄后来说：“此事始于端王（载漪），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其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载漪甚至谎称洋人向北京调兵是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权位。

载漪所说的是谣言，因为列强当时没有以武力推翻慈禧太后的打算。但是，谣言所带来的恐慌弥漫在慈禧太后的心头，她最终倒向载漪等人。慈禧太后最后决定，朝廷不对义和团实施剿灭政策，调董福祥的甘军进入北京城，任命端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在总理衙门行走，罢免廖寿恒总理衙门大臣职位。“大阿哥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清廷错过了避免战争的一次重要时机。在6月9日的御前会议上，假如慈禧太后做出相反的处置，实施严厉的措施制止义和团的暴力，迅速平息北京城内混乱的局势，以后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载漪等人一样，个人的政治利益蒙蔽了慈禧太后的心智，而昏昏然的她把华北推向了战争。

仓促出动的西摩联军|

在义和团大规模进京之前，窦纳乐已经感到形势危急，得知总理衙门无法说服清廷对义和团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他打算前往皇宫，直接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提出要求和抗议，迫使清廷对义和团下狠手。6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致电窦纳乐：“局势是困难的；您酌情处理事务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约束。您可以采取那些您认为方便的措施。”他同时批准窦纳乐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要求。

6月8日，窦纳乐接到了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的电报，贾礼士报告了天津方面的危急形势：“现在，义和拳必定在杨村附近。昨晚看见杨村车站外边的桥梁被焚毁。聂士成提督的部队正撤往芦台，他们中间已有一千五百人乘火车通过。杨村现在停有一辆机车和一些货车，准备另运走两千人。”贾礼士关于聂士成部大规模撤往芦台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事实并非如此。

接到贾礼士的电报，窦纳乐认为“总理衙门声言可以信赖的唯一的部队（指聂士成部），已经放弃了保卫北京的企图”。当天，他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报告了北京城里的局势：“他们（义和团）现在满洲贵族的住宅和庙宇中公开进行操练。本使馆住满了英国难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伦敦会和英国国教会教堂已被放弃。”窦纳乐认为局势是危险的，他准备在一两天内与其他国家的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亲自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问题。

6月9日早晨，在北京西部，义和团焚烧了英国公使馆的跑马场，其中大看台被焚毁，一个中国教民被活活烧成灰烬。紧接着，一群英国公使馆翻译实习生在城外骑马，遭到义和团袭击。这两件事令各国公使感到震惊，他们感到危险正真真切切地向他们袭来。

当天上午，窦纳乐找到总理衙门章京联芳了解情况。联芳出生于1835年，汉军镶白旗人，长期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曾经署理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后进入总理衙门担任章京。在与联芳的谈话中，窦纳乐试探性地谈起外界流传的谣言：“慈禧太后和她的亲信决心把外国人赶出北京城，赶出中国；董福祥的军队能够忠实执行慈禧太后消灭外国人的命令。”

令窦纳乐感到害怕的是，联芳没有坚决否定这种传言，“在他的态度上很明白地表示出，我（窦纳乐）所说的谣言并非无稽之谈”。恐慌随即覆盖了窦纳乐的心头。因为恐慌，告别联芳之后，窦纳乐来不及和各国公使商量，发急电给英国海军中将西摩，通知他北京形势非常严重，请他立即设法遣送援军到北京来，否则便太晚了。

当天下午，在各国公使会议上，窦纳乐说明他已经给西摩发去急电，请援军入京。法国公使毕盛则认为事态没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形势正在向有利的方面发展。毕盛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决定第二天下午2点再决定是否向北京派出军队。

当天晚上8点，窦纳乐从“一向认为可靠的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称慈禧太后公开对大臣们宣称要赶走北京城里的外国人，董福祥的军队已经准备攻打外国使馆。窦纳乐得到的消息其实是谣言，但是谣言造成的恐慌再次笼罩在英国公使的心头，他再也坐不住了。8点半，他致电天津领事贾礼士和英国海军部长，请求英国海军立即在天津登陆，迅速赶往北京。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中将。

6月9日晚上，接到公使窦纳乐要求出兵北京的电报，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约请各国领事和海军司令官，连夜举行会议，商讨窦纳乐的要求。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的领事同意派出军队；而法国、俄国方面拒绝派出军队，他们认为联军的规模至少应在1500人以上，铁路必须通车运行，否则仓促出兵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远在大沽口外，列强的海军将领也密切关注京畿一带形势的变化。6月6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中将认为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命令威海卫的两艘英国军舰开往大沽口，另外一艘英国军舰开往山海关。下午，他与法、德、美、俄、日、意、奥等国海军将领在“百夫长”号军舰上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并达成如下四条协议：保卫使馆；八国政府不是同中国政府开战；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采取军事行动；行动必须是协调一致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6月6日，英国海军部给西摩中将发去电报，允许他在英国臣民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海军一起采取他认为适当可行的措施，“至于采取何种措施，女王陛下政府望您斟酌决定”。

6月9日，西摩接到了窦纳乐请求向北京派出援军的电报，他马上通知其他国家的海军将领，为出兵北京做准备。晚上，从天津领事会议传来消息，法国、俄国方面拒绝派出军队。西摩不愿意为等待法、俄的同意而空耗时间，更不愿意因此而失去英国在联军中的主导权。天津领事会议结束两个小时后，他率领300名英国官兵、100名美国官兵、60名奥匈帝国官兵、40名意大利官兵由塘沽乘船向天津集结。

到达天津之后，中国方面不肯为联军调度火车，西摩联军在天津火车站抢夺了机车，然后派上自己的司机，带领修建铁路的外国工程师、中国工匠随行，把部分料物装载上车。6月10日9点30分，西摩率领500名联军官兵乘坐火车向北京驶去。

第一批联军部队开始行动后，法、俄两国不得不跟上。6月10日11时左右，由英、德、日、法、俄等国组成的第二批联军部队乘坐火车由天津前往北京，人数为578人。当天，西摩率领1078名联军官兵前进了30英里，中间没有遭遇袭击和阻拦。

6月10日上午，庆亲王奕劻把俄国公使格尔斯的函件上呈慈禧太后。格尔斯在函件中称：为了援救在北京的本国公民，列强肯定会“设以绝计”（指出兵北京），对中国来说后果是极为可忧的；清廷应该马上采取断然措施，“降一果决之谕，在下认真遵奉，足可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图之不法所为”。（《义和团档案史料》）但是，清廷没有听从格尔斯的建言，没有“降一果决之谕”。

6月10日下午，清廷得到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清廷马上做出处置，一是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马家堡火车站，阻挡联军进入北京城；二是命总理衙门大臣劝说各国公使，让联军退回天津。各国公使当然不会听从总理衙门大臣的劝告，他们不会让出动的西摩联军退回天津。

6月10日，北京城里的局势仍然在恶化，清兵在东交民巷末端殴打了比利时使馆秘书梅格林克；同一天晚上，位于西山的英国公使馆夏季办公处被义和团完全焚毁。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此办公处已经由他正式移交给清政府，言外之意是清政府应该为此次焚烧事件负责。

6月11日，有450名德国官兵、90名英国官兵、200名俄国官兵、58名法国官兵加入到西摩联军中，联军人数达到2000人。下午，联军在廊坊铁路附近发现大批义和团，双方发生战斗，35名团民被打死，联军没有伤亡。当天晚上，另外一支300人的联军特遣部队离开天津，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6月14日，大批义和团对在廊坊一带的西摩联军发动多次攻击。因为武器落后，义和团难以对西摩联军形成真正威胁。在上午的作战中，有四名意大利士兵被义和团杀死，这些意大利兵当时在距火车一千码外警戒。在下午的战斗中，有两名英国士兵受伤。义和团则有二三百人被打死。

西摩联军出动是庚子国变中的重大事件，它是导致慈禧太后与列强决裂的直接原因。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一是清廷对当时的事态处置不当，二是各国公使过于恐慌，行事蛮横。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

载漪之害，甚于慈禧|

6月10日，慈禧太后得知列强向北京派出大股部队，她感到震惊、震怒。各国公使声称西摩联军出动是为了保护使馆和洋人，但是数千人的部队进入北京这件事让太后感到恐怖，京城里的清军无法与这支洋人的军队抗衡，列强在太后面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从6月10日起，慈禧太后把主要心思用在了阻止西摩联军进入北京这件事上。

中国人讲的是“先礼后兵”，6月11日下午，清廷委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国使馆，劝说各国公使阻止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各国公使拒绝了许景澄等人的要求。窦纳乐不但拒绝劝阻西摩联军，而且要求中国方面保护铁路，为西摩联军进入北京创造条件，他威胁说：“交通中断将增强我们对安全的忧虑，以致为援救我们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超过局势的实际需要。因此，我的意见是中国政府应努力保护铁路线，并尽快回复交通。”

就在许景澄等人劝说各国公使退兵的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听到联军即将到达北京的传言后，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接，到达南城永定门时与甘军发生冲突，在混乱的情况下被扣押、杀害。此事对驻京各国公使震动很大，公使团向清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

杉山彬被杀后，慈禧太后把董福祥召去，大声呵斥，准备派员查办。董福祥极力辩解，称甘军没有杀人，然后说：“即使甘军杀人，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董福祥话语中带有威胁。太后听了，好久不说话。甘军的确勇猛、仇外，但也桀骜不驯，甘军入京对清廷来说势同骑虎。6月13日，清廷发布上谕，对杉山彬被杀一事表示“实深惋惜”，但是隐匿了杉山彬为甘军所杀的实情，称“杉山彬为匪徒戕害”。

剽悍、排外的甘军进入北京，对于以载漪为代表的仇外势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动。甘军杀死杉山彬后，董福祥来到端王府，载漪抚摸着他的后背，伸大拇指赞道：“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甘军因此更加放手，“更以杀人为儿戏矣”。（《西巡回銮始末记》）

6月12日，西摩联军继续缓慢向北京方向移动。因为铁路被义和团破坏，他们在一天的时间里只前进了3英里。义和团没有向八国联军发动攻击。这一天，另有1700名俄国官兵在大沽登陆，其中包括270名骑兵，他们携带着20门大炮。这些俄军成为天津租界防御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6月12日，奉清廷之命，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再次前往各国公使馆，试图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开进。赵舒翘刚刚从窦店回来，他对窦纳乐等人说，自己对义和团做了调查，“那个调查使他感到满意，认为义和拳是愿意听从劝告和申斥的”。当然，他说的是假话。

在四位总理衙门大臣中，主要发言人是敬信，他滔滔不绝地向窦纳乐保证义和团绝不会继续在北京滋事，希望他放心。敬信给窦纳乐的印象是油腔滑调。窦纳乐再一次拒绝了敬信等人的劝说。无奈之下，敬信等人只好对窦纳乐表示：“中国政府将放弃它对援军前来使馆的反对意见。”意思是，联军愿意来就来吧。敬信等人认为西摩联军难以到达北京，已经中断的铁路交通将阻挡住西摩联军前进的脚步。

窦纳乐等人傲慢的态度无疑对清廷产生了新的刺激。6月13日，清廷连发数道上谕，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局势。清廷给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两道上谕，其中一道上谕命令裕禄迅速修复京津之间的电杆、铁路；另一上谕则明显是针对各国联军的，口气严厉，充满备战的意思，称：

被捕的义和团团民。在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生计毫无着落的饥民、流民，在与外国人的相互袭击中，他们处于完全的劣势，死伤人数远远多于外国人。

现在近畿一带，土匪滋事，办理方形棘手，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倘再纷至沓来，后果何堪设想？著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倘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设法拦阻，并著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著督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如有外兵阑入畿辅，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是问。（《义和团》4）

清廷另有两道上谕是针对义和团的，态度再次严厉起来，要求对滋事匪徒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命令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弛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命令步兵统领、顺天府等衙门遇有匪徒聚集，即行拿办驱逐。

应该说，慈禧太后此次采取的举措是有力的，尤其是针对义和团的举措十分严厉，如果京城内的义和团被迅速驱散，局势趋稳，清廷也会站在主动的地位上处理与列强的关系，双方有望和解。但是，清廷针对义和团的举措根本没有得到执行，而恰恰是在6月13日这一天，北京城外的义和团更大规模地涌入城里，与城里的义和团会合，清军没有驱散义和团，义和团肆无忌惮地行动。

清廷颁布了针对义和团的谕旨，义和团的活动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制止？主要原因仍然是载漪、载澜等仇外势力从中作祟，纵容义和团活动，北京城里的清兵没有真正执行清廷的上谕。当时宫廷史官恽毓鼎称：“其实拳民焚杀，端王、澜公默主之。”于是，京城里就出现这样的情形：“连日奉旨严拿匪首，而匪徒（义和团）仍然横行无忌，白昼焚掠，官吏驱车而过，瞠目若无观者。”（《庸扰录》）载漪之害，甚于慈禧。

6月13日，北京城里是注定要出事的。对于使馆区里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在这一天欢欣鼓舞，跃跃欲试，他们认为西摩联军就要到达北京了，有些人准备在联军到来后大打出手，对义和团实施反击，进行报复，甚至制定了所谓的“猎取拳民行动”计划。东交民巷里也弥漫着躁动的气氛。

6月13日中午，有三名拳民乘车从东交民巷附近路过，其中一人“在鞋底磨刀，怒目横视”。德国公使克林德和德国卫兵见到后随即追赶，其中一名小拳民被抓住，遭到殴打。克林德通知总理衙门，两个小时内小拳民将被处决。清政府派载澜、崇礼、英年前去交涉，要求放人，因为小拳民没有犯法，也没有招惹洋人。克林德予以拒绝。

德国公使无故抓捕拳民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义和团和很多普通民众纷纷向使馆区聚集。使馆卫队向聚集的人群射击，以驱散他们。当晚，义和团开始行动，骚乱爆发，北京的局势从此陷入大乱。比利时使馆随员德麦洛特后来在报告中写道：“直到6月13日，（义和团）对中国教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13日那一天开始，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义和团战争的起源》）6月13日晚，义和团的行动失去控制。据《石涛山人见闻志》记载：

至六点钟，街上传说拳匪二百余人进海岱门（崇文门），登时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火起，随时东堂子胡同施医院，椿树胡同堂子、沟栏胡同两教堂，米市路西天主堂所开铺户，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同时八处皆烈煌飞腾，满天通红，付之丙丁矣。

拳匪持刀喊杀者，填街塞巷无数，皆言大师兄开火门烧着，烧香别睡觉。杀死者东单牌楼一街十数人，东华门丁字街皆如是。长安街奥国馆看人凶猛，登时开快枪数百响，枪毙者数十人，良莠在内，玉石不分。是由长安牌楼十字街、王府井大街往北打。（《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

当然，外国人也没有闲着。公使、教士、卫兵、记者……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四处出击，袭击义和团。《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和几个人冲进奥匈帝国使馆30米外的一座小庙，枪杀里面的中国人：“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45人……我自己至少干掉6个。”

美国公使康格估计，从13日至15日，各国公使馆的卫兵至少杀死义和团近百人。他在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过是想在增援部队到达前悄悄地保卫自己，但是各使馆卫兵至今已杀死了近百人。如果我们对卫兵的人数满意，有安全感的话，恐怕至少要惩罚数百人。”

难以遏制的骚乱|

6月14日，义和团、外国人仍然互相袭击，因为有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卫队，外国人的伤亡远远小于义和团。《石涛山人见闻志》记道：“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义和团）焚杀天主教如旧。比使（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数十人。顺治门大街路西教堂亦皆焚之。是晚杀声四起，不知何处，至黎明拳匪负尸者，来往三四个时辰之久。”由此可知，义和团伤亡很大。

6月14日上午，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向英国政府报告：“我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个消息，对此消息我不认为应当予以忽视，即慈禧太后已决定于6月16日摧毁各国使馆。”据说这个消息由军机处的一位官员透露给了汇丰银行的一位总办，总办又告诉了汇丰银行的一名中国雇员，这名雇员又告诉了贾礼士。贾礼士马上致信直隶总督裕禄，请求他劝阻朝廷，不要攻打使馆，以免酿成重大后果。贾礼士得到的消息实际是虚假的。

接到贾礼士的信函，裕禄、聂士成以及其他官员在一起整整会商了一个下午。身在天津的裕禄并不了解清廷的真实意图，他也不敢将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上报清廷。第二天，裕禄给贾礼士回信，称攻打使馆的决定是不存在的，让他不要担心各国使馆的安全。裕禄还给天津领事团首席领事、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写了一封信，称他有个解决眼前危局的办法，即恳请朝廷派精锐部队护送那些要离开北京的外国使节到天津来，他已经就此上奏朝廷。

6月15日，清廷的确收到了裕禄这样一份建策：“若各国驻京公使及各国洋人眷属有愿出京者，一经各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妥派大员，多带弁兵，沿途妥为送至廊坊，由火车来津。”但是，清廷只是要求荣禄加紧对东交民巷的保护，否定了裕禄的建策：“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唯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

6月15日，裕禄还上了另外一道奏折，陈说当时形势危急：“若再有洋兵进京，自当以理阻止，彼若不听，若以兵力拦阻，必即开衅。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裕禄恳请朝廷不要再迟疑不定，应该立即剿办义和团，否则大难临头：“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藉；即续派兵进京，既可以理商阻，于大局亦可藉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再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义和团档案史料》）

裕禄的奏折再次令清廷紧张起来，清廷随即发布上谕，要求京城警卫部队对义和团采取严厉措施：“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饬令附和胁从之犯即刻解散，驱逐出城；派员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派奕劻、载漪、荣禄等人督饬派出各员及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玩误，即行据实严参。在另一道上谕中，因为北京城内教堂起火情形，清廷将崇礼、载澜、英年等步兵统领官员交部议处；驻京清兵中翼、尉等官，均著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花翎，以示惩罚。

清廷的上谕下达后，北京城内的一些地方开始戒严，包括东交民巷、王府井大街等处，不准中国军民人等往来，由洋兵站岗防御。但是，这时候北京城内骚乱已起，局势难以控制，义和团、外国人都置清廷的谕令于不顾，疯狂地袭击对方。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报告称，仅6月15日晚上，法国使馆和美国使馆卫兵为了援救400名教民，杀死拳民60多人。英国公使馆见习翻译吉尔斯在6月16日日记中写道：“今天二十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十名美军和五名日本兵在使馆区东面包围了一座庙，冲将进去，差不多有五十名拳民在庙里，他们没有抵抗，全部被杀。”一位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问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石涛山人见闻志》记下了6月15日北京城内的乱象：“早九点，焚烧顺治街内城天主堂，并西城根奉教魏姓家房屋；法国洋兵开枪打死骡马、看热闹之人及行路官员车，伤者甚重……夜内枪声四起，比馆（比利时公使馆）开放炸炮，二拳匪不识，皆说‘红灯照’，人人往灯下迎接，被炮子落下，炸死六七十人。次早该匪皆背走，剩下误伤二三人，内有三条胡同看街兵一名。水屋隔窗户亦被击毙一人。因拳匪百余人喊杀，由北往南，手持香火，喊声者四起而来；容比馆开枪后，该拳匪回窜，往北死命而逃。”（《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

载漪等人也没有把清廷的谕令放在心上，乘机大闹。6月15日傍晚，在端王载漪的指挥下，一万余名义和团攻打法国主教樊国梁所在的西什库大教堂（北堂）。樊国梁后来记道：“（下午）七点钟，堂东、南、西三面皆被拳匪大队所围，二刻后发大喊声，余等势将被害矣。贞女偕婴孩亦往大堂中，已有一千八百余。妇孺在内皆丧胆。七点三刻拳匪自南来，为首者乃一喇嘛，乘马，后有极大之旗，年幼拳匪多人围之，皆念咒上体，衣为红色。先在堂门前甬路上烧香叩头，即蜂拥前进。至距堂约二百米突时，堂门前之法兵乃发枪毙其四十七人，自谓能避枪炮也。”（《义和团史料》）

义和团当时手持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所以无法抵御教堂内法兵、意兵的快抢，伤亡很大。义和团攻击教堂前要焚香叩头，举行仪式，“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着，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教堂内随即放枪，“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义和团史料》）

从6月15日直至8月16日，西什库教堂始终处于被围困的状态。

大栅栏的一把大火|

北京城里的骚乱令窦纳乐非常不安。6月14日晚，他从“相当可靠的中国方面”获悉，清政府已经决定派出正规军进攻向北京进发的西摩联军。窦纳乐据此判断，清军很快将攻打北京的各国使馆，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处境堪忧。另外，义和团在使馆附近越聚越多，这也增添了英国公使的忧虑，窦纳乐称：“6月14日晚上，几千暴民在使馆周围彻夜呼喊野蛮的口号，威胁要杀尽洋鬼子。”

6月15日，清廷颁布上谕，对义和团采取严厉措施。骚乱令信任荡然无存，窦纳乐仍然坚持自己的偏见：“15日发布的上谕表明，慈禧太后对于伴随义和团入城而发生的某些事件确实感到不快，但是，那些上谕中并没有什么足以动摇这个广泛流传的信念，即（义和团）运动本身获得她的赞同和支持，而我对这个信念常常予以注意，认为它是局势的一个最危险的特点。看来更像是这样：‘义民会’（我以为这个名字是最近中国人称呼义和拳的最近似的同义语）只不过是超越了他们的任务范围，因为他们的掠夺行为扩大到了普通的中国百姓。”（《英国蓝皮书》）

6月15日，清廷发布另一重要上谕，著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来京，其职务由广东巡抚德寿兼署；著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迅速来京，假如胶州地方紧要，袁世凯不能分身，可派其他得力将领率军进京。清廷的用意十分明确，那就是做两手准备：首先让熟稔洋务、德高望重的李鸿章回来和外国人打交道，以外交的手段收拾残局；同时做好最坏结局的准备，以武力抵御联军进犯北京，决不能让外国军队平息这场骚乱，避免慈禧太后被赶下台。

当时法国杂志所描绘的义和团放火、拆除电杆的情形。

清廷在前思后想、左右摇摆中迎来了6月16日。6月16日清晨，慈禧太后看到了载漪的哥哥、贝勒载濂上呈的奏折。在这道奏折中，载濂称义和团杀害教民，焚烧教堂，骇人听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义和团发泄太骤、积怨太深的缘故。他认为，朝廷不能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将来对外赔款巨大，偿命多人，即使如此洋人也不会满意，而“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最后，载濂向太后献策：令董福祥等人将义和团招抚为军，“就大势而言，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义和团档案史料》）

载濂的奏折对慈禧太后有很大的触动，因为奏折说出了太后当时的为难处境：镇压义和团的后果是两面不落好，既得罪了“大阿哥党”等一帮大臣，洋人也不一定满意，洋兵也会进京，而太后最担心的是洋兵进京。清廷随即给荣禄、聂士成、罗荣光等人下达上谕，饬令他们力阻列强继续向北京派兵，假如列强一意向北京增兵，“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联军）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在慈禧太后心绪不定的时候，大约是6月16日上午10点以后，义和团又闯下了大祸。义和团焚烧与洋人有关联的老德记西洋药店和屈臣氏大药房，在大栅栏一带放起大火，并且不许民众救火，称义和团放火有神力，只烧洋店，不烧民房。不料，火势完全失控，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地带被烧得精光，造成巨大损失。《石涛山人见闻志》记道：

五月二十日，巳午之交，该拳匪焚烧大栅栏老德记西洋药店。此火非小，将大栅栏、廊房头二三条胡同、西河沿、煤市街北半截、杨梅竹斜街东半截、煤市桥、纸巷子、前门大街路西北半截、西月墙、东西荷包巷、帽巷子，并正阳门南门楼洞，皆烈焰飞腾，金龙万顷，付之丙丁而已矣。可怜几千家生意生业，一刻而尽！皆在义和拳说“专烧奉教、不连别家”之误也。

其时黑烟四起，西北、正西、顺治门内西大街、油房胡同等处所左右毗邻教民，焚烧罄尽。至下午四点钟，东交民巷西口太生楼饭馆天棚应声而烧，连东隔壁剃头栅，同时被焚。洋兵见火起，二十余人手持快抢来护。此时东交民巷牌楼亦连上火，各铺户皆忙把物件搬运街面之上。有无知民人、旗兵看出便宜，将要下手抢，一弯腰，洋兵开枪，击伤四人，一腿上受伤，二胳膊受伤，均经人架走。内一虎神营兵，三十余岁，右胁中伤，赶急跑避，一跑肠肚皆由伤口挤出，腹前垂累，东跑西窜，至西城根无气力而倒，周身血污。

各使馆闻声势太凶，要登城，而看城墙驻扎旗兵拦阻不住，皆弃枪而逃者三十余员名，洋枪皆被洋兵拾起，放之在城上观望，后皆带枪归馆。此旗兵失枪，闻次日按军令正法于德胜门。

又闻午后召见各王公、大学士、九卿各大臣，后未闻有何主见，有何主意，作何办法。此京都一大变也。（《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

大栅栏火起，慈禧太后认为这是有人谋乱，要火烧皇宫，所幸大火烧到前门折而向东，紫禁城安然无恙。贝子、贝勒大哭，认为这场火是6月15日严厉惩办义和团的上谕激起的。荣禄气愤异常，骂道：“这些王八蛋，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王文韶劝道：“现在但须先清内鬼。”荣禄说：“一言难尽。”（《庚子记事》）

第二章　真实的谎言

真正担心的是洋兵进京|

6月16日上午，眼见大栅栏火起，慈禧太后心中的焦虑达到了顶点。该怎样应付眼前的乱局呢？她焦躁不安。午后，太后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等百余人到寝宫仪鸾殿东室，商议应对之策。恽毓鼎是宫廷史官，他当时在场，后来在《崇陵传信录》中详细记述了仪鸾殿御前会议的详情。

见到被召集起来的大臣，光绪帝首先说话，“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脸色严峻。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奏道：“臣刚刚见到董福祥，他要请旨驱逐乱民。”他的话没有说完，端王载漪伸出大拇指厉声喊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刘永亨不敢再说，只能退下，“太后默然”。

太常寺卿袁昶随后上奏，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万不能依靠，即使他们有一些邪术，但是从古到今，没有人能够依靠邪术成事，而纵容乱民的后果却非常严重：“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唏嘘，声震殿瓦。

袁昶，1846年出生，浙江桐庐人，187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后升任江宁布政使。性情刚烈，敢言。戊戌变法期间，上条陈，“请筹八旗生计”，光绪帝下达上谕，废弛八旗经商、贸易之禁，允许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此事引发很大震动。1899年，任总理衙门大臣、太常寺卿。

太后打断袁昶的话，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随后又说：“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陈说自己的意见，“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主张不一。

在召见即将结束，诸臣就要散去的时候，侍读学士朱祖谋奏道：“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说：“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慈禧太后大怒：“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恽毓鼎保袁世凯，曾光汉保刘坤一。荣禄在一旁说：“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召见至此结束，“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召见结束后，慈禧太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那桐二人迅速出城，前往马家堡以南寻找西摩联军，劝说他们不要继续向京城进发；西摩联军“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拦阻；再不服阻，则决战”。荣禄私下里对许景澄说：“明料（你们）挡不住，然令董军出手，则结了。”许景澄说：“我等自必竭力商挡，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通筹。”众人皆知，朝廷一旦调派甘军拦阻联军，大局将难以收拾。许景澄揣测荣禄心中有说不出的苦。（《乱中日记残稿》）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

许景澄，浙江嘉兴人，1845年出生，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84年任出使法、德、意、荷、奥等五国大臣，1885年又兼任驻比利时公使，1887年回国。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等四国公使。1897年，任工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9月，任吏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那桐，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光绪举人，初任户部主事，1899年为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理藩院左侍郎。

6月16日黄昏时分，许景澄、那桐一行人出齐化门，去寻找西摩联军。第二天上午，许景澄、那桐等人前往丰台，途中在花儿厂喝茶歇息。不料，忽有义和团四五十人，持刀蜂拥而至，高举“保清灭洋”大旗。义和团一首领质问许景澄等人要去哪里，许景澄等人称：“奉旨拦阻洋兵。”此首领大怒，说：“尔等必是吃教（信教），勾引洋人来打我们。”义和团将许景澄、那桐二人挟持到拳坛，强令他们在红山老祖牌位前烧香磕头。为了验证许景澄等人说话真假，义和团首领烧了一张符纸，宣称若纸灰飞起则说明许景澄等人所说是真，否则是假。好在纸灰飞了起来，许景澄等人被放行。他们继续向南走了一段路，不见一个洋兵，只好返回，向慈禧太后交差。

在6月16日御前会议上，历经无数政治风浪的太后难以继续保持从容、镇静。派大臣到北京城外劝阻洋兵，对朝廷来说，显然是非常举动，而从这非常举动中人们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真正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洋军进京。想当年，英法联军曾经令她的丈夫咸丰帝仓皇逃亡热河，最后死在避暑山庄，她也在那次逃亡中饱尝艰难。如今，太后已经迈入老年，她绝不想再次经历那惨痛的一幕。

蹊跷的归政照会|

6月17日午后三四点钟（申刻），慈禧太后再次召集大臣到仪鸾殿，商议如何应对时局。忧伤的光绪帝发言，说到国家积弱，义和团难以依靠：“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焉？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听光绪帝这样说，慈禧太后询问户部尚书立山的看法。

立山本姓杨，蒙古正黄旗人，土默特氏，1891年为总管内务府大臣，1900年升户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太后让立山发言，是希望他站在支持义和团的角度，不料立山没有明白太后的意思，赞同光绪帝的说法，说了真话：“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义和团没有多少真本事。

听立山如此说，载漪大怒，痛斥立山，诬蔑其为汉奸，立山抗辩，双方争执不下。见仪鸾殿中一片喧闹，慈禧太后喝令载漪、立山等人停止争吵，随后宣读了一件来自列强的“照会”，“照会”的内容有四条：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代收各省钱粮；代掌天下兵权；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只是宣读了“照会”内容的前三条，没有把“照会”的内容读完。

太后所宣读的“照会”是一件假照会，因为各国公使根本没有递交过类似的照会。一些史书称，这件“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派他的儿子于16日深夜送到荣禄的府上，荣禄彷徨终夜，于17日凌晨上呈太后。但是，这件事令人感到吊诡。按照正常的程序，外国的照会一般由外国公使递交总理衙门，荣禄怎么就轻易相信这件来自非正常渠道的“照会”呢？事情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罗嘉杰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得知了“照会”的四个要求，然后告知了荣禄；荣禄认为事关重大，不能不报，报告了太后。就像窦纳乐等人常常相信一些“非常可靠”的消息一样，荣禄、罗嘉杰也相信了谣言。

户部尚书立山。立山后来被杀，一是因为在仪鸾殿中没有顺着太后说话招致记恨，二是因为平时得罪了庄亲王载勋等人。乱世来临的时候，也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肆意暴露的时候。

接到荣禄的报告，慈禧太后感到恐惧和震怒。她也相信了这些“非常可靠”的消息，认为西摩联军入京后列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西摩联军进京。阻止西摩联军入京有两个办法，一是“礼”，通过各国公使劝说联军不要入京，甚至派许景澄、那桐等人出城寻找西摩联军，直接劝说；然后是“兵”，那就是对列强宣战，以武力阻止洋兵入京。

中国人讲究“先礼后兵”，慈禧太后已经有“礼”在先，没有效果，她就不得不考虑用“兵”，以武力抗拒洋兵入京。6月17日，她把大臣们召集到仪鸾殿，就是想把对列强动武的决定告诉大臣。如果以道听途说的消息为依据，决定与列强决裂，一些大臣肯定会表示怀疑，反对；为了得到大臣的支持，获得群情激奋的效果，太后把荣禄报告的内容对外称为“照会”。

在仪鸾殿上，太后宣读了“归政照会”的前三条内容，情绪激动，然后大声说道：“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慈禧太后的情绪感染了大臣，大家都磕头说：“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大臣在殿中哭了起来。太后接着说：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崇陵传信录》）

慈禧太后坚定了宣战的决心。这一天，清廷下发了多道上谕，意在备战：著各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酌派得力将弁统帅数营，星夜弛赴京师，听候调用；著裕禄在天津一带招集义勇，编成队伍，以资捍卫；著浙江提督马玉崑统帅所部马步各队，迅速启程，星夜来京，兼程前进，毋再刻缓；著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臬司陈泽霖迅速带队北上，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勿稍刻延。暗地里，慈禧太后命董福祥派甘军的一部前往廊坊，阻击西摩联军前进。

当然，慈禧太后仍然寄希望于联军不要进入北京。召见结束后，她派遣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带领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前往各国公使馆，劝说各国公使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发。徐用仪、立山等人随即前往各国使馆，但是劝说没有效果。

大沽炮台的炮声|

6月17日下午，慈禧太后在仪鸾殿上宣读“归政照会”，下决心以武力抗拒西摩联军入京。她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天津和大沽炮台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和列强实际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进入6月中旬，天津方面形势大变。大批义和团开始进入天津城内，到处设坛。《天津一月记》中载：“天津土棍王某在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往投”，两日内，义和团在天津城内外设坛三四十处，在三义庙设总坛口。（《义和团》二）

6月14日，天津到处传言朝廷有密旨，义和团归董福祥统带，天津义和团将调入北京攻打东交民巷。当天晚间，三义庙总坛率众烧毁天津西门内、镇署前和仓门口三处教堂，大火蔓延周围数十家。6月15日，天津领事贾礼士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

6月15日晚，天津城外及三岔河各教堂被义和团焚毁。深夜，义和团闯入电报局将之捣毁，将马家口一带电杆全部砍断，招乞丐将电杆扛走，导致南线电报通讯中断。6月16日凌晨，海关道署衙因办理洋务被义和团洗劫，义和团还哄抢了军械所内的军械、弹药。

作为直隶总督，裕禄没有对天津城内的义和团采取强制行动。他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清廷、载漪等人对义和团态度的变化，不再主张派兵剿办，而是主动亲近义和团。《天津一月记》中载：6月15日，裕禄向义和团赠送军械、马匹，义和团派百人在裕禄署衙前放哨、护卫。

6月15日，各国驻天津领事将天津的局势告知了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将领。当时在大沽口外水域停泊着30余艘外国军舰，分属八个国家。接到领事们的电报，八国海军指挥官在俄国旗舰“俄罗斯”号舰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八国联军所面临的形势。当时，八国联军分为三部分：西摩联军陷在廊坊附近地区进退两难；有2400余名联军官兵驻守天津紫竹林，保护天津租界；其余留在大沽口外的军舰上。八国海军指挥官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在通往天津的路上和大沽集中军队。”联军下一步怎么办？

八国海军将领们感到焦虑。要想拯救西摩联军和在北京、天津的外国人，他们必须占领大沽炮台，然后向天津推进，不能让清军切断了塘沽至天津的交通；但是，攻打大沽炮台从国际法方面又难以解释：“如果我方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很难实行。”当天的会议没有就是否攻打大沽炮台做出最后决定，而联军的军事部署却在进行中：300名日军前去占领塘沽火车站，250名俄军、法军前去占领军粮城火车站。

6月16日上午，各国海军将领会议继续举行。在与各国领事协商后，除美国外的其他七国最终决定攻打大沽炮台。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舰长崴兹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他只是被允许在美军受到清军攻击时参与作战。七国领事、军官决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拉开攻打大沽炮台的序幕。

守卫大沽炮台的是清军将领罗荣光和他率领的3000左右清兵。罗荣光出生于1834年，湖南乾州人，1862年入淮军，屡立战功。1888年授天津镇总兵，1900年授喀什噶尔提督，未赴任而战火起。6月16日晚9时许，一名俄国军官在两名英文翻译陪同下来到大沽炮台，代表七国向罗荣光递交通牒，要求清军在17日凌晨2时之前撤离大沽炮台。罗荣光与之争辩，称需要向上级官员请示，17日凌晨2时前不可能给出答复。俄国军官不予理睬，转身而去。

1900年八国联军士兵，从左到右分别属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属印度、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

俄国军官走后，罗荣光陷入深思。罗荣光此前已经得到清廷的谕令，要求他坚守大沽炮台，不能放洋兵由大沽前往京津，否则唯他是问，所以他绝对不能下令撤离大沽炮台。但是，联军方面下了最后通牒，因此中外战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罗荣光认为被动挨打不如先下手为强，所以向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下达了首先对联军开战的命令。

6月17日零时50分，大沽炮台的清军向列强的军舰首先发动炮击。俄国《新边疆》随军记者杨契维茨基在战地日记中写道：“离决定性时刻只剩1小时又10分钟了……新炮台闪了一下火光，大炮轰隆一声，炮弹隆隆掠过‘基里亚克’号上空。各个炮台火光迸发，一发发炮弹接连不断掠过军舰上空。”战斗开始阶段，清军顽强作战，重创德国、法国、俄国军舰，造成联军方面64人阵亡，89人受伤（《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

联军方面共有904名官兵参加战斗，其中321名英军、133名德军、244名日军、159名俄军、25名意军、22名奥军。（《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美国军舰在攻取大沽炮台过程中没有参战，难免也受到清军的攻击，这成为美军后来参战的借口。美国舰队司令恳布夫说：“我们未参与攻击这个炮台，‘莫诺开西’舰长崴兹已经接到命令要保护美国利益，所以在被中国政府军队攻击的情况下，他将要认为是宣战，从而采取行动。”

进入天津城的义和团。义和团进入天津，很快被裕禄等人推到前线上与洋人作战，伤亡很大。很多义和团为了谋生奔向天津城，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归之路。

后来，联军炮火击中清军的弹药库，双方战斗发生转折。剧烈的爆炸造成清军伤亡惨重，军心动摇。天亮的时候，清军的抵抗开始削弱，上午6时半许，南北炮台被联军攻陷。至此，战斗基本结束，清军将士阵亡700余人（《1900中国尴尬》），主将罗荣光、副将韩照琦皆负伤。罗荣光撤到天津后，参与清军与联军的作战。7月11日，见大沽炮台恢复无望，吞金自杀。

6月17日上午10时后，直隶总督裕禄收到天津领事团团长、法国领事杜士兰送来的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撤离大沽炮台（《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那时的大沽炮台实际已经被八国联军攻陷。裕禄随即写就奏折，把洋人威胁要占领大沽炮台一事上报朝廷。因为不了解大沽炮台方面的实情，他没有向清廷报告联军攻打并攻取大沽炮台的情况。当时京津之间的电报通讯已经中断，裕禄的奏折是由快马送往北京的。

6月17日凌晨，天津租界内的联军得知大沽炮台被攻占的消息，迅速出动占领老龙头火车站，控制通往租界的主要道路。下午2时，一支175人组成的联军队伍袭击了天津武备学堂，他们到处开枪，烧毁校舍，炸毁军火库，抢走8门克虏伯野战炮，学堂中90多名学员被打死、炸死。联军的暴行招致清军的报复。下午3时左右，驻守天津的清军对紫竹林租界实施炮击，租界内的联军随即还击，双方开始大战。外国租界所在的紫竹林地带并不在天津城内，而是位于天津城东南3公里左右的马家口海河西岸。

面对局势的重大变化，裕禄一面向驻天津的清军下达命令，分路堵截从租界出动的联军；一面招集在天津的义和团重要首领，以官府名义公开招抚，打开军火库向义和团发放武器，鼓动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攻打联军。无数义和团团民随即加入对租界的攻击。清军和义和团的进攻给租界内的联军很大压力，但是在武器和人员素质方面，清军和义和团与联军存在巨大差异，故而难以攻入租界，也难以取得胜利。在17日的战斗中，租界内的俄军是作战主力，他们所配备的4门重野战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联军伤亡情况如下：俄国人阵亡7人，受伤5人；英国人阵亡1人，受伤5人；德国人阵亡1人；意大利人受伤2人。

6月18日，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前军联合义和团，向老龙头火车站发动攻击。作战中，俄国军队担负主要作战任务，英国海军陆战队担任支援。天津城中的清军大炮也向紫竹林租界猛烈轰击，法租界内落下了更多的炮弹。早晨，500名俄军士兵从军粮城乘坐火车进入天津。

6月19日，清军继续从河东攻打紫竹林租界，远程大炮的轰击给联军带来很大伤亡。早晨，印度警察埋葬了3个英国兵、18个俄国兵，90多名俄国兵受伤。下午，清军架设了一门新炮，租界地中心的外国人遭到猛烈轰击，租界内的伤亡数字继续扩大，“印度巡捕把17名俄国兵的尸体埋在一个坟坑中，并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东正教军人葬礼”。（《八国联军在天津》）

6月20日，天津租界内的联军向驻守大沽口的联军发出求救信函：“最急迫地需要援军。伤亡惨重。军火供应不足。需要机关枪或野战炮。注意天津附近的埋伏。驻火车站的俄国人遭受严重压力。中国人对欧洲各国租界用大炮不断轰击，几乎整个租界被焚烧。”（《英国蓝皮书》）

因为兵力不足，大沽口外的联军在攻陷大沽炮台后没有马上增援天津。各国紧急向大沽口方向运兵。在大批援军登陆后，6月21日，大沽口联军向天津进发，人数大约在8000人左右，一路上不断遭遇义和团的袭扰，特别是在天津东郊的天津机器局，联军遭遇清军与义和团的顽强阻击，不得不绕过机器局，于23日进入紫竹林租界。联军援军一到，天津方面的形势发生重大转变。

八国联军从大沽炮台向天津进军，一路上对中国民众造成严重伤害。三个月后，联军统帅瓦德西从大沽前往天津，沿途所见景象是：“从大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芜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社，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之地方——已无华人足迹。”（《义和团》三）

出现在廊坊的甘军|

6月18日凌晨，慈禧太后接到裕禄的奏折，知道列强下了最后通牒，威胁要占领大沽炮台，但是并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被联军占领，也不知道天津城外已经炮声连天。得知列强下了最后通牒，太后更坚定了与列强决裂的决心。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慈禧太后再次在仪鸾殿内召见重要大臣，筹议和战。会议中，载漪恳请攻打外国公使馆，太后表示同意。内阁学士联元急忙磕头，说道：“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在一旁称联元私通洋人，叫嚣“杀联元，夷兵自退”。慈禧太后随即大怒，召左右斩杀联元。庄亲王载勋出面求情，联元得救。

联元，满洲镶红旗人，1838年出生，同治进士，1898年任安徽按察使，后入京为总理衙门大臣，1900年授太常寺卿，旋改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衔。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说：“联元，载勋包衣也。”所谓“包衣”指满族八旗组织内部的一种封建人身领属关系，相当于仆从。载勋，爱新觉罗氏，1854年1月出生，1872年封辅国公，后袭庄亲王。庄亲王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地位尊崇。

眼看仪鸾殿内形势大乱，一向行事圆滑的军机大臣王文韶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中国明显不敌列强，“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慈禧太后大怒而起，拍着文案大骂道：“你所说的这一套我早就听厌了，还用你今天再说？你要有本事，把洋兵挡在城外，不要让他们进城；做不到，拿你问斩！”王文韶不敢辩。第三次仪鸾殿召见到此结束。

内阁学士联元。

召见后，慈禧太后索性派王文韶带领立山、许景澄等人前往外国公使馆，再次通过外交方式劝阻联军不要进京，建议八国联军留驻北京城外的黄村。立山留给窦纳乐的印象“十分良好”，但是英国公使仍然拒绝了立山等人的请求，坚持自己的偏见，认为：“这次访问的真实目的是不容易了解的，最简单而且也许是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中的主和派被允许借谈判和讨论来宽慰自己，而他们的反对派除了使那些谈判和讨论毫无效果及毫无用处之外，无意让它有任何收获。”（《英国蓝皮书》）

既然各国公使不合作，慈禧太后只有与列强决裂一条路，她也就只能依靠主张对列强作战的“大阿哥党”。6月18日，清廷下达上谕：“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

6月18日，清廷下达上谕：“前经谕令转电袁世凯，带队来京，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著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所部各营，仍著扼要驻扎，以固防务。”这道上谕对袁世凯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本不愿把武卫右军派往京畿一带。接到上谕后，他把已经派出的孙金彪、龚元友的部队调回，派往青州、潍县一带驻扎。

6月18日，董福祥的甘军与西摩联军在廊坊一带发生激战。《庚子中外战纪》载：“有一队中国马兵进攻廊坊，又有一大排步兵随之，人数约有二千，大都董军为多，拳匪亦间有之。联军当派一千人与之接战，两造相距不远，彼此抵御，均异常奋勇。至晚四点钟，华军力不能支，弃阵而逃。是役也，华军被击死者约四百，联军被击死者约五十。”（《义和团》三）

出现在廊坊的甘军是汉中镇总兵姚旺率领的部队。这是庚子国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与联军作战，且是主动进攻，虽然清廷并没有向列强宣战，这说明慈禧太后为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使用了最后的手段。

6月19日，西摩中将主持召开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不再向北京进发，放弃火车，沿白河撤退到天津。

给各国公使的最后通牒|

6月19日，御史郑炳麟上折，提出不能依靠义和团的理由五点，不能和列强失和的理由四点，言辞恳切，慈禧太后未予理睬。北京城里，义和团继续大肆活动，“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时人仲芳氏记道：“二十三日（19日），义和团焚烧喜鹊胡同电报局。连日团民搜杀奉教男妇不计其数，谕旨屡颁，城内城外，烧杀更甚。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庚子记事》）

当天下午一两点钟（未时），慈禧太后第四次把群臣召到仪鸾殿。面对群臣，她表示支持义和团：“（义和团）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对于列强，她一改被动的姿态，实行“以进为退”的策略。她命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前往各国公使馆递交照会，要求各国使节限期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照会中说：

“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不料各国海军将领有了占据大沽炮台的思想，下了最后通牒，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中拳会纷起，人情浮动，局势混乱，你们这些使臣和眷属人等在各自使馆中难保安全，情形危险，中国政府实在难以周全保护。请各国使臣于24小时内带领护卫使馆的官兵，妥为约束，赶紧起行前往天津，以免出现意外。”（《义和团档案史料》）

慈禧太后给了各国公使一份最后通牒，她的真实用意还是阻止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因为各国公使称联军的行动是为了进京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清廷要求各国使节前往天津，消除了联军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当然，她也许想到了各国使节不会轻易离开北京，那样的话清政府便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列强便是首开衅端，其在京使节就成为人质。

既然是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各国公使一旦不同意清廷提出的要求，清廷就要对各国公使采取行动。清廷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件照会中没有明说，最大的可能就是驱逐各国公使，或者包围使馆区，无论哪一种行动都会带来严重的祸患。所以，慈禧太后命许景澄向各国公使递交照会，光绪帝听到后感到非常恐惧，匆忙中拉住许景澄的手，连声说：“更妥商量，更妥商量。”太后见此情景，大声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

见局势即将无法挽回，耿直的联元再次站出来说：“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起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一边说一边哭，额头汗滴如珠。联元的哭诉于事无补，慈禧太后决心已下，“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赏内膳房饭食，不必下班”；同时再次下达上谕，催促马玉崑统帅马步各队“立刻兼程北上，万勿再有刻延”。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等人没有站出来说话。从仪鸾殿回来后，荣禄见到了时任山东学政的荣庆，荣庆向荣禄陈说朝廷不能与十一国开衅之理，荣禄答道：“子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辩，视为叛逆矣。”泪洒而散。（《荣庆日记》）

从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四天在仪鸾殿召见群臣，兴师动众，气氛紧张。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正与群臣讨论是否与列强决裂吗？其实，至少在6月17日，她就已经下了与列强决裂的决心，最直接的证据是她派遣汉中镇总兵姚旺率领甘军前往廊坊阻击西摩联军，双方于6月18日发生激战。连续四天的仪鸾殿召见，太后就是要演一场戏，以减轻自己在这一重大历史抉择中的责任，用史官恽毓鼎的话说，“盈廷集议，一以为佐证，一以备分谤”，让群臣为她佐证，让群臣为她担责。

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冒险与列强决裂？恽毓鼎的看法是：太后在宣战的时候，早已预料到中外将来必然和好，只是在恢复和好之前皇位已经易人（“使馆朝夷，皇位夕易”），大事既成，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崇陵传信录》）恽毓鼎认为太后与列强决裂是为了废黜光绪帝，更换皇帝。其实不然。

第三章　走向战争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6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总理衙门给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分别送去照会，限令外国使节离开北京。总理衙门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送去了相同的照会。赫德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大事不好！舰队恐已占大沽炮台，衙门已与公使团断交，我们大家都要完了。”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他悲凉地写道：“四十年之情谊，讵料今竟已矣，实感惋谢（惜）！”

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总理衙门的十二件照会如同十二颗炸弹，令各国公使感到窒息和绝望，他们认为这是清政府“用一种礼貌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将要把我们赶尽杀绝”。考虑到驱逐照会是由于联军威胁要占领大沽炮台而引发的，惊慌之余，大多数公使将眼前的危机归罪于大沽口外的联军，认为联军在大沽口的行动是不成熟的，是“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刺激”。

当天晚上，窦纳乐给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写信，严厉地斥责道：“对大沽这件事公使团表示完全不理解，因为公使团是政府的代表，而天津领事团能做出这种交战的决定是不大可能的。”同时，各国公使对清政府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窦纳乐后来写道：“很显然，如果中国政府方面要挑起同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争端，那将是发疯。同时，没有人认识到这个可能性，即中国政府事实上将要发疯，而且它将做那些当它仍然清醒时决不会想象到要做的事。”（《英国蓝皮书》）

晚上，各国公使举行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公使们争吵不休，大多数公使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下旗出京一条路可走，德国公使克林德反对这样做，窦纳乐则犹豫不决：“我们所做的是在原则上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他们（清政府）的建议”。大多数公使认为在京外国人前往天津是困难而极具风险的。最后，各国公使达成妥协，以公使团团长葛络干的名义给总理衙门以答复，声称各国使节难以在短时间内离开北京，要求于第二天上午9时与庆亲王奕劻及其他总理衙门大臣们会晤。

对于各国使节到总理衙门会晤的要求，清政府予以拒绝。据恽毓鼎当天日记记载，20日早晨7时左右（辰刻），各国公使的复照送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太后下旨请奕劻、载漪前去商议，给出的答复是：“有话但持函来，二王不能前往”，拒绝了各国公使总理衙门会晤的要求。

直到20日早晨9时，各国公使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回复。公使们只好再次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商量应该做些什么。大家再次陷入争论中，不知所措。德国公使克林德主张全体公使一起前往总理衙门，争取与清朝大臣面谈。其他公使并不赞成这样做，认为那是毫无用处的，到总理衙门后可能见不到任何人，没有人接待公使，这样有伤体面。克林德坚持前往，“此时克林德大怒，用拳头敲击桌面，他本来就是一个喜爱激动的人”（窦纳乐语）。

克林德，男爵，出生于1853年，年轻时接受军事教育，曾经担任军职，188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门工作，被派往中国，先后担任德国驻广州、天津等地领事。1899年回国，随后被派往美国、墨西哥任职。1899年4月再次来华，担任驻华公使。克林德性格直率、暴躁，意大利公使称他是“十分粗鲁的日耳曼人”。

克林德性情暴躁，在6月20日上午的会议上，他用拳头敲击桌子，说：“我到总理衙门那里去，坐在那里，直到他们来，即使必须坐一整夜。”俄国公使格尔斯说：“试想想周围成群的义和团，你不以为最好不和他们发生冲突吗？让我们带着卫队一起去。”克林德回答说：“我的中文秘书柯达士先生在前两天曾经去过总理衙门，没有遇到任何明显的敌意。”

格尔斯接话说：“好吧，那么现在为何不也遣翻译员去看看我们有无被欢迎的希望呢？”克林德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还是派他去。”（《义和团史料》下）窦纳乐后来回忆说：“当他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就我来说，肯定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亲自前往总理衙门的想法。”

倔强的克林德实际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回到德国公使馆不久，他与秘书科士达分别坐上轿子，在几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护卫下前往总理衙门。克林德一行出了东交民巷，遇到负责引导的中国士兵，克林德便把德国卫兵遣回公使馆，让两名骑马的中国侍从随行。

上午10时左右，克林德等人走到了东单牌楼附近，遇到了一队巡逻的清军官兵，大约有二三十人，属神机营霆字队，领队是章京恩海。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克林德被打死在轿里，柯达士腿部受伤，夺路而逃。清兵怎么就打死了德国公使呢？整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公案。目击者柯达士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公使的轿子离我的轿子不过三步之遥，我看到一个满族军人，全副武装，穿着制服，头戴蓝翎军帽，正举起步枪，向前跨了一步，将枪伸到离公使的轿帘约一码之处，然后瞄准公使的头部，开始扣扳机，我惊恐地大叫：“停！”与此同时，枪声已响，轿夫将轿子扔下便逃。我从轿子里跳出来，大腿已中一枪，其他士兵也纷纷向我开枪。我向公使的轿子看了一眼，里面毫无动静。（《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庚子国变是列强、朝廷、义和团共同酿成的灾难，也需要他们共同为这场灾难埋单；克林德被杀虽然是偶然的，却是列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在使馆被围的日子里，柯达士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能证明刺杀德国公使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中国最高当局下令，由一位满族军官执行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后来欧洲各国普遍以柯达士的这种说法为克林德被杀事件定性。柯达士的说法有很大漏洞，难以成立。6月20日克林德的确与总理衙门有会晤的约定，而总理衙门以局势混乱为由未允，所以清政府并不清楚克林德当天肯定要去总理衙门，也就不存在“清政府主使，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

克林德被杀事件实际是一次偶然事件，属于擦枪走火。杨典诰所写《庚子大事记》中这样记述：“当公使（克林德）之乘轿而出也，适值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杨典诰的记述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克林德被杀后，恩海搜查他乘坐的轿子，发现德国公使的左轮手枪，膛内有5发子弹，第6发子弹刚刚被射出，说明克林德当时也开了枪。（《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克林德被杀之后，后面跟随的两名中国侍从慌忙离开现场。有一个侍从赶回东交民巷报告，进入法国公使馆后，他用不标准的德语向各国公使大喊：“大人死也！”对于各国公使来说，克林德之死令他们再次感觉震撼，他们认为清政府是克林德被杀事件背后的主谋，他们要消灭各国使节，各国使节在北京不安全，前往天津的路上更不安全。

克林德的另一名中国侍从匆忙赶到总理衙门报案，衙门中只有一个章京值班。此章京和侍从一起赶到东单牌楼查看现场，认定是克林德首先开枪。于是，当天下午，总理衙门向德国使馆发了一个照会，抗议两个德国人首先挑衅，导致清兵还击，造成克林德死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克林德被杀后不久，公使团接到了总理衙门的一件公函，其中没有提到德国公使被杀一事，认为各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是不安全的，对于不能实现会晤感到遗憾；对于要求各国使节24小时内离京一事，总理衙门也认为各国使节马上启程的确是不安全的，不反对延长期限。

接到这件公函，窦纳乐认为，“德国公使之死使中国政府感到震惊和恐慌，并使它的政策转向和平方向”。其实，这又是窦纳乐的一个错觉，总理衙门起草这件公函的时候尚未发生克林德被杀一事，当公函送到东交民巷的时候，克林德死了。历史的碎片串联在一起，以蒙太奇的方式传递错误的信息。

7月1日，德国政府得知了克林德被杀的确实消息，第二天便发出命令组建一支7000人的海外远征军。7月27日，德国海外远征军先遣队从不莱梅港出发，前往中国。在出发仪式上，德国皇帝发表演说，口气强硬，充满恐吓：

当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们就打败他。不许赐予赦免，不许收留俘虏。让一切落在你们手里的人都听你们的发落。如同一千年前的匈奴人一样，在阿提拉的领导之下，凭借了他们所取得的名誉在历史的传说中永垂不朽，德国人的名字在中国也要像这样的显赫，使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对于一个德国人侧目而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

德国的这支远征军没有能够在8月5日前赶到天津，没有参加联军进攻北京。据《庚子中外战纪》载：除了这支7000人的远征军，德国派往中国的军队还有两大支，一是来自殖民地的军队，有4500人；另外一支来自常备军，有11000人。德国派往中国军队总人数为22500人。（《义和团》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恩海被抓，作为杀死克林德的凶手被处死。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样记述恩海被处死时的情形：“至于执行死刑之地，系在克使（克林德）被刺之处；换言之，系在极为繁盛之街上。虽然如此，而好奇往视之人却不甚多。距此不及五十步远之街头摊子，仍复照旧营业不歇；在彼饮食之人，殊不愿停放其杯箸。一位说书之人，继续演述荒唐故事不绝，其吸引号召多数听众之力，实远胜于执行死刑一事。”（《义和团》三）

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

6月20日清晨，慈禧太后一直思考给各国公使的最后通牒，一旦24小时时限过了，该对外国使节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她忧心忡忡。是否对各国使节采取行动必须根据列强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兵力部署情况及形势发展而定，所以她让军机大臣给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上谕，询问大沽口外的情况：“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绩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

大沽炮台早在6月17日凌晨即被联军占领，但是裕禄一直对清廷瞒报这一真实战况，所以太后一直被蒙在鼓里。巧的是，询问大沽炮台战况的上谕刚刚颁发下去，裕禄的奏折来了。接到这道奏折，太后感到特别高兴。裕禄在奏折中说：“中外战争早已经在大沽炮台、天津等地打响。6月17日一两点钟（丑时），联军首先开炮攻打大沽炮台，罗荣光所部竭力抵御，击坏联军兵舰两艘；天津义和团集聚不下三万人，我不得不权且招抚，其首领均称情愿报效朝廷；八国联军从陈家沟北上，我军相机抵御；紫竹林内联军分路出战，我军随处堵截，义和团亦纷起助战。”

这道令太后感到高兴的奏折充满谎言，裕禄不但瞒报大沽炮台被攻陷的真相，反而高奏捷报：“天津的洋人巢穴（租界）难保，与我军、团民鏖战，时间长了，敌人渐渐不支，午后纷纷窜匿。我与聂士成商酌，现事势如此决裂，似乎难以轻易挽回，准备一鼓作气，把洋兵巢穴全部捣毁，以壮我军威，夺其之气，然后并力接济大沽炮台。前次进京的一千多洋兵（西摩联军），因为前后铁路尽毁，被义和团困在杨村一带，想由水路窜回天津，我也派军队堵截。这就是我军连日力战获胜的实在情形。”（《义和团档案史料》）

裕禄在奏折中说，洋人“巢穴（租界）难保”，“力渐不支”，“纷纷窜匿”，清军“连日力战获胜”，这都是不实之词，而正是这些不实之词增添了慈禧太后宣战的底气和勇气。慈禧太后见此奏折，心情大爽，当即给裕禄下达上谕：“览奏，实深嘉慰……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有厚望焉。钦此。”

有了清军在天津“连日力战获胜”作支撑，慈禧太后精神振奋，决定实施下一步策略：以战促和。6月20日下午4时，即清政府要求外国使节离开北京城的最后时间，清军炮击东交民巷，拉开了围攻使馆区的序幕。6月21日，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发布诏书，宣布与列强决裂。诏书前半部分痛斥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后半部分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义和团档案史料》）

6月21日，清廷下发多道上谕，对宣战后的局势做出处置：授庄亲王载勋步兵统领，崇礼毋庸管理；京师戒严，著载勋、载濂督饬八旗，满、蒙、汉骁骑营官兵严密防守；各省督抚就如何招集义和团御敌迅速覆奏；著马玉崑率部迅速前往天津御敌，对义和团毋庸攻剿；著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

慈禧太后为什么会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有的学者认为是“归政照会”令慈禧太后大怒，导致对外宣战；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太后听说联军威胁占据大沽炮台，遂下定了对外宣战的决心。实际上，慈禧太后做此决定并非突然，并非受单一事件影响，它有一个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它既是清廷对抗列强逼迫的结果，也是庚子年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逼迫越来越厉害，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后，中国陷入被瓜分的险境。面对列强习惯性的逼迫，清廷忍无可忍，试图做出一定的反击；戊戌政变引发的政治危机令清廷与列强陷入相互不信任的状态，逐渐走上对抗；进入庚子年后，因为义和团纷起，双方对抗加剧，列强以出兵北京逼迫清廷平定义和团，后来又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占据大沽炮台，引发清廷强烈的恐惧和恶感。慈禧太后后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庚子西狩丛谈》）因此，对慈禧太后这样的强势人物来说，对外宣战是长期遭受逼迫的情感宣泄，既是非常之举，又属情理之中。

慈禧太后的实话与假话|

像裕禄这样的官员，他们非常会揣摩慈禧太后的心理状态，知道向清廷上折报告的技巧。6月20日，裕禄上了一道谎话连篇的奏折，博得太后的欢心；第二天，他又上了一道奏折，这才说出了大沽炮台已经失陷的实情。裕禄认为他如此处置可以避免太后雷霆震怒，自己也免受牵连。事实的确如此。

裕禄在奏折中以大部分篇幅描述罗荣光、韩照琦等人如何英勇抗击联军，最后迫不得已撤离炮台，绘声绘色；在奏折的最后部分，裕禄依旧虚报军情：“现在紫竹林一带，连日鏖战，洋兵势已穷蹙。仍当察探前路情形，配合各路义勇，分往大沽，力图恢复。其杨村所阻洋兵，昨夜带同教民共千余人，乘船窜下。聂士成亲督营队，在北仓与之接仗。军粮城又有续来洋兵。昨夜五百余人，上扑城东机器局，经练军会同武卫前军击退，歼毙甚多，现正直追而下。”（《义和团档案史料》）实际战况并非如此。

收到裕禄的这道奏折，慈禧太后也只有叹气而已。面对列强的大举入侵，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第二天给裕禄的上谕中说：“为今之计，只有多集义和团，加以激励，厚我兵力。著罗荣光等督率恢复炮台，以赎前愆。”裕禄瞒报大沽炮台战况一事不了了之。

6月20日，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区，更多义和团拥进了北京城，“近日义和团三五为群，红巾黄系，执持刀械，游行街市，杀人放火，无敢顾问。东交民巷各使署，虽有武卫中军保护，而密谕不准加害，团民任其来去烧杀”。

6月22日，西什库教堂完全被围。大主教樊国梁称：在被围期间，西什库教堂内有71名西方人，其中包括法国、意大利海军官兵42人；另有大小修院生110人，避难壮丁900人，妇孺1800人，仁慈堂幼女450人、婴儿51人。被围初期，北堂内人员总数为3420人。在西什库教堂中担负防御作战任务的是法国、意大利水兵，以及数十名临时武装起来的传教士、教民，武器是西式快枪四十支，各式洋枪七八支，扎枪（木棍蒙以铁头）五百余支（《义和团史料》）。教堂里储存了很多粮食，但只够六百人食用的，因此在被围困的后期，中国教民每天只能得到二两粮食。

既然与列强决裂，清廷更倾向于安抚义和团，依靠义和团，称义和团为“义民”，加以优待，使之与清兵一起与联军作战，维护清帝国的统治。6月22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户部放粳米二百石，交刚毅等分给义和团民食用。

6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著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帅京津地区义和团；著董福祥腾出兵力，前赴天津剿办；著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巡抚，抽调兵力，派员统带，星夜来京。

庄亲王载勋奉命统帅京津地区义和团后，在府中设义和团总坛，聚众三四千人。义和团纷纷到庄亲王府挂号，已挂号者，称“官团”，大旗上书“奉旨义和神团”，可以领到官钱和米粮，被分派去防守城门，巡查教民；没有挂号者，为“私团”，不能称“奉旨”，地位较低。载勋、载漪等人悬赏捉拿洋人，捉拿洋人一名，男则赏银五十两，女则四十两，幼则三十两。载勋、刚毅、载澜等人也身着短衣，头裹红巾，腰系红布，一副义和团打扮，“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里的模样”（慈禧语）。

一时间，义和团气焰熏天。《崇陵传信录》中记：“六月，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褒团（义和团）为义民，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义和团）一纸书可启内城门，王公府第皆设坛，势张甚。（义和团）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囚庄亲王府三日，送刑部狱；杀编修刘可毅，京朝官纷纷南遁，曹部阒无人。”义和团不但杀洋人、教民，杀那些阻碍他们抢掠的普通百姓，而且把大刀对准了他们看着不顺眼的朝中官员。

6月24日，清廷以慈禧太后名义下发懿旨，各赏神机营、虎神营、甘军、武卫军、义和团银十万两。

6月25日，清廷以慈禧太后名义下发懿旨，共赏天津各军、义和团银十万两；赏武卫左军银十万两；各赏骁骑营、八旗护军银一万两。

6月2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电奏清廷，称“各国添调重兵，事势万分危急”，恳请朝廷万万不能任由董福祥的甘军妄动，不要攻打使馆，“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

面对李鸿章这样的老臣，慈禧太后的态度一般较为平和，往往能够掏掏心窝子，说说心里话。当天，清廷给李鸿章等人发去电旨，声称战争并非是中国挑起，是列强首先攻打大沽炮台引发的。第二天，清廷再次给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老臣发去电旨，讲了这样一番话：

“此次义和团纷起，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数月之间，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人数不下十几万，遍及官兵、百姓甚至王公府第，到处都是，他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令剿灭义和团，马上会祸起肘腋，生灵涂炭；朝廷只能因势利导，利用他们，逐渐挽救时局。你们在奏折中说朝廷相信义和团的邪术，要靠义和团保国，实在是不体谅朝廷万不得已的苦衷。你们要是知道京城中形势的变化是如此快速、剧烈，还会说出这样片面的话来吗？之所以出现眼前的局势，都是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造成的，朝廷不能不战啊！”（《义和团档案史料》）

慈禧太后说的是不是实话？她既说了实话也说了假话。她说京城中形势变化出乎她的预料，这是实话。载漪等人出于私心，瞒着太后放义和团入京，并且纵容义和团焚掠滋事，导致京城出现骚乱，形势因此无法遏制。另外，载漪等人的势力在朝中一支独大，且掌握京城中大部分警卫部队，他们仇外的态度对清廷是重要的牵制。慈禧太后之所以决心与列强决裂，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被当时的形势和载漪等人“绑架”了。

但是，太后又没有对李鸿章等人完全说实话。太后与列强决裂的直接原因是被列强“欺负得太狠了”，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太后感到恐惧，因此“动了气”。为了阻止洋兵入京，她决心与列强决裂。假如没有这个因素，即使京城里的义和团再多，她也会痛下决心坚决镇压，并且也能够镇压下去。太后怕失去最高统治地位，这是她的私心，她始终隐瞒着；对于心中藏着的“以战促和”的核心策略，她也隐藏着，即使对李鸿章、刘坤一这样的老臣也不说。

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真的相信义和团的邪术呢？她是半信半疑。她在上面的电旨中对李鸿章等人说了，她不相信义和团的邪术，并且从她在庚子国变中的表现看，在对付洋人的时候，她主要依靠的还是官兵，始终把义和团放在从属的地位上，让他们发挥策应的作用。

但是，太后又不是完全不信义和团的邪术，因为太后本人实际是迷信的，在载漪、刚毅等大臣纷纷鼓噪、宣扬义和团的气氛中，她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相信义和团的法术。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说：“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载漪在家设坛，太后在宫中也烧香祭拜。一些史料称，刚毅等人曾经将义和团大师兄引入宫中，为太后表演，把太后忽悠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太后迷信，她的确相信一些邪术。7月16日，清军在天津与八国联军激战的时候，清廷下了一道上谕，召五台山的住持僧人前去剿灭八国联军：

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列强军舰）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著即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

《庚子国变记》载：普济是启秀向慈禧太后推荐的，“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慈禧太后信了启秀的话。

6月26日，义和团在端王府前杀死二品顶戴纳继成。纳继成是负责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清军战地指挥官，他同情教会和教民（有资料称其奉荣禄之命），命清兵施射时装药不装钳子，甚至在混乱时偷袭义和团，被义和团抓住，押到端王载漪处。端王拟交刑部处置，义和团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即散去矣。”端王只好听任义和团将纳继成杀死。

对使馆区的围攻开始了|

6月20日，克林德被杀后，各国公使认识到与清政府已经无法沟通了，他们也难以在当天下午4时之前离开北京，各国使馆即将面临清军的进攻，必须为即将到来的作战积极准备。使馆人员将所有防御工事加紧加固，距离太远的岗哨被撤回来，尽量多地储藏粮食，所有外国妇女和儿童集中到英国公使馆。使馆附近有三家欧洲人的大型商店：达里尤氏、古罗夫氏和安贝尔氏，还有中国人开的各式店铺，这些商店里的东西都被搬进了使馆。

当天下午，有100多名外国妇女和儿童进入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馆平时只有60多人，现在一下子挤进了近900人。使馆被围初期，留在北京城内的外国平民有473名，其中妇女149名，儿童79名；外国军队有451人，其中17名军官和391名士兵防守使馆区，2名军官和41名士兵防守西什库教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

英国公使馆的东侧是肃王府，中间隔着御河。大乱将至，大批教民聚集到东交民巷，无处安身。京师大学堂教习、英国人秀耀春求见肃亲王善耆，恳请亲王容留教民。善耆答应让出王府的头门、二门及银安殿供教民安息，后来看到战火将起，举家搬入皇宫，整个肃王府成为教民的避难所，被联军控制。

肃亲王善耆。在晚清政坛上，善耆以开明著称。庚子年，他让无处安身的教民进入肃王府，挽救了这些人的生命；后来，他还挽救了行刺摄政王的汪精卫。

6月20日下午4时许，清军开始攻打使馆区。秀耀春急匆匆找到窦纳乐，称：“肃亲王对已经发生的冲突感到很苦恼，但他深信，如果有一份关于各国无意瓜分中国的保证，那么，清廷就会下令停止攻击。”窦纳乐马上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所有各国驻北京使节的任务是要维护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秀耀春拿着这封信走了。不久后，他回来说，他已经把信件交给了肃亲王，亲王立即上马向宫廷的方向奔去。不幸的是，秀耀春当天跑到了北御河桥上，被清军砍死。

攻打使馆区的是董福祥指挥的甘军、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清军虽不停地射击，但是攻击强度不够，“如果尽力攻击，必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没有一个使馆在那时候已被置于全面的防御状态。夜间，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攻击，但都被我们击退”（窦纳乐语）。

6月21日，清军的攻击变得非常猛烈。使馆区最东面的奥匈帝国公使馆遭到猛烈进攻，一名法国陆战队员阵亡，一名奥国士兵受伤，奥国使馆里面的外国人被迫撤退到法国使馆中。清军随即放起大火，奥国、荷兰公使馆和大部分海关房屋被烧毁。上午9时许，甘军攻击了英国公使馆学生饭厅，遭遇猛烈还击，甘军阵亡六人。当天，德国海军陆战队员向窦纳乐报告说：庆亲王的部队（神机营）同他们在城墙上进行交谈；这些部队称，庆亲王下达了最严格的命令，禁止任何拳民来到城墙上，对于来到城墙上的拳民可以开枪射击，而外国士兵则允许到城墙上去。（《英国蓝皮书》）

6月22日，清军继续向使馆区投放兵力，神机营、虎神营被调至崇文门外，严阵以待，准备截击那些从使馆区中冲出来的洋兵。甘军、武卫中军继续攻打各国使馆，意大利公使馆被烧毁，两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员被打死。傍晚，清军从“蒙古市场”向英国公使馆发动攻击，打死一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所谓“蒙古市场”，是指英国公使馆西面、上驷院以南的一些房屋和一片空地，那是蒙古人在冬季前来京售卖货物的地方。

因为窦纳乐是军人出身，各国公使推举他担任使馆区防务总司令。肃王府成为使馆卫队防守的重点，它占地七八十亩，四周围墙有六米高，那里不但聚集了妇女和儿童，而且储藏了大量粮食和弹药。担任肃王府防御任务的是24名日本官兵、29名意大利官兵、12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还有若干志愿兵，志愿兵主要来自海关中的外国职员。肃王府的防务由日本公使馆武官柴五郎大佐负责指挥。

6月23日上午11时许，甘军点燃了英国公使馆北侧的翰林院，试图引燃英国公使馆内的建筑物。大火烧毁了翰林院四分之三的建筑物，无数宝贵的藏书被烧毁。窦纳乐指挥公使馆内数百人到翰林院中灭火，大火一直到傍晚时分才熄灭，英国公使馆没有受损。下午，清兵在俄国使馆、美国使馆纵火，后来被使馆内人员扑灭。紧邻美国使馆的华俄道胜银行部分建筑被焚毁。

在攻打使馆区的同时，清兵焚烧附近民宅，大肆抢掠。时人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记道：

董福祥受命会同武卫中军攻击各使馆，并将桥西一带及东棋盘街、东城根所有铺户、绅民宅第，悉付一炬。连夜东望，内城火光烛天，该甘军与武卫中军乘势抢掠。时武卫中军各队驻扎南城梁家园地方，换班之勇，抢出珠宝、翠玉、服饰及日用百货，即在帐前设摊贱售。甘军驻内城，挖得某银行窖藏数十万两。东城一带京官私宅、住户人家，抢劫几尽。

6月24日、25日，清军继续攻打外国使馆区，造成使馆区卫队四人死亡，数人受伤，清军也付出很大代价。

第四章　紫禁城里的囚徒

御河桥上的诡异停火|

6月20日下午4时，清军开始围攻各国使馆，使馆区上空枪声不断。紧密的枪声不但令使馆区内的人们提心吊胆，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也悬着一颗心，因为她根本不想一下子打下使馆区，她要的只是列强的屈服求和。

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包围并攻打外国使馆？从常理考虑，清廷即使对列强宣战也没有必要攻打使馆，中国自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说法，攻打使馆会招致舆论的谴责；假如清廷担心使馆区的451名卫队官兵攻打皇宫，只需向东交民巷附近派出一定数量的清兵即可，完全没有必要投入甘军和武卫中军，清廷真正要对付的是北京城外的八国联军。

慈禧太后围攻使馆的真正目的是“以战促和”，也就是通过围攻使馆等举措，让事态出现僵局，无法解决，逼迫对方妥协，双方重新讲和；与列强讲和的时候，她首先会提出阻止西摩联军入京的要求，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太后认为，只有这样，清廷和她个人才不会为眼前的局势付出太大的代价。

为了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慈禧太后的具体策略是：狠狠打击进驻天津租界的联军，使其不能增援北京；对北京的各国使节“攻而不取”，迫使列强主动求和。后来西逃的时候，慈禧太后说到围攻使馆区的事情，称：“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6月25日，李鸿章电奏清廷，对太后进行苦劝：“事已至此，敢冒死恳求，勿任董军妄动！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鸿即只身赴难，毫无补益。”老臣的苦劝打动了太后，她随即给李鸿章等人发去电旨，在其中说：“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义和团档案史料》）

6月25日下午4时后，有两名清朝官员在几名士兵护卫下出现在北御河桥上，手持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将有照会，自玉带桥递来。”当这些人尝试进一步和使馆内的人员联系时，遭遇甘军士兵的射击，有一人被打死，其他人一哄而散。

过了不长的时间，皇城内突然响起一阵号角声，攻打使馆区的炮火立刻停止。停战后，在翰林院里担任警戒的英国士兵和附近的清兵交谈，得知是荣禄下达了停火的命令，荣禄写了一封给各国公使的信件，但这封信始终没有送到窦纳乐等人的手中。

御河桥上的诡异停火说明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区这件事情上心绪不宁，当然她也很清楚，只是围攻了使馆区五天，这远远没有到“喊停”的时候，列强还没有感觉到疼痛。所以，在6月25日半夜前后，清军又从使馆区的北面和西北面发动了猛烈进攻。

6月26日，清廷给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上谕，称：“津沽门户，关系紧要，日内分击战守须厚兵力，已迅饬马玉崑星夜赴援矣。该督务将现有各营并联络义和团勇并力抵御。西沽武库潜匿洋人，设法歼除，总期布置周密，勿为洋兵所袭，贻误事机，是为至要。”

6月26日，清军对使馆区的进攻相对冷清，上午9时半许，在防御工事周围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冷枪；傍晚的时候，法国公使馆受到攻击，清军射出了猛烈的排枪，但没有造成外国人伤亡。

像冰雹一样的子弹飞得很高|

6月27日，清廷接到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折。奏折称京城危急，朝廷应及早罢手：“一旦兵败拳散，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刘、张二人恳请朝廷尽量挽留各国使节驻京，以免中外彻底决裂。

这一天，徐桐、崇绮同样联名上折，恳请朝廷下令痛杀洋人：“自此次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愤，则上报君国，下保身家，不致再为洋人鱼肉”；对于各地教民，“一经拿获，解送到官，立即询明，就地正法”。

无论是刘坤一、张之洞的奏折，还是徐桐、崇绮的奏折，都不符合太后心中“以战促和”的策略，所以对于这两道奏折，她都没有马上做出批复。这一天，清军继续攻打使馆区。猛烈的攻击从凌晨2时左右开始，直到上午8时才结束。下午，清军重点攻击了肃王府，从肃王府的东北角打开了一个洞，一些士兵冲了进去，却遭遇使馆卫队射击，有20多人阵亡，不得已退出肃王府。晚上8时许，200多名义和团在清军的逼迫下攻击了使馆区街道上的防御工事，阵亡人数很多，后被迫退却。

6月28日，北京城里的清军继续攻打使馆区，美国使馆及使馆后面的城墙遭到激烈的攻击。下午6时半左右，“蒙古市场”西北角的清军用两门克虏伯大炮轰击了使馆人员驻守的一幢建筑物，炮击的威力很大，只是持续的时间很短，“专家们说，如果再发射两三发炮弹，支撑（建筑物）的围墙就会倒塌，使沉重的中国屋顶坠入楼下”（窦纳乐语）。

6月29日，清军围攻使馆区进入第十天，慈禧太后认为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试探一下列强的态度了。这一天，清廷给中国各驻外公使下达上谕，上谕详细讲述了清廷不得已和列强开战的经过，满含委屈之情，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清廷要求驻外大臣们向列强表明清政府的态度：“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义和团档案史料》）

清廷向列强求和的态度很明确，但是，这种求和并非是无条件的，是带有策略性的。慈禧太后希望列强也要做出妥协，不要继续向北京派兵，不要追究她的责任，双方都有面子，然后罢手。她认为自己手里还有筹码，那就是被围困的使馆人员，还有仇洋的义和团，所以她仍然对使馆区攻而不取，也没有立即惩办义和团，她焦急地等待着列强“出牌”。

6月29日，使馆区的交火仍在继续。上午，窦纳乐安排了两次主动出击，企图俘获清军的两门威力强大的克虏伯大炮；下午，清军对使馆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攻击的效果令人感到诡异。窦纳乐在报告中称：“下午，敌人在肃王府东北角上的炮兵特别卖力气；然而，射击不得法，有好几发炮弹越过使馆，落入内城城墙以南的外城。”当天晚上的攻击更加离奇，清兵对使馆区实施了一次最可怕的排枪射击，“然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而且除了树木和屋顶被打得七零八落以外，所造成的损失实际上等于零。为了保持这样持续不断的射击，我认为清军一定在火线上互相换班。绝大部分像冰雹一样的子弹飞得很高，外城又一定遭到严重损失。据较低的估计，中国人在夜间必定发射了二十万发子弹。”（窦纳乐语，《英国蓝皮书》）

人们从窦纳乐的记述中可以判定，清军肯定是故意往高处发射炮弹、排枪。那么，是谁命令清军放高炮、放空炮的呢？一些史书认为是荣禄暗地里对武卫中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外国使馆因此得救。李岳瑞所著《春冰室野乘》载：甘军攻打使馆十余日不能下，朝旨调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天津总兵、武卫中军分统张怀芝面见荣禄说：“城垣距使馆仅咫尺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荣禄考虑后对他说：“横竖炮声一出，里面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明白荣禄的意思，命武卫中军移动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从窦纳乐的记述看，清军对使馆放空炮、空枪并非只是武卫中军所为，甘军实际也是这么干的，并且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在使馆被围困期间，清军——武卫中军和甘军——他们的行动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在7月17日，清军主动停火，窦纳乐就说：“他们立即服从停火的命令一事表明，以前的进攻是怎样全面地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和武卫中军不同的是，甘军“仍然是愁眉不展和心怀猜忌”。

当时被困于使馆区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认为有一个“明白毁灭使馆将付出国家破碎、王朝更替的代价的聪明人”插手清军对使馆的围攻：“看起来可能是有人干预了，要给我们部分保护。对我们的进攻并未动用政府掌握的全部军队，攻击也算不上竭尽全力，每当我们担心他们即将大功告成时，进攻就停止了。而且，包围我们的军队如果真下决心全力进攻，我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甚至连一天也坚持不了……正是这种奇怪的半真半假的进攻，使我们不仅获得了活下来的机会，也给了救援部队赶来解救的时间，从而防止了（中国）国家民族的灾难。这一点正是自大自负的朝廷所忽视的，而掌权者中的某人却以他的智慧预见到了，并谨慎行事以避免灾难的发生。”（《这些从秦国来》）

能够指挥荣禄、董福祥以半真半假方式围攻使馆区的掌权者只有慈禧太后，因为荣禄难以完全指挥董福祥，董福祥实际直接对太后负责。清兵对使馆区放空炮、放空枪，是荣禄、董福祥遵从了慈禧太后的命令，这是清廷对外国使馆“攻而不取”策略的具体实施。

6月30日上午9时，大量清军出现在使馆区德国卫队哨所的对面，对哨所发动攻击。窦纳乐派遣1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前去支援。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皆伤亡惨重，使馆方面阵亡3名德国士兵、1名英国士兵，有数人受伤。

7月1日上午9时，大批清军出现在靠近哈达门的地方，向德国、美国的卫兵发起攻击，造成志愿兵瓦格勒阵亡。下午3时15分，肃王府内的使馆卫队试图夺取清军的克虏伯大炮，当他们冲进一条胡同时遭遇猛烈射击，导致2名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阵亡，8名联军官兵受伤。

7月2日，清军重点攻打肃王府。10时半，“克虏伯大炮对肃王府开火，偶然有一发炮弹在防御工事上爆炸，可是，大部分炮弹都飞得很高”（窦纳乐语）。当天深夜，使馆卫队对清军发动了一次奇袭，夺占了清军的一处工事和几个帐棚，战斗中使馆方面有3人阵亡，数人受伤。从6月20日下午到7月3日，使馆卫队有38人阵亡，55人受伤。

天下大局，人民性命，岂可做如此势也|

7月3日，慈禧太后采取了若干举措，进一步推进“以战促和”的策略，想和列强尽快有个结果。这一天，清廷给各省将军、督抚下达上谕，要求全国各地坚定与列强抗争的决心。上谕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所有一切战守事宜，即著一面妥为布置，一面迅即奏报。务各联络一气，以慑彼族之骄横，以示人心之固结。朕于尔将军、督抚不得不严其责成，加以厚望也。”（《义和团档案史料》）这是慈禧太后故意做给大臣们看的，是假的。

同一天，清廷给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上谕，口气严厉，指责他奏报各件失之迟缓，兵略情形近于泄沓，要求他“凛遵迭次谕旨，振刷精神，迅赴事机”，还说“如再迟玩，试问能当此重咎否？”慈禧太后心态急切，她希望清军在天津方面能取得大的战果，迫使列强求和，以迅速结束京城里对使馆攻而不取的状态。

同一天，清廷给山东巡抚袁世凯下达上谕，称近畿兵力单薄，要求他命令孙金彪统帅原带各营兼程赶赴天津，特别说明部队不要穿着洋操服饰冠履，以资辨别。袁世凯接到上谕后随即上奏，称孙金彪所率部队正处调整训练中，不甚得力，而登州镇总兵夏辛酉所部六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他命令夏辛酉率所部即刻开拔，兼程赴援。

同一天，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分别致俄国、英国、日本三国皇帝、君主国书，内容大体相同，主要意思是问好、示弱，也有离间列强的用意。比如，清廷在致英国女王的国书中说道：“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势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恃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暗指俄国），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义和团档案史料》）

对于慈禧太后以战促和、又战又和的策略，当时很多人是不明就里的。总理衙门的一位左姓文案满腹疑惑，当时记道：“大约洋人还有数百，城内连连轰击，不留一活路于外夷；内廷发信、电国书，皆又望救，望联络照常交涉，不可观望袖手等语，实令人不解也。天下大局，人民性命，岂可做如此势也！”（《石涛山人见闻记》）天下大局，人民性命，怎么经得住朝廷如此折腾呢？但是，太后就是要这样做，以此达到阻止洋兵入京的目的，保住自己的权位。

7月4日，北京城里的清军与使馆人员继续交战，使馆方面伤亡很大，有46人阵亡，其中8人是平民。这一天，一位14岁的山东少年自愿为使馆人员出城送信，他带着窦纳乐写给英国领事的信件前往天津。17天后，这名少年将信件交给贾礼士，然后又赶回了北京，把清军士气沮丧的消息带给窦纳乐。对于久困于京城中的使馆人员来说，山东少年的行动具有重要作用。

7月5日，清军在皇城城墙上面安置了两门大炮，对使馆区进行射击。窦纳乐后来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再次说到了战场上怪异的现象：“在以后的十天里，炮击日夜断断续续地继续进行，仅射入使馆和翰林院建筑物中的炮弹就达一百五十发以上。很奇怪的是，这次炮击所造成的唯一伤亡是一名年老的中国妇女，她的腿被一发炮弹打断，结果死去了。有些人被炮弹所击落的砖块打伤，但伤势都不严重。”（《英国蓝皮书》）

我们根据窦纳乐的记述推断，清兵是对炮弹做了手脚，以免对使馆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以达到慈禧太后以战促和的目的。窦纳乐似乎也领悟到这一点，他详细描述了清军炮弹的无用：

有一发炮弹击毁了公使住宅的吸烟室，把住在该室中的所有妇女打倒在地，但未伤害她们中间的任何人。另一发炮弹在掀去了公使住宅中一间卧室的部分顶盖之后，击穿了海关人员所占用的警卫室的一道厚墙，落在两名妇女之间，而没有打伤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最后，有一发炮弹穿过北墙，打中了那间很大的餐室，越过一张大的女王照片的背后，而丝毫没有损坏该照片，然后击穿餐室的南墙，落入小的中心花园里，孩子们正在该处扮演义和拳以及做一般有关工事、出击、模拟战等游戏。（《英国蓝皮书》）

慈禧太后对使馆区攻而不取，急切地等待着窦纳乐等人向她求饶、求和。当时在天津的贾礼士看明白了这一点，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道：“如果慈禧太后已下令毁灭使馆，城墙上的大炮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不致使中国人遭受很大的死亡。我想，慈禧太后宁愿继续留在幕后，从那里津津有味地观察外国人在使馆中所进行的求生存的斗争。她认为，那些外国人必定已享受到被猫所玩弄的老鼠所享受的安全，并且对旁观者提供同样的乐趣。”（《英国蓝皮书》）

慈禧太后当时是否享受到了报复的快感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大概确定的是：太后的内心其实是充满焦虑的。假如窦纳乐等人不向她求和，事态发展下去将难以收场；假如使馆内出现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或者窦纳乐等公使被打死了，列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假如天津的联军取得优势，或者不断增兵，那紫禁城仍然面临巨大的威胁。她焦虑地等待着列强向她求和，但是窦纳乐等人始终保持着傲慢和骄横。

所以，当慈禧太后下令围攻外国使节的时候，她自己也成为一名“心陷囹圄”的囚徒。

这样胡闹，还讲上下规矩么|

慈禧太后实施“以战促和”的策略，命令清军持续围攻使馆区，对京城里的义和团更加放任，而义和团有恃无恐，闹腾得更厉害了。7月6日，义和团把朝廷二品大员、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庆恒杀死。

庆恒行事乖巧，擅长与当权者交往，与朝中满族大员，诸如载漪、荣禄、奕劻等人，关系都不错，掌握一些兵权，且在武卫中军营务处当差。但是，他与义和团关系不好，“暗中与有仇之团为难”，义和团中的一些人想利用混乱的形势除掉他。6月30日，义和团烧毁了他的宅第，把他的母亲、妻女等六人杀死。7月6日，庆恒在炒豆胡同军械局值班，突有大股义和团的人手持刀械，蜂拥入局，将庆恒强行掳至庄王府，“凌辱百端，旋即至死”。

庆恒被杀后，载勋知道事情闹大了，命人抓起了为首的五名义和团民，审讯了跟随庆恒的差役王德山、董贵，拿着王德山、董贵的供词向清廷报告。王德山在供词中称，庆恒在自己家中储存了不少枪械弹药，其中枪一二百杆，并且与教堂杨姓洋人来往多次，听说是为了保国会的事情，也是为了发洋财。董贵在供词中称，庆恒私下里招集兵勇，原意是保护私家，后来准备对付义和团，“打算打仗后，拟赴山盘踞”。

作为义和团的总头领，载勋明显在为义和团杀死庆恒找借口，以洗脱义和团的罪责。保国会是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参与保国会和私通洋人都是慈禧太后最恨的事情。慈禧太后没有被载勋蒙蔽，没有相信王德山等人的供词，要求载勋将二人叫刑部严行审讯，勿任狡赖。

义和团杀死恒庆一事激怒了很多满族大员，其中包括与义和团亲近的端王载漪。庆恒被杀后，虎神营的一些官兵愤愤不平，叫嚷：“纵谓庆恒有罪，戮其身可矣，何至戕其全家？”载漪亦大怒，手持大刀，要找义和团首领相斗，被刚毅、赵舒翘等人劝阻才罢。（《拳事杂记》）后来，朝廷降旨，将杀死庆恒的义和团为首五人处斩，命令载勋等人淘汰“伪义和团”，以匪徒对待之。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冲突加剧，他们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即将结束。

7月7日，义和团与清军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发动猛烈攻击。从早晨4点半起，义和团向教堂的屋顶投掷火药罐，历时两个多小时，教堂人员动用水盆、木桶等工具灭火，最终扑灭了所有的火点。早晨6点，清军从南面向教堂进行炮击，开始时发射平常炮弹，后又改用开花弹，仁慈堂西面房屋皆被炮弹洞穿。晚上，清军用中国平常炮弹代替开花弹，多数未炸裂，共发射360余枚。樊国梁主教认为这一天教堂受到攻击非常猛烈，但是，“堂中仅被害一人，伤数人而已。苟非天主显迹保护，今日教堂将尽毁无余矣”。

清军攻打教堂的情况与使馆区一样，常常令人感到蹊跷，他们炮击的效果非常差。比如，清军发射的炮弹大都是实心弹而不是爆炸弹，杀伤力小。7月10日，樊国梁记道：“（清军）放炮弹百有七，皆实质，每弹约重二十五斤。余方起床，忽来一弹，破窗而入堕于床。此又一圣迹也。”再有，清军炮弹的准确度也偏得离奇，常常是上百发炮弹皆穿过房顶而出。6月23日，樊国梁记道：“今日受炮弹三百六十，（教堂人员）无一被伤。”

清军对教堂离奇的攻势层出不穷，这应该与慈禧太后“以战促和”的策略有直接关系，清军应该是奉命故意为之；否则，一个缺少重武器，只有43名水兵守卫的教堂怎么会坚守整整两个月，始终没有被攻克呢？清军在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执行了同样的命令。

义和团在京城里到处搜捕洋人、教民，反对与洋人有关的事物。7月7日，载勋派人率领义和团在内城中挨户搜查教民，搜出即处斩，容留者以窝藏罪处置。义和团传知各户，要求每晚在各自家门口点燃红灯一盏，以助义和团神道灭洋，“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记：“（义和团）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义和团）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

7月8日，义和团焚烧赵堂子胡同教堂，“万人喊叫，火气逼人”，杀一教民，活捉七人。部分甘军奉命攻打西什库教堂，用大炮轰击，误将西安门一带宅第铺户轰炸，有一个卖菜人被炸死，死去后手里还拿着旱烟袋。

7月10日，义和团的活动越来越嚣张，居然闹到了皇宫里面。《庚子大事记》中载：载澜等人对义和团说，皇宫中太监、苏拉奉教者甚多，奏明慈禧后率义和团进宫搜查。慈禧太后后来讲道：

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我问：“怎样查验？”他们说：如系二毛子，只需当额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纹发现。这些宫监、妇女们，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做主。

我也不犯向拳匪去讲人情；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我教他尽管出去，果然拍出十字来，也是命数，这何须怕得。如若胡乱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难道就听凭教下徒弟们冤杀无辜不成？后来出去查验，也是模糊了事，并没有查出什么人。他们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对付过去，还了我的面子。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庚子西狩丛谈》）

7月14日，清兵在菜市口杀了男妇老幼78人，罪名是白莲教中人约同天主教要于八月十五日谋叛。义和团参与了此次屠杀，“该团（义和团）意气洋洋，帮同行刑，以逞一时之快。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向来杀人无如是之多也”，菜市口从来没有一次杀过这么多的人。

其实，被杀的78人并非是白莲教中人，他们属于直隶、京畿地带颇有影响的秘密教门圣贤道，这些人的首领是张廷锡，直隶束鹿县人，他和教内骨干的确有起事叛乱的计划，只是地位较低的成员并不知晓。《高枬日记》称，被杀人皆穷苦黑瘦饥民，街上见者曰：“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此事过后，另有两批所谓“白莲教”人被杀，人数为62人。

混乱的政治形势往往滋生更多钩心斗角、借刀杀人这样龌龊的事情。作为义和团总头目，庄亲王载勋感觉到腰杆子更硬了，他借机把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立山给害了。载勋与立山有积怨，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称：立山喜欢西城口袋底胡同一妓女，载勋与他相争，没有得到；立山长期担任管理内务府大臣，家财万贯，载勋曾经向立山借贷巨资，也没有得到。义和团纷起，乱世到来，载勋认为这是报复立山的好机会。他上奏清廷，诬告立山家有地道，与西什库教堂相通，潜为接应，导致教堂久攻不下。

接到载勋的奏折，清廷命载勋带人前往立山家中搜查。载勋带领义和团和清兵前往立山位于酒醋局胡同的府第，搜查了两次，一无所获，一怒之下，索性就把立山囚禁起来。7月15日，庄亲王载勋上呈奏折，报告“奉命搜查户部尚书立山有无私藏洋人及勾通行迹”的结果。载勋在报告中称：立山被带到庄王府义和团总坛中，载勋等人焚香请神，诸位神仙降临总坛，将立山“交结洋人，行踪诡秘之事”一一说明；载勋等人质问立山，立山“形色仓皇”。载勋恳请清廷将立山即行革职，交刑部牢固监禁。

载勋的报告明显是编造的，以诬陷立山。但是，精明的慈禧太后没有主持公道，随即照准载勋的恳请，下令将立山革职，下狱监禁。太后抛弃立山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戊戌政变后，太后宠信的一些人筹划废黜光绪帝，立山不赞同此事，太后因此逐渐与他疏远；二是立山在御前会议上曾经支持光绪帝，没有支持慈禧太后招抚、利用义和团的政策，也招致太后对他的记恨；三是从当时的形势看，载勋统帅义和团，并且是步兵统领，握有兵权，对京城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慈禧太后不会为立山得罪载勋，所以她只能牺牲立山。

当然，慈禧太后并非一点都不念旧情，《崇陵传信录》载：尽管将立山下狱，慈禧太后仍然对赵舒翘说：“立山平时喜欢吸食洋烟，你要好好对待他。”因为与慈禧太后有旧情，立山下狱后认为自己不会招致死罪。后来的事实证明，立山过于乐观了，他对于政治的残酷性估计不足。

第五章　天津方面的战事

直隶总督的谎言|

慈禧太后要想实现“以战促和”的策略，在围攻北京使馆区的同时，清军必须在天津方面给联军以重大打击，令联军不能援救北京城里的洋人，以维持一种僵局的存在，等待列强最后求和。所以，她屡屡给直隶总督裕禄下达严旨，要求他激发天良，振刷精神，迅赴事机，尽快取得重大战果。

在天津，裕禄也是殚精竭虑，招集义和团，协调清军将领，想尽快消灭联军。但客观现实是，清军和义和团难以击败租界中的联军，况且列强的军队源源不断从大沽口登陆，向天津进发。在这种情况下，裕禄又开始玩弄老把戏，一方面指挥清军、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一方面谎报军情，蒙蔽清廷。裕禄的做法导致慈禧太后难以获知天津前线的真实情况，自以为天津的清军足以阻挡住联军，她有足够的时间实施“以战促和”的策略。等到天津失陷的时候，太后才发觉真相，到那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能眼看着“楼塌了”。

6月27日，受直隶总督裕禄的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率领五六千人，分乘72条大船，浩浩荡荡进入天津，加入到攻打紫竹林的队伍中。当时参加义和团的李元善后来回忆说：

张老师（张德成）来后，就和曹老师（曹福田）联合攻打老龙头车站。义和团手持大刀、红缨枪，有的是徒手，向老龙头出发。当过了东浮桥，走过兴隆街到老官汛时，曹老师下令停止前进，并对队伍讲话：“凡是空手没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秸，到了前线会变成真枪，可以打洋人。”于是，没枪的团民都拿了一根秫秸，继续前进。

在走到操场前，由于敌人火力的封锁，没法冲过去，这时，随同义和团一起来到前线参加作战的红灯照奋勇地先下到操场……那次打老龙头车站，红灯照那些小闺女们，我们管她们叫“刽子手”，意思是杀洋人，她们先出老官汛，下操场去进攻车站，都被打死了。（《天津义和团调查》）

6月30日，裕禄上呈奏折，报告天津方面连日战守情形。裕禄的奏折写得很详细，总的说来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联军不断袭扰，均被清军击退，清军迭有斩获；浙江提督马玉崑已经率部赶到天津，“得此大枝劲旅援应，津郡民心均稍安定”；裕禄、聂士成等人计划“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

在这道奏折中，裕禄再次粉饰战局，蒙蔽清廷。裕禄称，6月27日，联军进攻东局子（天津机器局东局），仅占一面，清军准备集中兵力将进入东局子的联军击退。东局子在天津城东二三十里处，面积达数百亩，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军工企业，里面储存有大量的军械、弹药。

到达天津的俄罗斯官兵。列强组成联军入侵中国，名义上是解救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实际各怀鬼胎，其中又以俄国人最为狡诈且野心最大。庚子年，俄国人出兵中国东北，最终引发日俄战争。

而实际情况是，6月27日，联军完全占领了东局子。27日清晨，2000多名俄国官兵冲出租界，开始攻打东局子，遭到清军和局内工人的顽强抵抗，难以取得进展。10时左右，英、美、德、日等国官兵800多人前往支援，同时，联军以12磅重炮向东局子进行猛烈炮击。大约11时左右，东局子内的大弹药库被联军炮火击中，发生剧烈爆炸。此次爆炸对局内清军和工人造成很大杀伤，引起恐慌，守军开始溃散，溃散中又遭遇联军的攻击和拦击，伤亡非常大，约有300多名清军与2000多名工人殉难，而联军方面损失很小。

6月下旬，在天津与联军作战的清军主力是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前军，武卫前军编制是15000人，聂士成留5营官兵防守芦台，估计到达天津的兵力有12500人左右。6月26日，浙江提督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左军到达天津，兵力为8营，大约有4000人。除此之外，在天津的清军还有长芦盐运使杨宗濂招募的新兵大约1000人，裕禄的亲兵大约1000人，部分练军、淮军。聂士成、马玉崑的部队战斗力较强，是与联军作战的主力。

截止到6月30日，在大沽口一带登陆的八国联军一共有14020人，其中军官为520人；俄国官兵为5934人，日本官兵为3828人，英国官兵为1884人，德国官兵为1344人；联军共携有野战炮53门，机关枪36挺；其中驻扎租界的兵力超过9000人。（《英国蓝皮书》）从双方兵力上看，清军没有对八国联军形成绝对优势，如果把武器装备、军事素养考虑在内，清军则处于劣势。总之，当时在天津的清军无法战胜八国联军。

西摩中将的检讨|

6月26日，在援军接应下，西摩联军退回到天津。沿着白河向天津撤退途中，西摩联军遭遇聂士成部队和义和团的攻击，聂士成的部队有五千多人。在6月21日、22日的战斗中，联军伤亡较大。

6月22日，西摩联军夺取了清军西沽武库，库内存有大批最新式的枪炮、军械和弹药，其中包括：87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36门，70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60门，57毫米口径诺尔登费尔德速射机关炮42门，47毫米口径诺尔登费尔德速射机关炮42门，37毫米口径大炮42门，37毫米口径速射机关炮10门，小口径速射机关炮20门，30000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来复枪，30000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以上武器装备约值250万英镑。（《英国蓝皮书》）大约相当于1750万两白银（1898年3月，中国向外国银行借款，1英镑兑换7两白银）。西摩联军带走部分军事物资，然后放火烧毁了西沽武库。从6月10日向北京进发，至6月26日回到天津，西摩联军共有62人阵亡，212人受伤。

西摩联军的行动以失败告终，西摩中将的声望受到损害，当时很多人甚至认为西摩中将是无能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经气愤地说：“假如这支部队舍弃火车而越过乡野直向京城进军，它可能在（6月）13日或14日到达我们这里，这样就可能改变历史，因为（清政府与外国使节）对抗的行动在当时还没有组织好。”（赫德，《中国书简》）

如果西摩联军放弃铁路，他们真的能在三四天内进入北京吗？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西摩联军的兵力不够。慈禧太后最担心外国联军进入北京，她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挡西摩联军的，包括采取军事手段。如果清兵在沿途阻挡，两三千人的西摩联军是很难靠近北京，更不要说攻入北京。联军方面估计，进攻北京需要25000人。

西摩中将的问题不是他的无能，而是他当初的决策太简单、草率，他采取的军事行动注定不会成功，只能导致事态迅速激化。多年后，西摩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是用暴力手段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强行进入中国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其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设想，如果任何外国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强行进入我国会怎样反应。（《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7月1日，因为浙江提督马玉崑的部队到达天津，清军兵力骤增，遂猛攻老龙头车站，同时炮击紫竹林，双方作战强度陡然加大。英军准尉吉普斯记道：“中国人袭击了车站，俄军和日军苦战了两个小时，终于把他们击退了。由于从芦台来了援兵，中国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攻打车站，气势更猛，炮火更烈，摧毁力也更大了。几乎每天在营房里总有一两个人被打死，五六个人受伤。”（《八国联军在天津》）

7月2日、3日，驻天津的清军与联军相互进行猛烈炮击。7月3日，清军联合义和团猛攻老龙头火车站，战斗十分惨烈，曾经一度夺回车站，后因为联军的增援部队赶到而功亏一篑，联军方面伤亡很大。

7月4日，裕禄上呈奏折，继续大奏凯歌，称马玉崑的部队“分队迭进，昼夜不停，阵毙洋人百余名”，只是因天降大雨，兵力不足，暂停进攻，现在等待分统李大川率领的部队；聂士成所率武卫前军也是连战连捷，击毙洋人数十名；等阴雨过后，即可令聂士成、马玉崑的军队会合天津义和团，分路进军紫竹林，使洋人应接不暇。清廷批复：“另有旨”。

7月6日，清廷给裕禄下达上谕，要求他“振刷精神，督饬各军，先将东局洋匪悉数殄灭，一面合力攻取紫竹林，以次恢复大沽口炮台，以资镇守……总以堵截（联军）北窜之路为第一要著”。裕禄的谎言给了太后以自信和豪情，她要求清军将联军赶出天津，赶出大沽口；但又心虚地强调，千万不要让联军窜到北京去了。太后看到的实际是肥皂泡。

直隶提督聂士成之死|

从6月17日开始，天津方面的战事一直非常激烈。如果说北京城里的战斗是清军有意地攻而不取，那么天津方面的战斗却是真刀真枪，惨烈无比。《拳乱纪闻》载：“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华人此次临战极为勇敢，虽死者山积，气犹不馁，枪炮又极有准头，与从前迥异，唯其短处尚多，否则西人取胜更难。”（《义和团》一）

7月6日，联军第一次炮击天津城。下午3时，约一千名英军试图夺取清军的炮兵阵地，遭遇猛烈的排枪射击，很多人被打死，包括布鲁斯少校，后来不得不撤退。联军的一个大仓库中弹起火，“估计损失有十万两”，联军的营房也遭到清军炮击。夜晚，清军向租界西北角发动猛烈进攻，与日本军队交火。

7月7日，双方继续炮战，终日未停。下午，联军遭到清军六门重炮的轰击，英国准尉吉普斯说：“中国人的这几门大炮投入战斗后，几乎可以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开火了。事实上，我们的阵地几乎不能防守了，而在土围子上的大炮也只有尽他们的最大可能来回击敌人的炮火。一枚敌人的炮弹差一点在十二磅炮的弹药库爆炸，同时，一门炮的前车被击中，一箱九磅炮的弹药发生了爆炸。”（《八国联军在天津》）

7月8日，双方继续进行炮战。清军的炮火非常猛烈，“一枚又一枚的开花弹正好在我们（联军）的大炮阵地上空爆炸，成批的普通炮弹纷纷落在租界里”。当天晚上，联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摆脱遭受围攻的办法，最后决定冲出租界，对清军发动主动进攻，首先夺取清军在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的炮兵阵地，减轻租界遭受炮击的压力，同时为进攻天津城做好准备。

7月9日凌晨2时许，一支两千多人的联军队伍冲出租界，顺海大道（今天津大沽路）前进约三英里，然后向北进军，攻打驻扎小营门、马场道附近的聂士成部。清军不敌，退至八里台附近，双方继续激战，“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形，英国人马克里希所著《天津租界被围记》中写道：

千余名日本兵和骑兵，携带大炮，向中国军队进攻，目的在扫清西面开阔地带内的中国兵，阻止他们威胁我们的河上交通的侧翼运动……日军的主力放在阵地的左端，向马场道南面展开，第二线向被烧毁的德璀琳、狄更森的房屋附近的村庄前进。第二线兵力，经过剧烈的步枪战斗，将企图扫清自己左翼阵地的敌人击退。这些敌人于是落到正在等待着他们的日军主力军的包围圈中。他们掉转尾巴向海光寺逃走，但是福岛命令他的日本骑兵在那里等待着。骑兵冲进冲出，把敌人割成小块，获得打死打伤250名敌人的战果。于是全面进攻，所有外国的军队，以俄国兵为基准，全线进攻，席卷阵地上所有的东西……我们（联军）伤亡很少，总共不到80人，其中只有10人死亡。（《八国联军在天津》）

在此次作战中，直隶提督聂士成奋不顾身，以身殉国。裕禄在奏折中称：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经弁兵等将该提督尸骸夺回。”聂士成部溃散后，联军短暂占领海光寺机器局，炮击了天津城厢和南门，后撤回到紫竹林。

聂士成，1836年出生，安徽合肥人，早年加入淮军袁甲三部，参与攻打太平军、捻军，1862年任把总，后累迁至总兵，为淮军后起名将。1894年随提督叶志超入朝作战，以战功擢直隶提督。甲午战争后，训练马步军30营，驻扎芦台，称“武卫前军”。

义和团纷起后，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不断参与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作战，是直隶境内出力最多的将领。不料，7月9日，清廷下达上谕，严厉斥责聂士成，并做出处置：“乃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且闻该军有溃散情事，实属不知振作。聂士成着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迅速恢复大沽口炮台，以赎前愆。”聂士成出力最多却被革职，是因为慈禧太后心态急切，对天津清军迟迟不能取得重大战果感到不满。天津的清军不能够打疼联军，列强就不会求和，京城里炮声连天、攻而不取的局面就只能僵持下去，而这种局面对慈禧太后来说是一种煎熬。

在被革职的当天，聂士成在天津前线战死。这一消息对慈禧太后打击很大。她知道天津的战事远不像裕禄奏报的那样乐观；天津战事不能迅速解决，北京城里的乱局就只能持续下去。另外，清廷对列强宣战后，从山海关起，环渤海湾地带皆须防御，兵力不敷使用，难以向天津派出大量军队。

直隶提督聂士成。

7月11日，清廷下达上谕，对阵亡的聂士成，著开复处分，照提督的规格赐恤。

外国要你们脑袋，知之否|

天津方面清军与联军僵持不下，北京城里的慈禧太后也只能对使馆区继续采取“攻而不取”的策略，东交民巷的战斗时而激烈，时而平静，例行公事的攻守考验着太后和窦纳乐等人的神经，给他们带来焦灼和痛苦。

7月6日，北京城里的清军重点攻打肃王府。肃王府内的守军妄图夺取清军的一门克虏伯大炮，但行动失败，多人受伤。俄国领事馆的一名学生走出防御工事，被打死。肃王府四分之一的面积被清军占领。

7月7日上午9时后，清军用大炮对肃王府、法国使馆进行猛烈轰击。傍晚，在外城内可以听到很大的叫喊声和炮火声，城墙上的卫兵向窦纳乐报告说，好像是清军与义和团发生了冲突，有好几名义和团的人被打死。

7月8日，清廷下达上谕，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李鸿章到任之前，天津防务仍由裕禄、宋庆妥筹办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清廷准备和列强谈判讲和。此消息在总理衙门中引起反应，左姓章京记道：“又言李鸿章调北洋大臣，任筹议战守大局。不知确否？今日同寅中多人进署，以此看城内外光景，见平定气象。”

7月8日凌晨2时，清军对使馆区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排枪射击，只持续了15分钟。平静一直持续到10时，清军再次攻击肃王府和法国使馆，奥匈帝国托曼舰长在法国使馆中被炸死。下午，清军从上驷院和“蒙古市场”方向攻击英国使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月9日，使馆军队和清军相互炮击，如同例行公事。窦纳乐记道：“炮火整天到处不停，但在火线上没有发生任何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坚守着所有的阵地，在各防御工事继续不断地进行施工，修补旧工事和建筑新工事。”

7月10日上午，使馆区无战事。下午2时许，清军对肃王府进行了猛烈的排枪射击，用大炮轰击了英国使馆大门上面的英国国旗。清军的射击没有造成使馆人员伤亡。天气炎热，苍蝇猖獗，使馆区内困苦不堪。

7月10日，清廷接到裕禄的奏折，知道了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的消息。慈禧太后的心往下一沉，她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做准备。7月11日，清廷给裕禄下达谕旨，令其督饬清兵各营及义和团，在甜水沽、新城和军粮城等地方扼要横截。7月12日，清廷下达上谕，令各省派出勤王之兵，兼程北上，毋稍刻延。

7月13日，清廷下达谕旨，责成载勋、载濂等人筹办北京城防：“总之，城防紧要，乃该王、大臣等专责，务限于二十五日（7月21日）以前，将如何切实布置之处，即行备豫齐全，以便派员赴城查阅”；命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迅速向北京输送军火粮饷。

为了摆脱内心的煎熬，慈禧太后决定给各国公使施加更大压力，清军加大了对使馆区的攻击强度。7月13日，使馆区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战斗，窦纳乐称：“在整个被围困期间，对防务来说，这是一个最烦恼的日子。”在天不亮的时候，肃王府受到清军开花大炮的猛烈轰击，使馆卫队不得不退到倒数第二道阵地。4时左右，“各方面爆发了惊人的排枪射击”，窦纳乐称，“肃王府内的炮火比我以前所听到的更加猛烈和更加持续不断，而且伴随着‘杀！杀！’的叫喊声，这些声音在使馆内可以清楚地听到”。法国使馆内爆炸了两颗地雷，两名法国水兵被炸死，30余名清兵阵亡。

窦纳乐后来在报告中写道：“这一天的实际结果是：敌人无疑地损失很重，而且受到了严厉的对待；我们在翰林院内的防御工事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向前推进了，但我们在法国使馆和肃王府内都丧失了地方；在我们迅速减少的守军中间，伤亡是很严重的，总共有五人阵亡，负伤者是这个数字的一倍左右。”（《英国蓝皮书》）

7月14日上午，使馆区较为平静。下午，清军对俄国使馆发动进攻，俄国公使格尔斯的书房中了开花弹。这一天，窦纳乐从一名中国教民那里收到了“庆亲王及其他大臣”写给他的一封信，“该信包含对各国公使提出的一项邀请，即敦促他们本人及其家眷、僚属等为了安全起见迁移至总理衙门，万不可带持枪洋兵一人”。信的最后部分略带威胁口气：“此乃本爵大臣于万难设法之中筹此一线全交之路，若过时不覆，则亦爱莫能助矣。”

窦纳乐认为这是清政府的阴谋诡计，在回信中拒绝了转移到总理衙门的邀请，然后说明列强对使馆区被围一事的看法，最后同样以威胁的口气说：“如果我们被害，将导致对所有在北京担任官职的人进行人身报复”。

接到窦纳乐的回信，奕劻将它送到慈禧太后那里。太后阅后，召集大臣，对他们说：“外国要你们脑袋，知之否？”大臣们皆无语。荣禄站出来说：“脑袋不碍事，只要于朝廷有益，就与两个脑袋亦不要紧。但恐与脑袋后，仍无益耳。”（《高枬日记》）荣禄、王文韶等大臣对形势发展充满担忧，感到悲观。

望着自己面前一个个精神不振的大臣，慈禧太后的心里满是惆怅。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般地步，她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她能怎么样？向列强妥协屈服？那结局只有一个，洋兵入京，太后受列强的摆布。所以，太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字：等。她只能继续实施“以战促和”的策略，等待时局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变化，等待奇迹的出现。

7月14日，当慈禧太后无奈地等待时局变化的时候，时局却不再等待她，八国联军在这一天攻陷了天津城，太后“以战促和”的策略破产了，她必须要改弦更张了。

第四篇　停战求和

第一章　天津城的陷落

清军跑了，义和团也跑了|

7月10日前后，清军、八国联军都向天津增派军队。在四川提督宋庆统帅下，武卫左军24营官兵全部到达天津，总兵力达12000人左右。7月10日下午，1500名俄军和1000名法军到达天津。7月11日，美国第九步兵团1500名官兵到达天津。

宋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出生于1820年，山东蓬莱人，参加对太平军、捻军作战，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朝廷屡立战功，1872年授四川提督；甲午战争中，受命帮办北洋军务，节制各军；甲午战争后，所部改编为武卫左军。马玉崑，安徽蒙城人，1838年出生，1865年随宋庆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期间入朝作战，1899年晋浙江提督，会办武卫左军，是宋庆的副手。

7月10日，清军与联军在老龙头车站一带发生猛烈战斗，记名总兵李大川等人阵亡。7月12日，裕禄上呈奏折，报告天津方面的战况。裕禄的奏折仍然沿袭老套写法，称清军官兵作战英勇，洋兵伤亡甚大，局势尚有可为；洋兵遭受清兵打击，最后向紫竹林租界退走。

对于裕禄写的奏折，慈禧太后也看得麻木了。但是，凭借多年理政经验，她从裕禄奏折的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天津的形势绝对不容乐观，不得不开始为最坏的结局做准备。当日，清廷下达上谕，令各省派出勤王之兵，兼程北上，毋稍刻延；同时令裕禄传谕长芦运司驻扎保定府，筹办粮台。

7月12日，联军高级将领召开会议，决定第二天黎明时分对天津城厢和城西各炮台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第二天凌晨4时30分许，联军猛烈炮击天津城和清军各处炮台，清军随即进行反击。在炮火掩护下，联军分两路出动：左翼由日军、英军、美军、法军等部队组成，约5000人，从大营门出发，由西面和南面攻打天津城；右翼由俄军、德军、法军等部队组成，从租界东面和东北面发动攻势。

联军左翼部队沿海大道前进，经跑马场向海光寺机器局逼近。在机器局前门大桥处，清军借助有利地势实施有效防御，英国军队遭遇很大伤亡，阵亡人员中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劳埃德上校。上午7时许，日军冲过大桥进入海光寺机器局，驱逐机器局内的清军，联军的炮队随后跟进。11时30分左右，联军由海光寺机器局向天津城南门及城墙实施猛烈炮击。在上午的作战中，美军第九步兵团因为迷路伤亡惨重，里斯库姆上校也被清军打死。

联军右翼部队出动不久，凌晨4时45分左右，法军野战炮击中了清军设在芦台运河附近的一个火药库，引起剧烈爆炸，升起的烟柱有200米高，很多俄国骑兵从马上被震落下来。爆炸过后五分钟，双方再次进行猛烈炮击。后来，俄国军队夺取清军“小树林炮台”，一步步迫近天津城下。与此同时，法军向郊区中心持续迫近，清军从防御工事和建筑物中向法军猛烈开火。

日本杂志描绘的八国联军与清军在天津交战的情形。

由于清军顽强抵抗，直到13日夜间，联军始终无法攻入天津城中，他们的小炮几乎把弹药用光，12磅炮向天津城墙漫无目标地施射。联军的伤亡很大，尤其是左翼部队，其伤亡总数约750人，以美军和日军最为惨重。但是，联军的进攻给裕禄、宋庆等人造成强大压力，守城官兵失去斗志。

7月13日，清军在天津城中对义和团大开杀戒，其中原因众说纷纭，给人总的感觉是“始乱终弃”，“树倒猢狲散”。刘孟扬这样记道：“宋宫保（宋庆）曾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而彼等皆遁往他处，以避枪炮，宋宫保大怒，即刻下令军中，痛杀拳匪，于是众拳匪皆将头巾、腰带、刀枪弃置于道，夺路逃走。（义和团）亦有藏在胡同内，将头巾、腰带解下，隔墙抛入人院中者，被杀死者数百人。”（《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天津一月记》则记道：“十七日（7月13日），团（义和团）抢镇署，继又抢督辕，裕帅（裕禄）避入宋营。督辕设有各军粮台，其饷银被抢无遗，宋宫保闻而大怒，知团抢银后必逃去，因派弁勇在各路缉拿，一日间拿获二百余名，立正典刑，其腰间皆累累也……宋军遇团即杀，年十六岁以下，则酌给川资，令其回里。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义和团）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行囊中但有尺许红布即弃去。”（《义和团》二）

7月14日黎明时分，裕禄、宋玉等人放弃抵抗，带领大队清军仓皇撤出天津城，逃往天津以北的北仓。到天津“奉旨办团”的钦差大臣、仓场侍郎刘恩溥向清廷报告说：

卯刻（早晨6点前后），臣见寓所门口溃退之军携带军械，逃跑者不下数千名。臣当赴督署会商如何办法。及至辕门外，已闻臣裕禄前赴北仓，城内各官俱行逃避。臣又急觅团民，奈竟不见一人。

臣只得赶赴北仓，与臣裕禄会晤。裕禄云：“署内弹如雨集，本应殉节，唯因宋庆在此，须与面商，收集溃兵，遏其（八国联军）北窜之路。”并告臣可先入都，面奏一切情形等语。（《义和团档案史料》）

清军溃散，天津城内百姓随之逃难，城内大乱。7月14日凌晨，直隶练军将领陈国璧率部下准备进行巷战，以阻击八国联军，在大伙巷、小伙巷等处设置障碍，堵塞巷口，构建工事。陈国璧所部堵塞巷口，必然堵塞民众逃生之路，天津武生李向辰“向陈国璧大声疾呼，为之痛陈利害，陈国璧始拔队而北走矣。逃难人民，由是填街塞巷，往北而逃”。（《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7月14日凌晨4时许，日军炸开天津城南门的外门，然后爬过城墙，从城里打开南门内门，英军相继跟进，联军大部队进入天津城里。这时候，清军几乎完全撤离了天津，只不过有一些冷枪射击。凌晨6时许，天津城南部被联军占领；中午时分，联军占领了天津全城。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城内民众死伤惨重。刘孟扬记道：“顷刻之间，各国兵皆进城，人心大乱，时枪声仍不止，空中枪弹，嗖嗖作响，行人皆屈身缘墙根而行，其被枪击死者，处处皆是。”

英国准尉吉普斯记道：“（天津城内）死尸的数字巨大，而他们的姿态非常奇异。一些中国人显然是在逃回家门口时中弹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尸体横卧在门槛上；另一些人是在房屋里被落下的炸弹炸死的，有一些尸体上的人皮都被烈性炸药炸掉了。沿南面城墙一带，尸如山积，特别是在城门周围，因为那儿遭到极其猛烈的炮火轰击。”（《八国联军在天津》）

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后进行了疯狂的抢劫。英国人萨维奇·兰德尔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天津城池已经陷落，跟着而来的是抢掠！何等惊人的景象！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八国联军在天津》）曾经繁华的天津卫遭受巨大浩劫。7月16日，刘孟扬在城中散步，所见之处凄惨无比，他回家后记道：“此一行也，虽所见情景无多，然其晦暗凄凉之态，已令人不能忍受。到家后，偶一忆及，犹如有许多死尸，列横目前，痛定思痛，心伤神丧！”

天津陷落的当天，义和团重要首领张德成右手虎口处被打伤，他脱掉义和团的衣服，装作百姓的模样出了西门。张德成到杨柳青招集义和团，遭地方绅士反对，只好又回到独流镇，把一些义和团聚在一起，企图东山再起，但是不久便被人打死。对于张德成之死，刘孟扬这样记道：

匪首张德成从津逃走后，每率众拳匪向各号讹索银钱，或数千两，或数百辆不等。有不从者，则指为奸细，焚杀抢掠，不堪其苦。且每到一处，必令该处居民用八抬大轿迎接。

某日，行至王家口地方，令居民迎接，该村镇甚小，并无巨绅显宦，因用关帝庙出巡会所用绿轿一乘，请张乘坐。（张德成）即以关帝庙为行台，踞坐其中，而谕众绅商勒派银钱粮米。

乃竟触动该处公愤，齐将张德成设谋杀戮，洋枪刀械，并用兼施，尸骸尽碎，闻者快之。而崇信拳匪者犹曰：“张老师未死，用分身法走矣。”（《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天津义和团调查》一书也记载了张德成被杀一事，包括一个义和团民和一个当事人的说法，与刘孟扬的记述相差不大。管鹤所著《拳匪闻见录》中载：张德成到王家口，向当地富户强索米粮千石，并且以富户之子为质，富户招集当地人杀之。

综合多种史料分析，张德成是因为率领义和团勒索钱财被王家口民众所杀。其他天津义和团重要首领，有的被官府杀害，有的远走他乡，天津的义和团活动沉寂下去。

曾经有过的“都统衙门”|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管理这座城市。6月29日，各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召开会议，决定将天津局势的处置权交给军方，军方可以采取他们认可的一切措施。有鉴于此，7月16日，即占领天津的第三天，各国军事将领召开会议，协商恢复天津秩序问题。

占领天津前后，俄军在联军中兵力最强，其指挥官的军衔最高，俄军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成为会议召集人，会议地点是作为俄军司令部的俄国商人巴图也夫寓所。阿列克谢耶夫在会上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临时政府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出兵各国各选派一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天津城市管理拥有发言权；二是任命一个总督，总督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拥有行政权。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招致英、日、德三国的反对，因为俄国人想要独揽天津城市管理权的意图昭然若揭。

7月18日，联军指挥官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天津城市管理问题。各国最终达成妥协，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派出一名军官担任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行使城市管理权，三个委员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具体城市管理部门则由各国派员负责。会议还决定对天津实行分区统治，将天津以鼓楼为中心分成四面正角，西南部分归属英国管辖，西北部分归属法国管辖，西北部分归属美国管辖，东北部分及河北归属日本管辖，河东、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归属俄国管辖。

7月30日，“天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地点就设在位于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俄军派出沃加克上校，英军派出鲍威尔中校，日军派出青木宣纯中佐，共同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是“总督衙门”，8月14日改为“都统衙门”。在清朝，都统是某一地区驻防八旗的最高军政长官，比如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等，“天津临时政府”改成这个名字，也算是入乡随俗，同时表明它是一个军政府。

“都统衙门”下设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局、军事部、司法部、公共粮食供应署和总秘书处，各个部门的主管大都具有专门资格和能力，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都统衙门”还设立了法庭，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但是最终判决要经过临时政府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

“都统衙门”的使命是殖民统治，镇压义和团成为其首要任务。“都统衙门”镇压义和团的手段十分残忍，对抓到的义和团民一般是就地处决，甚至悬首示众。八国联军也多次派出部队到天津城外的村庄清剿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下，义和团在天津地区的活动很快沉寂下去。另外，“都统衙门”严禁天津民众拥有武器，规定私藏武器者一律斩首。

为了彻底去除中国的军事抵抗能力，“都统衙门”摧毁了清军在天津境内及沿海地区的原有军事设施，包括天津机器局、西沽武库和各处炮台等。1900年11月，“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都统衙门”决定拆除天津城墙，天津由此成为第一个拆除城墙的中国城市。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实施殖民统治，“都统衙门”在天津建立了警察制度。临时政府建立之初便成立巡捕局，招募巡捕。巡捕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组成，外国巡捕主要从八国联军官兵中抽调，华人巡捕由天津绅商保举本地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天津巡捕不仅负责治安、司法，而且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更加强化、细化。天津是除了租界以外第一个实行警察制度的中国城市。

按照西方模式，“都统衙门”在天津建立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主要开征入市税（厘金）、码头税、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制度相对严格、规范。临时政府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国家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随后税收制度发挥作用，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完全能够维持政府开支，大部分税收被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中。

“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引入新的文明，带来新的变化。临时政府推倒天津城墙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四条马路，同时修筑了城北门到运河边的道路、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交通状况和城市面貌，为天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城市交通状况改变后，天津出现了公交汽车和电车。1901年6月12日，临时政府将无轨电车的特许经营权原则上授予比利时人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1901年11月16日，一名日本商人在老城区开通公交汽车线路，并且得到临时政府的免税许可，天津的公交事业由此发端。1905年，“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开始在天津铺设有轨电车轨道。1906年6月，天津第一条有轨电车路线也是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单轨“白牌”电车正式开通运行。

临时政府成立后，天津老城区出现城市照明。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做出决定，要求城区马路两侧安装照明路灯，每隔一百步安装一盏，费用由沿街房主承担。于是，“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1901年2月，临时政府筹划由政府出资安装路灯。临时政府授予“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电车经营权，要求该公司为电车经过马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

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天津老城区注册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中文名称为“电报局”，然后开始到处埋电杆，为一些机构和官员安装电话，天津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和商业运营由此开始。

“都统衙门”成立后，天津出现公共厕所、自来水和近代城市排水系统。临时政府做出决议，禁止城区内随便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罚款一元。同时。临时政府以招标的方式在老城区建设公共厕所。从此，天津老城区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1902年，德国人汉纳根成立“洋行”，要在天津城南部修建城市排水系统，得到临时政府的同意。汉纳根洋行在老城区的西南挖掘了巨大的排污池，将老城区的污水排入其中，然后经专门水道将污水排到海河下游。这一城市排水系统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

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天津还成立了消防队，制定了交通法规，建设了公共墓地，甚至筹划人口普查。（以上资料来自《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1902年8月15日，列强将天津的统治权正式移交给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天津都统衙门”从此撤销。

转瞬改变的策略|

1900年7月14日，天津沦陷，而裕禄、宋庆、刘恩溥等官员都没有在当天向清廷报告这一重大事件。7月15日，清廷仍然给裕禄、宋庆等人下达谕旨，令其“人人用命，短兵相接，亦足以杀敌致果，杜其北窜之路”。

7月17日凌晨，清廷接到裕禄、宋庆的奏折，报告天津城已经被联军攻陷，请朝廷严加治罪。裕禄等人的奏折令慈禧太后大惊，因为天津失守意味着她“以战促和”的策略彻底失败了。愤怒之下，清廷下达上谕，将裕禄革职留任，将宋庆交部议处。慈禧太后当天便采取多项重大举措，废弃“以战促和”的策略，转向“停战求和”。

7月17日，清廷以内阁明发的形式发布上谕，称朝廷谊重邦交，不肯轻于决绝，著各将军、各地督抚仍按照条约保护教士、洋商；对杉山彬被杀一事“正深骇异”，对克林德之死“惋惜尤深”；“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著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备案核办”；“至近日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著该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

人们从这道上谕中可以看到，因为天津陷落，清廷的政策瞬间出现大的转变，义和团从“义民”重新回归“土匪乱民”，面临被剿办的命运。同一天，清廷分别致法国、德国、美国元首国书，三份国书中相同的话是“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太后服软了。

7月17日，北京使馆区实现了停火。窦纳乐来到内城城墙上视察防务，看到“在中国人的工事那里挤满了士兵，至少有二百五十人麇集在该处和附近的城墙上；他们的武器却完全看不见”。一位清兵统领甚至走过来和窦纳乐交谈，窦纳乐递给他一支雪茄烟。统领称，他属于甘军，受荣禄的直接指挥，荣禄希望停止战斗。实际情况是，荣禄奉了慈禧太后的命令，清军停火。

窦纳乐回到使馆，给荣禄写了一封信，谈到如何实现停火：“鉴于同总理衙门已经开始谈判，使馆守军将不开火，除非他们遭到射击。但为了防止发生误会起见，较好的办法是不许有两名以上的士兵离开他们的工事，而且这些士兵必须不携带武器。”他把这封信交给那位清军统领带了回去。

7月18日，守卫肃王府的柴大佐派出去的一个信使回来了，他带来了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的消息，并称联军将于7月20日前后向北京进发。这个消息令使馆区里面的人们欢欣鼓舞。这一天，窦纳乐收到了荣禄的回信，荣禄接受窦纳乐所提出的关于停战条款的协议。

下午3时左右，受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派遣，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带领一些随从，由北御河桥进入英国使馆，与各国公使会晤，“所谈者皆事中窍要，所问者皆事中要件”。各国公使问：“李中堂鸿章到否？李秉衡到否？宋庆是否在京？马玉崑是否在京？”双方最后讨论了互相联络的方式。

使馆区上空战争的阴霾一下子散去了很多。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年轻人游荡着进入清军的工事中，不但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而且受到了清朝高级官员的接见，最后在荣禄的士兵护送下回到使馆。一名清兵跑到使馆区，请求那里的医生为他包扎受伤的耳朵。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清兵把鸡蛋藏在宽大的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使馆里的人。

7月19日，奕劻代表总理衙门大臣致信各国公使。这封信首先把攻打使馆区的责任推给了义和团，“其势汹汹，遏无可遏，甚且欲攻破使馆而后快”，称朝廷是保护使馆的；然后说天津方面战事非常激烈，隐藏了天津已经失陷的事实；最后提出各国公使暂避天津的要求：

近来奉天、山西等省，团民四应，发愤勤王，均奉严旨勒令各该督抚及统兵大臣竭力弹压，不准北来。第恐川壅而溃，祸将不可胜言。再四思维，唯有仍请贵大臣等暂避天津……如贵大臣决计留京，将来设有不测之患，本爵大臣等业已忠告在先，不能任其责也。（《义和团档案史料》）

这封信给人的感觉是虚张声势。奕劻为什么会写信，再次劝说各国公使前往天津呢？这实际是慈禧太后的想法，她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劝说各国公使前往天津，让八国联军失去向北京进军的理由！

窦纳乐随即给奕劻写了回信，拒绝了前往天津的要求。他在信中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能在北京保护我们，而答应在赴天津的途中提供安全呢？”他指出，为了和平起见，各国使节应该留在北京，中国政府不能放弃对各国使节的安全应该负有的责任。

从7月19日开始，总理衙门开始往使馆区内送西瓜。送西瓜的差役回来说，使馆区内烧毁的大多是民房，各国使馆的建筑大都没有受损，只有一两处建筑遭到清军大炮轰击。7月20日，总理衙门置买西瓜、青菜两大车、两小车，送往英国使馆，供使馆区内人员食用。见此情景，使馆区周围的清兵和义和团颇为不服、不满，“意颇汹汹”。

面对总理衙门的盛情馈赠，各国公使的态度是来者不拒。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拒绝接受朝廷的这批礼物，是更符合我们本来的情绪的，但是，采取这一行动将不符合我们既定的政策，即不做任何可能使‘温和’派感到为难的事情，而‘温和’派似乎正获得某些权势。因此，我们接受了这批礼物，交回一张正式收据，说明所列各物已经送到。”（《英国蓝皮书》）

与使馆区洋人受到优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京城中义和团的好日子到头了。7月18日，清廷给庄亲王载勋等人下达上谕，令守城官兵“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捆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查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以靖地方”。此上谕实际就是针对义和团的，自从上谕下达，西直门、阜成门、德胜门等处只准义和团出，不准义和团进，有庄王府腰牌的义和团才允许自由出入。

清政府向各国公使示好，向使馆区运送西瓜、青菜，对京城内的义和团是一个刺激，义和团“皆不服，恐（清政府）与外国和约，将团众制服”，开始对清政府有防范之心。“各团皆要散坛，又不肯轻散，其心不可意度，大有叛逆不道之意矣。”

7月20日，清廷再次针对义和团下达上谕：“京师义和团民，著董福祥选挑精壮，编列成军，即归该提督总统，申明纪律，藉资调遣；所余团众，仍著载勋等分别真伪，酌量存留，务须妥为钤束。”

第二章　李秉衡进京

为最坏的结局作准备|

因为天津城陷落，从7月17日开始，慈禧太后迅速改变“以战促和”的策略，主动向列强示好。太后最担心的事情仍然是八国联军兵发北京，她下令在使馆区停火，向使馆区内送水果、青菜、面粉，希望和列强恢复和好，以消除联军北上的理由。但是，各国公使仍然持不合作态度，他们拒绝前往天津，很明显，他们等待着天津的联军来到北京。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为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做准备。7月19日，清廷给沿江、沿海各督抚下达上谕：“现在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惟春秋之义，不戮行人……但恐各督抚误会意旨，以保使为议和之地，竟置战守事宜于不顾，是自弛藩篱，后患更何堪设想……倘竟漫无布置，万一疆土有失，定唯该督抚等是问。”（《义和团档案史料》）此上谕态度坚决，要求各督抚全神贯注，积极备战。清廷不断给各省督抚下达上谕，积极筹措军队和粮饷，以应付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发。7月21日，清廷给裕禄、宋庆等人下达谕旨，称援军即将到达，要求他们在河西务、落垡等紧要地带做好布置，勿使联军北窜。同时，清廷饬令庄亲王载勋，命其派员统带义和团前往通州、天津一带“扼要助剿”，既把义和团调出北京，同时为可能发生的大战做好准备。

天津失陷以后，慈禧太后无疑是忧虑的。无奈之下，她想到继续给外国使节们施加压力，以逼迫他们尽快离开北京。于是，使馆区的枪炮声重新响了起来。窦纳乐记道：“（7月）24日，休战遭到了破坏，因为从好几个方向重新开始了来复枪射击，终于发展为来自北面和西面的猛烈炮击，虽然时间很短。我于25日致函荣禄，抗议破坏我们之间的谅解，并且要求发布命令阻止此事的重演。”（《英国蓝皮书》）

当天，总理衙门给窦纳乐回了三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总理衙门解释了要求各国使节前往天津的原因，宣称那样的话，清政府只需对各国使节提供短时间的保护；“不比在京，乃居常之事，祸变之来不可揣测”，清政府难以对使馆提供长时间保护。总理衙门希望各国使节早日动身，前往天津。

在另外一封信中，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公使向本国政府拍发明文电报，以使各国政府对北京城里使节们的安全放心。窦纳乐认为这样的要求是傲慢无礼的。在第三封信中，总理衙门转达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对窦纳乐等人的关切，谈到了清政府对使馆区的保护问题。

7月26日，总理衙门派人领取复信。窦纳乐想尽量拖延时间，称第二天复信。这一天，总理衙门再次给各国使馆送来西瓜、青菜，而且还有一些大米和一千磅面粉，称是“奉旨”送来。总理衙门得到的只是收据。

窦纳乐看出了清廷的虚弱，对清政府虚与委蛇，只想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等待八国联军进京。他再次拒绝了前往天津的要求，也拒绝了拍发明文电报的建议，但信中也有口气柔和的地方，他提到使馆区内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痛苦，“为他们的食物获得某些调剂正成为一件亟待考虑的事情”。

看到了一棵救命稻草|

天津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感到恐惧，朝中主战派的士气也受到沉重打击。7月17日，礼亲王世铎来到军机处，见刚毅侧卧炕上，不住地呻吟：“不舒服。”世铎坐到刚毅的对面，问曰：“中堂如何不上神（指义和团的法术）？”刚毅没来得及说话，世铎又问：“天津已失，中堂义和团何在？”刚毅坐起来，沮丧地说道：“不要开此顽笑！”（《高枬日记》）

当慈禧太后对局势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7月26日，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来到了北京，入宫觐见。“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李秉衡因为主张抵抗侵略被罢免了山东巡抚的官职。作为一位老臣，李秉衡身上有两大特质：一是为官清廉，颇有声望；二是一向主战，对外强硬。正是因为这两点，朝廷没有弃用李秉衡，1899年11月，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将其派往南京。太后决定与列强决裂后不久，1900年6月24日，清廷给李秉衡下达谕旨，命其来京陛见，毋稍刻延。清廷希望召李秉衡进京，以壮大主战派的力量。

清廷给李秉衡下达谕旨的时候，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正在积极谋划“东南互保”，与列强妥协，主战的李秉衡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刘坤一等人撺掇李秉衡离开江南地区。6月26日，李秉衡与刘坤一等人联名上呈奏折，称李秉衡愿率武卫先锋左右两军一万余人北上勤王。耿直的李秉衡也愿意进京，希望能够为朝廷抵抗列强侵略尽忠出力。6月29日，李秉衡在扬州接到召其进京的上谕，马上招募二百人的卫队，星夜赶往北京。

李秉衡北上途中路过景州，碰上了义和团围攻朱家河教堂。朱家河教堂是景州一带最大的教堂之一，义和团纷起后，教民不断聚集到这里避难，到6月中旬，避难人数已达3000人左右。6月18日前后，义和团不断向朱家河教堂聚集，围攻里面的教民。教民在两名外国传教士的带领下顽强抵抗，义和团久攻不下，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7月16日，李秉衡到达景州县城。一些景州的士绅和义和团首领前去拜见李秉衡，称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汉奸的巢穴，希望清军能够帮助义和团打掉这个堡垒。李秉衡急于赶赴北京，没有为此事在景州停留，他命令陈泽霖统领的武卫先锋军帮助义和团攻打朱家河教堂。

清军拥有大炮等重武器，所以清军参与攻打教堂后，朱家河教堂内的教民渐渐不能支持。7月20日，义和团攻入教堂内，对教堂内人员进行杀戮，两名外国传教士和大量中国教民被杀死。《拳祸记》称，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达1800百人，有的史料则称死亡人数达2000人以上。因为死亡人数太多，义和团攻打朱家河教堂事件成为庚子国变中的重大事件。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李秉衡被列强作为“祸首”追究责任，朱家河教堂一事是重要原因。1900年12月7日，奕劻在奏折中称：“李秉衡夙与西人为仇，由南省北来，途次督拳民攻毁教堂。”即是指攻打朱家河教堂一事。

7月26日，李秉衡进入北京，随即觐见。在天津城失陷，太后一筹莫展的形势下，李秉衡进入北京受到各方面关注。他进京的当天，主和的侍讲学士朱祖谋、翰林院编修马吉樟前去拜见，“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恳请李秉衡向太后说明义和团真实状况，劝说太后与列强议和，以消除眼前的灾难。李秉衡点头答应。李秉衡入朝后，主战的大学士徐桐又迎上来，大声说：“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崇陵传信录》）

慈禧太后见到李秉衡非常高兴，因为她正在愁苦当中，没有主意，她希望李秉衡这位老臣能够为她谋划。太后于宁寿宫三次召见李秉衡，与他长时间交谈。召见中，李秉衡对太后说：“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他仍然主张以战促和。对于义和团，他认为“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意思是说义和团是可用的，关键要以军队的办法对其约束、管理。

听李秉衡这样说，慈禧太后便问：“在6月21日的奏折中，你不是恳请力剿义和团吗？”6月21日，李秉衡与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朝廷，恳请“力剿邪匪（义和团），严禁暴军（甘军），安慰各国使馆，明谕保护洋商、教士”。对此，李秉衡解释说：“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张之洞硬要把我的名字列入奏折中，实际我没有参与此事。

李秉衡的到来让慈禧太后重新回到以战促和的思路上来。如果停战求和的策略无法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那就只能以武力拒之。慈禧太后就像一位落水者，拼命想抓住所有能救命的东西，哪怕是最后一棵稻草。7月26日，李秉衡成了慈禧太后想抓住的那棵“稻草”。李秉衡不但带来了20营清军，而且主战，怀有必胜的信心，京城里的大臣中已经找不出这样的人了。

7月26日，清廷下达上谕，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均归其节制。以上诸军皆来自直隶省外，张春发、陈泽霖统领的是武卫先锋两军，约10000人；万本华统领的是山西的晋威五营，约2500人；夏辛酉统领的是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约3000人。同一天，清廷以慈禧太后的名义下达懿旨：“李秉衡加恩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

觐见之后，李秉衡离开京城前往河西务一带，组织清军抵御八国联军的进犯，以起到“救命稻草”的作用。但是，稻草终究是难以救命的，李秉衡被太后抓在手里，在太后沉没之前沉入水中。

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

李秉衡进京，给慈禧太后带来一线希望，却给朝中一些大臣带来厄运，比如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许景澄、袁昶早就为慈禧太后、载漪等人所记恨。“己亥建储”后，耿直的许景澄、袁昶没有站到“大阿哥党”的队伍中，他们成为载漪等人的“眼中钉”。袁昶反对义和团，曾经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劝说载漪“勿为祸首”，信中有这样的话：“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醇贤亲王是指光绪帝的生父奕譞。这封信后为载漪所得，被送到慈禧太后那里。后来诛杀二人的上谕中称“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大概是指这件事。（《崇陵传信录》）

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后，慈禧太后决心与列强决裂，招抚义和团。在仪鸾殿召见中，许景澄、袁昶反对朝廷实行的纵容义和团，与列强为敌的政策，态度鲜明。尤其在6月19日，仪鸾殿中，光绪帝情急之下曾经拉住许景澄的手，连声说：“更妥商量。”这一幕令慈禧太后感到非常恼怒，认为不成体统，她把满腔的恼怒记在了许景澄身上。

因为以上事件，许景澄和袁昶为太后、载漪等人所记恨，这几乎为朝中大臣所共知，所以，无论是许、袁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都能感觉到二人大祸将至。许景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问生平和气，且不作刻薄事，想可侥幸，现惟耐心听天由命而已。”袁昶则对家人说：“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许景澄“神气颇惨沮，忧形于色”，袁昶“气象激昂，议论踔厉”。

在这样的气氛中，李秉衡进京，亲手点燃了导火索，导致许景澄、袁昶二人被杀。事件的经过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李秉衡保守、排外，与许、袁二人的观点相对立，愤恨之余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了许、袁二人的坏话，导致二人被杀。总理衙门章京唐文治后来在自编年谱中说：“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也。”12月7日，奕劻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大臣有与泰西辑睦者（指许、袁），（李秉衡）附和佥人而陷害之。”

李秉衡性格倔强、固执，不容与自己政见不和的人，对政敌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愤恨。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威海卫抗敌，李秉衡当时任山东巡抚，本是在同一战壕中，由于对北洋势力抱有成见，李秉衡多次上书朝廷，请诛杀丁汝昌等人。政见之争往往导致血光四溅。

另外一种可能是，李秉衡在太后面前说了一句煽风点火的话：“极言东南和约之非，且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拳乱纪闻》，《义和团》一）

太常寺卿袁昶。

慈禧太后对外决裂以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对清廷的一系列上谕持反对态度，没有在东南地区与列强翻脸，反而搞起了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做法，慈禧太后感到不满却又无奈，而李秉衡则坚决反对，所以“极言东南和约之非”。

出于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不满，李秉衡在慈禧太后面前称，应该杀外省一两个统兵大臣，以树立清廷的权威，继续与八国联军作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李秉衡的话正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天津陷落之后，清廷实行的“以战促和”策略瞬间破产，朝中士气低落，清廷权威跌落，而这种局面对于集中全国兵力、财力，阻止八国联军进京是非常不利的。

怎样才能重树清廷的权威呢？在君主专制时代，诛杀一二大臣是一种常用的办法，可以达到儆醒人心、树立权威的目的。但是，李秉衡所说诛杀外省一二统兵大臣的办法难以实行，因为当时形势危急，朝廷需要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维持大局，而杀外臣也容易激起事变。这时候，一直为太后所记恨的许景澄、袁昶成为朝廷诛杀的目标。

总之，朝廷诛杀许、袁二大臣，李秉衡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称：“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7月28日，清廷下达上谕，称：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对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义和团档案史料》）

清廷下达诛杀许、袁二人的上谕后，荣禄“微争”，太后微笑不语，荣禄跪地不起。太后说：“若敢抗旨耶？”最终未许。

行刑时，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徐承煜是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排外，与许景澄、袁昶等人为敌，所以监斩许、袁二人时“色独喜”。袁昶视死如归，笑着对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同样面色不改，大义凛然，说：“我于朝廷可谓尽忠矣，无如朝有奸臣，莫可奈何。今日之死，名正言顺，自忖无愧矣。”

《拳变馀闻》载，许、袁二人被杀后，因为载漪、刚毅余怒未消，其家人不敢收尸，第二天，兵部尚书徐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殓焉”，为载漪等人所记恨，14天后被杀。

猫和老鼠的游戏|

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与各国公使们陷入了一种类似“猫和老鼠”游戏的状态中。清政府不敢对外国使节怎么样，他们想尽办法让使节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阻止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而各国公使们就是不离开北京，他们想尽办法拖延，以等待联军的到来。

7月29日，包围使馆区的清军重新开火。窦纳乐记道：“29日是明确恢复敌对行动的日期，他们在北御河桥上修筑了一个新的工事，而且从该处及其他地方很有规律地进行开火。”清军重新开火，无非想再次给外国使节施加一点压力。双方断断续续交火，没有发生大的伤亡。

清军重新开火，为窦纳乐等人拖延时间提供了很好的理由。7月30日，窦纳乐致信总理衙门，称：“当对北堂和我们自己的进攻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对于前往天津途中的安全不能感到放心。”

7月31日，清廷对窦纳乐的说辞做出反应，下达谕旨：“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无用枪炮轰击。”实际是下了停战令。

同一天，总理衙门复信窦纳乐，称7月29日的开火是使馆区内教民首先挑衅所致，清军不会再有攻击之事，然后重申将为各国使节前往天津提供安全保证，希望公使们早做决定。当天晚上，使馆区再次传出零星的枪声。

8月1日，庆亲王奕劻致信各国公使，称昨晚又有教民向清军开枪，清军伤亡两人，随即还击，希望公使们对教民严加约束。奕劻另外说道：“传闻使馆区内教民麇聚太多，教民们不愿意使节们离开北京，试图永远依靠；希望公使们识破教民的意图，不致堕其术中；关于公使们前往天津暂避一事，希望两三日内予以答复，以便中国政府料理一切。”

同一天，公使们得到从天津传来的消息，称援军将在几日内启程。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窦纳乐等人留在北京，与清政府拖延下去的决心。窦纳乐随即致函总理衙门，称炮火是清军发射的，假如清军不停火，各国使节是不会离开北京的；对于公使们受中国教民的影响而踌躇不决，不能离开北京这样的说法，窦纳乐在信中予以否认。

8月2日，清廷通过内阁明发两道上谕。一道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各统兵大员对洋商、教士设法保全；对于悔过自新的教民，不得概加杀戮，要令其自行解散，回乡居住。在另一道上谕中，清廷饬令荣禄遴派妥实大员，带同得力兵队，负责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倘有匪徒窥伺抢掠情事，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之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只要是明文电报，由总理衙门速为办理，勿稍延搁。

8月3日，窦纳乐收到总理衙门送来的两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总理衙门没有谈到双方停火的问题，而是通知窦纳乐等人，荣禄已经奉命为保护各国公使前往天津做好准备。在另外一封信中，总理衙门称，使馆与本国政府的电报通讯已经恢复，关于不许发密码电报的禁令已经暗中取消。这封信中附有英国外交大臣给窦纳乐发来的密码电报，询问使馆的安全状况。

总理衙门为什么同意了各国公使发送密码电报呢？总理衙门原来不允许各国使节用密码电报与本国政府联系，是害怕列强知道使节被围困的真实状况；总理衙门希望公使们向本国政府发送明文电报，报告平安，以此阻挡联军进犯北京的脚步。各国公使对此予以拒绝。总理衙门无奈，只好求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赫德认为，即使公使们发送明文电报报告平安，各国政府也不会相信；不妨让各国公使用密码电报与各自政府联系，密码电报由总理衙门代为收发，或许还有转圜余地。总理衙门听从了赫德的建议。

对于与总理衙门的信函来往，窦纳乐将其看作是一场百无聊赖的辩论，并且对中国官员的辩论能力感到不满：“他们一贯玩弄回避争论中的问题的手法，但是，在我们所评述的这些来往信件中，他们当自己的目的无法实现时又表现了一种奇怪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们显然急于想诱使我们离开使馆。”（《英国蓝皮书》）

对于总理衙门8月3日的信函，窦纳乐还没有来得及做出答复，8月4日，他又接到了总理衙门一封紧急信件，询问各国使节启程的日期，以便“赶紧”为此做出安排。窦纳乐猜测，可能是天津的援军已经向北京进发了，引发了总理衙门急躁的情绪。他心里暗自得意。

其实，引发总理衙门急躁情绪的并不是八国联军的出动，而是直隶总督裕禄的一道奏折。8月3日，裕禄上呈奏折，报告天津方面的战守情形。裕禄在奏折中称：“各国大队之兵，多聚于天津北关外虹桥武库一带，时图出窜”。“洋兵百计窥伺，昼则猛扑，夜则偷营，或虚张声势以疑我，或交绥即退以诱我，其种种狡谋，急思乘虚蹈隙为北窜之计。”随后，他又讲了具体的战例：7月30日，击溃日军进攻，毙敌一百多名，受伤者不计其数；7月31日，一千余名洋兵前来挑战，登时被击溃，奔窜而逃。

裕禄又在谎报军情，蒙蔽清廷，八国联军根本没有在7月30日、31日发动攻势，更没有被清军击溃。但是，裕禄的奏折却让清廷感到紧张，因为奏折透露的信息是“洋兵亟欲北窜”。为了阻止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军，总理衙门催促各国使节尽快离开北京，所以接连不断地致函窦纳乐等人。

面对总理衙门的催促，窦纳乐根本不着急，他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我们手边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拖延理由，即我们自一日以来便处于猛烈的炮火之下，但总理衙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论据，因为它根据中国驻各国公使的来电通知我们说：我们所有各国政府已要求立即发给我们离开北京的护照。”（《英国蓝皮书》）

8月5日，窦纳乐等人通过公使团首席公使致函总理衙门，声称需要直接得到本国政府的训令才能离开他们的岗位；为了得到本国政府的训令，总理衙门应该转发各国公使给各自政府的密码电报。

8月5日晚上，使馆区发生了一阵猛烈的炮击，时间很短。8月6日一早，奕劻致函窦纳乐，首先称公使们给各自政府的密码电报已经送往山东发送出去；然后提出强烈抗议，称使馆卫队首先开火，发动了对清军的攻击。窦纳乐则立即回信，声称总理衙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后来，窦纳乐承认清军的此次攻击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他认为是清军首先开火），而总理衙门抢先提出抗议是一种善意的表示。

直到这时，窦纳乐仍然没有得到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所以他还是坚持他的拖延策略。他从总理衙门的来函中知道，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仍然在工作岗位上正常工作，于是，他于8月8日致函总理衙门，称：如果中国政府对和平仍抱有希望，就像中国公使仍然履行他的职责一样，各国驻华公使也应该正常履行他们的职责，朝廷就不应该允许中国军队向使馆卫队开火，不应该阻止使馆方面获得供应。

窦纳乐派信使将此信送往总理衙门。信使回来的时候，给窦纳乐带回了一份公函，公函称：李鸿章已经被任命为全权大臣，通过电报和各国政府谈判，以结束当前的危局。窦纳乐非常高兴，因为这表明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了，清兵将不会对使馆区实施猛烈的攻击，使馆区内的人们可以坚持更长时间。

8月9日，使馆区周围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军队，清兵使用新式的威力更大的来复枪。窦纳乐等人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但是，根据多年行伍经验，他也做这样的推测：是不是天津的联军已经出动，眼前的这些清兵在联军面前吃了败仗，撤退到了北京？

对窦纳乐等人来说，真正的喜悦于8月10日到来了。窦纳乐于8月6日派出去的一名信使带回了英国将军嘎仕礼的信件，信件写于8月8日，称：“联军的强大部队正在前进。两次击败敌人。坚持你们的勇气！”

当天，柴五郎大佐也收到了日本将军福岛的信件，信件同样写于8月8日，不但交代八国联军正在向北京进发，而且预测了联军到达北京的时间：“除非发生某些意外的事件，联军将于9日到达河西务，10日到达马头，11日到达张家湾，12日到达通州，13日或者14日到达北京。”（《英国蓝皮书》）

第三章　恐慌与疯狂

糜烂的前方|

无论是攻打大沽炮台，还是占领天津，八国联军的最终目的是前往北京，解救陷入险境中的外国人。攻占大沽炮台后，列强不断向天津派兵，至6月底，列强登陆部队的总数大约是14000人左右。联军指挥官认为，以这样的兵力联军难以战胜阻截的清军进入北京。

6月29日，一个从北京来的信差进入天津，给英国领事贾礼士带来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于6月24日的字条，字条上写着：“外国人士被围困在英国使馆内！局势险恶！快来！”信差称：好几个国家的使馆已经被毁坏，仅有两三个使馆保留下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当天，天津租界内的联军指挥官召开会议，谈论向北京进军的问题。他们估计，联军进军北京必须有25000人。7月2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在给英国海军部的电文中称，为了进军北京和维护交通线，差不多需要4万人的军队。很明显，列强需要继续向天津增兵。

如何继续向天津增兵，这是个问题。英国虽然以老大自居，因为地处欧洲，加上在南非还有一场布尔战争在打，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向中国输送一支强大的军队。法国和德国也难以做到。因为与中国接近，日本和俄国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向中国投放大量兵力，可是英国又不愿意让俄国在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英国人希望日本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7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命令英国驻日大使怀特赫德与日方交涉，敦促日本尽快增兵中国。7月3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同意继续向中国派兵。日本第五师团当时处于被动员的状态。日本的增兵计划最初遭到俄国的反对，后经过英国、德国的劝说，保证日军在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殊权益，俄国最终同意日本向中国大规模增兵。

7月13日，怀特赫德奉命通知日本方面，如果日本除了派遣15000人（第五师团）外，能够另外派出20000人的部队，英国政府可以向日本提供10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后，日本迅速将第五师团派往中国。到7月底，日本派往中国的兵力总数大约在20000人左右，由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任司令官。英国、美国、法国的援军也源源不断向天津输送。到7月底，联军集中到天津的兵力大约在40000人左右，具备了向北京进发的条件。

8月1日，联军中军衔最高的俄军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召集各国高级将领开会，会议决定联军于8月4日下午开始行动，向北京进发。8月3日，联军高级将领再次举行会议，最终确定联军于8月4日下午3时从天津出发，进入前沿阵地，8月5日凌晨对清军发动攻势；投入兵力约为18600人，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3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500人，法军800人，德军没有参加；联军兵分两路，沿运河左右两岸前进。（《八国联军在天津》）

庚子年派往中国作战的日本兵。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第五师团始终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甲午战争、庚子国变，还是抗日战争，日军第五师团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

在天津以北，清军布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位于北仓一带，第二道防线位于杨村一带，防守兵力主要是从天津撤退出来的武卫前军、武卫左军、淮军等部队。《庚子从军日记》载：从天津撤出后，宋庆令各军整顿军械粮饷，查点人数，武卫左军与武卫前军各有20营，总计20000人左右。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马玉崑命令清兵开挖壕沟，修筑墙垒，在要隘处埋设地雷；另外在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灌注，使得数十里内汪洋一片，想以此阻挡八国联军的进犯。

8月5日拂晓，联军发起攻势，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阵地，然后向北仓发动进攻。日军担任主攻任务，英军在右侧策应。清军顽强抵抗，仍然没有阻挡住联军的攻势，于上午7时左右全面溃败，北仓失守。日军伤亡300人左右，英军伤亡25人，其他国家的军队伤亡很小。

8月6日，联军向杨村一带的清军发起进攻，攻击任务主要由俄军、英军、美军承担。清军坚守了4个小时后溃败，杨村失守。美军在杨村的伤亡总数是：9人战死，64人受伤。8月6日清晨，另外一支联军部队，约12000人，夺占了距天津2英里的西沽。

8月6日，前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宋庆在8月7日的奏折中称，裕禄在杨村督战，见各军队伍退过营门，“见事不可为，口呼智穷力竭，辜负皇恩，遂以手枪自击，登时气尽”。宋庆报告说，在北仓、杨村的战斗中，清军伤亡3000余名。裕禄是庚子国变中的重要人物，他庸碌少能，对上蒙蔽，对义和团在直隶泛滥以致酿成重大事件负有重要责任。

在报告裕禄死讯的奏折中，宋庆仍像裕禄一样谎报军情，称其在杨村亲自督战，清兵奋勇攻击，“击毙敌兵将及万人”；称其在杨村指挥炮队轰击洋兵，“毙敌千余名”。鸦片战争时期，大臣们大肆蒙蔽道光帝，令人气愤而感叹；而60年后，这样的行径仍然大行其道，可见只要专制社会存在，上下蒙蔽的“毒素”就难以去除。

接到宋庆的战报，慈禧太后大为慌张，乃至大哭，问身边大臣们怎么办，因为朝廷刚刚斩杀了许景澄、袁昶，大臣们无人敢言。

这时候，清军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防务非常薄弱，从外省调入的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等人的部队驻扎于河西务一带，“情形均甚劳顿”，归李秉衡指挥；宋庆率领从天津溃退下来的清兵驻扎在蔡村一带。

大难临头，方寸大乱|

8月6日，慈禧太后感到大事不妙，开始为西逃做准备，计划于8月10日逃离北京，命东阁大学士昆冈为留京办事大臣，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等待圣驾。军机章京一行人随即西出彰仪门，前往长辛店，车上插着随扈黄旗，导致京城中人心惶惶，市面更为震动。

8月7日，清廷给李鸿章发去电旨，称：“此次中外启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著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

8月8日，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谕令，称：“现在军机益形吃紧，各路赴京营伍尚未到齐。著各本省及沿途各督抚，再行赶紧严催，俾令克期北来。倘仍有逗留不进，藉词迁延贻误者，定当执法严惩，决不宽贷。”

8月8日，因为车辆置办不齐，加上有一些大臣恳请太后留京以安民心，慈禧太后决定暂时不做出逃打算，召回了在长辛店待驾的军机章京。

8月8日，经过短暂休整后，八国联军继续向前推进，出发先后顺序是日军、俄军、美军、英军，其中日军为8000人，俄军为4000人。联军一路上遭遇清军抵抗很少，很多无辜而没有抵抗力的中国百姓被联军士兵像野兽一样打死。宋庆的部队早已溃散，联军傍晚的时候在蔡村附近集中。

8月9日，八国联军进至白庙。8月10日，联军到达河西务一带，李秉衡率领的清军全面溃败，其本人退往张家湾。李秉衡在奏折中这样记述当时情形：“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清军）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岂旦夕之故哉？”（《义和团档案史料》）

前方清军快速败退，至10日傍晚，北京城里已经满是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清兵。差役王大点在日记中记道：“至平西时走至东珠市口，瞧见有陈泽霖、万本华、张春发、总统宋庆所部毅军先锋、武卫军各队兵勇，均由马头地方败下，失散队伍，顺着大街，沿途屡行多有，各铺俱有投宿之败勇。”（《王大点庚子日记》）从城外抬回来的士兵大都断手断足，气象凄惨，大学士徐桐见后，说：“这回纵然失国，已是正大光明。”

8月10日，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里，要求八国联军尽快向北京进发，以拯救他们，电文中充满恐慌与谎言：“李鸿章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有充分的权力同各国外交部商定一切问题。无论进行任何谈判，部队都不应延缓对北京的进军。我们每天仍遭到炮火的袭击，而且我们的供应现已被完全切断，因此，除非我们马上得到援救，我们便必须投降。”

8月11日，清廷给宋庆下达上谕，命令他照会八国联军将领，告知李鸿章正在与各国政府商议停战，希望联军将领先行停战。清廷的种种举措根本挡不住联军的前进，当天，联军逼近张家湾，清军继续溃败，李秉衡愤而自杀。随军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记道：“由于某种理由，中国人拒绝战斗，并且扔掉他们多余的行李而迅速逃跑了。日本人烧了这座城镇（张家湾），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见烈火浓烟包围了这座城镇。其目的是在夜间让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害怕。”（《八国联军在天津》）

李秉衡尽管思想保守，有排外意识，然其大义凛然，在国家危亡时刻至前敌抵御侵略，史书对此大都持肯定态度。《清史稿》称：“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9月6日，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想起挺身而出的李秉衡，下达上谕对其悼念、抚恤，赐谥号“忠节”。

8月11日早晨7时许，总理衙门致信窦纳乐，宣称可以为使馆代购物品，充分表达善意。与这一信函一起到来的却是清军对使馆区猛烈的攻击，使馆方面敲响总警钟，动用预备队，以应付受到的打击。清廷在同一时间里做出自相矛盾的举动，只能说明慈禧太后等人已经是方寸大乱。

恼羞成怒，杀人泄恨|

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一路所向披靡，清军根本挡不住联军的进攻。清军溃败的消息传进皇宫，慈禧太后大为恐慌，只有不断向列强示好。但是，窦纳乐等人打定主意，就是不离开北京，等待八国联军的到来。八国联军进京对太后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她要为她以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慈禧太后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她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像她的丈夫咸丰帝一样仓皇逃出京城，走上颠沛流离的路途，颜面尽失。恐慌、恼怒一齐涌上太后的心头，8月11日，她做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情，下令诛杀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三位大臣。清廷的上谕称：

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惟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义和团档案史料》）

三位大臣罪名含糊，罪不当诛，实际都是因为遭慈禧太后记恨而被杀。徐用仪，1826年出生，浙江海盐人，1859年中举，1862年为军机章京，次年在总理衙门行走。1882年，擢工部右侍郎；1894年，以吏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在甲午战争期间，与孙毓汶等人相接纳，主和，遭弹劾，1895年退出总理衙门、军机处。戊戌政变后被重新启用，任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

徐用仪原是太后的宠臣，否则也不会被第二次启用。可是，重新被启用后，徐用仪屡屡招惹太后不满。首先，朝廷立溥儁为大阿哥，“用仪不甚附和”，太后肯定会生气；在6月17日的仪鸾殿召见中，徐用仪反对对外开战，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与太后主张不同；太后杀许景澄、袁昶，作为同乡，徐用仪为其收殓，这也是对太后不敬；徐用仪曾经上奏，称洋兵已经抵达通州，请太后和皇上准备车驾暂避，而载漪对太后说：“已三次往探，并无洋兵踪迹，徐用仪谣言惑听，可杀也。”（《庚子大事记》）徐用仪接二连三地招惹太后记恨，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联元被杀也是因为他屡屡招惹太后记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生病，召见联元，“颇见亲”；联元见光绪帝后，对太后曰：“皇上当保全。”话未说完，太后骂道：“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联元口吃，语塞而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联元同情光绪帝，肯定为太后不容。在四次仪鸾殿召见中，联元两次站出来，反对太后围攻外国使馆，反对太后与列强决裂，太后当时就要把联元斩首，幸亏载勋出面相救。太后面临穷途末路，用杀人的方式宣泄她内心深处的绝望，这一次谁也救不了联元了。

慈禧太后对立山更为痛恨，因为太后对他更好。太后平时对立山非常宠信，令其长期担任内务府大臣之职，在自己身边伺候，立山也因此赚得家财无数；但是在关键时刻，立山站错了队，在6月17日仪鸾殿召见中没有支持太后的主张。太后对此特别恼怒，所以称立山“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立山也就难逃被诛杀的命运。

慈禧太后杀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时的心态很像三国时袁绍杀田丰。袁绍与曹操大战的时候，谋士田丰劝说袁绍不要贸然攻打曹操，因此得罪袁绍，被囚禁起来。袁绍发动对曹操的攻势，被曹操打败，消息传来，有人对田丰说：“主公必然看重你，因为你是对的。”田丰说：“若是我军打了胜仗，我一定会安全；现在我军打了败仗，我就要死了。”袁绍回来，对左右说：“我不用田丰的计策，打了败仗，一定被他耻笑。”于是杀了田丰。

慈禧太后下达谕旨诛杀三大臣，当时荣禄刚刚进入宫中，请徐桐与他一起劝阻太后，徐桐说：“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无奈之下，荣禄一个人来到慈禧太后面前，磕头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慈禧太后说：“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

第四章　哭泣的古都

联军攻陷北京|

随着八国联军逐渐逼近北京，京城里混乱一片。从8月9日开始，甘军、武卫中军“连日三五为群，持刀直入官绅宅第，抢夺骡马车辆，声称借用”。清兵、土匪在城内大肆抢劫，米铺、当铺、钱铺，均被抢劫，“北城北新桥天益泰抢有两万若干银，又大弘庙车店被抢，其余未闻，不知其数”。

8月12日，听说李秉衡前方兵败，慈禧太后大哭，对身边大臣说：“余母子无类矣，宁不能相救耶？”大臣们皆惊愕不语。太后派王文韶、赵舒翘前往使馆乞和，王文韶以年老推辞，赵舒翘说：“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臣拙于口，亦不能引故事而争也。”荣禄说：“不如与书，观其意。”

于是，慈禧太后命庄亲王载勋口传谕旨，令庆亲王奕劻等人速往各国使馆商议停战。奕劻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致信窦纳乐，表示愿意亲自前往使馆与各国公使进行和谈。窦纳乐尽量拖延时间，答复说第二天早晨接待他们。

当天，清军仍然对使馆区发动攻击，安设在德国使馆附近城门上的一门大炮重新开火。清军向前推进，遭遇使馆卫队的猛烈射击，使馆卫队施放诺尔登费尔特机关炮，有27名清兵被打死了。使馆卫队的伤亡不大，法国的拉布劳斯上尉被打死。

8月12日，八国联军进入通州。美国军官达格特记道：“本来以为中国人会在通州进行抵抗的，日军前卫在12日一早就出发了，没有遇到抵抗就到了南门。炸开城门后发现城里已空无一人。军队在正午时露营。日军前卫队继续向前推进约七英里，离北京只有五六英里了。”（《八国联军在天津》）

8月12日下午，俄军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通知其他司令官，建议联军在通州休息一天，因为他的士兵太劳累，必须休息。利涅维奇中将的心中隐藏着一个阴谋。其他司令官只好同意这样做，将8月13日这一天用作侦察，为进攻北京做准备。各国司令官一致同意，联军于8月14日一齐到达日军前卫当时占据的战线，然后举行军事会议，为8月15日进攻北京详细部署。

8月13日，慈禧太后也在紧急布置京城防御措施。太后召帮办北洋事务大臣、四川提督宋庆入京，中午前后召见。宋庆称：“洋兵四路包抄而来，彼众我寡，不遑迎接，唯有鼓励将士死战而已。”退朝后，宋庆前往军机处，面对里面的大臣，愤愤地说道：“诸君信任团匪，酿成巨祸，此时团匪已散，我一国势难抵敌联军，恐京师终难保守。”

当晚，慈禧太后命马玉崑率所部拔队入京，召马玉崑觐见，讨论“护驾出京之计”。除了从天津方向撤退下来的部队，防守北京的清军还有神机营、虎神营、甘军、步兵统领所属部队，总数大约有10万人。但是，当时北京城里已是军心大乱。董福祥统帅的甘军实际负有保护太后等人出京的任务，在出京之前，董福祥纵兵抢掠，“满载出城而西”。京城中的义和团尚有数万人，这时候纷纷摘掉红巾，一哄而散，没有了踪影。

1900年驻扎在北京城墙上的俄军士兵。

8月13日，奕劻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没有按照约定前往使馆，在给窦纳乐的信中称：“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都很忙，不能前去看望他们。”窦纳乐害怕清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回信中说，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天津的消息，知道联军已经向北京进发，警告不要再进攻使馆，否则会受到人身报复。

信差从总理衙门给窦纳乐带回了三封信，信件传达了奕劻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善意，希望双方停火，华人和洋人均不再闻枪声。可是，与这三封信一起到来的是清军猛烈的轰击，一发炮弹击中了窦纳乐的更衣室。夜间，清军的攻击更加频繁，窦纳乐不得不三次招集预备队支援火线。8月14日凌晨，从一片枪炮声中，窦纳乐等人已经能够分辨出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声和重炮声了。

8月13日夜间，没有和其他部队打招呼，俄军离开了通州的营地，单独向北京进发，直扑北京东便门。俄军的意图是第一个攻进北京城，夺取头功，以便在以后分赃的时候获得更大份额。这就是利涅维奇中将心中的阴谋。英国将军嘎仕礼后来在报告中说：“由于俄军的提前进军，（联军）集中的意图被放弃了。各军都急速地前去攻打北京城。”日军、美军、英军等部队于14日上午先后发动了对北京城的攻势。

8月14日凌晨2时左右，俄军用大炮轰开了北京东便门外城的城门，向内城推进，遭到内城墙上清军的猛烈射击，俄军伤亡很大，难以攻克内城门。因为俄军最早发起攻击，清军闻讯向东便门附近集中，对俄军猛烈射击，击毙、击伤俄军120余人，俄军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少将受伤，安丘科夫上校被打死。直到14日中午，俄军始终无法进入北京城中。

8月14日上午9时许，日军发起对齐化门（朝阳门）的攻势。日军集中了40多门大炮猛烈轰击齐化门，使整个城门箭楼变成了一堆废墟。当日军向前推进时，清军顽强抵抗，猛烈射击，齐化门久攻不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只好下令暂停进攻。

当天晚上9时许，日军用大炮轰开齐化门、东直门，并占领北面和东面的城墙。日本驻天津领事称，在8月14日的战斗中，日军伤亡100人，包括3名军官，清兵阵亡400人；至8月17日，日军伤亡人数超过200人，包括1名大佐和8名军官。（《英国蓝皮书》）

8月14日上午，美军来到沙窝门（广渠门）附近。因为俄军在东便门的攻势吸引了清军主力，美军没有遭遇猛烈射击。利用这一时机，一些美军把城墙上的好多小洞和突起点当作梯子，顺利地爬上了北京城墙，然后对城墙上的清兵进行射击。上午11时左右，美军在城墙上竖起了自己的军旗。因为通往使馆区的城墙完全被清兵占领，美军转而向西攻击前进。

英国军队于8月14日中午才赶到北京的城墙下面，却成为第一支进入使馆区的联军部队，这得益于窦纳乐8月6日送出去的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窦纳乐的参谋长为英军标出了进入北京城的一条暗道——崇文门西边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门。下午3时左右，英军司令官嘎仕礼带领部分英军官兵钻过御河水门进入北京城，径直来到使馆区，受到窦纳乐等人的迎接。

被围困期间，使馆区内的外国战斗人员共有65人死亡，有167人受伤，外国非战斗人员有一定伤亡，具体数字不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被围困期间肃王府的人员伤亡数字是：外国人阵亡20人，受伤48人；中国教民阵亡18人，受伤85人。（《英国蓝皮书》）考虑到使馆区内的中国教民主要集中于肃王府，据此推算，被围困期间使馆区内中国教民的伤亡数字不是很大。

被抛弃的紫禁城|

8月14日，北京城里一片大乱。下午1时后，“自东来信，倭兵进城，人全都跑回，各处惊怕，将事业、家具、物件撂下，均跑向西便门逃走；各户紧闭门户，无不畏惧。又瞧见甘军步队，由北口往西败走不少。又闻武卫、虎军、甘军各散队伍逃亡西，出广安门。”（《王大点庚子日记》）

下午6时左右，清军设在宣武门上的大炮忽然猛烈开火，向东南方向发射30余发炮弹，轰击天坛等处的联军。指挥开炮的是兵部尚书、正红旗都统敬信。有人劝他赶紧撤离城楼，他回答说：“我职守攸关，未发一炮而走，不可以！”敬信此举令联军将领钦佩不已，他后来也没有遭遇恶意对待。

8月14日，慈禧太后尚在宫中。早朝的时候，大学士、六部九卿，无一到者。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大臣们皆不言，皆无对策。荣禄后来说：“还是致函各国公使，请求停战，慢慢议和，他们应该能听进去的。”太后说：“赶快去办，我们母子的性命就指望它了。”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只有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其他人皆不在。太后说：“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都回家去，置我母子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她又对王文韶说：“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

8月15日拂晓，北京城内枪声又起。载澜进入仪鸾殿，对太后说：“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太后赶紧起身，问皇帝在哪儿。光绪帝这时候正在某殿中拈香行礼。光绪帝来到后，太后说：“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光绪帝把朝珠、缨帽胡乱抛弃，扔掉了外褂，换了黑色长袍。慈禧太后也换上了汉族下人服饰，穿蓝布夏褂，坐上载澜的车子。

进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在北京城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大阿哥溥儁等人仓皇逃出西华门，直奔德胜门。跟在太后身后的是载漪、奕劻、载勋、载澜以及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人。因为厌恶珍妃，慈禧太后临行时命人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数十位不能跟随太后逃走的宫人只能赴水而死。担负护驾任务的有马玉崑率领的千余名弁勇，另有神机营、虎神营、八旗练兵约1000多人。慈禧太后一行人到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仓皇而逃。

8月15日，荣禄在紫禁城内遇见崇绮，“相见大哭”，随后带领武卫军数营仓皇出京，经卢沟桥、长辛店到达良乡，一路上与张春发、陈泽霖、余虎恩、董福祥等人会合。荣禄收拾残军，前往保定。

8月15日清晨，日军、俄军向北京城内开进。7点30分左右，美军在前门集合，在内城城墙上架起了四门大炮，以其中三门大炮轰击西边的顺治门（宣武门），一门大炮对准紫禁城。为了占领皇宫，美军用大炮轰开了紫禁城的前三道大门，即将进入皇宫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司令官沙飞的命令，要求停止进攻，不能占领皇宫。美军随即从紫禁城撤出。

8月15日下午，各国司令官召开会议，对于攻打紫禁城一事产生争执。俄国司令官利涅维奇主张联军不要进入皇宫，应该对清朝皇室采取宽容的态度。利涅维奇的主张得到了法国司令官的支持。从自身利益考虑，俄国希望维持清廷的原有统治格局。会议决定，将是否占领紫禁城一事留给外交使团开会决定。

8月16日，各国公使和联军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是否占领紫禁城。会议分歧严重，窦纳乐等人不赞成联军放弃皇城。最终，会议决定联军重新开进紫禁城。美军第九步兵团派出一个分队驻守紫禁城午门，紫禁城的东、西、北三面则由日军驻守。

8月16日早晨，八国联军进入西什库教堂，围困教堂的清兵和义和团被驱散。被围困期间，守卫教堂的水兵有11人阵亡，12人受伤，中国教民死亡400人左右。（《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8月16日，北京城完全被八国联军占领。至此，由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引发的动荡与骚乱尘埃落定：义和团迅速消散，使馆和教堂被围困的局面结束，清廷逃出北京，向列强求和、投降。所以，1900年8月16日可以作为庚子国变的结束时间。

北京城的浩劫|

8月15日，慈禧太后等一行人逃离北京，八国联军大规模入城。从这一天，古都北京迎来了又一场浩劫。

八国联军入城后，京城内的百姓蜂拥出城，四处逃难。仲芳氏在8月15日记道：“大街小巷逃走之人，男女老少，拥塞道路。无分仕宦商民，俱拖泥带水而行，嚎哭之声，惨不忍言。各城门楼均为洋兵屯占，在城墙上绕放枪炮，以施其威。其炮声甚烈，每一炮响三声，炮子空中飞舞，三四里之外始落，震摇房舍，恍（晃）动墙壁倾颓，沿城施放，接连不断。”（《庚子记事》）

进入北京城后，八国联军大开杀戒。杨典诰当天记道：“皇城之内，杀戮更惨，（联军）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一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庚子大事记》）八国联军以报复义和团为名，将设过拳坛的庄王府、端王府、户部办公之处等付之一炬。

面对残暴的外国军队，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许多朝中士大夫愤而自杀或者阖家殉难，以决绝的方式抗议乱世的到来。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称：“连日阵亡将校六百四十员，其余文武大小、官绅耆民等阖家或引火自焚、仰药以殉、投井而殁者一千七百九十八员名。家属之多者，如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一户，男女三十一人，同殉。”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里炫耀武力。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表面上是保护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潜在目的是进一步打击中国人的反抗意识。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列强的目的部分达到了。庚子年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列强更害怕，更恭顺了。

《拳变馀闻》载：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惊慌失措，他的儿子、吏部左侍郎徐承煜对他说：“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能免，失大臣礼。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徐桐只好上吊而死。徐承煜没有像他说的一样随父自杀，反而逃出了家门，在路上被日军抓获，和启秀一起囚禁于顺天府尹署衙。北京被攻陷的当天，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被日军抓获。1901年，启秀与徐承煜一起被八国联军斩杀于菜市口。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前吉林将军延茂守卫安定门，8月15日从城门上撤下，于第二天率全家男女12人引火自焚。户部尚书崇绮的儿子葆亨，事前在家里挖了地道，北京被攻陷的当日，命全家老幼进入地道，葆亨最后进入，令仆人用土将地道封死，引火焚烧，全家殉难。崇绮逃出北京到达保定，闻听噩耗，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于8月26日在莲池书院自缢。

京城中自杀的士大夫还有：前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掌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培森，江西道监察御史宗室德藩，湖广道监察御史宋承庠，翰林院侍读崇寿、宗室宝丰，庶吉士宗室寿富，吏部主事钟杰，户部员外郎宗室恩斝、殷育恩、戚善朂，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英魁、崇寿、宗室谨善堂，主事才保，兵部郎中魁麟，员外郎荫德贺、赵宝书、重振，主事王铁珊，刑部郎中汪以庄，主事郭绍征、王者馨、毛焕枢，工部主事恒昌、白庆、周增和、宗室海明，理藩院主事英顺，内务府员外郎诚年、端鑫、明昭，宗人府经历宗室纳钦，光禄寺署正王恩第，库使锡麟，内阁中书坤厚、清廉、玉彬、陈廷勋，国子监助教柏山，南城正指挥项同寿，东城兵马司吏目宫玉森等。熙元、王懿荣家属，同时殉难。（《庚子大事记》）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与教民一起焚烧了端王府、庄王府，在庄王府中杀人不少。《高枬日记》载：“其烧庄府，毙拳匪一千七百名于府内，曾按尸骸而数者。予于是日望火光，闻哭声，疑未必有一千七百之多，然不少。”

进入北京城后，联军不但进行杀戮，而且大肆抢劫，而抢劫过程中又伴随野蛮的杀戮。仲芳氏在8月17日记道：

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占。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人在仓促之间，不及防备，多被所扰。由是有闭门自焚者，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以京师合城而论，前三门外受灾稍轻，城内及北城受难尤重。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庚子记事》）

8月17日，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实施分区管辖。紫禁城仍然由美军、日军负责把守，内城和外城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由日本、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管辖。8月23日，1200名德军进入北京，联军当局从俄军的管辖区域中划分出部分地段交由德军管辖。户部银库在日本辖区，库内250万两白银被日兵搬运一空（《日本外交文书》，转引自《庚子拳乱》）。

各国划分管辖区域后，区域内铺户、住户，皆在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在某一国管辖区域内，旗上要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字样，或者用汉文书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在门前。美国人马士这样记道：

北京城曾经被抢劫，最先被义和团，其后被中国军队，但是他们不过撇去了表面上的浮油。外国军队现在却着手对它洗劫了，虽然是暴乱地，却是有步骤地在干。最初，他们（联军）分布到城内各处，随心所欲，不管地区；其后，每个分队在指定由它来维持治安的地区进行抢劫；在最后的阶段，各司令官们曾试图在当时无秩序的状态中装出建立秩序的样子，设立各种战利品贮藏，并命令所有劫掠到的物品都应交给战利品的总管。（《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

从若干史料看，联军的抢掠集中于8月16日至18日三天。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义和团》三）

一些史料记载，在抢劫与占领期间，德国官兵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日本官兵的表现则相对不是非常恶劣。恽毓鼎在日记中称：“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辖地界，日本最安谧，美次之，英又次之，德最骚扰，盖挟杀公使之愤也。”赫德在给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称：

德国军队在这里行为可怖，俄国军队也很坏，崇文门内俄国占领区移交给德国以后，以前不曾逃走的极少数中国人，现在也急忙避往日本占领区去了。情景确是可怕，虽然这次灾难是中国人自己招惹来的，可是从德国人发布的命令看真是太残酷了。命令的意思是：在作战期间，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虽然他们不可能把中国人杀光，可是在他们占领区里已成人间地狱。我虽没有亲眼看到，但是中国人说起来都会谈虎色变。（《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庚子大事记》载：“自德人分界以来，虽出示安民，而各兵之骚扰如故，致居人不安，陆续尽室而行，以留笨重器具……德界官绅以德人横行，日拉大车挨胡同搜刮，且每日早晚两次拿人做工，无不痛心疾首。于是偕谒柯达士，请照美界章程约束部下。柯达士言，德国自有章程办事。各绅又不便公言德兵滋扰之甚，以言亦无益也。盖柯达士常率兵以掠人之物，何敢约束所属部下哉？”

北京民众除了遭受外国军队的蹂躏，同时要忍受土匪、盗贼的抢掠。仲芳氏在8月18日记道：“莠民土棍，皆倡言无处换钱、籴粜粮米，纠约匪徒肆行抢掠。钱铺、烟铺、粮店、米铺、当铺、布铺、绸缎、估衣等铺，城内城外皆被抢夺一空。即小本生意、各行手艺，不论铺之大小，货之巨细，但凡闭门逃走，仅留一二人看守者，俱被抢掳无遗。甚至将门窗栏柜，亦皆拆抢一空。不独贫穷之人与土匪无赖之辈打劫，就是儒雅体面之人，亦乘间随众抢夺。皆因城陷国亡，地方官隐匿，差弁吏役无踪，毫无王法可畏，故肆无忌惮也。”（《庚子记事》）

为了宣示八国联军对北京以及紫禁城的占领，8月28日，联军举行仪式，以队列的方式进入紫禁城各门，穿越紫禁城中的各大殿。八国联军的行进次序是：800名俄军、800名日军、400名英军、400名美军、400名法军、250名德军、60名奥军、60名意大利军。各国使节和外国高级官员进入紫禁城，在中国人的皇宫进一步展示他们的傲慢。

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不断派出部队，到京津四周的乡镇“围剿”义和团。9月8日，一支联军部队前往天津独流镇，驱逐义和团，然后焚毁这个地方。9月11日，一支由1700名德军组成的部队前往北京西南的良乡，遭遇顽强抵抗后攻克这个县城。9月16日，联军向北京以西的三家店进犯，摧毁了那里的兵工厂和数座庙宇。

第五篇　东南互保

第一章　构想出炉

主张与列强和好的总督|

当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纷起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大臣主张镇压义和团，维持和列强友好。6月8日，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表明对当时局势的主张：“惟匪势（义和团）如此猖獗，毁路踞涿，种种不法，名为忠义，实则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难保不散而复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难。现闻大沽已有洋舰二十余号，万一出而干预，大局何以支持？畿辅重地，关系非轻，似应一意主剿（义和团），通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

6月14日，当北方的局势越来越混乱的时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称：“我没有收到关于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但消息似乎愈来愈坏。我深信，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终于断交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刘坤一、张之洞）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尽力维持和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可能使很多人丧失生命。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局势是严重的。”（《英国蓝皮书》）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基本在刘坤一、张之洞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对这些地区的局势非常关注。6月15日，索尔兹伯里在给霍必澜的回电中称：“保护英国在长江的利益。我们正与海军部进行联系，派遣一艘军舰前往南京，并向驻南京和汉口的总督送交您所建议的函件，保证他们在维持秩序时将获得英国的支持。”

6月15日，刘坤一、张之洞联名致电总理衙门，仍然主张尽快剿灭义和团，不要与列强为难：“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或可转危为安。”

张之洞，1837年出生，直隶南皮人，1863年进士，随后“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40岁后成为“清流派”重要成员，敢言直谏。1882年1月，授山西巡抚。1884年5月，署理两广总督。1889年8月，调任湖广总督，长期执掌两湖地区的军政大权。

6月16日，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令“仙女”号军舰驶往南京，“红雀”号军舰开往汉口，“无畏”号军舰开往吴淞。当天，刘坤一在南京会晤了金陵税务司、英国人韩森，称：“愿在长江一带维持和平，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一切都肯做。如果其他国家侵犯长江一带，愿意听英国的指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官员中与时俱进的典型，他最早是清流派，后成为洋务派，甲午战争后又支持维新派，庚子国变后又上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主张新政。张之洞是一个政治上具有大智慧的官员。

6月17日，张之洞在武昌会见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同样表达了维持长江流域局势稳定的思想，并且说明他与刘坤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会通力合作；但是，他不希望英国军舰进入长江，认为这样会引起各方面的误解。张之洞的真正用意是防止外国军事力量进一步染指长江流域。

6月18日，张之洞致电刘坤一，说明拒绝英国军舰进入长江的主张，得到刘坤一的赞同。同一天，张之洞札江汉关，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称湖广、两江地方政府正在严密布置防范，完全有能力维持长江地区的社会稳定，尚不须外人相助，“若英水师遽进长江相助，不惟无益，且内恐百姓惊扰，外恐他国效尤，更致不可收拾。至若恐他国先进干预，吴淞有英国水师，尽可拦阻，英不先入，他国断不敢入，可请放心。”

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的指示，上海道余联沅与霍必澜紧急交涉，要求英国军舰不要进入长江。双方最终达成谅解，霍必澜称：长江流域由刘坤一、张之洞主持，英国方面略感放心，英国不会继续向长江派出军舰；对于已经进入长江的两艘英国军舰，英国方面来不及追回，请中国方面予以谅解。

东南互保的草稿|

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东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正常交流、合作，北方的清廷并没有听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意见，从6月16日起，慈禧太后接连四天召集大臣于仪鸾殿，最终决定安抚义和团，与列强决裂。6月20日，在发布宣战诏书的前一天，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这样一道上谕：

“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连日焚烧教堂，杀害教民，义和团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集结津沽，中外必有一战，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预料。各省督抚均领受朝廷厚恩，理应与朝廷休戚与共，事局至此，当竭力图报。你们应该根据本省实际，从选将、练兵、筹饷三个方面通盘筹划，以保守疆土，抵御侵略；接济朝廷，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应该讲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列强觊觎已久，尤为紧要。你们要是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然导致国势日下，大局不堪设想。你们要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同挽救危局。事势紧迫，朝廷对你们企盼之至。”（《义和团档案史料》）

这道上谕没有具体性指令，旨意含糊，言语中透露出悲观的情绪。6月29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得到了这道上谕的副本，他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这道密旨的措辞非常奇怪，中国人认为它是一个垂死政府的遗命。各督抚奉命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各省，同时对北京的危急局势提供帮助。中国人认为，这道上谕的词句实际上是给予各总督以绝对的权力……它所用的词句是暧昧不清的，但我认为端王在6月21日前后可能篡夺了朝廷的权力。据说，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们合作，并反对端王。”（《英国蓝皮书》）

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的当天，给各省督抚下达上谕，要求各省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

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义和团档案史料》）

因为义和团拆毁北京与各地电报通讯的电杆，清廷6月20日、21日给各省督抚的上谕是通过快马送往济南，由济南通过电报发往各省。以此推断，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应该在6月22日接到清廷6月20日上谕，在6月23日接到了清廷6月21日上谕。

非常之人盛宣怀。说到盛宣怀，人们常常把他和胡雪岩相提并论。其实，盛宣怀在历史上的作用远非胡雪岩能比，他是一个“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6月23日，接到清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们该怎么办？继续和洋人合作，还是对洋人动武？6月24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总督接到了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对于6月21日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各位大人万勿声张。上海各领事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道天津租界遭受炮击，洋人死伤甚重。英国将军（西摩）带领千余官兵向北京进发，路途中伤亡很大，已经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定先向中国集结，北方局势不久必定糜烂。

“如果试图补救时局，必须趁没有奉到圣旨之前，刘总督、张总督一起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签订协约，上海租界归列强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当地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另外责成各地文武官员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

“北方局势不久必坏，三位大帅要想拯救社稷苍生，必须采用权益变通的办法；若是拘泥于朝廷谕旨，不仅东南地区的局势会坏掉，将来要想挽回全局也十分困难。”（《义和团》三）

盛宣怀，江苏武进人，184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其父盛康曾任湖北粮道、湖北盐法道。1866年考中秀才，后不再专注科举。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协助其办理洋务、营务，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和开拓意识，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所办洋务大多有其参与。甲午战争后，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南洋公学，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荣禄等朝中重臣交往密切，关系甚厚。

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等地纷起，盛宣怀对此一直非常关注。义和团占领涿州后，开始大规模毁坏铁路，作为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不断致电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要求镇压义和团，保护铁路。6月12日，他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议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内乱外衅或可渐弭”。6月17日，他分别致电荣禄、闽浙总督许应骙，呼吁“剿灭拳匪”。6月22日，他再次致电奕劻、荣禄，反对向列强宣战：“倘宣战，东南难保，何能接济？山、陕偏隅，可能自立？伏乞皇太后、皇上速定大计，勿再摇惑，宗社苍生，犹可补救，请代奏。”6月23日，盛宣怀接到了清廷与列强决裂的电报，意识到朝廷大祸将至。反复思考之后，他于24日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与各国领事订约以保护东南的主张。这就是“东南互保”的草稿。

实际上，“东南互保”的构想也并非起自盛宣怀，最先提出这一构想的是盛宣怀的老乡，当时任武昌电报局驻上海代表的赵凤昌。赵凤昌，常州武进人，出生于1856年，长期跟随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衙门文案，对当时官场和政治形势非常熟悉。北方形势大乱后，赵凤昌感到忧虑，他找到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声称东南地区形势也很危险，刘坤一等人应该与英国驻中国舰队司令西摩协商办法，最好能达成一份这样的协定：“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

何嗣焜认为赵凤昌的构想是好的，但缺少一个“枢纽之人”促成此事。两人商议后，认为盛宣怀适合做“枢纽之人”。他们找到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的构想。盛宣怀也认为此构想不错，不过有担心：“朝中端王、刚毅等人用事，已无中枢，与列强订约后，何以为继？”协约签订后如何执行呢？赵凤昌认为可由各督抚派候补道员来上海，随同上海道一起与各国领事订约签字，“公（盛宣怀）不过暂为枢纽，非负责人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协约定好后，由各省督抚执行，盛宣怀可以免去关系。

盛宣怀仔细考虑后，认为赵凤昌的办法可行。6月23日，当朝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到达上海后，他马上邀集赵凤昌、何嗣焜、余联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商议应对办法。第二天，他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东南互保的整体构想。

盛宣怀所提出的东南互保的设想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与列强决裂的上谕，那么，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又将如何行动呢？

四个胆大敢为的大臣|

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后，刘坤一略显迟疑，没有马上表明态度，而是试探性地致电张之洞，询问盛宣怀的主张“是否可行？请速电”。

作为朝廷大员，假如违背上谕实施东南互保，无疑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刘坤一很清楚这一点，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天，江南名士、后来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去见刘坤一，劝说他响应盛宣怀的主张，实施东南互保。他看到刘坤一犹豫不决，他的幕僚也都神色沮丧。

刘坤一问张謇：“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说：“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张謇认为，东南和西北地区都要保住，大局才不至于糜烂，缺一不可。刘坤一猛然醒悟，说道：“吾决矣。”他摸着脖子对一位幕僚说：“头是刘姓物。”意思是，他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实施“东南互保”。（《张謇自编年谱》）

“己亥建储”的时候，刘坤一挺身而出；这一次，张之洞表现出了应有的胆识和勇气。6月24日，接到刘坤一的电报后，张之洞马上回电，表示完全赞同盛宣怀的主张，请刘坤一即刻饬令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订约；可以对外声明他的这一态度，他可以与刘坤一等人一起列名；如果各国领事需要他派员参与，他可以马上派人赶往上海，参与商议。

得知张之洞的态度后，刘坤一饬令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谈判。6月24日当天，张之洞分别致电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领事团首席领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称与刘坤一意见相同，将合力保护各国商民在长江内地的性命、物业，已经派上海道与各国领事妥议办法。

6月25日，盛宣怀再次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称北京的局势已无挽救之法，北方将重演咸丰帝逃出京城的一幕；初十日（6月6日）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清廷的谕旨恐怕不是出自太后和皇上的本意；各大帅与各国领事订约，维护东南稳定的举措，没有违背朝廷6月20日上谕的旨意，因为朝廷要求的就是“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盛宣怀把6月20日那道旨意含糊的上谕扯过来，当作了“东南互保”的护身符。

另外，盛宣怀在这份电报中质疑清廷上谕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大胆的。盛宣怀之所以敢这么说，大概与荣禄刚刚发给李鸿章、刘坤一的一封电报有关系。荣禄在电文中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荣禄存札》）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也提到荣禄的这件电文，称：“李鸿章收到了荣禄6月21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李鸿章同长江各总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府。”

6月25日，李鸿章接到盛宣怀的电报，随即回电，说法更加大胆：“二十五诏（‘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岘帅（刘坤一）、香帅（张之洞）。”所谓矫诏，是指假托或假传的皇帝诏书，或者篡改皇帝的诏令。

刘坤一、张之洞也于当日给盛宣怀回电，赞成他的看法，认为只有与各国领事订约，才能保东南疆土，为大局留转机。张之洞在电报中提出，盛宣怀思虑周密，希望他参与订约谈判，给上海道余联沅以指导。

第二章　签约始末

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

6月26日上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电奏清廷，称中国难以与列强为敌，恳请朝廷尽快改变对外策略；长江一带只有从事抢掠的拳匪，没有可以招募的义和团；在长江一带，中国不能与列强开战，只能与之保持联络，“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而列强的军舰一旦来攻，刘、张二人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

刘、张二人上奏折有他们的用意：一方面是对6月20日、6月21日上谕的回应，向清廷表一表态度、决心；另一方面，也为即将曝光的订约谈判做一铺垫。按照他们的说法，与各国领事订约就是与列强“保持联络”的具体措施。有了这样一道奏折，刘、张二人算是事前向清廷报告过了，将来朝廷一旦追究起来，他们可以借此推挡一下。

6月26日下午，中外双方人员会集于上海会审公廨，进行订约谈判。外方出席者是各国驻上海领事，以美国领事古纳为首席谈判代表；中方代表以上海道余联沅为首，盛宣怀坐在旁边。形式上，盛宣怀是“帮同”谈判，而事先商定，“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余联沅）即与盛（宣怀）商后再答之”。盛宣怀是此次谈判的中方总导演。

谈判开始后，古纳问道：“今日各督抚派员与各国订互保之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

古纳的问题令余联沅难以回答：如果回答“遵办”，订约之事无须进行；如果回答“不遵办”，余联沅等人即是逆命、抗旨，“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联沅只好向盛宣怀求助。

盛宣怀告诉余联沅：“即答以‘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所谓“奏明办理”，意思是订约一事已经向朝廷禀报过，获得朝廷的允准。其实，盛宣怀等人说了谎话，当时朝廷并不知道订约一事。但是，盛宣怀的谎话让订约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幸渡危境”。（《惜阴堂笔记》）

东南保护约款|

6月26日下午，中外双方议定《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九条，即《东南保护约款》，具体内容是：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刘坤一）、两湖督宪张（张之洞）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唯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义和团》三）

根据《东南保护约款》第二条，双方议定《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具体内容是：

一、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

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三、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

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

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

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本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

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开演，不可停歇，以惑人听。

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

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瞭望界外，倘有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钟，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义和团》三）

最初准备参加东南互保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管辖下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下的湖北、湖南，两广总督李鸿章管辖下的广东、广西。《东南保护约款》签署的时候，浙江巡抚刘树堂卧病。6月29日，浙江布政使恽菘耘致电盛宣怀，对东南互保一事大加赞赏，称：“闻长江苏杭一带，我公及三帅议明，中外互相保护，勿启兵端，各国已经签字，此保全性命产业无数，第一等识力功德。无论北路胜败如何，总应占此稳著也。乞示知大略为盼。杭垣租界已派营保护，并宣布德意，俾可相安，同一办法，安危呼吸，不敢不努力为之。”代表浙江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加入东南互保。

6月30日，恽菘耘再次致电盛宣怀，称：“景帅（浙江巡抚刘树棠）交阅来信，并章程九条，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公与新宁（刘坤一）、南皮（张之洞）同不朽矣。何日签字，乞电示。拟将九条刊刻通行各府县、各防营、炮台，庶可人人遵守，先达倾倒之忱。”（《义和团》三）自此，浙江加入东南互保。

早在东南互保运作期间，山东巡抚袁世凯就是重要参与者，并且极力赞同。7月1日，霍必澜致电袁世凯，劝告他仿效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当天，袁世凯回电，称：“今接来电，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匪徒抵京，长期破坏交通，蹂躏国土。6月26日，信差带来消息，谓各公使仍在京城。”（《英国蓝皮书》）袁世凯赞同《东南保护约款》，山东也参加到“东南互保”中来。

7月14日，福建省当局决定按照《东南保护约款》行动，并且与各国驻福州领事达成七款协定。至此，整个东南地区全部加入“东南互保”。对于闽浙总督许应骙，英国驻福州领事佩福来在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称：“我冒昧地促请阁下注意，当总督（许应骙）遇到具有某些困难的问题时，他采取了极为友好的、令人满意的和通情达理的态度。”

不避险而后能出险|

《东南保护约款》签订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面临复杂的政治形势，实施东南互保的难度很大。

实施“东南互保”，刘坤一等人面临的第一块“绊脚石”是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李秉衡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为官清廉，对外强硬，支持义和团。6月21日，他离开苏州前往江阴，计划在长江布设水雷，防范列强的军舰进入长江。李秉衡的行动可能引发清军水师与列强军舰的冲突，这让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感到高度紧张。

6月24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指出李秉衡的行动对东南大局不利，“一涉孟浪，祸在眉睫”，征询张之洞的意见。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与李秉衡曾经共同合作，抗击法军的入侵，关系密切。接到刘坤一的电报，张之洞于6月25日致电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劝说他们不要在长江中针对列强采取行动，指出清军在长江无法与英国舰队抗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静北五省人心”。

恰在这时，江苏巡抚鹿传霖帮了刘坤一等人的大忙。接到清廷命令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上谕后，鹿传霖于6月20日向清廷自荐，恳请与李秉衡共同率兵北上，并且把这一想法告知了刘坤一。鹿传霖的建议正中刘坤一的下怀，他立即将此建议转发给李秉衡，怂恿他北上。6月26日，即签署《东南保护约款》的当天，刘坤一与李秉衡、鹿传霖一起上奏，恳请朝廷调李秉衡率领武卫先锋左右两军北上。

巧合的是，清廷已经于6月24日给李秉衡下达上谕，命其立即来京陛见，毋稍刻延。6月29日，李秉衡在扬州接到召其进京的上谕，马上招募二百人的卫队，星夜赶往北京。李秉衡走了，“东南互保”去除一大障碍，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不禁长出一口气。

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筹划“东南互保”的时候，清廷的上谕不断到来，其中包括宣战诏书，东南地区各督抚均面临极大压力，假如东南督抚中有人态度犹疑，执行对外开战的谕旨，东南互保将很快流产。这时候，盛宣怀起了重要作用，如赵凤昌、何嗣焜所说，成为“枢纽之人”。

6月28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再次给他们打气，出主意。他在电文中引用清廷6月26日上谕，认为“朝廷剿抚两难，出于逼胁，言外尚多不能明言之隐”，清廷宣战诏书并非出自两宫，然后建议道：

“三位大帅（李、刘、张）要是体念两宫遭遇胁迫，祸乱起自内部，应该坚持定见，联络一气。应该即日致电各驻外公使，对外宣称：‘战争不是朝廷蓄意挑起的，是迫于内乱；傅相（李鸿章）马上就要航海北上，请各国饬令在华司令官与傅相一起商议剿匪定乱。’请傅相遵照前旨迅速起程；请电告袁世凯，希望他马上由山东起兵，从保定进京，清君侧，护两宫……只有三位大帅定识定力，才能担当大事，不避险境才能走出险境（不避险而后能出险）。”（《义和团》三）

清廷发布与列强决裂的上谕，尽管有形势所迫的因素在内，总的来说是慈禧太后真实意愿的表达，慈禧太后主要是谋求自保，这些上谕并不是被载漪等人逼迫做出的。盛宣怀非常大胆，他根据清廷6月26日的上谕，继续鼓吹宣战诏书等上谕并非出自朝廷本意，这就解决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实施东南互保与执行上谕的冲突问题。

盛宣怀更为大胆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即袁世凯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清君侧、护两宫”。所谓“清君侧、护两宫”，就是以武力去除载漪、徐桐、刚毅等守旧势力，逼迫清廷执行剿灭义和团，与列强和好的政策。盛宣怀自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实施的，他给李鸿章等人发去这份电报的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督抚中惟公军力独盛，御外患固不足，靖内乱则有余。现议请傅相乃遵前旨北上，公若能亦遵前命，提兵由保定约会入京，护两宫，靖匪党，诚宗社生灵所依赖，弟欲知公意所向，再商三帅。”（《盛宣怀年谱长编》）

大概是盛宣怀“清君侧、护两宫”的建议过于大胆，没有得到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支持，史料中不见下文。不过，对于盛宣怀的其他主张，李鸿章等人纷纷予以支持。6月28日，即接到盛宣怀电报的当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表示将以尚未接到清廷宣战诏书为借口，与张之洞一力担承，坚持东南互保，断不更易。

张之洞随后致电刘坤一、盛宣怀等人，请他们告知各国领事：如果见到清廷宣战诏书不必疑虑，张之洞与刘坤一两总督都接到了清廷另外的上谕，上谕中有“现在京城仍极力保护各国使馆，及相机审势、保守疆土”等语，他们将继续遵守《东南保护约款》。盛宣怀接着致电上海各国领事，称：“李、刘、张保东南挽和局为主，矫诏不理。”对外称宣战诏书为矫诏。

因为东南互保，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列强的关系进入一个短暂的“蜜月期”。7月3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各督抚通知我们说，他们认为端王是一个叛逆，并已经决定不服从北京的谕旨。或许不久将发布谕旨解除总督们的职务，并将派兵去支持端王任命的总督。结果将在全国爆发内战。这里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好准备，支持那些忠诚的总督。”（《英国蓝皮书》）

没有被列强批准的协定|

《东南保护约款》签订后，需要得到清政府和英、法、美等国政府的批准，才能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保护约款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背着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清政府当然不会批准；而实际上，英、法等国政府也没有批准这些约款，《东南保护约款》最终没有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

6月27日，在中外双方签署《东南保护约款》的第二天，各国驻上海领事通过首席领事交给上海道余联沅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我的同事们要我表示，我们昨天很高兴地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过您和盛宣怀提出的保证：他们答应在他们所管辖省区内维持和平并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对暴动或骚乱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他们自己负责。请允许我们感谢他们两位总督，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善意的崇高评价。

我们希望您通知他们两位总督说：联军驻大沽的各国舰队司令已发表公开宣言，他们作战的对象，仅仅是义和拳以及那些力图阻止他们营救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遭到危险的外国人的人们。我们希望您向他们两位总督保证：只要他们在所辖省份内能够而且确实维护外国人根据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享有的权利，我们各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均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地或集体地采取任何行动，或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英国蓝皮书》）

接到《东南保护约款》后，英、法两国政府迟迟没有做出答复。7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给英国驻法国大使孟生的信中说：“关于由两江及湖广总督所起草，并提交驻沪领事团作为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的那些建议（《东南保护约款》），康邦先生（法国驻英国大使）说：所建议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指出了法国政府愿意遵循的方向，但是，他们不准备授权他们的总领事在该协议上签字，从而使他们受到约束。”

7月4日，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前往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政府对于《东南保护约款》的最终态度。索尔兹伯里说：“我能够充分看出他们在拟定这些建议时所具有的极好的心愿，但女王陛下政府不能把这些建议当作他们必须执行的一个协定而予以接受。这些建议涉及放弃英国根据条约所享受到的权利，并把属于中国政府的义务强加在女王陛下政府身上……女王陛下政府对于它觉得便于执行的那些规定，将欣然予以执行，但每件事情都必须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英国蓝皮书》）

因为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批准，《东南保护约款》没有成为真正有约束力的协定，但在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地方政府和列强基本依照约款合作，东南地区的稳定基本得到维持。

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19世纪末期，索尔兹伯里长期担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对外执行炮舰、扩张政策，发动多次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大英帝国的霸权。

第三章　上海的安全

弥漫在上海的恐慌|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署了《东南保护约款》，但是，受华北形势的影响，东南地区的上空仍然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7月5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有人报告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已收到端王自北京发来的命令，要他率领一万八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前往南京，并占领该地。如果他发动这次攻击，而我们在这里又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支持总督，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扩大到全国。”此处“袁世凯收到端王命令”的说法是一条谣言。

就像北京城里的窦纳乐一样，霍必澜陷入恐慌之中，他在同日发出的另一份电报中报告说：“局势极为严重。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结果将驱逐或杀死内地的所有外国人，而且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由此看来，有必要派遣一支部队制止其发展，而且支持总督们维护秩序。”

霍必澜统计了长江各口欧洲人的数量：上海，7000人；苏州，37人；杭州，37人；镇江，130人；南京，59人；九江，740人；芜湖，50人；汉口，400人；宜昌，60人；重庆，75人。（《英国蓝皮书》）在长江流域的欧洲人远远多于在北京、天津的欧洲人数量。

索尔兹伯里支持霍必澜的想法，答应向长江流域派出更多英国军队，要求他将这一信息明确通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而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仍然担心外国军队进入长江对中国不利，“担心瓜分中国将成为目前骚乱的结果”，于是声称他们有能力控制局势，不需要外国军队马上进入长江水域。

但是，东南地区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7月10日，霍必澜听到消息，称义和团在温州出现，他们公开操练，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温州的外国人匆忙撤往上海。7月11日，浙江诸暨有“白旗党”联络民众四千余人，焚毁县城及杨家楼教堂、教士住宅，抢掠、焚烧教民住所百余家；同一天，江西景德镇教堂被焚毁，教民被杀死，银行被抢劫；同一天，安徽婺源董门教堂及附近洋楼被焚毁。7月13日，义和团在湖北唐县抢劫、焚烧教堂和教民住所；同一天，湖南衡州、浙江浮梁等地相继出现杀害传教士、焚毁教堂的事件。（《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

7月14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担心上海会遭义和团攻陷，强烈建议：“应立即派一支英国部队前往香港或威海卫，他们身边应保有运输工具，准备在得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动身前往上海。有五百名骑兵，一营炮兵和两千名步兵的一支部队将是够用的。驻上海的高级海军军官同意此项建议。”

霍必澜的担心并非是无病呻吟，对于英国来说，上海的确是重要的，其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北京。7月30日，英国外交部收到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嘉谟伦的报告，嘉谟伦称：

晚清时期，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民众在一起。在晚清，外国传教人员进入中国，一方面带来新的压迫和分裂，导致社会失稳，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文明。晚清社会无法像大唐时期一样容纳外来文明，也是因为晚清社会太虚弱，抵抗“病毒”的能力不够。

我冒昧地指出，如该口岸（上海）遭到任何灾难，其后果将具有比一般所认为的更深远得多的影响。

上海的妇女和儿童的人数，同男子的人口成正比，比其他任何一个条约口岸要大得多。毫无疑问，富裕阶级中有许多人已经动身前往更安全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还有好几百名白人妇女和儿童（不用说欧亚混血儿），必须始终留住在这个地方。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挣脱了控制，那么，对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太可怕了。

此时，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镑，这些货物属于曼彻斯特和全国其他公司所有，并由英国和东方的银行提供资金。如果财产被毁坏，这些银行将向英国货主要求赔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将遭到破产。他们的破产将使其他的人受到挫折，结果会出现一次恐慌，它比目前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任何一次恐慌要更为严重，而且范围更为广泛。

目前在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过活，每年从一百镑至三万镑不等。如果发生任何大灾难，所有这些都将加剧人们的苦恼，因此，在联合王国，事实上只有少数家庭不会因上海的陷落而直接或间接地遭受痛苦。

现在，人们对中国的事情感到极为紧张，因此，如果上海哪怕是遭受严重威胁，也有发生一次贸易恐慌的危险。（《英国蓝皮书》）

索尔兹伯里深知上海对英国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同意向上海派出英国军队，7月15日，他致电霍必澜，要求他向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说明，英国政府完全反对瓜分中国的政策。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仍然对列强抱有应有的警惕，认为他们有能力维护长江一带的稳定，无须英国向长江派出大量部队。

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对长江流域的治安状况并不太担心。长江流域并不具备爆发大规模义和团运动的条件，加上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严防死守，骚乱并没有呈现燎原之势。刘坤一在两江地区采取了若干措施。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在给赫德的信中说：“（6月）15日晚上，许多高级官员在总督衙门聚会，讨论时局，决定用坚决手段镇压这一地区的骚乱……在南京，总督（刘坤一）出告示把义和团叫作不法之徒，并悬赏缉拿，兵勇经常在街上巡逻。”

张之洞在维持稳定方面也下了大力气。他在两湖地区出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在给赫德的信中说：“总督张之洞决心维护秩序，并不惜代价采取了有力措施。派了特别暗探，稽查坏人，生人（指中国人）来去和住址都要报告登记。为了维护秩序，采取了特别的警戒措施，发现了任何小乱子，就马上严厉处理。总督决意维持秩序，决不放手，只要他在这里，除非有非常的意外，一般不至于发生严重事件。”（《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总督们的愁绪|

真正令刘坤一、张之洞等感到担忧的不是辖区内的义和团问题，而是北方的政治形势和眼前的经济状况。列强不断向华北派兵，北方的局势不断恶化，张之洞等人担心列强推翻清廷的统治，由此引发全国的大乱。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反对的不是慈禧太后，更不是光绪帝，而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势力。7月17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致电索尔兹伯里，称：

我相信，如果各国公开保证它们将尊敬和体面地对待皇帝和慈禧太后，总督（张之洞）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因为总督和官方人士并不认为太后真正应该对目前形势负责，或是她已经篡夺皇位。假若各国不可能提出此项保证，那么，担保皇帝和太后陛下的个人安全将是有益的，而且或许会减少北方的反抗。总督希望我去看他，听一听他对这个急迫问题的看法。但我回答说：在我得到阁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训令之前，我不可能这样做。（《英国蓝皮书》）

除了政治形势的压力，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面临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受政治形势不稳的影响，长江一带经济状况恶化，地方政府税收减少，湖广地区连军饷都发不出去，张之洞不得不以他的织布局做担保，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万两白银，否则他的辖区内会起兵变。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汇丰银行不敢自作主张提供这笔贷款。

7月26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主张英国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向张之洞借款：“我建议，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向长江各省总督证实以有效的方式给予支持并加强其力量的保证，那将是可取的。”关于支持刘坤一、张之洞的重要意义，霍必澜解释道：“加强总督们目前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假若他们被推翻，结果将发生一次起义，而镇压起义将耗费很多时间及使用大批部队，而且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中国的瓜分。总督们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暂时阻止了北京政府发动一次针对外国人的总暴动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情况，该计划肯定已经付诸实现。”（《英国蓝皮书》）

另外，清廷下达对外宣战的诏书后，下令各省暂停偿还列强的借款。这事令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感到为难。清政府对外借款，大都以海关税收、厘金为抵押，刘坤一等人担心，一旦停止偿还对外借款，列强必然占据海关，纷扰沿海、沿江、沿边等各省，导致东南形势大乱，民生艰难，财政枯竭。可是，他们手里又没有大笔的银子偿还列强，他们只好命令上海道余联沅向各国领事、汇丰银行通融，要求暂缓两个月偿还借款，可以另外支付利息。

英法向上海派兵|

考虑到北方的政治形势和眼前的经济压力，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不得不和列强保持友好合作，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不同，霍必澜主要担心上海的安全问题。7月25日，霍必澜致电英国政府：“如果总督们不能控制他们的人民，那（外国军队）就有必要占领上海，即使未获得他们的同意。我正从长江各口岸撤退妇女和儿童，其中有很多已经撤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坤一向英国方面做出妥协。7月27日，霍必澜接到英国驻南京领事的电报，内容是：“请派部队。关于人数，总督（刘坤一）任您酌定。”刘坤一还表示，他将接见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中将。为了确定向上海派兵的诸多事宜，西摩于7月26日下午到达上海。

7月31日，西摩致电英国海军部，报告说：“现在，我已经能够对上海租界和郊区进行视察，并形成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三千人加上现在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上的大炮火力和士兵大概够用——五千人便肯定够用了。但是，如果所有的军舰都必须驶往他处，若遭到严重攻击，则需要五千人。”

8月2日，刘坤一在总督衙门接见了西摩。因为年龄的关系，刘坤一身体虚弱无力，但是话语生动活泼。他对西摩说：“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安然无恙，庆亲王正保护他们，但是，北京的暴徒们仍然很强大，不可能被赶走，而且他们据有大部分北京城。在目前形势下，太后和皇帝是应该得到同情的。”（《英国蓝皮书》）

刘坤一同意英国派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到上海去，但不希望外国军舰驶入长江。他与西摩对此达成共识。与刘坤一会晤后，西摩形成的意见是：“他十分诚恳地努力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但人民处于这样一种激动的精神状态中，所以不需要花费什么力气就能引起一次反对外国人的普遍的起事。我相信，总督正尽力平息这种情绪。”（《英国蓝皮书》）

8月2日，索尔兹伯里代表英国政府在议会发表演讲，阐述对华政策，称：“关于长江地区及其附近地方，我们已向总督提出保证说，英国的军舰和部队在平定骚乱和稳定秩序方面将尽可能地和他们合作，并且正在为正式履行这项保证进行准备。女王陛下政府反对任何瓜分中国的行动，并且相信他们与其他国家一致同意此项声明。”

张之洞获悉索尔兹伯里的演讲内容后，对其声明感到满意，派道员拜访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代表他感谢英国政府的支持，表示将与英国方面共同努力，以维护长江流域的稳定，如果北京方面因此罢免他的官职，他将置之不理，端王等人并不代表朝廷的真正意志。

8月10日，索尔兹伯里致电霍必澜，同意通过汇丰银行垫付给张之洞75000英镑的款项，借款期限为10年，利息4厘半，规定此款项不能用于装备北上与八国联军作战的清军，专门用于支付湖北省驻军的饷银。

得知英国将向上海派出军队的消息后，法国、美国表示，将效仿英国向上海派军。大量外国军队进入上海必然会引起上海地区中国人的恐慌，所以，8月10日，刘坤一改变原来的决定，通过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通知英国政府，要求其改变或者暂缓向上海派出大批部队，声称在上海的中国人处于惊慌之中，正在迁往其他地方。

8月12日，索尔兹伯里通知霍必澜，称：“除非遇到明显的紧急情况，现在不要派军队在上海进行登陆。法国外交部长对女王陛下大使说：他不了解对欧洲人有什么紧迫危险，以致有必要打算派英军在上海登陆，像西摩舰队司令和您本人对领事团所声明的那样；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

8月13日，霍必澜致电索尔兹伯里，称：“昨天，总督（刘坤一）又一次同意英军登陆，如果其他国家不仿效英国的话。”

8月15日，刘坤一致电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称：“我本人与西摩舰队司令及霍必澜领事之间关于派遣几百名部队在上海登陆一事，已经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谣言已经平息，人们已经安定下来。因此，长江流域的和平和秩序将得到维护。”

同一天，霍必澜的劝说工作取得成效，各国驻上海领事同意英国向上海派兵，让已经到达吴淞的两千印度兵登陆，以保护上海的安全，并且致电他们各自政府，劝说他们不要效仿英国向上海派兵。8月16日，索尔兹伯里授权西摩和霍必澜，安排到达吴淞的印度兵在上海登陆。

8月18日，两千印度兵在上海登陆，另有三千英国军队从香港赶赴上海。同一天，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向各国领事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劝告各自政府保证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人身安全；如果皇帝和太后不受侵害，他们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为维护东南地区和平和秩序而达成的协议。

8月30日，由六百名海军陆战队、一个山炮中队和一连越南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在上海登陆。

后来，四百名德国军人也在上海登陆。（西摩9月10日报告，《英国蓝皮书》）

胆大敢为的三个理由|

《东南保护约款》虽然没有得到英、法等国政府的签字批准，但是大多得到了施行，基本达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目的。因为东南互保，中国东南地区维持了社会稳定，既阻止了义和团的蔓延，又防止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广大民众没有受到战火与骚乱的伤害，相对富裕的经济基础得以维护。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为东南互保，东南地区后来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江浙财团得以形成。根据陈真、姚洛的统计，在1901年——1911年间，全国新开办民族资本企业392家，其中上海有98家，江苏有85家，广东38家，浙江22家，湖北21家；而原本经济十分繁荣的天津仅开办了17家，尚不如开办了22家的无锡一个县多。（史全生，《论东南互保》）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

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动作无疑是大动作，纸里包不住火，他们难道就真的不怕慈禧太后有一天怪罪下来，取他们的脑袋？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坚定地实施东南互保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首先，刘坤一等人认定清廷的一系列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政策是错误的，是无法实施的。比如，6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清廷，明确指出朝廷万万不可与列强开衅，一旦开衅，中国必败：

“我们认为，眼下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所有强国一齐对中国开战，眼下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京都危急。义和团只会一些邪术，列强也远非流寇可比，中国即使侥幸取得胜仗，列强肯定不甘心，势必向中国增调重兵进行报复……义和团没有纪律，可胜不可败，败则四处逃散。以京师重地，作孤注一掷，太危险了。论兵力，中国一个国家怎么能与列强抗衡，所以非失败不可；论大势，列强怎么甘心输给一个国家，所以非取胜不可。义和团怎么能常胜不败呢？中国与列强交战，十天半个月之后，弹药必然消耗殆尽，无从接济，难道血肉之躯能够抵御长枪大炮？一旦打了败仗，义和团溃散，各国军队杀入京城，社稷怎么办？太后怎么办？实在不堪设想！”（《义和团》三）

正是因为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有政治远见，“知大势”，知道清廷与列强决裂的决策根本行不通，后果不堪设想，清廷早晚要回到与列强和好的道路上来，所以敢于违抗清廷的谕令，实行“东南互保”。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清廷内外交困，权威非常衰弱，对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控制力减弱。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各国舰队攻占大沽炮台，向天津集结，加上义和团蜂拥进京，慈禧太后难以应付，自顾不暇。另外，尽管发布了宣战诏书，而慈禧太后实行的是以战促和的策略，与列强决裂的决心并不强，常常以犹疑、商量的态度与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交流，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能够感受到太后的无奈。

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即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老臣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混合着倚重、忠诚、信任等诸多成分的特殊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存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断定慈禧太后因为东南互保处置他们的可能性很小。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晚清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清廷的统治权威逐渐衰弱，国家权力下移，各省督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三人又是最为显赫的。

从1870年至1895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5年；从1875年开始，截止到1900年，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长达13年；从1889年开始，截止到1900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长达10年。慈禧太后长期重用三人，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出众的政治才能。因为长期身居高位，手握大权，三人逐渐培植起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李鸿章是淮军集团的领袖，刘坤一是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身后也有大批的追随者。

从一定意义上讲，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三人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清廷倚重大臣、大臣忠诚清廷、彼此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晚清政治格局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关系是相当牢固的，三人长期身居高位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其他一些历史细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戊戌政变后，有人弹劾李鸿章，说他是“康党”，是康有为的人。慈禧太后把李鸿章召去，把弹劾他的奏章给他看，说：“有人污尔为康党。”李鸿章并不在意，坦然说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日益斋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李鸿章为什么敢这样说话？慈禧太后为什么会默然？默契和信任是主要原因。

李鸿章可以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胆直言，而刘坤一也敢做悖逆慈禧太后意志的事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98年10月13日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废黜光绪帝一事。此事发生后，刘坤一没有受到慈禧太后的责难，更没有因此丢官，他的意见被慈禧太后所听取，光绪帝最终没有被废黜，后来才发生了“己亥建储”。慈禧太后为什么如此优待刘坤一？因为她信任刘坤一，认为刘坤一行事的初衷是维护大清的统治。

相比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更为紧密。李鸿章、刘坤一是因为平定太平军立下战功而被提拔成为封疆大吏的，而张之洞原当初是清流派的一员，长期在京城为官，并没有太大作为，是因为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得到太后的提拔，1882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才成为封疆大吏，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慈禧太后是张之洞最重要的政治依靠。

晚年李鸿章。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也用忠诚回报朝廷，的确做到了“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

张之洞有变法维新的思想，在洋务、维新方面做了很多实事，甲午战争后与维新人士一度走得很近。但是，他在政治上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护名教，维护清朝、慈禧太后的统治，这条底线他始终不去触碰。戊戌年，京城里上演热热闹闹的变法大戏的时候，张之洞写作、出版《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称“伦纪、圣道不可变”。

张之洞始终支持慈禧太后，对她保持忠诚。1900年10月5日，慈禧太后仓皇行进在出逃途中，张之洞在汉口会晤了英国总领事法磊斯，对慈禧太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辩护。张之洞说：“太后掌权三十年间，没有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表现出任何敌意；她对权力也并非恋恋不舍，1889年时曾经自动隐退。要不是康有为等人想要谋害太后，她不会从隐退中重新出面。因此，太后才对维新人士抱有偏见，对外国瓜分中国感到惊慌，她站到了保守派那一边，对端王、徐桐、刚毅等三个阴谋家言听计从。这三个人劝告她采取一种阻碍进步的政策，但隐匿了他们阴谋的真实性质。”（《英国蓝皮书》）

正是因为这种混合着倚重、忠诚、信任诸多成分的关系存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才敢于实行东南互保，而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刚刚听到东南互保消息的时候，慈禧太后肯定会因为大臣抗命而感到气恼，随着时局的变化，她很快意识到三位大臣的良苦用心，于是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老成谋国”。

清廷完全肯定东南互保是在1901年2月14日，逃出北京的清廷发布上谕，称“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有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并且像盛宣怀、李鸿章等人一样称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之间的上谕都是矫诏，非出朝廷之意。听到这个消息，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抗旨的担心全然消去。刘坤一大悦，致电盛宣怀，称：

“昨日接到电旨，电旨称6月20日以后谕旨皆为伪诏，不禁拍案叫绝。两宫西狩以来，唯有此次谕旨最为得体，实在是运量妙于无形。这样一来，中外结下的仇恨，用几句话即可做出解释；朝中的守旧昏浊势力，可以用这件电旨扫除干净。朝廷颁下这道电旨，不但可以消除洋人对我国奉谕旨攻打使馆的指责，那些指责东南互保为不遵朝廷命令的人，他们甚至骂我们是叛徒，也就无法施其毒蜇伤害我们了。”（《义和团》三）

八国联军进攻、占领北京期间是清廷统治非常衰弱的时候，全国政局波谲云诡，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有过观望，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对清廷的忠诚，东南互保是重要体现。

第六篇　喧哗与骚动

第一章　庚子勤王

唐才常的自立会|

戊戌政变爆发后，康有为于1898年10月25日逃亡到日本，见到了维新人士唐才常。唐才常，1867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主张变法维新，是谭嗣同的同乡、挚友，在陈宝箴主政湖南期间曾经广泛参与湖南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中，谭嗣同被杀，唐才常来到日本。

见到康有为后，唐才常提出要在湖南发动军事行动，北上勤王。所谓“勤王”，是指在君王有难的时候，臣下起兵救援君王。唐才常等维新人士在湖南有一定的影响，主张勤王从湖南发动。康有为赞成唐才常的主张。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的号召：“同举敌忾勤王之义，咸历奔问官守之心，名义正则天助其顺，圣主存则国赖以兴。”

与康有为约定武装勤王后，1899年初，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主编《亚东日报》，同时酝酿勤王行动。他最初主要想联络维新派人士，但他很快认识到维新派的局限性，感觉维新派大都是文人，坚定性不够且力量弱小，于是主张联络更多的社会力量，“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9年秋，唐才常再次回到日本，前去拜会兴中会领袖孙中山，联合革命党人，希望壮大力量，共同在长江流域起事。

1899年冬，唐才常潜回上海。年底，他联络上海各方势力，成立正气会。正气会章程第一条称：“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其宗旨是“爱国忠君”，比较空泛，之所以如此，唐才常是希望以此联络更多的社会力量，策动武装勤王。参加正气会的既有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也有哥老会等秘密会党人员。

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从新加坡富商邱菽园那里获得三万元活动经费。邱菽园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积极支持保皇会的活动。康有为答应继续从海外筹款，以支持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勤王活动。

在正气会中，唐才常与汪康年等江浙维新人士不和。唐才常追随康有为等人，主张以武力保皇、勤王；而汪康年等人并不想与清廷决裂，企图依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倾向于非暴力。为了能够尽快促成北上勤王，1900年3月，唐才常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另外以“自立会”的名义活动，专心策动秘密会党起义。

自立会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二，请光绪皇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自立军史料集》）自立会的门槛特别低，“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唐才常就是要广开大门，招收各路英豪，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哥老会。哥老会历史久，势力广，会众遍布长江上下，唐才常与他们早有联系，希望借助哥老会的势力实现北上勤王。

在维新派与哥老会之间游荡的唐才常。作为南方最大的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对下层社会影响重大，这是唐才常向哥老会靠拢的主要原因。

唐才常对哥老会非常熟悉，又要借助哥老会的势力勤王，在建设自立会的过程中，他仿照哥老会的运作模式，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唐才常等人建立的富有山堂实际就是哥老会洪门组织，其组织比一般山堂庞大。在富有山堂组织结构表中，地位最高的正龙头大爷由杨子严、张耀廷等十人担任，他们都是会党分子；康有为、唐才常等人列名副龙头大爷之位，梁启超、林圭、毕永年等人则列总堂大爷之位，地位更低一级。

按照会党运作模式，自立会内部发行“富有票”。富有票可以转让，持有者即为自立会会员。富有票有多种，江北“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汪康年师友书札》）张之洞在给湖南巡抚俞廉三的电报中称，富有票“洋纸石印，式甚精致，上书取钱一千文，钤有‘立大字号，日新其德’等图章”。在梁启超的提议下，富有票删除了排外的文字。

自立会声称，富有票值铜钱一千文，将来起义成功后可以兑现，还可以凭此免费乘坐太古、怡和公司的轮船。

慌乱的自立军起义|

因为采用了秘密会党的运作模式并且吸收秘密会党加入，自立会发展非常快，数月间，有十余万人加入自立会。从自立会会员中，唐才常、林圭等人选择大约两万人组建自立军。林圭，湖南湘阴人，1875年出生，1897年11月入湖南时务学堂，受梁启超急进思想影响，主张革命。戊戌变法后林圭留学日本，1899年回国，成为唐才常主要助手。

自立军以唐才常为总统、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内设立指挥机构，将两湖地区作为活动中心。自立军仓促间成立起来，分为七军：前军驻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后军驻安徽安庆，由田邦璿统领；左军驻湖南常德，由陈犹龙指挥；右军驻湖北新堤，由沈荩指挥；中军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指挥；自立军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

自立军严重缺乏军事人才，各军统领者基本是留学日本的年轻学生：秦力山、田邦璿、林圭等三人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戊戌政变后前往日本；吴禄贞、傅慈祥原是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被派往日本深造；沈荩是湖南人，也是留日学生。这些年轻的学生“威望轻而权力不重，部下不听其调度；彼又机锋透露，为当道之所探得”。

按照会党模式仓促建立的自立军虽号称有两万人，实际是一群乌合之众。民国时期的姜泣群在《浏阳唐佛尘传》中称：“（唐才常）所引为爪牙者，不过哥老会而已矣。哥老会者，皆系散兵游勇，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虽踞蟠一隅，跳梁跋扈，然啖之以重赏，抚之以官爵，则感戴自荣不止。”同时，自立军严重缺少武器和粮饷。

进入1900年6月，义和团在华北地区纷起，中国北方政局危急。无论是主张渐进变革的汪康年等人，还是策动北上勤王的唐才常等人，北方的乱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唐才常、汪康年等人邀集上海的名流和志士，酝酿成立中国议会。对唐才常等人来说，中国议会的成立能够为其即将发动的北上勤王行动正名，同时争取更多的支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1900年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租界愚园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52人。（“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会议选举容闳为中国议会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7月29日，中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者60多人，宣布中国议会宗旨：“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日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会之人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此不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在此次会议上，章太炎提出不允许满人入会。

据当时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联系密切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称，中国议会另有一项绝密宗旨，为很多会员所不知：“根据十二条，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

对于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张之洞有所觉察，他派人严密监视唐才常等人在两湖地区的活动，专门招募两千人，在江河上巡逻，以防止自立军起事。对于中国议会，张之洞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他后来称：“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劝诫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

在成立中国议会的同时，唐才常积极酝酿自立军起义。起义时间原定于8月9日，自立军在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发动。但是，由于康有为方面所答应提供的海外筹款迟迟未到，自立军资金、武器没有着落，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

为了预防自立军起事，清军在长江戒严，在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没有得到起义延期的消息，而他们准备起义的事情又被当地保甲人员获知，8月7日，七名自立会党人被清军逮捕。秦力山知道事机已经泄漏，与唐才常等人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好命令所部于8月9日如期发动起义。

8月9日，大通自立军起事。大通的清军水师与会党联系密切，所以自立军很快掌握了大通清军水师，然后以大炮轰击督销局，继而占领货厘局，解救了被逮捕的自立会会员。8月11日，增援的清军赶到，自立军力单势孤，对清兵发动数次进攻，兵少不敌，秦力山只好率众向九龙山方面退却。

作为自立军的总指挥，唐才常得到大通自立军起义的消息，认为整个自立军起义的计划已经泄漏，与林圭等人商议后，决定破釜沉舟，率领自立军于8月23日在武汉起义，他们设想占领武汉后出兵河南。

张之洞早就掌握了唐才常等人的活动，8月18日，他在给湖南巡抚俞廉三的电报中称：“康党勾匪煽乱，两江来电已讯有确凭，并有党魁潜来汉口，散布票据，名为富有票……务祈不动声色，严密筹防缉捕，免致滋蔓。”

8月20日，汉口泉陆巷的一个剃头匠发觉同街一个姓唐的人形迹可疑，向都司陈士恒告发，陈士恒随即带人跟踪拿获自立会四人，获知自立会将有大举动，马上向张之洞报告。

8月21日凌晨，在征得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签字同意后，张之洞派兵包围了设于汉口英租界自立军总机关及另一处秘密据点，将唐才常、林圭等30余名自立军首领逮捕，仓促审讯后，于次日处决。至此，自立军起义彻底失败。

东西无常，左右摇摆|

唐才常等人策动自立军起义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在两广地区酝酿北上勤王行动，并且规划宏大，在康有为等人的计划中，自立军起义只是他们整个方案中的一部分。因为康有为等人缺乏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保皇会庚子年间的勤王行动最终流产了。

1899年，唐才常回到上海，暗中酝酿北上勤王行动。与此同时，康有为离开日本，到达北美，并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到处宣扬要北上勤王。康有为等人宣扬北上勤王，主要是为了拢聚人心，在华侨中筹款。1899年10月2日，康有为在给华侨腾芳的信中吹嘘说：“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康有为与保皇会》）

在1899年，保皇会的北上勤王只是口号和想法而已，没有实际行动。到了1900年1月，清廷“己亥建储”，这对于康有为等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假如光绪帝被废黜，康有为等人保皇、勤王将失去目标，所以，形势逼迫康有为等人尽快实施北上勤王行动。保皇会的勤王行动随即拉开序幕。

1900年1月底，康有为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全面主持整个勤王行动；梁启超前往檀香山，负责筹款、联络。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以便办事”，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人负责；保皇会派罗普、麦孟华、麦仲华、叶湘南等人驻日本，负责购械、运货，同时运动日本朝野，争取援助。在国内，梁炳光、张学璟等人负责广东地区的行动；陈廉君等人负责经营梧州；唐才常、狄平等人负责经营长江流域。

关于勤王行动的战略部署，康有为主张以广西为整个行动的发动之地，“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康有为是这样考虑的：“清兵在广西兵力空虚，容易发动，湖南则是进入湖北的必经之地，所以保皇会要把精力都放在广西、湖南。至于广东，那里清兵兵力甚厚，外国势力又掺杂期间，除非被逼无奈之下，不要在那里用兵。”

康有为主张把精力放在广西、湖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联络了广西镇南关一带的游勇大头目陈翼亭。所谓游勇，是指临时招募的、不在官方编制内的士兵。见过陈翼亭的日本人田野桔次称：“（陈翼亭）身长六尺余，眼光如炬，无一言苟且，举动甚沉重，盖革命中之极有手段者也，驻广西南关。方今南清所沸起之乱匪，或即彼部下之壮士欤？”因为陈翼亭手中有兵，康有为对他极为器重，委托他办理广西军务，视其为将来起事时的正军主将。

但是，梁启超不同意康有为的主张，他认为勤王行动应该起自广东，以广东为根据地。1900年4月12日，他致信康有为，这样说道：“凡行军打仗，必须要有根据地。没有广东作为根据地，一旦战事发动，我们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能战胜清军吗？如果以此为正军，正军遭遇挫败，整个勤王行动就十分危险，这是必须首先占据广东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此次勤王所用官兵都是广东人，占据广东则全军士气大振，进取愈勇；如果不能占据广东，我军将士的家人就会落入敌人之手，成为人质，我军将士就会产生戒心，士气低落，勤王行动将事倍功半，这是必须首先占据广东的第二个原因。”

眼高手低的康有为。真实的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充满热情、胆气，却又偏执、自负，擅长鼓动却又不切实际。戊戌变法后，他由一个鼓动变法的文人转化成为一个投机的政客。

如梁启超所说，不能以广东做根据地，专意广西、湖南的战略有很大风险；但是，广东是清朝重要省份，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守在广州，清朝在广东驻军很多；列强在广东也有重大利益，一旦保皇会起事，列强很可能会以平乱为名进行干预。所以，保皇会经营广东也有很大困难。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权衡，左右摇摆，东西无常，难以制定出北上勤王的明确的战略。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无论经营广东还是广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庚子勤王都不会成功，他们缺乏真抓实干的作风，只能是纸上谈兵。

康有为纸上谈兵|

康有为和他的门生皆为书生，皆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并不擅长军事组织工作，这对勤王行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同门无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3月28日，梁启超致信康有为，批评澳门总局工作散漫，效率低下：“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梁启超年谱长编》）

进入6月，北方形势大乱。6月15日，清廷下达上谕，命令李鸿章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得到这一信息，康有为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可以在广东起事。6月20日，他在给欧榘甲的信中说：“天时所赞，北乱李行。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一时兴起，康有为在给澳门总局徐勤等人的信中列举了夺取广州后应该办理的27件事，非常详尽，包括：“守藩库、运库、军械局；传海关、银号，核算关饷，提拨军需；运署公所照常办事，拆引上饷；开设民政局，公举议员，条陈利害，筹议军需”等等。在康有为看来，保皇会夺取广州指日可待。

康有为迫切希望手下的人能搞出一点动静，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广西。6月24日，他在《给办事诸君书》中写道：“仆受天下之责望，领众人之巨款，终日兢兢。今各埠信电交责，并催勤王，急如星火，见之愧赧，无地自容。若失时机，后难再得，且令外人轻我，各埠同志疑，则人心散而事无可为矣。望详划速举，以告办事诸君。”（《康有为与保皇会》）

康有为催促手下人起事，而作为勤王行动办事机构的澳门总局一没有钱，二没有人，徐勤等人根本无法策动在广东或者广西地区起事，面对康有为一日数电的催促，他们索性沉默不答。得不到澳门方面的报告，康有为异常恼火，6月27日，他连写两封信，痛责徐勤等人，称：“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徐勤）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如此岂能办事，吾何以指挥？如处幽室，有所谋亦妄耳。”（《康有为与保皇会》）

面对康有为的责难，徐勤提出辞职，并报告局中无款的实情。康有为得到徐勤的信函后，以老师的身份批评他，安慰他，随即改变了在广东起事的决定，再次回到专意桂、湘的老路上。他在给徐勤的信中说：“近事原为取粤，又为养侠故，故杂进群才，致妄支如是之多。今一切欲归羽异（陈翼亭）一路……愈益滥支，皆为舍不得故乡（广东）之故，今欲决弃之，如何？”从康有为与澳门总局等人的书信、电文可知，资金不足仍然是保皇会面临的最大困难，从广西发动勤王在当时也根本无法实施。

至7月中旬，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这件事再次让康有为改变主张，他决定在广东起事，发动勤王行动。他在给手下人的信中写道：“以李（李鸿章）去之故，此刻专注东省（广东），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广西），直趋湖南。以我之军械既足，广勇之精锐勇敢，两湖非我敌也。”在这封信中，康有为又写了26条，对夺取广州详细布置，包括：“夺火船，用短枪精械，以舢板用快长枪亦可；观音山五层楼，各城门城楼，皆令插刘旗，编号勤王，夜则点灯笼，亦用各营官衔笼；围姓现有存款，核令全数交出，以济军需，计有百余万也……”

无饷、无人、无械，康有为的设想只能是空想。与此同时，自立军在长江流域的起事如箭在弦上，多次向保皇会催款，康有为等人只能敷衍。8月21日，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杀，这件事打击了保皇会北上勤王的士气。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惠州发动起义，遭清兵镇压。清政府随即在两广地区加紧戒备，严密搜查，更增大了保皇会起事的难度，保皇会庚子年的勤王行动策动了一年，一事无成，草草收场。

无饷、无人、无械|

总的说来，康有为等人缺乏策动军事行动的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是庚子勤王计划流产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于庚子年的保皇会来说，筹款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筹到的资金相对于北上勤王这样的军事行动来说是杯水车薪。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是保皇会主要的赞助者，他在庚子年间共捐15万元，包括直接给唐才常的3万元。（《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梁启超在檀香山的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6月17日，他在信中说：“今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除了以上两大筹款渠道之外，保皇会筹到的其他款项很少。康有为在7月的一封信中记道：“雪梨（悉尼）汇港一万余，加拿大汇港六千余，巴拿马四千余。”（《康有为与保皇会》）

筹款不足对保皇会的勤王行动有极大的牵制，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常常焦头烂额，徒唤无奈。梁启超曾说：“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遍资各路。”为了节省资金，康有为分别于1900年9月、1901年初，下令停止澳门总局的运作。保皇会资金紧张，他们在两广地区策动的勤王行动无法实施，也就难以顾及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的一系列活动，不能实现承诺，难以在资金上给自立军以足够的支持，这是自立军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说到自立军失败，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称：康有为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60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20万汇给唐才常，最后竟连一分钱也不汇给唐才常，导致自立军失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康有为等人的手中其实没钱。1900年初，唐才常从邱菽园那里得到3万元，后来保皇会另外分拨1万元给自立军。（《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当然，这与康有为向唐才常夸下的海口相距甚远。

除了筹款不足，康有为等人没有掌握得力的军队，这也是影响保皇会北上勤王的重大原因。陈翼亭掌握的南关游勇到底是否能够为康有为等人所用，这个谁也说不准。梁启超认为陈翼亭是一个骗子，借运动为名骗去6万元。（《梁启超年谱长编》）1900年上半年，陈翼亭的父亲因病去世，为了拉拢陈翼亭，康有为等人手中缺钱，仍然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奉以厚奠”。

除了拉拢陈翼亭，1900年2月，保皇会还把丹徒人徐怀礼罗致麾下。徐怀礼绰号徐老虎，是当地盐帮中人，聚众万余，掌握私盐船700余号，青红两帮也听其调遣。徐怀礼最初答应投靠保皇会，将来率众从江南出发，北上勤王。1900年6月，他又被官方招抚，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行动，唐才常不得不放弃江淮一带的行动而专注于两湖地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保皇会拉拢陈翼亭、徐怀礼等人，实质就是“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梁启超曾经以“狎客之奉承妓女”比喻，双方关系并不牢靠。大概是知道这一点，当梁启超请求康有为亲自到正军营中去指挥军事行动的时候，康有为未予理睬，始终待在海外安全的地方，远远地遥控国内的勤王活动。

庚子勤王计划的破产对康有为等人发动军事行动的信心是一个重大打击，1901年初，保皇会再次停止了澳门总局的运作。后来，保皇会逐渐放弃了策动大型军事行动的策略。

第二章　李鸿章与袁世凯

与孙中山虚与委蛇|

1900年6月初，北方局势大乱，南方受到影响。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何启找到《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希望陈少白所在的兴中会协助李鸿章，宣告两广独立，以免两广地区受到北方局势的连累。何启还把这个方案提交给香港总督卜力，希望卜力劝告李鸿章，促成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

1900年7月，李鸿章与香港总督在一起。

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1894年11月成立于檀香山，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由孙中山领导，后在香港成立总会。陈少白是兴中会的重要成员，和何启交谈后，他马上致电正在日本横滨筹划惠州起义的孙中山，告知何启的主张。孙中山闻讯大喜，立即复电陈少白，表示赞同何启的主张。6月8日，孙中山与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乘坐法国轮船离开日本，前往香港。

港督卜力向李鸿章提出广东自主计划，李鸿章的态度是“意颇为动，唯以清廷尚未陷于绝境，故仍迟疑观望，未有正当表示”。（《革命逸史》）在兴中会与李鸿章之间担任联络的还有李鸿章的幕僚、广东富绅刘学询。刘学询对李鸿章称：“我与孙中山认识有年，如果傅相有意罗致，我可以设法使孙中山来广东听命。”李鸿章点头默许。

6月15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由德寿兼署。因为北方局势混乱不堪，李鸿章决定暂时在广东观望，没有立即动身前往北京。他认为难以挽救北京乱局，而乱局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他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说：“政府悖谬如此，断无挽救，鸿去何意？”

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人乘船到达香港，李鸿章派兵舰迎接，邀请孙中山与杨衢云前往广州开会商议。此时，孙中山心存疑虑，他从陈少白处得到报告，知道李鸿章对于两广独立“尚无决心”，另外他担心李鸿章派兵舰来，有诱捕他与杨衢云的阴谋。孙中山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三人代表他登上李鸿章派来的兵舰前往广州会谈。

代表李鸿章与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是刘学询。刘学询要求确切了解孙中山方面的要求，宫崎寅藏提出两点：一是要求广东方面特赦孙中山的罪名，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是要求借款六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答应了宫崎寅藏的要求，并且先付三万元，答应其余款项日后送上。

其实，李鸿章并非真心要脱离清朝统治与孙中山等人合作，他只是在混乱的形势下观望，与孙中山等人虚与委蛇。他的这种态度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态度又很快转回到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上面。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提出“东南互保”的构想。李鸿章积极支持，是“东南互保”的主要参与者。

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7月6日，清廷第三次催促李鸿章北上。7月8日，清廷下达上谕，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迅速北上。李鸿章再也不能拖延了，7月16日，李鸿章离开广州，临行前曾经与南海知县裴景福有一番交谈。

裴景福祝贺李鸿章再次担任直隶总督这一重要官职，李鸿章自负地说：“舍我其谁。”裴景福询问北方大局安危，李鸿章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世凯主政山东，刘坤一、张之洞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中国不至一蹶不振。”

裴景福问道：“公看京师如何？”李鸿章答道：“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崑、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北京）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说到这里，李鸿章眼中含泪，以杖触地，口中念道：“内乱如何能止？”默然良久。

裴景福又问：“论各国公法，八国联军即使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李鸿章道：“是啊，但恐无人主持，先自摇动。”裴景福说：“公何不将此意上奏朝廷？”李鸿章说：“我到上海后当具折，恐亦无济。”

后来，裴景福问道：“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李鸿章说：“联军占领北京，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

裴景福询问兵费赔款的数目，李鸿章说：“我不能预科，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份），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鸿章再次潸然泪下，而裴景福亦悲伤不已。（《河海昆仑录》）

李鸿章离开广州，转道香港，会晤港督卜力。这时候，孙中山等人抵达香港海面，希望与李鸿章会面，继续洽谈两广独立的可能性。李鸿章向卜力表示，不愿意与孙中山等人见面，同时劝告卜力，不要让孙中山等人利用香港作为反对清政府的基地。

7月21日，李鸿章乘船抵达上海。到达上海后，他患上了感冒，并有腹泻。于是，他便以身体有病为由停留，继续观察北方局势的变化。在上海，李鸿章试图与各国领事联络，但是遭受到冷遇，各国领事自称无议事之权，不愿意和他交涉，“各国领事告诉他说，倘若各使节（北京的公使）还活着的话，他必须和他们交涉；倘若他们已经丧失了的话，他就必须与各国政府交涉。李鸿章对于他在上海遇到的接待和由此而向他指出的与外国的关系显然使他大为愤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

7月23日，清廷第七次下达电旨，催促李鸿章即刻启程北上。7月24日，李鸿章电请朝廷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7月29日，清廷第八次下达谕旨，催促李鸿章迅速北上。

7月31日，李鸿章与刘坤一联名上折，恳请朝廷明降谕旨，速定大计者四端：派文武大员护送各国使节前往天津，以示宽大而泯疑怨；饬令各省督抚、将军，切实保护各国洋商、教士；饬令各省督抚、统兵大员，对各处土匪、乱民，即行相机剿办，以清内乱而弭外衅；专派大员会同顺天府尹、直隶总督，在北京、直隶地区广施赈济，促胁从良民各归本籍。（《义和团档案史料》）

8月5日，天津的八国联军向北仓发起进攻，开始进犯北京。同日，清廷第九次下达谕旨，令李鸿章迅速来京。8月7日，清廷下达上谕，授李鸿章为全权大使，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8月8日，李鸿章电请赏假20天，推迟进京；他担心自己会遭遇不测。盛宣怀说：“合肥请假廿天以相事机，许（景澄）、袁（昶）被害，合肥亦不敢仓卒入都。”

8月13日，李鸿章上呈奏折，恳请朝廷派重臣就近与八国联军前敌各军商办停战。同日，李鸿章、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商议联衔谏阻两宫西逃，恳请太后、皇上留在京城，张之洞表示不可。

8月1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离北京。当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致电李鸿章，希望清政府在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中国前自行平乱，并劝说李鸿章乘坐俄国舰船前往天津，俄军可以随处保护。

8月16日，李鸿章致电列强，商议停战事宜。除了俄国，其他列强并不认可李鸿章全权代表的身份，不打算与他进行谈判。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称：“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求他（李鸿章）提出新的权力证书。他所享有的那些权力是通过电报授予他的，其目的大概是为了阻止联军对北京的占领。因此，那些权力可能不继续有效。据我看来，拖延谈判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因此在若干时间内不可能终于缔结一个总的和约。”（《英国蓝皮书》）

京师被占，太后及皇上西逃，北方局势糜烂得无以复加，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成为众人眼中的救命稻草。8月18日，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希望他速速航海北上，处置危局。8月19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拿出应对办法，与列强讲和。同日，李鸿章再次致电列强，商议停战事宜。列强不应。8月21日，李鸿章第三次致电列强，恳请停战、退兵、议和。

8月21日，美国总统麦金莱表示，支持逃亡中的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希望各国能尽快达成一项谅解，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以结束华北的混乱局面。8月3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

9月1日，李鸿章在上海会见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和美国特使柔克义。李鸿章表示：他将很快动身前往天津，希望尽快开始与各国的善后谈判，甚至可以和任何一国公使单独谈判。

9月14日，李鸿章一行在一艘俄国军舰护航下乘坐英国轮船“安平”号离开上海，前往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北京，进行又一场耻辱的谈判。

袁世凯大开杀戒|

在袁世凯的综合治理下，1900年6月下旬之前，山东基本保持安静，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起事，义和团稍有行动就遭到清兵严厉打击。4月13日，有义和团在临邑田家口（距禹城边界十余里）打尖，“半日而去”。禹城知县会同武卫军马队迅速出动，打死义和团21人，生擒3人。

《筹笔偶存》一书记录了义和团时期山东巡抚衙门的文牍，从中可以看到，山东形势在5月30日仍然保持安静。此后20余天的文牍《筹笔偶存》中没有记录。6月16日，英国驻烟台领事从英国浸礼会接到关于内地即将发生骚乱的第一个信息：义和团在滨州一带招募和训练新的成员。（《英国蓝皮书》）形势从此开始迅速恶化。从《筹笔偶存》中可以看到，到了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受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山东省境内义和团“复起响应”，纷纷起事。时隔半年，从山东燃起的义和团大火重新烧了回来。

因为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秘密会社、教门组织在山东分布广泛，所以此次义和团的活动来势凶猛，短时间内，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甚至平度等地，都有义和团活动，义和团在一些地方聚集达数千人，与官府对峙，甚至攻击清兵。面对这样的形势，袁世凯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

袁世凯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危局。首先，他颁布饬札，积极保护山东境内的外国传教士。形势恶化后，聚集到济南的新教传教士超过200人，他们被紧急疏散到黄河南面的小清河口，从那里乘一艘日本小轮船安全离开山东。英国驻烟台领事称：“巡抚（袁世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派兵保护每一批离去的人们，极为周到地和关切地对待难民。”（《英国蓝皮书》）

对于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袁世凯态度鲜明，严厉镇压。当然，镇压义和团与“招集义民抵御外侮”的谕旨相违背，于是，袁世凯对真假义和团做了重新定义：“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效力，即谕令迅往天津等处，协助官兵，齐心合力，以伸同仇之忱；倘凭义和拳之名，仍复结党横行，希图窜扰内地，即系乱民，应即严捕渠魁，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筹笔偶存》）在他的定义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便全部是乱民、土匪了。

6月下旬，袁世凯连发饬札，严令各道府督饬各州县镇压义和团。6月26日，他在饬札中说：“欲杜东省之患，则首先于平民教积仇；欲平民教积仇，则首先于只分良莠，不分民教。平民、教民之为良善者，皆饬地方官保护之，其莠恶则严惩之以法。”6月28日，袁世凯再发饬札，称：

亟应请阁下督饬所属各州县，认真查办，千万不可稍事姑息。直省匪势已聚，如再与山东勾结，阻隔南北，全局震动，此其害之在于国家者也。东省威海驻有英军，胶澳驻有德军，如任匪徒焚掠教堂，焚掠路局、矿局，戕害洋教士、洋工师，杀戮教民，英德两国必执为口实，派兵保护，而入内地，此其之害大出于山东者也。

同寅诸公，各有亲属寄居官署，万一全城为匪所踞，如直省据城挟官故事，凌辱逼迫，惟令是从，取辱孰甚。即不甘其辱以身殉国，而朝廷以城设、人民寄之有司，不能为朝廷保守，任为贼有，亲属家孥陷于危地，似亦非一死所能塞责。此其之害二中于一身者也。（《筹笔偶存》）

面对这一轮的义和团纷起，袁世凯的手段远比刚到山东时泼辣、严厉。他所率领的武卫右军终于派上了用场，清兵大开杀戒，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山东境内清军杀害义和团人数较多的事件有：7月10日，清兵在宁津附近的朱家寨击散义和团800余人，杀死义和团20余人；7月12日，清兵又在朱家寨击散义和团千余人，击毙义和团120余人；7月13日，张勋率清兵在庆云一带抓捕义和团，击毙义和团20余名；7月17日前后，清军在郓城杀害义和团27人；7月20日，清军在阳谷开枪轰击义和团2时之久，击毙10余人，生擒义和团首领4名，就地正法；7月26日，清兵在德州地带与2000多义和团民激战，击毙义和团首领2人，击毙义和团团民30余名，击伤多人；张勋率领清军抵达阳信，“进剿城内窜匪2000余人，当场轰毙500余名，又生擒50余名”；8月9日，孟恩远率清军在商河刘家寨天齐庙击毙义和团100余人。（《筹笔偶存》）

袁世凯指挥清军镇压义和团是非常残酷的，但是，人们从《筹笔偶存》中可以看到，义和团纷起对山东社会的破坏也是残酷的。例如，书中记道：“北营地方距城六十里，均系回民，共二百余家。该处本多马贼。（六月）十七日上午，盐山、庆云假拳匪聚三千余人，围击北营，夜半竟遭焚戮……共焚毁房屋十分之八，杀大小男女三百余口，三尺幼孩亦被诛戮。抢去牛驴粮食衣物无算。”在《筹笔偶存》，这样的记述屡见不鲜。

在乱局中积累了资本|

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此次山东义和团纷起虽来势凶猛，但如同遍地燃烧的小火苗，都被很快扑灭了，山东政治形势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严重的残害外国人和传教士的事件，各地电杆得到保护，山东与直隶以外的电报通讯保持畅通。庚子国变期间，英国驻烟台领事在给窦纳乐的报告中说：

我们目前在烟台所处的地位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虽然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保持欧洲人在夜间的巡逻。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袁世凯）所采取的态度；无论他的动机怎样，据我的意见，他已经尽力用他掌握的军队把义和拳逐出本省，而且当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发生骚乱的时候，将骚乱镇压下去。他的僚属自然遵循他的榜样；直到目前为止，山东没有被卷入那个势将席卷它的叛乱和掠夺的浪潮。（《英国蓝皮书》）

袁世凯采取残酷手段维持山东局势的稳定，维护列强在山东的权益，积极参加“东南互保”，因此受到列强的称赞。后来，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我们与山东、南京、武昌三位督抚，不在交战状态之中，此三位先生颇能于（中国）皇帝与联军之间设法应付，极为机敏，形成双方以外之势力”，对于他们“必须加以顾虑、尊重”。在庚子国变期间，山东没有遭受八国联军的入侵。

另外，实授山东巡抚之后，1900年4月到5月间，袁世凯着手整顿山东境内原有军队，将其改变成为一支新军——武卫右军先锋队。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包括步兵16营、骑兵2营、炮兵2营。其步兵由登州、济南、东昌、莱州各府所辖清兵抽调组成；骑兵由原来“骧武”、“精健”马队改编而成；炮兵则是新招募而成。武卫右军先锋队在1万人以上，加上原来所辖武卫右军，袁世凯掌握的军队在2万人左右，实力大增。

庚子国变后，两宫逃亡，袁世凯得知后迅速派员押运大量饷银，奔赴行在，表示忠心。8月29日，他在奏折中说：“现于藩、运各库中，先行凑集银十万两，檄委候补知县曾硕儒、陈养源等管解，星夜趱程前往。又东境内，现有截存安徽运解京饷银十一万六千两，江苏解京银五万五百两，一并觅备车辆，酌派弁勇护解西行，奔赴行在，探明军机处投交，藉资供亿。臣仍当随时督同司道等，赶筹巨款，源源接济，以期稍纾目前之急。”（《袁世凯奏议》）

庚子国变期间，武卫前、后、左、中各军遭受八国联军的重创，袁世凯掌握的武卫右军毫发未损，而武卫右军先锋队所受打击也较小，掌握这两支军队的袁世凯地位随之凸显；袁世凯积极参与“东南互保”，得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朝中大臣的认可；而列强对袁世凯也极为支持。以上因素决定袁世凯在庚子国变后将成为清廷所器重和依赖的大员。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卒，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章　盲从的命运

山西义和团纷起的时间和原因|

1900年3月14日，清廷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毓贤随即前往太原上任。毓贤是一个传统型官员，在山东任职期间，列强压迫中国的现实对他产生强烈刺激，他的排外意识逐渐强化。他对义和团也缺乏清醒认识，在其任内，山东义和团纷起，民教冲突接连不断。毓贤被免去山东巡抚后很快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清廷继续重用毓贤，这导致毓贤在山东任内形成的错误认识没有得到更正，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毓贤带着原有的观念来到山西。

毓贤进入山西后，义和团开始在这个华北内陆省份发展起来。《太古县志》载：“（毓贤）甫履任，即饬各州县演习神拳。”《清史稿》称：“（毓贤）俄拜山西巡抚之命，于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

但是，在1900年6月下旬之前，山西地区义和团并没有大规模聚众滋事，更没有发生严重的伤害外国人的事件，因为毓贤所引入、扶持的义和团与山东、直隶地区的义和团有很大不同。毓贤在给山西各州县的一告示写道：“总之，义和拳民并不滋事，但经滋事者，即属棍徒冒充。该地方官立即拿获，尽法惩治，不得宽纵。”（《义和团》一）

也就是说，毓贤试图把义和团完全置于官府控制之下，他所扶植的义和团更接近于团练性质，而不像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团，是民众自发产生的，不受官府控制，任意滋事；对于任意滋事的义和团，毓贤坚决予以打击。这是他在山东执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政策的延续。

所以，在6月下旬之前，义和团在山西没有发展起来，山西的形势基本稳定。6月12日，北京的局势已经恶化，英国政府向太原府的传教士发电报：“我们为你们的安全担忧。”6月20日，太原的英国传教士回电称：“安全。充满希望。”（《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清廷下达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6月24日，毓贤报告说：“查山西地方亦有拳民，但不甚多，现于募队时招集入伍。”也说明义和团在6月下旬之前没有发展起来。

山西义和团纷起是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1900年6月下旬）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太原人刘大鹏所著《晋祠志》中载：“义和拳之起十分神速，吾晋于庚子六月初始有，未几而蔓延全省，声势猖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导致山西义和团纷起的直接原因是清廷于6月下旬下达了一系列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上谕。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记道：“洋贼亦入寇大沽，（朝廷）乃于二十五日下诏，（命令）兵民奋勇灭虏，吾晋拳民亦蜂起矣。”临汾县志明确记载，清廷招集义和团、抵御列强的上谕下达后，“各省州府县尤而效之”。（《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山西巡抚衙门。

毓贤思想中原本就有排外的成分，接到清廷与列强决裂的上谕，看到宣战诏书中说“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他感到欣喜、振奋，用他的话说是“欣抃殊深”。他随即把清廷的旨意以饬札、告示等形式向山西各州县做了传达。毓贤饬札与告示的主要内容是：

查晋省各属，均有教堂，大半有洋人在堂传教。今既钦奉谕旨，饬令将洋教士驱遣回国，亟应钦遵办理，应由各地方官查明境内教堂几处，洋人几名，立即按名驱散回国，毋任逗留生事。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民杀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

至从教民人，皆系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诚心出教，即予自新，决不究其既往。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断难宽贷，为祸为福，尔教民其自择之，勿谓言之不预也。

现在义和拳民，并不乱杀泄愤，所有一切财物，秋毫皆无所损。如有乘机抢掳，即系土匪土棍。所有居民商民，各守门户方稳。派勇到处巡查，愿尔各听吾训。

洋人传教，邪术迷人，毒害中土，灭绝五伦。今敢谋乱，亲往捕擒，按名正法，以除祸根。凡尔教民，亟宜自信。倘能出教，即为平民。（《义和团》一）

人们通过以上文字可以看到，受清廷上谕的直接影响，毓贤的排外意识更加强烈，更加决绝。这些来自巡抚衙门的饬札和告示下发之后，山西社会进一步动荡，义和团纷起，排外风潮随即到来。

6月24日，大同发生骚乱，外国传教士被袭击，被迫进入知府衙门躲避。6月26日，在平遥的外国传教士遭到了袭击，他们被迫逃往汉口。6月27日，介休县传教点发生暴乱，5名外国传教女被迫躲进当地县衙，后来在官府保护下前往到平阳府。6月29日，朔平府的传教士受到威胁和攻击，10名瑞典传教士和3名基督教布道联合会成员被暴徒杀死。（《山西传教士》）

从6月下旬开始，山西各地教民开始受到义和团的攻击。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记道：“凡为义和拳者，头罩红巾，腰束红带，胫缠赤芾，手执利刃，屠戮洋教，焚毁教堂，纷纷扰扰，势极猖獗，官莫能制，法莫能施，一任其横行而已。”教民不甘于被害，势必要聚集起来进行自卫，对普通民众发动攻击，山西各地便出现大规模的民教冲突。

在当时山西普通民众眼里，教民属于异端，他们以妖术伤害百姓。刘大鹏在《潜园琐记》中称：“妖术维何？曰投毒，曰洒血，曰黄纸人，曰黑风口（以布皮为兽形咬人），曰毒煮物食，曰杀杀之声而已。”面对教民的“妖术”和攻击，普通民众同样感到恐惧，“村庄城镇，莫不通宵戒严”。由此，义和团对教民的攻击更加猛烈，“教民之邪术虽横，而义和拳之忿恨却深，此屠戮教民之举，所以到处不免也”。（《潜园琐记》）

除了受到义和团的攻击，教民还面临来自官府的迫害。根据朝廷的旨意，毓贤要求山西各地教民出教，“倘仍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相当多的教民不愿出教，于是被杀。

庚子年间，山西被杀教民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据后来的山西布政使赵尔巽统计，山西被杀教民大约为6060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而据英国人爱德华兹统计，天主教教民死亡人数大约为8000人，而新教教民死亡人数在380人左右，其中156人属于中华内地会，120人属于英国浸礼会，79人属于美国公理会，27人属于寿阳教会。（《山西传教士》）

紧跟着清廷的意志前行|

毓贤是一个传统型官员，他不识大局，有排外意识，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比，政治上有很大局限性。庚子年的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毓贤辨不清方向，他本能地紧跟着清廷的意志前行，却最终迎来悲惨的结局。

1900年6月17日，慈禧太后决心与列强决裂，清廷给各省督抚下达谕旨，著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酌派得力将弁，统帅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6月20日，毓贤接到上谕，当天即派遣前曹州镇总兵万本华统领晋威新军步队四营、抚标练军马队一旗，星夜赶往京师。他接着上呈奏折，声称自己要亲自督队北上，拱卫京师，“如蒙俞允，遵即启程”。

毓贤说要督队北上，其实是指督率万本华的部队，当时山西境内的清兵数量捉襟见肘。清廷误会了毓贤的意思，以为他要督率另一支部队出晋。接到奏折后，清廷命毓贤督队前往正定府获鹿驻扎，命万本华率部前往张家口驻扎。清廷没有马上让山西的清兵赶赴京畿，是因为形势尚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慈禧太后需要进一步观察局势的变化。

6月23日，毓贤接到清廷于6月20日下达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等。看到这道上谕，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将其作为挡箭牌，搞起了“东南互保”；而毓贤接到这道上谕，立即上呈奏折，称：

查晋省练军各营旗，南北分防，去省较远。现在抚标练军，除马队出防外，仅有步队二营一旗。省城关系紧要，分布尚觉空虚，势难再行抽调。惟是时势紧迫，根本攸关，北望京华，曷胜焦急！查有太原城守尉所部旗营，尚可拣调，已饬令挑选旗兵四百名，发给粮饷器械，由该城守尉英肇统带入京，以资保卫而听调遣。

除将选将、练兵、筹饷各事宜，督同司道妥为商办外，所有添派旗兵，星驰入都，以备调用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义和团档案史料》）

人们可以看到，毓贤千方百计从山西抽调清兵支援北京，他竭尽全力、不折不扣地按照上谕行事。6月24日，他再次上了一折三片。在三道奏片中，毓贤谈到的不再是分内的事务，而是想尽办法为清廷出谋划策。他在第一道奏片中说：“各国军队远涉重洋前来中国，最需要的是煤火、粮米，必须严禁各省口岸出口这类物资。如有敢私行接济者，无论何人，均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毓贤在第二道奏片中说：“列强的水军比我们强，陆军则不如我们。我考虑不如以我所长，制其所短。朝廷可以命各口岸严设陆军，节节妥为防守，洋人来了就与之作战，这是以逸待劳的上策。现在将才难得，朝廷最值得依赖的应该是董福祥。查董福祥有谋有勇，忠义过人，晓畅戎机，威望素著。甘军如与义和团民联络声势，相机办理，必能克建大功；如留卫京都，缓急尤为可恃。天下幸甚。”毓贤看不清中国难以和八国相抗衡这一基本事实，认为只要在各口岸遍布陆军，就可以抵挡列强，他的思想停留在鸦片战争时代。

在第三道奏片中，毓贤又担心朝廷被洋人骗了，说：“京城中各国洋房林立，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此次我军连战连捷，听说有洋人跪倒竖起白旗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洋人诡计多端，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古语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朝廷一定要当心啊，千万提防皇宫中出了奸细。这是我每天都感到焦虑的事情，我每天都向着紫禁城的方向叩头祈祷。”

从以上奏折、奏片中可以看出，毓贤是一个非常忠诚于清廷的官员，惟清廷旨意是从，而他的见识又非常短浅，对局势没有独立的、清醒的认识，这是导致山西成为庚子国变重灾区的重要原因。

教民聚集引发的恐慌|

6月27日，太原城中发生了杀害外国传教士的恶性事件。据英国传教士医生爱德华兹记述：当天傍晚，在太原城东南角的天主教堂附近，一大堆人投掷石头，攻击洋人，后来事态扩大，暴徒焚烧传教士的房屋，外国人和中国教民纷纷逃走，而负责女子教会学校的库姆斯小姐为了抢救她的两名女学生落在了后面，被暴徒扔进火堆里烧死了。（《山西传教士》）

毓贤对此事的描述与爱德华兹不同。毓贤在奏折中称：6月27日，拳民烧毁了东夹巷英国教堂，“当火起时，该教堂内放枪，轰毙民人四名，受伤一名，洋人亦有焚毙者。查验堂内，挖有地窖深而且宽，盖洋人藏垢纳污处也。并查获逃出幼女五口，发县传其家属领回”。他接着报告说：“现闻省中及四乡教民均赴山隅，聚集甚多，有欲群来报复之谣。”（《义和团档案史料》）

爱德华兹和毓贤的描述，哪个更接近事实，从现有的资料分析难以判断。但是，毓贤所说“省中及四乡教民均赴山隅，聚集甚多”，这是不错的。刘大鹏在《潜园琐记》记述说：当时太原县的教民大都跑到洞尔沟村去了，“洞尔沟蚁聚教民男妇老幼约计二三千人，妇女则藏匿遽室，少壮则编列队伍。列短剑长矛，森立教堂之右；鸟枪、火炮，密布教堂周遭。昼则树帜以壮威，夜则悬灯以照路，勒兵严阵以待义和拳。声势炫赫，震动远迩。”

大量的武装教民聚集起来，其本意或许是为了自卫，但是对官府和普通民众来说，聚集起来的教民是一个巨大的治安隐患，“民情汹汹，一夜数惊，唯恐其铤而走险，荼毒生灵”。毓贤本来就有排外意识，对洋人和教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面对聚集起来的教民，他更加感到不安。

7月3日，毓贤上呈奏折，报告山西民教仇杀的状况。他说，据托克托城通判李恕禀报，在萨拉齐一带有姓石的教士将民人高占年等九人烧杀致死，而在应州、浑源州、阳高县、丰镇、大同等地，均有焚毁教堂情事。“奴才查看城中及各属教民甚多，其行踪又复诡秘，姑念其无知愚民，再三开导，令其出教，即是平民，无如其信奉洋教太深，执迷不悟。现闻得教民散处省城内外，或潜赴寿阳县属之板市山（板寺山），盘踞山洞，意图不轨，人心未免惊疑，屡次派人侦探，并严密防范，一而整顿团防，仍外示镇静而内筹备。”

寿阳板寺山建有中国北方最大的天主教圣母教堂，占地约为三万平方米，在1898年前后建成。当山西地区局势失稳后，寿阳周围地区的传教士、教民前往板寺山圣母教堂躲避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毓贤看来，教民聚集起来盘踞山洞，就意味着意图不轨。

7月3日，毓贤还上了一道奏片。毓贤在片中称山西财政紧张，“又值旱久灾重，亟需筹办赈务”，恳请朝廷从其他省份调拨款项，设法协济山西。

7月4日，毓贤在巡抚署衙接到上谕。上谕称，“直隶献县黑风口教堂集聚教民甚重，意图滋事”，命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清兵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

当天，毓贤要带兵离开太原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太原城中大量绅民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其中很多人进入署衙，递呈禀帖，恳请毓贤不要离开太原，其中包括山西布政使李廷箫、按察使恩铭、山西书院院长、前贵州按察使田国俊等人。当时的场面壮观而且感人，毓贤自己称：“绅耆不下万人，攀辕卧辙，洒泪跪留”。山西布政使李廷箫则称，各乡车户相约不给毓贤率队出城提供车辆，用这种办法恳请毓贤留在太原。

绅民之所以挽留毓贤，是担心毓贤离开太原后局势更加混乱，他们尤其担心教士、教民报复平民：“省中自焚毁教堂后，洋人主使下毒于井，教民负隅，意图报复，人心惶惶，寝食不安。幸蒙（毓贤）办理团练，调集队伍，处处严防，准备一切，（毓贤）若一旦出省，恐省城不保，百姓无依。”（《义和团档案史料》）这样的请愿活动连续进行了三天。

从刘大鹏的记述看，当时太原的民众害怕洞尔沟的教民报复，简直到了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的程度。7月5日晚上，忽传洞尔沟教民杀来，很多村民“悲啼呼号，群相奔走，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7月7日，太原县城中又有传言，称教民要来攻城，城中顿时陷入混乱，“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知县何宗逊赶紧击鼓，招集兵民登城分守，如临大敌，“终夜戒严，莫敢疏忽”。（《潜园琐记》）

面对如此混乱的形势，面对全城绅民的请愿，毓贤、李廷箫分别上呈奏折，恳请清廷允许毓贤暂缓几日启程。这时候，毓贤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他该怎样迅速平息太原城中的乱局，然后遵旨出省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击洋人和教民势力，消除混乱的根源。

7月5日，即绅民请愿活动的第二天，毓贤开始考虑对太原城中的传教士、教民采取行动。爱德华兹记道：“7月5日，一位官员对他们（传教士）进行了慰问，一一记下了住在法辛先生大院里的所有外国人的名字，同时还带来了巡抚的话，如果他们搬到另一所房子（铁路公局）去，在那儿他可以更直接地庇护他们。传教士都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但表示如果巡抚命令他们去那里，他们只好服从。”（《山西传教士》）

后来，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毓贤报告7月5日行动的意图：“嗣于六月初一日，东夹巷教堂为义和团民焚毁，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民心惶惶，日夜惊扰。奴才恐其一旦作乱，滋蔓难围，遂设法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住一处。”毓贤的确是有预谋地将太原城中的洋人集中在一处，他认为“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扰乱省城，以图一逞”。

关于毓贤7月5日的行动，刘大鹏这样记道：在山西的洋人暗地里与教民商议，准备在太原谋乱，占据城池，召外国军队长驱入晋。教民首领李富是清军中的千总，不同意洋人的主意。洋人又派教民与李富的弟弟、辽州把总李义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泄露机密。毓贤听说洋人的阴谋，急忙派中军参将率领清军将省城里的洋人圈禁起来，名为保护；暗地里审讯教民，完全知道了洋人企图谋乱的事情。（《潜园琐记》）

从现有史料分析，当时太原城中的洋人不存在占据城池谋乱的可能，但是，在当时民教冲突激烈的形势下，这样的传言想必是四处散播的，也会传到毓贤的耳中。听到这样的传言，他更加认定洋人会与教民勾结，要扰乱省城。后来，毓贤抓了李富，称他“与洋人为谋主，甘心从逆，竟为汉奸”。

太原惨案的真相|

7月6日，毓贤接到了清廷7月3日下发的上谕，上谕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清廷强化了与列强决裂的态度和决心。

接到上谕，毓贤加紧布置战守事宜，命令山西电报局停止与洋人通电，凡三字洋码，以及密电、明电，一概停止。不料，第二天，毓贤又接到盛宣怀的电报，称东南地区中外互相保护，“所有外洋电报，仍照常收发，不准阻碍，致启猜疑，如有谣言惑众，定当重究”。看到这份电报，毓贤“不胜骇异”，他认为“似此情节支离，显系奸宄捏造”，于是，他将自己的不解上报清廷，同时，仍然命令山西各电报局不准收发洋人电报，以阻其消息。

接到毓贤的这道奏折，清廷的朱批是简单的三个字：“知道了。”清廷当时并不想真的与列强决裂，实行的是以战促和的策略，因此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搞的“东南互保”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看不清大局的毓贤又怎么能洞彻慈禧太后心中所想？他固守自己的信念，也为了自己的权位，一味盲从清廷。当然，慈禧太后也需要毓贤这类盲从她的大臣。

7月9日，毓贤接到了清廷的另一道上谕。此上谕是清廷7月6日发出的，口气严厉，称：“各教民勾结麇聚，胆敢抗拒官兵，即著毓贤、李廷箫督率将士，相机剿捕，毋任蔓延为患。”清廷要求毓贤等人对教民采取武力手段。

清廷强硬的态度无疑会影响毓贤。7月9日下午，一起严重的杀害外国人和中国教民的事件在太原发生了。爱德华兹关于此次事件的记述是这样的：7月9日下午2时，毓贤带领几位官员和一支卫队，装作要从北门出城的样子，尚未走到北门就突然返回，来到外国传教士集中暂居处（铁路公局），将所有外国人和一些中国教民逮捕，然后带到巡抚衙门，经过简单审问后，命令卫兵将他们全部残酷杀害。被杀害的天主教成员包括：主教2名，神甫2名，僧侣1名，修女7名，中国服役教徒5名。被杀害的新教成员包括：法辛牧师夫妇、威尔逊医生夫妇等26人，来自寿阳的皮戈特夫妇、鲁滨逊先生等7人。（《山西传教士》）

一个月以后，在直隶献县传教的柏克神父给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这样描述了7月9日太原惨案发生时的情形：“有五百名士兵参与其事，当欧洲人都已到达后，巡抚（毓贤）在知府和知县（他们站立着）的协助下讲了话，一开始就强迫所有的欧洲人跪下。他谴责他们过去对中国儿童和成年人不断犯下的所有罪行，然后下令予以处决。士兵们当场将五人斩首，这五人大概是两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主教）和天主教士。其他的人被带至接见厅的庭院里，在该处斩首。由于他们都穿着中国衣服，士兵无法识别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妇女和儿童都同样被杀死。”（《英国蓝皮书》）

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及其家人合影。后排左一为法辛神父，在太原惨案中遇害。

7月10日，毓贤上呈奏折，向清廷报告了处决传教士及教民的经过。他是这样说的：“我于六月十三日（7月9日）带领兵勇，不动声色，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这些洋人居然敢合力抗拒，我命令几名勇敢的兵勇冒死突进，抓获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立即把他们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又据寿阳县知县秦锡圭拿获滋事的洋人七名，押解前来，奴才亦一并将其立正典刑。当晚北门教堂也被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漏。但是省外教堂尚有洋人，教民尤重，我仍当督饬各属，随时相机办理，以免患生不测。”

毓贤所说与爱德华兹略有不同，一是被害洋人及教民数量，毓贤报告的数量多了一些；毓贤称洋人、教民试图抗拒，而爱德华兹则称洋人和教民都是束手被捕的。其他的情节基本相似，包括毓贤采取行动时使用了一点心机：不动声色，突然抓捕。毓贤在奏折中称，他对洋人、教民采取行动是担心他们作乱。清廷的朱批是：“知道了。随时相机办理。”毓贤的行动得到了清廷的准许、鼓励。

7月14日，太原还发生了大肆杀害中国教民的事件。柏克神父在给法国驻天津领事的信函中称，7月14日，有200名太原府的中国教民因为拒绝背弃宗教而被杀死。（《英国蓝皮书》）结合信函的上下文分析，柏克神父的意思是以毓贤为首的官府杀害了200名中国教民。

在汾州遇害的传教士普赖斯及其家人。

毓贤后来向清廷报告了这一事件，他在奏折中所说与柏克神父有很大不同。毓贤说：自从6月27日太原发生焚烧教堂事件后，他就命人遍贴告示，宣传凡是不再信奉洋教的教民即为平民，政府会一体保护；但是，有很多教民“迷惑已深，坚不出教”。7月14日，义和团民拿获一个老教民，当时有一百多教民挺身而出，大声叫骂，声称虽死不肯出教。义和团民大怒，要杀死所有教民。毓贤派人拦阻，义和团民杀害了其中31人，毓贤再三劝阻，令其他教民回家，仍劝令出教，再为安置。（《义和团档案史料》）

1903年，后人为7月14日被杀的教民立碑，碑文中载：“十八日（7月14日），毓（毓贤）遣巡捕杜某，执令箭、率凶兵、纵拳党，围困李樊等院，酷杀信人三十九岁（名），重伤四人。”（《义和团》一）从这里看，柏克神父说200名教民被杀与事实相差甚远。

以上便是太原惨案发生的大致经过。人们可以看到，此次惨案的发生是毓贤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错误处置的结果，除了毓贤固有的排外意识、残暴的性格，当时清廷的意志、教民仇杀的严峻形势，都是造成此次惨案发生的重要因素。后来，一些史书把惨案发生的原因单纯归结到毓贤个人身上，强调、渲染他的残暴，这与史实是不相符的。

毓贤在太原杀害传教士的事件发生后，山西境内的排外气氛更加浓重，严重的排外事件频频发生。7月12日，大同府发生了严重的杀害外国人的事件。当天晚上，300名步兵、骑兵包围了中华内地会传教士莫基、伊安森及其家人的住处，杀死11名外国人。同日，7名外国人在河津被一队骑兵杀死，其中有梅康内尔夫妇、杨夫妇。

7月31日，属于美国公理会的6名传教士在太谷被士兵和义和团杀死，其中有克拉普夫妇、威廉斯先生、戴维斯先生等人。

8月1日，12名外国人在归化被清兵和义和团杀死，其中有美国传教士艾礼逊及其家人、7名瑞典人。

8月9日，8名外国传教士在忻州被一队士兵杀害，其中有狄克逊夫妇、梅克拉茨夫妇、安德伍德夫妇、雷特小姐、恩格尔斯先生。

8月15日，属于中国内地会的9名外国人在汾州府被一队埋伏的士兵包围、杀死，其中有阿特沃特牧师、普赖斯牧师以及他们的家人。

8月30日，6名外国人在隰州被义和团杀害，其中有中国内地会的皮特夫妇及其两个孩子，还有哈恩小姐、多布森小姐。（以上数字和资料来自《山西传教士》）

爱德华兹称，庚子年间山西省有159名外国人被杀。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称，在山西境内及在蒙古边境，包括在太原府的牺牲者，被杀的外国人总共有178人，在基督教徒中成年人有113人、儿童46人，在天主教徒中男子12人、女子7人，后两个数字可能是不完全的。1902年，山西布政使赵尔巽在奏折中称，在晋外国人死亡总数为191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灾难的制造者与牺牲品|

太原惨案发生后，7月11日，毓贤接到了清廷的上谕。上谕没有批准毓贤暂缓出省的恳请，要求他仍遵前旨，星夜赶往献县。于是，毓贤赶紧处置身边事务，调集军队，为奉旨出省做准备。

7月15日，毓贤上呈折片，报告为朝廷筹粮的事情。他说：山西山多田少，产米极低，老百姓大都以黍粟杂粮为主，今年又值大旱，庄稼焦枯，夏季无收，地方困苦，实在无法从本省百姓那里筹集粮食；为了给京师筹粮，他准备筹集五万两白银，汇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派人在江南采购稻米，然后运送到京，充作军粮。毓贤竭力为朝廷筹粮，同时又考虑山西百姓的生计。

7月16日，毓贤遵照清廷的上谕，率领佐字中军一营一旗前往直隶献县黑风口剿办教民。7月18日，他走到榆次县境内，又接到令其重新回到山西的上谕。清廷之所以改变旨意，是因为山西布政使李廷箫上呈奏折，说明山西民教冲突严重，形势严峻，毓贤遽难出省。接到上谕，毓贤只好折回太原。

在折返太原的途中，毓贤听说北京西什库教堂挖有地窖，洋人藏于其中，于是上呈奏折，再次为清廷出主意，建议采取“水攻”的办法对付西什库教堂里的洋人：“以为地窖如鼠穴然，如不便于火攻，唯有以水灌之……须从西什库外多挖水池，由高而下，节节蓄水，务令满足，一面多集勇士，于西什库附近掘通地窖口，立即下令开放池水，若决江河，而水奔腾直下，灌入窖中，则一举而破其狡窟也。”此时，一味向清廷表示忠心的毓贤根本不了解慈禧太后当时的心思，7月下旬，总理衙门正在往使馆区输送青菜、西瓜，希望和外国使节改善关系。在毓贤的这道奏折上，清廷一字未批。

7月24日，毓贤接到上谕，上谕称北京方面军情紧急，令毓贤迅速带队前来，不得藉词推诿，贻误戎机。毓贤上呈奏折，称山西省内形势严峻，希望暂缓出省。7月28日，清廷在其奏折上朱批：“著仍遵前旨，迅速来京。”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廷对毓贤仍然十分信任、倚重。

大约在8月上旬，毓贤率领二百清兵离开太原，前往北京。没有等到毓贤赶到，八国联军已经攻破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仓皇出逃，在逃亡途中遇到毓贤。8月17日，慈禧太后命毓贤扼守固关。当时，毓贤带领的兵勇只有从山西带出来的二百人，加上途中截留万本华所部一营。

9月1日，毓贤上呈一折两片，为清廷谋划防守事宜。毓贤称：山西与直隶毗连之口不少，以及雁门关各处，均需分派将领，驻守要隘，以固边围；山西山多地少，粮食缺少，清军不应集中驻扎，应分驻沿边各处，以免运粮之艰；山西、直隶等地，溃勇乱兵到处抢掠伤人，民心恐惧，朝廷亟宜收拾人心，固结根本，应派遣大员，自保定以达井陉，节节驻防，实力妥办，以安百姓耕作之常，以扼敌人西窜之路。

面对毓贤的忠心和唠叨，清廷批复道：“览奏具见悃忱”，从奏折中看到你的忠诚了。在奏片的末尾又批道：“知道了。所请各节，已于折内谕及矣”，奏片中的内容奏折已经说过了，言外之意“你实在太啰唆了”。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出京城。8月20日，清廷下达罪己诏，向列强投降的态度十分明显。清廷的态度转了，毓贤的态度跟着也转了。9月7日，毓贤上呈奏折，这样说道：“绥远将军永德等人上奏，称归绥一带教堂里的教民包藏祸心，准备派员统兵前往剿办。教民聚集教堂，怎么能根据风闻无据之词认定他们包藏祸心，要造反呢？近来地方官急功近名，草率兴兵，才激成国变巨祸。对于山西香火地、铁圪旦沟两处教堂，永德必须持以镇静，不得轻率生事。”（《义和团档案史料》）

毓贤或许认为只要紧跟朝廷便可消灾免祸，这一次他判断错了，他迎来了悲惨的命运。9月26日，清廷命毓贤开缺，以锡良为山西巡抚。11月7日，清廷以毓贤办事荒谬，命革职查办，交地方官严加看管，不许前来行在。11月13日，清廷下谕旨，将毓贤发往极远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将毓贤正法。2月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临死前，毓贤自挽一联：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这副对联的大意是：“我为国而死，我的妻妾为我而死，本应如此；只是上有九旬老母，下有七岁幼女，我没有做到慈孝。我曾经杀过人，现在朝廷杀我，对这些我都坦然面对；我感到惭愧的是为官二十年，一心精忠报国却于事无补，我有负朝廷对我的恩情。”

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想必毓贤死前所说也是他心里的话。毓贤尽管残暴，但是他清廉、勤政，实际一直想做个好官，作为传统型官员，他有他的局限性。在很多百姓眼里，毓贤是一个清官、好官。他担任山西巡抚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山西就留下了好的口碑。1901年4月14日，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贷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公抚晋才数月，晋民爱戴如此其深，非以公尽忠报国哉？”（《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毓贤被杀后，山西民众建祠堂供奉，后被清政府勒令拆除。

说到毓贤，人们的评价基本是否定的，认为他愚昧、残暴，因为他的纵容、煽动，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起来，然后席卷华北，有了庚子国变。李鸿章在去世前愤愤地说：“毓贤误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让毓贤一个人承担庚子国变的责任显然是错误的。庚子国变之所以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是当时多种政治、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李秉衡、毓贤等具有排外意识的大臣的确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具体到庚子年间发生在山西的惨案，毓贤负有主要的责任，其性格中残暴的成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在山西惨案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假如清廷没有下发若干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决裂的上谕，惨案是不会在山西爆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中，清廷的意志才是导致中国北方多个地区出现严重排外事件的最主要原因。

在庚子年间，李秉衡、毓贤等人的命运也是可悲的，他们既是那场重大灾难的参与者，也是那场灾难中的牺牲者。在庚子年的历史舞台上，和毓贤扮演相同角色的还有直隶布政使廷雍。

廷杰和廷雍的命运翻转|

庚子年间，直隶保定地区同样发生了严重的杀害传教士的事件，仔细分析，清廷的意志仍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1900年7月前，廷杰担任直隶布政使。廷杰是满洲正白旗人，光绪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承德知府，1897年升任奉天府尹，1898年擢直隶布政使。刘春堂所著《畿南济变纪略》中载：廷杰精勤好察，事必躬亲，其手下即使犯有小错，他也看在眼里，“黠吏束手”。任直隶布政使期间，他核人才、究吏治、裁浮费、减平余，政绩斐然，但有人称其过于严苛，“属官穷愁嗟怨，谤议鼎沸”。直隶总督裕禄曾经规劝过他，廷杰说：“我不怕。”

当时任直隶按察使的是满洲正红旗人廷雍。廷雍是贡生出身，擅长书画，性情宽厚，“庄默静镇，不喜纷更，有长者之名”。廷杰对下属要求严格，对于廷雍的长者之风、宽厚态度甚为轻视，对下属的评价意见大都与廷雍相反。廷雍不能忍受廷杰的做法，两人遂积成水火。

庚子年春，义和团在直隶纷起，廷杰对义和团态度坚决，力主痛剿。廷雍的态度则不然，认为“杀义民不祥”，对义和团主抚。义和团占据涿州之后，涿州至琉璃河之间的铁路被毁坏，修建铁路的外国人要回到天津避乱，请求直隶官府派兵保护。廷杰与廷雍商议，廷雍愤愤地说：“我未曾降附外夷，奈何以华兵而反为之用耶？君请自为之，我不敢与闻。”

因为洋人坚持要求派兵保护，廷杰派出40名清兵，护送洋人前往天津，途中遭遇义和团袭击，有4名洋人被杀。廷杰得知消息后大怒，与邢长春、杨慕时等清军将领商议，对义和团大举攻剿，清兵杀伤义和团数百人。此事招致地方乡绅抗议，称邢长春、杨慕时等人纵兵淫掠，屠戮良民。廷雍反对剿捕义和团，称：“夫拳民皆乌合之众，大兵一至，则散而归乡，良莠何从区别？若纵兵剿捕，必至玉石俱焚。”廷杰与廷雍各执己见，常常争吵，“声彻庭闼”。

保定地区义和团很快发展到遍地皆是，并且声称要杀廷杰，廷杰只好到处招募兵勇，守城、自卫。四街水社有壮丁近千名，刀矛皆备，廷杰想把他们招来守城，但是他遭遇了尴尬。四街水社壮丁最初能够从藩库领取一定的津贴，每年有数百两，廷杰任布政使后，实施裁减浮费，把四街水社的津贴取消了，招致了怨恨，当他招壮丁守城的时候，四街水社不应招。

廷杰尴尬的时候就是廷雍露脸的时候。廷雍有长者之风，廷杰取消四街水社的津贴后，他认为不妥，把自己的养廉银捐出来，继续向四街水社提供津贴，受到地方乡绅的爱戴。四街水社不听从廷杰的招集，但放出话来，称：“要是廷雍大人说句话，我们应命立至，即使自备粮食也踊跃乐从。”这时候，廷雍站出来了，发表意见、谕令，四街水社方面唯唯听命。

西摩联军出动后，八国联军不断向天津集结，驻守保定的邢长春、杨慕时所部调往天津，保定城内清兵单薄，义和团更加嚣张，公开杀害教民，官府不敢干预。6月21日，清廷发布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的上谕和宣战诏书。6月30日，廷雍根据清廷的谕旨，抚用义和团，赏顶戴助钱米。当天，义和团焚烧北关教堂。次日，义和团冒雨焚烧南关教堂。

保定城内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在这种形势下，廷雍参与了对传教士、教民的残杀。《畿南济变纪略》载：“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这是保定城内发生的最严重的杀害传教士事件。对此事，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记道：“6月30日，有一个教会被一群由穿着军服的乱兵帮助着的义和团所攻击，7月1日其他教会被攻击。传教士和他们的眷属不是在攻击中被杀，就是在家里被烧死，除了一个小女孩是被大刀刺死外，大部分是被斩首的。这样便死了十一个美国人和四个英国人——其中有六名男子、五名妇女和四名儿童。”

义和团猖獗时，有一名法国女士，人称“莫姑娘”，在保定被害。胡思敬所著《驴背集》中载：“法国有女士，曰莫姑娘，游保定，为拳匪支解，瘗（掩埋）凤凰台，廷雍勿能救，故法人尤恨之。”管鹤所著《拳匪闻见录》中载：“保定教堂某姑娘，为匪（义和团）所执，牵出将杀之于市。姑娘号呼于众曰：‘我虽外国人，然在此传教施医，十余年于兹，皆有益华民之事，为诸君平昔所称颂。今遭杀身之难，诸君向受余惠者，忍不一救耶？’既而曰：‘我有存银行款数万金，有能救我者，当以奉赠，我且嫁之。’然是时观者如堵，莫敢应焉，须臾被害。”（《义和团》一）

义和团在保定城中气焰日炽，“不数日增至十余团，焚杀无虚日”，身在城中的廷杰受到义和团的威胁，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惶惧不知所为”。为了自保，廷杰只好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出支持义和团的姿态。他出示悬赏，招募兵勇攻打清苑县内的东闾教堂。告示中说：“今兵衅既开，自当上下一心，捐弃猜嫌，同仇御侮。自出示之后，无论拳民兵勇，有能激发忠义往攻东闾者，本司捐廉赏银二千两，俟大功告克，再行赏银二千两，以示本司绝不袒护教民之意。”7月，清兵与义和团数次围攻东闾教堂，未果。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四处出兵，残酷镇压义和团，很多义和团首领被斩首。

7月10日，清廷下达上谕，擢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调回北京当差。清廷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廷雍在保定的行动。上谕下到保定，“阖署相庆”，因为丁吏差役皆害怕廷杰的明察、严苛，喜欢廷雍的宽厚、温和。

保定义和团听到廷杰调任北京的消息，放言要在保定至北京的路上袭击廷杰。廷杰大惧，求廷雍派四名义和团民护送前往北京。廷雍答应了廷杰的要求。在四名义和团民的护送下，廷杰战战兢兢赶赴北京。义和团沿途阻截，“红巾排数十里，执旗露刃，遮舆哗噪”，护送的义和团民一路上婉言谕解，最终让廷杰安全到达北京。

廷杰离开后，廷雍的日子也不好过。义和团在保定城中肆无忌惮，公然在按察使辕门杀人，袭扰营务处，查抄莲花书院，毁上谕，缚官长，廷雍也难以制止，毫无办法，只能任其所为。8月7日，裕禄自杀。8月9日，清廷命廷雍护理直隶总督。

8月15日，慈禧太后率光绪帝一行人匆忙逃离北京，前往山西、陕西，清廷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称义和团为义民，而是称之为匪，声称要剿灭。9月14日，清廷在上谕中说：“此次祸端肇自拳匪，叠经降旨痛加铲除……著直隶各路统兵大员，凡有拳民聚集处所，勒令呈缴军械，克日解散。倘敢抗违，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

朝廷变，廷雍也变。9月17日，廷雍上呈奏折，称：“遵查此次事变，实为拳民仇教，逼迫而成。祸首罪魁，普天同愤。而该匪（义和团）仍假赴敌为名，广招党类，勒捐讹索，扰害地方，粮赋差役，抗不输纳，甚或图劫军械，窥伺城垣。若不及早捕除，将成燎原之势。”9月22日，廷雍上呈奏折，报告他已经将溃散的清兵补募成营，“因河间各属拳匪（义和团）猖獗，已饬调往剿办”。廷雍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

10月，八国联军进犯保定。10月12日，一队法军进到保定外围，廷雍命保定知府等官员出城以礼相待，原驻守保定的宋庆、马玉崑所部退至获鹿。廷雍等人此前早已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要求各军勿得迎敌，将军械收藏。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我已把此次派兵远征（出兵保定）的目的告诉了该省总督李鸿章，因此他立即发出通知，命令所有该省官员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办法协助远征军。他已命令清军无论如何不要抵抗联军的前进。”（《英国蓝皮书》）

13日，法军进入保定，廷雍在司署会晤法军指挥官。法军指挥官要求保定城内遍插红蓝白三色旗（法国国旗）。法国人企图将保定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廷雍提出法国国旗与中国龙旗并插的方案，法方不许。

10月19日，英国、德国、意大利的军队到达保定。10月21日，联军占领直隶总督署，控制司库，掳掠库存银16万两，对保定城区分区占领。10月23日，联军以纵容、支持义和团的罪名将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按察使沈家本、候补道谭文焕等五人拘捕。

11月6日，联军将领嘎仕礼等人在直隶总督署大堂对廷雍等人进行“审判”。当问及为什么纵容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和教民的时候，廷雍称：“此朝廷意，雍不敢违。”同时，对于联军的强权与野蛮，廷雍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态度，高声说道：“保定的官绅都是听命而为，事皆由我，把他们都放了吧。事已至此，斧钺在你们手中，你们既然要杀人，难道还要什么理由吗？”同日，廷雍与奎恒、王占奎等三人被联军杀害于保定凤凰台，廷雍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杀害的官职最高的清朝大臣。

对于廷雍被杀一事，当时有很多人抱有不平，尤其是他的家人，认为廷雍不过是执行清廷的谕令而已。廷雍有妾燕佳氏，听到廷雍被杀的消息后大哭，对其他直隶官员说道：“家主之用拳诛教，乃奉政府字寄，非得已也。今独蒙奇祸，抱不白之冤，自古忠而获祸，有如是乎？请将此字据刊布天下，使天下皆晓然于今日之事，非出于家主一人之私，则廷氏无遗恨矣。”随后饮药而死。（《畿南济变纪略》）

廷杰的命运则好于廷雍。庚子国变后，廷杰历任奉天府尹、盛京户部侍郎、盛京将军、热河都统等职，曾经协助徐世昌举办新政，1909年迁法部尚书，次年病死。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官员的命运难以把握和预测，廷杰和廷雍的命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七篇　动乱之后

第一章　清廷求和

清廷颁布了罪己诏|

在逃出北京的最初几天，慈禧太后一行人是害怕而又窘迫的。8月15日，慈禧太后等人到达贯市。8月16日，两宫出居庸关，向山西进发。行进到南口一带，岑春煊率领马队两旗在路旁迎候。岑春煊是原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时任甘肃布政使，奉旨进京勤王，7月24日进入北京，奉命在京城外掘扎地营。见到岑春煊，太后“对之泣”，“心稍安”，令岑春煊担任扈从。

8月17日，两宫到达怀来。召见怀来知县吴永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大哭，然后说起逃亡途中的艰苦：“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庚子西狩丛谈》）当日，清廷下达谕旨，称暂行巡幸山西，命令山西布政使李廷箫亲自迎接，命毓贤带兵扼守固关，董福祥率部扼守获鹿、井陉。

8月20日，清廷以上谕的形式下达罪己诏，把造成庚子国变的责任轻松推给了文武臣工。上谕称：“没想到近日因为义和团与教民不和而导致战争，变生仓猝，竟导致社稷震动，太后跟着奔波流离，皇上我实在有很大罪责。但是，祸乱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事情是不会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你们这些文武官员，天良俱在，你们想想平时受到朝廷多少恩遇，你们有谁称得上‘忠义’二字？看到国家到了今天这一地步，你们还有良心吗？知人不明是我一人之罪，连累百姓遭此涂炭。我该怎样责备你们呢？”（《义和团档案史料》）

8月21日傍晚，总税务司赫德邀集朝廷在京大臣到崇文门内高井庙会晤，面商一切，留京的大学士昆冈、理藩院尚书裕德等人前往。赫德在会晤中说道：“现在中国时势艰危，若稍迟缓，则大局不堪设想；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请奕劻三日内到京与列强谈判。”昆冈随即上呈奏折，向清廷报告，恳请奕劻兼程回京。

8月25日，李鸿章上呈奏折，称自己全权大臣的身份不被列强承认，恳请朝廷派庆亲王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以期克日开议。8月27日，两宫行至山西天镇。同日，清廷下达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同时令李鸿章迅速进京，会同奕劻商办事宜；著昆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为留京办事大臣，随时商办一切事宜；著鹿传霖、陈凤楼两军统归荣禄节制，命荣禄严防死守，勿使联军进入山西。

8月28日，两宫抵达山西阳高，甘军马队也于同日赶到。第二天，清廷下达上谕：“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属整齐，此后每日启銮，著以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跸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太后对董福祥和甘军仍然充满信任。

8月31日，荣禄上呈奏折，称李鸿章既奉全权之命，一切议和之事，均应责成其一手经理，自己经营防务，拱卫行在，难以分身参与议和。荣禄想把议和全权大臣的差使推掉。同日，清廷下达上谕，授端王载漪军机大臣，授辅国公载澜御前大臣。

9月2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上折，恳请若干事宜。首先，李鸿章等人称，接到中国驻俄公使杨儒的电报，报告俄方已经允诺即日将北京的兵队、使节、人民撤至天津，以示真心见好，希望两宫速回北京，或者派遣合例全权大臣回京谈判；如果迟缓了，等到德国元帅到达中国，恐有其他举动。李鸿章等人恳请速派奕劻、荣禄星夜回京议和，“此实万不可缓之事”。

另外，李鸿章等人称，联军之所以由天津攻打北京，是因为朝廷攻打使馆、纵容义和团，恳请朝廷以大局为重，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将在东三省一意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奉天副都统晋昌先行罢斥治罪。

李鸿章等人称，“自古邦交论势不论理”，为了不给列强继续肆虐的理由，恳请朝廷“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能使海内臣民抚膺而痛哭，即能使域外诸邦心悦而诚服”。拟写此奏折的时候，李鸿章等人没有接到清廷8月20日下发的罪己诏，他们接到光绪帝的罪己诏是在9月3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对于李鸿章等人的这道联衔奏折，清廷于9月8日给李鸿章等三人下达上谕，态度诚恳、悲切。慈禧太后首先承认，“七月二十一日之变（8月15日逃出北京），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该大学士（李鸿章）等与国同休戚，力图挽救，宗社有灵，实深鉴之。所陈各节，悉系目前最要机宜”。然后，全部照准李鸿章等人所请事项。最后对李鸿章大加抚慰，“此次变起仓猝，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李鸿章成为太后新的救命稻草，她急于向列强求和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时候慈禧太后有一个很大的忧虑，她担心列强追究她在庚子国变中的责任，会导致她权位不保甚至生命堪忧。其实慈禧太后多虑了，列强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希望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清廷继续统治下去，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慈禧太后多年形成的权威。所以，列强并不想追究慈禧太后在庚子国变中的罪责，没有把她列为祸首。

1900年10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不久，清朝总税务司赫德撰文《中国与重建》，谈到列强面临的三个选择：瓜分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让清王朝继续统治下去。他认为：瓜分中国将面临中国民众普遍的反抗，列强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也难以维持中国社会稳定；扶持一个新皇帝绝不会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这是一个比瓜分中国更无指望的办法；“有利于迅速恢复法制、秩序和平静，使生活及商业关系安全和有益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首先让现有的王朝照样存在下去，当它的气数已尽时，让中国人自己来处理它”。（《这些从秦国来》）

赫德的观点就是列强在当时形势下的共同选择，所以慈禧太后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她仍然牢牢掌握着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但她对列强的态度却非常恭顺了，她在给奕劻、李鸿章等人的上谕中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迟迟无法启动的和谈|

9月3日，庆亲王奕劻到达北京。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奕劻称：他在宣化府接到命他回京的上谕，随后赶赴京城，9月1日到达贯市，派总理衙门章京先行进京，向各国使节通报他即将入京；9月3日，由贯市启程，进德胜门，英国、日本驻华公使派兵队到城外迎护。

9月4日，奕劻会晤总税务司赫德，称“发议之始，先以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并照会外国驻华公使团首席代表葛络干。第二天，奕劻拜会各国驻华公使。

9月4日，在各国公使会议上，俄国公使格尔斯宣布，他已经得到政府训令即将前往天津，因为北京没有中国合法政府。英国公使窦纳乐反对俄国政府的决定，认为庆亲王奕劻已经根据清廷的命令来到北京，他具有谈判的全权，所以从北京撤退各国公使将是一个错误。

9月5日，德国方面提出一系列议和条件，希望与其他列强协调立场。这些条件是：

1.清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政治高层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财产。

2.清政府必须赔偿的损失包括被伤德人及被害德人遗属的赔款，及偿付德国政府所支出的一切费用。

3.清政府必须派遣由一位亲王率领的“谢罪”使节到柏林。

4.在北京举行适当的赔罪仪式。

5.采取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措施以保证赔偿损失及战费要求。

6.德国占领山东个别地方，直至一切要求履行时为止。

7.山东巡抚也要承担责任，在没有取得德国政府同意前不得采取某种行动，例如军队调动和设防。（《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

9月6日，俄国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议和条件：

1.和中国恢复在今日混乱局面发生以前的正常关系，用合法的中国政府来保证它对各国所接受的义务。

2.委托各国驻华代表制定对华要求草案，并提出保证清政府不致破坏此类义务的一切措施，最主要一点是延长禁止将任何种类的武器输入中国。

3.惩办“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人。将这些罪犯完全罢斥，是中国国内持久秩序的另一种保证。

4.清政府必须赔偿秩序混乱时期给外国政府、团体及臣民所带来的物质损失。关于赔偿要求，俄国政府希望各国遵守必要的节制。（《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

9月6日，奕劻协同总理衙门大臣那桐拜会了各国公使。奕劻向各国公使致歉，称拳教相仇造成各国动兵，感谢联军保护宗社臣民。各国公使表示：各国仍愿修好，只是尚未奉到各自政府的训令，无从议办。奕劻认为各国拖延谈判是意存叵测，其中可能有恫吓要挟之情事。

9月7日，清廷给奕劻下达上谕，称李鸿章将不日乘坐俄轮到达天津，加派荣禄会同奕劻、李鸿章妥筹办商。同日，清廷通过内阁明发上谕，声称要痛剿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著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清廷的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政府与义和团重新成为敌人。

9月7日，俄国公使格尔斯再次声称要离开北京，也再次受到窦纳乐的阻止。窦纳乐认为：“这一步骤将使朝廷感到惊慌，而且或许将促使庆亲王离去。”窦纳乐“使用了外交手段”，才说服格尔斯重新回到各国公使会议现场。窦纳乐坚持认为：“如果电报联系已经恢复，进行谈判的地点，宁可在北京而不在上海或者天津。”

因为国际同盟关系，法国支持俄国的从北京撤出军队的提议。法国政府在给驻华公使毕盛的电报中称：“法国政府坚决支持俄国政府的意见，认为联军远征北京的目的，即援救各国公使，既然已经达到，便没有理由继续留驻该处……由于天津和大沽将驻有大量的联军，毫无疑问，从那些基地出发能够很容易地镇压中国人方面恢复无政府状态的任何行动。”

对于俄国提出的撤出北京的建议，日本表示可以撤出部分军队。9月7日，日本政府向俄国驻日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称：“日本政府对于自北京撤出他们所有部队的问题做出决定之前，打算召回在战术上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那部分部队，或是超过了实际需要的那部分部队。”（《英国蓝皮书》）

9月8日，圣公会、中国内地会、圣书公会等在华教会组织的代表致电英国政府，声称不希望列强马上与清政府订立和约，他们在电报中说：“在目前这个时候，任何过早地缔订和约都是极有害的，这一政策将大大有助于增加欧洲人遭受的危险，并将导致悲惨的后果。”（《英国蓝皮书》）

9月8日，荣禄前往行在的途中，走到山西平定州，接到清廷的谕旨，令其会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仍驻保定。荣禄随即折回保定。对于会同办理和议一事，荣禄不敢再推辞，在奏折中说：“唯有竭尽愚诚，与奕劻、李鸿章等悉心筹划，妥慎办理。但能释彼族一分要挟，则国家或可少一分艰窘。”

对于荣禄担任全权大臣一事，窦纳乐持有异议。他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说道：“除了荣禄之外——他的部队中有好几名在围困期间被我们杀死在我们对面的工事上——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所提名的全权代表。我们还缴获了一面‘庆’字旗。我建议现任闽浙总督许应骙代替荣禄。”（《英国蓝皮书》）

9月10日，两宫抵达太原。慈禧太后对和议迟迟不能进行感到焦虑，对李鸿章迟迟不能进京感到不满，军机处寄李鸿章电旨，命其迅速进京。第二天，清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李鸿章报告了德国政府对于和谈的态度：德国政府必须知道两宫现在权力及驻跸处；两宫权力没有旁落，德国方面才能与两宫所派之人议事；中国所派全权大臣的实据应该由新任驻华公使验明；德国力劝中国不必只是等着和谈，“先将仇视洋人之事一律停止，则和局易商，对中国最有利益”。李鸿章称即日遵旨航海北上。

9月12日，李鸿章再次电奏清廷，报告俄国政府对和谈的态度：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在中国仍是虚文，两宫不能回到北京，势必迟延牵制，议结无期；请皇上下达圣旨，宣称只要联军撤出北京即可回宫，以便开议；此圣旨下后，俄国从中排解，促成各国一律撤兵，中外随即议和谈判，迅速议结。李鸿章认为俄国的提议可行，恳请皇上降旨。

接到李鸿章的电奏，慈禧太后担心安全没有保证，没有答应即可回宫，称：“撤兵尚系空言，俟见诸实事，自当（向俄国）致谢。”太后希望列强首先撤兵。清廷再次下旨，催促李鸿章北上。

9月14日下午1时，李鸿章终于乘坐英国轮船“安平”号离开上海，前往天津。轮船上悬挂一面旗帜，表示他是全权大臣。9月18日，李鸿章抵达大沽，第二天进入天津。

丢车保帅的尝试|

9月14日，李鸿章登船北上之前，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恳请惩办主持拳党之人。奏折中说：各国使节皆主张先办主持拳党之人而后开议，“是知各国公愤所在，断难偏护，若迁延不办，恐各国变其宗旨，愈久愈不可收拾”。奏折中列举了须首先惩办之人：庄亲王载勋、刚毅、载澜、英年、端王载漪、赵舒翘。

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上呈这样的奏折是非常大胆的，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载漪、载勋等人仍是朝中最强的政治势力，8月31日，载漪又成为军机大臣，载澜成为御前大臣。对清廷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旦惩办载漪等人，朝廷权力中枢势必发生重大变化，清廷的统治基础会进一步削弱，以大阿哥代替光绪帝的设想也将难以实现。

但是，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不仅对清廷的统治形成重大威胁，甚至直接威胁太后的安全与地位。慈禧太后只有“丢车保帅”。据刘孟扬所著《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记载：两宫看完李鸿章等人的奏折后颇为动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议事，载漪、载勋、王文韶、刚毅、赵舒翘等人均侍立两旁。太后面斥端王曰：“祸由尔起，尔但能起不能止，一味糊涂，知你必无善法。现今京津皆被洋兵占据，国事糜烂至此，皆由尔之播弄，我等一路辛苦，逼居此所，宁不伤感！”言迄愤愤。太后又指着王文韶说：“现在国事，只能赖尔维持，如何办法，尔可拟折奏陈。”言毕入内，一时满廷臣僚，咸为凛凛然。

慈禧太后决心惩办一些亲近大臣以取得列强的谅解，但是惩办哪些人，惩办到怎样的程度，她尚未拿定主意。9月18日，清廷给京城中的奕劻下达上谕，把李鸿章等人恳请惩办载漪等人的奏折抄给奕劻阅看，命他与李鸿章“体察各国实在情形，究竟如何，切实会商，即行具奏。”

9月19日，清廷接到奕劻的奏折。奕劻对是否惩办载漪等人不置可否，只是恳请两宫回銮，上奠宗社，下拯臣民，以维大局。奕劻同时将各国公使劝说两宫回銮的信函抄录，呈两宫阅览。从9月15日开始，除了德国使节以外，各国使节分别致信奕劻，劝道：“为了持久和平，朝廷应当回来，因为它将促进国家的安宁，而且表明朝廷以前的那些顾问们不再发生影响。”

德国政府则单独向列强提出一项通知，称：“作为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必须交出那些最初真正煽动在北京犯罪的人们。那些毫无疑问犯有煽动或实际从事犯罪行为的主要中国人，应由各国驻北京使节向各国提出他们的姓名。各国使节将得到那方面的训令。”（《英国蓝皮书》）

形势已经非常明确，清政府要想与列强尽快开始和谈，令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必须要惩办载漪等大臣。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做出“丢车保帅”的决定。9月25日，内阁明发上谕：

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轻重，加以惩处：

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著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著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著交都察院、吏部议处，以示惩儆。（《义和团档案史料》）

所谓“议处”，是指对有过失的官员拟定处罚办法。因此，上谕只是说明要对载漪、载澜、刚毅等人进行惩处，但具体如何惩处没有说明。外界普遍认为这道上谕是试探性的，没有一步到位。

11天后，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英国政府，谈到人们对上谕普遍的印象：“这些上谕虽然声明要惩罚反动分子，但其真实意图只不过是为了哄骗外国相信朝廷具有懊悔的诚意；他们有证据支持这个看法。9月26日的一道上谕免除了毓贤的山西巡抚职务，命令他等候另行任命；根据10月4日的一道上谕，以反动著名的满族人怀塔布被任命接替端王担任‘旗兵’首领。不给予毓贤任何惩罚以及端王由一位与他本人一样坏（如果不是比他本人更坏）的官员替换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朝廷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最应当受到惩罚的人们。荣禄和董福祥都得到大批部队的拥护，他们享受不受谴责的特权，这也是支持这个结论的一个论点。”（《英国蓝皮书》）

接替窦纳乐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萨道义。

张之洞会晤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的时候这样解释9月25日的上谕：“皇上和太后陛下既然处于那些反动大臣的势力之下，所以必须小心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那道上谕确实是十分大胆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政府组织的人们看来，那件上谕可能是很不够的，但它并未结束此事。”

9月25日，除了发布惩处载漪等人的上谕，内阁还明发上谕，对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再次表示“深感惋惜”，同时对克林德的后事做出安排。同日，清政府分别致德国、日本、俄国国书，对克林德、杉山彬之死表示惋惜，对俄国允先撤兵表示感谢。

9月25日，清廷命两广总督鹿传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9月26日，清廷调陶模为两广总督，以魏光焘为陕甘总督，岑春煊为陕西巡抚；命毓贤开缺，以锡良为山西巡抚。

9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致电驻华公使，就能否确定具体犯罪人员及实施逮捕提出疑问。9月29日，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里，答复道：“一、完全可能有把握地指出那些犯罪人的姓名，而且我的每一位同事所开名单可能同其他同事的名单完全相同；二、由于端王是主要罪犯之一，而且他似乎是目前事实上的中国政府，所以逮捕罪犯一事是极为困难的。”

10月2日，索尔兹伯里致电窦纳乐：“今晚中国公使（罗丰禄）前来看我，我向他表示：我对中国皇帝发布关于中国主要犯罪官员的上谕（9月25日上谕）迄今所获得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我说：那个上谕的真实意义当然最后取决于中国政府对该上谕中所定条款的实际执行情况。”

10月3日，德国政府针对清廷9月25日上谕向列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各国使节加以审阅并提出报告：

一、清朝上谕中所包含的应受惩罚人员名单是否充分和正确；

二、所拟定的惩罚是否适当；

三、列强采用什么方式能够控制对各项惩罚的执行。（《英国蓝皮书》）

10月8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就德国10月3日提出的建议做出答复，一致同意如下三点：

一、就目前来说，那份名单（9月25日上谕）是正确的，虽然董福祥和毓贤的名字也应该列入其中；

二、所处的刑罚不是很严厉的；

三、惩罚在北京执行，有各国军事或者文职官员代表出席，这是可取的。（《英国蓝皮书》）

10月11日，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自天津到达北京。李鸿章入京几乎让所有北京人感到高兴，因为谁也不愿身处乱世；尤其是旗人，自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领不到。戏曲界的名人齐如山当时在京城中，问那些喜气洋洋的旗人：“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现在为什么这样欢迎呢？”几个正在喝酒的旗人说：“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连的这么个人。”（《齐如山回忆录》）

10月12日，李鸿章拜访窦纳乐，称：“慈禧太后不可能对那些犯罪的大臣们施以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要不身居高位，要不握有军队。我因为谴责他们遭受危险.希望谈判的开始不必因为等待德国公使而延期。”10月18日，被列强列为祸首的刚毅，随两宫行至山西侯马的时候病死。

10月下旬，英国政府将窦纳乐调往日本，担任英国驻日本公使，其职务由萨道义接任。1906年，窦纳乐担任英国驻日本第一任大使。窦纳乐回国后进入英国枢密院，1915年在伦敦去世。

萨道义，184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长期在英国驻外使馆担任翻译、外交官，1900年10月25日接任英国驻华公使。

强横的联军统帅|

李鸿章进入北京后不久，10月17日，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到达北京，他的到来为中外议和谈判带来更多变数。

瓦德西，1832年出生，出身于德国贵族家庭，伯爵，职业军人，普法战争期间担任普鲁士国王的副官，1882年任德军军需总监，1888年出任德军总参谋长，1900年5月晋升德国陆军元帅。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援军不断集结，准备向北京进发，八国联军的协调作战和统一行动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7月20日，俄国向列强提出，应该为采取统一行动而确立一些更为稳妥的原则，即联军统帅问题。在八国联军中，日本、俄国、英国出兵最多，按说联军统帅应该从这三个国家将领中产生。但是，这三个国家在华利益有重大冲突，从任何一个国家中产生联军统帅都不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派往中国的官兵又太少。这样，可能出任联军统帅的将领只能来自德国或法国。

8月6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出任联军统帅一职。尼古拉二世当天复电，完全赞同德皇的提议，强调俄国将绝对信任地把军队置于瓦德西的统帅之下。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随后表态，支持德国人出任联军统帅。8月16日，法国终于勉强同意由死敌德国人出任联军统帅。至此，瓦德西的任命获得列强的认可。

8月18日，德皇召见瓦德西，发表了“一种稍嫌过于活泼之演说”。瓦德西记道：“皇上对于此次远征之役，怀有一种发展我们东亚商业之最大希望。皇上并令余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其后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东方面扩充我们占有权利。为达此项目的起见，甚望能够置手烟台之上。”（《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

德国元帅瓦德西。德皇对瓦德西前往中国充满期望，认为他可以为德国带来重大利益和荣誉。瓦德西到达中国的时间太晚了，八国联军当时早已攻陷北京，而八国联军又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瓦德西成为一个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的联军统帅。

得到德皇召见后，瓦德西随即动身前往中国。在到达中国之前，他已经决定对中国人保持强硬的态度以征服中国，“余之为此也，系由于一种根本原则：即对待中国人切勿让步，切勿表露忙态；因中国人对于每种让步，皆视作虚弱之象征”。（《义和团》三）

9月25日，瓦德西到达大沽口。到达大沽口的当天，他命令德国海军中将本德曼致信英国海军中将西摩，要求他以驻当地最高海军军官的身份召集各国舰队司令举行会议，讨论联军占领秦皇岛的问题。瓦德西认为，为了保证联军在冬季的联系，占领秦皇岛是必要的。

9月28日，美国海军少将里梅表示，他接到美国政府的训令，不参加联军对秦皇岛的占领。9月29日，联军海军将领会议决定：派一批军舰前往山海关轰击炮台，吸引秦皇岛清军的注意力；派运输船前往秦皇岛，用快舰掩护联军部队在秦皇岛登陆。

联军行动之前，西摩派遣英国外交官禧在明爵士前往秦皇岛和山海关，试图劝降那里的清军。9月29日晚上，禧在明在瓦德西侍从武官鲍威尔上校的陪同下乘军舰出发。9月30日中午，禧在明一行人在山海关登陆，派人找到清军记名提督郑才盛，要求他交出炮台。郑才盛说，他已奉命撤退。当天，联军登陆，占领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10月2日，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清军撤出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秦皇岛。

9月27日，瓦德西进驻天津，接着与英军司令嘎仕礼商议，决定派遣联军对保定实施征讨。保定是直隶省首府，八国联军占领保定对逃亡的清廷是一个强大的威慑。窦纳乐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征讨保定）目的是去营救该处和正定府的传教士；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为今年（1900年）7月发生的屠杀事件对该城市进行报复。”

前往保定的联军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从北京出发，由嘎仕礼率领，大约3500人；另一部分从天津出发，由法国将军巴罗率领，人数略多于从北京出发的部队。联军进入保定后，不但杀死了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奎等三人，而且炮轰保定城门、城楼，毁坏城墙棱角，将东南城墙炸开缺口，以显示强权，进行威慑。

在天津期间，李鸿章希望与瓦德西会晤，遭到德国元帅的拒绝。10月17日，瓦德西抵达北京城内。为了显示其身份尊贵，他入驻西苑，以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作为住处。瓦德西此举无疑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奕劻、李鸿章不愿到仪鸾殿拜会瓦德西，奕劻与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商量，希望在德国公使馆与瓦德西接谈，被瓦德西傲慢地拒绝。不得已，11月15日，李鸿章、奕劻只能前往西苑拜谒瓦德西。龙顾山人所著《庚子诗鉴》记道：“联帅瓦德西僭居西苑，以瀛秀门外为马厩……（李鸿章）不得已乃亲谒之，入苑门即徒步。或曰：‘何不乘舆？’文忠（李鸿章）曰：‘今虽播越，犹是君门，老臣何忍忘之？’因泣下。”（《义和团史料》上）

为了显示武力，进一步威慑清廷，瓦德西策动八国联军以清剿义和团为名，不断进行所谓的“征讨”。10月8日，联军出兵献县，摧毁很多村庄。10月20日，联军入侵青县，烧杀抢掠。10月24日，联军攻陷清西陵所在地易州。10月29日，联军攻占紫荆关，败山西布政使升允，直接威胁山西。11月8日，联军至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11月12日，法军攻陷蓟州。同日，一支以德、意、奥三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向张家口进发，约有1470人，其中德军大约有870人。联军当日从南口出发，第二天到达延庆。11月17日，联军攻陷宣化府。11月18日，联军到达张家口，驻扎6天，大肆抢掠后撤回。11月20日，联军攻陷直隶获鹿，山西震动。12月10日，联军西犯，进攻井陉。

另外，从1900年12月12日至1901年5月，瓦德西派出征剿军56次，其中45次为德军单独行动，其他各国多不赞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对于德国人的行动，美国报纸这样评论道：“无可避免的结论是，实现中国和平的最大的唯一的阻碍就是德国的不愿讲和的态度……在侵略和作恶方面，当首推德国。”（《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册）

对于德国皇帝趁机夺取烟台的野心，瓦德西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后认为难以实现。他认为，德国的铁甲舰能够轻松占领烟台，但是，此举将招致中国人的抵抗，引发一场山东战争；德军占领烟台也会招致其他列强的干预，引起德国与英、日等国的冲突。瓦德西向德皇报告后，德皇取消了夺取烟台的命令。

1901年4月17日，瓦德西居住的仪鸾殿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仪鸾殿旁边的厨房着火，引燃凉棚，仪鸾殿六间正房随即陷入大火之中。瓦德西穿上衣服，仓皇逃离仪鸾殿，而他的参谋长被大火烧死。

对于刚刚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瓦德西有自己的见解：“据余所信，时人每将中国排外运动归咎于教育方面，实属完全错误。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于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义和团》三）他认为，铁路发展导致一部分中国民众失业，铁路建筑破坏民众的坟墓，伤害了民众的信仰情感；列强总是喜欢谈论瓜分中国，刺激了中国上流阶层的自尊情感；外国商人损害华人的利益，一些传教士不知自爱。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中国社会排外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　辛丑条约

议和大纲的出炉|

1900年10月4日，法国政府向列强提出五点建议，作为通常审查中国全权大臣资格后立即进行谈判的基础：

一、惩罚主要罪犯，这些罪犯应由各国驻北京使节指定；

二、继续禁止军事进口；

三、对各国、团体及个人做出公正的赔偿；

四、在北京建立一支永久性的使馆卫队；

五、拆毁大沽炮台；对天津至大沽途中的两三个地方进行军事占领，以便万一在各国使馆希望到达沿海或各国部队自沿海前往首都的时候，道路可以此始终保持畅通。（《英国蓝皮书》）

10月6日，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前往英国外交部，宣读了李鸿章的一封电报：既然同庚子国变有关的主要罪犯均已受到惩罚，对德国公使的被害已经赎罪，希望列强授权各国公使开始和平谈判；他希望英国政府授予窦纳乐代表英国进行和谈的全权。对于李鸿章的要求，英国政府答复说：“在确信受害最深的德国政府对发出类似训令感到充分满意之前，关于同李鸿章及庆亲王开始谈判一事，不能给予驻华公使以明确的训令。”

10月10日，各国驻北京公使就法国方面提出的建议进行磋商，决定以此作为和中国全权大臣谈判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建议说：应把所有那些在农村积极参与煽动屠杀的官员们包括在惩罚的范围之内；此外，作为防止以后骚乱的一项措施，在五年内，凡外国人曾遭受虐待的地区和城镇停止举行任何正式考试；清政府应任命一位外交大臣，并撤销总理衙门。

10月26日，各国使节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议和大纲。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使节一致同意：对那些犯有直接攻击各国使馆及在内地屠杀外国人的罪行的人们应处以死刑；罪犯的名单应该包括董福祥和毓贤。

10月28日，各国使节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把禁止输入武器问题留给各自政府以后做出决定，要求清政府给予赔偿的对象包括“那些在最近骚乱中由于他们为外国人服务而使生命财产遭受损害的中国人”。

10月31日，各国使节举行第四次会议。在会议上，美国公使提出：作为防止以后骚乱的另一个保证，要追究那些对排外骚乱负有责任的官员的责任，他们应该被立即撤职，并永远不得担任公职或保有勋位；这一措施应该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在全国各处张贴。

会议还决定：要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使馆区内不得居住中国人；为了保持北京至沿海之间的联系，列强之间可商定对北京至沿海地区之间某些地点进行军事占领；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将列强的要求形成文件，以同文照会的形式提交给中国全权大臣，中国全权大臣应该毫无异议地接受。

议和大纲起草委员会随即成立，然后将各国使节的要求形成同文照会。各国使节将同文照会向本国政府报告，各国政府对照会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12月22日，形成了同文照会的最后文本，各国使节在文本上签字。12月24日，各国公使在西班牙公使馆向清朝全权大臣奕劻递交了同文照会，李鸿章因患感冒未能参加。首席公使葛络干在递交照会的时候说，希望庆亲王将照会递交皇帝，朝廷迅速予以答复。庆亲王说，他会立即将照会电告西安的行在，一旦收到答复会立即通知各位公使。

接着，庆亲王向11国公使提交了11份全权证书，证书表明清廷授权他和李鸿章同各国公使进行谈判。各国使节对庆亲王提交全权证书表示满意。庆亲王反过来要求各国公使出示他们的全权证书。各国公使陷入尴尬之中，因为除了德国公使穆默，其他公使拿不出全权证书，他们还没有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做好充足的准备。

在递交给庆亲王的同文照会中，各国公使认为在庚子年间的骚乱中，中国方面主要犯了如下“罪行”：

一、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前往总理衙门执行他的职务时，被正规军的士兵们所杀害，这些士兵是遵照他们首领的命令行动的。

二、同一天，各国使馆遭到攻击和围困，直到8月14日为止，攻击连续不断，各国军队于该日到达后才使攻击结束。这种攻击是正规军联合义和拳一起发动的，他们服从自皇宫发出的朝廷的命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它的驻外使节正式宣布，它保证各国使馆的安全。

三、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先生在执行一项正式任务时，在城门外被正规军杀死。在北京和好几个省份中，外国人受到义和拳和正规军的杀害、折磨或攻击；仅仅由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才获得安全。他们的产业遭到抢劫和破坏。

四、各国公墓，特别是在北京的公墓，遭到了污渎，坟墓被挖掘，遗骸四散。（《英国蓝皮书》）

列强提出的要求共有12项，分别是：

第一款　（一）派遣一个以亲王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柏林，表示中国皇帝陛下和中国政府对已故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害一事的惋惜。

（二）在被害地方建立一座适合于死者职位的纪念碑，碑文用拉丁文、德文及汉文写成，表示中国皇帝对被害一事的惋惜。

第二款　（一）对1900年9月25日上谕中所指名的人物及各国使节以后将指名的那些人，按照他们所犯罪行予以最严厉的惩罚。

（二）在外国人被杀害或遭受虐待的所有城镇，五年内停止一切正式考试。

第三款　中国政府对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先生被害一事应给予日本政府以体面的赔偿。

第四款　凡各国或国际公墓遭到污渎而且坟墓被毁坏的每个地方，由中国政府建立一座赎罪碑。

第五款　根据各国所决定的条件，继续禁止输入武器，对专供制造武器弹药之用的物资，也是如此。

第六款　（一）对各国政府、公司、个人，以及在最近骚乱期间由于为外国人服务而遭受生命或财产损失的那些中国人，给予一笔公正的赔偿。

（二）中国政府为了保证偿付该赔款及借款利息，应采取列强可以接受的财政措施。

第七款　每个国家有权力为它的使馆留驻一支永久性的卫队，并将使馆区置于防御状态。中国人无权在该区域内居住。

第八款　大沽及其他炮台可妨碍北京至沿海之间的自由联系，应予拆毁。

第九款　为了维持首都至沿海之间的联系，各国有权协商决定对某些地方进行军事占领。

第十款　（一）中国政府应于两年内在所有各州县张贴一道上谕，其中包含：永远禁止加入排外结社，违者处死；列举对犯罪人所应施加的刑罚，包括在外国人被杀或遭受虐待的城镇停止一切考试在内。

（二）应发布一道上谕，并在全国各地张贴，使所有总督、巡抚及各级地方官员对他们管辖地区内的秩序负责；同时，无论什么时候在该地区内发生排外骚乱或任何其他违反条约事件，如果那些事件没有立即被镇压，而且有关罪犯没有受到惩罚，这些官员应马上被撤职，不得担任新的职务或接受新的恩典。

第十一款　中国政府应允对通商行船各条约内各国认为应行修改之处及有关贸易关系的其他事项，进行谈判，以期促进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

第十二款　中国政府应允改革外交机构，并且按照各国所指出的方式订正朝廷关于接待各国使节的礼仪。（《英国蓝皮书》）

在照会的末尾，各国公使还威胁道：“在中国政府接受上述条件，使列强感到满意之前，下列签字人关于联军结束对北京和北直隶省的占领一事，不能寄予任何希望。”

12月24日，奕劻接到各国公使提交的议和大纲，当天即以电报报告西安行在。第二天，清廷给奕劻、李鸿章发去电文，针对议和大纲提出一些意见，比如：惩办祸首，情罪亦有重轻，仍当分别办理；赔偿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须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各国使馆屯扎卫队，当议定兵数，不得过多，亦须有约束章程，免致越界滋事；京、津沿途设卡，须议定地方及兵数，专为保护各国往来官商之用，不得于中国地方及行旅有所干预；觐见礼节如何更改，自应酌中定议，总期无伤国体；等等（《义和团档案史料》）。

12月25日，俄国公使格尔斯来到李鸿章寓所，与李鸿章密谈，称：“各国昨交条款，经再三斟酌，极为持平，若中国不从速允从，或仍与磋磨，各国必谓中国非真心修好，和局必至决裂。条款如蒙圣明从速核准，以后详目甚多，可从容计议。仍盼两宫早日定期回銮，庶可催各国撤兵，交还京师。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奕劻、李鸿章当天将这件事报告行在。

12月26日，奕劻、李鸿章再次电奏行在，称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是各国政府、公使密商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希望朝廷权利害轻重，径请施行。同时，二人恳请调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太仆寺卿徐寿朋入京，随同议订各国税则条约。清廷随即允准盛宣怀充会办商务大臣，徐寿朋帮同办理商务条约事宜。

12月27日，清廷寄奕劻、李鸿章电旨，允准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著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载漪等人的结局|

12月28日，奕劻、李鸿章将清廷允准议和大纲的上谕送各国公使阅看，表明朝廷已经全部接受列强有关议和的原则，请求早日开会讨论议和大纲的所有各款，要求联军在撤军之前不要到北京周围地区征讨。

1901年1月3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研究奕劻、李鸿章提出的要求。会议决定：要求中国全权大臣签署一份正式议定书，其中要引述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以及中国全权大臣被授权接受该大纲的条款；同时，还要向各使馆提供一份朝廷接受议和大纲的上谕，每份上谕都要盖有御宝；各国公使收到这些文件后，将确定与中国全权大臣进行谈判的日期；中国全权大臣对任何条款的不同看法和说明应该以书面形式提交。

1月17日，奕劻与李鸿章将正式签字的议定书和盖有御宝的上谕交给各国公使，同时提交一份很长的备忘录，说明对议和大纲各条款的意见。奕劻、李鸿章在备忘录中提到：同意加重惩罚祸首，对适合停止考试的城市数目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确定禁止武器进口的年限，允许中国进口制造武器的物资；希望列强一致同意中国可能提出的各项措施以增加岁入；请求确定使馆卫队的人数，制定使馆卫队的管理制度；希望一年后列强撤走北京至沿海之间的占领军；希望起草促进民教和睦的专门条款；希望在时机成熟后讨论外交礼仪改革问题；要求确定八国联军撤退时间。

1月22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奕劻、李鸿章提交的备忘录。各国公使谈论的重点是惩办祸首问题。英、德、意、奥等国公使要求对载漪、载澜、董福祥等人处以死刑，美、俄、日等国公使反对这项要求，法国公使预料处死载漪等人的要求不会实现，仍投票支持英、德等国的主张。

当天，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侯爵在给萨道义的电报中说：“中国政府应实际接受那些它能够立即履行的要求，从而提供它具有诚意的证明……关于他们具有诚意的最令人满意的证明，是遵照第二款规定对主要罪犯施以惩罚性的刑罚，我们坚持这个意见，即死刑是对所说的那些人们所犯罪行的适当抵偿。”

在当时的形势下，清廷难以对载漪、载澜、董福祥处以死刑。载漪、载澜二人属于懿亲，他们与同治帝、光绪帝的爷爷是一个人，即道光帝。在当时的体制中，除了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外，懿亲不能处以死刑，否则将有损皇室的尊严，会削弱皇家的权威。而董福祥是甘军统领，率部一路拱卫行在到达西安，其在陕甘地区也有很大影响力，一旦对其严惩恐怕发生激变。1月17日，清廷在给奕劻、李鸿章的密旨中称：“董福祥受恩深重，即使加以重处，该提督当亦无词。惟素为陕、甘两省回汉所倾服，设办理稍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美、俄、日等国公使反对把载漪、载澜、董福祥处死。这样，列强之间产生分歧，也就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与奕劻、李鸿章等人谈判。为此，英国方面愿意做出妥协。2月5日，各国公使与奕劻、李鸿章进行会晤，奕劻、李鸿章答复说：端王可以流放新疆，永远监禁；载澜是步兵统领衙门的副统领，他应被撤职流放，流放地点可以是黑龙江；董福祥统帅着军队，希望以后对他进行惩罚。

萨道义在会上提出建议：“我们应要求对他们（载漪、载澜、董福祥）判处死刑，但中国皇帝可以有权立即将这项判决减为流放新疆，在该处进行永远监禁。”萨道义的建议获得各国公使的一致赞同。萨道义私下里对中国全权大臣说：“我不能接受低于这项建议的条件。”在照会中，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立即剥夺董福祥的兵权。

面对来自列强的强大压力，清廷只有继续做出让步。2月13日，清廷下达上谕：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刚毅现已病故，即行革职；董福祥即行革职；英年、赵舒翘均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徐桐、李秉衡已殉难身故，均著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启秀、徐承煜均著先行革职，从严惩办。同日，清廷下达上谕：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袁昶、联元均著开复原官。

2月13日，清廷给董福祥下了一道密诏，要求他体谅朝廷苦心：“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曲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时屈抑，隳厥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归，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庚子大事记》）

为了进一步获得列强的谅解，2月14日，清廷再次发布“罪己诏”，通篇充满委屈、痛苦、奴颜婢膝，开篇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文中又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

2月14日，清廷下达上谕，称1900年6月20日之后，8月14日以前的谕旨是“首祸诸人（载漪、刚毅等）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出朝廷之意”，命内阁将矫擅妄传之谕旨提出销除。

但是，列强对清廷的屈膝让步并不感到满意。2月14日，萨道义派参赞杰尔逊告知奕劻、李鸿章：接本国政府回电，赵舒翘不能免死。至于其中原因，大都来自传闻：赵舒翘一味附和刚毅，称义和团为义民；1899年冬天曾有不禁办团习拳的明发谕旨，也是赵舒翘起草的；义和团进京的时候，赵舒翘曾经出来迎接；赵舒翘的家眷出京由义和团护送。杰尔逊称：“朝廷若再庇护，必将决裂。”奕劻、李鸿章当日将杰尔逊所说电奏行在。

为了给清廷施压更大的压力，联军统帅瓦德西也虚张声势，声言采取军事行动。2月15日，瓦德西命令联军做好战斗准备，宣称要进攻山西，然后向西安进发。他故意让德国公使穆默将此消息告诉李鸿章。法国、日本使馆也派人向奕劻、李鸿章递话：“瓦德西调度，各国不能不遵允。”2月16日，萨道义再次派参赞杰尔逊密会奕劻、李鸿章，称各国政府对清廷2月13日上谕“甚不满意”，各国公使连日自行会议。

2月17日，奕劻、李鸿章接连给西安行在发去三份电报，报告北京的形势十万火急，恳请清廷不要姑息载漪、载澜、英年、赵舒翘数人，迅速设法挽救，“实宗社生民之幸”。同日，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奏行在，称英年、启秀、徐承煜三人已经无法挽救，可以独救赵舒翘。

同日，清廷寄盛宣怀电旨，认为英年、赵舒翘不应死罪：载勋出示告示悬赏捕杀洋人的时候，英年曾经阻止，他在告示上列名属于随同画诺，且载勋为首，业已重惩，英年为从，理应减等；赵舒翘查办拳匪，也系兼管顺天府任内照例派往，两日即回，颇有解散，覆奏中并无庇纵之词，情实可原。电旨要求盛宣怀与刘坤一、张之洞会商，与列强切实解释清楚；至于启秀、徐承煜，希望列强将其二人交回，由朝廷按律惩办。

2月18日，刘坤一、张之洞联衔电奏清廷，声称已经通过各国驻上海、宁波领事向各国公使、外部解释、求情，设法挽救英年、赵舒翘等人，没有回音，毫无效果。两人叹道：“联军不日南行，和局将溃，彼挟兵威，不讲情理。伏候圣裁。”意思是：“太后，您看着办吧！”

慈禧太后毫无办法，列强没有追究她本人的罪责已是庆幸，她此时只有牺牲大臣以换取早日回銮。2月21日，清廷下达明发上谕，加重惩办首祸大臣：载勋赐令自尽；毓贤即行正法；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候罪名，发往极远新疆永远监禁；刚毅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徐桐、李秉衡应定为斩监候，唯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

对于董福祥，首席公使葛洛干于2月19日通知中国全权大臣，同意清政府对董福祥从缓定罪，将来定拟，必是死罪无疑。2月21日，军机处致电奕劻、李鸿章，称：“董事（给董福祥定罪）缓办，上谕内不便明言，（列强）如询及，告以已查照密旨存记备案。”

至此，清廷几乎完全按照列强的要求处置了所谓的“首祸”大臣。2月21日，庄亲王载勋在山西蒲州自尽。死前，他对监刑的官员葛宝华说：“自尽耳！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不能久活！”对儿子说：“尔必为国尽力，不要将祖宗的江山送洋人！”

2月22日，毓贤在甘肃兰州正法。英年、赵舒翘身在西安，早已被按察使监视，2月25日，英年在狱中饮药而死。当日，赵舒翘服药未死，竟被勒死。死前，赵舒翘对身边的亲戚朋友说：“这是刚子良（刚毅）害我的。”2月26日，启秀、徐承煜在北京被正法。

载漪接到2月21日圣旨后从西安启程，但是他没有前往新疆，而是改道西北方向，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据载漪的孙子毓运回忆说：载漪前往阿拉善是投亲，他的福晋是内蒙古罗王的妹妹。载漪在阿拉善受到优待，罗王选出100余间上好的房屋供载漪一行人居住，送给他200只骆驼、100匹孽生牧马以维持生活。载漪没有去新疆而是前往阿拉善肯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默许，毓运称，太后曾经派人给端王送去10盆梅花，每个花盆中埋有10两重的黄金锞子4个。载漪在阿拉善住了11年，后来又在甘州（现张掖）居住9年，最后到宁夏生活，中间曾经回北京就医。在西北生活期间，载漪受到各方关照，生活优裕。1927年，载漪去世。（《文史资料选辑》120辑）

载澜奉旨遣戍新疆，也没有被监禁，同样受到当地官府的优待，生活骄奢淫逸，在当地作威作福，境遇与罪犯毫不沾边。辛亥革命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东北，1916年在沈阳去世。

董福祥被革职后回到灵州金积堡居住生活，此后没有被朝廷追加刑罚，直到1908年去世。李希圣所著《庚子国变记》载：“董福祥夺官归甘肃，福祥治塞上名田，连亘百余里，牛羊驴马橐驼以万计，岁入三百万，大起第宅，后房妇女数十人，实拥重兵为观望。”

除了所谓的“首祸”诸臣受到严惩之外，在列强的强烈要求下，清廷还惩办了一大批中国地方官员。1901年4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惩处地方官56名，其中山西归绥道郑文钦、浙江衢州城守营都司周之德、山西阳曲前任知县白昶等3人被处斩立决。6月3日，清廷再次发布上谕，惩处了前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0人。8月19日，清廷第三次发布上谕，追加惩处地方官员、士绅71人。

四亿五千万两赔偿的由来|

列强在议和大纲第六款中要求清政府对列强做出赔偿，而确定赔款数额是非常复杂、困难的，因为各国主张不一。美国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赔款数额不要超过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要约束了中国将来的发展。1900年12月3日，美国总统麦金莱宣布：“所有的强国一致同意，强调放弃通过肢解这个帝国的任何扩张企图。我倾向于认为，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同意美国的方案，认为赔款总额如超过中国支付能力，应该减轻。

在对华贸易中英国所占份额最大，所以它也不希望过多的赔款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英国的长远利益。12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侯爵致电萨道义，称：“无论如何，赔偿应限于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对间接损失不应提出要求。您应同您的同事们一起努力查明：中国财政究竟能担负多大数额的赔款，能够用什么财源抵押以担保赔款的支付，同时，为了收集分期摊还的赔款而计划成立什么机构。从海关和厘金税收中支付巨大赔款对英国贸易的影响问题，应仔细地予以考虑。”

日本对赔款的要求与英国相近。在1901年2月16日各国公使举行的会议上，日本公使建议：“战争赔款应以实际支出的金钱和物资作为根据；对各国、公司、团体或个人的一切赔款应以所遭受的实际的和直接的损失作为根据；同时，在把所有国家的战争赔款加上各国所要求的一切其他赔款的总和之后，再考虑把那个总数作为对中国政府的全部赔款要求。”（《英国蓝皮书》）

德国方面希望从中国获得最大数额的赔款以制造战舰，扩充海军。对于如何让中国掏出巨额银两，德国政府赞成大幅度提高海关关税，结合进行改革厘金税的尝试，认为大幅度提高关税并不会严重影响贸易量。德国希望中国海关进口税从当时实际的3％提高到10％。俄国也企图从中国获得巨额赔款。

因为主张不一，各国在很长的时间内讨论、协调，争执不休。为了协调立场，拿出令列强都能接受的赔款方案，3月下旬，英、法、德、日等国公使组成赔款委员会，并于3月24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上，德国公使主张增加关税，而英国公使持反对态度，仍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赔款方案。

3月25日，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赔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应付赔款的备忘录。赫德对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剖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国政府虽然处于困境，但还勉强能够维持现有借款所造成的亏空，以此可想而知：偿付增加的赔款既然要由增税来弥补，那就不应超过目前的负担，即应尽量在每年两千万两以下，而且不应超过这个款额。这就是我对第一个问题——中国能够支付多少钱？——所做的回答。

二、最合适的偿付方式是什么？如果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那么，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将较便宜，而且细节问题能够更快地获得解决。

三、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可依靠盐税、常关、北京落地税、京城费用及漕米，于第一年提供两千万两的净数，几年后或许能够提供三千万两。

（银价下跌造成中国海关税率下降，）缔约国发表一个声明就够了，该声明说：税则上所规定的两，表示英国钱六先令八便士或其他任何国家货币的等价物，关税必须按此交纳。此事对海关岁入的影响，将是增加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的税收，它几乎足以提供新的赔款，而对货物的征税将不超过从价值百抽五的税率。

四、什么是最好的控制权？如果盐税和其他的税被指定作为偿付新的赔款的担保，我可以指出：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把对厘金的控制权全面扩大到盐税方面，并且把各条约口岸的常关与该处所设立的海关合并起来。（《英国蓝皮书》）

赔款委员会另外征询了汇丰银行代表熙礼尔、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等人的意见。经过仔细计算，赔款委员会得出结论：“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能够满足总数达5000万或6000万镑的赔款要求。”在当时，1镑大约兑换7.2两白银，6000万镑相当于43200万两白银。

赔款总额大致确定以后，各国相继提出各自的赔款要求。俄国提出的赔款数额为13300万两，德国索要25560亿马克（约合9100万两），都远远超过其实际的支出和损失。日本索要3555万两白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国主张列强得到的赔款必须少于它们所要求的全部数额，但是为了不吃亏，英国政府要求萨道义“必须注意，不要从我们原来的要求中剔除那些被其他国家包含在要求之内的项目”。英国索要650万镑，相当于4550万两白银。法国的要求是28650万法郎，包括运送部队回国的费用。（《英国蓝皮书》）美国索要2500万美元，超过其实际支出军费一倍以上。（王树槐，《庚子赔款》）

在中国放火的八国联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以征讨义和团为名四处出击，到处烧杀掠劫。图为英军在山海关附近焚烧一座寺庙。

5月7日，赔款委员会举行会议，统计各国索要赔偿总额为6750万镑，大约相当于48600万两白银。考虑中国的实际支付能力，各国公使决定向中国索要45000万两，向中国全权大臣提出如下照会：“由于各国所支出的费用，而且由于团体和外国人以及那些因为替外国人服务而受难的中国人所受的损害，直到7月1日为止，列强所受损失的总额共为45000万两，如果联军的占领延长到那个日期之后，这笔款项将大为增加。”（《英国蓝皮书》）

后来若干史书称，当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为了羞辱中国人，列强决定赔款总数按照每一个中国人一两的数额计算，赔款总额便是四亿五千万两。由上而知，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四亿五千万的赔款总额是列强根据各国索要数额，所谓的考虑了中国支付能力等各种因素，经过计算和平衡最后得出的数字。

接到各国使节关于赔款的照会，奕劻、李鸿章等人曾经做出努力，试图与列强讨价还价，列强不为所动。考虑到清廷急于让八国联军撤出北京，5月24日，德国公使穆默会晤中国全权大臣，称：“必以四亿五千万为定数，若迟则兵费须加。倘贵国允定赔款四亿五千万，加息四厘，但有谕旨为凭，德国必撤兵，各国亦必随撤。”5月26日，清廷最终做出决定，电谕奕劻、李鸿章：“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

至此，议和谈判中的又一个难题得到解决。在总额为45000万两的赔款中，各国实际分得的数额如下：俄国得到130371120两，占29％；德国得到90070515两，占20％；法国得到70878240两，占15.75％；英国得到50620545两，占11.25％；日本得到34793100两，占7.7％；美国得到32939055两，占7.3％；意大利得到26617005两，占5.9％；比利时得到8484345两，占1.9％；奥匈帝国得到4003920两，占0.9％；剩余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所得，部分用于其他要求。（《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册）

至此可谓大劫过矣|

进入1901年，中国北方形势基本稳定，清政府急于求和，对列强的要求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此一来，驻扎在北京和直隶的六万联军逐渐失去了在中国存在的必要。5月5日，美军开始自北京撤军。

5月15日，德皇给瓦德西发去电报，同意将大部分德军调回，缩减远征军。在瓦德西看来，当时的八国联军“无异于一个警察大队，但为华人执行宪兵职务而已”。因为清廷躲在远远的西安，联军也难以对其形成压迫。天气逐渐热起来，中国北方的雨季很快就要到来，联军将难以行动。所以，瓦德西向德皇请求将德国远征军大部调回，同时解散联军统帅部。5月26日，德皇通知联军各国，决定撤回联军统帅部。5月31日，德国铁甲舰队离开吴淞回国。6月3日，瓦德西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回国。

6月11日，清廷由内阁明发上谕，公布了因戕杀、虐待外国人而被停止文武考试五年的州、府、县，共计45个，具体是：直隶之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之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山西之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之南阳府、光州；浙江省之衢州府；陕西省之宁羌州；湖南省之衡州府。（《义和团档案史料》）

6月16日，朝廷授户部右侍郎那桐专使大臣，赏头品顶戴，代表清政府前往日本谢罪。

6月25日，清政府在崇文门大街原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害处开工建碑。7月12日，醇亲王载沣作为专使率同参随各员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天津，后改乘轮船前往上海。7月20日，离开上海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杀一事代表清政府向德国谢罪。

7月24日，朝廷由内阁明发上谕：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派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授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为会办外务部大臣，瞿鸿禨为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太仆寺卿徐寿朋为外务部左侍郎，候补三四品京堂联芳为外务部右侍郎。

7月25日，奕劻、李鸿章电奏清廷，称北京地面各国已陆续交出，除了留护使馆的军队外，美国、俄国官兵早已撤净，英、德、日三国也已经撤走过半，保定只有法兵未撤。不久后联军将再撤三分之一，西安行在启跸后撤二分之一，等到两宫由河南回銮，联军即全数撤走。

8月4日，奕劻、李鸿章致电军机处，称各国公使决定再会商一次，公约即可定稿，互商画押；各国定于8月15日前，除留护使馆卫队外，将各国军队从北京俱撤干净。

8月14日，清廷由内阁明发上谕，将启跸回銮时间定为10月6日。又因陕西、河南、直隶三省为回銮经过省份，豁免本年钱粮。军机处致电奕劻、李鸿章，称将来回銮，由正定乘坐火车到京。

8月20日，各国公使将和约总结条款底稿交给中国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随即将和约底稿报告西安军机处，恳请迅赐宸断，照准画押。8月27日，军机处致电奕劻、李鸿章：“奉旨：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

9月7日，中国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在外务部侍郎联芳、英文翻译曾广铨陪同下，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荷、西、比等11国驻华公使，在西班牙驻华公使馆签署《辛丑条约》，也称《北京议定书》。《辛丑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款　关于前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害一事，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致歉，并在克林德遇害之处建立牌坊，“足满街衢”，以拉丁、德、汉等三种文字列叙中国皇帝惋惜凶事之旨。

第二款　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发布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第三款　关于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一事，清政府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前往日本致歉。

第四款　在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由清政府支付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

第五款　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从1901年8月25日起禁止进口两年。

第六款　中国向列强赔款45000万海关两，年息4厘，还款时间从1902年1月1日起，期限为39年，以中国海关、常关、盐税为抵押。

第七款　确定各使馆境界，使馆界内概不准中国民人居住，各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　各国在京师至海之间区域留兵驻守数处，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驻兵之处分别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两年之内，在全国各地张贴宣示以下旨意之谕旨：禁止加入和设立与各国为仇的组织，违者皆斩；列举对犯罪之人如何惩办；戕害、虐待外国人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地方官员均有保地方平安之责，对伤害外国人或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第十一款　约定商改通商行船各约。

第十二款　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变通各国钦差大臣觐见之礼。各国全权大臣声明：于1901年9月17日，除防守使馆兵队外，联军撤出北京；于1901年9月22日，除按第九款驻守各处兵队外，联军撤出直隶。（《义和团档案史料》）

《辛丑条约》签字时的情景。《辛丑条约》签署后不久，李鸿章病死，奕劻则更为慈禧太后倚重。

《辛丑条约》签字当天，英国公使萨道义向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报告说：“议定书已于今晨签字，因为9月5日收到的上谕中措辞是令人满意的……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各方面亲切友好地庆贺结束了过去十个月中拖延已久的会谈工作。”

李鸿章带病参加签字仪式，再次感受到作为中国全权大臣的屈辱，回到居所后大口吐血。稍后，他给清廷上呈奏折，沉痛地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庚子国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和议会同画押折》）11月7日，即《辛丑条约》签署两个月后，李鸿章去世。

11月30日，清廷撤去溥儁“大阿哥”称号，命即出宫，“己亥建储”画上了句号。溥儁后来随两宫回到北京，在惇亲王府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前往内蒙阿拉善与父亲载漪团聚，在那里完婚。辛亥革命后，溥儁大部分时间居住北京，吃喝玩乐，挥霍无度，最终导致穷困潦倒。1942年，溥儁病死于阿拉善塔王府。

《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对中国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一个沉重打击。

1902年1月7日，两宫由保定府启銮，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车站，换轿进永定门还宫，场面隆重、盛大。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记道：“沿路俱有马军门、姜军门大兵并八旗满、蒙、汉各营旗兵及五营步兵、五城练勇排班保护。文武大小衙门满汉官员暨候补、候选各官绅士耆民人等，俱自天桥迄南，直至大清门前，按班跪迎接驾。一路并不静街拦人，任人瞻仰。家家门前焚香挂彩，并不闭门。正阳门前后城楼焚烧罄尽，因修盖不及，高搭彩绸牌楼三座，极其壮丽。各处看热闹之人，男妇老幼填塞跸路，拥挤难行，真前古未有之奇观也。至此可谓大劫过矣。”

人们很难揣测慈禧太后回銮后的心情，是如释重负还是百感交集？正如仲芳氏所言，太后面临的一场大劫的确是过去了。不但如此，戊戌政变在太后心中引发的那些纠结也随着这场大劫的结束而被“捋平”了：太后最终臣服于列强的脚下，不再有对抗反击的心思；撤去了溥儁大阿哥的名号，光绪帝还要在皇位上继续待下去；刚毅、徐桐等人已被雨打风吹去，朝廷要实实在在地依靠荣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一帮人。

1902年2月1日，太后与皇上一起接见了外交使团的女士们、各国公使的夫人和孩子。慈禧太后对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此以后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情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

第三章　检讨与思索

义和团去哪了|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京城里的义和团一哄而散，“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犹觉迅速也”。离开北京后，大部分团民自动解散，辗转回到家乡，不再“天天排刀比武，都变成庄稼人了”；有一部分团民害怕回家后遭受官府和教民的捉拿、报复，被迫逃亡他乡，沦为流民；有一部分团民撤出北京后不愿解散，仍然以义和团的名义活动，遭到了官府和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很快销声匿迹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宫出逃，清廷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义和团普遍遭受残害。山西人刘大鹏记述当时的情形：普通民众只要被教民指控为义和团，就会被押解到官府，“杖责监禁，备极惨酷”，死于杖下或者狱中的人不可枚举。九月中旬，太原府一天杀了所谓的义和团数十人，这些人的首级被解归原籍，枭以示众。有一些人并非是义和团，但平日里为教民所仇视，最终不得解脱，被冤枉致死。“已破产数家，惨不忍言矣，当是之时，人情凶惧，逃者纷纷。父伤其子，妻哭其夫，兄哀其弟，弟泣其兄”。（《潜园琐记》）

1900年，义和拳领袖赵三多侥幸没有被捕，他辗转直隶广宗一带，隐居在巨鹿县吉家屯，因为广宗、巨鹿一带有很多梅花拳弟子，有很多原来的义和团民，赵三多得到一定的保护。作为一位老侠客，赵三多不甘心被埋没于尘土，他等待着一个时机，能够重新行侠仗义。时机很快来了，1902年，广宗的景廷宾率领当地民众又起事了。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不但要赔偿列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另外要承担赔偿教士、教会的“地方赔款”，民众负担非常繁重。因为对外赔偿而分摊到民众头上的负担，人们称之为“洋捐”。北京、直隶一带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区域，当地民众承担的“洋捐”格外繁重。面对繁重的“洋捐”，直隶民众怨声载道。

景廷宾出生于1861年，直隶广宗东召村人，出身地主家庭，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在广宗民众中有很高声望。为了抗拒“洋捐”，广宗民众聚集起来，推举景廷宾为首领，在其率领下聚众练兵，向官府示威。景廷宾最初领导的是各村民团组成的“联庄会”，后来一些隐藏起来的义和团也逐渐加入到景廷宾的队伍中。

1902年3月3日，清军前往东召村，镇压聚集起事的民众，景廷宾率众反击，双方激战。清军武器精良，起事民众伤亡惨重，景廷宾被迫率众突围。与清军激战之后，景廷宾不得不由抗洋捐走向造反。这时候，一直隐居的赵三多加入到景廷宾的队伍中来，“赵三多曾参与机密，景廷宾提出扫清灭洋口号，肯定是受赵三多影响”（郭栋臣语）。

被立枷处死的义和团团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成为联军、朝廷、教民共同迫害的对象，死伤无数。

众人决定造反起事，推举景廷宾为龙团大元帅，赵三多为先锋。赵三多等人通过揭帖招集原来的拳民、团民齐集厦头寺，打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于4月23日宣布起义。当日，起义军与清军交战，百余名清兵死伤大半，五名领兵官吏被杀死。

4月26日，起义军在威县苏庄与刘庄之间杀死法国神甫罗泽溥。4月29日，景廷宾率众攻打张家庄教堂，伤亡数百人，未能攻克，两日后起义军撤走。5月8日，清军和部分外国军队联合攻打起义军驻扎的件只村，起义军和民众伤亡数千人。景廷宾率余部向成安县、临漳县转移，途中与清军遭遇，兵败被捕。7月28日，景廷宾在威县遭凌迟处死。

在件只村之战中，赵三多侥幸突围，悄悄回到巨鹿县吉家屯隐居，后来被人告密，遭清军抓捕，囚于南宫狱中。他绝食几日，滴水不进，从容就义，终年61岁。景廷宾起义失败后，义和团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一枚转基因的蛋，一副被利用的牌|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深远。对于义和团，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褒贬不一，争议很大。肯定义和团的人称，义和团是中国民族主义之滥觞，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否定义和团的人称，义和团是“拳匪”，残暴、愚昧，义和团运动是“拳乱”。那么，义和团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

在涿州事件爆发前，义和团就是一个民间秘密组织。义和团是大刀会、义和拳、神拳等多个民间秘密组织相互融和而形成的，它在产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官方所认可，常常制造事端，是官府打击的对象。

在中国，民间秘密组织自古有之，晚清时期逐渐泛滥。民间秘密组织既为底层民众提供一定的庇护、帮助，也是聚众、滋事、骚乱等群体性事件的制造者、参与者；在一定社会形势下，如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民间秘密组织会迅速壮大，他们往往走向造反。清朝发生的天理教起事、太平天国运动都属于这种情况，义和团也具有这样的基因。

但是，到了清末，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义和团身上的基因也随之发生变化。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其斗争对象首先指向洋人和中国教民。这既是义和团斗争策略化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出现重大危机的具体反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社会迅速渗透，中国下层社会出现分裂，民教冲突严重，普通民众遭遇新的压迫；随着中国甲午战败以及“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义和团是产生于清末的民间秘密组织，但是它不同于以前的民间秘密组织，它是清末社会产下的一枚“转基因的蛋”。

涿州事件发生后，清廷对义和团实施招抚政策，义和团被官方认可，甚至被称为“义民”，团民大规模进入北京、天津，气势汹汹，甚至对某些官员形成压迫。实际上，义和团被官府认可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义和团的一段奇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非常现象。

戊戌政变后，尤其是随着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等地迅速扩散，清廷与列强的对抗骤然加剧，列强继续以武力相逼迫，清廷蓄意进行反击，义和团成为慈禧太后反制列强的一张牌。义和团实际处于被利用的位置。在清朝历史上，民间秘密组织获得官方认可、支持，庚子年的义和团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招抚义和团是慈禧太后的非常举措，这就意味着义和团最终的命运仍然像其他秘密组织一样是悲剧性的，它不可能成为一支与官方共存、共融的社会力量。

义和团运动在涿州事件发生前后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涿州事件爆发前，义和团运动表现为一系列分散的群体性事件，有的属于滋事，有的属于武斗，有的属于骚乱；涿州事件爆发后，义和团运动逐渐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涿州事件发生后，义和团成为被利用的筹码，既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又是社会动乱的牺牲品。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义和团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人们往往对义和团的残暴和愚昧大张挞伐。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下沉到清末，设身处地观察那个令人恐惧、不安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义和团民是值得同情的。前文有述，庚子年前后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穷、民教冲突、旱灾严重，广大底层民众面临巨大的生存、生活危机，普遍缺乏安全感，底层社会充满恐惧。是巨大的恐惧令底层民众铤而走险，加入义和团，制造骚乱。当时北京城里的外国传教士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因为久旱无雨，他们（义和团）才在这里闹事……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因此说，要想防止义和团运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避免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根本办法是解决广大民众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危机，消除民众所面临的不安全感。实际上，当时的民众但凡有一线生机，他们也不愿加入义和团制造骚乱。1900年7月前后，直隶、山东交界地带下了一场透雨，来自这些地区的义和团得此消息，纷纷离开北京城回家，“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

我们同情义和团的同时，也应该从义和团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社会落后、民众愚昧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另外重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艰巨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今天的人们应该有足够的理性、耐心，必须摈弃暴力和排外的思想。

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决不能让义和团运动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再次发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庚子国变的影响|

庚子国变是怎样引发并发展起来的呢？庚子国变起于涞水县高洛村的一场骚乱，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这场骚乱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

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是什么呢？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随着中国甲午战败、“胶州湾”事件的发生，列强对中国的逼迫日益加剧，中国出现民族危机，中外对抗愈演愈烈；二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守旧的政治势力全面反扑，在政坛上占据优势，而守旧势力又主张排外。1900年12月，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评论说：庚子国变“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义和团》四）

庚子国变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影响深远。庚子国变在华北地区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遭受严重损失。因为庚子国变而签署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主权国家地位进一步丧失。条约签订后，中国负担巨额赔款，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国家发展愈发艰难。庚子国变导致清王朝的权威进一步丧失，清帝国更快地走向崩溃。

在近代历史中，中国社会进步总是以巨大的社会灾难为代价，而庚子国变这样的灾难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进一步走向近代化。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道路，此事对她产生很大的刺激。她曾经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她迫切地要雪耻自强，不得不改变守旧的思想，下决心变法维新，举办新政，实施政治、社会变革。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宣布要实施政治改革。此上谕说：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至今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改，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义和团档案史料》）

此上谕的颁布有着重要意义，它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清末新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后记　穿越千年的恐惧

庚子国变之所以发生，慈禧太后对形势的误判是一个重要原因。太后担心列强会逼她交出最高权力，害怕西摩联军进京威胁她的权位，她在恐惧中采取了非理性的应对举措，招抚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试图以此阻止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而实际上列强没有推翻慈禧太后的企图，即使后来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太后也没有被赶下台。

慈禧太后的恐惧从哪里来？当然，太后心中的恐惧最直接来自列强的逼迫。到了清末，清王朝国力衰弱，又在甲午战争中失去了北洋海军，列强的军舰可以随时开到大沽口外水域，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列强对清政府态度蛮横，动辄以武力相威胁。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中国陷入被瓜分的境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引发政治危机，清廷与列强对抗加剧。因为这些因素存在，慈禧太后对列强向北京派出军队感到恐慌。

慈禧太后的恐惧还缘起于紫禁城和颐和园的高墙。太后常年生活在皇宫和颐和园中，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形势，缺乏透彻的认识，担心列强会逼她交出最高权力。实际上，列强在中国各有重大利益，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列强角力的结果是各国达成一种默契，让清王朝继续存在下去，维持清王朝的稳定，而清王朝的稳定需要慈禧太后执掌最高权力。列强没有把慈禧太后赶下台的明显企图。慈禧太后看不清这一点，心中始终存有疑虑，列强方面有些风吹草动，比如向北京派出卫队，她的心中就会产生恐慌。

我们如果继续向根子上“刨”，会发现慈禧太后心中的恐惧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从秦朝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帝制时代，有了皇权统治。中国古代有“马上得天下”之说，绝大多数王朝的皇权是从别人手里夺来的，并且以强权和暴力维持各自王朝的统治。皇权能从别人手里抢来，也会被别人抢去，各个朝代的皇帝心中都有恐惧，担心失去龙座，失去皇权，保住王朝皇权是他们的首要使命。

在晚清的大多数时间里，慈禧太后是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她同样把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当作头等大事。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下了很大的决心，她对光绪帝说：“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所谓“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指的就是保住大清江山。

可是，慈禧太后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走向衰弱，国家充满内忧外患，维持一个王朝的统治实属不易，40多年走下来可谓战战兢兢，其内心中的恐惧肯定比雍正帝、乾隆帝强烈得多。到了庚子年，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太后心中的恐惧被瞬间放大，局势失去控制，庚子国变随之爆发。

统治者内心中的恐惧异常强烈的时候，也是一个王朝快要覆没的时候。庚子国变是一次因为当事者处置失当而造成的失控事件，但清末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

参考书目

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78.

北京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陈旭麓等.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第一历史档案馆.筹笔偶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杜春和等.荣禄存札.济南：齐鲁书社，1986.

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故宫博物院.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

胡珠生.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康格.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康有为.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柯文.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黎仁凯等.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黎仁凯等.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黎仁凯等.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廖一中等.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路遥等.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罗惇曧.拳变余闻.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马勇.1900年中国尴尬.北京：中华书局，2010.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

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倪瑞英等.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海：文海出版社，1947.

齐鲁书社编辑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

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秦宝琦.中国秘密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沙夫、哈林顿.1900：西方人的叙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山东大学.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

社科院近代史所.山东义和团案卷.济南：齐鲁书社，1980.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国联军在天津.济南：齐鲁书社，1980.

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精华印书馆，1974.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

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谢兴尧.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徐绪典.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

阎广耀、方生.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

虞和平.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

赵炳麟.赵柏岩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庚子记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谈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