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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英国史·卷四（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4）

副标题：伊丽莎白时代

作者：[英]大卫·休谟

译者：刘仲敬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ISBN：978-7-5534-0066-2

一校：七百四、ff

二校：幻幻

三校：L23、囡囡

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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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伊丽莎白（一）

女王深孚众望——重建新教统治——召开国会——与法兰西议和——女王与苏格兰女王玛丽不和——烦人的苏格兰事务——苏格兰宗教改革——苏格兰内战——女王染指苏格兰事务——苏格兰局势暂定——法兰西事务——玛丽赶赴法兰西——苏格兰改革派顽固偏执——伊丽莎白治国有方

旧君驾崩、新君即位；新旧两朝的教旨形同水火，路人皆知。在英国这样分裂的国家，君位更迭意味着敌对党派的胜利，本来不能指望人人满意。不过，民心不满前朝政务、寄望于未来。王室权杖奉于伊丽莎白之手，民众乃至于四海同欢、发乎至诚。前朝王姐临朝之际，公主谨言慎行、无微不至。人们理解她时刻有不测之危，同情她的处境，关心她的安危。举国青睐公主，其程度极不寻常。玛丽去世前几天，国会召开。约克大主教希斯时居大法官之位，知照众议绅御体违和，诸绅鲜有戚容。新君即位，两院即刻欢呼：“上帝拯救伊丽莎白女王，愿她享国长久、幸福康宁！”民众较少受到党争、私意的左右，对即位公告表现出更普遍、更衷心的欢愉。本朝开基大吉，幸运、光荣，善始善终，于此已有先兆。

伊丽莎白在赫特福德获悉姐姐去世。几天后，她前往伦敦。民众夹道欢迎，充分体现出拥戴之忱。她驾临伦敦塔，真是今昔恍若隔世，不胜慨叹。几年前，她在同一个地方身为囚虏、饱受敌党偏执之害；而今龙飞九五、盛运可期。她跪谢全能的上帝：从嗜血的迫害者手中拯救了她。这次虔诚的感恩似乎是她最后一次回忆过去的苦难和伤害。女王的审慎和宽宏大量值得赞赏，她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冒犯，甚至对她最恶毒的迫害者，同样以德报怨、仁慈有加。哈里·本尼菲尔德爵士原先是伊丽莎白的监护人，待她颇为苛刻，但终本朝之世，未曾受女王丝毫怨毒。尤有甚者，她待娼妓和贱民也是宽容和睦。全体主教面君致敬，女王待以优礼，独置邦纳不问。邦纳残毒无道，大凡稍有人性者，无不深恶痛绝。

伊丽莎白没有用多长时间，就能整顿内政，并且做得井井有条。随后，她遣使通报外邦宫廷：先王驾崩、新君继位。她派科巴姆勋爵交聘低地国家，菲利普当时驻跸此地。她谨慎地向菲利普致谢，回报他过去的保护，表示希望双方的友谊继续保持，且善始善终。菲利普早已预见到这一天。虽然他迎娶玛丽，未能真正统治英格兰，但仍然希望假手伊丽莎白，实现夙愿。菲利普即刻命令驻伦敦大使费里亚公爵，向女王提出联姻建议。他为此向罗马教廷请求豁免，但伊丽莎白不久就决定拒绝联姻。她明白：玛丽一朝与西班牙结盟，已经激起了英格兰国民的极度憎恶。伊丽莎白深孚众望、获益匪浅，由此心满意足；只要民心在己，她就无须忌惮外邦的侵扰。她明白：她若联姻菲利普，就会酷似父王亨利联姻阿拉贡的凯瑟琳。她嫁给这位君主，无异于宣布自身不合法，将丧失王位继承权。虽然西班牙君主实力雄厚；仍然足以压制所有王位觊觎者，以维持她的君位，但她的阳刚之气鄙视这种仰人鼻息的做法。她若完全依附于他人，势必俯仰随人。女王虽然考虑这些因素，不能接受菲利普的求婚，但仍然报以亲切和蔼的措辞。菲利普仍然没有失去成功的希望，遣使赴罗马申请豁免。

玛丽去世时，伊丽莎白还致信英国驻罗马大使爱德华·卡恩爵士，让他向教皇通报继位消息。但教皇保罗天性易于冲动，破坏了年轻公主精心运筹的计划。保罗对卡恩说：英格兰是教廷的采邑。伊丽莎白未经教皇协商，贸然即位称尊，实属鲁莽。她既非嫡出，无权继位。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和保罗三世对亨利婚姻作出的裁决，他也无法撤销。教皇甚至更加严厉地宣称：他本来应该拒绝女王的一切申诉，以便惩罚她侵犯教廷的权力，但他秉着慈父之心，曲予优容，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她不再觊觎王位，完全服从教皇的旨意；他就会大发慈悲，无愧于教廷的崇高地位。伊丽莎白接到这个答复，对垂老教皇的为人颇为惊诧。她召回大使，更加坚定地推行她暗中决定的举措。

女王不想引起天主教一派的警觉，于是让姐姐的十一位枢密使留任，但她为了平衡他们的权威，增补了八位公认为倾向新教的枢密使。他们是：北安普敦侯爵；贝德福德伯爵；托马斯·帕里爵士；爱德华·罗杰斯爵士；安布罗斯·克夫爵士；弗朗西斯·洛伊斯爵士；尼古拉·培根爵士（任掌玺大臣）；威廉·塞西爵士（任国务秘书）。她经常跟这些枢密使筹划复辟新教，尤其是塞西尔爵士。塞西尔告诉女王：大部分国民自她父王以来，已经渐渐倾向于新教。她姐姐虽然强迫国民矢忠古老信仰，但大臣的残暴手段仍然促使他们离心离德。君民一心一德，善莫大焉。此时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势必否定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因为两位教皇已经严正宣告，拒绝承认她母亲的婚姻，但是，如果撤销原判，势必给罗马教皇的权威带来致命的伤害。伊丽莎白纵然获准保留王位，也只能俯仰随人、根基不固。仅仅这一项危险就已经超过了复辟新教的所有危险，后者只要认真考察，其实并不可怕。然而，当前罗马教廷的诅咒与惩罚并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可笑，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即使法兰西的亨利、西班牙的菲利普出于偏执或野心，对她执行逐出教门的判决，但两位君主的利益南辕北辙，不可能和衷共济。只要英格兰受到法兰西的敌视，就能保证西班牙的友谊；反之亦然。貌似虔信天主教的英国人大多数都会皈依新君的宗教。邦国近来习于革鼎翻覆，已经完全无力辨识宗教问题的真伪是非。亨利八世因利乘便、威加海内，臣民景服、已着先鞭；后王因其故辙、民驯易治，事省而功大。女王若欲在民政、军事、教会、大学中优先任用新教徒，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既能巩固她的权威，又能树立新教的统治地位。

伊丽莎白的教育和利益都倾向于改革派。她没有迟疑多久，就决定皈依她天然信奉的宗教。她虽然庙算已定，仍然决定采取温和稳健的步骤；无意效法玛丽的先例，鼓励本教派的偏执信徒直接侵害既成的宗教。不过，她认为：新教徒近来饱经荼毒，不可不予以鼓励。于是她立刻召回所有流亡者，释放因宗教信仰而入狱的囚犯。而且我们了解到一个笑话：这一次，某位雷恩斯福德先生为其他几位囚犯向女王请愿乞恩。这几位囚犯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伊丽莎白愉快地回答说：她理所当然要首先咨询囚犯本人的意见，了解他们是否赞同某位雷恩斯福德先生为他们提出的请愿。

伊丽莎白还进一步运用王室特权，通过了若干有利于新教徒的法案。当时新教传道士基于迫害，大肆攻击古老迷信；罗马天主教徒则以牙还牙，狂热尖刻，不遑多让。女王有鉴于此，颁布公告：禁止所有未经特许的布道活动。

她虽然特许自己教派的某些传道士不受限制，但他们都是从新教派中精心选择的最冷静、最温和的人士。她还搁置了迄今施行的大部分教务法令，连祷文、主祷文、信经和福音书都使用英语；她第一次发布训令：所有教堂都应该遵奉王室小教堂的仪式；女王在场时，任何人不得僭越。改革貌似琐细，却暗示了最重大的后果。

她这些宣告所表现出来的意图，跟人们先前的猜测一致；各位主教由此预见：宗教革命已经无可避免。因此，他们拒绝主持女王的加冕仪式。几经周折后，卡莱尔终于接受劝诱、主持典礼。伊丽莎白在伦敦加冕，围观臣民欣喜若狂、欢声雷动。扮演“真理”的男孩从凯旋门放下，把一册《圣经》献给女王。她以最亲切和蔼的态度接受《圣经》，把书紧贴在胸口上，宣布：这一天，伦敦市提供了无数宝贵的忠诚证明，其中最珍贵、最合心意的礼物莫过于这部《圣经》。伊丽莎白就这样运用无害的权术，不动声色地赢得了臣民的忠爱之心。她的公开致辞和蔼而亲切，为群起拥戴的臣民而欣喜；大获群众的欢心，同时不失君上的尊严。女王深谙保存君主尊严之道，她深得民心的程度，为历代先王莫及、历代后王难追。女人们看到：自己的同性执掌帝国的权柄，如此审慎、如此坚强，不禁欢欣鼓舞。公主即位时，年仅二十五岁，风度优雅，权谋高妙。她虽然并非女性美的典范，但温文有礼，能得众心。她的权威虽然有法律与宗教的最坚固纽带来维系，又似乎完全出于人民的选择和爱戴。

如此贤王，不至于滥施无用或残暴的权力来冒犯臣民。伊丽莎白虽然抛出了鼓励新教徒的暗示，但仍然将全面的宗教改革推迟到国会召开以后。天主教徒在国会选举中全面溃败，他们面对敌人的优势，似乎没有多少斗志。国会集议，乐于在一切方面取悦女王；女王凡有索需，无不欣然同意。他们在会议上全体一致宣告：“根据上帝的真言、王国的普通法律与法案，根据亨利八世三十五年确定的王位继承序列，伊丽莎白女王是王室嫡裔，是王位合法、确实、真正的继承人。”承认法案很可能出自女王及其大臣的口授。她拟定法案条款，堪称慷慨节制。她没有效法玛丽，宣布母亲的婚姻有效，或是撤销以前将自己贬为庶出的法案。她知道：这种做法肯定会重翻父王旧账、回顾亡姐出身。全世界都明白：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离婚案只体现了国王司空见惯的狂暴和任性。她不屑于将王位建立在国会法案的基础上，因为国会奴颜婢膝、反复无常，随时准备迎合任何权威、通过任何不义的决议。因此，她满足于公众普遍认可、不再怀疑，并不急欲依靠国会投票和质询予以强化。她御宇临朝，既根据出身的权利，也受到国会先前法案的保证，她无意区分这些理据。

提交国会的第一个法案承认女王为教会首脑。这个法案原先的拟定目的是解散修道院，现在是将十一税和初税归还给女王。这一点颇费周折。随后通过的法案将教会的至高权力附属于王权。虽然女王的头衔不是“教会首脑”，而是“教会女监护人”，但她享有的权力跟父王和王兄作为“教会首脑”而享有的权力一样广泛。这时，全体主教列席上议院，极力反对。他们比平信徒上议员更博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上下两院大多数声音都反对他们。根据这个法案，君主无须国会或教务会议同意，就获得了处理全部教会事务的授权。君主可以镇压所有异端；确定或撤销任何教规；修订信纲中的一切条款；颁布或废止任何教仪或典礼。君主甄别异端的权力只有一种限制（如果这可以称为限制的话）：异端的鉴定由前四位枢密或任何枢密裁决；鉴定依据是《圣经》的科律，或是国会、教务会议此后通过的信纲。女王为了施行这种权威，依据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获得授权：提名她认为合适的教士或新教信徒为甄别委员。后来，教务委员会就以该条款为依据。这个委员会即使没有行使武断权力，至少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彻底逾越了宪法的明确边界。确实，这些国会议程只能与绝对君主政体相容。不过，议程完全吻合国会所定法案的精神。该法案将以前教皇自称享有的权力完全授予国王，但即使这些僭越王权的教会长老都从来不曾未经英国教士赞同，而充分行使过这种权威。

任何人只要拒绝宣誓承认女王的至高权力，就无权担任一切公职。任何人只要否认女王的至高权力，或是企图剥夺女王这一项特权，那么初犯没收全部动产，再犯苛以大不敬罪，第三次重犯以大逆罪论处。这些制裁虽然极其严厉，但较之女王父兄的类似法律，仍属宽容。

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确定爱德华一朝涉及宗教的所有法案均有效。主教提名权归还国王，不再由教会选举。女王获得授权：在任何主教辖区出缺时，执掌辖区一切事务。由此，主教选举与君主私授毫无区别。这种虚假的选举通常价值更低。结果，女王在宗教事务方面遵循改革派前例，开始掠夺教会的岁入。

主教以及所有圣俸领取者不得转让教区收益，出租教产不得超过二十一年或三代人。这项法律表面上保护教产，却准许王室例外，滥权因而盛行。本朝廷臣经常跟主教和圣俸领取者达成协议，假装将教产转让给女王，女王再转让给缔约人。这种掠夺教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詹姆斯一世初期。教会时乖命舛，饱受种种侵凌。俗人继续掠夺教产，直到教会一贫如洗，抢劫徒然招怨，得不偿失。

新教和天主教神学家在本届国会上严肃地争辩，掌玺大臣培根莅临辩论会。一如既往，王室教旨的辩护士大获全胜。天主教辩护士受到顽固倔强的判决，甚至面临牢狱之灾。新教徒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大胆地推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向国会提交了废除弥撒的提案，恢复了爱德华国王的礼拜仪式。而且规定任何人偏离规定的祭拜模式，或是不参加教会与圣餐；都会受到惩罚。就这样，整个宗教制度在一届国会期间完全改变了，没有任何暴力、骚乱或喧闹。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年轻女子的意志；她当时登基未久，许多人都认为她的王位资格容易面临严重的挑战。当时的人似乎因此事而大为惊诧；其实举国各地一开始获悉伊丽莎白继位时，就已经料到了这一天。

下议院还为女王作出了一项牺牲，难度高于批准任何宗教信条。他们投票通过一项补助金：对土地征收每镑四先令；对动产征收每镑两先令八便士；以及十五分之二税。国会在任何情况下，对女王始终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请求她：在国会闭幕前早择夫君。他们以为，就女王的性别和年龄而言，这个提议不应该不合她的心意。女王听取陈词，彬彬有礼，但不予接受。她对发言人说：国会的诉求通常只能视为一般性建议，并非自居有权指示女王择夫；寡人无意冒犯建议者，深知议绅完全出于忠爱之忱，绝无他意。鉴于他们身为臣民，朕身为女性君侯，不受任何约束，他们不宜多加干预。即使不佞身居草野、危机四伏，也会认为婚约主要是一种负担。何况当前朕意在于：社稷之重，在予一身。此身已非己有，理应为宗教的利益和臣民的幸福而奉献。英格兰即朕之夫君，以身相许，金石弗渝（此刻，她展示指上金戒；见证她自继位之日，即已许身王国）。英伦四海臣工，皆朕赤子。哺育万民、治国如家，朕之分也。有民岂曰无子？许国何谓徒劳？不榖纵有家室之念，亦当以臣民福利为先。朕苟以童贞之身终老；赖上帝之福佑、诸卿之辅弼、寡人之庙算，仍可望大位有归、国本无虞。新君临御，或将有逾于寡君；慈惠爱民，不令本朝专美于前。寡人渺渺之身，流芳后世、名垂竹帛，非敢望也。朕之衷心所欲，不外乎委身大化之日，墓石有铭：“伊丽莎白长眠于此；童贞女王以童贞终一生。”

国会闭幕后，宗教相关法律付诸实施；几乎没有任何教会团体抵制。礼拜重新使用本国俗语；牧师恢复了宣誓效忠君主至高权力的义务。由于前一段时间疾疫流行，主教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十四人。除了兰德费主教愿意服从之外，其他主教全体抗命，因此教区遭到剥夺。不过，英格兰全境有近一万个教区；愿意为宗教信念牺牲生计的低级神职人员只有八十名教区牧师和代理牧师、五十名受俸牧师、十五名学院院长、十二名会吏长和许多教务长。高级神职人员身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维护荣誉，必须坚守不渝。不过大略而言，新教徒在玛丽以前推行的变革中更为严格、更多遵循自己的良心。天主教徒更多依赖感官、遵循共同的日常仪式；改革派主要着眼于精神、更接近形而上学体系，前者能更迅速地掌握心灵。不过，自宗教改革开始以来，新教徒一方蒸蒸日上，与其虔诚和博学成正比。天主教徒仍然愚昧而怠惰，奉行古老的信仰，或者不如说奉行古老的习惯做法。但改革派必须在方方面面发动论战，依靠标新立异和骚扰纠缠来唤起热忱。他们衷心为教义献身，准备为抽象的思辨理念而牺牲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英国宗教仪式仍然保存了原有的形式和典仪，有许多地方类似于古老宗教，因此更趋向于跟天主教和解，保留国教。女王禁止在宗教模式上自立门户，同时新仪式在每一方面都排除了有悖于天主教的仪式。因此，即使是身为罗马天主教的忠诚信徒都可以毫不踟蹰地参加国教仪式。如果伊丽莎白只顾自己的宗教倾向，国民信仰的外表仍然会介于新旧两教之间。她热爱邦国及其荣耀，一切举措无不受此影响；由此，天主教的浮华盛大对她颇有吸引力。她仅仅是因为迁就自己一党的偏见，才放弃了圣像、向圣徒陈词和为死者祈祷的做法。某些外国君主出面斡旋，希望为罗马天主教徒争取在若干市镇建立独立教会的特权，但女王不予批准。她声称：宽容异教，显然有扰乱邦国和平的危险。

女王和国会一面着手解决国教问题，一面继续议和。和会首先在塞坎姆举行，后来移至康布雷城堡；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大臣在会议上协商。伊丽莎白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显得同样审慎，却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菲利普竭尽全力，谋求归还加莱。一方面，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弥补英格兰的损失，因为后者卷入战争，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另一方面，法兰西在低地边境虎视眈眈，他的利益攸关，务求除此肘腋之患。只要他仍然怀有向女王求婚的打算，就不会同法兰西的亨利达成和议。甚至在英格兰改革宗教，使得这种希望完全断绝以后，他的大臣仍然讽示女王：西班牙的求婚既合情合理，又光荣体面。如果她保证在六年内维系英西联盟，继续反对法兰西的亨利，虽然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和平条款已经一一拟定，他仍然愿意继续作战，直到女王获得满意的和平条件。但伊丽莎白咨询大臣后，明智地拒绝了菲利普的提议。她明白：王国财政岌岌可危，父王、王兄、王姐负债累累；内政处处紊乱，国民各立朋党，易动难安。她断定：王国至少需要若干年的和平，才能恢复繁荣；只有到那时，她才能扬威异域、定霸万邦。她非常清楚：法兰西的亨利视加莱为命脉，当前不可能通过条约收复。因此，她宁愿丧失加莱，也不愿意依附西班牙。因此，她命令英国使臣艾芬汉姆勋爵、伊利主教、沃顿博士结束谈判，且根据任何合理条件与法王亨利缔结和约。亨利提议：将法兰西王太子的长女许配给伊丽莎白的长子，以归还加莱为公主的嫁妆。但女王明白：举世皆知，这样的条款易于规避。因此她坚持更公正，至少是表面上更合理的谈判条件。最后，双方议定：亨利应该在八年内归还加莱。如果他未能如期归还，就应该赔偿女王五十万克朗（crown），加莱名义上仍然属于女王。亨利应该找到七八个外国商人（不能是法国商人），为这笔钱作保而且交出五名人质，保证条约执行。如果伊丽莎白在此期间对法兰西或苏格兰开衅，就要丧失她对加莱的所有权利；但亨利如果向伊丽莎白开战，就应该立刻交还加莱城堡。对此，任何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这些条款不过是放弃加莱的粉饰，但他们原谅女王，因为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甚至颂扬女王的审慎，因为她不作无谓的斗争，就屈服于不可避免的结局。英格兰一旦对法兰西议和，对苏格兰议和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

菲利普和法王亨利相互归还他们在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对方领地。菲利普迎娶法兰西长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原先许配给菲利普的儿子唐·卡洛斯。萨伏伊公爵迎娶法王亨利的妹妹玛格丽特，且收回他在萨伏伊和皮埃蒙特的领地，除了法兰西保留的几座市镇以外。就这样，欧洲和平大体上得以恢复。亨利八世有两次婚姻：一次娶阿拉贡的凯瑟琳，另一次娶安妮·博林。两次婚姻似乎互不相容，不可能同时合法和有效。但伊丽莎白的出身跟姐姐玛丽相比，颇为不利。亨利八世的第一次婚姻获得了当时英格兰所有世俗和宗教权力的认可。自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双方都真诚地相信：他们这次婚姻的后裔完全合法。但亨利八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就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直接反对。虽然英国国会和教务会议都批准了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但有些人坚决矢忠于罗马天主教会；有些人严于教规，他们因此认为国王这次婚姻完全不合法，同时一并否认女王的继承权。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是苏格兰女王玛丽，她现在已经嫁给法兰西王太子。苏格兰女王实力雄厚，加以继承资格表面上可靠，使她成为伊丽莎白的劲敌。法兰西国王秘密游说罗马，希望教皇颁布法旨将女王逐出教门。她依靠菲利普为她的利益斡旋，成功地挫败了法王亨利的图谋。菲利普这样做，主要出于利益，而非友谊或慷慨。但法兰西宫廷并没有因这次挫败而灰心。吉斯公爵和他兄弟认为，如果外甥女继承苏格兰王位后，又继承英格兰王位，就能大大增加他们对法兰西王室的影响力，使国王无法忽视他们的要求。法王在吉斯家族的劝诱下，命令王太子夫妇公开袭用英格兰国王和女王的头衔和纹章。他们把英格兰王室纹章绣在所有的车马、家具、侍从号服上。英国大使抗议这种僭越，对方避而不答。苏格兰女王是英格兰王室后裔，因此，她根据许多君侯的先例，有权袭用英格兰王国的纹章。不过，这种做法一向需要事先许可，袭用的纹章应该跟原始的纹章有明显的区别才行。苏格兰女王却从来没有遵守这些规范。何况，伊丽莎白对此一目了然：这种觊觎在王姊玛丽一朝没有开展。因此，法王的意图是：不失时机地质疑她的出身和王位的合法性。伊丽莎白慑于这种危险，从此刻骨猜忌苏格兰女王。她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法王亨利的谋划得逞。法王为了庆祝御妹与萨伏伊公爵订婚，在巴黎举办了一次比武赛会，在竞技中意外身亡。伊丽莎白并不因此而改变看法。她获悉：法兰西新君弗朗西斯二世仍然毫无保留地袭用英格兰国王的头衔，决定将法王和王后（苏格兰女王）视为不共戴天之仇。当时苏格兰的形势为她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既能报复她受到的伤害，又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圣安德鲁斯红衣大主教遇害，苏格兰天主教会因此失去了首脑人物。大主教严厉、勇敢、干练，使他成为苏格兰改革派的最可怕的劲敌。从此以后，制裁异端的法律渐渐疏于执行。摄政太后任用审慎、温和的大臣，来治理这个国家。她无意为教士的偏执或教会的利益而牺牲邦国的世俗利益。她认为，更合适的方法是顺应潮流，对于她已完全无力压制的教义，不如默许其发展。她获悉爱德华去世、玛丽继位，希望苏格兰改革派丧失了英格兰王国的强援，就会失去争取未来成功的热忱，渐渐回归祖先的信仰。然而，世俗政治的准则极少能适用于宗教的发展和变革。事态的发展使摄政太后大失所望。许多英格兰传道士慑于玛丽政府的严厉，亡命苏格兰。在这里，他们获得更多保护，政府显得更温和。于是，他们一面传播新教教义，一面大肆宣传偏执天主教徒的残暴，在苏格兰全国引发了正当的恐怖氛围。他们向苏格兰人显示：如果他们的敌人获得无法节制的权力，改革派的信徒将会落得什么下场。如果教会组织获取权力与财富的手段温和节制，那么它越是以宽厚和慷慨来软化改革者的热忱，就越能安全地保有合法当局授予的种种利益。但罗马教会源于迷信、手段过火，无论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出发，都有许多理由支持改革派。做法过分的教会长期依靠这些暴行权术来维持统治，但时移世易，苛政仅仅激怒了新教派，促使他们冲破理性与节制的一切边界。苏格兰显然日益接近这个转折点。如果只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任何人都会倾向于同等责备两党；如果扩大视野，任何人都会注意到人类事务必不可少的进步，人性固有的法则在发挥作用。

苏格兰改革派的首脑人物有：阿盖尔伯爵和他的儿子洛恩伯爵、默顿伯爵、格兰凯恩、丹恩的厄斯金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明白危险近在咫尺，希望传播新教教义，秘密结社盟誓。他们自称“上帝的盟会”，称官方教会为“撒旦的教会”，以便划清界限。他们结社的宗旨如下：我们察觉到：撒旦及其门徒、当代敌视基督的教派恣意肆虐，企图颠覆和毁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为吾主基督的事业奋斗、保证其胜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向全能上帝及其教会承诺：运用我们的一切力量、资源乃至生命，维护、促进、落实上帝及其教会的真言；在任何情况下皆誓言为基督福音与教民圣礼的不二忠仆。我们要维护、供奉、保卫基督福音和教民圣礼。由此，吾辈全体会众不遗余力、不惮危难，反对撒旦及一切邪恶势力。这些邪恶势力企图残害、扰乱上述会众。我们矢忠圣言，结为圣会；弃绝撒旦的教会及其所有可憎的迷信和偶像崇拜；公开宣布跟他们势不两立。我们在上帝面前信誓旦旦；签署本文，见证结社。爱丁堡。1557年12月3日。

可惜，这份虔诚盟约的签署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为新教派争取宽容。无论如何，他们的主张跟罗马教会水火难容，他们抵制支持官方教会、危害世俗社会的残暴法律，值得赞赏。不过很显然的一点是，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激发出的精神立刻体现在行动上。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权威支持下，作出决议：“上帝的盟会”用俗语祈祷，王国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应当效法；布道应该在私人住宅举行，使用《圣经》译本；直到上帝感化君心，允许真正的信徒和忠仆公开布道。这种盟约始终是叛乱的前兆，激烈攻击官方教会实际上就是叛乱的开端。

盟约公开宣布前，教士对改革的进展感到恐慌。他们企图雷厉风行，恢复失去的权力，结果进一步增加了敌人的数量和热忱。汉密尔顿大主教逮捕了沃尔特·密尔牧师。密尔皈依新教，毕生行迹无懈可击。审判在圣安德鲁斯举行，以异端罪判处密尔火刑。公众普遍厌恶这种野蛮的暴行。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说服任何人担任世俗法官，进而向密尔宣读判决。甚至行刑日期确定后，圣安德鲁斯所有商店都闭门停业。没有人愿意出售将他捆在刑台上的绳子，大主教只得亲自装备刑具。在这一情况下，受刑人通常都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使观众大为惊诧。国民为了表示他们厌恶教士的残酷，在刑场竖起了石碑。教士刚刚下令移除石碑，热忱的民众就自发地重新竖起。宗教和政治力量都有赞许酷刑的动机，因此反对者的行为徒劳无益。这是天主教会最后一次在苏格兰滥施暴虐。

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公然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教士足以由此预见到自己将要面临的下场。圣吉尔斯是爱丁堡的主保圣人，在他的节日中，人们会抬着他的圣像举行宗教游行。新教徒为了阻止这个仪式，在节日前夜偷走了教堂中的圣像。他们觉得这样做会给那些教士一个措手不及，可以心满意足。然而，教士仓促间又制作了一个新圣像。民众称之为小吉尔斯，并大肆嘲笑。他们抬着新圣像上街，市镇和附近地区的教士都参加游行。当时只要摄政太后在场观看，群众就能避免暴力。她一走，民众就扑向这个偶像，把它扔进泥坑、打成碎片。教士和修道士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对他们崇拜的偶像见死不救，因此受到普遍的戏侮和嘲笑。

“上帝的盟会”受到这些表现的鼓励，公开游说人们入盟。这时，英格兰的玛丽去世，伊丽莎白继位；他们追求最后成功的希望大增。他们大胆地向摄政太后请愿，要求改革教会，清算教会长老和神职人员邪恶、可耻、可憎的生活。他们撰写请愿书，准备提交给国会。请愿书中声称：他们业已盟誓，跟可憎的偶像崇拜一刀两断，不再宽容天主教会的滥权行径。他们要求：惩罚异端的法律应该由世俗法官单独行使；《圣经》应该成为鉴定异端的唯一尺度。他们甚至向教务会议请愿，坚持祈祷时应该使用俗语；主教人选须经教区绅士同意、牧师人选须经教区居民同意等主张。摄政太后审慎地调停各派。她为了让女婿法兰西王太子通过婚姻登上王位，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不愿意采取极端措施，得罪任何一方。

但她获得这个让步后，接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命令，要求她严厉镇压改革派、以雷霆手段恢复王室权威。这个横暴的命令可能来自她的兄弟们。她传唤新教传道士的贤者前往斯特林，接受枢密院质询；但这些人的追随者为了支持和保护他们，向斯特林进军，声势浩大。摄政太后担心发生暴动。据说，她承诺决不伤害这些传道士，最终换取群众自行解散。然而，枢密院因为这些传道士没有出席，判决他们全体为逆贼。这一举措激怒了民众，他们因此决定再次拿起武器，反对摄政的权威；进而将反对官方教会的斗争推向极端。

在这个关键时刻，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国。他在那里亡命数年，与约翰·加尔文交往，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新教派的狂热，给自己狂暴的天性火上浇油。改革派的首脑邀请他返回苏格兰，在柏斯开坛讲道。此时民情汹涌，他照样慷慨陈词，怒斥罗马教会的偶像崇拜和其他种种弊端，极力煽惑听众犯上作乱的热忱。这次布道后，一位教士胆大妄为地公开了他的圣像和圣骸收藏，准备亲自举行弥撒。狂热的听众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都怒不可遏。他们愤怒地攻击教士，打碎圣像，撕毁图像，推倒祭坛，把圣骸扔得到处都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要将偶像崇拜的器物扫地并尽、片甲不留。从此，他们人数日增、斗志更盛，立刻将灰衣和黑衣修道院掠劫一空。加尔都西修道院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民众不以抢劫和驱逐修道士为满足，而且恨乌及屋，片刻间化广厦为残垣。法夫郡库柏的居民不久就如法炮制。

这些暴乱激怒了摄政太后。她召集军队，准备严惩叛乱。她麾下大约有两千名法国军队，苏格兰军队却寥寥无几，还有一批拥戴她的贵族。她在柏斯十英里内扎营。甚至阿盖尔伯爵和女王私生兄弟、圣安德鲁斯长老詹姆斯·斯图亚特勋爵虽然深切同情改革派，这一次仍然扈从摄政太后。他们或许是不满民众的暴行，或许是想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在两派之间斡旋。另一方面，盟会准备自卫。格兰凯恩伯爵从西部率军增援他们，许多贵族和绅士支持他们。他们人数众多、士气高涨，声势可畏。盟会干脆讽示摄政太后：如果天主教会的凶徒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有办法寻找外援。他们是太后的臣民，同时也是耶稣基督信徒盟会的成员，因此臣民尽忠君上的义务不能违背尽忠上帝的义务。他们向太后的扈从贵族申诉：他们过去的暴行是为了维护上帝之道，上帝的神圣诫命要求消灭偶像崇拜及其所有遗迹。虽然所有世俗权威都是神圣的，但权威和行使权威的人差别甚大。应该考虑到：无论该死的罗马天主教徒所说的暴行是真是假，他们是在用火与剑保卫耶稣基督的真正宗教。他们告诫那些加入王师的旧日盟友：“他们已经被视为上帝的叛徒，同时已经被逐出盟会，不得再参与上帝以其大德大能在信徒当中建立的圣礼。他们的圣事跟基督在福音书中口授的真言有同样的权威，真言说：‘如果你想要赦罪，就会得到赦罪；如果你想要保留罪恶，就会保留罪恶。’”我们由此可见：这些新圣徒高傲自负，不亚于古老教会。无怪乎他们会跟后者反目成仇，争夺统治权。他们给官方教会致辞，附在所有这些宣言后面，标题是：“耶稣基督在苏格兰的盟会致敌对基督在苏格兰的党羽、罪该万死的教会长老及其秃驴们。”致辞的要义与这个标题不相上下。他们对教士说：“你们施行暴政，不仅想毁灭我们的肉体，还想让我们的灵魂受恶魔奴役、屈从于偶像崇拜。因此，我们运用上帝赐予的全部力量和权力，对你们施行公正的报复和惩罚。是的，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我们就要开始同样的战争。只要你们不肯放弃偶像崇拜，就永远不可能议和。我们信仰永恒上帝和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向福音书祈祷，正确行使圣餐礼。我们以他们的圣名为见证，将我们的意图告知你们。只要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能抵抗你们的偶像崇拜。你们接受这个警告吧，不要欺骗自己。”

摄政太后发现叛军的热忱如此顽强，便接受阿盖尔和圣安德鲁斯长老的劝说，跟他们和解。柏斯开城投降，条件是：太后承诺既往不咎，不留法军戍守。立刻有人抱怨协定遭到破坏，但没有丝毫依据。他们伪称：有些居民由于最近的暴行受到骚扰；某些公认领取法国饷银的苏格兰军团在城里扎营。这些措施虽然表面上自有道理，却受到盟会大声疾呼的反对。据称，摄政太后为了使这些举措正当化，宣称君侯不受承诺的严格约束，对异端分子无所谓信义。太后处在她的位置，完全可以找借口剥夺他们所有人的生命与财产；但这不符合她一贯的审慎和正直。相反，似乎所有这些暴行都不合她的意愿，她这时受到法国大臣的支配，她经常认为：如果所有事务完全由她处理，那么调和所有分歧并非难事，无须动武。

盟会受到自己宗教热忱的鼓舞，由于这些失败而愤怒，没有安静多久。他们还没有离开柏斯，就不再以条约破坏为借口。他们签署了一份新盟约，除了承诺共同防卫以外，还以上帝的名义庄严宣誓：竭尽全力，毁灭一切有辱圣名的事情。阿盖尔和圣安德鲁斯长老也在其他签署者之列。这两位首脑为了寻找背弃摄政、公开投奔盟友的借口，只得抱怨太后违背协定；这种说辞极其可疑，甚至纯属捏造。盟会受到生力军的鼓励，也完全接受了诺克斯火热的煽动，在克雷尔、安斯特拉瑟和法夫郡等其他地区重新集结起来，效法柏斯和库柏的先例，恣意蹂躏教堂和修道院。摄政太后率军镇压，发现对方实力大增，乐于休战几天，率军转进洛辛郡。改革派围攻柏斯，占领该城；由此进军斯特林，照例肆虐一番。他们所向披靡接着便向爱丁堡进军。不出他们所料：爱丁堡市民倾向于支持盟会，敌视教会和修道院，欣然打开城门。摄政太后率领为数不多的余部，退守邓巴，在那里深沟高垒，等待法兰西援军。

在此期间，她任用的党羽向人民指出这次公开叛乱的危险性。她试图说服民众：詹姆斯勋爵假装热心宗教，其实是狼子野心，意在窥伺神器。许多人有鉴于此，抛弃了盟会的军队，但更多人则由于军饷军资匮乏而离开。摄政太后发现叛军已经大大削弱，便冒险向爱丁堡进军，打算镇压他们。沙泰勒洛公爵始终追随太后，在他的斡旋下，太后同意议和：她保证新教徒享有宗教宽容，他们承诺不再继续破坏教堂。不久，新教徒从爱丁堡撤出。他们离开前，公布了和约条款；但他们注意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而且用欺诈的手段增加了一款：偶像已经摧毁的地方，不得重新树立。

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可能长久。双方都尽可能地加强自己的力量，为随后的决裂作准备，决裂似乎不可避免。摄政太后已经从法兰西获得了一千援军，着手加固里斯城堡。盟会引诱沙泰勒洛公爵加入他们一方。公爵有倾向于他们的表现，为时已久；他的儿子艾伦伯爵从法兰西返回，促使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艾伦伯爵在法兰西苦于亨利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偏执和猜忌，几经危难，幸而逃脱。不久，拉布洛斯率领更多的法军登陆。亚眠主教和索邦神学院的三位神学家接踵而来。他们准备了充足的三段论、学术权威、引文论据和学究气的争论，打算用来应对苏格兰传道士。他们所料不差：由于法兰西军队和火炮的来临，苏格兰传道士获得口实，力量大增。

蒙莫朗西卫戍长一直反对法兰西王太子和苏格兰女王联姻，他预见到：法兰西和苏格兰建立如此紧密的关系，会破坏两国的古老联盟。苏格兰人猜忌外邦的枷锁，很快就会将法兰西这个同心同德、利益攸关的盟友变成最根深蒂固的死敌。迄今为止，老臣的审慎还能避免这种后果，但法兰西的政务已经落入激进的枢密手中。他们很可能乐见苏格兰叛乱四起，从而提供发兵戡乱的口实，借此彻底征服这个国家。由此，他们可以做好入侵英格兰、立玛丽为英格兰国王的铺垫。盟会首脑非常清楚这种前景，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知道只有大刀阔斧、一举成功，才能保证安全。这时，法王亨利二世突然去世，盟会首脑大受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了一项法案：剥夺太后的摄政权，命令法军撤出王国。盟会集结军队，将针对他们的法令付诸实施。盟会再度控制了爱丁堡，但无力久据该城。盟会军仓促征集，形同乌合，没有军饷，只要遭遇最小的挫败，甚至仅仅是胜利延迟片刻，就会四散奔逃。他们根本不是法兰西百战精兵的对手。某些苏格兰贵族，包括著名的博斯威尔伯爵，也站在法军一边。盟会首脑获悉：摄政太后的兄弟埃尔伯夫侯爵在德国征集了一支军队，准备讨伐他们。他们自度危在旦夕，于是乞师英格兰，情有可原。这时，宗教亲和力和国民自由的考虑抵消了两王国的宿怨。偏好和利益同样促成了这项举措。因此，盟会秘密派遣里丁顿、梅特兰和罗伯特·梅尔维尔，向伊丽莎白乞师。

伊丽莎白睿智的枢密阁臣许久才同意赴援。援助苏格兰新教徒，符合他们女主人的观点和利益。塞西尔尤其向女王指出：苏格兰和法兰西都是英格兰的宿敌，一旦联合，势必成为英格兰的心腹大患。伊丽莎白的父王和护国公萨默塞特都曾千方百计、和战并用，以便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苏格兰的玛丽觊觎英格兰王位，使英格兰当前形势更加危险。女王必须极其警惕，防患于未然。众所周知：吉斯家族有才能、有野心、观点偏激，目前主导法国政府。他们策划将外甥女扶上英格兰王位，路人皆知。但是，如果他们过早地取下假面具，多少失之鲁莽。英国驻巴黎大使塞格默顿每一次送来的情报都确凿地证明了他们的敌意。他们只等苏格兰完全征服、英格兰丧失地利和海权，就会千方百计地颠覆女王的统治。英格兰热忱的天主教徒不满现政府，乐于承认玛丽的合法性，会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会扰乱抵抗强敌的种种举措。挫败这些策划，只有抓住当前的时机、利用苏格兰新教徒的类似热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前证据确凿、理所当然，目的不外乎自我保护。虽然支持苏格兰不满分子，似乎必然导致开支浩大的对法战争；但战争移向大陆，危险就会大大减少。目前的少量支出可以节省将来的巨大开销。法兰西国内的不满分子每天都在增加，何况以菲利普的偏执和伪善，他是不会允许英格兰完全被征服的。这些因素足以保护女王，不受吉斯家族危险的野心和敌意所害。

这些理由打动了伊丽莎白，她虽然偏好谨慎和节俭，仍然勉为其难。她亲自筹备武器和资金，支持节节败退的苏格兰盟会。她装备了一支舰队，包括十三艘战舰。她委任温特指挥舰队，驶向福斯河口。她委任诺福克幼公爵巡抚北疆各郡。她在伯维克征集八千军队，拜格雷勋爵为将，巡抚中部和东部各边区。显然法兰西宫廷意识到了危险，便向女王提出建议：只要她不再干涉苏格兰事务，就立刻归还加莱；但她断然回答：她不可能重视区区渔村，反而轻视国土的安危。她继续备战，跟苏格兰盟会结成攻守同盟，有效期包括：苏格兰女王与弗朗西斯的婚姻持续期，以及此后一年。她承诺：不到法国完全撤出苏格兰，决不罢休。她采取了一切适当的准备措施，接受了苏格兰保证履约的六名人质，然后下令海陆两军一齐出师。

伊丽莎白的舰队在福斯湾出现，法军惊慌失措。当时，他们正在蹂躏法夫郡。他们只得绕道斯特林，返回里斯，准备在那里设防。英军得到五千苏格兰人的增援，顿时兵临城下。在最初的两次遭遇战中，英国人赢得了第一次，法国人赢得了第二次。然后，英军连续攻城。由于英军轻率出击，用兵无方，因而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但城堡已经严重削弱，处境维艰。此时由于发生了两次事件给法军雪上加霜：第一次是埃尔伯夫侯爵统率大军从海路来援，被风暴驱散；第二次是摄政太后大约同时在爱丁堡城堡内去世。她的才干不逊于吉斯家族任何人，尤其是品德、节制远胜于他们。法国人给养不足，无法久守；他们看到英国生力军不断增援，同意立约投降。法兰西全权代表瓦朗斯主教与雷丹伯爵和伊丽莎白为此派来的钦使塞西尔与沃顿博士在爱丁堡签署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应该立刻撤离苏格兰；法兰西国王与苏格兰女王此后不得向英格兰用兵，不得僭用英格兰国王名号；伊丽莎白应该获得进一步的保证，以弥补这方面已经造成的伤害；双方钦使应该就此举行会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由西班牙国王仲裁。除了这些为英格兰着想的规定以外，苏格兰也获得了若干保护。具体条款是：大赦一切既往罪行；苏格兰一切官职只能由本国人担任；国会应该选出二十四人，女王从中选择七人、国会从中选择五人，这十二人在女王离境期间主持一切政务；玛丽女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宣战或议和。伊丽莎白为了尽快执行这个重要条约，派出船只，将法国人运回本国。

欧洲各邦看到：伊丽莎白及其大臣一开始处理政务，就表现出才智和能力。她预见到遥远的危险，立刻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她行动敏捷，争取到所有可能获得的利益，不为法兰西宫廷的种种提议、谈判、劝诱所动。她不到问题得到最后解决，决不半途而废。她将受命毁灭她的敌人转化为最坚定的支柱和安全保障。她甚至在苏格兰不满分子最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乘机勒索；她完全信任他们，借助感激、利益和宗教等手段来加固同盟。这时，她对苏格兰的影响超过了苏格兰本国的君主。她巧妙而有力的举措在国内外赢得了盛誉；她姐姐虽然有西班牙君主的鼎力支持，但权威仍然不能跟她相比。

苏格兰改革派接下来采取了措施，进一步加强他们与英格兰的联盟。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王国，不再虚文客套、犹豫不决，彻底实现了他们的目的。爱丁堡条约规定：苏格兰国会或公会应该随即召开。盟会首脑没有等待苏格兰女王批准条约，他们自以为有充分资格，无须君主权威，立刻召集国会。改革派向本届国会请愿，他们不以确立自己的信条为满足，还要求惩罚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称天主教徒为罗马娼妓的臣仆。他们声称：所有乌合教士没有一个是合法的传道士，全都是盗贼和凶手，是世俗当局的乱臣贼子。因此，经过改革的邦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国会似乎受到同样愤激和迫害的精神驱使。他们首先核准信仰告白，然后通过了禁止弥撒的法案。法案不仅取消了所有教堂的弥撒，还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主持或参加弥撒。第一次犯禁，由法官判处没收动产、施以体罚；第二次犯禁，流放；第三次犯禁，处决。国会还投票通过法律，废止教皇在苏格兰的司法管辖权。长老会教律得以确立，教会原有的权力只剩下阴影，须移交给他们称为教区长的神职人员。古老宗教的长老抱怨他们的所有权受到严重侵犯，但国会不予理睬。最后，这些教士厌倦了徒劳无益的列席，离开了市镇。他们当时受到传唤，但没有一个人出席。国会于是投票宣布：教士的要求已经完全获得满足，没有理由抱怨。

圣约翰长老詹姆斯·桑德兰兹爵士前往法兰西，争取核准这些条款，但玛丽女王态度冷淡，不承认未经君主同意而召集的国会是合法的。她拒绝批准这些条款，但新教徒根本不在乎女王的拒绝。他们立刻将这些条款付诸实施，他们废除弥撒；他们设置自己的传道士；他们到处恣意蹂躏修道院，甚至破坏他们认为受到偶像崇拜玷污的教堂；他们不经任何程序，就占据了大部分教产，作为自己的酬劳。新任传道士的权威足以煽动他们发动战争和叛乱，却不足以抑制他们的贪婪。贪欲与狂热相得益彰，给教皇在苏格兰的权威以致命打击。新教徒的贵族和绅士一方面意识到这种罪行无法得到宽恕，一方面又放不下新到手的财产，同时又非常了解吉斯家族骄横的性格，觉得只有依靠英格兰的保护，才有安全可言。于是他们派默顿、格兰凯恩、里丁顿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她过去的支持，向她指出继续支持苏格兰新教徒的必要性。

伊丽莎白一方同样有理由跟苏格兰新教徒结盟。她不久就发现：吉斯家族虽然新遭挫败，但并没有放弃质疑她合法性、颠覆她统治的企图。弗朗西斯和玛丽完全受近臣支配，拒绝批准爱丁堡条约，无意补赎公然僭用英格兰王室头衔和纹章的严重侮辱。伊丽莎白明白这种觊觎伴随而来的危险。不过，她高兴地获悉：法国政府陷于激烈的党争之中，吉斯家族的敌人起而反对他们的举措。野心勃勃的公爵有四位兄弟的支持，他们是：洛林红衣主教、奥马尔公爵、埃尔伯夫侯爵和太傅。他们的野心较公爵不分秋色。吉斯公爵独擅王权，人品才华足以赢得人们的尊重爱戴。蒙莫朗西卫戍长一直跟公爵势均力敌，但这时完全丧失了权力。宗室纳瓦拉国王及其兄弟孔代亲王彻底失宠、罢黜。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发现自己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幼主弗朗西斯身心虚弱，完全受王后支配，除取悦公爵外，不知有他。人们已经放弃了摆脱吉斯家族野心的指望。法国人只有在宗教论战的刺激下，才开始鼓起勇气反对这个家族的无限权威。

神学论战首先从德国北部开始，接着是瑞士。当时的瑞士人完全是一批粗野无文的乡民，长期渗入法兰西。宫廷和罗马教廷面临普遍的不满，加上时代的宗教狂热和这些因素，各省暗中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加。亨利二世效法父王弗朗西斯，遏制改革派的发展。他虽然热衷于交际和嬉戏，但仍然受到激烈的宗教偏执感染。这种感情在先王心中几乎没有位置。新教派的杰出人士受到严厉的制裁。一方的极端残暴和另一方的极端顽强似乎都变成了荣誉攸关的要害。亨利驾崩后，迫害暂时告一段落。人们敬佩新教派的坚定执著，青睐他们的教义和布道。但洛林红衣主教及其兄弟执掌权柄，认为支持官方宗教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吉斯兄弟重新启用刑事制裁，迫使不满的君侯和贵族开始保护新教。新教派从他们的支持中获得了新的力量。科利尼海军上将和他的兄弟安德洛特不再犹疑，公开宣布信奉新教。海军上将为人正直，真诚信奉新教义。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对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同样精通，在两方面都享有盛誉。改革派由此声势大增。不满分子企图在昂布瓦斯俘获国王本人，伊丽莎白对此可能早有所闻。昂布瓦斯阴谋败露后，法兰西全境分崩离析，各派公然反目成仇。吉斯家族迫于党争，无暇经营苏格兰，这是伊丽莎白成功的一大主因。但他们绝不放弃法兰西的权威，向敌人的凌迫让步。他们抓住机会，俘获了纳瓦拉国王和孔代亲王，将前者投入监狱，将后者判处死刑。他们正要执行判决时，亨利国王突然去世，救了高贵的囚犯一命。吉斯公爵春风得意的前途就此中断。太后受命为冲龄幼子查理九世监国，纳瓦拉国王受命辅政，孔代亲王的判决撤销，蒙莫朗西卫戍长奉召回朝。吉斯家族虽然仍然声势显赫，但已经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伊丽莎白仍然视苏格兰女王为最危险的敌人，决定利用这些有利的事态打击她。她明白，苏格兰与法兰西联合、强王弗朗西斯觊觎英格兰王位的致命危险已经解除，但她同时也考虑到：英格兰天主教徒人数众多，普遍偏爱由玛丽来继承王位。英格兰天主教徒现在看到：玛丽继承王位非但不会危及王国的自由，反而有完成苏格兰和英格兰全面联合的大利，势必更加热忱地拥戴玛丽。因此，伊丽莎白指示机警干练的塞格默顿大使，再次要求苏格兰女王批准爱丁堡条约。玛丽守寡后，不再袭用英格兰女王的纹章和头衔，但她仍然拒绝满足伊丽莎白的要求而批准这些重要条款。原来玛丽受到野心勃勃的舅父支配，拒绝正式放弃觊觎王位的要求。

在此期间，法兰西太后将她在弗朗西斯一朝蒙受的种种屈辱统统发泄在玛丽身上，故意用类似的手段伤害她。苏格兰女王在法国不顺心，开始考虑返回祖国。苏格兰国会派詹姆斯勋爵迎驾，以支持她的这些考虑。玛丽派德奥塞尔向伊丽莎白要求安全通行证，以备万一假道英格兰所需。但她得到的答复是：除非她批准爱丁堡条约，否则不要指望受她如此伤害的人对其施加恩惠。拒绝激怒了玛丽，她毫不犹豫地向塞格默顿直言不讳。英国大使当时重提了女主人的要求，辩称这些要求非常合理。玛丽屏退左右近侍，对他说：“无论我多么软弱，多么受到女性的弱点支配，我都不会像贵主接待鄙使德奥塞尔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弱点。如此无足轻重的恩惠，我还犯不着费心去勉强索取。我回国只需要上帝的许可，用不着她的许可。我来法国，不顾她哥哥爱德华的极力反对。虽然我宁愿尝试贵主的友谊，甚于任何其他人的协助，但我回国和去国一样，无须朋友们同意或出力。我经常听你说：我们两位君主的友谊可以保证两王国的安全和幸福。如果她确实相信这话，就不会拒绝如此微末的要求。不过，或许她喜欢我叛乱的臣民而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他们的统治者，跟她平起平坐的君主、她的近亲、她的王国无可置疑的继承人。我要求的不过是她的友谊而已。我既不给她制造麻烦，也不干涉她的内政。我不是不知道：英格兰这时就有许多不满分子，他们不是现政府的朋友。她欺负我不谙世事。我确实不谙世事，但年纪大了就会改变这一点。不过，我现在已经足够成熟，对亲戚朋友诚实殷勤的义务已经偿清。我不打算鼓励贵主，她的行为跟女王和亲戚的身份不相符。不好意思，我跟她同样是女王，不是没有朋友。或许，我的心灵跟她同样伟大，我们尽可以礼尚往来。我咨询本国国会以后，就会给她适当的答复。我为了办好这件事，更有理由赶紧动身。但她似乎有意阻止我的行程，可见她要么不想让我满足她的要求，要么已经决定不需要满足了，目的大概就是要我们继续斗下去。她经常数落我太年轻。我确实太年轻，缺乏良师益友；没有咨询国会，不宜处置如此关系重大的事务。我对她不乏种种友善，但她不肯相信，或是视而不见。我衷心希望：我们的感情也能像血缘一样亲密。其实，由此才会产生最宝贵的联盟。”

这样气势汹汹的答复虽然点缀了若干礼节性措辞，但既不能巩固两位敌对女王的友谊，也不能缓解她们已经产生的猜忌。伊丽莎白借口清剿海盗，装备了一支舰队，但真实的目的大概是拦截苏格兰女王回国。玛丽在加莱登船，在雾中穿过英国舰队，在里斯登陆。三位舅父：奥马尔公爵、太傅和埃尔伯夫侯爵；达姆维尔侯爵和其他一些法兰西廷臣护驾随行。玛丽改变了寓所和环境，对于新的环境她极感到不愉快。她生而尊贵，从小在法国受教育，天然偏爱法国。何况，法兰西人民以天性仁厚、敬事君主著称，临别情深，历历在目。据说，她在加莱登船后，目不转睛地遥望着法兰西海岸，无法把目光从那片可爱的土地移开，直到黑夜降临，隔断了她的视线。然后，她下令在露天安置卧榻；交代领航员：如果第二天早上法兰西海岸仍然在望，就赶紧叫醒她，以便向她衷心挚爱的国土辞别。那时风平浪静，船只在夜里没有走多远。玛丽有一次望见法兰西海岸，她即刻从卧榻上坐起，反复说道：“别了，法兰西！别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不过，苏格兰的第一印象比她的合理预期更好，即使没有快乐和幸福，至少保障了安宁和安全。法国战舰刚刚出现在里斯海岸，各等级国民期待已久、蜂拥到岸边，迫不及待地迎驾、观驾。有些人为了尽责，有些人为了利益，有些人为了好奇，他们都向女王表示尽忠，抢在她执政之初争取她的信任。这时，玛丽年方十九，青春妙龄、美貌可爱、辞令殷切、优雅娴熟、天资卓绝。玛丽擅长种种虚文，但众所周知，她迷人的宫廷风度仍然流露了性格。她举止温柔体贴，仁厚的性格足以得人；精通音乐、修辞和诗歌，其品位足以动人。苏格兰人无君已久，一度已经不抱还有君主的希望；玛丽来临，举国上下似乎心满意足。宫廷四周除了爱戴、喜悦和欢庆的征象，别无其他。

玛丽最初的举措巩固了国民先入为主的爱戴之感。她遵循德奥塞尔、亚眠主教和几位舅父在法兰西提出的建议，完全信任改革派的首脑。这些首脑对国民有巨大的影响力。她发现，这些人有能力独立支持她的政府。女王的兄弟詹姆斯勋爵获得了主要的权威，她后来封詹姆斯为默里勋爵；其次是才智出众的国务秘书里丁顿分享君恩。她依靠这些大臣有力的举措，在公私朋党四分五裂的苏格兰境内重建了公正和秩序。狂暴、难治、不习惯法律和服从的国民，似乎一度平静地屈从于她温和、审慎的统治。

然而，所有这些大有希望的表现都毁在一个因素上——玛丽和蔼的态度和明智的举措本来应该赢得普遍的爱戴，却因此付诸东流——她仍然是天主教徒。虽然她回国后不久就发布宣言，要求所有人遵奉国教；但新教传道士和信徒都无法跟这样浸染天主教流毒的人和解，对她以后的举措深怀疑忌。她大费周折，才获准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举行弥撒。若非国民理解：她得不到满足就会返回法兰西。狂热分子甚至不会同意这一点小小的宽纵，他们大喊大叫：“难道我们要在王国境内重建偶像崇拜吗？”他们在讲道坛上声称：一次弥撒比四千登陆部队入侵王国更可怕。法夫郡绅士林德塞爵士叫道：“偶像崇拜者罪该万死。”这就是他们的表述。主张逐步减少天主教仪式的人在宫廷中受到攻击和侮辱。如果詹姆斯勋爵和一些深孚众望的领袖没有出面斡旋；那么群众的狂怒一旦失控，很可能会引起暴乱。教堂经常为此祈祷：“愿上帝转化女王的心，不再反对上帝及其真理。如果上帝的意志并非如此，就愿他让选民的心和手更加坚强，能够坚定地抵抗一切暴君的肆虐吧。”他们甚至公开质疑：崇拜偶像的女王即使在世俗事务上是否有资格行使权威？

无助的女王时刻面对着侮辱，她报之以仁慈和忍耐。她回国后不久，在爱丁堡城堡进餐。人们安排一个六岁的男孩从屋顶降落下来，将《圣经》、赞美诗和城堡的钥匙献给她。他们唯恐女王不明白这是针对天主教徒的侮辱，因此刻意表现出焚烧可拉、达衮、亚比兰和上帝对偶像崇拜的其他惩罚。爱丁堡市议会以其权威推波助澜，宣布放逐本地“假基督教皇的所有邪恶暴民，例如神甫、僧侣、修道士，以及奸夫淫妇”。枢密院鉴于这些地方法官傲慢无礼，将其予以停职。当时观点激烈的史家就推测：女王参与其事，同情和保护奸夫淫妇，很有可能导致地方法官官复原职，从而使他们的宣言付诸实施。

不过，人民的侮慢和牧师、传道士的所作所为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后者以诽谤和蔼可亲的女王为荣，甚至当着她的面这么做。宗教会议撰稿宣称：她的弥撒是上帝的耻辱，一切亵渎的源泉，王国邪恶繁衍的祸根。他们表示：希望女王这时放弃原有的观念，接受真理。他们保证：她的宗教只有可憎和虚荣，理应弃绝。他们说：当前政府普遍滥权。如果不能迅速纠正，上帝势必震怒。忤逆的君侯和作孽的民众都难逃天罚。他们要求严惩奸夫淫妇。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要求增加自己的权力与财富。

约翰·诺克斯是这一切大不敬行径的罪魁祸首。他在教会中，甚至在邦国世俗事务中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威；侮辱君主，无所不用其极。他通常称女王为耶西别。虽然女王屈尊下顾、和蔼无比，试图争取他的好感，但诺克斯心如铁石，不为任何引诱所动。玛丽承诺：诺克斯任何时候想要觐见女王，都可以如愿以偿。她甚至要求：如果他发现她有任何过失，随时可以私下责备她，不要在讲坛上向全民诽谤她。但诺克斯直截了当地答复：他受命为公众传道；女王如果愿意去教堂，就可以听到福音书的真理。他的任务不是逐一为个别人服务，而且他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此人向教友灌输的政治信念充满煽动，正如他的神学充满愤怒和偏执一般。他虽然一度屈尊地告之女王：他会像保罗服从尼禄一样服从她，但他没有把尽忠的义务坚持多久。他对女王说：“扫罗救了肥胖、柔弱的亚甲王，撒母耳却害怕杀不了他。虽然亚哈王在场，以利亚还是不宽恕耶西别的假先知和巴力的祭司。”他补充说，“菲尼亚斯虽然不是法官，但仍然担心没有打击肮脏的奸情。陛下由此可见，凡是上帝的律法所禁止的罪行，即使不是大法官也可以制裁。”英格兰的玛丽临朝时，诺克斯写过一本书反对女性继承王位，书名是：《反对女性荒谬统治的第一声号角》。他太骄傲，不愿撤回这本书的论点，甚至不能为此寻找借口。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任何女性的礼貌都不比忠诚更多。

由于这些人的做法，玛丽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悲哀。这位粗野的传道士在他的史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他有一次严厉地对待她，她失去自制，当场哭起来。他将年轻、美丽、高贵的女王逼到这一步，非但没有反躬自问，反而坚持无理的指责。他叙述这次事件，明显自鸣得意、心满意足。讲道坛变成了抱怨宫廷劣迹的场所，其中的主要内容总是包括：宴飨、华服、跳舞、打球、淫荡。当时仕女裙幅的装饰品激起了传道士的狂怒，他们坚信：这些虚荣的饰品会招来上帝的报复，整个国家都会跟着这些蠢女人一起遭殃。

玛丽的年龄、身份和教育都促使她随心所欲、无忧无虑，改革派却以荒谬的清规戒律来约束她寻欢作乐。她每时每刻都有理由懊悔离开法兰西，那是给她早年留下最初印象的地方。她的两位舅父奥马尔公爵、太傅和其他法国贵族不久就告辞了。埃尔伯夫侯爵多逗留了一段时间，但他离开后，就只剩下女王跟她的臣民做伴了。这些人不熟悉交际的乐趣，不懂艺术和礼仪。他们本来就土气，再加上阴郁的宗教狂热，因此完全谈不上人道和文明。玛丽没有尝试恢复古老宗教，但她的天主教徒身份就足以使其蒙受猜忌。虽然她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都无懈可击，但她的温柔体贴、风度翩翩、兴高采烈、平易近人都被视为风流虚荣的征兆。女王后来的做法跟她一贯的性格不符，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遭受到了这种严厉而荒谬的待遇。

埃尔伯夫侯爵临行前有一段奇遇，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足以使他向玛丽在法国的朋友报告她处境不妙的坏消息。年轻的侯爵、博斯威尔伯爵和其他几位已经订婚的廷臣寻欢作乐后，拜访了以轻浮不检点著称的艾莉森·克雷格。他们没有受到接待，就打破窗户、撞开门、大肆破坏，来寻找这个年轻女人。碰巧宗教会议正在附近召开，他们立刻将此案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宗教会议不仅向这几位贵族，还向女王致辞。他们以这样可怕的辞令开头：“陛下的忠顺臣民、耶稣基督使徒、教会传道者，秉承公正审判的精神致女王陛下、致枢密内臣。”请愿书的主旨是：敬畏上帝；尽忠陛下；城乡各地公然造孽，上干天怒；他们不得不请求严惩罪行，以免上帝的愤怒落在整个王国头上。他们控诉道：罪行如此穷凶极恶，如果他们出于世俗的恐惧或奴性而予以纵容或遗忘，自己就成了罪恶的同犯。他们有义务服从女王执法，因此有资格要求她对这些人严惩不贷。他们重复说：这种罪行如此穷凶极恶，会给整个王国招来天罚。他们坚持说：暴徒如此可憎，罪行如此严重，女王有义务撇开她对暴徒的私人感情，将他们付诸审判、严惩不贷。女王和蔼地接受了这份专横的请愿，但她大概觉得：打破一个淫妇的窗户，犯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她只答复说：舅舅是外宾，他的伙伴是年轻人，但她会命令他们下不为例，这样苏格兰臣民以后不会再有抱怨的理由了。她这样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这件事被视为她轻浮放荡的证据。不要忽略：众所周知，艾伦伯爵是祸首艾莉森·克雷格的入幕之宾。他出于对改革派的热忱，毫不犹豫地尽情利用这种罪行大肆宣传。

某些爱丁堡市民乘女王不在，也闯进她的小教堂恣意破坏。其中两人受到指控，准备付诸审判。诺克斯致信狂热派要人，要他们在城里露面，保护教友。他说：哪里存在着天主教徒，哪里就亵渎了圣餐。神甫举行弥撒，崇拜偶像，没有省略任何仪式，包括他们诅咒过、大蒙昧时代使用过的魔水。他们反对司法的激烈程度几乎不亚于反对宗教。枢密院传唤诺克斯前来解释他的冒犯行径。诺克斯的勇气不亚于狂傲，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女王：恶毒的天主教徒是恶魔之子，煽动唆使她反对这些圣人。恶魔一开始就是骗子和杀人犯，因此天主教徒一定会遵循恶魔父亲的指示。结果，诺克斯完全无罪释放。英国驻苏格兰大使伦道夫致信塞西尔，提到了苏格兰国民：“我觉得，上帝的智慧不可思议。他不给这个难治、多变、多事的民族更多力量、更多资源。要不然，他们会完全无法无天的。”

我们详细叙述这些事件，似乎超过了本书主题必需的程度。但即使细枝末节也能展现时代风尚，经常比重要的战争和交涉更有教益和趣味。全世界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战争和交涉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

当时苏格兰改革派态度恶劣，有其自然原因。具体地说，他们已经沦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贵族和绅士一开始染指所有寺院教士的财产，没有为丧失资源的修道士和修女准备任何给养。天主教在俗教士团体虽然丧失了所有宗教裁判权，但仍然掌握着某些圣俸产业，或是要么自己还俗、把它们转变成私人产业，要么低价转让给贵族。贵族就这样掠夺教会，借以致富。迄今为止，新教传道士主要是教义的自愿奉献者。贫困的苏格兰在宗教上四分五裂，官方教会资财匮乏、朝不保夕。不断有呼声要求为传道士建立法定教会。虽然传道士的热忱和任性笼罩着王国的一切事务，但他们的要求最终难以实行。他们沉溺于狂热的精神，不知疲倦地诋毁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成例。这时，罗马天主教让教士发财致富的本领正好妨碍了他们的兼并。

不过，国会投票通过决议：把所有圣俸教产分为二十四份，其中十七份留给原主；剩下的七份中，三份拨给王室。如果公共开支已经得到满足，剩下的部分就拨给改革派传道士。国会授权女王征收所有七份圣俸，但她以后应该把规定的份额用于供养牧师。王室的必需、廷臣的贪婪、玛丽对新教派的反感，使改革派牧师的俸禄既微薄又不稳定。传道士发现他们不可能跟绅士，甚至不可能跟中等阶级作对，因为后者富于资财、人数众多，因此只能用其他的权宜之计来支持他们的权威。他们假装醉心宗教，摆出阴郁的派头，操着满口粗俗、亲切但神秘的辞令。虽然以后的君主慷慨大方，改善了他们的财政状况，由此多多少少地纠正了一些坏习惯。我们必须承认：长老会的政府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教会政体固有的精神总是伴随着诸如此类的不便。

苏格兰女王手无寸铁、财源匮乏，身边尽是骚乱不休的贵族派系、偏执狂热的民众、狂悖无礼的传道士。她不久就发现：为了保障国内太平，只有跟伊丽莎白亲善。伊丽莎白通过以前的联系和服务，已经获得了君临苏格兰各等级的权威。玛丽回到苏格兰不久，就派国务秘书里丁顿赴伦敦向女王致贺，表达亲善交聘之忱。里丁顿受苏格兰女王和贵族委托，要求伊丽莎白通过国会法案或公开宣告，确定玛丽为王位继承人，借此巩固双方的友谊。这种要求非但极其不合理，而且极其不识时务。伊丽莎白答复：玛丽原先不想耐心地等待继承权，而是不顾礼仪、毫无保留地僭用了英格兰女王的尊号，自称拥有英格兰王位和王国的优先继承权。尽管英国大使和玛丽的丈夫法兰西国王签订了条约，规定他们放弃觊觎、同意补偿这个重大侮辱，但玛丽却陶醉于想象的权力，拒绝批准公平合理的条约。最恳切的劝说，甚至痛陈渡海的危险，都打动不了她。玛丽的党羽到处坚持鼓吹她的觊觎，大胆断言伊丽莎白出身庶孽。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觊觎已经等于公开宣布。玛丽没有公开撤销觊觎，只是加以悬置、等待有利时机而已。因此，伊丽莎白如果宣布玛丽为继承人，加强了她觊觎王位的力量，未免轻率到荒谬的程度。对于巩固友谊来说，这种宣言再糟糕不过了。君主和继承人的关系总是很糟糕，即使继承人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如果关系已经疏远，猜忌已经产生并还在继续，那就更是这样。就玛丽而言，伊丽莎白愿意对表亲友善，将她以前的觊觎归咎于当时指导政策的顾问所为，但她现在拒绝放弃，只能出于自己的意见，证明她还在经营着企图颠覆伊丽莎白的危险计划。所有人的天性都是厌恶现在，而对未来寄予过高的期望，认为自己功高赏薄，因此希望通过成为继承人而给予补偿。如果伊丽莎白宣布玛丽为继承人，则等于给对手提供权威、破坏自己的安宁与安全，她的一大半君权就会付诸东流。伊丽莎白明白，民心变化无常。她熟悉当前的宗教派别，她清楚：天主教徒期望在玛丽的统治下更受青睐，还认为玛丽的继承资格优于她。在她一方，伊丽莎白决心坚守王位、宁死不让。她死后，根据血缘或法律确定继承优先权，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她希望：那时苏格兰女王的王位要求能够巩固。伊丽莎白鉴于自己受到的伤害，在位期间只要保证不削弱或取消玛丽的继承资格就已经足够宽容了。玛丽从不怀疑她的继承权在各方面都优于对手，但她现在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自己的支持力量。如果她这时提出软弱，甚至可疑的觊觎；只会给朋友带来不可避免的毁灭。

伊丽莎白这些看法审慎而明智，她不可能有片刻背离。但她可能打算更充分地澄清问题，提出解释爱丁堡条约、明确排除玛丽的继承权。她再次要求玛丽批准厘清后的条约。最后，玛丽同意完全放弃目前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前提是伊丽莎白宣布她为继承人。但伊丽莎白生性猜忌，绝不会同意确定继承人，以加强觊觎者的利益和权威。更不用说，这个让步会有利于对手了。玛丽现在就拥有貌似合理的继承资格，她可以口头宣布放弃，但一有机会就能旧事重提。不过，玛丽的提议表面上公平合理，伊丽莎白明白：肤浅的人会认为理由充足，不再考虑事情本身。两位女王再也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却会做出一切衷心亲善、睦邻友好的假象来。

伊丽莎白注意到：即使她不插手，苏格兰臣民桀骜不驯的性情已经足够使玛丽焦头烂额了。她暂时不再扰乱、挑拨苏格兰政务，转而规划本国事务、增进国民幸福。这些经营更有益，更值得敬佩；她清偿王室的巨额债务，颇有进展；她规范前朝严重贬值的货币；她从德国和其他各地进口武器，充实军械库，促成贵族绅士效法她的榜样；她引进铸造火炮和加农铜炮的技术；在苏格兰边境加强防御工事；更频繁地巡视民兵；允许谷物自由出口，借以鼓励农业；提倡贸易和航海。女王自己大造船舶，同时鼓励商人如法炮制。她被誉为海上光荣的恢复者、北海的女王，可谓名不虚传。她天性节俭，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些大业，只会让她执行计划时更加扎实稳妥。全世界都看到：她办事精力充沛、协调良好，效果值得欣慰。

不难想象：女王如此伟大，享有不同凡响的盛运和盛誉，稍有成功机会的求婚者势必络绎不绝。虽然她公开宣布宁愿独身，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会永远坚持这个决定。皇帝的次子查理大公爵和帕拉丁选帝侯的儿子卡西米尔向她求婚，后者是新教徒，因此自以为更有资格提亲。瑞典国王埃里克、霍尔斯泰因公爵阿道夫鉴于同样的理由，也向她求婚。苏格兰王位继承人艾伦伯爵在苏格兰国会的支持下，也提出了这桩恰到好处的婚事。甚至某些英格兰臣民虽然未曾公开流露贪天之心，却也不乏登龙之望。阿伦德尔伯爵近年来家境渐渐败落，但出身古老高贵，资财仍然雄厚，因此他自诩登龙有望。威廉·皮克林爵士人品出众，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但希望最大的人选乃是诺森伯兰先公爵的幼子、罗伯特·达德利勋爵。他外貌英俊、娴于辞令，在某种意义上是女王公开的宠臣，在枢密众卿中一言九鼎。他德不称位、恃宠而横，逃不过女王明察秋毫的眼睛。人们久已预期：他将凌驾于众多君侯人主之上。但女王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所有求婚者，这种态度仍然鼓励他们继续追求。她认为，只要这些人攀龙附凤的希望尚在，就能更好地利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也有可能，这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卖弄风情的产物。她虽然决定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却并非不喜欢享受求婚、示爱、表白的那种感觉。这样价值连城的目标为她引来了四面八方的追求者。

伊丽莎白最不寻常的性格和举措是：她决定不要亲生的继承人，却既不愿意确定王位继承人，在她的势力范围内也不愿意看到任何有可能的觊觎者有后。亨利八世的遗嘱排除了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后裔的继承权。如果这份遗嘱有效，王位就应该转入萨福克家族一系。萨福克家族目前的继承人是简女士的妹妹凯瑟琳·戈登女士。凯瑟琳女士原来嫁给彭布洛克伯爵之子赫伯特勋爵，但已经离婚，秘密嫁给护国公的儿子赫特福德伯爵。婚后不久，她丈夫就前往法兰西。她随即有怀孕的表现，这激怒了伊丽莎白。她将凯瑟琳女士投入伦敦塔，并召见赫特福德伯爵，命他解释这种风流行径。伯爵毫不犹豫，承认了婚姻，虽然他们未经女王同意，但双方正好门当户对。他因为这次冒犯，也被关进伦敦塔。伊丽莎白的苛政并不到此为止。她委派钦使，调查此事。赫特福德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找出婚礼的证人，因此他们的婚姻宣告无效，他们的孩子宣告为私生子。他们仍然受到羁押，但通过贿赂看守，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结果生出了另一个孩子。女王闻讯，更加恼怒，通过星室法庭罚款赫特福德一万五千镑，下令以后更加严格、苛刻地监押他。赫特福德就这样度过了九年，直到妻子去世，解除了伊丽莎白的恐惧，才获得自由。这种极度的苛政只能解释为：要么女王猜忌不休，害怕他们的后裔觊觎王位；要么恶毒和许多伟大的品质一样，都是她性格的固有成分。她自己为了野心和统治欲，弃绝了享受爱情和子孙的天然乐趣，因此嫉妒其他人也享有这些乐趣。

这时，王室正好发生了其他事件。但对这些事件，女王的处置比较值得赞赏。克拉伦斯公爵的后裔、已故红衣主教波尔的侄子阿瑟·波尔及其兄弟和他们的妹夫安东尼·弗特斯克受到指控：他们受吉斯公爵唆使，准备逃往法兰西，而后返回威尔士，宣告玛丽为英格兰国王、阿瑟·波尔为克拉伦斯公爵。他们承认指控确有其事，但声称他们从未打算在女王生前付诸实施。他们只是以此为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女王万一去世，有人觊觎王位。占星师甚至保证说：一年以内，他们肯定会遇见这种事。最终法庭判他们有罪，但女王慷慨地赦免了他们。

1. 虽然国民感情倾向于新教徒，但至少从我们目前的观念来看，这些选举的出现存在某些违规举措。宫廷在每一个自治市镇提名五位候选人，在每一个郡提名三位候选人。郡长运用他的权威，促使国会议员在这些候选人当中产生。参见克拉林敦伯爵爱德华收集的邦国文献（Edward earl of Clarendon,p.92）。

2. 1 Eliz.cap.1.最后一种权力在统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中重新获得认可。1 Eliz.cap.2.

3. 国会还授予女王吨税（tonnage）与磅税（poundage）；但当时认为这个让步纯属形式，女王早在国会投票以前就已经开始征收这些关税了。但她还行使了另一项权力，当时人士对古代惯例完全无知，可能认为有点特别。她姐姐开始对法战争后，运用自己的权威，向进口的每吨葡萄酒征收四马克关税，将所有商品的磅税增加了三分之一。伊丽莎白女王根据自己的方便，继续征收这些税收。国会投票通过磅税和吨税时，本来是约束武断征税的大好机会，他们却认为不提为宜。他们知道：当时的君主以外贸为禁脔；如果他们贸然干涉，势必遭受严谴，甚至严罚。参见Forbes,vol.i.p.132,133。我们知道：根据国会法案和议事记录，国会没有批准这样的征敛。

4. 值得注意的是，卡姆登认为：本朝首开国会，竟没有剥夺任何一人的公权；而是恰恰相反，国会恢复了一些人的公权。女王陛下政府的宽厚，至少是审慎，昭然若揭；相形之下，前朝的严苛显而易见。

5. Camden,p.376.Heylin,p.115.Strype,vol.i.p.73,有许多细微的异文。

6. 当时苏格兰改革派使用爱德华国王的祷文。Forbes，p.155

7. Knox,p.127.我们必须加以提示：后来有理由怀疑，太后可能从来没有提供过明确的承诺。当时党派林立，很容易产生诽谤；尤其是醉心于宗教的人会觉得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上帝的盟会”在他们的宣言中历数摄政太后的种种弊政，却未曾谴责她这一次背信弃义。因此这个承诺可能不过是道路流言而已。天主教派常常坚持，对异端无须遵守信义。他们的对手似乎也认为，对偶像崇拜者无须实事求是。

8. 这是对教士的侮辱性称谓。

9. Spotswood,p.146.Melvil,p.29.Knox,p.225,228.Lesley,lib.x.从盟会的宣言来看，柏斯协定其实没有像他们宣传的那样遭到破坏，参见Knox,p.184。苏格兰军团大概领取的是苏格兰饷银，因为盟会抱怨说：为了养兵，国家苦于征敛。参见Knox,p.164,165。即使他们确实领取法兰西饷银，也并不违背协定；因为他们是本国军队，而不是法军。诺克斯从来没有说过：柏斯居民因为过去的冒犯而受到审判或惩罚，只说：他们苦于驻军的压迫。参见p.139。盟会的宣言只是说：许多居民出于恐惧而逃走。我们稍稍调查违背柏斯协定的谣言，就会发现：它非常像那个捏造的“不审判传道士”承诺。事情发生在太后与丹恩领主之间。领主聪明正直，可能愿意做一般性见证。如果太后被盟会的势力吓倒，承诺的目的是以后能够审判他们；那她怎么可能有力量执行这种骗来的判决呢？这样能达到什么目的？

10. Knox,p.153,154,155.这位作者伪称这项条款是双方的口头约定，但是太后的抄写员在签署条约时遗漏了。这种说辞不大可信，或者说荒谬绝伦。而且，盟会在随后的宣言中，自己也不允许执行条约中没有的条款。Knox,p.184.何况摄政太后在签署条约时，难道会称自己的宗教为偶像崇拜吗？

11. 苏格兰贵族在他们的宣言中说：“我们向英格兰或其他君侯求援，以前有，现在仍然有不得不做的正当理由。我们为了称颂上帝的圣名，应该向全世界简要地说明，让那些诋毁我们所作所为的人不知所措。为此，我们不惮于承认：在反对恶魔、偶像崇拜及其门徒的事业中，我们首先而且仅仅谋求上帝的荣耀深入人心、罪恶受罚、美德延续。我们在力不从心的地方都谋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意愿无论如何都会实现。”Knox,p.176.

12. Forbes,vol.i.p.214.（英国大使）塞格默顿当时不愿意用书信报告他获悉的重大秘密，便找借口亲自返回伦敦禀报。

第三十九章
伊丽莎白（二）

欧洲政情——法兰西内战——英国据有勒阿弗尔——召开国会——勒阿弗尔陷落——苏格兰事务——苏格兰女王下嫁达恩利伯爵——反新教同盟——谋害里奇奥——召开国会——谋害达恩利——苏格兰女王下嫁博斯威尔——苏格兰叛乱——囚禁玛丽女王——玛丽女王亡命英格兰——约克会议与汉普顿宫廷会议

法兰西宗教战争开始后，繁荣昌盛的王国遭到近四十年的恐怖和蹂躏。英格兰和西班牙占据了欧洲强权者的地位。不久，这些国家的君主就产生了首先是政治、然后是个人的敌意。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虽然缺乏政治上的广阔视野，却兼有勤勉和远见的天赋。他的经营以极度谨慎著称，一切举措都体现出非凡的远见。他永远头脑冷静，似乎不为激情所动，既没有战争的天赋，又没有战争的爱好。臣民和邻邦似乎有理由期望：他的统治将会公正、宁静、幸福。然而，他受到宗教偏执的影响，不亚于其他君主受到激情的影响。他在偏执和暴虐的精神驱使下，受到近臣的欺诈，极力扰乱本国臣民的安宁，运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将全欧洲投入火海。

菲利普在康布雷城堡议和以后，在尼德兰逗留了一段时间，以便安排该国政务。然后，他起程前往西班牙。西班牙国民生性严肃，对君主尊重顺服。弗拉芒人对君主不拘形迹，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自由。两相比较，菲利普更喜欢前者。不出所料，他后来一直定居在马德里，通过西班牙大臣和西班牙顾问统治着广阔的领地。他在途中遇见暴风雨，一上岸就双膝跪下，叩谢天恩护佑船只平安抵达。然后，他发誓：有生之年一定完全献身于根绝异端的事业，以报天恩。他后来的举措履行了这个誓言。他发现新教派已经渗入西班牙，便大肆迫害所有新教徒和有信奉新教嫌疑的人。他的残暴甚至打破了教士和宗教裁判所通常的限度。他将康斯坦丁·邦斯投入监狱，邦斯是其父王查理皇帝的忏悔师；伟大的君主在他隐居的修道院去世，邦斯一直陪伴着他。这位教士已经在狱中去世，菲利普仍然下令起诉、宣判他的异端罪，焚烧他的模拟像。他甚至考虑：是不是应该对父亲的遗像采取类似的严厉制裁，因为查理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似乎有路德派倾向。菲利普热忱维护着正统信仰，不分男女老少贵贱，绝不放过异端。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最野蛮的镇压。他颁布严令，在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和低地国家迫害异端。他的世俗政策和宗教准则同样以坚定的迫害为宗旨，明确告诉所有臣民：不是彻底服从，就是坚决抵抗，试图逃避或回避他的报复是没有用的。

正统宗教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在此期间，世俗当局发现：用同样的法律治理愤怒的双方，极其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他们自然根据表面上的审慎准则，皈依一派，而向另一派宣战，用火与剑来根绝偏执。这些偏执的信徒从憎恶他的宗教开始，自然会敌视他的权力，以至痛恨他个人。有远见的君主会预见到：相互宽容会减轻宗教偏执的狂怒，但实施这种原则仍然困难重重。积弊不宜立即变革，理应徐图改进。菲利普虽然谙于伪善、极度自私，但自己似乎也受到宗教偏执的驱使。他精心策划，不难以明智来文饰天性。他发现宗教迫害在外交内政上都有利可图——他身为天主教阵营的首脑，利用古老宗教的热忱，成就西班牙的伟大；他借助宗教的强大吸引力，将各地臣民对自己君主的忠诚转移到自己身上。

伊丽莎白处在正好相反的位置，事态的发展和她的选择一致。虽然全欧洲仍然在迫害新教徒，宗教战争却给她带来了光荣、安全堡垒和众多的支持者。她的性情比菲利普更温和，满足于推行自己教派的宗旨，无意像菲利普一样在国内施行苛政。伊丽莎白除了自我保护以外，不想树敌，她在种种对外交涉中联合各地受到压迫的反抗者，以保护他们不至于毁灭。于是，有道之君维护道义。这一次，幸运、政策和天性正好一致。

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及其继承人在世时，新教义多少受到压制，但还没有完全被优势力量征服。菲利普担心英格兰与法兰西君主国联合，跟伊丽莎白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即使在这期间，他仍然拒绝接受伊丽莎白赠送的嘉德勋章，他不肯完成勃艮第家族和英格兰的古老联盟。他为法兰西装备船只，向苏格兰运兵。他极力拦截艾伦伯爵，以免他加强苏格兰不满分子的力量。女王最明智的大臣仍然认为，菲利普的友谊是空洞而危险的。但弗朗西斯二世一死，菲利普不再害怕玛丽继位，于是他对伊丽莎白的敌意就公开表现出来。在每一次谈判和交涉中，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利益都针锋相对。

欧洲大陆两大君主国法兰西和西班牙几乎势均力敌，自然彼此为敌。英格兰鉴于自己的实力和位置，在二者之间维持平衡，以保障自己的尊严和安全。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过分压制一方或使另一方无法控制，都不符合英格兰的利益。然而，在神学纠纷的时代，上述政治的金科玉律失效了。菲利普支持法兰西在位政府和官方宗教，伊丽莎白则保护分裂派和新教徒。

弗朗西斯二世去世后，法兰西摄政太后重新掌权。她打算用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来平衡天主教的势力，用孔代亲王来平衡吉斯公爵的势力；这样会使她自己左右逢源，两派都有求于她，且只有屈从于她建立的统治。这个计划巧妙有余，但明智不足。然而，国外的势力均衡可以保障和平，国内的势力均衡总是朋党纠纷的源泉。宗教仇恨随处可见，双方结怨已深。在当时的微妙情况下，两派不可能和睦共处。蒙莫朗西卫戍长出于对古老宗教的热忱，加入吉斯公爵一派；纳瓦拉国王性情反复无常，嫉妒兄弟才高胜己，也投入这一派。凯瑟琳太后对这个大联盟感到沮丧，向孔代亲王和胡格诺派求援。后者很乐于抓住机会，利用太后的支持和保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廷颁布法令：宽容新教徒，但吉斯公爵以宗教热忱为借口，践踏协议、另有所图。两派岌岌可危的和平没有维持多久，又开始相互侮辱和伤害。孔代、科利尼、安德洛特召集朋友，匆匆拿起武器。吉斯和蒙莫朗西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迫使摄政太后加入他们一派。法兰西各地征集了十四支军队，干戈四起。所有的省份、城市、家庭都四分五裂、反目成仇，父子兄弟彼此为敌。甚至连妇女也投身于宗教狂热，由仁慈和羞怯一变为残忍和勇武。凡是胡格诺派取胜的地方，他们就破坏圣像、掠劫祭坛、平毁教堂、焚烧修道院；凡是天主教徒取胜的地方，他们就烧毁《圣经》，重新给婴儿施洗礼，强迫已婚夫妇重新举行婚礼。两派的胜利都伴随着掠夺、蹂躏和杀戮。巴黎的国会身为法律与正义的尴尬之城，非但没有运用权威来平息这些致命的纠纷，反而颁布法令、授权各地天主教徒屠杀胡格诺派，将利剑放进狂怒的群众手中。在这个时代，人们多多少少已经开始接受启蒙。这个国家素来以风度礼仪著称，但他们居然会长期致力于自相残杀，极尽恶毒残忍之能事。

菲利普猜忌胡格诺派在法兰西的进展，害怕新教在低地各省蔓延开来，便跟吉斯家族秘密结盟，携手保护古老宗教、镇压异端分子。他这时发兵六千、资助金钱，加强天主教徒的力量。孔代亲王发现敌人的联盟声势浩大，又有王室支持，感觉自己势不均力不敌，只得派沙特尔的旺代姆和布里格蒙出使伦敦，寻求伊丽莎白的支持和保护。胡格诺派占据了大部分诺曼底省，孔代提议将勒阿弗尔交给英国人，条件是：女王应该同时派三千名卫戍部队镇守该地，如果做不到，就应该派三千人戍卫迪耶普和鲁昂，并且供应亲王一万克朗。

伊丽莎白出于一般和基本利益，支持新教徒，反对敌人吉斯公爵的迅速进展。此外，她还有其他接受提议的理由。她在康布雷城堡议和时，有充分理由预见到：法兰西永远不会自愿履行关于归还加莱的条款。后来的许多事件证实了她这个怀疑：法兰西耗费大笔资金，加固要塞；授权加莱的土地长期出租；鼓励许多居民在加莱建房、定居。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加莱永远不会归还英国。因此，女王明智地断定：勒阿弗尔扼守着塞纳河出海口，比加莱更得地利；如果她占据该地，不难迫使法兰西履行条约。英格兰国民珍爱加莱，她若能收回王室的古老领地，足以为荣。

法兰西举国普遍憎恶的对象，莫过于新教徒和伊丽莎白签订的这份条约。人们自然会比较吉斯公爵的成就和孔代亲王的叛卖——公爵最终驱逐了英国人，堵死了这些毁灭性的危险敌人闯入法兰西的门户；亲王却将深入王国腹心的要害重新送进英国人的手中。亲王更有理由懊悔这次举措，因为他根本没能从中获得期望的利益。爱德华·波宁斯爵士统率的三千英军立刻占领了勒阿弗尔和迪耶普，但迪耶普几乎无法防守，立刻遭到抛弃。天主教徒在纳瓦拉国王和蒙莫朗西卫戍长的统率下，随即包围了鲁昂。波宁斯几经周折，才派出偏师援救该地。虽然这支英军英勇善战，纳瓦拉国王在围城期间负了致命伤，但天主教徒仍然继续攻城，最后一鼓作气破城，全歼了卫戍部队。不久，诺森伯兰先公爵的长子沃里克伯爵率领另外三千名英军抵达勒阿弗尔。于是，伯爵接管了勒阿弗尔的统治权。

不出所料，法兰西天主教徒乘着鲁昂战胜的余威，进而围攻勒阿弗尔。勒阿弗尔还没有作好防守准备。此时王国内乱妨碍了天主教徒连战皆捷，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地方。安德洛特在伊丽莎白的交涉支持下，在德国征集了一支新教徒大军，而且他已经抵达胡格诺派的大本营奥尔良，与孔代亲王和海军上将会师。于是，他们有能力发动会战，打击敌人的进展。他们一度威胁巴黎，随后进军诺曼底。他们寄希望于伊丽莎白的热忱和活跃，期望跟英军会师、加强实力。蒙莫朗西卫戍长和吉斯公爵统率天主教徒，尾追而至，在德勒追上新教徒，迫使他们会战。双方的战斗都极其顽强。这次遭遇最特殊的地方是：两军统帅孔代和蒙莫朗西都落入敌手。吉斯表面上取胜，但海军上将注定屡败屡战，比失败前更可怕。他集结余部，以自己不可征服的勇气和毅力激励着每一个人。他们万众一心，连克诺曼底数处要地。伊丽莎白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又援助他一万克朗，只要科利尼能从商人手中再借一万克朗，女王还会为他提供担保。

资助法国胡格诺派，致使女王国库空虚。因此，她为了谋求补助，不得不召集国会。她从来不愿意向国会乞援。本届国会召集前不久，女王罹患天花，病情险恶，几度生命垂危。国民明白：一旦女王死而无嗣，国本未定，天下汹汹，未知执掌于谁手？苏格兰女王、萨福克家族各有朋党，邦国定会四分五裂。人人心里有数：即便目前可以通过法律来确定继承人，但如果王位空缺，国本仍将取决于刀剑。因此，本届国会开幕时，下议院向女王致辞：首先枚举君统中断或暧昧的危险性，然后痛陈其父辈在约克与兰开斯特宗室逐鹿中蒙受的痛苦。议员们恳请女王早择夫君，庶几释国疑而定众心。他们承诺：无论女王选择谁，他们都会感激地接受，忠诚地侍奉、尊重、服从他。如果女王对婚姻犹疑未决，至少可以通过国会法案来确定继承人。他们表示：自诺曼征服以来，列朝相继；时君驾崩而国本未定，殆无此例。国民不知所从，忧心忡忡。他们注意到：法兰西君统有定，本固邦谧、有逾于常，肇端于是。

议案关系社稷甚重，但女王颇不以为然。她深知：无论怎样选择，都将困难重重。立苏格兰女王为嗣，合法性完美无缺，因为王位继承通常依据血缘的权利。亨利八世遗嘱排除了苏格兰世系，但遗嘱的主要权威源于国会法案。只要女王和国会制定新法案，恢复苏格兰世系的继承权，遗嘱就会完全失效。但女王担心：这样的宣告会鼓励她隐秘的敌人——天主教徒。她明白：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继承人都是她的对手。这些人势必更乐于觊觎现存的王位，既得陇，复望蜀。玛丽有天主教各君侯的青睐，有吉斯家族的亲戚，更不用说有苏格兰的力量和位置；实力雄厚，对此，伊丽莎白心知肚明。玛丽一直不肯正式放弃觊觎，如果确定了她的继承权，那么伊丽莎白无法保证她的觊觎之心不会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萨福克家族的继承权只有热忱的新教徒支持。即使国会宣布支持他们的觊觎成立，但能否深受国民之望，仍然值得怀疑。英格兰宪制的共和主义成分还没有对继承权理念赢得优势。因此，亨利的遗嘱虽然有国会最大限度的权威支持，但合法性仍然颇成问题。谁能保证：国会以后不会通过新法案，以受到更可靠的认可？在王国近来反复发生的革鼎中，宗室血缘仍然优于宗教偏见。国民始终宁愿改变信仰，也不愿改变君统，甚至许多新教徒公开宣布支持玛丽的继承权要求。因此，如果女王毫无保留地公开反对玛丽继位，那么没有什么比此事更能引起国民普遍的不满了。苏格兰女王也发现自己在如此显而易见的地方受到了伤害，以后就能像公开的敌人一样行动。如果玛丽集结国内外的朋友，拥戴她目前的王位和最后的继承权，不久就会变成现政权的死敌。伊丽莎白衡量所有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麻烦，决定保持模棱两可的做法，同时威慑两派。她与其显而易见地危及自己的王位，不如让人民来赌运气，至少不至于将自己的安全完全托付给国民。因此，她用含混的语词答复下议院的请求。国会闭幕时，下议院通过发言人进一步请求女王就此作出满意答复；这时，伊丽莎白并没有接受劝诱而作出更明确的回复。她只告诉议员：跟她在本朝初年的宣告相反，她并不绝对拒绝结婚。她补充说：鉴于继承权问题如此重要，她为国民的利益着想，需要在这个悲惨的山谷中逗留更多的时间；只有国民未来的安全获得切实保障，她才能安心地辞别人世。

本届国会通过的最著名法案，名叫《女王君临封内各邦万民保障法》。法案规定：任何人只要两次口头、书面、契约承认教皇权威，即以大逆罪论处。所有神职人员有义务宣誓效忠于至高权力。所有大学和普通法的学位授予，也要同样宣誓效忠。所有学校教师、法庭官员、国会议员也不例外。连续两次拒绝宣誓，以大逆罪论处；第一次拒绝，处以流放或罚没。严厉的法案没有涉及各等级贵族，因为难以设想：女王会怀疑这些高贵者的忠诚。蒙塔古勋爵反对法案，宣称他喜欢天主教徒，因为：他们不争论；不传道；不忤逆女王；不生是非，不在人民当中引起骚乱。无论如何，他们大概蒙受了密谋反对女王和国会的嫌疑才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在拨乱反正当中受到了误解。

本届国会还通过了类似的法案，说明他们有良好的意图，却没有健全的判断力。他们通过法案，禁止谶纬之学。因为谶书流布，会诱惑民众叛乱和骚乱。但他们同时通过法案，又很可能会增加这些迷信——比如法案禁止咒语、蛊术、巫术。巫术和异端这两种罪行通常会由于制裁而增加，只有完全不予理睬，才会最接近销声匿迹。国会通过一份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然后闭幕。教务会议同样投票通过补助金，每镑征收六先令，三年付清。

英国各派通过国会投票和辩论，在平静中相互打击。这时，法国各派的仇恨已经白热化。他们以毫无节制的热忱，继续推动残酷的战争。在各方首领野心的刺激下，王国到处燃起战火。海军上将在诺曼底攻城略地，夺取了国王控制的许多城镇，但他抱怨说：勒阿弗尔的卫戍部队为数众多，却按兵不动，没有对共同的敌人用兵。女王占据勒阿弗尔，发表宣言声称：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利益，她唯一的目的是反对吉斯家族。吉斯家族挟持国王，屠戮他最善良最忠诚的臣民。她主要为了保持体面，再加上生性节俭，因此才在这个紧急关头按兵不动，不让他们出城进攻敌人。在此期间，吉斯公爵策划了针对胡格诺派发动致命的打击。他围攻奥尔良；安德洛特是这里的总督，蒙莫朗西卫戍长囚禁在这里。公爵用兵神速，可望一举破城。这时，他被年轻绅士博尔特洛特刺杀。博尔特洛特醉心宗教，受到海军上将和著名传道士贝扎的唆使（传说如此，但没有确凿证据），才犯下了这种罪行。英勇的公爵一死，天主教徒损失惨重。虽然他弟弟洛林红衣主教仍然维护吉斯家族的利益，但天主教徒对伊丽莎白和法国新教徒的威胁已经不那么紧急了。他们的联盟依靠共同的恐惧才能得以坚固，从此渐渐疏远。胡格诺派首领接受单独议和的劝诱，孔代和蒙莫朗西举行和平谈判。他们两人都急欲获释，因此很快就达成协议。摄政太后谋求的目的总是非常激烈，但采取的手段总是巧妙而富有策略性，这种作风促使她支持任何合理的谈判条件。虽然新教徒一方的海军上将明察秋毫，不难洞悉宫廷的阴诈，双方最终还是签订了条约。新教徒重新获得了有条件的宽容。宣告大赦，孔代亲王官复原职。德国军队拖欠的饷银付清以后，应该离开王国境内。

伊丽莎白和孔代亲王的协议规定：未经对方同意，双方不得单独议和；但法国新教徒的首领当时几乎没有考虑这一款。条约只有一款涉及她：她放弃勒阿弗尔，付出的开支和费用由法兰西国王偿付给她；加莱待条约期满归还给她。但伊丽莎白鄙视这种条件，认为勒阿弗尔是更好的抵押品。她命令沃里克准备抵抗法兰西君主国双方联军的进攻。

沃里克伯爵统率六千名卫戍部队，还有七百名工兵。他一占据勒阿弗尔，就千方百计加强防御准备。他把法国人从城里赶走，然后激励士兵死守阵地。蒙莫朗西卫戍长统率法军，摄政太后偕国王御驾亲征，甚至孔代亲王也加入王师。只有海军上将和安德洛特仍然维护伊丽莎白的友谊，袖手旁观，谨慎地拒绝跟过去的敌人一起进攻过去的盟友。

双方的实力、部署和形势预示着：围攻应该有一场大战，法军却轻取该城，远比事先的预料容易。当时英军瘟疫肆虐，加以疲于奔命、饮食恶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给养），损失惨重，往往一天就有一百人死去。最后，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一千五百人。法国人的进攻大获全胜，只遭遇了微弱的抵抗。他们打开了两个缺口，每一个都有六十英尺宽，准备发动总攻。在此情形下，卫戍部队势必全军覆没。沃里克一再向英国枢密院告急，大声疾呼要求援军和给养。他这时只能满足于签订投降协议，自由地撤出卫戍部队。协议刚刚签署，克林顿海军上将率领的三千援军就出现在港口，但发现该地已经落入敌人手中，原来他们遭遇逆风，所以迟迟未至。祸不单行，败军将瘟疫带回了英格兰，大批民众死于瘟疫，伦敦尤甚，一年内死了两万人。

伊丽莎白通常的积极性和远见性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这时的她乐于妥协。摄政太后需要赢得时间，以便彻底消灭胡格诺派，因此也乐于以任何合理条件跟英格兰妥协。双方议定：法国提供人质，担保加莱的归还，赔偿二十二万克朗。双方各自保留所有权利的要求和主张。

英格兰和苏格兰仍然保持和平，伊丽莎白和玛丽变得亲睦友好，关系变得甚至更加巩固。两位女王表面上推心置腹，每周鱼雁频繁，表面上情同姐妹。比如，黑尔斯出版了反对玛丽称王的书，受到了伊丽莎白的惩罚。据信，掌玺大臣培根是黑尔斯幕后的教唆者，由此龙颜不悦。培根颇费周章，才重新得宠。两位女王约定：当年夏天在约克会晤，以便排除玛丽批准爱丁堡条约的一切障碍，为英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作出适当的安排。但伊丽莎白小心翼翼，避免触及敏感问题，她借口对法战争，声称有必要在伦敦滞留。她将会晤推迟到第二年。也有可能，她熟知玛丽美貌过人、辞令娴熟、多才多艺，所以，宁愿避免两人并列、暴露自己的外形处处相形见绌。玛丽已经深得英格兰国民的尊重与爱戴，伊丽莎白更加不愿意让她有机会吸引更多的党羽。

玛丽是吉斯家族的近亲，对几位舅父忠心耿耿。她早年受吉斯兄弟的教养，一直受他们保护。伊丽莎白把这些人视为公开的死敌，熟知他们危险的品质和野心勃勃的策划，因此始终对玛丽心存疑忌，自有充分理由。吉斯兄弟为外甥女提亲，对象有：菲利普的儿子唐·卡洛斯；瑞典国王；纳瓦拉国王；查理大公爵；费拉拉公爵；波旁红衣主教（他只是助祭，不难取得豁免）。吉斯兄弟只要能加强自己的势力，扰乱伊丽莎白的安宁、给她制造麻烦；乐于将玛丽嫁给任何人。伊丽莎白防范他们的计划成功，同样积极有力。英格兰女王特别担心：玛丽嫁给强大的外国君主；诱使她重提英格兰王位的要求、侵入王国最薄弱的地方。伊丽莎白相信：查理大公爵的提亲可能性最大，她千方百计防止此事成功。她一面亲自劝说玛丽不要接受；一面竭力促使大公爵罢手，假意给他联姻英格兰的希望，诱使他重新向自己提亲。伊丽莎白一再对苏格兰女王说：玛丽只有嫁给英格兰贵族，消除一切猜忌的根源，巩固两王国的友谊，她才能放心。她提出：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她就审核玛丽的王位资格，宣布她为继承人。她笼统讨论了一年，最后提名罗伯特·达德利勋爵。女王现在已经封他为莱斯特伯爵，希望玛丽能选中他。

莱斯特伯爵是伊丽莎白的权臣和宠臣，外形应有尽有，自然能吸引女性。他外貌英俊、谈吐文雅、殷勤体贴，因为他有这些长处，甚至连伊丽莎白的明察秋毫也为其所蒙蔽，看不到他人品的巨大缺陷，或者说卑劣行径。他自负、傲慢、贪婪、野心勃勃，缺乏荣誉感、慷慨和仁爱。他以才干和勇气来弥补这些缺点，由此深得君心、竟邀殊遇。女王长期和公开的青睐自然鼓起了莱斯特的勇气，他觊觎御榻，以求入赘天家。人们普遍相信：他以残忍的方式谋害了妻子——一位罗布萨特家的女继承人。他很不乐意向玛丽求婚，总认为这是他的对手塞西尔的诡计。这样一来，他会因为鲁莽开罪玛丽，因为移情别恋而挑起伊丽莎白的妒意。女王自己并没有认真推动这次婚事，但她衷心希望：苏格兰女王永远不要结婚。她相信玛丽不大可能接受她提出的对象，她期望这样做可以争取时间，以排挤掉其他求婚者。她太宠爱莱斯特伯爵了，不愿跟其他人分享。玛丽受到王位继承权的诱惑，似乎最终愿意听取伊丽莎白的提亲；伊丽莎白却在这时撤销提议，收回抛给对手的诱饵。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以及她居高临下的专横派头引来了玛丽一封愤怒的书信。两位女王表面上的亲善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时却中断了。苏格兰女王派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赴伦敦，表示决裂之意。梅尔维尔爵士的回忆录为我们保留了当时谈判的具体情况。

梅尔维尔是位和蔼可亲的廷臣，擅长辞令和交际。苏格兰女王交代他：除了严肃探讨政治和国务以外，还应该引入更愉快的话题，以适合伊丽莎白活泼的性格，由此潜移默化地争取她的信任。梅尔维尔表现出色，引诱工于心计的伊丽莎白完全放松了戒备，套出了她的心里话。伊丽莎白满脑子都是玛丽的轻浮和愚蠢，觉得玛丽的想法如同最幼稚、最轻佻的女性。梅尔维尔谈到他的旅行，没有忘记各国仕女的服饰各有千秋；每一种服饰都有其特殊的好处，适于衬托体态身段之美。女王说：各国的服饰她都有。此后，她注意每天穿不同的衣服接见大使。有时是英国式，有时是法国式，有时是意大利式。她问大使：哪一种衣服最适合她？梅尔维尔回答说：意大利式。他知道：这个答案符合女王的心意，因为这种型号最能展示她飘逸的长发。梅尔维尔注意到：她的头发红里带黄，她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女王问梅尔维尔，公认什么颜色的头发最美？她和苏格兰女王相比，谁的头发更美？她甚至问梅尔维尔：她和玛丽两人当中，谁最美？梅尔维尔谨慎地回避了这个微妙的问题，说女王陛下是英格兰最美的人，苏格兰女王是苏格兰最美的人。伊丽莎白接着问：她们两人当中，谁最高？梅尔维尔回答：苏格兰女王更高。伊丽莎白说：那她就太高了。我的身材恰到好处。她从梅尔维尔口中打听到：苏格兰女王有时会弹羽管键琴消遣。伊丽莎白自己最精通这种乐器，她命休斯敦勋爵领大使到一个房间里，房间仿佛是随意选择的，梅尔维尔在这里能听到她演奏的声音。梅尔维尔假装让和谐的乐声迷住了，闯进了伊丽莎白的房间。女王假装不悦，但还是特意询问他：她和玛丽谁弹得更好？梅尔维尔回国后，向女主人保证：从伊丽莎白的整个举止来看，没有理由期望她怀有真挚的友谊，她所有的亲善表现都是虚伪和文饰。

就这样，两年时间在回避躲闪和钩心斗角中度过了。此后，玛丽的臣民、大臣，大概还有她本人，都认为时间已经够多，婚姻问题应该解决了。多数人的期待集中于伦诺克斯伯爵的儿子达恩利勋爵身上。他通过亨利八世的外甥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女士和昂古斯伯爵的女儿，通过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的亲戚关系（是玛丽女王的嫡堂兄）来达到目的。伦诺克斯伯爵以前被汉密尔顿家族的优势力量逐出苏格兰，因此常驻英格兰；达恩利出生、受教育都在英格兰。他现年二十岁，眉清目秀、身材修长。人们希望：他很快就会赢得苏格兰女王的青睐。他通过父亲了解到，自己是玛丽女王的同宗。他们联姻，就保存了斯图亚特宗室的高贵。达恩利也是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资格仅次于玛丽。有些人借口玛丽是外国人，主张排除她的继承权，极力推崇达恩利的继承资格，宁愿给他优先权。他们联姻，两人的继承资格合为一体，其利甚大。他生来是英国人，他的实力和盟友不会引起伊丽莎白的猜忌。人们希望，疑神疑鬼的女王并非不能接受这次联姻。

伊丽莎白对这些打算了如指掌。苏格兰女王计划跟达恩利联姻，她私下里并非不高兴。她宁愿玛丽一直不结婚。但她发现这种计划不大可能实现，只要当时能解除外国盟友的威胁、不用跟人分享宠臣莱斯特，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为了给达恩利的婚姻开辟道路，她暗中要求玛丽邀请伦诺克斯赴苏格兰，以撤销剥夺他公权的法令，恢复他的荣誉和财产。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后，她留心交好汉密尔顿家族和她在苏格兰的其他党羽，以便把此事的责任推卸给玛丽。她获悉达恩利议婚进展迅速，准备一旦他提出申请，随即就准许他随父亲前往苏格兰。但她听说：苏格兰女王迷上了达恩利的风采与人品，结婚的种种举措都已经确定，却立刻表示坚决反对。她派塞格默顿召达恩利马上返回英格兰，以尽效忠义务；将伦诺克斯伯爵夫人和她的二儿子投入伦敦塔，严格监押；扣押了伦诺克斯在英格兰的所有领地。她虽然提不出发怒的理由，但还是威胁、抗议、抱怨，仿佛她受到了全世界最严重的伤害。

伊丽莎白的政策虽然精明，通常充满了两面三刀和阴谋诡计，但没有哪一次能赶得上她跟苏格兰女王的交涉。此事掺杂了太多的恩怨情仇、鼠肚鸡肠，以至于她不敢向全世界公开承认自己的动机，为此，她很少向自己的大臣说真话，甚至很少对自己坦白。但她反对玛丽的婚姻，除了女人的斗争和嫉妒，假装不满现状之外，还有某些利益动机。此事给她提供了一个借口，可以拒绝承认玛丽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总之，她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她决心永远不承认这一点。此事有助于实现她更危险、恶毒的目的：鼓励苏格兰贵族心怀不满、发动叛乱。

在位君主不信奉国教，国民的痛苦莫过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君民之间几乎不可能相互信任。迄当时为止，玛丽的所作所为全都无懈可击，甚至值得称道。她和蔼优雅、多才多艺，本来应该深得民心，却没有多少进展。她对天主教、特别是对舅父一家的忠心，时刻引起猜疑。吉斯家族公开宣布，要推动在全欧洲彻底消灭改革派的计划。她仍然拒绝批准国会确定宗教改革的法案，她试图恢复天主教会主教的某些民事管辖权。她致信特伦特公会议，不仅公开宣布效忠天主教会，还提到她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表示她希望有朝一日将她的领地带回教会的怀抱。在新教徒一方，他们当中的狂热分子肆无忌惮地冒犯女王，使玛丽跟他们的宗教日益疏远。他们通过法律：除了女王的小教堂以外，首都任何地方都不得举行弥撒。宗教公会一再纠缠，要求她改变信仰、弃绝亵渎神明的偶像崇拜弥撒和反基督的罗马教皇的暴政、皈依耶稣基督的真正宗教。女王恼火地回答说：她尚未确定她的宗教是虚假的、弥撒不敬神明。她如果改变信仰，就会失去欧洲大陆的盟友。他们向女王保证：他们的宗教无疑跟耶稣基督启示、使徒传道、早期基督徒忠实皈依的宗教一模一样，土耳其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宗教没有他们这样坚实的基础；大地表面散布的各种宗教当中，只有他们幸福地享有真理；听弥撒，甚至看弥撒，就是纵容、宣扬亵渎神明，犯下了最可憎的偶像崇拜罪；王中之王的友谊胜过世界上所有的盟友。

苏格兰女王的婚姻重新点燃了改革派的宗教热忱，因为伦诺克斯家族是公认的天主教徒。虽然达恩利现在忠于亨利国王，经常去国教堂礼拜，但这种表面上的顺从不可能赢得新教神职人员的信任与尊重。他们宁可抓住机会，当面侮辱他。煽动家约翰·诺克斯也毫不犹豫，在讲坛上对达恩利说：上帝会惩罚人民的冒犯和忘恩，他们居然甘受女人和毛孩子的统治。爱丁堡市民受到这些教义的挑唆，开始结社联盟，反对政府。不过，威胁玛丽权威的燃眉之急在于：不满分子已经争取了一批大贵族。

夏特洛公爵不喜欢复辟，尤其妒视宿敌伦诺克斯家族扩张势力，担心已经正式提出一些觊觎要求的对手最终会排除他自己的苏格兰王位继承权。默里伯爵发现：由于伦诺克斯父子，他在宫廷内的利益大受损害。他开始担心玛丽慷慨赠予的某些补助金可能会撤销。另外，阿盖尔伯爵、罗斯伯爵、格兰凯恩伯爵，以及博伊德勋爵、奥吉尔垂勋爵、格兰吉的基尔克莱迪、皮塔罗都有类似的动机。这些人推动改革派事业，最为热忱。他们恼怒地发现：博斯威尔伯爵、阿索尔伯爵、萨瑟兰伯爵、亨特利伯爵的小集团独占了女王的恩宠。这个小集团的成员要么对宗教争议态度冷淡，要么就倾向于天主教一方。在其他宫廷大臣中，同样的不满造成了阴谋、朋党和对抗；在苏格兰就造成了暗杀和叛乱，以及难以澄清的相互指控。心怀不满的贵族看到女王的婚事大局已定，就密谋以武力推翻她的统治。他们在斯特林集会，假装担心宗教的安全，结成攻守同盟，向伊丽莎白请求援助和保护。伊丽莎白公开表示对玛丽的婚姻感到不满，然后秘密命令大使伦道夫和塞格默顿，以她的名义向苏格兰密谋者承诺支持，甚至资助他们一万英镑，用于发动叛乱。

玛丽获悉斯特林会议和密谋贵族的活动之后，立刻召他们入宫，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已经征集了一支军队执行法律，将叛军逐出低地、逐往阿盖尔郡的避难所。她进一步切断叛军资源，和国王一起进军格拉斯哥，将叛军逐出避难所。叛军以大约一千骑兵进犯佩斯利一带，穿过王师，取道汉密尔顿进军爱丁堡，所向披靡。他们期望约翰·诺克斯和其他传道士煽动家能在那里为他们提供强大的援军。他们擂鼓招兵，以保卫上帝的荣耀为酬，然而国民无心叛乱，玛丽受到尊重和爱戴，她的婚姻并没有引起国民普遍不满。密谋贵族的利益动机路人皆知，他们假装宗教热忱，几乎无法哄骗无知的民众。国王和王后身先士卒，向爱丁堡挺进。叛军被迫南撤，新召集的一万八千名王师追亡逐北。叛军走投无路，只得抛弃祖国、亡命英格兰。

伊丽莎白发现她的期望化为泡影，觉得最好是抵赖她跟苏格兰密谋贵族的联系。她到处宣称：她从来不曾鼓励叛乱贵族，从来不曾许诺支持或援助他们。她的虚伪和掩饰甚至更甚于此，默里和夏特洛的代理人基尔温宁修道院长来到伦敦，伊丽莎白秘密许诺保护，诱使他们当着法兰西和西班牙大使的面宣布：她从来没有资助过他们的叛乱。但是，当她一勒索出他们的坦白，就把他们从面前赶走，称他们为一文不值的奸贼，宣称他们可憎的叛乱给所有君侯树立了坏榜样。伊丽莎白断言：她以前不曾鼓励他们，以后也绝不会保护他们、援助他们。只有塞格默顿的荣誉感不亚于才干，无法劝诱他隐瞒自己参与过苏格兰叛乱事务。他非常了解伊丽莎白平素的性格与做法，便采取了预防措施，拿到了授权他实施这些措施的枢密院令。

苏格兰流亡贵族发现自己受到伊丽莎白的苛待，只得请求本国君主开恩。夏特洛几度乞恩、诚心悔过后，获得赦免，条件是他必须退隐法兰西。玛丽对忘恩负义的默里伯爵和其他盟会成员更加耿耿于怀，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他们，但他们的朋友不断向玛丽求情。有些是玛丽在英格兰最明智的党羽认为：这些人以激烈反对天主教著称，如果玛丽宽待他们，反而最能增进她在英格兰的利益。于是她同意重返宽大为怀的本意，似乎决定恢复他们的恩宠。在此期间，法兰西派遣朗布伊埃来交聘。朗布伊埃给玛丽带来了洛林红衣主教的建议：绝不宽恕这些染指叛乱的新教徒首领。玛丽对这位舅父一向极其信服。

法兰西和欧洲各地一样，宗教冲突如火如荼，各方热衷于相互施暴，都没有厌倦之意。科利尼海军上将所料不差：胡格诺派获得的和平保证，不过是哄骗他们入睡，以便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摄政太后巡行全国各地，借口观看各省风俗，纠正最近因内战造成的冤屈。她首先在边境跟洛林公爵和萨伏伊公爵举行了几次会晤，然后前往巴荣纳会见女儿西班牙王后和阿尔瓦公爵。繁花似锦的两国宫廷会议除了宴飨、庆典、爱情与欢乐，别无其他，但欢声笑语中却隐含着最血腥的杀机，古今万国莫此为甚。菲利普和凯瑟琳·德·美第奇一致同意：用火与剑来全面、彻底地消灭新教徒。摄政太后为了迎合菲利普残忍嗜杀的性格，提议首先从屠杀所有胡格诺派首脑开始这个计划。太后虽然同样心狠手辣，却不肯放过运用权术计谋的机会。她宁愿利用诈术和诡计，请君入瓮，兵不血刃地让新教徒首脑自投罗网。洛林红衣主教的性格更像阿尔瓦，后者是野蛮残害改革派的急先锋。红衣主教把外甥女苏格兰女王也纳入他的计划，建议她跟其他天主教君主一致行动，用暴力消灭新教徒。计划的结果是：他劝说玛丽撤销原来的赦免方案，将亡命的苏格兰贵族斩草除根。国会在爱丁堡召集，以便剥夺流亡贵族的公权。他们的罪行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定罪无疑是不成问题的。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暴行毁了玛丽本人，才使得这些流亡者得以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

从各方面看，苏格兰女王和达恩利勋爵的婚姻极其自然、极其诱人，玛丽及其臣民无不全心全意地赞同。达恩利年轻、英俊，表面上多才多艺。女王对他神魂颠倒，一开始忽视了他的内质，后者完全配不上他的外表。达恩利性情狂暴，却不能持之以恒；傲慢自负，却轻信、易为小人逢迎所欺。他总是忘恩负义，因为自以为德才皆备，接受什么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沉迷于低级趣味，对真正的爱情与柔情同样无法体验。苏格兰女王一开始情意绵绵，取悦夫君无所不至。她授予达恩利以国王的尊号。在所有诏书中，国王与女王并列。她运动国会给予达恩利联姻王位。但时间一长，她就注意到达恩利的软弱和缺陷，开始明白慷慨无度的危险性，决定以后对他多一些保留。达恩利对她这种谨慎的做法怀恨在心，玛丽由此对他更加反感。年轻的国王自以为受到了她怠慢，便开始向他认定的罪魁祸首大肆报复。

当时，大卫·里奇奥在宫廷中深受苏格兰女王的信任和宠爱。他出身卑微，父亲是皮埃蒙特音乐教师的儿子，自己也是乐师。里奇奥在本国卖艺不能维生，就跟随萨伏伊公爵的大使来到苏格兰。当时玛丽刚回国，大使专程向她道贺。里奇奥耳朵灵敏，声音还可以。玛丽觉得他正好可以充实自己筹办的乐队。大使告辞后，玛丽将里奇奥留下。一段时间后，女王的秘书去法兰西送信；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称上意，她就提拔里奇奥接任秘书一职。里奇奥在这个职位上有机会经常接近女王本人，潜移默化地争取她的恩宠。他精明、懂事，又有上进心，远远胜过他的出身等级和所受的教育。里奇奥善于利用机会，不久就变成了女王的主要顾问，甚至重臣。女王事无巨细，无不咨询里奇奥；不经他居间活动，休想干求君恩；所有请托者只能向他送礼、求情，才能办成事情。里奇奥平地青云，狂傲自负，贪得无厌，很快就受到贵族和全国的憎恨。他一开始致力于促成达恩利的婚姻，两人似乎已成金石之交。但女王感情有变，亨利·斯图亚特·达恩利的朋友不难说服他：里奇奥就是女王疏远他的真正原因，甚至挑唆他危险的嫉妒天性。这位宠臣谈不上英俊，但青春盛年尚在。推断他和玛丽有奸情，不近情理，甚至堪称荒谬。多疑的丈夫本来只能发现她轻率鲁莽地滥用仁慈慷慨，并没有其他什么过错之处。教士在民众中传播苦行禁欲的观点，不能允许自由。人们普遍相信：里奇奥领取教皇津贴，深深卷入了反对新教徒的所有策划。他和玛丽之间失德的任何传闻，狂热的新教徒都易于采信。

里奇奥的利益跟罗马天主教一派密不可分，是流亡贵族公开的敌人。他极力支持迫害流亡贵族，使自己面临着流亡者的朋友和家臣的敌意。据说，当局还有撤回女王年幼时所作保证的计划，甚至攫取圣俸的贵族占有教产也不那么容易了。大臣默顿伯爵受到这些考虑的影响，又听到流言：玛丽打算拜里奇奥为大臣，取代他的位置，把出身卑微、不懂本国法律和语言的外国暴发户提拔到高位。女王以轻率的仁慈慷慨对待里奇奥，以至于就算是海外奇谈也有人愿意相信，这大大加快了宠臣的毁灭。默顿迎合达恩利，赢得了他的信任，且千方百计煽惑他的不满与嫉妒。默顿告诉他：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消除他蒙受的侮辱，就是干掉这个卑鄙的外国人。这个小人配不上他蒙受的好运，只能受到举国上下的痛恨。伦诺克斯伯爵夫人的私生子兄弟乔治·道格拉斯的意见也是这样。他们征求贵族卢特文和林德塞的意见，后者同意襄助。甚至国王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都不反对这个计划。但密谋者熟悉亨利·达恩利的反复无常，要求他签署一张委任状。他在委任状中承诺：为了荣耀上帝、推进宗教，授权他们刺杀里奇奥，事后予以保护。他们商定了所有这些举措，遣使通知在边境徘徊的流亡贵族，国王邀请他们返回祖国。

计划已经相当毒辣，执行的情况尤其穷凶极恶。玛丽怀有六个月身孕，正在内室里招待客人吃晚饭。席上有她的私生子姐妹阿盖尔伯爵夫人、里奇奥和其他仆人。国王从内室走廊进屋，站在女王椅子后面。卢特文、乔治·道格拉斯和其他密谋者全副武装，跟着他冲了进来。苏格兰女王大惊失色，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粗暴地闯进来。他们指着里奇奥，对女王说：他们无意冒犯女王，只想让这个恶棍罪有应得。里奇奥发现大事不妙，逃到女王身后，抓住她的手腕，大声请求保护。玛丽叫喊着、威胁着、恳求着，为他斡旋。刺客急不可待，不顾女王的干预，扑向他们的牺牲品，把拦在路上的所有东西都打翻了，场面更加恐怖而且混乱。道格拉斯手握达恩利的匕首，刺进里奇奥的身体。里奇奥恐惧、痛苦，尖叫起来。其他密谋者把他从玛丽身边拖开，拉进前厅，他在那里身负五十六处刺伤。不幸的女王一听说他的下场，立刻擦干眼泪，说她再也不哭了，只想怎样复仇。确实，她个人受到了侮辱，荣誉受到了玷污；而且她正在怀孕，生命受到威胁。暴行如此凶残、如此复杂，无论如何宽厚仁慈，都无法赦免。

刺客明白玛丽的痛恨，把她扣押在宫里。国王解雇了所有似乎愿意帮助她的人，告诉他们：没有他的命令，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会小心照料女王的安全。两天后，默里和流亡贵族返回宫廷。玛丽的愤怒集中在最近的暴行上，很乐于跟他们和解。她甚至对弟弟（默里）温情脉脉。流亡贵族获得国会的赦免，恢复了荣誉和财产。刺杀里奇奥的同谋者请求女王宽恕；她巧妙地拖延时间，说服他们：只要她仍然受到软禁，卫兵仍然四面包围着她，她签署的赦免就不会有效。在此期间，她甜言蜜语、爱抚哄骗，赢得了丈夫的信任。卫兵一旦撤退，她就带着丈夫，趁夜逃往邓巴城堡避难。许多苏格兰臣民前来勤王。玛丽集结军队，向爱丁堡挺进。密谋者无力抵抗，逃往英格兰；在那里穷困潦倒。他们向玛丽的新宠臣博斯威尔伯爵求情。伯爵想收编他们，加强自己的势力，不久就想办法平息了玛丽的怒火，为他们争取到返回祖国的自由。

只有对她的丈夫，苏格兰女王的报复之心才无法缓和。达恩利早已开罪于她，践踏了所有感恩和义务的纽带，激起了玛丽最大的愤怒。女王安排他跟刺客切割，否认通谋；甚至公开发表宣言，向全世界撒谎。他由此受到普遍的轻蔑，永远无法获得任何一派的信任。然后，玛丽怀着鄙视和愤怒，抛弃了他。她突然从达恩利身边逃走，退到马雷伯爵镇守的阿洛亚。达恩利尾随而来，她又突然返回爱丁堡；在每一处地方，她都公开对达恩利表示不悦，甚至厌恶。玛丽鼓励廷臣忽视他，看到人们鄙视他简陋的车马、稀少的仆从，就觉得心满意足。不过，达恩利获准住进爱丁堡城堡，玛丽选择在这里分娩。她在爱丁堡城堡生下一个儿子，这对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是重要新闻。玛丽派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赴伦敦，向伊丽莎白报喜。梅尔维尔告诉人们：他到达伦敦的当天晚上，伊丽莎白在格林威治举行舞会。女王意气风发、机智敏捷，一如她平时在这些场所的表现。但苏格兰王子诞生的消息传来时，她所有的兴致都烟消云散了。她忧郁起来，头伏在胳膊上，向几位侍从诉苦：苏格兰女王有了一个漂亮的儿子，自己却后继无人。但她第二天接见大使时，表面上仍然若无其事。她满面春风，感谢梅尔维尔及时赶来报告佳音，并且向好姐妹表示最诚挚的问候。过了一段时间，她派贝德福德伯爵和亨斯顿勋爵的儿子、宗室乔治·卡里出席王子的正式洗礼，让他们给苏格兰女王带去昂贵的礼物。

玛丽得子，使得她在英格兰的党羽因此变得更加热心。即使她的死对头都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定国本。新一届国会对这些问题激烈争论，六次休会。迄当时为止，上议院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却在这时带头提出质询。不久，下议院就开始效仿贵族们的热忱。莫林诺在下议院首先提出：国本问题应该与补助金挂钩，似乎打算强迫女王服从国会的要求。廷臣们试图回避争论。拉尔夫·萨德勒爵士对下议院说，他确实听女王说过：为了国民的利益，她决心结婚。塞西尔秘书和弗朗西斯·诺里斯爵士，还有公爵领大臣安布罗斯·卡瓦爵士、宫廷审计官爱德华·罗杰斯爵士都做了目的相同的证词。伊丽莎白的雄心和刚毅众所周知，因此没有几个议员相信这些话。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遁词，借以撤销她即位时的明确宣告：童贞女王以童贞终此一生。因此，几位大臣的政策只不过是为了促使国会为体面起见，将女王婚姻问题与王位安排合并提出而已。下议院在辩论中极其认真，甚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跟上议院协商。这时，伊丽莎白给他们下达明确旨意，不要进一步讨论这个议题。塞西尔传达了女王口谕：她以王者之尊保证，她确有结婚的诚意。指定继承人会使她面临巨大的人身威胁。她在前朝有切身体验：宫廷对继承人通常会有什么态度，人们会为了未来的前途作出多么危险的牺牲。因此，她决定将这个重要决定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候。下议院对这些理由并不满意，对禁止讨论更不满意。心高气傲的议员保罗·温特沃斯甚至提出：禁令是不是侵犯了下议院的自由和特权？迄当时为止，女王一直深受尊重；这时，有些议员已经敢于践踏这种尊严。他们断言：女王应尽的义务不仅包括有生之年保证臣民的幸福，还包括确定继承人，以关照臣民未来的安全。伊丽莎白不行此图，反而倒行逆施，说明她不是国民的亲生母亲，而是他们的继母。她似乎不想保证英格兰继续享有光荣和满足。只有怯懦的君侯、暴君或是胆小怕事的女人才害怕继承人取而代之。国民忠心耿耿，君主坚不可摧；所有的君主都只应该信任这种光荣而可靠的保障，用不着种种权谋诡道。

女王听到这些争论，召见国会发言人，重申她上次的禁令，责成他告诉国会：如果哪一位议员不满意，可以自己到枢密院来陈述理由。国会不顾这样专横的禁令，仍然有意继续讨论着。伊丽莎白觉得最好撤销前令，允许他们自由讨论。议员见女王屈尊迁就，大为感动，从此就变得更冷静、更好商量了。他们甚至通过拨款，分三次支付，一份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一税，不附加任何条件。女王不久就解散国会，结语言辞尖刻，说他们的议程颇有虚伪诡诈之处；许多议员以关心她的婚姻和继承权为借口，骨子里却包藏祸心，对她不怀好意；不过多亏了这些企图，她才得以分清敌人和朋友。她补充说：“可是你们当真以为：我不关心你们未来的安全，没有好好考虑继承权问题吗？我知道自己只是肉体凡胎，因此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此。或者你们当真担心我会侵蚀你们的自由？不，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我只想要你们悬崖勒马。任何事情都有其时机，如蒙上帝恩典，你们或许会拥有比我更明智、更博学的君主，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将来的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比我更在意你们的安全。因此，无论我能不能活到类似的会议，政府由谁掌握；我想提醒你们：不要像你们对待我这样，挑衅君主的耐心。但我现在决定：虽然我对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满意（因为我不想大家不欢而散），但我还是要以善意为他们送行。”

伊丽莎白在这一届国会上收获更多，她获得了无条件的补助金，不过，人们相信：这是下议院的收买，目的是诱使她接受国会的要求。女王觉得最好在拒绝要求的同时，自愿谢绝第三笔拨款。她说：钱放在臣民的口袋里，就像在自己的府库里一样好。

女王暂时还能回避国会的要求，但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变成了苏格兰女王的朋友。许多人背叛伊丽莎白，秘密联络玛丽，准备在玛丽的统率下举事。伊丽莎白自己的宫廷就充满了玛丽的公开党羽。诺福克公爵、莱斯特伯爵、彭布洛克伯爵、贝德福德伯爵、诺森伯兰伯爵、尼古拉·塞格默顿爵士和英格兰大部分要人似乎都认为有必要宣布玛丽为继承人，只有塞西尔例外。只有最狂热的新教徒才支持赫特福德伯爵夫人或是她的姑母坎伯兰伯爵夫人埃莉诺。赫特福德伯爵夫人的婚姻有争议，已经宣告无效。人们由此警惕到：这个继承世系可能引起新的纠葛。玛丽待新教徒如此温和节制，待所有人如此和蔼亲切，于是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公众乐于将她以前的一切轻率举止归咎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但以后的事件将这种大有希望的前景化为乌有。她惊人的轻率，或应该说穷凶极恶的罪行，将她从幸运的顶峰抛下来，声名狼藉，彻底毁灭。

博斯威尔伯爵出身苏格兰名门甲第，他虽然在民政、军务方面都没有突出成就，但是在党派斗争中却崭露头角。他的敌人是实力雄厚的默里伯爵和改革派。伯爵生活放荡，靡费无节，虽然家资丰厚，仍然负债累累。他似乎别无出路，只有不顾一切，投身政治活动。他不止一次受到刺杀默里的指控。不过，当时苏格兰各党派经常相互栽赃，因此，这种指控的可信度不高。他们为了增加流言的可信度，充分证明了这种可憎的手段在苏格兰非常盛行。博斯威尔最近赢得了玛丽的宠爱和充分信任，指导和执掌了女王的一切举措。据说，两人还有更加特殊的亲密关系。这些说法的基础就是她对丈夫的憎恶始终不衰，甚至愈演愈烈。年轻的国王饱受女王和廷臣的冷遇，决定秘密逃往法兰西或西班牙，他为此准备了一条船。另一方面，某些大贵族看到玛丽对他的敌意根深蒂固，想方设法让他们离婚。虽然玛丽口头上非常高尚，说不能让离婚损害了自己的荣誉和儿子的合法性，但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难以找到适当的手段，因此进一步的考虑只得搁置。达恩利不堪她持之以恒的憎恶，于是退隐到格拉斯哥。他一到那里就生了一场怪病，通常认为是他的敌人下了毒。毒药是玛丽送来的，她因此蒙受嫌疑。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玛丽去看望了达恩利。对玛丽的为人和公共的安宁寄予善意的人们听说她和达恩利言归于好，不禁颇为惊讶，也极其欣慰。玛丽前往格拉斯哥探病，对达恩利温柔体贴、始终陪护。看起来，她似乎打算跟达恩利一起生活，以维持一种更合适的关系。亨利自然疼爱妻子，不再怀疑这种突如其来的和解，完全听任玛丽摆布，一起前往爱丁堡。玛丽住在圣十字宫，但这里地势太低，人来人往、喧闹不宁。达恩利目前身体不好，可能受到干扰，因此为他安排了郊区一间僻静的住所，名叫“柯克田野”。在这里，玛丽待他亲切而温暖。她友善地跟他交谈，在他下面的房间过了几夜。但二月九日，玛丽告诉他：她要出席一个仆人的婚礼，必须回宫廷过夜。大约早上两点钟，全城都听到一声巨响，他们发现声音来自国王的宅第，更加惊讶。宅第被火药炸毁，人们在附近的田野上找到了国王的尸体，尸体没有枪伤、挫伤、暴力的痕迹。

亨利无疑死于谋杀。不久之后，公众普遍的猜疑指向博斯威尔伯爵。但他明显受到玛丽的恩宠，大权在握，没有人敢于公开表态。所有人都在惊愕中沉默，但天黑以后，道路传闻：国王死于博斯威尔，甚至女王本人之手。墙上的无头帖子作了同样的揭发。有人提出：只要有适当的安全保障，就可以公开证明他的罪行。法庭发布通告，给揭发元凶的人提供奖赏和赦免。当局以更大的警觉来搜寻那些散布流言、诽谤博斯威尔和女王的人，而不是追查刺杀案，侦查弑君真凶。

伦诺克斯伯爵远离宫廷，穷困潦倒，听说儿子遇害，勃然大怒。他致信女王，要求尽快调查、制裁刺客。他特别列出刺客的名字，包括：博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贝尔弗爵士和他弟弟吉尔伯特·贝尔弗、大卫·查尔默斯、四位女王的内廷侍从。这些人的名字全都出现在爱丁堡城墙的无头帖子上。玛丽在字面上接受了他尽快审判的要求，限期十五天审理这一要案。她传唤伦诺克斯出庭，为他对博斯威尔的指控举证。在此期间，博斯威尔和伦诺克斯指控的其他人完全逍遥法外。博斯威尔本人一直有武装人员环卫身边，照常出席枢密院会议，而且在玛丽的宅第里住了一段时间，女王的宠信和亲密似乎丝毫不衰。她甚至在关键时刻将战略要地爱丁堡城堡托付给伯爵和他的部下詹姆斯·贝尔弗爵士。贝尔弗就是伯爵弑君的帮凶。伦诺克斯远道抵达斯特林，准备出庭，得知了所有这些情况。他考虑到身边卫队不多，尤其是畏惧敌人的强大、傲慢、鲁莽，于是他致信玛丽，要求审判延期，且乞灵于她的荣誉感，更加从容、审慎地判断这样重要的问题。但是，他的申请未予考虑。凯斯内斯伯爵召集了陪审团。伦诺克斯预见到陪审团仓促召集，便派出侍从坎宁安代表他出庭抗议，反对陪审团无罪开释罪犯。不出所料，原告和证人都没有出庭，法庭宣判博斯威尔在国王遇弑案中无罪。不过，陪审团明白他们的判决是一大丑闻，可能给他们留下后患，所以在诉讼记录中留下了一份必要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博斯威尔的起诉书把犯罪日期定在二月九日，而不是亨利·达恩利真正遇害的二月十日。通常对于这个错误的解释太过粗陋。据说，造成错误的原因是：玛丽指导的秘密委员会并不完全轻率、狂暴、专横，他们处处以防万一，给博斯威尔留下了开脱的余地。

非常事变发生两天后，国会召集。在公众心目中，有利于博斯威尔的判决与其说开脱了他的罪行，不如说有力地证实了他的罪行，但他仍然手持权杖，主持国会第一次会议。本届国会通过法案，严厉制裁造谣诽谤的无头帖子，但没有提到国王遇弑案。玛丽公然恩宠博斯威尔，使得人人噤若寒蝉。国会解散后不久，另一件事更露骨地体现了这种恐怖的效果。一些人成立团体或盟会，不仅澄清博斯威尔已经在合法审判中无罪释放，还进一步提出：通过个人决斗来证明他的清白。如果以后有人诬蔑博斯威尔染指国王遇害一案，盟会成员就要竭尽全力打击造谣者、维护伯爵。盟会成员立下誓言，没有证据能进一步证明博斯威尔不清白。然后，他们提出：为了巩固政府，女王有必要结婚。他们推荐博斯威尔伯爵入赘天家。在场的所有大贵族都签署了这份文件。博斯威尔除了穷凶极恶的行径以外，并无功德足以凌驾众人。苏格兰举国汹汹，分裂为支持和反对博斯威尔的党派。苏格兰人一向倔强反复，如此举措实在不足以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只是措手不及，不了解彼此的感情，慑于宫廷当前的权势，担心这些没有受到荣誉和人道约束的暴行变本加厉，只是勉强屈从而已。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国民仍然公正地把签署文件视为耻辱。

博斯威尔随后的举措同样突兀而鲁莽。玛丽去斯特林看儿子时，他借口稽查边境盗贼，召集了八百名骑兵，在爱丁堡附近拦截女王的归途，将她劫持到邓巴，公然打算迫使她屈从自己的目的。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扈从女王，跟她一起被带走。他说：他没有看到任何强制或勉强的迹象。他告诉我们：据博斯威尔的军官说，整个过程是跟玛丽协商好的。确实，玛丽的心高气傲、意志坚强是众所周知的。她对真正的胁迫居然毫无反抗的迹象，无论如何都是暧昧可疑的。一些贵族为了进一步试探，秘密送信给玛丽说：如果她确实受到暴力胁迫，他们会竭尽全力救驾。玛丽回答说：她确实被劫持到邓巴，但她在这里受到优待，愿意留在博斯威尔身边。从此以后，无人存心救驾。大家都相信，事情完全是女王自己赞同和默许的。

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怪诞的做法归因于：玛丽耻于拟议的婚姻，希望掩饰自己的不轨行径。但博斯威尔几天后就获得赦免令，公众因此作出了更坏的推测。赦免令免除了博斯威尔侵犯女王人身权的罪责和所有其他罪责。后面这一条款间接地赦免了他谋杀国王的罪责。接下来，人们推测：劫持不过是障眼法，为的是间接地提供赦免弑君罪的借口，由于这种举措极其可耻，因此不能公开提起。

事态发展如此迅速，一次比一次更罕见、更诡异，人们目不暇接。不过，女王和博斯威尔为了实现他们可耻的目的，还有一个障碍需要克服。他们有什么妙计，难以预测。博斯威尔召集贵族联名支持他做女王的丈夫，以表面上劫持女王，迫使她同意。可是，他两年前已经娶了另一个女人。博斯威尔夫人出身名门、品德端方，是亨特利伯爵的妹妹。但他们让激情冲昏了头脑，让犯罪迷住了心窍，不久就丢掉了一切体面的虚饰。博斯威尔和妻子的离婚诉讼同时在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法庭上开始了。一个是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的天主教法庭，奉行天主教教规；另一个是新教的宗教会议，奉行改革派传道士的教义。博斯威尔在两个法庭上的借口都精心迎合了他们的不同宗旨。在大主教的法庭上，其借口是同宗近亲不婚，因为博斯威尔和妻子是第四代血亲。在宗教会议法庭上，伯爵的通奸构成了离婚理由。两个法庭的起诉人各不相同。博斯威尔伯爵在天主教法庭上要求离婚，而博斯威尔夫人在新教法庭上要求离婚。两个法庭都极其仓促地开庭、控辩、验证、判决，离婚判决在四天内就下达了。

离婚完成后，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步骤是：玛丽前往爱丁堡，向法庭证实她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据说，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排除她婚姻可靠性的任何疑问。接着，各教堂奉命发布女王与奥克尼公爵的结婚预告。奥克尼公爵就是博斯威尔目前的封号。爱丁堡牧师克雷格奉旨主持婚礼。克雷格不满足于仅仅拒绝主持婚礼，还公开布道，谴责这次婚姻。他告诫所有接近女王的人，要劝告她放弃这样可耻的婚姻。枢密院传唤他解释自己的狂言，他表现出的勇气足以使贵族驯服和卑屈蒙羞。他说：根据教规，博斯威尔伯爵肯定犯有通奸罪，不能结婚。他和前妻的离婚是勾结共谋的结果，草率的离婚判决、他和女王仓促的婚姻也是这样。而且国王遇弑，流言纷纷。女王一旦嫁给以前劫持她的人，就会坐实这些流言。因此，牧师忠告博斯威尔：不要继续坚持他罪恶的事业。然后，他责成其他大臣：运用他们对女王的一切影响力，让她改弦易辙，否则就会永远声名狼藉、荣誉扫地。他甚至不能满足于这样的警告，还抓住第一次机会，在讲道坛上向公众陈述全部情况。他表示担心：君主会不顾一切忠告，顽固地坚持她致命的意图。他说：“就自己而言，他已经本着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天地为证，他痛恨、厌恶这样的婚姻。在全人类的眼中，这样的婚姻也是既可耻又可憎的。不过，他明白：大人物们要么逢迎、要么沉默，定会支持这样的举措，他只有恳求忠诚的信徒向全能的上帝热忱祈祷——愿上帝保佑，将这个违背一切法律、理性、良知的决定转变成教会与王国的安慰与福利。”这些讲道严重冒犯了宫廷。枢密院再度召见克雷格，要他解释过分的狂言。但他对在座公卿说：他的本分就是阐述上帝的真言、良法和自然理性。无论根据任何准则，女王的婚姻都是不名誉、不光彩的，而且全世界都会这样认为。枢密院为区区牧师的英雄气概所慑，没有进一步盘问和惩罚，就把他打发走了。

博斯威尔和苏格兰女王本来可以由此从情欲的美梦中惊醒，看清国民的态度，明白自己无异于螳臂当车，但他们仍然决定一意孤行，从而自取灭亡。奥克尼主教主持婚礼，他是新教徒，后来因这次可耻的屈从而遭教会罢黜。参加婚礼的贵族寥寥无几。大多数贵族由于羞耻或恐惧，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宅第。法国大使勒·克洛克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他虽然依附于吉斯家族，同意出席婚礼，但这一天还是没有接受劝诱而在教堂露面。伊丽莎白送来许多友好的信件和口信，想劝阻她的婚姻。法兰西宫廷同样反对。玛丽虽然一向信服法国亲戚的建议，这一次却决心独断专行。

这些消息传到外邦，全欧洲顿感惊诧莫名。不仅主角，甚至苏格兰全国都因此蒙羞，因为他们的卑屈和沉默，也因为他们公然赞同和支持这种可耻的做法。侨居海外的苏格兰人为此大受责难，甚至不敢在公共场所露面。他们认真地告诫国内的同胞：一定要让穷凶极恶的凶手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免得他们蒙受公众的鄙视。苏格兰人闻讯，没有多久就从昏睡中奋起。从一开始，流言就怀疑玛丽参与了谋杀。后来的事件似乎坐实了当初的怀疑。到处都在传说：即使迄今尚无女王有罪的直接和明确证据，但她最近的做法一目了然，非但引起了嫌疑，而且证实了嫌疑。她一直恨丈夫，理由充分，却突然跟他和解。她原先待丈夫冷淡而苛刻，却突然把他带回宫廷。她特意为丈夫安排了孤立偏僻的宅第。这些情况本身虽然琐细，但跟后来的结果联系起来，对玛丽非常不利。至少，在国王遇害后，她本来应该更加谨言慎行，急欲惩办真凶，以便解除自己蒙受的一切责难和嫌疑。自重自爱的女人绝不会允许公认的杀夫凶手在面前出现，更不用说委以枢要，宠爱信任了。无罪判决只是在原告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足以杜绝公众之口。尤其是，她对凶手的友谊，路人皆知，缺席审判、草率判决，均肇端于此。她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会嫁给这个人，实在是骇人听闻。勒索贵族同意的诡计过于露骨，与其说证明了她的清白，还不如说暴露了她的罪行。她在此表现出问心有愧的征象，不仅没有改邪归正，反而文过饰非、欲盖弥彰。她可憎的举动要么是最可耻暴行的原因，要么就是最可耻暴行的结果。她居然会嫁给这样一个人：他几天前刚跟妻子可耻地离婚，公认在几个月前杀了她的丈夫。这样践踏最简单的道德行为准则，无法解释为轻率鲁莽。丈夫尸骨未寒，寡妇就急于改嫁，即使其他方面无可指责，都逃不了严厉的谴责。她却只顾自己的逸乐，无视其他重要的考虑；同样只顾自己称心，无视荣誉与人道。玛丽并非不了解公众的主流意见，从她的做法可以推断出她的罪行。因此，她继续倒行逆施，就像最正式的坦白一样，从而坐实了敌人的一切猜测和诬蔑。君主在全世界面前遇害，博斯威尔独受嫌疑和指控。如果他确实无辜，无论在玛丽还是公众的眼中，只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侦破悬案，查获真凶。虽然国会已经召集，却没有采取任何调查措施。女王身为人妻，对罪行保持沉默。国民在恐怖中噤若寒蝉。只有一件事不利于这些推测，毋宁说证据，那就是女王以前的仁慈和善良。她似乎不可能染指这样穷凶极恶的暴行。然而，人性千变万化。犯下最大罪行的人，不见得就是性格最邪恶的人。女人在危急关头，会为没有节操的男人牺牲自己的荣誉，会在他的操纵下，而盲目地卷入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是身不由己。不过，仍然有一种推测可能减轻她的过失。也就是说，博斯威尔不正当地利用了女王对他的感情，没有跟她商量，就自己犯下罪行。但她早已认识博斯威尔，突然产生热烈的激情，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通谋，就难以解释。她此后显然没有受到羞耻和审慎的约束，才招致了最大的耻辱和危险，人道与责任感似乎对她没有多大影响。

苏格兰举国上下的主流意见就是这样。由于新教徒传道士享有巨大的权威，且长期敌视玛丽，于是相信她有罪的观点流传得更广，给国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博斯威尔几次企图掌握小王子的人身权，假装已经取得玛丽的同意，从而激起了最严肃的关注。大贵族在斯特林结盟，决定保护王子、惩办凶手，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被迫签字赞同博斯威尔婚姻的贵族。阿索尔伯爵是公认的天主教徒，首倡结盟。阿盖尔伯爵、默顿伯爵、马尔伯爵、格兰凯恩伯爵、博伊德勋爵、林德塞勋爵、休谟勋爵、山柏勋爵、格兰奇的基尔凯尔德勋爵、塔利巴丁勋爵、里丁顿秘书均热忱地加盟其中。默里伯爵预见到风暴将临，不想卷入危险的党争。他前一段时间已经向玛丽申请引退，获准后退隐到法兰西。

休谟勋爵首先拿起武器，率领八百骑兵，突然将苏格兰女王和博斯威尔包围在柏斯维克城堡。女王和博斯威尔夺路逃往邓巴。结盟贵族在爱丁堡集结军队，采取措施，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如果博斯威尔足够审慎，在邓巴城堡坚守不出，那么他的敌人一定会因为饷银、给养不足而瓦解。但他一听说结盟贵族陷入困境，就鲁莽地出城浪战，向他们进军。两军在爱丁堡城外大约六英里的卡伯里遭遇。玛丽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军队师出无名，不肯奋战。博斯威尔几次冒险后，几乎不再有斗志。玛丽别无办法，只得跟格兰奇的基尔凯尔德谈判，获得一般性承诺后，向联盟投降。她被送往爱丁堡，围观民众谴责她的罪行，甚至挥舞着斥责她杀害丈夫、危害幼子的标语。玛丽震于噩运，乞灵于流泪、悲叹。玛丽在谈判时，博斯威尔乘人不备逃往邓巴。他装备了几条小船，驶向奥克尼，一度在那里以海盗维持生计。基尔凯尔德追到奥克尼，俘获了他的船只和几个仆人，后来发现他们参与谋害国王一案，被明正典刑。博斯威尔自己乘船逃往丹麦，在那里被捕，精神错乱，十年后悲惨地死去。这样的下场正好配得上他穷凶极恶的罪行。

苏格兰女王落入愤怒的党派手中。臣民为了保障未来的安全，发泄目前的怨恨，自然不会优待她。据说，她不顾处境维艰，态度顽固，声言矢忠于博斯威尔，甚至写信给他。贵族截获了信件，里面写道：她宁愿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退位，也不会对他变心。不满分子发现：如果玛丽最后胜利，他们的处境就危险了。他们觉得必须更加严格地控制她，第二天就派卫队送她去洛克勒文湖边的洛克勒文堡。洛克勒文堡的女主人是默里伯爵的母亲，她自称合法地嫁给了先王，自然对玛丽怀有敌意，苛刻而严厉。

伊丽莎白充分了解一切情况，似乎颇为同情不幸的玛丽女王。玛丽这时身败名裂，似乎平息了她以前所有的恐惧与敌意。她想到人世无常、荣华如梦，以及鼓励臣民叛乱的危险性，决心用她的权威为表妹斡旋。她派尼古拉·塞格默顿爵士出使苏格兰，规劝玛丽和贵族联盟双方。她的指示虽然有些高傲自负，却充满了良好的判断力和恢弘的气概，前者是她的天性，后者为当前的紧急关头所必需。她授权大使以她的名义向玛丽宣布：苏格兰女王最近的所作所为穷凶极恶，无论如何都无法辩护，罪莫大焉。她虽然深感同情，但还是一度决定不再给玛丽建议或援助，让玛丽自生自灭、不予斡旋，就像对待荣誉扫地、不可救药的人。她可以肯定：其他外国君侯、玛丽的亲支近脉已经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但最近的事件触动了她更温柔的同情心，使她采取的措施更加有利于不幸女王的自由和利益。她决心不让玛丽受到叛乱臣民的压迫，尽力斡旋，甚至运用权威，为玛丽争取获释，以保证苏格兰女王的尊严和苏格兰臣民的安全。她期望玛丽除了对杀夫凶手外，放弃一切复仇的念头。她是玛丽的近亲，因此比玛丽的臣民更有资格干预玛丽这方面的权威。因此，她恳求玛丽：如果她在意自己的荣誉和安全，不要反对这样公正合理的要求。在她的荣誉和安全得到保障后，接下来就要考虑她的自由、惩罚杀夫凶手、保障幼子的安全。最恰当的办法莫过于：送王子到英格兰受教育。不难预见：王子在英格兰受教育，不仅能远离党争和动乱的现场，还有许多其他好处。

塞格默顿奉命规劝贵族联盟，其内容完全符合伊丽莎白偏爱玛丽的倾向。女王授权大使告诫他们：无论玛丽的所作所为多么值得谴责，但绝对不能将任何欺君犯上的举动正当化。乱臣贼子的行径跟一切秩序与良治都不能相容。改革君主的弊政，以及惩罚君主，都不是臣民的本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臣民反对最高权力的唯一合法武器只能是恳求、忠谏、陈情。如果这些手段都行不通，他们接下来就应该祈祷上天，耐心等待全能的上帝感化君心，恢复公义与慈悲。她谆谆教导忠义大节，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因为：普天之下有道之邦莫不循此，文明社会赖此保存。她要求贵族联盟恢复女王的自由，并许诺：只要他们做到这一点，她就会协助他们改革弊政、缉拿弑君真凶、保障幼主的安全与自由。如果他们充分考虑她最近为苏格兰国民效力、防范外国篡夺的微劳，就应该信任她的斡旋，责备自己迄今未曾征求她的意见。

塞格默顿除了伊丽莎白的规劝以外，还给双方带去了处置政务的和解条款。这些条款给君权施加了若干重要限制，但主要是为维护玛丽的利益而拟定的，对她相当纵容。联盟贵族本来打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时意识到伊丽莎白偏向玛丽一边，明白玛丽获得了这位强大君主的保护，就会鼓起勇气。他们决定最好几度假装延迟，然后拒绝英国大使觐见玛丽。苏格兰有四种不同方案来处置被俘的女王：其一，在严格的限制下恢复她的权威；其二，迫使她让位给王子，流亡法兰西或英格兰，保证留在这些国家，不再扰乱苏格兰当局；其三，公开审判她的罪行，她的敌人假装掌握了确凿证据，判处她终身监禁；第四种方案最为严厉：审判、定罪，然后处以极刑。塞格默顿支持最温和的提议。他向伊丽莎白保证执行条款，并且威胁苏格兰当局：如果拒绝，就会马上遭到报复，且警告他们：不要向女王施暴，以免引起公众的责难。但他除了秘书里丁顿以外，未能说服任何苏格兰首领，所有重臣都倾向于更加严厉的方案。传道士尤其积极鼓吹《旧约》仅仅以启示为基础的严厉准则，煽动国民反对不幸的君主。

有些人预期玛丽会退位，开始觊觎摄政大位。伦诺克斯伯爵以王子祖父的身份，要求代幼主监国。夏特莱公爵客居法兰西，自称王位第二继承人。但大多数联盟贵族属意默里伯爵，他们完全信任默里的能力，传道士和更热忱的改革派也充分信任默里的立场。因此，他们协调一致。林德塞勋爵和罗伯特·梅尔维尔爵士给女王带去三项条款：其一，女王让位给儿子；其二，委任默里监国；其三，提名枢密会议执掌国政，直到默里回国。苏格兰女王看不到时来运转的希望，且有充分理由担心生命安全，相信囚禁中签署的文件无效，在流了许多眼泪以后，签署了这三项条件，没有费心核查任何一条的内容。女王被迫逊位后，幼主宣告登基，号称詹姆斯六世。他不久就在斯特林加冕，默顿以他的名义在加冕礼上宣誓消灭异端、没齿不忘。有些共和派借口支持国民权力，出席了这次加冕礼。不久铸造的著名硬币镌刻着图拉真铭文：“为我战斗；如果我罪有应得，就为了反对我而战斗。”塞格默顿奉伊丽莎白的命令，拒绝协助苏格兰君主加冕。

枢密会议摄政为时未久，默里伯爵从法兰西返回，行使监国大权。他拜见被俘的女王，态度严厉，且重提她过去的罪行，女王从此对他恩断义绝。默里以后更加公开毁弃了对女王的一切礼数。他召集国会，国会投票通过：确定她参与杀夫；判处她监禁；批准她退位；承认她儿子登基、默里监国。

监国活跃、干练；绥靖王国，颇见成效。他贿赂詹姆斯·贝尔弗爵士，交出爱丁堡城堡。他迫使邓巴卫戍部队打开城门，平毁城堡。

虽然新政府处处得手，似乎所有人都默认了默里的权威，但暴力革鼎无论多么必要，不可能不产生重大的不满。苏格兰即使在最稳定的状态下，仍然政务紊乱，新造的政府不可能太平无事。只要博斯威尔还在国内，没有几个大贵族愿意支持玛丽，但这个臭名昭著的贵族一走，许多人的感情就不一样了。夏特莱公爵觊觎监国不成，对默里不怀好意，他所有的附庸都怀有同样的看法。其他几位贵族不甘落于人后，另行结党，反对当局。一方面，他们对玛丽怀有残余的忠诚和感情；另一方面，贵族联盟对玛丽事事做绝，自然促成他们支持玛丽、仰仗她的权威。所有倾向天主教的人都加入了这一派。甚至国民整体虽然原先憎恶玛丽的罪行、责备她的轻率，现在却同情她的处境，惋惜她多才多艺、地位尊贵，却受到苛刻的待遇。这时，许多大贵族基于这些理由而拥戴苏格兰女王，并在汉密尔顿集会，协调支持女王的举措。

这些情绪正在发酵时，玛丽暗中策划逃跑。她以魅力和爱抚迷住了一位年轻绅士，协助她逃跑。此人就是洛克勒文领主的弟弟乔治·道格拉斯。她甚至走得如此之远，让乔治抱有希望：在她和博斯威尔的婚姻已经由于暴力解除以后，她可能会嫁给乔治。她向监国提出了这个建议，却遭到拒绝。不过，道格拉斯救驾之心始终不渝。他抓住一切机会接近宅第，终于如愿以偿。他将乔装改扮的女王送进小船，自己划船送她上岸。玛丽火速投奔汉密尔顿。女王驾到的信息立刻传开，各路贵族纷纷率军勤王。阿盖尔伯爵、亨特利伯爵、埃格林顿伯爵、克劳福德伯爵、卡西利斯伯爵、罗斯伯爵、蒙特罗斯伯爵、萨瑟兰伯爵、埃洛尔伯爵、九位主教、九位男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贵族签署盟约、保卫女王。几天之内，玛丽旗下的王师就达六千之众。

伊丽莎白一听说玛丽逃走，就决定坚持她迄今为止的慷慨和友善举措。她没有在女王囚禁期间武力反对监国，主要是害怕刺激他对玛丽采取更极端的手段，但她向法兰西宫廷提出的方案虽然不那么暴力，却同样有效。她要求英格兰和法兰西协同一致，切断苏格兰的贸易，直到他们公正地对待受到伤害的君主。她这时派雷顿赴苏格兰斡旋，用她的力量协助玛丽，但她害怕法兰西出兵苏格兰，因此要求苏格兰女王和臣民把争端完全交给她仲裁，而不要引外国援军入境。

但伊丽莎白没有充分的时间施展有利于玛丽的影响。监国迅速集结军队，虽然他的军队在数量上不及女王的军队，但他还是出兵决战。战役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朗格塞德展开，监国大获全胜。虽然默里胜利后不再杀戮，但女王的党羽从此完全溃散。不幸的女王率领区区几名侍从，匆忙南下，逃往英格兰边境。她在边境筹划下一步举措，她未来的幸与不幸大概都取决于此。她发现不可能留在苏格兰王国境内。她不愿意在目前的逆境中返回法兰西，因为她曾经在那里显赫一时。此外，她也没有一支舰队可以安全渡海赴法。伊丽莎白最近的慷慨举措使她希望能在英格兰获得保护，甚至援助。内敌迫在眉睫，她无暇顾及其他考虑，决定去英格兰避难。她在加洛维登上渔船，同一天在坎伯兰的维肯顿登陆，这里大约离卡莱尔三十英里。她立刻派使者去伦敦送信，宣布她抵达，要求拜见伊丽莎白，凭往日的交情寻求庇护。

伊丽莎白这时必须作出决断，如何对待苏格兰女王。迄今为止，她的动机跟塞西尔相反，先讲慷慨，再讲政策。在关键时刻，这位谨慎的大臣敦促她重新权衡利弊。他指出：目前废黜玛丽、掌握苏格兰政府的党派一直是英格兰的盟友，在宗教和利益上都跟伊丽莎白关系密切。默里及其盟友抱怨他们亡命英格兰期间受到苛待，但他们只要想到：伊丽莎白是他们安全所系的唯一盟友，苏格兰女王的天主教信仰和亲戚关系即已经完全排除了他们亲善法兰西，甚至西班牙的可能性，进而就会忘记这些争执的根源。另一方面，玛丽早在跟她的新教徒臣民恩断义绝以前，就完全受到吉斯家族的暗中支配。何况，玛丽衷心遵奉吉斯家族的观点，倒行逆施。吉斯家族和热忱于天主教徒的力量是她仅有的资源和安全保障。她觊觎英格兰王位，可能会成为吉斯家族和天主教派的危险工具。她一度压迫本国的新教徒，她会将英格兰、苏格兰和外邦的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英格兰的宗教和政府。因此，伊丽莎白理应谨慎地促成玛丽的对手复辟。如果策划付诸实施，应该仅仅运用英国的力量，事先给苏格兰宗教改革和改革派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尤其是，有必要仔细监护女王的人身，以免她发现英国给予她的友谊中所包含的意想不到的保留，而突然决定逃往法兰西，借助外援复辟。玛丽身败名裂，很容易不择手段。她一旦发现自己遭到伊丽莎白抛弃，就会在愤怒、野心和偏执的驱使下，变成英国政府不屈不挠的强大敌人。如果她亡命海外，落入积极进取的天主教徒手中，兴师入犯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同样容易。她势必设想：只有取得英格兰王位，才有望在本国复辟。她自以为对英格兰王位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女王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谨守中立，不可能不招致最严重的危险。无论英格兰的力量用于支持玛丽还是反对玛丽，扣留她都同样有必要。造就名王雄主的美德，确实莫过于慷慨恢弘，但在当前的微妙局势下实施慷慨，其实无异于轻率。女王的决策最终会关系到自己的安全和国民的利益，虽然叛乱成功的先例绝非任何君主所乐见，邻邦的叛乱尤其如此，但玛丽鲁莽轻率、罪大恶极，臣民叛乱事出有因，不至于形成反对其他君主的先例。伊丽莎白首先应该以正规和满意的方式来确定玛丽的罪行轻重，据此决定在她的叛乱臣民面前保护她的程度。荣誉莫过于保护受到压迫的无辜者。同样，耻辱莫过于保护高居王位的恶行和谋杀。所有赞同和支持这些暴行的人也会沾染上耻辱。如果经过调查，苏格兰女王的罪行确实像一般人深信不疑的那样重大而确凿，就应该施加一切罪有应得的惩罚，由此实现公义，如果证明她无罪，一切友好措施都会以光荣、正确而著称。

伊丽莎白同意上述这些看法，决定对苏格兰女王外示慷慨、内行慎重。她命斯克诺普女士招待玛丽，斯克诺普女士是诺福克公爵的妹妹，住在边境附近。不久后，她命边区巡抚斯克诺普和副冢宰弗朗西斯·诺里斯爵士亲自接驾。他们发现，玛丽已经在卡莱尔城堡安顿下来了。他们代女王慰问玛丽最近的不幸，然后告诉她：目前不可能准许她拜访女王或公开入境。在她澄清杀夫的重大罪名之前，伊丽莎白不能不顾体面、公开接见她，也不能对宗室近戚遇害无动于衷。意外的障碍使玛丽流出了眼泪。她处境窘迫，只得宣布愿意向王姐自辩清白，接受好友的仲裁。两天后，她派赫里斯勋爵赴伦敦，带去同样内容的信件。

玛丽几乎不可能避免这个让步。她没有认罪，这正是伊丽莎白预料和希望的。伊丽莎白立刻派米德摩尔出使苏格兰，要求监国停止对女王的进一步指控，派人到伦敦为他们对女王的举措辩护。默里收到如此激烈、专横的通知，理所当然地大惊失色。但他国内的敌人为数众多、实力雄厚，外邦当中只有英格兰是他可以指望的盟友。他宁愿咽下这个侮辱，也不愿意因拒绝伊丽莎白的要求而冒犯她。他还考虑到：虽然女王迄今为止似乎袒护玛丽，但她有许多显而易见的政治动机，必须在苏格兰支持国王一派。伊丽莎白洞察入微，无疑最终会发现双方的共同利益，至少会给他提供耐心而公正的审判。因此他回答：他会亲自加入赴英格兰的使团，向伊丽莎白提交申辩。

赫里斯勋爵这时认为，他的女主人作了太多的让步。玛丽和她的叛乱臣民对簿于外邦君主的公堂前，不可能不损害她的君威。因此，他要求：要么英格兰马上提供援助，要么让女王渡海赶赴法兰西。但他受到英国枢密院的压力，重新接受了原先的协议。几天内，他又反悔了。几经周章，他才默许最初的决定。他一再反复，显然难以接受英格兰宫廷的举措。

苏格兰女王同样厌恶拟议的审判。伊丽莎白用尽权术和审慎，才能促使她信守原议。英格兰女王不想没有玛丽的同意和认可，就插手此事。她假装以朋友的身份来听取玛丽的申辩，她相信：驳倒敌人的诬蔑，易如反掌。即使她的辩护缺乏充分理由，伊丽莎白也决定支持她的理由，为她争取合理的和解条件。这绝不意味着传唤玛丽接受她叛乱臣民的指控；而是恰恰相反，传唤他们双方，由伊丽莎白公断。苏格兰女王受到这些似乎合理条件的诱惑，同意派出代表，向伊丽莎白委任的钦使申辩。

在此期间，斯克诺普勋爵和弗朗西斯·诺里斯爵士在卡莱尔城堡陪护玛丽。他们有余暇研究她的性格，向伊丽莎白报告。她没有被噩运压倒，仍然坚决果敢、积极有为，一心追求胜利。她决心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择手段，绝不放弃斗争，向敌人的优势力量屈服。她滔滔雄辩、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已经说服了身边的所有人相信：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辜。她宣布了坚定不移的目的：她的朋友遍及全欧洲各地，甚至异教和蛮夷各邦，她会向朋友们求援，向迫害者报复。她的魅力、斗志和辞令一旦唤起朋友们的全力支援，不难想象她的敌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因此，英格兰宫廷借口保护她，其实已经扣留她，决定更加警惕地监视她。卡莱尔靠近边境，她有许多机会逃走。他们将玛丽迁移到斯克诺普在约克郡的领地博尔顿。苏格兰女王和苏格兰国民的争执，对伊丽莎白的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性从此大大上升。

英国宫廷委任钦使，审理这项大案。其成员有：诺福克公爵、苏塞克斯伯爵、拉尔夫·萨德勒爵士。会议拟议在约克郡召开。苏格兰女王派罗斯主教莱斯利、赫里斯勋爵、莱文斯通、博伊德和其他三位代表出庭。苏格兰国王和王国派监国默里伯爵、默顿伯爵、奥克尼主教、林德塞勋爵、邓弗林修道院长出庭。里丁顿国务秘书，著名诗人和史家乔治·布坎南和其他一些人受命担任他们的助手。

数百年来，苏格兰一直对英格兰怀有强烈的猜忌和敌意。邻邦的敌对党派居然会选择伊丽莎白作为仲裁人，这是她莫大的光荣。玛丽是伊丽莎白最危险的对手，长期以来是她最大的心病，现在却把前途和名誉完全托付给她，同样是罕见的幸运。她最近的某些措施是在偏袒玛丽，虽然她的主要利益要求她偏爱玛丽的敌人，但她频繁而公开地表示将不偏不倚。迄今为止，双方都指责她委派的钦使偏袒对方。她自己表面上指示钦使：毋存先入之见，但她心里有数：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对她非常有利。如果玛丽罪证确凿，她就可以永远毁掉玛丽的名誉，理直气壮地将她扣留在英格兰；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玛丽就会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复辟，伊丽莎白就会成为苏格兰各派的永久仲裁人，以及苏格兰王国事实上的女主人。

玛丽的代表首先发表声明：他们出庭不会影响女王的独立性，不代表苏格兰从属于英格兰；然后，他们对玛丽在苏格兰的敌人提出控诉。英国钦使接受了声明，但对涉及英格兰的要求持保留意见。接下来，他们宣读玛丽的控诉，其中包括她嫁给博斯威尔后受到的一系列伤害细节。她的臣民借口救驾，却拿起武器反对她。她把自己托付给臣民，却被他们关押在洛克勒文城堡。他们立她的幼子为王。她逃出羁押后，他们又拿起武器反对她，且拒绝了她提出的所有和解建议。他们向王师开战，迫使她为了人身安全，亡命英格兰。默里伯爵为了回应这些指控，对过去的事件作了简要但不完善的概述。众所周知，博斯威尔伯爵是杀害先王的凶手。他犯下这项罪行后不久，劫持了女王，把她带往邓巴。他对女王施加了很大影响，女王同意嫁给他。他由此设计跟前妻离婚，妄称跟女王结婚。如此丑行使举国蒙羞，大胆狂徒竟敢对幼主图谋不轨，因此贵族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反对他的罪行。玛丽为了救博斯威尔，把自己交给贵族联盟。此后，她仍然对博斯威尔执迷不悟。他们为了自己和公众的安全，只能暂且限制她的人身，直到博斯威尔和其他弑君凶徒受审伏法。玛丽在软禁期间，没有受到任何胁迫或暴力，仅仅因为厌倦了执政的烦恼与忧虑，而自愿让位给唯一的儿子，并且委任默里伯爵代幼主监国。女王对这份辩护的回应是显而易见的。陪审团已经宣布博斯威尔无罪释放，全体贵族联名举荐他做女王的丈夫；她不可能怀疑，也从来没有怀疑他是弑君凶手。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如果博斯威尔有罪，就要给他应有的惩罚。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生命安全，甚至直接面临着暴力威胁，才同意了逊位的勒索。英国大使塞格默顿和其他朋友建议她签署逊位诏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的暴行。他们向她保证：在这种胁迫下作出的承诺没有任何效力。

迄今为止，苏格兰女王在辩论中似乎明显地占了上风。如果他们没有事先秘密协商的话，英国钦使可能会感到惊讶：默里的辩护居然如此软弱无力，没有提出任何针对女王的实质性证据，可他的同党长期以来一直在卖力地坚持这些证据。玛丽的代表吹嘘说：伊丽莎白考虑到表亲关系，考虑到维护君权的必要性，下定决心：无论玛丽表面上犯了多大的罪，都要恢复她的王位。默里回想起英格兰宫廷最近的某些措施，担心这些预期颇有依据。他相信：如果在指控中隐去最激烈的部分，玛丽就不难接受合理的妥协条件。但他如果走得太远，开脱了玛丽的一切罪行，她就会依靠伊丽莎白的力量或朋友的协助而复辟，那么，到时默里及其党徒都会面临玛丽严厉苛刻、无法安抚的报复。因此他决定：不要鲁莽地采取这种让自己无法回头的举措。他秘密拜访诺福克和其他英国钦使，开诚布公地说出他的顾虑，拿出女王的罪证，要求伊丽莎白保证：如果证据完全经得住核查，就应该提供保护。诺福克私下里对监国的顾虑感到满意。他一向是苏格兰女王的党羽。里丁顿国务秘书同样倾向于这一派，他的辞令和才干都高人一等，促使他进一步拥戴女王，甚至想到联姻。公爵虽然承认：在他看来，不利于玛丽的证据似乎无懈可击，但他鼓励默里施行目前的决定，不向英国钦使会议公布这些证据。

不过，诺福克有义务将监国的质询提交给宫廷。质询包括四个要点：如果证据确凿，监国是否有权宣判玛丽有罪？他们能否承诺施行权威、真正执行判决？苏格兰女王如果确定有罪，能否交给监国，或是至少扣留在英格兰，让她再也不能扰乱苏格兰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伊丽莎白是否承认幼主、保护监国代主摄政的权威？

伊丽莎白面对这些质询和其他事务时，开始想到：事态的发展指向了一种结局，对她更加有利、更有决定性，其程度超过她迄今为止的设想。因此，她决定通盘审视整个事务。她借口伦敦路途遥远、钦使消息迟滞，召他们前往伦敦，在伦敦继续开庭。钦使一到伦敦，伊丽莎白就简选枢密重臣，加入仲裁委员会。这些枢密包括：掌玺大臣尼古拉·培根爵士、阿伦德尔伯爵、莱斯特伯爵、海军上将克林顿勋爵、国务秘书塞西尔爵士。苏格兰女王对这些隐秘的动机一无所知，对休庭完全满意。她期望默里出于恐惧或礼仪，不会继续提出激烈的指控。她宣称：目前事务由伊丽莎白接管，她再满意不过。仲裁委员会在汉普顿宫廷继续开庭。玛丽的代表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出席。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对默里的要求作出了满意答复。她宣称，虽然她希望并期望目前的调查完全证明玛丽的清白，但如果事实证明相反，玛丽确实犯有杀夫之罪，她自己会认为玛丽此后不配称孤道寡。监国受此鼓励，对苏格兰女王提出了更加完整的指控。他首先表示：自己很不情愿走到这一步，然后断言：他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必要性，才抛弃了所有微妙的顾虑而采取了这样的举措。接下来，他直截了当地指控玛丽参与并批准了刺杀国王的阴谋。伦诺克斯伯爵也出现在英国钦使面前，要求为儿子报仇，指控玛丽是博斯威尔弑君的同谋。

这些指控出乎意料地提出，并将文件复件递交给罗斯主教、赫里斯勋爵和玛丽的其他代表。他们完全拒绝回答。他们保持沉默的理由非常特殊。据他们说，女王有令：对可能涉及她荣誉的任何问题，不予辩护；因为她身为女王，不受任何法庭的管辖。他们主张：玛丽以前承认，而且仅仅承认伊丽莎白一人裁决她的清白。他们忘了：仲裁委员会一开始就只考虑为玛丽洗脱掉敌人的指控，现在仍然如此。伊丽莎白介入，一直以玛丽的朋友自居，有玛丽的同意和认可，从来没有主张有权审判她。伊丽莎白一开始拒绝接见玛丽，直到她洗清犯罪指控为止。因此她坚持这个决定，不能视为偏袒的新迹象。如果说她接待了默里伯爵及其同党，她以前也同样接待过玛丽的代表。迄今为止，她仍然对双方不偏不倚。

由于苏格兰女王的代表拒绝回答默里的指控，仲裁似乎已经山穷水尽。虽然沉默可以视为有罪，但敌视玛丽的英格兰大臣并不能完全满意。他们仍然希望亲自发现罪证。伊丽莎白为了顾及体面，乞灵于诡计。英国钦使召见了默里，以女王的名义责备他胆大包天、竟敢诽谤君上。他们补充说：虽然默里伯爵及其同伙迄今为止忘记了效忠君主的义务，但伊丽莎白从来不会无视她对朋友、邻居和亲戚的义务。因此，她想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默里在这样的催促下，毫无困难地提出了不利于苏格兰女王的证据，其中包括她亲笔写给博斯威尔的情书和十四行诗。还有另外两份文件：一份是玛丽的亲笔；另一份由亨特利伯爵撰写，玛丽签署。两封信都有玛丽同意嫁给博斯威尔的承诺，时间在博斯威尔受到审判和开释之前。

博斯威尔将所有这些重要文件保存在一个银匣或银箱内。银匣是玛丽送给他的，原来属于玛丽第一个丈夫弗朗西斯。虽然女王嘱咐博斯威尔阅后即毁，但他还是认为最好小心保存下来，以作为忠诚的保证。博斯威尔把信件托付给爱丁堡城堡副总督詹姆斯·贝尔弗爵士保管。贵族联盟围攻城堡时，博斯威尔派一个仆人从副总督手中取回银箱。贝尔弗把银箱交给使者，但他当时跟博斯威尔有衅，正在跟当局秘密谈判。他小心向默顿伯爵密报了此事，于是默顿将使者截住。他们就此掌握了玛丽的铁证：她私通博斯威尔；批准谋害国王；参与博斯威尔诡称为栽赃的行凶。默里补充了一些相关的事实，加强了证据。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补充了休伯特临死前的证言。休伯特是博斯威尔的仆人，外号法兰西·巴黎，因行凶弑君而伏诛；他直接指控女王是凶案的从犯。

玛丽的代表用尽千方百计，以回避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表面上看，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适当的辩护。默里一旦提出指控，他们就把会议由调查变成谈判。他们提醒英国钦使：英格兰女王居然不等玛丽澄清伤天害理的诬蔑之后，就跟乱臣贼子沆瀣一气，耻莫大焉。他们仍然坚持：伊丽莎白应该在玛丽和她在苏格兰的敌人之间调停。他们坚持：除非他们的女主人同意默里的指控，否则他的证据既不能接受，也不能采信。他们发现：英国钦使决定继续按计划进行，最终就退出了会议，不再作任何答复。这些文件，至少是文件的译本，后来公开发布。文件的真实性颇有疑窦，鲜有说服力。但它们貌似真实，不能忽略不计，因为玛丽在真相即将全面澄清的关键时刻退出调查、拒绝回答敌人的指控，实际上等于证实了不利于她的证据。

但伊丽莎白虽然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还是决定让宫廷最杰出的人物参与其事，证实自己的公正无私。她下令召集枢密院会议；为了增加会议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还召诺森伯兰伯爵、威斯特摩兰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伍斯特伯爵、亨丁顿伯爵、沃里克伯爵与会。英国钦使的诉讼记录在他们面前宣读，默里提供的证据受到仔细核查。玛丽写给伊丽莎白的大批书信放在他们面前，跟监国提供的信件比较笔迹。他们得知：苏格兰女王的代表拒绝作任何答复。伊丽莎白概括说，自己一开始就觉得：玛丽受到如此严重的指控，在她采取措施洗脱嫌疑之前，不宜见驾。现在，她的罪行已经有许多证据确认，可她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伊丽莎白站在自己的立场，更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伊丽莎白接着就召见苏格兰女王的代表，评论说：为了体面起见，他们的女主人最好是继续仲裁会议，不要亲自辩解。伊丽莎白对他们说：玛丽要么派亲信提交答复，要么通过伊丽莎白派去侍奉她的英国贵族答复。但她居然决定根本不予答复，女王势必认为这是最有力的认罪证据。她的朋友们绝不会建议她这么做。伊丽莎白亲笔致信玛丽，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些看法。

苏格兰女王对这些恳切的规劝别无遁词，只有继续要求跟伊丽莎白面谈。她明知道这种让步永远得不到。原因在于：伊丽莎白明白，这种权宜之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只会把事态推向极端，而这正是伊丽莎白想避免的情况，早在仲裁委员会开庭以前，她就已经拒绝了这种建议。玛丽为了进一步赢得伊丽莎白的支持，想到了另一种办法。她虽然已经退出仲裁，但还是命令她的代表提出指控：默里伯爵及其盟友才是杀害国王的真凶。但这种指控来得太迟，仅仅是默里控诉的产物，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只被视为恼羞成怒、反咬一口。她还希望获得监国提供的文件复件，但她仍然坚持拒绝在英国仲裁委员会上作出答复，这个要求最终遭到拒绝。

玛丽就这样中断了仲裁，监国急不可待，返回苏格兰。他抱怨说：敌人利用他不在国内的机会，扰乱了整个政府。因此，伊丽莎白让他回国，给他提供了五千镑贷款做路费。仲裁委员会在约克郡开庭时，夏特莱公爵从法兰西来到伦敦。女王知道他跟玛丽一党有关系，因此苏格兰监国的借口似乎颇有道理。伊丽莎白决定扣留夏特莱，直到默里离开为止。但她虽然对默里提供了这些优惠标志和其他秘密援助，仍然拒绝承认幼主，待默里以监国之礼。

根据命令，苏格兰女王从四面都是天主教徒的博尔顿移居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由什鲁斯伯里伯爵监护。伊丽莎白希望：玛丽受到噩运的打击，由于最近的事态而惶惑，应该很高兴获得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逃离最近经历的一切暴风骤雨。她承诺：只要玛丽同意自愿逊位或是跟儿子共享王权，詹姆斯成年以前让默里监国，就遗忘过去的一切。但玛丽心高气傲，拒绝了所有这样的条约，声称她一定会以苏格兰女王身份说出最后一句话。她说，她坚持这个决定，除了许多其他原因以外，还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在这个紧急关头作出让步，人人都会把屈服视为认罪，等于坐实了敌人的诬蔑。

玛丽继续坚持二者择一：伊丽莎白要么助她复国，要么听任她返回法兰西，尝试争取其他君主的友谊。她宣称：她是受以前的亲善表白引诱，才自愿来到英格兰的。她认为，她任何一种要求遭到拒绝，都是极度的不公。但伊丽莎白意识到这两种提议伴随的危险，暗自决定继续扣留她。玛丽来英格兰极少有自愿成分；她声称受到女王的慷慨引诱，实在言不由衷。审慎的必要性可以证明扣留玛丽的正当性。玛丽过去行为不端，无非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不过可想而知，玛丽留在英格兰，会引起人们同情她的处境，再加上她会用阴谋诡计和潜移默化的手段激发朋友的热忱，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热忱。这些不便跟其他的权宜之计相比，尚可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伊丽莎白也自信辞令娴熟，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她不愿意跟苏格兰女王完全决裂，而是想让玛丽一直抱有希望，谈判一直悬而不决，始终不达成任何决议，从而把责任推卸给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人的固执和倔强。

我们为了完整地叙述我朝国本所系的苏格兰事务，暂时搁置了某些英国事务。康布雷城堡条约规定：1567年以前归还加莱。伊丽莎白首先把她的要求送到加莱城门，然后派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赴巴黎。这位特使会同常驻巴黎的英国大使亨利·诺里斯爵士，强调了她的要求。两国就此举行会议，但没有达成让英国满意的协议。法国大臣德·拉豪斯佩特告诉英国大使：虽然条约有一款规定法兰西有义务在八年期满后归还加莱，但同一份条约还有另一款，剥夺了伊丽莎白可能由此获得的任何利益。双方同意，如果英格兰在此期间对法兰西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就会立刻丧失对加莱的一切权利。英军占据勒阿弗尔和迪耶普，无论找什么借口，都是明目张胆地践踏两国和约。虽然这些地方并不是英军攻占的，而是当地总督奉送给英军的，但这些总督是叛徒，人君所受的最恶劣伤害莫过于私通叛徒。在法军驱逐诺曼底英军以后举行的谈判中，法国大使断然拒绝讨论加莱问题。他们由此表明意图：要抓住这个机会，增进法兰西王室的利益。条约虽然插入了一条一般性条款：英国保留一切权利要求，但英国人并不能利用这个让步。当时英国人已经丧失了要求加莱的正当理由，对城堡的一切权利早已遭到剥夺。女王获悉这种论断，并不感到惊讶。她明白：法兰西宫廷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归还加莱，寻找貌似合理的借口毫不足怪。她觉得：最好默认这种损失，不要为了可疑的权利资格，而投入到危险、靡费、不合时宜的战争之中。

伊丽莎白再度开始跟查理大公爵议婚。当时她提出这种欺骗性的建议，似乎没有重大的政策动机。但她对具体条款毫厘必争，坚持主张；如果她和大公爵联姻，大公爵在英格兰不能享有任何权力或头衔，甚至不允许他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因此谈判毫无结果，最终大公爵完全放弃了求婚成功的希望，娶了巴伐利亚公爵阿尔伯特的女儿。

本章末作者注：

我相信，大凡具备普通常识的读者，不会看不出作者在文本中想要表达的意思。玛丽女王一直坚定地拒绝在英国仲裁委员会面前回答质询，只愿意面见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回答她的问题，而不是出席仲裁委员会的全部议程。在她通谋杀夫的证据突如其来地出现以前，情况一直是这样。事实上，作者四五次重复说明了玛丽要求觐见伊丽莎白的记录。作者还表达了个人看法：这个要求一开始就遭到拒绝，甚至早在仲裁委员会开庭以前就已经遭到否决。玛丽并不指望它现在行得通。作者认为，自己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不可能引起误解（确实不可能）。他不想翻来覆去地重复，让读者不耐烦。作者在一两页中简要提及：玛丽拒绝作出任何答复。我也相信：读者只要有健全常识，仔细研读过安德森或古达尔收集的材料，就不会看不清以下的叙述。玛丽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始终固执己见：拒绝出席英国仲裁委员会，答复质询；坚持跟伊丽莎白女王个人会晤。不过，玛丽有一两次虚张声势。她干脆扬言：她无须加入目前人们理解的条件，就能回答并驳倒敌人。可是，有一个人撰写了本案的调查史和评论，核对了一切不利于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证据，试图驳倒前述论事。他引用了一小段叙述记录，称玛丽直截了当地拒绝答复；然后又引用了古达尔的一小段叙述记录，称玛丽直截了当地自诩愿意答复。此君彬彬有礼，而又几乎直言不讳地斥责作者撒谎，因为前后记录自相矛盾。整个调查过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这种可耻的权术。读者不妨从这个例子举一反三，判断调查当局的廉正、公正、诚实和礼貌。确实，我们的历史中有三次事件可以视为党派偏见的试金石。一个英国辉格党人会宣称教皇阴谋确有其事；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会否认1641年大屠杀；一个苏格兰斯图亚特党人会坚持玛丽女王清白无辜。这三种人都不是论证或理性所能说服的，只能让他们坚持各自的偏见、自生自灭。

1. 特伦特公会议从1545年召开，在这一年散会。天主教徒试图强行实施会议颁布的判决，但新教徒坚决抵制，因此重新激起了欧洲的普遍动乱。宗教纠纷已经根深蒂固，不能指望会议一纸决议就能确定。这是唯一一次在博学和好奇的年代举行的公会议，会议有一部极其深刻、明断的历史，清楚地展现了教士的僭越和诡诈，可以为我们提供古代公会议的范本。没有人期望再次召开公会议；除非有朝一日，学术没落、蒙昧卷土重来，人类再度陷入适于欺诈的状况。

2. 不过，从Randolf’s Letters（See Keith,p.290）看，显然苏格兰大臣收到了某些提议：逮捕伦诺克斯和达恩利，交给伊丽莎白女王。梅尔维尔证实了同样的经历，他说：密谋者承认了计划。（p.56）女王一党突袭巴茨为他们提供了借口。更多内容可参见Goodall,vol.ii.p.358。默里抱怨的其他阴谋不那么确定，证据极其可疑。

3. 布坎南承认里奇奥长相丑陋，但根据作者的叙述，他年纪尚轻。他说：萨伏伊公爵返回都灵时，里奇奥只是个半大孩子，充满青春活力。公爵回銮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参见lib.xvii.cap.44。博斯威尔外表年轻，确凿证据甚多。例如，玛丽在1559年给她驻巴黎大使杜布兰的指示中说，他非常年轻。这仅仅是八年前的事情。因此，他们结婚时，他大概只有三十岁。参见Keith's History,p.388。从the epistolàe regum Scotorum的附录看，真实的记录显示：詹姆斯的父亲博斯威尔伯爵帕特里克大约在1560年前后跟玛丽女王结婚。布坎南把父子两人弄颠倒了，这个错误很久以前就已经纠正。

4. 人们猜想：亨利在宅第爆炸前就被勒死了，但这种假设不符合凶犯的自白。尸体的状况无须接受此说。船只爆炸时，船上的人能够得救事例甚多。亨利落水也不一定淹死。

5. 玛丽在自己给驻法大使的指示中承认：博斯威尔说服了所有贵族支持他们的婚姻，参见Keith,p.389.Anderson,vol.i.p.94。默里后来把玛丽签署的一份文件交给伊丽莎白女王，玛丽在文件上批准他们提出这项申请。这份许可状足以说明她的意图，相当于一道命令，参见Anderson,vol.iv.p.59。他们甚至宣称：武装人员包围了他们会面的宅第，参见Goodall,vol.ii.p.141。

6. Melvil,p.84.这封信的真实性似乎颇有争议，因为默里及其同党向伊丽莎白的特使指控她时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7. 玛丽抱怨女王接见默里有失公正，只是为破坏仲裁委员会找借口。她为此在命令中应用这个理由（see Goodall,vol.ii.p.184），但她在密信中指示代表：利用这个命令，防止她的荣誉受到攻击。参见Goodall,vol.ii.p.183。因此，这就是她唯一害怕的指控。默里是她所有敌人中可憎程度最小的一位。苏格兰臣民叛乱、俘虏玛丽时，他还在国外。他只是接受了国民自愿奉献的摄政权。因此，伊丽莎白女王接见他，并不是争执或停止仲裁的充分依据，仅仅是借口而已。

8. 我们无意陷入这些信件真实性的冗长讨论，只作一般性评论。主要的不利证据是：这些信件经过默顿伯爵之手，他是玛丽最肆无忌惮的敌人。信件文字至少不够优雅，甚至多少有些粗俗，不像玛丽的手笔。但我们对这些反对意见可以作出以下解释：
其一，签名虽然不难伪造，但连续伪造好几页文字、始终克肖其主，几乎没有可能。英国枢密院检查过这些信件，跟玛丽的手迹对比过。枢密院有许多大贵族，其中有几位是玛丽的党羽。罗斯主教、赫里斯和玛丽的其他代表可能也检查过信件。监国必定已经预料到：他们会以严苛的眼光核查信件。如果信件经不住核查，他自己就会陷入困境。莱斯利主教明确拒绝比较笔迹，他称之为不合法的证据。参见Goodall,vol.ii.p.389。
其二，信件很长，玛丽的敌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困难，伪造曝光的风险更大。
其三，伪造的信件一般都是通俗易懂、直截了当，这些信件却不是这样。玛丽的朋友仍然可以找借口，称书信的内容解释为犯罪意图，实属牵强附会。参见Goodall,vol.ii.p.361。
其四，早在博斯威尔宣判无罪之前，女王就已经签署了一份长婚约，据说是亨特利伯爵执笔。默顿有必要把伪造的困难和败露的危险增加两倍吗？
其五，信件不够体面，但玛丽当时的行为显然就是这样。文笔不够优雅，但有一种草率、自然的气氛，仿佛亲密好友之间的急就章。
其六，信件包含许多要点，没有人能凭空捏造，尤其是，她有许多方法可以查出伪造的地方。
其七，原信用法文写成，我们无由得见。我们只有苏格兰文和拉丁文译本，以及一份显然源于拉丁文译本的法文转译本。现在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译本充满了法国式表述，显然源于法文原版。例如：faire des fautes（犯错）；faire semblant de le croire（我想大概是）；faire breche（弄坏）；c'est ma premiere journée（这是我第一次旅行）；n'avez vous pas envie de rire（如果你不想笑）；la place tiendra jusqu' â la mort（葬地）；il ne peut pas sortir du logis de long－tems（他可能没有来多久）；faire m'avertir（让我宣扬）；mettre ordre a cela（整理）；decharger votre coeur（放心）；faites bonne garde（好好观察）；诸如此类。
其八，她提到她和国王一天晚上的交谈。但默里向英国钦使提出，伦诺克斯伯爵麾下有一位绅士克劳福德发誓说：玛丽走后，国王把同一次谈话的记录交给他保存。
其九，默里及其盟友似乎没有理由冒伪造文件的危险。一旦败露，他们就会身败名裂。用不着这些信件，玛丽公开的所作所为已经提供了充分、可靠的证据，他们没有这个必要。
其十，默里将这些信件提交给要人检查，包括：苏格兰枢密院、苏格兰国会、伊丽莎白女王及其枢密院。这些人手中持有大批玛丽的真实信件。
其十一，默里给玛丽本人提供了驳斥和揭露伪造的机会，她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其十二，信件内容符合玛丽在此期间的所有其他活动，这些证据相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十三，诺福克公爵核查这些文件。他非常偏袒苏格兰女王一党，甚至想娶玛丽，最后，甚至为她牺牲生命。连诺福克公爵都相信信件的真实性，充分证明了玛丽是有罪的。如前所述：公爵致信伊丽莎白及其大臣，对此有明确表述。而且，他暗中对最信任的朋友班尼斯特也这么说。参见State Trials,vol.i.p.81。在仲裁会议上，公爵、里丁顿秘书、罗斯主教都是玛丽女王热忱的党羽，他们都把同样的事情视为确定无疑。参见：Ibid.p.74,75。更多内容参见MS.in the Advocate's library.A.3,28.p.314.from Cott.lib.Calig.c.9。公爵确实完全相信玛丽有罪，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如果他发现里丁顿或罗斯主教另有看法，或是他们对他说到信件是伪造的；情况绝不会是这样。值得注意：里丁顿身为同谋，了解针对亨利·达恩利国王的一切阴谋内幕。而且，里丁顿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样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
其十四，玛丽拒绝回答，引起了怎样的推测，我无须复述。她沉默的唯一借口，就是怀疑伊丽莎白裁判不公。伊丽莎白为敌人和竞争者开脱、洗刷，确实并不符合她的利益。我们相应地发现：里丁顿获得诺福克公爵的密信，通过罗斯主教向玛丽报信：英格兰女王不想作出裁决，只想掌握玛丽的罪证，污损她的人格清誉。参见State Trials,vol.i.p.77。但更好的办法是婉拒整个会议，而不是在指控她的主要证据突然公开提出时，以琐屑的借口中途退场。虽然她不能指望伊丽莎白的最终决定对她有利，但她是否能对苏格兰代表的指控作出满意回答，意义重大。答复很快就会传播开来，足以杜公众、外邦、后世悠悠之口。纵然指控和回答都会落入伊丽莎白女王手中，但她回答也不会有损失。女王一直不打算下结论，玛丽提供的情况不可能不妨碍她的申辩。
其十五，从这些信件的失踪来看，就可以推测其真实性。信件失踪只能归因于詹姆斯国王的朋友，他们处心积虑，毁灭他母亲的一切罪证。默顿的叙述、克劳福德的证据从the Cotton library,Calig.c.1.消失，一定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参见MS.in the Advocates'library,A.3.29.p.88。我发现了一个不利于信件真实性的证据：苏格兰枢密院投票确认这些信件和签字出自玛丽亲笔。然而，复件几天后提交国会，居然只有书信，没有签名。参见Goodall,vol.ii.p.64,67。不过，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与胁迫无关。信件无论真伪，总之确实提交给枢密院了。信件无论真伪，这种错误同样源于书记员的粗心大意或鲁莽轻率。错误可以解释为：只有一封信是玛丽写的。她和博斯威尔的第二份婚约只签字没写信。他们没有说清楚，只泛泛说成写信和签字。晚近的作家古达尔先生试图证明：这些信件年代有冲突，在签署信件的日期，女王不在信上提到的地方。他为了证实这一点，举出女王签署的特许状和其他契约日期、地点跟这些信件不符。但众所周知：特许状的日期跟补助金一样，不能代表君主签署的真正时间。这种文件通常要经过多个办公室。日期在第一个办公室确定，可能比君主签字的日期早得多。默顿提供落入他手里的证据，方式非常自然。他向英国钦使举证时，心里明白：干练的敌人有最大的利益予以驳斥，会进行严苛的审核。对方拒绝辩论，可见他大概有许多环境证据和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其真实性。玛丽的十四行诗兼有布兰顿和龙萨的典雅，因此他们看到这些诗，不承认是玛丽的作品。参见Jebb,vol.ii.p.478。但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这些诗的风格与玛丽平常的作品相去甚远。不用说：危险而有罪的活动无助于心灵的宁静，会妨碍优雅、诗意的作品。简而言之，玛丽很容易策划出针对丈夫的全部阴谋，用不着签署文件，除了博斯威尔以外，不需要让任何人参与机密。但她的所作所为很难瞒过洞察入微的人。在这里，她的手法非常粗糙，向所有人暴露了自己。敌人因利乘便，掌握了她的罪证。一般参与重罪的人都是同样痴迷而轻率。应该注意：前面的叙述无一取材于诺克斯、布坎南，甚至索努斯的著作。实际上，没有引用任何可疑的权威。

9. 我们除非接受玛丽女王论证默里有罪的愤怒指控，否则就没有丝毫证据可以怀疑他通谋弑君。女王从来没有假装提出任何证据。当时她的代表断言自己一无所知，不过他们准备根据女主人的命令坚持其真实性，只要女王送来证据，他们就会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玛丽和她的代表都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因为他们早已退出了英国仲裁委员会。罗斯主教确实用假名（便于百无忌惮）撰写了一本愤怒的小册子，断言赫里斯勋爵在国王遇害几天后当着默里的面，在他的餐桌上指控他有罪。莱斯利叙述此事；断言默里带着一个仆人，在谋杀前夜骑马经过法夫。第二天早上，达恩利勋爵就一命呜呼了。参见Anderson,vol.i.p.75。但这只是莱斯利的道听途说，源于赫里斯的道听途说。其中有一项事实极其可疑。默里怎么可能把这样危险而重要的秘密随口告诉一个仆人？他没有任何必要。我们也清楚：赫里斯勋爵本人就是玛丽女王指控默里的代表之一。他果真听到过这个故事、相信这个故事，还是临时捏造出来的？难以断定。就他而言，他对默里的罪行一无所知。参见Goodall,vol.ii.p.307。亨特利伯爵和阿盖尔伯爵指控默里有罪，但他们指认的理由非常荒谬：他赞同玛丽和国王离婚，因此他就是谋害国王的凶手。参见Anderson,vol.iv.part2.p.192。这就充分证明：两位伯爵没有更确凿的证据指控默里，否则他们就会提出来，而不会坚持这样荒谬的推测。如果文件是伪造的，亨特利当时也会否认他撰写了玛丽和博斯威尔的婚约，不是吗？默里没有犯罪动机。国王确实对他颇有恶感，但国王自己倒行逆施、受到女王憎恶，因而人微言轻。他既不能帮助，也不能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据此作出判断总是荒谬的。国王遇害确实将默里推上了监国宝座，但主要原因在于玛丽的倒行逆施和轻率鲁莽。默里不可能预见到这些因素，如果玛丽完全无辜，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第四十章
伊丽莎白（三）

清教徒的特征——诺福克公爵密谋——北方叛乱——默里伯爵刺杀案——召开国会——法兰西内战——低地国家事务——诺福克公爵新密谋——诺福克受审——诺福克伏诛——苏格兰事务——法兰西事务——巴黎大屠杀——法兰西事务——低地国家内战——召开国会

全欧洲诸教会都在挣脱罗马教皇权威的枷锁，其中最理性、最温和的改革派教会莫过于英格兰教会。这种好处部分源于世俗当局干预宗教改革，部分源于英格兰王国的宗教改革以缓慢、渐进的方式在推进。针对天主教的狂怒和仇恨如此轻微，与人们对这样一场宗教革命的预期不成比例。在俗牧师的组织结构完全保留了下来。古老宗教的教仪只要能跟新教义相容，皆予保存。许多源远流长、传承不息的仪式得以保存。英格兰教会虽然取消了罗马天主教的华丽排场，但至少还为秩序和体面留下了余地。各等级牧师的特权得以延续，违背和反对传统形式的改革不予接纳。新教义缓和了古老迷信的精神，更符合社会的安宁和利益。英格兰新教会谨守中庸之道，这是智者始终不渝的追求，民众却很难坚持不变。

虽然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普遍精神是温和节制，但许多英格兰改革者更热忱、更固执，企图将反对罗马教会的事业推向极端，对过去的一切惯例怀有强烈的抵触和敌意。这些改革派以胡柏为翘楚，他后来以非凡的坚强意志，为自己的信仰受难。胡柏在爱德华一朝接受了格洛斯特教区的委任，毫不犹豫地就任主教，但他拒绝根据惯例身穿法衣、法冠祝圣。他说：这些惯例遭到滥用，已经变成了迷信，因此对真正的基督徒不合适。克兰默和里德利感到惊讶：他反对公认的惯例，甚至反对既成的法律。胡柏以雄辩、热忱和品德著称，幼主爱德华希望提拔此人，并嘱咐克兰默和里德利豁免这些仪式，但他们仍然决定保留仪式。于是胡柏下定决心：宁可放弃主教的爵禄，也不愿屈身披上可憎的法衣。但当局为了杀一儆百，不能让他这样轻易脱身。胡柏首先被扣押在克兰默的宅第里，然后投入监狱；只要他不同意根据规定的仪式就任主教，就不能出狱。于是，他陷入宗教会议、训诫和论战的纠葛之中。人们就此重要问题，咨询布塞尔、殉道者彼得和最著名的外国改革派。他们几经周折，达成妥协：胡柏平常无须穿上他憎恶的法衣，但祝圣时必须穿法衣，在教堂做法事时必须施行礼仪。这位改革者斗志坚定，因此有这种倨傲的态度，丝毫不足为奇。

主教的传统袍服、低级牧师的俸禄也面临同样的反对，尤其是白道袍、黑披肩和有角帽受到许多激进的民间改革派极力反对。但他们的鼓吹没有起作用，牧师和法事继续使用特殊的袍服、姿态和仪式。传统仪式在民众的眼中赢得了尊重，似乎圣化了他们的忧虑，激发了他们的虔敬，奠定了某种神秘的品德，促成人民爱戴既成的教制。为了普遍产生这种效果，这些繁文缛节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应该尽可能地坚持传统习惯。如果保留这些无害的仪式，国民就能幸福，改革者尽可以鼓动民众抛弃古老迷信中荒谬、有害的成分。这些论证能够说服智者，但狂暴的新教徒抵制传统习惯，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将事态发展推向全盘反对罗马教会的方向，他们宣称：任何服从都是敌视基督的象征。有些改革派把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后来，苏格兰教会发布国民请愿书来反对这些惯例。请愿书说：“耶稣基督怎样对待恶魔彼德？黑暗怎样对待光明？如果白道袍、黑披肩和有角帽是偶像崇拜者崇拜偶像的标志，为什么公开反对一切迷信的基督教传道士必须跟罗马暴徒同流合污？是啊，谁不害怕双手和前额留下恶魔可憎的印记呢？”但英国国教会拒绝了他们的请愿。

抵触罗马天主教的普遍精神在英格兰发挥作用，仅有一例——祭坛从墙上移走，安置在教堂中间，从此以后就称为圣餐桌。这项革新之所以能普遍推广，原因在于贵族和绅士可以借此机会掠劫祭坛内的贵重餐具、绣品和富丽的饰物。

这些争论早在爱德华一朝就已经开始。清教徒受玛丽迫害流亡海外，也把争论带到国外。这些人的热忱随着敌人的残酷而增加，普遍倾向于极端敌视罗马教会的惯例。他们跟加尔文和其他遵循日内瓦教义、教仪的改革者通信，坚定了顽强抵制的信念。虽然有些流亡者，特别是定居法兰克福的流亡者仍然坚持爱德华国王的仪式，但这些受迫害教徒的主流意见是进一步推动宗教改革。伊丽莎白女王继位，流亡者得以返回祖国。他们的热忱和过去遭受的苦难受到普遍的尊崇。于是，他们敢于坚持自己建成的教会模式。女王的枢密院有许多要人支持他们，但女王本人根本无意蹂躏教会所剩无几的饰品和仪式，反而倾向于让公共礼拜仪式尽可能地接近罗马。她认为改革动摇了宗教的礼仪和形式，已经走得太远。这些礼仪和形式能以无害的方式吸引粗俗的民众，给他们提供娱乐，坚定他们的信念，同时又不至于扰乱更有教养的人士冥思穷理。她特意通过了一项法律，严格统一宗教仪式。她从国会获得授权，增加她认为适当的任何新仪式。女王虽然没有运用这项特权，但她继续严格执行既成的法律，惩罚所有不信奉国教的人。狂热派执著地憎恶主教制和所有教仪，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隐瞒自己的倾向。在当局眼中，他们非但极为鲁莽，而且心怀不轨。他们公开抵制的对象仅限于：白道袍；儿童坚信礼；洗礼画十字；婚礼戒指；圣餐礼下跪；向耶稣的圣名鞠躬。因此，君主严格维护正统信仰，且在宗教论战中乞灵于宝剑，结果徒劳无益。这种任务永远无法完成，一再从头开始。由于神学家的论战和法官的热忱，一种服装、一个手势，甚至形而上学，乃至文法上的歧义都变得非常重要，足以破坏教会的统一，甚至扰乱社会的安宁。这些争论已经在国民中酝酿了动乱的种子。有些地方的民众拒绝照常去继续沿用教仪和惯例的教堂，拒绝向遵奉国教统一教仪的牧师行礼，甚至公开在大街上辱骂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千方百计侮弄他们。王国当局制裁这些过火行径时，民愤暂时得以压制，但无法根绝。在接下来的王朝，虎兕出匣，洪水滔天，教会和王国同归于尽。

所有热忱的信徒都诱导自己沉醉于狂喜、极乐、洞见、启示的境界，自然敌视主教制的权威，敌视教仪、典礼、形式。他们把这些形式贬斥为迷信或卑贱，这些形式似乎限制了他们的热忱和虔诚而泛滥横流。而且这些宗教改革家还有另外一系列观点，伊丽莎白对此格外嫌恶。他们发表的神学见解大胆无畏，政治思辨同样如此。列朝相沿，国民中鲜有公开承认公民自由的原则者。新教徒笃信公民自由的原则，与当前出格的特权不能相容。伊丽莎白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君权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教徒干君之怒，莫过于喋喋不休地鼓吹抵制或限制君权的教义了（新教派号称清教徒，因为他们自称拥有更纯洁的信仰和教义）。女王出于所有这些动机，从不放过打击激进的新教徒的机会。同时，几位最得宠的大臣秘密支持新教徒，包括塞西尔、莱斯特、诺里斯、贝德福德、沃尔辛海姆。女王至死都没有对新教徒的理论与行动稍加宽容。

我们认为，最好在这里插入一段叙述，说明清教徒的起源和特征，因为卡姆登提到：清教徒在英格兰变得举足轻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叙述。

诺福克公爵身居贵族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前宗室乏嗣，诺福克门第显赫、财富充实、影响广泛，在英格兰臣民当中，他的地位无与伦比。公爵良材美质，不负甲第名门。他博施济众、和蔼可亲、慷慨恢弘，因而深得民心；他审慎策略、温和节制、精于逢迎，因而深得君心、疑忌不入。诺福克的父亲和祖父公认是天主教派的领袖，其家族传统、血缘联姻都诱使他亲善天主教派的最重要人物。但他在改革派当中受过教育，衷心信奉他们的教义，恪守礼仪与生活规则。当时，这是新教徒的出类拔萃之处。他因此享有罕见的幸运，在敌对的两派中都能深得人心。他的盛运也是不幸的根源，促使他图谋非分，否则他的品德和审慎本来应该会让他明哲保身的。

诺福克当时居鳏，但他正值盛年，跟苏格兰女王仿佛天作之合。公爵和女王的朋友自然有动于衷。但公爵接到的提议首先来自里丁顿国务秘书，然后来自默里伯爵本人。监国返回苏格兰，临行前向诺福克提出了这个建议。默里向公爵指出联姻的两种好处：安抚苏格兰不满分子，赢得普遍的认可；开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前景。他为了将诺福克公爵和玛丽女王的利益更快地连接起来，提议将公爵的女儿许配给苏格兰幼主。默里和诺福克都认为，只有事先争取伊丽莎白的支持，他们的计划才能成功。于是他们两人私相授受，议定了所有条款。默里通过罗伯特·梅尔维尔爵士，把计划告知苏格兰女王。女王回答说：她受够了最近两次婚姻的折磨，本心宁愿独身，但她为了公共福利，不吝于牺牲自己。因此，她决定：一旦合法地跟博斯威尔离婚，就遵从贵族和国民的选择，另择夫君。

默里的提议很可能缺乏诚意，因为他两面三刀，可能有两种动机。他途经英格兰北部，发现玛丽的党羽诺森伯兰和威斯特摩兰在英格兰实力雄厚，深感岌岌可危。他害怕夏特莱公爵、阿盖尔伯爵和亨特利伯爵在苏格兰举兵，因为玛丽已经委任这几位贵族在君主缺席时秉国。因此，他假装友好，一方面能笼络诺福克公爵，从而争取英格兰北方贵族；另一方面能说服苏格兰女王允许，甚至建议其代理人跟监国一派休战。

诺福克公爵虽然同意事先征求伊丽莎白的许可，但他有理由担心，女王永远不会自愿作出这样的让步。他知道：伊丽莎白对继承人兼竞争者永远怀有无法安抚的猜忌。他熟知：伊丽莎白以前对苏格兰女王的所有婚姻都非常勉强。他预见到：以自己的势力、声望、利益，联姻苏格兰女王，定会招致伊丽莎白的极大不满。这样一来，玛丽势必以某种可以容忍的条件复辟，甚至力图恢复名誉。伊丽莎白这时已经改变了政策，诺福克担心，她永远不会同意这样慷慨宽大的条件。因此，他事先争取几位最重要贵族的认可和支持——彭布洛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德比伯爵、贝德福德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南安普敦伯爵、诺森伯兰伯爵、威斯特摩兰伯爵、苏塞克斯伯爵响应他的计划。拉姆利勋爵和尼古拉·塞格默顿爵士衷心拥护他的求婚。莱斯特伯爵是伊丽莎白公开的宠臣，以前有意向玛丽求婚，甚至他也自愿放弃了一切企图，热心支持诺福克公爵。总之，贵族一致赞同，除了爱戴公爵以外，还有其他考虑。国务秘书威廉·塞西尔爵士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机警、最积极、最审慎的大臣。他坚定不移地维护君主的利益，不考虑其他因素，得君之宠，日胜一日。他永远头脑冷静，不为偏见或感情所动。伊丽莎白有时感情用事、反复无常，需要塞西尔的谏阻。如果他一开始没有说服君主，就会继续坚持、规劝、论证，最终付诸女王良好的洞察力。他得君愈宠，就愈受其他枢密的嫉妒。据说，他维护萨福克家族的利益，后者跟现行体制没有冲突。塞西尔的敌人为了反对他，自然拥戴苏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明白廷臣的斗争有助于强化君权，对此并不担心。不过，事态一旦发展到极端，她就会支持塞西尔，驱散所有针对他的阴谋，特别是这一次以某种借口将他投入伦敦塔的阴谋。她从来不给大臣无限的信任，以免他完全摧毁敌人的势力。

诺福克明白塞西尔一定会从中作梗，更何况塞西尔的建议跟女王的倾向和利益一致。他不敢公开向玛丽求婚的意图，仅仅徐图进取，增进他在王国内的利益，笼络更多贵族拥护他。莱斯特致信玛丽，信上有几位甲第公卿的签字。他们建议玛丽嫁给诺福克，保证条件对两个王国都有利。尤其是，她应该给伊丽莎白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她的继承人应该无条件享有英格兰王位；两个王国和两国臣民应该结成永久性攻守同盟；苏格兰应该通过法律确定新教会；玛丽应该大赦苏格兰叛乱者。玛丽在回复中表示赞许。诺福克重新开始积极地推动这个计划，他不仅极力拉拢占据宫廷要津的贵族和绅士，还致信居乡的贵族，他们在各郡享有很大的权威。诺福克暗中咨询法兰西和西班牙国王的意见，他们极力支持玛丽，表示赞同这些举措。虽然联姻以伊丽莎白认可为先决条件，但诺福克的意图已经很明显：先斩后奏，强化本党势力，制造既成事实，使伊丽莎白不再有力量拒绝。

密谋牵涉范围如此广泛，不可能逃过伊丽莎白和塞西尔的警觉。女王几次讽喻公爵，希望他明白：一切谋划皆在圣意洞悉之下。她一再警告公爵：睡在枕头上，要时刻当心自己的脑袋。但诺福克不够审慎或是不够勇敢，从来没有向女王和盘托出。首先是莱斯特，然后是默里，向她报告这个危险的联盟。默里是否真心促成诺福克的婚姻，非常可疑。他为了自己和自己党派的安全着想，至少希望伊丽莎白在表面上和事实上都保持仲裁人的绝对权力，不能让臣民结党，迫使她同意。英格兰宫廷闻讯，大为震骇。何况，阴谋往往伴随着其他情况，伊丽莎白并非一无所知。

诺福克看重的许多贵族绅士似乎都是热忱的天主教徒。他们一心想拥戴玛丽复辟，乐于借助外国势力，甚至不惜以内战为代价，将她推上英格兰王位。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在北方实力雄厚，是这个党派的首脑。这些贵族派戴克斯勋爵的弟弟伦纳德向苏格兰女王提议：将她从监禁中救出，逃往苏格兰或她认为合适的其他地方。德比伯爵的儿子托马斯和爱德华·斯坦利爵士、洛尔斯通的托马斯·杰拉德爵士和其他绅士持同样看法，他们在玛丽驻地附近有深厚的根基。他们要求：为了促进计划的执行，应该同时在佛兰德一方动手，以分散英国宫廷的注意力。诺福克开始气馁，甚至表面上着手压制密谋。一方面，他尽忠伊丽莎白，不愿意以叛乱实现目的；另一方面，他能预见到：如果苏格兰女王动员这批人马，他们会宁愿选择西班牙国王或其他外国君主做女王的丈夫。后者有力量，也有意图重建天主教统治。

诺福克公爵这样身居高位、品德端正的人参加危险的密谋，通常不能成功，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不习惯犯罪的性质。他们犹疑不决，不知道应该举事还是应该回头，害怕惩罚、希望赦免，因此很容易沦为敌人的猎物。公爵为了平息围绕自己的流言，用轻蔑的态度向伊丽莎白谈起联姻苏格兰的计划，断言他在英格兰的产业比苏格兰王国的全部岁入更有价值。这个王国饱经内战和党争的蹂躏，已经一贫如洗。他声称：他在朋友和家臣的簇拥下，去诺维奇网球场玩乐，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君主，完全安于现状。他发现女王并不相信他的这些信誓旦旦，而且同僚对他满怀猜忌，就不辞而别，退居乡间别业。他不久就感到后悔，又重返宫廷，想要千方百计重新赢得女王的恩宠。但侍卫长菲茨－加奈特圣奥尔本斯截住他，将他带到宫廷驻地温莎三英里外的波汉姆。诺福克不久就被投入伦敦塔，交给亨利·内维尔爵士监护。苏格兰女王的特使、罗斯主教莱斯利出席枢密院会议，跟诺福克对质和指证。彭布洛克伯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阿伦德尔、拉姆利和塞格默顿也受到羁押；苏格兰女王本人移居考文垂，在一段时间内，所有访客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加派赫里福德子爵，跟什鲁斯伯里伯爵、亨丁顿伯爵一起监护她。

北方流言四起，皆称叛乱迫在眉睫。约克郡节度使苏塞克斯伯爵闻警，传唤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但经审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只得允许他们离开。其间，每天都传来新闻，许多真相就此暴露。伊丽莎白下旨，命两位伯爵赴宫廷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逆谋已经箭在弦上，不敢自投罗网。他们已经做好叛乱准备，跟玛丽及其大臣共谋，联络低地总督阿维拉公爵。公爵答应派来援军、供应武器军资，同意派查皮罗·维泰里赴伦敦。维泰里是公爵最著名的军官之一，借口跟女王协调若干分歧，实际上想出任北方叛军的统帅。两位伯爵受到传唤，于是叛军不待准备完成，就仓促举事。当诺森伯兰伯爵还处在两种相反的危险面前犹豫不决时，听到他的敌人已经受命逮捕他的消息。他立刻上马，投奔同盟威斯特摩兰伯爵。威斯特摩兰已经集结朋友和家臣，准备采取措施应对当前的不测风云。他们决定不再拖延，即刻举兵。在这一带，两位伯爵享有巨大声望，热忱的天主教信仰仍然盛行。不久，大批平民就集结起来。他们发表宣言，表示矢忠女王、无意叛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重建先人的宗教，驱逐邪恶的传道士，恢复诺福克公爵和其他忠臣的自由和恩宠。叛军共有步兵四千人、骑兵一千六百人，他们期待英格兰全境的天主教徒能同时响应。

女王并未忽略自身防卫。她施政审慎明智，早已赢得民众普遍的好感，这是君主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此而言，甚至多数各郡的天主教徒都对她表示爱戴。诺福克公爵本人虽然失去了女王的宠信，囚禁在狱中，但仍然尽其所能，动员朋友和家臣参加叛军。拉特兰伯爵、亨斯顿勋爵、埃弗斯勋爵、帕汉姆的威洛比勋爵辅佐苏塞克斯，率军七千平叛，发现叛军已经进据达勒姆主教辖区。叛军退到赫克塞姆，得知沃里克伯爵和克林顿勋爵率领一支更大的军队向他们扑来，别无他法，只得不经一战、自行解散。平民各自回家，首领逃往苏格兰。诺森伯兰藏身于苏格兰，默里将他囚禁在洛克勒文堡。威斯特摩兰投奔玛丽一党的凯尔特和苏格兰酋长，说服他们入侵英格兰、挑起两国纠纷。他们大肆蹂躏后，退回苏格兰。这次仓促鲁莽的叛乱后，伦纳德·达克斯又发动了一起更轻率的叛乱。亨斯顿勋爵率领伯维克卫戍部队，无需其他援军，就能平定叛乱。贸然附逆的人受到严厉制裁，六十六位小队卫戍长受绞刑。据说，总共至少有八百人落入绞刑吏之手。但女王非常喜欢诺福克的为人，将他从伦敦塔释放出来，有条件地软禁在家里，只要求他许诺：不再继续跟苏格兰女王谈判。

伊丽莎白现在领教了扣留玛丽的一切恶果，她最初作这个决定时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玛丽在灾祸的打击下，依靠天生的良好判断力，似乎已经从迷恋博斯威尔的谵妄中恢复过来。她的举止温和、明智，甚至尊严，她的风度迷住了所有接近她的人。她的朋友能够以貌似合理的论证，来否认她受到的一切诬蔑有任何真实性。玛丽的所有党羽同情她的处境，有必要为她争取自由，积极为她的事业鼓吹煽动。然而，释放她只会给现存政府构成威胁。但是，伊丽莎白只要继续扣留玛丽，就不能指望天下太平，但两害相权，犹胜于放走玛丽。玛丽一旦得脱樊笼，势必向欧洲各天主教宫廷求援。伊丽莎白理所当然要采取措施，极尽审慎之能事，防患于未然。伊丽莎白仍然迎合玛丽，让玛丽对英格兰的保护抱有希望，因而在玛丽及其苏格兰政敌之间首鼠两端，永无止境地谈判玛丽的复辟条件，始终不渝地向她表示友谊。她虚情假意，以免玛丽铤而走险、逃之夭夭，又安抚法兰西和西班牙大使。他们一再恳求，甚至有时威胁，要为玛丽的利益出面。苏格兰女王以同样的欺骗手段来还治其人之身，以同样虚伪的信任表白来回敬。双方保持亲善的外表，源远流长的敌意和猜忌却每天都在增长，且越来越根深蒂固、不可救药。两位女王的辞令、才干、精力和斗志都旗鼓相当，但玛丽不幸处境孤立，个人手段、谨慎和力量都不如著名的对手。

伊丽莎白和玛丽同时致信监国。苏格兰女王要求核查她和博斯威尔的婚姻，以便于合法地宣布两人离婚。

英格兰女王给默里提供了三种选择：其一，玛丽根据特殊条款复辟；其二，玛丽和儿子共治，监国在王子年满十四岁以前实际执掌政务；其三，玛丽以私人身份在苏格兰自由生活，享受体面的优待。默里召集苏格兰国会，磋商两位女王的提议。他们借口玛丽的信件采用了君主训诫臣民的口吻，不予答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看出玛丽处心积虑，准备嫁给诺福克或某一位有势力的君主，想要依靠丈夫的支持复辟。他们回复伊丽莎白：前两项选择的条款会贬损幼主的君权，他们甚至不能认真考虑。只有第三个选择可以构成条约主体。显然，伊丽莎白故意提出夸张的条件以促使苏格兰人拒绝对玛丽最有利的条件。然而，要想调整第三项条款，以满足所有各方的安全和资格，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由此可以断定，伊丽莎白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诚意。

默里假装秘密跟伊丽莎白谈判，要求把玛丽交给他。伊丽莎白发现把玛丽扣押在英格兰实在太危险，大概乐于以任何体面或安全的借口来摆脱这个惹是生非的根源。但监国突然遇刺，所有这些提议都化为乌有。刺客是一位名叫汉密尔顿的绅士，行刺的动机是私人恩怨。默里有过人的活力、才干和毅力。虽然默里在监国期间平息苏格兰内乱，并非不成功，但他的才干崭露头角，主要在早年、而非晚年。他性格粗暴严峻，但有欠廉直，而廉直却是经常伴随性格粗暴、唯一能补赎性格粗暴的品德。

监国一死，苏格兰就分崩离析。玛丽的党羽集结起来，占据了爱丁堡。格兰奇的基尔克莱迪执掌爱丁堡城堡，似乎倾向于玛丽一方。虽然人民普遍厌恶玛丽，但许多大贵族支持她的党派，她的政府很有可能再度占据上风。伊丽莎白为了阻止这种前景，派苏塞克斯率军北上，借口惩戒边民寇略。他侵入苏格兰，蹂躏凯尔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土地，攻陷了休谟堡，敌视所有玛丽的党羽。他说：玛丽的党羽庇护英格兰的叛徒，开罪了他的女主人。威廉·德鲁里爵士派来一支军队，推翻了拥戴同一党派的汉密尔顿家族。英军不久就达成协议撤退，苏格兰女王承诺不让法兰西援军入境，她的党羽将英格兰叛徒交给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虽然以私人报复为借口，迄今一直支持苏格兰幼主，但她注意避免公开反对玛丽。她甚至要求苏格兰女王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得接替默里摄政，这个要求跟命令无法区别。因此，国王的祖父伦诺克斯受到推举，以副王头衔暂时监国。玛丽的党羽非但没有履行承诺交出威斯特摩兰和其他流亡者，反而放他们逃往佛兰德，且允许国王的党羽拥戴伦诺克斯为监国。这一举措有利于玛丽的敌人，但伊丽莎白从未放弃暧昧的举动，仍然维持亲善玛丽的外表。她在罗斯主教、玛丽的其他代理人和外国大使的一再恳求下，两次谋求苏格兰各派停战。这就意味着制止监国的举措，监国本来最有可能压倒敌对党派。她通过这些貌似矛盾的举措，来保持苏格兰党争继续如火如荼，增加苏格兰各派之间的仇恨，使苏格兰全境惨遭蹂躏、满目荒残。虽然伊丽莎白无意征服苏格兰，挑唆和设计各派互斗，对她无利可图，但这种结局是她谨慎政策的一个偶然后果。她的政策是：表面上尽可能跟玛丽亲善，至少维持中立。

塞西尔和沃尔特·米尔德梅爵士为了更好地利用和解的前景来诱惑玛丽，向她提交了伊丽莎白的建议。条款多少有些苛刻，但被俘的女王从嫉妒她的对手那里，不能指望更多。因此，英国宫廷表现得更加诚实。他们要求：苏格兰女王放弃英格兰王位的一切资格；两个王国结成永久性攻守同盟；不经伊丽莎白同意，玛丽不得嫁给英国人；不经苏格兰国会同意，她不得嫁给任何人；英格兰最近受到的蹂躏应予赔偿；谋害亨利·达恩利的凶手应该伏诛；幼主应该去英格兰接受教育；苏格兰全体贵族应该给英格兰女王派出六名人质、交出休谟堡和其他一些要塞为担保。伊丽莎白承诺：根据这些条件，她将极力促成逊位女王的复辟。玛丽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她咨询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和教皇，他们都赞成她的做法，主要是全欧洲当时苦于内战，天主教君侯无力援助她。

伊丽莎白的特使还提出了玛丽与苏格兰臣民和解的计划。他们就此作了一番讨论，一致同意：女王应该要求监国伦诺克斯派出代表，在伊丽莎白的仲裁下协商和解条件。玛丽的党羽鼓吹说：他们已经跟英格兰宫廷商定了所有条款，苏格兰不久就会臣服他们的君主。但伊丽莎白留心不去坐实这些流言，不让国王的党羽气馁、过分降低要求。塞西尔致信监国，告诉他英格兰女王的所有建议。并且说明条款并非固定不可修改，可以在会议中重新讨论。塞西尔要求他派出代表，始终不渝地维护国王的事业，留心不要作出不利于自己一方的让步。苏塞克斯在信中作出了同样的暗示。伦诺克斯派邓弗林修道院长出使英格兰宫廷，伊丽莎白对院长说：只要苏格兰人提出的理由能让她满意，她就不会坚持玛丽复辟。即使他们的理由证据不充分，她也会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他们未来的安全。

苏格兰国会委任默顿伯爵、詹姆斯·麦克基尔爵士和邓弗林修道院长一起谈判条约。这些代表提供的记录包含了废黜女王的理由，他们用苏格兰历史先例、法律的权威和许多神学家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论据。伊丽莎白性情高傲，喜爱绝对、无限的君权，听到这些共和主义的论断，大为震惊。她对苏格兰代表说：他们为国人举措辩护的理由，不能让她满意。因此，他们无须再找借口、进一步公布他们要求的安全保障。苏格兰代表回答说：国会没有授权他们批准有损幼主君位和君权的条款，但他们乐于倾听陛下提出的任何建议。女王建议的条款对玛丽并非不利，但苏格兰代表仍然坚持他们无权批准任何涉及玛丽复辟的条款，最终谈判山穷水尽。伊丽莎白斥退苏格兰代表，告诫他们：他们应该首先从国会取得更充分的授权，再回来谈判。罗斯主教公开向英格兰枢密院抗议他们的寒盟背信，玛丽本人也不再迷惑于伊丽莎白虚伪的公断。两位女王由于这些失望，关系日趋敌对。苏格兰女王的一切希望落空，但煽动变得更加积极，且不择手段地争取自由和安全。

这时发生了一次事件，扩大了玛丽和伊丽莎白的裂痕，增加了伊丽莎白的警惕和猜忌。教皇保罗去世，他生前以狂暴的手段激怒了伊丽莎白。继任教皇庇护五世一开始以温和的方式争取伊丽莎白的友谊，然而徒劳无益，最后将她逐出教门，剥夺一切王位资格，解除臣民的效忠誓言。教皇打击伊丽莎白女王的权威，很可能是配合玛丽煽动北方叛乱的协调行动，当时，北方叛乱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约翰·费尔顿将教皇法旨贴在伦敦主教府门口；嘲笑他们不是回避，就是否认事实。他被捕伏诛，赢得了殉道者的荣名，他热忱追求的目标似乎就是殉道者的荆冠。

上届国会解散五年后，新国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女王受到教皇的猛烈攻击，表现得更像是在朝党派的首脑。鉴于这次事件和女王自己审慎、积极的施政举措，不难预料她能完全控制两院。事实确实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主流派别并非没有遭遇微弱的反对，主要来自清教徒极端派的狂热。英国普遍的民情越来越爱戴女王。我们应该叙述本届国会的若干事务，因为这些活动可以显示当时王权的范围、伊丽莎白的为人及其政府的精神。我们还惊讶地看到：自由的精神正在英国人当中暗淡下去；国民的警惕心遭到君主的压制；专横的施政取而代之；武断的女王君临顺民、毫不费力。

国会选出发言人以后，掌玺大臣培根以女王的名义致辞：吩咐议员不得染指任何邦国政务。他这样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议员以前讨论女王的婚姻和继承问题，给她带来不少困扰，现在应该绝口不提；至于其他重要政务、战争与和平、对外交涉，以往历代国会从来没有视为分内事务，也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质疑过君主及其大臣的施政。

清教徒在上届国会中提出了七项进一步推进宗教改革的议案，但一项也没有通过。下议院集议不过几天，议员斯特里克兰就重新提出其中一项议案：修改教仪。他主要的反对目标是：施洗礼时画十字。另一位议员补充了圣餐时的跪拜礼仪，并且评论说：如果虔诚必须有卑屈的表现，倒不如让领圣餐者长跪匍匐，以便尽可能跟原先的迷信保持距离。

如果伊丽莎白还有比政务更关心的问题，那就只能是宗教问题了。她以国教会最高首脑的资格声称：她仅仅根据君主特权，就有权决定一切教义、戒律和礼仪问题，绝不会允许国会考虑这些问题，廷臣不会忘记坚持以下论题。内廷司库表示：国会虽然获准镇压异端，但（这个让步似乎是乘人不备、草率授予的。最高法案授予君主处理教务的最高权力，或者说承认了君主有充分权力改革一切异端）女王独任教会首脑，无疑有权规制一切教仪问题。内廷审计官附议，坚持维护女王的广泛特权，宣称：根据历代成例，下议院应该自我约束、不得染指这些事务。一位皮斯托先生反对廷臣的谏言，他说：这些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跪拜和画十字）居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为此他感到愤慨。他补充说：这些问题关系到灵魂的救赎，涉及所有人的利益，比全世界的君主制更重要。他为上帝的事业仗义执言，其他人关心的不过是尘世的琐屑俗事，两相比较，上帝的事业永远伟大；补助金、王冕和王国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与上帝大业无可言喻的重要性相比。下议院虽然赞许这位议员的热忱，但他们慑于君主的特权，就此投票通过决议，向女王陛下请愿，在议案中进一步授予她特权。在此期间，他们停止一切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推理。

大概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斯特里克兰推进教仪改革的推论严重冒犯了女王。她传唤斯特里克兰到枢密院听旨，从此以后禁止他列席下议院会议。如此滥权，甚至连驯服的国会都无法忍受。卡尔顿注意到此事，抗议下议院的自由权利遭到侵犯，指出斯特里克兰并非区区匹夫，而是代表了大批民众；该议员纵有冒犯女王之处，也只能传到国会法庭受审。他巧妙地暗示：只有国会法庭才有资格审判。耶尔维顿伸张自由权利的原则，且更加肆无忌惮，他说：引用成例是危险的。当今天下有幸，今上宽仁、贤良满朝，无须忧虑暴行、虐政。然则世易时移，当今之授权许可，异日或将视同既定义务，甚至在当前授权许可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他补充说：除非过分贬损君威，大凡议事皆不得视为不敬，国会不可以此议大逆罪。任何问题只要关系到共同利益，都应该考虑，甚至王权本身最终也取决于此。他指出：议员在下议院发言，不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的选区。虽然君主理应坚守王室特权，但王室特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原因在于：君主仅仅依靠自己的权威，既不能造法，也不能毁法。

这些原则深得人心、高尚慷慨，但当时在英格兰公开宣讲，多多少少还是件新鲜事。廷臣的看法更多体现目前的惯例，鼓吹相反的原则。司库告诫下议院，留心他们的议事程序：既不要冒险超越有保证的范围，也不要为了可疑的理由来试探陛下的善意。他说：出席会议的议员滥用发言的自由，提出了损害女王特权的议案。这种鲁莽的做法实难宽容。他最后断言：即使在国会中发言，也应该受到君主的质询和核查。另一位议员科勒瑞表示：君主特权并非如此可疑，女王的安全就是臣民的安全。他补充说：每个人都要迁就平辈的意见，修正自己的神学见解，他似乎在暗示：主教也要迁就女王的意见，修正他们的神学见解。后来弗利特·伍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识的一个人在女王即位第五年因为在国会中发言而受到传唤。但他担心这个例子时间太近，便又从国会卷宗里翻出亨利五世时代的记录：国王将一位出言无忌的主教投入监狱。国会除了谦恭地为他求情，不敢有更多作为。在接下来的朝代，国会发言人和另一位议员面临同样的遭遇。国会除了类似的谦恭求情，别无善策。他建议国会乞灵于同样的权宜之计，既不要交出自己的议员，也不要伸张他的权利。这次发言期间，枢密院成员列席国会旁听、私语共议。发言人提出，国会应该搁置下一步议事程序。这个动议立刻付诸实施。女王发现她的试探可能激起众怒，便以默认国会的行动挽回了面子。第二天，她准许斯特里克兰返回国会，以免纠葛再起。

下议院虽然受到君主的斥责，但还是热忱地继续讨论其他关于宗教的法案，但女王以更武断的方式打断了他们，这一次上议院甘为君主的工具。上议院致信下议院，要求他们一定要列席一个委员会。下议院为此委任了一批议员，上议院告诉他们：女王陛下得知他们审订的宗教改革法案后，颇为嘉许。她有意运用王权和国教最高首脑的权力，公开发表条款，命主教奉行。但她不许条款在国会中讨论。国会虽然没有因禁令完全停止议程，但君主倨傲的态度还是起了作用，议案无疾而终。

清教徒罗伯特·贝尔提出动议，反对授予一家布里斯托尔商业公司排他性的专利权。此事也引起了若干不寻常的事件。动议提出几天后，女王通过发言人传旨、命令国会：尽可能不要在此案上花费时间，避免长时间的讨论。所有议员都明白：动议冒犯了女王，因为革除专利权授予似乎触犯了她的特权。弗利特·伍德相应地提及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注意到：女王有授予专利的特权，因此质疑任何专利的可靠性都会侵犯王室特权；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外贸，甚至保障贸易自由的法案也允许王室设置种种管制；君主授予排他性专利权、禁止其他所有商人染指某种特定的贸易，仅仅是运用自己名下的权力。他引用国会书记官的记录，证明了以下事实：为了保卫王室特权不受触犯，除非国王首先授予特许，没有人能在国会中发言、讨论遗嘱法案。他指出：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的法案也有类似现象，也是为了保护王室特权。爱德华六世时代，护国公准许提及王室特权事务，因而接受相应的申请。

英勇的著名海上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将这些论题推得更远。他力图证明贝尔的动议徒劳而危险，因为他企图贬损王室特权。他说：任何人抱有这样的幻想，除了沦为公开的敌人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女王不该运用王室特权，女王不是女王，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经验已经证明了陛下的仁厚，臣民或许因此而忘记了自己的义务，但过分戏侮、试探君主的宽容，终究会毫无善果。他用野兔的寓言提醒大家：野兔一听说公告命令所有带角的兽类离开宫廷，立刻逃之夭夭，以免自己的耳朵被误认为角。他用这个寓言暗示：即使获准或听到这些危险发言的人都不能完全避免灾祸。他希望大家心里有数，不要进一步卷入女王视为禁脔的领域。女王完全有能力镇压他们挑衅的自由，行使武断的权力。她可能效法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先例，让王权摆脱羁绊。

显然这次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当时没有人作出回应。只有汉弗莱爵士误解了国会和议员提出的动议的意义。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不平则鸣，根据程序和礼仪向女王陛下陈情。但在以后的辩论中，彼得·温特沃斯称这次发言侮辱了国会。温特沃斯有过人的自由精神，说汉弗莱爵士一心逢迎、讨好君主，把他比作变色龙：不断变色，唯独没有白色。他建议国会悉心维护发言的自由权利和国会的特权。大体上，反对垄断专利的动机毫无效果。枢密院传唤最先提案的议员贝尔，严厉训斥他的冒失。他满面困惑，回到国会。全体议员非常清楚原因，大为惊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敢提出重要议案，害怕因此冒犯女王和枢密院。甚至在下议院的恐怖多少已经减轻后，议员发言仍然极端谨慎，大部分内容都附有解释和辩解，这说明他们极其忌惮悬在头上的权杖。只要接触到敏感问题、无论多么轻微，甚至接近敏感问题、无论多么遥远；国会都会传出一片窃窃私语声。“女王会受到冒犯，枢密院会非常不悦。”人们就这样猜测着面临的危险，时刻提醒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女王以如此横暴的手段保卫专利授予权，只是为了四位廷臣的利益，她为此甘愿彻底毁掉七八千勤勉臣民的生计。

于是，两院通过的一切决议无不极端的恭顺有礼，但女王认为，在本届国会闭幕时，最严厉地清除议员动议和发言中最细微的自由精神，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掌玺大臣以女王陛下的名义告诉下议院：虽然大多数下议员在议程中表现出谨慎而忠诚，但极少数议员恰恰相反，其鲁莽、傲慢、放肆理应受到谴责。他们不尽臣民和议员的本分，甚至对抗君主在本届国会开幕时对他们的训诫。他们理应受到警告，以做出更好的表现。他们以为，列席国会是为了质疑陛下的授权和特权。但陛下警告他们：既然他们如此忘形、不知自重，如果不受训诫，就要受到其他形式的矫正。女王陛下的命令、更明智同僚们的榜样，都可以改造他们鲁莽、傲慢、放肆的愚行。他们愚蠢地纠缠于分外的事务，那是他们根本理解不了的。

所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了国会对伊丽莎白的忠诚和敬畏。国会无法审议任何政务，更不用说教会事务。君主及其乐于信任的枢密、大臣独掌政教大权，国会无从涉足。那么，国会的职能何在？他们可以规范制革法或衣服镶边，保护野鸡和松鸡，修桥补路，惩治流浪汉和普通乞丐。他们规范乡警调查案件的适当方法。他们签署的法律权威即使不比仅仅源于圣旨的法律更大，但至少更持久。判例或记录确定了裁决私人财产、惩治犯罪的规则，但国内法的修改和创新除国会外别无来源，法庭也不会根据枢密院令而改变成例。国会议事程序最合意的部分莫过于批准补助金，对臭名昭著的贵族和倒台后的大臣剥夺公权、施加惩罚。他们完全追随君主，极力支持强权，多多少少招人反感。国会有时承诺纾解民困，但很少落实。这时，定规已经形成：国会不得削减、质疑、核查君权。纵然垄断专营公司已经泛滥成灾、与日俱增，且毁灭一切自由、灭绝一切勤勉，一位议员仍然以最忠诚、最规范的方式提出：反对任何垄断公司的国会请愿都是犯罪。

伊丽莎白政府的准则昭然若揭，公正的外表、可信的借口都不能予以消弭。女王对国会的讲演和致辞已经公然宣示了这些准则。这些辞令无比傲慢，甚至经常充满责难，仿佛受到冒犯的主人对待最卑贱的仆人。不过伊丽莎白虽然有这些举动，但仍然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得人心的君主，因为她王朝的准则与时代的原则和普遍的宪制观念相符。伊丽莎白的继承人不断侵蚀民众会议的职权，大大改变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观念，因此我们会觉得前言非常奇怪，初看起来甚至令人惊诧。当时人却极少对此大惊小怪，同时代的作家卡姆登和其他史家都不以为意。确实，绝对王权如此强大，因此，自由的珍贵火花仅仅依靠清教徒来点燃和保存。表面上，清教派的教义如此琐细、做法如此荒谬，然而英国宪制自由完全系于他们之手。他们受到宗教改革的热忱驱动，激发了无畏的勇气，不惮于捋龙鳞而犯龙颜。他们不辞劳苦，争取选入国会。此事并不困难，因为当时认为国会议席不是利益，而是负担。他们首先赢得了国会多数，然后在教会和王国内取得优势。

本届国会通过了以下的重要法律。他们宣布，以下行径一概视为大逆罪：在女王有生之年否认她是合法君主；断言任何其他人更有登基的资格；称女王为异端分子、分裂派、异教徒；主张法律、法案不能界定、决定王权和相应的王位继承人。如果任何人在著作或印刷品中坚持除女王自然后裔以外，还有其他人可以继承王位，那么其本人及教唆者都有罪。初犯监禁一年，罚没半数动产；再犯以大不敬论处。这项法律专为苏格兰女王及其党羽定制，含蓄地宣布伊丽莎白永远不会确定继承人。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的措辞是合法后裔。国会认为这种提法对女王不敬，仿佛她还另有不合法后裔似的，所以改用自然后裔。但这种改变当时就引起了无数嘲笑。有些人怀疑其中另有深意，似乎莱斯特想在女王死后为他们的私生子争取地位。

谕旨还规定：任何人出版教皇赦书和其他法令，或是用它们教唆任何人回归罗马教会，教唆者和接受教唆者都以大逆罪论处。任何人诵读《羔羊经》、尊奉十字架或其他教皇祝圣的迷信器具，都以大不敬罪论处。新法律强化了禁止高利贷的旧法律。国会批准了一份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女王下定决心，不把任何权力让给国会，因此要求任何补助都非常谨慎。她要么厉行节俭，以日常岁入满足王室开销；要么启用王室特权，利用专利权、垄断权和其他破坏性的权宜之计筹款。

虽然伊丽莎白对国会享有不受节制的权威，对国民享有广泛的影响力，秉政十三年、天下太平，只有北方叛乱仓促举事，但互不协调、不旋踵而败，但她仍然忧心忡忡，总是觉得王位摇摇欲坠。法兰西、低地国家和苏格兰的暴动如火如荼，初看起来似乎能保证她不受骚扰，但如果仔细反思却说明她的处境岌岌可危。她注意到：英格兰蕴涵内乱的种子，其宗教观念分歧、狂热的党同伐异、敌对教派的仇恨，不亚于邻邦。

1566年巴荣纳会议决定彻底消灭新教徒。秘密会议还没有结束，消息已经走漏给孔代、科利尼和胡格诺派其他首脑。法兰西宫廷的举措正好坐实了他们的怀疑。他们决心防备敌人背信弃义的暴行，在天主教徒意识到危险之前，先下手为强。胡格诺派虽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依靠热忱的信仰，以及面对永无止境的危险，因而团结一致，犹如国中之国。他们完全服从首领的命令，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国王和太后驻跸布里的蒙塞，稳如泰山；胡格诺派军队从全国各地秘密集结起来，突然包围行宫。如果不是一支瑞士军队迅速赶来救驾，英勇地护驾前往巴黎，国王和太后无疑会毫无抵抗地落入叛军手中。随后，战役在圣丹尼斯平原上展开。胡格诺派最后战败。孔代集结残军，获得德国新教徒的强大增援，重新投入战斗。他围攻要地沙特尔，迫使宫廷再度妥协。

敌对教派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即使双方首脑确有和平诚意、彼此极其信任，民众也很难太平无事。何况猜忌占了上风，宫廷所有的和平建议都在给敌人设置陷阱。他们设计诱捕亲王和海军上将，后者侥幸逃往罗谢尔，召集党羽来援。内战重新爆发，且更加炽烈，交战双方积怨日深。御弟安茹公爵统率天主教军队。1569年，两军在雅尔纳克决战，孔代亲王阵亡，胡格诺派军队败北。大军溃散、元戎殒命，胡格诺派为之元气大伤。海军上将继续支持局面，将十六岁的纳瓦拉国王和孔代小公爵推上新教首脑的位置。他激励党羽：宁可英勇地战死沙场，也不能可耻地落入绞刑吏手中。他集结一批意志坚定、不惮危难的死士，向安茹公爵挺进。海军上将获得德国新军增援，迫使安茹公爵撤退、分兵。

科利尼随后围攻普瓦蒂埃，吸引了法兰西全国的视听。吉斯公爵渴望声誉，继承父亲坚守默茨的前例，进驻围城。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卫戍部队士气大振，海军上将只得解围。后来吉斯公爵无可匹敌的荣誉和声望，就以此役为起点。天主教徒对老公爵的忠诚立刻转移到儿子身上。人们比较父子两人的伟大和荣耀，仿佛是家族的遗产，引以为乐。他们同样亲切和蔼、慷慨博施、娴于辞令、滔滔雄辩，因而深受人们爱戴，也同样英勇善战、治军有方、积极进取、才干出众。他们只有一点不同：小吉斯受教于乱世，这时法律与秩序日益解体。他的野心和鲁莽比父亲更上一层楼，他的进取心给君主的权威和祖国的安宁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伊丽莎白一直留心法兰西内乱，对宿敌吉斯家族重新崛起丝毫不能感到满意。她的利益跟法国新教徒联系在一起，为他们的命运担心。她虽然憎恶一切反对君主意志的叛乱，但仍然暗中援助胡格诺派。她不仅对德国各君侯发挥影响力，还以纳瓦拉太后的珠宝为抵押，给法国新教徒提供贷款。她允许亨利·夏佩农征集军队，渡海前往法兰西。他的军队包括一百名绅士志愿者，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年轻，开始以武德军誉崭露头角。海军上将由于部众急于求战，加以补给困难，在普瓦图的蒙康托跟安茹公爵会战。胡格诺派败北，海军上将负伤。法兰西宫廷虽然经常领教胡格诺派的顽强和科利尼的精力，但仍然徒劳地自我欺骗，以为叛军终于走到穷途末路了。于是他们以为敌人不复为患，疏于防备。最终他们惊愕地：海军上将没有气馁，出现在王国的另一端。科利尼以一贯的坚毅，激励他监护的两位小王子，集结军队，投入战场。他实力雄厚，甚至足以威胁巴黎。王国长期动荡，惨遭毫无结果的军事行动蹂躏，国用不足，无法装备一支新军。1570年，国王虽然极其痛恨胡格诺派，仍然不得不跟他们达成协议：大赦以往的一切冒犯，重申良心自由。

和议虽然已经达成，但查理国王并没有衷心原谅叛乱的臣民。这次和解跟以前一样，不过是一个陷阱而已。宫廷背信弃义，打算不冒风险，一举消灭所有可怕的敌人。两位小王子、海军上将和其他胡格诺派首脑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极不信任国王的意图，仍然留在安全距离之外。宫廷用尽一切诡计，以解除他们的疑虑、说服他们相信新建议的诚意。比如：和平条约对天盟誓；宗教宽容谨守弗渝；严惩任何狂热天主教徒的违约行径；爵禄、恩宠、荣誉授予新教大贵族；国王和枢密院到处宣称厌倦了内乱，确信不可能对良心实施强制，从此以后决心让所有人自由信仰他的宗教。

查理千方百计地引诱新教徒入彀，办法之一就是亲善伊丽莎白。促成大不列颠两王国联合，似乎并非法兰西利益所在，因此女王很容易自我陶醉，以为法兰西君主重视她的友谊而超过对苏格兰女王的友谊。法兰西宫廷为了更好地欺骗她，为安茹公爵向她求婚。王子年轻、英俊，以勇武著称，女性只要对这些品质不能无动于衷，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女王一旦重视法兰西宫廷欺骗性的求婚，就开辟了进一步欺骗的可能性。议婚谈判开始，婚约条款提出。谈判出现障碍，就解决障碍。两国宫廷虽然并非同样包藏祸心，但同样不诚实，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似乎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不过宗教信仰不同，似乎构成了重大的障碍，因为伊丽莎白建议查理保证宗教宽容，却不打算在自己国内保证宗教宽容，甚至对自己的“夫君”也不能宽容。安茹公爵似乎不愿意为了利益，甘受背教之辱。

伊丽莎白诡诈的政策与她卖弄风情的做派相结合，且天衣无缝、无与伦比。她在这方面的性格众所周知，因此法兰西宫廷以为最后达成协议没有问题，于是敢于作出更多让步、提出更好条件。女王两面三刀，还有其他动机。英格兰与法兰西联盟的前景足以令玛丽的党羽气馁。除此之外，伊丽莎白跟菲利普的地缘处境要求她保持高度的戒备和警觉。西班牙当局以狂暴的手段绥靖低地国家，使她迫切希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使依靠空洞无物的新联盟也在所不惜。

宗教争议长期扰乱欧洲，低地国家一开始就浸淫其中。这些省份的贸易关系极其广泛，早已从有联系的各王国接触到宗教革新的迹象。当时盛行的观念是：异端跟叛乱关系密切，教会的剧变会牵动世俗政府的类似革命；教士热忱地鼓吹，君主含蓄地接受。热忱与勇往直前，很少等待世俗当局同意他们的革新。他们面临敌视和惩罚，就不再忠顺。他们以论理和调查自诩，其实只不过产生了新的盲目自信，但君主仍然感到威胁，似乎没有什么机构经得住他们追根问底。查理皇帝借口保卫天主教信仰，打算由此增加自己的权威，很容易接受这些原则。他领有尼德兰的特权本来非常有限，却颁布了最武断、苛刻、残暴的谕旨，镇压新教徒。他致力于施行法令，横暴和血腥不相上下。皇帝的天性既不残酷，也不偏执，但一位以温和、谨慎著称的史家计算：皇帝推行的几次迫害将不下十万人交给了刽子手。可是这些严酷的手段远远没有实现其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改革派的人数与热忱。一些市镇的法官看到血腥镇压永无止境，恻隐之心动摇了宗教信仰，拒绝进一步迫害新教徒。

菲利普继承了父皇的领地。这时，弗拉芒人有充分的理由更加担心：他们的君主看到法官的宽厚，就会将迫害法令的执行权从这些迟缓的手中夺走，在低地国家建立宗教裁判所，类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一切邪恶和残暴都将随之而来。菲利普性格严厉无情，公开声明他喜爱西班牙方式；他的教条顽固偏执。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弗拉芒人的恐惧。菲利普离开了尼德兰，众所周知，他打算永不归来。于是，低地居民的恐惧极度增长。他们害怕君主在西班牙大臣的包围下，从马德里内阁颁布残暴的诏书。菲利普留帕尔马公爵夫人任低地总督。公爵夫人有朴素的判断力和善良的性情，只要她大权独揽，就能保证这些富饶省份的臣服，而菲利普自鸣得意的诡诈权术和野蛮政策却会丢掉低地国家。弗拉芒人发现：名义上，公爵夫人独自摄政。实际上，格兰维尔红衣主教得君独宠，每天都在侵蚀他们的自由。国会再也不会召集。主教辖区重新武断地划定，以便强化迫害谕旨的施行。大体上，低地国家就要沦为西班牙君主国的一个行省。贵族不满，以致绅士更加抱怨，继而鼓励了民众的叛乱。各等级深怀怨毒，皆有反心。他们结成联盟，在骚乱中提出请愿书。大贵族签署了请愿书，且出现了党派的徽章。民众的洪流受到宗教热忱的驱使，受到微弱抵抗的刺激，一发不可收拾。几座市镇，特别是安特卫普的民众公然侵凌官方教会，洗劫教堂和修道院，毁坏圣像，造成最无法控制的混乱。

这些过火行径吓坏了比较明智的一部分贵族，特别是奥兰治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他们一开始支持不满分子，现在转而辅弼明智的女总督、镇压危险的暴乱、惩治罪魁祸首、恢复各省的秩序和忠顺。但菲利普不能满足于重建自古即有的权威，他考虑到这些省份远离自己的行在，有限的特权不足以统治。君主只能恳求，不能命令，他不在人民当中时，其权威和影响势必每况愈下。因此他决定以最近的民变为借口，彻底废除低地各省的特权，从此以后，通过军事和武断的权威施治。

菲利普为了推行激进的计划，选中一个人担任暴政的工具。此人是阿尔瓦公爵，即托莱多的裴迪南。公爵久在兵间、娴于戎事，他囿于习惯，以军营的严格纪律施政，不加区别地对待君侯与臣民，只知严格命令和绝对服从。1568年，这位将领率领一支西班牙百战精兵，从意大利进驻低地。阿尔瓦公然敌视弗拉芒人。低地人民了解他的为人，全体惊愕恐惧。阿尔瓦天性残暴，心硬如铁，加以傲慢，更为恶劣，繁荣的低地各省惨遭蹂躏。本书的宗旨不是详尽叙述这些暴行，只说明以下情况就足够了。佛兰德的特权是众多君侯的赠礼、历代多年的遗产，在一纸诏书下，公开而明确地予以废除。武断、血腥的法庭就此建立。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虽然品德高尚、旧有勋劳，仍然殒命刑台。各等级国民大批入狱，然后交给刽子手。虽然全民忠顺，但境内只听到没收、监禁、流放、酷刑和死亡的声音。

伊丽莎白对事态发展同样不悦，因为近在咫尺的邻邦大军云集，执行灭绝清教徒的计划。她保护所有逃往英格兰的弗拉芒人。许多流亡者是尼德兰最勤勉的居民，该国以工艺著称，多亏了这些人。他们给英格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艺，伊丽莎白因此获益。她预见到阿尔瓦的暴政很快就会激起民变，因此敢于打击他（她一向留心不去挑衅更稳固的权威）。一些热那亚商人跟菲利普缔约，将四十万克朗运往佛兰德。宝船途经英吉利海峡，遭到法国胡格诺派装备的私掠船袭击，逃往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避难。船长假装钱财属于西班牙国王，但伊丽莎白调查后发现这些钱属于热那亚商人，并把这笔钱视为贷款，据为己有，在阿尔瓦公爵最急需的时刻剥夺了他的饷源。阿尔瓦为了报复，扣押了留在低地的所有英国商人，将他们投入监狱、没收财货。女王对弗拉芒和西班牙商人以牙还牙，授权所有英国臣民掠劫菲利普的臣民。

这些分歧后来通过条约解决，双方各自赔偿对方商人的损失。但西班牙驻低地政府在关键时刻受到打击，损失无法弥补。阿尔瓦缺钱，担心欠饷的军队随时可能哗变，便向国民武断地征收毁灭性的重税。他索取百分之一便士税和所有商品销售额的十分之一。这种荒谬的暴政不仅毁灭了所有工艺和商贸，甚至还限制了日常生活交流。国民拒绝服从。公爵照例乞灵于绞刑架。就这样，弗拉芒人和西班牙人日益接近最后的决裂。

伊丽莎白的所有敌人为了报复她的打击，自然会启用的政策就是：支持苏格兰女王觊觎王位。阿尔瓦的举措一向激烈，不久就跟玛丽女王秘密联络。佛罗伦萨商人罗道尔夫留居伦敦大约十五年。他一面料理英格兰的生意，一面安排罗马教廷和天主教贵族绅士的通信。诺福克公爵和玛丽的密谋败露时，罗道尔夫入狱；但他要么缺少罪证，要么所作所为没有多大罪过，不久就获得释放。罗道尔夫对天主教信仰忠心耿耿，计划配合西班牙大使协调行动，通过外国入侵和国内叛乱来颠覆伊丽莎白的政府。他致信玛丽，提出他的计划。玛丽这时完全看清了伊丽莎白的诡计，对和平复辟、获释已不再抱有希望，同意支持他的计划。他们的主要希望寄于英格兰大批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他们还注意到：王国当时充满了穷困潦倒的绅士，主要是名门的幼子。由于最近教会没落、商业凋敝，他们找不到适合出身的前途，随时准备铤而走险。为了激发这些不满分子的活力和勇气，必须有大贵族出面领导。在罗道尔夫和参与了所有密谋的罗斯主教看来，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实力雄厚、深得民心的诺福克公爵。

诺福克公爵从伦敦塔获释后，已经承诺跟苏格兰女王断绝一切来往。但他发现恐惧成真：无望恢复伊丽莎白的信任与恩宠，自由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按捺不住、孤注一掷，进而违背诺言，重新联系遭到囚禁的玛丽女王。他们重新议婚，诺福克公爵涉足女王的所有利益。谈判中，公爵的懊悔渐渐减少，卷入了更加有罪的事业之中。罗道尔夫的计划是：阿尔瓦公爵应该以某些借口在低地国家集结船只，将六千步兵、四千骑兵运到英格兰。西班牙军队应该在哈维奇登陆，诺福克公爵及其朋友在那里跟他们会师，然后直取伦敦，迫使女王接受密谋者强加给她的任何条件。诺福克表示同意这个计划，结果罗道尔夫以他的名义签署了三封信：一封给阿尔瓦，另一封给教皇，第三封给西班牙国王，但公爵害怕风险，拒绝签署。他只派一位亲信的仆人巴克去见西班牙大使，口头表示赞同计划，保证这些信件的真实性。罗道尔夫从大使手中拿到保证的信件，起程去布鲁塞尔和罗马。阿尔瓦公爵和教皇马上接受了这个计划。罗道尔夫将他们的意向告知诺福克。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诺福克虽然加入了这些罪行，但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他对君主、国家和宗教的义务。他虽然安排了入侵和叛乱的计划，却欺骗自己：纯正的目的可以为暴烈的手段辩护。除了解救苏格兰女王、迫使伊丽莎白同意他的婚姻，他别无所求。他不可能谴责自己叛逆不忠。不过，考虑到女王的精神和斗志，计划如果成功，结果肯定是女王逊位。此时，她的权威已经危在旦夕。

迄今为止，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完全没有警觉到阴谋的存在。塞西尔目前已经封为伯里勋爵。不过，诺福克的另一次图谋留下了痕迹，女王他们勉力调查，最终使得密谋完全败露。玛丽打算送一笔钱给赫里斯勋爵和她的苏格兰同党。诺福克让仆人班尼斯特负责办理，当时班尼斯特正在北方，有办法送交给赫里斯勋爵。公爵把钱交给一个没有参与机密的仆人，告诉他：钱包里有一些银币和一封信，他应该交给班尼斯特。但仆人从钱包的大小和重量推测里面装满了金币，就把信交给了伯里。伯里即刻下令逮捕班尼斯特、巴克和公爵的秘书希克福德，严加审讯。他们熬刑不过，一一招供。希克福德虽然奉命烧掉了所有文件，却把所有不利于主人的证据保存在公爵内室卧席下和宅第的瓷砖下。诺福克本人完全不知道仆人向枢密院揭发了他，虽然受到彻底坦白赎罪的告诫，但还是坚持否认所有指控的罪名。女王一再宣称：只要公爵拿出痛改前非的证明，她就会既往不咎，可是看到他执迷不悟，就将他投入伦敦塔，付诸审判。诺福克还没有受到揭发，罗斯主教就已经因为某些嫌疑遭到软禁，当局千方百计迫使他交代参与的密谋。他一开始坚持外交特权，但英国人告诉他：他的女主人已经不再是女王，他也就不再享有大使的身份。即使他确实有大使资格，外交特权也不能保护他阴谋反对驻跸宫廷的君主。主教仍然拒绝回答讯问，英国人就告诉他：诺福克的仆人已经吐实。此后，主教才和盘托出。他的举证坐实了诺福克公爵的罪名。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全体一致判决他有罪。即使按照现在的严格规范，这次审判也完全合格。只有一点例外：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没有跟被告对质。当时的大逆罪审判没有施行这种值得赞美的惯例。

是否诛杀诺福克，女王仍然犹豫不决。她可能确实对这位高贵有德的世卿怀有友谊和同情，也可能羡慕宽厚仁慈的声名，只想表现下姿态。于是她两次签署死刑令，又两次撤回。虽然大臣和枢密敦促女王严惩不贷，伊丽莎白仍然踟蹰犹疑。她犹豫了四个月，召集了国会。下议院向女王递交措辞激烈的长篇说辞，要求将公爵正法。公爵罪行重大、罪证确凿，国会又这样力主制裁。因此，伊丽莎白觉得严惩这位贵胄，足以杜悠悠之口。诺福克从容赴死、镇静自若。他虽然表白自己绝无不忠于女王的意图，但还是承认判决的公正性。性质相似的事务，我们不妨一并叙述。苏格兰监国将诺森伯兰伯爵交给女王，几个月后，伯爵因叛逆罪伏诛。

苏格兰女王是所有这些骚乱的祸首或原因，但她身为君主，严刑有所不及。她为自救起见，觉得任何权宜之计皆无不可，伊丽莎白也不敢对她赶尽杀绝。英格兰女王只派德拉瓦勋爵、拉尔夫·萨德勒爵士、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威尔逊博士规劝玛丽，要求她说明参与这些活动的情况。伊丽莎白一开始就讨厌玛丽，原因有：她袭用英格兰王室的纹章；拒绝批准爱丁堡条约；未经伊丽莎白同意，就想嫁给诺福克；支持北方叛乱；参与罗道尔夫密谋，勾引西班牙入侵英格兰；教唆教皇将伊丽莎白逐出教门；让她的海外朋友称她为英格兰国王。玛丽澄清了几项指控，要么否认诬蔑的真实性，要么把责任推卸给其他人。但伊丽莎白对她的辩解一点都不满意。国会对玛丽怒不可遏，下议院甚至请求直接将她审判、处决。他们援引惯例、理性和万国公法，但主要依靠《旧约》的篇章和前例。如果《旧约》变成了普遍的行为准则（这种意图是不切实际的），一切人性和道德的法则都会毁于一旦。伊丽莎白这时还不想走得这么远，她满足于让玛丽明白英格兰国民的态度，于是给下议院传旨：目前不要继续讨论苏格兰女王的事务了。新教徒在下议院取得了优势，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引用《圣经》，特别是《旧约》。女王对这一派毫无好感，不大可能仅仅为了迁就他们的恳求而作出让步。本届国会提供了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事例，说明她对清教徒的策划不怀好意。下议院通过了两项法案，用于规范宗教礼仪，但女王给他们下达了跟以前一样专横的旨意，以君主特权恐吓、禁止他们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伊丽莎白虽然无意接受国会的建议，对玛丽赶尽杀绝；但玛丽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跟西班牙关系亲密，又使得伊丽莎白对她极为忌惮。她感到有必要强化监控力度，改变她迄今为止处置苏格兰事务的准则。苏格兰王国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格兰奇的基尔卡尔迪勋爵掌管着爱丁堡城堡，且公开表示拥护玛丽。女王党贵族获得他的支持，士气大振，他们占据了首都，猛攻监国。他们突袭斯特林，俘虏了监国，发现监国的朋友从城堡内出击，似乎有救驾的意图，就立刻将他处决。马尔伯爵在自己家中当选为监国，但同样难以统治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他乐于接受英法两国大使提出的调停，以平等条件跟女王党议和。马尔慷慨恢弘，鄙视对英格兰的任何依附。伊丽莎白当时跟法兰西关系密切，因此不难游说法兰西宫廷，在苏格兰各派之间严守中立、保持平衡。但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马尔伤时忧国，双眼失明。默顿当选监国，他暗中竭尽全力交好伊丽莎白，不再回应法兰西的友谊。伊丽莎白决定更切实地支持她一直偏爱的党派。她派亨利·基里格雷爵士出使苏格兰。基里格雷发现：诺福克败露、伏诛，玛丽的党羽为之元气大伤。他们乐于臣服幼主的权威，接受既往不咎的大赦。夏特莱公爵、亨特利伯爵和玛丽最重要的朋友根据这样的条件放下了武器，只有爱丁堡城堡继续固守。这使得基尔卡尔迪勋爵身陷绝境，他以法兰西和西班牙国王提供援助的希望来欺骗自己，希望从这里骚扰英格兰。伊丽莎白忌惮其中的危险，她的权术已经无法哄骗苏格兰女王，不介意关系彻底决裂。她明白：只要所有大贵族臣服，苏格兰不难绥靖，利莫大焉。因此，她命令伯维克总督威廉·德鲁里爵士率领军队和炮队围攻爱丁堡城堡。卫戍部队无条件投降。基尔卡尔迪勋爵交给苏格兰同胞，受审、定罪、伏诛。里丁顿国务秘书站在基尔卡尔迪勋爵一方，不久就去世了。通常认为他是自杀的。苏格兰完全臣服于监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伊丽莎白制造麻烦。

法兰西的事态发展并不符合女王的利益和倾向。胡格诺派领教过多次和平的骗局，有理由怀疑宫廷目前的意图。海军上将深谋远虑，其他胡格诺派首领已经入彀，但他仍然保持怀疑和警觉。不过他终于抛开顾虑，部分因为查理国王的虚伪深不可测，部分因为他迫切希望结束法兰西的苦难、重新精忠报国。他还考虑到：宫廷以往的激烈手段一再事与愿违。国王年方解事，头脑还没有定型于任何危险的偏见或痛恨，因此使他接受劝诱，化干戈为玉帛，并非不可能。查理年轻，轻率热情，沉溺逸乐。从他的性格来看，查理似乎不至于如此心术险恶，海军上将、纳瓦拉太后和全体胡格诺派考虑到这些因素，开始放松警惕信任法兰西宫廷的两面三刀和口蜜腹剑。伊丽莎白自己虽然经验丰富、洞悉人心，也没有丝毫怀疑查理的诚意。她见敌人吉斯家族被罢黜、法兰西和西班牙君主国之间的敌意每天都在增长，深感欣慰。她跟法兰西王国结成防御性同盟，把这个联盟视为王位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她的大使沃尔辛海姆从海峡对岸不断送来情报，对险诈君主的荣誉、诚恳、忠信赞不绝口。

查理为了更好地消除胡格诺派首领的疑忌，将他们诱入陷阱，提议将妹妹玛格丽特嫁给纳瓦拉国王。海军上将和其他胡格诺派大贵族全体前往巴黎，参加他们的婚礼，希望这次联姻即使不能消弭两教派的分歧，至少可以缓和深仇大恨。根据宫廷的命令，纳瓦拉太后中毒；海军上将遇刺，身负重伤。但查理更加虚伪，继续保证胡格诺派的安全。全面屠杀胡格诺派的信号一直到婚礼几天后的圣巴托罗缪日才传出。国王亲自率领刺客出动。巴黎人长期仇恨胡格诺派，虽然毫无准备，但仍然为宫廷愤怒火上浇油。任何人只要蒙受了胡格诺派嫌疑，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会在劫难逃。海军上将和他的女婿特里格尼以及索比兹、洛彻福柯、帕德隆、派勒斯、拉瓦丁在最近的战争中崭露头角，以英雄气概著称，毫无抵抗地遭到屠杀。巴黎的街道流满了鲜血。暴行非但没有使民众厌倦，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们仿佛不满异教徒死得太便宜，肆无忌惮地向尸体发泄愤怒。大约五百名绅士和要人、近一万名下等人死于这次大屠杀。各省立刻接到命令，同样屠杀所有新教徒。鲁昂、里昂和其他城市的民众效法首都，大开杀戒。吉斯公爵甚至打算杀害小纳瓦拉国王和小孔代亲王，但查理因为和蔼可亲的小纳瓦拉国王而下不了手，希望这些年轻王子为了救命不难改信天主教。于是，查理迫使他们以改教来换取安全。

查理为了掩盖野蛮的背信弃义，声称胡格诺派的劫驾阴谋刚刚败露。他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命驻英格兰大使费内隆求见伊丽莎白，递交最近事务的记录。大使为人正直，厌恶宫廷的险诈和残暴，他甚至毫不踟蹰，就宣布以法国人身份为耻。但他还是不得不遵旨发布指定的辩护。他拜见所有认识的廷臣，表示法兰西国王的做法事出有因。听众的沉默和震撼实在可怕，人人满脸阴郁；夜深人静，内廷接待室鸦雀无声。廷臣命妇身披重孝、列成两排，让他从中间经过、觐见女王御座，没有一声招呼、一个眼色。然而女王待他更亲切，甚至更赞许，听取他的辩解时没有一点愤怒的表情。然后，女王作了如下的表示：她一开始听到可怕的流言——众多勇士与忠臣信赖君王的安全保证，却突然惨遭屠杀，不禁大为震惊。从现在开始，她不会过早作出判断，直到更加可靠的消息传来。如果大使带来的记录准确可靠，就可以减轻，甚至解除国王顾问的罪责，为他们出格的举措辩护。当局既然有力量屠杀众多毫无防备的人，必然就有力量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区分良莠、依法惩凶。海军上将尤其如此，他在国王侍卫的保护下身负重伤，遇害前完全信赖国王的保护，肯定毫无机会逃脱陷害他的罪名。君主的宝剑理应握在自己手中、伸张正义，而非拱手奉送给嗜血的凶手，让他毫无怜悯、不加区别地屠杀公开的死敌。即使新教徒确有阴谋，这些理由也能成立。何况敌人为了毁掉他们，还给他们栽赃诬陷了许多罪名。如果以后的调查证明这些不幸的受难者并无罪过，而是毁谤者残忍地滥用了国王的信任，谋害了大批勇敢的臣民，永久性地玷污了陛下的荣誉，那么国王就有责任报复这些毁谤者。女王会根据国王以后的做法，来判断他的意图。同时，她会满足大使的要求：同情国王不得不铤而走险的苦衷，而不是谴责他。

伊丽莎白非常清楚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看出：巴黎大屠杀源于消灭新教徒的全面阴谋。她知道自己是新教徒的首脑和保护人，天主教徒对她怀有深仇大恨。西班牙人在低地的暴行是同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查理和菲利普的险诈、残暴、偏执不相上下，这时他们撕下了争执的假面具，公开宣布最亲密的友谊。他们一旦平息内乱、协调行动，伊丽莎白就有理由担心。迄今为止，查理为了欺骗海军上将，刻意跟吉斯家族保持距离。这时，吉斯家族公然支配了法兰西宫廷。伊丽莎白无论从个人因素还是政治因素考虑，吉斯家族的亲王都是她公开和不能妥协的敌人。苏格兰女王是吉斯家族的近亲和密友，英格兰王位的觊觎者。她虽然遭到羁押，但仍然积极活跃，而且她在海外广有盟友，在王国腹心拥有大批热忱的党羽。伊丽莎白考虑到这些因素，觉得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跟法兰西国王断绝一切往来，继续接受他的亲善表示。她甚至同意重新开始跟法兰西国王的三弟阿伦贡伯爵议婚。她和安茹公爵的议婚谈判已经破裂了。查理得女之时，伊丽莎白派伍斯特伯爵以她的名义出席小公主的洗礼仪式。但她为了保持尊严，首先重新谴责，甚至斥责查理对待新教徒臣民的暴行，最后才遣使以示屈尊。在此期间，她准备应对罗马天主教徒全力和激烈的攻击。她加固普利茅斯要塞；整顿舰队；操练民兵；笼络民心；努力绥靖苏格兰，建立幼主的统治；重新跟德国各诸侯结盟，后者跟她一样忌惮天主教徒在全世界推行的险诈和残暴举措。

伊丽莎白尽量不对查理走极端，但她防范国王的最佳保障莫过于胡格诺派的顽强抵抗。边境附近的胡格诺派一听到大屠杀消息，立刻逃往英格兰、德国和瑞士。他们激起了当地新教徒的同情和义愤，准备以更大的力量和双倍的热忱打回法兰西，为惨遭诈术屠戮的教友报仇。王国中部的胡格诺教徒逃往胡格诺派占据的要塞避难。他们不能信任投降协定、不能指望皇恩浩荡，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时的胡格诺派有一万八千步兵，在全国各地占据了一百多座市镇、城堡和要塞，查理希望一举根除他们。国王认为，欧洲各地的新教徒随时可能入侵法兰西，无法避免。英格兰贵族绅士怒不可遏，提出建议：集结两万两千步兵、四千骑兵，供给六个月军资，渡海赶赴法兰西。但伊丽莎白谨慎从事，担心这样危险的十字军会给两教派的争执火上浇油，拒绝接受建议，节制臣民的热忱。德国诸侯不那么讲策略，或是不那么担心法兰西的愤怒，继续征集新教军队。小孔代亲王逃出宫廷，统率这些军队，准备入侵法兰西王国。阿伦贡公爵、小纳瓦拉国王、蒙莫朗西家族和许多天主教要人由于公私方面的考虑，不满宫廷的举措，乐见胡格诺派发展。总之，情况一片混乱。国王无意责备赶尽杀绝的臣僚，反而大声疾呼再下辣手。他虽然患有致命的寒热病，仍然不能节制愤怒和敌意。查理卒年二十五岁，死而无嗣。他的性格混合了虚伪和狂暴、迅速的憎恶和无情的报复，这带来了巨大的不幸，甚至威胁到祖国和全欧洲。

安茹公爵亨利不久前当选为波兰国王。他一听到兄长的死讯，就匆匆赶回法兰西继位。王国干戈四起、病入膏肓，几乎无药可救。国民分属两个教派，因信仰而狂热，相互残害、积怨日深。双方似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妥协。各派尽忠首领，首领的命令比君主的权威更强大，甚至忠君的天主教徒都完全受到吉斯及其家族的支配。双方的宗教关系取代了世俗关系，或者不如说（因为人们总是受到眼前利益的支配），王国暗中一分为二。在过去的骚乱中，人人根据新的利益观追随这些首领，争取爵禄和升迁。

亨利见王权微弱，计划重振乾纲。他打算以仲裁人身份调节两派的分歧，约束两派臣服于他。他两面三刀的手腕足以胜任这种精巧的任务，但他缺乏活力、实干和健全的判断力。他非但未能君临于两党之上，反而同时丧失了两党的信任，使他们更加紧密地依附其派系首领。这些首领对自己投身的事业更热忱、更诚实。小孔代亲王和卡西米尔亲王率领德国军队增援胡格诺派，但小纳瓦拉国王的信誉和品德更值得称道，他逃离宫廷，统率这个强大的党派。亨利国王执行他的计划，跟胡格诺派首领协商，他希望保持两派的平衡，向他们提出最有利的条件。这是宫廷第五次跟胡格诺派全面议和，但宫廷的诚意并不比以前更多。天主教徒极为不满，吉斯公爵抓住这个借口，猛烈抨击国王的举措、方针和施政。

吉斯公爵有谋有勇，利用这个机会，将他的党派更加正规地组织起来。公爵第一次为著名的天主教联盟奠定了基础。联盟视王室权威如无物，以彻底镇压胡格诺派为宗旨。公爵的举措一向严厉而激烈，法兰西因此处境悲惨，宗教宽容遭到否定。出于良心与尊重自由的让步或许可以安抚改革派，却激起了天主教徒最大的愤怒。亨利国王为了将联盟的力量引向胡格诺派，以免自己首当其冲，宣布由自己出任天主教联盟的首脑，率领罗马天主教军队投入战场。但他的举措拖拉、迟缓，暴露了他不愿出力的真实意图。国王几次尝试失败，然后签署了新的和平条约。这个条约虽然不如上次的条约有利于新教徒，但天主教徒仍然不能满意。两党仍然互为仇雠，国王的调解同时引起了双方的怀疑。两党预见到决裂迫在眉睫，枕戈待旦。神学争论每天都在刺激党派仇恨，所有的个人恩怨都变成了政治纠纷的来源。

国王希望运用权术和手腕，来诱使国民爱慕太平安乐，结果作法自毙。他沉溺于懒散和放荡，完全丧失了国民的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也丧失了国民的爱戴。他本来应该提拔有品格、有才干、在危险的党争中不偏不倚的人，却一味信任年轻的宠臣。这些宠臣不能支撑他摇摇欲坠的权威，反而完全依靠他的恩宠，他的政府因此激起了普遍的厌恶。而且国王慷慨挥霍，增加了公共开支的负担，支离破碎的王国不堪重负，形成了怨言的另一个来源。党派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加以苛捐杂税繁多，以至于和平比对内和对外战争更可怕。诡诈的权术难以为继，由于反复使用而失去了欺骗效果。相反，一方的吉斯公爵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光明正大；另一方的小纳瓦拉国王渐渐赢得了大多数国民毫无保留的忠心，这只有极少数伟大的首脑才配得上。

法兰西内乱牵动全局，欧洲其他君侯无法视而不见。伊丽莎白深谋远虑，暗中插手法兰西内战，不过她节俭成性，多多少少放不开手脚。她不仅利用一切机会为胡格诺派斡旋，而且征集德国军队，由孔代亲王和卡西米尔亲王统率，进入法国境内。她虽然跟法兰西宫廷交涉，表示亲善，但一直认为自己的利益有赖于法国新教徒的繁荣和吉斯家族的没落。另一方面，菲利普公开以天主教联盟的保护者自居，跟吉斯关系亲密，竭尽全力支持这位好生事的首领。宗教的亲和力促成了政治联盟，但西班牙国王还考虑到绥靖尼德兰叛乱臣民的需要。法国新教徒给他们的低地教友提供了极大的鼓励，菲利普希望：只要彻底镇压低地臣民的朋友和盟军，他们就会完全放弃成功的希望。

伊丽莎白的政治考虑促使她支持胡格诺派，也促使她援助低地国家不幸的新教徒；但菲利普实力雄厚，其他领地太平无事，在叛乱各省部署重兵。伊丽莎白颇为忌惮，因此不顾一切诱惑与刺激，跟菲利普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西班牙大使向她抗议：许多弗拉芒流亡者滋扰海面，掠劫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然而英国港口收容他们，允许他们处置战利品。女王不得不禁止流亡者入境。但这种举措最终对菲利普极为不利。流亡者走投无路、给养不足，只得铤而走险。他们突袭荷兰海港布雷勒，一举成功，经短暂抵抗后，占领了该地。阿尔瓦公爵闻警大骇，他停止血腥屠杀毫无抵抗的弗拉芒人，匆匆率军平乱。佛兰德的形势剑拔弩张，只要一点火星就会引起燎原大火。他的恐惧很快就得以证实。布雷勒附近居民愤于自己和同胞蒙受的暴政、压迫、凌辱、劫夺和迫害，拿起武器。几天内，荷兰、泽兰两省几乎全体背叛西班牙，公开宣布反对阿尔瓦的暴政。此事发生在1572年。

威廉·奥兰治亲王出身于古老而光荣的德国王室，继承了法兰西王室的财产，定居低地。他出身高贵、资财雄厚、品德出众，公认是尼德兰各省臣民的翘楚。他已经运用一切合法和忠诚的途径，反对西班牙得寸进尺的僭越。阿尔瓦率军进驻尼德兰，接管政府时，威廉熟知公爵的横暴和马德里宫廷的残暴，明智地逃避面临的威胁，退往父亲在德国的领地和庄园。阿尔瓦的法庭传唤他，缺席判处他犯有叛逆罪，没收了他在低地的大片产业。他为了报复，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征集了一支新教徒军队，企图复辟尼德兰的自由权利。但阿尔瓦防范有方、能征惯战，击退了他的军队，颇有斩获。公爵麾下的西班牙士兵英勇善战、纪律严明。

荷兰和泽兰以前是奥兰治亲王的领地，对他极其爱戴，召他再度出山。他的举措和他的精神同样坚毅，不屈不挠地抗击着西班牙统治。他将叛乱城市结成联盟，为辉煌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联省共和国有勤勉、自由的子孙，她的武力和政策对全欧洲的一切交涉影响深远。亲王千方百计激励两省居民，唤起他们的宗教热忱、仇恨和对自由的热爱。西班牙君主国目前声势浩大，两省居民为之丧胆，亲王用其他各省的赞同和邻邦的援助来鼓励他们。他告诫人民：保卫自己的宗教、自由、生命，不畏战争的极度苦难。这种精神产生了哈莱姆的殊死抗争，只有最可怕的饥荒才能征服。西班牙人为了报复，杀害了哈莱姆的两千名居民。极度严厉的镇压不仅没有吓住荷兰人，反而激起了他们背水一战的精神。阿尔卡马尔居民的英勇抗争迫使阿尔瓦公爵最后撤退。公爵终于发现：他激烈的幕僚败事有余，自请内调。梅迪纳·塞利受命继任总督，但他拒绝上任。卡斯蒂利亚契约团长热奎森从意大利赴任，接替阿尔瓦。1574年，这位暴君离开尼德兰后，他的名字仍然受到居民的诅咒。阿尔瓦自诩：他在五年任内，将一万八千名异端反贼送上了断头台。

热奎森虽然性情更温和，但仍然无法安抚荷兰起义民众对西班牙政府的深仇大恨。战争迁延不绝。西班牙人围攻莱顿，城破之后，荷兰人开堤放水。乡民宁可让洪水淹没田地，也不愿意重新落入西班牙可憎的暴政治下。但西班牙虽然遭遇这次挫败，总督仍然继续作战。一方是强大的西班牙君主国，另一方不过区区两省。虽然居民据有地利、决死抗争，双方远远不是势均力敌。因此，奥兰治亲王于1575年决定乞师强邻：法兰西国王亨利和英格兰国王伊丽莎白。西班牙宫廷的暴政与迫害，使得法兰西宫廷同样不能避免。法兰西王国目前困于内乱，似乎并无余力、余暇关注外国事务。而英格兰是尼德兰长期的贸易伙伴和盟友，目前由于宗教亲和力，因而更关心叛乱各省的命运，似乎理应留意保卫尼德兰。伊丽莎白有理由对菲利普极为忌惮，英格兰王国太平无事。低地人可以希望伊丽莎白出于政策、野心和慷慨，会支持他们度过目前的劫难。因此，他们派遣严肃的使团赴伦敦，使节包括：圣阿尔德冈德、道泽、内维尔、拜斯、梅尔森。他们首先恭谦地向女王陈情，然后提出：只要她保护尼德兰，就将低地各省的领地和王权奉送给她。

伊丽莎白有许多有力的动机来接受如此慷慨的提议，她收到报告：菲利普私通英格兰和爱尔兰叛军，已经损害了她的利益。她预见到天主教徒完全征服低地国家之后的危险性。低地各省濒临大海、扼守巨川。英国人这时开始培植外贸和海权，此地对他们有莫大的吸引力。但女王虽然气度恢弘，却从来没有征服或兼并的野心。她的政策积极有为、举措节俭谨慎，目的仅在于国内的安宁。她如果接受低地各省的统治权，结果显然是公开向西班牙君主国开战。她一旦保护低地居民，为荣誉计，就再也不能抛弃他们。不过，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危急，女王都会支持他们，远远超过她的便利或利益许可的程度。她考虑到这些因素，没有正式接受劝进，但她向大使表示：感谢奥兰治亲王和各省国会的美意，她乐于为他们斡旋，达成形势所许的最合意协定。于是，女王派亨利·科巴姆爵士出使菲利普的宫廷，向他指出：如果法兰西内乱稍息，保护尼德兰叛乱诸省，菲利普就有完全丧失低地各省的危险。菲利普似乎欣然接受规劝，但接下来毫无结果，尼德兰战争跟以前一样炽烈而残暴。

荷兰人由于一次偶然事件，绝处逢生——热奎森总督暴毙。西班牙军队不满拖欠军饷、不服当局约束，愤怒哗变，举国骚乱不已。乱军洗劫了马斯特里赫特和安特卫普，其他城市面临类似的噩运。除卢森堡以外，低地其他各省结成同盟，以防范乱军的暴行，并请求奥兰治亲王和荷兰人加以保护。他们签署条约，通常称为《根特和约》。各省相互保证，共同谋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恢复古老的自由权利。菲利普私生的弟弟、奥地利的唐·约翰出任总督。他一到卢森堡，就发现：各省已经加强了防御，西班牙军队四分五裂，无法抵抗。他接受了各省提出的和约条款。西班牙人撤出低地，各省似乎终于绝处逢生。

然而，只要西班牙国王渴望复仇和统治，全面和平就难以实现。弗拉芒人基于旧怨，忌惮后患。唐·约翰急欲在这个伟大的舞台上表现军事天才，因此更愿意煽风点火，而非息事宁人。他一发现各省准备严格限制总督的权威，就撕毁了所有的条款，占据那慕尔，谋求从意大利召回西班牙军队。唐·约翰天资卓越、少负盛名、志向远大，征服叛乱各省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计划迎娶苏格兰女王，为她实现统治不列颠两王国的欲望。伊丽莎白明白他的意图，看到各省这时已经联合起来，可望结成强有力的长期联盟，以抗击西班牙。她不再踟蹰，同意保护他们的自由权利，低地的自由似乎跟英格兰的安全息息相关。她首先给各省送去大约两万镑，支付当前的军饷，然后签署条约。条约规定：女王以五千步兵、一千骑兵援助弗拉芒人，军饷由后者支付；以几座佛兰德重要市镇为担保，给他们贷款一万镑，一年内偿还。双方还进一步同意：英军统帅应该列席联省枢密院会议。和战大计应该首先告知女王或英军统帅，才能决定。未经女王同意，联省不得结盟。各省如果发生争执，交女王仲裁。如果任何君主以任何借口反对女王，联省应该提供援军，与女王保卫联省的援军相等。1578年1月7日，双方签署盟约。

女王跟联省缔约，有一项重大的诱因：避免他们投入法兰西怀抱。她试图说服西班牙国王相信：这是她唯一的动机。她派英国大使托马斯·威尔克斯向菲利普指出：迄今为止，她虔诚地恪守好邻居和好盟友的本分，拒绝接受荷兰和泽兰的劝进，而且劝说奥兰治亲王臣服国王，甚至以威胁来迫使亲王接受建议。她说：她仍然本着同样友好的意图。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冒昧地出面斡旋目前的分歧。唐·约翰只能是她的死敌，应该召回；他的职位应该由其他更得人心的君侯接替；西班牙军队应该撤离；弗拉芒人应该恢复古老的自由与特权。如果西班牙国王作了所有这些让步以后，低地臣民仍然拒绝尽忠，她就承诺：拿起武器援助国王，迫使他们服从。菲利普没有暴露出他对女王的愤怒，同时继续向唐·约翰提供金钱和军队。诺里斯统率英军，英勇作战，在里蒙南特一度击败唐·约翰。卡西米尔王子率领德国大军进驻尼德兰，跟尼德兰人会师，由女王付饷。尽管如此，唐·约翰仍然在格姆布洛尔大破弗拉芒人。胜利在望时，他却中毒身亡。人们怀疑：菲利普忌惮他的野心，下令秘密投毒。帕马亲王继任总督，为人勇武宽厚。他和战并用，对付弗拉芒叛乱取得了很大进展。西班牙得益于他的谋略，不亚于他的武力。

在此期间，全欧洲干戈云集，英格兰独享太平，主要应该归功于伊丽莎白政府的审慎与活跃，以及她明智地在一切举措中预先有所防范。她两次支持苏格兰热忱的新教徒战胜敌人，她的利益跟他们关系密切，于是北疆宴安，无复膏肓之患。她的敌人吉斯公爵在法兰西大权在握，永不餍足的过分野心甚至引起了国王的仇恨和猜忌，但她的同党胡格诺派可以抵消他的势力。她有充分理由忌惮菲利普的偏执，但幸而他的偏执激起了本国臣民的顽强抵抗，树立了武力和权术似乎不大可能征服的敌人。苏格兰女王是她的敌人和对手，觊觎她的王位，但羁押在她的手中。玛丽急不可待、斗志昂扬的行动给她提供了借口，施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切断玛丽及其英格兰同党的联系。

那时，宗教是一切政治事务的要点。女王这方面的施政为主流偏见留下了余地，很少蒙受严厉或轻率的指责。她没有建立宗教裁判所，来调查人们的内心；至高权力宣誓仅限于出任公职、领取官俸的人；虽然法律禁止国教以外的教派仪式，但没有真正执行；私人宅第内唱弥撒、领圣餐，仍然盛行。另一方面，天主教徒自本朝初年就毫不勉强地做礼拜，经常尽通常的国教礼拜义务。教皇意识到这种做法会渐渐导致所有天主教徒和改革派和解，于是急忙颁布法旨，将女王逐出教门、解除英格兰臣民的效忠义务。罗马密使竭尽全力，扩大两教派的裂痕，天主教徒经常去新教会教堂，这变成了一种大罪恶。这些做法，以及接踵而来的叛乱，使政府更加警惕、更加严厉。不过，如果罗马天主教徒的地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非国教徒，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暴行或迫害。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总是对非国教徒盛气凌人。

女王似乎宁愿更严厉地压制清教徒，尽管他们的主张并没有直接威胁她的权威，但他们似乎出于不近情理的顽固，坚持在世俗和宗教方面独树一帜，因此难以界定其视野和意图。本朝初年，清教徒几度暗中图谋建立分离的教会和戒律，当局谨慎地予以压制。任何国教牧师倾向于清教教义，削减官方宗教的惯例或仪式，女王都会断然惩治，夺职、罚款。但她的命令往往不能落实，因为朝中有公卿重臣暗中保护清教派。

但伊丽莎白之所以万众归心，主因在于节俭爱物。她的节俭经常登峰造极，不求聚敛财富，但求国民免赋。当时，英国国民已经非常不习惯承担政府开支了。她厉行节约，付清了登基时的所有债务和利息，虽然这些债务是历史遗留的，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父王亨利八世一朝。女王本朝初年索取的一些贷款如数偿还，在当时颇不寻常。她树立了良好的信用基础，因此国有急需时贷款甚易，对此，欧洲各邦君主望尘莫及。在此期间，英格兰和平统一，无事足述。除了伊丽莎白涉足的一些微末外交事务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史册详细记载的内容。

这一时期最有记录价值的事件莫过于1576年2月8日召开的国会。本届国会开始了某些独特的辩论。清教徒彼得·温特沃斯在上届国会以直言不讳著称，在本届国会上早已做好慷慨陈词的准备。他肆无忌惮地冒犯女王和大臣，激起了国会的愤怒。他的讲演似乎保存了自由原则的粗糙轮廓，这种原则后来幸运地在英格兰取得了优势，因此，本书不妨稍留篇幅，以介绍他的宗旨。他提出：自由的名字是美好的，但自由本身比无价之宝更珍贵。他们理应提高警惕：不要满足于自由的美名，却抛弃了自由的实质、王国在尘世上最宝贵的一切财富。然后，他进而评论国会发言的自由：这项特权对君主和国民都非常有益，但在以前的许多重要条款中屡遭破坏，现在已经危在旦夕。议案涉及要人，尤其是涉及宗教，就会冒犯天威、龙颜震怒，大家习以为常。所罗门所言不虚：龙颜大怒是死亡的信号。甚至忠臣尽责，虽然本乎良心，仍然废于严刑峻法。国会以此为据，不能精忠报国，甚至不能尽忠女王一人。佞臣谗言蒙蔽圣听，逆耳忠言不复得入。国会召集，究有何益？不外乎毁弃必不可少的国会特权，沦为奴颜婢膝、欺君媚主的学校而已。国会有监护法律的重任，理应黜涉由心、大权在握，王权亦由其所出。法律创造国王，国王虽在万人之上，却在上帝与法律之下。国王施政，理应循例，不循己意。国王身为上帝代理人，即令简任百僚，亦当严守分际、未可恣睢放任。因为上帝授予国王在尘世行使权威，仅仅是为了伸张法律和正义。这些推论虽然冒犯了女王，却已经触及言论自由的一切要义。国会的言论自由有特殊法律的保障，但王室传旨一再侵犯他们的特权，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危险。国会讨论宗教或世俗问题时，一再接到女王圣旨，断然命令他们不得继续议程，以后也不再触及这些要务，并且已成惯例。教会长老在王室的保护下，贸然独揽教务大权，要求人人默认他们的武断裁决。他本乎忠爱之忱，不能坐视滥权；兹事体大，焉能存佞臣媚道、弃忠义大节？凡夫俗子孰能无过？虽女王亦在所难免。陛下以妾妇视下议院忠臣，对君主自身和邦国全体，犯下了重大甚至危险的罪行。

我们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在自由的黎明之前，国会的辞令仍然粗率不中绳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适当的程式：如何攻击大臣、枢密，仍然恪守礼仪，不触及君主的荣誉、不斥责君主个人。下议院对这种出格的放肆大为不悦，他们将温特沃斯逐出国会，交给武装侍卫羁押。全体兼任枢密的国会议员甚至组成委员会，传他接受调查，次日将报告提交国会。委员会在星室法庭集会，然后穿上这个武断法庭的法袍，召温特沃斯出庭，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下议院虽然缺乏敏感和预见，居然分不清自己的权威和星室法庭的权威，但温特沃斯对自由的原则理解得更清楚，拒绝向枢密解释国会的活动。他只对国会委员会负责，不对枢密院负责，他们应该自己澄清身份。他以女王圣旨的严厉苛刻为辞，论证自己的放言无忌是有正当理由的。委员会祖述前朝，证明君主对国会下旨不无先例，但温特沃斯无意改口悔过。事情的结果是：温特沃斯羁押了一个月以后，女王传旨给下议院：特敕殊恩，释放温特沃斯，恢复他的下院议席。她的举措看似宽厚，实际上却保留了羁押国会议员、传唤他们向国会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权力。沃尔特·米尔德梅爵士试图说服国会相信女王的善意，议员狂悖至此，女王尚且慷慨息怒。但他告诉国会：他们无权随心所欲地制裁大臣、讨论事务，这种轻率的自由在本朝、前朝都会受到适当的制裁。因此，他警告议员：以后不要再滥用女王的宽厚。否则，女王虽然本心宽厚，但宽厚得不到回馈，就只有启用必要的严厉手段。

两院的一切举措同样驯服委靡。一开始，他们通过教会改革法案，同意为此向女王请愿。女王告诉他们：她会给各位主教下旨，纠正一切弊政。凡有疏漏，她将亲自运用至高权力和教会首脑的权威，来拨乱反正，以谢国民。国会默认了这个绝对、专断的决定。

下议院虽然缺乏斗志，不敢抵抗君主的权威，但他们在本届国会上愤怒抵制了上议院的侵蚀。他们认为贵族提出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不合法，拒绝参加。不过，他们承认上议院的优越地位，辞令极尽谦卑。他们拒绝向国会提出任何理由，宣称：他们如果要修改上议院提交的法案，就会自己提议召开联席会议，而不是由上议院提议。

下议院批准了一项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米尔德梅爵士为了让国会相信拨款有正当理由，详细列出了女王过去维持政府的各项开销。由于物价普遍上涨，王室开支日益增加。不过，他没有忘记告诫议员：这仅仅是女王额外开恩，因为她怎么花钱，是没有义务向国会报账的。

1. 女王的牧师诺维尔对她讲道时，对十字圣号不够尊崇，女王就从私室窗口向他大叫，命令他停止亵渎神明的离题话、言归正传。另一方面，女王的一位神学家在布道中为真在论辩护，女王公开感谢他的辛劳和虔诚。参见Heylin，p.124。如果塞西尔没有出面斡旋，女王就会绝对禁止牧师结婚。参见Strype's Life of Parker,p.107,108,109。女王敌视布道，经常说：她觉得全国有两三个传道士就够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多林从讲坛上当面斥责她像一头欠调教的小母牛，不服从上帝子民的条例，反而给上帝的教义作梗。参见Life of Hooker序言。

2. 参见Lesley,p.71。Haynes,p.521.525。称：伊丽莎白听到诺福克和默里有秘密交易，责成默里吐实。默里照办了。同时参见默里伯爵在诺福克案件中的书信。

3. 本书开始写作后，Murden出版了政府文件。文件显示：伊丽莎白和监国达成了遣送玛丽的协议。女王后来派基利格雷交聘马尔伯爵，这时，监国提议将玛丽交给他。基利格雷奉命不得告知监国：玛丽应该因其罪行受审，判处死刑。显然，马尔拒绝接受提议，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下文。

4. 列席本届国会的一位市长收到了四英镑贿赂。参见D'Ewes,p.181。议员大概只看重不受逮捕的特权。

5. Grotii Annal.lib.1.另一位重要权威Father Paul在前引书中计算：仅仅低地国家就处决了五万人。

第四十一章
伊丽莎白（四）

苏格兰事务——西班牙事务——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召开国会——安茹公爵议婚——苏格兰事务——玛丽女王致伊丽莎白女王书——英格兰密谋——召开国会——教务委员会——低地国家事务——与西班牙交恶

终伊丽莎白一朝，女王虽然有磐石之安，却从未放松警惕，但目前的形势开始恶化。二十五年来，危险日益增加。

迄今为止，默顿伯爵严守苏格兰和女王的亲密联盟，他同时也能恢复王国境内的和平。但苏格兰鲜有法律与秩序，合法继位的君主尚且经常招乱侮亡，很难指望监国纯属人为的法定权威能够长治久安。贵族再度各立朋党；人民厌恶默顿的种种贪婪行径；教士怨恨他们窘迫的岁入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加入其他等级，增加了全国的不满。监国自知处境危险，任性地威胁逊位。敌党希望幼主亲政，正中其下怀，要求他说到做到。詹姆斯当时年仅十一岁。默顿奉还大政，以国王名义亲政，但首先大赦天下，以保障自己的安全。监国逊位，似乎能专心料理家事。但他可能历经沧海，不能安于恬淡，也可能认为时机已到，应该撕下假面具了，就重返宫廷、支配枢密院，不授监国名分，同样能权倾朝野。反对派自行召集会议，拿起武器，以救驾为辞，要求国王乾纲独断。伊丽莎白女王派大使罗伯特·鲍尔斯出面调停。默顿控制了政府，但他的敌人为数众多、积极活跃，他的权威越来越岌岌可危。

伦诺克斯家族的达比格尼伯爵是詹姆斯国王父亲的嫡堂兄弟，出生和教育都在法兰西。年轻的伯爵娴于辞令、性情可爱，似乎可以成为吉斯公爵的适当工具，来离间詹姆斯和英国的关系，加强他和外戚的联系。他一到詹姆斯驻跸的斯特林城堡，就能深得君心。他和奥西垂家族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结盟。奥西垂为人放荡不羁，深得君心。他在寻欢作乐的掩饰下，向幼主浸染政治和政体的新观念。他向国王指出废黜玛丽的不公，使国王乐于归政或共治。伊丽莎白害怕这种观念会在苏格兰占上风，便派鲍尔斯赴斯特林，指控新任伦诺克斯伯爵的达比格尼忠于法国，警告詹姆斯不要沉溺于这种可疑而危险的联系。詹姆斯国王派亚历山大·休谟爵士出使，为自己辩护。伦诺克斯发现女王公开反对他，便更加坚定了颠覆英国利益的决心，特别是毁掉亲英派公认的首脑默顿。默顿在枢密院会议上被捕，受到协助谋害先王的指控。他入狱、受审，定为逆贼。默顿承认：博斯威尔确实将密谋告诉过他，声称玛丽已经同意、要求他合作，但他拒绝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赞同密谋，他之所以没有揭发逆谋，原因是亨利·达恩利优柔寡断、玛丽有通谋嫌疑。女王派托马斯·罗道尔夫爵士为默顿说情。大使并不满足于完成斡旋的使命，他联络阿盖尔伯爵、蒙特罗斯伯爵、昂古斯伯爵、马尔伯爵、格兰凯恩伯爵，准备武力保护囚犯的生命。伊丽莎白为了进一步恐吓默顿的敌人，下令陈兵于英格兰边境，但这种做法只是加快了默顿的判决和行刑。默顿从容赴死、镇定自若，他一生历经风云变幻，始终不改其愿。他身后留下的公论是：才干有余而廉正、品德有亏，但公论只有后人才能作出。

伊丽莎白在此期间，异常关注苏格兰革鼎的一切报道。一方面的原因是：苏格兰是唯一没有大海相隔的邻邦，邻近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各郡，她的敌人很容易在苏格兰建立庇护所，从那里向她发起进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玛丽意识到法兰西国王抛弃了她，因此想通过吉斯家族谋求菲利普强有力的保护。菲利普虽然尚未公开与伊丽莎白决裂；但他每天都在伤害女王，同时受到女王的伤害，积怨日深。女王援助低地叛乱者，菲利普很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他以教皇的名义，派遣七百名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进入爱尔兰。当地居民总是骚乱成性，不满英国统治，现在由于宗教分歧而变得更加离心离德，随时准备加入任何入侵者行列。西班牙将领圣约瑟夫在凯里筑塞，芒斯特郡长奥蒙德伯爵围攻要塞，不久爱尔兰副王格雷勋爵率军增援。要塞防御薄弱、作战不力，圣约瑟夫自行决定投降。格雷勋爵的军队为数不多，苦于俘虏太多，便毫无怜悯地屠杀了所有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绞死了一千五百名爱尔兰人。伊丽莎白对他的暴行大为不悦。

英国大使抗议这次入侵，得到的答复也是类似的抗议。大胆的海员弗朗西斯·德雷克大肆掠劫，攻击西班牙新大陆领地似乎最安全的地方。德雷克出身德文郡卑微民家，因大肆抢掠巴拿马地峡而致富。他三度望见太平洋，在野心和贪婪的驱使下，毫不犹豫地将全部家财投入到新的冒险中，想要穿过这些当时欧洲各邦全都闻所未闻的海洋。当时，克里斯多夫·哈顿爵士任女王副冢宰，深得君心。德雷克通过他的门路，赢得了女王的同意和许可。1577年，他从普利茅斯出海。船队有四条大船和一条舢板，甲板上有一百六十四名能干的水手。他穿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南太平洋，攻击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没有料到那里会有敌人；德雷克大有斩获，准备满载而归。他担心如果取道太平洋原路返回，可能遭到敌人拦截，便驶向加利福尼亚北部，试图寻找水道，没有成功。他扬帆航向东印度群岛，经过好望角，在年内平安返回英格兰。德雷克是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人、第一位环球航行的海军统帅，因为麦哲伦的舰队虽然完成了环球航行，他本人却死在路上。德雷克以勇敢和幸运著称，但许多人担心西班牙震怒，试图说服女王谨慎行事，即否定远征；惩治德雷克；归还财宝。但伊丽莎白敬佩德雷克的勇气、贪图分享战利品的前景，决定支持勇敢的水手。她封德雷克为骑士，参加他在德特福德船上纪念远航的宴会。菲利普的大使门多萨强烈抗议德雷克的海盗行径，但女王对他说：西班牙霸占了整个新大陆，排挤所有欧洲各邦。各国船舶甚至不能去那里从事最合法的贸易，自然会改弦易辙，暴力掠劫这些国家。不过，她为了安抚西班牙君主，将一部分战利品归还给西班牙商务代理人佩德罗·塞巴拉，此人自称遭到德雷克抢劫。后来，她获悉：菲利普收到钱后，一部分用来资助反对她的爱尔兰叛乱，一部分用来支付帕尔马公爵的军饷。以后，她就再也不付赔偿了。

女王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财政困难，不得不召集国会。她曾经公开宣布：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国会不仅批准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而且通过法案保证女王政府的安全，主要用于针对天主教徒的图谋。法案规定：任何人唆使他人，或自己跟罗马教会和解；都构成大逆罪。唱弥撒监禁一年，罚款两百马克。出席弥撒监禁一年，罚款一百马克。任何人一个月不去教堂，罚款一百马克。造谣中伤女王者，初犯枷刑、割耳，再犯以重刑犯论处。撰写或出版诽谤女王的书籍，初犯即以重刑犯论处。清教徒得寸进尺，甚至要求进一步推动宗教改革。保罗·温特沃斯是前述著名国会议员温特沃斯的兄弟，他鼓动下议院运用自己的权威推行普遍的斋戒和祈祷。下议院草率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女王传旨，严厉训斥了他们这种放肆的举动，并视为侵犯王室特权和至高权力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屈服，请求女王宽恕。

女王和国会忙于通过针对天主教徒的严厉法律，原因在于天主教士最近策划的阴谋。这时，古老的宗教受到压制，大学引进了新教义。西班牙国王考虑：为了支持信纲、辩论教义，某些著述仍然必不可少。如果英格兰天主教会不能产生博学之士，就难逃衰败的命运。为此，他在杜埃建立神学院。天主教徒把孩子送往神学院，主要是为了接受神学基础教育，将来担任神职。洛林红衣主教效法他的榜样，在莱姆斯主教区建立了类似的神学院。罗马虽然多少距离遥远，但教皇并未忽视在正统信仰的首都建立类似的点缀。这些神学院的建立本身就怀有敌对意图，且每年都会派出大批教士渡海而来，全力灌输天主教迷信。他们受到教育：视殉道者的桂冠为莫大殊荣，他们四处传播教义，不为危险和劳累所动。他们教育所有天主教徒极端敌视女王，将她视为篡位者、分裂派、异端分子、正统信仰的迫害者、圣父公开严肃地诅咒的对象。他们反对女王的手段包括煽动、叛乱，有时甚至是刺杀。天主教徒受到严厉的约束甚至迫害，因此更容易接受他们的鬼蜮圣父的暴烈教义。

所有这些神学院都由耶稣会管理，耶稣会是欧洲新建的教团。罗马教会感到在愚昧无知的时代，有懒惰的修道士和托钵僧已经足够了。今天的风气趋向于好奇，教会的阵地四面八方受到攻击，教会这时需要更活跃、更博学的社团，来抵御这种危险的发展。这些人站在抗击新教徒的最前沿，因此对整个新教派抱有极端的敌意。他们自以为优于其他人数更多、历史更久的天主教团，因此甚至受到自己教友的妒视。他们的教义和做法经常受到夸大其词的谴责，实在不足为奇。不过，子孙后代理应责备他们：学术原本是迷信唯一有效的解药，他们却倒行逆施，用学术来巩固迷信的弱点。他们的博学主要是神学和学究的类型（耶稣会培育纯文学的事例寥寥无几）。这种学识仅有的用途是：通过遁词、伪诈和种种不义，来加工淳朴的道德准则，建立正规决疑论体系，为他们的鬼蜮目的服务，提供正当化和辩护的理由。

耶稣会是罗马教廷虔诚的忠仆，他们宣扬：教会君主的特权高于任何世俗君主；教皇精神和世俗的权威都不受限制，有权废黜列王。这种教义在热忱的英格兰天主教徒中非常盛行，因此伊丽莎白受到的绝罚和谴责引起了奇特的顾虑，圣父理应给予排解。庇护教皇的法旨解除了他们的效忠誓言，命令他们抵制女王的篡夺。许多天主教徒担心：根据这一条款，他们即使没有合适的机会，仍然有义务反叛女王。无论有什么危险或困难，这个义务都不能豁免。但两位耶稣会教士帕森斯和堪培奥奉命渡海而来，解释和缓和了教皇法旨的意义。他们教导信徒：虽然法旨对伊丽莎白及其党徒永远有约束力，但天主教徒不必遵守。只有教皇在适当情况下重新下诏时，他们才有义务响应。堪培奥后来染指逆谋而败露，在拷问台上认罪、当众伏诛。行刑安排在安茹公爵访问英格兰的同时。公爵这时志得意满，着手向女王求婚。严刑的目的大概是安抚新教徒臣民，让他们放心：女王无论采取什么举措，都不会背弃改革派的原则。

阿伦贡公爵这时继任安茹公爵，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向伊丽莎白求婚。虽然公爵比女王小二十五岁，不认识她本人，只通过画像和描述了解她，但他对画像很中意，用充满爱情和柔情的辞令向她求婚。公爵为求婚计，不仅借助王兄的大使，还派自己的代理人西米尔渡海而来。西米尔诡计多端、娴于辞令，很快就摸透了女王的脾气；为了让她开心，只谈风月莫谈国事。他发现：谈论国事只会唤醒她的野心，进而损害他主人的利益，因此时刻只谈感情和风流的话题。女王觉得此人堪称良伴，两人不久就亲密无间。虽然政务紧急，最信任的大臣无缘觐见女王，因为西米尔借口谈判，引诱她依恋安茹公爵。莱斯特伯爵以前从不担心求婚者，一直相信女王爱统治超过爱婚姻，这时开始担心她最终会作法自毙，设计引诱年轻的求婚者，结果弄假成真。他为了毁谤西米尔，利用时代的轻信，散布流言说：使臣受女王宠爱，并非天性使然，而是魔法和春药所致。西米尔为了报复，破坏莱斯特在女王面前的信誉，向女王揭发莱斯特的秘密是没有一个廷臣敢这么做的。他说：莱斯特未经女王同意，私娶埃塞克斯伯爵的寡妇。在女王眼中，这种做法要么是对她缺乏尊重，要么是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她勃然大怒，威胁要送莱斯特进伦敦塔。莱斯特和法国代理人的争执愈演愈烈，前者蒙受了买凶谋害敌人的嫌疑，女王感到有必要公开宣示：将西米尔置于她的直接保护下。伊丽莎白和西米尔有一次在泰晤士河上泛舟，一位船夫被某些廷臣开枪打伤，但女王调查后发现事件纯属偶然，没有进一步惩罚肇事者就将他释放。迄今为止，她从不怀疑国民。人们经常听到她说：她不会怀疑人民，就像父母不会怀疑儿女。

安茹公爵受到女王偏爱的鼓励，秘密赴格林威治拜访她。他们几次会晤，主旨不得而知，然后，公爵走了。似乎他的身材虽然并不俊美，却并没有在面谈中失宠。她不久就命令现任司库伯利、苏塞克斯、莱斯特、贝德福德、林肯、哈顿、国务秘书沃尔辛海姆跟法国大使共议婚约条款。法王亨利为此派来了仪容盛大的使团，包括王太子弗朗西斯·德·波旁和许多重要贵族。女王在某种意义上有权随意拟定条款，因此英国使臣不久就商定了条款。双方同意：婚礼应该在婚约条款签署后的六星期内举行；公爵及其扈从应该信奉自己的宗教；公爵婚后享有国王的头衔，但女王独揽政柄；他们的儿子或女儿都应该享有英格兰王位继承权；如果他们有两个儿子，亨利死而无嗣，法兰西王位则由长子继承，英格兰王位由次子继承；如果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他将继承法兰西王位，有义务每两年驻跸英格兰八个月；英格兰法律与习俗不得侵犯；公爵不得提拔任何外国人在英格兰任职。

这些条款保障了英格兰的安全，不至于附属于法兰西王室，但英国人只看到凄惨的前景。因为伊丽莎白年已四十九岁，无助于纾解他们的忧虑。女王补充了一项条款，证明她仍然举棋不定。条款规定：双方同意未注明条款，法兰西国王批准协议以前，她没有义务完婚。女王不久派沃尔辛海姆出使法兰西，意图跟后者结成攻守同盟，抗击西班牙膨胀的势力和危险的僭越。安茹公爵永不安分守己、永远野心勃勃，但性情既怯懦又反复。法兰西国王不堪其扰，乐于让他去佛兰德活动，以免骚扰法兰西。他秘密供给安茹人力物力，让他保护联省。国王出于类似的理由，乐于将他安置到英格兰。亨利国王急欲利用一切机会，培养伊丽莎白对安茹的感情。伊丽莎白虽然过分地卖弄风情，超过了任何政策的合理需要，但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她限令沃尔辛海姆，只谈判英格兰与法兰西结盟事宜。亨利虽然不愿意跟臣民会晤，但沃尔辛海姆一开始商议联盟条款，他就提醒女王：联盟的后果一定会激怒西班牙，她与其没有联姻就作战，不如联姻后作战。法兰西宫廷乐于改变决定，便中断结盟谈判、启动婚约谈判。但事情这样发展没有多久，女王就重新宣布结盟重于婚姻，命令沃尔辛海姆就此重开谈判。大使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谈判，决定又改变了。不仅法兰西宫廷，甚至沃尔辛海姆自己、伯利和伊丽莎白所有最明智的大臣都惊诧不已，大家不知道偏好与理智、爱情与野心最后孰胜孰负。

伊丽莎白在这次谈判中受到多种动机的影响，她的理性判断和主要感情相互冲突。安茹公爵为了经营佛兰德战役，向她索取金钱。女王虽然节俭，长期以来不愿意花钱，但还是意识到补助的重要性，几经犹豫后接受了公爵的要求。女王赠给公爵十万克朗礼物，加上公爵自己的领地收益、王兄亨利和太后凯瑟琳的资助，安茹用这些资金征集了一支军队，向帕尔马亲王开战。他围攻康布雷得手，联省共和国选举他担任总督。公爵收兵回到冬营，渡海前往英格兰，继续向女王求婚。他受到热烈欢迎，自以为稳操胜券。他因此希望伊丽莎白已经克服了一切犹豫，最终决定选他为夫君。女王出席加冕纪念日的盛典。人们看到她跟安茹公爵亲密长谈，然后摘下自己的戒指，给公爵戴上。所有观众都得出结论：她这种做法就是表示许婚，甚至渴望向全世界表明意图。联省共和国大使圣阿尔德冈德立刻致信本国，报告这次重大事件。安特卫普居民和其他弗拉芒人视女王为保护神，燃起篝火、发射大炮，狂欢庆祝。一位林肯堂清教徒写了一部充满感情的书，标题是《法兰西联姻将会吞没英格兰圭尔夫王室》。女王大怒，下旨迫害，此人以毁谤君上罪被斩掉右手。此人有超凡的毅力和忠诚，判决刚刚执行，他就用另一只手摘下帽子在头上挥舞，叫道：“上帝拯救女王。”

伊丽莎白虽然公开向安茹公爵动情，但感情冲突并没有完全结束。期间，她的野心与审慎重新唤醒，心中充满怀疑和犹豫。她信任和宠爱的廷臣莱斯特、哈顿、沃尔辛海姆，几乎全都极力反对这次联姻。内廷命妇毫不踟蹰，直言极谏反对她的决定。反对这次联姻的人还有亨利·西德尼爵士的儿子、莱斯特的侄子、爱尔兰副王菲利普爵士。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是当时最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公开表示反对。他坦率地致信女王，劝她撤销目前的决定，文辞典雅、论据坚强、不同凡响。他告诉女王：她政府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新教徒臣民的忠心。安茹的母亲是背信弃义的凯瑟琳，兄长是残暴无信的查理，自己的手上沾满了无辜新教徒的鲜血。因此最能引起新教徒嫌恶的择婚对象莫过于此人。天主教徒是女王的死敌，要么相信女王的王位原本出于篡夺，要么相信教皇的绝罚已经将她废黜。因此，鉴于女王嫁给安茹公爵的前景，天主教徒势必士气大振。英格兰天主教徒人数众多、资金充裕、团结一致，女王目前的主要安全保障在于他们危险的事业群龙无首。但她轻率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拱手奉送王国于安茹公爵。公爵接受天主教会的教育，对教会忠心耿耿。虽然他没有英格兰宗室血统，但当今民情重视宗教纽带，超过世俗纽带。另外，公爵性情狂暴好乱，经常践踏忠于王兄的义务，很难指望他会屈从于一个女人。他身为丈夫，大概会认为自己有权指挥妻子。法兰西人口众多、勇士辈出，充满了渴望军功的贵族。他们习惯于掳掠战利品，犒赏同党，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女王的臣民普遍不娴武事、毫无防备，因此安茹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她一直遵循淳朴、光荣的道路，养育国民忠爱之忱，迄今为止，她的朝代因此安全而幸福。无论她的敌人如何变本加厉，同样不可征服的壁垒仍然能保障她的安全。只要亨利及其后裔仍然占据法兰西王位，指望血缘的纽带能胜过政治准则和宗教偏见，以保障法兰西王国的友谊，就纯属徒劳。如果安茹公爵继承王位，英法两国的联合对英格兰而言纯属负担，而非保护。王姐玛丽的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联姻的危险性。英国人如果有理由担心：他们的利益时刻为外国和敌国而牺牲，就不再能保持忠诚和信任。必须承认勃艮第王室过去引起了众多不便，但仍然比法兰西王室更得人心。菲利普和玛丽的宗教信仰相同，利益和感情的纽带强固，所关匪细。女王纵然老而无子，但她的朝代光荣幸福、横跨古今，足以保障她不会遭到轻侮。英格兰臣民和欧洲新教徒的忠爱足以保障她的安全。无须其他助力，女王自己的审慎就足以挫败她最恶毒敌人的一切图谋。

女王由于这些反应，感到焦虑、犹疑。人们发现她几天晚上没有休息。最后，她习惯性的审慎和野心压倒了一时的感情。她召来安茹公爵，促膝长谈，估计是为了毁弃前约而道歉。公爵怒不可遏地告辞，扔掉她赠送的戒指，诅咒女人和岛民的反复无常。不久，他返回尼德兰政府，后来由于轻率鲁莽地侵犯低地的自由权利，丧失了联省的信任。他遭到联省的驱逐，退回法兰西，在那儿去世。女王及时悬崖勒马，避免了这次轻率联姻势必引起的许多不幸。由于法兰西内乱方平，因此他的怨恨没能给伊丽莎白造成任何影响。女王如此轻率放肆地冒犯法兰西王室，本来有理由担心后患的。

终伊丽莎白一朝，女王始终警惕英国天主教徒的图谋，但邻邦革命频仍，有时引起她的希望、有时引起她的担心。这年，苏格兰事务引起她严重关注。詹姆斯·斯图亚特这时承袭艾伦伯爵头衔，他和伦诺克斯对幼主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权力基础薄弱，大多数贵族和所有传道士对他们的统治极其不满。教务会议公开举行斋戒，严肃地祈祷国王要清君侧远奸臣。斋戒当日，反对伦诺克斯、艾伦和诸大臣的雄辩在讲道坛上回荡。这些讲道为国民做好了思想准备，同时贵族策划了一场阴谋，大概有伊丽莎白的支持。他们计划在高维里伯爵的卢特文领地劫驾，由于阴谋严守秘密，完全成功，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参与共谋的首领有：高维里伯爵本人、马尔伯爵、林德塞勋爵、博伊德勋爵、格拉米斯领主、奥利芬特领主、邓弗林修道院长、佩斯利、坎巴斯肯尼斯。国王被俘后哭了，但格拉米斯领主说：“别管他的眼泪。与其让长胡子的男人哭，不如让男孩子哭。”詹姆斯以后永远没有宽恕这句话。但他虽然愤怒，迫于目前，只得屈从。他假装完全默许密谋者的举措，承认劫驾为合意的效劳，同意召集教务会议和国会。

会议确定了如下金科玉律：国王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干预教会事务；一切世俗事务由他们监护。他们这次阴谋完全出于敬畏上帝、担心国王安慰、顾念王国繁荣的考虑。他们甚至命令所有牧师在讲道坛上宣传这种观点。他们以宗教谴责来威胁任何敢于反对贵族联盟的人。国会主要由贵族联盟成员组成，他们自己支持这些提案。艾伦软禁在自己家里。伦诺克斯完全有力量抵抗，但他不愿意发动内战、引起流血，宁愿退隐法兰西，不久后在那里去世。他至死仍然坚持新教信仰，苏格兰牧师始终未能说服他改变信仰，詹姆斯却做到了。国王召见他的家人，把伦诺克斯的爵位和领地交还给他儿子，还留心为他的另外几个孩子建立家业。詹姆斯至死没有忘记伦诺克斯的友谊，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位君主的仁德。

革命消息一传到英格兰，女王就派亨利·卡里爵士和罗伯特·鲍尔斯爵士拜访詹姆斯：恭喜他逃脱奸臣伦诺克斯和艾伦之手，劝诫他不要怨恨贵族联盟表面上的胁迫，请求他准许昂古斯伯爵回国。默顿倒台后，伯爵一直侨居英格兰。他们很容易为昂古斯争取到回国的许可。詹姆斯怀疑伊丽莎白可能卷入了劫驾阴谋，觉得最好在英国大使面前掩饰他对始作俑者的仇恨。不久后，法兰西大使拉·莫斯－费内隆、梅内维尔来访。他们奉命调查国王的处境，表达法兰西国王的友谊，以巩固两国的古老联盟，谋求詹姆斯与苏格兰女王和解。最后一项提议大大激怒了苏格兰教士。教务会议投票通过决议，称母子协议为邪恶之尤。反对法兰西大使的雄辩在讲道坛上回荡。他们特别敌视费内隆，称之为杀人魔王的使节（杀人魔王指的是吉斯公爵）。这位大臣身为圣灵骑士，肩上佩戴白十字架（苏格兰牧师常常轻蔑地称之为假基督的徽章）。国王企图压制这些无礼的反应，但毫无效果。他为了给大使赔罪，命爱丁堡市政当局大摆宴席，为他们送行。教士为了破坏他们的款待，宣布送行那天为公共斋戒日。教士发现自己的命令没有受到尊重，爱丁堡市照样奉王命向法国大使致敬，于是在讲道中向市政府放出了诅咒的雷霆，后来甚至以教会的谴责对爱丁堡穷追不舍。他们因为忠于王权超过教权，很难防止被逐出教门的惩罚。

英国大使支持法国大使，建议詹姆斯和玛丽和解；苏格兰教士更加警觉起来。牧师愚昧无知，居然会相信英国人的提议出于至诚。苏格兰女王经常向伊丽莎白提议，后者完全不予理睬。她听说詹姆斯遭到劫持，便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更伤感、更英勇的信，恳求女王援助，维护他们母子二人的自由。她说：王子被俘激起了她最温柔的感情。她自己经历了多年的痛苦，因此更担心类似的命运落在不幸的后裔身上。她长期蒙受不公和毁谤，在人类当中找不到权利与正义，最后只有向上天呼吁。君侯之间发生纠纷，只有上帝的法庭才有资格裁决。伊丽莎白的大臣暗中唆使苏格兰臣民叛乱，篡夺王位、囚禁君主，她在叛军武力追逐之下，自愿托庇于英格兰的保护。她信任朋友、盟友、至亲的慷慨，信任反复表达的亲善，才会接受这种致命的诱惑。伊丽莎白将她逐出国境，支持叛军篡夺王位，毁灭她的忠实臣民，意犹未尽，还要以更糟的囚禁回报她无限的信任。她厌恶苛刻的待遇，无非谋求解救，她的失败给自己带来不幸，给其他人带来灭顶之灾。她发现监禁越来越严格，任何人都会忍无可忍。她和其他人的通信都被切断，甚至连唯一的儿子也不例外。母子二人的不幸激发了她的母性，他们的通信和口信是她和世界仅存的联系，甚至这种可怜的慰藉都要遭到剥夺。严格监禁不仅伤害了她的感情，而且雪上加霜，损害了她的健康。她每天的悲惨遭遇开启了解脱的前景，那里不再有痛苦和悲哀。敌人嫉妒她最后的安慰，不仅剥夺了她所有世俗的欢乐，而且还要妨碍她的未来和永生的希望。她不能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施行自幼受教的圣礼，接触神圣的教士。这些教士奉上帝的命令，接受我们悔罪，赢得上天的喜悦与宽恕。甚至最野蛮的国家对待最卑贱可憎的罪犯，都不会剥夺他的宗教安慰，然而堂堂的女王和无辜的女人却得不到这种起码的优容。既然如此，英国人又何必抱怨其他国家的宗教迫害呢？她岂能放弃上天安排的帝王之尊，不再向上天申诉？只有上帝的法庭才能摆脱她所有的敌人。她吁请伊丽莎白秉其内心的正义和人道禀赋行事，不要让迫害她的奸臣影响女王的宽厚。她最后恳求女王恢复初衷，支持和安抚他们母子，本着亲亲之义，解倒悬、继绝世，恢复理应属于他们的自由和权威。

伊丽莎白忙于阻扰玛丽复辟，主要是因为她预见到这样势必伴随着恶果。玛丽一旦重新掌握苏格兰的某些重要权力，她的仇恨、野心、宗教热忱、国内外亲戚都可能促使她变成英格兰最危险的邻居。她会首先镇压国内的新教徒臣民，然后重启原先的觊觎；她在两个王国的党羽都会勤勉、坚定地支持她。如果她复辟附有严格的条件，无法破坏；她可能不满现状，逃往国外，更加孤注一掷，超过任何在位君主敢于冒险的程度。玛丽自己很清楚这些障碍，根据经验断定：伊丽莎白一定会从中作梗。她的希望有所收敛，往日的野心由于年老和疾病而削弱。她愿意牺牲一切宏伟的希望，换取一点点自由。自然，她急欲争取自由。因此，她提出：她和儿子共享苏格兰王位，但治权完全由詹姆斯掌握。她同意以私人身份隐居英格兰，甚至接受一定的限制，但活动和社交要享有更多的自由，要超过她和诺福克公爵的密谋败露以后的程度。但伊丽莎白担心：她会利用放松监管的机会逃往法兰西或西班牙，或者至少会鼓励和增加她的党羽，以便于策划她迄今都热衷的密谋。伊丽莎白暗自决定拒绝玛丽的要求，她虽然假装同意，但完全清楚如何挫败这位不幸女王的期望。伦诺克斯在苏格兰执政时，苏格兰女王提出的一切申请，她都不予答复。目前，她作为中间人控制了苏格兰政府，她决定将拒绝的恶名推卸给他们。她诡称：最可靠的和解之道，莫过于跟苏格兰枢密院协商，于是命鲍尔斯大使就玛丽获释和母子联合统治的问题举行谈判。她表面上对玛丽作出让步，但拒绝让玛丽派出自己的大使。玛丽根据这些情况，不难猜测这种虚假的交涉会有什么结果。苏格兰枢密院在牧师唆使下拒绝一切谈判。詹姆斯这时受他们挟持，断言他永远不会同意母子共治。除了一些散漫的建议，这方面的谈判始终没有结果。

苏格兰的现状没有维持多久。詹姆斯不耐约束，从监护者手中逃走。他投奔圣安德鲁斯，召集朋友和党羽。阿盖尔伯爵、马歇尔伯爵、蒙特罗斯伯爵和罗斯伯爵日夜兼程勤王。敌党自认无力抵抗如此强大的联盟，他们愿意臣服、承认劫驾挟主之罪，请求赦免。有些贵族接受了赦免条件。大部分联盟成员，特别是昂古斯、汉密尔顿、马尔、格拉米斯，亡命英格兰或爱尔兰，受伊丽莎白保护。艾伦伯爵奉召回朝。叛军不满伦诺克斯的统治，兴师反抗，却把自己送进了艾伦的手中。伦诺克斯正直温和，而艾伦暴戾恣睢。

伊丽莎白致信詹姆斯，且引用伊索克拉底的箴言，委婉地指责他反复无常、寒盟背信。詹姆斯复信，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并引用伊索克拉底的两段话，回敬伊丽莎白。伊丽莎白随即派沃尔辛海姆出使苏格兰宫廷，不过并无重要事务。她的主要目的是借助老臣元宿的经验和判断力，侦测詹姆斯的真实性格。年轻君主颇有长才，不过缺乏大位所需的活跃与勤勉。他擅长一般宴谈和对话，因此沃尔辛海姆对他的天赋评价颇高，然而，詹姆斯日后施政并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些优点。大使回报女王，劝她以后对詹姆斯多加重视，超过她迄今为止的重视程度。

苏格兰国王坚持他当前的看法，召集国会。国会颁布法案：任何牧师不得在讲道中造谣、捏造、毁谤国王、枢密院或公共政策，不得无礼妄议陛下和国会的事务。牧师发现讲道坛不再是他们的避难所，怒不可遏。他们说：国王内心深处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称敌手为：放浪的自由思想家、肉欲的诸神、声名狼藉的败类。艾伦的暴政很快就把人民推向牧师一方。高维里伯爵虽然有最近劫驾的赦免，仍然被投入监狱。他受到新的指控，判处死刑，明正典刑。许多无辜者惨遭宠臣暴政之害。流亡贵族获得伊丽莎白的支持，发现了夺回领地和权威的有利时机。他们一度袭击斯特林失败，另一次取得成功，得以觐见国王，受到赦免和恩宠。

艾伦罢黜，剥夺了僭取的领地和爵位，全国似乎太平无事。伊丽莎白一度反对宠臣得势，但在艾伦倒台前不久，发现通过赴苏格兰大使戴维森跟他妥协更为便利。不过她更信任在她援助下复辟的贵族，对政局变化颇为满意，跟詹姆斯的新宫廷和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只要英格兰臣民团结一致，不受天主教徒热忱的威胁，即使苏格兰多次革命，对伊丽莎白的安宁和安全也不会有多少影响。英格兰天主教徒与其说受到迫害，不如说受到持续的约束，时刻有叛乱之虞。英国大臣的积极有为跟不满分子的跃跃欲试不相上下，伯利和沃尔辛海姆尤其如此。他们使用许多手段破获阴谋，甚至探察人们隐秘的倾向，如果天下较为太平，就应该受到谴责。天主教徒收到伪造的密信，署名是苏格兰女王或英国流亡者。当局雇用间谍，刺探嫌疑分子的活动和交谈，告密者受到鼓励。两位大臣的睿智有助于区别真伪情报，但当局无疑听信了许多诬蔑中伤。全体臣民，尤其是天主教臣民，心惊胆战、不得安宁。诺森伯兰伯爵几年前问斩后，他弟弟亨利·佩尔西继任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菲利普·霍华德是不幸的诺福克伯爵之子。两位贵族蒙受嫌疑。阿伦德尔伯爵根据枢密院的命令，软禁在家。弗朗西斯·塞格默顿是在野的绅士，曾致信苏格兰女王，中途遇截，因此受到拘留。佩吉特勋爵和查理·阿伦德尔参与逆谋，立刻渡海逃亡。塞格默顿承认入侵和叛乱的计划。虽然他受审时撤回了原来的供词，称之为屈打成招，但还是定罪、伏诛。西班牙大使门多萨鼓励阴谋，奉命离开王国。韦德出使西班牙，解释驱逐他的理由，但菲利普拒绝接见英国大使。苏格兰耶稣会教士克莱顿在渡海时遇截，撕毁了一批文件，想把它们扔进海里，但风把它们吹回船上。文件碎片重新拼合，暴露了危险的秘密。

表面上看，许多阴谋都是苏格兰女王的策划，因为所有阴谋都借助玛丽的名义，因此枢密院认为：对玛丽危险的觊觎和活跃的野心，无论如何防范都不过分。什鲁斯伯里伯爵不再负监护的责任，他虽然忠勤职守，但还是很迁就囚犯对空气和运动的要求。阿米斯·鲍勒特爵士和德鲁·德鲁里爵士接任监护职务，他们是体面人，但监护行为有欠灵活。莱斯特伯爵和其他廷臣建立了一个盟约。伊丽莎白受到举国爱戴，只有热忱的天主教徒例外，因此各等级无不踊跃签署盟约。盟约的宗旨是保卫女王，如果她遇害、受伤，则为她复仇；驱逐任何为害女王陛下的王位觊觎者，无论他们有什么头衔、建议、利益。苏格兰女王意识到：盟约的宗旨是反对她。她为了避嫌疑，自己也要求签署。

伊丽莎白大概是为了打击不满分子的斗志，显示举国一致爱戴女王，于是召集了一届国会，指望国会表现出忠爱之忱。国会批准盟约，补充了一项条款：授权女王提名钦使、组成特殊监狱，审判任何王位觊觎者。这些觊觎者策划或执行了入侵、叛乱、刺杀女王的逆谋。钦使与特殊监狱可以判决剥夺罪犯的一切王位继承权，而进一步的惩罚则由陛下指示。国会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委任了一个摄政委员会，万一女王死于非命，摄政委员会负责治理王国、确定继承权、惩治逆谋。

国会还通过了针对耶稣会教士和天主教神甫的严厉法律。法案规定：他们应该在四十天内离开王国。逾期滞留或返回，视为大逆罪。解救或接应他们登陆，视为刑事重罪。神学院学生应该在六个月内返回，在一位主教或两位法官面前向女王称臣，否则以大逆罪论处。如果他们称臣十年内接近宫廷或出现在宫廷十英里内，称臣无效。天主教活动原先受到比较轻微的惩罚，但根据这项法律，在许多情况下完全受到压制。女王一朝以后的时期，这项严惩天主教神甫的法律经常付诸实施。女主的党羽声称：他们受罚是因为大逆，而不是因为宗教。这种辩护只能理解为：法律执行的理由是天主教派的逆谋与逆举，不是每一个因此定罪的人都犯有大逆罪。

因此，英格兰天主教徒有正当理由抱怨当局横暴的迫害。虽然这个时代的准则就是严苛和偏执，但我们仍然可以断言：英国当局为了促使天主教徒整改宗，或是跟国教和解，迫害绝不是最好的办法。

国会不仅授予女王这些权力，还拨给她一笔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只有一项议事程序令女王不悦：下议院敦请进一步推动宗教改革。这个问题对女王有影响，对国会很微妙，但甚至在这个要点上，女王的权威仍然足以震慑国会。下议院大部分成员是清教徒，或是倾向于清教派，但他们已经在前几届国会中受到王室的严厉训诫：不得提出任何关于宗教事务的法案，并且把这种议程解释为侵夺王室特权。他们满足于谦卑的请愿，不是向陛下提出，以免冒犯女王，而是向上议院提出。或者不如说，他们向占据上议院席位的主教们提出，只想依靠主教们来推动宗教改革。跟今天下议院的尊贵地位相比，真是天差地别！

下议院在他们谦卑的请愿中提出：只有六位长老同意，主教才能执行神职权力。但主教们坚决抵制这个要求，因为这样肯定会改变教会体制。议员们要求神职人员必须首先经教区审议，个人和信条无人反对，然后才能接受圣俸。他们抱怨逐出教门的判决受到滥用，他们恳请可敬的主教们考虑补救之道，且暗示这些事务极其崇高，非下议院卑微所及。

不过，下议院在请愿书中触及的最重要条款乃是宫廷设立的教务钦使法庭，号称誓言法庭。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值得多加解释。

帕克是女王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教会长老，严格要求遵奉国教会统一。任何清教徒尝试改革教会的惯例、典礼、仪式，都会遭到罚款或免职。他于1575年去世，继任者格伦达尔自己倾向于新教派，很不愿意执行反对他们的法律，或是惩治不遵奉国教者。女王害怕传道集会或狂热派家庭教会变成这些教派的众多学派，便下令镇压，但他拒不服从。由于这种冒犯，女王命星室法庭剥夺他的大主教职权，软禁在自己家里。格伦达尔于1583年去世，女王下定决心：选择继任大主教，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提名虔诚的教士惠特吉夫特继任，后者在宗教论战中业已崭露头角。惠特吉夫特以前想用论据说服清教徒，没有成功，现在决心用权力和刑罚让他们清醒过来。他告诉女王：没有王权的支持，所有大主教的精神权威都是微不足道的。当时还没有教务钦使法庭，因此他敦促女王新建一个这样的法庭，比以前的任何法庭更武断，总揽无限的权威。女王委任四十四位钦使，其中十二人是教会长老，三人构成法定人数。法庭有权管辖王国全境和所有等级，适用于一切问题；且法庭程序与最清晰的法律和自然衡平法则背道而驰。钦使获得授权：调查和改革一切错误、异端、分裂派。换言之，他们有权规范一切观点，惩罚一切违背国教统一礼仪的做法。他们奉命进行调查，不仅可以通过陪审团和证人的合法程序，而且可以自我作证、不择手段。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运用刑架、拷打、宗教法庭和囚禁的手段。他们只要觉得有理由怀疑任何人，就可以命令他发誓，并回答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由此，他可能有义务揭发自己或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随心所欲地决定罚款数额，冒犯者往往因此倾家荡产。这个法庭完全违背了王国现存的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处任何人监禁，不受任何规章约束。他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勒令牧师签署新的信纲，然后是新的信念。宗教改革以来，所有教务法庭都必须服从司法法庭的权威，而教务钦使却不受法庭节制，很容易失控。为了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权威，他们获得授权——惩罚乱伦、通奸、淫荡，一切婚姻暴行、谬误和不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智慧、良心和审慎来定罪量刑。一言以蔽之，这个法庭就是不折不扣的宗教法庭。宗教法庭如影随形的种种邪恶与残暴一应俱全。教务法庭的管辖权势必然毁灭一切法律，因此许多人认为，专横的女王设立这种法庭，纯属僭越。教务钦使唯一的法律依据是恢复至高法案的一项条款，即授权君主委任钦使执行这项特权。但根据当时的设想，一般性特权，特别是至高权力才不受法律、成例、理性的限制和确定。

下议院虽然谦卑地向主教们请愿，触及教务弊端极其客气和卑屈，但女王仍然在本届国会闭会时表示：不能容忍他们的放肆举动，斥责了他们的怨言。议员唯恐触犯天威，只敢窃窃私语，以免冒渎圣听。女王首先笼统地感谢他们的忠爱之忱，表达她对臣民的爱护之心，然后宣布：任何人胆敢对教会事务吹毛求疵，就是毁谤君上，因为是上帝委派她行使至高权力的。任何异端或分裂派在王国境内盛行，只能是因为她的许可或懈怠。各种事务确有弊端存在，但她会警告教会长老留心，她如果发现长老们玩忽职守，完全有决心罢黜他们。人们公认：她在许多方面颇有研究，尤其是哲学（我想，真正的意思是神学）。她利用闲暇时间钻研学术、读书和思考，没有几个人能比她做得更多。她能够识别许多假说，革新者好奇地审查经文、发起革新，因此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放肆的举动。相反，她要以上帝的正道来引导国民，在罗马教廷的腐败和当代教派的谬误之间，走不偏不倚的中道。罗马天主教徒是她个人根深蒂固的敌人，其他革新者对一切良治构成了威胁。他们借口祈祷上帝的真言，恣意放纵自己私人的判断、责难君主的举措。

我们可以从整个过程中看到：下议院向主教们提出一般性申请和特殊请愿条款，说明他们和女王一样，对自由和法治的宪制完全无知。以下的情况大概并非不值一提：国会反对教务钦使，伊丽莎白却在本朝结束前委任了新的钦使，她非但没有约束，反而增加了钦使的权力。

本届国会期间，一起阴谋败露，使得针对天主教的普遍敌意因此大为增加，各教派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天主教绅士威廉·佩里坐法当死，却获得女王赦免。他获准出国旅行，退居米兰，公开承认自己在英格兰隐瞒的宗教信仰。在那里，耶稣教会士帕尔米奥说服他：谋害女王和恩主，善莫大焉。坎佩吉奥修道院长老提供咨询，极力赞赏这种虔诚的举动。佩里虽然还在犹豫，但仍然前往巴黎，准备渡海赴英格兰，执行血腥的使命。在巴黎，他受到托马斯·摩根计划的鼓励，摩根在天主教一党中信誉卓著。虽然怀亚特和其他天主教神甫告诉他：这个计划是有罪的、亵渎神明的，但他宁愿信任巴黎修道院长老拉格佐尼的权威，决定坚持原计划。他通过红衣主教科莫致信教皇，向圣父表明意图，恭请教皇的裁断和父亲般的祝福。红衣主教在回复中对他大加赞赏。他渡海前往英格兰，准备全面执行计划。然而，人心内在的道德感情极其强大，即使错误的宗教偏见都难以完全抹杀。这位偏执的刺客决定：孤注一掷以前，应该首先尝试其他一切手段，来减轻天主教徒受到的迫害。他要说服女王：许多反对她的阴谋正在形成，并告诫她：如果爱惜生命，就要对天主教徒的宗教活动多加宽容。他为了抵制行刺的诱惑，前往宫廷时，总是不带进攻性武器。他甚至当选为国会议员、慷慨陈词时，反对上届国会通过的严刑峻法。他由于放言无忌，受到监护，逐出国会。这些失败坚定了他原有的决心。他跟内维尔商议自己的计划，内维尔热忱支持，决心参与。艾伦博士出版了一部论证谋害异端君主的新书，后来受封为红衣主教，则进一步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他们议定：在女王骑马换空气时向她射击。他们决定：如果无法逃脱，就为这个计划牺牲。他们想象：这个计划完全符合上帝的意志和真正的宗教。但是当他们正在伺机而动时，威斯特摩兰伯爵正好在流亡中去世。内维尔是威斯特摩兰家族的下一位继承人，他开始指望：为女王效力，或许可以恢复因前任伯爵叛乱而没收的领地和爵位。于是他向大臣揭发了全部阴谋，佩里入狱，供认了两人的罪行，受到法庭审判。红衣主教科莫的信件递交法庭，毫无疑义地证实了佩里的陈述。罪犯判处死刑，受到法律规定的大逆罪刑罚。

时风鼓荡，在两种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偏执精神刺激下，这些血腥的阴谋到处露头。沃里克郡绅士萨默维尔多少有些智力问题。他听说刺杀异端分子和迫害者是积功德之事，便前往伦敦，意图刺杀女王，但某些狂悖的言谈举止泄露了他的策划。他被捕入狱，自杀身亡。大约同时，勃艮第人巴尔塔扎·杰拉德同样策划刺杀奥兰治亲王，因此伏诛。这位伟人在德尔夫特死在亡命之徒手中。刺客下了必死的决心，一定要除掉宗教自由的著名恢复者和保护者（他的坚定本来可以用在更好的目的上）。弗拉芒人悲恸至极，因为他们为父亲，想到英勇的爱国者居然落到如此下场，担心自己失去了强大而审慎的领袖，导致西班牙大军势如破竹，前途堪虞。帕尔马亲王每年都有所进展，降服了几个省份，将安特卫普团团包围。安特卫普是尼德兰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城市。可以预见，安特卫普投降会给节节败退的叛乱各省致命一击。联省唯一的希望就是外援。他们深知伊丽莎白的准则是谨慎和节俭，于是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兰西。他们希望亨利支持联省的防御，将各省的统治权奉献给他。但法兰西国王鉴于王国当前的形势，不得不拒绝这个有利的提议。他原以为安茹公爵去世可望恢复公共安宁，摆脱御弟的阴谋诡计，结果却面临最大的灾难。小纳瓦拉国王是王位的下一位继承人，公开皈依胡格诺派，吉斯公爵因此复活了天主教联盟，敦促亨利采取最激烈措施、彻底消灭那位英勇正直的王子。亨利本人是热忱的天主教徒，但拒绝服从天主教联盟的暴烈举措，于是也变成了联盟的攻击目标。他热忱遵奉罗马天主教的一切迷信，同时私生活极尽荒淫糜烂，因此天主教党派违背普遍的经验，借口他的虔诚仅仅是欺骗和阴谋。亨利发现自己的权威每况愈下，只得向胡格诺派宣战，把武器交给天主教联盟。国王鉴于联盟在国内的危险僭越，跟菲利普的亲密联盟，暗中把他们视为更危险的敌人。他迫于同样的政策约束，害怕跟低地的叛乱新教徒结盟，不得不公开放弃报复菲利普敌对阴谋和经营的机会。

联省共和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于是郑重派出使团赴伦敦。使团再度向女王劝进，奉献各省的统治权，借以换取她的保护和援助。伊丽莎白就此紧急要务咨询公卿，然而她最明智的顾问们却意见分歧。有些枢密建议她即刻拒绝联省的劝进，向她指出：一旦接受劝进，迫在眉睫的危险和不义就会如影随形。他们说：镇压叛乱臣民是一切君主的共同事业。只要鼓励弗拉芒人的叛乱，不可避免会给英国臣民树立危险的先例。虽然君主受上帝律法的约束，不可压迫臣民；但臣民即使有最正当的理由抱怨（更不用说想象或厌恶），也永远没有权力忘记他们对君上的义务，或是将统治权转移给其他君主。女王迄今为止援助弗拉芒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他们受到压迫，并非有权享受自由；仅仅是告诫菲利普不可继续施行暴政，并非有意剥夺他自先辈遗产继承的各省。女王在爱尔兰甚至英格兰的处境给西班牙强王提供了充分的报复机会。女王应该预见到：从此以后，菲利普不再秘密挑唆英国的内乱，而是公然竭尽全力地保护和捍卫天主教。教皇无疑会以其精神武器，来协同西班牙王国的世俗武器。女王不久就会懊悔轻率地兼并外邦，使本国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

伊丽莎白的另一些顾问持相反观点。他们宣称：女王跟菲利普是敌是友，早在本朝初年业已确定，无须再作辩解。西班牙国王的全部宗旨已经见诸行动，不外乎扩张其帝国、彻底征服新教徒，以似是而非的借口维持天主教徒的忠诚。女王以前对菲利普的挑衅符合他的一般性策划，根据国王的策划，他永远是伊丽莎白无法安抚的敌人。菲利普一旦征服叛乱的臣民；不可避免地会倾尽帝国全力，对伊丽莎白门户洞开的邦国泰山压顶。女王仅有的选择不外乎：要么在盟友支援下，迎敌于海外；要么坐待英格兰的一切盟友沦陷，敌人从容深入王国腹心之地。叛乱各省虽然节节败退，但仍有相当力量，加上有英格兰近水楼台之便，且仇恨菲利普根深蒂固，大概还能继续抗击西班牙君主国。联省和女王的海上力量联合起来，足以确保女王不受海上攻击，却能入侵菲利普的西班牙和西印度领地。这场战争必不可少，因此不可能不正义，尤其是关系到自卫、防范远方的特定危险、抵御迫在眉睫的入侵。西班牙和英格兰两大君主国的利益和形势不可避免地造成敌对后果，因此，英帝国的上策莫过于兼并这些重要省份，从而补偿自己蒙受的危险和损失。

女王担心两派政策的极端后果，倾向于调和其间。虽然这种政策通常缺乏审慎，但她的决策并没有受到任何偏见或错误感情的影响。她下定决心，不能拱手坐视叛乱各省彻底沦陷。她断定自己的利益和联省的利益关系密切。但她预见到：如果接受各省的统治权，就有义务全力保卫他们，这样势必开罪邻邦，落下她迄今细心避免的野心和篡夺口实。因此，她即刻谢绝了联省的劝进。女王与联省达成以下协议：女王派五千步兵和一千骑兵援助联省，在战争期间支付他们的军饷；女王应该委任统帅和另外两位代表，出席联省枢密会议；双方不得未经对方同意，单独议和；战争结束时，女王支付的资金应该获得补偿。在此期间，弗拉森和布雷勒城应该交给女王，作为抵押品。

女王明白：这些举措会立刻引起菲利普的公开敌意，但她并没有让西班牙君主当前的赫赫声威吓倒。当时西班牙大陆繁荣富裕，最近又合并了葡萄牙。西班牙国内安宁，加上菲利普治下其他各邦的富裕，使他得以占据东印度大片领地和全部贸易。由此，菲利普原先缺乏的海军力量大为增强。意大利全体君侯都已经沧为西班牙国王的臣属，似乎仅仅依靠岌岌可危的条件临时执掌政权，甚至罗马教皇和教廷也不例外。在德国，奥地利王室分支及其附属领地是西班牙的亲支近脉，随时准备发兵支持西班牙国王的任何事业。他占据了西印度的全部财宝。当时全欧洲各邦贵金属匮乏，因此菲利普的财富影响广泛而有力。尼德兰似乎濒临沦陷。西班牙大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在沙场老将的指挥下讨伐低地各省，尼德兰似乎没有多少希望。奥地利王室声势浩大，甚至连法兰西都不足以匹敌。法兰西王国苦于内乱，君威不再。法兰西国王与在朝天主教派关系密切，更有可能增加而非减少菲利普的势力。大体而言，各地无不怀有西班牙君主国强权的先入之见。瑞典国王听说伊丽莎白公开保护弗拉芒叛乱者，毫不踟蹰地说：她一定丧失了理智，才会投入这种孤注一掷的战争。不过，女王的天性倾向于小心谨慎而非积极进取。她总是需要大臣的积极推动，而非谨慎约束。但她一旦看到必要的证据，就会以恢弘的勇气挑战危险。她信赖自己完美的智慧和国民的感情（虽然英格兰国民各立朋党），准备抵抗甚至攻击天主教君主国的全部力量。

莱斯特伯爵奉命统率英国援军，渡海赴荷兰。伯爵仪容壮盛，扈从有：他的女婿，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奥德利勋爵；诺斯勋爵；威廉·罗素爵士；托马斯·谢利爵士；阿瑟·巴萨特爵士；沃尔特·瓦勒爵士；格瓦斯·克里夫顿爵士和五百名精选的绅士。他一到弗拉森，就受到他侄子、总督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接待。所过荷兰市镇无不在凯旋门下向英军欢呼，似乎伯爵驾临、女王施援，已经保证了他们得救。联省还渴望进一步诱使伊丽莎白加入他们的防御，知道莱斯特对她的巨大影响力，于是授予伯爵联省总督和大统帅头衔，为他成立卫队，在各方面待以本国君主之礼。但他们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女王对联省共和国的权术和莱斯特伯爵的野心同样不满，对两者同样严加斥责。他们颇费周章，一再表示恭顺，才平息了伊丽莎白的不悦。

人们认为，美洲是菲利普力量的一大来源，也是他领地中最缺乏防备的部分。伊丽莎白明白两国决裂不可避免，决心不让他平安统治这些领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西印度大获成功，激起了英国人如法炮制的野心。殖民地商业发展缓慢、渐进，因此在关键时刻发动战争，给英国人的贪婪和野心开辟了更诱人的前景，诱使他们借助海上远征大发横财。英国人装备了二十艘帆船，攻击西印度的西班牙人。英国船队除水手外，还有两千三百名志愿者。由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出任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卡莱尔统率陆军。他们奇袭好望角附近的圣加戈，攻陷该地，获得许多补给，但没有财宝。他们驶向西斯帕尼拉群岛，不费吹灰之力，一战袭取圣多明哥，迫使当地居民以重金赎回家宅。卡萨格里亚略经抵抗，落入他们手中，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焚毁佛罗里达沿岸的两座市镇：圣安东尼和圣海伦。他们沿着弗吉尼亚海岸航行，发现了英国殖民地的残余；定居点是沃尔特·雷利爵士在以前的探险中留下的，已经破败不堪。这是英国人建立殖民地的第一次尝试。虽然他们以后在殖民地建设的形势和自由、勤勉的高贵原则上超过了欧洲所有各邦，这时却时乖命舛。不幸的殖民者只得抛弃定居点，搭乘德雷克舰队撤回英格兰。德雷克回国时腰缠万贯，大大鼓励了志愿者效法。西班牙在这些国家表现软弱，也大大激励了英格兰国民对未来的进取心。一如既往，恶劣气候造成的巨大死亡率几乎影响不了这些年轻冒险家的贪婪和期望。据说，是德雷克舰队第一次将烟草引进英格兰。

跟德雷克相比，莱斯特的事业没有那么成功。伯爵的才干与勇气不堪女王的重托与厚望。女王举大业素有知人之能，唯独对莱斯特用人不当，人们自然猜测：她对伯爵的偏爱之情超出了友谊的限度，以致影响了判断力。莱斯特第一次攻打西班牙人，颇有斩获，英国军队攻取格雷夫。格雷夫防御充实，原可坚守，但总督范·赫米特的怯懦使一切化为乌有。他只作微弱的抵抗，就投降了；因为他的怯懦举措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帕尔马亲王随即围攻文尔洛，后者稍加抵抗就投降了。纳伊的命运更加悲惨，仅仅经受了一次攻击，卫戍部队就立约投降了。雷姆堡有摩根上校统率的一千两百名英军戍守，随后遭到西班牙人围攻。莱斯特自认为实力薄弱，无望解围，便企图跟帕尔马亲王达成类似的投降协定。他首先攻击杜斯堡得手，然后屯兵祖特芬城前。西班牙将军认为这座要塞相当重要，匆匆赶来解围。他派古斯塔夫侯爵率领一支部队，护送给养入城。他们虽有浓雾之利，却碰巧遭遇一支英军骑兵。激战随后爆发，西班牙大败，名将贡扎加战死。贡扎加侯爵是意大利绅士，家室显赫、声誉卓著。英军乘胜追击，帕尔马亲王率西班牙主力赶来，才击退了英军。英军骑兵返回战场，发现他们得不偿失，原来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在此役中身负重伤，由士兵抬回，不久就去世了。当时作家将西德尼爵士描写成多才多艺的理想绅士的典范，甚至诗人和小说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都在他身上找到了题材。西德尼爵士举止正直、交谈和蔼、英雄勇武、典雅博学，集各种良材美质于一身，堪称英格兰宫廷的瑰宝。女王和莱斯特伯爵极力褒奖天赋和文采，西德尼深得他们的信任，遗泽及于后世。他的仁爱不遗草芥。在最后一役中，他身负重伤，躺在战场上。人们给他送来一瓶水解渴，但他注意到身边的士兵跟他一样痛苦，说道：“他比我更需要帮助。”他把水瓶让给这位士兵。苏格兰国王敬佩西德尼爵士的美德，发表了一首拉丁诗，纪念青年英雄之死。

英格兰虽然承平已久，丧失了一切军事经验，但武德仍然昌盛。帕尔马公爵战胜攻取，不是因为西班牙人的勇敢和纪律高人一筹，仅仅是因为莱斯特缺乏军事才能。联省对他的用兵无方非常不满，对他的武断和专横更加不满。战役结束后，他们将一切不幸归咎于伯爵。但莱斯特没有给他们任何满意的答复，不久就离开低地，返回英格兰。

女王一面向强敌西班牙国王挑战，一面也没有忘记保证苏格兰边界安全。她试图培养亲戚詹姆斯的友谊和两国的联盟，以消除双方争执的一切根源。她前一段时间已经作过了一次尝试，计划不周，未能赢得苏格兰国王的信任。她派沃顿出使苏格兰，给他下达了这方面的秘密指示，但她又告诉詹姆斯：如果她有政治事务跟国王商讨，就会另遣使臣，因为此人不适于讨论严肃问题。她这次遣使的目的在于机智诙谐的交谈，希望毫无保留地跟国王同乐。沃顿是伪装艺术的大师，擅长以无心的宴乐来掩饰最隐秘的策划和最危险的权术。早在玛丽一朝，年方二十的沃顿博士就已经随从叔父出使法兰西，跟蒙莫朗西卫戍长斗智设局。如果不是纯粹的意外事件，老臣的谨慎和经验就要败在他的诡计手中。多年后，他的欺诈艺术炉火纯青，这是不足为奇的。詹姆斯的性情坦率，缺乏猜忌心，何况女王的推荐信早已为沃顿扫清了道路，大使不久就完全将年轻的国王争取过来。他参与国王的一切娱乐，掌握了国王的秘密——表面上对政治事务毫不留心，实际上却行使了更大的权威。苏格兰大臣发现此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试图争取他的友谊，他们毫不踟蹰地牺牲君上最重要的利益，迎合沃顿的计谋。伊丽莎白照例猜忌继承人，詹姆斯这时开始面临同样的猜忌。苏格兰国王正值适婚年龄，因此伊丽莎白害怕孩子和盟友会加强詹姆斯的势力，使他在英国臣民当中赢得更大的利益和权威。她指示沃顿跟某些苏格兰贵族秘密协商，达成协议：同意詹姆斯在三年内不以任何理由议婚。于是，他们设法促使詹姆斯卷入丹麦国王的事务。丹麦国王遣使赴苏格兰，借口商议归还奥克尼群岛事宜，实际上为詹姆斯和他女儿议婚，沃顿提出了更危险的计谋。沃顿和某些苏格兰不满分子共谋，图谋劫驾，把国王交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大概会否认参与阴谋，但肯定会永远软禁甚至扣押他。阴谋败露，沃顿仓皇逃离苏格兰，没有向国王辞行。

詹姆斯的处境迫使他掩饰对阴谋的愤怒，他的天性诱使他很快就宽大为怀、不计前嫌。女王重启英格兰和苏格兰紧密结盟的谈判，并无任何困难。她为了争取詹姆斯国王的友谊，给国王提供了一笔年金，数额相当于詹姆斯自称理应继承的祖母伦诺克斯伯爵夫人的遗产。伯爵夫人最近才去世。伊丽莎白和詹姆斯结盟，共同保卫两国领土和宗教，目前二者都受到欧洲天主教势力公开的联合进攻。条约规定：如果伊丽莎白遭到入侵，詹姆斯应以两千骑兵和五千步兵赴援；如果詹姆斯遭遇类似的入侵，伊丽莎白应以三千骑兵和六千步兵赴援。两军指挥权应该托付给需要援助的君主。如果入侵英格兰的地点位于苏格兰边境六十英里内，苏格兰应以举国军力驰援。鉴于宗教关系，目前的联盟应该取代两国先前跟其他外邦缔结的所有联盟。

詹姆斯借助这个联盟，排除了海外入侵的一切危险，开辟了赢得英国人信任和爱戴的道路。他大概还赢得了国内和平的某种前景，他跟伊丽莎白关系恶劣时，国内和平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国内骚乱不已，贵族之间的领地战争根深蒂固，这些都是苏格兰自古以来的弊政。除此之外，宗教斗争的派性又增加了新乱源。新乱源甚至更加危险，因为宗教一旦受到谬误观念的腐蚀，不受任何道德法则的约束，实践中甚至很少考虑普通的行为准则和政策准则。传道士主导民众的精神，当时他们的倨傲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狂悖无状，不仅敌视国王，甚至敌视一切世俗权力。他们将圣安德鲁斯大主教逐出教门，因为他在国会积极鼓吹通过法律，限制牧师的煽动性布道。教会长老唯有宣布放弃他对教会权威的所有主张，才能摆脱这个可怕的判决。一位先生在讲道坛上说：以前詹姆斯·斯图亚特上校（指前艾伦伯爵）及其妻耶西别是教会公认的迫害者，但现在国王已经暴露了最大冒犯者的嘴脸。传道士为此诅咒国王落到杰洛巴姆的下场，断子绝孙、族随身灭。

秘书瑟斯通注意到：国王在教务方面大受干扰，牧师倔强难治。他建议国王任他们随心所欲，因为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令人无法忍受，国民会起而反对他们，将他们逐出国境。

“确实，”国王回答说，“我如果有意破坏教会和宗教，你的规劝就大有裨益，但我的意图是维护这两者。因此，我不可能容忍牧师如此胡作非为，因为他们这样做，最后会把宗教变成轻蔑和嘲讽的对象。”

1. 许多证据，特别是福布斯博士收集的文献说明：女王与安茹公爵议婚，既不是伪装，也不是政治策略。这些文献目前在罗伊斯通勋爵手中。女王嘱咐沃尔辛海姆：他开始谈判前，注意观察安茹公爵的外貌。王子最近患天花痊愈，女王命大使注意他的外貌是否仍然俊美，足以吸引女性的喜爱。如果她没有诚意，只想戏侮公众或法兰西宫廷，这种做法就根本没有必要。

2. 女王的举措在十年内处决了五十位神甫，流放了五十位神甫，有些人甚至连这种做法都要辩护。Camden,p.649.

3. 后面提到的请愿是清教徒在下议院占据优势的另一个证明。除此之外，下议院还通过法案：虔诚遵奉主日。他们称星期日为安息日，习惯于在这一天剥夺人们的娱乐。参见D'Ewes,p.335。上议院体现出相反精神的强烈征兆。他们提议增加星期三为斋戒日，完全禁止吃鲜肉。参见D'Ewes,p.373。

4. D'Ewes,p.328.清教派的确非常极端。虽然教会长老和钦使法庭严厉镇压，但五百多牧师秘密签署了一份信纲，意欲建立长老派的教会体制。也就是说，无论刑罚多么严厉，都不大可能镇压所有的宗教革新。参见Neal's Hist,of the Puritans,vol.i.p.483.Strype's Life of Whitgift，p.291。

5. 这年，诺森伯兰伯爵（几年前问斩的前任伯爵的弟弟）与佩吉特勋爵共谋解救苏格兰女王。他被投入伦敦塔，明白罪证确凿，至少，无法避免有罪判决。他为了逃避进一步的迫害，自杀身亡。他用手枪打穿了胸部。大约同时，阿伦德尔伯爵（不幸的诺福克公爵之子）卷入了某些可疑的活动。他回顾家族的不幸命运，企图秘密渡海逃走，败露后落入伦敦塔。1587年，这位贵族受到大逆罪审判，主要原因是：他流露出了赞赏西班牙的表述，证实他为无敌舰队的成功举行过弥撒。伯爵的贵族同辈判他大逆罪。严厉的判决没有执行，但阿伦德尔再也没有恢复自由。1595年，他在狱中去世。他厉行宗教苦修，人们相信，这是他的直接死因。

第四十二章
伊丽莎白（五）

天主教徒的热忱——巴宾顿密谋——玛丽与阴谋——密谋者被捕伏诛——决议审判苏格兰女王——钦使说服女王受审——审判——玛丽定罪——詹姆斯国王干涉——诛杀玛丽各罪名——玛丽伏诛——玛丽的性格——女王假装悲哀——德雷克大破西班牙舰队于加的斯——菲利普策划入犯英格兰——无敌舰队——英格兰备战——无敌舰队兵临海峡——无敌舰队败绩——召开国会——远征葡萄牙——苏格兰事务

苏格兰女王的性格、信仰和虚荣使她身陷险境。因此，伊丽莎白对待不幸的女王，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友谊或慷慨的动机，而是猜忌和政策的考虑。玛丽憎恨她的做法，因而采取行动，几乎危及了伊丽莎白的安宁和权威。被俘女王受到的严厉限制因此变本加厉，结果仍然是促使她更加走上极端。她不耐监禁，在复仇欲、斗志、宗教热忱和孤注一掷的偏执等共同驱使下，终于卷入了密谋。她的敌人一直在等待机会，终于找到了最后毁灭她的借口或理由。

这封轻率、恶毒的信件写在玛丽的密谋破获前不久，无疑使针对她的诉讼更加严厉。这些针对伊丽莎白的诬蔑有多少可信度，似乎可以存疑。但伊丽莎白确实极其宠爱莱斯特、哈顿、埃塞克斯，更不用说蒙特乔伊和其他人。她和海军上将西摩有奇怪的通信，保存在海因斯手中，因此她的童贞是大有问题的。她自负美貌，夸张无度，我们有其他确凿无疑的权威证明。甚至年事已高。仍然允许廷臣吹捧她美貌绝伦。参见Birch，vol.ii.p.442,443。她沉湎情欲，也有许多生动的例证。她跟侍女打架，不是罕见的事情。参见the Sydney Papers，vol.ii.p.38。

她当着枢密院打埃塞克斯，是另一个例证。哈丁顿伯爵的信件保留在博物馆里，他在信中哀叹：女王和他妻子吵架，狠狠地掐她。女王如果生于在野的家庭，不会非常和蔼可亲。但她掌握绝对权威，同时情绪波动、不能自控，因此大施恩惠，以补偿她的反复无常。

莱姆斯的英国神学院精于铸造针对女王的最大愤怒与仇恨。他们刚刚逃脱最近的迫害。他们明白：新的苛政正在传教过程中等待着他们。他们目前还享有自由权利，便利用这种权利慷慨陈词，反对女王。宗教狂热在法兰西全境蔓延；所有这些理由抹去了一切常识的准则、一切道德或人道的原则。他们受到神权和教皇无谬论的毒害，厉行教皇法旨：将女王逐出教门，废黜王位。有些人极其过分，甚至宣称法旨源于圣灵的口授。积德行善之大者，莫过于刺杀异端君主，特别是女王。他们教导说：死于这种虔诚的圣举，无疑会永享荣耀和殉道者永不凋谢的桂冠。他们运用这些教条，唆使莽夫约翰·萨维奇孤注一掷，刺杀伊丽莎白。萨维奇曾在低地国家为帕尔马亲王服役数年。刺客发誓坚持不懈，奉命渡海前往英格兰，被推荐给更虔诚的天主教徒。

与此同时，莱姆斯神学院教士约翰·巴拉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传教后，返回巴黎。他注意到：两国的天主教虔诚信徒普遍好乱思变。他准备以此民情为基础，废黜伊丽莎白，武力复辟古老宗教。海外政情似乎有利于他的计划，因为教皇、西班牙、吉斯公爵齐心协力，共谋反对英格兰。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门多萨给巴拉德提供了有力的鼓励，使他期望这些君主能够施以援手。查理·佩吉特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苏格兰女王的热忱党羽。他非常清楚伊丽莎白为政审慎、积极有为、普遍深得民心。他始终坚持：只要女王仍然在世，英格兰的天主教事业就无望成功。巴拉德认识到，事实确乎如此，于是更加清楚执行莱姆斯计划的必要性。他化装成士兵，借用福斯蒂丘上校的假名，渡海前往英格兰。他试图立刻施行刺杀、叛乱和入侵的计划。

他第一个宣讲对象是德比郡德塞的安东尼·巴宾顿。这位年轻绅士出身良家、广有资财，颇有干济之才，文学造诣大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身份。他热忱拥戴天主教会，前一段时间曾秘密前往巴黎。巴宾顿跟托马斯·摩根和格拉斯哥主教过从甚密，摩根是偏执的英格兰流亡者，主教是玛丽驻法兰西宫廷的大使。他们持之以恒地赞美女王和蔼可亲、多才多艺、英雄气概、善良正直。年轻的巴宾顿性情乐观，不知疑人，受他们唆使，决心为女王效劳。他们运用雄心、勇武、宗教虔诚的原则，诱使他蔑视种种危险，为反对伊丽莎白时刻警觉的政府尽一份力量。他们发现巴宾顿很适合这个目的，于是派他返回英格兰，没有让他知道，就秘密地将他推荐给苏格兰女王，作为为她服务的适合人选。玛丽致信巴宾顿，言辞充满友谊和信任。巴宾顿性情激烈，对教义、思想和荣誉充满热忱。这时，他将全心全意为不幸的女王效忠，视为荣誉的义务。巴宾顿用了一段时间，为玛丽女王建立了海外联系渠道，但阿米亚斯·鲍勒特爵士接任监护人以后，厉行监禁，使得联系变得极其困难和危险，他只得放弃了这方面的一切尝试。

巴拉德向巴宾顿输诚吐实，他发现原有的热忱并未断绝，只是暂缓而已。他原先的激情死灰复燃，寄希望于似乎可能成就玛丽和天主教希望的任何事业。他和佩吉特深有同感，认为在伊丽莎白有生之年，一切反对英格兰国教和现政府的图谋皆属愚行。巴拉德受到这种暗示的鼓励，进而卷入了萨维奇的计划。他欣慰地发现：巴宾顿没有被计划吓倒，只觉得一个人单枪匹马不够安全，主张增加五个刺客，跟萨维奇一起行刺。

巴宾顿为了实现他的观点，亲自着手增加合作者的数目。他秘密招揽了许多不满现政府的天主教绅士。其中有：爱尔兰贵胄世家子巴恩维尔；兰开夏绅士查洛克；女王内廷咖啡侍从之子阿伯丁，他行刺有近水楼台之便。另外，世家继承人查理·蒂尔尼和南安普敦的提茨博恩面对计划时，踟蹰片刻，最终被巴拉德和巴宾顿的论据说服。只有萨维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肯跟别人分享行刺的荣誉，坚持独任其难。几经周折，他才接受劝诱，放弃这种荒谬的野心。

密谋者实现他们的目的，必须同时解救苏格兰女王，刺杀伊丽莎白。根据计划，女王呼吸新鲜空气（指外出）时，巴宾顿率领一百名骑兵攻击女王扈从。他跟温莎勋爵的弟弟爱德华·温莎、托马斯·索尔兹伯里、爱德华·盖奇、约翰·特雷弗斯、约翰·琼斯、亨利·多恩约定，里应外合，这些同谋大部分都是世家有产者子弟。密谋者渴望引起绅士们的注意，拥戴绅士为领袖，但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相信：女王驾崩、玛丽获救的惊天巨变足以唤醒所有热忱的天主教徒拿起武器，利用普遍混乱的机会，拥戴苏格兰女王即位，重建古老宗教。

这些孤注一掷的计划没有逃过伊丽莎白枢密重臣，特别是国务秘书沃尔辛海姆的警觉。机智的大臣安排他花钱雇用的天主教士莫德跟随巴拉德去法兰西，由此获悉流亡者醉心策划的蛛丝马迹。他的另一位间谍波利千方百计，混进了英格兰密谋集团。波利虽然没有受到彻底信任，但还是窥见了某些危险的秘密。只有神学院教士吉弗德渡海来归，为沃尔辛海姆提供了更宝贵的信息，密谋的内幕才能充分了解。根据他的情报，密谋败露至关紧要，玛丽及其忠诚党羽的命运都取决于此。

巴宾顿及其同盟设计了这样的计划，自以为胜券在握，因此不耐烦让苏格兰女王了解他们的计划，以获得她的同意和配合。为此，他们任用了吉弗德。吉弗德立刻报告给沃尔辛海姆，大臣对玛丽的秘密联系产生了兴趣。沃尔辛海姆把事务移交给鲍勒特，要求他默许巴宾顿收买他的一位仆人。但鲍勒特反对在他家里开此恶例，要求他们另想办法。吉弗德找到给他们家供应麦酒的酿酒人，贿赂他给被俘的玛丽女王送信。依靠鲍勒特的安排，来回信件都通过墙上的裂缝传递。

巴宾顿及其同盟者一开始不相信吉弗德的忠诚。他们为了考验吉弗德，交给他一份貌似书信的空白文件。但他们发现，这些文件都切实送达，就不再踟蹰，于是把最危险的绝密阴谋托付给他。巴宾顿告诉玛丽里应外合的救驾计划，六位贵族绅士准备刺杀篡位者（指伊丽莎白）。巴宾顿说：这些人都是他的密友，热心天主教事业、效忠女王陛下，勉为诛一夫之难。玛丽回答说：她极其赞赏这个计划，绅士们可以期待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奖赏。伊丽莎白的死亡是救驾或举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吉弗德把这些密信和其他递交给门多萨、查理·佩吉特、格拉斯哥大主教、弗朗西斯·英格菲尔德爵士的密件均交给国务秘书沃尔辛海姆。沃尔辛海姆的书记官菲利普对此加以解密、复制。沃尔辛海姆为了揭露阴谋的全貌，还使用了一项计谋。他用同样的密语，在玛丽的信件后面加了一段附言，要求巴宾顿告诉她所有密谋者的姓名。巴宾顿的轻率还给沃尔辛海姆提供了另一条破案线索和防御工具。这位绅士画了一幅画：他自己站在六名刺客当中。画面上附有一句箴言，表示他们结义赴难、不辞汤火。

在此期间，巴宾顿为了保障、催促外援，决定派巴拉德赶赴法兰西。他为巴拉德求得用于旅行的假名护照。他为了消除一切怀疑，向沃尔辛海姆申请，假装热忱报效女王，声称出国的目的是利用天主教徒对他的信任，揭露和挫败他们的阴谋。沃尔辛海姆赞扬他的忠义，承诺为他的活动提供咨询和援助，还给他保持密切联系的希望。这时，巴拉德的逮捕令下达。密谋者措手不及，再加上罪恶感作祟，惊慌失措，如坐针毡。有些人建议立刻逃之夭夭；另一些人主张萨维奇和查洛克应该毫不迟疑，立刻刺杀女王。巴宾顿实施计划，给萨维奇提供资金购置盛装，以便接近女王。第二天，他们开始担心接受警报未免过于仓促。巴宾顿重新联系沃尔辛海姆。狡猾的大臣说服他相信，巴拉德被捕的原因完全在于情报人员照例勤勉地搜寻天主教徒和神学院教士。他甚至同意赴法兰西以前，暗中寄宿在沃尔辛海姆家中，以便经常联系。但他发现自己受到监视和警戒后，急忙逃走，向盟友告变。他们全都易服逃亡，藏身于森林、谷仓；但不久就暴露行踪，落入监狱。他们在审判中彼此冲突，首脑不得不全盘招供。十四人受审、伏诛，其中七人在审判中认罪，其余的被告依靠证据定罪。

当局安排次要密谋者为苏格兰女王的审判和定罪作证。这些记录和共谋显示：她图谋危害女王的生命和王国的安宁。伊丽莎白的某些枢密重臣反对起诉玛丽，认为一女子受到严密监视、身患重病，大概不久就会自然死亡。因此政府无须出此下策，自有磐石之安；而且审判君主，前史鲜有其例。莱斯特建议：在狱中给玛丽秘密下毒。他派一位神学家向沃尔辛海姆论证此举的合法性。但沃尔辛海姆对此表示厌恶，赞同大多数阁臣的意见：公开审判苏格兰女王。迄今为止，英格兰和英国大臣的地位确实危如累卵。王位继承人没有正式公布，但国民普遍认可的血缘继承人受天主教教育，是英格兰国教的死敌。由此，大臣和大贵族的个人安全和公共安全都受到多重威胁，完全系于女王的生命，而女王年事已高。因此，伊丽莎白的阁臣深知玛丽对他们深恶痛绝，于是对她无所不用其极，急欲防止她登上英格兰王位，比伊丽莎白自己更为迫切。

英格兰举国熟知巴宾顿密谋破获，但苏格兰女王的一切道路都受到严密监视，仍然一无所知。托马斯·戈格斯爵士奉伊丽莎白之命，告诉她所有同党败露、被捕的消息时，她才大吃一惊。他选择玛丽骑马、打猎归来的时候，向她吐露实情。玛丽没有获准返回原来的住所，不断从一处绅士宅第迁往另一处绅士宅第，最后才定居在北安普敦郡的弗塞林格城堡，在这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和受难。玛丽的两位秘书立刻被捕。她的所有文件遭到查抄，送交枢密院，发现了六十多种不同密钥。其中有许多海外来信，也有几封英国贵族的来信，表达尊重和爱戴之情。玛丽不知道信件败露，但她的联系人知道，他们认为，除了宣布从此跟苏格兰女王不共戴天以外，无法补赎其轻率之罪。

当局决定：审判玛丽，不以通常的大逆罪法案为依据，而是以上一年度专门为此通过的法案为依据。伊丽莎白根据该法案，委任钦使合议，包括四十名贵族和阁臣，授权他们审理和宣判苏格兰废君、苏格兰先王詹姆斯五世继承人玛丽的罪行。钦使驾临弗塞林格城堡，派沃尔特·米尔德梅爵士、阿米亚斯·鲍勒特爵士、爱德华·巴克将伊丽莎白的信件递交给她。信件通知她钦使驾临城堡，审判即将开始。玛丽闻讯，声色不动。她只说：

女王待朕如臣民，命朕受臣民审判，实乃咄咄怪事。朕身为独立邦国的绝对君主，天下一人，唯辟作威。人主之尊、邦国之权、太子之位之阶，断无贬损之理。运交阳九、壮志依然，不负敌人谬赞，不容丹青信史，竟为卑屈无状所污。英格兰法律、典章，朕实无所悉。朕内乏阁臣襄赞；不解何物小子乃以苏格兰世卿自居，甚或高踞法曹、臧否人君。朕虽客居英格兰多年，然身为俘虏，未受此邦法律保护。客居原非自愿，称臣尤属无稽。朕以人主之尊，乐于屈身下顾，自解于英格兰国会，至矣尽矣。所谓钦使受命合议云云，假法律程序之优孟衣冠、篡臧否生杀之权，朕心未见其可。朕今正告诸君：内疚神明、爱惜羽毛，毋以迫害无辜为务。诸君反躬自问：世界之大、众目睽睽，岂区区英格兰王国可比；暗室欺心，何足以填中外之议、杜悠悠之口？

钦使重新简任代表，回复玛丽：她的陈辞无论以王室尊严还是以囚禁地位为理据，都不能采信。他们受命审判此案，即使玛丽拒绝出庭，程序仍将继续。大司库伯利、大法官布罗姆利各有论证，试图劝她从命，但副冢宰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的论据最有说服力。他就此发言说：“夫人，你受到谋害敝国涂油加冕女王的指控，但并未定罪。夫人自称女王，但本案原为弑君大罪。王室尊严既不受世俗、教会法律节制，也不受自然法、万国法管辖。夫人如果确实无罪，却逃避审判，殊非珍爱令誉之举？夫人业已抗辩无辜，但伊丽莎白女王另有看法，遣使开庭固非彼衷心之愿。女王陛下简任钦使，原为澄清曲直。钦使诸公皆以体面、审慎、正直著称，准备一秉至公乃至回护保全，听取夫人抗辩，乐见夫人洗刷诬枉。吾辈临行之际，女王言之凿凿：夫人染指逆谋，女王衷心悱恻。夫人昭雪有望，女王亦当庆幸。微臣不才，愿明心迹，断无欺蒙夫人之意。征引王室特权，殊为无益。公开向法庭证明清白，更有裨益。就此保持沉默，势必遗羞青史。”

他巧为设辞，说服玛丽出庭，法庭因此获得合法程序的表象。玛丽如果坚持貌似合理的王权和独立性理论，法庭势必陷入种种困难，如今得以避免。她的这种做法只能视为更加轻率，因为伊丽莎白的法庭本来从无自称对她有管辖权，只有经她同意和认可后才能介入审判。她如果热爱荣誉胜过生命，就应该坚持拒绝受审自辩。

玛丽第一次出庭时，要么意识到自己的轻率，要么仍然不愿意自甘臣服法庭，于是再度抗议法庭的权威性。大法官援引章程：任何人定居英国，就要受到英国法律最高权威的管辖。钦使团命令将抗议和答复记录在案，纳入程序。

随后，王室律师开始对苏格兰女王提出指控。他们用截获的信件证明：她允许艾伦伯爵和其他人尊她为英格兰女王；她秘密联络佩吉特勋爵和查理·佩吉特，引西班牙人入侵英格兰王国。玛丽似乎并不急于澄清这两项指控。她只说：别人写信高兴用什么称呼，她不可能阻止。不择手段恢复自由，是她合法的权利。

随后，玛丽致门多萨的信件呈现公堂。她在信中承诺：如果她儿子拒绝改宗天主教，就将她对英格兰王国的权利转让给菲利普。她在信中说：只要詹姆斯受到苏格兰臣民的控制，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甚至发展到这一步，她仍不肯劳神否认，仿佛表示承认。她说：她并没有可以转让的王国，但她有权利转让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义务对任何人解释自己的做法。她补充说：她以前拒绝了西班牙的提议，但现在她对英格兰已经彻底绝望，因此下定决心不再拒绝外援。堂上还提出了证据：她命艾伦和帕森斯赴罗马谈判转让条件，将英国王位交给菲利普，以剥夺异端儿子詹姆斯的继承权。

证据来自玛丽的秘书卡尔里和劳。卡尔里为人极其诚实，劳也是。玛丽密谋败露后，他本来可以变节获大利，但仍然继续长期保守重要秘密，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廉正。尤其是，玛丽认为没有什么理由抱怨卡尔里的证据。她临死前一天还留心在遗嘱中赠给他一大笔钱。参见Goodall，vol.i.p.413。

她也没有忘记劳，不过她对他其他方面的做法不那么满意。参见Id.ibid。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玛丽对儿子怀有极大的恶意，甚至加入了反对他的密谋。她任命克劳德·汉密尔顿勋爵为苏格兰监国，唆使她的支持者劫驾，将小詹姆斯交给教皇或西班牙国王。威逼他只有改宗天主教，才能离开。

这种激烈的精神非常符合玛丽的性格。她性格中的母性太弱，不足以对抗激情，尤其是骄傲、野心和偏见。她的儿子几次尝试分享君位，但均毫无结果，最后发现由于新教徒臣民坚持反对，这个计划不切实际。詹姆斯跟英格兰结盟，没有把母亲包括在条约内。玛丽对这种意料之中的不孝勃然大怒，致信伊丽莎白说：她对儿子和自己再也不放在心上。她临终前最大的满足就是亲眼看到：詹姆斯及其支持者变成暴政、忘恩负义、亵渎神明的象征，他们的邪恶受到上帝罪有应得的报复。她会在基督教世界中寻找别的继承人，无疑会把遗产留给能够坚定掌握它的人。她报了仇以后，就不会在乎自己的肉体有什么下场。她死得越快，就越开心。她向伊丽莎白保证：如果詹姆斯顽固不化，她就不认这个儿子，公开谴责他，剥夺他的继承权以及他目前指望从她手中得到的一切。苏格兰臣民会抛弃他，正如他们抛弃自己，而且任何陌生人都会打败他、征服他。恐吓对她是徒劳的。她不怕死亡和其他任何灾祸，她决心已定，决不会修改一个字、一个步骤。她宁可光荣地死去，也不辱没上帝赐予她的尊位，不愿以丝毫怯懦贬低自己，配不上王位和血统。参见Murden，p.566,567。

詹姆斯对法兰西大使科尔塞勒斯说：他见过玛丽的亲笔信，信上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让他落到达恩利勋爵的下场，因为他完全是父亲的传人。参见Courcelles'Letter,a M S.of Dr.Campbel's。Jebb,vol.ii.p.573保存了一封玛丽的书信，信中对詹姆斯发出同样的威胁。

我们发现：劫持苏格兰国王、交给教皇或西班牙国王的计划是摩根提交给玛丽的。参见Murden,P.525。母亲对胆敢提出这种计划的人一定毫不留情，但玛丽似乎同意了。这样的女人受到丈夫的严重冒犯，难道不会谋害丈夫吗？

玛丽只明确否认了指控的一个部分：参与刺杀伊丽莎白。这一条款确实是最严重的，只有这一条能充分证明女王对她赶尽杀绝的正当性。王室律师为了证明指控的真实性，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玛丽和巴宾顿通信的副本，是国务秘书沃尔辛海姆的办公室拦截下来的，她在信中明确表示赞同谋害女王；玛丽的两位秘书劳和卡尔里作证，他们没有受刑，都承认玛丽收到巴宾顿这些信件，他们再根据玛丽的命令撰写复信；巴宾顿承认这些信是他写的，复信也是他收到的；巴拉德和萨维奇承认玛丽和巴宾顿用密语通信，巴宾顿给他们看过这些信件。

显然，这些证据错综复杂。一切证据都符合一般性结论，但最终的决定性证据有赖于两位秘书的证词。他们自己肯定熟知女主人参与了巴宾顿密谋，但他们如果拒绝提供当局索取的证据，就会面临监禁、拷打、酷刑的严厉处置。如果是寻常的犯罪案件，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动摇了证人的可信度，这样的证据虽有种种不足，仍然足以视为合法，甚至充分的。但在目前的审判中，起诉方掌握了绝对权力。他们给被告女王定罪，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和侵君倾向。两位证人即使品格端方，暴政和不公的可能性仍然甚大，有待于排除。必须承认，针对玛丽的证据，并非全无价值。巴宾顿收到的回信上有玛丽的署名，这难以解释，甚至不可能解释。玛丽没有获准跟外界通信，他们用密语联系，揭示了出现的问题，甚至在一切败露后，仍然可以引导我们这方面的判断。因此，不足为奇：苏格兰女王没有顾问，惑于不合常规的审判，无法在钦使面前有效地辩护。她的答辩主要是自己的否认。由于她明确否认跟巴宾顿有任何联系，而这个事实本身至少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她的所有否认都变得更加虚弱无力。她宣称：劳和卡尔里宣誓为她保密、效忠，因此他们提出不利于她的证据，不应采信。不过，她承认：劳以前为她舅父洛林红衣主教效劳，法兰西国王引荐给她，称此人可以信赖。她也承认：卡尔里极其诚实，但天真淳朴，容易受劳影响。如果这两人收信、回信，没有告知她，那么她认为诬蔑不可能落到她身上。她补充说：她更倾向于怀疑他们，因为劳在其他情况下有类似的鲁莽举动——试图不经她同意，就以她的名义办事。

其一，她自己似乎主张：秘书收到巴宾顿来信，没有告知她，就自己回信，没有不良企图。但女王理智健全、精神健旺，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不大可能，甚至根本不可能受仆人的摆布。这些仆人跟她住在同一所宅第里，随时都有机会把秘密告诉她。如果密谋失败，他们会遭到英格兰宫廷最严厉的惩罚。如果密谋成功，他们顶多指望女主人从轻发落，仅仅以罢黜来惩戒他们的鲁莽举动。不用说，玛丽的逃脱计划需要她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计划要求在她出门打猎时，袭击看守卫士。因此，她必须跟密谋者协调好时间与地点。

其二，两位秘书早已变节，投靠了沃尔辛海姆。他们用女主人的密语回信，将她卷入密谋罪中。但他们两人长期跟苏格兰女王共处，受到她的完全信任，玛丽及其同党从来没有怀疑他们。卡姆登告诉我们：卡尔里后来借口某些承诺，向沃尔辛海姆索取报酬，但沃尔辛海姆告诉他：他没有资格索要酬劳，因为他在审判中没有暴露其他途径无法获得的机密。

其三，无论玛丽，还是两位秘书劳和卡尔里，都没有看到巴宾顿信件或是作出任何回复，但沃尔辛海姆解开了巴宾顿信件的密语，伪造了回信。但这种推测意味着卡姆登讲述的整个故事都是子虚乌有，包括：吉弗德接近苏格兰女王的家庭、鲍勒特拒绝让自己的仆人受贿。不用说，根据这种推测，劳和卡尔里的证词都是暴力和恐吓勒索出来的。他们后来为了自我辩护，势必说出真相，詹姆斯国王继位后，尤其是这样。但卡姆登告诉我们：甚至詹姆斯国王继位后，劳仍然坚持他的证词。

我们也必须考虑：后两种推测意味着沃尔辛海姆犯下了滔天大罪，进而获得了伊丽莎白（因为事情不可能对她保密）超乎一切的信任。如果我们考虑当时的形势和偏见，玛丽同意巴宾顿的密谋似乎更自然、更有可能。她相信伊丽莎白是篡位者和异端分子，视她为私敌和死敌。她知道：刺杀异端分子在当时习以为常，一般都受到罗马教廷和热忱天主教徒的赞许。而且她自己的自由和统治权都有赖于此事成功。巴宾顿这样的有德之士仅仅出于宗教偏执，就涉足这种罪恶的事业。他有的动机，玛丽都有；他没有的许多其他动机，玛丽也有。她因此同意朋友提出的计划，实在不足为奇。我们可以预测：如果她曾经获悉这个计划，而且有成功的可能性，她一定会同意的。沃尔辛海姆和英国大臣只要有办法拦截信件、侦破密谋，促成这种密谋联系就符合他们的目的。要解释信件送交给了巴宾顿，就必须推断沃尔辛海姆已经知情。

伊丽莎白没有惩罚劳和卡尔里，不足为奇。从犯只要作证反对主犯，就从来不会真正受罚。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拒绝这三种推测，只能视为纯粹的可能性。玛丽的党羽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任何一种推测都没有最薄弱的证据支持。无论当时还是以后，玛丽在海内外的众多热忱拥护者都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可以说服我们相信这三种推测。玛丽的辩护人甚至现在都无法在这些可能性当中作出明确的选择。两位极其可靠的证人明确指证，获得了其他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仍然无懈可击。巴宾顿迫切需要跟苏格兰女王联系，自信找到了联系方法，收到了回信。他和其他密谋者临死都仍然相信这些。从此以后，没有出现丝毫论据证明他们错了。这些人看法的真实性，目前还能有任何疑问吗？卡姆登虽然热衷于为玛丽辩护，但他叙述的历史显然证明她是有罪的。甚至连同时代的人都无法建立任何其他一种始终一致的解释！

我们这样审视历史，发现玛丽的审判存在诸多问题。但下面的段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她的罪行。玛丽致托马斯·摩根的信件，日期标为1586年7月27日。“至于巴宾顿，我们都真心、善意地为他竭尽全力。我希望：我有两封信能让他满意，或者说过，为他开了路。我以前说过，我收到他的信。”Murden,p.533.巴宾顿承认：他向玛丽提议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由此可见，玛丽接受了提议。因此，沃尔辛海姆伪造文件、秘书鲁莽或背叛的推测都没有依据。

在我们看来，唯一对她有利的情况是：她要求跟劳和卡尔里对质。她坚信他们不可能当着她的面坚持其证词。这个要求虽然公正，却得不到大逆法的支持，甚至在其他王室提出起诉的审判中，都经常遭到拒绝。该条款保存在女王的第十三项法案中，是一项创新。原法案规定：大逆罪必须有两名证人指证，跟罪犯对质。但玛丽并没有根据该法案受审。本朝王室律师和大臣总是坚持最严格的法律与惯例，拒绝任何宽纵。不用说，审判期间，这些秘书不可能应玛丽的要求，在弗塞林格城堡出庭。

审判期间，发生的两次事件值得注意。玛丽和巴宾顿的一封信件在法庭上宣读，信中提到阿伦德尔伯爵及其兄弟进行的安排。玛丽听到他们的名字，叹了口气。“唉！”她说，“霍华德高贵的家族为我受难了！”她断言：伪造这封信的笔迹和另一封信的密语，并非难事。她对沃尔辛海姆的路数实在太熟悉了，此人图谋陷害他们母子已非一日。沃尔辛海姆就在钦使当中，闻言起立，提出抗议说：凭他一己之力，不可能陷害苏格兰女王。他执掌公权、勤勉职守，千方百计地侦察一切危及主君神圣人身和政权的图谋，完全是为君上的安全着想。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借助巴拉德和其他密谋者的协助，还酬谢他们揭发同党。但他如果篡改诬陷，有亏人格和职守，为何最近的罪犯受审、伏诛时，竟无一人指控他陷害？玛丽试图安抚他，说她只是根据获悉的情报发言，只要他以后不再诽谤她，她就不会指控他。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爵士确实以廉正、高尚著称，理应免受伪造文件、教唆伪证的嫌疑，即使最堕落的大臣在最腐败的时代都很难痛下决心，犯下这些罪恶。

审判结束后，钦使团休庭，离开弗塞林格城堡，在伦敦星室法庭开会。他们在这里听取玛丽的两位秘书宣誓：他们自愿作证，没有许诺或报酬，他们保证：提交堂上的信件是真实的，信件的印玺和签字证实了这一点。最终，他们给苏格兰女王判了死刑。同一天，钦使和法官发表公告：“判决无损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的王位和荣誉，他的地位、等级和权利与宣判前完全相同。”

女王早就想跟玛丽了断，终于如愿以偿。她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可以诛杀竞争对手。玛丽从本朝初年就开始跟她作对，伊丽莎白对她既害怕又痛恨。但她基于几种考虑，克制了立刻快意恩仇的诱惑。她预见到玛丽党羽众多，势必反对这种不合常规的司法前例，她将饱受中伤，而且外邦君侯乃至子孙后代可能都会谴责她。东道之责、姻亲之谊、王室之尊，经此一举，似已践踏无遗。先利益而后慷慨、重睚眦而轻仁德，殊失人君之体、闺秀之仪。因此，精于伪善的伊丽莎白假装极不情愿行刑，且无限同情她的囚犯，表演出种种踟蹰、为难。廷臣、公卿一再恳请，她一再拒绝。她断言：若非深深顾虑国民安全，一定毫不犹豫地宽恕苏格兰女王对她个人的一切伤害。

鉴于英格兰国民大声疾呼，要求将玛丽正法，伊丽莎白召集新国会。她了解国会一贯的倾向和大臣对国会的支配能力，不会缺少恳切呼吁正法的声音，从而完全符合她暗中的希望。她没有亲自主持会议，而是委派三位钦使代劳。他们是：大法官布罗姆利、大司库伯利、德比伯爵。这种举措的理由是：女王预见到国会将要审议苏格兰女王的事务，悲惨事件会伤害她的温情和敏感，因此她没有勇气从容出席，只能眼不见为净，以免受到最严重的踟蹰与不安。她还希望：通过这样不寻常的预防措施，国民就会看到她的人身安危时刻可虞，从此更加积极地报复罪犯。这些反贼策划阴谋，永不安分守己，长期以来，他们嗜血的阴谋使她有朝不保夕之慨。

国会满足了女王的期望。两院一致批准了针对玛丽的判决，向女王申请明正典刑。女王的答复模棱两可、左右为难，充满了真正的诡计，貌似下不定决心。她提到个人安全始终岌岌可危，宣称宁愿一死，不愿目睹邦国来日大难，表示无限爱护国民，表演出仁厚，极不愿意对不幸的亲戚行刑。她断言：最近审判玛丽的法律绝不是陷阱，只是预先警告玛丽不要图谋不轨，以免自蹈横祸。她恳请国会重新考虑：有没有办法不用牺牲苏格兰女王，就能保护公共安全。国会服从她的命令，重新审议，但找不到其他办法。他们重申原有的诉求、恳请和论证，甚至抗议说：他们是女王的臣民和赤子，因此对苏格兰女王仁慈，就是对他们残酷。他们断言：对任何人徇私枉法，都是对全体国民更大的不公，全体国民一致衷心追求女王父母般的体贴和照顾。伊丽莎白收到国会第二次致辞，又假装踟蹰犹疑，再受困扰。她哀叹自己不幸的处境，对国会的强求表示不安，重新向国民表达关爱。她解散国会委员会，没有作出明确答复，准备反复考虑后，再下最后的决断。

2月17日，星期一。科柏先生第一次发言，触及牧师理应博学和改革教务缺失的必要性。他向国会提出法案和一部著作。法案包含一份请愿书，宣布目前所有管理的教会法律无效。它确定教堂内只能使用那本公祷书，书中包括祈祷的程式、圣餐的管理、教会各种典礼仪式。他希望，大家阅读该书。

于是，发言人先生就此表示：女王陛下以前三令五申，命国会不得染指此类事务。陛下业已承诺整顿教务、厘清积弊，无疑会让全体国民满意。他希望大家阅读该书，定会感到满意。

国会希望阅读该书。于是，发言人先生命书记官宣读。

该书正要当场宣读时，达尔顿先生提出动议反对。他说：宣读该书不合适，因为书中重新安排了圣餐仪式和教会典礼的程式，且诋毁公祷书和举国典章。他认为，这种做法会引起女王对国会的愤怒，因为这些事务已由陛下亲自掌管和指导。

于是，路肯诺先生发言。他论证布道和牧师博学有其必要性，认为请愿书非常适当，该书应该宣读。赫勒斯顿先生和巴恩布里吉先生就此发言。由于时间已晚，国会散会，使得该书和请愿书都没有宣读。

陛下命发言人先生送交该书和请愿书，因为上届国会已经提交了许多类似的书和请愿书，都由发言人先生上呈女王。

2月28日，星期二。陛下召见发言人先生，询及国会会址问题。

3月1日，星期三。温特沃斯先生向发言人先生递交若干条陈，涉及国会自由问题。他对若干问题提出了答案，希望大家阅读。发言人先生要求他取消动议，直到女王乐于进一步了解最近在国会提交的书和请愿书，但温特沃斯先生不满意，要求宣读他的条陈。温特沃斯先生痛陈他的疑问，以至于他和另外许多人的发言都受到阻挠，因为他们缺乏国会自由的知识和经验。

疑问如下：

枢密院成员兼任国会议员，是否恰当？

任何人不受阻碍、自由表达，在法案或讲演中哀叹国事、教务、君主和这个高贵王国的安全，是否恰当？

如果国会委员会不能自由发言，是否还能荣耀上帝、效命君主和邦国？

除国会委员会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委员会能制定、增补、删减王国法律？

该委员会未经国会同意，就秘密和君主或其他重大事务发号施令或涉及为上帝、君主、邦国效劳的要务，是否应该反对？

发言人或任何其他人是否有权中断国会委员会成员在本院发言、陈述事先说明的职责？

发言人是否有权不经国会赞同或反对，随心所欲地提出议案？

发言人在任何事务或讨论中支配国会，是否得当？

或者，发言人是否应该在任何事务上管理或支配国会？

君主和邦国在不改变邦国政体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不经国会委员会同意，继续、坚持、维护统治？

这些问题结束时，西蒙·戴维斯爵士说：我记了一张简短的笔记或程序备忘录，一方面记录发言人巴克林回答提出的问题，一方面保存这次事务的记录。“巴克林先生收下这些问题，交给负责人托马斯·赫纳吉，将温特沃斯先生投入伦敦塔，此提问根本没有回应。埃塞克斯的巴克勒先生在此放弃了希望，不再有所作为。”西蒙·戴维斯爵士安顿好以后，继续在原始日志中说起温特沃斯先生的事情，然后是当天的简短总结。“当天，女王陛下召见发言人先生。国会散会。”

3月2日，星期四。大法官和各位枢密阁臣召见科柏先生、路肯诺先生、赫勒斯顿先生、巴恩布里吉先生，然后将他们送进伦敦塔。

3月4日，星期六。约翰·西格汉姆爵士向本院提出动议：鉴于本院丧失了多位善良、不可或缺的议员，最好向女王提出谦卑的请愿，希望陛下把他们重新还给国会。

副冢宰先生对他的发言作出答复：如果诸绅士并未逾越本院特权的范围，请愿无妨。若非如此，请愿无非进一步触怒陛下。因此，他建议静观其变、等待更多消息，这无须多长时间。他还进一步提到书和请愿书：陛下出于只有她自己清楚的许多良好理由，认为最好是压制同样的问题，不再进一步审议。陛下无须解释其所作所为，因为这有失体统。

副冢宰先生声称，最大的可能是：这些议员染指教会事务，陛下对此早已一再禁止。这些问题引起了太多的争议，上届国会两院就此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

我们找到的西蒙·戴维斯爵士和汤森德的会议事务记录，都在这里。材料说明：这些议员受到扣押，直到女王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再释放他们。

温特沃斯先生的问题值得注意，因为其中包含了目前英国宪制的黎明之光，不过突然被伊丽莎白的武断统治打断了。温特沃斯是清教徒，热爱自由（这两种特征彼此不相匹配，但同时产生和发展），因此确实是汉普顿、皮姆、霍利斯诸公的真正先驱者。后者在未来的时代登场，只需要更少的勇气，就能使他们的原则大获全胜。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的危险更小。我应该问一句：难道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事实是：在以后两朝，国民不断侵蚀王权，而不是所谓的王权篡夺民权。

女王虽然假装不愿行刑，但还是遵循国会的要求，发布公告。这种措施似乎受到国民一致和衷心的拥护。巴克赫斯特勋爵和枢密院书记官比勒奉命通知苏格兰女王：针对她的判决已经下达，并经国会核准。国会认为，只要她在世，他们的宗教就不可能安如磐石、根基稳固，因此已经严肃地申请行刑。玛丽闻讯，毫不惊慌。相反，她对最后的理由非常满意。她坚持说，既然她死于新教徒巩固教会的需要，就是荣耀的天主教殉道者，理应享有相应的一切美德。她补充说：英国人的手上经常沾满了自己君主的鲜血。她是这些君主的后裔，因此遭到英国人残酷的对待，实在不足为奇。她的监护人鲍勒特奉命撤销她的华盖，不再待以君主之礼。他告诉玛丽：现在她被视为死人，不再享有尊荣。她似乎对严酷的待遇无动于衷，只回答说：她的王室身份由全能的上帝赋予，尘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

苏格兰女王致伊丽莎白的绝命书充满了高傲的尊严，但并不有失温柔和慈悲，没有辱没她不幸一生的终局。她无意请求免死。相反，她感谢上天如此迅速地结束了她悲哀痛苦的朝圣之旅。她向伊丽莎白乞恩：不要请新教牧师，这些人是她个人和宗教最恶毒的敌人，她会视之为伊丽莎白个人的善意。她流尽了无辜的血，应该能满足敌人的心愿。她要求把她不再寄寓灵魂的身体交给仆人，由他们带回法兰西，在天主教的国土上、伴随她母亲的神圣遗骨安息。她说：她列祖列宗在苏格兰的陵墓已经遭到践踏，教堂遭到破坏和亵渎。在英格兰，她本来可以埋骨于古代列王、她和伊丽莎白的祖先之间，但她无望陪伴这些以天主教典礼仪式安葬的陵墓。她要求：没有伊丽莎白同意，不让任何人打扰她私密的死亡，但她的死刑应该公开，让她的老仆参加。他们可以见证她坚持信仰，服从神意。她请求：这些仆人以后应该获准随意离去，享用她馈赠给他们的遗产。她吁请伊丽莎白看在亲枝近脉的分上，看在她们共同祖先亨利七世的灵魂和记忆的分上，看在她们同为宗室贵胄的分上，授予这些恩惠。伊丽莎白没有回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她不愿意拒绝玛丽，但她能预见到同意某些要求的不便。

苏格兰女王正在准备迎接命运。在此期间，外国势力正在极力跟伊丽莎白交涉、避免行刑。法兰西国王亨利不仅派他驻伦敦的大使、吉斯家族的劳贝斯宾，还派特使贝里维尔渡海前往英格兰，为玛丽求情保命。当时，吉斯公爵和天主教联盟几乎威胁到国王的权威。伊丽莎白知道：这位君主虽然基于体面和政策，觉得有义务公开为苏格兰女王韩旋，但暗中对玛丽之死并非不满意。玛丽的幸运和前程总是系于亨利的死敌吉斯家族，他们肆无忌惮、野心勃勃的计划层出不穷。甚至有流言说：贝里维尔奉命公开激烈地抗议诛杀玛丽，私下里却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女王不要阻挠正义的伸张，他们共同的安全都有赖于此。但无论法兰西国王的韩旋是否真有诚意，女王不为所动，她仍然坚持原先的决定。

苏格兰幼主的斡旋虽然不能改变伊丽莎白的决定，但似乎在各方面都更值得重视。小詹姆斯一听说母亲受审、定罪，就派内廷绅士罗伯特·基斯爵士赶赴伦敦。他致信女王，严词抗议，反对侮辱性的审判程序。他说：传闻英格兰贵族和阁臣居然坐在法官席上，判决苏格兰女王、英格兰宗室嫡裔，他不胜惊愕。有人居然认为这种判决应该付诸实施，他尤为惊愕。他敦促伊丽莎白爱惜荣誉，不要流近亲、宗室、同性的血，玷污双手、辱没英名。如果她开此恶例，就会践踏一切尊卑伦常，自己也不能例外。如果她侮慢宗室、视同匹夫，教民就会以不忠不义、逆天犯上。他从自己的角度看：如果某人没有任何合法权威的借口，就蓄意对别人的父母施加可耻的死刑，只能认为创深辱甚、无法补赎，此后唯有恩断义绝。他即使不为天性和孝道所动，也会为了荣誉而复仇。他若不能竭尽全力、不择手段，报复奇耻大辱，何足以安天下公论、塞万口之谤？

不久后，小詹姆斯派导师格雷和罗伯特·梅尔维尔爵士去加强基斯的抗议，运用一切论证和威胁。伊丽莎白一开始被他们犀利的言辞激怒，以牙还牙地回敬苏格兰使臣。但她后来想到：詹姆斯为尽孝计理应如此，就平静下来，但仍然坚持诛杀玛丽的决定。据说，格雷导师被玛丽的敌人争取过去，甚至他暗中建议女王不要放过玛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安抚他的主人。

女王之所以对詹姆斯的请求不予理睬，对他为母亲作的一切努力视若无睹，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考虑：她熟悉小詹姆斯的性格和利益；苏格兰国民的党争；狂热新教徒，尤其是传道士，对苏格兰女王根深蒂同的仇恨。当前的事件充分暴露了牧师的倾向性。小詹姆斯发现伊丽莎白决心已定，下令所有教堂为玛丽祈祷。他了解教士吹毛求疵的性格，注意请愿的措辞要谨慎、人道、慈悲：“愿上帝以真理之光启示玛丽，拯救她免受显著的危险之害。”但只有国王的小教堂和另一个牧师响应；全国各教堂都拒绝为天主教徒祈祷，以防玷污他们的教堂。他们甚至不愿意祈祷她改宗。小詹姆斯不愿或不能惩罚抗命行径，希望给祈祷者改过自新的机会，重新指定日期为母亲祈祷。他为了至少保证自己不会当场受辱，要求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主持仪式。牧师为了挫败他的意图，唆使一位未受圣职的年轻人科柏早上抢先占据讲道坛，不让大主教进来。国王来到教堂，看到科柏占据讲坛，命令他离开，告诉他：这是别人的位置，但他既然已经来了，只要服从命令、为玛丽祈祷，就能继续担任神职。布道者回答说：他会服从圣灵的指示。这个回答向小詹姆斯充分暴露了他的意图，国王命令他离开讲坛。科柏似乎无意服从，因此卫队长把他拉了出去。年轻人大叫：这一天是上帝的伟大日子，见证了国王的背道。他诅咒爱丁堡居民，因为他们允许他受到这种待遇。观众一开始很想支持他，但大主教的布道改变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更加尽忠、更加人道。

小詹姆斯和外国各君主恳求伊丽莎白赦免苏格兰女王时，伊丽莎白始终坚持诛杀玛丽的决定，但当英格兰大臣敦促她不要拖延时，她又开始踟蹰犹豫。她的仁慈不允许她接受这样激烈和血腥的举措，她同情囚犯的不幸，敬重她的尊严。廷臣意识到：最有说服力的办法莫过于强化惩罚玛丽的所有动机，驳倒反对正法的一切理据。他们说：根据明智的推理和政策，玛丽一开始到英格兰就应该处置。如果她遵循公正的原则，就只能同意行刑，允许玛丽退往法兰西，或是武力援助她复辟、反对苏格兰的改革派和亲英派，但都会造成不便。女王只能将她扣留在英格兰，等待形势转变，也许有机会为她效劳，不至于危及王国或新教。玛丽在英格兰的待遇符合她的身份，为数众多的仆人获准随侍。她可以为身体保健而运动，享受社交的娱乐。如果玛丽后来的举措没有辜负东道主的宽纵，这些待遇本来会进一步放宽。在玛丽唆使诺森伯兰叛乱、诺福克密谋、教皇庇护下绝罚旨、佛兰德入侵以后，在玛丽减少女王的朋友、煽惑女王国内外的敌人反对她以后，英格兰只能将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更加严格地监护。女王虽然一再受到挑衅，但仍然大发慈悲，拒绝国会执著的恳求、最明智大臣的忠告。女王仍然指望她改过迁善，决定推迟最后的制裁。玛丽即使四面楚歌，仍然斗志昂扬。如果她召集各地党羽，自立为英格兰女王，其将奈何？如果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泄仇恨，鼓励刺杀女王的险恶计划，其将奈何？玛丽自己的信件、秘书的证词、同党临终的坦白，都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她的罪状。玛丽是有名无实的女王，目前没有权利可以统治寸土，更无权统治英格兰。她寄寓英格兰，就有义务自愿遵守英格兰法律，服从英格兰的唯一正统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仍然允许玛丽享有王者的地位和尊荣。法律从来不能取消自卫的权利。敌人一再公开侵犯、秘密策划，直接威胁伊丽莎白的生命，这时，任何人都有权制裁敌人，何况女王？天主教大联盟图谋彻底消灭新教徒，早已不成为秘密。遭受迫害的教派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伊丽莎白身上，因此，天主教最终胜利的主要希望系于苏格兰女王的头衔。在这种形势下，两位女王已经势不两立。一人生存，就是另一人的死亡。伊丽莎白的道路已经指明，就是要保护自己、保护国民的幸福，她理应遵循。必要性比政策更有力，要求女王下定决心，正义必须伸张，责任必须履行。

伊丽莎白想到：许多人强求行刑，许多人斡旋缓刑。她这时为了维护体面，最后决定行刑。但她即使在最后关头，仍然少不了欺诈和权术。她为了恐吓平民，事先散布流言：西班牙舰队已到米尔福德·黑文；苏格兰人入侵英格兰；吉斯公爵率领雄师，在苏塞克斯登陆；苏格兰女王越狱、起兵，北方各郡兴师响应；刺杀女王、焚烧伦敦的新阴谋开始着手，甚至说女王其实已经遇刺。这种阴谋甚至归罪于法兰西大使劳贝斯宾，最后他只得离开王国。女王假装恐惧、恍惚，貌似孤立无援、忧郁、寡言，她往往喃喃自语，吐出片断言语，哀叹时乖命舛、奈何至此。她最后召见秘书戴维森，密令行刑。戴维森为人忠直易欺，女王最近任命他为秘书，正因此故。她后来说：她原本有意保全苏格兰女王，但为了防范救援玛丽的图谋，不得不违心去做。她签署了行刑令，命戴维森交给大法官用玺。第二天，她派基里格雷去找戴维森、嘱咐他暂缓执行命令。戴维森回报：行刑令已经用玺，她似乎大为震惊，责备戴维森行事鲁莽。戴维森大惑不解，向枢密院报告了全部情况。枢密院试图说服他，让比勒去送行刑令。如果女王不悦，他们答应为他辩护，一切责任他们承担。秘书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的意图，接受了这个建议。行刑令送交什鲁斯伯里伯爵、肯特伯爵和其他人，命令他们监督苏格兰女王明正典刑。

两位伯爵驾临弗塞林格城堡，拜见玛丽、说明来意，要求她做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行刑。玛丽闻讯，并不恐惧，只是多少有些惊讶。她愉快甚至欢快地说：她原以为王姐不会处决英格兰法律管辖范围以外的人。“但既然这是她的愿望，”她说，“死亡可以结束我的所有不幸，我再欢迎不过。我只怕灵魂配不上天堂的福乐，不足以支持肉体走过通往福地的最后一段悲惨旅程。”

然后，她要求两位贵族允许几位仆人，特别是忏悔师陪伴她。但他们说：服从这个遗愿违背了他们的良心。彼得博罗教务长弗莱彻博士是一位博学之士，他当时在场，以真正宗教的原理教导她。玛丽拒绝跟这位神学家讨论，激起了肯特伯爵的热忱。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的死就是他们宗教的生。相反，她的生就是他们宗教的死。她提到巴宾顿，继续坚持否认了解密谋，她将申冤复仇的义务托付给全能的上帝。

伯爵走后，她催促晚餐，以便她吃完饭以后，有更充分的闲暇时间完成为数不多的俗务，准备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她说：她必须吃些东西，以免明天早上身体不支、影响灵魂；以免因此表现软弱，辱没自己。她一如既往，晚餐饭量不大。即使在这时，她仍然神志清明。仆人经不起灾难的打击，无法向她掩饰，她反而安慰他们。她问医生博尔根，有没有注意到真理至大至强？“他们声称，”她说，“我图谋暗害女王，因此必须死。但肯特伯爵公开承认，我唯一的死因就是：他们害怕只要我活着，他们的宗教就站不住脚。我真正的罪状就是坚持信仰，其他都是贪婪狡诈之徒发明的借口而已。”晚餐快要结束时，她召集所有仆人，向他们敬酒。他们依次跪下敬酒，请求她原谅以前可能有过的疏忽和怠慢。她屈尊回报，请求他们原谅她的冒犯。大家在庄严的永诀中流下了许多眼泪，相互宽恕。

玛丽最后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安顿仆人。她详细检查遗嘱，给他们安排好馈赠。她列出了动产、衣服、珠宝的清单，专门记下每一项的馈赠对象。她亲手给某些人送钱，根据地位和品德给予相应的补偿。她还致信法兰西国王和她的主要遗嘱执行人、表兄吉斯公爵，把仆人推荐给他们。她在习惯的时间上床，睡了几小时，然后起床，在祈祷中度过了晚上余下的时间。她预见到遵奉天主教礼仪的困难，事先取得了教皇庇护祝圣的圣品，为生命的最后关头保存下来。她用这种权宜之计，尽量应对不许神甫和忏悔师在场的困难。

快到早上时，她穿起唯一一套专为自己保留的丝绸和天鹅绒盛装。她对女仆说：她宁愿留给她们这套衣服，而不是前一天穿的朴素便服。但她在接下来的严肃场面上必须衣着体面。

郡长托马斯·安德鲁斯进屋，告诉她：时刻已近，他必须陪伴她去刑场。她回答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向仆人道别，因为有腿病，只好依靠阿米亚斯·鲍勒特爵士的两名卫士搀扶。她跟随郡长离开，表情严肃而平静。她在连接卧室和客厅的过道里遇见什鲁斯伯里伯爵、肯特伯爵、阿米亚斯·鲍勒特爵士、德雷·德鲁里爵士和众位贵绅。她还在这里见到了总管安德鲁·梅尔维尔爵士。梅尔维尔向她双膝跪下，摆动双手，大声叫道：“噢，夫人！我是多么不幸！自古以来，没有一位使节携带如此沉重的消息。我回到祖国，应该怎么报告我仁慈的女王和女主人在英格兰被斩首呢？”他热泪盈眶，再也说不出话来。玛丽自己也感动了，同情多于痛苦。“别哭了，我的好仆人。”她说，“不要再悲叹。你有理由高兴，而不是悲哀。你马上就会看到，玛丽·斯图亚特如愿以偿、结束了长期的折磨。你明白，”她继续说，“整个世界不外乎虚空，倾干泪海不足以尽哀。但我请求你带信回去，说我作为真正的女天主教徒而死，永远坚定不移地热爱苏格兰和法兰西。有些人长期盼望我死，渴望饮我的鲜血，像赤鹿狂饮溪水，愿上帝宽恕他们。”“噢，上帝。”她补充说你是真理的起源和真理本身。你洞悉我内心深处。你知道我一直渴望英格兰和苏格兰完全连为一体，消除所有致命混乱的根源。但梅尔维尔，请把我的建议转达给我的儿子。告诉他：虽然有我的一切不幸，但不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引起纠纷。”她说完这些话，流着眼泪，俯身亲吻梅尔维尔老泪纵横的脸。“好吧。”她说，“善良的梅尔维尔，别了。再一次告别，善良的梅尔维尔，为你的女王和女主人祈祷吧。”

她接着转向随行的贵族，要求让仆人在场且善待他们，并且准许他们享用女主人的馈赠、平安返回自己的国家。她获得了有利的答复，转向更优先的要求：允许他们在场观看行刑。她说：这样他们可以亲眼看到、切身见证他们的女王和女主人从容就义、坚定地笃信自己的宗教。肯特伯爵反对这个要求，告诉她：他们很容易以其语言和哭喊扰乱她自己和旁观者。他还担心：他们可能施行某些难以忍受的迷信，例如用手帕蘸她的血。“爵爷，”苏格兰女王说，“我言出如山（虽然不过是死者的话），他们不会引起你提到的任何责难。不过，唉，可怜的灵魂！跟女主人告别，对他们将是巨大的安慰。我希望，”她补充说，“你的女主人、童贞女王身为女性，理应允许我让几位国人见证行刑。我知道你的君主没有下达严格的指令，但即使我是更低等级的妇女，你也可以更殷勤地满足我的要求。”她见肯特伯爵仍然坚持不许，她的心灵本来已经为死亡的恐惧做好了准备，却遭遇意想不到的侮慢，因此大为恼怒：“我是你们女王的表亲，”她叫道，“亨利七世的宗室嫡裔，法兰西的太后，苏格兰涂油加冕的女王。”钦使们顾虑他们的顽固容易招致非议，商议片刻后，同意她携带几名仆人同行。她为此选择了四位男仆、两位女仆。

接下来，她走进另一处大厅。断头台在这里竖起，覆以黑纱。她镇静自若地观察刽子手为行刑做准备。房间里挤满了观众。人们在此生死关头，回想起她的宗室身份、惊人的不幸、温和的坚毅、多才多艺、垂老多难而红颜犹在，即使心如木石，孰能无动？行刑令在这里向她宣读。此间，她保持沉默，但举止淡漠，仿佛事不关己。刽子手行刑前，彼得博罗教务长上前。女王一再告诉他：她矢忠于古老的罗马天主教，情愿以身护教，教务长无须为她操心，但他仍然自觉义不容辞，坚持布道和劝诫，指望她能改宗。他的措辞貌似虔诚，却残酷地侮辱了她不幸的处境，劝诫本身就极为荒谬，同时可以视为她蒙受的最大侮辱。他告诉她：英格兰女王在此对她关怀备至。虽然她作恶多端，罪有应得，但女王还是竭尽千方百计，力图从她肉体的毁灭中拯救她岌岌可危的灵魂。她这时站在永恒的边缘，只有痛改前非，才能逃避永罚，她理应承认判决的公正和女王的恩典，真正信仰耶稣基督。《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准则，耶稣的恩典是救赎的唯一途径。如果她相信人为的虚构，就会立刻落入无限的黑暗，落入哭泣、号叫、劫难的地狱中。死亡之手降临到她头上，斧头放在树下，天上的审判席已经建好，她一生的记录就要展开，详尽的判决就要发布。在这个关键时刻，她要么选择生命的复活，听取喜乐的欢呼：“来吧，天父保佑你”；要么分享惩罚的复活，充满痛苦和悲哀，遭受可怕的谴责：“去吧，受诅咒的人，落入永恒的劫火吧。”

在这段论述中，玛丽往往丧失耐心，打断传道士的辞令。教务长发现他的讲道毫无裨益，最后命她洗心革面、忏悔夙孽，把信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她得救的希望所在。她一再诚挚地回答：“不要在这方面费心了。我在这个宗教中出生、生活，决心在这个宗教中死去。”甚至两位伯爵都感到：继续用神学争论折磨她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命令教务长放弃不合时宜的劝诫，为她弃暗投明而祈祷。教务长祈祷时，她自己向圣母玛利亚祷告输诚。他的祈祷完成时，她用英语大声祈求：为了遭受迫害的教会，为了自己困难的终结，为了儿子，为了伊丽莎白女王。她祈祷上帝：让女王长享繁荣，为主效力。肯特伯爵注意到她祷告时频繁使用十字架，便忍不住责备她依恋教皇的法器。他说，他奉劝她：让耶稣基督在她心中，而不是手上，免贻愧悔。她真心诚意地回答：圣器在手，焉能心中愧悔。

这时，她在两名侍女的侍候下开始解衣。她微笑着说：在这么多人面前解衣，没有贴身仆役侍候，她真不习惯。她的仆人看到她把头放在砧板上，涕泪交流，泣不成声。她转向他们，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他们保持沉默。她给仆人祝福，要求他们为她祈祷。她选定的一位女仆用手帕遮住眼睛。她俯下身，没有任何恐惧或颤抖的迹象。刽子手砍了两刀，她才身首异处。他向观众举起头颅，头颅滴着血，在死亡的抽搐中颤动。只有彼得博罗教务长叫道：“愿伊丽莎白女王的所有敌人都这样灭亡！”肯特伯爵回答：“阿门！”其他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悲惨的场面上。对殒命女王的怜悯和钦佩取代了热忱和奉迎。

苏格兰女王玛丽享年四十五岁，在英格兰囚禁十九年。她的肉体和灵魂、天赋和教育都卓尔不凡，但她一生不幸，一度举止乖戾。她的美貌和气度位居名媛前列，辞令交际更能锦上添花，所有旁观者对她可爱的形象无不印象深刻。她野心勃勃、积极进取，但倾向于机锋交际。她胸怀大志，行动坚定，甚至激烈，但举止礼貌、温柔、和蔼。她似乎身兼许多男性品德，足以受人尊重，同时并没有抛弃女性得体的柔情风韵。我们为了恰当地理解她的性格，必须撇开她委身荡子期间的部分举措。无论我们把这些错误视为轻率还是犯罪，它们都是人心反复无常、天性软弱、激情冲动、环境和偶然事件影响的结果，虽然费解，但并非不寻常。大凡没有经过经验和反思的人，都容易受到影响。玛丽被丈夫忘恩负义的举动激怒，误信奸臣唆使，烈性发作、谨慎不足，以致草率行动。这样解释有些困难，但不能作为辩护，甚至不能减轻罪责。她多才多艺，可能赢得表面上的称颂。因此解释她的某些举措，势必会蒙受严厉的讽刺和辱骂。

她多灾多难，长期监禁，幽居乏味。由于宗教受到迫害，造成了她晚年某种程度的偏执，当时盛行的精神和原则就是这样。如果她在热忱、仇恨、利益的共同驱使下，同意密谋者的计划，实在不足为奇。密谋者图谋杀害伊丽莎白，仅仅受宗教热忱的驱使。

女王听到玛丽的死讯，假装惊愕和愤慨。她表情大变，声音颤抖，语不成声。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悲痛到无法表达的地步，像一尊雕塑，震骇无比、一言不发。然后，她的悲哀找到了发泄口，放声长号、悲恸不已。她亲自举哀、以泪洗面，四周围绕侍女和妇女。大臣和阁员都不敢求见。如果有人如此冒失，女王就会一脸怒不可遏，把他从面前赶走。似乎他们违背女王的本愿，害死了她亲爱的妹妹和至戚，全都罪该万死、十恶不赦。女王的心意，他们本来应该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她的悲痛刚刚减轻，容得下反思的余地，她就立刻致信给苏格兰国王道歉。亨斯顿勋爵的儿子罗伯特·卡里负责送信。女王在信中告诉他：希望他了解，但无须体会她无法言喻的悲哀。她既不了解、也不赞同英格兰最近发生的悲剧。她手指颤动，无法握笔，只能委托信使口述经过。陛下事无巨细，皆可自信使口中得知。信使出身宗室，亲历这场事与愿违的悲剧。她恳请天堂和尘世的最高法庭，证明她的清白。她虽然饱受痛苦，但还能高兴地发现：在她的宫廷中，就有许多人能够证实她这番表白的真实性。她憎恶虚伪，认为君主一举一动，理应坦率诚实。如果她下令行刑，事后又予以否认，无论出于什么考虑，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肯定不配受人尊重。她虽然明白不幸的囚犯罪有应得，但决心宽大为怀，永远不会执行判决。那些人轻率地破坏了她的意图，她唯有深恶痛绝。谁也不会比她更爱詹姆斯，更关心他的福利。如果有人利用当前的事件，离间两国、挑拨仇恨，她希望，詹姆斯将这种人视为仇敌。

她为了更好地安抚詹姆斯，将戴维森投入监狱，命星室法庭审判他的不法行为。秘书觉得莫名其妙，但意识到跟女王争辩的危险性，只有表示认错，耐心忍受阁臣的斥责。以前就是这些阁臣说服他卷入是非，许诺支持并保护他。他被判决监禁，期限由女王随意决定，且罚款一万英镑。他长期入狱，因严厉的罚款而倾家荡产。女王给他的全部恩惠，就是时时发放小笔补助金，以免他饥寒交迫。他秘密给朋友沃尔辛海姆写了一封辩护词，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细节。他说：法兰西大使和苏格兰大使为苏格兰女王提出抗议。他们一走，女王就命令他发出玛丽的死刑令。她签署命令，毫不踟蹰，下令加盖英格兰御玺。她这时心情轻松愉快，对秘书打趣说：“把事情全都告诉沃尔辛海姆。他现在病了，不过我怕他听到消息，会伤心死的。”她补充说：她长期拖延行刑，以免蒙受恶毒残暴的嫌疑，但一直很清楚行刑的必要性。在同一次谈话中，她责备德鲁里和鲍勒特没有早点替她解除困境，她表示：希望沃尔辛海姆让他们在这方面配合。她极其重视这个目的，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她又问戴维森：关于她寄予厚望的事情，鲍勒特有没有来信？戴维森将鲍勒特的信件交给她，这位绅士在信中断然拒绝染指任何违背荣誉和正义准则的事情。女王大发雷霆，指控鲍勒特和德鲁里背信弃义，因为他们都已经宣誓入盟，有义务为女王受到的伤害复仇，这一次却不肯施以援手。“不过其他人，”他说，“不会有那么多顾虑。”戴维森还补充说：整个枢密院无不赞同和敦促他发送行刑令。他完全清楚其中的危险，记得女王诛杀诺福克公爵后，以类似作风把一切责任和骂名都推卸给了伯利勋爵。

伊丽莎白的虚伪显而易见，欺骗不了任何人，除非有人事先就存心视而不见。但詹姆斯对母亲的关怀肯定更真诚、更热切，他怒不可遏，拒绝接见卡里。他召回驻英格兰大使，似乎一心准备战争与复仇。苏格兰国会召集，跟国王同仇敌忾，公开宣布：他们不惜牺牲生命和财产，为詹姆斯的母亲报仇，保卫詹姆斯对英格兰王位的权利。许多苏格兰贵族唆使国王拿起武器。廷臣服丧举哀时，辛克莱勋爵全副戎装觐见国王。他说：为女王志哀，这才是最恰当的办法。天主教徒乘机劝诫詹姆斯跟西班牙国王结盟，立刻要求继承英格兰王位，以防重蹈母亲的覆辙、自取灭亡。他从玛丽的下场就可以确定无疑：如果伊丽莎白的势力占了上风，他本人和王国只有死路一条。女王意识到这些建议的危险性。她首先给詹姆斯留出体面的间隙，发泄悲哀和愤怒，然后遣使安抚他，敷陈利弊、劝诱他和平亲善。

沃尔辛海姆给詹姆斯的秘书瑟尔斯通勋爵写了一封明智的信件，目的相同。他说：他听到苏格兰激烈的决定，不胜惊讶，以詹姆斯的明智和镇定，居然会如此冲动。仅仅以复仇为原则的战争，就伸张正义而言显得过分牵强附会，势必永远受到责难，不得以正义或理性为辞。如果说这些考虑在君侯之间不甚重要，理应参照政治和利益。这些动机仍然明显不利于跟伊丽莎白决裂、重新索取英格兰王位的想法。两个王国实力相去悬殊，詹姆斯如果仅仅依靠本国的力量、不依靠外援，就没有取胜的希望。一切历史记录都显示：引进更强大的外援，肯定会引起苏格兰国内的反对。国王学识渊博，自然早在洞鉴之中。何况，就当前情况而言，詹姆斯理应考虑几项特殊情况，永远放弃铤而走险的想法。法兰西君主国是苏格兰的老盟友，可能乐于协助苏格兰反对英格兰，但法兰西不会乐于看到两个王国在詹姆斯的统治下联合起来。苏格兰一旦跟法兰西结盟，詹姆斯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施行这种政策。这样的联盟对法兰西极其有利，对苏格兰害莫大焉。法兰西国王亨利困于内乱和党争，无力支持遥远的盟友。吉斯家族是亨利安宁和权威的最大威胁，亨利怎么可能为了加强吉斯近亲的力量而甘愿冒险和靡费？西班牙君主国实力雄厚、野心过分，仍然是苏格兰最危险的盟友。菲利普显然渴望在西方建立普世君主国，对英格兰尤其怀有觊觎之心，仿佛他是兰开斯特宗室的苗裔。对于所有存心维护独立的君主，菲利普同时也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对于苏格兰国王，菲利普是他的直接对手和竞争者。女王有自己的海军，有荷兰盟友，大概能切断詹姆斯的任何海外援军，在不列颠岛上凭借英格兰的优势力量一决雌雄。詹姆斯国王如果重新提出母亲玛丽的王位要求，就必须皈依她的宗教，理据才能成立。

因此，他必须不光彩地背弃自幼受教，迄今一直虔诚支持的严格宗教信条。他一旦改宗，就会彻底疏远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所有新教徒，同时并不能赢得天主教徒的信任，他们仍然有理由怀疑他的诚意。他现在提出王位要求，就会丧失有保障的继位前景。英格兰和苏格兰最近签署和平与同盟条约，愉快地终结了两国国民的仇恨，如此势必前功尽弃、死灰复燃。英格兰全体绅士和贵族公开支持将苏格兰女王正法。如果詹姆斯如此激烈地反对正法，他们为自身安全考虑，就会永远拒绝接受这样无法安抚的君主统治。有些人可能主张：荣誉意味着立刻报复当下的侮辱和伤害，但君主的真正荣誉在于智慧、节制和公正，不能追随盲目的激情，为复仇而牺牲一切考虑和利益。

这些考虑，再加上年轻君主性情平和、缺乏野心，压倒了他的激情。他渐渐恢复了跟英格兰宫廷的友好关系。女王对诛杀玛丽装腔作势，主要目的大概就是给詹姆斯提供体面的借口，维持双方的亲善。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利益系于睦邻友好。

伊丽莎白一面争取近邻的亲善，一面也没有忽略远方的威胁。她获悉菲利普虽然掩饰英格兰每天给他带来的伤害和侮辱，仍然暗中准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攻击她。女王派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舰队切断了西班牙的补给、掠劫西班牙海岸、破坏西班牙船舶。德雷克统率女王的四艘巨舰，以及伦敦商人准备的二十六艘大小船只。伦敦商人希望分享战利品，为他提供装备。他在航行中从两艘荷兰船只上获悉：一支西班牙满载的舰队在加的斯停泊，准备驶向里斯本，跟无敌舰队会合。德雷克改变航向，驶向加的斯，凭借勇敢和幸运，向敌舰发动进攻。他迫使六艘迎面进攻的炮船逃回港口避难，烧毁了大约一百艘满载弹药和海军军需品的船只，摧毁了圣克鲁斯侯爵的巨舰。然后，他驶向圣文森特角，袭据海口要塞和另外三处要塞。接下来，他攻击里斯本，发现商人一心只顾利润，不满军事使命，就驶向特塞拉斯，企图伏击富裕的卡纳克船队。后者的航线预期经过特塞拉斯。他很幸运，如愿以偿。在这次短暂的远征中，公共开支只占了极小的份额。此后，冒险家受到鼓励、再接再厉，英国水手开始蔑视敌人笨拙的大船。西班牙准备的海军遭到摧毁，拟议的远征英格兰推迟了十二个月。女王因此获得时间，更充分地准备应对强敌的入侵。

这年，德文郡绅士托马斯·卡文迪什在宫廷将良田美宅挥霍一空，决心掳掠西班牙人，重振家业。他在普利茅斯装备了三艘船，一艘一百二十吨，一艘六十吨，第三艘四十吨。他率领这些小船大肆掳掠西班牙人。他俘获了十九艘船，有些船满载财货，他取道好望角返回，来到伦敦，凯旋驶入河道。他的水手和士兵身穿丝绸，船帆用锦缎制成，顶帆织以金丝。有史以来英格兰收到的战利品当中，以他最为丰厚。

在这场战役中，英国人在陆上的战绩不如海上光荣而有利。要地德文特由莱斯特托付给威廉·斯坦利和一千两百名英军卫戍部队。这位绅士是天主教徒，得知巴宾顿阴谋败露，心不自安。他担心从此以后，所有天主教徒在英格兰都不会受到信任。他联络西班牙人，把城市出卖给他们，收到一笔钱。他作出安排：率领全体卫戍部队投靠西班牙人。洛兰·约克统率附近的祖特芬要塞，如法炮制。荷兰人原先就跟莱斯特不和，怀疑英国人而且大声抱怨莱斯特治军缺乏远见，甚至奸诈不忠。不久，莱斯特亲临低地国家，但他的举措既没有打算让荷兰人满意，也没有消除荷兰人对他的怀疑。帕尔马亲王围攻斯卢伊斯，莱斯特试图解围，首先从海路，然后从陆路，但两路皆败。他把失败归咎于荷兰人表现不佳，荷兰人也肆无忌惮地予以回敬。双方的裂痕日益扩大。荷兰人蔑视莱斯特的权威，反对他的举措，忽视他的建议。他企图以激烈专横的举措，来恢复他由于轻率鲁莽、缺乏协调而丧失的权威。荷兰人甚至怀疑他图谋侵夺他们的自由权利。他们原先猜忌莱斯特，现在渐渐开始猜忌女王本人。女王采取了某些措施，跟西班牙议和。和议在格拉维林附近的波尔邦村举行。虽然两国宫廷，尤其是西班牙宫廷，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谈判愚弄对方，使之放松攻守战备，但荷兰人下定决心，不以任何条件重返被西班牙奴役的命运。他们怀疑英格兰宫廷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牺牲他们的自由。但女王明白：在目前的关键时刻，她和联省共和国结盟至关紧要。她决定召回莱斯特，命他辞去政府职务，让荷兰人完全满意。联省选举已故奥兰治亲王的儿子、年方二十的青年莫里斯继任总督。女王任命威洛比勋爵佩里格林统率英军。莱斯特不怀好意，把朋党斗争留给后人，他仍然通过间谍活动，扰乱联省一切政务运作，英军将领因此处境尴尬。伊丽莎白获悉政务紊乱，留心补救。她下令：英格兰各党派必须跟莫里斯亲王保持一致。虽然她的健全常识战胜了她对莱斯特的偏爱，但她从来没有充分意识到伯爵的恶行和无能。莱斯特对女王恭敬有加，重新得宠、一如往日。巴克霍斯特勋爵指控莱斯特在荷兰问题上处置不当，丧失了女王的信任，甚至一度遭到软禁。

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是另一位当时的宠臣，颇受女王偏爱。他虽然从未以法律为业，却接替已故的布罗姆利，担任大法官。律师们预期，甚至盼望他不能胜任，但他的表现并非配不上高位。他有良好的天赋，辅以经验和研究，无论从正义还是从法律出发，他的判决都毫无瑕疵。他的敌人促成这次提升，希望使他远离宫廷，渐渐跟女王疏远，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削弱他的恩宠。

西班牙准备入侵英格兰，彻底征服这个王国，举国备战，淹没了这些琐屑的宫廷阴谋诡计。菲利普虽然还没有正式宣战，但他鉴于伊丽莎白到处跟他作对，早已暗中渴望激烈地报复她。他目前的政务繁荣昌盛，鼓励了他的野心和扩张帝国的希望。他兼并葡萄牙，获得其西印度贸易与殖民地、每年输入的非洲财宝。这时，菲利普正处在荣耀的最高点。他政策的永恒目标就是支持正统、根绝异端。伊丽莎白的力量和声望是新教徒的主要依靠。菲利普希望：只要他征服女王，就能获得永恒的荣誉，将整个基督教世界统一在天主教治下。尤其是，他对尼德兰叛乱臣民的愤怒促使他征伐英国。英国鼓励叛乱，凭借近邻的地利来支援荷兰人。因此，只要英格兰王国的力量完整无损，他就永远无望征服叛乱者。他想在尼德兰重建权威，就必须首先征服英格兰。不过表面上看，英格兰比尼德兰更重要、更容易征服。王国离西班牙比低地更近，更容易从那里入侵。敌军一旦取得入口，困难就结束了，因为内地没有任何人工或天然的堡垒。英格兰承平日久，军事纪律和军事经验凋亡殆尽。天主教徒仍然为数众多，随时准备加入来犯之敌，希望从他们蒙受的迫害中解脱出来，为他们矢志不移的苏格兰女王复仇。英格兰的命运取决于一场海战和一场陆战。论海军力量，论数量、声誉、百战之勇，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孰强孰弱？战胜英格兰，不仅得以兼并大邦，而且可以立刻征服荷兰。荷兰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只能屈膝于他们长期抵制的奴役。征服英格兰，对西班牙的伟大无比重要。此时正是恰当的时机，不会受到其他列强的猜忌，后者的利益自然在于阻止入侵成功。西班牙最近才跟土耳其达成休战协定，帝国掌握在菲利普的朋友和近亲手中。西班牙永远的对手法兰西苦于内乱、四分五裂，无暇关注外邦的利益。因此，目前就是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一定不能错过。一次大胆的尝试就足以支配整个欧洲，以西班牙目前的强大与繁荣来看，完全不成问题。

菲利普深为这些希望和动机打动。他虽然天性谨慎，但还是投入了这次冒险事业。帕尔马公爵现在已被教皇封为亲王，他受到咨询时，反对入侵英格兰。他指出：至少必须事先占据尼德兰某些港口城市，为西班牙海军提供休憩所。天主教君主立刻执行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已经秘密准备了一段时间，一旦决心已定，兵戈之声就会响彻他辽阔帝国的各部分，全体大臣、将军、海军上将都为此尽力。圣克鲁斯侯爵是声誉卓著、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奉命统率舰队，海军装备根据他的建议设置。西西里、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港口都在雇佣工匠，建造艨艟巨舰，高价购买海军物资，储存给养。西班牙沿海市镇集结、驻扎着大军。舰队出师，军容浩荡，为欧洲前所未有。佛兰德的军事准备不稍逊色。大军时刻从各地赶来，增援帕尔马公爵；卡皮卓奇和斯宾内里率军从意大利赶来；奥地利宗室亲王博高特在德国征集军队；瓦隆和勃艮第军团补满缺额，甚至在增加人数；西班牙步兵团招募新兵；一支三万四千人的军团在尼德兰集结，随时准备运往英格兰。帕尔马公爵雇佣了他在佛兰德、下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能够招揽的所有木匠，在敦刻尔克、纽波特，尤其是安特卫普大造船只和平底船，准备装运步骑兵。西班牙和意大利最著名的贵族和君侯野心勃勃，急欲分享鸿业的荣誉。萨伏伊的唐·阿玛达乌斯、美第奇的唐·约翰、维斯巴芗·贡扎加、萨宾内塔公爵、帕斯特纳公爵急忙加入帕尔马公爵麾下的军队。大约两千名西班牙志愿者报名应征，其中许多是世家子弟。他们无疑相信：远征有丰厚的军事准备、炉火纯青的名将指挥，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西班牙人炫耀实力、迷醉虚荣，称他们的海军为“无敌舰队”。

大举备战的不寻常消息很快传到伦敦宫廷。虽然西班牙枢密院严守秘密，假装为西印度招兵买马，但不难得出结论：他们有意图谋英格兰。女王预见到入侵，明白她必须迎战西班牙倾国之力，才能保住王位，已经准备抵抗。全欧洲都忌惮西班牙的压倒性优势，但她不为所动。她确实势单力孤，不足以抵抗强敌。当时，英格兰全部水手总共不超过一万四千人。英国船只一般是小船，只有女王的几艘战舰例外。商人超过四百吨的船只不到四艘。皇家海军只有二十八艘帆船，许多都是小船，无一超过我们现在最大的三桅快船；大部分与其说是船只，不如说是舢板。英国舰队唯一的优势就是水手灵活勇敢；他们船小力弱，因此习于怒海、不畏危难，非西班牙水手所及。英格兰所有商业市镇都受命装备船只，加强这支小小的海军。这一次，他们欣然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宗教，迎击迫在眉睫的威胁。伦敦市民受命装备十五艘船只，他们为了表示赞助公益的热忱，自愿加倍出船。绅士和贵族自费雇佣了四十三条船，配备武器和人员。女王要求贷款，所有人都一诺无辞。伊弗林汉姆的霍华德勋爵勇气和才干兼备，出任海军上将、指挥海军，欧洲最著名的海员德雷克、霍金斯、弗洛比斯都在他麾下服务。舰队主力驻扎在普利茅斯。护国公萨默塞特的次子西摩勋爵统率分舰队，包括四十艘英国和弗拉芒船只，前往敦刻尔克，拦截帕尔马公爵。

英格兰陆军跟西班牙相比，与海军的特点恰好相反，数量多于敌军，但纪律、声誉、经验不如敌军。两万军队布防在南海岸各地。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无法阻止西班牙人登陆，就撤退、清野，等待邻郡增援，然后才能接近敌人。莱斯特伯爵统率两万两千名步兵、一千名骑兵，驻军蒂尔伯里、拱卫京师。亨斯顿勋爵统率主力，包括三万四千名步兵、两千名骑兵；他们作为预备队，保卫女王的人身，无论敌人从哪里出现，他们就向哪里进军。如果西班牙军队能够登陆，英格兰的命运就要在一场战役中决定了。人们考虑到：帕尔马公爵乃一代名将之冠，麾下军官经验丰富，五万西班牙军队身经百战，英格兰承平日久、民不习战、乌合猝集，面对如此强敌，不免忧心忡忡。

王国的主要依靠似乎是女王的积极性与审慎心，她不为目前的危险所动，镇静地颁布所有命令，激励人民坚持抵抗，运用国内和盟友提供的一切资源。她派罗伯特·西德尼爵士去苏格兰，敦促詹姆斯国王继续支持她，看清西班牙暴政对两位君主的主权同样危险。大使发现詹姆斯倾向于发展英苏联盟，甚至准备以举国之力援助伊丽莎白。她对丹麦国王的权威、共同宗教的纽带，促使国王接受她的请求，扣押了菲利普在丹麦港口购买或雇佣的一支船队。汉萨同盟各市镇当时跟伊丽莎白关系不佳，但仍然出于同样的动机，在他们的港口长期拖延一批船用装备，最后对入侵英格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欧洲新教徒都感到他们的事业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他们宗教的命运在此一举。他们虽然距离遥远，不能支持伊丽莎白，但还是时刻瞩目她的举措和应对之道，对她大无畏的表现既焦虑又羡慕。这场可怕的暴风雨正在不断向她逼近。

女王还意识到：王室最大的支持源于臣民普遍拥戴和信任她审慎的政府；其次是新教国民的普遍热忱，他们吸收了敌视天主教的强烈偏见。她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唤起国民矢忠于自己的教派、憎恶敌对的教派。她唤醒英国人回忆西班牙暴政的威胁，就玛丽对新教徒的种种暴行归咎于偏执、专横的西班牙人教唆。西班牙在西印度的血腥屠杀、在低地国家毫无怜悯的迫害、宗教裁判所骇人的残暴和邪恶，一一呈现在人们眼前。有关西班牙罪行的清单和记录付诸出版，几种刑具的图画四处散播，据说这些刑具由无敌舰队携来。一切技巧和论证都付诸实施，以便激发国民奋力保卫自己的宗教、法律与自由。

女王在这个紧急关头，唤起国民敌视教皇。她温和地对待天主教徒，没有不加区别地向他们发泄愤怒。她知道现任教皇西克图斯六世以其才干和残暴著称，已经对她雷霆大作，发出新的绝罚令——废黜她的王位，解除臣民的效忠誓言，公开号召十字军讨伐英格兰，给响应当前入侵的人提供种种优容。女王不相信：她所有的天主教臣民都会如此盲目，甘愿为宗教偏执而牺牲祖国的主权、自由与独立。她拒绝了所有激烈的建议，不肯找借口驱逐天主教派的领袖，她甚至没有监禁任何重要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意识到她的善意，一直表示热心公益。有些天主教绅士意识到：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指望官居显要，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海军和军队。有些人自费装备船只，交给新教徒指挥。另一些人积极鼓动佃户、家臣、邻居保卫国家。各等级此刻埋葬了一切党派纠纷，似乎已经做好准备，积极抵抗强暴的入侵者。

女王骑马出现在蒂尔伯里大营，更激发了举国的尚武精神。她在马上视察阵列，表情镇静而愉快，她训诫士兵牢记他们对国家和宗教的义务，且表明心迹：朕虽身为女性，仍然身先士卒、逆敌疆场，宁死锋镝，不愿在国民的毁灭和奴役中苟存。她的勇气唤起了士兵的柔情和敬佩，营中竞相拥戴女王个人。他们彼此询问：英国人怎么可能抛弃如此光荣的事业，在女性面前临危退缩、抛弃英雄气概的女王？

我亲爱的国民，有些人劝说我们：当心自己的安全、谨防叛逆，武装群众一定要谨慎。但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有朝一日居然不能信任我忠诚的、亲爱的国民，我宁愿不要活到那一天。让暴君心怀恐惧吧。上帝在上，我自己总是将主要力量和安全寄托在臣民的忠心和善意上。因此，我这时来到你们当中，不是为了休息或运动，而是下定决心：在炽热的战斗中，跟大家同生共死；为了上帝、王国和国民，让我的荣誉和鲜血洒落尘埃。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我有一颗国王的心、一颗英格兰国王的心。帕尔马、西班牙或任何欧洲君侯胆敢侵犯王国的边界，我都视为粪土。我会亲自拿起武器，做你们的将军、法官，报答你们每一点沙场勋劳，而不会辱没自己。我从你们的踊跃中已经看出：你们不会辜负奖赏和冠冕。人君无戏言，论功行赏，朕不食言。在此期间，我的副将将会代替我。从来不曾有任何君主统率过更高贵更可敬的臣民。朕定将迅速战胜上帝、王国、国民的敌人，名垂竹帛。

五月初，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就绪，但舰队就要出海时，海军上将圣克鲁斯侯爵患上了热病，不久就去世了。由于奇怪的巧合，副将帕里奥诺公爵同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国王任命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为海军上将，公爵出身名门世卿，但没有实际经验，不熟悉海上事务。阿尔卡里德受命为副将。圣克鲁斯去世，元戎折损，无敌舰队因此推迟出海，给了英国人更多时间备战。最后，西班牙舰队奋锐兴师、满怀希望驶出里斯本港口，但第二天就遇上大风暴。风暴吹散了船只，几艘小船沉没。其余的船只不得不驶入格洛尼港口避风，等待维修完成。消息传到英格兰，女王得出结论：今年夏天的入侵已经失败了。她随时准备以任何借口省钱，命沃尔辛海姆写信给海军上将，让他保留几艘大船，然后解散水手。但伊弗林汉姆勋爵没有这么乐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恳求保留所有船只，哪怕是由他自己出钱。他凭北风之利，驶向西班牙海岸，企图在敌人的港口攻击敌人。但风向已变，南风已起，他害怕敌人顺风而来，在海上错过他的舰队，直取没有水师保护的英格兰。因此，他尽可能返航普利茅斯，在港外抛锚。

在此期间，无敌舰队修复了所有损害。西班牙人重新燃起希望，出海履行任务。舰队包括一百三十艘船只，其中近一百艘是大帆船，比欧洲以前的任何船只都更大。船上有一万九千二百九十五名士兵、八千四百五十六名水手、两千八百八十八名划桨奴隶、两千六百三十尊青铜巨炮。舰队出航六个月，跟二十艘较小船只会合。小船称为篷船，每条有十个划桨奴隶和六根桨。

西班牙国王的计划是：无敌舰队应该驶向敦刻尔克和纽波特对岸登陆，逐走所有可能干扰航程的英国和弗拉芒船只（因为从来不曾设想它们能够反抗）。他们跟帕尔马公爵会师，然后驶入泰晤士河，让西班牙全军登陆，由此一击，完成对英格兰的彻底征服。菲利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命令梅迪纳公爵从海峡穿过，尽可能接近法兰西海岸，避免跟英军舰队遭遇。谋大者不计小利，夷人社稷者不为小障碍耽误时间。无敌舰队出海后，抓到一个渔夫。渔夫告诉他们：英国舰队最近在海上听说暴风雨吹散了无敌舰队，均返回普利茅斯。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保证了英格兰的安全。大约傍晚，无敌舰队首先在里扎德登陆。西班牙人以为这里是普利茅斯附近的莱姆黑德，出海准备第二天再来攻击英国海军。弗拉芒人发现了他们。一位苏格兰海盗在附近游弋，立刻起航通知英国海军上将：西班牙人正在逼近。这是另一项幸运的偶然事件，保障了舰队的安全，厥功至伟。伊弗林汉姆刚刚出港，就看到西班牙舰队满帆向他驶来，排成新月阵形，两翼之间伸展的距离长达七英里。

当时的作家以浮夸风格描写他们的阵列。有史以来海上最壮观的阵容莫过于此，将同等的恐惧和敬佩注入旁观者的心中。西班牙大帆船桅杆高耸、船帆宽大，塔楼从船头昂起，似乎无法用画笔来描绘，只能用诗歌来渲染。一位雄辩的意大利史学家、卡姆登的模仿者说：无敌舰队虽然全体满帆，但航速很慢，仿佛大洋都无力支持、海风都无力驱动它们的沉重船身，因而发出呻吟。不过事实是：最大的西班牙船舶几乎赶不上今天英国海军的第三流船只。由于它们的构造和制作都很差，因此非常笨拙。它们既不能迎风航行，又不能抢风航行，在暴风雨天气难以操作。商船的技术、水手的经验，都无法驾驶和保护这些笨重的船只。英国人已经领教过这些船只多么无能，所以不会被它们骇人的外表吓倒。

伊弗林汉姆担心西班牙船大兵多，都对英国人不利。他下令：不要跟西班牙人近战，而是从远距离炮轰，等待风向、海流和各种偶然事件给他提供的机会，然后拦截分散的敌船。很久以后，他才如愿以偿。一艘比斯开大船载有可观的西班牙金钱，偶然着了火。船上所有人马都忙于灭火，落在无敌舰队后面。一艘安达卢西亚大船桅杆裂开，耽误了航程。两艘船稍加抵抗后，都被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俘获。无敌舰队驶向海峡，英国人尾追不舍，不断骚扰。每一次遭遇战都会动摇西班牙人的信心，增加英国人的勇气。英国人很快发现：即使在近战中，西班牙船只对他们也没有优势。它们的庞大身躯更容易暴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它们的炮位太高，炮弹总是从英国人头上飞过去。警报送到英格兰海岸，贵族和绅士急忙驾船从各港口出海，增援海军上将。牛津伯爵、诺森伯兰伯爵、坎伯兰伯爵、托马斯·塞西尔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托马斯·瓦瓦索尔爵士、托马斯·加拉德爵士、查理·布兰特爵士和许多其他人都以慷慨无私、为国奉献著称。英军舰队获得这些船只增援后，达到一百四十艘帆船。

无敌舰队这时抵达加莱，在海岸前抛锚，希望帕尔马公爵闻讯出海，跟他们会师。在这里，英国海军上将成功地用计谋对付西班牙人。他用八条小船满载易燃物，将它们一艘接一艘地驶入敌人当中。西班牙人以为：它们是火攻船，想重演最近舍尔德在安特卫普附近的一幕。他们立刻砍断缆绳逃走，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和冲撞。第二天早上，英国人乘乱进攻，俘获、毁坏了十二艘敌船，其他敌船也损失惨重。

这时，显然西班牙人的原定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帕尔马公爵提供的船只只能载运士兵，不能作战。舰队催促这位将军出港，公爵断然拒绝用他的精锐部队冒这种显而易见的风险。这时，英国人既能控制海面，又能战胜敌人。西班牙海军上将发现一再遭遇英军以后，他的海军折损甚重，只摧毁了英国人一只小船。他预见到：继续这种不公平的战斗，他剩下的船只就会全军覆没。他决定回师，但风向不利于他穿过海峡航道。他决定向北航行，绕过不列颠岛，从海路驶向苏格兰港口。英军舰队跟踪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军需官疏忽大意，以致弹药短缺，他们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服整个无敌舰队。梅迪纳公爵一度打算投降，但由于忏悔师的劝告，改变了主意。远征的结局对英国人而言显得更为光荣，但对西班牙人而言很致命。无敌舰队经过奥克尼群岛后，遭遇猛烈的暴风雨。船只失去了锚，只得留在海上。水手不习惯过分艰苦，无法操纵笨拙的船只，只得听任船只漂向苏格兰西海岸群岛和爱尔兰海岸，在那里可悲地失事。返回西班牙的船只不到半数。残余的水手和士兵精疲力竭、斗志尽丧，在西班牙全国散布英国人蛮勇无敌和四周怒海狂涛的故事。

远征经过三年准备，耗尽了西班牙的财力军力，使欧洲长期充满了焦虑和期望，却落得如此悲惨和可耻的下场。菲利普虽然是野心的奴隶，但完全能控制他的表情。他一听到希望完全破灭的噩耗，就双膝跪倒，感谢神恩，庆幸没有遭遇更大的灾难。西班牙教士经常祝福这次神圣的十字军出征，预言其绝无谬误的成功，多少感到迷惘，不知如何解释罪该万死的异端和篡位者居然战胜了天主教君主。但他们最后发现：西班牙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允许异教徒摩尔人生活在他们当中。

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和溃散后不久，女王召集了一届新国会。她获得两笔补助金和十五分之四税，分四年征收。这是补助金第一次加倍。如此不寻常的让步可能源于目前胜利的喜悦、普遍体会到女王的需要。几位国会议员鉴于最近贷款给国民造成的沉重负担，反对这种重敛。

伊丽莎白预见到本届国会下议院像以前一样，会由清教徒主导。因此，她为了不让这些人作梗，在国会开幕时重申了她一贯的禁令：国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染指教务。虽有厉禁在先，仍然有一位热忱的达恩波特先生向下议院提案：纠正教会弊端，限制教务委员会严重的暴政。但国务秘书沃尔利先生提醒下议院回想一下女王的命令，于是没有一个人敢附议。提案没有宣读，就由发言人退回给达恩波特先生，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几位议员虽然大体上恭顺，甚至因此遭到拘押。

伊丽莎白专横施政，在另一项国会事务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食物供给是一项古老的特权。王室官员根据这项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所有邻郡征收王室补给，使用农夫的车马。这些商品和劳役的价格都已经固定、标明，但付款经常拖欠，遥遥无期。价格固定在西印度群岛发现以前的水准，比目前的市场价格低得多。因此，食物供给总是被视为奴役和重负。征发方式武断而随意，很容易严重地滥用。我们可以公正地推测：伊丽莎白贪婪的廷臣依靠她无限权威的支持，肯定会利用这项特权，给国民带来沉重的压迫。上届国会下议院发现：有必要通过法案，规范这些征敛。但法案在上议院留置不发。滥权行径不断发生，引起了新的矫正企图。同样的法案再度提出，和规范宫廷财政的新法案一并移交上议院。不久，下议院就收到上议院的回信：要求他们委派一个委员会共议此事。在这次两院联席会议上，上议院告诉他们：女王派伯利勋爵传旨，对下议院侵犯王室特权表示不悦。她说：如果食物供给或宫廷财政确有弊端，陛下能够而且愿意施行相应的适当改革，但不能允许国会染指此事。下议院闻讯大惊，委派另一个委员会觐见女王，试图以恭顺和尽忠的意图安抚她。伊丽莎白和蔼地接待这个委员会，她表示：她对亲爱的臣民怀有无法估量的爱，她爱臣民超过爱自己，甚至超过臣民爱自己。她告诉他们：她已经下令调查食物供给的弊政，但西班牙入侵的危险推迟了调查的进展。她有技巧、有意愿、有权力管理内廷，正如臣民治家，无需邻居协助。司库是她的近臣，所以比宗室更亲密。因此，他们染指内廷更不合适。她会根据枢密和法官的建议，矫正一切有关的弊政，但不会允许下议院擅自做主，剥夺她立规治家的荣誉。伊丽莎白和国会的所有争执都只有一种结局，这一次也不例外。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历代先王，至少比最近几位先王更加专横，因为他们经常允许法律矫正食物供给的弊端。爱德华三世是非常专断的君主，允许十几项以此为目的的法案颁布。

“首先，”他说，“他们拿走不该拿的东西。其次，他们拿走的数量远远超过陛下使用的数量。再次，他们以不法的方式索取。这种方式已经由几项法律明文禁止。

我从第一点开始。他们不是征收，而是征税，不是索取陛下的补给，而是滥征苛捐杂税、数目无定。有时一次征收，有时分年计算。谁也逃不了他们的压迫。而且，他们拿走树木，那是法律禁止的。他们拿走木材，那是人们住宅美丽、体面、遮风避雨所必需的。人们长期依靠树木节省金钱和开支，认为它们的用途和好处十倍于价格。这种损失是人们再也无法弥补或恢复的。他们就这样糟践、蹂躏臣民的产业和家宅，除了自己的喜好以外，什么都不考虑。如果某一位绅士在家时不好对付，他们就会等待只有一个仆人或护林人在家的时候，砍倒树木，让主人来不及制止。他们还用最荒谬不公的勒索，用臣民的磅税支付他们自己应付给陛下的债务。因此，穷人只得让他们夺走干草、树木或家禽（他很可能非常不情愿。这些都是他自己家庭的必需品，不打算出售）。他们不付公平的价格，而是只付低于价值的价格，付钱的时候还有苛刻的条件，每镑勒索十二便士磅税。更有甚者，他们还会穷凶极恶地（声称为了保护此人的所有财货，但一点也不可信）索取双倍磅税。他们一次得手，就会第二次要钱。

“第二点，光荣的陛下，他们的索取远远超过王室的需用。许多绅士可信的报告都能证实。我敢于向陛下保证：其间无论磅税还是双倍磅税，没有点滴交给陛下，徒然重敛臣民，怨声载道。最后，他们更安全地蹂躏。他们做了什么？各种法律明文禁止，要求一切征发都要登记核对。他们一味欺诈，为了掩饰欺诈、逃避法律。

“承蒙陛下垂听，第三种弊政就是不法的征收方式。这个问题千变万化，难以笼统全部说明，不如列举若干项目。法律规定：他们的定价应该经臣民同意，他们却强制定价、强加于人。根据法律，他们在乡邻只能征收一次，他们却再次上门。臣民的牛群长途跋涉，因此变瘦，他们又降低价格。根据法律，他们只能在白天征收，他们却夜间出动，形同盗贼。根据法律，他们不能在大路上征收（这里受陛下的特权保护，法律特许例外），他们却滥用职权，照样征收。根据法律，他们应该出示委任状，他们却置若罔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参见Bacon's works，vol·iv.p.305，306。

这些弊政，伊丽莎白既不允许国会插手，自己又不纠正。我相信：这些细微的特权不受监督，在其他更重要的滥权当中施行，仅此一点就足以消灭所有规范的自由权利。选举人、国会议员，甚至陪审员慑于武断特权的淫威，不敢抗拒宫廷的意志。食物供给的压迫极其悲惨、极其不可思议。参见下议院记录the Jmim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vol.i.p.190.在这方面，一位马车夫的故事值得注意。“一位马车夫和他的马车在温莎三次遭到征发，运载陛下的衣物。他连续两次被打发走。第三次，典衣官又叫他不要运了。马车夫一拍大腿，说道:‘现在我明白了。女王是个女人，跟我老婆一样。’女王正好站在窗口，听到这话。她说：‘这小子是谁？给他三块钱，叫他闭嘴。’”

参见Birch's Memoirs，vol.i.p.155.

下议院对所有廷臣和王室极其敬畏，不敢放言无忌，生怕对他们有丝毫冒犯。托马斯·霍比爵士在国会对某些并非议员的要人表示极大遗憾，因此大受责难。他请求国会派几位议员向这些要人说明他发言的真实含义和意图。下议院为了避免不便，投票通过决议：院内发言不得外传。

无敌舰队丧师，英格兰举国同仇敌忾，反对西班牙。这时，英国人的勇武和幸运似乎已经无所不能。克雷托长老唐·安东尼奥是葡萄牙王室的私生子，利用国人对卡斯蒂利亚人的敌视，觊觎王位。他首先逃到法兰西，然后赴英格兰，亨利和伊丽莎白都鼓励他的觊觎。英格兰国民，而非宫廷，策划征服唐·安东尼奥的王国。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诺里斯担任这次浪漫事业的首脑，近两万志愿者报名参加。在冒险家指挥下，他们雇佣船只、装备武器。女王节俭，只肯出六万英镑，且只允许她的六艘战舰参加远征。这次远征的勇气和志向远远超过远见和审慎。冒险家资金不足，补给和军火都不充裕。志愿者太多，船只太少，船上非常拥挤。他们只得武力劫持在海上遇见的一批汉萨同盟船只。这种权宜之计多多少少缓解了海上空间不足的压力，但解决不了补给不足的问题。据说，如果他们直取葡萄牙，国民怀有善意、该国防御空虚，可能会保障他们的成功。但他们听说格雷林大兴战备，准备入侵英格兰，忍不住首先驶向那里，摧毁西班牙的新军。他们攻入港口，焚毁了一批战船，特别是西班牙海军副将里卡多指挥的一艘战舰。西班牙人集结了四五千人迎战，被他们击败。他们进攻格雷林，夺取下城，掳掠一空。他们本来打算继续进攻有坚固要塞保卫的上城，但发现给养弹药不足，只得放弃。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前途无量，满腔渴望军事荣誉。他没有告知女王，就偷偷逃离英格兰，加入远征。然后，大家一致同意：驶向远征的主要目的地葡萄牙。

英国人在潘尼可登陆，这个海港距里斯本十二海里。诺里斯率军向首都挺进，德雷克沿河上驶，水陆两路夹攻里斯本。这时，西班牙宫廷已经有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入侵。西班牙军队进驻里斯本，葡萄牙人被解除武装，所有可疑人士都遭到扣押。因此，虽然当地居民非常拥戴唐·安东尼奥，但他们不敢公开响应入侵者。英军控制了郊外，这里有大批财富，但他们想要争取葡萄牙人的爱戴，追求荣誉而非利益，故而军纪严明，严禁任何掳掠。在此期间，他们发现给养、弹药消耗过多，没有一门大炮可以打开城墙。海军上将无法越过某些保卫河道的要塞。他们指望居民起兵响应，但未能如愿以偿。军队困于疾病、疲劳、饥饿、酗酒和贪吃水果过度。因此，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尽快回师。他们撤退时，没有受到敌人追击。英国人在河口发现了六十艘满载海军物资的船只，虽然这些船只属于中立的汉萨同盟，但他们仍然视之为合法的战利品。他们从这里驶向维戈，攻陷该城，焚毁一空。他们掳掠乡野后，起航返回英格兰。勇敢的冒险家超过半数死于疾病、饥荒、疲劳和战斗。英国人在这次非凡的远征中主要赢得了荣誉，而非利益。据统计，一千一百名绅士登船，只有三百五十人度过了各种灾难，平安归来。

这些船只返航时，遇见坎伯兰伯爵。伯爵身披铠甲，统率七艘帆船，除了一艘女王借给他的战舰外，都是他自费装备的。伯爵给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提供了一些给养，这种慷慨的举动拯救了许多德雷克部下的生命，其他人后来却大吃苦头。坎伯兰驶向特塞拉斯，虏获了一些敌船，但最宝贵的战利品价值一万镑，却在康沃尔圣迈克尔山附近的归途上，跟所有小艇一起沉没了。许多冒险家在袭击特塞拉斯时丧了命，剩下的人员大批死亡。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勉强将船驶入港口。

西班牙的明显优势和气势从此转入英国人的手中，伊丽莎白余下的朝代安如磐石。她不再有后顾之忧，放心关注苏格兰事务，苏格兰的革命对她一直非常重要。可想而知：心高气傲的女王勇于面对危难，不会继续恶毒地猜忌继承人。玛丽有生之年，她的疑忌始终未曾熄灭。詹姆斯确实继承了母亲的所有王位要求，但没有继承天主教信仰，玛丽的种种觊觎之所以可怕，皆因此故。女王现在年事已高，对臣民享有无限的权威。苏格兰国王生性懒散，缺乏野心，没有给她的统治造成任何困扰。但这些情况都没有消除她怯懦的猜疑，更不用说定国本以安民心了。她急欲防止任何偶然事件增加詹姆斯的声誉，为他赢得英国人的爱戴，仿佛他是自己的直接对手和竞争者，不可能确定为继承人或是宣布詹姆斯为继承人。詹姆斯的大多数大臣和宠臣领取伊丽莎白的年金。她急于阻止詹姆斯结婚生子，让他们给詹姆斯的联姻——即使是最合理的议婚——制造障碍。在一段时间内，她恶毒的政策获得了成功。詹姆斯和丹麦王国的长女订婚。丹麦国王距离遥远、实力薄弱，不可能引起她的疑心，但她巧妙地从中阻挠，以致丹麦国王丧失了耐心，把长公主嫁给了布伦斯维克公爵。詹姆斯接着向幼公主求婚，伊丽莎白仍然从中作梗。她仅仅为了耽误时间，为纳瓦拉国王的妹妹向他提亲，这位公主比他年长，没有任何财产。年轻国王希望生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防范苏格兰臣民司空见惯的阴谋。教会的严格戒律更促使他急欲结婚，跟一般的君主不同。因此，他的急躁破坏了伊丽莎白所有的策略。最终婚约条款确定，婚礼通过代理人举行。丹麦幼公主登船前往苏格兰，但路遇风暴，不得不折返挪威港口。这场风暴和其他几场风暴几乎同时发生，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英格兰和丹麦女巫联手作法的结果，嫌疑人临刑前的忏悔已经铁证如山。詹姆斯虽然非常相信巫术，却没有受到新娘回家旅途意外的阻挠。他前往挪威，从那里将新娘带到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过冬。第二年春天，他偕王后回到苏格兰，受到人民愉快的接待。只有牧师从不错过骚扰君主的机会，反对王后加冕。他们说：涂油加冕的仪式要么源于犹太人，要么源于罗马天主教，因此完全不合法，属于假基督仪式。但詹姆斯对加冕礼的渴望不亚于他们的反对。经过许多争论和纠葛，国王的权威战胜了牧师的反对，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1. 不难设想，玛丽极其痛恨伊丽莎白。大约在这时，发生了一次奇怪的意外事件。前任女王在什鲁斯伯里伯爵监护下，长期跟伯爵夫人关系亲密，但伯爵夫人嫉妒玛丽和伯爵的友谊变成亲密关系。玛丽着手报复，同时打击伯爵夫人和伊丽莎白，让自己开心快意。玛丽致信伊丽莎白，告诉她许多丑闻八卦，她说这些故事都是从伯爵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说：伊丽莎白答应嫁给某个人，后来把他弄上了御榻。她对安茹公爵和法国代理人西米尔同样天恩浩荡。哈顿也是她的入幕之宾，甚至格外受宠。虽然她在其他情况下憎恶低级趣味和忘恩负义，仁慈到罕见的程度，但这一次却不惜代价，恣意发泄欲望。她虽然荒淫纵欲，但不同于其他女人，所有的求婚者到头来都会失望。她自负美貌，对廷臣最夸张的奉承来者不拒。其实，廷臣这时候忍不住暗中嘲笑她的愚蠢。廷臣照例吹捧说：她的美貌像太阳一样炫目，引人目不转睛。玛丽补充说，伯爵夫人还说：玛丽最好的政策就是把儿子许给伊丽莎白做情人，用不着担心这样的提议会被视为笑柄。伊丽莎白自我陶醉，就到了这样的地步。玛丽诡称，伯爵夫人对她说：伊丽莎白最讨厌的毛病就是荒淫好色、虚荣可笑。她和年轻女人斯卡达莫尔斗殴，打断了那位夫人的手指。她为了掩饰事端，伪称是蜡烛台掉下来打断的。她还在那只冒犯她的手上砍了一刀。玛丽还补充说，伯爵夫人告诉她：伊丽莎白为了败坏敌人的名誉，诱使她堕落，收买洛尔斯通跟她假装友好。参见Murden's State Papers，p.558。

2. Camden.p.525

3. 密谋细节详见苏格兰女王致查理·佩吉特的信件，后者是她最信任的人。信件日期是1586年5月20日，保存在福布斯博士收藏的文件当中，目前属于洛伊斯通勋爵。玛丽的秘书卡尔里证明文件无误，伯利勋爵背书。这证明我们在Murden's Collection，p.516发现的证据确凿无疑，玛丽确实在那天致信查理·佩吉特。她在信中还提到查理·佩吉特4月10日的信件，我们现在已经在Murden，p.506找到了那封信。

4. Mr.Murden收藏的档案文件证明：毋庸置疑，玛丽和巴宾顿有长期、密切的联系，参见p.513,516,532,533。她跟巴拉德、摩根、查理·佩吉特有类似的联系，共谋暴动，引西班牙入侵，参见p.528,531。同一批文件显示：与巴宾顿的联系时断时续，符合Camden的叙述，参见State Papers,p.513。在这里，摩根建议玛丽女王重新跟巴宾顿联系。这些情况证明：玛丽的否认没有分量。她不公开承认巴宾顿的联系，但联系的细节已经保存下来。

5. 有三种推测可以解释玛丽写给巴宾顿的信件，无须承认玛丽参与谋害伊丽莎白的阴谋。

6. 伊丽莎白女王愿意允许卡尔里和劳出庭。她为此致信伯利和沃尔辛海姆，日期是10月7日，信件收藏在福布斯的档案库（Forbes's MS.Collections）中。她只说：她认为没有必要，但她同意。没有证人对质，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当时的惯例。

7. 本届国会授予女王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国会休会，待苏格兰女王伏诛后，才重新开会。这时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不宜忽略。我们引用SirSimonD'Ewes,p.410,411的原文，几乎完全找引Townshend's Journal。

8. Strype.vol.iii.book ii c.i.发表的某些信件显示：伊丽莎白没有向任何大臣，甚至没有向伯利明确表态。他们是有经验的廷臣，知道只有先斩后奏，才能迎合上意。

9. 她对詹姆斯的某些承诺从未完全履行：在英格兰给他一块公爵领地，以及相应的土地与岁入、一年五千镑；给他一支卫队，保护他的个人安全。参见a MS.of lord Royston's。

10. 女王在蒂尔伯里大营的演讲如下：

11. Strype,vol.iii.p.525.9月4日，西班牙无敌舰队溃散后不久，女王最主要但最卑劣的宠臣莱斯特伯爵去世。女王对他的感情始终不渝。他治军无方，有怯懦的嫌疑。但女王在西班牙入侵的危急关头，把军队交给他。如果帕尔马公爵在英格兰登陆成功，事实就会证明这种偏爱对她是致命的。女王甚至为他召集钦使团，打算封他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副王，但伯利和哈顿表示：授予臣民无限权威是危险的，计划才中止。这种做法跟伊丽莎白一向多疑多忌的作风大相径庭。人们怀疑她对莱斯特的感情建立在友谊以外的其他激情的基础上，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莱斯特一死，伊丽莎白的感情似乎就不复存在了。她下令抄没莱斯特的动产、公开拍卖，用于偿还莱斯特欠她的某些债务。她平素的锱铢必较战胜了她对死者的怀念。伯爵极其伪善，假装严守戒律，鼓励清教、建立医院。

12. Strype,vol.iii.p.542.Id.append,p.239.这次最后的讲演有一些段落值得注意，特别是因为它们出自议员，而非廷臣之口。议员反对补助金。“首先，”他说，“我不否认必要的需求。问题在于：如果陛下的法令或陛下的要求加于我辈，我想：我们当中无人会如此忤逆、如此忘恩，不顾我们蒙受、假借的罔极天恩，拒绝不问缘由、心口如一，坦然承诺她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土地、财产、生命都听凭君主安排。（民法>所言极是：Quod omnia regis sunt.但是应该缴纳多少呢？Ita tamen ut omnium sint.Ad regemenim potestas omnium pertinet；ad singulos proprietas.因此千其万确，女王主宰我们和我们的财产。potestatem imperandi，不过这也是真的：除非权力下达命令（无疑，命令不可能没有正当理由），每个臣民都拥有自己的财产。我们还没有接到来自陛下的权力和命令，我的理解是（无须改革）：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必要的理由对邦国而言是危险的。”这篇演说的主旨与其说是补助金，不如说是普遍的供奉。理查德三世的法律禁止供奉，从未视为有效。议员甚至在某些预防措施下进一步主张国会有权拒绝国王要求补助金。近四百年前，亨利三世时代的自由权利即有此例。

13. 我们可以根据培根在下一朝第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反对食物供给的讲演，来判断这种滥权的重要性与范围。我们也可以就此判断：伊丽莎白没有对怨言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14. 参见标题为食物供给的法案。

15. 本届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加强原先的法案：任何人缺席公共礼拜，一个月罚款二十镑，但罚款金额不得超过被告收入的三分之二。参见29Eliz.cap.6。

16. Birch's Memoirs of queen Elizabeth，vol.i.p.61.Monson，p.267，称：这次远征只有一万四千名士兵和四千名水手，但Dr.Birch保存的记录包括了最重要的探险家。

第四十三章
伊丽莎白（六）

法兰西事务——吉斯公爵遇害——亨利三世遇害——亨利四世王业渐隆——水师讨伐西班牙——召开国会——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苏格兰事务——海上勋业——召开国会——韦尔文和约——埃塞克斯伯爵

伊丽莎白历经患难、呕心社稷，终成盛业。政务仍然需要留心，但她积极有为的精神已经不再针对直接革鼎的威胁，面对敌人的经营，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与信任。她施政审慎而成功，赢得了外国的敬佩和臣民的爱戴。苏格兰女王死后，甚至天主教徒虽然心怀不满，但仍然假装不再质疑她的王位资格，或是拥戴其他王位竞争者。詹姆斯受到惹是生非的贵族和教士约束，在国内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威，他恳求伊丽莎白和英国国民的亲善，希望用时间和安静地等待能够为他赢得富饶的英格兰。这是他凭借出身的权利，有资格继承的遗产。荷兰人虽然敌不过西班牙的优势力量，但仍然顽强抵抗，对旧主怀有不可征服的仇恨。联省总督莫里斯处置审慎，绥靖了一些小地界，假以时日，将有可观的收获。菲利普极力反对英格兰，仇恨和野心凌驾于平素的谨慎之上，这时已经不再有卷土重来的能力和勇气。目前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法兰西事务，但他竭尽权术、武力、金钱，仍然事与愿违。法兰西王国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英格兰的朋友和盟友。

天主教联盟胁迫亨利向胡格诺派宣战，后者似乎危在旦夕。伊丽莎白意识到：她的利益和法国新教徒的命运关系密切，于是在德国通过谈判和重金征募军队，来支持纳瓦拉国王。这位伟大的君主不因敌人的优势而丧失勇气，立即投入战场。1587年，他在科特雷大破法兰西国王。同时，吉斯公爵击破他的德国盟军。因此，他的处境跟以往一样危急。这次胜败参差给他带来的主要利益是：敌人内部因此意见不和。巴黎居民醉心于吉斯公爵的野心，激烈反对法兰西国王。他们怀疑国王的意图，拿起武器，迫使亨利逃出首都。国王掩饰愤怒，跟天主教联盟谈判，授予吉斯公爵及其党羽许多要职，借口筹划资助针对胡格诺派的战争，在布洛瓦召集国会。法兰西上演了种种奸诈和残暴的场面，结果仅仅是各党派互不信任。不过吉斯公爵虽然不信任国王的荣誉，却信任国王的怯懦。他贸然单刀赴会，期望凭借天赋的优势，迫使国王屈从他所有过分的要求。亨利国王虽然性情随和，但缺乏勇气和才干，对决定甚至承诺都不能持之以恒，不过他发现一切权术都敌不过吉斯公爵的勇武气概，甚至王位都岌岌可危，就违背自己的天性而听信更激烈的建议。国王下令：在自己的宫室内刺杀公爵和他的弟弟吉斯红衣主教。

暴行本身可以找借口，但事实证明：始作俑者因此陷入了致命的危险。国王的报复似乎一开始就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比他企图借此逃避的风险更大。天主教联盟的党羽怒不可遏。各地民众拒绝效忠，巴黎人民尤其如此。教士和传道士到处咒骂他的名字。最强大的城市和最富裕的省份似乎齐心协力，要么毁掉王国，要么更换君主。亨利在天主教臣民当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只得跟纳瓦拉国王和胡格诺派结盟。他招募了大批瑞士步兵和德国骑兵，再加上仍然支持他的大贵族，各路人马总计近四万人。王师直逼巴黎城门，准备粉碎联盟，征服一切敌人。但由于一个人孤注一掷，改变了这些大事的进程。多明我会修道士雅克·克莱蒙特浸淫于好战的宗教狂热，这种精神是这个世纪和全世界古往今来许多时代的特征。他决心牺牲自己，拯救教会免受异端暴君的迫害。他以某些借口觐见国王，给国王致命一击。廷臣为国王报仇，当场将他诛杀。这件大事发生在1589年8月1日。

纳瓦拉国王是王位的下一位继承人，以亨利四世称号，接管政府，但他立刻面临比前任更大的困难。他为了笼络天主教徒拥戴他无可争议的王位资格，只得承诺倾听他们的协商和教导。吉斯公爵的弟弟马因公爵领导联盟，集结新军。西班牙国王希望：要么肢解法兰西王国，要么将整个法兰西驯为臣属。亨利在危急关头向伊丽莎白陈词，发现她乐于提供援助，阻止天主教联盟的进展，反对危险的宿敌菲利普。女王赠给亨利两万两千镑，以免亨利的德国和瑞士辅助部队瓦解。正如亨利所说，他以前还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她还派出四千援军，由声誉卓著的军官威洛比勋爵统率，在迪耶普跟法军会师。亨利获得这些援助，直指巴黎。他控制了郊区，手握宝剑，听任士兵洗劫。他还派这支英军执行其他使命，有理由称赞他们的勇敢和忠诚。英军服务期满后，他给予了许多溢美之词后，解散了他们。威廉·德鲁里爵士、托马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约翰·巴洛爵士在此役成名，在法兰西恢复了英国人英勇善战的古老声誉。

在下一场战役中，亨利的军队远不及联盟人多势众，但包括了法兰西主要的大贵族。他毫不畏惧，在伊夫里向敌人发动进攻，大获全胜。这次胜利使他得以封锁巴黎，首都濒临饥荒。帕尔马公爵奉菲利普之命，驰援联盟，迫使亨利解围。他立下这个殊勋后，撤回低地。公爵精通用兵之道，在敌人面前长途进军，没有给法兰西君主求战的机会，且军容严整、行伍不乱。他只在低地国家遭受了损失；莫里斯亲王利用他不在的机会，收复了他以前从联省征服的若干领地。

同年，托马斯·兰道夫去世。他几次为女王出使苏格兰。莱斯特的长兄沃里克伯爵也去世了。

亨利的前途虽然有望，但还没有获得充分进展或地位稳固，女王还不能中断援助。西班牙国王获得几次胜利，女王因此更坚定地支持亨利。布列塔尼总督梅克尔是洛林家族的亲王，公开宣布支持联盟。他受到亨利的沉重压力，只得将西班牙军队引入沿海市镇，保障自己的安全。伊丽莎白警惕到危险，预见到这些港口不仅可以方便西班牙私掠船骚扰英国贸易，还可以提供海军基地。这里距离英国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更近，入侵英格兰更容易。因此，她跟亨利签订新条约：派三千军队渡海驰援，绥靖布列塔尼。她规定：费用应该在十二个月内或在战事结束后，立即偿还给她。这支军队由约翰·诺里斯爵士统率，其次是诺里斯的弟弟亨利和安东尼·谢利爵士。罗杰·威廉姆斯爵士统率偏师卫戍迪耶普。亨利·帕尔默爵士率领舰队接近法兰西海岸，拦截属于西班牙或联盟的所有船只。

任何条约或协定都难以预先规定战争的进程。亨利发现有必要搁置布列塔尼计划，说服英军指挥官合兵进攻皮卡迪。伊丽莎白对此表示不满，但亨利向她提出计划：将联盟逐出诺曼底，说服她再派四千新军来援，由埃塞克斯伯爵指挥这些军队。年轻贵族外有良材、内有美质，伊丽莎白对他的宠爱与日俱增。他似乎取代了已故莱斯特伯爵长期享有的位置。埃塞克斯渴求军事声誉，在迪耶普无所事事地逗留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得到女主人的正式命令，他很高兴接受亨利的邀请，加入香槟的法军。这个计划也由法国大使提交给伊丽莎白，但她大为不悦，拒绝接受。女王威胁说：如果亨利继续目前的做法，破坏双方的所有协议，只顾自己的利益，她就要马上召回英军。法兰西国王受到这些动机驱使，最后率军进入诺曼底、围攻鲁昂。鲁昂几乎弹尽粮绝。但天主教联盟无力野战，再度向帕尔马公爵求援。公爵奉命赴援解围。他照例能力出众、马到成功，挫败了亨利和伊丽莎白的所有计划。女王在一切对外交涉中总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她遭遇了这些失败，责备亨利疏于执行条约。她抱怨说：英军每一次都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不过，英国人经常享有这种危险的荣誉，原因大概是他们自己炽烈的斗志、在战争剧院中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女王在以前的战役中没有获得多少重要的成功，但她明白有必要支持亨利反对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人。她和亨利签订条约，规定双方都不得单独跟菲利普议和。她承诺提供四千人的军需，亨利同意在一年内偿还。这些英军加入法军，进攻布列塔尼，将该省的一个海港交给她，作为英国人的宿营地。亨利发现执行某些条款是不可能的，而执行另一些条款是不谨慎的，但伊丽莎白执意坚持，他就接受了她的援助，相信不难找到借口逃避他那方面的条约义务。在亨利对天主教联盟发起的战争中，这场战役的成就最小。

在法兰西战争期间，伊丽莎白的海军打击菲利普，试图拦截西印度财宝。美洲是西班牙国王取威定霸、慑服四邻的根源。她派出七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由菲利普·霍华德爵士统率。但西班牙国王得知她的目的，装备了四十五艘帆船组成的大军，来护送西印度舰队。他们进攻英军舰队，海军副将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英勇顽强，拒绝逃走。西班牙人俘获了一艘船，这是他们在战争中第一次捕获英船。剩下的船只平安返回英格兰。他们的图谋失败了，但杀敌很多并非徒劳，对自己相当满意。西印度船队害怕英国人，长期停留在哈瓦那，最后只得在不适当的季节出海，大部分在抵达西班牙港口以前失事。坎伯兰伯爵同样策划切断西班牙贸易，也没有成功。他借用了一艘女王的船，自费装备了其他七艘船，但他虏获的战利品还不足以抵偿开销。

昂贵而危险的探险精神在英格兰盛行。沃尔特·雷利爵士一度深得女王宠信，发现君恩已衰，决心大有作为，争取重获恩宠。他在乡里声望素著，说服了许多人作为志愿者，加入他的西印度远征。他的舰队在海峡遭遇逆风，逗留时间太长，以致错过了季节。女王召回雷利。马丁·弗洛比歇爵士接任统帅，出海私掠西班牙。他在弗洛尔岛附近捕获了一艘富有的卡纳克船，摧毁了另一艘。大约同时，伦敦人托马斯·怀特俘获两艘西班牙船只。船上除了一千四百箱水银，还有两百万斛药料。这种货物对英国人没有用处；但花了西班牙国王三十万弗洛林，在西印度售价五百万。

这场战争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英格兰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伊丽莎白的大臣计算：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她为佛兰德、法兰西和海上远征耗费了不下一百二十万镑。她如果不是极度节俭，不可能以微薄的岁入支持过重的开销。因此，她召集国会请款。但她或许认为地位已经巩固，无须为请款作出相应的让步，或许把权力和特权看得比金钱更重。因此她对待国会，态度傲慢、史无前例；或许她更清楚国会的软弱，或是更公开地践踏国会的特权。发言人爱德华·科克爵士提出三项例行要求：议员不得随意逮捕；可以觐见女王；可以自由发言。女王派掌玺大臣帕克林答复：下议院享有发言的自由，但他们应该明白他们享有的自由是什么，并不是人人道听途说、随心所欲的发言自由，他们的特权仅限于表达臧否的自由。她告诫发言人：如果他发现任何空想家不顾国会自身安全，试图改革教会、革新邦国，就应该拒绝这种提案宣读，等待更有资格、更擅长判断的人审查。她无意侵犯议员的人身自由，但他们要明白：不要以这项特权为借口，掩盖或保护不忠行径。如果议员有紧急和重大的理由，她没有其他王国要务，在方便的情况下，她不会拒绝议员觐见。

虽然这番话有威胁和轻蔑的语气，但彼得·温特沃斯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不因以前的失败而气馁，他大胆违背伊丽莎白专横的命令。他向掌玺大臣递交请愿书，要求上议院加入下议院的行列，一起向陛下申请限定王位继承权。他公开宣布：他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一个现成的法案。这种程序足够恭敬谨慎；但主题一直令女王极其不悦，她早已明确禁止任何人染指此类问题。她立刻将温特沃斯投入伦敦塔，将附议的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及其联络的两名议员斯蒂文森和威尔士投入弗利特街监狱。大约两星期后，国会提出一项动议：向女王请愿，释放这些议员。但在场的全体枢密阁臣答复说：陛下最清楚逮捕他们的理由。在这方面向她施加压力，只会给那些绅士帮倒忙。女王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释放他们；她更乐于自己采取适当举措，而不是听取他们的建议。国会欣然接受了这种理由。

国会开幕时的武断举措本来可能压制所有进一步的自由尝试，但清教徒的宗教热忱并不容易就范，人类没有任何动机能够征服信仰激发出的勇气。公爵领大法官和监护法庭律师莫里斯提出动议：纠正主教法庭，尤其是钦使诏狱法庭的滥权。他说：这些法庭勒索人们签署教会长老随心所欲拟定的条款，强迫人们立誓，不加区别地回答任何问题，甚至自证其罪的问题。任何人不对钦使言听计从，就会入狱，没有任何救济和矫正之道。几名议员附议他的动议，但大臣和枢密反对，且预言了随后的结果。女王召见发言人，要他递交莫里斯的提案。她对发言人说：她有权召集国会，就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同意国会决议，就有权拒绝国会决议。她召集本届国会，有双重目的：其一，颁布法律，进一步加强宗教统一；其二，保卫邦国，防范西班牙逾分的权力欲。因此，国会应该对这两点深思熟虑才是。她已经派掌玺大臣告诫过他们：不要染指邦国或宗教事务。居然有人如此狂悻，试图尝试她明确禁止的问题，对此，她不胜惊讶。这种放肆的举动严重冒犯了君主。她现在重申：任何涉及邦国政务或可能导致宗教改革的提案都不得在国会宣读。她责成发言人就此表示忠诚：如果这样的法案提出，绝对禁止宣读，不许议员讨论。国会没有进一步讨论，就屈从了女王的命令。莫里斯在国会被卫队逮捕，撤销了公爵领大法官的职务和普通法律师的执业资格，在蒂尔伯里监狱禁闭了许多年。

女王由此明确指出：国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下议院争相奉迎禁令，通过一项法律反对冒犯者。这项法律符合伊丽莎白的严厉性格和时代的迫害精神，称为“陛下臣民恪守忠顺法案”。法案的内容正如其标题：防范煽动党派和不忠臣民恶行造成的不便和危险。当时这两种罪犯总是混淆不清，对社会的安宁同样危险。法案规定：任何人年满十六岁以上，顽固拒绝参加公共礼拜一个月，应予监禁。此后，如果他仍然拒绝参加公共礼拜三个月，逐出王国。如果他拒绝，或驱逐后返回，以重刑犯论处，不享用牧师的宗教福利。这项法律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样苛刻，如果没有女王的权威强制，肯定跟下议院多数派的个人感情和倾向相反。不过，法案几乎没有遭遇公开反对。

与西班牙的战争开支已经使女王山穷水尽，本届国会的最重要事务就是补助金。伊丽莎白心高气傲的明显征象是：她意识到目前需依赖下议院，因此就在开幕时对他们摆出最傲慢的态度，以高傲的优越感掩饰虚弱。下议院欣然投票通过两项补助金和十五分之四税，但这个数目不能满足宫廷的需要。宫廷以非常手段诱使国会让步。上议院在联席会议上通知下议院：补助金数额太小，满足不了女王当前的需要，他们不能投票赞同。因此，他们提出三项补助金和十五分之六税，希望接下来召开两院联席会议，说服下议院同意这项举措。下议院已经获得了提出补助金法案的特权，一开始完全拒绝上议院提议。但他们重新考虑后，害怕冒犯尊者，同意举行两院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同意加派补助金。

虽然下议院作出了这种不寻常的让步，但伊丽莎白在国会闭幕时仍然和开幕时一样，盛气凌人、多加斥责。她派掌玺大臣告诫某些一再喋喋不休的议员：他们没有对枢密院表现出适当的尊重，以致龙颜不悦。她对议员说：“他们不是以普通骑士和市民身份出席国会，仅在国会开会期间襄赞国事，而是长期襄赞国事，以其智慧和功绩号称邦国的枢密阁臣。”女王还以个人名义，向国会发表了长篇雄健的演说。她谈到自己政府的公正与节制，几乎没有征服的野心。她表明：跟西班牙国王争执，理由充分。即使西班牙国王动用比无敌舰队更大的力量，她也无所畏惧。“但我得知，”她说，“他最后一次入侵时，某些沿海居民抛弃市镇、避往高地乡村，以致海口藩篱尽撤、门户洞开。但我凭上帝之名向你们保证：如果我知道这些人是谁，或是知道任何人以后会这么做，我就会让他们体会到紧急状态的可怕。”她这样威胁，大概是为了人们明白：她会对这些懦夫执行军法。不过人们改变住所的位置，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

迄今为止，法兰西国王与天主教联盟作战，勇武绝伦、声誉卓著。他赢得了许多重大胜利。他有诺里斯所率的英军重兵的协助，深入布列塔尼的心脏。尽管如此，他明白：仅仅依靠武力，他永远不能统治法兰西王国。他的军事胜利越是接近完全占据王位，拥护他的罗马天主教徒就越是不满和疑忌。如果亨利仍然拒绝改宗，他的宫廷内就会形成朋党，就会从宗室中另选天主教君主。这位明主对他的教派并不偏执，他认为神学论争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他一开始就暗中决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决断。先王遇害时，他已经发现胡格诺教徒构成了他最勇敢、最忠诚的军队。如果他当时改宗，胡格诺派会立刻抛弃他，听任他面对天主教徒的僭越和篡夺。他知道比较偏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天主教联盟，仍然对他怀有无法克服的偏见。这些人不会相信他的诚意，即使改宗也不会承认他的王位，要么完全排除他的王位资格，要么有条件承认他的王位，但只给他保留一点象征性的王权。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他决定拖延时间。他一面保持新教信仰，维系胡格诺派的忠心；一面以改宗的希望吸引温和的天主教徒效忠；通过施政和胜利，同时吸引双方。他希望：要么反联盟战争产生的敌意将会渐渐淡化宗教问题，要么他在战场上一再击败敌人、在会议上跟神学家达成协议后，最终以体面而尊严的方式改宗。一开始就改宗，似乎势必引起两派的怀疑。

国民信仰某种教义，如果仅仅缘于从众或因袭，很容易受到任何动机或权威的诱导，从而改变他们对这些神秘问题的信仰。英国就是这样：几朝以来，君主不断改变信仰；国民毫不踟蹰地随之摇摆。但法兰西国民长期以教派为党派的标志，各党派通过仇视敌人、巩固自己的信仰，因此教派不会这样脆弱而易变。亨利最后确定：如果不马上改宗，麾下的天主教徒就会抛弃他。胡格诺派也从经验中领会到他的改宗对国事安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信念在他们当中非常普遍，以至于苏利公爵声称胡格诺派神学家甚至故意在神学论战和会议上示弱，以便国王更容易认定他们理据虚弱，更热心、更真诚，至少更体面地皈依他利益所在的宗教。神学家如此自我克制，简直不可思议、超乎自然，但亨利这样的君主对神学所知甚少。他乐于真心相信事务所需的观念，相信使他统治王国的教派有最好的论据且极其自然。因此，一切条件水到渠成。国王弃绝新教，麾下的法兰西教会长老将他纳入天主教会的怀抱。

伊丽莎白自己支持新教徒，主要由于利益和出身条件。她终生偏爱天主教迷信，至少偏爱古老的礼仪。不过，她假装对亨利改宗极其不悦，给他写了一封愤怒的信，责备他为利益而改宗。不过，她明白：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国王仍然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于是接受亨利的辩解，继续援助军队和资金。他们缔结新的条约：不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议和。

西班牙阴谋不限于法兰西和英格兰。菲利普依靠屡试不爽的宗教借口，辅以金钱的影响，在苏格兰激起动乱。伊丽莎白再度警觉起来。纽博特勋爵的弟弟乔治·凯秘密潜往西班牙，在途中被捕。他身上搜出的文件揭示了某些天主教贵族跟菲利普的危险联盟。三大家族的首脑昂古斯伯爵、埃洛尔伯爵、亨特利伯爵跟西班牙君主秘密结盟，同意动员他们所有的军队，跟菲利普承诺派到苏格兰的西班牙军队会合，在苏格兰重建天主教。然后联军向英格兰推进，在那里实现同样的目的。芬特里的格雷厄姆也加入了阴谋，后来被捕、供认、伏诛。伊丽莎白派伯利勋爵出使苏格兰，敦促詹姆斯对三位伯爵采取同样的严厉措施：没收他们的领地、并入王室领地，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领地，另一方面警示臣民谋反大逆的危险性。建议肯定是合理的，但詹姆斯的岁入和权威都不大，难以执行。因此，他要求伊丽莎白提供军队和金钱的支持。伊丽莎白虽然认为起诉三位天主教伯爵符合共同利益，却不愿意给詹姆斯提供丝毫援助。她资助法兰西国王和联省的十分之一费用就足以实现这个目的了，这对她的安全更为必要。但她似乎对詹姆斯怀有某些恶意，因为詹姆斯既是她的继承人，又是敌人和竞争对手玛丽的儿子。

女王不仅没有援助詹姆斯镇压天主教阴谋，反而支持博斯威尔伯爵好乱的性情，给苏格兰国王制造麻烦。博斯威尔伯爵是詹姆斯五世私生子的后裔。博斯威尔不止一次企图劫驾，由于这些叛逆罪被逐出王国。伯爵亡命英格兰，受到女王的秘密保护。他潜伏在边境一带养精蓄锐，继续准备新的暴行。最后，他劫驾成功，在英国大使的斡旋下，迫使国王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但詹姆斯借助国会的权威，撤销了胁迫下达成的条件，再度将博斯威尔驱逐出境，迫使他亡命英格兰。伊丽莎白假装不知道他的隐蔽所，从未履行条约义务：交出所有苏格兰叛徒和亡命者。教士的桀骜不驯更增加了这一片混乱。在此期间，起诉天主教伯爵的事情仍然悬而未决，但国会最后通过了针对他们的剥夺公权法案。国王准备以武力执行法案。这些贵族虽然打败了执行圣旨的阿盖尔伯爵，但受到詹姆斯的压力，同意有条件离开王国。博斯威尔和天主教贵族的联盟败露，丧失了伊丽莎白的恩宠，只得逃亡海外。他首先去法兰西，然后去意大利，若干年后，在穷困潦倒中死于意大利。

女王的权威已经巩固，不会像詹姆斯一样，受到臣民不断叛乱的威胁。敌人扰乱英格兰国内的安宁，只有借助叛逆和背信的手段，但结果往往是自己身败名裂。犹太人罗德里格·洛佩斯是女王的御医，因嫌疑而被捕，承认接受法恩特和伊巴拉的贿赂，给女王下毒。后者继承了新近去世的帕尔马公爵，执掌尼德兰政府。但他坚持说：他除了骗取菲利普的金钱以外，并无他意，从来不想履行承诺。无论如何，他因密谋罪伏诛。女王向菲利普抗议他的大臣有失体统，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来，两位英国叛徒约克和威廉姆斯跟伊巴拉共谋了同样险诈的罪行，也伏诛。

伊丽莎白没有以牙还牙，而是采取了更体面的报复。她支持法兰西国王，援助他最终击破了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亨利改宗后，天主教联盟的势力每况愈下，濒临土崩瓦解。诺里斯指挥布列塔尼的英军，协助进攻西班牙军队戍守的莫拉克斯、奎佩克兰汀、布雷斯特。英国国内虽然承平日久，但英国人在每一场战役中仍然英勇善战。女王虽然身为女中豪杰，却更多地责备将领过分冒失，而非胆小谨慎。她英勇的海军上将马丁·弗洛比歇和其他许多军官在布雷斯特城前战死。根据承诺，莫拉克斯划为英国人的宿营地，但法军将领逃避了这项承诺，在投降协议中插入一条：只有天主教徒才能获准入城。

法兰西国王长期反对菲利普，最近攻陷夏特莱和图兰、进攻康布雷，公开向西班牙国王宣战。英格兰面临新的入侵，爱尔兰面临叛乱，于是伊丽莎白召回大部分军队，派诺里斯绥靖爱尔兰。她还发现天主教联盟几乎完全解散了，大部分重要首脑归顺了法兰西国王。女王就此认为，法兰西国王可以依靠自己的军队和勇武站稳脚跟，开始更为吝惜对法国的人力和资金援助。

女王和联省产生了一些不和，再加上节俭的大臣伯利劝谏，她也开始削减这方面的开支。她甚至派托马斯·博德里大使要求偿还所有支持他们的援助款项。联省一面援引条约，说明和平条约达成前，他们并无义务偿还欠款；一面陈述他们目前的贫困和悲惨，以及西班牙的优势力量、维持战争的困难、解散现有人马的巨大开销。双方几经谈判，签署了新的条约。联省无须立刻偿还英国辅助部队的开支（估计四万镑一年），而是在若干年内，每年支付两万镑。联省以若干船只支持女王；未经女王同意，不得单独议和。他们还负有如下义务：跟西班牙签署条约后，在四年内，每年偿还十万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偿款应该替代所有要求，他们有权获得四千名英格兰辅助部队，不过费用必须自付。

抵押的市镇仍然掌握在女王手中，扼守着蒸蒸日上的联省要冲。女王将弗拉森交给英勇的军官弗朗西斯·维里爵士，位居埃塞克斯之上，维里在低地国家以勇敢著称。埃塞克斯非常期望这个光荣的职务，他在国民中的声望和女王的恩宠与日俱增，但女王提拔廷臣通常有所保留，这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伊丽莎白和亨利签署新条约，派托马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率领两千英军渡海赴法兰西支持亨利。条约包括一些相互援助的条款，以前的安排全部更新。

法兰西国王负责支付英军费用，但亨利认为物有所值，因为英军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役中声誉卓著、连战皆捷。莫里斯亲王在图恩霍尔特战役中获胜，弗朗西斯·维尔爵士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统率的英军辅助部队赢得了荣誉，那一天的胜利通常归功于他们的纪律与勇武。

伊丽莎白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生命与金钱为代价，法兰西和低地国家反对菲利普，但她对西班牙最严重的打击乃是海上远征。女王及其臣民一年到头极少中断海上冒险。1594年，著名航海家约翰·霍金斯爵士的儿子理查德获得女王的许可，率领三艘船只通过麦哲伦海峡、驶向南太平洋。但他出师不利，在智利沿海没有虏获战利品。同年，詹姆斯·兰开斯特率领三艘船和伦敦商人装备的一艘小船出海。他运气很好，俘获了敌人的三十九艘船。他不满足于这个胜利，开始攻击巴西的费兰波。他知道当时有大批财宝存放在该地，当他接近海岸时，发现敌人为数众多，但没有气馁。他派最粗壮的部下登上小艇，命令他们向登陆场疾驶，将敌军切成数段。他这种大胆的举动迫使部下没有退路，只得背水一战。敌人为之丧胆，稍作抵抗就逃之夭夭了。他凭借这样的英勇赢得财宝，带回家里。1595年，沃尔特·雷利爵士跟贵妇有染，再度失宠，因行为不端而入狱。他一出狱，就发挥积极进取的天赋，大展雄图。第一批西班牙冒险家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成功点燃了全欧洲的贪欲。他们到处传言，南美洲内陆有一个名叫圭亚那的国家尚未发现，那里的矿山和宝藏比毕萨罗和科尔特兹遇见的财富更多。雷利的精神多少倾向于浪漫和荒诞，自费探索这个神奇的国家。他攻占了特立尼达岛上的小城圣约瑟夫，没有发现财富。他离开大船，乘小舟沿奥诺科河上行，但没有遇见任何满足他期望的东西。他返回英格兰，出版了一部圭亚那纪实，其中充满无稽之谈和弥天大谎，他在利用人类轻信这一方面可谓首屈一指。

同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约翰·霍金斯爵士针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发起了更重要的远征。他们带走了女王的六艘船和其他私掠冒险家自费装备的二十艘船。托马斯·巴斯克维尔爵士奉命指挥他们带到船上的陆军。他们一开始计划攻击里科港，得知富裕的卡纳克货船在此停泊。但他们未能保守秘密，一艘小船迷路离队，落入西班牙人手中，暴露了英国人的意图。岛上做好了应战准备。英军舰队虽然英勇进攻，但还是被击退了，颇受损失。霍金斯不久后去世。德雷克驶向达连地峡的南博·迪·迪奥斯。他在那里登陆，试图进军巴拿马，掳掠该地；或是策划占领该地，筑塞设防。但他没有遇到第一次远征时同样的便利。西班牙人吸取经验教训，在所有要道上筑塞设防，在森林中驻军。英军苦于不断的警报和遭遇战，只得撤退，没有任何收获。德雷克本人由于极端气候、征途劳顿，烦恼失望，不久就患热病去世了。托马斯·巴斯克维尔爵士指挥虚弱无力的舰队，在古巴附近跟西班牙舰队交战、胜负未分，然后返回英格兰。西班牙在这次远征中颇有损失，但英国人没有收获。

这次远征西印度失败，使英国人宁愿袭击西班牙的欧洲领地。他们听说：菲利普正在那里重新准备入侵英格兰。于是普利茅斯装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包括一百七十艘船只；其中十七艘是巨型战舰，其余都是小船。荷兰人补充了二十条船。舰队总计约有六千三百六十名士兵、一千名志愿者、六千七百七十二名水手，荷兰人不计在内。埃塞克斯伯爵统率陆军。海军上将伊弗林汉姆统率舰队。两位指挥官都自费提供了大批装备。这就是伊丽莎白一朝的精神。托马斯·霍华德勋爵、沃尔特·雷利爵士、弗朗西斯·维里爵士、乔治·卡鲁爵士、科尼尔·克利福德爵士参加这次远征，担任将军和海军上将的顾问。

1596年6月1日，舰队出海。他们遇见顺风，驶向加的斯。在那里，密封的命令交给各船长，指定全体集结地点。他们派一批武装小船在前面开路，拦截所有可能为敌人通风报信的船只。他们接近加的斯时，幸运地捕获了一艘爱尔兰船只，获悉港口中充满了价值连城的商船。西班牙人处境非常安逸，对敌人没有任何警惕。这个消息大大鼓励了英国舰队，给了他们前途无量的希望。

他们在加的斯岛西岸的圣塞巴斯蒂安登陆未遂。召开军事会议后，决定攻击海湾里的船只和战船。人们认为这是鲁莽的举动。海军上将生性谨慎，踟蹰不决，但埃塞克斯极力支持。决定最后作出时，他得意忘形，把帽子丢进海里。不过，伊弗林汉姆告诉他：女王担心他的安全，害怕他年轻冲动，密令不得让他指挥先锋部队，埃塞克斯深感屈辱。这个职务交给了沃尔特·雷利爵士和托马斯·霍华德勋爵，但埃塞克斯一接近敌人，就忘了海军上将要求他作出的保证：留在舰队中间。他直扑敌阵，冲向战火最激烈的地方。人人都在荣誉、掳掠战利品的贪婪，以及对西班牙的仇恨驱使下，竞相效法。敌军不久就只得起锚，退回海湾，许多船只在海湾内搁浅。埃塞克斯随即率部在庞特尔要塞登陆，立刻向加的斯进军，英军一鼓作气，很快攻陷该地。埃塞克斯的慷慨不下于勇武，他停止杀戮，表现得极其人道、亲切，甚至仁慈地对待俘虏。英军掳掠城市，大发横财，但他们错过了更大的目标。西班牙海军上将梅迪纳公爵纵火烧船，以防它们落入敌人手中。西班牙人在这次远征中蒙受的损失，总计达两千万杜卡特。此外，这个骄傲而野心勃勃的民族苦于主要城市遭到洗劫、价值连城的庞大船队在港口内毁于一旦。

埃塞克斯渴望荣耀，只把这次巨大胜利视为未来成就的一个步骤。他坚持占据加的斯，以四百人和三个月给养坚守此地，等待英格兰援军。但其他水手和士兵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急于回家，以保证战利品的安全。埃塞克斯骚扰敌人的所有其他建议都受到同样的对待。他提议拦截亚速尔货船；攻击格雷林；占领圣安德罗和圣塞巴斯蒂安。英国人发现很难阻止急不可待的武士攻打敌人，最后让他和几条船留在西班牙海岸上。他向女王把这些人的缺乏斗志抱怨了一番，女王也不满他们没有拦截西印度船队但加的斯的巨大成功已经掩盖了他们的所有失策。女王虽然佩服埃塞克斯的卓越禀赋，仍然不能不对其他军官论功行赏。海军上将封诺丁汉伯爵，埃塞克斯对他的提升颇有微词。委任状开头说：授予新荣，因为他攻陷加的斯、摧毁西班牙船队，厥功至伟。埃塞克斯一直声称：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功绩。他以此为由，要求跟诺丁汉伯爵或他的儿子、亲族个人决斗。

下一年就没有这样多幸运了，西印度船队逃脱英国舰队，间不容发。菲利普仍然有理由认识到：由于英国海军力量和地理位置的优势，他在战争中蒙受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女王已经获得情报：虽然加的斯远征驱散和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但西班牙人又在弗洛尔和格雷林准备了舰队，计划从那里袭击爱尔兰。她决心阻止敌人的行动，在港口里摧毁这些舰队。她准备了一百二十艘帆船的庞大舰队，其中有十七艘是自己的船，另有四十三艘小船，其余是哨船和斥候船。船上有五千名新征集的士兵，辅以弗朗西斯·维里爵士从尼德兰带回来的老兵。海陆军统帅埃塞克斯站在船头，托马斯·霍华德爵士任海军副将；沃尔特·雷利爵士位居第三；蒙特乔伊勋爵辅佐埃塞克斯，指挥陆军；维里封元帅；乔治·卡鲁爵士任炮兵副帅；克里斯托弗·布雷特爵士任上校；卢特兰伯爵、南安普敦伯爵、格雷勋爵、克伦威尔、里奇和其他要人作为志愿者登船。埃塞克斯宣布了消灭新无敌舰队的决心：不成功便成仁。

这支强大的舰队从普利茅斯起程，但一出海就遇到风暴，船队四散。等船只重新集结起来时，埃塞克斯发现给养消耗过多，无法安全运载大军。因此，他只留下维里的一千名老兵，解散了其余的所有士兵。他放弃了攻击弗洛尔和格雷林的所有想法，只限于拦截西印度船队。一开始，这仅仅是次要目标。

西印度船队限于当时航海技术，来回季节和航程都有规划。以特定岛屿作为固定中转站，船队总是在那里停靠、补充淡水和给养。亚速尔群岛就是当时的中转站。埃塞克斯改变航向，驶向那里。他告诉雷利：一到那里就攻击群岛之一的法亚尔岛。舰队由于一些偶然事件而分散。雷利第一个登上法亚尔岛，用了一段时间等待援军。然后，他为审慎起见，单独发起进攻，以免居民有时间做好准备。他一举成功。但埃塞克斯嫉妒雷利，对他的做法极其不满，认为他有意抢走统帅的光荣。因此，他罢免了参加这次行动的西德尼、布雷特、贝里和其他人。如果不是托马斯·霍华德勋爵出面斡旋，说服心高气傲的雷利向统帅让步，他还要同样处置雷利本人。埃塞克斯获得安抚，同时由于轻率大意，很快就不再计较。他重新宠信雷利，恢复了其他几位军官的职位。争执似乎已经平息，但最初的怨恨已经结下，两位英勇的指挥官以后终将反目成仇。

埃塞克斯接下来的举措很适合拦截西印度船队。威廉·莫森爵士的位置最偏远，已经追上了西班牙船队，发出信号、得到响应。这位能干的军官在回忆录中认为：埃塞克斯功败垂成的原因在于缺乏航海经验。他记录了伯爵贻误战机的原因，看来非常合理、坦诚。西班牙船队发现敌人逼近，尽力逃往特塞拉斯，在英国人追上之前，逃进固若金汤的安格拉港口。埃塞克斯只拦截到三艘船，但虏获已经足以支付舰队的费用。

埃塞克斯舰队归来，英格兰举国争议举措失宜的原因。廷臣各有偏私，有的支持埃塞克斯，有的支持雷利。但人民普遍拥护英勇、高傲、慷慨的埃塞克斯，倾向于时刻为他的所有举措辩护。女王对其中一人的爱不亚于对另一人的尊重，于是保持中立，试图不偏不倚，公平对待两派。伯利勋爵的次子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是前途无量的廷臣，党附雷利。女王任命他为国务秘书，先于埃塞克斯举荐的托马斯·博德里爵士。但她为了不激怒埃塞克斯，提拔伯爵为英格兰元帅。什鲁斯伯里伯爵去世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埃塞克斯可以从这种举措看出：女王不打算让他完全占上风，从此学到节制和谨慎的必要性。但他心高气傲，不肯低头。他的作风坦率开朗，不适应宫廷的钩心斗角。他动辄率性而为，明断之士更认为他可亲可爱，敌人却因此有机可乘。

西班牙战争虽然胜利，却耗尽了女王的府库，她只得召集国会。律师耶尔维顿当选为下议院发言人。伊丽莎白专门派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向国会要求必要的补助。她说：在欧洲以前的战争中，各派通常不过相互赢得对方几个市镇，至多是省份而已，但在目前的敌对行动中，西班牙意图剥夺英格兰的宗教、自由、独立。虽然恶魔、教皇、西班牙暴君和所有敌人用尽一切恶毒手段，但她迄今为止仍然能够保存这些上帝的恩惠。在这场斗争中，她支付的款项三倍于国会的供给。她不仅耗尽了常规岁入，还出卖了许多王室土地。这一事业深切关系到臣民的荣誉和利益，她毫不怀疑他们会愿意缴纳温和的捐税，支持公共防务的必要开支。国会批准了三份补助金和十五分之六税。四年前，他们投票通过了同样的供给，但当时这种补助还显得很不寻常，以至于他们投票决定：以后不得引为成例。

在本届国会上，下议院两次跟上议院争论程序问题。这种做法预示下议院已经鼓起更大的勇气，以后就要以同样的手段侵蚀王室特权。他们抗议说：上议院对他们无礼，接受他们的传信，却没有脱帽。掌玺大臣回复他们时，同样礼数不周。但上议院为了让他们充分满意，表示：根据习俗和国会惯例，他们无权享有更大的尊重。上议院对下议院的法案提出某些修正案，写在羊皮纸上，交还下议院。下议院对这种创新表示不悦。他们声称：修正案应该写在纸上，而不是羊皮纸上，抗议上议院的创新。上议院回答说：他们没有料到，庄严的国会居然会为了这些琐屑的理由提出反对。写在羊皮纸上还是纸上，白纸、黑纸还是褐纸，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下议院感到这个答复具有嘲讽他们的意味，受到冒犯，他们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下议院向女王请愿，反对垄断，且说明这种滥权已经极其严重。他们获得和蔼但泛泛的答复，他们为此表示感谢。但女王为了不致过分鼓励他们这种申请，在国会解散致辞中告诉他们：她希望忠诚的、亲爱的臣民不要在涉及专利权的问题上拿走她的特权，而是把这些事务留给她处置。那是她花园中主要的鲜花，是她王冠上和宝盒中最大的、首要的珍珠。本届国会下议院也留心钦使法庭的某些事务，但没有预先得到女王的许可，就没有提出。

伊丽莎白有理由预见到：国会的供给只是满足目前的必需，而非永为定例。从此以后，西班牙战争的负担永远落在英格兰头上。亨利提议跟菲利普议和，且首先告知英格兰和联省盟友，尽可能达成普遍和平。两国遣使赴法兰西，提出抗议，反对议和。女王的使臣是罗伯特·塞西尔和亨利·赫伯特，联省的使臣是朱斯汀·纳骚和约翰·巴恩维尔特。亨利对这些使臣说：他自幼生于军营中、临危履险，一生都在战争和备战中度过。他早已证明自己娴于沙场，没有人怀疑——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继续打下去，直到共同敌人不再能危害法兰西及其盟友。他和法兰西国民都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最迫切的必要，才想到单独跟菲利普议和，采取了不完全符合盟友意见的措施。法兰西王国苦于内乱，几近五十年之久，急需喘息机会。他的王国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支持盟友。法兰西现在是盟友的负担。等到臣民思安、习于服从，财政重上轨道，农业和手工艺恢复元气，它就能反过来支援盟友，充分偿还盟友在国难期间提供的一切援助。如果西班牙目前野心勃勃，不能接受盟友认为合理的条件，他希望：他不久以后就会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以更有分量的权威为盟友的利益而斡旋。

使臣意识到这些理由的真实性，因此他们不再激烈反对亨利决心采取的举措。联省知道国王的利益不允许他们彻底毁灭，于是接受了私下的保证：亨利虽然议和，但仍然继续向他们提供人员和资金。为此，他们乐于保持亲善。亨利破坏条约、单独议和，非常在意安抚伊丽莎白。他真心尊重女王，毕恭毕敬，感激女王在他最困难时刻提供的非凡援助。他千方百计为不得已的举措道歉、补过。但西班牙拒绝承认荷兰为自由邦国，伊丽莎白不肯撇开盟友议和，亨利只得在韦尔文单独议和。根据和约：他收复了西班牙在内战期间占据的所有领土，得以腾出手来安定国内。亨利文治之才不在武功之下。他治国恭俭、有节有度、明智有道，为时不久，哀鸿遍野的法兰西一变为繁荣昌盛、前所未有。

女王知道：只要她乐于结束战争，随时都可以缔结公正的和约。菲利普对她没有要求，很高兴摆脱一个处处碍事、兵临卧榻的敌人。某些最明智的顾问，特别是大司库伯利，力主议和，他痛陈和平、安全、节用之利，胜于最伟大的胜利与成功。但女王心高气傲，她虽然一开始反对战争，既然已经占了敌人的上风，就不愿意乘胜收兵。她认为：她的形势和过去的胜利足以保障安全，不会受到危险的入侵。此后的战争仅仅是突袭和远征，她的优势毋庸置疑。菲利普在西印度地位软弱，她可望长期获利。西班牙年年从海路转运财宝，胜利虽然短暂，但重要性的前景却是持久的。法兰西和西班牙议和以后，她如果跟菲利普议和，菲利普就会全力反对尼德兰叛乱各省。荷兰人虽然依靠贸易和良治，实力迅速增强，但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仍然不足以长期抵抗强敌西班牙王国。她和菲利普争执的基础就是她保卫联省共和国，除非她能保障更加巩固的基础，因此抛弃这项事业，既不安全，也不体面。

埃塞克斯伯爵经常向女王鼓吹这些理由。他渴望荣誉，希望战争持续下去，给他的军事天才以用武之地，借以扬名立万、平步青云。埃塞克斯和伯利勋爵相互竞争，各自努力鼓吹自己的建议，但埃塞克斯更得女王欢心，他的建议更符合女王的倾向。宠臣似乎每天都在压倒大臣。只要他的谨慎和自制堪与外形媲美，不难永享君恩，而且任何敌人都无法动摇他的地位。但他心高气傲，不肯曲意逢迎，女王从来不习惯受到臣民如此对待。有一次，他们两人争论爱尔兰总督的人选。伯爵一时性起，完全忘记了忠君的义务和礼仪，轻蔑地转过身去，背对女王。女王受到这样的冒犯，自然立刻勃然大怒。她立刻对伯爵的鲁莽沉下脸来，在他耳朵上面打了一拳。伯爵非但没有回想起女王的性别和地位，反而拍打宝剑，发誓说：即使是亨利八世本人，他也受不了这种做法。然后，他立刻扬长而去，离开宫廷。大法官埃格顿喜欢埃塞克斯，劝他认清形势，注意不可言行失检。他如果跟君主闹翻，不再为国家服务，势必亲者痛而仇者快。但埃塞克斯不能忍受侮辱，认为女人的伤害可以宽恕，但君主的冒犯就是致命的侮辱。“如果我受到最卑劣的侮辱，”他说，“宗教会迫使我求情吗？上帝会这样要求吗？不这样就不够虔诚吗？为什么？君主就不会错？臣民就不会受委屈？世俗权力难道没有限度？对不起，爵爷，我决不会赞成这些原则。当所罗门受挫时，让傻瓜去嘲笑吧。让那些想从君主身上牟利的下流人对君主的侮辱视而不见吧。让他们去承认世俗的无限权力，不信上天的无限权力吧。”（顺便说一句，他大概是暗指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为人和作风不够虔诚）“至于我，”他继续说，“我觉得受了委屈。我知道，我的理由是正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面对压迫苦难、坚定不移，超过尘世一切力量。爵爷，您的信开头说：我是当局者迷，您是旁观者清。不过请允许我告诉您：正因为我是当局者，您是旁观者，我的感受一定比您更多。”

埃塞克斯将这封心高气傲的信件交给朋友传看，他们轻率地散布副本。然而，虽然有这种变本加厉的挑衅，但女王的偏爱仍然占了上风。她恢复了对伯爵的恩宠，这次短暂的怒火似乎增加了她对伯爵的好感。与此同时，埃塞克斯的对手伯利去世了，似乎可以保证他常享君恩。除了他自己的轻率，此后确实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根深蒂固的地位。伯利以高寿去世，享有罕见的幸运：同时受到君主和人民的怀念。他起家寒微，完全依靠功德慢慢提升。他从来没有对女王享有绝对无限的影响力，但四十年来，人们仍然公认他是女王的栋梁之臣。女王虽有其他倾向和喜好，但对这位能臣的信任却始终不渝。早在玛丽一朝，公开做伊丽莎白的朋友是取祸之道。塞西尔在那时就出于慷慨或善意，勉力奉承她。她登基以后，觉得有义务报恩施惠。他似乎没有辞令、雄辩、想象力方面的炫目优点，其过人之处主要在于可靠的理解力、廉正的作风、不知疲倦的工作能力。这些优点即使不能使人身居高位，至少能使人能够胜任高位。在女王所有的大臣中，只有他给后人留下了可观的遗产。这种遗产不是源于压迫或掠夺，而是来自定期的官俸和节俭的守财。

这位能臣的最后政绩是他跟荷兰人达成的新条约。荷兰人被法兰西国王的种种手段抛弃后，很高兴保持跟女王的联盟，乐于接受她提出的任何条件。荷兰欠她的债务现在已达八十万镑。他们同意：在战争期间，每年偿还三万镑，直到偿清四十万镑为止。他们还约定：在英格兰与西班牙继续交战期间，支付驻守抵押市镇的卫戍部队军饷。条约规定：如果西班牙入侵英格兰、怀特岛、泽西、西西里，荷兰人应该以五千步兵、五百骑兵支援女王。如果女王发动反对西班牙的海上远征，荷兰人提供同样数量船只。女王通过这项条约，每年减轻了十二万镑开销。

伯利去世，女王极其怀念这位明智而忠诚的大臣。不久后，她获得主要敌人菲利普二世的死讯。西班牙国王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以高龄在马德里寿终。这位傲慢的君主渴望跟尼德兰叛乱臣民议和，但耻于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必要的让步。为此，他将低地各省的头衔移交给女儿，将她嫁给阿尔伯特大公爵，但公主是否有后，殊难逆料。如果公主绝嗣，领地就会重新归还西班牙王室。联省认为，这项契约只是改变了名字。因此，他们同样顽固地抗击西班牙军队。其他欧洲列强并不认为马德里和布鲁塞尔的宫廷有什么区别。法兰西暗中反对；英格兰公开反对阿尔伯特的计划，跟以前反对菲利普一样。

1. 这年，英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去世了，他的才干和廉正同样著名。他历经重任，躬行节俭，死无余财，家人葬以庶人之礼。他只留下一个女儿，首先嫁给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然后嫁给伊丽莎白的宠臣埃塞克斯伯爵，最后嫁给爱尔兰的克兰里卡德伯爵。

2. 理查德·格兰维尔爵士这次非凡壮举值得大书特书。战斗从大约下午三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晨结束，他一直独自迎战西班牙全军四十三艘帆船和船上的四千人马。虽然敌人不断移动船只、补充生力军，他仍然十五次击退敌人。战斗一开始，他就受了伤，但他继续在甲板上履行职责，直到晚上十一点再度负伤、抬下甲板疗伤。治疗过程中，他头上中弹，外科医生在他身边阵亡。这时英军弹药不足，所有小型武器都已破损或不能使用。一开始的一百零三人当中，四十人战死，剩下的人都受了伤。桅杆打到船外，滑车粉身碎骨，只剩下无法移动的船体。在这种情况下，理查德爵士向船员提议：要信赖上帝的仁慈，不要信赖西班牙人，宁可自己毁掉船，也不要向敌人投降。主炮手和许多水手同意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但其他人反对，强迫格兰维尔投降。他几天后去世，遗言是：“我，理查德·格兰维尔，欢乐而平静地死去，因为我像一位真正的士兵一样结束生命，为祖国、女王、宗教、荣誉而战。我的灵魂欣然离开身体，留下勇士尽责的身后之名。”这场战役虽然强弱悬殊，西班牙人仍然损失惨重，失去了四条船和一千人。格兰维尔的船不久就和船上的两百名西班牙人一起沉没了。参见Hackluyt's Voyages,vol·ii.part2.p.169.Camden,p.565.

3. 这项法案颁布后，牧师为了转移他们遭受的厌恶，通常注意安排被告在世俗法庭而非教会法庭受审。Strype's Ann.vol.iv.p.264.

4. 发言人照例推辞，但这位发言人的理由非常奇特，值得记述。“我的产业，”他说，“不能维持这个地位。父亲去世时给我留下了一个小弟弟，除了年金什么也没有留给我。我兴家立业，从事法律，娶妻生子，家累沉重，辛劳只足以支付日常开销。我的为人和地位都不宜腾达。这个位置本应该属于大人物：他英俊、庄严、娴于辞令、声音洪亮、车马煊赫、性情高傲、钱包充实。我却相反：身材矮小、不善辞令、律师的马车、家常的衣服、天性柔顺腼腆、钱包空虚而且永远不会充盈。德摩西尼饱学而且雄辩，无人能及，在雅典会场演说尚且不免发抖。何况我不学无术、才干粗疏，不足以承担高贵、重要、繁巨的任务，怎敢当着众多名公胜流的面发言？是啊，在无言的陛下、我们敬畏爱戴的神圣君主面前发言是非常伟大的，即使最鲁钝坚强的心灵都会震撼、谦卑。是啊，这个名字就足以压倒最大的勇气，需要多么高贵和豪富的臣民才能胜任啊。”参见D'Ewes,p.459。

5. Cabbala,p.234.Birch's Memoirs,vol.ii.p.386.Speed,p.877.埃塞克斯信件全文非常有趣、非常高傲。“我最好的爵爷，虽然当今在世之人没有一个能比您更擅长判断我的事情，但您一定要容我禀明：在某些问题上，我不会付诸尘世的一切裁判。如果有这样的裁判，尘世的最高法官肯定会不经审判或听证，而判我最严厉的惩罚。既然我不得不回复爵爷的论证，或是提出自己的辩护，那我就强迫疼痛的脑袋服务一小时吧。我首先要说明：我不是表示不满。有爵爷您劝诫我，甚至慰问我，我还要不满，那就太可笑了。自然的季候在下，狂暴无节的风暴在上。没有任何风暴比得上君主的愤怒。风暴在辛勤劳作后的丰收时节来临，尤为反常。人一旦受伤，只有伤口长好或是受伤部位没有感觉以后，才会感到敏捷。但我不期望痊愈，陛下的心顽固地反对我。我的血肉之躯不可能没有感觉。不过，正如您所说，我应该考虑后果。我不只是考虑，我看到一切幸运、一切希望都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是为敌人效劳呢？我在宫廷里，就发现他们大权在握。因此，我宁愿他们独自胜利，不愿意自己加入他们凯旋的战车。或者，我是不是抛弃了朋友呢？我身在宫廷，并不曾给他们爱的果实。我现在退隐，他们爱我，不会嫉妒。或许，我任性地自暴自弃？或者，我糟蹋了幸运，因为没有建立幸运的纸墙，每一阵风都可以刮倒？或许，我毁了自己的荣誉，因为我不再追求荣誉的阴影或虚假的标志？我是不是鼓励或是安慰了外敌，因为我把自己保留下来跟他狭路相逢？或者，我的心思不在事务上，幸运免不了衰落？不，不，我的好爵爷。我让人人考虑他们应得的分量。我考虑得越多，就越是发现自己没有触犯其中任何一条。至于最后两项反对意见：我在国家最需要我的时候抛弃它，没有对君主尽忠到底。陛下治理国家，如果国家需要我为公共服务，就不会将我放归山林。我和国家有两条纽带相连。一条是公共的，小心勤勉地办理托付给我的事务。一条是私人的，牺牲我的生命和滋养生命的身体。第一条，陛下已经罢免、解雇、撤销了我的任务。第二条，只有死亡才能解除我的义务。只有我半路迎上去，才会加快它的来临。觐见不是始终不渝的义务。我应该对陛下尽伯爵和英格兰元帅的义务，我也同意为陛下尽书记官的义务，但决不会同意尽奴隶或恶棍的义务。但您说，我必须顺应时代。我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我看到风暴来临，就躲进港口。塞内卡说：我们必须屈从于命运。我知道：命运既盲目又强大。因此，我尽可能不挡住命运的道路。您说，我没有谋求补救之道。我既不谋求，也不寻找补救之道。但您说，我必须让步、屈从。我从来不会屈从于罪恶，也不会让落到我身上的诬蔑正当化。我对一切其理的主宰负有义务，绝不能以其作假、以假作其。您问：我有没有提供理由，或是甘愿接受我造成的丑闻？不，我没有给出理由，没有像Fimbria的抱怨那样：一剑插入自己的身体。我耐心忍受一切，清楚地感受到以后落在我身上的一切丑闻。我已经蒙受了最卑劣的侮辱，其他还有什么关系。”后来，培根利用这封高贵的信反对埃塞克斯，称之为狂悖放肆、侮慢陛下。参见Birch's Memoirs,vol.ii.p.388。

第四十四章
伊丽莎白（七）

爱尔兰事务——蒂龙叛乱——埃塞克斯奉诏征伐爱尔兰——埃塞克斯师劳无功——埃塞克斯返回英格兰——贬谪埃塞克斯——埃塞克斯阴谋——埃塞克斯叛乱——埃塞克斯受审、伏诛——法兰西事务——蒙特乔伊平定爱尔兰——西班牙、爱尔兰败绩——召开国会蒂龙臣服——女王有恙——女王驾崩——女王的性格

英格兰治爱尔兰逾四百年，貌似根深蒂固，然而直至此时，权威不过有名无实。爱尔兰君侯、贵族各据一方，如果无法抵抗外力，很容易接受臣服的表面标记，但只要没有常驻的武力约束他们效忠，他们就会故态复萌、自为己主。英国当局实力薄弱，不足以在粗野的居民当中确定秩序和服从，但足以阻止任何雄主在土著当中崛起。英国人自己建立不了真正的政权组织，却足以阻止爱尔兰人通过联合或政策，在内部形成这样的组织。

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大多数体制同样极其荒谬，一向不考虑保持对征服各省的统治。

英国国民全都热衷于征服法兰西，这个目标极不可能实现，如果实现就会对他们极其有害。他们因此忽视了所有其他的事业，他们的形势本来非常适宜开拓这些事业，可以赢得财富、伟大和安全。他们从来不给驻扎在爱尔兰的少量军队按时付饷。爱尔兰一无所有，无从征敛。于是，他们授予士兵特权：随意在土著当中宿营。士兵的掠劫和傲慢点燃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仇恨之火。爱尔兰人缺乏安全，导致了绝望，未开化民族天然的怠惰因而每况愈甚。

但英国人继续推行毫无判断力的暴政。他们没有向爱尔兰人推广征服者更文明的习俗。相反，他们虽然受到最诚恳的请求，但仍然拒绝赋予爱尔兰人英国法律的特权，到处都将他们视为化外之民和敌人。土著不受法律保护，除了暴力以外，没有安全可言。爱尔兰人在邻近的城市得不到安全保障，只得从这里逃走，亡命于沼泽和森林，远离他们傲慢不仁的主人。他们受到野兽一样的待遇，自己就变得跟野兽一样。复仇的狂热和尚未驯服的野蛮结合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变得更桀骜、更危险。

英国列王认为：征服分散的爱尔兰人，需要时间和耐性，但这不是军事荣誉的源泉。他们宁愿将爱尔兰政府委托给私人冒险家。冒险家自费征募士兵，为自己牟利起见，绥靖爱尔兰各省。这些贵族征服者建立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和领地，行使和平和战争的权力。他们对征服的爱尔兰人施行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协助他们征服爱尔兰的英国人施行军法。他们的权威一旦扎下根，认为英国的典章制度不如爱尔兰的野蛮统治惬意，就会堕落为纯粹的爱尔兰人，而抛弃了母国的服装、语言、习俗和法律。

由于英格兰种种轻率的施政，附属国的土著仍然停留在原始西北欧的悲惨状况下。罗马人炉火纯青的政策和不可抗拒的勇武给西北欧带来文明和奴役以前，他们的处境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六世纪末，所有基督教各邦都热衷于培养种种文明生活的艺术，爱尔兰岛虽有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海港众多之利，但居民的习俗和礼仪却比蛮夷更野蛮。

爱尔兰人极其粗野愚昧，甚至达不到好奇求新的境界。本世纪初，欧洲所有其他民族都卷入了宗教革新和争议，至今仍然激烈争执。古老的迷信、祖辈的习俗与惯例，夹杂许多野蛮的观念，仍然在爱尔兰人当中保持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仅仅英国人的例子就足以使宗教改革在心怀偏见和不满的爱尔兰人当中臭名昭著了。宗教仇恨给习俗、法律、利益的古老冲突在火上浇油。绥靖和开化爱尔兰的任务似乎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切实际。

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仇恨极深。因此，土著在克兰里卡德伯爵二子发动的叛乱中杀光了阿塞里城所有居民。这些居民虽然是爱尔兰人，但他们已经接受了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抛弃了祖先的习惯。

爱尔兰通常的岁入仅有一年六千镑。对此，女王虽然颇有烦言，但通常要从英格兰补贴两千多镑。如此微薄的岁入支持了一支一千人的军队，紧急情况下增加到两千人。不足为奇：这支部队与其征服的对象完全不成比例，非但不能绥靖骚乱的王国，反而刺激土著，挑起了更加频繁的叛乱。叛乱给两个民族的仇恨火上浇油，助长了爱尔兰天然的混乱倾向。

1560年，沙恩·奥尼尔在阿尔斯特发动叛乱，但他在几次遭遇战以后就投降了，承诺以后尽忠，因此获得恩宠。爱尔兰人称他为伟大的奥尼尔，因为他是一个强大部族的头人。这次免罚诱使奥尼尔在1567年发动新的叛乱，但总督亨利·西德尼爵士率军推进，逼得他退到克兰德鲍伊。他不愿向英国人投降，宁愿把自己交给经常侵扰这一带的苏格兰岛民。苏格兰人因为以前的冲突怀恨在心，践踏了好客的法律，他们邀请奥尼尔参加节庆，在庆典上将他杀害。他的骄傲、横暴、放荡和仇恨英国国民同样著名。据说，他处决了几个部下，因为他们企图引进英国式面包。他虽然激烈反对奢侈，自己却沉溺于放荡。他的习惯是：每一次因放荡而发烧，就把身体浸在泥潭里降温。这位傲慢的野蛮人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他嘲笑伊丽莎白准备给他恢复的蒂龙伯爵爵位，自封为阿尔斯特国王。他还经常说：虽然女王是他的君主，但只有她求和，他才会议和。

亨利·西德尼爵士是爱尔兰几朝以来最明智、最积极的总督。他执政十一年，克服了许多困难，压制在爱尔兰人当中根深蒂固的混乱，颇有进展。1569年，德斯蒙德伯爵作乱，原因是他为奥蒙德伯爵两家的世仇，后者是唯一始终不渝忠于英国王室的家族。1570年，瑟蒙德伯爵试图在康诺特发动叛乱，但计划尚未执行，就被迫逃往法兰西。另一位流亡者斯塔克利获得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信任，说服教皇封他侄子布荣·康帕格诺为爱尔兰国王，似乎这个计划已经生效，他接受新国王授予的伦斯特侯爵称号。他接着前往西班牙，获得菲利普的鼓励和重赏。西班牙国王打算利用他骚扰伊丽莎白，但斯塔克利却没有多少兴趣履行他对菲利普的诺言。他退往葡萄牙，追随唐·塞巴斯蒂安，最终在国王对摩尔人大胆而不幸的远征中，和英勇的君主同归于尽。

几次间歇后，格雷勋爵继任爱尔兰总督。1579年，德斯蒙德伯爵在一支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支持下发动新的叛乱，他予以平定。几年后，博尔克发动叛乱，原因是康诺特总督理查德·宾汉姆施行严格、公正的统治，试图压制酋长对臣属的暴政。女王发现爱尔兰已成负担，便采取了若干绥靖措施，改善秩序和顺从。她鼓励后来这位宠臣埃塞克斯伯爵的父亲在克兰德博伊、芬尼和其他最近没收的领地绥靖和殖民。但事实证明：这项事业师出不利。埃塞克斯死于热病，起因大概是事与愿违的烦恼。都柏林建立了一所大学，希望将学术和技艺引进这个王国，开化土著不文明的习俗。不过，爱尔兰最不幸的事件乃是总督约翰·佩洛特爵士于1585年引起的。他把武器发给阿尔斯特的爱尔兰居民，以便让他们抵抗苏格兰岛民的入侵；后者经常骚扰这些地方。同时，许多爱尔兰绅士受菲利普的邀请和天主教热忱的驱使，参加了低地的战争。爱尔兰人就这样有了军官和士兵、纪律和武器，足以威胁英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就能够对古老敌人发动更加正规的战争。

雨果·奥尼尔是沙恩·奥尼尔的侄子，女王提拔他承袭蒂龙伯爵的爵位，但他已经谋害了自己的表兄、叛乱者沙恩的儿子，其部族首领地位获得承认。他更喜欢野蛮人恣睢的骄傲和统治，不喜欢安宁富裕的生活。他煽动种种混乱，希望借此削弱、颠覆英国的统治。他以背信和残暴著称，在未开化民族当中，这些恶行是司空见惯的。他还以勇气著称，这种品德在他们动荡混乱的生活中必不可少，但缺少荣誉准则的支持，这种原则在他们当中通常比文明人风险更大。蒂龙在这种精神驱使下，煽动马格尼斯、奥·唐奈尔、奥洛克斯、麦克马洪和其他叛军举事，但他受威廉·罗素爵士的承诺和誓言欺骗，1594年落入后者手中，移交给总督。虽然军事统帅亨利·巴格奈尔爵士提出反对和抗议，蒂龙还是获释了。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决定公开叛乱，不再依靠英国政府的仁慈宽厚和缺乏经验。他联络西班牙，由此获得武器和弹药供应。他将所有臣属的爱尔兰酋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开始令人忌惮。

爱尔兰土著极其穷困，他们的国家除了牛群和燕麦，几乎没有其他商品。敌人接近时，他们很容易隐藏或是逃走。伊丽莎白不愿意给她的军队支付必要的费用，英国人因此难以利用他们的胜利，深入沼泽、森林和其他险要地区追击撤退的敌人。英军统帅约翰·诺里斯爵士鉴于这些因素，更愿意倾听蒂龙的休战或妥协建议。这些诡计将战争拖延了好几年，英勇的诺里斯后来发现：他被虚伪的承诺欺骗了，辜负了古老的声誉。他热病发作，在烦恼和不满中去世。亨利·巴格奈尔爵士继任统帅，运气甚至更坏。他进军，以解黑水要塞之围，却遭到叛军包围，周围地势不利。他的士兵由于火药意外爆炸而丧胆，开始逃跑。尽管骑兵统帅蒙塔古制止了逃兵，但留下的一百五十名士兵和将军本人一起死在战场上。如此不寻常的大捷鼓起了爱尔兰人的勇气，补充了他们的武器弹药，提高了蒂龙的声望。他以国家的解救者、自由的保护人自居。

英国枢密院这时意识到：爱尔兰叛军已经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首领。他们原先的怀柔手段是跟叛军休战、议和，允许他们交出叛乱中虏获的部分战利品，换取赦免。事实上，这些措施在爱尔兰人当中鼓励了叛乱和混乱的精神。因此，他们决定以更加有力的手段推进战争。女王瞩目蒙特乔伊勋爵查理·布朗特。此君熟谙书籍、文学，疏于武事，但女王认为他文武全才。但年轻的埃塞克斯伯爵渴望军事荣誉，希望自己担任总督，反对任命布朗特。他表示：爱尔兰总督地位重要，应该托付给比布朗特更有军事和政务经验、才干和声望更高的人。他描述的人选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的愿望一旦公开，敌人甚至比朋友更急欲让他如愿以偿。伯爵的许多朋友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同意离开宫廷，除非时间极短，否则这样会妨碍他培植女王对他的明显的个人偏爱。他的敌人希望他不在宫廷，女王就会忘记他风度和谈吐的魅力，这样他的急躁和高傲不久就会激怒女王，她一向指望臣仆毕恭毕敬、善解君意。但埃塞克斯理解不了这种谨慎的做法。伊丽莎白迫切希望征服爱尔兰叛军，对埃塞克斯的天赋有先入为主的偏信，乐于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加副王衔。女王为了进一步鼓励他的治术，授予他的特权大于以往任何副王。他有权随心所欲开始或结束战争，赦免叛军，任命王国最重要的官职。女王为了保证他的成功，征集了一万六千名步兵和一千三百名骑兵，后来又补充了两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人们公认为这些军队足以一战歼灭爱尔兰叛军，征服全爱尔兰。埃塞克斯的敌人：诺丁汉伯爵、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科巴姆勋爵都没有阻挽备战，只希望女王期待越高，相应的事务就越难让她满足。他们抱着类似的看法，宁愿支持而不是反对那些夸张的溢美之词。埃塞克斯众多乐观的朋友散布溢美之词，吹捧他天资卓越、禀赋高雅、英雄气概、慷慨无度、出身高贵。他们看到各地民众狂热爱戴埃塞克斯伯爵，并非感到不快。老练的政治家研究伯爵的性格，发现他的性情坦率而英勇，只要假以陶冶、学会在对方面前有所保留，就会所向无敌。他们决定：宁可推动他悬崖放马，因为他自己很少考虑危险。较好的办法是：利用他的轻率，侦察他的一切举措，甚至言辞。他心高气躁，在宫廷和敌人的包围中，尚且不习惯掩饰。如果他自以为身边只有朋友，就更不会有所保留，因此恶意构陷、罗织罪名，并非难事。

埃塞克斯三月离开伦敦，民众夹道欢呼。大批贵族和绅士爱戴他的为人，攀附他的幸运，想要追随名将，谋取声望和军事经验，给他以更大的光荣。他到达爱尔兰，第一次行使权威就是轻率但慷慨的举动。这两方面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他任命密友南安普敦伯爵为骑兵统帅。南安普敦曾因未经女王同意，秘密结婚，而开罪于女王。女王因此嘱咐埃塞克斯：不要授予南安普敦任何重要职务。她一听说埃塞克斯违命，就下旨责备，令他收回成命。但埃塞克斯想象：女王下达第一道禁令的某些原因已经得到满足，便轻率地抗议第二道命令。后来女王三令五申，他才同意罢免朋友。

埃塞克斯在都柏林登陆，跟爱尔兰枢密院商议讨伐爱尔兰叛军的最适当方法。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毁了他的所有事业。埃塞克斯在英格兰总是指责前任统帅一味运用权术拖延，以致师劳无功，且跟叛军签署休战协定和临时和平协议，使叛军有机会重整残军、卷土重来。他为了言行一致，坚持立刻挥师阿尔斯特，讨伐主要敌人蒂龙。他的部署军令符合公开宣布的决心。但爱尔兰枢密院说服他：季候太早，不宜行军。北方爱尔兰人通常藏身于英军无法通过的沼泽地，不如利用目前的时机远征明斯特。枢密院给出这个建议的秘密理由是：他们许多人在该省拥有地产，希望驱逐身边的敌人。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个建议的恶果，又出于同样自私的精神，迅速撇清关系。

埃塞克斯迫使所有明斯特叛军或是投降，或是逃往邻郡。但爱尔兰人从女王的大规模战备得出结论一一她有意彻底征服爱尔兰，甚至完全消灭爱尔兰人。英军一走，明斯特居民就重新叛乱，跟他国续订盟约。在此期间，军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以不适应气候，大批病倒。军队七月中旬返回都柏林时，严重减员，士兵锐气大损。他们在一些次要战役中打败了卡希尔勋爵等人，但他们鄙视的爱尔兰人的抵抗却越来越顽强，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是没有经验的新兵，因此一支大军在吉宁斯居然被劣势敌人驱散。埃塞克斯对这次贻误勃然大怒，罢免全体军官，对士兵按十中取一的比例格杀。这种严厉但必要的举措吓倒了士兵，使他们更加厌战。

女王获悉不到一个季度的琐屑交锋居然折损如此之众，大为不满。她更加惊讶埃塞克斯以前谴责别人拖延，现在却采取同样的做法，且明知这样跟女王的目的和意图相反。伯爵为了使军队从疾病和疲惫中恢复过来，他让主力扎营，自己率领一千四百人的小分队进军奥菲利郡讨伐奥康纳和奥莫尔，迫使他们投降。但他回到都柏林时，发现军队严重减员，便致信英国枢密院报告情况。他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刻派来两千名援军，他这个季度就无法对蒂龙采取任何行动。女王为了不给他进一步拖延的借口，立刻如数派来援军。埃塞克斯终于集结军队，远征阿尔斯特。但此时的军队极其厌战、极其畏惧蒂龙的声名，因此大批装病、逃亡。埃塞克斯发现：除了必要的卫戍部队，他只有不到四千人可用于进攻叛军。他仍然率领这支偏师前进，但不久就发现：季候越来越晚，对敌人无能为力。他虽有优势兵力，但敌人决心避免会战，他无法奈之。因此，他倾听蒂龙送来的信号，后者要求在两军大营当中的地点举行会谈。将军不带任何侍从，蒂龙走进两人之间的河水里，但埃塞克斯立在对岸。半小时会谈后，蒂尤向副王表示最彻底的臣服。5月1日签署休战协定，六星期后可以反复延期。如果预先两星期警告，即可以毁约。埃塞克斯还接受了蒂龙提出的和约，其中加入了许多无理和过分的条件。后来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跟敌人做了不正当的交易。

伊丽莎白最大、最靡费的一次远征竟然如此意外收场，因此她对埃塞克斯极为愤怒；伯爵的其他做法更是火上浇油。他给女王和其他枢密阁臣写了许多信件，充满暴烈、急躁的措辞。他在信中控诉敌人，哀叹他们设局陷害他，桀骜、怨谤之心，历历在目。为此，女王特意下旨斥责，命令他留在爱尔兰，等候下一步命令。

埃塞克斯同时获悉伊丽莎白的愤怒和敌人的升迁——政敌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出任侍卫长，这是他觊觎的官职。他害怕继续远离宫廷，这样女王就会完全疏远他。于是他草率决定，效法前任宠臣莱斯特伯爵。莱斯特在低地获悉女王不满他的施政，就抗旨返回英格兰。他亲自辩解、奉承、游说，安抚女王，挫败了所有敌人的期望。因此，埃塞克斯更多地考虑了环境的相似性，却没有考虑他和莱斯特性格不同，即刻起程去英格兰。他迅速抵达宫廷，没有人事先对他的意图有丝毫了解。他虽然风尘满面，但仍然匆匆上楼，赶往觐见室。然后，他赶到枢密室，没有在那里停留，接着赶到女王的卧室。女王刚刚起床，头发还披在脸上。伯爵跪在女王面前，吻她的手，说起私房话。女王亲切地接见他，临行时表示宽慰。感谢上帝，他在海外遭遇了这么多困难和风暴，终于回家找到了甜蜜和安宁。

但伊丽莎白的外表只是惊讶的结果。宠臣突然意外出现，她当时一刹那感到宽慰。但当她有时间反思以后，就回想起伯爵的种种过失。她认为有必要运用严厉的纪律，制伏埃塞克斯桀骜不驯的性格。伯爵仗着她的偏爱，在枢密院里飞扬跋扈、独占君恩，在最重要的事务上，视圣旨上谕如无物。因此，埃塞克斯下午接驾时，发现女王在马车里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她命令伯爵闭门不出，等候枢密院的两次审查。虽然他的回答镇静而顺从，但女王还是将他交给掌玺大臣埃格顿监护，且不准接见客人，甚至与伯爵夫人也不准通信。埃塞克斯再三表示谦卑和悔恨，绝无怨谤。他表示完全屈从于女王的意志，宣称此后退隐乡间，不再过问宫廷和政务。他虽然假装完全抛弃了凌云壮志，但失败的烦恼、敌人的胜利，仍然在折磨他骄傲的精神。他热病发作，似乎生命垂危。

女王一直向全世界，甚至向伯爵本人宣布：她的严厉措施是为了纠正他，而不是毁掉他。她听说伯爵病倒，颇为惊恐。她派了八位声誉和经验最为卓著的名医探病，得知病情危险。她派詹姆斯医生给伯爵送肉汤，带去口信：如果不是考虑到君主的荣誉，她会认为亲自探病才是更大的美德。旁观者仔细观察她的表情，发现她眼中充满了泪水。

女王对埃塞克斯有回心转意的迹象。消息一传开，即给他公开的敌人发出了警报。其中，沃尔特·雷利爵士——埃塞克斯最激烈、最野心勃勃的敌人尤其如此，他大受事态急转直下的影响，自己也病倒了。女王只得同样探病安慰，希望他早日康复。

女王送药给两位高傲的对手，颇为灵验。埃塞克斯现在获准让伯爵夫人做伴，前途有望，健康大为改善，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但伊丽莎白受谗言浸淫：伯爵的病完全是伪装，想要打动她的同情心。于是她恢复了原有的严厉态度。埃塞克斯给她写信，按照当时廷臣的惯例，送她昂贵的新年礼物。伊丽莎白看了信，但拒绝接受礼物。不过，她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以后，准许伯爵隐居私宅。他仍然受到监护，不得接见宾客，但非常感激女王的宽大，送信致谢。“这种进一步的善意，”他说，“在我的耳中像陛下的声音一样悦耳。‘不要死，埃塞克斯。我虽然惩罚你的冒犯，贬低你的美德，但我有朝一日会回报你。’我的灵魂拜倒在陛下的金言面前。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期待中，谦卑、耐心、愉快地忍受一切苦难。”埃塞克斯伯爵夫人是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的女儿，跟她丈夫一样，文学品位高雅。在这焦虑和期待的几天，伯爵夫人的陪伴是埃塞克斯的主要安慰。在他前程似锦的时代，埃塞克斯从未完全忽略跟她一起阅读那些有益、有趣的作品。

这时发生了几次偶然事件，使女王对埃塞克斯的怒火始终不熄。她从爱尔兰收到的每一份报告都证明埃塞克斯处置失当，把兵力和财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目的上。蒂龙非但没有受到镇压，反而在不到三个月内撕毁了停战协定。他联合奥·唐奈尔和其他叛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王国。他自诩有把握从西班牙获得人力、金钱和武器。他声称为天主教而战。教皇克莱蒙特八世为了鼓励他如此正义的事业，授予他经过祝圣的凤凰羽毛；蒂龙经常佩戴这根羽毛，公开炫耀。女王为了遏制他的进展，回到原来的打算：任命蒙特乔伊为副王。蒙特乔伊是埃塞克斯的密友，他希望伯爵回爱尔兰执政，一开始借口健康不佳、极力推辞，但女王勒令他接受任命。蒙特乔伊发现爱尔兰形势几近绝望；但他有才有为、并不沮丧，立刻进军阿尔斯特讨伐蒂龙。他深入爱尔兰心脏地带，直取叛军大本营。他在德里和诺里斯山修筑要塞，扼制爱尔兰人。他追亡逐北，迫使叛军逃入森林和沼泽避难。他派乔治·卡鲁爵士讨伐明斯特。他所向无敌、前景有望，重建了女王在爱尔兰的权威。

伊丽莎白比较蒙特乔伊和埃塞克斯的政绩，疏远了宠臣。民众偏爱埃塞克斯，对他的优点怀有先入为主的夸张观念，为他遭到放逐和监护鸣不平，反而使女王更加讨厌他。加上塞西尔、雷利和他所有的敌人秘密散布流言。而且他的深得民心，似乎增加而非减少了他的不幸。伊丽莎白为了向公众证明她对伯爵的处置有理，经常表示要将他的冒犯交给星室法庭审理。但她对埃塞克斯的柔情最终胜过了严厉，同意让他只受枢密院的调查。科克检察长提出指控，态度残酷而傲慢（这位大律师经常这样对待不幸的人）。他尽量夸张埃塞克斯在爱尔兰施政的种种弊端，比如：伯爵违背女王的禁令，任命南安普敦为骑兵统帅；伯爵放弃了讨伐蒂龙的远征，进军伦斯特和明斯特；伯爵滥封骑士；伯爵跟蒂龙秘密谈判；伯爵蔑视女王的命令，突然从爱尔兰返回。他还夸张蒂龙提出的无礼条件。他说：这些条件可憎可恨，公开宽容偶像崇拜，赦免他自己和所有爱尔兰叛徒，完全恢复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副检察长弗莱明坚持说：伯爵给爱尔兰留下了满目疮痍。本朝初年掌玺大臣尼古拉·培根爵士的儿子弗朗西斯展示了伯爵信件中的不忠辞令，结束了指控。

埃塞克斯放弃自我辩护，一味沉默、谦卑，只声明一点：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跟君主争辩。他说：他已经淡泊世俗、弃绝野心。他毫不踟蹰，将所有过失和错误归咎于年轻、愚蠢和各种弱点。他内心为严重冒犯陛下而懊悔，超过了一切外在的十字架和苦难。无论陛下责备他什么，他都会公开忏悔。他承认一切，只有一点例外——他凭性命发誓：他以忠诚、纯洁的心，真实的爱戴，诚挚的渴望，尽他微薄的能力，最好地为陛下效劳。只要枢密院在这一点上开恩，他甘愿承受任何谴责和判决。他表示屈服，他的谈话如此雄辩、如此悲哀，以致许多观众为之泪下。全体枢密鉴于伯爵意图的忠诚，毫不犹豫地判他无罪。甚至伯爵公认的主要敌人塞西尔都以尊重和人道的态度对待他。掌玺大臣（经枢密会议通过）宣判说：“如果这些理由在星室法庭提出，我对任何人的判决都是巨额罚款，对伯爵这种地位的人，会加上终身监禁伦敦塔。但我们既然是在另一个施恩的场所，我的判决是：埃塞克斯伯爵罢枢密、英格兰元帅、炮兵总监职，退返私宅、闭门思过，直到陛下开恩、撤销此项以及其余各项裁决。”坎伯兰伯爵对此项判决提出细微的反对意见。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仔细考虑，才能作出经得住考验的判决。他认为这样的判决多少过于严厉，任何统帅都很容易招致同样的判决。不过，他补充说：他信任陛下的仁慈，同意其余部分。伍斯特伯爵引用拉丁文诗句，表达了他的看法：在诸神受到冒犯的地方，甚至不幸都应该视为犯罪。冒犯神明，偶然不能构成借口。

培根后来以身居高位，尤其以科学天赋著称。他是塞西尔家族的近亲、伯利勋爵的侄子、国务秘书的嫡堂兄弟。他虽然天资卓绝，有钱有势的亲戚却没有给他任何保护，因此他在自己从事的法律界得不到晋升。但埃塞克斯识才爱才，跟培根结为密友，热心为他谋求副检察长的官职，但没有成功。伯爵为了安慰朋友的失望，送给他一块价值一千八百镑的土地。培根向枢密院控诉这样慷慨的恩主，虽然奉了女王的命令，但仍然不直于众口。但女王对培根很满意，委以新任：记录当天的诉讼，向公众显示她的公正与宽厚。培根主要是缺乏坚定的性格，而不是缺乏人性，他的记录对埃塞克斯最为有利。他尤其精心描写伯爵自辩时体现的忠诚服从。他为女王宣读这一段记录时，女王打量培根，微笑道：她看得出来，他旧情难忘。培根回答：他希望女王说的是她自己。

全世界都预期埃塞克斯不久就会官复原职。和解通常会赢得额外的影响力，重新得宠会比失宠前更得意。虽然埃塞克斯仍然不得进宫，但他继续担任骑兵统帅。他恢复了自由，可以随意接待所有的朋友。人们看到这些迹象，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埃塞克斯似乎准备坚持迄今非常成功的做法。女王打算利用这种训诫，使他养成习惯。埃塞克斯在写给她的信中说：亲吻陛下的手，以及手中矫正他的权杖，但只有女王屈尊接见他，他才会完全放心。过去，觐见是他幸福和乐趣的主要源泉。他现在决心痛改前非、退隐田园，犹如尼布甲尼撒那样：“与野兽一起居住，与公牛一起吃草，让天上的露珠沾湿衣裳，直到女王重新谅解我。”女王对这些表达非常满意，说她衷心希望伯爵言行如一。并且说，他考验她的耐心为时已久，现在应该由她来考验他的顺从了。如果是她父亲，绝不会宽恕顽固分子。不过，如果苦难的熔炉能产生好的影响，从此以后，她就要对炼金炉另眼相看了。

埃塞克斯伯爵拥有甜酒垄断权，期限将满，他耐心等待女王延期。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活的转折点，决定官复原职是否有望。伊丽莎白虽然态度亲切，行为却傲慢严厉。埃塞克斯的敌人围绕在他身边，想要说服她：伯爵的骄傲还没有驯服；他需要进一步考验，才能重获恩宠。因此，她拒绝了伯爵的要求，还轻蔑地补充说牲口不听话，就不能多给饲料。

这种变本加厉的苛刻导致了年轻贵族的毁灭，给女王自己也带来了无穷的悔恨和烦恼。埃塞克斯长期压制傲气，耗尽了耐心。他想象女王决心已定，一下子冲破了所有屈从和审慎的约束，决定解救自己，对敌人一不做二不休。他最得宠的时候，习惯于凌迫君主。这种做法符合他的脾气，往往获得成功。他轻率地想象：这是操纵女王唯一适当的办法。他这时山穷水尽，暴躁的脾气一发不可收拾，抛弃了一切忠君敬上的伪装。他让公众的青睐冲昏了头脑，千方百计争取民心，试图以热情友好的生活方式增加大众的善意。这种生活方式跟他的身份和环境不相称。他以前的职务跟军人关系密切，现在礼贤下士、招揽亡命之徒。他这时认为，这些人的爱戴对他有用。他暗中谋求天主教徒的信任，但主要信任清教徒。他公开拥抱清教徒，似乎完全接受他们的作风。他在埃塞克斯伯爵府安置最著名的清教传道士，在家里天天祈祷、布道。他邀请伦敦所有激进派清教徒参加这些虔诚的活动。这些布道开始在英国人当中盛行起来，取代了公共娱乐和庆典。这种古老的做法赢得了民众，最适合野心勃勃的首领争取公众、煽动狂热。清教徒传道士经常宣扬抵抗世俗权力的教义，使听众的心灵适应暴动计划。伯爵正在暗中筹划这些暴动计划。

但伯爵最大的轻率源于坦率的性情，他的性格不适合这种困难、危险的事业。他放言无忌，甚至对女王说：您现在老了，身心都直不起来了。有些贵妇原先喜欢埃塞克斯，却没被他看在眼里，便把这些故事告诉女王，挑拨她对埃塞克斯恨之入骨。伊丽莎白在这方面永远非常敏感。她这时虽然年近七十，但还是允许廷臣甚至外国使臣恭维她的美貌。一切良好的判断力都治不好这种荒谬的虚荣心。

“我远离女王，心都碎了。我多年追求她，怀着巨大的爱情和热情，经历了众多旅程，现在独自留在后面的黑狱中。她还在我身边时，我每隔两三天就能听到她的声音，这能减轻我的悲哀，但现在我的心沉入了痛苦的深渊。我渴望像亚历山大追踪狄安娜一样，跟维纳斯同行。微风吹拂金发白肤，她就像仙女一样；有时坐在阴影里，像女神一样。她有时唱歌，像天使；有时弹琴，像俄尔甫斯。瞧这个悲哀的世界！你只要一次错过，就会永远丧失。噢，光荣仅仅沐浴不幸。什么能确定无疑呢？除了幻想，所有伤口都会结疤；除了女人，所有感情都会衰竭。只有逆境才能鉴定友谊，只有冒犯才能考验慈悲。没有神圣，只有同情的理由。报复是残忍而致命的。这一切都过去了，爱情、叹息、悲哀、渴望，都比不上脆弱的不幸？一大堆蜜糖当中，容不下一滴苦胆？我那时就断定：良时不再，美景成空。她一去不复返，我再也不能指望慈悲和尊重。我现在向你坦承，有些人渴望我毁灭，我的生命比他们的希望更悲惨。我为她而生活，靠她而生活。能生于世，就是我的幸运。”参见Murden,657。

值得注意：信中的仙女、维纳斯、女神、天使当时大约六十岁。但五六年后，她仍然允许同样的恭维。她驻法兰西大使亨利·奥顿爵士叙述了她和亨利四世的交谈。国王把大使介绍给他的情妇、美丽的加布里埃尔，问他有多喜欢她。“我谨慎地赞美她。”使臣回答说，“我告诉国王：如果不怕冒犯的话，我有更美的情妇画像，画像的完美远不如真人。国王说：你要是爱我，只要你带着画像，就拿给我看看。我犹豫不决，但他坚持索要。他提出偷偷看一看，直到我辞行，因为他不会为任何财宝而放弃的。国王拿到画像，怀着热情和羡慕说：我有理由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画像。他非常严肃地亲吻画像两三次。我把画像握在手里。最后，我们争论了一阵子。他从我手中夺走画像，发誓说：我喜欢这样生动的画像，抛弃全世界都会无比快乐。还有许多最热情洋溢的辞令。”参见Murden，p.718。

这方面更多的材料，参见这位天才作家的the Catalogue of royal and noble Authors,article Essex。

埃塞克斯还有一种手段，甚至比嘲笑女王的年龄相貌更能激怒她：他秘密联络女王的继承人一一苏格兰国王。这年，高维里伯爵策划反对国王。他的危险阴谋筹备不周，詹姆斯幸免于难。他虽然得救，还要面临不愉快的场面——顽固的教士不顾最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着他的面否认这种阴谋的存在。詹姆斯厌倦了他四分五裂、骚乱成性的臣民，渴望继承英格兰的王位。女王年纪越来越大，他登基的希望也越来越增加。他继承王位，不仅权力与荣耀大增，还可以治理驯良顺民。他跟欧洲所有宫廷交涉，保证友谊和党援。他甚至没有忽略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宫廷。他虽然没有明确承诺，但还是给天主教徒提供希望：他继位以后，会增加他们目前的自由。在欧洲所有君主当中，他唯独不敢对伊丽莎白提出继承权。他知道：虽然女王年事已高，急需定国本，但她忍受不了面对自己死亡的恐怖，决心让他和所有竞争者完全依赖自己。

埃塞克斯母系为宗室嫡裔，他有些乐观的党羽轻率地主张：他理应跻身于王位觊觎者之列。但伯爵特意派亨利·李出使苏格兰，向詹姆斯保证：他无意觊觎大位，决心千方百计地促成苏格兰国王继承权的公开宣布。詹姆斯乐于倾听这个提议，但不喜欢埃塞克斯打算采取的激烈手段。埃塞克斯甚至跟爱尔兰副王蒙特乔伊共谋，调动部分爱尔兰军队回英格兰，迫使女王宣布苏格兰国王为继承人。蒙特乔伊是他最热忱、最忠实的朋友，为人正直、审慎。埃塞克斯急不可待，虽然詹姆斯拒绝这种危险的手段，但他仍然试图说服蒙特乔伊不要放弃计划。但副王认为：如果王位最近的继承人和外国君主支持，这种激烈手段可能是审慎甚至正当的，但臣民有这样的图谋，就是鲁莽和有罪的。他断然拒绝合作。不过，埃塞克斯继续极其秘密而热忱地联络苏格兰宫廷。伯爵不仅争取詹姆斯的宠爱，还把自己的对手说成国王继位的敌人、西班牙利益忠心耿耿的代理人、因方特虚构的党羽。

因方特和阿尔伯特大公爵采取某些措施，向女王求和。和谈地点选在中立市镇布洛涅。在那里赴会的英格兰代表有：英国驻法兰西大使亨利·内维尔爵士，以及赫伯特、埃德蒙德、比勒。他们的西班牙谈判对手有：西班牙和大公爵的使臣苏尼加、卡里罗、理查多特、维赫肯。但会议因礼仪问题而争执不下，很快就决裂了。在欧洲各邦当中，英格兰一向位列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和组成西班牙君主国的其他各邦之上。伊丽莎白坚持：虽然各邦合并，但古老的权利并不因此而丧失。西班牙君主国在目前情况下，自认为幅员辽阔、实力雄厚、超过英国，不能与古代相比。王国和门第长期而正规的的优先权仅仅是古老遗物而已。伊丽莎白倾向和平，同意让步：双方平等相待，但西班牙使臣坚持要他们的优先权获得承认，才能继续谈判，因为他们的邦国一直跟法兰西争夺优先权、而英格兰逊法兰西一筹。在流产的谈判准备期间，诺丁汉伯爵，国务秘书和大司库塞西尔，海军上将巴克赫斯特勋爵倾向和平；但英国国民陶醉于成功，当作征服和掠劫，大多反对议和。埃塞克斯深得民心，不难说服群众相信：英国大臣把国家利益出卖给西班牙，甚至不惜接受敌国的统治。

但埃塞克斯不满足于散布对手的种种谣言，进而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毁掉他们。秘书卡夫轻率傲慢，竭力挑唆伯爵，完全支配了他的恩主。他们组成了一个精选的异议委员会，通常在德鲁里宅第集会。成员有：宅第的主人查理·戴维斯爵士、南安普敦伯爵、裴迪南·戈格斯爵士、克里斯托弗·布朗特爵士、约翰·戴维斯爵士、约翰·里特尔顿、埃塞克斯。埃塞克斯自诩：他有一百二十位著名贵族、骑士、绅士的拥戴，有强大党派的谋划，更有民众的信任可恃。他在盲目的愤怒和绝望驱使下，形成了种种犯罪的计划，其中之一就是拿起武器。伯爵问他们：宫廷和伦敦塔之间，应该首先占领哪一个，还是同时占领两者更好？他们商定：克里斯托弗·布朗特率领一个精选的分遣队，控制宫门；戴维斯占领大厅；戴夫斯占领侍卫室和觐见室；埃塞克斯率领党羽从梅斯冲进来，极尽谦卑地恳请女王清君侧、开国会，由国会批准新政府组成。

这些铤而走险的计划正在纷纭不已，女王收到了各种可疑的报告。她派大司库的儿子罗伯特·萨克维尔爵士去埃塞克斯府，借口拜访，其实是为了查访有无可疑闲杂人等聚集，有无暴动非常准备。不久后，枢密院召见埃塞克斯，这一次在伯利家里。伯爵回想这次事件，对照最近的不速之客萨克维尔，便开始提防自己的安全。他断定全部密谋已经败露，至少已经受到怀疑。他有理由担心新的严厉惩罚可能会取代从轻发落。因此，他借口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伯爵立刻给亲密盟友传信，在当前的紧急关头征询他们的建议和协助。他们考虑：要么抛弃所有谋划，亡命海外；要么立刻集结武力，占领宫廷；要么寄希望于伦敦市民，他们爱戴伯爵、众所周知。埃塞克斯反对第一种方案，他表示宁可忍受任何命运，也不愿意流亡度日。由于准备不足，所以占领宫廷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他们听说：女王似乎已经发觉了他们的计划，把宫廷卫队增加了一倍。因此，他们只剩下号召伦敦市民一途了。他们正在讨论这个决策的审慎和可行性，有个来客仿佛为此受托，向他们保证伦敦民气可用：依靠市民的爱戴，任何计划都能实现。埃塞克斯的民望主要依靠他种种虚荣的事业。他乐于想象：群众的善意比任何援助都强，可以依靠他们推翻伊丽莎白的政府。女王的政府因时间而巩固，因智慧而受到敬畏，拥有举国一致的支持。他们当即决定了伦敦举事的疯狂计划，实施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埃塞克斯所有的朋友都收到通知：科巴姆和雷利策划谋害伯爵，恳求他们到场或援助。

第二天，南安普敦伯爵、卢特兰伯爵、桑德斯勋爵、蒙提格勋爵和三百名高贵富有的绅士来到埃塞克斯府。埃塞克斯对他们伪称，敌人阴谋陷害他。他对有些人说：他要扑倒在女王陛前，恳求她的公正和保护；他对另一些人吹嘘：他在伦敦的势力根深蒂固，断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这方面都不会失败。女王通过情报获悉这些计划，不出所料，派裴迪南·戈格斯爵士传达给雷利。她给伦敦市政官下旨，让市民做好准备。她派掌玺大臣埃格顿偕伍斯特伯爵、审计长威廉·诺里斯爵士、首席法官波普汉姆赶赴埃塞克斯府，了解非常变乱的理由。他们几经周折，才通过边门受到接见，但他们所有的仆人不得入府。他们几度告诫埃塞克斯的家臣：放下武器，尽忠君主。作为回敬，伯爵的家臣将他们包围，愤怒地威胁他们。伯爵发现他已经无法回头，就把使臣扣留在家中，继续执行原定计划。他率领两百名侍从出发，只携带随身宝剑。他的队伍穿过伦敦市，跟贝德福德伯爵和克伦威尔勋爵会合。他大叫道：“为了女王！为了女王！我的生命受到阴谋的威胁！”然后，伯爵向治安官史密斯的住宅继续前进，对他的帮助寄予厚望。伦敦市民惊讶地聚集在伯爵身边，但埃塞克斯虽然告诉他们：英格兰被出卖给因方特了，敦促他们立刻拿起武器，但他们无能为力，没有人愿意加入他的队伍。治安官见伯爵上门，从后门偷偷逃走，投奔市长告变。在此期间，埃塞克斯看到市民态度冷淡，听到坎伯兰伯爵和伯利勋爵已经宣布他为逆贼。他开始丧失了成功的希望，打算退回私宅。他发现约翰·勒维森爵士率领武装市民封锁了街道，切断了他的队伍。他企图强行辟道前进，他最亲密的朋友、年轻绅士特雷西和两三个伦敦人牺牲了。伯爵和寥寥无几的随从（大多数人已经悄悄溜走）退到河边，乘船回到埃塞克斯府。他在家里发现：他以前派去向掌玺大臣和其他枢密输诚的戈格斯已经释放了俘虏，跟他们一起入朝。他现在彻底绝望，决心实行桑德斯勋爵的建议，背城一搏，宁可像勇士一样手握宝剑战死，也不卑贱地委命于刽子手。但他跟围攻者谈判，首先要求人质，然后要求议和条件，但一无所获。他考虑以后，决定投降，只要求礼貌的待遇以及公正无偏见的审判。

女王在种种纷纭中沉着冷静，仿佛只是路过街市，见有人打架，淡然处之。她不久就下令审判主要罪犯。以巴克赫斯特为首的二十五位贵族组成陪审团，审判埃塞克斯和南安普敦。被告罪迹昭彰，毋庸置疑。裴迪南·戈格斯爵士出庭。根据当时的习惯，卢特兰伯爵、桑德斯勋爵、蒙提格勋爵、戴夫斯、布朗特、戴维斯的供词只向贵族陪审团宣读。埃塞克斯的朋友丢人现眼，因为他们明确坚持伯爵的无辜和善意，尤其因为他毫无理由地恶意指控塞西尔秘书是因方特的党羽。国务秘书获悉这个指控，赶到法庭对证，审判证明此说纯属无稽之谈。判决宣布时，埃塞克斯说话如同一个必死无疑的人。但他补充说：很遗憾未能向女王陈情，虽然他无意低声下气地求情，鄙弃她的宽大。南安普敦的态度更温和、更顺从，他恳求陪审团的善意，态度非常温和得体，引起了所有人的同情。

埃塞克斯审判中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培根出庭反对他。他不是王室律师，因此并无义务协助审判。但他为了获得女王的恩宠，毫不犹豫地积极谋取朋友和恩主的性命，尽管他经常体会到这位朋友的慷慨。埃塞克斯假装害怕敌人的迫害，培根把他这种做法比作雅典人庇西特拉图。庇西特拉图砍伤自己的身体，企图说服国民相信：这是敌人的暴行，由此获得个人卫队。后来，他就用这支卫队颠覆了祖国的自由。

埃塞克斯在狱中度过了几天孤独和反思的生活。他骄傲的心灵最后屈服了，不是因为恐惧死亡，而是由于宗教感情。他以前把宗教信念作为野心的工具，这时宗教却坚定了他的精神，压倒了所有其他动机和考虑。伯爵的精神导师说服他：只有充分忏悔他的不忠，才能获得上天的赦免。他向枢密院承认了所有逆谋，以及他跟苏格兰国王的联系。他甚至没有隐瞒最亲密的朋友蒙特乔伊勋爵参与密谋。他为了平息当前的悔恨，忏悔说：他一生其他时期的罪孽比这次悔罪的对象更恶劣。他指控有德之士哈里·内维尔爵士通谋叛逆，但这位绅士看来从来没有同意向他提出的密谋，除了对伯爵的逆谋知情不报以外，别无更严重的罪行。自然，任何有荣誉感的人都很不情愿告密。内维尔入狱，大受迫害。但女王发现蒙特乔伊有统帅之才，为公益牺牲了私愤，继续任用他。

伊丽莎白喜欢作伪，以博取宽厚的美名。本朝屡兴大狱，她总是故作踟蹰为难。但埃塞克斯目前的处境唤起了她所有的柔情，使她真正陷于踟蹰为难的状态。她在爱与恨、骄傲与同情、自己的安全和宠臣的安全之间摇摆不定。此间，她的处境也许比埃塞克斯更值得同情。她签署死刑令，又发布相反的命令；重新决定行刑，又回心转意。埃塞克斯的敌人告诉她：伯爵自己唯求一死；且向她保证：只要埃塞克斯活着，她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而且很有可能伯爵悔罪的证据和女王安危的考虑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使得她长期以来对不幸囚犯的柔情因此死灰复燃。但她能硬起心肠，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拒绝请求赦免，而他实际上时刻都在期待请求。她最后同意行刑。伯爵闻讯，表现出忏悔和虔诚，而不是恐惧的迹象，愿意承认判决的公正。死刑在伦敦塔秘密执行，这符合伯爵本人的要求。他说：这时，上天的惩罚之手理应唤起谦卑的感情。他担心民众在他心里引起太多的喜爱和同情。女王无疑认为，出于审慎，不应该让公众看到这样阴郁的场面。沃尔特·雷利爵士特意前往伦敦塔，从一扇窗口观看行刑，这种做法增加了他已经承受的普遍仇恨。人们认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享受敌人的死亡。他如此心胸狭窄，没有任何借口能让公众接受。人们认为他的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仍然体现出他促成埃塞克斯死刑的残酷和敌意。那时，甚至塞西尔都变得温和了。

埃塞克斯伯爵因鲁莽、轻率、狂暴自取灭亡，年仅三十四岁。我们在此不免叹息人性反复无常。正如我们在许多其他场合看到的：一个人有如此之多的高贵品德：慷慨、诚挚、友谊、勇武、雄辩、勤勉，但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不仅把自己，还把许多朋友都彻底毁了。女王对他的柔情和热情，正如这些不成熟的荣誉，总的说来是他不幸命运的主因。伯爵仗着女王的偏爱和自己的优点，傲视女王，使得她的爱情和骄傲都无法忍受。女王高龄而多情，在伯爵眼中自然显得荒谬，甚至讨厌。伯爵口无遮拦，轻率地暴露了自己对她的真情实感。女王一再回心转意，诱使伯爵一再肆无忌惮，最后使她忍无可忍。虽然女性的感情始终强大，但君主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

埃塞克斯有些同谋者受审、定罪，他们是：卡夫、戴夫斯、布朗特、戴维斯，除戴维斯以外，全体伏诛。女王赦免了其余的人，愿意相信他们只是忠于伯爵的友谊、顾虑他的安全，不了解他计划中更为罪恶的意图。南安普敦几经周折才保住性命，但在本朝余下的时间内一直囚禁。

苏格兰国王害怕他和埃塞克斯的联系暴露，开罪伊丽莎白，而派马尔伯爵和金罗斯勋爵出使英格兰，祝贺她挫败最近的暴动和阴谋。他们奉命秘密调查女王有没有采取任何排除詹姆斯继承权的措施，以及万一女王去世，大贵族和阁臣的倾向性。他们发现形势再理想不过，他们甚至跟塞西尔秘书联系——埃塞克斯倒台后，塞西尔权倾朝野、无可匹敌。塞西尔决定及时争取继承人的信任，但他知道伊丽莎白对权威多么敏感，因此小心隐藏他对詹姆斯的依附。但他后来声称这种联系对女王再有利不过，因为苏格兰国王有毋庸置疑的登基资格。詹姆斯越是跟英国大臣联系，就越不可能扰乱在位君主的安宁。他还说服国王耐心等待，保持安静，时间会为他开放王位继承权。朋友们铤而走险既没有必要，也无所助益。詹姆斯生性公正随和，很容易接受这个决定。这样，英国人的心灵默默地，但普遍地接受了苏格兰世系的继承权，没有反对。埃塞克斯之死结束了朋党之争，对国本大定益多害少。

法兰西国王不喜欢詹姆斯，他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敌视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他派使臣向塞西尔暗示：亨利愿意跟他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挫败苏格兰国王的希望；但塞西尔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法兰西宫廷不再采取这方面的措施。唯一能够阻挠詹姆斯继承王位的外国就这样默许了。这年夏天，亨利去加莱旅行。女王闻讯，前往多佛，希望面见她最喜欢和尊重的君主。法兰西国王对她同样惺惺相惜，乐于接受提议，但许多困难产生了，双方只得同意搁置会晤。不过，伊丽莎白接连写了两封信给亨利，一封由埃德蒙德，另一封由罗伯特·西德尼爵士送去。她在信中表示：希望跟国王完全信任的大臣商议要事。国王的宠臣和首相罗西尼侯爵化装前往多佛。这位能干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他和伊丽莎白在多佛的会晤。女王计划跟亨利协作，共建欧洲新体系，在奥地利家族的废墟上建立新邦，从而确定持久的欧洲平衡。她甚至审慎地预见到盟友坐大后的危险性。她提议让低地十七省全部联合成一个共和国，形成永久性壁垒，防范法兰西和西班牙君主国危险的侵蚀。亨利自己考虑这样的计划，反对奥地利家族，为时已久。罗西尼发现伊丽莎白和他的主人从未商议过这个问题，却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实施方案，忍不住表示惊讶。然而，法兰西大局未定，不允许亨利开始这项大业。罗西尼说服女王：两国联合攻击奥地利家族的计划有必要推迟几年。他告辞之后，理所当然地对伊丽莎白可靠的判断力和伟大的心灵充满敬佩。他确信女王在欧洲并非浪得虚名。

女王雄才大略、庙算至此，极不寻常。一方面她年高体弱，另一方面爱尔兰虽有能臣战胜攻取，仍然纷纭不已，分散了她大批兵力。战争开支给她微薄的岁入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大臣利用她节俭的性情，提出削减开支的计划，她虽然一开始反对，最后还是同意了。英格兰向爱尔兰支付大笔军饷，货币流通后自然落入叛军手中，使他们能够在海外购买武器和军火。爱尔兰王国极度贫困，一切必要商品无不匮乏，他们除了购买物资，别无他法。因此，他们建议女王：军饷应以劣币支付。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岁入，且劣币出口无利可图，不会在外国市场上流通。有些更明智的阁臣坚持说：如果军饷相应增加，价格和价值比例不变，爱尔兰叛军就会从中获得同样的利益。如果军饷不增加，军队就有哗变的危险。无论金属片铸成什么名义，他们都会从中经验发现报酬被人骗走了。伊丽莎白纠正了前朝货币贬值的弊政，固定了英国货币的币值，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绝少标新立异，值得称道。但她禁不住大司库似是而非的论证诱惑，大铸劣币，供大司库支付爱尔兰军饷。

副王蒙特乔伊为人干练，预见到兵变的危险。他立刻挥师野战，希望严格的纪律和不断的讨伐能够消除萌芽状态的危险。他修建军用道路，修筑莫格赫里要塞。他将麦克基尼斯逐出勒卡尔。他使蒂龙在阿尔斯特疲于奔命，难以兴师入犯。他一年四季到处清野，破坏爱尔兰人的给养，使他们在森林和沼泽庇护所内濒临饥荒。同时，亨利·多克雷爵士率领另一支军队，占据德里城堡，派卫戍部队进驻牛顿和埃霍格。他在巴里山农附近占据了唐奈格修道院，派兵进驻，防范奥·唐奈尔和爱尔兰人的进攻。乔治·卡鲁爵士在明斯特省也没有无所事事。他俘虏了有名无实的德斯蒙德伯爵，将他和另一位爱尔兰酋长佛罗伦斯·麦卡蒂送往英格兰囚禁。他逮捕了许多嫌疑人，向另一些人索取人质。他获得英格兰的两千援军后，进驻科克，在那里准备了武器和给养，做好抵抗西班牙人随时入侵的一切准备。副王知道南方各省门户洞开的危险，于是停止进攻捉襟肘现的蒂龙，而向明斯特进军。

最后，唐·约翰·德阿奎拉率领西班牙人抵达金塞尔。理查德·佩尔西爵士率领一百五十名卫戍部队镇守该城，只得弃守。入侵者达四千之众，爱尔兰人为了摆脱他们极其不满的英国政府，群起加入。他们抱怨的主因就是引进评审法庭。陪审制最有利于维护平等和自由，英国法律以此享有理所当然的盛誉，却引起了爱尔兰人的深仇大恨。爱尔兰人还以西班牙后裔自居，极其偏爱他们，而且他们忠于天主教，因此更加爱戴入侵者。德阿奎拉在爱尔兰自居“保卫信仰的圣战”将军，他力图说服民众：教皇的几道法旨已经废黜了伊丽莎白的王位，解除了臣民的效忠誓言，西班牙人奉旨讨伐，从恶魔的统治下解救爱尔兰。蒙特乔伊发现：只有积极行动，才能阻止爱尔兰全面叛乱。他集结军队，从陆路围攻金塞尔；理查德·勒维森爵士同时率领一支小舰队，封锁海面。他刚刚出兵，就获悉阿尔方索·奥坎博率领两千名西班牙人来援，占领了巴尔的摩和贝尔黑文。他只得派乔治·卡鲁爵士分兵阻击。在此期间，蒂龙偕兰德尔、麦克－索雷、凯里男爵特里尔和其他爱尔兰酋长倾巢加入奥坎博大军，驰援金塞尔。副王拦截到他们的信件，获悉他们的计划，做好了迎战准备。他获得勒维森及其六百水手的增援，占据敌军必经之地的有利地形，留少量骑兵防范德阿奎拉和西班牙卫戍部队突围。蒂龙率领一支爱尔兰和西班牙分遣队逼近，惊讶地发现英军严阵以待、军容整齐，他立刻后撤，但副王下令追击，联军阵形大乱。英军乘胜追击，直扑敌军主力，联军瓦解奔逃，丧师一千两百人。奥坎博被俘，蒂龙逃奔阿尔斯特，奥·唐奈尔逃往西班牙。德阿奎拉智穷能尽，只得接受副王提出的投降条件：交出金塞尔和巴尔的摩，同意撤离爱尔兰王国。这次大捷，以及凯里总督威尔莫特，罗杰和加文·哈维获得的其他胜利，使叛军士气低落，爱尔兰有望最终平定。

爱尔兰战争虽然胜利，还是给女王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她除了国会提供的补助金以外，确实没有多少收益，但国会总是将补助金视为重大让步。她虽然极其节俭，但为了维护英格兰的荣誉和利益，仍然不得不乞灵于其他权宜之计：出售王室领地、珠宝；向国民勒索贷款。她基于事务必需，再度召集国会。女王年事已高，且因埃塞克斯伯爵不幸的死刑而民望大损，以至于公开露面时不再有通常的欢呼。虽然如此，但她强大的特权，辅以积极的施政，仍然跟以往一样至高无上。

伊丽莎白积极有为，文武之道名臣辈出。女王岁入不足，无法论功行赏，只得从权。此道始于前朝，然未若本朝之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她授予仆人和廷臣垄断专利权，他们把专利权转卖给其他人。后者随心所欲地抬高商品价格，给一切贸易、工业、技术竞争施加了无法克服的束缚。这样授予专利的商品为数众多、地位重要，令人惊骇。其中包括：红醋栗；盐；铁；火药；纸牌；牛皮；兽皮；家禽；牛胫骨；海运煤炭、机油；衣料；锅灰；炭；醋；钢；碧石；刷子；锅；壶；瓶；硝石；洋茴香；铅锤；语法书；炉甘石；鲸油；玻璃；纸；淀粉；锡；硫磺；新帘；干菜；运输铁炮、啤酒、号角、皮革；进口西班牙羊毛、爱尔兰纱线。这些仅仅是商品垄断的一部分。这份清单在国会宣读，一位议员叫道：“面包不在内吗？”“面包？”所有人都惊诧地问。“对，”他回答说，“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等不到下届国会，我们就会落到面包垄断的地步了。“这些垄断经营者无所不用其极，把某些地方的盐价从每蒲式耳十六便士抬高到十四、十五先令。走私者侵犯垄断，自然可获大利。垄断者为了防范侵夺，从枢密院取得了武断大权，随心所欲地压迫人民，任意指证他人侵犯垄断、勒索巨款。硝石垄断者可以随意闯入千家万户，搜寻马厩、地窖和任何怀疑隐藏私货的地方；人们为了免受损害、骚扰，通常必须孝敬钱财。这样压制一切国内商品流通，没有给工业发展留下任何余地。几乎所有外贸都划归垄断公司，随意定价买卖。

当前，这些忍无可忍的弊政和恶果已经超过了任何时代、任何政府。上届国会提及此事，甚至向女王请愿、抗议专利垄断，但女王坚持保卫为害国民的垄断权。国会鉴于上次申请无功，坚持补救弊政，法律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廷臣坚持这是涉及特权的问题。下议院只有以最谦卑恭敬的态度，恳求女王大发慈悲，才有成功的希望。廷臣和乡绅都向国会提出这些论题，双方都被接受了。由此可见，当时国民的特权观念和伊丽莎白治下的自由权利多么奇特。据称，女王继承的特权既可以扩大又可以限制。她的特权受到法律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又可以限制其他方面的自由权利。王室特权不受讨论、争议、核查甚至不承认任何限制。绝对君主具有某种神性，例如英格兰绝对君主就是这样。法律或条例不可能束缚女王的手脚，因为她赋有随心所欲的豁免权力。即使在法案上附加一项条款，排除女王豁免权，她仍然可以首先豁免该条款，然后豁免法案。根据我们目前的国会观念，这种谈论更适合土耳其咖啡馆，而非英格兰下议院。女王鉴于垄断臭名昭著、民怨日益鼎沸，召见发言人，让他告知国会：立刻推迟最扰民、最繁重的若干专利。

劳伦斯·海德先生提出一项议案，称为“普通法解释特定专利案例法案”。

斯派斯先生说：该法案触及王室特权。据我从上届国会了解，这种议题太高而不宜触及。因此我应该自我克制，不要触及国事和王室特权，或任何其他法案。

弗朗西斯·培根先生说：涉及王室特权，我永远认可，希望永远不要讨论。女王是我们的君主，权力既可以扩大，又可以限制。在自由权利的问题上，她的特权受到法律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其次，她的特权可以限制自由权利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她不受刑事法律制约。我们一直就垄断和诸如此类的问题，谦卑地向陛下请愿，发出我们的不平之鸣，要求补救。补救措施触及崇高的特权时，尤其如此。我以前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应该处置、判断、染指陛下的特权。因此，我希望人人关心此项事务。

贝内特博士说：讨论陛下的特权，需要谨慎行事。

劳伦斯·海德先生说：就我的提案自身而言，我想我是理解的，我衷心相信：言辞和文字绝无反对、贬损王室特权和邦国之处。

发言人哈里斯说：我看得出，国会已经使提案具有请愿的性质。那么，请愿必须更谦卑地开始。先生，提案本身确实是好的，但措辞多多少少有些出格。

蒙塔古先生说：问题是善意和诚实的，议案提出的方式足够好。弊政很严重。我提醒诸位：我们上届国会提出过请愿，但没有成功。

弗朗西斯·摩尔先生说：我明白事关女王特权，但种种弊政无可比拟。我的语言和思想无法充分表达市镇和国家的悲惨处境。我领教过垄断之害。它将公共利益交给私人，使臣民蒙受赤贫和奴役。我们有真正、忠诚的皮革加工法。虽然有法案，专利权仍然霸占了一切自由。女王特权不肯除弊，国会法案就无能为力。发言人先生，我不管什么谦卑的精神，一定要把话说出来：陛下所作所为当中，没有哪一项比授予这些垄断权更能贬损陛下的尊严、唤起臣民的怨恨，对邦国更危险了。

马丁先生说：我代一个市镇陈述苦情和希望，因为故乡受到压迫、陷于悲哀和痛苦。垄断的负担沉重巨大而且无可言喻，包括淀粉、锡、鱼、衣料、油、醋、盐。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是垄断？在我的市镇和故乡，主要商品都落入邦国的吸血鬼手中。发言人先生，如果身体流血、不断遭受痛苦，得不到任何补救，身体还有没有可能保持良好健康状态？我的市镇和故乡落到如此下场：贸易凋敝了，本地物产和个人货品不见了。没有垄断经营者的特许，谁也不敢用。如果这些吸血鬼仍然在最高权力的保障下，夺走我们的产品，可怜的臣民还敢说什么？这些都是大地赐予我们最好、最主要的产品，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劳动的果实。我们为之汗流满面、泥污过膝。

乔治·摩尔先生说：我们知道陛下的权力，不受任何法案约束。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讨论呢？我们可以制定这项法案，但女王也可以授予专利与之相反。因此，我主张：以本院的庄严和智慧，更应该谦卑地请愿而不是制定法案。

唐兰先生说：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过激，因此也不会对邦国共同的苦情麻木不仁或无动于衷。我们如果采取请愿的方式，获得的结果不可能比上届国会的请愿更好。但从那一届国会以后，我们并没有改革。

罗伯特·沃斯爵士说：我大胆地说，这些专利是史无前例的弊政。

海沃德·汤森德先生提议说：他们应该向陛下陈情，不仅撤销一切为害臣民的垄断权，而且开恩允许国会通过最有力、最可靠、最有效的法案。这样就胜过他们仅仅依靠普通法，没有陛下特权的力量支持。虽然我们现在制定了法案，而且法案是合理的，但陛下毫不拖延地同意，可以让我们获得保障。我们臣民爱戴女王，不会没有告诉她、征求她的同意（问题几乎触及了她的特权），就通过任何法案。等第二天，我们再提出反垄断法案。

戴夫斯先生说：权力是上帝的属性，上帝赋予绝对君主。Dixi quod Dii estis.（他将这句箴言用于英格兰列王）

秘书塞西尔先生说：我是女王的仆人。如果一项提案贬损或削减了女王的特权，我宁可让自己的舌头被割掉，也不会同意。我确信：立法者先于法律（我的意思是：君主位居法律之上）。一位绅士鼓动我们，要执行爱德华三世第五年或第七年的古老法律。那时国王害怕臣民，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你们如果坚持法律，质疑王室特权，布拉克顿早就说过：Praerogativam nostram nemo audeat disputare。至于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议程。发言人先生，你应该在本届国会开幕时就执行女王的指示：不得接受这种性质的提案。陛下张开耳朵，倾听一切苦情；张开双手，接受一切请愿。君主的保留特权是：不受刑事法律制约，这是有益的，不可改变的。

蒙塔古先生说：我不愿意说出我了解的情况，免得得罪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涉及王室特权，本国法律一向允许并保持。因此，我们还是向陛下请愿吧。

发言人对国会说：女王已经废除了许多专利权。然后，弗朗西斯·摩尔先生说：发言人先生，我必须承认，我在上届国会和本届国会都触及这个问题，但我从来不想（我希望国会也这么想）限制或约束王室特权。他继续提议：应该感谢女王陛下。而且，各种夸张的演说在国会提出，无疑应该告知女王。

这些记录来自国会议员汤森德。他不是廷臣。演说辞令夸张，似乎更多地出现在另一方。女王虽然对国会温语安抚，仍然对议程非常不满。她的总结发言带有怒气：她觉得，他们个人的尊重已经戴上了公共事务的假面具。D'Ewes,p.619.

本届国会下议院关于王室特权还有更夸张的论证。他们讨论补助金问题。海勒先生说：发言人先生，我感到惊讶，国会居然对补助金或时费迟疑不决。我们的一切都属于陛下，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任何东西。对，她有权取走我们所有的土地和动产作为王室岁入。全体议员群起喧哗嘲笑。海勒先生说：得啦，你们起哄也改变不了我的赞成。于是，发言人先生起立说：国会应该习惯混乱的场面。海勒先生继续说下去。他没有说多久，国会又开始起哄，于是他坐下来。他在后面的发言中说：他先前的主张有亨利三世、约翰王、斯蒂芬国王的前例支持。这时，议员又开始起哄。D'Ewes,p.633.

值得注意的是，海勒是杰出的律师、有品格的人。vol.i.p.290.

虽然国会议员普遍表示不满，没有人要他下来，或是反对他荒谬的主张。本届国会还有人宣称：根据罗马执政官有权接受或拒绝元老院动议的前例，发言人可以接受或拒绝国会提案。D'Ewes,p.677.

国会本身反对这种理论，但有这种提案本身就证明：当时英格兰的自由衰退到了何种程度。

1591年，法官作出严肃的判决：英格兰是绝对的帝国，国王是它的元首。这种理论的结果是，他们断定：即使伊丽莎白第一年没有制定法案，国王仍然是国教会的首脑。国王可以根据其特权建立宗教钦使法庭这样的法庭。因为国王是全体臣民的元首，该法庭完全武断；推论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样对平信徒享有绝对权力。参见Coke's Reports,p.5.Caudrey's case。

女王不寻常的善意和屈尊使国会惊讶、敬佩、感激不已。一位议员流着眼泪说：他即使听到永福的宣判，也不会比这时更幸福了。另一位议员看到消息来自神圣的女王，觉得是一种福音或欢愉的潮水。他们应该衷心铭刻，永志不忘。进一步的评论是：上帝不会把荣耀分给别人，因此女王也是他们现世繁荣幸福的唯一中介。国会投票通过：派发言人偕委员会请求觐见，为她对国民的高尚让步致谢。

女王接见发言人和其他议员时，全体议员双膝下跪、久久不起，直到女王感到应该请他们平身，他们才站起来。发言人代表下议院表示感激，因为她神圣的耳朵总是倾听臣民的愿望，她赐福的双手总是减轻他们的负担。他说，他们竭尽一切忠心和感激，都明白：女王的慈悲明鉴万里，女王的善良恩德罔极；她的恩赐超过了臣民的期望，更超过了臣民的功德。他表示：言出必行是最适合上帝的属性，也是女王的特征。女王体现了一切真理、坚定、善良。他最后总结说：“无论言辞还是外在的表征，都不足以充分表达我们对女王大恩大德的感激，但我们还是将所有忠心和感激呈放在陛下足前，展现我们最忠诚和感恩的心。为了陛下的安全，我们情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呼出最后一口气。”女王非常耐心地听完这番话，其中的溢美之词更适于颂扬至高无上的上帝。她的答复对国民充满了柔情：经过最近过度的严厉后，理应如此。她采取这些严厉措施，仅仅是迫于必需，并无他意。这个敏感问题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伊丽莎白审慎地让步，及时放弃了部分特权，维护了她的尊严，保存了国民的爱戴。

下议院提供的补助史无前例：四项补助金和十五分之八税。国会忠心耿耿，没有等待垄断权问题获得满意答复，就通过了拨款。他们恰当地认为，此事对国民的利益和幸福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他们试图以搁置补助金为要挟，以女王的心高气傲，这种约束和猜忌的表现就足以使她拒绝所有要求，而采取更激烈、专横的措施了。

本朝剩下的事件为数不多、重要性不大。女王发现西班牙人煽动和协助爱尔兰叛乱，给她制造了如此之多的麻烦，决定打击他们的本土。她装备了一支舰队，包括九艘船只，远征西班牙海岸。理查德·勒维森爵士任海军上将，威廉·莫森爵士任海军副将。海军上将和部分舰队遇见了载运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但实力不足以进攻他们。海军副将也遇见一批宝船，但由于类似的原因让他们逃走了。两位勇敢的军官不愿意远征毫无结果，决定进攻葡萄牙海岸的塞里姆布拉港口。他们获悉，一条富裕的货船在那里避难。港口有城堡戍卫，港内有十一艘大帆船。据信，岸上有两万名武装民兵。虽然有这些障碍，以及风力和潮水不利，英国人还是攻入港口，平毁城堡大炮，凿沉、焚毁、驱散大帆船，迫使货船投降。他们把俘虏的船只带回英国，估价一百万杜卡特。西班牙人损失惨重，伊丽莎白大获禅益。

蒂龙失败、西班牙遭逐以后，爱尔兰形势逐渐安定下来。蒙特乔伊勋爵将军队分成小股，使各地叛军疲于奔命。他建筑查理蒙特和许多其他小型要塞，扼守全国重要路口，使爱尔兰人无法攻取。亨利·多克雷爵士和阿瑟·奇切斯特爵士积极有为，不给叛军喘息的机会和避难的余地。许多酋长在森林和沼泽中潜伏了一段时间后，只得投降，接受副王随意施加的条件。蒂龙本人通过弟弟麦克巴伦请求有条件投降，但蒙特乔伊拒绝接受，除非他将生命和前途完全寄托给女王的仁慈。他在米勒方特拜见副王，装束和举止符合他目前的处境。他以最谦卑的措辞承认自己的冒犯，然后接受蒙特乔伊的监护。蒙特乔伊打算将俘虏送回英格兰，听凭女王发落。

但这时捷报已经不能给伊丽莎白带来任何满足了，她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一切幸运的利益、一切盛朝的光荣都无法丝毫缓解或平息她的忧郁。有些人将这种低沉的心境归咎于她懊悔赦免蒂龙，她以前一直想让蒂龙为叛逆付出应有的代价，但后者跟大臣通谋，乞得了她的宽恕。另一些人的看法更有可能，认为她沮丧的原因是她的宫廷跟继承人苏格兰国王的长期联系由于疏忽而暴露，她觉得泄露了自己年老多病的境况。但她的忧郁可能另有原因，对此，长期以来，史家都视为浪漫的设想而不予采信，但最近的发现似乎已经证实。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她对埃塞克斯的柔情死灰复燃，对自己轻率地同意行刑悔之莫及。

埃塞克斯伯爵远征加的斯，告捷归来。他注意到女王恩宠日增，有时感到懊悔：他为女王效力，必须经常远离君侧。他的敌人常在君侧，可以更加卖力地诋毁他。她为了打消这种温柔的猜忌，送给伯爵一枚戒指，作为恩爱的信物。女王保证说：无论伯爵如何失宠，无论她如何听信谗言反对他，伯爵只需要送来这枚戒指就行。她一见信物，立刻就会回想起往日的柔情，耐心、同情地听取他的辩解。埃塞克斯虽然经历了所有不幸，还是把珍贵的礼物保存到最后关头，但他受审、定罪后，决心尝试一下。他把戒指交给诺丁汉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完全受丈夫、埃塞克斯的死敌支配，没有履行委托。伊丽莎白仍然期望，宠臣在最后一刻向她求情，把忽略归咎于他不可救药的顽固。她几度延期，经历了多次内心冲突，最后在愤怒和政策的驱使下，签署了死刑令。诺丁汉伯爵夫人病倒了，觉得死期将近，悔不当初，她请求女王探视，而泄露了致命的秘密，求她宽恕。女王措手不及，怒不可遏。她在床上摇摆垂危的伯爵夫人，叫道：上帝可能会宽恕她，但她绝不会。女王拂袖而去，从此以后就陷入最深、最无药可救的忧郁。她拒绝一切安慰，甚至拒绝进食进补。她倒在地板上，愠怒不息、无法动摇，沉浸于悔恨和自责中，宣称生命和生存已经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她只吐出几句话，都是在表达内心的悔恨，她不在乎暴露自己。但她的沮丧主要依靠叹息和呻吟排遣；人们虽然看到她的悲伤，却无法安抚或纾解。她在地板上躺了十天十夜，盖着侍女送来的垫子。御医无法说服她上床，更不用说尝试他们推荐的补救方法了。她焦躁的心灵长期折磨虚弱的身体，终于明显地油尽灯枯。枢密院奉召集会，派掌玺大臣、海军上将和国务秘书询问她对继承人的意见。她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她已经手握王杖，除了王室继承人以外，不想要其他人。塞西尔请求她更明确地解释自已的意思。她补充说：她有一位国王做继承人，除了她的近亲苏格兰国王，还能是谁？然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建议她把心灵集中在上帝身上。她回答说：她已经这么做了，她的心灵没有片刻离开上帝。她不久就说不出话来，神志丧失。她陷入昏睡麻木状态长达几小时，她慢慢断气，没有更多挣扎和抽搐。伊丽莎白享年七十岁，享国四十五年。

当夜阴云密布，一道强光照亮了全欧洲的眼睛。历史上没有几个重要人物像伊丽莎白这样，饱受敌人的咒骂和朋友的颂扬；也没有几个人像伊丽莎白这样，声誉受到子孙后代一致的公认。她享国日久、不同寻常，个性坚强、特点鲜明，能够征服一切偏见，迫使毁谤者降低谩骂的调门、赞美者多少收敛颂词。最后，虽有政治派性，尤其是宗教仇恨，各方仍然能够对伊丽莎白的施政形成一致的判断。她积极有为、坚定不移、慷慨恢弘、洞析入微、警醒明察、娴于辞令，配得上最高的赞美，历来身居九五者，鲜能及此。她若能待国民少些苛刻、少些专横、更有诚意、更多宽容，就可以尽善尽美。她心灵的力量足以控制更活跃、更强大的品质，防止其逾分出格。她的英雄气概不致流于蛮勇，节俭不致流于贪婪，友谊不致流于偏袒，性情活跃不致流于狂暴的躁动和虚幻的野心。她对较小的弱点没有同样的留心和同样的成功，这些弱点是：爱美的竞争、受人赞美的欲望、爱情的嫉妒、愤怒的发作。

她的性情和才能同样构成非凡施政天才的基础。她长于自制，很快就获得了支配人民的绝对权力。她真正的优点赢得了人民的一切尊重，同时假装的优点也赢得了体面的爱戴。没有几位英国君主继承王位时，处境像她一样艰危，没有一个君主的施政能够像她一样成功和幸运。她不了解处理宗教纠纷的真正秘诀在于宽容，但她能以出众的审慎，保护国民免遭纷纭之害。她所有的邻邦都在神学纠纷中分崩离析。虽然她的敌人是欧洲最强大、最活跃、最进取、最谨慎的君主，但她仍然声势夺人，给敌人治下的各邦留下深刻印象。在此期间，她自己的伟大仍然完好无损。

她的王朝谋臣勇士辈出，分享胜利的殊荣，但无损于她应得的赞美，仅仅大有增益而已。她识才有功、用才有恒，文武功臣全都有赖于此。他们虽有长才，从未僭越君上。她在家庭、宫廷、王国中，都是女主人。她富于柔情，但心灵的力量仍然凌驾于其上。内心斗争胜利的明显代价，仅仅显示她意志坚定、雄才大略。

女王的盛名虽然征服了党派和宗教的偏见，仍然免不了面对其他偏见。这些偏见更持久、更自然，根据我们看待她的不同视角，或是夸张、或是贬损她性格的光彩。这种偏见基于她性别的考虑。我们将她视为女性时，对她的雄才大略、多才多艺无比敬佩，但我们也很容易期望她更温柔、更慈悲、更和蔼，这些都是女性突出的柔弱之处。不过评价她的优点，真正的方法乃是：撇开所有这些考虑，只把她视为执掌权威、受托治理人类的理性生灵。我们发现很难将她想象成妻子或主妇，但除了若干重要的例外，她为君之才理应赢得无可争议的欢呼和赞赏。

1. 伊丽莎白大部分廷臣假装爱她、追求她，对她大献殷勤。沃尔特·雷利爵士失宠后，给朋友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写了下面这封信。

2. Dr.Barlow关于埃塞克斯死刑的布道。Bacon，vol.iv.p.534.

3. 引用这些演讲的某些段落，有助于我们恰当理解伊丽莎白朝盛行的政制和政治原则。

4. 我们从Hentzner的旅行笔记了解到：所有觐见伊丽莎白的人都会下跪，不过她有时会挥手让某些人起来。她的继承人首先让廷臣省略这种礼仪，因为他没有专制的权力，所以就放弃了专制的外表。甚至伊丽莎白缺席时，跟她同桌的人没有下跪，就不敢接近或是离开。这些人都是显贵，他们经常会下跪三次。

5. 这一年，西班牙人开始围攻奥斯坦德。弗朗西斯·维里爵士英勇地守卫了五个月。联省随即解除了他的职位，派来一位新总督。围城持续了三年，估计牺牲了一万人的生命。

6. 参见Birch's Negociations,p.206收集的重要事实证明，以及Memoirs,vol.ii.p.481,505,506,&c。

附录三

英格兰政制——岁入——商务——军力——礼仪——学问

我们当中有个党派，以拥护自由与民众政府为标榜。他们毫无节制地颂扬伊丽莎白的智慧和美德，借以贬低后来的王室，为时已久。他们甚至对本朝事务也极其无知，他们颂扬伊丽莎白尊重宪法、存心自由和国民特权，其实这恰好是她最欠缺的地方。可惜事实如此明显，无法否认，党派先入之见很难更长久地混淆是非。因此，公众可能陷入相反的极端、敌视女王的遗爱。伊丽莎白行使王权的方式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前珍爱的一切宪政法治理念，但她仅仅是继承了历代先王的遗产。她相信：臣民有权享受的自由权利不会超出他们先辈享有的权利范围。她发现：臣民完全默认她的武断施政。她自己行使了无限的权威，自然不会觉得这种政体有缺陷。涉及特殊权力行使的问题，永远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政体是什么？但在几种宪制常见的权力分配中，可以采纳的问题不外乎：现存的政体是什么？君侯自愿放弃权力，历来鲜有其例。他们无一例外，总是在挣扎抵抗后，才勉为其难地交出权力。如果不守成例确定的规则，党争和异议就会与日俱增、永无止境。激烈的变革曾经推动某些宪制的改进，英国宪制尤其如此，但赞美理应归于保守的爱国者。他们认为，国民受惠于他们的特权，应该予以相当的保留，肯定不会对古老宪制的拥护者怀有丝毫反感。

理解英格兰古老宪制，没有哪一个时期比伊丽莎白王朝更值得研究。女王的特权鲜有争议，因此她运用特权毫不踟蹰。她恣纵专横的性情，远远超过继承人，因而运用权力更加横暴、频繁，不留余地。她深得民心，证明她没有侵犯国民既存的自由权利。她最著名的施政举措留下了充分的证据。寻常史家广泛援引这些证据，只能表明它们有更大的可信度，能更有力地证明：同时代作家并没有觉得她特有的施政方式有异乎寻常之处，值得记录，因此她的举措不外乎统治惯例。如果这方面存在任何差异，那就是：似乎前朝民众甚至比伊丽莎白时代更顺从。我们在此复述若干古代君主特权，阐明英国列王原有大权的来龙去脉，并非不合适。

星室法庭是古老既存权力机构之一，拥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罚款、监禁、肉刑。普通法不及的一切冒犯、不敬、失序都在星室法庭管辖范围内。星室法庭由枢密阁臣和法官组成，二者的职位都由君主随意任免。如果御驾亲临法庭，国王就是唯一的法官，其他人只有建议权。这种法庭在任何政府中唯一的用途就是：终结所有规范、合法、精确的自由权利。在这种武断的法庭管辖下，谁还胆敢抗拒王室和大臣，或是鼓起保护自由的雄心壮志？欧洲当前的绝对君主是不是有如此不法、专制的法庭？我深感怀疑。

钦使法庭尤为可畏。一方面因为它有权认定异端罪，权限比任何世俗法庭更不明确。另一方面因为宗教审讯和强迫宣誓违背了一切最简明的正义和公正理念。钦使法庭经常判处罚款和监禁，对大批不奉国教的牧师免职或停职，为数高达当时英国神职人员的三分之一。女王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明确表示，她决定“根据她的法律和禁令，根据权威的限定，任何人都不得左右或偏离”。

但军事法庭的迅速、武断、横暴甚至超过了这两个法庭。只要发生暴动或公共骚乱，王室就会启用军事法庭。当时的军事法庭不仅管辖士兵，而且君临全民。如果军务长、郡尉及其副官怀疑某人叛逆，或是协助、教唆叛逆，就可以定罪用刑。培根勋爵说：埃塞克斯伯爵及其密谋从犯根据普通法受审，是一种恩惠，因为本案天生适用于军事法庭的厉政。我们已经看到玛丽女王用军事法庭保卫正统信仰的例证。北方叛乱平定后，伊丽莎白女王致信苏塞克斯伯爵。这封信得以保留，女王在信中严厉斥责伯爵，因为没有听到他以军法诛杀叛党。其实，有近八百人因这次无足轻重的叛乱受到株连。但英格兰列王在内战和骚乱中启用军事法庭，意犹未尽。1552年，爱德华国王在没有叛乱或暴动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启用军法：“因为考虑到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伊丽莎白也未能免俗，应用了军法。1573年，清教徒彼得·巴切接受诱导：杀害福音书的敌人是功德。他冲上大街，打伤了著名船长霍金斯，以为他是女王的宠臣哈顿。女王勃然大怒，下令以军法立刻制裁他，但几位审慎的枢密进谏：一般认为军法只能适用于暴乱时期。女王收回成命，将巴切交普通法审判。但她行使这种权威时，并不总是这样保留。她的一份公告得以保存，内容是：任何人从海外输入教皇法旨、禁书和小册子，一律军法处置。郡尉及其副官武断制裁此类罪犯，任何人不得质疑：“即使有与之相反的法律或法案，不得适用。”我们还了解到她的另一项举措，甚至更为离奇。伦敦街道受到游民暴徒的骚扰，市长企图平息乱局。星室法庭已经行使权威，制裁这些暴徒。但女王觉得这些举措软弱无力，重新启用军法，委任托马斯·威尔福德爵士为军务钦使。“授权他、命令他，应伦敦或邻近各郡治安法官所请，对于这种适用于军法迅速制裁的罪犯，予以擒拿，在上述法官面前，根据军法明正典刑或与众共弃，或于上述反贼、不可救药的歹徒作奸犯科就擒地点附近正法。”我想：想要寻找比这更接近莫斯科公国的例证，无论在哪里都不容易。爱德华四世授予里弗斯伯爵大卫戍长的特权，证明了这个官职的性质——他有无限、永久的权力，在和平、战争和叛乱时期都保留武装力量。爱德华六世的国会承认：卫戍长法庭和军事法庭是王国法律的一部分。

星室法庭、钦使法庭、军事法庭虽然武断裁判，但仍然有一些审判的形式，至少是判决的形式，但当时普遍盛行一种痛苦的制裁，除了国务秘书或枢密院的批准，无需其他任何权威。也就是说，在大臣认为合适的期限内，囚禁在任何监狱里。危急时刻，所有监狱都塞满国事犯。这些政治猜忌的不幸受害者往往落入地牢、戴上镣铐，受到最残酷的对待，得不到法律的救济。

这种做法就是间接使用酷刑。刑架虽然没有纳入常规刑罚，却经常根据国务秘书或枢密院的授权，施与任何嫌疑人。甚至威尔士边区枢密院都根据他们的委任，获得授权：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酷刑。培根爵士叙述的故事最能充分说明——启用刑架多么容易。我们引用他本人的话：“女王对海沃德龙颜震怒，因为他把一本书献给埃塞克斯爵爷。书中讲到亨利四世第一年的故事，女王认为：这是煽动的前奏，向人民灌输鲁莽和朋党的精神。她说她能看出其中的阴谋。她问我：能不能在书中找到逆案的依据？我对此回答说：我肯定找不到大逆罪，但重刑罪多的是。陛下急忙问我：在哪里？我告诉她：作者的剽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大量摘录科奈尼乌斯、塔西佗的章句，译成英文，放进自己书中。另一次，女王无论如何不信：署名作者就是真正的作者，相信一定有更多不怀好意的幕后作者。她怒不可遏地说：很快就会将他送上刑架，让他招出幕后作者。我回答说：不，夫人。他是博士。你不能拷问他的人，只能拷问他的风格。给他笔墨纸张，再加上参考书籍，吩咐他在中断的地方接着写下去。然后我比较一下前后风格，就知道他是不是作者了。”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因为培根的人道，或者不如说因为他的机智，这位完全无辜的作者和文人就要上刑架了。他真正的罪名是：他把一本书献给学术慷慨的保护人埃塞克斯伯爵，当时伯爵正好开罪了女王陛下。

女王威胁以大逆罪来审判和制裁海沃德；虽然他的书毫无恶意，不难付诸实施。这时，许多恐惧悬在国民头上，只要宫廷决定对某人兴师问罪，没有任何法庭敢于开释他。证人不必与被告对质的惯例使王室律师享有一切可以想象的优势。确实，这些朝代鲜有君主或大臣败诉之例。陪审团胆小怕事，法官职位仰人鼻息，他们总是逢迎王室的一切意见。如果裁决不符合依附于人的法官指示，宫廷仅需运用自由裁量权，循旧例对陪审员罚款、监禁或施加其他处罚。显然，那时的陪审团不是臣民自由的可靠保障。

另一项特权是：征发海陆军役，强迫任何人接受无论多么卑微或不相称的职位，这与自由完全不能相容。奥斯本记录伊丽莎白应用这项特权的方式。“女王一旦发觉任何人可能阻挠她，”他说，“就刻意安排他去海外服役。有些君侯遵循谬误的准则：宁可收买敌人、不愿奖赏朋友，因而获得最坏的结果，女王跟他们恰好相反。”奥斯本责备女王的两位继承人，部分因为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部分因为他们的性情更加宽厚。可想而知，兵役权在其他方面自然经常受到低等级的滥用，官员经常勒索免役钱。

当时的英国政体在某些方面类似今天的土耳其，不过在其他方面颇有不同。君主执掌一切大权，唯独不能征税。在两国，这种限制没有其他特权的支持，都对国民有害。在土耳其，苏丹只得允许各省督抚、方伯强取豪夺，然后，苏丹再向他们勒索羡余、抄没家产。在英格兰，女王只得设立垄断、授予贸易专利权。这种发明极其有害，只要经年累月施行，财富、技术、贸易的家园英格兰就会像目前的摩洛哥、巴巴里海岸一样鲜有产业可言。

我们进而发现，这项特权之所以宝贵，原因在于开创了勒索国会的恶例，更多的特权随之而来。伊丽莎白及其前任就是这样以间接方式不断侵夺国会的特权。她经常向人民贷款，武断征税、负担不平。受害者深感其苛刻。尽管她借债能按期归还，很难能可贵，但王室借款没有利息，贷方颇受其害。

伯利勋爵的提议得以保存：向全体国民贷款，相当于征收补助金。这样可以更公平地分担税负。但换句话说，他准备不经国会同意就征税。值得注意，这位睿智的大臣提出这个计划时，政府没有任何明显的财政需要。他的计划与亨利八世的施政如出一辙，也正是查理一世激怒国会的原因。日后举国汹汹、怨声载道，肇端于是。

当时赋民之道尚有另一创新，即所谓供奉（特费），几乎不被视为费用加派。1585年，下院以特费为上供。女王慷慨地谢绝了，因为当时并无财政问题。玛丽女王以枢密院颁令，加关税。伊丽莎白如法炮制。西班牙犯境，加征船费，责成各港自费装备舟师若干。人民为公共防务计，乐于输捐。一些港口，特别是伦敦，装备了两倍于圣谕要求的船只。每一次爱尔兰、法兰西或低地国家有事，女王征兵各郡，各郡必须自费提供武器被服和前去港口的路费。根据当时的惯例，贵族和有身份的绅士当采办新年礼物。

食物供给和优先征购权也是征敛之道之一，既武断、不公又富有压迫性。举国困于征敛，牛津、剑桥五英里范围之内，承包商不得采购，时人视之为极大的特权。女王在登基后的第一个五年，就运用优先征购权供应海军军需。所有这些特权造成的征敛当中，最合法循例的莫过于监护权。然而，这是奴役的一大标志，名门世家无不受此压迫。如果领地产业传入女性之手，君主就迫使她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无论继承人是男是女，在他或她成年前，领地一切收益都归君主享用。奖赏廷臣或宠臣之道，常常是授予富厚的监护权。

人民想象王权理应保证他们免受横征暴敛之害，而武断权力勒索金钱的新发明永无止境。斯垂普记载了伯利勋爵和女王、枢密院的一段对话，其中内容颇有值得玩味之处。伯利提议：女王应该设置一个法庭，矫正所有滥用权力的行径，委员们有权调查整个王国。他以女王睿智的祖父亨利七世为例，这位先王就是用这种办法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岁入。他建议，这个新法庭应该“根据法律的源头——陛下的最高统治权和绝对权力——指导执法和一般法律程序”。简而言之，他指望从这个机构获得比亨利七世抄没修道院和一切教会产业更多的岁入。我想，无须评论伯利勋爵的计划。只有在绝对专制的政府中，一位睿智而善良的大臣才会向君主提出这样的建议。

商品禁运是英国王室从人民手中勒索钱财的又一捷径。我们在玛丽女王一朝已经见过实例。伊丽莎白在加冕前也下令海关禁止所有进口红绸的出售，以便优先供应宫廷的需求。无疑，她希望受到禁令压迫的商人会给她提供丰厚的孝敬。

国会自称有权颁布法律，批准补助金，但那时这些特权同样无足轻重。伊丽莎白女王明确表示，不准国会染指邦国事务或教会事务。她将胆敢抗旨的国会议员投入监狱。终伊丽莎白一朝，国会召开的会议寥寥可数。武断的统治不需要国会。

但是，众所周知，君主完全掌握了豁免权以后，有足够的力量来破坏一切法律，使之无效，这时国会的立法权不过是幻觉而已。设置垄断权就是间接运用毁法的权力。君主一面对某种工业颁布禁令，一面豁免某人遵循禁令的义务，实际上就给了他垄断该商品的权力。那时，君主频繁地使用豁免权，引起了最为普遍的怨恨。

但事实上，王室享有充分的立法权，只要发布公告，就能影响任何事务，甚至最重要事务。星室法庭的苛政比法律本身更为严酷。这些王室的公告往往琐屑，甚至荒谬。伊丽莎白讨厌菘蓝的气味，就下令任何人不得种植这种有益的作物。她还讨厌当时流行的长剑高褶，于是她派出官员，只要任何人的长剑高褶超过规定的限度，就折断宝剑、修剪褶边。这种做法很像彼得大帝改变臣民的服装。

女王禁止狂热传道士和教会举行的预言和集会，依据比较充足，但仍然显示她有无限的特权。未经她的许可，即使以最正统的方式，不得聚集任何数目的人，宣读圣经、传播宗教。

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特权，与确切、规范的自由不能相容。贵族不经君主允许，不得结婚。女王长期拘禁南安普敦伯爵，因为他私娶埃塞克斯伯爵的表妹。任何人不经君主同意，不得随意旅行。威廉·埃弗斯爵士受到严厉的制裁，因为据说他私自拜访苏格兰国王。君主甚至对所有外贸行使至高无上、不受节制的权力，未经君主同意，任何人、任何商品都不得出入王国。

女王登基后第十三年，国会赞美她没有效法先王惯例，以特殊授权中止法律程序。滥权和武断权力的标志莫此为甚。女王克己不用，非常值得赞美。但她的保留没有一直坚持下去。公共记录保存了她的一些保证书：豁免特定人士的司法程序和审判。她说她根据王室特权提供这些保证，她不会允许王室特权受到争议。

贵族或枢密被纠缠不休的债主惹恼，将他们投入监狱，这种做法在伊丽莎白朝非常普遍，在以前列朝大概也是这样。债主虽然能在法庭上获胜，但通常为了保住自由，而只能放弃财产。同样，法官判决有些人无罪释放，但他们再度在秘密地点遭到羁押，没有任何救济的希望。甚至法庭的官吏和法警执行了有利于这些人的判决，也会遭到处罚。不仅如此，枢密院和钦使通常会派贪酷的胥吏传令，将他们召到伦敦，秘密囚禁，迫使他们不仅撤销诉讼，还要缴纳大笔贿赂款。女王即位第三十四年，法官向陛下抗议这种陋规频繁使用。这种暴政大概没有延续到伊丽莎白一朝以后，因为国会的权利请愿书没有提到以后的例子。甚至伊丽莎白一朝反对暴政的法官都明确允许女王以特旨捕人，不得保释。

不难想象在这种政体下，除非君主愿意，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获得正义。1592年，雷利和弗洛比歇率领海军远征西班牙、俘获价值二十万英镑的宝船。女王在远征中的股份只占十分之一，但收获如此之大，超过了所有冒险家的期望，她决定不再满足于原定的份额。雷利谦卑、诚恳地请求她接受十万英镑孝敬，不再索取，或者不如说勒索，他说：业主自愿奉献八万镑，历来君主取之于民者，莫此为甚。

当时国会自身颁布法律，完全无视自由权利，女王施政毫不尊重自由，自然不足为奇。他们通过法案，迫害天主教徒和清教徒，极端违背自由的精神，让这些民众蒙受神职人员和宗教偏执的暴政，使国民习惯于最可耻的臣服。他们授予女王无限的至高权力，更有甚者，还承认这是她继承的权利。这是他们自愿接受奴役的另一项证明。

女王即位第二十三年通过的法律以极刑制裁毁谤女王的人，也是极其残暴的法案。执行法案的残暴往往并不稍逊。即使在这些武断的年代，清教牧师乌达尔案件也颇不寻常。乌达尔出版了一部书，称之为教义证明，在书中激烈抨击主教统治。虽然他细心隐瞒姓名，但仍然被查出、投入监狱，因冒犯而受审。据称：主教是女王政治身体的一部分，诋毁主教就是攻击女王，因此根据法案，构成重罪。这不是乌达尔面临的唯一审判。法官只准陪审团判断事实是否存在，即乌达尔有没有写书，而不考虑他的意图，或措辞的含义。王室律师为了证明事实，没有让一个证人出庭。他们只缺席宣读了两位证人的证词。其中一人说：乌达尔告诉他，自己是作者。另一个人说：乌达尔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们不允许乌达尔提出任何无罪证据，因为不得提交不利于王室的证据。他们责成被告宣誓他不是该书的作者，他拒绝宣誓，即构成了最有力的罪证。几乎无须补充：虽然有多重的不公不义，但陪审团仍然判处乌达尔死刑。女王急欲诛杀，因此他难逃一死。行刑前，他死在狱中。

彭里案件更为苛刻，如果还有可能更苛刻的话。此人是虔诚的清教徒，或者不如说是布朗派的信徒。这个小教派后来声势大增，获得了独立派的称号。他写了几篇文章反对教会体制，例如：Martin Marprelate、Theses Martinianae和其他作品，充满了下流和激烈的嘲讽。他隐藏了几年后，遭到逮捕。反对煽动的法案规定：罪犯应该在犯罪一年内受审，因此他不可能因为早已出版的书受到控告。因此，他受审的罪名是口袋里发现的几张纸，仿佛他散发了煽动性材料。掌玺大臣帕克林也将这些文件嫁祸给他。“他只承认陛下的王权及于现存法律、教会和世俗机构，回避通常的术语：制定、颁布、确定、签署法律。这些都提示，”掌玺大臣说，“最绝对的权威。”彭里因这些冒犯而被定罪、伏诛。

我们由此可见，掌玺大臣表述的最绝对君主权威建立在二十种特权之上。这些特权现在已经废除，任何一种都跟臣民自由不能相容。但历代确立的原则能比这些特权更有效地保证臣民的奴役，这种原则赋予君主无限和无节的权力，构成一切法律的源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牧师为此谆谆说法，奉命每周日都在所有教堂内宣讲，灌输对君主盲目、无限的消极服从——君主无须理由、无须借口，片言只语皆为臣民法律，不得违背或侵犯。以后列朝，有些宫廷牧师获准鼓吹这些教义，声势颇为浩大。但这些布道跟君主和枢密院批准出版、举国发行的论证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伊丽莎白及其前任治下，国民完全接受了这些原则，相反的原则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煽动，甚至得不到公众的赞美与支持。只有后者才能在这样的危险和困难当中支持人们，抵抗暴政。只有到了下一代，高贵的自由原则才在国民流行的清教谬论庇护下扎根、蔓延。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英国政府在许多方面属于绝对君主制的范畴，但并不具备通常归因于绝对君主制的利益：治安更整饬、执法更严格。斯垂普保存的法庭文件显示了真相，文件作者是萨默塞特郡一位杰出的治安法官，时间是1596年，接近女王一朝的末年。据说，当时女王的权威已经完全巩固了。经过长期施政，她的政治准则已经改善。这份文件记录了萨默塞特郡当时盛行的混乱状态。作者说：一年有四十人因盗窃、抢劫或其他刑事重罪伏诛；三十五人烙手；三十七人受鞭刑；一百八十三人释放。放走的这批人是罪大恶极的亡命之徒，无可救药，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没有人愿意雇佣他们。虽然受到起诉的人数众多，但萨默塞特郡五分之一的重刑犯还是没有受到审判。更多罪犯逃脱了惩罚，或是因为作案手法高明、法官疏忽大意，或是因为国民愚蠢的宽大。游手好闲的浪人恶棍数不胜数，四处掠劫；穷苦的乡民不堪其扰，只得随时监视他们的羊圈、牧场、森林和麦田。英格兰其他各郡的情况也不比萨默塞特郡好多少，许多郡甚至更糟。每个郡至少有三四百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依靠盗窃和抢劫为生，往往会合成为数十人的队伍，掳掠当地居民。如果这些流浪汉集结成军、臣服女王，就能在一场大战中打败她最强大的敌人。法官执法受到威胁，治安法官往往自己下达判决后却不予执行，因为害怕罪犯盟友的报复。

1575年，女王在国会抱怨执法不严。她威胁说：如果法官以后不能提高警觉，她就要授权给穷人和贫民，因此执法严明对他们更有利害关系。看来，她言出必行。1601年，国会出现大批治安法官行劫的控诉。一位议员说：法官是个畜生，为了六只小鸡豁免了十二个重刑犯。在伊丽莎白王朝积极有为的统治，很难解释政务废弛、治安败坏，原因最有可能是王室岁入微薄。女王无力雇佣人手，协助她执法。

总而言之，英国人根据先人前例，没有理由喜爱绝对君主制的画面。他们同样没有理由偏爱君主的无限权威及其不受约束的特权，胜过高贵的自由、甜蜜的平等和幸福的安全，他们当今卓然超乎天下万邦之上，正因此故。对当时政体最有利的评价（或许可以称之为真相）是，君权事实上不受限制，但行使权力遵循欧洲方式，没有进入行政的方方面面。特权貌似飞扬跋扈，却鲜见明显威胁财产、彻底奴役国民者。缺乏合法和确定的自由权利，但朋党斗争、诛戮迅疾、攻守起衅产生的自由可以提供若干补偿。君主没有雇佣兵，就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遏制，迫使他保存国民习惯的政体。英格兰这种形势跟今天的政体相比，表面上更接近东方专制君主国，实际上却距离更远。在那里，国民虽然有多重法律的保护，却完全赤裸，没有防御和武装。国民和君主之间没有中间权力，或是强有力的贵族。

在我们结束这份附录以前，首先简要记述一下英格兰当时的岁入、军力、贸易、工艺和学术。

伊丽莎白女王以节俭著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近乎贪婪。只要有望节省，最小的开支在她眼中都会相当重要。甚至最微妙事务当中的邮递费用都逃不过她的注意。她也留心一切收益，不会放过多多少少不寻常的赢利机会。例如，她让伊利教区空缺十九年，以便将岁入留在自己手中。她经常提升主教，借此机会掠劫教区的庄园。不过，事实上，在这些情况下，女王的性格几乎没有贪婪的倾向，她从不积攒财宝，没有急需时甚至会拒绝国会补助金。但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她的节俭源于爱民。她以垄断专利压迫国民，比任何公正和规范征收的重税更加沉重。她节俭的真正原因在于希望独立，关心自己的尊严；如果她经常向国会要求补助，不免会危及自己的尊严。这种动机的后果是，女王虽然加入了成功和必要的战争，却认为更加审慎的做法是不断出让王室领地，而非向下议院要求最节制的补助金。她自己未婚、无后，因此乐意以继承人为代价，满足当前的需要。由于这种政策和其他情况的后果，她的继承人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度窘困的境况。

当时，宫廷的排场占据了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伊丽莎白既然是单身女子，除了衣服没有什么消耗，因此她能以微薄的岁入成就伟业。据说，她偿付了父王、王兄和王姐留下的四百万债务，在当时，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女王去世时，联省欠她八十万镑，法兰西国王欠她四十五万镑。虽然亨利国王极度节俭，在韦尔文和约以后不断积攒财宝，女王用尽千方百计，都不能迫使他偿还危急关头的慷慨援助。女王力陈爱尔兰叛乱给她造成的窘迫，才总共获得两万克朗和五千克朗的两笔偿款。女王从1589年到1593年，为西班牙战争消耗了一百三十万镑，国会的双倍补助金仅有二十八万镑，不过聊胜于无。1599年，她在六个月内为爱尔兰叛乱消耗了六十万镑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断言爱尔兰在十年内消耗了她三百四十万镑。埃塞克斯伯爵出征爱尔兰，她临别时赠给伯爵三万镑。伯利勋爵估计赠给宠臣的礼物，总计达三十万镑。数目或有夸大，但足以证明她对伯爵多么宠爱！本朝俗语说得不错：女王以涓滴之入，输邱山之费。

女王的正常岁入难以确切估计，但每年肯定不足五十万镑。1590年，她将关税从每年一万四千镑提高到每年一万五千镑，强迫包税人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从他原先的收益中返还这个差额。这种开源建议来自一位坎马任先生，伯利、莱斯特和沃尔辛海姆反对；但女王坚持，压倒了他们所有的反对。她的岁入如此微薄、国民的补助金如此微少，成就的事业却如此伟大，证明了智慧和节俭的巨大效果。终伊丽莎白一朝，她只从国会取得二十项补助金和三十九份十五分之一税。我并不确切知道补助金的数额，因为金额不断降低，本朝末年只有八千镑，而本朝初年有十二万镑。伊丽莎白享国四十五年，如果我们推断补助金总额达三百万镑，大概离真相不远。这个数目只有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镑一年。女王的索需如此节制、开支如此规范，居然很难获得国会补助金，落得依靠出售王室土地的下场，实在令人惊讶。但我已经说过：当时的国会极其吝啬，几乎到了荒谬的程度。他们把自己的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议员和宫廷没有联系，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削减王室索需，尽可能少支付补助金。另一方面，王室觉得国会除了提供补助金以外，别无他用。伊丽莎白女王很少召集国会，因而颇有恩德于国民。这些国会无望申冤救弊，召集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征税。

伊丽莎白朝以前，英国列王通常向安特卫普谋取自愿贷款。他们的信用极其低落，通常要支付百分之十或十二的利率。他们不得不让伦敦市加入担保。积极进取的伟大商人托马斯·格雷汉姆爵士是本朝重要点缀之一，安排伦敦商业冒险家公司贷款给女王。女王按期偿付，在伦敦市建立了信用，因此不再依赖外国人。

然而，1559年，女王派格雷汉姆去安特卫普贷款二十万镑，为币值改革作准备，当时的货币已经严重贬值。她严重失策，打算改革货币：把一镑银币分为六十二个先令，而不是原先的六十个先令。这是英格兰最后一次篡改银币。

伊丽莎白明白王国防务主要依靠海军，因此急欲鼓励贸易和航海。但她的垄断倾向于消灭一切国内工业，国内工业比一切外贸更有价值，而且是外贸的基础。她的一般性措施背离了她的目的。垄断公司直接压制外贸。不过，时代精神虽然受到压制，但仍然有力地倾向海上事业。英国人不仅有反对西班牙的军事远征，还有许多新发现的探索，许多外贸新分支。马丁·弗洛比歇爵士三次探寻西北航道，无功而返。戴夫斯不因失败而气馁，继续新的探险，发现了以他命名的海峡。1600年，女王颁发了第一张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公司股本七万两千镑。他们装备了四条船，由詹姆斯·兰开斯特统率，开辟新贸易路线。探险成功，船只满载而归，鼓励东印度公司继续经营贸易。

玛丽女王一朝发现了通向阿尔汉格尔的水道，开辟了莫斯科商业贸易，但大约1559年以后，莫斯科贸易才蔚为大观。女王从沙皇手中获得莫斯科全部外贸的垄断权。女王本人和英国国民跟沙皇结盟。沙皇名叫约翰·巴斯里德斯，是著名的暴君。他始终猜疑臣民叛乱，谋划在英国获得庇护和退路。沙皇为了进一步确保这条退路，提出迎娶英国女子。女王打算将亨丁顿伯爵的女儿安妮·黑斯汀斯送给他，但这位女士听说了莫斯科的野蛮风俗之后，明智地拒绝牺牲自己的安全和舒适来换取一个帝国。

英国人受到巴斯里德斯给予垄断权的鼓励，进一步深入欧洲各邦原先鲜有涉足的列国。他们沿着德维纳河，用小舟转运货物，小舟用一棵完整的树制成，连划带拖、逆流直上瓦洛格达。他们从那里起程，携带货物从陆路旅行七天，抵达叶拉斯瑙，然后顺伏尔加河而下，抵达阿斯特拉罕。他们在阿斯特拉罕造船，横渡里海，把货物分送到波斯各地。但这次大胆的尝试遭遇了太多的困难，再也没有试验第二次。

约翰·巴斯里德斯去世后，儿子西奥多取消了英国人垄断俄罗斯贸易的专利权。女王抗议他的变法，沙皇对英国使臣说：君主必须在臣民和外国人之间不偏不倚，不应该通过国法将所有人的公共贸易交给少数私人垄断。这位野蛮人对商业有如此公正的看法，远胜于大名鼎鼎的伊丽莎白女王！不过，西奥多鉴于英国人开创了莫斯科和欧洲的贸易，继续给予他们若干特权。

英国和土耳其的贸易始于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立刻将这种贸易交给一家公司垄断。在此之前，土耳其苏丹一直以为英格兰是法兰西的一个隶属省份，但他一听说女王的力量和声誉之后，就善待英国人，甚至给他们比法国人更多的特权。

伊丽莎白当国初年，汉萨同盟的商人大声抗议他们在爱德华和玛丽两朝受到的待遇。女王审慎地答复：她谨守旧制，继续保护他们原有的豁免权和特权。他们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不久，他们的贸易就中断了一段时间。英国商人由此获益匪浅，他们尝试改善自己的贸易，重新掌握了所有的商业，非常成功。他们把自己分成批发商和商业冒险家：前者常驻一地；后者携带布料和其他产品，到其他市镇和邦国尝试幸运。英国人的成功激怒了汉萨同盟，后者用尽不满分子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向其他各邦各族诋毁英国人。他们甚至谋取了皇帝的诏书：禁止英国人在帝国境内从事一切贸易。女王予以报复，扣押了六十条汉萨商船，这些船只满载西班牙走私货物，在塔古斯河上被俘。女王打算归还船只，消除跟这些商业市镇的所有分歧，但她获悉汉萨同盟在吕贝克召集全体会议，协调打击英国贸易的措施，就把所有船只和货物没收。她只放了两艘船回家报信，让各邦明白她对他们能够想出的一切手段抱有最大的蔑视。

亨利八世为了装备海军，不得不从汉堡、吕贝克、但泽、热那亚、威尼斯进口船只，但伊丽莎白即位初年就建立了更扎实的基础——她自己造船，同时鼓励商人建造大商船，有战事随时可以改造为战船。1582年，英格兰有水手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五人，船只一千二百三十二艘，其中只有二百七十艘超过八十吨。蒙森声称：虽然詹姆斯一世初年海军衰败，但商人将贸易带到天涯海角，到1640年以前，英格兰水手人数增加了三倍。

女王去世时，留下相当可观的海军。我们如果只考虑船只数目，那就多达四十二艘，但这些船只绝大多数没有装配超过四十门大炮，只有四艘达到这个数目。只有两艘达到一千吨，二十三艘不足五百吨。有些船只只有五十吨，甚至二十吨。舰队大炮总数为七百七十四门。我们比较当时和现在的英国海军，不免轻视前者。1588年，贵族和海港装备的船只当中，只有不到五艘超过两百吨。

1599年，西班牙入侵警报传来，女王在两星期内装备舰队、征集军队应战。这次突然的军事动员使外国人最高度评价英国的实力。1575年，王国全部民兵总计十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九人。1595年，除威尔士以外的兵力达十四万人。这些军队数量可观，但缺乏相应的经验和纪律。敦刻尔克和纽波特的偏师经常哗变，掳掠东海岸。当时的民兵就不能胜任王国的防务。本朝首次任命郡尉。

默顿出版了索尔兹伯里收藏品当中的一份文件，其中保存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民兵力量，多多少少不同于普通史家的记录。王国全体健儿为数达十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其中武装健儿为八千八百七十五人，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七人受过训练。我们必须估计：健儿只包括登记在册的民兵，其他小股人员没有计入。但爱德华·科克爵士在下议院说：大约在同时，他和首席法官波普汉姆一起受命统计英格兰全体国民，发现各类人口总计九十万人。按照正常的估算，这个数字说明至少有二十万人有能力武装起来。不过这个数字小得惊人。我们是否应该设想：王国目前的人口增加了六七倍？默顿的数字是不是排除所有天主教徒、儿童、病人以后的真实男丁数据？

哈里森说：1574年和1575年征兵，适于服役的男丁为一百一十七万两千六百七十四人。不过，据说这个数据遗漏了三分之一。所有这些记录既不可靠，又相互抵触。这个数目虽然甚大，同一位作者却抱怨人口凋敝。这种抱怨在一切时代、一切地点都很常见。圭恰尔蒂尼估计本朝英格兰居民为数达两百万。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英格兰历代人口消长，上世纪初以来的国债或许比欧洲任何其他邦国更能显示国力的惊人增长。我们可以确信无疑：今天仅仅一个爱尔兰能够汲取的力量就超过伊丽莎白去世时三个王国的总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宣称：今天英格兰一大郡之力就胜过亨利五世时代的整个王国。那时，戍守加莱弹丸之地就消耗了王国正常岁入三分之一以上。自由、工业、良治之力有如是者！

当时英格兰工业极度衰敝，外国商品几乎处处占优。1590年前后，伦敦补助金名册仅有四人额度高于四百镑。确实，这种估计不能精确反映他们的财产。1567年调查显示，伦敦有四千八百五十一名各国侨民。其中有三千八百三十八名弗拉芒人，只有五十八名苏格兰人。法兰西和低地的宗教迫害将大批流亡者驱逐到英格兰，他们极大地改进了王国的贸易和工业。那时，托马斯·格雷汉姆爵士自费修建了华丽的交易所，用于接待商人。女王驾临参观，赐名为皇家交易所。

语言词汇对人类观念有重大影响。由于幸运的偶然事件，高利贷这个毁谤性术语原先包括所有借钱取息的生利方式，现在只限于逾分和不法的利益。1571年法案严厉制裁一切高利贷，但允许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将利息减到百分之六点五，说明法兰西在贸易方面显著优于英格兰。

霍威尔博士说：伊丽莎白即位第三年收到丝绸女裁缝的一双黑丝袜，以后再也没有穿过长筒袜。《英格兰现状》的作者说：大约1577年，英格兰第一次从德国引进怀表。据说，怀表是纽伦堡发明的。大约1580年，阿伦德尔伯爵引进了四轮马车。在此之前，王在公共场合骑马跟在大冢宰身后。

卡姆登说：1581年，深受女王信任的外务使臣兰道尔夫出任英格兰邮政总监。由此可见，邮政局是在那时建立的。不过从查理一世1635年的整顿来看，似乎在那以前没有建立多少邮局。

1582年汉萨同盟对帝国的抗议书断言：英格兰每年输出大约二十万段布匹。这个数目似乎明显夸大了。

本朝第五年颁布了第一部济贫法。

当时有一位明智的作者证实了普遍的观察：由于圈地增加和耕作减少，王国人口凋敝。他公正地将原因归于谷物出口限制。当时，所有牧畜业产品都有充分的出口自由，包括：羊毛、兽皮、皮革、油脂，诸如此类。出口禁令源于特权，后果极为恶劣。本朝初年，女王一度反其道而行之，大获成功。同一位作者告诉我们：百物昂贵的怨言在当时非常普遍，我们现在又看到同样的情况。似乎确实有两个时期，英格兰物价显著上升：一个是伊丽莎白王朝，物价翻倍；另一个就是今天。二者之间似乎有一个停滞期。似乎此间工业增长和金银增长一样快，商品与货币近乎保持平衡。

本朝两次企图在美洲开辟殖民地：一次是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纽芬兰；另一次是沃尔特·雷利爵士在弗吉尼亚，可是都没有成功。所有这些高贵的殖民地都是在以后列朝建立的。本朝末年，王国流通的硬币总计达四百万镑。

莱斯特伯爵要求当时的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爵士在那里为他找一名骑师，他承诺付骑师一百镑一年，供养他自己、一名仆人和两匹马。“我知道，”伯爵补充说，“我想要的这种人在法兰西可以得到更高工资。但让他考虑一下：英格兰的一先令相当于法兰西的两先令。”从那以后，一切都大变了。

当时的贵族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古代殷勤好客的排场，蓄养大批家臣。女王审慎地发布公告，削减他们后一方面的费用。她经常拜访贵族，接受他们的盛宴款待，多多少少助长了好客的开支。莱斯特伯爵在肯纳尔沃斯堡宴请女王，场面盛大、靡费无节。我们得知仅仅啤酒就喝了三百六十五袋。伯爵耗费巨资修缮城堡，包括为一万人装备纹章。德比伯爵有家仆二百四十人。斯特维评论这位贵族非凡的恩典：他只收佃户的租金，从不索取额外的服役。这证明君主权重（几乎不可避免）普遍助长了贵族对国民的暴政。伯利虽然节俭，没有祖先的遗产，但也有家仆一百人。他无论在城里还是乡下，始终备有三桌酒席：一桌为绅士，另外两桌为地位更卑微的人。他门下人才济济，因为他能招揽二十位绅士，每人一年两千镑，许多普通仆人自一千镑、三千镑、五千镑、一万镑、二十万镑不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王室岁入非常微薄，但大臣和廷臣经常应用无限的特权，来增加他们目前积攒的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他们较高的俸禄和比较有限的权威。

伯利在乡间宅第十二次宴请女王，女王每次逗留三五个星期。他每次都要耗费两三千镑。这位贵族拥有大批银盘，数量之多令人惊讶：重量不下于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磅，价值不下于四万两千镑银币，艺术风格的价值不计入内。但伯利的土地收入只有一年四千镑，现金收入只有一年一万一千镑。土地一般在购买十年后出售，因此他的银盘几乎相当于其余财产总和。显然，当时银盘工艺粗陋、艺术价值微不足道，价值主要取决于重量。

虽然古代遗俗仍然声势浩大，但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拥有高雅的品位。尤其是他们修建了许多整洁、宏大、华丽的大厦。卡姆登说：他们的宅第装点了整个王国，却没有丝毫损害邦国光荣的好客之道。不过更有理由设想：新型靡费改善了艺术和工业，古老的好客仅仅是恶性、混乱、煽动、懒惰的源泉。

当时盛行种种奢侈品，奇装异服尤其大增，女王认为最好下旨限制。但她完全没有以身作则。她自负美貌，渴望给旁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夸饰奇装异服，苦心研究各种服装和装饰，没有别的女人能赶得上。她差不多每天都换衣服，尝试所有的风格，希望外貌悦人。她也喜欢衣料，从来舍不得跟它们分手。她去世时，一生穿过的各色服装多达三千种。

古老好客之道衰落、家臣减少，有利于君主特权，大贵族因此无力抗拒执法，法庭的权威得以扩大。亨利七世有许多特殊的性格和环境，有利于增加王室的权威。这些因素大部分在以后列朝仍然在起作用。再加上教派纠纷、至高权力归于君主，这是王室特权的最重要部分。但主要原因在于整个时代的风尚如此，列王过去忌惮的贵族豪强不断丧失财富。奢侈品消耗了古老门第的大量财富。新型开支供养了商人和工匠，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勤劳独立生活。贵族对依靠他为生或领薪的人不再享有无限的优势，仅仅保存了顾客对商人的温和影响力，不再危及世俗政府。地主有更大的金钱需求，为了尽可能增加收益，要么封闭土地，要么把许多小农场合并为大农场。他们解雇了多余的人手，这些人以前一直随时准备应召反对政府或邻近的贵族。通过种种途径，城市增加，中产阶级变得有钱有势，君主和法律受到含蓄的服从。同样的因素继续发展，就会导致新型的自由权利，其中以下议院特权为基础，但在贵族没落和新秩序兴起的间隙中，王权暂时受益，享有几乎绝对的权威。

根据培根勋爵，尤其是哈灵顿的权威：无论流俗的想象如何，亨利七世的法律对当时英国宪制的变革贡献甚微。以前列朝已经开始通过罚没和发还，破坏限定继承。这位君主只是间接认可惯例，革除随之而来的滥用。但他确实奠定了王权的规模，使君主得以侵蚀分散的贵族权力，执法更加普遍而规范。根据亨利八世的一项法案，各郡领地和封建权力落到了同样的下场。各郡司法管辖区并入王室，一切令状以王命颁布。这种程式的改革导致了政体的隐秘革命，颠覆了贵族的权力。本朝仍然有许多农夫乡民承受着古老的奴役，但以后再也没有了。

学术复兴受到英国列王和贵族的高度尊重，还没有沦为家常之物，甚至大人物也有追求文学声誉的雄心壮志。亨利、爱德华、玛丽、伊丽莎白四朝相沿袭，在位君主皆享文名。凯瑟琳·帕尔王后翻译了一部书。简·格雷女士考虑到她的年龄、性别、地位，堪称文学奇才。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起家剑桥教授，初任驻法大使，后任国务秘书。这些应运而生的时代骄子，包括伯利勋爵本人，经常以希腊文、拉丁古典语文来点缀文章。甚至宫廷贵妇也以文辞自炫。伯利夫人、培根夫人和她们的两个妹妹都精通古今语言，为自己的博学而非地位人品自豪。

伊丽莎白女王撰写和翻译过几部书，谙熟拉丁语。据称，她在剑桥大学即席以希腊语回答同一种语言的致辞。可以肯定：她无需腹稿，就能直接以流利的拉丁文答复对她无礼的波兰大使。她说完以后，转向廷臣：“老天爷（这是她喜欢的诅咒方式）！我的拉丁文好久不用，都生锈了。今天总算擦洗了一回。”伊丽莎白甚至登基以后都没有放弃创作的雄心，她的文学虚荣心似乎仅次于爱美的虚荣心。她翻译了波提伊乌斯的《哲学的安慰》，声称目的是抚慰她对亨利四世改宗的伤感。我们根据伊丽莎白的性情与为人来判断：无论她声称的理由是什么，她的才华和文学品位肯定不同凡响。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是雄辩家的完美典范，她在这方面稍逊一筹。

确实，哈里森说：廷臣只会本国语言，这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许多女士、闺秀妙解希腊拉丁，同样精通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语言或其中之一。我万万不及，相信天道酬勤，绅士于此不敢后人。陌生人如果拜访英格兰宫廷，可能会以为身在大学公开课堂，而非其他各邦君主的宫廷，诵读之音到处可闻。Description of Britain, book ii. chap. 15.

根据这里的记录，宫廷获益于女王的榜样。同一位作者记述了伊丽莎白等贵妇们严肃的生活方式：年纪大的读书、纺纱、针线活；年轻的演奏音乐。Id. ibid.

文学，至少当时的学术颇为不幸：女王的虚荣心主要发挥在自己的学问上面，没有用于慷慨鼓励才智之士。英国当时最好的作家斯宾塞本人长期受到忽视。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去世后，他的赞助人几乎死于匮乏。这位诗人有伟大的美、甜蜜和谐的诗句、轻灵的笔触、完美的想象，但反复阅读他的作品易于厌倦，阅读快感不能善始善终，不久就会变成负担，需要决心和努力才能读完他的鸿篇巨制。人人都明白这种效果，通常归咎于风格变化。但荷马时代以来，文学风格一直在变化，一切有品位和判断力的读者同样喜爱诗人。唯独英格兰文雄健笔依靠骑士的爱慕、自负与浮夸，一旦原型的吸引力丧失，就显得荒谬可笑。乏味的寓言没完没了，《仙后》太缺乏动人和独创之处，尤为可厌。更不用说描绘敷陈过于频繁，诗节无精打采。总而言之，斯宾塞在英国经典书架上有一席之地，却很少放在书桌上。虽然诗人的优点毋庸置疑，但没有几个人能坦白承认：他们很快就从中满足了阅读口味。晚近有几位作家喜欢模仿斯宾塞的节律，跟原型实在鲜有相似之处。他的风格如此特殊，几乎不可能复制。

1. 在此处，古老宪制意味着：在我们目前的自由体制确定前盛行的宪制。在更古老的宪制中，国民的自由或许少于都铎王朝治下，但国王的权威同样不如都铎王朝。贵族实力雄厚，足以遏制君主，甚至凌迫君主。不过还有更为远古的宪制，远在大宪章签署以前。那时，国民和贵族都没有规范的特权。雄主在位期间，政府权力几乎完全系于国王一身。英国宪制像其他许多邦国的宪制一样，一直处在波动起伏的状态。

2. 1569年，塞西尔秘书的王国政务回忆录有以下段落：“过去，各等级无不对更高等级深怀敬畏。而今世风日下，大凡明智、显要之士，无不骇异、无望改善。”Haynes,p.586.Again,p.588.

3. 7 Edw.VI.cap.20.参见Sir John Davis关于征敛的问题p.9。

4. 1588年，市长将几位市民投入监狱，因为他们拒绝支付要求的贷款。参见Murden,p.632。

5. 在我们看来，毋宁说海沃德的书有相反的倾向。因为他保存了卡莱尔主教的著名演讲，主教以最明确的措辞表达了消极服从的理论。但伊丽莎白女王很难喜欢这个题目。

6. 理查德二世第二年颁布法案：国王可以用御玺诏书向臣民贷款。臣民有合理的借口可以不借，不受进一步传唤、召见或烦扰。参见Cotton's Abridg.p.170。这项法律批准了国王勒索贷款的特权。什么是合理的借口，由国王乾纲独断。

7. 革命以后才完全确定：被告有权合法地提交不利于王室的证据。参见Blackstone's Commentaries,vol.iv.p.352。

8. 1584年，牧师吉福德停职，因为他布道鼓吹有限地服从世俗当局。Neal,vol.i.p.435.

9.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的所有历史剧精确地重现了不同朝代的礼仪、人物，甚至事务，其中很少提到公民自由。某些伪史家自以为：在所有古代争执、暴动和内战中都能找到这个对象。理查德二世的悲剧包括了精心制作的英格兰颂词，详细罗列种种优点，无一语涉及世俗宪制有异于或优于欧洲其他王国之处。无法设想文艺复兴以后，至少革命以后，任何英国作者会遗漏这一点。

10. 我们原先已经注意到，Harrison,in book ii.chap.11说：亨利八世朝绞死了七万两千名盗贼和暴徒（除了其他罪犯），大约每年两千人。但同一位作者说：伊丽莎白朝每年只绞死三四百名小偷和强盗。因此情况大有好转。但在我们的时代，英格兰全境每年绞死的这些罪犯不过四十人。不过，哈里森抱怨执法不严，当时的暴徒很少受到惩罚。我们的平民偏爱原先的粗野时代，是非常荒谬、依据不足的。同一位作者在chap.10说：英格兰总共有一万名吉卜赛人，这些游民部落在亨利八世一朝流入英格兰。他补充说：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消灭他们。女王应该以军法制裁他们。这个种族现在几乎完全在英格兰，甚至苏格兰消失了。几年前，他们在苏格兰还有一些残余。无论王室军法多么武断，伊丽莎白时代无人对其怀有疑忌。

11. Ibid.p.215.女王给伊利主教写了一封有趣的信件，保存在教区记录中，措辞如下：骄傲的长老，我注意到你迟迟不能履行协议。但我会让你明白：是我任用你，我也可以不任用你。我凭上帝起誓：如果你不立刻履行承诺，我会立刻剥去你的道袍，正如你贬低你自己。你的伊丽莎白。主教似乎承诺以部分教区土地交换伪称的等价物，结果如前信。Annual Register,1761.p.15.

12. 参见D'Ewes,p.473。我想，这个公共债务数据Strype,Eccles.Mem.vol.ii.p.344的数据无法吻合。后者称：1553年，王室负债仅仅三十万镑。我认为，后一个数字更可靠。伊丽莎白女王十年的全部岁入都付不清四百万英镑。

13. 埃塞克斯伯爵辩护词附录。

14. 富兰克林在他的编年史p.9说：除了监护权和兰开斯特公爵领的收益（总计十二万镑），王国收入总计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七镑。这个数据似乎已经包含了王室土地。

15. Camden,p.558.卡姆登这份记录很难吻合下一朝初年的关税状况，下议院日志有记录。参见Hist.of James,chap.46。

16. 索尔兹伯里勋爵估计：总额为二百八十万镑。Journ.17Feb.1609.詹姆斯国王估计女王岁入十三万七千镑，肯定有误。Franklyn,p.44.有趣的是：1754年战争开始的两个月内，这位大臣挥霍的数目相当于国会在四十五年内拨给伊丽莎白女王的费用总额。最近战争的琐事及其重要性更清楚地揭示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细节上，两个时期的金钱价值相同。她给每个步兵支付每天八便士军饷。但我们过去的幻觉大大夸张了历史上的已知事物，甚至十字军也不例外。我想：通向圣地的道路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不会有数学甚至算术的证明，国债无限增长会导致邦国的毁灭，同样也是这样。但充分实现目的以后，无须回顾过去。今年，1776年债负已经超出不列颠岛所有的岁入，需特伦特河以北、里丁以西永久性地抵押、预支殆尽。奥地利和普鲁士占领的各省大概也不会更糟了。不同仅仅在于：欧洲发生的事件迫使这些大君主吐出虏获物。但我们不能想象债权人会放弃要求，或是公开没收其岁入。我们自作自受，纯属自己愚蠢所致，无数灾难正在等待我们，我们甚至丧失了一切获得同情的资格。

17. Monson，p.196.当前英国海军有一万四千门大炮。

18. 哈里森1577年出版的英格兰概述第十三章有以下段落：当今英格兰女王艨艟壮丽、所向无敌，诸欧各邦望尘莫及。两艘英舰装备就绪，三四艘其他国家军舰非虏即逃。女王当下已经装备了二十一艘巨舰，大部分位于格林汉姆。此外，女王后来还有其他手段，我理应垂之竹帛。她还装备了三艘炮船：斯皮德维尔号、垂怀特号、黑帆号。其余的皇家海军辉煌灿烂，不负女王陛下的荣耀。女王有充分理由预期：海疆澄净、外敌却步，列邦莫敢来犯。然后他估计：商船有一千七八百艘。他继续补充说：因此，人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海军每天要耗用多少财富。大多数整装待发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船只（就是商船）如果当下变卖，至少价值一千镑或三千杜克特。然后我们应该估价：皇家海军一艘船的价值相当于两艘其他船只，这是造船工人告诉我的。有些贪婪的人听到这话，可能根本不相信，也可能认为这样用钱对女王的御库没有好处。正如一位好丈夫有一次说的：军备给养消耗女王的金钱，而不是更迅速地返本赢利。但他只要考虑到舰队戍卫海疆、保障国土安全，就会很快改变判断。说到森林，作者说：短短几年内，毁掉了无数森林。我敢断言：如果以后一百年内，森林毁坏的速度也这么快，即使伦敦市也要畅销海运煤炭了。最近几年，哈里森先生的预言应验了。大约1615年，两百艘帆船向伦敦运煤。参见Anderson，vol.i.p.494。

19. 大体上概括了我们时代乡民种种常见的怨言。作者说：1581年以前的二三十年，商品价格普遍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有些商品甚至更多。他说：邻居啊，还记得吗？三十年前，我花四便士就能在这座市镇里买到一头好猪或好鹅，现在就要花十二便士了。一头好阉鸡三四便士、一只小鸡一便士、一只母鸡两便士。p.35.但普通劳动力的价格仍然是每天八便士。p.31.

20. 哈里森列举女王的宫室以后，补充说：“但我有必要重复，所有宅第都属于女王吗？一切都属于她。夏天她外出休息，察看乡村领地，听取平民百姓控诉不公正的官吏及其代理人。所有贵族的住宅都是她的宫室，她在那里行乐逗留，直到她随心所欲地返回自己的宫室。”Book ii.chap.xv.可以像西塞罗对阿提库斯所说的那样：凯撒有时登门造访。Hospes tamen non is cui diceres,amabo te，eodem ad me cum revertêre.Lib.xiii.Ep.52.如果说她解救了人民的压迫（法律似乎无能为力），她的拜访就是对贵族的重大压迫。

21. Collins出版的《伯利传》p.44暗示：银盘的数量只是因为伯利的等级低。他的措辞是：银盘没有超过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磅。他口中的磅显然是重量。根据伯利的遗嘱（传记附录中有），这位贵族向朋友和亲戚分发遗赠：重量近四千磅，价值超过一万两千镑银币。他剩下的财产分为两份：一半给长子和继承人，另一半平分给次子和三个女儿。如果我们由此推算：银盘总价值只有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镑，那他就只给家庭留下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遗产。

22. 根据伯利的遗嘱：他只给每一个继承人几盎司银盘，指派金匠称量，完全没有区别不同的盘子。

23. 哈里森说：“英格兰市镇和集镇大部分建筑物都是木质的，敷以厚重的黏土挡风。玛丽女王一朝的西班牙人对这种粗陋的风格大为惊讶，但他们看到籍籍无名家常农舍的菜单时，说道：英国人用树枝和泥土造房子，吃得却像国王一样。显然，他们更喜欢我们陋室的‘佳肴’，不喜欢自己华屋和宫室的‘薄餐’。我们房屋的黏土一般就是红色、白色、蓝色。”Book ii.chap.12.这位作者补充说：贵族的新宅第一般用砖石造成。英格兰开始使用玻璃窗。

24. 以下段落出自女王的导师罗杰·阿斯卡姆。“英格兰的年轻绅士们，我对你们全体说：你们对各种语言的学问和知识赶不上一位女士，实在丢人。从宫廷里选出六位最好的绅士，他们加在一起都没有像女王这样：有良好的愿望，持之以恒、每时每刻花费这么多时间求学求知。但我相信：她不仅擅长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现在还每天在温莎研读希腊文，比每周教堂里讲授的希腊文还多。在上帝恩赐我的所有知识当中，除了基督的真正宗教，最能取悦上帝的知识莫过于此：一位穷牧师孜孜不倦求学的天赋。”&c.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