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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ISBN：9787532752805

译者：李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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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

“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

“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

“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

“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

“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

“你去哪儿？”她问道。

“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

“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多少钱？”她问我。

“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

“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工厂的毛衫就出口到你们国家啊！”她兴奋地说道。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高林凤自学了一点英语，不过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练。她对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家乡是否有农民。“你们在美国也像中国那样靠这边行驶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尽管那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行驶的道路越来越糟，路上只看得见一排轮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长城脚下，跟一个外国人进行这样友好的对话，其中如果有什么可笑之处的话，高林凤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高林凤在小镇大门入口那儿下了车，那道大门建于明朝。她谢过我，跟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往西边的杀胡驶去。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舍。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最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最为密集，可也最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一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连成一排，尽头是一个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顺着旁边的一条山路来到了城堡跟前，从那儿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儿能俯瞰一连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小的植树坑窝。每个坑半米多宽，二三十厘米深。根据山坡陡斜的程度，这些坑窝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窝里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过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见为止——简直就是坑窝的星系，只等着栽种树苗。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资金修建了用于蓄水的小型水坝，所资助的植树运动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右玉县，他们打算栽种松树——据大家所知，全县的植树项目覆盖面积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子，因为那是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买得起拖拉机了。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村民，他刚买了一台机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在附近的山头上，专门修建了两个观测站，便于更清楚地观察这个项目。

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乘坐一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开了几个星期的车后，被动地坐在车上，感觉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线，对做过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倒是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在右玉县，当地政府为他们承担的世行项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种数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记录本。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给我安排的这次行程，最后以此告终。我们就餐的地点是当地一家餐馆的一个包间，菜肴端上来了，一道接着一道，有猪肉、鸡肉、鱼肉、山西手工面。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

212题 行车前，驾驶员：

A）可以少量饮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

“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 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

其他人低声咕噜着表示认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山高皇帝远，”这位年轻的农民说道，“国家领导人坐的位置那么高，他们当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边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怎么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上的干部——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的，就是县里面的干部。”他指了指那刷着标语的明代城堡。“我们看见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坐车前来视察工作，但我们没法同他们说话。县里面的领导不让我们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钱有关。他们坐着轿车来这里，我们很想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但车子从来没有停留过。他们只给我们讲一些口号：保护耕地，退耕还林。”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他们不明白，这种必然性来自地质条件的恶劣。对丁家这样的村子来说，山高工厂远——他们没有办法同沿海地区的经济展开竞争，即使是运作得最好的植树运动，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丁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下八十多口。这跟我在北方地区听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每个村子的人口都在减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我还有个小孩，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我最终肯定会出去，但可能要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有人带我去过别的村子，那儿的村民们对世行的项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许有的地方拿到了钱，种上了树，见到了效益，”他说，“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你看这山坡——好一点的东西都长不起来，因为表层土都让他们给弄走了。他们把好一点的表层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种点什么东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们交谈的当儿，山下面响起了引擎声。声音越来越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拖拉机。拖拉机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电影里的车子——马达吼得震天响，好不容易才开上了这个陡坡。拖拉机停下来后，我看见车厢里放着一袋袋的方便面。驾驶员什么也没有说，给参加劳动的每个人发了五袋方便面。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方便面当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们纷纷撕开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面”。

“你是回教徒？”我问道。

“不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牌子最便宜——没有猪肉。每袋一块钱！”

他打开一袋方便面，然后递给我。这样的方便面比倒满的酒杯更糟：在这个山坡上，我怎么吃得下这袋干得发硬的清真方便面？这可是一个劳动者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啊。经过一番推让，我让他自己把方便面留着，还从City Special后备厢里取出一包奥利奥饼干给了他。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们弄错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贷款在黄土高原上扶持的项目已经让一百多万农民受惠。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窝换取清真牛肉面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明代城堡的废墟上涂刷世界银行的标语，好像也是个馊主意。不过，长城曾历经无数次侵袭而毫发无损，毫无疑问，它还将这样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后一拨蛮夷之人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开着车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穿梭前行。明代城墙依旧起着边界线的作用，那些防御工事依旧震撼人心，可是这一带十分贫瘠，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在一个叫作石人湾的村庄，我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骆驼拉犁。从这个场景里，我看不到什么有生气和希望的东西：在前头拉着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沟里懒得动弹一下，爬犁后面的农民大声吆喝着，爬犁下干燥的黄土的颜色，恰如城墙上那些烧制的砖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停下车来，让两位年轻女子顺便搭上了我的车。她们俩坚持要一起坐在后排，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好像在说悄悄话。十分钟过后，她们告诉我，我是她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

搭车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我每天的惯例。一路上车辆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边有人招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驾驶员试题对于乘客礼仪的问题涉及甚少，只有一个：

356题 如果你让别人搭车，后来发现他将物品遗失在你的车上，你应该：

A）据为己有。

B）尽快交还给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单位。

C）给他打电话，要他给报酬。

我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他们一般不怎么出门，如果要去赶集，会按照他们知道的时间搭乘既定线路的班车。我搭载的多数是女性，她们看上去仿佛跟我一样显得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归结起来，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又即将成为别的什么角色。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脸上浓妆艳抹。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她们总是客气至极，有问必答，却又不愿意主动打开话匣。一次，我搭载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我们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不问我。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后才会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一般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么国籍。但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个角色改变了互动的方式。他们想要显得谦恭些，但该怎么对待我，又拿不太准。有好几次，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搭车人猜测我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有人认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个妇女，一直观察着我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泥泞路上艰难前行十多公里后，终于问我：“你是蒙古人？”

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在中国，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节，对那些在很远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稍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

她们对City Special充满好奇——她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旅行，需要这么大一辆车。有次，一位搭车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正想学开车。在一个叫作崖顶寺的地方，我搭载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年轻女子，她刚刚回去看过父母亲。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丝绸上衣，涂着口红，一上车就带进来一股香水味，气味十分浓烈。搭载了那么多搭顺风车的人，我从那种气味联想到了大草原：内蒙古香水。

这个女子在清水河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包头，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辆自己的车。“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问她，“你会去哪儿？”这个女子高兴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问起她的老家，她摇了摇头。“村里多数人都养羊，”她说，“我们那儿太干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长不好，可他们还是要试一试。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没错：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只有在《中国地图》上，还能反映出过去曾有过的乐观景象：我一路驶过的那些地方分别叫作黄龙泉、三叉河、阳泉等。可是，这些地方的地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那些名字不过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个个笑料而已。白兰谷里满是沙尘，水泉村极其干燥——像一块风干的骨头。叫胜虎的那个地方，也许曾经打赢过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在这些地区，城墙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图册里，长城垛口这个符号纵横交错，但是随着我往前行进，红色的毛细血管越来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细血管。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从地图上看，地名听起来蛮不错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跟一段明长城齐头并进。可是，开了十来公里后，那泥土路面荡然无存，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溪流，上面散布着一堆堆砾石。我打算顺着那条纵贯峡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驾车来过，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车辙，而我十分熟悉的长城的影子却怎么也看不到。驶到一排窑洞前，我停下车来问路，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着我，因为他们说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当时是傍晚时分，我已经很疲倦，还担心随时会爆胎。在砾石堆上颠簸一阵之后，转了一个弯，我终于看见一个等着搭顺风车的人。

她的出现，简直就像海市蜃楼——穿着高跟鞋、短裙、白色紧身上衣。在她看来，我驾驶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楼，因为她立刻起劲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的手势，急切地要我停下车来。我摇下车窗。

“你去哪里？”她问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这条路对吗？”在这荒无人烟的沟谷里，水泉村这个名字代表的也许只是另一个笑料而已。然而，这个女人告诉我，我走的路没有错。她问：“我要去北堡，能搭个车吗？”

“可以。”女人踏上车来，伸头往里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么站着，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外面。“你从哪儿来？”她问道。

“从北京来。”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又问我。

“玩儿，”我回答道。这个词语十分常用，我是脱口而出的：玩儿。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个河滩上，这么说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女人把脚从车里退了回去。

“我还是等等吧，”她说。就这样，我让她在那儿下了车，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砾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拒绝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学习进度呈曲线上升，这条曲线没有变平过。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妆的窍门？她们搭上怀揣《中国地图》的美国人驾驶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那一刻同样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很多学习行为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不过，针对个人的各类课程繁多：年轻人可以报读英语辅导班、打字辅导班、计算机辅导班以及会计辅导班。在工业发达的城镇，进城务工的人们还可以花钱学习专门课程，让别人教他们像受过教育的城里人那样举手投足。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

“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

“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

“保证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颤动。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

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

“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

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

山间植树种草

农业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养羊

建设秀丽山川

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河对岸，是鄂尔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点。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帝国的多事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片大草原，人们修筑长城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鄂尔多斯非常广袤——跟新英格兰的面积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在河套地区以内，黄土高原变成了沙地和灌木丛。在古代，这一地区一直缺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过，游牧部落所需要的资源却十分充足，因此，他们把鄂尔多斯当作了理想的大后方：与汉人的聚居地分离开来，但又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够为遍布沙漠地区的要塞提供给养，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区域作战。

因此，他们沿着鄂尔多斯南部边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修筑了城墙。从黄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图上寻找标出来的古代防御工事的线路。可是，那一页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没有道路，地图上基本是白色区域。间或，这样的白色区域会点缀一些早已断流的河道——无名无姓的小溪，用蓝色标注，流出沙漠，长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后流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看出去，地形毫无特色可言。驶过神木之后，我继续往前开，接着到了榆林——在这么贫瘠的地方，一听这个地名就让人充满了希望。

榆林城北，长城正在一点一点被掩埋掉。一个巨大的明代城堡——镇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线上，城墙向西南蜿蜒进入了沙漠地带。这段城墙用夯土筑成，颜色比其基脚部位堆积的沙砾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个建筑结构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东面，也就是我的旅途开始的地方，城墙还能衬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恒的生命力。那儿有质地坚硬的岩石山峦，砖石结构矗立在山巅之上似乎安然无恙。越往西，每走几公里，土质就变得越不稳定，到了最后，在驾驶员看来，整片地都将一点点地流失掉。我从怪石嶙峋的山巅开到干燥的大草原，又来到黄土高原干成齑粉的小山坡上，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长城依旧，但它再也诉说不了永恒。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在长城的另外一边，人们仍在试图改良那些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战役在中国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沙化地区的总面积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有四亿人口居住的地区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各级政府在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试图让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这些项目小至栽种树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数长江改道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资源，因而启动了这项耗资上百亿元的工程，计划将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过，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了。到最后，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本来不应有农民在此定居，鄂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时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只有游牧部落。但是在19世纪，由于贫困，由于战争，一些汉人逐渐北迁，当起了先遣队。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鼓励人们大量地迁到长城的另外一边定居，他们希望中原的农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区发扬光大。在不同时期里，他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发动人们植树种草，甚至种水稻，当地本不多见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无一例外，当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工程项目。他们向当地干部提出拒绝参加劳动的要求，不过，政治自有它横扫一切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下，当地一个叫作乌审旗的地方被作为模范公社，在全国进行宣传。其他的沙漠地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种植稻谷。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显，乌审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人口增长和非本土庄稼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这一地区宝贵的水资源迅速枯竭。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人们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柳树，然后用柳树叶子来饲养绵羊。他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空中草场”——采下的柳叶直接作为绵羊的饲料，柳树本身还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积扩大的作用。这种做法的作用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全旗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持续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当地的牧民们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饲养规模。我到一户蒙古人家中进行了参观，他们总共饲养了两百头绵羊。“一切都好多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买粮食、买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讲普通话，但不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蒙古包里长大。现在，他住进了砖房，墙上贴着两张画报，一张印着法拉利蒙代尔汽车的画报，另一张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画报。墙上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两幅成吉思汗画像，一个神龛里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我问他这个神龛是怎么回事，男主人回答说：“毛泽东解放了我们，是伟大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政府颁发的奖状，镶嵌在镜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缴纳税金的行为。在农民家里，我经常看到类似的奖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保持居家整洁而获奖。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

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

“政府来的。”她说。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衣，绷着脸，似笑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

“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

“恐怕这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得申请。”

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

“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

“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我走上一条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条横贯山西全境的收费高速公路刚刚修好，山区道路上开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条路上开车，感觉就像在飞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车辆稀少。延绵数公里的一段路上，我从采收下来的玉米边上疾驶而过。在“首都汽车”，我把City Special交还的时候，油箱里的油量不多不少，刚好还有八分之一，没有新的刮痕，后备厢底板上，堆满了可口可乐空瓶子。办公室里，王先生正在抽烟，身后的墙上，还是那张服务等级公示牌：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车材料，在一些项目上做了注销登记，并录入计算机。查看过里程表之后，他把嘴里叼着的香烟取了下来。

“看，你跑了这么远！”他问道，“你去哪儿了？”

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样做似乎脸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驶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点二公里。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往西边走了走。

“到底什么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么远？”

“哦，还有陕西，”我说，“还有内蒙古。不过，在内蒙古没走多远，主要是沿着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惊呼道，“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知道吗，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只要我小心点，不会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吗？”

“多数时候是这样。”

“你不可以开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说。

“我知道，”我说，“但内蒙古有些地方没有柏油马路。我真的开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还回磕碰过的车辆时一样吃惊。“了不起！”他笑着说，“一直开到内蒙古！”他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叫过来，一起看那里程表。每个人都哈哈大笑，点上香烟，以示庆贺。我收起退还给我的押金，向门外走去。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议论纷纷：“一直开到内蒙古！”

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毛泽东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邓小平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孟杰幕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entee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e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憎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eatrice公司，236—238页

Bechtel公司，65页，105页，299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127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254页，263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了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1985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 Special。[1]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11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 Spe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一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11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后来，“安飞士”和别的租赁公司在北京开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却没有对这些新的竞争形势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既没有提升所租车辆的档次，也没有优化租车过程。他们依旧没有淘汰切诺基吉普车，一直没有人租用这台车，它躺在停车场上生闷气，有如退役的赛马，记录太差，不适合繁衍。“首都汽车”从未改进过他们的加油规定，甚至懒得去强化执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赁条款。它们的服务用语满意度一直稳稳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还是经常会回到他们那儿——我无法想象从别的公司租车会是怎么一回事儿。

完成北方自驾游六个月之后，我又来到“首都汽车”，为租用City Special缴存了一笔费用。机师让我看了备胎，查看了油表，绕着City Special的车身巡视了一圈。没有新增加的擦痕，从去年秋天我把它还回来之后，便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这次出行，我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上。最西边的那些城墙位于甘肃省海拔较高的大沙漠，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达那里。我计划在四月末开始这趟旅行，因为那时的天气应该相当不错。我在City Special的后备厢里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还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麦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愿者时结识的朋友，他来看能不能顺路搭车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们俩同坐一辆车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沿着长城的路线，恢复我去年所进行的旅程。

启程的那天早晨，一场暴风雪从西伯利亚横扫过来，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首都。城区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逃离了那座城市。然后，我朝着西北开上了110国道。这是一条破旧的两车道公路，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被废弃不用，因为另外有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两旁停着好些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无人理会——你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工人是要停工的。当时，天空中只是下着雨，但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会遇到什么——前方的路上，已经结冰。一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货物自内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盖着积雪。这些卡车在大草原上顶着侧风艰难前行，驶到这里时，那些结了冰的货物全都向右侧歪着，好像是在风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在河北省境内，开始出现“奇石”广告牌。那些地方无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峦，使农耕变得令人十分恼火。唯一的颜色，是竖立在路边的红色标牌。每一块标牌上都有几个大字，标示着“奇石”这个东西——一块块标牌被北风撕着、扯着。空气越来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颗粒开始敲打着挡风玻璃。驶过了好几块标牌，我们才开始说起话来。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高提格忍不住问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砖建成的商店，修得极为简陋，门前竖着些标牌。“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驶过了二十多块标牌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在商店里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陈列方式。里面灯光昏暗，陈列台完全占据了店内空间，狭窄的通道让人仅能勉强挤过去。一个店员站在通道边上，脸上带着微笑。我从那些陈列台边上挤过去，高提格紧跟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哗啦声。

我转过身来。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里——绿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把东西碰倒了！”那店员一边抓着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边说，“你的大衣把它扫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着那一地的碎片。过了好一阵，我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玉石，”那人回答说，“一艘玉船。”

我终于认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缆绳的残片。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里经常摆放有这种船模，喻示好运当头，那几个字说的是：一帆风顺。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厂里生产的廉价人造玉石。地上散落着五六十块碎片。

“没事，”店员爽朗地说，“随便看看。也许你还想买点其他东西呢。”

我们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于一排排的陈列台之间，好像围栏里的困兽。高提格的手在发抖。“真是你碰倒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不过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过，它就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生意的店员，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应竟是那样的平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扫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扫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随后就走了。无声无息地，又走出来几个人，三个人站到了大门的边上。我以前曾经听说，有些古董店老板会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后怪罪于顾客。现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用同样的伎俩进行路边敲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开车的，有那么多新手，他们有的是钞票可花。

“我们怎么办？”高提格问我。

“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只有买点东西才行。”

商店里，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的主题一般比较大众化。我也认出了人们最喜欢的几样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块石雕的腊肉。另有一些石头，经过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矿物纹理，不过我当时十分紧张，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一个样。我随便挑了一块小石头，问了问价格。

“两千块，”店员回答说。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马上又说道：“不过可以便宜点。”

“你看，”高提格用英语对我说道，“这儿的其他东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会摔坏。”

他说得对——从这些展品坚实的硬度来说，这事儿实在奇怪。这房间的东西，全是石头做的，怎么偏偏入口处会跑出个玉石做的帆船呢？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我期待着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冲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格魁梧，留着一头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鹰钩鼻，让中国人觉得十分注目。可事实上，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还绅士的人，于是，我们俩怯怯地向大门走去。那几个人依旧站在大门边上。

“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们没打算买东西。”

“怎么办？”店员轻声说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指着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说。“这个你们看怎么办？”

高提格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决定先给五十元试试看。高提格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如果换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钱递给店员，那店员一言不发地收下了。返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会有一只手拍在我的肩上。我发动City Special，打转方向，掉头开上了110国道。车子都开到了张家口，我的手还在发抖。在一个大货车停靠点，我们停车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得知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立刻激动不已。

“我们老板到过美国！”她说，“我这就去叫她！”

餐馆老板娘五十多岁，头发染得跟擦过黑鞋油似的。她来到我们的桌子边上，十分夸张地递上一张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张家口的这只鹰肥了许多：它的双翅显得胖乎乎的，颈子有点粗大，双腿肥得像两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头都丢掉，我依然怀疑这只鹰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个角上印着几个小字：

杰罗德·R·福特

名誉主席

“这是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在张家口这里，我们是做餐饮服务的，”金女士说。她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我指着角上的那个名字，问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这样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个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的午饭打了点折，还叫我们随时再来。又过了几个小时，快要走到内蒙古交界处了，我在路边停车时，City Special陷进了雪地里。我们找了好久才从当地找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到此，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回到长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临时，我们在集宁找了一家叫作乌兰察布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的接待大厅真大，竟然设置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不时传来保龄球和瓶柱的撞击声。

次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在路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数字可以更换，很像波士顿芬威体育场上的记分牌：

到本月为止

该路段

已发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经停了，可气温低得让人无法忍受。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旷的草原，什么也看不见——冰雪覆盖的低矮群山，在呼啸的北风里蜷成一团。我们的车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开过，它们停在路上，丝毫无法动弹，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输油管被冻住了。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一座小山，看见几百辆车排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吉普车、捷达车、桑塔纳轿车、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都动弹不得，所有的车都在使劲地摁喇叭：喇叭声组成的管乐声，和着呼啸的北风齐鸣。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形成这样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我们把City Special停靠下来，步行走到交通拥堵的点上，驾驶员们向我们讲述了堵塞发生的原委。开始的时候，是几辆大卡车的油管被冻住了。大卡车只好停了下来，别的车就想超过去。可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就在超车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一辆小轿车，那个驾驶员不肯退让。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使劲地摁着喇叭，后面的车辆越排越多，到最后，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路肩上的应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挤过去的驾驶员们堵死了。有几位开切诺基吉普车的，仗着后轮驱动系统，直接从草原上过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着平底皮鞋的驾驶员们跳进积雪里，徒手挖掘，试图把一辆辆City Special刨出来。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儿，去给那些大卡车拍张照片，”高提格对我说。

“你去，”我说，“我是不会靠近那些家伙的。”

终于，在这个地图上未做任何标注的内蒙古草原，我们跨过了那道模糊的界线——一道区分“奇”和“愚”的界线。根本看不见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对着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阵，然后掉头离去。这一次，《中国地图》派上了用场——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条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线。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City Special觉得应该用它自己的方式庆贺一下，于是就坏掉了。车子根本没办法发动，于是，我给远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打去了电话。“没问题！”他说，“我们来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对他说。

“你在哪儿？”他问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儿？”

“在呼和浩特。就是内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来。“又开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错嘛！”

跟往常一样，他把这事立马搞定了。他让我找一个修车师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发票开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可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阵。我们推着车打着了火，然后开到一家修车厂，工人帮我们更换了点火装置，花了不到一百块钱。摆弄引擎的过程中，那个机械师一直不停地吸着三五牌香烟。在我们驶过110国道后，点上这么一支香烟，不过如同七月四日国庆日里的一点焰火，不会酿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复正常工作了，天气也好了起来，我也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这一带的城墙很多——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内蒙古把长城这个词的独特之处掩饰得最为彻底。上一次游览过程中，我沿着南部边界的明代城墙前行。这一次，我往北开了三百多公里，见到了另外一道障碍物。这段城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时期。不过，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仅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宽约九米，高约九十厘米，像箭镞一样伸向远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我肯定找不到这里来。那人坐在我车上，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才来到这里。他叫我停车，我们钻出City Special后，我才发现把车停在了遗址之上。“不要紧，”那个人说，“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们跑得太远。”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头城外，我在一段城墙面前停下了车，这段城墙可追溯到止于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那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段城墙——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里，有一人多高，从几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见。

在这片毫无任何特色的土地上，这一道道城墙多少显得有些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就连那些现在才修造的建筑物看上去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们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入侵。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围着一圈用泥砖砌成的弧形围墙，以挡住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沙砾。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开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业活动的只是一间拱形茅屋，门前的牌子上印着内蒙古特有的两合一名称：修车/诊所。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在这个城市的南面，我跨过了黄河，再次进入到鄂尔多斯沙漠。这儿地势平坦，可荒无人烟，一条干涸的河床，被冲刷得色彩尽失，偶尔可见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边上。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座收费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声部分，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惨烈的一次。很明显，出事的大卡车当时速度极快，而且驾驶员把角度对得也太精准了，开着卡车斜着插进了收费亭。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鸡蛋里嵌着一条蟠龙。你禁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着小路行驶，可是现在，我驶上了210国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驾车行驶，其谜团之一，是看不见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虽说城墙随处可见，但那全是修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伟大的建筑家，连发源地也差点谦卑到无以复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化、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联结纽带。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克服了这些不足，逐渐掌握了权力。他统一了各部落，他创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以十为建制单位，长官发布命令的时候，采用统一的诗词和歌谣，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士兵们记忆。蒙古人没有陆军，没有舰队，没有修建防御工事，也没有运送给养的列车。他们有的，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拥有五匹战马。往前推进的时候，兵士们在大草原上分散开来，确保全部战马都能吃上草料，他们还要一路从母马身上挤奶。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总和。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后，对他们的后代步步紧逼的，是明朝统治者。明朝人则时不时也要面对成吉思汗后人发起的进犯。明朝时期，一些汉人军官对这样的遭遇进行过记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尹耕，他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兵部服役。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翻译过尹耕的文献，他的文字十分生动详细，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长城的城墙上。跟16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汉人一样，他也把北方人单纯地称作“蛮夷之族”。“蛮夷之女身材丰腴，”尹耕这样写道，“因为她们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兽皮，她们的肌肉因此柔软白皙。她们喜欢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没有别人看见。”根据尹耕的记载，蒙古男人有着类似的爱好。（“蛮夷之少年喜欢诱拐女人，把她们放到马背上，与之发生性行为。”）他还记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样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兽类特征。（“所有蛮夷之家都酿酒，所有人都喜欢喝酒。蛮夷之人饮酒如牛，啜饮过程中甚至呼吸如常。”）为了避免让读者获得蒙古人只对性和饮酒有兴趣的印象，尹耕还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娱乐消遣。（“蛮夷之人喜欢用剑刺杀婴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时代，蒙古人已经不再是成吉思汗当政下的统一体，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精明强悍的袭扰者。他们驰骋马背，以小队为单位，趁着夜色来袭。他们顺着山脊潜行，因为害怕遇到埋伏。他们以狼烟为信号进行联系。他们还发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贫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马匹，从事袭扰活动，之后与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战利品。蒙古人一般不会在汉人的地盘上逗留太久，他们擅长进行穿插进攻，掠夺物品，一旦得手，立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墙上，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为守城士兵要对袭扰成功后正在回撤的蒙古人进行打击。）蒙古人喜欢从汉人手里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们把劫掠来的汉人——不分男女——放在马背上，驮回到大草原，并强令他们组建家庭。然后，他们把男人（有时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当间谍——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军事情报，女人和孩子则由蒙古人留作人质。

有时候，这些俘虏很好地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似乎乐意呆在那边。这是一种实用至上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可见——中国人一旦背井离乡，会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年代南下的人们，还是明朝时期北上的人们，均是如此。石彬伦翻译了一段16世纪初期的文献，这段文献记载了一队游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会面过程。跟游牧部落一起的，有一个汉人男子，原本住在宁夏的某个小镇上，这个男子对于他们那队人马想要刺探军情的用意毫不隐晦。明朝人是这样报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进烽火台，对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领派我来此，查看你们那边为何牛车运行不止。”守城士兵应道：“上司调集数千人运送谷物，欲攻打河套内的鞑子。”蒙古人又说道：“吾等人数众多，尔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韦州［汉］人，前来赠弓，以表诚心。”那士兵驳斥道：“哦，如果你是韦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归故里？”那人答道：“韦州事难，莫若草原舒坦。何须返家？”说着，他把弓箭交给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没有回赠弓箭。那“蒙古人”策马逃离。

许多像尹耕这样的军官写过不少东西，教人如何区分变节者。他们的头发一般偏短，这一点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显的疤痕。他们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问他们当朝皇帝的年号是什么，常常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可能把中原说成是“南朝”。在一次战斗中，汉人俘获了一个曾被蒙古人绑架的汉人，名叫蒲凝。一个军官对他做了这样的描述：“蒲凝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结实，面如雄狮。”这位军官继续写道。“他长得很胖，蓄着短发，走着鸭子步。”在古代中国，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人如果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会慢慢地失去他的“汉人特性”。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政治合法性却是严格地按照先天条件确定的。王位传承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个谱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晋升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设法从汉人那里得到赐物和封号。石彬伦研究过几起案例，在长城两边的双方交战的过程中，有人把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干，已升至头领地位，后来建立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可是，他在谱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晋升——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于是在1550年，为了聚集财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向北京城的东北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明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用石头垒成的城墙，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它。蒙古军队的劫掠行为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杀戮和俘获的汉人多达数千人。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在都城周边用灰浆修建城墙，以提高工事的防御能力。

俺答汗的长子，叫作辛爱黄台吉，采取了另外的策略，以应对家族谱系的缺憾。他从显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达十多个，以期巩固同盟关系。不过，他遇到了财力不足的麻烦，他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极尽简单：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这些被休了的女人们，携家带口又缺钱，打算投靠汉人的卫戍部队，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类似的恳求遭到拒绝后，一群蒙古人组成突袭队，在整个防御体系最偏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并由此攻打进来。这一地区道路崎岖，明王朝觉得根本无需在此修建任何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攻了进来，杀了二十九个汉人。明朝的回应，则是掀起又一次的筑墙运动。这一次，他们使用了方砖，这样一来，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筑城墙。

现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悬崖峭壁上依然可见道道方砖城墙。游客们经常会想：在这样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御工事吗？可是事实上，蒙古人非常擅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进攻。有时候，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级较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横扫南方，与明朝发生暴力冲突。石彬伦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发事件称作“蒙古怨女突袭事件”——遭遇挫败的女眷最终促成在北京周围修建起令人眼花缭乱的砖石城墙。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

“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部边沿的一条小路，我开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国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长城就在附近，可从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我开上一个小时的车，一辆车也碰不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蒙古语。偶尔，一阵大风刮过，在柏油马路上掀起一阵阵小型沙尘暴，沙粒像液体一样，一波一波地流动着。开到陕西边界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搭车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其中一个是老者，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只听他大声吼道：“去靖边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刚好顺路去那个方向。靖边是靠近长城的一个小镇，那两个汉字的意思是“平定边疆”。

“不要钱？”他十分惊讶地问道。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来。他好像有点耳背——他每次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要把身体凑过来。“能不能装上这些袋子呢？”他大声问道。

“当然可以，”我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盐巴！从我女儿的农场上弄来的！”

我打开City Special的后备厢，帮着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进去——每个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里面装的，正是这段时间来我很少吃到的东西。现在，我的吉普车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德芙巧克力，还有鄂尔多斯盐。这位老者打算把这些盐巴拿到靖边去出售。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

“谁？”

“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

“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

“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我告诉他，我会留心韩河流的。这位老者戴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齿快掉光了，下巴上蓄着一绺山羊胡。跟他一起的旅伴，却是我在北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染成了淡红色，涂着鲜艳的口红，双眉之间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外套，腰部收紧，胸襟上绣着几朵金色的花儿。她个子娇小，有一个小鸟般的名字——王燕。在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她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个异类，被大风吹离了航道，随后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谨地坐在前座上，后背甚至不敢挨着椅背。

“他是我爷爷，”她说，“我们一起住在靖边。”

后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倾过来。“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钱？”他高声问道，“到靖边一般是五块。多了我们给不起。”

我们向南行驶着，从种在沙地里的一排排柳树边上开过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声音十分温柔。她刚回农场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几年前，她来到了靖边，那是离她家最近的城镇。最近，她的爷爷跟着她来到了这个小镇。“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她说，“没人愿意呆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她在靖边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二十多分钟后，老者又倾过来了。“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

“我说嘛，你就不是中国人。”他大笑着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呢！”

在靖边，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华”——“建设中华”——我帮着把盐袋子拿了进去。里边有四个年轻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干活，他们跟王燕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那几个男子颇有小镇时髦者的样子，蓄着长发，穿着缀有拉链的皮衣。时辰还早，顾客没到，他们在影碟机里放上了一张麦当娜的碟子。墙上，有一整面大镜子，这几个人挪开美容椅，练习起舞步来。他们从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想要走对步子。店堂的另一头，王燕凑在另一面镜子跟前，整理着一路上凌乱了的头发和妆容。她的爷爷靠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进了美容院后，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摆满了镜子的房间里，只有他没有盯着自己看。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在城市里仍旧没有安顿的感觉，尽管城镇照例总要发生变化。将来，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家安在离上班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从靖边往西走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把车停下来，参观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长城。在明朝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处重要的防御点。人们告诉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废墟，十分有气魄。安寺这个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宁的寺庙”，我把车在村子里停好后，只看到一个大人。那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拐杖，正在看管着一大群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诉我，长城离得不远，但他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带上，”他说，“他认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孩子钻进了City Special。他还没来得及关上车门，另外四个孩子便跟着鱼贯而入。他们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九岁的女孩留在了车外，她站在地上，头上扎着小辫，带着失望的眼神，微蹙着眉头。我看着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叫下车，可他一言不发。他脸上略带着一丝迷茫的表情，那是在历经了战争、革命、饥荒，到了现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种表情。

“好吧，”我对他们说，“你们都上来了，她也可以上来呀。”

其中一个孩子叹了口气，打开了车门，女孩爬上车来。我们沿着一条松软的土路往西开过去，我得时不时地加大油门，从一片片流沙上碾压过去。听到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在窃窃私语，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那位老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一丁点东西。他们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我只是让他们给我带路，找到废墟。于是，我停下车来，转头回去看着那几个孩子。

“我从北京开车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住在那里。不过，我是美国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参观长城，所以我就来了你们这儿。”

那几个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前座上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另外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岁，他膝盖上还坐了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六个小家伙表情极为认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分点巧克力才合适。于是，我打开三条德芙巧克力，分到他们手里。然后，我们朝着长城的方向继续前行。一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

这一带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经推进到了城镇的边上。长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间蜿蜒穿行，高度仅有三米，用夯土筑成。“你沿着这些长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钻出City Special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子这么说道。孩子们蹦蹦跳跳着绕过一个沙丘，我走在他们身后，一层层细沙，在我们脚下流淌。这一段长城连接着一个防御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筑成。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角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个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寝的入口。一个接一个，几个孩子爬了进去。

跟在他们身后，我用手和膝盖着地，爬了进去。地道拐向左边，白色的墙壁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我摸索着前行，从一堆尘土上爬过，随后出现了一丝亮光。开口处是一个通风井——其实就是一道竖直的烟囱，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这些孩子们用脚蹬着砖缝，摇摇摆摆就爬上去了。一阵沙土掉下来，我用手挡住了眼睛。“不要爬那么高！”我大声喊道，“危险！”

“没事儿！”其中一个孩子回答道，“我们以前爬过！”

我爬出地道，跟那个女孩会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着那个小女孩。等到我钻出地道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已经爬到了顶上，正在叫嚷着庆祝他们的胜利。等他们从顶上下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创可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玩蛙跳的时候，摔断了手臂。最小的那个七岁男孩，额头上有一道淤青，看着很别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这就是最后一代乡下人，那么他们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长得很相像，留着短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个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独子，一生下来就受尽呵护与宠爱。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沿着长城，我行驶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到达了鄂尔多斯沙漠的最边缘。一段土墙往西北方向延伸过去，进入了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其沙子的细腻而著称，那些沙丘的形状十分优美，顶部为圆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拉伯花饰。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腾格里沙漠的中心区域，连牧民都不愿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会停下车来，在沙丘上支起帐篷。在沙地上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静的夜晚如此。我很幸运，当时正是春天时节。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着森森白光。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

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

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沙漠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场景：在这个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天下午，沿着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穿越一片沙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边上。我停下车来，大声问他：“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那个人反问道。

两个问题都是明知故问，这条路上，连续五六十公里没有一个岔道。我问他，要不要搭车，他耸耸肩，坐上车来。他二十五岁的样子，上唇撇着一撮浅浅的胡须，像是某位书法家写错的一个笔画。他穿戴整齐，穿一件领尖带有纽扣的蓝色衬衫。他说他住在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银川。我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他说，“我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地方，就来走走。每天有三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九点三十，十二点三十，两点三十。我坐早班车到这里下了车，然后散散步。一般情况下，我会坐后面的随便哪班车回到银川。”

他说话有点奇怪，好像在痉挛似的——在时断时续的话语中，他快速地堆砌着词语，好像要用什么东西尽量填满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所有空间。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是什么，只说他姓甄。不过，当问他为什么来到腾格里沙漠时，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经在部队当兵，”甄先生说，“我是90年代当兵的，驻扎在陕西省的秦岭山区。我们每天都身处荒野，我现在会时不时地怀念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然，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做那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荣誉感。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队的事情。集体比个人更重要嘛。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依靠，到最后，你这个个体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每个月都到这个地方来。空荡荡的沙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甄先生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美国——他尤其批评美国在1999年时参与北约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服完兵役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银川一家粮食公司上班。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我当兵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一旦结了婚，这些事儿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那种聚合感就没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个样子哦。”

我问他，除了在腾格里沙漠散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

“其实，我喜欢开车，”他告诉我，“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好想早点拿到驾照哦。”

他在驾校的学习课程快结束了，拿到驾照后，他想开开出租车。如果有条件，他也想自己买一辆车。不过，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找几个朋友一起练车。他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跟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十六岁开始开车，这让他吃惊不已。在中国，开车的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岁，不过，财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等人们到了可以学车、可以考虑买车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开这种吉普车跟开桑塔纳是不是大不一样？”他问道。

“没什么差别，”我告诉他，“都有五个挡位，基本上一样。很好开的。只要你会开桑塔纳，开这种吉普车就没问题。”

“我还从来没开过吉普车，”他说，“我好想试一试。”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的沙漠一闪而过。在我们的左面，长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间。甄先生终于说道：“让我开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车靠边停下来，然后下了车，从City Special的前头绕了过来。甄先生移过去，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指着那些踏板。“这是油门，对吗？”他问道。“这两个就是刹车和离合，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答应让他来开车。也许是因为连日的长距离沙漠行车、空旷的道路和空旷的环境吧，一切都显得有点不真实了。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让发动机在空挡上空转了一会儿，随后才起步行车。他把上身前倾出去，透过挡风玻璃细细察看路况，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一片惨白。只要有车驶来，他就要急剧减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这种情形发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于道路空旷，车子倒也能够笔直行驶。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觉有点适应之后，他把车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写错的那一撇胡须下，洋溢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没有弯道，可他还是试了试转向灯，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开了车灯。他动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旷的道路吞没了喇叭声。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个卡车停靠点放下甄先生之后，“被地图”进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图上，长城依旧清晰地标示了出来，一条垛口样的折线利落地蜿蜒向西，穿过一片沙漠，但这一带的道路却十分难得见到。废墟北边，一条毛细血管样的无名小路伸向远方，我试着开了过去。路面浇铸过水泥，偶尔有几个路段被风吹来的沙子淹没了路面。每开一阵，我就得加大车速，才能驶过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终于，City Special撞上一个沙堆，停了下来，轮子完全陷进了沙子，连轮毂罩都看不见了。我试着把沙子刨开，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轮胎的气放掉一些，以增加附着力，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那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我只好往回走——看来，从那条路走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我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标示的十字路口。周围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只好凭借着指南针的指示，往南行进。开了四十多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纪念碑。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在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享用了一顿跟在鄂尔多斯沙漠里一样的晚餐——几块奥利奥饼干，几块德芙巧克力，还有一瓶给他力。夜空一片沉寂，敞开着帐篷的门帘，我躺下来，看着头顶的满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于在我说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处的位置，为了预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坏掉，我一般要储存足够的饮水。在多数地方，手机信号的覆盖情况良好——中国的通讯系统下辖好几家国有大公司，他们在各处修建的基站达到了全方位覆盖程度，令人称奇。政府还掌控着能源产业，即使在十分偏远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里的油从未见过底，因为油价管控，价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国各地一样，我加油的价格是每升二点五元。到处都看不见自助加油站。在我驾车从内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横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盖几乎没有被男人碰过。加油一般是女人们干的活儿，至少在西部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刚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轻姑娘。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只有十几岁，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描着淡妆——她们是小镇上见过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乡下人对于地图没什么认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于读过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尽管中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制图历史，地图却没能成为他们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那是印制在丝绸上的一些文献资料，从湖南省的一个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那些地图文献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属于同一时期，而中国人绘制的那些图标已经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些东西曾是为了军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制作出来的，因此极为抽象，并且采用鸟瞰的方式绘制。比例尺的运用相当精道。人们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征的符号十分连贯，显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宽敞的特点——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个地点让军队渡河作战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尤为关键。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叫作裴秀的官吏拟定出很多规则，用以指导地形的测绘和地图的编制。对于制图，中国人具有很好的技术底子。

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得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则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里面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规则，到了后来，他们做出的地图描述性大大超过分析性。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为了强调曾经发生过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连地形都可以采用变形的方式进行绘制。例如，明朝的长城地图，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样陡坡上，一个个巨大的烽火台隐约可见，而周围环境看不见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这样的制图说明，跟中国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还倒退了一步。

至于为什么把地图绘制成这个样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政府在勘察和贸易方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很少鼓励远征考察行为，官吏们更是有蔑视商人阶层的古老传统。与之相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制图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跟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13世纪，随着指南针的传入——最先也是中国人的发明项目——为商人们画出相当精致的地中海地图创造了条件。两百多年后，葡萄牙商人试图开辟南边的商业道路，他们绘制了相当精确的非洲海岸地图。这一项目有赖于政府和商人双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数位王子协调过商人的勘探过程，最后才绘制出了非洲的海岸线地图。

然而，中国的制图史上却没有类似的重大突破，因为它的发展动因迥然相异。在古代中国，地图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军队对于绘制详细的内陆地图和海岸线地图没有多大的兴趣。发生战事的地区，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筑长城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极为广袤，基本上没有特别之处。对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来说，某些具体的地点比周围环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的地图一般要突出主要的关隘和重要的堡垒。后来，无论什么地图，不但要描绘出某个地区的地形，还要标出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在葡萄牙人试图打开东非黄金贸易线路的同一世纪里，明王朝却在忙于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这样大相径庭的目标当然会形成人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图。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即便某个中国人对于详尽至极的地图有点兴趣，可要找到这样的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地图总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将地图绘制跟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想找到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详细地图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区，对地貌地图也进行了分类管理，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为了完成我的自驾游，我也懒得带上GPS。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这样的设备可能毫无用处。不过，我的主要顾虑，还是担心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从事测绘勾当的外国人。

所以，我只能依赖《中国地图》，这也算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家国营公司成立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不久的1954年，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继续秉承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这一传统目标。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我曾顺道对它做过一次拜访。那个地方让人想起老派的“单位”这个概念：灯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会议室，很多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员工，不过这个数字已经够多了，因为在我跟他们的副总编会晤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总编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一位助手给我们斟上了茶水。我们并肩而坐，中间摆着茶杯，这跟当初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情形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很显然错过了外面大厅里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能听到击球的啪啪声，时不时夹杂着压抑住的喝彩声。

徐总编告诉我，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中国地图》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区地图，因为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建筑，汽车大发展也催生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由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图》只出过五个版本的驾驶员专用道路简图。而现在，他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他们的市场目标已经从政府和军事上转移出去，不过他们对个体消费者的观念仍旧是另类的。“我们出版了很多类型的地图，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徐根才说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这句话——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图，是人们购买某样东西的时候用得着的。“我们出版餐馆地图，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饭，所有地点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释道，“我们还出版特别版的旅游地图，不光标出著名的博物馆，还会标出酒吧一条街和秀水街市场这样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市场，最近被拆掉，迁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徐根才说，“我们也得跟着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专业地图。《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购物广场和购物商店。《北京学校地图》列出了首都地区的所有教育机构。《中国城市房产地图》专为投资者设计，列出了全国的楼价预估值。如果你需要寻找某种很快就要过时的东西，《中国城市房产地图》倒是值得一赌。还有一本《北京求医问药地图册》——这正是疑难杂症患者的梦想，上面标出了好几百家医院、诊所、药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满足政府和军事需要之后，《中国地图》还是没怎么抓住这样的概念——为私人和个体推出一种具有开放特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人们需要辨识方向。仅仅给他们最好的北京地图册，让他们自己去判定，需要寻找餐馆、药店、还是只管六个月的房产价格，这还不够。我们并肩而坐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徐根才和我同时站起来握手道别，似在为我们的高峰外交活动画上句号。他祝我旅行顺利，还叫我随时再来。走廊上，我离开的时候，乒乓球比赛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离开腾格里沙漠，我向西进入了甘肃省境内。那条道路没有命名，修得太小，够不上国道的档次。不过，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对这条路进行了浇筑。卡车司机已经开始在使用那条道路，沿线可以看到很多标语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丝绸之路换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过，还是很少看见执法者。这里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马俑警察策略——间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红水村外，一辆卡车坏掉了，停靠在路边。卡车边上站着三个人，正在拍着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轿车、大卡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正如驾驶员试题中的一道试题：

344题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帮助，你应该：

A）继续行车。

B）停车，尽可能提供帮助，并联系警察。

C）停车，如果有报酬，才帮忙。

我把车停下来，那几个人说他们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牌子是巨能王。他们已经把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了一个半小时，才遇到我停下了车。他们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顺便捎带到最近的安远镇，那儿有个火车站，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把坏掉的油泵装进一个粗麻布口袋，扔进了City Special的后备厢。

这位卡车司机名叫李长杰（音译），是个南方人，老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妻子仍在家务农，他则跑出来做起了生意。他个子矮小，满脸憔悴，但目光敏锐——面露饥渴。之前是农民，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人脸上常有这样的饥渴。1993年，李长杰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营运大货车。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更新了自己的营运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万多元购买了这台巨能王。在中国，这是很大一笔钱，而李长杰对这个车的油泵恼怒不已。

“我查过了，全省没有一家公司有存货，”他说，“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换。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能够把它尽快发过来，我只好亲自去更换。去的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回来又得要两天。你是个作家——你知道你该写些什么吧？你应该写写解放牌卡车，配件太难找了。简直可笑。你还可以写一写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质量太差。这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我向来喜欢跟中国的大卡车司机聊天，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纯粹的企业家。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大卡车——通常是合伙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东省的一个卡车住宿点住了一夜，问过那些驾驶员，车上装的是什么。有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刚卸下了有色金属，现在装着竹枝扫把。另外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又装上了加工过的小麦。别的车或是卸下化学材料，装上了散热器；或是卸下网球鞋，装上了发电机。他们是新经济体制下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道路系统沿线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现场，他们都是中心人物。一辆卡车刚刚卸下计算机控制的麻将设备，又装上了小学生教科书；另一辆车运过来一车皮鞋，然后又运回去一车回收塑料。

还是那次旅行过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辆车门没锁好的货车后面行驶。那上面装着从国外进口的废纸，运到中国来循环处理。车门甩开后，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几百本小册子像垂死的小鸟一样掉落到地上。我把车停在一边，捡拾起一本。上面印着英语：武威奇财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地点位于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我后来跟武威奇公司进行了联系，他们丝毫不明白，那么多申请书怎么会出现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产品也许已经在中国的某条道路上度过了一些时日，某天又会回到那个地方进行循环处理。

在甘肃省，李师傅的巨能王卡车坏掉的时候，正装载着原棉。新疆到江苏是他行走的标准路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西北这一段，他走的那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穿过了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绿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东运到某个工业城镇，然后装上成衣——这是他主要的炼金术。“都是些廉价服装，”他说，“就是出口到中亚贫困国家的那种。”他一年能挣到五万多块，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很可观的。这一次，另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出车，其中一个是学徒。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那两个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车上，等着李师傅回来。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在安远火车站，李师傅下了车，卸下了他的油泵。油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后备厢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车”的王先生通了电话，然后对他说：“没问题！”之后，我开车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块的边界十分分明：东边是沙漠，西边有高山。不过，在这个走廊的中心区域，因为有从西边山脉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适合人类居住。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贸通道。一个个商队从这一地区穿越而过，有些商品由此经过，最后到达了中东和欧洲。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在甘肃，这两个概念沿着312国道交织在一起。现代公路从走廊中心穿过，沿着它往西北方向行驶，右手边开始出现一段段明长城。这些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延绵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某处，我驶离国道，沿一条土路前行几公里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名叫峡口。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它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就只说这么多吧：在峡口，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前哨。时至今日，这个行政区域仍旧被叫作“老兵镇”。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那些从此地经过的商队。“在我很小的时候，骆驼队还从这儿经过，”一个老人告诉我，“我还记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点了点头。“一个客商有十匹骆驼或者更多，全都身负重物，”另一个人说道，“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不过汉人居多。解放后，过路的骆驼就不怎么多了。从那之后，人们开始用卡车了。”

太阳底下，在一个古旧的烽火台脚下，五六个人坐在一起，抽着金城香烟。曾经，这一建筑物肯定十分漂亮：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屋顶和彩漆屋檐。上面有一条标语，字写得不错：“凭电力，控天地。”这儿是村子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骆驼队曾经从此经过。现在，每当天气好转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们喜欢聚在烽火台下。不过，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木头制作的屋顶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砖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筑工程上。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过去，只要吹风，大钟就要鸣响，”一个老人回忆道，“一共有八个，都挂在几个角上——一楼挂了四个，二楼挂了四个。”

他们谈论着其他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庙上去，”一个人说道，“老年人一般爱去三圣显灵道观。读书人参加宫廷考试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萨庙拜一拜。农民们如果需要祈雨，会去龙王庙拜祭。”

现在，这些地方不过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已。就连烽火台废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远离峡口村。新建的312国道从村子西边三公里远的地方经过，算是这个小村遭受的最后一次挫折，因为游客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拜访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四百，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还少。大家都说，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走了。我问，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睡一夜，他们立马把我指引到了学校——那恐怕是村子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筑。

天气日渐阴冷，风也很大，不太适合支帐篷，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村镇的时间又不够。在峡口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偶尔有人在参观过长城废墟后，到他们那里借宿。老师们拿出一张轻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级的教室。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墙壁上张贴着周恩来总理、卡尔·马克思、革命将领朱德的语录——这些话语激励着孩子们到南方的工厂寻找出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个人有知识，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中国地图》上，甘肃的这一带有很多地名跟军事有关：龙头堡、老兵栅栏、丰盛堡。峡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马匹有关：马蹄庙、大马营、军马营一、军马营二、军马营三。所有这些地方距离长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个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个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东部边沿的多数地方一样，峡口村十分干燥，满是灰尘。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过，随着我往西行驶，地形有所改变。我爬行到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荒芜的灌木地。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两百多米。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润。在远处，我看见了喜马拉雅山那白皑皑的群峰之巅。一刹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变成了缤纷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蓝，宽阔的草地一片葱绿。空旷的草地上，牲畜们在啃食嫩草，溪流从水田边上匆匆流过。这是一片大农场——宽广无边，喜迎宾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军马营一，牛仔们正在把几百头牲畜赶进一个围栏里。那些马匹个头矮小，膘肥体壮，四肢稳健，四蹄踏过，如雷贯耳，仿若千军万马从人们眼前行进而过。牛仔们穿着军人制服：窄边帽，迷彩服，劳动衣，军用靴。我钻出City Special，一个人策马而至，灵巧地下了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军衔——王佳艺班长。

“这个品种叫作山丹马，”我问起马种时，他向我这样介绍道，“个头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得好。拉东西很不错。”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城镇，王班长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汉代，当地人开始为军队饲养马匹。那个时候，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来，这个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汉人。要打赢他们，只有靠骑兵。因此，历代帝王们在河西走廊的这一带都建立了饲养基地。在过去，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御马营，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叫法。共产党执政后，把这些地名进行了编号，可还是饲养山丹马。在西部崎岖不平的地方，这种马匹用处很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新疆，国界巡逻仍采用骑马的方式。当地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不过，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也无法免疫。那里地名虽然还叫作军马营一，照看的还是两千多匹马，然而王班长告诉我，他们也正处于私有化的过程中。“严格地说，我们不再归军队管辖，”他说，“几年前，部队就不再需要我们这里的马了。目前的马匹够用了。我们现在把马卖给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游的公司。有些领导说，我们也要开始搞旅游了。”

那极有可能是军马营一的未来命运——某一天，它会发展为城市游客的农场。同时，这个地方依然有些军队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没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迹象。我到达场部的时候，那位主任十分紧张，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和记者证。接下来，他似乎不知所措，让我赶紧开着City Special离开那个地方。

最近几周，随着我深入西部，我已经感觉到，当地政府对于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在一个收费站，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把City Special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他甚至打开引擎盖，记下了发动机序列号。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担心。不过我明白，这一地区有军事设施。民族紧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甘肃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园。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来。参观过军马营一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县，以免惊动警察。我往北行驶，快到午夜，才到了一个叫作高台的小地方。这个地方沿着312国道伸展开去，一溜狭长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汽车维修店、廉价餐馆以及卡车司机旅馆。在一个低洼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馆，十几元钱一张床。他们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现款付清床位费。一个房间四张床，对着国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户，墙上有一张荷兰风车磨坊的画报。

两位四川卡车司机已经占了两张床，他们来自内江。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的是儿童服装，即将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停在这里，是要对车辆进行修理——又一辆巨能王在甘肃省境内被打趴下了。我一进去，那两个卡车司机立马兴奋起来。

“你是不是来看另一个老外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什么另一个老外？”

“那个俄罗斯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我说道，“我是美国人。”

“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她就在楼上上班。”

“她在楼上干什么？”

那个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个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语道。在甘肃的卡车司机旅馆，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四张床的房间还令人沮丧的话，那就是我知道了楼上有一个耍把戏的俄罗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个人问道。

“算了，”我说，“我累了。我开了五个小时，一直没有休息过。”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个老外，你们两个还可以聊一聊噻！”

我敢保证，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许是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止于河西走廊，真是可怜之极。可我不愿意听这样的故事，也不愿意看见那位女子，那两个四川卡车司机只好作罢。在这张十几元钱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仅仅是睡觉而已。

进了甘肃省，我车上的给他力喝光了。在宁夏境内的时候，我吃光了最后一块德芙巧克力，可乐早就没有了。在那些小镇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外国产品。苏打水没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乐”这个替代品。“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几周以来，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兴奋之巅向西行驶，到了河西走廊，疲劳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来，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总是强打精神才能睁开双眼。我满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头服务也洗不干净。City Special的启动器已经更换过，但车里面满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垫上留下了一大摊污渍。搭车人乘坐的时候，后背远离座位，我不能责怪他们——这辆车正在变成一堆废铁。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在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对长城进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洪峰上过体校——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同时也是跳远运动员——可他喜欢看历史书籍。由于差一点点资格没被大学录取，他成为了一名警察，后来分配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闲暇时间里，他到图书馆研究明代文献资料，徒步到最偏远的长城地段进行考察。他在一个专为长城发烧友成立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还属于重要发现。（例如，洪峰发现了一些明代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长城的过程中，风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跟洪峰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尽管就在北京大学工作，他却一直没跟那些教授们讨论过他的研究课题。“考古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对长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

研究工作做得最彻底的，要数石彬伦。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喜欢运动——在达特茅斯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学划船队，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队。1990年，他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这里，他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西汉时期某位哲学家的论文。之后，石彬伦决定放弃在学术领域进行职业发展，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成为了常驻中国的顾问。几年之间，他把徒步考察长城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没过多久，他辞去了那份工作，决定潜心从事全职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计划徒步走遍北京地区的每一段明长城，决心读完那个朝代出版的所有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文献。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全靠自己通过开讲座和到长城当导游来获取。

跟其他外国学者不一样，石彬伦已经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明长城实际上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1555年，数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边一个叫作水头的村子发起进攻。明王朝刚刚改进了水头村的那一段城墙，十分坚固，抵挡住了这一次袭扰。岁月长河中，这样成功的防御实例还有很多。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一份报告中，一位中国官吏对一次大捷之后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们把砍下的鞑虏人头挂在柱子上。兵士占宇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说道：“这是袭扰者应得的下场。”另一个兵士赵翩从那死人的颈部割下两片肉，生吃掉了，同时还对他的同伴大声讲道：“我讨厌骚扰百姓、找我们当兵人麻烦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为他们的上司，我很高兴我的手下这么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

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

沿着明长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驶到了嘉峪关。这个城堡位于河西走廊的尽头，然后我继续行驶，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里的佛教艺术以及附近那一个个巨大的沙丘而闻名遐迩。可我还要继续驾车前行——一路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可不甘于在这样的旅游点闲逛。我进发到一个叫作肃北的地方，在一个检查站，警察拦住了我。路障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驾驶证，”一个警察非常严厉地叫道，同时他朝车子里面看了看，“哇，你从哪里来？”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美国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这个！”他笑着对另外两名警察叫嚷道，“这家伙是个老外！”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肃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白色帐篷，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肃北县城也不过是在峡谷里有一排低矮的建筑物而已。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我停了下来。等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等着我。他只说了一个词：“身份证。”

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上唇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凭我的猜测，他是个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惊，在我迟疑的当儿，他亮出了一块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护照，然后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这个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他说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并不要紧。这里没有开放。”

“我只是来旅游的，”我说道，“我马上就走。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已经惹麻烦了，”他说道，“我们到所里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边，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轿车会不会被扣留——我知道，曾经有外国人开车非法进入到管制区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中国遭到扣押后，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全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又是谁处理这样的事情。

到了所里面，一个女警官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让我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那个男警察说他们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国人。“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依法进行了处罚。”

“怎么处罚的？”

那个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文件柜里翻找着，抽出一摞纸。他们的动作很麻利，似乎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决定再求他们一次，让他们对我慈悲为怀。“国道下来的岔路口有几个警察，”我说道，“他们检查了我所有的证件。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肃北不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可以来。”

“他们当然说可以啦！”那个蒙古族警察反驳道。“那些家伙知道个啥？他们不过是交警！一文不值！”

对此，我很难加以辩驳。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

沿着一条小路，我行驶了五十多公里，进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国地图》上，这一片区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页的版面大概只标出了十来个地名。其中有个地方叫作玉门关，汉朝时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军事建筑。浇筑的道路通到这里就走到头了。

一条崎岖的土路继续往沙漠里延伸进去。现在，我的地图用不上了，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满布的浅丘上颠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条土路也到了尽头。在古时候，这里是一座有军队把守的粮仓，修建于两千多年前，专为在此驻扎的汉朝军队提供粮草和给养。在这周围的沙漠地带，帝国的西部边缘，汉人没有修建长城，只修建了堡垒。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一片荒芜，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垒。沿着长城这条线，我走到了尽头——连绵不断的城墙像一条溪流，流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堡垒，如同水龙头上刚刚关闭时滴落的几滴水珠。

河仓城一个人也没有。政府计划把通到这里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还没有开工，因此这地方仍旧一片孤寂。这座古老的粮仓十分雄伟，有六十多米长，围墙高达三米多，在一片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筑成的支柱，墙壁上有可以看见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墙上，我发现了夹杂其间的稻草，那是修建时使用的原材料。这一带极为干燥，里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鲜如初，实际上它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跟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堡一样，匈牙利籍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在20世纪早期对这个粮仓进行了考证。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带着沙漠驼队在此停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追踪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过的路线。在其中一个地段，他偶然发现了两排脚印，一排脚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条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七年前，他带着他那条忠实的狗达希二世从那里走过。他写道，时间在这片长期滴雨未下、没有流沙，也没有遭到侵蚀的土地上好像已经失去了破坏能力。

在城堡的墙根，我支起了帐篷。远处有一条小溪，小溪两岸是一片沼泽地，恰似一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这一片焦干的土地上。天空中却一刻也没有闲下来——蔚蓝色的苍穹中散布着几朵流云。半夜时分，呼呼的北风把我吹醒了。那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一直灌进这座废墟里面。我躺在那里，听着那首曾经撩动汉朝兵士心扉的风之歌。

离开河仓城，我开始往回走。沿着215国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肃省，我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在边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我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堡垒不见了，烽火台不见了，长城不见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后头。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在道路边上吊挂了一辆小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几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车门，靠几块铁皮吊着。车子的后半部分涂着几个字：“四人死亡。”这一整部废旧小轿车竖立在几根离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来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车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

时速80公里很危险

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一路上，我看到两辆坏掉的大卡车。两辆车的司机站在巨能王边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绝搭车。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已经等待了两天时间。他问我，是否有食品和饮水，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最后两瓶水和最后的一点奥利奥饼干给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无一物。西边，耸立着五六千米高的皑皑雪山。

接下来那一段两百多公里长的路上，我基本上没有看见人类居住的印迹。没有加油站，没有商店，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在这里刻写宣传标语。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城镇，不久前刚刚被夷为平地。那座小镇看上去像是一处军事设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齐。曾经一度，这里一定驻扎过好几百人。而现在，它被废弃了——道道断墙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国残留的踪迹。不远处，公路上分岔出两条土路来，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来充满军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设”。向右，通往“统一”。深吸一口气，我径直往前驶去。

[1] 意为专供城市使用。——译者

第一章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

第二章

冬季是三岔最宁静的季节。庄稼收完了，果园的活儿也基本上干完了，只是偶尔要去做做果树的修枝和嫁接。男人们主要是捡拾柴火，有时候也会进山打猎。他们在山上设下圈套，一心想着捕获獾、野猪之类的猎物。不过，人们多数时候呆在家里。因为空气干燥，下雪并不多见。不过，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里，炕是唯一的热源。日常生活多在这个巨大的土床上进行，如果你在早上九点钟走进一户人家，极有可能看到大家还盖着被子在睡觉。他们吃得很少——这儿的人在冬季只吃两顿，而不是三顿。他们在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有时候打打盹也就过了一个下午。上午，一片宁静。寒冷的日子里，这村子如此宁静，村民们仿佛都在进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后，他就没去幼儿园，一直呆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给他服用医生们开出的类固醇。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小男孩特别容易哭，他在医院同室病友——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儿——身上学到了这个行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会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个猴子似的，”他父亲看着他掉下的眼泪说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亲也会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套做法。一个冬天，他的体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亲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一起听一听英语磁带。

冬天是我最喜欢到乡下去的时节。没有夏天那种大风吹拂，每一条道路都干净多了。有时候，我会沿着长城走上四个小时的山路。大山里一片安宁，小村庄则有一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到了晚上，农民们常常会聚到某个人的家里喝酒打牌。一个冬夜里，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译）家里吃饭，几个男人开始谈论起车子来了。魏子淇说他希望哪天能够拿到驾照——这个打算他提到过好多次了。

“何伟是个好司机，”魏子淇说。

“一般一般，”我说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很多美国人都是十六岁就开始开车。”

“将近二十年了哦！”

“还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见当时那架势就好了，”魏子淇说道，他接着便讲起了我们开车进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听得津津有味，尽管我敢肯定，他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村子里被传得滚瓜烂熟。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请我过去吃饭，借以表示他的谢意。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高仅有一米五，但却是全村笑容最灿烂的人。他从来不太多说话——吃饭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听别人讲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简陋，墙壁上糊着旧报纸，一张不怎么值钱的《中国地图》算是墙壁上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地图上，很多城市都标上了手写的号码，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个号码。这些号码从北京开始，到澳门结束，其间的顺序分别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萨、乌鲁木齐——遍布全国。

“这些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当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远就去过北京。”

“那你编那些号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要预报天气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着解释道：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预报天气的城市顺序都是一样的，先从北京开始，接着是上海，然后依次播报下去，最后以澳门结束。魏全有记住了这些城市的播报顺序，然后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突然，我有点糊涂起来。“你那么做难道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笑了笑，那架势仿佛是在说，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难道还能干其他事不成？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冬季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把业务扩展一下，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他把门前那块晒坝铺成了水泥地，还新修了一间厨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怀柔，去购买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怀柔的时候，他开始带手机了，只是村子里还接收不到手机信号。在以往，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进城的时候，他开始注意起来，避免穿那身农民装束——这一点是我们上次进医院的时候，他在医院学到的。他买了一套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再是农村人经常穿着的军警服式样。他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称叫作“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依旧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的时候，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怀柔位于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无论从社交还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这都是连接三岔和北京的中点。很难准确界定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十五年前，这个地方更偏向于农村这一头。1995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建筑物正像在首都那样显得非常过时：尽是些矮小的方块状楼房，高度只有三四层，外墙要么贴着瓷砖，要么安装着蓝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宽敞，车子却没有几辆。怀柔称得上是一处流放地——远离北京跑到这里来，实在没什么理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而言，这里已经变了样。怀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边缘，一条条道路从这里延伸至山村地区。自然而然地，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离乡进城的第一站。对来自乡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让人找不着北，怀柔则是个可以操控的地方。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发展迅速，当今的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十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兼而有之：这里是农村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活不超过一代人，而且，当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在乡下地区往来奔波的人们。

跟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兴城镇一样，怀柔看起来有点像个训练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他们往那些七层楼高的建筑物上面张望着，朝商场的橱窗里面张望着。他们在熙来攘往的车流里穿梭着——怀柔的驾驶员都学会了全神贯注地开车。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原来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地方闲逛。现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各开了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家快餐馆总是拥挤不堪。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场，名叫大世界，同样拥挤不堪。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百货商场内，到处都有并非恶意的推搡：在拥挤的扶梯两头，人们你推我攘；在商场的货架间，人们艰难突进；在商场中庭，拥塞的人们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场的装饰方案主题简单，实施复杂。主题是：发亮的物品，发声的物品。到处都是玻璃镜子、玻璃围栏、经过打磨的金属柱子等等；到处都是噼啪闪动的灯管，以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这里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厅还要多。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跟宁静的小山村的区别还要大。从乡下来的人很喜欢大世界——他们步履蹒跚地踏上电动扶梯，在耀眼的光线里幸福地眨巴着眼睛。这正是怀柔的诀窍：这是一座正在转型的城市，人们转变的速度，跟农民们换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样快。

魏子淇在城里面有亲戚：一个大哥，还有几个堂兄弟，全都来自三岔。他们带着他来到材料商店，为他的翻修工程购买材料。2003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找到了几个他信得过的生意人。这些都是新型的关系——在农村，跟正儿八经的商业扯上关系的并不多见。城里人把这叫作“关系”，做生意则要学着“拉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拉”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拖”、“拽”等，而这样的描述其实再适合不过：凭着关系，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请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到餐馆吃饭，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着白酒，一支一支地给人递上香烟。他自己也开始抽烟了。之前，他把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抽烟这个习惯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很费钱。不过，对于想要做生意的中国男人来说，一起抽烟是拉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去怀柔，魏子淇都要带上几包红梅香烟。

冬天快要过去，魏子淇在修完晒坝，新修了一间厨房之后，又修建了一个鱼塘。原来那个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边上，已经变成了他第一次经商的文物古迹。不过，新修的鱼塘的面积是那个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里面养上虹鳟鱼。至于广告，他找到了一块丢弃的卡车引擎盖，这块金属板已经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块金属板刷上蓝色油漆，用大大的红字写上了餐馆的名字，然后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条小路尽头的乱石堆上。对他的餐馆而言，他考虑过许许多多响亮的名号——三岔农家乐园、甜水农家别墅、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尽管他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拉关系，但他从骨子里依然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

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

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

在平实简单的观察中学习；

返璞归真。

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朝代和他们修建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跟乡村生活有一点点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让他们觉得好受些。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生活——大多数城里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历史，只是远或近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必每天都去考虑这些问题。当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能够买车，又能够花钱旅游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时不时地到乡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历史的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去，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困在了历史里，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在三岔，人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他们的土地关系依然极为纷乱，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像魏子淇这样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这段历史。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谱，但那几份传了几代人的残破地契依然保留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魏子淇的父亲把这些文件藏进了自家的楼顶。魏子淇本人却没有那么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儿随意折起来，用一块脏兮兮的红布包着，扔进了抽屉。

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绪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写的地契上说，一个叫作于满江的人租了一块地。交易不涉及金钱——双方认可的报酬是每年一斗谷物，相当于现在的十一升。于满江种的庄稼长势肯定不好，因为从另一份契约看得出来，他“由于缺钱”把那块地典押了出去。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应出一百五十吊钱换取那块地的使用权。四年之后，他痛快地买下了那块地，总费用是三百五十六吊钱。

一吊就是一串铜钱，魏家这些契约上记录的钱数都是些小钱。在以往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土地时常要进行租赁或者典押，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时代，大地主往往把持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闫。贫穷的人家要从闫家佃得土地耕种，即便有些家庭能够买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劳作才能够维持生计。魏家保留的合同里面，就有几张记录的是几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说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两兄弟得平半负担葬礼的开销。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文书都是由代笔人书写的，而且写得很不规范。很明显，在上面签字画押的农民们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乡下的变化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期，北方的情势尤为糟糕，这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约中，写得最不规范的那份文件从1946年开始生效，签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搅屎棍的父亲。因为财务危机，他答应把一块土地典押给他的一个堂兄，换回大约六升包谷。契约上说：“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里，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消失在没有记录下来的历史迷雾中。魏子淇读不懂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契约合同，直到我读给他听，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这件事儿。当我问起他跟“搅屎棍”的关系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很复杂。”不管怎么说，那些古旧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态。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够多的谷物，能够从搅屎棍的父亲手里把土地典押过来，但他的那点谷物又不够维持一个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后两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弱智牺牲品。

当时，共产党已经在华北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贫瘠山区里建立起根据地，支援他们的核心力量则是那些一穷二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分给那些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们，从而结束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产党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推行了这项改革。这种做法非常管用，以至于他们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暴力对抗：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被无情地镇压的地主成千上万。佃农们分到了田地，五千万个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合理合法地得到过土地所有权，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这一标志性的历史巨变出现在1949年9月——也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面。这份合同装裱得十分漂亮：边框上装饰的是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下缘画着农民们沐浴着阳光正在耕种和收割的场景，顶部画的是毛泽东像。合同说，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块田地。地块的面积都用小写数字列了出来：1.2亩、0.7亩、0.3亩、0.3亩、0.1亩、0.1亩、0.15亩。对这个大家庭来说，这些地加起来不到三亩，但比魏家以往所拥有的土地还是多了很多。其中一个地块原来属于搅屎棍的父亲——很显然，他没能赎回典押出去的那块土地——但对于其他地块原来的所有权却没有提及。魏子淇告诉我，那些地块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闫家的土地，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后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被斗争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没了下文。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往事。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轮土地改革运动马上收到了效果。这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农产量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上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主张要把那场革命继续深化下去。20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他要求把农村的土地重新组织在一起，而这一次是交给人民公社。农民们失去了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随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个人获利的权利。什么东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劳力、收成——于是，产量变得极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向农民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钢铁产量。结果，农民们把农具和炊具都扔进了高炉进行熔炼；在很多地方，人们把种庄稼的事情放在了一边。于是，一场大饥荒横扫中国农村，饿死了很多人。

对于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跟大多数农村人一样，他不愿意在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记忆里徘徊不前。因此，他们家收集的那些契约文书在人民公社时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于搞大集体的开始，从他们家的契约合同上看不出来。从1961年以后，也就再没有留下什么合同了。那一年，大跃进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民公社制度依旧存在着。如果魏家还签订了什么合同的话，他们家也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文书只有一件：一份早已过期作废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使用过这玩意儿。卡上标明，“魏明云的妻子”在7月份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个劳动日。那位妇女甚至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为主的集体劳动中，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没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不能有个人利益，农民们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贫困状态。当时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时代，他经常要吃掺了榆树皮的面条。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好处。每个人的热情又回到了田地里，1979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城市人被落在了后边，至少从相对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城市人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全国仍然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因为领导人想发展出口型经济。他们改善了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起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城市里，所有的土地从技术层面来说都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却可以拥有附着在上面的楼房；他们可以把楼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于抵押等。这一变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于刺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这样的改革在农村居民那里一项也不适用。在乡下，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他们开展了道路修建运动，不再收缴公粮和农业税。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何况还有那么巨大的人口数量。2005年，根据政府所作的调查，农业人口依然多达八亿，农村户均人口数为四点五五人，耕种的土地不足六亩。在西方人看来，这点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还有盈余用于出售。因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应该进行整合才对。但那些人即便离开了村子，依然会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用地权。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们又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在耕种借来的土地的时候，投入的热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旧属于已经搬到怀柔居住的那对年轻夫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够出售那所房子，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长期租用，可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纯粹靠的是关系——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关系，我就可以信任这份合同，但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我这个角度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对这个村子来说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会把这样的财产进行改建增值，而那对年轻的夫妇则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买卖房屋的钱。

在三岔这样的地方，实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共有十七名党员，这些领导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他们要解决土地争端，负责管理公共基金，选举党的支部书记——也就是当地职位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着当地所有的党员：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进去。他们要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事务——我和眯眯搬到三岔居住之后，当地的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就我们到来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讲，他们在是否允许我们住在三岔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谁带头反对我们在三岔居住：搅屎棍也是一名党员。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她名叫刘绣莹（音译）。刘绣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出生在这个村子，最终也定居在这个村子里而没有嫁出去。20世纪70年代，读完中学之后，她离开三岔继续读书。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经过培训，她最后当起了“赤脚医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服务的地方非常贫困，非常偏僻，很难享受到一般的医疗服务。刘绣莹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这里结了婚，继续种田。1998年，她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三年之后，她再次当选。全县范围内，总共只有五六个女性党支部书记。在渤海镇管辖的二十三个村子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党支部书记。

抽象地看，刘绣莹的身份极不寻常，但对她本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是个大个子女人，肩部很宽，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她走起路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这样的外貌——如果出现在城市里，简直难以想象。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被称作“小姐”，在当下这个时代，多数小姐都已经养成了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她们的双臂犹如脱粒用的连枷，双脚好比压模机；她们穿着一点也不实用的衣装，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整个动物王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场景，比一个小姐奔跑着追赶出租车更具有震撼力。这很像孔雀王国的求偶之舞：到处都是华丽的羽毛，到处都是恣意闪亮的色彩，动作过多，显见的目的却很少。

然而，三岔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只要她一动起来，事情总能得到解决，而且解决的速度极快。她跟当地的男人一样干农活，一样参加村里的道路修建工程。干活儿的间歇，如果男人们喝酒打牌，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四十好几，满头黑发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长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宽大。她的个子不高，但她的头总是高昂着。她的声音沙哑，嗓门响亮——她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从我的屋子里听出来这一点。每次我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都会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来了？”不过，我知道她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在三岔村党支部会议上讨论外国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是这个态度。她比搅屎棍要精明些，搅屎棍当时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们赶走，如果我们被批准在村子里居住，那意味着他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后，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眯眯向村里捐出了一千块钱买水泥，专门用于维修那条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用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关系”——十分不确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搅屎棍是同一个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他告诉我，她在跟上头的官员们打交道时特别有能耐。大多数村民也很佩服她的这种素质——他们觉得，在让政府出资为村里新建道路这事上，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过，我还是在魏子淇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戒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觉到那实际上是一种跟对手暗暗较劲时才有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是村子里面能力最强的两个人。

魏子淇不是共产党员。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比村子里的领导年轻很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后，魏子淇去怀柔拜访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给他提了一条忠告：千万不要碰政治这个东西。但是，在三岔这样的小村子，纯粹跟政治不搭边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踏入商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领导可以找到种种方法为难创业者，如果他想获得贷款的话，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国的农民不可以用他们的土地作为担保物，他们需要村子里的支持才能提出贷款申请。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镇政府之前，魏子淇从来没有直接挑衅过党支部书记。申请补助是她的职责，魏子淇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镇政府，从而绕过了她的权威，相当于让她在更高的官员面前丢了脸。2003年，补助下来了：每个月五十元。过春节的时候，政府送来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面粉、一袋大米，以示对残疾人家庭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带着傻子下山的时候，我起先觉得魏子淇只是关心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没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他一样干得成事儿。当我向他打听村支部书记的反应时，他说她非常生气，只是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因为法律站在魏子淇这一边。他似乎对那女人的生气感到很满意。“村里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处境，”他说，“只不过我走在了前头，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胆量。她是有些不高兴，但她终于知道了，我也是有办法的人。”

村子里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样，他对他未来的顾客也一无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计划基本上都是凭空推测。但这个人在时机的把握上实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车之年，也是中国汽车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大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仿佛诸多因素掐准时机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项目、生产策略、顾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病毒等。自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修建了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这两年时间里，人民共和国在乡村修建的沥青和水泥道路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原因，有时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时，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到2003年，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都开始在中国投产，而这些亚洲公司很快就产生了冲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厂也发展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也就是我曾经去考察过试车环节的那家公司——揭开了第一辆微型汽车的面纱，并取名为QQ。这辆车比迷你库珀轿车还要袖珍——QQ车的长度仅有三点六五米，发动机为零点八升。这款车型看起来跟通用公司原本计划下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雪佛兰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两款车型如此相似，以至于车门都可以互换。在中国，各大公司快速仿制外国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这事儿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原产品还没有走向市场之前，奇瑞却想方设法生产出了跟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推测，奇瑞设法搞到了生产图纸，也许是通过商业间谍的方式吧，但这一切谁也没办法证实。（通用公司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了。）到了后来，比拼的便是价格。一辆全新的QQ车售价为五万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轿车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难于作出的选择。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车销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厂一起，他们掀起了汽车市场的革命，汽车厂家不得不作出降价的决定。从2003年4月份开始，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汽车厂向各大经销商提供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八。在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新上路行驶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辆。

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就有些车辆驶上了这条断头路的坡顶处。每到周末，来三岔的游客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城里面一些投资者的关注。一个北京商人铺通了往黄花镇那条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后在三岔水库边上开了一家餐馆和招待所。这是村子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一共有十几张桌子，可以进行室外烧烤，一口大水塘里养满了虹鳟鱼。周围的环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围墙高高地耸立着，水库里的水平和而宁静——而且北京人很喜欢这一切。你会发现，只要他们一开车进入这个村子，脸上的压力统统没有了。如果他们沿着水库再步行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来到马玉发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里的隐士，至今一人独居，还在用他那台滴答作响的闹钟。不过也有传言，说有开发商想要开发那个地方。多年来，这个远离北京、跟北京隔绝的村子一直在萎缩。而现在呢，城市生活的触角开始慢慢地伸到了这个高高的峡谷里来。

整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下村新开的那家餐馆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总有些怀旧的城市客人更喜欢吃传统的农家饭——在真正的农民家里吃农家饭。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吃上一碗榆树面，也许会带给他们不一般的感觉。其实，他们平时所吃的虹鳟鱼来自瑞士供货商。最近几年，这一外国物种已经被引入到了山沟里的鱼类养殖场，逐渐成了周末游客们特定要点的一道菜：实际上，农民开的所有餐馆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虹鳟鱼”这几个字。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术移植和技术虚构。在北京，那些上层人士喜欢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馆享用所谓的“地道”美食：云南餐厅、福建餐厅、贵州餐厅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们供应的菜肴拿回到它们的发源地的话，很可能连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涂。首都的四川饭店出售的饭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吃到过的。不过，在一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十分自然：市场需要新传统，即使这样的新传统就是农村的简单朴实也行。小时候，魏子淇从来没有看到过虹鳟鱼，这玩意儿跟布谷鸟报时钟一样，都不是本地产品。

大卡车载着虹鳟鱼开进了群山之间，然后分头送到了像魏子淇这样的小企业家的家门口。魏子淇自己修了个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满了山泉水，虹鳟鱼在里面的表现比他之前养过的水蛭绝对好多了。他把烤鱼的价格定在每条三十元这个档次上。在新修建的厨房里，曹春梅主要负责备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猪肉，烙煎饼，等等。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常常引来很多回头客。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

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应他，可以提前支付几年的房屋租金，这样我也可以长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严格说来，那笔钱也不能归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儿的，那无异于又是一笔家庭债务：数量为两万元左右。他已经把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现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几间客房，因此，他准备申请银行贷款。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一年前，当他的儿子生命遭遇危险时，魏子淇看上去内心十分平静。不过，他对那样的体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三岔，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知道跟病魔作斗争意味着什么。要获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脚踏进的是未知领域。

那年夏天，魏嘉满六岁。为了过好生日，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碗很特别的煎蛋方便面。吃方便面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因为小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袋装食品。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会带着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踪检测，回来的时候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现在个头大了一些，慢慢地长出了他父亲那样的桶状胸脯。有时候，会安排他做一些家务活，例如打扫晒坝的清洁卫生等。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对傻子不理不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魏嘉有时会跟这个残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脸乱比划。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夏季接近尾声，魏嘉的父母开始为他上学做准备工作。他基本没上过幼儿园，而去年那一年的学算是白上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屿村上一年级，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学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小男孩的父母开始让他练习一个人单独睡觉。跟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们现在强迫魏嘉一个人到厢房的床上睡觉。头几天晚上，他总是抱怨说睡不好觉，但到了月末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魏嘉上学前的那个星期，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洼里去报名，她说报名时间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他们还没有来通知，”她这样解释道。她说的是三岔每天都要进行宣传的广播系统。

“村里没有别的小孩儿要上一年级，对吧？”我问道。

“没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个。”

“如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儿，你敢保证他们还会来通知吗？”

“他们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试试看，但这就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信息降临到头上。的确，非常精确，星期五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响彻沟谷，回荡在山崖之间，飘荡在高高的山峰之间，提醒有关各方注意以下事项：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里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到校报到了，曹春梅坐在捷达轿车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头天晚上，魏嘉洗了个澡，自己找了身干净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与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画着一只卡通猫咪，用英语写着“机智敏捷”几个字。他背上背的还是上幼儿园用过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曹春梅问道。

“记得，”魏嘉回答道。

“还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诫他，“你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这个对话接连几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的车往沟谷里行驶的时候，他往前趴着身子。又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车子遇到的几十个人都拿着长棍子。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啊——空气清新而暖和，太阳在东边的山脊喷薄而出。一路上，到处都是穿戴整洁的小孩子，他们背着新书包，往沙屿村的方向走去。我们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这里登记住了进去。他被分配在第四号房间，住二号床。一共有八张床：粗糙的金属架子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面垫了一层薄薄的床垫。窗子上钉着护栏。一看见这些军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为所动。让他很高兴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开铁质储物柜的钥匙。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同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学校的院坝里报名登记。我们三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曹春梅停下了脚步。“现在，你遇到那么多人，再也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

“不一样。”

进了学校院坝，一个姓杨的老师正在把一年级的小孩儿分成两行：一行站男孩儿，一行站女孩儿。孩子们都很安静——老师在下指令的时候，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沿着那两行队伍，她慢慢地穿梭着，跟每一个孩子打一声招呼。最后，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杨老师问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早上好！）”

“很好！”她用汉语说道，“谁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谁？”

“魔鬼叔叔！”小男孩儿一脸严肃，杨老师禁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把他留在了学校，他在学校的院坝里跟其他学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级学生中最小的一个。

开学后的六个星期里，魏嘉因为英语学得早，举止文雅，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着而在班上显得非常出众。在中国的课堂上，小组是完成任务的基础，每一个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这个组织中间所处的位置。有些小孩子会正式获得任命担任一些职务：家庭作业组长负责收齐家庭作业，纪律委员负责向老师报告同学们的坏习惯，班长负责协助老师管理同学们。每一间寝室有一个室长和副室长，每天负责寝室卫生的打扫。同学间的纪律至关重要——表现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当着同学们的面罚站，而其他同学则要协助老师批评有错的一方。一开始，魏嘉对这一切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他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没什么概念；他时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课时间玩铅笔。他有时候忘了学校布置的任务，忘了家庭作业。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间在教室里踱步。一天早上，全体学生都在室外集合听校长讲话，跟往常一样，要求孩子们立正站好——膝盖靠紧、抬头、双手紧贴裤缝。所有孩子都照着命令做了，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魏嘉。他觉得校长的讲话十分枯燥乏味，竟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这些违规之举，连同其他同学的一些违规之举，在第一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提到了。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屿小学召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众，从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张彦喜欢以大欺小，王伟爱讲笑话，李晓梅是她们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里都不这样啊！”后来的几次会上，总会对这坏孩子喋喋不休地进行批评，她的妈妈这样说道。）而魏嘉呢——喜欢开小差，在教室里踱步，还当着校长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亲被逼着听老师讲述这一系列违规之举，描述的细节是那样令人痛苦。然后，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中，魏子淇一言不发，吃得很快，谁也不看。他的脾气很急，一言不发之后，往往是雷霆爆发——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没有人比魏嘉更了解他爸爸的这种如天气一般复杂多变的脾气，因此，他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吃完饭后，他坐在炕上看起了连环画。他父亲瞪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着他父亲的举动。终于，魏子淇说话了。

“你在干什么？”

“看书，”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业呢？”

“在书包里。”

“去拿出来，马上。”

总体而言，六岁大的小孩子并不能天然地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纪律性尤其比较差。通常，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顺道去接他，而我总要提醒他，千万记得把需要的书本都带回来。但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后，他从米老鼠书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总令人迷惑不解。魏嘉会像一个魔术师那样打开他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有，这其中的招数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变戏法一般拿出四本课本，几支铅笔，以及几页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他的父亲抓起其中一页纸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庭作业？！撕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做家庭作业？”

魏嘉低头看着炕。

“你的数学书呢？”

小男孩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书包里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术了。

“你的数学书哪里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声说道。

“没有书，怎么做家庭作业？”魏子淇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你知道杨老师今天怎么说的吗？她说你老是忘记家庭作业。上课也不专心听讲！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今后怎么办？”

小男孩扫了一眼那本连环画，可他的父亲一把就抢了过去。“她还说，校长的讲话你也不专心听！其他小孩都在那里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么了？看着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泪如泉涌。“你要听杨老师的话！”魏子淇吼叫道，“她还说，你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全凭着性子来。你不可以那么做。她还说了，你没把饭吃完。”

曹春梅也说话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会怎么样？你会又生病的。你还想去医院住院吗？”

突然，魏子淇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裤管拉到了膝盖之上，露出了他的双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么办？”魏子淇高声说道，“如果又遇到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曹春梅冲过去查看了小男孩的双腿。“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会生病的！”

父母的声音变成了厉声尖叫，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不过，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温柔起来，一起查看着孩子双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场危机中未能言明的恐惧感又死灰复燃似的，他们在炕上挤成一团。小男孩哭了——他仰着头，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担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胁：贷款的重担，村里的政治，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对于刚刚经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有结果。他把那些顾客照看得很好——这是他从那些城市老乡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怀柔，他就会穿戴整齐，但在家里的时候，依旧一身农民打扮。他觉得，这正是他的顾客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谁都不会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农民而跑到乡下来。魏子淇在三岔和怀柔这两方面的需要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而且他把这两个角色玩得很熟很转。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她的变化跟魏子淇不一样。他的变换体现出更多的计划性，变换服装和抽烟都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对做生意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生在农村这样的事实颇感坦然——毕竟，这正是他那家餐馆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却并没有完全觉得自由自在过，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

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跟外界更有意义的一种联系方式。三岔的年轻人经常会有同样的想法，亲戚和朋友都相继搬离了这个地方，生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散布谣言。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他们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三岔之后，她对各种新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个周末，她听到一群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谈论佛教。那是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常常鄙视农村人，但曹春梅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她很尊敬，他们的谈话也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谈话的时候，老是提到‘佛’这个字，”她后来对我说，“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人遇到各种情形时应该怎样反应的问题。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是有主张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个女子提了一个问题。“我问她，佛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曹春梅回忆说，“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个女子的意思——她时常都能感受到一种欲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她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北京女子又来到了三岔。这一次，她带来了两本书：《三世因果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曹春梅研读了书里边的有关内容，她觉得那两本经书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她靠墙放了一张桌子，在上面铺了黄色绸布，然后摆放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单数的贡品：三个橘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里，这样的神龛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里却并不多见。第一次看见那两尊塑像的时候，我问曹春梅，那是谁给她摆放的。

“我自己，”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我从怀柔一家商店请回来的。”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设之年。现代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有猴有鸡还有狗，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在于发展。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记住了，因为那年铺好了路。羊年是汽车年。猴年是建设之年。跟黄道吉日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所不同，从修路到买车再到建设，这样的现代步伐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沿着新修建的公路，新车给三岔村带来更多的人气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钞票，人们可以用它来搞建设。村子里也出现了新的声音——一整年，村子里都回荡着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钻头和锯子的咝咝声。

跟三岔的经济发展一样，这一次的建设工作也是由魏子淇发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内墙粉刷了一下，接着又建了一个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是一栋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筑物，共有五六间客房，整个建设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于劳力，他雇请了几个邻居，还有几个近亲，酬劳是每天二十五元。对三岔所有的建设工程来说，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都是标准酬劳。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一般会在本地从事这样的劳务活动，因此，政府于2003年和2004年发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显得如此重要。那项工程既为乡村地区改善了交通条件，也为无事可干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在三岔地区，政府甚至委托当地人修建了一段现代版的万里长城。县里面的领导们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车大发展为北京以北的这些小村子带来了大批游客，而这些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明代遗址。在认识到这个微妙品牌所蕴含的机会之后，当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点的道路两旁都要布置上长城形的装饰物。这些假长城用红砖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长城上面有用线条刻饰出来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纪的那些石雕工艺。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些障碍物所具有的价值很值得怀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个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袭来，他的马蹄也许会被卡在这新修的万里长城上。不过，他们在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倒是把汽车这玩意儿考虑了进去。这些新建的城墙往往沿道路两侧延伸开去，让驾车人有一种驾驶在长城之巅的感觉。这样的做法终于实现了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梦想，当时的《申报》曾经提过建议，将万里长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经商更容易”。

诚然，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钱装进农民的口袋。每一个修建城墙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劳，而且三岔的村民们很乐意干这个活儿。他们修建了新的长城，他们帮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们把那条铺好的公路进行了修整。他们拿到手的酬劳一点点地累积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开始对自己的房屋改造起来。那断头路旁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要把车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砖块之间。有一阵子，我为不复存在的宁静状态而哀伤不已。从我来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那条道路还是一条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写作，一边听着核桃林那边传来的沙沙风声。那是2001年：寂静无声的最后一年。

不过，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就习惯了万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事实。于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干的事情：改造。我和眯眯总是觉得，我们居住的房子应该和当地人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但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当地请了几个工人，让他们照着刚刚给魏子淇做过的模样，给我们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内部装修。魏子淇所作的装修在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装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质纹理的油毡地板纸，墙壁变成了干净的白色，刷的是涂料，而不是看过的《人民日报》。村党支部书记一看到这样的装修结果，便立刻委托几个人，给自己的房子进行了同样的装饰和翻修——她可没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多数村民都学会了跟风而动，建筑工人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跟他们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长城和一个个新垛口时稳步推进一样，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石膏天花板、油毡地板纸、涂料粉刷的墙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拿到了驾照。以往，魏子淇从来没有说过要入党的事情，怀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即便是基层民众的入党资格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派别可以接受任何人成为它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需要申请者提出正式的申请，然后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一系列谈话。只要认为不符合资格，申请人所在地的党员便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者。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数十分稀少：全中国上下，仅有七千万登记在册的正式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仅有十七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三十岁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很少提出申请——这样的年轻人早就全部离开了村子。结果，三岔的地方领导成了保守派，有几个党员甚至在接受最常见的新经济要素方面都显得十分迟缓。有几个人还不识字。只有三个女人，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跟党组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党支部书记的妈妈是解放前村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她鼓励她的女儿入了党，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来。第三个女性党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官员。三岔村的党员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意义上经过商。当魏子淇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代表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是村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动机，他很少细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一般会选择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间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却可能从来没交流过，他在党内干什么事情。魏子淇的申请花了六个月时间，那期间，村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反复讨论反复评议。有时候，他要做自我批评——在中国，这是惯例之一。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参加劳动还不太积极，”他说。

“此话怎讲？”

“遇到村里面有活干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时候参加这些劳动的步子还有些落后。我就是这样做自我批评的。”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提出申请时，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想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说，“我想为村里面多作贡献。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在村子里的关系正在得到巩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个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计划依旧显得豪气冲天，他还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一笔两万五千元的贷款。跟所有农民要取得个人贷款的程序一样，魏子淇的贷款申请也需要村子里同意才行。我当时就猜测，魏子淇待定的党员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遇到什么阻力，只有三个党员表示反对。搅屎棍是这一小撮人的头儿，但魏子淇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数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时候，魏子淇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过了五个月，他拿到了驾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获季节、旅游旺季结束，才到离怀柔不远的顺义报名参加了驾驶课程培训班。培训费一点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而它的培训过程竟然跟取得党员资格一样神秘。首先，在顺义接受培训的驾驶员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从二挡开始。在这一点上，教练的态度坚定不移。我问魏子淇，为什么这一点显得如此重要。

“二挡要费劲些，”他说，“教练说了，从二挡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离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驾照不久后的一天，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到达之后半个小时，魏子淇来到我的房子里，让我把车挪动一下，因为有人要在那块坝子上搅拌水泥。当时，因为村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那块坝子上随时都有人在做事情。现在好像我每次开车过去的时候，都得为他们挪动车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三岔停车也会这么麻烦。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以往我曾经让他开过几次车，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监控之下。他还不能一个人单独驾驶，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五十八个小时的二挡起步培训课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我的车子只需要挪动几厘米即可。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便继续埋头写作。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依然带着笑容，但那是中国人遇到难堪的事情，使劲挤出的那种笑容。只要看到这种笑容，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块坝子上，几个村民围在了轿车边上，他们脸上也带着笑容。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达轿车前部的铁栅格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颗门牙，还要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我没注意到车子的前面，”魏子淇说。

“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有前置发动机厢的车子我开不大来，”他解释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只开过解放牌大卡车。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车停在那块坝子上的时候，让车子跟坝子四周的假长城顺向而停。魏子淇把车倒了一下，然后猛打方向。他没有意识到，车子的前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往那防御工事猛扫过去。去年，当村民们修建这个袖珍长城的时候，我就觉得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它正好起到了一种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处，可以把大众捷达轿车的保险杠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检查了一下那块金属物——没希望，已经折弯了。

“你觉得租赁公司会怎么说？”魏子淇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还是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手里租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他耐心的底线，尽管我已经探知过他耐心的深渊。实际上，我违背过他们公司制定的每一条规则：我把租来的车开到过土路上；我把车开进过干涸的河床；我对桑塔纳做过一些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归还车子的时候，车门受过刮蹭，轮胎遭过损坏。把车开到内蒙古的时候，我还弄坏了汽车的启动装置。我跟他们签订过合同，答应车辆不开出北京市的范围，但我把车径直开到了黄土高原上。每次违反规则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没问题！”“你都是老顾客了，”他时常乐呵呵地跟我说这句话，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自豪，这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我心头觉得十分愧疚。我很难想象，还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车人。

现在，我将要归还的车辆竟然没有了前保险杠。魏子淇一个劲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则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在让他动车之前，我本来应该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那辆车——没了保险杠的车——依旧停放在那块坝子上，我则在思忖着怎样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离开村子回到北京的时候，魏子淇找来几截旧铁丝，把撞破的保险杠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只盼着那玩意儿不会掉落下来。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车子之后，眼睛都睁圆了。

“哇！”他问道，“怎么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说，“我让别人开了一下车。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我给他描述了魏子淇经验不足，不熟悉轿车车头的情形。可王先生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越开，他脸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给他解释那些无关的细节——解放牌大卡车、顺义驾校关于二挡起步的规矩、三岔村那些跟捷达轿车一样高的长城——的话，王先生的头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赔他保险杠的钱。

“没问题，”王先生笑着说，“没问题！我们买了保险的！你只需要把这次事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就行。你带印章了吗？”

在中国，印章也就是经过官方登记的公司大印。我单位登记的名字是“《纽约客》杂志北京办事处”，尽管公司实际上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书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枚印章，于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说，印章放在家里了。

“没问题！”他说，“下次带来就是了。”就在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先生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摞纸张。每一张纸上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其余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纸张里翻找着，终于选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关系，”他说，“这个单位出过事，但他们当时没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拿着这张纸换了回去。你可以把报告写在这张纸上面，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张盖了你们单位印章的白纸过来，这样后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没有？”

我没懂——他只得把这事再三解释了几遍。最后，在我看来，也就是那被撞坏掉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过错，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不是魏子淇的过错，因为他没想到这车子前面还有个车头——却要把账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是在乡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导着我，“那样的话，事情会很复杂。你就说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出的事情。”

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了——我写的报告里对于乡下、解放牌大卡车、假长城这些事只字未提。相反，我写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机协会开车，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里把捷达轿车的保险杠给撞掉了。我在拖拉机协会盖章的位置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离开了王先生，他依旧坐在公司的那块牌子下面：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四年之后，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各地不断周游，这也是一种游牧生活。不过，大体而言，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渐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里，我能够希冀些什么。清晨时分，我一醒过来，听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后便开始了一个上午的写作活动；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饭。遇到天气炎热，我会在隐士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游泳；到了冬季，我会做一些长途步行，接连翻过几个山口。我对那些小路越来越熟悉，凭着步行，我参观考察了附近的几个市镇：黄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湾等。那都是些显得昏昏欲睡的小镇，不过它们全都即将发生一些变化，就连最安宁的地方也已经新修建了餐馆或者招待所。我发现，年复一年，那些小路越来越不好找。在过去，只有农民或者牵驴的小贩才经常走那些小路。而现在，多数市镇已经出现了公共汽车或者小轿车。再过几十年，好多小路都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我在三岔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的感觉。不过，有规律的季节变换让我不会感觉迷失。我喜欢在某些时候来到三岔——我喜欢四月杏花开放的那几个星期，我喜欢农民们忙着收割的九月。我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我喜欢开着车去那里过春节，村民们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晒坝上燃放焰火。我已经学会将村子里的时令变化记在心里，确保自己在某些节假日和季节出现在村子里。

2005年4月，清明节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点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后的那座山头。他带了一只篮子、一把铲子，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山下的沟谷里，杏子树正好开花，嫩叶在晨曦里闪着微光。我们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嫩叶逐渐稀疏。等我们上到墓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见嫩叶了。

那一年，只有七个村民扫了墓。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一个个坟头填上新土，一边懒洋洋地聊着坟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

“那里埋的是我的爷爷。”

“那才不是你爷爷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附加到这些土冢上。随着晨光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后漫射上来，我发现了一处火烧过的地块，那肯定是有人在几天前来这里祭奠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时不时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这种方式焚烧纸钱，但村民们对此置若罔闻。

其中一个坟墓在我们到来之前就被人祭扫过了。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摆放了三个纸花圈，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旁边的一棵杨树上，挂着五六个白色坠饰。坟头上插着一支蜡烛，上面写着“长青”这两个字。三岔的坟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纪念物，这意味着里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问魏子淇，里边埋着的人是谁。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来住在怀柔郊区的那个人。以往的清明节，他都要回来。几年前，你还开车送过他。”

我想起来了：那个很友善的老头，给自己父母的坟头斟过白酒。那一年，他还跟我说，他在城里头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统，这让他非常喜欢。我问魏子淇，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我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了。”

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给他上坟。”

“去年，他还在给别人的坟头填土，”另一个人说道，“今年，我们却来给他的坟头填土。”

我拿起一把铲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点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币。烧完冥币之后，另一个人点了一支红梅香烟，插在了魏名和的坟头上。那支香烟笔直地竖立着，颇像一根燃香。几个人退后一步，看了看那个土冢。

“他实际上根本没抽过红梅烟。”

“对。贵得很啊。他原来一直都是抽黑菊花。”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那个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们提到的有关死者的第一个细节。几个人静静地站了一阵，最后，魏子淇发了话。“好，”他说，“我们走吧。”

离去之前，其中一个人转头看了看。“那支香烟没事吧？”

“没事儿。”

一缕青烟飘摇着升到了空中。我们顺着那条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沟谷里，果园的地上洒满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们都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时间是早上六点半，一行人放下篮子和铲子，回到地里干起活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山乡里活跃着人们在春季进行劳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许过诺，等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进城。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到村子里接他，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他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露营用的背包，也没有上学用的背包。他没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牙刷，没带一分钱。他的妈妈正在给几个客人准备饭菜，我问她小孩进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在身上。

“不用，”她说，“反正他只去两三天。”

在美国，哪怕只是带着小孩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父母也会在小货车里塞满东西。可在中国的农村，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问曹春梅，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让他喝冷饮，”她说，“不要让他吃冰激凌。他肯定会问你要，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根据中医的理论，任何生冷的东西对胃都有伤害。

“让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吗？”我问。

“那没事儿，”曹春梅笑着说。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我带着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书籍惊呆了。

“这都是你写的呀？”他问道。

书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书呢。“不，”我说，“那些书都是别人写的。”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几本呢？”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堆杂志问道。“那些是你写的吗？”

“也不是。”

魏嘉略有点失望，以往我们之间进行着类似对话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在村子里，他经常来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如果我正巧在看书，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那本书是你写的吗？”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释说，我只写过一本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但他似乎总也弄不明白。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不读自己写的书，那么，当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意义？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从来不抱怨这抱怨那；作为小孩子，一无所有也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样他就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拥挤的地铁对他来说具有冒险性质，他喜欢身陷在拥堵的车流中，因为那让他有了把车看够的机会。我带他到离公寓不远的后海划过船之后，他问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点点。他非常喜欢坐出租车。从他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红色的车辆便立马停在你的身边。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着他点，因为他喜欢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车。我们到离公寓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本来要步行过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我只好告诉那位可怜的驾驶员，我们实际上哪儿也不想去。人们都搞不明白，我们两人在搞什么名堂。有时候，有些出租车司机会语气微妙地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因为魏嘉总会老实地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叔叔。我们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游乐场游玩过，跟弗朗西斯和爱丽丝这两个朋友在那儿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国人，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爱丽丝则是我另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这个小孩会说中文，跟魏嘉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得像个瓷娃娃。整个下午，我们一行人不断地招致别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个混血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们一定在猜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个农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萨饼。不知何故，比萨（pizza）是魏嘉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讲了几个小孩和一只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萨饼的故事。为什么是比萨饼？为什么是猴子？为什么名叫莫奇？这些都不是魏嘉关心的问题，一年到头，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全是尝一尝比萨饼之类的话语。在北京，我们跟眯眯在一家必胜客见了面，小男孩终于了了他的心愿——接着他便发现了另一个英文单词：cheese（奶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小男孩皱了皱眉头，吐了出来。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面包皮。几年间，一起回北京成了每个暑假例行的公事。我们不停地乘坐出租车，重回那家游乐场游玩。但我们再也没有吃过比萨饼——在魏嘉看来，那是猴子吃的东西。

魏嘉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本来可以不那么不吉利的。整个幼儿园期间，他因为生病几乎全程缺课。接下来那一年，父母参加的第一次家长会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那次家长会上遭到批斗的其他几个孩子全都要继续挣扎：流尿狗李晓梅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了学，喜欢以大欺小的张彦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铁卢，被要求重读一遍二年级。只有魏嘉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还不止于此。开会的时候，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感到羞愧过。而且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小男孩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课上，他的成绩也几乎名列前茅。

每一学期，他都要把成绩手册拿回家里，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共有二十条。第一条：“关心国家大事，尊敬国旗和国徽，会唱国歌。”第二条：“珍视集体荣誉，做负责任的团队成员。”第三条说的是姿势要端正。第五条才勉强说到学习问题。第六条要求学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条回荡着博罗尼斯式的老生常谈：“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那上面提醒学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随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铁路上打闹，远离码头，谨防触电，谨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劳动成果，远离“封建迷信活动”，不大声喧哗，不做危险游戏。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绩册一共有三十多页，评价的项目既有学科课程，也有身体状况，还有品行表现。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心理健康”。（二年级的时候，魏嘉的评价结论是性格乐观，有自控能力，且“能适应环境”。）绝大多数分数或等级都是老师给的，不过，家长和同学也有评价的份儿。有一项甚至要求魏嘉进行自我评价。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画完全的人脸，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画上嘴巴——笑脸、严肃、哭脸等。到二年级的时候，魏嘉已经找到了这部分的规律，在“生活有规律，能照顾自己”以及“能够使用常见工具”这两栏画上了严肃的笑脸，在“参加集体公益劳动”这一栏画了个非常严肃的嘴巴。在第五项——“尊重劳动成果”上，他画了个大大的哭脸。

每学期，他们都要测试身体素质，并和全国平均值进行对比。报告单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体重、胸围、视力、听力、肺活量（四年级的时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绩册拿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候会拿出卷尺，把那些数据复测一次。无一例外，小男孩在身体素质的每一项指标上都低于标准值。（根据成绩手册上的说明，四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应该是两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部分老师加了一段个性化评语的话，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会减弱。二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写道：“大家都爱你。你的思维很敏捷，所有同学都很羡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你的聪明才能让你进步，让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让其他人超过你哟。你要带头努力学习。加油！”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在三岔村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而魏嘉的父母谁也没有读到过高中一年级。然而，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儿子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机会。因此，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用意良好的国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杰作，它讲述了五个“R”的理论——Reduce（减排）、Reevaluate（再评估）、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翻译过来之后韵味全无。五年级的学生有一本书，讲解怎样使用微软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见魏嘉正在背诵《道德经》的开篇语：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洋与中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魏嘉就读的这类学校，这场战斗依然在持续着。他们想方设法地囊括进一些新的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模式。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这样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汉字太难书写，小孩子只有通过反复抄写的方式加以学习。在魏嘉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勤勤恳恳地练习笔画的书写。接着，他们便把这种学习策略应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学习当中。对于数学来说，这种策略简直是妙极了——他们的数学课本比美国同年级孩子的课本难多了。

不过，教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创造性。当我听到魏嘉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我问他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压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课上，没有谁鼓励他们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词语、成语抄过来抄过去，那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周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把那些词语抄了一遍又一遍：“细长细长”、“软绵绵”、“甜丝丝”等。等到他终于开始写长一点的作文的时候，布置的家庭作业常常是：“以灯为题，写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见魏嘉正在为这个题目冥思苦想。他写道：“我家的灯很亮”——接着，他瞪眼望着那张白纸，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上地理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画过地图。很少有课程体现出个性化和情景化，整个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数字和细节等。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他在回家之前，刚好学到了乐山大佛这篇课文。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学了一遍：乐山在四川，佛像刚好七十一米高，大脚趾头上可以坐四个孩子等等。我问魏嘉，四川在什么地方。

“是在中国吗？”他反问道。

“是呀，”我告诉他，“四川是一个省。你知道什么是‘省’吗？”

他不知道。我问他，拉萨在哪个国家。

“在美国。”

“旧金山在哪里？”

“在中国。”

他的地理书上没有几幅地图，而且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样子：中国的基本轮廓图。没有讲述“省”或“市”，不讲其他国家。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问魏嘉，是谁在领导当今这个国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级的时候，跟每个孩子一样，他加入了少先队。全班做什么活动都是一起，活动的重点常常是为了强调集体感。没有任何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分组，没有阅读小组或者数学小组这回事儿。如果某个小孩表现出众，他要学会等待；如果某个小孩落后掉队，他只能耻辱地面对。表现不佳要被公开，举止不当的小孩要被强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其他同学则帮着老师指出罚站小孩的缺点和不足。成绩册上常常有随机挑选出的同学所写的贬义评语。

二年级的时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绩册上有一段赵姓同学写的评语。他写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写好一点。”我问魏嘉，他给谁写过评语，他歪着头回忆着。

“忘了，”他说道，“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写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得了。”

“你记得批评的是他的品行，还是他的学习吗？”

“记不得了。”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上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当纪律委员。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训练的领导干部：有班长、家庭作业委员、卫生委员等。我问魏嘉，纪律委员的职责有哪些。

“如果某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讲脏话，我就要扣分，要告诉老师。”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们讲的脏话有哪些？”

“混蛋，滚你妈的蛋，龟孙子，”魏嘉老实地回答道，“反正就是这些话。”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记不得了。”

“谁最爱惹麻烦？”

“不知道。”

很明显，他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是王伟吗？”我提到了魏嘉经常说起过的一个名字。

“也许是吧，我也记不得了。”

“你还记得上次你处罚过的人是谁吗？”

“记不得了。”

作为一个纪律委员，这样的回答似乎太简明扼要了些，根本没办法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够对谁加以评价呢？我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没有人叫我定期对魏嘉进行评价。不管怎么说，外国人在见证另一种文化的早期教育时，总是最外行的。的确，那是一种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全部都是从沙屿小学这样的地方开始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的确如此，他很喜欢上学读书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的学习十分出色，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学生寝室——窗子上钉着窗条，铁架子上摆放着八张床垫，锈迹斑斑的散热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学校所有的事情一样，供热也要严格地遵循时间进度表。）小孩子能够适应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体组织中间，也总能发现个体的灵光一现。魏嘉的红领巾从来没有看起来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布边儿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似乎对自己比其他孩子早开始学英语、单词也读得准确些这个事实颇感得意。他说过，他长大了要么当一个专职司机，要么当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星期五下午，我总会到学校接上他，然后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车辆，我通常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让他操作着车辆行驶在盘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会带着我们到下面的沟谷。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举止有什么差异，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去，一如他在周末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车停在寝室的外面等着接他，他问我想不想看一样东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看我们之后，掀开了垫子的一角。下面藏着几样宝贝：一张交换卡，上面印着卡通人物奥特曼，一把用折纸精心制作的玩具枪。一张折皱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着红色练功服，呈立正姿势站着。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学校陪同日本贵宾进行了长城之旅。在我们查看过这些宝贝，魏嘉给我讲了这些宝贝的故事之后，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垫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个周末，他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几件宝贝却安安全全地躲在寝室里。

第三章

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曹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在那之前，我没在南方租过车，也没怎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过车。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农村进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乡下的生活节奏：春天的早上忙于种植，秋天的时候在路上碾压庄稼。冬天，我会在小村子里宁静地过日子，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怎么去的，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们沿着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的人数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时两年的修路运动。在那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各个城市。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汽车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拿到驾照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乘用轿车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规划以再修建五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后，新建成的道路网络东起东部沿海的工业城镇，西至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将会把所有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连接起来。在高速公路运输这个领域，中国也许是个后来者——全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们计划中的通车总里程数将超过美国。

政府在宣布这一扩建计划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并把它作为灵感之源。交通部长张春贤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他用康多莉扎·赖斯的故事作答。赖斯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她明确地告诉中国的一名官员，他们应该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习，多修公路。“她说她小时候随家人到美国各地游历，”张春贤介绍说，“因此对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关注。她还说，这些游历让她更加热爱美国。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东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条道路叫作“金丽温”高速公路。这条路起于靠近海岸线的温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后，接上了丽水市和金华市。这条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旧的330国道并肩而行。我开着桑塔纳轿车第一次行驶在那条陈旧的两车道国道时，经过了好几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将完工，有些路段还在建设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瓯江两岸堆放着。到处都是修路工人——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一百二十七亿元，而且属于重点工程。在中国，那意味着这项建设工程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沿着老路行进的途中，从车窗看出去，工人们正拖拽着螺纹钢，搅拌着水泥，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灵活地奔忙着。在有的路段，几个工人跪成一排，用手持工具打磨刚铺好的路面。他们劳动的时候极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打磨的进度不断往前推进，他们成了金丽温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拨使用者。到了晚上，几公里之外也能看见闪耀着的电焊弧光，那是不久后划过这条道路的车头灯们的排头兵。

我来浙江南部是为了寻找一个城市。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不过，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丽温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导我前往。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计划于2005年底竣工，通车以后，很多地方将会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条道路沿线，好几代人都有过修路的历史。这一带本是贫瘠的农村，瓯江两岸的山坡非常陡峭，无法开垦成种庄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国第一波现代修路热潮中，这个地区修了一条路，而后才通上汽车。后来，这条道路成了330国道的雏形。那个时候，他们把美国作为范例来加以学习，而全国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筑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时速行驶，而且多处路段在战争中遭到了毁坏。在浙江省南部，330国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修筑完工。到1987年为止，这条道路一直没进行过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时，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新修道路的效果还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它给道路沿线的各个村庄带来了变革，尤其是靠近温州的那些地区——这里的人们原来主要种植稻米和养殖鱼虾——更是如此。随着330国道的开通，人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年复一年，他们生产出各种最不可思议的产品。从温州往西北方向行驶，我有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到一个小孩，多数建筑都属于那种方形的厂房。我停下车，和当地人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做体育器材已经成为当地的专长。下斜村隶属于桥下镇，目前有二百七十家个体生产商，全都生产同一样东西，只是型号不同而已。中国国内体育器材市场上一半的产品来自这个镇。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纪念这一数据，村里的老人们在镇中心位置竖立起了这座雕塑，正对着新建成的“中国钮扣城”大楼。钮扣城总共四层，底楼全部用于经营桥头镇的特色产品。全国的服装制造商来此批量购买，销售商则根据钮扣大小和式样陈列自己的产品。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钮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钮扣。

那天，我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开始哭闹，就有人扔给他们一把钮扣，让他们玩耍。我能想象得到，钮扣城每天会有多少东西进入孩子们那细小的肠子，被加工处理掉了。而在我看来，只要稍加组织，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过，这两个小镇之间没有交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几乎跟跨越国境一样。人们告诉我，别处的方言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明白。

在浙江，这个地区的方言难听懂是出了名的，同时，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我开着车穿行于极其美丽的乡村之间。在有些地方，瓯江变得很窄，两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变成深谷。330国道逆江而上，进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驶一步，山峦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样，这一带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旅途中鲜明的反差：慑人心魄的景色与令人迷惑的产品；有些地方山河尽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紧，眼里只有那些小镇和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国际宾馆”。好多城镇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宾馆，为偶尔路过的境外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大厅里一般摆放着当地各大公司的宣传单，有时候，如果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比钮扣和塑料饮管复杂一些，他们还会在宾馆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称高端的样品。在以生产衡器和电动工具闻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间里就摆放着一台设备，名叫“人体成分测试仪”。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电子秤，上面布满电极，四周都有导线伸出。上面贴着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告示牌：（“警告：严禁孕妇和心脏病患者使用。”）我决定用这台“人体成分测试仪”进行一下测试。我的床边，还摆放着另外一种本地产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头做成，门上装有电源开关——看上去像是来自未来时代的厕所。上面印着蹩脚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设施：

1.出血性外伤和化脓性炎症。

2.眼部严重发炎（如非严重发炎，请用湿布或棉花覆盖）。

3.烧烫伤未满4个月。

4.老人、孕妇、小孩严禁使用。

5.危重病人严禁使用。

6.如系体温禁忌人士，请遵医嘱。

7.勿将宠物放入设备内。

8.醉酒者严禁使用。

在丽水市，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座城市距离温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国道的路况又十分糟糕。从海边开车到这里一般至少要三个小时，而且一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导致延误。这座城市十分偏远，商人不大愿意来此经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是这个样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绿，相对高度有三百多米。丽水位于大溪和好溪的汇合处，离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人们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郊外，到处都是果园。当我问他们丽水生产什么东西时，人们笑了笑，回答道：“柑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参观的时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丽水市的工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下来生产某种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还是一块白板：一个既不生产钮扣，也不生产扑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过，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将设置一个出口，通到当地政府正在建设的丽水经济开发区。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来自沿海的投资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从温州过来的三小时车程将会缩短至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今后，让丽水人把时间当回事的，将是商人们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丽水。在开发区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厂边上，我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关注：深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衫，黑色方头皮鞋。那双鞋子说明他是温州人：这座城市因制鞋业而出名，当地的老板们习惯于穿着出口的时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欧式方头皮鞋在温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双皮鞋，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丽水人。

在开发区，有人穿得这么整齐干净，也是不寻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筑多数搭着脚手架，开工生产的工厂少之又少。事实上，我在外面看见的都是建筑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警制服满是尘土，手里提着锤子和锯子。可是，这个人的衣服一尘不染，除了一个仿皮钱包，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他的白色别克赛欧轿车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不过，搭起话来倒是很友善。我问他，为什么来这个开发区。

“我在等我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办企业。”

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高晓萌（音译），三十三岁。合作伙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爱国（音译），也是来自沿海地带。高老板说，他们计划生产“服装配件”，不过对于具体生产什么，他没有细说。这天下午，他们打算把新厂房设计一下，可王老板来迟了。他在330国道上困住了——在那狭窄的道路上，这是常事，只要发生事故，总会让交通堵上个把小时。在新路修好、那四车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没有人估计得到，从温州开车过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每过五分钟，高老板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机。每过十五分钟，他就要点上一支香烟。我们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厂的墙根，漫无目的地聊着天。我们互换了名片，说着丽水的天气情况。王老板到的时候，高老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在开发区，结识人比较容易，每个人都是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这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很多建筑只是个空空的壳子，尚未完工的道路两旁竖着许多空白的标示牌，等着顾客光临。标示牌那银白色的表面反射着蓝天，除了为十月的阳光做做广告，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半，王老板终于来了，几个人开始设计起厂房来。跟两个老板在一起的，有一个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这两个人是丽水本地人。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没有人使用尺子，没有人使用铅垂线。他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机，高老板首先给每个人散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等每个人都点上烟之后，他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上，他抚平了这张纸片，开始画起图来。

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空空如也：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地板，以及还没被人触摸过的立柱。一颗普通白炽灯泡在天花板上垂吊着，像一只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经装上，但没有通水，入户门上甚至没有锁。在那张白纸片上，高老板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表示房间里的那一面墙。随后，他在东南角上画了两根线条，代表着要做工程的几面墙。将来，那个位置将被围成一个机器间。高老板转过来看着承包商。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门的标准宽度是多少？”高老板问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宽一点，能不能做成两米半？”

“那不行。如果要用标准门，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板又回到那张纸片上，飞快地描画着，又有四个房间成形了：一间化学实验室，一间储存室，另有两个机器间。王老板凑过来，琢磨着那张图纸。“这个房间不需要，”他对他的侄子说道。

“你不是说还要两个房间来放机器吗？”

“一个就够了，把它们打通。”

王老板拿起笔，画出一条线，原来规划的房间就消失了。年长的人对金钱的认识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墙，只会增加开支。他经商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许多良机从他身边溜过，不过，他的侄子仍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高老板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获，所以，他的穿着很符合他的状况，略带一点低调的冷静。他对他那辆别克赛欧轿车很是自豪——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特地让我知道，他开的是美国车。实际上，赛欧轿车是基于欧宝公司可赛轿车平台生产出来的，这让它既带有欧宝设计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制造的性质，只不过是采用了一个目前遭遇麻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不过，这样的细节对于早已脱离农业的高老板来说无关紧要。他的父亲原来是种植水稻的农民，也做过当地的小学教师，高老板是他们家经商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成员。

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几位老板做完了底楼的设计规划。他们上到二楼，高老板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烟盒子。他给大家敬上香烟之后，把那一页纸翻了个面。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两位老板合计了一下，叔叔又勾画了一面墙出来。在二十三分钟内，他们设计好了一间办公室，一条通道，三间管理人员的卧室。然后，他们上到顶层。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寝室：十四分钟。一共加起来，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他们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厂。高老板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丽水的承包商。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

“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

“没那么快。”

“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他们走到外边，讨论起装修材料。承包商给他们看了两种煤渣砖，一种售价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种售价一元六角六分。王老板选了便宜的那种。提到涂料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种。”承包商问他们要不要一个详细的预算，以平方为标准逐项进行计算，王老板却没有时间来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总报价就行了，”他说道。他们最后讨论的是门。这家新建的工厂总共需要十五道门，不知为何，王老板对这一点尤为关心。

“不要买那种四五十块钱一扇的门，看起来都不行，”他严肃地说道，“你要给我们安装八九十块钱的门。不要通过买便宜材料来赚取差价。不要以那种方式赚钱。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工作做好了，我们会再请你的。我们在温州就是这样赚钱的。如果你把活儿做好了，生意会更多。懂了不？”

在中国，温州人以创业能力著称。在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而温州人则是农民创业者的原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百分之八十的温州老板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九年。不过，这一套策略很管用，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在温州，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属于个体经济——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的国有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复一年，温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们一般是沿着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条道路属于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当初是为了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输送到沿海地带而设计的，不过它也为商人们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其他几条道路，例如330国道，也是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温州商人来到某个村子，开起几家工厂，然后当地人就跟着这个思路干了起来。就这样，很多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冒了出来，带来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浙江省现在的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温州人自己也热衷于谈论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在机场书店，一般会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摆放关于温州人经商的书籍：《温州人赚钱的秘密集锦》、《可怕的温州人》、《温州密码》、《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等等。游客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书，不过温州人自己也普遍会看这样的书。曾经，我见到高老板在看一本叫作《东方犹太人：五十个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的书。他问，我是否认识美国的犹太人，我给他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做生意很在行吗？”高老板问。

我告诉他，有些犹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犹太人从事别的职业。

“都说欧洲的犹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说道。

“我猜，历史上是这样吧，”我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犹太人现在都做生意呀。”

“这本书上说，犹太人是欧洲的温州人，”高老板说道。

我愣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从有关温州发展的谈话中，应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时候，已经学会在还车的时候让油箱保持空空如也。头一两次，我没算准，把桑塔纳轿车还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还有不少的燃油，这当然让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人高兴不已。我后来的计策是，千万不要把油加满：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结束的时候，计算好时间，在燃油信号灯点亮之前，把车子交还给温州昌盛。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赁费，就可以拿租来的车为所欲为。对于我可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规定，公司也从不检查损坏情况，他们对于小刮蹭本来是不该一点都不关心的。可在这里，你就别指望了——因为用于租赁的车辆上早已布满了刮蹭的痕迹。

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没有碰到过开车如此危险的地方。问题之一，是道路设施的质量普遍草率粗糙。温州从来没有从参与深圳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规划的中央机构得到过什么好处，在浙江这一块地方上，通常是当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那些东西做出来。道路的尺寸偏小，维修也很差，交通指挥更是如同祸患。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总是在奔跑中，喜欢冒险。

说起恐怖程度，没有哪件事情赶得上驾车穿越这个城市的沿海郊区。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偶尔有一起小事故，就会形成交通堵塞，驾驶员们把上身压在汽车喇叭按钮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些铰链或者电器开关广告牌。在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终于，我进入了瑞安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个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擎的点火装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几分钟前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而且车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轿车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电动车已经撞得认不出本来面目了。交通慢了下来，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我别无选择，只好从事故现场直接开了过去。一大堆人已经围了过来，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上点什么。女子没有戴头盔，撞车之后，头部着地栽了下去：双腿朝后弯曲，双臂张开着，面部朝下紧贴着地面。我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去，一眼就看见迸到路面上的脑浆。当时快到傍晚时分，灯光很刺眼，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

再过去一个街区，行人变得稀少起来，交通恢复了正常。电动摩托车一路穿行，小轿车像驯兽师一样瞅着空位，喇叭声在街上鸣唱着。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在瑞安国际饭店停车过夜的时候，我的双手依然在颤抖。停车场上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轿车：奥迪、别克、大众。买家和卖家，商人和干部——外面喧闹的大街上，商店里的霓虹灯标牌焕发出了生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丽水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正在测试他们的机器设备。离我上次参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期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承包商的活儿干完了：隔墙已经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门已经安装到位。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金属冲压机。到处都是盒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等待安装的各种设备。到处都有工人，跟高老板——也就两个老板中年轻的那一个——在一起的，是请来负责工厂运营的三位技术人员。我上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两个老板对于他们的产品有些含糊其辞，只说生产“服装配件”。现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个技术人员打听详情了。

这位技术人员名叫田洪国（音译），来自四川省。他已经三十好几，在工业城镇来说，这个年龄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个小个子，体重仅有九十多斤，长着一张有些淘气的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笑了笑。

“我们要生产两样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件样品来。其中一件样品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扣环，连我的小手指都戴不进去。另一件样品是一个稍大点的铁板子，薄如剃刀片，两头都包着塑料。这个铁板子被弯成了U字形，老田递给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号一应俱全。其中大的那个能穿过一个台球，其他的跟垒球的大小差不多。我问老田，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女式服装，”他回答道。

他把铁板子放在胸部位置，两头朝上，形似笑脸中上翘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东西是胸罩的支撑结构。

“这东西让女人穿衣服更显漂亮，”老田说，“各种型号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比划出跟一个篮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来。我不太拿得准，他是不是还在谈论胸罩这个东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属丝应该有别的作用吧。

“那些东西那么大，”我问道，“是做什么用的？”

“给俄罗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过去十年，高老板生产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温州南部的一片滩涂地区长大，那个地方叫作瓯海。他的父亲以种稻为业，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过老师。高老板上过两年财贸学校，学的是机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开了一间小作坊。他们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就是贴在裤腰部位的廉价白布片。跟其他温州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东西对劳力和技术的要求都不太高。一开始，高老板一家投入了三万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劳动力：高老板自己，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妹。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本地的服装加工厂，头几年的利润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他们扩大了厂子的规模，购买了新机器，并聘请了五六个工人。

开始的时候，当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产同样的东西。没过多久，镇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板取得了成功，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2003年，他们那个社区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工厂生产无纺布片，利润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板放弃了裤子衬料的生产。当时，他还能赚到钱，只是不想把那个行当赶进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放弃生产裤子衬料后，高老板跟他那位生产胸罩衬骨的叔叔合伙了。这也是准入门槛很低的一种产品，全部所需仅有一台金属冲压机，用来弯折金属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钟可以做出大约一百副衬骨。需求量很稳定，这正是生产胸罩衬骨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有一次，高老板如此充满哲理地说道，“跟卫生巾是一个道理。”但谁都没有在生产衬骨这个行当上致富过，高老板和王老板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新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样东西，而这种东西需要投入巨资，用以购买富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这也算是把那些抄袭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做法吧。

两位老板一起上下各处搜寻着——哎，不管怎么说，他们算是把胸罩研究了个底朝天。在温州人看来，这种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流水线最后生产出来的胸罩包含着十二种部件。两位老板从这个东西的底部开始探路，做起了衬骨。然后，他们往上移动，掂量着单独生产每一个部件的可能性。他们想到了缝线，看到了蕾丝花边，考虑过扣环。当他们到达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带调节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说，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十分简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东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龙镀铁做成，重量不足零点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个这样的东西。调节环跟肩带连在一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个女人对此加以思考过。不过，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调节环其实是服装配件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为了使铁环均匀地镀上高亮度的尼龙，生产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铁环加热到五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一切都要通过计算机控制来实现：温度，粉剂搅拌器的摆动装置，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用各种配件草率拼装而成的，而且价格不菲，高老板和王老板购买的那条生产线花了五十多万。在过去，他们两人购买的设备均不及那个价钱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的计划还得仰仗这条生产线能够顺利投产。

机器摆放在一楼地上，也就是高老板之前设计过的第一个房间里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个蹲坐着的小动物，表情有些沉郁：外表铁青着脸，像是刚晕过船，两条生产线排开大约有十五米远的跨度。这套设备重叠摆放着，像一辆双层巴士。传送带是用亮锃锃的钢铁做成的，在没加灯罩的灯泡下闪闪发亮。整台设备重达六吨，连传送带也要用极其粗壮的钢铁柱子支撑。光这些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就能撑起一幢房子——为什么生产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实在没有符合逻辑的道理可讲。不过，跟水泥一样，钢铁这种材料是中国的农村地区易于被过度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是一种规模经济：在这么广大的国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大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速度极快，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外国的建筑师们常常评论说中国的建筑工程里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钢铁。

他们测试机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访。一个叫作罗守云（音译）的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个燃气炉子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传送带开始缓缓往前运动起来。一个数字式仪表板显示着温度。房间里面很冷——屋外的温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这几个老板跟大多数浙江人一样，依然没有给厂房安装供热系统。不过，随着燃气炉对机器持续加热，数字显示板上的温度一点点升了上来。九十摄氏度，一百五十摄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温度就超过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来。要达到生产要求，这台机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摄氏度的温度。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比广东的气温低吧，”罗守云说道。在中国的最南边，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罗师傅。老板们把他从另一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工厂里挖了过来，他也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真正了解那台机器怎样运转的人。只见他戴上一双防火手套，试图打开其中一个燃烧室的盖板。可那金属盖板锻造得太差，连接处竟然在高温下融化了。罗师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来。他嘴里骂了一句，随手把红得发烫的金属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属把手像一条愤怒的蛇，嘶嘶地吐着舌头。

“没事儿，”高老板说道，“没事儿，别担心。”

他点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烟，然后递给罗师傅。罗师傅嘴里叼着香烟，在一块有着二十几个按钮的控制板上忙活着。他打算先放一批铁环到生产线里面，看看到底会做成什么东西出来。在生产线末端，他用电子卡钳测量了一下，宽度为一点七毫米——对胸罩调节环来说，这个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应该在一点二到一点三毫米之间。尼龙熔解得极不均匀，机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甚至连四百摄氏度都达不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高老板问道。

“在广东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罗师傅说道。他用扳手敲打着机器的燃气阀。“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说，“也许差别就在这里吧。”

“也可能是燃气有问题呢，”高老板说。

隔壁房间里，摆放着五六个燃气罐子，用金属做成，高度约为一米二，几根橡胶管子把它们跟那台机器连在一起。那几个人检查着连接管：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有人觉得稍微动一动可能会起点作用。于是，他们把那些燃气罐子轻轻地摇了摇，把管子抖了抖，可机器的温度还是没有丝毫上升。他们又使劲摇了摇，使劲抖了抖。那几个人嘴里依旧叼着香烟，把金属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劲抖晃着。悄悄地，我朝着门边走去。如果发生爆炸，至少还可以躲开。

“也许应该给这些东西加加热，”高老板说道，“我去烧点热水来。”他打开了大房间里面的炉子，用水壶烧起水来。老田找来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气罐的边上。壶里的水烧开之后，高老板把它倒进了一只水桶里。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就让我再看高老板一眼吧——我觉得，到了这时，再也没有必要用眼睛来记录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在隔壁房间里，我仔细地听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先，传来一阵极响亮的哧哧声，像一块肉掉到了加热的烤架上；紧接着，是一阵哗啦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我伸出头来，看了看门边。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刚刚受到水的洗礼的燃气罐子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罗师傅查看了一下机器的温度：没有变化。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捣鼓着那条生产线，接近四个小时，丝毫没有进展。他们觉得，也许是天然气的质量不高。高老板说，他要试一试另外的供货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个美好的愿望，大家似乎都不愿意面对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崭新的机器存在着瑕疵。

这台机器最早来自欧洲。在中国的工厂里，类似的设备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谱系，顺着它，一般都会追溯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由法国人和德国人把持，后来转到了台湾地区，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很廉价。好几家台湾公司从欧洲购买了这种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岛屿已经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产厂家提供调节环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台湾人投资的大铭公司决定搬到大陆进行生产。接下来的十来年间，这样的搬迁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家常便饭。直到后来，台湾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转移到了大陆。

大铭在厦门经济特区开设了工厂。他的老板——为了行文的方便，就让我们称之为大老板好了——进口了一台欧洲生产的机器。头几年，那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当地的劳动力比台湾还要廉价，又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那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仿冒艺术家们做起假来困难重重。过了些年，大老板逐渐对一个工人产生了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工人来自四川的乡下，名叫刘宏伟（音译）。刘宏伟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特别聪明。在几年时间里，他成了维护保养那台机器的专家。

刘宏伟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在大铭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画下了那台机器的详细图纸。刘宏伟的工友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给那条生产线做过任何测量或者画过结构图，他们后来觉得，刘宏伟一定是通过白天琢磨晚上画图的方式，把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地记了下来。刘宏伟画完后，带着图纸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另外一个经济特区汕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二老板，二老板当时正开着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板聘用了刘宏伟。他们拿着这张图纸，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厂，生产出了一台机器。一开始，那台机器运转不太正常——毕竟，人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完美——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汕港科技开始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很快，二老板也发了。

没过多久，三老板走进了我们的镜头。他也在汕头，开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刘宏伟挖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根据那张图纸，定制出了一台机器。到了这时，价格开始急剧下滑，不过利润依然十分可观。因此，三老板很快也发了。可是，当他听说刘宏伟已经在偷偷地跟四老板进行磋商的时候，还是暴跳如雷。

这个故事我最先是从罗师傅那里听来的，因为在汕头的时候，他跟刘宏伟一起工作过。当时，有人说刘宏伟光靠出卖那张图纸，得了大概十七八万元钱，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而，三老板许下的人头赏金是多少，罗师傅是知道准确数字的：十万元人民币。“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罗师傅说道，“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告诉他刘宏伟去了哪里，他就可以给钱。当听说刘宏伟已经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问，如果三老板找到了这个人，他打算怎么办。

“对南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罗师傅笑了笑，说道，“那不过就像杀一条狗。”

但是，就利润而言，一切为时已晚。一旦市场上有了那样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万元购买一台回来。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四老板换成了五老板、六老板、七老板，等等。到丽水这家公司开始创办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涉足这一行业，胸罩调节环的批发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从运费中赚取一点点利润，因此，高老板和王老板才会选择在丽水进行生产。因为周围这一带都没有大的调节环生产厂，过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车，他们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产厂家提供产品。

罗师傅经常提到刘宏伟，说他这么一个工人“骗了三个老板”。他讲的那些事充满了神秘，是一个劳动者的传奇。最关键的是，它吊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飞到汕头去求证此事。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全都不愿意谈论——很明显，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忆往事。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几个曾经与刘宏伟共过事的人，他们讲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尽管因为讲述者的原因，某些细节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刘宏伟不是真名。也有人觉得，他在有关老家的问题上没说真话。尽管有一家公司的经理说他曾亲眼看到过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且发誓说那是真的，但他曾经的几个同事都说他是个大骗子。

后来，我甚至看到了偷出来的那份机器图纸。图纸保存在广州市的清水机械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根据丽水方面提出的规格定做过机器设备。“他读的书少了点，所以要使机械设备运转起来颇有难度，”清水公司的经理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调试。”这位经理十分友善，也很开朗。在我看来，他把那张图纸拿给我看，是因为把我当成了买家，尽管我反复跟他讲，我其实是个作家。他最近一笔买卖就是跟高老板和王老板做成的。

在丽水的工厂里，对设备进行的第一次调试失败后，罗师傅终于意识到，这台机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台机器拆散开来，更换了几个关键部件。他把燃气炉和传送带的间距调近了一些，对它的振荡器摆弄了一番。他用胶合板和绳子临时替换了几个部件，甚至不惜麻烦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装了上去。等这台机器开始投产的时候，它已经被倒腾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出现在原来安装把手的地方，调整过位置的燃气炉在钢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罗师傅告诉我，那个支撑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么厚，因为刘宏伟对于这部分的设计没怎么在意。“图纸还是不太理想，”他说道。

罗师傅相信，刘宏伟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谈论起这位前同事的时候所使用的说法，跟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说，刘宏伟个子瘦高，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他读的书不多。据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小孩，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尽管三老板开出了可观的赏金，但那十万元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因为刘宏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狡猾——这个词用来形容刘宏伟是最贴切不过了。不管是在丽水、汕头，还是广州，只要是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个词语。所到之处，人们都摇着脑袋，说刘宏伟很狡猾。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2006年1月，到那台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金丽温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那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宽。中间的分隔带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挡对面驶来车辆的灯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竖立着一部免费的应急求救电话——这样的细节如果放在美国，会被视为一种奢侈，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带的电话信号覆盖范围极广。沿着瓯江，有些山峦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筑路工人只得在悬崖上直接凿出一条道来。从温州到丽水，新修了二十九条隧道，最长的一条有三公里多长。现在，还缺少一个细节，那就是地图。在政府出版的各种地图上，这条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没有标示出来，不过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

对中国的驾驶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行驶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头几次走金丽温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流量一点也不大，因为很多地方的匝道还没有开放使用。从温州驾车到丽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没什么问题。但一路上既不能驶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进入，所以，我常常会行驶数公里也看不见一辆车。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从桥头这样的工业城镇上面拦腰穿过。新修建的道路跟仓库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够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场景：工人们正在进到厂房里面，大卡车正在装运货物，水泥搅拌机正在为新的建筑工程而忙活着。但是，没有人进入到高速公路里面来，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还处于隔绝状态。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我从那些城镇上空驶过的时候，还能透过车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线，到处都竖立着各种品牌的水泥广告：金园水泥、红狮水泥、仙都水泥，等等。这些不过是第一批广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提示牌，颜色跟美国使用的绿色一模一样。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在温州，出口处竖着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国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几条车道被标示成了“Slow Lane”（“慢车道”）和“Quickly Lane”（“快车道”）。〔1〕[1]“Drive Carefully”（“小心驾驶”）——这条乱七八糟的标示语随处可见。还有一条告示，要求人们“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劳”）。间或，路边还会出现一条莫名其妙的对联：

请勿疲劳驾驶

远离交通事故

在丽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经济开发区。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过宁静之后，猛然进入尚在建设之中的工业园区，让我吃惊不已。那里的道路大多还没有铺好，运土车、推土机白天晚上连着干，开发区的四面围着被开挖得面目全非的农田，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设工程的范围令人瞩目——方圆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经济开发区的王丽炯（音译）主任告诉我，为了建厂之需，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官员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王主任有个同事，名叫杨晓宏（音译）。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的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从十六万增加到了二十五万，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从事建筑行业或者到工厂做工。随着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他预计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人口数字还会翻番，达到五十万。他还告诉我，丽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共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先生说，那五年时间里，丽水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不过，听到王主任说他们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头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笔，请他做一下具体的解释。

“假定这是一座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摆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点。他的手指往边上移动了一两寸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深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座山头的山顶铲掉，用来填平深沟。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垫高。然后，我们就把这块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着说：“丽水这儿有个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这么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只有削平山头了。”

王主任已经四十好几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显得十分休闲。他还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上戴着一块欧米茄金表。他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激光指示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用这个指示器指示着墙上挂着的地图，以突出某些细节。那是一幅未来的规划图——一整张开发区地图布满了道路，尽管有些还没有进行修建。王主任极其友善，为人也很随和。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我有些意想不到。他还会给我回电话——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官员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官员们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一个外国人交流什么。不过，王主任不一样。有一次，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和背景。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一开始，他就这么说。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农村，这一点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样的。之后，给他分配了工作，进了一家炸药厂。随后，他报名参军，被训练成一名坦克驾驶员。他开了五年的坦克，然后转业复员到一家银行工作。在银行干了十年时间之后，他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当起了领导。从此以后，他从一个镇换到另一个镇，在官僚体系里面稳稳当当地爬升着。终于，他被选到丽水新建的工业园区任职。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不过，他的儿子却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在他的家族里，在他和他儿子这两代人中间，一个人以开坦克起家，另一个人正在国外攻读经济学——这样的现实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王主任这个年龄的人中间，很多人的履历都有不同于寻常之处，工作的调整之间缺乏关联，职业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不过，他们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进的轨迹，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步子。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

至今，王主任还能从他在部队驾驶坦克的日子里吸取教训。“驾驶坦克的时候，你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说道，“不用担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坏，或者一路上会出什么事。你得聚精会神地驾驶，你得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开发区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不会让我灰心丧气。”

他解释说，在部队驾驶坦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灵感，提出了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口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天可以做两天的事。”对王主任而言，时间是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如果某个城市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方面比别人慢了一步，却又想异于他人，那么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偶尔，有些地方政府找准了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芜湖市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它决定生产奇瑞轿车。不过，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所以，到了现阶段，后来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别人极力避免的产业。

到2006年为止，丽水市已经有十几家工厂在生产人造皮革。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钢铁水泥是极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筑工程中被过度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人造皮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把那玩意称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缩写——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排列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么常见。实际上，差不多每个老板手里面都拎着仿皮手包，喜欢耍酷的人甚至还穿着仿皮夹克衫。妇女们穿着仿皮做的裙子，男人们穿着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经到过一些人家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蒙着仿皮。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仿佛是一种自然资源——有时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从地里刨了出来。

其实，这玩意多来自温州地区。仿皮加工厂最早出现在滨海郊区，也就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这一产业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外来者到了那儿之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的：机场上空弥漫着浑浊的棕色烟雾，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仿皮产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剂。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的人常常会有流泪、喉干和咳嗽等反应。接触者会嗅觉失灵，对酒精失去耐受力。长期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则会引起肝损伤。研究显示，女性接触者罹患死胎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在实验室用动物进行的测试已经证实，二甲基甲酰胺还会导致出生缺陷。

在温州，仿皮加工厂最先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官员们对污染和健康问题还不怎么关心。可是，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一产业，限制它的扩张，或者在现有的加工厂更新许可证方面增设难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温州仿皮加工厂正在往丽水的经济开发区进行搬迁。在全球化的市场氛围下，对于不受欢迎的产业来说，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选择。美国人肯定不想生产仿皮，连温州人都要对这玩意严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丽水来寻找出路。

当我跟王主任谈起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的回答极为谨慎，宣称丽水市会控制得更好。“温州市对二甲基甲酰胺从来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他说，“那些加工厂老早就建起来了，但那时候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做出来。对此，我们已经有规章制度了。环保局今年来过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总共有一个月吧。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王主任告诉我，丽水市将把仿皮加工厂的数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并不想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主导产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只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腾飞，就贸然把你不甚了解的污染源引进到城市里来。然而，对于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够抓得到的话，丽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拿掉。

我刚到丽水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仍旧在离那家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开车来到了工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车辆——三十辆重型卡车，十一辆履带式挖掘机，四辆大型轮式液压打孔机——所扬起的尘土。一个工头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光他们那个工地就已经挖出了一百二十万方土石。他们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药，把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然后把碎石土渣纷纷运走。一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到那时为止，已经把整座山头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工人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草帽，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购物袋。上面印着几个字：“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袋子里装着十多斤炸药，那人把它放在我脚边的地上，问道：“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带到纽约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不过这样的介绍却让我一时无语。可是，我却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袋子上移开。那个人笑嘻嘻地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他可真想去美国哦。”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个人随后就开始费力地往山上爬，他说他们要去炸掉一块大石头。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将按计划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点九吨炸药。我问，谁负责这次爆破任务。工头告诉我，负责的人名叫穆诗友（音译）。“他就在山顶上，”他说道。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在已经削平的山顶上。”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我问道。

“可以，”工头回答道。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工头则看着那几台挖掘机从路上开了过去。我终于问道：“我就这样走上去吗？”

“当然，”他回答道。

“我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向着那座在劫难逃的山头出发了。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土石，开得飞快，我则在碎石和瓦砾之间挑选着行走的路线。没走多远，我就看见了地上的洞眼里埋着的一根根塑料导线。我马上意识到，我所处的区域已经埋下了九点九吨的炸药。我加快了脚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会是恶兆吗？先前那个工头对于我的出现，一点都没有在意过，而这正是中国的建筑工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太好客了，竟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在大半个国家都在搞建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钻头和推土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因此对于外来者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瓯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着天就上到了这座城市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沿着那在劫难逃的山坡，我终于上到了山顶，看见了先前拎着炸药塑料袋的那个人。他把我介绍给穆诗友——也就是今天这场爆破任务的负责人。穆先生六十来岁，圆脸，秃顶，说话带有四川话那种轻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泸州人，最近几年一直驻扎在浙江，因为当地对爆破人员的需求很大。他带着政府颁发的证明材料，以证明他的技术水平。这些材料装在仿皮做成的套子里，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员。”这个我倒有点喜欢听——穆先生完全有资质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浙江省爆破设备安全员”几个字。“这个东西说明，我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穆先生这样解释道。

他让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点危险都没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头炸掉。因此，我时不时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随后又会响起一阵哨声，接着，一串飞石凌空掠过。每当这时，我就会本能地弯腰躲闪，而穆先生总会笑着告诉我，不用担心。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说，“我曾经在西部的核工厂干过！”

他这样说，倒是有助于让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两千万吨的核裂变相比，头上被一块石头砸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顶安全帽，不过，他要是能给我也找一顶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来的导线收拢在一起，我则跟在他身后顺坡而下。他把这些导线铰接起来，用胶带把线头缠住，然后再把它们跟卷在线轴上的一根白色导线连接起来。他肩上挂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个起爆器。小炮已经放过了，自卸大卡车多数已经驶离了现场。过了一阵，那个工头吹响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车辆必须撤离的信号。那台黄色的挖掘机慢慢开走了，这样，所有的挖掘机都开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排成整齐的一排，车头朝外。一排挖掘机停放着，好像一只只巨型怪兽蹲在那里，一起用它们的屁股对着那即将灰飞烟灭的山头。

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撤离爆破现场。工人们全都跑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还停留在那里。他已经接完了所有的线头，开始往外走，一边走动，一边从线轴上放下白色导线。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现场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踩在泥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听到，一群鸟儿正在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在浙江省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静的时刻——往常，各式各样的大卡车、施工机械和钻头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机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机的边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搁在挖掘机的车门踏板上。起爆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标着“充电”，另一个标着“起爆”。穆先生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呼叫——“充电！”——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站出来，站到看得见的地方来！”他对我说道。我提心吊胆地从挖掘机的边上往外移动着步子，眼里是那一片静静的山坡。对讲机里传来了从“5”开始的倒计时，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指挥员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短短的一瞬间，岩石之间闪起一片电弧光，犹如直插大地的闪电。随后，整座山头发出一声轰响。

2006年2月9日，春节后刚好一周的时间，王老板在厂房外面燃放了两大箱烟花爆竹。在浙江，这是开张营业的传统仪式。大公司一般还要雇请舞龙队在大门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板这样的小老板出不起舞龙的钱，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还花钱请算命先生选择了这个黄道吉日。从农历来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国人眼中最吉祥的数字。

跟浙江众多的老板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在中国，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这种外国人的信仰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过，王老板并不信教，他从来也不会谈论耶稣或者佛陀。他相信风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没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板四十岁，比起他的侄子兼合伙人高老板来，十分不修边幅。这位中年人蓄着短发，挂着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带着一丝略显病痛的神情。他说话有点口吃——只要他在拼命想词儿的时候，眼皮会眨个不停。他的衣服上总会沾着些油污。“大老板是不会亲自来搅和这些机器的，”他跟我这样说，当时他正在厂里面维修一台金属冲压机。“可我只是个小老板，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干。如果将军的士兵不够用，他还是要参与打仗。”

王老板一直以生产杂七杂八的东西为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主要生产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后，他改行生产自行车铃铛的钢铁部件，正是跟钢铁打交道的这一经历，让他最终进入了胸罩衬骨行业。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却没有真正富起来，说到过去，他常常还会后悔不已。他告诉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点错过了大学的录取机会。“那个时候困难多了，”他说，“我们那代人呢，一百个中间，也许只有一两个可以读大学。”他在龙湾长大，那是温州的一个滨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了工业区。“有一阵子，那儿以生产钢笔出名，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支钢笔，”王老板告诉我说，“后来，他们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还是没有生产那玩意儿。做鞋子是最好的赚钱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们现在都发财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希望自己当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认有些后悔。那些家伙啊，有几个都算得上是千万富翁了。”

王老板打算把他毕生积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调节环加工厂里面来，那些数目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多万。在中国，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般人要是有了这笔钱，会兴奋不已。但是，关键还得看跟谁比。在龙湾，王老板周围尽是大获成功的实例。即便来到丽水之后，他的新邻居还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板和高老板是从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厂房，这家公司名叫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创办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桥头镇的一个农民，跟别人一样，他一开始以生产钮扣为业。后来，他把生意扩展到了一种新产品上——塑料电灯开关和插座盒，同时生产铜线缆。他之所以搬到丽水这个地方来，是为了沾土地使用费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厂房由三栋大楼组成，因为空间富裕，他当起了地主，把边上两栋两层高的大楼租给了高老板和王老板。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里，修了一个水泥池子和一个水泥底座，上面插着三根旗杆。每一天，都会飘扬着中国的国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国的星条旗。格雷公司用来盛装产品的盒子外面印着一句广告词：“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工人们跟我说，公司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当我追问详情时，却查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外国投资。也许，这样做只是为了显摆：工业区的人们觉得，有外国投资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对于面子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在丽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气派的厂门，门口蹲着两只水泥塑成的大狮子。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水泥做的台阶，水泥做的门岗），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

未来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来装产品的纸箱上面也印着这句话。产品的名称叫“简·爱系列”，主要是塑料开关和插座盒，起售价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来，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人物来给电灯开关起名字，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更有些矫揉造作。不过，这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靠生产钮扣为生过，也肯定不是在桥头镇从种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管怎么说，王老板觉得，跟他的邻居们相比，他总是要仰视他们的。在丽水，他和高老板没有任何资本敢于跟格雷公司相提并论：他们做不起石狮子，做不起金色的书法语录，挂不上外国旗帜，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公司挂上牌子。不过，至少那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了。放过鞭炮之后的第三天，两位老板在厂房的大门边上贴出了手写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

要求：

1.18到35岁，中学文化

2.身体健康，素质好

3.讲卫生，愿意吃苦耐劳

王老板需要男工来搬运庞大的金属冲压机，这样的冲压机主要用来生产调节环的初坯。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国的工业城镇，仲冬时节正是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回家。过完节，他们又会坐上汽车或者火车，直奔那些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而去。这正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的时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最终践行了计划已久的离家出门，或者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城市。即便是十分谨小慎微的人这时候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别人采取行动，而这一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将定格今后一年的命运。也许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给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带来灵光一闪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个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参加的一次招聘面试。

所有这一切，对丽水市来说都是全新的。当地的一些人告诉我，2006年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开发区将会有大量的新厂要开工建设。然而，这条消息早就传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耳朵里了。他们或者从当地的火车站出发，或者乘坐汽车。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装载着求职人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来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区。不过，有时候也会找到像丽水这样尚未成型的地方来。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去了丽水的“人才市场”，这算得上是当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场”的主楼位于市中心，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滚动播放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信息。年轻人聚在一起，仰着脖子，看着那些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列出的职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体健，愿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学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种职位通常都要列出对身高的要求，中国人常常痴迷于此。对女性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她们求职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长相：

招超市收银员。

女性，中学文化程度，或财贸学校毕业。

1.58米及以上。

肤色好，长相好。

女性的工资也会低一些——这样的细节，连同地区倾向性，都会在求职列表中公开标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谈。

这样的列表很像一份份电报——招工单位要按字数付钱，他们因此把列表做得极尽简略。他们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板最感兴趣的几个特点把人进行了高度浓缩。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整个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要求只具备下列特点即可，那么它到底是招人做什么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长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视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厂不愿意到人力市场去操心，仅在工厂的大门口贴出招工告示。他们认为，务工人员自己会找上门来。在丽水开发区的第一个2月，到处都是成群结队闲逛的人们，那景象很像是春节大假的延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穿着新衣服，一边沿着各厂区溜达，一边兴奋地高声交谈着。同一地方来的人喜欢结队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队人马，他们通常会在街上交换一下信息。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所在的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队人马，有三十人之多。他们当时正聚集在那一带最大的工厂——金超人造革厂的大门前。工厂的保安正在检查求职者的身份证，如果谁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家庭住址是贵州，保安会马上把他赶走。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深处内地，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一群年轻的贵州人刚刚被拒之门外，此刻，他们站在大街上，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金超人造革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招聘贵州人。“他们没有说理由，”这个人回答道，“可是，贵州来了那么多人，这些工厂竟然不要我们。”

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我很好奇，想要听听金超的理由。于是，我跟着几个求职者进入了工厂。这几个人上到二楼，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就限制条件提问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贵州来的人喜欢打架，”他说道，“他们在工厂里尽惹麻烦。这一带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贵州来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到我的工厂打工。”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说到关键之处时讲点技巧，或者拒绝回答。可他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绝招聘贵州人，竟然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谁还会找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呢？对围着办公桌的那群求职者，他同样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仿皮生产线上有害物质太多，要求把工资调高一点。这位经理高声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时候闻毒气，你可以去当老师啊。”另一个人所抱怨的，则是生手的小时工资起薪标准定为三元八角实在太低。经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挣得会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应该感到很高兴才是啊。”我问他，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资要低些。这其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女孩子不够壮实，”经理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多给一点。”

不过，我注意到，工人们还是跟这个人进行着交流，尽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冒犯之意。对那些刚刚返回、到他办公室来登记的工人，他倒是轻易表现出了默契。不仅如此，那些大胆的求职者往往会有所收获。有个人对他的起薪不满意，因为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经理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回你原来那儿吧”），可是那位工人并没有离开。他站在办公桌边上，整理着他的箱子，经理则应付着其他的求职者。偶尔，他们会用类似带刺的话交锋一下（“早知你这么不公道，我就不会来你这里啦”；“你来不来这里关我什么事？”），但两个人谁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整整一个小时之后，经理终于调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这个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耐心、决心，还有一点倔强。

其实大家这么做的时间都不长。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在丽水，像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样第一次招聘员工的，远远不止一家。高老板和王老板把面试地点设在了二楼的办公室。跟厂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这间办公室设计得极为仓促，房间的陈设给人一种临时应付的感觉。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已经有些脏了。房间里摆着一套廉价的长沙发，一只矮茶几，两张办公木桌，两株盆栽植物，由于无人管护，已经出现了枯萎的迹象。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只上色极好的胸罩调节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每当求职者问及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王老板就会把桌子上的调节环推到他的面前，颇有几分赌场发牌人的样子。“内衣配件，”他还会说上这样几个字。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尤其对于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因为她们一眼就把那玩意认出来了。只有男性求职者，得跟他们解释那个调节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工厂开出的起薪标准是每小时三元五角。在丽水市，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工资标准——因为各地的财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像广州这样的较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四元三角，不过，那并不能保证工人们拿到的钱比那个数字要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低档次的活儿更不好找，而干活的小时数可能也不多。对于工人来说，这才是关键的细节，他们既关心起薪标准，更关注干活的时间。多数人愿意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因为离家在外，让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厂里要加班，他们会高兴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除了放春节这样的全国性大假之外，没有任何节假日。有时，流水线女工会十分骄傲地对我讲，她每个月的累计工时已经快到三百小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的小时最低工资变成了月工资九百八十元——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务工人员来说，这笔钱算是相当丰厚了。

实际上，王老板并不清楚，他要工人们干多少小时的活儿，或者说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别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量而定。不过，他还是向求职者们讲了一些他们很想听到的话：他保证让大家每天有十个小时的活儿干，每个月放假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那就是丽水的老板们开出的空头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诉求职者，他会让他们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儿可做。而事实上，可能每周的干活时间不过四十小时而已。偶尔有聪明的求职者会问，公司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很多人则会询问公司的生产流程。通常，女孩子会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异味？”在丽水，那就是在问有没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厂需要使用到的一种溶剂。对于它的危险性，谣言已经传开，即便是一字未识的新来者，对这个东西也有了令人叹服的认识。没有生育过的女孩子一般都尽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厂找活儿干，因为有谣传说，那种化学物质会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观的条件下，男孩子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干活——仿皮加工厂因此得把薪水开得比最低工资标准再高一些。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高老板的父亲帮着忙招工的事儿，在跟求职者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旁观。求职者多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提问。他们颇为紧张地把玩着那些胸罩调节环——只要是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那几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求职者，跟别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试中，高先生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多大岁数了，她回答道：“你是问我的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身份证上是多少？”

“身份证上写的是二十五岁，不过那不准确。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做过改动，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呀，我实际上是二十三岁。”

高先生点点头，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单上。看得出，在中国的工业城镇，时间过得到底有多快：这个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么，十几岁的她才能找到活儿干；到了现在，她担心的则是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成为她找活儿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间后，我问高先生，像这种篡改证件的人，他会不会有些担心。“不会，那反而是个好兆头，”他说道，“这只能说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儿干。像她那样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员工。”

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最务实的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第二天，调节环制造厂招的人已经把员工名单填满了，高先生就在办公室门口把后来者挡了回去。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说，他会把她的名字加在备录名单上，可她在办公室逗留着不肯离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录用名单上吗？”她问道。

“我跟你讲过，录取名单已经满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二个名单上。如果有人不干了，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把别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嘛。”

“不行。已经招满了。我们招了十九个人。”

“我在厂里干过。评过优秀员工。”

“你在哪里干过？”

“在广东。”

“那么年轻，就有工作经验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证显示，她名叫陶玉染（音译），出生于1988年。她才十七岁，刚刚超过法定年龄。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年龄至少到十六岁。陶玉染留着短发，一双眼睛充满生气。跟别的求职者不一样，她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看着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着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调节环——任何人都会——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几只调节环，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是一场游戏，她一定要赢。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说道，“不会有多大关系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过来了。”

“我保证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单的第一个，”他说道。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了那张纸的最上面。“看见了，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优秀员工’！”

可是，陶玉染对这样的照顾并不领情。她在办公桌边站着，手里抓着那几只调节环，继续为自己的事求情。过了五分钟，高先生不再说话。他自顾自地忙着那一堆文书活儿，根本不理会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旧在那里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换上去嘛，”她继续说道。

高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沉默。

“那有什么关系嘛？”

沉默。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在广东干过。”

沉默。

“别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十分钟过去了，高先生终于发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过，他随即看了看名单，温州人的迷信思想出来说话了。“有二十个了，”他说道，“二十，这个数字的读音不吉利——跟‘饿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

陶玉染谢过他，然后把那几个沾着汗液的调节环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门而出时，高先生给她敲了一下警钟。“记住，老板最后说了算，”他说道，“如果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了，那就还是十九个。”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办公桌跟前，挺着下巴，显得颇为坚定，“把我的名字写到前面嘛。”

五分钟后，经过又一轮的单边对话，陶玉染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名单的中间位置。她胜利地离去了，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后，他转头看着我，佩服地摇摇头。“那个女孩啊，”他说道，“懂得怎样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板们知道了，那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她没有工作经验，从没有进过厂，也没有到过广东省。她不是十七岁，也不叫陶玉染。陶玉染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证，其他则全是在吹牛。那个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

在丽水，女孩们的面孔代表着这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新阶段。每一次，当我驾车从即将建成的厂区穿过时，总有一些新东西吸引着我的视线，它们预示着又蹒跚地往前迈进了一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当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时，那儿除了一条土路，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当时就立好了公交标志——几根孤独地竖立着的金属标示物，标着一连串目的地，其中多数还并不存在。而且，一年时间之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为那些地方提供过服务。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着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筑工人，不过也有一些充当先头部队的老板们。这些开拓者们驻扎在遂松路的西边，面向着正在建设的各个工厂，他们的店铺主要是那种花钱不多的灰墙板房。他们出售建筑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们出售面条、面粉、蔬菜、猪肉之类的简单食物。真正称得上店铺的——有专门的标志和大家都认识的商标的那种——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手机店一般很早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是外出务工人员，都需要往家里打电话。

十月份，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共汽车标志牌全被偷走了。工人们正在遂松路下面铺设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馆也已经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厂——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电话卡，也不出售建筑材料的大商店。这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公司标识和员工身份牌，它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前兆，那些机器很快就会运转起来。好几家工厂已经在大门口挂出了标识牌：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锈钢公司。一月份，工人们铺完了遂松路。十几个人顺着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着路面，却让那些窨井洞口大开着。在新兴的工业城镇，窨井盖常常要晚些时候才能安装到位，因为有人偷盗那样的金属盘子，就像偷来的公共汽车标识牌那样被当成废品卖掉。

2月份，我看见一个女子开着一辆本田轿车，左前轮掉进了窨井。车辆没有受到损伤，附近的男人们从商店里跑出来，帮着把车子从窨井里拖了出来。到下个月，所有的窨井盖才全部安装到位。窨井盖不是金属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复合塑料做出了一种新型的盖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盗。我开车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担心车轮被毁。也是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数量超过了男人。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建筑工人大都已经离去，工厂的老板们开始为自己的生产线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数工人下了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溜达，很多人依旧穿着工厂的制服。没过多久，购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两家鞋店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装商店，一年到头都打着“半价”的牌子。另外，还出现了一家诊所，一家百货超市。遂松路上还开设了五六家发廊，其中两家闪着绯红的灯光，说明里面有卖淫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传来一阵阵休闲娱乐的声音，年轻人们大笑着，闲聊着，白天的声音也因此带有了新的特点。半年的时间里，经济开发区充斥着建筑工程的喧闹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这样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飘摇不定，钻孔机每隔半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哀嚎声，手提钻会跟着发出轰隆声，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期。然而，这样不规则的切分音符随着工厂的出现而结束了。工厂有自己的节奏——生产线发出轰鸣，像是进行着一场有规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闭上眼睛，用心聆听着每一条生产线奏出的颂歌。嘭——哧，嘭——哧，嘭——哧，那是大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胸罩调节环时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产简·爱牌电灯开关的聚碳酸酯磨床发出的冲击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业卷线机正在收卷铜线。所有这些机器一起歌唱着——嘭——哧，嘭——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随即，我明白过来，这些声音跟早先的建筑工程发出的声音有一点差异。工厂的声音没有停止过。每一种声音都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就这样，这片社区终于富有了生机。

第二章

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染”。当然，真正的陶玉染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染。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一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查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高。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政府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就可以以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腔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呢？”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

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友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种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 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呢。“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高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高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T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个，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王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沫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王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王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王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王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VIP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T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 Yellow 8GMX

Podocid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呢。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颧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

“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已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全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搞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呢。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高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

第三章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2]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年年底，我回了一趟中国。一个朋友告诉我，驾照有效期过后还有宽限期，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填了一大堆表格。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他们便给我颁发了新证，2013年前有效。我坐飞机到了温州，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转动了点火钥匙：红灯。那时，我早已熟知昌盛汽车租赁公司周围八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于是，我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正在加油的时候，两个警察推着一辆警车进入了加油站。警车的发动机没有动静，两个警察挂着空挡把车推了进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车子坏了。

“不，车子没事儿，”其中一个警察乐呵呵地说，“车子没油了！”

故地重返的感觉真好。沿着金丽温高速公路，我往北开去，在那一个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之间穿行着：下斜村的攀爬架、桥头镇的钮扣，等等。在丽水市，我停留了几天，开着车在经济开发区内转悠。政府最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东扩项目，将使工业区的面积扩大四倍。他们计划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约为七十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靠贷款解决。给我提供这个数据的，是曾经当过坦克手的经济开发区主任王丽炯。王主任告诉我，为了完成东扩项目，他们又需要削平四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我还记得在2005年观摩过的那一次爆破过程，也就是他们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附近进行的那次爆破工作。我开着车回到了那个位置，那些人早已不见了，那座山头更是踪迹全无。原来是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另外一家向杜邦公司出售化工产品，第三家生产仿皮厂所需要的聚亚胺酯。第四家工厂写着大大的英文标识：浙江人力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厂房是一长溜低矮的建筑物，几只大烟囱正吐着滚滚白烟。没隔多远，几百只锈迹斑斑的金属桶子一字排开，上面盖着简易雨棚。一面墙上，写着一条标语：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踱进了厂区，没有人介意我的唐突造访。一个工人把我领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叶春生（音译），人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给我介绍道，人力是一家个体企业，专门处理仿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溶剂二甲基甲酰胺。丽水市大大小小的仿皮厂每经过一轮生产周期，二甲基甲酰胺就成了废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废品用车拉到人力公司来。外边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桶装的就是那玩意，正在等着处理呢。

“这些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行着，”叶先生说，“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搞这个业务。我们在温州和这儿各有一套设备。”

我向他打听那些滚滚白烟的事，叶先生向我一个劲地保证，那都是些清洁烟雾。“全都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他说。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跟我握了握手，欢迎我下次再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有六百四十桶二甲基甲酰胺。在我看来，只有在中国，你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迁过去后，一开始生意很不错。他们的新厂址位于瓯海市，也就是温州南边的那座滩涂城市。之前已经宣布过，该市的部分区域将搬迁掉所有的工业企业，腾出土地建设绿化带。在中国的城市，这样的项目通常是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期信号。不过，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瓯海，当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公布之后，人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把一大批纯属污染大户的低端企业搬了进去。他们以为，这个即将寿终正寝的地区在监管方面一时会比较松懈。再说，租金也很便宜。这是吸引王老板和高老板的主要原因——在租金上，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最终，他们还要搬一次厂。可是，暂时还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些问题。

搬迁后没几个月，附近的一个老板悄悄地接近了罗师傅。这位邻居已经注意到，胸罩调节环的销路很好，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当。于是，他向罗师傅提出，罗师傅可以在他打算成立的新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罗师傅回绝了——他觉得温州人不太值得信任。“我就是在给这些家伙打工的过程中学到的，”他说，“只要是温州老板许诺的，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遵守。”

不过，这位邻居老板给清水机械制造公司下了订单。没过多久，那台机器在温州地区就有了老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胸罩调节环。在跟罗师傅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如果外人要投资做这个行当，只要他罗师傅出面，所需资金不到三十万便可解决问题。他知道怎样购买那样的机器和装配线，他找得到厂址。工人的工资也很便宜。罗师傅还提到，他已经有一些存款，可以拿出来凑齐开业所需的三十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向他解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不适合在中国做生意。不过，如果我今后放弃写作，决定改行做胸罩辅料的话，我想不出除了他还可以跟谁合伙。

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承诺的标准给他工资，欠的工钱将近一万元，这笔钱在中国也算是相当多了——他最终决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一个想加入胸罩调节环这个行业的老板。罗师傅帮着这位老板组装了两台机器，销售量很快便蒸蒸日上。可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镇都感受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两三家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罗师傅对我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类似做法在那段时间司空见惯，成了家常便饭。在温州，高老板和王老板把自己的工人数量削减了一半。最终，工厂总算挺了过来，但那一年真是过得十分艰难。

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丽水市，房产价格骤然跌落。银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修建了我去看过的江滨住宅小区的那家公司——突然陷入了困境。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但是，到了2008年夏天的时候，银泰公司连为这些融资支付利息都很困难，恐慌情绪很快就在私人投资者中间扩散开来。大家都想把钱要回来，而公司又拿不出钱来。一个农民被逼得神经错乱，服药自杀了。政府介入进行调查，揭开了大家熟知多年的事情——银泰公司一直在非法筹集资金。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把钱借给了这家公司，加在一起，集资额超过了八个多亿。因为无法还钱，政府冻结了公司账户，没收了财产，逮捕了银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创始人连同他的几个儿子，被关进了监狱。2009年的时候，他们仍在候审阶段。季胜军，也就是我在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个副董事长——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喝着绿茶和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可能会在大牢里呆上若干年。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不过，在中国很少发生这么大动干戈的公司倒台现象，他们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够更好地抵御这场危机。他们没有遇到美国那么普遍的房产抵押问题，因为信用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获取。即便是银泰这样极其糟糕的局面也无损于它的体系，因为这种借款属于私人行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银行没有损失什么，投资失利的只是些普通百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2008年，当各个工厂进行裁员的时候，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等着情况的好转。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2008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所需资金为四万多亿，其中半数的资金将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有评论家发问，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投向教育？那也许是一次良机，最终可以确立起更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们更好地从事创新劳动。然而，政府宁愿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法：把钱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大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尤其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地区，希望把几亿中国农民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国务院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如果得以实施，将会允许农民们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或交易——不是出售。有些农村已经在开始实验，用它来获取小额抵押贷款。国家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新的项目，叫作“家用电器下乡”活动。政府给购买电冰箱、电视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商品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这既是农民们的实惠，也是工业城镇的福音——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库存积压。

在丽水市，这些战略似乎奏效了，至少开始初步奏效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王丽炯主任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全国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中国拿海外消费者换得了国内消费者，光是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能够使这种交换变成现实。就是汽车市场也表现不俗，尤其在政府降低新车购置税之后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汽车总数超过美国人的局面。

在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守云终于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为别人打工。从一字不识的装配工开始干起，在全国上下辗转奔波于城市和工厂之间，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是他的侄儿，他们把公司开在了南方的佛山市。他们干的是废物循环利用——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公司专做高档塑胶，罗师傅凭着他的技术，装配好了机器设备。年中的时候，他们已经请了十多个员工，罗师傅赚的钱高过他做胸罩调节环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工作，儿子继续留在贵州，由亲戚照看着，正在上幼儿园。

当我叫他的新头衔“罗老板”的时候，他笑了笑。“我是从你们国家买的垃圾哦，”他说。他们定期收到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货物，很多货物运到的时候外形还很好。他认得出哪是电冰箱，哪是电视机，甚至哪是汽车零部件。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拆散开来，把其中的塑胶进行加工，然后卖给中国的制造类公司。“有些人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玩具，”罗老板说，“不过，我们有些客户也用来做电冰箱和电视机——就是我们从老外手里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同样的玩意儿。”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都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十六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九百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一千五。”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十七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一天下午，我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原来的厂址。遂松路上，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依然空荡荡的，尽管格雷公司以后可能会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格雷公司开足了马力，生产铜线缆和简·爱牌电灯开关。一个保安告诉我，他们的业务真的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到原来的厂里面去看一看。他说，没有问题。我从石狮子边上走了过去，经过了折叠式安全门，从美国国旗边上走了过去。老板的鎏金书法依然在墙壁上熠熠生辉：

未来震撼眼前

进了厂房，我发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些胸罩调节环。自从搬迁之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打扫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调节环：黑的、红的，弯折的、破损的。在玉凤原来上班的那个房间，一大堆衬骨像吸管一样缠绕在一起。地上有空的双鹿啤酒瓶、皱巴巴的三五牌空烟盒、用过的包装胶带卷，等等。一只破花瓶里栽着的植物已经枯萎。一颗卒子象棋，一支筷子。一张标着11月22日的挂历纸。一个空的纸尿布袋子，一只童鞋。一楼，在老田曾经睡觉的地方，墙壁上写着一串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6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只要有工人生活过的地方，到处都写着东西。用来写字的有铅笔、钢笔，还有油漆。他们那些励志口号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纵横交错。我循着原来的宿舍区走着，一路经过的尽是格言警句：

马到成功

快乐度过每一天！

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

面对未来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1] 正确的标示应该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译者

[2] 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

致谢

十年前，我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市完成了《江城》的书稿之后，问一个邻居能不能替我看看这部手稿。之前，我听闻过道格·亨特的编辑水平，但一直没想到竟会如此仰仗于他。十年来，对我在中国写作的所有方面，他差不多都提供了建议。跟其他两本书一样，经过他的慧眼和决断，本书才得以大为增色。我相信，在1999年的时候，道格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进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关系会令他走上为易安·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我妻子彤禾的《打工妹》提出编审意见的道路。）我想对道格说的，就是一声“感谢”——感谢他的耐心和大度，更要感谢他和我之间的这份友谊。

在北京的时候，几个跟我关系很近的作家朋友欣然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易安·约翰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在删减内容方面的建议非常宝贵。迈克尔·迈尔帮助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另外一个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在驾车游的途中伴我走过了好几段崎岖不平的路段。回到北京后，特拉维斯·克林伯格总是十分乐意跟我就各个项目展开讨论（还在书籍的封面上给了我相当不错的建议）。

我深深地得益于石彬伦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长城的观念和认识。他也校读了本书，我对此非常感谢。至于我曾经摔坏的膝盖，我认为值得。

在三岔，我有幸与郭眯眯同住一套房子。在头几年，跟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眯眯的耐心和决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不会很好地跟他们协商种种事项。是她的友谊让我在三岔居住的日子变成了乐事。我同时也要感谢眯眯在手稿相应部分的细节核对上所提供的帮助。多亏了她，以及阿伦·郭的帮助，我们仍旧在三岔村保留着那套房子——我期待着在今后有机会再与他们去那里同住一屋。

魏嘉生病的时候，我曾对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仰仗颇多：特德·斯科特、艾琳·卡凡纳、文森特·P·古鲁恰理。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迈尔斯提供的帮助，是她给我解释了在中国进行血液检查的复杂细节。以上诸位的专业水准乃无价之宝，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他们的大度——尽管极其繁忙，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感谢古鲁恰理医生。不过，我也想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使在他本人跟癌症做抗争的时候，他还抽出时间来牵挂着中国的这个患儿。

本书内容所包含的三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跟《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进行的一些项目研究紧密相关。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在为写作这几个故事所作的研究期间，我有幸与三位出色的编辑共事，他们是尼克·蓬加藤、丹纳·古德耶和艾米·戴维森。我要感谢戴维·热姆尼克广泛的兴趣爱好，是他令我可以就不同的主题——乡村生活、驾驶、丽水的艺术家、奇瑞汽车、长城等——进行创作。

在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作长城故事的时候，我与摄影师麦克·山下一起共事，正是他的热情、活力和灵活性使得该项目充满乐趣。能够与伊丽莎白·克莱斯特共事也是一件幸事，她在中国问题上的兴趣推动了这些项目的不断前进。如果没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奥利弗·佩恩在项目初期所具有的信念，我不可能进行那次长长的横跨北方的驾车之旅。在我的出版成果尚未显现之前，奥利弗就对我的写作表现出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踏上了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当我在浙江的时候，他仍旧鼓励我保持这种即性而为。对一个愿意到任意地方会见任意对象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今的新闻界尤其难得一见。杂志社的卡洛琳·怀特也是丽水项目的早期支持者。我尤其要深深地感谢克里斯·琼斯为我写的那个故事安排了那么多版面。

我为各杂志写的很多文章都由著名的摄影师马克·梁摄影配图。尤其令我开心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丽水项目——除了在摄影方面的能力，马克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是他令我对浙江那个角落的理解得以不断丰富。

如果没有海伦·张提供的帮助，我恐怕没办法理解三岔村那些古老的地契文书上书写的繁体中文。拉尼亚·霍提供了北京市的四叶草形立交桥地图。J·D·鲍尔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迈克尔·杜恩先生替我解答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目前在夏威夷大学的江红大度地向我介绍，我在内蒙古的乌审旗应该同哪些人见面。在我驾车之初，《华尔街日报》的窦长路向我介绍了不少驾车窍门，莉莉·宋则适时提醒我进行各种注册登记。当初对浙江产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搬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帮助：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做了关于浙江省的资料核对的工作，雪莉·赵为我在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做了担保。《华尔街日报》的崔蓉查找到了有关浙江各工业城镇的背景资料。对于资料核对，我还十分仰仗于凯瑟顿·张——她非常乐意加班加点地工作，我对此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吉拉·海斯勒，在她自己绘制王国地图——恺撒和亚德里亚诺的罗马帝国地图——的过程中，抽出时间为我绘制了漂亮的中国地图。伯吉塔对书籍的封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么多年来，海斯勒家族、甘地斯家族和乃贝克斯家族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让我受益匪浅。

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在为我出版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安排蒂姆·杜甘做我的编辑。对一个在偏远的地方写稿的作者来说，有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合作和支持，实在是不小的帮助。简·伯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人员，埃里森·洛伦森在本书的几轮稿件编辑（以及终稿编辑）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协调工作。我永远要感激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自1999年起就阅读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手稿。自那以来，他替我井井有条地打理着所有的出版事宜。

十年后，要离开中国，实非易事。尤其困难的是，要像当初开始这个项目那样，再次带着这个项目上路——两个身处异乡的人，各带一本做了初期研究工作的书稿，在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驾车寻找可以安身写作的地方。还好，我们找到了，而且都挺了过来。不管价值几何，在罗格-希尔-梅萨之巅，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慢慢初具雏形。令人鼓舞的是，我看着《打工妹》在隔壁房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鲜活起来。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各个项目，探讨了我们同在中国南方的各次研究之旅中所得到的收获。对彤禾来说——我为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敬重，为她的写作深感欣喜。

我最感激的，是我写及的那些中国人。对于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老乡们——搭车人、外出务工人员、大方的村民们，我没法去感谢他们，但我希望这本书能捕捉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依我看，在北京租车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首都汽车”的王先生的话，事情不可能变得如此愉快。在丽水市，我有幸遇到了高晓萌和王爱国，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工厂事务上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陶家人总是乐于与我相处，但我最要感谢罗守云与我结下的友谊以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专家级专业水准。在三岔，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和魏宗漏。感谢你们让我与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2009年9月

于科罗拉多瑞奇道

资料来源

《寻路中国》的主要内容基于我本人的观察所作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有些章节里，我也采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与专业人员进行的访谈。我在本书中未采用脚注，是因为大多数读者觉得在非虚构类叙述作品中采用脚注会干扰阅读进程（大多数读者也乐于将这一部分忽略不计）。不过，我还是要向每一个愿意以此从事研究工作的读者明白地交代我所采用的一些资料来源。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我用页码列出了参考文献。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精确细致。我没有刻意地对各个事件、各个细节和先后顺序加以改变，任何差错都是偶然所致。在全书中，我一律采用了真名。只有魏嘉的小学同学是个例外，我把那些孩子的名字做了一些改变。

针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于2001年至2009年间，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数据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做的估计，中国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总数从2001年的八千九百六十一万增加到了2006年的一亿三千二百一十二万。目前，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一亿四千万。不过，这也只能算是粗略的估计而已，因为要跟踪调查流动人员极度不易，甚至于还难以对流动人员作出准确的定义。

在这八年时间里，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在不断改变着。因此，我并没有在全书采用统一的美元兑换率。相反，我在计算的时候，参照了不同时间的汇率。

BOOK I：THE WALL

Part I

5 almost a thousand new drivers：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automobile drivers in Beijing increased by 300，000 in 2001.

5 223. If you come to a road：Chinese driving laws are national， 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tong Anquan F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ffic Safety Laws"]. Driving examinations are similar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there are slight regional variations. I researched training methods and testing in the city of Lishu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Lishui Public Safety Traffic Bureau provided me with a copy of their official study booklet， which lists questions that appear on the exam. The study booklet is entitled "Lishui Shi Qiche Jiashiren：Like Peixun Fuxi Ziliao" ["Lishui City Automobile Drivers：Scientific Training Review Materials"]. All quoted exam questions come from this study booklet.

7 "The Chinese Automobile Driver's Book of Maps"：

Zhongguo Qiche Siji Dituce. Beijing：Zhongguo Ditu Chubanshe [Sinomaps]， 2001.

8 By 1931， more than two dozen places：For background on how the Chinese converted ancient city walls into roads：

Campanella， Thomas J. "'The Civilising Road'：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ways and Motoring in China， 1900-1949."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26， no. 1 （March 2005）：pp. 78-98.

9 moderniz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Wall：For the Chinese plan to convert the Great Wall into a highway：

Lei Sheng. "Changcheng Zhu Lu Zhi Feiwu Liyong" [Using Waste Material to Build a Road on the Great Wall]. Shenbao Qiche Zengkan [Shenbao Automobile Supplement] 76 （May 12， 1923）：pp. 2-3.

Liu Huru. "Changcheng" [Great Wall]. Xuesheng Zazhi [Students' Magazine] 18， no. 3 （March 1931）：pp. 75-76.

13 the Ming dynasty avoided building the Great Wall：For the influence of feng shui beliefs on wall construction near the Ming tombs：

Hong Feng. "Longquan Yu Zhi Shifo Si Duan Bian Chengyin Tijie"

[Notes on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Lack of Great Wall From

Longquan Valley to Stone Buddha Temple]. Zhongguo Changcheng

Bowuguan [China Great Wall Museum] 21， no. 1 （2006）：pp. 52-63.

15 The first major construction campaign：For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road-building campaign， see the article by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16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re were 9，939，600 passenger vehicles in 2001； this figure includes cars and buses， but not truc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618，727 registered automobiles in 1911， for a ratio of 152 people for every car. By 1912， it had dropped to 106. （There were no registered buses at that time.）

22 there isn't a single scholar at any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ho specializes in the Great Wall：Arthur Waldron，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searched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his career， but he has since moved to other subjects. Julia Lovel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a broad historical survey that describes， in par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ll. Apart from that project， Lovell has not specialized in the Great Wall.

23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ster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For background on Western confus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 claimed that the Great Wall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Warwick， Adam. "A Thousand Miles Alo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XLII， no. 2 （February 1923）：pp. 114-43.

27 China had about one-fifth：The figure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9 use of headlights was bann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Light in China." January 4， 1984.

34 "They come like hurricanes：This quotation is from Han Anguo， the minister of censorship in 134 BC. It can be found in：

Jagchid， Sechin，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 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ge 60.

34 "is like attacking a shadow"：This quotation comes from the Han dynasty official Zhufu Yan in 200 BC. Also found in Jagchid and Symons， page 57.

34 "covetous for grain"：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Book of Han， a history completed in AD 111. It can be found on page 33 in Arthur Waldron's book about the Great Wall. Other quot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my interviews with Waldron.

35 the Chinese response：The material in this section， which concern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Ming in their attempt to manage the nomads， comes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independent historian David Spindler. Spindler's project on the Great Wall is ongoing， and most of his findings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 He gave me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interviews and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Great Wall near Beijing. For background on Spindler's methodology and conclusions about the Wall， see my magazine profile of him：

Hessler， Peter. "Walking the Wall." The New Yorker， May 21， 2007.

37 a major tremor in 1556：

Chen Genyuan. "Ming Dai Guanzhong Da Dizhen Dui Shanxi Wenwu Zaocheng de Pohuai" [Damage to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ing Dynasty Guanzhong Earthquake]. Shoucang [Collection]， August 2008.

53 the Ordos Desert：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os Desert and the Great Wall， see Arthur Waldron：Ibid.

54 more than one-fourth of China's land suffers from desertification：

Jia Xiaoxia. "Desertification：A Growing Threat in China." Down to Earth：The Newslet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19 （December 2003）：p. 2.

55 any benefits of willow planting would be short-lived：For background on Wushenqi （also written as Uxin Ju）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Ordos：

Jiang Hong. "Grassland Campaigns in China's Collective Era：Socialist Policies and Local Initiatives in Uxin Ju， a 'Pastoral Dazhai.'"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Routledge， 2008. Pages 89-110.

＿＿. "Rea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ontinues." China Scope （September/ October 2007）：pp. 3-16.

＿＿. "China's Great Green Wall Proves Hollow." The Epoch Times， July 30， 2009.

Part II

62 In 1924， Sun Yat-sen：For the history of Sun Yat-sen's correspondence with Henry Ford， and the Chinese switch to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road， see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63 a book called Beijing Jeep：

Mann， Jim. Beijing Jeep：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97.

64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made more profits：For information about profit margins for foreign automakers， I relied on interviews with Michael Dunne， currentl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at J. D. Power and Associates. Dunne also provided me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Special， as well as background on Chery Automobile Co.

65 the government of Wuhu：For information about Chery， I interviewed a number of workers and company officials in Wuhu， including Lin Zhang，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Chery'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Yin Tongyao， the company president. The company's strategy of asking forgiveness rather than permission was explained to me by Chu Changjun， the Communist Party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uh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 also spoke with John Dinkel and other foreign consultants and partn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my article about Chery：

Hessler， Peter. "Car Tow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6， 2005.

65 one step away from the complacency that comes with happiness：There are various and often conflic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spelling of Chery's name. Here I've relied on what company officials told me in Wuhu.

79 In Genghis Khan's military：For background on Genghis Khan and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Weatherford， Jack.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 2004.

81 Yin Geng's words：Many of these quotations are from David Spindler's unpublished research. H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about Altan Khan and the "Raid of the Scorned Mongol Women"：

Spindler， David. "A Twice-Scorned Mongol Woman， the Raid of 1576，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rick Great Wall." Ming Studies 60 （Fall 2009）.

100 earliest known maps：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arliest known Chinese maps， and the impact of Pei Xiu，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 （In English sources his name is often rendered as Pei Hsiu.）：

Hsu， Mei-Ling. "The Han Maps and Early Chinese Cart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8， issue 1 （March 1978）：pp. 45-60.

100 cartography developed out of astronomy：For backgroun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artography， and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mapmaking， I interviewed Patricia Seed， 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r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European maps of Africa：

Seed， Patricia. "The Cone of Africa... Took Shape in Lisbon." Humanities 2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113 for Lu Xun：

Roberts， Claire， and Geremie R. Barmé， editor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ydney：Powerhouse Publishing， 2006. Page 24.

113 "more like a river than a barrier"：

Waldron， Arthur. "Scholarship and Patriotic Education：The Great Wall Conference， 1994."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1995）：p. 846.

115 we stuck the severed heads：This quotation i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21 "Time seems to have lost all power"：For background on Aurel Stein in China：

Walker， Annabel. Aurel Stein：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BOOK II：THE VILLAGE

Part I

138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 background on the book culture of imperial China：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139 text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This detail come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45 in AD 1615， a crew of 2，400 soldiers：David Spindler has transcribed and studied the tablet above Sancha； these details are from his research.

152 118 boys born for every 100 girls：

"Rising Sex-Ratio Imbalance 'A Danger'." China Daily. January 23， 2007.

168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with H.I.V.：At the time of Wei Jia's illness， the Western media carried many reports of unsanitary donor practices in China， and people feared that the country was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epidemic. In 2001，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estimated that over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and they warned of a possible figure of twenty million by 201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nly 840，000 H.I.V. and AIDS cases in 2003.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epidemic was not as widespread as many believed. In 2006， the figures were actually reduced：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IDS program，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H.I.V. and AIDS cases was 650，000. For reference， see the articles below：

Rosenthal， Elisabeth. "China Now Facing an AIDS Epidemic， A Top Aide Admi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01.

Yardley， Jim. "New Estimate in China Finds Fewer AIDS Cas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6.

Part II

187 average net income for rural people increased by 11 percent：This and the other figures in this section come from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rural issues. This paper also giv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ral land policies since the Revolution. It was prepared by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cs who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background， I also spoke with two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 Zhu Keliang and Ye Jianping.

Zhu Keliang et al.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a Seventeen-Province Surve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8， no. 4 （Summer 2006）：pp. 761-839.

188 sixty-six million farmers lost their land：This figure is from a recent summary of China's rural issues， which also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proposed policy changes：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Ambition， Ambiguity， and Anxiet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7 （Winter 2009）.

188 average rural household consisted of 4.55 people：Figur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Zhu Keliang et al.：Ibid.

192 paving 119，000 miles of rural roads：These figure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half century， were given at a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in Beijing："The Highlights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 Plan，" presented by Zhang Chunxian，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on January 13， 2005.

192 in 2003， nearly half a million Beijing residents acquired their driver's licenses：Total figure was 480，000，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93 looked almost exactly like the Chevy Spark：For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hery QQ， I spoke with Chery officials and also Timothy P. Stratford， general counsel for General Motors' China Group.

193 dropped by 8.8 percent：This figure comes fro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w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radsher， Keith. "G. 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193 leaped by 80 percent：This figure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Yale Zhang， director of emerging markets vehicle forecasts at CSM Asia.

195 fewer than one in five used a loan：see Bradsher， Keith：Ibid.

203 Falun Gong：For background on the rise of Falun Gong， and the crackdown：

Johnson， Ian. Wild Grass：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Pantheon Books， 2004.

204 hundreds of believers died in custody：This was the figure generally reported by foreign newspape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Wei family began to engage in business. Today， estimates are even highe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that over two thousand believers have died in custody. For a more recent newspaper report：

Jacobs， Andrew. "China Still Presses Crusade Against Falun Go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Part III

225 "Build New Countryside"：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see Cheng Li：Ibid.

229 "Preserving the Progressiveness"：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Yardley， Jim. "China Attacks Its Woes With an Old Party Ritu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6.

231 One volume was entitled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Tuijin Nongcun Chengshihua Duben"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Huairou Qu Shizheng Guanli Weiyuanhui [Huairou District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July 2005.

233 cigarettes are even subsidized：This detail and the other facts about smoking in China are from my interview with Yang Gonghu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68 Trouble can start within the Party itself：For background on village elections， and the ways in which dissent sometimes occurs， I spoke with Kevin J. O'Brien， a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ee also：

O'Brien， Kevin J.，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60 （June 2009）：pp. 359-378.

BOOK III：THE FACTORY

Part I

281 officials announced plans：Details about China's highway project， and Zhang Chunxian's comments about Condoleezza Ric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on January 13， 2005 （see previous reference）.

282 the Jinliwen Expressway：Background on the new road came from He Jiongwei at the Lishui C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284 the town had 380 factories：Details about Qiaotou's button production came from Ye Zhengxiang， chairman of the Qiaotou Button Association. The Wuyi Printing Association gave figures for Wuyi's playing card production. Other figures came from the Wenzhou Educational Toy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hoe and Leather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moking Paraphernalia Association， the Shengzhou Neck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Datang Textile Socks Industry Company.

291 nearly 80 percent of all Wenzhou entrepreneurs：Detail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Wenzhou business people， and local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from：

Lu Haoting. "Millionaire School." China Daily， China Business Weekly， January 23， 2005.

292 The Jews of the East：

Ye Jiandong. Dongfang Youtairen：50 Wei Wenzhou Shangren de Chuangye Gushi [The Jews of the East：The Commercial Stories of Fifty Wenzhou Entrepreneurs]. Beijing：Renmin Ribao Chubanshe [People's Daily Press]， 2002.

293 a survey of local male millionaires：

"Wenzhou Qiyejia 2.14 Qinggan Shenghuo Diaocha" [Valentine's Day Survey of the Love Life of Wenzhou Entrepreneurs]. Caifu [Fortune Weekly， a supplement of the newspaper Wenzhou Dushibao] 138 （February 14， 2006）：p. 17.

305 Yang Xiaohong：He was the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07 Long-term exposure to DMF causes liver damage：

Redlich， Carrie A.， et al. "Liver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Solvent Dimethylformamid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08， issue 5 （May 1988）：pp. 680-86.

Also see the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s "Chronic Toxicity Summary：N， N-Dimethylformanide." December 2000.

Part II

343 annual per capita GDP：This figure， and the statistics about Lishui infrastructure， are from Yang Xiaohong，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4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This figure， along with the statistic about real estate， is from the local Lishui newspaper：

Lan Yan. "Wo Shi Jingji Baochi Jiao Kuai Zengzhang" [Our City Maintains a Relatively Fast Rate of Growth].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8， 2006， p. 5.

352 Square and Round：For background on this self-help book， see：

Chang， Leslie T. 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Spiegel & Grau， 2008.

355 Francis Cabot Lowell：For background on Lowell，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isler， Benita， editor. The Lowell Offering：Writings by New England Mill Women （1840-1845）.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356 speeding ticket：Background on radar tickets in Zhejiang came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police officers.

Part III

378 70 percent of Lishui's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This figure is from director Yang Xiaohong.

378 number of Lishui households buying an automobile：

Zhang Qiao. "Mei Qian Hu Jumin Jiating Goumai Yong Qiche 20 Liang" [For Every Thousand Households， 20 New Cars Were Purchased].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7， 2006.

393 87，000 "public-order disturbances"："China Handles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 Cases." People's Daily， January 20， 2006.

400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For background on the Dagangtou artists' commune， I referr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posal "Guyan Huaxiang Huibao Cailiao" [Report on the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 as well as：

Lan Weirong. "Lishui Huaxiang Chuangzuo Jidi Zai Quan Sheng Shao Jian" [The Lishui Artists' Village Creates a Unique Base in the Province].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November 29， 2006.

Part IV

419 the Yintai real estate company：For background on the Yintai case：

Zhang Daosheng. "Lishui Yintai Fanchan Feifa Jizi An Wancheng Jiezi Hu Zhaiquan Shenbao Shenhe" [Creditors' Rights Are Declared in the Yintai Real Estate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 Xinhua， March 4， 2009.

Dong Bishui. "Zhejiang Fangchan Shang Da Guimo Mingjian Rongzi Ju Kui 8 Yi Sun Ji 3 Wan Renci" [Large-scale Privately Invested Zhejiang Company Loses 800 Million Yuan and Damages 30，000 Investor Units]. Zhongguo Qingnian Bao， September 23， 2008.

Jiang Dongliang. "FeifaJizi Zhi Huan" [The Anxiety Over Illegal FundRaising]. Faren， February 2， 2009.

420 two-year stimulus plan：

Barboza， David. "China Unveils Sweeping Plan for Econom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08.

420 targeted rural regions：For background 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ers in the stimulus plan， as well as proposed changes to rural land-use laws， see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 （referred to earlier）.

421 national economy was still growing：

Barboza， David. "Economy in China Regains Robust Pace of Growth."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09.

421 Chinese consumers bought more motor vehicles：

Bradsher， Keith. "China Influence Grows with Its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9.

译后记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美国青年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先后写作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是《江城》（2001）、《甲骨文》（2006）和《寻路中国》（2010）。《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甲骨文》通过对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甲骨文的命运的描述，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寻路中国》则致力于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与经济，构成了作者的“中国三部曲”，奠定了作者在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以写真实中国见长的卓著地位，同时也让他赢得了相当多的中国“粉丝”读者。

《江城》发表已有十年之久，迄今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曾经出现过一行文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但这本书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逗得许多只能通过阅读中文来跟何伟沟通的“河粉”心痒不已。而在《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何伟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拿到了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权。这一方面估计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足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具备的专业眼光和敏锐嗅觉。

何伟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同事和朋友，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我可能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2006年，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将《江城》列为该校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邀请我前去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跟他们的学生和社区居民交流对何伟作品的理解。2007年，我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首次向中国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介绍何伟和他的主要作品。之后，我又在《重庆晚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博客撰写文章，进一步介绍这位美国作家。此外，我还先后在拥有大量“河粉”的涪陵接受电视台和电台专访，与本土读者一起去诠释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作为作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洞察力大大地超过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把《寻路中国》写得比《江城》更有时代感，比《甲骨文》更具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得“漂亮”一些，否则会感觉到似乎辜负了何伟关于“书写最时新的东西”的允诺。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好在我和何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的华裔太太及其家人对汉语的把握程度帮了我的大忙。何伟的三部作品的英文书名都只有两个英文单词，River Town和Oracle Bones都很好用汉字加以对应，Country Driving却有些不一样，Country和Driving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更可以表达多层意思。一方面，何伟是通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和南方小城驾车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和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要确定译本的书名首先成了难题。还好，通过我和何伟本人，以及他的太太和岳母的协商，最终把书名翻译成《寻路中国》。这个书名既与何伟所进行的驾车之旅相吻合，也映照了全书三个篇章一致蕴含的主线。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地与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进行了联系，他们是主角，对细节的表述更有把握，更有助于我准确地做好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所以，我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的转换过程。我从网络资料以及与郭眯眯的电邮联系中，看到了她教授瑜珈的执着态度，更好地领会了她在文中小主人公魏嘉生病时的全情相助。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比如在“工厂”那一部中，不论老板还是打工仔，都喜欢在墙上写上自勉的话语，我因此在“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公司主页上看到了他的老板季金力手书的“未来震撼眼前……”那一幅巨型标语，以及那些琳琅满目的线缆产品。在翻译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字部分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和解释，使我的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和横幅，我一方面通过网络图片资料进行内容确认，同时还尽可能地通过所涉地区的朋友加以确认。尽管如此，对于何伟所引用的很多标语，我还是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能结合我本人的认识，重构了一幅幅也许并不准确的标语和横幅。

翻译这本书之前，出版社给我的期限是半年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何伟说要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带着他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做一次访问。为了争取让译本面世的时间赶得上他来中国访问的时间，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地做完了全书的翻译和初校工作。其间，初为人父的何伟耐心地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使我的工作受益匪浅。为了早一天完成翻译任务，我的家人陪着我挑灯夜战，充满好奇地听我朗诵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译文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工作。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对何伟在涪陵、重庆、乃至全国的大量粉丝和读者来说，我努力地想让这个译本忠实地反映何伟的作品在内容上的精彩和深邃，以及在写作手法上的简洁和干脆，据此领略他对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对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恳请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雪顺

2010年9月写于“江畔之城”——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