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十字路口梦见弗洛伊德

杨照 著

中信出版社

为“人”定坐标

杨照

“人是什么？”这是个贯串古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都曾经认真探索的普遍问题。甚至我们可以退一步后设地说：作为人的第一条件，人和其他万物都不一样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只有人反身自问：“人是什么？”

不只是问，而且反复地问。之所以在几千年的文化历程中反复问“人是什么？”，也就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的大脑中，有不同的答案。问题一直在那里，却引出了千百般不同变貌的答案，始终无法稳固确定，于是这个问题就持续留着，持续骚扰、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即便是不思考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意识这个问题存在的人，实质上也摆脱不了这个永恒、巨大问题的阴影。毕竟，每个社会都是依照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想象与理解而组成的，生活在社会里，无论接受或反抗社会订定的律则，一个人也还是离不开这个问题。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以“上帝”作为“人是什么？”的终极答案。人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依照上帝的意志而形成的，上帝是一切的源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以“传统”作为“人是什么？”的终极答案。人是传统与历史的产物，传统与历史中保留了充分的经验与智慧，决定了人应该如何思考、如何生活。西方人困惑时，就求助于上帝与代理上帝意志的教会；而中国人困惑时，就乞灵于传统与记录传统真理的经典。

但这样的时代过去了。19世纪的巨变，推翻了上帝的权威，也推翻了传统的真理地位。我们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现代”环境中，“现代”有其和西方或中国传统都完全不同的规则与秩序，并笼罩、统辖着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我一直相信，也一直主张：现代人应该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来历。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坐在炕上，垫子上；我们今天认为的漂亮房子长得方方正正，有大片透光的玻璃；我们今天的女人穿裙子，穿高跟鞋，画着凸显眼睛轮廓的妆；我们今天相信人生最重要的经验是谈恋爱，相信恋爱是婚姻的前提……这些都是现代生活的根本现实，却都不是历史上的必然，而是从19世纪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现代”意识、“现代”价值。

这种“现代”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一天离得开钱，钱包里有多少钱，存折里列出的数字多大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皇帝，没有国王？为什么我们周围的空间里充满了用尺和圆规画出来的几何线条，对于不直不圆的线条我们就觉得丑陋、不舒服？

带着这样的疑惑，追究这些切身的“为什么”，必定会将我们带到19世纪的欧洲，回溯到那个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主张与观念。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些19世纪欧洲产生的主张与观念，构成了“现代”的基础，变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评判标准。

可以这样说：虽然人还是人，但从19世纪之后，人被放置在一套新的坐标上。在上帝与传统的权威失效后，“人是什么？”被彻底重新探索、重新解释，原来用来定位“人”的旧系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系统。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套新系统随着欧洲势力的发展，被传播到全世界，将越来越多的人统纳入这个系统里来。今天，要了解自己是谁，了解自己的生活，乃至要批判、改革、反叛现实，我们都需要先认真看待、认真察知这套系统。

三个人、三本书、三组理论，在这套系统形成过程中，产生过最大的作用。达尔文、马克思及弗洛伊德，《物种起源》《资本论》及《梦的解析》，“进化论”“阶级论”及以潜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从此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彻底不一样了！

达尔文改变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改变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进一步改变了人和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人、三本书、三组理论像是三围的坐标般，将人放置到全新的空间里，逼迫人重新省视自己的定位。

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我们还活在“现代”的系统与坐标中，这三个人、三本书、三组理论就不会过时。这三个人、三本书、三组理论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我们想要清醒、明白地活在今天的世界时，始终有用的线索与指引。重访这三个人、三本书、三组理论，反而是最能让我们得到足以应对现实的智慧的直接途径。

自序

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高中时，从图书馆借出来厚厚的译本，囫囵吞枣匆匆读过。坦白说，没有记得什么内容。但就像所有听过这本书的书名，或随便浏览过的人一样，被提醒了“梦”这件事的神秘与奇特之处，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梦，用自己的想象，而非弗洛伊德的方法，开始“解析”自己的梦。

第二次读《梦的解析》，已经在美国念研究生了。我修习了一门“西方现代思想史”，一门“启蒙主义与德国思想”。两门课都开了《梦的解析》作为必读书目。我读的是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标准版”英译本，同时拿了借来的德文本在桌边对照。“启蒙主义与德国思想”是讨论课，每个研究生都要做一次阅读报告，老师特别指定必须是“立场报告”（position paper）。跟助教登记报告日程时，助教特别抬头看了我一眼，提醒说：“那一周的主题是《梦的解析》哦！”

《梦的解析》就《梦的解析》嘛！报告中，我开宗明义表明了立场：《梦的解析》的行文七零八落，逻辑漏洞百出，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弗洛伊德的种种算计与野心。因而阅读《梦的解析》，首先必须选择方向：是要对他说理不清甚至自我矛盾的地方进行检验、批判，还是要予以辩护，试图为他自圆其说。

那堂课，同学发言踊跃，讨论、争辩格外热烈。是的，大家都选方向了，有批判派，也有辩护派。下课前，老师先是称赞了我的报告“有立场”（在他们的印象里，东方学生通常不敢也不会采取立场，都只会做摘要），然后对着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弗洛伊德真是如你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拙劣的写作者，那《梦的解析》为什么会变成一本重要的经典著作？为什么发挥了那么大的影响力？”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心中认知：这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对我报告中采取的立场致命的挑战。我立意要好好思考，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光靠阅读《梦的解析》。我先读了几本弗洛伊德的其他相关著作，整理《梦的解析》成书年代的欧洲历史，打算接着攻读弗洛伊德的传记资料，形成初步的想法。不过，研究生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功课，加上在台湾地区的报刊写文章的工作打扰，使这个计划不久就被遗落在书桌的角落了。

不过，我没有真正忘掉这个题目。

第三次读《梦的解析》，是回到台湾之后。杨泽兴致勃勃地发起一个非正式的小型读书会，要研究精神分析的陈传兴带几位好友读点儿弗洛伊德。读书会在紫藤庐一共进行了两次或三次吧，因为大家都忙，时间不好约，陈传兴给的文本又不算简明，就无以为继了。

然而，那短暂的阅读与讨论，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细致地讨论了“精神经济学”的概念，让我自觉弄懂了弗洛伊德整套理论的根源，也提示我该如何去追索弗洛伊德与19世纪思想及学术典范之间的关系。不能把后来发展的学科分类与学科概念套在弗洛伊德身上，19世纪当红的“经济学”与“动力学”对理解弗洛伊德的帮助，可能胜过“心理学”或“精神医学”；倒过来看，运用这些当红学科的语言及逻辑来讨论精神现象，陈述他对个体与集体精神问题的分析，或许也就多少帮助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在那个时代赢得更多注意与支持。

读书会停了，我对弗洛伊德重新燃起的兴趣却没有停。我花了一点儿时间，读了彼得·盖伊（Peter Gay）的《弗洛伊德传》及其他传记资料，回到过去所受的思想史训练基本信条——“读其书，须知其人并论其世”。弗洛伊德的世界，是19世纪欧洲辉煌文明的尾声，是乐观进步态度逐渐被“世纪末”颓废不安所取代的气氛。他的思考，以及他表达精神分析的方式，显然和这样的时代条件有密切关系。

那是1995—1996年间，我对弗洛伊德形成了一点儿基本意见。那就是弗洛伊德所建构的，从来就不是一套严谨、统一，经得起“前提—推论—结论”逻辑考验的理论。从最早的歇斯底里症研究，经过《梦的解析》与扩大的性压抑说，一直到对于犹太教的讨论，弗洛伊德东说西说，而且常常因应现实或辩论需要，东修西补，内中必定有许多互相矛盾的部分。不过，察觉其诸多明显的矛盾，却不必然可以让我们直接宣告：根本不存在“弗洛伊德理论”。不，藏在矛盾之下，有一条顽固的论理路线，曲折穿透种种矛盾，不绝如缕，从来没有从弗洛伊德庞杂的作品中消失过。读弗洛伊德，要找矛盾，放大矛盾容易，然而找出那么多矛盾之后能干吗？顶多就是告诉自己，告诉别人：弗洛伊德是不值得相信的，甚至是不值得读的，所以同时否定了自己努力爬梳其作品的意义。何必如此！

否定弗洛伊德，比肯定弗洛伊德容易。可是否定弗洛伊德，却无法否认关键的历史事实，无法回答当年老师下课前留给我的问题：那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他的理论、他的思考趋之若鹜，为什么那么多20世纪的新艺术、新文学，标举着他的名字，以其之名行世？

寻找出那条隐伏在矛盾之下的论理路线，很难，然而更值得做，因为通过这样的寻索，我们才能接近弗洛伊德，才能接近那些前仆后继拜倒在弗洛伊德理论下的人的幽微心灵。

第四次读《梦的解析》，是2005年在“诚品讲堂”谈这本书时。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在西方知识界，攻击、批判弗洛伊德更加流行，简直蔚为显学。而且攻击、批判的炮火，从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著作，扩大到针对他的为人处世。各种传记资料被挖掘出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弗洛伊德都不是个好人。对家人不好，对朋友不好，对学生不好，对病人不好，对犹太人不好，对女性更是不好。只对自己好，只在意自己的成就与名声。

看这些新鲜的分析指控，说老实话，还挺令人沮丧的，甚至会怀疑是否该以“经典”的态度来对待弗洛伊德和《梦的解析》。不过还好，一翻开《梦的解析》，那百年前写下的内容，依旧充满争议与刺点，依旧让人无法移开注意的眼光，也依旧提醒了我真正的问题所在。

《梦的解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传？买了第一版书的区区几百人，是用什么心情和态度在读这本书的？为什么没有多久后，原本滞销的书突然大流行，跨越国界吸引了众多热情需索的读者？我们如何通过这本书摸索弗洛伊德曲折的理论路线，又如何借由整理出的波动理论路线，挖掘《梦的解析》文句间的信息？

这些问题，是重要且富于挑战的问题；借由这些问题来理解弗洛伊德，有助于我们增加对于人间事务的观察掌握。对此，我深深相信。

谈《梦的解析》之前，我在“诚品讲堂”先讨论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清楚地察知，解释弗洛伊德，必须用和解释达尔文、马克思相反的态度。达尔文与马克思都有着极度清晰的论理架构，在作品内部解释得明明白白。不幸的，达尔文有衍生的“达尔文主义”，马克思有衍生的更庞杂的“马克思主义”。因而阅读达尔文与马克思的起点，当然就是一份“还原”的努力，去除、拨开后世所敷陈的刻板印象，厘清两人真正的、严谨的论理核心，借历史资料来指认文本的原始意义，排除掉道听途说。

弗洛伊德不是这样。弗洛伊德的混乱，来自他著作本身的，多过来自后人的解释。为“诚品讲堂”备课中第四次读《梦的解析》，我手边有了英文本和中文本的《精神分析辞典》可供查考。反复查考，就可以明了，如果说后人对于弗洛伊德的解说，也可以援例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话，那么“弗洛伊德主义”其实比弗洛伊德原本更清晰、更集中，更有条理些。例如说，通过雅各·拉冈（Jacques Lacan）认识的弗洛伊德，会比现实的弗洛伊德更深刻，更一致些。

因而解读弗洛伊德，该做的不是还原其混乱，而是提供有限的线索，让读者不至于陷入看似无厘头的迷宫中，同时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弗洛伊德特殊的叙述方式，进而补充历史资料，解释这样的叙述方式，为什么会从“世纪末”到“世纪初”引起了八方震动，标示弗洛伊德文章中真正石破天惊，言前人之所未言的部分。

终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使得阅读《梦的解析》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件有趣且可以不断刺激思考的事，另一方面借由弗洛伊德与《梦的解析》暗示或明示出种种看待自我、看待艺术、看待文学，乃至看待社会的多元可能性。

这就是当年的五堂课，也就是现在这样一本书，试图扮演的角色。谈《梦的解析》的五堂课，当时是和谈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的五堂课同归在一期课程中，因而有不少将尼采与弗洛伊德相比较的地方，因为牵涉19世纪到20世纪思潮的脉络变化，所以还是保留在整理后的书稿中，顺便交代一下。

这样一本解析《梦的解析》的书，绝对无意取代《梦的解析》，而是应该作为阅读《梦的解析》的陪伴读物。我陪大家读《梦的解析》，希望因而有一天弗洛伊德会进入大家的生命，陪你们去读出自我内在最深奥、最丰富的底层流荡。

[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志文出版，2001年。

第一章 世纪末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的关系

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可以暂时先跳过第一章，从第二章开始读起，有空、有兴趣的时候，再回头读第一章。在第一章里，弗洛伊德整理了在他写这本书之前西方有关梦的概念的种种文献。这些文献中有些东西还挺好玩的，然而有没有读几乎完全不影响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到底要干什么。

弗洛伊德对于梦的探索，的确具备了高度原创性，以及一套完整的逻辑。虽然他先整理了许多过去对梦的说法，将之归纳为两大派，但他并没有真正要跟这两派做任何实质的对话。他只是要表明：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他确实曾经完整地了解了前人的成果，不过他了解之后的基本结论却只能是——这些都很荒谬，这些对我们解析梦没有任何帮助。

弗洛伊德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不只是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者。当然他是精神分析这一门学问的创立者，可是他的影响远超过这个。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从19世纪以来，有三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改变了人，改变了人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那就是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谈西方思想史的时候，经常被反复引用的三句话，非常干净简洁地解释了这三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

第一，达尔文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与以前绝对不同了。人和自然就都不再是上帝的创造物，人也不是上帝特别恩许而造出来的宠儿。人与所有的动物一样，遵从一套进化的原理原则，所以人与自然，人与所有的自然界生物的关系都被改变了。人被降了下来，从上帝宠儿的地位上降下来；但是同时人的地位却又被升上去了，因为人站在进化的最高端。

马克思呢？马克思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人与人之间有了经济力量的介入，或者更清楚地说，有阶级的介入，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某一种阶级成员存在。阶级存在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阶级会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决定你会相信什么，你会否认什么，你会认为什么是对的，你会认为什么是错的。一个隶属贵族阶级，具备贵族身份的人，充分享受既有状况所提供的利益与舒适，无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也就很难不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反过来看，在经济的关系中，在底层出卖自己的劳动，必须依赖众多外在的因素才能活下去，这样的人，这样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不会反对，甚至会热烈赞成推翻既有的秩序。还有，这样的人通常相信世界上没有太多事是人可以自己控制的，他会相信上帝，会相信神鬼，会相信所有这些可能会影响和控制个人命运的外在因素，这都是他的阶级身份所决定的。阶级身份因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彼此对待，从个人层次到集体层次，都逃不过经济以及阶级的介入。

那弗洛伊德呢？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之后，人不得不多有一份谦卑——不要再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了解自己。在弗洛伊德之前与弗洛伊德之后，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少人会怀疑对自我的了解。自我是一切的起源，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去探究任何客体的必然的原点。笛卡儿的论证：怀疑一切，最后，终究有一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那就是“我正在怀疑”的这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这是“我思故我在”的原意，那个“思”是cogito。cogito带有强烈的怀疑意味，我怀疑故我在，如果我否认了或我怀疑了我自己的怀疑的话，那所有一切都倒了。

可是到了弗洛伊德，怀疑任何事情不再能作为原点，怀疑这件事本身有其后面的动机，更有造成这些动机后面的无意识、潜意识，这些你自己不会知道。而且这些越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你越重要，就是因为重要所以才被压抑下去。人与自我之间构成了吊诡、奇妙的关系，你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通通是不重要的。你以为自己是个很慷慨的人，那么慷慨这种个性，一定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你觉得自己是个用情专一的人，一旦你自觉是个用情专一的人，那么用情专一这项特质对你恐怕就没有那么重要。依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一个人会自认为用情专一，八成是因为害怕承担自己实际多情的倾向，“不敢”多情所以才变成一个专情的人。

很残酷地说，对自我的任何理解，都恰好证明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被这样分析了，或碰触过这样的分析后，你怎么还能够跟自己保持原来的和平关系呢？在弗洛伊德之后，人的自我变成一个战场，而且是一个可怕的战场，而且这个可怕的战场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个战场上驰骋的战士不是你自己。在你的自我场域中，你反而是被剥夺权利的，主角是精神分析师，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学问。

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弗洛伊德，中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前后三阶段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发现其趋向是越走越狭窄的。刚开始，达尔文的改变多大！改变了人与外在整个世界、所有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的影响范围就缩小了，他没有讨论动物的阶级性，只关心人；他不管豺狼虎豹它们怎么来的，也不在意豺狼虎豹和我们的关系。再到弗洛伊德，他更集中关心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自我理解多么不适合挖掘出关于你的内在真相。

个性发展到世纪末出现了颓废

从一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一项巨大的时代意义，是人对于所有一切外在事物的兴趣，在19世纪到达最高峰，能够被征服的地方都征服了。相应地，所有该被了解的东西也都被纳入知识的范围里了，就算没有完全解决、补满知识的内容，其基本架构、其门类安排，也全都在那里了。人将知识的触角扩到最广，同时也就不得不开始收缩了。于是到了19世纪结束时，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希望容纳所有未知的巨大扩张野心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继续扩张了。

并不是说宇宙之间我们都了解了。宇宙当然有其未解之谜，但是宇宙的问题在19世纪人的心灵中，找到了一个清楚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天文物理学。天文物理学里也逐渐浮现了那个终极的课题，就是：“宇宙是怎么来的？”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到20世纪，物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地追溯宇宙的起源。

有两种方式可以追溯宇宙的起源，一种是朝向最遥远，离我们最远最远的天空边界去找；另一种，19世纪末的科学家就发现了的相反路径，就是去探究最微小的东西，最细微的物体内部的结构。原子结构的发现，在物理学上是巨大的突破，是物理哲学上的突破。原子的构造竟然和一个星系的构造如此相似。怎么会这样？这两样东西，至小的与至大的，是可以彼此连起来的。最广大的与最微小的，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探究上，出现了终点，人类找到了未知的界限何在。这是19世纪的特殊进展，人类知识不断地扩张膨胀，到后来又慢慢收缩，不是自恋、自闭型的收缩，而是发现了：最广大的问题与最微小的问题经常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世纪末”，世纪末的思想和文化气氛。

什么是“世纪末”？“Fin de siècle”现在成了指涉19世纪末的专有名词。这是法语，本意很简单，世纪末（end of the century）。每一个世纪的结尾处都可以称为“世纪末”。但我们今天讲“世纪末”，如果没有其他说明的话，指的都是19世纪的世纪末，因为19世纪的世纪末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Fin de siècle”指的是19世纪即将结束时，然后一路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弥漫的思想与文化气氛。

“世纪末”的特殊文化气氛当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有其前因后果。追究“世纪末”的前因，最好的方法是阅读尼采。尼采正是开启“世纪末”的关键思想家。尼采将欧洲人原本巨大、完整的关怀，对于人类全体的秘密，对于集体现象或集体命运的关怀，进行了大逆反。尼采要人从抽象的思考回到具体存在面向。他认为，抽象的思考是我们作为懦夫，为了逃避生活所发明的种种借口。你为什么不看个体存在事实？你为什么不愿凝视生活？尼采始终如此挑衅着。

再者，尼采一再强调“个人”，或者说作为个人存在的特殊性质，个人性（individuality）。尼采将西方神学和哲学翻转过来，而以“个人性”为其核心。他为什么反对耶稣基督？他为什么甚至反对人的同情？因为同情就使得被同情的对象失去了“个性”，被同情的对象可以依附在对他产生同情、提供帮助的人的身上，不去面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尼采哲学中有一份冷酷。为什么尼采要强调“超人”？因为人必须超越自己，必须超越自己的限制，超越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追求成为一个“超人”。每一个人都要当“超人”，每一个人都不要等待耶稣基督来救你。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自己去做耶稣基督救赎自己，不用去同情别人，不用去帮助别人。这是彻底的“个性”，这是彻底的“个人自我中心”的一种哲学。

尼采的著作是浪漫主义的一支最高最远的火把。火把能够烧起来，能继续烧下去，因为尼采是那个时代气氛的重要代表。浪漫主义要从西方19世纪发展到极致的抽象、理性的集体思考反转过来，问：抽象的、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如此重要，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了抽象的、理性的、客观的思考，而忘掉自己、牺牲个人感受吗？浪漫主义说：不可以。浪漫主义认为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放弃对自我生命的责任。尼采和“世纪末”密切相关。“世纪末”就是浪漫主义从世纪中期之后，慢慢一点一点累积的个人自我主观情绪，发展到了最极致的阶段。个人自我主观情绪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decadence”，我们通常将之译作“颓废”。

Decadence，它的词根是“decay”，就是一样东西腐败、腐烂、腐朽的过程或状态。最早认为19世纪在走向“颓废”的，应该是马克思。尼采说我们活在一个“颓废”的时代里。“颓废”并不是形容人过着一种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不喝水只喝酒，烟一根接一根，中间穿插摇头丸的颓废生活。在哲学上，或者说在时代的意义上，尼采说“颓废”指称的是所有事物，只要是有组织、有结构、有集体性、有组织性的东西，都在衰败、崩解当中。这是“颓废”，任何原来有结构，看起来站得住的东西，现在都要么散掉了，要么正在溶化解散中。这样的时代是颓废的时代。

这本来只是尼采在他的一本书《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里的一段格言，一段描述。后来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史学家卡尔·休斯克[2]，从尼采那里借来了名词和概念，写他对世纪末维也纳的研究。他以颓废、衰败、消解来统合世纪末维也纳的政治、艺术和思想，写成了《世纪末的维也纳》[3]。1980年卡尔·休斯克的书出版后，关于“世纪末”的讨论就与“颓废”分不开了。

尼采是对的，卡尔·休斯克是对的。并不是“世纪末”的每个人都过得很颓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切有秩序的东西、有组织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有架构的东西，都在慢慢地败坏的那种气氛，的的确确是欧洲到了19世纪末，最新、最明显、最突出的现象。掌握这种气氛，同时也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意义。

[1]1982年志文出版的《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的繁体中译本译为“欢悦的智慧”。

[2]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1915— ），以《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获得1981年的普利策非小说类作品奖。

[3]《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麦田出版，2002年。

中央中心再也把守不住了

表现世纪末的颓废，休斯克选择了维也纳作为中心。他分析了维也纳的建筑、维也纳的艺术、维也纳的政治，以及维也纳的科学。为什么是维也纳，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19世纪初时，欧洲主要的国家都致力于建构帝国，然而到了19世纪末时，欧洲的基本结构却远离了帝国，变成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了。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最强悍的主流。

所谓19世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这超过一百年的19世纪中，发生了什么事？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帝国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看它楼起；接下来又慢慢瓦解，看它楼塌了。在帝国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日不落国”，就连最强大的“日不落国”的典型，大英帝国，对自己的地位都不满意。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或许分布最广，然而旁边有那么多对手帝国虎视眈眈。在帝国时代，这些帝国都像通俗武侠小说中的思考模式，“武林”只有一个，“武林盟主”当然也只能有一个。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终极野心都是要把世界变成帝国，把帝国变成世界。没有到征服全世界，帝国不叫作成功。

不过这样的一种整全性的（holistic）、把所有东西都要包纳进来的帝国式逻辑，在19世纪中逐渐走不下去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诗《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中，有一句传颂很广的句子，说“the centre cannot hold”——中央中心再也把守不住了。句子很简单，却再准确不过地传达了这个变化，即19世纪末帝国的处境。帝国是将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通通包纳进来。用音乐史做比拟的话，帝国就是古典主义的音乐，要将所有不同的元素整合起来，化而为一。中后期的贝多芬同时在做两件事：一方面，他写钢琴奏鸣曲，千方百计地试验单一一种乐器，一个演奏者究竟能发出多少丰富多样的声音；另一方面，通过交响曲，他在试验一首作品中到底可以容纳多少不同的声音。前者是他为后来高度个人主义精神昂扬的浪漫主义开的路，后者则是他将古典主义推到最高峰的贡献。贝多芬的交响曲，老实说就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大到能容纳所有不同的声音，弦乐、木管、铜管、打击，最强大的与最微弱的，最高音和最低音，最后还要加上人声、独唱与合唱、多重声部，全部在这里。你可以在《合唱交响曲》里找到所有的声音，声音的可能性都在这首曲子中，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如同宇宙般多元的声音微型宇宙。

继承贝多芬的这种追求，还想努力予以扩展的，是马勒。马勒的交响曲比贝多芬的编制更庞大。《千人交响曲》的名号不是随便乱取的，那样一首作品按照马勒的设计，舞台上真的要动员到将近一千个人，两倍大的管弦乐团、合唱团，中间除了要有男女高低音声部，还要有一个大型的儿童合唱团，因为小孩儿的声音跟成人不一样！写完八首交响曲，马勒接着写了《大地之歌：一个男高音与一个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里面用了德文意译的李白的诗创作了一整组连篇艺术歌曲，将歌曲人声和交响器乐融合在一起。不过这首作品并没有成为马勒的《第九号交响曲》，他刻意躲开了编号。因为他相信“九的诅咒”，贝多芬和舒伯特都在创作九首交响曲之后就去世了，而且他们的第九号交响曲也都是巅峰之作。马勒觉得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交响曲在他心中没写出来。他一度以为《大地之歌》应该可以是那整合一切声音的终极作品，可是他越写越不甘心。《大地之歌》还不够大，没有大到可以含纳所有他想象中的声音。他还想创作下一部作品，那个终极的作品还没出现，那就不能先用掉“第九号”，只能是《大地之歌》，容纳了大地的声音。马勒同时似乎在暗示：还有空中的、地下的声音没有进来，还有更多的、更伟大的东西等着要出现。[1]

帝国的基本精神就是这样，然而帝国慢慢不流行了。马勒是个旧时代的拖油瓶，作品一度没人理会，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靠伯恩斯坦的努力，才又再度受到重视。帝国越来越不流行，因为原本帝国内部各种不同的东西现在都要发挥个性，要各自去独立了。帝国逐步消散，民族国家取而代之。民族国家追求，甚至不妨说，民族国家假装一种集体的同质性。帝国是由内部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民族国家却认定一个国家，不管是六百万人或两千三百万人，国家内部的人拥有共同的个性，大家是同一个声音、同一个个性、同一个生命。

民族国家是呼应那个时代精神的精神发明（mental invention）。使得帝国崩溃的，是对于个性，乃至于对于差异性的强调。尼采批判耶稣基督，说：为什么一个驼背的人、一个瘸子，要去拜托耶稣基督让他们变成正常人？你的驼背，你的瘸，就是你啊！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正常的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个性。在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里，人当然倾向于反对集体。民族国家本质上明明是集体的，却要将那个集体性包装成个性。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个性，每一个国民都分享这样的个性。以国家的个性作为自己的个性，如此既迎合了个性的需要，又保留了集体的系统。靠神话（myth）和一致（unison）建构起了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19、20世纪的主流。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写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3]中精彩解析的重点。创造民族国家需要神话，需要历史，为了说服大家，我们都是同样一种历史的产物，所以当然拥有共同的个性。真正的个体性，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不在个人层次。

我们还可以借由一致来了解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国歌，国歌绝不会是合唱曲，国歌是齐唱曲，让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所有人全部融合在那首歌中，差别的自我声音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共同的声音，你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你。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变成人类集体性组织原则中最重要的，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19世纪帝国分裂过程中，撑到最后还没有转化成民族国家的两个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最后的帝国也崩溃了，最后崩溃的，瓦解得最彻底。因为缺乏民族国家的新原则在中间，把它撑住，让帝国消解当中散掉的集体性，借由民族国家这个中间单位把它重新整合起来。当其他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国家运动时，奥匈帝国是个落伍的例外。奥地利、维也纳有其光辉，但维持的都还是旧式的光辉。放在民族国家的新运动中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帝国的组织上、在响应民族国家上，两者都一样，它们的帝国是零散的，它们都跟不上时代。这种跟不上时代的状态，在“世纪末”其实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于是维也纳就变成了“颓废”最重要的中心，因为维也纳把那个时代集体性正在消散过程当中的所有混乱、所有衰败，彰显得格外清楚。

[1]马勒将第八号《千人交响曲》题献给妻子艾尔玛，当时艾尔玛正与格罗佩斯（后来的包豪斯创始人）发展婚外情，马勒为此苦恼，曾向弗洛伊德寻求协助。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年生于中国昆明，现为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政府及亚洲事务研究荣誉教授，其最受赞誉的作品为《想象的共同体》。

[3]《想象的共同体》，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初版，2010年新版。

维多利亚时代压抑了真实自我

弗洛伊德就是“世纪末”维也纳的产物。应该这样整理，第一，弗洛伊德是欧洲的产物，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思潮起伏流荡，在他身上都留有非常清楚的印记。第二，他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一项标杆，浪漫主义发展到极致处所产生的问题与价值意识，也都在弗洛伊德生命与思想的底层发生作用。

在《梦的解析》及弗洛伊德其他作品中，我们会看到：第一，当然还是个人主义，个人是知识主体，同时也是客体。第二，是欲望。浪漫主义反对理性，反对抽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抽象、理性压抑了人的欲望，压抑了人的热情。欲望、热情，个人最真实且最具体地感受到的东西，却在理性、抽象与客观中，被排除掉了。浪漫主义的音乐将音乐的目的彻底改写了，不再是理性结构与秩序的表彰，不是为了要证明声音可以如何被编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音乐应该是出自个人，展现热情、抒发情绪，表达个人感情的一种手段。而个人感情中最强烈的，却在19世纪的社会、欧洲文化的环境中最被压抑，最不被认可的，就是欲望，尤其是性欲。大部分的欲望，在19世纪的欧洲都是被严加看管的。严加看管的来源是理性以及社会秩序，所以倒过来，如果要挑战理性与社会秩序来彰显个人个性，最佳的途径当然也就是通过欲望。

我们要对欲望这件事情再多说几句，再多做一些背景上的说明。谈西方近代史，常常会看到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或是维多利亚文化（Victorian Culture）的说法。“维多利亚”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她出生于1819年，1837年即位，统治英国长达六十三年，1901年才去世。她在位时期，是欧洲的黄金年代，而欧洲最强盛，乃至于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就是她统治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当然很重要。不过用在历史描述上，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维多利亚时代或维多利亚文化讲的不限定在英国，也不是精确地指维多利亚女皇在位的那段时间。维多利亚时代更重要讲的是一种文化与社会气氛，那是很绅士的、很压抑的、很冷漠的，可能也是很虚伪的一种环境与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即使经过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在英国消失。比较“9·11”恐怖袭击事件与发生在伦敦的恐怖主义爆炸，各国媒体都强调了英国人的冷静，英国人的反应远较美国人冷静镇定。这其实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一般刻板印象中不随便表达自己感情的英国人形象，也就是从维多利亚时代建立起来的。讲维多利亚时代，讲的是那几十年当中培养出的行为模式，以及附加在上面的道德意义和道德分量，如此累积训练出的一个社会。那样的气氛、那样的环境，英国最明显、最清楚，却不限于在英国，许多欧洲国家主流社会当时都有类似的特性。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风格及其带来的压抑。你们现在大概没有人读约翰·罗斯金[1]了吧，我年轻时接触文学评论，最佩服的人一个是莱昂内尔·特里林[2]，其次就是约翰·罗斯金。罗斯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同一年出生，比女王早一年去世，几乎是完全同时代的人。他是19世纪英国最了不起的评论家，他的评论范围非常广，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文化艺术范畴，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他都有所评论，都有巨大贡献。尤其是他重建了一套西方艺术史的系谱，说明了西方艺术史的分期，又提供了各期变化的解释，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里的基本典范，没有真正被推翻或取代。

约翰·罗斯金出身于贵族家庭，聪明绝顶，少年得志，所以他就娶了伦敦最漂亮、最有名的女人。可是结了婚，第一天洞房花烛夜之后，约翰·罗斯金就拒绝和太太同房。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或许是约翰·罗斯金是个同性恋。不过当时伦敦社交圈流传的故事是：约翰·罗斯金在新婚夜被他太太的身体给吓坏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现实中的女人身体，却看过许许多多绘画、雕塑上的女人身体。别忘了，他是个艺术史家。真实的女人比西方艺术传统中描绘的女人多了一点儿东西。据说，约翰·罗斯金从来不知道女人身上会有那种绘画、雕塑上不会表现出来的东西。他被他太太身上的阴毛，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给吓坏了。他不敢相信那么美丽的人，身上竟然会有那样古怪、丑陋的东西！他以为自己明明知道女人该长什么样子，身边的新婚太太却不是，他以为他娶到了怪物。可是他不敢讲，也不能讲，有人从他吞吞吐吐的一点儿信息中猜到了，却也基于礼貌绝对不能去跟他解释，使得约翰·罗斯金一辈子没有办法从怪物噩梦中脱身出来。他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破禁忌、逾越礼法，去告诉他事实。

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荒谬，荒谬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的时代，人对于欲望看管得那么紧，对于什么叫作礼节、礼仪，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才会有约翰·罗斯金这样的荒谬悲剧。今天的社会中，十三岁以上的小孩儿，不论男生或女生，谁不知道与性器官有关的一切？如果现在有一个青年发生了像约翰·罗斯金新婚夜那样的事，也没问题，他至少有十个电话可以打，去匿名求救。要不然父母、亲戚、朋友，甚至路上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告诉他：“哎哟，女人本来就长那个样子啊！”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再亲密的人，他的爸爸、妈妈，再要好的朋友，都没有人能跟他讲这件事，因为大家要遵守上流、主流社会的规矩。人必须保持统一的、被别人认定的、在别人心目中对的、有风度的外表。你必须要有礼貌，你的礼貌包括在对的时候说对的话，用对的词，用对的语气，用对的表情。

不礼貌的行为中，包括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感情让人家察觉。例如说失神地盯着别人看，那不可以。例如说有人让你受不了时，做出比嘴角微微牵动更大的表情变化，那也不可以。那个社会从一个角度看，人和人之间必定和平相处，只能够和平相处。但是那种和平付出的代价是：每一个人绝大部分时间都戴着面具，没有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不断被压抑，不断被掩藏。因而那样的社会的反面，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会有种种发泄与解脱的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是清教徒。17世纪为了宗教信仰而跑到北美洲的清教徒是从信仰层次反对任何与欲望相关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表面上与清教社会有类似之处，但底层却差很多。清教规范是一直管到内心，维多利亚时代的规范却只管表面行为。表面干干净净、潇潇洒洒、礼礼貌貌，背后却有兽性的一面作为发泄，这就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冲突紧张的两面性。

那个社会对行为的要求如此严格，让人不能不追求发泄，然而在发泄时又忍不住看不起自己，内在灌注了强烈的罪恶感。罪恶感就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普遍藏在社会每个角落的重要特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追求什么？他其实最想追求真正的自我分裂，意思是说，我一个人拥有两个不同的自我，这两个自我从来不碰面，这两个自我谁也不理谁。然而，这不可能。当他做一个礼貌的人的时候，他会清楚感觉到内在的痛苦和压抑，有一些东西在心里快爆炸了；但当他在阴暗中爆炸发泄时，又会有那个良好礼教的人在指责：“你是动物吗？你配做一个文明人吗？你没有羞耻心吗？”

维多利亚时代不是英国的专利。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许多主流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都有同样的现象。尼采的著作，不也就是针对一个虚伪的社会的爆发？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虚伪？人为什么要用虚伪的方式活着？为什么绝大部分时间，人不是在过自己真正的生活？人应该去追求真实，做真实的自己，过一种真的、人的生活。这是尼采的哲学性表达。会如此表达，正因为当时很多人必须在生活中面对这些问题。

尼采是如何表达的？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反复号召大家去过“自己的生活”，不过他自己的生活却从来不在人群间。他跑到山顶上去，下山时他是一位导师，身边围着一群学徒。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讲话，他的生活很单纯，甚至可以说很抽象。他训诫人要像太阳，要像日正当午，要像高山，却并没有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怎么吃才算是忠于“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面对欲望时，和一位美女相处时，该怎么过才算是“自己的生活”？查拉图斯特拉没有老婆，没有情人，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欲望的对象。他看不起那些要人清心寡欲的人，可是老实说，查拉图斯特拉其实也挺清心寡欲的嘛，他不追求财富，不追求女色，也不追求美食，更不追求富足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办法这样过日子吗？当然没办法。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高蹈的、火炬般的展现，尼采是了不起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从尼采那里得到生活上的解放。

[1]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1848年娶了埃菲·格雷（Effie Gray）。这段婚姻在1854年宣布无效，次年埃菲改嫁给原本与罗斯金交好的“前拉斐尔派”画家约翰·米莱斯（John Millais）。

[2]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诠释文学理论的“纽约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期刊《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精神医学从研究歇斯底里开始

生活上的解放需要靠别的力量，其中一个协助的力量就来自弗洛伊德的职业——精神分析师。这一行跟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虚伪的气氛密切相关。虚伪的社会给人带来压力和罪恶感，产生了那个时代很普遍的病症，叫作歇斯底里症（hysteria）。弗洛伊德最早作为一个医生所治疗的主要对象，就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歇斯底里症也是弗洛伊德在写《梦的解析》之前，最核心的研究专科。研究、治疗歇斯底里症在当时算是个好行业，市场很大，有很多人需要。在那样的环境中，谁能没有精神疾病？连像约翰·罗斯金那样有学问的人，都如此压抑，只不过为了那一个晚上看到的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就困扰了一辈子。

表面的礼仪与背后的欲望不断纠结，等到这两者之间再也没办法确切分开时，歇斯底里症就钻上来了。男人，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通常会诉诸酗酒来寻求解脱。酗酒在19世纪的欧洲主流社会非常严重，但是男人之间不把酗酒看作问题，因为如果连酒都不能喝，不能大醉烂醉的话，要怎么活下去？最近有很多关于19世纪的酒馆（tavern）或酒吧（pub）的研究。酒馆或酒吧怎么来的？它们在19世纪英国社会、欧洲社会发挥的功能，很像中世纪的“嘉年华”。那是一个被区隔开来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可以让你去闹，让你去嬉戏喧哗，让你借酒装疯，暂时解除礼仪的约束，暂时离开这个空间以外的社会加诸你身上的种种要求。男人在那里解放自己，得到短暂的逃避治疗。

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却连酒馆或酒吧都没有，所以她们只能靠歇斯底里的情绪爆炸来解放自己那个压抑已久的心灵能量。在19世纪，就相应产生了一些到今天还颇流行的偏见：例如认为女人很歇斯底里；女人会用歇斯底里的情绪来处理事情，不像男人那般冷静理性；认为歇斯底里是非常女性化的一种病症；甚至认为女性个性中本来就藏有歇斯底里的因子。

弗洛伊德及他从事的行业，最早就是从应付、治疗上流社会歇斯底里症开启其端的。他们要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对付歇斯底里症，因而产生了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精神医学是一个新兴行业，也是一门新兴学问。精神医学和之前对于人的研究，例如哲学、心灵哲学、哲学人类学等都不一样。精神医学不是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产生如此行为，他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精神医学要知道的是到底这个人主观感受到了什么，他的感觉及思考系统，也就是他的“精神”中有些什么样的机制使他如此感觉，如此思考。换句话说，它与从前的对人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重大差别。哲学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去了解人作为一个客观现象；精神医学却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试图去了解人作为一个主观感受者，其内在所进行的过程。

这里产生了前面提到过的奇特知识及权威关系。精神医生以专家的身份出现。他以专家身份的研究对象，是你的主观，你在想什么，你在感受什么。这个时候必然扭转，甚至扭曲了你作为自己主观意志，作为自我认知的那个主体。有一个人要来理解你，然后要告诉你其实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也就是说，一个外在权威套到你身上，要来告诉你你到底真正在感觉什么，在想什么。这种权威角色的形成，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巨大贡献。维也纳是精神医学及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地。从研究、治疗歇斯底里症开始，这个学科慢慢取得了作为人类主观意识的权威解释者的地位。精神医生的角色一步一步提升，功能也逐渐扩大。在提升与扩大过程中，弗洛伊德以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很大的推力，推动精神医学跃过一个高高的门槛，进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中去。

第二章 梦的性质

用“梦”来思考人是什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刚好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界。这本书是1899年11月正式出版的，而第一版的版权页却印上了1900年。一脚踩在19世纪，另一脚假装跨进了20世纪。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以梦作为他的题材，摆脱了过去研究的歇斯底里症。这中间有巨大的差别。歇斯底里是异常现象。作为一个医生来研究歇斯底里，就跟研究肺结核没有两样，出发点都是在解释异常如何产生。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都好好的，没有染上肺结核，却有一些人会得肺结核？得了肺结核之后，应该怎样治疗？同样的逻辑，大家都是人，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会得歇斯底里症？歇斯底里症来自哪里？这是本来的问法。

但梦不是啊！梦是异常，梦是个病吗？梦当然不是病，梦是个相当敏感的研究题材。我们其实应该惊讶，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有人，才有弗洛伊德，看出梦这个题材的巨大潜力。第一，每个人都会做梦，梦不是病，在这点上，梦和歇斯底里症不同；第二，没有任何人，不管有再大的本事、再了不起的权力，可以控制自己做的梦。在这点上，梦却又很像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理论，认为歇斯底里症是不自觉意识的爆发，如果你可以自觉：现在歇斯底里快要发作了，就可以不歇斯底里。“控制”是治疗歇斯底里症的关键。可是要如何控制？必须先回头检验，究竟是碰触到什么元素、什么刺激，会像是开关打开了，诱发出歇斯底里反应来。要去找到那个开关。那个开关往往藏在记忆里，藏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记忆里，去到不愉快的记忆、经验里，寻找那个开关。一旦找到那个开关，自觉知道开关在哪里，歇斯底里症就会减轻。

在“控制”一事上，梦与歇斯底里极度相似。谁能控制今晚要做什么梦，不要做什么梦，什么时候要做梦，梦中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吗？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梦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梦怎么去。梦在过去的概念下不重要，因为它不会制造困扰。歇斯底里症一定会造成困扰。今天这里如果有一个人歇斯底里症发作了，我的课就不可能继续讲下去，你们也不可能继续听下去。然而若是换成有一个人睡着了，他做了一个荒谬的怪梦，梦到一只老虎把他的头咬掉了，他没有头继续在讲堂上漫游，我们完全不会在意，我们也完全不会知道，他就在那里睡，无干更无害。正因为梦无害，所以就算它明明不受控制，我们也不觉得可怕。

可是弗洛伊德却要问：“嘿！真的可以这样吗？你真的不在意自己脑袋中有一些东西是你无法控制的吗？”仔细想想，好像不能那么不在乎。在梦中，虚假的经验与真实的经验常常无法区分。我们都知道“庄周梦蝶”的故事，到底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如何确定是此而非彼呢？不只庄子，我们任何人都曾有过这种瞬间的恍惚吧！

梦在它自己的世界里，可以取代经验。如果梦可以在那段短暂时间中让你恍惚难分，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经验的话，那么，更根本的问题是：经验到底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证明，凭什么有把握当下所做、所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经验？市面上有那么多仿冒的路易·威登包，假设一百个仿冒品中，有九十五个你看得出来：“得了吧，这是在地摊买的。”可是还有另外五个，甚至只要有一个，是可以乱真，那就麻烦了。你要如何向别人证明你背的不是那五个或那一个乱真的假货？要用什么方式去分辨真假？

弗洛伊德以梦为对象要求我们去思考的，远比他原来在书里面写的更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从《梦的解析》发展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来。梦是每一个人都有，摆脱不了的，却完全不在你的控制下，甚至不在你的理解范围内。我们不能说梦操纵我们，控制我们，可是每一天做的梦都会有些东西，明明是你内在的一部分，却不为你所知，既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向何而去，根本不知那到底是什么。你不觉得紧张？你不觉得害怕？至少你会觉得好奇吧？

过去人在看待梦时不会紧张，不会害怕，甚至也不会好奇。一个原因是人对于自己的内在与外在分隔得很清楚，只在意外在行为；另一个原因是看重集体行为远超过个体行为。梦是最个人的事，藏在每个人内心不会表现出来，所以也就不那么重要。然而，19世纪时代精神的大转向，越来越重视个人，强调真要好好过日子，先得知道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潮流之下，尼采站到最高点上，大叫：“要过自己个人的生活，要把生活当作目的，不要当作手段，不要让任何人欺骗你，不要让任何人作为你放弃生活、逃避生活的借口。”弗洛伊德也在同样的时代潮流里，也同样重视个人，重视生活。他从一个病理研究者，转而研究每一个人生活里都有的共同经验，试图解决每一天在生活中真实碰到的问题。

弗洛伊德是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产物。没有浪漫主义对于个人的重视，对于内在的重视，对于情绪的重视，对于欲望的重视，不会有弗洛伊德要处理的这些题材。可是换个角度看，他又是科学主义与科学时代的产物，因为他要把科学中的那套态度拿来研究过去认为不可以研究的对象——梦，以及个人主观感受。他将原来的浪漫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成就了这样一本奇特的著作。这本著作表面有许多科学的自命不凡，装得很科学，要求读者基于对科学的信任来接受书中的结论；然而实质上《梦的解析》之所以成立，不是来自一个科学家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而是来自一个天才分析家的天才想法。

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自己

弗洛伊德提出每件事都要找出原因和结果，因果关联，他认定每个梦都有意义，既以雄辩的方式，又很有耐心地解释。读《梦的解析》，我们要将一个问题随时放在心上：什么是自我？在弗洛伊德的推论中，自我是什么，在这个“自我”中，有多少成分是自觉的，又有多少成分是不自觉的？自觉的自我与不自觉的自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主题是理解弗洛伊德理论突破性的关键之处。

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地意识到自己是复杂的。内在有无意识、潜意识、显意识等各种不同层次，还有各式各样的欲望及其压抑。可是回到1900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刚出版，第一版只卖了三百多本，说明当时没什么人搞得懂他到底要研究什么，要说什么，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这种基础。他们根本无法感觉到自己的内在有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成分，这两样都是自我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想到的“自我”，只有自觉的部分。在阅读中，我们应当去理解和重建弗洛伊德如何在《梦的解析》中一步一步说服读者去凝视，去正视我们自己不能自觉的部分。梦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梦正突显了平常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不自觉的那个部分。

读《梦的解析》开头几章，我们还可以注意刚刚讲到的弗洛伊德的雄辩。换作是你，要告诉大家梦是有意义的，要来解释梦，你会怎么开始说起？弗洛伊德选择的是：一开始全部用自己的梦做例子。而且他利用自己的梦，将自己解释得很不堪，从梦里还原自己心底的不堪，至少是当时的社会认为不堪的、不应该被公开的种种想法。

书中的第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如何借着梦推卸责任。他去医治一个病人，病人的病情却没有好转，然后有另一位医生，是他的后辈来对他说这件事。他隐约感到这位医生似乎对他有所指责，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一个牵扯好多东西的梦。牵出另外一位与这位医生有竞争情结的人，梦中弗洛伊德借称赞那个人来贬抑这位医生。然后梦中又牵到这位医生曾经因为建议使用可卡因而害死了一个病人，再牵到另一个没有被医好的病人……我们一边读一边想：原来做梦的这家伙心术这么坏，报复心这么强；继而想起来这是弗洛伊德在描述自己啊。我们又不得不叹：哇，他真的好诚实！

于是，在这样的阅读心情中，我们就接受了，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些梦应该是真的。这就是弗洛伊德要的效果。接着他讲了第二个梦，中间还穿插讲了他儿子和女儿的梦，解释什么是满足愿望的梦，然后再讲回自己的梦。梦中牵涉的又是一般人不会大咧咧地公开讲的事。学校在考虑给他教授职位，他很担心自己拿不到，于是就做了梦，梦到了有两个同事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没有表现出来的潜意识恐惧是：“这两个人得不到，那我是不是也会得不到？”更深层的，这两个人不是随便梦到的，两个人都和弗洛伊德一样是犹太人，所以在梦中他就想办法让自己与这两个人划清界限：“唉！这个家伙，因为他曾经有法律诉讼案件，所以他升不上去。”另一个家伙：“因为他是个单纯的笨蛋而升不上去。”换句话说，“他俩各有特定的理由升不上去，所以他们升不上去不是因为犹太血统的关系，所以也就不会影响到我，我就有机会可以升上去。”这些是藏在梦境深处的沉默旁白。

弗洛伊德以这种方式赤裸裸、无情地表露自己，老实说，这正是弗洛伊德最了不起的地方。无视当时社会的虚矫，勇于将自己虚伪的一面呈露出来。或者该说，因为当时社会的虚矫，就故意将自己虚伪的一面呈露出来。利用让自己的不堪展现在读者眼前，先来说服读者不要抗拒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梦透露出的信息不会是一个人高贵、荣耀的一面。设定了这个基调，才有办法讲什么是梦的折射扭曲，也才有办法分析梦扭曲现实的几种不同机制。这样的写作是有策略、有计较的，《梦的解析》第一版虽然只卖了三百多本，那是因为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不过等到人们开始有能力意识到弗洛伊德大概要讲什么时，这本书的影响力就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了。

这本书大胆而且细腻地告诉我们：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自己。这本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弗洛伊德记录的梦，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却一点儿都不陌生。尽管一百多年来，外在的现实世界改变这么多，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洛伊德，他选择记录在这本书里的梦，竟然都还让我们觉得熟悉和亲切。外在世界改变这么大，人做梦的原理和原则却没有相应的大变化吗？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书，我们今天读还是会产生直接的切身感受。

梦、自由联想与诙谐

为了要备课，昨天睡前我又把《梦的解析》拿出来翻一翻，东翻西翻，这里读一点儿，那里读一段，结果晚上就睡不好了。几次醒来，一醒来就问自己：“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梦里怎么会这样？”睡眠变成一件辛苦的事，因为通过弗洛伊德的提醒和示范，睡眠成了自我理解与自我分析的课题。读《梦的解析》一定会有这种类似的效果，一边读一边与自己的梦搏斗。经历了之后，你会告诉自己：“的确，我不了解我自己。的确，过去的自我认知、自我形象都是错的。”只有你开始认知你的自我形象有问题，你才会变成稍微真实些的人，也才有多一点儿机会变成自己想要做的人。这是读这本经典的附带效果，你可能会因而失眠几夜，但我相信那是值得的，你会从失眠中换得重要的自我理解工具。读《梦的解析》，我们一边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想什么，另外我们也利用他的思想，进一步做自我训练。

《梦的解析》很好读，排比了一连串的梦的记录，然后又有一连串关于这些梦的道理。弗洛伊德不装神弄鬼的，即使他的道理看来牵强，他都会想办法将牵强的道理尽量讲得清楚明白。如果大家还有时间，不妨同时读另外几本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能更懂得弗洛伊德理论的现实关联。例如他的另一本书《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讨论了自由联想，也就是不经控制，也不受控制的种种联想。日常生活里有多少联想、如何联想，其实就透露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刚刚在讲课过程中，我讲的内容只有一个，但听课的每一个人却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联想。我讲约翰·罗斯金的故事，你联想到什么？我常常有冲动想查看一下你们课堂上低头写的笔记。如果我真的可以不顾你们的隐私将这些笔记全都收来，哇，那一定很精彩，很有趣。如果先将我的讲词整理出来，后面放上一百个人针对这一讲内容所做的私人笔记，那一定是本很有启发，同时又很好看的书。一百个人做了一百种不同的笔记，这些笔记里面呈现了一些不同的错误、不同的联想，还有更不同的评语，那一定好玩得不得了。不过这种事不能事先安排，像你们这群人就做不来了，因为你们已经有了提防，就会自觉地写这个不写那个，会自觉地掩饰真实联想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本是弗洛伊德对于幽默和诙谐的分析：《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你们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认为什么事好笑，什么事不好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事会逗引我们发笑，弗洛伊德认为都牵涉潜意识反应。看过那本书之后，你可以再去试试看电视的综艺节目，或许很多本来觉得好笑的内容，就不会再觉得好笑了。因为发笑之前，你会想起来：啊，依照弗洛伊德的分析，如果在这里笑了，就代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不会吧？你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久而久之，你也就不想再看那种节目，把时间省下来了。

将这些书和《梦的解析》对照读的话，所谓“生活精神分析学”的轮廓，就浮现出来了。这是弗洛伊德著作中的一支主轴。弗洛伊德的知识关怀，还有另一支主轴，环绕《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作为核心，那是从精神医学、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集体秩序及文明规范道理。这支主轴是比较晚才发展的，和《梦的解析》也比较缺乏直接联系，课堂上无法细谈，但请大家不要忽略了。

弗洛伊德六十八岁时，一本杂志向他约稿，请他回顾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他写了一篇自传式的文章，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1]里面就提到了荣格，说他当年任命荣格去当“弗洛伊德基金会”的主席，是多大的错误！接着罗列了荣格和他之间的诸多差别。要知道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差别，这是很重要也很有趣的一份文献，应该读读。那篇文章里也骂了另一位门生阿德勒，骂阿德勒荒谬到否定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核心是性欲（sexuality）。阿德勒主张人的所有问题来自权力，弗洛伊德大叫：“权力正是一种被压抑的性欲（repressed sexuality）的表现！”离开他的门生都被他骂了一顿，接下来弗洛伊德说：“我怎么会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呢？”还有很多学生留着，跟他关系良好。他又一个一个写这些人。离开他的，荣格、阿德勒等人都扬名立万；留下来被他称赞的，今天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荣格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差别，在于弗洛伊德彻头彻尾保持科学姿态——虽然很多人嘲笑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怎么会是科学——荣格却很早就放弃科学的姿态，转而相信精神分析学的成立，应该建立在无法，也不受科学方法分析的几个神秘力量上面，像是原始的阳性力量（animus）和阴性力量（anima）。荣格还喜欢讲原型（archetype），这些都是不受科学态度规范的神秘主义产物。荣格的精神分析后来没有受到太多重视，相对地，反而是这些神秘主义部分，引来了许多信徒和追随者。这些概念经过各式各样的变形，又和东方哲学尤其是印度教结合，从克里希那穆提[2]一路下来，接上了今天的新时代（New Age）思潮。荣格绝对是个重要人物，尤其在艺术、美术上面，他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等潮流。潜意识的观念、分析会化为美术运动上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受弗洛伊德，而是受荣格的影响。

[1]请参考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读本》（The Freud Reader）。（目前没有出版中译本，读者可以参考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传》，立诸出版，2006年。）

[2]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曹又方、胡茵梦、王季庆为方智出版社策划的“新时代”系列大量引介到中文世界。

人应该回到经验

尼采与弗洛伊德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是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时代精神底下的产物。尼采重要的价值在于反对抽象，反对原先理性主义对待生活的态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再训示要去生活，要去正视，正对生活。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影响了很多人，当然也影响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很自豪于他自己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在创设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之前，他是个精神病理师（psycho-pathologist），是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与治疗者。弗洛伊德相信自己成功地处理了西方哲学、哲学人类学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哲学人类学中从来不知如何安置经验，不知如何处理经验的问题。这就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精神的联结点，也就是：人应该要回到经验，应该处理经验。

当然，西方哲学不是完全不处理经验，不过在处理经验时，西方哲学传统一直囿于主体客体二元论的框架。也就是说，认定所谓“经验”就是有外来的一种刺激，被一个主体，就是我们自我，接受之后产生的。在西方哲学的传统里，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主张、不同派别，我们总可以清楚分出来，他们是属于客体的那一面，还是属于主体的那一面，也就是倾向于“客观主义者”或是“主观主义者”。

“客观主义者”对经验理解的前提是所谓的白板说（tabula rasa），意思是，人类生来像张白板一样，外力、外在的客体，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接收到什么样的东西，像是在白板上涂抹了颜色和图样。在客观主义者眼中，该做的事是认真探索客体世界，因为客体世界给了我们什么刺激，我们才相应产生什么经验。经验的重要性在于那是我们通向客观世界的工具和管道，经验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重点在通过经验碰触客观世界。

“主观主义”却认为其实所有的经验都是在主观感受中产生的，虽然外界客观世界对我们会有所刺激，但人永远只能以主观感受的中介接受世界，没有办法越过主观直接证明客观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舍人的主观经验以外，别无客观世界。所以主观主义者主张，哲学应该探讨的是，也只能是人类的主观。人类主观决定了一切，主观之外，无法存在，无法证明另外一个客观世界。

最有名的主观主义者乔治·巴克莱[1]是位神父，荣任主教。他的极端主观主义立场是为了要证明上帝的存在。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看到的颜色与我们看到的都不一样。他看到的蓝色，是我们看到的黑色；他看到的红色，是我们看到的蓝色。可是他在我们之中生活，我们有办法发现他所看到的颜色与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吗？遇到一个蓝色的东西，虽然他看到的是我们认为的黑色，但他会说这是蓝色，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颜色称为蓝色，他当然就跟着用同样方式来命名。他看到红色，尽管在他眼中看到的是我们的蓝色，可是他还是会跟着我们称那是红色。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都是这样，不是吗？你以为的蓝色，你所看到的蓝色，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与我看到的蓝色，刺激出我们两人心中同样的颜色经验？只是这个颜色出现，我们都称它为蓝色，而我们彼此是同意的。

这就是主观主义者提出的挑战。当每一个人都只能通过主观来接收世界，客观世界本身，就无法证明，至少是无法经由人来证明。还有一个对巴克莱来说更重要的挑战。等会儿下了课我们大家通通离开了，要如何保证这些椅子还继续存在？当你看不到这些椅子时，你知道它们还存在吗？我们无法知觉这些椅子，所以其实无法知道，我们只是“假设”它们会继续存在，“假设”明天我们回来又看到它们，而且“假设”这中间它们并没有消失，这些都不是感官经验，只是“假设”。

所以巴克莱说：人类的最大困扰就在于，我们只有通过主观，才能感受这个世界，可是每一个人的主观都是个别主观的。要让这个世界具备“客观性”，我们非得需要有个外力，保证我们主观所领受到的这个世界，会安稳地、持续地存在下去。所以，为什么需要有上帝？或我们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今天你一离开，物体一离开你的感官，可能就变化了，可能就不见了，这个世界可能就不再是这样了，如此我们的存在就没有了保障。我们的存在依赖于外在世界的基本客观性，它不能那么轻易失去主观感官的保证，看管就消失了。这就要靠上帝。

这是主观主义立场。在《传习录》里，王阳明也进行过类似的讨论。在完全没有人看到的空谷里面，有花自开自谢，那花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精神，没有一个主观的感官去感受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存在过。这种存在是不是事实？

这是过去西方哲学处理经验的方法。然而，从受到尼采哲学影响的那个时代精神中，从弗洛伊德他们这些人眼里看去，将主客设定为两块，主观一块，客观一块，大有问题。客观主义者假设主观这一块是不动的，单纯接受客观，而且如实地反映客观；主观主义者假设因为有上帝的保证，客观世界是不动的。弗洛伊德以及弗洛伊德以降的人类心理的探索，脱出这套二元论，主张对于经验的探究，关于经验的认知，最重要的既不在主观，也不在客观，而在于主观如何适应客观。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感官，不会如实地接受客观世界。换句话说，客观世界跟我们所形成的主观印象或主观感受，中间是有差距的，而且是有巨大的差距的。

弗洛伊德的出发点是：我们所领受的客观世界，永远不会是完整的，中间会经过主观改造、扭曲，才变成我们的经验。因而重点既不在于主观到底产生了什么经验，也不在客观，这个客观世界到底是什么，重点在于到底因为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任何一个客观的信息进到我们身体，进到我们感官时，就化身成为每一个人不同的经验。

所以，第一，经验是个人；第二，经验是扭曲；第三，这中间存在着一套扭曲的机制。我们并不是完全不能认知、理解客观与主观之间，客观世界与主观经验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运用科学上的归纳法，去比对各种不同的人的主观经验，从相互主观中涌现出一个客观。详细调查了各种相互主观后，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看到的客观世界，与其他人之间都有差距，但所有这些不同的、主观的、有差距的、有缺憾的现象加在一起之后，我们可以趋近客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接近客观，一旦知道了客观是什么或客观像什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那为什么人类的主观会和客观之间产生如此的差距，产生如此扭曲的经验？这些经验怎么来的？人到底是用怎样的方式不断地吸收、改造、运用，甚至经常滥用及误用外界给我们的信息和信号来形成自己的经验？精神分析学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那个扭曲的机制。

[1]乔治·巴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英国经验主义代表性人物，与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齐名。

第三章 压抑

性欲的压抑是文明的开始

弗洛伊德与尼采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弗洛伊德与达尔文也有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对于人怎么生存，人要活下去需要有一些什么条件的基本想法。所以他整个系统的最初始的起点，就是性的压抑。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会一再看到关于性、关于性欲的讨论。《梦的解析》到第五章、第六章就开始讨论“原欲”。人生下来就拥有的强烈欲望，那里面就有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

达尔文主义（不一定是达尔文自己的理论）主张物种要传留下来，必须强大，而且必须不断生产，再繁殖。能不能在环境中取得有利条件进行繁殖，是生存乃至于进化的基础。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弗洛伊德大系统的前提就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我们最原初也是最重要的欲望就是繁殖，就是与繁殖有直接关系的性欲。如果缺少了这种繁殖的欲望，没有这种原欲（libido），依照达尔文主义，人就不可能繁衍下来，变成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人类的原欲和其他生物的繁殖、生殖冲动有什么不一样？从达尔文主义得到的灵感与暗示，让弗洛伊德主张：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跟其他生物不一样，之所以能进化成为最高等的生物，那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强大的性欲，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硬是将性欲压抑下去，进而将性欲含藏的巨大能量，激发并运用到别的地方去。

弗洛伊德进行研究、建构系统的过程中，比《梦的解析》稍晚一点儿，发展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当时比他《梦的解析》里面谈到的很多题材，包括性欲、对名望和金钱的渴求，甚至偷情、乱伦等，都还要更具争议性。那就是婴儿的性倾向（infantile sexuality），或者说婴儿的性欲。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突破性观察。他主张人类并不是简单的延后青春期（belated puberty）。人类是所有的生物当中成长最慢的。大部分的物种生命周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甚至可能长达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可以繁殖的。在进化表上排得越后面的物种，成长越快。一只只有三天寿命的昆虫，很可能出生第一个小时就已经成长到可以交配了。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物种在面对生存竞争时，会采取的策略是让生命当中可以用在交配繁衍的时间尽量拉长，这样繁衍后代的机会也就越大。然而，人类不是这样，人类繁殖时间所占的比率很小。用19世纪的标准来看，那个时候人的寿命较短，平均寿命可能只有五十岁，那时候青春期（puberty）来得稍微早一点儿，可能是十一二岁，停经、更年期相对也比较早。算一算，五十年光阴里能够繁殖的时间顶多只有60%。现代人类的比例更低，现代女性可以繁殖的时间不到平均寿命的一半，不繁殖的时间超过繁殖的时间。这是人的奇特之处。

到弗洛伊德的时代，进化论的研究已经理解了人类延后青春期在进化上的用处。延迟繁殖使得人类的成长期拖长，用这种方式来充分准备人的细胞，尤其是脑细胞的发达。人类进化的最重要优势在于学习。学习的能力嵌入在我们的脑细胞里面，所以人类需要比别的动物更长的时间来准备大脑和整个神经系统。人类女性怀胎十月，怀胎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十个月后出生的仍然不是一个成熟个体。你去看母马生小马，小马一生出来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站起来；人类却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会站起来。

站起来还不是最花时间的。最费时的毕竟还是大脑的发育。人类有最复杂的大脑，以及最复杂的神经系统。这个大脑复杂到有能力学习，这就让人类的成长更花时间。不是说大脑长成了就好了，它还要学习，接下来要累积学习的成果。人可以利用时间来换取能力，这是绝大部分动物没办法做到的。大部分的动物，包括大家在家里养的狗和猫，它们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不再成长了，不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增加更丰富的能力。一只猫可能花半年时间长大，长大后就定型了。它绝大部分的能力都在基因上，受到外界训练而得到的能力，相对很少很少。不是只有老狗才学不了新把戏，而是所有的狗都学不了新把戏，它能够会的把戏几乎都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动物如果延迟繁殖，对它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别的狗八个月可以开始生小狗，如果这只狗生来生殖器官长得慢，它要到两岁才开始生小狗，那能生出的小狗必然就比较少，这样的个体在繁殖竞争过程中就会被淘汰。

人类不一样。让我们假设，原本的人类都是八岁就开始生小孩儿，今天却有人身上具备突变的基因，使得他要到十三岁才能生小孩儿。这种突变基因如果出现在其他物种身上，很快就会消失，因为没有生存竞争力，别的个体已经生好几个了，你都还没有开始发情。然而发生在人类身上，这个到十三岁才发情的个体就会有更长的时间去学习，去累积更多的能力。

别人八岁就发情，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经历花在繁殖的需求上，但这个十三岁才发情的怪胎，他八岁时可能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打造出一把斧头来。他就取得了优势，从学习能力上得来的优势，他因此可以猎到较多的猎物，他就能够摄取到比较充分的蛋白质，得到在繁衍竞争上不同的另一种优势。所以这个个体非但不会消失，还很可能借这个竞争上的优势，逐渐取代那个八岁发情的个体。

人的青春期，就是在这个道理上延迟了。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解释。换句话说，进化论是从自然因果的角度来看延迟青春期。弗洛伊德却在这上面做了一个大翻案。弗洛伊德为什么要研究婴儿的性倾向？很多学精神分析的人，都搞不清楚弗洛伊德为什么要谈婴儿的性倾向。对弗洛伊德来说，婴儿的性倾向其实很关键，他要借此来证明人类的延迟青春期不是天生的。

弗洛伊德指出，其实人类在婴儿期就有了性欲表现。这种性欲表现，早到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发生，然后到了四岁时开始变形。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主张人类的性欲并不像进化论解释的那样，通过突变和遗传关系延迟的。一直到现在，人类在婴幼期就有性倾向，就有性欲。即使是繁衍器官还没有完全长好到可以繁殖下一代，婴幼儿都已经可能有性冲动，让他花费许多力气在原初性欲的开发与满足上。

说得更清楚些，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文明与社会机制，人类的天生生理结构会让我们很早就开始玩各式各样的性游戏，不用等到真正能够生小孩儿。弗洛伊德没有明讲，但他显然体认到了人类的发情如此特殊。人是唯一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性满足，无须等待发情期，几乎永远都在发情的动物。因此，性会带来与繁衍没有直接关系的快感，这种快感是人类的特征。与婴儿的性倾向相关的是：人类这种动物在生理结构上具备高度潜能，会将生命的大量能量花在性欲追求与满足上，而且可以是从还没有繁殖能力时就开始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那为什么人没有变成那样？为什么人类性欲的发动被延迟到十三四岁？甚至到那个时候都还不能爆发出来，还要再延迟到十九岁、二十岁以后，与一个叫婚姻的社会机制结合在一起，性欲才真正被解放。这中间有不能完全用生物生理来解释的奇怪部分。

弗洛伊德要从婴儿的性倾向导出他的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压抑（repression）。人类为什么没有全部变成野兽，没有从三四岁开始，就热衷于嗅闻异性的屁股？因为有压抑，因为有压抑产生的文明与社会。弗洛伊德不是历史研究者，他没有解释起源，但他指出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已经存在了一套详密的机制。这个机制让人在进化上面占有优势。这套机制让人不会太早就将有限的能量耗费在性欲上，那是一套将性欲压抑下去的机制。将性欲压抑下去之后，人才有时间、才有气力做其他事情，人才不至于变成一个放大的性器官。

压抑就是让人有机会去做性以外其他事的重要机制。在弗洛伊德的架构中，文明是从压抑出现后才有的。如果不将性欲压抑下去，人类不会有文明。

人生是一场原欲与压抑相争的戏剧

这里应该提一下另一个重要的概念，经济（economy）。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会经常出现精神能量的经济（economy of psyche energy）的说法，在中文翻译上常常产生困扰：“精神能量的经济”，这是什么意思？19世纪的欧洲语汇中，“经济”这些词的运用比我们今天要来得广泛和普遍，我们今天讲到经济，就想到经济学家搞的那些东西，就想到可能跟钱有关，可能跟产业有关，等等。但19世纪的人讲经济用的是其最根本的原意，就是“有限的事物要满足众多乃至无限的目标时，就必须讲究分配。要有个分配的办法，如何做最好的分配，那就是经济”。推广来说，经济就是做事情的最佳办法，就是奥妙与智慧。

弗洛伊德很在意精神能量的经济。每一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你的心理能量只够处理这么多事情，那要如何分配？依照人的生物本能，依照我们的原欲，我们的倾向是将大部分的能量放在追逐繁殖以及性欲的快乐。但如果这样，人类不可能进化到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战胜其他的物种。人这个物种活下来，而且活得那么好，因为我们学到了将能量重新分配的方法。在十三岁之前，与性有关的事物被压抑下去，十三岁之后才一点一点地放出来。而且人终其一生，没有在性欲上得到完全的解放。那套机制不断地控制着，不让太多能量朝原欲的方向去流，将原欲要占走的能量挤出来，逼出来，人才有办法去学别的东西，培养别的能力，有别的成就。这是“精神能量”的“经济”。

压抑是必要的。因此每一个人一落地，活在人类世界中，马上就碰到根源的、本质性的冲突。你与生俱来的原欲把你往性欲的方向拉，但同时外界的管辖却要压抑性欲。在弗洛伊德眼里，人生一开始就是原欲和压抑僵持相争的戏剧。集体的压抑终究会压过个体的原欲，但原欲不会真正消失，它会一直在身体隐晦的地方反抗，作怪。

《梦的解析》一开头，弗洛伊德明白主张：所有的梦都有关潜在愿望的实现。可是为什么即使在梦中，欲望都不是直接实现？我好想吃那个蛋糕，然而，梦中我不会吃到那个蛋糕，拐弯抹角、多重变形，要靠弗洛伊德的分析，才知道原来梦的内在信息是我想要吃那个蛋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梦所呈现的不是直接的愿望，而是被压抑之后扭曲的愿望。

弗洛伊德明确主张：所有的压抑都来自性压抑，都与性有关。为什么所有压抑都来自性？在我们的一般感觉上，有很多不同的压抑。有人会压抑我们的头发，学校对发型有规定，这不是压抑？从爸爸妈妈、医生，一直到电视广告都在管我们，我们要吃什么，我们不能吃什么，这不也是对欲望的压抑？为什么这些不在弗洛伊德关注的范围内？

弗洛伊德讲的压抑，不是常识性、普遍的欲望压抑，而是从婴儿的性倾向出发，导出牵涉人类根本进化路径的压抑，是那种会将欲望压进潜意识的特定压抑。一般被压抑的欲望，不见得有根源性，可以被我们放弃。然而性欲不是，性欲不但是物种繁衍的基础，而且人无时无地都会发作的性欲，又是这个物种最特殊之处，当然不是普通的欲望。

以性压抑作为理论核心，弗洛伊德一生没有改变，当然他在这上面陆续加了很多东西。例如说关于婴儿的性倾向，后来他就多添加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用来解释，为什么婴儿的性倾向无法被接受，为何婴儿在性欲上的表现、追求会被如此无情地压抑，以至于在每个婴儿的身上，都产生了创伤（trauma）。婴儿时期的原始心理伤口后来就变成他为什么做梦、做什么梦，他为什么遗忘、遗忘什么，他为什么会犯一些特定的错误（slips），他又为什么会觉得某些事情特别好笑……所有生命特质的本源。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俄狄浦斯

弗洛伊德刚开始讲婴儿的性倾向，很难说服人。婴儿那么小，完全没有繁殖的能力，两个小婴儿放在那里，难道会生出小小婴儿来吗？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道理要去压抑三岁、两岁甚至更小的小孩儿，探索他们的器官，获得原始的性快感？为什么要对婴儿表现出性的好奇或欢愉产生强烈的反感？很多人对弗洛伊德讲的婴儿的性倾向嗤之以鼻，仍然坚持根本没有婴儿的性倾向，小孩儿根本没有性欲。应对这个反对态度，弗洛伊德进一步讲了俄狄浦斯情结。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他写的名作，叫作“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的国王。戏一开始，底比斯流行瘟疫，人民纷纷来到王宫门口，请求俄狄浦斯王想办法解救大家。俄狄浦斯已经派人到神殿去寻求神谕，神谕说城里有个不义之人，导致底比斯全城受到诅咒了。俄狄浦斯承诺，一定要找出这个不义之人，将他杀了，至少将他放逐出去，来解除诅咒。

接下来，俄狄浦斯尽职地努力发现真相，一步一步挖掘出的，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一出生，就有神谕预言他会杀死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为妻。知道这件事的人用了各种方法来阻止预言成真，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措施，最后却都导致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在一个三岔路口杀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随后又进到底比斯城娶了他从未见过面的母亲。这是个典型的希腊悲剧，重点放在命运的操控上。古希腊的悲剧跟今天一般语意中讲的悲剧不太一样，希腊悲剧的悲剧性来自：有一个比人更大的力量在操控你我。我们都知道远非我们能抗逆的庞大力量的存在，可是人很奇怪，即使知道自己无法抗逆，还是无法放弃，还是要努力，还是要挣扎。那挣扎的过程就构成了悲剧，希腊悲剧。不是所有的悲剧都是希腊悲剧，希腊悲剧更不是一般的悲剧。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的神话看作一种人类原型的表现，意思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俄狄浦斯。每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都有一种弒父娶母的冲动，希腊人只是将之戏剧化地夸张呈现出来而已。这部作品之所以流传这么多年，感动这么多人，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隐藏的小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情结怎么来的呢？就是来自婴儿的性倾向。幼儿已经有性欲，他的原初性欲望对象必然是跟他最接近、生命之初唯一必然在他身边的母亲。所以婴儿的性倾向最早的表现，一定以母亲作为性对象。然而偏偏母亲是不可得的，因为她身边另外有别人。那个阻碍幼儿欲望的对象，就是父亲，也就成了幼儿眼中最大的敌人。这是欲望本能所诱发的，不是思考的结果。也正因此，弒父娶母的冲动有其不可解的根底。从“俄狄浦斯情结”就联结出许多东西来，包括恋母的乱伦危险，包括对父亲的庞大敌意产生的“死亡欲望”，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俄狄浦斯情结”不是单纯的“恋母情结”，它是弗洛伊德用来解释压抑来源的关键观念。“俄狄浦斯情结”重点不在解释个人，而是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里会有强大的力量要压抑婴儿的性倾向。因为如果不压抑婴儿的性倾向的话，结果既是乱伦，又是弒父。两件事都很可怕，都足以毁掉人类的社会生活，既然父亲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决定者，父权也就绝对不可能允许让恋母弒父的情绪奔流出来，非得将婴儿的性倾向彻底压抑下去不可。

站在父权的立场上，非要压抑婴儿的性倾向不可，而且是非常强的压抑，因为这是父亲权威与权力的保卫战。压抑下产生了文明，文明产生之后，连带也就产生了精神疾病。以此为出发点，弗洛伊德在他的体系里，对一般文明现象提出了非常新鲜的解释。前面说过了，过去的哲学不会去探讨客观现象如何被主观扭曲、改造。而人类改造、扭曲客观的一种力量正是“爱情”，这是个奇怪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力量。这个人在别人眼中明明是个丑八怪，明明是个一无是处的流浪汉，可是在爱上他或她的人眼里，在主观经验里，却是最美好的。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弗洛伊德的解释是：爱是压抑之后有限度的解放。人内在的原欲本来一直都在寻找欲求对象，可是原欲被压抑了，不能够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爱就是被压抑之后，能够合法、合理呈现出来的性欲。爱的对象，是经过装饰、扭曲的性欲对象。为什么要装饰？要装得看起来好像与性欲没有关系，这样才能够通得过他从小就形成的内在禁忌。人类一生，我们的成长其实就是学习内化种种禁忌——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应该的——的过程。诸多禁忌中，对人有最根本影响的，就是性的禁忌。性的禁忌将性视为是不应该的，性是肮脏的，把人当作性的对象是不礼貌的、不恭敬的，甚至是罪恶的。内化了这些禁忌之后，当我们碰到性欲可能的对象时，就必须先逃避这些禁忌的影响，因而我们对自己说这不是性，这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爱情。爱情就是绕过了禁忌之后，让原欲能够合理、合法表达出来的东西。

被关进地牢的蓝色衣服与香烟

在弗洛伊德的体系里看到的人类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原初的欲望不断地被关起来，不断地被压抑下去。每一次压抑就有不应该有的，会耗费能量的东西被关到地牢里去了。所以人的心智基本上是个地牢，很多东西通过各式各样的压抑机制，被塞进地牢里。问题是，塞进地牢里的东西不会消失，只是被关住而已。这里牵涉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突。人发明了一种机制来管理自己的本能，但是虽然经过了几千年，文明却没有真正同化人类，人的内在仍然是那个野蛮的动物，只是野蛮的动物学会了文明的把戏而已。文明没有真正改造人类，人类始终不是文明中所假想的那样有礼有节，有秩序地安排自己的性欲，消除侵略，消除暴力，人就不是这样。人是把所有文明告诉我们不应该有的、不要有的、不能有的东西全都关进黑牢，把它们藏起来，这是弗洛伊德揭露的人的实况。人的成长经验是一连串的选择，跟随着几条基本原理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伴随性欲的。小时候从“不雅动作”中得到的乐趣，甚至从吸吮妈妈乳房得到的满足，都被压入地牢里去。一次又一次，和性欲有关的东西陆续被压进地牢。顺着另外一条原理原则，在地牢的另外一个房间关着什么？关着因为这样的教育成长过程当中产生的创伤（trauma），其痛苦及其记忆，也包括会引发联想记起创伤的东西。

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的一条社会新闻？一位太太结婚四十年，先生从来不准她穿蓝色的衣服，因此诉请离婚成功。这简直像是专门为今天这堂课设计的一条新闻，设计得太巧妙了，精确地示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创伤逃避”（trauma avoidance）。这条新闻的背景是，这一对夫妻在结婚之前，在先生追求太太的过程中，太太曾经有过另一位男友，男友的名字里有一个“南”字或“男”字，叫什么南或什么男的。这个太太先决定要跟她后来的这个老公结婚了，她却又后悔了，想要去嫁给那个叫什么南或什么男的人，显然颇有些波折，最后才又回头嫁给这个老公。结婚后，这个老公就从此不准她穿“蓝”色，因为“蓝”色会让他想到“南”或“男”。

这是标准的精神分析题材。有些东西成为禁忌，是因为会诱发想起曾经有过的创伤，为了避免勾出创伤，就必须顺带将引发联想的事物，连同创伤一起压抑下去，关到地牢里面去。所以地牢里有一间关的是莫名其妙的、无辜的蓝色衣服。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太多这种东西。例如说，如果有人小时候遭遇过性骚扰，小女孩儿曾经被老师用不当的方式碰触身体，而那个极度不舒服，并带着耻辱与害怕的经验，发生在教室里，她可能就对教室产生恐惧。又例如说事情发生时，最不愉快的创伤过程中，她眼睛看到的恰巧是一截粉笔，她可能一辈子讨厌粉笔，任何与粉笔有关的东西都要被一起压抑下去。粉笔成了禁忌，不是因为粉笔本身，而是因为粉笔会提醒她必须要遗忘的创伤。

日本推理小说的鼻祖，江户川乱步[1]的成名作之一，是一篇短篇小说，叫作“屋根里的散步者”[2]。这很难翻译，不是“屋顶上的散步者”。屋根是什么？是斜屋顶的房子中，斜屋顶底下有平的天花板，在平的天花板与房屋的屋顶之间的那片空间。小说里有一个租房子住的家伙，有一天突然发现可以打开天花板，爬到“屋根”上去。闲来无聊，他就跑到“屋根”上散步，走来走去，等于是在别的房间上方，不为人察觉地逛来逛去。一次逛啊逛，偷偷打开天花板，看见底下另外一个房间的房客正在睡觉，睡着了，嘴巴张得开开。这位“屋根散步者”是个医学生，一时冲动，就回房拿了一小瓶氰酸钾，再走过去，从天花板上将氰酸钾滴进那个人打开的嘴巴里，就这样将那个人给杀了。

这个案子要怎样查？没有动机，没有关联，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还好有一个细心而且显然具备精神分析概念的侦探，经过推理把案子破了。侦探发现有一件原本看来不相关的事，就是跟被害人同一个房子里有一个房客，自从命案发生后就不再抽烟了。这个人本来是个大烟枪，却突然就不抽烟了。神探联想起一件事，就是氢酸钾滴下来的时候，除了滴进被害者嘴巴里的，还有一滴滴歪了，溅到了旁边那个人抽过的烟蒂上。从这点上，侦探锁定了这个家伙涉有重嫌。这个无聊又可恶的嫌犯一直到被捕，其实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戒了烟。他眼中映入氢酸钾滴到烟蒂的景象，可是意识里却不记得这件事，纯粹出自潜意识的作用，记录了烟蒂是有毒的，就再也不会想要将烟放进嘴巴里了。这是复杂的压抑，对于犯罪的罪恶感，对于自身危险的意识，交杂在这个戒烟的不自觉行为中。

[1]江户川乱步（1894—1965）的作品可见《两分铜币》（大陆地区译为“二钱铜币”）《阴兽》（大陆地区译为“盲兽”），独步文化出版，2010年。

[2]《屋根里的散步者》在大陆地区译为“顶格里的散步者”，日文原文为“屋根里の散歩者”，大正十四年（1925）刊载于《新青年》杂志八月号，后来成为乱步文学代表人物的明智小五郎，当时还是个业余侦探。

第四章 黑暗面

人的黑暗面决定他是谁

意识与人格的黑牢里，有一间关的是文明社会标准认定不适当的东西，另一间关的是你的创伤，你不喜欢的、痛苦的经验，都关在里面。还有一间关的是，会引发你联想起创伤的东西。至少有这三种性质的东西在人心的大黑牢里。这个黑牢依照弗洛伊德的图解，最底层的是无意识（unconscious），上面一点儿有一层暧昧地带，称为潜意识（subconscious），或前意识（pre-conscious），最上面才是显意识（consciousness）。这在中文翻译里会有问题，通常不会将unconscious翻译作“无意识”，因为那样在语意上很难跟弗洛伊德的解说配合得上，常见的翻法是将unconscious翻译作“潜意识”，可是如果这样，那subconscious也是潜意识，如何分辨？中文里的“潜意识”，有可能是弗洛伊德的unconscious，也有可能是弗洛伊德的subconscious。更增加复杂和困扰的是，这两个名词，弗洛伊德自己有时也会混用，不同时期的用法并不一致。

这个架构的重点是，最上面是显意识，是我们日常醒着的时候，所思考、所理解的，基本上是文明的、干净的潜意识世界，任何这块文明干净世界所容不下的东西就被压到潜意识里去。在潜意识和显意识之间有一块前意识的暧昧地带，这里有稽查者（censorship，直译为潜意识中的抑制力）。不过稽查的人，这份稽查的力量不是恒常不变的，他有时候会懒惰，他有时候会睡着，他有时候会背过身去，因而压抑进去的东西不会完全被关在地牢里，有时候有机会偷跑出去一下。

最主要决定人的主观的机制，就在于潜意识中的东西如何偷跑进显意识中。这样的解释，含藏了弗洛伊德对人格（personality）的大翻案。一个重要的翻案，显意识和潜意识这两项，哪一项比较重要？显意识是重要的，显意识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由集体文明构成的价值，因而每个人的显意识会很相近。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信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相信出轨是不对的，这是显意识。显意识当然重要，然而潜意识却更有趣，更贴近个人的个性。在显意识上，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所有真正决定你之所以是你、你跟别人不同的东西，显然只能在潜意识里。

如果没有尼采那个时代，没有尼采哲学，精神分析或许还是会以显意识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可是，这里先有了尼采哲学的逆转翻案。尼采哲学根本的主张：人要作为一个个人而活着。尼采最讨厌的，是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的重现（recurrence），不断反复出现的东西。人的显意识正就是没有个性、没有意义的重现。从尼采揭示的时代精神看，潜意识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潜意识才能告诉我们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进一步延伸：人的黑暗面才决定你是谁，因为每个人的光明面都差不多，但每一个人会有各自不一样的黑暗面。在这边，大家都一样；在那边，大家不一样。那我问你，要了解一个人，该了解什么，这边还是那边？记不记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开头的那句名言，那句名言就是将这个现象应用在描述和理解家庭上，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不需要研究同样的幸福，而要去看种种不一样的不幸。

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了大逆转——黑暗面比光明面更值得我们探究，更吸引我们。被弗洛伊德启发解放，而有了20世纪可怕的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graphic art），最阴森黑暗的东西，就都挖出来了。这些是以前被认为不值得画，不值得被表达，不应该被表达的东西，现在翻转过来成了重点，成了精髓。

梦里的信息都化过装

被压抑下去的信息是决定人格的重要部分，可是这部分一旦被压抑下去，就不可能以原样升回来，因为有守门者，有显意识压住。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决定我们个性人格的黑暗面呢？只有当稽查者没有好好稽查的时候。梦为什么重要？梦就是稽查者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人之所以做梦，因为梦是帮助我们发泄心理能量，让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可以冒上来，可以跑出来伸伸腿的特殊情境。这些压抑信息跑出来时不能大咧咧的，它还是得提防着守门者，于是它只好化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迂回改造，不能完整呈现，只能以断片的形式出现，用弗洛伊德的语汇说就是残余（residue）或琐碎残片。

《梦的解析》第五章开头又讲了弗洛伊德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然后他去追索梦的来源，发现是来自当天与另外两个朋友站在门口聊天的内容。梦不直接呈现聊天的内容，却绕了一个大弯，以昨天在一家书店的橱窗看到的一本书来表达。为什么？因为那本书不重要。正因为不重要，所以才会浮现上来。它是一条联想到重要信息的线索，线索本身不能是重要的。所有重要的信息都被守门者看管着，只有不重要的才能从守门者身边偷偷溜出去。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溜出来了，会被我们的意识所感受到呢？那种会将你牵引回去，联想到重要信息的东西。

这里产生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另一项逆转，会梦到的相对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呈现在梦里的信息都化过装了，醒时经验中比较不重要的某样东西会浮现在梦里，那是暗示（alluding）。“暗示”这个词在《梦的解析》里又是一个关键，不重要的东西暗示一个你所想要追求，却又不应该、不能够去追求的欲望。于是，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完整的与琐碎残片，有了倒过来的辩证关系。

我们的梦充满了琐碎残片，弗洛伊德提醒：千万不要将琐碎残片直接当作梦的真实信息。《梦的解析》第一章，弗洛伊德将一些过去解梦的书做了一番整理，然后叫你自己看看、问问：这样有道理吗？这样解梦有用吗？他要提出新的主张：理解梦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梦不能够直译，直接将梦记录下来，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心理运作与精神状态。很多人梦到过回到小学时，马上就要考试了，然而却无论如何到不了教室，一直急，一直焦虑，最后在焦虑中醒来。我们会以为梦是小时候记忆的残留，如梦中内容呈现的。一个没有读过《梦的解析》，也没有学过弗洛伊德式解析的人，很直接的解梦方法通常是：哎呀，你最近时间压力很大，常常赶不上地铁是不是？常常迟到被老板罚钱，因为害怕迟到，为了给自己警告，为了要让你自己紧张、警觉，你小时候最害怕的迟到经验就被叫出来了。如此而已，所以你只要记得早一点儿起床，闹钟响了时别赖床。

弗洛伊德会说你胡说八道。依照弗洛伊德的解析，我们要先想：这一件事，你小时候的创伤，现在被叫出来被你梦到了，那它就必然不是真正重要的创伤，它应该是一条线索，指向另一个更大的创伤。什么是那个更大的创伤？如果借用陈映真小说会有的情节[1]，或许那是因为考试那一天，你亲眼看见你的老师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或许那是你唯一一次考试迟到，因为迟到，所以只有你在要进教室时，看见老师被抓走。后来你一辈子不敢相信，更不敢想起老师被抓走这件事，因此你老是记得考试迟到。为何这个晚上做了考试迟到的梦？因为那天你干了一件让自己极度担心，可能是犯了法，担心有人要来将你抓走的事。于是你的意识绕了个弯，用梦见小时候考试迟到的方式来表达，来发泄你的深刻焦虑。

经过弗洛伊德，经过弗洛伊德揭示的解析原则，我们的心理结构变得非常复杂，那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什么就是什么”。弗洛伊德之后，人变得复杂，甚至变得麻烦了。人原来是个主体，以自己为出发点，以自己为前提，去研究这个外在世界，去研究客体。弗洛伊德之后，我们不再是前提，我们成了过程，你得先了解自己。你了不了解自己？在你出发去了解外在世界之前，必须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或你对自己的了解是有错误的，那你这样的一个人呈现的外在世界理解恐怕也不太可靠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质疑，作为主体的这个角色、这个资格被质疑了。我们要先探究自己，了解自己，证明自己的主体资格，可是连要把自己搞清楚都很不容易，我们所知道的自己的明白信息都是不重要的。你和你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在后设层次上。必须先否认自己原初经验的真实性，通过原初经验去探究背后所掩藏的真实。原来以为的真实顶多是线索。你能直接、简单地意识到的自己，要么是谎言、虚伪，是文明给你的面具，要么只是线索，要拉着线头一点一点耐心且敏锐地寻找，才能找到迷宫那边的出口。

[1]具体情节见《铃铛花》，洪范出版，2001年版。

人需要被揭露，被解析

《梦的解析》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人是需要被解析的，人不是可以被知觉，被知道的，人需要被诠释，需要被解析。而解析是很复杂的，是一个专业，甚至是一门艺术。“解析”创造出另一门学问，从前没有的学问，我们可以称之为后设的人的研究（meta-human study），或后设的人的理解，后设的人的学习。所谓“后设”，意味着这种研究针对的不是人的现象、人的经验，而是在人的现象、人的经验上架了一层理论之后，才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梦的解析》第四章记录了一个朋友的梦，梦见有人来逮捕他，而他被逮捕的理由是杀婴（infanticide）。杀婴是指在怀孕或刚出生的情况下杀死婴儿，所以杀婴一般是女人才会犯的罪。可是这个大男人，却梦见自己因杀婴罪名被捕。所以他就问弗洛伊德：如果梦真的像弗洛伊德主张的是愿望的满足（wish fulfillment），那么难道他希望杀了婴儿，然后被抓起来吗？

弗洛伊德的反应是问他，那一晚睡觉前，他在干什么。那个朋友回答：“我可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弗洛伊德却坚持：要分析这个梦，非得知道这件事不可。原来，这个人当天晚上跟一位有夫之妇在一起，在床上费了很大的劲儿，然后昏昏睡去。在他做杀婴的梦之前，两人醒来又搞了一回。得到这样的信息，弗洛伊德马上直接问：“你有用什么方式避孕吗？”回答是：性交中止法。

够了，弗洛伊德得出解析，他是因为害怕会让女人怀孕，而且在此之前他曾经让别的女人怀孕，搞得很麻烦，所以关于杀婴的梦不是反映恐惧，而是愿望，希望将那个可能已经种在女人肚子里的小孩儿给杀死，这样才不会有麻烦。

这一段有什么特别之处？就连我们今天读，都还觉得很刺激，不是吗？弗洛伊德说这个人是他的朋友，他对朋友可真好！维多利亚时代的礼仪规范，能违反的都被他违反了。他让这个“朋友”的婚外情曝光，还讲了“朋友”性行为的细节，包括性交中止法，要在射精之前及时抽出，做梦之前那次他就不是很确定是否及时抽出了，所以才做那样的梦。他更借分析披露了“朋友”内在杀婴的愿望。老实说，这些内容实在很颓败。可是弗洛伊德给了这样颓败的内容，一个正面的、正直的掩饰——这是对于科学地进行的梦的诠释与梦的解说，依照科学的方法，依照科学的伦理来进行的。

科学的外衣一路都是弗洛伊德的重要武装，借由科学，或说借由采取了科学的姿态，他可以去探究很多维多利亚时代认为不堪的、不应该被探究的事。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正存在于对内在乱七八糟、狗屁倒灶的事，保持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以科学之名，《梦的解析》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变相色情读物，将原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觉得不堪启口，只能做却不能说的事，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利用科学的外表，他让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初期读这本书的人得到一种今天的读者不会有的快感。有一些可以做但不能说的事，打破禁忌说出来了，那说就会比做还更快乐。在那个时代，原本不能被讲出来的内容，却有一个人大咧咧地讲出来了，而且别人还不能骂他，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病理学家，他给你看的是一份病理学论文。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么好看的医学论文，好看到当时的人不太敢看，所以第一版卖得很差，然而后来敢看了，就让《梦的解析》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一份医学论文。

我们今天的时代没那么多禁忌，没那么虚伪，我们在《壹周刊》横行的时代，也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反应，我们必须运用想象力才能体会那个不同的时代读者的感受。

第五章 精神经济学

人的记忆是一间严格而混乱的仓库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建构精神分析大系统的开端。这套大系统的根本逻辑是经济、经济体系、经济学，这个逻辑一路贯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用这样的经济逻辑去解释和说明许多日常生活中一般很少察觉的精神现象。例如说，很基本的一个精神现象是：人为什么会遗忘，又为什么记得？我们日日活在记忆与遗忘中，很少去问“为什么”，但是换用精神经济学的逻辑来看，道理就很清楚。人必须遗忘，因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有限的，人应付外界刺激的能力是有限的。依照经济逻辑，我们要有分配的系统，才能让自己正常运作下去，不至于负担过重而短路失效。

人面对外界、外物和外力刺激时，每一分钟、每一个心灵的时刻（psychic moment），我们都在做选择。人绝对不是像以前哲学所假设的，是被动地、白纸般地接受外界刺激。弗洛伊德的精神经济学逻辑告诉大家：如果照单全收，外界给我们什么刺激，我们就接受什么的话，首先这样的人就长不大了，他的系统很快就会超负荷，耗掉成长所需的能量。在每一个心灵的时刻，包括现在我跟你们讲话，包括现在我在思考而你们在接收，我们都在做种种选择。有一些选择是明显的，例如说，你们选择坐在讲堂里，接受我讲的话给予你们的刺激。我讲的东西你至少是自觉地想要听进去，将它记得，会不会真正记得是另一回事，自觉选择是要记得的。然而就在当下，你的感官其实都在接受很多其他的刺激。看看这间屋子里有几根日光灯管？刚刚我们开始上课之前，放了一段音乐。可是我如果问你屋里有多少根日光灯管，刚刚的音乐是什么，你大概都答不上来。因为你会不自觉、“自然”地遗忘掉，忽略掉这些刺激。但这“自然”其实没那么“自然”，而是精神经济学下的选择结果。如果你不忽略掉，不遗忘掉，现在你要去算屋子里的日光灯，结果是你不可能听进去我在讲什么。这样分神会完蛋，所以必须选择。

弗洛伊德看出来人类的精神最根本的问题很简单：有限的精神必须要应付无限的刺激和无限的欲望。更进一步，他又比别人更加敏锐地察觉到，在精神经济学里，有一些明确的、明显的选择，是不符合分配合理性的。

《梦的解析》第五章，弗洛伊德要再次说明梦的材料都是前一天的生活，而且我们拿来作为梦的材料，都是前一天生活经验中相对琐碎、不重要的东西。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经济学逻辑，在我们的精神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是记得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不重要的，可是为什么做梦时，选择拿来塑造梦的材料，却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这是不是违反精神经济学的原理了？弗洛伊德察觉，这是需要被解释的。

让我们从头分析一次。人为什么会做梦？为什么不能单纯睡着了就是休息？我们的精神有限，要花费的力气那么大，需要睡眠就是因为睡觉才能够让我们恢复精神。如果人可以不睡觉，那一辈子就多了三分之一可以用的时间。可是你不能不睡觉，睡觉是为了要休息，那为什么又要做梦呢？从精神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能得到一个推论：若是能自主选择，人不会要做梦，也就意味着人会做梦表示梦有人无法压抑的、无法控制的成分。

不得不做梦，可是梦的内容又都挑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弗洛伊德在建构精神分析系统时，除了受经济学影响外，还受当时同样流行的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影响。19世纪发现并确认了物体的三态——固态、液态和气态，而固态、液态、气态与压力又有关系。所以弗洛伊德相应建构了一套可以称之为“精神流体学”“精神力学”或者是“精神能量学”的概念。人类的生活中有精神能量，在经济学的考量下，能量该有适当的分配。可是注意，你不能将太多的能量，集中分配到一点上。人的精神好像是个容器，容器内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空间，如果将太多能量集中在一个空间里，就会造成过多的压力。压力会使得过挤的空间膨胀，以至于侵犯到别的领域的空间。那我们就必须让它减压。减压的一种方式是将原本坚固的墙壁打破，打破了，压力就会散掉。如果没有适度减压，压力大到太严重的程度，会发生爆炸的。爆炸会毁掉你整个精神结构和精神体系。所以人类的精神疾病，从这一套能量论、力学理论来看的话，也是起源于缺乏平均的能量分配。

因而精神经济学逼迫我们做的选择，没那么单纯。不只是选取重要的，放弃、遗忘掉不重要的。每一刻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随着新的刺激进来，我们的精神系统如果要能有效率、正常地运作，还得要不断地用新的刺激来跟它已有的分配比较、衡量，新的刺激与旧的存货比较其重要程度，然后决定该如何“摆放”。换句话说，精神经济学还要有后续安排，那就是“记忆分类学”。我们只能去记有限的事，必须放弃掉、遗忘掉大部分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可是今天记得的东西，明天还要因应新经验进行新安排。如此程序一直不停歇地进行。

怎样让重要的记忆可以方便被取得？怎样让不重要的东西被归类，压到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如果用仓库来形容的话，弗洛伊德主张我们人的记忆像是一个非常严格，却又极度混乱的仓库，因为一直有源源不绝的物质要涌进这个仓库，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看门把关的人。这个看门把关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做理性的考虑，只能瞬间一眼看过去，好，这个可以进来，其他三个退货；那个可以进来，其他八个退货。意识里的守门者，每一刻都在做这样的事。守门者很忙很忙，将他直觉认定重要的东西放进来，把不重要的东西挡开了，他还得花时间整理后面的仓库，腾出空间来。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用理性的方式整理，所以那个仓库必定凌乱。

不过，这个凌乱的仓库不是完全没有秩序，只是新的东西不断进来，仓库里面很多东西因应要移位或要丢掉，太多东西一直在这个交换流程中。人的记忆，或者说，记忆作为人精神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就因此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奇特现象。记忆一方面有一定的系统逻辑，另一方面又具有高度的偶然性。

你什么时候会记得什么样的事情，有一部分很容易被预测。例如大部分人到动物园去的经验记忆中会有大象林旺[1]。这是重要的动物园感官刺激，会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是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不只是我无法预见你们会如何记忆，就连你们自己都无法预见。想到大象林旺，有人可能会想起动物园卖的热狗；有人可能会想到当年在圆山动物园隔壁的儿童乐园；有人可能会想起看到大象林旺的那一天，陪你去的大人偷偷打了你一巴掌，等等，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联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里，联想很重要。联想是什么？联想是我们的记忆仓库里，配合精神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秩序线索。我们判断、整理自我经验的方式，通常自己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刚刚讲过，守门者在面对经验时，要什么，放弃什么，新经验与旧经验的比对时，容纳什么，丢掉什么，都不是理性的过程。不过不理性并不表示没有某种特别的次序、某种道理，只是我们无从得知这个道理，只能够掌握其间的部分线索，“联想”就是潜在次序的线索。人的记忆系统是依靠联想来归架的，什么样的经验与什么样的经验放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何归架你的经验模式，也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每个人归架的方式都不一样。讲到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个性（personality），我们就要追溯理解这个架构，通过“联想”来理解。写《梦的解析》时，弗洛伊德尚未发展出后期更繁复的分析方法，这个时期他的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联想”。掌握了联想，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同样一个梦，弗洛伊德可以分析出这么多内容来的诀窍。

同时我们自己可以学习这一套方法。并不是说这一套方法应该被服膺，而是它很有趣，是很好的练习。每当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就梦见的东西在意识中去联想，从而去辨识梦的对象、事情、过程及其象征，追问究竟是怎么来的。梦见的对象让我联想到什么？《梦的解析》第五章就是在谈“联想分析法”。

[1]大象林旺是台湾最有人气及名气的动物，是“二战”期间在中国远征军中服役的缅甸籍亚洲象。——编者注

儿童的邪恶来自原欲

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地说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本上是以冲突为核心的，是一套“冲突精神学”。他的架构站在冲突上，包括前面讲到的精神经济学，也是从冲突来的。有限的资源和无穷的欲望，这两者之间就是冲突的。弗洛伊德的分析思考方式都是冲突的，最根源的冲突就是个人具备的欲望与外界物理或社会环境条件之间的冲突。受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弗洛伊德认知的人性核心就是欲望。人的欲望中最根本的，一个是性欲，另一个是攻击性。性欲与攻击性构成了原始本能冲动，攻击为了抢夺生存资源，性欲为了要再制、复制自己，这是弗洛伊德理论中含藏的达尔文的影子。

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强烈的性欲和攻击性，出生后第一个性的欲求对象，就是母亲。对母亲产生性欲求的同时，就产生了对于父亲的竞争攻击性。因此人类一开始进入这个世界，就是与既有的世界条件冲突的。弗洛伊德并不觉得小孩儿天真无邪，充满良善。他对于小孩儿的想象与描述，也是革命性的，和之前的基本假定都不一样。在此之前，西方婴儿的形象主要源自基督教圣像学。圣像习惯中呈现抱着婴孩的圣母，圣母怀中的婴孩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也就必然是全无瑕疵、彻底天真、圣灵充满的。影响所及，婴孩就是不能沾染任何不纯粹、不干净的成分。

弗洛伊德之后，西方的文学与艺术相应兴起了一种新的东西——infantile evil或childish evil，即幼年、童年的邪恶。重要的代表作像是亨利·詹姆斯[1]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这本书很可怕，是20世纪初期最早探测、刻画儿童邪恶的，将儿童看作邪恶的来源。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塑造了一个新的典范，写出了儿童源自原欲的邪恶。弗洛伊德主张：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与世界发生冲突，他在性欲上面欲求母亲，对父亲产生攻击性。可是作为一个婴儿，作为一个小孩儿，现实中他的欲求一定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会招引来高度压抑，制造出高度挫折。他面对的是无法掌握的欲望对象，以及绝对没有机会可以战胜的攻击对手。

人生实苦，一开始就是冲突的，就是宿命挫折的，要长大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小孩的潜意识中第一项储存的东西，就是被压抑下去的对妈妈的欲望、对于父亲的攻击性，这是俄狄浦斯情结。然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上，连带就有了另一种必须被压抑下去的东西，那就是等到他认清自我与外界分辨之后，就产生了恐惧，对于他的敌人的害怕。担心当他打不赢他的攻击对象，回过头来他的敌人会攻击他，尤其是攻击他欲望的根源。这就是被阉割的焦虑（castration anxiety）。每一个男孩他在成长过程中，第一要压抑的是俄狄浦斯情节里娶母弒父的欲望，第二还要压抑从这个欲望带出来的阉割恐惧，担心有一天“小鸡鸡”会被剪掉，那是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根源性恐惧，大到他无法承受，所以必须压抑下去。每一个小孩儿在显意识感受充分发展前，已经先有潜意识，因为有必须压入潜意识里的丰富主题，这就成了他一生当中摆脱不了的阴影，也就成了决定他一生当中很多作为的根本因素。

[1]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以描绘美国人和欧洲及欧洲人的邂逅著称，包括《波士顿人》《金碗》《鸽翼》《黛西·米勒》《一位女士的画像》等，后来都被搬上大银幕。亨利的哥哥威廉（1842—1901）是建立美国实用主义理论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女性先天就被“阉割”

那弗洛伊德怎么处理女性？弗洛伊德认为女婴最早欲求的对象，也是母亲，因为与母亲哺乳怀抱的亲密关系。然而她对母亲的爱恋，在性别意识发展后，产生了重大转折，她发现自己缺乏可以像男性般“征服”母亲的工具。她没有“小鸡鸡”，于是转而怨恨母亲没有生“小鸡鸡”给她，有如她先天已经被母亲阉割了，于是对母亲由爱转恨，接着也就产生了对于男性阳具的羡慕和崇拜。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差别在于，女人意识到性别时，是从一个缺乏出发的，就是女性感觉到自己的性别，觉得“我是没有‘小鸡鸡’的”。所以女性的自我性别意识不是从自己“有什么”，而是从自己“没有什么”而来的，这是《性学三论》里弗洛伊德论说的前提。负面定义自己，使得女性在性别意识上先天不利，必须耗费大量精神能量处理阳具羡慕，也就是处理自身欠缺，以致不能真正开始建立与自我的基本关系，因此注定让女性的成就比不上男性。弗洛伊德将阳具羡慕和阳具崇拜定位为女性特质（femininity）最重要的中心。这当然让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很受不了。一度研究弗洛伊德，反驳弗洛伊德就成了欧美女性主义者最热门的活动。

弗洛伊德如此理解女性，因为他一方面要让潜意识压抑具有普遍性，不只是男人身上才有的，另一方面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男人的成就比女人高的问题。女性的成就比不上男人，那是因为女人受到的压抑更深，耗费的精神能量更多的关系，这是符合弗洛伊德整体精神经济学逻辑的一套解释。也就是说，女人的“落后”源于不利的经济学分配模式。耗在应付内在精神抗拒、协调的部分多了，能用来追求外在成就的相对一定变少。这样的理论又可以反回来说明为什么女性身上会出现歇斯底里症。不管同不同意他的主张，我们应该先将弗洛伊德的女性性学放回这个架构背景来了解，才比较公平吧！

“去性欲化”与“再性欲化”

人在成长过程中，心里先潜藏着两种基本的压抑。于是他在精神上学到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如何处理外界的第一项机制，弗洛伊德称之为“去性欲化”（desexualization），要将所有的东西“去性欲化”。正因为潜意识里有太多性欲与恐惧，所以小孩儿与外界社会隐性协商时，必须先进行“去性欲化”，那样的东西才被允许进入他的意识。“去性欲化”一样东西，意指这本来是你性欲的可能对象，但为了让它进入意识，就得先去除性欲成分，改造成与性欲无关，如此一来，你的显意识层面多了一样东西，但同时潜意识层面也必然同时增加一项内容，因为那可能的欲望在“去性欲化”过程中，就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去了。这样看我们就明白了，潜意识的黑暗牢狱不是静态的，会越来越丰富，关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因而整体潜意识空间中的压力就越来越大。我们用去性欲化的态度面对外在，任何东西要进入意识，成为我们精神结构的一部分，都得先被改造，剥夺一部分与性欲有关的成分。这个过程中去除的欲望连带就进入了潜意识。

可是，人的成长不是单纯单向的。前面的人生，我们忙着将事物去性欲化，可是如果去性欲化真的彻底成功，文明战胜了欲望，那人类很快就要绝种了。没有性欲，人没有办法繁衍，所以进一步，成长到一定阶段后，这个程序又要逆转回来，要再性欲化（re-sexualize）。原本小时候被去性欲化的东西，现在还要重新变成欲望对象。再性欲化的过程又再度造成我们意识上的巨大混淆。

“再性欲化”的过程，很容易产生两种相反的极端反应：一种是找不到适当、足够的性欲对象；另一种是找到了太多性欲对象。两种极端都可能发展成精神病征。

前一种极端现象的代表，是青少年期后发展的“恋母情结”。我们现在一般谈“恋母情结”，通常假定其起因是男孩儿从小就跟母亲很亲密，跟母亲过度要好，以至于后来离不开母亲，依恋母亲。然而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法，“恋母情结”的形成更复杂些。一个男孩儿小的时候对母亲的欲求太强，所以经历了很辛苦的去性欲化过程。能够成功被“去性欲化”进入他生命的东西相对稀少，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效地和外界沟通。这样的小孩儿进入青春期要“再性欲化”时，当然也就找不到新的性欲对象，于是“再性欲化”只能扭曲地投射回母亲身上，因此导致了“恋母情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倾向，而是一种精神病征。

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是，在“再性欲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对于“去性欲化”压抑的补偿式反应，因而将许多、太多的对象都予以“性欲化”了。也就是说，在精神结构中认定了太多性欲对象。用后来的语词描述，那就是“唐璜情结”，或可以说是“万人迷、大众情人情结”。将所有人都看成是性欲对象，就到处放电，无法克制自己不断调情，追求太多对象。

还有，在那个时代环境中，弗洛伊德也将同性恋看作从“去性欲化”到“再性欲化”程序中产生的病征。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的起因，仍然是小男孩儿对母亲的欲望在“去性欲化”的过程中，将对于母亲的欲求改换成对母亲的认同，于是本来爱母亲的情绪，转化成模仿、学习母亲，甚至模仿、学习母亲的性欲对象。他就变得不爱女人了，而将母亲所爱的自己、自己的性别予以“再性欲化”，而有了同性恋的病征。同性恋因而牵涉的不只是对同性的爱欲，潜藏在其底下的，更有对于自我的爱欲，是一种“自慰式”的爱，把自己化成性欲对象了，于是同性恋就和自恋（又称“纳西赛斯情结”），有着密切关系。

记忆的实验与意识的流荡

弗洛伊德之前与弗洛伊德之后，人的自我认知理解彻底改变了。即便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相对不那么核心的部分，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说显意识，我们自觉意识到、我们能够想到的事，在弗洛伊德之前，简单得很，别人或许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可是难道你自己会不知道吗？弗洛伊德就是要告诉你：你想什么，你显意识里的内容安排，也都不是理性和道理可以轻易控制的。显意识的内容是被改造过的东西，是被清洗和清算过的东西。进到你显意识里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虚伪的，越真实的越不容易进入你的显意识。必定经由守门者把关、改造之后，这些东西才进到显意识。一般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你不一定会诚实说出来，部分保留在“想法”中，然而弗洛伊德却提醒，即使是你对这个人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都不见得是你对他真正的评价，你真正欲求跟他建立的关系。

还有，显意识不停地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前意识，或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不断骚扰，因而我们的意识都是非系统性的，它是断裂的，经常是不连续的。意识依照“联想法则”，不是依照理性系统法则在进行。光是这个前提，在20世纪就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没有弗洛伊德，我们不能想象会有普鲁斯特，也不能想象会有乔伊斯。普鲁斯特在做什么？普鲁斯特在做记忆实验，他像是弗洛伊德“仓库论”里的一位仓库导游，带领我们去人的记忆仓库，告诉你：别以为仓库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完全不是，仓库乱七八糟，而且进去就分岔出二十条路，像个大迷宫，你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从哪里进去，又从哪里出来，你自己都弄不明白。那就更别提进去后，你会在哪一条路上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当然更不会知道了。《追忆逝水年华》[1]是对记忆大花园、记忆大迷宫的揭露，同时又是一个更深的隐藏。

乔伊斯呢？他在小说中用了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手法。他在记录人的意识，然而他记录的方式及其效果显示：我们的意识中流荡的东西，比我们的行为要丰富几百倍。以前的小说写人的行为，写实主义小说专注写人的行为，但乔伊斯示范了只写行为的荒谬。人一天的行为，至多两千字就描写完了，然而意识的世界，却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乔伊斯另外捕捉到了意识的“真貌”——意识是断裂的，意识是一连串的联想，所以意识是“流”，一直不停淌流着，不会停却又无法化约整理。[2]

[1]《追忆似水年华》，联经出版，全七卷，十五人合译，2010年二版。另有时报出版第一卷，周克希独译，2004初版，书名为“追忆逝水年华”。

[2]乔伊斯所捕捉到的意识真貌可见《尤利西斯》（Ulysses），繁体中文版有二：九歌出版，金堤译，1996；猫头鹰出版，萧干、文洁若译，1999年。

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有个洞

显意识

下意识/前意识

潜意识

这是弗洛伊德的意识结构图。我们每天接收许多刺激，这些刺激会经过一个特别的机制，才决定会不会进入显意识。没有进到意识的就被关到潜意识里面。潜意识基本上是准进不准出的单行道。然而在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有个洞，或是说有个凸起。这就是潜意识压力太大时，会被突破的地方。

潜意识的压抑不是完全的，如果潜意识的压抑是完全的，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彬彬君子、翩翩淑女，可是偏偏人就不是。用潜意识来翻译unconscious，很容易造成误解，我们会认为潜意识像是藏在水面底下，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弗洛伊德用的原文是unconscious。依照他的主张，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知道潜意识的内容，那实在是无意识（unconscious），不可能进入显意识。

叫作下意识或前意识的暧昧领域，就是潜意识内容突破出来的脆弱地带。然而潜意识突破出来时，不会以原貌展现。潜意识内容会进入下意识或前意识的暧昧空间里，与意识产生混淆。产生混淆最主要的机制就是“变形”与“转移”。我们对潜意识的理解，永远只能依靠推论，利用“变形”“转移”等原则反推回去。例如你特别注意到一根大柱子或梦见一根大柱子，我们从你看到了一根大柱子的事实来推论——其实你看到的是男性的性器官。你注意到一个小盒子，我们就用你看到这个小盒子的意识来推论——那其实是女性性器官的“变形”。这是弗洛伊德的说法。

什么样的状况下，无意识或者潜意识里的东西，会跑到暧昧空间里？那就要去讨论人的精神结构中，看管潜意识的机制如何会变得松软，变得防卫薄弱。睡觉时，整个人进入休息状态，这时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分隔，都会变得比较薄弱。梦就是前意识的活动，所以梦一定是变形的。无意识、潜意识借由梦偷偷涌现在前意识上，可是它上来时不能用原形和原貌。你的性欲不会以你所欲望的对象，或者是你的欲望本能自身出现，它会经过变形，经过移转。

另外还有一个在精神分析病理研究上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从意识层进入潜意识那个门道，通常都是单行道。但是当你要将某种东西压抑下去时，那道门必定要被打开，门打开即使只有瞬间，也有一些潜意识内容借机偷跑出来。所以人很脆弱，很容易得精神病的另一个状况，是遇到了需要强力压抑的经验时候。

受到重大的打击，会让人发疯。电视连续剧最喜欢这样的剧情，尤其是失恋了，一个人就发疯了。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不是失恋本身造成一个人的精神系统土崩瓦解，而是失恋构成一个不可承受的经验或记忆，失恋的人努力要将这些经验或记忆压抑下去。压抑的冲动太强了，管理潜意识的阀门就不断被打开。如果你是一个潜意识区本来就已经存了许多黑暗信息的人，阀门不断开放，放出更多妖魔鬼怪进入前意识里，你就会天天做噩梦。噩梦事实上就是现实意识里的东西，与潜意识释放出来的东西结合起来。噩梦恶性循环，又变成更多你想要逃避和压抑的东西，于是阀门开得更频繁。如此一直循环，直到有一天阀门被卡住了，大量的潜意识黑暗内容彻底占据了前意识，前意识区的膨胀再将压力转到意识层，干扰、破坏了意识层，也就伤害了人能够正常生活运作的能力。

所以人会发疯，不是因为失恋的打击，而是因为太努力要逃避失恋的打击。如果找到方法可以接受打击、忍受痛苦，反而可以减少发疯的危险。人会发疯，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再也搞不清楚显意识和前意识，将出现在前意识中的东西，误以为是显意识，更进一步误以为是感官所受到的刺激。如此反映出来的，就是分不清现实与幻想，将幻想当作事实。

精神分析中对于病症的观察有些基本的程序。到现在，还是有不少医生相信，导致精神分裂，或是说出现精神分裂症之前的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被迫害妄想（paranoid）。被迫害妄想症常常被视为精神分裂的前兆。被迫害妄想患者，会有幻听、幻视和幻觉，他分不清楚那些感觉和现实的差异。电视剧里会有人今天好好的，明天突然就发疯了，但在真实病历上，没有人因为受了一个刺激，不管这个刺激再怎么大，再怎么可怕，第二天马上就变成精神分裂的。人的精神失常有过程，刚开始时有幻觉，那就是潜意识释放到前意识区的东西干扰到显意识。你会听到很多别人听不到的东西，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为什么幻觉、幻听下一步会发展成被迫害妄想？恐惧被迫害，感觉外界都联合与你为敌，对自己产生高度无力与同情，那是幼小的时候原初的恐惧。那样的恐惧都上来了，意味着潜意识最底层的东西都被掀动了，那么病症当然就更严重了。

第六章 精神病症及其治疗

童年的创伤变形为成年的噩梦

《梦的解析》第五章接着解释，在梦的材料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童年经验？为什么童年经验经常出现在梦里？前面先说梦的材料很多都是昨天、前天发生的事，甚至还去细分昨天的材料与前天的材料的差距，后面又说梦的材料用上许多童年记忆。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整体理论中，将童年经验看得非常重要，几乎无所不在。精神分裂之前会有被迫害妄想，因为被迫害妄想复制了童年最无助情况下的恐惧。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长大了后会产生一种现实感，这个现实感中包括你和你的环境、你和你的对手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所以人长大以后，相对不会那么无助，不会有那么深刻且普遍的被迫害恐惧。小时候，你对外界的依赖最深，依赖这个世界提供所有一切让你能够活下去的东西。可是另外你又有生存本能，要去交媾，要去攻击，这中间的冲突，就是被迫害妄想的根源。依照弗洛伊德的归返理论，人一旦归返到那么童年、那么前面的经验，那就糟了。

梦也一样，大部分的梦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的梦是平常的梦，相对不重要的梦。可是如果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时，这个“日”，白天的经验和童年的经验混杂在一起，就值得特别注意了。童年的经验被叫唤出来，显示了这不是个单纯的梦。梦不是个简单的东西，所以才会一再回到你生命的精神根源，潜意识的根源。任何事只要与童年有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里，都是重要的。

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治疗，就是让人躺在躺椅上，想尽办法回到童年的创伤和经验来源，这叫作谈话治疗（talk cure）。如果你能将那个童年经验放回意识层说出来，也就是以一个成人主体，重新消化那个童年创伤的话，童年经验产生的恐惧就会减弱了。被压在底下的童年记忆，是以一个三岁小孩儿的角度记录的，那时他不了解，所以也就无法应对，只能将恐惧压进去。压在潜意识里的，是一个三岁小孩儿的恐惧，他没有任何解决的能力，然而这个三岁时压入潜意识里的恐惧和伤害，却可以通过移转、变形，打乱一个三十岁的人的生活。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让那个三十岁的人躺在那里，通过各式各样的联想，一步一步进入前意识区，将前意识中与这个恐惧相关的变形与移转，通通叫唤出来，趋近他潜意识的本源。一旦让这个已经三十岁的人，将他三岁的经验重讲一次，这时大人的安全感，就取代并解除了那个小孩儿的恐惧，他就可以不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童年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童年是无助的，因为童年的恐惧是无望无助的恐惧。

本我与自我的不断辩证

理解弗洛伊德，还要理解他的自我论，或者说自我结构。每一个人天生带着原欲。原欲所构成的那个自我，弗洛伊德将之称为id，就是本我。本我是充满冲动的，夺取、追求他性欲的对象，或者对别人攻击。小男生天生具备的攻击性，就是本我的表现。越接近自然状态的时候，本我越强，冲动越强。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个体，不能以本我去与世界接触。在本我上面，必须盖住一个叫作ego的东西，我们只能将它翻译作“自我”。中文精神分析界倾向于把ego翻译作“自我”，把另一个会混淆的字——self，翻译作“自体”。自我跟自体是不一样的，自体包含自我和本我。自体内在有一个本我，冲动、不驯，一天到晚只想繁殖，只想抢人家地盘；另外还有一个自我。自我是复杂的，本我相对简单。依照弗洛伊德的概念，人的一切复杂、有趣的精神活动，都发生在自我上。

自我是什么？它事实上被本我驱策，无法真正抗拒本我。然而当它向外面对世界，以及向内面对本我时，却要假装自己是主人。所以自我是一个最大的欺瞒，是一个假装。自我的建立，必须因应不同局面，做各式各样的扮演。自我不断找借口，讲得像真的一样，来掩饰自己其实受到控制的情况。明明是因为本我的驱使，你抢了别人的冰激凌，可是你的自我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自己说：“那是因为那个人会咳嗽，他不能吃冰激凌，所以我才把它拿过来自己吃掉，这是我的好心好意。”

绝大部分时间．真正的操纵者是本我，可是自我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说服自己：“我才是主人。”它是本我的包装、化妆师，也是本我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个调和者，所以自我是个操纵者，它要欺骗本我，还要欺骗与它实际互动的外界，所以它要呈现一个自我给外面看。自我在面对世界时，必定要想办法调和本我给它的东西，以及外界给它的刺激。所以本我与自我之间构成一个逆转的且不断辩证的主仆关系，因此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制造了种种变化。例如说，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又为什么会有罪恶感？这两者都来自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妥协，出于两者间反反复复的主仆关系。梦也是人实际欲望的对象，以及拿来包装掩藏这个欲望对象的材料，两者之间进行的主仆不断互换，因此梦也是欺瞒，也是混淆。

我们有可能看穿这些欺瞒和混淆吗？如果人的自我本质如此，要如何看穿？这正是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巨大贡献。他提供了一套非常聪明的方法，虽然他只是简单将之称为分析，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个“分析”。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就一再用我们无法想到的方式去碰触这些梦。

用科学态度趋近复杂多样的个人

欧洲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的思想潮流，是个人主义，是个人以及个人生命作为中心的新价值观。尼采的哲学里一再强调个人就是生命，而生命就是不能被化约（irreducible）的。在这里产生了对于科学的一个重大挑战，科学就是要化约，科学就是要找出所有各种不同现象中的共同定律。不化约怎么会有科学？在弗洛伊德之前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就形成了与科学间的高度紧张关系。

科学有没有办法研究个人？照理讲不行。科学追求的是在所有这些看上去纷纭纷乱的个体中，整理出规律和规则来。最后，每一个个体都乖乖地跟随着这些规律在运作。科学最重要的原型，是牛顿力学。我们每天看星星，会发现这颗星星从这里跑到那里，那颗星星又从那里跑到这里。在牛顿力学之前，每一颗星星都是独立的，你只能一颗一颗去观察，去记录这些星星，也就是每颗星星都有身份。可是牛顿力学之后，星星的身份不重要了。星星为什么从这里挪到那里，可以被清楚、准确地计算出来。它是依从一套统一的规律在运转的，因而统一的规律，比每一颗星星的个体运动更重要。知道了规律，我们也就不需要分别去观察星星了。科学基本上是反个体的，科学的内在性格中本来就是要让个体变得不重要。个体是科学研究必须要去超越的对象。

弗洛伊德的“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大有贡献。虽然很多人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假科学，然而他确实提供了一种科学态度去趋近和碰触个人，而且不是趋近和碰触普遍性的个人，而是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个人。弗洛伊德的精神学，依据一个一个个案建立起来，可是，他不是在整理出定律后，就将个案丢掉。在个案、个体与规律之间，他放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后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方法论里，做了最好的诠释，就是“理解”（verstehen）[1]这是理解人的时候应该采取的特殊态度，是和研究物、研究物理现象很不一样的理解方法。

弗洛伊德坚持，精神分析是“科学”，可是精神分析的“科学”与物理学、化学这种研究物质的“科学”，当然还是不一样。分析要靠聪明的分析者，累积对于人的认知和理解，才有办法建构起这一套知识。弗洛伊德示范了研究人的理解方式，他的示范很精彩，精彩到引发了科学方法论上的巨大争议。弗洛伊德的示范，在20世纪更进一步促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新整理和再造。除了心理学受到冲击外，社会学也因而做了巨大调整。

20世纪在研究人的科学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人是什么？人跟物质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人具有自主意识，物体没有，这是最大的差别。研究一个杯子，拿这个杯子做一百次实验，杯子还是这个杯子。如果换成拿一个人来做实验，做过第一次，下次再做，他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会受到上次实验经验的影响。人会因应于科学过程而发生变化，你如何处理这件事？弗洛伊德示范了因应这个问题而设计的“分析”。作为人的一个研究者，与作为人的一个被研究者之间，必然也必须有互动，不会是一个全然主动，一个全然被动。研究物的过去科学不需要认真思考互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在弗洛伊德的示范提示后，20世纪成为从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努力发展的方法论主题。

[1]韦伯在使用verstehen的概念时，指的是当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从外面观察某个原住民族或次文化族群时，不是用观察者自身的观点，而是用该族群的观点来诠释他们的社会行为。

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精神病患

弗洛伊德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出发的，他的分析也始终带有病理学解释的成分，因而他的《梦的解析》以及后来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都有读者质疑：精神分析病理学与一般人性研究，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患吗？用来解释精神病患心理结构的概念与方式，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吗？

弗洛伊德从精神病理学的立场谈潜意识如何干扰意识，造成精神异状，然而又将潜意识的结构设定为人的普遍现象，如此岂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我们的童年经验和记忆，都将导致产生精神分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精神疾病的病因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里。并不是发病的人才有弗洛伊德描述的那种精神结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童年特别不快乐，所以造成他们的困扰。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注定会有和父母之间巨大的心理冲动。我们今天没有罹患精神疾病，不能保证我们明天不会发病。

精神病理学和一般的人性研究，原本是有差异的。然而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却很少去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梦的解析》，“梦”，正就是贯穿正常人与病人之间的共同现象，也是其中的一条管道。《梦的解析》的流行，就产生了一个效果：读者随着弗洛伊德越来越模糊了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差别。受弗洛伊德的影响，20世纪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理解，变成光谱状的。我们不再觉得可以清楚地分出来，哪一些人罹患了精神病，哪一些人没有。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精神病患；每一个精神病患，也都只不过是在某个心理机制运作上，比其他人极端一些而已。

人的精神状态构成一个光谱。并不是这边是正常的人，那边是精神病患，中间有一条线划分开来。这个看法后来对文学艺术有很大的影响，让后来的每位艺术家，都自觉自己内在藏着一个精神病患。所以20世纪的艺术家有强烈的疯狂倾向，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果没有那种疯狂，没有那种痛苦，这些艺术家就完成不了那样的艺术。20世纪的艺术基本上是疯狂的艺术，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艺术。这样的定性发展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弗洛伊德的暗示。弗洛伊德的著作将每一个人放到躺椅上，不断地回想挖掘，发现自己很悲惨，自己的内在里藏着一个妖魔，为了把那个妖魔刻画出来，借刻画描述来除魔，除魅，因而有了20世纪的现代艺术。

精神病患与正常人之间的界限混淆了，开放出很大的暧昧空间，同时也就开放出许多过去不可能的意识活动，以及过去不可能的表达方式。过去用这种方式表达的人，会直接粗暴地被当作精神病患，被关起来。现在，这样的表达，有可能出自精神病患，也有可能出自艺术家。

第七章 崛起

犹太人与反犹主义

我们接着要将讨论的范围扩大些，不只谈弗洛伊德本身，不只看弗洛伊德用什么样的概念、思想和理论来诠释人与人性，而要进一步谈弗洛伊德的理论如何影响后来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在他之后，变得完全不同。

弗洛伊德生活在维也纳，然而吸引他去研究精神与心理现象，却牵涉他与维也纳医学环境之间几个重要的地方。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中心，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地方，或者说民族主义相对落后的地方。当19世纪其他国家都在转化，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取代了以帝国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架构，奥匈帝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最缓慢。奥匈帝国保留了强大的理性传统。看看后来在维也纳发展出来的文化潮流：一是阿诺尔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等人为中心的后期维也纳音乐[1]，那是反浪漫主义，极度冷静的现代音乐；二是逻辑实证主义[2]，要运用语言的逻辑，来统一所有哲学的思想，其背后也是一套极其严谨、严格甚至严苛的理性主义。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有两件事，对弗洛伊德的职业选择大有影响。第一，他是个犹太人。犹太文化具有高度的内向自省性，还有浓厚的神秘主义传统和繁复的宗教仪式，这些都和欧洲的普遍发展倾向大不相同。弗洛伊德无可避免地承受了比较复杂的犹太心理学、犹太内在神秘学与生活仪式的感染，所以他看待人的方式，自然比较复杂。

另外犹太人的身份，逼着他还要更复杂。《梦的解析》中大量引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梦，分析自己的梦到一定程度时，他会说：先讨论到这里，再下来的内容，不太适合继续讨论。不讨论就不要讨论，如果他不说，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后面还有其他的内容；而他这样一说，我们就忍不住猜想后面被他藏起来不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又为什么不愿再讨论下去。虽然如此，就他自我揭露的部分，就有很多清楚的“犹太因素”了。

书最前面的一个重要的梦，做梦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维也纳的医学体系里存在的“反犹主义”对他造成了创伤。他很在意要在医学这一行出头，可是犹太人的身份给了他很大阻力。分析自己的梦时，他几度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他不是个犹太人，不能升教授或不能干什么的挫折，都容易接受，他可以认了。意思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永远搞不清楚，到底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不够努力、不够好，所以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又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最麻烦的摆脱不掉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借口，遭遇到了挫折，你就搞不清楚，挫折的源头到底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犹太人身份。责任分不清楚，一方面，你当然可以推卸责任，说都是因为人家歧视犹太人，所以我是受害者；可能另外一方面，当你想要大声控诉不公平，要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时，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控诉。要控诉对你这个人不公平，还是控诉对犹太人不公平？

“反犹主义”有时是很细微的。当然有那种大咧咧的、明白的“反犹主义”，可是更多更难处理的，是隐微不明说的“反犹主义”，不明说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排挤你，但就是让你进不了别人的正常活动中。面对这样的反犹气氛，具备犹太身份，让弗洛伊德更是非复杂不可。

[1]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 1874—1951）是犹太人。在纳粹上台后，他的作品被贴上“颓废艺术”的标签而遭到禁演。1943年移居美国后，他将姓氏当中的“ö”改成了“oe”。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n, 1883—1945）是勋伯格的学生，纳粹占领奥地利时期只能以编辑和校对维生，1945年前往萨尔斯堡，因为在宵禁时抽烟，遭到占领的美军误杀。

[2]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最初的提倡者，是一群聚集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讨论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学者，后来被称为“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成员包括物理学家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数学家汉斯·哈恩（Hans Hahn）与经济学家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等人。

催眠挖掘出人的内在

除了犹太身份外，还有第二个弗洛伊德与当时奥匈帝国医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与法国的亲近。他最早的两位精神医学方面的导师，都是法国人[1]。为什么他都选法国人呢？因为在那个时代，法国医生看待催眠的态度，和奥匈帝国的医学主流大不相同。奥匈帝国的医学体制认为：催眠就是骗术，所有的催眠都是骗术。那个医学体系是绝对不接受催眠，不只不接受催眠作为治疗手段，也不接受催眠作为取得人类心理资料的有效手段。

然而，法国却有几位心理医生，正专注于试验以催眠的方式来挖掘人类的深层心理。弗洛伊德从一开始接触精神医学，就深受催眠的影响。他会对催眠产生那么大的兴趣，与他的犹太身份，与他的复杂成就动机也不无关系。弗洛伊德很早就被一个念头困扰着。一个合格的精神医师究竟是什么模样？今天我们感冒了，或是胃痛，去看一个医生，会对那个医生有什么期待？——期待这个医生给予诊断，就是知道你生了什么病，更重要的是要他给予治疗，看你的病的同时就解决你的问题，这才是合格的医生。

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精神医生基本上和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没有两样，都强调看一次病，要有一次的效果。弗洛伊德不只想要做个合格的医师，他还想要尽快往上爬，所以他选择当时最热门的病症——神经症和歇斯底里症——作为他的专业。为了显示他的能力，弗洛伊德希望可以找到方法，在一次的诊疗中就见到功效，解决病人的问题。

处理神经症，或许还有机会一次诊疗就见效，然而处理歇斯底里症完全是另一回事。就连什么时候歇斯底里症会发作，其实都无法准确掌握，要怎样在病人约诊时，就解决她的病症？歇斯底里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作，又会延续多久，医生也不会知道。治疗歇斯底里其实挺挫折的。回到弗洛伊德的时代，一般人生了病，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了药，然后他就回家了，然后照理讲他的病况就变好了。可是精神医师呢？精神医师告诉你这个人身上得的病，是歇斯底里症，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让歇斯底里症减缓，更不可能让它马上消失。治疗做了，药也吃了，你问医生：那就不会发病了吗？医生也不敢确定地说“不会”，甚至不敢确定地说“今天就不会发病了”或“发病的频率会降低”。

和其他科的同侪相比，精神科、精神医师是很挫折的一门行业。弗洛伊德急着要有成就，急着要成名，所以被催眠吸引了，因为他相信催眠有机会在一个小时的诊疗中就治好歇斯底里症。从催眠开始接近法国学派。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催眠，理由和他当初接受催眠完全一样。他很认真地多方搜罗催眠文献与方法，并积极进行试验，但歇斯底里症患者没有很快就被治疗好，没有明显比使用其他方法快。催眠对他失去了现实用途，他也就放弃了运用催眠。

不过，催眠用在治疗上，效果不彰，然而催眠所挖掘出来的人的内在，却给了弗洛伊德强烈的刺激与启发。我劝大家，不要随便接受催眠。人类以科学方法研究催眠，已经有大约两百年的历史了，然而到今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精神医学专家，都会告诉你：我们还不了解催眠。有一些江湖术士会说大话，说催眠之后人会如何如何，可以如何如何，讲得很像一回事。我们知道，受催眠后，人会做出平常做不出的事。然而从催眠当中召唤出来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有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式各样的学说，并无定论。

利用催眠召唤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经验？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催眠召唤出来的，是最真实的记忆。可是催眠有另外一个特殊机制，随便看看电影都知道，那就是暗示。催眠所创造的环境，其实就是让人放松防卫，相对容易地接受暗示。所以催眠师和被催眠者之间，是一种操控的关系。催眠师掌握了一套机制，引诱人进入一个状况。在那个状况下，催眠师就能借暗示操纵被催眠者。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无从确认那被召唤出来的经验与记忆，有多少是本来就压抑在心理黑盒子中的，又有多少其实是催眠师的暗示给予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美国，催眠曾经引发很大的争议。当时“回归童年创伤”的心理治疗法大流行。很多人遇到了生命中的挫折和考验，就去找心理治疗师，在催眠或半催眠的状况下，回到了童年的创伤记忆。因为是发生在童年，这种经验往往都牵涉亲人，加害者几乎都是亲人，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哥哥施予的性侵害。在那一段时间里，这一治疗法成了可怕的流行现象。会去找精神医师的人，几乎都是因为生命中出现了问题，有了挫折，所以才希望能找到挫折的来源。经过治疗告白、催眠挖掘，最后精神医师告诉他：“啊！你的挫折，你生命遭逢的失败，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你三岁半时，受了一个严重的创伤，从此之后，一直到你今天四十五岁，都还摆脱不掉。”

那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社会潮流。整个社会最流行的是“不要为自己负责，有错都是别人的错”的心态。那个时代的好莱坞电影最常见的高潮，就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终于得到一个长者或爱人将他抱入怀中，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什么都不是你的错，一定是谁在你小时候欺负你了，所以害你长大后酗酒、打老婆，害你婚姻失败、事业无成。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生命中的灾难与不愉快，都不是我们的问题。可是如此一来，当父亲的就倒霉了。因为那些后来被记忆起来的创伤，最常见的加害者就是父亲。很多父亲因而被指控了他自己不记得做过，原本女儿和儿子也不记得他做过的坏事。通过催眠，这些女儿和儿子看到的，是过去的事实，还是精神医师给的暗示？

[1]弗洛伊德的两位导师一个是让-马丁·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第一位在欧洲开设神经科诊所的医生，也是第一位描述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家，此病因而又称为“夏尔科症”。弗洛伊德在巴黎期间曾受教于夏尔科，深受夏尔科以催眠治疗歇斯底里症的影响。另一个是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 1840—1919），南锡大学临床教授，以开发催眠治疗的药物著称，对夏尔科当众催眠病人的方法颇不以为然。弗洛伊德曾前往南锡参观伯恩海姆的实验。

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治疗

弗洛伊德去学催眠术，正因为奥匈帝国没有人搞催眠，有机会靠催眠快速成名，人家会知道，会奔走相告：那边有一位神奇的弗洛伊德医生，让他看过一次，歇斯底里症就改善了。事实上，催眠并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他就逐渐放弃继续运用催眠，然而这个过程中，他帮病人催眠的经验，却给他提供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根本基础。催眠过程中浮上来，连被催眠者自己本身都无法察觉、更无法控制的内容，让弗洛伊德念念不忘。他一直记得：人的内在藏着一只怪兽，我们要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只怪兽，然后要找出方法来驯服怪兽。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受到催眠很大的影响；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开始正式执业，刺激他的理论进一步成形的力量，转而来自病人与病例。他碰到一个病例，是一个叫安娜·欧的病人。安娜·欧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一位年纪比他大的医生朋友治疗过的病人。因为弗洛伊德熟识这位精神医师，从他那里得知了安娜·欧的病例。弗洛伊德是个很积极的人，一旦觉得有兴趣，就步步进逼，一定要将病例弄清楚，即使因此和那位医生关系紧张也在所不惜。

在弗洛伊德咄咄逼人的追查中，发现了安娜·欧的病例，其实是错误的治疗。安娜·欧的歇斯底里症症状减轻，其实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她将她的注意力转到了医生身上。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个案例太重要了。这个病例启发了他的想象，让他相信：歇斯底里症真正的起因是性欲。所以当性欲有了新的对象，或者说有了新的寄托，安娜·欧的症状就大幅减轻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对另外那位精神医生来说，听起来一定很不舒服。这意味着他治疗安娜·欧的方法，是靠将自己转化成性对象来进行的。为了这个，两人的友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安娜·欧的故事，关于歇斯底里症起源的文章，后来就扩展成为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是《性学三论》真正的临床经验起点。

另外还有一位神经症和歇斯底里的病患，叫卡特瑞。她是弗洛伊德早期病人中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每次进行治疗，在弗洛伊德讲话时，她最常讲的一句话是：“请你不要打断我。”她不要医生多嘴，一直讲她自己的事。刚开始，弗洛伊德会一直试图打断她，对她说的话进行分析，然而慢慢地，从卡特瑞身上，弗洛伊德学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后来精神分析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谈话疗法。说话、诉说本身的那个过程，就是一种治疗，而且是很重要的治疗。治疗不是医生告诉病人什么，而是医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病人讲话，病人愿意讲话，比医生能讲什么都重要。这是过去精神医学、心理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在一百多年来，完全改变了精神医学上的医病关系。只有在精神医学的医病关系中，是病人讲给医生听，是医生要压抑，回到弗洛伊德面对卡特瑞时受到的压抑：“请你不要打断我。”其他的医病关系，都是病人说一点点，医生说给病人听，主要的治疗是病人听，医生讲。

从卡特瑞身上学来的第二件事，是“自由联想”的概念与事实。卡特瑞一直讲，一直讲，不想停，不能停，所以她就会从现在想到的，讲到别的地方去，一直讲一直联想，而且清楚地将联想的方向和过程借由口说显示出来。本来弗洛伊德还想将她拉回来，可是一开口，卡特瑞就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无法打断她的弗洛伊德发现：让她去自由联想，那样源源冒涌出来的材料，远比用理性方式能导引出来的，更能够贴近病人的真实心理，或者说病人内在深层的东西。

歇斯底里源自性侵害？

感谢安娜·欧，感谢卡特瑞，弗洛伊德理论的骨干逐步形成。1896年，弗洛伊德将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和理解，写成了一篇论文——《歇斯底里症的起源》。这篇论文今天读来都觉得很好看，因为弗洛伊德的口气很确定，而用确定口气讲的内容却很荒谬。整篇论文雄辩滔滔，是为了要证明：所有的歇斯底里症都源自于性侵害经验。

弗洛伊德的论文提出的论点，在当时很轰动，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吸引力。他要论证：第一，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人，年少时都曾经遭到性方面的骚扰，甚至强暴；第二，他还要更强悍地主张，所有的歇斯底里症有同样的单一起源。他用来进行论证的案例，都是病人们在谈话中通过自然联想告诉他的。

这篇论文在奥匈帝国医学界遭到严厉的批判与嘲讽。事实上，弗洛伊德为此付出了颇高的代价。在《梦的解析》里，他分析自己做的梦，反映了他对无法顺利升上教授的痛苦，而让他升不上教授，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发表了这篇恶名昭彰的论文。不过在书中，弗洛伊德竟然都没提这件事，显然他还是没有完全对读者，甚至可能也没有完全对自己诚实。他的梦、他的分析都转而去关注犹太身份的问题。

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完整地解析这个梦。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不希望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不能升为教授；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会做这样的梦，又是因为他宁可自己升不上教授，是出于身为犹太人的关系。这样就代换并掩饰了他在那篇论文上犯的严重错误。人心真复杂，人到底真正要什么，还真难确认，不是吗？

《梦的解析》里有一句值得被铭刻在记忆中的名言：“梦是什么？梦是人被压抑的愿望的变形实现。”关键是“压抑”，是“变形”。愿望会有各式各样奇怪的变形，而且还是一层一层堆叠的变形，增加了我们自我理解的困难程度。

关于歇斯底里症起源的这篇论文，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挫折。后来他自己编的文集里面，就将这篇论文排除在外。不幸的是，这篇论文以其大胆夸张的论点出了名，1896年刚发表，立刻就被翻译成为法文流传了。这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最早被翻译成法文的，开始让法国人注意到在维也纳有如此一位离经叛道、语出惊人的医生。

没多久，弗洛伊德自己放弃了歇斯底里症单一起源的论点，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深刻领悟到了《梦的解析》那句名言里所说的“变形的实现”。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错在竟然相信病人说的话，将病人说的话当作事实。病人所说的关于年少的经验与记忆，是经过压抑变形之后所想象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真实经验。在治疗中，病人讲出这些伤害和痛苦的经验，是重要的，可是医生不能对病人说的照单全收，而是要去追究，为什么这个人会去想象——不管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如何及为何会去建构这个经验当中的各种不同细节。用这种方式来探索病人真正的心理结构，找出他真正生病的原因。这又是弗洛伊德从病人身上学到的新智慧，是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后学到的。

第八章 流行

弗洛伊德征服巴黎

1896年，早在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之前，法国人已经翻译他的论文，注意到他。可是之后等了很久，才等到他下一部作品的法文译本出版。那要到1922年，法国人翻译出版的，是弗洛伊德1916到1917年间写的《精神分析引论》。同年稍后，法国人又翻译出版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写成于《梦的解析》出版后的第二年，可以被视为《梦的解析》的姊妹作。接着，1923年，《性学三论》的法文版和《精神分析五论》法文版先后出现了。再下一年，1924年，弗洛伊德1913年写的《图腾与禁忌》被译成法文。然后还要再等两年，一直到1926年，《梦的解析》才有了法文译本。

弗洛伊德著作引入法国的时间表饶富意义。弗洛伊德学说进入法国，比在奥匈帝国的发展，大概晚了十到十五年。十到十五年的间隔，正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间隔。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一个维也纳专业圈的理论，扩散到外面去，最大的推动力量，来自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世纪真正的终结。对于人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历史是什么，19世纪的欧洲有一套基本的看法。那一套看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变貌，但其底层相信人类在进步，文明在进步，历史在进步，时间在往前行进，世界也就会越变越好。那是19世纪最坚实的精神支柱。但是，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这个乐观的进步信念。四年间，欧洲人不只打了一场仗，他们打了一场荒谬的仗，无法解释的仗，或者说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仗。

如果历史是不断往前进步的，那么越年轻的人，在越进步的环境中成长，当然就会长成比前代都更杰出的人。越后来的越杰出，越精彩。可是到1914年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最精彩、最优秀的一代人，却在战争中被大量送入壕沟里，打了三四年没有任何进展的壕沟战。壕沟战中，敌对双方各挖一条壕沟，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被送到壕沟里，每隔一段时间，这边的人就从壕沟里爬出来，向对方的壕沟进攻，在两边壕沟相隔的几百公尺间，暴露在炮火下的进攻部队死伤殆尽，最后只好退回自己的壕沟去。然后，下次就换另一边的部队出来，要去进攻对方的壕沟，又在那几百公尺的战地中死伤殆尽，再退回去。如此反复，进行了四年！

有比这样的战争对那个时代的信心产生更大打击作用的吗？一整代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状况下，完全毁灭了。1918年，战争结束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永远不可能回来，不会回到原来的模样了。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很多的著作在讲这段历史。最近我在网络书店看到一本新书，书名叫“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Europe’s Last Summer）。欧洲消失了吗？为什么会有“最后一个夏天”？欧洲的最后一个夏天，是1914年的8月，那一个夏天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就此结束了，消失了。19世纪的人理解的那个欧洲，作为一个文明单位与文明信仰的欧洲，那个夏天之后，就不见了。在概念上、理想上，一个整合的欧洲不见了。

今天的书，还是说“欧洲最后的夏天”，意味着经过了快一百年，即使有了全新的欧盟，对于欧洲消失在1914年的想法都还存在着。学历史的人知道，今天的欧洲，不是，也比不上19世纪那样的欧洲。19世纪那个辉煌欧洲的终结，逼迫当时的人进行重大的检讨与反省。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包括《梦的解析》，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反省的新方向、新路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弗洛伊德理论的主体部分就已经完成了。不过他还只是个小角色，不是个巨塔，因为他超越了他的时代，就像尼采一样。尼采在浪漫主义的气氛中诞生，可是他发挥巨大影响力，也是到20世纪之后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20世纪挺可怜的，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诞生，都是靠19世纪出现的思想来作为自己的养分。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弗洛伊德会在短短几年内，以排山倒海的方式进入法国，征服了法国知识界？因为战争所带来的悲观气氛与不得不进行的反省。为何人要用这种方式彼此屠杀？为何曾经如此光辉灿烂、乐观进取的文明，会被创造这个文明的人用如此荒谬的方式加以毁灭？这中间的缘由，必然指向人类内在某种更深层的黑暗本性吧！

弗洛伊德理解人性的前提——原欲、性欲和攻击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性质藏在文明都探触不到的内在。这样的观念，可以直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谬破坏相结合。如此的战争，无法再用过去的现实条件解释，其内在因果间，有庞大的盲目黑暗。那似乎是一种无法以理性衡量，更无法克制的破坏欲望，是原初的攻击性。在大战爆发前，欧洲拥有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峰，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欧洲人普遍相信那是人类史上最美好的时代。可是在最美好的时代之后，却是这样一个无法阻止的大灾难。表面上各国之间的秘密外交及其复杂的关系，是战争的起因，但对亲身经历过这一空前破坏的人来说，这种理由不太具有说服力，至少没有弗洛伊德提供的理论那么具有说服力。

弗洛伊德说人与生俱来就有原欲，就有性欲与攻击性，只不过借由文明将这些原始的欲望冲动压抑下去，持续地压抑。但并不是压抑下去就没事了。精神能量是会流动的，依照流体力学的原理，能量被压抑，其压力就增大，就必须要寻找出口。这一套完整的理论，给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解释，可以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中讲的理论相提并论，引起战后欧洲社会的普遍注意。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解释是，文明和生命一样，也像季节一样，有春夏秋冬，有童年、成年和老年。欧洲的文明已经进入秋冬，而战争，就是这个文明的老化表征。这是斯宾格勒的说法。

弗洛伊德说的却是：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因为19世纪的文明成就太辉煌，必定靠累积大量压抑才有办法产生如此的辉煌。弗洛伊德写过另一本名著，书名叫“文明及其不满”，文明必然附随带来不满，辉煌的文明累积制造了太多不满，不满就在文明中不断孕育，不断涌现，不可能永远被压抑。文明越绵密，越要求有礼有节的秩序，就越少有不满可以发泄的地方，压力无处可逐步宣泄，于是就在文明礼节最脆弱的地方，不是发泄出来，而是爆炸出来了。爆炸出来时，连带造成了巨大的毁灭。

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而且是他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就形成的理论来看，那么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非但不是件神秘奇怪的事，反而是顺理成章，有此必有彼，是必然的结果。那样的文明成就，那样一种华丽夸饰的文明，就将每个人的攻击性全都压抑着，压到最后只能以大爆炸收场。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惊讶，不过是因为大家没有听过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他的理论中早已经含藏了对这样的大爆发的警告，甚至有了对大战的预示。

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引入弗洛伊德理论，进而将巴黎变成精神分析学除了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重镇。这个新的重镇和中心，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产生了比维也纳更多样、更有趣的效应。“花都”“艺术之都”巴黎，开始饥渴地吸收、诠释并运用精神分析学。

[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在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随即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注目。因为签订《凡尔赛合约》而备感屈辱的德国人，以此合理化德意志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北，因为那便是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杯子不再是杯子

几个概念在战后的巴黎成为大热门。一是如何将“自我重新陌生化”，意思是每一个人应该学习将自己当作陌生人来看待。人与自我之间最核心的关系，却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关系，就在于太过熟悉，以及太过熟悉所带来的麻木。你以为对自己很熟悉，然而你所熟悉的往往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被文明压抑改造过的那个假象。继续留在这种虚假的熟悉中，内在的原欲就没有了出路。在这上面，又加上了你作为公众的一分子，必然要承受的文明与社会施加的压抑。外在压抑被内化，那么各种扭曲变形的欲望就在你看不到、拒绝去看的内在黑暗角落中酝酿着。越压抑的人越可怕。如果要阻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重演的话，首先每个人必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内在的黑暗。诡异的是，越是道貌岸然，越是想要让自己符合外在文明规范的人，最终会是毁坏文明最大的罪人。

20世纪20、3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巴黎，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去承认自己是黑暗的，然后将自己的黑暗面挖掘出来。如果有人说“我是干净的，我没有你们说的那种黑暗”，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讲出这样的话，正显示了他最黑暗之处，最可怕的地方，也就等于显示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反省责任感。真诚反省大战，人就应该挖掘自己的黑暗面，借由挖掘自我黑暗面，来释放个人与社会、文明的压力。

如何看待，如何挖掘自我黑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阅读弗洛伊德。例如以弗洛伊德的概念，解释自己的梦，看到自己和弗洛伊德一样贪婪，一样爱名好利。由此延伸，另外一种流行的手段，就是记录一般理性生活、理性存在状态下无法解释的东西。所有理性生活、理性存在状态下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具备了特殊价值。

什么是隐私？在战后的思想潮流中，隐私的概念改变了。隐私不再只是不方便告诉别人的事，或说礼貌上不该讲的个人的事。隐私是“我自己的”“私我的”，我自己有，但不确定别人有没有，我也不会去问别人有没有；隐私是与这个世界间最私密，不具备普遍性，也无法和别人交换沟通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梦见一根香蕉，香蕉接着变成一只螃蟹，然后那只螃蟹的螯又变成电话的话筒。这样的内容是没有公共、普遍意义的，只属于我个人。这是最私密的隐私。在这里面藏着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人的最隐晦却又最深刻的信息。

事物轻重缓急的价值被逆转过来了。越是理性无法解释的越重要，越需要被挖掘、表达出来。在弗洛伊德理论如此进入法国的时代浪潮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火红的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1]。超现实主义，既是文学又是美术运动，是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支脉。超现实主义就是要刻画出人类心中如梦一般不可解的东西。要理解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不论是诗或是画，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安德烈·布勒东[2]写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梦的解析》。读《梦的解析》，你就读得懂《超现实主义宣言》。读过《梦的解析》，你会清楚地明白米罗、达利在干什么。弗洛伊德说梦的材料都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超现实主义不同于抽象派，他们组构作品的元素，都是具体的、现实的，然而却是生活中往往没那么重要的东西。从现实取材，所以超现实主义的画作可以展现画家的技术，这些超现实主义者都能够掌握具象，将现实画得具体、充满细节但同时却又进行了或巧妙或恐怖的变形。

就如同在梦中，这些琐碎的东西不是依照其自体本身出现的。一个杯子，没有任何道理会在我们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因为不是重要的东西，一旦一个杯子进入梦里，它就不再是个杯子，而是在影射、暗示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任何一样在梦中出现的东西是偶然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莫名其妙、没有道理地进入你的梦中。

《梦的解析》第五章里，弗洛伊德解释了身体感觉如何进入梦中。睡觉的时候，感官上领受的刺激：第一，不见得都会进入梦里面；第二，进入梦里面，也都会变形，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一个胃不好的人，睡着了还是胃痛，但他不会每晚梦见自己胃痛。胃痛这个感觉会以别种形式、别种不舒服的经验表现在梦里。他会先尽量忽略胃痛的感觉，维持睡眠状态，继续睡觉是最重要的，只有在真的挡不住时，胃痛才变形进入梦中。累积刺激到一定程度，变形都阻挡不了胃痛的干扰，他才被痛醒过来。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睡眠中想上厕所的经验。尿意来了，可是你不会马上醒来去上厕所，尿意会先化作梦境，试图以梦中变形来满足你要尿尿的欲望。你会不断梦见自己找厕所，甚至找到了厕所尿了，可是那毕竟不是真正的解决，尿意会继续累积，一直到你醒来。对于睡觉时的刺激，我们通常先做一个梦，想办法在梦里面找出路，忽略或平衡刺激，梦的作用压抑不住刺激了，我们才会醒来。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不会随便莫名其妙就醒来，我们也不会随便就做梦，梦一定有其道理。

所以一个杯子一进入你的梦，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杯子，一定有什么样的意义。超现实主义要找到现实中这些细微琐碎的东西，在画布上、在诗中表达其本身现实性以外的意义，暗示其必须被扭曲、被变形的深层缘由。超现实主义所要表达的，是欲望的变形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弗洛伊德理论进入法国，说服了许多人认定欲望需要减压，需要被释放，因而超现实主义的主题，就是变形的性欲。性欲以各种方法变形出现。

有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摄影代表作品，拍的是女性的大腿，向上露出两腿交接之处，两腿合在一起，但露出了一点儿阴毛，阴毛上面有一滴水。这样一张照片，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示范。思考欲望的时候，欲望不可能用原来的形状呈现。我们今天要表现欲望，就用张开的两条腿，看到中间欲想的部位，可是那样反而碰触不到欲望的深处。欲望会变形，变形了之后反而更深刻，例如变形成为沾附在阴毛上的一滴水。那滴水才是焦点，那滴水才是真正的欲望。呼应了欲望的压抑，反射了被压抑的欲望。

[1]1924年，布勒东写了《超现实主义宣言》（Le 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定义了何谓“超现实主义”：“纯粹的无意识活动，通过言语、文章或其他方法，表现内心世界的真实动向。同时不受理性的督促，完全远离审美的、逻辑的烦恼，所做的叙述。”代表人物除了米罗和达利，还有马格利特、基里科、夏加尔等。

[2]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受过医学与精神医学的训练，并试图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治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战争压力折磨的士兵。

爱是欲望的替代品

弗洛伊德完全改变了人们看待欲望的方式。《超现实主义宣言》里，有一段改写弗洛伊德的话，说：“艺术是什么？艺术的起源来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意思是，如果我们的欲望都得到满足，我们就不是人了。因为我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追求欲望，我们永远都在追求那个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的满足。要理解人类社会及人类的一切，一种方式就是将每一样东西都看成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欲望，扭曲变形出来的成果。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乱伦禁忌？达尔文会说，那是因为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具备乱伦禁忌的个体，会生出比较强健的下一代，淘汰掉没有乱伦禁忌的较弱个体，因而留下来的，就都是遵守乱伦禁忌的个体后代。弗洛伊德却说：那是因为要让欲望无法容易获得满足。家人，异性的家人，是最早而且最方便、最直接的性欲对象。他们就在身边，而且随时都在。按照自然状态，我们应该寻求欲望发泄的对象，就是家人。然而如果那样，那么幼儿时期就开始发展的性欲，会很快地得到满足。快速的满足没有压抑，欲望没有挫折变形积累，人就不可能建构文明。

越是方便的性欲对象，就附随了越强烈的禁忌，将之隔离开来。人类最强烈的性欲禁忌，就是乱伦。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禁忌，是最强烈的。越是方便得到的，越不能要。因此，人的一生，所有的人，都在做一件重要却无谓的事——都一直在寻找欲望的替代品。每一个你能找到的欲望满足，其实都是真实欲望对象的替代品而已。你爱上的女孩儿要么很像你母亲，要么很像你姐姐。你相信自己爱这个女人，但是在你的潜意识里，压抑的欲望结构里，她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而且常常还会有替代品的替代品，甚至替代品的替代品的替代品。

弗洛伊德建构的这套概念，真是复杂。越原初、越强烈的性欲对象，越有禁忌。欲望与禁忌总是同时存在。于是心理结构中，就可能产生一个习惯性机制，将禁忌普遍化。越爱的人，越不敢跟他在一起；甚至倒过来，如果没有禁忌，轻易可以在一起的，就不会有深刻的真爱。一个男人，他真正的性欲对象，在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情况下被压抑下去的欲望对象，是他母亲，他当然不可能对母亲有任何欲望举措。等他长到十八岁，遇见一个女孩儿，可以充当母亲的替代品，在他心中燃起了热切的爱。然而爱一旦发动，禁忌也同时发动了。有一天，有机会跟这个女孩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不能”。怎么办？他只好转而去找，去追求这个女孩儿的替代品。他没有那么爱这后来的女孩儿，爱的冲动没有那么强，反而才有办法跟她在一起。一直到今天，各式各样的爱情经验，例如莫名其妙地分手，莫名其妙地失恋，悔恨放掉了自己最爱的人，或者分手后才了解如何深爱那个人，等等，基本上都符合弗洛伊德理论里探索的欲望的替代、替代的替代、替代的替代的替代……

显然，弗洛伊德还改写了人类的爱情。在弗洛伊德之后，没有简单、单纯的爱了。爱是什么？是一种替代品。从一开始，爱就是替代品。弗洛伊德也改变了我们对成就，对邪恶等等观念的看法。这些都因弗洛伊德，或运用弗洛伊德开启的视野，而有了不同的解释。不妨看看安德烈·布勒东的小说《娜嘉》[1]，小说中藏着布勒东的社会诠释——其实整个社会都是我们欲望的替代品。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种种规范，都是欲望的替代品。人一直在不断创造，一直在不断追求欲望的替代品，换了各式各样的目标，为了要掩藏，为了要压抑，同时为了要发泄欲望。

[1]《娜嘉》（Nadja），行人出版，2003年。

一种对文明的新理解

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视野，还给我们提供了重读人类文明历史的启发。弗洛伊德喜欢用希腊神话的典故，“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用了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的典故。我们可以倒过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重新阅读，重新解读希腊悲剧，看希腊悲剧到底真正在讲什么，希腊悲剧的“悲剧性”究竟是什么？

配备了弗洛伊德的种种洞见，我们去读希腊悲剧，去读莎士比亚的杰作，就会读到和19世纪之前的人不一样的理解与心得。20世纪之后，对于旧经典翻新出许多诠释，例如哈姆雷特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如何？李尔王的三个女儿，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象征？理查三世，那个残废的国王，他的残废又意味着什么？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朝不同方向探索，找出以前的人不会有，至少不会重视的意义。

人类的文明，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是欲望被压抑下去之后，升华的结果。弗洛伊德讲的“升华”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升华”[1]不太一样。更重要的，弗洛伊德提醒了：文明一方面是欲望变形升华的创造物；另一方面，文明回过头来又变成进一步压抑欲望的力量。人的存在，就是在如此反复的循环中。压抑欲望创造了文明，文明又回头压抑欲望，是个无终止的过程。

这样一种对于文明，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和世界的理解，在20世纪，给了存在主义哲学新的灵感，发展了存在的不同意义。尼采说：“过你自己的生活，不要找借口！”弗洛伊德却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找借口？因为你只是不能面对它！”没有人能面对自己所有的真实欲望。后来的存在主义，一部分来自尼采哲学，另一部分采取了弗洛伊德的态度，结合成精彩的新立场和新态度。[2]

这些也都是弗洛伊德的影响。

[1]亚里士多德是在阐述悲剧理论时提到升华、净化（katharsis）一词，他认为悲剧是“通过引发哀怜与恐惧的事件，进而使这些情绪得到适当的净化”。

[2]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包括，第一个将心理治疗与存在主义理念结合的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路德维格·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以及建立所谓“心理治疗的第三维也纳学派”的奥地利裔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1905—1997）。

真的一夜无梦吗？

有一本书叫“睡眠的迷人世界”[1]。书中整理了当前科学上，对于睡眠的研究与知识。我们现在可以用比弗洛伊德更科学、更精确的方式来了解睡眠。例如将睡眠分成几个不同阶段，从眼球活动测知不同的睡眠深度。我们现在清楚知道，人入睡后，到什么时候会开始做梦。有一个阶段叫作眼球快速运动（REM），那就是人在做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醒来觉得：啊，一夜无梦，通常都不是真的没做梦，而是不记得。大部分的梦，其实都被忘掉了。我们只会记得受到较大刺激的梦。噩梦往往比美梦更容易被记得，尤其是把你惊醒的噩梦，并不是做噩梦的机会比美梦高，而是噩梦比较容易被记得。梦在我们一般记忆中存留的时间不长。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够这样解析自己的梦，是因为他经常自觉地、快速地将梦的内容记录下来。照目前科学研究的理解，人对于梦的记忆，在睡醒的那一刹那，知觉刚刚的梦，到将梦遗忘，而且是彻底的遗忘，中间大概只有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会有的经验，做了鲜明的梦，在梦里写了一首很棒的诗。醒来一下，自己告诉自己，等天亮了我再把梦中的诗抄下来。然而那首诗一下子就消失了，甚至在你还没重新入睡前，梦中之诗就被忘掉了。梦的记忆时间如此短暂，因而真有兴趣要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梦，非得在床头随时放着纸笔，而且不管醒来时是几点，不管当时有多困，都得立刻爬起来写在纸上。不只要写，还要尽量写得详细。

有一晚，我梦见自己在写小说，醒来时很兴奋，因为梦里写的小说构想很精彩。我赶紧爬起来，在纸上记下梦里那篇小说的重点。到了早上，拿起纸片一看，上头只有一行字，写着：“所有的人都急着要倒车出去。”就这样。老天，这是什么跟什么？但我完全无法再去追索梦中小说的其他内容，甚至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匆忙爬起来，写了一句如此无聊、如此荒谬的话：“所有的人都急着要倒车出去。”这是什么小说题材！

我们现在对生命的研究，对生命的理解，有弗洛伊德完全比不上的部分；但是，对于梦与梦的意义探索，科学仍然帮不上太大的忙。到今天为止，梦仍然带着相当程度的神秘感。弗洛伊德解梦分析的内容，也因而仍然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了解自己的梦，没那么容易。一个认为自己“一夜无梦”的人，让他去做睡眠试验，就会发现他不是真的无梦。如果明明有梦，那我们就得进一步问：为什么他老是不记得他的梦？有特别的因素、特别的道理，让他做了梦，却老觉得“一夜无梦”吗？我们先得找出办法来帮助他记得他的梦。花很大力气记下了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梦，然后呢？要了解梦的意义，就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去对照他之前白天活动中，到底做了什么事，碰到了什么人，接收了什么信息……如此分析，那就不只解释了梦，也同时整理了白天的经验，会整理出一些当事者自己原本不知道的向往或恐惧。

我们不需要全盘接受弗洛伊德，将自己当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架构的样板；但是也不需要全盘否认那个架构在理解自己上可以提供的帮助。

[1]《睡眠的迷人世界》（The Enchanted World of Sleep），作者是以色列睡眠专家佩雷茨·拉维（Peretz Lavie），远流出版，2002年。

梦的解析有其理性基础

不同的语言系统里，几乎有同样的混淆，将日思与夜梦放在一起。有梦，同时有白日梦。白日梦就是我所想象、空想和自由联想的东西。由白日梦，相关联而有了梦想，意指我们心中的追求，希望能够成真。“梦想成真”，那个“梦”显然不是夜梦，而是白天里意识中所想象的。

中国人当然也做梦，有一本书，叫作“一百个中国人的梦”。中国的鬼怪故事，像《聊斋志异》或《阅微草堂笔记》里记录的，很多都跟梦有关。梦是现实世界与另一个非现实世界的过道。这种观念，在《梦的解析》第一章弗洛伊德搜集的资料里也有。“巫”或“萨满”的传统中，要与超自然沟通时，巫会进入一种恍惚出神的状态，那样的经验和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然而神魂却不知所在。既然如此，其所去之处，应该就是“那个世界”吧！

对应这种跨文化的梦的意象，弗洛伊德坚持他的“梦的解析”是科学的。如果狭义地看科学与科学方法，科学建立在归纳法的原则上，也就是科学观察到的现象与原理要能够复制。今天氢加氧燃烧产生水，明天同样的氢加氧燃烧也一定还是产生水；我来做氢加氧燃烧产生水，换另一个人做氢加氧，燃烧一定还是产生水。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弗洛伊德式的解梦当然不是科学，因为弗洛伊德的解释不能重复。同一个梦，被弗洛伊德解析，和被另外一位精神分析师解析，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答案。然而若是和传统上用来解释梦的方法相比，那么弗洛伊德的理论确有一层出于理性思维的严谨。他的解析建立在严密的因果关系上，不是松散的联想。不是看到做梦与起乩有类似的外表，就觉得这两件事可以类比。他的解析，总还是依循“因为——所以”的逻辑句法结构进行的，这点差异不该被忽视，被抹杀。

第九章 叙事革命

影响了20世纪的叙事手法

让我们接着来谈《梦的解析》所开发出来的特殊叙述，其叙事学上的意义，以及这项贡献与后来的“新艺术”“新美学”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和尼采一样，重新将人摆放在问题上，将人当作问题，不接受既有的对于人的概念与答案。两人都以戏剧性的方式推翻了西方过去对于人的理解，毫不客气地挑战最基本的认知与假设。

在尼采身上，或说尼采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光彩跃动的现象。尼采认为过去所有对于人的认知与理解其实都是塑造出来的种种借口，是为了掩饰人不敢承担或懒于承担的真实。尼采哲学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他对上帝的理解。上帝本身是否存在，对尼采而言不是最关键的，关键乃在：上帝以这种方式被人认知。认知上帝的方式不是上帝发明的，而是人发明的。并不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人，反而是人以他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了上帝。人为什么以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上帝？因为如此创造了上帝之后，人所有的责任，尤其是理解自我、为自我负担生命结果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上帝。这个论点就成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所以他到处所看到的，过去的人的哲学，甚至一部分的科学，看起来都同样是人以自己的形象，或者是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架构出来的东西。那原本来自人的想象，再将之推到外面去塑造成一个客体，回过头来就又变成我们可以赖以寄托主体的借口，一个假目标。尼采用这种方式，破解开来，训斥每一个人：不要再装了，不要再怕了，不要再躲了！我们所有的追求必须从认知自己是个问题开始。

更精确地说，尼采要将人当作麻烦（problem），不是问题（question）。问题要追求的，是答案；麻烦寻索的却是解决。人从前将存在当作麻烦，去求取答案；尼采说人不是问题，今天要重新认知的人作为麻烦的本质，勇敢地迈向解决。人一直在逃避自己作为麻烦，所以才有过去的神学、过去的哲学，甚至一部分过去的科学。尼采要人将位置重新调整好：人是尚待解决的巨大的麻烦、巨大的问题，不能再逃避了。

尼采哲学的重要精神，或说尼采哲学的根本启示，延续到弗洛伊德的理念上。我们的自我认知，外延影响到我们对人的普遍理解，一贯都是逃避，都只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打转，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相似相通的。弗洛伊德和尼采一样质疑、挑战、挑衅过去处理“人究竟是什么？”的基本方法。尼采说：我们以前曾经找到的答案都是虚假的；弗洛伊德说：过去我们找寻、获得答案的方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表面，但只有不重要的东西才会浮到表面上来。弗洛伊德就是要带着大家下到人的深层部分，下到相对隐藏、难以发现的部分，如此才能达到真实。

人是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问题，不了解自己是问题。为了要唤醒大家戏剧性地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人，来看待自我，尼采和弗洛伊德也就被迫去发展出新的叙述方法来。新的问题带来新的叙述。尼采特殊的叙述是格言体。格言体是什么？尼采自己的比喻是山的高峰直接对着另一个高峰之间的沟通交流。不是从这个山底跑到山上，再下到山谷才能攀上另一座山的那种“庸俗”沟通，而是直接在山头上，这个山头对那个山头，对话。尼采不喜欢按部就班的条理叙述，那是一种理性的道路。他的格言体意味着放弃理性规划，以戏剧性且激烈的姿态去呈现：一旦要用理性的方式思考，我们就被理性中的种种欺瞒包围了。为什么不能下山再上山？因为那样的迂曲山路，看起来只有一条路的情况，就是理性的陷阱。一旦认定从此山到彼山只有这条路，也就是接受理性作为大家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理性中的所有欺瞒就变成你的信念了。所以尼采要用格言体，要用跳跃的叙述，躲过并超越理性的陷阱。

那弗洛伊德呢？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建构的叙述模式，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不过要分析他的叙述模式，得多费些工夫，还得找人来帮忙。我要找来帮忙的，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尤其是他早年的一本著作，是较少受到注意的书，叫“开端”（Beginnings）。

萨义德最有名的著作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是彰示并指控西方文化霸权建构的重要作品。在书里，萨义德重新整理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指的是近东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纪录，归纳出一套文化权力结构，就是西方人借由塑造似真实假的虚幻东方意象与东方概念，来说服自己，同时说服别人，西方比东方好，西方比东方强，所以东方理应被西方征服、统治。这是《东方主义》的基本论点。

萨义德的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 A Memoir）也有中译本。另外他在台湾地区学界有一个超级大粉丝，“中研院”的单德兴。单德兴除了参与翻译萨义德的重要著作外，还记录出版了他和萨义德的访谈录。另外，有一本薇思瓦纳珊（Gauri Viswanathan）编的《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集》（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也由单德兴翻译出版了。[1]萨义德拥有多重身份，一个重要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一位研究西方文化霸权的学者；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巴勒斯坦人，曾经担任过流亡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议员，明确地与以色列对立。萨义德还是一位敏感且充满洞见的乐迷与乐评家，他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大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影响，继承了阿多诺对于古典音乐的哲学理解，长期在美国老牌左派杂志《民族》（The Nation）周刊上写乐评。

不过，萨义德的本行，他起家的本事，到底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他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从文学批评到文化评论的转向有过很重要的贡献。《开端》就是他文学批评本行上的成名作，那时他还没开始研究近东，也还没彰显其巴勒斯坦人身份。作为一个美国学院里的文学教授，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小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变化。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写的是康拉德。康拉德很特别，甚至可以说很奇怪，他是一个波兰人，却一辈子以英语写作[2]。可是他的英语口语一直很糟，几乎没有办法跟人用英文聊天。他可以接受访问，讲很正式的关于文学的话，可是到了非正式、轻松的聚会上，他就说不了话。这样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在口语上掌控英语，却写了一辈子让一般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无法挑剔的不纯正英文。无法挑剔，是因为不纯正的英文比纯正的英文更好看、更有味道，甚至更精确。例如说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用不纯正的英文写了海洋，写了自然与人心交叠出的黑暗，让科波拉读完了后，决定要拍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3]。科波拉清楚地知道要如何拍出越南丛林里的气氛，那是具备如同海洋般浪涛气势的恐怖森林，那已经写在康拉德不纯正却再精确不过的文字里了。

康拉德不纯正的英文，写出了英文里原本不存在的描述与感情。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哈金，本名叫金雪飞，他最崇拜的，他跟随的对象，就是康拉德。所以哈金和谭恩美或石黑一雄等华裔、日裔的英语作家非常不同。哈金从来没有打算要写中规中矩、干净正统的英文，他要写的是一种陌生——一般美国人、英国人读起来会觉得陌生——的英文，他要用这陌生的英文去描写一般美国人、英国人也会一定觉得陌生的中国经验。因此哈金的小说很难被翻译成中文，一旦翻译成中文，就失去了那个陌生感。翻译成的中文越纯粹、越流利，哈金小说的特色也就存留得越少。

从19世纪的小说转换到20世纪的小说中，康拉德也扮演了特殊角色，尤其是在呈现异文化交错中扮演的角色。萨义德在《开端》第三章，通读并整理了19世纪重要的小说与重要的小说家，找出19世纪小说叙述主流的五大原则。19世纪的人写小说时，怎么使用语言，作者和读者之间维持怎样显性或隐性的关系，一件事该如何表达，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1]《东方主义》，立绪出版，1999年；《乡关何处》，立绪出版，2000年；《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集》，麦田出版，2005年。

[2]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在1886年加入英国国籍。

[3]科波拉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把《黑暗的心》（1902）的场景从非洲的刚果河搬到越南的湄公河，溯河而上的主人翁也从世纪初的英国船长变成参加越战的美国军官。后来科波拉又在1991年拍了一部他怎么拍《现代启示录》的纪录片，片名就叫作“黑暗的心：一个电影人的启示录”（Hearts of Darkness: A Filmmaker’s Apocalypse）。

19世纪小说的五大原则

萨义德的五大原则，第一是“补充性原则”。小说是事件的补充。写小说，或说建构一个叙述时，已经先假设某件事情发生过了，所以才用文字去追补记录。小说叙述里有清楚的主客，或者说主从关系。主要是事件，即使事件是想象的、虚构的，想象的虚构的事件仍然走在前面，作为主体。叙述是发生在事件之后写下来的，是对于那个不论真实或想象的事件的补充性、依从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要书写，要叙述，先要有事件，先有了事件才发生叙述。

第二项原则是“前进原则”。叙述基本上是往前走的，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主要是时间上的前进，虽然小说里会有倒叙，但是小说整体上是从未知开始，经过时间之流，最后达到结论，进入已知。

第三项重要的原则是“适当性原则”。小说是一个载体，叙述是一个载体，需要假设其是个适当的载体。意思是，叙述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意义，假设说要表达的意义是：人生最大的命运考验就是终将要面对死亡，所以存在本身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抗拒死亡，那么小说就必然化身为表达这层意义的适当载体。小说作为一个工具，和其所要达成的目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受质疑的。小说想要表达，我们就认为通过小说真的可以表达那样的意义。19世纪的小说内在有一种对读者的要求，甚至是训诫。小说叙述已经这样说了，如果读了小说之后你弄不清楚其意义，那么责任在你这个读者身上，不在作者身上。因为在这个叙述关系里已经先假设了小说的“适当性”，假设它适当地承载了这个意义。读者读不到意义怎么办？老师、长辈和朋友都会自然地告诉你：再读一次。再读一次还是没领会？那就再读一次。换句话说，文字叙述与其承载的意义间有适当的关系，只是看我们要花多大的力气能够解读并领会。从另一个方向看，19世纪的小说概念中没有叙述与意义间断裂的可能性。

19世纪小说主流叙述的第四项原则是“终极性原则”。叙述是线性的，阅读经验也是线性的，从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开始往下读。当我读第一章第一句话时，在那个当下，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可是等到我读到第二句话了，前面那句话就转而变成只是背景，我正在读的这第二句话取而代之变成最重要的。也就是说，顺着线性的叙述安排读下来，所阅读的每一句话在阅读当下，都是那个叙述秩序里最重要的部分，不会被前面颠覆，也不会被后面背叛。文本的流淌中，线性次序保证了前后相衔的关系，正在阅读的那一部分，都具备一种“终极性”，或说“绝对性”。

还有第五项原则叫作“完整性原则”。就是说一个小说叙述完成了，就构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不多也不少。“完整性原则”进而发展出种种假设的关系。例如说文本与意义间，存在着高低位阶关系，意义比较高，是主；文本比较低，是附属的；作者和读者间也是固定作者是主，读者是附，形成各种不同的主客、主从关系。

这些原则听起来很抽象，但这五大原则很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叙述革命，因为他的叙述方式就打破了这五大原则。分析弗洛伊德如何打破这五大原则，我们又可以对这五项原则的内容，有更清楚的掌握。

打破五大原则的羊皮纸书写

《梦的解析》在文化史上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打破了19世纪主流的叙述霸权，挑战并扬弃了19世纪关于叙述应该怎么说，叙述应该怎么建构的内在规定。《梦的解析》里，弗洛伊德建构了一种19世纪主流价值不能同意的叙述。让我们想象19世纪的小说，刚开头描写了有一天晚上在伦敦的街上，一个穷人手中揣着两先令，准备去买他三天来的第一顿晚餐。然而经过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地方，突然有一个黑影靠近他。小说如此开场，小说建构的这个叙述，就假设先发生过这件事，然后才会有叙述者来把这件事讲给你听。所以叙述跟随着事件，一路追在事件后面，把事件一一写下来。

然而《梦的解析》不是这样写的。《梦的解析》里的事件，是一个又一个的梦。然而这些梦的存在，作为事件在书里却是无法站立起来的。弗洛伊德讲的任何一个梦，都是为了要引出诠释。将那些梦照着其本身存在的方式搜集起来，摆放在那里，不会就成为《梦的解析》这样一本书。梦只是引子，为了要引出后面的诠释。换句话说，《梦的解析》的写法打破了19世纪叙述文本的第一条惯例——事件先行，文本跟在后面补充——弗洛伊德让文本本身就是这本书里的核心事件，除了不断地努力叙述，接着努力诠释外，这本书别无其他事件。这就是《梦的解析》对“补充性原则”产生的冲击。

《梦的解析》第七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弗洛伊德跳出来现身说法，抱怨要写这样一本书有多难，其中一个关键的困难，在于其过程无法重建，没有办法回到过程中，将过程重讲一次。通过《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打开一段一段的推论，呈现他如何一段一段地诠释，如何一段一段地找到什么样的答案。可是对于这个诠释过程的叙述，又不是，又无法按照现实经历的顺序。依照现实发生的事情，他从病人的谈话中注意到了人会夸张戏剧化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从这里联系到梦，意识到梦中也有类似的夸张戏剧化琐碎内容的现象。仔细思考后，他将关于梦的理论予以发展，推断出“歇斯底里症的性欲起源论”。可是后来他自己又放弃了“性欲起源论”，再进行调整。过程中的每一步，新的研究、新的认知、新的诠释都回头改变了前提，因而没有办法重建从前提走到推论再走到结论的干净和简单次序。

《梦的解析》不是一个前进的、有固定方向的叙述，这点也打破了刚刚说的“前进原则”。《梦的解析》是前进后退打转转弯，各种方向并存，换来换去，阅读上应该会留下深刻印象。弗洛伊德在这里说一个梦，提供了一段诠释，接着就抛弃了这个主题，去诠释别的梦。但过一阵子，原来那个梦又跑回来，弗洛伊德又补充那个梦里还有什么的东西值得注意。

贯穿《梦的解析》全书的重要概念是压抑。“梦是被压抑的愿望实现”，弗洛伊德在书中很早就这样定性，然而“被压抑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又到底如何实现？却是在书中，这里出现一点，那里又说明一点，没有一个线性的论述安排。《梦的解析》是非方向性的，书中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从第一步走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更重要的，非方向性并不是因为弗洛伊德能力不足，整理不出方向秩序，不是因为他搞砸了，而是出于充分理由的支持，有意识的做法。

弗洛伊德写作叙述的逻辑，就不是方向性的。他的逻辑是不断的探索。以前的叙述，像是手上拿着藏宝图在挖宝藏。先知道了这块地方底下藏了宝藏，所以开始挖，越挖就越接近宝藏，结尾处就找到了宝藏，因此会有明确的“前进性”。《梦的解析》不是拿藏宝图挖宝，比较像是在森林里迷路了要找路。不知道哪里有路，你不可能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对的，找到路也不知道路引领的是不是对的方向，抬头看偶尔透进来的阳光，找到了方向也不晓得哪里有路通往那个方向。只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尝试，去摸索，尝试、摸索的过程才是人真正的经验，存在的真实经验。弗洛伊德的叙述不是挖掘宝藏逐渐趋近的过程，而是不断的游离游晃，从这边晃到那边，从那边晃到这边。所以书里没有19世纪叙述——不论是小说或非小说——假定该要有的叙述效率，里面记录了许多弗洛伊德自己走过的冤枉路，他从来没有要假装自己确定知道应该如何进行。

之所以会如此，无法追求叙述效率，在书中只叙述想好、整理好的内容，让读者不需要陪弗洛伊德走冤枉路，根本的原因就是：关于梦，关于梦的诠释，发掘梦的意义，到弗洛伊德写作时，还没有能找到适当的载体，适当的中介。弗洛伊德写梦时，他一边找诠释找答案，一边也在找载体，找那个可以适当承载梦的意义的工具。

我们读19世纪的小说，例如说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先入为主地假定冉·阿让这个角色就是传递雨果心中控诉社会不公不义概念的对的工具，对的载体。我们不会去怀疑，用这个角色来处理社会的不公不义也许不太恰当？也许反而让人家觉得原有的社会安排不无道理？叙述本身有一种确定性，阻止读者如此怀疑。可是弗洛伊德的书却从头到尾使用了不那么自信的语言和语气，显示其中的高度尝试性。这又是《梦的解析》逆反原有“适当性原则”的地方。

再看“终极性原则”。萨义德所说的“终极性原则”其实也依附在线性且自信的叙述安排上，所以阅读的每一个当下读到的，都是最重要的。破除了线性与自信安排，《梦的解析》的叙述是不断的改写，同样的材料会重复出现，每出现一次就被改写一次。这种书写，可以称之为“羊皮纸书写”。以前纸张不普遍时，要写在羊皮纸上，羊皮纸可以重复使用，将前面写的刮掉，再写上新的内容。可是旧的不可能被完全刮干净，于是新旧内容就会一清楚一模糊，互相交叠，当然也就彼此干扰。弗洛伊德在书中对同样一个梦，前面解释了，后面再解释，也对同样一个概念，前面解释了，后面再解释。而且其重复出现，不完全是补充，不完全是前面没讲够，所以后面再补充一下，往往他其实是在重写。

弗洛伊德的著作英文翻译，有詹姆斯·斯特雷奇[1]编的“标准版”。“标准版”附带了许多注释。仔细查《梦的解析》的“标准版”注释就会了解，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在先后的不同版本上改写，他写的东西从来没有“定本”。弗洛伊德因而打破了“完整性原则”及其所建构出来的位阶概念，意义与叙述间的位阶高下——意义是固定确定的，叙述是为意义而服务的。弗洛伊德在用另外一种规则书写：我们其实不知道那完整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书写，在叙述建构过程中不断努力试图去发掘意义，或是去塑造意义。意义与叙述间没有了原来惯例中的主从关系，各种主从关系在弗洛伊德的书写里都瓦解了。

我们不能低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20年代，《梦的解析》成为欧洲人的普遍读物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巨大影响就是示范了新的写作可能性，示范了新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示范了一种新的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示范了一种新的、作为意义探寻过程的文本到底如何呈现。正如萨义德提示的，回头读了19世纪的作品，我们更能充分认知、欣赏《梦的解析》吸引人、感人的地方。受弗洛伊德影响，受《梦的解析》这种写作风格影响，20世纪的写作，尤其是20世纪的叙述，完全不一样了。

经历一个世纪，走到20世纪末，整件事甚至都颠倒过来了，反而认定好的文本、好的叙述本来就应该是暧昧的，好的文本、好的叙述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行为，而不是另外的意义的附随品。这样的发展，是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从像《梦的解析》这样的作品开启其端，才产生的。今天的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例如不同的人阅读同样的作品，会读出不一样的意义，这在19世纪，在弗洛伊德之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是19世纪的主流叙述中不会接受，也根本不会有的观念。19世纪的写作者与读者之间，作者就是权威，作者给读者的文本就是一切，高低关系非常明确。

刚刚举过的例子，雨果的《悲惨世界》，其背后的命题用意很清楚，要讲社会真理，要讲革命。雨果写小说、出版小说时，摆出来的姿势是：我要的意义，刚好可以借冉·阿让这个角色得到最好的代表与展现。我们今天读《悲惨世界》会想：不，其实冉·阿让这个角色充满了矛盾，他代表的社会正义是多层次的，乃至于歧义的。然而在19世纪的叙述关系中，却不存在这种让读者发现、讨论矛盾和歧义的空间。

要等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类的书籍在战后大流行，阅读弗洛伊德的经验影响了一整代的欧洲人，影响他们如何看待，如何诉说一件事，如何建构叙述。

[1]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精神分析学家，与伍尔芙、凯恩斯、福斯特同属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人文社团“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他和妻子阿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于20世纪20年代前往维也纳随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之后，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便成为夫妇俩的终身事业，传世的二十四册译作至今仍是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说的过程成为文学的核心

还有“解析”的概念与行为。“解析”不是提供已有的答案，而是一面不断和前提奋斗，一面不断趋近答案的过程。过去的“研究”，指的是研究者获得了资料，利用资料去比对既有的事实，用一套清楚且固定的方法，将新的现象包纳进来得到不同的结论。弗洛伊德式的“解析”却是新的现象、新的意义要求新的推论游戏规则。

“解析”使得人类对于如何了解一件事情，增添了许多层次。理解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点在于明白其与之前19世纪文学的差异所在。20世纪文学的兴起，主要起于一种新的书写策略。这种新的书写策略，让作者从过去的一份叙述责任，同时也是道德责任中解放出来。作者不再必然得提供明确的叙述叙事，从这种责任当中解脱出来。在20世纪的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前，作者身上背负一个道德责任：不能写你自己搞不懂的东西。要写小说，先要弄清楚写这个小说是为了什么。可是经过了像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这种作品的冲击，20世纪文学里出现了真正的新鲜东西，作者可以去写许多他自己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写的东西，作者可以对自己的作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或者是作者可以经常对于自己的作品讲出与作品本身矛盾的说法。作者的意图与作品本身逐渐脱离开来，这是巨大的解放。作者写作、叙述时，不再需要明白自己到底要说什么，就是说了，说了本身、说的过程就已建构了文学目的。说的过程，而不是所要达到的固定意义，变成文学作品真正的核心。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者也失去了以前在19世纪时可以获得的保护与保障，那就是读者在阅读关系中原本近乎盲目的信仰。19世纪的读者基本上相信作者，相信作者的能力，也相信作者所写的内容，作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到了20世纪却变成读者和作者一起进行文本的建构，文本本身就是事件，于是到后来文本的权威取代了作者的权威，进而读者威胁，乃至于否认了作者的权威。作者不见得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更不必然是自己作品最好的诠释者，他糊里糊涂、不知所以地写了作品，读者当然有可能比作者更接近作品，甚至以作品的内部逻辑来否定作者对作品的解释。

这是20世纪重要的改变。我们不能老想要偷懒地回到19世纪的读者角色，想要恢复19世纪的阅读关系。《梦的解析》“解析”梦，但同时《梦的解析》也要求我们用“解析”的态度来阅读这样一部作品。彼得·盖伊在《弗洛伊德读本》里摘录了《梦的解析》，却在“前言”中特别希望读者能够完整地读《梦的解析》。虽然《弗洛伊德读本》里给了片段，彼得·盖伊其实认为只读片段不太有意义。五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抗拒帮你们做《梦的解析》的摘要整理，告诉你们《梦的解析》到底写了什么。因为那样的整理，就算整理得再好，都只能呈现书的片段。

《梦的解析》这本书有一个表面的假象。那些看来清楚的论理其实只是假象，那是靠弗洛伊德的雄辩术创造出来的假象。将整本书读完了，你可不可以整理出五种弗洛伊德曾经用过的解析方法，加以说明，并加以评估？这像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大学课堂报告或考试题目，但你不妨试试看，会写出什么样的报告或答题内容？真正试过你才会明白：弗洛伊德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整理出一个系统来，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系统存在。没有系统却能建构一种文本权威，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梦的解析》不能用简单被动接受的态度去读，因为弗洛伊德就不是用那种旧方式写的，我们必须去“解析”《梦的解析》，也就是用弗洛伊德书中提示反复追求梦的意义的方式，回头拿来分析、理解书的内容。那样才真读得进《梦的解析》。

第十章 与弗洛伊德为伴

是否存在集体的压抑？

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那种叙述实验，后来开出巨大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梦的诠释，以及用在梦的解析上的解析法，和卡夫卡有很密切的关系。卡夫卡的寓言文学的鲜明特色，一者来自犹太教，二者来自梦。卡夫卡的寓言最像是梦境的转述或转译，梦的幻象对人生产生的寓言作用。卡夫卡的文学还有第三项来源，那就是不同的叙事关系，叙述文本本身作为世界，而不是去追模一个世界，这是卡夫卡与现代主义带来的巨大改变。而这些文学上的新奇现象，都和弗洛伊德脱不了关系。

弗洛伊德不只建立了新叙述，还建立了新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理论衍伸出的新美学，在超现实主义上表现得最清楚。超现实主义运动除了在绘画上展现出一种诡异且瑰丽的成就之外，还开发了一片原来弗洛伊德处理过，却处理得太干净、太简化的领域，那就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用“超我”来总括集体与社会的影响，每一个个人，形成自我时，有一股力量来自原欲，另外有一层巨大的力量来自社会，来自群体，来自“超我”，因而造就了复杂的个人个性。到了超现实主义那里，这些人是艺术家，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也不是精神医师，所以他们就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各取所需。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压抑说法，利用艺术表现积极进行对于自我欲望的挖掘与释放。将之视为双重战线的作战，一方面处理自己内在的压抑管制，另一方面也就同时挑战了社会上的压抑禁制。解放自己个人欲望，每个人多解放一份自己的欲望，也就是你协助让那禁制机制垮台的一份贡献。表面看起来是扰乱文明秩序，却吊诡地成了今天文明重建或者明天文明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解放自己的欲望不只是为了个人健康的理由，解放自己的欲望还转成了另外一种社会道德的行为，而且个人与集体互为隐喻，彼此穿透。

再进一步，活在这样一个集体压抑的社会里，作为个人的个性无从建立，而一个因此不健康的个人，会回过头来变成社会的包袱，变成社会的压力。借由超现实主义的活力与实践，欲望的解放、欲望的表达，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断来回辩证，推演出丰富多层的意义。而几乎每一层不同的意义，之后在20世纪的艺术运动中，都发展出一套艺术风格来。

前面一开头就提过，从达尔文到马克思到弗洛伊德，这些思想潮流越来越朝个人趋近，越来越个人化。弗洛伊德的整套理论都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根基上，讲的都是个人，从诠释个人出发，集体与社会只是个人的压抑来源。可是从20世纪30年代，新一波与种族、优生有关的集体主义兴起，就开始跃动着一个可能的议题：那么民族或种族集体，也会有其精神结构吗？弗洛伊德在个人层次开发出来的理论，可能以什么方式运用在以民族或其他团体为单位的认知研究上吗？

关于集体精神，弗洛伊德写了《文明及其不满》《图腾与禁忌》《摩西与一神教》，都是大的题目，不过其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隐伏的。主要因为最狂热的集体现象出现在纳粹德国，而纳粹对犹太人弗洛伊德的理论，抱持着高度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省战争，尤其反省纳粹德国的集体行为，让这个想法由隐而显，又开启了一个精神分析的新空间。纳粹德国的暴力行为，多么像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会做出来的！像德国那样一个群体，是否有其集体的压抑、集体的精神扭曲，以及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战争是不是在集体层次的原欲解放？这些都是很吸引人也很重要的大问题。这是弗洛伊德理论合理的拓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讲，民族是靠种种想象打造出来的。想象的历史、想象的共同祖先、想象的共同文化，这些，是民族形成中真正的基底。在此基底上，民族会有一套价值观，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套记忆，评断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可鄙的。对于被认定为错误的，被评断为可鄙的，社会集体内部也会有一种机制予以压制到黑暗里去，使之不至于浮现。可是压抑久了，能不爆发出来吗？是不是仍然要趁管制力量不注意时，以奇怪、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用这个方式来看台湾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蒋勋说的：台湾地区的文化是“减法的文明”，所谓“减法”实质上也就是不断的压抑。后面的人就将前面的记忆压抑掉。可是记忆无法被取消，只能被压抑，因而被压抑掉的记忆，终究会用某种方式展露甚至爆发出来。台湾地区成了集体潜意识的变化温床。例如台湾的日本人经验，台湾的日据时代经验，一直到今天，终战超过六十年了，都还有人不愿意去面对，还有人在积极扮演监管者的角色，一定要将那些记忆用各种方式压抑、改造。有些台湾人对于日据时代的特殊温情怀念，实质上不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展现？如果没有记忆上的强大压抑，也就不会有用这种方式的扭曲展现。

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个人主义出发，然而其中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甚至可以朝群众研究（crowd study）和群众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发展。“群众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尝试如何将弗洛伊德从个人心理学分析观察的机制，移来诠释集体行为。

泛性论太简单又太流行

美国人说的笑话，取笑的对象，第一名是律师，第二名就是精神医生。因为精神医生收费很贵，经常说荒唐的话，而且几乎每句话都跟性有关。这三个条件就够让大家喜欢取笑精神医生，而且让取笑精神医生的笑话格外容易引起共鸣。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全归咎于祖师爷弗洛伊德。不过公平地说，弗洛伊德要负最大责任的地方，是将所有的心理创伤都归结为与性欲的压抑有关。他的《性学三论》，就是一套细腻且带有戏剧性吸引力的性导向精神诠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的性导向精神诠释，很早就引起很多质疑。事实上，他的理论中，最早激发反感与批判的就是这个以性为分析根本的概念。他的两个大弟子荣格和阿德勒都在这件事上，和他分道扬镳。荣格发展出“原型理论”，阿德勒则是将重点从性欲转到攻击性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固执且好强的弗洛伊德，因为弟子这样的“背叛”，反而更坚持以性欲为中心的分析原则。“泛性论”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和精神医学之间最大的差别。精神医学越来越远离“泛性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就越来越以“泛性论”为其核心特色。“泛性论”使得精神分析很难被医学接受，但反过来，“泛性论”却又让精神分析获得了最多的社会好奇，尽管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为了公开谈论性的借口，也常常是戏谑嘲笑式的表达。

“泛性论”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容易上手，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使用的。反正只要到处看到性象征，就是弗洛伊德，就是精神分析了。看到总统府的钟楼就看到一个巨大阳具；看到山洞就看到女性的阴户。反正有凸的就是男性，有凹的就是女性，所有的东西都很好解释，因为通通都是性欲的表现，太简单又太流行了，以至于使得精神分析在专业上很难站起来，却同时让精神分析大受欢迎。

“泛性论”所含的种种问题，不是今天才被注意，被讨论的，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我们今天要做、该做的，不是拿“泛性论”来否定弗洛伊德，而是先滤掉那些夸张、极端的主张，理解弗洛伊德理论的主体。掌握了主体之后，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得更全面，可以再将这些夸张、极端的内容补回来。一百年来，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几乎从来没有停过，累积经历了这么多的批评，弗洛伊德还没有被瓦解，没有消失，因为他确实开启其端使很多事情变得可能。我们今天是去回溯这些后来影响重大的可能性的来源，用这种态度来阅读、认识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对象征很敏感

阅读弗洛伊德，接触精神分析，我们进而可以将精神分析概念拿来作为阅读其他人文著作的工具。作为一套诠释方法，精神分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最基本、最简单的层次，是帮助我们察觉或诠释象征，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在文本表面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东西。以乔治·德·基里科的画作为例：一只高高的烟囱，旁边有拱门，拱门有一个接一个的圆拱洞，在一个圆拱洞的两根柱子中间，远方的视野处恰巧有一个小小的火车头经过。在画面的前景，一片单一颜色间，有一颗几乎看不见的小石头。[1]这样的画面借由加上精神分析的眼睛来观察，会看到：凸出来的是雄性象征，凹进去的是女性象征，两根柱子之间所形成的夹缝，又有冒烟的火车头正要经过，里面的性意识就很丰富、很饱满了。然后还有那颗似有似的无小石头！

精神分析对象征的敏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用在看电影上，电影里充满了瞬息即逝的画面。例如说摄影镜头这样摇过去，扫到一片黄昏沙漠，沙漠景物的尽头，站着一个叼着烟的大镖客。可是具备精神分析敏感度的阅读者，会在那个空镜里看到一株仙人掌，为什么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出现前要有一株仙人掌？[2]这就是诠释的空间。电影将许多信息压缩在里面，细心的阅读者可以从中挑出很多别人不会注意到的东西。还有，电影的运作，构成其内容的声音与影像画面，有很多不是我们的理智可以当下清楚、完全捕捉的。看完一场电影，其实你说不明白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大部分的内容是经过直觉进入你的潜意识里，由潜意识而非显意识来接收。那个沙漠空镜摇过去，你哪会注意到有一株仙人掌，可是在你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先看到那株仙人掌，就会影响到你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感觉。仙人掌先达到你的潜意识，于是你会觉得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格外威武英勇，或许觉得他格外特立独行。再进一步分析，或许仙人掌和他嘴里叼着的烟就形成了一组隐喻效果。

电影一秒钟有二十四格，没有人是一格一格看电影的，我们看到的本来就是这众多影像格子连接在一起造成的假象。电影和梦最相似的地方是，都有许多琐碎的东西夹杂其间。镜头是设计过的，但再“干净”的镜头里还是有很多不重要的景象。这些景象不会因为不重要就不出现，也不会因为不重要就不进入我们的意识里。这些不重要的景象就像梦里所使用的日常生活琐碎片段般。任何一个人读过弗洛伊德的，多读点儿弗洛伊德的，进到电影院就会很容易看见不一样的东西，就会很自然地想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分析电影。

一个最简单的层次，是去读出画面中的象征。再深刻一点儿，还可以用精神分析去分析角色的性格，分析情节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带入精神分析的知识，让我们更进一步感受银幕上的人物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诠释的重要功能，不在于给固定答案，而在于寻求更丰富意义的途径。

[1]这段话引自基里科1913年的作品《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

[2]这段话引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1964年的美国西部片《荒野大镖客》（A Fistful of Dollars）。

在现象与抽象之间雄辩

弗洛伊德研究过可卡因在麻醉上的应用。研究这个主题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太太，分隔两地。为了要去见女友，以至于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没能参与可卡因用在眼科手术上的实验，而他错过的那项实验后来成为确立可卡因麻醉作用的里程碑。之后，弗洛伊德经常提起这件事，讲到差一点点他的名字就会随着这个重大实验写在历史上。讲的时候，他会将重点放在：即使如此，我不会因而怪我的未婚妻。

他怎么可能真的不怪？！事实上一再讲，就是为了借机让人家知道他在可卡因研究上的贡献。他是个很有野心，也很计较的人。同时他是个拥有各种雄辩技巧与雄辩策略的人，能够用各种方法让人家听他的，受他的影响。如果他不是那么雄辩，就算他再有主见，建构理论的本事再大，都不可能承受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攻击，一直死守捍卫自己的那套系统。

他的雄辩，很重要一部分表现在穿梭、来回于现象与理论间，现象与抽象道理的灵活运用上。另一部分，则展现为擅长利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来吸引注意。弗洛伊德受到当时正盛的科学主义影响，追求非常严格严谨的规则。在《梦的解析》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其严肃地讨论：梦的材料究竟应该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还是可以更久。他坚持要定出严格的规范，做梦的当天发生的事情是梦的材料。他喜欢断定很明确的规律和规则，他总是将话讲得很满，不留什么余地。而且对自己讲得太满的话，还很不情愿放弃，这又反过来构成了招引众多批评和攻击的原因。

了解弗洛伊德这种基本个性，我们就可以跳脱“对不对”的讨论，放掉对弗洛伊德理论许多枝节的挑剔——有太多可以挑了——去体会，去欣赏弗洛伊德理论中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里、在文本里读出更多可能答案的地方，那么弗洛伊德会是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和协助者，用他特殊的风格陪我们看到更多彩、更复杂的世界。

午夜十字路口梦见弗洛伊德

杨照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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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字 数：10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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