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

周一良 著

中华书局

二〇一六年五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典藏本/周一良著.——北京：中华书局，2016.5

（大家讲史）

ISBN 978-7-101-11720-2

Ⅰ．魏… Ⅱ．周… Ⅲ．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2156号

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典藏本）

著　　者　周一良

丛书名　大家讲史

责任编辑　李洪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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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00千宇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720-2

定　　价　45.00元

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代前言）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劳榦两兄。我们几个青年都喜欢听戏，大家共同欢喜赞叹，说听了陈先生这一堂课，就好像看了杨小楼的一场精彩表演。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

大概俞大纲先生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为了吸引人才，就推荐我去史语所工作。当时的史语所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图书资料丰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完全自由研究；更没有什么升级、评工资等等的干扰，一心一意只是读书。从1936年秋天到1937年的6月间，我把八书二史读了一遍。我还是用旧的笨法子，遇到人名就查列传，遇到地名就查《地理志》，遇到官名就查《职官志》，这样互相比勘，同时参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等。

我注意到南朝境内汉族的侨人和旧人的区别。南朝境内少数民族很多，也注意到宋齐梁陈政府对于侨人和旧人的政策的前后不同，如此等等。同时也注意到社会上对于“婚”和“宦”两方面的重视。顺着这些思路，水到渠成，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和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方面，我首先注意了北朝自始至终存在着“领民酋长”这个称号和晚期出现的“六州都督”。据我研究的结果，北魏除了像高车这样大的部落没有解散以外，还有一些属于鲜卑或者附属于鲜卑的匈奴、敕勒等等较小的部落也并没有解散，依然未成编户。而这些小的部落，他们的酋长就称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最初是领有部落，逐渐演化成为没有部落但依然领民，所以称为“领民督将”或者“领民都督”。所谓“六州”，最初是指恒、云、燕、朔、蔚、显六州的流民，这些流民由北部南迁到冀、定、瀛三州，当时统率这六州流民的官，就称为“六州都督”，而“六州”这两个字，逐渐由实指地名，变成北方流民的代号，所以“六州都督”的“六州”已经不是指这六州地方的人了。这些名词的变化，实际是表示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要从历史发展变化来理解各个名词的真正含义。我又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启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鲜卑，这个说法后来也得到承认。我还研究了北魏的镇戍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指出，研究一种制度，不能仅从静止的方面来考虑，还要从“动”的方面，就是它的运行方面来研究，这种说法也是对头的。我还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还有一篇是评日本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做了这样一些工作，可以算是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1937年抗战爆发，我回到天津家里，准备结婚以后再到南方去。而这期间，燕京大学的洪煨莲老师准备送我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改变了我的计划。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在哈佛又教了两年日本语后，1946年回国。在这期间，就没有做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946年回国一直到解放初期。在这期间，我的教课任务主要是日语，不需要太多准备，因此有充分的时间来搞研究。我写了一篇《乞活考》，考证西晋东晋之间的流民。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篇文章招来了灾难。但是这场灾难，三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请参看1998年8月号《读书》杂志）。我写了《北朝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又研究了南朝的官制和清浊问题，等等。同时还做了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写了一篇《〈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根据我的考证，《牟子理惑论》“序言”和本文一部分大概是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牟广的著作；而许多关于佛教的话，都比较迟，大约是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加入的。佛教史之外，还就敦煌文献写了一些文章。总之，这几年自己感到意气风发，有时候思如泉涌，觉得研究的潜力很强，可以涉猎许多方面。在哈佛时，老友杨联陞勉励我说将来可以继承陈寅老的衣钵。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悟性和记性都远远比不上陈先生，而陈先生的中国古典、外国语文各方面同样非我所能及；但是当时觉得，如果锲而不舍，努力用功，以后在某些问题、以至个别方面，接近陈先生的水平也不无可能。八十年代与联陞兄在剑桥重晤时，他听说我有《札记》之作，便又赋诗勉励我说：“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岂知五十年来时移事异，我当年的幻想早已破灭，良友的期望也已成为泡影了。噫兮！

我在燕京教过一段魏晋南北朝史，当时就用陈先生的方法，讲课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结果，颇受学生欢迎。在清华1949年以后才转到历史系，也讲过一段时间的魏晋南北朝史。院系调整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断代史，由我的前辈魏晋南北朝专家余逊先生担任，我服从需要，改搞亚洲史。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几十年魏晋南北朝史完全束之高阁了。

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三个段落，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我受审查期间，每天三段时间都要到工人师傅所在的办公室去。开始是写材料，很快就没的可写了。于是我就读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读到《三国志》，如睹故人，坠欢重拾。于是我就开始写点札记，积累资料。我想先把史料复习一遍，然后再来从事研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由来。《札记》一共三百四十几条，三十五万字。《三国志》和《晋书》有卢弼、吴士鉴两家的注解，而八书、二史，前人都没有笺注过，今天为它们作全面注解，也缺乏足够的材料。我于是乎仿照清代郝懿行《晋宋书故》的办法，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对史料做一点类似注解的工作，特别是词语方面，以供认真阅读这部分史书的同志参考。《札记》里面考证比较多，也有些议论讨论一些问题，类似《廿二史札记》。记得陈援庵先生逝世之后，邵循正兄有挽联说：“校雠捐故伎，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我现在这部《札记》，可以说是“愧为乾嘉作殿军”了，但是自信对今后读这些史书的同志，还是会有些帮助的。

1981年《札记》交稿以后，我又陆续写了十五六篇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文章和书评，这些论文涉及的以文化、典制、语言、文字为多，这和早年文史传统的熏习，以及由此养成的兴趣有关。这些文章虽不无一得之见，但殊乏突破之功，它们在有关领域中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史无前例”的十年之后，体力脑力犹堪驱使，贡献区区余热，对学术言，对个人言，都属大幸了。1989年，我在美国与老友王伊同教授共同写了一篇书评——《马瑞志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商兑》。从此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转移到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和日本史料的翻译上来了。

我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前后二十几年，这些研究总体来讲，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别人比较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就拿我们系里中国古代史方面的几位先生来说吧，我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研究可以说是面面俱精。他不但研究北宋，而且研究南宋；不但研究政治、经济，而且研究文化；不但研究而且能够注释文学作品，像《辛稼轩词》；特别是他除了研究考证之外，还能够自己写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再看王永兴先生的唐史研究，他在同一类型的题目上几十年步步深入，进步的轨迹可以说斑斑可考。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我自从1997年右手不能握管，每天用左手简单写几句日记。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用别位史学家的研究特点来照一照自己，似乎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陈琳国兄评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的文章题为《融会贯通　渐臻化境》，虽然提得太高，我不敢当，但我觉得却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不同于诸家的特点，就是像西方谚语所说，自己是各个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这是自谦的话，同时又不无自豪，可以说是未盖棺而定论了吧。

关于我三部著作的题签问题，想谈一点掌故。我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由我父亲九十老人所题，老人的书法初学“蝯叟中年字”，后来又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他的书法，直到九十多岁还写得既飘逸有致，又遒劲有力。但是老人非常谦虚，给我的家信里说，写了几条都不满意，都寄给我，由我自己选择吧。老人的谦虚可敬如此。《论集续编》的书名，是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堂叔志辅先生所题，他活到九十九岁，平生研究戏曲，有关于京剧历史的著作多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时，协助张庚同志主持实际工作的俞琳同志，曾经提出要为他立一个条目，但是因为他侨居美国而放弃了这个意见。以后再编《百科全书·戏曲卷》，恐怕就该有他一席之地吧。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是由亡弟珏良题签。珏良研究英美文学，有五十万字的文集，同时他非常喜欢书法，学习号称陈朝智永所写的《千字文》，同时受唐人写经的影响也很深。所以我挽他的联语中有“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之语。可惜的是，当时书名题签还没有署自己名字的习惯，所以这本书的题签就成了无名氏了。

关于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在这里讲一下。根据陆键东同志的书，我似乎是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但是我始终对这件事毫无怨怼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陈先生的心情。还有一点我以前没有讲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始终很坦然，在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中，自信没有受到政治干扰，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主张的。当然我也写过“奉命”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同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中国与某些国家友好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我不认为这些是研究工作，把它们和研究论文严格分开。我认为属于研究工作性质的，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那两本书，与这些文章迥然不同，我认为是没有违背陈先生的宗旨的。在梁效时所写的《论九世纪前半期的唐朝政治》，是为了说明唐代某些诗人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才敢于拿它来为季羡林先生祝寿。总而言之，我自信我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来没有由于为“办得食”而“遂负如来”也。

此文由阎步克同志笔录，谨致感谢。

1999年5月7日记。

（原载《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讲
论诸葛亮

三国　蜀　持簸箕陶俑

诸葛亮像

千余年来诸葛亮一直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表扬和崇拜，而在人民群众当中，他同样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都喜取材于三国的故事，诸葛亮被描写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来。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传一些关于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对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对他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想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试作估价，以期还他本来面目。所论远欠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诸葛亮（181—234）所生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击的动荡的时代。184年黄巾大起义，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荆扬兖豫八州一时并起，杀死地方官吏，威胁了首都洛阳。同时西北西南各地农民也到处起义响应黄巾号召注释。诸葛亮的家乡琅邪阳都属于徐州，正是黄巾势力所及的地区。起义很快发展，农民军战斗力极强，但战术不好，被官军用诡诈计策打败。然而黄巾余众和饥民相结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组织起各种名号的农民军，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东汉政权受到严重的震撼和打击。当时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虽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有矛盾，在189年大规模诛杀宦官，但黄巾起义要推翻汉政权时，他却在家乡汝南郡组织武装，防止农民进攻。黄巾主力军消灭后，其他各起义集团也多被袁绍镇压。各地方还有些官位并不高，而势力却很强大的大地主们，如李乾、许褚、鲁肃、甘宁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领僮客，来防御起义的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财产。至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儒生，他们是反对东汉末年外戚宦官擅权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们的基本利益终究是和统治阶级一致的，不但不愿意汉政权被推翻，而且怕农民起来之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为之服务。镇压黄巾出力的卢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个好例。诸葛亮的家庭，也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注释。诸葛氏先辈作过官，如亮祖先诸葛丰作司隶校尉，亮父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诸葛氏并非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那样的世家大族。诸葛家拥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许褚等人聚族自保，来防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诸葛亮的族兄诸葛瑾逃到江东，亮也跟随从父诸葛玄流亡到荆州，说明他们在本乡并没有很坚固的凭借。诸葛亮虽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在早年没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剥削生活。他生于181年，184年黄巾起义，此后八年当中徐兖一带正是农民起义高涨地区，大约他即在这期间南下。诸葛玄死于197年注释，诸葛亮到荆州当在197年以前，即十七岁以前。因为在本乡琅邪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产业，于是随遇而安，甚至于在襄阳城西的南阳自己“躬耕”。这并不表示诸葛亮和劳动人民怎样接近，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以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农民大起义已经失败，他可以“苟全”，不必像卢植要去替统治者镇压农民。而纷争着的军阀，又都意在割据独立，置汉政权于不顾。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支配，忠心于刘氏的诸葛亮显然是不会和他们合作的。就在这样情况下，“中山靖王之后”的宗室刘备来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孙策死，孙权代领他的部队。这年诸葛亮只十九岁。207年刘备流亡到襄阳，三顾草庐，诸葛亮年二十六岁。他的隆中建议替刘备分析了曹孙两家力量，拟订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线策略。刘备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一个流亡军阀而割据一方，建立政权，和魏吴形成鼎立局面。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备入蜀更进一步开发了西南地方。后汉以来南方经济走着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战争破坏较少。孙吴政权也尽力于江东的生产和开发。这就使南方吴蜀两国的经济比董卓大肆破坏以后又屡经战乱的黄河流域要占优势。加以吴蜀政治上的联盟，又靠长江天险，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国鼎立局势，实质上是南北的对峙。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基本原因。当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到这一点。例如鲁肃初见孙权时，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又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诸葛亮也根据同样看法，更具体地分析了曹孙两家的情况。他说曹操比袁绍名位微而人数少，反能灭袁氏，主要由于“人谋”，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说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正是指孙权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权。分析当前情况，再据以推断未来的发展，对于孙刘联合后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计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议。这便是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当时其他一些为刘备计划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过分析推断远不如诸葛亮之具体深入。诸葛亮隆中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孙刘联合抗曹，虽然刘备后来一度违背这个精神，但蜀国始终是坚持这个政策的。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立即“重申吴好”，派邓芝去见孙权，提出“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我们可以说：蜀国基本政策始终是在诸葛亮隆中建议的精神指导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后，诸葛亮的事业和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对于曹孙两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对待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和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倚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但也鉴于刘焉刘璋的错误。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所以诸葛亮对于蜀中旧来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广汉秦宓有才学，刘备占益州后称病不出，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特别请来用书面谈话，对他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都是显著的例子。但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和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孙权完全倚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便比较显著。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大抵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来概括。有时早年笃信儒术，晚年又遵奉释老。有时在政治生活中标榜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于放佚的庄老。往往转移变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属的阶级。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然而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注释，却是道家的主张。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韩法术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注释。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以后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列宁说：“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的事情来判断的。”在这一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了与民休息的作用。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整个讲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注释。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未见更好，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再看诸葛亮自己的话，227年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和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目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注释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供应注释。诸葛亮这一道教令是在什么时期何种情况下所颁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国家财政完全倚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封建统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诸葛亮当然也不例外。但诸葛亮的巩固统治本身还有一个更终极的目标，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对于曹魏的历次战争，正是这样一个政策的延长。对于曹魏政权，诸葛亮一贯采取敌视态度，联吴目的即是为了抗曹。曹氏从张鲁夺得汉中后，一度威胁了益州。219年定军山战败，曹军撤出汉中，益州稳定下来。但220年曹丕代汉，忠于刘氏的诸葛亮便屡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图兴复汉室。评价诸葛亮，不能不估计这些北伐中原战争的意义和作用。那么，这些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从当时蜀国人民利益来看，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战争的频繁。因为连年出军，以致“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吕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给诸葛亮，“慰喻检制”，才勉强使他们不至逃亡。诸葛亮死后，苦于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注释。很显然，就蜀国人民当前利益而言，诸葛亮进行的战争对他们都是无益的。再从三国时代全中国人民长远利益来看，如果蜀国能够恢复统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据有利。但蜀国是否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呢？关羽镇守荆州，进攻曹氏时，曾一度得胜，使曹操有迁都之议。但关羽失败，孙吴取得荆州之后，无论就经济实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优势。蜀国虽然政治清明，但却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因而繁荣富足的基础之上的。论统一全国的条件，蜀不如吴，吴不如魏。蜀国各方面都没有足够力量可以完成统一事业，北伐的战争因而也就失去意义。以上是就客观效果而言，再看主观目的。诸葛亮在艰苦困难条件之下，意志坚定地要北向进展，诚如他自己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所发动的各次战争，是为了恢复刘氏政权的封建正统。虽然有时是主动进攻，有时是以攻为守，然而无可争辩，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间的斗争。客观上，也没有发生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观念，同时利用诸葛亮作为榜样，鼓励臣下的忠节，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因而一直被目为正义的战争，值得重新考虑。只有唐代吕温在贞元十四年（798）所作《诸葛武侯庙记》里说：“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听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从之民耸然感动，然后经武观衅，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定矣！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哉！”吕温不囿于传统，能够指出诸葛亮北伐是“私于刘氏”，并非为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中，是很难得的。至于诸葛亮历次北伐的战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捣长安之计，而绕道甘肃，三出祁山，务求稳重。正如陈寿所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军时“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关于武器的制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注释。不过这些对于他的北伐战争之评价，并不发生很大作用或影响。

现在再看诸葛亮对待当时西南少数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议刘备取益州时，诸葛亮已经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可见“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为根据地，来北向争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们的合作，使他们不至牵掣后方。正如同孙吴境内之有山越，陆逊曾说：“腹心未平，难以图远。”曹操击乌桓，也是同样的理由。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对于汉人以外的各族如蛮人羌人等，都采用极其残酷的压迫手段。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要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怎样和平宽大。旧来史家往往依据裴注所引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夸大了诸葛亮对待落后少数族的和平政策。《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之后，孟获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诸葛亮的军队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作，他回答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彝汉粗安故耳。”注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沿用这段材料，末尾更加夸张地添上两句：“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注释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汉晋春秋》的记载不可信，《通鉴》的话尤其不确。

蜀汉的“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就在七擒孟获这一年（225），蜀汉派安南将军马忠去攻打越嶲郡（西康西昌县地）的少数族。先是在223年越嶲的叟族（也称斯叟）酋长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没郡土”，蜀汉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遥领而已。马忠用不正当的手段，“诱杀”了酋长兄弟数人，才把叟族镇压下去。后来又征发各族男女来改筑郡城注释。同时又派李恢进攻建宁郡（云南曲靖县地）的各少数族。建宁郡属县的各少数族大相纠合，在昆明把李恢的军队包围起来。当时李恢的兵数很少，孤军深入，又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于是欺骗对方说：“官军粮尽，打算退还。我也是这地方的人，离家很久。现在既已回来，不愿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们合作，故而以诚相告！”这些老实的少数族听信李恢的话，放松了包围。结果李恢便乘机突围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蜀汉统治者的镇压军队于是连成一气了注释。如果说诸葛亮攻打“南中”注释的诸少数族以后，不曾留汉人镇压，事实上也不如此。《华阳国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诸传，都清清楚楚记载着，孟获投降后，派李恢作建宁太守，从建宁越嶲两郡分出云南郡，派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牁立了个兴古郡。派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还有一个汦降都督，是镇压整个“南中”地区的军事长官，攻打孟获以前早已设立，孟获投降后仍然存在，李恢张翼等人相继担任。并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说，经常用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镇压。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备重兵，才能完成任务，自然不能说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注释。

尽管诸葛亮留兵镇压，蜀汉政权并没能够就此把西南诸少数族的反抗力量压制下去。根据《蜀志》卷十三《李恢传》，大军刚回去，“南中”的被压迫者就起来反抗，杀害守将。李恢亲自带兵去镇遏，把各族中的“豪帅”迁徙到成都。从叟族濮族征发大批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可见李恢大肆屠杀之后，继之以搜刮剥削。《华阳国志》也说：“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中，我们已经充分看出蜀汉统治阶级为什么要去压迫剥削西南诸部族。除去怕他们牵掣后方之外，更主要的在于财政、军事各方面还要倚赖他们。汦降都督张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数族的酋长刘胄起兵反抗，“扰乱诸郡”。马忠张嶷带兵镇压下去。张嶷并且用武力抢得他们的盐池、铁和漆，因而“器用周赡”。接着牂牁兴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张嶷又带兵去攻打。诸葛亮死于234年，刘胄等人的武装反抗在233年，司马光所谓“终亮之世，彝不复反”显然是夸张之词，难以取信。

诸葛亮死后，蜀汉统治者对西南诸族照旧采取高压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传》记载永昌郡的少数族反抗当地官吏，于是汦降屯副贰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斩其豪帅，破坏邑落”。到263年蜀汉快要灭亡的时候，刘禅曾计划逃入“南中”，谯周阻止他说：“南方远彝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注释谯周是主张投降的，自然故意怂动刘禅，好让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谯周所说“南中”情况一定也不能全无根据。由他的话，就看出蜀汉统治者和境内诸少数族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方面压迫剥削，一方面反抗斗争了。

诸葛亮辅佐刘备在四川建立政权，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阶级，和他们之间又有矛盾存在。《华阳国志》叙述各郡时，经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盖”、“首族”等，就是指当地的地主阶级。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后少数族的上层分子，在经济地位上可以和汉族地主相颉颃，彼此溶成一体。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武装——部曲，例如广汉郡郪县大姓有高马两家，“世掌部曲”。高胜马秦两人都因叛蜀被杀。建宁郡大姓毛、李、霍诸家都有部曲，曾驱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郑芝讨平他。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被移入蜀。并把他们的部曲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这些人“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在和蜀汉政权斗争过程中，地主集团往往联合广大被压迫的西南各族下层分子，来反抗刘家的统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闿起兵，杀了太守，把蜀汉再派来的太守缚送给孙吴。为了争取益州郡的广大诸族和自己合作，雍闿派地主集团里另一个大姓的代表孟获去向叟族宣传煽动，说官府要向他们征发“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玛瑙？〕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东西，如“断木”至高只能长到二丈。叟族相信孟获的话，便拥护雍闿反抗刘氏。孟获鼓动之所以成功，当然还由于平时官府对各族的压迫榨取。225年诸葛亮进军“南中”，雍闿被部下所杀，孟获代替他继续反抗。孟获的投降，标志了蜀汉政权对于西南汉族和非汉族地主集团和对于起来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层分子的双重胜利。

诸葛亮怎样来巩固在“南中”的胜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诸族中强悍善战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迁移入蜀，编成五部“所当无前”的军队。后来北伐时，王平所统“五部”，大约就是这一支少数族组成的队伍。至于其中下层分子里一些羸弱的人，则分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这样既满足了汉族和非汉族地主们的要求，又间接地控制了整个作为榨取压迫对象的西南各少数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会使地主集团再构成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还有一些“刚很”的“恶彝”，“不宾大姓富豪”，也就是说不肯来作部曲。于是蜀汉政权鼓励大姓，“劝令出金帛”，招徕他们。募得部曲多的大姓并可世袭官爵。有些落后少数族因“贪货物”，陆续出来服属于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对于刘氏政权的威胁。“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网罗到统治集团里来，如孟获作到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作到领军，朱提的孟琰作到辅汉将军注释。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蜀汉政权在“南中”各少数族地区的统治便巩固下来，“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争中原了注释。

从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诸葛亮对待西南诸少数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拟定蜀汉立国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镇压“南中”为的是稳定后方，获得人力财力，进行北伐。比起后汉时代的统治者，如巴蜀汉中地方长官之对待板楯蛮注释，是要缓和得多。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赏必罚，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许随意贪赃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记诸葛亮的封建统治者地位及其种种限制，对他的民族政策作过分的夸张和过高的估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蜀汉在西南建立政权，诸葛亮之进军“南中”，对于这个地区诸少数族也发生良好作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汶山郡（四川理县地）寒冷不宜五谷，唯种麦，盛夏凝冻不释，“故彝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的作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又记诸葛亮给当地诸部族“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彝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彝，彝甚重之，许致生口”。虽然这种图谱的目的还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来麻醉这些少数族，使其易于服贴受制，好来献金宝，送牛酒生口。然而对于落后少数族文化上的开发，也有一定影响。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对诸葛亮始终崇敬，还把许多事物的起源归功于他的介绍，也不为无因了。

以上就具体史料，推论诸葛亮各方面事业的意义和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那么，如何被夸大、被抬高起来的呢？诸葛亮在当时蜀国统治者中，威望比起刘禅、蒋琬等人要高。而内政方面赏罚公平这一点，确比同时的其他两国和蜀国以前的统治者如刘焉、刘璋的统治，要博得人民的爱戴。因而死后“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国以后，三万家被迁徙到东方和关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权统治下，不免追思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晋朝，还因貌似亮子诸葛瞻而假借名义。文立也建议晋朝量才叙用诸葛亮等人子孙，“以慰巴蜀之心”。从此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来。后代的统治阶级所以推崇诸葛亮，是因为他替封建统治者尽力，可以作为范例，以鼓励对一姓一家的忠节。尤其南宋以后，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鉴纲目》尊蜀为正统，于是三国纷争中的正义便属于刘备方面，而鞠躬尽瘁地服务于正统皇朝的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常常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左右，所以正统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也有一定影响。但广大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主要并非由于他是扶刘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为智慧的典型和结晶来看待的。诸葛亮善于兵法，又“长于巧思”，戏曲小说因而渲染成为足智多谋的人。例如元人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全剧中心在于描写诸葛亮和周瑜计谋上的竞争，看不出任何“正闰”的观点和尊蜀抑吴的思想。只有收尾诸葛亮唱“他本是汉皇帝室亲支派，少不得将吴魏并作了刘家世界。显得俺卧龙的诸葛十分能，笑杀那短命的周瑜刚则一时歹”，稍一接触到刘家正统的思想，基本上全剧还是以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为主题。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中，正统思想表现得也很少很轻微注释。我们今天接受文学遗产时，应该注意历代人民文学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作为聪明人的典型，以及这个典型的发展的影响。而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时，又应该把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由于作为文学的典型在人民当中造成的影响，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把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看法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看法区别开来。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确实可信的资料，从人民的立场，来估计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庶几逐渐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希望这篇短文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订写成，记于北京大学

（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附：白羽扇

《晋书》卷六八《顾荣传》，“荣麾以羽扇，其〔指陈敏〕众溃散”。此事又见卷一〇〇《陈敏传》，作白羽扇。《北堂书钞》一三四引《晋中兴书》云，“于是荣等并登岸上，以白羽扇麾之，敏众皆溃散”。《通鉴》八六永嘉元年系此事于二月，则羽扇非为取凉矣。裴启《语林》（《太平御览》七七四车部三引）言诸葛亮军于渭滨，“乘舆葛巾，将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是诸葛亮亦用毛扇指挥，然亮卒于渭南在八月，正用毛扇之时。军中所用盖即夏日之羽扇（后世每称诸葛亮羽扇纶巾，而《语林》本作葛巾。《广雅·释器》，“纶，绶也”。曹宪《博雅音》，“纶，古顽反”。《经典释文》、《广韵》删韵并同。《尔雅·释草》，“纶似纶”。郝懿行《义疏》云，“《御览》引吴普《本草》云，纶布一名昆布。《别录》：昆布。陶注云，今惟出高丽，绳把索之如卷麻，作黄黑色，柔韧可食。按：今登莱出者正如此。其可食者乃是海带，非昆布也。《释文》纶古顽反。纶昆声近，故以昆布为纶”。郎瑛《七修类稿》十谓纶字此音始于皮日休诗云云，盖不可信）。梁简文帝赋得白羽扇诗云，“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全梁诗》二）。顾荣曾任太子中庶子，故诗中云尔。《陈书》一《高祖纪》所载策文云，“公赤旗所指，祆垒洞开。白羽才，凶徒粉溃”。其语不似援引顾荣事之典故，盖确用白羽扇为指挥军事战斗之标志。《北齐书》一二二《陆法和传》记其与任约作战，亦有“法和执白羽麾风，风势即返”一语，《北史》八九本传作白羽扇。萧绎《金楼子》序“而候骑交驰，仍麾白羽之扇；兵车未息，还控苍兕之军”。其别荆州吏民诗亦云，“玉节居分陕，金貂总上流。麾军时举扇，作赋且登楼”。《魏书》七十《傅永传》载永败齐将裴叔业于豫州，“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通鉴》一四一亦记此事，系于建武四年十二月。则扇亦非用于取凉，而是军中指挥所用也。《魏书》一〇三《高车传》载魏拜伊匐为高车王，伊匐遣使“朝贡”，乞赐各物中，有“伞扇各一枚”。扇盖即象征大将指挥权力之白羽扇，故特从魏乞求也。汉武氏前石室画象有人手持形似羽扇之物，旁题齐将。瞿中溶释为节。林已奈夫氏谓节有眊三重，柄亦较长。此当是妶，乃用于指挥者，见《汉代之文物·武器旌旗篇》。疑瞿氏林氏说皆未确。应是指挥战斗之白羽扇，其俗自后汉已然。

程大昌《演繁露》八羽扇条引《语林》及《晋书》此传，谓“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异，而令军众瞻求易见也”。关于羽扇形制，程氏又云，“晋中兴征说曰，旧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损少，故飞翥不终，此其兆也。据此语以求其制度，则是取鸟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细析也。今道家绘天仙象中，有秉执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则制可想矣”。《梁书》一二《韦睿传》叙钟离之役，“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其如意亦用白色，盖犹白羽毛扇之易于识别也。

日本古代两军对阵时，大将手执以指麾进退者，有所谓“军配团扇”，系铁、皮革或纸制葫芦形，下附铁柄，上涂以漆，用泥金绘有日月星辰等。又有所谓“军扇”，系铁骨红色纸折扇，两面分绘日月形。唯未有用白羽扇者耳。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184年凉州黄巾攻入四川，见《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

《蜀志》卷十《李严传》注引亮答严书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这是诸葛亮自己谦逊的话。是指他的才能而言，不是指经济上或社会上的地位。例如姜维是个“布衣”，而《蜀志》十四本传载诸葛亮的话称他为“凉州上士”，也与经济上或社会上地位无关。

据《蜀志》卷五亮传注引《献帝春秋》，其中所记诸葛玄事迹和陈寿所记有出入。

《太平御览》卷四五九《人事部》一百鉴戒条诸葛亮诫子语。

《蜀志》卷二《先主传》注引敕后主诏及罗泌《路史》注。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锦条。

同上锦条引《丹阳记》：“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蜀志》卷九《吕传》。

《太平御览》卷七六三《器物部》八有一条载诸葛亮关于作部制造刀斧的指示。

《蜀志》卷五亮传注引。

《通鉴》卷七〇黄初六年。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蜀志》卷十三《李恢传》。

“南中”七郡是益州（云南晋宁县地，不是指四川而言的益州）、永昌（云南保山县地）、牂牁（贵州遵义以南一带地方）、越嶲、朱提（四川宜宾县地）和分出来的兴古、云南。

以上论述主要是依据陈寿《三国志》和常璩《华阳国志》，证明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的不确。常璩和习凿齿都是四世纪中叶时人，但常璩是蜀人，他关于蜀汉的记载自应比较可信。裴松之在《魏志》卷二八《王凌传》注征引《汉晋春秋》以后，加以案语云：“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独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表示他对《汉晋春秋》某些记载的怀疑。《蜀志》卷九《董允传》裴注注意到习氏所著《汉晋春秋》和《襄阳记》两书记述之自相冲突，下断语说：“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由此看来，我们信赖陈寿和常璩的资料，拿它来订正习凿齿的记载，应该是较合于“去伪存真”的甄别方法的。

《蜀志》卷十二《谯周传》。

此节主要依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的资料，略加诠释推论。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卷四所引《边防记》、《述异录》、《滇记》等书，记载诸葛亮控制西南诸部族的各种手段，如所谓“穷彝法”，以及一些使彝人“终岁勤劳，弗获闲居思叛”，“号令群彝使其不敢与汉人为伍”的办法。大都系后代传说，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然而也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彝人的毒恶方法。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1期《记〈三国演义〉座谈会》。

第二讲
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三国　魏　正始二年（241）造铜弩机

曹操像

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作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注释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注释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注释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日本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页三二解释“人役”为以出而服役为主之户口，居户乃居家从业为本分之户口，前者括民屯耕作者及兵户，后者指州郡民，其说不可通。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注释。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一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还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扰扰”了！

《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注释

王裒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丘毗连，所以安丘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裒到安丘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颂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

《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谲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

《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注释。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建安十一年）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这时曹操新平袁尚，得了冀州作根据地，而以邺为中心，所以把并州兵士家口徙于邺。曹丕作皇帝后，五都并立注释，似乎特重洛阳，他自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所以《魏志》二五《辛毗传》说：“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所谓“冀州士家”，一定是以邺为中心居住在冀州的各地兵士的家口，也就是梁习所徙并州吏兵的家口之类。正元二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于淮南，《魏志》一三《王肃传》载他对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魏志》二八俭本传也说：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所谓农民是典农都尉属下之民。《魏志》二八《邓艾传》：“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意同。家属都在淮南，所以随他作乱了。《魏志》同卷《诸葛诞传》载他谋反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也是这种人。又有兵士在京都或其他地方，而“兵家”还留在原住州郡。如《魏志》二七《王基传》：

基以为……若〔毌丘俭等〕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

便是怕中央方面兵士因家属被毌丘俭所得而可能叛变。《魏志》二四《高柔传》：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护军营士自然是驻屯在京城，而窦盈连至州府称冤，都不受理，才告到廷尉。可见窦礼定是家属留居地方，而自己服役京师了。

但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在曹魏时也并非所有兵士都如此办理。《魏志》一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注释

可知王国的兵士是和家属都驻在国境内的。《魏志》二七《胡质传》：

黄初中……迁任东莞〔太守〕。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东莞郡境的兵士一定也是全家住在境内。而《魏志》一《魏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更显然是说兵士和家室当不“征行”的时候是在一起的了。我以为“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原则上用在两种地方。一是新征服地域，如冀州、并州、关中等地。曹魏对新附之区不但军人如此，百姓也特别防范。如《魏志》一六《郑浑传》记浑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用意相同。第二是边要区域如淮南等强兵所在地方。犹之“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涿郡列为“外剧”，太守就得送任子诣邺注释一样。东莞非边要。诸王国更是朝廷所疑忌，本未配以强兵，曹植上书说得非常清楚。《魏志》二〇《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也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大概曹魏时除重要军事据点之外，地方兵力很弱，强兵都集于中央。所以《晋书》三七《安平献王孚传》说：

〔魏明帝时〕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青龙中吴军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也表请中军兵注释。甘露元年吴人北攻，诸葛诞“请十万众守寿春”注释，大约也是请求从中央派兵。《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地方虽有兵而实力薄弱，所以司马朗才有置兵之议。

孙吴不但屯田的兵是带家属在一起注释，战斗的兵也如此。《魏志》九《曹休传》：

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吴志》三《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

〔孟仁〕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

又五《孙和何姬传》：

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

又一一《朱桓传》：

〔曹〕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皆是其证。《蜀志》六《关羽传》：

〔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注释

大约蜀汉方面也是如此。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以谲诈欺骗为能事。魏蜀吴三国之间固互相不信任，各国之主对自己的部下也都怀有戒心。表现于积极的施设者，如校事之制和质任之制都是其例，无待赘述。“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实在也是出于这种防闲猜忌的心理。但曹魏孙吴都有校事质任之制，可见两国对部曲同样地猜嫌防禁。何以“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只行于曹氏，江东的士兵却能带家属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曹魏境内所包括大部分地方，如徐州一部分、冀州、并州、荆州、关中、汉中等，都被别人蟠据已久，魏武讨平吕布、袁氏父子、高幹、刘表、马超、韩遂、张鲁等，才归入他的势力范围。对这些区域不得不用一种严密的防闲政策，来维持统一的局面。东吴方面，则领土远比中原为狭。虽然许多深险地区是得自山越，但山越只是地方少数民族，没有在政治上和孙吴政权对抗的意图，所以讨平后容易相安无事，不像曹氏对冀州关中等地要设法维系，慢慢合流。第二个原因是和人口多少有关。《魏志》八《张绣传》：

是时（建安十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吴志》——《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治说〔孙〕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晋书》四三《山简传》：

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终曹操之世中原人口不曾恢复汉末旧观。文帝篡汉以后，也未见增加。如《魏志》二五《辛毗传》：

〔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魏志》二〇《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魏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所谓“天下”或“中国”，皆指中原而言。至于江东则本来受祸甚少，加以北方流民南下，孙氏政权建立之后，颇称富庶。《吴志》九《鲁肃传》注引《吴书》：

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又《吴志》二《孙权传》注引《吴书》：

〔冯〕熙对曰：“……〔吴国〕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

还有更具体的比较。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263）平蜀，得户二十八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除去平蜀所得，当时曹氏领域内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注释。这时孙吴人口多少不得而知，但在距此二十年前，即孙权赤乌五年（242），有户五十二万注释。从三国到西晋人口是走着增加的路线，所以景元四年孙吴的人口可能已加到太康元年（280）平吴时图籍上的五十二万三千户注释，至少不会比五十二万户少。那么，曹魏地域倍于孙吴，而户口反而不相上下，这就说明中原比江东人口稀少了注释。曹魏因为人少，故而常有徙民之举。同时对于新加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和兵士，尽量施行其“离间”的政策，使得他们和室家相离。于是互相牵掣，而不易逃亡变叛。孙吴人口众多，这种顾虑自然就少。加以东汉末年离乱，豪强之家拥有部曲和他们的家属，与之同进退。这对于全家营居的现象，多少也有一定关系。至于蜀汉本对部曲很少防闲，加之“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注释，于是更无需这种防禁之计了。

照刘颂上疏所说，西晋初对于新征服的地方还沿袭曹氏“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便是他举的例，是说平吴以后洛阳东南方六州的兵士家在江北，偏要戍守江表。反过来，江东将士屯戍之家，平吴后立刻被杜预因兵威而北徙，“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注释。这是对付新附边要之地。《晋书》三六《刘卞传》载他是东平须昌人，本兵家子。他哥哥“为太子长兵”，死了之后兵例须代，功曹就请以卞代兄役。又《晋书》四九《王尼传》载他是城阳人，一说河内人，也是兵家子，在洛阳作护军府军士。也是地方的兵家到中央服役。《魏志》二六《牵招传》注引荀绰《冀州记》：

〔牵〕秀……于太康中为卫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与帝舅黄门侍郎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令都官诬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注释

“守士”当是一种兵士。高平国的守士之妻却在洛阳，或者也是“各在一方”之例么？

到了东晋，由于永嘉末年大乱，坞主保聚宗族，部曲和他们的家属在一起，成为风习。又因地理关系，沿袭孙吴之制，军人家属随之驻屯。如《晋书》二九《五行志》下：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台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又同书《五行志》下：

是年（太元十六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

都是兵营带家口之证。《宋书》九《后废帝纪》说他“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说如果有人犯罪“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可见宋承东晋之制。免军户而立郡县的事史不绝书，一定是军户家族在一起，所以能由军籍一变而成民籍，若是“各在一方”，就不可能了。《文苑英华》七五四何之元《梁典》论梁代事说：“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可见到梁朝还是如此。

东晋渡江后仍承西晋正统，衣冠礼乐取则中朝。但因为“地”与“人”的关系，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相承至南朝未改。这里所举“妻子营居”就是一例。

（原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1940年《东京东方学报》第一一册之一。

1941年《史学杂志》第五二编第三号。

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六本。

参看《魏志》一《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

《晋书》八八《王裒传》文略同，当即本王隐书。

《魏志》二八《诸葛诞传》

《魏志》二文帝黄初二年纪引《魏略》。

关于王国兵备之弱，参看《魏志》二〇《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魏志》二四《王观传》。

《魏志》二一《刘劭传》。

《魏志》二八本传。

《魏志》二六《满宠传》、《吴志》一二《骆统传》。

参看《魏志》一三《王肃传》。

参看《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蜀志》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通典》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参看《晋书》一四《地理志》上。

参看《吴志》三《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及《晋书》三《武帝纪》。《通典》七《食货》七作户五十三万，或是举其成数。这三十几年间人口只增加了三千户，而且男女口数同为二百三十万，恐有错误。

用诸书所记人口数和户数相平均时，每户口数相差约自三人至七人之多。恐怕有庇荫逃亡等等，不尽可靠，所以止据户数，也许较为近实。

《蜀志》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载统说刘备语。

参看《晋书》三四《杜预传》。

《晋书》六〇《牵秀传》文同。

第三讲
乞活考
——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西晋　青瓷神兽尊

西晋　屯垦图（砖画）

（上）乞活始末

西晋永嘉之乱二京倾覆，幽冀沦陷。中原士庶避难者约有两途，或入辽东，或徙江左。渡辽者慕容氏招怀抚御之，史称其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路有颂声注释。过江暨迁于淮汉流域者为数尤夥注释。侨立郡县，安土定居，生息休养，遂创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偏安之局。此皆流民之脱离乡里，卜居一方，而形成当地政治社会或文化势力者也。其不克迁徙者，则鸠合宗党，保聚险固，自治自卫，以图苟免于胡人或寇贼之难，如郗鉴苏峻庾衮皆是其例。中外时贤论述已详，无待细说注释。抑又有一种流人，其背弃乡贯，转徙他方，与前者相似；而凭坚乘险，保守坞聚，又与后者仿佛。然既未能构成当地文化上或社会上之势力；复非暂求安全，以自治自卫为主。故与上述两种集团皆似同而实异，此则兹篇之所欲讨论者也。

《晋书》六三《李矩传》：

平阳人也。……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及〔荀〕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

同卷《郭默传》：

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

同卷《魏浚传》：

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

附《浚族子该传》：

及刘曜攻洛阳……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该将马瞻〕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

《晋书》八一《刘遐传》：

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

《晋书》六〇《阎鼎传》：

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荀〕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晋书》六二《祖逖传》：

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

《晋书》八一《桓宣传》：

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元〕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扞御北方。

由上引资料，可见此种坞主及所统流人之社会地位盖不高，而作战能力则甚强。至诸坞主事迹，具见史文，无烦详引。概括言之，是种流民夹处胡人与晋朝汉人两势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其政治倾向虽以司马氏为归趋，然亦往往依违取利，妥协胡羯。祖士稚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注释，亦是对此种夙已存在之现象加以公然承认耳。流民之最后目标实在保存本身军事势力，以利寇抄，初非尽忠于晋室，亦不为旧居人所喜注释。然东晋初年亦端赖此辈流民蔽障江淮，阻遏胡羯，使司马氏统治者得从容喘息，奠偏安之基。故论两晋间史事，流民之活动固未可忽视也。

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厥为晋史零星记载而语焉不详之乞活。今试掇拾仅有之史料，钩稽推绎，以阐明其事迹与夫重要性焉。《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

〔永嘉二年（308）〕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当作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浑（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同书三七《新蔡武哀王腾传》不载此事。六二《刘琨传》亦称“东赢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一〇一《刘元海载记》言腾“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腾之自并州镇邺在惠帝光熙元年（306），此乞活自并入冀之始，而其最早之活动即为军事者也。永嘉元年（307）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叛，进军攻邺，石勒为前锋都督，遂害新蔡王腾注释。桑勒又攻乐陵，杀前幽州刺史石尠注释。乞活田禋帅众五万救尠，勒逆战败禋注释。《石勒载记》称：“冀州刺史丁绍要之（汲桑）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上引《东海王越传》乃称乞活田甄等破汲桑于赤桥。《惠帝本纪》又称永嘉元年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合而观之，盖乞活感司马腾恩义，必诛汲桑而后快。载记“王师”之言翻不若本纪之称“并州人”为翔实可信。温公《通鉴》八六永嘉元年十二月戊寅条径书“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良有以也。

是后乞活盖为东海王越所羁縻，稽之上引越传可见。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魏郡汲郡顿丘。载记称其“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杀之”。《晋书》六一《苟晞传》载晞檄文有“即日得荥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永嘉三年（309）刘聪王弥寇洛阳，《刘元海载记》言“越遣薄盛等追击弥”。而本纪则称十一月“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乞活对东海王越之统属关系虽不密切，然其本身为当时汉人组成之一较强军事势力，则可断言也。乞活一面为东海王越所倚赖，其一部分复为越之政敌苟晞所驱使。永嘉五年（311）二月晞讨越，本传载其表文云：“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陈午固亦乞活帅也。三月司马越薨于项。李恽等奉其世子毗出洛阳，所经暴掠，又为石勒所败。恽杀妻子奔广宗注释。是年六月京师不守，当时大河南岸仍有乞活结集，未俱随李恽入冀州。《晋书》六七《郗鉴传》称洛都陷后“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又云：“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陈午曾隶王赞，而王赞者永嘉四年十月任陈留内史。五年八月为石勒擒于阳夏注释。郗鉴自洛阳归高平，沿河而东，陈留恰是必经之路。再照以下引《石勒载记》相攻于蓬关之文，知陈午所部乞活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后仍壁于陈留一带也。郗鉴还乡里后，率乡曲千余家保聚峄山，随宜抗贼，岂亦有鉴于乞活坞壁之策而仿效之耶？《晋书》三五《裴妼传》称其二子嵩该“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盖亦与郗鉴之陷乞活中为同时事也。

永嘉五年七月幽州刺史王浚称受中诏承制封拜，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攻恽于上白注释。恽败死，浚以薄盛代之。五月石勒使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降于勒注释。此等乞活当是东海王越死后北走广宗者，王浚乃因而利用之。其拜青州兖州云者，只是假之虚号，以图藉乞活兵力获取诸地耳。当时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刘琨用兄子演，琅玡王用郗鉴。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适。乞活田徽又乌从而得实土哉？《石勒载记》云：

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耶？”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

郭敬并州邬人，勒少时尝受恩于敬。盖乞活部众自公元306年从并州就食冀州后，虽流离转徙，始终保持其纯粹性，为并州人之集团，郭敬即足为代表之一例。史家之称“乞活”而绝不用流民之类泛指称谓者，亦以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整与一般流民之近于乌合者异也。

洛都陷后，河南之乞活盖皆统于陈午。《石勒载记》记永嘉五年七月事云注释：

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注释。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陈午小竖，何能为寇？……”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李头对勒自称我曹乡党，亦足以证乞活之多属并人。载记称建兴元年注释，“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又记建兴四年（316）“使石季龙奔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是乞活之于石氏乃虚与委蛇，叛服无常也。陈午事迹兹后不复见于唐修《晋书》暨清儒所辑诸家《晋史》，然罗振玉氏《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注释记晋元帝太兴二年（319）事，适有关于乞活之极可贵之资料。其文云：

四月……戊寅振武将军陈留内史陈午卒。午临卒戒其众勿事胡。午者乞活帅也。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午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劲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注释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讨樊雅之役，祖逖征兵诸村保。川使李头将兵助之，逖遇之厚。雅既灭，以其名马遗之。头深德逖，称美之甚。川怒煞头，乃袭其支党，余人奔于逖。川使魏硕帅众掠豫州诸郡。逖遣卫策邀击灭之。川大惧，以浚仪叛。……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注释先驰，逖设伏射煞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

陈午蟠据于浚仪一带几近十年，实为司马氏之外围。虽曾降石氏，卒受晋官号。其临殁勿事胡之戒尤值注意。陈川之归石勒乃出于个人意气，固非乞活一贯主旨也。《晋书》六二《祖逖传》亦载陈川事云：

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为流人坞主樊雅所攻〕，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贼退，逖将〕冯铁据二台。

《通鉴》九一亦作徙川部众于襄国，而《石勒载记》上作“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广宗襄国相去不远，然广宗原是河北乞活根据地，襄国乃石氏军事政治中心。揆之于理，以徙于襄国较为近实矣。

祖逖爱人下士，善于招抚，利用河上堡固，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逖卒，祖约代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加以王敦举兵，苏峻作乱，内政扰攘，自无暇从事中原之恢复。桓温刘裕兵力虽皆北抵大河，唯其本意不在规复，乃求藉兵威以行篡夺。晋室既不能振作有为，维系人心，河上坞壁自亦渐为强虏所吞并，此事理之必然者也。虽然，乞活之众犹能保持其集团，出现于历史上。《晋书》八穆帝永和十年（354）纪称“五月，江西乞活郭敬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晋书》一一六《姚襄载记》作“流人郭斁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东晋堂邑今之六合，是乞活南移至江淮之间矣。《通鉴》九九从载记作“江西流民”，不知“乞活”“流民”两词未能完全相等。乞活自公元306年自并入冀，展转迁徙，繁殖生息，至此几五十载，犹沿乞活称号，岂非团结坚牢组织整密与其他流民迥异之故哉！咸安元年（371）桓温破袁瑾于寿春，《晋书》九八温传言“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似江淮间乞活又有为职业兵者焉。苻丕死后（386）丁零翟辽侵洛阳。《晋书》七四《桓石民传》载“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是犹以并州地望为号召。下逮东晋末年，“并州乞活”犹存在于河南。《宋书》四五《王镇恶传附弟康传》记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事云：

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旰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

所谓“长安徙民”“邑郭侨户”暨“并州乞活”三者性质大致相同，皆非河南土著。屯于金墉城南之乞活盖是陈午部众之余，犹保持其尚武精神。《通鉴》一一八记载此事，省去“并州”二字。胡身之注先引并州民随东燕王腾东下号乞活事，继又云：“是后流徙逐粮者亦曰乞活”，以乞活为公名，似因温公略去并州二字而致误解注释。北魏孝昌元年分散北镇人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广阳王深曰：“此辈复为乞活矣。”注释亦以乞活为专名而非公名。比北人于乞活岂亦由于劲悍善战二者有近似处耶？元熙元年上溯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凡一百十三年，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亦几及四世。此吾所以谓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为乞活也。

乞活活动之遗址后世犹有可考。《水经·潩水篇》又东至浚仪县条“迳梁王吹台东”，注云：

《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

当时战争亦犹今日喜凭高处为据点，所以易防守而便瞭望。张宾之劝石勒据邺，即以其有铜雀金虎冰井等三台之固。谏石勒攻刘演又曰，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石虎之攻邺，亦先下三台而邺遂溃。勒居襄国，署虎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其他台名之见于郦书及《元和志》者不一而足。浚仪之乞活台盖即陈午陈川相继据守，桃豹韩潜所分镇者与？《宋书》五〇《垣护之传》载护之随张永攻碻磝，萧思话将引还，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众军。其地盖在今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晋书》一二七《南燕慕容德载记》记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处之乞活堡，亦即其地。《太平寰宇记》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河间县下云：

乞活城，《郡国志》云：太安中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值险难售，恐其有叛，不听入州郡。筑此城以居之，任自乞活。《晋书》云：乞活帅陈仵归晋，即此地也。

河间在广宗之北，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至《寰宇记》所载，年代固不合，司马腾执卖诸胡于山东及率并州人南下就食实两事，混二者为一，更属讹误。是以此城虽为乞活所据，是否即陈午归晋之地殊未可必矣！

永嘉乱后北人南渡，侨立郡县，别著白籍，唤订一无所预。如南徐州侨民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课租。世之论者因之每每过重其经济意义，以为侨民之不喜土断纯求避免赋役而已，实不尽然也。沈休文《宋书》——志总序谓“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三五《州郡志》言“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而《晋书》六七《郗鉴传》载其逊位疏云：“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徐兖二州流人独多。据“或逼迁徙”之语，似当时并非全出自愿。然无论如何，南渡初期怀本之念不下于避役之心，盖可断言。即范宁所谓“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也。观夫乞活之迁徙去来，而始终保存并州地望，自成集团，历久不渝，亦足以窥当时地域乡里观念之深且固矣！

郗鉴建武元年（317）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征拜领军将军。太宁三年（325）复为兖州，以迄咸康五年（339）卒于位，先后几二十载。其逊位疏云：“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侨置兖州之户口大多数自旧兖州徙来，郗氏乃兖州高平郡望族，自为“流亡所宗”。故郗道徽刺兖州几二十年，逊位时犹推举其“门户子弟”为继任。《晋书》八一《刘遐传》载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后为监淮北军中郎将徐州刺史，镇淮阴。咸和元年卒。“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陈午卒后其大帅推午从父辅相其子。郗鉴之刺兖州镇抚流民，亦犹刘遐之领其坞中部曲，陈午之为乞活帅，皆有世袭之倾向。三人统率之流民所从来之地域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背景亦异，其迁徙以后之行动，所发挥之功能及统率之方式更互不相侔。然有两事可以等量齐观者，其一为上文所论，统领流民必以与流民同乡里者任之。其二则流民之于统领者不唯隶属其个人，抑且要求其子姓之承继，如郗鉴之推举“门户子弟”，刘遐部众之立其子肇，陈午大帅之因午子赤特年幼而推午从父辅相之是也。东吴武将所领部曲往往父死子继，视同遗产。然晋中朝不闻承袭此制，江左以后亦所未有，则刘遐陈午之事与孙吴兵制无关，乃独立之现象，实基于当时之门户观念而发生者。明乎乡里门户两种观念，然后知东晋之侨立州郡县与门阀政治皆各有其背景，应时势之需要。而东晋南朝之政治社会等方面，亦莫不可以从乡里门户两种关系观察剖析之矣！此流民史以外乞活始末之昭示吾人者也。

（下）乞活与后赵石氏之灭亡

论南北朝史者，于东晋南朝往往谈侨旧问题，于北朝则研讨其胡汉关系。至十六国中异族所建诸政权，则以割据一方，世数短促，资料复鲜，大抵目为胡族统治，情形单简，无足注意。其实五胡诸国境内种姓复杂，胡汉关系之矛盾冲突固有可论，即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亦颇有值得探索者。今试拈出匈奴刘氏羯胡石氏氐苻氏为例，并阐明乞活对石氏灭亡之影响焉。

五胡之中匈奴刘氏汉化最深。《晋书》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称“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是虽为部帅，而久已不营部落生活。史称元海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且能长啸，声调亮然。长啸乃文人逸士如嵇阮辈所优为，而元海能之，其濡染于汉文化者深矣。元海子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凶悖如刘聪刘曜，史犹称聪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史家虽有溢词，要非全无根据。元海宗人刘宣师事孙炎，好《毛诗》《左传》。刘元海并自称“王恽李熹以乡曲见知”，是纯以并州人自居矣。然其种族意识固亦未尝少泯。元海有“大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之语，刘宣言：“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以其兼具胡汉两种背景，故一面据汉土，臣汉人，一面复善能统御境内胡族，得其力用。调和胡汉之冲突而利用之，使各得其所也。其统御境内胡族之方略为何？曰立大单于制是已。

《晋书》一〇一《刘元海载记》：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永嘉四年〕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西。注释

同书一〇二《刘聪载记》：

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建兴二年〕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死〕……立粲为皇太子……以粲领相国大单于。

又《刘曜载记》：

〔咸和元年〕署〔太子〕刘胤为大司马……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同书一〇四及一〇五《石勒载记》：

〔太兴二年〕石季龙……等上疏曰：……请〔为赵王〕……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署其子弘为……大单于。

又《石弘载记》：

〔咸和七年〕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

同书一〇六《石季龙载记》：

〔咸康五年〕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

刘氏倡此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此刘氏石氏之所以成功也。后世秃发利鹿孤之臣姖勿仑谓宜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高欢谓鲜卑汉民是汝奴，为汝耕织，输汝粟帛。语华人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其调和胡汉控制抚御之术，亦莫非师刘元海以来之故伎矣！苻秦初年盖亦沿袭此制。苻健于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皇帝位，乃以大单于授其子苌注释。苻氏势力日以发展，至苻坚而几于统一中原，境内种族之繁盛复杂亦达其极。然大单于统领杂类之制遂无所闻。止设四帅，领氐人子弟，为禁兵注释。而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聚如林，无统御控制之机构。太元五年苻坚以其族类支流弥繁，欲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镇邺，益违强干弱枝之义。淝水一败，白虏小羌乘机而起，遂致颠覆。是不善处理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而致败也。

石氏采用大单于制以统率杂类，其控制宜得法矣，而卒不免于败亡者，何耶？应之曰：石氏之弊在于胡汉矛盾之未得统一也。羯胡之出自月支昭武九姓，学界略成定论注释。石勒一支及其部曲为从西域移来，抑系湟中小月氏之苗裔，兹无可考。然其长于武艺而短于文采，了无文化背景，远不逮匈奴刘氏氐苻氏汉化之深，则可无疑。职是之故，羯胡之于汉人殊少同情，每下城邑，坑降卒及男女事史不绝书。数目虽不免于浮夸，事实当非全属捏造。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注释。石宣以胡状目深而自疑见讥。石氏并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注释。冯翥樊坦等汉官于胡人之不法皆无如之何。此皆前赵前秦所未尝有，亦即说明刘元海苻永固境内胡汉关系融洽，无此类种族间问题发生也。

羯胡之与乞活仇忾尤深，而渊源于司马腾。腾以并州饥，乃执卖诸胡于山东，以充军实。两胡一枷，备受殴辱。石勒亦在其中，被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魏晋以来每喜用异族为奴婢。《魏志·倭人传》载贡献生口，当即充使役。陈泰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注释。太原诸部往往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至数千人注释。阮咸姑家有鲜卑婢注释。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为所杀注释。皇甫谧祖逖皆有胡奴注释。徒河段就六眷之伯祖因乱卖为库辱官家奴注释。石崇《奴券》称元康之际荥阳有人买得羝（当即氐字）奴注释。奴婢生涯具见王褒《僮约》，其苦可知，此羯胡之所以怨恨于司马腾也。《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述乞活事虽有讹误，其记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指明羯胡，或有所受，岂被掠卖者大部为羯人耶？石勒破邺害腾，后又杀腾子确，虽称为成都王颖复仇，实则颖于羯胡初无恩惠，盖藉此以泄其种姓之忿耳。司马腾结怨于诸胡，然并州乞活实赖腾全济，故特感其恩义，为之报仇。是后乞活之活动大都党于汉人而抗诸胡。石勒破李恽于上白后将坑其降卒，因郭敬而获免。陈午先与勒相攻，大约力屈而降。嗣又以浚仪叛，临卒犹戒其众勿事胡，可见其对胡人之痛心疾首，亦足以窥石氏于胡汉之间之不善调处矣！

昔尝致疑冉闵之乱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何其酷也？依据上述，乃知石赵之世汉人久已痛恨诸胡，而冉闵者更有其诛灭羯胡之理由焉。《晋书》一〇七《冉闵载记》：

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

是冉氏虽非来自并州，实曾隶陈午麾下。冉闵之废石鉴自立，与其谋而辅佐之者李农。载记称闵起兵之前永和五年（349）张豺谋诛农，农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石鉴立后，闵与农并录尚书事，石氏一族及羯士三千皆欲诛闵等。盖闵农皆石氏统治下之汉族，复直接间接与乞活有关，一旦得势，遂有复仇之举。《晋书》九一《韦妽传》：

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玒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

盖闵篡位之后，志在绥抚，遂忘胡羯本己之仇雠，其子卒为降胡栗（疑当作粟）特康等所卖。冉闵汉人而仿胡制，设大单于以领降胡，卒不能得其益，此又当时胡汉关系之另一面也。

（原载《燕京学报》第三七期）

《晋书》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参看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一五期）。

参看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第一一卷第一期），那波利贞氏《坞主考》（京都帝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亚人文学报》第二卷第四号）。

《晋书》六二《祖逖传》。

《晋书》一〇〇《王弥传》：“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

《晋书》五《怀帝纪》、一〇四《石勒载记》上及上引《东海王越传》。

《石勒载记》作“攻幽州刺史石尠于乐陵”。永嘉元年本纪幽州上有前字，是也，《晋书》三九《王浚传》载成都王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堪当作尠。据先叔季木先生《居贞草堂汉晋石景》一一七石尠墓志，“成都王遣荥阳太守和演代尠，召为河南尹。自表以疾权驻乡里。永嘉元年逆贼汲桑破邺都之后，遂肆其凶暴东北。其年九月五日奄见攻围，尠亲率邑族，临危守节，义奋不回。众寡不敌，七日城陷薨”。可以补订史文缺误。志又言尠“字处约，侍中太尉昌安元公第二子也”。而《晋书》四四《石鉴传》止言“子陋，字处贱，袭封”。

《石勒载记》。

《东海王越传》。

见《晋书》五《怀帝纪》及《石勒载记》。内史载记作太守，误。

《通鉴》八八胡注：“上白城在安平广宗县。”

见《晋书·愍帝纪》及《石勒载记》。田徽之死本纪系六月，《通鉴》八八系五月。温公当有所据，今从之。载记称乌丸薄盛，《通鉴》删去乌丸二字。岂薄盛本是并州之乌丸，随东瀛公腾就食冀州，遂成乞活者乎？

载记不著年月，此据《通鉴》。

《通鉴》八七胡注：“蓬关在陈留浚仪县，班志曰，蓬泽在河南开封县东北。臣瓒曰，今浚仪有蓬陂是也。”

载记不著年月，《通鉴》未载此事，此据汤氏《十六国春秋辑补》。下文袭乞活王平事同。

罗氏跋文定为邓粲《晋纪》。然《世说·豪爽篇》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条注及《尤悔篇》王大将军论诸周条注引《晋纪》于王敦皆少贬词，与此写本《晋史》称其“内体豺狼之性，而外饰诈伪，以眩惑当世”之言不甚符合。《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条注引邓粲《晋纪》曰：“琨为并州牧，纠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亦与残卷详录温峤崔悦卢谌等理琨冤枉奏疏之态度颇相抵触，疑非邓粲之书也。诸书所引《晋纪》大都文字简洁，与此卷之详赡者迥异。各家所引孙盛《晋阳秋》则颇详尽。《世说·豪爽篇》王大将军自目条注引孙盛书云：“敦少称高率，通朝有鉴裁。”与残卷“故世目以高帅（率）朗素”语意差近。此写本者岂孙安国书之残帙耶？罗氏以卷中不避隋唐帝讳，谓“为隋唐以前写本无疑”。然勘其书体决非六代，盖唐写本之较晚者。《鸣沙石室佚书》所收类书残写本，罗氏定为《修文殿御览》，其中虎字治字缺笔，民字则三行之内，或避或否。避讳一事正未足为确据也。

赤特之名不可解。《宋书》一《高祖纪》有徐赤特，《通鉴》一一五同。《宋书》一〇〇作徐赤将，盖误。疑是chandaka古译之一。

逖人二字疑有脱误。左伏肃，石勒大将名，见载记上。

《通鉴》作“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而下又言刘裕遣兵救王康，“平等皆散走”。胡注：“详考上文，未知平等为何人。”盖《通鉴》疏忽，而身之复未检《宋书》也。

《北史》一六。《魏书》一八深传后人用《北史》补。《陈书》一《高祖纪》上策文有“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弢之众”二语，乞活流民相对举。

《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载刘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之语，有云：“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晋书·元海载记》刘宣语上下文同，而无此节。盖《十六国春秋》原文，唐人删略，而温公犹及见也。是前赵初起匈奴之众“不减二万”。载记又言“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案杂胡指服属于匈奴之西域胡人。下引《刘曜载记》“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魏书》九五《刘曜传》作“皆以杂种为之”。所苞更为广泛。《晋书》一〇八《前燕慕容廆载记》元帝拜廆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一一三《苻坚载记》亦有杂夷及杂类之语，皆是此意。刘氏于匈奴本族之外，兼募杂种，《晋书》六二《刘琨传》称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及石勒劝胡部大张督之言皆足为证，故《刘和载记》言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近郊指平阳西之单于台，十万劲卒则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也。

见《晋书》一一二载记。《通鉴》九九作“诸公……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当亦崔鸿原文。

见《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一六《姚襄载记》有左右前后部帅，自其姓名籍贯考察之，皆是羌人。盖用其同族为禁兵，分成四部，并以羌族领之。一一八《姚兴载记》下“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距战，中垒齐莫统氐兵以继之”，亦足证禁兵之用羌族。氐有齐姓，故齐莫统氐兵也。姚氏之制与苻氏四帅之领氐人者相同。

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

《太平御览》八六〇《饮食部》一八饼条引《赵录》。

《石勒载记》：“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通鉴》八七胡注引后赵支雄传“其先月支胡人也”。王阳疑亦羯胡，下文称其专统六夷。《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与胡王阳等十八骑诣汲桑”。《晋书》一〇〇《祖约传》祖逖有胡奴王安，逖告之曰：“石勒是汝种类。”石勒之母亦王氏，盖羯胡有此姓，而上引写本《晋史》有云“从子虎，从弟挺，石会，〔缺〕刘勿慝，孔苌，石他，忧〔当作夔〕安，王〔缺〕晋人则程遐……”。王某在胡人之列，或即王阳也。

《魏志》二二本传。

《晋书》九三《王恂传》。

《世说新语·任诞篇》。

《高僧传》一〇《佛图澄传》。

见《史记》一一〇《匈奴列传》索隐引《玄晏春秋》及前引《晋书·祖约传》。

《魏书》一〇三作“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此卷后人所补，《北史》九八作“渔阳乌丸子太库辱官”。皆有脱误，疑当作“乌丸部大”。

《太平御览》五九八《文部》一四契券条引。

第四讲
两晋南朝的清议

南朝　青瓷褐釉十足砚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清议是东汉以来乡里中形成的关于某个人的舆论。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中正就根据清议或乡里的舆论，来厘定、提升或贬降某人的乡品，从而向吏部提供给予或升降他的官位的依据。如《晋书》卷九四《霍原传》载，“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及刘沈为〔燕〕国大中正，元康中，进原为二品”注释。这是中正提升乡品的例子。又如卷三三《何劭传》载，劭死，袁粲吊其子岐，何岐辞疾不见。“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抑〕弱’。粲乃止”。这是中正贬降乡品的例子。西晋时，中正根据清议贬黜官吏的事屡见，参看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第三章所引。这篇小文，试图考察两晋南朝清议与中正的关系和南朝时清议的作用。

晋宋正史本纪记录皇帝即位或其他庆典时实行大赦，除赐爵、赐谷之外，照例列举一系列“恩典”的内容，如减轻或赦免狱中囚犯的处刑，原除赃污淫盗罪犯，豁免捐税债务，放免奴婢等等。在这些内容之外，宋武帝以后的即位诏书中，还有一条特殊项目值得注意。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禅后大赦，称“逋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宋孝武帝即位大赦，史文把诏书简括为“赃污清议悉皆荡除”一句话。宋明帝泰始元年即位大赦，亦称“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并悉洗除”。以后齐高帝代宋，梁武帝代齐，陈武帝代梁，实行大赦，都有和宋武帝即位诏书相同的语句。而这样的话从未见于以前两晋皇帝的赦书中。当然，沈约修《宋书》大量沿用何承天、徐爰等当时人所修旧史，所载诸帝大赦诏书，文字保留原文较多，因而较唐修《晋书》为详。但东晋元帝即晋王位大赦令注释当是全文，却并没有这类荡涤清议的语句。另一方面，元帝就在此项大赦时申明，“其杀祖父母父母，及刘聪石勒，不从此令”注释。这句话反映，当时汉族与五胡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对刘聪石勒是十恶不赦。而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特别在赦书中有排除杀死祖父母及父母者的规定。

自从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后，中正寻访乡论清议，以品评升降人才，再由吏部录用。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重要。清议的作用，由中正表达出来，其核心内容，大都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而孝道尤其受到特别的重视。司马懿执政时，夏侯玄论中正之“品度官才”，说“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注释。又举出中正考核人才的三项标准，而“孝行”居于“仁恕”、“义断”之前。司马昭执政时，何曾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注释。李密于晋武帝时上《陈情表》，仍然说“圣朝以孝治天下”注释。魏晋之际，阮咸居母丧遭清议，“沉沦闾巷”注释。阮简居父丧遭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注释。由于重孝道，于是父母的丧葬对于子女的婚姻和仕宦都产生莫大影响。齐王芳嘉平四年，魏军与吴诸葛恪战于东关，大败，魏军死伤甚多。“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除丧以后〕不废婚宦”注释，亦即《晋书·礼志（中）》所谓“东关故事，限行三年之礼，毕而除也”。东晋南渡，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亦见《晋书·礼志》。所以，如非像东关之例特有规定，则父母死后尸骨未还或未葬者，子孙的婚或宦都要受影响，甚至不得娶妻或进入仕途，否则便有违清议。西晋时，陈寿于父丧中有疾，使婢女制丸药，后又因葬母于洛阳，没有归丧于蜀，先后两遭清议，以致终身坎坷注释。韩予强聘杨欣之女为妻，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贬予以清风俗”注释。《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条所收晋中正清议事例，几乎全属西晋时。中朝士大夫甚至利用清议，以压抑新附的蜀汉地方人士注释。

东晋时的事例，有东晋末年兖州刺史滕恬没于丁零，尸丧不返，其子不废仕宦，遂遭清议，见《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还有一条是运用政权力量预先防止了清议，即王华由于其父王姀存亡不明，于是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余年。刘裕爱惜王华的才能，想使用他，于是替王姀发丧，让王华按规定礼节服丧，服满后得以入仕，见《宋书》卷六三《王华传》。北方胡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有继承西晋传统的。如《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载廷尉监常炜上言，说前燕境内因循魏晋之制，“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他认为：“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沉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孑，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若斯之流〔指有才能而因祖父未殓葬遂不能入仕者〕，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慕容儁听从了常炜的建议，也认为丧乱未已，“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实际是否定了这条清议。

结合两晋有关清议的具体事例和大赦诏书里的不存在荡涤乡论清议的条文，可以推断，当时乡论清议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士大夫必须受它的约束，帝王大赦不能也不敢随意宽宥触犯清议之人。但东晋与西晋情况又有所不同。西晋天下一统时，刘毅论中正制度的缺点已经指出，“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共？〕当品状”注释。东晋南渡以后，北方士族纷纷过江，分散杂处各地，侨立州郡县，“寄寓迁流，迄无定托”，“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居住和仕宦情况，远不如一统天下时之稳固安定。乡论清议之形成，客观上自然也远不如西晋时之顺理成章。恐怕中正不仅“面犹不识”，有关的乡论清议也无从寻访了。另一方面，掌握大权的王敦和刘裕，都可以运用政治权势来否决清议这一社会势力，也意味着中正这个职位在走向衰落。

与此相适应，我们看到，东晋，尤其宋齐以后，根据清议来惩处官吏的，不再是中正贬降其乡品，而是政府，特别是御史中丞出面，来处理触犯清议的案件。东晋时，如温峤以母丧遭乱不葬，由司徒长史下其品注释，这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申报司徒。淮南小中正王式由于为继母服丧事，御史中丞卞壸奏“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注释。刘宋时，范泰、王准之、司马珣之“并居丧无礼”，御史中丞弹奏范泰，坐废徙丹徒注释。范晔不及时奔赴嫡母之疾，奔丧时又携带妓妾自随，也被御史中丞劾奏，宋文帝爱其才而不加罪注释。这些事例都不是由中正根据乡论清议首先提出，而是御史中丞出面奏弹。中正由中央官吏兼任，这种官吏的品位与御史中丞相比，可能有高有低。但从清望而言，御史中丞便不能与中正相比，不像中正那样受尊敬。《南齐书》卷三四《刘休传》载休于建元初任御史中丞，上表说担任这个官职“里失乡党之和，朝绝比肩之顾”，“怨之所聚，势难久堪”。所以“宋世载祀六十，历职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同卷《沈冲传》载，兄弟三人皆曾任御史中丞，邻家失火，沈冲的母亲怀疑别人有意放火延烧她家，“大呼曰，我三儿皆作御史中丞，与人岂有善者”！御史中丞直接弹劾代替了中正先降乡品再贬官职的作法，说明皇权支配下的官吏取代了高门士族所支持的中正的作用。

宋周朗丁母忧，不遵居丧常节，宋孝武帝“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注释。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北征死尸骸不还，而昌玄宴乐嬉游，“有司请加以清议”注释。齐明帝时，刘朗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终身，付之乡论”注释。都是由有司表达所谓清议，执行惩处。史书所说“加以清议”、“付之乡论”，实际乃是政府在起作用，沿用清议的名称，进行惩罚，而不是像西晋那样，靠州都郡正来起作用了。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本论第三章以为宋齐以后，各州的大中正只能品评推荐州郡僚属，成为刺史太守下面的属官，作用已大为削弱。这是就任命官吏的职能而言，然而也有助于说明，宋齐以后中正的职能作用，与魏晋相比，已经大见缩小了。

此条写定过程中，获读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其第四章考订中正制度，颇为详审精确。论南朝中正一节，也说南朝中正制度只是形式上存在，用人大权完全操于皇帝和吏部手中。宫川氏并引《文苑英华》七五四裴子野《宋略》：“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按阀阅而选举，不遑采访于乡邑。”又得读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其第二编“晋之政治与社会”第四章“五等爵制”节，也引宋齐梁陈历朝诏书中“荡涤洗除”语句，论证皇权超越清议，与鄙见相合，都希读者参看。《世说新语·尤悔篇》载，“温公〔峤〕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唐长孺同志《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和越智氏书，都解释为东晋皇帝对清议犹不得不有所顾虑，但也开始能否定清议，所以每对温峤加封，必然同时以皇帝名义下诏加以说明。我以为两家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也恰恰反映中正的作用在东晋时处于走向衰落的过程中。

东晋初年的政治局面，是“王与马共天下”，琅玡王氏如王导、王敦等执中央和地方的大权。以后外戚庾氏、高门谢氏、桓氏相继执政，一百年间，司马氏的皇帝始终没有多大权力。刘裕代晋，吸取了东晋司马氏的教训，高门大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照旧，政治军事权力——包括中央与地方，却集中到皇帝和皇族手中。宋代以后，大赦增加荡涤清议的内容，反映经过南渡百年，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尤其刘裕建立宋朝以后，皇权大为加强，代表中央及地方世家大族之中正势力相对削弱，作用远不如昔，以至名存实亡。这样，皇帝才有权荡涤洗除清议所定的罪行。顾炎武《日知录》一三清议条云：“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顾氏只从风教观察立论，似乎没有触及这一现象的政治实质和意义。

《南史》卷一九《谢惠连传》，“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言次白文帝。……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此事与文帝之不罪范晔性质相同。所谓“通之”，即解除清议之所否定，使惠连得升高位。与东晋皇帝每爵温峤必下诏，用意相同。与诏书中洗除荡涤的话也是一致的。齐“长沙王晃属扬州大中正张绪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遣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此是身家州乡，殿下何得见逼’”注释。看来中正在任用州的僚属时，尚非全无发言权。南齐时中正之职已似有若无。梁时中正作用也削弱，但《通典》所云“梁初无中正”的话，杨筠如和宫川氏都已辨其误。《梁书》卷六《敬帝纪》载，太平二年曾下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大概目的在于加强对乡议的访求，供选用人时的参考。当时萧梁已濒于覆亡，未必能见诸实施。《南史》卷六一《陈暄传》载，暄在梁陈之际“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说明中正当时偶亦发生作用。但就总体而言，中正出面反映乡论清议的作用大为减弱，中正之职名存而实亡。《隋书·刑法志》载，天监元年定律，有士人“犯清议则终身不齿”的规定。又称陈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说明清议要等皇帝发诏，才能实现它的威力。关键在于发诏弃之，而不必由中正贬降乡品注释。

南朝清议倚靠王权，王权支持并可左右清议。但清议内容的标准和权威性，士大夫之不得违犯清议，则南朝与两晋没有很大区别。《宋书》卷八《明帝纪》，“以边难未息，制父母陷异域，悉使婚宦”注释。《南齐书》卷三〇《薛渊传》载，其母陷于北方，渊于永明元年上表，请求解除散骑常侍之职。齐武帝下诏说：“东关旧典，犹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时至”，因而不许他辞官。崔模于宋元嘉中没于魏，“模子虽居处改节，而不废婚宦”注释。齐时丘冠先出使吐谷浑被杀，“世祖敕其子雄曰，‘……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于卿后宦途无妨’”注释。这些例子都说明，由于提倡孝道而形成的某些不合理的习俗，因为它不切世情，终难于通行。泰始永明的规定，其精神无异于否定了历来乡论清议的标准。但另一方面，中正的作用尽管削弱，魏晋以来乡论清议所维护的士族应遵行的礼法，它的标准和要求，依然没有改变。下列的例子，足以说明这点。《南齐书》卷三九《刘姈传》载，其妻王氏“椓（《说文解字》：椓，击也）壁挂履”，墙土落在刘姈母亲的床上，其母不悦，“姈即出其妻”。又载刘姈弟刘琎事云：“兄姈夜隔壁呼琎共语，琎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后应。姈问其久，琎曰，‘向束带未竟’。”此事亦见于《颜氏家训·兄弟篇》，刘琎的回答是：“向来未著衣帽故也。”刘在齐世名誉甚高，影响很大，齐梁两代学者如范缜等，皆从之学，被目为“关西孔子”，见《梁书》卷五〇刘峻《辨命论》。刘姈是沛国人，而有这样的称号，大约是借用杨震的称号来赞誉他。萧子良、沈约、谢脁等都有过刘姈墓所咏诗篇。今天看来，刘姈兄弟的行事，竟然绝似宋代迂腐的道学家所作为，与魏晋崇尚玄风，纵情物外的放达之士迥不相侔。又如宋时崔怀慎的父亲“没虏。怀慎与妻房氏笃爱，闻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丧礼”注释。梁顾协少娉舅女，未成婚而协母死，顾协免丧之后就不再迎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注释。这些孝道笃行的事例，都达到不近情理的程度。魏晋南北朝注重避家讳。西晋时，“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注释。史书所载之例甚多。东晋王允之以会稽郡名与祖父名同而乞改授注释，刘昙以父名遐而求解右将军王遐府司马之职注释。刘宋时，王俭因父终于侍中之职，固让不拜注释。南齐时，王份被征为黄门侍郎，“以父终于此职，固辞不拜”注释。梁代陆缮、陆襄都因所授官职分别为其父死时所终之官，皆固辞不肯拜。梁武帝不许陆襄辞扬州治中之职，“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注释。梁谢举因父于齐代任侍中，遂累表请求改授其他官职注释。南朝地主阶级中，不少人崇尚三玄，倡导取法自然，或皈依佛法。即以刘姈其人而言，他也曾敬仰佛教，对释惠基“申以师礼”，对释法安“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注释。而另一方面，儒家伦理道德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根深蒂固，成为统治的思想。封建士大夫始终维护名教，恪守礼法，不得违犯清议，成为他们思想信仰的主流。南朝中正作用减弱，皇帝权力增强。而皇帝利用清议以维护统治秩序，则与中正发挥作用时并无二致。这种情况，和魏晋时把周孔名教和老庄自然两者合二而一，虽然解释成为“将无同”，而实际以名教为主，是一脉相通的。嵇康虽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排斥他是儒家，甚至更晚的李贽，虽然反对伪道学，却拥护真道学。这些事例不是都可以和两晋南朝清议的具有莫大权威联系起来看吗？

一九八一年五月增订札记写成

（原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参看《晋书》卷八九《刘沈传》。

《晋书斠注》卷六引《文馆词林》卷六九五。

《晋书》卷六。

《三国志·魏志》九本传。

《世说新语·任诞篇》。

《晋书》卷八八本传。

《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

《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参看《陈书》卷三三《沈洙传》。

见《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参看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四章“中正制度研究”。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晋书》卷七十《卞壸传》。

《宋书》卷六十《范泰传》。

《宋书》卷六九本传。

《宋书》卷八二。

《南史》卷四本纪。

《南史》卷五《明帝纪》。

《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

越智重明氏引《全梁文》六七所收庾元威《论书》，其中说“梁制……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恩乖错者，州望须刺大中正，入清议，终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文意欠明晰。越智氏理解为梁代皇帝权威超越清议之证，似得其反。无宁看作当时士大夫对清议尚非全无顾虑，更为接近。

《南史》本纪亦载此事，“陷异域”作“隔在异域者”，立场措词较为客观。

《南齐书》卷五五《崔怀慎传》。

《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

《南齐书》卷五五。

《梁书》卷三十。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通典》一八四。

《通典》一〇四。

《南齐书》卷二三。

《梁书》卷二一。

《南史》卷四八；《梁书》卷二七。

《梁书》卷三七。

《高僧传》卷八。

第五讲
《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南朝　青瓷托盏

《世说新语》书影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文献。它涉及的时代从后汉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许多方面。《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世说新语》在《隋书·经籍志》中作《世说》，属于子部小说家。关于书名之作《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的问题，自来中日学者多有论述，这里暂不涉及注释。隋志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志中与《世说》并列于小说家的书，有《笑林》、《笑苑》、《解颐》之类记载笑话的书；也有《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之类关于工艺的书。（大约因为《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小道可观，因而把这些“小道”的书列为小说家。）隋志中与《世说》并列而性质比较接近的，有东晋裴启的《语林》和梁殷芸的《小说》。《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说，“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而殷芸的《小说》，据《史通·杂说篇》，是因为有些记载如刘敬叔《异苑》之类，“其言不经，故梁武令殷芸编诸小说”。前者是专记“言语应对”，后者收的是被认为“不经”的记述，不能编入梁武帝所撰《通史》里去的材料（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二）。由隋志对小说家的界说，和收入小说家的著作的性质来看，《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对于《世说新语》这部重要著作的评价是很不高的。

这种评价，也为唐代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几所承袭。他多次把《世说》和《语林》、《笑林》等并提，《书事篇》说，“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采撰篇》把《世说》和《幽明录》、《搜神记》并列为“晋世杂书”，《杂述篇》称《世说》为“街谈巷议”。《杂说篇》一则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所举即以《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为例。再则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但是，刘知几这些评论受到《四库提要》的批评，《提要》认为这些说法“未为通论”，这是完全正确的。

《世说新语》的价值，早为研究历史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学者们所承认，已不待言。《世说》可能也采录了《语林》的某些部分。但裴启《语林》唐时已亡，殷芸《小说》也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流传下来。宋以后还不断有人仿效其体裁著书，当然这些著作远不能和《世说》相比。这种情况就足以说明，刘义庆的书是具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和裴殷两家的书之终被淘汰，是大有区别的。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但综观全书所记述的大多数故事，可以说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内容。一是关于“人伦鉴识”亦即人物的品题评论方面。三十六门的标题，也多含有品评的意味，实际也是反映书中这一倾向，与之相呼应的。另一大类内容，是玄远的清言，所谓“其书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例如有关“将无同”问答之类的记载。这两大内容，都和思想史的研究有关。正如“清谈”一词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指人物品题发展为指玄谈清议，《世说》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倾向，也是贯串“清谈”发展的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而不应像《隋书·经籍志》或《史通》那样，称为“街说巷语”或“短部小书”。《世说新语》虽分成三十六门，看起来各条不相联系，但全书的大部分具有“清谈”这一中心思想和线索，却是颇为清楚的。因而它和《语林》、《小说》之杂缀成篇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像《幽明录》、《搜神记》专讲神奇鬼怪，更非《笑林》、《笑苑》之类的书所能比拟了。

《世说新语》的作者自来说是宋临川王刘义庆，至少是在他主持之下，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编辑而成的。刘义庆为什么要编辑这样一部书呢？沈约《宋书》卷五一刘义庆注释的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现在试从“世路艰难”这四个字的解释，阐明刘义庆的身世，进而推测他主持编写《世说新语》的原因。

南朝的高门贵族到萧梁时萎靡不振，例如梁元帝萧绎由于“素不便驰马”，魏军逼迫时就不能乘暗突围（《南史》八本纪）。个别人如邵陵王纶之子萧确，“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皆以为狂”（《梁书》二九本传）。《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记述，描写得更为生动：“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妴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这是南朝末叶六世纪中期的情况，距此约一百年前五世纪中期的刘宋时代，还不至如此。宋时南方马也比较少（参看郝懿行《晋宋书故》有马条）。但刘宋的士大夫，还不至文弱得像梁朝那样。所以刘义庆还“少善骑乘”。然而迫使他“不复跨马”的所谓“世路艰难”，究竟指的什么呢？《南史》十三《刘义庆传》全袭沈约《宋书》原文，唯独删去“以世路艰难”五个字。这就说明李延寿大概不明白它的含义，所以略去了这几个颇为关键的字。

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四十二。他的主要活动年份在宋文帝刘义隆的统治时期。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伐以前，边境大体平静。沈约在本纪末尾的史臣论里，说宋文帝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卷五四的史臣论也说元嘉末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减，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所说虽不无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实际。如果把“世路艰难”四个字理解为社会动乱或者生活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和平时期，身为宗室备受优遇的临川王，怎么会有“世路艰难”之可言呢？原来这句话乃是别有所指，要从刘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去寻找答案。

宋文帝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不断诛杀大臣。加以他身体不好，“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宋书》卷六八《彭城王义康传》），所以更加神经过敏，多所猜忌。文帝即位不久，首先杀了对他形成直接威胁的几个“顾命”大臣，即元嘉三年诛杀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和尚书令傅亮，并且亲征荆州，杀了盘踞上游的荆州刺史谢晦。吴郡太守徐佩之也在这年被诛。以后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党于彭城王义康的丹阳尹刘湛和义康的一些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元嘉二十二年），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当时刘义康已废居广州。文帝“虑异态者或奉义康为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宋文帝诛戮的这些大臣和宗室，大多是冤枉的。以江州刺史檀道济为例，本传说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当时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十二年文帝病重，又值北魏来攻，于是召道济入朝。到十三年春天，文帝病好了一些，决定放道济回江州。道济已经上了船，文帝忽然病又发作，于是“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这件事由当时执政的刘义康处理，但必然是根据文帝的意图执行。宣布檀道济罪行的诏书里，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等空洞的诬陷不实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收时忿恨地喊：“坏汝万里之长城。”

扬州是东晋南朝的根本所寄，徐羡之被杀后，任扬州刺史的，先有王弘、刘义康、殷景仁。王和殷两人是异姓大臣，义康是文帝的兄弟，信用殷景仁，是为了钳制义康。元嘉十七年殷景仁死后，文帝的儿子多已长大成人，于是扬州刺史不再由他的兄弟而是由他的儿子来担任。先是第二皇子始兴王浚，到廿六年又以庐陵王绍代替。廿九年刘绍死，扬州刺史由皇子担任凡十二年。

从上文所引材料看来，所谓“世路艰难”，就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指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沈约修《宋书》，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三沈约宋史条），所以一百卷的大书一年而成。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所顾虑，不敢率直表述。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云，“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疑当作京字）。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据两王的本传，义康于元嘉十七年因刘湛事得罪，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义庆则是十六年授江州刺史，十七年改南兖州，当为义康所代。（《旧唐书·音乐志二》称元嘉十七年义康徙江州，又称义庆“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征还宅”之文与吴兢书同。）吴兢书中所描述的细节，大约有所依据，可以和史文互相印证，恰足说明刘义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宋书》卷六三王华、殷景仁等传的史臣论，大约是进入南齐沈约奉敕修《宋书》时自己所撰写，所以敢于议论，说“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宋文帝曾经说，“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而承认他自己“于左右为少恩”（《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其实他的刻薄少恩固不止于对待左右而已。

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里记载的故事和议论，有些在故事发生的当时是颇具政治意义的，例如才性四本的讨论，在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剧烈时就是如此。但到东晋刘宋时代，就成为与政治或时局无关的纯粹哲理讨论了（参看作者《三国志札记》，载《文史》第九辑）。《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

《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事迹，并收录所作《河清颂》，而刘义庆《世说新语》反不提及，《南史》本传才举了此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世说》“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个意见是非常确切的。日本川胜义雄氏推论此书出于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见《东方学报》京都第41期所载《关于世说新语之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沈约距义庆时世甚近，《宋书》所据又是当时史官旧稿，而本传里收录义庆著述，独独不把此书列在他的名下，想必有其原因。但《世说新语》即使不是——很可能不是——刘义庆自著，也是在他的思想指导影响之下纂辑而成的。探讨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对于研究《世说新语》也会有所帮助吧。（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附：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

此条札记衍为小文，题曰“《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兹不重录。唯文中有数事，为杂志主编随意删去，因补录札记于此，以存本来面目，希读者参阅。一、文中论宋文帝杀无辜之檀道济，谓此与宋明帝怀疑自己死后王景文“岁暮不为纯臣”，遂赐景文死，其事极为相似，皆封建帝王之“预防性措施”也。二、文中论宋文帝自称刻薄少恩之后云：梁裴子野《宋略总论》竟云，“思皇武〔当作武皇，指刘裕〕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文苑英华》七五四），以宽恕二字称刘义隆，可谓诬矣。宋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一）谓“宋文帝本无猜心，而义康擅政十余年，威福在手，事会既逼，生疑起衅，致成大戮”，亦未识刘义隆之真面目也。三、关于不复跨马事，文中申论其意义云：刘义庆唯恐政治上遭猜忌，不敢复跨马驰骋，遂转而召聚文学之士，游心于著述。《宋书》卷八六《刘愐传》云，“愐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当亦系指宋明帝之猜疑。由于“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明帝〕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卷八五《王景文传》）。王景文当时亦以外戚贵盛，明帝虑一旦死去，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恐其夺取皇位，乃无故赐死。世路纠纷之为隐晦之词，与世路艰难相同。卷五三《张永传》载张畅与永书，云“当今世故艰迫”，乃指刘劭杀文帝，南谯王义宣起兵。措词类似，意亦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之猜疑屠杀。沈约《怀旧诗》九首中伤王融云，“途艰行易跌，命舛志难逢”。途艰犹言世路艰难，盖指王融拥护竟陵王子良，得罪于以太孙继承皇位之郁林王，终以取祸。诸例用词虽略有不同，而基本意义不变，盖即当时指政治斗争惯用之表现方法也。（刘孝标《广绝交论》有“世路险巇”语，《北齐书》二一《高季式传》记高欢军败，人情骚动，“世事艰难”，所指皆较广，与此处所引主要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者不同。）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称刘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廿九人，被杀者百廿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人。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群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刘宋一代皇族中此种尔虞我诈互相屠杀之情况，亦有助于说明义庆传中“世路艰难”之具体内容。本传记其因“太白星犯右〔当从《南史》作左，因义庆时任左仆射〕执法”而“惧有灾祸，乞求外镇”。终于因其“固求解仆射”而得请出为荆州刺史。史又称其“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其小心谨慎，当亦出于避祸。文帝另一弟衡义王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宋书》卷六一本传）。义季由荆州迁南兖州，“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与义庆之所行极相类似。又《南齐书》四七《王融传》言融欲乘齐武帝病笃，拥立竟陵王子良为帝，故“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足见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现，恰可与义庆“不复跨马”之事相参证。《梁书》四四《南郡王大连传》言梁武帝问大连与兄大临，“汝等习骑不”？对以“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皇帝之孙辈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未审是否即宋以后形成之制度。梁代士大夫畏马如虎，更有其原因矣。刘义庆之遭遇及《世说新语》编纂时之政治背景，从本传中“世路艰难”四字窥见消息。魏晋六朝清谈玄言，寄身高远者，固皆可以从当时政治境遇观察推论之。宋文帝以后，孝武、明帝皆猜忌异常，宗室多遭诛杀。故萧道成将死时戒其子萧赜云，“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南齐书》三五《长沙王晃传》），良有以也。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参看日本渡部武氏《关于〈世说新语〉以前的〈世说〉传本问题》，载《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十七号。

《南史》十三《刘义庆传》说：“所著《世说》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而《宋书》本传里关于义庆的著述只举了《徐州先贤传》和《典叙》，没有提《世说》。

第六讲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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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五二《丘灵鞠传》：

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改正员常侍。注释

说者或谓江左五朝侨人当政，南士恒被排抑，故灵鞠作此愤慨之语。或谓骁骑将军初非寒贱之职，特以灵鞠不乐武位，故而愤激。实则自晋元渡江，侨姓门户已成。丘氏虽为吴兴著姓，而位望终不得与侨姓比，遂出怨词。犹是门第之争，非尔时南北人士有互相排斥之事也注释。一良之意窃以为此段传文可论者盖有三事。第一问题为丘灵鞠出此愤词之原因，第二问题为南朝国子祭酒与东观祭酒之用人，第三问题则“不乐武位”究是灵鞠个人好尚，抑当时文武官位果有重轻也。兹依次述之。

陈寅恪先生尝谓丘灵鞠明言顾荣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一若确有人阻其宦途者。一良细绎南齐史书，灵鞠之改官虽未必由于南北人之相争，当时江南“士子风流”之途辙实为北人所妨害，而灵鞠意中之人与事或竟能指实，试引申论证之。《南齐书》一六《百官志》：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注释

又云：

总明观祭酒一人。右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

《宋书》八《明帝纪》：

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注释

《南齐书》二三《王俭传》：

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是岁省总明观（据《武帝纪》省于五月），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注释

总明观之设原以代替国学，赓续学术工作，而规模较小。其性质以研究编纂为主，而非教育国子之地。故无博士助教，而置学士书令史等。永明三年一旦复立国学，即废总明观，而学士馆者，又为总明后身也。观废于永明三年，灵鞠之由祭酒领骁骑在二年。二年以后废观以前何人为祭酒史文不载。窃疑当时已定废观之计，遂预除灵鞠他官，实无人夺其祭酒也。

然则丘灵鞠愤慨之词乃为无的放矢乎？曰：否。灵鞠确有所指，盖怒王俭之代张绪拜国子祭酒也。《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世祖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明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注释

不言何年罢国子祭酒。更考《南齐书·王俭传》言二年领国子祭酒后，三年又言领国子祭酒。似嫌重复，甚不可解。《南史·王俭传》言“永明二年领丹阳尹，三年领国子祭酒”。省去二年领祭酒之文。《通鉴》永明三年省总明观条称“时王俭领国子祭酒”，不著俭拜官年月。《册府元龟》三三一《宰辅部》退让二载俭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案《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永明〕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兹望实。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注释

知俭之拜国子祭酒确在永明二年。唯国学之复建《南齐书》三《武帝纪》、九《礼志》上皆系于三年五月，《通鉴》一三六同。任彦昇于二年下言国学初兴，是当时已有复兴之议。王俭二年拜国子祭酒，犹未复国学。三年国学建，俭仍总其事，故《南齐书》再书之。《南史》省去二年一节，便为疏失。张绪王俭之间，不见他人拜祭酒之记载，盖俭即代张绪。绪东南胄望，早有令名。袁粲称其正始遗风。宋末王俭尚为东宫舍人时，绪已为侍中吏部郎，参掌大选。俭卒于永明七年，年三十八。《南齐书》绪本传记永明七年事后即称“卒时年六十八”，疑亦卒于是年。是绪之年辈远在俭上，俭乃取而代之。丘灵鞠适于是年由总明观祭酒改领骁骑将军，武职非其所乐。复睹南士张绪为诸伧王俭所抑，兔死而狐悲，遂有此愤悒之语矣！《艺文类聚》四六《职官》二祭酒条有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当时习俗拜官高者必上表让注释，固未可据此论仲宝之意向也。

王俭之好抑南士又有数事足资证明。俭目张绪为“北士中觅”，然太祖欲用绪为仆射时，俭犹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而称陆玩顾和之任仆射为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注释。《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云：

上〔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耶？”谐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注释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注释。

胡氏虽为溪人，乃豫章望族，胡藩立功宋室，与谐之父翼之皆曾为州府征辟。观史文武帝询以江州有几侍中之言，知俭所以意更异者固非狃于门第高下之见，而系南北畛域之别矣！四四《沈文季传》云：

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

据《宋书·百官志》，前军将军第四品，中书侍郎第五品。然中书郎特为美职注释，非前军之比，不必进班秩始为升。此亦王俭抑压南士之又一例也。至于世所习闻之老子与韩非同传一语，则兼地域门第两事而言。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侨居晋陵，遂土断为晋陵南沙人。加之出身县吏。南朝士庶之别綦严，自非俭所屑与比拟。敬则自称“南沙小吏”，即明言渠与王卫军不唯有南北之异，且有士庶之别也。

王俭年二十八即为齐台右仆射领吏部，又尝学问，故不可一世，以谢安石自况。不独以人地兼美骄南士，且以学问自豪。如陆澄为太祖诵《孝经》，自仲尼居起。俭讥其博而寡要注释。《南齐书》三九《陆澄传》又云：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

《丘灵鞠传》云：

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

皆足以见当时南土文人之不喜王俭。“妨我辈途辙”一语确凿言之或为张绪事而发。泛而论之，亦未始不由于俭之以学问骄人，致招反感也。

王俭永明二年拜国子祭酒，七年终于此职。《南齐书·张绪传》云：

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光禄师中正如故。注释

盖世祖始终属意张思曼，故王俭一死，吏部拟授子良，而世祖欲用张绪情见乎词。张绪“素望甚重”，永明初已曾为祭酒，此时复畏物议者，正是王俭一流抑压南士之侨姓高门所造成也。萧氏淮南楚子，原非中原甲族如王谢之比。故齐武帝对南士与寒门初无成见。唯侨姓高门专握政权，社会上复有牢不可破之势力，虽帝王亦无如之何。《南齐书》五六《纪僧真传》：

丹阳建康人也。……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南史》三六《江姇传》：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甹谢疕，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甹，登榻坐定，甹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注释

又如徐爰有宠于宋文帝，文帝命王球与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以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帝改容谢之注释。梁世王峻谓始兴王憺：“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注释。齐世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庾荜不用注释。皆足以见侨姓高门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势力，帝王虽为统治阶级，反无能措意。正可与齐武欲用张绪而畏物议之事比观。侨姓之中门第复有高下，其门阀低者反易为帝王所汲引。如王俭与王晏同是琅玡王氏，而高下迥殊。晏祖弘之少孤贫注释。齐明帝诛晏，下诏称其“闾阎凡伍，少无特操”。晏初得班剑，谢肊谓之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注释晏甚惮之。晏尝戏沈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以“琅玡执法似不出卿门”注释。皆是晏门第低下之证，盖犹不逮乌衣诸郎。而《南齐书》四二晏本传称：“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注释其中消息不难窥见。要之，侨姓高门之势力固不假帝王而存在。明乎此，而后知南朝虽数更王室，高门甲族仕宦无替，初不以易姓为耻者，固自有其理由矣。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六〇王俭首创逆谋条谓王氏世以君国输人，又言俭谄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似皆未达一间也。

晋元渡江依人国土，于南士不得不抚慰登庸，收通力合作之效，以巩固北来之政权。逮宋齐两代侨人势力已成，无待取悦南人。于是南士在政治上遂失其地位，反不若江左初年。王俭张绪丘灵鞠正是此期之代表。降至梁陈则侨人南渡已久，与南人沆瀣一气，侨旧之别渐泯。陈朝皇室复是北来寒门，土断为南人者，南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遂大露头角焉。一良昔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已申其说。并就中央及地方之高官，论南北仕之途之大略，窥其消长。兹再就国子祭酒一官之用人，阐明此旨。于以知丘灵鞠愤慨之词近则激于王俭之代张绪，远则实为东晋渡江以来南土儒学之士作不平鸣也。《晋书》九一《杜夷传》：

庐江灊人也。……〔元帝时〕又除国子祭酒。注释

同书三七《彭城穆王权附孙纮传》：

〔元帝即位〕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同书七八《孔愉传》：

会稽山阴人也。……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三《袁瓌传》：

陈郡阳夏人。……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同书四四《华恒传》：

〔平原高唐人。〕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八《颜含传》：

琅玡莘人也。……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加光禄勋。

同书七八《丁潭传》：

会稽山阴人也。……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同书八三《顾和传》：

〔吴郡吴人也。〕……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即位……迁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四九《阮裕传》：

〔陈留尉氏人也。〕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并无所就。

同书五六《江虨传》：

〔陈留圉人也。〕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

同书九四《戴逵传》：

谯国人也。……孝武帝时……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

《宋书》一四《礼志》一孝武帝太元初有国子祭酒殷茂。据《晋书》八四《殷仲堪传》，茂为仲堪叔父，是亦陈郡人。东晋国子祭酒可考者十二人之中，北人凡九，未必皆侨姓高门。南人占其三，且皆在成康以前，即晋元渡江三十年之内也。元帝太兴元年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注释。王导劝元帝优礼顾荣贺循纪瞻周屇以招徕南士注释。孔愉顾和等之见用盖亦由于此矣。

刘宋一代国子祭酒之可考者，《宋书》五九《殷淳传》：

〔陈郡长平人。〕父穆……及〔宋高祖〕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六〇《范泰传》：

〔顺阳人。〕注释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时学竟不立。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

同书六六《何尚之传》：

庐江灊人也。……刘湛欲领丹阳尹，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湛诛，迁吏部尚书。……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

元嘉二十年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三《沈演之传》：

〔吴兴武康人。〕〔范〕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

同书七三《颜延之传》：

琅玡临沂人也。……〔元嘉中〕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

同书五四《羊玄保传》：

太山南城人也。……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

同书七九《庐江王祎传》：

大明二年……又出为南豫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七年进司空，常侍祭酒如故。

东观祭酒可考者得二人，《南齐书》三四《王谌传》：

东海郯人也。……还为尚书左丞。寻以本官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

同书五三《虞愿传》：

会稽余姚人。……〔宋末〕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建元元年卒。

十人之中南人止占其二。羊玄保与羊耽羊衜昭穆不可考，盖系远属。故羊氏西晋之世联姻帝室，惠帝羊后自称高门注释。叔子又有名德。而泰始中诏书称羊玄保兄子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注释。“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本传语）。亦得领祭酒，丘灵鞠之愤慨不亦宜乎？

萧齐国子祭酒可考者张绪王俭竟陵王子良外，犹得四人。《梁书》五一《何胤传》：

庐江灊人也。……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注释

《南齐书》三九《陆澄传》：

吴郡吴人也。……寻领国子祭酒。……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

同书四三《江姇传》：

济阳考城人也。……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

《梁书》一三《沈约传》：

吴兴武康人也。……〔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

东观祭酒可考者，丘灵鞠外有刘姈。《南齐书》三九本传：

沛国相人。……拜彭城郡丞。……上〔太〕祖又以皁兼总明观祭酒。

九人之中南士得其四，比例较之各朝为胜。然张绪为王俭所抑，陆澄沈约之拜皆在俭卒后也。

梁代国子祭酒可考者独多，得十三人。《梁书》一六《张稷传》：

吴郡人也。……高祖受禅……为侍中国子祭酒，领骁骑将军。

同书三一《袁昂传》：

〔陈郡阳夏人。〕天监七年除国子祭酒，兼仆射如故。……普通三年复为尚书令……未拜，又领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张充传》：

吴郡人。……〔天监中〕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左卫将军祭酒如故。

同卷《蔡撙传》：

济阳考城人。……〔天监中〕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

同书二七《明山宾传》：

平原鬲人也。……普通四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王暕传》：

琅玡临沂人。……征为吏部尚书，俄领国子祭酒。……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显传》：

〔兰陵人。〕中大通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

同书二七《殷钧传》：

陈郡长平人也。……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常侍如故。

同书四一《王承传》：

〔琅玡临沂人。〕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云传》：

〔兰陵人。〕大同二年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同书四〇《到溉传》：

彭城武原人。……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注释

同书四一《刘瑴传》：

〔沛国人。〕承圣二年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

《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汝南安成人。……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

除张稷张充而外，皆北士也。

陈代可考者，《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高宗即位迁特进，重领国子祭酒。

《陈书》二一《王固传》：

〔琅玡临沂人。〕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

同书三三《王元规传》：

太原晋阳人也。……〔天嘉中〕迁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孔奂传》：

会稽山阴人也。……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二六《徐孝克传》：

〔东海郯人。〕太建六年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

同卷《徐陵传》：

东海郯人也。……太建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同书三〇《萧济传》：

东海兰陵人也。……〔太建中〕迁国子祭酒，领羽林如故。

同书二八《庐陵王伯仁传》：

祯明元年加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

同卷《新蔡王叔齐传》：

祯明元年除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如故。

九人中南人得其三，而二为宗室。综观上引史文，知国子祭酒虽非权势所在，实为清望所归。江左五朝多用北士，但不限于高门甲族。南士高门虽不乏文采风流儒术学艺可观者，而居是职者綦少。丘灵鞠之愤悒固不止于门第之争矣！

南朝三百年间职官典制大致因袭魏晋，然每一官之选望则颇有升降。如《太平御览》二一五引《山公启事》：“旧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而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详下）。《御览》同卷引何法盛《晋中兴书·太原王录》：“王坦之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例一也。《宋书》八四《孔觊传》谓：“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注释其例二也。晋元帝初即位，琅玡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贺循谓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受注释。至宋文帝时沈璞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遂谓璞“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注释。是百年以后国官已由“清重”之职沦为“非清途”矣，其例三也。然而有一现象为通三百年间所未变者，即官有清浊之分是也。《隋书》二六《百官志》上记梁陈之制“官有清浊”。又谓：“凡选官无定期，随阙即补。多更互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通典》一四《选举》二作“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即本《隋书》而文义较胜。此虽指梁陈而言，实为南朝共有现象。《宋书》五七《蔡兴宗传》：“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疑亦兼指门户官位而言注释。六五《杜骥传》谓晚渡北人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梁书》四九《钟嵘传》亦有“清贯”“清级”之语。所谓清浊系于位望而不在实权。如桓玄年廿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注释。盖洗马清望官而无权无势也。清浊与任职者之门阀高下亦互有密切关系注释。其区别史无明文，然大略亦可考而知。

《宋书》五三《张茂度传附陆仲元传》：

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选曹要重”，吏部尚书有“大尚书”之称。“中兴膏腴之族唯作吏部”注释。何尚之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其父以为送吏部郎，非关何彦德注释。是吏部郎之职既要且清也。吴郡名郡注释，侍中之为清职无待博引。《晋书》七七《蔡谟传》上表辞侍中，有“苟进以秽清途”之语。《南齐书》四九《王奂传附殷恒传》载诏书，明言侍中为“清序”注释。唯右卫虽为武职高官，终不逮吏部郎与侍中耳注释。《南史》三一《张绪传》：

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后接之者实为未易。”

《宋书》四二《王弘传》：

子锡……历清职中书郎。……弘从父弟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

《陈书》三四《蔡凝传》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梁书》四九《庾於陵传》：

拜太子洗马，舍人如故。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知中书散骑与东宫官属皆属清望。至于秘书著作，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又不待论矣注释。尝推原所以，大抵上述诸官其先专用高门，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其起原实肇于晋中朝。《晋书》四八《阎缵传》：

〔元康初〕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是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缵传又云：

缵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之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立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置游谈文学，〔今宜〕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

东宫诸王官属之列于清贯，亦由于中朝以来唯用膏粱子弟。梁武帝所以有“岂限以甲族”之叹也注释。

至于官位之不与清级者，亦有数事可考。《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

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居乌衣者官位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王淮之四世为御史中丞，范泰嘲之为“唯解弹事”注释。《南史》一九《谢几卿传》：

梁天监中自尚书三公郎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

《宋书》五九《江智渊传》：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

《梁书》三三《王筠传》：

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

可知台郎非清选，而宪台方之尤为浊矣！

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魏晋以来选举司之吏部与中正，似文武无别。然起家仍自有异，泾渭固分也。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者史不绝书，无烦征引。出身武官而尝得文职者，如宋之柳元景沈庆之，齐之沈文季吕安国周盘龙等皆是。文官之中分清浊，若与武官较，则武官虽高位，亦逊文职也。《南齐书》二九《吕安国传》：

广陵广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国以将领见任。……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仍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齐世张欣泰竟陵人，兴世之子。兴世少时家贫，竟陵旧置军府，曾补参军督护注释。欣泰不以武业自居。齐世祖时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南齐书》五一本传言：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杖廉察，欣泰停杖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正员郎谓正员散骑侍郎，与通直员外相对而言。据上文所述，黄散皆清职也。《宋书·百官志》五校尉第四品，散骑侍郎第五品。而世祖以除欣泰正员郎为殊恩，此即所谓“未必即进班秩”，“从浊得清则胜于迁”矣！《宋书》八四《邓琬传》载琬起兵后，使刘胡东下。“时胡等兵众强盛，远近疑惑。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据琬传刘亮等皆军主，其品秩不可知，当在五品之黄门郎中书郎下，然其求固意在位望，不在班秩。至杜幼文琬传载其为步兵校尉，而犹求黄门。是亦以四品武职而求五品清望官也。幼文即杜骥之子，附见《宋书》六五骥传。骥兄坦称“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幼文之步兵校尉自非清途，因有黄门之请。梁初钟嵘所谓“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正指如谦之幼文辈所为也。《晋书》八四《杨佺期传》称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加排抑。桓玄且以寒士裁之注释。而史言“佺期少仕军府”。是亦杜骥父子之比，清途见隔，遂不得不仕于军府矣。

《南齐书》四二《王晏传附弟诩传》：

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一良案，宋齐诸卿皆无卿名，梁天监七年始加卿字。萧子显盖以梁制记齐事。据《宋书·百官志》少府三品，五校四品，而黄门则五品也。《隋书·百官志》记梁制少府卿十一班，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梁以班多为贵，此三官品秩高下与宋代不同。南齐官品不可知，然《百官志》谓：“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疑齐制实沿宋旧，不与梁同。少府五校品秩皆在黄门郎之上，而王诩阴玄智乃坐罪，是亦五校不逮黄门之证也。曹道刚既为骁骑将军，齐郁林王即位，迁为黄门郎，明帝犹固谏注释。宋世薛安都自散骑常侍（三品）太子左率（五品）迁左卫将军（四品）常侍如故。江夏王义恭嫌多，欲使单为左卫。蔡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注释皆文重于武。南朝官文书结衔品秩相同者亦多以文职居前。如《宋书》四三《徐羡之传》载高祖践阼诏书，“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侍中中领军谢晦”，皆同为三品而先书文职也。刘穆之王华皆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皆见《宋书》本传，是文职三品书于武职二品之前也。《宋书》一〇〇《自序》记沈伯玉为卫尉丞，车驾出行，伯玉直门戎服。张永谓伯玉“此职乖卿志”，宋孝武帝乃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急装与缓服之别亦即文武清浊高下之别矣。

钱竹汀《廿二史考异》二〇《晋书·职官志》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条云：

上文所列伏波将军镇军龙骧典军上军辅国诸将军虽有名号，而无职司。此领护等六军及四军五校皆典军之官，故别为一类。注释

又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云：

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此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军将军则皆主兵之官也。

一良案，钱氏之说是也，抑犹有未尽者，江左五朝第二类之武职中，性质又有不同。可分为二，即领兵与不领兵之别也。《晋书》二四《职官志》：

护军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注释。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注释。

又云：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注释

《宋书》四〇《百官志》下：

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骁骑将军……有营兵。……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又云：

自游击至五校注释，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

盖江左五朝领护左右卫与骁骑皆领营兵者，而游击以下至五校则否注释。永明中萧谌除步兵校尉，世祖斋内兵仗悉付之注释。步兵而总兵仗是为例外，然亦非自领营兵也。领兵之武位较不领者为重。如齐乐蔼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州，史称其“仕不得志”注释。而骁骑将军之职“旧领营兵，兼统宿卫。自梁氏以来其任逾重”注释。梁以前骁骑虽非重任，比五校为高可以推知也。

南朝官制大抵视本官以及其人资之轻重而兼领他职，谓之带帖注释。《宋书》八五《谢庄传》载宋孝武帝嫉吏部权重，欲分其势，乃分置二人。其与江夏王义恭诏云：

本职（谓吏部尚书）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

《南齐书》三二《何戢传》：

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渊曰：“……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注释

同书三九《刘姈传》：

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

其意即谓不拜高官，仅任高官所带帖之职，以供禄养而已。《南史》姈传“故得连年不拜”之下省去“荣授”及“而带帖薄禄”等七字。不知不拜者总明观祭酒等荣授耳。史明言其以母老缺养为彭城郡丞会稽郡丞，省去数字便不可通矣。

武位虽非高门所乐，然以文职清望官帖领之，则互相配合，最为美授。《宋书》六三《沈演之传》：

元嘉十七年……以演之为右卫将军。……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南齐书》四三《江姇传》：

永明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世祖曰：“……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

骁骑将军与步兵校尉尤为清望官常所带帖。以侍中领骁骑者宋有王华王昙首刘韫徐湛之何偃，齐有江夏王锋西阳王子明安陆王缅萧昭胄江姇何昌寓萧惠基王奂，梁有王瞻张稷，陈有孔奂王玚江总。以散骑常侍领者，齐有南平王锐王缋，梁有王泰夏侯亶。以通直散骑常侍领者，宋有张瓌，齐有蔡约王逡之，梁有陈伯之。以员外散骑常侍领者，齐有王敬则。以中庶子领者齐有江姇谢肊王缋王暕殷钧。以黄门郎领者宋有王韶之，齐有王谌。他官领骁骑者亦数见。如宋世建平王宏庐江王袆齐世张绪以中书令领。齐世安成王暠梁世范岫陈世江总以祠部尚书领。宋世颜竣王延之齐世何戢以吏部尚书领。齐世刘悛何胤以左民尚书领。梁世萧琛以度支尚书领。齐世垣崇祖以五兵尚书领，江姇以都官尚书领。宋世王僧虔以御史中丞领，齐世陆澄以廷尉领。盖骁骑领营兵，清望官再领骁骑，兼带文武，益增其重要，所谓望实清显。以上所列诸人除王敬则陈伯之孔奂等三数人外，亦莫非膏腴之族也。

以侍中领步兵校尉者宋有王奂，齐有安成王暠张瓌褚炫王晏王慈萧惠休何胤，梁有周舍谢举，陈有张种。以黄门侍郎领者宋有颜师白孔宁子，梁有顾宪之，陈有谢哲。以中庶子领者宋有建平王景素颜延之，梁有王筠王规，陈有陆缮陆琼江德藻。以散骑常侍领者梁有萧子恪，陈有孔奂。以国子博士领者梁有沈文阿卢广。步兵不领营兵，纯为虚号，故有以国子博士领者。方之骁骑自属稍差。然文官仍以领武位而重。如蔡兴宗选中庶子殷常为黄门领校，江夏王义恭谓“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答以“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注释。

骁骑将军为清望带帖之职，然骁骑本身终非清选。试考诸史，单任骁骑将军（梁又分左右）者，其门第人身皆非帖领骁骑者之比也。如宋之杜幼文晚渡荒伧。宗越河南人，土断属叶，出于次门。吴喜南土寒门，出身小吏，充郡府杂役。任农夫全景文亦以武用见知。齐之张敬儿崔慧景周盘龙曹道刚薛渊戴僧静桓康曹虎头，梁之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莫非出身武将者也。儒林文学之士亦有单任骁骑将军者，如东晋之徐邈徐广，宋之虞玩之江智渊，齐之孔稚珪张冲檀超傅琰虞愿孔琇之何佟之，梁之江淹乐蔼。皆非高门之首。宗室单任此职者，唯齐世有河东王铉注释。《陈书》卷二《高祖纪》永定二年诏云：“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功臣者武将之谓。梁陈之世帝王腹心多出单寒之家，亦适足说明文官任骁骑者之性质也。

综观以上所论，知南朝武位不逮文职，故骁骑不若国子祭酒。然丘灵鞠以通直散骑常侍领骁骑，犹不失清显，非单任骁骑将军之比。其不乐此职实由于个人好尚，固与南人之常被排抑无关矣。

（原载《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

《南史》七二本传同。

见《辅仁学志》第一二卷第一、二合期余逊先生《南朝之北士地位》一文。

参看《南齐书》二《高帝纪》下、九《礼志》上。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二谓“总明观祭酒宋无，南齐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立”。以泰始系南齐，误。

参看《南史》二二《王俭传》。

《南史》三一本传同。

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唐写本《文选》存此篇，无异文。

见《南齐书》四七《谢脁传》。

见绪本传。实则东晋时南士为仆射者不仅此二人，孔愉亦尝为之。

程道惠见《宋书》四三《徐羡之传》，四四《谢晦传》。

中庶子犹东宫之侍中，以中庶子领左卫率犹侍中领左卫将军，仍不失为清显。

参看《南齐书》三九《刘姈传》、《南史》五七《范缜传》。

《南史》二二、《南齐书》二三俭本传。

据《南齐书》四二晏传，晏时为吏部尚书，故敕询之。

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贵族之遇庶人，大似印度之首陀日本之秽多。不唯不能通婚，甚至不得并坐相接待。参看《宋书》五七《蔡兴宗传》、六二《张敷传》，《南史》二一《王僧达传》。《世说·容止篇》：“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虽意在铺张庾统容止，亦以见士庶之不杂处。《忿狷篇》载王献之诣谢公，“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习氏宗族富盛，世为乡豪，而大令犹以非类视之。《方正篇》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亦有裴叔则。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盖亦此意。

《南史》二三《王球传》。

《梁书》二一峻本传。

《南史》四九荜本传。

《宋书》九三《隐逸传》。

《南齐书》四三肊本传。

《南齐书》四四文季本传。

《南史》七七《恩幸传》载王俭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茹法亮）。亦可参看。

《晋书》四四《华恒传》有国子祭酒杜彝，疑是一人。

《晋书》卷七七《陆晔传》。

《晋书》卷六五导本传。

关于范氏郡望，参看前引拙作《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晋书》三一本传。

《宋书》五四本传。

参看《梁书》一五《谢胐传》。

据《隋书》二六《百官志》上，溉任祭酒在大同中。

参看《南齐书》一六、《隋书》二六《百官志》散骑常侍条。

《晋书》七八《丁潭传》。

《宋书》一〇〇《自序》。

《晋书》四九《阮咸传》山涛举咸典选，称其“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察其文义，清浊乃指门户，非言官位。

见《晋书》九九本传，参看《世说新语·任诞篇》引《玄别传》。

社会阶级上士庶之别与官位清浊之别甚有关系。北魏亦分清浊，宇文周独否，故《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言“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别于士庶，论者美之”。

《晋书》七五《王国宝传》。

《南史》三〇《何尚之传》。

《晋书》八八《颜含传》语。

参看《南史》二七《殷景仁传附恒传》。恒由侍中左降散骑常侍领校尉，亦与上引《孔淒传》论侍中与散骑常侍轻重之言相合。

《宋书》四二刘瑀迁右卫将军，愿为侍中不得，自称长居户限上。不知其意何所指，岂谓介在清浊之间耶？

参看《梁书》三三《张率传》及《刘孝绰传》，《通典》二六《职官》八秘书监条。

惠帝时尚书郎太子洗马舍人等官已称“清途”，见《晋书》六八《贺循传》。

《宋书》六〇《王淮之传》。

《宋书》五〇本传。

《晋书》九五玄本传。

《南齐书》二九《周奉叔传》。

《宋书》五七《蔡兴宗传》。

一良案，钱氏此处不全引志文骠骑车骑卫将军云云，而仅列举伏波等数称，确为有见。因志文此节所举诸将军虽属虚号，而有领营兵者，如羊祜为卫将军，给本营兵，且率营兵出镇荆州，是其例也。钱仪吉《补晋兵志》皆未之及，当别为文详论之。

《宋书·百官志》作“魏晋江左领护各领营兵”，不可通。“江左”二字当从《通典》三四《职官》一六勋官条作江右，谓晋中朝也。

宋志脱护军二字，遂不可通。汪士铎《南北史补志·职官》三用宋志而不用晋志，亦脱此两字，非也。《通典》有护军二字。

哀帝兴宁二年废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见《晋书》八《哀帝纪》、七六《王彪之传》。《太平御览》二四二《职官部》四〇引陶氏《职官要录》以为兴宁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复置。江左下当从宋志补初字。

谓游击将军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中郎将及五校尉。

据《晋书》七〇《刘超传》，成帝时，军校已无兵，故领义兴之义随宿卫。

见《南齐书》四二本传。

《梁书》五三《庾荜传》，参看《梁书》一九蔼本传。

《陈书》一八《韦翙传》。

兼职亦谓之领帖，见《晋书》七五《范宁传》。

《通鉴》一三五胡注：“不少者谓其取数已多也”，似未谛。

见《宋书·蔡兴宗传》。

齐有骁骑将军傅坚意，见《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不详籍贯。

第七讲
论梁武帝及其时代

梁武帝修陵石天禄

梁武帝像

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间，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464—549，在位502—549）。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中，比较有所作为而且具有特点的，也要算梁武帝。自从317年东晋南渡，形成汉族政权的南朝与各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相对峙局面以后，到589年隋灭陈，在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说达到较高的发展。萧衍之死，就标志着梁朝的灭亡。正如他自己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因为简文帝受制于侯景，元帝僻处江陵一隅，历年都极短促。萧詧成为北周附庸傀儡，亦不足论。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四十年后北方吞并南方的局势，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梁武帝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东晋南朝历史中，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一）

梁武帝的统治，和宋齐相比，有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处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上。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

第一，如何对待前朝皇帝和宗室。萧衍与以前的王朝采取的态度、措施，有同也有不同。刘裕和萧道成篡夺政权以后，都很快就杀死前朝让位的皇帝，以绝后患。前朝的宗室，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萧衍受禅以前，拥立傀儡齐和帝宝融时，就杀死了自命为东昏侯宝卷继承人的湘东王宝晊，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接着又杀了齐明帝其他几个儿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鄱阳王宝夤逃往北方。只有谢沭公宝义由于哑巴残废而获免。受禅以后，本来准备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宝融为王。但听了沈约的一句话，“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处死了宝融。这一系列作法，和刘裕、萧道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另一方面，萧衍因为和萧齐同宗，利用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位，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后裔这件事，在自己消灭萧鸾一支以后，对萧道成的嫡系子孙萧子恪等进行分化，采取了不仅宽大为怀而且极力拉拢的态度。萧子恪兄弟十六人，都在武帝朝廷上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员，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和萧鸾一支后裔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推翻齐朝之初，萧衍就对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且建武（齐明帝年号）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指兄萧懿被东昏杀害），亦是为卿兄弟报仇。……且时代革异，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注释又使人传语：“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指子恪兄弟）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所谓磐石未立，当指草创伊始，萧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国。萧衍的这番话里，有出于策略进行分化拉拢安定人心的成分，也有坦白推心以诚相见的成分，这就和刘裕、萧道成对待东晋刘宋宗室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推原其理由，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不怕前朝宗室造反，才能如此。而萧衍的信心，又来源于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

这里可以把萧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较。曹丕、司马炎篡夺政权后不杀旧君，因为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汉献帝，到曹丕代汉，已经二十多年。司马懿从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权，到司马炎代魏，也有十五六年。在这过程中，异己势力已消灭殆尽，新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固，力量远在被推翻的旧王朝之上。刘裕从公元404年灭桓玄起，到420年夺取政权，虽也有十五六年，也不断消灭异己，但情况有所不同。刘裕出身低微，不但不能与高门司马氏比，也不能和先世当过太尉的曹氏相比。因而他多次北伐，以提高声望。不过他不能无所顾虑，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两晋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仅东晋即达一百年，宗室繁衍，到晋末还拥有一定力量。如司马休之、司马楚之等起兵反抗刘裕，失败后逃亡北方，聚族以谋复仇。还有不少司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为刘裕所深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杀司马楚之。可以看出，刘裕篡夺政权后，对司马氏采取屠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萧道成父子，“智识凡猥”，“本无大功于天下”，特别是代宋的基础也远较曹氏、司马氏、刘裕为差，所以即位马上杀宋顺帝，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梁武帝的情况与萧齐不同。因为齐朝统治年限很短，只有二十四年，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子孙，差不多都被萧鸾杀尽。萧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明帝时即非屠杀的主要目标，所以萧衍能够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以上对比分析，采用祝总斌同志说，附志感谢。）

除去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之外，梁武帝对统治的信心还与他夺取政权时的年龄不无关系。宋齐开国之君即位的时候，在当时已算高龄。刘裕年六十五，代晋三年而死；萧道成五十三岁，代宋四年而死。都已到了所谓知命耳顺之年。而萧衍代齐时只三十四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北方高凉，四十强仕”的年纪注释。这种情况，和刘裕、萧道成即位时充满桑榆迟暮之感，唯恐来不及巩固统治，生怕子孙不能守成，是迥乎不同的。加以新旧王朝力量对比悬殊，所以萧衍即位时满怀信心，丝毫不惧怕萧齐宗室造反，反而能够宽大为怀了。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三三论梁武帝与萧子恪语，也注意到他与刘裕、萧道成之不同。但叶适说：“刘裕惩创司马复兴，遂殄灭无遗育，而萧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鸾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号粗有识，宜其不忍为也。”叶氏对萧衍的观察分析，只从人情的忍与不忍着眼，显然是没有触及要害了。

第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梁朝也与前朝有所不同。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继位的皇帝对开国功臣特别是武将多所疑忌，如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齐武帝杀垣崇祖、张敬儿。因为这些人对开国之君而言，或者比肩共事，或者效死疆埸，才成为开国元勋。继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们功高震主，形成威胁。萧衍夺取政权后，却没有诛戮功臣的事，这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如范云、沈约，虽然在齐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时，都曾与萧衍并肩为“八友”成员，不相上下，但范沈当时都是以文义见长，没有什么政治实力。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起过参谋顾问作用，却并不对新政权形成任何威胁。所以他们并不构成梁武帝疑忌的对象，而是倚靠的力量。二，重要的武将，如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等，原都是受禅以前早已追随萧衍的部下。新政权建立后，他们加官晋爵，只有更为尽忠于皇室，不会对帝位有任何野心。《隋书》四十《王谊传》有一段故事，对于了解萧衍很有启发：“开皇初，上（隋文帝）将幸岐州。谊谏曰：‘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戏之曰：‘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威扬武，欲以服公心耳。’谊笑而退。”这段话虽然是隋文帝的戏言，但不能不承认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顾虑。而萧衍即位以后，则是不存在这种顾虑的。所以他既不须像杨坚那样“震扬威武”，也不须像宋齐嗣君那样诛杀大臣之多而且酷了。

第三，在选拔人才进行统治方面，梁武帝时期更有不同于东晋宋齐的显著特点。现在分别就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们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从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这种用人政策的结果。

东晋宋齐以来士族中的高门，到梁朝仍然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样，承认并且尊重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梁武帝在受禅以前，就曾上表说，“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注释。说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维护“冠族”的纯洁，以利于维持门阀制度。天监五年又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注释。所谓“旧族”，当然也是指几百年来的门阀而言。杨公则在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注释。梁武帝改革官制，把旧日的一至六品官分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所记梁制，列于每班之首的，大抵属于清官。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等。其目的不外从制度上区别清浊，以巩固门阀贵族的地位和势力注释。梁武帝即位后，即与琅玡王氏通婚，为简文帝娶王俭曾孙女，嫁妹于王导六世孙。侯景据寿阳后，气焰嚣张，公元548年请婚于高门的王谢。梁朝这时已濒于覆亡，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说，“王谢门高非偶”，要保持门阀的尊严，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种精神，和南齐时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时，武帝说“由江姇谢肊，我不得措意”，以及纪僧真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仍然一脉相通。以梁代的琅玡王氏为例，王筠认为没有人家“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也”。沈约自诩“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也赞叹王氏“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注释。

东晋以后，刘宋到梁这八十几年中，三易朝代。当易代之际，官位已高的高门大族人物就遇到一个矛盾：尽忠于旧王朝，抵制新王朝；还是背弃旧王朝，投向新的统治者。抵制新朝则政治上受挫折，虽然旧日门阀所享受的优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动摇。投向新朝则增强政治势力，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和巩固门阀地位，但必然遭到讥刺。南朝的侨姓高门，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为大。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注释，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在易代之际，由于种种原因，在上述两条道路中，往往有不同选择，但究以投向新朝者为多。如谢晦、王弘、王昙首等投向刘宋，王俭、谢超宗等投向萧齐，而像袁粲那样坚决忠于刘宋旧王朝，拒绝与将要夺取政权的新统治者萧道成合作的，终属少数。梁朝建立后，齐时已起家入仕途的，王氏如王亮、王莹、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谢氏如谢胐、谢览，都在新朝作了官。虽然个别人起初也多少有过不合作的表示，如王亮、王志，当萧衍讨伐东昏时，“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间路送诚款。亮独不遣”。“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注释。谢朏虽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绝解玺给受禅的齐高帝，但终于先后在齐梁两朝入仕。齐梁之际的袁昂，尤其是易代之际高门人士行动的典型。他的行为，说明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而不是尽忠王室。《梁书》三一《袁昂传》载，昂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建康城平，昂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也”。萧衍讨伐东昏时，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但当时形势已很明显，因为萧衍从襄阳出兵时，已经公然以武王伐纣自命了。袁昂起初对萧衍表示不合作，但终于投降，仕至侍中司空尚书令。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所以他手书晓喻袁昂说，“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忠孝俱尽，将欲何依”。又说，“朕遗射钩，卿无自外”。袁昂回答萧衍，虽然说“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实则衷心为家族计，力求保存门户。所以袁昂临终告诫诸子云：“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暗于前觉，无识于圣朝，不知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门户。”他谆谆不忘的，主要在于门户乡里。袁昂在他的《古今书评》里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反映出他对高门的看法，认为高门子弟就是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尽管袁昂对梁武帝每每自称“东国贱男子”、“东国贱人”，实际陈郡袁氏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袁昂临终诫子的话，正全是高门大族口吻，贱字不过是谦词。陈郡袁氏的社会地位远在梁武帝的兰陵萧氏之上。袁昂之所以特别自加贬抑，恰恰反映高门盛族自视之高，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顾虑心理。袁昂诫子又云，“圣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指追赠官爵）”。所谓“遵古”及“知吾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门阀制度，了解袁家的社会地位，和拉拢高门大族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萧衍与袁昂可以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姚思廉在史臣论中说袁昂“抗疏高祖，无亏忠节，斯亦存夷叔之风矣！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样评论，无异于对袁昂的讽刺。而这种讽刺，可以说适用于王谢等高门中的一系列人物。

梁武帝维护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尊重高门士族，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实在梁朝做了高官，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谢朏官至中书监，袁昂官至尚书令。但是，这些高门甲族担任的官位虽然不低，却只停留在虚名上，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实权派。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姚察曾说：“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赏。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注释王敬弘的故事，见于《宋书》六六本传：“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这种风气，到梁时更加泛滥。颜之推描述得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即使是“文学之士”，他们“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注释。王谢盛族虽居高位，不亲事务。而梁武帝的政策，也正是一方面争取门阀士族的拥护，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摆饰，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关心“簿领文案”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些人是从士族的中下层亦即门第不高的所谓次门、后门、寒门中来，这种士人称为寒士，但不能与寒人、庶人或寒庶混为一谈。

《通鉴》一四五（天监二年，公元503）有一段关于梁武帝统治前期用人的记述，作了很好的概括：“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注释《通鉴》此文所举四人之中，范云、沈约、徐勉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来自士族里的中层或下层。

沈约，吴兴武康人，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既是南人，又非高门。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门。《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云：“河南褚岠京师之薄行者。……高祖即位，岠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岠，坚距之。岠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通鉴》一四五作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褚岠当是河南阳翟褚氏，与褚渊一家，是有名的大族。他所谓草泽底下，看来就是针对拒绝接待他的范云而发。沈范两人都是萧衍的旧友，而徐勉就不同。他是东海郯人，《梁书》二五本传说他“幼孤贫，早励清节”。徐勉诫子书也说，“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南史》六十本传载，“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注释。《梁书》二一《江蒨传》，“济阳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禄仪同三司。父姇，齐太常卿，并有重名于前世。……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在位者并宿士敬之。唯蒨及王规（王俭之孙）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有忤。……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注释。同为东海郯人的宋代徐羡之，被王华目为“中才寒士”，见《南史》二三《王华传》。从这些事实，可知东海徐氏门第远在琅玡王氏、济阳江氏之下，被目为寒士。犹之东莞莒人刘祥是刘穆之之后，也被褚渊骂为寒士，见《南齐书》三六本传。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门、次门，比较起来还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因此为梁武帝所任用。周舍是汝南安城人，周淒的八世孙。他虽属第一流高门，但和何敬容相似，明习吏事，所以参预机密二十余年。

《通鉴》一五八说：“自徐勉（大同元年，公元535）周舍（普通元年，公元524）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慤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何敬容庐江人，父祖都有名于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是出身于第一流门阀的。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却并非由于他的家世或高门的特点，而是由于他“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注释。《梁书》三八《朱异传》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朱异吴郡钱塘人，顾欢的外孙，而顾欢“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注释。朱异出于士族的下层，所以他“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侮之，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注释。朱异和徐勉出于同一阶层，徐勉竭力要“高攀”，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结亲，而朱异则采取蔑视这些高门的态度。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注释，这个朱张并非朱张顾陆的朱张，应当从《通鉴》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释：“朱张谓朱异张绾之族也。”张绾，范阳方城人，是萧衍舅父张弘策的儿子，西晋张华的后代。《周书》四二《刘璠传》载，张绾在一次宴会上“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寒士不逊！’璠厉色曰：‘此坐谁非寒士！’璠本意在绾，而〔萧〕晔以为属己”。可见张绾虽骂别人寒士，自己也被目为寒士。《南史》五六张绾的哥哥张缵传也说，“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他对寒门人士特为留意，任吏部尚书，“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注释。张绾则两任御史中丞，本传说他“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张绾大约能够躬亲事务，与周舍、徐勉、何敬容、朱异是同一类型人物，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担负了御史中丞这样烦重的职务。萧衍把张家与朱家并提，说明张家门第远不能和王谢相比，属于寒门。张氏兄弟属于寒士，是较低的阶层。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梁武帝比较注重吏治，所以不委政于王谢，而重用何敬容、朱异这一些人。叶适《习学记言》三二驳正梁武帝委政群小的批评，说“何敬容自是吏手，朱异未为蠹政”，这话确是公论。

在吴姓寒门的朱异之外，梁武帝对于吴人集团的态度，也和宋齐统治者不同。宋齐时沿东晋百年来旧习，虽然建政权于江南，对江南土著不论多高门第，始终抱有偏见。萧衍对于这个习惯有所突破。如用吴郡张率为秘书丞，说他是“名家奇才”，“东南物望”，“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注释。在此之前二十几年，张率的父辈张绪的遭遇，便大不相同：“〔齐高帝萧道成〕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注释萧衍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宏死后，“于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注释。扬州刺史是东晋南朝重要职位，向来由皇帝的兄弟、儿子或者北来高门担任。天监十七年时，萧宏一度坐法免去扬州刺史职务，萧衍下诏任命从弟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景“监扬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萧景“越亲居扬州，辞让甚恳恻，至于涕泣”注释。可见扬州刺史人选之重要。孔休源会稽山阴人，先后两任，共约六年，卒于任，见万斯同《梁将相大臣年表》。孔休源与范云、徐勉都是好友，徐勉向武帝推荐他“识具清通，谙练故实”。本传说他在荆州任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时“甚有治绩，平心决断，请托不行”。任扬州刺史时，“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割断如流，傍无私谒”。一非宗室，二非北人，以南方土著而任为扬州刺史，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中，只此一例而已。梁武帝之所以打破百余年来歧视南人偏见，重用孔休源，当然也因为他是比较干练，能够从政的人才。

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方面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又下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指吏部）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注释。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据《隋书·百官志上》，有些官位，如中书通事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梁书》四九《庾於陵传》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从这件事看出，在萧衍心目中，习惯上被羡慕的清官和社会上受尊重的甲族，都不及人才本身的重要。只要人有才能，不必非出自高门甲族不可；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去担任，任何职位都会为之生色，都可以受人羡慕。“官以人而清”的思想，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出身门第重于一切，连官职都区分清浊的社会里，不能不说是颇具积极意义的了。

东晋南朝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在高门士族和寒门士族之下，还有一个阶层——庶族亦即寒人，或称寒庶。《宋书》九四《恩幸传》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南史》二三《王球传》载，王球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区别形成一种不成文惯习，士与庶之间在通婚、交往等方面都有限制，任官、服役、刑罚等方面都有区别，这里不具论注释。如《南齐书》五六《吕文度传》载，“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梁书》四九《钟嵘传》载嵘上言，对举“素族士人”和“吏姓寒人”。都明确地把人士或士人与寒人即庶人对照而言，也是士庶之别的一种体现。寒人、寒门之外，还有寒官之称。如《纪僧真传》“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刘系宗传》“自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寒官具体何指，史书中不见明文。但《颜氏家训·涉务篇》说，“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指典签和省事），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大概这些可以鞭杖的官，都由寒人担任，即属于寒官之列。所以《隋书·刑法志》记陈制也是“寒庶人准决鞭杖”。这种寒人在南朝得到皇帝的宠信，很有权势，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有所论列。但赵氏把自称寒士的朱异也列为寒人，混淆了寒士与寒庶之别。我在四十四年之前所写《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文中，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梁武帝不同于宋齐皇帝，正是不重用寒人，不倚靠寒官，而倚靠徐勉、朱异之类的寒士。《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钱，非君子所宜。〔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历位云骑将军、安州刺史”。这里的寒门即指寒庶。陈庆之义兴国山人，幼而随从梁武帝。武帝曾说他“本非将种，又非豪家”。俞药家无先贤。说明两人都出身寒庶。既然寒庶出身而致显达者只此两人，可见寒庶在梁朝没有像宋齐时那样掌握机要，权势惊人。所以《宋书》有《恩幸传》，《南齐书》有《幸臣传》，而《梁书》里却没有相当于此的专传，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

北魏方面，对萧衍的统治曾有评价，说他“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注释。这话的含义，可以理解为萧衍的统治比起齐东昏时，较为正常，较为稳定。这正是萧衍依靠徐、周、何、朱这些人实行统治的结果。但是，无论第一流的高门王谢，或者中下层的门阀朱张，以至于寒庶，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梁武帝倚靠中下层士族所进行的统治，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我们引用《隋书·刑法志》中几段材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萧衍统治的阶级实质：“武帝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后帝亲谒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宽之。”《通鉴》系此事于天监十年（511）。关于萧衍统治的末年，《刑法志》还有一段记载：“是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由是王侯骄横转甚，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薄暮尘起，则剥掠行路，谓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难于诛讨。”

梁武帝的统治手法，还可以从他对待僧人的办法略见一端。《广弘明集》二六载有他的《断酒肉文》四首，其中提到如何处罚饮酒食肉的僧人，“唯最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可惜书缺有间，萧衍是否把这一手法也应用在他世俗统治方面，就不得而知了。

（二）

在军事才能方面，萧衍和刘裕、萧道成以及陈霸先相比，不在三人之下。《南史》六《梁本纪》记载萧衍击败北魏的王肃、刘昶，“得肃巾箱中魏帝敕曰，闻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则江东吾有也”。足见当时魏孝文帝对萧衍将才的评价。从萧衍襄阳起兵时根据政治分析而作出的战略以及一系列具体军事活动，也可以证明萧衍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并非溢美。

当年轻而昏庸无道的齐东昏侯统治时，萧衍任雍州刺史。他分析朝廷形势，认为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贵司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注释。他分别指出这六个人的弱点，然后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因此他建议在郢州的哥哥萧懿起兵。萧懿不听，被东昏杀害。萧衍运用计谋，使镇守荆州奉东昏之命进攻襄阳的萧颖胄反而和他联合起来。但萧颖胄以“年月未利”，主张次年二月再进兵攻东昏。萧衍认为“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决定从襄阳起事。在沿江东下途中，不断遇到东昏阻挡的兵力，萧颖胄又犹疑，建议“请救于魏，与北连和”。萧衍驳斥说：“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声！”萧衍决意东进，公元501年正月发襄阳，十一月攻进建康。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

在对北魏作战方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朝起初有时还占优势。天监五年（506），与魏军在淮水以南对峙。主帅临川王萧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只是由于他的懦弱无能，部署乖方，才大败而回。次年，梁军曹景宗、韦睿等在钟离大败魏军，“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魏军主帅元英、萧宝夤免死除名为民。这次战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采用“火攻之计”，起了决定作用。以后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献计，堰淮水以灌寿阳，结果劳而无功，遭到很大损失。天监十五年（516），因淮水暴涨，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到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北镇起义的威胁，南境又有葛荣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局势极不稳定。于是梁将夏侯亶等率军进入魏境，所向皆下，据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大通元年（527），陈庆之军在涡阳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最后大破魏军，“俘斩略尽，尸咽涡水”。到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兵送魏北海王元颢进入洛阳。北魏在南北两边的大起义打击之后，又有尔朱荣入洛和河阴之役，内部混乱，给梁军造成有利机会。自从刘裕在东晋末进军关中，灭姚秦（417）以后，南朝军事力量从未深入北方。宋末失去淮北青冀徐兖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南朝更只能处于守势。陈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次南朝大军攻进洛阳，为百余年未有之事。但陈庆之兵力寡少，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以元颢背离梁朝，陈庆之终于“军士死散略尽，乃削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以此为转折点，梁朝军事力量从这个顶点急剧下降了。

魏分东西以后，大同二年（536），东魏主动向梁议和，主要是因为想与南方和好以牵掣西魏。以后梁与东魏使节往还不断。据《梁书》记载，大同七年（541）一年之内，双方使节又来又往。大同八年四月和十二月，大同十一年（545）正月和十月，东魏都一年之内两次遣使到梁。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和武定元年（543），梁朝都在一年之内两次遣使于魏。但梁武帝没有利用北方东西分裂局面，巩固内部，图谋进取，反而接纳了东魏叛将侯景，破坏了与魏的关系。接纳以后，反复无常，准备出卖侯景给东魏。侯景发觉，终于起兵南攻。在应付侯景过程中，梁武帝又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终于被困台城而死，梁政权实际也就垮台。难怪胡三省说：“萧衍举事于襄阳，智计横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岂耄耶？抑天夺其鉴也？”注释

台城被围期间，各路援军不少，但各有自己打算，一个个顾望不前，难于通力合作。侯景之乱对梁朝地方上形势也有影响。军事上极为重要的长江上游地带，被萧衍的儿孙们所割据。兄弟叔侄彼此内讧，形成分裂局面，互相抵消力量。湘东王绎据荆州，岳阳王詧据雍州，河东王誉据湘州，邵陵王纶据郢州，武陵王纪据益州。内讧结果，萧誉和萧纪都被萧绎杀害，萧绎又被西魏吞灭。萧纶先为萧绎所败，终被西魏所杀。萧詧虽幸存下来，但成为西魏的附庸傀儡。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相比，土地人口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而西方终于灭掉东方，是和侯景乱后梁朝形势有关的。梁朝的重要方镇分裂内讧，给西魏造成有利机会，能各个击破，从而占有长江上游，为以后打败北齐提供了极其好的条件。侯景之乱以后，江淮汉东入于北方，陈朝基本上和北方以江为界，北方吞并南朝成为必然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不在于陈朝而在于梁朝。所以说梁朝这五十年的兴衰，在东晋南朝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性时期。

（三）

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塔，施舍僧尼，于是加紧剥削榨取，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注释。公元545年贺琛陈奏说，“天下户口减落”，“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注释。男丁出家为僧，逃避了赋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对户口减少起了作用，他是从统治者维护剥削所得担心劳役没有着落出发的。实际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所受灾难。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

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对贺琛的陈奏大怒之下赶紧辩解，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等等，只是聊以解嘲。这种基于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个人苦行，终于抵消不了他由于迷信而挥霍大量国家财富，和给人民造成的无边苦难。萧衍口头上也在国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动之间有所权衡，例如《广弘明集》十九载有萧纲等再三请求萧衍开讲佛经的《请御讲启》四通。从署名“臣纲臣纶臣纪”看来，这是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去，萧纲立为太子以后的事。对于萧纲等的请求，萧衍一则说，“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再则说，“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所以他的结论是：“方今信非谈（即所谓谈义，指讲经）日。”最后一次拒绝萧纲等的请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这些话倒也冠冕堂皇，承认国家并不安。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后萧衍还是应允了萧纲的请求，所以《梁书》的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531）“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讫于十二月辛丑”。公元533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萧衍不但在寺院讲经，流连忘返，而且戏剧性地“舍身”给寺院为奴隶，由国家和公卿施舍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舍身同泰寺，甲戌还宫，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癸巳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十月己酉还宫，总共十六天。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第三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四月丁丑才还宫注释，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群臣奏表上书，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封建王朝统治者这种等于儿戏的宗教迷信活动，标志了梁朝的统治已经腐朽没落到了极点，再加以侯景的一击，就必然全面崩溃了。

联系萧衍的宗教信仰，还应当注意到南朝宗教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广弘明集》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第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广弘明集》四载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由于家世信仰，所以萧衍的儿子邵陵王纶也于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对这个问题论证极为深入详尽。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带，所以萧衍实际是“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犹如近代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儿童出生后即受洗礼了。

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萧衍的小名得到证明。《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指道家修练，亦可作练师解。《梁书》七《太宗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玡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柋，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注释。萧衍早年信仰如此，所以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关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梁书》五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陶弘景不仅提出了萧衍所建新王朝的称号，而且对萧衍之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早已极力推动促进。宋代贾嵩的《华阳陶隐居内传》有较详细记载：“征东将军萧衍军次石头，东昏宝〔守？〕台城。义师颇怀犹豫。先生上观天象，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乃亟陈图谶，贻书赞奖。受封揖让之际，范云沈约并秉策佐命，未知建国之号。先生引王子年归来歌水刃木处，及诸图谶，并称梁字，为应运之符。洎将昭告，复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云洒雨，朝廷惧之。诘朝升曜，既而复雨。”考之本纪，梁武帝即皇帝位，告天于南郊，确为天监元年四月丙寅。贾嵩的叙述大致本于陶弘景从子陶翊所撰《本起集》，因此所叙史实大体可信。沈约先世奉天师道，沈约本人也是道教徒，临终还请道士上章悔罪。萧衍夺取政权时，这两个主要的参谋顾问都是天师道徒，也许和他本人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吧？

东晋南朝出于天师道世家而改宗佛教的，还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谄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出生后，“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注释。杜治是钱塘杜氏所在的道馆，从灵运之名也可知是世奉天师道的人。但他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谢灵运所撰慧远法师诔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用的是《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可见他离开杜氏道馆后大概不久就改宗佛教了。《真诰》十九载刘宋时马朗、马罕敬事道教，“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耳”。又说有吴昙拔，“颇有才致，初为道士。……其后事佛出家”。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陶弘景的母亲，也是“精心佛法”的人。道教天尊原来没有形象，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人信奉供养。陈马枢《道学传》中宋代著名道士陆修静传说他“及生之日，蹠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注释。这完全是仿效佛经里释迦牟尼的“相好”亦即身体上的特征而制造出来的。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抄袭了《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注释。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

以上是对照佛教与道教的总的情况加以推论，但梁武帝改变信仰的具体契机，从史料得不到线索。此外，还有两点应该指出。一，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注释。二，梁武帝改宗以后，虽然迷信佛教达到愚蠢之至疯狂已极的地步，但对道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态度。不少材料证明，他和陶弘景的友谊始终不渝，而且不只限于谈论书法。天监十五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尽管《述三教诗》以佛教为至上，但实际上萧衍作为皇帝是“三教兼弘”注释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标榜儒家孔孟之道为统治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与佛教道教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非从根本上有任何抵触，所以有可能和平共处。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具有欺骗麻醉作用。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奉行的正是这种政策。

（四）

早在齐朝时，萧衍已经和王融、谢脁、沈约、任昉等知名的文学之士见重于竟陵王子良，与于西邸八友之列。就学术和文才而言，萧衍在东晋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和宋齐陈三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就更非他们所能及了注释。

《梁书·武帝纪》称武帝著述有《制旨孝经义》等二百余卷，《文集》百廿卷。据《隋书·经籍志》所列，梁武帝的著作有以下多种，书名卷数与本纪有出入，但可看出，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计有：《周易大义》廿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黄钟律》一卷，《钟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老子讲疏》六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金策》十九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围棋赋》一卷，沈约注《梁武连珠》一卷，邵陵王纶注及陆缅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各十卷。这些著作大都已亡佚。据《经籍志》，在萧衍之前已有宋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而萧衍书之后，又列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未著撰人。从制旨两字看来，恐亦是萧衍所作。把《礼记》里的《中庸》一篇单独提出，戴颙、萧衍这样作远在宋儒之前五六百年了。《革牲大义》当是关于祭祀时禁用牺牲的文章。《孔子正言》梁朝曾与五经并列，特设博士、助教和正言生。《通史》下原注“起三皇讫梁”。本纪说“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既然说赞序是萧衍自作，《通史》的本文一定是别人执笔，而这个名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本纪在“又撰《金策》三十卷”之前有这样一段话：“六艺闲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所以《金策》似乎是一部关于医卜星相之类的书。萧衍是会治病的，他的儿子萧绎初生患目疾，就是他自己开药方因而瞎了一只眼。《经籍志》还有《历代赋》十卷，列于总集类，注梁武帝撰，当是由他选编，不是自著。

南北朝时所谓的学术，礼学占很重要位置。据日本藤川正数氏《魏晋时代丧服礼之研究》的统计，晋朝开始有号称精于三礼的学者，南北朝时擅长三礼的学者辈出。《梁书·儒林传》所收二十二人，除专长不明的三人以外，十九人中精于三礼的学者有十二人。《陈书·儒林传》所收十五人，长于礼学者九人。《北史·儒林传》三十三人中，长于礼学者十七人。《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书共六百二十七种，而礼这部分占一百三十六种。其中关于《仪礼》全书的很少，而关于《仪礼》中《丧服》这一篇的，却有四十八种之多。藤川氏认为，一是由于自来存在不少关于丧服的疑义，汉魏儒家如郑玄王肃之间这方面的争论也较多。一是由于丧服和家族道德轨范密切联系，起着亲族法的作用，故而特受重视。梁武帝即位后就命令制作五礼。据《隋书·礼仪志》记载，梁朝大臣历次讨论各种礼制问题，大都由武帝亲自裁决，涉及到很多方面，而且总举出他的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如南郊应只祭天帝，不祀五帝；郊祀廿八宿之外增加十二辰；明堂祭祀礼仪；东方是“养生之始”，求雨祈晴都改在东郊；雩祭求雨而燔柴；不应用火祈水；恢复四海名山大川之祀；仲春之月迎气不应杀牲；秋冬祫祭应包括功臣；郊庙祭祀典礼时，六门之内的百姓丧家，只在去庙二百步的近距离内断哭；祼礼仪式及时间；祭祀樽彝制度；母墓被发后改葬时丧服；闰月中死亡情况下祥祭日期；服大功小功丧期间婚冠嫁礼的处理；皇帝出征时告祖先上帝礼仪等等。在当时，能就这些方面讲出道理，作出论断，就被认为是礼学方面有修养。所以《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

现在再举一个具体例子。《梁书》四八《司马筠传》载，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丧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据卷二二《安成王秀传》，“年十二，所生母吴太妃亡，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萧秀萧憺对于所谓“慈母”的陈氏是否应当服丧，服多久的丧，成为朝廷上讨论的问题，各种意见纷纭不决。由于过去儒家著作从《礼记》本文到后汉郑玄的注中，“慈母”一语的含义不明确，所以司马筠引证郑玄的说法，以为皇子不应为“慈母”服丧。梁武帝不同意这种理解。他分析礼经中有三种不同的“慈母”：“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服丧〕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者既无其服，则此慈（疑脱母字）亦无服矣。”经过区分三种同名异实的“慈母”，萧衍认为，《礼记·曾子问》以及郑玄注中所谓不服丧的“慈母”，属于第三类型，而陈太妃对于萧秀萧憺属于第二类型，所以萧秀兄弟应当为陈太妃服小功服五月。“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萧衍对“慈母”一词先区分类型，明确定义，再从《仪礼·丧服》寻找应否服丧和服丧期限。这种论证方法，在当时礼学讨论中，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现了萧衍礼学特别是丧服礼研究的水平。

萧衍也有文学方面的修养。当然不是像沈约在《萧衍文集序》中吹捧的那样，“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他写过一些七言体的乐府诗，对于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注释。《艺文类聚》五八杂文部收有梁武帝《砚铭》一篇，共八个字，排列成圆形，无论从哪个方向或哪个字读起，四字一句，都能大体有意义可通，而且押韵（见下页图）。这实际是一种文字游戏，当时文人如丘迟以及萧纲都有类似作品。在这些方面，萧衍的兴趣爱好，和齐梁文人是共同的。

梁武帝喜欢书法，可能和他自幼信奉天师道有关。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所收有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以及与陶弘景论书法的信札，讨论写字方法。他与陶弘景互相馈赠法帖，喜爱王羲之书，因而命令周兴嗣集为千字文。从这些书札可以看出，他喜爱此道，而且颇具欣赏和辨别的能力。萧衍曾在信中自称，“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这话可能意味着他未尝专门练习书法。萧衍本人的真迹，今天无从得见。欧阳修《六一题跋》十杂法帖条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注释这话可能是指南朝守成诸帝，他们习于晏安萎靡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也就不能豪迈奔放。至于开国的皇帝，“清婉”字样不一定用得上。如刘裕出身武将，《宋书》四二《刘穆之传》说，“〔刘裕〕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从此例推想，梁武帝的书法可能也不包括在欧阳修所评价的南朝诸帝之中。

（五）

萧衍在《净业赋序》中说：“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他用以比较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姑且不论，但作为封建皇帝，这样有分析的自我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另一方面，《隋书·五行志下》说，“时帝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这话和《沈约传》中的故事可相印证：“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注释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看来萧衍在学识文才方面是自视甚高的。但还不止于此。《魏书》九八《萧衍传》说，“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引国家（指北魏）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梁朝终于崩溃，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最后，关于梁武帝的相貌，还可考知一二。米芾《画史》六朝画章记梁张僧繇画梁武帝云，“武帝作居士服，反唇露齿。宫女四人擎花，后四武士持戈剑”。唐画章又记其咏所得梁武帝像诗，中有句云：“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纱帽首无冠蕤。武士后列肃大剑，宫女旁侍颦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齿露唇反法定饥。”两处对萧衍相貌的描述是一致的。张僧繇是武帝同时的著名画师，武帝思念在外诸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也”。张僧繇所画武帝像，一定很传神，可知他撅起嘴唇，露着牙齿，其貌不扬。唐代阎立本画古帝王图有陈隋诸帝，可惜没有萧衍。而现在所见萧衍画像，如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所收旧传萧衍画像，和日本《书道全集》五所收庆长活字本《君臣图像》中本于中国旧来画像的萧衍像，都丝毫不见反唇露齿痕迹。大概后代画家在图画中美化了梁武帝，正如同封建史家在记载上美化了他一样。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完稿

（原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附：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言萧衍小字练儿。案：《颜氏家训·风操篇》亦称梁武小名阿练。练当是指道家修练，犹练师之称。梁武家世奉道，故人名用道家术语，后乃改宗佛法。关于梁武帝之宗教信仰及其与政治之关系，见作者《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兹不具论。东晋南北朝时之人名，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民间风俗以及民族来源等。北朝石刻造象上所列大量社会中下层人民之名字，由于受士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少，往往不以儒家经典命名，尤为说明此现象之绝好资料。

《晋书札记》习凿齿与释道安之对话条已论证凿齿之名在于辟邪祛鬼。南北朝人名之取义与此相类者，其例尚多。鲜于修礼起义部将有程杀鬼，见《魏书》十八《广阳王深传》。北齐叱列平字杀鬼（《北齐书》二一本传）。又卷四五《樊逊传》有梁州刺史刘杀鬼。北齐乡老举孝义隽敬碑有乡老孙啖鬼（《八琼室金石补正》二一）。隋白佛山造象题名有斋主梁啖鬼（同上二四）。古人信桃木可以辟邪，故北朝人多有以桃取名者。北魏有刘桃符（《魏书》七九）。北齐有著名力士刘桃枝（见《北齐书》十《永安王浚传》、卷十二《琅玡王俨传》、卷十三《赵郡王睿传》、卷十四《高思好传》《高归彦传》、卷十七《斛律光传》、卷四九《皇甫玉传》）。东魏武定七年义桥石象碑阴有繁桃树、杨桃树、薛桃□（原文为□）（《金石萃编》三一）。北齐皇建二年许岯三十人造象记有欧阳桃杖（《八琼室金石补正》二二）。而以桃棒为名者尤多。《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为之羽翼者有刘桃棒。东魏武定元年道俗九十人造象题名有邑子程桃棒（《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九）。武定七年义桥石象碑侧有张桃棒（同上）。北齐天保八年刘碑造象铭有邑子刘桃棒（同书卷二一）。皇建二年许岯等三十人造象记有高桃棒（同上）。天统三年宋买造象题名之邑子傅机捧（《金石萃编》三四）当亦为桃棒之误。《八琼室金石补正》二订正机为桃，而棒字仍误。桃棒之名所以特多，或由当时迷信，以为桃棒驱鬼之效验更胜于桃符、桃枝之类耶？

又如妇女有名王迎弟、赵迎弟者（《八琼室金石补正》二四隋白佛山造象题名），与后代女子取名招弟、引儿之思想相同。妇女有名孔公主、邢江妃者，以皇室成员位号为称，说明当时封建专制帝王之大义名分思想尚不如宋明以后之严格。不少男子以女为名，如以书法精美见称之张黑女墓志，主人张玄即以黑女为字，乃显著之例。疑亦出于迷信，犹后代娇养男孩之取女名，着女装，以至穿耳戴环以求长命也。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一九三节论梁武帝虽奉佛而于道实未割舍，与作者论梁武帝文中所见略同，希读者参阅。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梁书》三五《萧子恪传》，下同。

语见《南史》六二《顾协传》。萧衍虽被高欢、侯景目为“吴翁”、“吴儿老公”，他自己则仍以北来侨姓门阀自命，北方高凉之语可以适用。

《梁书》一本纪。

《梁书》二本纪。

《梁书》十本传。

参看宫崎市定氏《九品官人法研究》第四章。

《梁书》三三《王筠传》。

《梁书》二一《王峻传》：“琅玡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王峻的儿子娶梁武帝之弟始兴王憺女繁昌县主，而王峻对萧憺说，“臣太祖是谢仁祖〔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可见王谢自视甚高而不把萧梁皇室放在眼里。

见《梁书》十六、二一本传。

《梁书》三七。

《颜氏家训·勉学》、《涉务》。

《梁书》、《南史》周舍传皆作“仪体”，当是南北朝习语。《宋书》四二《王弘传》，“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陈书》十六《刘师知传》：“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通鉴》一七〇胡注：仪体谓朝仪国体。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引《本起录》，“先生于吉凶内外仪体表笔爰及笺疏启牒，莫不绝众”。仪体大约指礼仪作法，即《隋唐·经籍志·仪注篇》所列《徐爰家仪》、《赵李家仪》之类的内容。《云笈七签》一〇七有陶翊《华阳陶隐居先生本起集》，当即贾嵩所引者，但作“吉凶内外仪礼表章”，体误为礼，表章的章字疑亦误。

《隋书·百官志上》载，梁郡县“有迎新逆〔送？〕故等员”。“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并以定令”。“陈依梁制……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其诸郡唯正王任丹阳尹，经迎得出身，庶姓尹则不得”。似乎担任州的迎主簿与担任皇帝大丧时的挽郎一样，是一种荣誉，可以由此出身进入仕途。郡的迎主簿则只有正王任丹阳尹时，迎主簿可以享受荣誉。扬州、南徐州的迎主簿特别保留给高门子弟担任。

日本中村圭尔氏有《刘岱墓志铭考》一文（载《东洋学报》第61卷第3、4期），根据墓志所记婚姻关系，论证南朝门阀士族中不同集团不相通婚。东莞刘氏、东海徐氏、东莞臧氏、下邳赵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乐安任氏等属于相互通婚的集团，而琅玡王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河南褚氏、庐江何氏、兰陵萧氏等则与前面诸族不相通婚，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相互通婚。希读者参看。中村氏称之为通婚集团，但作为士族中之不同阶层更妥当。因为不同阶层之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通婚。否则徐勉就不会向王家江家求亲，而被目为寒门的范阳张氏确与兰陵萧氏通了婚。

《梁书》三七本传。

《南史》七五本传。朱异吴郡钱塘人，非东吴高门朱张顾陆之朱。顾欢的籍贯，《南齐书》五四本传作吴郡盐官人，《南史》本传作吴兴盐官人。陈马枢《道学传》作吴郡吴人。据《南齐书·州郡志》，盐官属吴郡。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顾荣弟徽为侍中，久居盐官。而《南齐书·顾欢传》言欢“祖赳，晋隆安末避乱徙居”。所以盐官县虽有东吴的吴郡顾氏一支，但顾欢不属于它。

《南史》六二本传。

《南史》八十《侯景传》。

《梁书》三四本传。

《梁书》三三、《南史》三一本传。

《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梁书》三六本传。

《梁书》二四本传。

《梁书》本纪及卷四八《儒林传》。

中村圭尔氏有《士庶区别小论》一文，举证甚详，载《史学杂志》第88卷第2期，希读者参看。

《魏书》四一《源子恭传》。

这一节中引文皆出于《通鉴》。

《通鉴》一四三注。

《南史》七〇《郭祖深传》所上封事语。

《梁书》三八《贺琛传》。《通鉴》一五九系贺琛上奏事于大同十一年。

诸书都作丁亥。《通鉴》一六〇胡注认为当是丁丑。今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核对，胡氏说是。

晋王珉有子名练，见《晋书》六五。《太平广记》一一〇王珉妻条引《辨正论》、三二三王胡条（未注出处）、三八七王练条引《冥祥记》，都叙述神异传说，说王练前世是胡僧，故其父给他取名阿练。《周书》四七有强练、李练。《隋书》二三《五行志》载大豕称沙门为阿练。大约神奇怪诞或被认为有法术的人，都可称为练。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以为萧衍小字练儿即《大实积经》的阿练儿，乃取名于佛教经典。但阿练儿与阿练若、阿兰若等都是同一梵字的音译，意为寂静之地，转指佛教寺院。萧衍的小字练儿或阿练，显然来自他家世信奉的道教，似与佛教名词无关。

见刘敬叔《异苑》，钟嵘《诗品》亦记此事。

陈国符氏辑本，见《道藏源流考》附录。下引《道学传》同。

荷兰的佛教史学家徐理和教授有《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对经文资料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一百二十种道经里的佛教影响。惜尚未得见。

《道学传》孟景翼传。

语见《道学传》东乡宗超传。宋志磐《佛祖统纪》三七载天监十六年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不知何据，疑不足信。

《艺文类聚》十四沈约《武帝集序》说宋武帝刘裕“好清谈于暮年”，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参看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五章。

宋人以“意思深远”称赞日本扇上所画风景，可能指意境高超。此处“意思不远”自是贬义。

护前犹言护短、骄傲，如《三国志·蜀志》六《关羽传》，“亮知羽护前”。又《吴志》十一《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宋书》四二《刘穆之传》称刘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也称为妒前，《三国志·魏志》二三《傅嘏传》注引《傅子》，“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护前”指保护自己居前，“妒前”指嫉妒别人居前，意思是一样的。

第八讲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北魏　“传祚无穷”瓦当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

魏收《官氏志》于北魏初年典制记述甚简，官名之散见于纪传而志中无可稽考者比比也。盖自昭成帝时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即于鲜卑旧制以外杂采魏晋官号。其后因时制宜，屡有增损。而胡汉糅杂，无复系统，宜伯起之不克详纪，吾侪今日更难辨其统属及职掌。高祖汉化，尽汰旧俗，太和中诏群寮议定百官著于令，始收整齐划一之功。太和二三年复次职令，世宗初颁行，以为永制，《官氏志》兼收两令，谓“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然有非勋品亦非流外，自魏初讫其亡于高氏百七十余年间未尝废罢之领民酋长，《官氏志》亦付缺如，斯伯起无所逃其疏漏之咎矣。《官氏志》又云：

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似魏之境内唯有志所记“诸部”，而诸部又俱经太祖散为编民者。《魏书》八三上《贺讷传》亦云：

代人……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

道武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注释

可知太祖之分散诸部固有例外，且粗犷难驯不列为编民者又不止于边徼之高车而已。如并肆汾晋冀定安诸州之山胡、蜀、丁零莫不皆尔，其变叛史不绝书。《魏书》一九上《元遥传》：

〔肃宗时〕迁冀州刺史。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注释

既无籍贯，知亦别为部落矣。此就“粗犷不任使役”之异族言，尚有与魏同出之鲜卑及服属于鲜卑之部落，散处魏境，未同编户。出《官氏志》所记诸氏之外。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

魏刘玉墓志：

弘农胡城人也注释。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匈奴之患，李陵出计（讨？），军炡（势？）不利。遂没虏廷，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官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拓）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案刘宽弘农华阴人，见《后汉书》五五本传。志称宽后自是攀附。且依志文似宽翻在李陵之前者，尤其牵合之证。大抵魏晋以来北边外族入中国多喜冒称汉人后裔，从李陵没于匈奴。后世李太白之以西域人自称凉武昭王后裔窜逐条支者，即此故技。刘初万头之为胡人可以无疑。以玉定居弘农胡城，遂牵合弘农之刘宽为远祖耳。初万头率其部落从驾，遂因其地立何浑地汗之官号以命之。汗乃王侯贵人之尊称，当时此类当复不少。领民酋长之称虽是汉名，实亦给与此种部落酋帅之称号，犹何浑地汗之类也。《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羽健世祖时卒，曾祖郁德祖代勤继为领民酋长。……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

尔朱羽健以领民酋长领其部落从驾，犹刘初万头以何浑地汗之称号率其部落从驾。《北史》六一《叱列伏龟传》：

代郡西部人也。其先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为第一领人注释酋长，至龟五世注释。……嗣父业复为领人酋长。……沙苑之败随例来降。周文帝以其豪门，解缚礼之。

《北齐书》二〇《叱列平传》：

代郡西部人也，世为酋帅。平……袭第一领民酋长临江伯。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余众入寇马邑。平以统军属有战功，补别将。

《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

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时宗人拔陵为乱……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高祖起义，常为附化守，与万俟受洛干东归。……卒赐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民酋长假王。

《地形志》附化郡属朔州，即怀朔镇所改。《周书》二九《高琳传》：

其先高句丽人也。……五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注释。

高琳北魏末年人，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上溯五世适当魏太祖时，与尔朱荣叱列伏龟传所记时代相同。皆世袭以领部落，与代北习俗无异。《尔朱荣传》称：

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注释。……父新兴太和中继为酋长。……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食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洛阳伽蓝记》称尔朱氏：

部落八千余家，马有数万匹。……部落之民控弦一万。注释

割其地长为世业，与开国五等之封迥不同矣。

魏收汉人，北魏部落习俗盖非所悉，亦犹清朝汉人之不谙满洲制度。故《魏书》于高祖迁洛之前记述多所遗落，迁洛以后，凡涉及北族之事亦不完备。太祖虽分散诸部，如尔朱氏之比者决不止一二。其有领民酋长之号者固无论，并有不蒙此称而实别为部落者。如《北史》五四《厍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干……〔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注释

善无当今山西代县西北，北秀容当今朔县西北，相去不远。听其冬朝夏返，待遇亦同于尔朱。是厍狄之先亦未编户之部落酋帅注释。《北齐书》二五《王传》：

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师。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反。……礽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礽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据《地形志》太安狄那属怀朔镇所改之朔州，更从之论左袵观之，其为鲜卑部落无疑。《北齐书》二〇《斛律羌举传》：

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仅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

《北史》五三《綦连猛传》：

〔尔朱〕兆败，猛与斛律羌举、乞伏贵和逃亡。及见获，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贵和配娄昭。羌举以故酋长子，故无所配。

羌举之父以酋长而为武川镇将，犹尔朱羽健之拜散骑常侍，尔朱代勤之为肆州刺史，破六韩常之为附化守，尔朱新兴之官右将军光禄大夫，叱列平、叱列伏龟之以别将从征，厍狄干之以将军宿卫京师。大抵此类部落原蕃息于北边，经太祖之分散部落，高祖之革除旧制，而讫不动摇者，国家正赖之以捍御边境也。魏兰根所谓“国之肺腑，寄以爪牙”注释，肃宗正光五年诏书所谓“选良家酋帅，增戍朔陲”注释，莫非指此辈而言。《魏书》八《世宗纪》：

正始三年四月甲辰，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

元鸷墓志：

延昌中奉敕使诣六州一镇，慰劳酋长而还。

《魏书》九《肃宗纪》：

延昌四年九月己巳，皇太后亲览万机，诏曰：“……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徕，以副其心。”

《魏书》一二《孝静帝纪》：

天平三年二月丁酉，诏加齐文襄王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以鲜卑、高车酋庶皆隶之。

《官氏志》：

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北齐有领民酋长领民庶长之别（详下），《隋书·百官志》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则诸诏书所谓酋庶者岂指领民酋长庶长而言耶？《尔朱荣传》又言高祖以来为领民酋长，其父新兴转秀容第一领民酋长。盖北魏初年领民酋长之制已如北齐之有等级矣。

逮魏之末年，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然此辈固非自太祖以来世袭此职，十九系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新立战功，朝廷欲以此传统之美称羁縻之，冀得其用。昔者部落性质固定，酋长之入朝从征及领方镇皆属暂时。今则酋长征讨出守而部落随之迁徙，甚者徒有酋长虚号，而无部民，与昔之拥部落而定居，世有其地者迥异。魏齐间领民酋长之可考者：

尔朱天光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长。注释

叱列延庆代西部人也。世为酋帅。……仍从〔尔朱〕荣讨葛荣于相州。……葛荣既擒，除使节抚军光禄大夫假镇东将军都督西部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父那瓌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注释……为杜洛周所破，部众分散。金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朱荣。……武定初……转第一领民酋长。……天统三年薨……赐……酋长王如故。注释

斛律光父丧去官。……〔天统三年〕秋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斛律平为杜洛周所破，部落分散。及归尔朱荣，待之甚厚。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高市贵善无人也。……迁卫将军光禄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薛孤延代人也。……从追尔朱兆于赤谼岭，除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侯莫陈胡代人也，祖伏颓魏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王怀不知何许人也。……值北边丧乱，早从戎旅。……〔魏〕拜征虏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武周县侯。高祖东出，怀率其部人三千余家随高祖于冀州。注释

念贤……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梁御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为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祖征讨。……〔从尔朱天光西讨〕除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刘亮中山人也。……父特真镇远将军领民酋长。注释

乞伏慧马邑鲜卑人也。祖周魏银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为第一领民酋长。注释

刘懿宏农华阴人也。……起家□（原文为□）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墓志。

张景略燕州上谷人，汉司徒华之后也。……祖骠骑大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文城公。注释

万俟普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率部下降。魏授从将军第二领人酋长。……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注释

齐高祖……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累迁第三镇人注释酋长，尝（当从《北齐书》作常）在〔尔朱〕荣帐内。……普泰元年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注释

步大汗萨太安狄那人也。……正光末六镇反乱，萨乃将家避难南下，奔尔朱荣于秀容。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以为第三领民酋长。注释

独孤信云中人也。……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与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注释

《金石萃编》三二载焦延昌造象碑有：

祖父故曹乌（？）勾雷平莫将军第一领□（原文为□）酋长。

所缺当是民字。王兰泉据铭文比丘人名，定为与大统五年之曹续生造象记注释同时同地所立，则所谓官第一领民酋长之祖父亦当在北魏末年未分东西以前也。刘师培《左厂集》六《北齐道能造象记拓本跋》谓武平元年比丘道能造象记有

使持节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本州大都督第一镇（当作领）民酋长广平郡开国仪同三司太宰厍狄干

之文，《北齐书》一五《北史》五四《厍狄干传》俱不载其曾任此职，疑亦在魏世也。

综观以上所列，领民酋长皆鲜卑或服属于鲜卑之敕勒、匈奴、契胡族，昭然可晓。唯王怀、念贤、梁御、刘亮、刘懿、张景略、齐神武、焦延昌之祖父八人为例外。然详细考之，此八人者或亦非汉族，或系胡化甚深之汉人也。《北齐书》一九《北史》五三王怀本传皆不言何许人。然从“率其部人三千余家”之语观之，恐非汉族。《周书·念贤传》不言其籍贯。《北史》四九以为金城枹罕人。然《元和姓纂》九去声五六岟念姓下云：“西魏太傅安定公念贤，代人也。”《古今姓氏书辨证》同注释。则念贤固亦出自代北。梁御传言其先世官于武川，遂改姓纥豆陵，可见系完全胡化之汉族，疑亦统有部落。刘懿墓志称其“字贵珍”。其言“第一酋长”显系第一领民酋长之省。瞿中溶据志所叙先世及历官，考定刘懿即刘贵，《北齐书》一九有传，见《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一，其说甚确注释。唯志称宏农华阴人，传谓秀容阳曲人，两者不同，而皆不言其胡人。瞿氏解释之曰：

又考唐《宰相世系表》刘氏临淮一望出自汉光武，后有名彦者，宋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疑即志所云祖给事也。又有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后。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左贤王卑裔孙库仁后魏南部大人凌江将军，弟眷生罗，定州永安敬公，五世孙环雋北齐中书侍郎秀容懿公。以《魏书·地形志》证之，永安即阳曲所属之郡，秀容即敷城所属之郡，皆郡公也。疑刘懿实出左贤王卑裔之后注释，作墓志者欲讳其裔出匈奴，故举旧望云宏农华阴人，且攀附临淮之给事为祖也。盖在魏其族实散居永安之阳曲及秀容之敷城，故史传误以阳曲隶秀容也。永安秀容二郡皆隶肆州，故高欢为除懿肆州刺史，后长子为肆州中正贬刺史，而第三子徽彦亦为肆州主簿也。且证以起家为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之文，其为出于匈奴左贤王之裔南部大人之族无疑矣。

一良案瞿氏之说是也。《北史》三一《高昂传》：

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注释

亦足证刘贵实以胡人而任领民酋长。刘亮先世不可考，或亦刘玉刘懿之比耶？

张景略墓志见《金石萃编》三八。张华晋人，未尝官司徒，且其郡望是范阳方城而非上谷，足见附会。志又称景略“起家为魏帝内侍左右”。考《官氏志》称“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是内侍之职多用代北豪族。今考《魏书》所载任内侍左右者，如长孙肥、穆观、奚和观、奚拔、叔孙俊、屈观、谷浑、陆俟、皮豹子，任内侍长者如庾和辰、王树、安颉，皆非汉人。张景略疑亦出于鲜卑也。《魏书》《北齐书》《北史》俱谓高氏渤海蓨人，纪其世系，以为高欢祖谧徙居怀朔镇，累世北边，故习其俗，案诸史籍，高氏固以鲜卑自居，敌视汉族，其例至夥。如文宣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注释。杜弼言鲜卑车马客，治国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注释。显祖又谓群臣：“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注释高欢尝谓六镇兵人不得欺汉儿注释。文宣皇后李氏赵郡人，高隆之高德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注释。此外高氏及其亲近之北人诋毁汉人之例不一而足，兹不赘述注释。高欢祖母叔孙氏当是鲜卑。其母韩氏或是步大汗氏所改之韩氏。高欢娄后亦代北人。《元和姓纂》十九侯娄姓有河南一望云：“《官氏志》匹娄氏改为娄氏，后魏平远将军娄内干女为北齐神武皇后。”注释《周书》一《文帝纪》三六《段永传》皆称娄昭为匹娄昭。侯景谓高澄为鲜卑小儿注释。《隋书·五行志》上亦言“齐氏出自阴山”。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六八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谓允既是欢五世内从祖，而欢贵之后无所追崇，疑史有亡佚。案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出于《北史》，李延寿叙魏周隋俱详其先世，于齐则自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叙起，盖示缺疑之旨。魏收《魏书》修于齐世，故涂附高氏祖先世系。考《北齐书》二一高乾兄弟传称其渤海蓨人，山东豪右，为州里所宗敬。而齐神武与乾兄弟间乃全不见宗室戚属之关系。《北史》三一《高乾传》，载神武呼乾为叔父，昂传载神武使子澄以子孙礼见敖曹，与宇文黑獭自称王氏甥，目王褒王克为舅氏事绝相似注释。故高欢之任领民酋长或以其本非汉人与？焦氏系中华固有之姓，然焦延昌造象碑有“父拔拔……祖母呼延……母呼延……”之文，似亦不可必其为汉族。魏显祖嫔侯骨氏墓志称“祖俟万斤第一品大酋长”，疑亦第一领民酋长也。

魏齐时又有所谓领民都将，领民都督者：

司马子如屈迹云中主簿，大行台尔朱梁郡王……假中坚将军领民都将。注释

步大汗萨父居，龙骧将军领民别将。……兆败，萨以所部降高祖。……元象中……累迁临川领民大都督。注释

武威牒舍乐少从尔朱荣为军主，统军，后西河领民都督。〔永熙二年〕尔朱兆败，率众归高祖。注释

石信乐陵厌次人也。……又除使持节……秦州刺史领民都督。转除三泉领民都督……俄除马邑总管领民都督。注释

傅伏太安人也。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注释

领民酋长之“民”本指各酋长所统部落，言其领于酋长，不同编民也。魏正光以后北镇扰乱，北人或随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辈侵掠，或避难流徙，展转南出。稽胡刘蠡升之称天子于云阳，亦驱恒代之人入南。然其中固不尽未同编民之部落，颇有鲜卑及中原豪族之久戍边鄙者。于是酋长之号不尽适用，而有领民大都督暨都督之称，犹领民酋长有第一二三之别。都将别将云者，疑又在都督之次，若酋长之下有庶长与？

《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普泰二年十一月〕高祖南攻邺，留金守信都，领恒云燕朔显六州大都督，委以后事。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一北齐书斛律金传条：

此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但六州之名尚少其一，史有脱文，盖脱蔚州也。

据《北齐书》一八《孙腾传》：

〔普泰二年十月〕遂立中兴主，除侍中，寻加使持节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台。高祖进军于邺，初留段荣守信都，寻遣荣镇中山，仍令腾居守。

知斛律金所领六州大都督即是孙腾之六州流民大都督，与领民都督同其性质。当时高祖之根据地为信都，初与此六州之地无涉。六州大都督乃领流民，非如都督几州诸军事之比注释。更考《北齐书》二四《孙搴传》：

〔兴和初齐世宗入邺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

钱氏谓斛律金传脱蔚州者信不诬。传云罪及“主人”，知其指北边诸州流亡南下，寄居东魏境内之人而言。盖北镇兵人自葛荣败后一部分入于尔朱氏，又由尔朱兆割配于高欢。但葛荣败后散居南境，而未编军籍者甚多，故兴和时高澄复搜招之也。所谓六州非尽六镇后身，亦不颛指此六州之人而言。六州流民大都督者，总领北人流民，自有六镇人在内，而以六州两字统括之耳。钱氏谓六州即神武所领六镇兵，未免失之于固。滨口重国氏《东魏之兵制》一文注释论高氏得力于六镇兵人，其说自是，而释六州亦未得真谛也。其后或全举言六州领民都督，或止言六州，于是此二字遂成熟语。如《北史》七《齐显祖纪》：

天保元年夏五月改元，百官进两大阶，六州缘边职人三大阶。

谓六州人之戍边者，非谓缘边六州也。《北史》五五《唐邕传》：

〔河清中〕又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武成〕帝从之。

据前引之《北齐书》四一《傅伏传》：

以战功稍至开府永桥领民大都督。周（当据《北史》五三补武字）帝前攻河阴，伏自桥夜渡，入守中肕城。注释

中即河阳三城之一。周武攻河阴在建德四年，当齐后主武平六年，在唐邕建议之后。则傅伏之领民大都督，即领于永桥之六州军人。六州指北人，而领民云者即领北人。龙藏寺碑有“六州领民都督”则全举之也。

上文所列领民酋长之官大抵在北魏东魏之世，北齐只斛律氏父子一二人耳。然六州领民都督（每简称六州都督）则东魏北齐皆数见不鲜。

赵郡王琛永熙二年除使持节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高祖将谋内讨，以晋阳根本，召琛留掌后事，以为并肆汾州大行台仆射六州九酋长大都督，其相府事琛悉决之。注释

清河王岳天平二年除使持节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俱诣京畿。时高祖统务晋阳，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注释

独孤永业〔武定中〕被简擢补定州六州都督，宿卫晋阳。注释

赵道德世宗嗣业……加中军将军行定州六州，又加镇东将军。……寻授持节南营州诸军事南营州刺史……加英雄城六州大都督。大宁初除仪同三司，又授定州六州都督定州中军都督。注释

赵郡王睿天保二年出为定州刺史，加抚军将军六州大都督。……六年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注释

段韶天保三年为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注释

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图。注释

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受纳贿赂，润按举其事。注释

赵起天统二年除沧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注释

前常山六州领民都督内邱县散伯叱李显和。注释

据以上所引史文，定冀沧州南营州（治英雄城）刺史常山太守皆可兼六州都督。其专任此职者，如独孤永业赵道德，皆曰“定州六州”，是亦驻于定州。冯翊王润为定州刺史按举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以在其管内也。盖山东河北之冀定沧瀛诸州本较并肆一带为肥腴，魏太宗时京师民饥，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出仓谷以廪之注释。元晖上书论政要，一则曰：“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再则曰：“国之资储唯藉河北。”注释长孙稚亦谓“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注释。正光五年破六韩拔陵反，孝昌元年大为蠕蠕主阿那瓌所破。《北史》一六《广阳王深传》：

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别将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请求迎援，深赴之。前后降附廿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不从，诏遣黄门侍郎杨置（当作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作。既而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

《魏书》五八《杨昱传》：

孝昌初……时北镇饥民廿余万，诏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

又六八《甄楷传》：

肃宗末定州刺史广阳王渊被征还朝，时楷丁忧在乡，渊临发召楷不注释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鄽，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注释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

又五八《杨津传》：

时贼帅薛修礼（当即鲜于修礼）杜洛周残掠〔定〕州境，〔州城〕孤城独立，在两寇之间。……津与贼帅元洪业……等书晓谕之。……复书云：……又贼欲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须尽杀。公若置之，必纵敌为患矣。愿公察之。津以城内北人虽是恶党，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杀，但收纳子城防禁而已。

盖其初朝廷徙降户就食于肥沃之地，而后杜洛周等为侵掠计，亦自北渐南入冀定，故山东河北北人最多注释。此六州都督所以尽在冀定一带乎？唐邕奏徙六州军人于西境，亦足见其原在东方也。

北人之西入并肆大抵在葛荣为尔朱荣所破以后，更隶齐高祖而东出。《北史》八七《邸珍传》：

孝昌中六镇兵起，珍遂从杜洛周贼。洛周为葛荣所吞，珍入荣军。荣为尔朱荣所破，珍与其余党俱徙并州，从齐神武出山东。

其行踪可为一般北人之代表。《北史·齐高祖纪》言葛荣之众流入并肆者廿余万，大小廿六反，诛夷者半。似山东北人尽已西行，其实不然。《魏书》七四《尔朱荣传》：

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所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

虽或伯起有为尔朱作佳传之嫌，此文所述似非溢美。则廿万众入并肆之言未尽可信。《魏书》七五《尔朱兆传》止言“分三州六镇之人”于高欢。《北齐书》二〇《慕容绍宗传》亦只言“遂割鲜卑隶高祖”，不言人数，《北史·高祖纪》记韩陵之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北史》三六《薛孝通传》孝通说贺拔岳亦云：“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又较《高祖纪》所记为少。若果有廿万众，则虽诛夷者半，兆割于欢者亦不应止于此数。滨口重国狃于此文，遂谓北人多在并肆汾三州，非也。

领民酋长由部落酋长衍为不领部落之虚号，更由领民酋长之虚号蜕变而为领民都督，专领北人。逮“六州”两字成北人之代表，于是六州领民都督更省为六州都督，此上文所推论之大要也。《魏书·官氏志》：

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

前引《北齐书·清河王岳传》“六州事俱诣京畿”之言，当即指此，是天平四年夏以后京畿大都督又为六州都督之后身，统领北人宿卫京畿。《地形志》上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州后云：

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

“禁旅所出”之语正足说明京畿大都督所统宿卫军兵之性质。此诸州皆朔陲边防重地“良家酋帅”夙所驻屯，亦即六镇之所在也。《隋书》二四《食货志》：

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注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振贫人。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

“六坊之众”自是北人，亦即所谓“六州”。陈寅恪先生云，疑六州军人及家属群居其地，遂曰六坊。犹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注释，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注释之比欤。《隋书·百官志》中纪齐制有：

流内比视官十三等：第一领人（唐人讳民而改，下同）酋长视从第三品，第一不领人酋长视第四品；第二领人酋长，第一领人庶长视从第四品；诸州大中正，第二不领人酋长，第一不领人庶长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第三领人酋长，第二领人庶长视从第五品；第三不领人酋长，第二不领人庶长视第六品；第三领人庶长视从第六品；第三不领人庶长视第七品。

领民与不领民之别不见诸史，未敢妄说。诏书有酋庶之称，纪传中则无授领民庶长之号者，亦不能与志文相印证也。《通典》一九《历代官制要略》官品条：

隋……又置视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从。自行台尚书令始焉，谓之视流内。视流内自此始。

一良案隋志既言齐制有流内比视官十三等，则君卿始于隋之说非是。实乃肇于北魏，北齐又因魏制耳。九品之分自魏始，《官氏志》只言“勋品流外位卑而不载”注释，而不及视品。《魏书·刑法志》：

旧制直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以来皆得当刑。直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是魏有比视官之证。澄所谓品令当即太和末所定，世宗时颁行者。检《官氏志》此令中果不列中正。隋志齐制中正在比视官十三等中，亦与澄言相应。然澄止言“中正亦非品令所载”，未言直怋等与中正同为比视官。且直怋等以比视官不得除罪，中正独得当刑，适足见其与直怋等不同。或者魏世中正原非比视官，至齐始与其列。隋志虽言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刑法志》之文未足证齐制比视官十三等之沿袭后魏。魏世领民酋长之或为比视官，亦只能如中正之想其或然，不敢断言也。唐代亦有视品官，其待遇大致与正官同，唯视六品以下荫亲及选授之法有异注释。开元废视品，唯存萨宝府萨宝祆正等数职，见《旧唐书》四二《职官志》及《通典》四〇所载开元廿五年制定之大唐官品。萨宝二字为梵语Sārthavāha之译音，义为队商首领，伯希和等已考定之。《隋书·百官志》中记齐鸿胪寺属官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记隋制又言“雍州萨保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视正九品”。皆萨宝之异译。此官实以绾理居留境内之商胡为主，故取商主之梵名萨宝二字为官名，不仅司祆庙之祭祀而已。唐宋时代萨宝府官皆以胡人充，而列于视品，与领民酋长之为视品可相比照也。

李莼客跋刘懿墓志注释言“当时有领兵酋长治民酋长”，不知何所据。其《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第二集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三日记辨《金石萃编》之疏漏亦云：“如北朝有领民酋长、领兵酋长，屡见魏齐周隋之书而不能记。”实则北朝史书绝未见所谓领兵酋长之名。刘师培《跋北齐道能造象拓本》注释谓：“其曰第一镇民酋长者，镇即六镇之一。……元魏六镇因处漠南降民而设，故〔厍狄〕干为领民酋长。”案造象记似无误领为镇之理，或其字漫漶，刘氏误释。或者当事领民酋长亦称镇民酋长。而镇字不指六镇，则可断言也。《北齐书·神武纪》言：“累迁第三镇人酋长……〔普泰元年〕三月〔尔朱度律〕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案《北齐书》出自《北史》，镇乃领之误，人则避唐讳也。或谓神武世居怀朔，即纪中之第三镇，庞苍鹰则为第一镇人，故为第一镇人酋长。其实《北史》《北齐书》神武纪之“第一领人酋长”六字当属上读，乃节闵帝加于齐神武之官注释。《魏书》——《前废帝广陵王纪》及《通鉴》一五五梁中大通三年纪普泰元年神武拜官，俱不及第一领民酋长，后人遂以为疑耳。《北齐书》一九《蔡儁传》记苍鹰事云：“高祖之牧晋州，引为兼治中从事，行义宁郡事，及义旗建，苍鹰乃弃家间行归高祖，高祖以为兼行台仓部郎中。”是苍鹰时官甚卑微，魏帝无授以第一酋长之理。且苍鹰亦非六镇人也。《北史》六《齐神武纪》：“复从〔尔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及得志，以宅为第。”魏置扬州于寿春，《梁书·武帝纪》普通七年十一月克寿阳城，以寿春置豫州，太清元年以为南豫州。普通七年当孝昌二年，即《地形志》所谓孝昌中陷，此时扬州已不属魏矣。且使尚属魏，准之地望，尔朱荣自秀容南徙并州，决无抵扬州之理。于是钱竹汀为之说曰：

此扬州县名，在并州界中。高孝绪封扬州县开国公，即此。（自注：神武从祖兄子永乐太昌初封阳州县伯，进爵为公。）注释

一良案：钱说非也。魏有阳周县，属豳州赵兴郡，见《地形志》。当今甘肃宁县东。阳周可通作阳州。《周书》二八《权景宣附郭贤传》“赵兴阳州人也”。犹《魏书》武周郦道元之作武州。高孝绪高永乐所封皆是此县注释。永乐太昌初封，从兄子孝绪袭爵。东魏已不能有豳州之地，然当时东西分立，封爵只取其号，固不必有实土。周保定二年三月诏言：“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注释盖北周北齐皆有此种现象，东魏虽不有其地，亦无害于永乐父子之封于阳周。钱氏在并之说实为无稽，至于《神武纪》之扬州原系误字，并与此阳周无干。《北齐书》一九《蔡儁传》明言“太原庞苍鹰有先知之鉴”。又言：“苍鹰交游豪侠，厚待宾旅，居于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处于蜗牛庐中。”取此传与《神武纪》相比较，知《神武纪》之扬州两字盖是晋阳之误。邑人者谓太原县，居州城乃晋阳城也。《神武纪》史文易滋误解，故为辨析之。团焦一语王西庄有说，见《十七史商榷》六六，兹不赘。

隋王善耒志：“祖居伏，仪同三司，魏道武皇帝以其有雄干勇□（原文为□），补任回荒镇将，御捍北蕃，欨狁见之无不胆碎……父盖任……齐献武皇帝补任前锋直荡第一领民酋长……以大隋大业元年八月四日忽从物化。”志盖作“故仪同孙王君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谓光绪十三年出定州，今盖佚志存。藏至德周氏，《居贞草堂汉晋石影》未收，或以时代较晚，或在石影编印后入藏也。

隋□（原文为□）堕暨妻赵氏志：“君讳堕，字信正，河南人……曾祖魏征东将军领民酋长文成侯；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侯，时〔开皇十三年卒〕。”

（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〇本）

《魏书·高车传》亡。后人以《北史》补。

《魏书》此卷后人所补，然《北史》一七遥传不载此事。

案志言玉以孝昌三年十一月卒于家。其瘗葬立志之时日不可知。《地形志》陕州恒农郡所领三县无胡城。西恒农郡领恒农一县。且郡名避显祖讳改弘为恒，此志及刘懿墓志皆作弘，不可解。若志立于恒农郡既入西魏后或竟在周世，当依西魏北周制度。据谢氏《西魏书》八地域考下，恒农及西恒农两郡皆无胡城县。杨守敬《西魏疆域图》所考者同。案《汉书·地理志》上京兆尹所属有湖县，班固自注谓：“有周天子祠二所，胡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后汉改属宏农郡，其地在今阌乡县东。《晋书·地理志》亦属宏农郡。魏收《地形志》于雍岐以下入西诸州据《永熙绾籍》，且多脱漏。《隋书·地理志》间及西魏北周，亦不完备。今考之《水经注》，知北魏亦尝有湖县。《水经·河水》又东过河北县南，郦注：“河水右会槃涧水，水出湖县夸父山。……湖水……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两称湖县，足知道元时此县未废，意者西魏北周因仍之。至以湖县为胡城者，《元和郡县志》六河南道二虢州湖城县下云：“本汉湖县，属京兆尹……后汉改属宏农郡，至宋加城字为湖城县。”南朝未能长有其地，改为湖城亦不见《宋书·州郡志》。然《隋书·地理志》中河南郡阌乡县下注云：“旧曰湖城，开皇十六年改焉。”为《元和郡县志》六阌乡县下同。是开皇十六年以前已有湖城之称。或善长以后改湖为湖城，复刘宋旧名，历西魏北周迄于隋。墓志之胡城盖即湖城欤？

唐人避太宗讳改，下同。

《周书》二〇龟传无此四字。

《官氏志》无羽真氏。案魏初有羽真大羽真官名，见《北史》五四《斛律金传》，《周书》一七《怡峰传》，元昭、元保洛、元悦妃冯氏、奚智、韩震、元夫人赵氏诸墓志。又称羽直，见元平墓志。此言赐姓羽真氏者，或以官为氏，或兼任此官，后世误传耳。《水经·河水》又南过定襄相过县西，郦注：“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北俗谓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疑大浴真与大羽真为一语。

《水经·汾水注》：“又南迳秀容城南（此句赵氏依全氏校补）。”自注：“魏土军治。”

《北史》六《齐神武纪》亦云：“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

《北齐书》此传后人所补。

厍狄干之先世虽不可知，然干本身则当为第一领民酋长。本传不载。见北齐释道能造象记，详后。厍狄《广韵》附厍字下，《姓解》三作厍狄，上音舍。

《北齐书》二三本传。

《魏书》九本纪。

《魏书》七五本传。

《魏书》八〇本传及妻尔朱氏墓志。

《北史》五四本传此下云：“秋朝京师，春归部落，号曰雁臣。”可与上文所引尔朱氏厍狄氏事相参证。

《北齐书》一七本传。

《北齐书》一七本传。

《北齐书》一七本传。

《北齐书》一九本传。

《北齐书》一九本传。

《北齐书》一九本传。

《北齐书》一九本传。

《周书》一四。

《周书》一七本传。

《周书》一七本传。

《隋书》五五本传。

墓志。案志又言景略开皇十一年卒，年六十八，则生在正光五年，其祖父之为第一领民酋长当亦在北魏之末。

《北齐书》二七本传。

《北齐书》同。唐人讳民为人，镇则领字之误，下同。

《北史》六本纪。《北齐书》一本纪后人所补。

《北齐书》二〇本传。

《周书》一六本传。

亦见《萃编》三二。

据钱氏后得不全宋本，从《大典》辑录本无此条。

传言名贵而无字，盖误以字为名，又脱珍字。《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为之羽翼者有刘贵珍，疑即此人。

上引唐表省称去卑为卑，瞿氏误以卑裔二字为名，误。

《通鉴》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纪亦载此事，作“一钱汉”，胡注：言汉人之贱也。

《北齐书》五本纪。

《北齐书》二四本传。

《北齐书》三〇本传。

《北史》六本纪。

《北齐书》九《文宣李后传》。

参看《北齐书》一〇《高阳王湜传》、二二《卢勇传》、二三《魏兰根传》、三四《杨愔传》、三九《高元海传》《崔季舒传》、五〇《高阿那肱传》，《北史》五四《斛律金传》、九二《韩凤传》等。

参看《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九侯。

《北史》三《齐高祖纪》。

《周书》四一《王褒传》。

墓志。

《北齐书》二〇本传。

《北齐书》二〇《慕容俨传》。

墓志。

《北齐书》四一本传。

高祖征邺后二人并领，抑止金领之，则不可考。

《东洋学报》第二四卷第一号。

《通鉴》一七二省称永桥大都督。

《北齐书》一三本传。

《北齐书》一三本传。

《北齐书》四一本传。

墓志。

《北齐书》一三本传。

《北齐书》一六本传。

《集古录跋尾》四。

《北齐书》一〇本传。

《北齐书》二五本传。

龙藏寺碑碑阴题名。碑建于隋，题名官衔则是北齐。

《魏书》三本纪、三五《崔浩传》。

《魏书》一五本传。

《魏书》二五本传。

《北史》无此不字，是也。

州上当从《北史》四〇补三字。

瀛冀等河北诸州人于是南渡河以避难，居青兖诸州。邢杲以河北人在河南为土人凌忽，遂因以作乱。见《魏书》一四《元天穆传》、七二《阳弼传》《路思令传》，《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

《通鉴》一五八用此文。胡注：齐晋直谓春秋列国大界。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

《北齐书》一《神武纪》上。

《通典》一九：“大唐……又置勋品九品……谓之流外。流外自此始。”自注云：“勋品自齐梁即有之。”而不及齐隋所承袭之北魏，何也？

参看《唐律疏议》名例二以理去官条，《通典》七《食货》七、一五《选举》三，《旧唐书》四五《舆服志》等。

《越缦堂文集》七。

《左厂集》六。

神武自第三领民酋长迁第一，犹斛律金之由第二转第一也。

《廿二史考异》三八。

《北史》五一、《北齐书》一四。

《周书》五《高祖纪》。

第九讲
从北魏几郡的户口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

北魏　鸟纹铜牌

北魏孝文帝像

北魏太和十年（486），李冲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经过激烈争论，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得以推行。党里邻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配合均田制，使荫庇户口脱离宗主，成为均田制下的农民，对于发展生产，增加政府赋税收入，起了作用。三长制和均田制一样，在北魏当时条件下，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权，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篇小文，试图从户口数这一侧面，考察三长制实行之后，减少苞荫户口的切实成果，为研究三长制提供一点资料。

宋泰始元年（465），宋明帝刘彧杀死侄儿前废帝刘子业自立，邓琬拥立明帝的另一个侄儿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子勋为帝，在江州寻阳起兵，进攻建康。子勋颇有号召力，不少地方的长官纷纷起兵响应，反对刘彧在建康的政权，形成了“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的局面。刘彧终于战胜了刘子勋，但由于他处理不当，原即首鼠两端，观望于建康和寻阳之间、刘宋和北魏之间的北方沿边几州的大将，如豫州（《宋书·索虏传》作司州）刺史常珍奇、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先后投降了北魏。《宋书·州郡志》说，“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为虏庭”，但未标明具体年份。《宋书》本纪在明帝泰始二年（466）概括起来说，“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通鉴》一三二考异认为《宋书》本纪不确切，据《魏书·献文帝纪》，常、薛、毕三人以地降魏在天安元年（466），而沈、崔两人“举州内属”在皇兴元年（467），所以《通鉴》把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这件事系于泰始三年。司马光这样处理是正确的。《魏书·释老志》也正是说，“是年〔天安元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关于刘宋失地的具体内容，胡三省说，“淮北四州：青冀徐兖；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谯、梁、陈、南顿、颍川、汝阳、汝阴诸郡也”。所谓淮西，实际也是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这些州郡的户数和口数，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州郡志》称“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464）为正”，所以这些数字恰是归属北魏之前三年的统计，三年之间不至有大增减，淮北这些州郡入魏以后，户口数又见于《魏书·地形志》。《地形志》说，“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543—549）之世，以为志焉”。这些州郡都在东魏疆域之内，所以武定时的户口统计数字也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南朝这几州的刺史以地降魏以后，那里的居民是否有人不愿臣服鲜卑，因而南迁呢？回答是个别地方的人民确曾南逃。《魏书》五〇《尉元传》载，延兴三年（473）南朝派遣军队“寇淮北诸城”，被尉元击退。“元表淮阳郡上党〔宋属徐州〕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来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又卷四〇《陆馛传》载，“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而新民怀去就。馛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北史》本传文同。传中所谓“新民”的地域范围颇不明确。《通鉴》一三一记载此事说：“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馛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悦。”所谓淮西七郡，胡注说是汝南、新蔡、汝阳、汝阴、陈郡、南顿、颍川。《通鉴》明确提出淮西七郡，必然是在《魏书》、《北史》以外另有根据。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宋豫州淮西诸郡以及徐州个别县的人民，起初是不太愿意当北魏臣民的。但由于陆馛、韩念祖等人处置得当，最后少数南逃的又归来，“百姓忻悦，民情乃定”，他们终于留在北魏境内了。北魏还任命南中郎将中书侍郎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中书侍郎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张谠和毕众敬都是南朝降将。命他们与北魏朝廷派遣的刺史共同统治，显然是为了怀柔新并入的领土上的人民。当然，此外北魏统治者并未忘记武力镇压这一手。献文帝给尉元的诏书就明说：“自淮以北，荡然清定。……所获诸城，要害之处，分兵置戍，以帖民情。”

北魏统治者平定青齐以后，迁徙了一些人民到平城。《魏书》二四《崔道固传》说，“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为太守。……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又卷五十《慕容白曜传》说，“乃徙二城〔《通鉴》一三二作升城历城〕民望于下馆注释，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本纪所记“徙青州民于京师”，当即指此。《水经注》十三刓水条也说，刓水迳阴馆县故城西，“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但据《慕容白曜传》文，以及《魏书》四三《刘休宾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和同卷《房崇吉传》所说，“及立平齐郡，以历城民为归安县，崇吉为县令”，平齐郡大约只有几百户人家，分属两县，并非把青齐全部人民都迁到平城。徙为平齐民的记载屡见于《魏书》，如卷四三的房灵宾、房坚、房景伯，卷五五的刘芳，卷六六的崔亮，卷六七的崔光，卷六八的高聪，卷七十的傅永，卷九一的蒋少游注释。他们都来自青州的首府东阳城，齐州的首府历城，和齐州的梁邹城几处。迁到平城以后，不少平齐民如房景伯、刘芳、崔光、蒋少游都曾因家贫而“佣书”，即替人写字抄书为生。但由于他们多具备较高文化教养，不久进入仕途，对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贡献。《魏书》四八《高允传》载，“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看来被徙到平城的青齐民户，主要是东阳、历城、梁邹等少数几个城里的“士望”、“民望”、“族望”，亦即上层人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下层人民，则沦为奴婢。这一情况，对于青齐广大地区入魏以后的人口构成和数目，似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总起来看，刘宋的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诸郡入魏以后，人民基本上没有南迁。《南齐书·州郡志》青州条云，“太始初淮北没虏，六年始治郁洲上。郁洲在海中，周回数百里。……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冀州条云，“太始初遇虏寇，并荒没。今所存者，太始之后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北兖州条下云，“镇淮阴。……宋太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东平郡下寿张县条云：“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县条云：“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南豫州条云：“〔永明〕七年，南豫州别驾殷弥称，颍川汝阳荒残来久，流民分散，在谯历二境。多蒙复除，获有郡名，租输益微。府州绝无将吏，空受名领，终无实益。”总括齐志所叙，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以后，虽在淮南设置侨州郡县，但人口甚少，徒存郡县虚名。所以《通鉴》一三一泰始二年末概括《南齐书·州郡志》之文说：“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虚置郡县，荒民无几。”如果青冀徐兖四州的人民不愿充当鲜卑统治者的顺民，向南流徙，则刘宋侨置的这四个州正是他们最近最方便的归宿。但这几个侨州却是虚置郡县，人口稀少，说明淮北户口没有因为地归北魏而向南转移。此种情况，和五胡进入中原，永嘉南渡时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永嘉以来已经经过一百五十年，南朝北边边境上的人民，对北魏统治者已不像以前汉族人民对刘石等匈奴羯族统治者那样恐惧和憎恶。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可以认为，淮北州郡归魏后与归魏前夕相比，人口的构成和数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就要比较大明八年（464）和归属北魏以后的武定之世（543—549）这八十年间淮北郡县户口的数字，看看它的消长，探讨这种消长说明什么。

宋魏两志都是在郡下面注出全郡各县总户数口数。淮北之地归魏以后，各州所领的郡和各郡所领的县，与隶属刘宋时颇有出入，因此很难简单地全面比较其户口数。但也有七个郡（兖州鲁郡、东阳平郡，青州的渤海郡、河间郡，齐州的济南郡，徐州的北济阴郡，豫州的颍川郡）所领的县与隶宋时完全相同，可以比较，见表一。

表一

从表一可见，八十年间户数和口数一般都有增加，只有河间郡六县的总口数减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户数大为增加，有的增加两倍三倍以至于十几倍。同一郡内，户数增长的幅度，远远比口数增长的幅度为大。譬如河间郡，假使记载不误，则八十年之中口数有所减少，而户数反见增加。至于每户平均的人口数，当然和各郡总人口数一样，都有隐漏。平均人数七个郡毫无例外，入魏以后都见减少。

绝大多数的郡，在宋志和魏志里所领的县和县数多少不同，不能像表一那样确切比较。但也有几种不同情况。有些情况，从数字的对比仍然可以约略地说明问题。第一种情况是两志所列同一郡下，只有一县不同，而这个郡在两志中所领总的县数相同。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试作比较，见表二。除东清河郡据魏志人口少于宋志之外，三郡的户数和高阳、陈郡的口数，都是魏时多于宋时。而且，高阳郡和陈郡户数的增长，都比口数增长的百分比高。

表二

第二种情况，《魏书·地形志》里一郡领县的数目比《宋书·州郡志》多，因而魏志所载全郡户数口数都比宋志大为增加，这自是理所当然。但这些郡中户数口数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县数增加的比例。而且，除个别郡以外，户数增加的幅度要比口数增加幅度为大，见表三。

表三

①殿本《地形志》作十千四百二十四。标点本据徐州及所属其他各郡下所记户数计算，定为十千乃七千之误。

第三种情况，是宋志中一郡的领县多于魏志，而魏志里记录这一郡的户数口数反多于宋志。除人口自然增长而外，户数的增多也很突出，见表四。

表四

第四种情况，是魏志所载改属于魏的个别郡所领县与宋志相同，如沛郡都是领有萧、沛、相三县；或者魏时郡所领县数目比宋时为多，如宋彭城郡五县，魏六县，而魏时这两个郡的户口数反见减少，见表五。

表五

综观以上统计，北魏从刘宋夺取的土地，只有徐州所属彭城、沛郡两郡户数与口数都减少。可能由于地处两方兵争的要地，加以江苏北部土地贫瘠，所以八十年间户数口数都不如以前。这种情况也正符合《魏书》七九《范绍传》载宣武帝正始时诏书所谓“徐豫二州民稀土旷”。其余各郡，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对比之下，八十年间的总趋势都是户口激增。试分析推测其原因如下。

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之地467年归入北魏之后，在献文帝、冯太后和孝文帝统治之下，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因而增长。《魏书》六四《张彝传》载，“初彝曾祖幸〔太武帝时归魏〕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这段史料有难解之处注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入魏以后，三十年中间，千余家增长到数万户，这种自然增长率是颇高的。这一时期，北朝经济的繁荣发展，是淮北州郡改隶北朝以后户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淮北州郡户口之增加，和北魏推行三长制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户数的普遍、显著、大幅度增多，正是三长制得到切实推行，取得明显成绩的结果。

东汉以来，封建统治者倡导所谓“砥砺名行”，注重“名德”，反对父子别居异财，聚族而居成为风尚。这种风气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对于豪强大族的形成，和他们发展成为社会上的地方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的朝廷，显然起了作用。但几世同堂以至聚族而居的现象，还不是谋求加强中央集权的三长制所要打击和消灭的。《晋书·刑法志》载，魏明帝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说明曹魏时继续鼓励父子祖孙同居共籍。日本越智重明氏有“关于魏晋异子之科”一文（载《东方学》第22号），解释异子为分家，以为除异子之科是解除东汉以来父祖生前不许子孙分家另立户口的禁令。异子一词如何正确解释有待探讨，但《刑法志》在此句下即明言解除禁令的目的在于使父子无异财，可见除异子之科恰恰与越智氏的理解相反，并非鼓励子孙分家。如果这个规定属于那样性质，既违反东汉以来传统旧习，也与魏明帝尊崇儒家礼法的思想倾向不合。晋南北朝时，虽一般仍然把累世同居同爨作为美德，但南北情况似乎也有所不同。《宋书》八二《周朗传》载，朗在孝武帝即位之初上书言事，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计指家计，异计即各立门户，分居另过，当然即自立户籍。《魏书》七一《裴植传》说植兄弟“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说明江南之俗是虽然住在一起，但各有自己的经济，所谓“同铛各煮鱼”，因而也很可能自有户籍，可与周朗的话相印证。但南朝史书中并非没有数世同居之例。如宋时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武陵内史刘悛“表其门闾”，见《南史》三九。《南齐书》五五《封延伯传》载，齐时四世同居者有义兴陈氏、零陵谭氏、衡阳何氏、华阳阳氏；五世同居者有东海徐氏、武陵范氏；八世同居者有蜀郡王氏、华阳郝氏。细察以上诸例，多在荆郢梁益诸州，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扬州江州很少。可以推测，江南主要地区父子兄弟多已异财，自立门户，已成一般风尚，如《周朗传》所描述。所以陶渊明“家贫无役”，而戒子书里还以“七世同财”劝谕他的儿子（《宋书》九二《陶潜传》）。同居并不稀罕，同爨亦即同财才是不易办到的事。陶渊明的话，恰恰说明当时同财的情况已经少见了。从《裴植传》的话看来，北方的情况似乎与江南主要地区不同，而和荆郢梁益等州接近。《魏书》五七《崔挺（博陵安平人）传》载，“三世同居，门有礼让”。《北史》八五《节义传》载：“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又云：“王闾，北海密人也。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并共财产，家门雍睦，乡里敬异。有司申奏，皆标门闾。”注释《魏书》五八《杨播传》说，杨播、杨椿、杨津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间言。魏世以来，唯有卢渊兄弟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杨津的儿子杨愔传里也说，“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北齐书》三四）。这已是三长制施行以后的事，而当时史书还把这种上百口的数世同居作为佳话记述，足见这些不是三长制所要检查搜括的户口。荫附于大族的身份低下的户口，才是三长制检括的对象。

东汉以来，豪门大族的门生义故依附主人，逃避政府课役，逐渐成为具有各种名目（如客、部曲等）的荫附户口。其中有异姓，也有同族。《三国志·魏志》一二《司马芝传》载，曹操以芝为济南郡菅县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而宾客每不与役”。这种苞荫户口，西晋以后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政府甚至承认荫附户口的合法存在，仅仅在数量上加以限制。《晋书·食货志》载，贵族“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的佃客得至五十户。《晋书》四三《山遐传》说，“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强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谢〕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言宜纠舍藏之失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尔何以为京都？”《隋书·食货志》载，“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得至四十户。都下人云云之上，《通志·食货略》有“至齐武帝时”五字，可知是南齐制度。《南史》五《齐东昏纪》说，“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说“属名多不合役”。《南齐书·州郡志》兖州条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大致从东晋经萧齐直到南朝末叶，这种荫庇户口的情况没有很大变化。

北朝自五胡统治到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豪门大族苞荫户口的情况，和南方大体相同。加以西晋末纠合乡里保据坞壁的风习，和北方各族进入中原后仍然保存的部落群居的影响，北方豪门无视政府法令，苞荫户口，役使依附人民，其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况更为严重，这就是太和年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三长制的背景。《魏书》五三《李冲传》叙述太和以前的状况是，“旧无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种五十三十家，就是荫附的客或部曲之类。他们依附于宗主，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户籍，但可能在户籍簿里宗主的名下，还登录在案。所以《隋书·食货志》说，“客皆注家籍”，家当即指主人家。但北魏时荫附之风发展到极点，甚至远远超过五三十家。最有名的例子是李显甫。他是赵郡平棘人，“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见《北史》三三。这正是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恐怕这数千家根本就不登户籍簿了。李显甫是李悦祖之弟，传里说悦祖“袭爵高邑侯，例降为伯”。例降是孝文帝迁洛后的事，所以李显甫居李鱼川为数千家的宗主，很可能是在三长制建立的前夕，而宗主之称，也和《李冲传》所记相合。针对这样的状况，北魏推行了三长制。淮北四州和淮西诸郡的豪宗大族，可能不至像李显甫那样，但五三十家方为一户的现象，估计是存在的。这些人口可能不全见于户籍簿，也可能完全没有登记。因此，宋志所记各郡人口总数是有大量隐漏的。表一所列郡中，一户平均人口有的达六人或七人，恐怕也还远远不是实际情况。北魏一面推行三长制，同时根据李冲建议，颁布了新的以户为单位的租调制。在均田制的条件下，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改变了以往九品混通征收租调的办法。三长制的推行，析出了大量人口。荫附户口脱离了豪强宗主，在新的租调制之下，负担比过去略有轻减，因而乐于变成公民。国家的纳税户口增多，政府的租调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所以冯太后归纳三长制的优点为：“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这几句话，实际概括了三长制、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三者互相配合实行所取得的成果，北魏封建国家的财政因而得到巩固。孝文帝之计划南伐，和宣武帝继承其父遗志的种种军事行动，都是建筑在这一财政成就之上的。淮北郡县户口之增加，正是更具体地说明，三长制建立之后，在均田制和新租调制的配合之下，确曾达到了“苞荫之户可出”的目标。

直到东魏之末，三长制还存在。《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高澄辅政时，“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从这段史文，可以看出，这时三长制已有名无实，户口逃隐之风又起。事实上，在魏分东西之前，孝庄帝时，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北齐书》四六《宋世良传》）。孝庄帝于528—530年间在位，还在武定（543—549）之前，河北地方又已有大量荫庇户口。到北齐时，就出现了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通典》三）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显然不止于河北而已了。

三长制在北魏虽曾收效于一时，终究不能阻止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大地主阶级和中央政府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以后隋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虽都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乡里基层组织的制度，终于还是要不时实行括户，来搜检逃隐的户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魏书》五四《高闾传》载闾建议：“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贫，乐业保土。”据《通鉴》一五九胡注，宋白曰“代州即古阴馆城，有上馆下馆”。

平齐户又见《魏书·释老志》。关于平齐户的错误理解，参看日本塚本善隆氏的辨正，见《北魏之僧祇户、佛图户》（《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

据本传张彝的曾祖张幸是南燕慕容超的东牟太守，“后率户归国，世祖嘉之，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东牟在山东蓬莱，何以能“招引河东民”，是个疑问。卷六九《裴瑗传》说，“太和中，析属河北郡”。裴氏是河东闻喜人，所谓“析属河北郡”，不知是否与张幸的招引河东民有关。志以存疑。

《魏书》八七《节义传》书亡，当是后人用《北史》所补。

第十讲
论宇文周之种族

北周　“天元皇后玺”金印

北周　鎏金银壶

自来谓北周宇文氏出于鲜卑，其说实不可信。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载籍斑斑可考，谓出于鲜卑者诬也。《周书》一《文帝纪》：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其子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注释

此中神话成分姑置不论，言“鲜卑慕之，奉以为主”，固未尝谓葛乌菟即鲜卑种。拓拔氏自称鲜卑出于黄帝，而宇文氏乃称出于神农，为黄帝所灭注释。二者同为依托，然亦足证拓拔宇文族类非一。《北史》九八《宇文莫槐传》明冠以匈奴二字云：

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纽，自言为天所指注释。……〔魏〕昭帝……以女妻焉。……〔慕容〕晃伐逸豆归注释……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注释余落于昌黎，自是散灭矣。注释

《魏书》四四《宇文福传》：

河南洛阳人，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注释

《北史》五〇《宇文忠之传》：

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注释

是宇文诸族国亡入慕容氏，展转复入于魏。惟宇文泰之先世入魏复迁武川，而福与忠之先世居平城，再随孝文南迁，遂为洛阳人耳。福传称：

福……除都牧给事。〔太和〕十七年车驾南讨，假冠军将军后军将军，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仍领太仆典牧令。……除太仆少卿。复除太仆卿。

宇文福以善养马见长，而宇文泰之先世自燕归魏亦拜都牧主，似匈奴族人偏善于此，亦足证《周书》记宇文虽不言南单于远属，确与宇文福宇文忠之同出一源矣。此外宇文分支在河南洛阳者：

宇文神庆……河南洛阳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将军，仕历五州刺史安吉侯。父显和夏州刺史。注释

宇文肒……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与周同出，祖直觐魏钜鹿太守，父弥周宕州刺史。注释

在边地者：

宇文贵……其先昌黎大棘人也注释。徙居夏州。父莫豆于，保定中以贵著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注释

宇文测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颓，祖骐芐，父永，仕魏位并显达。注释

宇文虬……代武川人也。注释

《周书》四〇《宇文神举传》称太祖族子，神举神庆之兄。周时曾一度命东方迁来诸族改用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注释，而神庆至隋犹称河南洛阳人者，或是当时独未改易，或是改后至隋又复其旧。神举当魏末周初，亦必为河南洛阳人无疑。对周文帝犹保持族子之关系，则魏末武川之宇文与洛阳之宇文其支派尚有相去不太远者。周隋书虽不纪诸宇文之出自，其与北周皇室以及宇文福宇文忠之等同为宇文部之遗迸当可无疑。

《周书》言葛乌菟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似宇文氏所统专是鲜卑。今案《北史》（亦即《魏书》）言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又记其风习，亦与鲜卑不同。盖宇文氏所部之众本与鲜卑种族迥别，《周书》沿袭宇文氏建国关西以后夸诞不经之传说，抑鲜卑而扬己族，遂言鲜卑奉以为主。亦犹《北史》言宇文世为魏东部大人，系承魏史旧文，其实宇文部亦未必世世服属拓拔氏也。杜氏《通典》一九六以《周书》鲜卑奉以为主之语入之注中，盖知其不可信。《隋书》六一《宇文述传》：

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也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国注释。

俟豆归即《北史》之逸豆归、《周书》之侯豆归，以鲜卑二字冠俟豆归之上，似认宇文氏为鲜卑矣。然《隋书》修在唐初，不容有此误，盖唐承隋，隋又承北周之后，史臣习闻鲜卑奉葛乌菟为主之传说，以为不论俟豆归之种族如何，既统有鲜卑人，遂以鲜卑二字加之，非必误宇文为鲜卑也。七〇《李密传》可以为证：

密与〔宇文〕化及（宇文述之子）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注释

匈奴之皂隶，是修《隋书》史臣知宇文为匈奴，故不言破野头为鲜卑皂隶。述传若非史臣为宇文氏传说所误，则是其字本作匈奴，后人臆改乎？《新唐书》八四《李密传》：

密与〔化及〕隔水阵，遥谓化及曰：公家本戎隶破野头尔。

戎谓戎狄，隶者言其贱种，较之“匈奴皂隶”四字，远欠精审，故温公《通鉴》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纪载密语即采《隋书》密传之文也。

《隋书》而后，唐人著述中尚有误宇文为鲜卑之嫌疑者，杜佑《通典》也。《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宇文莫槐条：

出于辽东塞外，代为东部大人。

自注云：

《晋史》谓之鲜卑。《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又按《后周书》云，出自炎帝子孙，逃漠北，鲜卑奉以为主。今考诸家所说，其鲜卑之别部？

案凡言别部者，谓种族不同而相隶属。陈寅恪先生谓石勒疑石国人，非匈奴种，而《魏书》九五《石勒传》云：

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注释

《魏书》二三《刘库仁传》：

刘虎之宗也。……为南部大人。

是库仁系匈奴，而二四《燕凤传》：

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

则库仁所部即鲜卑之别部，北朝史中此例数觏。故君卿所谓鲜卑之别部者，谓宇文之于鲜卑，亦犹刘库仁刘卫辰之于魏，以别种而隶属之。《魏书·官氏志》：

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

未言与拓拔同出代北。杜氏“别部”二字极精当，而用“其”字以示犹疑，盖其慎也。后人未达杜氏所云别部之恉，遂滋误会耳。然杜氏称“《晋史》谓之鲜卑”，亦不尽然。汤球黄奭所辑唐以前诸家《晋书》佚文中，不复得见关于宇文氏之记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六新晋书条：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然当时王隐、何法盛、臧荣绪诸家之书具在，故刘知几《史通》有《新晋书》之称。《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今本无之，当是臧荣绪书也。李善注《文选》，备引诸家《晋书》，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两京，故籍散亡，唯存贞观新撰书，后世遂不知有《新晋书》之名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四三亦言《晋书》自唐人改修后，诸家尽废。今案《新晋书》修成后，诸家旧作，或不复如昔者之流行，更经天宝乱离，自有散佚可能。据《旧唐书》一四七君卿本传，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所著《通典》，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之语，是其书经始已在安史乱后。然敦煌所出六朝写残卷有记晋元帝太兴二年事者，罗振玉疑即邓粲《晋纪》注释，西陲尚有旧《晋史》流行，则今日固未可遽谓天宝以后旧《晋书》散亡净尽，如竹汀所论，而断君卿所称《晋史》必为本朝所修也。惟唐太宗既重修《晋书》，自有取十八家而代之之意，以功令言，唐人似宜奉新修书为正。君卿称引止著“晋史”，不复颜其撰人及书名，是与《后魏史》等同为习见者，或即指本朝所修《晋书》乎？苟所谓《晋史》者系十八家旧文，今日虽不可得见，然东晋南朝人记述北方胡人事十九模胡影响，得之传闻，不足征信，于其种族尤不能辨析明白。即使王隐、何法盛、臧荣绪等纪宇文出于鲜卑，亦难引为准据。若君卿所言《晋史》即唐修《晋书》，则今本《晋书》中宇文氏事惟见于《慕容氏载记》，载记即本诸崔鸿《十六国春秋》注释，当较南人著述为可信赖。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

宇文与鲜卑并列，不以鲜卑冠宇文。又云：

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

宇文与段部并列，又明以宇文为东胡，何尝“谓之鲜卑”邪？综上所述，积极方面诸书皆谓宇文氏匈奴远属，而消极方面，《魏书》、《晋书》言及宇文氏，亦从无以为鲜卑者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叙氏族由来最荒诞不实，其纪宇文氏云：

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菟，为鲜卑君长。注释

又云：

又有费注释也头氏，臣属鲜卑佚豆归，后从其主，亦称宇文氏。

“鲜卑佚豆归”五字全用《隋书》述传之文，其解释尚在疑似间，如上文所述，姑置不论。明言宇文氏为鲜卑者，当推较《新唐书》稍晚之《资治通鉴》为始。八二晋武帝太康十年纪：

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

以宇文段氏同属鲜卑，照以上文所引《晋书》载记“东胡宇文鲜卑段氏”之语，《通鉴》之误不待辨。疑《通鉴》此条亦本载记，而妄加窜易。又八四晋惠帝太安元年纪：

鲜卑宇文单于莫圭部众强盛，遣其弟屈云攻慕容廆。

亦蒙前而误，《晋书》廆载记止言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无鲜卑字样也。唐纪用《隋书·李密传》，不从《新唐书》密传之妄改为“戎隶”，可谓有识，而晋纪复与之矛盾者，盖当时修书分属，三国讫南北朝刘恕任之注释，唐则范祖禹任之，温公虽贯串润色，细节出入难免忽略，此晋纪唐纪之所以抵牾与？

胡三省注《通鉴》亦前后不一其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涉归与宇文部素有隙”下注云：

宇文部亦鲜卑种。

八二太康十年纪“鲜卑宇文段氏方强”下注云：

段氏东部鲜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代为鲜卑东部大人。

胡氏误解《通典》，以为杜佑“为鲜卑东部大人”即谓宇文为鲜卑，故引以为注。然九四晋成帝咸和四年纪“代王纥那奔宇文部”下注又云：

《后周书》言……注释余谓此盖宇文氏既兴于关西，其臣子为之缘饰耳。李延寿曰：宇文部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此言为得其实。

所见甚是，然同在晋纪中而前后不合，何邪？其辩《周书》所载神话为缘饰亦极当，但《周书》只消极不记宇文出自南单于，于北周种族积极方面固未有记述，以《北史》补《周书》则可，以之驳《周书》则无的放矢矣。

《通志》二百四《夷传》七袭《通典》而删其注，《通考》三四二《四裔考》一九亦全引《通典》，并存其自注，实较郑氏审慎。元修《辽史》，其《世表》云：

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注释

此后以宇文为鲜卑者遂多，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称鲜卑宇文氏国于辽西。丁谦《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库莫奚传下云：

奚与契丹同为汉鲜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后。……迨奇首之裔东部宇文为慕容皝所破，西窜松漠，时二部犹未分也。

又宇文莫槐传下云：

宇文氏与奚契丹同为鲜卑种，《魏书·库莫奚传》其先东部宇文别种也。又《十六国春秋》宇文氏辽东鲜卑别部。皆可证。传谓匈奴南单于远裔注释，误。盖匈奴鲜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也。

日本内田吟风氏《北朝政局中鲜卑及北族系贵族之地位》文注释中谓宇文周乃纯粹之鲜卑种，《魏书》以为匈奴者乃曲笔，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冯家升先生撰《契丹名号考释》，亦指摘《魏书·库莫奚传》既称东部宇文之别种，《宇文莫槐传》又冠以匈奴二字为矛盾。今案“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库莫奚为宇文部“别种”，初不必与宇文同是匈奴；亦犹宇文为鲜卑别部，而不必为鲜卑。匈奴与鲜卑信如丁氏所云，“族类迥别，不容牵混”，而丁氏乃自牵混之，《魏书·库莫奚传》与《宇文莫槐传》固不相矛盾也。丁氏引《十六国春秋》宇文氏鲜卑别部之文不见于纂录，乃明人伪托本，或出类书所引，但“别部”二字确不伪，当是崔鸿之旧，杜君卿《通典》自注之说岂亦本于鸿书乎？然其详不可得知，故断言宇文为鲜卑别部者，仍以杜说为嚆矢。亦犹《北史》本于《魏书》，《魏书》既佚，后人以《北史》补之，而今日称引固仍宜先《北史》而后《魏书》也。

复次，《魏志》三十《鲜卑传》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宇文氏疑即此类，南单于远属之说未尽可信。其由辽东塞外南迁之时代与路线史无明文。宇文部晋康帝建元二年（334）亡于前燕慕容氏，徙居昌黎，自后其境历经前秦苻氏、后燕慕容氏、北燕高氏冯氏之统治，至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太延二年，436）入于魏，历九十二年注释。入魏以后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未尝少息，迨魏分东西，又将百年。故观察史书所载宇文氏诸人事迹，几不能发现匈奴民族之特征与不同于鲜卑族之痕迹。然有臆测两事，或足供解释此点之参考，姑妄言之。《元和姓纂》上声九麌宇文下：

出本辽东南单于之后。有普回因猎得玉玺，以为天授。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俟汾，音转为宇文。

不言俟汾之说所出。《广韵》上声九麌宇字下：

宇亦姓，出何氏《姓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

较《姓纂》所记为周密，然不言俟汾之说是否亦出《姓苑》。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三文略同，不言出《姓苑》。《通鉴》八一晋武帝太康六年纪胡注：

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汾，盖音讹也。

胡氏盖本《广韵》，而认《广韵》所载宇宇文两姓皆出《姓苑》，似得其实。然《姓纂》、《辨证》、《广韵》皆言由俟汾讹成宇文，胡注则由俟汾仍讹成俟汾，必无是理。“后世通称俟汾”之“俟汾”二字必是“宇文”之误矣注释。《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柳芳言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隋唐志及《崇文总目》俱著录，而卷数不同。陈氏《书录解题》曰，《姓苑》二卷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为卷首，当是唐人所为。今案疑唐人本何书有所增益，重为厘定，大体要是宋以前书。宇文俟汾间音声上何由相通，非所敢论，然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碑阴有“给事臣河南郡俟文福”注释，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自代迁洛，是月甲申过比干墓，为文吊之而刊此碑。据上文引《宇文福传》，福时正官都牧给事，则俟文福即宇文福。魏韩震墓志阴有“母东燕俟文氏内行给事俟文成女”之文，亦即宇文成。《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东魏冯道智等题名有邑子俟文影辉。是尝草传说虽无可稽考，《姓苑》俟汾讹为宇文确非无据。《北史》九八《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注释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

疑狄历、敕勒、丁零一声之转，高车丁零者，以其乘高车，故冠此二字以形容之，又省称曰高车耳。《魏书》四上世祖神四年纪：

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记功德。

而二四《邓颍传》：

驾幸漠南，高车莫弗库若于率骑数万余，驱鹿百余万，诣行在所。诏颍为文，铭于漠南，以纪功德。

又七下高祖太和二十二年纪：

八月，敕勒树者相率反叛，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

而《北史》九八《高车传》纪此事云：

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

《魏书》四四《宇文福传》一六《江阳王继传》亦皆称高车叛命。是敕勒与高车得互称，《魏书》二八《古弼传》又云：“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赫连〕定。”高车敕勒犹言高车丁零矣。《北史·高车传》言其种有斛律氏，《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

《北史》五四《斛律光传》亦言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似高车族与匈奴族确有关系，而《北史·高车传》记魏孝文时高车之族十有二姓，其九曰“俟分氏”注释，岂高车之俟分氏与讹成宇文之俟汾氏同出于匈奴乎？宇文一支先处塞内，与其他种族接触亦多，故骎讹变，而高车之俟分氏则远居塞表，迄魏道武分散诸部时犹以族类粗犷，故得别为部落，此高车一支之俟分氏所以得存其旧姓乎注释？《北史》八四《乞伏保传》称：“高车部人也，父居，献文时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注释乞伏居以高车人领牧曹，亦未始不可与宇文氏诸人相印证也。

《北史·宇文莫槐传》称“其语与鲜卑颇异”，当是指宇文部落犹独立时而言。至北魏末叶将近二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复能保存其“与鲜卑颇异”之匈奴语言矣。然有一事颇可注意。赫连夏之龙升七年（晋安帝义熙九年，魏道武永兴五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筑大城，名曰统万而都焉注释。《元和郡县志》谓赫连勃勃自言方统一天下，君临万方，故以统万为名。《通鉴》亦取其说。今案赵万里先生集《冢墓遗文》四之五四元彬墓志，四之五七元湛墓志，四之六十元举墓志俱称“统万突镇都大将”。三之二三元保洛墓志又称“吐万突镇都大将”。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注释，或省去突字，赫连氏当时自无《元和志》所言之义。《水经注》河水又北〔迳〕薄骨律镇城，子注云：

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转〕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

薄骨律与统万突皆是胡语，汉人不识其义，强为之说，白口骝与《元和志》解统万突俱失之虚造。然郦氏于统万城下犹不载《元和志》之说，则较白口骝传说为尤晚矣。然则统万突果何种族之语乎？《魏书》九五《铁弗刘虎传》：

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赫连氏之出于匈奴，记载甚明，先世虽有为鲜卑拓拔氏婿者，但非世世皆尔。亦只酋帅娶魏女，必非全部之众皆与鲜卑为婚。铁弗之号当先施于一二酋帅，渐衍为部族称号。然如刘库仁亦以匈奴数世尚魏女，而不蒙铁弗之称。由是知铁弗之称号非表示种族之迥别，赫连氏所部仍以匈奴成分为主，认统万突三字为与匈奴族有关之语言或非牵强？《周书》四《明帝纪》：

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名焉。

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则以胡名为小字。周明帝之胡名虽因地而取，疑亦因统万突一语与匈奴族有关，故宇文泰用之名子。此外太祖诸子武帝邕曰弥罗突，齐炀王宪曰毗贺突，宋献公震曰弥俄突，卫刺王直曰豆罗突，赵僭王招曰豆卢突，谯孝王俭曰候幼突，陈惑王纯曰堙智突，越野王智曰立久突，代奰王达曰度斤突，冀康公通曰屈率突，滕文王逌曰尔固突注释。胡名下咸缀突字，又若突字能独立成义者。鲜卑胡名从无此比，魏宣武帝世高车酋帅亦有名弥俄突者注释。此岂宇文氏仅存之匈奴特征乎？然《魏书》二七《穆崇传》其子孙有名吐万者，三四《卢鲁元传》有子名弥娥，是否亦与吐万突弥俄突为一语不可知矣。《周书》一《太祖纪》一四《贺拔岳传》载魏末太昌永熙之际有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者，斛拔氏未详所出。《北齐书》二《神武纪》下作斛拔俄弥突，《通鉴》一五七同，俄弥疑是弥俄误倒。《北史》六《神武纪》作贺拔俄弥突，《北齐书》一六《段韶传》作斛律弥娥突。然《元和姓纂》入声一屋内唯有斛律斛斯两姓，《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五唯有斛律斛谷斛粟斛斯四姓，皆无斛拔。此外北朝诸史亦不见有姓斛拔者，疑是斛律或斛斯之误也。斛律氏出于敕勒已见上，斛斯氏疑亦源自高车。《姓氏书辨证》斛粟氏下：“孔至《姓氏杂录》注释代北斛粟氏后改为斛斯氏”，是斛粟斛斯即系一姓。《北史》四九《斛斯椿传》：

广牧富昌人也。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人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注释

《元和姓纂》斛斯氏下：

其先居广汉，代袭莫弗大人，号斛斯部，因氏焉。

“莫弗”乃高车酋帅之称号，纪传屡见不鲜，而斛斯椿之父又官左牧令，其间消息盖可推寻。《地形志》无广牧郡富昌县，唯朔州附化郡有广收县，当即广牧之误，《姓纂》之广汉疑亦有误。然《周书》二六椿子徵传又称河南洛阳人，盖北族入居中国，籍贯本无定准，不论广牧洛阳，俱无害于斛斯氏之为高车部人也。

复次，宇文氏建国以后，讳言其为匈奴南单于后裔者其故亦可得而言。十六国中前赵刘氏北凉沮渠氏夏赫连氏为匈奴族，前赵之灭在拓拔氏兴盛以前，然沮渠赫连则俱灭于北魏。自魏太祖定中山，统一北方，于是鲜卑族之势力澎湃，而其他诸族悉沦为贱种，夷于皂隶。魏境以外之高车诸部既大为世祖所破，而境内西河离石之山胡注释，定州安州等地之丁零，河西云中及六镇之敕勒等匈奴及与匈奴有关之民族，皆屡屡变叛，史不绝书。然卒难倾覆鲜卑，重建匈奴族之政权也。《宋书》七四《臧质传》魏世祖与之书云：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

《魏书》五〇《尉元传》太和十三年上表称：

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赖威灵遐被，罪人斯戮。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懃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愚〕诚所见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于事为宜。诏曰：公之所陈甚合事机。

胡人为鲜卑服兵役，冒锋镝，鲜卑不惟无子恤之心，且日以其变叛为虑。从呼延之姓察之，所谓胡人者为匈奴无疑。高祖延兴元年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注释。世祖将讨冯文通，诏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即安州）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注释。又《北史·高车传》：

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之西山。

是皆诸族为鲜卑皂隶之证，而宇文周所以讳言其先世出匈奴者，亦以此与？

宇文周为我国南北朝隋唐间承上启下之一大枢纽，时代虽暂，而影响于后代之政治社会各方面者綦巨，其种姓由来固未可忽视，因试推论之如此。

（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北史》九略同。

疑此传说即象征宇文部为慕容氏所灭而构成。

《魏书》作相。

即《周书》之侯豆归。

《魏书》一〇三及《通鉴》九七晋康帝建元二年纪同，《魏书》九五《慕容元真（即晃，避恭宗讳）传》、《晋书》一〇九《慕容皝载记》及《通典》一九六《边防典》一二皆作万。《元真传》收书之旧，晋载记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皆先于李延寿，疑作万为是。

《魏书》一〇三此传亡，后人以《北史》补之，文字小有同异，无关宏旨，兹不著。《通典》一九六自注：“《后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单于之远属。”君卿时收书未有亡佚，而《史通·正史篇》言其时“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则君卿所引《后魏史》当即伯起《魏书》一〇三《宇文莫槐传》，与《北史》所述相同，知《北史》此传即收书之旧。

《北史》二五同。

《魏书》八一《宇文忠之传》乃后人以《北史》补。

《隋书》五〇。

《隋书》五六。唐宇文融岪之玄孙，又徙为京兆万年人。

此是宇文部亡入慕容氏后贯籍，大棘即棘城，慕容氏所都也。

《周书》一九。《隋书》四〇贵子忻传言本朔方人，徙京兆。案《周书》贵传贵自夏州从军而东，又随魏孝武西迁。《隋书》忻传所谓朔方，当指出宇文部而言，所谓徙京兆者，周时奉诏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也。

《周书》二七。

《周书》二九。

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唐氏族诸文。

《周书》二九盛传：代人也。曾祖伊与敦，祖长寿，父文孤，并为沃野镇军主，盖与宇文泰先世同徙北边者。

《北史》六〇《李密传》密数之曰云云，全同。

《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及《太平御览》三三八引王度《石勒传》俱云“匈奴之苗裔也”，盖汉人不谙胡人规制而致误。

见《鸣沙石室佚书》。

晋载记本崔鸿书，尚有钞袭崔氏旧文，妄加改易，以致抵触不可通者。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雄死于晋成帝咸和八年，前于穆帝之即位凡十三年，焉得与晋穆帝分天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二亦疑其事，谓穆字误，而未有解说。今案穆字不误，晋字衍也。《魏书》九六《勗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收书亦袭崔鸿之旧，则李雄乃遣使于魏，请与魏穆帝猗卢分天下，载记钞崔书而未改易，且与上又脱请字，后人妄于穆帝上更添晋字耳。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二二晋书五冯跋载记条：“燕与魏为敌国，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词，而北燕太史令张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尚书潘聪言滑台北通大魏，西接强秦。中书侍郎韩范言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此皆魏史臣所改。”自注：“张穆事见魏收书，潘聪韩范之语当出崔鸿《十六国春秋》，皆魏臣也。”此亦《晋书》载记袭鸿书未改之一例。

《新唐书》七一下。

当即《隋书·宇文述传》、《新书·李密传》及《通鉴》之“破”。

全谢山谓汉至隋刘攽任之，非是，辨见陈汉章《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

引《周书·文帝纪》，见篇首引。

《辽史》六三。

诸本《魏书》《北史》皆作远属，宋本同。丁氏《考证》前引传文亦作裔，误。

《东洋史研究》第一卷第三号。

亦有在太武帝以前已入魏者，如宇文周之先世。

日本白鸟库吉氏《东胡民族考》宇文氏条（《史学杂志》第二十二编第一号）引胡注，而未能辨正第二俟汾字之当作宇文。又引明张鼎思《琅玡代醉篇》卷四：“宇文出自神农之后，以其有尝草之功，自号为侯汾氏，其后讹为宇文氏。”遂据侯汾两字大论语音之迁转。一良案《代醉篇》明人抄撮之书，本不足信，《四库提要》入之杂家类存目，谓其书“体例庞杂，无所折衷考订”。俟之与侯以形近而致误，尤无疑义。白鸟氏不引《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辨证》俟汾之文，而引最晚之《通鉴》注，已乖史法，不知侯汾乃俟汾之讹，而依以为说，更见其疏忽。

《金石萃编》二七。

此四字当从《魏书》一〇三《高车传》改作“敕勒诸夏以为”六字。

《魏书》一〇三《高车传》同。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高车条作“俟斤氏”，斤疑分字之误。《太平御览》八〇一《四夷部》二二引《北史》亦作俟分氏。

收书此传亡佚。

《水经·河水注》。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九亦言统万亦作吐万。

俱见《周书》。

《北史》九八《高车传》。

原本《杂录》误作曰曰二字，今据《新唐书·艺文志》改。

《魏书》八〇略同，唯少其先世云云一句。

自地望观之，山胡即刘元海部众之后裔。

俱见《魏书》七上本纪。

《魏书》二九本传。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西晋　亲晋胡王铜印

王羲之《兰亭序帖》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四百年，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扰攘，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代。经济上，广大南部中国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南方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文化上，这个时期也有它光辉灿烂的贡献。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不有其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史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皇家图书，编纂总目录，称为《七略》。除包含总序总目的辑略之外，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共六略，亦即六大类，《春秋》是六艺略中的一家。东汉班固撰《汉书》，创立《艺文志》，著录汉以前书籍。《艺文志》完全沿袭《七略》的体制，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汉著记》（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等，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根本没有独立地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处于高据经书地位的《春秋》的卵翼之下。

曹魏时，郑默（？—280）为秘书郎，整理皇室所藏图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289）依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注释；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而新发现的《汲冢书》也附在丁部。史书这才独立成为一个门类。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勖的次序有所更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注释。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一直延续到近代，因而史学过去又称“乙部之学”。

史书在书籍分类中独立成为一个部门，起初并不一定出于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而予以重视。梁代阮孝绪（479—536）整理公私藏书，编成《七录》，其中第二称为记传录。阮孝绪说，自来把各种史书都与《春秋》合在一起。刘向刘歆父子时史书很少，附见于《春秋》之后是适当的。“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注释。所以他在第一经典录之后，立了第二记传录，包括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共十二个部门。可见魏晋以后史书数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编目者不得不另设独立门类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绪时，还只有乙部或记传的名称。唐修《隋书·经籍志》，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别为史部”。以经史子集分类，来代替甲乙丙丁的代号，是从隋志开始的。

两汉政府立学官，置博士以教授生徒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私家教授的学术，其内容大致相同。《春秋》虽是鲁国国史，但由于孔子笔削加工，灌注进了他的微言大义，通过关于史事的书法来体现政治伦理道德，表达孔子个人的否定与赞成，博士们并不把这部著作当作记传史籍来讲授。《公羊》、《穀梁》两传正是从笔法中的微言大义来解释《春秋》的。所以，《春秋》之立博士，并不说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和传授下来。《隋书·经籍志》关于《春秋》家的说明，仍然是寓褒贬，别善恶，乱臣贼子惧之类的意思。而关于史部书的说明，则提出对史官的要求或者说史官的规格：“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诒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这些话可说也代表当时对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格要求，其实质依然与《春秋》之教无二致。归根到底，史部著作或者史部之学的目的是要彰善罚恶，垂训后世。从今天观点看来，这就是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应当能够起这个作用。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只有司马迁才道出了孔子所未能触及的史学的终极作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释太史公确实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天人之际的话，是在董仲舒影响下的说法，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求得对应关系，反映司马迁的时代局限性，可以存而不论。通古今之变却意味着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前因后果，以至寻找出规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而更有效地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提法，已经孕育着这些思想的萌芽，正是太史公伟大之处。《史记》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也作了努力。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中，能体现这个思想的还不多。

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还从制度上反映出来。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政权。《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曾立大学及十余小学，简选将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担任史学祭酒者为任播、崔浚。祭酒教授的内容虽不可知，但史学与经学、律学并列，足见受到重视，大约与西晋史书开始独立为门类，以及石勒本人性好历史，喜欢让人给他读《汉书》听有些关系。东晋南朝虽然玄学盛行，统治者也注意史学教育。《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重视学术与教育，国子学尚未立时，征雷次宗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教授儒学，生徒百余人。同时，“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裴子野《宋略·总论》也说文帝时“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南史》本纪系此事于元嘉十六年（439），称何承天官职为著作佐郎，“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据《宋书·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传又说他“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可见何承天史学有修养，又是现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学讲座，是有理由的。《宋书·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亲耕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山谦之后任学士、奉朝请，曾协助何承天修《宋史》，负责诸志，草封禅仪注，著有《吴兴记》及集，见《宋书·自序》、《礼志三》，《隋书·经籍志》。说明史学生受训练之后即从事国史撰述。

《南齐书·百官志》载，宋太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史·王俭传》记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纪》记载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所记制度及人数与《南齐书》及同书《王俭传》不尽相合，但可以知道，总明观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各科学士是研究人员，而史学在这里仍然是独立的一门。《南齐书·百官志》记齐制只言总明观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齐时似已无儒玄文史四科之设了。梁武帝时有裴子野等掌国史及起居注，武帝还曾命吴均撰《通史》，但没有教授史学的记载。武帝建国学所开五馆，主要是讲授五经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中华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样，自古以来耽于玄想，长于思辨，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道德伦理之学和历史之学特别发达，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著述特别丰富。早在商代，已有问卜以后在龟甲兽骨上刻词作记录的习惯。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这一点对于历代注重记录旧事，力避数典忘祖亦不无影响。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书籍自成独立部门不过几十年。（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注释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一作撰史）学士。晋制佐著作郎到职，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没有适当对象，其制遂废。《史通·史官建置篇》云，“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然《宋书·何承天传》称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荀伯子传》称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王韶之传》言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词论可观，为后代佳史”。可见佐郎任务不仅搜集资料，亦执笔撰写。承天传又言，“承天已老，而诸佐并名家年少”。盖“上车不落”者多此辈“名家年少”（年少犹今言少年），虽搜集资料亦未必胜任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修史官的名称，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国史、国纪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领史职的也不少。所修国史称记、书、录、志、纪等，各不相同。十六国所修国史多已亡佚，现在从《隋书·经籍志》得知众多的书名，从清代学者所辑各书残本窥见片段。北魏崔鸿能够写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国春秋》，正是依据了这些国的国史。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这个时期史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

从数字看，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四百余年间，骤增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但稍晚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总计只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称“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卷”。所谓亡书，即指志中多处所载“梁有某某书，亡”。梁代文运极盛，皇家及诸王藏书至为繁富。王僧辩平侯景，自建康将图书八万卷归江陵。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至魏军逼江陵时，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所以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七录》的记传录分为十二个门类，隋志史部则分为正史、古史（即编年体史书）、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个门类，与《七录》基本相同。《七录》的国史隋志作正史，正史之名从此沿用。《广弘明集》只收《七录》序言，无从窥见全部书目。但分析隋志所列目录，可更进一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部著作确有风起云涌之势。隋志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如古史（即编年）类三十四部，《竹书纪年》之下即荀悦《汉纪》等；杂史类七十二部，《汲冢书》两种之后，即何承天《春秋前传》等。霸史类二十七部，全是十六国史书。起居注类四十四部，在《穆天子传》及《汉献帝起居注》之后，都是晋以后书。杂传类为各类中最多的，计二百十七部。有专记某一地方人物的，如《徐州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有专记性质相同人物的，如《高士传》、《孝子传》、《正始名士传》等；有专记某一家族人物的所谓家记、家传等，如《太原王氏家传》、《崔氏五门家传》、裴松之撰《裴氏家传》、范汪撰《范氏家传》、《虞氏家记》等；有各种列女传、高僧传、真人传等；最后是各种志怪之书如《异苑》、《搜神记》等。这一类中，只有开头的《三辅决录》为汉赵岐撰，此外皆曹魏以后著作。这种现象，与魏晋以来士大夫注重人伦鉴识，盛行人物品评，以及社会上以门阀郡望相炫耀，都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据杨明照《校注拾遗》补）。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申述氏族及人物靠立传才能“详而易览”，也说明这时期杂传类著作蜂起的原因。隋志地理类一百三十九部，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所搜集隋志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地理书，共有二百五十余种。地志之中，有以州为对象记述的；有以郡为对象的，个别郡还不止一部；甚至有以一县一城作为主题的注释。

魏晋南北朝史籍种类之多，刘知几也特别注意到。《史通·杂述篇》谈到正史以外著作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事，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所谓近古，当指魏晋注释。刘知几的分类与《七录》、隋志没有大的出入，而篇中每类举书四部为例，基本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确如刘知几所谓“门千户万，波委云集”了。这种兴盛情况，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特点有关。同时也由于割据局面下各地方社会经济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史书的涌现提供条件，而纸的逐渐普遍应用，更使撰写和流通大量书籍成为可能。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唐以后所谓正史皆是纪传体，遂被目为史书体裁的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心目中编年体与纪传体还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

《史通·二体篇》说，“既而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讨论两种体裁得失之后，结论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这虽是刘子玄的论断，实际是沿袭了两晋以来对史书体裁的传统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史学家们，为同一朝代，有人著纪传体的史书，有人撰编年体的史书，彼此并不认为工作重复无意义，更没认为二者可以互相代替。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中编年与纪传节论述甚为详尽。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关于《二体篇》亦有论列。如王隐、虞预等十多家《晋书》是纪传体，而陆机、干宝、邓粲的《晋纪》和孙盛的《晋阳秋》都属编年体。徐爰、何承天、沈约等的《宋书》为纪传体，而裴子野《宋略》、王智深《宋纪》为编年体注释。萧子显《南齐书》为纪传体而吴均《齐春秋》为编年体。梁代则有谢昊、许亨等人的纪传体史书，和刘璠、何之元的编年体《梁典》。经北齐北周而入隋的王劭，既撰编年体的《齐志》二十卷又撰纪传体的《齐书》一百卷。同样记述北齐史事，纪传体与编年体篇幅如此悬殊，说明正如刘勰所论，后者“于文为约”，前者“详而易览”。王劭必然是感到两种体裁各有优缺点，才兼采两种方式处理了同一对象。陈隋以后，两体并重的传统衰落，正史都采用纪传体裁。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优越性才又显现出来。以后宋朝几部当代史的大书，都采用了编年体。

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个“一也”可能包含其他内容，但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史一样的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编年体易于省览，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大略与趋势，所以汉献帝命令荀悦根据班固《汉书》另编更为简要的编年体史书《汉纪》。但也有人对编年体有偏见，如东晋袁宏。当时有关后汉的编年体史书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谢忱、张潘诸家，而袁宏说他读这些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尽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三十卷）”。他所参考的，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见《后汉纪·序》）。袁宏时代在范晔之前，而其书所载史事，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后汉纪条，基本皆见于范氏《后汉书》。这说明两家所依据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书的特点，是编年体而兼采纪传体之长。如杨彪事屡见，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记彪以寿终时，又较详细追叙其平生及其子杨修事，类似以简单传记插入编年体中。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陈国灿、李征二同志考订为孙盛所著《晋阳秋》。其书编年体，而叙事中夹有人物传记。如叙述张华被害，同时记其为人与历任官职，并载其所著《鹪鹩赋》，其体例与袁宏《后汉纪》如出一辙。袁宏与孙盛是同时代人，这种寓传记于编年的办法，可能是当时习用的。

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作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综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了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书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汉纪》、袁彦伯（袁宏的字，未详何以不称其名）《后汉纪》和孙盛《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又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载，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西汉有帝王年谱，东汉有邓氏家谱，晋挚虞有《族姓昭穆记》。隋志所录四十一部（包括《竹谱》、《钱谱》、《钱图》各一卷，性质不同，实系附录），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几乎全部为魏晋南北朝时著作。实际上当时谱系之书还远不止此。《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用家谱即达四十种左右，而据杨殿珣氏统计的各书所见可以知名的谱系著作，计家谱六十二种，总谱二十三种，以州郡标题者十三种，皇室谱十五种，当然还远远非这个时期全部谱系著作注释。据隋志宋刘湛、齐王俭、王逡之、梁王僧孺、贾执、傅昭等都编有《百家谱》或《百家谱》的拾遗、抄、集抄等。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可见百家之称主要指南渡侨姓大族，百家谱是他们的家谱，也不一定限于百家。东南诸族另有《东南谱集抄》之类，不在百家之数。族谱之编集，早在东晋末年已盛行。《南史·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376—396），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谱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南齐书·贾渊传》还说，“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注释。以后王僧孺亦集《十八州谱》。晋太元时有实州侨州各九，合十八之数，但郡则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或侨郡之数有出入。隋志不载，止在注中提到梁武帝“总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疑此十八州谱乃合北来侨姓与南土高门，兼包士族与庶族在内，故而卷帙如此庞大。隋志除宋、齐、北魏、北齐等皇室宗谱和大族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之外，还有以一州或一郡氏族为对象的谱录，如《冀州姓族谱》、《江州诸姓谱》等。

隋志所载北朝谱牒很少。《北齐书·魏收传》载，杨愔说《魏书》中“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魏收回答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说明当时谱牒流传不多，所以需要大征，而魏收之修《魏书》是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的。《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注释。《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有《后魏方司格》一卷。《柳冲传》在列举汉邓氏《官谱》、应劭《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之后，说“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方思与方司未详孰是，但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

南北朝家谱族谱今天都已亡佚。据陈直先生《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注释，北魏太昌元年（532）薛道衡之父薛孝通有石刻贻后券，叙其五世祖强至祖父聪的世次，可借以想见家谱的大概。宋泰始六年（470）临津侯刘袭墓志（见陶宗仪《古刻丛抄》）及正光五年（524）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皆刻有直系亲属及兄弟姊妹等姓名官位。隋志唐志列有《中表簿》、《亲表谱》，《北齐书·卢潜附怀仁传》有《中表实录》，其格式或即与墓志所列者近似。《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宋汪藻《世说人名谱》，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南北朝家谱的原型。

东晋后期，贾弼开创了谱学。他的子孙贾匪之（宋）、贾渊字希镜（齐）、贾执（梁）、贾冠（隋）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注释。《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王氏当指宋王僧绰、齐王俭父子一家，王僧绰在元凶劭时被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株连而死，说明贾王两家密切关系。刘知几所说江左两王，则是指琅玡王俭、东海王僧孺两家。这一情况，正符合隋志谱系篇所谓“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除这些专精谱学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谱系，“谙练百氏”，是宋齐以后士大夫学识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书》本传）。梁元帝《金楼子·戒子篇》也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齐以后谱学趋于极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世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特权地位，而家族谱起了维护士族集团在社会上封闭性的作用。士族虽然缺乏实权，但某些官职仍要从他们中间选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区别，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乌衣诸郎”，这就需要仔细了解各氏族谱系。熟悉谱系与否，成为担任吏部的主要条件之一。据各史本传记载，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陈姚察官吏部尚书，“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宋刘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新唐书·柳冲传》，这里所谓撰，疑是删节之意）。齐萧鸾因为“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北朝类似之例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须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的李神俊担任了吏部尚书。

从政府看，除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之外，谱牒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这种逃避情况，到南齐愈益严重，“改注籍状，诈入仕（同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却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时，这种情况仍然继续。《通典·食货》载，天监初尚书令沈约上书，建议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时旧黄籍，来核对当时黄籍。然后书中说，“臣又以为”云云，又提出应当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例如南齐时，荒伧人王泰宝就从谱学专家贾渊那里“买袭琅玡谱”，贾渊差一点被处死（见《南齐书》本传）。为此沈约建议：“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通典》避讳改民为人）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这段话中，专供校勘云云以下几句文义较难理解，我想意思是：专门核对那些门第不高（卑姓）而自列为高门（所贵）的各类谱牒（杂谱）。方法是用保存的晋宋旧户籍册来纠正后来伪造的家谱。如果谱牒中记录为士族（若谱注通），而按晋宋户籍上却是寒门庶姓（籍有卑杂），那就根据保存下来可靠的户籍，对假造谱牒者处罚治罪注释。可见谱牒记录也是区分士庶、确定从役与否的依据，所以必须慎重对待。《通典》在沈约奏文之下写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注释。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对于避家讳一事很严格。《通典》载宋王弘好贾弼之书，“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正是由于熟悉各人家谱的缘故。《梁书·徐勉传》称其“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百氏当指百家谱，亦即侨姓高门的代称，是说徐勉熟悉这些氏族的家讳。至于谱牒在缔结婚姻时的重要参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魏收（506—572）的《魏书》立《释老志》，叙述佛教与道教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创举。梁慧皎（？—554）著《高僧传》，记述自后汉至梁初的中国和外国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全书分十门：一译经，二义解，三神异，四习禅，五明律，六亡身，七诵经，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以后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传》，大体都沿袭这样的体制。

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在儒家典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下，不少僧人先后自己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梁僧祐所说，道安的目录不只是胪列经名，而且“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即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异名及译出岁月，并略述译经始末及译笔优劣。这种方法，比当时流行的各种儒家典籍目录，要细致得多，也确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书的基础上，撰《出三藏记集》，在体例上又有发展。全书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叙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按时代及译者分类；三总经序，收录诸经序文与后记；四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这样的佛经总目，其详尽又在道安目录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分支之一，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注释

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书已佚，分类方法亦不详。东晋以后，道士竞制新经，有的有目无书注释。陆修静经目所列经的卷数也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与道安、僧祐的佛经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附记〕　1986年1月，检得1984年10月魏晋南北朝史讨论会上辽宁大学顾奎相同志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打印本）。文中所注意问题与本文略同，而考察角度及论述详略有异。其中论纪传编年两体相辅相成之义，颇为详尽。均希读者参看。

（原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

附一：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有其特点。而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总起来看，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文分别谈四个问题。

1. “条例”

古人所称的“条例”，实即指宗旨、标准、原则、方针等等而言。

荀悦（148—209）卒于曹魏受禅以前。但如以建安元年（196）作为三国时期的开端，则荀悦及其所著《汉纪》也可列入本文范围之内。荀悦奉汉献帝之命，重编《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高祖纪》中说，“夫立典（史书）有五志（目标）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这是荀悦所立的体例，提出自己书中应当包括的内容亦即史书所应达到的目标。虽然通古今列为一条，但荀悦五志的总精神，仍是《春秋》彰善罚恶的宗旨。据《史通·书事篇》，干宝解释五志云：“体国经野则书之，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个解释与荀悦五志的本意不全相应，但总括起来，可以说干宝的宗旨是记录政治、军事事件和表彰德行、言语、技能三方面的殊异人物。在此以前的史书，虽未明白提出目标宗旨，实际内容也不外乎荀干两家所举。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春秋》和《左传》曾举例发凡，定出宗旨，“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说“安国（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邓粲《晋纪》全书不可得见注释，其条例已不可知。但《史通·序例篇》却说《春秋》以后，从战国到晋代，五百多年间出现不少史家，而始终没有提出史书内容的标准。“唯令升（干宝）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照刘知几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定出凡例宗旨者，干宝在邓粲之前，干宝的书也可算起五百年之衰了。干宝以后，宋范晔《后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惜都不传。《南齐书·檀超传》载有檀超与江淹修齐史时“上表立条例”。其中有仿班固立艺文志一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诸家所忽略，惜檀超修史未成就死去了。

与荀干两家正面提出的著史宗旨相对照，当时也有人从反面提出修史应当避免的毛病缺点。东晋时，曾著《后汉书》百篇（《晋书》本传）的袁山松说，“书之为难（意为诘责，引申而有缺点之意）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史通·模拟篇》）。历史应当据事直书，通过它来赏善罚恶，自然是正确的。但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也说，三国以后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这当然与纸的广泛应用以后文字不再求简练以省篇幅有关，袁山松的责难也不无理由了。

2. 总论

中国自古以来史官的职掌，是秉笔记录当代的事件。司马迁《史记》虽始于五帝，重点仍在汉代。以后史家，也都是编写当代史事为主。《隋书·艺文志》史部著录的著作，绝大部分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而这些著作不论属于哪一类体裁，所处理的对象，主要也都是当代的内容。记述或考订魏晋以前的历史的，只占极少数。

编年体史书的名称，除以春秋或纪为名，如《魏氏春秋》、《晋纪》等之外，还以略或典为名，如《宋略》、《梁典》等。这些编年体史籍大都已经佚失，辑本难窥全豹。幸而体现其特征之一的总论还保存了几篇，即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唐修《晋书·愍帝纪》之史臣曰中节引其文）注释、梁裴子野《宋略·总论》和陈何之元《梁典·总论》（俱见《文苑英华》七五四）。这三部史书，都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或亲身经历过的前朝的历史。在此以前的编年体《左传》或纪传体《史记》、《汉书》，都没有总论这个体例，用以综论一代政治上治乱兴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贾谊的《过秦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有近似的内容，但不是历史书的总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史家思路开阔，视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至于总论在书中位置，从《文选》所载《晋纪·总论》前冠以史臣曰三字，及《宋略·总论》末裴子野简单叙述著书经过类似书后的自叙看来，总论当是在全书之末，用来总结全书的。也只有编年体史书，在胪叙一代历史之后，能够安排这样一篇总论的地位，纪传体就无法安插进去了。

三篇总论都从本朝取得政权谈起，中间叙述兴盛衰亡经过，和覆灭的原因。干、裴、何三人对于晋宋梁三朝政治上成功的估价和覆亡原因的剖析，各有见地，本文暂不涉及。这里只指出，他们有一共同之点，即都强调覆亡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方面弊端所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裴子野）；“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何之元）。而且，他们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人不在天，“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裴子野）。干宝甚至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贾后之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强调人事而不归之于天命，不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贾后个人，这在当时不能不推为卓识。唐修《晋书》摘录干宝的议论，偏偏把这几句删去了。

三篇总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把记述的对象和它以前的历史相比较，亦即何之元所谓“以曩求今，工拙可见”。如干宝用大段篇幅叙述周的兴亡与晋比较，裴子野拿周平王东迁以后和东汉章和以后趋于衰弱的历史与刘宋之衰亡相比较。何之元说，“夫创天下者，至明者也；丧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然后问道：“逮兹梁室，有异于此”，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当时的史家并不能从比较古今历史得出正确的回答。如何之元对自己问题的回答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自天所佑，归于有德”，又回到天道上去了。从历史的比较得出正确结论，无疑还需要高明的见识。像诸葛亮《出师表》所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经常比较、讨论两汉的得失而共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见识水平，显然为干宝、裴子野、何之元所不及。

3. 史注、考订与新史料的发现

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首要任务，是修撰本朝或前朝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史学研究，当时还远未提上日程。勉强与史学研究相接近的学术活动，只有为史书作注和极初步的史事考订。两汉以来，经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章句注解。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据《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所载，注《史记》的有宋裴骃的集解、宋徐野民的音义、梁邹诞生的音；而《汉书》则有吴韦昭、隋萧该的音义，魏孟康、梁刘显、夏侯咏、隋包恺的音，晋晋灼的集注，齐陆澄、梁萧绎、刘孝标的注，梁韦稜的续训，陈姚察的训纂和集解注释，共十余家。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收注《汉书》者，晋人有近十家。《颜氏家训·书证篇》载，刘显“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隋书·萧该、包恺传》称该尤精《汉书》，所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大业时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犹言登记为门生）者数千人”。隋志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既然师法相传，必然墨守承袭，谈不到对历史本身的探讨研究。

除去像汉儒注经那样为前代史书作注之外，据《史通·补注篇》的分类，魏晋南北朝史家还有几种作注的类型。一种是“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举例有晋挚虞注赵岐的《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除周处书无可考外，辑本《三辅决录》挚虞注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三国志·杨戏传》收录戏所为《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小传附于每人赞词之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先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注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用较多文字补充赞词所不能详叙的事实。这种体裁正符合刘知几所说的，“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注作为赞的补充，二者是溶为一体的。另一种类型的注，刘知几认为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缺”。所举例为裴松之注《三国志》，陆澄注《汉书》，刘昭注《后汉书》，刘彤注《晋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知几虽承认其“以广承祚所遗”，但又说他“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实际今天我们还应当感谢裴松之在注里保存了这么多史料，因为陈寿的书实在过于简要，刘知几的责难是不妥当的。关于刘孝标，刘知几承认他“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以他的才识“足堪远大”。但由于刘知几对《世说新语》的偏见，目之为“委巷小说”和“流俗短书”，因而牵连到《世说新语》注，被说成“劳而无功，费而无当”，显然这样评价也不近情理。郦道元之注《水经》，亦属此类，对于后人是功德无量的。据刘知几所说，陆澄用《史记》补充《汉书》，一言半句的异同，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刘昭注《后汉书》也多是范晔所舍弃的内容，“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可惜的是陆澄等人的注今皆不传，无从判断刘子玄的评价是否公正了。

第三种类型的史注，刘知几举了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这几部书都是作者自己加注，刘知几对这一类型带注的史书，评价是很低的。他说这些史家“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序。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四种史书中，只有《洛阳伽蓝记》尚存，它采取注的形式来保存更多史料，其作用与裴松之、刘孝标之注前人著作，意义相同。

陈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以后又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文中发挥此义，引支愍度《合维摩经序》，记此经先后三译，“同本人殊出异，或词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陈先生在文末推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及裴注《三国志》、刘注《世说新语》、郦注《水经》，皆是此种受佛家影响的体裁，并举《洛阳伽蓝记》五圆凝寺条记惠生宋云使西域事为例。杨衒之叙述完毕后云：“衒之案，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陈先生举此节之文如“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萑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谓“道荣云云”八字即正文“东南七里云云”九字的子注。《洛阳伽蓝记》此类例子确是比较符合“瞻上视下，读彼案此”的要求，犹之同本异译的佛经，同一内容而各家译文表达有别，并列起来易于比对。至于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大好“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更不能“瞻上视下，读彼案此”。所以，这几家的注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关于史事的初步考订，首先应当举蜀汉谯周（？—270）的《古史考》。隋志列于正史类，附于《史记》之后注释。此书已佚，有章宗源辑本。谯周书的目的，是纠正《史记》不妥之处，如《赵世家》载周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谯周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长驱日史（驶）千里乎？”断言“此事非实也”。《田敬仲完世家》载陈恒后宫以百数，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有七十余子。谯周辩驳云：“春秋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为禽兽之行。”他认为司马迁的话“事岂然哉”，“非实也”。《仲尼弟子列传》记公伯僚向季孙诽谤子路，孔子说道之行与废有命，“公伯僚其如命何”？谯周也辩驳说：“疑公伯是谗诉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不同意司马迁把《论语》中所记公伯僚收入仲尼弟子之列。谯周是一个迂阔的儒生，但这些驳正《史记》之处却是合理的，有助于研究历史。隋志正史类有晋刘宝《汉书驳议》二卷，疑亦《古史考》之类。又有姚察《定汉书疑》二卷。姚振宗据《隋书》本传，姚察使于北周，刘臻向他请教《汉书》中“疑事”十余条。姚察一一剖析解释，“皆有经据”，刘臻十分佩服。姚氏怀疑这两卷书即刘臻所问的十余条，当亦属于考订史实之类。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对陈寿书及注中所引著作，亦多订正，如《鲁肃传》辩陈寿之矛盾，《诸葛亮传》辩郭冲五事之诬等，其例甚多，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对繁富史料实事求是进行考核的精神。刘知几说裴松之“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未免过于武断，不顾事实了。隋志又有诸葛亮的《论前汉事》一卷，姚振宗疑即《出师表》中所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这就不是史事考订，而是史论性质了。

在近代殷墟甲骨和敦煌文献之前，晋代汲冢五百八十多年前的古书之出现，是史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次新史料的发现。据《晋书·束皙传》，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名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发现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易经》、《国语》等数十车，共七十五篇。其中保存下来的史书有《纪年》十三篇和《穆天子传》五篇。后者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前者记录夏以来至三家分晋后魏襄王二十年的事，是魏国的史书。其中所载如夏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幽王亡后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非周召二相共和等等，都与经典相传不同。

汲冢的发现，《晋书·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279）。《隋书·经籍志》作太康元年（280）。但荀勖所撰《穆天子传序》称太康二年，与《束皙传》同。清代学者有人解释为发冢出书在咸宁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报给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书，所以各书记载有三个不同年份。但荀勖、束皙都是参加整理竹书的人，荀勖的话应较可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更足以为证。他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会字意为恰巧、适逢。杜预用“会”字，说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两书之后不久，与二年之说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一八云，“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勖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其说固确”。但钱氏此条下又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则未注意杜序中“会”字，遂致误解耳。

4. 语言文字

我国自古各地即有方言。南蛮扞舌是中原人民对南方话的描述，而齐楚方言不同，也见于《孟子》。东晋十六国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渡，以洛阳一带语言语音为主的北方话传入江南注释。北方则由于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各族的胡语也流行起来。北魏统一北方，在孝文帝迁洛汉化以前，北方统治者中盛行鲜卑语。北齐统治下的北方东部，鲜卑语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又见流行。几千年来，口语方言的变化无穷。如果历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都使用当时各地方言，必然给后代读者造成极大困难。幸而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汉字虽然字形字音有发展变化，其作用未变。用方块汉字写的文体成为书面语言，虽然语法词汇时有变化，周秦两汉以来文体结构基本相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都是沿用这种书面语言，所以两千多年后仍然可以读通。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撰史虽然仍旧使用周秦以来的书面语言，却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章模拟古人问题。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所以《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但史家似又与文士不同。《史通·模拟篇》曾经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这样的概括确切与否，尚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学著作的人来判断。当时的三史只能是《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模拟对象，尚属可疑注释。两晋南北朝的史书文字，恐怕更不能认为一律“喜学五经”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史家在使用传统的书面语言时，往往模仿古代文章。

刘知几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文章模拟的两种类型。一是形式上遣词造句模仿古人，而实际不恰当的，即他所谓貌同而心异；一是形式上不全同古人，而得古人文章神似的，即他所谓貌异而心同。前者如谯周《古史考》记李斯之死说“秦杀其大夫李斯”。《春秋》称列国之卿为大夫，谯周用诸侯属下的大夫这个名称，来称呼天子的丞相，是模仿《春秋》而貌同心异。《公羊传》为了解释经义，所以屡屡先引经文，然后说“何以书？记某事也”，这并非史书之体。而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所以刘知几云：“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貌异而心同的例子，如《左传》中人的名与字前后互举，不相重复。裴子野《宋略》亦是如此：前面用桓玄，后文即称其字敬道；上文举小字殷铁，下文即标出景仁。《左传》叙晋军败于邲，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读者自然体会到兵士抢着攀登上船，乱刀砍断手指的景象。王劭《齐志》叙韩陵之战高季式追奔逐北，“夜半方归，槊血满袖”，读者也能领会到奋勇杀敌的情景。刘知几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是模拟《左传》而成功的，亦即貌异而心同。刘知几见到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远远比我们多，《史通》所举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史书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模拟古人的一些特点。

刘知几之前，裴松之对于史书文字盲目模仿古人，已有过针砭。如《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曹对诸将云：“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勾践将生忧寡人”语见《左传·哀廿二年》，是吴将灭于越时吴王夫差的话。裴松之批评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他既批评了孙盛文章模仿古人的恶习，又指出此处模仿的不恰当，也属于刘知几貌同心异之类。《史通·言语篇》也举此例云：“故裴少（唐人讳世为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六朝时不仅史书如此，文学作品更所不免。所以《文心雕龙·指瑕篇》云，“若掠人美词，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也。

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以雅代俗。在书面语言的文体中，记述对话时如果用当时俗语或方言，可以更为生动。《左传》中有不少这种例子，《世说新语》之所以为后代人所爱读，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惜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可以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文章生色时，却代之以古雅而僵死的词句，使历史叙述丧失了时代感。裴松之《三国志·陈泰传》注已经指出，孙盛《魏氏春秋》改易旧史的文字，文词华美却失去真实性。裴松之大声疾呼：“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词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记言当使若出其口，这是关于史书记言的很好的一条原则，刘知几也信奉它。《史通·言语篇》的论述，包含一些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排除这些，从刘知几的话，可以看出南北朝史书语言文字方面以雅代俗的问题。他认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宏《周书》叙述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没有忠实表达当时人质朴的语言。相反，把古代汉族文献中的词句塞进他们口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另一方面，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部记述北齐的历史，被刘知几赞为“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杂说篇中》又进一步论列，说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如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都是当时习语，幸在《齐志》中保存下来，以后读史者不至茫然莫晓。但刘知几又埋怨“今之学者”，说他们反而认为这两家的书“言多滓秽，语伤浅俗”注释。看来王劭、宋孝王的书很能表达鲜卑化的北齐时代的精神风貌，可能也由于这个缘故而两书都不幸失传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原载《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附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像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苻坚载记上》）。北魏太武帝时，崔浩撰国史，对于拓跋氏先世翁媳婚配一类旧习俗据事直书，因此得罪。清河崔氏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遭诛戮。此次大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国史问题肯定是重要导火线注释。然而，像后代多数封建王朝一样，史官对统治者的行动有意涂饰粉刷的，恐怕还是多数。例如北魏太武帝灭赫连夏以后，看到著作郎赵逸所修国史，认为赫连屈丐暴虐无道，“史官安得为此言乎”？下令追究。还是崔浩讲情，把学者赵逸比作汉代扬雄之吹捧王莽，劝皇帝宽大为怀，“固宜容之”，乃作罢。赫连屈丐这样的统治者，史官还要为之粉饰美化，其他一般的皇帝，更可想而知了。史官考虑个人利害安危，害怕得罪皇帝，固然是直接原因；而《春秋公羊传·闵公》所宣扬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儒家教条，在当时史家心目中必然也是占有地位、起了作用的。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用暴力推翻旧王朝，杀死所臣事的皇帝，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应当是最为敏感的问题。

政权的禅代，在魏晋和南朝时期特别频繁。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以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不存在什么禅代问题。到高氏宇文氏代魏，政权禅代在南方已经司空见惯，北方也就更不以为奇了。魏晋南朝四百年间，禅代问题其政治敏感程度先后有变化，因而表现于史书的修撰亦有所不同。自王莽代汉不久即被推翻之后，二百年间没有发生过篡夺情况。大臣推翻旧王朝而建立新政权，被目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曹操虽然把皇袍当作内衣（翦伯赞同志语）穿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亲自推翻刘氏政权，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了经营二三十年的事业。司马氏“作家门”的时间也不短。从高平陵事件（249）以后，十六年间经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虽然权势炙手可热，却没有下手。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取代魏室，建立晋朝。绝非曹氏司马氏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足以夺取政权，而是舆论压力使他们不敢贸然从事。

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随着以禅代方式夺取政权愈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后，这两种手法中，前者已无必要，后者则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

现在看不到曹魏史官所修的后汉史或魏史。至于魏晋以后史家记述后汉史事，当然不怕公然谴责曹氏。如东晋的袁山松说曹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骂他是“窃国”的“盗贼”（《太平御览》九二引）。而范晔的《后汉书》也公正地指出了汉室早已衰弱：“天厌汉德久矣，山阳（汉献帝）其何诛焉（怎能责备）！”

西晋武帝时，曾把晋朝历史的断限交给大臣们讨论。按理说，一个王朝的开端，当然应该从取得政权，建立新朝之日算起。当时荀勖却主张从魏正始（齐王芳正始元年〔240〕）开始，而王瓒又主张从魏嘉平（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开始。为什么要把晋朝历史的开端向上推延到曹魏时期呢？又为什么不推向魏明帝时，而只上推到齐王芳时呢？我们先看荀勖之为人。他在魏末已倾心于司马氏。晋朝建立后，他“获佞媚之讥”，“时议以勖倾国害时”。但由于他“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晋书》本传）。荀勖的意图，是借断限的上延，赋予司马氏父子以孔子所赞颂的周文王那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的形象（《论语·太伯》），从而冲淡“弑君”、“篡位”这一尖锐矛盾。按照荀勖的断限，齐王芳的废黜，高贵乡公的被害，都已经是大晋王朝至少在史书文字上矗立以后。他们的被废和被害，只证明他们已是受到挑战的统治者。在荀勖看来，这样就使两桩大事件在当时的非正义性多少有所减轻。武帝时讨论未有结果。惠帝即位后，又继续讨论。仍然主张“宜用正始开元”者，有荀藩、荀畯、华混。主张从嘉平起年者，有荀熙、刁协。荀藩、荀畯是荀勖的儿子和孙子。荀藩继其父之学，一切秉承荀勖的主张（见《晋书·律历志》、《乐志》），所以对修史断限的看法也不例外。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见《初学记》二一，当亦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称传或称纪，陆机语气模棱，但他也主张司马懿等父子三人应入晋史，则是肯定的。只有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主要大臣，都主张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太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袴子弟，看来确如《晋书》本传所说，“好学有才思”，所以能笼络了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名流文士作为二十四友，而且能看重亡国之余的吴人陆机陆云兄弟。王戎等人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

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诸家《晋书》，干宝《晋纪》都从司马懿叙起，均见汤球辑本。唐修《晋书》中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立本纪。看来贾谧意见未被以后史家所采用，实际仍是把断限向前延伸了。

司马氏代魏的斗争异常尖锐，发生了像高贵乡公曹髦谋杀司马昭而又被杀、淮南连续三叛讨伐司马氏等等，是历史上有名事件。史书记载和后人研究甚多，此不具述。当时舆论对司马氏之不满，不仅从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态度看得出来，就从司马氏家族本身，也可窥见，明显的例子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本传载高贵乡公被害，百官无人敢奔赴，而司马孚却“枕尸于股哭之恸”，并且奏请追究主谋。太后命令以庶人之礼埋葬，司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司马孚在司马懿执政时就不大与闻政事，“后逢废立之际，未尝与谋”。司马师昭兄弟因为他是长辈，也不敢逼迫。等到司马炎受禅，曹魏末代皇帝废居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甚至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实际上，和司马孚抱有同样思想的，还有八达之一的司马懿的七弟司马通父子。《三国志·杜恕传》载，明帝时恕上疏称“大将军狂悖之弟”，裴注谓即司马通。所谓狂悖不知所指，意即与司马懿不合。注又称晋初受禅，通之子顺，“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晋书·宗室传》亦载“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顺虽受罪流放，守意不阿而卒”。由此可见，斗争尖锐，舆论沸腾，所以晋武帝即位以后，想通过修史来加以粉刷。王沈所撰《魏书》是突出之例，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当然也不例外。

王沈是司马氏死党，曾将高贵乡公计划向司马昭告密，“甚为众论所非”。王沈的《魏书》今不传，王隐《晋书》已称其书“多为时讳”。唐修《晋书》本传也说王沈的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刘知几更是一再说王沈的《魏书》是“假回邪以窃位”，“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直书篇》、《古今正史篇》）。所谓“为时讳”的时，即当今朝廷之意，主要是“弑君”、“篡位”等王沈亲自参与的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时事。唐修《晋书》称陈寿之书为实录，实际他只是用务从简略的手法来回避真实，并不能符实录之称。如《魏志·齐王芳》只记皇太后列举莫须有罪名的废立之令，用一句“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了事。关于高贵乡公之死，只叙述一句：“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然后用皇太后诬蔑曹髦图谋加害自己的令文，说他“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为司马氏开脱。陈寿在评语中虽然赞扬曹髦几句，又归结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而对陈留王奂则说“比之山阳（汉献帝），班宠有加焉”，近乎阿Q理论。评论中对曹爽、夏侯玄都不正面触及他们对司马氏的斗争，而从其他方面讽以微词。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心大志迂，不虑祸难”，也是就事论事的客观主义的议论。后人对陈寿在魏晋禅代史事的处理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多回护，有人认为细微处有深意注释。但总起来说，恐怕与王沈只是五十步与百步。《史通·直书篇》有“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的话，这当然和他本人来自蜀国的孤臣孽子处境有关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说“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如此言也，可谓直矣”。王氏所指当即干宝总论中所云“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指三分天下有其二及八百诸侯会同武王伐纣）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诸语。干宝距晋初已远，故而敢于指摘揭露。而他所揭露的司马氏“不及修”的“公刘太王之仁”，恰恰正是荀勖等人把晋史开端向上延伸所要达到的效果。

两晋历一百五十余年，最后桓玄夺取政权而未能立足，司马氏终为刘裕取代。宋人所修晋史，如何法盛《晋中兴书》，刘谦之、王韶之、徐广、裴松之的《晋纪》等书，现皆亡佚，只存辑本，无从考见其对晋宋禅代经过如何叙述。但刘宋时史家对于这个问题在宋史上的处理，与晋代史官有近似之处。他们也采用了把宋史断限向上延伸的办法。据《宋书·徐爰传》，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以后山谦之、苏宝生继续这个工作。大明六年（462），徐爰任著作郎修国史。他上表中所云：“其在殷颂，长发玄王；受命作周，实惟雍伯。……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意思是，殷周两朝受天命来统治，都早在商汤周武建立政权之前；而刘邦、刘秀之建国，也早在丰沛、昆阳之日。“魏以武命国志，晋以宣启阳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准，式远之鸿规”。这是引证《三国志·魏志》从曹操开端，《晋阳秋》从司马懿开始，论述曹魏王朝不始于文帝即位的黄初元年，晋武帝即位的太始元年也不形成晋政权的开端。荀勖等人的依据今天不得而知，很可能与徐爰近似。徐爰的结论是，刘裕之德“巍巍荡荡，赫赫明明”，有如周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谦让未遑，“恭服勤于三分，让德迈于不嗣”。所以宋朝的历史应当“起元义熙（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为王业之始”。当时讨论徐爰的建议，江夏王义恭等三十五人的多数赞同徐爰的意见，“以义熙元年为断”。巴陵王休若、檀道鸾两人主张以元兴三年（404）即刘裕诛桓玄之年为始，虞和主张“以开国为宋公元年”，即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封宋公之年。最后徐爰的建议得到孝武帝的批准。齐时沈约修《宋书》，即遵照徐爰的断限，“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于是刘裕取代晋室，杀死顺帝等等，都在“巍巍荡荡”、“乐推”、“讴歌”的大帽子下面失去其尖锐性。

沈约在齐时修《宋书》百卷，只用了一年时间，因为绝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史。只有永光元年（465）以后到宋亡的十多年“缺而不续”，才由他补足。所以从沈约《宋书》可以大致窥见宋代史臣所修国史旧本的内容。宋代史臣所修国史中，关于刘裕代晋的叙述，其态度远不像晋代史臣处理司马氏代魏问题时那么暧昧畏缩，隐瞒回护，而是比较鲜明，比较客观。这是由于曹魏末年远非主昏臣暗、民不聊生局面，司马氏夺权实在师出无名。而东晋末年，司马道子、元显的统治太不得人心，爆发了孙恩大起义，桓玄又一度夺权，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迫切需要改弦更张。《宋书·武帝纪下》的史臣论说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又《刘穆之传》也说东晋“主威不树，臣道专行”。而《武帝纪》史臣论评价禅代时说：“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220，汉献帝最后年号）；功实静乱，又殊成熙之末（265，魏陈留王奂最后年号）。所以恭皇（晋恭帝）高逊，殆均释负。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收其实矣，盛哉！”公然歌颂刘裕代晋是众所乐推，不像魏晋两朝夺取政权那样空标榜美名而实不相符。这和陈寿在《三国志·魏志》中畏首畏尾的态度，是多大的差别啊！

萧道成代宋建立齐朝，建元二年（480）置史官，檀超与江淹担任史职。据《南齐书·檀超传》，修齐史“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这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这一作法反映，当时对于禅代和杀死前朝末代皇帝，已经不以为意，并不感觉有任何理亏之处，无需借断限上移的办法，来隐瞒回护，以冲淡禅代过程中的暴力行动。齐朝史臣所撰本朝史今皆不传，萧子显的《南齐书》成于梁代，很可能是依据齐代诸家旧史，同时也反映齐梁时期政治、社会的共同倾向。《高帝纪》史臣曰开头即引“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公然为禅代辩护。后面又说：“岂其天厌水行，固已人希木德。……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把齐之得政权说成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政权禅代既然不构成敏感尖锐的矛盾，大臣对皇家一姓的忠节自然也就没有意义。如褚渊两世为宋朝皇室姻亲，而背宋投齐，身至高位。这样受宠前朝，又为新朝佐命的人物，齐以前并非没有，但当时史官对这种人的变节行为，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不去触及，更不敢公然赞颂。萧子显对褚渊却不然。论中首先把褚渊与袁粲对比：“褚渊袁粲俱受宋明帝顾托，粲既死节于宋氏，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然后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变化来为褚渊辩解，说魏晋以后“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萧子显这一番话，确实道出了某些真实情况。东晋时皇帝没有权威，政柄军权操在世家大族之手。宋武帝加强皇权，扶植皇族势力，中央政权与地方兵力都操在皇族手中。门阀世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如故，政治上则远不能与东晋相比。因此，进入宋代以后，高门益发变成封闭排他的集团，形成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气氛。他们用高自标置的方式来抬高和巩固自己社会地位，以补偿政治势力的衰落。《隋书·经籍志》说家谱族谱之类氏姓之书“齐梁之间其书转广”，正是反映这一趋势。高门世族的命运，并不与王朝一家一姓的兴亡相联系，君臣之节只是虚名。尽管王朝更替，门阀世族利益不受波动，仍然平流进取，去充当那些名位很高而毫无（至少很有限）实权的公卿。因此，保家远远比殉国重要得多，褚渊的行为也就无可非议了。

梁武代齐后，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撰录国史，侯景之乱散失。何之元与刘璠又合撰了编年体的《梁典》，亦已佚去。我们没有看到梁朝讨论国史断限的记载，估计这时禅代已成司空见惯，梁朝史臣不像晋宋两朝那样，需要利用某种手段来冲淡所谓“篡弑”的名声，而是和萧齐一样，从本朝建立之日叙起。何况梁武帝还曾对萧齐宗室萧子恪说过：“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我今日虽是隔代，情同一家。”（见《梁书·萧子恪传》）他根本不承认是革萧齐之命取而代之，因而也无庸忌讳了。但是，梁武帝对史记记载也不是全无忌讳。《南史·吴均传》载，均撰《齐春秋》，“书称帝（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竞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梁书》本传文略同，而未称为明帝佐命。数十条作数条）。《史通·古今正史篇》亦载其事：“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梁武帝在政治上有宽容一面，而且王朝禅代已成“例行公事”无需讳言。但是，充当齐明帝萧鸾这样一个皇帝的“佐命”，未免不光采，有碍个人颜面，所以发怒。梁武帝这个人一向是狭隘护前的注释。

对于禅代之际大臣出处的议论，我们未能从梁代史臣著作中找到材料，但从陈代史官议论却可窥见一二。在这个问题上，推想梁陈两朝思想观点应是一致的。谢胐在宋时任侍中，拒绝解下御玺交给受禅的齐高帝，但以后仍在齐朝和梁朝做了官。陈姚察评论云：“谢胐之于宋代，盖忠义者与？当齐建武之世（高帝时），拂衣止足；永元多难（东昏时），确然独善。……高祖（梁武帝）龙兴，旁求物色，角巾来仕，首陟台司，极出处之致矣。”他赞扬谢胐在齐朝时虽然出仕，而不露头角，独善其身，近于处士。到梁武帝时“首陟台司”，才算是出，而这样的“处”与“出”都是正确的。姚察完全抽去了齐梁不同政权的区别，把二者作为统一的封建统治者对待，讨论的只是谢胐个人与统治的君主之间的关系，与萧子显之论褚渊，可称异曲同工。梁代另一来自齐朝的大臣袁昂，起先对梁武帝表示不合作，以后终于归顺。《梁书》本传的史臣曰虽不标姚察之名，姚思廉的思想与其父亦有共鸣。评论先说袁昂“存夷叔之风”，但笔锋一转，又说他“终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这话并非对袁昂的讽刺，而是符合当时思想风气的倾向，超越异代禅让来评论人物，等于说袁昂也“极出处之致”。阳翟褚氏、陈郡谢氏和袁氏，都属当时有名的高门，也都是“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了。

陈霸先崛起南土，在侯景乱后取得政权，情况与宋齐梁迥异，所以也不存在需通过修史来冲淡矛盾之类问题。南方世家大族经过侯景之乱和西魏破江陵，受到沉重打击，因而也不存在以前门阀世族在禅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与王朝禅代有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所谓正统。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正统。如陈寿著书在西晋，西晋是取代曹魏政权的，《三国志》虽魏蜀吴并列，不得不以魏为正统。曹操一家称为帝，入本纪；而刘备、孙权等称为主，入列传。《蜀书》、《吴书》中君主即位必记魏之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晋习凿齿著《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他根据这个观点，撰《汉晋春秋》，以晋承蜀汉为正统。《晋书》本传说习氏鉴于桓温图谋篡位，因而撰此书“以裁正之”。所以《汉晋春秋》于三国以蜀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晋书》这个解释过于迂曲，似不可信。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晋室南渡，偏安江左，有类蜀汉的缘故。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牵涉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见《隋书·经籍志》。隋志史部著录有《汉魏蜀吴旧事》、《杂事》等书。

见《文选》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唐修《晋书》李充传删去此数语。《隋书·经籍志》称著作郎李充。《通典》二六载晋制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杜佑自注言李充为大著作。而阮孝绪《七录·序》称著作佐郎，误。且晋时名佐著作郎，宋以后佐字始移下。

《广弘明集》三阮孝绪《七录·序》。

《报任安书》。

陈寿谓蜀国不置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曲笔篇》却驳其说，但刘知几所根据的只是“蜀志称王崇补东观……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因而下结论说“斯则典校无缺，属词有所矣”。东观是国家藏书之所，秘书郎是典书之官，入直东观可以指典校图籍、从事研究，不能即定其必然修撰国史。王崇所撰《蜀书》，乃蜀汉亡后私家撰述，非官修之史。陈寿蜀人，所言当有依据。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注五。

参看作者《读邺中记》。

裴子野《宋略·总论》有“近古之弊化薄俗”语，与下文“宋氏之成败得失”相对，近古当亦指魏晋。

关于孙盛书，参看陈国灿、李征的《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载《出土文物研究》。刘节先生说裴书“是否编年，乃一疑问”。案：隋唐《经籍志》、新唐及宋《艺文志》皆列于编年类，自应可信。《史通·模拟篇》称，“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下文举裴子野《宋略》为例云，“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从始末先后之言及所举例看，显然裴书是编年体。又《宋略》有总论，盖仿干宝《晋纪》的总论，亦是旁证。

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载《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对我国家族谱研究有很好的介绍。

《南史·王僧孺传》称贾弼之书“凡诸大品，略无遗缺。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大品疑是用佛家经典著录名称，意为大部或足本，对节本而言。《通典·食货》亦记贾弼事，言“士庶略无遗缺”。《新唐书·柳冲传》作“甄析士庶无所遗”。诸书所记各家所撰百家谱，最多者亦只三十卷，而贾弼的书达七百多卷。因此可能为全南方境内侨与旧、士与庶家谱之总结集，所以卷帙如此庞大，但亦因此而未能流行。以后的人主要注意高门世族的谱系，庶族谱牒遂无人过问了。《梁书·王僧孺传》不载贾弼事。

赵岐书不类谱牒，前人多已指出，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

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陈文据家谱多属于侨姓高门，因谓谱牒之学北朝重于南朝。但从记载看来恰恰相反，此说恐不确。

贾氏世次《柳冲传》与《宰相世系表》所载不同，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二。

《南史·王僧孺传》亦载沈约上奏，但不如《通典》之详。且删去“臣又以为”云云一段，即沈约又提出的用户籍来检查、核对家谱的建议。在沈约谈晋籍宜加宝爱之后，径接“武帝是以留意谱籍”云云。实际沈约原奏“臣又以为”以下一段建议，才是与武帝留意谱籍事相联系的。目的在纠正“巧伪”的家谱，所以才需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南史》删去第二条建议，武帝“留意谱籍”的话便无所承，与第一条关于审查户籍的内容也完全不相干。赵翼《陔馀丛考》十七谱学条引沈约语，误以保存在下省的晋籍是谱牒，即贾弼所撰，是把户籍与家谱混淆为一事了。《晋书·百官志》载，渡江设左民尚书，十八曹郎中有左民曹，宋以后沿晋制。贾弼之书成后迁左民曹，盖掌户籍之部门，故利用旧户籍检查家谱的任务也由其完成。

《新唐书·柳冲传》在“贾氏王氏谱学出焉”之下，紧接着说，“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似乎早在晋宋之世已有谱局之设，不如《通典》记述正确。郑樵《通志·氏族略》则谓“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更误。

参看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关于佛教的目录学及各家经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有详细论述。

参看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敦煌写本残卷有晋史书，罗振玉定为邓粲《晋纪》。

参看作者《晋书札记·干宝晋纪总论》。

姚振宗疑姚察的《汉书集解》一卷即《汉书训纂》三十卷的节本，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一。

隋志作为驳正《史记》的著作，故随《史记》入正史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入杂史类，反而不妥。

参看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的吴语》。

《三国志·蜀志·孟光传》称“尤锐意三史”。《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言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吕蒙传》载蒙读三史。《魏书·阚骃传》称其“三史群言，经目则诵”。《刘昞传》言昞以三史文烦，著《略记》百三十篇。诸例皆在范晔书之前。关于三史，参看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在大量使用口语这一点外，刘知几还称赞王劭的直笔和长于叙事，见《叙事》、《曲笔》、《杂说》、《忤时》诸篇。所谓“今之学者”对王劭的非议，当指长孙无忌《隋书》及李延寿《北史》本传中的指责如“文词鄙野”、“大为有识所嗤鄙”之类。

参看作者《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崔浩国史之狱》条。

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参看《梁书·沈约传》。

第十二讲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

三国　魏　玉杯

顾恺之《洛神赋图》（摹本局部）

1. 曹操遗物

曹操为三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于书法艺术亦所爱好。曹操喜师宜官弟子梁鹄书，悬之帐中。操善草书，见《魏志》一裴注引张华《博物志》。梁庾肩吾《书品论》列操书于中之中，称其“笔墨雄赡”。曹操手迹至南宋犹有存者。朱熹题曹操帖云，“余少时曾学此表”，刘共父至讥为“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见《晦庵题跋》一。

《陆士龙文集》八载陆云“与平原书”，记其所见曹操遗物。卢弼《三国志集解》惜只录介帻一事。书云，“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天平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同隔〕，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蹀批剔齿纤仚〔同线〕皆在。拭目黄絮二在〔疑当作有〕垢，垢黑，目泪所沾洿。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歧案，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同腰〕扇亦在。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景初三年〔239〕刘婕妤析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又一书云，“一日三上台〔台当指邺之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三上疑当作上三〕，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又一书云，“近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歼〔当作纤，下当有仚字〕一个，今送以见〔犹言示〕兄”。案：从陆云书中可以想见曹操所用器物颇为俭朴，“如吴小人”。严即庄严，谓装饰，严具盖即盛装饰用品之器具。蔡邕《独断》记园陵寝庙中“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隋人《鸡鸣歌》亦云，“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曹操“上杂物疏”有“油漆画严器一，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太平御览》七一七），乃呈送汉帝者。《南史》四三《齐宜都王铿传》载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曹操“内诫令”所云“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以孤之平常所用也”（《北堂书钞》一三六）。陆云所见，当即此类“平常所用”者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有漆奁盒，内盛梳篦、毛刷等用具。所谓严器严具，当即此种奁盒。《和名类聚抄》六调度部容饰具门严器下引魏武疏，注云“俗用唐栉匣三字”，知严器所盛主要为栉梳之类。又有绣花手套，只拇指分出。曹操之手衣当即如此。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有岰，裘锡圭同志据《广雅·释器》“岦褽栘也”及《说文》“岦载米栘也”之文，定岰为手衣。盖前者旧名，后者乃俗称也。《晋书》四《惠帝纪》言“寒甚，尚书高光进面衣”，则手衣当亦御寒所用。《西京杂记》载赵飞燕为皇后，女弟昭仪上“金花紫罗面衣”。新疆吐鲁番古墓中随葬衣物清单中，有所谓覆面，亦称故覆面，当即面衣之类。言故覆面，知是死者生时所用。《酉阳杂俎》续集一支诺皋上言死人入棺著面衣，卷一三尸穸门言遭丧妇人有面衣，是唐代犹有面衣之习。剔齿纤仚当是细线用以剔齿。高似孙《纬略》四剔齿纤条记陆云事，引《酉阳杂俎》，谓治齿疾“拔彪〔即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更拔数茎与之”。以为“所谓纤者当是此类。若以金类丝类为之，无足奇者，何必寄耶”？然高氏之言未必可信。陆云之寄盖因是曹操遗物，另一札中明言为仚，自非虎须之类也。个字原用指竹，引申作量词用于各种事物，故仚亦曰个（参看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抱朴子·备缺篇》云，“擿齿则松槚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则栋梁不如鹪鹩之羽”。筳意为折断之小竹，已似今日之牙签。元代赵子昂戏作《老态》诗中有句云，“食肉先寻剔齿签”，盖与今日牙签无别矣。

2. 鲑

《南齐书》卷三四《庾杲之传》，“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肊清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案：《广韵》“鲑户佳切，音鞋，吴人谓鱼菜总称”。称菜殽曰鲑，盖自东汉已然。河东卫汛引高平王熙（即王叔和）论摄生之道云，“又食啖鲑肴，务令简少”（见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十二《金匮要略论注》条引《千金方》二六）。卫汛为张仲景弟子，仲景建安时人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交广市鲑珍”,鲑亦泛指，而非谓鲑鱼。《真诰》十七握真辅，“柈亦如世间柈，柈中鲑也”。《搜神记》十五吴国富阳人马势妇条云，“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魏书》六一《毕众敬传附义显义敬传》言其“善营鲑膳，器物鲜华”。《金楼子·杂记篇》下言孔静居山阴，“仍留帝〔刘裕〕宿，夜设粥，无鲑。新伏鸡卵，令煮以为肴”。《宋书》六五《纪僧真传》言扬法持“坐役使恃客，夺其鲑禀”。皆以菜殽为鲑。所谓鲑禀（同廪），犹今言菜金也。《陈书》三五《周迪传》，“复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通鉴》一六九胡注，“吴人总称鱼菜为鲑”。《隋书·食货志》言梁诸王诸主出就第婚冠所需“衣裳服饰并酒米鱼鲑香油纸烛等”。《隋书·百官志中》记齐制，光禄寺所统肴藏署“掌器物鲑味等事”。盖南朝人副食以鱼及菜为主。如东晋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晋书》九十本传）。齐武陵王晔以俭素著称，留王俭设食，“柈中菘菜弨鱼〔弨、腌同字，古代所谓鲍鱼〕而已”（《南齐书》三五）。《南齐书》卷五《海陵王本纪》，“思食蒸鱼菜”。卷五五《乐颐传》，“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陈书》十八《沈众传》，“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皆以菜配鱼。唐人诗中犹言鲑菜。宋赵与时《宾退录》二，“《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王观国《学林》鲑条论之尤详，谓鲑字有三音：音鲑者鱼名；音暌者汉代复姓，有鲑阳鸿；音鞋者鱼菜之总名。又云，“先达李建中诗曰，频年水国饫鲑羞。所谓鲑羞，不特菜茹也。虾鱼之属皆在其中。吴地近江海，菜茹海错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鲑该之也”。鲑菜之称宋人诗中犹用，如陆游有“盘箸无时缺鲑菜”之句，可能为文人习用旧词。宋代记载当时社会生活著作，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俱只称菜而不见鲑字矣。

东晋南朝之上层分子用餐情况，据《世说新语·德行篇》，殷仲堪“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晋书》八四本传同。《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高祖为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似俭约者以五样菜为一般规格。西晋何曾之日食万钱，自当远过此数。《晋书》九八《桓温传》称其俭约，“每宴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所云七奠柈，未审即七碗盘或七盏盘否。

3. 晚有子

《魏书》卷三《明元纪》，“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太祖晚有子，闻而大悦”。案：魏太祖拓跋珪死时年三十九，则登国七年不过二十三岁，遂言晚有子，知北朝习惯娶妻生子之早。故卷四八《高允传》称，“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以本纪所载诸帝生卒年及享年核之，如明元帝拓跋嗣十八岁生长子太武帝拓跋焘，太武二十一岁生长子恭宗拓跋晃。恭宗死于正平元年（451），年二十四岁，而长子文成帝拓跋浚生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则十三岁生子也。文成十五岁生长子献文帝拓跋弘，献文十四岁生长子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十七岁生次子宣武帝拓跋恪，宣武亦十七岁生次子孝明帝拓跋诩。更稽之魏晋以来诸帝本纪可考者，曹操三十二岁生魏文帝曹丕，然丕非长子。文帝十九岁生长子明帝。晋武帝年二十三岁生惠帝，惠帝亦次子也。东晋则元帝二十二岁生长子明帝，明帝亦二十二岁生长子成帝。成帝二十岁生长子哀帝，孝武帝二十岁生长子安帝。宋武帝年五十始生长子少帝义符，故《宋书·少帝本纪》称“武帝晚无男”，不足说明结婚之早晚。宋文帝即位后，“谅暗”中生刘劭，宋武帝死于422年，文帝即位在424年，姑定刘劭生于425年，则文帝时年十八。孝武帝生长子前废帝时年十九，明帝生长子后废帝时年二十四。梁武帝生昭明太子时年三十七，故《梁书》八本传称“初高祖未有男”。陈世祖生长子废帝时年三十二，高宗生长子后主时年二十五。综观魏晋及南朝诸例，结婚及生育之早未有如北魏皇室者。文成文明冯后、宣武于后，皆年十四立为贵人，见《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西魏文帝柔然郁久闾后年十四立为皇后，见《北史》十三。孝文帝为太子恂聘刘氏郑氏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见《魏书》卷二二本传。《北史》五西魏孝武大统十二年纪，“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皆足证北魏长期有早婚习俗。一般热带地方结婚生育较早，而拓跋氏来自代北高寒之地亦风习如此，不可解也。北魏皇室成员早婚，因而行冠礼“加元服”亦远在二十岁之前。孝明帝生于510年，而本纪载其加元服在520年。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四言肃宗加元服时年十一。然南方皇室成员一般冠礼亦早，如昭明太子即于十五岁行冠礼。

4. 乐舞杂伎

《宋书·义恭传》载所陈有关诸王禁令中，关于乐舞杂伎云，“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当指正旦及冬至日〕著袿衣；不得装面；冬会不得铎舞、柸柈〔杯盘〕舞、长稈、透狭、舒剑、博山、缘大橦、升五案”。案：冬会指冬至日宴会。类似杂伎之乐舞，自汉代已有。透狭即投狭。《晋书》八一《王逊传》，“透水死者千余人”。《梁书》三九《羊侃传》，“〔侯〕景欲透水”。《南史》十二《徐妃传》，“乃透井死”。透皆通投字。《通俗编》三一俳优门引《西京赋》注、《抱朴子·辨后篇》等，解释此戏为卷席以矛插其中，投身从中穿过。唐赵璘《因话录》六，“军中有透剑门伎。大燕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此戏即由透狭发展而来，而犹用透字。

《宋书·乐志一》叙杯柈舞引《搜神记》，“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晋书·乐志》文略同，唯接作按。今本《搜神记》七晋世宁舞条作“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抑手即手掌向下之意。矜字疑误。志并引张衡、王粲、颜延之、鲍照等人文中“七槃”等语。魏晋南朝诗文中多言七盘，如魏卞兰《许昌宫赋》“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艺文类聚》六二）。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妍迹陵七盘”。梁简文帝《七励》“飞七盘之妙节”（《文苑英华》三五一）。又《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舞艳七盘”（《艺文类聚》四）。沂南及彭县画象中皆有七盘，参看王仲殊《沂南石刻画象中的七盘舞》（《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林巳奈夫《汉代之文物·娱乐篇》两画象石皆列盘于地，与王粲所云“七盘际于广庭”相合。从彭县画象观之，似舞者往来盘旋于七盘之间，当即张衡所谓“历七盘而纵蹑”及颜延之所云“递间关于盘扇”也。晋杯盘舞歌诗，“舞杯盘，何翩翩，举座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全晋诗》一）。鲍照“七盘起长袖”及梁简文帝“飞七盘之妙节”等语，则与志文“手接杯盘反覆之”之语相合。盖舞者手托盘而飞舞故云尔，惜画象中未表现耳。河南唐河新莽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中画象，有大汉赤上身，左手舞六盘，右手掷二丸。又南阳东汉建宁三年许阿瞿墓画象石亦有舞六盘（见《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知舞盘者不必定为七盘。宋叶适谓“流传至今犹有杯舞”（《习学记言》三一）。今日蒙古族之杯舞，犹有古代杯盘舞之遗意。《通俗篇》谓曹植乐府“促尊合坐行觞，主人起舞弤盘”，亦是指舞盘之戏。其实子建诗句乃言主人起舞，弤盘形容舞姿，与盘无干，参看黄节《曹子建诗注》。七盘之舞必训练有素始克为之，亦决非一般人所能也。成都汉画象石中有以棒支盘而舞者，林巳奈夫氏以为乃另一种杂伎，与七盘舞无干，其说是也。铎舞亦见宋志、晋志，其详不得而知。汉代之铎形如铃而大，参看《汉代之文物·乐器篇》，盖即执之而舞。

长跷当即后代之高跷。缘大橦为攀缘而升长竿。升五案指叠案而升，进行表演。《宋书》卷九《后废帝纪》言五六岁时“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当即模仿缘橦之戏，半食久犹言半顿饭时间。此戏即张衡《西京赋》之都卢寻橦。《艺文类聚》六一载晋傅玄《正都赋》，记述杂伎云，“乃有材童妙妓，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影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虬萦龙蜒，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手戏绝倒，凌虚寄身，跳丸掷堀，飞剑舞轮”。沂南汉画象中有额上立柱，柱上三人表演，与傅玄所云可相印证。参看曾昭燏等《沂南古画象石墓发掘报告》及林巳奈夫《汉代之文物·娱乐篇》。五案见于四川画象砖，参看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及林氏书。盖汉晋以后此种杂伎迄未断绝。《邺中记》载，石虎时“正会殿前作乐，高汋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著口齿上亦如之。设马车，立木撞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横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盖五胡占据北方后，旧日音乐艺术尚流行中原，而南方反有不逮。东晋于“太元中苻坚败后，关中担橦胡伎进太乐”（《南齐书》十一《乐志》）。担幢为中原所固有，胡伎当另有所指，疑即安息五案之类。可见肥水之胜不仅政治上保障南方政权之安全，遗留于中原及关中之文化艺术亦有因此而传入东南者，从而丰富南人之文化生活。《南史》五《东昏侯纪》亦言“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竿长七丈五尺，未免太高，不知是否有误字。叶梦得《避暑录话》下载，宋仁宗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橦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橦竿减去三之一。……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橦竿才二丈余，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据此则宋时宫中百戏缘竿只长三丈余，民间可能稍长，即使后代尺度较南北朝为长，南朝七丈之数恐亦过大也。唐人著作如张彽《朝野佥载》、王建诗歌等，皆曾描述一人戴大竿，余人缘竿而登。日本正仓院藏漆绘弹弓上亦绘有一人戴竿，数人攀登，一人高踞竿顶之景象，见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通雅》三五戏具门载明末京师“爬竿”诸戏，描述甚详。此类杂伎历代相传未断，以至于今。

宋志载晋成帝时顾臻表文，言“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肩〔当从晋志作肤〕外剥，肝心内摧”，盖状其奇险惊人。又举“杂伎而伤人者”，有高汋、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笮儿等乐。晋志文同。所列诸杂伎与此传之舒剑、博山等，内容多不能详，博山或以舞博山炉为戏。葛洪《抱朴子》主要部分完成于南渡之前（参看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七章第二节葛洪在道教史上之地位）。其《辨问篇》列举杂伎有“跳丸、弄剑、逾锋、投狭、履汋、登幢、擿盘、缘案”，疑皆记在中朝时所见。擿盘当即七盘之戏，履汋即高汋。《魏书》一〇九《乐志》言天兴六年（东晋安帝元兴六年）所备百戏，亦有“高汋百尺、长忞、缘橦、跳丸、五案”。宋志言后汉时“以两大丝绳系两头柱，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晋志文同，即《西京赋》之“走索上而相逢”也。履汋、高汋即此种绳伎。至唐代绳戏技艺更有发展，见《封氏闻见记》绳伎条。四川出土汉画象砖、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以及正仓院藏唐弹弓上漆绘，皆有当时乐舞杂伎图画，如担幢、弄丸、升五案等表演，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隋书》十三《音乐志上》载梁代乐舞及诸伎约三十种，其名目又多有晋宋时所未见者。然所云铎舞、舞盘伎、长跷伎、五案幢咒愿伎、缘高汋伎等，当即晋宋记载所言者。《梁书》三九《羊侃传》言，“又有孙荆玉，能反腰贴地，衔得席上玉簪”，亦今日杂伎所有。顾臻表文中所谓“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以腰部柔软见长者，或即孙荆玉所表演之类与？

晋代又有猿猴之戏，傅玄《猿猴赋》云，“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勒，或嚄咋而忥龂，或颙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老公，又类胡儿。或低眩而择虱，或抵掌而胡舞”（《艺文类聚》九五）。装面疑指傅粉，刘义恭奏文中言舞伎不得装面。嚄咋同嚄唶，大呼之意。忥龂疑同龂龂，戏笑之意。后赵承西晋之风，亦盛行猿戏。罗振玉《后丁戊稿》有石赵太武殿猿戏绞柱刻字跋云，“此石广建初尺二尺，中有圆穿。穿侧刻字二行，曰‘赵建武四年〔338〕太武殿前造猿戏绞柱石孔’十六字，隶书。廿余年前出磁州，乃石虎都邺时物也”。猿戏绞柱之用途如何尚不得知。《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记石宣遣人杀石韬于佛精舍，“缘猕猴梯而入”，未知其物与猿戏有关否。载记言石虎积材用火烧杀石宣，“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则猿戏绞柱云者，或即以鹿卢绞绳使猿猴升高时所用耶？梁有狝猴幢伎，见《隋书·音乐志》，未审是一事否。《邺中记》言“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以人而模仿猿形，知必猿猴之戏盛行始有此想。其所描述，则与后世猿骑马之戏无异矣。

记述两宋风俗之书，如《东京梦华录》等，皆有百戏，其品目又较南北朝及唐代为多。《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为杂手艺。《梦粱录》百戏杂艺条言“杂手艺即使艺也”。其名称与所述内容，于杂伎表演之外，且包括“藏人、烧火、藏剑、吃针”等，显系魔术性质，故云“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疑当作弆〕之术则手法疾而已”。宋代百戏较南北朝及唐代大有发展，亦反映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变化之一端也。

5. 珠襦玉匣及其他

近年考古发现之金缕玉衣，汉代文献中多称为珠襦玉柙。杨树达先生《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丧葬第二节衣衾部分具录汉史中有关资料。葛洪《西京杂记》亦言“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鳞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三国志》中亦有此种制度之记载。《魏志》二文帝“作终制曰……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魏志》二三《常林传》注载沐并终制，告子俭葬，谓时俗“乃有含珠鳞柙”。所谓终制，犹后世之遗嘱，多关于殡藏之事。《晋书》三三《石苞传》载其“豫为终制”，嘱子薄葬。《梁书》五二《顾宪之传》，临终敕其子曰：“吾今豫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南齐书》五四《沈怭士传》言自作终制，《南史》七六本传具列其内容。《魏书》一〇八之三《礼志》言文明太后有终制，又卷七二《阳固传》载“作终制一篇，务从俭约”。《金楼子》及《颜氏家训》皆有《终制篇》。

《后汉书》八五《东夷夫余传》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取用。《三国志·魏志》三十《夫余传》亦载此事，文略同，并云，“公孙渊伏诛〔公孙渊死于魏明帝景初二年（238）〕，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汉代史料多言形如“铠甲”，而沐并则称为“鳞柙”，皆状玉衣之形制。《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汉旧仪》，言“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后汉书》六四《梁竦传》注引《汉仪注》（即《汉旧仪》）亦云，“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章怀谓“匣字或作柙也”。似汉代之制，腰以上用珠，腰以下用玉。《说文解字》训襦为短衣，以珠为襦，盖汉代统治者生时男女通用之服装，大典时所着，如《汉书》七八《霍光传》记废昌邑王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后汉书》九五《张奂传》章怀注引陆翽《邺中记》云，“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亦有此事。《北史》七《齐文宣纪》，“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夷王即刘邦之侄也。《释名·释衣服》云，“襦煗也，言温煗也”。《方言》四谓“襦，西南蜀汉谓之曲领”。据《释名·释衣服》，“曲领在内，所以中襟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似襦又是圆领内衣。林巳奈夫氏《汉代之文物》一衣服穿戴物篇引孝堂山画象石为例证，与此作外衣之襦，似为两事。

三国以后，玉匣之制盖已不行。梁刘歊遗命薄葬，梁武诏称赞为“贤夫玉匣石槨远矣”（《南史》四九本传），说明当时似已无此风习。《南史》四三《齐始兴王鉴传》，“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以玉匣与镜及屏风并列，疑与金缕玉匣非复一事。晋张载《七哀诗》，“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珠柙乃珠襦玉柙之省称。《文选》李善注引《西京杂记》为释，然张载乃慨叹往事，指汉帝诸陵被掘，非指当时（参看姚范《援鹑堂笔记》三八张孟阳七哀诗条）。

魏文帝终制又言，“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沐并亦诫其子云，时俗“圹穴之内锢以纻絮，藉以蜃炭，千载僵燥，托类神仙”。《晋书》一〇七《石季龙载记下》云，“邯郸城西石子堌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水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皆言墓葬中用炭，以求干燥，可以与马王堆汉墓保存尸体之方法相印证。《搜神记》十五记孙休时戍将于广陵掘墓，“棺中有人，发已斑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此事亦见《吴志》三孙休注引《抱朴子》（《太平御览》数处引此文，见平津馆本《抱朴子·内篇》佚文）。汉代杨王孙所谓“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汉书》六七），《抱朴子·对俗篇》所言“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西京杂记》六所记晋灵公冢发后“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坏不可别”，皆与玉衣用意相同。盖古人以为玉可使尸体不朽也。《魏书》三三《李预传》载预日服玉屑经年，及死，“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因嘘属其口，都无秽气”。其事之真实与否不可知，然亦反映南北朝时尚有玉能使人不朽之信仰。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陪葬玉器甚多，除口中玉唅而外，尚有玉制“盖眼”、“盖指”、“塞鼻”等，足见此种信仰之古矣。

云母当亦求其防湿。《抱朴子·仙药篇》言云母“埋之永不腐败，故能令人长生”。棺中置云母，定是出于此种想法。《西京杂记》六记周幽王冢“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异苑》载曹操北征，逾顿升岭，发看大冢，“有矾石满堂”。用矾当亦为求干燥，与用云母意同。葛洪所谓周幽王冢如可信，则墓中用云母自西周已然矣。《文物》1979年第3期《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载，东魏高雅尸骨四周满布云母片，其薄如纸，形似杏叶。知墓中用云母之习至南北朝犹存。《晋书》五愍帝建兴三年纪，“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惜未详载墓中所见。此时上距薄后时约五百年。从两千余年后马王堆之例推之，面如生之语当可信也。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附录一
学术自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生于青岛。原籍安徽东至县，在北京、天津生长。自八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计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等，学习写作古文，对清儒考据著作也有所接触。塾师中受益最深的是二十四岁来周家、二十八岁即去世的南皮张潞雪先生（张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还曾先后学习日语和英语。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因专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进入创办不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的历史大师们不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因而次年又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学，我受知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先生。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学方法（初级和高级），给了我考证和处理史料的严格训练。作为邓先生课程的学年论文，我在三年级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则是由洪先生出题并指导的，这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大学毕业时，我被推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毕业后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此时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放一异彩，由衷佩服。后由陈先生推荐，我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的一年中，我尽情享受了自由自在无拘束地遨游书海的乐趣。在陈寅恪和傅斯年两先生的指导和熏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写成了几篇文章。《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长，以及南朝少数民族问题，采用的视角在当时颇为新鲜。其中某些问题我曾写信请教陈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锐与活跃。《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解释了北朝史上这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遂成定论。《论宇文周之种族》是根据傅斯年的启示写成的，以后也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学习。燕京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叶理绥先生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后来被誉为“西方日本学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师汉文传记的英译，以及脚注和考据性的附录二十则，因是第一手资料，对西方佛教史学界颇有裨益。论文发表后，当即有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富路特教授致书称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论著索引也推荐介绍了此文。我在1982年访美时，几位青年佛教史学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复印此文以供随时参考，颇致钦挹。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曾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约两年。1944年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任日文教员两年。

1946年夏归国后，我先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讲授高级、初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起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相同。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回忆初回国三四年间，意气风发，时时思如泉涌，研究精力颇为旺盛。这期间我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等，佛教史方面写了《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胡适之先生曾致长函反驳此文观点）、《能仁与仁祠》等，敦煌学方面写了《杂抄考》，还参加了对“俗讲”的讨论。解放前夕，我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王森，清华大学的邵循正，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发起组织了东方学会，轮流举行学术报告，并准备出版刊物。在学会中，我曾做过关于牟子的报告。此时北京高校无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程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解放后，我在195l—1952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这期间，先后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教课程，有初级及高级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中国历史文选等。1986年离休。

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和许多单纯而正派的知识分子一样，长期有一种负罪感，其来由不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留学美国、脱离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严格而迫切，对历次政治运动，思想上始终感到要紧跟、要革命。五十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这时我自己的亚洲史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史，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写于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之时）、《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写于1962年所谓“回潮”之时）。还有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原为1968年纪念维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灾难未能完稿。这些文章把明治维新的性质确定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观点，《几个问题》一文还被日本左派史学家译成日文发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得以把重点放在更感兴趣的江户时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共收有论文十八篇，除去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外，其余各篇均为这些年中完成。近年来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并翻译了他的自传。

新中国成立后，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我广泛搜集资料，先后写作了一系列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文章，并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这些工作不足以称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8年“大跃进”时代曾兴起学生自编教材之风，六十年代初周扬同志便采取纠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由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观点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

八十年代我还参与主持了两项工作。一是受周扬同志委托，主编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发凡起例，邀约十九位有关专家，分章撰写了中国与二十二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尽量吸收前人成果，重点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上，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这是一部对史学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参考书。另一项工作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孙毓棠逝世后，我接替了有关任务；同时并兼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编，还参加撰写了“南朝”等条目。中国历史卷计四百三十万字，是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七卷本巨著《人类科学文明发展史》，我在1980年应邀担任其第三卷（公元前七至后七世纪）编委会的委员。与旧版相比，对我所写日本、朝鲜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

解放后我多次到亚、非、欧、美国家访问。八十年代以前的访问，着重在文化学术交流名义下发展人民间的友谊；八十年代后则多以交流学术为中心，同时也自然增强了友好关系。1997年2月我应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赠的山片蟠桃奖。这个奖项，是日本方面为介绍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绩卓著的外国学者而设，每年颁予一人，已有十几人获奖，但中国人获得此奖尚属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为发现的个别文献作跋；八十年代进而接触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对敦煌书仪进行全面研究，这是“敦煌学”中极少有人耕耘的领域。我先后写作了《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与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并与赵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书仪研究》。这些论著，对于写本书仪的类型、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做了系统论述，填补了“敦煌学”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做报告，被收入《讲座敦煌汉文文献编》等书中。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后来遂打算继承郝懿行《晋宋书故》，着手对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语词进行研究。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札记》中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诗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例如在“相闻、相知”条中，我不但说明了“相闻”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种用法沿袭至唐代并传入日本，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专立“相闻”一门，即指相互酬答。

《札记》除疏通语词本义之外，也尽力“通古今之变”，对诸多历史表象背后的重大政治线索予以深究。例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通过两段话语，揭示了宋文帝时身为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在面临猜忌和诛杀时力图免祸之窘境，显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晕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尖锐。又如“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名教自然‘将毋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都包括长篇综论，对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节点深入剖析。

《札记》的这些工作，我认为还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川胜义雄1981年1月7日曾来信说：“……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

八十年代我针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了一些探讨。解放前我对魏收之史学的研究，虽然细密，但今天我感觉还未超出传统史学的史例、史法之类衡量标准，是比较死板的一种做法。例如对崔浩“国史狱”这个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视野也比较狭窄。八十年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深度和广度都不相同了，进而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我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的有关辨析，被誉为“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讨论史学史上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时，我指出最早的历史记载，大抵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晋国、楚国的国史大约与鲁国史一样也是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后，才出现了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约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了普鲁塔克的列传体《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就显示，要从人类思想的脉络和中外史学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和意义。

史学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而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也不限于史学史本身。魏晋以来王朝更迭多用禅代，政权交接以及其间的政治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国史断限”这类纠葛之上。西晋编撰国史时，曾有人提出把晋朝历史断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于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义性有所减轻，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西晋和东晋的史学家，在这个事件上各自显示了不同面目。

我对南朝、北朝之史学特点加以比较，认为各有异同。南朝史学注重议论的“精意深旨”，看重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晔《后汉书》的《党锢传序》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宦者传序》从古代寺人制度谈起，《儒林传序》论述了东汉二百年学官发展，《西羌传论》纵论了东汉以来羌人活动及汉廷迁徙政策的失误，这都是通过贯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也有同样风格。而北朝如魏收《魏书》的“序”或“论”，就给人以就事论事、拘泥具体功过得失的感觉，缺乏通观全局的评论和对变化发展的把握。我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就南北文化的总体风貌来分析其南北史学异同的缘由。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跃，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在佛学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实践；在经学上，也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的情况。南朝文化在玄学和佛学的推动促进下，偏重于分析思辨，故与北朝不同。用《论语》之言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朝偏于“思而不学”。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势。

从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就可以体察到文化是既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的，又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我名之为“深义文化”。南北史学的异同，与文学、宗教、经学等等的异同密切相关，从而显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调和风貌上的总体差异，这就证明了“深义文化”的存在。

与之相类，我感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同时体现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诸多方面。日本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的特点，重视体现责任与义务的“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善于模仿，以及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情调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这就说明，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而“深义文化”，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时，我发现有些影响在对方国家和民族中生根、发芽、结果，交流的结果长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响在较短期间风靡一时，却未能生根发芽，不久即成陈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呢？通过对具体例证的研究，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交流的内容本身是否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长远价值、经得起考验的精华；二、这种影响是否适应对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日本从七到九世纪尽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进入十世纪后庄园制兴起，贵族控制了政权，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适用，就形成了另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则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越南李朝，还影响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诞生，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则显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不平衡现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近两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印度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殊不显著。这都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看来，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

培养研究生应是一个教授的职责，但我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转来，他识见敏锐，理论修养较好，研究的题目是日本现代工人运动，我不能赞一辞。他后来转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时代，取得很好成绩，现在已是将要退休的博士导师。1963年又通过考试招了两名日本史研究生——叶昌纲、周启乾。由于1964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文革”开始，既没有课程考试也没有作论文。其中，周启乾根据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的“在职调干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的精神，于1968年回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次年又随天津市万名干部“转”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桥大学进修，1987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1989至1995年任所长，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日文）、《日俄关系简史》等，译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论文多篇。叶昌纲考取研究生后开始接触日本史并学习日语约一年。“文革”开始后，号召研究生揭发导师，叶昌纲农民出身，为人淳朴，积极追随“老佛爷”把我打倒，后分配至山西大学，未再见过面。

1978年梁效审查结束回系之后，曾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国后主持百科全书出版社事务；一人原喜音乐，辗转数年以后终于归队成为音乐编辑；另一人出国，除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外，还攻读商业贸易获硕士学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谓皆得其用，然与魏晋南北朝史无关。另有胡宝国在历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爱专业，努力奋斗，成绩卓著。

1998年秋，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佛教史与敦煌学；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杂论与杂记。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学方面。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阎步克执笔

（原载《郊叟曝言》）

附录二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漫长悠久。以封建社会的历史而言，如采取西周封建论，到1840年就将近三千年；按照战国封建论，有两千三百年；即使认为魏晋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所以，学术界往往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按朝代进行分段研究。这不是尊重什么王朝体系，而是为了使研究能细致深入。因为每个时间比较长、比较重要的朝代，它的历史都各自有其丰富多彩而又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内容。等到将来研究工作愈加深入，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划分等问题，得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按照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划分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限算到589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是没有疑义的。但上限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从184年黄巾起义算起，有人认为应当始于192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我个人以为，196年（建安元年）也许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名存实亡。魏虽尚未代汉，但正如翦伯赞同志所说：曹操已经“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如果从196年算起，到589年总共将近四百年，则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长，仅次于绵延四百余年的两汉，比起唐、宋、明、清等时期都更为长远。单从这一点看，魏晋南北朝也是古代史中应当重视的时期。

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若干重要年代，如果在头脑中构成一副框架，形成一个个路标，重大历史事件便有所归附。遇到发生在这些路标之间的史事，立即会察觉到，它是在哪些事件之前，哪些事件之后，因而比较容易寻找来龙去脉，当然也就比较容易记住它发生的年代。例如，记住曹操给袁绍以致命打击的官渡之战是在公元200年，那么，八年以后，曹操大军南下，与孙权刘备所进行的赤壁之战在208年，就容易记忆了。记住苻坚大败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383年，因而苻秦统治下的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思动，那么，三年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立称代王在386年，就容易联想起来。又如，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在265年，这显然是乘263年灭蜀的余威而采取的行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在581年，而周之灭北齐也只在四年以前的577年，情况与司马氏代魏很相似。因此，曹魏灭蜀和北周灭齐的两个年代，可以由司马氏建晋朝和杨氏建隋朝的年代联想起来。所谓时，就是从纵的亦即时间方面来建立框架，帮助记忆，理解历史。

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西汉时，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两省，只设立了一个会稽郡。东汉在长江以南又设立了吴郡，会稽郡仍然包括今天的两省。经过孙吴和南朝，南方得以开发，经济大为发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县数目大为增加。魏晋南北朝不是汉唐宋明那样长期统一的局面，州郡建制和地理沿革特别错综复杂。汉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国时，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吴得其三。西晋时，全国分为十九州，州下有郡和县。这些都还容易掌握。西晋末年，北方各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汉族人民大批向淮南江南流移，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迁徙。由于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怀念桑梓，同时享有豁免赋役的权利，所以，东晋政权在这些北人所居的南方州郡中，暂时建立了北方州郡名称。这些虚设的州郡，后来逐渐划定了实土。刘宋以后，又在地名前冠以南字。如兖州原在山东，在广陵设置了南兖州；徐州原在苏北，在丹徒设置了南徐州。雍州原来是关中的地名，南朝却从荆州分出了雍州，设在襄阳。西晋时司州在洛阳一带，南朝却在信阳立司州，所辖河南及湖北的一部分。某些南方原有的州下面，又设有侨郡侨县。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合，错综复杂，当时的学者已经说，精于历算的人都难于搞清楚。北方的情况稍为单纯一些，但也有借南方建制之名来称呼北方土地的。如北魏在河南鲁山设置荆州，东魏又在鲁山设立广州之类。与此相关联，从东晋到陈朝，实行过九次规模和范围不等的所谓“土断”，即改变北来侨户的特殊身份，就地划归当地郡县管理，从而取消其免除赋役的特权，借以扩大政府的财源和兵源。侨州郡县与土断，是南朝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为此前和此后各历史时期所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需要注意。

人，是指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是哪些民族。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突出。中国虽然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中，各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如此之多的，却仅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汉族以外各族，北方塞外过着游牧生活的，先后有柔然、高车、突厥。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即当时所谓“五胡”，加上勗人称为“六夷”。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这十六国中，除张氏的前凉、李氏的西凉和冯氏的北燕是汉族外，都是他们所建的地方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中，鲜卑所建政权最多。统一北方达百年之久的北魏，就是鲜卑族建立的。鲜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和痕迹，一直存在到唐代。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说有巴、蜀、蛮、僚、奚、俚、楚、越。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一系列有关民族的问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对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汉化政策或加强胡化政策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胡汉人民的各种制度问题，以及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西魏、北周改汉姓为胡姓问题，等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必然会触及到的。

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赖以统治和实行剥削的主要制度，体现在封建政权的官制和法制上。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乡举里选和辟召察举方式登用人才。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作为南北朝特有的登用人才的办法，持续沿用了三百多年，到隋时才正式废止。这期间中正的作用颇有变化，逐渐趋于减弱，这是和皇帝与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势力消长有关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东晋、南朝大抵沿袭魏晋旧制。东晋时，门阀士族担任高官，掌握实权。南朝的大族虽也担任高官，而不能从事管理，因而出现一种现象，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居高位而实际掌握国家机要。北朝在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以前，实行胡汉糅杂的制度。汉化以后所定官制，更接近于南朝。法制方面，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刑律法典以外，汉代往往以皇帝诏敕形式来颁布行政法规。西晋时开始采用完整的形式，用“令”来表现行政法规，与“律”并称为“律令”，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唐代。

像任何封建王朝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上的矛盾不曾间断过。如魏末皇室曹氏与司马氏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东晋皇室司马氏与大族王氏、桓氏的斗争，以及宋、齐、梁、陈王朝禅代的斗争。北朝统治阶级内部又有胡汉对立的因素，更形复杂。这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共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各次禅代过程中有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值得探讨的。东晋渡江以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起义，直到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在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不断发生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暴动和起义。到六世纪初的六镇大起义，则是鲜卑族下层所发动，并联合了广大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终于覆灭了拓跋氏政权。政治制度的特点与演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根源、发展和解决，都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上的课题。

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魏晋南北朝不如唐宋以后那样丰富，因而不少问题一时还难于彻底明了。但是，这一时期南方经济有显著发展，则是时代的特征。经济方面，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北魏的均田制度；军事方面，曹魏的兵户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皆前代所未有，是这时期所创始。其中有的成为唐代租税制和兵制的原型，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必须结合这些制度在唐代的发展来进行研究，才能充分估计出这些制度的意义，从而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适当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门阀制度由形成到极盛发展的时期。社会上的不成文法约定俗成，区别士族与庶族，他们之间不通婚姻，甚至不相交往。在担任的官职，赋役的负担，刑罚的承受等方面，也有区别。所谓高门士族，一般广占田园，垄断山泽，但也不一定尽是富有之家。他们依靠家门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垄断某些属于所谓清官的官位（这个清官是与浊官相对的，和清官海瑞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士族内部有高下不同阶层，在南朝，不同阶层一般也不通婚。士族中又有不同集团。如南朝士族中有来自北方的侨姓王谢袁萧诸家，又有江南孙吴以来的土著即吴姓朱张顾陆诸家。北朝有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各家，又有中原旧族崔卢李郑诸姓。其中也有高下之别，如清河崔氏就自以为在博陵崔氏之上。庶族寒门社会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贫穷，也可能经济上很富有而社会地位仍属寒庶。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又有等级的区分。寒庶也分成许多阶层，包括依附身份的部曲、杂户，直到奴隶等等。南朝人喜欢说士庶之别实自天隔。我们只能把士庶之别理解为阶层的区别，要经过细致的研究来划分当时对立的阶级，因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是远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明白单纯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门阀制度与士庶关系是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多问题的关键之一。士庶区别与两者内部的阶层，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各色人等，门阀制度的起源、发展，南北士族的异同，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会遇到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具有灿烂成就的。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不少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残缺不全的姑且不论，保存完整的就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羊欣、王僧虔、虞和、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论书法的文章，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这些著作提出有关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和一些初步形成的理论，说明这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史学也有较大发展，修成了不少史书。西晋时期开始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使史书成为四大部类之一，这种分类法一直沿袭到近代。历来被人称赞的前四史中，就有两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对于汉儒谶纬神学和烦琐章句之学，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章。印度佛经的翻译，这时进入高潮。小乘和大乘经典都广泛流传。不仅过去零碎不全的经、律、论三藏有了完整译本，而且开始了佛典的结集著录工作。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佛教的盛行，反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如范缜，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道教方面，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的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也都是南北朝时的人物。至于马钧、刘徽、贾思勰、祖冲之等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云冈、龙门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画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待列举。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当然不能忽略这些内容。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时期。过去往往被目为一团漆黑乱糟糟，显然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欧洲中世纪巨大进步的名言，其精神恰恰也可以适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如果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好先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老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或详或略的断代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柳春藩《三国史话》、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关于这一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论著有：陈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何兹全有关魏晋南北朝经济军事的论著、缪钺《读史存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关于这一时期专门问题的论著，社会经济方面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五朝门第》、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民族方面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文化思想宗教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及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没有集结的论文，解放以前的可以查《中国史学论文索引》。解放以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各种问题的论文，就更多了。有几种经过编排整理的原始材料：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张泽咸及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研究所《柔然史料辑录》。如果有志于进一步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还应当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细谈的了。

谈到史料，我想引用前北大历史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话，供青年读者参考，来结束这篇入门介绍的小文：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

出版后记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诸领域均有很高造诣，尤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用功颇深。本书为周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文章的选集，按照时序与专题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编排。除收录专题论文外，我们还从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撷取论及该时期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辑为《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零拾》；与专题论文相关的内容则附在相应文章之后，如《白羽扇》等。

我们除做必要的统一体例、纠正讹误等工作外，所有文章均保持原貌。为便于读者了解周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历程，特把《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作为本书的“代前言”，并把《学术自述》与《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两篇文章列为附录。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周先生的子女及其学生赵和平先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