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美]托马斯·本德 著

孙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全球史译丛》

“全球史译丛”总序

题记

中文版序言

前言与致谢

导言

第一章 海洋世界与美国史的开端

岛屿世界

走向全球

渡海而来的民族

大西洋上的克里奥尔人

种植园复合体

第二章 “大战”与美国革命

全球帝国

一场连续的战争，1754—1783年

1783年

大西洋革命时代

危险世界中的一个新生国家

国外事务和党派政治

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

第三章 国家构建时代中的自由

1848年

各新型民族国家的诞生

联邦危机

领土主权性和自由民族主义

共和党

对民族主义的铭记，对自由主义的忘却

第四章 帝国中的帝国

亚哈和帝国

身为白鲸

帝国的巧辩

全球策略

1898年

革命和帝国

让帝国在世界上享有安全

第五章 工业化的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转型

两场革命与社会公民权

走出自由放任的途径

职业风险和道德想象

国际上的改革和世界范围的网络

共同挑战和地方政治

第六章 全球史与今日的美国

译后记

版权页

《全球史译丛》

主编

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荣 岳秀坤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年后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题记

致大卫和索菲亚

中文版序言

《万国一邦》的写作缘起始自20世纪80到90年代我同学者、记者以及商界领袖的对谈，我们就经济、移民、大众文化（从服饰到音乐）的全球化展开了讨论。当听到一种宣称，说某样事物是一种全然崭新的现象时，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总有一种态势要做出回应。我们的冲动就是要检验这类宣称。我们会提出一个历史问题：那真的就是全然崭新的吗？也许它远比我们所认定的更具渊源。

将这种立场作为一种质疑，我走访了美国几大主要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以及一个规模更小的私人基金会格拉迪斯·克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The Gladys Krieble Delmas Foundation），它们都曾以资助重要的研究计划著称。让我惊喜的是，我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这一观点极为重要，并为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助。根据一项提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为期四周的夏季会议，就如下的历史问题做出发表：18到20世纪各国间的全球联系及其相似性。

与会者来自五湖四海，各大洲皆有分布。每次的夏季会议都会邀请不同的与会者，尽管为了保持对话的延续性，我们也会邀请四到五位先前会议的参加者。这些会议在纽约大学名下景色宜人的拉比埃特拉避暑山庄（Villa La Pietra）举办。这一避暑山庄正是供纽约大学的学人海外游学、举办会议的好去处，它也有理由让我们得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化中心漫步思考。经过4年的会议，有80位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我们讨论的结果通过两种出版物向公众展示：一份简洁的手册《拉比埃特拉报告》（the La Pietra Report ，2000年），向课程大纲的修订和专业研究都提出了以资借鉴的各种理念；一本由16位与会者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既探讨了思考民族国家史的转向带来的深远影响，也为这一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何种风貌提供了一些范例。由我编辑的这本书在《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出版，定名《在全球化时代反思美国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这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斩获颇丰的学习经历，通过与会者发来的信函和电邮，我也知道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如此。我先前的研究和写作一直聚焦于合众国史，特别关注在城市——特别是纽约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 [1] 我曾给朋友打趣说：写完这么多纽约城的史著，下一步我要放眼全球了！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动机。作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发展起来时，它的组建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是国家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打开那个闭锁的匣子，将其置于一重更宽广的世界背景之下，也许会有助于公民和政客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只是列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国家都在共享着这个世界。它们不仅通过贸易和移民活动被搅在一起，也日益被技术和文化所连接，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同样也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它们各自采取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别样路径。

这一观点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概念深表不安。这一概念出现在冷战早期，凭此（人们）把合众国放在了更宏大的各国共同史之外。当然，合众国是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中国也同样如此。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例外的，都不能宣称置身于历史之外。

冷战时代，那些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很典型地以一篇清教徒布道（lay sermon）为参照，那场布道的发布正值1630年清教徒定居者刚刚抵达马萨诸塞湾，他们希望能够在波士顿安营扎寨。他们的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曾说：“我们将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目必将仰慕我们。”对例外论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这批人，从“美国研究”（这是20世纪40年代发明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专家，到作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无不回首以这些清教徒为参照并征引那个特殊的语句。当里根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一引文的出现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奠基时刻时，他们却并没有遵循其完整的陈述。在这个常被引用的只言片语之后，温斯罗普还继续写了下去。上帝和世界将会成为我们的法官：“如果我们不能依照上帝的旨意正确地在这件我们已经担当的工作上行事为人，进而引发他从我们身上收回他所馈赠的帮助，我们将会铸就一个为人议论的故事，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2] 随着它在冷战中的发展，例外论否定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合众国的评判。但在事实上看，美国人只是诸多民族中的一种，而非什么特立独行的例外，跟所有民族一样，我们最终都要对人类整体担负责任。

伴随着一种优越论的假设，例外论将美国史放置在所有的他国史之外。例外论的假设缭绕心头，我扪心自问：美国史中的哪些关键时刻只是一种例外呢？还是更宽广的、更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呢？在本书中，我关注了美国史和那些发生在其他各洲的特殊的大事件：欧洲强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定居活动，特别是作为革命之后果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创制，国家建构的影响以及内战或其他对19世纪新奠基之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事件，当然最后也包含对帝国的讨论。我认为我的“发现”是有效合理的，至少有三大洲经历了相似的事件。本书表明，虽然各大洲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依然存在一种共同史。

我并不是唯一一位这样思考的人。其他人——有些是拉比埃特拉会议的成员，有些不是——早已着手推进了这类将国家置于跨国视角中的史学研究。自我出版《万国一邦》以来的数十年间，这种研究民族国家史的路径以及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世界史”相对立的“全球史”的研究领域也繁荣兴盛起来。我希望这种对单一世界（各处都彼此相连）的感知，终有一天会催生出全球合作而非全球冲突。

托马斯·本德

纽约

2018年2月

[1] 《走向城市愿景》（Toward an Urban Vision，1975），《纽约智识：纽约城知识分子生活史，从1750年到我们当下时代的发端》（New York Intellect: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New York City,from 1750 to the Beginning of Our Own Time，1987），《未完成的城市：纽约和大都会观念》（The Unfinished City:New York and the Metropolitan Ide，2002）。

[2]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载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和托马斯·H·哈钦森（Thomas H.Hutchinson）合编《清教徒》（the Puritans）（两卷本，纽约：哈泼斯&罗氏出版社，1963年），第一卷，199页。

前言与致谢

本书提出并详尽阐释了一种全新的美国史框架。本书反对一种论调，即将一国之领土空间（the territorial space）视为理解该国之民族国家史的充分背景，本书要为各民族国家史中的跨国天性（transnational nature）声辩。各类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是全球史中的一部分；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组成世界的诸多行政区划（provinces）中的一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中，大多数民族都生活在各类社会和政体之中，而非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中。自后哥伦布时代以来，到美国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中间的历史占据了我们所说的美洲史的大部分时段。 [1] 本书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历放置在其所身处的更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以便能够更为完满地理解它的历程。此外，本书旨在推动美国人形成一种更具世界主义风格的存在感（cosmopolitan sense of being），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正是历史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才使美国史在作为一种民族国家史的同时，也具有全球史的意义。在这个星球上，美国史在分享人类通史的同时，也保有了其自身的地方特色。

写作这样一本书，要求作者的视野能够扩展到他所接受训练的专精领域之外，能够超越专门化的职业经验，特别是要突破美国历史学家们的种种既有的宣称。这就意味着我要比平常更加仰赖于同侪的学术成果。我在书后注释中已经对特别倚重的、业已出版的著述表达了谢意。在此，我希望对那些亲力亲为、为我提供帮助的学者也说一声感谢，尽管这个名单会漏掉很多在不同场合下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使我得以受教的人们。虽然早在2001年的夏季我就已经正式着手这本书的写作，但我深知这将调用我整整一生的阅读量和终身受益的专业交流。在此，我无法一一直接致谢，只能对过去数年间那些在学术界给予我智识上的慷慨帮助以及在学术圈外同我建立联系的友人和智者深表感激。

令我深感幸运的是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担当了本书的编辑。一个观点无论是初现端倪，还是依然模糊不定，都获得了她的接纳与包容。她满怀信心、大胆鼓励，并对每一篇章逐一做出积极回应，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意义非凡。她敏锐的目光和锋利的文笔，与她上乘的语感相携而行，在书中俯拾皆是，令我受益良多。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完成于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02年到2003年间我曾在那里担任卡尔曼学者和作家中心（the Cullman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Writers）的梅尔和洛伊丝·塔克曼学者（Mel and Lois Tukman Fellow）。这一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个美妙绝伦、持续不竭的知识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我尤其要向当时的主管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另外两名学者——斯泰茜·希夫（Stacy Schiff）和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Steinberg）——表达谢意，他们都曾读过我在那里写的东西，并提出了大有裨益的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不仅阅读了最初的版本并提供了博识的建议，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把部分章节作为他研究生班的作业分配给学生阅读，由此我获得了来自上城区的多方面的评议。本书最终成稿于行为科学高等研究院（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我在这个美丽的环境里度过了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

我曾在一些研究机构中发表的演讲里引用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2004年1月由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in Paris）举办的讲习班上，当时，我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得以把几个篇章呈献给专攻美国史的外国学者们。我也要感谢弗朗索瓦·韦尔（Francois Weil）任命我为国外客座研究员，让我得以与同事们分享他们的研究兴趣与洞见。我同样也为能在日本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向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们呈献我的观点而深表感激，这一会议是由古谷俊（Jun Furuya）在2004年3月召集的。格雷格·鲁滨逊（Greg Robinson）慷慨襄助，曾安排我在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大学（the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和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发表我的著述，对富有价值的讨论我也深表谢意。受邀出席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安南伯格讲习班（Annenberg seminar），也为我带来了极富价值的对话机会；我特别要感谢莎拉·艾格（Sarah Igo）、南希·法里斯（Nancy Farriss）、史蒂文·费尔曼（Steven Feierman）、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和凯思琳·布朗（Kathleen Brown），他们曾向我提供专业的xi参考书目来修订我的疏漏。我也要向那些曾在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罗切斯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马里兰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我自己就职的纽约大学参与讨论的人致谢。在纽约大学，我曾向大西洋史工作坊（the Atlantic History Workshop）提交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用这一主题组织了两次暑假讲习班，一次是为纽约大学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学院教工联系网（Faculty Network），一次是为吉尔德·莱尔曼研究所（the Gilder Lehrman Institute）针对高中教师开设的进修班。在一场题为“在全球视野下再思美国”（Rethinking America in Global Perspectives）的会议上，我也发表了此书的部分素材，这一会议是由美国历史学会、社区学院人文协会（the Community College Humanities Association）、国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国会图书馆联合资助发起的。这些讨论不仅令我深受启发，也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将自己的观点展现给学院委员会美国史先修课考试（the College Board’s AP U.S.History Test）的读者们。（其人数多达数以百计！）我的关于如何处理跨国主题的想法深深受益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简称ICAS）引人注目的星期五讲习会，我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深表感谢。说实话，如果没有担任ICAS主任的多年历练，我甚至无从想象能够写成今天这样一本书。30年来，纽约大学一直支持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支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在纽约大学我得以被充满活力的学子和同侪所包围。

多位纽约大学的同事也曾读过本书的数个章节，并与我分享了参考文献：我要特别感谢莫莉·诺兰（Molly Nolan），多年来我一直能在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玛丽莲·杨（Marilyn Young）、瓦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马努·戈斯瓦米（Manu Goswami）、玛莎·霍兹（Martha Hodes）、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芭芭拉·克劳萨默（Barbara Krauthamer），以及我的前同事路易斯·杨（Louise Young）和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还有其他一些并未在注释中出现的人也值得特别提到：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格拉（Jorge Cañizares-Esquerra）、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弗洛伦西亚·马伦（Florencia Mallon）、史蒂夫·J.斯特恩（Steve J.Stern）、柯琳·邓利维（Colleen Dunlavy）、苏珊·斯利珀·史密斯（Susan Sleeper-Smith）、塞尔丘克·埃桑贝尔（Selçuk Esenbel）、杰弗里·赫尔夫（Jeffrey Herf）以及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讨论美国史国际化的拉比埃特拉会议（the La Pietra meetings）上的70名美国和外国与会者。

我从两位聪明伶俐、极具想象力的纽约大学学生身上也获得了研究上的帮助：本科生艾米丽·马克尔（Emily Marker）为我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法语材料；专攻拉美史的研究生玛塞拉·埃切韦里（Marcela Echeverri）为我提供了拉美史领域的帮助。日本国际之家（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里介绍日本文化和历史的英文图书馆是个我始料未及却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地，我也要对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们的协助表示感谢。其中，马克·阿朗森（Marc Aronson）也曾向我指出要关注不列颠信贷、印度和美洲危机之间的关联。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索菲亚，他们令我的生活充实饱满，无从言表。像任何为人父母的人一样，我要为此向他们表达感恩。然而，此处我还要特别感谢他们扩大了我在时间和地理上的视野。索菲亚把我的历史感拽回到古代世界，而大卫，凭借他对现代世界政治制度和各种民族的无所不知，将我对历史地理的感知扩展到了地球的尽头。格温德琳·赖特（Gwendolyn Wright），如同一缕穿越愉悦与痛苦的闪亮光照，让我的生活充满蓬勃的生机，同时，她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对这本书做出了贡献。

[1] 换言之，作为一种民族-国家而出现的合众国的历史只占我们所称的美洲史的一小部分。——译者注

导言

本书试图宣告美国史的寿终正寝，这一点我们早已知晓。“终结”（end）既可以指一种“（主动的）目的”（purpose），也可以指一种“（被动的）终止”（termination），这两重含义对我导入主题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我有意吸引大家来关注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终结，美国史也位列其中。各国的历史通过学校教育被带入公众话语中，进而打造和维持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自足的国家被呈现为历史的天然载体。我认为：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我们所需要的史学是一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史理解为自身不断构成了多重历史，同时又被多重历史所塑造的史学。而多重历史（的范畴）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史（的范畴）。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事到如今，（我们）不应再忽略（这种观察）民族国家史的显而易见的维度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嵌入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但它遮蔽掉了民族国家多重社会中的真实经历，并在一个我们更加需要宽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中造成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

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一样，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现代的发展。作为合众国之首部民族国家史著作，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出版于1789年。事实上，拉姆齐有意拖延，将此书的出版拖到了美国宪法被批准生效之后。 [1]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史学——特别是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将国家视为人类团结的最主要形式。它成为学校和各类机构中公民教育的核心，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致力于将小农、移民和各边远民族（provincial peoples）造就成民族国家的公民。一种共同的历史有意要为一种共享的民族认同提供依据，它既裹挟了人类共同的记忆，也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忘却差异。

这种对公民的构想是完全且绝对的，被认为是能够压倒其他所有的认同来源的。地域、语言、种族、阶级、宗教和其他团结或关联的形式，相较民族国家而言，要么微不足道，要么大而无当。它们都应当完全服从于那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此外，国家的领土也被明确地限定。为了维持一种国家公民或国家主体的观念，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被假定成高度同质的。相应地，现代民族-国家承诺在国家内外都会对其国民提供保护。一种既能表明国之边界至关重要，又能许诺提供保护的人为创制就是护照的出现——它是19世纪的一项新发明。

新兴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把国家自然化视为一种最基础的、最显而易见的人类团结形式，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帮助。尽管这种对国家意义的抬升仍算是一种相当新鲜的做法，但当习惯成自然，把一千年前发生在法兰西当下国界里的事都当作“中世纪的法国史”时，人人都越发对这个概念泰然处之了。显然，在这个大谈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散居（diasporas）的时代里，我们当下的切身经历并不能与民族主义者那时的假设相匹配。生活着实更为复杂难辨。历史学家们跟其他人一样也都深谙此理。

人们常说，19世纪的史学在意识形态框架上展现出来的明显缺陷之所以延绵不绝、难以根除，可以用别无选择、了无他途来解释。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超越国家的背景下，提供另外一种理解美国史中心事件和主题的方式。不同于“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我的这一框架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它早已逼迫着，将其生存的环境推展到了最终端的大陆尽头，即整个地球。在此，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 [2] 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超越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置民族国家于不顾，相反是要将其历史化并澄清其意涵。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曾写道：“抽身于史学和民族-国家的源流之外，不是为了非难史学，相反，是为了把握一些强有力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业已形塑了我们的思考。” [3]

在过去数年间的美国史研究中，在最具原创性且令人振奋的学术志向里，有一些并不必然束缚于民族-国家的方面已经被搭建起来——它们包括在社会史中对性别、移民、民族散居、阶级、种族、族裔特性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如果（我们说）这类学术志向并未屈从于民族主义者的框定，但它也没有改变或取代后者。它只是日渐壮大，日益与盘踞于我们脑海中的那类老旧的既定叙事渐行渐远。它带来了关于美国史中先前未被研究或未被充分辨识的某些团体和主题的新知，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处于主导地位的叙事结构。民族史的单一逻辑看上去已经陷入僵局，新的学术志向貌似可以有所突破。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类新型的学术志向被打上了括号、割裂另置（在各类教科书中确实如此），而不是被整合收编。虽然学者们不断添枝加叶，但基本叙述却岿然如故。这也解释了教科书为何日渐冗长、越发难读、鲜有读者问津，因为19世纪的老旧叙事被淹没于芜杂的新研究之下。这种叙事必须经受更为直接的挑战。

大约10年前，我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并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早已被写就、定型的美国史。对我自己当时教授美国史的方式，我不想再提。困扰我的并非是当时饱受争议的政治史议题，至少不是对所谓文化战争中此方或彼方狭隘的支持或反对， [4] 也不是要迎合自由派或保守派的阐释，因为在困扰我的事情上，两派并无异见。我面临的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论上的难题：在我看来，那种盘踞在我脑中的既有叙事似乎限制了我理解美国史中心主题的能力。什么是美利坚民族经历的真正边界？什么样的历史是美国与他国共享的历史？如何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为参照来改写美国的核心叙事？我开始反复思量核心叙事中的两个方面：它未加检视的假设——民族国家是历史天然的容器和载体；以及它所忽视的真相——不逊于时间，空间同样也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介质。历史既在时间中延绵，也在空间中展现。

你我都曾被教授过一种美国史，那种美国史看上去似乎是封闭自足的。在学校历史课程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更是突显了问题的存在而非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中，为了把我们的年轻人更好地培养成合格的公民，美国大多数州如今都要求学校开设世界史课程。这貌似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课程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新课程却颠覆了动议的美好初衷。大多数世界史课程并不涵盖美国史。不知何故，无所不包的世界史（的课程内容）却不容我们（自己的历史）栖身于内。在此类课程中，美国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的相互联结和彼此依赖鲜有提及，并且这种修订后的课程再次强化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而这正是当代公民必须克服的一种分裂。

如果美国人倾向于将某些“国际化的”事务视为“外在的异数”（out there），而非以某种方式与他们自身相关，那么对于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合众国的历史学家们难辞其咎。我们的学科训练致力于让我们把国家视为自足的历史载体，我们讲授历史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的眼光。我们把这一点假定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我们却并未对其加以证明。如果历史学家想把学子和公众教化为真正的公民，他们必须更为深入地思考其用以架构各民族国家史的方式。民族国家史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但也应当以揭示共同性和互联性的方式来坚守。

令人费解的是，研究外国史和地区史的许多学者——区域研究的专业人士——往往共享甚至强化了这种内外二分的研究方法（binary approach），把合众国和它外部的世界放在了两个不同的匣子里。在美国的大学中，美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计划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然而直到最近，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彼此都是同一个全球史中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限定了自身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理解，也忽略了他国之历史在构成我之历史的组成部分时的种种方式。美国人需要更加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异邦的一部分”（a part of abroad）而得以存在，正像纽约《商业周刊》 [5] 在充满希冀的1898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本书详尽阐明了两个嵌套在一起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全球史开始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史开始的时候，以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为开端。第二个论点紧承第一点而来：除非把美国史整合进全球的背景，否则对它的理解将不可能是充分且完全的。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史研究成为一种有所改观且更具解释力的史学研究。这种史学重新连接了历史学与地理学。它整合了因果性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既体现在延绵的时间中，也跨越空间发挥作用。它也丰富了我们对在历史中不断被打造和再造的合众国的理解。此外，这也是勘测和评估一种变动不居的位置转换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唯一途径，正是它们将今天的合众国同地球上的外邦（the other provinces）联系了起来。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所有者。这一定义自然拥有证据上的支撑，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证据又不足以说明问题。民族国家同样也有赖于民众对民族认同的接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一种共享记忆的感知中被发现。打造和教授这种共享的记忆与认同，正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也是民族国家历史课程的构成要义。两者都广泛支撑并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公民的形成。但是，我们也需要揭示出人类团结的样式和规模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团结的各类样式与规模，有早于民族国家的，也有与之并存的。它们与民族国家竞争、互动，甚至构成了民族国家本身。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偶然的、依情势而生的结果，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作品，它绝非一种理想型或自然的事实。它是一种互动的产物，也是一种民族国家与历史上或大于或小于国家范畴的各类社会形成、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交相互动的结果。近年来，社会史家们业已着力描绘出了那些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更微观”（smaller）的历史；如今，相对于民族国家更宏大的历史的描绘也已初现端倪。

要虑及民族国家史的全球维度，历史学家们必须迈出民族国家闭锁的匣子——然后才能带着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全新且更丰富的解释回归。他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人员、货币、知识和物资上接触并交流的区域与边界是极具渗透力的，史学研究的原材料并不会在国界线上止步不前。一个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背景。（民族国家）绝非隅于一个（不来电的）中子或（孤立的）细胞中，对它的研究必须在一个大于它自身的框架中展开。

本书把合众国视为集体构成人类整体之诸多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来进行检视。我将要讲述的故事始于1500年前后，那时，跨洋航行首次将所有大陆连接为一体，并创造了一种囊括所有民族的共同史（a common history）。美国史的发端也正是构成全球史重要事件里的一部分。我（的故事）将结束于20世纪，那时，合众国已经以一种在故事发端时所未曾料想的模样赫然耸立于全球性事务之中。

美国的民族建构计划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历史并不能够也不应该被拿来宣称并维持一种历史上的独特性或范畴上的差异性。不管今天的合众国享有怎样的独特地位，它依然只是全球区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地区彼此联系并相互依赖。合众国的历史只是多重历史中的一种而已。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的争论甚嚣尘上，由此也激发了事关民族-国家衰落和后民族国家史（post-national history）（兴起）之可能的对话。但是，我并不认为民族国家有可能会很快消失。诚然，民族-国家曾经对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造成过严重的伤害，但它们也恰恰是保护人类和捍卫公民权的唯一可行的强力实施者。只要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囊括了对社会中权力的分析以及对人类共同体中道德责任的明辨，民族国家就必定仍是历史探寻的中心对象。在此，我的目的并非要摒弃民族国家史，而是要为它建构一种别样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尊重经验记录并能更好地服务于作为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的我们。

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以多样的形式挑战了传授民族国家史的老旧方式。甚至还有些宣言号召（人们采取）别样的途径，其中也包括我提出的两条。 [6] 这两条宣言都是专门针对我在学科内部的同僚——学术圈的读者们和专业历史学家们，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另辟蹊径，探寻未曾践行过的别样路径。本书面向的是更为广泛的受众，并在事实上践行了宣言中提出的主张。

本书没有在既定叙事的边边角角零敲碎打，而是检视了美国史中的五大重要主题并将其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来重新加以解释。这样做可以显著地改变——依我看来可以充实——我们对这些主题的理解。我也会讨论其他主题，但我选定的这几个主题是中心性的，在任何一种合众国的通史中都不能忽略其中的任意一个。

第一章探讨并重新定义了“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的意义。新世界新在何处？这一章奠定了全球史的开端，为后续故事铺就了舞台。下一章，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条评论中受到启发，扩展了美国革命的时间范围和地理空间，将其置于18世纪各大帝国的竞争，特别是“大战”——英格兰和法兰西从1689年一直持续到1815年的全球性冲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合众国本土之外诸种势力的发展在美国对大不列颠的胜利以及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危机只是众多全球革命危机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危机都来自各大帝国间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革新。

随后，我把（美国）内战放在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中。林肯对欧洲的自由派深表关切与钦佩，那时欧洲自由派在民族国家和自由之间铸造了一条锁链，他们重新定义了民族国家的版图并对林肯的关注做了回应。特别是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后，他们将联邦（the Union）的事业放在追求自由民族主义这个更宏大野心的中心一环。这类对国家、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领土的全新理解逐渐渗透到各大洲，并经常狂风暴雨般地向前推进。

大多数美国人在承认其历史中的帝国中心性问题上犹豫不决，更不用说正视美利坚帝国只是诸多帝国中的一个这一现实。但是，1898年的帝国冒险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的、未加思索的行动，在第四章中，我将探寻某些理路，顺藤摸瓜，人们会发现当时帝国被提上民族国家的议程已经有几十年了。无论从目的上还是从风格上看，美国的西部扩张与1898年的海外殖民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延续性。同样延绵不绝的还有工农业商品不断扩张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在20世纪获取原材料并确保美国海外投资的政策。

第五章关注1890年之后几十年里美国的进步改革、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对社会公民权的诉求。借助广角镜头的观察，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美国的进步改革只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城市极度扩张的一种全球化回应的一部分。一份席卷全球、事关改革理念的菜单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他们只是有选择地采纳并做出差异性的改编，从一国到另一国，纷纷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各类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中的、共享的、全球史中的重要性。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我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历史，或者说美国革命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类似。我也并不是说美国内战与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农奴解放或者德意志和阿根廷的统一毫无差异。我也不是说美利坚帝国与英格兰、法兰西或德意志这样的帝国无法区分；或者合众国的进步运动类似于日本和智利的进步运动。然而，我们曾忽视的家族相似性是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忽视了每块大洲的历史行动者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形成的自觉的相互交流。

也并不是说所有民族国家史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背景内容的延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更深刻、更准确地看到什么是合众国之民族国家史的独特性。由此，重大事件和主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的起因和后果也被重新定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对当下的馈赠。

美国总是与其他国家分享历史。真正接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具有世界性，也可以使我们的史学更易被外国学者和公众接受。这会让我们更开放地接受来自历史学家以及疆界之外的其他人对我们的历史的阐释。我希望由此能够更好地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受教，接受一种友善的世界主义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毫无疑问，这将推动我们更加接近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无缺、正直无私，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向我们充分表述的那样：

用他者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身会令我们大开眼界。站在他者与我们共享同一天性的立场来看待他者是最基本的正直无私。但只有从一种更难企及的成就——在他者的包围中看见自己，作为一种在人类生活的诸多形式中依照地方性视角而拣取的一种地方性特例，作为诸多个例中的一例，视为大千世界中的一种——之中，才能发现心智上的广博。如无广博的心智，所谓的客观性无非只是自吹自擂、纵容虚假。 [7]

这种史观并非全然新颖。它只是对一个世纪前我的某些先辈曾展望过的一种史观的复归。他们被诸多知识分子和充满良愿的善男信女所包围，他们持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观念也奠定了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诸多国际组织的根基。人们曾经普遍持有一种全球关联的强烈意识，并且以全球性的视角进行思考。 [8] 19世纪90年代是跨国发展极为显著的十年，就跟20世纪90年代所带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当时，对外投资的百分比甚至更高。

那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同样共享了一种假设，即民族国家史是更大范围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一部分。这一理解历史的知识基础早已由19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奠定，但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往往通过效仿德国的史学研究，特别是效仿最著称于世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史学研究——兰克明确地把特定的国别史（particular histories）理解为一种绝对的普遍史的一部分——以一种经过稀释的形式吸收了他奠定的历史解释。在美国接受训练的第一代专业史学家远比“二战”后强调美国“例外论”的那个群体更具有世界性，前者一般既受过美国史的训练也受过欧洲史的训练。随着他们的离世，美国史变得越发自我封闭，并伴随着冷战的到来而在这一趋向上加速推进、渐行渐远。 [9]

19世纪90年代，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假定大西洋世界分享了同一种历史，但不幸的是，使他们得以达成共识的主题竟然是种族歧视。他们只是把世界上业已组织为民族-国家的局部区域囊括进他们的历史范畴，由此遗弃了非洲、亚洲的大部分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地区。并且那时美国人的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和写作只是追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其政治生活的特殊馈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与其著名的历史讲习班中的弟子们都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依循如下的线路：始自中世纪的德意志森林，穿过英格兰，途经英国人的立法制度，最终抵达落基山脉，但无疑最受滋润的还是新英格兰的土壤。作为一种生源论的史观（genetic history），它借用历史来追溯民主的“胚芽”（germ）。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拒斥了其导师亚当斯的这种元理论（metatheory）。相反，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哥伦布世界博览会（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上提出了著名的且至今仍影响深远的边疆假设（frontier hypothesis）。他以一种气吞山河、充满诗意的语言拒斥了民主在大西洋两岸的穿行。相反，他宣称：美国的民主正是边疆经历的产物。他宣布：“对于这个国家之历史，真正正确的观测点不是在大西洋沿岸，而在伟大的西部。” [10] 然而当他在击碎欧洲中心论的生源链锁时，他并没有像其后世追随者那样支持如下这种观念，即诸民族国家史，美国的或其他各国的历史，都是独立自足的。持有相同观点并不意味着在方法上也如出一辙。早在两年前，在以面向教师的一次座谈为蓝本的《历史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一文中，特纳详尽阐释了历史和地理背景远比民族国家自身更为重要这一观点。他观察指出：“在历史中只有”对时间和空间的“人为分割”。人们应当多加留心，不要切断时间轴或空间轴的完整性。“如果不考虑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被理解的；同样真切的是：我们不能挑选一块土地，然后说我们将把我们的研究限定于这片土地之内；因为地方史只有放在世界史的光照下才能被理解。”“每个（民族国家）都彼此作用……观念和商品尚且如此，国家本身更是会拒绝一国之边界的束缚。”他补充说：“伴随着复杂的商业活动和知识互通的各类手段的出现，现代世界尤其如此。” [11]

在19世纪90年代，特纳绝非个例。亨利·亚当斯的大作《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时的美国史（1889—1891）》［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889-91）］就是一种史观的有力明证，这种史观在地方的、民族国家的和跨国的背景之下游刃有余、任意迁移。亚当斯的首卷本始于对1800年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社会和智识状况的区域性描摹，他的尾卷也以对这个国家1815年的状况做出相似的记录来作为结尾。但在首尾卷之间，他揭示出了一个嵌入在更广阔之大西洋世界里的民族国家，并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不同的地方切换不同的立场，以便更好地揭示并解释超越美国国界的行动者及其各类行动，并将所有这些跨越国界的人和事都视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也赋予亚当斯以力量，使其能够写就这部史著，从而跻身其家族的历史和传记之中。毕竟，他是约翰·亚当斯的重孙，曾祖曾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参与了终结美国独立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谈判；他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祖父参与了结束1812年战争的《根特条约》的谈判；他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和私人秘书，父亲曾被林肯派驻到圣詹姆斯宫廷中任大使。此外，他还是一位专攻欧洲史的杰出历史学家。他精美的手稿《圣米歇尔山和沙特尔大教堂》（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 ，1904年）以对中世纪欧洲文化中的建筑风格、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的研究而享有盛誉，被视为一部经典力作。此外，他在南太平洋旅行的三部回忆录也随后出版。

1895年，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年后该论文以《美利坚合众国对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1638—1870》（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38-1870 ）为题出版。这部作品是大西洋史和“黑人大西洋史”（Black Atlantic）概念的开山之作。大西洋沿岸的各大洲都是杜波依斯史著中最基本的部分，甚至成为美国史的中心所在，因为它们都被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连接起来。正像特纳那样，杜波依斯对19世纪90年代全球发展的认知，无疑激发了全球视角的展开，这一视角代表了他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取向和政治活动立场。1898年，在对费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毕业班的演讲中，他勾勒出了将人类历史打造为一的广泛关联：

每天清晨，在我们的早餐桌上摆放着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以及海洋中诸岛屿的劳作之物：我们为未曾谋面的数百万人播种、编织，无数多样的织物和庄稼也为我们所使用；通过击败距离，我们已经使地球变得越发渺小，生活变得更加广阔，我们放大了人类的声音，看清了闪耀的群星，将国与国连接起来，时至今日，无论在纽约还是伦敦，开普敦还是巴黎，孟买还是柏林，历史上首次有了一种人类文化的统一标准。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在历史学家中弥漫的世界化冲动逐渐淡化，虽然这一追求并未完全沦丧。事实上在1933年，包括合众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因陷于大萧条的危机之中，皆日益转向民族主义。在伯克利专攻拉美史的历史学家赫伯特·E.博尔顿（Herbert E.Bolton）将其在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演说命名为《更伟大之美国的史诗》（“the Epic of Greater America”）（随后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他批评了那些研究美国史的同事所采取的研究趋势，即“把十三块英属殖民地和合众国放在一种孤立的境地”来加以研究。他指出，这种路径“遮蔽了其发展过程中更宏观的诸多因素，并助长了一个国家的沙文主义情绪”。他提出了一种更宏大的历史框架，不仅要塑造更好的公民，更是要“从一种正确的历史编纂立场出发”。受到特纳的影响，博尔顿过去曾经一度将特纳的边疆概念应用于对北美大陆西班牙边疆的分析，他坚持认为：“当被放在他者的光照中进行研究时，每个地方性的故事都将获得更为清晰的意义；每一种业已被大书特书的民族国家史无非只是一团更为复杂的绳索里的一截线索。” [13]

当这种视角在两战之间和战争年月中萎缩不振时，很多历史的线索都已丢失，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消解、遗忘。博尔顿指出，从塑造公民和从事历史编纂的理由出发，去寻回这些失落之物是至关重要的，并可用我们时代的历史难题来更新它。我们同样也必须超越大西洋世界或西半球。如果我们能够开始把美国史想作是更广义的历史中的一种地方特例，是与其他多种历史并存的一种历史，不仅会提升历史知识，也会促进急需被世界主义所成就的文化根基的推进和发展。我们无意强力推行一种褊狭和排外的公民权概念。被亚当斯、特纳、杜波依斯和博尔顿所推进的世界化的史学将会激励并支撑以世界为家园的全体公民，（使他们）既成为自豪的母邦子民，也成为谦卑的世界公民。

[1] Lester H.Cohen,“Creating a Usable Future: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Past,”in Jack P.Greene,ed.,The American Revolution:Its Character and Limits（New York,1987）,p.315.

[2] 此处的革命指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

[3] Joyce Appleby,“The Power of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no.1（1998）,p.10.

[4] 然而在20年前，我的确曾饱受争议地参与到一场争论中来，这场争论与更新潮的社会史相关，但却对其充满独特的担忧，认为它将会让美国史变得越发碎片化，在抽丝剥茧中失去全貌。参见：Thomas Bender,“Making History Whole Agai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Oct.6,1985,pp.1,42-43;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3,no.1（1986）,pp.120-36。

[5] 《商业周刊》（The Journal of Commerce）是一份始创于1827年的双周刊，以国际贸易为主题，提供实时的全球物流资讯和进出口情况的介绍。——译者注

[6] Thomas Bender,The La Pietra Report（Bloomington,IN,2000）;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CA,2002）.

[7] 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1983）,p.16.

[8] 参见Akira Iriye,Global Community: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Berkeley,CA,2002）,intro,and ch.1。也可参见Thomas Peyser,Utopia and Cosmopolis: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Durham,NC,1998）。

[9] 参见Ian Tyrrell,“Making Nations/Making States:American Historians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no.3（1999）,pp.1015-44;Daniel T.Rodgers,“Exceptionalism,”in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Wood,eds.,Imagined Histories: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Princeton,NJ,1998）,pp.21-40。

[10]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in Ray Allen Billington,ed.,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Englewood Cliffs,NJ,1961）,p.38.

[11]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in Frontier and Section,pp.20-21.

[12] W.E.B.Dubois,“Careers Open to College-Bred Negroes;”in Nathan Huggins,ed.,DuBois:Writings（New York,1986）,p.831.

[13] Herbert E.Bolton,“The Epic of Greater Americ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8,no.3（1933）,pp.448-49.

第一章 海洋世界与美国史的开端

直到不久之前，对美国史的基本叙事往往以海外探险和地理大发现为开篇。这一模式如今虽已发生改变，但变化并不显著。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半球以及清教徒（the Pilgrims）建立普利茅斯种植园之前，那些更早的移民，作为美洲最初的先民已经在此居住生活了数千年之久，伴随着（对这段历史）姗姗来迟的认可，开篇第一章的典型主题也已经变成了要强调欧洲人与美洲人的“接触”，或者在某些版本中，变成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入侵”（invasion of America）。这类改写为这次相遇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实际的解释，但是却并没有使故事大为改观。不管是哪种改写的方式，都是把发生于15和16世纪中的那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简化成美国民族国家史的前传。同样，那些途经亚洲和美洲间的大陆桥、抵达美洲的第一代移民活动，本应成为改变美国史框架的开头，但在实践上，无非只是被当作一种（正文之前的）前奏，致谢之后，就被弃而不谈。这种原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t）的线性叙事固执难除，并被一种充满目的论色彩的预言——合众国随后将要出现——所塑造和歪曲。由此，美国史中的早期阶段失去了其应有的重要性，且对后事发展的解释力也大受削弱。对于那些紧随“发现”、“接触”或“入侵”之脚步纷至沓来的“定居活动”，通常的讲述方式不仅是一种单线叙事，而且也被限定在了相当狭窄的路径之中。

发生于1492年的那件大事，不管叫作什么，都是事关空间，特别是海洋空间的。空间已经被重新定义，跨洋运动使一种崭新的、贸易与交流的全球网络的出现成为可能。辨识出这种美洲发端的空间面向（spatial aspect）可以令我们的故事大为扩展。这种真正的“发现”远比欧洲人对未知大陆的探险更为重要，也比合众国的发端更有意义。真正的发现是对海洋的发现，海洋进入了历史的范畴，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

一种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an oceanic world）被世人发现，后果就是它最终塑造了每块大陆的历史。新世界出现在每一块大陆的面前，并给每一块大陆都带来了相应的后果。北美洲和合众国的故事只是那个更广大、更重要的历史中的一部分，而不应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有受过教育的阶层都知道大地是一种球面式的存在，世界在他们的理解中并不包括各大海洋。世界还尚未是一种全球化的存在。对基督教世界而言，事实上，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亚伯拉罕教系（the Abrahamic religions）的支持者们看来，非洲与欧亚大陆（Afro-Eurasian）所构成的世界被地中海连接起来，进而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一个由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人类大家族——所栖居的“岛屿世界”。他们认为，上帝在第三天号令海水退却，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就此裸露而出，以供人居住。 [1] 这种以《圣经》为依据的宇宙观能够在绘于那一时代并留存至今的最著名的一幅地图——1459年的弗拉·毛罗（Fra Mauro）地图 [2] ——的四个边角上获得图解。14世纪伟大的北非穆斯林史家和哲人伊本·卡尔敦（Ibn-Khaldun）也用字句表明了同样的观点：“洪水从（地球的）某些区域消退，因为上帝想在上面创造出各种活物，使之与人类共栖。” [3] 海洋之外是一块未知且往往令人生畏的空间。那里甚至被视为是一种与世界对立（anti-world）的空间。地图的边角处经常展示出一些大洋之外的怪物，并且有无数的中世纪的记录和辞典来对其做出描绘。这种身处人类世界之外的“异类”（other）在基督教的日常图解（the daily iconography of Christianity）中有所呈现，并反复被雕刻在欧洲天主教教堂的拱楣 [4] 之上，这一位置，如今仍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5]

与此同时，在非洲与欧亚大陆更为辽阔的一片区域上，在13世纪，蒙古帝国在此实现了统一，其广阔程度促进了贸易的广泛展开。这一幅员辽阔的帝国再次强化了先前得出的一种观点：这是一个被海洋所框定的陆上帝国，因此当蒙古人试图在1281年入侵日本时，日本人优良的航海技术外加一场异常可怕的风暴，两者结合，最终导致了蒙古人灾难性的溃败。

哥伦布在后世的重要性——尽管这是他本人未曾认识和把握的——就在于他的海上航行先是为欧洲人，又在随后的岁月里，为我们所有人都打开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全球愿景。正如墨西哥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曼（Edmundo O’Gorman）在1958年所写道的：在哥伦布远航之后，人类才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水陆合成的球体的全部表层，既有水域也有陆地……都属于一个连接为一的整体” [6] 。水域与陆地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世界与地球（或星球）的概念合二为一。至此，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得以涉及全球的范围。与此同时，在1540年，一位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马尔多纳多（Juan Maldonado）用拉丁文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登月旅行的奇幻记述。透过他的记述，地球的整个表层以一种更形象直观的方式为人所认识。12年后，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他的《印度群岛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1552年）中解释指出：“世界只有一个而非多个。” [7] 人文知识领域（the terrain of humanity）的大扩张也扩展了人类野心所能企及的视野。

不仅是欧洲人，每块大陆上的生民，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都认识到了一点：“世界本是一片海洋，大陆只是其上的诸多岛屿。” [8] 全球意识与全球交流——也许我们常把它视为是我们自身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发展——在美国诞生之前早已有之，并且也正是因为它们，才让美国的诞生成为可能。在哥伦布末次航行结束后的25年里，世界被环游一圈，最终合拢成了（一个圆）。几个世纪之后，西奥多·罗斯福的友人兼顾问、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简洁地描述了海洋的重要性：海洋不再是一种屏障，而变成了“广阔的公海（common），借助海洋的存在，人们可以在各个方向上任意穿行” [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对人类的公共领地大加赞许，马汉却是一位帝国的缔造者，他深信：美国应当基于战略和商业的考虑，巩固在海洋上的统治地位。

那些后来构成了合众国的广大领土都曾参与到这场海洋革命中来，它们既是这场革命的一种后果，也分享了革命所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由此，美国史在很大意义上与这种世界的再造纠缠不清，被那些与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纷繁历史所缠绕。当然，每一个民族都依循其自身的独特方式来经历这种共同的历史。尽管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后来成为合众国的这些领土曾在多国的历史中身居边陲，无足轻重，但随着时间的流转，特别是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里，合众国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也成为全球历史变迁中强有力的引擎。由此，合众国的历史不是也不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仅局限于自身内部且只被自身所构成。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种海洋世界都在充当合众国史的背景。合众国也不应该接受过度的盛誉，除非把它视为人类存在史中这场（海洋）革命——这场革命可与农业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相媲美——里的一部分。

由于自认为已经抵达了已知世界中的亚洲海岸，哥伦布并没有提及“新世界”这个词，虽然他会不时使用“otro mundo ” [10] （另一个世界）这个术语。 [11] 正是信奉人文主义的学者、殉道士彼得（Peter Martyr） [12] 在1493年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novus orbis ” [13] 这个术语。 [14] 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曾充当美第奇家族在里斯本之代理人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在记录一次将其带入西半球的航行时曾使用“Mundus Novus” [15] 这一术语。这一记述最初出现在1502年返航途中他写给美第奇家族赞助人的信里，后来这封信得以公开发表。 [16] 这一举动为其赢得了声誉，令他得以在著称于世的、绘制于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Waldseemüller map）——这张地图将半球展现为一种简单和独特的实体——上获得认可和褒奖。 [17] 在这张地图上，人们第一次发现了“美洲”（America）这个词，这几个字母所标注的位置大约伸展到了今天的中美洲到巴西一带，这块区域被韦斯普奇视作首次为世人所目睹的“新世界”。

韦斯普奇认识到这个新世界对欧洲人的宇宙观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这一归因是非常公允的。他认识到自己已经目睹了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在古代和现代作家的笔下未被提及的”。 [18] 在1498年之前，哥伦布也已对这一观点略知一二。一封（能证明）哥伦布曾使用过“另一个世界”这一短语的信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征引，因为它表明，不仅是人文主义者，也包括哥伦布在内，都把哥伦布所造访的土地视为“罗马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更早的希腊人未曾染指、尚未寻求统治的另外一重世界” [19] 。但是这两类人都未曾真正理解其地理大发现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他们目睹的陆地，而是使之得以登陆的海洋。他们都忽略了海洋的一种革命性转型，即从一种大陆间的屏障转变为大陆间的连接，海洋成为一种人员、金钱、物资和观念得以实现全球运动的媒介。在1519—1522年间，当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确切说是他的船员，因为麦哲伦并没有活着完成这次航行，并且船队里的五艘船只有维多利亚号一艘得以侥幸生还）环球航行一周时，人们才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全新的海洋世界的浩瀚无垠：世界是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区域，并且借助世界所拥有的各个大洋，世界才得以被连接为一。

这个新世界以相当迅猛的速度获得了一种新奇的权力形式。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南亚的行动也许可以被视作是采取相当直接的方式为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势力奠定根基。在1498年的5月，他抵达了位于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线（Malabar Coast）上的卡里库特（Calicut），当时并未惊动任何人。他在那里受到了来自突尼斯的摩尔商人（Moorish traders）的欢迎，这些摩尔商人不仅了解基督教，而且还能同时讲卡斯蒂利亚人（Gastilian）和热那亚人（Genoese）的方言。在那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达·伽马在那里还见到了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这个犹太商人能说希伯来语、威尼斯语、阿拉伯语、德语和一点西班牙语。 [20] 此外，达·伽马在他登岸之前已经对卡里库特略知一二；作为一个由穆斯林商人掌控的香料贸易的重要中转站（entrepôt），这儿正是他的目的地。 [21] 同时，他在卡里库特见到的商人也都对欧洲有所耳闻。达·伽马在印度洋地区发现了多座城市并在城市中看到了活跃的商业与政治生活，这同发现“新世界”的哥伦布的遭遇比起来，可谓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也出现在1499年葡萄牙国王以沾沾自喜的心态写给西班牙费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信里。国王指出，他所派出的探险者们发现了“大型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以及丰沛的河流，并且城中有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大多从事香料和宝石贸易，他们乘船向麦加进发，然后抵达开罗，随后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些发现中，（探险者们）也带（回）来了大量的物资” [22] 。

达·伽马的登岸，在发现未知的地域与文化方面并无显著的意义；他曾经绕行非洲的航行对于那些常常在非洲东海岸上获取海运商业联系的商人而言也并非什么不可想象的壮举。正如国王在信中所暗示的那样，其重要性在商业上（而非地理发现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达·伽马在印度洋上的出现有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数年之后，他的第二次远航标志着海洋已经被整合进国家力量的范畴。他带着全副武装的舰艇重返故地，并在印度洋上建立了一种军事管制。伴随着这种军事化过程，海洋不仅成为（跨洋）运动的场所，也成为（各国）力量（展开竞争）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观”（sea power）的起点便可追溯到这一时期。 [23]

对于在印度洋沿岸聚居而成的各类社会，其居民的船只、小艇在各自的水域上鳞次栉比，海洋已成为一种前沿领域（an edge）和公共通道（a passage）。彼时，它已成为对“基本的社会贸易互动”发挥权能的场所。 [24] 虽然海洋非常迅速地成为一种展现欧洲权力轮廓的媒介，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也使得一系列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站稳了脚跟。正如马汉所提出的，作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一种发明，海权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国家力量形式，它既是帝国的产物也是帝国存在的保障，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同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帝国为争夺海洋贸易和海军力量而展开的各种竞赛正是美国革命以及随后作为一种世界强权而出现的合众国的（历史）语境。

正是贸易，而非尚武精神，把亚当·斯密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海洋世界的创制上。在《国富论》（1776年）中，斯密写道：“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绕过好望角以抵达东印度群岛之通路的开辟，是载于人类史册的最伟大且最重要的两件事。”正像他写的那样，斯密对那些正在涌向革命的美洲殖民地深表同情。他支持殖民地居民对英帝国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反抗，他们所反对的也正是斯密在其名著中所直指的靶子。然而，他并没有赋予美洲人的反抗以世界-历史上的（worldhistorical）重要意义。他并不是汤姆·潘恩 [25] 。对斯密而言，1400年到180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各大洲间的跨洋联系，这种跨洋联系打开了“一种全新且不会枯竭的市场”，这一市场必然会令世界改变面貌。斯密深信：“它已为新型的劳动分工和工艺进步提供了机会，而这一点在古代商业的狭窄圈子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斯密的观点并不是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做出一种头脑简单、不假思索的欢呼。他已深知这种日渐兴起的全球经济在最终效果上的不确定性。对他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全球贸易对欧洲的作用不仅提升了（人们的）“愉悦之感”，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辛劳之负”（industry），他对未来充满担忧。他辨识出了紧随贸易扩张而来的奴役与剥削，并对其表示批评。“无论是在东印度群岛还是在西印度群岛，对土著人而言，这一系列事件所能带来的全部商业利润皆在由此所引发的令人生畏的灾难中变得湮没无闻，销声匿迹。” [26]

尽管斯密对海洋革命的评估是豁达辽远的，但他只是捕捉到了随海洋革命而来的深远影响中的一部分。贸易的地理分布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向“（远离大陆的）深海”（ocean sea）转移，这样一种置换对南欧、黎凡特 [27] 、非洲、中亚和南亚以及美洲地区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300年前后，伊斯兰化的非洲和蒙古陆上帝国——囊括了中国、中东和印度——的大部分区域都曾繁荣一时，远比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强大的力量和更高超的工艺。伴随着海洋革命的到来，这种对比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并不曾冒险出航，在海岸线上登陆，并继而建立一系列包括美洲和亚洲在内的海洋贸易联系，那么也许基督教世界将仍然在世界历史中偏居一隅，位于非洲和欧亚世界的边缘。 [28]

海洋革命正好与欧洲思想和文化的一个关键且富于创造力的时刻——文艺复兴、“新科学”、新教改革和天主教的更兴 [29] 同时到来。这些革命性的创新也同时影响了欧洲的扩张。经济和文化史家展开了大量争论，主要探讨“欧洲人的价值观”同“一些试图扩张欧洲海上管辖范围与贸易的认知发展”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某些西欧的新兴民族国家得以充实、富强，而其他民族，如土著的美洲人和非洲人，则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30]

被从欧洲带来的致命的疾病杀死了非洲多达3/4的人口，也许这个数字在加勒比和南半球是9/10。——这是历史记录中最为惨重的人口灾难。 [31] 在这次生物体的交流中，欧洲人降服了梅毒，这是一件全球性的大事件，也是在大发现时代还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对两性关系和性生活至关重要且值得单独指出的一点。 [32] 那些深入到美洲腹地进行探索的欧洲人与土著美洲人相遇并接触，后者在最初接触这类疾病之后，数个世纪里经历了在物质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寻求生存的斗争，最终也在这类疾病中得以幸免于难、存活下来。然而，欧洲人在那片土地上搜寻劳动力的活动最终导致了大约有1100万到1200万的非洲人被倒卖，从而进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在转运途中就是在随后登陆不久悄然丧生。这一结局，同其他因由一起，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各民族的人口危机。 [33]

海外探险的时代也是一个好奇求索、对各民族做出评判的时代。 [34] 不同文化得以比较、对照，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得以彼此栖居。不同的语言被人们相互习得。当欧洲的基督徒出洋探险时，他们同时也发明了人类学这门研究人类存在情境的学问。 [35] 日渐系统成文的知识也被整合进了他们对殖民化的认知，这些知识为剥夺（土著人）、（发展）奴隶制，甚至是种族灭绝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对新全球世界中的“他者”在宇宙观上的立场、个性和意图的误解都会直接引发重大的后果：阿兹特克人，由于起初对科尔特斯 [36] 及其西班牙士兵的宗教意义辨识不清，他们的迟疑犹豫令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37] 也许是登陆的欧洲人对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的位置）计算失误，由此才能解释发生在1587到1591年间的英国定居者莫名消失的未解之谜。 [38]

大问题已经被提出。海洋另一侧所发现的生灵也是上帝的子民吗？或者他们只是从属于黄泉世界的“异类”，充当基督徒世界的对立面？他们是人类还是那些天主教教堂装饰上的怪兽？如果他们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后嗣，那么他们是谁？他们拥有哪些权利？还是说世上存在多种不同的受造之物？由于发现了另一重世界，即发现了一个与其他民族所共享的世界，这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类大家族。这类问题也必将重新造访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不管这个人是试图大力宣扬人类的各项权益，还是要为种族主义、奴隶制抑或殖民主义提供辩解（这类问题都是绕不开的）。

[1] Edmundo O’Gorman,The Invention of America:A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New World and the Meaning of Its History（1958;Bloomington,IN,1961）,pp.5457;Felipe Ferná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tlantic（Philadelphia,1987）,p.248.在我眼中，作为一种互动和交互概念的“新世界”在此极大地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之内，我的这一概念源自James H.Merrell,The Indians’New World:Catawbas and Their Neighbors from European Contact Through the Era of Removal（Chapel Hill,NC,1989）。

[2] 这幅地图重印于Peter Whitfield,The Image of the World（San Francisco,1994）,p.33。

[3] 节选自George Kish,ed.,A Source Book in Geography（Cambridge,MA,1978）,p.229。

[4] 拱楣（tympana），指教堂入口处、大门顶部的半圆形或三角形的装饰墙，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穹拱式的立体感，装饰繁复，具有传达宗教警示的功能。——译者注

[5] 参见Denis Cosgrove,Apollo’s Eye: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Baltimore,2001）,p.63。一副以怪兽为镶边的地图可参见p.23。

[6] O’Gorman,Invention of America,p.131.

[7] 引自Jesus Carrillo Castillo,“‘The World Is Only One and Not Many’: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in Imperial Spain,”in Chiyo Ishikawa,ed.,Spain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Lincoln,NE,2004）,pp.140-42，引用页码是p.140。

[8] Greg Dening,slands and Beaches:Discourse on a Silent Land,Marquesas,1774-1880（Honolulu,1980）,p.23.

[9]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1890）,p.25.

[10] otro mundo，西班牙语，译为英文是another world。——译者注

[11] J.H.Parry,The Discovery of the Sea（Berkeley,CA,1981）,p.212.

[12] 历史上有多人被称为殉道士彼得，此处应指安吉亚拉的殉道士彼得（Peter Martyr d’Anghiera），生于1457年，卒于1526年。他是一位生于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以研究西班牙及其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探险著称。——译者注

[13] novus orbis，拉丁语，意为新大陆。——译者注

[14] O’Gorman,Invention of America,p.157.

[15] Mundus Novus，拉丁语，意为新世界。——译者注

[16] 原信和后来存留下来的印刷版间的关系存在争议。Parry,Discovery of the Sea,p.219.

[17] 在这张地图上，人们首次用America，即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名字的改写形式来命名今天的美洲地区。——译者注

[18] 引自O’Gorman,Invention of America,p.120。

[19] 引自John M.Archer,Old Worlds,Egypt,Southwest Asia,India,and Russia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Writing（Stanford,CA,2001）,p.1。

[20] M.N.Pearson,The Portuguese in India（Cambridge,UK,1987）,p.12.

[21] Sanjay Subrahmanyam,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1500-1700: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93）,p.59.

[22] 引自David R.Ringrose,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1200-1700（New York,2001）,p.147。

[23] 参见K.N.Chaudhuri,Trade and Civilizatio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UK,1985）,pp.14-15,63-79;Pearson,Portuguese in India,pp.29-32。

[24] Philip E.Steinber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Cambridge,UK,2001）,pp.45,46,75.

[25] 汤姆（Tom）为托马斯（Thomas）的小名，这里说的就是托马斯·潘恩。——译者注

[26]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s.R.H.Campbell and A.S.Skinner（Indianapolis,1981）,vol.2,pp.626,448,626.斯密对地理大发现之重要性的欢欣鼓舞与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的作品交相呼应：AbbéRaynal,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 and Trade of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1772）。

[27] 黎凡特（the Levant），这是一个并不精确的地理概念，在历史上大致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其附属岛屿，这一词从15世纪后期由法语进入英语，原义来自意大利语的“升起”，指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译者注

[28] Felipe Fern ndez-Armesto,Millennium: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New York,1995）,p.364;Bernard 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Christians,Muslims and Jews in the Age of Discovery（New York,1995）,pp.13-14.

[29] 天主教的更兴（Catholic Renewal），指针对新教改革的发生，天主教内部的自我改革与净化，这是对新教改革的一种回应，因此也被称为counter-Reformation。——译者注

[30] David S.Landes在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1998）一书中将欧洲文化归功于其独特的经济发展，然而Kenneth Pomeranz则在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NJ,2000）一书中提出奴隶制及其收益催生出了文化上的成就。

[31] Fern 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p.276.

[32] 关于生物学上的各个面相，参见Alfred W.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T,1972）。我要感谢Kathleen Brown让我注意到了此类交换中的性别维度。

[33] Philip D.Curtin,“Africa in World History,”in Isaac James Mowoe and Richard Bjornson,eds.,Africa and the West（New York,1986）,p.24.

[34] 对北美洲的好奇心，参见Karen Ordahl Kupperman,Indians and English:Facing Off in Early America（Ithaca,NY,2000）。

[35] 参见Anthony Pagden,The Fall of Natural Man: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2nd ed.（Cambridge,UK,1986）。

[36] 科尔特斯（Cortés），指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军事征服者。他于1519年率领一支探险队入侵墨西哥，建立了城市维拉克鲁斯，征服了阿纳华克地区的阿兹特克人，并在墨西哥城传扬天主教思想。——译者注

[37] 提诺契特兰国王蒙特祖马二世一开始误以为白种人科尔特斯是印第安预言中羽蛇神的化身，因此待其如上宾，未加防备，但被后者轻易俘虏并控制。——译者注

[38] 1587年，116名英国殖民者定居在今天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阿诺克岛，新任殖民长官约翰·怀特因需补给物资而返航英国，中间受西班牙无敌舰队海上封锁的影响耽搁了几年，直到1590年才再次回到罗阿诺克岛，然而他却发现安然如故的村庄中所有活物（包括英国居民和他们的家畜）皆不见踪迹，现场并无搏斗痕迹且无尸骨可寻。之后，英国方面又派出了搜寻队，搜查了附近的印第安人村庄，皆一无所获。这成为一个人间蒸发的灵异事件。——译者注

岛屿世界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数个世纪里，非洲与欧亚大陆上的民族并不知道西半球的存在，简单说，他们认为自身的栖居之所就是整个世界。他们所知道的人类世界就是一座被海洋所环绕的孤岛。用希腊语说，就是oikoumene [1] ，或“人类之居所”。 [2] 依照一位希腊地理学家狄奥尼修斯 [3] 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所写的，在这个居所之外是“海洋的巨大渊薮”，它“从各个方向上环绕着大地”。 [4] “海洋”作为一个希腊语中的词，意思是包围大地的“辽阔外海”，希腊人深信大地是一种球面式的（存在）。地中海是位于这个岛屿世界正中的“内海”。 [5] （英语中）“Mediterranean”（地中海）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意思是“大地正中/土地中间”，然而在另一种伟大的地中海沿岸语言阿拉伯语中，大海借助一个意思相近的词来得以命名，al-Abyad al-Mutawasit，“居中的白色海洋”。 [6]

希腊人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少，并为此绘制了地图。正是他们命名了印度群岛，他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印度河以东的所有土地” [7] 。由于他们对几何学有高深的理解，他们已经相当精准地估算出了地球的周长。生活在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甚至将向西航行的概念理解为抵达东方。 [8] 通过借鉴公元前3世纪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的研究，他观察指出：“如果大西洋不曾是一种障碍，那么我们会轻而易举地通过海洋从伊比利亚穿行到印度，这（与之前的反向路径）是平行相当的。” [9]

在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里 [10] ，大量的贸易和交流已经把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连为了一个整体。罗马作家塞涅卡（Seneca）指出：“所有的边界都已被移动”，因为“贯穿世界的旅行已经不能让一切再保持先前的状态：印度人喝的是来自阿拉斯河（Araxes）的冷水，波斯人喝的是来自易北河与莱茵河的渊流。” [11] 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的400年间，多条贸易线路把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大汉王朝连接了起来（后世称之为丝绸之路）。还有很多更早的接触，使得西方人能够叫得上汉朝之前中国朝代的名称，例如秦朝。跨文化的互动从中国海一直延伸到不列颠，从高加索山脉一直散布到北非和南亚。文化、器物以及商人们的侨居社区（diasporic communities）都在这漫长的距离间横贯穿梭。 [12]

尽管在我们美国的学校里，讲述“西方文明”演进的教科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大书特写，事实上，从公元5世纪以后，无论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之下还是在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淫威之下，地中海世界已经繁盛起来了。 [13] 穆斯林王国及其诸王朝与信奉基督教的商人——特别是同威尼斯人——之间所进行的生机勃勃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为所有的参与者都带来了繁荣与昌盛。之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t II）在149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为一个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到来奠定了根基。后来，奥斯曼帝国又日渐对地中海形成包抄之势，并纵深进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穆罕默德二世认为伊斯兰势力将会继承和接续罗马的帝业，并预见了君士坦丁堡将会拥有“世界帝国”之中心的地位。 [14] 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以及随之展开的文化交流受到了穆斯林诸王朝的推动和促进，并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年在位）统治时期达到极盛。通过亲身参与这类贸易，欧洲人既认识到了他们对穆斯林商人的依赖，也认识到了与亚洲的直接贸易将意味着滚滚财源。阿拉伯人的科学成就同样也为他们提供了地图和技术，使其能够探索通往东方的、可能的海上通路。

海洋革命改变了大西洋世界对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对比，并且，这也在事实上改变了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流逝，海上贸易将地中海世界边缘化了，并进而削弱了伊斯兰帝国。这也难怪为什么奥斯曼帝国的领袖们，尽管自身并不是海外探险家，但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航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奥斯曼帝国出版的第一部带插图的书，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发行的署名为穆罕默德大人（Mehmet Efendi） [15] 的《新世界之书》（Book of the New World ，1583年）。 [16]

但是，随着哥伦布时代的到来，正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探讨地中海的伟大史著中所指出的，大西洋世界意味着对内海的“吞没”。马穆鲁克（Mamluk）和奥斯曼人，以及那些较少穆斯林化的王朝，已经把这个世界合拢为一了。地中海上不断扩展的商路构成了在这个世界“居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 [17]

奥斯曼帝国近乎包围了地中海，但是，如同先前的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一样，它基本只是个陆上帝国。当时，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维系着重要的海上贸易，也许在（贸易的）规模上已经超过了地中海，尽管它们还都是沿海贸易而非跨洋贸易。 [18] 奥斯曼的商业链条大多是一种在沿海船运帮助下所形成的陆上商队路线，向东远达爪哇，向北抵达突厥斯坦和蒙古，向西抵达波兰和匈牙利，向南渗透到今天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奥斯曼与西欧的贸易往来，对欧洲人和奥斯曼人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之源，这种贸易一般可以从伊斯坦布尔向西辐射，并覆盖停有威尼斯和热那亚商船的奥斯曼诸港口。

尽管奥斯曼帝国几乎与同时代其他所有的帝国、皇朝和王国都有所接触，但悖谬的是，这一帝国既无限延伸又与世隔绝。 [19] 它不仅把岛屿世界中的欧亚非三大块连接了起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能够横扫一切的文明。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也得益于如下的事实：对于那些沿着多条商路横扫欧亚大陆的穆斯林而言，伊斯兰世界由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参照和标准，由此便利了贸易、旅行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将自治权慷慨给予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体和各个少数民族。当罗马天主教成为一种确定无疑的欧洲宗教时，在那一时代，遭受迫害的各类异端、东正教的不驯服者（inattentive to eastern）和科普特基督徒 [20] 散居在黎凡特广大的新月地带和东欧地区，伊斯兰世界包容了众多民族，并为多样的宗教和文化提供了保有地方特色的空间。 [21]

从1325年到1354年间，当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正展开他的深入漫游——估计行程已超过7万英里——时，他的经历与5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奇遇（发生于1271年到1295年间）非常不同。马可·波罗是从一种已知的文化走出，步入到一种未知的文化之中，前后两者并不存在文化上的延续性，加之马可·波罗的孤陋寡闻，使他很难将威尼斯和中国大汗（great Khan）统治下的朝廷联系起来。相反，从其出生地丹吉尔 [22] 出发的伊本·白图泰，其行迹所至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所谓的“伊斯兰的居所”（Dâr al-Isam，the abode of Islam），在这一区域内，借助古已有之的交往线路，一种单一文化下的小宇宙早已被标识出来。

例如，在行程的早期阶段，白图泰曾在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遇到过一位“虔诚的禁欲苦修者”，后者说：“我看得出，你喜欢穿行于外邦的乐土。”白图泰确认了这一点，由此，这个人继续说：“那么你务必拜访一下我在印度的弟兄 [23] 信徒法里德 [24] ，我在信德 [25] 的弟兄信徒茹肯（Rukn ad-Din），以及我在中国的弟兄信徒布尔汗（Burhan adDin），等你找到他们的时候，请替我向他们问好。”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指出：他的“旅程从未止息，直到见到这三个人，他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并向他们转达了问候” [26] 。 [27] （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欧洲文化并没能为马可·波罗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使此种对话和此类相遇成为可能。 [28]

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没有试图对帝国内少数派群体所持有的各类文化进行同化或者改造，土耳其人心满意足地向后者征集税赋，并极为仰赖这种征集。他们也会寻找一些非穆斯林的男童来加以奴役，来为苏丹服务；有时这类男性会成长为大权在握的官员。正是因为有这些（奴役）方式的存在，奥斯曼人建立了一种“和平之鞍” [29] ，使那些汇聚于伊斯坦布尔的长途商队贸易可以向东延伸，（使奥斯曼人）获得来自中国的丝绸；（他们可以）借助更多的南向商路，获得来自东南亚的胡椒和香料；（也可以）向西与欧洲联通，通过意大利人的中转，将贸易带到大西洋沿岸地区，甚至远及北海；同时还南下非洲，得到黄金和奴隶。 [30]

在14和15世纪里，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和艺术活动在释放的能量和涉及的范围上远超欧洲的任何地区。事实上，欧洲财富和艺术活动的各个中心之所以充满活力与生机，也正是由于与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这一系统生机勃勃，然而穆斯林商人从贸易活动中斩获颇丰，这一点却正让欧洲人心焦如焚。此外，无论是在穆斯林世界还是在基督教世界，合法商业活动和海盗劫掠是很难做到界限分明的。 [31] 由此，欧洲的商人对这种（贸易）依赖，怨恨重重；即使当他们能够在与奥斯曼人展开的贸易中牟取利益时，也有一种被这种贸易模式所俘虏的感觉。只是在与萨法维帝国 [32] 、莫卧儿王朝、桑海帝国 [33] ，以及经过奥斯曼人与中华帝国展开贸易时，这种感觉才略有减轻而已。

由此，在财富、技术或者文明上的优势并不能够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可以渡过大洋，进行海外扩张。我准备提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正是一种积贫积弱的忧患意识、深居边陲的失落感和屈居人下的自卑情绪驱使他们向深海进发，锐意进取。这种对海洋世界大发现的解释将欧洲人在北美定居的发端从“一种西方文明胜出并以合众国为极盛的、简单化的、进步主义的叙事”中抽离出来。人们有理由提出——并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欧洲的兴盛正是它与非洲、亚洲和1492年后的美洲社会展开互动的结果。 [34]

欧洲人深感自身正被更为富庶且充满扩张性的伊斯兰世界所围困。在1492年那个众所周知的紧急关头，当时西班牙人把穆斯林从西班牙的领土上驱逐了出去，这助长了一种轻率的假设：伊斯兰世界既是单一集权的，也是正在走向衰败的。然而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在伊斯兰世界内，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社会，充满活力的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正在走向其权势的顶峰。甚至在穆斯林失去了伊比利亚半岛之时，还有很多其他的穆斯林在中欧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建立起了奥斯曼人的势力。事实上，詹姆斯敦 [35] 的约翰·史密斯上校（Captain John Smith）早在他探索弗吉尼亚之前，就曾因与匈牙利人并肩反抗奥斯曼人而声名鹊起，并且由于受到此事的牵连，还曾在伊斯坦布尔的监狱里打发过一段光阴。

奥斯曼人曾经是充满自信的，对其自身的强大权势和文化成就确定无疑。从奥斯曼的视角看，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只是边缘地带，正如中亚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佬眼中那样。 [36] 当然，热那亚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都是享有盛誉、备受尊重的，这些城市通过把奥斯曼和西欧的贸易连接起来而获取了大量的财富。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出没，可以从他们在此修筑的、如今依然存世的加拉太塔 [37] 上得到见证。同时，作为城市国家的威尼斯在15世纪已然成为地中海商贸往来的中心。威尼斯人聚焦于东地中海地区，陆上商队的贸易线路在那里与他们接洽，但是被排挤出去的热那亚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1453年参加了抗击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保卫战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寻找新的机会和替代性的线路，由此他们首先转向了马格里布（Maghreb），然后继续向大西洋进发。在出版于1457年的一幅热那亚人的地图上，一艘欧洲的船只正行驶在印度洋上，这表明他们的野心是要寻找通往东方的另一条通路。 [38]

在这类冒险活动中，他们与伊比利亚人，特别是葡萄牙人，通力合作。驻扎在里斯本的热那亚商人和海运共同体（The Genoese merchant and maritime community）实力雄厚，在15世纪80年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加入其中。此外这一组织还曾协助募捐，以资助葡萄牙人的海外探险和商业活动。热那亚人同样也提供了表现出众、身怀绝技的水手，他们很多人都在葡萄牙人的船只上效力，这些船只沿着非洲的航线驶向印度群岛。当葡萄牙人建立起了蔗糖种植园后，他们也与热那亚人通力合作。 [39]

在1500年前后，这一时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全球经济史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势。当意大利人投资发展海洋经济，以求在地中海和东方的贸易关系中获得权重之时，他们也为取代先前的那种经济——那种经济曾为其所用并也造福了奥斯曼人——埋下了伏笔。同样重要的是，借助投资蔗糖生产，并决定使用非洲的奴隶，他们也奠定了“种植园复合体”（plantation complex）——这在17和18世纪再次让全球经济面目一新——的基础。 [40] 19世纪时，以上这两个因素共同让北大西洋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主宰地位。 [41]

欧洲人向海洋进发在地缘政治上也引发了深远的后果，即权力日渐向北大西洋转移。由于只与陆上商路相连，地中海世界失去了它的中心性， [42] 在18和19世纪里，以10年为计，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大量的领土。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一点解释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但是这种失去也孕育了一种强化中心区域的可能。无论如何，奥斯曼的统治权威在边缘地区的碎化导致了一种权力的真空，这一时期的欧洲外交家称之为“东方问题”。

在1721年，一位奥地利外交官曾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把奥斯曼帝国刻画为“欧洲的病夫”。 [43] 但是奥斯曼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它的宗教和文化所决定的，而是由于在一个强调跨洋商业和海权的时代里，长期维持一种陆上帝国的式样而导致的。事实上，奥斯曼的王朝远比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更长寿数年，后者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肢解，而前者，规模上虽有收缩，但一直苟延残喘，直到1923年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领导了一场革命并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Turkish Republic），才令其寿终正寝。每一个以农业和土地为基础的大型帝国的积贫积弱都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掌故，而非有什么宗教或文化上的因由，这个故事始自17世纪，那时它们首次经受挑战，并最终被全新的国家形成过程所取代。未来属于那些驰骋于海洋、掌握商业活动的水手和商人所构成的民族国家。 [44] 小巧灵活、从事贸易的民族国家虽然国内领土狭小，但往往能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大获成功。

[1] oikoumene，意为有人居住的世界。——译者注

[2] Whitfield,Image of the World,p.8.

[3]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指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古希腊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译者注

[4] 引自Kish,Source Book in Geography,p.26。

[5] Martin Lewis and Karen 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Berkeley,CA,1997）,p.26;Cosgrove,Apollo’Eye,p.43.当然，欧亚非大陆是个世界性的岛屿，由相互连接的三个部分构成。

[6] 对于这些语言学上的联系，我受教于David Bender。

[7] Matthew H.Edney,Mapping an Empire: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1765-1843（Chicago,1997）,p.3.

[8] 因为地球是圆的，可以环绕一圈。——译者注

[9] Barry Cunliffe,Facing the Ocean:The Atlantic and Its Peoples,8000 BC-AD 1500（Oxford,2001）,p.4.

[10] 指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在公元元年作为木匠约翰和童女玛利亚之子出生于伯利恒的马槽之后，一直到公元33年半左右，被门徒出卖在耶路撒冷，继而被罗马总督钉死于十字架之前。——译者注

[11] 引自Cosgrove,Apollo’s Eye,p.29。

[12] Jerry H.Bentley,Old World Encounters: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r in Premodern Times（New York,1993）,p.35.

[13] 这一总览性的观点出自Peter Brown,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New York,1989）。

[14] 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trans.Si n Reynolds,3 vols.（New York,1981-84）,vol.3,p.137;引文出自Ronald Segal,Islam’s Black Slam:The Other Black Diaspora（New York,2001）,p.104。

[15] Efendi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语言中放在名字之后，表示一种对饱学之士或政府高官的敬称，相当于英文中的Sir，此处译作大人。——译者注

[16] 2003年6月这本书在国会图书馆被展览，其标题和主要内容附有译文。

[17]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trans.Siân Reynolds,2 vols.（New York,1972）,vol.1,pp.224,187.也可参见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467。

[18] 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p.22.

[19] Richard Eaton,“Islamic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in Michael Adas,ed.,Islamic and European Expansion（Philadelphia,1993）,p.12.

[20] 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指埃及的基督徒，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教会，后来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一直作为一个宗教少数派社群在埃及延续。——译者注

[21] 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p.10;John Voll,“Islam as a Special World System,”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no.2（1994）,p.217;Lewis and Wigen,Myth of Continents,p.148.

[22] 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

[23] 在教会内部的语言中，brother不一定是有真实血缘关系的人，而只是对同一教派中男子的通称，因同为神之子嗣，而具有属灵上的亲缘关系。——译者注

[24] 信徒法里德（Farid ad-Din），ad-Din，音译阿德丁，在阿拉伯语中是the religion或the faith的意思，放在穆斯林的阿拉伯语名字里意为“of the faith”，故译为信徒或虔诚的。——译者注

[25] 信德（Sind），今巴基斯坦的一个省份。——译者注

[26] Ibn Battuta,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1325-54,trans.and sel.H.A.R.Gibb（New York,1969）,p.47.

[27] 白图泰的游记早就有了中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斯梅尔·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金鹏为我国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精通阿拉伯语。曾在1932年到埃及最古老的伊斯兰高等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求学，后曾接受马寅初的聘任，在北京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译者注

[28] 这一点出自Eaton,“Islamic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pp.31-32;Voll,“Islam as a Special World System,”p.219。

[29] 和平之鞍（pax turcica），拉丁语，相当于chair of peace，和平之椅。——译者注

[30]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p.467,475-76.

[31]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Armonk,NY,1999）,p.151.

[32] 萨法维帝国（Safavid），由波斯人在1501年到1736年间建立的统治伊朗的帝国，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作为国教，在萨珊王朝之后，第一次完成了对波斯东部和西部各省的统一，继承了古波斯帝国的遗产，是伊朗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过渡时期。——译者注

[33] 桑海帝国（Songhai），为西非地区的黑人土著大帝国，在15到16世纪最为强盛，取代了马里帝国的霸主地位，成为西苏丹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面积一度与欧洲相近。——译者注

[34] 参见James M.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New York,1993）,p.2 and passim;and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

[35] 詹姆斯敦（Jamestown），英国在北美大陆上，即今天的弗吉尼亚州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译者注

[36] 维多利亚时代的比较出自Lewis,Cultures in Conflict,pp.13-14。

[37] 加拉太塔（Galata Tower），最初是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在公元507年修建的木质灯塔。热那亚人在1348年用石料重建了该塔，并渐渐在周边形成热那亚人的市镇。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加拉太镇被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译者注

[38] 复制于Whitfield,Image of the World,pp.40-41。

[39] 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1985）,ch.2;Cedric J.Robinson,Black Marxism: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1983;Chapel Hill,NC,2000）,pp.104-105,110;Robin Blackburn,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New York,1997）,p.77.

[40] Philip D.Curt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2nd ed.（New York,1998）.

[41]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London,1975）;Pomeranz,Great Divergence;Robinson,Black Marxism,p.110;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p.9.关于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参见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1944;Chapel Hill,NC,1994）。Williams的主题依然存在争议，但人们很难拒绝接受其宽泛的勾勒，特别是有关参与工业化资本投资的积累问题尤其如此。相关评估参见Stanley Engerman and Barbara Solow,eds.,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Cambridge,UK,1987）。Williams并没有强调经济生活中的消费一侧，虽然这一主题日渐成为大西洋世界关注的焦点，就这一问题，我的立场是如何补充而非取代他的观点。

[42] 所以犹太人的贸易网络也同样指向东方，尽管其并未获得保障或高度发展。参见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2,p.157。其中一条由地中海所连接起来的关键线路并非陆上线路，而是一条由穆斯林所控制的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线路。

[43] Fernández-Armesto,Millennium,p.241.

[44] 也许曾被认为是延续到了1989年甚至更久的苏联是一个例外，但其得以延续的代价则极高。

走向全球

12世纪伊始，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无论身居哪块大陆，都开始得益于全球变暖的进程。其后果就是人口的增长、帝国建构的深化，以及文化活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1] 在14世纪，马里帝国达到了它的全盛，其财富和权势得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承认。跨越到大西洋的另一侧，阿兹特克帝国也巩固了它的权势，以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án）——在1325年，这座城市约有25万常住居民——为首都，统治了一大片附庸国所控制的区域。在16世纪早期，当科尔特斯抵达此处时，特诺奇蒂特兰，这座都城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

但14世纪对欧洲或中国却并不仁慈。由于饥荒和瘟疫，岛屿世界中的这两个地区都遭受了惨重的生命损失。如果蒙古人的征服曾经建立了安全的商路并进而带来了全新层次的繁荣，那么现如今，大规模的内陆商队也沿着这些商路穿越了中亚，并散播了可怕的黑死病。超过6000万中国人由此丧生，欧洲也损失了其1/3的人口。

没有人确切知道黑死病到底是如何发端的。然而，好像是伴随着蒙古人呼啸而来的征服，社会瓦解，从而使很多社会对这种灾难性的传染病毫无招架之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商路成为这种疾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通道。它被从东南亚——也许这种疾病始于此处——带到中国，然后横跨中亚，进入欧洲。这场瘟疫打断了常规的贸易，商队的路线与黑死病流行的路径是一致的。瘟疫的流行作为一重动因，推动着欧洲人在15世纪开始寻找一种替代陆上线路的通往东方的道路。也许途经海洋会更加安全可靠。

在15世纪，欧洲的崭新活力就体现在欧洲人投身于海外探险并大力发展日渐强大的远途贸易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对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之中。这类发展几乎无须解释，但或许这些创新源于对挑战所做出的回应，既回应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挑战，也回应了由瘟疫所引发的对既存各类社会实践和文化假设的破坏。当然， [2] 这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活力并不仅仅在欧洲处处可见。从中国到葡萄牙，从阿兹特克帝国到中亚的奥斯曼、萨法维和蒙古帝国，一直到西非的桑海帝国，都可以发现蛛丝马迹。当欧洲人把他们全新的活力带到海洋上，奥斯曼人的居所却进一步巩固，成为一种深入内陆的奥斯曼陆上帝国。同时，莫斯科帝国（Muscovy Empire）也开始向东部扩张，并在1639年抵达太平洋。

如果要寻找15世纪早期向海洋进发的领头羊，那么人们是不应该聚焦欧洲的。中国人，而不是葡萄牙人，也许应当被视为最有可能在海上环游全球并建立全球贸易帝国（的人）。强大的中国舰队当时已经拥有了远远大于哥伦布船队的多艘舰艇［400英尺长的舰艇对比区区85英尺长的桑塔·玛丽亚号（Santa María）］，（中国舰队）在东南亚沿海、南亚和东非上探索、巡游。人们指出：是一位穆斯林太监、位高权重的中国海军统帅郑和 [3] 在1421年到1423年间环航了全球，几乎比费迪南德·麦哲伦的航行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4] 在早期阶段，尽管中国人向海洋进军，并且由郑和所创立的附属国（朝贡）贸易的合作关系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但中国的政策在1433年还是发生了变化：作为国内政治争斗和财政状况发生变动的一种后果，政府终止了对这类海事活动的补贴（特别是对大型舰艇而言，政府的补贴至关重要），失去了政府的支持，私商转向了依靠小型船只的区域贸易。 [5]

尽管这种海事活动锐减，中国依然是亚洲经济的引擎。其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外加程度稍逊一筹的其他亚洲帝国的经济体）为亚洲的发展打下了根基，实际上使得海洋变成了全球商业活动得以展开的场所。

明朝（1368—1644）在15世纪末见证了一种向“白银经济”的过渡。这种发展走向之成因部分来自政府的决策（在15世纪30年代，人们把白银作为上缴赋税的合法货币），但是，白银同样也被日渐壮大的中国经济所急需，并在价值上似乎成为与交换媒介同等重要的一种深具经济意义的“商品”。由此，在中国，而非在其他任何地方，白银开始具有了一个更高的比值（与黄金和任何其他的等价物相比）；在1540年到1640年间，它（在中国的）的价值高出欧洲一倍。日本曾经向中国供给过白银，但是，拥有世界1/4的人口，却几乎占据世界经济总量之40%的中国对白银有大量的需求，最终这种需求被来自美洲银矿的产出所满足。在1500年到1800年间，美洲银矿的产出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5%，在1527年到1821年间，多达一半的银矿产出输往了中国。这不仅令中国的经济生机勃勃，也活跃了全球商业活动。当中国在1567年放松了对海上贸易的限制，亚洲对白银的需要以及金银在全球的流动都急剧增长，几乎瞬间就翻了一倍。 [6] 由此，一个看似永不枯竭的市场出现了，它不断吸纳着墨西哥和秘鲁不受限制的银矿产出。

白银从阿卡普尔科 [7] 到马尼拉（该城在1571年的建立正是为了经营此种贸易）的流动，创造了一种同时建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海上航线上的全球经济。 [8] 如果没有来自南美洲西属殖民地的白银，并且也没有明朝的特殊政策（使商人从中国换取先进的加工制成品具有贸易价值），那么即使不是中国人，至少也应当是印度人，而绝非欧洲人，会成为全球贸易商中的佼佼者。 [9] 但是如今白银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硬通货，欧洲人成为获利颇丰的中间商。如果没有亚洲的发展，在美洲定居和发展的前景将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期待；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都万万不敢在美洲那里投下血本。由此，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他们从饱受疾病摧残的土著美洲人那里（接管并）牢牢控制住了秘鲁和墨西哥的矿藏，他们的成功也同时仰赖于亚洲经济的扩张。 [1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银流入中国，在中国引发了快速的城市化和投机活动，通货膨胀也使得中国越发依赖白银的不断流入，这就意味着：在金银的全球流转中，明朝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供给中断时，会变得脆弱无力、极易受损。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似乎加速了明朝在1644年的崩溃。 [11]

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研究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史著中宣称：葡萄牙曾是“一场大爆炸的引爆器，这场爆炸震荡了整个世界”。1253年，在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区域上，摩尔人业已被征服，葡萄牙人也夯实加固了一种令人咋舌的现代国家，并在1385年完成了布罗代尔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这个短语放错了时代，其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新近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在组织上与葡萄牙的商人阶层结成联盟，由此产生了一个对市场亲善有加的国家。里斯本是一座展现外向风貌、具有世界主义风格的城市，并对各种贸易机遇充满渴求。 [12]

明显受到了热那亚人的影响，葡萄牙人集中力量，试图寻找一条通路，以此来绕过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对地中海以及通往印度的陆上商路的垄断。 [13] 正是这种聚焦，揭示了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哥伦布跨越大西洋航行的请求。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他们在地理知识上的提升。依据古希腊人对地球周长的推测，他们正确认识到：哥伦布（对地球的周长）低估了20%（葡萄牙人的这一理解是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错误，使得哥伦布的计划无法将其带入亚洲。

葡萄牙人很早就认识到：“假使你有坚船利炮，印度群岛的商业必将会落入你的手心。”这一观点也正是由其海洋探索的支持者、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提出的。他们拥有坚船利炮，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把持了海上的胡椒和香料贸易。 [14] 葡萄牙人南下非洲西海岸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戏剧性，这一过程是渐进展开、持续不绝的。葡萄牙的水手和商人不仅技艺非凡，同时也谨小慎微。 [15] 在1415年，葡萄牙人在休达城（Ceuta）建立了一个非洲据点（claim），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侧；在西非，他们的第一所受防御工事保护的商站诞生于1445年，位于今天毛里塔尼亚的海岸线上。他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向南航行，心怀对东方的梦想，并建立了更多类似的飞地，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feitoria”（商站），并退化成了英语中的“factory”（商行代办处）。

据说，英国人之所以把自己限定于非洲沿海的各个飞地中，正是因为受到了当地流行的各类疾病的困扰。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也与他们所遭遇到的各类（当地）政体的强大有关。 [16]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实现殖民化的葡萄牙领地是圣多美（São Tomé）以及其他一些在他们发现时无人居住的离岸岛屿（offshore islands）。葡萄牙人在大陆上建立的各类飞地占地狭小，并碍于非洲政体的存在而只能声张有限的权威。这些非洲政体，带着他们沿海人的天真质朴，凭借对主场地盘的占有，依靠一种颇有声势的地位得以谈判和交涉。历史学家们日渐认识到：欧洲人并没能主导这块地盘，在这一早期阶段，通过（非洲人的）收留款待以及（双方）对经济和其他各类利益的相互追求，帝国才被塑造出来。

在15世纪90年代，葡萄牙人抵达之前，印度洋一直就是大规模贸易城市体系的中心所在，这种城市体系将岛屿世界中的所有已知地区联系了起来。始建于1380年的马六甲城，在16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多达5万的常住居民，一位葡萄牙造访者曾宣称：作为一个贸易中心，这座城市“举世无双”。 [17] 经红海的连接，存在于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这种跨区域的贸易系统可以向前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埃及人就已经修建了一条从尼罗河直抵红海的运河。此类贸易——受到了奥斯曼人的大加鼓励，并对其大开方便之门——早就为葡萄牙人所知晓，但（早先的葡萄牙人）还只是间接地参与其中。

葡萄牙人染指印度的野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那里的穆斯林统治者的驳斥，后者的力量与葡萄牙人不相上下。但那些穆斯林统治者却对此处并不上心，因为他们在别处还有更多重要的战略利益，而在当时，葡萄牙人则已下定决心要独自在此建功立业。人们推测：如果这些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铲除了早期的葡萄牙飞地，那么在印度，任何由基督徒所创办的“商行代办处”无疑都将推迟出现。 [18] 相反，那些穆斯林与欧洲人做起了买卖。如今葡萄牙人已经可以直接取道海洋进入莫卧儿帝国，并与东方展开贸易，以至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垄断了欧洲市场上的胡椒和香料。 [19]

葡萄牙人同样预见到了大西洋蔗糖经济的后续发展。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基督徒们发现了甘蔗的甜头，起初甘蔗只是一种来自孟加拉的作物，并长期在黎凡特地区被加工生产。如今，这种美味的奢侈品生产已经发生了转移，遍及地中海沿岸。这种转移起初以伊斯兰教的扩张为预兆，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把甘蔗的栽培和种植扩散开来，甚至远及西班牙。随后，意大利投资商扩大了甘蔗的种植，蔗糖生产在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格里布得以建立起来。在15世纪，葡萄牙人与意大利的投资商和种植户联手合作，在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islands of Madeira）和圣多美大力发展蔗糖种植园，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在加那利群岛上建立了种植园。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他们在此项事业中都使用了来自非洲的奴隶。农业奴隶制曾是一种创新之举，受到了黑死病带来的后遗症——劳动力短缺——的推动。 [20] 然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人们需要记住：在1530年到1780年间，至少有100万欧洲的白人基督徒——大多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山脉——曾在巴巴里海岸 [21] 遭受到了阿拉伯穆斯林（Muslim Arabs）的奴役。这些奴隶中的大多数人，往往是在各类冲突中被俘虏而来，然后被发配到城市和乡镇中从事苦力，或者去船上充当水手。 [22] 施加在这些欧洲人和非洲人身上的非自由劳工模式的差异特别值得强调。一般而言，穆斯林社会中的奴隶制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欧洲人对另一种不自由的农业劳动力形式——农奴制——极为熟悉，但在南北美洲，他们却并没有在种植园中采取农奴制。农奴是一种村镇形式或者说是公社形式的劳动力，而当时在新兴的种植园复合体中，奴隶制是以个体奴隶为基础的，尽管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一起上工。作为奴隶制中的一种形式，集体劳动并不存在于非洲或东地中海，或穆斯林世界中，只是罕见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河谷地带的盐碱地上。 [23]

这种出现于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上的全新的非自由劳工模式由此成为一项重大创新。它指向了未来的工业化组织，而并不能向前追溯到非洲村舍所熟知的那种奴隶制模式。这正是种植园体系这一理念的根由所在——种植园体系随后在巴西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再往后，也扩展到了加勒比群岛上。

[1] Ringrose,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p.14;也可参见Bentley,Old World Encounters,p.165.

[2] 参见Denis Cosgrove,Apollo’s Eye: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Baltimore,2001）,p.63。一副以怪兽为镶边的地图可参见p.23。

[3] 郑和，原姓“马”，名三宝。他的家族属于云南回族人，祖辈是元朝时从中亚迁来的色目贵族，马姓就是阿拉伯语Mahmud的汉化。所以从民族上看，郑和算是回族。但在宗教信仰上他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还存在争议。因为据说他曾拜喇嘛为师，遗物中也曾有一部《妙法莲华经》，据此部佛经的“跋”所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这表明他也许一度是佛教徒。——译者注

[4] 参见John Noble Wilford,“A New Theory Puts the Chinese Fleer Ahead of Columbus,”New York Times,March 17,2002。此文或此文所引用的书目中的证据都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航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忽略。麦哲伦在完成他的环球航行之前就在菲律宾群岛被杀害，但他手下的水手们却完成了此次环球航行。

[5] 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pp.51-53.

[6] 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CA,1996）,pp.76,83;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p.159-62;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no.2（1995）,p.395;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2,p.198;William S.Atwell,“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in 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eds.,MetaIs and Monies in an Emerging Global Economy（Aldershot,UK,1997）,p.159.

[7] 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南部港口。——译者注

[8] 参见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Pomeranz,Great Divergence。

[9]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43;Flynn and Girá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也可参见John E.Wills,1688:A Global History（New York,2001）,p.29。

[10] Ringrose,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p.195.

[11] Atwell,“Internar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pp.160-63.

[12]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138.

[13] 关于葡萄牙人追求那一目标的记录可参见Pearson的佳作Portuguese in India。

[14] 引自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493。

[15] John Thornton,Africa and the Africans in Making the Atlantic World（New York,1992）,p.35.这项冒险机会全部由私人资助。

[16] Basil Davidson,Africa in History,rev.ed.（New York,1974）,p.172.

[17] 引自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CA,1997）,p.58。

[18] Pearson,Portuguese in India,p.35.

[19] 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pp.16-18;C.A.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1989）,pp.16-19.随后，继葡萄牙人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主导了印度洋上的贸易，他们的政策对“（地方政体而言）更为严苛，且更具破坏力”。Bayly,Imperial Meridian,p.18.

[20] 对这一推论，参见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29。关于地中海上的穆斯林奴隶制，经常出现于城市，而非农业活动中，参见Segal,Islam’s BlackSlaves,p.115。

[21] 巴巴里海岸（the Barbary Coast），指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带。——译者注

[22] Robert C.Davis,Christian Slaves,Muslim Masters: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the Barbary Coast,and Italy,1500-1800（New York,2003）,p.23.

[23] 参见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p.79。

渡海而来的民族

海洋革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文化上的、宇宙观上的或者经济上的方式——触及了所有大陆上的各个民族。每块大陆都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即一种不请自到、渡海而来的民族的登岸。与此同时，这些航海家也开始了解其他各个民族。在每块大陆上，新世界预言者们的登岸都引出了一种相似的叙述：他们总是渡海而来的民族，中国人称其为“海寇”。 [1]

与那些对贸易联系——甚至是长途的、与其他各块大陆所展开的贸易联系——早就见怪不怪的非洲和欧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相比，美洲人对那些渡海登岸的欧洲人有更大的惊异之感。这种全新的震撼之感在一个来自沿海村庄的渔民笔下得到了清楚的表达，他在1519年到阿兹特克的首都向统治者蒙特祖玛（Montezuma）做出汇报，后者希望能够获悉科尔特斯登陆的情报。这个渔民告诉蒙特祖玛：“当我走到浩瀚大洋的海岸线上，（发现）那里山峦起伏，小丘漂浮于水面之中，并四处移动……我的神呀，我们哪曾见过这般景象呀！” [2]

西半球的土著民族，最初的美洲先民，曾与岛屿世界彼此隔绝。当时他们有深入的南北贸易网络，但未曾冒险出海。考虑到阿兹特克人未曾驱动商业贸易的车轮（车轮仅仅用于儿童的玩具）并且印加人也只是把美洲驼 [3] 当作挑担子的怪兽，他们也许曾经考虑过要更充分地利用海上运输，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把沿海的巡游奉献给了渔业捕捞，而非海外贸易。然而，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他们被拖入了海洋世界。随欧洲人的登陆而构建出来的美洲新世界，为全新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机遇，并且也提供了全新的可供贸易的商品，包括加工过的铁制器械和纺织品，但绝不包含武器装备。同样，结盟立约也是可以为之的。例如，在很早的时候，墨西哥湾沿岸的特拉斯卡拉人（the Tlaxcalans）就把科尔特斯视为一种盟友，认为后者可能会（并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协助他们向那些试图将其变为附属民族的阿兹特克人做出反击。但事后证明：在这种结盟关系中，西班牙人远比特拉斯卡拉人更能从中获利，这一模式必将不断重复。

与西半球不同，凭借与亚洲和欧洲的大量贸易往来和跨文化联系，非洲长期以来就是岛屿世界的一部分。这三大洲都分享了地中海上的商路。在东非海岸线上，斯瓦希里人（Swahili）所控制的各大港口城市都向印度洋敞开了大门。 [4] 达·伽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港口城市的重要意义，在向印度进发之前曾在那里徘徊良久。沿着多条不同的线路，非洲的黄金和奴隶被输送到了中东、欧洲和亚洲，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地中海世界的交流却受到限制；西赤道非洲（在当时）只是穆斯林贸易帝国的偏远边陲。 [5] 此外，5000多头骆驼所组成的内陆商队会定期穿行于撒哈拉地区，既输送着那些要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也搬运着各类物资。从马格里布海岸出发，穿越撒哈拉，抵达廷巴克图 [6] 的“沙漠之舟”将地中海和尼日尔河连接了起来，进而使人们得以自由进出西非的商路网络。 [7] 但大西洋是非洲人的一重障碍，就像大西洋曾是美洲人和欧洲人的障碍一样。各个大洋的开放不仅是为了美洲人和欧洲人，也是为所有其他地区的人造就一个崭新的世界。 [8]

北非的摩洛哥王国，远较非洲大西洋沿岸的其他地方更深入地参与到了海洋活动中来，在1603年，摩洛哥国王艾哈迈德·阿尔-曼苏尔（Ahmad al-Mansur）曾向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提出建议，要与之联手共同殖民美洲。他指出，两国的君主应当共同谴责西班牙人，并一起将其从美洲驱逐出去，进而“占有”这片土地，“将其置于我们的永久统治之下”。他认定英格兰将无法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中找到合适的“热点”，并提议让摩洛哥人而非英国人来实际定居于此。 [9] 当然，这一提议并未实际落实，但如果没有海洋革命的推动，这一提议在先前是根本无法想象，也不太可能被提出来的。

在15世纪早期，当葡萄牙人抵达几内亚海岸线时，随着贸易活动在物质条件上的改变，商贸往来的地理分布和文化接触的各类模式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个人在迁徙活动中的经历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当一名漂洋过海的航船中的旅客与当一位骑行于“沙漠之舟”（骆驼）身上的旅人，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感觉。与陆上商队比起来，远洋船队能够运载数量更多且体积更大的物资，（海上贸易）所经中间商的数量也会大为减少，由此，在各辖区内相应征收的赋税也势必会大为缩水。然而尽管如此，贸易活动在物质文化上的大量改变也并不能立刻预示出大转型的量级，这种转型是在“渡海而来的民族”——西非人对欧洲人的称呼——（在非洲）登岸之后才悄然而至的。

然而，当欧洲人与非洲人相遇时，因差异所激发的震惊之感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剧烈。在那时，葡萄牙和刚果维持了相似的农业生产率并具备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两个国家都是借助亲缘关系和附庸体制而得以组织起来的、不断改朝换代的王国，（其间的）各类贸易和政治联系运转良好。然而，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宇宙观却千差万别。例如，在刚果人的宇宙观中，他们深信白人是生活在海洋之下的民族，由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渡海而来。在16世纪早期，皈依基督教的刚果国王阿方索（Afonso）曾与葡萄牙、法兰西和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建立了深入的外交关系，正像怀亚特·麦加菲（Wyatt MacGaffey）所观察指出的那样：他们已经能够在“一种共享的，甚至是彼此误解的基础上”行动自如。尽管宇宙观南辕北辙，但双方的阐释框架却彼此补充、相辅相成。 [10] 两个民族的文化戏码似乎并行不悖，并假装趋于一致，谅解了那些仍会带来丰硕成果的交流误解。

相似的互动模式也发生在北美大陆上，在那里，墨西哥那瓦特人（Nahuatl）的代言人能够在对每个合作者的基本概念存在错误假定的基础上与欧洲人进行交流并展开贸易。 [11] 在五大湖地区，欧洲人与土著美洲人的互动也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推进着。一块“中间地带”得以建立起来，在这里，对话双方虽不能准确无误，但却可以行之有效地从他者的文化戏码中获取信息。 [12]

非洲人和葡萄牙人认识并拥抱了这些崭新的机遇，从而展开了对多种不同商品的贸易交换。与这种新型海洋世界相关联的、突飞猛进的变化产生了累积性的各类后果。显然，在16世纪早期，贸易不仅改变了各个经济体，而且也改变了卷入其中的各个社会，并且种种变化正在加速推进。随后不久，欧洲人和非洲人就日渐被一种贩卖人口的畸形贸易所吸引。刚果国王阿方索早已对此疑虑重重；他在1526年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曾说：“我们无法对巨大的破坏力做出预料，殿下，最严重的危害将会是腐朽和荒淫，以至于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衰败。” [13]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头，后面更为可怕。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都相继启动了奴隶贸易。这种由无数非洲人和欧洲人做出的个人决策最终造就出了一种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不断延续，蔓延到了人们无法预想甚至无法理解的多个领域中去。把人当作商品进行交易，这给一小撮非洲的商人带来了权势和财富，刚果的贵族阶层由此得以过上“堂皇体面”的生活。 [14]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贸易也给数百万的非洲人带来了痛苦与死亡。在非洲大陆的内陆，它削弱了既有的各种社会制度——从家庭到氏族，从村庄到各类经济体和政治组织。（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如此巨大的男性损失也扭曲了当地的性别比例，推进了多妻制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每个养家糊口的人所要负担的供养者数目。 [15] 这同时也是一个几代人共同经历的漫长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非洲的那些手艺人日渐失去了（世代相传的）各类技能。在1500年，葡萄牙人还大量进口西非的棉纺织品；但等到了1600年，这一流向却发生了逆转。 [16] 一个如此庞大的奴隶贸易竟能在非洲由非洲本地人经营，这多少有点令人感到不适，但这也正是非洲的社会制度仍具效力的一种明证。然而，奴隶制的成功——出口了超过1100万的人口，外加他们本应生育的子嗣——最终让西非和中非自成体制的生活走向恶化、（人们）变得一贫如洗。 [17]

在东方，从东非到撒哈拉沙漠，再到红海地区多种多样的穆斯林社会，同样存在一种更为古老的奴隶贸易。虽然对其贸易数量的推测并不保准，但在伊斯兰奴隶制盛行的第一个千年（650—1600）里，大约有400万到500万非洲人曾经遭受奴役；对1600年到1900年间的奴隶数量做出推测，这个数字约在400万到600万之间。 [18] 起初（奴隶制）并非由欧洲人发起，但他们的奴隶制来势迅猛，以至于后来实现一种垄断与专享，欧洲人最终把非洲视为一种人类身体资源（human bodies）的产地。起初，葡萄牙人只是用来自非洲的奴隶来弥补高加索白人奴隶供给的衰落。但经年累月，对劳动力的无限追求日渐演变出了一种奴隶制的种族体系。值得注意的是，1500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奴隶制中，非洲人及其后裔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一直到1700年以后，他们才成为绝对多数。 [19] 数量固然重要，但不同奴隶制在经历上的差异也意义非凡。不同于穆斯林世界中的白人奴隶或非洲奴隶，到了1700年（对大多数奴隶而言也许远早于此），生活在大西洋世界里的非洲人更多的是当作一种劳动力的单位而非活生生的人，这一简化不仅在道德良知上令人憎恶，而且也悲剧性地将非洲的形象和意涵大为缩减。那种必然会在我们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赫然耸立、阴魂不散（loom so large）的奴隶制遗产掩盖了非洲和非洲人更为饱满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更为丰富的知识，并让我们对非洲和非洲人的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雾里看花、云山雾绕。

由此，14世纪的非洲代表了富庶，这一判断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这块大陆因其（居民的）手艺而为人所知，因其（产出的）黄金而享誉海内，这块大陆也供养出了身居内陆、实力强大的各类帝国以及以宫廷为主体的多座城市。地中海世界的黄金主要来自马里帝国，这一帝国曾东西纵横1000多英里。关于曼萨·穆萨（Mansa Musa）——这位马里的统治者因其巨额财富而成为传奇——的神秘故事总是不断被讲述并反复传播。1324年，在他去麦加朝圣的路上，其间途经开罗，他随身携带并挥霍一空的黄金曾对埃及的经济造成灭顶之灾，在当地造成金币贬值25%，引发金融行业上的一场浩劫。由此，他名声在外，在欧洲也广为人知且备受尊崇。1375年，一位加泰罗尼亚的地图绘制者甚至将他刻画为身着欧洲统治者之装束，身披权势铠甲的大人物。 [20]

如果欧洲人开始探索非洲内陆的时间放在了马里帝国处于巅峰时期的14世纪，而不是在一个多世纪之后马里因过度扩张而走向衰落的时候，那么非洲的形象可能会更为积极正面吗？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历史会由此大为不同吗？虽然听了太多关于曼萨·穆萨富甲天下的传闻，但其富丽堂皇的宫廷和权倾一世的帝国却难寻一鳞半爪，这令欧洲人备感失望，以至于驱使着他们将这些业已消失的东西进一步夸大，鼓励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非洲人在文明上匮乏贫瘠，且无力担负起（文明人的）政治生活。 [21]

不管是出于这样还是那样的理由，欧洲人给非洲人发明了一个新称号。还没有历史学家能够令人满意地做出解释：为何葡萄牙人会采用“尼格罗” [22] 这个词来代指非洲人？［这个词在16世纪中叶被引入到英语语言中来，援引《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目前所知，人们最早使用这个词是在1555年。］但是使用这个新词所引发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易于解释的。更古老的称号——非洲人、摩尔人，或最久远的叫法埃塞俄比亚人（Ethiope）——都具体指向了一个地点和一段历史。但“尼格罗”一词却消解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认同，用肤色标准来取代了文化差异。事实上，这一新称号否定了非洲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政治制度。这个词削弱了非洲人在历史、文明、宗教和文化上的各种话语权，并最终埋没了赛德里克·鲁滨逊（Cedric Robinson）所强调的那样“本应善加考虑的人性/需要加以考虑的人道”。 [23] 这一术语在意识形态上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大西洋奴隶体系的创制进一步附和了这一术语的发展。 [24]

奴隶贸易的兴起催生出了诸多新兴的沿海城市，并将能量与活力从古老的内陆贸易线路和手工艺中心中转移出来。与此同时，来自新世界的铸造货币也让马里和苏丹的黄金贸易陷于困顿，进而加速了他们的衰落。 [25] 这种在历史上偶然出现的进展便利了“尼格罗”一词的发明，也造就了一种欧洲人头脑中的概念，即存在一个同质化的非洲。这个非洲在奴隶主的心目中无非只是奴隶的来源地，更具悲剧色彩的是，在后世对奴隶贸易大加批判的很多人中，他们也具有同样的观念。 [26]

到访东非和亚洲的葡萄牙人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寻求领土占领上，因为他们只是试图建立商业据点的商人。葡萄牙人在索法拉（Sofala，位于东非）、霍尔木兹海峡（位于波斯湾）、果阿（Goa，位于印度）和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协商成立了商站，或者建立了有堡垒拱卫的飞地。 [27] 很快，他们就在印度洋的贸易中攫取了暴利（这种暴利是如此之丰厚），以至于他们不再去考虑西半球的事务，虽然早先是他们最先占据了西半球，但此时，（考虑到印度洋上的丰厚斩获）西半球在重要性上只能屈居第二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改变里斯本的风貌，使之成为全球贸易和银行业的欧洲大本营，他们也未能成功地利用由贸易所带来的资本流入，时间证明他们为这种失策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通过印度洋上的贸易所获得的权势和财富不断涌向北方的多所城市，并日益接近主要的（资本）市场——先是安特卫普，然后是阿姆斯特丹。 [28]

当阿姆斯特丹运用自身的巨额财富、商业技巧和海军力量在印度洋上建立它的威仪之时，荷兰人最终取代了葡萄牙人。始建于1602年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迅速变身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财力的商业企业之一。作为一个领土狭窄、新近成立的联省国家的都城，阿姆斯特丹成为最后一座能够建立起帝国的城市，就像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 [29] 的确，不列颠帝国发端于伦敦并受到了伦敦当局的经营和管理，但17世纪的伦敦经济体建立在其特殊的地位之上，伦敦是充满活力的（英国）国民经济的心脏。 [30] 如今来看，未来的欧洲帝国必将属于那些强大的民族国家。

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天下，17世纪则是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荷兰人的天下。这一前后更替有其内在的因果联系：荷兰人将葡萄牙人推到了一边，但这只是部分原因。当日本、缅甸、奥斯曼帝国东部和阿曼（Oman）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不能再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支持，他们在面对荷兰人的挑战时变得越发脆弱无力。 [31] 1600年，第一艘荷兰舰艇抵达日本，从1601年开始，荷兰人也发起了与广州的直接通商和常规贸易。两年之后，他们在锡兰登陆，并在1605年夺取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要塞，使其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基地。跟葡萄牙人一样，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贸易，而非领土，他们建立了商业据点，但却并不寻求领土上的占有。他们在1619年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今天的雅加达），但住在那里的荷兰人在数量上却微乎其微，远不能与定居于此的强大的华商共同体同日而语。

人们必然会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惑：在东印度群岛建立并维持首批“帝国”的欧洲人为何如此之少。并且这一点也指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类帝国很大程度上不是横扫一切的强力的结果，而更多的是被当地统治者和精英势力接纳并和解的产物。在地图上，代表各大帝国的不同色块以一种蓄意误导的方式暗示了欧洲势力出现在海外地区，似乎他们的人口分布和制度设置真的存在在那里，但这只能表明：牢固不摇且在地理区域上纵横深入的掌控从未真正存在过。这类早期的帝国与其说是一种武力强制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种协商合谋的产物，即使不总是如此，两种情况也至少各居其半。

荷兰人像葡萄牙人一样都非常珍视他们在东印度群岛上的利益所得，但是大西洋也向他们发来了召唤。在1621年，荷属西印度公司得以建立，并在非洲和美洲同葡萄牙人展开了竞争——主要希望能在奴隶贸易和蔗糖殖民地中赢得一席之地。荷兰人最终实现了这两大目标。这也正是新阿姆斯特丹在曼哈顿岛安营扎寨的一种全球背景。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以及在美国人的各类历史书写中，人们都倾向于把荷兰人定居纽约视为一种线性发展的起头，这一发展历程最终造就了这座美国的大都会。然而这种做法把本应属于荷兰史、跨洋商业史和资本主义史的历史内容擅自挪用到美国史中，据为己有。新阿姆斯特丹原本只是荷兰在全球商业策略中的一个部分，（荷兰人）在曼哈顿的驻扎只是驻扎在了帝国边陲之边陲。从荷兰人的视角来看，在东印度所获取的利益不仅更具价值，而且更是（真金白银）明确可见的。即使是在美洲内部，跟更为重要且利润丰厚的巴西蔗糖殖民地伯南布哥（Pernambuco）（在此，他们曾与葡萄牙人展开过角力）相比，曼哈顿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兄弟。如果真像19世纪的美洲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印第安人只是为了区区24美元就把曼哈顿卖给了荷兰人，那么无疑在荷兰人看来，他们当时也并不把曼哈顿放在眼里，认为它值更高的开价。他们在全球战争中激烈战斗，以此来保有自身在巴西、非洲和亚洲的各类产业，但面对1644年英国人的挑战，在维持新阿姆斯特丹的控制权上，他们却毫不卖力。在1665年以及随后的数次反复争夺中，直到第三次英荷战争之后，他们才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荷兰人最终还是把新阿姆斯特丹还给了英国人，只是反过来要了已经被英国人拿下的苏里南。 [32]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法兰西在涌向海洋的道路上步伐较为缓慢。然而，在17世纪结束之前，法国人也曾拥有一个全球帝国，控制了南亚、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的部分地区。至于那些正在向东移民、穿越西伯利亚、面对美洲的俄罗斯人，他们则主要寻求动物的皮毛——先是紫貂皮，待其穷尽之后，又寻求海獭皮。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半军事的定居点，在这些地方，借助与阿留申人（the Aleuts）展开“强制贸易”的手段，创制出了一种残忍的“收获”海獭的体制。这对阿留申人的聚落造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影响，使其人口数目由1750年的20万人，锐减到了1800年的两千人。 [33]

人们会问：为什么美洲的经历远比其他远距离的跨文化交流和市场交换更为残酷无情呢？为什么欧洲人在那里占有领土会如此重要并如此迅速？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展开贸易，但除去小型的“贸易散居”（trade diasporas）之外，却未曾安营扎寨，长期盘踞。看上去欧洲人对探索其陆上商队所行及的土地，或者对印度群岛，及其对“商站”周围的内陆腹地，都缺乏特别的兴趣。（当然，后来在亚洲和非洲建立的欧洲政治体制将会极为不同。）然而对美洲大陆的勘测绘图和安营扎寨在哥伦布远航之后的50年内就得以完成。 [34] 这里似乎有两个宽泛的理由和些许值得补充的推论。

首先，南北美洲似乎是无人居住或少有人居住地区。就此而言，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真相，因为当欧洲的疾病首次抵达西半球时，的确令其人口锐减，这种现象在加勒比群岛及其以南地区格外严重。对欧洲人而言，这种人口上的稀疏可以与文明的稀薄相匹配。加勒比地区尤其引人注目。在这一地区，最初的接触得以发生，并让欧洲人形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欧洲人而言，南北美洲上这种人烟稀少和文明“匮乏”的状况使他们的征服和占有活动变得合法且正当。 [35]

英国人特别倾向于把“农业生产活动的出现还是缺席”视为衡量文明并提出所有权诉求的依据。如果印第安人未曾耕种过这片土地，那么他们就对这块土地毫无权益可言。美洲土著人主要依赖狩猎为生，这的确不假，但开始与英国人打交道的很多部落事实上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过，然而在性别分工上的盲目无知 [36] 外加其他种种原因，似乎阻碍了英国人的观察。在英国，农业劳作应该是男人的活儿，但美洲的男人却都去打猎了，英国人并不把由妇女所照管的菜园和田地视为一种农业生产。

榨取新世界之财富的劳动力发生了短缺，事实上，在秘鲁和墨西哥的采矿业中尤其严重。这似乎要求采取某种策略，不管是自愿定居还是强迫移民，来促进新世界的人口繁增。后面这种强迫移民的方法采用了一种种族主义的奴隶制，并变成了主要的解决之道；在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数个世纪里，是更多的非洲人而不是欧洲人穿越大西洋，抵达美洲。在1800年之前，非洲移民中的女性比例远远高于欧洲移民中的这一比例。只有在新英格兰地区，欧洲人的性别比例才是平衡的。 [37]

这种状况与亚洲的情况构成了鲜明对比。印度和中国不仅呈现了良好的人口分布——中国当时已经拥有了世界上1/4的人口——同时也展现出了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确凿证据，尽管欧洲人将其视为衰落的文明，或更糟糕地把它看作腐朽的文明（但曾经的文明是获得承认的） [38] 。并且这也具有一种现实的重要性，毕竟这些国家都有驰名天下且备受珍视的商品拿得出手，能够与欧洲人展开交易。在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贸易区内，城市化的程度也比欧洲更为领先。 [39] 在他们所拥有的富庶的沿海城市里，充斥着时刻准备从事贸易交换的各类商人。最终，当天花消灭掉了西半球的土著人口时，疟疾也威胁到了身居非洲和亚洲的外来欧洲人。

英国人来北美安营扎寨还有一种额外的理由。17世纪的英格兰正经历着人口数量的日渐膨胀。（这是后来人口结构发生变迁——19世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英格兰出现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增长率——的一种先兆）。 [40]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经济学或人口学上的解释，那么英国人就无法真正确定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但很快，一种可见的明证似乎预示着人口过剩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随后，亚当·斯密解释了这种长途贸易可能会带来的大都会的繁荣（或者，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制造就业），但这种将一部分人口异地安置的想法，却迎合了早期各类殖民化的支持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诉求。此外，一股相当数量的、持宗教异见的少数派也打算离开英格兰，去寻找一块全新的沃土，以更自由的方式来敬拜神灵。这些热切坚定的新教徒也许担当了一种额外的职事，即作为一种北方的壁垒对以天主教为国教的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扩张和影响做出限制。

正如最后这一点所表明的，宗教是推动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展开殖民冒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因素。海洋革命为现代资本主义打下了根基，但其最初的驱动力和早期殖民者坚持不懈的忠诚奉献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的。无论是对天主教徒还是对新教徒而言，西半球都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神意的预定——这是上帝为基督徒们预留的（一块有待教化的处女地）。这也意味着一种责任，即要把那些追随撒旦的和改宗的失信者带回到唯一真实的信仰中来。这一点在以新教立国的英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教士话语中得到了宣扬，同时在他们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即以罗马天主教为宗的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口中也得以陈说。 [41]

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都有从阿卡普尔科驶向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启航出发，由此美洲的新世界得以与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我已经强调过贸易的联系，但是文化的联系同样也环绕在新旧两个世界里。能够对这一状况做出说明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表现可以从17世纪库斯科 [42] 教堂正门上悬挂的大型壁画（展现了一名耶稣会会士将基督教带到了亚洲）中得以发现。抵达太平洋的耶稣会使团（The Jesuit mission）成为秘鲁“既存宗教”中的一部分。由于那里曾受到过西班牙文化的影响，我们也许会把这个地方视为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显然它的海岸线位于太平洋沿岸。 [43] 随后，一股重要的俄罗斯文化的显现（在北太平洋地区远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为重要和牢固）强化了美洲经历中的太平洋维度。

在18世纪，基于对贸易和科学的兴趣，探索太平洋的欧洲人涉足了地球上1/3的领土。受到林奈（Linnaeus）的启发，自然主义者希望能够对“全球植物体系”进行详细勘察。大型远征活动不断开展，这些活动的领袖以效力于法国的路易斯·安东万·德·布干维尔船长（Admiral 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和领导西班牙在1789—1794年间展开远征的亚历桑德罗·马拉斯皮纳（Alessandro Malaspina）为代表。马拉斯皮纳以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1768—1779年间的三次远征为楷模，并对布干维尔的远征也了然于心，（他在远征中）收集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并把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建成了南太平洋上用于贸易、科考以及海上航行的重要据点，就像库克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对夏威夷进行的改造那样。

地理学和植物学上的知识经常与帝国主义强权的商业野心相关联，但伴随着库克船长的首次远航［受到了皇家学会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鼎力资助］，自然—史（natural-history）议题得到强化并变得更加突出。这次远征吸收了非英国国籍的一些自然主义者，并超越了民族上的排外性和敌对性，而（排外性和敌对性）这两点曾经充斥于先前被重商主义者所驱动的探险活动中。由库克船长和另外一些人开启的对南太平洋诸岛屿的各种发现，激励了一种生态变迁的意识。正如在16世纪（远征者）通过与各类新发现民族的接触而促进了人类学的发明，这类科考远航也促进了对气候和生态事务的批判性讨论。现代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由此降生。以18世纪帝国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观之，这如同是科学家们对小型岛屿上自我维持的殖民空间（colonial spaces）的探索——（这些殖民空间）如同一系列实验室——展现出了那些要并入到欧洲商业帝国中的地区所需付出的社会和生态代价。 [44]

大约在美国革命时期，库克船长的第三次远航令夏威夷在大西洋世界中广为人知。然而悲剧的是，库克却在那里惨遭谋杀。但是，随后这个岛屿变身为一块磁石，吸引了各色人等来此汇聚——有一些人身负使命而来，如传教士团体；还有一些人不仅是作家，还是漫游者，如水手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19世纪，对两项伟大的事业——太平洋上的商业活动以及以科学方式理解海洋世界的科考活动而言，夏威夷都曾是一处至关重要的交流中转站。在火奴鲁鲁，这座位于世界最大水体 [45] 之中心位置的国际大都会中，你可以遇到科学家和水手、商人和传教士、捕鲸人和海军军官，他们正就贸易机遇、自然—史之发现和太平洋上各类社会的民族志展开信息交流。 [46] 起初，它被认为是属于美洲势力范围内的一种存在，尽管至早也是到了1805年，一位英国的海上统帅才在谈及这个岛屿时，将其视为是美洲“商业活动的蜂巢” [47] 。

正如人们在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移民活动紧随贸易线路的开辟和投资资本的流动纷至沓来。跨越太平洋的贸易也向跨越太平洋的移民活动发出了邀请。事实上，定居于今日之美国的第一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是从马尼拉起航的船只上的船员，在大帆船的回航途中，他们从阿卡普尔科跳船逃跑，曾在墨西哥城工作过一阵儿，并在18世纪60年代想方设法进入到路易斯安那的数个海湾。当时，那里还是一块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正是在这一地区他们建立起了北美大陆上历史最为悠久且未经中断的亚裔美洲人社区（Asian-American community）。在1803年当托马斯·杰斐逊从法国人手里购入路易斯安那时，这一社区也被并入了合众国。 [48]

我希望在如下这一点上我能表达清楚，即一种全球视角已经如此彻底地打断并重构了美国史的通常叙述，这种通常的叙事依循惯例，将美国的发展视为从东北诸殖民地向西扩展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 [49] 事实上，在美国今天的领土上，最初的定居活动发生于佛罗里达（圣奥古斯丁，1560年建城）、弗吉尼亚（詹姆斯敦，1607年建城）和新墨西哥（圣达菲，1610年建城）， [50] 成为可同时触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世界之合众图的一部分的那些领地从一开始就被诸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特质所塑造。抵达此地的各个民族及其带来的影响来自罗盘上的四面八方，并散布于这片领土的各个角落。

在16到17世纪之间，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一种单一的政体形式会在如此辽阔的大陆空间上得以形成。 [51] 早期的各个定居点被标示在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探寻财富和权势的一幅地图上。上面了无路径，让人无法想象这预示着在北美洲将出现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全新的民族国家。英国人在东北沿海地区的登陆并不曾被看作是胆大妄为的帝国主义行动，或者他们也不被看作是特别能干的定居者。毕竟，新世界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他们以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其做出回应。在多数情况下，土著的民族在最初的互动中占据了主动，控制了局面。由于接纳了英国人的到来，土著人帮助他们在其熟知的这个新世界里生存下来。虽然英国人对其自身之种种局限的（正确）评估未能持续50年，但这50年又绝不是转瞬即逝的，它值得我们去追忆和回想。 [52]

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洲大陆——南北的区分并非牢固可靠——构成了一种单一的空间，被标识为多重竞争活动的汇聚之地，也出现在了多个帝国主义的地图网格中。在一个全新的国家“起源”之时，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在那时开始出现的存在感。空间远较时间更为重要。定居者和帝国主义当局可以意识到罗盘上的各个方位，并且认识到为不同宗教信条所占据的领地，但却无法明白其新近建立的殖民地会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走向何方。历史，正如其构成过程本身，必须被多种侧面观察所标注和勾勒，与作为历史主体的各类行动者对他者之入侵的担忧如影相随。新教与天主教力量的宗教对垒，加之帝国主义策略和商业算计的各种考量，这一切都共同决定了每个特定瞬间的机遇与战术。

[1] 引自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1983）,p.42。

[2] 节选自Miguel León-Portilla,ed.,The Broken Spears:The Aztec Account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expanded ed.（Boston,1992）,p.16。

[3] 美洲驼（llamas），也称为无峰骆驼或骆马，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泛指原产美洲大陆，尤其是南美洲的几种骆驼科动物。它们之间大多可以杂交。——译者注

[4] 参见Michael N.Pearson,Port Cities and Intruders:The Swahili Coast,India,and the Portuguese in the Early Modern Era（Baltimore,1998）。

[5] Curtin,“Africa in World History,”p.21.

[6] 廷巴克图（Timbuktu），又译“丁布各都”，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距尼日尔河7公里，坐落在尼日尔河河道和撒哈拉陆路通道的交汇之处，为图阿雷格人所建。这一地点是古代西非和北非骆驼商队的必经之地，也是伊斯兰文化向非洲传播的一个枢纽。——译者注

[7]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pp.31-33,40.

[8]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434;Thornton,Africa and the Africans,pp.13-14 and passim.

[9] William Dalrymple,“The Truth About the Muslim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4,2004,p.34.

[10] Wyatt MacGaffey,“Dialogues of the Deaf:Europeans on the Atlantic Coast of Africa,”in Stuart Schwartz,ed.,Implicit Understandings:Observing,Reporting,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Cambridge,UK,1994）,pp.251,257.也可参见John Thornton,The Kingdom of Kongo（Madison,WI,1983）,pp.xiv-xvi。内陆地区，在廷巴克图，阿拉伯人被等同于来自国外的“白人”。

[11] James Lockhart,“Sightings:Initial Nahua Reaction to Spanish Culture,”in Schwartz,ed.,Implicit Understandings,p.219.

[12] Ri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New York,1991）.

[13] 引自Davidson,Africa in History,p.158。

[14] Thornton,Kingdom of Kongo,p.25.

[15] John Thornton,“Sexual Demography:The Impact of the Slave Trade on Family Structure,”in Claire Robertson and Herbert Klein,eds.,Women and Slavery in Africa（Portsmouth,NH,1997）,p.41.

[16] Davidson,Africa in History,p.221.

[17] 关于此类制度的威力可参见Curtin,“Africa in World History,”p.22。他提出：没有任何一个原始社会有可能会组织起来以猎捕、贩卖并出口100000人，即便是在18世纪奴隶贸易的顶峰时期，非洲人也未能如此。

[18] Segal,Islam’s Black Slaves,pp.55-57.

[19] Patrick Manning,Slavery and African Life（Cambridge,UK,1990）,p.30.

[20] 参见图示Ringrose,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p.65。

[21] Fernandez-Armesto,Millennium,pp,191-97.也可参见Braudel,Mediterranean,vol.1,pp.468-70.

[22] 尼格罗（Negro），在葡萄牙语中原意为黑色。——译者注

[23] 欧洲人使用这个新词，意味着无须把非洲人当作人类来平等视之，也就无须人道地对待他们。——译者注

[24] Robinson,Black Marxism,pp.81,82,119.

[25] Wills,1688,p.44;Thornton,Africa and the Africans.

[26] 参见Thornton,Africa and the Africans,p.5。

[27]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81.也可参见M.N.Pearson,Merchants and Rulers in Gujarat:The Response to the Portugues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rkeley,CA,1976）.

[28]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p.142-43,149.

[29] 同上，p.175。

[30] E.A.Wrigley,People,Cities,and Wealth（Oxford,1988）,ch.6.

[31] Ringrose,Expansion and Global Interaction,p.153.

[32] 苏里南（Suriname），位于南美洲北部，东邻法属圭亚那，南界巴西，西连圭亚那，北濒大西洋。国名源自当地原住民苏里南人。1593年被西班牙探险者宣布为其属地。1602年荷兰人开始到此定居。1630年英国移民迁入。1667年英、荷双方签订条约，苏里南正式成为了荷兰殖民地。——译者注

[33] Alan Taylor,American Colonies（New York,2001）,p.452.

[34] 这个观点来自Germán Arciniegas,America in Europe: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in Reverse,trans,Gabriela Arciniegas and R.Victoria Arana（1975;San Diego,1986）,ch.1。

[35] Anthony Pagden,Lords of All the World: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Britain,and France,c.1500-c.1850（New Haven,CT,1995）;Patricia 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1492-1640（New York,1995）.

[36] 性别分工上的盲目无知，按照英国人的农业文明标准来看，男性应当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只有男性劳动才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而美洲的很多部落则往往是以男性狩猎为主，女性农耕为辅。后者的劳作在男性父权制的信徒眼中是可以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的。——译者注

[37] Curtin,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p.98;David Eltis,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Cambridge,UK,2000）,p.97.

[38] 参见Archer,Old Worlds。

[39] Blaut,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p.170.

[40] 这里的原文是modern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译者认为这是指：在人口增长方式上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存资料的增长在工业革命之前则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所以新增的生存资料总是会被新增的人口吃掉，进而造成生存资料的再度紧缺，从而降低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使得人口增长最终放缓。但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使得人口的增长脱离了生存资料供给的限定。人口增长率走出了上下波动的循环，出现线性上升的趋势。——译者注

[41] 参见Jorge Cañizares-Esguerra,“The Devil in the New World: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nd Kenneth Mills and Allan Greer,“A Catholic Atlantic,”in Jorge Cañizares Esguerra and Erik Seeman,eds.,Beyond the Line:The North and South Atlantics and Global History,1500-2000（forthcoming）.

[42] 库斯科（Cuzco），秘鲁南部城市，在11世纪初至16世纪为印加帝国的首都。——译者注

[43] Mills and Greer,“Catholic Atlantic.”

[44] Richard H.Grove,Green Imperialism:Colonial Expansion,Tropical Island Edens,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1600-1860（Cambridge,UK,1995）,pp.313,315,486.

[45] 此处的世界最大水体指太平洋。——译者注

[46] 关于库克船长和太平洋探险的主题参见Taylor,American Colonies,ch.19。

[47] James A.Field,Jr.,“All Economists,All Diplomats,”in William H.Becker and Samuel F.Wells,Jr.,eds.,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New York,1984）,p.48.

[48] Gary Okihiro,Common Ground:Reimagining American History（Princeton,NJ,2001）,p.21.

[49] 对此类叙事的一种批评可参见Thomas Bender,“The Geography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Culture,”in Anna Maria Martellone,ed.,Towards a New American Nation?Redefini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taffordshire,UK,1995）,pp.174-87。

[50] Karen Ordahl Kupperman,“International at the Creation:Early Modern American History,”in 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CA,2002）,p.110.

[51] 在发生接触的时代，欧洲和北美洲都被划分为大约500个极小的政体，参见Charles Tilly,“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 Making,”in 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1975）,p.15;Alvin Josephy,Jr.,500 Nations: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New York,1994）。据我猜想，非洲的政体数量也与之大致相当。

[52] Kupperman,Indians and English,pp.11,14.

大西洋上的克里奥尔人

在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岛屿世界里，无论是穿越陆上线路，还是途经地中海、北海抑或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前现代的贸易都是由家族公司和各式相继出现的小经营者所掌控。 [1] 一直到17世纪，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才发展出了高度资本化的联合股份公司。同样，在此之前，贸易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在重商主义的原则之下，受到国家的管制。贸易网络上的各种节点正是世界主义者的多个中心居所。商人们聚集在这些地方，形成相互覆盖的商旅移民社群。

不出所料，这种亲切熟悉、充满无限弹性的长途贸易传导模式转化成了一种以葡萄牙人为先锋的新型的海洋贸易。由于既不需要大规模的定居，也不需要获取领地，可以说这种新型海洋贸易相当简单易行。形形色色的商人不断在沿海城市聚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同给予其市场的一个贸易网络连接起来。在那些沿海的城市中，各色商人的汇聚具有相当的世界主义风格。例如在古吉拉特邦 [2] 和马六甲的海港城市中，人们可以找到非洲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汉萨同盟的（Hanseatic）商人。

在这些远赴海外的商人中间，大多数人并不一定都想成为身居海外的永久侨民，但其中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对家族的事业以及家乡的贸易网络而言，他们侨居的时间越久，就越有价值。他们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与当地人打的各种交道，对跨洋长途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一种世界范围的市场绝非不讲人情且不论出处的，即使在21世纪也是如此。 [3] 欧洲与东印度群岛、非洲以及美洲之间的海洋贸易由个体商人所经营，这些人同当地以及远方的合作者们都建立了私交并有各种联系。

当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海上企业并非定居下来的帝国本身，而只是帝国的诸多前哨基地。在18世纪之前，只有西班牙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 [4] 在1600年，居住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葡萄牙人不足1万，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更是少得可怜，到1700年也许还不足2000人。到了17世纪末期，荷兰人在海外拥有了更多的代理机构，但在定居人数上也未曾违背这样一种观点：贸易帝国是散落于深广大陆之海岸线上的小型散居社区的产物。所以这一阶段的帝国在陆地上是孱弱无力的，而且也并不那么正式。

跨地域的商业活动依赖于双元文化（或多元文化）中的“掮客”，他们掌握了语言技巧并具备文化适应性，并能在不同文化间的贸易交流中为其提供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协调和谈判。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表明，水手——其中大多数人都深谙多种地方文化并能对其做出妥帖的改写——曾变身为足智多谋的掮客。他们习惯于过一种世界大同的生活，无论是在海港城市里还是在船只甲板上，来自各片大陆的水手们组成了极富代表性的一帮人。到目前为止，仍有某些历史学家愿意把航行过程中的船上世界描绘为一种具备平等共和性的多元文化世界，据说这正是共和派意识形态的一种来源，这种意识形态在大西洋革命也包括美国革命的年代里至关重要。 [5]

虽然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但这类宣称当然是一种夸大。人们在甲板上所经历的各种冲突不胜枚举。的确，水手们生活在一种共和主义的世界里，但是这一世界却是相当复杂的，且留有一种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痕迹，具有多种不同的权力领域和差异显著的理想预期。从多元文化上看，这远比我们当下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更为深邃且复杂。纪律也许是蛮不讲理的，但这也是一种共同精神（正如整齐划一地进入船舱）的重要表达。当水手们登岸以后，他们就进入了另一重世界，在此，船上等级分明的当权者们也鞭长莫及，并且颠覆船上权威的各类机会——包括一种貌似无拘无束的性自由——也变得引人注目，但是这些机会并不必然具备引发变革的能力。迅速读懂当地环境并适应文化差异的各类能力由此获得了高度发展并受到了重视。因为失误往往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6]

相似的能力也可以在陆地上学习到，因为大西洋经济体在多片大陆上都围绕“商站”和贸易据点孕育了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定居点。掌握多门语言的掮客也至关重要，他们往往跟我们预料的一样，多是非洲人或欧非混血儿/实现欧化的非洲人（Euro-Africans）。可想而知，（这些充当掮客的）非洲人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格外重要，而且相当数量的这类人也出现在了大西洋沿海地区的某些地方。1500年，大约有100名左右的葡萄牙商人居住在刚果首都，但却有将近10000名非洲人居住在里斯本，其中大多数人是奴隶，也有大约1000人是自由人，他们在政府部门、医院、贵族宅邸、农场和手工艺商铺中从事着多种职业。16世纪末叶的墨西哥城至少也有那么多的非洲人居住生活。 [7] 正如海洋为喜好冒险的西欧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样在海洋革命的初始阶段，这也为非洲人打开了一重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学家们一直到今天才发现：某些土著美洲人也曾外出探索过大西洋世界。例如，以帕奎奎纽 [8] 为例，他在1561年从切萨皮克 [9] 地区出发，9年后才返回，这一案例有相当多的档案记录。 [10]

在此，有两点值得强调。当然，首先就是非洲人的地理分布，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多样化的经历和劳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自由的，但即使是遭受奴役的非洲克里奥尔人 [11] ，其大多数在一开始也都经历了一种与地中海沿岸穆斯林社会中的奴隶制更为相近的历史过程。地中海奴隶制——在这里，奴隶的工作岗位和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与大西洋种植园体系中的奴隶制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在后一种制度中，奴隶的经历是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制度下——在那里，女性能跟男性一样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多半具有城市生活经历的奴隶相比，种植园体制褒奖男性劳动力，并把所有被奴役者的生存状态置于一种封闭狭窄的境遇之中；人类劳动得以商品化、程式化和重复化。 [12]

但是新世界的奴隶制并不是只遵循一种模式。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最晚到来的英国人（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发展出了使用团体劳作的种植园奴隶制时，西班牙殖民地上的奴隶制就变得有些另类了。如果荷兰和英国的资本动员以及劳动力的理性化都指向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那么西班牙世界，也包括它的奴隶制，就更是一种巴洛克 [13] 的风格（略显古怪、有些变形）。在伊斯兰模式中，奴隶制存在于城市之中；当然，奴隶也（在旷野中）被用来从事采矿的工作。并且，正像人们对西班牙行政当局的威权主义体系所做出的期待，奴隶制是事关西班牙国家和教会利益的事务，而绝非与信奉新教的英国情况一样，在英国，主奴关系注定只是一种私人化的事务（上升不到国家和教会的层面）。 [14]

一种由西班牙人所创建的、独特的、现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的奴隶制模式曾出现于墨西哥北部地区，也包括今天美国的西南部领土。（一种类似形式的奴隶制也曾在阿根廷被建立起来。） [15] 这一体系植根于西班牙人和土著美洲人在实践活动上的一种交汇，尽管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也共享了重合叠加的某些传统，如（追求）荣誉、（使用）暴力并（禁锢）俘虏。土著美洲人长期以来就一直从事着捕获和奴役敌人的活动，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妇女和儿童曾常常被当作礼物或战利品。这类奴役并非只是为了寻找劳动力——这只是大西洋种植园体系中的关键要务——也是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它成为一种荣誉的象征形式。西班牙人，基于他们对穆斯林奴隶实践活动的熟稔，也对这种美洲本土体系所采取的类似的捆绑形式有所了解。因为在1537年西班牙天主教会确认了印第安人也是有灵魂的理性存在，由此他们就不应遭受奴役。墨西哥的印第安奴隶制在一定程度上就被粉饰为了一种对异教生活的解救，并且也是（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种走向基督徒之救赎的机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体系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许是亲密的，甚至包括达成婚姻关系，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家族的不同成员既有可能是奴隶也有可能是自由人；表亲之间也有一部分人充当另一部人的主人的情况。这种奴隶制不仅在时间上早于17世纪切萨皮克湾附近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移民对非洲人的奴役，也在地点上远离墨西哥当局和正式的经济体。后来，这种奴隶制也不曾受制于美国联邦政府，甚至一直存续到了内战之后。直到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才使其销声匿迹。 [16]

让我们回到大西洋沿海地区，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维持了一种独特的奴隶制体系。在种植园体制建立之前，大西洋贸易经济体早已迫切需要有文化沟通能力的掮客，并对这种人赏赐有加。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非洲人或者欧非混血儿，是葡萄牙男人——他们乐于跨越种族的边界来寻配偶——和非洲女人之间婚姻或其他性结合方式的产儿。 [17] 无论是欧非混血儿还是非洲人自身都能在这种多元背景下，在文化交流中游刃有余。非洲人早就对充斥着多种语言的世界习以为常，并由此具备了特殊的语言技能；他们不仅习得了很多种欧洲（或其他地区的）语言，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明了一种他们克里奥尔人自己的语言。到了16世纪，无论是遭受奴役的还是享有自由的非洲人，以及活跃在里斯本和非洲城市中的种族混血的水手，他们都操着一门具有独特语法特点的克里奥尔人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葡萄牙语、比尼（Bini）语和刚果语的杂糅。这种“几内亚方言”或“黑人的葡萄牙语”恰恰构成了一种大西洋上的通用混合语。 [18]

历史学家艾拉·柏林（Ira Berlin）最近的研究使得“大西洋克里奥尔人”的庞大数量和重要意义得以重现天日。这些非洲人或非欧混血儿（Afro-Europeans）在中枢性的交流要塞——在里斯本和塞维尔 [19] ，在非洲的埃尔米纳 [20] 以及大西洋西岸的布里奇顿 [21] 、法兰西角（Cap Français）、卡塔赫纳 [22] 、哈瓦那、墨西哥城和萨尔瓦多——过着一种世界主义风格的日子。 [23] 地理分布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关注历史时间先后的同时，也能辨识出历史发展的空间维度，这可以打破常规惯有的叙述。在种植园奴隶制出现之前，曾存在一种更为复杂的世界，在那里，奴隶与自由人，白人与黑人，他们之间的边界是难以做出界定的。那个世界曾是一种有阈限易察觉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种有韧性能延展的世界。它为别样的经历和体验提供了空间。在这种大西洋克里奥尔人的世界里，肤色至关重要，但也不能决定一切，这制造出了一种偶发的意外，让种族成为一种越发清晰且日益重要的历史建构；大西洋奴隶制的制度化过程耗时良久，最终才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意义的事实。人们认识到：在早期阶段，形成其他的种族类别和劳工形式也绝非没有可能。因为怕是有一个世纪之久，大西洋沿海地区的奴隶制与地中海沿岸的奴隶制非常接近——奴隶制大多出现在城市中，奴隶们可以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并拥有丰富的经历，具有向上流动的多种机会。白人和黑人，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分也远不是那么清晰可辨。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这种原始的大西洋模式就已经开始消解和崩溃，然而在巴西，一些大西洋上的克里奥尔人竟然一直存活到19世纪，不断在巴伊亚 [24] 和非洲各处的穆斯林社区中发挥着调停、斡旋的作用。 [25]

在美洲的先民中间，有很多人充当着类似的文化掮客的角色，他们属于大西洋克里奥尔人中的另一种类型。这些美洲的文化掮客，像非洲人一样，在语言上巧舌如簧，在文化上八面玲珑，既具有商业头脑，又对市场和商品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见解。除了在文化和经济生活上发挥作用以外，这些“善于居中调停的恰当人选”常常被召唤而来，充当夹在殖民地官员和美洲土著首领之间的政治谈判家。 [26] 他们中的某些人是“走向本土化”的欧洲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对欧洲见多识广、知之甚丰的土著美洲人。斯匡托（Squanto）、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以及后来很晚才出现在路易斯与克拉克远征中的肖肖尼族（Shoshone）印第安向导兼口语翻译萨卡贾维亚（Sacajawea），这三人早已名声在外，然而也被神话传说包装。许多印第安妇女曾经充当翻译，因为她们在维持各部落联系上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重要性，她们与欧洲的商人也展开了至关重要的各类接触。妇女们经常善于在两种文化的间隙中捕捉机会，有时凭借基督教思想的武装，她们也能在文化间隙中搭建起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一位改宗基督教的易洛魁人（Iroquois）卡特里·德卡维莎（Kateri Tekakwitha）［她的名字取自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 of Siena） [27] ］跟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也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精神导师，在男性萨满的权势包围之下，发出了一种微弱的声音，表达了一种（女性的）立场。 [28]

在后来成为西属美洲的地区，最负盛名（或备受污名）的文化调停者是玛丽娜丽（Malinali）——也就是西班牙人所说的唐娜·玛丽娜（Doña Marina）。作为一名出生于墨西哥南部的公主，她被她的生母和后来的继父（跟她的生父一样，也是一位酋长或印第安人的国王）出售给了一位瓦斯特克族的玛雅人（Huastec Maya）。1519年，在14岁时，她抓住机遇改变了自身的境遇，同时这也有助于改变她所身处的整个世界。当埃尔南·科尔特斯手下的翻译无法理解一门当地语言时，她就自己充任了翻译；不久，她既成为科尔特斯的谋士，也成为他的宠妃。［人们也许会注意到她跟科尔特斯的第一个孩子马丁·瓦列霍（Martín Vallejo），他死于一场发生于地中海的抗击海盗的战斗，从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16世纪海洋世界中人口流动的观念。］她的多重动机无疑是极为复杂的，但总体说来，她曾是西半球最富权势的女人，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她在墨西哥史中的位置如此饱受争议。19世纪时，随着墨西哥民族主义的发展，玛琳·辛 [29] 成了一种叛徒的代名词。

如果她是一个例外的个案，那么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甚至是左右逢迎的姿态，这也正是印第安拉迪诺人（indio ladino）身处的位置。印第安拉迪诺人这一叫法是对16世纪精通西班牙语的土著安第斯人（Andean）的称呼。拉迪诺人是一种非主流的、被边缘化的个体，具有并不确定的身份。他们中的最早一批人都是俘虏出身，但到了后来，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种角色（或者说这种机遇）。出身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背景中的这类妇女和男子以向导、政治谈判者、法律调停人、翻译或者教会中传布福音的代理人等多重身份作为自己的职业。由于曾在西班牙人的学校中接受过教育，他们往往成为土著人中的历史学家和年代记的编录者。首批拉迪诺人在种族上多为安第斯人，但是到了后来，麦斯蒂索混血儿（Mestizos）则更接近于双元文化。 [30]

同样，在北美洲，人们也会发现这类文化掮客多具有混血的出身。在法国人实现殖民化的那些地区中，男性大大多于女性，法国男人多包养印第安人情妇，或者纳印第安女人为妾，甚至娶印第安女人为妻。

这种本地婚姻（mariages du pays ）的后果就是生育出了一些在文化上左右逢迎的法-印混血儿（Franco-Indian children）。但是来自英国和荷兰的男人却很少跟非洲或印第安妇女结合。英国人对种族混合表现出了相当的不安，因其定居点上的男女比例（相对接近），所以（种族联姻的）问题不是那么迫切，特别是在新英格兰，有更多地区的男女比例接近平衡。但这也导致了跨文化理解上的先天不足。英国人很少以土著美洲妇女为配偶，这种状况也绝非一成不变、毫无例外。因为男人总是不断迁移，而非创建一个双元文化的稳固家庭，因此（这类混血的）孩子往往无法从一个双元文化的家庭中长大成人：当父亲拍屁股走人之后，母亲一方的美洲部落就接纳了这类孩子。 [31]

当时，大西洋克里奥尔人往往居住于城镇之中，北美洲的文化掮客通常出没于内陆的小型定居点或者各个商站周边。 [32] 不管他们身处何处，都会面对一种挑战，即如何才能融入一种全新的文化之中，却又不丧失自身所继承的文化。当有阈限的世界为这批最初的尝试者带来自由和机遇的时候，它也令他们饱受怀疑且易受攻击。 [33] 不论是在非洲“商站”的周边区域、北美贸易驿站和林间小路的周围、欧洲的海港地区，还是在南美洲以及切萨皮克地区多种类型的定居点中，这些文化掮客都是充满活力的行动者。

以时下的标准来看，大西洋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还是规模庞大的。非洲西海岸的城市，即今天加纳境内的埃尔米纳——葡萄牙人在1482年建立的城市——在1682年之前，就已经拥有了15000到20000之间的人口，远远高于当时的波士顿和纽约。在这类社区里，非洲贸易中由文化掮客所经营的商品涉及农产品、鱼类、纺织品和金属部件。然而，到了17世纪，随着种植园经济的成长——随着它以一种貌似永不餍足的态势来不断吸纳人类的身体以供给劳动力的需要——丰富的商业活动和多样的人类经历也被压缩和简化。在奴隶制内部，那些使复杂的人类认同成为可能的各类活动和多样经历变得越发少见。在大西洋种植园体制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之丰富性的丧失是一种最不容易辨识，但却最为暴虐的（后果）。

在这种崭新且粗暴的（种植园）经济体中，大西洋克里奥尔人的技能是不被珍视的。事实上，他们的世界性令其产生一种局促感，甚至是恐惧感。在各座岛屿上从事蔗糖生产的种植园主往往希望奴隶，特别是那些年轻力壮、不谙世事的小伙子们，最好直接来自非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奴隶更愿意遵守种植园奴隶制所施加给他们的纪律要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大西洋克里奥尔人在一种被边缘化的奴隶社会里销声匿迹了。在这种非主流的奴隶社会中，此处的种植园主无法支付高昂的出价，而他们在加勒比蔗糖群岛上的竞争者们却可以——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正如切萨皮克湾的各个定居点中所表明的那样，享有自由的非洲人和遭受奴役的非洲人随处可见（同时并存，并展开竞争）。 [34]

在这类（自由的）非洲人中，档案记载最为翔实且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来自一对名叫安东尼·约翰逊和玛丽·约翰逊（Anthony &Mary Johnson）的夫妇。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城的记载表明：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的尼格罗”在1621年被出售给了班尼特家族，他在这个家族的种植园中工作了12年。安东尼奥登陆美洲不久，一个“名叫玛丽的尼格罗妇女”也抵达了弗吉尼亚州。两人因皆具饱受赞誉的天分和勤勉的性情而被允许独立耕种。他们不仅赎买了自由和土地，还结了婚。作为一名获得自由的妇女，玛丽也赋予他们的子女以自由的出身，后者得以接受洗礼。在自由之后，安东尼奥将他的名字英语化了（改成安东尼）。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他的财产中也包括了数个奴隶。他还获得了法律上的权益，得以向一位白人种植园主发起诉讼。约翰逊夫妇最终将他们的地产传给了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先前为奴，后来成了奴隶的所有者，但安东尼既与白人和黑人一起上工，也与奴隶和自由人一起劳作，他与玛丽的社会生活打破了各种界限。到了18世纪，这种特例已不再可能出现。但在17世纪里，奴隶制是很难被界定的，或者说它还尚未正式地实现制度化，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以妇女（比例）为标示的种族区隔还是存在的。例如在1634年，来自非洲的妇女不到（输入的非洲人口总数的）“10%”，这使得她们很难赎买自身的自由。随着英国妇女日益从田地劳作中脱身，非洲的妇女被调来担当“田地里的苦力”。最重要的是：等到了1662年，对遭受奴役的妇女所生子女的永久性捆绑得以确立。［在巴巴多斯，受奴役的非洲妇女所生的子女早在1636年就开始遭受永久性的奴役（不得赎身）。］在英属北美洲，即后来的美国，这也构成了奴隶制的根基。

我们也许无法获悉到底有多少像安东尼和玛丽·约翰逊这样的黑人。但在17世纪中叶切萨皮克湾东岸，数个小型的自由黑人社区曾经一度成长壮大。在一郡之内，大约有1/3的黑人人口属于自由民。在这类非洲人中，有很多人也许曾在世界主义风格的港口城市中生活过，他们也许比白人同胞更能认识到：切萨皮克地区封闭和狭隘的生活是多么糟糕。尽管在规模上看，这些自由的黑人是如此微不足道，但这些（自由黑人）社区的存在却与一种逻辑推理——曾论证过奴隶制有理由在此兴起——背道而驰。通过理解约翰逊家族的世界，人们不得不承认：种族的确切含义是随时间的流逝而被社会化地建构出来的。在先前的各类社会形构中，肤色只是被看作非洲人诸多重叠且重要的社会标志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这些标志还包括：世系传承、宗教信仰、在市场上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区域上的领导能力等。

在17世纪早期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发生流变的社会性质，外加仍未完成确切定义的合法的奴隶制，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意味着在种族和奴隶制之间并无严格的联系。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空间，使大西洋克里奥尔人得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重天地和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虽然歧视性的法律和社会实践曾令其困难重重，但是也绝非了无可能。 [35] 换言之，他们在大西洋沿海地区的真实经历并不能预测出大西洋奴隶制的未来前景。它是对地中海奴隶制这种历史模式的追忆和复现，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来自非洲的那些奴隶正像是地中海地区那些来自高加索的白人奴隶，在这两处，“自由的劳工”和“遭受不同程度之压迫的劳工”是彼此互动、共同劳作的。 [36]

[1] Braudel,Mediterranean,vol.1,p.445.

[2] 古吉拉特邦（Gujarat），印度最西部的一个邦，接壤巴基斯坦。自古就以商业发达闻名，也是前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的出生地。——译者注

[3] 参见Pomeranz and Topik,World That Trade Created,p.7。

[4] Fernández-Armesto,Millennium,pp.245,251.

[5] 此类高度浪漫化的观点作为一个例证无法被证据所支撑，参见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The Many-Headed Hydra（Boston,2001）。

[6] 详细的分析参见Greg Dening,Mr.Bligh’s Bad Language:Passion,Powers,and Theatre on the Bounty（Cambridge,UK,1992）,esp.pp.81,89,121,123,154。

[7]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p.437-38;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p.113;Ira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Cambridge,MA,1998）,p.25;Colin Palmer,Slaves of the White God:Blacks in Mexico,1570-1650（Cambridge,MA,1976）,p.229（职业的多样性参见pp.44-45）。

[8] 帕奎奎纽（Paquiquineo），西班牙名Don Luís de Velasco，1561年跟随西班牙探险家到达西班牙，被国王腓力二世召见。他曾转信天主教，后又跟随传教团体返回了家乡。——译者注

[9] 切萨皮克（Chesapeake），位于今天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东南部。——译者注

[10] 对于Paquiquineo的记录，以及其他两位参与大西洋世界之冒险的本土美洲人（Namontack和Uttamatomakkin）的记录可参见Donald K.Richter,“Voyagers to the East:Virginia Algonquians and the Atlantic World,1560-1622”（论文发表于纽约大学大西洋史工作坊，2004年2月24日）。

[11] 克里奥尔人（Creoles），最初，在16—18世纪时，这个词原指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后来这一概念变得越发宽泛，泛指在美洲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的后裔、讲法语和西班牙语混合语的黑白混血儿或者是指与农村的印第安人相区别的拉丁美洲城市中的欧化居民。——译者注

[12] 关于地中海沿岸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和城市中的奴隶制的问题可参见Segal,Islam’s Black Slaves。

[13] “巴洛克”（Baroque）这个词最早源于葡萄牙语，意为“不圆的珍珠”，也可引申为古怪和变形的意思。欧洲人最初用这个词指“缺乏古典主义均衡性的作品”，是18世纪崇尚古典艺术的人们对17世纪背离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作品的称呼，起初带有瓦解和堕落的贬义。现代以来，这个词已失去原有的贬义，仅指17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译者注

[14] 参见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15] Susan M.Socolow,“Spanish Captives in Indian Societies:Culture Contact Along the Argentine Frontier,1600-1835,”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no.1（1992）,pp.73-99

[16] 参见James F.Brooks,Captives&Cousins:Slavery,Kinship.and Community in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s（Chapel Hill,NC,2002）。

[17] Philip D.Curtin,The Tropical Atlantic in the Age of the Slave Trade（Washington,DC,1991）,p.31.有关葡萄牙人和“种族杂交”的问题，可参见J.D.Roberts,History of the World,3rd ed.（London,1997）,p.621。

[18]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p.20;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p.121.

[19] 塞维尔（Seville），西班牙南方的大型海港。——译者注

[20] 埃尔米纳（Elmina），加纳沿海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21] 布里奇顿（Bridgetown），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迪列斯群岛最东端巴巴多斯的西南海岸，是巴巴多斯的首府。——译者注

[22] 卡塔赫纳（Cartagena），位于加勒比海南端，是哥伦比亚北部的重要港口。——译者注

[23] 参见Berlin在Many Thousands Gone里技艺精湛的记录，特别是第1、2章。

[24] 巴伊亚（Bahia），位于巴西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座历史名城，始建于1549年，直至1763年，一直是葡萄牙在西半球所占领地的首府。——译者注

[25] 对于最后一点，我受教于Jorge Canñizares-Esguerra。

[26] 参见James H.Merrell,Into the American Woods:Negotiators on the Pennsylvania Frontier（New York,1999）,56;Merrell,Indians’New World;John Kessell,“The Ways and Words of the Other:Diego de Vargas and Cultural Brokers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New Mexico,”in Margaret Szasz,ed.,Between Indian and White Worlds:The Cultural Broker（Norman,OK,1994）,pp.25-43;Alan Taylor,“Captain Hendrick Aupaumut:The Dilemmas of an Intercultural Broker,”Ethnohistory 43,no.3（1996）,pp.431-57;Daniel K.Richter,“Cultural Brokers and Inter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Iroquois Relations,1664-1701,”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no.1（1988）,pp.40-67;Daniel K.Richter,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Cambridge,MA,2001）,esp.chs.3 and 5;and Nancy L.Hagedorn,“A Friend to Go Between Them:The Interpreter as Cultural Broker During the Anglo-Iroquois Councils,1740-1770,”Ethnohistory 35,no.1（1988）,pp.60-80.

[2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女圣徒，生于1347年，卒于1380年，她的父亲是锡耶纳的羊毛染色工，家境优渥。但她在7岁时就下定决心要过独身生活，16岁加入多明我会的修道院，虔心敬神。她体验并分享了很多与上帝交流的神秘幻象，并施行了许多救死扶伤、接济穷人的神迹，为信众所拥护。据说她还曾大胆写信给当时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后者接受了她的谏言，返回了罗马，从而结束了教廷所谓的“巴比伦之囚”的经历。——译者注

[28] Nancy Shoemaker,“Kateri Tekakwitha’s Tortuous Path to Sainthood,”in Nancy Shoemaker,ed.,Negotiators of Chang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Native American Women（New York,1995）,pp.49-71;Natalie Zemon Davis,“Iroquois Women,European Women,”in Margo Hendricks and Patricia Parker,eds.,Women,“Race,”and Writing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New York,1994）,pp.243-58.

[29] 玛琳·辛（La Malinche），又译玛琳·切，阿兹特克人认为玛丽娜丽（唐娜·玛丽娜）是天神的伴侣，所以给她的名字加了尊称后缀，称为玛琳·辛。但也有人认为是科尔特斯首先被阿兹特克人称为“Malinche”，意即“玛丽娜的船长”，因此“La Malinche”就是“船长的女人”的意思，是一种蔑称。可以说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毁誉参半，她被视作是女神和荡妇的合体。——译者注

[30] 参见Rolena Adorno,“Images of Indio Ladinos in Early Colonial Peru,”in Kenneth J.Andrien and Rolena Adorno,eds.,Transatlantic Encounters:Europeans and Andea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Berkeley,CA,1991）,pp.223-70。

[31] Gary Nash,Red,White,and Black:The People of Early America（Englewood Cliffs,NJ,1974）,pp.104-105.

[32] Merrell,Into the American Woods.

[33] 同上，p.77。

[34]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ch.1.随后两段很大程度上以精彩的第一章为依据，关于Anthony Johnson的具体细节可参见pp.29-32;关于Mary Johnson以及此处所提出的性别问题可参见Kathleen M.Brown,Good Wives,Nasty Wenches,and Anxious Patriarchs:Gender,Race,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Chapel Hill,NC,1996）,pp.107-108,119.

[35]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p.41.

[36] Curtin,“Africa in World History,”p.25.

种植园复合体

从16世纪开始，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改变了非洲、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的面貌。它取代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并将日渐具有活力的世界经济中心向西推进到了大西洋沿岸。大西洋所取得的优势，以牺牲威尼斯、奥斯曼帝国和地中海周边，以及亚洲的贸易者——他们依赖从地中海向东延伸的陆上商路而得以存活——为代价。 [1]

大西洋经济体为热切的欧洲消费者提供了温和、成瘾、具有药用价值的种种作物，如烟草和咖啡，它们跟蔗糖一样，也都是通过阿拉伯人的运输，作为奢侈品被介绍到欧洲的——当时的蔗糖来自叙利亚，咖啡来自也门。大西洋种植园体系将这三种商品转化为一般的大众消费品。到了18世纪，随着欧洲——以英国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为先导——变得越来越以消费为导向，（人们）对这三种商品以及种植园经济体中的其他产品的市场需要似乎变得永无止境。投资者兴旺发达，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资本也在大都会中汇聚积累。政府获得了资金和动力，来大力发展海上强权。南北美洲拥有利润丰厚的出口作物，并发展出了一种以剥削非洲人的劳工体系为根基的社会。由于向新大陆输出了1100万的人口，非洲也损失惨重。 [2]

这种新型的经济体，或者叫作“种植园复合体”，发端于那些远离欧洲和非洲海岸线的大西洋上的各座岛屿。但其首次获得充分的实现则是在巴西，在那里，葡萄牙人以及随后到来的荷兰人建立起了蔗糖种植园。 [3] （荷兰人随后又将这种残忍粗暴的体制带到了东南亚地区。 [4] ）到了18世纪，英国人，以及略为逊色的法国人在加勒比地区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异乎寻常的生产能力但却毫无人道可言的制度：种植园奴隶制。

农业创新绝非17世纪欧洲的特色。然而种植园体系还是相当具有新意的，它预示着一种现代工业的实践。一座蔗糖种植园就是一个整合为一的经济单位，其利润依赖于全新水平的管理能力和大量劳动力的存在，后者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持续不断地劳作着。这是针对农业劳动力所展开的一种“极其凶残”的动员。 [5] 在一开始，特别是自18世纪以来，其生产出的产品都被销售到了一个日渐壮大的消费社会中，首先是英属美洲（Anglo-America），然后遍及整个大西洋世界。

种植园的劳动力体制和长途贸易体制分别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以及欧洲人和印度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和清晰的区分，过去（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含混不清的状态已无法继续存在。对非洲人、欧洲人和土著美洲人内部分化（和内部认同）的认识也消失了。或者，换种说法，一系列全新的接触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化模式在海洋世界中逐渐展开，并进而在非洲人、欧洲人和土著美洲人中间打造出了种种现代认同。

正是由于海洋贸易的发展才使得种植园复合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蔗糖并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它也不是一种能够让人维持生存的作物，在地方上对它的需要极为有限；它必然只能成为一种出口作物，并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到来，转变为一种极具身价的农业商品。经过种植园中的榨汁处理，蔗糖产品的体积大为压缩，享有极高的产出率，使其变成一种理想的压舱货。

在大西洋种植园发展起来之前，蔗糖的产量相当保守，只与一个小规模的奢侈品市场相对接。最先兴起于马德拉、加纳利群岛和圣多美的种植园经济体在后来又延伸到了巴西和加勒比诸岛，种植园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获得了提升，从那时起，看似不受限定的市场急剧膨胀。尽管其生产和贸易都以大西洋世界为中心，但蔗糖已经把每一块大陆都连接在了一起，其范围从太平洋沿岸的秘鲁一直扩展到了孟加拉。 [6] 白银涌入亚洲，为欧洲市场购得了纺织品；并涌向非洲，购买了奴隶。北美洲极富营养的各类食物供养了种植园中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些舶来品，他们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作为三角贸易中的一员，北美人也是贩奴交易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将来自蔗糖群岛的糖浆输往北方，将朗姆酒输往非洲，将奴隶运抵加勒比地区。在全球奴隶市场上，对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的需求既存在差异也相互补充：年轻力壮的男性奴隶被发配到新世界种植园中，从事令人紧张疲劳的田间劳作；年轻的女性奴隶则留在非洲或地中海世界，她们更适合去当家内女仆和嫔妃妻妾。

在英属北美洲的南部殖民地上，蓄奴体系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发展起来——其发展滞后于加勒比地区，且并不与蔗糖紧密联系，因为这一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并不利于甘蔗的种植。蓄奴体系的发展是美国史的中心所在，但美国南方却并不是在更大范围内发展壮大的种植园复合体的中心区域。 [7] 事实上，这一地区的独特品质正得益于它身处大西洋奴隶制世界的边缘位置。

这种奴隶制应当成为后来演变为合众国的多块殖民地的一项基本特征，但这又远非这些殖民地拥护者最初的意图所在。他们抱持了一种别样的观点，曾一度是宗教的、军国主义的和乌托邦式的。对于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和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他们是1585年英国人首次定居弗吉尼亚罗阿诺克岛的积极推动者）而言，其好处是一箭双雕的。首先，英属殖民地将会挑战或至少是限制以天主教为宗的西班牙对西半球的觊觎。为了削弱甚至是取代为黑暗所笼罩的西班牙人，英国人应当开创出一种有别于西班牙人残忍行径的别样道路。此外，当哈克卢伊特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陈情、请愿，希望博取后者的青睐和支持时，他也谈到在弗吉尼亚可以为英国那些游手好闲的穷人提供一个避难所，因为“那里的自然人”都可以受到一种“人道、礼貌”的对待，并获得“自由”。很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奴隶制竟得以建立，而在当时，这些英属殖民地的设计者曾承诺要给美洲带来自由。然而到了1587年，随着留下来的定居者莫名其妙地消失，（这场人间蒸发）变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未解之谜，这场定居的实验也由此土崩瓦解。即使它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但罗阿诺克事件也标志着一种梦想的破灭。无疑，打一开始，它就很不现实。然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一直到推行种族主义的、世代相承的奴隶制在切萨皮克地区最终建立之前，它依然具有光明的面向。如果在16世纪的假想乌托邦中，自由是一种有别于奴隶制的令人期待的别样选择，那么到了17世纪末，（自由和奴隶制）这两者则被一种所谓的“美洲悖论”（American paradox）联系在了一起：白人的自由正建立在对黑人的奴役之上。 [8]

西半球的甘蔗最初种植在圣多明各 [9] ，从1516年起开始装船运往欧洲，但是伟大新世界中的第一个生产中心则是在巴西。等到了1526年，来自巴西的蔗糖在里斯本登岸，在这一整个世纪里，葡萄牙人主导了属于巴西的制糖业。荷属西印度公司（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它在1621年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和美洲（的蔗糖生产中）同葡萄牙人展开竞争］在哈德逊河的上游水域和河口出处建立了贸易据点，然而这些贸易据点远远没有什么优先权。在南方的纵深之处，荷兰人变成了提供种植园之所需技术、工具、奴隶和信贷的最初来源，这一切都有助于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起种植园体系。 [10]

英国人同样也预见到了来自蔗糖的生财之道。1619年，他们将甘蔗带到了詹姆斯敦城，但它却无法在那里落地生根（随后，烟草变成了弗吉尼亚的首要经济作物），1627年，他们在巴巴多斯的运气大为改观，甘蔗可以在此生根种植。英格兰是欧洲蔗糖消费市场中的主力，在此，人们早已习惯喝有甜味的茶和咖啡。这一时期，亚洲的各类饮品也在英伦诸岛上变得非常流行、格外畅销。英国人以一种锐意进取的态势扩大了他们的蔗糖帝国，跟他们的对手比起来，他们建立或占领了更多的殖民地并进口了更多的奴隶。在一个世纪以内，他们就主导了大西洋的蔗糖市场。 [11] 无论是奴隶制还是蔗糖生产都算不上一项创新之举，但是海上运输将三块大陆上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彼此联系了起来，并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模式。 [12]

关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纷争不断的议题。在一部才华横溢、雄辩有力的著作《资本主义和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4）中，艾瑞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提出：奴隶劳动力的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论证强调资本的形成，然而18世纪迅速扩张的消费市场对利润的产生至关重要。人们同样也可以质疑：新兴资本主义是如何改变了奴隶制，使之转型为一种以蔗糖群岛为典型的残忍粗暴的体系？这似乎确实表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两者的结合才使西欧得以将整个世界带入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由于采取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欧洲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正是它对奴隶制的投资，“海外压榨的累累硕果有助于解释”欧洲与中国在城市和工业发展上的“差异”，虽然两者看上去似乎具有相同的内部资源（但中国却没有这种由海外贩奴、蓄奴所带来的外部财源）。 [13]

蔗糖种植园与现代工业的相似性同样也引人注目。从其高度的资本化、严格的劳动纪律与劳动分工、对原材料和生产进程的统一控制、精确计算的时间安排，以及对生产和需求的协调种种角度看来，种植园似乎早已对现代工业组织做出了预测。西敏司（Sidney Mintz）将加勒比的种植园形容为一种“农田和工厂的综合体”。（在西敏司的书中）让我们来读一段同时代人对巴巴多斯人的（Barbadian）种植园的描述吧。这一描述由一位种植园主在1700年写就，他的描述会让人联想出19世纪晚期钢铁工厂的场景：

总之，生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喧嚣与匆忙之中，一条道走到底的这种枯燥状态让人变得愤怒与专横；气候是如此之炎热难耐，劳作是如此之永不停歇，仆役们（奴隶们）夜以继日地站在大型的沸煮间里，这里有六或七台沸腾着的巨型铜炉或火炉；除渣工用沉重的长柄勺从炉膛中撇出甘蔗秆中的废弃物，一直到炉内变得精炼和干净为止，与此同时，其他人作为炉膛工也像甘蔗秆一样被炙烤着，只是有口活气儿，掌控着火候；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在榨汁间里，日日夜夜地为其填喂甘蔗秆。 [14]

蔗糖种植园同城市的比较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两者都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都有进口食物的需求。两者也都不能保持自身的人口数量并在近代早期需要外来移民不断地涌入，而不管移民的到来是借助自愿的方式（通常多符合各城市中的案例）还是采取强制的手段（正如种植园中的情况）。

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极为不同，它的发展是在加勒比蔗糖经济成熟之后才开始的。在后来成为合众国的这片领土上，奴隶的数量在17世纪时是非常小的，尽管这种奴隶制体系随着烟草出口的实质性扩张而迅速膨胀。在大西洋奴隶制的背景之下，不管奴隶制是如何成为美国史的中心所在，它的到来都是迟到的和非典型的。 [15]

从17世纪开始，美国南部经历了一种实实在在且影响深远的转型：这一大西洋沿海世界最终转型为后来的种植园体系，但其结果并非是对蔗糖群岛上情形的复制。此外，从17世纪转向18世纪，在北美殖民地遭受奴役的非洲人“更为艰辛地劳作并更为迅速地死去” [16] 。（奴隶们的）家庭生活受到了削弱，曾经向安东尼·约翰逊一家人敞开大门的市场之路，到这时已经被关闭了。自由黑人变成了一种非比寻常的特例，并且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黑人都无法寻求法律上的保护。奴隶制的严酷边线——借助暴力而实现的规训——是无处不在且清晰可见的。“沸腾的敌意”作为一股潜流总是倾向于转化为暴力行动，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别具特色。随着“尼格罗”和“奴隶”这两个词成为同义语，以肤色来定义社会阶层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大西洋克里奥尔人的切萨皮克世界曾被形容为一种“奴隶容身其间的社会”，而在18世纪，它却变成了一种以种族主义的奴隶制为根基的“奴隶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以大西洋克里奥尔人为典型的文化融合不仅不被看好，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种植园变成了一种“对非洲人的生活进行重构”的场所。画地为牢的奴隶们并没有去学习奴隶主的语言或者加入教会生活，相反他们通过汲取记忆而在美洲发展出了一种非洲的文化，保持了自身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宗教实践和埋葬场所。

加勒比奴隶制与合众国南部奴隶制的区别在人口分布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西印度群岛，遭受奴役的黑人与自由白人的比率还是相当高的，远远高于合众国南部的这一比率。在蔗糖群岛奴隶的百分比曾经高达95%，但从未低于75%。在合众国的大部分区域，包括南部，白人始终占据多数，并且内陆种植园的规模也是大小不一的。所有的加勒比种植园都至少有50名奴隶，每个种植园有二三百号奴隶也是稀松平常之事。然而在合众国，一直延迟到1850年，才勉强有一半的奴隶归属那些拥有30名以上奴隶的种植园主。尽管“成群结伴”的劳动力已经有所增加，但在北美洲这种“成群结伴”的劳动力在规模上还是（比加勒比地区）更小。在路易斯安那更能节省劳力，因为这里并没有制作蔗糖的沸煮间。美国南部地区种植了多种作物，许多种植园可以用他们自己种植的作物来喂养奴隶。

死亡率也存在显著的差异。蔗糖群岛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死亡宣判。事实上，许多种植园主发现：任凭让奴隶们劳累致死，然后再进口新的，这是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选择。 [17] 相反，在合众国，遭受奴役的人口不仅维持了自身的自然增长，而且事实上还有所发展壮大。这意味着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当解放运动来临时，游离于奴隶制之外的自由黑人数只占到了数年中进口黑人总数的1/3；而在合众国，获得解放的黑人数是起初所进口黑人总数的11倍。另外一种不同的统计方法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美国过去只接收了从非洲输往美洲的所有奴隶中的6%，但在今天，留居美洲的非洲后裔中有大约30%生活在美国。 [18]

这些差异催生了反差鲜明的种族主义的不同遗产，但是我只想关注一点，这一点直接来自此类人口分布上的反差。在此存在一个有违常理的悖论：加勒比奴隶制中最令人不安的种种特质也许会产生一种不那么成问题的种族主义遗产。西印度群岛的高死亡率有助于在幸存者中保存非洲的文化，因为不断有来自非洲的新移民取代那些死去的奴隶，这就意味着新鲜的非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进而维持了人们对非洲文化的感知，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团体感，使人们可以从中提出传统的文化资源。

在西印度群岛，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现象，就是黑人对白人在数量上的压倒性多数。白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5%，这就在社会职能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的现象：在后—解放时代（postemancipation）的社会中，黑人从事多种职业并占据了各种社会岗位。这也意味着在加勒比地区生活的黑人与在合众国作为少数派而存在的黑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在合众国，作为奴隶制的一项遗产，白人多数派将自身定义为黑人的对立面；然而，在加勒比地区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因此，正如玛丽·沃特思（Mary Waters）的作品所言：“美国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社会”，而英属加勒比地区则是一些“种族制存在于此的”社会。 [19]

如果我们把美国史的空间背景扩展开来，那么中心叙事不仅要在地理位置上有所改变，而且也要在内容上做出调整。在依传统方式所讲述的故事中，某些边缘要素得以移到中心位置，而其他要素也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也许归根到底最重要的一点正是：框架已经够大，以至于能够对多种不同主题的相对意义做出评估。

对美国史之开端的传统记述无疑正确地强调了宗教因素、乌托邦的观念和理想、经济机遇以及（从旧世界中的）逃脱——无论是逃脱宗教迫害还是逃脱贫困，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其他同等重要的主题——占领、约束和剥削——在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中变得越发清晰可见。因为在17和18世纪，是更多的非洲人而非欧洲人成就了这种大西洋上的运输，人们很难将他们的故事压缩到边缘位置，甚至将其称作一个仁慈故事中的不幸意外。事实上，到了1820年，抵达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是欧洲人的5倍以上。这意味着奴隶制度成了美洲史的中心所在，并且这也意味着南北美洲的历史绝非仅仅是白人殖民者和白人移民的故事。 [20] 这也就是说，人们也必须承认由杰出的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格尔曼·阿西尼加斯（Germán Arciniegas）充分指出的一个观点：尽管奴隶制曾是美国史中最黑暗的一面，但也正是因为它曾产生自美国并存在于美国，才使人类得以发起了一场对奴隶制问题的大讨论。 [21]

美国史绝非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故事，更不是一种自我维持、封闭自足的历史。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史的开端是多国历史（其中数国皆具放眼全球的见识）作用下的产物——它相当偶然，也相当意外。这些多国的历史借助海洋上的联系得以交汇，将金钱、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同奴隶制、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主题联系了起来。这些极具声势的发展在一场漫长的全球性事件中齐头并进。美国史以及美国人自身，自此也与种种跨国史及其遗产搅在了一起。

[1]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Segal,Islam’s Black Slaves,p.106

[2] 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就被争论着。在现代引发争论的一部作品是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最近对其解释做出支撑的内容可以在Pomeranz的Great Divergence一书中找到。另一方面，人们也应当注意到两位主要的经济史家所抱持的怀疑论立场：Curtin,“Africa in World History,”p.26;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vol.3,p.429.我的感觉是Williams过度论证了这一案例，并且任何一个对奴隶制中之单一角色的宣称都是站不住脚的，但似乎不容置疑的是：这正是16、17和18世纪的中心领域，大西洋经济体对欧洲和美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随后所引发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而言，既是一种组织方法的来源，也是一种资本必需品（也许并不足够充分）。消费主义的成长是这一讨论的一个维度，无论是Williancs还是批评者们都没有予以强调，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对Williams的立场提供一个更宽泛的程式。参见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3] Curtin,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4] 欧洲人所带来的奴隶制在亚洲的发展参见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p.195。

[5] Blackburn,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pp.332-43.

[6] Curtin,Tropical Atlantic,p.25.

[7] Curtin,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p.xiii.

[8] Edmund S.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1975）,chs.1-2.（引用的段落出自p.30。）

[9] 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1795—1809年间一度属于法国，后又回到西班牙手里，1821年脱离西班牙后，被海地兼并，1844年获得独立，成为新成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首府。——译者注

[10] Kwame Anthony Appiah and Henry Louis Gates,Jr.,eds.,Africana: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New York:Basic,1999）,pp.1724,1726.

[11]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p.32-38.

[12] Frederick Cooper,“What I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Good For:An Afric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African Affairs 100（2001）,p.198.

[13]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p.4.也可参见pp.13,20,21,25。

[14]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p.47-48.

[15] Curtin,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p.108.

[16]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p.95.这一段和随后两段都依赖于Berlin的论述，pp.95-108。

[17] Mary Waters,Black Identities:West Indian Immigrant Dreams and American Realities（Cambridge,MA,2001）,p.31.

[18] 同上;Curtin,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p.108。

[19] Waters,Black Identities,pp.33,42.

[20] Howard Temperly,“Wealth of a Nation,”TLS,April 9,2004,p.7.

[21] Arciniegas,America in Europe,p.97.

第二章 “大战”与美国革命

由十三块殖民地颁布的《独立宣言》首次庄严正式且顺利无阻地向外宣告：一个民族从曾经统治过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下宣告“独立”。到了1500年，历史似乎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走向了一种新型的领土或租借地的累积进程。海洋世界助长了在领土、贸易和权势上更为激烈的全球竞争，同时这种斗争也为英属美洲人创造了条件，进而最终使其胆大妄为地宣告——要获得“一种独立且平等的地位”——得以成功实现。这一宣告行动本身也强化了全球间的斗争。正是这一提议本身，在1776年7月4日被革命人士“呈交给了公正的世人”（让其做出公断）。 [1]

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1909年曾经提出一种著名的评论，即美国革命是一场双重竞争：关于（北美殖民地争取）地方自治（home rule）和（大英帝国维护）国内统治（rule at home）的竞争。 [2] 事实上，它本是一种三重竞争：它是欧洲大国势力全球争战的一部分，它是寻求美洲独立的一场斗争，同时它也是存在于十三块殖民地内部的一场社会冲突。在此，我将要着意强调第一重竞争，即三重竞争中最为激烈的一重。虽然人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它却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当代人甚至远不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见识。在费城制宪会议紧闭的大门背后，言语争锋，麦迪逊观察指出：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之中，大国势力往往都试图彼此侵蚀、消解对方，由此，经常让更为贫弱的小国占到便宜，渔翁得利：

迦太基和罗马宁愿将彼此撕扯成碎片也不愿意将双方的力量联合为一，从而吞并地球上更为弱小的国家。自从奥地利和法兰西算得上是欧洲的强权以来，它们的王室就彼此敌视。英格兰和法兰西最终取得了优势，并在敌对态势中胜出。对于这一行事原则，我们也许会将其视为是我们的自由。 [3]

我们如果能够对麦迪逊的观点认真对待，它将会启发我们重构美国革命的故事，将会使解释性的背景在前后的时间序列以及左右的空间分布上得以扩展和延续。

在1689年到1815年间，英格兰和法兰西在欧洲谋求霸权的斗争以及对帝国财富的争夺被搬上了一个全球性的舞台，粉墨登场。两国间延绵不绝的战争轮回以“大战”（Great War）之名著称于世，一直到美国人需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定名时，才把先前的这次称为首次“大战”。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几乎处于这些（欧洲大国）战事的边缘地带，但是它们却在这次更大规模的冲突中渔翁得利，斩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取得独立。全球性的冲突同样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各大全球性帝国纷纷对贸易施加管制；不断变化的盟友关系和海军战术使得大洋上的商业活动——这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既充满危险，又无常不定。作为七年战争（1757—1763）的后果，当法国人从加拿大撤退时，殖民地居民对由此带来的安全与和平额手相庆、大加欢迎，但这也同样孕育了引发动荡的新祸根：它让美洲人变得“胆大妄为”，令英国人对在当地维持行政统治忧心忡忡，大肆消耗了正在激烈扩张的帝国实力。

随着《巴黎和约》（the Treaty of Paris，1783年）的签订，在独立局势板上钉钉之后，合众国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商业力量，希望在海洋世界中作为一股中立的力量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全球贸易不仅会带来利润，而且有时带来的利润还相当丰厚，但与此同时，风险也是巨大的。美国人希望能与所有民族国家展开商业活动的愿望又总是被不列颠或法兰西一方，或者英法双方同时拒绝。这个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在最初的两场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场战争都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商业活动：第一场抗击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北非诸国——摩洛哥、的黎波里和突尼斯（1801—1805）；第二场，也是更为危险的一场，直接抗击大不列颠（1812—1815）。在第一场战争中，如果没有不列颠对东地中海的保护，那么这些独立的小国将会沦陷，美国的舰艇也会在海盗——这些海盗以北非为基地——横行的水域中被捕获。 [4] 第二场战争发生在几十年后，这是一个被大国势力所主导的海洋世界的苦难时期；随着拿破仑战争达到其顶峰，形势也越发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在这个新生民族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上，英法两国不断地表现出一种敌对状态，限制了这个国家实际上的独立性，美国人对外国势力的存在及其纠缠不清做出了种种回应，这些回应不仅塑造了也扭曲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大国势力间的争竞和对垒曾经帮助美国人赢得了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但如今，这些争竞也对这个脆弱不堪的共和国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大多数研究（美国）革命和这个新生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例如，作为一名最杰出的殖民地时期之美国史的专业史家中的一员，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在其广为传颂并久受称赞的巨作《共和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956年，1977年，1992年）中，只是设定了场景，对莱克星顿村的草坪 [5] 进行了描述，在此，“响彻全世界的枪声”在1775年4月19日被打响。他所描述的更为宏大一点的背景也无非只是“美国人探寻公义的历史”。另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专攻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将18世纪60年代的危机介绍成了英国人对一场殖民地居民冒险事业——这场冒险事业因（英国人）“善意的忽略”而得以持续发展——的突然干涉。“大不列颠将其帝国权力强行插入”到了一个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早已在其社会实践和价值观上变得特立独行，并由此“在组织松散的帝国内部加速了一场危机的到来”。 [6]

这类架构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这类叙事关注的焦点过于褊狭，由于把英国人和帝国之建构——这本应是并陈于其他诸多主题中的一种——视为了故事的中心主题，由此也就遮蔽掉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背景，因而也鼓励了殖民地的居民将他们说说而已的诉求从“英国人的权利”扩展到了“人之为人的权利”。 [7] 只有对这类权利提出要求并进而宣告独立自主，才能使他们指望得上外国势力的襄助，而这种襄助也是成功之必需。 [8] （在殖民地的居民当中）尚没有人能够领悟到那种对欧洲人而言显而易见的认识，正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曾写道的那样：一场内战将会迅速转型为一场具有全球深远影响的国际战争，战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蔓延到西印度群岛，从英格兰南部一直波及好望角和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 of India）。 [9]

当时的美国人对这种国际影响力的意识和感知远远高于自那之后的后世史家。在1777年，在殖民地决定同法国结盟之前，一些美国人就曾自我追问：这种结盟是否是恰当合理的，甚至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把法兰西拉进来，这必然会将其扩展为一场欧洲大国势力之间的恶战。 [10] 他们无须杞人忧天。正如麦迪逊所了然于胸的那样，法兰西自有它的理由：对七年战争中英国人的胜利施加报复，这才是关节之所在。但与此同时，法兰西也害怕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弥合了分歧，那么他们也许会达成一种联合，来共同对法兰西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产业发起进攻。

在置身其外的同时代人看来，很明显，美国革命是嵌入在一系列更久远、更漫长的英法全球战争事件之中的。 [11] 当法兰西与北美洲的叛乱者结盟之后，英法两国在1778年间爆发了战争，并在1783年将战火延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法国人当时的主要目标并非剑指美洲，而是另有其地。在18世纪70年代，即使是一个法国的平民百姓对土耳其和印度的了解也远比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认知更为清晰明确。 [12] 法国人希望能够弥补他们在七年战争中的损失，在他们看来，在欧洲内部的权力平衡中，这场战争给予了不列颠以过多的权重。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获得在印度地区以及在奴隶贸易之补给库戈尔（Gorée）和塞内加尔河（the Senegal River）地区的影响力。

法国人的种种野心解释了他们支持美国人的逻辑，也对戏剧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德·博马舍（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想方设法暗中支援美国人的做法做出了解释。当博马舍正在上演他的新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 ）时，（美国人）尚未同法国人结成任何正式形式的联盟，但博马舍已经像漏斗一样从法国国王那里给美国人灌入了大量的资助。他似乎因深受打动而施以援手。然而对美国的共和主义深表同情，这只能算是部分原因，相反，博马舍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就法国人早先的损失向英国人施以报复。在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最初加入美国人的这项革命事业时，他也是出于这种为法国人争面子，表达“对英国人的憎恶”的心境。 [13]

但是，英属北美洲绝非这场战争的主要舞台。例如，在1779年，法国军队簇拥着500艘西班牙舰艇，通力合作，入侵英格兰，这一军力远比北美洲可供华盛顿调遣的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庞大。［他最多只能调遣约克镇（Yorktown）的16000骑兵，其中一半还是法国人。］作为法兰西的盟友，但却还没跟美国人建立起正式盟友关系的西班牙只对直布罗陀感兴趣，它曾在1704年把这一据点输给了英国。充斥着一股荒谬的喜剧色彩，这一大规模的入侵计划最终以流产告终。 [14] 当战争在1783年被一系列的分离条约宣告终结时，法国人“并没有因为合众国的独立而欢呼雀跃，倒是为英格兰的锐气受挫、低声下气而幸灾乐祸” [15] 。然而，这种情况仅仅出现在了美洲。总体看来，英国人根本谈不上低声下气，更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人不仅赢得了约克镇的胜利，而且也最终决心要塑造和平。无论是法兰西还是西班牙都没能实现最初的参战目的，然而从这场战争中脱身的英国人却得以号令海上，远比过去更为强大。 [16]

人们也许会说全球贸易预示着全球战争，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自明之理只是在17和18世纪之间，当战争的规则和治国的权谋发生转型之后才在现实的实践中真实无误。早在1559年，西班牙和法兰西就达成了一致，他们认为“超越界限之外”［因为他们双方曾标示过欧洲的极限（这一极限延伸到了亚速尔群岛）］的冲突将不能被视为欧洲内部彼此敌视的基础或理由。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1648年）赋予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合法性并为其免遭侵犯提供保障时，欧洲国家间因争夺土地或领土而引发的敌对状态大为减少，转而是宗主国和殖民属地之间的关系问题越发凸显。到了18世纪，这个老掉牙的短语“线外和平”（peace beyond the line）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荷兰人首次将殖民地跟欧洲的其他大国势力并陈，将其纳入（他们）对战争的思考中来：《布雷达条约》（Treaty of Breda，1667年），宣告了一场牵涉英格兰、荷兰共和国、法兰西和丹麦的战争的终结，它也是第一个多边和平决议，把欧洲以外的事务放在跟欧洲事务等量齐观的位置加以考虑。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共识，使得荷兰人让英国人控制了新阿姆斯特丹，或者用被英国人重新命名的说法就是（让英国人控制了）纽约。同时，荷兰人也占有了先前英国人的属地苏里南。之后，到了1739年，两个欧洲的强权国家首次因一件欧洲以外的争端而发动战争，当时，英国对西班牙要去加勒比海搜寻船只的诉求提出了挑战——一场在英国以“詹金斯的耳朵之战” [17] 著称于世的战争打响了。 [18] 事到如今，全球帝国开始意味着全球战争，也意味着全球政治。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雅克·杜尔阁（Jacques Turgot）认识到：政治世界的边界已经开始“与物理世界的边界相重合”。 [19] 谋求大国均势的政治学也相应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一位法国外交家在1757年观察指出：“在美洲，各国商业活动的势力均衡正如同欧洲的大国均势一般。人们必须指明这两种均势事实上是一回事。”当法兰西卷入七年战争之时，外交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宣称：“真正的大国均势事实上栖居于商业活动之中和美洲大陆之上。”他得出结论，如能削弱在美洲的英国人，那么将极大改变（法国）“在均势状态中的权重”。 [20] 到了1776年，人们达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对帝国任何一处的冲突都不能置身其外，也不可能不对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势力进行通盘考虑。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革命会成为一场延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世界战争中的一部分，并且也说明了它是如何成为后者中的一部分。

[1] 在欧洲外交词汇中关于创新（novelty）一词的讨论参见Richard B.Morris,The Peacemakers: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York,1965）,p.147。

[2] Carl Becker,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60-1776（Madison,WI,1909）.

[3] Max Farrand,e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rev.ed.,4 vols.（New Haven,CT,1966）,June 28,1787,vol.I,p.448强调了我的观点。

[4] Robert J.Allison,The Crescent Obscure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World,1776-1815（New York,1995）,pp.xv,17.

[5] 莱克星顿村的草坪（Lexington Green），即莱克星顿之战开火之处。——译者注

[6] Edmund S.Morgan,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Chicago,1992）,pp.1-3;Gordon Wood,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2002）,p.3.

[7] 参见R.Ernest Dupuy,Gay Hammerman,and Grace P.Hayes,The American Revolution:A Global War（New York,1977）,p.18。也可参见T.H.Breen,“Ideology and Nationalism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4,no.1（997）,pp.1339，在此，他表明：一种充满活力的英国民族主义同样也会弱化“英国人之权益”的殖民宣称。当然，这些推定性的普世权益并不对妇女、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有效。

[8] Octavius Pickering,The Life of Timothy Pickering,by His Son,ed.Charles Upham,4 vols.（Boston,1867-73）,vol.4,p.464.

[9] Jacques Godechot,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7701799,trans.Herbert H.Rowen（New York,1965）,p.3;Morris,Peacemakers,p.386.

[10] 参见Robert Morris to John Jay,Sept.23,1776.Henry P.Johnston,ed.,The Correspondence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4 vols.（New York,1890-93）,vol.1,p.85.我要感谢Stacy Schiff让我注意到这封信。

[11] Louis Gottschalk,“The Pla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Causal Patter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Esmond Wright,ed.,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icago,1966）,p.296.美国革命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之定位的另一种测量方式可参见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Oxford,1994），这是一部从欧洲视角出发，关于1763年到1848年间这一时代的精彩绝伦的国际史。此书在索引中，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参考文献（80项）是有关合众国的文献（4项）的20多倍，有关印度文献的4倍多（15项）。

[12] Stacy Schiff,The Great Improvisation:Franklin,France,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ew York,2005）,p.4.

[13] Gottschalk,“Pla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294.

[14] Richard Morris将其描述为“不仅伴随着老态龙钟的领导体制蹒跚而行，同样也因笨拙无能的平民导向而举步维艰”。Morris,Peacemakers,p.29.

[15] Gottschalk,“Pla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p.294,296-97.也可参见Alexander Deconde,“The French Alliance in Historical Speculation,”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Albert,eds.,Diplomacy and Revolution: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of 1778（Charlottesville,VA,1981）,pp.1-37.

[16] 对此次和平的最佳描述参见Morris,Peacemakers;and Vincent T.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2 vols,（London,1952-64）。

[17] 詹金斯的耳朵之战（the War of Jenkins’Ear），根据1729年订立的《塞维利亚条约》，英方曾同意不与西班牙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为了确保条约有效落实，西班牙被允许在其领海范围内登上英国船只进行巡检。1731年，英国商船“瑞贝卡号”船长罗伯特·詹金斯报称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域遭到西班牙当局人员的登船搜掠，而且还将他的一只耳朵割下。詹金斯返回英国后曾向英王申冤，而加勒比海的英军总司令亦曾就此事件撰写报告，最初这事儿并没有成为舆论焦点。但到1738年，詹金斯再度公开讲述其遭遇，而且还到下议院听证会上展示被割下的耳朵，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下议院认为詹金斯耳朵被割，牵涉国体荣辱。对西班牙开战之声不绝于耳。迫于压力，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最终在1739年10月23日对西班牙宣战。战事一直持续到1748年，以西班牙取得优势而终结。——译者注

[18] J.M.Roberts,History of the World,3rd ed.（London,1997）,pp.634,636,637.也可参见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1961）,p.104。

[19] 引自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p.57。

[20] 引文出处同上，p.106。

全球帝国

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商业活动和海军实力这两项彼此相连的事业的统治权从葡萄牙人手里传递到了荷兰人手里，随后，又在17世纪末叶，传递到了英国人手里。西班牙和法兰西作为拥有辽阔领土的帝国是一种以土地为根基的大国强权——其中，西班牙更是一个领土遍及全球的广阔帝国。但是西班牙却没能充分利用这一点，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封建君主失去了其最初的先发优势，西班牙已经沦落为二等强国。相反，路易十四的军队此时却开始崛起，进而主宰了（欧洲）大陆。尽管法兰西在走向海上帝国的道路上步伐缓慢，但到了18世纪中叶，法国的海外（outre-mer）势力已经颇具声势：在印度，它拥有了众多的前哨，其中以本地治理 [1] 最为重要；在东非海岸线的外部，它拥有了马达加斯加岛；在西非地区以及戈尔和塞内加尔河沿线，它也拥有了一些小型的贸易商站。在南北美洲，法兰西可以对如今属于加拿大的大片区域发号施令，并极为看重那里的皮毛贸易和渔业捕捞。1697年，西班牙人已经把伊斯帕尼奥拉岛（the island of Hispaniola）——在圣多曼格岛（St.Domingue，属今天的海地），它被视为加勒比蔗糖群岛上的明珠——的西半侧转让给了法国，自那以后，其他诸多小型岛屿上的殖民地也都不断转手。

依一名19世纪英国人的标准看来，英格兰的殖民帝国还是相当谦虚适度的。但是，不列颠在帝国扩张和商业活动上取得成功的秘诀还仰赖于皇家海军的鼎力支持，而非仅仅凭借接受英国殖民的领土数量。打一开始，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已经清楚地言明：统治的维持必然要以不列颠的大国实力为依托和支撑。他观察指出：“谁能在海上叱咤风云，谁就能对世界贸易发号施令；谁能对世界贸易发号施令，谁就能调遣世界上的财富，并由此掌控整个世界。” [2]

海军力量在早期阶段的各种样式主要以一种两相结合的方式出现：在枢纽性的地点上建立靠堡垒拱卫的港口，以及对载有贵重物资的船只提供保护性的护航；这也是西班牙大帆船（the Spanish galleons）得以驰骋海上的原因。然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发生以后，不列颠启动了一项更为野心勃勃的策略，以此来确保英国全部商业活动所必经之海上航线的安全；这种政策要求对皇家海军进行不惜血本、持续不断的投资。 [3] 由此，英国人在税收和债务上面临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飙升，进而创立了英格兰银行（以加以应对）。这种类型的国家被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称之为“军事-财政型”国家（the“military-fiscal”state），此类国家的形成过程既是一场延续百年之久的战争——这场战争让一个岛国得以变身为一种世界强权——的基础，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产物。它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但也给帝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施加了沉重的负担。在1680年到1780年间，英国人的军事建制（大多数是海军）在规模和开支上以3倍的速度飙升。这种对财政负担和行政管理所做出的巨大挑战被非凡卓越的政治共识、政治技能和政治实力处理得得心应手。 [4] 但是随着七年战争极大扩展了帝国的统治范围，并显著提升了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英国人试图将建构这类新型军事-财政型国家的部分成本转嫁给他们殖民地上的居民。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种紧张局势出现了。（转嫁成本）这一策略刚刚初见成效，在印度和北美洲所发生的冲突立刻就构成了对帝国的威胁。与之相对应，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军事投资也大有增加，并且帝国的官僚体系也得以获得改造。然而，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债务、税收和行政机构的重组都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稳。宗主国国内和海外殖民地上的紧张态势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并在两年之后也造就了圣多曼格岛的革命，当时新出现的财政需求与财政管制触发了西属和葡属美洲的叛乱与起义。

由此，这种日渐膨胀的财政危机是一种遍及全球的现象，受到日渐增长的军费开支的驱动，而军费开支的增长又源自更大规模的全球整合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卷入冲突以及时刻准备应对冲突，这越来越成为一件烧钱的事。这种紧张局势的最初苗头事实上首先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在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亚地区与俄罗斯帝国交战、在欧洲与哈布斯堡帝国冲突、外加在1798年对法国占领埃及提出挑战的结果，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奥斯曼帝国在）国家财政上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达到了危机的顶点。另外，人口增长引发了通货膨胀，进一步使已经走下坡路的财政税收更是雪上加霜，因为贸易向外转移到了沿海地区。英国人曾经一度将拿破仑的军队驱赶出埃及，当地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尽管依然维持着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忠诚，但已经开始独立行事。同一时期，塞尔维亚在1804年，希腊在1821年（这两个国家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因为领土争端闹过起义）也宣告独立。 [5]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扩张了帝国的版图，在身居伦敦的政客和行政首脑的心目中，殖民地问题变得越发具有现实性。新近看来，帝国似乎纵横四海，无所不在，帝国的大都会和海外殖民地共同构成了一种一元的全球性实体。 [6] 阿瑟·杨（Arthur Young）在1772年的作品中解释说：“英国人的统治范围包括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类殖民地和定居点。” [7] 虽然南北美洲上的“帝国”同位于非洲和亚洲的“各项基业”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 [8] 但以下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孟加拉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的行政当局是由东印度公司委派，东印度公司妄行假定自己在那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因此，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77年宣称：“印度的土著跟弗吉尼亚的居民”一样都是“神圣天意（Providence）放在我们掌心的广阔疆域”中不相上下的两部分。 [9]

大英帝国在规模、财富和权势上的增长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忧心忡忡。为了捍卫自身的地位，他们也需要颁行类似的改革举措。身为新西班牙地区的客座总督（visitor jeneral）（1765—1772年间）和印度群岛事务大臣（1775—1787年间）的何塞·德·加尔维斯（José de Gálvez）将帝国进一步带入到了贸易的中心区域，并借助一项促进商业自由（comercio libre）的政策提高了帝国的贸易水平。（这项政策）并未挑战既存的政治态势，通过在国内征税，既刺激了经济增长，也增加了税收收入。然而，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18世纪80年代，这种商业活动和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举措却在殖民地地区引发了社会动荡。在葡萄牙，于1769年受封为庞巴尔侯爵（Marquês de Pombal）的塞巴斯蒂昂·何塞·德·卡瓦略·伊·梅洛（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lo）曾是一位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行政长官，在里斯本被1755年的大地震摧毁之后，他也曾以饱满的热情指挥了对里斯本的重建，随后又转而为加强葡萄牙帝国在海外的统治鞠躬尽瘁。在这些海外殖民地中，同样也存在着种种叛乱活动，其中以伯南布哥和里约热内卢的叛乱最为扎眼，两处都对中央集权化的改革进行了抵制。 [10]

每个帝国内部的紧张局势都轻而易举地演变成了叛乱活动，因为殖民体系也依赖于地方精英的合作，这些地方精英一般都对某种高度自治表达期待和憧憬，他们更喜欢按照风俗习惯办事，而不是打官腔。各个帝国在地方上的官员都试图软化帝国统治的锋芒，通过做出一种实用主义风格的调整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威望，而非皇室的淫威。在各大帝国之间以及同一帝国内部不同殖民地之间存在着种种巨大的变数，公平说来，当地的各类民众在塑造统治他们的殖民体系上也出力甚多。

七年战争之后，当全新的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打乱了业已建立的、舒适安逸的模式，抗议和叛乱活动随之而来。这类活动绝不仅仅牵涉行政管理和征收赋税的问题。（还会引发其他的问题。）世界贸易的增长也给地方上的社会生活施加了一重新的压力。活跃于全球贸易节点上的商人变得越发财大气粗，这也带来了双重的问题：地方精英中的权势关系发生了变化，商人们不遗余力地声张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威望，以求与他们的新贵地位相匹配。即使身居帝国的边陲，人们也会发展出一种对自身所属之共同体的认同感。也许这称得上是一种原生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t）的感觉。但身居边陲的人们总是要坚持保留他们的各类传统和特权，以此来疏远同帝国中枢的联系。斗转星移，在某些案例中，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也许只不过是种种社会经历的积淀。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正如1805年之后由穆罕默德·阿里辖制下的埃及，更为强大的行政统治和政治自治促进了人们对殖民地更为强烈的依恋之感，以至于牺牲了他们对帝国的感情。 [11]

最近，撰写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关注到了这种在英属北美洲疯长的差异、疏离和独特之感；也许完全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民族主义的初生形态（emergent form）。 [12] 但人们也会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在那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帝国中看到同样的情形：相似的紧张局势削弱了伊朗的萨法维帝国；早在18世纪20年代，印度莫卧儿当局的权威性也已经开始变得支离破碎。通常此类新型的地方运动会不断在精神上得到振奋，有时也与宗教复兴相关联，正如人们可以拿锡克教徒（theSikhs）为例，他们对莫卧儿精英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赋税的努力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整个18世纪后半期的阿拉伯世界中，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追随者们对奥斯曼人的宗教和世俗权威进行了持续的抵抗。瓦哈比教派之所以要争取自治，就是为了保留一种他们所宣称的更为纯净的伊斯兰教。 [13] 1780年，秘鲁的印加人叛乱是另外一场力图恢复更古老的政治传统的本土化努力。在北美洲，“庞蒂亚克叛乱” [14] 发生于七年战争中法国溃败之后，其目的在于将英国人从俄亥俄谷地驱赶出去，但是庞蒂亚克的军事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种“收复失地的冲动”（restorative impulse）的支撑，这种冲动广布于这一地区的美洲土著人中间，加强并确认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一位印第安预言家经常使用“特拉华先知”（Delaware Prophet）的语言，劝说各个部落远离欧洲人的贸易和商品，并呈现出一种白人终将要滚蛋的梦境。

18世纪的帝国被一些未加控制，甚至是未曾勘测的区域所填充着，即使是在那些接受正规组织化控制的区域里，如要维系对这些区域的统治，持续不断的（与当地人展开的）协商谈判也是必不可少的。也许人们不应夸大被殖民者的能动性及其自身的力量，但人们必须知道：帝国也依赖于一种来自地方精英心照不宣的赞同与合作（才能维系它在殖民地的统治）。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帝国势力发生瓦解之时，也正是殖民地居民收回他们的配合和协商之时；在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同样存在紧张的态势，但地方领袖发现：继续留在帝国内部会给他们带来权势且让他们有利可图。尽管印度总督（governor-general）拥有大量的政治和行政权，同时在军事上获得的支援远胜于北美洲的皇家官员，但是如果没有印度当地平民百姓的合作和服从，那么无疑英国在此将无法维持他们的权威。高压强权在18世纪的帝国中是真刀真枪的（手段），但它也并不构成故事的全部内容。 [15]

构成第二个百年战争的一系列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对英国势力的崛起心焦如焚，他试图阻止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获得英国的皇位。在捍卫继承权之外，英国人还召集了大联盟（the Grand Alliance）［包括荷兰、西班牙、瑞典、萨伏依（Savoy）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选帝侯］来抗击法兰西，当时在太阳王的统治下，法国已经在领土和权势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由此而起、不断延长了的冲突在最初阶段是对17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政治的回响与呼应，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逐渐变调走样，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大国均势”之争。在终结这场漫长斗争之第一回合的《里斯维克条约》（the Treaty of Ryswick，1697年）签订一年之后，雅克·伯纳德（Jacques Bernard）发表了一条评论，就在“欧洲的各个王国和民族国家中”构建一种“均衡”概念，做出了如下的观察：

在当下的欧洲环境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理由希望处于某种特定状态，以此来阻止邻邦的出奇制胜，并在一段时间内依靠一个足够强大的强权来保卫它们的安全；无疑，这些被君主们视为利益之所在的也正是挑衅者毫不顾惜的，后者希望借彼此摧毁来壮大权势，这也必然会引发受欺压者的相互援助。 [16]

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结束之后，法兰西和不列颠之间的相对和平一直持续到1744年。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史中很少受到检视，但也正是因为了无战事才使得后来被埃德蒙·伯克形容为“良性的忽视”的政策得以出现。在这些年里，随着经济和贸易的扩展，英属美洲的人口不断膨胀，生活水平也节节攀升。美洲人早已被整合进了一种跨大西洋两岸的消费经济体中，在1776年他们奋力争取的权益之一就是维持他们所新建立的生活水平的权益。 [17] 饮茶之风的盛行是这种正在兴起中的消费主义最明显的象征：这种全新的社会习惯依赖于一种来自亚洲的舶来品，并被那些要展现其世界主义风范的妇女所操持打理，她们深谙饮茶服务的恰切礼数和种种装备。 [18]

在英属美洲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以代表会议（th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或殖民地立法机关的下议院（lower houses of the colonial legislatures）为代表，这也成为新型精英阶层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聚焦点。《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针对英格兰的十七条罪状中有十六条是涉及违背和损害这类立法实体之权力的政策或行动，这绝非一种偶然现象。 [19]

美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并没有遵循（在其他地方）业已成形的帝国模式，因为在这里此类模式从未被建立起来。大英帝国在此也并没有设立一个统揽全局的计划或政治结构，各种有关民众权益、统治权威和管理规章的模式都是灵活可变的。此外，帝国的大量工作是在商业活动的支持之下而得以完成的，正如东印度公司所发挥的作用。由于每一种政治管辖权都是如此之独特，跨大西洋两岸所产生的误解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是可以预见的。 [20] 这种状况有时会与更具国家主义的案例构成鲜明对比，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帝国实践中，因其具有这种国家主义的风格而给人以更为整齐划一、协调一致的感觉。这一点早就被人们清楚地指明了，但是在现实中，实际显现出来的法兰西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之正式的国家力量与大英帝国之国家力量间存在的差异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不管中心区域上的结构设置如何，所有帝国在其边陲地区都是薄弱的，尽管地图上填充的色块令其看上去疆域稳固。在所有的案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地方自治。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手段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概念上在那时都是行不通的。

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也同样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概念——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应当具有整齐划一的权利与义务——构成抵触。事实上，就只是拿英帝国在大西洋世界中的那部分来看，我们也会从中发现一种被并不兼容的各类权益、特权和传统所构成的混合体。爱尔兰和苏格兰都同英格兰以及各股地方势力具有千差万别的宪政联系，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也都跟美洲的情况不同。正如英属美洲人所看到的那样，议会和王权都极不情愿将各类充分的经济或政治权益授予那些英格兰故有范围之外的区域；尽管在距离上如此之遥远，但在情形上又是如此之相似，爱尔兰也面临同样的局面。 [21] 由此，帝国之中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分化滋养出了种种地方上的政治文化和认同之感，并最终对帝国的各类野心构成了挑战。

人们经常会指出，不列颠对爱尔兰的征服是一种17世纪定居北美的“热身运动”，但也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18世纪里，爱尔兰同英格兰的宪政冲突与英国人同美洲人的冲突是平行展开、齐头并进的。 [22] 人们也许会期待爱尔兰人向美洲人表达同情，但当美洲殖民地采取一种策略，即拒绝从英伦诸岛进口亚麻产品时，这令爱尔兰人的亚麻贸易损失惨重。由此，爱尔兰人支持英国王室镇压发生在美洲的叛乱，并在某种看似能确保彼此得利的情形下，向英国人提出：把驻扎在爱尔兰的12000名英国士兵派驻到北美洲去参加战斗。 [23]

数年之后，英国人对由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的新教志愿军（Protestant Volunteer Army）为首的爱尔兰抵抗运动做出了回应：既包括1779年的贸易让步，也包括在1782年恢复了爱尔兰议会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独立性（尽管其依然将天主教势力排除在外）。有趣的是，英国人的这种回应（从部分原因上说，这是对爱尔兰早前支持英格兰镇压美洲人的一种褒奖）如果能够在18世纪60年代的危机中用在美洲人身上，那么它也许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种回应方式早已变得了无希望、毫无存在可能了。即使在爱尔兰，这种回应也只是简单地恢复了秩序；在1798年发生了另一场叛乱，由爱尔兰人联合会（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领导并直接受到了法兰西的援助，同样是向英格兰泄愤。这场叛乱之后，英国人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并在1801年，用受制于联合王国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立法联盟（the Legislative Unio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取而代之。

人们值得把爱尔兰的经历牢记于心，因为它表明：在美国革命叙事中最常被放在中心位置的宪政问题并非独一无二的孤立事件，事实上，在可以畅谈各类权益的首个伟大时代中，这些宪政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各大帝国的世界中。北美殖民地居民们的抵制活动以及最终的叛乱行动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他们的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最先起事，也由于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这一维度上看，他们才具有了独特性。在18世纪的后半叶，引人注目的一点就在于：抵抗运动发生在每一块大陆上。历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现象早已散布全球的特点。学术圈内的劳动分工、各司其职也阻碍了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能够以一种单一叙事的风格对多个帝国展开研究，这是极其少见的，更别说对同一帝国的不同部分进行研究了。例如，在《牛津大英帝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讨论18世纪的那一卷里，并没有一个专章在统一的框架内就帝国的大西洋和亚洲部分进行论述。 [24]

当然，每一种抗击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都是形态各异、充满个性的。但相似性也值得我们进行推断和思考：这些彼此促进的全球贸易和全球战争，以及人员和观念的流动性，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它们都可以构成一些因果性因素。启蒙运动的观念不断游走，对帝国权威发出具体挑战的小道消息也同样不断散布，无论是在帝国之中心城市还是在帝国之边缘地带，皆是如此。并且这种信息的流通远远超出了狭窄的精英圈子；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加勒比海地区的非裔美洲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可以听到这些传言。 [25] 正如C.A.贝利（C.A.Bayly）最近所写道的：“这些事件的冲劲儿可以反弹到全球范围上。” [26]

18世纪后期，每块大陆上的不同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一种多维度的历史转型。他们都感受到了由海洋革命所成就的长途贸易带来的各种影响——经济关系得以改变，日常生活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实践、等级制度和威望模式都变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新型的民族流动和民族混血也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得益于人员、知识和商品的流通，一种全新的世界性得以发展壮大。这些变化为各类全新形式的冲突既创造了动机，也提供了空间，并且这些变化也招致了种种回应。 [27] 某些回应是反动的，试图恢复原状，而其他的回应则是战战兢兢地接纳了这些新变化；此外，有些时候，复辟与创新的冲量还会携手并进。

在南非，布尔人，即那些在南非世代耕作的荷兰定居者，就荷兰的土地和贸易政策展开激烈争论；然而在爪哇，争议则集中于税收和对劳工的控制上。在1785—1798年，奥斯曼的官僚机构也面临着来自开罗的抵制和抗议，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也激发了（当地人的）觉醒，令奥斯曼在埃及推行的帝国政策备受损耗。其结果就是：在1805年之后，奥斯曼在埃及的官方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事实上已经开始自作主张，独立于他名义上的帝国领主苏丹了。与此同时，希腊的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对奥斯曼的统治展开抵制，以一场瓜熟蒂落的独立运动为高潮，最终在19世纪20年代大获成功。1791年，圣多曼格岛反抗法国当局的奴隶起义也引燃了近邻牙买加所潜藏的叛乱之火，在1797—1798年的牙买加，英国殖民当局同自由黑人［被称为逃亡黑奴（Maroons）］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在1780年的秘鲁，一种针对西班牙当权者的、成因复杂、散布广泛的印加人叛乱由拉迪诺人图帕克·阿马鲁（the ladino Tupac Amarú）领导；一年之后，一场类似的暴动，考姆奈罗起义（the Comunero revolt），也在新格拉纳达（今天的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出现了。此外，在帝国的中心地区同样也危机重重，不仅在1789年发生了引发重大后果的、暴烈的法国大革命，一系列流产的革命也遍及欧洲各地。 [28] 发生于帝国中心区域的种种事件可以点燃并维系殖民地的反抗（正如在圣多曼格岛）；反过来说，殖民地的反抗也能放大中心地区的政治紧张，例如由激进派约翰·威尔克斯（the radical John Wilkes）挑起的伦敦骚乱，因其打击了行政当局的恶意欺压和贪污腐败，而收到了来自殖民地居民的大肆赞颂和财政援助。 [29]

在北大西洋世界，针对老态龙钟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形式和文化价值所提出的种种挑战既受到了一种个人主义的驱动，也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个人主义的接受。正如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记述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之民主的经典著述中所坚持的那种观点：革命的年代只是在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现代个人主义历程的一部分，现代个人主义维系了对平等和自治的诉求。当然，并不能说这种价值观驱动了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或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但这种现象在很多场危机中都是清晰可辨的，包括那些发生于奥斯曼和西班牙帝国内的其他多场危机也同样如此。除了某些例外，大量的历史叙事都囊括了美国革命和同时代的其他多场冲突与革命，特别是那些对普遍人权提出诉求的冲突与革命。 [30]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战争的周而复始在帝国内部催生出了一种几乎永不餍足的税收需要，与此同时，自由派改进统治方式的观念也推进了帝国的改革（对西班牙而言尤其如此）。新近上台的这批充满活力、在自我意识上理性清醒的帝国管理者们，以咄咄逼人的税收政策为武器，激起了遍及寰宇的反抗。 [31] 例如，西班牙人创立于18世纪70年代的商业自由政策并不是按照亚当·斯密的精神指向自由贸易，而是一种策略，希望借助减少管制并废除商品在西班牙境内穿行时所遭遇的种种限制，以求在帝国内部扩展贸易。它可以与不列颠1772年的决策形成类比，后者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把茶叶通过船只运往北美而无须首先停靠伦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惠及了东印度公司。在行政管理上的改革实施之后，西班牙帝国内的贸易总额日渐增长，同样税收收入也节节攀升。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扩散扰乱了业已建立的社会模式并在各处动摇了继承下来的种种经济和政治惯例。在18世纪80年代，抗议活动从新格拉纳达一直延伸到秘鲁，靶子主要瞄准了征税人和商人；这与15年前在英属北美洲发生的那些事儿如出一辙。

在1781年的6月，两万名周边地区的居民 [32] 向新格拉纳达的首府挺进，他们高呼：“吾皇万岁！恶劣的政府必将覆灭！”游行的领导者们谴责了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在1778年抵达此处，并执行了西班牙新出台的商业和财政举措。跟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洲的居民一样，这些抗议示威者并非是要闹独立。他们对国王仍是忠心耿耿，只是厌恶行政当局的专横暴虐。波哥大（Bogotá）的大主教在政府和反叛势力之间进行斡旋和调停，令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即《锡帕基拉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 of Zipaquirá），该条约颁布了一项大赦令并撤销了强制推行的令人反感震怒的种种财政政策。 [33]

在秘鲁，图帕克·阿马鲁——一位印加统治者的远房后裔，那位统治者在1572年被西班牙人处以死刑——领导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叛乱，这场叛乱始于1780年，海关大楼的墙上贴了一张通告，向“赋税征收人”和“法庭办事员”发出了死亡威胁，通告上写着：“我们伟大英明的君主万岁——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万岁，让所有的征税人去死吧！”麦斯蒂索人（Mestizos）和印第安人闯入了军械所、海关大楼以及大官们的私邸，暴民们甚至摧毁了执政官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在波士顿的家，并恐吓了海关官员以及那些被钦点来执行《印花税法案》（the Stamp Act）的官吏。 [34]

尽管苛捐杂税向来是一个事关重大的烫手山芋，但这类造反——不久就摇身一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叛乱——在根本上是一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发生冲突的结果。紧张局势早在18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如今，经济生活和行政机关中的种种变化正在同时摧毁土著人和克里奥尔人业已建立的各类政治惯例。尽管图帕克·阿马鲁曾［在库斯科的圣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学院（the Colegio de San Francisco de Borja in Cuzco）］接受过教育，但他的观念绝不是启蒙运动的观念，他的诸多观念也不像北美洲的某些案例那样，以宗教原则或共同法的先例为基础。他的追随者们受到了土生土长的观念，即印加人的善政概念的启发，这一概念更像是一种公社共同体的而非自由派的概念。 [35] 图帕克·阿马鲁对剥削印第安人的那些税收和管制发出控诉，但更激进的是，他提出要收回自己作为“秘鲁之印加国王”（Inca King of Peru）的世袭权利。 [36]

起初，克里奥尔人支持这类叛乱。因为他们憎恶帝国的种种改革举措。前客座总督何塞·德·加尔维斯发动了这场改革，新任客座总督何塞·安东尼奥·德·阿拉奇（José Antonio de Areche）在政府中安插满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在克里奥尔人看来这些人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并往往都是加尔维斯的“亲朋故旧、讨他欢心者和受其供养者”。加尔维斯还深信克里奥尔人由于不能摆脱友谊和家庭纽带的联系而无法公正行事，由此，他把行政机构中被克里奥尔人占据的岗位数量缩减了1/3。与印第安人不同，作为新西班牙领导阶层的克里奥尔人引入了欧洲的争辩，正像人们预见的那样，其实这种争辩的发展壮大早就有了苗头，在1771年，一位墨西哥法理学家兼诗人安东尼奥·华金·德·里瓦德内拉（Antonio Joaquín de Rivadeneira）就曾说过：“（把职位）任命给本土人（指克里奥尔人），从而将外国人排除在外，这是一条来自自然理性的准则，只有遵守这条准则才能笼络人心。”外国人无非只想中饱私囊，他们对美洲的人民、法律或习俗皆一无所知。 [37] 但是克里奥尔人也并没有转身支持叛乱，从根本上说，他们还是轻视并畏惧印第安人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早已失去了起初（与印第安人）结盟联姻的热情。克里奥尔人和印第安人并不是同路人，有时双方也存在争端，并且他们也都害怕结成联盟会污染毒害了他们各自的核心目标。 [38]

尽管这次暴动在一年之内就被平定，但是它对帝国构成的挑战确是实质性的，秘鲁高地的稳定是缓慢恢复的。西班牙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美洲帝国是如此脆弱不堪。在一份未加署名、估计是出自一位殖民地高官之手的记述中，这位官员抱怨道：“加尔维斯所摧毁的远远大于他所建造的……他的破坏之手正为美洲帝国迎来最剧烈的革命做了准备和铺垫。” [39] 后来，一位王室大臣中的一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反思道：“整个秘鲁总督辖区（vice royalty）和拉普拉塔河（the Rio de la Plata）的部分地区几乎都在1781—1782年间沦陷了。” [40]

造反同样出现在巴西。在1789年，因业余替人拔牙而广为人知的“拔牙者”（Tiradentes）约亚金·何塞·达·席尔瓦·沙维尔（Joaquim José da Silva Xavier）试图仿效新生的合众国在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地区创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尽管造反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位与杰斐逊比肩的人物在巴西被人们不断追念着。这次造反与其他小规模的造反，特别是伯南布哥的造反一起，对葡萄牙殖民官员施加了显著的压力，使其认识到改革带来的动荡不安，并进而放松了某些管制。同英属北美洲的情况一样，抗议活动直接指向了那些新奇的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正在破坏早已建立的非官方的习俗，但这些习俗正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

英属印度的紧张局势也非常类似。英国人在印度的敌手法国人，在1757年被有效地驱逐出去，当时英国人占领了法国人的前哨金德纳格尔（Chandernagore），更重要的是，随后又在普拉西（Plassey）击败了孟加拉的纳瓦布 [41] ，进而巩固了他们对孟加拉领土的控制，使得孟加拉的本土领袖们不可能再同欧洲人建立联盟来反抗英国人。由此，作为英国势力和英国统治在印度的代理人，东印度公司越来越能说一不二、号令四方了。 [42] 不久，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成就的控制水平已足以让对北美殖民地局势一筹莫展的英国当局大感欣慰。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领导了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军，并取得了在普拉西之战的胜利，使公司的威望和权势大大提升（远远超过那些赋予印度本地政府的），他断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必须通过有效的强权来加以支撑。如同议会领袖在向英属美洲人发表的演讲中所传达的那样，克莱夫也坚持向印度人表明了最高统治权是不容分割的：所有的权力“必须要么属于公司，要么属于纳博布 [43] ”。同时，他确信这种选择也必将取决于公司。他向公司的主管保证：“各种权力皆已被安放完毕，并且也只能被安放在那些对我们足够安全的地方”，“纷争的苗头也都在您的掌控之下”；公司已经在孟加拉拥有了“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 [44]

东印度公司的业务早已超出了单纯的贸易，它已经变成了“半商业、半军事”性质的公司。它向地方统治者们发放年金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税收，这种策略也鼓励了（当地）统治者们解散他们供养的军队，并越发依赖于东印度公司。克莱夫深信：没有一个土著统治者还有可能怀揣“独立的希望”。这也许不假，但权力也并非帝国故事中的全部内容。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印度的商人和政治精英们发现，继续维持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并借此与英国保持联系会让他们占到便宜，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继续珍视自己的自治权。

恰当的权力形式和行政实践依然难以通过谈判来加以协调，并往往造成纷争四起的局面。东印度公司越是需要获得资助，就越会提高索取的税收，因此叛乱总是有发生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公司不得不加大对军事防备的投资，而这反过来又会令“军事-财政危机”变得越发恶化。1772年，当在消灭赤字之战中失败以后，公司已经变得资不抵债，不得不到伦敦去呼吁，要求展开财政营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笔贷款、更多的政府监管，以及为了提高公司的财政收入而在贸易管制上所做出的一项变动。政府允许公司直接将茶叶通过船只运往美洲，取消了船只必须途中经停伦敦以完税的管制。但日渐明朗的结局却是：当茶叶运抵波士顿时，这项赋予东印度公司的特权让美洲问题急剧恶化。

公司的财政危机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因为它暴露了帝国扩张对英国财政体系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在波士顿茶党（the Boston Tea Party）身后全球互动所发挥的威力。不列颠从美洲和亚洲获取领土并不仅仅意味着施加管控和捍卫统治在开销上的攀升，同样这些领土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投资领域。通过卷入充斥于整个帝国内的信贷关系之中，这些领土也大量吸收了闲置的资本。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总是陷入一种慢性的本地资本短缺，18世纪中叶消费主义的扩张恶化了它们同帝国中心区域在贸易和信贷关系上的平衡。负债累累的情况陡然提升，特别是在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也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中间，尤其严重。尽管债台高筑，但为了维持同美洲人的贸易往来，苏格兰商人和银行家诉诸后被证明完全不靠谱的金融创新；遍及整个英国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了1772年的信贷危机。英格兰银行紧缩信贷，在帝国范围内收回债务，并终止了对东印度公司的借款。公司不仅不能偿还自身的债务，而且还需要更多的资助来应付一项开销，即埃德蒙·伯克所形容的在迈索尔（Mysore）展开的“针对海德尔·阿里（Hyder Ali）的一场灾难性战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议会也坐不住了，开始介入。与此同时，美洲人，特别是弗吉尼亚人，也有他们自身的债务危机，但却未曾获得过援助，也正是这一原因让他们与波士顿的激进派团结一致。在不列颠、印度和北美洲同步发生的危机事实上是同一场危机。当时，美洲人抱怨英国的政策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便宜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是，他们却没能抓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自身举债追逐消费品的行为至少在部分上也应该为帝国的信贷危机负责，他们的举债行为进而为北美自身带来了麻烦，即让英国偏袒东印度公司，使其得以向北美大肆出口（倾销商品）。 [45]

在迈索尔和其他地区爆发的武装叛乱最终受到了镇压，这表明公司的威望在印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已不再是说一不二。无论如何，在印度的统治必须依赖印度的管理能手，正如这种统治的财政资助来自向印度人征收的税赋，并且这种统治也依赖公司雇佣的印度士兵。在七年战争后的数年里，持续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1781—1782年间，当英国人与美国人展开谈判时，他们发现在印度自己也有些底气不足。普拉西之战胜利之后，克莱夫曾自信满满地言明了一种理论，认为印度是稳稳当当的，但如今印度远没有那样安全了。

[1] 本地治理（Pondicherry），该词由泰米尔语的拉丁字母转译而来，由两个泰米尔单词Putu（新）和Ceri（村庄）组成。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673年在此建立了商贸据点，使之成为法国在南亚次大陆的主要根据地。——译者注

[2] 引自Lawrence Stone,introduction to Lawrence Stone,ed.,An Imperial State at War: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New York,1994）,p.25。

[3] John Robert McNeill,Atlantic Empires of France and Spain:Louisbourg and Havana,1700-1763（Chapel Hill,NC,1985）,pp.76-78.

[4] John Brewer,“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in Stone,ed.,Imperial State at War,pp.57-61.也可参见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War,Money,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London,1989）。

[5] Molly Green,“The Ottoman Experience,”Daedalus 134（Spring 2005）,p.96;Jack A.Goldstone,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CA,1991）,pp.324-93;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2004）,p.90;William H.McNeill,“The Ottoman Empire in World History,”in Kemal H.Karpat,ed.,The Ottoman State and Its Place in World History（Leiden,1974）,p.44.

[6] P.J.Marshall,introduction to P.J.Marshall,ed.,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2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1998）,p.3.

[7] 引文出处同上，p.8。

[8] P.J.Marshall,“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Reshaping the Empire,”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8（998）,pp.10-11.

[9] 引文出处同上，p.11。

[10] 此处，正如在随后两段所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案例我依赖于Jeremy Adelman,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Iberian Empire（Princeton,NJ,forthcoming）。

[11] Khaled Fahmy,All the Pasha’s Men:Mehmet Ali,His Army,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Cambridge,UK,1997）.

[12] 参见Breen,“Ideology and Nationalism,”pp.13-39。

[13] Bayly,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pp.88-89.

[14] 庞蒂亚克叛乱（Pontiac’s Rebellion），1763年爆发的一场印第安人起义，主要反对英国人向五大湖地区的扩张，领导者为渥太华族印第安人酋长庞蒂亚克。由于先前大湖地区的印第安人与法国人的关系远远好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加之英国指挥官未按法国人的惯例向印第安人馈赠礼物，这让印第安人深感受辱。由此，庞蒂亚克联合多个部落在底特律附近召开印第安部落联盟大会，发动起义，进攻英国人的要塞。但被围困的要塞久攻不破，双方不得不在1766年缔结和约，结束战事。——译者注

[15] 关于英国的情况可参见下文P.J.Marshall:“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Reshaping the Empire,”pp.1-18;“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I,Britain and the American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9（1999）,pp.1-16;“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II,Britain and India,”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10（2000）,pp.1-16;“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V,The Turning Outwards of Britain;”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11（2001）,pp.1-15.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部分我依据于Adelman,Empire andRevolution in the Iberian Empire。

[16] Jacques Bernard,The Acts and Negotiations,Together with the Particular Articles at Large of the General Peace,Concluded at Ryswick（London,1798）,pref.

[17] T.H.Breen,“‘An Empire of Goods’:The Anglicanization of Colonial America,”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no.4（1986）,pp.467-99;T.H.Breen,“‘Baubles of Britain’: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Consumer Revolutio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Cary Carson,Ronald Hoffman,and Peter Albert,eds.,Of Consuming Interest:The Style of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harlottesville,VA,1994）,pp.444-82;and T.H.Breen,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York,2004）.

[18] 关于波士顿的消费水平和殖民认同参见Phyllis Hunter,Purchasing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Massachusetts Merchants,1670-1780（Ithaca,NY,2001）,pp.163-65。

[19] Jack P,Greene,The Quest for Power:The Lower Houses of Assembly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Chapel Hill,NC,1963）,pp.451-52.

[20] 帝国范围内的波及范围是引人注目的，从爱尔兰到英属洪都拉斯，从直布罗陀到英属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从（1763年后的）加拿大到西非的贸易商站。对波及范围的感知参见Lawrence H.Gipson,The Triumphant Empire:The Empire Beyond the Storm,vol.13 of The British Empire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67）。

[21] Brewer,“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p.68;Nicholas Canny,“Irish Resistance to Empire?”in Stone,ed.,Imperial State at War,pp.288-321;Breen,“Ideology and Nationalism.”

[22] 根据Harlow所言，爱尔兰人的起义由美国的叛乱所“引发”，但它也许早已被某些事件所触发，例如法国人的同情，以及随后与美国叛乱毫无关联的直接援助。参见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2,p.787。也可参见：Canny,“Irish Resistance to Empire?”

[23] Gipson,Triumphant Empire,pp.3,29-31.

[24] Marshall,Eighteenth Century.存在一些新近的变化，参见Marshall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主席就职演说（1998-2001年），发表于th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and C.A.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New York,1989）,and“The British and Indigenous Peoples,1760-1860:Power,Perception,and Identity,”in Martin Daunton and Rick Halper,eds.,Encounters with Indigenous Peoples,16001850（Philadelphia,1999）,pp.19-41。这类批评并不适用于早先的一代，特别是Harlow的经典之作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一个类似的案例描述了英属加勒比同大陆殖民地之关系的历史编纂。在大战之间的年岁里，对英属大西洋帝国的讨论囊括了加勒比和大陆地区，而在“二战”之后，重点则进一步收窄。参见下列文献中在前言里对安德鲁·杰克逊的评论O’Shaughnessy,An Empire Divided: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aribbean（Philadelphia,2000）。

[25] Julius S.Scott III,“The Common Wind:Currents of Afro-American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Ph.D.diss.,Duke University,1986）.

[26] Bayly,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p.86.

[27] Bayly,Imperial Meridian,pp.334-44;Roberts,History of the World,pp.543-45.

[28] 参见Robert R.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2 vols.（Princeton,NJ,1959-64）。

[29] Henry F.May,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New York,1976）,pp.90,155-56.

[30] 在大西洋世界中关于这些主题的一般性评论参见Roberts,History of the World,pp.549-7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Thomas Bender（New York,1981）;Alexis de 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Stuart Gilbert（Garden City,NY,1955）;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New York,1929）。

[31] Roberts,History of the World,pp.549-75;Stone,introduction to Imperial State at War,p.30;Philip D.Curt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2nd ed.（New York,1998）,p.151;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trans.Si n Reynolds,3 vols.（New York,1981-84）,vol.3,p.418.

[32] 周边地区的居民，原文为vecinos，西班牙语，意为邻居。——译者注

[33] D.A.Brading,The First America:The Spanish Monarchy,Creole Patriots,and the Liberal State,1492-1867（Cambridge,UK,1991）,p.485.

[34] 我写该段所依据的是Adelman,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Iberian Empire;and Steve J.Stern,“Andean Insurrection:Time and Space,”in John Lynch,ed.,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1808-1826（Norman,OK,1994）,pp.212-13.

[35] 参见Sinclair Thomson,We Alone Will Rule:Native Ande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Insurgency（Madison,WI,2002）。

[36] Brading,First America,p.489.

[37] 同上，pp.477,481。

[38] 同上，pp.484-85。

[39] 引文出处同上，pp.478-79。

[40] 引自Adelman,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Iberian Empire。

[41] 纳瓦布（nawab），莫卧儿王朝统治者授予给那些半自治的穆斯林邦国统治者的荣誉称号，后来这些人也转而效力于英属印度。——译者注

[42] Bayly,Imperial Meridian,p.60;C.A.Bayly,“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India,1750-1820,”in Stone,ed.,Imperial State at War,p.339.

[43] 纳博布（Nabob），莫卧儿王朝的地方长官，本土权贵。——译者注

[44] 该段和随后两段依据Bayly,Imperial Meridian,pp.96-98;Bayly,“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p.339。也可参见Marshall,“Britain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II,Britain and India,”pp.8,12-16，有关Clive的部分引自pp.13 and 14。

[45] Richard B.Sheridan,“The British Credit Crisis of 1772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no.20（960）,pp.161-86.

一场连续的战争，1754—1783年

使十三块殖民地获得独立的这场战争开始于“印第安人领地”（Indian Country）。也许我们倾向于把北美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形象化，使双方在一条边界线的两侧各自组织，但是欧裔美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互动却散布于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也许可以用一种更生动的、地理上的形象把它看作一只多纳圈，中心标注为“印第安人领地”，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认出来的俄亥俄、东密西西比和田纳西河谷地带。印第安人被包围其中，北边和西边是法国定居者，东边是英国人，南边则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借助合纵连横的结盟手段，通过挑拨，让一个帝国与另一个帝国反目，从而获得各种机遇，坐收渔翁之利。到了18世纪中叶，他们早已深谙此道并能娴熟运用。然而，一般来说，他们与深知外交礼数且并不特别垂涎于土地的法国人关系最好。印第安人谨慎有加，不让任何一种势力认为他们在此所拥有的权势是理所当然的。 [1] 他们也同样维持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势力均衡。 [2]

英国人试图深入俄亥俄河谷的计划早在1747年就已变得清晰可见，俄亥俄公司（the Ohio Company）获取了特许经营权，并在此地安营扎寨、建筑要塞。两年之后，它获得了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授予的20万英亩土地。此外，他们还从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殖民地政府那里要来了更大片的地产。法国人至少已经获得了来自印第安人的被动支持，他们通过铸就一系列要塞形成一条防线，进而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做出回应。1753年，弗吉尼亚的执政官只是派出了当时年仅21岁的乔治·华盛顿来阻挠这项活动。他先是被法国人俘虏，然后又被释放、遣送回了弗吉尼亚。英国人将这一事件视为一场溃败，伦敦当局决定以强力予以回击。

英国的军队和补给在1754年运抵美洲，战争从此打响。两年之后，彼此间的敌意也延伸到了欧洲大陆上，英格兰和普鲁士结成联盟站在一边，法兰西和奥地利以及后来加入的西班牙站在另一边。事实上，“线外和平”并不存在，争夺俄亥俄地区——多纳圈的中空地带——控制权的冲突演变为了第一场全球战争，这场战争的战火最终燃及了每块大陆。 [3]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首先关注了美洲这个舞台，并向那里调遣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在10多年间，他们一直在抬升北美殖民地的价值。像过去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殖民地在百年冲突中是重要的舰艇、海军补给和水手的来源地， [4] 而是因为伦敦方面认识到：殖民地中日渐壮大的经济繁荣和日益提升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殖民地有可能成为新的征税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也是英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 [5] 这意味着一种对帝国的重新定义。独立于亚当·斯密的见解，英国殖民当局开始认识到：北美殖民地不仅是一种消费经济体，更是一块能榨出油水的肥肉。曾担任过新泽西州副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托马斯·波纳尔（Thomas Pownall）在一本首版于1765年，并不断再版的小册子里发展了这一观点。 [6]

仅仅通过各项重大运动和战役的清单，人们就能对七年战争的全球化程度有所感知。 [7] 陆上战争在北美洲和中欧地区打响；海战则遍及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它被称为七年战争，这个名字只能恰切地形容1756—1763年的欧洲冲突；对美洲人而言，它事实上意味着一场历时12年之久的战争，始于1754年，并以庞蒂亚克叛乱为一首终曲。在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为欧洲方面的战事画上休止符之后，战事依然在美洲持续了3年。在这些年里，在新斯科舍（阿卡迪亚）［Nova Scotia （Acadia）］，在哈德孙河-尚普兰湖走廊（the Hudson River Lake Champlain corridor）和莫霍克山谷（Mohawk Valley），在大湖地区的北部，东南部［在切罗基战争中（the Cherokee War）］和加勒比海地区依然是战事延绵。这场战争同样也波及了梅诺卡岛（Minorca）、孟加拉和科罗曼德尔半岛沿岸（Coromandel Coast）、马尼拉、西非（沿塞内加尔河）、直布罗陀海峡和法兰西沿海地区。

自1689年以来，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发生冲突的早期阶段，胜负难断。但无疑在这场战争中最终是英国人胜出。 [8] 尽管在欧洲这场战争终结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即美国内战爆发前的那种状态，法国人也已经认识到了即使没有领土上的损失，它的地位也已经急遽地下降了。弗里德里克二世（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已经崭露头角，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法兰西在殖民地——既包括北美也包括印度——的失利是决定性的。除了它在19世纪30年代获得的阿尔及利亚的定居点之外，法兰西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不曾再度扩展它的海外帝国——甚至在那之后——在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二次浪潮中，也同样如此。 [9] 美洲印第安人的损失也极为惨重，因为随着法国从北美洲的撤离，他们再也无法挑拨敌对的欧洲列强彼此攻击了。相反，不列颠当时不仅在北美洲和印度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也控制了维持世界贸易的海上航线。 [10]

紧随其后，英国又开始了在太平洋上的海上探险，尤其包括著名的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海上航行。等时机成熟后，不列颠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业已扩张的帝国利益使得它放弃对十三块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转而与之维持贸易关系变得越发轻松从容。与此同时，法兰西开始筹划发动一场战争来补偿它的损失，尤其对重建海军不惜血本，大力投资，由此使法国海军成为美国革命战争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11] 作为法国的盟友，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一无所获并几乎同时丢掉了菲律宾和古巴，由此它准备继续待在法兰西的阵营之中。（在战争结束时，英国对马尼拉和哈瓦那的占领并没有告知巴黎和平谈判桌上的各方，并且也没有成为英国协商策略的一部分；这两处被归还给了西班牙。）那时，对欧洲人而言，终结这场战争的《巴黎和约》无非只是一场必将持续下去的冲突中的短暂停顿。那时无人能够预见下一个阶段的走向，但历史证明：在下一个阶段里，美国革命到来了。

对于其他的参与者而言，他们同样能够感受到此类战事的延续性。对于美洲印第安人而言，在多纳圈的洞孔中所提供的种种可能已经被收紧，一条单一的路线正开始把他们从欧裔美洲人中分离出来，而后者步步紧逼，不断索取更多的土地。随着新兴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特别是在19世纪的南方——这种紧逼态势得以强化加深，因为使用遭受奴役的黑人劳工（在土地上劳作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都变得越来越值钱了。 [12]

在英属美洲，那些开始对革命危机做出定义的种种事端都是七年战争以及大西洋两岸不断变化的多种期待的直接产物。也正是在七年战争中，美国人首次经历了军事上的洗礼；从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一种全新的对民族主义的感知紧紧抓住了美国人的心。虽然这一点在英国同样如此，但在殖民地，这场战争激励了英属美洲的定居者们越发形成一种身为美洲人的自我意识。 [13] 在终结七年战争的和平谈判中法国外长舒瓦瑟尔（Choiseul）指出：法国人在北美洲的撤离预示了英国人也终将在此撤离。 [14] 他真是一语中的。

这也正是英国政府针对美洲殖民地提出一系列倡议的背景。跟同一时期在印度所施加的政策不同，这些政策计划要对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进行变革从而提升急需的财政收益。这些举措对我们而言是耳熟能详的，它们也正是美国革命史在小学教材中的标准素材。但在当时，它们却是新奇异常的，对北美洲的殖民地居民而言极具刺激性。

在北美洲，从法兰西手里转移给不列颠的领土非常广阔——阿卡迪亚、布雷顿角（Cape Breton）、加拿大、圣劳伦斯湾诸岛（the islands of the Gulf of St.Lawrence）［除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St.Pierre and Miquelon）］，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除新奥尔良以外的所有领土（以西地区早在1762年就被秘密割让给了西班牙）。将这些领地组织起来的任务也标志着一种新兴的行政管理上的行动主义的开始。1763年的一次宣告奠定了英国的法律在这片领土上的权威，同时，它也把“印第安人领地”划归为“魁北克”的一部分。这两项决定一定会让人们感觉似乎它们明显是在伦敦被制定出来的，但划归印第安人领地则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英国人需要直接面对庞蒂亚克叛乱的问题，叛乱者最终被击溃于底特律之前，曾占领了一连串英国人控制的要塞。同样，这些英国殖民者也总是对土地垂涎不已，并假定如今被划归给魁北克的土地自然早晚都会变成为他们自己的。但当英国当局依据《魁北克法案》（the Quebec Act，1774年）正式在加拿大组织起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把俄亥俄河谷包含在内了，而俄亥俄河谷也正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弗吉尼亚宣称拥有的地区。英国议会，当时作为十三块殖民地的领导者，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剥夺他们 [15] 身为英国人的权益，在魁北克建立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式风格的殖民管理体制。此外画蛇添足的是：出于一种跨文化的敏感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反常的行动，他们承认了加拿大法国天主教势力的权益，这令十三块殖民地上那些经常表现出敌意的、反天主教的新教徒忧虑有加。在殖民地居民们的眼中，局势一定是这样的：不列颠已经变成了这一政策以及讲法语的天主教社会——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中，他们已被击垮——的守护神。 [16]

在英国人将其视为提高帝国财政收入的大好时机之时，在对殖民地行政管理的低效无能进行改革之处，在试图要把抱怨不止的殖民地居民训练得听话服从之地，美洲人——浸染在英国辉格派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行政权力深表怀疑、毫无信任——有时却把这些视为一场阴谋。他们忧虑惧怕，因为腐败的政客正在对某些权益大加攻击，这些权益来自英国习惯法（English common law）以及此前几十年间在“善意的忽略”中所经历的政治上的发展壮大，这些权益也允许殖民地的立法机关要求一些全新的特权。 [17] 由于双方的参考框架和解释推演是如此南辕北辙，误解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国人在《独立宣言》中所做出的解释：“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轻率的和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但英国人对局势的种种误判最终导致了美国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始终追求一种不变的目标，这表明了一种企图，即政府企图把人民压制于独裁的暴政之下，在这一时刻来临之时，推翻这样的政府，不仅是人民的权利，更是人民的担当……” [18]

当然，《独立宣言》所宣扬的道义制高点在实践中未必能够达到，或者说英国人的滥用职权也并非如此具有破坏力。对赋税抱怨不断的英属殖民地的居民事实上在大西洋世界中是缴纳赋税最少的一个群体。那些为了平等和自由这类普世原则挺身而出的人，却未曾对政治生活中的女性和正遭受奴役的1/5人口做出任何设想，他们对掠夺土著美洲人所拥有的土地更是不假思索。对七年战争结束到独立战争之前这段时间中英方一系列举措进行一个简化的重估，人们会发现：他们过度的恐惧有一种言之有理的根据，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恐惧怕是被放错地方了。英国人想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进而从其身上榨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两重目的没有一个不是光明正大的并且也没有超出合理的公共政策之范围。殖民地的居民将政治上的拙劣不当同阴谋诡计混为了一谈。

1764年美洲的税收法案常被称作《糖税法》（the Sugar Act），其目的在于要为帝国的防御增加财政收入。换一个角度看：这一计划在于要把先前完全由英国纳税者所负担的维持全球强权的部分开支转移给美洲人民，因为政府在增加信贷或向国内进一步增加税负的问题上迟疑再三。这一策略开了一种先河：这是议会通过的第一部特别设计的法律，目的是要在殖民地地区为王室筹款。它指出：那些被看作奢侈品的商品应当缴纳赋税，尽管这些被认定为奢侈品的商品——包括精炼的蔗糖、咖啡和马德拉葡萄酒（Madeira wines）——事实上在殖民地日渐壮大的消费经济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流通的一般商品。与税率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执行它的前提条件，伴随着重振旗鼓的海关服务机构和全新的替代性的海事法庭的出现，被告人（被征税者）已鲜有权利。正是为了要对这一政策做出回应，1764年5月24日在波士顿，人们第一次呼喊出了享誉海内的“无代表则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原则。除提出口号，殖民地后来还采取了一项禁止进口（non-importation）的政策。

1765年，极为失策的《印花税法案》接踵而至，它要求在出版物和法律文件上都贴上印花税票，这特别刺痛了报纸编辑、律师、商人和土地投机者，造就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反对之势。如果《糖税法案》曾是殖民地的首个纳税法案，那么《印花税法案》则是第一部向殖民地内部的经济活动征收税赋的法案，这让殖民地的定居者们看到了一种内外有别的征税差异，他们马上做出了反应，由此《印花税法案》既引发了大街小巷的骚乱，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持续20年之久的、有关政治理论的公共讨论。殖民地居民不断展开论辩：到底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政治形式可以让他们安身立命？这一讨论一度受到了现实利益和理想观念的驱动，也受到了地方上的环境以及在国际上广为传播的有关权威和政体的共和派、自由派和宗教观念的影响。 [19]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最终以《美国宪法》（the Constitution）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为集大成的作品。这两者也是美国人在现实政治和政治理论上所成就的最独特和最杰出的作品。

因为在美国人评论开国元勋们的作品中，人们是如此地强调这一成就的独一无二，所以也许我们应当暂停一刻，来关注一个极为有用的问题：当他们开始要为自己争取独特的英国权益而展开论辩时，他们也日益吸收了大量启蒙运动的观念（这些观念当时广为流传，向东远及莫斯科和维也纳，向南远及布宜诺斯艾利斯）。18世纪进步分子的政治作品就是对那些适用于地方上的传统、环境、权力关系和志向的种种观念进行拣选和改写。 [20] 欧洲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区域对启蒙运动的反应也是差异显著的。海洋贸易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改变是存在区域差异的，对沿海的民族国家的改造要比对内陆地区的改造更为充分和完全。中欧和东欧地区由于切断了同正在转型的海洋贸易的联系，发展出了一种以土地为根基的大型国家，他们缺少生活于沿海城市中的大量的资产阶级。由此，启蒙运动的观念并不能在资产阶级中找到他们的听众，反倒在庞大的国家官僚阶层中获得了回应。在哈布斯堡帝国中，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推行的自由主义加强了中央集权，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更为进步的贤人统治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并推进了农业改革。 [21] 相似的发展状况也发生在其他被绝对君主制所控制的领土上。然而，在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维也纳或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控制下的圣彼得堡，抑或是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柏林，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也许意味着“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但在费城，它则意指共和主义。 [22] 顺便指出，依据不同的地方情境，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重要性同样也是变化多样的。英国人将美国人的贡献归结为宪政主义和选举权，而在法兰西，人们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公民个人）权益和国家权力上。对于瑞士人，以及随后跟进的阿根廷人和法兰克福议会统治下的德国人而言，它则意味着联邦主义。 [23]

由于《印花税法案》遭到了广泛的抵制，最终该法案在1766年被撤销，但英国人并没有在原则上做出让步。与撤销这一法案同时而来的还有一项公开宣告的法案，它确认了议会“无论在何种事务上”［需要捎带指出的是，这重复了更早的、颁布于1719年的《爱尔兰宣言法案》（Irish Declaratory Act）里的言辞］都有权制定法律来管束殖民地居民。然后，一年以后又颁行了《汤森税法》（the Townshend Duties），它对美洲“境内”和“境外”的税收政策做出了区分，对茶叶、纸张、颜料、玻璃和枪弹征收进口关税，并再次使全新的执行机制得以精致化，包括完善了一种新型的法庭。这进而再次引发抗议示威。殖民地居民的禁止进口政策，作为一项突破单个殖民地的活动，有助于加剧一种殖民地（同宗主国间的）疏离感，形成一种（殖民地之间的）认同感和统一性，抗议示威者继续为殖民地居民灌输了一种政治理论上的教育。如今他们提出：不管一项税收针对的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商业活动，这都不重要。正如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在他著名的《一个宾夕法尼亚的农夫写给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札》（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1768年）中阐明的，这种内外有别的相关区分介于两者之间：议会承认的管制贸易的权利（这会涉及偶然性的征税）和任何议会自己所假定的征集国家岁入的税收权利（这是约翰·迪金森所拒不承认的）。

但是，殖民地仍旧骚动不止。依赖于海上贸易的多座城市在这数年间损失惨重，随着贫困的加剧，社会的紧张和冲突也不断凸显。没有一座城市的损失能比得上波士顿，这座城市俨然已经成为抵抗运动的温床。 [24] 针对1773年的茶税，波士顿做出的反应是充满戏剧色彩的——事实上它也正式上演了一出舞台剧。波士顿的激进派们化装成了莫霍克族的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并把该公司所有的342箱茶叶倾倒进了波士顿港。

等到了1774年的春天，伦敦当局决心要把殖民地带回到他们的控制之下，颁布了特别针对波士顿的一系列法律，以《强制法令》 [25] 著称。港口被封锁，马萨诸塞地方政府事实上处于被架空状态。《司法管理法案》 [26] 给予了殖民地官员以全新的权力和司法保护，也加强了他们挑战帝国当局的力量。

随后，在1774年的9月，第一次大陆会议（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召开，十二块殖民地都纷纷派来了代表。在这一关节点上，一些殖民地的领袖们，包括来自费城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来自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就像那些不久前刚刚向西班牙人的改革发出抵制的新格拉纳达和秘鲁的反叛者一样，当殖民地对国王还忠心耿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并不臣服于议会的权威。正是这样一种动议使得殖民地的居民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唯一的一步。《独立宣言》就是这样一步，成为一种与国王和君主制原则相决裂的（理论）框架。

与此同时，英国人的军队也已经在马萨诸塞集结完毕。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爱国者保罗·瑞威尔（Paul Revere）从波士顿骑行到了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向当地的农夫们发出警告：英国人正在赶来。第二天，在莱克星顿的草坪上，传世于后的枪声得以打响。殖民地居民开始了公开的叛乱，甚至发展到了战争的程度。一个月之后，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在1775年到1776年之交，大陆会议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负责寻求欧洲“友人”的帮助。而在此之前，这场争议始终还都是在英帝国框架内部展开。只有在殖民地提出了独立诉求之后，才将这场争议变得国际化，并把法兰西和西班牙牵扯了进来。出版于1776年1月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 ）一书第一次发出了从英格兰中分离出来的呼声。在同宗主国冲突连连的背景之下，对于殖民地居民的欧洲盟友而言，他们对君主制原则的猛烈攻击远不如他们的一种宣告更为重要，这种宣告表明了由一个岛国来统治一片大陆的荒谬不经。法王路易十四私下秘密地同意给予美洲人100万里弗（相当于100万英镑的援助），西班牙人也与他合起伙来，出了大约同样多的一笔钱。这些资助由博马舍伯爵（Count Beaumarchais）通过一家洗钱的皮包公司传送到了殖民地居民的手中，使其有可能购入关键的军备物资——除其他物资以外，战争打响后的第一年里，殖民地居民所使用的火药中有80%都来自这批资助。

这场战争起初进展得并不顺利，法国人也不肯心甘情愿地公开支持一个失败者。但到了1777年的10月，随着英国人在萨拉托加（Saratoga）的失败，当时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海军也都已经恢复了元气并跃跃欲试，这些条件也得以让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服法国与美洲人结盟来共同对抗英国人。一种正式的结盟关系在次年二月得以签署，此后不久，法兰西又把西班牙带入到抗英联盟（the anti-British coalition）中来。在美洲人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法国人所提供的物资、军队，特别是海权上的支持，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在更大区域内对印第安人的两项杰出研究参见Ri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New York,1991）;and Daniel K.Richter,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Cambridge,MA,2001）。

[2] Alan Taylor,American Colonies（New York,2001）,p.424.

[3] 关于俄亥俄地区的中心性问题参见Fred Anderson,Crucible of War:The Seven Years’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New York,2000）,p.18。

[4] Daniel A.Baugh,“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in Stone,ed.,Imperial State at War,p.211.

[5] 参见：Breen,“‘Empire of Goods.’”

[6] Thomas Pownall,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onies（London,1765）;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I,passim.

[7] 参见D.W.Meinig,Atlantic America,1492-1800,vol.I of The Shaping of America（New Haven,CT,1986）,pp.267-69。安德森承诺在战争的熔炉中将会锻造出一种有关战争的全球史，但他提供了一个相当受争议的英—美框架。

[8] Anderson,Crucible of War,p.xvi.

[9]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I,pp.20,60.

[10] 同上，p.3。

[11] Jacques Godechot,Histoire de l’Atlantique（Paris,1947）,pp.183,185-86.

[12] Richter,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p.191.

[13] 参见Linda Colley,The 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1707-1837（New Haven,CT,1992）;Richard L.Merritt,Symbols of American Community,1735-1775（New Haven,CT,1966）;Breen,“Ideology and Nationalism.”

[14] Lawrence S.Kaplan,Colonies into Nation:American Diplomacy,1763-1801（New York,1972）,p.3.

[15] 此处指魁北克先前的居民。——译者注

[16] 参见Jay Gitlin,“On Boundaries of Empire:Connecting the West to Its Imperial Past,”in William Cronon,George Miles,and Jay Gitlin,eds.,Under an Open Sky:Rethinking America’s Western Past（New York,1992）,pp.81-82。

[17] 讨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容参见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1967）;关于立法机关的崛起参见Greene,Quest for Power。

[18] 以上两句皆为《独立宣言》中的原文，故原作者未做注释。——译者注

[19] 关于宪法之思想来源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在上一代学者中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围绕如下作品以及对如下作品的评论展开Bailyn,Ideological Origins;Gordon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Chapel Hill,NC,1969）;and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NJ,1975）。这场讨论中的最佳结论来自James T,Kloppenberg,“The Virtues of Liberalism:Christianity,Republicanism,and Ethics in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no.1（1987）,pp.9-33。

[20] 这是Bernard Bailyn文章中两个特殊视角的推论，这两个视角与他的其他大多数作品比起来远不被重视：“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no.2（1962）,pp.339-51;and John Clive and Bernard Bailyn,“England’s Cultural Provinces:Scotland and America,”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1,no.2（954）,pp.200-213.

[21] Robert A.Kann,The Multinational Empire: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for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848-1918,2 vols.（New York,1950-64）,vol.1,pp.53-54.

[22] 参见Georges Lefebvre,“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in Lawrence S.Kaplan,ed.,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1973）,p.159。

[23] 关于新生之美利坚民族的影响，参见Bernard Bailyn,To Begin the World Anew: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New York,2003）,p.143;David Armitage,“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World Context,”OAH Magazine of History 18,no.3（2004）,pp.61-66.

[24] 参见Gary B.Nash,The Urban Crucible:Social Change,Political Consciousness.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1979）。

[25] 强制法令（the Coercive Acts），又名不可容忍法令（Intolerable Acts），是英国当局一年内连续颁布的五部高压法令的合称，包括《波士顿港口法案》（Boston Port Bill）、《司法管理法例》（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马萨诸塞政府法案》（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驻营条例》（Quartering Act）和《魁北克法》（Quebec Act）。——译者注

[26] 《司法管理法案》（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该法案要求把倾茶事件的案犯送到英国受审。——译者注

1783年

在1783年的和平谈判桌上，法国人在击溃大不列颠上的贡献并没有获得公允的承认。《巴黎和约》将大部分功劳都归给了美洲人。当然，除此之外，西班牙也并没有受到青睐，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对土地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的前殖民主义者们也会对他们在北美洲的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却几乎没有法兰西的什么事儿，法国人从英国人手中剥夺了一块宝贵的殖民地，这也帮助了美洲人，为其带来了有利条件，但在《巴黎和约》中，这一点却被避而不谈。在和平谈判推进的过程中，尽管法国人已经着手在印度发起种种重要的军事和政治议题，以敦促印度王公发动反抗英国人的叛乱，但却没有什么显著的积极成果（事实上也的确毫无效果）。由此，法国人并不期待恢复他们先前在印度的影响，也并不要求重新收回加拿大。 [1] 但是他们却事实上重新获得了在塞内加尔河和戈尔的奴隶贸易据点。

西班牙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它与法兰西结盟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重新得到直布罗陀海峡，但在这个问题上它还是失败了，英国人为了避免在直布罗陀海峡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归还了东、西佛罗里达——由此也抛弃了在1782到1783年间逃亡到那里的1000名英国国籍的效忠派。 [2] 在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兰西手中转移的领土往往是少量且狭小的，大部分都位于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也许有些令人意外，在谈判者们最终敲定的各个议题中，最富争议的一个竟然是纽芬兰海岸线外的鳕鱼捕捞和晾晒权益。 [3] 荷兰人较晚才卷入战争，但他们所统辖的、采取贸易自由政策的加勒比岛屿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对殖民地居民而言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供给来源地，通过一项单独的协定，英国人向荷兰人归还了他们在东南亚地区所占领的要塞、港口和城市，以此来换取荷兰人的承诺，即荷兰人对英国人在亚洲或非洲的海上航行不予干涉。 [4] 令人费解的是：最终的大赢家竟然是新兴的合众国和它的前任殖民地统治者，后者虽然丢掉了十三块殖民地，但却巩固了自身作为一种世界强国的地位。 [5]

1781年10月，北美洲的战事最终结束于约克镇，但为了达成最终的和平协定所展开的一项外交努力却延续不绝。最终的结局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单独的协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协定签署于巴黎，而两者同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协定则在同一天签署于凡尔赛宫。这类多边协定本身与负责签署它们的邦联国会 [6] 的有限权能比起来反倒还不是那么问题重重。通过批准《巴黎和约》，这届国会将种种责任寄托在了英国人身上，但却无法将构成其自身的邦联各州捆绑在一起。在新成立的美国政府中，身居邦联结构中的各州都保留了大量的权力，政府只能向各州“热切地建议”，让它们遵守和约的条款。 [7] 这就很难让英国兑现其承诺，特别是兑现那些与西部要塞相关的种种承诺。促成《1787年宪法》，特别是其中一项条款（把跨国协定放在各州法律之上的条款）通过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修正这种存在于在国际外交界中的弱点，这一弱点内生于“大陆会议体系”和《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之中。

各类协定带来的丰硕成果正是这场战争看似令人费解的结局中的病态症状。尽管美国人的欧洲盟友在协助其取得军事胜利的过程中必不可少，但他们获得的回报却远不能与美国人的收获等量齐观。许多革命者（及其后世的几代人）都乐于将这种美好的结局归咎为神意的作品。更确切地说，就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制宪会议上所暗示的那样：大国皆有其自身的利益。 [8] 韦尔热讷伯爵 [9] 在欧洲的外交事务中游刃有余，与其让法国人一家独大，他更倾向于维持一种权力均势，以求鼓乐和鸣。 [10] 对他而言，1783年的美洲战争绝非最为紧要的外交事务。他更为担心的是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的积贫积弱造就了一种权力上的真空状态，怂恿着普鲁士或俄罗斯将其势力染指其间，这必将搅扰并打破欧洲的均势状态。韦尔热讷知道俄罗斯正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土耳其的战争；他需要让法国从对英作战中脱身，进而能够在东方与俄罗斯展开抗衡。他也对法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上的脆弱无力和不堪一击表达了担忧。 [11]

美国的和平特使——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杰伊（John Jay）——都是能干的谈判者，尽管亚当斯和杰伊在视野上略显得有点地方主义，并不总是施展外交手腕。 [12] 富兰克林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他给外交活动带来无与伦比的声望、智识和个人魅力：在法兰西，他因带来了和平而广受盛赞。 [13] 文化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一种足以与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世界主义相决裂的程度，以至于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博学之士仍被看作“世界公民”。他作为一位科学家的声望也没有因为地理和政治上的局限而不为人知，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把他看作实验科学家中的一位楷模。（他是大西洋世界中最受崇拜也最被尊重的人物之一，正是因为这一点让充满妒意的亚当斯痛苦万分。）被赋予崇敬和尊重的富兰克林，也把这种受人尊重的作风带到了他的每一次谈话中，并且他对“简单和真诚”（Simplicity and Good Faith，这是他自己的措辞）的坚守也为他在英法双方的谈判代表中赢得了信任。 [14]

美国人同样从谢尔本勋爵 [15] ——他对“贸易主权”情有独钟——所抱持的帝国观念中收益颇丰。 [16] 作为1766年到1768年间的英国国务秘书，谢尔本在协调与殖民地居民的关系上压力重重；当他既不能从国王也不能从内阁那里获得支持时，他一度引咎辞职。直到1782年，他才重掌大权，彼时，展开协约谈判，并协调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与闹独立的合众国的关系的重担也落在了他的肩头。由于急于确保与美洲人贸易——贸易额在1758年到1771年间翻了一倍——的延续性，谢尔本不仅把和平协定视为战争的终结，同时也将其看作迈向战后亲善和睦的第一步，两国重修旧好将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并削弱“法美同盟”（Franco-American alliance）。 [17] 他的策略是富有成效的：单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还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尽管毫无障碍的自由贸易直到1815年才得以建立，但18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规模是18世纪60年代的两倍之多。 [18] 到了1783年，他的战略眼光并没能被对垒的议会派系所理解或赞赏，他再次失势，自此再没有重返政坛。 [1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得益于他（以及亚当·斯密）对一种自由贸易帝国的高瞻远瞩，才在19世纪为不列颠带来了一种更强大的全球强权。

韦尔热讷并没能在有生之年目睹他对美国独立的贡献或者说他对法国的贡献。他死于1787年，在美国人最终发明了一种恰当的政府形式并将其写入宪法、奉为神圣之前，他就已经作古。他的离世也远远早于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债台高筑、无法应对之时——债务长久以来就一直不断累加，但由于美洲战争的开销，债务迅速攀爬到了一个足以引发危机的顶点——路易十六不得不在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 [20] ，这也是一桩催生了法国大革命的仓促之举。 [21]

《巴黎和约》对美洲的印第安人是一场浩劫。虽然并非全部，但是大部分印第安部落是支持英国人镇压美国人的，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了支持失败者终将付出代价。然而让他们无法想象的是：英国人竟然会对他们彻底地弃而不顾。在和平谈判的桌边并没有任何一位土著美洲人的代表，英国人在未经磋商的情况下，就签署协议将“印第安人领地”（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转手给了新成立的美国政府。无论是这些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还是印第安人的财产都没在协定中被提及。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从英国人手里转移到美国人手里的大部分领土事实上都是印第安人的领土时，这种沉默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涵才变得越发清晰明确。来自欧洲的人口多集中于海岸线［沿大西洋沿岸和（加勒比）海湾］上，当时看来，俄亥俄的穷乡僻壤外加大湖地区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还都是一片未知的领地。英语也很少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被听到（讲英语的白人还没出现在密西西比河流域）。 [22]

当印第安人知悉了协定的各个条款后，简直是“大吃一惊，五雷轰顶”，因为早在1783年之前，他们就在肯塔基对欧洲定居者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这本应使其在谈判中获得一席之地。 [23] 一位切罗基族（Cherokee）的领袖小火鸡（Little Turkey）对这一结果既困惑不解，又愤怒难当，他评论指出：“和平条约的缔造者们和我们的敌人们在狂喝滥饮中断送了我们的土地。”种种结局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1784年，在一份递交给圣路易斯地区 [24] 的西班牙执政官的通告中，易洛魁族（Iroquois）、肖尼族（Shawnee）、切罗基族（Cherokee）、契卡索族（Chickasaw）和乔克托族（Choctaw）各部落的代表们发出了这样的宣告：“美国人在我们定居的俄亥俄河流域的领土上急剧扩张，如同一场蝗灾袭来，横扫一切。” [25] 印第安人的抵抗曾经一度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在1812年战争之后，随着路易斯安那的出售以及英国人从俄亥俄河谷要塞的撤离，印第安人失去了同盟者；等到了1844年，曾经在1783年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印第安人尚不足1/4仍选择留在此地。 [26]

这种将土著印第安人放在一个日益扩张的合众国未来之外的排斥性观点有其自身的起源，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早在七年战争的解决过程中，土著美洲人就并没有被视为是这种在北美洲正在形成的新型社会中的一员，印第安人被放在了北美洲的新型社会之外——被划在了某些边疆线的外部。1783年，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一封谈及印第安人的信中，乔治·华盛顿解释说：“我们将要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设立一条边界线。” [27] 斗转星移，为土著美洲人设定一种可驻足之地或不可驻足之地的理念得以实现。在18世纪80年代里，对大多数欧裔美洲人而言，印第安人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19世纪的20和30年代里，他们依旧位于美洲意识和美洲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经被驱赶出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如果他们要在美利坚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彻底地验明正身、注册在案，那就只能被看作一种外来者。 [28] 这一逻辑也呈现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著名的总统辩词（presidential justification）中，他论证了印第安生活之历史模式遭受破坏的合理性：

政府所推行的一项乐善好施的政策……就是要把印第安人从白人定居点中迁移出来，这一政策正在向一种皆大欢喜的完满结局进发……人道主义者往往为了这个国家土著居民的命运而黯然垂泪，种种慈善事业长期以来就不停地忙于采取多种手段来逆转这一情形，但是它的进步之处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被捕捉到，相反，许多强大的部落却一个接着一个地在地球上消失……但真正的慈善事业应当协调人们的心灵以适应这种世事兴衰，正如一代人的消亡正是为了给下一代人腾出生存的空间……从人类种族的整体利益这一全面的观察角度看来，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善良的人总是更愿意让国土为森林所覆盖并让数个未开化的野蛮人能够徘徊于我们辽阔的共和国中，我们共和国的领土上缀满了城市、村镇和繁荣兴盛的农场，所有进步的举措都为其添枝加叶，在此工艺得到创造或者实业得以展开，这块国土上生活了超过1200万的幸福子民，并饱享自由、文明和宗教上的祝福，难道这不是善良的人更愿意看到的吗？ [29]

作为美国史中最为悲惨的一个篇章，在美国革命和美国内战之间的时段中，这种对印第安人的迁移也是一种社会分化和社会隔离模式的一部分，这些模式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社会上）出现了种种各不相同但又不可思议的高度趋同的努力，即把穷人和离经叛道的人驱赶到避难所中，将获得解放的非裔美洲人遣送出国，对仍然遭受奴役的那些人则收紧管制，并将女性限定在了特定的管辖范围内，用新兴的术语来说，就是将妇女限定在了城郊居住区的家庭生活之中。

许多历史学家在追溯所谓的第二大英帝国 [30] 时，往往以这一时期为开端，并从英格兰同美洲的争议中吸取教训。对不列颠帝国政策的关注点也转移到了贸易上，而不再针对领土治理的问题表达关切。当时，特别是在印度，对领土的统治得到了锤炼，在全然没有代议制机构的情况下，英国人以一种堪称经典的方式实现了对印统治。美洲的经验让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者们认识到了这种代议制机构是如此麻烦不断。他们同样也对生活在殖民地的欧洲宗主国居民（正如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和非欧洲族裔的居民进行了区分，对于这些肤色并不洁白的“他者”他们以一种威权主义的方式，在毫无代议制机构的条件下，自信满满地推行着统治，必要时他们就诉诸武力。 [31] 英国人总认为亚洲人和非洲人低人一等，但是帝国的官员却经常与土生土长的统治者通力合作。在美国独立之后的1/4个世纪里，曾经的通力合作发生了变化。亚洲人、欧亚混血儿和非洲人都被拒绝在行政当局中担任有意义的职位。 [32] 以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的例子来说：当他在约克镇投降并终结了美洲的战事之后，他就被发配到了印度——其间曾短暂就任于爱尔兰，在印度，作为总督，他所拥有的权威远远大于美洲殖民地上任何一个执政官所拥有的，但这却是随后一个世纪里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人人具有的一种权势。 [33]

早在美国革命之前，英国人在亚洲贸易中的收益就已经节节攀升，在1783年后，亚洲取代了大西洋成为英国商业帝国主义的关节所在。加勒比地区不再是“英国人的内湖”。某些历史学家将这种变迁描绘为英国废奴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背景。 [34] 另外的一批历史学家则强调：与中国贸易的关键性发展造成了英国人的利益所在从加勒比和北美洲转移出来。在任何一个案例中，地缘政治上的导向性进一步加剧了大西洋上的联系，将其扩展为一种全球的联系。特别是在美国内战之后，这种向东的转移也将印度带入到了正在萌芽的全球棉花经济体中，并为19世纪将鸦片从印度输往中国奠定了根基。 [35]

美国人同样也扩展了他们的世界观，并开始与印度和中国展开贸易往来。这一时刻，（美国人心目中的）世俗性可以从一次竞选布道中得以捕捉，这次布道由耶鲁学院（Yale College）的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发表于1783年。在这篇布道的主题中，人们应当注意到这所位于纽黑文（New Haven）的学院在1718年为了纪念出生于波士顿的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而被重新命名，在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建议之下，伊利胡·耶鲁向学校提供了一大笔捐赠。正是因为担任了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位，伊利胡·耶鲁才变得极为富有。［在1687年，他曾一度担任过马德拉斯港 [36] 圣乔治堡（Fort St.93 George）的执政官，虽然后来因为行政管理上的违规行为而丢掉了这一职务。］为了应对这种世俗背景，斯泰尔斯为新共和国的世俗性做出了辩护：

伟大的美国革命将使美国得以跻身民族国家之林，使之引发所有民族国家的深思。航海活动将会把美国的旗帜带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星条旗上的十三块条纹和新星将会在孟加拉和广州（Canton）得以展示，星条旗将会飘扬在印度河和恒河（the Indus and Ganges），黄河和长江［the Whang-ho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yse-kiang］上；与商业活动相伴随的是，（美国）将会进口东方的智慧和文化成就……将会有一种通行全球的往返旅行，借此见闻也必将得到提升。这类见闻将会被带回国内并珍藏于美国；也正是在美国这里，见闻才能被消化、吸收，以一种最完美的形式施行，等它在美国重新焕发出光彩之后，还会重回欧洲、亚洲和非洲，用真理和自由照亮世界。 [37]

[1]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1,pp.313,315-16,333.

[2] Esmond Wright,“The British Objectives,1780-1783:‘If Not Dominion Then Trade,’”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Albert,eds.,Peace and Peacemakers:The Treaty of 1783（Charlottesville,VA,1986）,p.25.

[3] Francis Piggott and G.W.T.Omond,eds.,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rmed Neutralities,1780-1800（London,1919）,pp.334-44.对和平谈判之复杂局势做出了一种全面彻底的有力记录的可参见Morris,Peacemakers。

[4] 关于St.Eustatius的重要性，参见J.Franklin Jameson,“St.Eustatiu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no.4（1903）,pp.683-708。也可参见Piggott and Omond,eds.,Documentary History,pp.357-60。

[5]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I,p.406;Lawrence H.Gipson,The Great War for the Empire,vol.8 of The British Empire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53）,p.vii.

[6] 联邦国会（the Confederation Congress），又名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1777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邦联条例》，1781年该条例在各州获得批准，开始正式生效。据此成立了邦联国会代替原有的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一直到1789年为止，联邦国会曾是美国的立法机构，随后它又被合众国的第一届国会（1st United States Congress）所取代。——译者注

[7]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Ita Katznelson and Martin Shefter,eds.,Shaped by War and Trade: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2002）,p.61.

[8] 它们各打各的算盘，绝非要诚心成就美国。——译者注

[9] 韦尔热讷伯爵（The Cornte de Vergennes），即夏尔·格拉维耶（Charles Gravier），路易十六时期的外交大臣，1778年与北美殖民地结成联盟，向英国宣战，协助议定了《巴黎和约》。——译者注

[10] 这个论点出自Schroeder,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p.38。

[11] Jonathan R.Dull,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A Study in Arms and Diplomacy,1774-1787（Princeton,NJ,1975）,pp.62,297-304.我要感谢Stacy Schiff为我提供这份文献。

[12] 对于美国和平使团的最深入研究，其主要人物和作品参见Morris,Peacemakers。

[13] Edmund S.Morgan,Benjamin Franklin（New Haven,CT,2002）,p.295.对富兰克林所带来之价值及其创造价值之道的一种积极记录参见Schiff,Great Improvisation;and Durand Echeverria,Mirage in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Princeton,NJ,1957）,pp.22-31,45-66。

[14] 引自Morgan,Benjamin Franklin,p.286。

[15] 谢尔本勋爵（Lord Shelburne，1737—1805），即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曾出任英国贸易大臣。——译者注

[16] 引自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1,p.6。

[17] 同上，p.299。他关于贸易和帝国的观点并未被广泛分享，这两者对他而言也绝非具有新意。正如早先的亚当·斯密，Josiah Tucker在1783年强调这样一种有关帝国的理论对美国人特别具有参考价值，一位美国之友、谢尔本勋爵的谋士Richard Price也同样这样认为。出处同上。pp.210,150。慷慨之士试图在法美之间创造空间的讨论参见Wright,“British Objectives,”p.18.

[18]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2,p.792;Morris,Peacemakers,p.433.

[19] Morris,Peacemakers,p.409.

[20] 三级会议（the States General），法语原文为états généraux，直译为全体会议，指法国全国的代表应国王召集而举行的会议，由教士、贵族和市民等其他民众参与，俗称三级会议。——译者注

[21] Vergennes的对手、财政部部长Turgot对美洲的战事在催生债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疑问，历史学家们一般都接受了Turgot的判断，但仍存在争议。其中大多数人都支持了Turgot的立场，参见Dull,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p.344.对Turgot的观点提出挑战的是Robert D.Harris,“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1777-1783,”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no.2（1976）,pp.233-58.

[22] Frederick E.Hoxie,introduction to Frederick E.Hoxie,Ronald Hoffman,and Peter Albert,eds.,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arly Republic（Charlottesville,VA,1999）,pp.ix-x.

[23] Eric Hinderacker,Elusive Empires:Constructing Colonialism in the Ohio Valley,16731800（New York,1997）,p.224.

[24] 圣路易斯地区（St Louis），今密苏里州东部的大城市，位于密西西比河中游的沿岸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现今美国的几何中心点。——译者注

[25] 引自Colin Calloway,“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in Hoxie,Hoffman,and Albert,eds.,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arly Republic,pp.23,25.也可参见Edward Countryman,“Indians,the Colonial Order,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3,no.2（1996）,pp.342-62;and Colin Calloway,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New York,1995）,p.281.

[26] James H.Merrell,“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the New Nation,”in Jack P.Greene,ed.,The American Revolution:Its Character and Limits（New York,1987）,pp.202,216,217.

[27] 引自Meinig,Atlantic America,p.408。

[28] James H.Merrell,“American Nations,Old and New,”in Hoxie,Hoffman,and Albert,eds.,Native American and the Early Republic,p.338.甚至是Henry Knox以理性的公平条约和想象出的同化政策为目标的“进步的”印第安人政策，也被局限于白人进步观的线性发展概念之中。在1812年战争之后，当时美国开始向内陆的土地投入精力，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印第安人的迁移。参见Reginald Horsman,“The Indian Policy of an‘Empire for Liberty,’”出处同前，pp.37-61。

[29] 引自Richter,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pp.235-36。

[30] 第二大英帝国（Second British Empire），17—18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扩张被称为“第一大英帝国时期”，18世纪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被称为“第二大英帝国时期”。两者以1783年为界，之后英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大为萎缩。——译者注

[31] 关于这种洞见，参见Kathleen Wilson,The Sense of the People:Politics,Culture,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1715-1785（Cambridge,UK,1998）,ch.5。只有证据，虽然此处的论证并未精致呈现，但可参见令人印象深刻的多卷本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32] Bayly,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p.94,and Imperial Meridian,pp.7-8.

[33] J.H.Parry,Trade and Dominion:Th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1971）,p.178.

[34] 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1944;Chapel Hill,NC,1994）,p.123.

[35] Bayly,Imperial Meridian,p.98.

[36] 马德拉斯港（Madras），又名金奈，位于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上。——译者注

[37] 引自John C.Rainbolt,“Americans Initial View of Their Revolution’s Significance for Other Peoples,1776-1788,”Historian 35（1973）,p.428。

大西洋革命时代

并不存在一份明确的运动清单来被人们定名为美洲革命，但是历史学家们——R.R.帕尔默（R.R.Palmer）、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和佛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也身居其间——却运用在精准或模糊程度上高低不一的各种定义，试图给出这样一份清单。当然，清单中包括了18世纪另外两场成功的革命，即法兰西和海地的革命，同时我们也应该把发生于19世纪早期的西属美洲的多场独立运动放进清单。但是人们同样应该把18世纪中一些失败的以及暧昧不明的案例——包括发生于秘鲁、波兰、爱尔兰、瑞典和比利时，并延伸到日内瓦、巴伐利亚、萨伏依、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地的各个案例——也囊括进来。在其中大多数案例中，一旦法兰西撤销了军事援助，这些地方的独立运动就无法自我维持。 [1]

人们常常这样说，并且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尽管美国革命是“美国史中的一桩关键事件”，但与法国大革命相比，也许除了其最著名的几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以外，人们很难“从其他地方找到”美国革命施加直接影响的“蛛丝马迹”。 [2] 当然，它在18世纪也发挥了影响；直到法国的一系列大事件爆发之前，美国人的成功也代表了席卷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革命浪潮，并不断将革命这个词推向它的现代政治意涵。在17世纪之前，革命指的是星球的自转或者过去发生变化的事件，这些事件受人力以外的因素所驱动，为上帝做功。在17世纪的英格兰，受到世纪中叶的内战以及世纪末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的驱动，人们就革命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这类讨论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论最为著名，他的论证不仅对《独立宣言》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影响了美国人去诉诸制宪会议。这类讨论更关注的是革命的权利以及革命的合法性，而非革命的进程或转型性的特质。1776年7月3日，约翰·亚当斯给他的妻子阿比盖尔写了一封信，此时他已经和富兰克林一起向杰斐逊提交了《独立宣言》的最终修改意见，他以一种更为现代的论调发出了呼声，要使革命变得越发实际、更符合地方特色，并使之成为人类主动进取的硕果和积极行动者的佳作：

在我回望1761年时，回想起了最高法院里关于援助命令（the Writs of Assistance）的争论——当时我把这一争论看作是大不列颠和美洲之间产生争议的缘起，并且这种争议一直从那时贯穿到现在，我同时也回想起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前因后果的链条，我不仅对革命的伟大性而且也对革命的突然性深感惊讶。 [3]

被美国人树为典范的这种对革命的类似理解，也在描写这一事件的第一本书中暴露无遗，这本书（在美国革命爆发）两年后问世于法国。由于强调了革命的同时代性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人类能动性，《美国革命概览》（Abrégé de la révolution de l’Amérique angloise ，英文名Summary View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8年）一书的作者谈到了“当前的革命”（révolution actuelle）以及作为“合作者”（coopérateurs）的革命派。 [4]

美国革命不仅在西班牙引起了关注，也激发了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的兴趣。当时，西班牙人与美洲人结成了一种具有实际效力的联盟以对抗不列颠，革命党人的措辞摆出了一个严峻的意识形态上的难题。此外，在1783年以后，美国对自由贸易的需求也挑战了既存的商业体系，战争的开销加剧了各国在税收上的问题。西班牙随后对其自身的贸易管制和税收举措进行了改革，这让西班牙与殖民地之间本来就紧张不已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难测。 [5] 然而，对克里奥尔人而言，崭新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托马斯·潘恩、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著述早已广为人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也都很快有了多种译本。 [6]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总统制体系最终在拉丁美洲被争相效仿，并在此时把西半球的各类政府与欧洲的政府区分开来。

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精英们担心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将会给他们自身的社会带来远超出其预期的、除平等以外的其他后果，社会变得越发激进，他们就越对其表示不悦。正像历史学家约翰·林奇（John Lynch）所观察到的，这样一种发生于西属美洲的革命将会“摧毁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世界”。 [7] 一位委内瑞拉的政治领袖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在美国革命终结时正身处纽约和费城，并在巴黎旁观了法国革命所引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1799年观察指出：“在我们的眼前陈列着两个伟大的案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让我们小心谨慎地效仿前者并尽力避免后者的发生吧。” [8] 美国革命有一种优势，即在没有（像法国那样）对底层阶级进行动员或者（像海地那样）催生出了奴隶起义的情况下，就终结了君主专制的特权。

对于那些拥抱启蒙观念的欧洲人而言，美国革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事物的轮廓。它似乎宣告了一种自由的新时代，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权威来对传统的等级制权威做出批判。美国人在实际行动上为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种范例。他们相信：欧洲正在朝一个同样的方向进发。在很多人看来，启蒙哲人在欧洲所感知到的危机正在预示着一种全新的、以自由和公民主权为根基的社会的诞生。新生的合众国是承载这种发展期待的重要希望。 [9] 在1790年，拉法耶特给了托马斯·潘恩开启巴士底狱（the Bastille）的锁钥，并指点他将锁钥转交给乔治·华盛顿。在中转传递的过程中，潘恩写出了这把锁钥的象征意义，无疑这既是对拉法耶特的观点，也是对他自身观点的一种反思：“这把锁钥是美国原则输往欧洲，从而首结硕果的一种象征……美国原则开启了巴士底狱这是毋庸置疑的，巴士底狱的开启也由此令这把锁钥得以物尽其用。” [10] 当然，潘恩简单化了法国革命的起源。但在18世纪90年代，他的这种“美国历史出现在欧洲历史中，并对其施加影响”的观点并不稀奇。

将革命看作社会动乱的观念在此并不存在争议；这种争论是后来才有的。它制定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政府，以崭新的主权原则为根基，这一原则也定义了18世纪对革命的理解。当法国国王在1789年呼吁召开三级会议时，这一会议主要为解决国债的问题而召开，但是考虑到美国革命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影响，国王在求助于这种代议制体制时，也可以被看作是含蓄地承认了人民主权。事实上，这种居于美国革命中心位置的概念已经清晰明确地被（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所提出，当时这些代表也自己集结成了法国国民会议（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虽然法国革命远比发生在圣多曼格岛的事件更为重要，但美国革命和海地革命之间的联系也是复杂难辨且相互促进的。事实上（海地）那里的革命党人，特别是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就直接引证了法国国民会议所宣称的种种权利，希望能把赋予有色人种以公民权的、1791年的立法活动也引入海地。黑人奴隶向白种的主人发起了叛乱，并宣称要在各个民族国家之中为自身谋求立锥之地。海地人由此为法国革命的普世主义修辞赋予了一种实践上的普世性，扩大了法国人在革命诉求上的含义，并使海地自身的革命成为最为激进的一场。这真是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件。

在1779年的“萨凡纳之围” [11] 中，来自圣多曼格岛的自由黑人军团曾作为法国盟军中的一部分与美国人并肩作战，也正是在这里他们获得了军事经验上的洗礼并开始建立自信。很可能他们也吸收了美国革命中自由主义修辞的某些内容。 [12] 在随后的1779年，当法国和圣多曼格岛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亚当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兰西、不列颠和西班牙复杂外交关系的驱动，依旧维持了同圣多曼格岛的贸易关系，并给予革命党人以必不可少的海军支援、食品供给和军队补给。由此，美国革命也对圣多曼格岛的叛乱活动大有助益。

圣多曼格岛事件中的各类小道消息迅速获得了传播。 [13] 在新世界中的非洲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感到：他们与革命是休戚相关的，革命无疑在他们中间激发了无尽的希望。 [14] 有关这段历史的见闻仍然是口述传统中的一部分内容；在19世纪20年代，涌向北方的非裔美国人带来了海地的见闻，自由黑人也定期庆祝海地的独立日。自由黑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在撰写他的名著《对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 ），1829年时曾向很多人表明：“海地是黑人的荣耀，暴君的梦魇。” [15]

由此，当合众国和其他地方的奴隶主谈及“法国人的种种观念”时，在他们心里，他们要远比巴黎人想得更多。海地以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形式呈现了法国人的放肆和出格。 [16] 在奴隶主看来，海地革命散发出来的冲击波一直延伸到了南卡罗来纳和巴伊亚；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奴隶主都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散布于奴隶中的“无礼”。 [17] 恐惧驱使白人种植园主和政治精英们形成了一种跨国的团结。西属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公开反对奴隶制，但他与杰斐逊一样都因海地革命而感到极度不适。 [18] 更青睐于美国革命而非法国革命的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在1789年宣称，他宁愿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爆发，也无法容忍海地革命的存在：

我承认我非常渴望新世界的自由和独立，但我对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更为恐惧。上帝禁止其他国家遭受与圣多曼格岛一样的命运……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们继续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遭受西班牙野蛮和愚蠢的压迫。 [19]

在黑人中间，海地的故事在跨国认同或流民认同上构成了一个焦点，海地的故事让黑人们得以想象出一种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世界将会天翻地覆。 [20] 但是杜桑·卢维杜尔的灵感绝非全凭想象；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存在具体的证据能够说明海地特例对巴伊亚（1798年）、哈瓦那（1812年）和查尔斯顿（1822年）的奴隶叛乱曾施加了影响。一度期待海地能够支持查尔斯顿起义的丹马克·维希 [21] 就曾引用过《独立宣言》中的字句，熟知圣多曼格岛的历史，并且计划在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发动叛乱。 [22]

美国革命到底多么激进？这一疑问相当迅速地出现在了美国政治辩论中并持续不断地在历史学家中间引发大量争议。由于这依赖于人们对激进的定义以及人们评估革命行动之后果的时间框架，所以并没有一种最终的答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曾经提到亚伯拉罕·林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即“美国革命中不断变形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将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次展开，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囊括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 [23] 当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在庆祝革命的节制适度，因为它对各种传统的权益以及财产权都表达了尊重，并且也没有对财富、种族或性别上的不平等提出什么挑战。

当然，在那个时代，它无疑是激进的。德国历史学家、现代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对美国独立运动的革命性影响深信不疑。在1854年的写作中，他把美国的激进主义等同于人民主权的观念和现实应用。 [24] 尽管在某些时代里，以人民为君的观念一直在不列颠议会传统中不断发展，但在美国革命所属的时代中，这的确是够激进的。 [25] 同样千真万确的是：这一概念一直到1776年或1789年才真正彻底地被人们认识到。当然，这也是对主权的一种全新的再定位，甚至让那些对人民主权深信不疑的人也备感不安。约翰·亚当斯记录下了他的感受，这是一些“全新的、奇异的且糟糕的信条”。但他还是接纳了这些信条，并因它意味着“人民”成为“一切权威的来源和一切权力的起源”而深感欣慰。这对一个民族而言是一次异乎寻常的机遇，使之得以“用自己的双手树立起整幢大厦”。 [26]

不管这种流行的人民主权概念何等重要，人们应当知道它同样也有一些不那么积极的副作用，如果人民主权论能够让所有的公民来分享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得不承认，这多少有点虚构的成分 [27] ——这种正式的平等性会抹杀掉某些变通之道，如果不存在正式的权利，这些变通之道曾经纵容了政治参与的分散性。当白人男性宣称他们的主权之时——1790年的《入籍法》（naturalization law）也确认了那种“自由的白人”（假定为男性）才是标准的人民 [28] ——当时的这些白人男性并没有进一步决绝地将妇女、印第安人和有色自由人排除在外。 [29]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有色人种以及妇女的公民权问题曾经在法国国民会议上展开过论辩，然而在合众国，黑人的公民权从来就不能成其为问题，且在制宪会议中妇女的公民权也从未被提及，尽管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曾向她的丈夫约翰·亚当斯呼吁：“别忘了女士们。”

革命的其他两个政治后果与革命派一样都对我构成了冲击。以将统治权赋予人民为基础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但却很少被注意到，这是一种从“主体”到“公民”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大西洋世界中的一种普遍进展，始于1776年到1791年之间，并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 [30] 此外，对封建君主宗教制裁的削弱也为政教分离——这是一个比任何概念都要激进的概念——开辟了道路，这也令生活在合众国以及其他各处的许多人深受挫败。

如果美国革命的政治创新令人印象深刻，那么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从这一方面看来，作为社会革命的美国革命似乎在大西洋革命的中途以失败告终。一种专属白人的新型社会早已在英属北美洲不断形成，由于在种族边界上达成了共识，革命中所宣扬的自由反倒对现存的政治秩序不那么具有颠覆性，并由此也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具有破坏性。人们也许会说美国革命加速并合法化了业已上路的各种社会变迁，然而在法国，更古老且更坚固的社会结构则需要更暴烈的攻击。正像J.富兰克林·詹姆森（J.Franklin Jameson）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戈登·伍德（Gordon Wood）最近论争的那样，美国革命中的多种民主化发展具有一种累积性的重要意义，但是却并没有撼动美国社会的根基。 [31]

尽管由克里奥尔人的领袖所做出的策略性决策——他们动员了混血的克里奥尔人、奴隶、自由黑人和印第安人，使之加入到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来——已经预见到了一种激进的经历，但美国革命无疑比西属美洲的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等级制。但是等级制的强大传统以及拒绝赋予这些民众群体以权力，这两点最终导致了威权主义政府的建立。借助军队，强大的军事力量得以维持，军事力量不仅能够而且也乐于把这些群体打回到一种无权无势的境地之中。

北美洲的爱国者并不指望与他们的奴隶或印第安人结成联盟。尽管非裔美洲人参与了邦克山之战（the battle of Bunker Hill）的战斗，依从于南方的种种顾虑，大陆会议也试图阻止黑人携带武器。当英国人赋予那些从军的黑人以自由时，大陆会议则反其道而行之，曾应征入伍加入爱国阵线中的5000名黑人大部分被解除了武装，并被发配到补给运输的工作岗位上。虽然在和平谈判桌上英国人抛弃了他们的印第安盟友，但英国人也的确使加入他们队伍的数千名奴隶获得了自由——将他们运送到了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解放那些曾对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奴隶。和谈之后，身居合众国的奴隶数量甚至比1776年之前还要多。 [32] 此外，同南美洲比起来，北美洲的政治实践——政治文化——对民主化表现出了更大的友善和亲和。合众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部分受到了相互竞争的精英以及两党体系的驱动，在几十年间为白人男性创造了机遇，但是在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里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33]

毫无疑问，在新世界的革命中，最为激进的一场是海地革命。 [34] 杜桑·卢维杜尔对启蒙时代的普世人权做出了最强有力的声张，由他带领走向自由的非洲黑奴的后裔在新世界中建立起了第二个共和国。不同于先前的奴隶叛乱——其参与者总是复辟派或分离主义者，例如牙买加的逃亡黑奴 [35] ——他考验了自由的局限和公民权的限度，并检测了启蒙运动中新提出来的普世原则。 [36] 呜呼，最终他发现了种种局限。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并不准备去接受他提出的诉求，并由此也为他们自己的普世原则划定了限度。 [37]

事实上，海地的暴力活动、社会失序和革命后的经济解体严重阻碍了废奴运动的兴起。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种族主义者把海地作为一种教训来反对解放奴隶，并在美国内战后的重建和吉姆·克劳法推行时期 [38] 不遗余力地反对种族公正的实现。 [39] 相反，一度身为奴隶，在1889年至1891年间担任过美国驻海地大使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1893年提醒美国人要注意海地革命经久不息的重要性：“尽管她失误连连，但是你、我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有理由对海地表达敬意，因为她曾为响彻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和人类平等做出了她应有的贡献。” [40]

历史往往以种种有悖常理的方式向前移动，并且荒谬的是：海地革命事实上导致了奴隶制的扩张。它同样也导致了蔗糖经济在路易斯安那和古巴的发展，后两者取代了海地成为世界主导的蔗糖产地。 [41] 在美国南部各州，白人害怕奴隶们获悉发生于圣多曼格的种种事件并可能由此满脑子被灌满革命观念，由此，白人在18世纪90年代通过了种种法律，来限定或禁止从加勒比地区进口奴隶。 [42] 正如W.E.B.杜波依斯所指出的，此类恐惧无疑有助于坐实这样一种看法：一项抑制奴隶贸易的全国性法律应当尽快获得宪法的通过并得以颁行（杰斐逊对此大力支持），尽管在1808年之前宪法禁止就这一主题做出立法。 [43]

美国革命以一种同样复杂且吊诡的方式既推进了废奴事业的兴起，也推迟了这一事业的实现。自由和平等的话语在北部各州被拿来推进废奴事业的发展，尽管某些事例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段——以纽约一地的例子来说，废奴运动一直拖延到了19世纪，在那之前，纽约一直是推行奴隶制的北方最大的中心。 [44] 正像在研究奴隶制和废奴运动上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大卫·布里昂·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所写的那样：“如果合众国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那么人们无法想象英国会通过《1833年解放奴隶法案》（the Emancipation Act of 1833），因为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会和加勒比种植园主会联合起来，在英国议会中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奴隶制的游说团体。 [45] 合众国的分离使大英帝国内部的奴隶数量减少了一半。 [46] 英国的废奴运动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曾解释说：“只要美洲依然是我们的，首相就不会有机会注意到非洲儿女的呻吟之声。” [47] 然而，这个新生的国家不仅维持了奴隶制的存在，而且对蓄奴阶级和蓄奴地区也大加支持；《美国宪法》中包含了一项条款，即赋予蓄奴者特殊政治优势的3/5条款（the three-fifths clause）——在分配国会代表和选举人团的席位时都把奴隶算作3/5个人来计数。 [48] 说到底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一旦英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终结了奴隶制，那么这也会对美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之废除奴隶制。 [49]

美国革命的一种奇异特质就在于它无法激励人们大快朵颐地去品尝一种革命的传统。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不疑的是：所有必须革命化的事务都已经在18世纪完成了革命化。1845年，美国律师界的领袖人物鲁弗斯·乔艾特（Rufus Choate）在哈佛法学院的演讲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改革的时代已经终结，它的所有工作都已尘埃落定。” [50] 然而，四年之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写出了著名的散文《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如果说乔艾特和梭罗各自代表了两种极端态度，那么大多数美国人更会赞同前者而非后者。

此外，美国只是向海外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限度的支持。它的支持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一，而且在某些时候也值得被批评审视：虽然至少在言辞上他们给予了欧洲各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以支持——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就支持了希腊争取自由的斗争，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同样支持过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此类事业。在1848年革命时，美国人也对来自德国的难民表示欢迎。然而在欧洲以外，特别是在非欧洲移民地区（non-European）反抗殖民统治的各类革命中，他们是踟蹰不前的——并且这种踟蹰不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和反教权主义使得美国人对革命的看法变了味、走了样，并且也有大量的证据能够说明这一观点的千真万确。但是我要表明：海地革命的幽灵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当然在杰斐逊身上——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的最著名的美国辩护人——更是所言极是。

海地人类学家米歇尔-罗尔夫·特鲁（Michel-Rolph Trouillot）写道：海地革命“以其独有的特性进入到历史中来，即使是在它发生之后，仍令人难以置信”。 [51] 皮肤黝黑的奴隶是如何实现了他们所提出的诉求，大胜欧洲的军队并跻身民族之林的呢？在早期的美利坚共和国中，海地如鬼魂般如影相随。美国南部的政治领袖们并不想听到海地革命的消息。作为主张各州有权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一派（否认原则论者） [52] ，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罗伯特·Y.海恩（Robert Y.Hayne）与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830年就联邦的性质展开辩论，并在数年之前也曾就海地的议题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他宣称：“我们针对海地提出的政策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从来就不能承认它的独立。” [53] 历史学家们相当公允地把知识封锁——扼杀思想自由——的开端归咎为南北战争前的南方需要压制这场出乎意料的海地事件，当时种植园主精英阶层正在全神贯注地应对此事。 [54]

[1] 参见Palmer,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Godechot,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George Rudé,Revolutionary Europe,1783-1815,2nd ed.（Oxford,2000）;and Franco Venturi,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UK,1971）,ch.5。

[2]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New York,1996）,p.54.

[3] 引自Horst Dippel,“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Revolution,’”in Erich Angermann,ed.,New Wine in Old Skim:A Comparative View of 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Values Affect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tuttgart,1976）,pp.117-18。

[4] 同上，pp.134,136。

[5] Peggy Liss,“Atlantic Network,”in Lynch,ed.,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p.267.

[6] John Lynch,“The Origins of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in Leslie Bethell,ed.,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Cambridge,UK,1987）,pp.43-44.

[7] 同上，p.44。

[8] 引文同上。

[9] Horst Dippel,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0-1800（Chapel Hill,NC,1977）,pp.259-62;Henry Steele Commager,The Empire of Reason:How Europe Imagined and America Realized the Enlightenment（Garden City,NY,1977）.

[10] 引自Stuart Andrews,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Transatlantic Crosscurrent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New York,1998）,p.59。

[11] 萨凡纳之围（the siege of Savannah），萨凡纳是位于佐治亚州东部的沿海城市。据说城名来自16世纪80年居住在此的本土印第安人肖尼人（The Shawnee）的变音，曾在英属殖民地时期为佐治亚州的首府，也是十三块殖民地中最南端的商业港口。1778年秋天，英军从纽约经海路向南进发，年底攻占此城，成为在美国南部的重要据点。1779年9月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与美国将军本杰明·林肯率领的法美联军包围了萨凡纳，遇到英军的顽强抵抗，该城久攻不破，伤亡惨重。志愿支援美国革命的波兰人卡西米尔·普拉斯基（Casimir Pulaski）伯爵也在此殒命。此次围城是自邦克山战役以来最为激烈的战役。——译者注

[12] Chris Dixon,African American and Haiti:Emigration and Black Nationalism（Westport,CT,2000）,p.25;David Geggus,“The Haitian Revolution,”in Franklin W.Knight and Colin Palmer,eds.,The Modern Caribbean（Chapel Hill,NC,1989）,p.25.

[13] 参见：Scott,“Common Wind.”

[14] Sylvia Frey,Water from a Rock: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Princeton,NJ,1991）,pp.226-32.

[15] David Walker,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1829;New York,1965）,p.21.关于庆祝活动，参见Lester D.Langley,The 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50（New Haven,CT,1966）,p.142.新闻界的反应参见Craig S.Wilder,In the Company of Black Men（New York,2001）,p.147。

[16] Alfred N.Hunt,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Baron Rouge,LA,1988）,p.124.

[17] David Patrick Geggus,“Slavery,War,and Revolution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17891815,”in David Barry Gaspar and David Patrick Geggus,eds.,A Turbulent Time: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er Caribbean（Bloomington,IN,1997）,p.13.在南方所“发现”的奴隶叛乱的数量增长惊人。例如，可参见Robert L.Paquette,“Revolutionary Saint Domingue in the Making of Territorial Louisiana,”出处同前，p.216。

[18] Anthony Maingot,“Haiti and the Terrified Consciousness of the Caribbean,”in Gert Oosrindie,ed.,Ethnicity in the Caribbean（London,1996）,p.62.

[19] 引自Lynch,“Origins of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p.46。

[20] 参见Scott,“Common Wind”;James Sidbury,Ploughshares into Swords:Race,Rebellion,and Identity in Gabriel’s Virginia,1730-1810（New York,1997）,pp.11-12,39.有关海地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一种世界颠覆之可能性的讨论参见Ira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Cambridge,MA,1998）,p.222。

[21] 丹马克·维希（Denmark Vesey，1767—1822），是一名奴隶和技艺娴熟的木匠，32岁时因中彩票而赎身获得自由，1820年成了一场有预谋的奴隶起义的头目，计划在杀死查尔斯顿城的奴隶主后解放奴隶，然后划船去海地寻求庇护。但后被城市法庭判处死刑，在1822年被绞死。——译者注

[22] Geggus,“Haitian Revolution”;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p.362.

[23] Bernard Bailyn,“The Transforming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n Bernard Bailyn,ed.,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Cambridge,MA,1965）,pp.3-202.

[24] 参见Dippel,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xv。

[25] Edmund S.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New York,1988）.

[26] John Adams,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New York,1964）,vol.3,p.352.

[27] 关于领土主权之想象的特质可参见Morgan,Inventing the People。

[28] Hinderacker,Elusive Empires,p.261.

[29] Countryman,“Indians,the Colonial Order,an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355.

[30] 参见James Kettner,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Chapel Hill,NC,1978）。

[31] J.Franklin James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Movement（1926;Boston,1966）;Gordon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1992）.

[32] Wood,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126.

[33] 一种深入的比较，可参见Langley,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在各类文献中，关于民主化的逻辑在美国的展开方式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Conservatism: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New York,1965）;Wood,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Robert Wiebe,The Opening of American Society:From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to the Eve of Disunion（New York,1984）。这一逻辑早在革命前就在中部地区的殖民城市中变得显而易见。参见Patricia Bonomi,“The Middle Colonies:Embryo of the New Political Order,”in Alden Vaughn and George A.Bilias,eds.,Perspective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73）,pp.63-92;Gary Nash,“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olitics,1700-1765,”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0,no.3（1974）,pp.605-32。

[34] 对其经典性的记述来自C.L.R.James,The Black Jacobins: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1938;New York,1963）。

[35] 牙买加的逃亡黑奴（the Maroons of Jamaica），maroon原意为绛紫色或褐红色，孤立的人，被放逐到孤岛的人。此处这个短语指牙买加的自由黑人，作为非洲人的后裔，他们通过抗争从奴隶制中挣脱出来，并在牙买加内陆的山地建立了一些自由的社区。——译者注

[36] Eugene D.Genovese,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aton Rouge,LA,1979）,pp.xvii-xx,85.

[37] 参见Frederick Cooper,“What I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Good For?An African Historian’s Perspective,”African Affairs 100（2001）,p.199。

[38] 吉姆·克劳法推行时期（Jim Crow era），Jim为一般男孩的常用名，Crow原意为乌鸦，Jim Crow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对黑人的蔑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在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所实行的一系列种族隔离的法律。——译者注

[39] David Brion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70-1823（Ithaca,NY,1975）,p.329.

[40] Frederick Douglass,“Haiti and the Haitian People”（1893）,in John W.Blassingame and John R.McKivigan,eds.,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Series 1,5 vols.（New Haven,CT,1979-92）,vol.5,p.523.

[41] Franklin Knight,“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ribbean,”in Ira Berlin and Ronald Hoffman,eds.,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harlottesville,VA,1983）,p.255.

[42] Hunt,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pp.108-109.

[43] W.E.B.DuBois,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638-1870（New York,1896）,p.97.

[44] 参见Shane White,Somewhat More Independent:The End of Slavery in New York City,1770-1810（Athens,GA,1991）。

[45] David Brion Davis,“American Slavery and Revolution,”in Berlin and Hoffman,eds.,Slavery and Freedom,p.279;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pp.123-24;Knight,“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ribbean,”p.256.

[46] O’Shaughnessy,Empire Divided,p.xii.

[47] 引自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p.124。

[48] 参见Garry Wills,“Negro President”:Jefferson and the Slave Power（Boston,2003）。

[49]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2,p.795.

[50] Rufus Choate,“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American Bar,as an Element of Conservatism in the State,”repr.in Laurence Veysey,ed.,Law and Resistance:American Altitudes Toward Authority（New York,1970）,p.60.

[51] Michel-Rolph Trouillot,Silencing the Past: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Boston,1995）,p.73.

[52] 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一派，也称否认原则论者（nullificationist），否认原则（Nullification）是美国史上主张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政府法令在其辖境内无效的一种原则。在1798年的杰斐逊《肯塔基决议案》和1829年约翰·卡尔霍恩《南卡罗来纳州申论与抗议书》中皆有表述。最著名的案例是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执行联邦政府在1828年和1832年出台的关税法令，宣称如果州的主权受到联邦政府的武力挑衅，州则有权脱离联邦。杰克逊总统在当年12月发表公开信，把该州的行动看作叛乱，要求国会授权总统以武力强制的方式实行关税法。1833年国会两院通过了强制法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来执行联邦法律，同时也要求通过降低关税的新法案。1833年杰克逊同时签署了强制法案和减税的折中法案，从而避免了宪法危机。这场风波又被称为拒行联邦法危机或无效化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译者注

[53] 引自Charles C.Tansill,The United States and Santo Domingo（Baltimore,1938）,pp.121-22。

[54] Hunt,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p.111;Winthrop D.Jordan,White Over Black:American Altitudes Toward the Negro,1550-1812（Chapel Hill,NC,1968）,p.384.更宽泛的论述参见Clement Eaton,Freedom of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Durham,NC,1940）。

危险世界中的一个新生国家

事实上，“1783年和平”并没能平息事态。随着谢尔本勋爵不再积极参与英国政府的种种决策制定，美国人也被排除在英国的海上交通体系，特别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恩泽之外。关于后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在1783年说过：“西印度群岛是美国商业体系的一部分。” [1] 合众国的船只同样也被驱逐出西属美洲，合众国同西班牙在北美领地的边界既不清晰也不牢靠。西班牙人无视边界的存在，助长了土著美洲人在西部地区的抵抗活动，并试图将西部的定居者从联邦中拆分出来，试图削弱合众国，并在西班牙和合众国之间建立起一些小规模的、独立的缓冲区。英国人同样也对印第安人的劫掠活动大加鼓励，更糟的是，英国还拒绝撤销他们在俄亥俄河谷的堡垒要塞。跟西班牙人一样，英国也直接插手了在俄亥俄和肯塔基的定居活动。负责相关事务的英国大臣考虑要对那些“区别”于“大西洋国家”的新型政府予以鼓励和助长，令其在西部地区发展壮大。（在东南亚，英国也推行了一种类似的政策，向那些名义上被荷兰控制的领地寻求商业上的结盟关系。 [2] ）

战争中的军事胜利以及1783年协定是邦联国会（the Confederation Congress）取得的最大成就，但同样也暴露了《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严重局限。很明显，国会在国家的财政税收和行政权威上缺乏效力，一直无法行使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并且这也敦促不同的政治领袖们结成联盟以推进改革或取代条例。 [3]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观察指出：“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起草宪法时，就它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规定，还多有欠缺。” [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十四篇中谈到了这点：“我们业已看到了联合为一的必要性，这既是抵御外敌的堡垒，也是我们商业活动的守护神。”

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是独立的，但在行动自由上则深受限制。它不仅没有被孤立起来，也许还与国际事务更深入地连结在了一起。无疑，此时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明确地成为大于其自身的多国历史的参与者。法兰西、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外交家们都曾期待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走向分崩离析。正像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1888年纪念宪法颁布100周年时的措辞，这事实上是美国史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5] 因为在这一时期，如下的情况还不明朗：十三块殖民地还没有明确地构成一种天然的单位，或者它们也没有确定无疑地愿意牺牲自身的一些主权来让合众国获得其所期许的安全感。人们在如此深入广大的领土上展开交流、实现沟通是非常困难的，并且不同的区域也有独特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博学多识的评论家对这样一个问题忧心忡忡：两千年来的政治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教给人们的道理是：共和国必须小巧玲珑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美德。

即使当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政体并有意要与欧洲的政体区分开来的时候，奠基者们也总是不停地把欧洲挂在心头：欧洲扮演了一种军事威胁，是一种潜在的商业合作者（或美国商业活动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体系，在他们探寻切实可行的联合原则时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发现欧洲是他们不能回避的思考起点。 [6] （美国向欧洲发起）挑战的地方就在于：美国人要设计出一种比主权国家联盟——就像他们那个时代的欧洲联盟体系那样——更为强大的政府统治形式，即使不能更强大，也不能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暴君专制的”国家。在麦迪逊看来，他们需要在“一种完美的分立和一种完美的合作”之间发现一个中间点。 [7] 为了修订《邦联条例》，他们不得不去说服各个州——在联邦之中，他们才是人民主权的所在地——使之相信：在危险世界中，对各州加以保护的一种更大规模的、更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众所周知，取代邦联政府的运动于1787年夏天在费城开始集结，这一运动试图修正这一问题。他们的目的在于要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政府，这一政府应当被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议程所驱动。此外，大家都知道，他们也创造了一种复杂的联邦体系，建立了一种效力于全国性政府的财政税收基础，并确保了总统制能够发挥充分的行政权力以处理外交关系。

宪法的作者们都有一种高度精英化的出身，同时他们也对国内事务深表担忧。他们害怕政治活动会被那些抱持地方利益的人们接管，这些人已被组织进了视野有限的“各个派系”之中。宪法的作者们信任由政治家构成的政府，认为他们都是博学之士，并在本质上与他们自身相类似，都是替民族国家中最广大范围的利益群体代言。那些涌向费城的人们也对如下问题忧心忡忡：财产权能否免受蔓延于各州立法机构中的贪婪民主制的侵扰。 [8] 在《联邦党人文集》最著名的第十篇中，麦迪逊就直接指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对财产权的保护既是政府的目标，也是派系分化和不讲信用的多数派得以滋生的最重要来源。正如他对新宪法的描述：它解决了这个内政上的问题。但我还要补充说，它也为大陆扩张奠定了概念认知上的基础。

一开始，他就把民主制度从共和体制中区分出来。不同于民主派的公民大会，他把共和国理解为“一种政府，代议制的设置得以在其间生效”。权力由这样一批人所代表，“他们在智慧上能够对国家的真正利益做出绝佳的辨别”。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为他所青睐的精英领导制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他指出：共和制的程度越大，就越有可能选举出那些“最具完好个性”的人，他们德行良好，并回避了“追求利益且令人无法忍受的多数派”。“随着范围的扩大，共和制会将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纳入进来；全体民众中的多数派出于一种共同的动机来入侵其他公民的权益就变得越发不可能。” [9] 在他看来，这种被规划出来的政府结构将会一劳永逸地确保治国之道控制在国家的领袖手中，并论证了一种大型（并在逻辑发展上看，必将更大）共和国的合理性。人们无须对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的并入再畏惧不安了。

事实上，宪法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对新型国家创制做出展望。第四条（Article IV）就遵循了1787年《西北条例》 [10] 的政治逻辑，这也是联邦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就。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这份条例以他所提出的土地普查网格而著称于世，这一被划定的网格，其效果在我们飞跃中西部时仍能被观察到，并且网格所划定的三十六块中每一块在教育问题上都是有所保留的。 [11] 然而，最重要的是，它把扩张主义的逻辑理性化了。它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帝国模式。它拒绝了那种令殖民地臣服的欧洲扩张模式。《西北条例》以及后来的《宪法》赋予早先已经加入和后来加入的各州以平等性，形成了一种与“拼凑”而成的不列颠国家及其帝国构成鲜明对比的均一性。

杰斐逊的“自由帝国”给予白人定居者以无限扩张的许诺；正是他们，而非土著美洲人后来组建了新生的各州。从实践上看，这种政策暗中侵蚀了土著美洲人的优先性或让其参与立法的观念。 [12] 在18世纪90年代，处理印第安人问题的军事谈判者们既不把印第安人看作主权者，更不把他们看作参与谈判的合作者，而只是将之视为一种“臣服的民族”，合众国可以对其发号施令，令其后撤，为白人定居者的推进扫清障碍。 [13] 这一策略对印第安人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却为新政府赢得了西部白人定居者的忠心，否则它只能被视为东部人的政府。对扩张主义深信不疑并诉诸武力来保护边疆上的定居者，这两点移除了曾经对民族统一性构成严重威胁的种种危险。

[1] 引自Knight,“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ribbean,”p.242。

[2] Harlow,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vol.2,pp.596,601-602.

[3] Kaplan,Colonies into Nation,p.148;Wood,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150.

[4] Walter Russell Mead,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2002）,p.26.

[5] John Fiske,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1783-1789,6th ed.（New York,1890）.

[6] 参见David C.Hendrickson,Peace Pact: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Lawrence,KS,2003）.

[7] 引文出处同上，p.5。

[8] Wood,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9] 所有引文都来自The Federalist Papers（1787-88;New York,1961）,no.10,pp.7784

[10] 《西北条例》（the Northwest Ordinance），这一条例正式规定了西部由领地转变为州的法律程序和条件，为美国西部各州加入合众国奠定了法律基础。条例还强调西部“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的一个部分”，领地或州的政体必须是“共和制”的，在西部领地内“不得有奴隶或强迫劳动”，必须保证领地居民的民权和自由。——译者注

[11] 指很多与教育相关的权力都放在州一级。——译者注

[12] Hinderacker,Elusive Empires,pp.269,236.

[13] 同上，p.233。

国外事务和党派政治

人们很少注意到：乔治·华盛顿就职于巴士底狱陷落前的四个月，两者在日期上也很接近。但是直到1815年，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的余绪对华盛顿及其继任者而言，都意味着要在“英格兰的斯库拉 [1] 和法兰西的卡律布狄斯 [2] 之间见风使舵” [3] 。两个大国势力之间的竞争曾在1776年让美国人渔翁得利，但在1789年之后，却变成了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威胁。

美国政治的重大问题并非不断重演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政治经济学之争，而是美国应当“倾斜”于不列颠还是法兰西的观点之争（以及整个政治阶层的观点分歧）。 [4] 事实上，他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彼此联通的，并且他们各自的立场也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截然对立）。杰斐逊是一位胸怀更为广大的国际主义者，他所提出的由农场主构成的国家将会充分利用中立贸易国之权益以实现世界市场之目的。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汉密尔顿则认识到：推行一种中立化的贸易权益将会多么地举步维艰（在杰斐逊担任总统后，他也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汉密尔顿提出：制造业的发展将会让美国人不再那么依赖于商业活动，这类活动是他们无法掌控，或者在没有不列颠的保护下则无法掌控的。 [5]

因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不同而造成的政治分化在1791年的后半年就显现了出来，但是在党派偏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以及美国两党体系的根基中，决定性的事件则是《杰伊条约》（Jay Treaty，1794年）的签订。 [6] 约翰·杰伊出使英国，目的在于要解决“1783年和平”之后遗留下来的多种问题。仅举一例：英国人仍保持了他们在俄亥俄河谷的驻防，冠冕堂皇的理由正是美国人还没有向不列颠的商人以及失去产业的死忠派们偿还各类债务。

在之后的1793年，英国议会法令（British Orders in Council）削减了美国人所要求的中立化的贸易权益，并允许不列颠官员在美国的海员中“拉壮丁”，强迫他们为英国人的船只效力。这种征役制度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堕落”。 [7] 但是与英国人——美国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关税上的损失，新生的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失去了主要来源，这威胁到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生存。

杰伊所给予人们的教诲就是要化解源于“1783年条约”的各类争议，以议会法令（Orders in Council）为基础，为法案赢得补救之道，进而获得了一份商业协定，为至关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打开方便之门。当时他逼迫英国人答应清空他们在西部的要塞（尽管当时他们并没有撤离），依据议会法令要求他们对特定的掠夺活动做出赔偿，并进一步将美国与英属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合法化；但是他并没有和英国人在对美国海员的征役上、西印度群岛的商业协定上达成共识，也并没有获得英国人不再撺掇印第安人骚扰美国人的许诺，以上这些，无非也只是美国人对英国人不满的诸事中的几桩而已。身为总统的华盛顿在是否要披露《杰伊条约》的具体细节或者将其提交国会以求批准的问题上犹豫再三，然而最后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样会带来同英国的和平，对英和解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目标。

如果说这一条约导致了国外的和平，那么它在国内则引燃了一场战争。冲突围绕着由它所制度化的准政党性质的（quasi-party）分化所展开，这也成就了历史学家们所称的“第一党派体系”。“不具党派背景的”投票（“No-party”voting）从条约签订前的42%跌落到之后的7%——这清楚无疑地表明：党派纷争日盛的原因并非主要归咎于汉密尔顿所言的财政计划，而是围绕一般性的外交事务，特别是《杰伊协定》的争议而得以深化。 [8] 英国人的政策以及《杰伊协定》的失败充分表明：它激发了一个反对党［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领导之下，这一反对派势力最终成就了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Rublicans）］的组建。另一方面，联邦党人由于畏惧法国大革命而被动员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法国人并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的时候（在18世纪90年代，他们甚至经常不给他们在美国的代言人们回信），他们自己的革命却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心所在。 [9]

这一新兴国家的领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对抗角力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生活正在被这种不容回避的瓜葛所驱动，也许（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悲惨的局势。在1798年写给其兄弟的信中，约翰·昆西·亚当斯表达了他的恐惧：围绕英法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也许会导致“联邦的解散”，进而将合众国击碎，使之处于一种“各股弱小势力彼此攻击并深受欧洲对垒的各大国势力所左右的永久战争状态”。 [10] 艺术家和坚定的联邦党人约翰·特朗布尔 [11] 在他的自传中回忆指出：“法国外交家的狡猾阴谋和英国政府的疏忽失策，两相结合，使整个美国人民转而信奉一种狂暴猛烈的党派之争，各自为政。” [12] 站在对立面上的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既具有高度相似的担忧也抱持着高度雷同的希冀。当他们把目光投向1800年的大选，两人在立场上的差异随即凸显出来，（这次大选）首次将总统竞选组织为一种政党争竞。亚当斯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驳斥指出：“我目睹了事态的进行。在下次选举中，英格兰将会支持杰伊或者汉密尔顿，法兰西则会支持杰斐逊，并且施加于波兰的种种腐败行径都将会被引入；除非美国精神能够得以提振并放言：我们既不需要公牛约翰 [13] ，更不要狒狒路易 [14] 。” [15] 两年之后，杰斐逊也观察指出：“对法国和英国的情感依赖曾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们的国人早已被一分为二，除了与这两个国家一刀两断之外，对任何一方的依赖都无法在内部使我们获得安全保障。” [16]

海地问题加重了党派分化。 [17] 在英法纷争的更大框架之下，关于美国对海地政策之争的大部分内容得以成形，当时英国机关算尽，试图充分利用发生在岛上的一系列麻烦和争端。但正如琳达·科贝尔（Linda Kerber）所观察到的：这场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正不断滑向奴隶制的主题”。当联邦党人大谈贸易利润之时，南方的共和党人——支持杰斐逊的最主要选民——却只看美国是否应当承认一个黑人共和国的问题。在事关禁运——杰斐逊希望能够在1806年向海地施加禁运——的争论中，一位南方的立法者大胆惊人地直抒胸臆：“我们无法在不承认其独立的情况下与之展开贸易。如果诸位绅士们正准备这样做，那么我将会把这种行径看作一种将黑人所遭受的专制统治和权益剥夺放在祭坛之上的献祭牺牲。” [18] [19]

亚当斯和杰斐逊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曾经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回过头去看，却不免充满讽刺意味。亚当斯，也许可以被看作美国最著称于世的保守派，竟然支持了杜桑·卢维杜尔和他的革命大业。亚当斯执政期间的另一位最著名的保守派国务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甚至曾向杜桑·卢维杜尔做出保证：合众国将以“最真挚之诚意”对圣多明各（St.Domingo）“保有最完满之和睦和最友善之邦交”。 [20] 此外，亚当斯还向圣多曼格（St.Domingue） [21] 派出了一名特使，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同样也支持杜桑·卢维杜尔）的密友爱德华·斯蒂文斯（Edward Stevens），并指示他要同杜桑·卢维杜尔和他的政权建立起友好亲密的关系。他甚至授权斯蒂文斯向杜桑·卢维杜尔发出通告：如果海地要发表一部独立宣言，合众国必将予以支持。当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联邦党人倾向于依靠不列颠的利益集团，而共和党人则倒向法兰西。 [22] 然而，亚当斯曾经给予黑人的革命事业以必要的供给和物资。极有可能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怕是法国人将会把革命镇压下去。 [23]

作为总统的杰斐逊召回了斯蒂文斯并在随后展开对海地的禁运。与亚当斯不同，他对革命的赞赏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是广为人知的。为了阻止将革命转化为暴力，他曾指出：“自由之树需要不断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滋养。” [24] 然而在巴黎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被纵容、忍受，但在海地角（Cap Haitien）却不能。海地爆发的革命令杰斐逊惊恐不安。在1793年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当天，他曾写信给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指出：“我日胜一日地深信所有西印度群岛上的那摊子事儿终归还是掌握在那些有色人种的手里，把白种人统统赶走是迟早的事儿。是时候了，我们应当预见到这种流血的场景，这些场景怕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者也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在波托马克河 [25] 以南）将要蹚过的一滩浑水或者应当试图避免的窘境。” [26] 他害怕与圣多曼格展开贸易会加速那一天的到来，因此，在1799年，他写信给麦迪逊说：“我们也许由此会对黑人水手、押运员和传教士们涉足南方各州心存期待，但一旦事态进入发酵状态……我们将不得不对其畏惧有加。” [27] 正像他所预见的，圣多曼格只是地平线上曙光初现之可怕革命的首个篇章。“除非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或者立马开始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将会祸害自己的子孙后代……革命的风暴如今正席卷全球，也终将会扑向我们。” [28]

当海地在1804年取得独立之后，杰斐逊拒绝承认这个新生的国家。事实上，他的政府继续沿用了过时的、殖民地时代的名字圣多曼格来称呼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使用海地这个名字。 [29] 在此之后，他克服了联邦党人的反对，向海地施加了贸易禁运。脾气火爆的北方联邦党人、华盛顿与亚当斯内阁的两朝元老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在参议院会议室内给杰斐逊写了一封长信：某些人怎能以法国在追求“失落之自由”过程中所经受的“流血和杀戮”为借口，不把那种“本应十分恰当且必要”（with ten-fold propriety&force）的原则“施与圣多明各的黑人呢”？你怎能这样做呢？终究是根据什么，让你能对削减“必要之供给”做出合理的解释？难道仅仅是因为“海地人”（Haytians）“由于肤色与我们不同就活该受罪”吗？ [30] 但是这种因种族原因而拒不承认（海地）的架势根深蒂固；直到内战期间的1862年，林肯当权时才最终承认了海地。

还有一桩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儿：身为总统，杰斐逊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其治下，美国获得了价值连城的路易斯安那的领土，正是这一行动让合众国变成了一个横跨整块大陆的国家，但这一行动绝非仅仅得益于杰斐逊个人的功劳， [31] 因为这块领土是作为杜桑·卢维杜尔的礼物落入他的手心里的。当时，亨利·亚当斯认定杜桑·卢维杜尔可以与拿破仑比肩，成为那个时代的两大伟人。 [32] 在海地，杜桑·卢维杜尔以辉煌的战绩击败了由拿破仑的妹夫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将军所领导的法国军队，说服了第一执政 [33] 放弃了在美洲建立以海地为中心的法兰西帝国的梦想；失去了海地，拿破仑就不再需要路易斯安那了，因为后者曾是富庶的蔗糖群岛的粮仓所在。正是拜杜桑·卢维杜尔所赐，拿破仑才会以一个公道的价格出售了路易斯安那。 [34] 与上一事例一样，这重关联意味深远，但却再次被许多美国人不加考量。为什么呢？在一个世纪之前写成的、亨利·亚当斯的大作《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政期间的合众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中，作为约翰·亚当斯的重孙，亨利·亚当斯相信：“仅就种族偏见这一点，就已经蒙蔽了美国人民的双眼，使其对居住于海地的50万尼格罗人不顾一切的勇气视而不见，而这些人本不应遭受奴役。” [35] 正是基于这种观察，与许多人一样，亚当斯坚持认为：要把其笔下的（合众）国史嵌入到一种全球的背景之中。

1802年签署的《亚眠条约》（The Treaty of Amiens）给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种种战争画上了句号。但是国际间的和平态势仅在短期内占据上风。以实际的效果看来，这一条约仅仅是为次年爆发的拿破仑战争搭建了舞台，在那一年，不列颠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医院骑士团 [36] 。起初，法兰西和英格兰之间的敌意有利于作为中立方的美国人大举扩张他们的贸易活动。但在1805年，一项不列颠的司法判决（埃塞克斯案）宣称美国人违反了所谓的“1756年不列颠裁定”（British Rule of 1756），此外，不列颠也开始俘虏美国的船只。在随后的数年里，美国人陷入了一种往复循环的陷阱，死循环般地游走于由英国人（议会法令）和拿破仑（大陆体系）所颁行的不断争竞的贸易限制之中。

对美国商业活动的重要性深信不疑的杰斐逊认定：一项贸易禁运将会迫使欧洲人来到谈判桌前，并在1807年组织了一场谈判。但这场谈判了无成效；无论是法兰西还是不列颠，两国都没有真正为之动容，美国的贸易在1807年到1814年间下滑了90%。 [37] 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对此难辞其咎，但英国人则更令人不快，特别是他们不仅在美国水手中大肆征役，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在俄亥俄河谷——尽管已经有了《1783年条约》，但这一地区仍是饱受争议的一片领土——鼓动印第安人发起抵抗。

当贸易和征役问题成为1812年战争的重要因由时，推波助澜的声势大部分来自“主战的鹰派”团体，这一团体多由美国的南方人和西部人构成，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克莱（John Clay）和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我们是否会对西部人对战事这般焦虑而感到意外呢？事实上，对土地的垂涎占有和海洋上的商业活动存在彼此互补的利益关联，两者既不会相互抵触，更不会顾此失彼。美国的农民往往是商业化的农场主，对国外市场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对他们而言，为了抵达这些海外市场，海洋上的商业活动必须畅通无阻、不受阻拦。英国人似乎要既堵死通往西部沃土的路径，又要阻碍全球化的贸易。主战的鹰派不仅希望英国人能从其所占据的要塞撤离，更希望他们能停止策动印第安人的反抗，同时也梦想着能够把英国人赶出加拿大，把西班牙人赶出佛罗里达。他们希望不列颠和西班牙从北美洲滚蛋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在密西西比河的河谷地带，一直存在一场建立一个独立共和国的讨论，同时，杰斐逊首个任期内的副总统阿龙·伯尔（Aaron Burr）被指责向那些支持这一图谋的西班牙人提供了保护。尽管在约翰·马歇尔担任主审的联邦法庭上他被判无罪，但没人知道这事儿的真相；关于他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的现实情况和流言蜚语一直以来都令这一担忧不曾止息。

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并非是个主战的鹰派，然而他明白物质利益和心理因素会给由主战的鹰派所发起的运动添油加醋，助长声势。最后，为了坚持自身的独立，为了坚守以平等之地位跻身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国家权益，他把合众国带入了一场反抗不列颠的战争中去。他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不断受到印第安人的抵抗而地盘收缩的美国人应当知道：在根本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所栖居的这个地球的3/4表面 [38] ，在海洋上，所有独立的国家都应有平等和共享的权益，美利坚民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由殖民地居民和附庸的仆役构成的。正是基于这一选择，我们也选择了（争取海权的）战争。” [39]

对美国人而言，战争起初并不利好，到了1814年，事态看上去简直令人绝望。国家财政陷于困顿，并且在哈特福德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上，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正闹着要退出联邦。由于已经在欧洲钳制住了拿破仑，英国人正准备集中力量对付美国人，并且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向华盛顿特区大举进军了，而且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山。然而在华盛顿大火之后，美国海军在尚普兰湖的一次胜利以及在麦亨利要塞（Fort McHenry）的大捷又迫使英国人结束了这场战争。双方都没有竭尽全力，《根特条约》只是着力于止息敌意，归还被征服的领土，并建立一个边界委员会。中立权和征役问题都没有谈及。然而，关节之处在于，随着拿破仑的溃败，“大战”终于结束了。这场发生于美洲的“大战”是被发生于欧洲的种种大事件所终结的，而不是被发生于合众国的种种散乱无章、不具决定性的小打小闹平息的。不列颠在第二个百年战争（不是指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战争）中的最终胜利，为这个依旧脆弱不堪的新生国家的未来提供了安全保障。

不列颠大胜的种种维度很难被人们捕捉到，但这个岛国在全球范围内，在其他欧洲强权面前取得了主导性优势。在1792年，不列颠只拥有26块殖民地，但到了1816年，则增长到了43块，更别说它已经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海上航线和种种最有价值的市场。到了1820年，它统治了2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 [40] 说来也怪，这对美国人而言同样也是一场胜利，因为在随后的世纪里，合众国依靠英国的资本促进了内部的发展，并且英国的海军实力也使得海洋成为一种可以自由穿行、展开贸易的公共领域。始于1776年的英法大对抗（the great Anglo-French rivalry）在1783年后曾一度成为美国人的一个沉重包袱，但在1815年之后，美国人从中脱身了。

然而，事实再次证明，对欧美人而言的好消息就是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坏消息。在根特进行和平谈判时，无疑，英国人不怀好意地提出要在西部创建一个印第安人共和国的主张。不出所料，美国人断然拒绝。 [41] 在此不会有什么回旋余地。作为谈判者之一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19年的日记中写道：“合众国和北美是一码事。” [42]

[1] 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有6个头、12只手，腰间缠绕着一条由许多恶狗围成的腰环，守护着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的一侧。墨西拿海峡位于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岛之间，是地中海上连接第勒尼安海与爱奥尼亚海的海上通道。——译者注

[2] 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在希腊神话中，她因偷宰了大英雄赫斯克勒斯的牛羊，被天神宙斯扔进墨西拿海峡。她被禁于意大利半岛南端，积愤难平，每日三次吞吐海水，使之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将经过的船只吞噬。她与斯库拉是近邻。——译者注

[3] Bradford Perkins,The First Rapprochement: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1955）,p.24.

[4] Mead,Special Providence,p.26;Kaplan,Colonies into Nation,p.186.

[5]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rick,The Age of Federalism: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1788-1800（New York,1993）,pp.259-61.对汉密尔顿立场的深入分析参见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pp.112-14。

[6] 参见Joseph Charles,“The Jay Treaty: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2,no.4（1955）,pp.581-630.

[7]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eds.,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nd John Quincy Adams（New York,1946）,p.330.

[8] Charles,“Jay Treaty,”pp.583,586.也可参见Joseph Charles,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Williamsburg,VA,1956）。

[9] Elkins and McKitrick,Age of Federalism,pp.366,824n,355.

[10] John Quincy Adams to Charles Adams,June 9,1798,in Koch and Peden,eds.,Selected Writings,pp.248-49.

[11] 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1756—1843），美国画家，以绘制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绘画著称于世。1824年他为华盛顿国会大厦的中央大厅完成了四幅油画：《独立宣言》《康华利爵士投降》《伯格因将军投降》以及《华盛顿辞职》。——译者注

[12] John Trumbull,Autobiography,Reminiscences,and Letters（New York,1841）,p.168.

[13] 公牛约翰（John Bull），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自出版于1727年的苏格兰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John Arbuthnot，1667—1735）的讽刺小说《公牛约翰的生平》（The History of John Bull），主人公公牛约翰桀骜不驯、欺凌弱小。此形象原为讽刺辉格党内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好战政策所作，后逐渐成为英国人自嘲的形象表征。——译者注

[14] 狒狒路易（Louis Baboon），也是约翰·阿布斯诺特笔下的人物，代指Louis Bourbon，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者注

[15]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March 17,1797,in Koch and Peden,eds.,Selected Writings,p.144.

[16] 引自Walter LaFeber,“Jefferson and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Peter Onuf,ed.,Jeffersonian Legacies（Charlottesville,VA,1993）,p.375。

[17] Donald R.Hickey,“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1791-1806,”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no.4（982）,p.362;Hunt,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pp.84-85.

[18] 引自Linda Kerber,Federalists in Dissent:Imagery and Ideolog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Ithaca,NY,1970）,pp.47,48.

[19] 指为了贸易利益，不管海地黑人之死活。——译者注

[20] John Marshall to Toussaint L’Ouverture,Nov.26,1800,in Charles Hobson,ed.,The Papers of John Marshall（Chapel Hill,NC,1990）,vol.6,p.22.

[21] 本书出现了St.Domingo和St.Domingue两词混用的情况。前者隶属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后者确切说是1659—1804年间法属殖民地圣多曼格（也有译作法属圣多明各），泛指作为法属殖民地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后文译作“圣多明各”的皆对应原文西班牙语“St.Domingo”或“Santo.Domingo”，译作“圣多曼格”的对应原文法语“St.Domingue”。——译者注

[22] 联邦党人对Toussaint L’Ouverture的支持参见Michael Zuckerman,Almost Chosen People（Berkeley,CA,1993）,pp.186-95.

[23] Davis,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152.

[24] 引文出处同上，p.45。

[25] 波托马克河（Potomac），此河为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界河，穿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而过，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反射在它的水面上。此处代指华盛顿特区以南的广大地区。——译者注

[26]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July 14,1793,in Paul 1.Ford,ed.,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0 vols.（New York,1895）,vol.6,pp.349-50.

[27] 引自Tansill,The United States and Santo Domingo,p.17。

[28] 引自Jordan,White Over Black,p.386。

[29] Tim Matthewson,“Jefferson and Haiti,”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no.2（1995）,p.237.

[30] Timothy Pickering to Thomas Jefferson,Feb.24,1806,in Thomas Jefferson Papers,American Memory Web site,Library of Congress.

[31] Henry Adams将购买路易斯安那“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独立宣言》的发表和《宪法》的颁行等量齐观，参见Adam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2 vols.（1889-91;New York,1986）,vol.1,pp.334-35.

[32] 同上，vol.1,pp.255,259。

[33] 第一执政（the First Consul），法文为：Premier Consul，指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即后世所说的拿破仑一世，他在发动雾月政变后入驻路易十六的杜伊勒里宫办公，与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并称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府三执政。——译者注

[34] 同上，vol.1,p.311-12。也可参见DuBois,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35] Adams,History,vol.1,p.311.一位美国历史协会的领袖William M.Sloan指出：根据亨利·亚当斯的推断，在拿破仑心目中，海地的重要性在数年之后有所消解，这值得玩味。参见William M.Sloan,“The World Aspects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no.3（1904）,pp.507-21。

[36] 医院骑士团（the Knights of Hospitallers），全名为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成立于1099年，最初由法国贵族在耶路撒冷施洗者圣约翰教堂边的医院成立，照顾伤患和朝圣者。1120年开始作为一个军事修会进行活动，以武力保护朝圣者免受异教徒攻击。后来，随着巴勒斯坦地区被阿拉伯人占据，他们在1291年前往塞浦路斯，1309年又撤到罗得岛，在此处，骑士团有效阻止了穆斯林向东地中海地区的扩张。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之后，罗得岛上的医院骑士团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唯一的基督教力量。他们一直坚守此岛到1522年，在那一年，苏莱曼大帝指挥20万大军登陆罗得岛，双方对阵半年后达成协议，医院骑士团撤离，前往欧洲。在随后的7年里，该骑士团居无定所，多次迁徙。直到1530年，奉教皇克莱芒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命令，他们来到马耳他岛，每年象征性地向西西里王国缴纳1马耳他鹰币作为租金，建立马耳他骑士团。1571年，土耳其人再次卷土重来，却遭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抵抗，土耳其人大败而归。马耳他骑士团进入鼎盛时期。这是一个类似于国家性质的政权，统治马耳他岛直到18世纪。1798年拿破仑迫使医院骑士团投降，占领了马耳他岛。岛上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法军洗劫，骑士团大部分成员继续前往俄罗斯，受到了沙皇保罗一世的庇护。虽然骑士团在马耳他的主权通过《亚眠条约》被英法等国承认，但却并没能被允许重返马耳他。他们在1834年再次在罗马重建总部，彻底放弃军事使命，成为慈善机构。今天的马耳他骑士团在联合国中享有永久观察员的实体身份，总部设在罗马的马耳他宫，但该建筑的土地主权是从意大利政府那里租借的，享受意大利给予的外交待遇。——译者注

[37] Mead,Special Providence,p.17.

[38] 此处指海洋。——译者注

[39] 引自Alfred Thayer Mahan,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2 vols.（Boston,1905）,vol.1,p.41。

[40] Parry,Trade and Dominion,p.197;Bayly,Imperial Meridian,p.2.

[41] Walter LaFeber,ed.,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Chicago,1965）,p.61.

[42] 引文出处同上，p.37。

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

历史学家乔治·丹吉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曾经写道：随着1815年2月18日华盛顿宣告和平的到来，“欧洲政治的阴影逐渐褪色，而多年以来，它曾经令美洲的舞台黯淡不明、混杂迷乱” [1] 。当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清楚地表明他更倾向于不陷入结盟的纠葛之时，他所声称的也正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共识。也许此类结盟可以避免，但与外国的纠葛却不容回避。纵使起初予以了回避，但最终证明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美国与外国势力的纠葛呈现出了新的形式。欧洲的民族主义、工业化，以及英国对自由贸易的坚守共同赋予了美国人以空间，使其对自己的政治和国家议题做出了定义。 [2] 此种变化反映在美国新闻界对国外新闻的涉猎上：例如在1795年到1835年间，在辛辛那提的报纸上，国外新闻的比重从43%回落到了14%。 [3]

在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两者似乎一直是彼此加强的。跟合众国的情况一样，在欧洲，人民开始把民族国家想象为手段和工具，借此其经济发展得以发扬光大。当然，民族国家绝非是自我维持、封闭自足的。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初期，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就不断流动。当然对地方原生民族主义的呼声也经久不息。在一个短促的时刻，如果说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向美国人提供了一种经验上的基础，那么不久之后，人们就有了一个建立宏大帝国的梦想，这一帝国向西抵达太平洋，向南深入到加勒比地区。工业化同样也有助于扩大美国人的经验感受并协助他们形成对一个更宏大之民族国家的想象。在19世纪结束之前，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业已被认知：它指向了一种持续性的全球互动，指向了一种移民、贸易和财政联系上的跨国模式，并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

不再纠缠于英法对垒，美国的国内政治趋于平静，“和睦时代”（the Era of Good Feeling）得以开启。受英法激烈争斗所驱动的意识形态上的各类激情被更地方化的或者说更局部的利益诉求所取代。在19世纪中叶的作品中，约翰·昆西·亚当斯观察指出：战争的结束也“带来了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激烈党争的终结”。 [4] 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和经济议题，地缘关系和联邦体系转型为一种由局部利益的词汇所构建起来的空间政治，它关心：银行和流通体系、国内状况的改善，以及提供给白人定居者的廉价土地等问题。 [5]

美国的领袖们以一种更具自我意识的态度将其自身与“美国”——这个词并不是用来指美洲大陆，而是指合众国——相关联。 [6] 人们曾假定：整个半球是以合众国为中心的美洲的延伸。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对南美洲的新兴共和国充满了强烈兴趣；1824年国务院对在全球范围内仅有的10个公使馆进行财政拨款，其中有5个位于南美洲，分别驻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智利的圣地亚哥、墨西哥城和利马。 [7] 在头一年，合众国已经确切阐释了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宣告了对西半球的霸权并警告说：任何一个欧洲人都不要试图重新对美洲展开再殖民（尽管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由于有一个“由有色人种所构成的政府”，海地被排除在美国的保护之外）。 [8] 当然，美国人还并不具备支撑这一宣言的实力，但无疑他们深知：不列颠的海军将会推行一项自由贸易的政策并反对在此建立一个欧洲帝国。

随着独立的最终实现，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得以升华。杰斐逊和麦迪逊手下的伟大的财政部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捕捉到了这一时刻，并在1816年的一封信中言明了其深远的意义：

战争更新并恢复了由革命所赋予的国家情感和国家个性，这些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渐变得松散的。如今，人民有了更广泛的情感依赖对象，凭此，他们的自豪感和政治观得以连接起来。他们越发变成美国人，他们更加以一种民族国家的身份做出感知并采取行动，并且希望联邦的永久地位借此能获得更好的保障。 [9]

反对战争，并在分离派的哈特福德会议上与联邦党人关系紧密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也对和平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做出了类似的回忆：

和平使事情处于一种全新且最具吸引力的状态；它向我们开启了别样的展望并提出了另类的责任。随着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自身也做出了改变。……其他的民族国家以其自身最大的能力自我生产、自我运转并自我制造。我们大平原上的庄稼不再供养欧洲的军队，我们的船只也不再为其提供补给。显然，在这一情况下，这个国家将要开始自我测量，进而对自身的改进能力做出预测。 [10]

正像韦伯斯特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用今天的语言来讲，这一变迁可以被叫作“发展和经济机遇”，并且这一变迁部分地受到了美国个人主义所释放的能量的驱动，具有了一种民族主义的面相。加勒廷、亨利·克莱和其他人都深信：跨区域间的运输和贸易发展将会把在框架上还相当脆弱的共和国焊接在一起。早在1812年战争之前，加勒廷就在他的大作《公路和运河报告》（“Report on Roads and Canals”）中提出了这一点，并在战后由亨利·克莱在其“美利坚体系”（American System）中再次重构。克莱支持国内状况的改善并倡导征收关税以促进制造业和国内市场的发展，他深信这样做会有益于满足各个部门的利益诉求。 [11] 民族主义和发展变得彼此关联。同时，合众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发生了转型，在穿越19世纪的历程中，它由一种有别于君主专制的政治选择变成了一块具有经济机遇和傲人经济活力的美地。 [12]

[1] George Dangerfield,The Awaken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1815-1828（New York,1965）,p.1.

[2]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p.135.

[3] Michael Schudson,The Good Citizen: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New York,1998）,p.116.

[4] John Quincy Adams,“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1822-1825?）,in Koch and Peden,eds.,Selected Writings,p.333.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Rise of the New West,1819-1829（New York,1906）;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United States,1830-1850:The Nation and Its Sections（New York,1935）.

[6] Langley,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p.xv-xvi.

[7] Arthur Preston Whitak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1800-1830（Baltimore,1941）,pp.xi,xii.

[8] Langley,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p.141.

[9] Albert Gallatin to Matthew Lyon,May 7,1816,in Henry Adams,ed.,The Writings of Albert Gallatin,3 vols.（New York,1879）,vol.1,p.700.

[10] 引自Turner,Rise of the New West,p,5。

[11] E.James Ferguson,ed.,Selected Writings of Albert Gallatin（Indianapolis,1967）,esp.p.232;关于Clay，参见Clement Eaton,Henry Clay and the Art of American Politics（Boston,1957）。更宽泛的论述参见Carter Goodrich,Government Promotion of Canals and Railroads,1800-1890（New York,1960）。

[12]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London,1975）,p.137.

第三章 国家构建时代中的自由

研究美国内战史的历史学家往往将合众国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作为其叙事的起点。更确切地说，他们以战争中提出的威尔莫特附文 [1] 为起头。这一惯例不无道理，因为它将奴隶制放在了解释内战的中心位置上，事实上也本应如此。这一附文——作为一项修正案，附在一项当局资助的拨款预案之后——由国会议员大卫·威尔莫特（David Wilmot）提交，他是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人。在战争末期，总统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Polk）不断寻求资金用于同墨西哥政府的谈判，希望借此能让后者在那些合众国试图获取的领地上做出让步。

在遣词造句上，威尔莫特的提案紧跟杰斐逊在1787年《西北条例》中的文风，并在宪法之下再获通过。它的指向是清楚明确的：“作为一种从墨西哥共和国获得领土的意向表达和基本条件……在这些领土的任何部分上，既不应该存在奴隶制，也不应该存在不自愿的奴役，否则这就是犯罪。” [2] 从表面上看，这一附文让人匪夷所思。威尔莫特并不认同废奴运动（antislavery movement），此外他还是总统之私党的成员之一。事实上，他是与民主党中的纽约范布伦翼（Van Buren Wing）有联系的少数几个东北民主党人之一；在19世纪20和30年代里，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在采取种植园经济的南方和东北部地区之间组建了一个强大有效的竞选联盟，这一联盟虽然不免脆弱，但通过不断将奴隶制赶出国内政治，有效实现了跨区域的重组。

在大西洋沿岸，这些美国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民主党人并不反对领土扩张，当波尔克站在一个肆意张扬的扩张主义的讲台上，大声呼吁要“重新占领俄勒冈并重新吞并得克萨斯”的时候，他们支持了波尔克。波尔克无疑对这一议程的南方部分格外感兴趣，他并没有采用扩张主义者的口号（要求全部领土，向北一直到北纬54°40′，即从今天的加拿大边境向北推进400英里），就平定了同英国在俄勒冈边界上的争端。在许多北方的民主党人——他们为北方的白人在俄勒冈构想出了诸多农场——眼中，波尔克忽视了他们的利益诉求，相反，却迎合了南方人的欲望。波尔克通过兼并得克萨斯并向墨西哥索取领土上的让步，扩大了推行奴隶制的区域。在墨西哥业已废除了奴隶制的那些领土上，是否应该敞开大门来重新接纳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扩张呢？那样做必将把不同区域间的约定俗成的平衡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如果推行奴隶制，那么这些新并入的领土将会极大增强南方种植园主（他们似乎正在不断施压，要求国家承认他们的“特殊制度”）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北方由选民所驱动的政治活动作为跨区域的平衡力量，对威尔莫特及其同僚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强烈渴望将西部的土地留给从其社区中移民过去的白人定居者。波尔克对南方势力的偏袒威胁到了自由白人劳动力对西部土地的占有。威尔莫特在众议院向他的同僚们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解释指出：他的意图在于“为自由白人劳动力保留一块公平开放的沃土，作为一份丰厚的遗产，自耕农的子孙、我们自己种族和有色人种的后裔都可以不遭受与尼格罗奴隶制相关联的侮辱，居住于此，哺育出自由劳力” [3] 。

这一带着附文的拨款预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却一直没能在参议院通过。无疑：奴隶制的问题，自《宪法》被构建以来，就一直在政治生活中反复出现、阴魂不散。如今，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它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并无法移除。这一争论衍生出了一项主宰了整整一代人在国家政治上恪守的基本原则：奴隶制不能扩展到新并入的领土上。正是这一原则，在10年内让所有的民主党人（除了隐于附文幕后的一人以外）都加入了共和党。 [4]

走得太远，反倒画蛇添足，推行种植园经济的南方早已摧毁了政治上的平衡，这一平衡曾确保并维持了一种奴隶州和自由州在数量上的对等。但是南方的白人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推行那种越俎代庖的模式，过多地大谈特谈对古巴和加勒比盆地其他地区的扩张活动。即将在19世纪50年代加入共和党的某些北方人开始以别样的方式重新思考平衡之道。一种更新潮的民族主义概念，即对各州的同质化做出设想，正在大西洋世界广为流传。新上任的共和党领袖们，特别是来自纽约的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和来自伊利诺伊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都将这种民族国家观整合进了他们的思考，并倒向了这样一种假设：未来的合众国要么全境自由，要么皆受奴役。合众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非一个一分为二、两相平衡的联邦。

当时，高度敏感的奴隶制问题同领土问题相互关联，这意味着全国性政府的土地政策（政府业已就这一问题倾注了一种具体且不容回避的关注）和政治分野变得越发重要。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源来自其对数千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权，自从在墨西哥那里获取了领土之后，政府持有的土地数量就已急剧增加。为获得那些土地而引发的区域间的竞争不仅发生于民主党内，同样也爆发于全国所有层面的政治机构中，并且也包括某些文化机构，最明显的莫过于发生在不同教派团体间的竞相争逐。正如林肯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采取的一种被动姿态，他说：“由此战争到来了。”

这篇附文催生出了一场政治地震。它对南方白人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使得在南方总是不断浮现却又从未成形的地方分离主义得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相应地，它也催生出了北方人对在那时开始被定名的“蓄奴势力” [5] 的担忧。地方上的紧张态势从来都不是一项新鲜事儿，但更早阶段的小打小闹都不足以结晶为一场政治危机。围绕《密苏里妥协案》（the Missouri Compromise，1820年）和拒行联邦法危机（又译否认原则危机或无效化危机）（Nullification，1831年）所展开的争论，引发了分裂的恐慌，这使得无论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的政治领袖们都纷纷从饱受争议的事务（不仅是奴隶制，也包括国内状况的提升和中央银行的建立）中抽身而退，并且全国层面的政府也管得越来越少，希望借此避免引发地方上的攻击。权力被急剧地去中央集权化。鉴于地方上的分裂态势，且由于认识到了需要创建一个党派来弥合分歧，杰克逊民主党（Jacksonian Democratic Party）的设计师范布伦抱持了一种迥异于加勒廷、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的国家观。后三者希望束紧国家内部的联系，并对全国性政府加以赋权，然而范布伦则希望合众国能去国家化，从而在南方白人（the White South）和大西洋中部城市 [6] 间的二元纲领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由此，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党派分歧似乎塑造，并在一定程度上聚拢了美国政治。在政治竞技场上，民主党（一个与北方和西部结盟的南方政党）和辉格党（一个与南方和西部结盟的东北部地区的政党）划分为两大阵营。在威尔莫特提出附文后的每一年里，双方都在不断成长，政治上的分歧沿一条南北轴线一字铺开。两党政治的体系不再就地方分离问题展开谈判，“第二政党”体系 [7] 土崩瓦解。作为前辉格党人和主张废奴的民主党人联手合作的产物，共和党以反对领土上的奴隶制为原则，建立于1854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认识到了美利坚民族主义者有横贯大陆之梦想，波尔克在威尔莫特不请自来的协助之下，酿成了一场对国家自身构成威胁的困局。

在1848年，参议院批准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8] ，凭此合众国攫取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除此之外，在1853年的《加兹登购地计划》（the Gadsden Purchase）中美国还购买了美墨边界地带上的一小块土地，由此完成了合众国的大陆扩张。还有一些人希望能获取更多的墨西哥领土。不同声音间的争论不断爆发，人们对更深入的领土要求或支持或反对。然而最终种族歧视和偏见作为两种同等重要的原则反倒保护了这个邻近的墨西哥共和国，使其保有了剩余的领土。在美国，反对保有大量非白裔人口和天主教人口的力量是数量巨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9] 美国人想要的只是墨西哥的土地——人口越稀少越好——而非墨西哥的人口。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奴隶制争论中，潜在的种族歧视在此发挥作用，暴露了其本来的面目。在那些加入新成立的共和党的人里，即使有，也只能以最宽泛的标准来看，才能找出一些坚持种族公正的人。在这些领土上反对奴隶制的大多数人无非仅仅希望西部的土地能向白人定居者开放。

北美洲在政治地理上的格局早已被墨西哥战争以及终结战争的条约所改变。在包括今天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块领土上，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块单一的区域；但在1848年，它被一分为二。尽管全新的边界线并不能终止一切跨国间的人员联系或消解其部分共享的文化，但它依然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区隔，为未来的发展选定了各不相同的路径。 [10] 更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出版的地图集在引入美洲这个全新概念时，是把美洲当作两个大洲而非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至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才开始承认西半球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很显然并不受具有种族意识的美国公民的欢迎，因为美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同墨西哥开战之后极为高涨。 [11] 到了19世纪60年代，泾渭分明的区分得到强化，当时法兰西曾提议借助文化上的亲和力来使其在墨西哥的帝国野心合法化，开始引入用红字印刷的醒目标题“拉丁美洲”，以便让讲各种罗曼语的大片美洲地区实现认同。

此外，这场战争在合众国内部也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历史上的差异性也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越发被理解为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北美洲之间一直存在充足的、共享的价值观，可以弥合差异。但是奴隶制的问题将差异简单化了，并导致了一种对“不同”所做出的虚妄的辩白，双方都采纳了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绝对主义。在19世纪30和40年代间，这种紧张关系借助一种共用的心理戏法得以化解。这种心理戏法即把一个人对国家统一和奴隶制的看法放进不同的心理隔间进而予以隔绝，其后果是一种避实就虚的逃避型政治。当然，将新近获得的西部领土实现组织化的现实要务意味着未来必将在实际占有的各个地点上做出决断。《美国宪法》禁止对已经存在奴隶制的南部各州做出干涉，但国会却有权力——有些人称其为责任——将这些（新获得的）领土组织起来，要么允许，要么禁止在这些领土上出现奴隶制。 [12] 这种宪法规定上的情形，使得奴隶制成了一项全国性的议题，它不单单是一种地方或区域上的议题，并且似乎对那些将要变身为共和党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1850年妥协案》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称其为妥协是一种错误的命名，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苦心经营《密苏里妥协案》的亨利·克莱提出了一项现实的妥协提议，他希望借此能够建立起一种跨区域的中间立场。他的解决方案为承认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而加入联邦做了准备；从墨西哥所获得的土地在实现其领土组织化的过程中，国会并不就奴隶制的问题做出特殊说明。这一解决方案还包括：在兼并之前就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地区展开移民定居活动，并承担得克萨斯所签订的债务合同；在哥伦比亚特区，当局并不干涉奴隶贸易；采取一项更行之有效的《逃奴法》 [13] 并宣布国会无权干涉跨州间的奴隶贸易。当克莱将这些解决方案打包提交给国会时，它们皆被否决。尽管克莱希望这些平衡性的方案能够催生出大多数人的妥协，但事实上这些参差不齐的方案放在一起却适得其反。史蒂芬·A.道格拉斯 [14] 常常因其拯救“妥协”的行为而大受赞赏，他曾试图努力（让国会）对五个重新打包、单独提交的妥协内容进行分别投票，最终它们都接二连三地被国会通过了。道格拉斯对投票模式的见解是非常高明的，但投票模式自身也预示着妥协的失败。没有人最终改变了立场或包容了对手的立场。相反，道格拉斯却为了每项举措都曾组织起一系列不同的联盟。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 [15]

1854年1月，在道格拉斯引入一项法案来对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领土进行组织规划时，他再次揭开并加重了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疮疤。他在处理奴隶制这一棘手问题时，引入了一个在民主党内部新近发展起来的原则：“人民主权论” [16] 。他提出的这一法案打破了密苏里妥协线，那条线曾延伸到路易斯安那购买案（Louisiana Purchase）所获得的领土上，并只允许在其以南地区承认奴隶制。貌似代表民主精神之所在的人民主权概念，允许领土上的定居者自身，而非国会，来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在本州）存在。他自认为已经把奴隶制问题从全国政治生活的窘境中剔除了出去。

然而，不管这算不算是采用了民主的言辞进行包装掩饰，他的提议无疑激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和威廉·亨利·西沃德的激烈反对，后两人即将成为新组建的共和党党魁。西沃德宣称：存在一种“更高的法则”，这一法则是无法借助一场投票而被废除的。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Peoria），林肯发表演说也表达了对道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道格拉斯（在新加入领土上）的民主主张无非仅指一种“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由”，他解释说：“这样一种对奴隶制之扩张无动于衷的宣称，不禁令我憎恶……我憎恶它，因为奴隶制自身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不义之举。我憎恶它，因为它剥夺了我们作为共和国之典范对世界做出的正确影响。”他进一步警告说：“全世界的自由派政党”都忧心忡忡，因为美国的奴隶制将会对“世界曾见证过的最高贵的政治体系”做出致命性伤害。 [17]

另一位共和党领袖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抱怨说：奴隶制“令我们的国家身价暴跌”，使其无法成为领导世界的“让被治者皆重获权力”的楷模。 [18] 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和认知并不仅仅限于共和党的主要领袖。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并无党籍的普通士兵曾给妻子写信说：“我的确感到世界的自由正被放在我们手上，等待我们去捍卫。”而对另一位普通士兵而言，失败所带来的利益损失远比合众国的未来更令他担忧。他担心失败将会意味着“旧世界中不断推进的自由远征至少会被再拖延一个世纪之久，君主、国王和贵族将会变得更加权倾于世，与之前相比，会对他们的臣民变本加厉” [19] 。当林肯、萨姆纳和普通士兵们不断援引那场在其身处之时代更为壮阔的跨国自由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至关重要且富于启发的美国内战史要素，这一要素绝非传统内战史之历史编纂所捕捉到的那个，而是更具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一个。 [20] 如果不考虑外在的国际背景，即19世纪中叶民族国家性的自由理念和人们如此热切持有且为之奋斗的（免受奴役的）自由追求，那么无论是内战的起因、意义还是其后果都将无法被充分地理解。然而，对内战和美国史而言，奴隶制和解放奴隶之所以非比寻常且位于中心位置，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这类中心性的美国事件来自美国史以外的世界，来自一场更为广阔的观念史和一系列冲突之中，这些冲突涉及民主主义和自由，涉及中央和地方权威间的恰切平衡。

[1] 威尔莫特附文（The Wilmot Proviso），1846年提出，规定美国在美墨战争中获得的所有土地上禁止施行奴隶制。这一规定多次经众议院投票通过，但都没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之后的《1850年妥协案》通过接纳作为自由州的加利福尼亚暂时化解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一个更强有力的《逃奴追缉法案》，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奴隶贸易，并允许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在奴隶制问题上采取自决。——译者注

[2] 引自David M.Potter,The Impending Crisis,1848-1861,completed and edited by Don E.Fehrenbacher（New York,1976）,p.21。

[3] Congressional Globe,29th Cong.,2nd sess.,app.,p.317,Feb.8,1847.我要感谢我的同事Martha Hodes让我获得这份文献。

[4] Eric Foner,“The Wilmot Proviso Revisited,”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6,no.2（1969）,pp.269-71,273,277.

[5] Leonard Richards,The Slave Power:The Free North and Southern Domination,17801860（Baron Rouge,LA,2000）.

[6] 大西洋中部城市（the mid-Atlantic cities），一般指纽约州及其以南地区到南方（deep South）以北地区，包括最早的十三块殖民地中的数块，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称这一区域为“典型的美国人”居住地。——译者注

[7] “第二政党”体系（the “second party” system），第一政党体系以亲行政派和反行政派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人的对垒为主要内容，从美国建国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1820年总统大选中，门罗几乎以全票连任，联邦党人出局。1824年小亚当斯、杰克逊、亨利·克莱以及后来中途退选的约翰·卡尔霍恩纷纷争逐总统大选，造成杰斐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四分五裂。至此，第一政党体系终结。第二政党体系始于1828年，一直到1854年，以亚当斯派和杰克逊派、杰克逊派和反杰克逊派，以及后来的辉格党和民主党的对垒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拥有投票权的选民范围扩大，选举人产生方式发生变化，大众民主时代来临。通过不断分化重组，今天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基本定型。——译者注

[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1848年2月美国强迫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镇签订了屈辱性和约，规定墨西哥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以及塔马乌利帕斯、科阿韦拉和索诺拉的北部等大片土地割让给美国，美国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放弃墨西哥所欠的325万美元的债务。根据该条约，沿格兰德河、希拉河、科罗拉多河直至太平洋划定美墨边界。——译者注

[9] Reginald 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 Saxonism（Cambridge,MA,1981）.

[10] Juan Mora-Torres,The Making of the Mexican Border（Austin,TX,2001）,p.11.

[11] Martin Lewis and Kären Wigen,The Myth of Continents: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Berkeley,CA,1997）,pp.219-20.

[12] Potter,Impending Crisis,p.43.

[13] 《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又译为《逃奴追缉法》。1850年，美国国会为缓和蓄奴制在南方引起的地区性矛盾而通过了此法案，允许南方奴隶主到北方自由州追捕逃亡奴隶，引发了北方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译者注

[14] 史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人称“小巨人”，虽身材矮小，但在国会影响巨大。1858年为争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席位，与亚伯拉罕·林肯展开辩论，以胜利告终。也曾向后来的林肯夫人求婚遭拒。曾是林肯的政敌和情敌。——译者注

[15] 同上，p.113。

[16] 人民主权论（popular sovereignty），又译“平民主权原则”。——译者注

[17] Abraham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ed.Don E.Fehrenbacher,2 vols.（New York,1989）,vol.1,pp.309,315.在与道格拉斯的首次论辩中他反复提到了这些词，参见p.510。

[18] 引自William Earl Weeks,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Chicago,1996）,p.163。

[19] 引自James McPherson,Drawn with the Sword（New York,1996）,pp.211-12。

[20] 据我所知，美国史学家中只有五位试图从战争这一维度加以探寻，并没有人能够对其加以完善：David M.Potter,“Civil War,”in C.Vann Woodward,ed.,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pp.135-45;Carl Degler,One Among Many:The Civil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Gettysburg,PA,1990）;James A.Rawley,“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Georgia Review 21（1967）,pp.185-94;Harold Hyman,ed.,Heard Round the World:The Impact Abroad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1969）;and McPherson,Drawn with the Sword,ch.14。在欧洲的历史编纂中，唯一的例外是一部讨论19世纪中间几十年的、引人注目的作品Robert C.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New York,1935）。

1848年

如果说因为1848年是《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签订之年而意义重大，那么欧美地区自由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也同样使这一年非比寻常。卢克雷蒂娅·莫特（Lucretia Mott）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受到了始于1848年2月的一系列欧洲革命的推动，在当年夏天组织起了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这次会议之所以被纪念是因为它是现代美国乃至国际女权运动的发起性事件之一，并且它还获得了同时代中1848年巴黎革命的女性领袖们的认可，其中一位领袖名叫珍妮·德鲁安（Jeanne Deroin），她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曾在巴黎给美国人写信，以表达她对之后一系列会议的支持。 [1] 同时，支持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的国际运动，以及其他各类改革，也都纷纷涌现。

1848年2月，随着法国君主制的解体以及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春天接踵而至。美国人饱含同情地观察着欧洲事态的发展，甚至还在数个城市组织起了“怪兽会” [2] 加以庆祝，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他们自己的共和国曾给予欧洲的多场革命以启迪。 [3] 虽然欧洲最终选择了自由而非暴政，但据说合众国是第一个率先承认了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其他各类实现了自我认同的、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也要求建立独立联合的国家并实现基本的人民权益。 [4] 在维也纳，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秩序的总设计师和后来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首相，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在自由民族主义者的起义面前，不得不引咎辞职并流亡海外。匈牙利人在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的领导之下宣布在行政上脱离奥地利的管制，并建立了一个议会制的政府。民族主义和自由的梦想在波西米亚、波兰、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疯长。意大利作为一个在皮埃蒙特国王 [5] 治下的自由派君主立宪制国家，部分上实现了统一。来自德意志各个不同邦国的自由派们带着一种实现德意志议会民主的愿景在法兰克福集结，召开了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业已建立的旧秩序不仅受到了动摇，也有一些人认为旧秩序也许会分崩离析。正在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鼓舞，发表了《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

这类欧洲革命也许在1848年就已经推动了发生于巴西伯南布哥（Pernambuco）反抗帝国君主的叛乱活动的发展。与此同时，阿根廷罗萨斯（Rosas）独裁——覆灭于1852年——的反对派们无论在国内还是流放海外期间，无不紧密追随着1848年的革命观念和发展进程。 [6] 在这些令人兴奋眩晕的日子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拉丁美洲，《美国宪法》《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其他缔造美利坚共和国的各类文件无不经常被征引和借鉴。

然而不幸的是，至少从短期看来，其成果却是少得可怜。尽管经历了暂时性的失望，但在随后的30年间，从1848年到1875年，民族主义运动、立宪政府和新自由运动所取得的进步，以及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巩固，无一不对这一时代做出了定义。 [7] 这无疑也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不仅是400万的非裔美国人从合众国的奴隶制中获得解放，而且还有4000万的农奴从哈布斯堡和俄罗斯帝国境内获得了解放。 [8] 美国的内战并不能从这类更大规模的运动中分离出来。

参议员西沃德在1860年的一场题为“国家观念”（The National Idea）的演说中，将共和党的民族主义与同时代之欧洲自由派的理想期待等同起来。 [9] 内战期间，英国自由派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曾向激进的共和党人查尔斯·萨姆纳做出保证：“当你正在为美国的自由解放而战时，也正是为欧洲的自由主义而战。” [10] 俄国驻美大使也认识到了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观察指出：“在美国和欧洲的民族国家性问题上，唯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第一个案例中，美国的问题因尼格罗的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 [11]

意大利的自由派人士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相信：合众国对奴隶制的长期容忍限制了其自身作为一个楷模（对外部世界）的深远影响；但随着联邦的胜利，他深信这必将推动自由的事业继续前进。他曾给一名康科德超验主义团体（Concord transcendentalist group）的成员蒙丘尔·康威 [12] 写信，他在信中说：合众国站在了“比所有现存国家都高的位置上，更接近于理想状态”。作为在意大利统一进程中军事领导上的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在（美国的）北方联邦军队中，曾甘受林肯之差遣——虽然拒绝接受委任，却把北美洲的事业揽入怀中，视为自己的事业。尽管他坚持“普世自由”的自由派理念，要求战争应当以“释放奴隶”的名义打响，但他依然为之奋斗。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也曾用一个比喻来暗示其影响的持久性，他盛赞合众国是“民族国家中的先导……正是这个国家为其姊妹国家指明了通往自由的、由花岗岩铺就的通衢大道”。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马志尼还曾写道：这场战争及其硕果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我们的这场“伟大战争——对它来说，地方上的所有战争无非只是小插曲——不仅在两块大陆上打响，而且在自由与专制、平等与特权……公正与独裁的统治之间无所不在” [13] 。这种与欧洲自由派和民族主义期待紧密联系的状态确保了这场内战以欧洲的期待为重点并对其做出了详尽的阐释。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被支持奥地利的俄罗斯武装干涉所粉碎，由此科苏特在1850年逃亡土耳其。当俄罗斯和奥地利向苏丹施加压力，要求遣返他时，美国人则开始施予营救。1851年，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eniel Webster）向科苏特提供了一个营救之方，这一姿态受到了科苏特和土耳其双方的欢迎。美国的一艘海军舰艇先把他带到了英国（在那里的美国领事馆里，他见到了他的意大利同侪马志尼），然后又把他带回了美国。在他抵达合众国不久之后，作为伊利诺伊州春田市（Springfield）地方委员会成员的亚伯拉罕·林肯起草了一份决议来支持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民。这一表述确认了匈牙利人有权推翻“既存的政府形式”，以完成他们的“民族独立”。尽管这份表态并没有做出保证要给科苏特提供他所要求的物质援助，但林肯的文本对科苏特大加赞赏，称他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公民权利和宗教自由事业中当之无愧的最杰出代表”。林肯向这个共和国做出保证，他和他的“国家”将会获得“无所不在的自由之友”的支持。这项决议同样也向爱尔兰和德意志各邦的民族主义的抗争给予了声援。 [14]

跟许多美国人一样，林肯对民族主义者的期待深表同情，事实上，早在欧洲爆发起义前的一个月，他就曾在国会中肯定了发动革命的权利。在措辞上，他特别强调了《独立宣言》和欧洲1848年流行的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他承认：“任何地区的任何民族都有权揭竿而起，挣脱掉现存的政府。”此外，“任何能够革命，并发动自身革命的民族也可以在其栖居的领土上实现革命化” [15] 。在此处以及其他各处所做出的表述中，中欧地区的同类也许可以预言林肯对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南方的支持。 [16] 然而，作为总统的林肯最终拒绝了这种理解冲突的框架。事实上，南方白人打响的是一场反动的而非革命的战争。

对林肯和其他自由派而言，什么是1848年革命更广泛的意义呢？林肯所坚持的核心议题是“自由”或“奴隶制”问题，他既拒绝种植园奴隶主的奴役行为，也拒绝封建君主的主权要求。 [17] 斯蒂芬·A.道格拉斯同样接受这一组二元观念，尽管在用术语表达时，这两元具有显著的不同：“共和主义或专制主义” [18] 。

由此，就那时的理解看来，民族主义是天生民主的。其假设是这样的：主权为一个既有的民族国家中的人民所拥有，而非被一位封建君主或与人民相区别的国家所保有。自由与独立是成对出现的，它们与另外一组概念——奴役与依附，构成鲜明对比。自由、平等和进步的变化与共和制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而等级制、专制和停滞不前则与封建君主制脱不了干系。 [19] 伴随着这样一种认知，即启蒙运动必将祛除各类黑暗的社会和政治形式，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场进步的运动。作为林肯内阁的一位阁员、后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萨蒙·P.蔡斯（Salmon P.Chase）把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借助“自由劳动而非农奴制，发展自耕农制而非租佃制，推行民主而非专制，教化国民而非纵容愚昧无知”的国家。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20] 而言，美国的内战在自由派的期望中居于中心地位。他在内战期间写就《自传》，据说他对此书投入了“最为强烈的情感”。在这部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视为典范的作品中，他写道：“在人类事务走向无限延续的进程时，无论是向善还是向恶，它 [21] 命定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他确信：南方的胜利“将会让反对进步的敌人们为虎作伥，给遍布于受开化世界中的友人们大泼冷水” [22] 。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自由派一侧的二元观念和北美自由劳动力的意识形态之间，两者是并肩前进的平行态势；相应的，君主制贵族制阵营，与主张奴隶制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阶层的家长制诉求具有谱系上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林肯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同构性的关系，宣称美国内战“绝非仅仅是这些美国人自身命运之所在”，它是向“整个大家族中的人”宣战。 [23] 对于林肯，以及共和党内与他并肩战斗的人们而言，废奴的圣战是一场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是一场“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贵族制的不平等走向平等，从落后走向现代”的远征。 [24]

在19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是一种浪漫且理想化的存在，美国人对它散发出的吸引和感召毫无抵抗力。 [25] 不同地域上的差异、特定地点上的禀赋，都对形成浪漫的情感至关重要。美国人对熔铸于民族认同概念中的独特性极为关注。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小说的声名之所以能够遍及整个大西洋世界，部分原因也在于小说家杰出的能力，即斯科特能够激发出苏格兰民族的独特性。对信奉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具有一致文化的民族——无论是通过生活方式，或是更正式化的史学、文学和音乐来定义——恰切地等同于政治上的国家。 [26] 人们假定民族国家是天然的“自由堡垒”。 [27] 似乎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当时广泛流行的一种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演讲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1830年）中的常识性版本，即假设一个民族正是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才能认识自我。

虽然有掉书袋的风险，但我还要说各类民族主义运动的野心正在于：他们的“决策空间”等同于他们的“文化空间”。 [28] 这一点已经被同时代的学者所论证。广受称赞的英国自由派人士和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思考匈牙利问题时，于1862年针对这一案例，写下了一句极为精练的话：“国家和民族必须具有同样的外延。”为了获得额外的支持，他还援引了穆勒在《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年）中所做出的相似观察，即“政府的边界应当大抵与民族性的边界相重合” [29] 。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还有第二个标准来界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必须采取宪政，有代议制机构。阿克顿勋爵坚持认为：“民族性理论涉及主权的民主理论。” [30] 这也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民族国家公民权”和地方自治政府间的平衡问题——则让林肯和道格拉斯分道扬镳，各自为政。 [31] 针对以上这两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开会的那拨人都把《联邦党人文集》和《美国宪法》放在手边，随时征引、借鉴。 [32] 不同地区提出的宪政形式各不相同，然而它们无不具有一种明确的相似性：以民族主义来融合自由主义，其融合程度已经到了两者似乎难分彼此的程度。从一种比较的视角出发，人们可以言之凿凿地论证指出：林肯在其总统任期内对自由和民族国家的融合和锻造，进一步巩固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然而奥托·冯·俾斯麦首相（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在1871年以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方式实现了德意志统一，则是对两者紧密联系的一种颠覆。 [33]

对于美国人以及大西洋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拉约什·科苏特是1848年革命之总体精神的化身，正是通过他，我们才得以进一步发掘出合众国在民族统一和自由问题上同这些更广阔运动间的联系。在科苏特身上，人们同样会发现很多极为重要的内生于自由民族主义肌理中的暧昧不明和紧张关系，正是它们有助于对发生在合众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改革运动的局限性提供部分解释。

美国人对这位具有领袖感召力风范和杰出雄辩才能的科苏特痴迷癫狂，美国新闻界对其行迹的报道也极为深入细腻。在他1851年12月抵达美国，直至6个月后离开期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发表了超过600篇关于他的故事，以及关于他四处演讲的速写报道，他的新闻甚至蔓延到了各个专栏上，报纸上还刊登了很多欢迎他的晚宴菜单和祝酒词。在科苏特抵达纽约之前，一本对其进行介绍的小册子早已在纽约出版，他在英国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也一再重印，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他的美国之旅势在必行。在土耳其居留期间，科苏特已经学会了英语，像林肯一样，他把《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作他的老师。小册子中的一篇演说显然是针对美国人说的，基于他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如下这种说法无疑千真万确：“匈牙利将会成为并也期待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共和国；但是一个共和国是奠基在一种法律的统辖之下的，它能够确保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及人民的物质福祉和道德完善齐头并进——简言之，一个共和国应当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 [34] 这类措辞本来自林肯、西沃德或任何一个美国自由派之口。

同林肯和大部分美国人的看法一样，对科苏特而言，世界在“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被一分为二，正是这一区分塑造了他所发起的运动，即反抗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统治。 [35] 在合众国，科苏特赢得了民主人士的支持，但却不受反平等主义的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的青睐，后者坚持认为欧洲革命不会带来什么好果子。 [36] 然而，科苏特自由民族主义的意涵已经足够复杂，足以同时赢得来自南方白人和北方白人的双重支持，尽管双方支持的理由并不一致。当他在1852年抵达华盛顿时，他受到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欢迎和赞赏，韦伯斯特为捍卫联邦而做出的言辞激昂的演说早已成为传奇。韦伯斯特祝酒庆祝匈牙利的独立并赞许了匈牙利人民“在欧洲民族国家之林中维持其独特民族性”的诉求，而南方的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拥抱科苏特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无非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等同于受压迫的匈牙利人，感同身受罢了。南方白人认为他们在联邦中的独特性和焦虑不安是一场时间洪流中更大规模的战斗的一部分，正类似于匈牙利和其他中欧民族为寻求民族国家上的承认和自治而展开的斗争。两者是相似的。 [37]

某些北方人也拥抱了巴黎革命中激进的潜能，这其中也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Olmsted）。在19世纪5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纽约时报》的通讯员时，他所写就的讨论南方各州的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和意识形态基础，使共和党把南方当作一种奴隶社会来加以解读。受到发生于巴黎的令人兴奋的种种事件的驱动，同时也受到了采取奴隶制的南方和正在兴起的北方城市所提出的挑战，奥姆斯特德宣称：他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的民主派”（Socialist Democrat）。他对巴黎激进派系的同情在北方看来是异乎寻常的，而这点在南方看来则完全可以无视、忽略，南方的演讲者们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同1848年法国激进主义的距离。为了捍卫南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里士满每日问询报》（Richmond Daily Enquirer ）宣称：“这场运动毫无革命的或赤色激进共和派（Red Republican）的特征。” [38]

尽管在革命觉醒的年代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在哈布斯堡王朝中诞生，但这一时代和这一地点所孕育的自由派理想经过帝国统治者约瑟夫二世（emperor Joseph II）的赞许和推动，的确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区域内结束了强制劳动并终结了（农奴）被捆绑于土地的状态。 [39] 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们预见到了科苏特将会支持他们；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解放者报》（Liberator ）也曾对匈牙利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大加褒奖。但当纽约的废奴运动者们要求科苏特就反对奴隶制发表一个公开表态时，他拒绝就此做出回应，因为他害怕任何一种表态都会离间一部分他正在迎合拉拢的美国公众。由此，加里森谴责他的沉默是一种“不值得被尊重的”举动，并诽谤他“痴傻了”，如同“著名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无法在巨人和风车中做出区分。 [40]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41] 和其他废奴主义者们都曾经试图劝阻科苏特，希望他不要将他的巡回演讲扩展到南方，然而他们失败了，科苏特还是在南方兜了一圈。 [42]

令人称奇的是，科苏特总是能够与各类具有地方区域性差异的政治情势合拍。尽管无论他走到哪里，发表的演说在内容上都大体相同，但是他却能做出微小的、至关重要的、针对不同地域的调整：在北方，他强调国家的完整性或自治性（抱怨俄罗斯干预匈牙利的内政），自由和进步；而在南方，他则更倾向于强调（奥地利推行）中央集权化的邪恶，强调（匈牙利人民）自主决定地方机构设置的权益和谋求独立的权益。 [43]

科苏特民族主义观点中的非自由主义因素很少被美国人加以考虑，美国人也没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反对移民到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非马扎尔人 [44] 所抱持的民族主义期待，这一立场强化了他的民族主义，但也削弱了他的自由主义。当时，波士顿知名刊物《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 ）的编辑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曾对他做出抨击，指出他满嘴自由的言辞，但却在匈牙利压制那些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的自由。在美国几乎无人能够领悟鲍恩批评的要害所在，并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批评，似乎让他失去了先前广受期待的哈佛教职的任命。 [45]

科苏特所坚持的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也是无法令人容忍的。 [46] 也许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就像林肯所做的那样，声称他正在捍卫他的国家免受那些意图推翻它的分裂性因素的侵扰， [47] 但对克罗地亚人而言，大匈牙利的这位自由派无疑是一位专制的暴君。同样，在美利坚合众国，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鼓励了共和党人将自由扩展到全国的领土之上；但随后，在内战和重建结束之后，一种激进化的民族主义也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民主逻辑，而这一民主逻辑曾维持了激进民主党人（the Radical Republicans）的存在。这种民族主义不仅能够放任，甚至助长了一种对给予被解放的自由人以全权公民权的承诺的背弃，同时也助长了对美洲土著居民的驱逐，在19世纪晚期他们几乎被赶尽杀绝。

[1] Margaret H.McFadden,Golden Cables of Sympathy:The Transatlantic Sources of Nineteenth Century Feminism（Lexington,KY,1999）,p.144.

[2] 怪兽会（monster meetings），搞怪性质的化装游行。——译者注

[3] Metle Curti,“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on American Thought,”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3,no.3（1949）,p.209.

[4]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London,1975）,pp.83,86.那个在几十年后在凡尔赛和会上被伍德罗·威尔逊赋予权力的小国（指意大利）在当初还并不为人所知。这位19世纪中叶最慷慨豪迈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也只能为欧洲的未来想象出11个主权国家;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概念确保了26个国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幅员范围是国家的必然要求，统一的观念也将吸收某些多样性，包括某些后来反抗整合的某些团体——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匈牙利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法兰西的布列塔尼——也被吸收了进来。

[5] 皮埃蒙特国王（the king of Piedmont），指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作为萨伏依家族的成员，他的父亲因其开明的思想和鲜明的反奥立场而在亚平宁半岛的多国中具有极佳声誉。萨丁王国也被视为1848年革命年代中意大利的希望之星。1849年维克多·伊曼纽尔继承父位并重用当时的财政大臣加富尔，在1852年命加富尔组阁，两人展开十年合作，类似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关系。1861年萨丁王国统一意大利半岛，维克多·伊曼纽尔成为首任意大利国王。——译者注

[6] 同上，p.10。在新生的阿根廷共和国中，反对罗萨斯及其领导的主流知识分子和政治家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和Juan Bautista Alberdi密切追随着自由派观念的国际化运动。参见Nicolas Shumway,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Berkeley,CA,1991）.

[7] Hobsbawm，形象化地将这一时代的特征归结为“资本的时代”，的确，资本主义名列榜单，尽管我将其整合进了我对现代化议程和民族主义的讨论。

[8] Stanley Engerman,“Emancip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 Long and Wide View,”in Gert Oostindie,ed.,Fifty Years Later:Antislavery,Capitalism,and Modernity in the Dutch Orbit（Pittsburgh,1996）,p.226.

[9] William H.Seward,“The National Idea:Its Perils and Triumphs,”in The Works of William H.Seward,5 vols.（New York and Boston,1853-84）,vol.4,p.349.

[10] 引自H.C.Allen,“Civil War,Reconstruction,and Great Britain,”in Hyman,ed.,Heard Round the World,p.65。

[11] 引自Rawley,“American Civil War,”p.192。

[12] 蒙丘尔·康威（Moncure Conway，1832—1907），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卫理公会牧师、自由思想家和作家，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早期的世家大族，曾为埃德蒙德·伦道夫、纳撒尼尔·霍桑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立传。——译者注

[13] 对Garibaldi和Hugo的论述节选自Belle Becker Sideman and Lillian Friedman,eds.,Europe Looks at the Civil War（New York,1960）,pp.73,307。关于Mazzini，参见Howard Marraro,“Mazzini on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European Affair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1,no.2（1949）,pp.109,111。

[14] Abraham Lincoln,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ed.Roy P.Basler,9 vols.（New Brunswick,NJ,1953-59）,vol.2,pp.112-116.

[15]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167.Kossuth在抵达美国不久欢迎他的国会晚宴上几乎使用了相同的语言来打造匈牙利的案例。New York Times,Jan.6,1852.

[16] 另外一处此类陈述参见Lincoln,Collected Works,vol.1,p.438。

[17]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140.

[18] New York Times,Jan.6,1852.

[19] Potter,Impending Crisis,p.138.

[2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又译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译者注

[21] 此处指美国内战。——译者注

[22] Chase引自Weeks,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p.163;John Stuart Mill,Autobiography,ed.John M.Robson（1873;London,1989）,p.198。

[23] 引自Potter,Impending Crisis,p.141。

[24] Eric 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New York,1970）,p.72.

[25] Potter,Impending Crisis,p.343.

[26] 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124.

[27] Potter,Impending Crisis,p.343.

[28] 我所取信的依据来自Charles Maier对“认同”和“决策”空间的区分。参见他的“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no.3（2000）,p.827。

[29] J.E.E.Dalberg Aeron,“Nationality,”in John Neville Figgis and Reginald Vere Laurence,eds.,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22）,p.285.

[30] 同上，p.287。

[31] Gordon Craig,Germany.1866-1945（Oxford,1978）,p.685.

[32] Bernard Bailyn,To Begin the World Anew:The Genius and Ambiguities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New York,2003）,p.148.

[33] Potter,“Civil War”;Craig,Germany,pp.38-39.

[34] Henry Gibbs,ed.,Kossuth:His Life and Career（New York,1851）,p.30.

[35] 同上，p.23。

[36] Charles M.Wiltse,“A Critical Southerner:John C.Calhoun on the Revolutions of 1848,”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5,no.3（949）,pp.299-310.

[37] 对于韦伯斯特的祝酒词，参见John Bach McMas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8 vols.（New York,1926）,vol.8,p.152;对白种南方佬和欧洲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参见Edward Ayres,“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outh,”in Edward Ayres et al.,eds.,All Over the Map:Rethinking American Regions（Baltimore,1997）,p.76。

[38] Olmsted引自Thomas Bender,New York Intellect（New York,1987）,p.200;Richmond Daily Enquirer in Drew Faust,The Creation of Confederate Nationalism（Baton Rouge,LA,1988）,p.13。

[39] Robert A.Kann,The Multinational Empire: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form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848-1918,2 vols.（New York,1950-64）,vol.1,pp.53-54.

[40] Donald S.Spencer,Louis Kossuth and Young America:A Study of Sec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1848-1852（Columbia,MO,1977）,pp.23,76-78.Later Kossuth referred to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interfering with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41]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母亲是一个黑人奴隶，父亲是一个白人。——译者注

[42] New York Times,May 1,1852.

[43] 我并不能宣称对此类观察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在《纽约时报》上有关科苏特到访美国有超过600份的已做索引的报道，我精读了其中的35份，涉及所有地区。这是一个很小的样本，所以结论也是尝试性的。

[44] 非马扎尔人（non-Magyar），马扎尔人是匈牙利的主要民族，源于突厥人。——译者注

[45] Curti,“Impact of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on American Thought,”p.213.

[46] 参见Kann,Multinational Empire,vol.I,pp.112-13;István Deák,The Lawful Revolution: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1848-1852（New York,1979）,pp.xv-xvi。

[47] David M.Potter,History and American Society:The Essays of David M.Potter,ed.Don E.Fehrenbacher（New York,1973）,p.71.

各新型民族国家的诞生

美国内战的危机过后，合众国变身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型的社会，民族经济以纽约为总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纽约也成为通信和文化生产的大本营；艺术市场云集于此，图书出版、音乐和平板印刷业也纷至沓来。 [1] 建立于纽约的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充分利用了新近发明的电报技术，这项技术有助于塑造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运转的新闻环境。华盛顿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首都，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区域领导人碰面的集会场所，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华盛顿在地理上的扩张也反映了它在美国政治和行政管理上的中心性地位日渐提升。 [2] 所有这一切都是更大范围内的19世纪全球史的一部分。 [3]

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相互竞争性的解释，来解读现代的、中央集权化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国家在19世纪的第3/4个时段里得以出现的原因。在这里，以我的目的看来，一种一般性的概括理论并不是必需的，但它有助于思考19世纪民族主义和国家构建（nationmaking）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各个方面。

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与“想象的共同体”相关联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由在领土实体上流通于读者群中的民族文学和新闻知识所定义。 [4] 当然，民族的隶属关系还有其他的来源。日渐增长的人口（欧洲人口在1750年到1900年间增长了1倍）以及人口流动所达到的新水平都使人们失去了旧有形式的认同和社会安全感。 [5] 在整个欧洲以及南北美洲，民族国家变成了一种日渐重要的认同和归属的场域。在合众国内部，内战自身也增进了一种民族国家归属感的提升：正如在战争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士兵们与从国家其他地方招募而来的同伴们相遇，因为这场战争是为了民族国家的领土而战，由此他们也开始了解美国国家的地理空间，为他们感知民族国家认同感提供了一种经验上的维度。

民族-国家所提供的公民权保障许诺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安全感，尽管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服兵役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利益的均衡更倾向于让国家而非个人受惠，并且自由主义所许诺的权益也经常被民族国家的利益所折冲。此外，在社会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民族-国家的制度设置及其提供的归属感也赋予了饱受期待的安全感以希望。 [6] 事实上，在内战时期，这类依恋之感是人类的一种必需品。也正是在内战期间，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Edward Everett Hale）写就了异常畅销的故事《没有国土之人》 [7] ，他随后曾解释说，这本书试图表明“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祖国，那将是一种多么糟糕的境遇” [8] 。

新生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面相是它们在制度上的精致化：一种不容否认的历史模式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和中央集权化相串联。正是这样一种配对组合使国家能力合法化，并促使了经济和其他国家目的的有效发展，也包括对其自身的公民展开战争动员和发展呼召。 [9] 尽管难以明确说明，但工业化也开始与民族主义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10]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日渐被当作一种“天然的单位”而为人所接受，在这样一个“天然的单位”中，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增进了文化的独特性。 [11]

在1848年时，根本无法清楚明确地看到与帝国或联邦相对而言的民族-国家将会定义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政治组织。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以1851年的伦敦水晶宫博览会（London’s 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为起点，伴随着许多国际化的市集和博览会的开幕，全球围绕着民族-国家被再次组织起来，这一趋势变得越发清晰可见。市集是具有娱乐性的，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也成就了消费主义的剧场，但它同时也展现了一种不同国家间彼此竞争或竞争性的民族主义彼此角逐的世界模板。

这类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自由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这一进程也被前所未有的暴力活动所标注，由于国家内部以及跨国间的战争，暴力活动在强烈程度和终极期限上都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大多数此类战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18世纪帝国的转型或民族国家的塑造或再造脱不了干系。有人就曾列举了177场发生在美国内战期间的这类战争。 [12]

尽管讨论美国内战期间的暴力水平和死亡人数异常之高是一种老生常谈，但这种现象绝非美国内战所独有。这一时期的军事技术使得高水平的伤亡是一种常态而非特例。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1851—1864）造成了2300万人的死亡，相当于1860年美国人口的2/3。针对巴拉圭的三国（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同盟战争（the 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1864—1870）与巴西和阿根廷的民族统一相关，对不计其数的巴拉圭人造成致命的打击，几乎灭绝了他们的民族。虽然估计的数字并不一致，但这个在战争初期拥有525000人的小国，也许失去了其一半的人口，活下来的成年男性不足28000人。 [13]

再来看一个非比寻常的案例，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73天的时间里，巴黎经历了反抗法兰西政府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起义，成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当局，独立运转。公社社员，包括来自法兰西其他主要市镇的数名代表，挑战了他们认定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发表了一部《致法兰西人民宣言》（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提出在地方事务上“绝对自治”，并以“自由结社”为原则建立了一个公社联盟。在拿破仑三世倒台之后，建立在凡尔赛宫的全国性政府派出了13万军队来恢复国家的权威，这些军队屠杀了20000~25000名巴黎人，此外还关押了4万多人。 [14] 这一惨烈的暴力活动怎能跟内战的伤亡等量齐观？内战可是足足死了618000人。（但两者的）人口死亡率（从各个城市和国家分开来看）则非常接近，并都对随后的社会和家庭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不亚于从内战中经历洗礼的新生的美利坚民族，它也是在鲜血中诞生的。一种常被反复提及的美国人的宣称，即在20世纪之前，美国内战名列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之列，这一值得怀疑的荣耀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管受害者对幸存者的比率有多大的不同，合众国同许多其他社会一起共同经历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暴力历程。

美国的战事和海地革命在根子上都是要通过抗争来终结奴隶制，这一过程令其各具特色。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往往与奴隶或农奴的解放同步展开，只是在海地和合众国，国家所襄助的解放运动需要一场战争来解决。相反，在巴西，种植园主阶层最终认可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并承认了解放奴隶的终极正确性；人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什么类似于在美国南方出现的辩解性文献。 [15] 在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中，合众国既是一个迟到的，也是一个异常犹豫不决的参与者。在拉丁美洲，对奴隶的解放始于1810年的智利。等到了美国内战时期，所有身处南北美洲的共和国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巴西尽管仍是一个帝国，但在1899年转变为一个共和国的进程中，也终结了奴隶制。除此之外，只有欧洲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继续依赖受奴役的劳工，即荷兰人控制下的圭亚那、古巴和波多黎各。在1833年，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农奴制都已绝迹于大英帝国内部，到了1848年也绝迹于法兰西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858年绝迹于葡萄牙，在1859年到1869年间绝迹于荷兰帝国，并于1861年在俄罗斯消失。

除了在美国南部，已经没有任何地方的地主或种植园主阶层还会以各种方式激烈地抵制解放奴隶，他们的抵制早已超出了日常政治的手段，更别说他们还诉诸暴力来阻止解放运动了。这种抵制不仅导致了战争，同时也赋予了战后的重建以独特的个性，即从国家的中心区域施加压力，推行对美国南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再组织。相反，尽管俄罗斯的地主们对沙皇1861年的解放奴隶法令大为不悦，但他们并没有对其做出挑战，部分原因就在于：如果质疑沙皇的神圣权威，那么一般会导致他们自身的贵族权益被削弱。由此，他们准备与新秩序的组织化过程进行合作（并允许新秩序的重组）。他们参与了“自由劳动力”这一通过解放奴隶运动而得以出现的术语的定义。他们同样也曾经参与了对农奴的定义，只是程度远不及这般深入。 [16] 林肯反复向南部种植园发出邀请，甚至提出要仿照俄罗斯的案例对其做出补偿，林肯期待他们建设性的回应，但却发现没人领情。

[1] 关于内战和纽约出版业集中和扩展间的关系，参见Alice Fahs,The Imagined Civil War: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North and South,1861-1865（Chapel Hill,NC,2001）。有关战后纽约成为一个文化中心的更宽泛的论述参见Bender,New York Intellect。

[2] 参见Constance M.Green,Washington:Village and Capital,1800-1878（Princeton,NJ,1962）。

[3] 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2004）.

[4] 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London,1983）。

[5] Robert Wiebe,“Framing U.S.History:Democracy,Nationalism,and Socialism,”in 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CA,2002）,p.236;William H.McNeill,Polyethnic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World History（Toronto,1986）,pp.32-45;Maier,“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p.815.

[6] 参见Robert Wiebe,Who We Are:A History of Popular Nationalism（Princeton,NJ,2002）;Wiebe,“Framing U.S.History”;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Ithaca,NY,1983）;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UK,1990）。

[7] 《没有国土之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菲利普·诺兰在1807年因谋反而被审判。在审判期间，诺兰声称他希望再也听不到美国这个词。法院的裁决是实现他的愿望。诺兰被送到海军的船上，并被判终生留在了那里，以便他永远看不到或听不到他的国家，直到55年后他死去。——译者注

[8] Edward Everett Hale,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1863;Boston,1906）,p.iv.

[9] Wiebe,“Framing U.S.History”;Wiebe,Who We Are,p.48.也可参见Richard Bensel,Yankee Leviathan:The Origins of Central State Authority in America,1859-1877（New York,1999）。Liah Greenfeld的作品在逻辑上以及大部分历史归纳上备受质疑，但也好过其他许多学者，因为它捕捉到了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面相，特别是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尤其如此，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MA,2001），但也可参见她的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1992）。

[10] 参见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1] 参见Hobsbawm,Age of Capital,pp.69-97（quotation at p.86）。

[12] 这些战争发生于1840年到1880年之间。参见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Global Violence and Nationalizing Wars in Eurasia and America:The Geopolitics of War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8,no.4（1996）,pp.619-57。

[13] Shumway,Invention of Argentina,p.237;Paul Lewis,“Paraguay from the 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 to the Chaco War,1870-1930,”in Leslie Bethe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Cambridge,UK,1986）,vol.5,p.476.关于争议性受到过度估计的问题可参见Geyer and Bright,“Global Violence,”p.628。

[14] 参见Theodore Zeldin,France,1848-1945,2 vols.（Oxford,1973）,vol.1,pp.73744。引文出自Philip M.Katz,From Appomattox to Montmartre:Americans and the Paris Commune（Cambridge,MA,1998）,p.22,and Louis Greenberg,Sisters of Liberty:Marseille,Lyon,Paris,and the Reaction to a Centralized State,1868-1871（Cambridge,MA,1971）,p.128.也可参见Manuel Castells,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Berkeley,CA,1983）,pp.19-22。

[15] Barbara Weinstein,“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a Slave Society: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d”（论文发表于“新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会议文德比尔特大学，2003年10月10日）;Thomas Skidmore,“Racial Idea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azil,1870-1940,”in Richard Graham,ed.,The 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1870-1940（Austin,TX,1990）,pp.8-10.

[16] 参见Peter Kolchin,“After Serfdom:Russian Emancip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Stanley Engerman,ed.,Terms of Labor:Slavery,Serfdom,and Free Labor（Stanford,CA,1999）,pp.87-115;Peter Kolchin,Unfree Labor: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Cambridge,MA,1987）。

联邦危机

尽管可以辨识出数个共同的主旨，但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始情境（precipitating conditions）在不同的国家绝非一模一样，国与国的解决方案并不完全相同。（创造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一股欲望，这股欲望以推进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经常意味着推进工业主义的发展）为名，要求寻求：更有效的行政管理能力，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国家干预的积极威力。也许人们在提到这类斗争时，称之为中央集权化在程度和方式上的角力；或者将其描述为一场宪政论战，也不失恰切；但这同样也会遮蔽掉卷入其中的更大的利益关联。无论是作为邦联政府 [1] 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还是作为副总统的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Alexander H.Stephens），两人都在战后试图论证脱离联邦的合理性，并将其看作一场事关宪政理论的、道德高洁的论辩，然而在合众国，只有奴隶制才是一种潜在且根本性的事务。 [2] 在各类案例中，人们目睹了利益与原则的合纵连横。

1848年革命的一个后果就是把18世纪对宪政的讨论重新拿了出来，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期待经常在一种顽固出现的困境中受挫，这种困境就是：人们无法找到足够合理的宪政解决方案来化解地方与中央权威之间的竞争关系。尽管合众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如何面对中央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危机上，美国同样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加强中心区域的权力是大势所趋，但有重大影响的抵制运动依然存在，也不仅仅限于巴黎公社一例。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政治作品中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关注中央权威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或者用法兰西以外的常用措辞来说，就是单一整合的国家和邦联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这也是19世纪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19世纪中期的每一块大陆上，“联邦危机”越发变得显而易见，同时，这场危机也被视为“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3] 那一时期的确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刻，当时通信、运输和行政管理上的新技能变得触手可及，工业化也令各类经济活动发生了转型，并且现代民族-国家也正在寻找有效的运转形式。所有这一切都让民族国家权力的来源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国家的）关注点由从敌人手里获取领土转变为集中精力经营内部民族国家的资源以推进发展。在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生活中，跟军队一样重要的劳动力，跟领土一样重要的技术，成为民族国家权力的来源。并且所有这一切都依赖受到推进后的国家能力，而推进国家能力通常也意味着对中央权威的一再标定/重新校准。

人们探寻了结成联邦、实现联合的几种形式，几种不同的平衡方式皆受到了打击。社会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整体转型，即从一种中央权威模式（以欧洲陆上帝国为特色）向巩固了的民族国家模式（在民族国家的每一块领土上，都直接作用于公民）转变。19世纪中间1/3的时段既见证了中央权威的日渐增长，也目睹了自治性实体或分离的省份对中央权威的抵制：19世纪30到4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不断扩张其在埃及的领导范围；南美洲也出现区域性的考迪罗 [4] ；太平天国起义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其势力在1850年到1864年间控制了华中地区；爱尔兰人不断爆发反抗英格兰人的起义；匈牙利人也要求实现自治。然而随着19世纪不断向前推进，在全球范围内，常常有目共睹的是：国家的中央集权和巩固联合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以大西洋世界以外的案例来看，日本的案例早已广为人知，泰国（暹罗）则是另外一个例子。由于意识到了欧洲在亚洲的殖民野心，暹罗的专制君主在1851年就已开始行动，并在随后的两任统治期内在欧洲顾问的帮助下，以牺牲地方上的世袭领地首领为代价实现了君主权力的中央集权化。在这个案例中，国王通常会为巩固其统治区域而清楚地确认其疆界，尽管这要以放弃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泰国君主巩固国家的举措是如此有效，这在东南亚地区极为少见，以至于在帝国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里，泰国也维持了自身的独立。 [5]

有时，“中央集权”和“去中央集权”是同时进行的。当穆罕默德·阿里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作为埃及总督（Khedive of Egypt）事实上实现了自治的时候，随后的几任苏丹（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成功的现代化举措都采取了自觉的模仿）皆纷纷支持一种坦志麦特 [6] 政策（或者说是一种重组政策）。直接加强帝国领土控制区内的中央集权，并且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公民的现代概念，而非依赖于中间人的协商。 [7] 在19世纪40年代，几个天主教控制的州退出了瑞士联邦（Swiss Confederation），形成了独立联盟（Sonderbund），内战由此爆发；但很快，分离的州被击败并以联邦宪法（一定程度上以美国的《1787年宪法》为模板）为基础，被重新带回了瑞士。 [8] 与此同时，匈牙利人也试图脱离奥地利，实现自治。奥地利对匈牙利民族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也不断压制国内少数民族的种种要求。这是一些具有可比性但又不尽相同的实例，这涉及在美国人中间的一种久拖未决的争论，即合众国在何种程度上算得上一个江山稳固的国家。

美国内战之前，国内政治的现实实践是高度去中心化的。这与奥斯曼的情况极为不同。在奥斯曼，中央与地方精英展开谈判，从农业税中获取的收益足以使中央获得报偿。然而在合众国，当然是不存在苏丹的，因此获得的报偿也另当别论。与此同时，杰克逊时代（the Jacksonian era）深入到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与奥斯曼帝国的情形等量齐观。在奥斯曼帝国，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都将苏丹看作一种充满自信的、允许多元文化和多元忏悔并存的伊斯兰帝国的中枢所在。在美国，各个地区的精英们并不是与一个像苏丹那样的中央权威展开协商，他们长途跋涉抵达华盛顿，只是为了要在彼此之间展开谈判。这正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对杰克逊时代之政治生活的速写，他的这一描绘呈现于在其去世之后出版的讨论19世纪30到50年代之地方主义和政治生态的著述中。 [9]

我们必然会回想起这样一种情形：作为1812年战争的后果，一种新生的民族精神繁荣兴盛。亨利·克莱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重新复活了战前由艾伯特·加勒廷所推动的种种计划，试图借助大力发展道路和运河——两者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想象而言都是一种起到关联性作用的组织网络——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来哺育一种日渐兴起的统一感。加勒廷指出：这类公共投资将会“使联盟变得坚挺巩固，万代永续”。这种情绪同样也受到了约翰·C.卡尔霍恩的响应，卡尔霍恩在1819年间任战争部长 [10] 并随后成为一位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对联盟解体的危险忧心忡忡，他提出“要以一种严丝合缝的道路和运河体系来把共和国连接在一起”。 [11]

亨利·克莱的“美国体制” [12] 曾是一个涉及国民经济概念的、早熟的模式。他倡导了一种平衡的、整合的、跨区域的经济体，用征收关税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并资助一个活跃的联邦政府，提升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内部流动，出售公有土地以激励开荒定居、自主创收，设立银行来经营信贷并使区域间的商业交易更便利。他的这一设计以两种方式延续了美利坚民族主义意识：它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并通过将各个地区培养为贸易伙伴而将其连接为一。

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们把国民经济学的概念化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事实上，李斯特是从合众国那儿发现了这一观念。 [13] 作为图宾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和言辞极具煽动性的自由派行动主义者，李斯特曾被符腾堡大公（the king of Württemberg）拘禁。他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即要求他必须离开祖国。在拉法耶特 [14] 的建议下，他流亡到了合众国。在费城，李斯特学习了克莱的“美国体制”，受教于费城民族工业促进会（the Philadelphia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并阅读了地方出版人和经济学家马修·凯瑞（Mathew Carey）的著述。凯瑞的《政治经济学散论；或增进财富、权势、资源和国家福祉之最确切手段：特别适用于合众国》（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or，the Most Certain Means of Promoting the Wealth,Power,Resources,and Happiness of Nations:Applied Particularly to the UnitedStates ，1822年）详尽阐释了一种国民经济学的观念以及对其施加刺激和激励的种种手段。在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里，李斯特断定：“美国体制”是优越于亚当·斯密学说的一个计划。在李斯特看来，斯密宏伟著述中的普世主义模型忽略了“国家在权力、宪法制度和需求上的不同，以及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尽管书名是《国富论》，但斯密的著述“仅仅是一篇专题论文”，只是探讨了“如果人类并不划分成各个民族国家”，经济将如何发挥作用。 [15] 在对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理解上，李斯特和克莱共同指向了种种新兴的观点，这些观点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领袖们所抱持的：民族国家和经济在领土上是重合一致并相互交织的，并且一国之国民经济的成长也是一种内在的善。

李斯特于1832年重返德国，当时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任命他担任美国驻莱比锡的领事。考虑到李斯特的观点支持了亨利·克莱的政治立场，与辉格党针锋相对，这是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任命。也许这可以被看作对敌手给予补偿的范例——借此将他从政治论辩中剔除出去。李斯特从此越发转型为一名重要的经济学家，他比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要把经济的内容输入到民族主义中去。他的观念对俾斯麦制定德意志经济发展计划发挥了重要影响，并且合众国的共和党在对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做出展望时，也援引了他和克莱的观念。 [16]

但是很显然，随1812年战争而来的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在10年之内就已经大为削弱。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2年曾抱怨道：“依照如今盛行的一种信条来看，我们全国性的政府”缺乏“执行一个国家之首要职守——借助改善内政来提升我们自身之境遇——的权力”。 [17] 他对一项积极行动、锐意进取的民族经济政策的展望在1819年被一场是否允许密苏里作为一个蓄奴州而加入联邦的激烈冲突所遮蔽。这场争论，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曾广为宣讲的那样，如同“深夜中的火警”（危害甚深）。随后经历了数年时间，对全国性权力的声张遭受了进一步的挫折。1828年的关税之战 [18] 以及从南方视角看来，由此引发的拒行联邦法原则之争，归根结底是对全国性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奴隶制的争论；如今，至少在南方的政治领袖们看来，（由摆出姿态要为奴隶制积极应战的州所带来的）危险局势已经使（由华盛顿所领导的经济政策所享有的那种）全国性共识不可能再延续。由此，联邦政府从对经济的全国性管制中大规模地撤离。 [19] 因为他们对全国性权力的深信不疑，造成了辉格党人无法在全国性的大选中获胜，而民主党人则只是因为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有能力且几乎是实际赢得了这场大选。

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当时，美国的国内经济是彼此连接但又未曾协调统一的。存在不同区域间的贸易往来，但它又未曾实现整合，种种地方经济圈汇聚一堂，在跨越全国的空间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但却没有变身为一种统一的全国性经济体。甚至不曾有一种流通全国的货币。借助地方上发行的银行票据（banknotes，有超过1万种不同的此类票据在市场上流通）所完成的商业活动不得不大打折扣，因为它是建立在出示票据者的个人声誉（甚至仅仅是守信地露面）和发行票据之银行的路途遥远的基础之上。 [20] 当时的邮政服务也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传递信息；南方的邮政局长也拒不传递北方发来的废奴宣传材料。 [21]

在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全国性权力的极端下方标示出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描述的那种政治体系。 [22] 在华盛顿特区，并不存在一个积极主动的、统辖全国的当局。合众国里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与欧洲列国之疆域不相上下，“在他们自身看来，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个潜在的国家”。特纳解释指出：“政治家们” [23] 赶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立法院”（halls of legislation）里，就“如何在各部门间做出调整”展开谈判，讨价还价。没有人理会中央的权威，对那些“来自地方上的特使”（regional ambassadors）而言，他们依附于但又不公然代表全国性的政党，首都只是一种召开会议、展开谈判的场所。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也许可以被称作是联合的国家里，谈判具有双重目的。一个是让政治家们能够在其扎根的家乡获得支持，在此，各地方事务纷争不断。另一个目的则聚焦于全国性事务，但也还不是对全国性国家权力的确认。这是一项事关个人的雄心壮志，或者说是一种以声望为依托的政治治术。各个地区的政治领袖们试图获得良好的声望，或者我们说那是一种曝光度，进而创造足够的条件，有望成为总统候选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用特纳的话说，他们必须能够“在各个部门间找到一种协调之道，这与一位灵巧圆滑的欧洲外交家在不同国家间巧结盟友、进退有据——或至少达成谅解——有异曲同工之用” [24] 。政治上的政党在本质上作为跨区域的联盟需要不断进行谨慎小心的维持和经营。现在，随着政治家们得以聚拢在一起，尽管国家权力微弱，但他们也还是支撑起了一种美利坚民族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人们倾向于以一种地方的方式来感受国家的存在，特别是在选举的节庆规程中和各地的邮政局里，在这些活动和场所中，联邦政府雇员中的3/4得以发挥作用。 [25]

在美国内战之前，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生活还仅仅是以最受限制的国家结构为前提。没有任何一名美国的官员享有苏丹那样的正式权力。也许人们可以做一个类比，与同时代由梅特涅亲王所经营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相比较。这位奥地利外交家的体系是一种平衡的体系：任何一次权力的变动都会有一个平衡性的补偿，这与让蓄奴州和自由州成双成对地被接纳的美国模式并无二致。此类安排定义了一种邦联的体系，而非一种全国性的、强调领土一统的国家。 [26]

由于他反对卡尔霍恩及其拒行联邦法的立场，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杰克逊总统作为一位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这两位敌手远非像他们所假定的和我们倾向于认为的那样南辕北辙。杰克逊并不想要一个固若金汤的民族国家；他想要一个去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并且事实上，杰克逊倾向于将合众国称为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同盟。对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两人来说，联邦政府同各州政府的关系是无法用一套等级制的术语来恰切描述的，不能说联邦的地位就高于州的地位，甚至也不能说是一种伞形的结构。相反，正如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格里姆克（Frederick Grimké）对其做出的表述，它们是“肩并肩”，共同存在的。内战前的政治活动就是在这些各行其是的疆域间展开谈判。尽管卡尔霍恩曾在保护奴隶制上有笔数额不菲的投资，但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两人的不同之处具有一种风格上的差异。卡尔霍恩的立场是一种典型的对抗性的，而杰克逊的则更加富有弹性，希望让州和联邦的权力能够更温和地彼此接触。 [27]

在极为微弱的国家结构或国家指引之下，各个州和地区的政治精英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他们谨小慎微，试图避免过多的接触，并从而引发各州和各地区间的潜在冲突。这是一套避实就虚的体系，而非一项集体合作的事业。然而悖谬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在其监理人反对将州权实现中央集权化的情况下，竟然枝繁叶茂，繁荣兴盛起来。这正是托克维尔在1831年发现的州，或者说是半州，他盛赞了州对去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坚守，但却并未充分认识到其中心区域的空洞性。 [28]

怪不得跟德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对浪漫化的民族主义情有独钟。这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类人民都感知到了一种民族文化，他们生活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不同碎片之中，而非生活在一个巩固统一的整体之中。华盛顿特区很难让人感受到19世纪民族-国家之都的气派，柏林也同样如此。华盛顿更像是一座总部林立的城市，是那些共享着文化和经济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联盟的总部，它很像是德意志联邦（the German Confederation），即在1815年取代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的德意志各邦国所构成的统一体（the union of German states），以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和莱比锡作为其至关重要的中枢。

黑格尔虽然未曾到访过合众国，但在心里却生发出了一种理论，他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种对这一国家惊人适用的特征描述。因为相信各个民族的最终“命运”必然是形成国家，他确信合众国还不是一个业已实现了的国家。他提出，一个真正实现了的国家只有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兴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或者，人们可以说黑格尔描绘了一个民族在空间上而非政治上的发展：

如果要谈谈北美洲的政治活动，那么只能说国家的普世目标还远未稳固地建立起来……因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和一个真正的政府只有在阶级区分业已呈现出来时才会出现。在那个时候，贫富分化已经走了很远，并且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量的人民不再以一种他们早已习惯的方式获得其需要的满足。然而美利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美地区还不能被视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成熟的国家，而只能被看作依然在形成过程之中的国家……它依然停留在耕耘新开发之领土的阶段上。正像在欧洲那样，只有当它不再仅仅是扩大其农业人口，居民间的（生存）压力不再施加于彼此，从而创造出种种以市镇为基础的产业和交通方式时，而不是不断向外迁移以寻找新的土地时；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建立起一种市民社会的紧致体系，并感到需要一种有机的国家时（它才能被看作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成熟国家）。 [29]

随着这一过程在（具象的）历史——与（抽象的）哲学相对而言——中展现出来，合众国和其他地区在现实中所面临的世纪中叶的难题正是如何在政府的统一性和联盟的各组成部分之中，如何在中央集权化和去中央集权化之间维持一种恰当和有效的平衡。在合众国，区域上的地理区分日渐被奴隶制所定义，这让美国与他国共同面临的这个棘手的奴隶制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在19世纪20年代的密苏里危机中，操着他极具特色的南方口音，托马斯·杰斐逊间接提及了一种两难困境，即要么举步不前，要么令美国的政治生活陷于瘫痪，进而阻碍其成长为黑格尔笔下的现代国家。奴隶制是合众国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并且杰斐逊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无路可走。“我们如执虎耳，骑虎难下，不放手是死，放手也未必平安。” [30]

杰克逊的暧昧不明、踟蹰不前受到了挑战，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备受挑战。各帝国和王朝国家长期以来都相当坦然地安适于这样一种立场：对至上权威和领土边界的定位采取一种含糊态度。但到了世纪中叶，正式的区隔和种种划分范畴——无论是在法律上、美学上、性别角色还是其他各个方面上——都变得越发迫切。政府所做出的明确界定和正式的澄清表态在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过程中以及发育良好的国家官僚体系中得以发现，并与之同步发展，正如托克维尔在1855年所观察指出的：这个世纪的大势所趋就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借助一个中央政府来完成统一”，从而削减“权威的多元并立”。 [31] 当然，托克维尔也深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也不是直截了当的，各国的解决之道也绝非平行发展、齐头并进的，并且暴力活动通常是这段行程上的必经之路。

这类事务出现在每一块大陆上。无论是大厦将倾的帝国还是正在打造中的民族-国家，所有国家都面临相似的挑战：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日渐紧密且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各类挑战。他们必须自己做好准备，以应对一个蓬勃兴起的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间的竞争不再仅从穷兵黩武的战场上展开，而是一种经济上的竞争，在此，大国权势是借助工业生产能力来被测量的。由此，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一个在政府结构上花样迭出、硕果累累的改革时代。

在各个国家以及重组的多样模式中，所有不同的特点都让人们建立一种无须加工但却极其有益的类型学成为可能。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和日本的帝国改革目的在于强化一种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管理，并推进国家能力的成长。数个帝国的当权者们重新构造了帝国的结构，以此来创造一个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结合体，正如同奥匈帝国在1867年采取的二元君主国 [32] 以及在1870年组建的加拿大自治领 [33] 。第三种模式是由那些正在走向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的邦联所构成，这些邦联有时通过内战（如合众国和阿根廷），有时通过邦国间的讨伐（如德意志、意大利以及也符合这种条件的阿根廷）而实现。中央集权化的策略往往会催生出局部的抵抗，正像相当早的案例旺代（Vendée）叛乱，作为法兰西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旺代在18世纪90年代抵制了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化进程及其猛然推行的反教权运动。在阿根廷，合众国南部各州，1871年的巴黎、里昂和马赛的公社社员中间，以及19世纪末叶发生于巴西东北部的卡努杜斯（Canudos）叛乱（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但是印度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路径。被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当作一个殖民经济体来对待的印度，最终被留给了各自为政的地方统治者来加以控制，在驻印英军内部发生印度土兵哗变（the great Sepoy Mutiny of Indian soldiers，1857年）之后，这个国家就已经见证了种种变化。随着1858年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英国人打算对印度次大陆采取一种直接的帝国行政管制，强调发展基础设施、将行政管理精致化，并建立统一的空间，勘定边界——以上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奠定一种根基，它预示着世纪末印度民族主义的出现。 [34] 类似的发展路径也可以在法属的北非和印度支那寻到踪迹。

在日本，幕府将军在几个世纪中积累的权势曾经让所谓的权力中心——天皇，相形见绌。1867年，新上台的明治天皇重新声张了天皇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权能，并将权力的中枢放在了东京。天皇诏书清楚地说明了“集中权力”这项新政的目的：废除“政出多门的顽疾”。为了“向海内外的人民提供保护以确保其安宁无扰，并进而维持与列强之平等地位……国家政府必须以一个单一的权威为中枢” [35] 。（这种新型政治等级制度的建立也在日本人中间激发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去首都的旅行也被描绘为一种美好的场景：“上京”。）这一转型的社会资源来自日本内部及其独特的文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并不是非常切题。的确，日本的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了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他们必须对其做出回应，与之协调适应甚至是曲意周旋，避其锋芒。这一新型民族主义的后果与现代国家在其他地方出现时的结果是类似的，它们都催生出了一种国家，这个国家对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不断投资。 [36]

在南部边境上不断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俄罗斯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1853—1856）中失去了与土耳其、英格兰和法兰西的结盟关系而备受打击，这场战争终结了俄罗斯在东南欧的存在。从俄罗斯人的视角来看，更糟的是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之下正在积极地展开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忧心忡忡的俄罗斯政府下定决心：俄罗斯要在其“中心控制区上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实现中央集权并增进国家权力而设计执行的政治和行政改革与废除农奴制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标识出了一种实现现代化的野心。俄罗斯人聚焦于加强中央的控制并收紧对资源的调度，这也构成了一种理由，使其能够在1867年将位于边陲的一片领土，即阿拉斯加，卖给合众国。 [37] 俄罗斯人的现代化计划虽取得了一部分成就，但还远远不够。当共产党人在1917年掌权以来，他们也有一个同样的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并以更强硬的方式，常常是暴力的方式，推动了它的发展。在俄罗斯的案例中，人们对于人民主权说几乎一无所知，而人民主权说对1848年的自由派而言则是至关重要的。

随后继位的奥斯曼苏丹继续推行了由马哈穆德二世（Mahmud II）苏丹所发起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政策。他们致力于将行政管理和武装力量现代化，并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欧洲人对这项“再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大加支持，因为他们对这个几十年来不断丢失领土的疲弱帝国深感忧虑。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专业人士——许多人待在了军队和国家官僚体系中，其中还有一些人身居高位，位高权重——在这项现代化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8] 这项改革议程挑战了地方精英并将国家权力直接扩展到了奥斯曼帝国的不同行省当中；它将公民权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男性国民身上，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获得教育和就业的权益）与义务（承担军队服役的要求）。整齐划一的公民权试图“取代”宗教、行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帝国内部多种次生团体的族裔忠诚。 [39] 由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塔图克革命 [40] 爆发，一个现代的土耳其民族国家才得以建立，苏丹治下的土耳其和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其各自的追求目标上远比人们所通常认识到的存在更多的延续性。 [41] 但此处的主要观点是：奥斯曼帝国正全面地参与到一项加强国家能力的建设中来。尽管其维持了自身既存的政府结构，但也总是殷勤地回应欧洲的发展。

在中国，人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一种从帝制到共和国转变过程中的某种延续性。太平天国起义并非一种一蹴而就的现代化努力；它主要是一场宗教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类似于十字军东征的圣战。 [42] 它所追求的是用一种德政来取代腐朽堕落的帝制政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1839—1842）中，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可欺以及随后被迫承认践踏主权的外国租借地的存在，都无疑（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到来）铺就了道路。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就这一问题提出了种种质疑，但它既不关心中央集权，也不在乎地方分权。它最初的成功也许会为中国其他地区的造反活动创造机遇并提供范例，如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于云南省的回族分离派的反清起义（就受其影响）。但太平天国运动对太平军自身及其目标实现上的重要影响还远不及这场运动对中国中心区的重新振奋。地方精英被迫支持中华帝国的各地方当局，以求自保，并且这场运动也让一个以试图打造国家能力为目的的长时段的帝国改革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与在其他广袤的陆上帝国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野心继续推进，从而加速了帝国结构的瓦解，这一民族主义的野心也不断变成国民党人（在1911年之后）和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的关注焦点。 [43]

如果说科苏特和其他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寻求的是一个国家，进而确认他们的认同之感，那么俾斯麦则更醉心于德国的权势。对他而言，获得领土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更被一种强化了的、推行军事和经济动员的、德意志国家能力所吸引。他并非要囊括所有讲德语的疆土——除了德意志各邦国的全境，也包括天主教势力下的奥地利——他只是寻求一片更受局限的领土，将强大的、中央集权化的普鲁士国家延伸至小德意志地区 [44] 。 [45] 普奥战争（The Austro-Prussian War，1866年）是一场跨国战争，在两个民族国家中展开，但是从实现小德意志方案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又是一场内战。普鲁士的军队之所以能横扫奥地利，部分原因也在于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General Helmuth von Moltke）从美国内战中吸取了经验——电报技术和铁路运输的使用在维持后勤保障、调遣和集结部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870年，普鲁士对法国展开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新型的德意志国家得以创生——起因于一种老旧风格的王朝争端，即在1868年讨论霍亨索伦家族是否对西班牙王位具有继承权。霍亨索伦家族的诉求激发了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的抵制，正是他把普鲁士看成了法国势力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挑战者。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首先由法兰西挑起，但也受到了俾斯麦首相的大加欢迎，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拿破仑的垮台，并刺激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France’s Third Republic）的形成。相应地，普鲁士的胜利也提供了一个机遇，让威廉一世在1871年1月18日得以在凡尔赛宫（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宣布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这种帝国样式的外部标识为已实现普鲁士化的国家中的保守主义代言，这位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帝国皇帝更是对加强军事力量和推进经济发展深信不疑，他是一位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总统就德意志统一向俾斯麦发出贺词之时，他错误地假定或者说是希望这位首相的目标是走向民主的道路。俾斯麦心目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几乎从不需要考虑主权在民的问题。在俾斯麦施行的宪法里，毫无（维护人民）各项权益的法案，它与1849年宪法——在那部宪法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保证要对各类基本自由做出详细的说明——差异显著。尽管男性的投票选举权已经被通过成为法律（以稀释资产阶级的投票权重），但在新生的德国，主权属于国家，而非为人民所有。权势依然掌握在贵族和封建君主手中，甚至并不在铁血首相俾斯麦自己的铁腕掌控之下。 [46]

意大利实现统一的形式与普鲁士非常类似。 [47] 通过一系列战争反抗奥地利和法兰西，并借助卡米洛·加富尔（Camillo Cavour）——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又绝非像俾斯麦那样保守——圆熟灵巧的外交活动，让皮埃蒙特王国（该国在意大利诸王国中是经济上最发达的一个）变成了统一后的意大利的中心所在。皮埃蒙特的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在1861年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国王，随后威尼斯（在1866年）、罗马和教皇国（Papal states，在1870年）也加入了进来。与普鲁士的俾斯麦一样，加富尔和维克多·伊曼纽尔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更自由派一点儿的马志尼（Mazzini）同样如此。马志尼相信：邦联的体制将会保留更多地方精英统治下的非自由主义文化。 [48] 法兰西派驻皮埃蒙特的大使认识到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他在1860年写报告指出：“意大利并不满足于自身受限于一种联邦的组织，而是要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那样，寻求中央集权化。” [49] 但是与德国不同，意大利相当认真地考虑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制。

1866年普鲁士大胜奥地利，这对匈牙利人而言是种福利。对奥地利的官员而言，普鲁士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前兆，它预示着国家力量的未来形式。因为只要奥地利仍然是德意志联邦中的一个王朝国家，他们就会害怕，这一境遇会将其压缩为一个“二等强国”。 [50] 他们也认识到了：在解决马扎尔人问题（就是所谓长期存在的匈牙利人的自治要求）上的失败将会大大削弱他们。他们的解决方案是采取二元君主国，一位君主身兼两个立宪君主政体的职责，每个政体皆有独立的议会政府；奥地利帝国皇帝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皆拥有宏伟的宫殿。这一解决方案以君主制为依托，使得两个国家在一个帝国内部建立起持续不断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一帝国甚至还允许奥地利人实行自治。匈牙利能够完全掌控其国内事务，而帝国的财政、军事和外交事务则由新命名的奥匈帝国经营。两个自由的国家从一个老旧的帝国中脱颖而出。尽管科苏特反对这一制度安排，但这一安排却赋予了马扎尔人以自由和认同，这正是他们寻求的，同时也为他们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根基。 [51] 二元君主国为匈牙利人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工业增长，其增长速度在欧洲仅次于德意志，而无其他比肩者。 [52]

二元君主国的逻辑类似于不列颠的联邦概念，正是这一概念才让不列颠人得以维持其帝国，并允许被精心挑选的殖民地［以白人性（whiteness）为一个标准］变身为国家。在1870年被赋予自治领地位的加拿大就是第一个例子。在自治领的框架之内，加拿大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联邦体系，他们的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种恐惧的驱使，即害怕美国人向北扩张，这似乎要求一个强大的、更为统一的加拿大的建立。当时，无论是对哈布斯堡家族还是对英国王室而言，王权都允许一种独特的弹性的存在。人们也许会问：在某些事务上的相似性是否会允许合众国也能采取一种二元国家（dual-state）的解决方案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它也预示着如果南方赢得了美国内战或者在战斗中取得了一个更为势均力敌的结果，那么这类二元制的某些妥协举措也许就会出现。 [53] 事实上，当参议员卡尔霍恩在1850年谢世时，他曾留下一份提案：提议两位总统并驾齐驱，南北双方各派出一位。

所有这些出现于国家建构主旋律中的不同变调，都是一种走向现代国家形式的一般性运动的一部分。以研究荷兰共和国史著称的美籍历史学家约翰·洛斯罗普·摩特莱（John Lothrop Motley）——曾任美国驻奥地利（1861—1867）和大不列颠（1869—1870）公使，同时也是俾斯麦的密友，他早在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了俾斯麦——在1869年的著述中就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德意志的统一还是二元君主国的建立都对美国内战中北方联邦（the Union）的取胜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功。 [54]

从1835年到1852年，阿根廷的政治生活由一位无情粗暴的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所主导。他宣称要为联邦派代言，他的措辞将其置于统一派的对立面上，但是他的行动目标却是要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积累权势，正是以此为根据地，他主宰并支配了这个国家。然而，他控制的国家绝非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也许将其与杰克逊派做对比是有失公允的，但正如杰克逊派，罗萨斯也试图提升一个消极被动的政府（的权能）；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一种避实就虚的政治策略，他的政治策略在于通过暴力的平衡作用以维持权势。在他几十年的统治里，（阿根廷）不断被内乱搅扰，但罗萨斯通过使用暴力的手段并同地方上的考迪罗展开谈判和协商，依然维持了自身的权势。1852年，各省的叛乱最终将其推翻，阿根廷的自由派（其中很多人早前曾遭遇过流放）提出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风格的宪法框架。

正当美国宪法在奴隶制存废冲突的压力之下陷于瘫痪的时候，阿根廷《1853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胡安·包迪斯塔·阿尔贝尔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则将目光投射到北美地区，以寻求其“全国性政府”的模板。在召开于圣达菲（Santa Fe）的会议上，人们起草的宪法包括：男性普选权，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分立，宗教自由，以及终结奴隶制。由于阿尔贝尔迪期待一个强大有力、中央集权化的、汉密尔顿式的国家，正像汉密尔顿对这种国家种种特征做出的总结，阿尔贝尔迪和他的同僚们也写入了一个条款，该条款赋予中央政府以权柄，使其在的确必要之时，可以干涉地方事务。 [55] 在罗萨斯的政治体制之下，也许正是考迪罗暴力活动的遗产以及地方上的叛乱推进了这一条款的出台，这一条款要远比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汉密尔顿所能做出的想象走得更远。然而，这一限定性条款以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向在北美地区几乎同步发生的宪法危机发出了大声呼吁，希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政权能够管制、禁止甚至是废除奴隶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阿根廷的京畿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在的省份曾经一度拒绝认可这一宪法，在1862年之前，这一省份都不在新政府的辖制之内。1862年之后，它才批准了宪法并加入到了阿根廷这一民族国家之中。阿尔贝尔迪将新生的阿根廷展望为一种发展型国家，并且它也曾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例子：通衢全国的铁路系统得以建立；国家银行和（与不列颠相连的）全国性资本市场业已成形；在印第安人战争［指在潘帕斯草原（Pampas）南部和巴塔哥尼亚地区（Patagonia）对“不毛之地的征服”］的末期，土著部落以暴力的方式被迁移出他们的领地；农业定居活动不断扩展，并且城市的工业化得以推进；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受到鼓励，以实现人口结构中的欧化和白人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变得繁荣富足，整个阿根廷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芝加哥和纽约在阿根廷的合体，这座城市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56] 在阿根廷，与同一时期形成的其他民族-国家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统一是“互惠且相互强化的。” [57]

跟德意志的情况类似，邦国间的争战也在阿根廷的巩固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巴拉圭战争（Paraguayan War，1864—1870）的起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令人费解、莫名其妙的。导致其爆发的一些大事件开始于乌拉圭，乌拉圭的宪法以美国人的《邦联条例》为基础。它将乌拉圭的统一定义为一种“牢固的友谊联盟”。 [58] 这种微弱的民族主义催生出了统一派和联邦派之间持续不绝的冲突，并危及了其近邻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后两者都害怕他们自有的省份也会脱离出去。阿尔贝尔迪解释指出：“各边省的问题正是巴拉圭战争的唯一动机和起源。”考虑到白党 [59] ，即联邦派，有可能在乌拉圭大获全胜，进而鼓励周边省份的叛乱，阿根廷和巴西在乌拉圭的内战冲突中都选择支持红党 [60] ，即统一派。但是“冲动鲁莽的考迪罗”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兹（Francisco Solano López）主宰了巴拉圭的政局，并梦想缔造一个“南美洲的帝国”。他害怕巴西势力入侵到拉普拉塔河 [61] 流域，此外他还有一种相当不现实的幻想，即认为战争在牺牲巴西的条件下，可以给巴拉圭带来领土上的斩获［使之获得玛多克罗索省（Matto Grosso）］。这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场军事误解。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形成三国联盟）碾压了巴拉圭。然而，对于胜利者而言，这场战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即推进了战胜国的中央集权化和民族统一。 [62]

某种类似的事态也许在北美洲也曾发生过，并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 [63] 的政治体制——在1864年通过法兰西进口到墨西哥——得以苟延残喘。推行门罗宣言（the Monroe Doctrine）的一贯主张——南北美洲仅仅是为共和国而生的——确认了这个新兴的、经过战争洗礼的美利坚民族及其恪守的自由原则。事实上，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军队都还处于备战状态时就摆弄起统一运动的观念，他曾借助一个共同的使命（把格格不入的皇帝送回到欧洲去）将（北方的）联邦（Union）军队和（南方的）邦联（Confederate）军队结合在了一起。 [64] 事实上，合众国曾向同马克西米利安派及其法国赞助人展开激战的墨西哥自由派提供过军事支援。 [65]

玻利维亚和秘鲁对抗智利的太平洋沿岸战争（the War of the Pacific，1879—1883），因智利的北部边界争端而打响，这一争端在智利刚一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三个国家都声称对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拥有主权，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以及丰富的鸟粪硝酸盐矿藏的升值，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这些对其主张权利的国家间的紧张态势。当玻利维亚单边废除了既有的条约并索取领土之后，智利宣战了，尽管当时它还没有做好准备采取武装行动；玻利维亚和它的盟友秘鲁更是如此。智利宣称拥有阿塔卡马沙漠并实际赢得了这块区域，将其国家的领土扩张了1/3，极大增强了智利人民的国家感，并加强了智利的国家建设，加之鸟粪碳酸盐的利润收益，也相应地协助推进了智力的工业化进程。 [66]

法兰西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克服了地方上的抵抗——对美国的案例而言，抵抗来自南方各州；而对法国，则是指巴黎、里昂、马赛、图卢兹、纳博讷（Narbonne）以及其他各座城市的公社成员——之后，再次奠定了其共和国的根基。事实上，人们早就提出争论，即南方的邦联州和巴黎公社共同分享了种种“具有古风气象的”关于政府和社会的概念，在事关全国性政府的问题上，一个强调州权至上，另一个强调市政自治。尽管双方潜在的利益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抵制19世纪的中央集权化运动：美国南方对宪法的挑战代表了一种为了捍卫奴隶制而做出的反动回应，而法国公社成员则展望了一种激进的人民民主。 [67]

通常，我们只是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简单地想作第二帝国的继承人，但通过思考公认短命的公社运动，人们再次认识到了这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央和地方化的政治势力之间，人们应当寻找平衡之道。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使人民对公社成员提出的挑战念念不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第三共和国极具侵略性的民族化议程。 [68] 共和国政府的中心活动也许就是在政治生活、学校教育、新闻报纸的传播、道路的通达，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创制出一种民族认同。 [69]

同样，在巴西也存在着对走向中央集权化并实现统一的共和国之冲动的抵制。在1896年到1897年间，东北部的卡努杜斯叛乱（the Canudos Rebellion），由一位克里斯马式的宗教领袖安东尼奥·孔塞莱罗（Antonio Conselheiro）领导，他谴责了自由派控制下的国家对民事婚姻的引入，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律法以及“事物之自然秩序”的冒犯，叛乱给新成立的巴西共和国的领袖们造成了一次骇人的惊吓。作为一名记者和见证人的欧克利迪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写就了巴西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描绘了被一万政府军所围困的卡努杜斯之围。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叛乱呈现为一种对新生共和国之世俗常态的挑战。这个共和国依旧孱弱不堪，其将巴西边远各州笼络在一起的能力还经受不住考验，新成立的政府必须以过度的武力做出回应。正如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一本小说的标题中对它的称谓，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一定程度上是事关中央集权化和共和主义的。对于叛乱者而言，宗教因素更为重要，而政府的回应则受到了以下两种因素的塑造：其种族差异的概念与对保护中央权威和自由国家的担忧。 [70]

针对卡努杜斯抵抗展开的战斗可以与早前的一系列冲突，即内战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美洲本土部落之间的冲突，进行比较。 [71] 在两个案例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暴力活动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一般性的背景在此必须提及：卡努杜斯叛乱也代表了19世纪斗争中的另外一种变种，它决定并建立了一种政治文化所能容忍的最大程度上的（地方上的）异质多元和最大程度上的中央权力。

[1] 邦联政府（Confederate government），指美利坚联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又称邦联州、南部邦联或通俗说法Dixie，是1861年至1865年间因美国内战而建立的政权。由今天美国南部的一部分地域组成。由于它一直忙于为自身的存亡与联邦政府军作战，所以“联盟国”政权并无确切的北部边界。杰弗逊·汉弥尔顿·戴维斯是其首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译者注

[2] Jefferson Davi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New York,1881）;Alexander H.Stephens,A Const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2 vols,（New York,1868-70）.

[3] 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259.

[4] 考迪罗（Caudillos），西班牙语原意为“首领”，考迪罗制指拉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独立之后到20世纪之前盛行的以暴力夺取政权并维持其统治的独裁制度。在经济上依靠大地产大庄园主，在政治上依靠军人专政，往往对外依附外国势力，对内镇压人民反抗。——译者注

[5] 对于泰国案例的有益观察参见Lewis and Wigen,Myth of Continents,p.212。

[6] 坦志麦特（Tanzimat），土耳其语改良或改革的意思，指奥斯曼帝国在1839到1876年间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译者注

[7] 参见Donald Quataert,“The Age of Reform,1812-1914,”in Halil Inalcik and Donald Quataert,eds.,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14（Cambridge,UK,1994）,pp.759-943。

[8] Degler,One Among Many,pp.23-25.

[9]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United States,1830-1850:The Nation and Its Sections（New York,1935）.

[10] 战争部长（the secretary of war），美国总统内阁中的一员，始于华盛顿执政时期，是战争部的负责人，在1798年调遣海军的权力被分出去之前，这一职务可以对所有的军事事务负责。在1886年之后，这一职务是继副总统和国务卿之外的可以替补总统行使权力的第三个要职。《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案》（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通过之后，其职位被陆军部长和空军部长所取代，与海军部长平行，直到1949年国会颁布法令加强单一的国防部职权，三军部长才都受国防部长（secretary of defense，1947年设立）的辖制，而不再算是内阁职务。——译者注

[11] 皆引自D.W.Meinig,Continental America,1800-1867,vol.2 of The Shaping of America（New Haven,CT,1993）,p.347。

[12] 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1824年美国国家主义领袖亨利·克莱在国会中发表保护主义演说，首次提出一个发展经济的纲领性模式，即征收保护性关税以利于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建立国内市场和改善交通运输以利于农民的农产品销售。目的是加强地区间经济联系，提高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激发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人们把包含“保护制和国内改进”两方面内容的纲领都冠以“美国体制之名”。——译者注

[13] 关于他很少谈及的留居美国的重要性可参见William Notz,“Frederick List in Ame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no.2（1926）,pp.249-65。

[14] 拉法耶特（Lafayette），即自愿参加美国革命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勒。——译者注

[15] Friedrich List,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Philadelphia,1827）,pp.5,7.

[16] 关于李斯特将经济学融入民族主义中去的讨论参见Greenfeld,Spirit of Capitalism,pp.200-214。

[17] John Quincy Adams to James Lloyd,Oct.1,1822,in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eds.,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nd John Quincy Adams（New York,1946）,p.342.

[18] 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执行联邦政府颁布的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令，并宣称如果州的主权受到联邦政府的武力挑衅，州则有权脱离联邦，杰克逊总统将其定义为叛乱，要求国会授权总统以武力强制实行关税法。——译者注

[19] William Freehling,Prelude to Civil War: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1816-1836（New York,1966）.

[20] Robert Wiebe,The Opening of American Society:From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o the Eve of Disunion（New York,1984）,p.260;Stephen A.Mihm,“Making Money,Creating Confidence:Counterfeiting and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789-1877”（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2003）.

[21] 参见Richard 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Cambridge,MA,1995）,ch.7。

[22] Charles Bright,“The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eds.,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Ann Arbor,MI,1984）,p.121.

[23] 政治家（statemen），此词具有褒义，指远见卓识、克服地方局限性的政治领袖。往往与politicians相对，后者具有一定的贬义，译作政客、玩弄权术者。——译者注

[24] 所有引文皆出自Turner,United States,pp.1,381，除“regional ambassadors”之外，此条出自Bright,“State,”p.131。我所采取的具有联合意义的国家（an associative state）概念出自William Novak,The People’s Welfare（Chapel Hill,NC,1996）,p.240。

[25] Thomas Bender,Commun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New Brunswick,NJ,1978）,pp.87-93.关于邮局的问题参见John,Spreading the News,ch.1。

[26] 此种类比参见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162。

[27] Wiebe,Opening of American Society,pp.247-48.引自Grimké的讨论p.248。

[28] 参见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Thomas Bender（New York,1981）,pp.xxxv-xxxvii,55-67,556-69。关于美国在政治上的不完整性以及在1831年托克维尔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心存怀疑，参见Sheldon Wolin,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Princeton,NJ,2001）,pp.34,75。

[29] G.W.F.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1830）,trans,H.B.Nisbet（Cambridge,UK,1975）,pp.134,168-70.

[30]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April 22,1820,in Adrienne Koch,ed.,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New York,1965）,pp.366-67.

[31] 引自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141。

[32] 二元君主国（Dual Monarchy），又称双元帝国，指两个分开的王国，由同一个君主来统治，对外采用一致的外交政策，相同的关税同盟，共同拥有同一支军队，但在对内事务上，则分别自治。奥匈帝国的这种二元君主国形态一直延续到1918年。——译者注

[33] 加拿大自治领（the Dominion of Canada），186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将加拿大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诺瓦斯科舍省合并为一个联邦，成为英国最早的一个自治领，称加拿大自治领。此后在1870年至1949年，其他省也陆续加入自治领，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34] Manu Goswami,Producing India: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Chicago,2004）,p.45.

[35] 引自James C.Baxter,The Meiji:Unifi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Ishikawa Prefecture（Cambridge,MA,1994）,pp.5-6。

[36] 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250;Greenfeld,Nationalism,pp.227-28.

[37] 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p.172-73;Meinig,Continental America,p.543.

[38] Kemal H.Karpat,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eiden,2002）,pp.170-71,181.

[39] 同上，p.49;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Cambridge,UK,2000）,pp.65-66.

[40] 阿塔图克革命（Atatürk s Revolution），指凯末尔革命，1934年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语中“Ata”意思是父亲，“Atatürk”就是“土耳其人之父”的意思。——译者注

[41] 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Oxford,UK,1961）.

[42] 参见Yu-wen J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T,1973）;Michael Franz,The Taiping Rebellion,3 vols.（Seattle,1966）。关于其领袖在宗教信仰上的迷思参见Jonathan Spence,God’s Chinese Son（New York,1996）。

[43] Frederic Wakeman,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CA,1966）.

[44] 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是与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相对而言的概念，两者各自构成了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两种有争论的方案。小德意志方案指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普鲁士来实现德意志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由于害怕奥地利的天主教势力会渗透到普鲁士境内，并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民族矛盾而支持小德意志方案，并在1871年按照这个方案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大德意志方案在19世纪指的是由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奥地利来实现德意志统一的方案，但奥地利境内存在大量的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这些复杂的种族成分根本不想与德意志合并。虽然“一战”之后的奥地利和当时的魏玛共和国都希望德奥统一，但协约国禁止双方合并。直到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德国在1938年才实现了德奥合并，并改国名为“大德意志帝国”（Grossdeutsches Reich，1939—1945），接续先前的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1939）之名，这两个阶段合称为纳粹德国时期。——译者注

[45] 参见James J.Sheehan,German History,1770-1866（Oxford,1989）,ch.14。

[46] Craig,Germany,pp.38-39,41,44-45.

[47] 参见Denis Mack Smith,Italy: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MI,1959）,p.21。

[48] Adrian Lyttelton,“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Italy,”in MikuláTeich and Roy Porter,eds.,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Context（Cambridge,UK,1993）,p.81.

[49] 引自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p.215-16。

[50] 引文出处同上，p.233。

[51] Deák,Lawful Revolution,pp.xiv,62.

[52] Kann,Multinational Empire,vol.1,pp.331-35.

[53] John Hawgood,“The Civil War and Central Europe,”in Hyman,ed.,Heard Round the World,p.175.

[54] John Lothrop Motley,Historic Progress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1869）,pp.44-51.

[55] 引自Robert J.Kolesar,“North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Spanish America,”in George A.Billias,ed.,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Abroad（New York,1990）,p.53。也可参见Bailyn,To Begin the World Anew,p.147。

[56] Kolesar,“North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pp.53-55;David Bushnell and Neill Macaulay,The Emergence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1994）,pp.221-31;Jeremy Adelman,Republic of Capital:Buenos Aires and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World（Stanford,CA,1999）,pp.282-83;Aline Helg,“Race in Argentina and Cuba,1880-1930,”in Graham,ed.,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ch.3,esp.pp.43-44.关于Alberdi及其发展型国家的论述参见Tulio Donghi Halperín,Proyecto y construcción de una nación（Argentina,1846-1880）（Caracas,1980）,p.xxxi。关于世纪之交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见Margarita Gutman,Buenos Aires,1910:Memoria del porvenir（Buenos Aires,1999）。

[57] David Rock,Argentina,1516-1982（Berkeley,CA,1985）,p.118.

[58] Bailyn,To Begin the World Anew,pp.146-47.

[59] 白党（blancos），指成立于1835年的乌拉圭民族党，由于其军队以蓝色丝带饰于帽边作标志，后来褪色变白，故俗称白党。主要代表农牧业主和天主教势力，与乌拉圭红党长期争夺政权。——译者注

[60] 红党（colorados），成立于1835年，其军队以红色丝带饰于帽边作标志，在政治倾向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译者注

[61] 拉普拉塔河（the River Plate），即西班牙语的Río de la Plata，拉普拉塔意为“银子”，该河为南美洲第二大河。其周边为拉美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译者注

[62] 对这场战争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最佳记述的是Shumway,Invention of Argentina,ch.9。引文材料来源同上，pp.237,231,and Lewis,“Paraguay,”p.476。也可参见Rock,Argentina,p.127。

[63] 马克西米利安（Emperor Maximilian），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他是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奠基者，通过联姻活动，其子孙成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王位继承者。——译者注

[64] William McFeely,Grant:A Biography（New York,1981）,pp.198,206.

[65] John Mason Hart,Empire and Revolution:The Americans in Mexico Since the Civil War（Berkeley,CA,2002）,p.9.

[66] Harold Blakemore,“Chile from the War of the Pacific to the World Depression,18801930,”in Bethell,ed.,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5,pp.501-505.

[67] Wolfgang Schivelbusch,The Culture of Defeat:On National Trauma,Mourning,and Recovery（New York,2001）,p.334.

[68] 关于教育的重要性参见Zeldin,France,vol.2,p.4;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3rd ed.（New York,1981）,p.239。

[69] 参见Eugen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Stanford,CA,1976）。

[70] Euclides da Cunha,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1902）,trans.Samuel Putnam（Chicago,1944）,pp.162-64,277.也可参见Mario Vargas Llosa,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trans.Helen Lane（New York,1984），该文献让中央集权化和去中央集权化问题变得比da Cunha论述得更具中心性。

[71] Samuel Putnam,introduction to da Cunha,Rebellion in the Backlands,p.v.

领土主权性和自由民族主义

旧式王朝性质的帝国统治者们更倾向于关注时间上的延续而非空间上的领土——希望王朝能够万代永续，千古长存。领土的完整统一，甚至是领土的延绵不断都远没有那么至关重要。帝国或封建君主的条形领地可以借助扩大了的皇室家族和各地总督所构成的等级制网络被连接起来。除了王朝的京畿之地和某些宗教圣地（例如麦加在奥斯曼帝国内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以外，对其他任何地方或任一领土的宣称都并非不容割爱的。王朝京畿和宗教圣地之所以不容分割，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皆可维持国之中心并支撑起与之相连的王朝。 [1] 国之中心可以在政治权威不被中断的情况下迁移至他处——正像古典时代晚期，欧洲和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首府从罗马迁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相反，现代民族-国家则关注于领土的完整无缺、延绵不断，以及疆界的清晰明确。在人民主权和普世公民权的逻辑基础之上构建出来的这些国家，希望能够在全国领土的所有区域上获取直接的而非经中介倒手的权威。 [2] 民族-国家构成了一种空间框架，在此框架之内，权力——在国内施展拳脚，但同时也会投射到国外——得以膨胀壮大。公民资格的意义和权益得到详尽阐释，确保资金和信息流通周转的社会网络和种种机构也得以发展，甚至日常生活的制度安排也得以推进、延伸。 [3] 前现代的国家（premodern states）以不同组合的权利与义务的拼接画构成了马赛克式的参差迷阵，而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则是借助一种单一的国民经济、单一的社会结构、单一的文化形态和单一的政体，实现一种国家的统一性和同质性。

19世纪的国民经济，变得越发工业化，也变得越发封闭自守；其从事生产活动的领土正是生计所系和国家权力的来源之所。 [4] 当然，产业经济依赖于突破国界的市场；产品和资本、人员和知识都希望能够跨越边界自由流动，甚至后者也变得越发重要。所以民族国家谋求领土的计划——尽管是世界得以实现组织化的中心所在——天生就是国际性的，甚至是超越民族国家的。 [5] 等到了世纪末，这种二重目的已经自我消解为一种全新的国家形式，即“二战”前那些主导了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民族国家型的各大帝国势力（nation-state empires）。

封闭自足的国家概念通常可以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时代，这一和约在1648年终结了17世纪残酷的宗教战争，即著称于世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为了避免此类战争今后继续出现，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建立起了种种处理跨国关系的准则。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各国彼此间承诺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些原则也被现代民族-国家继承，现代民族-国家在其领土（包括殖民地）上动员了它的人口和资源以确保国家防务，进而创造集体的繁荣，它创制出了正式的公民并在首府维持了一种民族文化。

这类新型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一个曾经碎片化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夯实巩固为一种统一的公共领域。 [6] 这意味着国家领土上的任何一处皆不能脱离国家权威，这一点似乎与领土和国家间的紧密连接相关联。 [7] 嵌入这种新型公共权威观念中的是一种对家长制权威（或用当时经常用的那个词：贵族制权威）——奴隶主所拥有并施加于奴隶的——的批判。 [8] 在美国和欧洲，人们深信这种更为老旧的、贵族形式的社会不仅违背了1776年的遗产，同时也与日渐浮现的民族-国家的逻辑背道而驰。 [9] 亚伯拉罕·林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信奉这一逻辑中的一种特殊的民主版本。他提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类对国家能力的动员正是日渐膨胀的个人机遇和不断提升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利益所在。尽管林肯的思想并非像我们希冀的那样总是十全十美、包罗万象，但他在1861年7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所表达的这种民主的美国视角似乎以一种新型的民主观将美国黑人也囊括了进来：

这本质上是一场人民的斗争。在联邦一侧，它是一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斗争，这场斗争形成并维持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领导目标就是提升人们的境遇——从所有人的肩膀上卸下人为施加的重负——以开出一条条被所有人称道并追寻的道路，在生活的争竞之中，这条道路能为所有人所承受，是一个脱去镣铐的起点，是一次公平的机会。虽然屈从于现实，它会在局部上暂时地背离其基本要旨（正如奴隶制仍在各州存在），这仍然是我们为之建立而不断奋斗的政府的主要目标。 [10]

美国内战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能力应当与内战后由现代民族-国家塑造出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能力区分开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尽管美国人的国家在杰克逊执政时代并没能在制度上充分发展，但是关于国家差异的认知已经变得越发沸腾洋溢。这种民族主义并非以祖国（patria）或领土为基础，而是以民主派们所大声宣称的种种原则为根基。 [11] 然而，当美国的大陆空间获得巩固之后，民族主义越发具有了一种领土上的投射。大陆主义自身就能激发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在交通和运输技术上引人注目的转型也赋予它势在必行的合理性，甚至为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例如几乎从不被视为一个历史能动者的邮局，事实上也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在1800年，大部分信件是由商人写就并发往国外，那么到了1850年，国内邮件则占据了邮件数量的绝大多数，此外邮局还通过给予其特惠费率，刺激了各种新闻报纸的广泛流通。书籍和新闻的流通传播，与一个日渐增长的、散布于整个大陆的阅读意识相伴随，支撑并供养了一种对独特的美国民族文学和政治共同体的感知。 [12] 同样，这些种种改善之举至关重要，为国家能力的提升大开方便之门，并使行政管理结构得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甚至是全国范围内得以运转。 [13]

电报的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塞缪尔·F.B.莫尔斯（Samuel F.B.Morse）在1844年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让消息的传递极大地快过信使。电报可以让人们散居到广阔辽远的空间上，但同时又能同时同步地生活。也许对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这样的离群索居者而言），他会提出一种著名的质疑——借助电报，缅因州能有什么要与得克萨斯州沟通的呢？但大多数人却与他想的正好相反。莫尔斯希望电报能让“整个国家近若比邻”。另外一位评论家也预测指出：“我们将会越发变成同一个民族，所思更为接近，所行更为类似，分享同一种冲动。” [14]

通信交流在手段、模式和规模上的提升在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发挥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对南方而言，业已改善并越发廉价的邮政通信使得北方极具威胁性的各类观念——特别是废奴主义者的思想——越发迫近。步大卫·沃克《对世界有色公民之呼吁》的后尘，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出版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 ，1831年），1832年召开的弗吉尼亚州级会议就终结奴隶制展开了严肃的论辩（仅仅是重新对其予以确认），南方则开始将奴隶制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和催人向上的善举来加以辩护。假如区域间的距离并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拉近，那么南方也许会更加远离相互抵触的观念并进一步确保自身的安全，但如今它树立起了一种智识上的壁垒；在1835年之后，废奴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南方的邮局系统中被有效地拦截了。 [15] 与此同时，南方的议员们建立了一种“间隔规则”，要求所有就奴隶制问题向美国国会提出的陈情都必须“上缴”，束之高阁而不被阅读。而从北方来看，情况则相当不同。约翰·昆西·亚当斯绝非遭遇挫折的个例，当时他宣称这种行为是“一种对所有合众国内的自由民在权利和自由上的侵犯”。 [16] 日渐增长的对国家和领土之同一性的感知使得南方的这种“古怪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越发变得不协调且异类，此外，南方还大谈向加勒比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扩张到古巴，所有这些都更加让众多北方人深感不安，备受搅扰。

业已提升的对领土之存在状态的感知，对完整一体、协调统一的全国性领土的感知显然已经深入到整个大西洋世界——甚至超出了大西洋世界。它有助于解释在林肯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言辞中被间接提及的危机，并解释了为何一种历史上的差异变得如此不被他们所容忍。废奴的议题之所以被推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获知了在大西洋世界其他各处的解放运动所取得的种种进展——这些进展受到了1848年的自由观念以及对国家与国家领土之崭新理解的提振和刺激。

联邦一分为二，分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想法引发了一种“无法压制的冲突”，这一冲突首先在1858年由参议员西沃德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明确指出。他宣称：美国南方和北方各具特色的“两种”社会和政治“体系”是“不相协调的”。事实上，“比不相协调更严重的问题是两者的无法兼容”。如果说联邦曾是一种“各州的联盟”，也许蓄奴州和自由州是可以共存的。但是如果“合众国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国家”，那两者将不可能继续并存。他坚持指出，合众国正在变成这样一个坚实统一的国家：

人口的增加（填充到各州中去并推进到其边界地区），一种全新的、扩展了的铁路网络以及其他各类通衢大道，内部的商业活动（一天天变得越发紧密），这一切都迅速地将各州连接了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更完美吻合的社会统一体，或说是巩固的整体。由此，这些对抗性的体系继续越发频繁地接触，并最终导致碰撞和摩擦……

无论或早或晚，合众国一定会，且将要变成一个要么全部蓄奴，要么完全采用自由劳工的国家。

正像他看到的那样，历史的方向正指向自由劳工的胜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现代国家才得以建设起来。即使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准备加入欧洲并步入“现代”（modern times）时，也发起了一场向自由劳工的转型。 [17] 虽然处理方式不同，但与其他共和党一样，西沃德对一种以北方占绝对话语权的现代的美利坚国家（或者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展望，使他认识到了欧洲1848年的种种理想并满足了美国人的民主要求。

高度商业化，并且（较南部而言）一度更工业化的北方是北大西洋核心国家中的一部分，北大西洋的这些核心国家朝着四面八方不断交换商品和技术。当然，南方也与欧洲存在重要的联系，特别是同英格兰，但它与后者是一种半殖民地的关系。正像印度和埃及，美国南方向工业化的核心地区——也包括北方各州——提供了原材料。同样与印度和埃及的情况极为类似，南方依赖于那些只分亨很少收益的遭受强制的劳动力，而大部分收益则滚滚流入到了一个窄小的精英阶层中去。

在19世纪中叶，就合众国而言，对无法协调的差异和面临解体的威胁的担忧是一种全新的负担。合众国奠基一代的政治领袖们并没有对分裂的可能性具备特别的警觉，并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维持了领土的完整。在他们看来，避免分裂并不是共和派之自由追求的核心要务。联邦被理解为一场实验，它能不能永世长存还很难说。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曾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察：“实验”将最终决定联邦之胜利。他向他的同胞建议，“值得进行一场公平和完全的实验”。在1812年战争期间，曾威胁要退出联邦、出席哈特福德会议 [18] 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s）也把联邦视为一场“实验”。支持战争并将联邦党人赶到哈特福德道路上去的杰斐逊认为联邦“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所有这些评论都运用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语言。只是到了后来，浪漫化的民族主义才以情感上的力量和永恒不朽的假设被注入“国家”这个概念中来。

所以联邦和国家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联邦是一种宪法上的策略，它试图将各州汇聚到一起并加固彼此间脆弱的结盟关系，由此对它的理解应当与对国家的理解区分开来。在1787年的费城，人们特别明确地拒绝使用“国家”这个词，麦迪逊将这次会议的工作描述为草拟一部“联邦的（federal），而非国家的（national）宪法”。不同派系的领导人，包括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亨利·克莱后来也有恃无恐地推测实行区域联盟的可能性。 [19]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自由民主主义者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情感和实践上的力量。因为国家如今已经等同于统一后的全国范围的全部空间，（对领土的）分割将会被理解为（版图上的）缩小。如果没有统一，将不会有国家；而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则无法享有自由。这种思考方式与杰斐逊的观念相去甚远，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经成为国家自身绝对的终极目标。

首席大法官、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从一开始就挑战了杰斐逊派的观点。在他身处的那个时代，他对国家稳固所抱持的观念是非比寻常的，他的种种决策也有助于将其为之申言的民族主义变成一种现实。弗莱彻诉佩克案 [20]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21] ，和吉本斯诉奥登案 [22] 奠定了宪法作为“国土上之至高法律”的地位，使得联邦政府高于各州权威，而不是仅仅做各州的合作伙伴。在不是那么知名的案例柯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政府案（Cohens v.Virginia 这一案例在是否允许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的争议所激发的觉醒中被最终判定）中，马歇尔也借此勾勒出了他的国家统一观：

对大多数人而言，从最重要的目的来看，合众国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国家形式，这是不容否认的。在战争中，我们是一个民族。在缔造和平中，我们也是一个民族。在所有的商业管制中，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和一个相同的民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或走向何种目的，美利坚被上帝拣选为一个国家；为了所有目的的最终实现，她的政府必须是完整无缺的；唯有如此，对她的统治对象而言，这个政府才是足够担当、能够胜任的。人民——所有的权力在其实行过程中都给予这些对象 [23] 以至高性——早已做出了宣告：任何一个州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只要它们与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相互抵触、矛盾，那么它们就绝对是空洞而无效的。这些州只是合众国的构成性要件而已。

由于承认了各州只是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独特领域，他事实上也默许了地方差异的存在。他并没有对一个巩固强化的州权做出描述。作为弗吉尼亚人的马歇尔在此留出了一定的余地，他让奴隶制在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外尚有回旋之可能。从对奴隶制的态度来看，他的民族主义是有局限的。但他在（南方十一州）脱离联邦的问题上毫不留情，决不允许有回旋之可能。他坚持认为宪法由人民制定，由此也只能通过“人民之全体；而非人民中的任何一股分裂势力来予以废除” [24] 。

19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人远比保守的马歇尔更具有民主的特质，并且也正是他们更满足于一种巩固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理念是一种协调一致的理念，也是一种平等公民权的理念。无论在措辞上看是如何的普世主义，但在内战之前，平等公民权的观念则仅仅适用于有限的白人（男性），正如在语言学上划定的少数民族之于自由的理解，科苏特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事业仅仅适用于他的同胞马扎尔人，并没有推及匈牙利境内在语言学分类上被归为少数派的其他“民族”。美国共和派人士与马志尼的意见一致，他们都相信：“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都必须以“一个协调统一的共和国”为保障。 [25] 在欧洲和合众国，主权的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主的观念——成为一个与领土相关联的观念。不是说土地成为主权的化身，而是说在民族空间内与之相绑定的人民是主权的真正拥有者。领土界定了公民权的施用范围，并且所有的公民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由此既表明了民主的风范，也预示了立场上的协调统一（尽管这并不总是能为人所认识到）。

美国内战时期的政治理论嵌入在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观念之中。个性古怪、才华横溢的美国哲学家奥里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在他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 ，1866年）一书中，将共和主义、领土主权和民族主义串联了起来。与林肯的观点相一致，两人都认为战争代表了一种“历史中的新起点”。布朗森提出：为了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展开的斗争将会给国家带来“一种独特的自我认知”。他坚信这种全新的民主制度特别适合于有明确领土疆界的国家。这种在内战前的南方本已存在的政策依赖于一种私人间的关系，并由此具有准封建性的特点。一种“人民在领土上的构成”消解了封建等级制；内战建立起了一种以领土为疆界的民主制度，惠及了合众国的各个角落。“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全领土上的民主制度”，奴隶制最终应当被废除。 [26] 布朗森的论证有力地襄助了林肯对协调一致的期待以及他对领土完整的坚守。在内战打响后不久，林肯在一封写给国会的通报中曾解释指出：“问题”在于“一个宪政的共和国或一种民主制度——一个民有和民治的政府——能否抵挡住其内部的敌人，而维持其领土的完整”。 [27] 或者像他在战前的1856年更尖锐指出的那样：“联邦必须在净化其诸种原则并维持构成部分之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保全。” [28]

如果说林肯的首要担忧是如何保全联邦，那么他的总统任期则以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其顶点。他自身的道德标准、智识见地和政治生涯都关涉一种根本性的转型，他关于合众国概念的转型可以从他不断变化的用词中得以揭示。合众国变成了一个单数的名词。在其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连续使用了20次“联邦”这个词，却从未提及“国家”一词。后来，他越来越少地使用“联邦”一词，而“国家”和“国家的”一词则越发常见。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政治用词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南方试图消解“联邦”，而北方则为了保全“国家”而奋战。 [29] 《葛底斯堡演说》（The Gettysburg Address ，1863年11月19日）是其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一次。在这次演说中，林肯一次也没有提及合众国——他是在向全体的人类共同体演说，并为了全人类而演说——更没有提及联邦。然而在这次简洁到只有269个词的演说中，他竟然5次用到“国家”这个词。他对自由重生于一个国家，重生于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做出了承诺，并向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样板。这种新生的、强大且民主的国家将远胜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它是奠基在一种物质丰饶、统一完整的全国领土之上，而非依靠一个令人匪夷所思、故弄玄虚的联邦。在1862年12月，即《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前的一个月，当他对国会发表第二次年度报告 [30] 时，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也许一个国家说来是由它的领土、它的人民和它的法律所构成。而领土是其中唯一经久长存的一部分……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地思考并评估这个持续长存的部分。在地球的表层，那些为合众国的人民所拥有并栖居的部分，也只能成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家园所在；它无法适用于两个或者更多个民族大家庭。在这一时代，对一个民族而言，其幅员之广阔程度，其气候和生产方式之多样程度，都是一种优势，而无论它们在先前的各个时代里曾经如何。蒸汽动力、电报和智识上的发展都构成了一种极具优势的结合体，并将这些优势带给了一个统一的民族。 [31]

在19世纪50年代，关于领土的争端曾经一度阻碍了林肯所描述的国家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的组织化与发展。人们常说，正是贯通大陆的铁路线规划催生出了一种政治上的紧迫感，要求解决领土问题。这固然没错，但却又只是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土地对于农场主的意义要远比今天的美国人所能认识到的更为重要，毕竟当下的农场主在数量上甚至不及大学生的人数。而在1860年，80%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保卫自由的白人农场主的利益具有至高的优先性。共和派人士对宅地立法的坚守很容易与他们针对产业发展所提出的保护性关税和对铁路予以补贴的坚守一样顽固和坚定。

不管是在各座城市中还是在各个农场中，他们都大力寻求选民的支持，共和派人士的核心计划和主要呼吁就是一种有关自由劳工的理想。这种（自由劳工的）理想远比劳工间的关系更受重视，它是一种事关个人机遇的观点。一个推行奴隶制的社会是无法与那样一种国家观相协调而不抵触的，并且他们把奴隶制在领土上的扩展视为一种针对自由劳工理想的直接进攻。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奴隶制能够在领土上受到限制和封锁，那么这些领土将会成为欧洲新移民的归宿所在。正如1860年西沃德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对这一进程的描述：这些移民将会让他们自身的差异被“仅有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所吞没。然而，当读到他的演说时，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些公开宣告的移民政策的各项目标，当他在此谈及时，这些移民政策早已在阿根廷发展了起来。正如之前人们就注意到的那样，国家欢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以此来充实其农业区域的人口，同样也对人口的欧洲化或白人化表示欢迎。 [32]

从优良宪政的理据出发，共和派人士关注于领土的问题，而非聚焦于南方各州现存的奴隶制问题。共和派人士相信国会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把各片领土组织起来。对西北部领土的组织化过程以及密苏里妥协都是一些先例，预示着在其领土上限制奴隶制的发展属于国会的权能所及。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及其身后的多人也都宣称：如果共和派人士能提出一个在全国领土上的任何地方都要终结奴隶制的提案，那么他们将会更加容易地赢取人们的尊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林肯反复提出的陈述：共和派人士都是现实主义者，也都尊重在各州中奴隶制所享有的宪法保护。林肯、西沃德以及共和派的其他领袖们都不断指出：他们能够与在南方各州受宪法保护的奴隶制并存，因为他们自信地认为：总有一个时候，奴隶制会在合众国走向灭绝，因为他们相信开国之父们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对南方的奴隶制）保持了克制。

而这种自信却因如下事件而被撼动：1850年妥协；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the Kansas-Nebraska Bill）的出台，随着其人民主权计划将会把道德谴责从奴隶制问题中移除出去（1854年）；随着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 ）的裁定（1857年），这一法案不仅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尼格罗能够成为公民或者拥有“白人必然加以尊重和认可的种种权益”，同时还宣称国会在各自为政的多块领土上没有权力来废止奴隶制（共和党人宣称这一点绝非仅是一种附带性的说明）。 [33] 正如林肯在同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第一场论辩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如今的共和党人害怕“即使不发生叛乱，也会形成一股声势和潮流，使奴隶制在这个国家变得万代永续、无所不在” [34] 。

这种忧心忡忡的前景展望扭转了共和党人对美国史的解读。 [35] 在他们的心目中，继承这个国家奠基者之衣钵的思想健全、头脑正常的美国人无论是在个人偏好、社会潮流还是心理期待上都应该是一些希望奴隶制最终在这个国家里消失的一群人。正如大西洋对岸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所期待的，他们早已发出了呼吁，希望看到奴隶制在整个大西洋世界中彻底消亡，同时他们也绝不希望合众国会成为一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无所不在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一个现代国家——当然合众国正走在成为现代国家的路上——必将是统一的，他们对林肯所说的“奴隶制的民族国家化”深感恐惧。相反，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之劳工、自由之土壤、自由人”的民族国家化。 [36] 这一棘手问题急需一种解决之策。在1855年的一封私人通信中，林肯发出这样的质疑：“作为一个国家，难道我们能够在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下长期不变地——永远地——继续聚拢在一起吗？” [37] 随后，在1858年被提名为参议员后，他就共和党人的担忧做出了一个最为著名的陈述：“‘一幢裂开的房子是无法站稳的。’我相信如果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不加以改变，那么这个政府必将无法长治久安、延续下去。我不想看到合众国就此日渐消解，我也并不想看到这幢房子的坍塌，我只期待这个国家能够停止分裂。它必将是：要么全获自由，要么皆遭奴役，非此即彼。” [38]

对美国人而言，或者是对一无所知派（Know-Nothing）——这个一无所知党，基本上是一个奠基于1849年、在民众中盛行的民族主义政党，呼吁要在公共机构中清除掉移民和天主教势力，并提出移民只有住满21年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而言，谁“属于”，谁“不属于”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应当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对民主党人而言，他们对这一棘手争议的看法是极为不同的；他们更加关注于全国领土之内的（偏离于主流价值观的）异常性问题。到底已经走了多远，让这个国家背离了《独立宣言》中对自由和平等所做出的承诺？在他们的论辩中，道格拉斯坚持认为：林肯关于房子分裂的演说预见了一种贯穿于美国全部领土的绝对意义上的统一性，但是“从过去的世界历史观之”，这种“统一性”似乎将会成为“专制统治之母”。就他看来，开国之父们早已认识到了广大国土上的多样性，并通过让各州保留对地方机构的管制而容忍并接纳了这种多样性。 [39] 林肯做出回应，指出：他充分认识到了由于土壤和气候之差异所孕育出来的种种多样性。它们曾是国家力量的源泉所在，提供了“联邦的纽带”并进而缔造了一座“夯实为一的房子”。然而，他也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奴隶制问题难道可以被看作国土上多种多样的各种机构中的一种吗？” [40]

在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已经与另外一个更具争议性的、更背离于全国统一价值观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摩门教信徒（the Mormons）奉行的一夫多妻制（Polygamy）几乎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谴责——它曾被林肯、道格拉斯、北方派和南方派所谴责。一个地方上的问题竟然变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难堪窘境。在犹他州，摩门教徒在人口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将会让他们在不久之后就能问鼎州权，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棘手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跟奴隶制一样，婚姻制度也是一项内政制度，由此它是保留给各州自行处理的事务。已经允许奴隶制存在的犹他州，可以同时将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合法化，由此造就了一个足以挑战全国民众之德行观的笑柄。1856年，共和党的第一次站台演说就谴责了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对林肯和共和党人而言，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并且共和党的纲领宣称：“在各片领地上废止这对由野蛮人遗留下来的双胞胎怪胎——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不仅是国会应当拥有的权力，更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南方人的态度则不是那么明朗。他们希望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他们将此视为种植园家长制的根基所在），但却不想对国会所拥有的对各片领土，甚至更糟的是对各个州里的内政制度做出管制的权力予以背书。尽管大唱“人民主权”的赞歌，但道格拉斯已经落入一个极为困窘的境地，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各次论辩中，林肯通过不断向他发问——问他的人民主权政策是否意味着犹他的人民可以投票来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早已把他拖入了陷阱。 [41] 道格拉斯则试图通过一项提议来摆脱困境。他提议犹他领地的疆界应当被重新划定，分一半给内华达州，另一半给科罗拉多州，由此就能化解掉摩门教教徒的公投可能。 [42]

对共和党人而言，一夫多妻制是一种事关自由，或者说是相当不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认定在摩门教教父权制的权威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妇女意愿上的赞同。贾斯廷·莫里尔（Justin Morrill）——一位共和党领袖，曾经草拟了关键性的立法，包括《莫里尔关税法》 [43] 和创制了“赠地学院”（the land-grant colleges）的《莫里尔法》 [44] ——同时也草拟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the Morrill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olygamy）。考虑到在这一争端上的政治复杂性，这项法案在1860年提交国会，一直到1862年内战开始后才最后通过。但它被提交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假定了在各领地的内政机构中存在一种监管性的权力，这种权力最近曾在受共和党人诟病的德雷德·斯科特裁定（the Dred Scott decision）中遭到拒斥。 [45]

摩门教教徒对全国范围内一夫一妻制共识所构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也对统一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一种挑战。共和党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内战结束之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曾通过任命一位前联邦军统帅作为犹他领地的州长，以此来确认全国统一的标准。并且这个人作为犹他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提名了法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James McKean），麦基恩宣称：摩门教徒们代表了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国中之国，自立山头” [46] 。他担心“联邦的权威”会受到这种“一夫多妻制的神义论”（Polygamic Theodicy）的挑战。 [47]

格兰特的继任者们——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Hayes）、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Arthur）——也都认为摩门教问题至关重要，且在每年向国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都有所提及。正是在这一时期，就摩门教婚姻制度所引发的争论也日渐走向激进化，并在这些所谓的美国人和美国人以外的某种“异类”之间划定了一条重要的界线。一夫一妻制被视为欧洲白种人的一种身份认同，而当提到信奉摩门教的妇女时，常把她们等同于“印第安土著的妻子”、“亚洲人”、“非洲人”或“伊斯兰教妇人”。这正是在内战结束后融合了基督教文明、白人性（whiteness）和美利坚民族性（American nationality）的一种混合观的一部分，这种混合观同激进共和党人的一种（对那些从奴隶制中获得解放的人而言的）公正观的衰落平行发展、并行不悖。犹他州直到1896年才获得了州的地位，那也正是在摩门教教会在1890年建议它的成员“做出容忍与克制，在这片土地上减少法律所禁止的种种婚姻形式”之后。 [48]

如何让土著美洲人的部落存活下来，这同样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难题。美国宪法曾给予这些部落以准国民地位（quasi-national status），并授予政府同他们签订条约的权威。随着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出场，由于受到白人肆无忌惮征服土地的影响，总是羸弱异常、不堪一击的印第安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成为问题的焦点。南北内战前的政府早已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但是却接受了印第安人“多邦国”（nations）的概念，这些印第安人的邦国甚至在合众国内部是独立的，合众国不断与之展开谈判并签订条约。但内战结束后的国家则拒绝这种行径。1871年国会宣称：“自此之后，在合众国的领土之内，不再有任何一个印第安人国或印第安人部落会获得承认或被看作独立的、可同合众国缔结条约的国家、部落或权力实体。” [49]

随着条约体系的终结，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开始进入一种常规的法定程序，这意味着土著的美洲部落将不再被视为政治共同体。土著美洲人也并没有被赋予公民权，他们成了“国家中的受监护者”。 [50] 如今的学术研究对激进重建运动的领袖们大加赞赏，因为他们运用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在南方展开了直接且积极的事关种族、教育和劳工议题的行动，但在印第安人身上，他们行使的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则问题重重、令人不安。重建运动中的国会不仅否认了部落作为一种政体的存在地位，而且还试图将他们聚集到各片保留地上，在那里，白人期待美洲土著人采取一种个体农场主式的欧美农业生活方式。认为那种个人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和一夫一妻式的婚姻制度将会为男性土著美洲人获得公民权而做好准备。然而，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中的男性和女性才被赋予了公民权。 [51]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向印第安人的代理人做出指示：印第安人保留地务必要“尽可能地远离任何穿越大平原的主要线路，或者远离任何不同领地上的人民经常途径的交通要道” [52] 。除了那些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和达科他领地的印第安人以外，其他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被剥夺了土地，并希望他们能够被俄克拉荷马和达科他这两块印第安人领地所接纳。这一计划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此确保印第安人不会对白人的发展造成障碍，尽管从一开始，其目标也曾意味着这项计划能让印第安人转化为富裕的农场主。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在同一年代，阿根廷总统多明戈·萨米恩托（Domingo Sarmiento）——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曾任阿根廷驻合众国大使——在乌拉圭战争之后，也推行了一种相似的政策。 [53] 在合众国大平原地区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的“沙漠征服”中，印第安人战争和迁移政策终结了旷日持久的分裂战争，在整个南北美洲上，直接摧毁了各个土著民族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生活方式。这是民族国家得以巩固统一的最后的系列战争，也标志着大规模的农业出口型经济体的发端，正是这种经济体让芝加哥、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变得富足昌盛。

在日本，借助于明治维新（Meiji Reconsoration）、完成于1867年的民族国家的巩固同样也引发了一种土著的“异类”阿伊努人 [54] 的解体。这种具有不同体貌形态的、亮白肤色的土著民族曾是北海道岛上北部边疆地区的土著居民。如同美国的中西部地区，这块区域也极为适宜种植小麦并放养牛羊。政府还雇用了一个名叫贺拉斯·卡普伦（Horace Capron）的美国人来指导这一地区的发展，并管理阿伊努人。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并被日本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建议曾在1871年的美国被发起过。 [55] 日本当局将很多阿伊努人传统共同体中的实践活动，甚至包括他们的语言都宣布为非法。由此，他们变成了新成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日本国中的平民，或者说是“普通人”。数年之后，政府用了一个更为知名的新词“kyūdojin”或“前土著”（former native）来称呼他们。阿伊努人的部落法不再受到承认，1875年之后，许多阿伊努人在政府的人口登记过程中被赋予了日文名字——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官员们有时会给整个阿伊努村庄一个共同的姓氏。 [56] 美日两国间这种平行发展的态势还延伸到了更深远的面向上：以美国人通过《莫里尔法案》所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为模式，1876年，一所农业和技术学院也在北海道地区的首府札幌建立。事实上，其奠基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他的塑像今天还屹立在最初的四方庭院里那座美式风格的砖砌建筑前——曾是最早的一批赠地学院之一、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前任校长。卡普伦和其他的一些美国顾问，作为美国内战中的士兵都深谙棒球之道，也正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将棒球这种体育运动引入到了日本。 [57]

[1] Peter J.Taylor,“The State as Container:Territoriality in the Modern State System,”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8,no.2（1994）,pp.152-53.

[2] 同上，p.156;Wiebe,Who We Are,p.20.

[3] Goswami,Producing India,p.45,who builds on the ideas about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eveloped by Henri Lefebvre.

[4] Maier,“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p.81B.

[5] 参见Charles Bright and Michael Geyer,“Where in the World Is America?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Age,”in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p.76。

[6] Taylor,“State as Container,”pp,153,156.也可参见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pp.24-25,32,35,39。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反复提到这一点。

[7] Maier,“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p.820.

[8] John Ruggie,“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no.1（1993）,p.151.

[9] 参见Anne-Marie Thiesse,La création des identités:nationales:Europe XVIlIe-XXe siècle（Paris,1999）,p.229。

[10]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259.

[11] 参见Wilbur Zelinsky,Nation into State:The Shifting Symbol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Chapel Hill,NC,1988）,p.18.

[12] John,Spreading the News,pp.157-68;Ronald J.Zboray,A Fictive People:Antebellu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merican Reading Public（New York,1993）.

[13] Maier,“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p.816.

[14] 引自Jill Lepore,A Is for American（New York,2002）,p.154。

[15] 关于知识封锁参见Clement Eaton,Freedom of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rev.and enl.ed.（New York,1964）;在各封通信中，参见John.Spreading the News.ch.7。

[16] 引自John,Spreading the News,p.279。

[17] William H.Seward,“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in Seward,Works,vol.4,pp.289,291,292.

[18] 哈特福德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1814年12月到1815年1月间，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联邦党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召开分裂会议，来自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佛蒙特的少数代表，打算修改联邦宪法，脱离联邦，成立新英格兰联邦，单独与英讲和，但是会议的控制权在温和派手中，各种激进主张并未得逞。——译者注

[19] 引自Kenneth M.Stampp,“The Concept of a Perpetual Unio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5,no.1（1978）,pp.21,22,23;for rejection of the use of the word“nation”参见Davis,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vol.1,p.97。

[20] 弗莱彻诉佩克案（Fletcher v.Peck，1810年），又名佐治亚土地授予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新当选的佐治亚州议会因贿赂丑闻而取消过去的土地授予合同是违反宪法的，损害了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译者注

[21]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Maryland，1819年），又名美国银行案。马里兰州议会于1818年制定了一项法律，对未经州议会同意而成立的所有州内银行或银行分支机构征收1.5万美元的年税。事实上唯一符合征税条件的就是合众国第二银行设在巴尔的摩市的分行，可见其矛头直指联邦政府。第二银行拒绝交税，于是马州将银行出纳员麦卡洛克告到州法院，法院判后者败诉并罚款100美元。麦卡洛克不服上诉，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后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将案件呈递到了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通过从宽解释宪法并确立宪法的默示权力，维护了联邦政府相对于州的至高地位。——译者注

[22] 吉本斯诉奥登案（Gibbons v.Ogden，1824年），起先是纽约州议会将该州的汽船航行垄断权给了罗伯特·富尔顿及其资助者罗伯特·利文斯顿，规定如有其他汽船未经许可闯入纽约州水域，则会被扣押。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激怒了其他汽船试验者，其中艾伦·奥登推动新泽西议会做出了报复性的类似的法律规定。纽约州则以牙还牙，规定进入纽约州的外来汽船不仅被扣押还将由州法院来审判。最终奥登不得不从利文斯顿手里买下了从伊丽莎白城到纽约的汽船航行垄断权，为期10年。但此时年轻的船主汤姆斯·吉本斯又向他发出挑战，双方就接客问题发生纠纷，一开始是吉本斯败诉，后来吉本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对宪法中联邦管制州际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条款进行了广义解释，把水域、河道的管理从各州各自为政的局面中解救了出来。——译者注

[23] 此处指受统治的人民。——译者注

[24] 引自Stampp,“Concept of a Perpetual Union,”p.27.Marshall’s accommodation to slavery is specifically noted by Wiebe,Opening of American Society,p.227。

[25] Lucy Riall,The Italian Risorgimento:State,Society,and National Unification（London,1994）,p.67.

[26] Orestes Brownson,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1866）,pp.6,2,348,356.

[27]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250.

[28] 同上，vol.I,p.365。

[29] 参见Meinig,Continental America,pp.523-24。

[30] 年度报告（annual message），全称为the President's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必须定期向国会报告政府的施政方针，1790年1月8日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城发表了第一次年度报告。“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一词在1934年首先出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措辞中。一般在1947年之后，“国情咨文”一词取代了“年度报告”这种说法。——译者注

[31]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403.

[32] Seward,Works,vol.4,pp.334,338-39.

[33] Dred Scott案的裁断引自Potter,Impending Crisis,p.275;共和党对附带说明（obiter dicta）的宣称在如下页码中被标注p.284。

[34]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516.

[35] Potter,Impending Crisis,p.351;Richards,Slave Power.

[36]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21.第二段引文正是方纳讨论共和党意识形态的杰作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一书标题的来源。

[37] Lincoln to George Robertson,Aug.15,1855,in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360.

[38] 同上，vol.1,p.426。

[39] 引自Harry.V.Jaffa,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s in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1959;Chicago,1982）,p.333.道格拉斯在1858年的第一场辩论中引出了这一议题;参见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I,pp.503-504,507。

[40]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p.513-14.

[41] 同上，pp.390-91。

[42] Bensel,Yankee Leviathan,pp.89-90,91.也可参见Nancy Cott,Public Vows:A History of Marriage and the Nation（Cambridge,MA,2000）,pp.72-76。

[43] 《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自1846年《沃克尔关税法》之后，美国关税政策倾向于自由贸易，在随后的数年间，税率呈递减走势，成为美国近代关税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期。但到了1857年，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参战国减少了对美国粮食的进口，导致美国出现全国性的公司破产潮，大量工人失业，经济陷入萧条，在社会上引起恐慌。1860年，代表北方工厂主利益的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借口“拯救黑人”之名，通过了一个旨在大幅提高关税税率的《莫里尔关税法》。此举必将引起美国所有贸易伙伴的反击，靠出口市场为生的美国南方农场主们将会蒙受惨重的损失。由此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北方诸州的代表全部赞成而南方除了退出表决的几个州，剩余的代表皆表示反对。税法的出台更是给南方诸州煽动分裂提供了借口，1860年12月20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法令，宣布退出合众国。——译者注

[44] 《莫里尔法》（Morrill Act），颁布于1862年，旨在促进美国农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照每州参加国会的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并将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又称“赠地学院”，为农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法案实施后，联邦政府共拨地1743万英亩用以赠地学院的建设。其中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其余的州将土地拨给已有的州立学院，成立州立大学或在州立大学内添设农工学院。截至1922年，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众多农家子弟也开始涌入大学校门。——译者注

[45] Susan Barringer Gordon,The Mormon Question:Polygamy and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Chapel Hill,NC,2002）,pp.63,81.

[46] 国中之国，自立山头（imperium in imperio），即state within a state，这一术语曾是俄亥俄州的第一个州训，由于不受欢迎，两年后就被更换。——译者注

[47] 引自Cott,Public Vows,p.111。

[48] 同上，ch.5,quotations on pp.111,120。

[49] 重印于Francis Paul Prucha,ed.,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2nd ed.（Lincoln,NE,1990）,p.136。

[50] T.Alexander Aleinikoff,Semblances of Sovereignty:The Constitution,the State,and American Citizenship（Cambridge,MA,2002）,p.19.

[51] Cott,Public vows,p.123.

[52] 引自Annie H.Abel,The American Indian Under Reconstruction（Cleveland,1925）,p.225。

[53] Shumway,Invention of Argentina,p.225.

[54] 阿伊努人（the Ainu），在阿伊努语中，“阿伊努”是“人”的意思。很多阿伊努人不喜欢这个称谓，希望人们称他们为“ウタリ”，日语罗马拼音Utari，音“乌塔里”，是“伙伴”的意思。在官方的正式文献中，“阿伊努”和“乌塔里”这两种称呼并用。作为日本的蛮夷之一，在古文献中他们也曾被称作“虾夷族”。主要分布在北海道和俄罗斯库页岛附近，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译者注

[55] 参见Brett L.Walker,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Berkeley,CA,2001）,p.233。

[56] 参见Richard Siddle,Race,Resistance,and the Ainu（London,1996）,p.62。

[57] Sayuri Guthrie-Shimizu,“For the Love of the Game:Baseball in Early US-Japanese Encounters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Sporting Fraternity,”Diplomatic History 28（2004）,pp.637-62.

共和党

1854年，随着辉格党的解体和一系列小党的涌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政治重组的清晰曙光。从后向前追溯，很显然，美国第三次两党对垒体系（a third American two-party system）正在发展，并且新生的共和党将会成为辉格党的继任者。然而，在当时，这却并非如此明显。辉格党也许会轻而易举地被本土主义的一无所知党所取代。天主教教徒和外来移民也许会取代黑人奴隶，成为在全国性政治生活中热议的主题。当然，对外来移民的敌意，特别是对天主教教徒的敌意素来都是老生常谈。那些投票支持废奴的人也可能会跟从一个在种族和宗教信仰上偏执的党派，这绝非不合情理。毕竟，废奴的情感立场和种族主义的观念经常安之若素地栖居于同一颗心灵之中。此外，在这些谴责奴隶制的人和这些谴责外来移民和天主教教徒的人中间存在一种相似的外观：他们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以其各自的方式希望争取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协调的社会。无论是种植园奴隶制还是天主教教义都激发了他们对家庭结构、男女平权和性行为混乱的担忧。尽管我们会很乐意回忆起19世纪50年代最为畅销的小说，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夫人笔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 Cabin ，1852年），但是我们也应当同样注意到：另外一本畅销书《对修女玛利亚的可怕揭露》 [1] ，这是一部色情淫秽的反天主教小说。 [2] 在废奴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檄文中都共享了一种引发淫念的、对于性权力的痴迷，即男人，不管他是奴隶主还是神父，都在父权制的社会安排中享有对妇女的掌控。处在中产阶级的位次上，并受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影响的那些美国人——正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支撑起了共和党人的主体——对家庭生活的腐朽堕落深表不安。那些堕落的家庭要么存在于几乎未被知晓的城市移民居住区里，要么存在于南部种植园或犹他领地上那些同样神秘莫测的世界角落里。 [3] 被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主义所激发出的，使社会秩序井然、接受规制的冲力不断敦促着人们对有违常规的性模式、两性关系和家庭组建投入更多的注意，并对其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 [4]

涉及家庭与两性关系的这类事务虽然并不是围绕奴隶制展开的政治冲突的中心要务，但是两者又绝非与之毫无关联。废奴主义者和对奴隶制在态度上有所保留的温和反对派们都聚在一起大谈奴隶制对正常恰当的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危害，这一点在斯托夫人的小说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在奴隶制的阴影之下，小说的主人公无法保有他的房舍、他的家园和他的家人。 [5]

促使被解放的奴隶彼此结成家庭，这是共和派重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自由民局 [6] 的中心工作，同时也是之前的那些奴隶的梦想所系——他们曾经试图寻求合法的婚姻保障，但这种要求在奴隶制度之下是遭到否定的。共和派的改革者们，借助自由民局不断开展工作，他们也立志于建立一种由男性非裔美国人为一家之长的家庭结构，并且让男性来担当供养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养家糊口者的角色。由此，塑造出了一批正直强健、勤奋工作的公民。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代表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他也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著名的改革者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的父亲——解释指出：“自由人”应当成为美国生活的全权参与者，到那时，他应当会“感受到作为一个人，他会有一个称得上是他自己的家的居所，有家人围绕在身边，有妻子需要去保护，有孩子需要去哺育和培养，有工资需要去赚取并获得，并且有权利将他的积攒所得投资于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共和派人士将这一点理解为对前奴隶们的一种公义之举，但是他们也希望在家庭生活中实现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模式。正是这一重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党派的改革者们在支持妇女权益上的迟疑不决、犹豫再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内战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并不包含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和种种与男性平等的权益的内容。事实上，第十三条修正案的最初草稿中曾这样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有人指出这种措辞意味着“妻子将会同她的丈夫平起平坐，并且可以肆无忌惮地同她的丈夫一起站在法律面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三条修正案被改写了。

婚姻制度以一种可以撼动根本的方式同19世纪事关个人自由和政府统治的自由派概念纠结在一起。正如约翰·洛克曾坚称并由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重申的那样，被美国人大加赞颂的共和派政府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之上，一种恰当的婚姻制度同样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说奴隶的婚姻关系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才能有效地表达赞同，这也是为什么奴隶之间的婚姻关系被种植园主们所禁止，但却受到了废奴主义者的声援和支持。尽管他们认识到了赞同的表达具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依然有很多女权运动者们将丈夫之于妻子的权力比拟为主子之于奴隶的权力。不仅是奴隶不能拥有自我（self-possession），已婚的妇女同样也无法拥有自我。一位废奴运动者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莱克维尔（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在185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她说：“妻子必须服侍丈夫，并为之劳苦卖力，这几乎跟奴隶一样，这简直就是奴隶为他的主子所做的一切。” [7]

如果说被美国人党 [8] 和共和党所吸引的那些选民，在其担忧的问题上存在某种可类比之处，那么似乎可以说美国人党引出了美利坚传统中最糟糕的一面，而共和党——特别是林肯——则试图与其最优秀的一面建立联系，这也在部分上解释了为什么后者能够获得胜利，而前者则走向消解。林肯对一无所知主义深表蔑视。在1855年写给废奴主义者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的信中，他曾表达出一种希望，即从美国人党的支持者中赢得追随者，但他却无意涉足后者抱持的种种原则。“在我看来，他们的种种原则并不比主张让奴隶制继续延续下去的那拨人好到哪里去，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9] 1841年，林肯曾同乔舒亚·斯皮德（Joshua Speed）一起乘坐汽船从圣路易到路易斯维尔，在路上，他们目睹了“黑人10人一组或12人一打被铁质的枷锁铐在一起”，这令他深感痛心，在林肯给乔舒亚·斯皮德的信中，他也做出了相似的表述，林肯写道：

我并不是一个一无所知派。这是确定无疑的。那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对于任何一个对压迫尼格罗人深表憎恶的人而言，难道就应当赞同白种民族间的阶级尊卑吗？依我看来，在堕落世道中，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是非常之迅猛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一开始就曾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如今，我们在实践中对它的解读竟是“除了尼格罗人以外的所有人生而平等”。如果让那些一无所知派得势，这句话将会被解读为：“除了尼格罗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以外的所有人生而平等。” [10]

以一种未曾预想的速度，美国人党在1856年大选之后立刻土崩瓦解了，而共和党则吸收了它的很多早期信徒。然而，那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选民们对分化改组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类小党和各种运动大加支持。最终，共和派的主张跟它的对立面一无所知派比起来，赢得了更多的选民支持。

共和派期待一个更大更好的美利坚。一位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露西·拉克姆（Lucy Larcom），在19世纪30年代离开了她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进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Lowell）的纺织厂中做工，她就曾是这类共和派中的一员。在1856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发问：“我们的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并不认为它能够继续长久地维持统一，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助纣为虐。——如今，如此之多的良善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只有北方人才能够从联邦中汲取平静和安宁’（而南方人则不能），那么北方人也不可能真正获得平静与安宁。’” [11] 显然，同西沃德一样，拉克姆深信：奴隶制的存在是与“国家的崇高与伟大”不相协调的。 [12]

胆大妄为要远比黯然默许更具吸引力。共和党人相信：合众国生活中的正常境况应当是享有自由，并且这种常态应当随时间的流逝在历史中被认识。对一种以突飞猛进的方式而实现的自由做出展望，这曾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抱负；而投身于此，确保它的实现，这也是一种激进的信条。通过接纳一个毫不含糊地谴责奴隶制的政党，选民们挑战了南北内战前的回避政治，并激烈地改变了美国政党政治的规则。对南方白人而言，他们将林肯的当选解释为一场类似于革命的举动，这一点不足为奇。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抱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区域性政党。在一个层面上看，它代表了区域利益，并为这些利益寻求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合法性和有利于自身的联邦政策。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共和党对奴隶制的谴责占据了一种道德上的制高点，即使是在林肯发表他的一系列伟大的废奴演说之前，也是如此。当参议员西沃德在演说中用到“更高尚的律法”这种措辞时，他也赋予了共和党的政策以一种道德意涵，而这是对以权谋与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生活的超越。他坚持认为：某些事情是超越常规程序和表决结果的。他们应当对一种没有奴隶制的国家做出构想。

更紧迫、更实际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奴隶制不应当扩展到现存区域的边界之外。共和党人的废奴措辞围绕一种现代的自由化概念，即他们眼中的自由劳动力概念，得以构建。正如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其著述中精彩呈现的那样，他们对自由劳动力的深信不疑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 [13] 在19世纪60年代，在谈及“国家的理念”（the National Idea）时，西沃德解释说：共和党人信仰的是一个芝加哥听众的信条。这一信条以“自由的土壤、自由的劳动力、自由的言论、平等的权益和普遍选举权为基础”。他还指出，这一信条是与欧洲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运动所共享的，对共和党人而言，它是一种“事关自由的伟大、鲜活的国家理念”。 [14] 在一个大加褒奖自由的时代里，南方则是一片未获自由的土地。正如人们在1861年所看到的那样，历史的涌动正在冲毁南方“特立独行的制度”；未来属于自由劳动力，属于现代化的那些种种表征。现代化的表征以北方社会而非南方社会为特色，包括：识字率提高、发明创造迭出、教育普及、城市化大发展、工业化获推进，以及人口增长。 [15]

自由劳动力对奴隶制发出谴责，但它同样也有一种超越劳工观念的生活观。尽管在内战结束之后，劳工的观念被压缩为一种对工人自由订立契约以获取薪酬的确认，但在19世纪中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各处——自由劳动力的原则通常还包括一种有所扩展的、对个人权益的感知。 [16] 这种意识形态也包括：拥有自我的观念和并不依附于他人的观念；并且它还特别包含一种承诺，即被承诺获得一种在生活中提升个人命运的机会。这是一种在物质水平提升过程中寻求表达和彰显的道德愿景。或者说它是否是一种关照人类生命意涵的唯物主义概念在道德术语中的表达呢？事实上，这两种视角是融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无所不在的精神实质具有一种相似的双重性，有时，它也会融入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中去。 [17]

自由劳动力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物质激励模型在社会中发挥了作用，进而可以做出推测，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会日渐巨大。正如林肯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自由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18世纪共和派的自由观，倒不如说是19世纪的个人机遇观。林肯论证说：“提升（民众）境遇”这正是“令政府得以真正形成的伟大原则”。对他而言，这一原则也将非裔美国人囊括了进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机会——我深信黑人也被赋予了获得这一机会的权益。凭借机会，他能够改善自身的境遇。” [18] 相反，在推行奴隶制的南方，正如一位奴隶制的反对派历史学家理查德·希尔德雷斯（Richard Hildreth）所坚称的那样：“蓄奴体系的效果事实上扼杀了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勤勉精神，而这正是公共福祉得以提升的要义所在。” [19]

当这些共和派的发言人大谈经济扩张、现代性和国家进步，进而谴责南方时，他们却拒绝承认对其至关重要的一些经济资源。在这些经济资源中，（南方奴隶）贡献了美国2/3的出口，为试图大举扩张的北方经济体注入了活力。没有从南方奴隶身上所获取的利润，就不可能有输往新英格兰纺织工厂中的棉花，北方的商业、金融和工业发展必将被大幅推后且增长缓慢。 [20]

当时，北方的民主派们——对那些在南方的民主派更是如此——曾经对一种强大的民族国家观念深表不适，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现代化的推进，共和党人开始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之代言。在内战之后，他们甚至将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手段，凭此让“商人”成为民意领袖，这些民意领袖要么是地方上的业主，要么就是一种全国规模的公司实体的负责人。 [21] 他们希望这种新近获得的、政府积极行事的权能能够被用来参与南方的重建，并进而构建起一种通行全国的、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这是一种先前未曾使用过的权能，甚至未曾在合众国被知晓。那一时期，也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曾经以南方重建的规模动员起这一权能来推进内部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

共和派人士对经济发展之可能性而绘制的宏伟蓝图呈现在了一个规划之中，这一规划完全可以说是以“国民经济上的行动主义”为特色。 [22] 在内战中以及内战之后，被激进民主派所主导的国会大力投资于交通运输业，其中包括一条横跨整片大陆的铁路线的修建，它既代表了全国的统一，也象征了现代性； [23] 颁布保护性的关税政策以助力工业的发展，并汲取了一个强大国家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创建一家国家银行和通行全国的货币体系；制定了一种宅地政策，使农民能够获得领土内的土地；此外，随着各州赠地学院的创制，建立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体系。除了关税政策，这些政策在19世纪60年代都属于大西洋沿岸的自由政策。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大西洋世界的另一侧，各国中的此类议程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这也让合众国的共和党人不再成为例外。 [24]

激进派的共和党人——很容易让人回忆起先前他们为扩大奴隶权益所坚守的信条——既创造出了一种通行全国的经济体，也创造出了波及全民的（男性）公民权。伴随着他们所提议设立的第一修正案的出台，美国的公民权概念第一次获得了宪法上的定义。尽管它经历了种种失败，未能完全贯彻，但是这件南方重建时期的作品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调用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改革了社会，并授予那些先前毫无法律地位的民众以种种权益。

人们常常提及一种极为正确的判断，即没能成功地向先前的奴隶授予土地，这一点暴露了激进共和派在规划上的局限性。此外，从第13、14和15修正案综合来看，外加1867年出台的《重建法案》（the Reconstruction Act），它们都共同构成了平等公民权的根基所在，而平等公民权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努力营造。如果全国性的政府随后并没有从它坚守的这些信条中后退，并推行这些修正案所确认的种种权益，那么重建所展现出的全面的激进主义风格将会获得更清晰的展现。然而，给予自由人以财产是超出重建所企及的范围的，这一点依然值得注意。同俄国解放农奴相对照，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在俄国，农奴被允许获得对其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到1900年为止，先前的农奴获得了俄国农业土地中的2/5。然而在美国先前的南方同盟（Confederacy）各州中，除了极少部分以外，几乎全部土地都还是被白人种植园主所拥有。 [25] 这种并不美满的结局在先前获得解放的奴隶身上以及他们的子女身上获得了一览无余的展现，他们在经济能力、政治地位，甚至是个人际遇上都是脆弱不堪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77年重建结束，在那一年，全国性的政府抛弃了自由民，向南方各州的白人种植园主精英重新赋予了权力，他们被称为赎回者。

无论是在合众国，或是法国，还是其他各国，综合看来，国家构建（Nation-making）貌似是矛盾丛生、彼此抵牾，但事实上却是多股潮流的相互补充：权力和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化，与国家公民集合体的个人主义化同步发展、齐头并进。新型的州权和崭新的各类自由同时涌现。 [26] 民主制度伴随着“现代的美利坚国家的诞生”不断扩展充盈，其中也包括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制度建构。 [27] 在内战结束的时候，《国家》（The Nation ）杂志上的一位作者捕捉到了这一伟大成就所带来的恶果：

这场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在各类民主的形式之下，国家性得以巩固加强……国家在领土、政治和历史上的合一性现如今通过数千子民的鲜血而得以确认……战争的第一要务落在如下的问题之间：国家性是完整统一的还是可以分割的，如何处理独立各州所结成的松散和可变的联邦关系。 [28]

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人们不再认为各州和全国性的政府是各行其是、平行发展的。现如今，正像伍德罗·威尔逊在1889年所指出的那样：各州和联邦政府的行政管辖权是“一种行政权力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从属于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 [29] 。但是，战争的意义远胜于此；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民有的政府，一个为公民所共享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并承认所有人的平等权益”。正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个政府）并不为了其自身的存在而宣称具有某种高高在上的权威，也并不超越自然、理性和定期应由人民之意志所确认的各项法律。” [30]

在一本曾被广泛阅读的史学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年）中，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Charles and Mary Beard）夫妇在他们堪称经典的著述中强调了奴隶制的显著意义，并在他们对内战的阐释中夸大了共和党人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对如下这点的强调则是正确无疑的，即战争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一种“全新的政府权力”。 [31] 在这一点上，他们回应了威尔逊，威尔逊在1901年曾写道：“以联邦精神所维系的政府，突然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在性情和观点上具有民族国家风格的政府。” [32] 曾经对这场战争及其影响做出过细致观察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同样也指出了这种变化：“战争之前，我们的爱国心是节日庆典和仲夏夜上的一缕烟花、一个礼赞、一首夜曲……而现如今，数以千计的死亡和数百万男男女女的决心则表明它是真切现实的。” [33] 在这里，爱默生抓住了地理学家们在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合众国，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出现早于国家的形成。 [34] 但正是在内战的熔炉中铸就了这个民族，民族是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气质，而国家，则是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réalité concrète）。 [35] 主权、公民权、中央政府的管制和资本主义在美国人日常的经济关系中汇聚合流。正如比尔德对它的描述，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场“美国的二次革命”（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36]

在一代人之前，调用国家的权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由激进民主派所主导的国会最终铲除了这种（奴隶制）体制，这种体制曾经是国民经济的中心所在，也是南方大量私人财富（大约有40亿）的来源，是南方社会生活的基石。 [37] 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新近创立起来的国家为一种强大的工业经济奠定了根基。从收取保护性关税到为铁路发放补贴，从分配宅地到建立农业试验站，人们构想出了种种动议，然而正是一种通行全国的货币的创制最能体现出政府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的扩张。在内战之前，不受管制的数百家私人银行以及不计其数的假币制造者们共印出了1万种不同的钞票。人们可以对一种货币的价值充分信任吗？正像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他的小说《骗子》（The Confidence-Man ，1857年）中所展现的，信任问题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挑战。现如今，这种地方上的不确定性被移除，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发行了一种统一的货币，并诚邀每一个人建立对国家的信赖，进而确保其货币的价值。 [38]

美元纸钞是如此容易且迅速地流转于美国人的手中，以至于他们从未思考过美钞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此外，对金钱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使用在事实上支撑起了一种“老套的民族主义”。树立起一种通行全境的、唯一的货币流通体制是各地在创制现代民族-国家时所采取的一项基本举措。 [39] 在合众国，内战前的银行票据总是与各个地方机构打交道，并常被画上极具地方色彩的标志性图案，但这种崭新的全国性货币则展现出了一种国家的图标——华盛顿、富兰克林、国旗和国会山。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每当一个公民“手持”钞票或目光落在“印有国家图标的钞票”上时，这些男男女女将会受到提醒：“各州所组成的联邦会真正给每个个人带来益处，并庇佑所有人。”没有人能比参议员、后来的财政部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内战中著名的统帅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的兄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了。作为一位推进共和党财政政策得以成形的关键性人物，谢尔曼协调各方以适应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流通，从而增进了一种“民族性的情感”。他曾在1863年写道：“如果我们在货币和交换媒介上必须仰赖合众国，那么我们将会形成一种更宽广的和更一般的民族性。” [40] 那些以国库为保障的票据持有者也必与全国性政府的命运休戚与共。

内战标志着一种农业社会向工业国家的转型，或者正像比尔德夫妇所提出的著名观念：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农业的南方。到了1873年，工业生产较1865年的水平提高了75%，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合众国仅次于大不列颠。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投降仪式 [41] 之后的8年中，新修筑了3.5万英里的铁路网络。到了1900年，合众国的工业力量已经难以被超越。不久，这一优势就在“一战”中显现了出来。

民族统一所带来的这种发展并非出人意料；事实上，它已经成为那些致力于统一的人的动力所在。在19世纪中叶，由于成功解决了“联邦危机”，进而新出现的这类民族-国家无不经历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德意志的例子也同样如此，随着二元君主国的创立，属于匈牙利人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从而催生出一股企业创新的动能。许多人都拿快速成长的布达佩斯做例子来与美国的城市进行比较。在日本，也是如此。一个现代国家的巩固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凭借其崭新的自由宪政和巩固了的全国性政府，阿根廷也繁荣兴盛起来。事实上，大量涌入的移民、农业生产力的爆发和快速实现的工业化几乎让这些国家同合众国同步前行。到了这个世纪末，阿根廷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19世纪中叶，尽管还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中央集权模式也给古老的陆上帝国——俄罗斯、奥斯曼以及中华（在此伴随着一种半殖民化的外国投资，引发了一种复杂的关联）帝国——带来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工业化进程。

美国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但它的发展却的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例。在1848年自由派价值观的影响下，以社会改善和经济发展为标志，美国实现了一种民族主义者的规划，这一规划由一系列国家支持的倡议构成。然而，由于过早放弃了重建进程，这种曾应许过的益处几乎迅速地被加以妥协。尽管奴隶制度终结了，但自由劳工并没有在南方繁荣兴盛——同时，这一退步处处与棉花相关。

正像南方的领导人经常宣称的那样，棉花对欧洲的工业经济体而言，处于中心地位。他们希望这种“不可或缺性”可以让棉花在大西洋世界“称王”。到了1861年，他们进一步希望欧洲各大强权——它们对棉花趋之若鹜，需要棉花来维持工厂开工，让它们的劳工阶层既有工作可干，又能有衣所穿——能够承认南方同盟，并也许能以其他各种方式来支持南方。当然，有充分理由表明：不列颠、法兰西和其他各处的政府都曾就这一事宜思量再三，但最终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援助南方。

在美国内战期间，欧洲的各个工业化国家（以及合众国中的北方制造业商人们）都在非洲、中亚、南亚以及南美洲开发出了棉花来源的其他途径，并使这些来源足够充分，完全能够满足供给。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 [42] 所展现的那样：战争中断了从美国输往欧洲各大工厂的棉花供给，随后，由于美国北方的胜利，奴隶制在美国南方走向终结，这不仅彻底地改变了原棉生产的地理分布，而且也改变了棉花的生产方式。 [43] 在1860年之前，棉花一直以来都是由奴隶生产的，大多产自美国的南方地区。在1865年之后，多个欧洲帝国内的棉花生产——特别是在英属印度、奥斯曼治下的埃及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在所占份额上都增长显著。输入欧洲工厂的来自印度、巴西和埃及的棉花总量在1860年到1865年间翻了一番，占到了总量的31%。这些变化并没有取代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上的突出地位（1865年后，美国的棉花生产曾经一度恢复），但是这却让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农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大量自给自足的农场主开始种植棉花并依赖这种经济作物进入世界市场。正规的农业工人不再是奴隶，他们都是自由劳工。但是几乎在每个地方——在印度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埃及和巴西的伯南布哥，在土库曼斯坦和西非地区——他们都在一种劳役偿债的境遇下生活和劳作，他们陷入了一种总是欠债于地方商人的死循环中。

俄罗斯、不列颠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指望用其帝国内部产出的份额来取代被打断的美国棉花供给。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法制的环境以激励并保护商人们去给那些从事棉花生产的分成佃户投资，并向后者提供种子、农机设备和市场服务。奴隶制被一种特殊形式的、非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取代。在这种社会关系中，陷入赤贫的农场主被商人操控的金融信贷所控制，国家保护信贷，但并不保护农场主。引人注目的是，这种令劳动力得以规训的经济结构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演化了出来；在美国南方，不仅是先前的奴隶，同时还有贫穷的白人农场主，都一起经受了这种新型剥削的考验。在亚洲、北非和西非地区，这种剥削带来的利润非常之高，美国南方解放了400万奴隶所带来的悖谬效果竟然是让欧洲各大民族-国家都加强并扩张了它们对帝国内各经济体和劳工人口的控制。当时，各国也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对自身不断受到刺激并从而形成依赖的棉花经济以支持。正是这一点，在本质上改变了整个北非特别是南亚地区的殖民经历。新建的铁路和通信体系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对全国领土的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感知必将对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实质上的推动。 [44]

在这里，我已经表明了我的主要观点：合众国内部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国家构建的种种进程相互重叠，并让自由派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对自由的认同，进而形成对非自由劳工制度的反对之势。然而在美国内战中获益最多的劳工是白人，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这种新近创立的、要求高素质人才的自由劳工体系几乎将压力全部施加于有色人种身上（除美国南方以外，各地的贫穷白人也都与被解放的奴隶一起被整合进了这种新型的棉花生产体制之中），不论在哪里，他们在政治上都是被边缘化的，并遭受着严格的留置法规 [45] 的限制。在此，我们开始看到了一种对美国内战的别样理解：将其视为一种全球性事件，将其看作“棉花生产、国际贸易和加工制造的全球网络得以重建”的中心事件。

例如，在埃及，美国的内战被理解为一种民族国家历史的转折点。19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对棉花需求的扩大使得那里的奥斯曼总督赛义德帕夏 [46] 加速了现代化的议程（这项现代化的议程开始于同一世纪的早先阶段，穆罕默德·阿里的治下）。投入到棉花种植中的土地英亩数在1861年之后显著地增长；到了1864年，尼罗河下游大约有40%的肥沃土地都已经改种棉花。这最终导致棉花出口增长了5倍，在根本上改变了埃及的经济。

类似的这类巨大的经济转型发生在每一块大陆上，并给予金融资本以优势。欧洲各大银行为遍及几大帝国的地方商人提供了资本，以资助他们发展棉花种植，涉及作物种植的借贷条款也设定了抵押之物，以保护资本安全。起初，棉花的世界价格急剧攀升，但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特别是在1865年之后，合众国恢复了生产和出口，但其结局对农场主而言则是永久性的债务问题和棉花价格低迷的压力。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被一种法律关系所取代，虽然在形式上不偏不倚，但最终这种法律关系成为一种资本对劳工施加另类权势的工具。这种榨取劳工的体系最终证明比奴隶制更为有效，各地的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在1891年，合众国的棉花生产较30年前的内战前夜增长了一倍。所以内战以及美国南方对奴隶制的废除都不仅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极度提升了世界的生产力水平。现如今，帝国权势的施展已经超出了战略上的意义，它塑造了世界的棉花市场。

[1] 《对修女玛利亚的可怕揭露》（Awful Disclosures of Maria Monk，1836，1855，1856年），此书又名The Hidden Secrets of a Nun’s Life in a Convent Exposed（《对修道院中修女秘密生活的揭露》）。该书宣称天主教男教士会通过秘密暗道进入蒙特利尔的女修道院，同修女通奸，并存在性虐待和杀婴的行径。——译者注

[2] 首次出版于1836年，在当时就成了畅销书，并在19世纪50年代再次重印各种不同的版本。该书（为了迎合不同的潮流，也总是包含着一些“可怕的论述”的段落）获得了读者们的反复回应并成了一部畅销书。与反天主教的不同作家“合作”，修女玛利亚授权了该书的发表，据报道她死于1849年。Arthur Tappan至少作为一个主要的废奴主义者，深深卷入到了把她打造成名人的工作中。

[3] 参见Potter,Impending Crisis,pp.250-65。

[4] 参见Ida Blom,Karen Hagemann,and Catherine Hall,eds.,Gendered Nations:Nationalism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2000）。

[5] 沿此路径展开的一种一般性论述可参见John Ashwort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in Thomas Bender,ed.,The Antislavery Debate: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 as a Problem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Berkeley,CA,1992）,pp.180-99。

[6] 自由民局（the Freedmen’s Bureau），全名为“难民、自由民和废弃土地管理局”，是南北战争后处理南部黑人问题的专门机构。这里的“自由民”指被解放的黑人奴隶。根据联邦国会的《自由民局法》，该机构成立于1865年3月，隶属于陆军部，原定存续期为一年。但由于南方各州通过了各类阻挠解放黑奴的《黑人法典》，造成该局难以展开有效的工作。1866年，国会两次提出一项延长自由民局工作实效、扩大其工作范围的提案，皆被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否决。最终，国会参众两院皆以超过2/3的多数票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使得相关法律得以生效。将自由民局延长到了1868年。该机构不仅向贫困者发放口粮、开设医院，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成果显著，创办了数千所黑人学校，还进行了黑人选民登记和处理相关诉讼的工作。——译者注

[7] 参见Cott,Public Vows,chs,3-4,quotations from pp.82,80,64。

[8] 美国人党（the American Party），又叫本土美国人党（Native American Party），即一无所知党。——译者注

[9]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p.357-58.

[10] 同上，pp.360,363。

[11] Lucy Larcom to Harriet Hanson Robinson,Boston,July 9,1856,Harriet H.Robinson Collection,Schlesinger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folder 67.

[12] Seward引自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p.51。

[13] 同上。

[14] Seward,Works,vol.4,pp.348,349,362.

[15] 在1859年，林肯特别强调了一种现代化观，以高水平的教育、发明和新技术，以及文化制度为标志。参见Lincoln,“Lecture on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and“Address to Wisconsin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in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p.3-11,90-100。

[16] 参见Leon Fink,“From Autonomy to Abundance:Changing Belief About Free Labor System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in Engerman,ed.,Terms of Labor,pp.116-36;Engerman,introduction，同上，p.3。

[17] 参见Greenfeld,Spirit of Capitalism。

[18]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p.85,144.

[19] 引自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p.51.

[20] Carl Degler,“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The South,the North,and the Nation,”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3,no.1（991）,p.8.

[21] 这些民主派的担心参见Thomas R.Hietala,.Manifest Design: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Ithaca,NY,1985）,ch.4。商业活动的胜出是很多进步主义历史编纂的主题，以下这本书中的这一主题也格外值得注意Charles Beard and Mary Beard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2 vols,in one（New York,1933）,vol.2。对全国商业领袖出现的记录参见Sven Beckert,The Monied Metropolis: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Bourgeoisie,1850-1896（New York,2001）。

[22]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New York,1988）,p.21.也可参见Bensel,Yankee Leviathan,p.66。

[23] 几乎在任何一处，民族主义者都保持着这种铁路观。意大利的情况参见Lyttelton,“National Question in Italy,”pp.87-88。

[24] 参见Binkley,Realism and Nationalism,p.101。

[25] Kolchin,“After Serfdom,”p.100.

[26] 对这一变迁的一种特性描述可参见Novak,People’s Welfare,pp.240-41。

[27] Foner,Reconstruction,p.23.也可参见Rogan Kersh,Dreams of a More Perfect Union（Ithaca,NY,2001）,p.196。

[28] The Nation,July 13,1865，引自Foner,Reconstruction,pp.24-25。

[29] Woodrow Wilson,The State（1889;Boston,1904）,p.467.

[30] Frederick Douglass,“Our Composite Nationality,”in John W.Blassingame and John R.McKivigan,eds.,The 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Series 1,5 vols,（New Haven,CT,197992）,vol.4,pp.242-43.

[31] Beard and Beard,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vol.2,p.53.

[32] Woodrow Wilson,“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Atlantic Monthly 87（901）,p.14.

[33] 引自Merle Curti,The Roots of American Loyalty（New York,1946）,p.169。

[34] Zelinsky,Nation into State.

[35] Thiesse,La création des identités nationales,p.227.

[36] Beard and Beard,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vol.2,p.53.

[37] 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New York,1998）,p.99.

[38] 参见Mihm,“Making Money,Creating Confidence,”pp.297,324-28,365,370。

[39] 引自Eric Helleiner,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Ithaca,NY,2003）,p.107.对于领土排外性的重要性参见Emily Gilbert and Eric Helleiner,eds.,Nation-States and Money（London,1999）,pp.4-5。

[40] 引自Helleiner,Making of National Money,pp.111,101,113。

[41] 南方军队在罗伯特·李将军的带领下于1865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向北方军队的格兰特将军投降，南北战争自此宣告结束。——译者注

[42]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他的代表作是《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New York:Alfred A.Knopf,2014.），国内学界已有对此书的述评。——译者注

[43] 这几段我依据了Sven Beckert的绝妙论文“Emancipation and Empire: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no.5（2004）,pp.1405-38。

[44] Goswami,Producing India.

[45] 留置法规（lien laws），指当债务人逾期不履行债务时，合法占有债务人动产的债权人有权留置动产并享有对该动产的优先受偿权。——译者注

[46] 赛义德帕夏（Sa id Pasha）。Pasha，土耳其语为pa a，曾译作贝萧、帕沙、巴夏，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放在姓氏之后。——译者注

对民族主义的铭记，对自由主义的忘却

最晚不过1862年春天，林肯就已经相当恼火地给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写信说：“在这场战争中”，他的“至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为了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度。如果我可以在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的情况下拯救联邦，我将乐意为之。如果我只有借助解放所有奴隶才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必将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下去” [1] 。但是正如知名知识分子兼政治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洞悉的那样（他所洞悉的观点远胜于格里利的观点，甚至也许比1862年林肯的看法也更加全面）：在实践上，这场战争让“（追求）自由与联邦（统一）”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不可避免的。 [2] 正像林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所谓的“新国家”（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使用了这个词语）中不断发掘自由主义的意涵，战争的种种目的也得以扩展。在他的重要演讲中，以在葛底斯堡发表的这一场最为成功，这场演讲不仅给予此种追求自由的伟大斗争以更为深远的意义，而且也让身处欧洲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们得以了解他们早先的期许在联邦军队中所取得的胜利。例如，朱塞佩·马志尼就曾给设在伦敦的美国卫生委员会（the U.S.Sanitary Commission）——美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写信，他指出：北方为了追求自由和国家统一而战，跟我们比起来，你们在4年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远胜于所有欧洲兄弟在50年中通过训诫、说教和写作所取得的成就。 [3]

如果说杰斐逊所采用的自由主义的启蒙语言是经得起推敲且极具宣言性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那么浪漫化的民族主义者林肯的自由派理念则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语言得以表达。随着民主制度被激活，《独立宣言》中的种种理念也即将并必然在时间的推移中得以实现。林肯对历史的见解绝非一种天生内在地展开或自然而然地推进；他要求采取行动——居安思危、积极寻求，甚至是奋力争取。在葛底斯堡，他谈及了“未完成的事业”以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他把杰斐逊的提议变成了一种挑战，“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之下获得自由的新生” [4] 。自由民族主义对林肯而言是如此“值得期待”，它需要一种下定决心、持续不断的追求。 [5]

跟林肯一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对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示关注，借助这种动力，民族国家得以成为人类进步的助产士。在一场著名的演说《我们混合而成的民族性》（“Our Composite Nationality”，1869年）中，道格拉斯曾断言民族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他确信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的民族性是极具价值的，并肯定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国家都发挥了与生俱来的走向进步的作用。他写道：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规模最大、最具完整意义的分割单位，让社会得以在其间形成，它是一种人类力量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宏伟壮丽的聚合体”。通过彼此间的“对比参照和批判修订”，现代民族国家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他希望民族国家的存在方式不应是基于强权，相反而是应当在“国与国之间的对比中，在一国与所有他国的争竞中”存在。这将有利于缺陷的暴露，进而推动“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 [6]

然而不幸的是，林肯、道格拉斯、马志尼，以及他们所谈及的那些人，特别是数百万新近从奴隶制下获得自由的那些人，他们的希望并未能完全实现。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一种亲和力，它特别对一种“持续性增长”欢呼雀跃，这甚至会淹没掉对自由的开明信仰。 [7] 当然，到了1900年，新生的民族-国家已经将它曾应许过的经济增长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一种“强大无比的冲力”已经注入“美国的各行各业之中”，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发展高等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完成：大学、博物馆、公共图书馆、交响乐厅、艺术学校遍地开花。 [8] 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支持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宣称：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以及对认知成长的投资都是彼此关联的。 [9] 民族国家的巩固自然带来军事上的强大，同样也成就了合众国，使其自身于1898年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大国。

在不胜枚举的各种事例中，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强烈感情和雄心壮志在先前曾推进了人类追求自由和尊严的事业，但如今它却成为这种人心所向的事业的障碍。有些时候，民族主义会让自由主义的信条变得黯然失色；在另外一些事例中，特殊情况下的抉择会取民族主义而舍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合众国绝非特例。到了1900年，随着1848年间的民族主义野心在欧洲得以彻底实现（尽管在极少数地方并非如此），自由主义的成就在追逐权势和利益的过程中早已被大打折扣。

研究重建问题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未完成的革命”。 [10] 也许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情况的确如此，我们有责任挑起重担，来完成这场革命。然而“未完成的革命”这个短语是如此宽泛，以至于无法对19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实际举措做出描述。但千真万确的是：激进的共和党人没有能力完成这场革命，原因不仅在于南方的白人予以抵制，就连北方的白人也拒绝提供支持。白种美国人，无论身处南方还是北方，都转而反对以国家的名义让自由得以突破肤色线的这项计划。

当南方的黑人大张旗鼓地要求他们的权益时，北方的妇女和工人也做着同样的事，北方的领袖们从极具正面姿态的、饱具野心的展望中抽身而退、大举撤离。他们甚至从未思考过本土美洲人的权益。许多共和派废奴运动的支持者终止了这一进程，并在其接受公平的考验之前，就提早放弃了在南方追求种族公正的激进计划，一些在1861年曾试图扩展自由之疆域的改革运动的领袖现如今则试图在北方剥夺那些斗志昂扬的工人的选举权。 [11] 作为林肯派驻到詹姆斯宫廷中的大使之子，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Jr.），在1869年宣称：“打开天窗说亮话，普选权只会意味着政府的蒙昧无知和瑕疵毕现——对一个欧洲人而言，它意味着让一个在大西洋沿海生活的凯尔特无产者、一个在波斯湾沿岸生活的非洲无产者和一个太平洋沿岸生活的中国无产者获得选举权。”10年之后，随着重建的结束，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宣布：“寻求普选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12] 这绝非一种个别的声音，曾经大肆鼓吹过1848年原则的许多人都未曾预见到自由民族主义者终将会带来战争。

人们常说这些社会生活和政治事务上的领袖认识到了政府在其权能上的黔驴技穷，政府因不自量力而弄巧成拙。但这还不算完全打开天窗，自然也不是解释的全貌。更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在认识到了民主的威力之后越发恐惧不安，他们对数量庞大的潜在选民深表畏惧，这些选民被赋予了权力并随后可将一个强大的国家收入囊中，这必将会在实质上改变美国社会在权力和社会资源上的分配。如果领袖们无法对投票做出限定，他们也应该限定国家行动的范围，将种种社会问题剥离出政治生活，并将其划拨到市场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13]

合众国与普鲁士间的对比极为鲜明。事实上美国常将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拿来自比，在19世纪后期，合众国是一个自由主义风格的社会和采取自由主义路径的政体。但同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达的理想类型比起来，有些东西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1848年革命的话语中，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表达形式，而到了1877年之后，似乎“国家”已反转为了“人民的反义词”。那种人人享有诸种权益的自由派理念受到了质疑，政治理论家提出：是国家将种种权益授予了人民，而非人民赋予国家以合法性。后者的观点简直与前者南辕北辙：国家认定了其自身具有的主权性，从而在事实上变成了人民主张种种权益的一重障碍。 [14] 律师们和学术圈里的政治科学家们言明了一种将国家视为一种社会构成的形式主义的理解，但这也遮蔽掉了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群体上的各类梦想及其冲突，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对激进的共和党人而言，对国家统一和步调一致的追求，曾经一度同废奴的政治追求熔铸在一起，而如今，种族上的公正，却受到某些有悖常理的潮流推动，几乎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

其结局在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的作品中一览无余。伯吉斯是始建于188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研究生院的奠基人，这一机构得以组织，就是为了要培养政治精英。伯吉斯盛赞了林肯，但他也相当详尽地解释了林肯作为一名宪政派理论家的局限性。他相信：林肯对南方11州脱离联邦这一状况在宪法上的情形存在误解，并对新兴民族主义在未来影响上的描绘存在误读，伯吉斯对此做出了纠正。伯吉斯提出：在司法制度的保护之下（在此先不提投票选举的事），“公民自由的民族国家化”将会支撑起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由“白人”所领导，“他们的使命……责任……和权益”正是“要将政治权力的缰绳紧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将有益于世界文明和人类福祉”。他解释说：由于“不同种族在政治能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必不可缺的一种选择。由此，伯吉斯既论证了放弃重建的合理性，也为美国在1898年战争中暴露出的帝国主义冒险做出了辩护。 [15] 查尔斯·比尔德以及进步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挑战了这种国家理论，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伯吉斯有关民族-国家之权力与责任的观念，却为一种深层次的民主衰颓以及被种族主义所扭曲的公民权观念做出了辩护。在19世纪末叶，国会和法院回避了先前对联邦权力和个人权益的种种宽泛定义。重建时代的各种修正案和立法活动被阉割了。显然，第十四条修正案已经从一种为各州自由人之政治权益提供基本保障的立法转型为一种让商业公司免受政府管制的屏障。然而，对联邦政府在内政事务上行使权力的限定使其日渐与其他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一起缔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个美洲国家已经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能力，可以将自身的权势投射到领土之外的其他区域上去了。

在1882年的一场演讲中，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发问：“民族是什么？”以“民族是什么”为题的这篇文章成为经典之作，并不断再版。 [16] 当时，勒南刚刚入选法兰西学术院 [17] ，并在随后不久就被提名为法兰西公学院 [18] 院长。毫无疑问，他的关注点聚焦在法兰西和欧洲，但在他的主要观点中却有一个是直接针对美国案例来讲的。事实上，他解释了民族主义的动力如何暗中消解了美国内战的最深层含义：“一个民族的本质就在于所有个体在很多事情上具有共同之处，并同时也遗忘了很多事情……遗忘……也是一个民族得以构建的关键因素。” [19]

为了追求民族国家的元气复原以及南北双方的协调一致，这就要求对内战的中心含义予以遗忘。许多作家、编辑和政治领袖都对此深信不疑。正如大卫·W.布莱特（David.W.Blight）以“美国记忆中的内战”为题展开的全面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民族主义取代了战争中的解放意涵，同时也取代了那种不言自明的真相，即一边为了捍卫自由而战，而另一边则为了维持奴隶制而战。 [20] 双方皆勇气可嘉，都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战。所有的老兵都曾是英雄。

重建结束之后，在葛底斯堡树立起来的纪念碑同时纪念南方的邦联军队（the Confederate armies）和北方的联邦军队（the Union ones）。并且纪念碑上并不存在对双方参战之不同理由的明确标示。对于重建的“记忆扭曲”更为严重。在1900年前后，甚至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对重建中存在的英雄主义行为从未被人们记住。相反，重建被视为一种设计拙劣的冒险，这也正是D.W.格里菲斯（D.W.Griffith）在其极具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 [21] 中所呈现出来的。人们也许会将其称为是一场记忆的失败，但事实上，它正是一种塑造政治记忆的范例：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不仅让有关内战的记忆，也让整个国家自身的记忆都发生了变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再不遗余力地唤回美国人对战争和重建的完整意涵，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W.E.B.杜波依斯也同样致力于此。他们两人都深信：解放奴隶不仅仅是黑人史中的中心事件，也是整个美国史中的中心事件。 [22]

在1872年的发言中，道格拉斯坚持认为：

有时候，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我们被要求忘记这场可怕斗争的功绩，并以同样的敬意记住那些曾在国家的生命历程中有所遭遇的个人，并正是这些人将国家的生命得以保留——他们曾为了奴隶制而奋起战斗，他们曾为了自由和公正而浴血抗争……我并不打算驱散这种悔恨，但……如果我忘记了那场……血腥冲突……中的党派纷争，这可以让我的舌头紧贴上腭，闭口不言吗？我只能说，如果这场战争被忘却，我将会以一切神圣亡灵的名义发问：人们还能记住些什么呢？ [23]

然而，道格拉斯的观点在当时就少有同道，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不为人知。E.L.戈德金（E.L.Godkin）的观点在更大范围上代表了人们对国家的共识，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1877年，南方重建以一场政治交易宣告终结，这场政治交易平定了1876年大选中的纷争。戈德金在《国家》（The Nation ）杂志（一份他和其他废奴运动者在1865年创立于纽约的杂志，后来成为全国知识精英的论坛）上向读者保证：“尼格罗问题将会从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中消失。由此，作为由民族所构成的国家，美国将不再与解放尼格罗有任何瓜葛。” [24] 未来将会关注于政治上的重整并进一步深化经济上的发展。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专属于统治民族的（Herrenvolk） [25] 民族主义。

事实上，这种1848年的自由派理想总会多少有些瑕疵。从奥匈帝国建立，一直到其覆灭为止，少数民族问题始终作为一种引发分裂的棘手问题持续存在，并且这也正是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会议上对自决问题（self-determination）深切关注的原因。在加富尔的治理之下，通过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意大利政府向马志尼的自由主义做出了妥协，进而完成了国家的构建。然而在阿根廷，土著民众的种种权益并不像在合众国那样依然受到自由派的尊重。妇女所伸张的权益也很少被承认。殖民主义被每一个拥有权势并进入帝国主义游戏的国家所接纳。每一个国家无不沿此路径，向前进发。 [26]

1898年，美国人在另外一场战争中巩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这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很难说具有解放性，它甚至让发生在古巴的一场在种族间实现民主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最终销声匿迹。 [27] 其自我辩护的措辞与种族至上论混杂在一起——当时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大加帮忙，将“白人的负担”这一说法放在美国人面前。林肯的前任秘书、生物学家兼麦金莱总统手下的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将1898年的美西战争形象地描绘为一场“华丽的小战争”。南方和北方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在古巴和马尼拉湾所取得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兴奋不已，欢呼雀跃地浇筑加固了他们的民族和解。令人惊讶的是，有1万名黑人应征加入美国的军队——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后嗣却并未参与其中，因为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的脑海中，这场战争是一场将“种族仇恨和暴虐残忍”扩张到全球的行动。 [28]

[1] Abraham Lincoln to Horace Greeley,Aug.22,1862,in 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2,p.358.

[2] 引自Foner,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p.99。

[3] 引自Rawley,“American Civil War,”p.194。相关背景资料，参见Allan Nevins,The Warfor the Union:The Organized War to Victory,4 vols,（New York,1959-71）,vol.4,p.404。

[4] 对该点的更一般性的论述参见Garry Wills,Lincoln at Gettysburg（New York,1992）。

[5] 关于被引用的段落参见James T.Kloppenberg,“Aspirational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24（2002）,pp.60-71;关于这一概念可参见Lincoln,Speeches and Writings,vol.1,pp.398-400。

[6] Douglass,“Our Composite Nationality,”pp.240-41.

[7] Greenfeld,Spirit of Capitalism,p.23;这本书强调民族主义和成长之间的联系。

[8] Nevins,War for the Union,vol.4,p.393.

[9]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p.40.

[10] Foner,Reconstruction.

[11] 参见David Quigley,“Reconstructing Democracy:Politics and Ideas in New York City,1865-1880”（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1997）,and David Quigley,Second Founding:New York City,Reconstruction,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2004）。

[12] Adams引自Foner,Reconstruction,p.497;Francis Parkman,“The Failure of Universal Suffrage,”North American Review127（July-Aug.1878）,pp.1-20。

[13] Foner,Reconstruction,p.489.

[14] Daniel 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 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1987）,pp.146,153,159-62,169.

[15] John W.Burgess,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1902）,pp.ix,viii

[16] 该文的中译本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袁剑老师根据英文译本译出，并参考了德语译本和法语原文。刊载于《知识分子论丛》第10辑（许纪霖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译文又被收入《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3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译者注

[17] 法兰西学术院（the French Academy），法语原文为L'Académie française，该学术机构始建于1635年，起初主要负责法语语言方面的研究和推广，是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下辖的五个研究机构中最著名的一个。

[18] 法兰西公学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该机构成立于1530年，是一个以研究为目的的教育机构，除设置了几十个不同学科的教席（chairs）以外，还包括实验室、研究团队、专业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等。该学院的课程立志于展现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且不授予任何文凭。向公众传授那些“正在形成的知识”而非已经定型的旧闻。——译者注

[19] 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repr.in Homi 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1990）,p.11.

[20] David W.Blight,Race and Reunion: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Cambridge,MA,2001）.

[21] 《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年上映。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庄园主卡梅伦家族和举家拥护北方的斯通曼家的孩子同在一所寄宿学校念书。年轻的本杰明·卡梅伦和埃尔西·斯通曼互生情愫。然而南北战争爆发后，本杰明·卡梅伦参加了南方军队，奔赴前线，与北方的昔日好友奥斯丁·斯通曼成了敌人。战后本杰明·卡梅伦与敌对家族中的恋人埃尔西走到了一起。这场两个家族间的联姻预示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和统一。——译者注

[22] David W.Blight,“‘For Something Beyond the Battlefield’: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emory of the Civil War,”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no.4（1989）,pp.1156-78.For DuBois，参见他的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New York,1961）,esp.chs.1-2，和Black Reconstruction: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 Played in the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1860-1880（New York,1935）。

[23] 引自Blight,“‘For Something Beyond the Battlefield,’”p.1160。

[24] 引自Blight,Race and Reunion,p.138。

[25] 字面意思是主人-民族（master-race），指纳粹所鼓吹的天生优越的、应当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译者注

[26] 意指主人—民族（master-race）的民主制，这一术语由George Fredrickson在他的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New York,1971）一书中被引入南方史。

[27] 参见Ada Ferrer,Insurgent Cuba:Race,Nation,and Revolution,1868-1898（Chapel Hill,NC,1999）.

[28] 引自Blight,Race and Reunion,p.350。

第四章 帝国中的帝国

几个欧洲主要大国的代表们在1884年到1885年间聚首柏林，其主题就是帝国。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为这场精彩的博弈设定了基本的规则。他们自己协商出了一幅列强瓜分非洲的蓝图，伴随着新型的暴力、医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他们也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加速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收紧对殖民地的控制。 [1] 在随后几次的柏林会议以及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接近25万英亩的土地被各大帝国收入囊中。到了世纪之交，这种状况已经昭然若揭，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世人——也包括V.I.列宁（V.I.Lenin）在内——面前：“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了。” [2]

合众国也被邀请参加了柏林会议［也许是因为它在利比里亚存在利益诉求，这是由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在1821年奠定的一种局面］，合众国派出了一名代表，但却拒绝签署最终的协议。 [3] 其理由部分取决于华盛顿的思想遗产，因为华盛顿曾对纠缠不清的结盟关系发出过警告；其理由也来自一种广泛持有的信念，这种信念有时会被有意地大肆宣扬，即美国的共和体制在面对欧洲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帝国的虚张声势之时，一直以来都采取了一种驳斥和非难的坚定立场。在合众国和欧洲的史学研究中，学者们大都接受了这种美国做派（American pretention）。

美利坚民族认同中的一个基本构成正是建基于差异之上，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在定义美国时，认为它有别于甚至是隔绝于所有的外国地区。无论是欧洲，还是那些被美国人不自觉地称之为“未开化”或“野蛮”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都与之截然不同。 [4]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和基督教新教思想（Protestant Christianity）跟他们拒斥帝国主义野心一样，正是其自身独特性的要旨所在。人们可以争辩道——我也会提出——在此处，他们正沉浸在一种摆弄语义学上的狡猾手腕而不能自知的状态之中。通过将（帝国扩张）描述为“西进运动”或说是国土的“向西扩展”，他们掩盖了真实存在的帝国。的确，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中确实有一条独特的条款，似乎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意涵：它允许让新近划入的各片领土变身为州，并与先前存在的各州平起平坐。这也是为什么说向西扩张可以被心安理得地描绘为欧裔美国人（Euro-American）在大陆上的定居活动。但只有将他们先前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侵占与剥夺涂抹清除或一笔勾销，才能让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心安理得的。正像威廉·亚伯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很久之前就指出的那样，帝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种美国的谋生之道。 [5] 剥夺并侵占土著人的土地，然后展开殖民统治，这早已是美国历史中的两大中心主题，只是未被公开承认罢了。

真实且重要的史实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的时候，除了吞并菲律宾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更成功地控制了波多黎各以外，合众国并没有对任何海外领地采取正式的殖民化统治。这一点使其与欧洲强权以及日本区分开来，但这也不足以解决疑惑，免受质疑。美国的国民贪婪地获取了整块大陆，并且他们是通过征服的方式来完成的；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了一种建立在贸易和金融基础上的海外帝国，并使用武力来予以捍卫。怪不得人们常说：合众国早就是一个帝国，但并不以帝国之方式而存在，是一个不像帝国的帝国。 [6] 在避免控制领土但却推行商业和金融帝国的过程中，也许可以说合众国是极具先见之明的。当然，这也有助于塑造一种全球的经济和文化，这种经济和文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较欧洲各大帝国而言，美利坚的帝国模式很少引发道德上的争议——尽管道德上的质疑是存在的，并且即使有，这些争议也多为正面启发性的。

长期以来，很难让美国人承认他们的大陆扩张是一种帝国形态，特别是当种族中心论的假设掩盖了土著美洲人（Native Americans）的存在，（美国人）宣称（美洲的）土地原为“空无一人的”无主之地时，更是如此。作为一种在市场中发挥权能的形式，帝国，同样也难以被把握和捕捉，帝国既非一种可见的存在，也不是一种有形的实体。其抽象特征也许部分解释了这样一种悖谬：作为一个立足全球的大国，这个国家并不在学校中教授地理学的课程，其公众也对合众国疆界以外的地理知识毫无兴趣。 [7] 在这一点上，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在美国的地图绘制上尤为明显。同欧洲人的做法相比，合众国出版的各类世界地图集一般都包括更多的国内地图。欧美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极为显著的：美国人出版的地图集，高达80%的情况是这样的，而在欧洲出版的地图集则只有7%~20%会出现这种情况。 [8]

柏林会议的参与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大西洋对岸的大国崛起。他们早已密切关注了联邦军队的军事威力，他们深知合众国正站在跻身世界领导地位的制造业大国的门槛上。他们对仅在规模上就已经占据了整块大陆的两个国家——合众国和俄罗斯——深感恐惧，害怕它们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给欧洲各国带来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并且他们也恐惧地感受到：如果自身不能积极扩张，未来将会变得脆弱不堪。在1883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利（John Seeley）曾发出警告：

如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合众国和俄罗斯联手，到了那个时候，它们最终将会让法兰西和德意志这样的老牌欧洲国家彻底变得相形见绌，并排挤它们，使之成为二流国家。如果到那时，英格兰还只是自视为一个欧洲国家，那么合众国和俄罗斯也必然会让英格兰遭受同样的命运。

德国和日本的领袖们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在法兰西，茹费里 [9] 在谈及议会对其殖民政策的批评时指出：如果法兰西视帝国为禁忌，回避走帝国之路，那么它将会“从一等强国沦落到三等或四等之列” [10] 。在这一时期，列国竞争的言辞是无所不在、四处蔓延的，并且常常借用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比喻。许多德国学术界中的领袖人物，包括支持发展社会公民权的两大自由派人士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都曾是帝国的拥护者。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柏林给他的学生说：“每一个有生气的民族都已经建立了殖民统治”，并警告说德意志为了民族的延续也必须展开殖民活动，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11] 可以说这种极具男子气概的（帝国）主题（在各国）遍地开花，其中也包括合众国，当它在1898年决定是否开战并开创帝业时，同样如此。 [12]

19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大力鼓吹竞争，竞争在民族国家化的各大帝国间渐次展开，其中涉及很多因素。经济利益自然是这一方程等式中的一部分，但它是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方式存在的。从国库之丰盈上看，各大帝国一开始都曾是财力上的矮子，囊中羞涩，尽管不排除某些个人会从中牟利，中饱私囊。在不具备帝国主义市场的情况下，同样也存在一种抵消平衡的风险——被关在由敌国所控制的市场之外就是一例。所以维持一种自卫性的经济与对一种新市场做出展望同等重要。 [13] 美国人也与1898年的争端很合拍。国家声誉，甚至是道德更生的要求敦促着这个新生的、巩固了的民族-国家走向帝国道路，同时也是因为害怕内部的纷争，人们希望这种纷争能够被一种集体主义的帝国荣耀部分地中和、折冲或者是完全地取代。 [14] 快速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以德意志和合众国最为典型——的领袖们，也许会看到一种在帝国冒险中转移社会冲突的方法。当然，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为了完成巩固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帝国也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例如意大利在北非地区所做出的殖民努力或者内战结束后的合众国，情况都是如此。正是出于如上的种种原因，合众国也进入帝国竞赛中来。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中，始终存在着推行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两股声势。经常是两股南辕北辙的拉力在同一个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不断摔跤、扭打。也经常出现先前难以预料，甚至是事后难以解释的情况：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是这种而非那种声势占据主导呢？美国人同时被自由和帝国两种理念所吸引，这两种政治逻辑彼此之间也存在一种不稳定的关联，尽管它们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美国人对自由大加褒奖，有时也希望将其扩展到自身的疆界之外，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们所采取的手段，在外人看来与帝国的手段并无二致。对他们自己而言，借着尽善其事的明确意图，帝国和自由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一种存在于帝国之中的反殖民主义的逻辑解释可以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场论辩中被解读出来，在这场论辩中，罗斯福论证了合众国继续保留对“独立”古巴之控制的合理性：

并不仅仅是因为控制古巴市场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不只是因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强我们在热带地区和南部水域上的至高无上性……而是因为我们应当让美洲大陆上的所有姊妹国家感受到：我们希望能够公正无私且强效有力地表明我们是他们的友邦。 [15]

当然，某些美国人也看到：在大谈公允无私的信条背后，（美国在）事实上扩展了杰斐逊所说的“自由帝国”的疆土。他们认识到了帝国会让自由承受风险。亚伯拉罕·林肯就是这样一位批评者。当那些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大声疾呼的美国人提出要通过占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以便让上帝对自由（同时还有奴隶制）的祝福得以扩展时，林肯拒绝了这种提议。他说：扩张主义者，

是抱有人道情怀的良友；他对土地的欲求绝非出于自私，而只是一种试图要扩大自由之领地的冲动。他们为了让那些遭受奴役的国家和殖民地得到解放而展开战斗并殚精竭虑，他们总是倾情付出，他们拥有土地，与那些与之相抵触的人毫无相似之处。然而对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也就是说那些美国南方的奴隶）而言，扩张主义者认定他们能够挺得住，并（有耐心）再等上数百年的时间（以获得解放），在此期间，无论从何方获得帮助都会令这些人（奴隶们）欣喜不已。 [16]

人们早就指出：美国的奴隶制和美国人的自由是捆绑在一起的，相互论证着彼此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人们也许会说帝国和自由同样如此。 [17] 正如一个社会，正是依靠奴隶制才为白人男性构建起了共和派自由，甚至滋养了共和派的政治家们（最早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是共和派），由此帝国被合理化为一种扩展美国式自由和基督教新教福音的手段，进而增进整个世界之福祉。

但是，自由和帝国之间的另外一重联系也必须被加以强调。对自由个体的美式赞颂以及对其（通常只是男性的个体）不受捆绑之野心的释放无疑给予了男性个体以应许，让其能够去获得世上的所有物品（通常是通过购买的方式）——也包括本土美洲人的土地以及美洲大陆之外的世界资源，却完全不管所有者是否愿意出售。

[1] 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Oxford,2004）,pp.228-30.

[2] 引自Neil Smith,American Empire: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CA,2003）,p.14。

[3] Richard Olney,“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Atlantic Monthly 81（May 1898）,pp.577-88.

[4] David Reynolds,“American Globalization:Mass,Motion,and the Multiplier Effect,”in A.G.Hopkins,ed.,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2002）,p.250.

[5]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New York,1980）.

[6] Gareth Stedman-Jones,“The History of U.S.Imperialism,”in Robin Blackburn,ed.,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New York,1973）,pp.207-37.

[7] Smith,American Empire,p.19.

[8] Susan Schulten,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1880-1950（Chicago,2001）,p.29.

[9] 茹费里（Jules Ferry），法国共和派政治家，1879年在共和派上台执政时，茹费里先后担任过教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后担任总理，以推行政教分离、殖民扩张、世俗教育而闻名。——译者注

[10] Seeley and Ferry cited in Harry G.Gelber,Nations Out of Empires:European 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sia（New York,2001）,p.117.

[11] 同上，p.127;Gordon Craig,Germany,1866-1945（Oxford,1978）,p.119。

[12] Kristin L.Hoganson,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New Haven,CT,1998）.

[13]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New York,1989）,p.67.

[14] Gelber,Nations Out of Empires,pp.122-24.

[15] 引自Bayly,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p.461。

[16] 引自Richard White,“The Geography of American Empire,”Raritan 23,no.3（2004）,p.19。

[17] Edmund S.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1975）.

亚哈和帝国

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身处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美国在征服事业中的全球视野了。捕鲸业是一种全球化的产业，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各大洋中搜寻这种必需的“原材料”，然后将其销售到世界市场中去。梅尔维尔深谙这个世界，他了解这些热带的民族：他们正在遭受欧洲人的殖民，他们的文化也受到了来自合众国的热衷于福音运动的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的改造。他写道：“同样的这片水域 [1] ”，“冲刷着新近建立起来的加利福尼亚的各座市镇……并荡涤着那些虽已褪色但却依然诱人的亚洲大陆的边缘，那片大陆远比亚伯拉罕的土地 [2] 更为古老……在两片大陆之间，漂浮着由珊瑚群岛所构成的银河，以及那些低洼延绵、未被命名的群岛，还有令人费解、难以参透的日本。” [3]

梅尔维尔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以及美国人。亚哈船长（Captain Ahab），一位不遗余力地深入到南太平洋和亚洲海域追捕白鲸的人，他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帝国中的美国人的行事典范。尽管被白鲸吞去了一条腿，亚哈仍对他的追求有一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在一定程度上，美利坚帝国经常被一种不容指摘的对于安全的担忧驱动着。但如果这就是梅尔维尔所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那么《白鲸》（Moby-Dick ）一书就只能是讲了一个稀松平常的冒险故事，那么美利坚帝国的故事也将相应地变得简单平常。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白鲸》是一本可以发掘出无尽的主题，具有伟大心理情结（great complexity）的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亚哈的自我界定（selfregarding）——不受限定的野心。作为一种历史机缘而出现的美洲——特别因其（向欧洲移民）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机遇——在合众国中塑造出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激励人们从过去中逃脱，重新出发并不断扩展自身的眼界，进而最终构建出帝国。通过将亚哈的船命名为佩科德号 [4] ，梅尔维尔暗示了帝国的念头早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因为正是1636到1637年间爆发在清教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佩科特战争（thePequot War）缔造了“新英格兰南部的英国霸权”，并为定居活动扫清了障碍。 [5]

像亚哈一样，白种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男性总是试图扩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未来，因为野心的界线不断被更新和扩宽，他们一再反复地抛弃过去。正如白鲸，这些象征性的表征以及物质上的眼界持续不断地越出疆界，甚至有时超出暴力远征所及的疆域。国外的评论家们也多次注意到了美国文化中的这一方面，没有人比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认识得更为深刻了，托克维尔被这种永远无法自我实现又总是无法让人心满意足的不懈追求所吸引。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两相结合的产物，表面宣称的平等和正式社会阻力的缺席两相结合：美国人对“自身福祉”的“狂热激情”使其对“完满幸福”（这种幸福“永远都是稍纵即逝、不断从手中溜走的”）的实现做出了一种展望。 [6] 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总是啜饮着坦塔罗斯的苦酒（Tantalus s cup）（总是经受着永远无法实现其目标的痛苦折磨）。

几乎是不假思索——可以说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程度——美国人开始将美利坚一词的意义同一种可以不受限制的获取土地和市场的（上帝授予的）权益联系起来。土地、自由、机遇和丰盈似乎是一组自然序列，滋养着一种情感，给予美国人以冲劲儿，（让他们）使用新获得的土地和机遇创造财富。 [7] 美国的农业边疆、美国的城市以及美国的市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扩张，种种扩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即人们能够并且也应当“以一种极致的方式从自然中榨取财富” [8] 。这种心理期许与丰盈收获的结合不仅反映了同时也哺育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称之为一种“贪婪的民主制”。 [9] 这种民主制在国际上的推力，肇始于合众国的西部扩张，它构成了一种强大有力的帝国观。

梅尔维尔引人注目的著述既对一种期待做出了详尽的阐释，也对其做出了挑战，这种期待就是：世界应当把自己交托给一度踌躇满志的美国人。 [10] 他也同样认为：美国人几乎从未捕捉到领土的另一侧或者说是商业边疆上的那些人的所思所想，也从未体验过通过契约和交换——无论是交换土地还是商品——所带来的那种感受。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许称得上美国最能干的国务卿和帝国梦想的设计师，他很识时务，以至于能够认识到其他国家已经发现了美国人独特甚至是贪婪的雄心壮志。然而尽管如此，他也并不认为需要让美国人做出调整或回应。在1819年的写作中，他观察指出：“无论我们这一方做出何种努力，试图让世界清除一种信念，即我们是野心勃勃的，所有这些努力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只会徒然增加我们在野心上的欲盖弥彰。” [11] 20年后，中国不遗余力地限定同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为了对此加以攻击，亚当斯暴露了他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的一种认知，即美国享有上帝赋予的特权，并假定世界应当包容和接纳美国人的欲望和美国人的事业。 [12]

美利坚帝国的故事可以追溯到起初欧洲人在西半球的定居活动。怀揣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物质上的野心，英国定居者在北美大陆上占有了那些他们宣称是空旷且未被开垦的土地。自此之后，美利坚的民族经历聚焦在领土的扩张以及为农业、制造业和资本投资开拓全球市场上。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全球化的历史框架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审视这个美利坚帝国，叙事不仅仅是（一种按照时间展开的）线性叙事，更是一种空间上的叙事。也许我们可以再次从梅尔维尔的作品中寻到蛛丝马迹。梅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皮埃尔》（Pierre ，1852年）或《扑朔迷离》（The Ambiguities ，1852年）中描述了一种叙事策略，即“依情况所需，向后展望或向前追溯。你必须让中心主题灵活机敏，周边陪衬迂回周旋” [13] 。美利坚的故事同样也要求在处理种族事务时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机敏。跟奴隶制一样，帝国问题同样也支持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这样一种观察：“人类心智的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即“在我们组织思绪的过程中，对占有财产的热爱和明辨是非的（道德约束），这两点是处在彼此冲突的位置上的，由此经常使人的思路变得弯曲复杂、生出诡计，让人的行为变得难以捉摸、扑朔迷离” [14] 。

《纽约时报》的创始编辑亨利·J.雷蒙德（Henry J.Raymond）在1854年——《白鲸》发表后的第三年，在林肯对人类的内外有别和自欺能力做出反思的时候——敦促参议员威廉·亨利·西沃德（未来林肯政府的国务卿）对他的帝国野心做出节制。雷蒙德写道：“帝国是一种宏大的野心，但自由则更加高高在上……我们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具野心的民族，以至于我极为恐惧我们将会牺牲自由来换取帝国之梦想。” [15] 雷蒙德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发出这类警告的人。美国人对自身之民主制度（遭受侵蚀）的担忧，远比其他各类担忧——对任何会影响到美国实力的其他因素的担忧——都更为深刻。几乎可以把帝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全然看作一种内政事务。在这片土地上，反帝国主义者往往并不比帝国主义者对帝国的经历更大惊小怪（帝国主义者本身也对这一经历充满好奇）。

历史学家也并无例外。大多数美利坚帝国主义的编年史家，尽管在当时也极具批判性——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他们才都把自身（对帝国的观察）限定于对目标意图和道德标准的质疑上。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视角有待检视：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发出了邀请，它需要对那些受到美利坚假设和政策影响的人进行检视，检视他们对这些假设和政策的理解方式，从外部看来，美利坚帝国到底是什么模样。 [16]

帝国以一种复杂但却经常无法预测的方式运转着；帝国的进攻改变了权力的平衡，例如，帝国纵容了本土美洲人将欧洲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让它们在18世纪的北美大陆上彼此攻击，或者在一个世纪之后，当美国人抵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同样如此，进而推动了首席大臣 [17] 李鸿章的“自强”运动（“self-strengthening”policy）。 [18] 帝国主义当局的登岸可以带来全新的资源，但同样也会改变当地的等级序列、权力关系和（政治）机遇结构。1898年的波多黎各就是如此。合众国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学校和公共健康设施；同样重要的是，还引入了美国的法律，给予波多黎各国内的女权运动以支持，特别是让女性享有了离婚的权益，由此暗中破坏了统治精英将这个岛国视为一个和谐“民族大家庭”的家长制认知。与之类似，美国人在那里对蔗糖生产的加强，也让全岛范围内的劳工运动（工人自由联合会，the Federación Libre de Trabajadores）既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必然。帝国榨取财富，但同样也创造全新的机遇——通常并不是有意为之——创造出的这些新机遇会让地方集团在政治和经济权益上发出崭新的诉求。 [19] 美国各大公司的入侵同样也让地方上的权力安排发生震荡，有时还会改变机遇模式，从而邀请各大家族采取全新的改进策略，进而将他们的位置抬升到一个更大的财富范围、更强的权力层次或更高的社会地位上。 [20]

在菲律宾和古巴，美国官员同保守的地方精英站在了一起。在后一个案例，即古巴的案例中，这种合作颠覆了古巴革命自1868年以来脆弱的反种族主义信条，重新强调了种族区别。 [21] 在前一个案例，即菲律宾案例中，当美国人对菲律宾人施加过强的压力时，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的开明派——正如他们被称为的那样（受教育者或“被启蒙的一群人”）——就会不断通过抬出民众骚乱这个幽灵来有力地对美国殖民当局加以限制。 [22] 在这里，有一种案例被史蒂夫·J.斯特恩（Steve J.Stern）称为“反转的殖民化”，在此，那些遭受殖民的人利用施加殖民控制的机构来寻求他们自身的各种诉求，虽然这一寻求过程在行动的范围上受到节制，但无疑它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 [23]

书写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准确地强调了这些互动的复杂形式。无论是对各领土帝国还是对各商业帝国而言，认识到被殖民者的能动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们也不应当忽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性。在此，我强调帝国的结构和权力，但也并没有忽略“另一头”，即被殖民一方的周遭境遇。我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一个老生常谈的观念做出挑战，这个陈旧的观念认为：合众国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是未曾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有意而为地调用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塑造世界，进而实现它的帝国利益。我同样也对另一种观念做出挑战，这种观念认为1898年帝国时刻的到来是个未曾被预想或者说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美国人总是焦急万分地否认帝国同其自身历史的内在关联。他们倾向于依靠一种同欧洲的对比，得出鲜明的反差，以论证他们在理解自身之过往的方式上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指出：除了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导致他们占有了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群岛，以及间接控制了古巴，美国人并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在海外领土上肆无忌惮地推行殖民化并加以统治。相反，美国人运用自身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杠杆创造出了一个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自由贸易的世界。根据这种记述，美国在世界中的各类行动主要是由那些市场中的私人行动者来完成的，而不是由政府出面，对远方的各个民族和多片领土施加统治。

以两种更宽泛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不能算错，但却具有极大的误导性。首先，个体定居者对土地的垂涎驱动了合众国的西进扩张，这千真万确。然而，在必要的时候，扩张却是借助国家政策和军事手段来加以维持的。从本土美洲人和墨西哥人手中夺取领土，这是除南北内战和解放黑人奴隶之外，美国政府在19世纪最为重要的活动。同样，政府通过购买以及同欧洲列强签订条约的方式也确保了其所获取之土地的安全，但却对原本久居此处的那些居民之权益或喜好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帝国绝非完全是个体行动者的杰作。

其次，为了能够进入世界市场，并确保海外传教士的自由，美国也持续不断地使用外交手段甚至是强制性的力量来自我保护。颁布商业政策至少可以追溯到杰斐逊执政时期，这些政策把合众国带到了它所经历的第一场对外战争中去，阻击了北非柏柏尔人的海盗侵扰，保护了美国在地中海的商业活动。也是在同一时期，杰斐逊运用了外交而非战争的手段来确保新奥尔良（New Orleans）成为一个服务于美国农业的船运港口。墨西哥战争 [24] 给合众国带来了大量全新的领土以及重要的天然良港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同样，美国的政策在决意要把加勒比海变为“美国的内湖”（American Lake）这一意图上，也是昭然若揭的。人们可以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构想 [25] 中看到这一想法在20世纪的程式。威尔逊借助美国的道德和政治箴言表明：战后的世界应当确保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

当时，进入到20世纪的合众国已经对强占领土富有经验，并深谙帝国之道。它准备为美国的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投资开拓市场，并对其施加保护，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尤其如此。 [26] 同时，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市场份额，它也极具攻击性地同欧洲列强展开了竞争。

由此，合众国得以在一重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段中，欧洲或西方在这个星球上占据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中分得了一杯羹。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世纪之前W.E.B.杜波依斯极具挑衅性的程式中加以观察，合众国参与了一种北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白种民族实现了对有色人种的统治。无论是作为一块殖民地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都算作一种始于15世纪的、更宏大的、不断变化的欧洲帝国大业中的一分子。

[1] 此处指太平洋。——译者注

[2] 此处指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译者注

[3] 引自Christopher Benfey,The Great Wave:Gilded Age Misfits,Japanese Eccentrics,and the Opening of Old Japan（New York,2003）,p.xi。

[4] 佩科德号（Pequod），这是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用阿尔冈昆语对佩科特部落的称呼。——译者注

[5] Albert A.Cave,The Pequot War（Amherst,MA,1996）,p.I.

[6]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Thomas Bender（New York,1981）,pp.430-31.

[7] David Potter,People of Plenty: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Chicago,1954）,pp.92,93,96,165.

[8] 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1991）,p.150.

[9] 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1948）,p.viii.

[10] Michael Paul Rogin,Subversive Genealogy:The Politics and Art of Herman Melville（Berkeley,CA,1983）,p.109.

[11] 引自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p.67。

[12] John Quincy Adams,“On the Opium War,”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43（1910）,pp.303-26.最初发表于一份传教士杂志《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13] Herman Melville,Pierre;or,The Ambiguities（1852;New York,1964）,p.79.

[14] Abraham Lincoln,Complete Works,eds.John G.Nicholay and John Hay,2 vols.（New York,1922）,vol.1,p.613.

[15] 引自Richard W.Van Alstyne,“Empire in Midpassage,1845-1867,”in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ed.,From Colony to Empire: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1972）,p.120。

[16] 参见Louis A.Perez,Jr.,The War of 1898: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Chapel Hill,NC,1998）。

[17] 首席大臣（chief minister），李鸿章在1862年江苏巡抚任内兼任通商大臣，1870年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处按照英文的意思译出。——译者注

[18] 参见Michael H.Hum,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1983）,pp.115-42。

[19] 参见Julian Go,“American Empire:The Limit of Power’s Reach,”Items and Issues 4,no.4（2003-2004）,pp.18-23;Eileen Su rez Findlay,Imposing Decency: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and Race in Puerto Rico,1870-1920（Durham,NC,1999）,esp.chs,4-5.Quotation from p.16。

[20] 就这一问题做出更宽泛讨论的文章参见Catherine C.LeGrand,“Living in Macondo: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United Fruit Company Banana Enclave in Colombia,”in Gilbert Joseph,Catherine C.LeGrand,and Ricardo Salvatore,eds.,Close Encounters of Empire:Wri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Durham,NC,1998）,pp.333-68.

[21] 参见Ada Ferrer,Insurgent Cuba:Race,Nation,and Revolution,1868-1898（Chapel Hill,NC,1999）。

[22] Go,“American Empire,”p.22;Julian Go,“Colonial Reception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Filipino Elite Response to U.S.Colonial Rule,”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2,no.1（1999）,p.341.

[23] Steve J.Stern,“The Decentered Center and the Expansionist Periphery:The Paradoxes of Foreign-Local Encounter,”in Joseph,LeGrand,and Salvatore,Close Encounters of Empire,p.53.

[24] 墨西哥战争（The Mexican War），指1846—1848年间的美墨战争，美方大胜，双方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美国获得了今天属于加利福尼亚州（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仍属墨西哥）、内华达州、犹他州的全部地区，以及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25] 伍德罗·威尔逊的构想（Woodrow Wilson’s hope），指威尔逊在“一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1月在国会发表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译者注

[26] 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2002）,ch.1。

身为白鲸

亚哈让白鲸咬断了一条腿，正像他说的那样，这减轻了他作为一个人的负担。但也许还有一个更为恰切的象征就是他失去了视力，这预示着亚哈和美国人所拥有的无尽追求是一种盲目的野心。作为一种生存之道的帝国，其核心问题正在于它缺乏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具有雅量，不能看到自身也是一种潜在的敌人。 [1] 他们的野心和欲望总是自信满满，他们总是对自身的良好愿望深信不疑，美国人对自我反思是极其陌生的。正如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尖刻指出的那样，他们从来都不明知故犯或蓄意犯错，但别人却又总要为美国人的安排买单，遭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以下这三个与“他者”互动的重要事例可以向我们说明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切罗基人的迁移（the Cherokee removal），占据墨西哥全国领土的一半，以及对朝鲜的隐秘贸易使命。

有两个中心主题能够将这几个孤立的案例联系起来。首先，美国人假定在地位上他们较那些土地被觊觎或贸易被窥探的民族更具优越性。托克维尔以一种残忍的类比指明了这一点。他写道：白人自认为“人类的其他种族较其自身而言都是一种更低等的动物：白人应该让这些更低等的动物变得卑躬屈膝，以便加以利用，如果白人无法让他们臣服，那么白人就有权毁灭他们” [2] 。第二，美国人不断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观念和期待做出错误的理解。美国人不断反复地假定他们自己的褊狭假设是具有普世效用的，并应当在跨文化和跨国的交换中发挥控制作用。先暂且不提拿枪动武的情况，（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这种帝国特质描述为同理心的缺失，长久以来，美国人从来不会将心比心。

对于本土美洲人而言，这种模式格外地意味深远。互动这一术语——的确，这部分上得益于与印第安人的合作——总是持续不断地表达一种父权的论调，以一种对（本土美洲人之）人性的贬低为标志。来听一下托马斯·麦肯尼（Thomas McKenney），这位极富同情心的印第安贸易监理人在19世纪20年代的论述吧，他说：“我们的印第安人站在政府面前的时候，就如同我们的孩子站在父母面前。他们同样具有依赖性；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他们也需要父母施加权威以把他们彼此分开，让他们从种种‘行事方式’中脱离出来，从而既让他们能够相互间和平共处，也能让他们彼此间保存各自的性命。” [3] 这种轻率的假设认为，政府有权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种种不恰当的“行事方式”——他们的历史文化——中“剥离开来”。这种假设甚至让人道主义者也开始万分惊恐，他们担心：与之类似的种种假设会在结局上造成开疆拓土者的贪得无厌，尽管其最初的意图绝非如此。

其实本来可以不走这条道儿。首批英国开拓者和探险家们在与本土美洲人相遇时，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来加以应对。他们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充满好奇，英国人把印第安人看作一种极为不同、令人惊奇甚至是有些危险的对象，并认为值得对其加以反思。 [4] 但到了1776年，好奇心早就被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所取代，他们将这些民族视为步调不相协调的异类和羁绊，认为这些民族在终极命运上，要么被同化而隐匿消失，要么就走向死亡，从而灰飞烟灭。讲述切罗基人之迁移的那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悲剧（直接按照印第安人在用词上的字面意思翻译就是“令我们哀哭切齿的磨难之路”）——也许可以为这种令人悲哀的误解提供最为鲜活辛酸的明证，同时它也揭露了白人的开发活动，正是从这种不加理解中才得以借机牟利。为了能够保存自身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土地和文化，佐治亚州的切罗基人接受了一种邀请（这种邀请以杰斐逊发出的那个最为知名，但从华盛顿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历任美国总统无不支持这种做法），他们放弃了原先的狩猎生活，采纳了欧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形成私有财产的观念以及从事定居农业的生产），他们变得“文明开化了”，也开始和白人和平同处、亦步亦趋了。杰斐逊对他们说：“你们将会同我们混合在一起，你们的血脉也将会流入我们的血管，并同我们一起散居到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去。” [5]

切罗基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以一种惊人的程度适应了欧裔美国人的文化标准。他们开始从事农业耕作，并以一种核心家庭而非氏族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还没有接受欧裔美国人的土地所有制观念，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土地私有在提升土地收益上的好处，并善加利用，享有了这些权益。对他们而言，这已经涉及一个重要变化：事实上，切罗基人一直以来就在土壤上耕作，但那只是妇女的生产活动。而文化上的同化则要求男人们放弃打猎，去从事妇女们原先的工作，同时妇女们则被限定于家内职守上。换一种说法：家内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两者之间的界限发生了变化，某些曾经由妇女来完成的任务，现如今要由男人来完成了。同样，他们也开始将财产按照父系的脉络代际相传，虽然并未完全抛弃旧制，但已经让早先的母系传统极度式微。

到了19世纪20年代，切罗基人开始用一种书面的宪法来自我统治，1825年他们在新埃科塔（New Echota）建立了一座都城，距今天的亚特兰大不远。他们将环绕在周围的白人世界视为文明的范本，其中更为繁荣的地方已经开始建造希腊复兴风格的房舍并购进了非裔美洲人来充当奴隶。一个名叫红杉（Sequoia）的切罗基人发明了一种切罗基字母，语言也变成了可以读写的；他们建立了印刷出版业并发行了报纸。他们欢迎来自新英格兰的传教士们，正是这些传教士将切罗基男孩中最聪明的一部分人送到了北方，去接受寄宿学校的教育。 [6]

去往北方的切罗基男孩中有一位因为他的名字而留名青史，他就是加拉基纳（Galagina [7] ）（号称“雄鹿”）。在1818年，当他要到北方入学时，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埃利亚斯·布迪诺特（Elias Boudinot），以纪念当时的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主席。这位本土美洲人布迪诺特致力于一种事业，即向美国人表明切罗基人是如何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同化。1826年，在《致白人的演讲》（“An Address to Whites”）中——这场演说面对的几乎都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传教士团体——他解释指出：他过去出生于几个“连语言都无法被习得或润色的民族中间”，但是如今“我不再像我的父辈那样了，更宽广的路子和更高贵的影响已经降临在我的身上”。他深信不疑并有意而为地向白人社会表明：“火候已到、时机成熟，人们必须终止对印第安人文明化在可行性上的种种猜测和揣度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加速逼近，此时这种扭曲了的陈腐论调——“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印第安人总归还是印第安人”——必须被替换和取代了，不能再出现在演说中了。无论先前这种流行的拒斥态度多么地言之凿凿，每一个公正清明的头脑如今都必须觉察到这种说法已经不能再被说出口了，除非那些人是对我们一无所知、闭目塞听的人，是对我们抱有强烈偏见的人，是对我们饱含恶意和报复心理的人。以印第安人当下的历史阶段观之，特别是我所归属的这个民族观之，无疑，大部分事实都证明了这种评价的荒谬和错误。 [8]

白人领袖们都承认——正像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所做的那样——切罗基人在“文明”的进展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文明人，拥有代议制的政府、法庭、兰开斯特式的（Lancaster）学校（以当时极为进步的兰开斯特模式运转着）”以及恒久稳固的财产所有制。 [9] 正像卡尔霍恩所指出的，这种环境也催生出了一个“艰巨的难题”。文明是否可以为印第安人的土地提供保护，使之免遭白人的觊觎呢？

白人并无法理解“文明化”的后果对切罗基人而言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切罗基人自身从未将“文明化”视为一种最终的目的。白人大肆鼓励切罗基人适应种种“文明开化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样会让切罗基人所需的土地大为减少。白人过去未能理解，也许后来也无法理解的是：印第安人珍视他们的土地，其原因绝非生产性的或经济上的考虑，他们在文化适应上亦步亦趋，正是为了要继续留住土地。这种本土美洲人的策略和信念否定了杰斐逊那代人所提出的假设，即当印第安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离开了他们的“自然环境”，他们就会自然丧失“印第安人之特性”（Indianness）。事实上，切罗基人像其他所有的人类一样，都具有适应性，然而土地和文化足以完全地将其网罗到一起，他们希望以别样的方式借助土地来维持这种彼此间的联系。 [10]

通过接受教育以及被周边世界所感染——包括在大西洋世界日渐被反复谈及的民主制度和民族主义所感染——切罗基人开始理解了定居者的领土主权概念。在其1827年的制宪活动中，他们将这种观念同其自身传统中的部族忠诚相混合，来寻求一种排他的司法管辖权，管理他们在历史上借助各种条约所获取的土地。 [11] 但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问题。在1802年，当杰斐逊政府说服了佐治亚州放弃他们在西部的土地（就是现在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所在的位置），政府也向佐治亚州做出了承诺，即允许该州在其境内“消灭”印第安人领地。按惯例这是未曾与切罗基人商讨过的，但这一协议也预示着这种土地的转移应当通过条约和多方的赞同才能实现。除了一个1500人到2000人的切罗基队伍在1817年迁移出去，之后再未达成过任何协议，仍有15000名切罗基人还留在佐治亚州。门罗总统认识到：“人们应当完成的下一个伟大目标”就是迁走各个部落，但在1825年给国会的咨文中，他明确指出：若要完成此事，就“既要让（切洛基人）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又要让合众国获得赞颂嘉许” [12] 。

到了1828年，情势变得越发尖锐。随着棉花生产的蓬勃兴盛推高了土地的价值，佐治亚人开始对联邦政府失去耐心，因为联邦政府在为其争取切罗基人领地一事上无能为力、一事无成。当切罗基人在1827年颁布了一部宪法，宣称拥有佐治亚州州界内的领土主权时，佐治亚人的这种迫不及待变成了勃然大怒。甚至，那些印第安人之友也认为切罗基人的主权诉求太过火了。托马斯·麦肯尼指出：“切罗基人希望成为一种合格的人民”，但“这又多么令人后悔不迭，没想到主权观念竟然被这些人民如此地紧抓不放” [13] 。

在1828年的总统选举中当选的著名反印第安斗士安德鲁·杰克逊给佐治亚人壮胆，鼓励佐治亚州的立法部门通过了一项废止切罗基宪法的法案。一年之后，情况更加恶化：在切罗基人的土地上发现了金矿，1万名矿工蜂拥而至，进入了这一地区。切罗基人称之为“大入侵”（Great Intrusion），其实入侵早就已经开始了。由于他们的政府机构已被废除，切罗基人变得毫无抵抗之力，完全暴露在了贪婪的佐治亚人以及其他蜂拥而至的入侵者面前。 [14] 杰克逊的战争部长约翰·伊顿（John Eaton）敦促切罗基人迁移出去，但他们对此置若罔闻。约翰·里奇（John Ridge）——一个同布迪诺特一样，受传教士教化的切罗基人——在1829年开启了一场巡回演讲，将切罗基人的案例摆在了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各州面前：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由来已久的愤懑不平因何而起，这主要来自他们对我们先祖的无视和忽略，以及他们对追逐土地的爱好和狂热，为了实现发展农业的目的，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成员占有了太多的土地。在这一时刻，加以反对的言辞在哪里呢？

情况已经得寸进尺，发生了翻转，现如今我们正遭受着被驱逐的威胁，只是因为我们出人意料地实现了文明化，只是因为我们业已形成和组建了一个推行宪政的政府。

里奇指出：换句话说，我们从他们身上所能学到的就是如何让自己成为“玩弄权术的政客”，正是这点让我们对脚下的土壤更为依依不舍。由此，我们“举头仰望那冉冉升起的旭日，而对昨日的夕阳西下弃而不顾” [15] 。这让人想起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祖先对高贵死者之坟冢上的纪念碑深表敬意，而我们则极为珍视他们安息之处的神圣土地。” [16] [17]

从佐治亚一方来看，就像佐治亚人早已确信的那样，杰克逊总统逼迫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the Indian Removal Act，1830年）这一法案使各州获得了国会授权使其能够借助条约“清除”印第安人对现存各州任何一片土地的诉求，并以“承诺并确保他们永远”获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作为“交换”。 [18] 在杰克逊签署了这一法案的三天后，佐治亚州宣称获得了460万英亩的切罗基人的土地。 [19] 《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并没有对任何强制手段或恫吓行为加以授权，但无疑佐治亚人的相关行动极大地敦促了印第安人接受迁移。1831年，切罗基族的大酋长（principal chief）约翰·罗斯（John Ross）在一场面向易洛魁人（Iroquois）的演说中，对切罗基人的孱弱不堪、无力招架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兄弟们：我们先辈的传统……告诉我们：这片广袤且富饶的大陆曾经是我们的族人得以安息居住的唯一且独占的地盘儿。但自从（白人来了）之后，我们不得不喝下这杯饱含羞辱的苦酒……我们的故土和先祖的坟冢被人从手中夺走……（一直到）我们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亡命天涯之徒，成为自己故土上的流浪者和陌路人。 [20]

在法庭上，印第安人对佐治亚州终止他们的统治权益提出了挑战，并将他们的案子闹到了最高法院。在伍斯特诉佐治亚州（Worcesterv.Georgia ，1832年）的案子上，大法官约翰·马歇尔（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统辖全国的当局在单个州当局面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将切罗基人描述为：一个栖居在自身领地上的独特社群，他们的疆界是被准确划定的，在这点上，佐治亚的各项法律无权染指，同时佐治亚州的公民也没有权利进入他们的领地，除非得到了切罗基人自己的同意，或者符合各项条约的规定以及获得国会法案的授权。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合众国和这个民族的全部交往都被合法授予给了合众国政府来完成。 [21]

切罗基人的领袖埃利亚斯·布迪诺特对这个“大好消息”表示欢迎。但杰克逊总统则深信印第安人必须“臣服”于“另外一个更高级的种族”，这立刻让这种值得欢庆的局面大打折扣。杰克逊说：法庭并“不能强制佐治亚州服从它的命令”，因为他作为总统并不会强加执行这一法令。 [22] 毫无疑问，跟杰克逊比起来，对印第安人更有同情心的亨利·克莱也分享了这位反印第安斗士对种族等级制的理解。他宣称：印第安人“命中注定会走向灭亡”，因为他们比“在这块大陆上占据其地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种族上更为低劣” [23] 。

当时还有一些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少数政治家试图对印第安人施加保护，但毫无疑问，美国的政治文化让这一派人毫无立足之处。对本土印第安人施加保护，这对政治家而言没有什么油水可捞；相反，向开疆扩土者提供土地则不仅会带来选票，还会借助地理上的扩张来确保社会的稳定。 [24] 一位早期的印第安人种学家、有一定争议的印第安代理人亨利·斯库克拉夫特（Henry Schoolcraft）在1851年指出：“整个印第安种族”都抵不上“一张白人手里的选票”。 [25]

1835年，当约翰·罗斯被关在佐治亚的监狱里时，包括埃利亚斯·布迪诺特在内的一小撮切罗基人的领袖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让切罗基人从佐治亚州迁出。根据切罗基人的律法，这个团体本无权来做这事儿，然而合众国在完全知情（他们知道个别派系是无权约束整个部族的）的情况下，仍与之展开谈判。切罗基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反对这一条约，其中有15000人（占到90%）签署了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请愿书来反对这一条约：

在我们看来，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得自先辈的一种遗产，他们古已有之，是一件得自我们共有之天父的馈赠。他们将土地赐予我们——他们的子孙后嗣，我们只能充满虔敬地保有这些土地，作为我们这些备受关爱的后人安身立命的处所。这种继承的权益我们未曾让渡，也不应被剥夺。 [26]

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地方生态上：他们用以疗救或占卜的草药和矿物，他们的神话传说都是与他们在历史上所栖居的土地紧紧相连的。此外，他们还深信不疑地认定这片故土正是世界的中心所在；对他们而言，（开发）西部的领土总是跟（拓荒过程中的）死亡挂钩。 [27]

那些签订迁移条约的切罗基人并不是无法认同希望留下来的那些同伴们的情感，相反，他们只是认为如果要在佐治亚州面临排山倒海的进攻，那么他们几乎不可能幸存下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认为向西迁移是保存切罗基文化的最好时机。然而他们（那些签订协议的印第安人来自文化适应程度最高、经济上最为繁荣发展的群体）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这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肤色上要比约翰·罗斯以及其他那些奋力争取要留下来的领袖们更深。埃利亚斯·布迪诺特和约翰·里奇都曾直接体验过白种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即使在北方那些被印第安人看好的朋友中间，这种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在康涅狄格州康沃尔镇上的寄宿学校里，他们不仅与白种女子相遇，后来还相继娶了白种女子。那两位白种女子的亲属们断绝了同她们的关系，不停地说她们只是屈从于“纯粹的肉欲”。康沃尔的镇民在镇上的草坪上焚烧布迪诺特和他妻子的画像。最终，布迪诺特基于种族歧视的立场，愤然提出要向外迁移。他指出：在所有这些针对我们的语言和肤色所产生的无情偏见上，杰斐逊派所提出的“要与我们的压迫者合并起来”的计划“是如此的令人反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强烈鄙视始终存在……在各州中绝无（切罗基）法规的立足之处，我们并不比一贫如洗的非洲人更受欢迎” [28] 。

在1836年之后，继续留在佐治亚州的印第安人有遭遇饥荒的风险，在荒山野岭中过着亡命天涯的日子。然而持久的抵抗也并不现实。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General Winfield Scott）——他在10年之后指挥了美国人对墨西哥的征服——率领了7000人的军队来到了佐治亚州。他把切罗基人围追堵截在各处营地，随后，在1838年，他逼迫其中的16000名切罗基人“在刺刀的指向下”向俄克拉荷马州以西数千英里的地方进发；一路上有1/4的人死于非命。 [29] 切罗基人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在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治下，（美国人）曾与印第安人签下过70个迁移条约。19世纪90年代，当伤膝谷之战（the Battle of Wounded Knee）为美西地区的印第安人战争画上了句号，记者西奥多·马尔堡（Theodore Marburg）之所以对这场终结之战（终结了多个世纪以来的征服印第安人的活动）大加庆祝，就在于它预示着下一个阶段——美国之帝国主义阶段的出场。“我们已经轻而易举地扫除了275000名印第安人，”他写道，“取代他们的是7000万我们的人，这些人都被我们视为现代人中最高级的那类……与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相比，我们在征服世界，并使之文明化上比他们都付出得更多……并且我们也许还会继续推进我们的征服活动。” [30]

尽管合众国正在不断累积着印第安人的土地，它依然有一种不断膨胀的野心，将美国人的定居活动向墨西哥的北部地区推进，这一进程始于一项兼并得克萨斯的运动，当时得克萨斯还是墨西哥人控制下的一个州。在1829年，当时安德鲁·杰克逊提出建议，要从墨西哥手中购买得克萨斯，西属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观察指出：合众国似乎“注定会在天意的庇护之下，以自由之名让美洲饱受痛苦的蹂躏” [31] 。在合众国内部，扩张活动的支持者们却以别样的视角见证了他们的天定命运，他们都倾向于对一种可能性视而不见，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们筹划出来的各种仁慈的发展规划也许会造成一批受害者的出现。攫取西南部的各片领土仅仅是他们更大规模的西进扩张的一部分，这也正是墨西哥历史学家何塞菲娜·左瑞达·巴斯克斯（Josefina Zoraida vázquez）所谓的北美人的“自发扩张主义”（spontaneous expansionism）。 [32] 对墨西哥人而言，这场战争曾经是并且如今也依然是“事关墨西哥史和墨西哥人命运的中心性事件”。它不仅被熟记于心，而且也被视作一种创伤而加以纪念。 [33] 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折桂者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曾写道：美国向墨西哥开战，“夺去了我们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这场战争曾是“帝国主义历史中最不公义的战争之一” [34] 。在《北美入侵回忆录》（Memorie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vasion ）中，何塞·玛丽亚·巴尔塞纳（José María Bárcena）认为这场战争根源于两种成分的混合，即墨西哥人的“少不更事和虚荣自负”，外加美国“假借公正之名而不知节制的野心”。 [35]

必须承认的是，这场针对墨西哥的战争在美国国内也曾是一件引发分歧的事端。1885年，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尤利西斯·S.格兰特，这位曾经作为年轻官员置身其中的亲历者，回忆了他对兼并得克萨斯的强烈反对，就他的感受而言，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强国对弱国发动的最为不义的战争之一”。他补充说：这场战争曾是“一个共和政体追随欧洲君主制的坏榜样的特例，他们除了想获得额外的领土之外，并没有对公平正义加以考虑” [36] 。但是被天定命运的说法蒙蔽了双眼的北美扩张主义者，并没有像他们的敌人那样抓住这一真相（正像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没能认识到一样），即把合众国认知为一种贪婪和危险的存在。对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和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扩张只是让合众国大费脑筋。道格拉斯宣称：“你可以如你所愿地缔结多种条约以维持……这个伟大的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可以耸耸肩，将这些条约都置之度外，它的人民将会直接走向一种我不敢形容的极端” [37] 。

我们同样也忘记了：在19世纪的早些年，本有两个新近独立的国家分享着北美大陆上的领土，两者都平等地分享着大有希望的未来。墨西哥的《1824年宪法》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受到了合众国《宪法》的巨大影响。 [38] 墨西哥拥有1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00万人口；合众国则扩张到了1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并拥有960万人口——所以两者在体量上是不相上下且具有可比性的。（在两国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其带来的后果在1853年的统计中得以揭示：墨西哥失去了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些土地都）给了美国；在大股欧洲移民潮的推动之下，不断激增的美国人口暴涨到了2300万，而当时的墨西哥人口则停滞在800万。

当时的墨西哥人有这样一种理解：作为近邻的合众国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一个麻烦。当墨西哥还是西属殖民地的时候，西班牙官员早就（对合众国）有所惶恐了。代表西班牙参与了《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或《横贯大陆条约》（the Adams-Onís,or Transcontinental Treaty，1819年。这一条约划定了西班牙领土和路易斯安那领地间的边界）谈判的路易斯·德·奥尼斯（Luis de Onís）对美国的扩张主义忧心忡忡，他把这种扩张主义的特征描述为“专横且狂热”。 [39] 当他们自己完成了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任务之后，墨西哥的领导者们仍然感到脆弱无助。1837年的战争部长（Minister Of War）何塞·玛利亚·托内尔（José María Tornel）观察指出：“盎格鲁美利坚民族”（AngloAmerican people）所“大肆宣扬的欲望”，即“获取新领土的欲望是一股充满动能的力量，受美国自身产业发展的推进和哺育” [40] 。杰出的墨西哥文人、杰克逊执政时期（墨西哥）驻合众国公使曼努埃尔·爱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Manuel Eduardo de Gorostiza）曾有一种更为犀利的观点。在1840年的写作中，他发问：

是谁对那些存在于合众国中不断游走的冒险种族并不友善……是谁总是居住在白人罕至的区域，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土地然后再将其诛灭？当他们居高临下地傲慢宣称印第安人离文明还差老远时，他们正是丧尽天良、打家劫舍的先驱。

在他被屈尊发配到华盛顿之后，他日渐感受到了这股消极的态势，即北美人对墨西哥人的公开的种族主义态度。他写道：美国人深信，与本土印第安人一样，墨西哥人也应当给盎格鲁-撒克逊人让路。他提到了一篇发表于新奥尔良报纸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将墨西哥人描述为“半-印第安人”（semi-Indian）和“半-尼格罗人”（semi-Negro）。即使是在新奥尔良，盎格鲁-美国人的反天主教立场也是昭然若揭的：一份报纸曾提出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应当被诛灭，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他还引述另一份报纸，称墨西哥人是“未开化的”、“野蛮的”且“不名誉的”。 [41] 参与终结美墨战争之条约谈判的外交官兼律师路易斯·冈萨加·奎瓦斯（Luis Gonzaga Cuevas）得出结论：合众国“为了给自己多添加点领土，将会给各个民族不断带来毁灭和灾难” [42] 。对美国大胜墨西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战争正是在推广自由的口号下宣誓发动的，它在墨西哥所造成的后果却是：让那些以共和制的合众国为楷模的自由派名誉扫地，给那些效法君主制、具有宗教性、含有父权主义风格并提出了一项“法律和秩序”规划的保守派大地主以权柄。 [43]

合众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问题始于19世纪20年代第一批盎格鲁美国人在得克萨斯的定居活动。墨西哥人起初很欢迎他们的到来。尽管墨西哥共和国早在1829年就把奴隶制视为一项不受法律保护的制度，但是墨西哥人（为了表达他们对美国人的欢迎态度）甚至做出了一项特殊的例外之举——允许美国人把奴隶也带来。然而，这种会对墨西哥的领土完整造成威胁的行为很快就自我暴露了出来。1829年当年，杰克逊总统试图购买这片领土，并在1836年不顾墨西哥政府的反对，把美国的军队派驻到了得克萨斯，以支持这一地区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墨西哥极端动荡的政局也使其很难抵御极具攻击性的得克萨斯人以及随后而来的美国人。 [44] 在1829年到1844年间，墨西哥曾一度拥有14位不同的总统，总统人选更迭20次之多。很多墨西哥领袖大多将这种政治生活上的分裂和失序归咎于第一任美国驻墨西哥公使乔尔·波因塞特（Joel Poinsett）。奎瓦斯深信正是1825年到来的波因塞特“助长了混乱失序”，并“应当受到谴责，经受历史著述和子孙后代的诅咒” [45] 。不管这种观点在归因上是否准确，对墨西哥了如指掌并自视为墨西哥之友的波因塞特也曾向国务卿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承认他在墨西哥很招人恨。但在他的信仰中有一种十分牢固的想法：他的种种干预之举将会进一步深化墨西哥和合众国双方的共和主义事业，他表明他会昂扬欢快地迎击所有指向他的诽谤和中伤。 [46]

墨西哥人对合众国心存恐惧，因为一种扩张主义的精神以及一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优越态度在同墨西哥人有私人接触的盎格鲁美国人中大有市场、无处不在。但是美国人对得克萨斯的讨论则格外令人不安，紧张兮兮。在华盛顿以及其他各处展开的关于合众国是否应当兼并得克萨斯的广泛争论几乎都会讨论到奴隶制及其蔓延的问题。几乎没有美国人承认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墨西哥（自有的、世代相传的）民族遗产，而只是简单将其称为墨西哥的“北方领土”。怪不得墨西哥人深信美国正在得克萨斯推进一场革命。他们有理由担心得克萨斯问题只是一场更大好戏的序幕。在1836年，墨西哥人和得克萨斯人的军队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发生冲突，随后又在圣哈辛托河（San Jacinto River）交火，正是在后一个地点上，墨西哥人被击垮了。然而墨西哥人拒绝承认由圣塔·安娜（Santa Anna）将军在得克萨斯所签署的《圣哈辛托的战场协议》（battlefield Treaty of San Jacinto）。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作为战争中的阶下囚，这位（墨方的）将军受到了胁迫（是被迫签字的）。除了墨方拒绝承认以外，由于形势所迫，这一协议也难以兑现，它注定会以无效告终。墨西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得克萨斯的领土主张，其官方立场一直认为：得克萨斯仍是一个（属于墨方的）发生叛乱的省份。然而，合众国一方却火速承认了新生的得克萨斯共和国。 [47]

在此之后，墨西哥的新闻界开始持续不断地发布反美论调。当1842年美国海军中的托马斯·阿普·凯茨比·琼斯船长（Captain Thomas ap Catesby Jones）在加利福尼亚歪打误撞地占领了墨西哥人的蒙特雷（Monterey）要塞时，墨西哥人感到悲伤但却并不意外，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早就打响了。美国人图谋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计划早就被墨西哥的一份报纸识破，这份报纸宣称盎格鲁-美国人深信“他们自己注定是要占领（早在美国人自己使用占领这个词之前，墨西哥人的报纸就用了这个词）整块大陆的” [48] 。

在紧张态势之下，墨西哥人密切关注了1844年的美国大选，希望对兼并犹豫再三的亨利·克莱能够胜选，如果克莱当选，两国之间也许可以展开谈判，就两国间的冲突寻求一种解决之道。然而获胜者却是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Polk），在墨西哥人眼中他代表着“南方势力，支持奴隶制并赞成兼并” [49] 。利用一种勉为其难的借口或政治口号（例如“美国人的鲜血早已洒在了美国的沃土 [50] 上”），波尔克向国会提交了开战的咨文，并在1846年5月13日正式宣战。作为战争的反对者，当选进入众议院的议员亚伯拉罕·林肯激烈挑战了战争的合法性，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可这场战争。波尔克同墨西哥的这场战争只是领土扩大的一次尝试。当合众国大获全胜时，它攫取了后来分成八个州的新墨西哥领地（the New Mexico Territory）以及加利福尼亚。这种对待南方邻国的处理方式建立起了一种长期坚守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于美国人的一种帝国假设之中，这种假设被拿来处理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关系。无论是命令缅因号强行靠岸、炮击要塞，在加勒比和南美各共和国充当警察、采取军事行动，还是为了要与它所扶植的政府签订一个《巴拿马运河条约》（Panama Canal Treaty）而把巴拿马从哥伦比亚中分离出来，在以上这三个案例中，这一模式无不一再重复。

另外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人遗忘，甚至也被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人们所遗忘的战争就是在朝鲜人中广为人知的“辛未洋扰”（barbarian incursion of 1871）。 [51] 然而，当时的美国公众曾对纽约报纸上所说的这场“与不信神之异教徒（Heathens）间的小战争”有浓厚的兴趣。这是美国势力首次染指亚洲领土，并在那里升起了旗帜，尽管也许只是片刻而已。这种行径非常清楚地暴露了美国人如何不假思索地摒弃了各类别样的文化，特别是那些非白人民族的文化，同时假定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民族梦想具有普世的吸引力。

内战之后，美国对朝鲜的外交兴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66年全副武装的美国商船抵达了朝鲜水域，以谋求一项贸易协定。朝鲜政府此前刚刚驱逐了法国天主教使团，朝鲜方面给美国人发了通报，表明他们既不需要基督教也不想展开贸易。当时美国人忽略了这一通报，直接在平壤登陆，被人群包围。美国海员向人群开火，朝鲜人则杀死这些他们眼中的罪犯并焚烧船只以示报复。在华盛顿曾有一场开战的讨论，但后来什么也没做，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在1870年，格兰特总统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向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 [52] 做出指示，要求他同朝鲜展开谈判，目的在于创建商业联系并对遇难的美国海员给予恰当的抚恤。他在向镂斐迪提出建议时指出“（我们）对居住在那个国家中的民族一无所知” [53] 。

明明缺乏必要的了解，但美国人却喜欢指手画脚，对各类亚洲人都很有意见。镂斐迪先前曾经当过加州州长，在加州有大量的华裔人口，他满有自信地认定自己熟知必要的知识。“我领悟到：那些深入到东方人个性之中的狡诈和诡辩……将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难熬的经历，进而击碎我们到访的目的。”他向国务卿表明：“如果那次访问以失败告终，我们遭遇到耀武扬威的场面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同时也深信“东方人”有可能误解了西方人的克制；穷兵黩武的失败只会激发朝鲜人再次动武。 [54] 然而他的理解完全是冲昏了头脑，判断失误，这种误判催生出了可以预测到的结局。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种族主义以及优越德行的文化假设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解最终引发了不必要的暴力活动。

朝鲜同中国保持着正常的关系，如今镂斐迪要求中国官方传达他的意图，而中方并不情愿这样做。朝鲜的领导人并没有对美国的要求做出回应。他们深信：通过与基督教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各种常规联系，中国和日本早已受到了（西方的）腐蚀。与中日两国形成对比的是，朝鲜人宣称他们要通过一项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政策来高扬某种真正的儒家道德。即使只是与美国人建立对话机制，也将会背离于他们长期坚守的闭关政策以及他们誓与西方老死不相往来的决心。尽管美国人接收到了这一行动所带来的回应，但他们也许并没有对朝鲜人的观点形成一种将心比心的移情式理解。由于没有接到正式回复，镂斐迪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拜见一下朝鲜国王，想必他认定自己所提出的打算具有明显的善意。然而，美方舰队中的一艘小艇和补给船只在江华河口（the mouth of the Yomha River）停泊的时候却看上去来者不善，这一位置正是通向汉江，经由水路直达首尔（朝鲜国王居住的京畿所在）的战略要地。

在还没有同朝鲜当局建立正式接触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开始对朝鲜的河流和沿岸进行测绘。地方官员很容易将这类行动理解为一种挑衅，但朝鲜国王早已命令他们避免冲突。美国人误解了这种克制，当发现没有遭遇抵抗时，他们就继续推进，对其自身动机的纯洁性和使命的正当性充满了自信。此外，他们还相信国际条约和贸易联系是文明生活的中心环节，他们正在把文明化的选项提供给一个民族，这一民族由于恪守孤立而表明他们是未经开化的、不文明的。

最终，一种受到限制的交流活动得以开启。美国人被要求就他们的目的做出书面陈述，在回复中他们表达了美方对与朝鲜朝廷中的高官展开讨论的兴趣。低级官僚来舰队相见，准备开始商谈，但镂斐迪因其官阶太低而拒绝同其对话。朝鲜国王随后发来消息表示他已经批阅了镂斐迪原先的通报，他渴望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但他对召见镂斐迪或通过谈判签订任何条约则毫无兴趣。美国人确认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表明他们计划继续展开测绘活动。当（美国人的）测绘团进入汉江并逆流而上向首尔推进时，朝鲜人开火了。美国的船只把由651名水兵组成的先遣队输送到陆地上，先遣队在岸上击溃了朝方的武装，随后就撤离了。

镂斐迪将朝鲜方面的进攻解读为一种“无缘无故的荒唐之举，连找一点口实的余地都没有”。他在给国务卿的通信中写道：这些对美国人之合理期望做出抵制的朝鲜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半野蛮的敌对种族”。 [55] 但是朝鲜人却把美国人的撤退理解为一种自身取得胜利的表征，一个以其自身之德行战胜洋人之利器的例证。

对这一插曲做出重要学术分析的历史学家张少书 [56] 正确地观察指出：美国人不能从朝鲜人的立场来加以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朝鲜人会把美国的护航队认定为一种充满敌意的武装，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人种族中心论的假设：朝鲜人是野蛮未开化的，而美国人则具有更高的优越性。“这一使命（目的在于强迫朝鲜加入‘文明开化的’世界民族之林并参与到常规的交往中来）的真正前提就是要把朝鲜人定义为‘落后’和‘劣等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众国假定自身所固守的发展贸易和开放市场的信条“代表着先进的文明以及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一种国际关系体系” [57] 。朝鲜人对美国人借助全球贸易以追求财富的行动做出抵制，美国人的行动被朝鲜人看作一种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做法，这绝非仅是一种谬误不堪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从来不反躬自省、三思而后行，同时也对朝鲜人为何要采取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政策毫无好奇之心。事件过后，在统计人员伤亡时，镂斐迪泄露了他认为朝鲜种族低劣且无知的真实想法：他评论说，对朝鲜人而言，“人的生命毫无价值，正像他们一向被教化的那样，士兵以一种完全一致的冷漠无情来面对死亡，就如同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 [58] 。

[1] “不幸的是，美国人从来不会学习自我倾听，如同那是敌人所讲出的话一般。”Thomas Franck and Edward Weisband,Word Politics:Verbal Strategy Among the Superpowers（New York,1971）,p.8.

[2]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Bender,p.201.也可参见Josiah Strong,Our Country（New York,1885），这本书卖了175000本，其中所充斥的观念涉及那一时代美国政治修辞中的方方面面。

[3] 引自Bernard W.Sheehan,Seeds of Extinction: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New York,1974）,p.153。

[4] 参见Karen Ordahl Kupperman,Indians and English:Facing Off in Early America（Ithaca,NY,2000）,p.11。

[5] 引自Priscilla Wald,Constituting Americans: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Durham,NC,1995）,p.26。

[6] 对切罗基文明做出简洁明了但又细致全面记录的文献，参见Mary Young,“The Cherokee Nation:Mirror of the Republic,”American Quarterly 33,no.5（1981）,pp.502-24。

[7] 另一种常见的拼法为Gallegina。——译者注

[8] 重印于Theda Perdue,ed.,Cherokee Editor:The Writings of Elias Boudinot（Knoxville,TN,1983）,p.69。

[9] 引自Reginald 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Cambridge,MA,1981）,pp.196-97。

[10] 参见Emily Greenwald,Reconfiguring the Reservation:The Nez Perces,Jicarilla Apaches,and the Dawes Act（Albuquerque,NM,2002）,pp.5-6。

[11] William L.Anderson,ed.,Cherokee Removal:Before and After（Athens,GA,1991）,pp.vii-ix.

[12] Francis Paul Prucha,ed.,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3rd ed.（Lincoln,NE,2000）,p.39.

[13] 引自Wald,Constituting Americans,p.27。

[14] Robert V.Hine and John Mack Faragher,The American West（New Haven,CT,2000）,p.175.

[15] 该句意为：我们仰慕那如日中天的西方文明，而对逝去的部落传统弃而不顾。——译者注

[16] 该句意为：祖先关注先人高扬的精神标杆，我们则关注先人所依托的物质根基：土地。——译者注

[17] 引自Thurman Wilkins,Cherokee Tragedy:The Ridge Family and the Decimation of a People（Norman,OK,1986）,p.201。

[18] Prucha,Documents,3rd ed.,52-53.

[19] William McLoughlin,Cherokee Renascence in the New Republic（Princeton,NJ,1986）,p.438.

[20] 引自Ronald Wright,Stolen Continents:The Americas Through Indian Eyes（Boston,1992）,p.219。

[21] Prucha,Documents,3rd ed.,p.61.

[22] 第一段引用出自McLoughlin,Cherokee Renascence,p.449;第二段引用出自Hine and Faragher,American West,p.178。

[23] 引自McLoughlin,Cherokee Renascence,p.449。

[24] 参见Thomas R.Hietala,Manifest Design: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Ithaca,NY,1985）。

[25] 引自Ronald N.Satz,“Rhetoric Versus Reality:The Indian Policy of Andrew Jackson,”in Anderson,Cherokee Removal,p.30。

[26] 引自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Bender,p.219。

[27] Perdue,Cherokee Editor,pp.25-53.

[28] 引自Young,“Cherokee Nation,”p.522。

[29] 同上，p.519。

[30] 引自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New York,1982）,p.41。

[31] 引自Lester D.Langley,“The Two Americas,”in Virginia M.Bouvier,ed.,Whose America?（Westport,CT,2001）,p.25。

[32] Cecil Robinson,ed.,The View from Chapultepec:Mexican Writers on the MexicanAmerican War（Tucson,AZ,1989）,p.200.

[33] 引文出处同上，p.x。

[34] Octavio Paz,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New York,1985）,p.124.

[35] Robinson,ed.,View from Chapultepec,p.44.

[36] Ulysses S.Gram,Memoirs and Selected Letters（New York,1990）,p.41.

[37] 引文出处同上，p.xxxiv。

[38] Gene M.Brack,Mexico Views Manifest Destiny,1821-1846（Albuquerque,NM,1975）,p.25.

[39] 引文出处同上，p.41。

[40] 引自Frank A.Knapp,“The Mexican Fear of Manifest Destiny in California,”in Thomas Cotner and Carlos Casta eda,eds.,Essays in Mexican History（Austin,TX,1958）,p.196。

[41] 引自Brack,Mexico Views Manifest Destiny,pp.96-97,99,120,121。

[42] Robinson,ed.,View from Chapultepec,p.82.

[43] Brack,Mexico Views Manifest Destiny,pp.xx-xxii,xxviii.

[44] 同上，pp.75-79。

[45] Robinson,ed.,View from Chepultepec,pp.85,82.

[46] 引自Brack,Mexico Views Manifest Destiny,p.35。

[47] 同上，pp.65,54。

[48] 同上，p.56;Mexican paper quoted on p.103。

[49] 同上，p.129。

[50] 此处指美国当时所占领的墨西哥的土地。——译者注

[51] 我主要引自Bruce Cu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New York,1997）;and Gordon H.Chang,“Whose‘Barbarism’?Whose‘Treachery’?Rac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Unknown United States-Korea War of 1871,”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no.4（2003）,pp.1331-64。

[52] 镂斐迪（Frederick F.Low，1828—1894），又译弗雷德里克·洛，美国众议院议员，共和党人，曾在1863—1867年间任加州州长，1869—1874年间任驻华公使。——译者注

[53] 引自Chang,“Whose‘Barbarism’?Whose‘Treachery’?”p.1335。

[54] 引文出处同上，p.1337。

[55] 引文出处同上，pp.1346-47。

[56] 张少书（Gordon Chang），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奥利弗·帕尔默人文学科荣誉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已在2014年出版中译本。——译者注

[57] 同上，p.1353。

[58] 引文出处同上，p.1356。

帝国的巧辩

不管是在北美大陆还是在更远的各处，美国人的帝国主义行动都借助对不同理由的混合——宗教使命、社会效率论以及有关种族等级和（国家）能力的观念——来被论证为合理的存在。或许很多美国人都乐意认为：利己主义和人道主义早已很明显地在美式风格的帝国内汇聚、合流。在1898年，克利夫兰政府中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哈佛学院 [1] 发表了一场演说，提出要让美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的活动中去，他向听众［以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的读者］保证：“当想到一种越发高贵、日益忘我的（民族）特性的时候，我们的物质利益只会指向这一共同的方向。” [2]

基督教使团携带着这些更高境界的考虑行走于世界，并将美国文化的主要影响施加于合众国的边界之外。在1830到1840年间，他们中的第一代人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美国人，他们既非一种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提出一种现代化的议程。他们只是在传播上帝的话语。正像美国公理会差会 [3] 的秘书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信神的异教之地上催生出我们自己的宗教文明”，这将会是一种“错误”。 [4]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他们都特别随身携带了美利坚风格的基督教教义。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扩展，不管是由传教士带来的，还是由商人带来的，两种途径之间越发具有一种相似的内容，即都是一种上升发展和现代化的福音。文化传播和商业活动同时预示着现代性的出现，如同一个世纪之后的好莱坞文化一样，（不断向外输出）。根据一份19世纪由中东领事馆官员对那里的传教活动所写的报告：“他们正在提升（当地人在）道德、智识和教育上的标准……其工作的每一阶段、每一步骤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美国的商业活动迅速铺平了道路。” [5]

各不相同的多个欧洲帝国早就有了合法占领的各种理论，以统摄他们在西半球占领土地的方式。早在到北美大陆定居之初，英国人就已经以宗教为托词，以上帝对世界的意图为名义，论证了其占领的合法性，他们假定物尽其用——或者说是社会效率——给予其获取土地（不管是直接盗窃还是通过签署条约来获取）之诉求以合理性和合法性。葡萄牙人深信地理大发现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大发现所需的技术能力赋予了他们统治的威力；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也宣称：公开演说——一种程式化的“宣布”占有——就足以宣告事实上的占有。但对英国人而言，合法占有依赖于（对土地的）使用，依赖于让土地变得丰饶富足。展开农业耕种、设置围栏、竖起树篱，这都表明了所有权。 [6] 未经使用（至少是英国人所定义的那种使用）的土地，都可以被拿来占领。 [7] 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由此对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攫取土地的行为做出了解释：“新英格兰的土著……并没有把土地围起来，他们既没有在这些土地上定居生活，也没有在此驯养家畜以提升土地的肥力……所以，如果我们给他们留下了足够使用的土地，那么我们就可以合法地占据剩余的土地。” [8]

从这一逻辑中得出的一种更大推论始自一种假定的权利，即世界自身应当成长、扩张并利用各种资源谋求发展。这种哲学早在17世纪就有种种宗教意义上的反响，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看作上帝的恩赐。几个世纪之后，这种论证成为一种世俗的社会效率论或经济发展说。一位美国的进步主义领袖瓦尔特·韦尔（Walter Weyl）在1917年宣称：“地球上的各类资源都应当被开采出来。” [9] 在谈及对菲律宾的殖民化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土著人口”保留其土地的权利“并非依赖他们的自然权利”，而是依赖他们“在政治上的健全”，这将体现在“政府统治、行政管理以及自身发展的各类政治业绩上，只有以此种方式才能确保世界的自然权利，更确切地说就是各类资源不应当被闲置浪费” [10] 。换言之，当地的资产应当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11]

在19世纪，超越密西西比河之疆界向外占有土地被看作一种依循天意的合理之举。《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 ）的编辑、自诩为“青年美国”（young America）的纽约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在1845年宣称：“上天所预定的这种让我们散居到整块大陆上并占领整块大陆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赋予了我们展开一场争取自由、实现联邦自治的伟大试验的权益。” [12] 奥沙利文在此将自由、民主和合众国浇筑在了一起。林肯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关联。但是这两个公式的引申含义是极为不同的：对林肯而言，其目的和结果都是自由的扩展；然而奥沙利文则试图论证领土上的扩张以及采取帝国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当杰斐逊以及其他的开国之父在谈及“自由帝国”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一个幅员辽阔且人丁兴旺的国家，而非采取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也并没有对一个占据整块大陆的国家做出展望，他们深信在北美会有不止一个共和国兴盛起来。专利局（the Patent Office）的首任主管（1802到1828年在位）、美国国会的设计师威廉·索恩顿（William Thornton）在1815年发表了《南北哥伦比亚联合宪法大纲》（Outlines of a Constitution for United North and South Columbia），预见到了由十三个结成邦联的州（所组成的国家）将会扩展到整个西半球上，并以位于巴拿马地峡上的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的地方为首都。自由将会统治世界，同时，混血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将会受到尊重，黑人也将获得解放。 [13] 就在同一年，西蒙·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也希望“新世界”中会出现一个太平洋上的国家统一体，也许这一统一体将会由墨西哥来领导，以捍卫自治和自由。 [14]

仅仅过了十几年，这些超越合众国疆界的美洲共和派自由互助观就让位给了一种北美洲人对“亚美利加”一词的私自挪用，这一词开始专指北美洲自身以及在整个半球建立霸权的梦想。1843年，在一封有意要公开披露的私人通信中，前总统杰克逊将共和制政府的扩散与将新领土整合进美国的无限期进程联系了起来，轻描淡写但又意味深远地修正了杰斐逊有关“扩展自由区域”的措辞。 [15]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与剥夺本土美洲人土地相关联的，事关宗教、社会效率和政治活动的争论被放置在了种族的标题之下。的确，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种族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范畴而浮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浪漫主义运动强化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同时这也是所谓的种族科学的产物，不管种族科学等同于人类学的美洲学派，还是指代法国种族理论家约瑟夫·亚瑟·德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和他的《人类种族不平等散论》（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3—1855）。 [16] 那些被人们所感知到的（种族间的）种种差异需要加以解释，通过建立一种直接可见的等级分层，种族概念成为一种能够对其做出澄清并加以解释的选项。这种种族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活动蕴含着一种潜在的威胁：人类等级次序中较低层次的（种族）要么被改变以适应环境，要么被灭绝，为环境所淘汰——或者像切罗基人那样，两者兼而有之。

1846年，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宣称：“由于白种人能够提升那些易于改善的种族，淘汰那些冥顽不化的种族，白种人将会（在种族序列中）呈现出一种上升之势。” [17] 经历随后一代人的尝试，白人的种族骄傲日渐变得狭隘，在对深色人种之境遇加以“改善”的期许上，白种人越发不再那么慷慨大方了。在其广为传阅的著述《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 ，1885年）一书中，一位新教知识分子领袖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观察指出“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举推进之前就已存在劣等民族走向消亡的现象”，这是否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呢？“这当然看上去极有可能”（令人惋惜，但又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无关）。他骄傲地指出：盎格鲁-撒克逊人只代表了“全部人类中的1/15”，但却统治了“地球表面超过1/3的领土以及多于1/3的子民”。 [18]

在19世纪的种族等级制中，居于顶端的是日耳曼民族（指白种人或条顿人）。在英格兰和合众国中，人们对这样一种观念格外自豪：与条顿种族一脉相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被假定为实现自治所必须之能力的储备库。对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而言：“日耳曼种族，特别是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尤其适合自治。”参议员本顿得出了同样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他们（移民来美）的“行囊”中携带着“《大宪章》（Magna Carta）及其所附有的各项特权” [1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自满在17世纪却曾一度成为一种武器，被拿来反对绝对主义王权。 [20] 这段历史无疑有助于让（这一种族自满）在后来呈现出的种种丑态变得合理有据。

到了19世纪后期，天定命运不仅是一种政治概念，更是一种种族概念，这一概念涉及“文明开化的”国家在统治更为孱弱、尚未开化之各个民族时的种种权利（并且人们也相信这也是种种责任）。对于接受这一概念的人而言，种族（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全面——也许不免粗糙——理解全球史的视角。由此，在某个层面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代言人将会完全同意W.E.B.杜波依斯的观点，即“美国的尼格罗黑人问题无非只是一个世界难题中的地方表述”。同时像他所说的那样：“20世纪的问题就是肤色分界线（color-line）的问题——就是亚洲、非洲、美洲和海洋诸岛屿上深色种族和浅色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21] 在肤色分界线的两侧，双方的各种观察视角和政治立场极为不同。对杜波依斯而言，这些议题包括所有民族的自由、公正和尊严；那些肩负“重担”的白种人则认为他们有教化这些有色人种的任务，210以使其（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到文明社会中来，并通过对其加以管理，使这些有色人种能够成为替帝国盈利的劳动力。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大力鼓吹全球事务的美国主要学术刊物是《种族发展期刊》（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它在1919年改版为《国际关系期刊》（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随后又在3年后改版为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控制下的知名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 [22] 作为一个生活在温带的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为他们受到了感召，应当去统治热带地区并使之获得发展。首位在大学中获得社会学教席的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提出：“对人类中的劣等民族加以统治，这一任务具有很大的难度……但这也是一个必须面对并加以克服的难题。”他写道：这是“文明世界”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征服地球上的自然资源”。 [23]

1898年，当美国人在兼并菲律宾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雄赳赳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Anglo-Saxonism）正如日中天，并作为一种从策略上和经济上迎合了帝国立场的论点而发挥了重要影响。 [24] 依据堪萨斯州的知名报人和进步主义者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的观点：“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够自我统治。”他继续写道：这是他们的“天定命运”，他们“作为世界的征服者应当继续前行”。作为一名推行帝国主义立场的领袖人物，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深表赞同，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条顿人被上帝创造出来就是要成为“世界的主要组织者”。 [25] 对于那些菲律宾人，他宣称：“他们是无法自治的种族。他们是东方人、马来人，以及在西班牙人的糟糕庄园（worst estate）中被发号施令的那些人。” [26]

许多帝国主义者也许看起来像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之徒，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还极为焦虑，害怕帝国受到挑战。知识分子早就吸收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适者生存”和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语言，并将其转化为理解各个种族和国家的托词。由此，乔赛亚·斯特朗大谈“种族间的最终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成为被学习的典范” [27] 。除了具有某种（精神）活力、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持之以恒的耐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种族上的能力被认为是通过这种进化上的斗争而得以发展出来的，这些能力包括：一种“赚钱能力（一种在扩展未来世界之商业活动中不断提升自身权重的能力）”、一种“推行殖民化的天才手腕”，以及一种“将自身的行事方式推行到其他国家的”无与伦比的杰出技巧。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德远超金钱和强权。除了作为追求自由和事业发展的监理人，他们同样也具有各类强大的精神资源。在他们看来，北大西洋两岸讲英语的各个民族“被神圣授予了”担任其“兄弟民族监护人的任务”。 [28]

政治理论家约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也深表赞同，尽管他拿来加以论证使如上观点变得合理的言辞是种族和政治的话语，而非宗教的话语。他与同时代的人分享着这样一种信仰，即条顿民族有一种特殊的能力：特别善于施展统治。在他对重建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国际法的研究中，伯吉斯通过论证，提出要反对如下的观点，即允许非条顿民族参与到政府的工作中来。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他国，这种观点都应加以反对。他认为如果那样做，只会导致“腐败和混乱”。 [29] 这些文明开化的民族——这些民族被组织进了政治形式堪称完美的民族-国家之中——已经接受了呼召：（上帝）让他们去统治其他民族，去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即那些“仍然陷于野蛮状态的民族”。据称，是未开化民族的实际境遇向这类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发出了授权”，就像伯吉斯所说的那样，“授权（文明开化的民族）调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在未开化的民族中）推行组织化的统治”。他提出：随着帝国的权力“在世界各地”以“超越权利与义务的姿态建立起政治秩序和全球秩序”，这一规则“并没有违背这些居民的权益（比较起来，这些权益并没有被轻视或任意摆弄）”。 [30] 在美国同西班牙、古巴和菲律宾开战前夕，这种强有力的论证迎合了帝国主义的论调，对当时的舆论气氛做出了贡献。这一气氛在重建结束后被广为接受。在此氛围之下，美国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且受到私刑的威胁，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31] 中的判决给予推行吉姆·克劳法的美国以宪法上的认可。国内和国外的种族主义彼此间相互强化。

帝国公开的种族主义措辞最终被“秩序”、“发展”、“负责任的政府”、“经济效率”和“自由与民主”这些术语所取代。然而，还不是那么明朗的是：北大西洋沿岸各国是否已经完全抛弃了如下的假设，即不再削弱我们今天所说的南半球“第三世界”（global South）居民的尊严，甚至是他们的人性。

[1] 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成立于1636年，是哈佛大学最古老的学院。直到18世纪晚期，哈佛才开始授予比学士更高的学位，始称“哈佛大学”。“哈佛学院”被保留了下来，起初只招收男生，现在男女通招，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部。——译者注

[2] Olney,“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p.588.

[3] 美国公理会差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又译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译者注

[4] 引自Jean Heff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cific:History of a Frontier（Notre Dame,IN,2002）,pp.113-14。

[5] 引自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p.125。

[6] Patricia Seed,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1492-1640（New York,1995）,pp.9-14.

[7] 同上，pp.19,25,31,39。

[8] 引自Albert K.Weinberg,Manifest Destiny: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1935;Chicago,1963）,p.74。

[9] Walter Weyl,American World Policies（New York,1917）,p.93.

[10] Alfred Thayer 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Boston,1900）,p.98，引自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93。

[11] 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98.

[12] New York Morning News,Dec.27,1845，引自Frederick Merk,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3）,pp.31-32。

[13] N.Andrew N.Cleven,ed.,“Thornton’s Outlines of a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North and South Columbi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932）,pp.198-215.Thornton继承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靠其收入为生，并没有解放他的奴隶。Greg Grandin提醒我要注意这份档案。

[14] David Bushnell,ed.,El Liberator:Writings of Simón Bolívar,trans.Frederick Fornoff（New York,2003）,pp.12-30.Camilla Fojas called my attention to this statement.

[15] 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109.杰克逊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是兼并得克萨斯的支持者。虽然并未使用这一言辞，但约翰·昆西·亚当斯早在1811年就开始构想一个单一的大陆共和国，正如他在写给他父亲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引自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p.87。

[16] 关于人类学的美国学派，参见William R.Stanton,The Leopard’s Spots:Scientific AttitudesToward Race in America（Chicago,1960）;Thomas F.Gossett,Race: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Dallas,1963）;and,more generally,George W.Stocking,Race,Culture,and Evolution（New York,1968）。

[17] 引自Hietala,Manifest Design,p.134。

[18] Strong,Our Country,pp.177,161-62.

[19] 引文出自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pp.184,213。

[20] 同上，pp.62,77。

[21] 第一段引用出自David Engerman,“Thinking Locally,Acting Globally,”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30,no.3（2002）,p.463;第二段出自W.E.B.Du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New York,1961）,p.23.Engerman指出Warren G.Harding在1921年几乎精确复述了杜波依斯的措辞，在第一段引文中：美国的“种族问题……只是世界所面对的各种族事务中的一桩”。

[22] 这种联系在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目录中有迹可循。这一点是Robert Vitalis首次让我注意到的。

[23] Franklin H.Giddings,Democracy and Empire（New York,1900）,pp.284-85.他引自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英国社会理论家Benjamin Kidd极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品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New York,1898），这本书基于Kidd所谓的“社会效率”，对此做出了同样的论证。

[24] Julius W.Pratt,“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xpansionism,”in Avery Craven,ed.,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E.Dodd（Chicago,1935）,pp.351-52.

[25] 引文出处同上。

[26] 引自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307。

[27] Strong,Our Country,p.175.

[28] 同上，pp.173,159-61。

[29] John W.Burgess,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2 vols.（Boston,1890）,vol.1,p.45;John W.Burgess,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1902）.

[30] Burgess,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vol.1,pp.45-46,37.早在美西战争之前的1890年伯吉斯就已经开始了写作，他后来在《自传》中宣称他反对那场战争，因为它所创造出来的“臣民”绝非公民。不管他在1898年实际干了些什么，他并没有采取公开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在1890年，他甚至还曾对帝国做出了强有力的且极具影响力的论证。关于其自传的陈述，参见：John W.Burgess,Reminiscences of an American Scholar（New York,1934）,p.316。

[31]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Ferguson，1896年），1892年有1/8黑人血统的荷马·普莱西故意登上东路易斯安那铁路上的一辆专为白人服务的列车，根据该州法律，普莱西被认定为“有色种族”，不该坐白人专座，遭到逮捕和关押。于是他将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告上法庭，在被州法院判败诉后，他又在1896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后者以7:1多数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法律不违宪，确立了“隔离但平等原则”，实际上确认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性，一直到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这一政策才失去其合法地位。——译者注

全球策略

史学家们和记者们总会对某一个历史时刻大加议论，认为在那时，合众国带着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步入了世界的舞台。当然，的确存在这么一个时刻，但在我看来，这一时刻远远早于那些常常被征引的时刻——如189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1945年，或全球化成为一个议题的开端，即20世纪80年代。至少从托马斯·杰斐逊当总统的时候开始，美国的领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国家在全球中的位置并坚持不懈地试图扩大美国在商业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合众国散播到国际上的主要文化影响曾经一度是宗教，但在20世纪，文化输出的规模变得越发庞大，更加多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美国文化的对外投射绝非晚近才有的现象。 [1]

从杰斐逊以来，甚至自乔治·华盛顿以来，合众国早就有了一连串的总统和国务卿，他们早已自我意识到：要为了这个国家而追随全球战略的潮流。记者瓦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写道：在合众国的整个民族史中，“全球化早就出现在了美国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的中心位置上” [2] 。因为过于重视华盛顿总统的警告（华盛顿的警告反对美国卷入纠缠不清的结盟关系，认为美国不应当同那个时代中战事不断的欧洲列强结成联盟），我们也许会忽视他对全球贸易的激励。我们同样也低估了那些考虑周全的各类策略和政策，这些策略和政策都致力于在下个世纪中实现（全球贸易）这一目的；合众国并非仅关注西方的发展（而无视东方），也并非完全内观（而无视外部）。作为一名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在1899年的著述中正确地解读了华盛顿在“尽可能不谈政治联系的情况下”，常常反复提及的发展国际商业活动的建议。 [3] 此外，在商业活动中所指的美国人的利益并不仅仅限定于其海港城市中居民的利益（内陆居民同样也有其利益诉求）。对美国人而言，农业边疆的扩展及其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跟制造业的发展一样，都是极为重要的驱动力量，都需要开拓全球市场。 [4] 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在1846年坚持认为：他的州“需要为本州的农产品找到一个市场，（美国的农产品）需要一种世界市场”。到了19世纪50年代，各类农业期刊曾将合众国称为“世界的谷仓”。 [5] 当然，当合众国通过战争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大量全新的陆上领土，并通过条约进入中国市场时，它的行动代表了各种扩张性的利益诉求，并试图限制不列颠在全球的影响。 [6]

合众国并非心甘情愿地使用它的强权来展开有益于商业条约的谈判，或运用武力来保护它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在1787年到1920年间，（除宣战以外）它曾有122次海外干涉的行动；其中99项干涉发生于19世纪并染指了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 [7] 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们认定，美国这个国家在19世纪（内战时期除外）曾一度积贫积弱并缺乏军事上的建树，然而这个国家却强有力地支持了极具侵略性的领土扩张活动，并向美国人在海外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保护。 [8]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由一种斗争所主导，这种斗争就是为农产品寻找市场，并确保其商业航运在海洋航线上的安全。对国际商业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重视也同样反映在一种倾向上，即向海外派驻“领事”而非“外交”代表。在1792年，合众国只有两个外交使团（分别驻扎在伦敦和巴黎），但却建立了36个领事馆。 [9] 《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就曾是杰斐逊为回应俄亥俄河谷的农场主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而做出反应的副产品，那些农场主需要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由水上通道，并借助获得所有权或签订条约的方式，能自由进出新奥尔良港。杰斐逊不仅对他们的商业梦想深表同情，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将他们的物质需求提升到了一种哲学的层面上。他提出：作为一项自然权益，“海洋是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河流对其沿岸的居民也应同样如此”。这种自然权益意味着要进一步“在某些据点获得权益，以使其成为我们展开商业活动的转口港”。 [10] 作为华盛顿的国务卿，他早就宣称：因为“海洋”是“所有人的公有财产”，它就应当“向全行业敞开大门，笑迎八方客”。 [11] 各国政府不应从中作梗，阻挡这一权益的享用，这一权益属于每个个体私人所有，是一项人权。杰斐逊提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如果美国人的贸易活动遭遇了障碍、受到了阻拦，合众国都必须做好准备来调用它的各种资源，包括武装力量，来保护其商业活动。杰斐逊以及整个美国的普世主义将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地方褊狭（特征）。

一直深入到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继续对美国的外交关系做出定义：起初为其农产品，随后也为其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寻找市场；寻求不受约束的海洋贸易以及平等的（或“最惠国”的）贸易权利；在全球市场中对私人企业家大力扶持；在必要的时候，时刻准备调用武装力量以支持美国的商业活动，尽管这种手段很少能够推进商业活动的发展。由此，合众国在海外重新推行了那些在西进扩张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各项政策。 [12] 在19世纪末叶，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发生了：美国的海外投资日渐增长，合众国从一个资本进口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13]

19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威廉·H.西沃德都为美利坚帝国（既是一个大洲上的帝国，也是一个全球的帝国）的出场精心筹划，提出全面的战略。1898年，那些居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者也正是以他们的野心、观念和成就为基础，建功立业，成了气候。 [14]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在对海外事务有格外准备的情况下就任国务卿和总统的。早在不满20岁的时候，他就曾去法国和荷兰学习，并在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宫廷中担任美国代表（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是驻大不列颠的美国代表）的秘书；在20多岁的时候，他曾作为大使出使尼德兰，随后又进驻普鲁士。他还曾担任和谈委员会主席，商定了《根特条约》，终结了1812年战争。他被詹姆斯·门罗任命为国务卿并与之分享了以门罗名字命名的信条，也许“门罗主义”就是他的首要信条。

门罗主义宣称西半球的土地（西班牙正经历不断丢失它的过程）不再欢迎进一步的欧洲殖民化。英国外务秘书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担心欧洲各大国将会利用西班牙垮台之机占尽便宜，并占领那些前（西属）殖民地，封锁那里的对英贸易，他提出了一项英美联合协议，以维持各新生共和国的独立，并确保西半球上的自由贸易。杰斐逊和麦迪逊向门罗征求意见，打算认可这一提议，但亚当斯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想法。他提出：通过单独行动以警告欧洲大国使之敬而远之，合众国应该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表自己的主张；不列颠在通商活动中的收益将会让这些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支持我们的宣言。作为（对支持的）回报，美国人将同意不再插手欧洲事务，例如不再插手希腊发起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亚当斯早已在一封广为流传的、写给相关大国的通信中对此做出了预见，在1823年，门罗总统更将这一宣言整合进了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 [15] 当时在欧洲的各大首都，这一宣言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这一宣言在那时已成为并在后来仍然是美国在西半球政策上的要旨所在。随着实际的运用，这一宣言的声势不断壮大，特别是随着西奥多·罗斯福对其做出的“推论”而得以在意涵上进一步扩大，它宣扬了一种美国的权利，即在西半球美国有权通过干预活动给那些治理欠佳的国家带来秩序。这一信条自此之后就反复激发着人们对美国扩张和干涉的合理性做出论证——提供保护，使之免受殖民化或委任统治之外的种种假定的威胁，其中也包括冷战中的共产主义威胁。 [16]

亚当斯同样也对由他谈判完成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或称《横贯大陆条约》（1819年）深感自豪，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南海（指太平洋）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线，这一成就在我们的历史上构成了一种新纪元。”他深信世界将会对如下这种观念越发熟悉并加以认可：“这种观念认定我们将会对北美大陆施予恰切合宜的统治”，“这符合一种自然的法则”，但他却并不支持使用武力手段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17] 他一直对签订条约以及各个事件自然发展的水到渠成深信不疑，并且他还害怕奴隶制的扩张，他公开反对兼并得克萨斯，反对墨西哥战争，以及各种想要获取古巴的图谋。 [18]

在19世纪40年代，作为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亚当斯把兴趣点转向了全球贸易，特别是要在亚洲扩展他所信奉的广泛意义上的商业自由。他对中国倾向于限制同西方往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深表不安，并认为在华贸易对“北美联邦的人民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当时中国强力推行禁烟运动，虎门销烟，在广州销毁了英国商船上的大量存货，英国人使用武力予以报复，亚当斯支持了英国人的立场，并对中国有违商业自由的“禁市”态度（其实中方的这一禁市立场是可以预见到的，并同样也是具有倾向性的）加以反对。他坚持认为：“商业活动中的交换，以物易物，或用另外什么词，总之这种交换权利必然随着”所有权应运而生，也受到自然法的保护。他进一步指出：商业活动不仅是一项自然权益，同时也是一种“人的担当”。不仅是个人有这种责任，国家同样也兼具这种担当：“国家间的商业交流是一种道德责任。” [19]

这种诉诸自然法的论证受到了鼓励，无疑，在领先的国际法理论中，亚当斯的立场并未获得有力的支持。有关这一主题的权威著作是一部由瑞士法理学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写就的《万国公法》（The Law of Nations ，1758年）。该书声张了一种“购买”的普世权益，但同时也有“拒绝出售的平等权益”。亚当斯宣称：这样一种立场揭示出了一种“昭然若揭的前后不一”。 [20] 不管亚当斯自己同意与否，他的偏好已经成为下一代人的老生常谈，并被广为接受；对镂斐迪而言，这种所谓的购买权益早在1871年就已经让人习以为常了。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亚当斯的论证——或这种他所创立的行事方式——一度是一种明显的强行推销。例如，《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就曾拒绝刊载此文。 [21]

但在1844年，中国同英国签订条约结束鸦片战争之后，合众国也单独同中国谈判商定了相似的条约，签署了中美第一个双边贸易协定。在下一代人那里，亚当斯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和政策导向在合众国内部被完全地接受了。在担任门罗的国务卿以及随后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他所采取的各项政策都预见了这个国家之后所推行的全球贸易政策——调用海军来支持美国的海运事业，力挺以互惠为基础的贸易协定，与不列颠展开合作以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 [22]

林肯手下的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把亚当斯视为自己的庇护人、导师兼顾问，他在亚当斯的基业上建功立业。 [23] 教科书在提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时，将其视为“西沃德的愚蠢”，但它事实上是奠定美国在太平洋上之存在这一战略布局中的一个关键要素。甚至在内战之前，特别是巴拿马运河开凿之后，如果说合众国早就希望让加勒比地区成为“美国的内湖”，那么西沃德则把握住了一切可能在北太平洋地区做了同样的一件事儿。 [24]

美国在太平洋或亚洲的帝国梦想早在19世纪就是一个旧梦了。 [25] 美国（在海外的）殖民化活动就是这一野心的产物，早在美国的商人开始熟悉“环太平洋”（Pacific Rim）上的巨型弧形航路（也包括其中的海上岛屿，特别是夏威夷）之初，大量美国的传教士、冒险家、水手和种植园主组成的团体就已纷至沓来，站稳了脚跟。为了在南太平洋上建立并维持美国人的天地，受人尊重的塞缪尔·切尼·达蒙（Samuel Chenery Damon）（梅尔维尔曾经使用过他的图书馆）在火奴鲁鲁出版了一份报纸，同时建立并维持了南太平洋上美国人的小世界。当梅尔维尔在写他的小说时，美国的捕鲸人正席卷各个大洋，特别是南太平洋，当时美国人的捕鲸船在数量上占到了世界900艘捕鲸船中的722艘。 [26]

波尔克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一项主要目标就是要获得一个西海岸的港口，随着1846年获得俄勒冈，1848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合众国在环太平洋地区找到了它的位置，占据了一席之地。10年之后，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派遣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Perry McDonough Collins）去探索与亚洲展开贸易的可能。在他的报告中，柯林斯提醒总统：“几个世纪以来让欧洲的头头脑脑们困扰不已的西北通道问题”已经“随着美国文明向西推进这一持续不断的远征而得到了解决。” [27]

也许看上去有些悖谬：同欧洲展开的贸易占到了美国贸易活动中的大头，但在谈及未来时，美国人却总是拿亚洲来说事儿。托马斯·哈特·本顿特别执迷于逃离大西洋世界的可能。在大西洋世界，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欧洲人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对“有关美国人的一切都嗤之以鼻”。合众国将要带着“科学知识、建立政府的自由原则以及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中国和日本去，同时美国的大农场也将成为亚洲的“谷仓”。 [28] 跟很多人一样，本顿想象出了一种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29] 他在1849年提醒美国人，谁拥有了亚洲的财富谁就会“抵达财富和权势的制高点，并取得文学、艺术和科学上的最高成就” [30] 。

西沃德分享着这些观点。1852年，在参议院里他提出：在重要性上，随着亚洲的崛起，欧洲将会“淹没无闻”。合众国将要面对的不再是西欧列强，而是太平洋上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帝国。太平洋将会成为“新地中海”，它的“海岸、岛屿以及广大的内陆区域将成为重大事件的舞台” [31] 。在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海洋帝国”，他深信“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帝国”。 [32] 他告诉参议院的同僚们：“商业活动”就是“（在缔造）世界中的帝国”。 [33]

西沃德深知这个国家必须实现自由、统一，以充分发挥其全球潜能。由此，为何他会占据共和党党内以及林肯政府的领导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跨越大洲的交通运输业极为关键，发展洲际铁路和电报事业也成为共和党人的主要目标。此外，作为国务卿的西沃德还搞定了一个同尼加拉瓜签署的过境条约，从而将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连接了起来，同时，他还争取拿下巴拿马地峡（并不成功）以及丹属西印度群岛（同丹麦的谈判大获成功，却没被美国的参议院批准通过）。他还致力于从纽约和旧金山两侧进入太平洋。正如常规的通信对大西洋经济体至关重要，西沃德还建立了一种常规的邮政服务，从旧金山到火奴鲁鲁，并向西延伸到了香港。他还致力于建立一种统一货币的国际协定，如有可能，以美元为基础。 [34]

西沃德信仰大陆主义，而非殖民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他以多种不同的陈述做出了如下的想象：加拿大有一天会自愿加入合众国中来，也许墨西哥也会这样。如果它们果真自愿加入，通过“和平谈判”，合并一定会实现。 [35] 他害怕殖民化会让合众国武装起来。 [36] （他早就反对墨西哥战争。）西沃德野心勃勃的全球观也受到了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是“推进文明、扩大帝国的总代理”）的激活驱使。他获取中途岛和阿拉斯加（与阿留申群岛构成弧线，几乎能远达日本和韩国的海岸线）的目的就是要为太平洋补给站的网络分布奠定基础，这将会为美国同亚洲的商业活动提供帮助，“并通过马尼拉，沿印度的海岸线，越过波斯湾，远及莫桑比克” [37] 。1898年之战，其目的就在于巩固美国商业活动在太平洋上的存在地位，他在1853年写下的一段措辞强硬的话就对此做出了展望和总结：

开筑一条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高速公路。让你的领土获得耕种，让你数以万计的制造业的车轮滚动前行。增加你的船只，把它们发往东方。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汲取最丰富的物资和储备，制造出最为丰富的产品和织物并将其销售到外国去，这个国家必须成为也将会成为地球上的强国。 [38]

人们也许会说：把海洋上的商业活动视为一种帝国活动，同时认识到补给站的重要性并让海军对商业活动大加支持，西沃德这是预先思考了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著名理论。然而西沃德的自由商业观假定了某种毫无冲突的海洋，但马汉在思考强权时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的伟大著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中，马汉在谈及海洋时，视其为一种开放的“共有之地”，作为海军战略家的马汉将海洋想象为一种强权统治的区域。在一篇发表于1893年的广为传颂的《夏威夷与我们未来的海权》（“Hawaii and Our Future Sea Power”）一文中，他解释说：海权要求控制“世界上最大的流通媒介”。一个国家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有必要获得海上各据点的所有权，唯有光明正大地拥有了这种所有权，才能确保政令能够传达到所统治的全部区域” [39] 。到了1898年，合众国保住了波多黎各，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古巴、菲律宾、夏威夷、关岛和威克岛（Wake Island），这意味着马汉全球战略的实现。

[1] 关于宗教和美利坚理念不断变化的关系，参见Heff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cific,pp.113-14。

[2] Mead,Special Providence,p.80，但整本书都对此做出了论证。

[3] Charles Francis Adams,Imperialism（Boston,1899）,p.12.

[4] 参见Morton Rothstein,“The American West and Foreign Markets,1850-1900,”in David M.Ellis,ed.,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Development（Ithaca,NY,1969）,esp.p.394。

[5] 引文出处同上，pp.386,381n。

[6] Hietala,Manifest Design,p.59.

[7] 这一数据出自下列著述中的一系列图表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pp.7376,102-10,136-42。

[8] 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Ira Katznelson and Martin Shefter,eds.,Shaped by War and Trade: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2002）,p.60。

[9] James A.Field,Jr.,“All Economists,All Diplomats,”in William H.Becker and Samuel F.Wells,Jr.,eds.,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New York,1984）,pp.2,4,7.

[10] 引自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p.26-27。

[11] 引自Field,“All Economists,All Diplomats,”p.2。

[12] 参见Gregory H.Nobles,American Frontiers:Cultural Encounters and Continental Conquest（New York,1997）,p.131;Kingsley J.Brauer,“Economics and the Diplomacy of American Expansionism,”in Becker and Wells,eds.,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pp.84,87,92。关于美国人对传教士利益的保护，参见Hunt,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p.165-68。

[13] 参见Mira Wilkins,The 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merican Businesses Abroad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1914（Cambridge,MA,1970）;Emily S.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Dollar Diplomacy,1900-1930（Cambridge,MA,1999）。

[14] 参见Warren Zimmermann,First Great Triumph:How Five Americans Malk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New York,2002）。

[15] 关键的文献参见Walter LaFeber,ed.,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Chicago,1965）,pp.96-116。

[16] 参见Zimmermann,First Great Triumph,pp.31-32。

[17] LaFeber,ed.,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pp.88,36-37.

[18] William Earl Weeks,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Global Empire（Lexington,KY,1992）,pp.194-96.

[19] Excerpted in LaFeber,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Continental Empire,p.116.

[20] Adams,“On the Opium War,”pp.307-308,313.

[21] 他在寻找出版商时所遇到的困境，参见Hunt,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34。

[22] Weeks,John Quincy Adams and American Global Empire,p.47.

[23] 参见他在国会的演讲“Continental Rights and Relations”（1853）,in William H.Seward,The Works of William H.Seward,5 vols.（New York and Boston,1853-84）,vol.3,pp.605-18。

[24] 关于太平洋这一概念在1850年后的发展参见Arthur p.Dudden,The American Pacific（New York,1992）,p.17。On Seward，参见Works,vol.3,p.618。

[25] Benfey,Great Wave,p.16.

[26] Dudden,American Pacific,p.14.

[27] 引自Charles Vevier,“American Continentalism:An Idea of Expansion,1845-1910,”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5,no.2（1960）,p.329。

[28] 引自Dudden,American Pacific,p.13。

[29] Heff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cific,p.13.

[30] 引自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Cambridge,MA,1950）,p.31。

[31] 引自Josiah Strong,Expansion Under New World-Conditions（New York,1900）,pp.184-85。

[32] 引自Ernest N.Paolino,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William Henry Seward and U.S.Foreign Policy（Ithaca,NY,1973）,p.27。

[33] Seward,Works,vol.3,p.618.

[34] D.W.Meinig,Continental America,1800-1867,vol.2 of The Shaping of America（New Haven,CT,1993）,p.555;Paolino,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p.x.

[35] 参见Paolino,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pp.9-12，引文出自p.12。

[36] Wal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18601898（Ithaca,NY,1963）,p.27.

[37] 引自Paolino,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pp.26,29,32。

[38] Seward,Works,vol.3,p.616.

[39] 引自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259。

1898年

1898年的事件常常被视为一种反常之举，偏离了美国的传统，美国在欲望的驱使之下加入到了世纪末的欧洲帝国竞争中来。马汉曾说：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化“无非是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一种情绪的侧影” [1] 。根据估算，全球在1901年曾有140块殖民地、专属领地和受保护国，其中大部分都在热带。 [2] 当然，这一大背景很重要，但也不应当遮蔽掉一个极为关键的地方性观点：1898年发生的各个事件同样也是美国“西进运动”的延续。

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这样理解这一事态的，他的帝国主义同僚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是如此。在他的《征服西部》（Winning of the West ）一书1900年版的全新序言中，罗斯福写道：1898年“结束了由穷乡僻壤的边民开创于一个多世纪前的工作”，“1898年的扩张问题无非是伟大西进运动的一个变种”。 [3] 参议员洛奇深表同意：“今天我们只是在延续相同的运动。”他补充说：如果这些反帝国主义者是对的，“那么我们过去全部的扩张记录都将是一种罪行” [4] 。水牛比尔 [5] 大受欢迎的《荒野西部秀》 [6] 既标志着西部历史的延续性，也展现了西部全新的地理风貌，在1899年，这个剧目经过再创作，用发生于古巴的圣胡安山之战 [7] 取代了卡斯特的最后据点之战 [8] 。 [9]

人们之所以认为1898年的这场战斗如此另类，既不同于1838年的印第安人迁移，也不同于1848年的夺取墨西哥，原因就在于帝国先前的成就由于被视为一种内部事务而“被驯化为了内政”——当然，这一观念依赖于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诉求的视而不见、完全忽略。 [10] 事实上，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871年，国会把同本土美洲人的关系正式从一种对外关系转化成内政事务。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在持续不断地卷入东亚事务：1839年的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远征，1844年同中国签署的《望厦条约》 [11] ，所谓的1854年日本开国 [12] ，以及1875年同夏威夷签订条约，禁止夏威夷人将任何领土让渡给外国势力。美国人把太平洋和东亚视为美国西部的延伸，也将其视为海上商业野心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1898年的帝国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一种担忧的推动，既害怕北美大陆上的新边疆即将开发殆尽，同时也害怕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过剩会对其有推波助澜之势。就在那一年，合众国首次经历了工业制成品出口大于进口；在不足世界人口之5%的情况下，美国为世界粮食供应提供了32%的产量。 [13] 艾伯特·贝弗里奇当然对这种发展了然于心，在1899年问鼎参议院时，他解释说：“美国工厂中制造的产品远超美国人民所用，美国沃土上产出的作物也远超他们的消费所需。”在这一情况下，他继续说道：“命运已经为我们写就了我们的政策，世界贸易必须也应当属于我们。” [14]

美国人总是把扩张看作缓解社会冲突的修补之道。自由的土地和全新的机遇将会让这个国家免遭（以欧洲为代表的）阶级冲突之苦。当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谈及边疆的终结之时，这样一种发展方向在他的心里清晰可见，正像很多人都对此了然于心。在19世纪末叶，日渐增多的劳工冲突和骚乱——包括1886年的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和19世纪90年代的霍姆斯泰德和普尔曼罢工（The Homestead and Pullman Strikes）——敦促着很多人将美国的扩张目光投向美洲大陆之外，进入太平洋，由此让同时代的人得以获得一种对这一持久难题的解决之道。事实上，在特纳于1893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边疆之重要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之后三年，特纳在《大西洋月刊》上指出：“三个世纪以来，美利坚民族生活的主导因素一直就是扩张”；如今“需要一种充满活力的对外政策”，以谋求将美国的影响力扩展到“边远岛屿和邻近国家”，这预示着这一“运动会继续推进下去”。 [15]

在19世纪，合众国同欧洲展开贸易，但正如在广为人知的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在1898年，北大西洋经济体正在汇聚、趋同，各国在其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上越发接近（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相互交换）。（开发大西洋世界以外的）新兴市场势在必须。基德指向了热带地区，那里不仅有资源尚待开发，而且还有市场有待开拓。乔赛亚·斯特朗做出预见：在20世纪，19世纪东西方向上的贸易模式将会变成一种南北方向上的贸易模式，“因为商业活动如同水流一般，只会流向那些有落差的地方” [16] 。基德向他的美国读者提出建议：“白人同热带地区的关系”必须被恰当地组织起来，因为“这些区域必须受到来自温带的管理”。热带“土著居民”低下的“社会效率”不应被允许继续存在，因为它会削弱整个世界经济体。 [17] 通过诗歌的表达而非社会科学的研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提出了高度雷同的观点，在专门为了影响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而作、发表在《麦克卢尔杂志》 [18] 上的诗歌里，吉卜林敦促美国人肩负起“白人的担当”。

麦金莱总统不得不做出一个决断。根据先前所说的，也许他的决定早已事先预定。但是他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说服公众使之相信他对这一问题早已深思熟虑。他向卫理公会访问团的领袖们讲了下面这段经常被引用的故事：

当我认识到菲律宾群岛已经臣服在我们的膝下时，我承认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们……接连数晚，我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步到午夜；先生们，我可以毫不羞涩地告诉你们：我曾跪下来向全能的上帝祷告祈求亮光和指点……在某个深夜，一个想法进入了我的头脑——我也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1）我们不能将其交回到西班牙手里——那将会是一种胆小怕事、有损名誉的行为；（2）我们也不能把它转手交给我们在东方的商业对手法兰西或德意志——那将会是一笔糟糕的买卖，也是龌龊丢脸的；（3）我们也不能将其留给他们自己——他们不适于自治……（4）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获取菲律宾群岛……并去教化菲律宾人，使之获得进步、实现文明化并变成基督徒……随后，我就上床睡觉去了，并安然入睡，进入梦乡。 [19]

他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把它归还给西班牙”是一种有损名誉的行为，事实上，自此之后，合众国并没有占领菲律宾，这一点更没有解释清楚。因为它只是宣称在军事征服上战胜了西班牙人，而非菲律宾人（他们依然要为了独立而不断战斗），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合众国并没有任何权利占领菲律宾。在让菲律宾人成为基督徒这一点上，作为新教徒的麦金莱在向卫理公会谈及此事时似乎早已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菲律宾的官方宗教是罗马天主教，或者说他并没有考虑到：几个世纪以来的那种信仰已经足够充分地表明了（菲律宾人）对广义基督教教义（Christianity）的皈依。在是否适合自我统治这点上，菲律宾人其实早在1898年之前就为了争取独立而同西班牙人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曾在地方上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还制定过一部宪法。 [20] 这竟然又成为建立美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即避免“劣政”或确立一种“良政”。 [21]

反对占领菲律宾一般基于两大考虑，或者说基于同一种考虑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族上的，一个是宪政上的。正如在1848年所显现的那样，美国人反对兼并那些在他们看来在种族上更为低劣的民族——墨西哥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菲律宾人，并反对赋予这些民族以公民权。正是这一共识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据说合众国从未占有过一块领土，除非抱着这样一种意图，即最终使其成为与现存各州平等的一个州。正如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如果在1898年放弃这种（平等以待的）实践，将会让共和原则大打折扣。

事实上，早就有很多先例说明合众国已经变成了殖民强国。它们都是些劣迹，但帝国主义者却将其视为正面的例子。无疑，正如政治科学家以及后来的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所看到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开启殖民化的事业，而在于我们是否应当转向其他的渠道以实现自（美利坚）国家伊始就一直存在的殖民化。” [22] 在谈及给予其平等公民权或赋予政治权利的问题时，他指出：权利平等的传统并不能应用在“印第安部落、中国人或黑鬼（Negroes）身上”。 [23] 一个最贴切的“内政上的”类比就是政府对本土美洲人的处置，这为遭受殖民的对象如何建立起在法律上的地位提供了一种范本。由于他们对合众国的效忠，他们都是合法的“国民”，但却并非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 [24] 后来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利·普拉特·贾德森（Harry Pratt Judson）提出：菲律宾人应当享有“同我们的印第安人完全一样的地位……事实上，他们就相当于‘印第安人’”。 [25] 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 [26] 对这类观点深表赞同。合众国早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殖民强国”，他评论说：“我们的印第安代理人身处于一种特定的境遇之中，这种境遇与印度土邦中英国官员的境遇极度相似。” [27]

由此，美洲印第安人在宪法中的地位为新兼并领土上的各民族所享有的权益提供了一种先例。在所谓的列岛释宪案 [28] 中，最高法院为这些新加入的领土及其居民建构了法律上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案例就是唐斯诉比德韦尔案（Downes v.Bidwell ，1901年），它暴露了是否应当授予波多黎各人以“全套宪法权益”的争端。最终他们并没有获得全套权益。最高法院裁定：海外领地是“合众国司法管辖权的管辖对象”，但它们“并不属于合众国”。根据这一勉强过半、占据多数的表决结果，这意味这些岛屿及岛上的民族“以合众国自家人的眼光来看，仍是外人” [29] 。这种极为笨拙的表述同约翰·马歇尔对切罗基人之境遇的描述高度接近。他曾写道：印第安人以一种“小学生的身份”成为“在国内经过驯化而具有依赖性的民族”。 [30] 由于（在当时的美国）种族主义和父权制是如此甚嚣尘上，由此在讨论殖民统治的不违宪性（constitutionality）时，也许如下这种观点是极为中肯的，即无论是在唐斯诉比德韦尔案中，还是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这种控制性观点的提出者都是一拨人，大法官亨利·B.布朗（Justice Henry B.Brown）和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Justice John Marshall Harlan）在两个案例上都持异议。哈伦对第二个案例的异议回应了他早前的一段话：

不管一个特定的种族能否同化于我们的民族，不管他们能否在不对我们的现存制度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加入宪政的运作体系中来，当需要提出领土要求的时候，这个问题都必须斟酌再三……即在获取领土上所犯的错误不应给违宪留有余地。 [31]

[1] 引自Paul A.Kramer,“Empires,Exceptions,and Anglo-Saxons:Race and Rul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Empires,1880-1910,”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no.4（2002）,p.1315.也可参见Julius W.Pratt,The Expansionists of 1898（Baltimore,1936）,p.2（援引自Henry Cabot Lodge）。

[2] Gervasio Luis García,“I Am the Other:Puerto Rico in the Eyes of the North Americans,1898,”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7,no.1（2000）,p.43.

[3] 引自Kramer,“Empires,Exceptions,and Anglo-Saxons,”pp.1331,1332。

[4] 引自Walter L.Williams,“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mperialism,”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no.4（1980）,pp.817,820。

[5] 水牛比尔（Buffalo Bill），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William Frederick Cody，1846—1917）的绰号，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传奇人物，传说曾在17个月中捕杀4280头野牛，用牛肉供给了修筑太平洋大铁路的工人。——译者注

[6] 《荒野西部秀》（Wild West Show），又称牛仔戏，是1883—1913年间由水牛比尔表演的巡回杂耍剧目，展现了西进运动中边疆居民的拓荒生活。——译者注

[7] 圣胡安山之战（the Battle of San Juan），发生于1898年，是美西战争中的圣地亚哥之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美军拿下圣胡安山这一高地后，得以鸟瞰圣地亚哥城，并最终导致西班牙帝国在古巴的覆灭。此次战役又称“血战圣胡安”。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也组织了“第一志愿骑兵团”参与其中。——译者注

[8] 卡斯特的最后据点之战（Custer’Last Land），指绰号“晨星之子”的美国骑兵军官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在1876年6月同蒙大拿州的苏族印第安人展开的小巨角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最终不幸全军覆灭，卡斯特由此被视为美国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让印第安人大获全胜，但他们也认识到了印第安时代的终结。随着金矿的发现，大量白人涌入，印第安人也无法继续抵挡白人的进攻，被最终锁定在印第安保留地中。——译者注

[9] Shelly Streeby,American Sensations:Class,Empire,and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Berkeley,CA,2002）,p.3.

[10] 参见Michael H.Hum,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CT,1987）,p.55。

[11] 《望厦条约》，原文为Wanghai Treaty，系笔误，应为Wanghia Treaty。——译者注

[12] 日本开国，1853年佩里叩关之后，美军在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Treaty of Peace and Amity），结束了日本两百多年的闭关自守，也标志着日美外交之始。——译者注

[13] Strong,Expansion,pp.48,44.

[14] 引自Merk,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p.232。

[1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Problem of the West,”in Ray Allen Billington,ed.,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Englewood Cliffs,NJ,1961）,p.74.

[16] 参见Strong,Expansion;p.34;and Kidd,Control of the Tropics。

[17] Kidd,Control of the Tropics,pp.32,86,83-84.

[18] 《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扒粪运动中的第一份报纸，由塞缪尔·S.麦克卢尔创立于1893年，在经济危机中为迎合失业工人的需要，售价仅为15美分，不断刊登揭露黑幕和城市腐败的系列报道，最火的时候月发行量曾达300万份。——译者注

[19] 引自Grayson Kirk,Philippine Independence（New York,1936）,p.17。

[20] 在1898年，大部分欧洲记者和菲律宾的当权者都相信：菲律宾独立必将失败。参见Ernest R.May,American Imperialism（New York,1968）,p.254。然而，菲律宾的领袖们也曾寄希望于美国海军，希望其建立起对菲律宾的保护，以确保菲律宾独立。

[21] 在别处，针对不同的听众，他谈及了能够向菲律宾开放的市场，而非事关道德或其他方面的提振。参见Kirk,Philippine Independence,p.15。

[22] 引自Williams,“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p.817。哈佛大学杰出的历史学家Albert Bushnell Hare也表示同意：“早在100多年前”美国就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殖民强国”。1898年只是代表了一种政策上的“扩展”，这种政策早就被拿来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了。同上，p.831。

[23] 引自Brook Thomas,“A Constitution Led by the Flag:The Insular Cases and the Metaphor of Incorporation,”in Christine Duffy Burnett and Burke Marshall,eds.,Foreign in a Domestic Sense:Puerto Rico,American Expansion,and the Constitution（Durham,NC,2001）,p.95。

[24] Williams,“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p.811.

[25] 引文出处同上，p.819。

[26] 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他曾担任W.E.B.杜波依斯的博士论文导师。——译者注

[27] 引自Hine and Faragher,American West,p.376。

[28] 列岛释宪案（Insular Cases，1901年），在美国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一系列裁决中，对美西战争后兼并的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地的地位做出了说明，认为合众国所辖所有领土并非自动地完全适用于美国宪法，这些新获得的岛屿属于殖民地，而非先前那些以平等之地位加入的各州。——译者注

[29] 引文出自T.Alexander Aleinikoff,Semblances of Sovereignty:The Constitution,the State,and American Citizenship（Cambridge,MA,2002）,p.23,and Winfred Lee Thompson,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Law into the Philippines and Puerto Rico,1898-1905（Fayetteville,AR,1989）,pp.101-104，引文的案例出自p.102。

[30] 引自Williams,“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p.811。

[31] 同上，p.817。

革命和帝国

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是一个并不恰当的定名。这一名称的使用不当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粉饰了这场战争的核心争端和主要遗产。更确切地说，它应当指两场战争：“西班牙人、古巴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以及“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各自展开的。这一战争的通用名字表明了合众国曾与西班牙交战，但却并不承认在对西战争速战速决过后，美方的力量掐灭了两场长期存在的革命战争的火焰，这两场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在（古巴和菲律宾）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展开的。在菲律宾的案例中，合众国兼并了这个群岛，随后展开了持续数年的打击菲军（致力于争取独立）的残酷战争。古巴并未被兼并，但却被迫接受了《普拉特修正案》（the Platt Amendment），这一修正案认定了美国有权为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而对古巴内政予以干涉。

尽管菲律宾和古巴的军队早就展开了抗击西班牙人的斗争，并在反西战争的最后阶段与美国人通力合作，但菲、古双方都没有参加受降仪式。事实上，他们都被排斥在城市之外，而城市——古巴的圣地亚哥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则是投降仪式的发生地。菲、古双方既没有就奠定和平条约的各项条款被征询过意见，也没有参加了结战争的《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1898年）的签订。因为在美国人眼中，古巴人和菲律宾人是被解放的。当然，力挺帝国的派系对此深信不疑，但在美国内部却是存在分歧的，即使是在统治精英中间，很多同罗斯福和洛奇处于同一阶级并享有相同社会地位的成员也对帝国之道表示反对。当时对帝国主义风格的民族主义煽风点火的新闻界对这场战争大加支持，许多美国人都有特定的理由来赞成这场战争。美国的犹太人一想到1492年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驱逐，就幸灾乐祸地希望看到西班牙痛失自那时以来所建立的帝国。充斥在移民团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其家园受到帝国统治之蹂躏的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中间的那种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在美的移民都对古巴的独立运动深表同情。迈克尔·克鲁斯卡（Michael Kruszka）解释说：波兰人对那些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民族抱有天然的同情，即使“他们是半野蛮的马来人”。事实上，很多移民对美国当局大谈的“文明化”和各类政治权益极为敏感；无论是在其家乡还是在合众国，他们也曾深受其害。 [1] 难怪W.E.B.杜波依斯会怀疑：通过提升非白人人口对白人人口数量比的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到底能否改善美国的种族关系。 [2]

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是反帝国主义者都不能）超越狭隘的美国利益，进而在美国之外进行自我想象，想象出美利坚帝国是如何出现在古巴人或菲律宾人眼中的。如果他们早就这样做的话，那么将不得不承认战争与和平的别样意义。

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开始于19世纪中叶，要比西班牙在美洲的其他属地来得晚些，并最终导致了三场不同时代的战争：十年战争（the Ten Years’ War，1868—1878）、小战争（the Little War，1879—1880）和独立战争（the War of Independence，1895—1898）。这三场战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有多种族的古巴军队参与其中，指挥官和士兵都是种族混编的，这在整个美洲史中是一种创新。合众国正在将种族作为一种对人类做出区分的、基本的、具有等级高下之分的范畴。但是，流亡纽约的古巴作家和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却对这一范畴发出了挑战。他在1882年写道：“这并非种族斗争的世纪，而是一个各项权益得以确认、声张的世纪。” [3] 古巴的革命者已经准备就绪，甚至热切渴望去打造一个没有肤色分界线的社会。美国的干预绑架了他们的独立运动，并破坏了他们强有力的反种族主义的声辩和实践。 [4]

直到1898年初，古巴人都清楚无误地走在战胜西班牙人的道路上，在他们看来，这些西班牙人是不道德的并且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战斗意志”。美国派驻西班牙的公使也同样认可这一观点；他早在1897年年末就曾报告指出：西班牙在古巴的主权正走向“覆灭”。 [5] 在美国人中，（这一判断）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他们早就预测到一个积贫积弱的西班牙必将失去这一殖民岛屿，但他们却对古巴独立的观念紧张不已，并极为反对古巴依附于另外一个更强大之欧洲强国的想法。美国人，特别是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主们认定：过不了多久，古巴将会跟墨西哥一样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尽管在这里还存在着岛民混合人种（mixed-race）或“混血”（mongrel）人口的问题。

这就是当时让人忧心的根源，从公开声称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美国人宣布要将遭受压迫的古巴人从西班牙专制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由此，合众国在古巴向西班牙开战了，合众国宣称：西班牙在1898年 [6] 的2月15日制造了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的爆炸案（如今人们认为是一个靠近弹药库的、提供动力的锅炉出了毛病，从而引发了爆炸）。古巴的造反派领袖们曾明白无误地通知麦金莱总统，说他们把美国的干涉解读为一种向革命开战的行为，但是这种担忧通过成为战争解决方案的《泰勒修正案》（Teller Amendment）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这一修正案做出声明，宣布美国人放弃对古巴主权的觊觎，并承诺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后给予古巴以自治。然而，合众国发现很难在胜利之后听之任之、不予干涉，随后不久，美国就开始反对那里的解放运动了。这对古巴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因为美国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冲击，给古巴最为保守的势力（大多为白人）以支持并确认了他们的正统性，这些古巴的政治领袖们充分利用他们同美国的联系加固了自身的地位，并重新推行了种族等级制的原则。 [7]

在这场同西班牙的战争中，美国人的参与在开始时还很短暂；1898年的6月14日，由17000人构成的美国军队从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港渡海而来，而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则在7月17日就投降了。然而，在古巴，圣地亚哥的冲突在终结方式上为古巴的革命者制造了麻烦。虽然与古巴人的战争早在1895年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但西班牙人并非向古巴人投降，而是只向到古巴仅数周之久的美国人投降。西班牙指挥官承认古巴军队是其抗击的中心力量，而美国人却并不把这些由不同肤色之族裔组成的军队放在眼里。 [8] 更具挑衅性的是，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后来他们在马尼拉也是这样）竟然禁止（古巴）当地的军事领袖出席受降仪式，尽管这一仪式在作为古巴民族主义诞生地的那座城市举行。古巴人甚至被禁止进入这个岛国的各座城市和村镇中去庆祝对西战争的胜利。奇怪的是，尽管西班牙是在战争中败下阵来的敌手，但西班牙的官僚们仍然手握大权，而古巴人则被要求交出他们手中的武器。 [9]

这场胜利（给参战各方）所带来的离谱的不对等待遇很难加以解释。美国的远征武装只是很小的一撮，伤亡微乎其微，然而在历时7年的战争中，古巴人则失去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平民，其中有些死于战场或拘留营，另外一些则死于疾病，还有一些遭受流放。事实上，经历了1895—1898年的战争磨砺，古巴的人口已经缩减了15%。古巴人为其模棱两可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足以“震惊世界”。 [10] 然而美国人却宣称拥有胜利并有权塑造古巴的未来。

尽管有《泰勒修正案》，但受降之后的美国官员认定他们有权决定古巴人是否具有自治的能力。美方总指挥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看上去如同一位现代大学中的足球教练，他宣称将会给古巴人“一切机会来使之展现他们的内在素质，以此表明他们是否具有实现自治的健康体质” [11] 。

在做出这一判断的同时，北美人早已预先接受了一种以其种族等级概念为基础的预定性倾向。他们对种族混合民族（a mixed-race people）的自我统治能力深表怀疑，这种种族主义的推断和假定给古巴上层阶级的思考方式注入了一种严重的歧义。甚至远在美国干涉之前，当古巴的领袖们讨论未来的时候，他们就谈及了那些受过教育并具备文化造诣的“超人”，这些人具备高等文明的烙印。这本来并不必然会发展为一个种族上的概念，但它却很容易滑向一种打造精英的行为，这种经过欧洲教化的古巴白人精英，成为领袖的标准构成。这一逻辑让早先那些由马蒂、胡安·古尔伯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ómez）和安东尼奥·马赛奥（Antonio Maceo）所大声疾呼的“文明”观念大打折扣、受到削弱，对这些人而言，种族上的超越才是文明的标志。此外，跟美国人一样，在某些古巴人1898年发表的言辞中也存在一种暗示，即大多数古巴人并不具有承担政治责任的各项品质。这一观念在战后（古巴）革命领袖所散发的传单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些传单敦促古巴人以一种讲究秩序的风尚行事为人，以此来（向美国人）表明他们值得获取自由并享有自治。美国占领者对这些来自古巴人的议论不假思索，随即为其贴上了种族的注解。白人的特性和文明人的特质几乎彼此间实现了同化和吸收。正如在同一时期的美国，一个种族主义者的假定导致美国人将大多数古巴人看作不适宜自治的，除非拜美国人为师。 [12] 跟在菲律宾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古巴）这意味着美国人同完成欧化的保守精英勾结起来并对其大加支持，这一古巴精英阶层多是大土地的所有者。 [13]

在伍德将军的密切监控下，古巴宪法在1901年得以草拟。伍德同时也对这一岛国涉及公共财政以及公共健康的基础设施和机构设置进行了重组和升级，使之实现了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对古巴人民的馈赠。然而这部宪法则需要另当别论。古巴的领袖们被告知：美国军队的撤离是有条件的，这与古巴人对《普拉特修正案》的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其整合进古巴宪法密切相关。在历史上看，美国就一直害怕陷于敌手的古巴将会威胁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安全和商业活动，因此对《泰勒修正案》之前提做出重大妥协的这一条款的出台是完全可以被预见到的。这一条款施加在古巴人身上，禁止他们同外国势力签订任何必将削弱古巴之独立的条约，限定他们签署发行公债之和约的权力，并授权合众国加以干涉，以便保持古巴的独立状态、保护私有财产并维持社会秩序。［直到1934年，作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的一部分，古巴才从这些条款中挣脱出来。］此外，古巴人还被要求将土地永久租借给合众国以建立能源补给站和海军基地，其中就包括今天关塔那摩湾的设施。

美国对古巴的干预造成了深刻的文化影响；据历史学家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érez）所言：它“改变了一切”，因为北美人的“标准规范和道德秩序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历长期的反西斗争，在物质和文化上备受削弱的古巴人在战后的古巴已经无法再发展出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了。 [14] 佩雷斯的宣称的确是事实，但是研究古巴革命的最知名学者艾达·费雷尔（Ada Ferrer）则指出：甚至是这种（古巴人所取得的）半独立的成就也都早已令局面大为改观了。例如，古巴宪法奠定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然而在古巴以北90英里处、推行吉姆·克劳法的美国南部，生活在那里的、在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黑人后来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15]

尽管西奥多·罗斯福和他“勇猛骑士团”（Rough Riders）的事迹广为流传，成为美国人在古巴大获全胜的口头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罗斯福在夺取菲律宾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种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1898年4月21日美西战争爆发之前的数月，作为海军部副部长的罗斯福早就安排了海军将领乔治·杜威（George Deway）指挥亚洲中队，并命令他开赴香港，香港距马尼拉只需几天的航行。在4月25日，国会正式宣战的当天，杜威收到了一封来自罗斯福的电报命令：“美西战争已经打响。立刻向菲律宾群岛开进。向西班牙舰队开火。你必须捕获那些舰艇或者彻底摧毁它们。要倾尽全力。”就在此时，麦金莱总统跟很多美国人一样还不能在地图上对菲律宾做出准确定位。 [16] 在深夜驶入马尼拉海湾之后，杜威于5月1日的清晨与西班牙舰队交火，7小时内就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海上大捷。

跟在古巴的情况一样，美国人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局势之中，在菲律宾，当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势力极为活跃并继续推进着他们的事业。争取菲律宾独立的斗争可以追溯到至少10年之前。一本由菲律宾医生、诗人和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José Rizal）所写就的批判西班牙统治的小说《别碰我》（Noli me tangere ，1886年）标志着这一斗争的开始。黎刹在1896年被西班牙人绞死，不管怎么评说，这一事件的确这激发了一次全行业的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黎刹是开明派（ilustrados）的代表，作为菲律宾精英，他起初寻求在帝国内部进行改革。早在1892年，安德烈斯·博尼法乔（Andres Bonifacio）也曾组织过一个更为广泛的革命社团卡蒂普南（Katipunan），致力于推翻西班牙统治。 [17] 当敌对行动在1896年打响之后，菲律宾人在卡蒂普南社的成员艾米利奥·阿吉纳尔多（Emilio Aguinaldo）的领导下展开战斗。1897年12月，阿吉纳尔多和其他派别的领袖同意签署《边那巴多（破石洞）条约》（the Pact of Biak-na-Bato）以结束他们的抵抗活动并离开菲律宾，作为交换，这些签字的革命领袖获得了一个（政府在）5年内推行改革的承诺，并拿到了一大笔钱作为补偿。

双方都没有兑现这一协议所要求的条款。阿吉纳尔多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在香港购买了武器，同时还与各色美国官员签订和约并对杜威表示支持。在杜威收到罗斯福通报之前的数天，阿吉纳尔多已离开香港赶赴欧洲，但却在半路上被拦截在了新加坡，在那里他同美国领事E.斯宾塞·普拉特（E. Spencer Pratt）进行了会谈。普拉特向他做出承诺合众国将会支持菲律宾的独立，尽管后来他对此加以否认，并向杜威发电报说：他早已和“起义军”达成了一项“广泛意义上的合作”。这一时期新加坡报纸上的报道表明确有此事，当新闻界引用阿吉纳尔多的声明时，他宣称他在美国的“友人和自由派人士”的支持下预见到了菲律宾的“独立”，（对此）普拉特并未公开做出任何评论。甚至当他将报纸上的记述呈递给华盛顿当局时也并未表态。 [18] 他向杜威报告指出：阿吉纳尔多正准备回香港，杜威回复说菲律宾的领袖应该“尽快”回来。但是当阿吉纳尔多再次抵达香港的时候，杜威却早已收到罗斯福的命令，开赴了马尼拉。但在离开之前，这位美国指挥官安排了一艘海军舰艇在随后将阿吉纳尔多带回马尼拉湾。把独立运动中遭受流放的领袖带回去，这绝非一件小事。 [19]

尽管美国人在马尼拉击沉或焚毁了整个西班牙舰队，但他们也需要地面部队来控制马尼拉和整个群岛，所以海军将领杜威对来自菲律宾人的支持大加欢迎。他把缴获的西班牙人的武器发给了阿吉纳尔多并敦促他招募一支军队，不论真心与否，（美方）明确且公开地表达了对造反事业的同情。 [20] 阿吉纳尔多也许会在这一点上表示满意，即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获得独立，从这一点上，他认为可以同美国人保持一致。 [21] 准确来说，杜威到底曾给阿吉纳尔多多少支持还不甚清楚，但当阿吉纳尔多宣称他在北美“伟大民族”，即“自由的发源地”（美国）的支持下回到了他的家乡时，杜威却并没有加以反对。 [22] 然而，阿吉纳尔多领导下的菲律宾军队在占领马尼拉时所做出的贡献毋庸置疑，当时他们三面被围，杜威的舰队在第四个方向上。在这时，杜威承认了菲方的贡献，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者、前内战时期的将军、激进共和派参议员和文职服务改革家卡尔·舒茨（Carl Schurz）同样也表示承认。 [23] 尽管这在当时曾一度受到赞赏，但合众国还是很快就忘记了菲律宾人的关键性贡献。

这就是阿吉纳尔多在1898年5月24日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背景，6月12日他又发表了独立宣言，此后第11天，菲律宾共和国（the Philippine Republic）得以建立。华盛顿方面的官员谴责了普拉特，怪罪他对阿吉纳尔多的独立计划大加支持；杜威同样也受到了警告，让他不要做出任何政治承诺，并要求他汇报同叛军的所有接触，当然这些叛军曾是他的盟友。杜威整理汇编了相关材料，并在同时就菲律宾人的“自治”能力做出了评论。 [24] 从此之后，可以说华盛顿方面越是要搀和进来，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梦想就越是受到挑战。

美国人不遗余力地将菲律宾人在军事上的贡献边缘化，带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哑谜，最终止息了冲突。在比利时驻马尼拉领事的斡旋之下，美国人和西班牙人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双方上演一出虚张声势的战斗，随后由西班牙人在8月13日投降。之后，在投降到来前的头一晚，（美方）通知阿吉纳尔多，说他和他的军队并没有受邀参加受降仪式，不允许他们出现在菲律宾独立运动史上的这一关键性事件中，同时也否认他们应当享受胜利的硕果。

在1898年12月，《巴黎和约》签订后，合众国获得了合法占有菲律宾的权益，尽管菲律宾的叛军仍控制着整个群岛上的大部分地区。用一位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家雷纳托·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的话说：他们早已“赢得了解放战争” [25] 。由于拒绝承认这些摆在台面上的事实，合众国在第二天就组建了一个军事政府。毫无疑问，菲律宾的革命派（对此）深感失望。在1898年的秋天，他们的外交总长费利佩·阿贡西洛（Felipe Agoncillo）到访华盛顿和巴黎，以寻求同美国行政当局中的成员展开会谈的机会，但他（与美国人）的会面并不成功。由此他把对菲律宾独立的论点写进了一封信，发给了美国国务院，希望能够在参议院就是否通过和平条约而展开的辩论中发挥影响。他解释指出：如同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人，菲律宾人不断斗争以期将殖民压迫者驱赶出去，他们早已建立起了一个推行宪政的政府，以人民的权益为统治的基础，在统治形式上非常类似于美国政府的结构设置。他还指出：西班牙在签署条约时只是控制了马尼拉一地，西班牙无权割让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当时那些地方是在菲律宾共和国的统治之下的。再次开战已经不可避免，这次将会是一场在菲律宾共和国和合众国之间展开的战争。这场战争在1899年2月4日打响；两天后美国的参议院批准通过了《巴黎和约》。

合众国派出了由7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参与了这场最终打了10年之久的游击战，尽管罗斯福曾宣称这场战争在1902年的年中就结束了。跟随后的越南战争一样，在这场游击战中，美国的部队无法控制领土，只能诉诸有昧良心的战术策略，包括让整个村庄发生解体、遭受摧毁，对被俘士兵施以水刑 [26] 的折磨，并推行一种将菲律宾人强行驱赶至极其拥挤的拘留营中的政策。一位美国将军指挥他的部队将定居点变成了“荒僻的旷野”。 [27] 当然，这种暴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哈泼斯》（Harper ’s ）杂志的通讯员约翰·贝斯（John Bass）所说的“种族反感”造成的。他采访过的美国士兵把菲律宾人同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并告诉他说：“当我瞄准一些深肤色的人并扣动扳机的时候，我感到很光荣。”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士兵宣称：菲律宾人不会消停下来，“除非这些黑鬼像印第安人一样被斩尽杀绝”。 [28] 这场战争的结局（对菲律宾人而言）就是一场浩劫。反帝国主义的领袖马克·吐温曾对持有这种意识或反对这种意识的正反两方的美国人加以分析，他指出：“世界上一定有两种美国：一种美国是让遭受奴役的人获得自由，而另一种美国则是将曾经遭受奴役的人所新获得的自由再次夺走。” [29]

当然，在菲律宾，广泛盛行于大众中间的抵抗活动依然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用。当美军采取如此粗鲁残忍的方法（对待菲律宾人），并使用西班牙人曾在古巴使用的臭名昭著的拘留营以镇压菲律宾起义者时，合众国内部的主战派也发生了分化和瓦解。这同样也给菲律宾精英以口实，使之获得一个杠杆来撬动当时的局势，他们要求：在政府中分得一杯羹，加快统治职责向菲律宾人手中转移的速度，并（要求美国人）对最终的菲律宾独立做出承诺。美方的领袖们也不得不对这种极其高昂的代价做出评估，他们必须为领土的殖民化付出代价，并开始考虑其他的帝国实现形式。

尽管对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双方而言（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倾向于忘记这场战争，但菲美战争中的伤亡远远超过了合众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发生冲突时的死伤。对于这场战争的回忆打断并困扰了两国双方的民族主义叙事。正如麦金莱向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如果合众国能够了解“他们（菲律宾人）的脑之所想，心之所愿”，并从菲律宾人的立场上采取行动，那么如是说来，这场战争就不会对美国人有什么重大意义，也就会从记忆中逃离。 [30] 从美国殖民当局撰写的教科书上习得自身之历史的那些菲律宾人并不能正视他们自己曾经的抵抗，只能将抵抗活动视为一种对恩惠和启蒙的愚蠢拒斥。因为很多曾经一度参加抗美斗争的人后来都成了殖民体制中的政府官员，由此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教科书里的解释似乎得到了审核和批准。根据一位菲律宾历史学家雷诺尔多·伊来托（Reynaldo Ileto）的研究，用他的视角来看，“反抗战争是一场徒劳的努力，是一件最好被忘记掉的事儿” [31] 。

尽管这场战争并不能在决战双方的历史记忆或政治文化中找到一席之地，但它却在同一时期的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中国，被视为一场政治地震。中国信奉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知识分子见证了菲律宾革命，尽管这场革命遭遇到了来自美国人的镇压，但它作为一场具有启示意义的、对革命未来之走向做出标示的事件，正是人们的希望所在，中国以及亚非两大洲的其他地方也都将以此为指向，展开斗争。“作为一种在当代世界中得以存在的现代模式”，革命早已被菲律宾人打造成形。 [32] 尽管美国人自认为是他们给亚洲带来了追求自由、实现现代性并建立现代国家的种种观念，但中国的民族主义领袖欧榘甲 [33] 却曾对菲律宾人的抵抗运动而非美国人所带来的观念大加感谢，因为正是菲律宾人的抵抗让“自由和独立的新风”得以吹遍整个亚洲。 [34]

中国人相信：是合众国背叛了曾与之并肩击溃西班牙的菲律宾人。当合众国调转枪头来镇压独立运动的时候，中国人对阿吉纳尔多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将他从一个制造“混乱”的“盗匪草寇”抬升到了“革命”之“伟大领袖”的位置上。曾经被认定为自由之象征的合众国，现如今变成了对独立运动、对民族性、对自由充满敌意的强权的象征。 [35] 另一位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梁启超（Liang Qichao）在1901年的著述中指出：菲美战争伊始，菲律宾共和国控制了17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超过900万的人口，而美国人则只控制了“不足143平方英里的领土和不足30万的人口”。尽管曾依赖过菲律宾武装的军事援助并也曾鼓励过菲律宾人对独立做出期待，但美国人以一场“死伤惊人、嗜血无数的三年战争”让菲律宾人激愤起来。（通常的估算是造成了20万菲律宾人的死亡，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菲律宾的独立国家地位（Nationhood）也遭到了践踏。梁启超警告他的民族主义同僚，不要依赖外国人许诺的援助；他们的许诺只是代表了一种“毁灭国家”的新手段。 [36]

美帝国主义者在这种反美的民族主义——反对他们步入现代殖民化的冒险并反对他们以建立正式的殖民地为最终目的的设想——面前深感意外、措手不及。在1898年对参加帝国竞赛极为焦虑的西奥多·罗斯福受到了菲美战争的惩戒，作为总统，他正式终止了这场战争，尽管小规模的冲突又持续了数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美国通过武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历史还是非常短暂的——事实上，只集中在1900年这一年——自此之后，合众国向后退缩，远离了与欧洲强权密切关联的帝国主义道路。这种经历给罗斯福和他那一代帝国主义者所带来的教训正是历史上最不知名的国务卿威廉·梅西（William Marcy）在1855年显然凭直觉就早已捕捉到的：“遥远的殖民地对任何政府而言都不是一种力量的源泉，而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弱点，为了保卫殖民地需要付出代价，各国政府在殖民地上所施加的政策必然会让局势错综复杂。” [37]

对未来而言，美国从菲律宾和古巴的案例上还获得了两种不同的教训。正式的殖民统治（正如他们在菲律宾群岛所坚持推行的）最终将会受到拒斥，但在一个更为弱小的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相对弱小的古巴）对其内政加以干涉，从而推行财政负责制、保护所有权、维护契约权益、促进商业活动并确保区域安全，所有这些都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以多种方式得以发展起来。这种美国人的帝国之道甚至以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它对门户开放做出了承诺，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排外性构成鲜明对比。当时，这种以商业和金融活动为基础的、支撑了美国这种“非正式的帝国” [38] 形态的方法貌似新颖独特，尽管它在技术上看具有创新性，但在其根本观念上看，却与杰斐逊、亚当斯和西沃德的早期版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1] Matthew Frye Jacobson,Special Sorrows:The Diasporic Imagination of Irish,Polish,and 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1995）,pp.141-58,177-216.引文出自p.180。

[2] W.E.B.Dubois,“The Present Outlook for the Dark Races of Mankind,”AME Church Review 17,no.2（Oct.1900）pp,102-103.

[3] 引自Ferrer,Insurgent Cuba,p.195。

[4] 同上，pp.3-5。种族和反种族主义并非古巴长期斗争历程中固定的范畴，Ferrer的潜在检视揭示出了反种族主义潮流的潮起潮落，及其多种样式，但是她很清楚：美国的干预对古巴版本的种族解放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5] Pérez,War of 1898,p.11.

[6] 原文1896年为笔误，应为1898年。——译者注

[7] Ada Ferrer,“Cuba,1898:Rethinking Race,Nation,and Empire,”Radical History Review 73（Jan.1999）,pp.22-46.

[8] 同上，pp.94-95。

[9] Ferrer,Insurgent Cuba,pp.187-89.

[10] Pérez,War of 1898,p.150.

[11] 引自Ferrer,Insurgent Cuba,p.188。

[12] 同上，pp.171,188-92。

[13] 参见Perez,War of 1898;Ferrer,Insurgent Cuba;Renato Constantino,Insight and Foresight（Quezon City,Philippines,1977）,pp.24-37。

[14] Pérez,War of 1898;Luis A.Pérez.Jr.,“1898 and the Legacies of Intervention,”in Bouvier,ed.,Whose America?p.151.

[15] Ferrer,Insurgent Cuba,p.199.

[16] 参见Dudden,American Pacific,p.82。

[17] Renato Constantino with Letizia R.Constantino,A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1975）,pp.162-63.

[18] Maximo Kalaw,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Politics,1872-1920（Manila,1926）,p.101.此外，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在一封写给Aguinaldo的信里——暗示了他们对菲律宾独立的期待。同上，p.102。

[19] Dewey引自Zimmermann,First Great Triumph,p.303。

[20] Kalaw,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Politics,p.106.

[21] Kirk,Philippine Independence,p.10.因为独立后的菲律宾在其他各大国势力面前都脆弱不堪，变成受保护国就变得理所应当。关于其脆弱性，可参见H.W.Brands,Bound to Emp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New York,1992）,p.25。

[22] 引自Kalaw,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Politics,pp.106-107。无疑，许多美国的领事和军事官员对独立做出了一种模糊暧昧但又积极正面的确认。参见Constantino,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pp.207-208。

[23] Constantino,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pp.207-208;Carl Schurz,The Policy of Imperialism（Chicago,1899）.

[24] 参见Zimmermann,First Great Triumph,p.306。

[25] Constantino,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p.213.

[26] 水刑（water torture），以waterboarding最为严酷，犯人被绑成脚比头高的姿势，脸部被毛巾盖住，然后把水倒在犯人脸上，使水不断灌入肺中，呼吸道中的空气被排出，短时间内造成人体内的血氧含量骤降，使犯人产生即将溺毙窒息的死亡感，带来极大痛苦。美国军方一直到2009年才修改了审讯手册，决定不再使用这种极不人道的酷刑。——译者注

[27] Renato Constantino,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Quezon City,Philippines,1974）,pp.33-34.

[28] 引自Stanley Karnow,In Our Image: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1989）,p.154。

[29] 引自Alan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Princeton,NJ,2003）,p.18。

[30] 引自Weinberg,Manifest Destiny,p.294，他也据此提出了一个极为不同的观点：是否需要从菲律宾人那里获得应允才能对其加以殖民。

[31] Reynaldo C.Ilero,“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Friendship and Forgetting,”in Angel Velasco Shaw and Luis H.Francia,eds.,Vestiges of War: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and the Aftermath of an Imperial Dream,1899-1999（New York,2002）,p.4.

[32] Rebecca 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NC,2002）,p.86.

[33] 欧榘甲（Jujia Ou，1870—1911），康有为的门生，1897年先后任《知识报》《时务报》主笔，宣扬变法。戊戌政变失败后，在日本协助梁启超编写《清议报》，撰写《中国历代革命说略》，鼓吹革命。后因攻击过孙中山而转赴新加坡从事保皇活动。曾著有《环球日记》。——译者注

[34] 引文出处同上，p.93。

[35] 同上，p.87。

[36] Liang Qichao,“On the New Rules for Destroying Countries” （Mieguo xinfa lun）,Journal of Pure Critique （Zingyiu bao）,July 16-Aug.24,1901,repr.in Liang Qichao,Yinbingshi wenji,vol.6,pp.32-47.我要感谢我的同事Marilyn Young让我注意到这一点，并感谢Rebecca Karl让我分享了这段文献的译文。

[37] 引自Brauer,“Economics and the Diplomacy of American Expansionism,”p.64。

[38] 非正式的帝国（informal empire），这一概念由左翼修正派外交史家威廉·阿普尔顿·威廉斯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提出。——译者注

让帝国在世界上享有安全

尽管伍德罗·威尔逊在1898年并不像罗斯福那样对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好处那么确信无疑，但他也没有加入反帝国主义的合唱中去。在他看来，（人们）需要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严肃的反思，他也的确那样做了。 [1] 到了1901年，当镇压菲律宾起义的粗暴战争成为一种令（美利坚）民族蒙羞的举动之时，他意识到了美国人的各类传统及其世界观在帝国事业中的复杂互动：

我们之所以能给予菲律宾人以优良政府的最佳保证，正是因为我们将会对世界舆论极为敏感，我们将会极为敏感地确保我们的所作所为符合自身之标准，由此我们常常以此为荣并大声宣告，同时还希望在其他所有事上都能符合我们业已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性，符合这种我们早已言明的标准和规范。 [2]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的权势已使其自身成为世界领袖，它也早已成为居于领头地位的殖民化运动的反对派。尽管不是那么公开，但罗斯福和他先前推行帝国主义的同僚们早已停止了鼓吹领土扩张。 [3]

在世界大战发生的中途，美国参战之前，威尔逊——像杜波依斯、简·亚当斯（Jane Addams）、艾米丽·格林·巴尔奇（Emily Greene Balch）、克里斯特尔·伊斯特曼（Crystal Eastman）以及比他更为激进的另外一些人一样——变得对如下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帝国主义正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根源所在，而绝非治愈无政府主义的灵丹妙药。 [4] 他相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应该为战争的爆发负责。他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是：一个由国际法所统治的世界借助某一国际机构来推行其统治。这一结构为民族自决提供了一种框架，并导致国际关系上的安定无虞。 [5] 这种世界观将威尔逊定位在了这一时代反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上，（他）反对欧洲和亚洲专制独裁的帝国主义政治体制，并在1917年之后也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威尔逊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尽管具有如上这些观点，威尔逊仍然忠诚于一种特殊的美国观和世界观，这种观点意味着对以帝国形式存在的美国生活方式的默许和认可。像许多在他之前的领袖那样，他认为合众国曾一度独一无二，是普天之下的楷模。他认为：世界应当看上去像放大了的合众国，由此，世界也将会为美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整个地球——以此来追求那种曾深深打动过托克维尔的稳妥安康。杰斐逊早就认定：从长远看，合众国只有在一个共和制的世界里，在一个跟它自身惟妙惟肖的世界中才能安然无虞。1918年，威尔逊用他的十四点原则提出了相似的理念。同类文件，即奠定冷战中美国政策之根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第68号文件（1950年）也寻求一种“大国间”特定的“秩序”，以允许“我们的自由社会”得以“繁荣昌盛”。这个社会不仅立足于美国的利益，也立足于全人类和“文明本身”的利益。 [6]

当威尔逊以一种普世主义的论调发表演说时，像美国人习惯为之的那样，他假定全球的商品、物资和金融市场都应当总是处于合众国的支配之下。保守派同意这一假定，但还莫名其妙地认为：美国保护性关税可以同这一理念兼容并存。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商业活动和投资机会都应当随时随地地满足美国人的欲望，并以美国人的偏好而存在。威尔逊和其他人认为：合众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胜利确认了美国人的宣告，这一宣告就是：美国代表了一种人人普遍期待的未来。 [7] 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无论他所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并指向什么目的，威尔逊和他治下的美国都参与到了一种活动中来，这种活动以其各自的版本呈现出了亚哈坐立不安的勃勃野心和孜孜不倦的捕鲸追寻。

人们也许很难想象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是亚哈的灵魂伴侣，他早年走出大学之后的经历为这种野心和流动性——将美国的新生事物、美国的货币和美国的知识散布到全球各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在他1895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12年间，作为一名富有朝气的采矿工程师，他曾在澳大利亚、中国、英格兰、法兰西、印度、新西兰、夏威夷群岛、意大利、加拿大、南非、埃及和缅甸工作过，且其中很少有短期聘约。富有天赋且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在国际空间上迁移、流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胡佛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块美国从西班牙那儿获取的领土上——古巴、波多黎各或菲律宾——工作过。 [8]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信纸抬头表明了该公司的主旨所在：“世界上最悠久的国际保险公司”，“受到82国政府的监管”。 [9] 美国人正在认识到殖民地并非实现其全球野心的必要条件。

有时威尔逊还会坚持指出：不应过于沉溺于这种美国商业活动的驱动，以致以一种妥协为代价，牺牲小国的自由和政治独立。在1914年7月4日，当他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观点达到激进的顶端之时，他宣称：当“美国的”海外“事业”，造成了一种“对他国之民族大众构成剥削”的实际效果之时，“它就应当加以节制并不再受到鼓励”，特别是对“那些不够强大、不足以抵挡我们的异邦小国而言”更应如此。两年之后，在向泛美科学大会（Pan-American Scientific Congress）发表讲话的时候，他想象中的美国正在移步走出门罗主义的单边主义和等级制假设。他提出：美洲的共和国应当联合起来，以“确保彼此间保持绝对意义上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10] 。

有时威尔逊的演说慷慨大方，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的语言则变得强硬粗暴。但他总是怀揣着一根大棒，事实上比罗斯福的还要大，并且他也（比罗斯福）更常使用大棒政策 [11] 。威尔逊完全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做出的“推论”，论证了美国的干预在纠正南北美洲“长期失误”上的合理性。罗斯福认为一个国家正当行事的标准应当包括如下内容：“效率和体面”，既能维持“秩序”，也能偿还“债务”。 [12] 运用这一标准，威尔逊在1915年对海地施加干涉（一直到1934年美国还在此驻军），在1916年对多米尼加施加干涉（一直到1924年美国还在此驻军），两次干涉墨西哥（分别发生在1914年、1916年），一次干涉古巴（发生在1917年）。为了支持他所认定的奉行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他还曾在1918年到1920年间派军队进入俄国，他过高估计了这些所谓的反对派们的政治前景。然而他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则更为谨慎，对这一时期美国在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或巴勒斯坦建立委任统治是否可能的讨论，威尔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

对威尔逊而言，美国扮演国际警察是其不同于帝国主义道路的别样选择，这是一种维护世界秩序的方式。甚至他也许会认为：以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形式。但在此时人们遇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美国人并不能够看到他者是如何看待他们这个国家的，也就是说他者总是把美国想象为敌人。威尔逊和一般的美国人都倾向于忽略这个几代人一直所持守的观点，直到后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Sukarno）在《万隆会议》（the Bandung Conference）上指出：“殖民主义并不仅仅以古典的形式存在。”它同样还存在“一种以经济控制……和思想文化控制为形式的现代伪装之下” [13] 。

最终，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都分享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假设，即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权利，甚至是有责任来统治并教养那些非欧世界的劣等民族。正如罗斯福的用词，拉丁美洲人、亚洲人、斯拉夫人和非洲人都处于“种族发展的幼年阶段”。威尔逊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语言，说他们正“处于其政治成长的童年阶段” [14] 。这种文明使命观和提携上进的言辞同时具有一种进步主义的意涵，为实现现代性、社会效率和开放市场所做出的承诺似乎投射出了一缕进步主义的光芒，为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和商业事务上对弱小民族施加管制（提供了一层伪装）。国际经济关系早就变得比他们一度经历过的托马斯·杰斐逊时代更为复杂。 [15] 对威尔逊和他那一代人来说，国际经济关系超出了简单的贸易和交换，尽管大多数的跨国企业仍然以贸易为导向。但如今，美国日渐增长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海外投资的激增已经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抬升到了一个更为中心性的位置上。毫无疑问，美国正在从边缘向中心移动。 [16]

在19世纪时，贸易外交总是关注市场准入和关税壁垒，但扩张了的美国经济却日益依赖一种常规的原材料供给，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变得越发重要。随着美国所拥有的海外种植园和海外工厂的长足发展，（当地政府）针对制造业和采掘业 [17] 的劳工和税收政策也变得（跟外交政策一样）同等重要。随着国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增长，在国外公共和私有部门中的投资安全也相应地成为一种国家利益。 [18] 正如威尔逊在这一时期所注意到的：19世纪作为债务国的美国，在其进入到“一战”之前就已经变身为债权国；到了1918年，事实上，它已成为世界上居于领头地位的债权国，在每块大陆上都有大量投资。商业外交如今开始关注他国的国内事务。

作为围绕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帝国主义朋友圈中的一位并且也作为麦金莱总统的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到1900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流传甚广、知名度甚高的所谓的“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勾勒出了他视之为美国占领菲律宾后的补充性政策的大致轮廓。（海军将领马汉与之合作完成了这些照会。 [19]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新兴殖民活动在东亚登场的刺激，这些照会追溯了关注全球自由贸易而非占有地产的这种历史悠久的（美国）民族传统，并同时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威尔逊对此大加赞赏并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他甚至曾经——以一种善意——宣称：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正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正统继承人” [20] 。

这些照会同样也对中国当时如火如荼的混乱失序状态做出了回应：爆发于1900年、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the Boxer Rebellion）对中国帝制政府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除此之外，中国当局跟义和团势力如出一辙，双方都对外国在华势力做出了反抗，在这次乱局中，为了维持他们业已建立的贸易利益和其他协约权益，几千人的欧洲军事武装开赴进来，其中也有一小支从菲律宾临时调遣而来的美国小分队。然而，约翰·海担心欧洲大国也许会试图控制更大的区域并瓜分中国，在先前公认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形成很多排外的市场。在同英国协商之后（但却从没想到过要同中国政府协商），他发表了他的照会，其中所陈述的主要原则是：所有外国势力都应当平等地享有在华商业机会，包括增加金融投资的自由，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不存在偏袒与不公。 [21] 这些事务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展开、运作的，而中国人却被排斥在外。他同时还宣告了一个总体信条，即维持中国行政当局的完整性，这就是说，不允许（他国在华）建立正式的殖民地。维持美国在华贸易的自由进出这显然只是一个目标，但约翰·海同样也想阻止欧洲列强在华的敌对行为，因为那将会导致冲突，在瓦解太平洋世界的同时也会瓦解大西洋世界。 [22]

此处的重点并非他的照会带来的影响，照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合众国既无武装军队也无道德权威来强力推行这些他勾勒出来的原则。在反躬自省的片刻，约翰·海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如今有板有眼、大张旗鼓地在报纸上令人兴奋地大谈合众国如何向世界发号施令，这简直毫无用处，无非一种“欠扁的信口胡诌”。 [23] 此外，在其殖民菲律宾的关键时刻，这些著名的照会还表达了美国人避开建立正式殖民地的其他选择。相反，约翰·海定义了一个自由的帝国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指向了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对全球所做出的陈述。尽管威尔逊并没有称他的政策为“金元外交”［正是凭借这一称谓让他在白宫的前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变得声名大振］，借助这种技术上的政策，美国的资本输出得以扩张并受到了保护，利润和商品的输入也变得极为巨大。对美国人来说，这几乎让帝国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存在，并广受欢迎，甚至让那些希望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小国领袖都恳求这种帝国的到来。

尽管在塔夫脱的总统任期内美国依然是一个债务国，但纽约城正在变身为一个拔得头筹的全球金融重镇。国内借贷带来的回报持续走低，这敦促着纽约的银行和投资机构纷纷将目光投向那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以获得更高的利率，同时，他们也在西欧追逐着种种机遇。 [24] 早在1900年，纽约的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库恩洛布 [25] 和国家城市银行 [26] 就都已经认购了德意志的帝国债券；在1904年，他们还与另一个辛迪加财团一起为日本的债券注入资金；在1899年，J.P.摩根（J.P.Morgan）还曾向墨西哥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摩根曾向不列颠提供大量贷款以资助布尔战争（the Boer War）。当时，向世界领先的债权国发放大额贷款会提升这一银行的国际水准，整个一连串的密集贷款将会给“美国的投资银行”带来“享誉全球的认可”。 [27] 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到这些交易中来，但为了让金融投资的风险变得更小，在更为动荡多变的国家中，（现实局势）最终鼓励了银行家去求助于地方政府（以确保其金融安全）。

190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了能在美国对古巴的资本输出中也能分得一杯羹而与美国的各大银行套起了近乎。古巴在主权上的妥协让步使其在各大银行面前极具吸引力，但多米尼加的领导人却并不希望特许权的出现，合众国也不希望攫取领土上的控制权。罗斯福总统曾说：“就像一头狼吞虎咽的巨蟒兴许要吞噬掉一头误入歧途的豪猪，我也曾有兼并它（指多尼米加共和国）的相同欲望。” [28] 同样，库恩-洛布公司在没有获取某些形式的安全保障之前也对投资犹豫再三。创造性解决之道的出现往往同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解决之道的出现早于塔夫脱担任总统之时。它有两大来源：一个是不列颠在埃及的例子，另一个是国内银行在企业融资实践上的延伸。这两个来源都涉及以某种形式参与到经营管理中，并常常进行正式的金融重组。

1876年，不列颠再次为埃及的赤字注入资金，并采取了这样一种安排：安插英国的“金融顾问”来执掌某些财政税收大权。他们同样也控制了借贷。英国人对埃及的财政管理降低了它的负债并成功吸引了新的投资。在没有公然采取殖民控制的情况下，它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这些专家型的管理者接受来自埃及政府的薪资，而非获取英国方面的报酬。相似的安排随后也发生在希腊和土耳其。 [29]

美国的金融公司早就发展出了一个相似的体系。当投资银行向公司提供大额财政担保的时候，他们通常要求在董事会中留一个（或数个职位）并获得某些权力以挑选职业经理人。将这种实践从公司领域转移到政府领域中去，就会引发一个重要议题，但对这一议题的反复斟酌却被直接省略掉了。这个议题就是：在公司中，随着制度安排，权力受到压缩的那些人是股票持有者，然而在国家中，这些承受损失的人则是国家的公民。但是那些游走在各国之间、寻求或需要资本的生意人并不必然为民主政治承担责任，同时他们还很乐意去牺牲掉人民主权的概念。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案例中，合众国安排了美国人来经营管理多米尼加的海关总署，以确保它的诚实无欺，55%的关税收入被预留出来还本付息，以确保贷款安全。 [30] 由此，发放贷款并提供金融咨询成为有别于殖民化的另外一种选择，并在某些时候（但并不总是）成为一种替代军事干预的选择。英国人在1881年结束了在埃及的军事干预，美国人在加勒比和南美地区也反复使用着同样的方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其他各处，为了继续承担在金融投资上的责任，由总统威尔逊发出指令，借助各类干预，美国的贷款随之而来。威尔逊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种坚定自信的理念，也许在制造各类干预活动时，他比塔夫脱还要迅速敏捷。不管在每个案例中有哪些功劳，干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的标志，因为主旨就是要避免正式的殖民主义和军事上的武装干涉。

在塔夫脱任职的最后一年，这一体系得以提炼——甚至更受保护，使之免遭反帝国主义者的批评。在1912年，塔夫脱手下的行政当局为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谈妥了一个发放贷款并展开财政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但经过1912年4月普若委员会 [31] 就“金融托拉斯”（money trust）所展开的听证会的呼吁，国会最终拒绝通过这个由塔夫脱安排的公约。塔夫脱随即做出回应，他提出：银行将各种恰当的财政管理条款写进了合同里，由此使之成为一组市场中私人行动者间的对等责任，这不是一个政府和政府间的协议。 [32] “一战”之后一直到大萧条来临之前，美国的财政使团驻扎在拉丁美洲各国的财政部里早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33]

每个案例看上去都不一样，但重点却在于：在南北美洲和其他地区，作为一种从混乱走向有序、从不负责任走向承担责任的手段和方式，金融活动或者说是金融依赖性的建立完全取代了对领土的攫取，并部分取代了武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今天，金融活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形式，都是实现美国利益和金融评估的手段——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帝国工具。负债催生出依附关系并让欠债人失去控制力，但其后果却几乎是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推进了美利坚帝国的发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粉饰了强权。随后，在20世纪，美式强权找到了一种几乎隐形的手段来对全球金融管理施加影响甚至是施加控制。它支撑起了一个对美国的经济意愿和道德期许做出积极回应的世界。

尽管这只是一种几乎隐形的（quasi-invisible）美利坚国际主义，但（在这一理念上）伍德罗·威尔逊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具影响力，因为他塑造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使其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 [34] 华盛顿和林肯早就在海外世界受到了高度的赞赏，但威尔逊却是第一个让美国人成为世界领袖的总统。（这一地位也许可以通过世界各大城市中的人们频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而得以证明。）如今这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争论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一争论在“威尔逊国际主义观的支持者”和“拥护单边主义或以一种不受节制的民族主义风格行使强权的人”之间展开，并且整体说来，也都给美国人和整个世界带来了相应的后果。 [35]

对伍德罗·威尔逊而言，19世纪的帝国主义承载着事关重大的双重意义。它预示着各类组织严密的政治形式已经过时，他并不对独裁统治感到意外，同时他也没有对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既引发可怕的世界大战又催生俄国革命而感到惊讶。遥望未来，并对一个以美式观念看来舒适且安稳的世界做出展望，他试图为他自己以及合众国做出一种定位，使之成为一种同时有别于“返祖的帝国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外的别样的全球选项。 [36] 威尔逊多次公开承认：他自己受到了俄国人民反抗独裁统治之理念的感染，兴奋不已，为之振奋。革命成了他论证美国卷入战争之合理性的一部分，即“为了捍卫民主政治必须让世界安全无虞” [37] 。

1914年的合众国并不是那个在“二战”后发生了变化的合众国：在“二战”后，它是世界上最强大并最持久地反革命的（counterrevolutionary）力量。威尔逊两次入侵了革命的墨西哥，就是希望能够教给墨西哥人一种恰当的政治生活，但这位先前的政治学教授所得到的教训却远比他传授的教条要多。他在那里的经历告诉他：有时那些具有深刻社会和经济根源的政治争端所提出的要求，绝非仅仅自由选举就能解决和满足的。他从合众国国内的激进派那里也学到了相同的教训，对那些人他以友相待，反复与之交谈并通信，从简·亚当斯（JaneAddams）到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威尔逊交友甚广。正是这些人把他拉向了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正是威尔逊历史影响的中心所在。 [38]

他之所以可以参与到这些思想交流中来，是因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当时还不像后来在1918—1920年时变得那么绝对，这一界限在20世纪40年代更是毫不含糊。 [39] 过去的威尔逊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威尔逊对在思想上比他更为激进的思想家们的各种想法相当开明。威尔逊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但他从来没有对俄国革命表示哀悼，并且他希望一个自由的俄国能够从动乱中出现；他甚至向那些信仰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西伯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希望这些人能够带来那种（自由主义的）结果。 [40]

在1917年年末，威尔逊和列宁共享着世界的舞台。他们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在国内实现社会正义、在国外确保和平安定的崭新未来，他们的目光都超越了业已建功立业的领袖人物，投向了那些威尔逊所谓的“人类中无言的大众”。 [41] 如果在内政事务上他们都激烈捍卫着各自不同的观念（有关国家和私有产权之恰当角色的观念），那么他们的国际议题则听上去极为相似。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全球分裂中，他们在整体上的差异首次得以界定，然而他们远比后人所期待的那种差异更具相似性。

当俄国在1917年10月退出大战的时候，列宁发表了“彼得格勒准则” [42] 来终止这场战争：“不兼并，不赔款，民族自决。” [43] 这组戒律并非出自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而是与他在1917年1月向参议院发表的伟大演说《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相去不远，列宁将其盛赞为“迈向世界和平的伟大一步” [44] 。在1918年1月向参议院提交《十四点计划》时，事实上，威尔逊特别将他自己同彼得格勒一方所强调的“宽广的视野”和“普世的人类同情”联系了起来。他特别推崇列宁向公众的曝光，使公众可以看到他在俄国档案中所发现的秘密战争协议，同时他还声援了列宁对公开外交的呼吁。 [45] 正如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彼得格勒准则并没有成为苏联政策的指导方针，并且苏联的国内实验也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在1918年，威尔逊和列宁走进了同一场对话之中。尽管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秩序观上并不相同，但双方都提出要把世界从一种帝国主义的过往中拉出来，使之走向一种现代的、进步的未来。 [46]

威尔逊的观念植根于美国的传统并延续了美国的帝国之道。他异常顺利地将历史上的美国原则投射到了全球的未来上，他对美国的观念和利益进行了转译，使之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假定为普世的人类理念。这正是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根基所在，在国内，仅通过一些不断复现的小插曲就足以让美国的单边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做出妥协。 [47] 当然，苏联也对这种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并且很多被网罗进这张帝国大网的弱小国家也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全新的栖居之所。

《十四点计划》有意要设定一组全球议程。前五点提出了大的原则，这五点都以美国的各类传统为根基，并可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政治实践。跟俄国人一样，威尔逊提出了“公开和平协议，并公开地予以实现”的呼吁，通过确认“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他对过去做出了回应，这一点在逻辑上遵循着一种共识，即“如今，尽可能地”移除各类障碍以寻求“各国间平等贸易的条件”。他相信：军队和帝国主义间的敌对态势早就已经成为战争的祸根，所以他呼吁对“国家的军备力量”进行裁减，并“对所有来自殖民地的诉求采取一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以及采取一种绝对公正无偏的协调”。从第六点到第十三点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包括土耳其、俄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权益的问题，它们有权来决定“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第十四点提到了一个“广泛的多国联合体”。

在美利坚帝国的历史中，十四点中有两点具有特殊的价值。在最后一点中，威尔逊提出合众国最后将会抛弃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建议以及门罗主义的影响。在对“各国间的协调一致”深表赞同的同时，他接受了与世界其他各处建立持久政治联系而非仅仅是商业联系的观念。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说中，他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国际体并不意味着要“卷入复杂的联盟争斗”；他将这种国际体称为对抗“大国均势”的一种“权力共同体”。 [48]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卷入纠葛的前景展望激活了对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强烈反对，并扼杀了国联在美国（国内）政治竞技场上的前景。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处理殖民地的那一点。威尔逊担心自决问题会几乎全部指向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他相信那里“动荡的”环境在过去就是问题之所在，并且今后还会继续出问题。 [49] 他没有为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提供任何建议，他只是想协调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非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关系。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严肃认真地对欧洲列强或合众国所控制的殖民地展开干预。委任统治使欧洲列强借此得以控制中东的某些地区，但却并不真正地将其殖民化，该体系是在凡尔赛条约中得以确立的。它预示着一种对托管的信任，但看上去无非一片遮羞的无花果叶片，借此来掩盖欧洲列强在这一地区接连不断的粉墨登场，它们都将把这一地区拉入各自的帝国版图。 [50]

正如后来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威尔逊的悲剧以及在凡尔赛会议上所达成的、存在深刻缺陷的和平之所以会出现，就在于威尔逊在没有赢得保守派支持的情况下，就对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期待做出了妥协，打了折扣。如同他所说的，如果他的目标曾是一个“适合于安居乐业的世界”，那么很明显，它将会迎合某些人，而开罪另外一些人。那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以国际法为标志的世界，确保所有权和契约关系安全无虞，由此可以使之安稳地避免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的威胁。在那个世界里，合众国将拥有最强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利可图的金融资源，并准备进一步获得“道德和经济上的显赫地位” [51] 。事实上，这种自由的世界将会非常舒适宜人，这是一个被美国的野心和天赋剪裁过的真正的帝国。

尽管国际联盟以失败告终，但威尔逊的世界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世界观在“自由世界”的金融和政治结构中被再次激活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威尔逊为20世纪提供了一份路线图，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帝国再次重现；他实现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融合”，将“美国经济上的自利需求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理想信念熔铸在了一起”。 [52] 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共识早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由右翼所挑起的此类争论并没有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帝国得以奠立的前提条件提出任何挑战：这个前提就是一种有益性，也就是让世界沉溺于（或遭受）美式激情（这种激情以展现道德正直和利益追求为目的）所带来的好处。在历史上，合众国内部的分歧围绕“最好的策略是单边主义还是国际主义”这一问题而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它所带来的国家实力上的推进和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得自对异议人士的镇压——怕是已经强化了保守派的单边主义。如果说威尔逊世界观中的多边主义面相依然会周期性地受到质疑，那么在美国还存在一种自杰斐逊任总统以来就一以贯之的美国共识，即全球所有地区都应当向美国的事业敞开大门，供其自由进出。

[1] 参见他在1898年8月写给自己的备忘录“What Ought We Do?”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ed.Arthur S.Link,69 vols.（Princeton,NJ,1966-94）,vol.10,pp.574-76。

[2] Woodrow Wilson,“Democracy and Efficiency,”Atlantic Monthly,March 1901,p.298.

[3] May,American Imperialism,p.222.这场复杂凌乱的布尔战争同样也让罗斯福有关殖民地的观点走了样。

[4] 参见Thomas J.Knock,To End All Wars: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New York,1992）。

[5] 这一点最近被John Judis指出并加以强调（也许过于强调了）,“History Lesson,”New Republic,June 9,2003,pp.19-23。

[6] 关于杰斐逊参见William Earl Weeks,“American Nationalism,American Imperialism: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789-1861,”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4,no.4（1994）,p.492;on NSC-68，参见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p.x。

[7] Williams,Empire as a Way of Life,p.127.

[8] 这些旅行收集自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Years of Adventure,1874-1920,2 vols,（New York,1952）,vol.1,chs.5-8。

[9] 引自Wilkins,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p.71。

[10] 引自Knock,To End All Wars,pp.28,71。

[11] 大棒政策指西奥多·罗斯福所采取的军事威胁和战争讹诈的外交政策，他曾引用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来形容在他任期内，从1901到1908年间的外交方针，后来又发展为“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打击和拉拢相结合，加强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控制。——译者注

[12] 引自Anders Stephanson,Manifest Destiny: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New York,1995）,p.107。

[13] 引自Michael Doyle,Empires（Ithaca,NY,1986）,p.32。

[14] 引自Dawley,Changing the World,p.82。

[15] 参见Alexander Hamilton,The Federalist Papers,no.11。也可参见Mead,Special Providence,pp.79-80。

[16] Wilkins,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pp.36,70-71;David Pletcher,“Economic Growth and Diplomatic Adjustment,”in Becker and Wells,eds.,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p.122;John Agne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A Regional Geography（Cambridge,UK,1987）,p.21.

[17] 采掘业（extractive industry），指采矿、采油、采煤等提供人类所需必要之原材料和能源的行业。——译者注

[18] Wilkins,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p.203.

[19] 关于马汉的作用参见LaFeber,New Empire,p.92。

[20] Alfred E.Eckes,Jr.,and Thomas W.Zeiler,Glob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Cambridge,UK,2003）,p.14.

[21] 对中国人立场的忽视参见Hunt,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197。

[22] 参见Frank Ninkovich,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Oxford,2001）,p.206。

[23] Zimmermann,First Great Triumph,p.447.

[24] 关于递减的回报参见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p.15。

[25] 库恩-洛布（Kuhn-Loeb），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垄断资本集团，由犹太人亚伯拉罕·库恩和所罗门·洛布创立于1867年，主要投资于铁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曾垄断美国的铁路交通，被称为“铁路王国”。20世纪30年代曾名列美国八大财团中的第二名，40年代随着铁路运输业的衰退而实力大减。——译者注

[26] 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即中国人俗称的花旗银行。——译者注

[27] 同上，p.48。

[28] 引自Niall Ferguson,Colossus: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New York,2004）,p.56。

[29] 同上，p.54。一个绝佳的记述来自对塑造此类形式的帝国主义做出指导的英国官员Cromer勋爵，可以说此类形式的帝国主义直接影响了美国人。参见Evelyn Baring Cromer,Modern Egypt,2 vols.（New York,1908）,vol.2,pp.280-87。

[30] Rosenberg,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p.50;Ferguson,Colossus,p.56.

[31] 普若委员会（Pujo Committee），1912—1913年间在美国国会中组建的一个次级委员会，由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人阿尔塞纳·普若（Arsène Pujo）主持，调查华尔街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活动，金融大佬J.P.摩根在1912年底也出现在了国会质询席上，引发轰动。普若委员会的调查提醒美国政府要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华尔街少数财阀控制美国经济。——译者注

[32] Ferguson,Colossus,p.71.

[33] Barry Eichengreen,“House Calls of the Money Doctor:The Kemmer Mission to Latin America,1917-1931,”in Paul W.Drake,ed.,Money Doctors,Foreign Debts,and Economic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1890s to the Present（Wilmington,DE,1994）,pp.111-32,esp.p.111.

[34] 关于威尔逊作为世界领袖的重要性，参见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1968）;Knock,To End All Wars;Dawley,Changing the World。

[35] 人们不断认为这是与威尔逊相关的，例如可参见Judis,“History Lesson.”

[36]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p.182.

[37] 人们在他的十四点原则演说和向国会通报战争的咨文中都发现了这种言辞。参见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41,pp.535-36.他著名的有关让世界安全以利民主的信息出自p.524。

[38] 这正是如下文献的主要论证：Knock,To End All Wars。

[39] 同上。

[40] 参见Woodrow Wilson,The Road Away from Revolution（Boston,1923）,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Atlantic Monthly（1923）。

[41] 参见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40,p.538。

[42] 彼得格勒准则（Petrograd Formula），指1917年11月颁布的《和平法令》里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准则。——译者注

[43] 引自Dawley,Changing the World,p.173。

[44] 引自Knock,To End All Wars,p.145。

[45] 参见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45,pp.535-36。

[46]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p.7.

[47] Knock,To End All Wars，该书强调了这一点。

[48] 参见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40,p.539。

[49] 引自Arno J.Mayer,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1918-1919（New York,1967）,p.364。

[50] 无花果叶的意象来自Dawley,Changing the World,p.251。

[51]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p.vii.

[52] 同上，p.237。

第五章 工业化的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转型

1848年，世界上只有两座城市——巴黎和伦敦——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但到了1900年，柏林、东京、维也纳、圣彼得堡、莫斯科、纽约、芝加哥、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加尔各答和大阪都加入到了百万人口的城市之列，此外还有其他多座城市正在向这一大城市的人口门槛逼近。 [1] 大城市的成长成为一种遍及全世界的现象，只有非洲未曾经历此类成长。一项在19世纪末展开的关于城市化的详尽全面（同时也非常权威）的统计研究以如下的评论开篇：“在如今这个世纪里，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就是人口都向各大城市集中。” [2]

城市的这项引人注目的成长受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驱动，也与一种全新层次的全球一体化相关联。电报这种通信手段遍及全球，第一次实现了长距离的瞬时通信；由蒸汽机驱动的远洋渡轮让跨洲旅行变得越发容易，并极大提升了航行的速度。国外投资激增，到达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甚至比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还高，工业化也以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迅猛之势传播开来。各类国际组织以及各类非正式的、来往频繁的信息交换和互动网络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领袖和专业人士参与其间，就政治和政策理念展开讨论。

如果说1500年以来，将各大洲聚拢为一种共享的历史进程的核心经历曾经是海洋革命及其军事和经济影响，那么如今，这种核心经历就是工业革命及其在政治观念和实践上所造就的种种后果。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是对的，当时他曾观察指出：“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工业的文明。”现代文明对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地区都提出了相似的挑战。作为国际公认的市政专家和美国历史学家的比尔德在日本发现了这一现象。1922年，他到日本旅行，并与那里的一些市政领导们展开合作，建立了一个以他先前在纽约主持的研究机构为模板的市政研究署（Bureau of Municipal Research）。比尔德回到美国后，他深信：美、日两国的城市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分享了一种共同的历史进程，并面对相似的社会政策和行政事务。此外，他还认识到：他的那些身在地方市政自治政府中的日本同侪以及身在学术机构中的同事都正在就一种共同的理念而奋斗，这种理念在柏林、伦敦和纽约正在被热议。世界各地的改革议程相当一致。 [3]

只有在这时，历史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合众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更大规模的历史进程 [4] 的一部分。依此观点来看，美国案例因其适度节制和种种局限而被视为一种特例。或许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遗产，持这种判断的人后悔不已，认为罗斯福“新政”时代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挑战不应如此有限，他们感觉合众国的改革动力远不及在欧洲各大福利国家中所出现的那种强烈，虽然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都在大肆赞赏美国的特立独行。这在史书编纂上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合众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同国外的社会民主运动和福利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同时也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

上一代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荣膺普利策奖的作品《改革时代》（Age of Reform ，1955年）以及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在其经典之作《秩序的寻求》（Search for Order ，1967年）中所做出的精彩综述，正是那些具有世界主义智识的学者的代表作，这些伟大心灵的形成深受欧洲主要社会理论家们的塑造。在他们的写作中，这些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合众国在这种全新的全球环境下的位置和责任。尽管他们关于美国改革的历史写作在今天看来令人非常惊讶，甚至让人感觉陌生，因为这些作品过于狭隘，具有地方色彩。他们如此深入地扎根于对美国文化特殊性的分析——聚焦于道德主义批判和社会地位不保的焦虑。在旧中产阶级中弥漫的对前者（道德）崩溃的恐惧首当其冲，而小镇生活的消解、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官僚体系的浮现，则引发了人们对后者，即在社会地位问题上的不安。 [5] 虽然这些片段性的总结不足以对这两本内容丰富、结构复杂且极具洞见的专著做出恰当的评述，但我在此处的兴趣点并非他们独特的解释。我所关注的是：这种将探究的领域仅仅局限于合众国领土内部的做法意味着一种隔绝孤立、封闭自足的历史观。这也正是战后例外论叙事（exceptionalist narrative）的官方版本。 [6]

事实上，他们所检视的美国进步主义改革是一种几乎遍及全球的历史进程中的地方版本，这种全球历史进程是在智识和政治上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所做出的回应。这种共享的历史进程也促进了各类崭新的、学术研究型的社会科学门类的发展，这些新兴学科从德意志和法兰西传播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社会，为理解“社会问题”提供了各类全新的解释能力。这种现象激励并也成就了一种针对时代之社会转型而做出的创新性的政治回应，这种政治回应即一种社会政治。

在更晚近的学者中，詹姆斯·T.克洛彭堡（James T.Kloppen-berg）、丹尼尔·T.罗杰斯（Daniel T.Rodgers）和阿兰·道利（Alan Dawley）开始将美国进步主义的叙事扩展为一种北大西洋范围上的叙事，强调跨大西洋两岸所展开的各类对话，这些对话事关社会政策、改革网络以及西欧和合众国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所出台的各类管制和福利政策。 [7] 尽管关注的焦点和强调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他们每个人的研究都表明：合众国曾是一个全情投入的参与者，以一种深具变革精神的再思思考了国家在处理工业主义所带来的各类社会后果上应当扮演的角色。

然而，对这种共同的挑战有所意识并分享共同的观念，这并不会在不同的国家中带来相同的结果。人们可以做出预料：跨越大西洋的观念远比最终的政治结果更具有相似性。各类观念——不管是一般的，还是哲学上的，或者事关某些特定政策的——可以自由地流通，它们聚合在一起构成改革者的国际关系网络。但是不同的国家形式、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组织，以及不同个人和不同历史时段上所偶然结成的政治利益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差异显著的政策结果。当然，在政治后果的光谱上，依然存在一种家族相似性——如果一个人要有所倾向，跟我一样，他一定会选择抱团而非单干。这种相似性足够显著且充分，以至于让处于世纪之交的这个时代别具特色，在这个时代中，一种全新的以注入社会内容为标志的社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并彻底延伸到了北大西洋世界之外。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发展不仅大量繁殖出了自由开明的后果，也带来了一些相当偏激狭隘的后果。

1900年，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欧洲殖民地的形式出现，这些欧洲殖民地成为国际改革进程中的独特区域。许多由改革家所讨论的政策——特别是那些牵涉公共健康、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以及其他各种提升政府效率或经济效益的政策——在这些地区得以贯彻和实现。事实上，殖民地经常被视为改革的试验田。 [8] 但在这个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我涉及的深度只是关注政治公民权（这一概念在18世纪就被定义出来，并包含了一些崭新的社会维度）的扩张，而殖民地则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殖民统治并非以被统治者的主权为根基，而是最终以强制力为基础。同样，它们的经济体大部分以采矿和农业而非城市工业为基础。只是到了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上的群众运动才迫使政治和社会公民权成为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当帝国主义当局对殖民地本地民众提出的诉求不能或不愿做出回答时，最终，殖民地的民众走向了去殖民化的道路。 [9]

那些首先在英格兰，随后又在北美地区、南美和亚洲出现的工业经济体改变了国际环境的面貌，对所有的国家和帝国都造成了影响。先进的以及不那么先进的社会都开始整合进这个全新的世界，并不得不注意到相关的后果。作为一名保守的改革派和前陆军大臣，日本首相桂太郎（Taro Katsura）在1908年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和竞争的深化拉开了穷人和富人间的差距，并造就了一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两级对抗。借鉴西洋史来判断，这是一种不能避免的模式。今天，社会主义绝非一缕青烟，如果它继续被忽视，将来有一天它将具有引发熊熊烈火的力量，并且一旦点燃就无法被扑灭。由此，人们不能再说我们要依赖教育来培育人民的价值观了；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社会政策以协助产业的发展，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救助老弱病残，由此才能阻止大灾难的到来。

领先的工业社会被密切关注着，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因为它们所犯下的错误。1905年，河上肇（Kawakami Hajime）这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执教于京都帝国大学后于1928年被驱逐的经济学家指出：“先进国家失败的历史正是其追随者最好的教科书。” [10] 跟日本人的态度一样，中国的进步人士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和合众国所造成的日渐增长的不平等忧心忡忡。例如，1905年由孙中山（逸仙）组建的革命派组织同盟会的领袖们对日本和美国的改革派——特别是亨利·乔治 [11] 和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也大加学习。 [12] 当然，每个国家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改革议程的结果也具有极大的多样性。然而，引领潮流的大城市和与之相连的“工业风貌”或周边区域从物质上看是极为相似的，正如人们可以从这一时代的照片以及从这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遗迹的结构上得以发现。 [13]

在1870年，英格兰是最先进的工业经济体；它境内的城市曼彻斯特被看作是工业时代的象征。政客和资本家都欢迎这种显然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政治经济学教义，这一教义与曼彻斯特学派特别是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密切相关，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年）一书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基础上的演绎推论的佳作。与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一样，他们总是与这样一些强调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的观念相联系。曼彻斯特的经济学家下决心要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李嘉图在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票之后，就全身而退（专治学术），随后也得以入选英国议会。由于反对保护性关税（保护有地阶层，使之免受国外进口的廉价谷物的冲击）的《谷物法》（the Corn Laws），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政府的管制提出批评，认为政府管制只会导致对农业部门的过度投资，并导致回报递减。作为自由放任经济政策（laissez-faire）的支持者，他们提出：市场——而非政治活动——是分配和调拨资本、商品甚至是社会产品的唯一合法且有效的方式。

然而，在19世纪70到90年代，全球衰退紧随其后，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劳工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了压力，并对这种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提出质疑。这种曼彻斯特教义所鼓吹的快速且不受管制的工业化的确显著刺激了经济发展，但其结局似乎也同时带来一场社会危机，它预示了自由主义的种种局限。与此同时，个体生命在现代城市中的社会经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潜在假设——认为人类行动的基本单位是独立自治的个体——提出了挑战。如今，一种对社会依赖和集体责任的全新感知在此得以发展。根据一位投身于改革事业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Howe）的观点，工业化的城市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道德意识，创造一种全新的、肩负政治生活责任的概念，这种责任在早先的社会情境下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出现”。他相信：城市社会需要一种“此前就已经位于政府领域之外的”政治行动和政策。 [14]

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的社会科学家中间，“社会化的人”成为一种前提假设，并且在快速工业化的日本也同样如此。 [15] ［事实上，各种现代的、专业的社会科学门类被发明，这本身就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城市化日渐发展的一种回应。社会科学家们的诉求得以被（世人）理解并进而管理着这个全新的社会。 [16] 在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中以及在更易于被吸收的各类学术专业中，全新的社会解释被创造出来。］不管国家是否像在政治科学（美国学者对他们德国导师的观点进行了改编）中那样被建构为一种正式的（且相当神秘的）实体（这种实体别说有别于社会了，还超越了政府的范畴），还是像在日本那样被认定为一种（同样神秘的）天皇统治的具体体现，在19世纪90年代，全新的知识理解和政治冲动都与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纠缠在一起。 [17] 无论是在谈论经济或小说或教育问题时，这种关于社会的语言，或者说是社会学无处不在。本雅明·维库纳（Benjamín Vicuña）的作品就是一个明证。1904到1907年间，作为一名智利记者，维库纳在圣地亚哥的《信使报》（El Mercurio ）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享誉拉美。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种种“社会问题”将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了一种社会的科学，并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自由主义。 [18]

对社会范畴意识的强化使得社会学得以建立起来，特别是在美国和法国，它成为一种介于较为古老的政治科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间的调停者。社会学家呼吁要掌握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对社会互相依赖的观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由此，这种知识必然会同时影响到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根据这一学科在美国的奠基人、芝加哥大学阿尔比恩·W.斯摩尔（Albion W.Small）的话来说，这门科学是一门“超越解释社会经验之传统方式”的科学。它带来了对“几乎无穷无尽之团体关系和进程”的知识上的解释，并提出了一种全新且关键的“现实认知”。 [19]

1895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文章中，斯摩尔解释说：“社会学并非致力于败坏或取代经济学”，相反，它宣称：经济思想和社会活动是“相互依赖的”，这种关系应当被学者和公民们所理解。 [20] 作为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奠基人，理查德·伊利并没有认识到：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存在有限的边界。同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僚们也都不承认这种有限交界之处的存在。 [21] 与此同时，起初作为经济学家的爱德华·E·罗斯（Edward A.Ross）也转向了社会学研究，这种再定向以他的经典著作《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1901年）为标志。延续着与之同时代的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美国社会学先驱，同样也是罗斯的岳父，在19世纪80年代也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路数。罗斯提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早已让秩序——社会秩序的“自发”形式——走向解体，并要求制定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意而为的社会控制政策。 [22]

今天，“社会控制”这一短语意味着一种由精英所主导的形式，但罗斯和他那一代人则反对让“民主的社会控制”滑向一种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寄生阶层”所“控制”的日益危险的境地。 [23] 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他政治理论的经典著述《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1909年）中也做了相关的论述：“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用一种自觉的社会理念来取代早先凭直觉认定的那种美利坚民族的同质性。”在克罗利看来，这种社会观不应当是静止或固定的，相反，它应当是持续被推进、处于发展之中的，是一种在世代传承中从不会完结的民主社会的产物。 [24]

据另一种观察指出：新型的社会政治或社会自由主义是大学研讨班的产物，这也并非不靠谱。首先是在德国，然后迅速扩展到全球的网络中，这些新近实现职业化转型、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异军突起。在这一运动中，他们调用了公众的信条作为自身根基，而非立足于一种自由放任哲学中的市场价值观。在欧洲、北美、南美和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专题论文不断激增。在合众国，一位著名的改革派记者艾伯特·萧（Albert Shaw）回忆指出：当他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学生时，那里的氛围就已经“几乎被国际人道主义的激情所充满” [25] 。

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宣称，即作为现代和工业社会生活之特征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和互赖性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所以它参与到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中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重面相也值得我们注意。这种学术工作的专业化有意要把它的从业者同各类市场价值和混乱的商界理念隔绝开来，在他们看来，市场和商界中充满了江湖骗子。建立组织化的共同体，其成员可以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对合法有效的知识做出宣称，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种外化于甚至是对立于主流市场价值观的、事关阶层、荣誉和安全的体系。 [26] 由此，在他们所期待的个人日常经历模式和他们所提升的社会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

此外，社会科学家正开始在新近得以巩固的民族-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占据要职，并开始在提升各类新型的行政管理能力上为他们的政府出谋划策。有意思的是，经常存在一种以性别为标准的劳动分工：在社会科学界中，拥有博士学位的男性倾向于舒服地安坐在大学讲习班的教室中，而经过同样训练的女性则供职于公共和私人机构，将政策研究和组织化的倡导活动结合起来，为地方社区提供专业知识，或者直接向多种不同的客户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在合众国的此类人中，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以下这些名字：克里斯特尔·伊斯特曼（Crystal Eastman）、伊迪丝·阿伯特（Edith Abbott）、玛丽·金斯伯里·西姆克赫维奇（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保利娜和约瑟芬·戈德马克（Pauline and Josephine Goldmark）姐妹以及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Kelley）。 [27]

在德意志和日本，这种全新的、事关国家能力和官僚领导力的发展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推进。人们有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合众国在这一发展轨道上处于滞后状态，但由卡罗尔·D.赖特（Carroll D.Wright）所执掌的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一种先锋和领先的创制。1892年，国际统计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号召各国普遍采取美国的技术来处理社会统计数据。 [28] 赖特关于改革工业实践的通信具有国际性的特点；例如，他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院的社会学家埃内斯托·奎萨达（Ernesto Quesada）的通信，以及同阿根廷政治家卡洛斯·佩莱格里尼（Carlos Pellegrini）的通信，信中都关注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其中包括工人合作社（workers’ cooperatives）和最低工资法。 [29] 同时，约瑟芬·肖·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和其他妇女一起创建了全国消费者联盟（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从而发展出了一种手段，借此可以让作为消费者的妇女们对雇主施加压力，使之采取更为负责的劳工实践，并且这一举措也在法兰西、比利时、德意志和瑞士等地被广泛模仿。 [30]

所以这种国际联系和官僚间的通信活动支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讨论，并支持了一种对工业资本主义做出回应的模式。从一国到另一国，内政部和劳工部（各地的用名并不一样）不断从其他国家收集信息，并且市长间的通信文档中也充满了来自各大洲的同行对政策制定做出的相关探讨。在政府部门和改革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有很多制成表格的数据，使官员得以对不同国家间的政策做出对比，并且相关的文献也为新提出的各项法规——甚至是法律简报——提供了支撑，这一现象在国际上非常引人注目。例如，当时的改革派律师、后来受伍德罗·威尔逊任命进入最高法院的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就在穆勒诉俄勒冈州案（Muller v. Oregon ，1908年）中提交了简报，成功捍卫了对妇女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做出管制的宪法依据，他在参照传统法学争论的同时，也依赖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证据。这项研究大部分由约瑟芬·戈德马克和弗洛伦斯·凯利完成，并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了国际上的各类资料；这一简报还包括一个名为《构成限制妇女劳动时间之立法依据的世界经验》（The World’s Experience upon Which Legislation Limiting the Hours of Labor for Women Is Based ）的重要附录，并还附有一份来自大不列颠、德意志、法兰西、瑞士、奥地利、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参考文献和立法对照。与之类似，20世纪20年代，亚历杭德罗·温萨因（Alejandro Unsain）出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卷本文献汇编《劳动立法》（Legislación del trabajo ）也特别提到了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德意志、苏联、比利时、英格兰、法兰西、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从社会问题到国家干预，从行政管理到宪政组织，再到事故和医疗保险，无所不包。 [31]

这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同样也受到了全新的且充满活力的普罗大众的驱动。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在日本则并不显著），随着选举权的延伸（以及为了争取它而展开的运动），各类社会运动和工会组织在给社会问题施加压力并使之继续推进上多有助力。 [32] 在合众国中，妇女的选举权间接但却显著地推进了社会公民权观念的发展。获得妇女支持的许多事务（常常在她们“市政当家人”的口号下）变成了社会团结和社会政治中改革之核心议题的各类变种。许多民权活动家同样也受到了（在盎格鲁美洲所展开的）新教社会福音运动（Protestant Social Gospel）或（在拉丁美洲、法兰西和中欧地区所展开的）天主教社会教化运动（Catholic Social Teachings）的激励和驱动。 [33]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派希望提供一种有别于社会主义的极具感召力的选项。据说其中有很多人都被社会主义的道德梦想所吸引，他们有意要将自身的政治活动并入其中。在人数上并不少于社会主义者的新一代自由派改革家们坚持强调社会事实和社会伦理的重要性。 [34] 像社会主义者一样，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被拿来取舍的固定不变的国家形式，相反，正像英国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09年所指出的：它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思考模式、一个指导性的观念” [35] 。美国进步主义者瓦尔特·韦尔（Walter Weyl）对这种情感做出了回应。他在《全新的民主制》（The New Democracy ，1912年）中写道：“产业社会化作为一种观点……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产业政策，倒不如说是整个产业政策中充满生气的一个理想型。” [36]

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敦促着自由主义的改革。不仅是保守派，许多社会自由派也从实际的社会主义预期中退缩、躲闪。无处不在的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人人避而远之的危险思想。当然，（世界上）还存在温和适度且极具象征意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类胜利，这些胜利对社会主义者自身而言都还具有重要价值。与例外主义的诉求相反（或者说是让例外主义者后悔不迭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尤金·德布兹（Eugene V.Debs）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在这场竞争中，还包括其他两个甚至是三个进步主义的人选，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赢得全国选票的6%，社会主义在进步主义时代以一种相当强大的方式在美国展示了它的面目。

到那时，劳资双方间充满争议且经常充满暴力色彩的关系，即“劳工问题”早已演进为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充斥在从东京到利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格拉斯哥、从芝加哥到墨西哥城、从圣保罗到圣彼得堡、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到米兰、从纽约到布达佩斯的报界报道中。就像历史学家艾伦·道利（Alan Dawley）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对“不加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不受欢迎之种种恶果的回击” [37]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或者说是美国的进步主义力量）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他们早已对市场创造社会公正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资本主义。 [38] 查尔斯·H.库勒（Charles H.Cooley）在《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1901年）一书中坚持认为：“认为市场的进程将会表达社会的良善这种假定是昏庸愚蠢的。” [39]

在英格兰的伯明翰，自由派市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早就对市政社会主义大加支持，并成功确定了公共设施的市政所有权属性。早在1883年他就曾提出：“未来的政治（活动）将是一种（着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活动）。”在随后的1907年，美国的简·亚当斯（她曾于1889年在芝加哥发起霍尔之家安居运动 [40] ，是一位至今仍享有国际盛誉的改革家）解释指出：当代生活正以“从个人主义的时代到结社联合的时代”这一行程为标志。她深信“一大批人”早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产业体系正处在一种严重失序的状态之下”，不太可能“凭借个人的伦理追求就能使秩序变得正常”。同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指出：如果政党想在未来存活下去，它们就必须强调“某些有效的改革或其他关于工资和福利——疾病、失业和养老保险”的问题。“文明的趋势”正指向“社会集体功能”的繁增。 [41]

1914年，一位对自由放任政策提出挑战、以改革为导向的大学经济学家，后来成为日本大阪市市长的关一 [42] 相信：工业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社会民主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一种“社会经济运动”，这将会把“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转化为一种“合作的根基”。 [43] 当然，这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种个人主义（或自由放任）和集体公益（或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以避开阶级冲突的威胁。英国的新自由派人士J.M.罗伯森（J.M.Robertson）在《自由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beralism ，1912年）中解释说：“作为一种对国家干预做出理性限制的原则，自由放任并没有完成任务，相反，只有在把它作为一种托词以摆脱无可救药的社会恶疾时——这些恶疾承认国家行动的治愈功效，才能说自由放任彻底完成了任务。” [44]

在1900年前后的10年间，地球上每一个工业国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改观。在工业社会中，自由主义“在根本上获得了重构”，政治文化不断深化，并进入到社会领域。 [45] 合众国的转变尤其引人注目。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大约从1877年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开始）中，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政治早已规避掉了任何与社会问题相类似的议题。在全国范围内4年一次的这种激动人心的竞选（超出了简单的赞助活动）中，其所关注的议题集中于种族问题、货币流通和关税保护。但随着20世纪的开启，政治生活不再分离于或隔绝于社会议题，社会议题开始走向中心舞台，并由此改变了政治生活的意义及其工作内容。1891年，在一场面向威斯康星州的教师们所发表的演说中，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解释说：今天“最重要的问题，跟政治问题比起来已不再是经济问题”。他还补充指出政治问题将会变得越发重要。“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工厂体系的时代，同样也是进行社会问题探索的时代。”与之类似，在1914年，同赫伯特·克罗利和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起创办《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杂志的瓦尔特·韦尔在《新民主》（The New Democracy ）上写道：随着20世纪民主活动的异军突起，“政治活动中的各种理念”将会被搬进“工业和社会领域中” [46] 。

（由此带来的）实际收益要更为高远，而绝非仅仅对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发出挑战。继承而来的政治意涵——无论是来自古代城邦，还是得自于18世纪的各类革命——要么被极大地扩充，要么就直接被取代。人们可以在两种方式中选择其一，对政治意涵做出解释。享有盛名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持有后一种观点。

从20世纪中叶向前追溯，她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投向了卡尔·马克思，但又不完全固定在他一个人身上，阿伦特对变迁发出了哀叹。对她而言，这意味着古典共和传统中纯粹政治的终结，那是一个在范畴上不同于社会、经济和行政管理活动的纯粹的领域。正像她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变迁标志着政治人的覆灭，政治人曾是一个对政治活动和公民权益做出持久定义的概念。但是，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例如从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Marshall）在同一时期的著述来看——这一变迁标志着对一种社会认知的大加欢迎，即继承政治先贤而得来的对公民权概念的社会认知。 [47] 不管选择两条道路中的哪一条，工业主义都有力地让共和传统的实际效用和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走向了终结。任何“纯粹的”政治人（homo politikon）和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都受到了来自工业主义和城市主义的新社会事实的挑战。

[1] Geoffrey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London,1964）,p.46.

[2] Adna F.Weber,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99;repr.,Ithaca,NY,1963）,p.1.

[3] Charles A.Beard,Th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Tokyo（New York,1923）,pp.163,15.

[4] 此处“更大规模的历史进程”是指工业化。——译者注

[5]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Robert Wiebe,The Search for Order（New York,1967）.

[6] 关于战后例外论的硕果，参见Daniel T.Rodgers,“Exceptionalism,”in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Wood,eds.,Imagined Histories: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Princeton,NJ,1998）,pp.21-40。

[7] 参见James T.Kloppenberg,Uncertain Victory: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1870-1920（New York,1986）;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MA,1998）;Alan Dawley,Struggles for Justice: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Cambridge,MA,1991）;Alan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American Progressives in War and Revolution（Princeton,NJ,2003）.

[8] 参见Gwendolyn Wright,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Chicago,1991）;and Alice L.Conklin,A Mission to Civilize: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1895-1930（Stanford,CA,1997）。

[9] Frederick Cooper,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 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Cambridge,UK,1996）.

[10] 引自Kenneth P.Pyle,“Advantages of Followership:German Economics and Japanese Bureaucrats,1890-1925,”in Peter Kornicki,ed.,Meiji Japan: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History,4 vols.（London,1998）,vol.4,pp.233,212。

[11]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又译单税论者亨利·佐治。——译者注

[12] Arif Dirlik,“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Chinese Socialist Thinking:The Origins,”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1,no.2（1988）,pp.136-37.

[13] 关于“工业主义的图景”这一术语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参见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44。

[14] Frederic C.Howe,The City:The Hope of Democracy（New York,1905）,pp.27-28,30

[15] Anson Rabinbach,“Social Knowledge,Social Risk,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Accidents in Germany and France,”in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eds.,States,Social Knowledge,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Policies（Princeton,NJ,1996）,pp.48-49.

[16] 参见Thomas L.Haskell,The Emergenc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ce（Urbana,IL,1977）;Nathan Glazer,“The Rise of Social Research in Europe,”in Daniel Lerner,ed.,The Human Mean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1959）,pp.43-72;and Thomas Bender,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Baltimore,1993）,chs.3-4。

[17] Daniel T.Rodgers,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New York,1987）,ch.5;Carol Gluck,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NJ,1985）,p.27.

[18] Benjamin Vicuña,El socialismo revolucionarioy la cuestión social en Europa yen Chile（Santiago de Chile,1908）,pp.9-23.

[19] Albion W.Small,The Origins of Sociology（Chicago,1924）,pp.335-37.

[20] Albion W.Small,“The Relation of Sociology to Economics,”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no.3,supp.（1895）,p.106.

[21] Richard T.Ely,Ground Under Our Feet:An Autobiography（New York,1938）,pp.110-11.

[22] Dorothy Ross,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Cambridge,UK,1991）,pp.9596

[23] Edward A.Ross,Social Control:A Survey of the Foundations of Order（1901;New York,1929）,p.376.

[24] Herbert D.Croly,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New York,1909）,pp.139-40.不断推进中的平等在他的Progressive Democracy（New York,1914）一书中更为明确。

[25] Albert Shaw,“A Student at Johns Hopkins,”in Elgin Ralston Lowell Gould:A Memorial（New York,1916）,p.16.

[26] 参见Thomas L.Haskell,“Professionalism Versus Capitalism:R.H.Tawney,mile Durkheim,and C.S.Peirce on the Disinterestednes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in Thomas L.Haskell,ed.,The Authority of Exper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Bloomington,IN,1984）,pp.180-225;Thomas Bender,“The Erosion of Public Culture:Cities,Discourses,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出处同上，pp.84-106;and Samuel Haber,The Quest for Authority and Honor in the American Professions,1750-1900（Chicago,1991）。

[27] 参见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37;Bender,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pp.49-50。

[28] 关于日本，参见Sheldon Garon,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Berkeley,CA,1987）;关于美国的劳工统计署，参见James Leiby,Carroll D.Wright and Labor Reform（Cambridge,MA,1960）;关于国际标准，参见Mary O.Furner,“Knowing Capitalism:Public Investigation and the Labor Question in the Long Progressive Era,”in Mary O.Furner and Barry Supple,eds.,The State and Economic Knowledge: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Cambridge,UK,1990）,p.247。

[29] Eduardo A.Zimmermann,Los Iiberales reformistas:La cuestión social en la Argentina（Buenos Aires,1995）,pp.88,176,178.

[30]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37.

[31] Alejandro Unsain,Legislación del trabajo,3 vols.（Buenos Aires,1925-28）,vol.1,pp.12-13,135-41,184;vol.3,pp.5,24,50,334.

[32]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

[33] 参见Alexander Keyssar,The Right to Vote: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2000）,pp.203-205。

[34] 参见Richard T.Ely,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for Modern Times（New York,1883）;Jane Addams,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ed.Ann F.Scott（1907;Cambridge,MA,1964）,p.176 and passim;Walter Weyl,The New Democracy（1912;New York,1927）,p.160。

[35] 引自Michael Freeden,The New Liberalism:An Ideology of Reform（Oxford,1978）,p.40。

[36] Weyl,New Democracy,pp.278-79.

[37]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p.42.

[38] 同上，p.4。也可参见Jose Aguirre,ed.,Apuntes de legislación industrial（Buenos Aires,1915）,esp.pref.by Alejandro Unsain and ch.1 by Cosme Sánchez Antelo。

[39] 引自Leon Fink,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and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Commitment（Cambridge,MA,1997）,p.19。

[40] 霍尔之家安居运动（the Hull-House settlement），又名社区睦邻运动。——译者注

[41] Chamberlain引自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54;Addams,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pp.137,165-66;Churchill引自Maria Sophia Quine,Italy’s Social Revolution:Charity and Welfare from Liberalism to Fascism（London,2002）,pp.78-79。

[42] 关一（Seki Hajime），自1914年起担任大阪市副市长，1923—1935年间担任市长，在任期内，他扩宽了贯穿大阪市中心的御堂筋大街，并在该大街下修筑了地铁，对大阪的城市建设功不可没。——译者注

[43] 关一引自Jeffrey Hanes,City as Subject:Seki Hajime and the Reinvention of Modern Osaka（Berkeley,CA,2002）,pp.145-46,43。

[44] 引自Freeden,New Liberalism,p.34。

[45] 同上，p.1。

[46]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in 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Englewood Cliffs,NJ,1961）,p.17;Weyl,New Democracy,p.165.

[47]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1958）;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1950）,in Class,Citizenship,and Social Development（Garden City,NY,1964）,pp.65-122.

两场革命与社会公民权

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读了一本名为《美国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6年）的书，作者是威尔逊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老师理查德·伊利。这本书让威尔逊感到困惑，他在书上写下了一些笔记。他一直保留着（这些笔记），但却从未将其整理为一篇文章，公开发表。威尔逊注意到，过去存在着一种“社会和政治问题间的公认的区别”，他继续写道，这样一种观点依然通过当时“最优秀的思想家”得以确认。然而，也许像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威尔逊也许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进行了深思，那个时代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国家或许必须被卷进这些由大公司权势的集中以及日渐增长的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中来。 [1]

两年之后，在纪念法国革命100周年庆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法国人的一场关于“社会经济学”的展览预示着：18世纪的政治公民被某种形式的社会公民所继承和取代也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事儿了。参观者们无疑可以理解这场展览的寓意，即大革命尚未“结束”。跟威尔逊一样，组织者并没有做好准备从传统的思考路径中走出，他们也备感困惑，他们必须对各类新思想加以思考。 [2] 不晓得基于何种原因，继承而来的政治词汇并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个时代的工业转型。如果1776年跟1789年一样，都是争取政治权利之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那么1776年亚当·斯密大作中的引申含义则意味着更多的内容，也涵盖某些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形式，如社会公民权。 [3]

社会问题在大西洋世界成为一个讨论如此广泛的议题，这完全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欧洲或美国没有什么法律能对普通工人的劳动条件做出管制，然而正如卡罗尔·赖特（Carroll Wright）所指出的：“各类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连续性的”管制（“minute and incessant”regulations）都是涉及与财产权相关的契约问题；然而在此之后，法国的让-夏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英国的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则提出了社会经济学上的争端。 [4] 尽管赖特并没有提及迈克·沃尔什（Mike Walsh），但这位纽约激进的劳工记者的确早在1843年就已经明确地将18世纪的政治遗产同19世纪的社会挑战联系了起来，他说：“没有谁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民主派，除非他首先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民主派。” [5] 等到了进步主义时代，赫伯特·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措辞——也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做出了同样的判定。他提出，也许应当将民主称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民主同一种能够推进社会问题走向圆满解决的公正、宽容和无畏的努力密不可分” [6] 。

在19世纪80年代，当工业资本主义展现出其扩张性的势头，且劳资冲突定期地登上报纸头条时，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表达了他对工人之社会权益的同情。10年之后，克拉克成为跨大西洋“边际革命”的领军人物，他的这一理论也成为现代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7] 理论的核心命题——信奉经济理论（或古典经济学之科学规律）的普世性和市场自发的效率。然而对他而言，经济学只是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社会的改善是以某种形式同时继承并实现了李嘉图理论的完整面貌和18世纪政治革命的要求。基于这种精神，他调用了这个在修辞上存在抵触的短语“经济共和主义”。 [8]

随着时间的流转，克拉克的言辞发生了变化，但他对经济生活中社会面相的坚守却并未动摇。在1914年，他写了一本表达这一观点的名为《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Without Socialism ）的小册子。因为仅有政治上的民主并不足以提升劳工境遇，早在内战之前就有一个失败的明证（否则内战不会爆发）。他提出：“为了改善低下阶层的种种境遇，有必要将民主带入到一个社会领域之中。”社会主义者也许会用公有资本代替私人资本，但改革家们则致力于“使用国家的权力矫正并改善我们的工业体系”。他以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表达了这一观念：“民主进入工业生活是令每一政治实体得以飞黄腾达的主导性原则。” [9]

尾随这些总体陈述而来的是一项涉及种种特定问题的、野心勃勃的议程。首先，民主必须加强，克拉克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进步主义举措——投票提案、全民公决、直接初选和比例代表制——深表赞同。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他支持作为反垄断策略的自由竞争和反托拉斯立法，他拥护关税改革并支持环保运动。一种具有改革气象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生活会给社会，特别是社会中脆弱无助的成员带来什么呢？这个清单很长，它包括：（依赖于技术手段提升生产能力）在不压低工资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出台限制或禁止童工的法规；提出确保工厂安全生产的立法；提供保护工人的意外保险；提出洁净食物和禁毒法规；进行金融和银行改革；设立急救公职；提供优质亲民的邮政、电报和电话服务；建设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出台城市规划和用地管制；提升职业女性的社会地位；降低打官司的门槛，包括提供某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对垄断加以控制；保护小投资者以使劳工能够“获取最公道的资本分成”并确保“投资安全”。 [10]

在社会公民权被当作一种理念和实践而为人们所理解的时候，自由公民权的核心部分早就对个人提供了保护，使之免受来自国家权力的阻挠。随着工厂体系和公司制资本主义的出现，个人权力的扩展就个体的自治、个体的权益以及个体的安全提出了新的质疑。相应地，由于人们害怕在这些方面上受到威胁，由此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着一种“积极国家”的概念，以拒斥那种在自由放任体制下在个人周围所划定的隔离线（cordon sanitaire）。国家权力将接受邀请，步入社会层面。 [11] 在这时，人们也许会将此种现象视为18世纪的革命原则对工业时代全新诉求的投降与放弃，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因为这遮蔽掉了早先争取权利之革命的重要性，早先的革命确保了后面的这些诉求得以实现，的确也可以说：早先的革命也支撑起了后来在这些诉求中所提出的梦想与期待。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的转型在许多由地方因素所决定的平衡中与以上两者（18世纪的革命与工业时代的新诉求）皆有结合，催生出了很多种社会自由主义，它们渐次展开，如同并陈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光谱上，把“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同“对积极国家干预（以代表所有这些个人权益并代表作为整体社会而展开的国家干预）的支持”连接在了一起。

正如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所提出的，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遗产是一种对潜在可能的确认，这种可能就是要把“市民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变成为“实际的，或潜在的公民”。当然，发动这些革命的、18世纪的政治精英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对一位劳工阶层中的公民做出合理想象。当然，被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认定为18世纪代表民主之最强音的杰斐逊也无法做到。然而一个世纪之后，仅仅从（公民多少的）数字上看就足以让这种共和派的挑剔讲究变得不再可能。实际需求、现实利益以及参与选举，这都预示着寻求有效公民权的利益声张者对“继承而来的公民权”和“国家之正常运作”的概念提出挑战。市场和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再次被加以检视，并且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应被理解，加以弥合。难道“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不能对市场的运转做出修正吗”？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12]

随着投票选举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拥有，投票选举的逻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民族-国家备感压力（不仅要考虑社会公正的问题，还要为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理论依据），不得不将政治活动与国家行为贯彻到对市场加以管制的工作中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必须要缓解由未受管制的市场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和社会不均。瓦尔特·韦尔在“一战”前的写作见证并赞许了这种转变。他解释指出：“新型民主活动的内在灵魂”不再是保护“各项不可剥夺的权益”，（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的阐释”。相反，各项关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益不断得以扩展并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阐释”。 [13]

人们也许会好奇，在1901年仍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如何看待理查德·伊利在新世纪伊始，经济学家们首次聚首的美国经济学学会上所发表的那场演讲呢？（我们甚至不知道威尔逊是否听过他先前的这位老师的陈述或者事后阅读过这篇演讲。这次威尔逊并没有留下什么笔记传世。）此次会议的内容指向新世纪中出现的各类挑战，伊利直接切入“产业自由”（industrial liberty）的主题中。他还别开生面地将这一主题放置在了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他（“在世界史，这个最全面且最宏大的档案储备中”做出选择）从1776年以及《独立宣言》谈起，随后转入亚当·斯密的第二部也是最终的著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他指出：1776年时，在杰斐逊和斯密两人身上都存在一种看待“自由问题”的“天真朴素”。自由以其“消极的”面相而被加以理解，它被认定为一种“统一体，而非由各项权益捆绑而成的复合体”。这种自由的全部要求无非要从政府施加的各项限制中挣脱出来。由此，自由一度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挑战，而不是一种社会上的或经济上的挑战。

伊利在不同思想家的作品中探索了自由的含义，他最为关注的是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4] 和托马斯·H.格林 [15] 的理解。他指出，这些英国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指格林）认识到了：涉及消极能力的自由经常是与他人所共享的，并非仅仅让个人的自由挣脱政府的限制。伊利提出：有多种理由可以对自由意涵的这种变化做出解释。“在1776年，社会中把每个人连接起来的经济纽带相对匮乏且单”一，但在工业时代，这些纽带不断增加。由此，作为一种后果，与一种新创的威胁——就是“由经济力量所造成的强制对我们积极自由所构成的限制”——相比，对政治自由的威胁看上去也越发不再那么紧迫了。毫无疑问，斯密和杰斐逊的“自由哲学”是一种无价的遗产，伊利敦促着他的经济学家同僚们去认识：格林的“自由哲学”也曾是“伴随20世纪之开启而出现的自由哲学中的一种表达”。两场革命——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是讲究前后次序的，第二场革命建立在第一场的基础之上，他们同样也在彼此间存在着一种紧张态势。例如，国家要阻止雇主雇佣“小孩”。这就限制了雇主的自由，“但却让儿童的自由得以提升”。后者的自由需要采取全新的方式，调用国家权力才能得以保护。

伊利确信无论是无政府主义（个人自由无限制地延伸），还是社会主义（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在集体利益中扩展积极自由），都不能对新世纪构成挑战。这些消极的权益是如何在18世纪的革命中被捧向神坛，以此来中和平衡那些积极能力，并与积极能力（这些积极能力是新兴国家独立并实现工业主义的必然要求）建立联系的呢？对伊利来说，答案相当清楚。代表集体公益的积极自由必须安全无虞，并对18世纪政治革命中胜出的消极自由做出补充。最后，借用使徒保罗的语言他得出结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互为肢体。” [16] 为了自由与平等的目的，他敦促他的听众要认识到：20世纪需要“兄弟间的友爱”，并将这种友爱确认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第三等级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种情感依托。 [17]

伍德罗·威尔逊也许并没有亲耳听过或阅读过伊利的论文，但当他在1912年发表就职演说时，（国父们在）1776年对平等和个人自治的期盼同现代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却早已在他的脑海中盘桓良久。他坚持认为：“如果男人、女人和儿童并不能使他们的生命免遭大规模社会和工业进程之后果的干扰，而这种进程又是他们无法改变、控制或凭一己之力能够加以应付的，那么就不存在机遇上的平等性。” [18] 数年之后，阿根廷版的威尔逊，阿根廷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向国会发表了一场类似的演说。阿根廷近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引发了很多事关“社会制度”的严峻问题。他向他的阿根廷同僚们发出了警告：当年让移民们不断趋之若鹜、聚拢而来的那种由国家所做出的承诺正在越发地“可望而不可即”，除非“各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促进维护社会公正之各类手段的运用，切实扩展每一社会阶层之成员的福祉”。与伊利和威尔逊［以及包括阿根廷改革者、《新权利》（El nuevo derecho ）的作者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Alfredo L.Palacios）在内的其他学者和政治领袖］交相辉映，阿根廷总统伊里戈延坚持认为：“民主并不仅仅存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各项许诺之中，它同样还涉及一种机会，即让每个人得以享有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的机会。” [19] 在日本，关一也拒斥了一种经济发展中的“唯生产力观”（production-vision）——日本的这种唯生产力至上的观点与德国的观点十分相似，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所共享。在他看来，一种“以公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指向的是社会民主或他所说的“人民的国民经济”。 [20]

在意大利，曾在1892年到1921年间五次担任首相的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在革命和保守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线路。他拒绝采取19世纪9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镇压策略，提出了“社会和解”（social pacification）的必要性，并试图定义一种全新的“社会自由主义”。 [21] 他的第三条道路也包括与“走议会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把自由派的社会改革当作“一种明智的短期目标”来予以支持）的通力合作。乔利蒂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样式，虽然“公正无偏”，但同样积极进取，并不消极被动，扮演着“阶级关系的调停人”的角色。 [22] 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作为自由党内激进派别的代表，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在1909年捍卫了“人民的预算”：

如果是因为我采取了让大多数国人欢欣鼓舞的举措而被扣上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称谓，那么我才不会为此感到困扰呢。事实上，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挡得了人民凭手中之权力所搅动起来的狂潮，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社会政策是有意而为的，也许能够为这样一种目的所效力，即避免革命运动的发生。由此，从这一方面看，我的这一政策是与资本家的利益相一致的。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包括随后一代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内，在国际舞台上，大多数的领袖人物都将赞同这一判断。事实上，一位日本自由党领袖加藤高明（Katō Takaaki）——曾在1909年担任日本驻伦敦大使——在一份发表于日本的改革意向书中特别指出了劳合·乔治的演讲。 [23]

[1] Woodrow Wilson,“Socialism and Democracy,”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ed.Arthur S.Link,69 vols.（Princeton,NJ,1966-94）,vol.5,pp.559-63.

[2] Janet Horne,A 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The Musée Social and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Durham,NC,2002）,pp.57,62,63.

[3] Alfredo Palacios,EI nuevo derecbo（1920;Buenos Aires,1928）.

[4] Carroll D.Wright,Some Ethical Phases of the Labor Question（Boston,1903）,pp.65,33.

[5] 引自Sean Wilentz,Chants Democratic:New York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788-1850（New York,1984）,p.331。

[6] Croly,Promise of American Life,p.209.

[7] 第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被称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进入20世纪，历经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三次变革，经济学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内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译者注

[8] 引自Dorothy 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Academic Social Thought in the 1880s,”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11（1977-78）,25。

[9] John Bates Clark,Social Justice Without Socialism（Boston,1914）,pp.2,3-4.

[10] 同上，pp.16ff.，引文出自p.25。

[11] Quentin Skinner,“States and the Freedom of Citizenship,”in Quentin Skinner and Bo Strath,eds.,States and Citizens（Cambridge,UK,2003）,pp.21-23.

[12] Ira Katznelson,“Knowledge About What?Policy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Liberalism,”in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States,Social Knowledge,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Policies,pp.23-24.

[13] Weyl,New Democracy,p.161.

[14]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1859年写成《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严复在1903年将其译成中文，以“群己权界论”为书名。穆勒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个人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由此，他划定了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译者注

[15] 约翰·H.格林（Thomas H.Green，1836—1882），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最早提出积极自由的概念，并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自由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格林的思想意味着英国哲学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德国哲学的理念，而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译者注

[16] 此句原文为：We are members of one another。出自《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五节，“So we，being many，are one body in Christ，and every one members one of another.”（英王钦定本）意思是说，各基督徒在神生命的有机体中连接为一、彼此供应、相互依存。——译者注

[17] Richard T.Ely,“Industrial Liberty,”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3rd ser.,3（1902）,pp.59,60,61,64,65,63,69,78,79.

[18] 引自Thomas J.Knock,To End All Wars: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New York,1992）,p.17。

[19] 引自David Rock,Politics in Argentina,1890-1930: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ism（Cambridge,UK,1975）,p.98.On Palacios，参见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jormistas,pp.5557。

[20] Hanes,City as Subject,p.74（最后一个引用的短语来自关一，其他则来自Hanes）。

[21] “社会和解”一词引自Quine,Italy’s Social Resolution,p.69。

[22] 同上，pp.58-69。

[23] 引自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65。

走出自由放任的途径

受到最广泛讨论的、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别样路径是由一群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German historical economists）所提出的。这些经济学家组建了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Association for Social Policy），自1872年创建以来，借助这一平台，他们将学术知识输出到公众讨论中，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尽管由学者搭台，但这一学会的成员来源广泛，包括公务员、记者，甚至还有一小撮实业家。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关键时刻。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迅猛且果断地夺取了胜利，并随后在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统一大业，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一学术团体也希望能够对强大国家的发展发挥作用。在民主主义高涨的这一时刻，具有改革心的这些经济学家试图对以大不列颠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政策提出挑战，不列颠也正是德意志在世界舞台上寻求显赫地位的一个敌手。曼彻斯特学派关于存在一种绝对且普世的经济规律的论断成为他们提出批评的主要靶子。 [1] 这些规律（将经济活动视为一种自发产生的，并由此能够自我辩护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演绎出来的，抽象空洞，流于形式主义，缺乏经验证据上的支撑。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认定：这种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中实证经验的检测。1873年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批判力度，并给予他们的这个新组织一个发言的机会。

尽管他们有时会被称作“坐在社会主义者的椅子上”（Katbedersozialisten）的一派人，或被“对号入座为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 of the chair），但这些人却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辨识出了激烈竞争的阶级利益，但作为改良者的他们既不相信阶级斗争也不认可革命。当然，社会问题仍然是他们关注的中心所在，并且他们也坚持认为：制定社会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合法且必需的活动。在呼吁建立社会政策学会的过程中，他们解释指出：“我们对如下观点深信不疑，即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敌对或不平等状态下的个人利益实行不加节制的统治，这将无法对公共福祉做出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对由俾斯麦政府推动的保守的福利国家感激涕零。他们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并会以激进的方式带来一些全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需要，这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而自由放任的教条则无法认识到这一事态的需要。他们提出：对这些问题的强调，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民族所需完成的最高任务”之一。 [2]

在这一相当宽泛的陈述框架之内，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内部也五花八门、存在大量差异，从自由派［以卢霍·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为代表］到保守派［以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为代表］，一字排开。但不论是在德国学者之中，还是在那些蜂拥而至的、来德国大学求学的外国学者之中，他们所认定的核心人物也许都是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无论是来自美国的理查德·伊利，还是来自日本的关一，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在拉丁美洲同样如此，施穆勒的名字出现在教学大纲中。 [3]

施穆勒在1872年社会政策学会奠基仪式上发表的传奇演说引发了深远且广泛的回响。在这一演说中，他坚持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促进社会福祉，这是工业时代头等重要的大事。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外留学生即使不能直接师从施穆勒，也会感受到他的影响力。例如，理查德·伊利师从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而当时最激进的美裔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埃德蒙·J.詹姆斯（Edmund J.James）和西蒙·帕藤（Simon Patten）则师从哈勒大学（Halle）的约翰·康拉德（Johannes Conrad）。正是康拉德最热心地鼓动美国人按照社会政策学会的路数去建立一个组织，他的这一建议获得了积极的回应。 [4] 事实上，美国人对他们的德国导师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尊重，将其视为正直无私、肩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由此，当包括施穆勒、康拉德甚至是自由派的布伦塔诺在内的这些德国老师后来签署了一份公开信，在1914年大战开战之初论证了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合理性时，这些美国追随者感觉被背叛了。 [5]

施穆勒和他在社会政策学会中的同僚以及他们在德国和海外的门徒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对社会政策）施加了特殊的干预，包括支持对劳动时间的管制（特别是针对女工和童工劳动时间的管制）；制定工厂中的安全生产法规；建立事故、医疗和养老保险；并给予各大工会（trade unions）以合法地位。有些人还走得更远：推动税收改革，包括征收所得税；发展城市规划并建设公共住宅；以及推行市政事务上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引发了在主要社会服务上的市政自治化。

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他们所支持的各项政策同等重要。由于拒绝采用李嘉图的演绎法，并且反对曼彻斯特学派对经济特征所提出的抽象规则，他们坚持认为：要对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历史实践加以考虑。人们也许会说，他们的方法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对普世的和绝对的法则深表怀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认定历史具有偶然性：以城市生活中复杂的社会互赖、产业劳工、工人和雇主间巨大的不平等为标志，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下，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能否对集体的福祉做出承诺呢？ [6] 这一问题把论辩的中心从抽象的、道德的绝对真理转向了历史事实，这同时预示着偶然性和易变性的存在。对实际情境的经验探寻被拿来论证以个别协调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英国经济学家L.T.霍布豪斯（L.T.Hobhouse，一位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对此也有一种相同的理解：“社会观念并不能仅凭逻辑推演的过程就能予以实现，它必须建立在与人类经验紧密相连的基础之上。” [7]

埃德蒙·詹姆斯和西蒙·帕藤开创了一场同社会政策学会等量齐观的美国运动。在他们的脑海中有一个具有强大计划且对各类特殊政策深信不疑的组织架构。对此深表赞同的伊利曾担心他们的研究路径也许只具备有限的吸引力，只会吸引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纽约德裔犹太银行家大家族的后裔，E.R.A.塞利格曼（E.R.A.Seligman）对此则深表怀疑，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包罗广泛的组织，只有吸引各行各业人士的加入，才能使这一组织变得极具影响力。他施展其丰富的谈判技巧，将组建组织的计划向这一方向上推进，其结果就是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被设计成形，以“吸引尽可能多的成员加入” [8] 。

尽管并非围绕着一个计划或一种“信条”来加以组织［正像詹姆斯和帕藤所提出的“国民经济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Economy）那样］，但美国经济学会强调学术研究。 [9] 它依然有一个主导原则，认为：通过干预经济生活以实现社会福祉，这是国家恰当且必需的活动。尽管在程度上不如詹姆斯和帕藤所希望的那样强烈，但这一组织依然影响深远，并与社会政策学会的工作内容和最终目标一脉相承。詹姆斯和帕藤都是识时务者，他们接受了塞利格曼的策略并鼎力支持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组建。但他们在新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中推进了其更为激进的计划，这一机构后来成为对美国商业活动展开批判性研究的中心。

美国经济学会主要强调两点：“鼓励经济学研究”，并“鼓励让所有的经济学讨论获得充分的自由”。将这一“平台”最终发展壮大起来的五人委员会不仅包括经济学家亨利·C.亚当斯、亚历山大·约翰逊（Alexander Johnson）、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和伊利，还包括社会福音派牧师华盛顿·格拉顿（Washington Gladden），他们都强调经济学家要对社会有所关切，其中某些人，包括伊利在内，都与社会福音运动（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休戚与共。 [10] 其四次声明中的第一次声明以此为开端：“我们将国家视为一种教育和伦理机构，国家的积极协助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继续写道：“自由放任的教条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道德上是不健全的；它表明对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尚未做出一种称职的解释。”另外三项声明拒斥了“上一代人”在演绎经济学中所提出的绝对真理的主张，坚持认为：要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境做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这项研究将依赖于统计学和历史学。他们明确拒绝对当时事关关税的极具煽动性的政治争端“采取一种党同伐异的态度”。他们同时也宣称：“社会问题中的绝大部分”都只能通过“教会、国家和科学界的联合努力”来加以解决。他们以如下的话为结尾，即他们深信：“经济条件的累积性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调整来加以满足。” [11]

美国经济学会讨论组建问题的会议在选址上也表明了当时学术门类在边界上的彼此渗透，以及历史学的中心性位置。因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所以1885年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城，他们聚首于美国历史学会的第二届年会上。 [12] 一位处于引领地位的历史学家、康奈尔大学的首任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向伊利大加示好，并向其保证他完全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自由放任根本不足以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同样也对强调调查研究而非仅仅依靠演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中肯计划深表赞同，“我同样也对如下观念完全同意，即我们不应过于看重推断和猜测，而应当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境遇展开不偏不倚的研究等诸如此类的观点” [13] 。

在美国经济学会原则声明中所提及的“上一代”经济学家并不能算是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有些人对这种在经济学家中新兴起的历史学派大加批评。但还应注意到来自两代人之间的一拨人——这一拨人并没有在欧洲接受全新的社会科学训练——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两种主要批判。弗朗西斯·A.沃克（Francis A.Walker）和卡罗尔·赖特（Carroll Wright）都是社会统计数据的杰出收集者和分析师。作为劳工统计数据领域中的先驱，赖特曾担任首任马萨诸塞州的劳工统计专员，正如我们后来所见证到的，他的工作也被整个美国所接受；他后来担任了美国的劳工专员。沃克在1870年到1880年间担任了美国人口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后来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两个人都深信工会是工业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沃克早在1876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但他们认为工业社会还有更多的需要。他们号召对工作条件加以管制，提出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工人将会继续任凭雇主的摆布。 [14]

《民族》杂志（The Nation ）的创始编辑E.L.戈德金（E.L.Godkin）和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老派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格雷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对这一立场以及持历史学派观点的经济学家做出了主导性的批判。两人不仅以智识高远和知识渊博著称，同时也都是掌握高超技巧的能言善辩者。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社会政策则不是。戈德金指出：社会经济学观念是“一种政治统治或社会管理上的举措，而非一种经济生活中的方式”。他断言，这绝非“一种经济科学的结论”。萨姆纳对此再同意不过了，他宣称：从经济科学到社会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从一种可能（实现）的科学走向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科学。 [15]

从两人的观点上看，戈德金和萨姆纳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市场中，国家不应再像帮助劳工那样来帮助资方。由此，两人都谴责了关税制度，并批评了制造商希望赢得政府协助的种种谋划。正是因为对民主政治充满着极大的不信任，才使他们在捍卫其经济科学之立场上是如此之决绝。戈德金担心历史学派早已“对国家能力产生了一种夸张的预期”；他承认自己“迷失于一种惊叹之中”，他惊叹于“历史学派的幼狮们”能够想象出一种由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如此“光辉的未来”，当时，人们认定纽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腐败丛生的民主党政党机器坦慕尼社 [16] 和奥尔巴尼助政团 [17] 所主导。 [18] 曾经被授予特殊使命，对存在争议的1876年大选做出决断的萨姆纳同样对政治腐败极为敏感。对他而言，镀金时代的美国在民主上存在缺陷，正是这种缺陷“敦促着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坚持把自由放任视为是一种寻求安稳的绝对原则” [19] 。同时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在自由放任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戈德金开始接受了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至少这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萨姆纳的人类学大作《民俗》（Folkways ，1907年）间接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对隐藏于自由放任原则之后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评。

戈德金的一位仰慕者、日本记者德富苏峰（Tokutomi Soh）在日本扮演了一个类似的但却没能一以贯之的角色。他创办了日本首份现代政治杂志《国民之友》（Kokumin no tomo ），明白无误地以《国家》杂志为楷模。在19世纪80年代，他跟戈德金一样也是一位典型的英国自由派。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离开了原先的自由派阵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工业生活需要更多国家干预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实践。他不再将这一点视为一种对西方世界的模仿（也许他早先的立场曾经是这样的），而是视为一种对现代全球境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再认识。在世纪之交，他同戈德金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戈德金曾是一位居于领导地位的反帝国主义者，而德富苏峰的社会政治主张却使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大加支持，这种情况同生活在俾斯麦治下之德国的很多学者和记者的经历非常类似。 [20] （社会改革经常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正像约瑟夫·张伯伦在英国和西奥多·罗斯福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然而，一般说来，19世纪的自由派通过走向多种不同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变身为20世纪的自由派。德富苏峰参与社会政治的路径并不具有典型性，尽管他同样也绝非个案。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特定的民族环境似乎也为某些国家铺就了走出自由放任的道路，并穿越新自由主义走向了多种形式的非自由主义的或威权主义的政治。

对社会政治的抵制倾向于出自保守派阵营，并经常是由一些拥有土地的保守派所构成，就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或者来自法团主义的保守派（corporate conservatives），这在美国和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的保守派受到了其在美国的法团主义同僚的鼓励，变得胆大妄为，后者在反劳工上的行为和措辞受到了日本人的密切关注。 [21] ）但并非所有的保守派都抵制社会政治。某些保守派，以俾斯麦最为著名，甚至接受了一种信条，认为国家有责任对工人提供社会保护（尽管他将这一举措同一种对其政敌社会民主党的镇压结合了起来）。他的目的就是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可以说，他的计划就是要以社会主义者自身的游戏规则来击败社会主义者。俾斯麦手下的一位具有相当自由主义风格的商业大臣接受了这一逻辑，在1872年德意志统一之后，就曾写道：“今日所存在的国家权力看上去已经成为阻止社会主义运动误入歧途的唯一手段了；为了要引导它走向一个更为有益的方向，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在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秩序框架下得以实现的。” [22] 自由派的卢霍·布伦塔诺尽管对俾斯麦大加批评，但他也辨识出了俾斯麦在推动社会保险事业背后所隐藏的更为微妙的策略打算。他在1881年观察指出，对俾斯麦的目的“加以总结是非常简单的”，“每个个体都应当在生活中迎头赶上，跟得上国家发展的脚步”。 [23] 因为相似的理由，在文化斗争（Kulturkampf，1871—1887）中俾斯麦对天主教教会控制德国的学校教育、婚姻登记以及教职任免提出了挑战，打击了梵蒂冈教皇绝对权力论的影响力。

过去历史学家们早已在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划定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更晚近的记录则见证了大量越界行为甚至是合作行为。爱德华·齐默尔曼（Eduardo Zimmermann）对阿根廷“自由主义改良派”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合众国和其他地方：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化对劳工阶层所带来之后果的描述，并被社会主义的伦理承诺所吸引，但他们又对革命以及国有化的意识形态大加抵制。 [24] 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到来的恐惧刺激了他们，他们所受到的刺激等同于社会主义伦理观念对他们的激励。同样类型的平衡——也正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在日本也显而易见。社会政策学会（Shakai Seisaku Gakkai，由东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在1896年创立，同样也以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为楷模）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反对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会创造出极端的牟利意识和不加节制的竞争行为，并进一步拉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他们同样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会破坏当下的经济组织，消灭资本家，并由此阻碍民族的进步” [25] 。

社会自由派希望有一种政治生活，能够接受人道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期待，或更进一步，能够容纳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包括很多来自社会基督教（social Christianity）、合作社（cooperatives），以及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各种社会主义类别。对中国共和运动的领袖孙中山而言，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那些最佳观念并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 ，1888年）中所折射出来的集体观，亨利·乔治包括“单一税”（Single Tax）在内的土地改革观念，以及理查德·伊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改革论（Christian Socialist reformism）。在发表于《民报》的文章中，孙中山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想出“一种方式来改造社会和经济组织，由此才能先发制人地阻止在下一个时代将会出现的社会革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26] 。在写到墨西哥革命时——这场革命与美国的进步时代相同步——美国的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评论指出：对革命领袖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可以被翻译成对改进劳工境遇的支持，因为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支持“建设性的立法” [27] 。这并非不具典型意义。也许瓦尔特·韦尔用他的术语“有条件的社会主义”（conditional socialism）能够精准地捕捉到社会自由主义的精髓——韦尔信奉“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并用这个词同“绝对的社会主义”（absolute socialism）进行对比。 [28]

在所谓的第一次冷战——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时段——到来之前，在社会主义者中区分“新”自由派和“社会”自由派的界限还并不明了。 [29] 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处，两者之间的“开放边界”极难加以定义，但这却使合作的展开成为可能。 [30] 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其实用主义的面相，他们经常同那些为劳工提供各种形式的保护举措的自由派展开合作。实用主义风格的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特别是智利——极为显眼，并同欧洲的无政府运动有微弱的联系。 [31] 我将不会把这种模式称为一种真正的合作；这一合作不是那么正式，也许被描述为合流（confluence）更为恰切，是一种对非正式的“务实的多元主义”（pragmatic pluralism）实践活动的接纳。 [32]

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公民权观念的国际化发展在“一战”之前的数年间就已经涌现出来，并让人感到费解和迷惑，有时还会遮蔽先前继承而来的各类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 [33] 当时，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战”之后，这些范畴都被缩小了（sharpening），它们变得越发刻板且被划定了固定的界限，彼此区隔，甚至针锋相对。这一变化的根由主要得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俄国带来的转型。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土上涵盖了整个苏联）的实际存在将含糊不明、包罗广泛的社会主义理念里的各个信条变成了各项需要加以支持或反对的具体政策。有些事儿，曾经只是在空想中出现，但如今却需要（对它的真实出现）加以适应，这一切都变得越发特殊且饱具争议。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的种种信念如约而至，并经常被（他国）不断索取，特别是合众国尤其如此。在美国，威尔逊和其他的进步主义者们积极推进着一种全新的自由主义，使之成为美国在有别于苏联乌托邦路径之外的别样选择。 [34] 在日本，（不同政治派别）对中间派的侵蚀以及为合作所设置的障碍同样强烈地表现了出来。社会政策学会在1924年之后就不再聚会，这一组织在日益分化的政治文化中被无法弥合的差异撕裂。 [35]

与此同时，在国际范围上，宗教在应对现代工业主义危机上发挥的影响远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大很多。不仅社会福音在美国的进步运动中大行其道，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各类政策也有所回潮。教皇列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 ，1891年）需要放在那个时代中加以重新认识并需要历史学家的关注。它并不是个激进的文件：其目的是要与社会主义展开角力，但同时也对自由派的个人主义深表怀疑。以美因兹主教威廉·E.凯特勒（Bishop Wilhelm E.Ketteler of Mainz）为例，他反对市场中“不受限制的”自由，认为这会催生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以一种不道德的由达尔文所提倡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为特点。 [36] 社会范畴下的天主教教义（Social Catholicism）和《新事物》在精神属性上都是一种家长制的论调，迎合了社会等级制度并反对个人主义，并经常将个人主义看作一种自私自利的伦理特征。但是如果这一立场自上而下被认为是可行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要接受如下的观点：业已建立起来的权威肩负种种义务和责任，其中也包括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的福利。尽管俾斯麦和梵蒂冈教廷常常意见相左，但他们都共享着一种保守主义的评断，即有权有势的一方需要同无权无势的一方展开合作。

对美国的改革家、享有蒙席 [37] 头衔的约翰·A.瑞安（Monsignor John A.Ryan）而言，教皇的立场论证了“保护性立法中所有合理举措”的正当性，这些合理举措包括：保护童工和女工、减少工作时间、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并针对疾病、养老和失业问题设立保险。《新事物》通谕并没有支持某些特定的政策，但在哲学层面上，它却是高度清晰且具有指向性的：“当公众的利益或者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遭受损失或者面临受到侵害的威胁时，当这种威胁不能借助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或受到阻挡时，那么在这个时候，公共当局就有责任出面来加以干预。” [38] 对天主教精英甚至是保守派而言，这一通谕将“社会问题”转型为一种需要加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在拉丁美洲，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天主教国家中，（这一通谕）也给予劳工阶层中的天主教领袖们以极大的鼓舞与振奋。

美国天主教学院和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家们不仅受到了《新事物》通谕的启发，其中一些人还对此加以研究，像他们在德国的新教同行一样，从施穆勒和瓦格纳那里取经，并开设了相关课程。 [39] 从进步主义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瑞安曾是一位最为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天主教哲学中涉及自然法和家长式职责的逻辑解释做出了精致的社会推论。对他以及他的天主教同僚而言，经济活动应当是一种讲究伦理的实践：“经济学上的探寻应当有志于成就一种基础理论，仅服务于那些符合伦理要求的结论。”瑞安在美利坚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同时讲授道德神学和经济学，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40] 在他的教学活动以及他的著述《维持生计的工资：它的伦理和经济面相》（A Living Wage:ItsEth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1906年）和《可分配的公正：当下我们在财富分配中的对与错》（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Right and Wrong of Our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916年）两书中，他试图在维护私人所有权和社会公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梵蒂冈的社会教义激励着天主教国家中的社会科学家们对这些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涌现出来的、全新的社会问题做出检视。例如，世纪之交，在智利大学中有很多法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论文以多种多样的社会争端为题，这既受到列奥通谕的鼓励，也是在这一通谕的框架之下写就的。其中一位论文作者胡安·恩里克·康沙（Juan Enrique Concha）后来协助起草了智利第一部全面的劳工法案，这部法案在1919年由保守派政府通过，那届政府的领导层同样也受到了教皇通谕的影响。 [41]

在天主教国家中，新教徒对社会自由主义做出的贡献曾经一度被完全忽略，特别是在法国尤其如此。那里的新教社会改革家们不仅同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领袖有紧密的联系，也和简·亚当斯在芝加哥的霍尔社区睦邻之家以及美国其他的安居组织、基督教青年会（YMCA）、位于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英国第一座安居之家汤因比服务所（Toynbee Hall）都建立了联系。 [42] 1894年，法国新教社会改革家们在协助创建巴黎社会博物馆（the Musée Social）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法国推动着社会经济学观念的发展。［作为拉扎德·福里勒银行家家族（the Lazard Frères banking family）中的一员，马克斯·拉扎德（具有类似的跨大西洋两岸的改革联系）的职业生涯强调了在改革的跨国网络中与新教理念平行发展的犹太人社会自由主义。 [43] ］正如后世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种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上的改革指挥部，社会博物馆具有重大影响。它所提交的报告构成了法国社会自由主义发展的中心内容，也是国际讨论和研究的焦点所在。 [44]

在法国和欧洲各处，这种社会自由主义背后所潜藏的宗教动力借助志愿性组织的活动而得以表达，这种志愿性组织经常被视为美国所独有的。但是在世纪之交，法国和合众国在这一方面惊人地相似。在意大利，一个在国家干预下推行的极度拮据的计划最终被实力雄厚的私人慈善计划所取代。虽然（私人慈善计划）还不至于上升到承包解决整个“社会问题”所提出的所有任务的高度，但这种（私人计划）对新自由派的挑战却（让人们）发现了一种慈善行为和国家供给之间的可行结合。 [45] 在这三个案例中，非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对劳工阶层中极易受伤的成员给予了多种多样的支持与帮助。相应的，因其为国家提供了这类服务，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也获得了来自国家的、与项目相关的各类扶植与协助。与之同步，在19到20世纪的交替之际，变身为社会服务性组织的美国慈善机构也被国家收编或者收到了国家颁布的牌照，并也常常接受国家的资助。

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第三共和国强调团结论（Solidarism），这就像是一种“合作性质的共和国”（cooperative republic）。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傅亦雷（Alfred Fouillée）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互赖的概念，这一概念影响了法国总理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布儒瓦在《团结》（Solidarité ，1896年）一书中提出了对社会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之道。 [46] 他提出：如果不能对“社会团结的道德责任”保持一种共和主义的感知，那么“光荣的”法国大革命“将无法充分实现” [47] 。多种不同形式的互助社团受到鼓励，其中很多是由工人组织的，甚至受到了国家的资助。 [48] 社会博物馆的筹划者之一珍妮·威尔（Jeanne Weill）受到“（社会）团结”（solidarity）哲学的鼓舞，在1901年创立了社会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ociales）。威尔［以迪克·梅（Dick May）的笔名传世］对一种致力于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机构做出了展望：这一机构中的教授不仅能够而且也必将言明他们的社会研究对政策制定有何深远影响。 [49]

在合众国，相似的期待也极为明显。正像简·亚当斯在1907年指出的：工人之间的“兄弟”之情和日渐增长的集体责任感是一种“席卷世界的道德冲动”中的一部分，它鼓励着（人们）“协同一致地奋力搏击”。 [50] 1919年，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51] 中的部分开创者（其中以赫伯特·克罗利最为知名）早已发愿，希望这一研究机构跟它在巴黎的类似机构 [52] 一样，能够推进一种自由主义风格的社会进程。 [53] 当时，美国人倾向于强调其志愿者传统的独一无二，然而，在世纪之交，我们却可以从欧洲的很多国家中看到：志愿服务主义与国家的关系（在此）早已受到了检视和考验。法国工会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表明：他们对国家有所忌惮，更乐意借助自身联合所形成的力量而非依赖国家对工人加以保护，依赖国家可能会削弱工人和工会的关系。 [54] 创立于1886年的同业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of Labor）在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的领导之下，以同样的原则运转着。这位从事雪茄制作的移民担任了这一组织的主席，一直到1924年去世，他一直被公认为美国劳工的代言人。

在法国和拉丁美洲，来自梵蒂冈、国际志愿者组织以及工会的影响在一个特定的知识背景下被（人们所）感知到，这个知识背景是由一股叫作实证主义的强大观念集丛设定的。实证主义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影响之下早已在法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bilosopbie positive ，1830—1842）与启蒙精神一脉相承，信奉经验主义和经验的证据。此外，跟法国启蒙时代的很多哲人一样，他也希望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带入到同一个系统中来，产生一种统一的有关社会和自然的科学。他努力开创社会物理学这一专门的学科，这是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的科学，它有助于人类对自身所处社会的发展做出掌控。实证主义并不特别强调政治生活或国家；相反，它把整个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提升和改善作为关注的焦点。

实证主义对这场“走出自由放任，接受一种社会经济学观念”的国际运动的特殊贡献正来自它对自主性个人的拒斥和否定。它直接关注社会有机体，以及种种“将个人解释为社会和历史中的一部分，并受社会和历史塑造”的理论。目的在于让这种凭自我意识而展开的社会重构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实证主义的方法，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方法很相似：回避抽象的理论和法则。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实证主义的方法依靠“细致观察、耐心探究和实际经历”。

尽管实证主义穿越了大西洋（抵达到了遥远的美洲），但实证主义却并没有穿越英吉利海峡（影响英国）。英国激进派女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将孔德的大作翻译成了英文，但却跳过了其中的经验主义，（在英国）不管怎么说，经验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卫·修谟的影响，孔德的著述并没有在不列颠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美国却存在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影响深远的孔德派小圈子，其中包括：赫伯特·克罗利的父亲大卫·克罗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的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爱德华·罗斯和赫伯特·克罗利本人。 [55] 但是实证主义的主要影响还是集中在拉丁美洲。那里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在墨西哥——被实证主义的精神所浇灌，取代了教育应当何去何从的理想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概念。尽管存在一种受技术官僚或威权主义影响的经营管理趋向，令古典主义的自由原则大打折扣，但在拉丁美洲，很多实证主义改革家仍自诩为新自由派，信奉受法律保护的平等、推行宪政主义、保护私有财产并维护公民自由。总体而言，他们的实证主义框定了拉丁美洲学者和教育精英们的思考方式，指引着他们远离老旧的自由放任经济学，接纳了社会经济学的种种理念。 [56]

[1] Ely,Ground Under Our Feet,p.133.

[2] 引自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p.82-83。

[3] 关于伊利，参见Ground Under Our Feet,p.133;关于关一，参见Hanes,City as Subject;关于拉丁美洲人，参见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formistas,pp.86-87。

[4] Ely,Ground Under Our Feet,pp.134-35.

[5]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75.

[6] 参见E.R.A.Seligman,“Economics and Social Progress,”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3rd ser.,4（1903）,p.6。

[7] 引自Freeden,New Liberalism,p.9。

[8] Ely,Ground Under Our Feet,p.135.

[9] 国民经济研究会的章程显然被重印了，出处与注解3相同，pp.296-99。

[10] For Gladden’s role，参见同上，p.140。

[11] 同上，p.136。

[12] 同上，p.137。

[13] 引文出处同上，pp.143-44。

[14] Mary O.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Lexington,KY,1975）,p.47.

[15] E.L.Godkin,“The Economic Man,”North American Review.（1891），再次出现在他的Problems of Modern Democracy:Political and Economic Essays（New York,1896）,p.168;William Graham Sumner,On Liberty,Society,and Politics:The Essential Essay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ed.Roger C.Bannister（Indianapolis,1992）,p.231.

[16] 坦慕尼社（Tammany Hall），纽约市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因其总部所在地叫“坦慕尼厅”得名。坦慕尼原为特拉华州印第安人中的一位传奇酋长。1789年由约翰·穆尼组建了“圣坦慕尼协会”（Society of Saint Tammany），该协会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兄弟会团体像印第安人一样内部互称“勇士”，实行复杂的印第安人礼仪，由12名干事负责领导。早期的政治态度具有一定的反联邦党倾向，与杰斐逊派关系密切。后来随着民主共和党的分裂和1828年民主党的建立，该协会逐渐成为民主党在纽约市的组织。1850年后该组织逐渐控制了纽约市政府并将其势力扩大到了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市。其成员在担任纽约市长和地方要职期间为非作歹，使得“坦慕尼社”成为“腐败的城市政治”的同义词，到20世纪30年代其势力逐渐削弱，60年代纽约民主党组织把坦慕尼厅卖掉后，这一组织才寿终正寝。——译者注

[17] 奥尔巴尼助政团（Albany legislature），又名Albany Regency，美国第一个政党机器，由民主党的范布伦组建。1820年范布伦让他的助手们组成了一个协助其处理政务的机构，这些人都来自纽约州中东部邻近哈德孙河的奥尔巴尼城，故得名。该团体领导了参议院中的民主党活动，逐渐发展为民主党的核心团体，并通过在职官员控制了党的代表大会，其指导思想就是政党分肥。1848年在范布伦竞选连任失败后逐渐瓦解。——译者注

[18] Godkin,“Economic Man,”pp.175,174.

[19] Sumner,On Liberty,Society,and Politics,p.231.

[20] J.D.Pierson,“The Early Liberal Thought of Tokuromi Sohō:Some Problems of Western Social Theory in Meiji Japan,”in Kornicki,ed.,Meiji Japan,vol.1,pp.71-72.

[21] 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p.170-72.

[22] 引自Rabinbach,“Social Knowledge,”p.49。

[23] 引自James J.Sheehan,The Career of Lujo Brentano:A Study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Chicago,1966）,p.78。

[24] 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formistas.

[25] 引自Pyle,“Advantages of Followership,”p.224。

[26] Dirlik,“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Chinese Socialist Thinking,”pp.136-40.

[27] Edward A.Ross,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Mexico（New York,1923）,pp.106,109.

[28] Weyl,New Democracy,p.17.

[29]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and 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formistas.

[30] Dawley,Struggles for Justice,p.100.关于划定边界的困难，参见Ros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p.13。

[31] Peter DeShazo,Urban Workers and Labor Unions in Chile,1902-1927（Madison,WI,1984）,p.xxviii.

[32] 这一术语由Blair Ruble提出，对大阪、莫斯科和芝加哥的进步主义政治做出描述。Second Metropolis:Pragmatic Pluralism in Gilded Age Chicago,Silver Age Moscow,and Meiji Osaka（Cambridge,UK,2001）.

[33] 关于法国的案例，最重要的大西洋世界政治范畴的起源，参见Janet Horne,“Le libéralismeàl’épreuve de I’industrialisation:La réponse du Musée Social,”in Colette Chambelland,ed.,Le Musée Social en son temps（Paris,1998）,p.16。

[34] 参见N.Gordon Levin,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1968），可知“一战”后随之而来的背景。

[35] Pyle,“Advantages of Followership,”p.234.

[36] 引自Herbert Hofmeister,“Austria,”in Peter Köhler and Hans F.Zacher,eds.,The Evolution of Social Insurance,1881-1981:Studies of Germany,France,Great Britain,Austria,and Switzerland（London/New York,1982）,p.279。

[37] 蒙席只是一个授予的荣誉，而非具体的教阶等级或职位。天主教神职人员因对教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从罗马教皇手中领受这一荣誉称号。——译者注

[38] John A.Ryan,“Summary of Catholic Encyclicals,”printed as app.1 in Ely,Ground Under Our Feet,pp.296-99.Ryan转引的陈述以及其引文都来自Leo XIII,p.290。

[39] John T.McGreevy,Catholicism and American Freedom（New York,2003）,p.142.

[40] 同上，p.143。

[41] James Morris,Elites,Intellectuals,and Consensus:A Study of the Social Ques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in Chile（Ithaca,NY,1966）,ch.2.

[42] Horne,“Le libéralismeàl’épreuve de l’industrialisation,”pp.19-20.

[43] 参见Christian Topalov,“Les réformateurs du chômage et Ie réseau du Musée Social（1908-1910）,”in Chambelland,ed.,Le Musée Social en son temps,pp.283-87。

[44] 参见Horne,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Horne,“Le libéralismeàl’épreuve de I’industrialisation。”

[45] For Italy，参见Quine,Italy’s Social Revolution,pp.38-39,69,and passim。

[46] John A.Scott,Republican Ideas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New York,1959）,pp.159,164.

[47] 引自Horne,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p.119。也可参见ch.5。

[48] Scott,Republican Ideas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p.181.

[49] George Weisz,The Emergence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France,1863-1914（Princeton,NJ,1983）,pp.309-10.May（Weill）established the school after failing to establish a similar school at the Musée Social as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50] Addams,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pp.147,149.

[51]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位于纽约市内格林威治村一带的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1997年到2005年间曾一度叫作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由基础研究学院和另外七个专业的研究学院组成，采取高师生比的习明纳尔小班教学，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极为著名。最早在桃乐思·潘恩·惠特尼（Dorothy Payne Whitney）的资助下成立于1919年，起初是一部分从哥伦比亚大学出走的教职工为宣扬进步理念、表达自由思想而成立的成人教育机构。主要创始人包括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新史学”的倡导者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以及哲学家约翰·杜威等人。“二战”期间，来自欧洲的流亡犹太学者在此汇聚，极大抬升了这一机构的国际学术声誉，也曾一度被称作“流亡大学”。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查尔斯·蒂利、彼得·伯格、杰克·凯鲁亚克、田纳西·威廉姆斯、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都曾在此执教或求学。——译者注

[52] 指上文提到的社会高等研究院。——译者注

[53] Thomas Bender,New York Intellect（New York,1987）,p.301.

[54] Philip Nord,The Republican Moment:Struggles for Democrac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Cambridge,MA,1995）,p.246.

[55] Gillis Harp,Positivist Republic:Auguste Comt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1865-1920（University Park,PA,1995）.

[56] Charles A.Hale,“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in Latin America,”in Leslie Bethell,ed.,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Cambridge,UK,1986）,vol.4,pp.387,388.也可参见Charles A.Hale,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ism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Princeton,NJ,1989）。

职业风险和道德想象

在法兰西和日本这两种相距遥远又差异显著的社会中，19世纪的80年代见证了一场道德想象中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指向也许可以被称作对客观社会权益和社会责任的再认知。在日常生活中使劳工阶级极易受伤、缺乏安全保障的那些风险和不幸被以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方式——被当作“职业风险”——来加以理解。人们把这类风险从一种老旧的道德论，即将风险归咎于个人的责任和过失中分离出来。工业生产中的事故不再被看作一种道德失误或粗心大意，而被看作现代性中的一种实际境遇（这种境遇应当以客观的方式加以强调），并承认受害者的各种权益。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各种地方上的、特定的追责推理（formulations）缤纷各异，然而出现了一种对责任感的全新理解，其所强调的重点从个人责任转向了集体责任，这种新理解对国家而言也发挥了一种重要的——尽管还不是评判性的——作用。此外，这种新理解还有效地创造出了一种权益来保护产业工人。例如，在日本，受到大众广泛讨论的“社会问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将贫困视为现代社会境遇的产物，而不再是“个人道德缺陷的后果”，并认为穷人“是现代经济体中与个人无关的结构性力量的受害者”。

然而，并非穷人首先从这种新理解中获得益处，因为这种新理解是随着古代武士阶层的新近衰落而受到了哺育，从而得以出现的。在公共政策中，首次承认不幸的社会原因，这是对“武士阶层失去权势与特权”所做出的回应，武士阶层的失势是1867年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运动的一种社会后果，这一运动将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封建的过往中带离，走向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传统军事贵族的武士失去了他们的产业和谋生之道。他们的衰落，以及他们在抵御变迁时所遭遇的威胁，被视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产物，而非个人品质的后果。由于接受了这种“某阶层中的个人逆境有其社会根源”的归因，自1871年开始，政府展开了一项武士复兴政策，目的在于要给予他们全新的机遇，使之能够成为对日本经济现代化有用的贡献性力量。

然而，这一事件出人意料且非比寻常，这种对遭遇不幸和承担责任的认知变迁早就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种种推衍。植木枝盛 [1] 在1885年写道：“穷人并非是被上天所摘选出来的（也就是说，并非是因为他们有罪），他们跌入那种状况只是社会境遇的结果。”这种对道德现象的再认识的确迎合了改革派的需要，并且也受到了来自日本社会政策学会的学者和官僚的推动。 [2]

在法国和比利时，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待方式极为不同，但答案却并无异议。（人们心中）存在一种原始的，也许是违反直觉的意识，即现代性会引发更多而非减少肢体上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在城市中，在那些重中之重的工作场所，尤其是在工厂里，更是如此。人们对工作场所的危险性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理解，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统计科学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工业生产中的事故在统计学上是可以预测得到的：社会科学家们在时间的纵轴上对同一家工厂中发生于不同人事安排下的事故率做出了研究，他们发现：不断被替换的工人并不会对事故发生率造成影响。个体疏忽大意的因素被剔除了出去，事故的发生并非任何个体行动者的错。 [3]

无论这项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何价值，它都激励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产生：工业生产中的事故只是一种现代现象，而非个人疏忽大意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问题，它与那种对个人的责任心和道德感予以追究的老旧概念毫不相干。这种崭新的客观化理解构成了1898年出台的《法国工人赔偿法》（French Workers’ Compensation Law）的根基。当时，人们期待雇主来承担赔偿所造成的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理应受到指责。他偿付这种损失只是因为统计分析表明：在一个工业组织中，即使运转良好，也会产生工业生产事故。这是一种客观的、可以统计出来的事实，而非一种道德不良的后果。 [4] 工人接受赔偿也并非接受慈善施舍，或必须借助法律诉讼来为其撑腰，相反，工人接受赔偿是以一种隐含的、以国家为后盾的契约为理据，这种契约承认职业风险的存在，并奠定了工人可以从中受益的基本权益。

工人早就设计出了一种方法来处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由其互助性社团所发展起来的保险事业。保险事业将风险社会化了；穷人投保得越多，就越能获得安全上的保障。法兰西和其他各国政府自身也逐渐认识到：它们有责任来对风险做出承保，由国家资助的保险事业不仅将风险降到了最低，而且也以某种方式将不平等降到了最低。工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具有投保资格的人，在不再需要个人追诉的情况下，他们都将受到保护，远离风险。所以在自由放任经济学指导下的劳资冲突发生了变化，从一种责备过失、追究责任并诉诸争讼的冲突转变为了一种致力于借助客观的社会实践，将双方都从一种罪责的重负中救拔出来，并且无须再去揪出犯错者的问题解决之道。 [5]

人们可以提出如下结论：这种保险业的逻辑认识到了社会的互相依赖性，并由此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种事实上的模式。事实上，在1905年，法国的社会学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在国民议会（the Chamber of Deputies）上提出了这一点。 [6] 几乎在同一时间，莱昂·布儒瓦也宣称：

如今，在20世纪初，抵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风险——疾病、事故、失业、养老——针对所有公民的团体保险组织已经出现。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这都是其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是必须加以认识的社会职守。 [7]

总之，在当时，社会福利国家正是以一种社会保险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在20世纪的头20年，随着这一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散布，对“职业风险”的技术管理日渐取代了那些陈旧的“社会问题”，并特别在思想上对那种指责工人粗心大意、玩忽职守并最终引发不幸的观念做出了反击。 [8]

然而，在这一发展方向上，合众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此类政策的步伐却是缓慢的。一直到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通过之后，美国才开始接受这种社会保险的观念，但国家资助的医疗保险在美国依然是一个不被接受的观念，这在业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是极为特别的。美国政府在各州当局支持工人组建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也相当滞后，而在19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组建工会的权益是推行团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或所谓的《瓦格纳法》（Wagner Act）出台，在此之前，美国劳工联合、组建工会的权益并不受全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中，有许多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在实际效果上采取了保险的形式，抗击了现代社会的各类风险。从养老金、按揭保险、储蓄账户险到失业保险，早在“新政”前的几十年里，这些险种就已经在其他国家发挥了作用。

在美国，职业风险的论调并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大张旗鼓。当美国的改革家们认识到了社会和环境原因对个人不幸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时，他们的关注点着眼于家庭和家内生活，而非聚焦在工作场所和产业劳工身上。为这一认知路径提供良证的正是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和他的知名摄影集《另一半人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1890年），此书推动了美国城市中的重要环保改革。这类改革因创建了城市公园和运动场，并出台法规有效管制了穷人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对穷人的健康造成危害、对生命造成威胁的周边居住环境）而著称于世。改革虽然对工作场所施加了干涉，但积极的国家行动仍然匮乏。他们禁止某些（不合规的建筑）行为［正如在著名的1901年《纽约州经济公寓住房法》（New York Tenement House Law）中所规定的那些限制］ [9] ，但并不要求房东提供合格的居住环境，也不划拨公共资助以实现（提供合格居所的）这一目的。在采取积极的住房政策上，合众国再次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只是到了1937年才出台了《瓦格纳住房法》（Wagner Housing Act） [10] 。

这种滞后难道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火候未到吗？不管后事如何，难道这不意味着美国人对此类事务有一种别样的思考方式吗？不能再只是简单地说美国人对发展和践行这种全新的道德想象的行动缓慢了，这种道德想象认识到了现代性和风险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工业环境变成了一种有待修补的客观条件，不再为追究责任的争论提供任何机会。在美国人讨论社会问题时，职业风险的措辞相对缺席；美国人倾向于聚焦家内的环境，而并不关注工作场所。这两种征候似乎预示着一种答案。

除了那些家庭地点也是工作场所的特例之外，里斯对工业生产的条件未加注意。但当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写出了他的小说《丛林》（The Jungle ，1906年） [11] ，对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工作条件进行了最初的揭露，他的意图就是要表明：在工业生产中存在着客观的危险，在城市中存在不安全的隐患。他的标题声称：城市工业社会给工人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无非将生命置于丛林之中（充满隐患，听天由命）。辛克莱的小说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在于其文学价值，而在于其情感倾向，该书对工业生产中的工作场所及其各类风险做出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描绘。然而，不要说美国政府了，就是所有读者都似乎对这数百页的篇幅并不买账。相反，他们以辛辣的口吻对书中记述食品污染的少数页码做出了回应和反馈。辛克莱支持的工业立法并未出台，相反，其结局却是促进了一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纯净食品和药品法》（the Pure Food and Drug Act，1906年）的通过。这项法规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一项重要的立法，但在那个时代，它同样也标志着一种失败，即拒绝承认围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所出现的更大的社会问题。

聚焦消费，将更大的问题转移到了消费者保护和家内风险领域。这种美国人的思考方式把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家庭场所而非工厂当作了研究的焦点，甚至使其成为问题本身。在1900年，家庭曾是妇女的天下，但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却使家庭成为一种道德领域，在此，事关道德责任的论调大行其道。 [12] 这种认知框架夸大了“传统家庭价值”的重要性，也夸大了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及处理现代工业生活的不安感时，传统性别角色所发挥的作用。其效果就是市场受到了管制，但管制只限于那些与家庭生活和妇女工作相关的领域，以确保其家庭成员的家内安全。这构成了某些人所说的美国福利制度成形时的母权偏见，但它同样也阻碍了美国人的认识能力，使之无法对新型社会世界中更大的伦理推论做出想象。 [13] 我怀疑这正是合众国（在这一问题上）落后的原因所在。其他国家都更早、更充分地理解并回应了这种现代工业生产的条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并以法律为保障，为人们提供了保护，使之免于遭受这类风险。

当时，美国人对运行良好的市场领域拥有不同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概念被一种性别考量所指引着），但这些概念并不奏效，在市场领域之中还存在着一些越界到市场领域之外的种种权益。商业活动被准许在工厂中充分展开，但当市场触及家庭生活时，它就会受到高度的管制。这类区分是相当严格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分，合众国依赖着一种对工业社会中的弱者施加保护的慈善救济理念，而拒不承认人们享有受到保护、获得安全保障的一般性权益。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所带来的危机强迫人们再次做出思考，对工业社会中有关家庭、工作和不安全感的道德假设再三斟酌。然而，合众国政府却卷入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思索中来，这些思索包括：工人的各项权益、国家对生产场所施加干预的价值所在，以及社会保险的重要意义。此外，当国家接受了对工人安全负责的观念之后，政策的实施依然会因性别假定和种族区分而被大打折扣。 [14] 在外人和美国人自己看来，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现代国家，合众国在此落入了一种陷阱之中，这种陷阱就是关于道德归因和责任追究的陈旧假定。合众国在把握各类社会权益的客观性上更为迟缓愚钝。

[1] 植木枝盛（Ueki Emori，1857—1892），日本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思想家，鼓吹以鲜血为代价去争取自由。——译者注

[2] W.Dean Kinzley,“Japan’s Discovery of Povert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2,no.1（1988）,pp.1-24（引文出自pp.10,12）;也可参见并不一致但也具有一定兼容性的记述Harry D.Harootunian,“The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of the Samurai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no.4（1960）,pp.433-44。

[3] Philip Nord,“The Welfare State in France,1870-1914,”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8,no.3（1994）,p.824.

[4] 参见Françis Ewald,L’état providence（Paris,1986）,pp.16-18.

[5] Rabinbach,“Social Knowledge,”pp.48-51.

[6] Robert Castel,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Paris,1995）,p.297.

[7] 同上，p.321。Translation by Emily Marker。

[8] 例如，可参见JoséGresti,Los accidentes del trabajo（Buenos Aires,1907）,p.17;Miguel Angel Garmendia,Jurisprudencia del trabajo（Buenos Aires,1918）,p.28。后者特别指出这一观念是一种“相当现代”的观念。Unsain在《前言》中采取了同样的立场。Aguirre,ed.,Apuntes de legislación industrial,pp.10-11,24-25.也可参见Kohler and Zacher,eds.Evolu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9] 此处应为New York State Tenement House Law，进步时代的一项州立法，要求在纽约州境内建设的租赁住宅必须具备良好的通风系统，确保每个房间都有窗户，有室内洗手间和消防设施，并且还有倾倒垃圾的庭院。——译者注

[10] 该法案提出要改变“体面、安全和卫生的住房极度短缺”的状况，明确要求由地方公共住房管理局来负责建设、拥有和运营公共住房。——译者注

[11] 中文常直接译作《屠宰场》。——译者注

[12] 这一时期，芝加哥的家庭、性别和道德关系，参见Gwendolyn Wright,Moralism and the Model Home:Domestic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cago,1873-1913（Chicago,1980）。

[13] 对性别与美国管制型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绝佳分析，参见Felice D.Batlan,“Gender in the Path of the Law:Public Bodies,State Power,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Late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City”（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2004）。

[14] 参见Linda Gordon,“Social Insurance and Public Assistance:The Influence of Gender in Welfare Th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1890-193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no.1（1992）,pp.19-54;and Ira Katznelson,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2005）.

国际上的改革和世界范围的网络

居领导地位的进步主义劳工改革家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在他的自传《我自己》（Myself ）中，对他在1910年接受挑战，为威斯康星州起草《工业委员会法》（the Industrial Commission Law）一事做了追忆。当时，他是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自己在筹备期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用了50名研究生。康芒斯把说多种语言的学生聚拢到一起，以研究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立法。随后他又在讲习班的教室里陈列了一个有关“各国劳工法规”的“巨幅表格”（large sheets）。 [1] 他的这一举动确认了人们早已注意到的两个观点：学者们都深深地卷入了自由主义的重建过程中来，并且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差遣一支多语言的学生团队来展开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让改革议程实现国际化的方式之一，并能将研究所得的信息最终散布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当然，（我必须承认）还存在很多制度化的或非正式的其他形式。

无论是学术圈里的学者还是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当选的政要还是慈善家，他们都属于改革派，对他们之间的交流活动做出检视，也可以据此支持“改革国际化”的说法。 [2] 在细致研究了里昂城的档案之后，一位研究城市改革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伊夫·索尼尔（Pierre-YvesSaunier）日益对如下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城市规划专家和改革者的社交网络已经足够密集，以至于可以将其看作一场国际运动。市长办公室的卷宗以及里昂城内多种城市代理机构的档案事实上揭示出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通信模式，在通信过程中，写作者分享着社会科学上的发现，并在不断涌现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各类政策中识别出了学习的榜样。纽约历任市长的通信卷宗也展现了相似的证据，以证明交流和咨询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 [3] 流转中的信息量相当巨大。［正如人们所预测的，信息在分布上并不平衡。至少对一位评论员、讨论欧洲工业改革的英国权威人士亚瑟·沙德韦尔（Arthur Shadwell）而言，就是如此。他深信：合众国和德国似乎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信息，他相信这两国一定比英国多。 [4] ］

这种共享的知识大部分都被确认为一组“杂乱无章且随意偶发的”存在，它们是旅行、游学和公务招待的结果，也是在讨论工业化和城市事务的不计其数的会议中（各色人等）对外接触的结果。 [5] 但它同样也包含了高度聚焦的探寻目标，这些探寻活动常常受到人数不断增长的国家官僚们的驱动，并特别被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博士论文所讨论。在欧洲、南北美洲、日本的每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中，似乎有大批研究生，在被国际参考文献架构起来的研究计划中，投身于对社会问题的检视。

立法机构和政府机关也推动了与国际参考文献相对等的国内政府文献的积累。例如，纽约州立法机构里的经济公寓住房委员会（the Tenement House Committee）在1894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对不同国家住房政策的总结，并从居住密度、健康指标和租金三方面对纽约城和世界上的其他大城市——不仅限于西欧，同时还有印度、日本、俄国和奥匈帝国中的城市——进行了比较。 [6] 1902年，全国工业调解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Conciliation）为对劳工管理事宜加以研究，也将其调查投射在了一个相当宽广的范围上，涵盖的数据来自英格兰、加拿大、法兰西、德意志、比利时、意大利和土耳其。 [7]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国家劳工部（National Labor Department）对各类政策进行了信息汇编，其中涉及新组建的苏联、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德意志、挪威、瑞典、比利时、英格兰、法兰西、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劳工政策和管理策略。 [8] 1914年到访阿根廷的爱德华·罗斯注意到：“任何在先进国家运转良好的政策如今在阿根廷都获得了一种细致的听证。” [9] 有目共睹的是：当查尔斯·比尔德在1922年造访日本时，他发现那里的改革家和城市专家们阅读着一样的研究成果并知晓同样的政策动议，这与他远在纽约的、市政研究局（Bureau of Municipal Research）的同事所掌握的信息如出一辙。曾对比尔德发出邀请的东京市长后藤新平子爵（Viscount Gotō）（后来他在1923年成为内务大臣）“对发生于纽约城的重要市政事件极有兴趣，甚至远比阿勒格尼山脉 [10] 以西的那些美国市长都有更深入的关切和好奇” [11] 。与之类似，曾是东京大学教授，随后又担任了大阪市长的关一也密切关注着欧洲住房政策的发展，他追踪相关立法，如1909年出台的《英国城市规划法》（the British Town Planning Act），并出席相关会议，其中包括191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规划大会（the Internat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他的通信对象包括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城市改革家的大部分：帕特里克·盖迪斯 [12] 、彼得·克鲁泡特金 [13] 、威廉·贝内特·门罗 [14] 、约翰·诺伦 [15] 、A.C.庇古 [16] 、B·西伯姆·朗特里 [17] 、劳伦斯·维勒 [18] 和雷蒙德·昂温 [19] 。 [20] 像美国的约翰·康芒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何塞·阿奎雷（José Aguirre）、亚历杭德罗·温萨因（Alejandro Unsain）、科斯梅·桑切斯·安泰洛（Cosme Sánchez Antelo）、华金·V.冈萨雷兹（Joaquín V.González），他们也都深深地卷入到了工业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来，渴望跻身国际思想界并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他们不断旅行，参加各类会议，阅读比利时、丹麦、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大不列颠、匈牙利、荷兰、卢森堡、葡萄牙、意大利、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改革家们的作品。 [21] 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在其第123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承认工人拥有种种权益，并认为（政府）应对其加以保护。这是那时在南北美洲对工人所做出的最强有力的承诺，并为墨西哥的社会公民权做出了重要的声张。 [22] 这是一种自觉为这一主题的国际化思想代言的表现。起草这一宪法的何塞·马西亚斯（José Macías）是总统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手下的近臣，在克雷塔罗城（Querétaro）召开制宪会议之前，卡兰萨把他派到了美国，采访了纽约、芝加哥、巴尔的摩和费城的劳工状况和管理技术。他同时还修习了欧洲各国的劳工法规，并在制宪会议讨论工业争端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比利时、法兰西、德意志和合众国的前车之鉴。 [23]

劳工领袖们同样也参与到了这场国家讨论和国际交流网络中来。例如，在日本建立的第一个工会就是由高野房太郎（Takano Fusatarō）于1890年创立的，他虽然是日本大学的毕业生，但曾在美国的西海岸当过苦力；当他要回到日本时，还获得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塞缪尔·龚帕斯的鼎力支持，让他在日本也成立了工会。高野房太郎同样还受到了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国际联系）的支持，在他们的合作和协助之下，双方一起创建了日本工会促进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Labor Unions in Japan，1897年）。 [24] 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存在争议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这一名号，在全球范围也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在欧洲、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各处皆设立了分部。试图巩固墨西哥革命果实的墨西哥劳工运动在“一战”之后也密切关注了俄国、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合众国的相关进展。 [25]

1919年，在四年可怕的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前交战各国聚首凡尔赛宫，以商议和平条约的各项条款。大卫·劳合·乔治受到了来自英国工党党内各大工会的强大压力，将劳工问题提上了议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召开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也曾把这一问题提上议程；但这项提案很可能未曾被梅特涅亲王（Prince Merrernich）所理解，并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硕果。然而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919年，在威尔逊和龚帕斯的大力支持之下，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十三条，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rOrganization）得以创建，并向所有签署这一条约的签字国提出了一项要求，即承认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益。 [26] 由于威尔逊无法获得美国国内支持以批准通过这个其倾注心血、一手打造的和平条约，所以（世人）对他的失败嘲讽颇多，其中有一点就指出：这一条款并无法制约美国，美国的劳工一直等到“新政”时代才获得了此项权益，而在那之前，政府从未确认过他们有组织起来的权益。

国际劳工组织受到支持和鼓励，“从国际的角度”探究了“雇佣活动的种种境遇”，并随后在一次年度会议上讨论了这些担忧。召开于华盛顿的首次年会，同时受到了威尔逊和龚帕斯的鼎力支持。 [27] 国际劳工组织很少能引起美国劳工史家的注意，但在其他各个实现了工业化以及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它却很被当作一回事儿，它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影响了社会公民权观念的发展。例如，日本人就因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了批评而备受刺激。在会上，日本人的劳工政策被冠以“陈旧过时的”特点。遭受指责的可能，或者更糟的是被排除在国际争论之外的情况，令他们深感担忧，最终为引发日本的相关改革添了一把柴火儿。国际舆论激励着日本的保守派，使之变得越发灵活机动，并有助于引发（保守派）对工会的再认识。 [28] 日本并非唯一一个存在过此种担忧并试图避免被贴上落后标签的国家。在社会立法方面，试图将自身与国际进步力量等量齐观的智利和阿根廷也渴望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南美的工人们抓住了这一机遇并在1919年组织了一场西半球的会议，来讨论被提上议程的劳工法规。大多数劳工运动的派别都选派了代表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这次国际劳工会议。

1920年，当阿图罗·阿莱桑德里·帕尔马（Arturo Alessandri Palma）当选为智利总统后，他希望颁布一项劳工政策，以达到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的标准。他以自由联盟（Liberal Alliance）的名义并使用“社会自由主义”的语言，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劳工法案。这一法案由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摩西·波夫莱特·特龙科索（Moisés Poblete Troncoso）起草，特龙科索深受法国人对自由放任政策之批判的影响。保守派对社会政策的反对酿成了一场危机，并随之引发了一场军事政变。然而由于身处同自由派所结成的奇怪联盟之中，智利军方还是在1924年保证了帕尔马所提出的这项进步立法的通过。 [29]

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全国公民联合会（the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到访英国和德国，去学习那里的健康保险制度；当敌对活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英国，所以他们放弃了继续去德国的原定计划，打道回府了。同样也是在战前，教育旅行协会（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Travel）常常定期组织相当深入的游览观光活动，它曾组织过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公民与社会观光团（Civic and Social Tour），考察了法兰克福的社会保险事业，观摩了伦敦的住房状况，并参观了巴黎的社会博物馆。 [30] 众所周知，在战后，好奇心的驱使，外加恰逢其时的邀请，将比尔德带到了日本。比尔德先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约翰·杜威也在1919年展开了一场相似的旅行，到访了日本和中国。跟杜威比起来，比尔德对他在亚洲之所见更为印象深刻，并备受感染。但此处的重点不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而在于：好奇心敦促着这两位美国杰出的进步主义者启程出发，开始了一场艰辛的跨越太平洋的行程。两人都认定：作为一种现代性之情境的社会自由主义早已将其触角伸到了全球范围，不论社会自由主义在地方上有哪些变种并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比尔德和杜威两人都发现了那一（现代性）情境的明显例证。 [31]

如果订阅《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896年首次出版于费城），读者们坐在家里就能获得一种相似的环游世界的体验。这一刊物头20年的目录列表表明了它对世界地理分布的感知。必须承认：被这些（足不出户）坐在扶手椅上的读者们安逸观光过的大多数站点都位于欧洲，但观光活动也涉及了波斯、中国、俄国和拉丁美洲，同时还有很多在政策上有所创新的欧洲殖民据点。事实上，许多欧洲的社会和城市改革理念都曾在殖民地经受测试，殖民地成为一种新政策的实验室（法国的城市政策也许最为重要，并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 [32]

像很多国际改革网络中的总部一样，巴黎的社会博物馆跟合众国、俄国、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新西兰、阿根廷、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尼德兰等国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和活动家都保持了定期的接触。作为一个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家、政客、哲学家和国家行政管理者得以聚首、汇聚之处，社会博物馆打造出了一种由改革思想和改革家所构成的“混合体”（mélange），使“社会实验”成为可能并促进了这种实验的展开。 [33] 其图书室内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物，以及来自多种不同改革团体，从社会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从英国的费边派到美国的劳工骑士团（American Knights of Labor）的捐赠。 [34] 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对这一巴黎机构的模仿：1910年在庆祝阿根廷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会博物馆（EI Museo Social de Buenos Aires）也得以组建，其目的正如它的奠基人托马斯·阿马德奥（Tomás Amadeo）在《社会经济》（Economía Social ）中写道的：“要增进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公正性。” [35] 一年后，阿马德奥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建了阿根廷社会博物馆（the Museo Social Argentino）——正如它的名字所呈现的那样，关注的对象从一座城市变成了整个国家。1913年作为东道主，阿根廷社会博物馆迎来了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尽管此次邀请的主要理由是要对他采取的极具侵略性的门罗主义和罗斯福“推论”提出质疑和审问，但罗斯福还就借助国家行动解决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 [36] 何塞·M.萨拉韦里亚（José M.Salaverría）观察到：这些机构“如同在此”呈现出了“整个世界”，不仅所提社会问题在世界上存在共性，其答案也同样如此。阿根廷人对他们的“社会经济”展能在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1915年）上斩获大奖深感自豪。 [37] 在纽约，一个短命的社会经济博物馆同样也被看作是巴黎社会博物馆的变种，在米兰，有一个类似的、更长久的机构（与巴黎的社会博物馆相比，更能与劳工运动相结合）于1911年开张，但到了1925年却被法西斯主义者关闭了。 [38]

意大利人的国际联系网不仅限于同法国人建立联系。意大利的社会科学家同样将目光投向了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在阿希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和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的领导之下，像美国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他们组织起了一个以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为样板的学会，并称其为：政治经济学实验室（Laboratorio di Economia Polirica）。 [39] 阿根廷的社会科学家同意大利的学者维持了重要的联系，也许这并不让人意外。一位阿根廷社会学家中的领头羊、自身正是意大利移民后裔的何塞·英格涅罗斯（José Ingenieros）转而与意大利的洛里亚合作，并将意大利的经验介绍到了阿根廷。（碰巧的是，洛里亚也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施加了重要影响。）1913年，英格涅罗斯明确言明了一场极为深入且影响重大的、阿根廷版的“进步主义社会化”，随着国家干预的深入，这一运动足以推进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发展。 [40] 尽管有关城市规划和市政社会主义的德国理念在美国受到了亦步亦趋的追捧且最具影响效力，但意大利人同时也出版了一份期刊来讨论城市改革。并且法文期刊《直接管理年鉴》［Annales de la régie directe ，1925年被重新定名为“集体经济年鉴”（Annales de l' éonomie collective ）］也最终在北美、南非、锡兰和印度、巴勒斯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被广泛征订。 [41]

在世界各地，这些改革家致力于将其改革观念输送给公众，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公开展演，随着政策争端的升级，他们也会进行巡回展演。其技术手段包括：从简单地在新闻报章上发表文章，到举办引发好奇的展览。这类展览按照地理区域展现出了有关健康、住房、公共开支和相关主题的统计数字，还包括图片展、幻灯片演示，甚至是电影放映。纽约讨论社会议题的招贴画和公共展览起到了一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比尔德评论指出：类似的展览也充斥于东京的上野公园（Ueno Park，这一公园的影响基本等同于纽约的中央公园）。“在那里，展览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同美国城市中的各类展览相提并论。” [42]

人们应当如何对这种改革观念的流传和散播做出最佳描述呢？在一项对美国进步主义的国际维度所展开的重要研究中，丹尼尔·罗杰斯倾向于假定一种横贯大西洋的管道的存在，正如他在著述的标题上所说的，存在一种《大西洋上的跨越》（Atlantic Crossings ）。他特别指出了美国人渴望向欧洲人学习，但他还表明了同等重要的一个观点，即观念的交通同样也会走向反面，特别是有关教育的观念尤其如此。这种双向的交通同样也被詹姆斯·克洛彭堡从哲学观念上观察到。 [43] 美国人也许远比其他地区的人们都更加渴望获取欧洲的观念，但作为接受者的同时，美国人也是付出者。

然而，国际改革运动绝非仅限于大西洋世界。正如我试图清楚说明的那样，大西洋世界只是国际改革活动的舞台之一。全球性浪潮席卷世界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大规模城市化，作为对全球性浪潮的回应，（人们）提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我们怎样才能绘制出一幅展现“改革的观念和政策在全球流动”的地图呢？难道仅仅是增加交流的管道，添加驶向更多目的地的航线吗？我们当然可以那样做，但我深信，如果那样做将会掩盖观念和政策在运动过程中所存在的活力和动能。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隐喻来解释极为不同的开放模式，借助这种模式，观念和政策得以展开国际交流。

与其勾勒海上航道，倒不如想象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分布（不存在任何一个不能抵达的地方），这张大网使位于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各个地方都能够获取信息。事实上，没有什么隐喻或类比比计算机共享文件更能对国际改革共同体中的信息流转做出绝佳描述了，今天，我们对“在互联网上交换音乐文件”这种共享信息形式再熟悉不过了。网上存在一个巨型的信息商店，几乎可以对所有的发问提供答案。社会科学家、慈善家、劳工领袖以及官僚们积极地交换着开放的文件。人们可以借助网上冲浪来获取具备潜在价值的各类有用的政策观念和政策模板。这里并不存在观念和政策的买家和卖家，或者“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固定模式。 [44] 虽然更多的观念和政策参照来自德意志，而非阿根廷和合众国，但消息是向每一个方向辐射出去的。欧洲人对南美在1910年到1925年间的社会立法同样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敦促南美的许多政府出版了有关劳工和社会立法的文献汇编。 [45] 考虑到自身的规模、人口和工业化水平，某些国家对信息浏览的依赖远比人们原先预计的要大得多：来自丹麦、比利时和新西兰的改革家们热切渴望获取信息。在社会政策上，新西兰一般被公认为最领先的国家，但它却也对美国人的政策情有独钟、极有兴趣，因为在美国，对个人主义的认同跟在新西兰一样也都极为高涨。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些意外：对不同城市而言，格拉斯哥（Glasgow）曾在1890年到1920年间被视为效法城市服务之市政自治经验的“圣杯”。 [46] 当然，并非所有的共享文件最后都会变成一种实际的政策。但是观念和政策不被采纳却常常引发重要的讨论。仅讨论活动的规模，就足以产生权重和威力以引发一场运动。每一位改革家、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国家在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汗牛充栋的文档时，都深知他们自己的文档也是这份更大信息库中的一部分。

信息的全球共享指向了一种全球化的社会和政策事务，信息的同步性也预示着种种全球共享事业的推进。很显然，在全球范围内，知识分子和政客、改革家和官僚、产业主和工人都在面对种种由工业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挑战。鲜有观念从南美流向北美，从亚洲流向欧洲——这是真实准确且显而易见的。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探究由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曾是一种深入的国际努力，世界各处的很多国家都曾卷入其中。

[1] John R.Commons,Myself（New York,1934）,p.230.

[2] Renaud Payre,“A European Progressive Era?”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no.3（2002）,p.496.

[3] Pierre-Yves Saunier,“Changing the City:Urba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Lyon Municipality,1900-1940,”Planning Perspectives 14,no.1（1999）,pp,19-48.有关纽约市长文档的信息由Tulane法学院的Felice D.Batlan告知，检视这些文档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专门研究在进步主义时代管制型国家的出现并注意到了大量的国际通信。

[4] Arthur Shadwell,Industrial Efficiency: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ial Life in England,Germany,and America,2 vols.（London,1906）,vol.1,p.27.

[5] Saunier,“Changing the City,”p.21.

[6] State of New York,Assembly,Report of the Tenement House Commission of 1894（Albany,1895）,pp.256-59,566-67.

[7]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Conciliation,Industrial Conciliation（New York,1902）.

[8] Unsain,Legislación del trabajo.

[9] Edward A.Ross,South of Panama（1915;New York,1921）,p.134.

[10] 阿勒格尼山脉（the Alleghenies），北美阿拉巴契亚山系的西北分支，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境内延伸，东侧隔大谷地与蓝岭山脉相平行，是早期西进拓荒的一道障碍，也是大西洋水系和墨西哥水系的分水岭。——译者注

[11] Beard,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Tokyo,pp.5-6.

[12] 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苏格兰生物学家、人文主义规划大师，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人和环境的关系以及决定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是西方区域综合研究和区域规划的创始人。——译者注

[13] 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带入到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花园城市之父、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曾深受他的影响，田园城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理性设计上的大融合。——译者注

[14] 威廉·贝内特·门罗（William Bennett Munro），加拿大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后参与了加州理工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创建。以对新法兰西的领主体系和美国的市政管理研究著称。——译者注

[15] 约翰·诺伦（John Nolen），第一位美国人公认的市镇规划师，他和他的事务所完成了超过四百个规划案例，涉及全美的25座城市，并参与了哈佛大学校园的景观规划。——译者注

[16] A.C.庇古（A.C.Pigou），英国经济学家，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著有《福利经济学》。——译者注

[17] B.西伯姆·朗特里（B.Seebohm Rowntree），英国的企业家和管理学家，由于对企业中人的因素的出色研究，被誉为英国行为科学的先驱。——译者注

[18] 劳伦斯·维勒（LawrenceVeiller），1923年曾著有《纽约州经济公寓住房改革》（Tenement House Reform in New York,1834-1900）一书。——译者注

[19] 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英国建筑师，曾参与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关注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译者注

[20] Hanes,City as Subject,pp.198,208.

[21] 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formistas;Aguirre,ed.,Apuntes de legislación industrial

[22] Claudio Lomnitz,“Modes of Citizenship in Mexico,”in Luis Roniger and Carlos Waisman,eds.,Globality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Comparative North Ame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Brighton,UK,2002）,pp.276-77;Ross,Social Revolution in Mexico,p.115.

[23] E.V.Niemeyer,Revolution at Querétaro:The Mexica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916-1917（Austin,TX,1974）,pp.101,114-16;Comisión Naciónal,Diario de los debates del Congreso Constituyente,1916-1917,2 vols.（Mexico,1960）,pp.1046,1043.

[24] 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17.

[25] Alan Knight,“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c.1900-1920,”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6,no.1（1984）,p.77.

[26] 关于劳工组织的条款，参见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43。

[27] Kathleen Gibberd,ILO:The Unregarded Revolution（London,1937）,pp.10,13,15,17

[28] 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p.64,108.

[29] Morris,Elites,Intellectuals,and Consensus,ch.6.

[30]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69.

[31] Beard,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Tokyo;John Dewey,Character and Events,ed.Joseph Ramer,2 vols.（New York,1929）,vol.1,pp.149-69.

[32] Wright,Politics of Design.

[33] Pierre Rosanvallon,preface to Chambelland,ed.,Le Musée Social en son temps,pp.7-8.

[34] Horne,Social Laboratory for Modern France,pp.152-55.

[35] Alicia Novick,“Le Musée Social et l’urbanisme en Argentine（1911-1923）,”in Chambelland,ed.,Le Musée Social en son temps,p.338.

[36] 引文出处同上，罗斯福的到访，参见p.344。罗斯福的演说：Speeche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Museo social argentino’Dr.Emilio Frers and of Col.Roosevelt at the banquet given in the Colón theatre（Buenos Aires,1914）;Verdades y verdades a medias,segunda conferencia en el teatro Colón…1913（Buenos Aires,1913）。也可参见Zimmermann,Los liberales reformistas,p.76。

[37] Novick,“Le Musée Social et l’urbanisme en Argentine,”pp.334,344.

[38] 关于纽约，参见Saunier,“Changing the City,”p.39;关于米兰，参见Patrizia Dogliani,“La naissance d’un Musée Social en Italie,”in Chambelland,ed.,Le Musée Social en son temps,pp.359-64.

[39] Dogliani,“La naissance d’un Musée Social en Italie,”p.360.

[40] Hale,“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in Latin America,”p.407.

[41] Patrizia Dogliani,“European Municipalis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Socialist Network,”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no.4（2002）,p.591.

[42] Beard,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Tokyo,p.13.

[43] Kloppenberg,Uncertain Victory.

[44] 参见Pierre-Yves Saunier,“Taking Up the Bet on Connections:A Municipal Contribution”,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no.4（2002）,p.518。

[45] Moisés Poblete Troncoso and Oscar Alvarez Andrews,Legislación social obrera chilena（Santiago de Chile,1924）;Moisés Poblere Troncoso,Legislación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2 vols.（Madrid,1928）.

[46] Saunier,“Taking Up the Bet on Connections,”p.517.

共同挑战和地方政治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在步入20世纪的时候都设计出了与他国一样的解决方案。（各种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后果千差万别，甚至是南辕北辙。然而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认识：人们不能期许共有的观念或趋同的政策会在极为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按照相似的道路发展壮大。

在20世纪，对“社会问题”的不同回应横跨政治光谱的两极——从共产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然而，大多数回应的后果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在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内生于新自由主义的集体责任感之间进行反复的摇摆，以达到平衡。合众国事实上是带着它所代表的特有版本步入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并卷进了一个延长的冷战之中。从1917年到1989年，冷战双方都在捍卫并扩展他们各自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支持并推广美国模式的干预主义。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种干预主义招致了大量针对合众国的怨恨情绪，当西奥多·罗斯福访问阿根廷时，阿根廷人直接向他展现了这种怨恨。

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共同史中辨识出国别差异以及自由派对它的回应，这是至关重要的。采取一种全球视角并不是要忽略或排除各具特色的国别史。相反，它是要承认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边省，都是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例。尽管存在区别，但每个国家都不能外化于那个更大的历史进程而为人理解。即使是那些自视为“例外”的国家——在这里除了合众国，至少还要加上日本、德意志和阿根廷——也都是所谓“边省”中的一员。日本内政部社会局（Social Bureau of the Japanese Home Ministry）的劳工专家安井英二（Yasui Eiji）就曾对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的劳工政策极为熟稔。但他借鉴了英国费边派G.D.H.柯尔（G.D.H.Cole）的观点，同样也坚持认为，在整体的发展大势上，各地各处都存在着一种民族独特性：“今天，劳工运动席卷所有当代文明国家”，劳工问题在日本也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也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把本民族的特殊条件作为依靠的根基” [1] 。

学术圈和政策制定机构中的专家们，都曾倾注了大量时间来研究产业政策，他们并没有想过：他们在这些流转的文档中所发现的绝非只是那些被机械采用的样板；相反，各国都在创造性地采纳这些观念和政策。无论是作为聚焦思想的松散类比，还是作为技术手段和技术信息的重要来源，各种例证一应俱全，信手拈来。例如，思考一下有轨电车，以及后来出现的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浴室，以及再后来出现的交通信号是如何迅速地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这会令人大感惊奇。不同的地方环境不仅催生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以处理相同的难题，即便是同一种解决之道也会出现在极为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中。失业保险首先由奥托·冯·俾斯麦的保守派政府打了头阵，但一直到1916年，一位来自纽约下城东区、信仰社会主义的国会议员迈耶·伦敦（Meyer London）才在美国呼吁召开了第一场国会听证会，以讨论有关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险的全国性规划。 [2]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不停的比较，特别是在相关部门的官僚中间尤其如此，他们都渴望能跟得上最新社会立法的脚步。 [3] 例如，意大利就会定期回顾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险计划，既不想落后，也不想（让意大利的标准）低于欧洲标准。 [4] 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绝非个案，内政部在社会政策上的竞争与战争部门间的宣战活动并无二致。

在改革议程上的落后要么被解释为一种优势，要么就被看作是一种尴尬。对许多制定政策的日本官僚而言，看上去落后更像是一种优势，借此不仅可以学习他国的成就，还能从他国的失误中引以为戒。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ō）在1896年观察指出：“这正是落后国家的优势，可以借此来反思先进国家的历史，从而避免类似的失误。” [5] 但还有一些人因意识到了在改革时代处于落后的位置而受到了刺激，决定大举采取行动。例如，美国的进步主义者本杰明·德·威特（Benjamin De Witt）就曾渴望“在医疗立法上把美国带入到与德意志和其他欧洲诸国并驾齐驱的状态之中”。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演中也对合众国的声誉充满担忧：“在讨论工伤意外的欧洲国际会议上，美国总是被单独拿出来，在雇主责任立法（employer liability legislation）的问题上被视为是各国中最落伍的案例，这是一种羞辱。” [6] 这种情况一直到1912年才发生了改变，简·亚当斯在那一年举办的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Party）会议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她抱怨道：合众国早就“落后于其他各个大国，并处于一种无法解释的迟钝之中” [7] 。

在国与国之间，劳工被整合进国家或政体的程度差异显著。战前的法兰西和英格兰也许在整合程度上处于最佳状态，但革命前的俄国和日本则几乎没有什么整合可言。尽管残存的、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声势依然不断增长，但德国的相关记录则是（两种情况）皆而有之、相互掺杂，因为大背景是一种合作政策。虽然墨西哥和阿根廷早就有了强大的劳工法规，工会也被占据统治地位的民粹主义政党所接受，然而他们的政府却倾向于威权主义，劳工运动也失去了自主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合众国来说，劳工不受欢迎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政府为迎合商业活动而推行的相当持久的模式。1916—1918年间，在战争工业委员会（the War Industries Board）的推动之下，政府、商人和劳工被迫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在战后，劳工试图保持住部分战时所获，并打算继续展开罢工以坚守这些权益时，政府则明确表明了这些权益的从属性质：联邦军队被调来保护那些破坏罢工的工贼，据说，其中大多数在1916—1918年间被送往了欧洲。 [8]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商业利益成为社会自由主义立法计划的最大障碍，卡兰萨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路易斯·卡布雷拉（Luis Cabrera）在1922年提出了一项有趣的观察：在合众国，“资本是本地的，而劳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外来户”，其结局就是“劳工受到削弱”；而与之相反，在墨西哥，“劳工是本地人，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其结局就是资本受到削弱” [9] 。

关于社会自由主义的政治博弈不仅限于在工业资本和城市劳工阶层中展开；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冲突的界限也被划定在各大城市和乡村之间。拥有土地的寡头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之间还常常保有大量的权势，他们抵制改革。例如，在俄国，学界的专家、劳工领袖和工业界的首脑都对改革理念以及在他国推行的各类政策深表同情，但俄国的帝制政府则陷入一种古旧的家长制模式而无法自拔，这种家长制模式依然给予那些拥有俄国大部分农业耕地的贵族以特权，使得帝制政府无法对国际改革议程表达支持。 [10] 在南美洲，同样如此，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一种对贵族制和家长制社会的顽固信念，他们的政治活动阻碍了工业改革，当改革来临的时候，改革所引发的政治代价又削弱了社会公民权的观念。 [11] 这种戏剧性的场景在拉丁美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是一样的，在这一时代很典型的情况是：积极的工业法规也许会获得通过，但这也需要劳工的合作对接，以确保工会不再具有政治独立性或政治独立性微乎其微。正如在格图利·巴尔加（Getúlio Vargas）（他的总统任期是1930—1945年）治下的巴西和胡安·庇隆（Juan Perón）（这位军人在1946—1955年间把持了总统职权）治下的阿根廷，同样常常出现的场景是：这种（工业法规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右翼势力、民粹主义者，有时还被相当喜欢采取镇压举措的各个政府所经营和掌控，由此，“合作和镇压”这一短语被巴西的劳工史家大加使用。 [12]

在墨西哥，情况更为复杂且微妙。那里的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PRI）（这个政党在革命之后统治了这个国家几十年）“借助国家从中斡旋的作用调和了不同的阶级利益”，但代价却是让劳工失去了独立和发声的权利。 [13]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23条法规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革命制度党领导之下，国家通过多种居间调停机构控制了劳工关系。 [14] 根据历史学家艾伦·奈特（Alan Knight）的研究，在实践中，其结局是在政府和工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平等的联盟，既造成了一种“自我节制”，也催生了“庇护制度”（clientelism）。 [15]

同样，在日本，产业保护政策并不能与对劳工阶级的赋权或给予其公民权配套出现。尽管在大正天皇（Emperor Taishō）统治时期（1912—1926）有过短期的民主化插曲，但也遭受了某些削弱和打击，这跟德意志在魏玛共和国民主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问题最终发展为“技术官僚的威权主义”。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外战争和经济萧条又把日本的劳工政策推向了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走向上，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16] 如果战前日本的保守派能够转向美国，以美国（保留更多的经济活力而维持较少的工人权益）为师，他们就不会跟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同流合污了。

我们有必要转而面对一个在1905年由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提出的著名论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早已成为美国史研究中多种例外论主张的组成部分。的确，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在任何地方指出一种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都并非易事。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在10年之后才出现于苏联，随后才散布到东欧集团和中国，各国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裂痕和缺陷，以至于很难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拿来比较的标准。也许这些后果与百年之久的老问题并无联系。更切题的疑问是：这个问题是如何概念化或如何被架构出来的。它假定了一种标准，并以此来衡量美国，但很明显应当看到，对工业主义和社会问题的各类回应沿一个范围宽广的光谱一字排开，合众国极可能处于某种中间偏右的位置上，但绝非一种例外的处境。我已经提道：在现实实践上，法兰西和合众国在1890年到1914年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两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都有社会主义政党作为其社会自由主义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主义全球史的更大框架之中，很难说桑巴特的那个著名但却存在缺陷的问题能够说明什么，以及致力于此的一个世纪之久的论辩到底有何意义。从全球视角来看，合众国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回应很明显与西欧国家（即使发展上不是那么先进），而非欧洲以外的案例更为接近。

无论如何，“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思辨发问”远不如“美国在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间对工业和城市争端所做回应的特殊性质”更具重要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个人主义/私人所有权与政府的社会干预之间所达成的平衡倒向了前者，这比同一时代的其他任何工业社会都更为明显。与其他国家相比，“新政”对工业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回应既迟缓又不完全。然而美国人对个人权益的强烈认同有助于对个人权益形成保护，使之免受威权主义的破坏，甚至也不会出现像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的政府镇压。如果不对工作场所的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安全表示敏感的话，美国人其实更对消费者的事儿上心。

这一观察激发了一种更宏大，也许也是更保守的推断。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见证了各种不同的非自由主义政体的崛起，无论寿命长短，除了北美大陆，在其他各块大陆上它们皆有现身。这一事实以积极的面相反映在了“新政”自由主义上，但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模式值得注意。始自英国的移民社会的全球网络——作为殖民地而存在的推行议会制的各个白人社会——逃脱了各种非自由主义的政体，这让一整个世纪的国际史都大受影响。此言不假，无论殖民统治的源头来自18世纪，像对美国和加拿大那样，还是随后，对那些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言，它们都在20世纪初对能够将强大的个人主义和先进的社会法规结合起来而大加庆祝。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但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能够不受非自由派政府摆布的国家少之又少。人们情不自禁地问道：英国的法律和宪政传统以及长期坚守的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两者都强调权利）是否业已发挥了作用。［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党（Afrikaner Nationalist Party）在1948年正式出台了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也许会对这一解释造成一种削弱，正如其名，这个南非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反对残余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并在1961年领导南非脱离了英联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也不是没有非自由主义的极端主义派别——如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the Ku Klux Klan）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Legion），20世纪30年代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领导下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以及休伊·朗（Huey Long）旗下的银衫军（Silver Shirts）——但它们都被边缘化并走向了消亡。战后，麦卡锡时代面目丑陋且极具破坏性的非自由主义走向一度更接近于权力的中心。但人们也不能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治下的政府称作非自由主义的政体。

美国南方各州基于种族区分而对（不同种族应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否认更能强有力地提出非自由主义的争端问题。（人们也许会提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土著居民的处理方式，而对合众国三缄其口，但在美国南方激进的种族隔离系统中，那些恶劣案例，因其规模巨大且占据中心地位，也对自由社会的概念做出了一种更大的挑战。）至关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美国人发起了一项社会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拒绝种族排斥，并要求各项权利必须跨越肤色线。并且法院也开始强制执行了这一诉求。 [17]

如今，我们也许早已见证了那场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主义时代的终结，并且目睹了对我们当下社会结构转型做出了回应的自由主义的终结。同时，一种全球史正在揭开它的面目。我们站得太近，以至无法把握它的多个维度或方向，但看上去似乎是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对它做出了定义——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政策回应的方式上，美国人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芝加哥大学和美国其他各所大学中的经济学讲习班也许正扮演着德国大学曾经扮演的角色。与居住于其他国家的居民相比，美国人也许更会把资本主义和市场接受为一种公共哲学，他们将基于各类社会考量而提出的政治干预边缘化了；这一态度或多或少地都已经被各片大陆上的国家所接受，有时也许是在全球金融体制（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控制）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的。需要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经常被迫接受由领导者所提出的财政理论和实践，无论那些领导者是美国的私人银行机构还是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机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为知名。在这两个机构中，跟其他予以帮助的国家比起来，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一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如同一个世纪前的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政治，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和经济举措都是在一种国际改革的网络中展开的。 [18] 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商人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此时成为各种观念和政策的生产者。这一过程看上去相当眼熟，但这些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则指向了一个极为不同的方向。事实上，它们看上去激发了种种并不平等的模式，这些模式跟一个世纪之前曾激发过新社会自由主义的模式极为相似。

[1] 引自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85。

[2]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42.

[3] Saunier,“Changing the City”,p.24.

[4] Quine,Italy’s Social Revolution,p.77.

[5] 引自Kenneth P.Pyle,“The Technolog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The Local Improvement Movement,1900-1918,”in Kornicki,ed.,Meiji Japan,vol.4,p.6。

[6] 引自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p.247。

[7] 引文出处同上，p.74。

[8] Dawley,Changing the World,pp.263-65.

[9] 引自Ross,Social Revolution in Mexico,p.101。

[10] Robert Thurston,Liberal City,Conservative State:Moscow and Russia’s Urban Crisis,1906-1914（Oxford,1987）,ch.5;Ruble,Second Metropolis,pp.280,285.

[11] 作为一种例证，我引用了智利的案例，这个案例既复杂又明显：Peter Blanchard,“APopulist Precursor:Guillermo Billinghurst”,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9,no.2（1977）,pp.251-73;Peter Klarén,“Origins of Modern Peru,1880-1930,”in Bethell,ed.,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5,pp.625-31;Peter Klarén,Peru: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New York,2000）,pp.219-25.

[12] Joel Wolfe,Working Women,Working Men:Sao Paulo and the Rise of Brazil’s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1900-1955（Durham,NC,1993）,p.28.

[13] Jean Meyer,“Mexico: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in Bethell,ed.,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5,p.181.

[14] John Mason Hart,“The Mexican Revolution,1910-1920,”in Michael C.Meyer and William H.Beezley,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Oxford,2000）,pp.331,461-63;Ramón E.Ruiz,Labor and the Ambivalent Revolutionaries:Mexico,1911-1923（Baltimore,1976）,especially ch.10.

[15] Alan Knight,The Mexican Revolution,2 vols.（Cambridge,UK,1986）,vol.1,p.431.

[16] Hanes,City as Subject,p.7;Garon,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pp.2-3,8.

[17] 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7（1907）,pp.420-25.（这是第一个英文版，这篇文章一发表于1905年的德国。）

[18] “How Neoliberalism Became a Transnational Movement,”confere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New York University,April 2005.

第六章 全球史与今日的美国

我希望本书能够清楚明白地指出：合众国的历史是与全球史的开端紧密相连的；全球史和美国史都是诸多历史事件聚合而成的一种共同的情势的产物；美国史早已被全球化的背景深刻地塑造过了。从这一角度看，美国并非一种独特的存在：自大约1500年起，海洋世界被发现以来，所有的民族都共享着同一种全球史，并且每个民族在每块大陆上都会发现不少新世界。存在于世界之中，并成为组成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各个社会之现代史阶段都必然身处的情境。当“世界”似乎“闯进”了他们的生活，美国人不应该惊讶、烦恼或者愤怒。正是“闯入”这个概念本身混淆了视听。美国并不在人类共同史的范畴之外，更不曾与之隔绝无依。这种隔绝的观点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某些支持者试图让我们相信的。

当我开始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并不能激起我太多的兴趣。我最初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背景如何影响历史叙事。我同样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叙事的有界单位 [1] 以何种方式与它公共生活中的选民建立联系。但是当我开工以后，我发现一种例外论的话语以及以此为依据的一系列政策竟然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变得越发纵横驰骋、无所不在。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美国史之框架将无法给予例外论的支持者们丝毫慰藉，因为我深信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也就是说：既存在一种共同的全球史，同时也存在一种能揭示诸民族国家之差异的国别史。在差异的光谱上横扫，我们会发现美国只是许多个案中的一例，并且也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标准，我们不能凭借一种标准来度量美国的偏离，或者直接把美国树立为一种标准。对那些为美国声辩的例外论者而言，标准问题成为一个最让人劳心费力的难题，因为标准倾向于遮蔽民族国家间的不同，并由此进而遮蔽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里的内在分化。作为一种前提，他们都拥有一种整齐划一的民族国家理念，这意味着领土边界之外的一切都可以被简单视为“与美国无关的/非美国的”（not-U.S.），（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也大同小异，并无显著区别。（这与“非—基督徒”这一范畴——正是这个范畴制造出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儒教徒，或者说是不信者这个概念——并无两样，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码事。）

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提到的，世界史或全球史已经成为我们学校中的必修课，因为我们宣称我们致力于教化世界公民。这些硬性要求背后所展现出的公民教育的动能令人振奋、心生鼓舞。但是如果把对世界史的讲授与对美国史的讲授割裂开来，那么世界史就遗漏了美国史，美国史也弃绝了世界史。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教学上的失联才使得美国的领袖们能够如此反复不断地让美国例外论的理念借尸还魂吗？尽管他们还曾把我们的国家看作一种样板，认为其他所有民族国家要么正在效仿，要么心向往之。

论及将世界视为一体的这种叙事尺度，它具有一种广博的观察视域以探讨地方差异。借助不同的视角（大部分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这是19世纪的一份遗产），它有诸多独特的地方解决之道，以应对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偏好与限定，并能对付不断聚集而成的权势和环境中的偶然事件。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各国的历史：毕竟跨国的种种社会团结（区域上的，社会运动上的，民族散居上的）也是历史的载体。同时，一国内部的地方、区域和族裔上的属性也同样可以构成历史载体。如同那些一去不返的种种经历，历史的综合应当涉及并且至少能够不断总结出不同时间框架［从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到瞬间的事件］和地理范围（从穷乡僻壤到整个地球）上的叙事多样性。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被这样一种史观所教导，这种史观承载着一种陈旧的来自19世纪的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是自然之理，并在某些时候成为历史分析手段的唯一载体。但是真实的经验与那种假设并不相符，固执地坚守那种假设只会让我们在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时踟蹰不前，困顿难行。曾有一些学者疾呼：是时候抛弃民族国家的叙事了；后-民族国家史（post-national history）与之交相呼应、频繁示好。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深信这种动议将会铸成大错。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关乎民族国家之叙事的更好的表达方式。民族国家在现代史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停止对它的研究。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想出的最有效的一种（社会政治）结构，凭此能够动员各类人类社群来增进经济福祉。如果我们对那些借助暴力彼此攻击的民族国家（有时甚至会造成对自身国民的伤害）深表遗憾，那么我们也必须明白：如今，我们并没有更为有效的或者足以替代的制度来保护公民、捍卫人权。

在本书中，我已经检视了美国史中的五个重大事件和主题，借此来提倡一种历史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更好地把我们拥有丰富历史的内部叙事同具有互联和互相依赖特质的全球叙事连接起来。我曾提出史学无非是一种将一切问题语境化 [2] 的学科，并且我本人也曾尝试实现这一历史编纂学上的任务（Historiographical assignment），将整个地球作为一种语境。我并没有涉猎所有的重大主题和事件、人物与地点；我关心的只是提出范例，并进而表明由这股潮流所造就的综合史学的价值所在和可操作性。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先前五章中所讨论的主题是如此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探究——它们值得用一本书，甚至是多卷本的篇幅来接受检视。我也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被提醒：许多重要的议题我并未谈及。然而，求全责备并非是我的目的。相反，借助一些具体的实例，我试图表明：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只是把一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当作封闭自足的存在，那么就不可能令其获得恰切稳妥的书写与记录。

然而，我同时也必须指出，我已然采取并正在声张的这种叙事形式本身也存在危险。正如19世纪的叙事将民族国家合法化，并维持了一种褊狭的地方主义视野，同样，全球化的路径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协助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辩护。这一故事的后续桥段也是可以预料的：位于欧洲帝国“边缘之边缘”的微不足道的殖民地日渐成长为合众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正因如此，从属于全球史的合众国史，才可能轻而易举地变形为作为一种全球史的美国史。我的目的与之逆向而行：并非是要为帝国写就一篇辩白之作，相反是要就美国得以参与进一场比其自身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而表达一种对世界大同的感激之情。本书的确隐含了一种公民教育的目的，但却绝非要纵容骄傲自大。相反，本书力图把适度的谦卑之心灌注进美国的民族国家史和公民教育中，接受这个国家的存在境遇，即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它只是民族国家之林中的一木。

为了试图证明这一点，我坚持认为1500年前后对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而言都出现了一个“新世界”。并且我也试图超越常规的视角，来观察美国的投影是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向那些“他者”显现的。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很难想象自己会成为其他民族的敌人或困扰所在。但是，美国的史学应该教给我们的是：每一次超越自身边界的接触都会在某个地方施加一种影响——其他民族与美国一起经历的一切以及它们对美国的思考都不仅值得写入他们的历史，也值得写入我们的历史。这种种共享的历史都需要获得认可和感恩，而非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在历史学家中间，揭示历史编纂和公民教育的普世性远比一个世纪之前——当时的历史学家们，身份各异，既有亨利·亚当斯，也有W.E.B.杜波依斯，此外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也曾强调过相互关联的意识——更为不言自明。

1901年，在简·亚当斯的心目中，帝国在菲律宾的冒险 [3] 有其正当性，虽然她坚定地对战争和帝国主义行径提出了批评并且也不是一名孤立主义者。她所理解的美国在世界上肩负重任，对她来说根本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迈出国门？”作为一名芝加哥的市政革新者，她早已对功成名就的阶层与急需救助的阶层之间的“慈善关系”做出了挑战，她提出要在共同参与的工作中，坚持互惠精神。她把这一方法也延伸到了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上：“难道我们要带着一种褊狭的国内生活观念走出国门吗？这类概念只会为它自身的民主提出申诉。或者我们应当有一种真正且现实的国际（inter-national）生活。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方式与之调和为一，并只有在懂得进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能量投注到他国的土地上。 [4]

这个时代长期以来都在寻找一种更具世界主义的观照来启迪人文学科中的公民教育。早在20世纪早期，史学专业化的领袖人物J.富兰克林·詹姆森（J.Franklin Jameson）就曾提出过关于“史学之未来用益”的一些观念，那些观念是值得被再次发掘的。詹姆森在1912年写道：“民族国家已经越发不能担当世界结构的引领形式；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组织正变得越来越繁多且越来越有效力……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将会以世界主义的思想和情感为标志。” [5] 由此，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公众辩论上，各人文学科在研究对象上都必须超越北大西洋沿岸的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曾被人为划归为“文明开化”的范畴，并以此为理由，获得历史和文学上的研究。它们必须把单一的人文学科扩展为一个整体，由此，使事关人类经验的、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得以被认识和发掘。像更广泛意义上的各类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也应当参与其中，史学家们特别要对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不同共同体中人类存在的各种地方风格的呈现做出详细考证。

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把美国割裂、隔绝于在更大范围内做出的自我理解以及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美国本是诸国中的一国，诸民族中的一员。例外论造就了一种地方主义和傲慢自大的古怪结合。例外论者们鼓吹一种智识和道德上的孤立隔绝，反对“对全人类的意见表达得体的敬意”，而这种敬意的表达本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极为看重的。

近些年，这种蔑视态度在美国政府对外事务的处理方式上显而易见，它不仅体现在发动战争上，也体现在事关环境、贸易、核武器以及其他各类政策上。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例来自最近公布的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大法官之间的争论。在一场罗珀诉西蒙斯（Roper v.Simmons ，2005年）的法庭庭审中，人们发现对少年犯的死刑判决因曾被看作是“残酷且非比寻常的”惩戒，而被美国宪法禁止。大多数人的意见表明：“由于对青少年死刑制度的视而不见，美国如今已经在世界中变成了孤家寡人。”这就是说，正是由于关照了“全人类的意见”，才能够断定这种死刑的确是“残酷且非比寻常的”。抱持异议的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抱怨指出：“外国佬”不应在解释美国宪法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话说回来，他并没有认识到美国宪法事实上在起草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了“外国人的”意见，并借鉴了外国古代和近代的诸多历史教训。在一次难得一见的公开回应中，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提出：美国的法官们应当更加注意，而非漠视外国人的法理学。对国外意见的恐惧“不应该让我们放弃一种努力，即从既往经历中取经，并学习外国资源可能会传达出来的良善美意”。对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措辞做出一种回应，她提出，特别是在现如今，当合众国“正在经受着一个公正世界的明察秋毫” [6] 之时，人们应当采取一种“国际共同体”的观念，并关注“法治的推进和对人类尊严的尊重”。这种将民族国家的关切与一种全球的人权视角相结合的做法，为世界主义的公民树立了榜样。而世界主义的公民也正是立身于这个世界，并被这个世界诚挚相邀、热切呼唤的。

我试图向我们的民族国家史写作呈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取向的范例，因为我深信这将会让我们更好地实现沟通与协商，在自身的民族传统与更大范围的人类经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同样重要的是，我在此处所提出的全球背景获得了一种惟妙惟肖的逼真描绘。事实上，历史学和人文学并非困守于闭锁的匣子里，无论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种族群体、地方还是整块大陆的问题。上乘的历史学经验研究应当对这一真相做出反思；唯有如此，它才能够在提出一种基本的民族原则 [7] 时，也能对全球背景有所贡献。

[1] 有界单位（bounded units），这里指民族国家。——译者注

[2] 语境化（contextualizing），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上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下综合考察。在历时上，先后相继，路径依赖；在共时上，接触互动，彼此塑造。——译者注

[3] 指发生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历时100多天的这次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作为世界主要军事力量崛起，并且也首次卷入了远东事务。——译者注

[4] 引自Jonathan M.Hansen,The Lost Promise of Patriotism:Debating American Identity,1890-1920（Chicago,2003）,p.137。

[5] 引自Ian Tyrrell,“Making Nations/Making States:American Historians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no.3（1999）,p.1031。

[6] 此处原文为“is subject to the scrutiny of a candid world”，仿照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To prove this，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现将事实公之于世，让公正的世人做出评判。）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随后列举了英王的种种暴政，希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与认可，以论证美国独立的合理性。——译者注

[7] 此处指美国例外论。——译者注

译后记

《万国一邦》自2016年初开始试译，2016年4月签订翻译出版合同，至今经历了近两年的光阴。由于沉重的教学负担，加之自身不够勤勉，原先的翻译进度一拖再拖。作为一名刚刚工作的“青椒”，花大量时间从事学术翻译，并不是一种面对现实的上选，但我愿意把它当作一种重新学习的过程和自我鞭策的手段。通过翻译该书，我这个原来专攻“史学史”的外行得以开始细致地了解美国史，甚至是全球史的种种肌理，希望能为今后学术上的再出发做一点准备。

2017年春季学期，受山东师范大学师资培养计划的资助，我有幸能够师从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研究中心的刘家峰教授，在职访学数月。特别感谢刘老师给予我使用山东大学图书馆和数据库的便利条件。该书的第一章和第四章曾经作为阅读材料在我所主持的2016年和2017年的研究生课程《美国史》和《专业外语》上被学生阅读和讨论过，这也为我润色和修订译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此外，在购买图书和参考资料上，翻译过程直接得益于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20世纪后半叶美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财力支持，该书在内容上也与我对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有密切的相关性，为我今后的科研写作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2017年11月，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项目资助，得以到UCLA访学，并在此完成了全书最后的修订和校对工作。

该书两年来的翻译工作得益于以下几个项目的支持，也可算作其阶段性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历史社会学》（15CSS00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立项资助经费项目：《查尔斯·蒂利的政治转型研究》（J15WA03）。山东师范大学人事处国内访学计划（2017年春）；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双语教学改革项目（2016JG27）；研究生院全英语课程建设《美国史》（SDNUYWKC1703）。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我特别要对该书书名的翻译做出说明。

关于本书的英文书名“A Nation Among Nations: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最初在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合同上临时取用了《万国之国》的定名，但这种译法容易让读者感觉美国在国家之林中更具优越感和杰出性，似乎同作者本德教授的原意略有偏离。事实上，本德教授是想在民族国家并陈，甚至是争竞的环境下，来探讨美国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历史过程。

起初我从最笨拙也是最谨慎的角度完全按字句对译为《万国之林中的一员：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后来又一度想译成《跻身国家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因为该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及其在民族国家之中寻求自我确认并发出声音的历史进程。但以上两种译法都略显冗长，不适合做书名。在出版前夕，我再度向业内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请教，获得了他们宝贵的意见。他们的每一种想法，都有其合理之处，甚至不乏精妙的亮点，容我在此一并列出，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并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我的本科生张一博找来了王立新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书的译法：《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牛可老师替我想了两个名字：《万国之中是一国》或《美国也是一个国家：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

王晴佳老师认为《国中之国》是最简单的说法，但有过于高抬美国的意味，建议考虑《立国于世》或《国中一国》。

杨长云老师的译法最有意思，译作《木秀于林》，但若“风必摧之”又有点不符合原书的基调。

魏涛师兄认为：《跻身国家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贴合原书的整体表达，但《万国之国》似乎更符合中文表达的习惯。

焦姣师妹的意见是：《万国一邦：美国之于世界史》，主副书名读起来都很顺口。

取舍过程中，我一度纠结，但最终考虑到书名最好简洁易记，四字最佳，还要避免过多的价值判断，尽量中性，所以最终定名：《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定名过程中，与各位师友的讨论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感谢他们的献计献策，并容许我斗胆决断。他们的意见对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勉励和鞭策，让我认识到中英文对译中存在的语意缝隙，以及译者难以克服的有限性。

该书由我一人独立译出并对译文质量负责。我指导的第一位美国史研究生王肖红参与了全书的中英文对校工作，我特别感谢她的认真和踏实。在交稿之后的三审过程中，岳秀坤老师对译文的修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的研究生宋晨阳也协助参与了校对的工作。

译文添加了一定数量的译者注，对专有名词、历史背景，以及英文原文中的个别疏漏做了一定的说明，希望借此能够对世界史专业之外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帮助。对专有名词的解释多查找自刘绪贻、李世洞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由于我对美国史和全球史的了解才刚刚起步，本书也是本人的第一本完整译作，其中一定会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真诚期待专业人士的批评和指正。我的邮箱是：1405030805@qq.com，来信请注明“翻译商榷”。

孙琇

2018年2月26日

Bunche Hall，UCL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著.孙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A Nation Among Nations: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ISBN 978-7-5086-8610-3

Ⅰ . ①万… Ⅱ . ①托… ②孙… Ⅲ . ①美国－历史－研究 Ⅳ .① K7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029502号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著者：[美]托马斯·本德

译者：孙琇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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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544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610-3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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