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凤凰来
沈从文传

［美］金介甫　著
符家钦　译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133-3035-0

Ⅰ．①他…　Ⅱ．①金…②符…　Ⅲ．①沈从文（1902—1988）－传记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3613号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

［美］金介甫　著

符家钦　译

选题策划：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曹雪峰

责任编辑：汪　欣

装帧设计：储　平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马汝军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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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mm×91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37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2018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035-0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目录

推荐序

作者新序

作者旧序

引言

第一章 湘西少年

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

沈从文的童年

沈从文处在时局转变的时代

第二章 青年时代：沈从文和湘西都在自谋出路

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军人与学者

第三章 故都怪客

在参加中国文艺复兴道路上的失误

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

沈从文第一批新式作品

满腔怒火的北京青年

虽到上海怒气未消

第四章 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

沈从文的乡土特色

抒情诗人沈从文

来自民间

从单纯叙事到有所启发

对歌之外还有求偶门道

第五章 平易朴实却古怪的乡下人

不受羁绊的部落：沈从文的传奇小说

普通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第六章 城里人：面对青春与死亡

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倾向”

同政府抗衡

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

第七章 力争自治

湘西衰落的前后

1934—1946年间湘西的动乱局面

沈从文40年代的乡土文学

沈从文不愿遵命写作

第八章 积极抵抗与消极抗争

结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注：“□”同原版纸书

推荐序

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的幻想居然实现了。他写了四十几本书，比很多人写得都好。

50年代初，他忽然放下写小说和散文的笔，从事文物研究，写出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大书。

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写过《菜园》《新与旧》，然而人家说他是不革命的。他写过《牛》《丈夫》《贵生》，然而人家说他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热衷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写了《边城》和《长河》，人家说他写的是引人怀旧的不真实的牧歌。他被宣称是“反动”的。一些新文学史里不提他的名字，仿佛沈从文不曾存在过。

需要有一本沈从文传，客观地介绍他的生平，他的生活和思想，评价他的作品。现在有了一本沈从文传了，他的作者却是一个美国人，这件事本身也是离奇的。

金介甫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年轻学者（他岁数不算太小，但是长得很年轻，单纯天真处像一个大孩子——我希望金先生不致因为我这些话而生气），他花了很多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多次到过中国，到过湘西，多次访问了沈先生，坚持不懈，写出了这本长达几十万字的传记。他在沈从文身上所倾注的热情是美丽的，令人感动的。

从我和符家钦先生的通信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细如发、一丝不苟的翻译家，我相信这本书的译笔不但会是忠实的，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我愿意为本书写一篇短序，借以表达我对金先生和符先生的感谢。

汪曾祺

作者新序 ①

很高兴看到我所写的沈从文传记的中文译本得以面世，该译本由我授权上海雅众文化再版。在此要特别感谢编辑曹雪峰先生，他以极为认真细致的态度为我促成了此次再版。这一版本面世于沈从文谢世三十年之后。他的天赋与洞见、他出色的幽默感、他对于各色各界人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以及他值凝视生存之奇迹时所怀有的深厚的谦卑精神，都于1988那一年在这个世界上消逝了，这令人感到何其悲伤。

本书的英文原作如今也已经三十多岁了。自原作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如今，对于沈从文作品的自传性和地域性研究，以及对于沈从文作品和世上其他有着极强地域背景的作者所写的作品间的比较研究极其广泛。无疑，更多的研究还需要被展开，也许还存有未被发现的沈从文的新作品。近些年，有一些文章在探讨沈从文复杂的哲理散文，探讨他在1940年代晚期的心理危机，以及探讨他是如何度过他的后半生。与此同时，沈从文的儿子编纂了他的作品全集，而他们仍在继续不断地添加新发现的沈从文作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沈从文笔下关于中国城市的故事，或许是当今文学学者们的任务之一。当然，关于沈从文对中国新式语言和小说创作文体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们需要专业的分析和意见。

感谢读者们翻阅这部不完美的书，它远远比不上沈从文青年时代所读的那些“大书”。我希望读者们今后能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沈从文本人的作品，他永远是全世界所欣赏的文学大师。

金介甫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2018年3月1日

注解：

① 　本文由成逸洁翻译。（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注。）

作者旧序

听到《沈从文传》在中国印行新版的消息，我十分高兴。这本书的写成和翻译经过，可以说都算得：说来话长。1972年我开始研究沈从文，1977年写成博士论文，新版正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编成的。奇怪的是，我开始研究沈从文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沈是位作家，而我是因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感兴趣，才研究这位作家的。即使到了今天，除了湖南人外，我认为没有几个人会对湘西的军阀割据史和苗族的山歌感兴趣。

在1980年之前，我没有见过沈从文。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也怀疑能否让我见到这位作家。到了1980年，最后我终于认识到，沈从文对世界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是，我仍然认为，沈之所以愿意接待我，讲他的生活经历，不过是因为我对他家乡历史感兴趣。说真话，哪怕连湖南人都算在内，对20世纪30年代湘西军阀混战史感兴趣而且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的，我怕是唯一的一个。

1980年访问沈从文时，我把研究沈的资料卡片留给了这位作家，也给了研究沈的同行凌宇和邵华强。第二年我把我的毕业论文交给他们译成中文。可在当时，竟然找不到愿意印行这个译本的出版家，以至于到1994年中译本才得以问世。后来，我又将论文大加修订，变成另一本新书，从而引起了中国著名翻译家符家钦的兴趣，他把这个版本翻译成中文。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尽管并不顺利，中文版还是得以出版。1990年出了北京时事版，1992年出了湖南全译本版，1995年最后由台北幼狮公司出了这个最完善的版本。

其他类似的书也陆续问世。这些书分别从传记、历史，到人种学、人类学角度来写，各有侧重。如向成国（湘西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副主任，他推出了《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刘洪涛（著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糜华菱（著有《沈从文生平年表》），他们的专著在研讨、剖析沈从文作品的深度上，是我1987年时所无法想象的。

我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历史、亲属和他当时所处环境的研究，使我们把研究更深入一步。同时，我也意识到，研究沈从文作品必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评估。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既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域。

我自己这份小小的贡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作品，对于重新认识沈从文著作，都将是必不可少的基石。尽管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先行者的作品，已显得陈旧，都得不断修订、创新。我唯一的希望是，所有前人写过的东西，对重新评估沈从文作品，仍然是坚固的基石。

金介甫

1999年4月15日

引言

记得是1975年，我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去搜购沈从文著作。没有料到书店店员对我说：“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等到心情平定下来后，我就猜想沈自己国家的书店店员该怎样回答我的提问，来以此自慰。想来回答是：“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是资产阶级。”或者，“他只会描写旧社会”。甚至说，“他还在信仰上帝”。当时中国的书店里买不到沈从文作品（实际上，那家唐人街书店里也是这种情况）。我知道沈在台湾倒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贵），但那里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听说我在搜罗沈的著作，想当然地说了一句：“沈从文？他是共产党——他没有到台湾来。”我对自己说，真是一份绝妙材料，可以让鲁迅写成小说，因为鲁迅作品在台湾也遭到查禁。更有趣的是，中美关系改善以后，我终于得到机会去拜访沈从文，这时才发现每当他毫无顾忌地评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时，他不像老头儿，倒像个调皮孩子。

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他之后。尽管如此，政治因素仍然会使作家名声湮没不彰。很少有汉学家能把自己的评价形诸笔墨。一位权威学者1972年曾当面向我推崇沈从文的成就，但到了80年代，当讨论沈和其他作家谁能充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这位学者把当年说过的话全部收回。 [1] 鲁迅现在之所以声名显赫，既要归功于众望所归，又归功于重新评估，那么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到底占有什么地位呢？汉学家势必要考虑！他们对中国作家的评价，难道要采取双重标准吗？

本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一部传记。它记述沈从文的一生，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从全面来加以考虑。但由于本书是写沈从文的第一部传记，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沈同意的一部传记， [2] 所以书中以较多篇幅来记述“史实”，如何评价倒在其次。沈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同样，他的艺术也帮助我们阐明他的思想。不过我处理这些题目，也为了要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的确，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我更有理由来阐明我对沈从文这位作家的看法，不仅仅是为了一般读者，作为外行人，他们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本书主要是向鉴赏家表明我的观点。沈从文本人欣赏过许多作品，其中较低的有都德和法朗士，高层次的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乔伊斯。沈当然要超过前两位，虽然我还不能把他同后面几位作家并列。与我同样欣赏沈的人当然不满足于把沈从文跟莫泊桑、纪德这些二等名家相提并论。沈不像屠格涅夫那样始终一贯，也不像沈喜爱的契诃夫那样是多面手，沈只擅长写小说。可是评价一位作家只能看他的杰作。我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我还想把鲁迅同他来比一下，这不算对鲁迅不敬。如果鲁迅看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记在他的账上，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何况有些成就他也未必首肯。对沈从文评价的困难之处，除了他写过一些有毛病的作品外，还在于他写起部头较大的作品来就漫不经心这个老毛病（幸亏不是一直如此）。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有些评论家说沈只能算是“文体家”；的确，这位成熟的作家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小说也没有写完过，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边城》在风格和形式上几乎可算十分完美，单是这篇经典性作品就够得上使沈从文成为伟大作家。我们不妨把《边城》跟其他孤独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比较一下。它当然比不上《红楼梦》。那么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特恩的《项狄传》，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比比怎么样呢？我是西方人，我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就在我们西方世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的名声不是也有过几起几落吗？

事实上，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声名卓著，并不在于他写过一部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作品，而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广泛多样。不拘一格是沈从文的弱点，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即使在他的较差作品中，他的实验对中国文学也是贡献，当时的确需要这种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本书正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应该思考历史形式主义怎样影响了文艺批评。在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鲁迅著作一直受到过分推崇，认为它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年代的文学方向。在西方，我们可能对一首新发现的莫扎特交响曲感到兴高采烈，然而如果发现这件作品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会嗤之以鼻。我们自己的历史形式主义使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反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品感到亲切，所以我们习惯于现代派作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读者，不容易欣赏中国现代文学，觉得作品“过时”。反过来说，正因为沈从文这样的少数作家敢于“挣开束缚”（用西方说法），对先锋派思想和技巧进行实验，那些对我们时代有偏见的人（包括我在内），才能在沈的杰作外找到极为珍贵的“创新”。沈从文从前人手中学到先锋派思想，但到了30年代他就感到，他可能是对“思想解放”和开拓新文艺领域感兴趣的最后一位作家了。

似乎显得矛盾的是，沈从文对他家乡始终一往情深。1980年以前他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学过外语。他的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传记，却能把中国社会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盘根错节地联结起来。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只有耳聪目明的小说家才能塑造出本乡本土上那批令人难忘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刻画出了现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甚至写出了20世纪人物的生存处境。然而，在他那些作品中，他又以地区形象为主，提供湘西的详细情况，作为人类世界的范例。可以说，沈从文写湘西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正如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评论福克纳作品的那样：“他的每部小说，不论中篇或短篇小说，所揭示的内容似乎都比他明确指出的还要多，主题也要深刻得多。所有独立的作品都像一个矿坑里开采出来的一条条大理石，全都能看出母矿体的纹理和疵点。” [3]

沈从文是他所处时代的解说员，还帮助我们懂得，地方主义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 [4] 他参加军阀的部队后，一边在湘西打仗，一边学习，同湘西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是军阀割据黑暗年代的写照。他的地区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看法在文学中赏心悦目，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令人恼火（这是他离开故土以后才认识到的），它能导致暴力反复逐步升级，最后爆发内战。可有时候在其他方法失败后，乡土感情也能在地方水平上把中国社会团结起来，防止落到氏族械斗，造成天下大乱。沈从文一面阐明这种对地区认同的种种方法的运用与误用，一面又带着感情，给自己所爱的故土赋予生气。他的作品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一旦失去地区的凝聚力，就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从积极意义上讲，沈从文作品的基础是他对当地情况有深刻理解。他的地区并不大，他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亲戚，就是相识。因此，他的地区小说以江河小说的形式提供一部短短的历史。作品在体现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政治情况上比福克纳的作品在体现美国南部的政治情况方面显得更充分，作品并没有因为主观性而丧失了可读性，或减弱了它注释历史的力量。沈没有袭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地区性的自我形象和地方色彩的陈旧写法。美国的传统南方作家写了地方风物木兰、模仿鸟、骑士神话，沈的作品中也写了艾草、龙船、巫师、侠客，沈通过这些特点把湘西描绘成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写这些风物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他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位现代小说家。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散文来创作地方色彩小说的作家。

这种写法并非完全出于想象。民国时代的湘西本来就富于乡土感情。正如它的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最适于产生浪漫的神话，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活动造成了一些条件，这个地区的一个抽象的社会和地理的观念正等待着在这些条件中产生。由此看来，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不但填补了湘西、也填补了更广泛的中国乡土文学和神话创作的空白。

也许沈从文这位艺术家可算过分忠于“现实”（虽然中国的评论家一般都指责他脱离现实）。只有福克纳才能描绘那幅约克纳帕塔法的地图，因为具体细节都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下去。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却不然。他得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有时他把平素他看不起的人写得有声有色，寥寥勾勒几笔就使读者同情他们，正像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写俄克拉荷马州的流动雇农一样。有时候沈也像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写他的苗族老乡，把他们写成行将衰亡而又高尚可贵的野蛮民族。如果说沈对湘西认识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也不是由于他对湘西一往情深或者主观，而往往是因为他构思还不能摆脱羁绊。

然而照我看来，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作整个中国的民族寓言来读。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民族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低落，已经意志消沉。跟鲁迅一样，沈从文看到祖国人民沉湎于过去显赫历史，而现在却被武器更精良、更“注重物质”的西方打败，感到苦恼。中国人想作为独立国家获得新生的希望已成为泡影，却跟南北战争后的南方佬一样，还以虚妄的“精神胜利”来自我宽慰。沈从文认为，中国人从内心反省上寻找出路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从传统意义上的古老文化中去找出路。沈从文的社会和历史观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悲观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显得相当乐观，因为他毕竟提出了希望的根据——中华民族的新生，更确切地说，一个由多民族、多文化组成的现代化国家。

在沈从文的青年时代，大家对中国的前途还比较乐观，但到他成年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中国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革新、新生、更新的力量一下子不断涌现，使西方人都说，这是“少年中国”时代（指戊戌维新变法以来的历次进步运动）。 [5] “少年中国”特别指从中国文人学士中成长起来的新式军人和学生，这两种人是新兴的高瞻远瞩人士的精华。而湘西则地处穷乡僻壤，在辛亥革命以前没有受过维新运动的任何影响，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思潮进入湘西要迟20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社会进化论、地方自治计划、西方教育和军事改革一下子都传入湘西，跟着又是文学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思想都能拯救中国；可以造就的青年人要站在前列，采用新的白话文来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沈从文从20年代到30年代，一直在宣传五四运动首创的充满希望的信息，甚至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没有离开他独立不倚的道路，尽管他在文艺同行中几乎是孤军奋战。那么，沈从文的乐观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得要追溯到他的宗教思想，或者归诸他所受的教育。沈从文不是在鄙弃中国人传统的时代里形成他的思想的激进分子，而是仍然相信中国的古老事物（不是指古老的儒家文化）能够改弦更张，为新目的服务，用不着害怕西方，也不怕社会解体。沈从文在风格题材上的中国气派，和他轻而易举及不容置疑地同化外来思想的手法，说明这位艺术家既不害怕中国向帝国主义屈服，也不担心中国在变革的过程中会失魂落魄。人们可以相信，在湘西，地区文化并未受到西方文化威胁，它的部族社会也没有被古老的儒家文化征服。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道德和文化财富的见解。他创造了从童年时代就认识的湘西，用浪漫的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再塑造它，塑造一个少年中国形象，而不是古老的中国形象。沈从文让他的读者用新眼光来看待祖国的“传统”遗产，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一代，甚至看成是他也渴望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的先辈的热望中，看到富于朝气蓬勃的创造性活力。从正确的立场看，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够重新找到青春和活力的源头，在傲慢无礼的西方和推行蒙昧主义的中国旧知识阶级之外，找到一种文明力量的以太。而且，全中国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注释】

[1] 　我把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和鲁迅并列的伟大作家，是我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里的少数论点之一。然而后来证明，这种论点要么删去，要么改写，不然《沈从文传》就无法出版。

[2] 　沈跟我谈话是极有分寸的，正如我写本书下笔也非常慎重一样，他从不想告诉我应该怎么写。然而凡是传主认可的传记作者享有的优越条件，我一点也不缺。因为在80年代以后，沈对来访者是不轻易接待的。而我在1980年夏天，和沈单独晤谈了12次，每次都长达三四个小时。我们曾结伴游览了香山、长城、天坛。1980年冬到1981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妇家里，又和沈谈了六回，大都是单独晤谈。1981年夏天沈回国后，我去北京时又多次到沈老家做客。沈老当时已到78岁高龄，但还能记起当年从军和后来在文艺界许多同事的姓名，记得凤凰县各处古迹，见到北京文物商店的古玩时更是如数家珍，仿佛前几天刚见过一样。当然，对50多年前的很多往事他已记不清楚了。包括他20年代写的某些作品。他不愿谈起早年的“不成熟”作品，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使得某些史实难以澄清。例如在《记胡也频》（载《沈从文文集》 ① 第九卷第40页）中，他显然将《第二个狒狒》和《“狒狒”的悲哀》混为一谈，而他想谈的其实是后者的续篇，叫作《用A字记下来的事》。我认为沈对年代日期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讲起他的家庭往事的某些方面更令人怀疑是否并非遗忘所致。但是这些个别和孤立的疏漏并不影响他作为自传或者他传（如丁玲、胡也频）作者的可靠性。直到1981年，他回忆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仍然非常清楚扎实，无懈可击。在我写作本书的1986年，沈仍在研究中国历史，虽然1983年的一场中风已使他半身瘫痪，此后他只能通过口授，由沈夫人张兆和代笔，和我通信。

[3] 　见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福克纳简介》第15页。

[4] 　关于中国经济地区的划分，见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又见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地方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和萧邦奇（R．Keith Schoppa）的《中国望族与政治变化：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关于各地军阀割据形势，见季林（Donald Gillin）的《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罗伯特·A．柯白（Robert A．Kapp）的《四川与中华民国：1911—1938年的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约翰·C．霍尔（John C．Hall）的《1927—1937年的云南地方派》、加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的《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和苏堂栋（Donald S．Sutton）的《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滇军1905—1925年》。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军政一体化的，有多萝西·J．索林杰（Dorothy J．Solinger）撰写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政治一体化：1949—1954》一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区特色，没有多少人研究过，只有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写过两本有趣的书，即《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至于南北朝的诗歌，更无人问津。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一书倒探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地区分划的某些脉络。在现代文学方面，没有人写过研究地区文学的书。1949年以后，只有浩然的“地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黄春明的乡土小说》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乡土文学》。沈在1980年7月20日和我谈话中同意说，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在地区特色与地方风味方面都极其贫乏。夏志清是研究地区文学的先驱，见他的《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乾在1980年5月31日给我的信中说，他认为除了东北作家群之外，40年代崭露头角的还有内蒙古文学、云南文学，以及广东文学等作家群。

[5] 　20世纪前三十年间，中国外文报刊上常常提到“少年中国”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它不像19世纪30年代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或20世纪早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少年中国”并非这帮人自己取的名字，它泛指那些争取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进步的分子。它的另一个先例是日本20世纪初期新闻界中著名的“明治青年”运动，见伊雷娜·鲍威尔（Irena Powell）《现代日本作家与社会》6—8页。有人以“少年中国”专指1898年的立宪维新党人，也指进步的、受西方基督教影响的青年。“少年中国”还指全国兴起的文化复兴运动，而不限于流亡海外的那批秘密活动分子，这一点跟青年意大利党类似，而不同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尽管当时中国和土耳其一样，也是个“亚洲的病夫”，所以一般指那些青年军人。在晚清末期，这种人占出洋留学生的绝大部分。但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革命党人则可以包容在内。所以，J．O．P．布兰德（J．O．P．Bland）在《中国、日本与朝鲜》里乐观地把中华民族称为“少年中国”。后来，罗素（Bertrand A．W．Russell）的《中国问题》、兰斯洛特·福雷斯特（Lancelot Forester）的《中国的新文化》都把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的青年作为“少年中国”的代表。这不指五四运动中的少年中国社，它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人。玛丽·C．赖特（Mary C．Wright）在《中国革命第一期：1900—1913年》中指出，在1900—1911年间，中国正在走上民族再生的过程。而后来的研究家却又指出，1915—1949年间中国又走上国家瓦解的道路。见薛立敦《解体中的中国：中华民国1912—1949年》。好在另外一些学者，如孔飞力（Philip Kuhn）、费惟恺（Albert Feuerwerk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却找到了中国正在奔向现代化的漫长征途。见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张朋园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注解：

① 　以下简称《文集》。

第一章
湘西少年

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

沈从文的童年

沈从文处在时局转变的时代

沈从文在离开故乡将近十年之后，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从文自传》） [1] 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这些印象写成小说，使我们了解现代中国作家最偏僻的背景里种种瑰丽多姿的场面，超过了解作者本人。沈从文的作品取材于各种来源。有的是他童年回忆，有的是他的苗族保姆和乡下亲戚讲的民间故事，有的是他在当地军阀队伍中见到过的勒索赎金的恐吓信，有的是他在乡下行军途中或沿河漂泊时经过的那些地方的种种传说，有的是他躺在床上时听到窗外的街谈巷议和做买卖时的交谈，还有正午时争吵的士兵和成群结帮的顽童的对骂。沈从文正是根据这些素材，刻画出了湘西地区的生动形象。

湘西：沈从文的世界及其历史根源

沈从文的故乡位于湖南西北部，大体上属于沅水和澧水流域，只有沅水的源头还插入贵州境内。在1910年以前，还没有湘西这个名称。中华民国成立后才设立了湘西镇守使，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正是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的驻地。更早一些年代，老百姓口中说的湘西是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清代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民国初期又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但湘西这一名称从30年代起已被普遍使用。 [2]

尽管名称有过多次改动（辰沅永靖道、辰沅道、湘西），但是从清初1670年以来，它就属于道的建置，湖南建省只比它早六年。由于雪峰山的阻隔，山以西地区在明朝以前的许多朝代，都和山以东的湖南湘江盆地在政治上关系松散，远不如跟北边的湖北地区那么密切。民国以来，没有多少土著居民留在湘东或湘中一带，但还有100万人在今天的湘西兴旺繁衍，构成山区人口的半数。湘西的一般方言并不属于东部方言，而被划归于四川的西南官话体系。山峦绵亘的湘西山区，不同于号称中国粮仓的湖南平原。直到1958年，湘西已开垦耕地只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种植稻谷的良田还不到一半。而人口也只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由此看来它真是穷困地区。 [3]

当然湘西不仅是个具体的地区，也几乎是个想象中的地方。湘西这个概念的形成少不了沈从文的一份功劳，他把这个地区看作不同少数民族的大熔炉，这种浪漫的看法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在沈看来，湘西是开化较早的汉族（从东方北方迁来的主要民族）的文化边远地区，自古以来，汉族就跟至今仍然居住在他家乡西部山区的苗族毗邻而居。在沈从文出生100年之前，苗民已被汉人征服，但许多苗民仍一直抗拒文化移入。 [4] 所以按照沈的阐述，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是一个汇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以在这里互相渗透、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还在按照沈从文表述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作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将再度推动历史前进。

几个世纪以来，湘西的不同民族是按地形分布的，苗民多半住在山间，后来的汉人因为经营农业，都居住在沿河和河水流过的低地上。历史学和人种学还没有确定湘西最早的民族，或者说苗民，原来就是山民呢，还是被后来的民族赶上山去的。鉴于苗民至今还从事粗陋的农业，种玉米、甘薯一类旱地农作物，汉人就认为苗民在技术上还处于原始状态。然而上述作物都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才传入亚洲，这就说明苗民的种植技术远不是一成不变的。 [5]

抵抗汉人入侵的西南原始民族在历史上都称为“蛮”（即南方野蛮人）。沈从文以为汉人和部落民族不但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祖先也同出一源——只要你能察看他一再提起中国诗人屈原和汉代名将马援，他们在2000年前深入南方时，就发现那里的人民是一个爱好音乐、艺术的民族，辛勤劳作、自给自足，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化昌盛、爱好诗歌的王国：楚国。可惜北方人和南方人那点共同的人情意识——更不要说共同的祖先意识了——已被千百年来敌对的军事冲突消磨得模糊不清。沈从文在文章中含蓄地指出，只要两个民族选定不同的寻求生活的道路，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

汉人选的是儒家道路，发展城市，这种文化发展下去，必然会使汉人支配他们的同类。然而按沈从文的边远地区观点，汉人文化后来已经逐渐衰落，到沈的青年时代（清王朝最后十年）已经走到危机的爆发点。汉人由于长期奉行繁文缛节的礼教，墨守僵死的文学经典，已经一蹶不振，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

沈从文描述的汉、苗两种民族精神的差异，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观察家的首肯。 [6] 他指出苗民不读书，结婚不管对方是什么阶层，不说谎，做买卖不懂得怎么赚钱。沈从文对苗民的这些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苗族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所玷污。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民关心的只是辛勤劳作以求生存，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唱歌、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乐事在情感上得到抒发。在沈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常达到发狂、着魔的程度，这似乎表明他们成功地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而在这点上汉人却只能说说而已，或者更确切地，只能写写而已。

在沈从文看来，正是在神的面前，在礼节上负担过重的汉人文化破产处境暴露无遗。人必须面对神，不管是西南边陲的原始精灵，还是20世纪生活中机构复杂的教会。尽管汉人和他们的文明同他们的经济才能和空洞的礼仪分不开，把部落民族看作蛮人，但苗民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类初级的朴素生活。汉人从前也具有苗民的文化和活力，那是在汉人变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之前。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

可惜的是，至今还未找到可靠的苗民历史资料来作为衡量沈从文的敏锐想象力的标准。过去五个世纪中汉人和苗族人写的历史都是出于想象虚构，比沈从文设想的还要荒唐。这些虚构故事为汉、苗两民族的命运编出种种神话，说两族祖先本来就是世仇，要不就说是竞争的同胞。把苗民的先世一直追溯到汉族传统祖先黄帝时代的蚩尤，说他是黄帝的土著敌人；说苗民是个生活在洞庭湖地区的刚愎自用的民族，被贤明的国王舜放逐到西部去的，而且还受过大禹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是：苗族始祖是槃瓠——是一条狗——但通常被认为是瑶部落的图腾制的祖先。 [7]

实际上，虽然中国古文中出现过“苗”字（即三苗），但中国今天讲苗语的民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宋代。他们在湘西的“土著”资格可能只能从他们自湖南西部邻近山地迁移到上湘西高原地带落户后算起，只比宋代汉人迁到这个地区早一步。苗民可能学过种水稻，一度来到沅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后来又被汉人赶回原处。不过没有理由假定苗民是最早住在湘西低地或者高地的部落民族，这种假定只是明清两代汉族史学家为了把敌人写得体面一些，才为富于反抗性而又性格开朗的苗民塑造出一个历史悠久的远祖家谱。

沈从文为山里人的祖先加点光彩也许是非常明智的，这样一来，一些有种族 ① 意识的人假定的——那些人与汉人间那条无法弥合的文化民族鸿沟，就一定存在了。他心目中的部落民族虽然世系含糊不明，现代文化对一种失去了的幸福象征却更强有力，尽管这种象征可以从属于任何种族集团，而且更难通过民族学方面的事实，或者更中肯地说，因为缺乏事实根据而加以诋毁。苗民有独立的文化，因而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外来的。他们的语言不属于汉藏语系，他们的民族传统中保存着其他文化的精华。据沈从文的想象，有许多在汉人中早已消灭了的中国西南某一民族许多独具特色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今天在许多讲汉语的壮族、傣族、土家族中还保存不变。因此认为苗族文化“古老”、民族“年轻”、礼仪“保守”的想法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他们擅长于迅速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 [8]

除了起源问题至今含混不清外，西南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文化一致、政治统一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现代人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千百年来，那些不让汉人插足下湘西的人也许是某一个南方民族（他们已被汉人同化几世纪），或者是现在已经几乎被汉人同化的土家人的祖先。土家人居住在沅水支流比较贫瘠的地区和山上，他们现在一般都讲汉话，很少讲本族语言，但他们也许可以作为湘西最富于西南文化气息的一个源泉。50年前土家人还被叫作土蛮，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在明代，他们还被土司率领到东南沿海去抗击倭寇。湘西其他悠久历史的民族还有侗族、瑶族和仡佬族等山地民族，这些人都是苗民的死对头，现在几乎都已迁移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古代楚民族的后裔，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融合各民族的异域情调，中原人民把这种异域情调跟他们的西南联系在一起。 [9]

更确实的证明是古老的历史叙述，说起过去1000年间汉人怎样进入沅水流域和各个支流地区，把挡住他们去路的人赶上高地。最后，到明清两代，渴望找到耕地的汉人又爬上高山坡，在崎岖的高地种植，这片高地从湖南一直延伸到贵州境内苗民山寨。上湘西边地的山区宽达150里，是隔开沅水盆地与西边贵州水系的天然界限，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与土著民族的战场。汉人在1615年试图结束边疆冲突，仿效北方长城的办法，建起一道高墙，把苗民全赶到西边去居住。这道墙建在苗民区域内，距离沈从文出生的凤凰城西只有十几里。明朝国势衰微后，苗民在1628年把城墙摧毁。在满人入主中原后，18世纪汉人又卷土重来。沈从文在根据湘西苗民传说写成的一部现代小说中指出，汉人为征服苗民使用的最厉害武器是——士兵和官吏。 [10]

清代在苗民山区已建起许多军事哨所，有城墙，有岗楼。其中有一个城镇建于1700年，用来统治镇溪和筸子坪的苗民，命名镇筸。1704年统辖整个湘西兵马的兵备道设在这里后，这里成为清朝湘西汉人统治全区的政治中心。虽然直到1911年住在镇筸城内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可驻在它四周的正规军却高达七千，其职守不仅是镇抚山区苗民，还兼管沅水流域与邻近省份开化地区的绥靖工作。 [11]

像镇筸城这样的戍卒屯丁的城镇，在基本的文化意义上象征了朝廷的侵入，因为部落民族以前不知道集中人口，建立城镇。对汉人来说，这种边区的城镇首先是用来作为保护士兵和屯垦戍卒的要塞。此外，沈从文热切地指出，跟着士兵拥来的商人不久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这种人并非本地人，而是来自外省，如江西人垄断绸布业，广东入垄断药材业，福建人垄断烟草业。 [12]

筑城的汉人还把镇筸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筑了许多小的城堡、屯、碉堡、营汛。人类学家在30年代吃惊地发现这类碉堡营汛有不少还仍然存在。堡有泥土或石块堆成的围墙，一条贯通全堡的街道，两头都开着堡门，比较大的堡中间有十字街道，有三扇或四扇大门。正是在一座叫黄罗寨的城堡里，沈从文的父亲在一两岁时，差一点被一只老虎吃掉。屯建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只有100英尺宽，300英尺长，能住几十个士兵，加上一些牲口、粮草。屯也有石头砖块筑成的五英尺高的墙，上面开有雉堞、枪眼。更小的防御工事按固定距离筑在小山顶和大路上，只有一般房子大，但是周围兴起给驻军居住的村子，直到20世纪还保持在原地。据沈统计，镇筸城共有1000座碉堡、300座营汛。1795—1806年的苗民大起义被血腥荡平100年之后，边区的战斗气氛已被乡村气息所替代，原来山顶上星罗棋布的碉堡已经变成富有浪漫色彩的废墟，居住着戍卒和他们家属的后人。1911年民国成立后，还有许多人仍可领取饷银。今天凭高眺望，还可依稀“想见当时从一个瞭望塔到另一个瞭望塔鼓角齐鸣、烽火报警的光景”。 [13]

这类有围墙的住所除了为沈从文的小说提供富于浪漫色彩的背景外，还把当地人象征性地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两类。中国城乡之间普遍有一种社会界限，而在湘西，这种城乡之分一开始就具有种族界限。当大多数苗民被汉人同化以后，这种区别更具有文化界限。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的湘西，“乡下人”仍然是苗民的委婉说法。 [14] 沈从文也自称乡下人，他所说的乡下人只是指不是住在下河的人，却不一定指苗民。但沈从文写到乡下人的“‘愚蠢’、粗鲁、不会交际时，看来指的是苗民。他们不懂城里人的礼节，连起码的礼貌规矩也不会，更不用说能说会道了，因此容易被逼得跟人打起来”。 [15] 苗民除非被当作汉人，否则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但到沈从文的时代，很多苗民都已参军，搬到城里去住（包括镇筸，他们占镇筸人口的三分之一）。 [16]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苗民就在城墙外头种地，开店铺，做豆腐、粑粑来沿街摆摊叫卖，还能够在船上充当水手。总而言之，苗民跟汉人通婚、文化上被同化，反过来汉人也被苗民同化的结果，就在镇筸城剽悍的农民当中产生出一种汉苗交融的地方文化。沈从文在他的《我的小学教育》里这样写道：“在镇筸，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许多苗民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一样，在坩埚里融合后，彼此都同化了。” [17]

与此同时，在镇筸城的西北方向，未受到汉人同化的苗民，依然保持着他们祖辈传下来的生活样式。他们一直避开汉人为设防而建起来的通道、驿站和交通中心，远远地住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山坡上，宁愿与世隔绝，反倒觉得平安。他们聚居的村落叫寨子，寨子里不像汉人村落那样有正规街道，而是许多小道错综交叉，有如迷宫，使陌生人进去后会迷失方向，遭到伏击。苗民也会耕种水田，会在山中梯田间建造水车来灌溉田畴，但大多数苗民喜欢刀耕火种的粗放种法。这可能是民族的习惯，也可能是他们老处在汉人包围之中，不得不做好随时退却的打算。苗民为了取得独立生存付出了高昂代价，然而他们能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毕竟感到怡然自得。 [18]

把湘西描绘成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乐土，沈从文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9世纪，湘西就以风景秀美、中国山水画家和文人墨客未曾点染吟咏过而赢得“中国的瑞士”的美称。 [19] 外国观光者更把湘西推崇为扬子江流域中风景独特的地带，因为只有湘西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还与外界隔绝。湘西的山不算高，然而蜿蜒流经其间的条条江水，却像鬼斧神工的雕刻大师那样，把它映衬得千奇百怪，浸泡成一片碧绿。山中的岩洞，悬湍的激流，以及层峦叠嶂插入平川时构成的景观，足以使最富于浪漫气质的人也叹为观止。许多风景地至今游人们还难以涉足其间，因为苗民一般不愿汉人知道这些仙境。

在民国建立后战乱频仍的早期，湘西这片地方也相当安宁平静，被看成独立于世的小小王国，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为世外桃源。外界人没有看出，湘西土著居民与世无争的态度，原来是出于仇外心理，却把它看作怯懦退让，以为这些远离交通干线生活的乡下人，必然像古代传说桃花源（现在沅水下游真有一个桃源县）中的隐士那样，生活得无忧无虑，所以才与世无争。 [20]

像这样一个苗民与汉人、山区与河谷、西部与东部具有明显冲突的地方，怎么会被人看成一片有共同特征的地区呢？其实，这个多民族区在过去满汉两族统治时期推行的怀柔政策使得地区观念没有滋长机会。可是，军阀割据又给了湘西（包括苗民）以拯救全区人民摆脱中央统治，争得政治上完全自治的新机会。

湘西在区域自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有四个独特条件：第一，直到20世纪，政治上统治湘西的体系始终是地方武装势力，现代化的清末新军从来没有进驻过湘西。因此当民国初年全国转入军阀割据时，湘西早已自成一个军事体系，没有别人敢来插足竞争。其次，从战略地位上说，镇筸这个早已站稳脚跟的行政中心，恰巧并不位于湘西的经济核心地带，而是远离交通大道的山区。 [21] 第三，镇筸在丧失了国家和省的粮饷后，却能用新的经济财源加以弥补，即贵州的鸦片，用船运到沅水下游各地时，湘西可以从中抽税。由汉苗两族组成的镇筸人，长期以来是东方来的殖民者所觊觎的目标，现在却转而在经济上占了上风。第四，由于他们和旧的军事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清朝并没有对旧体制加以革新，于是镇筸人的子子孙孙和门生故吏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新的地方权贵。

湘西的军队是18世纪最初30年间组建起来的。当时清朝官员把最后没有归顺的苗寨头人加以撤换，设置了三个厅，每个厅都归道管辖。三个厅被称为镇筸、乾州、永绥。其中永绥后来证明不易镇守，就把厅治移到茶峒，每个厅都由正规绿营军镇守，也就是后来沈从文写的中篇小说《边城》里出现的那个茶峒。

1795—1806年苗民叛乱以后，清朝派遣绿营军7800人到三厅来驻守，还带管其他两个山区的县。绿营军有一半驻扎在镇筸，归一个总兵统领，受湘西提督节制，湘西提督府不设在长沙而设在湘西的辰州，临近这片难于驾驭的地区，提督又受北边武昌的湖广总督节制，不受湘西巡抚管辖。这样一来，从军事上看，湘西与湖北的关系倒比同湖南的关系更为密切。

1849年，即太平军起义前夕，湖南全省的53个营官军中，除了五个营外，全都驻扎在雪峰山以西各县，镇筸就驻了35个营。清朝末年改革军制，废除全国绿营军，另组新军，可是军制改革还未推及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推翻。因此，跟北方的联系切断以后，镇守镇筸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后，镇筸镇守使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 [22]

上面这段历史还不包括绿营军的另一种部队屯田军，屯田军也可上溯到19世纪早期。虽然屯田军归长沙的湘西巡抚节制，但他们像正规军一样，到了1911年还没有被裁撤。其原因是，这些部队长期集中驻在镇筸，处于道尹的管辖下，当地戍卒豪强很容易把这批戍卒屯丁划归地方，一方面也因为屯田部队兵丁早就在屯田安置中同湘西土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片国家的屯垦农场面积超过十万亩，大多由戍丁屯垦或租给当地人种植，收取租税贴补军用。

虽然这批屯垦军队主力是8000名汉人组成，然而屯田军整体在承平时期看起来很像一个汉苗共同体，因为有5000名苗民屯田士兵由苗族官佐统领，这些苗民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戍守的碉堡，住自己的营垒。实际上他们就是当地的太上皇。因为苗族军官可以审案，收税，在五个边区县境内有警察，使这个地区变成部落之间的缓冲地带。尽管没有规定土司们的权力可以世袭，但显然他们已变成当地世代沿袭不衰的统治集团。民国初年（1912年）的一次大整编中，许多屯田部队已编入正规军，可这个屯田部队本身早已形成一个公众的企业，拥有田地，给官兵发饷，仍然是一个苗民自治的社会。苗族军官官衔原是清朝颁授的，按理应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取消，实际上直到1935年国民党的军队势力到达湘西时，苗人的军衔始终沿用不改。 [23] 在沈从文看来，这个汉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在他的家乡扎下根基，牢牢地庇护着这一股融合汉人与苗民、刀剑与铧犁、城市与农村的古色古香的社会。1936年湘西的自治状态才宣告终结，然后便是长达15年之久的内部混乱，使沈从文能把湘西风物写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

沈从文的童年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青年时期他自己改名为从文，本书便采用这个名字），生于1902年12月28日。他父亲叫沈宗嗣，字少仙。母亲姓黄，孩子们只称她“母亲”，却并不知道她的名字。1985年沈才在信中告诉本书作者说，他母亲名字叫黄素英。沈从文在兄妹九人中排行第四，在男孩子中居第二，因此同胞弟妹全都叫他“二哥”，沈从文早期写作的许多小说中，常常也把其中自传性的人物叫作“二哥”。 [24]

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虽然他们发家历史并不久远。沈从文说过，在镇筸城西边有个沈家庄，居民是汉人。村民靠开采朱砂为生，他们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对此现已无法考证。沈追溯祖先历史只到上面两代，不像中国某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动不动就将祖宗家谱上溯到1000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说明，沈家的确是寒素之家。再说，像湘西这样开发历史本来就较短的地方来说，像沈家这样祖、父两代都有功名的家庭，也足够称为“世家”了。 [25]

沈家是从沈从文祖父沈宏富的青年时代起，才突然兴旺起来的。沈宏富小时人们都叫他沈毛狗。19世纪50—60年代，在太平军造反的危急时刻，清朝让骁勇善战的沈宏富统率当地人部队组成镇筸军，并升为青年将校。这样沈宏富就从既非军人出身，又属边区小民一跃而成为将军。在正常时代，军官跟文官一样，都得通过逐级考试，而且官级升迁也得靠孜孜不倦刻苦任职，不容许官兵有任何关节。沈从文谈到这点时带点夸张的神情说，他祖父沈宏富原来靠卖马草为生，他和田兴恕、刘士奇、张文德等其他三位镇筸军将领后来升到地方提督时，四个朋友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 [26] 沈宏富后来跟随湘军一起打过太平军，也打过起义回民、苗民。1863年他升任贵州提督时，年纪才25岁。这时他的将领田兴恕（田也刚26岁）因为镇压天主教徒招致国际责难，清廷受到很大的外交压力，便将他革职。关于沈宏富本人，我们还知道一点材料，就是他在官运亨通担任省一级军事长官时，还带领一旅的官兵打了至少一年仗，后来负伤回家，不久去世。 [27]

沈宏富可算功名富贵集于一身，他“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沈家后人在当地居于优越地位”。他没有子女，夫人便将弟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沈宗嗣过继为子。沈宗嗣长大后立志从军学武，这位将门之子也打算挣到一份将军基业。 [28] 后来他虽然的确做了军官，可惜他被派去跟随罗荣光一起镇守大沽炮台，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炮台失守。这样就断送了他的一生功名和大部分产业，他回到家乡后生下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沈从文。 [29]

在沈从文的童年时代，沈家还能算是小康之家。家中的田地在凤凰城（1913年起镇筸改名为凤凰县）外十多里，年产稻谷300石，其中三分之一归沈宗嗣，所以他能把女儿送到私塾去受初等教育。 [30]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原想竞选进湖南省议会。竞选失败后，心中十分不平，赌气出门来到北京，参与刺杀袁世凯的密谋。密谋被袁世凯的侦探破获后，沈宗嗣逃到热河（直隶），躲在朋友家中。此后他改名换姓，重新开始戎马生涯，在中国最偏僻的满蒙、西藏一带奔走，直到袁世凯去世，他才跟家人通信，但写信是要家里把田产抵押一笔钱供他还债。后来还是靠当时在东北做美术工作的沈从文大哥才把父亲接回湘西老家。1922年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到北京时，再一次见到父亲。沈从文通过老上司张子卿替父亲在湘西辰州一个军医院里找到差事，也是他父亲最后的一份工作。沈宗嗣在1931年前后去世。 [31] 父亲生前希望沈家再出一名将军的愿望，就只能落在沈从文的弟弟、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沈岳荃的身上了。

直到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对他并不是显赫的家世出身，一直讳莫如深，而且也不愿谈他的民族血缘。现在事情已经比较清楚。沈的先世大多不是汉人。他的母亲是土家族，他的祖母（沈宗嗣的母亲）是苗族。土家人容易冒充汉人，不至于像苗民那样被汉人歧视。沈从文的外祖父黄河清考取过贡生。其家庭是当地唯一的书香门第。黄河清似乎早就料到他外孙会喜欢读地方志，曾经在1892年编纂了一部十六卷本的《凤凰厅续志》。沈从文的母亲比他父亲读书多，虽然她早年常同她做军官的哥哥黄镜铭一起在军营中生活。

黄镜铭可算是当地的进步分子。他在沈从文家乡开了第一所邮政局，第一家照相馆。沈从文母亲跟他学读书、学会照相。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的祖父。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黄家世系并不怎么显赫。黄家人生时姓黄，死后必改姓张，这说明家族早先必然有人是被放逐贬谪的罪犯。 [32] 还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个家族的隐私，事关沈从文的祖母。当她的儿子过继到沈宏富家之后，有人就精心设了一个圈套来掩盖真相，即把这位苗族妇人打发到乡间去改嫁，却对外人说她是个汉人，已经去世。还用一副假棺材为她堆了一座假坟。这件事不但骗过了邻居，还使后代儿孙都信以为真。 [33]

沈从文直到1934年她母亲去世之前，才在母亲病床上听到这个悲剧故事的全部经过。他19岁时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个大概，虽然在这以前，他就怀疑过父亲跟乡下苗家有些瓜葛。沈从文1932年写的《从文自传》里，已经提起过那位来自苗乡的紫色脸膛表兄滕韩。表兄在苗族士兵中威信高，对他讲过许多苗民战斗故事，沈从文母亲并非汉人这一点可能已经清楚了。不过沈还以为母亲是苗人。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小传里说过。他外祖母和外曾祖母都是贵州的苗人（可能沈和许多湘西汉人一样，对土家族和苗族的区别根本就闹不清楚。要不就是祖宗长辈中女方家世更难于弄清）。沈从文一定为此感到困惑过。这位年轻作家总以为自己来自苗家。他对好勇斗狠的苗族文化一向引为自豪，对苗民备受压迫的处境更深表同情。然而，他对自己的“种族”血缘，总有些心事重重，甚至困惑不解。只有一次，他在1931年写的一篇序言（此文后来已难见到）里，才直接承认过他有苗族的血统。 [34]

沈从文这种尴尬心情，使得他在写自己家庭的作品中，往往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而他的早期作品很多都是回忆家庭往事。后来他又采取用玄思构想办法，编造一通家属关系，例如他在小说杰作《边城》里，写年轻的女主角翠翠和老爷爷的关系。这篇小说说明，核心家庭跟整个家族中几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沈的小说里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沈却从未写过一部以大家庭为中心的史诗性小说，也没有写过一篇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来反映处在19世纪那种严酷关头自己的或别的家庭是怎样构成的。他写这类作品并不缺乏材料。父亲就对他讲起过许多沈宏富怎样跟长毛打仗的惊险故事，父亲沈宗嗣也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起义的风风雨雨。他的家庭里至少有一位外祖母、许多仆人。在周围乡间还有三个叔祖的儿子、两位姑姑，以及许多表兄姐妹。难道是中国文学不兴写作家世小说吗？不。沈从文的知交巴金就以大家庭为背景写过许多有独创性的小说。《红楼梦》是沈从文一生爱读的作品，它描写的也是大家庭。 [35]

沈从文早期描写的作品中有五个人物来回出现过：一个是写沈从文自己的那个淘气鬼；他的六弟得鱼（沈岳荃），是他幼年玩耍的伙伴；苦命的妈妈，她浑身是母爱和同情心；他的大哥沈云麓，大哥的任务总是惩罚沈从文，这在生活中也确是真情；小九妹，她是全家的心肝宝贝，她有时和沈从文联合起来对抗大哥，有时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小说《炉边》的故事情节可能是根据童年回忆写成的，它最能说明问题，沈从文同他的六弟想吃顿夜宵时，往往就让九妹嚷肚子饿。妈妈最喜欢九妹，这时必定叫春秀丫头去煮燕窝粥或莲子羹，于是大家便可沾光美餐一顿。可是九妹很聪明，知道他们怂恿她叫饿并没有安好心，这样他们后来搞这个把戏就得先贿赂九妹才成。小说中充分写出这个核心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何等温情脉脉，有时虽然吵架赌气，总以喜剧告终。总之，在沈从文看来，自己这个家庭永远是那么其乐融融，亲密无间。后来，沈从文大哥长大成人，成为美术家，对兄弟更加疼爱。沈从文小说《旧梦》中写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在北京想当作家不成，大哥便请他到东北去，想为他找工作。整个故事写的是似乎真人真事，直到后面出现了个小插曲：大哥为了引导弟弟接触女性，居然让他跟一位有夫之妇厮混。 [36]

最后，在20年代后期作品里，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都放了进来，跟他一起共度艰难岁月。在沈从文15岁进预备兵技术班时，沈家的田产都已典卖一空，之后家中完全破产。母亲和妹妹只好都来北京，靠沈从文那点微薄稿费过活。《一个妇人的日记》则是用沈从文嫂子的口气写成的，日记中描述了全家人亲密无间的感情，只不过和沈从文的亲身经历似乎远了一些。出场人物还是那些人，日记的记述者很操心为四弟说个媳妇，这位四弟是作家，靠卖文章挣几十块钱，果然这位四弟就是影射沈从文。 [37]

在这些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很少写到父亲和那个大家庭。这说明沈从文跟母亲的感情远比对父亲深厚，他说过：“我的气度得自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自于妈妈的较多。”他写母亲怎样影响他的一生，教他认字，跟他讲许多故事，教他认识药名，教他决断——“做男子汉必不可少的决断”。沈宗嗣在新旧社会都一事无成，使他的妻子要担负起教育子女的重担。也许父母都想让沈从文拼命奋斗，谋个一官半职，弥补父亲一辈庸碌的缺陷。不幸的是，家庭传说又有些夸大其词，强调沈宏富有那么大的功名，后代也必须无愧于祖宗功业。连沈从文也错误地相信，沈宏富在贵州曾经官居总督（实际上只是提督）。 [38]

沈从文父亲是否对孩子表示过自己愧对祖先的心情，对此沈从文一直避而不谈。作者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件挺吓人的故事，说由于他少年时一再说谎，掩饰逃学，应该受到处罚，引起父亲的愤怒，说以后他若再逃学说谎，便要当众砍去他的一个手指。这个故事很难说就是俄狄浦斯式的父子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沈所处社会给他灌输的因未能尽孝而内心愧疚。沈从文感到他的行为“实在伤害了这个做军人父亲的心”。从此，父亲就离开了他。 [39]

沈从文喜欢写自己老想逃离家庭，躲开家中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不听话，想种种方法逃避惩罚，尝尝赌博、逃学的滋味。这类主题在《炉边》之外，还在其他许多作品中出现过。同样，他写的家庭人物中还有些并非是他家的人，而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亲戚，还有些并不受人敬重的局外人，例如那位一字不识的滕四叔。这只是一个跟家中来往的熟人，他卖草药、算命、教拳棒还教过武术。沈还写过一个曾当刽子手的亲戚和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她跟沈从文写过的童养媳萧萧一样，要为妇女找到一条解放的路。 [40]

沈从文作品写到宗教时，只着重写公众庆祝大典之类，很少写家中敬宗法祖的孝道。有些年年都有的节日，往往全家团聚，像小说《腊八粥》写的那样。沈从文常常写那种在露天举行的节日，由专管仪式的人跟大家一起举办。这类节日只有某些地区才有，很富于人情味。中国西南各省这类赛会到处风行，根据部落传统，汉人举行这些法会平常是请苗族巫师主持。 [41]

沈从文作品虽然充满了怀乡忆旧感情，写了许多地方神话，然而这些作品一般说来没有多少历史趣味性。他的自传特别强调他受通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气质。作者开头是个淘气小孩，渴望逃脱成年社会的种种严格约束，从中透露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反对儒家的信息。这种叛逆精神沈在20年代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跟胡适一样，作者的文化根基似乎是开头就受到女性的启蒙教育（沈从文第一个老师是他母亲，后来的老师是教沈从文姐妹的四姨）。 [42] 沈从文对周围世界异常敏感，又天性好奇。他观察宇宙万物细致入微，他的艺术天才一部分正来源于此。青年沈从文对城镇、对乡村的奥秘喜欢追根究底。他要人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怎么制造东西，告诉他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甘冒任何风险要离开家，然后再暗暗找路子回来。他一旦失去自由——例如罚他跪在房中的角落，那时他的想象恰如生了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想到当天见过的各种情景。在学校时，他也用他的想象填补无聊的时光，因为背书对他来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一点倒用不着猜测，他自己写得十分清楚。逃学跟他一块玩的同伴都是亲戚和身体异常结实的野孩子，这帮孩子会爬树、会打架斗殴，会采笋子、采蕨菜，有时采一些草药用来医治爬树下跌或扭伤的脚。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上山采花，分成两群打架，而且往往是一场恶斗。夏天顽童喜欢捉蟋蟀，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偶戏，或者花半天功夫捉螃蟹，或下河游泳，不会游泳的把裤子泡湿，扎紧裤管，捕捉满两裤腿空气，再用带子捆好便成了“水马”，使全不会游水的人也能向水深处泅去。沈从文会游泳，他不管家里如何担心他会被淹死，老下河去洗澡。他学会空手在水中抓鱼，像苗家娃娃一样，还用黏土来捏制“泥炮”，把这些太阳晒过的“泥炮”扔到地上时，就会发出最响亮的“叭”的一声巨响。 [43]

这帮顽童更喜欢赶场，这种机会每五天便有一次。最引顽童着迷的是凤凰县西郊不远的一个集市。苗人酋长带着女儿乘小船木筏唱歌前来，在这里卖牛羊和烟草，又卖野猫、老虎皮，换盐和冰糖回去。他们在集市上决斗、赌钱，出卖捕来的斗鸡，这种鸡后来就会在城里斗鸡场上出现。碰上苗家特别节日，沈从文还能看到斗牛和“椎牛”的仪式，这种习俗不久就不再举行了。沈懂得的那点苗语刚好够用来向苗民买狗肉。《在私塾》一文中还提到，苗人酋长对汉人少爷非常和气，会请你到他筏上去坐，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吃他田里自己女儿种的红薯、甘蔗和梨——因为苗民看重而不鄙弃劳动，苗民妇女只有少数人缠脚，她们穿着长过膝盖的峒锦外衣，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裙子上面多贴银片（如普通战士的盔甲）”。讲故事人回忆起这种“又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景”时感叹说，这幅动人的画面“简直是一种梦中的奇迹！” [44]

这帮无法无天的逃学娃娃还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子里的李子、枇杷、小红萝卜，在雨水泡软的田埂上尽情吃喝，采摘大路两边的浆果、野樱桃、野枇杷。当愤怒的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他们就飞奔而逃，沈从文还唱山歌气那主人。顽童们还向大一点的人挑战。打架斗殴是凤凰县通行的解决争端办法。他们打架都当众进行，两边围满观战顽童，看看哪一边能占上风。沈从文虽然生性平和，并不好斗，但他认为这帮打架的家伙简直就像《三国演义》中那种慷慨仗义、宽宏大量、舍己救人的英雄，他们为朋友报仇雪恨，热爱正义，解囊相助，很多人都孝顺尊敬长辈。 [45]

我们且把《我的小学教育》一篇作为例子。作者说，在凤凰，每天每条街上，都可以见到若干十一二岁的小孩，每条街的孩子结成一帮，在街中心相殴相扑。一般打架目的是遇到街上土台戏开场时去戏台边占据地盘，特别是唱长达一天的木偶戏时，强占座位尤其要紧。座位按街巷划分，本街孩子必定要把别街孩子赶出自己地盘，要不就在别街唱戏时去侵占他们的地盘。

沈自己常常扮演头头的角色，他充当过七回“都督”。他得凑钱为本帮兄弟预备下应用的军器，这军器是削尖的南竹块（凤凰县顽童每个人袖子里都藏有这种军器，为了不受“恶狗或坏人的欺侮”）。沈从文还布置作战演习，让一些战士骑“马”，马当然是由身子壮实的乡下孩子甘愿充当。交战双方在圈子里扭缠，碰伤出点血毫不在意。为了磨炼大家牛劲，让大家玩拔河赛，或者绑住一个人的手，让他用一只手来斗，或让两人与一人斗。直到有人啼哭着回家，才算获得胜利。当然，这帮顽童在衙门口的确看过士兵真刀真枪的操练。

到了开戏这天，“都督”“团长”要挨家挨户去传话，宣布动员令说：“本街唱木偶戏，热闹非凡，凡我弟兄，俱应于闹台锣鼓打过以前，戎装执械到场，把守台边……其军械不齐又不先来都督处领取款子的，罚如律。”战士们先选定远离戏台的空阔场地，排队成列，提出决斗口号，煽动起同仇敌忾情绪，嘲弄对方，不敢应战的人就在自己人和敌方面前丢了面子。根据《我的小学教育》，这帮人有下面几条赏罚律：

“见仇远走者，罚钱一文。

“被打起包不哭哼者，赏钱一文。

“在别处被二人以上围打不伤者，赏钱二文。

“被人骂娘二句受到挑战而不敢动手者，罚钱二文。” [46]

说实在的，沈似乎总在考验他的毅力。六岁时麻疹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肚子里长了蛔虫，以至于他变得黄瘦异长，从此再也胖不起来，人们背后都叫他小猴儿精。打那以后，他一直长得骨瘦如柴。按中国南方人身材来说，他身材不算矮。可是常在打仗的环境中，使他越来越对自己身材不高壮感到遗憾，因为士兵站队列时是按高矮排列，高个子在前面。也许这种身体不高壮的感觉才使他喜欢泅水，喜欢打架。尽管沈从文这帮顽童最爱打仗，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怕鬼，所以他们的一切胡闹只能在白天干。 [47]

童年时的沈从文爱和别人较量。他文章里写过斗蟋蟀、在土地庙里斗鹌鹑、斗鸡、赌钱等，都可以说是后来成为宁静学者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开头学会斗蟋蟀，学会以后又开始在赌摊上掷骰子。他的赌本呢，是早上上街买菜时剩下的零钱。后来索性把叫他买东西的钱全用作赌本。他的外祖母由于溺爱，往往也给他钱翻本。可是后来真相大白，就派沈从文大哥专门打他的屁股，并不许他吃饭。沈从文跟那帮赌摊上的赌徒胡来，言谈中不时带出赌徒们说的下流脏话，经常使得家人大吃一惊。 [48]

幸运的是，沈从文在顽童时期的诸般玩意儿也有许多是值得称道的农家娱乐。他们认为收获季节最令人开心。沈从文学会怎样分辨庄稼、识别害虫、抓蚱蜢、蝗虫、刺猬，在浸泡过的田里钓鱼。他学会用稻草编小篮子，或者像《长河》里的滕伯伯卷桐木皮做成哨子吹曲子。沈家还喜欢打猎、打狐狸、野猪、野鹿和捕捉野鸡。捕野鸡方法是吹口哨和用驯养的囮子鸟作为诱饵，把野鸡引诱出来。鸟都是用猎枪填充上自制火药打下来的。此后学百鸟鸣叫和辨别树种就成了沈从文毕生的爱好。 [49]

沈从文后来喜欢自称乡下人。实际上他对在县城看到的榨桐油、做花炮的各种生产工艺，也同样喜欢。他每天上学要走过很长一条街，路上他就有许多有趣东西可看。这些店铺有磨针的，有做雨伞的，也有皮鞋店、染坊、豆腐作坊、豆粉店等。糖果店制作莲花糖和糖制菩萨来沿街叫卖。有织簟子、编绳子的铺子（沈说他现在对簟子的工艺似乎比写字还在行）。此外从刑场走过看尸体，从河滩走过看宰牛，从街上走过看剃头铺师傅刮脸，看买卖人以货易货，还有看工匠师傅制作像轿子这样精巧东西的过程，无不激起他很多联想。他把大千世界的风物全都记在心头，所以后来他文学作品中写到这些事物时，显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就毫不令人奇怪了。沈从文特别喜欢两种行业，可说从小到老都令他流连难舍，即磨粉与打铁。他在当兵时，经常一个人跑到附近一个熔铁工厂的大泥炉前，观看工人把铁矿石熔化，变成生铁板，再把它敲碎回炉，最后变成熟铁的全部过程。沈要我们相信，他如果有机会，真想去干那一行。 [50]

作家还有两种爱好，但后来也未如愿以偿。沈说过他童年深深受到水的影响，不过他是在当兵随部队开拔到辰河下游以后，才熟悉了船和船上生活。再后来，特别是40年代他买得起留声机后，才发现自己喜欢音乐，包括西洋古典音乐。小时候他就喜欢湘西流行的阳戏，也喜欢即兴表演的苗民傩戏。他跟鲁迅一样，两人都从小爱着家乡的地方戏而讨厌那种音调刺耳、行腔单调的北方戏曲，沈从文更不喜欢北方戏曲的音律平平、只适合上流社会的口味，因为沈的父亲酷爱京剧，曾经希望儿子将来学戏，做谭鑫培那样的名演员，所以沈不爱京剧可说是出于心理学上的一种逆反心理。 [51]

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何况当时湘西地区的文化水平不高。学术上并没有过“湘西学派”，湘西学者只有严如熤写过一本《苗防备览》，论述苗民战略战术的专著。沈从文在30岁时读过这本书，认为写得非常枯燥乏味。20世纪初，当地的进步军官曾经非常推崇明清两代的伟大军人学者王阳明、曾国藩，要人们仿效他们的功业。1920年，沈从文军营中的伙伴也推崇过曾国藩。当时湘西的确是社会安定：在1916年以前土匪乱党并不多见。 [52]

沈从文处在时局转变的时代

湘西的革新来得很晚，尽管在清代末期很多地方军人都成为维新人物。原因之一是，湘西跟云南、四川、广西等各省不一样，它没有开办过军事学堂或新式的初级军校。它没有组建过新军。也没有送多少湘西弟子到外国去学习军事。 [53]

原始的交通条件助长了湘西的闭关自守，使现代军事战术不能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这里发挥效用。直到20年代，湘西还没有电信设施，1972年铁路才穿过本区。上湘西的主要县城，包括凤凰县，到今天都位于崎岖不平的山乡，距离任何铁道支线都有一百多里之遥。同样，整个湘西到30年代中期还不通汽车。凤凰县和湘西各地的公路50年代才开始修建。行政中心则从镇守使时代起就已转到各个商业中心。在30年代，跟50年代情况一样，公路建设只不过是使凤凰县更加变成喧嚣嘈杂的商业网点。 [54]

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凤凰县还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国影响。1902年以后，芬兰籍的路德教士才在湘西西北角建立起前哨据点。在这之前，其他教会也来到过下湘西，可惜经过20年徒劳无益的尝试后，都已先后撤走，待第二批传教士到来之后，才兴建了不少教堂。由于筸军将领田兴恕坚决反对教会势力渗入，所以直到30年代还没有哪个教会能在哪个城市站稳脚跟。从另一方面说，正因为湘西不让外国商人、教士在这里立足，现代民族主义同样也在湘西吃不开。同云南、广西或西藏的情况不一样，你要在这个地区宣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陷入危机，是中国奇耻大辱的说法，根本不会有人理睬。 [55]

所以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把湘西推向现代民族主义，反而把湘西推回到边疆原始主义的老路上。凤凰的苗民起义完全属于秘密社会的暴乱性质。由哥老会主持，苗民充当炮灰，领头的是地方绅士，进攻目标是镇和道两个衙门里的文武官员。而把周瑞龙镇台的部队调到下游之后，执掌政权的还是道台，一个朝廷派来的大员。把周调走是怀疑他跟他侄婿田应全有勾结。田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龙头。田应全是筸军将领田兴恕（沈从文祖父的上司）的大儿子。沈从文说，据他所知，他父亲也是哥老会头目，是唐力臣领导的苗民起义的筹划者。其他参加密谋的还有沈的几位军官叔叔和苗族表兄滕韩。 [56]

起义计划决定苗民深夜由三个方向集中攻城，用奇袭方法打进城内。他们的武器是大刀、长矛、自造枪炮，虽然像沈家那样的绅士还有猎枪。起义失败了，遭到巨大伤亡，因为守军很顽强，城内的人也不能赶来支援。第二天早上沈从文醒过来时，他的兄弟姐妹早已躲到苗乡的岩洞里去了，他的一些叔叔已在起义中牺牲，他曾在四百个悬挂起来示众的人头中，去找寻表兄滕韩的人头，这些人头挂在衙门口云梯的木棍上，沈还发现了一串人耳朵，他当时只有十岁，看到这么多人头，才想起中国戏曲中说的“人头如山、血流成河”那句话的意义。 [57]

当然杀戮还只是刚刚开头。城防军不敢抓城里的绅士，就派兵到乡下苗寨去捉人。当初每天必杀百人左右，捉来后就牵出城外去砍掉，行刑兵士只有20人。混乱中被判刑者有的居然逃脱，还有些人不懂得汉语，一直到了河滩上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要被砍死。天气已很寒冷，不必担心尸体腐烂，就干脆不埋，一任尸体摆在河滩上，常常摆有四五百个。沈和那些小孩每每站到城头上去数对河尸首的数目，比赛眼力。残酷的大屠杀持续了一个月之后，本地的有力绅士，也就是暗地和城外沟通的人，联合向道台请求杀人得有个限制，要经过一番选择。于是后来把每天提来的一两百人，带到天王庙大殿，请苗民敬信的天王用掷竹茭办法决定生死。生死取决于掷卦，这样他们有四分之三的机会幸免于死，因此该死的谁也无话说，就低下头走上刑场。沈从文有机会去天王庙看他们占卦。后来他回忆说：“我刚好认识‘人生’时，所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58]

1912年3月间，革命军终于在凤凰取得胜利，汉人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可是除了军官们不再坐轿而是跨马在街上巡游这一点变化外，凤凰县唯一的实质变化是地方一切机关都由绅士出面维持。 [59] 此外，整个地区同外界更加隔绝。田应全那帮人掌权上台，沈从文的父亲去竞选长沙议会代表失败，愤而出走北京。

湘西的教育一直非常落后，在20世纪前期一直没有起色。在科举制度下，凤凰县除一位翰林学士熊希龄外，只出过两名进士，四名拔贡。清朝末年各地纷纷开办新学，到1908年时湖南每个县平均有初级小学十所，而凤凰县则到1914年才开始兴办小学。40年代一位中学校长说过“如果说湘西各地较湘中或其他文明大都市落后一个世纪的话，那么上湘西又要比其他湘西各县落后两个世纪”。 [60]

因此，沈从文幼年所受的教育，从维新派、革命派两方面看都是过时的。这种教育倒没有使他感到吃力，然而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深刻影响。他四岁在家中开始读书，后来跟随两个姐姐到一个女教师处上学。六岁时出了疹子，病后就上了私塾。初上学时因为已认字不少，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成绩不错，但是“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他照样也得到了一份”。这里说的当然是指体罚。第二年，他跟几个较大的学生换了一个私塾。 [61]

鉴于《在私塾》中的很多细节都曾在《从文自传》里再度出现，因而可以把它当作自传来看待。那么，沈和另外16个孩子是在他姨爹家上学，学馆是县里屯粮的粮仓。每天读书程序从不变化，只有早饭午饭后各有段休息时间。上学时总要对孔夫子牌位作揖，对先生作揖，学生读书都要高声朗读，全班读来像一个腔调。第二步是把当天各人上的课文写出来。读新课，背新书，写这些新的课文。读的书有《幼学故事琼林》《孟子》《诗经》和《史记》。下午讲书，把背的一段课文逐字讲解意义。学生们每天要背两页半新书，认16个生字，并在练习本上写满两页。沈从文在《在私塾》中透露，他为摆脱老师的管束，每每借小便之名溜了出去。放学时要把学生一个个地放走，否则他们压抑起来的精力碰在一起就会打架，老师怕学生午饭后去泅水，要在学生手掌心画个红圈，小流氓却因此学会了用一只手伸出水面游泳。 [62]

沈从文在改换学校中，那些跟他好的大孩子中有个张姓表哥，热心教他怎样说谎、逃学。这时期他已不上学，却通过讲故事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荒唐行为：“那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感情的基础……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沈从文后来也责备过自己没有为家庭争气，变成一个“不知自重”的人来回答双亲的期望。这样，当他被送到预备兵班去做步兵时，他感到这是自己顽皮逃学应该得到的后果。 [63] 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都跟沈一样，不喜欢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陈词滥调、毫无理性地服从权威、施加体罚这类弊病。（那时逃学如被抓到，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挨板子打，有时打完后还得罚跪在房中角落，要跪一炷香之久。）学校教的功课只对科举考试有用，而科举早在1904年就已被废除。新的科学教育、国际政治形势、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在学校里是从来不教的。《在私塾》把旧式学堂的风光写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用细致入微的笔法把传统教育的老底揭露无遗，而文笔滑稽幽默，写来简直像《红楼梦》第九回描写的茗烟闹书房似的。

沈从文在1915年也进过凤凰县的第二初级小学，1916年又转学到城外的第一高小， [64] 可是学校里的课程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当时新学刚刚开办，教学法比旧式学校好不了多少，沈讨厌上学是毫不奇怪的。沈在新式学校最喜欢的只有一条，即纪律松弛。他下课后有的是打架机会，星期天更不用想方设法说谎逃学了。何况四个教师中有两位是他表哥。更重要的是，在这偏僻屯寨里，军事终于得到革新，重新振作起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军人控制的新式政权。沈从文也开始想成为军人，走他祖父的道路。他说：“在我生长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65]

既非改革也不是由于革命，而是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的内战促成了当地军队的变化。讨袁战争就在凤凰城南边一百多里的麻阳、晃县一带进行。统率讨袁护国军的是湖南人蔡锷。凤凰县驻扎着黔军。他们跟蔡锷的滇军都拿起长矛铁耙打北洋军。北洋军的新式装备，甚至那些贵州客军的装备都使凤凰人耳目一新，凤凰的镇、署和道尹的屯务处立即设立了军官学校，一个教练兵士的训练营和一个教导队。充满爱国精神的日本军事操典最后引进到湘西。看到士兵们整队从街上走过时，连饭铺老板也向军人深致敬意。沈从文终于感到，凤凰“地方因此气象一新”。 [66]

沈从文当时只有14岁，即使按西南人标准也不够受军官训练资格。可是当时有个预备兵的技术班也在城外操场训练，沈从文听从一个同学的怂恿，便放弃一切别的打算，坚决走上从军道路。开头他算学兵，即预备兵，补充兵。两个月后技术班举行考试，及格的转成正式兵，领薪饷。可是考了三回沈都不及格。但他到底得到军队的嘉奖的考语，使家里也引以为荣。在这里训练八个月以后，母亲就托一个军官让他到辰州（即沅陵）去当补充兵。 [67]

沈从文虽然觉得新式军事训练十分实用，受人尊重，可他认为像滕四叔 [68] 那个老兵主持的旧式教练方法却更有趣味。沈六岁时，滕四叔就成了他实际上的监护人。父亲把沈从文交给滕师傅，为的是让他治沈从文的蛔虫病。的确是滕师傅告诉他得用草药蒸鸡肝当饭吃，才治好病。滕还给他起了个名字茂林（懋林），沈后来曾一度用作笔名。后来，虽然父亲叮嘱儿子要躲开这个粗鲁老兵，躲开老兵那些社会所不齿的算命卖卦行业，但沈从文却感到滕四叔“富于人性，十分可爱”，是凤凰那个地方最受他敬重的人。

凤凰县流行的军事训练热为老兵滕四叔找到一个新副业，用旧式教练法教本地小孩。教法特点是把孩子的心灵和身体、士兵的素质和如何应用武器全都包容在他的教练里面，强调个人技巧纯熟，教授弟子互相尊重，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滕四叔并不教学生怎样用火器杀人，而是教学生用极优美姿势练武，懂得各种旧式武器的特性，而这些武器都有互相融会贯通的地方，沈从文学会了耍长矛、齐眉棍、连枷、钉耙、描花的方形皮质牌、藤条编成的圆盾牌，弓、箭、标枪——总之，“各种华丽悦目的武器” [69] 。

一旦懂得了武器的奥妙，滕四叔的徒弟就懂得了打仗原来是传统的戏曲程序，是一套完整格式的艺术品。“常常是一个人手持盾牌、单刀，另一个人使关刀或戈矛，照规矩练‘大刀取耳’‘单戈破牌’或其他有趣的厮杀题目。两人一面厮打一面大声喊‘砍’‘杀’‘摔’‘坐’，应当谁翻一个筋头时另一个就用敏捷姿势后退一步，让出个小小位置。应当归谁败了时，战败的跌倒也有一定的章法，做得又自然，又活泼。” [70]

既然老士兵懂得十八般武艺，滕四叔就会教打拳、洗澡、赌博、钓鱼和捣制草药来敷治伤口。在《一个老战兵》里他这样写道：

这教师就是个奇人趣人。不拘向任何一方翻斤斗时，毫不用力，只需把头一偏，即刻就可以将身体在空中打一个旋转。他又会爬树，极高的桅子，顷刻之间就可上去。他又会拿顶，在城墙雉堞上，在城楼上，在高桅半空旗杆上无地无处不可以身体倒竖把手当成双脚，来支持很久的时间。他又会泅水。任何深处都可以一氽子到底，任何深处皆可以泅去……他又善于养鸡养鸭，大门前常有许多高贵种类的斗鸡。他又会种花，会接果树，会用泥土捏塑人像。 [71]

滕四叔自有他的老式教练方法。为了激发徒弟的自尊自重和尚武精神，他让他们穿各色各样花衣，真像古代武士真正较量一样。他对徒弟非常和气，又极公道，用自己作榜样来让徒弟领会战士的高尚素质。他从不让徒弟感到狼狈害羞。徒弟都很敬重师傅，他决不用新式教练中罚士兵立正之类体罚，嘲笑这是可笑的洋办法。 [72]

沈从文感到新式的军事训练说来真无趣味，认为这种操练只想把纪律、效率这类截然对立的东西灌进士兵头脑，而把士兵个性完全淹没在队伍整体之中，灰色制服全是一个式样，操练只能锻炼体力，而无任何韵律、优雅可言。操练科目更是老一套，正步走、徒手对打、打靶。沈更不喜欢课堂上听讲射击学、筑城学里那些深奥莫测的道理，以及各种枯燥、呆板的“不顺耳与普通生活无关系的名词”。 [73]

再说，就是这种新式教练也只能说是半现代的。例如有一个训练科目是“过天桥”，要士兵双眼向前平视，来回正步通过。要学用来攻城的高云梯。讲究学各种杂技本领，如翻筋斗、倒立、在横杆上来回走的绝技，虽说是新式教练，其实需要许多老式技巧，参加考试的人只要身怀绝技，就会像在前清时期那样受到表扬。沈从文参加的一次考试有：在小操场的杠杆上做挂腿翻上，又蹿了一次木马，走了一度“天桥”，且在平台上拿了一个大顶，又在大操场指挥一个十人组成的小队作正步、跑步、跪下种种操练，完事后还跑到阅兵官面前用急促声音向官长报告。第一回考试及格的是田大哥，因为在跳高和撑竿跳方面成绩出众。第二回考取的人年纪跟沈差不多，他各种技术都不如沈，可是胆量特大，敢在两丈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地时还能站得稳稳的。 [74]

沈从文后来才渐渐明白，所谓现代军事知识，跟祖辈传给他的完全两样。他曾经悲叹说，新式操练只会把士兵变成“木头人”。不管是水是泥，喊卧下就得卧下，这跟滕四叔教他们的都不一样。 [75] 他怀疑他并不是这种军事训练的材料，这样，沈从文就于1917年9月2日前往辰州，希望此番出去冒险会交上好运。 [76]

【注释】

[1] 　在1980年5月（即我去北京采访沈从文之前一个月），经过沈本人修订过的《从文自传》（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3页上，增加了关于沈家庭的材料，并改正了全书日期、数字上的一些错误。与原版本相比删去的只有一处，即96页上“烧房子、杀人”之后，删掉了“强奸妇女”几个字。

[2]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4页；又见何伟恩《中国向热带迈进》393页上地图。又见《揭开失踪的秘密》114页。目前行政区划分见《湖南省志》第二卷。注意现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2年建立）只有1949年前湘西管辖区域的一半面积。今天的湘西，大致与1949年前的所谓“上湘西”一致。

[3] 　详见金介甫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5页，又见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353—355、357页。

[4] 　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37—370页，着重讨论了湘西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特征，对读沈从文写湘西的作品颇有用处。关于这些种族的精密分析，请参阅莱巴尔、吉拉德、约翰合编《东南亚大陆的种族》。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沈从文所在的湘西苗族的最周密作品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根据1933年实地考察后写成的报告。关于苗族的来历至今尚无定论；埃伯哈特的《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把苗族文化看成是比较晚才形成的文化，而不是当地胚胎的华南地区文化。连苗语的归属语族也有争议，这其中有不少研究者其实是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我在本书使用种族、部族的词语，是按照东南亚的习惯用法，指这个部族没有文字，也没有大型政治组织。我用“苗”字时也颇为不安，因为中国的“苗”字带有贬义。在美国，人们用“Hmong”来代替Miao字，因为东南亚的Meo人自己就用这种叫法，然而湘西的苗族却不用“Hmong”，而叫自己是“Kexiong”，或”Guoxion”。湘西的汉人，包括1980年我去采访时谈过话的人在内，都说“苗”字也没有什么贬义，它已化为中性名词，因此我也就用他们的叫法。

[5] 　关于湘西苗民善于引进种植技术，参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143—152、281—283页，东南亚的苗族都学会种植鸦片烟。

[6] 　沈从文论述汉苗两种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别得到专家首肯情况，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81—283页，其中举出中国干部、新闻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写到的湘西、贵州苗民的特点。也参见鲍克兰（de Beauclair）《东南亚部族文化》和贝纳茨克（Hugo Adolf Bernatzik）《阿卡族与苗族：印度边区种族问题》两书中关于泰国苗族的部分。

[7] 　关于苗族起源的传说，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460—461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14页；又见何伟恩《中国向热带迈进》81—83页。

[8] 　现在苗族独有的还傩愿礼节，在汉人中早已废弃，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97—306页。苗民放蛊的邪教巫术，其实在古代其他种族中也出现过，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第473—474、第113—192页。湘西苗民自己就把他们的宗教分成两种，一是苗族本身信奉的宗教，一是从当地汉人“客家”学来的那种；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28—130页。

[9]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64—266、460—463页。湘西的苗族在文化、语言上本来就说不上纯正统一。许多清朝的方志都表明，苗族是从贵州各个地区移居到湘西。这种迁徙从清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而湘西苗族就经历了一个文化上互相同化的过程。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上海版）12—15页。引进汉族文化也许算是苗族的最大的同化力量。

关于土家或土人的民族本体是有争议的。土家人说的土语（中国有些傣族也说所谓土话）据说属于藏缅语系，跟彝族（倮倮族）的语言一样。要知道在1957年将湘西苗族自治州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之前，土家还未定为民族。历史证明，土家人的后裔不管现在散居在任何地方，他们在湘西历史、地区宗教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沈从文对土家族就是这样评价的，见1980年7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湘西其他种族，见莱巴尔等《东南亚大陆的种族》、鲍克兰《东南亚部族文化》、埃伯哈德《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上述这些著作都没有提到土家；只有盛襄子的论文里可能提到过，但用的名称是“土苗”。

[10]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页。又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30—32页、113—115页，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根据湘西苗民传说，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11]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8页，又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38—44页。也见《从文自传》1、3页。镇筸城（1913年后改称凤凰）在20世纪20年代不过五六千人，1980年人口激增至1.4万人，这个数字是1980年3月14日我参加凤凰县的沈从文作品和地方民族文化研讨会上，县革委会主任喻广浩告诉我的。参加研讨会的有教师李大任、龙治安（苗族）、蒙慕秋（吉首大学教授）、田景阳（沈从文六弟媳的哥哥）、吴光仕（苗族）、吴荣臻（苗族）。沈在《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10卷155页）里，说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凤凰人口不到两万人。显见这并不是估计过高，因为抗战时期使凤凰人口大为下降。目前部分城墙，包括两座壮观的城门还依然存在；因此凤凰的古城风貌成了画家郑叔方、黄永玉素描的景点。黄曾为电视系列片《龙心》作过画。

[12] 　见《从文自传》第2—3页，说商人掌握了当地经济命脉，如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

[13] 　关于戌卒屯丁的住区，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33—35页。沈从文几个表哥所住的黄罗寨，就在苗乡附近。见《从文自传》第18页。过去老虎咬人的地方现在这种猛兽已经绝迹，但仍有野猫出没。关于镇筸城人口数字，沈在1981年版的《从文自传》1页上的提法比1932年以来的版本减少了许多。引文见《从文自传》2页。

[14] 　见《神迹》（The Sign ）月刊1933年4月十二卷第九期547页上沙纳汉（Cormac Shanahan）牧师的《高村传道记》，哈特曼（Ward Hartman）牧师也曾从永绥报告说，苗民都自称“乡下人”，避免被人看作苗民，因为汉人当时不管苗氏汉化到何种地步，都称之为苗，见阿瑟·韦尔·卡斯尔曼（Arthur Vale Casselman）《从六到六十再到六》第92页。

[15] 　《从文自传》第24页上说，“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掷筊决定生死”，这里的乡下人似乎就是指苗民。在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中，也是用这种说法。

[16] 　《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2页）估计凤凰城里住的人有一半是苗民。沈说苗民和汉人是混合居住，虽然多数苗民还住在城外。但贝克的《湘西传教忆往录》却说，在湘西的永绥，汉人和大多同化了的苗民，还是分开地区聚居的。

虽然19世纪湘黔边区苗民相当平静，但小规模的闹事还时有发生，主要是抗议横征暴敛和施政不公。《湖南省志》第一卷的15—16、61、64、65、94—95、112页上就记载1847—1848年、1855—1856年、1866年和1880年都有苗民骚乱，而1880年的一次就发生在凤凰厅。

[17] 　在《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2页）里，沈从文为埃伯哈德《中国少数民族的昨天和今天》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即中国地方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从地区各民族承继下来不同的特色。关于汉族间的反向同化，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93页，和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第14页。沈从文提到的茶峒，即小说《边城》背景所在地，就有这样的人。戍屯军人特别喜欢和当地人通婚，为土著居民所同化。邻近的贵州地区，就有这种“老汉人”。见米凯伊《贵州的贝壳苗》第6页，也见德博克菜尔《东南亚部族文化》第177页。

[18] 　关于苗民在逆境中能生存下来感到怡然自得的说法，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35页（寨子篇），第54—92页（经济篇），第202—239、第362—415页（娱乐，歌唱篇）。又见鲍克兰《东南亚部族文化》115页。这些报告都称道苗民在困难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景。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82—283页也有这种说法。

[19] 　见胡贵生《苗民泪》第2、10页。

[20] 　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第8、63页；也见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11页；又见胡贵生《苗民泪》第23页。

[21] 　斯肯纳在《中华帝国城》里论说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独特地形及其不足之处。

[22] 　镇筸镇守使改称湘西军政长官，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7—12页；也见韦德《中华帝国军队》第383—384页；又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6页。

[23] 　湘西屯田军由苗族官佐统领，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17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08—126页。屯田军是绿营军废除后另组的屯垦部队，见《从文自传》第3页。凤凰城当兵的住家大门边都钉了一小牌，说明本人在屯田军中的官阶。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民国时代还有这个制度。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24] 　我们西方习俗不一样，中国老式家庭中一般孩子不用知道母亲的名字。这不是看不起母亲，而是因为中国宗法社会向来重视男儿，把妇女看成无足轻重的家庭成员（见《母亲》《我的二哥》）。孩子从来听不到父亲叫他母亲的名字。沈从文的小说《山鬼》中有个“毛弟的娘”，按当地习俗，沈宗嗣也只能叫他妻子“××的妈”，这××便是他钟爱儿子的名字。见1985年3月9日沈寄我的信，信中提出他母亲名叫黄素英。我猜这名字可能是从黄永玉家谱中查到的。

沈过去说，他生于1902年11月29日，凌宇访问他时，沈说明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西历1902年12月28日；据傅汉恩夫人张充和告诉我中西历换算方法，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即1903年1月17日）应由11月29日换成12月19日。

沈在写自传时并没有写明他出生日期，谈起何年何月来更是含糊其词，正像“乡下人”对年月向来漫不经心那样。沈从军年月更是难以稽考。《从文自传》47页上说，他去辰州（即沅陵参军）那年他“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然而他到底哪年去的辰州，是1917年还是1918年，他都不可能那么年轻。他在1932年写《从文自传》时，可能以为他是1903年或1904年出生，不过后来他对此就清醒了许多。沈对他表弟黄村生写的《沈从文的兄与弟》认为内容非常精确，只不过说沈不知道何以他的笔名叫甲辰，这说明沈生于1904年。沈说，他认为他写自传时是指的农历。见1980年7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关于沈父亲的名字，在家庭中的地位，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从文自传》4—5页；又据黄村生的《沈从文的兄与弟》，沈在沈家五个长到成年的儿子中排列第三。

[25] 　关于沈的家世，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足够称为当地“世家”，见《从文自传》72页，其中说，“那时节我的母亲同姊妹已把家中房屋售去，剩下约三千块钱，既把老屋售去，不大好意思在本城租人房子住下，且因为我事情做得很好，芷江的亲戚又多，便坐了轿子来到芷江，我们一同住下。本地人只知道我家中是旧家，且以为我们还能够把钱拿来存放钱铺里，我又那么懂事明理、有作为，那在当地有势力的亲戚太大，且恰恰是我母亲的妹妹，因此无人不同我十分要好。母亲也以为一家的转机快到了”。

[26] 　关于沈宏富发迹史，沈在1932年版自传中说，沈统率筸军转战各处时，还不到二十岁。在1981年版《从文自传》中，已将此句改为“年在二十左右”，并说沈宏富二十一岁时便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谈话时，也提到“毛狗”，说沈宏富、田兴恕、刘士奇、张文德四个将领在打太平军之役中攻进南京城时，就提升为提督军门，同时也因乘胜打劫发了横财。《从文自传》36页也含糊其词地提到了这点。名义上筸军是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的一支，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军队。太平天国时期促成各地纷纷组建新军，但太平天国时代的筸军毕竟只是新军的前驱，而不是后来割据称雄的军阀。

[27] 　沈宏富升贵州提督事，见《清史》第四百二十一卷4801页、4809页；第二十一卷298页；第四百二十五卷4839页；史书都证实了沈宏富1863年升任贵州提督和后来带兵打仗事。

关于田兴恕的光辉生涯，见柯文（Paul A．Cohen）《中国与基督教》113—120页。田兴恕在23岁时就出任贵州的军政长官。

[28] 　沈宗嗣在四岁时过继到沈宏富家，他是宏富的弟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患有精神病。宏富的妻子姓周，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在中年也患有精神病。

[29] 　《从文自传》5页写道，沈宗嗣是八国联军入侵时镇守大沽口炮台的罗荣光提督的副将。罗荣光是湘西乾州人，曾在常胜军中任过职，见罗尔纲《湘军新志》61页。沈从文没有说他父亲在大沽口炮台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家产。

[30] 　沈从文小时候跟随两个姐姐去女学校上学事，是《从文自传》1981年版增补进去的材料，见35页。

[31] 　沈从文父亲沈宗嗣去世年份，向来说法不一。《从文自传》24—25页和沈1980年6月20日和我晤谈中，都只说1922年沈在辰州见过父亲（二十年来他只见过父亲两次），当时通过沈的老上司张子卿，把父亲安排在部队军医院做医生，后改为中医院长。《从文自传》1932年版说，沈宗嗣在1931年去世，死于轻微的疾病。1981年版的《从文自传》7—8页，和《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91页）也说，沈得到父亲在故乡去世消息。至于到底在哪年去世，沈在1980年11月15日和我晤谈中，提到了1933年或1934年两种说法；不过这显然是信口说来，并无什么佐证。因此本书暂时采用1931年前后去世一说。

[32] 　见1980年6月20日、21日沈和我的谈话。沈的外祖父黄河清是当地书香世家，不但被认为是贡生，还做过凤凰县管理文庙的山长。他还编纂过十六卷本的《凤凰厅续志》，是1829年孙均诠二十卷本的《凤凰厅志》的续编。《续编》在1875年又由黄应培作过修订。但黄应培与黄河清有无关系，尚不清楚。见1980年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沈从文母亲同黄镜铭学读书、学会照相事，据1980年6月21日、7月2日、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黄家人死后必改姓张事，据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3页）。

[33] 　关于为苗族妇人堆座假坟事，见1980年6月20日、21日、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从文自传》新版4页上也写了埋假坟的事。注意沈从文把沈宏芳的周氏夫人叫作祖母，而不把血亲的苗族妇人称为祖母，因为沈家早把为沈家生过两个儿子的苗族姑娘远远嫁去。为了骗人，还在乡下埋个假坟。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是，当地习俗，和苗人生的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考试。

[34] 　这里有许多矛盾地方。《从文自传》4页说，沈的父亲1922年才在沅陵告诉他埋假坟的事。沈宗嗣必定以为是他泄露了他是苗家姑娘生的儿子这个秘密，因为沈在1931年为《龙朱》（《文集》第二卷362页）写的序文里，也吐露了他有苗族血液的消息，而在早期的版本中从未有过这一段。然而，《我的二哥》（1930年作，1934年收入《沫沫集》）100—103页说，沈从文娘家有许多苗族表亲。《我的二哥》作者虽署名沈岳萌，但沈从文在1980年6月20日、21日回答我的提问时，总说“一定是她没有弄清楚”。实际上，此文如没有通过沈是无法刊出的。据沈夫人说，文章是沈自己写的，不过用她妹妹的名字，见1980年11月7日沈和我的谈话。总之，沈对我说，是1934年他母亲去世之前，才把这桩家世出身的事，对他讲清楚，虽然沈在此之前，对此已早有所闻。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沈的助手王亚蓉也对我讲起过这件事。《从文自传》18页上写沈的表哥滕韩，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35] 　见《从文自传》7页。他的两位姑姑都不是沈宗嗣母亲生的孩子，见1980年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梦，见《小说作者和读者》85、93页。

[36] 　沈宗嗣三个儿子的名字是老大沈岳扑（云麓、云六）、老二沈岳焕（从文）、老三沈岳荃（叠余、得鱼），见沈从文1985年6月14日给我的信。沈从文兄弟在家还有别的小名，见黄村生《沈从文的兄与弟》。又见《炉边》。其中妈妈叫六弟为六生。《旧梦》写沈从文去东北探望哥哥的故事，作于1928年，原在《现代评论》连载，193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7] 　《一个妇人的日记》是用沈从文嫂子口气写成的，文中说“四弟（即沈从文）不日要归家，因卖文章得了70块钱，所以路费就有了”。《从文自传》25页上也写到父亲自愧一生庸碌的事。

[38] 　见《从文自传》4、5页。沈从文曾说沈宗嗣曾和一个军阀争吵，幸好被宗嗣的继母说情，才把他保出来，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沈宏富任贵州提督事，参见注释27。沈虽是提督官衔，但不管民政，也不是永久性官职。

[39] 　沈从文在《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81—183页）里写逃学的沈从文被父亲喝令“跪倒”，他说逃学不算要紧，扯谎是大罪；《从文自传》7页上也说，爸爸原来赞美他聪明，后来才发现他成天逃学同一群小流氓游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他那颗小小的心，也不能禁止他狡猾说谎时，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我曾经问沈从文，他当年是不是真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爱好逃学，还是因为写来有趣才这样写，沈说，他的确爱逃学，还学会用三颗、四颗或六颗骰子和顽童赌钱玩。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40] 　滕四叔是教人拳棒、武术的家中来往熟人，当刽子手的亲戚则指杨金标，沈从文专篇写过他们的逸事。像萧萧那样的童养媳，则是沈从文的嫂子，见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萧萧》（《文集》第六卷220—235页）。

[41] 　《腊八粥》写全家吃妈妈用栗子、赤豆、花生仁、干红枣等熬煮腊八粥的经过。请苗族巫师主持赛会事，见《从文自传》2页。

[42] 　跟胡适、郁达夫一样，沈小时候主要从母亲处接受启蒙教育，见格里德（Grieder，Jerome）《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8—12页；多勒扎洛娃《郁达夫：他的文学创作特色》135页。又见《从文自传》6、9、10、15页。

[43] 　沈小时爱逃学顽皮情节，均据《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5页）；《从文自传》26—27、30、32页）；《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8页）。关于他能用黏土捏制“泥炮”，见《福生》（《文集》第八卷10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35页。湘西教会方面记载的湘西儿童打架斗殴的事，在1923年、1929年的《神迹》月刊上常有报道。

[44] 　关于斗牛和《椎牛》里的仪式，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沈懂得苗语，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于《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6—177页）。

[45] 　《从文自传》15页写了逃学娃娃到山上偷人家园地李子、枇杷，尽情吃喝的事，也写顽童打架斗殴情景。1980年《从文自传》新版还有称颂哥老会的字句。

[46] 　顽童在戏台边打群架事，见《我的小学教育》。引文据《文集》第二卷23、24、25页。用削尖南竹筷做军器、和布置儿童骑壮实乡下孩子当“马”骑事，见《从文自传》16、28页。

[47] 　《从文自传》6页说，沈六岁出麻疹，肚子里长蛔虫。《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页）也说沈六岁肚子长蛔虫。关于他们怕鬼事，沈在1981年1月16日和我谈话中说，那时他和伙伴们都认为菩萨很“好玩”。然而，他们逃学时总把书包藏在土地庙里面，因为顽童都不敢在那种神灵地方去偷书包，见《从文自传》10页。

[48] 　沈从文《在私塾》中写他八岁时爱逃学，在街上跟顽童一起抓蛐蛐、看斗蟋蟀、斗鸡的有趣经历。斗鸡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写打败仗的公鸡垂着血染的头眯眼打盹，未上阵的鸡养精蓄锐想打架，忍耐不住的则拖长喉咙叫。沈在《画师家兄》里还写了他学会掷骰子的恶习。想不到1981年我去北京采访他时，他还兴高采烈对我讲起七十年前（当时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他看鸡打架的情景。他在1月16日跟我一次谈话中说，最好的斗鸡是矮腰鸡，这种鸡经过调教，能飞快跑开，等对方追近时才突然转身猛扑，使对手惊惶失措，受到致命打击。

[49] 　《从文自传》27—28页写沈从文对树木异常关心。他从小学会爬树，认识30种树木的名称，也喜欢林中各种雀鸟。我去北京访问他时，1980年7月17日我们一道游览香山，路上他忽然兴致大发，学起鸟叫来。

[50] 　《从文自传》9、10—13、15—16、26、31—33页里写了他小时喜欢看各种手工生产工艺，其中有绞绳子、织竹簟、磨针、做伞、上鞋、剃头、染布、晒粉条、宰猪、扎冥器、打铁、雕刻佛像、榨油、造船。沈特别喜欢到熔铁工厂看制铁，看工人拉风箱，铁水泻流变成熟铁的操作过程，说他将来真想干炼铁这种行业。

[51] 　沈爱好音乐，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沈从小爱听人吹唢呐，拉胡琴，不论什么箫，他都能上口就吹出声来。沈自己已忘记了，1925年他在北京曾对朋友弹过琵琶，见《忆翔鹤》（收入《文集》第十卷246页）。说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沈在大松树下抱一面琵琶，弹奏一曲《梵王官》。因为是初学，弹得很蹩脚，听起来不成腔调。陈翔鹤风趣地说，沈弹的远不如听陶潜弹“无弦琴”有趣。沈记得他是从刘天华处间接学来的曲调，后来沈就不再弹了。沈在40年代作品中提到过西洋古典音乐大师巴赫、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见《定和是个音乐迷》（刊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20日）。虽然沈不欣赏北方音乐（见《我的邻》），但沈从文的夫人张家，则可算是音乐之家。张家四姐妹都喜爱昆曲。1986年北京在政协礼堂纪念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1550—1616）逝世370周年时，八十高龄的大姐元和（台湾昆曲艺术家顾传玠的夫人）、四妹充和（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人）都曾登台演唱昆曲。二姐允和（语言学家周有光夫人）、三姐兆和（沈从文夫人）都对昆曲有相当高的造诣。

[52]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的开头就提到严如熤的《苗防备览》。关于当时湘西进步军官推崇明清军人学者王阳明、曾国藩的风气，见苏堂栋《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1924年，蒋介石曾将曾国藩治军语录，印发给黄埔军校学员。关于1919年毛泽东曾称道过曾国藩，见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泽东》。

[53] 　沈从文说，湘西人去日本陆军军官学堂留过学的有几个人，其中有蔡锷的参谋长朱湘溪，其他军人则多半是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出身，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4—155页）；《从文自传》36页。关于清末的革新细节，见陈志让《袁世凯》29—43页。也见拉尔夫·L．鲍威尔（Ralph L．Powell）《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苏堂栋《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27—73页；拉里《地方与国家》37—40页；柯白《四川与中华民国》26—27页。

[54] 　湘西的交通建设情况，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51页。我在湘西的新建铁路线上旅行过，《新中国二十五年》108—118页里面描绘过这条新建干线，这种漂亮的新线显然是在被过分渲染了的“十年浩劫”中建成的。1949年后，湘西公路建设已改变了大地的景观。但从凤凰到怀化（原名榆树湾）火车站这段80千米旅程还得要三个小时，不过全是沥青路面。经过阿拉到贵州边境的水库一段现在都有新路，在1950年以前，只有崎岖难行的驿道，而从清末以来这种羊肠小道早已毁损不堪。某些地方还得靠楼梯上下。《神迹》月刊1925年9月号第二期49页上刊有这种楼梯照片。

[55] 　西班牙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士1879年来到湘西后，大部分时间都躲藏起来，免遭愤怒群众的袭击，不敢露面。他们曾经深入到沅水上游的泸溪，建立教堂。但在1922年便把他们在辰州硕果仅存的一所教堂移交给美国天主教苦难会接管后，撤退到洞庭湖滨的常德等市镇。

基督教（新教）进入湘西的历史，始于1880年的亚当·多沃德（Adam Dorward），但他于1883年便被湘人驱逐出境。中国内地会有位吉梅利（Gimmel）先生1898年在辰州传教，但他的接班人布鲁斯（Bruce）和洛伊斯（Lowis）都在1902年被辰州人用石头砸死。美国的归正会（后改名福音归正会，现名联合卫理公会）用砸死事件得来的赔款在辰州建起一所医院，最初由长老会派管理。归正会教士在1903或1904年才到达辰州。1913年芬兰信义会在湘西四个县的传教士锐减到只有25人；到20年代末大部分都已撤走。以美国福音会（后并入联合卫理公会）为依托的美国教士于1905年进驻辰州，1913年曾到贵州铜仁传教，但其常驻的基地只有辰州一处。

天主教苦难会、归正会和福音会都是20年代才在沅水流域建起永久性教堂。1919年后，福音会在辰溪、浦市、泸溪、溆浦建起教堂，后来又在高村、江口等地传教。归正会教士1916年在保靖建起立足点，1920年又在永绥传教。哈特曼牧师曾在苗民中传教。1923年苦难会在沅州、永顺、保靖等地传教，曾引起当地军阀镇压保靖的反帝示威。1928年苦难会教士到达凤凰，但直到1933年还买不到土地兴建教堂，不过田兴恕的一个孙子曾归宗天主教。福音会教士早就想在凤凰开展布道，但直到1934年才在凤凰建起教堂。然而，天主教却因得到苗民头领龙云飞的交情而在上湘西站稳脚跟，龙云飞把他在凤凰的地卖给天主教会，还在灾年为教会提供救济粮食。

据传教方面的资料，能够打进湘西的外国公司只有少数几家，其中有英美烟草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见《边城》）。湘西只发生过一次反帝示威，是保靖的长沙学生发起的。

[56] 　关于辛亥革命那年凤凰苗民大起义的经过，沈从文在《从文自传》19—25页中所叙述的事实，与黄穆如《辛亥湘西光复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印证。黄的《辛亥湘西光复经过》提到，领导苗民起义的人姓唐，而沈从文父亲沈宗嗣也是起义的主要筹划者。沈在1980年6月27日、1980年11月14日和我的谈话中说，他父亲指挥唐力臣的义军。苗民起义由哥老会主持，见1980年8月17日我在凤凰县三江公社的采访记录。关于哥老会领导起义和沈宗嗣是哥老会员，见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田应全是哥老会“龙头”，据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的资料。田应全的儿子田景阳参加了那次研讨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其他力量是沿海省份和江西在凤凰县的商人。那些省区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高涨，本地绅商暗中和革命党有联系的，有沈对门的张家二老爷（张胜林），此人在黄穆如的《辛亥湘西光复经过》中也提到过，而且在1986年1月15日李大任寄我的信中，也证实了这点。

[57] 　《从文自传》22页上写沈看到“造反打了败仗”后城中大屠杀的情景，说平地上看到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城中无处不是人头，连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随后又看见了一串耳朵，一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

[58] 　凤凰县苗民起义失败后，城防军大肆屠杀苗民。当初每天必杀100人左右，而行刑兵士只有20人。后来地方士绅（暗地和城外沟通的人）向道台请求，杀人得有个限制，要经一番选择。于是后来捉来的一两百人，带到天王庙大殿，卜卦取决生死。阳卦（双仰），顺卦（一仰一覆）都开释，只掷得阴卦（双覆）者杀头。苗民敬信天王，掷得阴卦的自然谁也不说话，低下头走去刑场。那么，这些掷卦能得生还人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沈在《从文自传》中说，有三分之二的机会。但1980年沈去美国访问时，他的好友数学家钟开莱先生对他说，根据概率论的道理，实际有四分之三机会开释。因此沈在的1980年的修订版中，已采纳钟先生建议，把“三分之二”改为“四分之三”。见《文集》第九卷126页。到80年代我去凤凰采访时，天王庙里的某些陈设还依然存在。

[59] 　1912年革命军在凤凰胜利后，地方几乎没有变化，绿营制、屯田制也没有改变多少，当兵的照样领饷当差，只是官长都换了本地人。关于军官不再坐轿而跨马在街上巡游，是据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60] 　《从文自传》36页上说，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多久以来，文人只出了一个翰林，两个贡士，四个拔贡。武人则出了四名提督军门，出身保定军校的，且有一大堆。关于开办新学，见《剑桥中国史》（费正清、刘广京合编）第十一卷560页，关于湖南新学情况，见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73页。又见《从文自传》25页。中学校长的话，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947年，长沙）39页。

[61] 　《从文自传》6—7页上提到他四岁认方字，不久跟姐姐到女先生处上学，实际坐在老师膝上玩的时间多。六岁上私塾，因为认字多，记忆力特别好，学会了抵抗顽固塾师的各种方法。这一年厌恶书本爱好逃学的生活，形成了他一生性格与情感的基础。

[62] 　《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63页）、《福生》（《文集》第八卷6页）、《从文自传》8—9页都写沈从文上私塾故事。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的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有人说沈在私塾的老师是凤凰县诗人田兴奎（字星六，号辛庐），但1985年3月9日沈寄我的信中，否认了此说。实际上，沈在文昌阁小学的老师是田名瑜（1887—1981），字个石，南社诗人。他教过沈一年的国文。晚年在北京中央文史馆任职，住北海静心斋。沈和田老师一直保持亲密来往，有人说，像这样近七十年的师生情谊，极为难得，沈不愧是重教尊师的楷模。在凤凰县，沈的故事已成为传奇。沈对田星六老师也是景仰的，见《湘西》（《文集》第九卷412页），说“诗人田星六，诗中就充满游侠者霸气。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

[63]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7—8、36、45页中写了他小时淘气，不为家庭争气，失去父亲欢心的经过。《自传》7—8页中写道，他原是家庭钟爱的中心人物，后来完全因为自己顽皮逃学又加说谎，使希望儿子成才的父亲非常灰心，威胁说若再逃学说谎便要砍去沈的一个手指。按沈家习俗，就培养沈的大哥云麓，送他上当地图画学校上学，后来还去长沙升学，终于成为画家（见《画师家兄》）。沈的弟弟叠余自然也成了家中宠儿。他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从小就气派宏大，凝静结实，又自重自爱，的确是个军人材料。后来他果然不辜负家里人希望，22岁做了步兵上校。1937年抗日战争中他是一二八师一个团长，指挥1500名战士在嘉善保卫战中，在日军狂轰滥炸下浴血奋战，成为保卫战中的英雄。

[64] 　《从文自传》25、27、35页中提到的高小，即今天凤凰县的文昌阁小学。

[65] 　《从文自传》36页写沈当时想成为军人，因为县里人都觉得学军事有意思、有出息。加之他因不受拘束，日益放肆，母亲想不出处置他的好办法，便让他进预备兵的技术班，接受训练。

[66] 　1915—1916年讨袁护国军之役后，湘西各地纷纷兴起办新军热，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卷70—71页。关于凤凰设立教导队，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设在凤凰道尹衙门内的屯务处，地址就在沈从文家邻近，见黄村生《沈从文的兄与弟》15页。

[67]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36、41、45、46中叙述了他十四岁进凤凰县教导队技术班受预备兵训练的详细情况。跟沈一起受训的约有一百个小伙子。受训的分为三组，沈所属的组算最高一组，由军官团陈姓教官主持。另一组归镇守使署卫队的杜连长主持，名分上差些。两处都用新式入伍训练。还有一处归本街的老战兵滕四叔主持，用旧式教练。三处学兵经常考试，及格的分去补守兵中的缺额。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一家（他父亲、叔叔、兄弟）几乎都是自幼从军，而当时那些职业军官，不论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军校出身的，却大都并非出身军人之家。

[68] 　沈从文跟他养父滕四叔关系密切，1934年沈回湘西省亲时，还去养父的回生堂访问过，见到四叔的儿子松林。当时回生堂草药铺生意萧条，街上则到处是卖吗啡的烟馆，使沈原来想摄影留念的兴味也为之索然。沈把这种心情写进《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页），也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后来跟滕四叔女婿周彬臣关系也不错。周曾任靖国联军军政长田应诏部队的营长，见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

[69] 　滕四叔用旧式教练法教凤凰县孩子事，见《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327页。旧式武器有青龙偃月刀、齐眉棍、连枷、钉耙。关于刽子手老战兵杨金标，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新与旧》（《文集》第六卷253—254页）。关于旧式武器、汉阳枪、手榴弹，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波乃耶（James Dyer Ball）《中国事》41—42页。

[70] 　苗防屯务处第二队的战兵杨金标武艺超群。能手拿两个牛皮盾牌，在地上滚来滚去，真像刀扎不着，水泼不进。又能驰马纵辔奔腾，真个是来去如风。射箭则百步穿杨，博得彩声。武术之精湛能令观者目眩神迷，见《从文自传》42—43页，又见《新与旧》（《文集》第六卷251页）。

[71] 　《从文自传》43页说，滕师傅不但精通武艺，会翻筋斗，在城楼上拿顶，会泅水，还会像苗人一样用泥土捏塑人像，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35页；沈小时爱雕塑，曾用刀在座位板下镌雕自己的名字，用做手工的泥塑教员肖像，且各为取一怪名：绵羊、耗子、老土地菩萨。他是在后山一个制瓷器大窑里，看工人制造瓷器，学会其各样手续。

[72] 　《从文自传》44页写滕四叔嘲笑罚立正，或当胸一拳这种苛刻处罚的“洋办法”，他的办法由师傅来一个示范的标准动作，伴以一个微笑。犯了事该罚，也不过罚泅过河一次，或类似有趣待遇，在处罚中即包含另一种行为的奖励。总之，学习自始至终使人活泼而有趣味，学习本身与游戏无法分开。

[73] 　《从文自传》37—39页写沈对新式军事操练虽不感兴趣，但训练使他体格结实，性格上永远保持一点坚实的军人风味，不管做什么，不大关心成败得失，在任何困难情形中总不气馁，任何得意生活中总不自骄。沈认为这对他此后生活的转变有很大益处。引语见同书44页。

[74] 　《从文自传》37—40页写沈虽然人小，只有十四岁，但能力和勇敢都使教官满意。考试时许多高难度动作（杠杆上挂腿翻上，走天桥、拿大顶）、指挥小队操演，都不出错，得过军部奖语，使家中人待他也好了许多。第二天还杀了一只鸡欢迎他。

[75] 　《从文自传》42—44页说，滕四叔主持的旧式教练非常潇洒，学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长矛，耍齐眉棍。穿各色各样花衣。应当归谁翻一个筋斗时，另一个就用敏捷姿势退后一步，让出一个小小地位。战败的跌倒时也有一定章法，做得又自然又活泼。教师在身旁指点，稍有些错误，老师就占据到那个地位上去示范，为他们纠正错误。

[76] 　1917年沈离开故乡凤凰前往辰州的日期，我将《从文自传》46页中写的日期换算成公历。自传写明是“七月十六那天早上”，《卒伍》（《文集》第二卷316页）也说，“日子是七月十六，那一天动的身”。《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文集》第十二卷361页）点明是，“1917年秋，我离开家乡后，就在湘西十多县来回转，老老实实说，就是追随一个军匪不分的游击部队，这种那里流动各县各乡就食”。《卒伍》写出了沈离开家乡时的复杂心情。七月十六换算成公历，就是1917年9月2日。

注解：

① 　西方学者所谓种族（ethnic），相比较中文语境，更为宽泛，不完全等同人种，也有民族之意。

第二章
青年时代：沈从文和湘西都在自谋出路

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军人与学者

1917年沈从文在一位“龙头大哥”带领下，随同800名乡亲组成的兵士开往辰州。船行途中他同另外12个补充兵掉了队，落在船队后面。这些人中有他同宗兄弟沈万林，还有一个姓赵裁缝的独生子赵开明。这帮人在泸溪迷上了一家绒线铺里的年轻姑娘，迷得最深的是赵开明，他发誓说：“将来若作了副官，一定要回来讨那漂亮小姑娘做媳妇。”16年后，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把两人改名为傩送和翠翠，成了一对恋人。赵开明比队中其他人都幸运，其余11位补充兵到了1920年不是在战场上战死，就是在一次土匪拦路抢劫中送了命。 [1]

当时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筸军完全不受北京或长沙的管辖，因为长沙当局也正忙于对付北洋军阀入侵。筸军将领于是自己拉起队伍，想独霸一方。筸军小股部队只要分赃不平，或稍加管束就会马上造反，推举上级军官当他们的“将军”。这帮匪军在绑架外国人勒索赎金时，常常因为会用德文或日文和被绑架的人谈判而被外侨称为“绅士土匪”。沈从文有位军中朋友刘云亭，原来就是江洋大盗，曾吹牛说他杀过200个人，可刘云亭还会唱旧戏，能画一手兰草。《说故事人的故事》和《从文自传》里都写了这个人，讲这个土匪出身的人怎样侍候司令官，当上亲信头目，最后因为到监牢里奸淫女犯，终于被司令官处死。 [2]

当然，不是说军队中人都像刘云亭这样有文化修养。有的人当土匪原因不过是护法军在湘西和北洋军作战时遗下枪支不少，买的枪支多了，就入山落草，开始劫掠。 [3] 有位一字不识的山大王，在打下永顺后，娶了五个姨太太，又开始盘剥致富，靠凶狠抢夺最后升为军长。沈从文还讲起过一位十七岁的女大王夭妹，也是个匪首，还有个煤矿工人因被人诬告就索性做土匪。 [4] 土匪头子手下总有300到2000个弟兄，因此军官把这些人招安过来很值得。通行办法是他委任当地绥靖长官，承认他在盘踞地区的权威。苗民也有土匪头子。他们成了苗民中的军阀，当然也同样被招安。土匪为了分赃不均往往火并，把许多村庄夷为平地。土匪抓到敌方探子，往往把他劈成几块，或者活活剥皮。虽然如此，每逢新年他们照样到镇上跟老朋友吃酒、赌钱，尽管镇上正在通缉这些土匪。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在县里充当民军，一面就去抢街坊邻居。 [5]

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中，有身份的人不得不跟当地“将军”交朋友，这远比麻烦官府合算。这样，今后出门时便可得到武装护送。商人每次向沅水下游送货，每批船有50到300多艘，交付5000元钱，就可请来300名士兵随船保镖。传教士常常遭到那帮仇外分子的暗杀，因此在湘西旅行也得雇用30人的队伍来护卫。有一次，一群福音派牧师花了153元请士兵护送只有几百里的一段路程，可是真碰上土匪时，士兵们全都纷纷逃散。旅客如果要通过匪区，恰好这区的匪帮已得到军方认可，那么，军方只需派一名士兵去护送就行。那位士兵走到大家前面，先同土匪的岗哨交涉，取得土匪签发的凭证，让游客安全过境。当然，“旅客将付出一笔护送的代价” [6] 。即使近在咫尺的地区，中国旅客也得领取军方发给的“护照”。

沈从文在辰州一个游击支队做护卫兵，这是筸军向沅水下游扩张过程的一个例子。他们在沅水流域驻防时，这帮凤凰县将军决定继续招兵。招兵要有开销，因而得扩张地盘，如此循环不已，直到后来军方另一派军队也出来为同样目的扩张地盘，发生冲突。到1935年以前，湘西驻军的首领都离不开六个家族。其中三家是在跟太平军的作战中发迹的“老三家”，即田家、沈家（不过沈家已经衰落）和熊家，熊家出了一位中华民国的总理，所以在京城有后台。另外三家是后来兴起的，其中有张学济，即沈从文在辰州的上司；陈渠珍，他推翻张学济后成了“湘西王”（关于此人，沈从文另有文谈到）；和陈的最后一个对手，传奇人物贺龙，他后来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国工农红军。这些人一度都是统治湘西的大家族，老三家通过相互通婚联成一气，而新兴三家都曾靠跟随老三家发迹。同其他地方军阀相比，筸军领导层可说最为孤立、最为保守，只把本家抱成一团，当然，也只到一定程度为止。沈从文留给后世的礼物是，他把湘西各家军阀之间的关系网真实记载下来，后世史学家肯定会认为这类裙带关系在各类军阀中同样存在，只不过未能形诸笔录罢了。凤凰领导层之间互相盘根错节的关系恩恩怨怨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正如沈从文一次带着讽刺意味说的：“也不算太复杂，因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这几个人。” [7]

田家从田应诏（1877年生）开始掌权，田应诏是田兴恕的三儿子，革命派田应全的弟弟。田应诏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1年参加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3年又参加护法战争；在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中他率领筸军北上，讨伐袁世凯，当时湖南也正同湖北交战。共和失败以后，湘西在1917年基本上独立，田出任镇守使，又名军政长，可是掌权时间并不长。他是老式学者军人，娶了不少姨太太，喜欢写诗，常在凤凰城外公园跟幕僚一起吟诗作乐。公园是为了纪念他生母而兴建的，那位生母其实也是父亲在打仗中掳掠得来的。有人劝田应诏把军权交给比他年轻能干的参谋长陈渠珍。田后来到四川退休，同他在四川一个军官训练团一起当教官的刘湘住在一起。 [8]

19世纪统领筸军的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世家是熊希龄（1870年生）。他是湖南神童，24岁即在北京考取翰林学士，1913—1914年间出任过袁世凯人才内阁的总理。1915年出任徒有空名的湘西镇守使。当年的熊没有参加湘西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然而，他提拔的沅州友人张学济投身民军，张在1916年率领凤凰城防军参加讨袁。 [9] 据凤凰县传说，张“就大路上将大树用巨绳攀倒，成为弯弓，布为机括，等到北兵过时，机发弦断，利用树的弹力，一下就弹死十余人”。1917年张学济出任凤凰县道尹，还兼任名义上的湘西民政长，幸好后来他扩充队伍（大多是招安土匪）后，才逐渐拥有实权。1918年他还自封为湖南省省长，虽然他根本没有力量打进省城长沙。 [10]

由于沈从文那位不可捉摸的父亲，沈家在凤凰县权力结构中始终置身局外。当然，由于田熊两家都同沈家有姻亲关系，因而沈家没有完全退出当地的政坛。在30年代，沈岳荃差点重振沈家将门的家声，而且，沈从文自己在20年代也曾经想走从军的路，只不过后来又决定改行做学者。 [11]

田兴恕鉴于自己能挣得功名，有赖于沈宏富的提拔，因此想把独生女田应弼嫁给沈宗嗣。可是沈宏富的孀妇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田应弼跟哥哥都在日本留过学，因而有些“洋气”。（田应弼很崇拜拿破仑的绝代佳人约瑟芬，有时打扮得跟约瑟芬一个模样。）这场姻缘终于挨到下一代人才如愿以偿：沈从文的弟弟娶了田应诏一个侄女。熊希龄的四弟熊希静则娶了田应弼为妻。熊希静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田应弼曾经要熊希静穿上拿破仑的服装，坐着画像。熊希龄的七弟则和沈从文的姨妈结了婚。沈从文母亲的哥哥黄镜铭，有段时期曾经代管熊希龄在北京的房地产业。此外还有聂仁德，熊希龄的同年进士和革新派朋友，也娶沈家的姑娘为妻。聂是陈渠珍的师傅，也是沈从文的老师。他提拔沈从文做陈的私人秘书。从文呢？也让他弟弟和父亲都到陈的部队里做事。沈家和田家还有另一层关系，即他们都是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中人，不过沈从文否认他或陈渠珍参加过哥老会。

沈从文的军队生涯一开头可称顺利，他充任张学济司令官的护卫。司令官出门拜客，要派二三十名兵士组成卫队，保护这位长官，沈是卫队头头。其实司令官真要防范的倒是他那些靠不住的盟友。张学济统领靖国联军第二军，他的对手第一军军政长田应诏也驻在辰州。辰州还有黔军一个旅，旅长卢焘后来在1921年回贵州做了省长。与这三个部队对抗的是统率一万北洋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他驻在沅水下游的常德。沈从文估计1918年整个地区驻军约有5万（按：沈原作为10万人，本书作者1980年与沈谈话提出疑问时沈同意改为5万），还不包括客军黔军和各地土匪。辰州是沅水流域中部大城市，但其城市人口不过5000户，而驻在这里的三支部队就有士兵2万人。沈从文回忆当时对抗形势说，“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向上取攻势，各方就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这就是当时军阀割据的典型模式。湘西部队虽然十分庞杂，但由于各联合组织设有宪兵稽察处，不至于互相打仗。但既然各军内部又多由各地士兵组成，冲突就无法避免：例如他们在排队领军米时，为争夺先后就扭打起来，又如张学济每次允许将他发行的不值钱的钞票兑成现大洋时，总有一些小孩妇人被践踏死去。 [12]

由于辰州形势日益恶化，各司令部会商结果，同意湘西军队各划定防区，让各军到指定县城驻防清乡，取得给养。张学济立即提出他的第一支队到他自己家乡沅州（40年代改名芷江）驻防。沅州是当时繁华的口岸城市，在全湘西唯独沅州有横跨沅水的大桥。沈从文知道这次要去沅州东乡土匪为患的榆树湾和怀化镇清乡，他非常高兴，把发给每人的一块大洋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鳝尾”的小尖刀，刀把还缚了一条绸子，刀鞘用朱红漆就。他写道：“我最快乐的就是有了这样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么了。” [13]

到了怀化镇，军队需要一个写字填表的人，于是16岁的沈从文就被提升为上士文书。上士官阶不算太，但沈很懂事，很快就和司令部的官长混得很熟。因为是文书，每逢审问犯人时，他得记下口供。 [14]

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中国过去军人向来为人鄙视，20年代军阀混战中军人的名声尤其糟糕。因此辛亥革命前后宣扬日本军国民教育怎样鼓舞起组织“少年中国”的一些人的革命精神例子大家全都忘掉了。当时保皇派和共和派都赞成推行全国皆军教育。 [15] 20年代大家看到日本、德国民族振兴都有仗于军事化，军人才有号召力。不过中国最早出洋学军事的人从日本学来的军人纪律，同20年代的尚武精神具有明显差别：前者要求军人无条件服从上级文官命令、维护国家统一。

沈从文和那些西南军阀一样，未能很快认识到他们的军队不是在推动中国复兴，相反，是妨碍国家的复兴。沈从文的看法跟前清的人，或者跟当地的筸军先辈可说一模一样。他还年轻，蒙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复杂。对暴力行为无多大认识。他的工作非常枯燥，然而他喜欢跟司令官接近，渐渐又跟一些有学识的高级将校往来。这些人还记得清末时期想靠训练来振兴国家的梦想，不错，沈从文在1920年再一次选择从军道路，当时他以为军队已经有了革新。1922年他又离开了军队，这次离开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重新估价，认为建立现代党派军队的办法，并不是熔铸民族集体精神的最佳方案。他设想的方案是学问——学术事业追求的价值还在那个政府之上，而不论在旧中国、民国初年，甚至在西方，士兵在国家面前不过是仆人，沈从文开始想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重点已经不是军纪，因为他知道军纪已非常松懈，军队中的生活相当平等，差点像他一样的“天真无邪”，可是军队讲求暴力，自然要插手国政。他最后变成了和平主义者。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几篇作品，看看沈怎样写那些年轻士兵生活气质和所暗示的意义。这些作品中人物跟沈从文本人（他常以小兵作笔名）是否一回事，当然还有讨论余地。不过其中写到的每个年轻兵士，的确都像沈买到那把“黄鳝尾”小尖刀的时刻一样，何等愉快天真。这些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即原来认为军队生活十分有趣，后来则大失所望。他在20年代中期创作的早期作品多半描写边地部队朴实生动的图景。有的还使人引起一点浪漫的情调，如在《连长》（1927）和《参军》（1928）中写到一位漂亮军官，因为是军官，就受到驻地人民的尊敬照顾，特别是一位年轻寡妇的青睐。沈在《船上》（1925）中，写了军人们在开拔途中，梦想此去升官后，要像黔军卢焘旅长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入伍后》（1925）写当兵后的心情多么轻快。《叛兵》（1925）这首诗写12个逃兵在被处决之前，人人心中都想起抛别情人的一幕，既英雄又可笑的场面。《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和《喽啰》（1927）里都写乡下土匪的所作所为，虽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甚至采用记录式的叙述语调，写来仍那么惊心动魄。

同沈从文其他早年作品比起来，他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具有惊险、神秘、稀奇古怪的成分，然而情节既合乎情理，又很感人，跟别的作品大不一样。 [16] 也许沈在湖南时就学会了口头讲故事的艺术，因此一写到军队题材就不由得讲起故事来。在《夜》（1930）中一位年轻士兵讲他亲身经历的阴森古怪的故事。开头先来一段漫无边际的序言（其中故事大多同沈的亲身经历雷同重复），然后便是闻所未闻的吃人肉的故事。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故事开头必定是在一堆篝火周围，一群士兵官佐每人都讲一篇半是事实、半属虚构的大千世界中神鬼的故事。《哨兵》（1926）写凤凰台道衙门里一个青年士兵怕鬼的故事。虽然是个床头谈鬼的故事，却富于浪漫情调和怀旧之情。《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在军队故事中情节比较铺展得开，在沈的早期作品中，这一篇故事情节连贯，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写出了传统的“传奇志怪”线索，唤起读者对茫茫阴曹地府的幻想。

当然，沈从文写军队生活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股现实主义的巨流，这类作品写得非常严肃认真。 [17] 其中有《我的教育》（1929）《从文自传》（1932）《传事兵》（1926）《逃的前一天》（1929）。这些作品写了新入伍士兵的希望与焦虑心情，沈从文一写到军号、军装、点名、旧式武器等他喜欢的事物时，总充满一片怀旧深情。逃兵今晚上就要溜了，但他对非常熟悉的军营中书记官、洗衣妇，以至于远山颜色、喇叭声音都有难以抑制的依恋。到沈写《我的教育》时，士兵已经发现了有许多人并不认为士兵是解放者，所以他们感到失望、疑虑。《顾问官》（1935）是沈从文写地方军队的最后一篇人物特写，充分揭露了贪污腐化的军官生活，虽然仍用富于同情的漫画笔法。直到1933年沈从文在提到某军的抢劫事件时，还在庆幸筸军有着光辉历史。在他忧患坎坷的一生中，他对筸军声名始终未能忘情。

因此，两相比较一下，沈从文对军队生活阴暗面的暴露，跟他描写军队生活的乐趣、理想和他认为军人诚信无欺的优点相比，前者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从他的作品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作家所耿耿于怀的那种遍体鳞伤、尸骸狼藉的战场惨景，中国士兵还没有多少体会，只不过偶尔发些世风渐薄，或战友伤亡的慨叹而已。尽管如此，沈从文的军营经历对他一生仍然留下强烈影响，使他随时充满忠诚、怀旧的感情。沈从文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正好可以大写军营生涯，不像上过学校的人可用各种同学的社会关系作为题材。他在湘西从军时，并未写过日记，可今天看来，他作品中的记述却大多信而有证。他带着某种凤凰人的得意神情对青年读者倾诉过去的经历，谴责那些瞧不起士兵的知识界人士，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把他的“日记”叫作《我的教育》。 [18]

部队到湘西清乡写得最为精彩。想想看，在一个只有三百户左右人家的小市镇却驻了五百名兵士。这就是沈驻扎的怀化镇。这个市镇照例五天一集。镇上有十来个大小铺子。有官药铺，豆腐作坊。南货铺里有冰糖、红糖、海带、蜇皮，有陈旧的芙蓉酥和核桃酥等等。还有一家鸦片烟馆。《我的教育》日记中写道：“这里街只是一条，不是逢集日子连买汤圆也买不出。街上太肮脏了，打豆腐的铺子，臭水流满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许多肮脏灰色鸭子，就在这些泡沫里插进了它的淡红色的长嘴，咂东西吃。” [19] 即使轮到赶集日子，市镇上的生意虽然热闹，却远不如看军队杀人那样引人注意。他们充当观众和评论家。从犯人的下跪姿势看出他做土匪有无经验。老百姓大都站在离士兵远的地方，还称这些兵叫“副爷”。

队伍尽可能驻扎在镇上最宽大的公家房子里，如天后宫楼上，和一个大得怕人的杨家祠堂。祠堂里有个大戏楼，官长的司令部设在戏楼上。可惜的是，镇子太小了，没有衙门，所以司令官在楼里宴请地方绅士和各军长官。 [20] 兵士睡木板平铺。上面有新草垫。两人合盖一条棉被。每天吃豆芽菜汤和糙米饭。在辰州时，每到星期天就吃一次肉，每人分量四两，是从豆菜汤中煮熟后再捞出来的。街上能买到汤圆。在怀化镇有糖卖，在南货店买得到酒，不过肉只能五天逢集吃一次。因为《我的教育》日记的作者是用乡下人的口气，习惯原始生活，所以说他住的地方“不湿不冷，有吃有喝，到这里来自然是很舒服的生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21] 。士兵薪水不高。伙夫薪水每月三元，在部队中算最低级，而伙食又扣去一元半，剩下一元半积蓄半年，最多才九元，这九元可以在一个晚上赌牌九中输光。补充兵比伙夫多一元，正式兵比伙夫高一倍，每月六元，可是扣除伙食外，一年最多剩下40元。相比之下，《我的教育》作者说，当地一个13岁的修械厂学徒一月能赚四元六角，再过两年一个月就能赚到八元。军营薪水就大有区别。 [22] 沈从文第二次参军驻在保靖，他认为那里军队颇有斯巴达的吃苦耐劳精神，像他那样的书记（相当于中士），每月可赚五至十元。沈当时年纪不大，只赚六元，扣去伙食两元，每年只能积存48元，不比他在怀化镇当步兵时多。富一点的军官可赚钱很多，在保靖，副官每月可得12到18块钱。顾问官能得24元。在这种待遇条件下，从犯人那里勒索来的赎金，或从部队经营生意中能拨点出来分给大家，等于额外薪水。 [23]

一般士兵早就盼着移防那天，可以先拿下月的饷银，好大吃一顿。更盼着每次杀人后可吃顿酒席，士兵们能喝个大醉。根据前清传下来的野蛮规矩，在《我的教育》中写得很清楚：刽子手把人一刀一个杀完后，就拿了大刀大踏步走到场中卖猪肉屠夫案边去，照规矩在各处割肉，一共割了七十多斤肉，作为营里的犒赏，自然官兵人人有份，捉到活的逃兵赏金是300元，领赏后也分给大家。沈从文看到捉回来的大多是年轻人，其中有的原来就是土匪。据《我的教育》中记载，捉回逃兵的命运是杀头，或者用刺刀慢慢剁死。逃兵如果逃脱，最大损失不是队中少了一个人，而是他拐走了枪，凭这支枪那人就可以参加土匪帮，在地方上吃喝一辈子。反过来说，逃兵如果没有拐走枪，捉回来后可以从轻发落。 [24]

沈从文这班兵士虽然有各色武器，可子弹并不充分，所以他们在打靶时都舍不得用真枪实弹。在辰州时，他们还用广东老式步枪，和当地造的一种猪槽单响枪。中国造的枪有九子、五子两种。这种枪大多出自汉阳兵工厂，也有河南巩县、东三省的产品。五响枪分小口径、双响、单筒、拉筒、盖板五种，也叫日本“春田”（有板），“德国盖板”。传教士看到土匪用过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单响、五响、五子、九子都是士兵的通俗叫法，填写机械表时也照这样写上。 [25] 《入伍后》里好像在暗示说，补充兵要么得自己带枪来，要么由官长作保，才得发给他一支枪。

清乡士兵过的日子经常是待命，而并非打仗。在辰州时，每天日程照例起床、点名、早操，然后听苗人吴姓连长演说，“我们军人，原是卫国保民。初到这来客军极多，一切要顾脸面。外出时节服装应当整齐，扣子扣齐，腰带弄紧，裹腿缠好。胡来乱为的，要打屁股。” [26] 吃完早饭后大家就领到了枪。无事可做，只好擦枪。沈从文用懒人的办法，用细绳子缚上些涂油布条，从枪膛穿过，绳子两端各缚定在廊柱上，于是把枪一往一来地拖动。下午没有事。在怀化时期，他讲起清乡时期的日常大事是：“住到这祠堂里几天来我们的事可以列表记下：一、点名（不到则罚跪）。二、吃饭（菜蔬以辣椒为主）。三、擦枪、唱军歌。四、各处地方去玩，闯一点小乱子（譬如打别人的狗，赶别人的鸡）。这些日子过下去将有多久，我们中间是无一个人明白的。” [27] 在《入伍后》里，士兵们既不操练也不打靶，却要学打拳，由老拳师教，最忙的是伙夫，要挑水烧水，做饭，扫地。 [28]

到了下午，士兵们到附近的小河边去洗衣服，一个班洗一次。或者到镇上去坐在一堆讲鬼故事，唱军歌，要不就睡大觉。沈从文小说中的人都爱画，正像沈爱画一样。 [29] 当兵的沈从文显然要在军营消磨很长时间。他同跟他一样大的学徒工常常在铁厂里聚齐，一起到树林里去找草药、采野花。有时候要士兵去弄柴回军营用。白天抓鼬鼠、野猫，晚上捉鱼，是最开心的娱乐。

为了消气，士兵还可到镇上赌钱，公家在那里办了赌摊。自己养鸡和养斗鸡，前者养来吃，后者养来赌输赢。在《我的教育》里，士兵还请得营长批准，在军营内赌钱，不过规定不许有大数的输赢，也不许吵闹、不许欺骗。 [30] 像怀化那么小的市镇，娼妓不多，但也少不了来军营勾搭的野花。军官允许带家眷，鸦片烟枪成了社会上的标准乐趣，到底有多少人上了瘾，沈从文小说中没有提起过。1980年他回忆说，1920年他在保靖任职的那个单位的六七十人中，至少有48人吸鸦片烟。当时一两鸦片只卖三角钱，到处都能买到。而且社会风气也让人吸烟。因为烟都在晚上吸，许多长官白天常常起不了床。 [31]

连杀人也被大家当成娱乐。他们的生活太平凡单调了。《我的教育》里作者用带点轻微讽刺的腔调写道：“爱刺激。除了杀头，没有可以使这些很强壮的一群人兴奋的事了。” [32] 杀人时，士兵争着围在犯人周围，看刽子手用刀在那汉子颈上一砍，嚓的一声，再把头割一下。因为士兵看杀人不但显得很威风，回去还能分到点钱，所以那么热心。也许沈从文把杀人情景写得那么粗野是为了吓唬读者，可他写的事情并非虚构。有个传教士报告中说，老百姓看了杀人后，回来也要对邻居们把杀人情景绘声绘色讲一通，还用手势比划死者的动作。沈在小说中说，人们把人头当足球在地上踢，用手拨死人眼睛；有一天沈自己好奇也踢了人头一脚。把自己脚尖都踢疼了。军官们也喜欢谈论种种杀戮故事。 [33]

当然，穿黄色军服的长官和穿灰色军服的士兵总要保持一定距离。官级越高，越是住在衙门深处，或者庙宇殿堂里面，士兵无事不能到里面去。这倒不错，省得他们走过面前时，士兵得立正迎送。 [34] 士兵常跟副官打交道，因为副官掌管部队的收入，其中有从抓来土匪或有土匪嫌疑人处得来的罚金和赌摊的进款，分配给全队官兵，按阶别人人有份。副官也有件不得人心的差事，即监督士兵严守军纪。排长是军士，官长和士兵都靠他沟通关系。他可能打士兵，但跟多数士兵都成了酒肉朋友。沈在一篇作品中说过，排长对士兵都很体贴，因为他真要发脾气骂人的话，以后谁都不和他亲近，他就会感到孤立寂寞了。

长官中很多人上过高等学校，在怀化时有些军官过去做过一两任知事，有些则去日本留过学。高级将校为了保持文人风度还得穿上长衫。 [35] 沈从文后来当文书时就能够同这些高级人物来往，打成一片。他会炖狗肉请这批上司，会跟他们一起吹短箫作乐，吹奏许多民间乐曲。因为司令官不识字，大家每天只好陪他打打牌，说点故事、喝酒、烧鸦片烟。

像这样的官佐将校，当然不会成为引导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在怀化镇，只有一位司令部的秘书官、一个老书记和沈三人各出四毛钱，合订一份《申报》来看。在《逃的前一天》里，作者只用了巧妙风趣寥寥几笔，就活画出住在这座比怀化稍大的市镇部队，平时能唱京戏，能寻衅吵闹的一群官佐，一到地方上都处得非常融洽和睦： [36]

副官、军法、参谋、交际员、军需、司务长、营副、营长、支队长、大队长，……若是有人要知道驻在此地的一个抚匪司令部的组织，不必去找职员名册，只要从街南到街北，排家铺子问一问，就可以清清楚楚了。他们每天无事可做，少数是整天在一种热情的赌博中消磨了长日，多数是各不缺少一种悠暇的情趣坐在铺柜台中过日子的。他们薪水不多却不必用什么钱。他们只要高兴，三五个结伴到乡下去，借口视察地形或调查人口，团总之类总是预备很丰盛的馔肴来款待的。他们同本地小绅士往来，在庆吊上稍稍应酬一下就多了许多坐席的机会。

怀化镇那位姓文的秘书，对沈从文后来弃武从文、走上治学道路起了很大作用。这位旧中国文人再一次在沈从文面前提供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文秘书一来到就穿了青缎马褂各处拜会。从军官们眼里看来，他是个很可笑的不合时宜的人。但他教沈从文要看报纸，还要看辞书，谆谆劝导沈好好读书识字，说天下什么稀奇古怪事都能在书里找到出处。 [37]

还有一个值得记起也更有代表性的人物，《逃的前一天》里那位书记官。书记官脾气好，性情好，跟许多兵士平等相处，显然他年轻时有过一番大志。像文秘书一样，他用父辈的感情对想逃走的士兵坦诚开导。他借书给士兵看，虽然他自己读的早已不是什么经书而只喜欢看《七侠五义》等白话小说。他的身子因抽鸦片烟弄成骨瘦如柴。像前清的官僚那样，他敷衍塞责，虽然他这一代人是为军阀办事而不是为皇帝。

这好性情的人，是完全为烟所薰，把一颗心柔软到像做母亲的人了，就是同他谈到这一类笑话时，也像是正在同小孩子说故事一样的情形的。那种遇事和平的性情，使他地位永远限在五年前的职务上。同事的无人不作知事去了，他仍然在书记官的职务上，拟稿，造饷册，善意的训练初到职的录事，同传达长喝一杯酒，在司令官来客打牌的桌上配一角，同许多兵士谈谈天，不积钱也不积德，只是很平安的过日子。在中国的各式各型人中，这种人可以代表一型的。 [38]

谈到军人这项职业，甚至评说它对中国人民影响时，沈从文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他刻画军队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情景比同时代的左翼作家写得更为透彻，更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没有由此引出结论（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地方军是造成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他强调的是，社会崩溃是掌权者的责任，祸首在于政客。他描绘的士兵形象都是无辜的。

乍一看来，他写军队清乡真有如一群寄生虫，他们开到乡下是为了“就食”。军队一到，粮食柴火全是当地团总供应，镇子大些的，就归镇上商会供应。在怀化镇，连棉被都得从人家乡下人自己床上取来，如果供应办得不好，连团总也会受处罚。在沈从文小说里，那些保甲团总在军队来到之前，因已接到命令，早已把给养送上来，还拿出许多钱，按营连职务等次，分得很公平。在《我的教育》里，那位团总办完事出门时，竟“笑眯眯”地同士兵打招呼，好像“我们同他新拜了把子”。 [39]

一到执法时，各乡团总就可以巧妙地做手脚。乡绅团总把犯人（其实都是老实乡下人）抓来，送到司令部，由副官审问、拷打，经过军法长批准，牵到市外砍头——一般全根据团总的诉状。审土匪完全由军法官起诉、执行，跟镇里民事机关的手续不一样。 [40] 在《我的教育》第十三节里，沈从文用毫不动情的讽刺笔调写道：“今天又送来七个。大家似乎都很欢喜，因为这些土匪由团上捉来，一让我们分别杀戮或罚款，并且团上对于匪徒家事全很清楚，不会遗漏也不会错误。省事许多。” [41]

事实上，沈从文的清乡队伍一到榆树湾，各地团总就送来了43个老实乡下人，27个乡下人第二天就被拉到市外砍了头。另有五人也在第二次赶集日被杀了。《我的教育》中说每五天要杀四五个人显然并不夸大。 [42] 沈从文在《自传》中写道：“地方人民既非常蛮悍，民三左右时有个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两千人，民六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人左右，现在轮到我们军队作这种事，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43] 沈这时已是文书，曾在怀化镇为七百多起死刑案记录口供。他小说里的士兵都在怀疑，这些死在刀下的人是否真的有罪，即使对真有罪的也异常同情，正像一个商人摇头说，有一个时期遍地都是匪，“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 [44] 。

清乡到了后来就不只杀土匪一件事。军官从拷打犯人逼他们招供中可以勒索钱财。有时要犯人给部队“捐款”，缴纳若干枪械子弹，再行取保释放。名为缴出枪械子弹，其实是作价折钱，枪每支折合180元，子弹每排一元五角。钱都直接送来交军需同副官点验不错后，立刻取保放人。如果犯人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已花了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牵出市外砍掉。 [45]

沈从文知道犯人在被处死之前，也不会有太平日子过。就在处死前一两天，犯人还得过堂被拷打，用木棒打犯人脚下螺丝骨，把脚的骨髓敲出。又用香火熏鼻子，用香火烧胸膛。用铁棍把脚扳断。 [46] 杀人常常等到赶集日来执行，这样显得军队的确清乡有成绩。沈从文还推测上面是有意把犯人先关起来，使得每个场期都有杀人的节日。

乡间山上的确到处都有土匪，沈的队伍在榆树湾清乡途中，真的受到当地人冷枪袭击，打死了三个士兵，然而清乡司令部并不主动去讨伐土匪。为了自卫，只用钱雇来本地侦探，到市集热闹的人丛中去，指定谁是土匪派来的奸细（土匪们都有用以辨认的暗号）。《我的教育》里写过士兵们没有事做，感到厌烦，请求到山上去剿匪的戏剧性场面：

今天早上点名特别早，制服整齐，被嘉奖，心里很快活。同到别人在操坪里操了一点钟。我们全都像需要一点分量沉重的东西压到肩上才容易过日子，我虽不一定是这样的人，但另外一些蠢汉子，是没有工作生活就不能规矩的。天气又太好了。我们想找一些事做，今天才同队官去说，大家请求出去放哨。看看有不有土匪在附近骚扰。这队官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曾常常用亲戚的名分吃过我的冰糖。他回答我们说：

“放哨是派的，不是请求的。”

“那我们请派出去。”

“一群呆子，派出去干嘛？有土匪，团上会为我们捆好送来的，要我们去捉，捉得到吗？”

“我们做什么？”

“你们擦枪吧。你看。天气多好！点验委员快要来了，若看到你们枪上刺刀不发光，那不是笑话吗？” [47]

沈从文并没有把他的军队写成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但实际上连营中伙夫也能在买菜蔬时骗商人一点钱。怀化镇的士兵早晚也要由排长训话三次：一、不许到外面调戏妇女；二、不许随便拿人东西；三、不许打架闹事。谁要犯了军规，如拿老百姓东西不给钱，要打五百下屁股，往往打得遍体是伤。然而士兵对这个并不在乎，打过后伏在铺板上哼哼而已。 [48] 官长常找个借口处罚他们一通。沈从文写这些人的心情说：“人人都说军队驻防是可以发财的机会，这种机会如今就来了。有了机会，除庆贺欢喜，无事可作了。不过也想到这些人他会恨我们这队伍。不过就是恨，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不甘心罚钱，我们把他捉来就杀了，也仍然就完事了。”

尽管如此，沈从文早期写军队的作品中，也写出了士兵们心情舒畅的一面。说生活是健康的，“放肆得像一匹小马一样”。即使写了任意杀人这些事情，但士兵说：“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人能用法律取缔的，一直唱歌进到营里，仿佛从远方打了胜仗归来。” [49] 打架、偷鸡也是出于这种心情。沈从文说：“他们一天什么事也不能做，打架实在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不过这些人是今天打了架明天就会好的。军中人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沈还得意地写当时一个士兵半夜爬起来砍了同班士兵七刀，原因是同伴骂了他一句丑话。还说军人“在愚蠢的社会中聪明也无用处”，“军人讲服从，不服从就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精义”。 [50] “一个人只要脾气不那么古板，命运好不好就不在乎了”。沈从文用惯用的既同情又嘲讽的口气写道：

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罚跪到殿前，头顶清水一碗，水泼到地则所罚不算。大家对这件事才感到兴味，引为笑乐，都说亏副官想得出这样好主意。副官聪明也只能在这些上显出的，此外也不过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罢了。我们全是一样天真朴实的头脑。 [51]

在《从文自传》中，沈很同情怜悯他的兵营同伴，认为他们每个人皆“结实单纯”，因为他们全都来自乡下。很多人跟他一样，还是十六岁的小伙子，十分怕事。 [52] 许多刚从乡下来的苗民胆子更小，连军营门都不敢出。说实在的，连沈自己也没有见过大车、轮船、电灯、电话。他是从文秘书那里才知道美国兵、英国兵穿的制服，什么是鱼雷艇、氢气球，而沈从文讲的都只是那些开膛取胆手续，应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从背后踢那么一脚（这样可以把死人的精灵完全宰光）。

士兵们全都爱面子，打仗勇敢能为他的亲人和家乡增光，即使犯罪被杀头，也要面不改色，临刑颈脖硬朗，这样大家都说他懂规矩，真难得。戏曲里出现过这些场面，在犯人走到法场被杀之前，最好说几句毫不示弱的豪言壮语，不动感情，不骂长官，然后跪下伸直颈脖，要不别人就会笑他是“缩颈乌龟”。多年好汉都懂得怎样跪下头落地尸身才可翻天仰睡，这对来世投生才方便。 [53] 士兵间的平等友爱之情随处可见：互相治伤，代别人还赌债，吃喝不分你我。官长要把赌摊的收入给营里每人一份儿，包括伙夫在内，分得不均的要受处罚。《我的教育》里提到，全营士兵从抓回逃兵奖给的300元中人人都得到赏格，而掩埋死人则是营长出的钱。 [54]

军营中弥漫着相亲相爱的感情。士兵间可以称兄道弟，官长和老兵被称作伯伯叔叔，其中有的出于叫着好玩，有的出于尊敬。如果尊敬长辈的习俗同官阶级别不相容时，称呼就费事了。对官长来说，他的家人可以包括仆人，如供使唤的小勤务兵。实际上，在中国任何军队的部队里，特别是军官层中，亲戚关系是到处都有的。特别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官兵，同乡关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例如筸军，就以勇敢善战自诩，主张像骑士那样的公开较量，却不作兴像北方人那样行刺暗算。 [55]

最后，士兵能团结成一块也靠中国那种土匪义气。沈在《入伍以后》里指出，敌人并不是军阀，而是“在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对部队来说，后者就是指那些有钱的“肥猪”。 [56] 沈说：“你不好好地为他们安置到一个四周是木柱子的屋子里，要钱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士兵们认为，部队这种强迫绅士出钱的办法，他们能从良心上批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公道地把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沈从文经常嘲讽当兵这个行当，可他在嘲讽中却仍然称道他从军人生涯中找到的这种有朝气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军人与学者

沈从文在军队的后期，一直把工余时间都花在大量读古书、学历史上，而且开始想到改行，脱离部队生活。不久他离开部队，差一点成了当地的乡绅。然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部队的第二次转折里，把学到的传统知识如书法、历史、经书等派上了用场。他在这些方面成长很快。他在部队中通过姨父聂仁德学到的西方学识，也大有长进。不过沈很快认识到，自己在部队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他得离开军队，因为他已看清楚了，中国的未来，参加未来建设的事业，都摆在大城市。他从五四运动、从“文学革命”中得来的新思想，使他注定要去北京。

沈从文没有像其他进步分子那样，到了大城市后就成为政治上的革命家，用文学作为论战的工具。他更加用心研究中国旧文学、文化、历史，不是为了写出学术著作，或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只是汲取前人的“理想”，来增进自己的创作能力。沈对于人性思想，不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古代的或现代的思想，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而又博采百家，探索追求，说明他的文化气质早在离开湘西之前就已经大体形成。他从凤凰的黄家、熊家、聂仁德姨父家这些富于维新精神的亲戚家吸收了他们的开明、不拘一格的革新精神。对这些人来说，世界是广大无限的。知识本身在一天天扩展，却并不需要否定旧学问或全盘西化。对沈从文说来，主要的结论是，世界上许多新事物等着他去探索，小到照相、邮政之类的新鲜事物他都想学。他用不着反叛家庭。在他第一次从军之后，他已经成为一家之长了。

沈第一次脱离军队的原因是他的部队已经瓦解。张学济的靖国联军第二军进驻沅州后很不得人心，内部又矛盾重重。第一军的权柄由田应诏转给他的团长陈渠珍后，厉行改革，声威大振。陈把部队开进沅水流域时，张学济受到压力，使用“援川”名义，开去川东就食。于是沈从文便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匆忙撤退。装着军队的小船挤满沅河，要在五天后把部队送到辰州，部队认为沈从文年龄太小，不能冒险到外省远征，就命令他在辰州留守。同时留下的有“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吃大烟的书记官，连同20名老弱兵士”，把他们安置在后方留守部，办点后勤杂事。 [57]

这样一来倒救了沈从文的命。几个月后在川湘鄂边区的湖北来凤小县城里，当地那些忍无可忍的平民，在相信自己刀枪不入的当地一支被称作神兵的部队带领下，一个早上分头出动，猛扑驻军庙宇祠堂，把张学济整个司令部高级官佐职员，连同营长、团长、旅长官兵3000多人全部消灭。全城军民共杀死8000人。 [58] 死者中许多是沈熟悉的战友，其中有那位对他很好的老军法官。据沈说，幸好他的上司先带人去龙山布防，得免于难，才把噩耗拍成详细电报通知留守处。

这是不祥之兆。当沈从文闷闷不乐地在辰州看那些教会中学学生玩球时，他已经打定主意另找一条出路。大多数中国人对军人有什么看法，在沈独自坐在城墙上看学生踢球时，从那些年轻姑娘的神色中就显示出来了：他们厌恶而且怕军人。

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对准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两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份《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59]

一年之后，沈从文在常德经历了一场情感的折磨后，又想改行做知识分子。他在那时已学会了许多待人接物的礼仪。文秘书竭力要把他变成文人，改掉说粗话野话的恶习。文还教他书法，这种艺术沈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学会。那位老军法官萧选青第一次教他学做古诗，因为沈常常请他吃炖狗肉。沈原来名字叫岳焕：萧根据《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的出典，给这个年轻人表字崇文，沈自己后来改为从文。这个名字不但表示他决心做学问，还有弃武从文的意味。有个笑话说，萧老先生称赞沈初期的古诗颇有“唐味”时，沈竟会错原意，以为老师夸奖他的诗有“糖味”。 [60]

军法官在1919年死去后，当年下半年沈来到沅州，又遇到两位新教师。一位是熊希龄的七公子，是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物。另一位是他三舅父黄巨川，是沅州警察所长，沈就在所里做办事员。 [61]

办事员工作并不轻松。虽然他的职务只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每天黄昏同巡官到牢房里查点寄押人犯的名单，但他每天夜里都得听监狱犯人受拷打时的号叫声。手铐方枷还在使用。不久警察署接管本地屠宰税，恐怕查验收税人舞弊不实，便派沈到沅州全城每个屠宰桌边验看。商店主人照例便是本地小绅士，常常同他舅父喝酒，知道许多事皆得警察所帮忙，因此对沈从文也殷勤款待。这时沈才知道，因为他的亲戚有钱有势，连他自己也成为了绅士那样的人物了。

舅父黄巨川和熊家舅舅都想方设法让沈从文上进。两位亲戚每天作诗，沈替他们抄诗，借此练书法。到离开沅州时，沈已学会了刻印章、写旧体诗了。虽然黄家舅父不久去世，使沈同现代警察体制断了关系，沈因平时工作不疏忽，仍然被派到一个机关做收税员。不久当地商会也成立团防局来维护城里治安，沈更认识了不少绅士。他几乎要娶一个有钱的绅士的女儿成家。熊家舅舅让沈在四个女孩子中任挑一个，其中就有熊的女儿即沈的表妹。当时沈的母亲和他的小妹已经卖掉凤凰家中财产，得款3000元来到沅州和沈同住，因沈只要一结婚，就会跨进当地绅士阶层，那点余款也归沈家保管存放。1932年沈回忆说：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这点打算不是现在的想像，当时那亲戚就说到了。 [62]

然而沈从文把这些机会都扔在一旁，去追求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高的姑娘。沈为她无日无夜地写旧诗，当作情书。舅舅为此曾警告过他别和那姑娘来往，沈根本听不进去，照样深情迷恋，连沅州被八百土匪包围四天沈也毫不在意。沈每天写的情诗都由姑娘的弟弟捎去，沈还借给他钱。当借的钱有1000块（即沈家财产的三分之一）找不到下落时，那位捎信人却再也不来了。年轻姑娘，连同1000块钱，全都化为乌有。 [63]

沈从文丢了面子，原想远走高飞，逃到北京，好忘却自己种种痴事蠢事。可是一到常德，就被表哥黄玉书留住。两个人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五个月，全靠玉书的父亲黄镜铭从华北汇二三十元钱来接济。他们两人学会了靠欠账过日子，后来沈到北京后，便经常靠欠账过活。不久黄玉书爱上了当地一位美术教师杨小姐，他要沈从文代笔写情书，两个月里差不多写了三十多封。这样，沈擅长写情书的本领这一回终于结成了一场百年之好的姻缘，虽然沈从文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跟表哥一起挨饿，离开常德，表兄后来成家的事，他完全不知道。 [64]

沈从文代写情书这件事，对他后来成为青年争取恋爱自由、破除绅士老套的代言人，正好是个序曲。当时沈还没有想成为作家，更没有想到成为白话文作家，但他已经决心博览群书，像喜欢书法一样醉心文学。他学旧体诗的遣词造句，这对后来他写小说注意锤炼词句很有影响。他喜欢诗意清新，少用典故，特别爱读李商隐那种难以索解但出自天然的好诗，凡是擅长写出真性情，哪怕带点艳情的抒情诗，他都喜欢。后来聂仁德姨父教他桐城派文章义法，特别强调唐宋八大家的抒情文风。沈也喜欢史学家司马迁的简练笔法，后来沈写现代白话文小说时还以《史记》作为范本。 [65] 由于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富于独特的想象比喻来取代旧文言文中的陈词滥调，而陈词滥调正是旧文人炫耀其熟读五经的本领，沈可以说早就倾向文学革命了，虽然当时他并不懂什么是文学革命，还没有爱上20世纪的白话文。

实际上，沈喜欢明清白话小说远胜于古代散文。他说他小孩时就读了许多古典白话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还读过《聊斋志异》《今古奇观》，通俗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通俗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等。 [66]

沈从文读书口味还扩大到惊险小说和历史，同样的好奇心把他领进西方文学和中国历史。沅州有一所熊希龄公馆的老宅，其中有间几乎荒废的图书室，沈从文在这里贪婪地读了《史记》《汉书》《天方夜谭》，还有林纾用古文译的小说《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这些作品在沈的面前展开一个崭新的世界。 [67] 他爱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因为那些苦命孤儿都经过艰难挣扎的自我奋斗，跟沈从文经历非常类似，后来都有了顺利发展。西方小说的故事情节、社会现象，难以言说的人道主义感情，跟中国书里他不喜欢的那种直言不讳的说教形成强烈的对比。沈早年没有上过新学，所以沈从文陆续读到新出的用白话文译的西方小说，是后来的事。一个后果是，在中国知识界分成白话派与文言派、西洋派与国学派之前，沈就爱上了西方文学。沈和他晚清的老师喜欢狄更斯那种悲天悯人的调子。

当沈从文、黄玉书两人常在常德到处谋求职业时，他们遇到另一位有名人物。此人就是贺龙，湖南西北一带有名的罗宾汉式的军人。那时他任清乡指挥部的支队司令，驻扎在距常德九十里的桃源县。黄玉书托了个同乡，也是贺龙拜把兄弟写了介绍信，坐日本人办的小轮船去桃源县找贺龙。贺龙立刻答应给黄一个13元一月的差事，沈担任差遣，月薪九元。由于沈有个聂家表弟在桃源找到译电员差事，沈几番来往桃源后一切弄得很熟。最后黄和沈都没有去贺龙手下做事。 [68] 沈仍想找贺龙的上司张子卿，认为他“笔下既异常敏捷，做事又富有经验”，对他十分倾心。黄玉书则正同常德那位美术教师打得火热，所以不愿离开常德去贺龙处工作。然而张子卿始终没有给沈任何职位。后来表弟调到苗民边区保靖工作，陈渠珍的军事司令部正设在保靖，沈也便赶到那里去。他们找到一位同乡朋友曾芹轩，他正押运一船军服上溯沅水。一路上有的是时间，就对两人讲了许多他亲身经历的令人神往的荒唐故事，后来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许多妓女的故事，尤其是此人的满口粗野话，沈后来说他作品中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喻语从他口中学来得不少。这趟航程虽只有440里，因为沿途险滩甚多，船老出险，船队足足走了40天，最后连他们自己坐的船也触岩沉没。 [69]

沈从文第二番从军的结果，感到这个行当实在吸引人。不错，他看到清乡军队跟他三年前的部队一切都变了。枪械、纪律，完全不像过去那样马虎，每个士兵都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都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时无事士兵全不能外出，职员们办公休息各有定时。官兵虽然吃粗粝的饭，过简朴日子，然而极有朝气。据沈从文了解，军队之所以面貌一新，全在于统领官陈渠珍以身作则。很多同乡，甚至外国观察家都同意沈的判断。不过他们还不了解，陈渠珍不单要做革新派，他是想日后成为曾国藩、王阳明那样的“中兴伟人”。 [70]

陈渠珍是凤凰人，生于1881年。出身寒微。他是汉人，在苗民中颇有声望。他在驻军西藏时娶了当地妇女，因此，他跟沈从文祖父沈宏富一代人那样，“他确实过的是传奇式、小说式的生活”（李震一）。 [71] 他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所以他兼有田应诏、张学济两人所受的教育，1919年他终于执掌军权，跟西南一带的地方军阀一样，他的宏图大志也就局限于所在省一方。

陈的根据地在湘西，后来他的驻地离开凤凰后，仍然以湘西作为牢不可破的堡垒。他因严振军纪、缩编部队、降低税收而受到普遍赞扬。他让农民种鸦片赚钱。他对付企图跟他较量的小军阀有两套办法，一是收编，如对在苗民中众望所归的龙云飞，就在1928年后封他为苗王，后来龙云飞一直保持他的宝座，而陈渠珍则在1935年便下台。另一套办法是，对那些“在他辖境之内”的小股土匪，他从不吓唬他们，说清愿意来就抚的，送个名位，负担给养；不愿就抚的送些盘缠，敬请“乔迁”。到1930年迎来了新的黄金时代，当时通过他严密的军事化组织，使湘西真正做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盛世。 [72]

然而，真正使陈渠珍日子好过的原因，主要是贵州鸦片烟通过沅水运去武汉时收的过境税。他在沅州、洪江、辰州都设了转运口子，但势力单薄时，又让土匪和贵州军队占据了前两个口子，而把辰州让给下游的湖南人。长沙方面当时既无力西顾，又接受过陈渠珍的丰厚馈赠，一般就放手不管，让陈去挡住野心勃勃的黔军，而黔军当时是以骁勇善战著名的。1924年长沙曾经派出过一个军跨过雪峰山想制服陈渠珍，可是并未收效。后来川军熊克武、湖南周朝武都打过陈渠珍，全都徒劳无功。 [73]

20年代早期沈从文还在保靖时，陈渠珍已经一变而为革新派。他从长沙请来青年教师，开办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为退伍士兵办了三个职业中学、六个小工厂，一个模范林场，还有一个6000人的军农队（可能是防止士兵退伍后又重做土匪的措施）。遗憾的是，虽然陈渠珍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革新措施，但在1925年川军逼近时，他把这些工厂、军营全都摧毁，免得落入敌军之手。后来他卷土重来，又大力重建。1932年在湘西开办第一家现代银行。他拨出自己的两百万元作为基金，扶持农村建设的信贷资金。陈还派地质调查队开发矿藏，发展地方交通，30年代还在他的首府凤凰办起了一个兵工厂。 [74]

陈渠珍算不上民主派，但算得是个政治革新家。1921年长沙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作为湖南省结束军阀割据局面的最佳方案，陈认为这个办法非常高妙。这原是19世纪90年代后期熊希龄提出的目标，现在熊正在把这套设想在长沙推行。陈渠珍非常热心地草拟计划，召集所辖13个县的乡绅举行会议，准备实施乡镇自治办法。可是，据沈从文指出，陈实际上是从山西军阀阎锡山那里学来的策略，即通过乡镇自治政府把各地乡绅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75] 正像“联省自治”使湖南能从北洋军阀手中获得独立一样，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方案也使得他能不受长沙省府的管辖。

许多想推行新政的军阀都办过工厂学校，但出过一部诗集的陈渠珍还拥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最低要求，采用白话文。他开办了一家报馆、一份期刊来宣传他的革新方案。沈从文在回忆“湘西王”在湘西推行自治运动时，指出这是陈受了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 [76] 陈当时只在教育文化方面推行改革，并非真的想用西方新法来改造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当然，五四运动当时也还没有触动沈从文的灵魂。他对陈推行新政的劲头很佩服，但最使他感动的是“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他天真烂漫”，而又敏捷稳重，他自奉俭约。一句话，他有高尚的传统道德。他以身作则来教育下级军官，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读书和自我修养上。就是说，他整天都埋在浩如烟海的古书、新书、旧画、铜器、古董当中。还得倾听那位大瘾客聂姨父给他讲达尔文学说，宋元哲学和大乘、因明等佛学教义。陈跟基督教传教士关系良好，这样就使他同那些一心想消除西方帝国主义残迹的城市知识青年，处于敌对地位。 [77]

沈从文第二次加入军队时的环境，并不是使他出走北京追求进步的原因。他内心的感情冲突来自于无所适从：是继续对那位半旧式半新式的军队统领奉献天真的忠诚呢，还是从这些军人身上看透他的理想早已完全破灭？最后还是直接接触《新潮》《改造》这类宣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的刊物，和亲身经历各种事件，才使他打破了今后何去何从的僵局。

沈从文到保靖后原想在陈渠珍的部队中找个工作，不料毫无结果，幸好他有个表弟已经在那里做书记，沈就跟他住在一起有半年之久，时常帮他们忙，写训令信札，算是消磨时间。不久，一个参谋处的高级参谋发现他字写得漂亮，便将他补了一名司书。这样，他又靠上了老上级张子卿，替他当了传令官，到四川出差。最后，“湘西王”陈渠珍终于见到沈写的一手好字，便把沈调到他身边做秘书。可是陈并不要沈去帮他办理革新方面的事，而是要沈为他的藏书古董分门别类编制目录，或治学时遇到书中某些好句子就叫沈替他抄下来，准备将来查阅。而沈自己当时还认为，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将来就要做一个当代的王羲之。 [78]

沈在张子卿身边做事时期，看到军队腐败现象越来越明显。

张是贵州人，哥老会员，后来投入凤凰军一帮。 [79] 虽然沈从文曾经把他看作进步分子，但张的所作所为打破了沈的幻想。1921年前后，张应川军军阀汤子模的邀请率领军队入川，这是湘西军第二次入川。此行真实动机是到四川搜刮财源，来帮助陈渠珍在湘西搞自治和“革新”。当时张子卿部队和川军关系紧张，沈吓得不敢离开营房。沈还记得1919年张学济第一次带川军过川东时，他有许多朋友都在这次出征途中送了命。他总算逃得性命。这次途中有一座白骨塔，是掩埋上年闹神兵时被屠杀的人。他还亲眼见到他的朋友刘云亭，因为得罪川军而被处死。沈还没有赶上见到那位才智不凡的张子卿司令官，1924年他在辰州被部下田义卿旅长请去吃酒时，下了轿就被机关枪打死。 [80]

这些遭遇逐渐使沈从文认清了局面。他虽在1925—1926年湖南大灾之前就已离开湘西，但1921—1922年沅州饥荒饿死4万人的惨景他是亲眼见过的。除了外国传教士外，地方上人提不出一点救济。而且沈从文知道湘西社会秩序已经不可收拾。在各军阀防区之间的无人地带土匪异常猖獗，一个个军阀靠贩卖鸦片收入买来的枪支一次又一次攻进沅水流域，后来又被部下搞垮。 [81]

从川东回来后沈从文开始走到一个转折点。朋友们都说他古怪了一点，他的感情脆弱了，时时感到孤寂。沈甚至羡慕他那些进了保靖的新中学的幼年伙伴，不敢到宿舍去看望他们。当然还说不上他仇视军队，但他的确总想自己做点事，不能光埋怨命运。他同房间里一位年轻印刷工头赵龟武，开始开导他。赵在陈渠珍办的报馆工作，而沈是校对。 [82] 只有沈能辨认陈渠珍写的字，而陈的许多讲演都是要见报的。赵师傅还使沈从文弄明白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不同地方，沈认为其不同是，“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脚却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少越好。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多越好。”当时沈还没有读过任何一种“五四”时期刊物。讲到中国女诗人时，他只知道袁枚的随园女弟子。

在这位印刷工人的开导下，沈从文开蛤读《改造》和《新潮》，以及刊登郁达夫、郭沫若作品的创造社刊物。开头，他对这些期刊上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文章发生反感。可没有多久，他就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他觉得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爱国主义的感情。他把十天薪饷用“隐名士兵”的署名寄到上海一个工读团，表明自己也要捐款兴学。 [83]

此后一场伤寒病使他病了40天，幸好身子结实，大病没有把生命夺去。他想起老同学陆弢因为争口气被淹死，他曾为他掩埋尸骸。沈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好坏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见新天地，在危险中咽气，也比病死好些。他决心到北京读书，成为新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与儒家作对的学者。当时陈已经制定了资助湘西学生到长沙或外省升学的办法，鼓励学生去读师范、机械、纺织、蚕丝，或其他专业，学成后，回来参加家乡建设。可是沈从文不想走这条路，他要完全摆脱羁绊，不是学成归来后参加修修补补的建设，或像陈渠珍所希望，回来给他经管图书，而是想改变整个社会。姨父聂仁德也劝说“湘西王”陈渠珍把他放走，让他上北京去闯个路子。于是陈答应只要沈读书，就供应他学费，要是情形不妙，回来仍有他的工作。尽管沈一向钦佩陈的为人，但他意识到，陈渠珍并不情愿让他的部下出去变成那种新型的知识分子。 [84] 要是他知道沈后来会变成那样的人，那他会觉得，还是让他远走高飞的好。

【注释】

[1] 　《湘行散记》的《老伴》写了1934年沈重回湘西见到赵开明夫妇的情景，见《老伴》（《文集》第九卷295—298页）。早期版本里没有提到同宗兄弟沈万林，而把泸溪绒线铺姑娘改名翠翠，赵开明改名傩送。傩送是《月下小景》的一个角色，我以为沈想写的是傩送。至于赵开明后来又甜蜜又悲酸的结局（鸦片烟毁了他），在本书第七章里还提到过。

[2] 　关于军阀混战时代，见苏堂栋《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第五章。主要著作有薛立敦（James E．Sheridan）《冯玉祥的一生》。又见陈志让《中国各军阀派别浅论》、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熊克武队伍1925年行经湘西时有大量逃兵，流散各地，成为土匪，见《神迹》月刊1925年12月号第五卷五期23页。“绅士土匪”事见《神迹》月刊1923年9月号第83页，又1925年2月号305页，1925年3月号第349页。关于绑架外国传教士勒索赎金事，据1925年被绑架的福音归正会教士后来报告，说有一些穿着齐整、温文儒雅的青年人曾跟他们攀谈。这些人直道歉说：“别怪我们，要不是大局如此糟糕，我们不会干这种勾当。我们绑票只因为我们除此之外，别无生路。”见卡斯尔曼《从六到六十再到六》233页。另一位归正会教士也被绑架五个星期之久，后来土匪头领也曾向他道歉，见《福音信使》1924年2月23日刊出的一封信。关于刘云亭，《说故事人的故事》（《文集》第二卷419—428页），《从文自传》91—102页上都写过这个人。

[3] 　人们利用护国军与北洋军作战时留下的枪支啸聚山林，开始劫掠，见《湘西》中《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文集》第九卷388页），说护法军和北洋军作战，遗下枪支不少。本地人有钱的买枪，称为团总，个人有枪，称为练丁。枪支一多，各有所恃，于是由仇怨变成劫掠，或入山落草，保存实力。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3页。

[4] 　一字不识的山大王打下永顺后，盘剥致富，后升为军长事，见《神迹》月刊1927年2月号439页上报道，题为“永顺府：文盲与癫狂症”。女匪首王夭妹事，见《从文自传》97—99页《一个大王》，写夭妹因藏有七十支枪，未被判决，后因与弁目私通，被川军斩首。矿工，见《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文集》九卷287—293页）。

[5] 　筸军只有少数苗民成为军官，其中只有麻皮斋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从文自传》74页中提到过土匪暴行，《神迹》月刊1923年8月号（第一期）42页上提到过在沅州被围期间，土匪劫掠村庄，掳走居民事件；1924年4月《神迹》月刊第九期393页上刊载过土匪抢掠一空的事；1939年1月《神迹》月刊第六期355页上有过土匪把高村烧掉三分之一，麻阳一带因难民不敢进去而避免疫病流行；1926年2月《神迹》月刊第七期299页上，说土匪把孩子剁成小块喂猪，小孩祖父无法把尸首拼凑完全。1926年《神迹》月刊第二期122页上有把探子劈成几块的报道；1929年5月《神迹》月刊第10期629—630页上有泸溪城居民大半逃亡，抓到的人被活活剥皮；把人钉在架上乱刀刺死；1930年10月《神迹》月刊第三期10页上，1924年11月第四期4页上，都有类似暴行记载。其中171页有指甲内插签子、捆着拇指吊人的暴行。土匪勒索城市，要价3000—30000元，见1926年11月《神迹》月刊第四期246、248页上报道。关于土匪帮的诸般禁忌，见《神迹》月刊1923年10月第三期127页上报道。

关于兵匪不分，平时是兵，农闲出去抢劫事，见《神迹》月刊1931年5月第十期631页上报道，其中指出的地点有高村（现麻阳），《神迹》月刊1923年12月第三期215页上也有报道。在保靖那次劫城事件中，村民请了军队来赶走土匪，不料军队也下手抢劫，村民只好把土匪请回来赶走军队。事见《神迹》月刊1938年9月第二期97页上报道。

在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谈话中，曾批评徐昌霖的电影剧本《边城》，说当地土匪抢劫起来不分青红皂白。沈说，土匪并不在本县抢人，他们抢掠地方总要隔一个县份。

《神迹》月刊1928年1月第六期374页上，还讲起一位美国神父曾被土匪绑架，一年后土匪招安成了军队，神父先向长官（原来匪首）致意后，这位长官竟为去年对神父的罪行愧悔得几乎下泪，然后把神父礼送通过这个地方。

[6] 　在湘西土匪横行，商旅裹足时期，人们在找当地官府之前，必须拜会当地“将军”，事见《东方观察》（Eyes East ）的报道。关于商人交付5000元钱请300士兵护送船队事，见《神迹》月刊1929年6月第六期632页上报道。报道还说，即使请了士兵护送，真正遇到土匪时，士兵都纷纷逃散。一些福音派牧师花了153块银元雇了30人队伍护送事，见卡斯尔曼《从六到六十再到六》231页。麻阳到沅州的保护费，见《神迹》月刊1926年1月第260页上报道。

[7] 　沈从文讲起凤凰领导层之间盘根错节的几个大家族时，说“这几大家关系也不算太复杂，因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这几个人”。这是1980年6月27日沈同我晤谈中的话。

[8] 　田应诏是筸军将领田兴恕的小儿子，在田兴恕因伤去世的那年出生，因而承袭了父亲的云骑尉八品军衔。田应诏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蔡锷同一班。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田是新军团长，参加了攻占雨花台之役，而田应全则在凤凰县策划起义。几年以后，沈从文的大哥在田远征湖北之战中是一年轻军官。据沈说，田应诏因和蔡锷同窗原可以提升高位，但实际上蔡对田的大少爷脾气，非常不满。田喜欢附庸风雅搞新潮。他办过煤矿，办过瓷器厂，也办过洋广杂货公司，先后不久就赔本停业。他还办过中级美术学校，沈云麓和黄永玉都在校读过书。沈说，田应诏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就留了一小撮日本仁丹式胡子，所以本地人通叫他“田三胡子”，尊重中带点开玩笑意思。关于他的事迹，详见李震一的《湖南的西北角》和《现代支那人名鉴》。

关于田退休一节，见1980年11月14日我和沈从文的谈话。1980年8月18日在凤凰县木江坪公社举行的土家族研讨会的召集人杨昌雄对我说，柏林村人都说田应诏出生于柏林村，是土家人。但出席研讨会的田应全儿子田景阳却否认田出身土家。1980年11月14日我和沈从文谈才知道共产党曾因田景阳是恶霸地主，让他坐牢20年。

[9] 　湘西名人熊希龄，一般史料都说他是苗族，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盛襄子《湘西苗区之设治及其现状》都说熊希龄父亲是苗族，白英（Robert Payne）是熊家女婿，也说他是苗族。但沈从文在1980年6月20日跟我谈话中，却说熊可能是土家族。张学济和他的沅州友人张伯良曾联合劝熊参加1915—1916年的湘西护国军讨袁运动，虽然后来没有成功。张伯良是日本留学生，担任沅州海关监察期间曾将税收用于讨袁之役。李震一的《湖南的西北角》一书的57—58、60—61页里写过此事。熊希龄让张学济任湘西民政长事，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据说熊希龄也在财政上支持“湘西王”陈渠珍。沈到北京时，熊已退出政坛，尽捐家产办香山慈幼院等慈善事业，他和沈的关系见本书第三章。

[10] 　张学济是湖南芷江人，拔贡出身。早年在湖南士官学校受过训，后在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速成班结业，在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曾任烟台提督。1917年执掌凤凰县军权，与革命同盟会元老、后湖南省主席谭延闿组成幕府，随后被广州孙中山的政府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政府军政长，1919年以援川名义开去川东，后在川湘鄂边区的来凤县与当地“神兵”火并，全军覆没。见《现代支那人名鉴》116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0—62页，《从文自传》51—52页，《东方杂志》1918年11月号210页。

[11] 　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晤谈中，曾为我开列过一张他家属亲人的清单，其中有他弟弟沈岳荃（叠余）。沈岳荃是军人，《从文自传》105页中提到弟弟跟他在一个部队中做过书记，两人感情非常好。岳荃夫人是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女儿，田景阳的妹妹。沈从文在沅州时，曾在熊希龄公馆墙上看见过熊希龄四弟熊希静模拟拿破仑的画像，还有他妻子田应弼作拿破仑夫人约瑟夫装扮的画像，见《芷江县的熊公馆》（《文集》第十卷166页）。关于沈的舅父黄镜铭与熊希龄的关系，见1982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和他姨父聂仁德（俭堂）的关系，见1981年3月9日沈给我的信。聂仁德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凤凰县第一任参议会议长。

曾经和金隄一起把沈从文小说译成英文《中国土地》的白英，也是沈的亲戚，白英夫人是熊希龄的女儿。白在西南联大教过书，著有《1941—1946年中国日记》。《中国土地》1943年在昆明译成，是沈从文第一部译成英文的小说集子，在英美两国出版后，80年代金隄曾想出一个增订本，在北京沈家与沈老共同研究选目，其中有一篇《王嫂》，就是沈自己提的篇目。

关于沈从文、陈渠珍未加入过哥老会，见1980年11月14日、1980年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

[12] 　1980年修订后的《从文自传》51—52页上仍然说，湘西一隅除客军一混成旅外，集中约十万人，这数字显然过高。我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1页里将数字改为五万，沈在1980年11月15日和我谈话时同意了这种改动，说其实“不到五万人”。总之驻军之多是显而易见的。据1928年湖南省政府统计（见我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409页上转引傅角今《湖南地理志》10—12页上数字），在这个生产并不发达的地区，军人人口超过了百分之一。冯玉祥进驻沅水下游常德时间是1918年6月，见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74—96页。

[13] 　《从文自传》52页写沈的部队是游击第一支队，属于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归张学济管辖。这次“清乡”是开去芷江，沈的部队先到榆树湾，后来又到怀化镇驻扎。引语见《从文自传》53页。

[14] 　《从文自传》62—63页写沈从文在过堂中录口供，常常看到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下的螺丝骨，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第二天上午就拖了这人出去砍掉。拷打这种无知乡民时，沈照例得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胡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士兵便把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处按个手印。

[15] 　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宣传军国民教育的形势，见威廉·杜克（William J．Duiker）《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44—47页；又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2—193页。

[16] 　这段时期沈写军队生活的著名小说有：《连长》《参军》《船上》《入伍后》《喽啰》《在别一个国度里》《夜》（收入《沈从文甲集》，不是《文集》第三卷里同名的那篇）《哨兵》《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新诗《叛兵》。

[17] 　沈用现实主义手法严肃认真地写军队生活的作品有《传事兵》《逃的前一天》《我的教育》《顾问官》和《记丁玲》（1934年本，2—6页）。

[18] 　沈从文对他的从军生涯一直魂牵梦萦、长系心头，这使我异常吃惊。正像英国作家从柯尔律治（Coleridge）、兰姆（Lamb），到奥威尔、沃氏兄弟（the Waughs）一样，他们一直被儿时在公立学校的生活迷住心窍。西里尔·弗农·康诺利（Cyril Vernon Connolly）在《希望的仇敌》253页里，把这种现象称为“青春常在论”。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6—70页上也证实沈从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军队生活的作品，都可以当真实史料来谈。1980年6月20日沈在和我会晤中也说，他的《我的教育》很接近真实生活，虽然作品采用日记式体裁，而沈在当兵时从未记过日记。《从文自传》56页上也说，写《我的教育》时，他是部队中的司书，每天记事，正好把经历的一切都记载下来。

[19] 　沈从文原来估计怀化镇有六百户人家，但在《入伍后》（《文集》第二卷4页）、《从文自传》56页里已将入口改为“三百户”左右。1980年我去当地观光时，市镇还没有多大变化，买卖大都在街上叫卖。榆树湾（今名怀化）原与怀化同样规模，但后来因于1942年改为县，所以发展较快，最近已成湘西铁路的大站和行政中心。引语见《文集》三卷115页。

[20] 　《从文自传》53、56页上写了沈从文的部队驻进怀化镇杨家祠堂的情景，《入伍后》（《文集》第二卷4页上）对此也作了记载。写如何把这座庙宇的戏楼用木板隔开，分给司令官、参谋长、军法处、军需处办公。各地方皆贴上白纸条，写明单位，用虞世南体，字都出自沈的手笔。《从文自传》95页和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72页上也记有此事。

[21] 　《我的教育》（《文集》三卷114页）上写道：“我们每两人共一床棉被，垫的是草，上面有盖的，下面有垫的，不湿不冷，有吃有喝……铺板是新的，草是干净的，棉被是从人家乡下人自己床上取来的。”在《入伍后》（《文集》第二卷5页上）也说：“住处虽无床，用新锯的还有香气的柏木板子铺成，上头再用干稻草垫上，一个人一床棉被，也不见得冷。”《从文自传》49页上写道，部队驻扎在辰州一个旧衙门时，他们经过一整天打扫，居然把房子弄得清爽，在地面垫上砖头，铺上木板，摊开新作的草荐，睡起来异常快乐。

关于伙食，《从文自传》50、51页上说，每天吃豆芽菜汤同糙米饭，每到礼拜天吃肉，每人一块肥猪肉，分量四两，是从豆芽汤中煮熟后再捞出来的。《我的教育》116—118页上说，想吃肉非得逢场不行，昨天吃的是二十里外来的肉。引语出自同书114页。《入伍后》（《文集》第二卷5页）上也说，因为起得早，吸了干净空气，身体日益强壮，手膊子成了方形，吃饭也不让人，可见伙食是不错的。

[22] 　部队中士兵薪水不高，伙食费要扣去一半。《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7页）中说伙夫薪水每月三元。《逃的前一天》（《文集》第八卷369页）说，伙夫薪饷是四块八角。然而，《入伍后》（《文集》第二卷第4页）说伙夫是三元，沈是补充兵，得了三块七毛四，只比伙夫多七毛四分。当时修械处铸铁厂一个铸工的口粮是四块六，见《我的教育》129、135页。

[23] 　《从文自传》85页上说，作书记的每月可赚五块到十块钱，他提升为上士书记官后，每月可赚九元，还不扣伙食费；91页则说他赚六块钱，扣去伙食两块，《顾问官》（《文集》第六卷214页）说顾问官薪水为24元。《从文自传》59页写敲诈勒索办法是从犯人处勒索罚款，或在街上摆赌抽头，得钱时，上至参谋、军法副官等处，下至传达、伙夫，人人有份。

[24] 　关于犒赏和酒席，见《从文自传》92、58—59页，说杀人后刽子手可到每个屠桌前割两三斤肉，抬回后各处平分，炖好了大家吃肉喝酒。《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9—130页）也写刽子手一共割了70斤肉，由两个兵士抬回营来。听说这规矩是前清就有了的。吃饭时每人得肉一大片，重约四两。关于逃兵，《我的教育》135页写捉到活的逃兵赏300元，找出死的赏200元。300元是一个兵士五年的饷份，一个伙夫十年的口粮。用刺刀剁死，据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未拐走枪者从轻发落，见《神迹》月刊1930年第四期248页。

[25] 　《从文自传》51页上和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时说，当时枪支有下列数种：单响、九子、五子。单响分广式、猪槽两种，五子分小口径、双筒、单响、拉筒、盖板五种。直到20年代，团练和苗民还在使用刀、矛、戟和旧式步枪。沈是因为填写枪械表才知道这些枪支名称的。湘西很晚才用上机关枪和大炮。到1923年辰州只有三挺机关枪，见《神迹》月刊1924年2月第七期306页。沈在1980年7月20日、1981年1月16日和我谈话中说，当时他所在部队还没有过机关枪。

[26] 　《从文自传》56页上提到吴连长宣布的纪律，当时犯纪律的要被按在石地上打屁股。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75—78页上也写了这件事。

[27]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9页）写了清乡时的每天大事。说士兵去问军法长，想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还要做些什么事，军法长说，他也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什么是清乡呢？我只会审案，用大板子追取口供。”

[28] 　沈从文在《入伍后》（《文集》第二卷4—5页）里写道，伙夫最忙，他在挑水烧水、做饭扫地外，还得听排长班长调派，干一切粗活杂活。伙夫大都是中年汉子，他除了成为大家取笑、折磨的目标外，士兵们嫉妒羡慕他只因为他吃东西比别人方便。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固》86—87页。

[29] 　《说故事人的故事》（《文集》第二卷420页上）说，当时他做收发员，没事时就用公文纸照戏台前木雕故事画人物玩，作为消遣。后来《从文自传》的《一个大王》中还写了这个插曲。《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9页）、《入伍后》（《文集》第二卷5页），《从文自传》66页都写了他描画戏台前面浮雕的事。沈常常向往做个画家，在《赤魇》（《文集》第七卷356—362页）中写了他想做画家的事，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谈话中证实，这篇小说严格说是自传性质。王际真还收藏有沈早年画的几幅素描，是沈成为作家后的作品，现归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珍藏。黄永玉在《太阳底下的风景》（刊《从文自传》163页）里说：“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花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在电视系列片《龙心》中，我们看到了沈在自己画的画上题字的镜头。这真是个艺术之家族，其中画家有黄永玉、永玉的父亲黄玉书、母亲杨光慧和沈的大哥沈云麓，更不用说黄永玉的祖父——摄影师黄镜铭了。

[30]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8—127页）里写了因为这鸡种最好，兵士们都买小鸡喂养，作斗鸡，又买母鸡，预备生蛋孵雏。又写逢场摆赌摊，司令部的副官处包办抽税，抽来钱不多，就不分，留到下场买肉吃。

《逃的前一天》（《文集》第八卷380—382页）上写了兵士向磨坊女主人买鸡的情节。

[31] 　《神迹》月刊1932年5月第十一期635页上写了鸦片烟在市上流行的情景；西奥费恩·马圭尔（Theophane Maguire）《湖南的收成》117页上也写吸鸦片烟事。当时连传教士也被提供烟枪。1980年7月17日，11月14日、15日，沈和我谈话中也提到部队中多数人吸烟上瘾的事。

[32]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1页）说，兵士中许多人认为杀人是件有趣的事，要刺激，只有看杀头。连打犯人的竹板子也要用大毛竹劈，说这地方土匪极其狡猾，用平常板子对付不了那些体格强壮的东西。

[33]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1、123页）写道，兵士见了人头争着用手来提，把人头抛到别人身边引为乐事。沈因为好奇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传教士说老百姓看了杀人后，绘声绘影用手势比画死者动作，见《神迹》月刊1929年8月第九期57页。《从文自传》58页写副官处、卫队营、军需处、参谋军法秘书处，总有许多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的地方，或辗转说到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

[34] 　部队长官和兵士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见1981年1月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0页），其中说：“官阶越高，越是住在衙门深处，兵士无事不能到里面去。这倒不错，省得他们走过面前时兵士得立定迎送。”关于黄军服受到羡慕，见《堂兄》（《文集》第八卷76—78页）。其中说到他看见堂兄沈万林大哥那套黄军服，不光是羡慕，简直还有点妒忌！因为这种服装能引起路人夸耀，恭维。

[35] 　官长很多上过高等学校，见《神迹》月刊1926年10月第三期186页上报道。高级将校穿长衫保持文人风度，见《从文自传》48页；说：“有穿长衫的秘书参谋，他们的神气我实在害怕。”又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9页）。说副官、书记官、军法官都到桥上看，军法官还拿一支水烟袋、穿长袍。

[36] 　部队官佐和地方士绅往来非常融洽的情景，见《逃的前一天》（《文集》第八卷377页）说这些官佐都能唱一两段京戏，唱《卖马》《教子》《空城计》《滑油山》，其中嗓子洪亮的不乏其人，在技术上，也有一着衣冠走上台去，就俨然有余叔岩扮刘备的神气。《入伍后》（《文集》第二卷5页）和《从文自传》59页上，都说参谋、军法、副官等高级将校都像有知识的军人，有些还能作诗，有的到日本留过学，有个军法长画的张飞胡子朝两边分开，凶神恶煞，但又不失其为天真。沈便小心又小心，用饭末把画像妥妥帖帖粘在睡处的墙上。

[37] 　在《从文自传》64—66页“姓文的秘书”里，这位文秘书使沈从文学会了讲礼节，不说“杂种”、“老子”这类粗野话，让他读到中国现代第一本工具书《辞源》，三人还各出四毛钱，订一份上海的《申报》。沈说他和文秘书结成了“一种最可纪念的友谊”。沈原来只能看《秋水轩尺牍》或《西游记》，此后就开拓新的读书领域，认为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了。

[38] 　《逃的前一天》（《文集》第八卷272页）写的书记官，用父辈的好性情对待兵士。他每天抽烟、喝酽茶、办公事、睡晏觉，几乎也从不变更过生活，他对兵士随便谈话，吃东西，讨论小说上各个人物的才干与性情，特别推崇《七侠五义》中的英雄黄天霸，他的大篾箱子里还有许多石印书，如《红楼梦》。所以沈说他代表中国人物中的一种类型。

[39] 　部队名为“清乡”，实际是就食，见《从文自传》67页。《入伍后》（《文集》第二卷3、6—9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9、125页）都写部队和当地保甲团总通同一气，勒索乡中富户，共同分赃的情景。从乡下人家中床上取来棉被供兵士用，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4页）。团总同兵士打招呼，“好像同他新拜把子”，见同书125页。

[40] 　沈的部队在榆树湾和怀化镇通过乡绅团总抓捕杀掉两千多乡人事，见《从文自传》54—55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0—121、125、128页）上写了军法官用酷刑拷打、以土匪名义处死乡人的情节。

[41]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8页）写土匪全由团总抓来，不用部队去提，军法官只是分别罚款或杀头，这样可省许多事。沈说他对拷打土匪不发生兴味，也不想看杀头场面，因为他问过街上一个卖糖人，这地方是不是被匪抢劫过，那人摇摇头。沈说看那个人是不会说谎话的，因此沈明白了何以有那么多匪。

[42] 　《从文自传》53—54页写团总送来43个老实乡下人，军法官过堂，照呈案罪名问了几句，按罪名轻重先来一顿板子，一顿夹棍，有27人在刑罚中画了供，取了手印，第二天被押去市外田坪里砍了头。承认缴纳清乡子弹枪支的，可写上甘结（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当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取得释放。

[43] 　清乡军队在榆树湾怀化镇杀人的数字，原来还要大些，沈在1981年的新版《从文自传》53—54页上，已改为“前后不过杀2000人罢了”。

[44] 　《从文自传》56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8页）都写押解匪犯打一顿板子、认罚保放，是部队筹饷的最方便办法，沈在怀化镇一年零四个月，看过杀了700人。沈对拷打勒索毫无兴味，自己到修械处看打铁、玩车盘，在铁板上钻眼，说他的兴味就在这些事情上面。

[45] 　《从文自传》54页写了犯人认缴罚款买枪械子弹，作价折钱。枪每支折合180元，子弹每排一元五角。《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5页）也记了匪犯一共罚了4000元的事。从《从文自传》99页上可以算70支枪，照当时（1921年）市价值1万块钱，即每支枪合143元。

[46] 　《从文自传》54、62—63页写拷打犯人，用铁棍上“地绷”，把犯人脚扳断，第二天拖出去砍掉。《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31页）也写刽子手把土匪牵到街头砍杀的场面。说这人被杀大概也不怎么很痛苦，因为他们全似乎很相信命运。

[47] 　《从文自传》53、54页写士兵无事可做，感到日子不好过，要出去放哨，也不准许。引语见《我的教育》132—133页，写不许出去放哨，就出去玩。有七个人到后山砍柴，每人砍些枯枝，又砍些小竹子，预备拿回营来做箫，同时还摘了些花，把花插到柴捆上面，一路唱军歌回营。

[48] 　兵士专横厉害的心理，见《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8、126—127、140—141页）。关于排长训话中宣布的三条纪律和处罚办法，见《我的教育》114—115、125页。引文见同书125页。

[49] 　在《入伍后》（《文集》第二卷5页）中叙述者说：“在我过去的全部生活中，要算那时为最康健与快乐了吧。”又说：“在放肆得像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我学会了泅水，学会了唱山歌，学会嗾狗上山去撵野鸡，又学会了打野物的几样法术。”见《入伍后》第6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33页）中作者说：“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人能用法律取缔的，一直唱歌进到营里，就仿佛从什么远地方打了胜仗归来。”

[50]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5、122、127、130、138—139页）里都写了兵士因打架、赌钱，被打军棍的事。有仇必报是江湖上很讲究的一种规矩。

[51]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31页）写部队许多人已全是做父亲年纪了，但心上全是很天真，需要玩。平时他们互相关照，被打了代为找药，输光了借钱扳本，有酒全是大家平分，有事大家争去做，连副官的头脑也全是这样天真朴实。

[52] 　1931年沅州一位美国神父发现这些士兵年纪大都不过十六到十八岁，见《神迹》月刊1931年6月第十一期700页。1923年湘西的黔军士兵也是这种年纪，见《神迹》月刊1924年5月第十期435页。《从文自传》49—50页说，辰州的补充兵年纪大的二十二岁，小的只有十三岁。《入伍后》（《文集》第二卷17页）说，“我是像你这样十七岁的年纪时，便已管理管理十个比我还大的人，充班长每日训练别人了。”

[53] 　《从文自传》（50、64、65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4—125、130页）都写了杀人的细节，说那汉子下跪时只屈一只腿，重伤则盘膝坐下，头落地以后死尸才可以翻天仰睡，便于来世投生。据《神迹》月刊1931年11月第四期251页上说，被杀的人赴刑场处死时还要穿草鞋，免得来生被孤魂野鬼追上。

[54] 　《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3页）写当时唱的军歌大意是讲究爱国保民，“同胞同胞当爱助，当携手，向前走”。全营官兵也的确有如家人。《从文自传》59页写逢一六赶场，副官处就派人去摆赌抽头，得钱时平分，官长伙夫，人人有份。《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15、137—139页）写有人得了横财想隐瞒，被打了三十大板，钱还买了猪肉大家吃。捉到逃兵赏格300元，捉到汉子一组兵士得三分之一，其他出力人员分赏三分之二，大家对这分配办法皆无话可说。

[55] 　军营中兵士间的感情，见《入伍后》（《文集》第二卷3、5页）。因为都是乡亲，免不了有些有亲戚关系。有位营长的儿子是军法长侄儿，不久便升了官。沈否认他当兵时在哪个亲人下面干过事，但人们读了《堂兄》（《文集》第八卷74—84页），便知道堂兄沈万林和他在一个军队里生活了一年半。沈那时当副兵，他是司令部弁目。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晤谈时也说起过这件事。《从文自传》（59、64页）、《逃的前一天》（《文集》第三卷371、375页）《堂兄》（《文集》第八卷79页）都提到这事。关于主张公开较量，不行刺暗算，见《从文自传》17页，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谈话中还提过这一点。

[56] 　见《入伍后》（《文集》第二卷17页）。肥猪指乡下有钱的士绅，见同书6页。《我的教育》（《文集》第三卷125页）说，叙述者到修械处讨得一支钢镖，无事时学打镖玩，“我的希望自然不必隐瞒，从兵士变成侠客”。

[57] 　《从文自传》67页写沈所在的靖国联军第二军被第一军排挤退出湘西，以援川名义开去川东就食。到辰州后，沈因年纪太小，被留在留守部，而援川的部队在湖北来凤被当地神兵全部消灭。

[58] 　张学济部队被神兵消灭了，见《从文自传》70页，也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1页。在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谈话中，沈说全城军民被杀死8000人。另一种说法是《老伴》（《文集》第九卷298页）平民死去约7000。一早上湘西部队被杀死3000人，平民死去7000是出于官军报复。事件发生在1918年或1919年。李震一说张学济部队去川时间是1918年，见《东方杂志》1918年11月第十一期210页，说张1918年9月间还在湖北。即使张部被消灭时间是1919年，那么《从文自传》56页说沈在怀化已住了一年零四个月，《芷江县的熊公馆》（《文集》第十卷172页）说，沈1919年住在熊希龄公馆，我对此说也表示怀疑。说是1920年倒可成立。总之，沈著作中这些年代问题目前还不易得到结论。

[59] 　见《从文自传》69页。《秋水轩尺牍》作者是清末的许思湄。

[60] 　沈想改行做文人事，见《从文自传》78—79、64—67页，也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从文的得名，见1980年6月27日、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唐味”，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马逢华的《重晤沈从文教授》39页。沈说《顾问官》中的那位军法长，就是萧选青军法长的速写。

沈从文原名岳焕，军法长是根据《论语》中帝尧曰“焕乎其有文章”一句为沈从文取名崇文，后来沈改为从文，古人还有国难时志士“弃文从武”的话，但沈却反其道而行之，弃武从文。沈有个笔名“焕乎”，想必也是根据《论语》这句话而来。

[61] 　沈到沅州投奔三舅父黄巨川经过，见《从文自传》70—71页，又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07—110页。沈在这段时期经历，反映在他的写监狱生活的作品《节日》中。黄巨川，沈叫他三舅（他不是沈的亲舅舅，大舅黄镜铭才是他的亲舅舅）。黄巨川是黄河清兄弟的儿子，也是沈的舅父，曾任沅州警察所长，见1981年8月13日沈写给我的信。

[62] 　《从文自传》72—73页写了这件事。在1981年的修订版中说，沈的母亲把家中房屋售去，剩下约3000块钱来到沅州。因此沈被白脸女孩子的弟弟骗去1000元，只是他当时家产的三分之一。

[63] 　《从文自传》73—75页写沈被白脸姑娘弟弟骗去钱财的经过。1980年11月14日沈告诉我说，骗钱的姑娘叫马泽蕙。沈夫人张兆和说，沈在沅州时和田兴恕的孙女，即沈从文的表妹，也有两情切切的关系，后来那位姑娘嫁了沈的六弟沈岳荃，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64] 　《从文自传》76—77页，《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44—147页）写了表兄黄玉书的罗曼史。在常德师范学音乐美术的表兄正在常德赋闲，和沈住在小客栈里，因同乡关系认识了生长于凤凰县苗乡得胜营的杨光慧小姐，她性情温和朴素，在常德女校教音乐。沈为表哥代写三十多封情书。不久两人就结婚，他们就是画家黄永玉的父母亲。

[65] 　见《从文自传》91—92页。沈还提到明代一位艳情诗人王彦泓的诗。聂仁德姨父教他学桐城派文章义法和沈喜欢《史记》，见1980年11月15日、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收入《从文自传》135页。

[66] 　沈喜欢明清白话小说，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从文自传》137页上的《〈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在从军时就爱读《西游记》，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的借来看，见《从文自传》66页。

[67] 　沈读翻译小说，见《从文自传》72页，又见《芷江县的熊公馆》（《文集》第十卷170—173页）。沈说他在熊公馆发现一大套林译小说，和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三本书他反复读了两个月的时间，说他喜欢这种书。引语见《芷江县的熊公馆》。沈说熊公馆右隔壁有个中学名“务实学堂”，似从清末长沙那个务实书院取来。但梁启超主讲新学的是时务学堂。沈又把辰州一个学校叫务实书院，不知哪一个校名有错。注意，虽然冯乃超的《略论沈从文的熊公馆》对沈有所批评，但沈那篇文章对熊希龄这位绅士也是不无微词的，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08—109页。

[68] 　我猜测，沈之所以在1980年以前一直否认他曾在贺龙手下干了一些事情，原因是他害怕国民党方面的报复，特别是对他弟弟沈叠馀。沈在《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46页）里说，是贺龙的把兄弟向膺生写介绍信，让沈去桃源县找贺龙的。一去贺即表示欢迎，还说：“码头小，容不了大船，留下暂时总可以吃大锅饭。”沈在1980年11月15日和我谈话中也讲起这件事。介绍人向膺生（《一个传奇的本事》中误印成英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筸军将领，思想学问相当新。桃源那位聂家表弟即沈姨父聂仁德的儿子。

[69] 　《从文自传》81—84页和《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26—233页）都写了沈和同乡朋友曾芹轩从桃源搭船上保靖的有趣经历。船队足足走了40天，最后触礁翻船。曾芹轩是沈终生难忘的好友，他爱玩字画，满口粗野话，不是“野杂种”就是“狗养的”。但此人粗中有细，带点妩媚，算得是妙人！早年当过参谋，后来是旅馆主人，沈说他口头的骂人话可以编成活生生的国语大辞典，不必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杂剧小说里去翻翻剪剪。沈在1980年7月14日和我谈话中还说起这个人，说直到今天还常常想到他。

[70] 　《从文自传》80—85、103页都写靖国联军一军司令、统领官陈渠珍以身作则，擘画调度，使湘西面貌一新，说他是王阳明、曾国藩那样的中兴伟人。万斯牧师写的《保靖在前进》（刊于《神迹》月刊1925年12月第五期212页上）一文中说，当时“保靖成了和平繁荣的同义语”。

[71] 　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1—65页，胡耐安《新湘军志》100—105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国满洲国人名鉴》259页都写了陈渠珍的政绩。我还参阅了柯白的《四川与中华民国》11—13、25—27页。也见拉里《地方与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界的桂系》9—10、34—42页。

[72] 　陈渠珍对不愿就抚的送盘缠，敬请乔迁。见胡耐安《新湘军志》104页。1930年迎来新的黄金时代，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2—63页。团练组织，见《神迹》月刊1939年5月第十期632页、1932年7月第十一期762页、1927年11月第四期248页、1929年1月第六期379页。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6页说，陈渠珍在30年代平静时期只拥部队9000人，每月军饷只有20000元。

[73] 　黔军事，见《神迹》月刊1924年4月第九期389页、1924年5月第十期435页。赵恒惕进攻陈渠珍事，见《神迹》月刊1924年4月第九期387页、1931年2月第七期439—440页。

1925年，川军熊克武、汤子模和湖南的周朝武、贺龙都来打过陈渠珍，但贺龙进抵陈的防区后就停止进攻。贺龙还占领了“湘西王”的首府凤凰，使它不受川军的侵占。见《神迹》月刊1925年7月第十二期520页、1925年12月第五期211—212页。

在1926—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部队和激进派学生在下湘西沅州一带造成短时期的骚乱局面，陈渠珍重新退到他的苗乡，见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11页，又见《神迹》月刊1926年12月第五期309页。下一次的威胁来自贺龙建立的苏维埃。1929年7月贺龙打败了陈的团长向子云。见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612—613页。又见廖汉生《红色的神兵》653—656页。又见《神迹》月刊1929年11月第四期245—248页。最后黔军在1933年又发起一次进攻，见《散文选评序》（《文集》第十一卷84页）。

[74] 　陈渠珍计划在湘西实行乡自治。见《从文自传》106—107页。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3—126页。沈从文在保靖时，中学校长名李云杭，见1985年3月9日沈寄我的信。《神迹》月刊1925年7月第十二期521页上说保靖当时是湘西最现代化城市，位于沅州、辰州之上，说保靖办的师范讲习所、模范中学、职业女学可同长沙媲美。陈在川军逼近时采取焦土政策，见《神迹》月刊1925年12月第五期211—212页。陈后来的革新措施，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4页，《神迹》月刊1933年1月号356页、1935年12月号289页。

[75] 　陈渠珍在熊希龄的鼓励下，1922年在湖南公布了西方式的乡自治条例，希望能像山西阎锡山那样，从北洋军阀手中获得独立，并希望其他各省也能响应，见《从文自传》106页。关于效法阎锡山，见1980年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

[76] 　《从文自传》107页、135页（《〈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文集》第九卷310—319页）都写了陈渠珍受“五四”余波影响，在湘西搞革新，办湘西十三县联合中学的事。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谈话中，也谈起此事。

[77] 　沈在《从文自传》103—104、105页中高度评价陈渠珍的稀有精神和人格，说他天真烂漫，敏捷稳重。姨父聂仁德是大瘾客，见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陈渠珍多次营救过被土匪绑架的传教士，见《神迹》月刊1925年7月第十二期521页、1925年9月第二期52页、1927年5月第十期629页、1927年8月第二期、1929年1月第四期376—379页。天主教依仗陈的支持才进入凤凰。1924年陈渠珍要求美国归正会在保靖筹建医院，但教会方面担心陈的统治日子不长，加之不满陈收鸦片过境税，未能同意。见《美国归正会年会记录》31页。

[78] 　沈当了书记后，加紧临帖，把六元的月薪积蓄下来，五个月内买了17块钱的字帖。他最敬仰王羲之。后来到四川时有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六块钱的《云麾碑》。《从文自传》85—86、87、103页都写了他专心学书法的事。

[79] 　见沈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和我谈话。当时美国教会并不把张子卿看作进步分子，见《神迹》月刊1924年10月第三期128页。

[80] 　沈从文随军入川在龙潭驻扎经过。见《从文自传》91—102页。张子卿被冷枪打死的事，见《神迹》月刊1924年10月第三期127—128页、1926年2月期304页上报道。又见卡尔·贝克（Karl H．Beck）《湘西传教忆往录》87、2—4页。贝克牧师和乔治·斯奈德（George Snyder）两人在张子卿遇刺后向各方开展调停中也不幸被枪伤，见《教会展望》1924年8月第八期355页。当时沈从文父亲沈宗嗣正在张子卿的医院任职，也曾设法制止这次内战，见1980年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一年之后，刺杀张子卿的田义卿旅长，也在湖南主席叶开鑫授意下，在那个地方，同样被用请客方法暗杀。见《神迹》月刊1926年2月第七期304页，又见马圭尔《湖南的收成》58页，都和沈在《从文自传》102页上的说法完全一致。田义卿是一个小军阀，和田兴恕不是一家。

[81] 　关于沅州饥荒，见《湖南省志》第一卷462—464、479—480页。又见《展望东方：引人入胜的中国大事》65页。《神迹》月刊1922年7月第七期36—39页、12月第十二期219页；1924年2月、3月期302—303页，1925年9月第五期84页、1926年5月第十期434—435页，1926年9月第二期115—116页。《教会展望》1921年12月第二期555—556页。匪患特别猖獗的地方是沅水流域的桃源、辰州，和洪江、黔阳。长沙不能控制的鸦片贩卖口岸有保靖。靠贩卖鸦片起家的黔军军阀有卢焘、王殿轮、王晓珊、周西成（后出任贵州省主席）和王家烈。湘西军队控制这片地区的有蔡钜猷、周则范、陈汉章。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湘西》（《文集》第九卷386页）。后面两人都在洪江遇刺。陈汉章是1930年3月25日被他沅州的部下李保琛刺死的。黔军撤走以后，陈汉章的部队又把沅州包围起来。内战在沅水流域时有发生。见《神迹》月刊1930年8月第一期55—59页，9月第二期125—126页。1933年叛乱部队曾经用飞机轰炸沅州，见《神迹》月刊1933年12月第五期288—289页。

[82] 　沈在印刷厂做校对经过，见《从文自传》104—106、108—111页。印刷工头赵龟武的名字，是1985年3月9日沈给我的信中说起的。

[83] 　沈向上海工读团捐款事，见《从文自传》109—110页。关于工读团见周策纵《五四运动》191页。

[84] 　见《从文自传》37—38、110—112页中有记载。沈不愿谈他对陈渠珍有什么不满地方，但却一再说明，陈渠珍身边容留不住像沈那样的精明人，只想沈为他经管图书。见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在同年12月13日的访谈中，沈说姨父聂仁德向陈渠珍建议说“把这种青年人派出去，每月给他们20元，让他们读，别把他们关在你这里”。但“湘西王”真正害怕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由于聂仁德姨父劝说，我才拿了他的手谕，向军需处取了27块钱，离开那个地方。尽管临走时他还鼓励说，能进什么学校这里给你寄钱去，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地方。”也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

第三章
故都怪客

在参加中国文艺复兴道路上的失误

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

沈从文第一批新式作品

满腔怒火的北京青年

虽到上海怒气未消

1922年夏天沈从文刚到北京时， [1] 他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填写自己的身份：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可见沈一生都在梦想做个大学生，有像学生那样的思想，虽然他从没有被哪家大学录取过。也许正因为这点，他迟迟不愿承认他是作家。他说，尽管20年代他写过很多作品，但认真写作是到1929年以后。在这以前，他大量写作显然是为了糊口。现在他提起早年作品，认为那些东西只能算作“素材”，是为了挣一千字五角钱稿费而把刚刚读过、体验到、道听途说或空想出来的东西，匆匆拼凑成篇。早在1926年他就表白过，他的“创作方法”不过是像抓萤火虫那样，把眼前闪现过的东西，捕捉到手而已。 [2]

但沈从文这类早期素材，直到今天读起来还很可口。即使单从技巧角度看，他的早期作品也很有魅力，足以说明作者上面的说法过分谦虚。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沈从文比较成熟的抒情小说与散文结构精巧，30年代以来就已风行。即使从今天的欣赏趣味看，沈从文抒情小说和散文的文体风格也很值得赞赏。更可喜的是，40年代沈从文还在摸索新形式，探索新领域。虽然他不懂任何一种外语，可他懂得在西方文学界，现实主义早已过时，现代派正应运而生。像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派大师，把小说的传统写法完全打乱。詹姆斯是20世纪早期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批评家，可他倡导的统一法则同样也无人问津，沈从文在新浪潮中始终在实验、学习，直到社会现实让他完全退出文坛。

在参加中国文艺复兴道路上的失误

1922年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目标既含糊不清，希望也极其渺茫。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了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他的终极目标是参加文化复兴运动，在中国重新树立真善美的观念。沈从文出身于半旧半新的乡村文人家庭，他很快就看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要求是打倒文言文之后，把原来文言文的读者、文言文的感受力及其代表文化，包括旧道德、旧政治体制和家庭结构等等，全都改造过来。这种“理想”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中国青年都会赞同，尽管这些不甘妥协的年轻人总在企图找到自己崭新的积极目标。同样，沈从文也渴望取得个人独立，跟他从前的生活、跟那些军营机关、跟自己的家庭和女人的关系（像跟那位沅州姑娘的关系那样）一刀两断。他在军队混事时，就熟悉了绅士老爷的种种过场，憎恨旧社会的一切。他离开湘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要取得独立。沈从文说，他巴不得今后不再接受湘西王陈渠珍的接济，也不愿依附他在北京的亲戚黄镜铭和熊希龄。 [3]

然而沈从文想做学问的打算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写文章，读学位都得有钱。20年代多数进步的作家全是教授，以他们的学问受到人们尊重。因此，沈从文显然必须考进大学。尽管他大学考不上，为了生活不得不把写作作为取得独立的职业，他思想上还是念念不忘做学者。 [4] 他认为文学是严肃的事业，能够提高和教育人民。30年代沈从文自己成为教授以后，仍然提倡文学的独立性，主张文学秉承五四运动的首创精神，不受商业控制和政治拘束。这就是说，从20年代北京那种宽容、怀旧之情里诞生的文学，应该在同教育密切联系中成长壮大。

考进大学，这的确是沈从文的主要目标。郁达夫1924年11月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中，用冷嘲热讽的口气分析了沈从文当时的理想与打算。沈从文给并不认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要他帮忙。郁达夫读了信很为感动，一天早上他去这位二十岁青年住的旅馆看望他， [5] 带他出去吃饭。当天晚上就写了这封公开信，同情沈从文的处境，却嘲笑他的打算。（信里没有写沈的姓名，所以谁都不知道写给什么人。）郁达夫写道：“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

沈从文到北京来的如意打算，他的亲戚黄镜铭早就提出过怀疑。沈对黄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想读点书。”黄回答道，“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样读书？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沈从文反驳道：“可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沈从文记得当时两人谈的就是这样一席话。 [6]

1924年郁达夫看望沈从文那回，沈一定提到过他的亲戚熊希龄，因为郁达夫在公开信里，对这位青年用开玩笑的口气出主意说，他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不妨先从他姓熊的亲戚处下手，因为熊希龄的家财本来也是偷来的（郁达夫可能指熊的万贯家财是从热河行宫处盗窃而来的）。公开信还透露，沈当时已经陷于绝境，只好到处告帮，却依然两手空空：“接济你资斧的人（陈渠珍），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帮你。你去投奔同乡亲戚大慈善家H（熊希龄），H不理你，穷极无路，只好写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 [7]

最后沈从文在自我奋斗上总算走出路子来了。在此后十年间，自我奋斗激发了他的反抗性格——虽然从总的说来，这种反抗性格又使他沾沾自喜，把多深重的义愤也隐忍下来，而他的许多同事却正是激于义愤才成了革命家。

沈从文既穷，又未上过新学，当然考不上大学。他在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成绩就不佳，加上没中学毕业文凭，想考国立北京大学更没有门。倒霉事像没有个完，他学外语也力不从心，这就使他上不了大学。当时他讲过一个笑话，说他连英文字母都背不上来。当时有两个朋友，戏剧作家丁西林和教英文的陈源教授都教过沈从文英语，希望把这位学生送去剑桥上学，可学生并不争气。沈还投考过燕京大学中文系，依然名落孙山。（哲学教授冯友兰曾在他落榜考卷上打过分数。）后来沈从文总算考上了一个中法大学（可能送他去法国留学），然而他交不起学费。一次次的落榜在他感情上留下伤痕。最后顾颉刚和刘廷劳两位教授曾想法子让他到燕京大学教书，但沈感到太丢面子，没有去成。 [8] 好在曾否上过大学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而人穷却从衣服上可以看出来。他缺乏大城市绅士气度，从而可以看出他社会地位低下；他的口音更暴露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只有他并非汉族出身这点别人看不出来，虽然沈从文暗地里对这点也是局促不安的。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这些日子他又是如何熬过来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开头一阵子他一定是为了考大学而奔忙，后来便干各种杂活，譬如在京州印刷厂做工。他总想一面干活一面读书。他曾到一家图书馆谋求过职位，管理图书是他在保靖时就干过的活，但未被录用。他在一封发表的信里透露过，1925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想去参加考试，可他去时这个职位已经录用了别人。沈有位朋友是大学教授，想帮他进一个大学办的图书馆讲习班，讲习班原定暑假开办，后来计划告吹了。沈在北京《晨报》刊出过几篇评议当地事件的讽刺小品，在1924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采用他的作品以前，他的小品刊登的并不多。目前中国学术界还没找到过任何一篇沈的早期报道小品。据沈从文回忆，当时《晨报》刊登沈的作品并不付稿酬，只付给几张买书的书券。 [9]

于是，走投无路的沈从文便考虑再去当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日子甚至想再去当兵。当时奉天、直隶两帮军阀都在北京招兵。 [10] 为了壮大声势，招兵队伍后面总要跟上一排衣衫褴褛的流浪儿，吹吹打打吸引观众。沈从文不止一次在这种不体面的队伍里混过。他甚至跟这群队伍到一家旅店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溜掉，打定主意多熬一天再说。他大哥沈云麓已经在奉军里当差了，不过是在部队里搞美术；而沈从文再想吃粮的话，他只能从最低级的步兵干起。

沈从文承认说，他之所以犹豫不决最后没有去当兵，是因为他还想做个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作家。直到1926年，他还有过打算，想回湘西跟陈渠珍做事，不过国民党北伐军向北推进，截断了去沅水的归路，他只好留在北京。这时沈已经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篇作品了。其后他还想学苗语，回湘西老家研究苗族乐歌和宗教礼仪，特别是傩戏。 [11] 然而，跟前面说过的条件一样，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沈从文可以查到的第一篇刊出作品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4年12月）。在那一年里，他写了不少东西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估计他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12]

但到1925年，《晨报副刊》就开始经常刊登沈从文的文章了。给他的稿费每月从四元到十二元。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 ① 就注意到沈的作品。1925年5月，林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书评，赞扬沈的文采，还错把沈当成大学生。这正是沈从文求之不得的机会，跟和郁达夫通信那样，让他这个到处碰壁的人再一次引起社会注意。沈诉苦说，错把他当成大学生这事，正好说明了社会还不承认他有大学生资格。此后林教授对这位青年异常照顾，请他上自己家去，给了他极大同情、指点。后来林教授把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对老一辈政治家梁启超讲了，梁就把沈引荐给他的朋友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正巧缺一个图书馆员。就这样，沈从文通过一位新认识的林教授和一位完全陌生的梁启超（他同梁后来只在1926年见过一次面）的撮合，开始在他的显赫亲戚熊希龄底下办事。 [13]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为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两人有时坐在古松树下，或者坐在经过沈的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熊往往向沈考问各种知识，直到午夜。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在给他种种“考试”。熊还送沈从文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袁同礼教授教他编目学、文献学。袁同礼次年就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中，这个馆算是首屈一指的。9月以后，沈从文就住到邻近故宫的北京大学旁边，不过只住了几个月。1926年春天他又回到西山。 [14]

沈从文住在西山的日子对他个人说来是很有收获的。他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静寺院楼阁间随意漫步，此后在他的小说后面注上写作时间、地点的时候，香山的有名地方常常出现。他的朋友胡也频和丁玲正在山中度蜜月，他们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20年代那些年头，北京和西山交通靠毛驴，而毛驴得花钱。沈从文如果想到城里书报摊上翻翻书，只好走上四个钟头。沈从文感激那位阔亲戚的帮助，可总觉得他跟熊府的绅士气派格格不入。他跟熊家那帮人之间总有一条说不清楚的鸿沟，这一点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所以等到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社里找到一个录事职位，因而在北京有个糊口的地方时，他就又回到原来的公寓里去了。图书馆这门学问怎么也引不起他的重视，这段时期他一直在写稿，甚至还想和丁玲、胡也频一起办一份文艺杂志。实际上，沈和香山的绅士之间的鸿沟，是沈自己的创作引起的，特别是像《棉鞋》《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沈不了解这一点，说明他多么天真、不懂事。关于他为什么离开香山，沈从文现在的说法是，他为了取得独立，才离开熊家产业。还说：“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 [15]

在小说《棉鞋》中，讲故事的人因为穿不起一双体面鞋子，在大庭广众中很失体面。他穿双旧布鞋走过去，招来了香山图书馆长的轻蔑，也惹得游客投来挖苦嘲笑的目光。他的老板，香山慈幼院院长也暗暗谴责他。就算这篇小说情节纯属虚构吧，香山的职工看了这篇小说必然也非常反感，因为小说把他们写成了一批势利小人。由于小说写的是真事，小说结尾老板还叫这个讲故事的人姓“沈”，沈从文的上司当然会把这篇小说看成是对他们的粗暴人身攻击。

《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这篇小说更是不能忽视而且难于原谅的，因为他用轻蔑笔调写了香山一次生日大庆。贺客达到3000人，当然算一场盛举，很可能是写熊希龄五十五岁生辰的大庆吧。小说中那位不按传统品格塑造的主角，正是备受社会歧视的作者自我贬抑性格的体现。盛宴中的男宾全都使他觉得讨厌，可那些满身香气、头发短短的摩登少妇，却敢于和他挨得很近，引起他的遐想，想抚摸她们、拥抱一下……按当时风气标准说，小说中讲故事人对社会上层女士的色情挑逗举动，可算非常失礼。这不能不令人猜想，沈从文离开西山的确有可能真是出于“某些其他原因”——可能真是为了追求那位富家出身的女大学生。他已经碰了钉子，而且此事已经传扬开了。 [16]

成了作家却不依附任何作家集团

离开香山之后，沈从文又恢复原来的穷困生活。他的确算得精穷，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写好几篇自伤穷困的小说，哭诉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还说朋友中有些想入非非的人，居然要他苦一点也不要紧，要做正派人。沈从文在常德保靖当过兵，那种窘迫日子他体验过，也尝过失业的滋味，可现在，他连件像样的衣服也穿不起，在北京过冬还生不起炉子（后来丁玲、胡也频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冬天来了朋友时，只好烧些旧书取暖）。他上东城一家好心肠的书摊去读书，假装出反复挑选模样，赖着不走。有时候接连一两天饿肚子。他常常感冒，鼻孔流血，直到20年代末他去上海，身体一直很差。他一只手拿起笔，另一只手撕块破布来捂着流血的鼻子，就这样他还得赚钱接济母亲和妹妹。 [17] 在北京时，他连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找不出来。因此，他的自传性小说里便常常提到呼吸系统病，成为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正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有结核病一样。

据沈从文回忆，1922年他刚刚到北京时，住在一家湘西人办的酉西会馆，跟湖南会馆是分开的。沈在酉西会馆住了六个月，因为会馆业主跟他沾点远亲，没有收房租。但从此以后，1924年、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再就是1926—1927年，沈都住在大学周围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这些公寓有清华、银闸、汉园公寓。汉园公寓是邻近北大中文系的一位热心文学的人开办的。公寓中后来住过三个人，即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这三位诗人的合集《汉园集》使得汉园之名永垂于世。在一个公寓里，沈从文住的是堆煤仓库，只在墙上开洞当窗户。他不论在哪处都只住了几个月，常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撵走。沈从文把他住过的房子都取个雅号叫“窄而霉斋”。这说明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他多么为不能上大学实现自己宏图而愤愤不平，然却还有着大学生的生活气派。 [18]

最大的道义与物质支援来自他的同伴，沈从文广交朋友，常常在开饭时刻去宿舍拜访他们。他的朋友大都是北大、燕京、农业大学学生，大部分读中文系。 [19] 这些学生并不出色，现在早已默默无闻。虽然很多人都读中文系，但后来也没有出过多少作家。好笑的是，沈从文回报这帮学生盛情的办法是，替他们写作文，答家庭作业考试卷，还代写情书。一个人交朋友总从亲戚同乡入手，再向外界扩展。黄村生，在小说《棉鞋》里作者叫他“村弟”的，是北京农学院的学生，原是沈的表弟。 [20] 沈叫他村弟是表示亲切。那双不吉利的鞋是1925年村生送给沈从文的新年礼物，村生为了买鞋，典当了他的西服，这双鞋象征了人越穷越要患难相扶持的风格。村生虽然比沈小两岁，却在各方面指点表哥怎样适应城市生活，帮他搬到北京大学的附近住下来。沈没有饭吃时招待他吃饭，常常还让沈去他那儿住一两星期。

进农学院是要等机会的。沈在那里又跟七位湖南同乡交上朋友，还可从大学农场弄到些产品。譬如冬天吃的菜，把菜用马车拉进城去，在宿舍挖了窖埋藏起来。在燕京大学，沈从文从他的亲密朋友张采真（湖南人）、董秋斯（河北人，后来成为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专家）那里也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董秋斯是学生会主席，把沈介绍给司徒乔、刘廷蔚、焦菊隐等人。由于都爱好文学，沈还在北京大学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多是湖南同乡，如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也有四川人（四川话和湘西话方言很相近），其中有陈纬漠、赵其文、陈翔鹤。沈从文也结识了凤凰县的小老乡满叔远、印远桂。满叔远在1922年曾陪同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两人同住一个会馆，共同熬过了许多艰苦日子，后来满在北京实在找不到出路，只好回家，回乡后没有多久就死去了。沈从文在一些小说里纪念过这位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沈的表哥印远桂同样也满怀壮志到北京，后来依然一事无成。不过他把许多凤凰民歌带来北京，沈从文曾用远桂的名字发表过几首。 [21]

沈从文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中，也许最关紧要的是《京报》副刊的编辑：胡也频和项拙。两位编辑跟沈从文一样年轻。所以接到沈一篇投稿后，就到沈住的公寓小房间里拜访作者。对沈从文来说，胡也频、丁玲夫妇跟他的感情远远超过了知己的范畴，虽然他们是到1925年才结识的，不像沈从文回忆录说的那样，认识于1923年。此后五年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他们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名落孙山的人，因而说得上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都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出于沈从文介绍，三人常常住在一家公寓。这样一来，特别是他们朝夕与共的出入，20年代末三人还在上海合办杂志的活动，加上经常搬家都住在一块，谣言就传出来了。说三个人之间关系暧昧。这很可能是沈从文早先曾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吧，沈还为她写过爱情诗。 [22] 丁玲是湘西下游的人，总的说来可算沈的同乡。她可谓是沈的同乡中几位解放型的女性之一。她可能对沈从文有过某些亲近的表示。沈从文1931年提到过，他一生遇见过的人中，只有丁玲一人初次见面就夸沈长相俊美。沈从文在回忆跟他们两人的关系时，总说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小两口吵架中老扮演和事佬角色，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他们三人在买书、花钱、计划办杂志上可说是完全不分彼此，似乎大家把一点微薄的收入（沈靠稿酬、丁玲靠母亲寄钱）都凑集起来，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益。但在汉园公寓时，他们的房间是分开住的，在2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沈岳萌都同沈住在一起，这样，就使谣传沈丁关系暧昧之说难以置信。但也有知内情者反来造兄妹乱伦的谣。 [23]

沈从文当然也同共产党人交朋友，董秋斯和张采真就是其中的两位。后来沈还会见过共产党的一位创建者李达。1931年胡也频被捕前就是李达和施存统设法让沈去找陈立夫，打听其下落。沈在保靖时期有三位最好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1926年武汉共产党的一位组织者，他曾经写信给北京的沈从文，要他参加革命。董秋斯也曾写信，要沈参加革命，可惜这封信被北京奉系军阀头子——警察局的褚玉璞截住了，把沈传去审问一番，还到沈的公寓搜查了四五次，使他不得不卷起行李，匆匆出走上海。 [24] 1930年他害怕胡也频、丁玲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北伐前就知道，别的朋友怎样搞斗争，怎样逃避敌人抓捕，以及他们最后的命运。沈在写胡也频和丁玲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经过时，把两人写得非常天真。

在20年代后期的短短几年间，沈从文跟左派朋友大都不再有联系了。有些人音信杳然，多半因为是人死了。例如，农学院他有八位朋友，其中六位在1927年北伐时期都是湖南农会的头头。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他们全都被处决。沈在燕京大学也有十几位朋友，他们在1927年武汉和广东公社中都是革命的组织者，在两次革命中大多数人献出了生命。1928—1929年间，沈还同董秋斯、张采真谈过武汉、广州的起义，两位中只剩下董秋斯活到了1949年后。（而且也只有他，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式成立以后，没有否认他同沈从文的关系。）沈最难过的还有，从家乡来信中听到消息说，1922年以前他结识的朋友，也几乎全都不在人间。这些朋友为数不少，大多是陈渠珍办的高度军事化中学里的军官和学员。其中有两位是他保靖时期仅存的好友，两人后来到凤凰县当中学教师，都因为同情共产党的嫌疑被处决——虽然那时凤凰县离共产党活动地区非常遥远。 [25]

幸运的是，沈从文发现北京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是湘西之后又一本历史的大书。某些街道都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而参观这些博物馆并不用买门票。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便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他原不敢进去，可是橱窗中陈列的那些当时不上价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门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画轴，“也就够使他忘却一切，神往倾心以至于流连忘返了”。向东走约20分钟，即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600年的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目眩神迷。临街各种饭食摊子，为了兜揽生意，招引主顾，各种响器敲打得十分热闹，各种不同叫卖声，更形成一种“大合唱”，使这个来自6000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大店铺门前罗列着展开三尺的大扇面，上绘各种彩绘人物故事画。小摊上商品闪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色彩，有各种新旧成品，旧官纱和过了时的缎匹材料，用比洋布稍贵的价钱叫卖，另一处有成堆的各种旧皮货，羽纱、倭绒、哔叽、咔叽。还有夜市、庙会赶集、私人镖局。“总之，处处都在说明长达300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但依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却都已报废，失去了意义。” [26] 那时候，故宫流出来的东西不用多少钱就能买到手。沈从文却没有成为收藏家，因为到30年代他才有固定工作。不过他从在陈渠珍图书馆时开始自学中国艺术史的道路，总算又重整旗鼓再干起来了。

是黄村生不愿表兄玩古董，才想尽办法把他拉回现实生活中来，把他安顿在大学周围居住。沈从文在这里自然找到最大的自由。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比率最高达到三比一。沈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校规一点也不严。沈从文曾经假装另一系学生正经八百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得过三角五分钱奖金，原规定是发给正式生的。京师图书馆是他读书的地方——那里有茶水，还能取暖。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了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这些都是“北京的好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上海则正好是它的反面。沈从文后来将两者对比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27]

使沈从文在这段时期过下去的是什么思想哲学，我们只能猜测了。这种思想哲学必然是几种现代自由思想掺杂在一起，也许其中就有像丁玲那样的朋友信仰的非教条的唯情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成分。他“读一切他能消化的东西”，不管它是新是旧，却从不曾对任何一种政治纲领、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表示过归顺之忱。80年代他讲起孙中山时，还存着敬佩的心情，可他从没有提出过任何主义，而是嘲笑一切主义。 [28] 他从没有提倡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届政府总以为他跟他同事一样是站在左翼立场，因而对沈深表不满。

沈从文小说中提到的，或作品中人物所依据的角色，很多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大都是19世纪俄国与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中在中国出名的有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莫泊桑、都德、法朗士、福楼拜、纪德、易卜生、王尔德和安徒生。这些作家的作品不全是现实主义，却为沈提供了社会的、情节上的借鉴。其中有些作家以机趣而出名。沈从文说他爱契诃夫，是因为契诃夫长于用同情的幽默笔调来强化作品的讽刺力量。事实上，当时学生喜爱读的作者如泰戈尔、杜威和罗素的作品，沈也无不过目。他设想中的文学革命，主要在于语言革新，所以他对并非小说作家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同样看重，像对待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沈也注意西方心理学。1925年他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提到过“潜意识”。1926年春，他写散文《怀化镇》，也充分施展了自由联想的本领。 [29]

然而上面这些线索只不过提醒我们，沈从文读书范围异常广泛。例如，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很入迷。虽然他指名提到的只有卢梭的《忏悔录》。沈从文的长诗《曙》中，说故事人写对一个妓女的忠实爱情，跟小仲马《茶花女》中亚芒的情妇玛格丽特有些相似，也跟歌德的少年维特异曲同工。在中国文学方面，沈从文多半读“五四”时期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但他也读唐诗，还说他早就受唐人传奇小说的影响。可能正如捷克学者普实克（Průšek，Jaroslav）指出，传奇小说把幻想情节当作平常事来写，而又毫无说教意味，沈从文被这种写法深深吸引，也许沈更喜欢传奇小说把诗歌与叙事融为一体的写法。 [30]

说实在的，沈从文喜爱的散文有《圣经》早期的译本和司马迁的《史记》。他从湖南来北京就带这两部书。沈从文风格显而易见受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熏陶，而且也受到20世纪早期用来翻译西方小说那种带日文风味文体的影响。沈从文早期作品从形式多样这一点看来，说明他受到了各种文章的影响，然而又不拘限于任何一家的樊篱之内。 [31]

那么，沈从文是否把《圣经》当作宗教经文来读呢？1957年沈从文说过，他年轻时读《圣经》，是由于深受《圣经》抒情气味的感染（他当时这样说是够巧妙的）。沈的早期作品肯定从《旧约·雅歌》中学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周作人对《圣经》感兴趣同样也是出于喜爱《圣经》的文学意味。沈从文到了80年代仍然每天读《圣经》（表弟黄村生送了他一本“文革”后出的新版本）。再说，20年代沈处于消沉沮丧境地，当然期待着希望。从那时起，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手持一本《圣经》；北京基督徒当时一定接近过他，至少他在香山时接触过。他有三部作品（可能只有三部）具有真正基督教的象征意义。既然沈懂得基督教就意味着“博爱”，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为更抽象的泛神论，起码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信仰中心。虽然他从来没有对基督教的教规教条有过任何兴趣。 [32]

北京的某些方面对沈从文也是很不利的。在北京文人集会上，他那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文人绅士中令人侧目而视。他特别看不起要小费这种城市陋规，把它作为讽刺靶子。这并不奇怪；他每个月到《晨报》馆去领四元到十二元的稿费时，都得给门房两角到三角钱，才让他进去。沈从文憎恨这种“关系”，而北京当时社会是全仗有关系才走得通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同学，或者沾亲带故。尽管湘西人有自己的会馆，然而决不能跟江浙一带富庶县份的会馆同日而语。沈没有上过大学，自然攀不上什么同学会之类的组织。郁达夫说过，要是没有人介绍，沈不但当不上校对、图书馆员、家庭教师、护士，甚至打铃、跑腿的听差也混不上一个。时隔55年之后，沈还悲叹说：“当时连叫花子也结成帮，有帮的规矩。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进也进不去。”他给那些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他把这种信叫“撞大运的信”），说明关系之网怎样把他关在大门之外。但写这种告帮信毕竟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在这点上并不是前无古人的。他最爱的唐代诗人就用过这种以诗歌讨好当时名流的办法。 [33]

沈从文伤脑筋的不单是缺乏关系使他进不了清华大学考场，他最受不了的还在于，关系网还决定了他的作品会不会被采用。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组合。其他条件全是不足道的。他认为，他自己写作初期稿子难于刊出，原因正在于此。他举出一个实例，《语丝》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办的杂志，颇有名气，沈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完全靠胡也频把稿子亲自送给了周作人，经过这层关系小说才得刊出。沈和胡也频当然也想自己办杂志，使自家作品能够问世，不因别人偏见而告吹。同样，胡也频写的诗也通过沈从文与徐志摩和《现代评论》的关系，才找到出路发表。 [34]

当然，沈从文能够成为作家，不是因为事情还不如他上面说的那样糟，而是由于他作品本身的价值，得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心地开阔人士的青睐。从此以后，他就把作品送给这些刊物发表，使外人看来他好像也是这个流派中人。而且跟这帮人比起来，他的确也并不算出色。在中国，一帮人并非根据思想意识相投，而由其他因素凑在一起出版作品，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在中国有些人还不敢承认。所以，为了解释沈从文怎么成为职业作家，我们只好再看看他跟哪些人有过来往。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1924年实际上已是《晨报副刊》主编（正式出任主编在1925年），他对发表沈的早期作品起了巨大作用。通过他，并在他鼓励下，沈从文才第一次靠写稿维持生活。第一个发现沈从文文学才气的朋友是郁达夫，而沈得以进入文艺界则更多依靠徐志摩，他领沈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1925—1926年一直参加这种聚会。这些人聚集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抒情诗人吟诗，这批诗人为《晨报副刊》大增声色。陈源、丁西林则是沈从文在《现代评论》刊物的朋友。在这个流派里，沈还见到一些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的作家。有些好诡辩的评论家就把沈从文归入“英美派”和其后反对革命的“新月派”（指1928年前后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文章的人）。然而沈从文却从没像梁实秋那样写过反对激进派的文章，事实上，沈同梁似乎保持相当距离，虽然沈同梁的朋友——哈佛归来的吴宓关系亲密。吴宓的文学思想由沈看来，过于保守，那些热爱浪漫主义作品和放浪不羁生活的英美派文人，也看不起吴宓这个“古典派”。 [35]

1928年沈从文迁居上海以后，他的交往范围更加广泛，几乎把非党作家全都包罗进去：如巴金（沈的好朋友，1933年两人同屋住过）、施蛰存、洪深、赵景深、姚蓬子。 [36] 其实还远不止这几位。沈不但同信奉美国自由主义的胡适很接近，而且跟在“新月派”上发表文章的凌叔华、邵洵美、叶公超、潘光旦等也有来往。根据某些掌故家的说法，胡适并不是第一位使沈从文出名的人，胡适只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课堂上见过沈。胡适给予沈从文最大的恩惠是后来的事：1929年胡适担任上海附近吴淞中国公学校长时，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这可是个破天荒创举，因为照过去规矩，教授必须有文凭。这一举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后来杨振声教授又把沈介绍到青岛大学（徐志摩对此也出了力），再到北京大学。 [37]

朋友同事之间常常是互相接引走上新的领域。闻一多原来打算对沈从文施加影响，可沈从文到底不为所动，两个人最初在一个圈子里活动，有人把他们都认为是“新月派”，后来在青岛大学时，两人关系更加密切。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后，把职位让给沈。1938年闻一多领着战区师生跋涉到西南时，沈邀请闻一多和他的学生到自己家里，要他们搞民间现代歌谣，包括苗人谣曲。40年代初，闻一多就忙于组建一个非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团体民主同盟，这是英美派人士完全没有搞过的事业。闻一多和吴晗（吴是沈的学生，和沈夫人张兆和是同班同学）都想劝沈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可是经过反复敦劝之后，沈从文仍然重申他的坚定政策，不参加任何组织，哪怕是民主的组织。 [38]

1933年秋天，沈从文本人也出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这时他记起了他的英美派友人林徽因，但其他方面的来稿，沈也一样采用。1931年他差点应邀去编南京保守势力的《文艺月刊》，但并没有就任。他只想利用这个刊物发表驳斥官（南京）、商（上海）界的论战性文章，免得让这帮文人扼杀了独立创作。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给他写稿的有各种政见不同的作家，如艾芜、巴金、曹聚仁、靳以、老舍、李辉英、张天翼。沈从文主张提拔年轻无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林庚，是沈朋友林宰平的儿子；另一位是蒙古族青年萧乾，萧后来在1936年继沈之后任《大公报·文艺》 ② 副刊主编。道理非常自然，沈从文赏识的作家都成了他的朋友，尽管有些人他以前并不认识。至于他提拔的年轻作家，自己就成了他们的师傅。对萧乾、刘祖春这类年轻作家，沈花了很多心血帮他们掌握写作技巧，因为这些作家的乡土气息很合沈的口味。沈从文也特别支持年轻的诗人，因为他认为诗不比小说，它的发表机会并不多。 [39]

出版了作品，说明一个人已经成为作家，但它还包含另一层心理因素，即阐明一种信仰。对一位想在学院派之外，在中产阶级中脱颖而出、成为“职业”作家的人，这一点更为重要。沈从文举出梁思成（经徐志摩介绍认识的）作为他的“第一个评论家”，但又指出，是哲学家林宰平使得他排除种种挫折，决心写作。林反对过沈从文早期作品中自我中心的悲观主义。沈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他的权利，而且在整个20年代作品中，他继续代表像他那样的小人物诉苦。但在内心深处，他接受了林的批评，认为他写那些作品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不只是为了推动文学革命。是林宰平让沈与自我怜悯情绪一刀两断，他让这位青年坐下来，让他看到“找条谋生之道并不难，难的是生计不成问题之后，怎样对待你的生命”。沈从文说，林让他看到文艺创作不仅仅是门职业，而是一项毕生任务，他要从中亮出自己的思想。从此以后，沈在走向泛神论道路上，时时想到他在朝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家）徐志摩、冯至（20年代早期的一位朋友），或青年作家陈梦家靠近。他也同那些专研究哲学的学者如朱光潜、金岳霖交朋友，因为这些学者不像钱锺书那样学问渊博得令人难以亲近。 [40]

除了作家之外，还有几位学者如丁西林、许地山向沈从文介绍了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关于这点下一章里还要谈到。沈从文说，正是鲁迅的小说（如《社戏》）使他看到农村题材也能写成文学作品。为什么鲁迅对沈从文的才能不那么首肯，是一个有趣故事。政治上有分歧，沈跟鲁迅那位疏远的弟弟周作人过于接近，可能这就足以使两人之间不能更进一步了解。 [41]

然而沈从文同一些老同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并不能充分显露。沈从文古怪、易怒的性格，这是林宰平一直劝诫沈要善于克制的（20年代后期别人也劝诫过他，效果似乎好些）。就是这位沈从文，他扶持过胡也频和其他许多无以为主的作家，后来这些作家有的死去，有的离开了文学革命，因为他们除了满腔义愤之外，再也做不出别的奉献。只有沈和胡也频把自己看成新一代人、新中国的喉舌，并且决心反抗旧的一代，另走新路。他们认为自己能和有钱有学问的作家争高下，同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界站在敌对面。他们在创作中崇奉的道德是，作品要出自个人心声。它不为“关系”所左右，而要成为抒写自我完善的工具。人要为自由歌唱，将自己梦想与挫折作为“原料”来建设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写出来的作品要不同流俗。沈从文正是凭着这般精神拿起笔，开始创作。

沈从文第一批新式作品

沈从文早期作品可说是创作的大杂烩，他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体裁，全部兼容并收。这些作品篇幅简短，抒情诗不过两三节，剧本只写独幕剧，散文、小说力求简短。然而，篇幅虽然短小，却不妨碍沈随心所欲地借用各种文学形式、角色和不入时的语言风格。其结果是，虽然许多“五四”时代作家在理论上倡导过的现实主义，沈本人显然也推崇过这种现实主义，然而沈并没有走这条道路。有的人可能认为，沈选择的写作风格是出于自然而又纯属偶然的。他在一篇漫不经心匆匆写成的作品里，往往要倾注自己心灵，把古今中外各种观点、体裁、文学传统，通通融会在一起。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你说它笨拙？或只能算作试验？是写20世纪的自然人，还是现代人？这种胡乱采用的方法，值得将来的文艺评论家去作出精当阐释。同时，对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来说，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确留下了一道辉煌的踪迹，说实在的，这是个十分有趣的线索。

沈从文肯定曾把自己看作先行者。他来到北京，跟其他地区的地方上人来到首都一样，是向那些已经献身革新与革命的战友学习，并参加他们的队伍，在20世纪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和阶级革命阶段到来之前，革新就算得上是革命。不管是思想上的革新或表现形式上的革新，跟同事们一样，沈从文认为现代文学作品就是武器，新文学要挖掉旧文学的墙基，用它的优越逻辑性与美感力来证明，它在当代现实世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会在竞争中取胜。中国古老封闭传统中的一切低劣成分，在和新思想、新形势一旦接触之后，必然土崩瓦解。而整个新旧交替气氛是自由自在地进行的，它在迅速吸收外国文学与社会思想，在从中国社会底层的传统文学甚至在中国绅士正统社会禁区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的古代哲学中去吸收，而这种吸收是一视同仁的，在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新潮中，沈从文引为自豪的是，他要自我表现，用绝对自由来对待革新，不受任何“专制”形式的束缚，进行先锋的文学实验。 [42]

如果说，沈从文的实验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果，他在借用旧形式方面却颇有创获。1925—1926年他开始弄话剧，这种体裁在20世纪的中国就是新品种。沈写的诗非常自然，在这些诗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而并不通过什么暗喻。他写不押韵的自由诗，这种非常独特的诗体曾经震动当时诗坛。在他的散文里，词采横溢，如江河奔泻。他的小说也很别致，在展开场景、介绍人物时往往又离开主题，玄思默想，甚至狂热议论，把正在展开的情节一下子冲淡，完全破坏了对传统情节构思的预期设想。中国也有描写性爱的诗人，可以说，没有哪位浪漫诗人能像沈从文那样，把对性的饥渴写得那么淋漓尽致。

同样，沈从文的文章风格，也算得新、算得欧化，但它同欧化又有微妙的差异。他写的是现代白话，有时夹杂某些方言，其中有西方的观念，人物名字也有杰克、彼得、塔塔木等。某些作品中有大段的欧化写法——带分析性，而不是照本宣科地写。最常见的写法有，叙述故事如话家常，不但用大白话，而且用对话口气，伴随着大段大段模仿真人的演说，中间夹插些片言只字，甚至细微到演说用的感叹词。沈从文作品中人物说起话来，常常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中间常常自己打断、改正，甚至转变了独白话题。他的叙述句里也有最后才点明语意的冗长句法，类似翻译西文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翻译腔。

沈从文还试验用过介词。在整个20年代，沈写长的句子完全违背传统句法，简直是向中国文学陈规摆开反抗架势。他同别人一起还吸收过西方语言中的东西试行改革，这类改革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用，有的已经完全不用了。例如在书面汉语中把同音代名词“他”、“她”、“它”区分开来，而且新造了一个“伊”字。在形容词方面，沈喜欢用象声词，用有声有色的能引起回响的叠声词。有些修饰词语用得新颖，一般人简直不敢用。例如双音节词，显而易见就是汉语单音节词创造性地重新组合成的，沈一向喜欢把双音节词另行组合，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中国古代散文作家的用心完全一致。他像梁启超那样，通过省略或简化办法能把叙事散文写得异常简洁精练，抽象名词也能发挥特殊效果（如把生活简写为“生”），从而增强了文学意味。在20年代末期，沈从文在作品中独创了一种现代的对话语气，把文言字词、古代成语和话本语言融会在一起，而又显得并不有所侧重。但他有意避免用四字格词组，除了在写古老故事时，为了强化讽刺、故意使得语言不协调，才偶尔一用。正如他借用过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镇关西那样，他用的比喻、角色都散发出民间说书人的气味。 [43]

沈从文1925年创作的《棉鞋》，可以作为沈把小说写得散漫而又有所折中的例子。他写过许多自伤贫贱的作品，以这一篇写得最有讽刺意味，而又富于幽默感。小说中的说话人在鞋子上绕来绕去，构想出中心悬念，中间用了许多插话，而每个片段并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中心思想一直贯穿到故事的最终结局。

小说中的说故事人口气，同西方人熟悉的那种第一人称写法完全一样，非常富于戏剧性，只不过作者有意地把它写得有声有色，使读者读起来像在听他讲故事。 [44] 多读沈从文作品的人以及沈的朋友都能够看出，作品中的“我”正是作者的化身。正如《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小说中那位说故事人一样。说故事者就是作者本人，尽管这篇小说里把自己叫作“小物件”，那是从都德的小说《小物件》里借用来的，不过笑料少些而已。《棉鞋》的开头就非常奇妙：“我一提起我脚下这一双破棉鞋，就自己可怜起自己来。有个时候，还摩抚着那半磨没的皮底，脱了组织的毛线，前前后后缝缀处，滴三两颗自掉眼泪。但往时还只是见棉鞋而怜自己，近来为这棉鞋受了些不合理的侮辱，使我可怜自己外，还十分为它伤心！”

小说接着讲到村弟怎么为他来买这双鞋，把鞋拿进窄而霉斋送给他时，他正蜷卧在床上，在破被中摩挲他为冷风吹成既红又肿的双脚。接下去是村弟用玩笑逗乐的对话，或者说是独白，想让故事中人开心，取笑他穷得没法找到女朋友。

下一段开始写道：“正月、二月、三月，以至于到今天，我不曾与它有一日分离。”说话人还回忆说：“就是那次私逃出关到锦州时，鞋子也同在我身边。”“私逃”是怎么回事，说话人避而未谈，用现代小说家的方法让读者去猜想（可能是他去锦州看他哥哥，打听在奉军里当兵的事），青年接着又用解释加问答的几句话，说有些鲁莽的人问他为什么天热了还舍不得脱下那双老棉鞋时，他总用同样的道理来回答：他屋子太潮湿了，他害怕湿气冻坏脚，只好还穿棉鞋。读者猜得到，实际上说话人也穿不起袜子。

接下去一段，说话人更进一步写了他的精穷相，其中插进一些自我解嘲的风趣话，和穷形极相的描绘，说公寓听差怎么对他做出极不耐烦的、烂嘴烂脸的神气，五次拈起鞋后跟，出去找补鞋匠修鞋。右边那只鞋底子与鞋面“裂开了”，把它钉补好，“这时我便又可彳亍彳亍，到柜房去接电话，上厕屋去小解，不怕再在人面前，无耻地露出大拇指了”。没有多久，另一只鞋子又裂开了。我们知道，当时这位忧郁的小伙子已经离开城区住到香山，因此他哀叹说，他已经没有机会在路上拾得一个装钱的小皮夹。用现代小说技巧，沈长话短叙，使他发出一阵讽刺的哀叹：“在这乡里，谁个能无意中掉一个皮夹来让我拾呢？真可怜！希望也无从希望。”

在下一段开头，说话人又从围绕希望捡拾皮夹子这个念头自由联想开来，他开始满山乱蹿。信口数说香山那些半山亭、见心斋的著名景点，像古代文人寻幽访胜似的。说话人转到图书馆时，他在那里彳亍彳亍，一面顾影自怜，自我打趣，又是一番自我辩解的宿命论。接下去一段对话是潜台词式独白，使不熟悉这种技巧的读者更容易接受。

“想来借几本书。”

“好吧好吧。”管事先生口上说着，眼睛第一下就盯在我脚上。

哈哈，你眼力不错，看到我脚上了——我心里想起好笑。

年轻人接着写道：“我有点恨眼睛，就故意索性把底子擦到楼板上，使它发出些足以使管事不舒畅，打饱嗝，发恶心的声音来。”接着，焦距转到图书管事先生那边去了，可用老式修辞办法，由说话人向读者提醒：“你们帮他想想，看除了赶紧为我把书检出外，有什么能力驱逐我赶快出图书馆吗？”

在下面一段里，可怜的小伙子在见心斋泉水声音上做文章，把泉水比作乡下老婆子半夜絮语唠叨。还进一步挖苦说，泉声虽无味，但不讨人嫌恶，比起我住房隔壁那些先生们每夜谈文论艺，似乎还好一些。下面一段念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和张十六蛤蟆诗》中，作者仍然在发挥他的漫无边际的联想。 [45]

……

蠢蠢水族中，无用者虾蟆，

形秽肌肉腥，出没于泥沙。

六月七月交，时雨正滂沱，

虾蟆得其志，快乐无以加！

地既蕃其生，使之族类多。

天又与其声，得以相喧哗。

……

更富于传统文学意味的是，接着说话人别具一格地评论说，白居易的讽喻诗如今还有许多用处，作者发挥白诗的讽刺主旨说：“如今的北京城，大致是六月雨吧，虾蟆也真不少！必定是爱听鼓吹雨部的人太多，而许多诗人又自己混进虾蟆队里，所以，就见不到谁一个再来和虾蟆诗了。”

下面一段用戏剧的写法写说话人同游客一段对话，游客走过说话人面前时，听出了他的湘西口音，也看见他那双破烂不堪、丢人现眼的棉鞋。接下去的情景更令人沮丧，描写黄昏时分回家休息的工人，口上哼哼唧唧唱些不知名的儿歌，无心玩赏西山晚景，这倒使说话人对三个短衣汉子感到有些亲切。作者惯用的诗意推理又一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整篇作品中，一些毫不相干的新形象，通过与另一个情境类似形象的结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紧接着我们又体验到了说话人在朦胧暮色中闯见一对情侣，看到平生怕看见的亲嘴镜头时，那种既嫉妒又狼狈的心情，这件事引起了说话人跟那对情侣一场假想的谈话。他感到痛在心里，他在内心独白和叙述中都把自己作为第三者说：“一对有福的人啊！放心吧，再也不会有人来搅动你们了。前些是他的不经意，冲撞了你们，请不要多心！今天月亮不会即出来的，除了星光，就只是萤火。在这温柔静寂的地方，尽管搂抱，任其量亲你们的嘴，到磨尽你们的热为止；尽管搂抱，做你们最后所应做的事，任其量撼动你们的身躯，到磨尽你们的热为止。”

最后，这位青年以碰见他上司来展现小说中的高潮。那位上司是教育股长，他竟敢用手中那支小“打狗棒”敲打青年人的鞋子，表示瞧不起！作者用了一大串言不由衷的话来宣泄心头怒火；“呵呵，我的可怜的鞋子啊！我的同命运的鞋子啊！”这种写法，从它那时时插话的结构看，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话本小说的技法，也可以说是现代意识流作品用的不连续写法的前驱。这种浪漫派老调早已过时，但作者在运用自由联想手法时，却仍然还在使用。作者在探索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他的忧郁心境曾经用自我嘲讽来略为冲淡，在跟图书馆管事的对话上，他甚至对“压迫者”的处境，也表现出某种同情。

沈从文有的作品如《公寓中》，巧妙地用了随时变换说话人口气的方法，可以称得上是实验。在1924年初的日记里，同时出现许多无名氏谈话，并不用引号加以区别，也不说明它是说出口的话还是心里寻思。有的话点明他就是写日记的人，因为写到了日记这件事。读者能推断，别的人可能是指公寓里的听差，或者其他来客。直到末了，写日记的人（即说话人）才明白指出，读者听到的并不是什么人的谈话，而只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胡思玄想。 [46]

沈从文的创造手法有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像《在别一个国度里》（1926），沈沿用中国话本小说中技法，完全用说话人口气，向读者讲落草大王娶讨太太的前后经过。他说：“山寨的一切，我还没有说过，想来大家都愿意知道。”然而，说话人接着却带着无限幽默悬念的难为情口气说：“要说及大王的卧室时，那简直是一间——简直是一间……是一间什么？我说不出！”作者主要任务是引用几封信（有些是勒索赎金的条子），让读者自己去仔细揣摩故事情节。作者把山大王的信笺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仿佛它是舞台上的道具。古话本小说中的某些写法，在沈的笔下又出现。1927年写的《在私塾》，更发挥了叙述手法的高超技巧，说话人在短短的前言里跟读者打过招呼后，再用现代的第一人称口气讲出整个故事。 [47]

沈从文写的独幕笑剧，在文学体裁上的界限同样也是含混不清的。这类喜剧大多仿照丁西林当时的剧本写成。这两位剧作家的剧情都以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为背景，大多围绕着误解与错认，嘲笑现代社会里求爱、婚姻、阴差阳错的现象。虽说是独幕剧，沈却在每个剧前面照例加上一场楔子，即说明。跟沈的早期诗歌不一样的是，它部分采用有格律的韵文，但内容却写现代题材，甚至有出人意料的情节，而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独幕短剧《母亲》的说明里，作者预告了剧中的情节：令人困惑的逗笑，还包含着不易察觉的同情。 [48]

剧中的一切是现在的北京，

做爹妈的是大学院的学生。

青年人背着家来偷偷的相爱，

又幸又不幸是得了一个小孩；

由做妈的设法养在一个朋友家里，

约定每一天或两天去看望一次。

沈从文对文艺作品的体裁向来就不严格区分。他的第一个集子《鸭子》，其中有些短篇小说的体裁与风格就不太容易区分，如《怀化镇》。它原是作者把不相关的事联想起来而回忆过去住的一个小镇，文章完全是叙事散文，作者却把它划归小说。同样在散文部分收进一篇《小草与浮萍》，是用第三人称语气写两个幻想角色的对话。虽然开头有些叙述性旁白，但它明明是小说。

虽然沈从文在1930年对脱缰野马式的自我抒写已经有了适当控制（20年代中期以后，他已很少写诗和剧本），但不能就此假定，他在文体方面有什么抑制。相反，他20年代后期的故事写得更加不受拘束，博采旁搜。句子越来越长，语言是古文、语录体加现代白话的大杂烩。1928年沈从文作品单从形式上说，就表露了他摒弃传统的反叛精神，这一点跟18世纪作家斯威夫特、伏尔泰、歌德、斯特恩等人的原型小说十分接近，沈从文跟这些作家算得上心心相印。沈从文全部作品中只有一处引用了外国作家的话，此人就是劳伦斯·斯特恩，以他的话作为警句。 [49] 这篇作品是《信》（1928），它仿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写法，写了一个姑娘给爱人写信，按年月次序排起来，成为一部小说。每封信本身就是一首散文诗，表达了姑娘虔诚爱恋，自我谴责心情的全部过程。小说中采用了浪漫派诗歌常见的、感情奔放的顿呼法，把太阳和泉水人格化，也出现了西方古典作品中的诸神（他用英文写出了麦丘利罗马神话中替众神传信的使者），沈还采用了表示亲昵关系的西方爱称“甜蜜的心”，感叹号也用得很多。

沈从文1928年的另一部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从内容到形式上更能体现l8世纪文学里前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还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晚清讽刺小说《老残游记》。沈从文显然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作者刘易斯·卡罗尔那里得到启发，把阿丽思小姐的兔子伙伴写成一个漫画式人物，是非常滑稽可笑，而又富于同情心的绅士，跟他的大名约翰·傩喜一样，兔子傩喜先生举止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英国人。但阿丽思和傩喜两人在漫游中国途中见到的，却尽是荒诞不经的中国典型，例如给中国穷人一个方便解决办法是提到《育婴刍议》，主张把中国挨饿父母养的儿子腌制起来，卖给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上流人。 [50] 沈从文写《中国旅行指南》那种讽刺笔墨，以及他在同时期其他作品里类似的挖苦嘲弄笔调，完全看得出是在模仿斯特恩的《项狄传》。可以说，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等，简直把项狄式的说话人的运用发挥到了顶点。这部小说展现出作者幽默机智、藐视结构情节的清规戒律，激情一发而不可收。怀着自卑自怜向读者求情，又戏弄挖苦讽刺文学家、道学家的说教，而后证明这类说教全都是荒诞可笑的冒牌货，当中还出现一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长长的外国名字，哲学话题，以及故作多情的陈词滥调。沈在这部作品中扮演了仪彬的二哥，一位忧郁温情士兵的角色，也是他在《我的二哥》中写的另一个我。后来在《一个天才的通信》和《不死日记》两篇作品中，他把这个自我写得淋漓尽致。

沈从文心有灵犀，眼光敏锐。在各种徘徊探索中反映了他的独具慧眼，一旦找到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一种各国都在采用的文学技巧时，他的创造力必然随之大大发挥。可是他的早期作品也反映了一种对传统的敏感态度。沈从文早期创作的纯文艺作品大多是书信、散文和抒情诗，原因正在于此。他从《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始创作生涯，接着写了一篇讽刺速写《我恨他的是……》和两篇日记体散文诗《公寓中》和《遥夜》， [51] 再下去是一批抒情小品文、速写、散文、诗歌。他的早期创作到1929年划出一个明显阶段，在这之前他写了大量日记、虚构书信，这批作品使他赢得“多产作家”的美称。

从小说《棉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沈从文能把写小品文的手法移用来写故事，沈从文小说之所以能独出心裁，决定于他观察敏锐，手法独特，总把情节角色放在次要地位。正如普实克评价郁达夫文章时指出，沈从文的早期写作素材也在于把个人经验戏剧化。 [52] 郁达夫和沈的朋友周作人都认为在各种文艺体裁中应该把日记书信列为上乘，因为两者全不在文章上矫揉造作，所以更真实可信。 [53]

毫无疑问，沈从文早期作品有些就是模仿郁达夫、周作人，以及那批《晨报》抒情诗的抒写自我的作品，而普实克和李欧梵都注意到过，后面这批作者全是从欧洲和日本作家身上学来。丁玲的初期作品，可能也是受沈从文影响的又一例证。 [54] 沈从文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位浪漫派作家不但擅长模仿别人，更勇于推陈出新，比那些年长的、受过更多学校教育的作家来，他在用现代自我抒写手法来表达传统文学意味方面，毫无逊色。沈受周作人的影响问题，我将在下一章里论述。下面先研究沈从文受郁达夫的影响问题，过去这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过。

满腔怒火的北京青年

翻开沈从文抒写自我的作品，其焦点常常对准一位满腔怒火而又狼狈不堪的年轻人，也就是小说中的说话人，日本作家丸山在分析同类的日本“私小说”时说过，这个人“就是小说作者的原型。他说话的语气总是令人嫌恶，恨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而社会世道又使他万念俱灰，只好躲进自己小小的书斋，探索自己到处碰壁的处境。” [55] 这样的角色在沈从文大部分早期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实际上这很像1906年以后风靡日本文坛的、偏重自然主义描写的第一人称小说，20年代中国文坛的先锋派作家大都推崇这类作品，其思潮是“面向心灵深处，表现自我，仇视社会”，然而又自诩为进步。这类作家不论从作品素质还是从他对社会文化的叛逆姿态说，都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的先锋派，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在主题上打破清规戒律。 [56]

沈从文不一定直接受过日本文学风尚的影响，但在他开始写作的当时，的确流行一种作品，即青年男女以日记形式抒写在反抗封建道德战斗中精神疲惫、梦遗自亵的种种痛苦，这种痛苦在朋友面前说不出口，只好把种种真实或虚构的爱情成败故事，写成文章。沈从文最憎恨这种文学。沈在小说《松子君》中也写了一个用日记来胡编乱造的恋爱故事，松子也是个小说家，他写恋爱小说，支持自由恋爱。沈虽然把松子写得很可笑，可是松子跟郁达夫和沈自己一样，是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与他唾弃的黄色作者区分开来。 [57]

沈从文在文学上始终采取严肃态度，通过心理剖析把作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常常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叛逆性语言表达“自己”标新立异的变态心理。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苦恼计有：性的饥渴、手淫、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就是说，郁达夫作品人物的诸般杂症，除了赌钱、嫖妓、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里几乎照单全收。沈从文作品中的青年总是很穷，因而没有财力精力干缺德的坏事。青年想望的东西既办不到、又忘不了，只好晚上失声痛哭，进入梦乡，心情不能保持片刻安静。他害怕会完全失去控制，逼到发疯，以至把潜藏的敌视社会情绪爆发出来，干出铤而走险的勾当。这种心情使青年越来越谴责自己，最后完全陷入自怜自贱的地步。

由于传统的礼节道德还能起规范作用，所以这种青年仍然为下面这些行为感到内疚：看到别人女友垂涎三尺，在路上见到年轻太太就引发性的遐想，甚至为找不到职业（虽然并非由于本人游手好闲）感到羞辱。到最后，人就完全失掉了自尊心，正同跌进一个无底的黑暗涧谷，只是往下坠，只是往下坠。（《公寓中》）沈读过《圣经》，也许他喜欢地狱这个明显的比喻，因为《圣经》里用过这个比方，可是沈和丁玲用到无底的黑暗涧谷这个词时，完全是指一个人已经成了社会所不齿的人。人只有肉体还存在，靠外界社会心理力量来支撑，然而也是朝不保夕。由于作品中人物的理智还清醒，因此能够解剖外在世界内部（当然同时解剖了自己），认清了它腐朽透顶，才写出这些故事。尽管他责备自己软弱无力，可还不会像郁达夫那样对自我欺骗做出终极忏悔，或者通过决意袒露真我来感染读者。当然用不着自我忏悔；比起他来，社会应该忏悔的地方太多了。 [58]

沈从文作品中流露出来这种心情，有些的确带有自传性成分，然而他写得细致入微，这种心理描写超越了别人写的同类作品，算是写出了自己真正的内心生活。当时年轻读者都把抒写自我作品当作自传，沈从文撕破了一般社会习俗的假面具，表明了他敢于真正自我暴露的决心。撇开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传”这个意义不说，沈从文这类抒写自我的作品，他的自传性成分究竟有多大呢？值得一问。 [59]

沈从文作品中出现的人物， [60] 在日记与散文中处于中间地位。其不同之点在于，散文中人物全都有梦境，想象中的对白，却并非回忆真情实事，因此问题不在于区分事实与小说，而在于区别事件与幻想。或者说，应该把多面性人物的沈从文同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形象区分开来。沈从文在他抒写自我的各种体裁作品里，都暗示他真在写自传，因而上述那些区分都很难说得清。他提到村生弟，提到自己的家庭，提到香山那些压迫他的管事；他的住所和找工作的挣扎，他的社会地位低落，他出身湘西，当过兵；他的习惯，他上图书馆几个钟头盯着天空白云只为了取暖。

可以肯定说，沈从文的确把他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小说。以1925年他的《绝食以后》来说吧。这篇故事里一位忧郁青年用别传式口气讲他怎样饥寒交迫，中间插进写给一位老学者的信，没有写学者的姓名。信占了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倒真是沈写给林宰平的信——虽然并不是他写给林的第一封（第一封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因此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封信的前言和后记而已。 [61] 故事前言摆出了青年人家庭成员情况，提供了说话人身份线索，然后通过此人回忆过去苦难经历，追溯到过去遭受的种种挫折冷遇。说话人像个冷酷无情的临床医生，在显微镜下说出一连串心理学名词，让青年的内心独白倾诉了对这个世界的诅咒。信里青年还离开本题，发出阵阵哀叹，讲他想吃而吃不起的菜，讲到忏悔与幻灭的苦楚时，声泪俱下。然而写到后记时，说话人天花乱坠的笔墨让那位神经错乱的青年竟然召唤起早逝朋友的亡灵，召唤来女神。青年人在上帝跟自己的一片谴责声中，成了懦夫。这样，自传、信件都在作者故意拔高或着意修辞艺术之下，变成了文学作品。

沈从文清楚，他的很多读者会把他作品中人物看成真有其人。他偶然提起一些生活中实有事件，使沈从文小圈子中朋友读起来特别敏感。人们可以想象，林宰平、梁思成当初鉴赏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其作用必然像研究《红楼梦》得到脂砚斋书评那样，成了了解本人生活的钥匙。 [62] 可惜沈的读者多半是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一位真正青年作家能把他们都在干的放荡逾检的事情以及他们不可告人的遐想公之于世，读者当然感到妙趣横生。沈从文不断抛出这类自传性的暗示，正巧迎合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在中篇小说《旧梦》（1928）里，沈就利用了其作品迷恋者容易上当受骗的心理，通过作品中人物玩弄调情说爱把戏，塑造了他和大哥的真实形象。沈同时还和丁玲、胡也频互相用花哨的笔名，各给对方写信开玩笑，胡也频在《三个不统一的人物》中甚至发表了一些虚构的信，暗示当时传播三位青年作家之间的三角恋爱确非无中生有。 [63] 沈从文的《入伍后》（1927）对小说中人物又有别具一格的处理办法，让人物两次出场。开头说话人是个小兵，后来成了二哥。这个犯人的母亲跟沈自己母亲有类似的仇家纠葛，因此很快和说话人十分亲近，后来二哥落了个悲剧性结局。所以，虽然按正式分类法《遥夜》（1925）应该列入散文一类，然而读者可千万不要相信他作品中吐露的是真情，真有那么一回事。在《遥夜》中作者的坦白程度令人惊讶，他对自己亲戚那么嫉妒，骂他们是该死的东西，可恶的男子，但对那帮人玩弄自己妻子女友的纵欲行为，却又大为艳羡。 [64]

沈从文的《松子君》跟他1929年写的《灯》一样，不失为一个警告，说明表面上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其情节可能全部都属于虚构。 [65] 松子故意挑逗起说话人（沈从文作品中常常见到的那个“我”）对周君桃色事件的兴味。那位周君填补了他三表哥姨奶奶爱情的空缺（表哥到广东去了，不在家）。周君像一个英雄，让姨奶奶得到沉醉的满足，然而后来，年轻美貌的小奶奶辜负了周的忠诚，又同别的男人浪荡起来，小说最后才透露，松子的这段故事，虽然写了周的几篇日记，然而是为了让朋友得到精神上的补偿，才用这些真正痴情和背叛事来告诫社会。最后他把日记留给了说话人，下面便是大段的日记，日记那么长，似乎是沈从文写的补白，或者讽刺三角恋爱小说。——直到说话人后来被这件三角恋爱的悲剧深深吸引，一定要当面向周问个究竟时，松子君才承认说，整个故事都出于他的虚构。当然，归根到底，这篇小说并不说明第一人称写小说不等于自传，而是说明把作品写得玄妙莫测，的确能够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沈从文抒写自我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如何也可以代表作者为人性格的一方面，写出他当时的思想、行为，他怎么从跟他疏远的社会中躲进自己的小书斋。沈从文这个多方面的人物是不容看出来的。虽然沈在作品中总以说话人面貌出现，在那里用妙语谈自己的假想，像拿起一面镜子在评说大千世界，让人听起来开心。写妇人的乳头，说好像一对未出胎的羊羔那样跳动着（《重君》）；形容热，则是“正同把人闭在甑子里干蒸一样”（《松子君》）；描写肌肉，说“蚯蚓的筋陡然在膊上盘屈”（《“狒狒”的悲哀》）。松子君想创办一种叫《话中杂志》，像《语丝》，说话人同他谈话时也用了许多出界的行话，如这里来点“补白”，那里“回到主题”等等。 [66]

在小说《棉鞋》中我们注意到，沈从文扮演了一个自卑自贱的角色，演出许多自我嘲讽的趣剧。在别的作品里，有些人物因为沉溺于某些沉闷理想，所以使作者的讽刺让人看不出来。这也是背离自传作品的又一证明。年轻人不仅仅抒写自己，还要对全人类说话，为全体年轻人说话。在青年男女爱情方面的问题上，作者写出了他要为他们不论在精神上、物质上找到解决道路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由恋爱而在精神上得救。他赞颂这些可爱女性的美，引用了《圣经》中的雅歌，将她们比作神灵。这样，爱情成了他超越一切从经济方面看待婚姻的主题，不管付出多少牺牲，沈作品中的人物总能作为保持自由选择尊严的范例。在《重君》这篇小说中，沈从文甚至把人物写成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重君知道他受的那点教育，既不能保证他找到工作，也很难找到女友。沈还写到公寓中有个让人讨厌的人，他不是大学生，在接公寓中一位大学生打来的电话时，他嫉妒那帮大学生。 [67]

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更独具特色，青年的孤独凄凉，全得怪社会不公道，而不是因为自身软弱，神经过敏，或天赋奇才，这种人不是欧洲浪漫派描写的那种人世的悲哀，而是像日本专写自我的小说家那样，把时代思潮当作自己的敌人。沈从文作品中人物，并不像郁达夫那样，正如李欧梵指出，借作品中人物来安慰自己；沈从文只是写出自己的形象。 [68] 这种人物连浪荡公子都够不上，只因为穷而无告，所以，才想把社会扔在一边。沈从文写这种反抗社会的强大反面形象，正是想代表中国整个一代青年倾吐对社会的不满。他说，由于高度压迫处于无权无勇地位，他们的感受思考能力愈加敏锐，青年人可以预卜将来世界的光明（《〈到世界上〉自序》）。 [69] 可是沈从文作品人物的社会意识又完全属于那种无家可归的乡下人。到了30年代，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乡下人的特殊风味。

从沈从文作品人物的眼睛来看，所谓“社会”，指的只是北京街头，以及成双成对的男女关上门后干的勾当。 [70] 这个世界就是由那些比他富有的青年人，与青年人同样幸运的女友，以及一帮绅士组成。他作品中找不到城市贫民，他们全都被包容到自己人物中去了。用另一种说法，社会跟压迫者属于同一个范畴，这帮人垄断了一切物质享受，垄断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至于配偶，并以此向那些渴望得到爱抚的青年男人招摇夸耀，在这方面，大腹便便的绅士与比小他一半岁数的大学生更占上风。沈从文的《遥夜》中有个人物是他亲戚，年纪四十三岁，他漂亮的妻子不过二十五岁。他们“年纪虽似乎差得远了些，但只要有钱，便可以把两方的不匀称调和而并不妨事”（《遥夜》之四）。 [71]

在异性中找对象，这种浪漫之事原代表着个人的幸福、社会地位和身体健康。这对与沈从文同样年纪的读者，更具有吸引力。可是这些青年都生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宇宙里，事情就不简单。要有钱和女人，只有通过残酷斗争。重君从他的“牢狱”（指学校）爬出来后，才知道社会是“生活竞争的人海”，他只好跌跌撞撞地投进生活斗争的洪流里去。《公寓中》那位写日记的人是最具有沈从文自传性的人物，他也指出，“胜利属于强者，那是无须解释一句话。这世界只要我能打倒你，我便可坐在你身上。我能够操纵你的命运。我可以吃掉你。爱！同情！公理！一类名词：不过我们拿来说起好听一点罢了！谁曾见事实上的被凌虐者，能因‘同情’与‘爱’一类话得到一些救助？爱与同情，最多只能在被凌辱者对于更可怜的一种心的悯侧”（《公寓中》）。 [72] 沈认为采取这样的世界观是应该的，因此敢于开起玩笑来，例如在《松子君》的日记里，居然为小说中的周君喊出了“打倒性欲帝国主义”的口号。说窗子正为可怜公寓中的我而用力“抵抗”风的“权威”。在《松子君》中，作者把榆树、槐树、铺地锦、凤仙花等都加以人格化，说他们在六月炎天里在抵抗暴日的压迫。作者希望他自己也能鼓起同样的勇气来抗争。在《一天是这样过的》里，沈从文提到了这种竞争，认为只要竞争的条件公道，它就能鼓舞人的尊严、焕发百折不回的意志，沈对这种竞争是由衷称道的。 [73]

然而沈从文作品中人物全都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他自己就明显地处于劣势，他挨饿、受冻、没有朋友，因此把自己的阶级意识变成铁板一样的偏执狂。在他的想象中，那些名门闺秀、绅士哥儿对他总是不屑一顾。在一篇小说里，写他跟随一对年轻姑娘上商店买东西，见是姑娘买的，他也照买一份，以此来证明他并不比姑娘差，可是两位姑娘却发了火，用轻蔑鬼脸来回答他的关心。一位姑娘叫他流氓，叫他恶棍。这件事说明，他能在当时环境中生存就是取得了胜利。但这些人物终于感到内心痛楚，快要把人逼疯，所以只能躲进自己的小书斋里“纵情痛哭”。（《老实人》里就有跟踪两个女学生的奇遇。） [74]

问题还在于，社会只从一个人外表来衡量人。有钱人可以取得性的垄断，可以用生活气派豪华来“买”女相好。然而，小说中人物只谴责社会上虚伪成性，却不责备女人，因为从他眼里看来，女人不过是镀金婚姻牢笼的“囚犯”。他也不责难妓女，认为像《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原是社会的牺牲品，是资产阶级社会妇女地位堕落的象征。即使妇女能用金钱以外的方法弄到手，小说中人物也不是那种幸运儿。他胆子太小，不敢直接跟女人亲近，认为怕自己“老了”（实际上才二十几岁，又并未定亲），或者如另一篇小说中说的，他已经进入“中年”（就是说，他三十多岁了）。 [75] 总之，小说中人物作为一位道德家，把他的可悲处境归咎于社会，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会把这些责难追回到自己身上，他在一腔怒火与顾影自怜中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指责社会是实利主义，存心使他隐姓埋名见不得天日，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沈小说中人物全是流离失所的乡下人，来城市后变成无法无天的汉子。 [76] 《棉鞋》中那位说话人就啼笑皆非地痛恨自己又得住在乡下，可是他的话实际上是讽刺。沈许多小说中人物却都流露出对乡土的眷恋，或者悲叹自己家人远在湘西。除了啼饥号寒之外，小说中青年总是感到孤单寂寞，经常在排遣自己的忧郁心情。这是浪漫派的精神孤寂症，但他带有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青年从自己幻想和精神病中躲进自己小书斋，书斋就是他的牢狱，他总想起牢房监狱的影子，正像沈从文在诗中写到过犯人和一些受屈辱的事，他在自传性作品中不止一次写过犯人被关进牢房的情节。 [77] 青年人为此几乎着了魔，认为社会把他关进牢房，文学上他也摆脱不了牢房的羁绊。真也罢，假也罢，都说明乡下青年在城里非常孤立，城市不会让他找到职业，交上朋友（特别是女朋友），除非他具备某种先决条件。给他活动的唯一社会空间是大街，而大街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折磨，让他明白当前举目无亲。他看到大街上商品堆积如山，人们熙熙攘攘，使他看得晕头转向，然而他一点也不能碰。更不用说那些女人，她们在街上成群结队，从他乡下人眼光看来，打扮十分花哨，使他两眼昏花。单是城里人生活中那点“自由自在”就使他心烦意乱。他在小说中写过私通故事，在公共汽车上可能真正靠近一位时髦年轻太太坐过，要是戏院里他正好坐在太太后边，只差几寸就能贴近身子的话，他会偷偷地瞪眼看太太裸露的脖子。当然，他真要敢前进一步的话，他会大倒其霉——被送进狱。 [78]

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病态，来自他对城市环境完全陌生和他的怀乡病，工匠和建筑工人铁榔头敲打的喧嚣声，在他听来并不如家乡打谷场上牲口的叫声响亮。透过墙上薄薄窗纸传来的客人嘈杂声，跟他老家宅地上家人吵架的口角声相比，也并不更讨人厌。可是这些喧嚣嘈杂声终于使得他心烦意乱，加剧了他的失眠症，削弱了他精神防御力量。 [79] 我们可从《绝食以后》这篇小说，看看城市里那些五光十色的喧嚣，怎样使得一个挨饿小伙子心烦意乱。城市人极为普通的事物，也使他心情不能平静：

曳着刀的黄衣警察，于马路中把身躯非本意地转动着，面孔因所遇的对方不同而时时变换，正同他从前所见若一丝不变，他觉得是值得诧异的。小估衣店，铺子里那几件起条子花的短汗衫，闪光的蓝布大褂，依然在微风下摇动着，仿佛是同伙计们感觉到同样的无聊。玩西洋镜的口中依然在嘶声招徕看客，又轻轻的哼着自己可以听到的小曲。汽车依然载了些活尸傀儡忙匆匆地死跑，还大声发出无耻的骄矜声气。马车洋车前的马与人，依然是流着汗，为一些尸首的搬运流着汗。每个小巷口的墙上，新贴上的那些花花绿绿广告，为了另加有“爱国”一类字样，仍然有那些过路人在忙促里停下脚步来搜寻那字句中所说的利益。果摊上虽新加了些翠玉色皮子的圆形西瓜，也不见与前日的有什么差异处来；而酸梅汤的坛子旁覆卧着的多棱玻璃杯，秩序与闪光还是一个样子……

……烧鸡熏鹅。这些东西使他腿软，使他腹鸣，使他由失望而憎恶而伤心。哟，这些没有生命了的东西还也来骄傲人！其实有生命的人与无生命的物，同样不能对谁骄矜；只要你自己去设法就可接近它，占有它，吞灭它：然而这些过失他是不会承认的，即使说是知道。

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于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 [80]

一个怒火中烧的人，在心情受到压抑时火气更冲。因为作品中人物想到，他自己是社会中一个典型，他同那些受迫害人既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想到他的奋斗对象就是城市生活本身。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里，作品中人物最后下了决心，反抗社会对他的长期压迫。他憎恨香山那些绅士，他抓住口袋里的铅笔，想把它变成手枪，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打死。 [81] 在这里，对他以后在作品中所极力讴歌的乡土生活，沈从文给出了一个消极的城市映象。

虽到上海怒气未消

1928年，沈从文迁居上海以后，他的抒写自我作品达到高峰，篇幅也越来越长，出现了《不死日记》（1928）和《一个天才的通信》（1929）。当然也可以说他抒写自我作品已走进死胡同，因此接下去就没有再写这类作品。上述作品都写得散漫无章，毫不讲究技巧。作者全用第一人称口气，跟暴露文学如出一辙。写贫穷、肺病、失眠，不能接近女性，跟社会格格不入，这些情景小说里无不提到，但内容又严格属于自传性质。我们常常看到他跟负担抚养的家中病人一起苦熬日子。然而小说中人物吵起架来喋喋不休，却不像沈本人口气，只表达了沈从文心境的一个方面，也许他被社会压抑得精神错乱，想重新振作，尽管这种振作实际上是不能设想的。现在小说中人物开始把种种不幸，归因于他是作家这点上了，这种想法使他的讽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例如，他在通信里用故意说糊涂话，说了又后悔的办法来挖苦他的出版家，提醒书店老板说，老板只规定他写几千字，而并不要他创作什么文艺作品。他要读者相信（老板也算得他的读者），读者异想天开，以为艺术家生活如何高雅，实际上他活得多么消沉落魄，他生活中找不出使读者消愁解闷的东西。

沈从文迁居上海后写的作品中，除了表达前所未有的幻灭感之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的作品不再停留在抨击财富与权势上，这是隐隐约约地挡在挨饿青年人面前的“敌人”。再接下去便是社会制度。沈从文到上海后，假借作品里的人物表露过这样的担心，说他写文章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为了使文章不遭政府查禁，他用痛定思痛的口气抗议说，像他那样对现状评头论足，很可能被贴上共产党标签，受到清洗。他直接指责他的出版商说，给的稿费太低，剥削作家，而且一窝蜂跟着印虽然风行却站不住脚的平庸作品。（虽然沈当时已成为著名作家，他的书每一本只能收到一百块钱，还得卖掉版权。） [82] 他在上海写的某些作品，开始抨击外国帝国主义的祸害。

沈从文写了几篇这类现实主义的小说。从这些小说一眼就能看出，不论就主题和题材方面看，都属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中国左翼文学主流的范畴。他在小说《大城市中的小事情》（1929）里，批判了几家雇佣企业的“老板”，特别是一家现代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读者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他后来一些同类作品的基调，即沈从文超越了古典马克思主义通常对剥削关系所下的定义，他不但写了一家喧嚣嘈杂的小钢铁厂，还特别描写厂房狭窄、肮脏，机器声震耳欲聋，空气使人呕吐，特别是厂里气氛单调无聊，使工人厌烦万分。在厂里干活的人愁烦一气，晚上也不能入睡；工厂周围环境很像那些日本文学式作品中那个青年主角经历过的环境。为了更好地写出工人的天真清白和工厂怎样残害工人精神和身体健康，沈选了年轻徒工作为描写对象。这些徒工几乎已经失去人性，下班后就打架，直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沈从文虽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还保持怀疑态度，可他比许多同时代作家对阶级对抗有更认真的体会。他找到阶级意识的心理根源，把它作为小说的中心点。《大城市中的小事情》写工厂老板心里对阶级冲突日益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老板本来就是工人出身。原来听到谣传，说共产党在搞阴谋，老板心里顿时害怕工人造反，偏偏一架政府侦察机天天在上空盘旋，等于提醒人们内战就要爆发。老板想到平时的确折磨过工人，对此早感到内疚，因此更忐忑不安。他开始注意厂里的工人，揣摩哪个人是个地下共产党员。肯定会找出两三个吧？后来政府宣布和平，他马上在厂里搞起一个靠拢政府的工会，在工会里当上头头，开始领导工人“反抗资本家了”。多像凤凰县城的事。《石子船》（1928）写过当时谣传共产党逼近县城，谣言使工人老板中的亲戚也逐渐疏远起来。 [83]

沈从文作品中政治意识逐渐浓厚，其原因很容易说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他的许多朋友都被押上刑场，连沈本人也被北京警察机关折腾过，因为他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上海掀起了激进的浪潮，沈从文来上海晚了些，但他还是把它写进小说。尽管很多人遭到了屠杀，但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幸存者，继续举起“普罗文学”的大旗。像沈从文、胡也频、丁玲这些作家，因为藏身法国租界，当时还相当安全。沈从文说过，他直到到达上海，在法国租界住下来之后，对帝国主义这个庞大的势力才有了初步印象。 [84] 他看到中国的风俗习惯都已被外国人所取代，也亲眼看到那些富豪阶级在现代的开明变革中，实质上没有一点质的变化。他开始害怕起来，以为中国将来也不过如此，在这种繁荣的进步特殊环境中，他自己、他的理想，都起不了任何作用。

同样的原因使得沈从文写讽刺作品题材越来越宽，篇数越来越多。他开头写的讽刺作品中，并不惜用任何人物来串联。《三贝先生家训》（1925）就是一个例子，他对一位新近去世的小镇乡绅作了刻骨嘲讽。小说背景写成凤凰，并着重写死者吝啬成性、虚伪透顶，似乎三贝可能真是作者的一位远亲，这种远亲他有的是。作品中用典雅深奥的古文对富翁“积德后福”作了尽情夸张和无情讽刺。送丧那天，挽联祭幛非常排场，但那些骂三贝先生是刻薄儿、老怪物的小贩们送的挽联上写些什么，作者没有点明。三贝先生的亲属虽然多，而且都在署里身居要职，但他们意见又各有不同，似乎他们家长是因向儿子索取抚育费而活活气死的。沈在小说结尾抄了三贝先生几则家训，其中一则是“厕房粪坑中到夏天粪过稀，不能售出时，可加以草灰斗许；但应切记将草灰之价同时算入”。 [85]

沈从文在北京写的讽刺小品还有《岚生同岚生太太》（1926），讽刺一对资产阶级夫妇。还有描写官僚派愚昧和百无聊赖生活的《重君》（1926）《篁君日记》（1927），而后者是根据他一个姐夫的经历写成的。 [86] 沈还运用1926年他表侄黄永玉画《动物饼干》的方法，写过一些巧妙谜语来讥讽时局。例如，1925年他写过一篇《旧约集句》，尽情嘲弄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名的反杨荫榆运动中保守的一方， [87] 但总的来说，上面这些讽刺小品同沈从文在上海写的批判社会的长篇如《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呆官日记》（1929）《一个女剧员的生活》（1930）等比起来就逊色得多了。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一书序言里，沈从文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88]

沈从文在这段时期写的讽刺作品中，《阿丽思中国游记》可算是最富有政治意义，也是最难于索解的一种。小说中出现了好些具有寓言形态的角色，这些角色全都逗人笑乐，但他们的性格又都没有充分发展开来，只成了为达到讽刺目的的一种暗示。小说中精彩的一章是八哥博士的欢迎会。出席这次吵吵闹闹的欢迎会的全是中国的各界学者，会上专门讨论恋爱问题；因为发言者全是各种鸟类，因此讲的话全都是有韵的诗。有些鸟代表中国各地区的特色。一只最爱打架的云南公鸡，在场中捣乱，想把这次学术讲演搞垮，一只肥胖的中年太太南京母鸭， [89] 立刻批评公鸡，骂他是“苗子”。燕子用苏州腔调唱歌，还有来自陕西的苍鹰，燕子替八哥博士做翻译，她的话是纯粹动人的吴语。一只灰鹳是孤零零的单身汉。（灰鹳来自湖南，羽毛象征他职业是军人，很惹人同情，也许正代表沈从文的背景。）

沈从文在这部小说中，嘲讽中国的文坛，特别挖苦那些孤高自傲的诗人，以及像八哥博士那样被人抬高身价、会多种外语、八面玲珑、到处活动的专家。欢迎会一些重大辩论往往纠缠到押韵问题上，因为各地方言不同，读者有很大差别。沈如果在早五年写出这部作品，很可能令人想到他是讥笑徐志摩和林徽因，当时，泰戈尔来华讲学这两人都陪同过。其他人物还有主席猫头鹰，是位相貌庄严的先生，他企图控制会场程序；因为一群缺少教养的鸟类流氓小杂种（“无产阶级”）正预备捣乱会场，把主席轰下台。鸳鸯不愧是多情鸟，公母俩当众亲嘴，把大家弄得很窘；特别是那位还打单身的白孤鹭，还有那只带尼采派哲学气味的鹰。夜莺和百灵头发很长，分不出雌雄，大致是一对同性恋。百灵则只会学欧洲云雀装扮，到处嘲弄打趣。当阿丽思问起这种怪事时，灰鹳悄悄向她透露：

在中国本来没有这位，

他们是糊糊涂涂来冒名顶替。

阿丽思问：

鹳大叔，这便是贵国的诗人，

贵国的诗人是顶名换姓也能？

灰鹳：

那并不算是怎么奇事，

这两位用本国调子也自然唱得几句。

这诗人他以为还是身价顶大，

难为情的是你们〔外国人〕看得出他是假。 [89]

接下去几章里，通过两位英国客人的见闻，沈从文讽刺了外国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像罗素那样，惋惜中国古老传统的破产。阿丽思到中国来，原想看看中国的作揖磕头和诸般迷信花样。他们看到以后，阿丽思却说中国“真好玩”。可是两人后来才看到中国的高级赌博，就是打内仗，打内仗外国人特别爱看，而且愿意下赌注。一个挨饿青年人（是作者的又一个自我）问他愿不愿抢这两位外国旅客，好让他们的反共产党政府把他抓去枪毙，这样就算实行了《解决中国贫穷问题的办法》。

在另一个方面，小说又写了中国人拍外国人马屁的情节，或者写一只当地癞蛤蟆，看到中国小鸭子跟外国小姑娘一起散步，认为是“丑死人”。书中还写到阿丽思看到中国的很多丑事，看起来像是外国人的误解，其实这是中国人看不到自己的种种民族弊病而已。通过这些，以及写一只蜣螂同阿丽思辩论说，西方挑大粪的办法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沈这样就为他的民族画出一幅很不体面的画像。阿丽思还看到中国人求神拜佛，孩子们喜欢赌博，都觉得很好玩——这就不知道沈是在揭露民族的弊病，还是只是重温儿时体验，认为这些东西算不上多大毛病，全世界皆是如此。总的来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虽然有一些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总的效果却并非站在民族立场。它把中国西方等量齐观，用嘲讽然而又富于同情的心情，来看待普遍的、相似的人类缺点。

30年代掀起的讽刺杂文论战，则是出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目标和态度。鲁迅是这场论战的主将，他批评论战中对手的某些观点。沈从文自己并没有写什么杂文，他在攻击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小品文中，原则上驳斥了杂文。他自己仍然在写中篇讽刺作品，如《绅士的太太》（1931）《都市一妇人》（1932）。 [90] 虽然沈从文在他的日记中，针对鲁迅和鲁迅当时的朋友林语堂，写过一些巧妙刻薄的挖苦话：

我又梦到鲁迅做寿，有许多人都不远千里而来，穿一色拜寿衣裳，成天磕头，膝上完全绑得有护膝。他们拜完了寿就听那老头儿说笑话演讲，大家都觉得比吃寿面还好。大家都说文艺复兴了，唱文艺复兴的歌。领班的是姓林的人……

我又梦到涨了水，淹死了四个创造社的人，同时有三个活创造社的人，坐了船到处喊“到四川路吃咖啡去！到四川路吃咖啡去！” [91]

这几句话一定是模仿鲁迅《野草》中那篇以“我梦见自己在……” [92] 开头的散文诗。还有一篇，技巧有一点像鲁迅的，就是说，沈采用一种很特殊的文体；看来他的意思是想把叙述“提高”，其实效果则是相反的。鲁迅的特殊文体是讽刺，沈从文的特殊文体是精神分析学。

可是，沈从文只是讽刺“鲁迅的战斗”，而未曾讽刺鲁迅的创作小说。沈认为鲁迅浪费了他的才华。 [93]

沈从文在30年代不再写讽刺作品，不再写苦恼青年题材而转到新的文学领域，很可能因此充分施展了他的创作才能 [94] （有些出版家不愿出沈的讽刺作品，也是他转变创作方向的一个原因）。此后，除了《大小阮》与《八骏图》中刻画某些讽喻性的人物外，他只在抒情散文和精心创作的小说里，偶尔把讽刺作为文体风格上一种修饰手段。从此以后，沈从文在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先天弱点时，他都爱用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手法。 [95] 幽默，特别是像《长河》中那种乡下人的幽默，他只为了人物本身的需要，才用幽默来渲染乡间生活的风味。 [96]

【注释】

[1] 　沈从文作品中许多年代日期的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例如《从文自传》说他离开湘西到北京的时间是1922年夏天，实际上1923年似乎更为可信。《从文自传》说他在保靖的报馆当校对时，谈到过《创造周报》，而《创造周报》是1923年5月才创刊的，也许是沈把《创造周报》和《创造月刊》（1922年创刊）混为一谈，龙海清主张沈到京时间应是1923年，见他的《不受岁月羁绊的人》。沈1980年6月27日和我谈话中不同意龙的说法。沈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仍然说他是1922年夏天来到北京。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年份就该是1923年。而且季节应该是冬天。《船上岸上》（《文集》第一卷126页）说，“沈住在会馆里，天气寒冷，无法燃炉子。”还可以说沈是1924年夏天来到北京。见《公寓中》（《晨报副刊》1925年1月30日刊出），其中一则1924年11月16日日记说，他于五个月前来到北京。但他又说1924年12月25日他年满20岁，跟沈的实际生年不符，这又可能这样解释，沈从文原来以为他生于1904年（甲辰年），但到了30年代，才知道他记错了年份。

[2] 　沈在20年代写过大量作品，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4、196—197页。“认为那些东西只能算作素材，不是作品”（沈原话是“那都是原资料，不是作品”），是1980年7月24日我向他问起《一个妇人的日记》时沈说的。沈对他早年写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看法，认为是为赚钱而作，所以不少作品未收入他的《文集》，见1980年6月20日、21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1929年是他作品成熟的一年，见1980年6月21日、7月24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捉萤火虫，见《第二个狒狒》（《文集》第十一卷3页），原话是“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

[3] 　沈相信了报纸上的说法，见《从现实学习》（《文集》第十卷301页），原话是“我依照《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以为社会必须改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可以燃起民族的情感和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沈要取得独立，见1980年6月20日、7月22日沈和我的谈话。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7页）这篇讲演里，沈说他“首先要挣脱压在头上的权力压力，取得完全自由，才能好好处理我的生命。”“看不起女子，女人真不必提！”见《记丁玲》38页。又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不接受湘西王陈渠珍接济，不依附阔亲戚熊希龄，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

[4] 　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即专门创作不从事其他业务的作家，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从文自传》136页）。沈反对把文学当成业余玩票，要作者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做下去，用文学作品起除旧布新、创造新社会的作用。又见《〈到世界上〉自序》（1927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刊出）。沈认为他和胡也频、丁玲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严肃的”专业作家，见许芥星《中国旅行记》114页。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谈话中也说起过这一点。沈本人1982年5月27日在吉首大学的讲话中，也说“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我每个月收入，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第一卷160页同意沈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专业作家。

[5] 　郁达夫看望沈从文事，见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沈在《向现实学习》（《文集》第十卷302页）中也提到这封信的事，1980年6月20日在沈和我的谈话中，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46—148页中都证实过此事。后来，1923年秋天沈从文和他的朋友曾在北京农业大学罗道庄宴请过郁达夫、陈翔鹤、赵其文，在学校吃饭，全是湘西家乡菜，有苗乡的鹌鹑、胡葱酸菜、新化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馆子里都吃不到的菜全上了桌子，使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此事见《忆翔鹤》（《文集》第十卷242页）。

[6] 　沈对黄镜铭的谈话见《文集》第十卷30页。沈在1980年11月15日和我谈话中，指出亲戚是黄镜铭。郁达夫的公开信中也说沈侃侃而谈，强调读好书为救国家，不能容忍当时残忍滥杀无事平民的现象。

[7] 　见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9页。郁提到海外谣传熊的家产是从热河故宫盗窃得来，见包华德《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二卷108页。凤凰县人说起熊希龄，都尊称为熊凤凰，引以为豪，但也批评他对袁世凯称帝采取消极态度，对家乡未做多少事来改善凤凰贫困面貌。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58页。沈在这点上对熊也颇有微词，见1980年11月7日沈和我的谈话。同样，黄玉书干脆辱骂熊只会跪榻凳，吃太太洗脚水，对家乡青年毫不关心，什么凤凰，简直是只阉鸡。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49页）。沈还批评了北京的大慈善家一帮人，见《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10、237、452页。不过沈在《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1948年作，在《益州报·文学周刊》第七十九期刊出）则对熊大加颂扬。

[8] 　没有中学文凭不能考北京大学，据1980年6月21日我和沈助手王亚蓉谈话。沈英文字母都背不上来，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1949年以后，沈为了搞文物研究又想学英语，然而也没有多大成绩，见1980年7月16日王亚蓉与我的谈话。丁西林、陈源教授教过沈英语，见1980年6月20日、7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冯友兰在沈落榜考卷上打过分数，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1982年9月10日冯友兰教授本人在美国纽约和我会晤时，也说起过这件小事。沈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9页）上也说起过此事，说他考燕京大学“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作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中法大学和沈住的香山很近，见1980年6月20日、7月17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顾颉刚想让沈到燕大教课，据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

[9] 　沈从文到北京初期，一直打算一面干活一面读书。他在《从现实学习》（《文集》第十卷300页）中说：“我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关于在京州印刷厂做工事，见1980年11月14日沈对我的谈话。到图书馆谋求职位事，见《致唯刚先生》，即寄林宰平的信，见《文集》第十卷261页。沈说他“只想一面做工，一面不花钱来读点书”。关于他参加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进暑假讲习班事，也见他寄林宰平的另一封信。关于《晨报副刊》事，见王哲夫《记胡也频》。

邵华强曾把沈寄过稿的《晨报》北京栏早期稿件送给沈看，沈审视之后竟然找不到一篇他写的文字，这个专栏到1924年12月1日才开始创刊，虽然沈可能在此之前就投寄过稿件给别的专栏，但沈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229页）里说，“我的作品得到出路，恰是在《晨报》改组由刘勉己、瞿世英相继负责，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那样的专栏内发表。后来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作品的机会。但至多每月稿费也不会超过十来元。”然而沈在他的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副刊刊出之前，必然发表过一些作品，因为邵华强看见过“北京栏”里刊出启事，要沈去领取作为当时稿酬的书券。以上见1981年7月9日邵和我的谈话。

[10] 　沈想当巡警，见《从文自传》112页；又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载《从文自传》123页。沈想学摄影，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4页）；又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本书第一章提到过，黄镜铭在照相方面给过沈家影响，沈的母亲学会了照相。黄后来在常德设立了警务制度，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和1984年8月13日沈给我的信。我曾经问过沈，在沈想学照相和当巡警方面，黄镜铭对他有过什么影响，沈在1985年6月14日的回信里说，没有受过他影响。沈又想从军事，见《从现实学习》（《文集》第十卷302页）；又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8页）；又见《沈从文在吉首大学的讲话》（刊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月第十二期3页），在《致唯刚先生》（《文集》第十卷261页）里，沈说当时东北军正在招兵，他想扛枪从军，重理旧业，但因无保人，未能如愿。

[11] 　沈犹豫不决，见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沈想回湘西，见《〈第二个狒狒〉引》（《文集》第十一卷2页），说他想“仍然去当那每月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于我还合宜点”。沈在1924年、1925年都想过回家乡，但因当时陈渠珍在内战中失势，他回去已无去处。郁达夫的《公开状》第7页里、《致唯刚先生》（《文集》第十卷261页）里也说过此事。沈想学苗语、研究苗族文化，见《篁人谣曲》（1926年12月25日《晨报副刊》60页）。

[12] 　沈从文可以查到的最早刊出作品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9页）里提到过，他的投稿被某编辑先生开玩笑，把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当众投入字纸篓。沈说这是1925年左右的事，但没有指出那位编辑先生是孙伏园。沈在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中指出是孙伏园，后来在北京我采访中又多次说起这件事。但不能以孙伏园扔弃稿件事来证明沈在1923年就已开始投稿，因为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孙伏园出任京报副刊主编（1925年）之后。关于沈初期投稿三分之一不被采用一事，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65页）。

[13] 　关于沈的稿费收入，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8页）。沈寄林宰平教授的第一封信，即《致唯刚先生》，从中可以看出林的书评发表于1925年5月4日的《晨报副刊》“五四”纪念号上。沈如何经林的介绍找到工作，见1980年7月2日张兆和、王亚蓉给我的信。1980年7月17日我和沈晤谈时，也谈起过此事。据黄家知情人介绍，1925年沈到北京时，黄镜铭是香山慈幼院总管，我不清楚沈到香山工作时，黄是否还在管慈幼院的事，见1984年8月13日沈给我的信。沈和梁启超见面事，见1980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就是在徐志摩婚礼上见到梁启超。有趣的是，有个沈的小传说，梁启超非常赏识沈从文，见阿克顿、陈世骧编《中国现代诗》。

[14] 　《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9页）说沈1925年4月间上的香山，8月间还住在那里。这就与《致唯刚先生》那封信的日期发生矛盾。沈写给林宰平的信末尾是“1925年5月8日作”，说明5月间沈和林还在北京。沈作品照例都写上日期地点，这些记载表明6月还在北京城，后来才去香山，直到9月。1925年7月23日《晨报副刊》120页上刊出的诗《到坟墓去》，稿末写“1925年7月，去京途中”。而且这项说明也跟1980年7月2日沈写给我的说明有出入，说明沈去香山之前，曾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编目学。可能沈是7月至9月住在香山，然后于1925年秋天去北大图书馆学习。因为这个秋天沈的作品很少，只有《瑞龙》《玫瑰与九妹》末尾写明1925年11月“于北京窄而霉小斋”，而不是在香山。1926年春沈回香山后，可能继续做图书馆工作，要不就是离开此职，为了和胡也频、丁玲住在一起。关于香山的楼阁布局，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1980年7月17日，沈还和我一起游览香山。当年的香山慈幼院现已成为香山饭馆。图书馆位于二楼。双清别墅旁边已建成由贝聿铭设计的现代化宾馆。说熊希龄给他种种考试，见1980年7月2日、17日沈和我的谈话。沈上北大图书馆学习，见1980年6月27日，7月2日，7月23日的谈话。1974年5月28日我在台北拜访陈纪滢时也谈过此事。沈说他是在北大读图书馆时认识严文井的。

[15] 　《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9—62、65、68、69页）写了沈和正在香山度蜜月的胡也频、丁玲来往情景。在1980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里，沈说他在香山还拜访了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不过我不清楚这是20年代还是30年代的事。关于想和丁玲、胡也频办文艺杂志，见《记丁玲》57—60页。在1980年6月21日、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和《记胡也频》里，都说沈因为写了《棉鞋》和《“狒狒”的悲哀》，所以在香山图书馆大楼做事时，受到办事人给他的指摘，但沈说的话倒更切合《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而不是《“狒狒”的悲哀》那篇。《棉鞋》稿末写“1925年9月5日于西山静宜园西楼”，《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稿末写“8月14日晨，于香山石坝湾”，为沈带来麻烦的《第二个狒狒》稿末写“8月16日作于香山慈幼院”。沈解释他为什么离开香山，见1980年7月2日沈写给我的说明。

[16] 　这一类说明沈在对待女性上显然缺乏自信心，不过后来他追求未来夫人张兆和（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的学生）时，却能不断写情书，虽然对方早已明确表示，对此毫无兴趣。沈不否认张曾向校长胡适告过此事，但并不是像后来掌故家传说的，要求校长把他解职。沈说胡适是替他打圆场，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1980年12月2日我和司徒钜勋晤谈时，司徒讲起他于1980年11月25日在纽黑文跟沈从文夫妇的谈话。然而，1975年1月21日我在纽黑文访问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时，他说张兆和的确向胡适抱怨过，说当时沈使她感到伤脑筋。

[17] 　沈过着穷困生活，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5、71—72页），说房间里虽然安有烧煤炉子，却不易赊到煤块，有客来时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材料。《从现实学习》（《文集》第十卷301—302页），写在小公寓湿霉房间里，零下12度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腹中空空洞洞的耐饥力。《记丁玲》124、37页上也有烧书取暖的记载。鼻孔流血，见《筸人谣曲》60页。沈后来在《一个天才的通信》415页、《不死日记》213页里也有过诉苦。见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在《〈生命的沫〉题记》（《文集》第十一卷7页）里也提他流鼻血的事，说他“去年鼻血流得多，脾气也特别坏”。《不死日记》里的说法是对的，流鼻血是由于生活穷困。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18] 　关于酉西会馆，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4页），也见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住公寓的小客房，见《文集》第九卷53、69、71、73页。《公寓中》（1925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第十八期3页，和1925年1月31日3—4页）写“圣诞节，于清华公寓”。沈是通过徐志摩、梁思成关系住进公寓的。见1980年7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在《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64—65页）中，特别写了这个明理知趣的汉园公寓掌柜。掌柜的儿子叫黄伯飞，现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见他写的《确是有缘》，在1980年《海内外》第二十八期刊出。沈在《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73页）中特别写了附记。汉园是北京市一地区，堆煤仓库，见《忆翔部》（《文集》第十卷241页）。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公寓不管如何潮湿发霉，但都配备有门房、勤务员和电话机。

[19] 　沈成为北京农大的不速之客，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6页），又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20] 　沈和表弟黄村生的关系，见《棉鞋》；又见1980年6月21日、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27页）。1984年8月13日沈在给我的信中说：黄村生是黄巨川的儿子，即沈的三舅。原在辰州警察署任职。村生由沈的五舅黄信余过继养大。我想这是1919年前黄巨川去世后的事。《从文自传》说，巨川和信余都是沈的外祖父黄何清的儿子，即沈的祖父沈宏富的侄儿。

[21] 　沈在农学院认识湖南同乡，见《忆翔鹤》。关于董秋斯、张采真，见1980年6月2日、7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6页）。满叔远，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9页）；沈在《船上岸上》和《雪》两篇小说里，也写过他。沈在《沈秀和冬生》里还写过叔远的兄弟，即冬生。印远桂，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和1985年6月14日沈写给我的信。我估计沈的表兄远桂原来是筸军，后在东北炮兵部队任职，他曾为沈搜集湘西民歌，使沈写出《筸人谣曲》。

[22] 　沈特别喜欢胡也频和项拙，因为他们原是海军学生，而沈也当过兵。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2—53页）。沈1925年才认识胡也频和丁玲，见《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50页。1926年3月，沈写过一首爱情诗，题为《呈小莎》，我以为可译为“敬呈莎菲”。1927—1928年间丁玲写过《莎菲女士日记》，莎菲是她创作的自传性人物。但这只是猜测。在文学作品上，卢梭也在《爱弥儿》中写了一个莎菲象征女人。沈从文诗第二首是：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亡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

[23] 　沈和丁玲关系，首先是沈赞赏她是湘西的同乡，在《记丁玲》7、18页和《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6页）上沈说，胡引丁玲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但实际情况似乎是，丁玲当时忙于爱的角逐，即使胡也频不在跟前，她也顾不上跟沈来往；见《记丁玲》129页。关于沈丁暧昧的谣传见《作家腻事》18—23页。《记丁玲》中还有一位杨某某，根据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和1981年1月6日丁玲在纽约时对我的核实，沈写的杨某某是杨代诚，而不是杨开慧。这里最有趣的是30年代有人说沈和他九妹曾有男女情人关系。1974年6月14日我在台北访问孙陵时，他还在传这个谣言。那个时候兄妹住同屋很容易被人误会。

[24] 　董秋斯、张采真，见1980年6月27日、7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李达，见1980年7月5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胡也频被捕，见1981年7月17日、18日沈和我的谈话。写信要沈从文参加革命使沈险些被捕事，见《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文集》第九卷315—316页）。此文也提到顾千里是沈早年的共产党朋友。其他信件，见《记丁玲》122—123页，储玉璞，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胡和丁玲常讽刺沈说他是书呆子，所以沈后来说他们太天真，可能话里有文章，如果沈秘密地爱上了丁玲，沈可能下意识要做“失恋烈士”的角色，结果下意识地引起了他们夫妇的讽刺。

[25] 　沈在农学院跟湖南老乡交上朋友。其中张采真大约在胡也频牺牲的同时遇害，见《记丁玲续集》112页。沈是通过董秋斯、张采真才认识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沈许多左派朋友在湖南被处决的情况，见《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文集》第九卷312—319页）。其他朋友后来有的干脆做了土匪。沈在怀念这些人的不同命运时说，“得到他们的消息，我认为很自然，也很有意思。时间正在改造一切，尽强健的爬起，尽懦怯的灭亡。我在这一分岁月中，变动得比那些小同乡还更厉害，他们做的事我毫不出奇、毫不惊讶。”（同上书314页）。

[26] 　文中引语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224—326页）。又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8页）。

[27] 　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时曾说过，北大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旁听生远比正式注册学生多数倍，达到三比一。讲义费每份三角钱，虽然对穷学生是一笔负担，但数人分担还能买得起。关于沈和丁玲、胡也频在日文班听课事，见1980年6月20日、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三个人“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事，见《记丁玲》136—138页。关于辜鸿铭拖了辫子在北大讲学事，也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8页）。冯至在1980年7月2日和我在北京晤谈时，记得他也和沈从文一起旁听过周作人的课。冯说当时旁听生挤满课堂，把正式注册生也挤在教室外边。

关于沈代替正式生进考场，居然考及格，得过三角五分钱奖金事，见沈《在吉首大学的讲话》2页。关于在京师图书馆看书情节，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于《船上岸上》（《文集》第一卷126页）和《〈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关于沈从文盛加称道的“北京好习惯”，即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了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词缓交。沈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上海则正好是它的反面”。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73页）。

[28] 　“读一切他能消化的东西”，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孙中山，见1980年6月20日、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穷与愚》（《文集》第十二卷385—390页）。沈嘲笑一切“主义”，见《阿丽思中国游记》（《文集》第一卷382页），其中说，“听一个大人物谈一种主义，这主义便因天时阴晴而有不同”。

[29] 　沈从文说，俄国作家契诃夫对他具有特别影响，因契诃夫长于用同情幽默笔调强化作品的讽刺力量；见1980年6月20日、27日，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果戈理，见《松子君》（《文集》第二卷54页）。沈说，他从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学到结合景物描写来展开故事的方法，见1980年7月18日我和凌宇的谈话；也见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关于泰戈尔、杜威、罗素，见1980年11月14日、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胡适，见《白话文问题》，1941年版《烛虚》79—80页中多有引述。关于“潜意识”，见《用A字记下来的事》4页。关于“自由联想”，见《怀化镇》（《文集》第一卷42页）。

[30] 　关于《忏悔录》，见《论郭沫若》9页。关于《曙》（诗），见1927年7月《独立评论》两周年纪念号245—246页。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188页上指出，《茶花女》在当时中国青年读者中几乎人手一册，《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了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关于唐人传奇对沈的影响，见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普实克在《东方文学辞典》第一卷152页指出了沈的小说如何受到唐人传奇的影响。

[31] 　沈从文爱读《圣经》和《史记》，据1980年7月2日司徒钜勋和我的谈话，他在6月25日刚刚采访过沈。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里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初到北京时，他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又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沈说他是从燕大的朋友中得到这本《圣经》。关于沈受中国古代白话的影响，见《旧梦》（1928）。关于沈受翻译作品的影响，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32] 　只爱《圣经》的文学意味，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刊《从文自传》135页）。沈到80年代还每天读《圣经》，见1980年6月27日、7月12日我和沈的一些朋友的谈话，但我们谈到此事时，沈夫人总设法把话题引开。关于基督教的象征意义，见《蒙恩的孩子》（剧本）。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84—185页中也分析过这一点。又见《呈小莎》《遥夜》之五。基督教意味博爱，在《公寓中》4页上提到过。沈对宗教的立场，见1980年11月25日司徒钜勋采访沈时的谈话。沈在《建设》（《文集》第四卷46—87页）中，在《顾问官》（《文集》第六卷212—213页）中，在《长河》（《文集》第七卷98—99页）中都嘲笑过传教的牧师。也许沈只是出于社会的而不是从宗教的理由，不喜欢基督教青年会。在这点上他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论点完全相同，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指出：“帝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基督教青年会，它们同样都习惯于把人类看作原料。”

[33] 　讽刺要小费，见《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第三章）。门房向沈要小费，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58—59页），说他每月去《晨报》领取几元稿费时，门房定要拦住他从钱中取回两毛或三毛，如果没有零钱，门房指出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钱索去才让沈走路。沈说，这样一来，每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被他拿走了。又见郁达夫《公开信》。关于关系见1980年7月20日、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叫花子帮，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唐代士子以诗歌“温卷”乞求当政者赏识事，见梅维恒（Victor H．Mair）《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公寓中》也提起沈写信求援一个姓陈的（陈源）。沈说当时他几乎给一切他认识的人写信找工作，共约30人，其中一半是亲戚。但这些人大都未加理睬。其中对沈表示同情的不过四位，见1927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43页。《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中就有一封这种求援撞大运的信，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真的“未曾”付邮。这封信已收入《文集》第十卷2页。

[34] 　没有熟人不能考清华，见《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27页）。与鲁迅关系，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流派的基础，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一切凭关系，按籍贯结成帮派，见1980年11月14日、1981年1月16日、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福生》。《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66—67页）里写胡也频把沈从文的文章转与周作人，后才在《语丝》刊出，沈把胡也频的诗转到《现代评论》或《晨报副刊》，差不多都能发表的事。

[35] 　徐志摩帮助沈进入文坛，见1980年7月20日、1980年11月14日、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习作选集代序》，其中除徐志摩外，还提到郁达夫、林宰平、陈通伯、胡适之、丁西林、杨今甫等人十年来对他的帮助和鼓励。关于诗歌朗诵会，见《谈朗诵诗》，又见1980年7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他在开始写诗之前，多次参加闻一多家里举行的读诗会，当时北京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促等人都在会上认真谈自己的诗。后来又在北平后门慈恩殿三号朱光潜家按时举行读诗会，参加人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因、周煦良等。沈认为这些人的新诗都比他高明得多。关于梁实秋，见1980年6月20日及1981年1月4日沈和我的谈话。巴金证实沈跟“新月派”毫无瓜葛，沈和梁还有相当距离。巴金说，1929年沈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他曾劝沈别跟这些英美派文人接近。见1981年7月9日我和巴金的谈话。沈可能觉得梁实秋学识渊博，爱好论争，因而不愿亲近。关于吴宓，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吴宓大概在1932—1933年左右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但邵华强在1985年11月11日给我信里却说，沈去《大公报》是靠杨振声推荐。杨原是《文艺副刊》主编，1933年9月23日才将这副刊交沈接编。但不论怎么说，沈和吴宓是知心朋友。

[36] 　1974年6月14日我在台北采访《浮世小品》作者孙陵时，孙着重称道了沈和巴金的友谊。说两人之间的道义之交，完全达到了前人解衣推食、处逆境时相濡以沫的境界。1933年沈在青岛大学教书时，巴金因事去青岛，沈把自己那间屋子让给他住，使他可以安静写文章、写信，毫不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巴金住了一个星期要去北平，沈知道他在北平认识人不多，就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夏云。一年后巴金再到北平，就住在燕京大学夏云的家。夏云对他十分亲热，巴金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巴金说，他和夏谈了很多沈从文的事情，注意到从文的朋友对沈都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1933年沈回到北京在9月间结婚以后，就专函邀请巴金到他家做客。巴金来京后就住在达子营沈家，沈招待他住在沈的书房，每天三餐让客人坐在主位。餐后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在沈家期间巴金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写过一篇散文，手稿墨水浅淡，只能勉强可读。发刊后拿回原稿，才发现沈用毛笔重描一遍，写得清清楚楚。后来巴金才知道，沈从文就是这样为年轻作者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版。

不久沈的妹妹、妹夫来到北京，巴金才搬到附近的北海前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文学季刊社，跟靳以（章方叙）、曹禺、卞之琳等人住在一起，经常去那里的还有何其芳、李广田、郑西谛等人。他曾把这些情节写进《悼靳以》。据1975年1月20日我在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家采访时，沈的姨妹张充和对我说，那年巴金在沈家住了半年之久。后来巴金还常常记起在达子营沈家住的事，说那段时期的情景他终生难忘。

关于两人之间这段友情，巴金在1944年12月14日寄沈的信里说：“前两个月我和家宝（曹禺）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

沈是在中国公学认识洪深和赵景深的。沈在1929—1930年也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关于沈和姚蓬子的友谊，见《记胡也频》，1932版68页（《文集》中再版删掉此事）。

[37] 　胡也频遇害以后，沈和丁玲就去找凌叔华。见《记丁玲续集》135页。程应镠（流金）是沈在30年代早期扶植过的作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54年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我在1980年7月31日访问他时，他说他记得1930年秋天沈曾在武汉凌叔华的家里住过。凌叔华后来跟沈的老友陈源结婚，凌晚年长期住在英国。（80年代末才回国，在北京去世。）

关于潘光旦，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胡适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过沈的错误传说，以及沈和胡适关系，见胡自立《当代中国名人志》333页；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第二卷10—12页；又见坦荡荡斋主《现代中国名人外史》223页。其实在胡适提拔沈去中国公学教文学写作之前，沈已经出版过好几部作品，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杨振声，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徐志摩，见梁实秋《谈徐志摩》2页。

[38] 　许芥昱在《中国文学景观》134页上说，沈记得他在武汉大学和闻一多一起住过，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沈在1930年秋天才到武大，而闻一多已在1930年春天辞去了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职务，见许芥昱《闻一多》。这可能说明，沈在去武大任职之前，已和闻一多有密切交往。闻一多在领学生跋涉大西南时，1938年3月曾在沅陵的沈大哥沈云麓家里见过沈从文，见1981年11月沈和我的谈话。《闻一多全集》第一卷36页上也记过此事。关于搜集民歌，见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又见钟敬文《民间文艺新论集》209—213页。沈到昆明后，闻一多和吴晗（沈夫人张兆和在中国公学的同班同学）都曾劝过沈参加民主同盟。见1980年6月21日、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1975年1月25日我在纽黑文采访张充和时，充和说吴晗在中国公学时曾追求过她三姐张兆和，但兆和像对待沈从文一样，对吴也未加理睬。因此后来就有流言，说1949年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曾给沈找麻烦。然而实际上，在1949年后吴晗对沈非常关怀，曾劝他来北京。吴之所以在1949年后没有去看沈从文，那是他“不敢来”。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在1980年6月21日跟我谈话中，也说过吴晗是他的学生。

[39] 　沈未编《文艺月刊》，见《记丁玲续集》136—137页。提拔年轻无名作家，见1936年沈在《大公报·文艺》上刊出的编者“启事”，文中说，他将每星期二的副刊全部登载无名作家的作品，希望工人、店员在业余时间写稿。程应镠（流金）记得，沈细心修改了萧乾将印行的《篱下集》中的文章。沈还为很多青年作者修改过文稿。据邵华强说，在1935年底之前，沈和萧乾都是《文艺》编者，从1936年4月1日起，才由萧乾一人主编。但沈告诉邵华强说，直到抗战开始前，沈还在帮助组稿工作。（应该指出的是，沈晚年和萧因一些误会，已很少来往。）抗战爆发后，从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间，萧一直主编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后来才交杨刚接编。沈还提拔过另一位作家陈纪滢，让他主编《大公报》抗战时期重庆版的文艺副刊，见1974年5月28日我在台北和陈的晤谈。沈扶植年轻诗人，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1980年8月4日我在南京和赵瑞蕻、杨苡的晤谈。

[40] 　梁思成是沈作品的第一个评论家，见1980年7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林宰平，见1980年7月2日、17日沈和我的谈话。陈梦家，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早在1923年他就和冯至非常友好，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朱光潜1937年就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沈的作品。80年代他还写了一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谈到他的文艺风格》，肯定沈的艺术成就，见1980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我1980年7月16日在北京采访朱光潜时，朱说，虽然他1934年和杨振声、沈从文都住在北大一个宿舍里，朝夕相见，都一起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但他和沈没有讨论过哲学问题。朱说，他在北大哲学系的朋友贺麟，研究佛学的汤用彤，和沈倒谈过哲学。金岳霖，见1980年12月13日、1981年1月16日、24日和我的谈话。在抗日战争时期，沈和钱锺书都在西南联大教书，彼此都认识，但不常往来。见1980年7月4日、11月15日、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1980年6月23日我在北京采访钱锺书时，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在短篇《猫》里讽刺过沈从文，见耿德华（Edward M．Gunn）《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245、294页，引述了夏志清的一篇文章。

[41] 　丁西林：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鲁迅写农村题材，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在1980年6月27日和我谈话也重复了鲁迅作品给他的影响。丁玲信件被人误认为沈写的信，见龙海清《沈从文与鲁迅》。《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68—69页）上也写了这件事。见1980年6月27日沈在北京、和12月8日沈在哈佛大学和我的谈话。鲁迅那封信写于1925年7月12日和20日，见《鲁迅书信集》第一卷71—72页。又见景山《鲁迅书信部分人物事件考释》。

最后鲁迅在斯诺编的《活的中国》347—348页上肯定了沈从文是中国优秀作家。但鲁迅在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里仍然没有选收沈的作品。见司马长风《鲁迅不选沈从文》181—182页。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也非常矛盾。他承认他不太喜欢鲁迅，见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但沈在1941年版的《烛虚》61页《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在79页《白话文问题》中，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中，沈都非常推崇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的贡献。不过在《记丁玲》167页上，沈似乎又惋惜鲁迅误用了他的天才。沈说：“也有身不服老而有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须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

[42] 　在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中，他还认为文学创作是革命的武器，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里，说他相信文学能从因袭陈腐旧套子公式脱出来，变成有力武器，来征服读者，推动社会，促之向前。在20世纪初期，中国都重视文学的表现功能，见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现代中国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关于苏联早期先锋派的贡献，见罗伯特·C．威廉斯（Robert C．Williams）《革命中的艺术家：1905—1925年俄国先锋派群像》3—22页。

[43] 　徐志摩惊叹过沈的文章句子很欧化，沈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他读了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见高植《志摩与我》。

[44] 　《棉鞋》写于1925年9月5日。我利用韩南（Patrick Hanan）《中国白话小说》16—22页和韦恩·布斯（Wayne Booth）《小说修辞学》的分析法来分析沈叙述故事的修辞特色。当然，这就难免出现用词不当的毛病。

[45] 　白居易咏蛤蟆诗见于《白氏长庆集》。

[46] 　见《公寓中》，1925年1月31日《晨报副刊》3页刊出。

[47] 　《在别一个国度里》文中引语在154页。《在私塾》的开头跟读者招呼。如话家常，发挥了叙述手法的高超技巧。

[48] 　沈从文以《母亲》为篇名的第一个剧本，1926年3月10日作，在《晨报副刊》第一千五百四十一期刊出。其他仿丁西林风格写的笑剧有《盲人》。还有一个以《母亲》为篇名的剧本则与前一篇风格完全不同；另有一个剧本是《支吾》，写于1926年3月。

[49] 　沈的《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写于1928年，1933年才得出版，见同书443页。

[50] 　见《阿丽思中国游记》（《文集》第一卷264—271页）。作者用幽默机智的笔调，为中国贫穷人找到一条合宜的解决方法，跟《育婴当议》那种想入非非的办法，非常类似。

[51]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书信体，《我恨他的是……》是速写，《公寓中》《遥夜》一至五都是日记体。《平凡故事》（一）也可以归入此类，只是我还未见到原件，也不知其创作的年月。

[52] 　见普实克《中国文学的特写三篇》48—58页，普实克评语见52页。

[53] 　卜立德（David E．Pollard）《一位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53页，安娜·多勒扎洛娃（Anna Doležalová）《郁达夫：他的文学特色》107页都强调日记书信是文学中的上乘，因为两者都不矫揉造作，因而真实可信。

[54] 　沈从文对丁玲有过什么影响，是中国文艺界最爱讨论的问题。1981年1月24日我曾问过沈，他对丁玲的早期作品有过什么影响，沈只是笑而不答。善秉仁（Joseph Schyns）在《中国现代小说剧本一千五百种》23页上提到苏雪林说过，丁玲受过沈的影响。另一位现在台湾的谢婉莹，60年代在台湾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丁玲早期作品都由沈编辑过。苏雪林的《沈从文论》（1934）134页上也说“丁玲的文风显然受过沈从文影响”。苏说此话并不是贬低丁玲的成就，因为她又说，丁玲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超过了沈。

反过来说，也许沈在1929年写的《冬的空间》是他仿效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1928）的一种尝试。《莎菲女士日记》比沈迄今为止写的大多数日记体作品都长，正如梅以慈在《丁玲的小说》指出的，丁玲相当了解作为作家的生存环境。

[55] 　见丸山真男《从日本模式看个性化》508页，说这种第一人称小说是以小说作者为原型。

[56] 　见鲍威尔《现代日本作家与社会》26—30页。又见郑清茂（Cheng，Ching—mao）《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57] 　见《松子君》，是用日记来胡编乱造的恋爱故事。

[58] 　沈从文抒写自我的作品几乎都有过这种病态表征，详见《沈从文笔下的中国》448页。在《公寓中》（1925年《晨报副刊》第十八、十九期刊出）里，沈把这些病态心理几乎都写了进去，如1924年11月16日日记中写的种种。

[59]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110页。

[60] 　这里指出的人物是《老实人》（《文集》第一卷92页）。其中111页上说的作品指的是沈从文的《一个晚会》。

[61] 　《绝食以后》中有一段是沈给林宰平的信，见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

[62] 　《红楼梦》最初以《石头记》为书名手稿传抄，后出现脂砚斋评本。脂砚斋是什么人，已不可考，但红学研究家都认为，评者对曹雪芹稿本中写的事如此熟悉，此人必然是曹的至亲或知己。见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曹雪芹〈石头记〉序言》。

[63] 　沈在剧本《盲人》（1926年《晨报副刊》第一千三百七十八至一千三百八十期刊出）中写了特别为他的表弟黄村生欣赏的一个笑话，说“许多人都批评这位村生像勃朗宁”。《鸭子》16页上也写了村生。沈和胡也频、丁玲互相用笔名给对方写诗、写信开玩笑，见胡也频赠沈的诗《给茂林（懋琳）》，沈写了《给璇若》。胡也频开玩笑事，见胡也频《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64] 　见《遥夜》之四，1925年《晨报副刊》第二十二期刊出。

[65] 　《松子君》和《灯》都属于虚构的爱情故事。

[66] 　“像未出胎的羊羔”，见《重君》（1926年4月《晨报副刊》第一千三百七十五期刊出）150页。“闭在甑子里干蒸”，见《松子君》“筋在膊上盘屈如蚯蚓”，见《“狒狒”的悲哀》（诗）。关于“补白”，见《松子君》。

[67] 　见《重君》。《雨》（《文集》第一卷，214页）写管接电话的人听到大学中打来电话，想到自己不是大学生，很为妒忌。

[68]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123页。

[69] 　见《〈到世界上〉自序》（1927年10月27日《晨报副刊》43页）。

[70] 　这里提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在当时沈的大多数作品中都能找到。

[71] 　这句话见《遥夜》之四，4页，1925年《晨报副刊》第三十期刊出。

[72] 　见《重君》14页。又见《公寓中》（1925年1月31日《晨报副刊》）3页。引文见1924年12月4日日记。

[73] 　《松子君》（《文集》第二卷55页）上提出了打倒性欲帝国主义口号。《绿的花瓶》写沈百无聊赖的懊恼。《一天》（原名《一天是这样过的》，收入《文集》第九卷31—33页）也写沈感到不能在社会上同别人掠夺食物，想逃到苗乡去做个塾师，厮守一生。

[74] 　《怯汉》（1927年《晨报副刊》第一千九百八十四、第一千九百八十五期刊出）、《老实人》（1928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都写跟踪女性的事。

[75] 　女人是婚姻牢笼“囚犯”，见《遥夜》之三（1925年《晨报副刊》第二十二期刊出）。认为怕自己“老了”，见《公寓中》说已经进入“中年”，见《怯汉》。

[76] 　见《棉鞋》（《文集》第八卷28页）。

[77] 　《老实人》《入伍后》《囚人》（诗）《遥夜》之九（诗）都写过犯人被关进牢房情节。

[78] 　《遥夜》之五写过公共汽车上靠年轻太太坐的事。《用A字记下来的事》写过男女合坐的情节。

[79] 　如《绿的花瓶》说他不愿听木匠铁匠用斧凿敲打的声音。他经常抱怨听不惯嘈杂的闹声，如《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我的邻里》，都写到此事，说他不能在吵打空气中生活。

[80] 　引文见《绝食以后》（1925年8月4日《晨报副刊》5页）。

[81] 　见《用A字记下来的事》（1925年《晨报副刊》5页）。

[82] 　沈在《入伍后》（《文集》第二卷17页）里说，“不合理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就是你的敌人”。沈一本书只能卖掉版权收到100块钱，见《在吉首大学的讲话》3页。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谈话中亦提到这一点。

[83] 　见《大城中的小事情》。写军阀混战时期一家工厂的遭遇，最后以劳资协作而告终。《石子船》写船家担心共产党要打县城，引起草木皆兵的一场虚惊。

[84] 　沈说直到他来到上海之前，他对帝国主义没有多少印象，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85] 　讽刺作品《三贝先生家训》写吝啬成性的乡绅。抄的一则家训见《文集》第八卷4页。

[86] 　《岚生同岚生太太》写资产阶级夫妇。《菌子》写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的机关科员。《篁君日记》沈说是他二表哥的日记。1985年3月9日沈在给我复信中，证实是根据沈姐夫田真一的部分事实写的。我又问沈：“是不是真有菌子那样的人物是他取材的原型？”沈回答是，中国菌子这类人很多。

[87] 　以下是沈写的《旧约集句》（1925年9月12日作，《晨报副刊》第一千二百七十期72页刊出），第四篇是沈把《旧约·诗篇》第十八篇的四十八、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八节；四十九节重新改写的。其中“仇敌”指女性，因为沈写“他们”时用“她”字，因此我认为沈嘲弄的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反杨荫榆运动保守的一方（参看哈丽雅特·米尔斯［Harriet C．Mills］《鲁迅：文学与革命——从玛拉到马克思》）。第四篇是女师院长杨荫榆的口气，她的当权全靠她的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第四篇写道：

“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

“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

其他诗篇则有指斥章涉嫌为政不廉和教授无能。沈的结论是，号召被压迫人民把怒火对准学生的敌人。这场论争使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也进而攻讦陈源的英美绅士对运动放冷箭。沈的讽刺如果反映他对学生运动立场的话，显然他也不会支持陈源的保守态度。

黄永玉写谜语讥讽时局的文章是《动物篇》。沈的其他讽刺小品，见新诗《到坟墓的路》（1925年《晨报副刊》第一千二百九十期刊出）。

[88] 　见《呆官日记》《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序文讽刺国民党白色恐怖作品。

[89]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文集》第一卷303页）的南京母鸭可能指南京政府，因为她长得心广体胖，她爱流泪，泪中全是油。她不理会别人的讽刺和取笑。母鸭的侄女扁嘴姑娘（阿丽思喜欢她）也是令人怜悯的角色。因此，这篇作品可说既不尖锐，也有矛盾地方。原因可能是沈写本书时，是很随便地分章写成，缺乏一根中轴线。值得注意的是，态度保守的新月书店出版了这部两卷本的书，尽管本书是沈从文最左的作品之一。

[90] 　沈抨击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小品，见本书第六章。《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都是讽刺中篇。

[91] 　见《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版）84—85页。沈写这篇作品时，创造社已被政府查封。

[92] 　见《不死日记》14—15页。

[93] 　见《鲁迅的战斗》（载《沫沫集》30—39页）。

[94] 　见《石子船》的“后记”，说他的诙谐讽刺作品，被杂志社退回，他又不愿写三角恋爱和徒有血泪的文章。写“后记”那天（1929年6月22日），因为没有伙食，沈一家人连同久病在床的老母也饿了一餐，“虽然我同时得到福建书店来的快信，很客气地称我为天才作家，要帮忙。但钱呢，说是好办，慢慢地看吧”。

[95] 　实际上，沈并非从此不再写讽刺小品。最明显的是，1947年他就写出《性与政治》这篇佳作，在《知识与生活》第一期刊出，后又在《论语》第一百二十九期刊出。

[96] 　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注解：

① 　林宰平（1878—1961），名志钧，号北云，福建闽县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后为清华研究院导师。

② 　《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于1933年9月13日，1935年《小公园》副刊合并入《文艺副刊》，改名为《文艺》。

第四章
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

沈从文的乡土特色

抒情诗人沈从文

来自民间

从单纯叙事到有所启发

对歌之外还有求偶门道

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除了注意写当代都市生活的痛楚外，还喜欢写他最钟爱的题材——他的故乡。20年代末期，他已开始写出一批生动的乡土文学作品。几年之后，他又通过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诸如生与死、爱与欲、永恒与变化等普遍性的问题。最后，他在写乡下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展示了现代中国道德情操的一个侧面。他凭借自己的抒情笔法，使现代中国白话文扩展了应用范围，担负起文学语言的新任务。

沈从文开头也采用第一人称语气来进行刻画分析，使他成了第一人称作家。他的作品讲求自我的真实性，然后又以地方真实性来概括一切。他写起乡土人物来非常得心应手，中国南方的农村读者读他的作品也同样会感到心情舒畅。当时许多读者曾把湘西看成充满异国情调的半开化地区。沈从文正好满足这些人的好奇心理。有些爱好文学的读者读了沈的作品，总想了解这位文学奇才。从沈写的那么多地方色彩的作品中，读者终于认识了这位“中国大仲马”的不寻常背景。（斯诺在《活的中国》小说集中曾经指出，沈从文在30岁以前就写出四十多种集子，无怪乎被人誉为中国的大仲马，沈和大仲马还有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的父亲都是混血军官。） [1]

沈从文在写家乡人物时，他始终相信，他的作品能够位于中国文学革命的前列。他研究了湘西汉人与苗民的传统：当地方言、民间传说、宗教习俗与山地人民关心的事情。他非常喜欢苗民的原始爱欲和艺术创造性。（苗族工艺品在中国很晚才受人重视，正如非洲部落艺术很晚才在欧洲得到重视一样。在市场上，西南各省汉族妇女也瞧不起苗族妇女那种让人惊叹，却大费功夫的刺绣工艺。） [2]

沈从文从北京许多教授处学到社会科学，使他能用科学观点研究民间艺术，不过沈的学习始终属于业余性质，并不深入。20年代他接受了周作人（也就是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的观点。1930年，又读了张东荪讲性心理分析的厚厚一本入门书《精神分析学ABC》。沈跟燕京大学学生夏云谈论过心理学；1930年他还认识了夏的老师陆志苇，陆当时是燕大心理学系主任，后来又任燕大校长。沈从文还从施蛰存和周作人的学生废名（冯文炳）两人的小说中，学到了西方心理学的知识。 [3]

早在1926年，沈从文就运用了他了解的西方神话学和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民俗学的情节。此外，他必然也从朋友周作人教授、顾颉刚教授处得到不少启发。正是这些人和刘半农一起，使中国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当代各地区的民间文学，沈认为刘半农是把新诗和民歌结成一体的第一人。沈从文显然也受了西方人种族学影响，以为一切艺术都起源于古代原始人的需要（原始宗教就是最早的例子），各部族社会的艺术可算属于世界艺术的主流。沈在30年代还主张宗教与艺术具有同等功能，在“神的解体”后可以用艺术来代替宗教。蔡元培提倡过“美育代宗教”，虽然沈说他并未受蔡的人种学或美学思想的影响。 [4] 实际上，在20年代已经有许多学者，特别是周作人，都主张从人的生理学角度去找出人类行为的根源，研究原始人文化和古代文化的机能来了解现代文明的奥秘。

在西方，人们把现代派的起源追溯到先锋派与原始艺术作品，而且很重视这三种艺术。（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在20年代，用国际标准来看，沈从文还算不得先锋派，他的作品自然也不能说是先锋派作品，不过，如果现代派可以广义地指19世纪晚期西方兴起的一种对生活采取全新的观点，那么就可以说沈从文的确受到过现代派的感召。 [5]

跟国外许多同代人一样，沈从文渴望对上层社会里那种文化上的自鸣得意情态来一场大造反，摆在他面前的敌人就是儒家，儒家把文化与道德等同起来，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在中国西南各地，这条界线甚至把苗民不当成人。 [6] 虽然达尔文学说早已把中国的人和动物界间的鸿沟摧毁得比西方快得多。现在该轮到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科学来探索人性的阴暗面、对文化进行相对考察，找出“野蛮人”的活力、从人的原始素质中取得灵性。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不单从西方引进文化上的平等，还跟西方先锋派一样，要做真正的现代派，从“敌对的文化”中，倡导“扩大的文化革命”。沈特别喜欢现代派“发现了那种原始的、非伦理的活力，并把它奉为正宗”。 [7]

沈从文心目中的现代派，当然是指一种总的倾向，他生长在技术落后的社会，因而从未担心过科学会对人的生存引起坏的效果。他是个泛世界主义者，当然欢迎一切外来的技术，不管这种技术是否已经成为“传统”，他要消化这些技术，而现代派却要叫他超越、净化，最后摒弃这种技术。他喜欢自然，反对做作。而且，虽然他意识到是为未来一代人写作，但他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文艺作品来毁灭历史。他要抓住历史，把历史看成不屈不挠的力量。跟美国南方的现代派人主张一样。如果现代派的本质是用新的语言、新的词汇和语调来理解对象，进行创作（弗雷德里克·R．卡尔），那么，沈从文写作的意图正是如此。在湖南时，他最初理解的文学革命就是语言的革命，然后又从“语言”扩展到“文化”。他同后来搞革命文学的人之所以分道扬镳是因为在艺术的根基是不是实证主义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论。 [8]

乡土文学（即区域文学）重视写熟悉的，其实跟现代派精神常常是有矛盾的，然而乔伊斯、伍尔芙（《达洛卫夫人》）、福克纳都专写一个地区，几乎用地志学笔调去描写，同时把情节、作者以及角色的意识都融为一体（这比沈从文当时想达到的目标更为艰巨）。沈从文乡土文学的主要障碍是大民族主义，特别是单一的，革命民族主义有时占了上风。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也开始瞧不起现代派，因为看出了现代派推崇技巧必然走到只“满足作品的本身”，这样就必然要走到为艺术而艺术的空洞形式主义。 [9] 可是中国“五四”一代转过来信仰现代派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在科学上很落后，因而为一种民族焦虑所苦恼。世界历史已经在文化上把中国人扔在后面。像沈从文那样痛切感到自己地区落后的人，现代派更会使作者写出本乡本土的特点。沈从文并不气馁。北京学院派的新思想使这些乡土文学家可以感到他们和别的民族可以等量齐观。只要扩大文化范畴，包括民间文学的智慧，中国新文化运动就会赋予中国部族以智慧和创造力。最后部族的民歌、艺术会感染一切隐秘的心灵。这种文化不但具有普遍的人性，正如达尔文学说早就向沈指出的那样，他们虽然蒙昧粗陋，然而他们的文化活力远远比儒家的颓废文化要强大得多。而儒家文化正是五四运动要彻底推翻的。所以，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边疆根子是紧紧靠拢艺术的源泉，而这种艺术又是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他向前跃进，从地区的愚昧无知变成先驱者。 [10]

沈从文的乡土特色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一开头并不引人注目。他试图回忆湘西生活的景物事件来写短篇特写与回忆散文。最早的作品都富于怀旧之情，往往只写单纯无知的儿时往事。但从这些短篇中看得出，他在为写翠翠、三三、玲玲、萧萧等未来的中长篇人物做准备。沈从文写儿时往事的背景全在农村，加上使用方言，因而地方色彩异常浓烈，一点也不雕饰做作。

沈从文回忆儿时的作品，大多写的是家人亲友。《玫瑰与九妹》回忆沈从文儿时跟大哥和九妹在院子里种玫瑰花，亲眼看见发芽开花的有趣经历。沈从文很少用多愁善感笔调的直接叙述，而是通过戏剧性的手法，大哥在九妹脸上轻轻刮了一下，把娇纵的小九妹气得两脚乱跳。妈妈则出来解围，用巧妙的办法平息兄妹间的争吵。完全用第三人称口气讲故事，连自己身份也不点明。这篇小品跟其他短文一样，不在于写故事情节，而着重渲染气氛。可是在短文末尾来了个插曲：“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11] 这就是暗示，母亲特别喜爱自己孩子种的花，因此不让任何人采摘，这样一来，沈从文就把家庭种玫瑰这件事提高到象征意义的高度。

沈从文还用独幕剧讲起另一个插曲，他同小九妹串通把一只蟋蟀偷偷运到家里来，明明知道这是违反家中规定。大哥搬弄是非，偏偏不争气的蟋蟀也唧唧喳喳直叫。其实严厉而又通情达理的妈妈完全明白孩子们顽皮淘气。小说重点是写小从文一面想把蟋蟀闷死，一面又编造谎言来置身事外那种既可笑、又狼狈不堪的窘状。 [12] 这出小戏在小从文的独白中看得见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技巧。令人开心的说故事人讲《腊八粥》给我们听：

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子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胡子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立时就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地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13]

地方色彩何等鲜明，全用当地口语，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只是后来转入了家里那条哈巴狗的事）。可是沈从文在这部作品里，还没有使用多少能烘托那种独特地区文化特色的湘西方言。

实际上，沈从文早在1925年春天就开始写这种奇特的当地风光。像《夜渔》（1925）里写辣子拌牛肉的地方烹调手艺，写乌艄公、烙铁头这些当地毒蛇的名字，用镰刀、火把来打鱼的巧妙方法。在《代狗》（1925）里，写一个穷家苗人小孩，爱喝包谷酒的爹爹要他去偷庙子里的柴火，其中还写了一首当地山歌，故事中方言不多，却写来很感人。《市集》（1925）是写乡村集市的全景画面，有货品，有人，有汉人，还有苗民。《更夫阿韩》（1926）写镇筸城一个和善可怜的老更夫，每晚上敲着木梆打更，直到天明。《屠桌边》（1925）描写沈儿时家庭周围那个生动有趣的环境。《瑞龙》（1925）写他儿时的朋友，写那大坪坝早上是菜市，早饭后变成柴草场，儿童在这里打架、赌劈甘蔗。《炉边》（1926）写母亲和三个儿女围着大盆烤手时的琐碎小事，但却把街头摊贩的各种美味食品都带到这个家庭的宁静气氛里来。

大的木方盘内，分划成了许多区。每一区陈列糖一种。有的颜色式样虽相同味道却两样，有的样子不一样味道却又相同，有用红绿色纸包成三角形小包的薄荷糖米，吃来又凉又甜的。有成片的姜糖，味道微辣。圆的同三角形的各种果子糖大的十枚五枚，小的两枚一枚。藕糖就真像小藕，有空有节。红的同真红椒一般大的辣子糖，可以把尖端同蒂咬去，当牛角吹。茄子糖则比真茄子小了许多，但颜色同形式都同，把茶倾到茄子中空部分再倒到口里去也很甜。还有用模子做成的糖菩萨，顶小的同一个拇指那么小，大的如执鞭的财神，大肚罗汉，则一斤糖还不够做一个。他，那湖北人，把菩萨安放在盘子正中，各样糖同小菩萨，则四周围绕着陈列…… [14]

不久，沈还在《我的小学教育》（1926）《在私塾》（1927）两篇里，详述了在童年和伙伴们自由自在的玩耍生活中，记下了当地商品的账单，如甘蔗一节三文，凉糕四文等。

《往事》（1926）这篇可以作为沈写漫无边际怀旧文章中突出地方色彩的范例。故事中说话人叫芸儿，这是沈小时的名字。他把凤凰城风光写得活灵活现。当时沈刚六岁，城里正闹时疫。当时人们还没有剪辫子。妈妈害怕孩子传染上时疫，而沈正同瑞龙在街上又玩又打架，还乱吃摊子上的东西，于是，就决定从乡下把四叔叫来，把芸儿和大哥用箩筐一头一个，挑起就走。四叔家在贵州苗乡铜仁县，爹和大姐二姐早已在那里等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着重写父亲这个人物，只把他混在叔叔姑姑一堆人里去。这件事并非虚构，沈的四叔真的住在铜仁。） [15]

沈特别赞美乡下的气候和有趣风味，他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在路上见了树木、家畜都要打听——特别是各种南竹，饲养的花脖子野鸡，能飞上树却不飞走，只要喂它包谷米就立刻飞到你身边来。四叔告诉他，当地人相信那棵大刺栎树，走长路的人只要放个石头到树上，便可以消除疲倦。树旁边小屋子是山神土地，是为赶山打野猪的人设的。最后，沈从文还写了两个地方景物，这两项东西沈在后来的乡土文学中一再写过，一个小碾房，一架竹篙子扎成的水车，用水车把水提上来灌溉农田。 [16] 在方言方面，作者也适当加进了一些较为难懂的俗语，所以在小说后补了一篇词汇表。

因为这些怀旧之作大多以乡间为背景，跟沈写城市的发泄气愤之作正好形成对照。他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一一列举了、美化了他在城市中无法找到的乐趣，天伦之乐、知心童年伙伴、同僚的友情（包括军队中的同事）——一句话，城市青年人异常渴望得到亲密相关的感情，从而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总把城市生活写得那么杂乱无章。（《腊八粥》不仅写乡愁，讲这段故事的人简直肚子饿得要哭。）沈从文农家生活作品中的角色，不仅是回忆往事，还表达了他心烦意乱的心情，但他把往事与梦想放在同样立脚点，刻画更现实的形象，终于写出了这些作品。

抒情诗人沈从文

沈从文怎样运用文学技巧来写湘西风物，这一点现在还没有闹清楚，然而他是从多方面写乡土作品的抒情诗人，则可以肯定。同福克纳不同，沈的早期作品中，诗并不占重要地位，可是只要想一想，沈写了那么多抒情散文，而且从未交杂志出版的作品大半是诗时，那么诗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跟沈同时代的人一样，沈用白话文写的诗就算是“革命”诗。他的主题，与从拜伦到勃朗宁的那类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派爱情诗人一个样：写美人，写得不到女人，写沉溺于自然，时间飞逝，生命季节匆匆消逝，灵魂自由有其极限——究竟有没有资格爱女人。有时候沈从文也能运用大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明喻、隐喻来写爱情诗 [17] 。

你的聪明像一只鹿，

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你愿意来同羊温存，

又担心鹿因此受了虚惊；

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

（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

你怎么能知？

（《我喜欢你》第一节，1926）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岗；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颂》第一节，1928）

沈没有写过自传性的诗，跟他的朋友胡也频不一样，沈的诗里没有召唤过女神缪斯或提到过希腊罗马诸神，沈的某些小说里倒提起过。沈的抒情诗抒写范围乍看起来与欧洲诗人大有区别，他的词汇非常平易，有视觉形象、有触觉感受，并不晦涩朦胧。有些诗模仿泰戈尔，公开提出玄思冥想，显然是出于冰心写的仿泰戈尔小诗。沈的抒情诗从没有出现过像郭沫若用惠特曼式语言写的泰戈尔的万灵论，没有歌颂过人征服自然世界的英雄业绩。 [18]

钓鱼的人，

钩子悬着他的饵也悬着他的心。

（《余烬》第十一节，1926）

北京的六月的雨呵，

虽然大也坏不了许多墙垣。

（《余烬》第六节，1926）

你说“我请你看自己脚下的草，

如今已经绿到什么样子！

你明白了那个，

也会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成天做诗。”

“你说水不会在青天沉默，

它一定要响；

鸟不会在青天沉默的，

它一定要唱；

你为什么自己默默的，

要我也默默的？”

“可是，你说的那草，

它也是默默的。”

（《对话》，1928）

沈从文抒情诗中的想象能力，显然受了《旧约·雅歌》的影响，像上述《颂》第一节里指的恋人，也可能指的是上帝。

你是一支柳，

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

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

你再也不能动了。

我思量永远是风，

是你的风。

（《颂》第四节，1928）

沈从文在诗中不但爱写羊和别的西方旧世界动物（《我喜欢你》1926，《失路的小羔羊》1925）；他的《春》（1927）简直是一首用两牧童对歌形式写的田园诗。他早就爱上了家乡苗民这种对歌格式，认为它富于挑逗意味，他要采用这种激动人心的形式。他的对歌中女方一上来就用许多苗族惯用的花招，回答男方歌手大量明喻隐喻向她讨好。她也用隐喻来讥笑男方，表明自己乃是村中酋长的女儿。沈从文遵循希腊罗马传统，对歌者真是一对牧羊男女，这首诗篇幅很长，不像他平时写的抒情诗只有寥寥几行。诗中的隐喻不拘一格，只在风味质朴上保持一致：玫瑰、百合花、羔羊是来自西方的《圣经》世界，而从凤凰乡下人里取来的则是两首真正的凤凰山歌，歌词是戏弄自己的情人。根据民间传说为了应约与情人幽会，不惜踏破铁钉鞋，一副万死不辞的气派。 [19]

跟写散文一样，沈从文写诗的手法富于变化，敢于实验。他也写过讽刺诗，写过监狱死亡等个人毁灭的题材。虽然他的诗是自由体，但他的确像闻一多那样，试验过用各种韵律形式，甚至写过几首长短韵脚都很齐整的格律诗。有时候他善于从普通文言中借来一两个字，使诗显得异常简练。如《春月》（1925）中，有的句子只求意象连贯，并不把其间关系点明，跟写旧体诗一样。 [20]

沈从文在诗歌中把故乡湘西的语言也吸进他的词汇中来，丰富了他兼包中外的隐喻形象。例如在《薄暮》（1926）中，他竟然引用了苗民对“月”的叫法。这首诗表达了沈从文世界主义的浪漫情调。沈在另外一首诗里，用当地方言描写神巫降神驱邪除妖的礼节，这种风俗在湘西已流行了两千多年，沈从文在儿童时期曾亲眼见过，军阀混战之后此风逐渐消失。这种跳神风俗为什么在湘西苗民中流传不衰，是因为把傩神当作自己的神，认为傩神兄妹傩公傩母是原始时代大洪水中硕果仅存的同胞兄妹，后来傩公娶了妹妹做妻子，这种传说目前在太平洋两岸部落中非常流行，不过在湘西地方只有苗民才有这个故事。上天为了振兴人类，居然宽恕兄妹乱伦行为。《还愿》（1926）是沈从文写的组诗《广楚辞》中唯一发表过的一首，组诗是仿效屈原《楚辞》章法写的。其中老庚是凤凰方言中对苗民的礼貌称呼，代帕是汉人用来称呼苗民的年轻姑娘，阿妹则是凤凰汉人、土家人山歌中都用的叫法。 [21]

还愿（广楚辞之一）

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酬傩神，

代帕阿花衣花裙正年青，

舞若凌风一对奶子微微翘，

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

傩公傩母座前唢呐呜呜哭，

在座百人举箸一吃两肥猪，

师傅白头红衣绿帽刺公牛，

大缸小缸舀来舀去包谷酒。

20年代之后，沈从文就很少发表过新诗，虽然他并未搁笔不写。到了40年代他还运用玄奥的抒情手法写新诗。在1949年之后，沈也跟同时代人一样，转过头来写旧体诗。 [22]

我们在20年代已经领略过沈从文怎样在散文中施展多才多艺手法，在一篇散文里既写自然景色，又写思想激情，用叙述口气把美的鉴赏、玄思幻想和讽刺融会在一起。他1925年写的《西山的月》和《遥夜》之一、二、五都称得上是散文诗。 [23] 通篇烘托出诗的意境，把心情写得令人一眼就能看出。沈写了许多颂扬女性、讴歌自然美景的诗，引用了《新约》《旧约》许多诗句来写出人间的不平。《遥夜》之五简直有意无意地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姑娘！生命中的一刹那，这不过是流星在太空无极间一瞥，这不过是电花在漆黑深夜里一闪；但是，我便已成了你灵魂的俘虏了！”《妹子，真美呀！》（Láomei，zuohen！） [24] 更把湘西异域情调跟沈最感到心烦意乱的城市人物放在一块。为了摆脱当前一团乱麻的困境，希望得到解救，年轻人在梦境中燃起心灵火把，要用苗民月光下找对象的办法，寻找那个女人。不熟悉沈当时一面写文章编造种种神话，一面却千方百计逃出当前困境的人，对沈这篇作品必然大为惊异。 [25]

沈从文喜欢过希腊神话、《圣经》、民间风俗，某些散文形式又很像周作人，因此人们一定认为他必然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事实上，沈承认过这点，虽然当时周作人在政治上已很堕落，沈仍把周看作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26] 毫无疑问他也欣赏周作人的散文诗，其中有些题目如《小河》《西山小品》沈都仿用过。周作人在散文诗中用过某些象征手法，沈从文正是从周的作品中吸取象征派认识世界的方法（沈写的《残冬》就是一种隐喻融合），而不是从周的象征派理论里去学。 [27]

沈从文散文受周作人影响主要在对某些具体事物表现出来的闲聊趣味：心理学，地方风味，街上摊贩叫卖声，从食物到游戏等生活中的小乐趣（周作人也写过一篇《说卖糖》，但比沈晚了十年）。沈从文讨厌用典故。跟周作人不同的是，他没有上过学，不能像周那样在散文中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显示学问渊博。沈只能写他亲眼看见过或想象过的景物。沈从文在描写沅水各种船上的准备，开船和船上风俗等琐碎细节时，才能写出像周作人那样的好散文。 [28] 不过，沈不久也学会了从小事物上着笔的传统散文写法。他写一个绿花瓶，象征人生的重要意义。他写出了心情苦恼的年轻人看花瓶，有了这个开端，作者就写年轻人像花瓶一样的空虚寂寞。周作人写起来能够引古证今，沈从文则只能随意联想，从空花瓶上先想他那只从不曾放过茶叶的小壶，和那只没有写出点可以自慰文字的墨水瓶，因此感到羞惭。最后引发了自己的忧郁症，想到昨天那位女人，更加无法排解。另一篇散文里沈从小鸡声音引动乡愁。他想到自从来到北京后，就再也没听到鸡声了，城市火车、电车、汽车的喧闹声，差一点使他认为这种鸣声有它可贵之处。可是笔锋巧妙一转，文章就变成政论，说北京有鸡，却听不到鸡叫，是因为鸡担惊受怕，忧愁不堪，把叫的事忘怀了吧。此文写于1925年6月，当时北京女师大正在举行反暴政抗议活动，沈大概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支援学生的运动。 [29]

沈从文后来怎样转入完全写虚构情节，现在还未弄清楚。他现在谦逊地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实践与坚持；1929年他在大学教书后，经济上有些保障，这样他就不用匆匆写稿，尽管也有要他写作的任务。沈的成熟当然也扎根于他有了更大的自信心。当时（1929）沈曾把他写农村生活的抒情小说归因于受了废名的影响。 [30]

来自民间

传统的湘西口头民间文学，是组成沈从文抒情文学的一股巨流，传统的作品更显出乡土特色。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课题是提倡白话，形成新的口语。文学革命要反对文言，当然必须用土语方言。然而多种多样的方言又会破坏语言的统一，因此方言与国语是彼此冲突的。除了外语和文言外，方言也是创建新民族语言唯一可取的构件。北京话被定为标准语音；新的白话文怎样吸收各地方言而不改造得混乱，是不好解决的事。沈从文却用他的富于表现力的凤凰方言来丰富了白话文学。

代表当时这种时代精神的是《京报》的《国语周刊》。《周刊》特别欢迎方言，用国语符号把杂志的题目都拼写出来。1925年夏天沈就在这个专栏中开始发表完全用方言写的诗，他的《镇筸的歌》和《乡间的夏》都复述一个民间掌故，再现了一些朴实机智的巧妙对话，我们从中能隐约听到民间故事中的粗野笑话、互相寻衅、辱骂对方。语言全部用方言，碰上有些难于理解的地方，沈就略加注释。可以断定，有几首诗是真正凤凰民歌的抒情杰作。其他一些诗也来自民歌，沈只是略加改编，沈从文的用心是把湘西方言介绍给全国读者，作为地方对新起的民族文化的贡献，使新的民族语言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在一首歌的后记里指出，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这些东西在中国诗话中，已经随处可见。” [31]

下面是沈用镇筸土话写的凤凰民歌：

豆腐

矮子杨老五，

麻絮 ① 死了天天吃豆腐；

怎么天天吃豆腐？

豆腐说是能清补。

老韩的辣子

“老韩辣子颜色都莫红，

别人的辣子红东东。”

咦噫！你这老弟专门嚼精，

添你点不是不行！——老韩卖辣子

屙屎见功夫。”

乡间的夏（部分） ②

……

那个晓得他们为的什么事？

或者是热气攻心，

或者是赶路要紧；

老庚们一个二个，

脑壳上太阳边汗水珠像黄豆子大颗大颗。

……

是吗！伢 ③ 到水中去，

摸鱼、筑坝、浇水、打哈哈，

看热闹的狗崽它倒“温文尔雅”。

在那刺栎树上摇尾巴。

……

（倘若是）一个生得乖生乖生了的

代帕 ④ ，阿 ⑤ 过道，

你也我也就油皮滑脸的起来捋毛 ⑥ 。

轻轻地唱个山歌给她听，

（歌儿不轻也不行！）

——大姐走路笑笑底，

一对奶子俏俏底，

我想用手摸一摸，

心里总是跳跳底。——

只看到那个代帕脸红怕丑，

只看到那个代帕匆脚忙手。

沈在30年代写的边区传奇小说中，常常引用这种调皮逗趣的山歌。然而，恰好是喜爱方言使沈1925年的一些散文富有生气。《赌徒》中引用了许多赌徒行话，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卖糖复卖蔗》活画出摊贩的语言和风趣。 [32] 后一篇沈在题目上注明是“摹拟笑剧”，显然是照周作人的路子写出来的，虽然沈的湘西地方风味完全是回忆童年岁月的产物。

同样现象还可在沈从文的独幕笑剧《狂言》中找到。周作人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狂言》为沈提供了这种独幕剧体裁。 [33] 可是沈从文装进这种外国文艺杯子里的却全是土货——很多是湘西民间文学里的掌故逸闻。他设计的戏剧情节，看起来不是来自西方也不是来自日本，很可能是来自湘西的傩戏。这种傩戏他早年见过、听过，也看见别人模仿过。沈从文喜欢狂言这种形式，认为跟湘西的民间文学大体相似，说明日本的狂言和中国古代的民间戏曲在血缘上非常接近。

沈从文写的中国式狂言滑稽戏常常让两个角色互相斗智，一个演员利用另一个演员惧怕丢脸的弱点使他受骗上当，台词非常生动，甚至猥亵下流，滑稽诙谐，辱骂对方，大量使用当地双关俏皮话。演员在一旁向观众展示传统民间戏曲风味，揭露对方是个卑鄙无耻的无赖或傻瓜，让观众也感到对方已经陷入绝境。《鸭子》（1926）写一个烤鸭摊贩不愿把鸭子赊给一位已经欠钱的军曹。《过年》（1926）写另外一个士兵喜欢悄悄地嘲笑他的长官，当前也不能抑制这个习惯，结果他不得不打自己耳光道歉。《野店》（1925）写一个走乡串镇售货员挑逗野店苗民老板娘的故事。 [34]

沈从文在《还愿》（1926）这首诗中描述了苗民跳傩的详细经过。这种风俗一般要进行三天三夜，大都在年底举行。沈从文小时看过苗族的还傩愿仪式，村民几百人手持火把参加。《神巫之爱》（1929）和1937年写的《凤子》的最后一章中还傩愿的细节写得更为详尽，第一天干什么，第二天干什么，列举了巫师做法事的道具（牛角、铜剑和用缯帛做成的法物），还记下每场法事要用多少时间，说出巫师跟法会主人的关系。苗族巫师开始唱赞美诗，准备迎神从天下降，巫师助手引喉唱歌娱神。在场男女老幼三百人也齐声合唱。娱神戏剧表演各种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寻夫，和苗民的古代洪水故事。沈从文认为，这种歌词简直跟《楚辞》同样温雅缠绵。娱神戏剧更使他备感兴趣。演员戴着面具，他们不是汉族那样的专业演员。演出戏剧大多嘲笑当地的习俗。沈原来在沅水浦市时，就看过汉人木偶剧团演傩戏。当时是秋收后在土地庙里演出，可是一到年底，剧团便放下木偶到凤凰县戴面具挨门挨户上演，用火把照着演到通宵达旦，并不收取报酬。演员打扮成普通乡下人，群众演员也参加扮演。到最后苗族巫师领着大家齐唱起来。沈从文回忆说，这种唱酬傩神的还愿戏“令人想起《仲夏夜之梦》的乡戏场面，木匠、泥水匠、屠户、成衣人无不参加”。 [35]

沈从文是1926年写的笑剧，那年他说想把湘西酬谢傩神的喜剧向外界介绍。今天作者已经记不起哪个笑剧的情节直接受到他看过的或听人讲起过的傩戏的影响。如果要找出一个的话，那就是《霄神》（1926）。 [36] 霄神就是小神，是湘西傩戏诸神之一。沈笑剧中写的霄神身高不足一尺，戴顶红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这种傩神爱好音乐，喜欢淘气，他只要一生气，就会偷盗破坏人家财物，直到被人劝解才罢休。 [37] 沈写的小戏还宣扬另外一种信仰，霄神有本事让东西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却能在别的地方又重新出现。 [38]

沈写的这种酬神笑剧多半在夜间举行，法事主人一般是小康人家。巫师在神前院落中演唱，霄神面前摆满了献神祭品。神巫可以混杂在观众里面，祭品也成了沈笑剧中的主要道具。整个戏剧完全是一场斗智，看谁能压倒对方。戏中两个主角一般都是法会主人的贵宾，也是苗民宗教头人的儿子——舅父和外甥之类。如果这对演员真有过这么一层亲属关系，必然互相把对方的容貌特点、口角脾气作弄一番，戏就更热闹有趣了。苗民的舅甥关系本来就比汉人的要亲密得多。

《凤子》举了一个典型的亲戚关系娱神喜剧，剧情是老丈人和女婿打赌，以定输赢。若女婿输了，招赘到丈人家。不许即刻成亲，先种一山油桐，到油桐长成材时，砍下树木做一只船，再用桐油把船漆好，让老丈人坐船顺流东下，到桃源洞去访仙人，求延年益寿之方。不幸的是，那个仙人皱着双眉，原因是仙人也想做老人的女婿，给老丈人派了许多办不了的事，一搁就是几千年！《凤子》说，扮女儿的不必出场，扮女婿的和老丈人的则要上场表演。

据熟悉凤凰文化历史的人士说，傩戏包含了大量的讽刺手法。 [39]

《霄神》的演员很熟悉周围人物的关系，所以在互相嘲笑对方时能把观众中的人也拉扯进剧情里来。往往在一阵打闹之后，以互相追逐收场。扮演外甥的角色因为偷吃祭神的肉，被当场抓住，可他唱：“走出大门口，碰到一只狗！”用来羞辱舅舅。这种戏对霄神毫不敬重，可能在中国西南部族的宗教中，历来就是如此处理的。

《霄神》开头是外甥唱：

“呀呀呀，时不通来运不通。媳妇独爱野老公——”我朱二疱子既无媳妇儿，也算罢了。咕喽咕喽，肚子在喊起来了，是饿了吧。肚子呀肚子，关饷来得二两六钱三分银子，一口气“快马加鞭”来到大桥上，三次“撇十”一次“合六老爷”送得我干干净，扳本是无望了，肚子你纵有委屈，权且也忍受着吧。可恨狗娘养的杨五不是人，别人赊账大胆赊，惟我朱二瞧不上眼，有那一天运气来时；“用门板去挡也挡不住”那种运气来时，狗日的杨五呀，你看就是。 [40]

外甥想有一条妙计，他要到舅舅家，装作改邪归正的模样，求舅舅借点钱，再去赌场扳本。舅舅不像外甥那样鲁莽，他正在向霄神祈祷，外甥这时又想出一条行骗主意来：

放开脚步，腾云驾雾般就来到王家街口了。前面门上贴有金色“福”字的，不正是舅舅家中么？且待我上前一观。嗨，门掩着咧。且待我从门罅间一观。嗨，他在跪着咧。且听他说些什么。哦哦对霄神祈祷呀！霄神若可求，待我明天也买三个钱香，两个钱纸，去磕个头吧。咕喽咕喽，肚子是又在喊了。堂屋中所陈列的鸡豚，可不是极好味道的三牲么？“有一美人，颜如舜华”，可望而不可及，好不急人呵。且待我想想看，（低头科）如此如此，计是有了。我何不乘此就偷偷悄悄挨进屋中，爬上楼去，暂替霄神，略示威灵，骗他一点酒食吃。知道了咧，我就说心中迷糊，莫能自主，因此为神所摄，登舅楼上。呔，呔，不要回头，不要回头，门是进了，头不回过头来，他不会知道吧。且上楼去。楼是上了。且听—— [41]

外甥扔进一块破砖头，想把舅舅吓走，他好去偷吃三牲，舅舅却以为砖头是霄神显灵，责备他敬神不诚心，惹得神大发脾气。他也以为今天神必定喝醉了！外甥扔砖头扔得不准，他扔的砖头只打翻了酒壶。于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扔，就把顶烂毡帽、一只破鞋都扔进去。舅舅却以为是霄神赐他帽鞋，穿戴后可以隐身，不如就去梁乡约家去偷他新腌制的一两只火腿。他向神禀告说，只要他能隐遁通神，偷回火腿，一定要大醮三天，报答神恩。他一走，外甥就下楼来，吃掉香案上陈列的猪耳鸡头，一边吃一边咂咂嘴称赞好味道。这时舅舅在街上被许多村民取笑后，知道隐身不灵，赶快回来，看看自家三牲是否还在。他认为是小鬼作弄了他。最后迎头碰上外甥，外甥说是霄神偷了他的鞋帽，他才赤足赶来。舅舅明白是外甥捣鬼，一场追赶，外甥丢下托盘中的三牲，脱身飞跑去了。

沈从文在2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再写这类笑剧，很令人惋惜。这种笑剧本身就热闹有趣，最能传达湘西民间文学的韵味。沈此后在小说中也加进过“乡村幽默”的成分，不过偶一为之而已。

1926年沈改写的狂言剧是1932年写《月下小景》的前奏，说明了作者仍然不忘情这种民间文学。 [42] 他介绍了家中苗老阿讲的吹笛子故事，还出版了一部《筸人谣曲》，收进了41首凤凰山歌。 [43] 作者没有专门研究过湘西民间文学，后来也再未继续搜集过。可是，湘西民间文学的主题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举《阿金》这篇小说的情节为例子吧！阿金想娶寡妇，可把该付给媒人的钱一夜里输得精光，听起来像当地的故事。我在凤凰城苗民聚居的鸦拉营一家百货商店里，曾经向两位会讲汉语的一个青年苗民和另一个苗民老头讲起阿金这个故事。《阿金》的场景正是以鸦拉营为原型的，两位苗民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还知道《霄神》《鸭子》这两个剧本的情节，可他们就没有听说过这位受到排斥的作家沈从文。 [44]

沈从文在30年代先后发表了《边城》《湘行散记》《湘西》《长河》，终于成为著名作家之后，鉴于这些作品中人物全说地道方言，许多读者认为沈从文刚刚通过故乡语言风物来建立起自己的新风格。实际情况正巧相反，此后他再也不像创作初期那样，在作品中处处用湘西方言和民间文学题材了。离湘西越久，心理距离越大，也许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一般读者对外地方言文学兴趣不大，他们感到沈用的方言既粗鲁又费解。例如，鲁迅对沈写田园生活作品颇感兴趣，但并不喜欢他的湘西方言。他在一封信中就用沈从文的隐语来嘲笑这位“孥孥阿文”。 [45] 沈从文正是从读者反应中，开始把地区传统的视觉范围和理想境界放宽，创作出一种能引起全国读者广泛兴味的乡土文学。

从单纯叙事到有所启发

到了2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小说就显得更为千姿百态。他更加重视小说情节。1927年秋天他开始通过某些乡土文学作品来批判中国社会。他对于小说在场景人物中如何既保持乡土文学的鲜明特点，又能在争取民族统一的年代里怎样维护地方自治政治问题，可说毫无把握。在建设新中国中，各个地区到底是建筑的砌块，还是绊脚石？后来沈在写地区景物中就出现两种倾向：他在北京体会到有一种反对南方的偏见，所以他更加用心描写故乡这个特别地区，他要全力写好这个地区人民独特的悲剧命运。用方言写当然会减少一些读者。因此，他在许多小说中，总想通过异域文化情调来象征中国内地广大地区，象征分崩离析的中国农村。农业中国和城市间的值得诅咒的鸿沟，是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那股残酷无情力量造成的。因为沈从文和这些农村人物（特别是苗民）的文化的根，和一般汉族文化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沈从文比较容易看到汉族传统和旧城市文化，以及它的儒家道德基础，有值得批判的地方。

沈从文在早期写的小说中多次明确主张，要提高乡村生活必须消除城市弊病。《雪》（1927）《船上岸上》（1927）两篇都颂扬朴实和不懂得欺诈的乡下人。相形之下城里的善人、道德家简直虚伪得令人作呕。他用南方的田园风光奚落北方读者由来已久，但直到30年代，他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舞下，对中国城市展开充分批判，用超验论的道德观，后来又用弗洛伊德观点鄙弃传统的社会习俗。

在《雪》《船上岸上》《石子船》里，沈从文在地方色彩作品中，开始写比较长、比较复杂的情节。这几篇小说不用方言，也很少异域情调，然而景物、声音、引人回忆的沅水码头地名都生动地传来一种诗意联想，让人感到这不是城市，而是沅水上游某个码头。《船上岸上》写沈同满叔远动身去北京途中的故事。不过讲的是水手的故事，并不是山上人故事。小说中详细讲了码头的产品种类，还安排了一些象征性的小节，如月光下可以听到划着小划子的人慢声叫“卖猪蹄子粉条”，这声音像为唱歌而唱歌，不像真在那里招引主顾。坐在码头石墩子上，可以闻到船上煎鱼的油味，此情此景怎能不引起阵阵乡愁。孩子顿时会想起家中那只大白鹤，想起钓鱼竿。主题是一种传统的主题，即想家这样的作品当然能震撼广大读者的心灵。 [46]

在《船上岸上》中，沈从文从一个梨子花生摊老妇人身上，极力写了乡下人道德高尚的一面。她的货并不出色，然而，老妇人诚实坦白善良的本质使沈感到非常亲切：“我们一旁走，一旁从席包中掏出梨来啃，行为像一个船夫。也只有水手才吃这梨！梨子味酸得极浓，却正合我们口味。若非知道吃饭有鳜鱼，我们每人会非吃十个才知道止住。” [47] 老妇人使叙述者想起他乡下的伯妈，他这次出门才离开她的。老妇人也使叔远想起自己的妈而拥着薄被哭。关键一点是老妇人对客诚实不欺。叙述者看到老妇人无论如何不愿多赚一点钱，使他无法不感慨万分。

一种诚朴的语言，出于这样一种乡下人口中，使我就无端发愁。为什么乡下同城里凡事都得两样？为什么这妇人不想多得几个钱？城里所谓慈善家，自己待遇与待人是——：城里的善人，有偷偷卖米照给外国人赚点钱，又有把救济穷民的棉衣卖钱作自己私有家业的。这人也为世所尊视，脸上有道德光辉所照，多福多寿。乡下人则多么笨拙。这诚实，这城中人所不屑要的东西，为什么独留在一个乡下穷妇人心中盘踞？良心这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贫穷的原素，城市中所谓道德家其人者，均相率引避不欲真有一时一事纠缠上身，即小有所自损，则亦必张大其词使通国皆知其在行善事：以我看，不是这妇人太傻，便是城市中人太聪明能干！ [48]

这样贤惠善良的女性，沈后来在《雪》里又用来写叔远的母亲，重新写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小说中说故事的孩子（是凤凰人）算是城里人而不是“乡下人”。孩子该得先漱漱口再吃东西，叔远就向他取笑。孩子原来担心生活一定单调，令人厌烦，后来发现他们能捉狐狸、钓鱼，在林中雪地上煨熟栗子吃，他就精神大振，感到非常兴奋。

作为乡下人，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批评中国的都市。作为湘西人，他对中国的北方城市感到反感，因为北方人拥有中国政治、语言和教育的权威。他嘲笑压迫人民的北洋军阀，认为自己的湘西部队“可爱”。 [49] 他在《怀化镇》（1926）前言里说，他不愿指出这个地图上的小点，说这个地方是“在你们北方人思想以外的，所以我才说远”。 [50] 更引人注意的是，1925年6月他回忆起故乡（他故乡正是屈原流放的地方）端阳节必然下雨，这场雨下满江河，正好让龙舟竞渡。而北京则找不到这种过端午节的河渠。沈将两地端阳节相比，认为湘西的大小河流早就在准备过节，北京却是贫瘠荒芜的不毛之地，有满天黄土，有凛冽的北风。他不想多住在“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 [51]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热爱生活，使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更加充满原谅之情。人们常常说湘西民族性（或民心）凶狠、野蛮、爱做土匪、决斗、部族暴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名声其实来自意存轻蔑的外乡人。一到全中国被人指为积弱不振的关头，湘西那股狂热劲以及湘西部队又会重新被人认为是一股原始力量。说明民族的活力没有被传统的风气弄得荡然无存。

40年代后期，除沈从文以外，连新闻记者李震一都同意这种观点。一种难以驾驭的暴力，还有一种土家、苗族和汉族共同的，同时很特别的文化。沈从文以为这是他的民族特点的主要因素。80年代问起这问题时他还坚持原来看法。他指出，湘西地区之所以难于驾驭，完全是外来政府和军事势力推行地区压迫政策的结果，外来人不懂得当地文化，只好用暴力镇压。湘西地区受到的野蛮暴力压迫，在其他地区也不能幸免，地方不愿俯首帖耳听任别人摆布，他们只好拿起武器抗击封建压迫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沈自己在1980年也对我讲过这个道理。 [52]

沈从文在1926年1月写的《通信》中写了湘西暴力的场景，把它当成民间风俗来写，充满浪漫情调。《通信》写他儿时在石羊哨亲身参加的一次端午节清算的场面。石羊哨是凤凰郊外小村。端阳节在别的地方原是举行龙舟竞渡日子，而在石羊哨则成了讨还血债的一天。竞赛死个把人不足为奇，明年还可再赛。沈认为这个风俗不好，但又觉得它“天真”很有趣，“并不比到大社会中用礼貌或别种手段骗诈诱吓来得可怕”。 [53]

接着沈从文又开始写湘西土匪的奇特经历，表扬他家乡里那些光明磊落、正直打仗的汉子。在田园诗般的《凤子》第九章里，也写了打架决斗的流血场面。《边城》中的主角天佑大老也是结实如老虎，能佩了短刀赶路，对付仇人就用刀子解决。沈宣扬这些勇武好战的人物，说明在二三十年代时认为家乡的希望正在这批勇敢而有理想的年轻军人身上。

当然，沈从文并不把这些人的暴力作为乡下人立身处世的大事。他看出这些人有生机勃勃的活力，遇到困难环境凭着百折不挠意志铤而走险，不像一般乡下人那样避免走极端。像中国古代那些反传统的文人一样，沈说这种人具有乡下人那种“童心”，不像城市人那样用强词夺理来欺骗世人，因此他称道前者质朴、天真、坦率老实，尽管可能被世人看作呆痴。然而，沈称道的痴呆冷淡掩藏着他精神上一种更深沉的义务。不错，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曾对呆痴赋予过新的积极含义，而一些被认为正统派的小说已从非理性走上歌颂昏头昏脑、迟钝麻木，甚至怪诞疯狂的地步。沈认为呆痴是一种美德，它的根子在于认真对待生活，不是无动于衷。他在这种人身上看出这些人怎样从充分积极、愚钝盲目、兴高采烈，最后转而变成癫痴。而这种人的神智其实是健全的。《老实人》写自宽君在路上碰见两位女学生，天真地跟着她们走，女学生以为他是疯子，叫来警察。实际上他的确也有精神病。沈从文在物质世界中淡化一切，只想在崇拜的人们中找到一股活力。一再写过端阳节的风俗，说乡下人划起船来类似疯狂。这些人中也有弱者，但只要他们有满腔热情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生命就能接近如痴如狂的境地。 [54]

沈从文爱写乡下人的各种活动，常常写乡下人怎么做生意。他小说中有老店主，他们天真的女儿，《边城》有老船总顺顺，他是哥老会龙头，是沈精心刻画的人物。我以为这位老船总就是《往事》中那位长子四叔，原是铜仁县的码头工人带头人。 [55] 《长河》中那位主角也是一位生意兴隆的橘子园主，把产品运到市场销售，是社会竞争中的幸存者。商业不限于城市产品，虽然真正乡下人和商业应该没有姻缘。沈描绘的那种繁荣商业实际是他加以净化后的沅水流域。他的乡下人概念已经扩展到包括湘西农业工人、工场主、水手、手艺人、军官（不是长沙派来的军官），这片广大农村地区跟下游那批城市寄生虫处于对抗地位。后者包括长沙，但不包括常德。我们得感谢沈从文，他写出了那些铁匠、船主，把这些乡下人写得有声有色，把湘西城市风光和水上生活精雕细琢，构成灿烂的乡土文学。在中国，跟美国的情况一样，城市在开拓边疆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一个民族开疆拓土、征服自然、征服人为障碍的象征。

在这条河流上，沈还用社会竞争的道理来淡化了社会对抗的程度，突出湘西的尚武传统本色。他集中写船民，写他们在迎战飞瀑中毫无惧色。他特别描写苗民的洞河船，这种船船身轻，船头窄，能够在水中撞磕挣扎，顺利通过河段。他特别痛惜长溪县的麻阳船，这种方头驳船专载下游的肮脏杂货，这种船多年失修，而且缺少个性，给人印象如一个破落户，因为这种船危险性多，搭客不欢迎，“弄船人对于清洁、时间就不甚关心……因闲而懒，精神多显得萎靡不振”，也有富丽堂皇、气象不凡的桃源划子，搭客大都为大商人，他们不是卖鸦片就是玩妓女。因为这种船绝无险情，所以沈说“弄船人脾气就马虎得多，很多是瘾客，白天弄船晚上便靠‘灯’”。沈说沅水流域的转运都被麻阳人垄断，这些船主多半姓膝。沈的结论是“一切成功都必须争斗”。这种麻阳人勇敢、壮实、面目精悍而性情欢乐，水手都喜欢乡亲，“能吃、能做、能喝、能打架”。他们“会唱歌、会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条鱼，上岸搞女人时像一只小公猪”。正是这帮人用双手（或说用拳头）办起航运业，同沈从文称道的凤凰那帮当兵的堪以媲美。沈从文说：“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楚人中这类古典的热诚，若从当地人寻觅无着时，还可从这两个地方的男子中发现。” [56]

沈从文从打架人和宗教行为中反找到了和传统决裂、建立新城市道德的路子。他在自传中已经让城市读者了解到，目前乡村生活中稀奇古怪的野蛮举措已经进入当前的生活。他的读者能够超越自己感性认识，换成乡下人的观点吗？他一面号召这些人剥开城市人的装模作样，也不隐讳乡下人对待生与死的神秘看法。如何对待美，对待水火不相容的传统虚伪道德，沈认为应该采取更高的美学观点。他看到世界是唯心的，在哲学上既是实体也是现象。他引用康德哲学的本体论，说美的概念可以升华，尽管当前形态丑陋，只讲暴力。沈正是从这种美学观点出发，为农村的道德秩序辩护，描绘农村地区的现实生活，包括从某些传统城市道德观点看来的确是非常黑暗的方面。 [57]

对歌之外还有求偶门道

沈从文还在他的作品中，用对性爱的价值观来歌颂湘西。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都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沈比他们走得更远。他尊重性爱，他的小说中人物特别是青年人，全不受封建旧俗的束缚，早年居孀的少妇也能不为外界非议所动，走自己的路。湘西山区的人早就有这种风气。沈从文出身于讲究礼教的军旅世家，对这种风俗自然异常熟悉。最后他才写出这种穷苦山村的风气，烘托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兴趣，使他的乡土文学作品真实感人。（虽然作品多半出于浪漫主义构想，没有多少现实主义成分。）然而沈的爱情故事并非完全来自想象，而是在作品中把爱情主题和乡土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沈主张性爱自由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他是湘西人，也不是来北京后对性爱有什么体验（实际上他在北京是非常规矩的），主要原因是他吸收了西方变态心理学的理论，他可能过问过朋友的恋爱纠葛，想治好他们的伤痛，除了他跟丁玲有接触较多关系外，沈一直洁身自好，在这方面性情懦弱，胆小怕事，他的作品中人物因而也都忧心忡忡。 [58] 他着重写过丁玲的炽热婚姻与坎坷爱情，读起来激动人心。（沈成了教授以后，还用写情书办法得到了未来的妻子。）所以，正是沈从文的想象力，和他对心理学的直观掌握，才使他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人物写来那么栩栩如生，敢于争取爱情，不受别人干涉。

早在接受弗洛伊德影响之前，沈就擅长写色情。人们指出，沈往往为写性爱而写性爱，其萌芽不是在他的新诗——如《颂》（1928），而是早在他离开湘西之前写成的旧体诗，可是沈在湘西时写的古典爱情诗，至今没有流传下来。他的色情作品有《长夏》（1927）《旧梦》（1928），比这早的还有《野店》（1925），写湘西苗民妇女跟情夫的一场对骂，全用方言，写得有声有色。但整个情节还是幽默多于色情。沈从文本来瞧不起当时风行的色情文学（包括张资平等人的作品），所以不轻易写那种描写性感的作品，后来搬到上海，经济上的压力才使他不得不下手。 [59]

沈的早期描写爱情的作品也不能算低级文学。然而，不能说他所有作品都很出色。如果说《旧梦》（1928）中写的私通故事还能看作严肃文学，而张资平的三角恋爱故事倒算黄色，那么其中原因在于沈的文体风格、讽刺态度、作品中青年人物心理分析的深度上有所不同。沈从文这种抒情文字肯定是一种描写男女爱情的文学作品。沈用它来写过山区人的爱情故事，在1928年就写过一对青年山民阿黑和五明 [60] （《长夏》和《旧梦》的角色都是城市知识分子），沈作为心理学家，正像他也探索过城市中人物的感情一样，也探索了这些人的热情。不过写乡下人恋爱时，他并没有折磨人的爱情压抑，而是直截了当写他们健康的欲念。像古典艳情诗一样，表面上非常单纯，只要细加分析，就会显出他们情感上的崇高秘密，潜意识里象征性的原始活力，在原始人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

边区爱情习俗早就在人种学上有了记载。1933年中央研究院野外考察队曾在湘西苗民中进行调查，几年后发表了详细报告。这是沈写苗民故事以后的事。当时苗民已经汉化，由于调查队调查时间不长，当地许多知情人士指出，报告把土家族和苗族的礼节混为一谈，不过贵州苗民也是调查的重点。湘西苗民原来是从贵州那边迁移过来的。沈从文对苗民的非汉化风俗一直留下深刻印象，19世纪调查报告所描写的风俗，而今早已荡然无存，但在贵州一带还能找到它的踪影。 [61]

中国人早就惊奇苗民、瑶民、仡佬族同其他西南民族如傣族怎么能让少年男女在一块玩乐，直到青春期也不分开。允许异性之间有婚前爱情，父母还加以奖励。对他们交往不加干预，让年轻人在公开场合调情，暗地里过性爱生活。一般人年纪到二十早就结婚，可他们可以自由地挑选伴侣，而且很多人是挑选过几个情人后，才确定终身伴侣。（湘西苗民受汉人影响，也可通过结婚取得家庭财产，一切归父母做主，全凭媒人从中说合。当然古老风俗也在变化，私打官司随时发生。）实际上苗族人的婚姻关系没有汉人那么牢固。婚外婚、离婚、再结婚已经司空见惯，四川有个苗民部落，他们的婚姻是，父缘一方妇女得跟母系方面的姑表结亲，寡妇有再婚的自由，更使汉人大吃一惊。苗族寡妇在丈夫刚刚断气之后，就找自己的心上人。而中国汉族上层社会则要求妇女对亡故的丈夫永远忠贞不贰。 [62]

然而苗民用唱歌来找对象的风俗却使汉人耳目一新（汉学家格兰特在《诗经》中已经找到汉代的颂歌，这对沈从文研究当时苗民的生活不无启发）。50年代以后研究家对“摇马郎”仍然感到兴趣，虽然这种形式对汉人来说极其生疏。下面是马少侨1956年写的一篇论文。马没有说这种男女青年在山林中交往接触必然会导致发生性关系，他并不是回避这方面问题。他是赞美苗民在这方面敢于打消中国封建桎梏，正像沈从文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

在贵州，男女两相恋爱的情歌叫作《马郎歌》，每一个村子都有一片供青年男女公开自由社交活动的草场，叫作“马郎坡”，青年男女公开自由社交的活动称作“摇马郎”。每到农闲时节，青年的男子们，成群结队的从一村到一村去“摇马郎”，他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就在“马郎坡”上吹芦叶嘘嘘作声，该村的少女们便盛装出迎，双方开始歌唱，在歌声里谈起爱情来。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双方情投意合了，就可以谈婚事；双方的父母在原则上是不能干涉的。 [63]

马少侨也指出，到这个世纪湘西已经没有这样的山间草地了，“但他们在赶场，集会，或者在春天采蕨挑葱，冬天割草砍柴，以及牧牛猎畜的时候，都可用美丽而富于情感的歌声，互相表示爱慕，逐渐靠近，建立感情，以后便约会，双方了解后，便互相交赠纪念品，请媒人征求父母的意见（不允许，就私奔！）”。 [64] 沈从文早期作品如《雨后》也写过这种摇马郎风俗，写伴送人亲自护送姑娘的故事。伴送人当然躲在远处，但完全能够看出男女双方性爱自由毫无拘束的情景。沈从文作品中写了年轻人互相挑逗、追逐、领略爱情滋味，特别是女方处处采取主动，交换耳环、手绢、刺绣的彩球，作为女方见面礼。 [65]

在19世纪的湘西，青年男女有的是结识的机会。有些地方专门开设马郎营，让未婚青年男女进去见面，求爱，不用担心家长干预。青年男女约会时间多半在新年和“椎”牛大祭时，不然辛苦散居山间各处的青年人就无法得到谈爱机会。南洋一位观察家写过这种成婚节。沈从文作品中也写过青年男女结伴找对的细节，看男女双方谁能征服对方的心。沈写过爱情季节里一切细节，下面是《龙朱》的一段，非常真实生动，说明在对歌求偶中唱歌本领的重大意义。

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庆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新年椎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族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把男女吸到一块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

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是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不会得到好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无希望可言。这样人决不是好人。 [66]

此后，沈就在他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引用这种求爱诗，作品既带乡土风味，又有男女爱情的渲染。他用中国的山歌（其音乐形式跟苗民山歌有区别，精神上受苗民、土家族传统的影响），首先是为了高度赞扬边地人民的爱情生活，丝毫不理会市里人的压制。他在1926年已经歌颂过这类山歌，这比他把情歌写入小说早几年。一开头他先把他搜集到的情歌的语言和色情隐喻向北京读者稍加解释，指出情歌作用是向异性挑逗、取笑、约期幽会。“路上听来的歌”就是贵州、广西苗民著名的老歌。下面两首歌是贵州、广西的老歌，不过唱歌者用第三人称口气，扮演两方面的角色： [67]

很久不到这边来，

凉水西瓜长出来。

切开西瓜喝凉水，

没有情人永不来。

（贵州的苗歌）

哥是高山一道泉，

妹是山脚一块田。

泉水流到山脚下，

妹不收留也枉然。

（广西大苗山苗歌）

沈从文故乡的一首筸人谣曲中，甚至用爱情象征主义手法来写水：

路旁井水凉幽幽，

有人吃来无人修；

小郎有心来修起，

又恐井水不长流！

下面也是沈擅长写的情诗，好多作品中都引用过它。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姣妹洗碗；——碗重碗，

姣妹床上；——人重人。

天上起云云起花，

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

姣妹缠坏后生家。

男人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代帕）在河边洗衣服，唱起下面的歌，向她挑逗。

唱个山歌把姣兜，

看姣抬头不抬头；

马不抬头吃嫩草，

人不抬头少风流！

在下面的对唱中，女方笑男子懦怯，像是麻雀。

小小麻雀才出窝，

一翅飞到田落角，

只有麻雀胆子小，

看到谷黄不敢剥。

大田大垅栽葡萄，

葡萄长成万丈高。

只要情哥心有意，

哪怕十天走一遭！

要是爱的人肤色不同，年龄差异：

妹妹生得白又白，

情郎生得黑又黑；

黑墨写在白纸上，

你看合色不合色。

姣妹十八郎十七，

口口骂郎无年纪！

大山木叶有长短，

哪得十指一般齐？

沈从文设计出这样的模式，歌的第一行引起一系列联想，如下面这首，第一首由女方开头唱，第二首则由男方接唱。

隔田看见辣子青，

辣子辣肚又辣心！

同床夫妇妹不想，

露水夫妻想坏人。

隔田看见辣子黄，

辣子辣肚又辣肠！

同床夫妇郎不想，

露水夫妻想坏郎。

总之，整个情歌充满下层人民能欣赏的幽默。

戴花要戴满脑红，

吃烟要吃三五筒；

联姣要联三五个，

这个冷淡那个浓。

在《雨后》里，沈从文把乡下人生活的活力、男女关系和道德写成有声有色的爱情故事，连《雨后》这个词也有一定的暗示。他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在山岩边互相挑逗的快乐情节，读者从故事情节中听得清楚四狗和阿姐的调情对话。四狗一再进逼，阿姐曲意逢迎，一对青年男女（一般是苗族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终于成其好事。沈从文显然用弗洛伊德的象征手法来写阿姐，说她的辫子像乌艄蛇，要咬四狗。然而四狗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无所畏惧。四狗的胜利象征有高度文化的人，被乡下更有活力的大众文化所战胜。有一句诗把姑娘比作花。姑娘明白女人像朵花，将来定会凋萎，所以她很沮丧。她不想享受生活中她和四狗身上焕发出来的欢愉，而一字不识的青年四狗却不管这一套，乡下人的文化终于打了一场大胜仗。不识字的四狗不懂得大道理，他的原始生命力谁也抵挡不住。他克服了阿姐心头蒙上的镇筸人的禁忌，唱出自己的赞歌。一旦她的恋情本能占了上风，姑娘便忘却一切，忘却了落花那句诗，和四狗紧紧结合了。象征手法席卷太空，大地变成一望无际的恋情海洋。沈后来在一个版本中加了个无须加上的注释：“虽然深深的爱，总还有不够处，这是认字的过错。四狗幸好不识字，不然这对情侣真不知道在这样天气下，怎样去找到自己的快乐了。” [68]

【注释】

[1] 　斯诺在他编的《活的中国》181页上写道：“沈从文在未满30之前就写出了四十多种集子，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一生写了《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等两百多种小说）此外，沈除了“小说工厂”的美称外，他也喜欢冒险，而且跟大仲马一样，是出生在军官之家的混血儿，大仲马父亲的母亲，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

[2]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在《川苗礼节》26页上写道，他在考察四川苗族一个村落中发现，苗族妇女现在都放弃了本民族的刺绣工艺，尽管它比汉人刺绣高明得多。原因是苗族刺绣活太费功夫，又得受汉人的奚落。

[3] 　沈从文根据周作人关于初夜权的性心理学理论，写出了《月下小景》这篇湘西传奇。沈从文在这方面，很多地方又从蔼理士的变态心理来自性压抑的理论，得到启发。据邵华强1982年7月1日给我的信，邵曾经问过沈从文，他读过哪些心理学著作。沈在略假思索后说，他先是跟徐志摩谈论过弗洛伊德。邵说在20年代，这种学说曾通过《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副刊》和其他杂志，被广泛介绍过来。沈记得他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时，第一次从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一书中接触到弗洛伊德学说。时间大约是1929—1930年。关于陆志苇和夏云两人材料，是源于1981年7月1日我和邵、沈两人在北京的会晤。我从1980年在北京访问沈老中，得悉沈和冯文炳非常友好。冯曾劝沈写作要出自真情实感。关于沈受弗洛伊德影响，参看本书第六章。

[4] 　关于刘半农，见《谈朗诵诗》（1938）。关于周作人、顾颉刚、刘半农，见劳伦斯·A．施奈德（Laurence A．Schneider）《变革中的先驱》135—136页；又见恩斯特·沃尔夫（Ernst Wolff）《周作人》20页。沈从顾颉刚处得到启发，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西方人种学、神话学、生物学对周作人思想的影响，见卜立德《一位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127页；沃尔夫《周作人》39—42页；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2—123页。沈从文的美学观，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76—181页。蔡元培的美学理论，大部见于他研究人种学论文里面，见《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和《蔡元培民族学论著》。在1980年6月21日、1980年7月22日沈和我的谈话里，沈都不承认他受过蔡的影响。但在1980年11月15日谈话中，沈说蔡的自由精神影响过他。至少，在40年代早期，蔡元培的美学理论还深深印在沈的心上，见沈的《美与爱》（《文集》第十一卷376页）。他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学说的重大贡献。

[5] 　卡尔（Frederick R．Karl）、辛加尔（Daniel Joseph Singal）、豪（Irving Howe）等人都从广义角度来认识现代派。关于原始艺术在现代派中的作用，见豪《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思想》32—33页，又见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原始的诱惑》。在中国，现代派在1983—1984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还受到过批判。

[6] 　苗族作家唐夷在他的《苗人的真实现状》230页里，用感人肺腑的笔调写道，汉人的种族歧视，差一点让他怀疑，他究竟还算不算一个真正的人。

[7] 　辛加尔《内部战争：1919—1945年南方的旧思潮到现代思潮》415页上引述了特里林《文化圈外：文学知识小论》和彼得·盖伊（Peter Gay）《弗洛伊德、犹太人和其他日耳曼人：现代文化的主宰和牺牲品》。这些作家都强调，要从原始人的素质中找到活力。

[8] 　卡尔《现代与现代派：艺术家的尊严1885—1925年》101页、辛加尔《内部战争：1919—1945年南方的旧思潮到现代思潮》84页都指出现代的本质是语言的革命。

[9] 　关于英国文学的地区特色，见戴维·戴希斯（David Daiches）、约翰·弗劳尔（John Flower）《英吉利群岛文学景观：叙事地图集》27—29页。关于现代派与马克思主义，见尤金·伦恩（Eugene Lunn）《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派：卢卡斯、布莱希特、本杰明、阿多诺研究集》。

[10]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62—165页。

[11] 　《玫瑰与九妹》（《文集》第一卷13页）说明沈通过戏剧性手法，将一件种玫瑰的小事，把一家温情脉脉的天伦之乐，写得既生动，又温馨。

[12] 　《蟋蟀》（剧本，1926所作，收入《鸭子》）79—93页上写从文和九妹把蟋蟀偷运到家里，又怕妈妈察觉那种狼狈不安的窘迫状态。

[13] 　《腊八粥》（《文集》第一卷23页）写当地人对这种北方风味的爱好，故事情节简单，也很少用湘西方言，却富于地方色彩。

[14] 　沈写湘西风情的小说有《夜渔》《代狗》《市集》《更夫阿韩》《屠桌边》《瑞龙》。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谈话中说，瑞龙是沈小时邻居家的孩子。沈写的另一位朋友是陆弢，见《从文自传》111页。小说为《记陆弢》。《炉边》引文见《文集》第二卷71页。

[15] 　《往事》写沈六岁时因城中时疫，由江家坪的四叔用箩筐把沈和大哥挑到乡下老家。他在溪南头小碾坊看到磨石水车，感到非常有趣。苗乡的四叔，见1985年3月9日沈给我的信。

[16] 　在《水车》《三三》以及《边城》第十章，还有《阿黑小史》的《油坊》和《长河》里，沈都写了水车和碾盘。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429—443页上，水车似乎象征佛教生死轮回的哲理。注意：沈常常选用都德的题材。都德写过《磨坊书简》，其中，《高尼叶师傅的秘密》写办面粉工厂使当地磨坊风车都停下来，唯独高尼叶师傅的磨坊风车却照旧运转不停。原来他用生石灰冒充麦子磨粉，他的苦心博得居民同情。磨坊代表旧式生产，它反对城市的机器文明，正像沈从文在《长河》（《文集》第七卷88—89页）中写的那样，乡下人听说辰州要办机器榨油厂，吕家坪原来开油坊的人都说，这是官与民争利，肯定办不好。

[17] 　沈写的爱情诗有《我喜欢你》（1926年作，收入沈第一个集子《鸭子》285页，标明“诗”）。

[18] 　沈的诗语言平易，并不晦涩，有些是仿泰戈尔的小诗，如《余烬》《对话》等。

[19] 　见《失路的小羔羊》。《春》的第三段中用了“踏破铁钉鞋”和“耙耙”，显然是从沈整理的筸镇民歌集子《筸人谣曲》中移用过来的。见《筸人谣曲·前文》里的民歌十七首和三十一首。

[20] 　《晨报副刊》第一百零三期刊出（收入《鸭子》282页），用韵脚齐整的格律诗，文字简练，有如旧体诗。

[21] 　《薄暮》见《鸭子》282页。《还愿》是诗，《晨报副刊·诗刊》第六期刊出。沈说湘西傩戏，民国以后在凤凰一带已很难见到，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但戏曲史家吴晓铃认为，在陕西还持续了很久。“阿妹”在土家族情歌中经常使用，见田茂忠《土家族情歌》。沈从文另一首富于地方特色的现代诗是《想》，1928年作，《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四期466页刊出。

[22] 　沈在1941年还用新笔名雍羽写诗《看虹》，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期刊出。后沈又用本名陆续写诗，如《怀昆明》，1946年上海《大公报·文艺》第四十七期刊出。沈30年代写的新诗大多署名为“上官碧”。1949年后写的诗，有些收入《文集》第十卷的《新晴集》，包括《井冈诗草》《匡庐诗草》《郁林诗草》，及《喜新晴》等组诗。

[23] 　《西山的月》《遥夜》（一、二、五）都是优美的散文诗。沈在《乡间的夏》6页上曾探索过怎样写好散文诗。

[24] 　《遥夜》之五完全用《雅歌》的口气。沈在《月下》（《文集》第九卷2—5页）中又重复写了这首祝福的雅歌。

[25] 　“妹子，真美呀”是苗语“Láomei，zuohen”的汉译，见《文集》第十卷27—33页）写年轻人的追求和苦楚。想到自己无能，感到颓唐自馁，只好悄悄逃出，跑到妹子无从找到的幽僻地方。

[26] 　沈承认过他受过周作人影响，见1980年6月21日、27日，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

[27] 　沈受周作人影响，见沃尔夫《周作人》29页。“隐喻的融合”（medley of metaphor）是威尔逊（Edmund Wilson）用的词汇。实际上，沈晚期作品《云南看云集》同周作人的《看云集》（1932）何其相似，想来不会纯属巧合。

[28] 　周作人写过《说卖糖》，见沃尔夫《周作人》29页。沈写过沅水上的各种船，在《湘西》里写了常见到的各种船，从运盐的“大鳅鱼头”，船身异常秀气的“乌江子”，富丽堂皇的“洪江油船”，到坚实的“白河船”“麻阳船”“桃源划子”。详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25—237页。

[29] 　《绿的花瓶》（《文集》第九卷48—50页）和《怀化镇》写沈看到空花瓶时的随意联想。沈长于像普鲁斯特写《追忆逝水年华》那样，从种种身边琐事信手发挥。《怯步者笔记——鸡声》（见《文集》第十卷20—21页）也属于这类小品。

[30] 　见小说《夫妇》（1929年7月14日作，《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一期刊出）末尾沈写的后记，说他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说用抒情诗笔调写创作，只有废名才能办到。沈对凌宇也说过，他很受废名的影响。见1980年7月18日凌宇和我的谈话。1980年7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里也提到过这一点。

[31] 　见《乡间的夏》6页。用筸镇土话写的下列五首民歌，前两首《豆腐》《老韩的辣子》见《筸镇的歌》（1925）516页。后三首见《乡间的夏》5—6页。

[32] 　《赌徒》（剧本，沈称为“摹拟笑剧”），收入《鸭子》34—42页。《卖糖复卖蔗》（独自剧，也是“摹拟笑剧”），收入《鸭子》43—46页。

[33] 　周作人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狂言细节，见沃尔夫《周作人》31、69页。周作人翻译的《狂言十卷》出版于1926年。沈从文也在这一年间仿狂言体写出《鸭子》《霄神》等剧。其实仿狂言的作者不止沈一人。王向辰（即老向）的《渭水河滨》就是一种中国的狂言笑剧。

[34] 　《鸭子》《过年》《野店》都是仿狂言风格的作品。另一个笑剧是写兵士和小贩斗智的《羊羔》。

[35] 　《神巫之爱》《凤子》第十章都写了巫师表演迎神法事的全过程。《神巫之爱》新版中改写了某些法事细节，使之与《凤子》中的情节保持一致。关于还傩愿的细节，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97—306页。关于湘西苗族还傩愿仪式，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78—193页。至于汉人还傩愿仪式，见卫聚贤《傩》，写了凤凰城南不远的麻阳县的还傩愿情景。1980年6月21日、27日沈和我谈话中，也证实当地还傩愿也戴面具；引语见《湘西》（《文集》第九卷378页）。1980年8月14日在凤凰县的研讨会上，也证实了湘西还傩愿的种种习俗。

[36] 　见《筸人谣曲》（即筸镇民歌，1926年作，《晨报副刊》第一千四百九十八至一千五百期刊出）60页。又据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

[37] 　关于《霄神》，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01—302页，也见1980年6月21日、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1980年8月14日在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也证实了《霄神》中的某些细节的真实性，比如说霄神有神通偷盗人家财物。

[38] 　传说湘西的巫师也有这种“窃”人钱财的法术。跳神的巫师手举大碗在头上四处转动，再把碗放下来时，碗中已装满食物、酒；或观众中要他取来的东西；而碗中所盛物品，正是四周观众饭碗中失去的物品。据说在30代，有些高明巫师全靠此法术谋生，只要你付出四五百现钱，就可以当众向你表演一次。有这种神偷本领的人一经查实，会被官府判刑。见巴兹尔·鲍尔牧师发自凤凰县码头富村的报道。这篇报道题为《穆安·约瑟夫讲的故事》，在《信使》月刊1930年11月第四期251页上刊出。

[39] 　见《凤子》第十章。又见1980年8月14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的报告。

[40] 　外甥唱词儿《霄神》，在《鸭子》（1926年北新书局印行）47页。

[41] 　唱词见《鸭子》48—49页。

[42] 　关于剧本《三兽窣堵波》，见沈从文的民间文学论文《关于三兽窣堵波》，收入《鸭子》。

[43] 　吹笛子故事，是沈家中的苗老阿对他讲起的。其中情节见《生之记录》（《文集》第九卷42页）。山歌见《筸人谣曲》。

[44] 　《阿金》故事见《文集》第八卷311—315页。1980年8月15日我在凤凰县的鸦拉营访问喻理华、麻廷云时，他们知道阿金的故事，虽然没听说沈从文及其作品，沈到了上海后才开始写这种虚构的，或有些虚构的民间故事。我猜想是因为他母亲，可能他父亲曾经跟他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两位老人才对他讲起这类故事。

[45] 　鲁迅不喜欢沈的湘西方言，见鲁迅致钱玄同信，戏称沈是“孥孥阿文”，因为沈在《乡间的夏》一诗中，有“耶乐耶乐——孥孥唉”的句子。载《鲁迅书信集》第一卷72页。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第二卷129页也批评沈的方言令人费解。

[46] 　《雪》《船上岸上》《石子船》都抒写作者思乡之情。另一篇写乡愁佳作是《黎明》，它写沈同满叔远同船离开家乡途中。叔远一路上总在思念家乡的碾坊、堰塘、白发老母。据1985年3月9日沈给我信，这篇的莽弟是黄玉书的弟弟。

[47] 　见《船上岸上》（《文集》第一卷130页）。沈对卖梨子花生摊子的老妇人诚实不欺，劝客少买梨（因为梨还不太甜）的精神，非常感动，认为城里人只想赚钱。乡下穷妇人心中还盘算着良心、道德。城里人太聪明能干了。

[48] 　《船上岸上》（《文集》第一卷129—130）写沈买梨子的全部细节。

[49] 　见《筸人谣曲》（1926年《晨报副刊》第一千四百九十八期刊出）60页。

[50] 　见《怀化镇》（《文集》第一卷42页）。

[51] 　见《怯步者笔记——端阳》。引文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对南方河水的怀念，见《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其中说，他从小爱在河边玩耍。十五岁以后，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从湍湍流水，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后来虽然离开了辰河，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说，他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他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52] 　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7页。也见1980年7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53] 　《通信》写凤凰郊外石羊哨小村的端午节械斗场面。1980年我去凤凰采访时，因为兴修水库，村子已经迁走。关于湘西用暴力审判犯条款者的戏剧性场景，见《湘西》，《文集》第九卷408页，“美丽与残忍交缚不可分”。

[54] 　关于《童心》，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78—81页。沈认为呆痴是美德，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1—192页。《老实人》中的那位傻子自宽君，写的是沈从文自己的化身。当时，沈正用自宽作为笔名，写了《艺术杂谈》（1927年，《晨报副刊》第二千一百四十九期刊出）、《紫禁城骑马归来》（1928年，《晨报副刊》第二千二百九十六期刊出）。划船类似疯狂，见《怯步者笔记——端阳》、《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80—284页）中写过它。《湘西》（《文集》第九卷374—376页）中又写过它。

[55] 　沈从文证实，当时湘西各县码头上都由哥老会的袍哥掌权，但他立即说明，哥老会的帮口都相当正派。见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边城》中的老船总顺顺（哥老会龙头），就是以《往事》中那位码头工人头子长子四叔为原型，见1985年3月9日沈复我的信。

[56] 　写湘西船民，见《湘西》（《文集》第九卷345、346、348页）；关于麻阳船，见346—347页；慷慨好义如楚人，见359页。又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25—237。关于社会竞争道理，见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中国与达尔文》。

[57] 　关于沈的美学思想和蔡元培美学观的比较，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78—183页。

[58] 　据说沈曾劝告吴宓，在性问题上不要过于拘谨，见孙陵《浮世小品》55页。孙陵和别的人都说，沈在结婚之后，还对别的女性有过痴情（见该书第七章注〔76〕），但我不能证实这一点。我怀疑沈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谈诗》（1931年刊，《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刊出）一文里，沈吹嘘说他虽然从未见过裸体的女性，但他写起小说来，能写得像他真正见过庐山真面目一个样。

[59] 　见《长夏》（《晨报副刊》第二千零一十八期至二千零二十三期刊出）《旧梦》（《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百六十八期至第八卷第一百九十九期分二十八次刊出）《野店》（剧本，《晨报副刊》第一千四百零五期刊出）。

[60] 　见《阿黑小史》，是写山区人阿黑和五明的恋爱故事。

[61] 　中央研究院考察队调查苗民爱情风俗的报告，即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关于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程度，在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已有人提出质疑。事实上那份报告的确靠大量引用各种地方志的资料写成。另一种研究报告是吴泽霖、陈国均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根据上述资料整理的有关沈从文作品中写到的苗民性习俗，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12—370页。

[62] 　关于苗族婚姻关系与汉族的差别，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12—370页。

[63] 　见格拉内（Marcel Granet）《中国古代节日与歌曲》。引文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8页。

[64] 　引文见上书8页。

[65]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22页。伴送人护送姑娘故事，如《雨夜》（《文集》第二卷93页）中所写的情景，似乎有待证实。

[66] 　唱歌求偶风俗，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18—325页。莫里斯·阿巴迪（Maurice Abadie）《安南的民族》167页用了“婚姻集市”这个词。《龙朱》（《文集》第二卷366—367页）写了白族男女唱歌找对象的情景。

[67] 　用情歌挑逗、约会，见《筸人谣曲》。贵州苗歌引自玛格丽特·波尔蒂亚·米基（Margaret Portia Mickey）《贵州的贝壳苗》50、74页。广西苗歌引自萧甘牛《大苗山情歌》59—60页。以下湘西苗歌均引自《筸人谣曲》。其他均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32—344页。这些苗歌都是堪称定本。王挹云整理的《湘西民歌》。还有一个情歌选本是吴雪恼的《苗族情歌（湘西）》。在沈的《筸人谣曲》里，第十首《桐子豆荚》显然写的是生殖器崇拜：一株桐子五尺高，我吃豆荚你吃薯；豆荚请你大姐煮，莫有红薯吃我屌。

[68] 　见《雨后》（《文集》第四卷90—95页），采用的是1928年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九期刊出的版本。第一次收入《八骏图》小说集119—131页时，文字略有改动，增加了些情歌。然而，却删去了“她去捏四狗在平时不能轻易尽人损害的一样东西，像生气的是附属于四狗的那个它”。见《雨后及其他》11页，1928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注解：

① 　即吝啬。

② 　英文原文先后引用了这首民歌的三节，次序打乱。此处译文照原文对应。

③ 　苗语，“小孩”。

④ 　苗语，“姑娘”。

⑤ 　苗语，“妇人”。

⑥ 　开玩笑的意思。

第五章
平易朴实却古怪的乡下人

不受羁绊的部落：沈从文的传奇小说

普通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在沈从文的众多作品中，以写湘西的乡土文学作品最引起评论家的重视。这一点并不奇怪，沈从文这类作品最能深刻抓住他个人经历和民族历史的意义。尽管我在这些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抽象人性和宇宙的概念，但从中也能看出，沈正在把对艺术的要求与他追求的意义，尽其所能地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夏志清曾经深情地指出，这些小说作品在艺术上正在逐渐成熟。 [1] 别的一些评论家也注意到，沈在选取乡土文学场景人物上能够不拘一格，他通过不同写法，为了不同目的，能把意图传达给各方面的读者。

在当时的中国，评论界并不把沈的作品看作文学，诋毁他的创作多半出于空想，因而否定了他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富于政治敏感的批评家认为，当时需要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或国民党人开列的道德教诲故事，沈的湘西乡土文学当然早被人们撇在一边，既算不得乡土历史的专著，更不是为革命创作的全景式史诗。革命者如果能够容忍他那些质朴的地区现实主义之作，沈从文一定会感到宽慰。例如作家苏雪林就抱怨说，沈从文写不出中国军阀的实质，因为他既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也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一次仗，只有那些熟悉20年代军阀混战性质的人，才会了解沈对战争的写法很不错。 [2]

可是，用这种简单办法来对待文学作品，首先就不公允，沈的小说在艺术造诣上效果并不一般，它的思想内涵也能把美学与道德问题提到社会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高度。尽管他也勾画了一些现实人物如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社会关系，但不能因此推断沈从文的目光只盯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学的领域。或者说，他在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理性。他对中国当前的危机常常提出真切感人的写照，可他描写社会阶段时并不采用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看法，他也不用出现的频率来决定人物的社会典型性。对沈从文作品中人物要给予多大的社会评估是一个复杂问题。他在写这些人物时都怀有道义上的目的，对人类文明的高层道德总存着戒心。他把下层的人看作普通人，是城市读者可以理解的富于人性的人，然而又是与城市人在文化上、美学上有着千差万别的人，他想介绍给读者的湘西社会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令人目眩神迷。总之，沈从文在塑造各种生活类型时，并不限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他写起苗民题材来总被人指斥为违背现实主义，然而这些想入非非的情节又太多来自民间文学。可以打趣说，这种民间文学就该写得让读者信以为真，更切合时宜，少写鸡毛蒜皮的无聊事。

少数西方评论家用象征派眼光来读沈从文的作品，从中找到了道家思想，甚至找到了存在主义。这两种观察人生的方法对读懂沈的作品很有裨益，但这种赏析的办法也可能走过了头。沈推崇过动力论，反对消极被动。他喜欢过《庄子》，说是一部理想主义的文学作品，有人还说他有泛神论的思想，但沈认为道家跟别的学派一样，只是一个值得悲悼的陈旧学说。他写的乡下人的神怪故事完全是他在军队时听来，其玄妙莫测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沈从文是泛神论者，对经院派哲学早已大失所望，只想在社会关系中去找那种荒唐透顶的事。在这方面，作家聂华苓对沈从文创作艺术中到处可以找到的自然与心理的象征和手法，有过中肯的评价。 [3]

实际上在沈从文写的大量作品中，不论是小说或散文，他都以记录人和编地方志者的身份，成为他自己乡亲的辩护人。他不愿写邪恶的事。有时候他也在伤感中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社会习俗，并且一写再写，然而由于他有独创性的准确生动的语言，使人看不出破绽，可以说沈从文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文学世界，其中不总是写他所见所闻，可是也不是写自己随心所欲的设想。他把社会现实简括成农村习俗，“让我们从一个单纯原始的世界去了解当代诸般复杂问题” [4] 。后者是作者克林斯·布鲁克斯曾经指出的带有主教写给教徒公开信的色彩，他提醒我们，最好在沈的小说中去找“写实的正确性”，“而不必指望在沈的散文作品中去寻找什么正确性的真理”。 [5] 总而言之，沈从文的作品，哪怕是田园诗之类，由于作者的匠心剪裁，不是引用现实，而是“再创造现实”，湘西和全世界的现实，都能表现得既平凡而又不一般。

不能按传统的现实主义把沈从文称为作家。他既爱“理想”，也爱神话。他写的苗民歌手、命运不佳的恋人、好斗团伙的荒诞故事都成了地方神话，强烈地表达了部落民族活力与走向衰颓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巨大冲突。他跟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拥护现实主义的理论，但他很少写苗民的真实故事。他不理解苗民的社会生活，只听到一些苗民讲的故事，因此只敢写苗民的神话小说。所谓苗民，是指尚未汉化的苗民，而不是指山区那些为数众多却只带一点西南苗族风味的人。朱光潜热爱《边城》也是出于小说写的少数民族气质， [6] 虽然小说中人物没有一个你能说他不是汉人（连那位王家姑娘也算在内）。（茶峒是《边城》的所在地，实际上是苗民海洋中一个汉人孤岛。）沈从文现实主义或相当现实主义的人物，常常说不出他的种族，可以说都是汉苗的混血儿，自然还都算中国人。沈从文写乡下人小说的重大区别不在于是写苗民生活或汉人生活，而在于故事来源是根据传说，或出于模拟。因而区别不在于是什么种族的文化，而在于文化的特征，他作品中人物或者是未经驯化，没有消除部落习俗的人（不管是苗民或土家）；或者是带有种族印记，但已经汉化的汉―土家―苗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已经深受儒家城市文化的支配。沈从文真正了解的是后一种人，写前一种人他只能乞灵于凭空想象。

不受羁绊的部落：沈从文的传奇小说

早在沈从文写湘西之前，中国传统绅士就写过部族志。写起苗族来令人目眩神迷，写各种服装式样，写他们的口头文学，山民的各种社会习俗，部族中多个群体的细致差别。许多报告详细得像临床诊断书，对苗民的恋爱与婚姻习俗写得津津有味，这就使得某些受儒家影响的作家，跟沈从文一样，把这些现象归于人类学范畴。实际上只要认真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绅士连篇累牍写出来的东西，不过是相传了百年之久的老话，抄来抄去，抄的资料也未经修订更新，其中许多还是未经核实的东西，也就是文人自己杜撰的关于原始人的神话。汉人把苗民按服装分为“红苗”“白苗”“青苗”，这样实行了一百多年，也没有和社会现实相印证。后来又以汉化程度把苗民分为“生”苗与“熟”苗。绅士们描绘苗民相亲的珍奇习俗更像在动物园展览远方来的野人。 [7]

汉人对苗民的猎奇心理使沈从文写的传奇小说弥漫着一层神话传奇气氛，然而他的态度基本上并非如此。他写的神话把苗民部族从普通社会中分离出来，确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以人性：就是说，像传统办法那样，让他们生活在各种社会习俗之中，让他们理解忠诚、孝顺之类的品德；更现代化一点的，让他们有复杂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抱负、理想、献身精神。而沈从文对这些部落苗民的内心生活，却没有什么第一手材料，只好全仗自己发挥想象力，把所知道的苗民部族的传说，从这类传说中得出的种种梦幻式的想法。因此，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什么文学或人类学方面的证明来衡量沈在写苗民文化交融方面的成就有多少。

对沈从文写的苗民歌曲历来就有不同意见。真正传统民歌或即兴创作的歌曲，其音乐与抒情格调与《筸人谣曲》非常不同。 [8] 沈从文对于前者只能知其大意，阐释苗歌的精神和产生的环境，如何通过比喻来传达那种异域情调，从而对中国诗歌产生影响。实际上沈从文杜撰的苗民歌谣都是有意表达异域情调的无韵自由诗，使我们明白这不是抒情诗，而是从外国翻译出来的歌，歌中的隐喻不免有些夸张：

龙应当藏在云里，

你应当藏在我心里。 [9]

有翅膀的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

没有翅膀的我却可飞入你的心里。

你不必问什么地方是天堂，

我业已坐在天堂门边。 [10]

整个诗中的比喻跟沈从文写的自由体诗非常类似。借用星星、流星那种象征的想象也许来自泰戈尔，常常以珠宝和动物做比喻，也许来自伊斯兰世界商人的《天方夜谭》（“傩佑口袋中装满了光彩眩目的珠玉奇宝〔也许是他心上人的象征——作者〕，却因为数量太多了一点，反而选不出那自以为极好的一粒，因此有一点儿窘”）。其他的形象也许来自《雅歌》（美女的“身体在年轻人记忆中，仿佛是用白玉、奶酥、果子同香花调和捏成的东西”）。 [11] 其他如写碉堡等都借乡下人口中说出，几乎成为当地典型。 [12] 关于上天的比喻苗民更为清楚，我们可从下面这段泰国歌谣里看到真正的苗民欢歌：

我现在不得不离开本村，但只要我回想起诸君盛情，我的灵魂将快活不尽。现在我得走了，但我仍然惦记着早日归来。我的灵魂在云上漫游（因中了你的魔法），不在地上。我一朝归来与君握手话旧，我会滔滔不绝倾吐心中深情（说明要娶她为妻）。君将何以回报我的痴情，让我不再唠叨，君所赐者我将一生一世报偿不尽。 [13]

沈从文还写过许多幼稚出格的抒情诗，使用并不难解的比喻（“两人为嘴唇找寻了另外一种用处，沉默了一会”；“歌声作了女孩子睡眠的摇篮”）， [14] 真正写出了苗民男女欢恋过程，这种传达感情的模式通常是通过唱歌，在双方到达、分手、求爱、参加典礼中离不开唱歌。这种双向过程的传译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因为与湘西汉人交往的只有集镇上的苗民，一般苗民并不愿把心中想法向外界透露。1980年凤凰的苗族老师举出过下面的例子。他们遇见生人时，并不像汉人那样，先问对方尊姓大名，却讲起一个象征故事：“我是燕子，刚从主人家飞来。”回答是：“不，你是蜜蜂，你为大家带来好运。” [15] 在《凤子》里，沈从文写城里陌生人遇见一位乡下姑娘（不必点明部族，这里原是湘西苗族集居地区）时说：“你月下如仙，日下如神的女人，你既不是流星，一个远方来的客人，愿意知道你打哪儿来，上哪儿去，并且是不是可以稍稍停一下？……以前我只听说有能醉人的菌子，今天我亲自听到能让人醉的歌。”姑娘说：“好菌子不过湿气蒸成，谁知道明后日应雨应晴？” [16]

苗民歌手龙朱的三行诗，引来了一句回答，这也是湘西民间文学的传统格式： [17]

龙朱说的是：

凡是好酒就归那善于唱歌的人喝，

凡是好肉也应归善于唱歌的人吃，

只是你，好美的女人应当归谁？

女人就答一句，意思是：好的女人只有好男子才配。 [18]

毫无问题，《凤子》是想从人种学角度列举乡下人的三种诗歌格式：

“有三种常用的歌，一种是七字四句头或五句一转头的，看牛，砍柴，割猪草小孩子随意乱唱。一种骈偶体有双关意思或引古语古事的，给成年男女表示爱慕时唱。一种字少音长的，在颂神致哀情形下唱。第一种要敏捷，第二种要热情，第三种要好喉咙。” [19] 要担心这类民间故事的现实主义品格，就会对他们幻想的文学基础感到困惑。

《月下小景》从一开头就把故事放在神话传说的路子上，故事是在“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里展开， [20] 我们不知道这是属于哪个种族，但他们害怕汉人，“汉人见了他也就当牲畜杀戮”（其中傩佑受到傩神庇护）。 [21] 种族的特殊和地理上的孤立，使得这个部落更加显得突出，说明不论物质上、精神上他们都处在中国历史的门外，“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个世界一隅，已经有了许多年”。 [22]

沈从文创作的《龙朱》表明这个人物真正是苗民，是整个边疆苗民地区的唱歌能手，在音乐和抒情手法上颇有盛名，是在单人比赛和村对村比赛中选拔出来的歌星。这样的人今天还有，是真正的苗民文化高手（今天的中国也在寻找这种部落文化的幸存者，让他们重新亮相）。 [23] 不过沈从文写的是文学作品，是弗雷依说的“高超的巧于摹拟的类型”，尽管还不算神话。 [24] 龙朱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族长儿子，因为美，因为聪明，各方面都那么完美，所以女人都不敢接近他。讲故事的人把他比成神。沈从文在别的作品里也对龙朱大加赞扬。 [25] 这样一位十全十美的英雄几乎留下了可悲的缺陷，幸好《龙朱》的结局还令人满意。龙朱的困窘，在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配角的陪衬下，就是那位忠诚的矮奴，被愈发彰显出来了，但同时也被滑稽地减弱了。他也会唱歌，不过歌声还不能吓走听歌女人。矮奴因为自己相貌丑陋，只好跟主人一样孤单寂寞，遭到女人白眼。然而他却是一个热心传话人，代表龙朱去向年轻的花帕女子求爱。他的声调表达出大自然的纯洁无疵，虽然他实在不美。

沈从文的散文非常干净，既不咬文嚼字，也没有陈词滥调，《龙朱》是为中学生一类青年读者写的。文章没有说教意味，只通过健康的思想来启发他们的想象力。《龙朱》是激励人心的作品，它富于想象，文字优美，而沈从文写这篇小说还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即通过龙朱的神性说明所有人都有神性。沈后来的泛神论作品中，一直在探索人类万物中的神性。

这类故事都取材于乡村，却并不只是田园诗的作品。《月下小景》实际上是把大自然加以神秘化。他写了一弯明月让碉堡的影子横卧在斜坡间，如同巨人的影子，使人感到阴森可怕。 [26] 接着又写人类勇往直前追赶日头，找寻月亮的传说。人能超越自然界的存在，他不安于适应环境，而要“征服”自然。凭着自己的威力去征服，而不是靠阴谋诡计。

因此沈的故事情节结构像传说一样展开。《月下小景》实际上是复述湘西的民间故事。这种故事是沈从文在黄罗寨从他祖父一辈口里听来的。现在凤凰县的知情人说，那个村寨可能是土家人的寨子，如果此事属实，那正好说明原来部族不一定是苗民。 [27] 《月下小景》可以说是一个“传说中的传说”，故事开头就介绍故事主人公傩佑从半规新月中引起种种遐想。它暗示傩佑的悲剧将沿着怎样一种道德的路子展开：人类不能战胜邪恶习俗，但违背神灵教导的人必遭报应。故事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人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时还觉得不足，想去追赶太阳，找寻月亮，其结果是他的狂妄自大使整个人类受到处罚。处罚是月神与恶魔商量结果，而恶魔是在夜间出世，人都相信这月亮做成的事。 [28] 这个传说还找不到来源以证实其真实性。然而追日赶月、遭到神明惩罚的主题，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到处可以找到，在汉民族中也同样出现过。 [29]

于是便是寨主独生子傩佑和一个女孩子的悲剧故事。在柔情的月光之下，一对恋人互相用种种隐喻明喻来取悦对方。远处传来吹芦管的声音。沈从文小说中很少写到芦笙，这种乐器目前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到处可见。 [30]

《月下小景》于是讲出这个民族的古老风俗，使这对恋人感到为难：女人可以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周作人用过初夜权的理论，这篇小说等于用故事来解释这种害怕童贞处女的习俗。沈从文业余学过人类学，他揣测当地人不许同处女结婚的习俗，就是由于认为处女带有邪气的迷信演化而来。他还加上这样的心理猜测：享有这种初夜权的原来是至高无上的土司和巫师，最后便转到一般人，要求他们恋爱之后不结婚，否则双方都会被族人处死。 [31] 沈从文写的这个传说在民间文学中还没有找到证明，东南亚许多民族，从中国西藏地区到菲律宾，都有过记载这种蹂躏处女贞操仪式的历史文献。有些苗民部落可能允许新娘有性的自由，直到生养出一个孩子。湘西有个苗民部族不让这种孩子有继承权（因为这孩子出于非法生养）。中国西南部族的民俗学里都有埃伯哈德（Eberhard）在《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一书中提到的瑶民习俗，说这种习俗像是传染病，即“每个处女都带有某种病毒，传染给第一个占有她的男子，这个男子就得死亡，因此，男人都不愿跟处女结婚”。 [32] 然而沈从文这篇传说的主题不是写同处女交媾招致死亡，而是写西南民俗学中更通行的主题：自杀殉情。 [33] 傩佑和恋人爱情深厚，不能等别人把姑娘蹂躏后再订终身；更不愿情人先跟别人结合。因此他们不顾魔鬼的陋俗，忘我地恋爱，选择了自然的神意合一。许多传说中设想过，恋人是否可能会用逃走来逃脱惩罚呢？根本不行。“部族中有一首历史极久的歌，那首歌把求生的人所不可少的欲望，真的生存意义结束在死亡里，以为若贪婪这‘生’，只有‘死’，才能得到”。 [34] 为了逃避人间世界，求得来生共聚，这对恋人快乐地咽下致命的毒药，双双死去。1980年凤凰县知识渊博的人还说起黄罗寨这对有名有姓的情侣双双自杀的故事。 [35]

虽然《龙朱》读起来像传说，可并不是民间故事，沈从文在80年代提起它时还为之一笑说，那“只算是浪漫派作品”。沈从文在《龙朱》中塑造成的神奇英雄（沈的大儿子就取名龙朱），完全是作者幻想出来的故事。不幸的是，沈已经记不起《媚金·豹子与那羊》的来历了。 [36] 在写法上它显然是民间故事，如果不是真正民间作品的话，也可说是仿民间故事的杰作。跟《月下小景》一样，它也通过一个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来歌颂忠贞的爱情。男女主角都可说得上完美无缺，媚金姑娘是白苗（沈设想的部族）美人，她的爱人豹子住在镇筸城西一个名叫凤凰营的屯田村庄。悲剧的原因是这对年轻人没能圆满完成第一次的爱情结合。第一次幽会豹子未能践约，因为他千方百计想为“新娘”找到一份完美的见面礼。他想给恋人一只纯洁无疵的白羊，来换取媚金贞女红血；但是豹子赶去时媚金已经死了，他自己也只好自杀。媚金与豹子的幽会关系特别重大，豹子爽约迟到以致引起误会，因为这对恋人过去还没有面对面地碰见过；过去两人相爱，都是靠远远地隔山听对方唱的即兴创作交替对唱的歌。在对歌中豹子最后终于征服了媚金，媚金承认输了，她唱道：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

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37]

到了幽会的晚上，豹子迟迟未找到见面礼物，这使得媚金认为豹子把她抛弃了，为了过去的爱情，她用刀刺进自己的心窝，牺牲自己，当豹子来到时，她只剩下一丝气息，脸上发出微笑，像保证把她的爱情带到来生再世，像罗密欧，或傩佑那样。

故事除了颂扬纯真的爱情外，还写了一个人的果断。一位认识豹子的算命老人早就警告豹子，而且一再警告，口气越来越严厉急迫，要豹子不可过分挑剔什么礼品来换取媚金的童贞；说媚金真正需要的是他的男子气概——从命运来说，正像算命老人那样；从心理分析来看，豹子下意识地害怕失掉他自己的童贞——豹子体会不到恋人的女性要求，正是他没有丈夫气的真正原因。

小说的蹊跷之处还在于讲故事的是一个人，后来却有两条线索。讲故事人开头真像民间艺人那样讲故事，他用直接说话口气，带些抒情的，而又有些吹牛口气的腔调，完全使出了说书行家的本领，后来又转而客观地讲故事，不用一点激动人心的说法。“一个熟习苗族掌故的人，他可以告诉你50个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另外告诉你50个美男子被白脸苗族女人歌声唱失魂的故事，若是说了这些故事的人，还有故事不说，那必定是他还忘了把媚金和豹子的事情相告。” [38] 我们的说故事人显然是说，他对故事已经做了一些编辑加工，他显然为这传说挑选了各种结局，鉴于白脸苗族忌讳吃羊肉，就怀疑白脸苗族后来把交换小羊作为订婚的礼节，还说当时连小羊是雌是雄还不清楚。作者的结论提出，“让我把所知道的写出来吧。我的故事的来源是得自大盗吴柔。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那一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棍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接下去故事就开始了”。 [39]

故事的大概情节就这样用近于现代人口气（现代人观点）把神怪故事里提出的三条原理，婉转地以实用社会学的词句奇妙地表述出来。这个故事不仅用离奇的典型将社会风俗加以合理化，还阐述了某些奇怪风俗的来源，例如忌食羊肉，用羊作为订婚聘礼，以及两位尊神，即媚金与豹子，现在都在山洞里受到顶礼膜拜，两人是因幽会时没有及时践约而双双殉情的。此后又转到传统小说中说故事人那种无拘无束的口气——造成效果的原因是语言，如“且说”。还有就是用一些传统的神话，用教导人的语气说明：“好的风俗是如同好的女人一样，都要渐渐老去的。”说故事人证明豹子和媚金的灵魂不会喜欢他们的洞穴，虽然那是年轻人幽会的理想场所，而后变成宗教的场所，用来纪念他们的爱情，“我说过，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像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40]

这篇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民间文学的权威性，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媚金》的一个修订本中聪明地删去了一段话，因为这段话跟沈从文自己的文学论调显然不调和。这话是说，20世纪上海那批善于刺探消息、各处造谣的文学家，很难体会到像媚金那样的美人。 [41] 还有一个好笑的地方是：至今汉人还认为白脸苗族女人的秀气和清气使无数男人倾心，实际同媚金相比，如今的女人不过是下品中的下品而已。 [42]

不过沈从文的文章风格始终优美过人，他的象征派手法尤其出人意料：豹子在凌晨找到中意的礼物，完全出乎意外。他的白羊受了伤，媚金也受了伤，精神上肉体上都受了伤，读者很难怀疑沈从文是否在惋惜中国西南部族文化的消亡。沈的另一篇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个可靠的民间故事，从中我们看到，七个苗族猎手，为了逃避官府王法，逃到山洞里去，每天打猎、唱歌、学拳棒医药，山洞成为恋人的藏身之所。他们咒骂官府来人以及那些“欢喜找麻烦的种族”的入侵。 [43]

普通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从道义上说，沈从文并非虚构乡土小说中的农村人物，像他的部族一样，都是写湘西以原始畜牧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他们坚决反对东西方来的城市物质文明，这种人是富是穷，是汉人还是苗民，都很难分得清楚。他们的经济发展并不顺畅，种族的延续线索也含糊不清，许多苗民大多是汉苗混血。虽然如此，这些消除了本部族习俗的人却构成了一种社会群体。奇怪的是，他们面对城市社会的一片腐化堕落现象，竟无所作为，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普通人，或者像沈说的“乡下人”。部族人虽然陷在城市的圈套里，显得孤僻，却仍然自由自在。可是乡下人，即使是混得不错的人，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所以也没有抵抗力，他们的文化是低层的市民文化，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同这个城市的价值情趣格格不入。 [44] 很多人，很可能大多数人，即沈作品中那类乡下人，会自以为他们比城里人在道德上物质上都要高明，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得保持乡下人的格局。他们是低贱的人，这是苗族永远不会甘心的，有些幸运的乡下人可能忘记了这个事实：即他们能在城市混下去，全仗城市和文人的恩惠。但在沈的许多作品中，有钱有势的城市人总要插进来，弄走他们的财物，同他们做生意，用婚姻或雇工办法把他们留在城市，为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乡下人必须反对不知不觉逼到面前的暴力，这种暴力比部族战争和赋税更为可怕。这样的社会存在还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作家沈从文关心的是那种讨厌的社会身份。熟悉政治的人，本来就对自己出身地区异常敏感，会考虑到面临的各种人类问题。

玛利·莱特论证过，传统的儒家思想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立国思想的根基，把普通农民称为“富于理性的完美的人”。中国绅士还塑造了道家的理想化的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跟西方旧思想不一样，并不害怕群众受教育。 [45]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也许是追求西化，或出于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吧，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人都看不起乡下人，认为乡下人愚昧，不可教育。

沈从文把这种偏见颠倒过来，指出乡下人的社会责任是在道德上能自我做主，保持独立的尊严。他对乡下人的最有名论断见于他1936年写的《习作选集代序》。他在文章里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46] 沈从文认为，他的乡下人不一定像城里人那样聪明，但他认为他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写农村人物的弱点是：一面写农村社团和习俗，更着重写农村内部生活的特色，把他们的外部特色变成几种典型：剽悍、坦率、好勇斗狠的“弟兄”（如《边城》中的天宝），和漂亮、精明、富于想象的苗族唱歌人（如《边城》中的傩送）；喜欢幻想的少女和老好人；等等。换句话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人物很像他写的神话角色里的对立面一样。没有多少批评家能责备沈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过于敏感，虽然他常常把几代人之间写成一成不变的性格。 [47]

特别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沈把他的“乡下人品格”扩展到水手、娼妓、士兵、流浪者。如果说旧的绅士阶级比现代城市人对扎根乡土的人更同情，那么他们对来历不明、漂泊无定的人是不能容忍的。现代城市居民都有西方的新观点，历来鄙视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出卖身体或遁身世外的人。沈从文对性的观点比较开放，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尊重那些得不到社会福利而甘冒风险的人。沈从文认为缺乏资产阶级道德的正是那种人，他把水手、妓女同他们的乡下祖宗联系起来。许多通俗作家过去这样写过，而沈从文则更郑重其事地着重指出这一点。

除了偶尔使用一些传统手法外，沈从文有时特别强调他的乡下人物非常单纯天真，以至于把他们写得很愚昧迟钝。看得出，沈把农村下层阶级写成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正是沈自己的看法，可以说他的乡下人世界闪现了沈从文自己的价值。

左翼批评家指责沈从文说，他不像同时代作家那样对社会阶级问题非常敏感。作为说故事人，他显得还不如他笔下人物那样有阶级感情，显然批评家只看作品的表面，角色有阶级觉悟，作家也一定有阶级觉悟，沈从文常常直接告诉读者哪些人是“普通人”，哪些人则拥有城市的财富、气派。

虽然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大多以农耕为生，用城市标准来说，算得赤贫，但那些水手、军营士兵的穷困潦倒才真叫人怜悯。《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有位苗族父亲，硬要把女儿卖作奴隶，《更夫阿韩》中蹲在镇城土地庙那些肚子饿慌的乞丐，算是例外，尽管他们穷到用野菜度日，但这些穷到一无所有的人，倒不急于摆脱他的穷境，如零杂工贵生就是这种人。沈从文所指的乡下人实际上包括了那些没有多少资本、靠自己发财的乡村店铺业主。只要他们出身相同、乡里相同，跟农民的价值观也没有什么差别（如《贵生》）。当然，沈没有写20年代他亲眼见过的湘西大饥荒中那些人，写他们也没法反映人类尊严的场景。有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艺评论家曾经指出过，他写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乡下人角色，并非是赤贫的人，而是那些不能得到温饱的人。例如《三三》，大家都想娶她做新娘，因为她的嫁妆是一座父亲留下的碾坊，谁得到这座碾坊就可以一下子变成不亚于贵族的富翁。这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辩护，而只是表明在这种社会里，下层阶级的地位不但穷，而且毫无权力。可是这并不是说卑贱的农村人就是不想提高自己地位，因为那个上层社会，他们不仅认为道德上有问题，而且与他们格格不入。 [48]

尽管他们家道顺遂，住在苗区山弯堡子里的三三和她的寡母也能意识到，在他们所处的阶级社会里，还有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人。他们不是苗民，却仍然是普通人，是被统治的人而不是统治者。他们在天地间算独立的人，然而却得依仗别人生存，特别是妇女。他们在幻想那些农村权势阶级的规矩。他们住在堡子里，与世隔绝（龙云飞就是一个例子）。跟其他乡下人一样，三三的母亲不得不向农村统治阶级献殷勤，因为他们拥有当地大部分财产，而且有各种受人尊敬的称号。《贵生》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出苦力的，可他为了行动不受管束，不做长工，宁肯砍柴割草为生活，经济上也不致被人捆住手脚，但他看到桐子成熟了就得向五爷“禀告”，连走路都怕踩脏了主人的地板。沈从文把这种堕落主子写得很典型，虽然这类主人对长工比较大方，他们长期相处关系一直不错，常常送些旧衣服给贵生。这些老爷却对玩弄妇女非常粗鄙，说她们是“辫子货”。他们能讨小老婆，实际全是从穷人中弄来的。总之，这帮农村统治阶级担当不了主宰乡下人而不让其反抗城市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的责任，而农村地主却同城里人勾结起来（城里人也是个不可低估的阶级）对付三三这样的人。例如想把三三嫁给城里的病人，这人显然是鸦片鬼。他到乡下来原为养病，享受乡下新鲜空气，当然，就想娶三三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这种堕落青年会把三三拉进自己的腐化堕落不健康的精神世界里去。三三也感受到了那种威力。 [49]

“思想健康”的确是一个现代作家关注的道德范畴。让三三跟她母亲依然是普通人而没有成为农村上层阶级，主要原因是出于他们社会心理的“健康与尊严”，即不但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还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肥沃（三三的水能养鱼）是乡下人乐意干活经营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沈从文认识到繁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证明。堕落的统治阶级把握财富，乡下人则从大自然的剩余产品里得到谷物、水果，或者像三三那样，还有蛋和鱼。他们不用这些产品来赚钱，买华丽衣服，抽鸦片。三三并不盼望这些生活中的好光景，而是害怕它们。乡下人不用金饯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沈从文只用一些乡下人喜欢的象征性东西来说明他们生活淡泊的习惯，如抽旱烟，而不像城里人那样抽香烟。三三吃南瓜子，而城里人则吃西瓜子。沈从文还爱写乡下人都爱动物：《边城》中翠翠的老黄狗，《会明》和《乡城》中王老太太的鸡，《牛》中大牛伯那条耕牛。 [50]

三三的生活境遇不算很坏，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她生活得也并不艰辛。沈爱写的“可爱的乡下大妈”正是这种类型。让我们看看《山鬼》中那个毛弟的妈吧。从教养程度看，她的烧饭本领，她的装束，她的山里人习惯，连作者也夸奖：“凡是天上的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女的美德，毛弟的妈照例也得了全份。” [51] 可能她是混血种，或者有苗族血统却又有汉族文化的人。（沈从文着重写她的卫生习惯可能是用来反驳汉人的偏见，认为苗民都脏。）像三三、像沈从文笔下的很多寡妇（像《阿金》的爱情波折，《旅店》中那位寡妇）一样， [52] 毛弟的妈算得上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她是“乡下人”，过着艰难生活，她得到的只是大自然给她的精神上和社会心理上的东西，物质方面的东西则一无所得。

这些乡下的伯妈会用菖头做酸菜，会做豆腐乳，会做江米酒，会捏粑粑——此外还会做许多吃货，做得又干净，又好吃。天生爱洁净的好习惯使人见了不讨厌。身子不过高，瘦瘦的，脸是保有为干净空气同不饶人的日光所炙成的健康红色。年45岁，按照规矩头上的发就有一些花白的了。装束呢，按照湖南西部乡下小富农的主妇章法，头上不拘何时都搭一块花格子布帕，衣裳料冬天是棉，夏天是山葛同苎麻，颜色冬天用蓝青，夏天则白的——这衣服，又全是家机织成，虽然粗，却结实，袖子平时是十九卷到肘以上，那一双能推磨的强健的手腕，便因裸露在外同脸是一个颜色。是的，这老娘子生有一对能作工的手，手以外，还有一双翻山越岭的大脚，也是很可贵！

她的报酬是什么呢？

人虽近中年，却无城里人的中年妇人的毛病。不病，不疼，身体纵有小小不适时，吃一点姜汤，内加上点胡椒末，加上点红糖，乘热吃下蒙头睡半天，也就全好了。腰是硬朗的，这从每天必到井坎去担水可以知道的。说话时，声音略急促，但这无妨于一个家长的尊严……强健、耐劳、俭省治家，对外又大方，在这个人身上全可以发现，她说话的天才，也并不缺少。 [53]

自然条件当然对乡村生活非常重要，可对沈从文这位艺术家、道德家来说，却又有不同的感受。首先，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不老是关在屋子里，挤在一起的水手，甚至妓女（她们因为跟着商人在沅水上生活，精神上也被江水净化了）都和农民生活一个样。在沈从文描写农村生活的画面中，住房情况几乎很少写到。他没有写肮脏的草顶茅屋；那些拔地而起的河边小屋，用长长桩柱支撑起来的小楼，是他写得最多的。也许他认为农民房屋不值得写，也许他有意忽视屋内的生活。他最喜欢回忆的兵士生活总是行军途中睡在屋外稻草堆上，或在小船上。 [54]

户外生活空旷得无边无际。它把乡下人都“社会化”了，有时可以说户外生活已经代替了社会。作者写《边城》中的妙龄女主角几乎具有卢梭式的美德，虽然作者在文章中用中国古诗中的逻辑来写大自然中给她的影响：“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生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新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陌生人并无机心之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55]

然而，《边城》还没有写出像卢梭理想的“自然状态”。它只写了一个与世隔离的青年人，而未写出是大自然使得翠翠不懂得苦恼与忧郁。她长大了，更加复杂的感情也开始萌发出来。她对男女之间的接触，对于死，都小心翼翼起来。边境地区的人对插进这种牧歌式生活中来的人间误解与悲剧纠纷并不生疏。生活在这种氛围里的人不会有幸福，也不会做到像道家那样“清净无为”，他们能解脱沈从文小说中人物那种城市人的种种精神变态——失眠症、偏执狂、失恋或找不到对象而产生的病态。

享有心理健康和尊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需要同大自然沟通，也不需要用大自然帮他们恢复健康，他们的灵魂不像城里人那样精神错乱，杂乱无章。大自然给了人生命、休息、玩耍的官能，这些东西城市人大都不具备，结果使他们的心理朝着“不健康”方向发展。总之，大自然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生机勃勃的、让人心情开朗的环境，就看你能否适应它。翠翠是沈从文写的一个典型，皮肤黑黑，像《长河》中的夭夭、三三，或者像真实的生活中的张兆和，沈的夫人。她们的美跟中国传统的美并不一样。同样沈也写了许多湘西兵士的具有种族色彩的特征：五短身材，行动敏捷得有些像猿猴，这种人全是擅长于山地作战的人。 [56]

适应才能把天赋与人的活力焕发出来，同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威力斗争。同自然界和谐相处不是容易事，它需要纪律，正如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有“爱心”。沈常常写乡下人与大自然挑战，如沅水的水手勇斗激流。即使《边城》那样小市镇的人也不缺乏这种机会，如战胜洪水的英雄，他们牺牲一切去救别人的生命财产，正像在险滩中遇难的水手歌声老在荡漾一样。一场洪水把翠翠的爷爷席卷而去。不像沈从文那样的达尔文主义者，乡下人对自然界的看法非常实际，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跟我们这个世界不同，但他也讲求实际，包括风和水神，你可以向它祈求保佑，却不可能了解它。

因此，作家沈从文（不是他笔下的人物）把自然界看作一股抽象的强大力量。然而他没有进一步了解这个自然界，像西方世外桃源居民那样，认为自然界受到人类劫掠。沈批评农村中工业化的进展时，也不大注意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然，开矿、造铁路、立电话线杆后来全都上来，把大地弄得百孔千疮。连20年代湘西这块地方也不再是自然界的荒原了，人们一直在砍伐树木，在山上烧荒，让它光秃秃的。然而，沈从文出于对故乡的自豪怀恋之情，想通过艺术创作为自然界开花结果。他写了自然灾害，但很少着重加以描绘。他想剖析大自然的各种特色，特别是湘西地方的种种特色，把它们记录下来，描绘丰富的大自然。“山上多的是野生瓜果，栗子榛子不出奇，三月里他给她摘大莓，六月里送她地枇杷，八九月里还有出名当地、样子像干海参、瓢白如玉如雪的八月瓜。”（《贵生》） [57] 在这篇小说里，大自然多么可爱可亲。连小小的河虾也加以人格化了。沈从文怀旧之情集中体现在他对如浦市那样旧城市昔日繁荣而今衰败的惋惜之情，而不在于荒原的消失。他在作品中对许多地方都流露无限深情，似乎要让这些地方永远兴旺。 [58]

沈从文30年代的作品更加倾向于混淆人与自然的区别界限，写了许多毫无情节，然而栩栩如生、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画——其中细节可以想象出一股农村欢乐融洽的气氛。他用民间风味的笔调写作，常常用那种农民谈到某种事物时的诙谐口气。在另一方面，他有着传统的文学艺术敏感，对生活抱着泛神论的感情。他根据美学经验把大自然本身完全加以人格化（虽然他总是坚持艺术无法征服自然的理论）。人，有时候被他从内心生活的神秘性来加以魔术化或神化。沈从文这位道德家最爱山区的人，作为艺术家他喜欢水边风景，只有在这种地方自然（意味着人和自然、其中动物也占重要地位）构成了一个有条理的开化模式。在下面这篇小说里，完全写出了一个旅行者欣赏秀美风光的欢快心情。旅行者当然是一位受过教育的风雅文人，然而他亲眼看到的只是生活中的平常事物，用简单语言写下来，其中还有些民间说法。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在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边城》） [59]

然而，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却并不把自然理想化。除了写男女之间的恋情，能写到妓女自杀殉情，写端午节竞渡写到能使人如醉如狂而外，他们只用求实的、非浪漫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会明和其他士兵想到死的时候，不放心的只是死后难看，发出恶臭，流水生蛆。小说《牛》中那个大牛伯很喜爱他的牛，牛像是他儿女一样。一次因为不小心把牛的后蹄打伤，看到一瘸一拐的伤势时，大牛伯无限伤心，非得要把牛治好不行。在小说《知识》中，一个城市青年听到农民对他讲死生无所谓，因为都是人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时，才想起哲学家尼采的关于“超人”的教导，很有启发。 [60]

然而作者的确让他的乡下人跟他一起把自然，如果说不上幻想化的话，也是加以人格化。他们不靠日历时间来记录岁月的消逝，而是靠收获庄稼，靠民间节日、人的纪念日来说明季节的到来。因此，对年轻姑娘如翠翠、三三、萧萧她们来说，秋天不但是收获季节，也是结婚的季节。翠翠的感情成熟是靠一年一度的端阳划龙船来显示，端午节划龙船人人竞争，令人想起古代的楚国，沈用这个来描绘翠翠女性的觉醒。但与历史上的屈原毫无关系（他们把这个节日同中国西南青年人的恋爱求偶季节联系起来）。虽然他写的是当地人和自然的特殊风俗，但沈把自然加以人格化的写法，使得他的作品完全具有中国气派，没有一点西方色彩。

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到底有些什么特点，从一些具体事情上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观点来体会。从牵强附会的城市人观点来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非常片面，对新生社会力量的了解更显得不够。乡下人曲解城市人的放任自流，说农村也有这种“不听话的汉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很天真，把日常现象都赋予不同的、颇富新意的内容。这种新的富于诗意的形象，城里人不能理解。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写地区作品的田园诗特色。同时，沈从文还为他的乡下人提出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感召力量，尽管从世界商业价值看它是不值一文的。此后，沈从文就从田园诗风格上写表达一定讽刺结构内容的作品。他笔下蒙昧无知的乡下人，用不正统的价值观来观察当今世界，当然对目前的变革抱着既甜蜜又辛酸的讽刺看法。

例如三三，就不能理解在照料一个来养病的城市生客的护士，怎样闯进她生活里来。她以为这位太太必定是个小老婆，对她这样年纪人来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那位没有出息的病人使得三三很不理解，因为她不熟悉病人的不正经的生活方式，这又一次提出一个什么是正常、什么算变革的问题。三三认为城市生活必定非常有趣味，在她的想象中，当地统治阶级必然有一座极大的石头垒就的城，城里有许多好房子，每一栋好房子里住了一位老爷同一群少爷，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屋子里还有许多跟班和丫头。城里有洋人，还有大衙门，许多官员威风凛凛，日夜审案。 [61]

因为没有读过书，三三和其他乡下人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快活。 [62] 沈从文爱写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生动，充满了故事性。农村很少演戏（三三认为，城里成天有人唱戏，成天有人看戏），这使得他们更欣赏演戏。他们唱着戏里的曲子，像唱军歌和婚礼歌一样。干活完了休息时，他们就吹奏自己造的笛子，或者玩点手工艺活，如用杂草编织动物。沈从文笔下的年轻姑娘梦中都在筑小坝、采花。这些乡下人精神上孤独，像会明和光棍贵生一样，可以列为一穷二白的笨拙农工。然而沈写到这些普通人在社团，特别是在家里时，他们的世界立刻就活跃起来。

小说《渔》写土家苗族边区一个寨子里，整个吴姓家族在夏天夜里去河上捞鱼。男人、女人、孩子，携箩背刀，手持火把。只要听到山上天王（苗族特别敬重的神，也许起源于土家族）庙鼓声一响，河两边两个敌对家族的人就会收紧渔网。沈从文写了年轻的一对孪生兄弟，“为生存竞争，子弟皆如虎如豹”。他们只等上游信号一响，他们就把一船石灰、蓼草、松脂倒进河里，这样把河中鱼毒死，漂浮到水面上来。孩子全会泅水打架，能够听得出深山野兽的叫声。他们看天上星星和点燃香来计算时间，使他们能按预定时间玩炸鱼的把戏。 [63]

沈从文虽然坚持认为农村的艰苦活使得乡下人身体健康，但沈在作品中很少写农村的苦活（他只写水手和拉船的纤夫）。写农民像牲畜般干苦活，却不写他们内心的潜在能力，沈从文没有写过饥饿这个主题。 [64]

所以，沈从文作品中的农业劳动全是写手工劳动的快手，而不是写壮劳力（这是南方人的资产）。作品中写的是手工艺品，妇女在江边洗衣服，男人堆木柴，烤烟草，或者把麻线绞成套索，年轻人到山中采蕨菜，农场工人打草鞋，妓女在鞋上绣凤凰，这类活计烘托出一种小乡镇的气氛。因为这类活计天天都在干，而且这类活大都在室外进行，除了制鞋和绞绳索，活计显然都在江边、山头上、林子中干。人的劳动跟大自然密不可分。在沈从文的描绘下，活计可以在讲故事的火堆边干，烧着山中砍来的柴火。这种描绘把乡下人干活变成了一幅画面。但这种描绘当中也包含着深思熟虑过的社会学因素，特别是30年代沈的成熟作品中，乡村劳工已进入了人格化的风景画。它把乡村景色写成鸟瞰式的全景画，作为后来变革的序幕。沈从文概括了各个行业、各阶层人士的活动，说明每个集团都在自谋生活，有时还写明他们的收入。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极有意思的，虽然这种做法不免成了老套，与故事没有多大关系。

乡下人从他们日常活计中感到舒心得意。沈从文还说，从三三身上看到她“从幻想中得到快乐”。 [65] 沈小说中的女主角像翠翠，就是生活在梦想、幻想当中，这种幻想是她们希望与忧虑的混合体。如翠翠就害怕被鱼咬，害怕爷爷的死亡。这些梦想已成为沈笔下的乡下人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乡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感情，也不会把外界社会的行为加以分门别类，而只能分析这些事情的本质，赋予新的意义。三三怀念她死去的父亲，那个永远蒙着一身糠灰的碾坊工人，那位脸色灰白如茶花的客人，和他的白帽子护士——白色显然预兆着死亡，跟翠翠的情况有些类似。

农民语言的牧歌式比喻可以作为沈从文30年代作品中民间风味对话的有趣鉴证，虽然这种对话有时显得造作（不像沈20年代的方言对话作品）。50年代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多半使用这种“农民语言”。沈用农民的比喻话来表达乡下人的思想和说法。在《边城》中，用比赛唱歌来向女方求爱，叫“出车”，管媒人说亲叫“跳马”，是用象棋的比喻。 [66] 乡下人总爱说有韵合辙的警句，如《贵生》中，鸭毛伯伯说的“中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五爷（不像你们的四爷）花姑娘弄不了他的钱，花骨头可迷住了他”。 [67] 后来杜老板为了打消贵生的疑虑，以为没有人愿嫁他，就示意贵生说，要追求他的女儿就别磨蹭了。

谁相信天狗吃月亮？你尽管不信，到时天狗还是把月亮咬了，不由人不信。我和你说，山上竹雀要母雀，还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点心学它们！ [68]

贵生终于听了他的话，可已经迟了。他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熟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再耽误不得。” [69] 后来他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他的双重含义的说法被另一个人误解，这是沈爱用的一种手法。贵生发现五爷在他出门期间，娶了老板的女儿（贵生心爱的人）做小老婆，当时贵生正在准备聘礼哩。“贵生一脚踹到一个烂笋瓜上头，滑了一下，轻轻地骂自己，‘鬼打岔，眼睛不认货！’鸡毛伯伯以为贵生是骂杜老板的女儿，就说：‘这倒是认货不认人！’” [70]

沈从文当然也写了一些喜剧角色，如大牛伯、会明和《长河》中的满满。乡下人看事情很简单，往往用错了可笑的词，或者无意地用了局部代表全体的说法，如把汽车说成“一个大匣子，人只要钻进去，那匣子就可带她到某地，不必走路”。 [71] 他们自己对这种说法是很欣赏的。正如三三可算是个未被人认识的诗人，《长河》中的人物也可算是国家命运的预言家。他们“误解”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把它看得太实在，后来才发觉这个运动把他们全部生活中的梦想一扫而光。他们对城里人政策没有多少直觉经验，但能分辨出那些漂亮口号的实质，因而有着预见的能力。 [72]

乡下人精美手工艺品的价值，也在于它丰富了手工艺人的梦想。说明这些卑贱的人不是不懂得周围的美，也不是不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美。手工艺品是为生活服务，它们本身并非是生活的终结，像威廉·莫里斯等反工业化主义者一样。沈从文也没有给手工艺品以拉斯金式的理论说明。因为沈从文只是凤凰县的小娃娃，他被湘西的一切制造工艺和设计所吸引，如铸造工厂就使他看得入了迷，因此他看不出机器生产的丑陋的一面。沈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到处皆是美，这样使得他不愿写城市的贫民窟，他看作是乡村理想生活的否定的反映。在《泥涂》和《腐烂》中，他着意写过泥泞、残羹剩饭和人的粪便。然而，由于舍不得他的诗意的描写笔调，他把这些东西都写得很美，像闻一多《死水》中写的渣滓一样。同样，他写一个长满疥癣、不成人样的小孩子从垃圾堆上捡饭吃时，沈的人道主义心怀也使他把小孩写得非常有趣。在《长河》中，沈批评过城市产品挤垮了农村工业，但他只归罪于机器在乡村有着巨大经济影响，认为机器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工具的烙印而已（而沈的同事们想到的，却是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73]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在获得知识上态度也非常保守，特别是妇女。《萧萧》中的老年人，《三三》中的女性，都嘲笑女学生和读过书的妇女，如《三三》中的女护士。但萧萧本人却想到过做女学生，来逃出目前的可悲困境。会明是典型的乡下傻子，却也有他自己的理想。他只是军队中一个伙夫，一直是大家取笑的材料，他傻就傻在自以为相貌很突出，应当是个将军。但他却有着打帝国主义开拓边疆的爱国思想。这些思想是多年前从他的湖南同乡蔡锷都督那里灌输给他的，说明他的思想多么执着、顽强。（20年代冯玉祥和阎锡山都在西北提倡过类似的开拓计划。）会明对生物（如他的鸡）也有着天赋的珍惜之情。 [74]

最后沈从文对于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和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等，都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他们淡泊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那种不加计较的道德，在趋于衰退。他在谈到那些被同化的苗族水手“他们那点老实、忠厚、纯朴、憨直性格——原人的性情，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 [75]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他们喜欢善意的作弄，却不使用卑鄙手段，特别是对客人——他们对城市中盛行的那一套手法全无瓜葛。这从他们交换从大自然得来的产品上分明看得出来，特别是在出售丰产商品上不贪便宜。《长河》中写过，地方橘子丰收，他们宁肯让它烂掉，也不卖给不正当的人。乡下人也不愿接受人的施舍。贵生得了财主礼物，就坚决要用自己礼物还报。他们不懂得怎样跟别人做买卖，像那些长沙来的军官那样。这些外乡人却懂得趁橘子丰收去小赚一笔钱，让种橘子的人吃亏。 [76]

这种写法就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些，虽然其中也有真理的内涵。研究苗民的人特别注意到苗民的性情开朗，容易受骗上当，不惜倾家荡产来招待别人，与儒文化不同。 [77] 然而，沈从文在《牛》和《贵生》中，研究过贫苦农民的物质主义。他笔下的农民会算账，他们担心市场情况会影响自己收入，他们也梦想发小财，虽然他们没有资产阶级那种贪得无厌的心计。乡村上层阶级一般还有一种不是资产阶级的想法，那人要发了财，那是出于天命（不像生计那样，只要干活就有活路）。大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这跟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贵生》中的下层阶级只会凑在厨房里惊叹主人赌博时挥霍无度，会买小城市妓女来取乐，这种挥霍浪费乡下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是等到后来发现他们得到报应时，便不再责怪这些上层阶级了。在另一个喜剧故事中，一个人因为赌输了钱，逼得母亲精神错乱上了吊，他却把他的大部分家产做成千万纸元宝锞子，几十个丫头老妈子，好让他母亲鬼魂在阴间和来世有钱花、有仆人侍候。这说明一切全是命里注定，把钱存起来等着发财，倒是莫名其妙地人与命争。“花脚狗不是白面猫，各有各的脾气，银子到手哗喇哗喇花，这哪成！钱财像是命里带来的。命里注定它要来，门板挡不住：命里注定它要去，索子链子缚不住。”（《贵生》） [78]

当然，这些平凡人的物质主义跟上层阶级有些不同。像大牛伯那样，他们是根据当前现实来计算，小牛伯原来想杀掉耕牛，后来害怕因此丧失生计，才改变主意。大牛伯梦想发横财，只是一个幻想，而不是经过计算。他踌躇着设想出一个打牛的数字。

“打一百下？是呀，若是我在背脊上打一百下，它仍然会为我好好做事。”

“打一千下？是呀，也挨得下，我算定你是捶不坏牛的。”

“打一千下？是呀……”

“打两千下也不至于……”

“打两千下，是呀……”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在这闲话上随意能够提出一种大数目，且在这数目上得到一点仿佛是近于“银钱”“大麦的斛数”那种意味。 [79]

有恒心是乡下人的另一种品德；他们是忠诚可靠的。沈从文把他们的生活加以象征化，让他们干摆渡、推磨坊等活计。他们喜爱这种熟悉的活计，懂得这种活计是一种鞭策。可靠性的背后是他们的倔强和真诚，像阿金追求那个寡妇一样，但嗜好赌博则使他落了空。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乡下人赌博尽量不下大赌注，免得走《贵生》中五爷倾家荡产的老路——实际上是他们下不起赌注。

乡下人对他们的节日异常热心，像对待其他生活方面的重大事件一样，他们对节日的迷恋狂欢程度，简直像入了神，不过这种宗教热忱并未达到主宰他们生活的地步（不像《凤子》，那是以苗民为背景的）。城市人把乡下人看作“小孩”，却不像欧洲农民文学里那样有着孩子式的“虔诚”。相反，一种更初步的宗教意识把乡下人区分开来，即人生是一场戏——在诸神面前演出的戏、用更高的规模演出的更有形象化效果的戏。这样，在写正式民间宗教时，沈从文把它写成一种例行公事，对习俗对神同样忠诚，把家庭和社区合成一体。

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统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农村社会传统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荞耙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煮腊肉社饭到野外去聚餐。端午节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女孩儿家为此事将有好一阵忙，大家兴致很好的封包，用锡箔折金银锞子，俟黄昏时方始到河边去焚化。且作荷花灯放到河中漂去，照亡魂往升西天。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九月重阳登高，必用紫芽姜焖鸭子野餐。秋高气爽，又是一番风味。冬天冬蛰，在门限边用石灰撒成弓形，射杀百虫。腊八日煮腊八粥，做腊八豆……总之凡事从俗，并遵照书上所有办理，毫不苟且，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欢乐和忌日的严肃心境。（《长河》） [80]

沈从文这样不厌其烦列举每年的节日风俗是一本正经的，比起他20年代常常写的要详细得多（尽管这些只在社会学上有意义，从艺术上说没有多大意思）。沈在早期作品中自发地写了当地风俗，并在这些节日风俗上寄托青年人的喜爱之情：

小孩子们谁个不愿意过年呢？有人说中国许多美丽佳节，都是为小孩的，这话一点不错。但我想有许多佳节小孩子还不会领会，而过年则任何小孩都会承认是真有趣的事！端午可以吃雄黄酒、看龙船；中秋可以有月饼吃；清明可以到坡上去玩，接亲的可以见到许多红红绿绿的嫁妆，可以看那个吹唢呐的吹鼓手胀成一个小球的嘴巴，可以吃大四喜圆子；死人的可以包白帕子，可以在跪经当儿偷偷的去敲一下大师傅那个油光水滑的木鱼，可以做梦也梦到吃黄花耳子；请客的可以逃一天学；还愿的可以看到光兴老师傅穿起红缎子大法衣大打其筋斗，可以偷小爆仗放——但毕竟过年的趣味要来的浓一点且久一点。（《更夫阿韩》） [81]

跟部族中人一样，乡下人在各种社区庆祝会中，也有他的娱乐之道，像小说《长河》中最后一章《社戏》中所描绘的那样（戏班子是外来的巡回剧团）。人们在这种习俗中祈祷一家平安，福星高照。整个社区精神都是祝愿互相关照。他们愿拿出钱来，救济水灾造成的损失，修好翠翠家后面的佛塔，参与诸如此类的公益善事。

沈从文对宗教非常慎重小心，说明了他的兴趣不在于振兴宗教，而是为它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为现代人找到一种宗教的代替品。《贵生》实际上是对迷信危害的一种讽刺。这个长工爱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金凤，却迟迟不敢开口提亲。因为算命的人说她命里克夫，对农村上层阶级的人来说，迷信也是个愚昧的祸害，它使贵生丧失了一切。不管出身如何，老板的女儿毕竟是个闺女，五爷要的就是她的童贞的血，来冲洗他在赌博上的晦气。所以五爷把金凤从贵生手中夺走了。出于同样的民间“科学”，贵生也清楚了他的生肖属虎，而金凤则属鼠，金凤的生肖远非贵生的对手。所以在五爷的婚礼上他不能在场，不然他会因冲犯老鼠而倒霉。最后鸭毛伯伯建议让他别出去，这是命中注定，劝说使贵生心里稍稍好过些。贵生一气之下离开了五爷的家。最后客人们看到大火从杂货铺烧起来，贵生的房子也起了火。我们不知道这场大火中有无幸存者，但人们却把这场不幸归罪于那位年轻姑娘，而不怪贵生。

然而，说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容易上迷信的当，实际上他们对人——特别是对城里人、神佛的怀疑相当彻底。《长河》中写的迷信只说明他们听天由命，遵循先例、权威，非常谨慎、认真、虔诚。他们把权威看作一股遥远的、稳定的、无法亲近的力量，却算不得内在的、撼动大地的力量。正如《从文自传》中说的，“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 [82] 乡下人都听这些社会的、天神的话，对它们毫无隐私，可以说过分天真，但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些怀疑的，也许因为这一点，因为神毕竟虚无缥缈，比官员更不可捉摸，所以乡下人便敢于同天神开玩笑。

乡下人对什么人都非常慎重对待，要了解他们的背景，这一点在沈从文后来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得出，作者多么热心于了解他们的社会细节（可能是受到他在课堂教过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影响），使得他像编公报似的把地方出产、节日、丧礼习俗，甚至沅水流域妓女唱的歌谣都一一记下来。沈在30年代作品中写到一个人出场时，总要交代他的生平历史。这样，就为他的社会风景画加上一个时间界限——写社区里的绅士子女如何选择自己伙伴，变成革命家，最后返回家园，才发现跟家人之间已隔着可怕的代沟，差一点被不明真相的地方当局杀掉。算教诲也好，暗示也好，这种出身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人物来历的关心。王老板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还是靠城里的遗产发家？城里的生活怎样改变了老板娘的发型，以及她怎样对待张老太太？沈还说乡下人跟城里人不一样，并不刺探别人隐私，但沈说这句话也许是对那些海派造谣专家的抱怨。在《凤子》里，沈写过在凤凰西边某个汉苗杂居地区，当地人对城市客人说，本地的风俗允许远方客人问他们各种私人问题。乡下人的生活就是一本打开的书。 [83]

沈从文很少写他的自由自在的乡下人感受到什么家庭压迫。《萧萧》是写家长统治的少数小说之一。沈笔下的乡下人都生活在一个核心家庭里面，家人间关系充满爱和关心，很少提到家长权威，死亡带来家庭破败，所以家中每个成员都异常珍贵。然而，父亲得鼓励儿子去山中打猎或下水划船，让他们锻炼成人，有出息，让年轻人独立做主，生存付之天命。长辈很少管他们的婚配，在《边城》中，唱歌求爱成为风尚，托人说媒倒被人耻笑。

沈从文笔下乡下人的交际本领也许值得争议，贵生与会明、翠翠与三三，都不会社交。而沈喜欢探索隔代人之间的误解与交往上的鸿沟这条死胡同。如翠翠跟她爷爷的关系。《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但在沈的社会场景中，乡下人还是喜欢聚在一起就某一话题谈论不休，正像《长河》中生动描绘的枫木坳大路的集市，或《贵生》中那个杂货铺和五爷厨房里的情况一个样。他们爱听人讲故事，说笑话。像毛弟的妈一样，很多人都健谈。

沈从文在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孤立中曾经指出，他的乡下人，特别是家里的人，不用依仗多少语言就能交流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直觉，以及对手势、漫谈的敏感，就足够调查彼此心灵的深处。沈认为沉默倒能够增长乡下人对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想。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愚蠢”的沉默与“傻子”式的微笑正是他们精神上能够欢天喜地的原因，聂华苓等甚至认为这是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 [84] 会明和贵生几乎都是傻子；他们的朋友也认为他们是傻子。翠翠和三三自然都未成年，还处在变成少妇的边缘。

沈从文真的认为沉默是一种幸福，代表一个人天真无邪（他在文学评论中也称道沉默，用意是不想参加文学论争）。他在小说《牛》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大牛伯真心实意地向他打伤的牛表示要改过，因为牛不会说话。说话太多的人倒往往说谎、推托。老牛伯体恤小牛的办法是在后面推犁时多使一点力气。他打伤的是条不能说话的牛，它也听不懂话，这没有关系，因为沈在寓言中已把小牛充分地人格化了。 [85]

最后，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沉默寡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反应，表明卑微的人尽量不同比他高贵的人打交道，以免弄得狼狈不堪，因为他们生活不同，高贵的人不能了解乡下人的感情。只有城里爱唠叨的人才会跟乡下人用啰唆语言来问他们一种难于表达的感情。一个豆腐小贩怎么会去挖掘死去爱人的尸体？对三三和她母亲来说，她们为什么不敢去堡子里见那位总爷？只有城里人习惯于问这种问题。乡下人无法用遁词、假话来回答城里人的问讯，只能“什么也不好说，只按照一个乡下人的方法，望望略显黄瘦了的白帽女人笑着”。 [86] 他们中有的乡下人也并不那么冷淡。说实在的，他们比那些现代的小心谨慎的太太们要强得多，那种人“被冤了，不赌咒，也不哭”。 [87] “乡下人到集市做生意时，也要嚷嚷骂骂，加上习惯成交以前要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食棚子里去喝酒挂红，交易因而特别热闹。”（《长河》） [88]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过，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民间活力的又一象征。沈从文在小说中特别爱写青春期乡下姑娘这种神秘玄妙的魅力。《柏子》中写水手柏子这种粗人，可算写得淋漓尽致，认为是男人活力的根源。在沈的小说中，爱情没有因为社会地位不同把性爱分隔开来，而受到不同的对待。贫穷雇农也有得到爱的机会，如《萧萧》和《雨后》，写了他们获得了乡下姑娘的爱情。在《柏子》《丈夫》和《边城》中，沈从文想指出爱情的买卖（对当事人来说是经济上的必需）并不能阻碍乡下人跟所爱的人形成长期伴侣关系。妓女在尝到性的刺激的同时，还要与钟爱的人建立真诚的友谊，尽管她要靠接待客人来维持生计。《丈夫》中的主角也是出于妒忌吃醋，而不是由于谨慎小心。 [89]

《夫妇》和《萧萧》中出现的人物则更为保守。儒家的态度是谴责一切婚外的性关系。然而，小说《萧萧》指出了童养习俗的不近人情，只惩罚怀了孕的人，生下来的如是个男孩，却一切罪过都不追究。当然，孩子的性别是由命运决定的，小说强调了萧萧无能为力的危险处境，使得她想变成一个女学生好离家外走。在别的小说里，如写边疆山区的阿黑、五明那种性的饥渴人物的圈子里，成年人简直可以宽恕那些通奸行为，特别是在青年和寡妇之间的有伤风化的行为。

沈从文笔下的天真无邪的少女，也大都胸部隆起，洋溢着女性的魅力。在《边城》这类小说中，允许她们主动找对象，在汉人社会中这是少见的（苗民中可并不少见）。阿黑的爱情故事说明她年纪大些，比她喜欢的小伙子五明更有经验。然而在《采蕨》中，却是小小的五明采取主动，这就使这场两性之间的爱恋显得单纯自然。沈从文这位城市作家，把男女爱慕写成是太阳和暖引起的自然反应，那时雨后新晴，蕨草冒出了卷曲的新芽，阿黑姑娘对爱情比五明要认真得多，可以说“过于认真”。表面上她对同小伙子五明办那件事心情十分矛盾，既喜欢又害怕。但她发现五明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在他把阿黑百般追求到手之后，似乎想悄悄不声张。 [90]

沈从文写成年男人，特别是水手，就要粗鲁得多，把他们的男女之间关系写得毫不含糊，淋漓尽致。这种沅水流域的风情画沈曾一再描写过。他说，下层人民的咒骂，跟他们的绰号一样都富于创造性。他用有声有色的对话证明这一点。他们的咒骂，跟平常人的打架、喝酒、追女人一样，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果敢的一面，正像他们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毫不畏缩一样。他们不像城里人，例如阿金，他们随时都准备冒险一试，跟人较量，把一切听之于命运。

那么，什么是克制呢？在中国传统中对苦难命运逆来顺受，历来认为是乡下人的另一种果断形式。然而在20世纪，这种美德在优胜劣汰的民族生存斗争中却是一种弱点，或者说是怯懦。沈从文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乡下人，常常说起他们生活中的那个抽象命运，或者佛家说的前生罪孽报应。沈似乎也认为相信命运是使穷人能活下去的一种力量，虽然他在《湘西》这本游记里批判过他的同乡的保守退避思想和自暴自弃心情。 [91] 在小说《会明》中，他又让他的主角的英雄主义在两方面出现。会明默默地承受了所有同事的凌辱，然而他想到蔡锷将军的精神，便把同事们的自鸣得意都放在脑后，认为别人都不了解蔡将军。

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乡下人的阴暗面。贵生由于“不能支配自己”而纵火，可能杀人或者自杀。 [92] 《夫妇》写农村道德的一个弊病，不宽恕不遵守当地习俗的外人。《牛》写了乡下人最复杂的一面形象。大牛伯这名字说明他本人就像条牛。他穷，住在山寨里，吃的是白薯饭，瞪眼看着他的牛被打伤。在这篇小说里，乡下人本身就是“压迫者”，因为他打伤了自己的“长工”，他认为是自己造的孽，几乎不敢在牛的跟前承认自己的弱点。牛会跟他过不去吗？可这位乡下人很冷静，他把所有家业都拿出来教他的“朋友”，用投资来偿还自己的罪孽。故事结尾是公家把全乡的牛都征用走了，老牛伯才后悔早知如此结局，不如当初索性把牛杀掉。这个故事不仅直截了当地反映了乡下人的心情，还表达了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93]

这时，沈从文不像张天翼那样，成为优秀的正统“现实主义”作家。张天翼笔下的乡下人既粗野又肮脏的形象能够令人信服。沈从文说他在《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人生形式”，即“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94] 就是说，它能使读者永远不忘，虽然这种写法并非出于杜撰。他的笔总带着深厚感情和地区偏爱，想在中国假设的单纯社会集团中找到希望。他了解中国穷乡僻壤的状况，为之写作。如果说，他把下层阶级理想化是因为自己地位提高了，感到有些负疚，可是你在他自然性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沈从文还是孩子时，出于年幼无知，曾经以“小少爷”身份取笑过更夫阿韩，可他在1926年写的小说中，并没有表示什么内疚。 [95] 许多人看不出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广度，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下层人物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存在。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社会广度，你就体会不到他的作品道义上的深远意义。再说，如果没有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对他的故乡做了全面而现实的反映，许多中国人可能到现在仍会对湘西乡下人的言语、谈吐、行为和思想了解甚少。

【注释】

[1] 　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89—211、359—366页。

[2] 　见苏雪林《沈从文论》127页。苏在论文中的论点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不少误解之处。如苏说沈的有些小说是为年轻读者写的儿童故事，她把《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列入童话，实际上这是为成年人写的讽刺作品。苏还批评沈写的苗族男女恋爱不够真实，是向壁虚构，说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其实这些小说有的倒可以算作儿童文学作品。

左翼方面的批评以丁易为代表，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说，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都不像现实中的人，他们没有阶级性质，纯粹是作者地主资产阶级观点所想象出来的产物。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卷236—237页上，也批评沈的作品许多出于悬想，毫无社会意义。比起其他左翼批评家来，王瑶还是并不过分苛求的（他们的论点许多都是沿用苏雪林的）。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论》240—241页上，也说沈写不出现实主义作品，刘授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二卷62—63、29、289页上，也对沈多所指责，1949年以后的一般的批评家则完全不把沈写入文学史，即使“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改变。林志浩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九院校编的一种也对沈只字不提。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279—280页，评论了沈的创作，但都持否定的态度。《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一卷也未收入沈的传记。

[3]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9—200页上提到沈作品中的道家思想。麦威廉（William Lewis MacDonald）《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与主题》5、143—144页上也提到这点。麦威廉在《沈从文接近现实》论文中又提到道家思想。在聂华苓的《沈从文》67—69页上，把沈写的“乡下人”比作加缪的“局外人”。同书67—110页还分析了沈的象征派手法。

[4] 　引语见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54页。

[5] 　见上书6页。

[6] 　见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1980年5月《花城》五期刊出）。文章中指出少数民族是民间文艺的摇篮，对文艺有特别广泛而尖锐的敏感。说《边城》中的翠翠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沈从文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内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7] 　出自旧社会文人写的苗族方志有《苗蛮图册》，是写17世纪苗族的图册。类似的读物还有严如熤的《苗防备览》（1843）。其他著作还有盛襄子《湖南之苗猺》、《湖南苗史述略》、杨力行《湘西南苗猺娱乐集会及节令》，这些书也还有一点旧社会文人描绘“蛮人”的味道。

[8] 　关于沈写的苗民山歌，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28—331页。也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9] 　见《月下小景》（1933）。此处译文据金隄、白英的英译本92页。这两句是年轻人中，唱歌高手傩佑开头唱的开场白，唯恐惊了女孩子，轻轻地唱。以下有女孩梦里迷糊的回答。

[10] 　见《月下小景》金隄、白英的英译本。这四句是傩送明白了自己的歌声可以作为女孩子灵魂安宁的摇篮，故又接着轻轻唱下去。

[11] 　《月下小景》中许多比喻，可能来自《雅歌》。本文中引语见同书92—93页、91页。

[12] 　故事中碉堡保留苗区山乡的特色，见《月下小景》88、89页。

[13] 　见贝纳茨克《阿卡族与苗族：印度边区种族问题》197页，说明泰国苗族也有灵魂上天云游的构想。

[14] 　引自金隄、白英译《月下小景》93、96页。

[15] 　关于苗族男女遇见生人时互相打招呼方式，据1980年8月14—18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究会上的报告。

[16] 　见《凤子》（《文集》四卷356—357页），然后是陌生人和姑娘之间一长串唇枪舌剑的对歌，最后落到陌生人无言对答，看着女孩子扬长而去。

[17] 　湘西苗民山歌格式，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68—370页，即歌手只唱三句，有一句留着待唱歌人解释。

[18] 　见《龙朱》（《文集》第二卷327页）。

[19] 　见《凤子》（《文集》第四卷381页）。

[20] 　见金隄、白英译《月下小景》88页。

[21] 　见上书101页。

[22] 　见上书88页。

[23]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27页。也见潘登常演唱、王天若录制《世牛》。土家族也有对歌求偶习俗，见袁炳昌《听土家族赛歌会》。

[24] 　见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e Frye）《批评的解剖》33—34页。

[25] 　《月下小景》中的傩佑（金隄、白英的英译本93页），和《神巫之爱》中的许多人物都对龙朱大加赞扬，神巫还想跟龙朱的矮奴学唱歌。见《神巫之爱》（《文集》第八卷245、246、248、250、257、258、264、267、273、276、282、297、299页。

[26] 　见金隄、白英的英译《月下小景》88页。

[27] 　《月下小景》中有条注释说，小说写的是黄罗寨的故事。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谈话中也证实了这点。1980年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人士都提供了黄罗寨的故事。

[28] 　传说见金隄、白英的英译《月下小景》89—90页。

[29] 　追日月遭到神明惩罚的传说，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62—363页。

[30] 　《月下小景》（《文集》第五卷47页）写道：“远处有吹芦管的声音，有唱歌声音。”芦管是苗族常用的乐器。

[31] 　害怕童贞习俗，见金隄、白英的英译《月下小景》97页。又见周作人的《〈谈龙集〉初夜权序言》。沈根据初夜权习俗来写黄罗寨传说可能是他自己的构想。沈写湘西另一篇传说里也提到了初夜权。他在《湘西》（《文集》第九卷367页）里说，保靖的土司除同宗外，对任何人新婚都保有初夜权，新妇应当送到土司府留下三天，代为除邪气，方能发还。李震一的《湖南的西北角》60页上也提到了这一点。

[32] 　埃伯哈德《华南华东地方文化》134—139页上提到瑶民习俗认为处女带有某种病毒，会传染给第一个占有她的男子。因此男人不愿同处女结婚，避免招致死亡。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64—365页也提到了这一点。

[33]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67—377页。黄罗寨的具体情况还难于考究，但约瑟夫·罗克（Joseph Rock）在《西藏边区纳西族的生活与文化》32页上说（纳西族说藏缅语，跟土家族一样），他们也有自杀殉情的习俗。罗克还翻译过纳西旅男女自杀殉情前的对歌集子。

[34] 　见金隄、白英的英译《月下小景》101页。

[35] 　见1980年8月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的报告。

[36] 　1980年6月30日沈和我谈话中说，《媚金、豹子与那羊》（1929年作，收入《人间月刊》一期），可能真是个民间故事，但他已记不清楚其来历了。

[37] 　故事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媚金、豹子与那羊》。

[38] 　见《媚金、豹子与那羊》（《文集》第二卷392页）。

[39] 　见《媚金、豹子与那羊》（《文集》第二卷393页）。

[40] 　沈在《媚金、豹子与那羊》（《文集》第二卷395—396页）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41] 　《媚金、豹子与那羊》在1929年1月20日《人间月刊》第一次刊出的版本，曾收入《文集》第二卷。但在1983年版的《沈从文选集》第二卷145页刊出的修订本中，那句感叹20世纪30年代上海那些擅长于在朋友中刺探消息、各处造谣，得人怜爱的文学家，很难想到媚金如何美丽的话已被删去。

[42] 　沈在《媚金、豹子与那羊》（《文集》第二卷397页）上写道：“如今所见到的女人，只不过是下品中的下品，还是使无数男子倾心，使有身份的汉人低头，媚金的美貌也就可以仿佛得知了”。

[43] 　沈说故事《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纯正的民间传说。在1980年6月27日和我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故事的分析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72—277页。

[44] 　见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部族、农民与城市》第一卷288页。沈从文自己也看到乡下人在经济上远不如城里那样变化多端，涨价之风都来自城市。见《贵生》（《文集》第六卷339页）。

[45] 　见莱特《中国保守派的最后阵地：1862—1874年同治中兴》314页。

[46] 　沈在《习作选集代序》（见《从文自传》120页）里高度赞扬了乡下人的高贵品格，说他们不懂得诡诈，对一切事认真。他在《从文自传》77页就承认自己是个乡下人。在1933年写的《篱下集题记》开头就说：“在都市往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文集》第十一卷33—34页）沈在《从现实学习》（《文集》十卷299—322页）开头也说，“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佬”。

[47] 　见麦威廉《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与主题》。

[48] 　见《贵生》。又见《阿丽思中国游记》（《文集》第一卷458—460页）。《更夫阿韩》写阿韩见叫花子饿死街头，他花棺木钱来收埋。《三三》写三三无意嫁城里人。

[49] 　向主人禀告，见《贵生》（《文集》第六卷341页、344页）。贵生为五爷看桐子，看见桐果成熟了，就往围子去禀告五爷。贵生进院子时，担心把五爷地板弄脏，赶忙脱了草鞋，赤着脚去见五爷。沈1929年到上海后写的作品，特别强调阶级关系，在《一只船》中，沈把船主和水手关系写得不亚于委员同群众。船主近于绅士阶级，正如绅士跟党国要人的关系一样。

[50] 　见《边城》。又见《会明》《乡城》《牛》。翠翠有老黄狗，《会明》《乡城》中的五老太太爱鸡，指桑骂槐说“那些官是扁毛畜生，明天发痘死了好，活下来做什么？”大牛伯则爱他的牛。

[51] 　《山鬼》（《文集》第二卷147—148页）说，天上神给了中国南部接近苗乡一带乡下妇人的美德，毛弟的妈妈照例得了全份。她强健耐劳，俭省治家，对外大方，说话有天才。

[52] 　《阿金》写鸦拉营地保为苗人阿金说媒，娶寡妇做夫人，不料下定钱那天阿金去赌场看热闹，把钱财输光，婚事也告吹。《旅店》写湖南苗寨一家黑猫小店主人、一位花脚苗寡妇与房客的种种关系，后来黑猫同大鼻子房客生下小黑猫，房客在路上发急症死去，于是小店的驼子助理只好做了黑猫的丈夫。

[53] 　见《山鬼》（《文集》第二卷147—148页）。这位毛弟的妈也是苗乡寡妇，她照料田地、儿子、家中牛猪，许多事比她丈夫在世时节勤快得多，每年年终还请苗巫师来家，打锣打鼓为全家祝福。如今快小年了，一切依然一样，而自己并不曾老许多。

[54] 　《从文自传》93页写沈行军途中每天换一个住处，不论睡长凳方桌，都能极安适地睡一夜。有时找不到板凳，只好睡在屋外稻草上，半夜还可看流星在蓝空中飞！沈说，行军惯了，他最烦厌的就是每天睡在同一张床上，这份平凡处真不容易忍受。

[55] 　见《边城》（《文集》第六卷75页），写老船夫外孙女翠翠天真无邪的容貌和性格。

[56] 　关于夭夭，见《长河》。夭夭的原型显然是沈在辰州见过的那位姑娘，见《湘西》（《文集》第九卷360—361页）。那个周家夭妹长得风流俊俏，远近知名，1937年400个土匪攻打沅陵县城，团长只抢了夭夭。最后同团长成亲，英雄美人结成姻缘。但在《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66—268页）里，有个十九岁的小妇人也叫夭夭，却被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兵占有，老兵是烟鬼，虽占有了她，只要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实际上，翠翠的部分原型是沈第一次离家时在泸溪碰见的那位姑娘，是当地开绒线铺家的小姑娘，见《老板》（《文集》第九卷296—297页）。翠翠还有沈在青岛崂山见到的一个姑娘的影子，1933年沈同张兆和到崂山溪边洗手，看到对岸一个穿孝衣扫庙的姑娘，沈说“那穿白衣的姑娘，我可以给她写个小说”。见刘一友《沈从文现象》（载《长河不尽流》377页）。

张兆和在吴淞中国公学上学时，小名“黑猫”，沈在此开始追求她，司徒良裔（《记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都证实了这一点，接着沈在小说《旅店》里把女主角取名为“小黑猫”，沈在小说《燥》（1931）中写那位他心爱的姑娘也是“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还有，那一双似乎比任何女人还黑一点的手，不正是我倾心的东西吗？”沈在写给刘廷蔚的一封信（《废邮存底》）中，他又说到他“想象有一个已经我那么熟习了的女人，有一个黑黑的脸，一双黑黑的手……是有这样一个人，像黑夜一样，黑夜来时，她仿佛也同我接近了”。在《三个女性》（1933）中，沈也把很像张兆和那位“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女子”取名黑凤。张兆和年轻时就以“黑里俏”出名，见《文集》第五卷上1935年沈和张的合影。

湘西兵士的特征是五短身材，行动敏捷乃像猿猴。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会明》（《文集》第三卷271页）。

[57] 　《贵生》（《文集》第六卷340页）写湘西地方特色。他在作品中对许多地方都流露无限深情，把山水风物写得有声有色。

[58] 　《贵生》338页上写“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贵生》中也提到过浦市，叹息一切都成过去，沿河各码头也破烂不堪，显得十分寂寞，有几只船还挂上“此船出卖”的标志，等待换主。

[59] 　《边城》（《文集》第六卷67页）写白河风景奇绝，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60] 　《会明》（《文集》第三卷274、281页）火夫会明并不关心战争胜败，却怕死后糜烂发臭，全身小蛆虫爬行，模样难看。《黑夜》（《文集》第五卷385页）两个通信联络兵在水中查线路，摸着死尸，知道是部队通信兵出了事，却毫不动情，依旧在水中摸索前进。《牛》写大牛伯一心要把牛治好。《知识》写农民被蛇咬死，却毫不伤心，令人想到尼采的“超人”哲学。

[61] 　《三三》（《文集》第四卷137页）写总爷家里雇了个白袍白帽的护士，好几两银子一天。三三想到城里人必定有许多跟班丫头。城里洋人脚杆直直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139—140）。

[62] 　《三三》（《文集》第四卷140页）写三三欣赏城里的生活。

[63] 　《渔》（《文集》第三卷41—54页）写土家苗族边区寨子里吴姓家族夏夜到河上炸鱼，只等上游信号一响，就把一船石灰、蓼草、松脂倒进河里，把鱼全毒死的故事。

[64] 　沈从文在《湘西》（《文集》第九卷384—385页）中通过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故事，讽刺说：“这就是我们所称赞的劳工神圣，一个劳工家庭的真实故事，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沈在《一只船》中也写了拉纤船工的悲惨生活，《文集》第八卷225—234页。

[65] 　见《三三》（《文集》第四卷140页）。

[66] 　见《边城》（《文集》第六卷116页）。

[67] 　《贵生》（《文集》第六卷341页）写四老爷乱花钱，说汝南地方的女人一身白得像灰面，一点儿无意思，还装模作态。

[68] 　《贵生》（《文集》第六卷351页）写杜掌柜教导贵生说：“山上竹雀要母雀，还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点心，学‘归归红，归归红’，‘婆婆酒醉，婆婆酒醉！’（后两句是杜鹃和竹雀鸣叫声）。”

[69] 　《贵生》（《文集》第六卷352页）说，贵生想起事情有点儿险，闪不知把金风拐走了，那才真是“莫奈何”：所以一切得趁早，再耽误不得。

[70] 　《贵生》（《文集》第六卷359—360页）写贵生听到五爷娶了金凤后，轻轻骂自己：“眼睛不认货！”鸭毛伯伯以为这话是骂杜老板女儿，就说“这倒是认货不认人！”

[71] 　《萧萧》（《文集》第六卷224页）写乡下姑娘想象中的城里女学生生活。说她们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

[72] 　《长河》（《文集》第七卷25—29页）写湘西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当成洪水猛兽，令人心惊胆战。

[73] 　《泥涂》写一个小城市天花流行，区长却借救济机会挨家敛钱，加重灾情的故事。《腐烂》写上海闸北贫民窟下层居民生活。《长河》（《文集》第七卷89页）写城市机器榨油挤垮了农村油作坊。

[74] 　《会明》（《文集》第三卷271、281页）写火夫会明在战事平息后回到原防，他仍然是火夫。只带回一笼鸡雏，希望今后细心喂鸡，并对此感到幸福。

[75] 　《湘西》（《文集》第九卷346页）说，泸溪洞河船上的苗民水手，因为老住在山中，那点老实、忠厚、纯朴、憨厚性格，比城市人保存得多些。

[76] 　《长河》（《文集》第七卷9—10页）写乡下人橘子丰收，宁肯烂掉，也不愿卖。而外乡人却懂得趁橘子丰收赚一大笔钱。

[77]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81—283页。

[78] 　《贵生》（《文集》第六卷343页）写鸭毛伯伯要贵生相信命运，凡事不能勉强。

[79] 　见《牛》（《文集》第三卷294页）。

[80] 　《长河》（《文集》第七卷44、45页）写湘西农村传统节日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说总而言之，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所以乡下人收支总是不济。

[81] 　《更夫阿韩》（《文集》第八卷103页）写乡下孩子都愿意过年，中国许多美好佳节，都是为孩子设的。

[82] 　《从文自传》2页上写凤凰城方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莫不敬神守法。

[83] 　正如沈在《贵生》（《文集》第六卷340页）中参证了杂货店老板的发家史一样，他在《边城》（《文集》第六卷82页）上也考究了茶峒掌水码头的龙头大爷顺顺的历史。关于乡下人不刺探别人隐私，见《凤子》（《文集》第四卷321页）。

[84] 　《边城》（《文集》第六卷79页）写乡下人每个日子皆在单纯寂寞中过去。聂华苓在《沈从文》71页上，也说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

[85] 　《牛》（《文集》第三卷284—285页）写大牛伯为在气头上一榔槌打坏小牛的脚感到难过，他对牛说：“朋友，是我错。”沈把小牛充分人格化。

[86] 　《三三》（《文集》第四卷143页）写白帽子女人怪三三母亲不到总爷家看他们，母女两人什么也不好说，只按照乡下人方法，望着白帽子女人笑笑，因为乡下人不能用遁词来回答客人问讯。

[87] 　《萧萧》（《文集》第六卷224页）写萧萧以为外国电影中的女人“被冤了，不赌咒，不哭。她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

[88] 　《长河》（《文集》第七卷40页）写吕家坪水码头集市特别热闹，因为做生意时必嚷嚷骂骂，成交前必盟神发誓，成交后去吃食棚子里喝酒挂红，俨然一个小商埠。

[89] 　《边城》（《文集》第六卷81—82页）说边城妓女风俗淳厚，虽然做生意时得先交钱，但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又说妓女恩情所结，多在水手方面。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约，即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丈夫》写做生意的乡下女人到小河船上，能每月把所得的钱，送给乡下种田的丈夫，丈夫方面既过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很多，主要原因是地方太穷，任你如何勤劳干做，总不容易对付下去。

[90] 　《采蕨》写五明在爱情上采取主动，使阿黑感到受用，只好让他不讲规矩撒野。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沈当时作品里到处皆是。

[91] 　《湘西》（《文集》第九卷333页）指出湘西今天落后，并非由于地瘠民贫，而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顽固拒他性，不仅对一切进步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

[92] 　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

[93] 　《夫妇》写农村道德的弊病，一对年轻夫妇在山坳里亲热，也被捉来示众，还几乎被痛打一顿。幸好有人干涉，才得释放。《牛》第一次在1929年《新月》第二卷第六至七期刊出时，当时沈在上海，正碰上开展普罗文学的论争。沈在一个月前写过一篇《大城中的小事情》。1928年又写了《阿丽思中国游记》。

[94]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说“我写《边城》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想借重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95] 　《更夫阿韩》（《文集》第八卷11—13页）写老更夫受人尊敬的德行，说街坊老老小小，无不对他尊敬满意。因而街上听不到谁家被盗过一次。

第六章
城里人：面对青春与死亡

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倾向”

同政府抗衡

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

很显然，30年代是沈从文发展顺利的年代。他在青岛、北京的创作高峰时期（1931—1934），写出了构思新颖、风格感人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至今还受到文艺评论家、研究者和作者自己的高度重视。而且沈还在不断克服一个个挫折，例如，他做教授感到很不轻松。他讲课有如闲谈，大都漫不经心，讲来平淡无奇，声音低得有如耳语。也许他是故意不亮出自己思想，好让他的学生在儒家语录式的片言只字中去推断老师讲课的重点。但他在坐下来改学生作文卷子时，仍然热心地研究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沈很害羞，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次教课时，每每咕噜咕噜地讲了几句就退下来，一堂课就此了结。教书显然使他更加感到知识的欠缺。 [1]

但就在30年代，沈从文对他的主要职业即文学创作，热情也开始减退。他不但跟编辑、出版家疏远，同很多中国作家、读者也疏远了，虽然他的作品当时还很叫座。在抗日时代，他不大跟得上时代精神的节拍——他在沉思求索之后写了许多狂放不羁的散文，跟他的上帝却越来越靠近。他的作品少了，更少写小说。不过，沈从文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倒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深度。此时，他可以用更多样化的语言，以及对人、对意识和宇宙的更加错综复杂的观点，分析城市的异化现象了。

沈从文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之间的相互疏远是双向进行的。沈从文对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作家也深恶痛绝，指斥他们是法西斯分子，然而左翼作家却指责沈从文怯懦胆小，容忍那帮朦胧暧昧的为艺术而艺术作家的资产阶级倾向。 [2] 还说他已从社会“现实生活”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沈从文在30年代后期不大写评论文章，也没有出版什么新的集子，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政治已经控制了文学。他已经预感到使后来作家都遭到禁锢的那种双重束缚：你写了什么挨批评；一点不写也要挨批评。然而，沈始终没有停止活动。他当教授，写评论，鼓励青年作家。他不但没有退缩，而是在治学、在创作方面都更加丰姿多样了。最近的文学考证发现，这段时期他提出的见解，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得多。他的目标非常正确，虽然很难实现：即重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推动文艺创作，清除市场、政治干涉文艺的影响。

沈从文把20年代的新文化时期理解为一切作家团结协作的年代。其实这只是一种怀旧之情。沈从文还同意他那些思想激进的同行的见解，认为20年代文学革命的最低目标已经实现，现在是向新阶段迈进的时候了。沈说，要让文学继续用它的新调子推动社会前进，但应该向更深刻、更具有永久性的目标前进，通过作品来表达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上的最终目标的深入理解。沈和他的论战对手同样具有这种有争议的立场观点，但用历史科学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作家，都已预见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他们已经看到未来的方向。而文学的使命就是反映和加速这种不可避免的方向；理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认为沈从文成了一个守旧的古板老人，而不是梦想家，正像梁启超和他从事组织“少年中国”的同代人一样，只能成为改良派，被革命时代抛在后面。

沈从文始终是改良派，但他信奉的社会科学是，对人和人的最终目的有新的理解。这些理论是他读书的大杂烩，现在有些早已被人忘却了。除了弗洛伊德外，这些理论还来自美国（很多是杜威的学生或朋友）或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唯独没有俄国。这些思想家都是典型的抽象思想家，想把心理学、文学、宗教、认识论和象征主义、社会人类学、政治理论与人类学等等全都融会贯通，联成一气。要追踪沈从文学问的来源，可以举出J．H．鲁宾逊 ① 、J．R．安杰尔 ② 和约瑟夫．柯林斯 ③ 、约翰·古尔德·弗莱彻 ④ 、埃里克·沃格林 ⑤ 和龚古尔兄弟、福楼拜、狄更斯、卡莱尔、歌德和尼采——这些人的作品，沈都只读了译文。当沈从文对自己的思想逐渐有了信心后，他就开始把这些新思想用于写小说。他的思想不能算唯物主义，但他一直向更神秘的存在——下意识，以及下意识后面的神明探索。这也使他跟弗洛伊德一样，从一方面向宗教探索。 [3]

沈从文的真正变化是在当时环境下，他的形象的转变。在20世纪的上海，他自称为“小兵”，被别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现在这些名声已经成为过去。20年代在和初露头角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合编文艺刊物直接向文艺界挑战时，他的确写过尖锐的讽刺文章，描写过清乡，还有妓女、穷人这一类下层人物。在写了《我的教育》和《从文自传》之后，沈成了现代中国著名靠自学成才的作家。沈和丁玲都有许多作品与高尔基作品同名（如沈和丁玲都写过《母亲》、沈的《我的教育》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非常类似）， [4] 但不同的是，当胡也频和丁玲在走高尔基创作道路用完全乐观的态度为社会主义英勇创作时，沈在30年代却继续走温和的讽刺现实主义道路，擅长细微的感情刻画，这是他和高尔基都佩服契诃夫的地方。沈也赞同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评，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思想。他对国民党政府写的文章都持否定态度，1945年以后他还警告过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战，虽然他穿老学者穿的长衫，但头发留得很长，像个不安分守己的大学生。尽管如此，中国左翼作家仍然认为沈从文教授的血管已硬化，耳聋听不到无产阶级的呼声。沈从文的确对左翼革命纲领害怕，他认为这些纲领过于暴烈。他怀疑政治力量能否产生革命的文艺，他怀疑、甚至害怕政治力量会压倒文艺。

所有这些想法都微妙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并不是不了解新兴的文学倾向，他完全能体验到处于左翼和右翼倡导的文学主流之外的味道。他自己非常自负，而包括革命作家在内的文坛都排斥他，他们的地位、教育条件都比他好。这帮人的举动似乎已经使沈从文以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沈在借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落伍”感到抱歉的时候，这种说法当然含着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可以发现沈从文真在害怕他已进入中年。其实1936年他在说这话时刚满三十三岁，从中国标准来看，他还是个小伙子。 [5]

也许真是世事催人老吧。1931年胡也频遇难那年他才二十八岁；丁玲被绑架并传说被害时，他三十岁；他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三十一岁；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三十四岁；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时他只有三十九岁。不过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时期，沈从文跟他同时代人一样，感到时光在飞速消逝。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年轻叛逆者了，新一代人要想把五四运动时期文化革命精神传给更下一代人的梦想仍然存在。五四运动的一种梦想是不仅把文学看作教育的助手，而是它的先锋，甚至可以文学来代替教育。 [6]

感到自己作品已经过时使沈从文受到很大震动，因为他想到他已进入“中年”——特别是在跟女性关系上。沈从文在作品中爱写男女恋爱题材，虽然他结婚比较晚（三十岁了），而且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差点没有成功的追求之后才成功的。他在《燥》（1931）和《贤贤》（1932）两篇文章中写过自己求爱历程中窘迫难堪的情景。1933年9月9日沈结了婚后，他心中存着的那点梦魇必然已经消失，甚至沾沾自喜，曾经劝他的同事赶快结婚，或者找个女友，好解除心中烦恼。那个把他甩掉的女子是沈的学生，比他小八岁。如果《主妇》（1939）带有自传成分的话，沈和张兆和的结合并没有使沈感到年轻。小说中说话人为犹豫不决和壮志落空感到困扰，原因是妻子不够成熟。妻子对丈夫专心写作和嗜好鉴赏工艺品有些抱怨。显然沈对自己那种安静舒适的中产阶级“中年人”生活方式感到有些内疚，特别对自己专心致志收藏艺术品、古代瓷器、丝织品、纸和漆器更为敏感。 [7]

沈从文在30年代更饱尝到了亲友丧亡的悲戚。父母相继去世，朋友如徐志摩1931年死于飞机失事。胡也频和丁玲在1930年也和沈分手，奔向革命前程。沈从文从他们参加革命工作起，就为他们的生命担心，也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们被当局逮捕或杀害必然使沈这位幸存者感到内疚。特别让沈从文觉得沮丧的是：亲眼看到他几年前爱过的丁玲不仅被捕，而且她拥抱着曾把她出卖的那个冯达。

虽然如此，沈从文作品产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老了，把自己的东西写完了，而是他已经担负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责任。他是一位忠诚的编辑，一直在小心翼翼修改年轻作家送来的稿子，同时修改自己的作品，发表在许多文艺刊物上。 [8] 他在大学教写作课和中国文学课，要为学生编写讲稿，开拓自己的文章风格和题材内容，还继续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对艺术品的兴趣也在重新恢复。长期以来他就对中国历史和工艺美术具有浓厚兴趣。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写文章要中国重视艺术教育，让学生扩大艺术定义的范围，使公众从工艺品、建筑，以及整个视觉世界中去认识美——从而了解中国艺术的遗产。40年代末期沈又写文章谈书法，艺术史和博物馆的保管工作。 [9] 工艺品使他又重温中国古代史，从中得到记叙文章的写法。

沈从文少写小说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有了新的探索，或再探索，尝试写新的散文品种。早在1930至1931年间，他就在以惊人速度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又写文学批评、评论、书信、少量的诗。他担任文艺刊物主编后，要对各种文学争论写出应景文章。他的文学评论作品当然并不起眼。但《记胡也频》（1931）《从文自传》和《记丁玲女士》（二卷，1933）都能和沈的经过压缩的长篇小说《长河》的叙事艺术媲美。《湘行散记》（1933—1934）是中国新纪实文学（reportage literature）的先驱，虽然它的书名（暗示内容并非正经大事）使人想起中国的古代记叙文学。

在沈从文自己眼里，小说仍然可算他的主要成就，因为1936年底他曾略带夸张地分析说，他已经沉默了两年。他说的沉默是指像鲁迅那样；因为转向杂文而没有创作，这是令人失望的。然而，沈从文在1936年11月1日就声明，他之所以沉默是由于另有某种癖好，而并非放弃写作。 [10]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不以从40年代他写作的数量来衡量（不算国民党检查的因素在内），也不从质量上来衡量，就应该注意到他在创作技术上开始有了新的探索，直到后来被迫停止探索为止。

沈从文从这段“中年”小恙中得到的收获有几条。他的小说开始写生长、成熟与死亡的题材。他的小说情节在探索生命与爱情的意义；作品中许多人物都在大声评说：探索上帝和人的本性；探索语词与行动的相对意义；探索生活艺术与人类精神的关系；探索社会义务、颓废堕落与自杀的根源。这些问题大都是中年教授、欧化的城市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非商业资产阶级分子所常常提出的。沈从文刻画人物的范围，也随着他自己成为城市知识分子从而交游圈子不断更新而得到扩充。过去沈从文的小说里不多写资产阶级人物，偶尔写时也多用讥讽口气。现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新的城市人物，他们有闲工夫谈论，用最抽象、博学的词句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政治评论家不禁要问，这不是美化“资产阶级”问题吗？在这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对沈从文的成熟作品有各种评说。然而沈从文仍然在用文学作为启迪、“救治”他的中产阶级读者的工具，他也没有忘记对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习惯加以轻微讽刺。吴宓就担心沈有一篇小说是在讽刺他本人。 [11] 其实沈还有许多暴露性小说，如《主妇》是在解剖自己及他家里人。

最后左翼作家并不是不满于沈转变了写作方向，而是对他的不变的立场始终采取批评态度。他的最热心的读者仍然是年轻人——像《月下小景》这样的书更为年轻人所钟爱。沈想重新把文学作为思想媒介来鼓舞青年，而不是教训青年。沈也想为抗战出力，但不能在艺术上妥协，怎样解决这个令他左右为难的问题，可以从1949年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他的反应来说明。他在不同领域选了一份爱国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选了中学教师这个部门，编写教科书，虽然编成课本大都没有被国民党政府印行，因为课本内容没有充分迎合国民党的政治口味，得不到国民党宣传部的认可书就无法印行。不能出文艺作品，沈仍然在做文艺工作，关心照料在他周围的当地青年作家。之后，这可能是沈从文最大的“错误”——沈从文不只独立，他自己起了一个领导作用，被一些年轻作家认为是一个文学界的领袖。 [12]

沈从文形成了自己的“倾向”

沈从文30年代写的文学评论文章在理论上显得单薄，着重于当代与历史的比较。他逐个评论某些作品和作家，就作家的情操、抱负，以及他们对发展文艺技巧、形成新的白话语言的贡献大小加以论列。显然，他有意不谈作家的政治倾向与派系关系。在讨论建设新民族语言时，他甚至混淆了诗人、小说家和杂文作家的区别。他写的这类评论文章后来收入《沫沫集》（书名起得并不贴切），是原来沈在吴淞中国公学（1926）、武汉大学（1930）时的讲稿。沈从文讲课用平静论学办法，而不喜欢用争吵语气，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唯一的例外，是他有关京派海派的论文，这个论战同他的区域感情有关。

沈从文这种政治态度是有意做出来的，他的时局观点之所以显得含糊其词，是由于他对时局总采取含蓄态度。人人很可能被他这种现象所愚弄。以为他真的对时局漠不关心，特别是在1949年后更显出了这一点，但据我一次同他乘汽车穿过北京时的观察，就完全清除了这种错觉。一路上他对沿途见到的市井中的某些缺点和愚昧现象，联系其与地理历史不协调方面，曾发出一连串讽刺性的评说。他指出某处原有一丛古树，被傅作义部队砍头，他为之叹息。那边有一所巨大皇家宅邸，现在由军队方面占用。看来这位镇筸出生的调皮娃娃，到80年代还没有改掉当年的倔脾气。

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一直主张在文化上打破偶像崇拜。他在给一个读者信中说，“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先前若干世纪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钻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废邮存底》） [13]

他一再强调说，要去掉旧的，换上新的。他在解剖文人朋友的小毛病时，特别提到了他最关心的青年与年龄问题。沈用比较俏皮的口气指出他们太热衷于古诗，他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使得他们“哲学贫困与营养不足”。因此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必须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种种毛病：虚浮、懦弱、懒惰、不愿思考。 [14] 但是，30年代沈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政治革命，所谓的文化革命的主题已成了老生常谈，已经被当时那帮文化新贵、官僚和商人把持在手了。

沈从文认为较高的文学评论是要采取一种美学的角度。他经常提出的论点是，号召作者在修辞上要雕琢词句，讲究结构，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不忽略保留一点传统形式。认为作者不能依靠一个人的“天才”或“灵感”，而要艰苦努力，不断实践和反复修改；主张作家要“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这种区别用传统的说法更易于理解。正如李白的顿悟与杜甫的熟读深思下苦功夫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总之，沈非常反对浪漫派。这并不是说他在反对旧的文化传统方面有所放松，这一点在他作品中很快就显示出来。他所谓的“实践”是指在文学形式上要不断作出新的实践，而不是照抄过去老套。出版会碰到困难，这一点他在出版《看虹录》时就有深切体会。 [15]

沈从文的确是从现实主义者、有时也是从重视内容要符合一定形式的立场来批判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他写过一篇分析性评论创作过程的论文，可以概括他的同道的现实主义简练笔法。他提出，跟形式比起来，内容同样重要，作家要用心搜集素材，充实作品内容，采取一种你喜欢的文学形式，把周围的一切写出来。他告诉一位南洋读者说：“你好好地去理解南洋的社会组织，丧庆仪式，人民观念与信仰，上层与下层的一切，懂得多而且透彻，就这种特殊风光作背景，再注入适当的想象，自然写得出很动人的故事。”（《废邮存底》） [16] 沈从文的小说越来越走向唯理智论和泛神论，在构想上就没有什么美学色彩。他之所以强调文学形式，是认为缺乏技巧是会使当时一切中国文学发展都趋于停滞的原因。

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在当时却被人争论不休。20年代的沈从文，这位愤怒青年不是反对过在形式上追求精雕细琢吗？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警告青年作家，写作不能只求感情排泄，倾吐对社会的不满，要节制自己的牢骚。 [17] 这也是沈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毛病，他也要尽力克服。这种转变使得他终于成为一个作家，给许多在形式问题上需要他指点的人以切合时宜的忠告。可是，他看重文学形式的主张虽然是认真的、严肃的，但他青年时代缺乏形式构造的作品却更有生命力。跟在小说方面一样，他在散文方面也不长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况他想发表的意见在当时不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沈从文在强调艺术技巧，要求在生活和道德上都跟艺术一样来一番革新之后，接着就主张作家要用心思考，负起责任，保持自己尊严。他这种主张可算是中庸主义，有意跟一切作家协会脱离关系，不管它是左翼、右翼，或中间性组织，使作家能够不受干扰地从事创造性想象。典型例子是他对待左翼作家提出采用大众语的倡议采取的态度。沈认为许多现代白话文学作品的确写得生硬、不自然，显得欧化，但他认为这只怪写得不好，并非语言本身的毛病。“五四”提倡的白话文本来是城市市民阶级的语言，但并不妨碍像他那样的乡下娃娃用作写小说的工具。他还认为通过翻译引进来的国际资产阶级作品的语言，也算不得威胁。沈以为真正解决办法是有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他希望把群众提高到国际上的优秀标准，虽然他承认中国“全人口有一半类乎灾民，无业无食”（《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时间会把坏的作品清除出来。为什么喜欢纯粹白话的人不写出点小说来作为范例，却在一边吹毛求疵，开空头支票呢？ [18]

沈从文亲身参加的论战是反对文学上的“海派”。 [19] 说起来妙得很，中国乡土文学的大作家，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起来跟中国最大的都市，即中国的上海以及巴黎加上莫斯科或纽约，展开论战。论战一方京派也叫“学院派”的导师，是这位湘西人，他不但未参加过任何文艺集团，而且连中学也未上过。

从上海文艺界看来，论战在1934年才展开，当时沈从文就指出，上海已处于海派文人的控制之下，说“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 [20] 。因为沈多次嘲弄过上海作家的作品，激起上海派反感，因此展开这场论争。沈在1931年说过，上海许多所谓作家，实际上只是文学的“白相人”。“白相”是鲁迅1933年写的《吃白相饭》一文中用过的词汇。上海作家也反唇相讥，把沈指为京派。论战不久就全面展开，随之转向其他争论而结束。 [21]

沈从文则不愿意把这场论战看得这么轻。他认真看待上海文艺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然的话，他不会用这个地区称号，因为这种称号会得罪很多中国作家。“海派”一词激起了上海文艺界的自豪感与歧视外界的心理，激起对出版家的愤慨，使一些人为“五四”以来作家声望降低感到惶恐不安，并对文化变革采取保留态度，对作家这个群体产生怨言。沈的论战锋芒攻击上海文艺界，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派阵营的分裂。我们常常猜测，沈所指斥的到底是哪些人，因为他除了指名道姓提到过蒋光慈、林语堂、“新月派”，特别是张资平等人而外，很少在论战中指出其他人的姓名，连暗示也没有过。 [22] 也许他认为指名道姓的人，比未提名的作家还高一筹。沈的论战都是在理论上进行的，不只是为了掩盖他和论敌算旧账。他甚至想用海派概念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理论。这样，海派这个词自然就使得上海作家异常反感。1949年以后，沈从文当年这场笔墨官司也为他招来不少是非。 [23]

沈从文发动的这场反“海派”运动早在1929年夏天就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他就提出了“新海派”这个词。 [24] 那时很少有作家理睬这件事，少数作家也许表示异议，因为批判海派的老巢，租界的文艺界，并不算新鲜事情。沈自己也住过上海。他只想表明，他并非作为北京作家来反对上海，而是作为内地人，作为上海真正对立面的内地人来反对上海。

沈从文含蓄指出“海派”有它的根源，表明沈开始以一个中国文学史学家的角度论这个问题。 [25] 中国文学是他在武汉大学讲的课程。但他也不是真正那么超脱。第一次论战发生在他在上海吃了一场心理上的大败仗以后。1928至1929年，胡也频、丁玲和沈正忙着合编文学杂志《红与黑》和《人间月刊》。他们在杂志上刊出豪迈声明，要刊物保持独立，没有任何特殊的倾向性。刊物只刊登创作，包括沈从文自己写的控诉社会的、痛苦而可信的日记。两种杂志只维持了一年之久。沈负了一身债，丁玲和胡也频则都转而投入政治斗争。 [26]

沈从文不会想到他和丁玲几年后会编辑更有影响力的刊物，而把这次失败归于不公平竞争，资本家把持市场、官僚们在幕后操纵。沈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说资本家和官僚总是互相勾结；沈也责备左翼文学，说他们控制着自己的出版家。 [27] 沈早就对文艺体制感到不满。现在他不仅指责作家的后台，连作家也受到沈的责怪。

沈从文自己的作品在上海也受到批评，受到退稿的冷遇，尽管当时一位上海出版家恭维沈是“天才”，是“十里洋场”的神童。 [28] 一切事情好像都跟着权势金钱旋转，作家则什么也轮不到。沈知道他写得太快——快得顾不上考究技巧——他对上海出版家要他这样赶写非常恼火。不久北方叫他去教书救了他，使他离开这个讨厌的城市。但他感到内疚的是，把胡也频和丁玲两位正在奋斗中的“专业”作家留在上海。上海奇妙费解的治外法权（他早就为这种徒有其名的治外法权担心）使胡也频、丁玲感到虚假的乐观，产生安全感，使他们终于蒙难。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商人—警察—青红帮三位一体在控制这块地方。 [29] 两人在公共租界最后遭到厄运，证实了沈从文早就存着的戒心：上海文艺界种种现象不过是上海鬼蜮世界的又一个反映。

沈向往回到20年代北京的那种局面，作家享有很高地位、连成一体，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而海派文人则只会制造某某作家的谣言，然后写成“文艺新闻”；有些人不是剽窃中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翻译外国作品，冒充创作；有些人组成大肆渲染的文学社团，在喝茶聊天之余，互相标榜，招摇过市；有些人用各种旁敲侧击伎俩来破坏作者名声。还有些人巴结电影明星与流氓来提高自己地位。 [30]

不根据作品风格，而根据作家的活动地域来区别一个流派，这不是评论家的做法，只能算道德家的行径。

最后，“文学”活动便只纠缠在时事评论和小品上。 [31] 沈从文认为，这种评论文章分量上单薄，政治思想也不够大胆，远远离开当前的文化任务，成为电影明星消遣的闲谈；这些人当然主张维持现状。到1930年更大张旗鼓挞伐反对幽默小品文，目标对准林语堂，沈可能是为了不把他的朋友施蛰存与这些人归入一类。 [32]

沈从文特别惋惜有些上海作家只从“低级趣味”出发，为迎合读者口味而经常改变风格。他痛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良友》画报专门挑选大美人和校花作封面，刊登电影明星亲吻姿势；有的作家如张资平，把三角恋爱题材写厌之后，居然也转而来写时髦的革命文学；而且，在揣测是某人出卖了丁玲之后，沈说：“感情用事的‘左翼’人士平时猛如狮，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海派。”看来风格、流派、意识形态——都不是神圣不能改变的。出版商时而提倡讽刺作品，时而争出儿童文学，时而又出傻女婿民间故事，或古典名著插图的连环画；一会儿提倡尼采的超人哲学，一会儿又宣传波德莱尔的颓废文学——一切全凭读者口味来取舍。沈却把文学作为事业，痛斥玩票式的无聊小品，维护那些严肃认真的作家，不受浪荡哥儿的包围，不写无聊透顶的文学。 [33]

上海并不是新的攻击目标。中国戏曲界的海派艺人，早已把一些俗不可耐的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舞台上采用机关布景，一本戏分成无数本连台演出，台上一片喧嚣哄闹，用低级趣味来赢得观众掌声，在这种剧场里，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已经完全消失。总之，上海的演技完全破坏了京剧艺术，而京戏本来强调演唱与做工准备，保存了优秀的中国表演传统。” [34]

由此可以类推，30年代的海派文艺完全破坏了“五四”传统，一切只求迎合读者口味。 [35] 沈没有否认他是名义上的京派头头，北京在感情上是他第二故乡。对他来说，北京象征着独立、个性自由，“五四新文学”同教育结合起来。用振兴新文化运动来支持文学是沈清除海派恶习的良药。 [36] 沈和学院派一向和睦相处，已经从外部登上京派的殿堂，现在沈最后已经步进文学文化运动的内部，虽然他年纪太轻，又没有学历，很难进入京派的核心里面去。

沈从文的得意之作是追溯了海派文人在五四运动前的历史，从而揭穿了海派文人自称进步的伪装。沈首先指出，海派继承了本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庸俗文人的衣钵。鸳鸯蝴蝶派刊行《礼拜六》杂志，自称刊物目的只为了帮助读者消磨闲暇时间。沈在30年代还提到过新礼拜六派，称之为“新海派”，暗示他们和19世纪90年代买办阶级统治下的上海颓废派文人——“十里洋场”才子一脉相承。鲁迅指出过，这帮才子想的只是，才子佳人与妓女名花卿卿我我的艳史。沈运用“海上”这个称谓来加强海派的历史渊源。再说“海”这个词说明上海是沿海城市，而并非中心地带。 [37]

早在1931年，沈心目中就有了一整套文学史纲要。他说，因民族性关系，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四川、湖南扎下根基。在上海，礼拜六派从未受到“五四”的冲击。他们用的文言文是改成北京的白话了，但上海趣味依然保留着。 [38] 后来，终于形成海派。同时晚些时候，他又称道有独创性的北京“五四”文学（称为京样，当时还未构成京派），具有优秀的“人生文学”传统（周作人鼓吹过人生文学）。

现在上海越来越多的流行刊物只登些谣言、文人聚会、小评、文坛风习录。这种“蚊式”小报大多朝生暮死，刚出不久就消失（沈和丁玲、胡也频关系以及一些英美派文人的私生活成了小报的绝好话题）。沈反对海派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低级无聊的商业文化：庸俗小说、彩色封面、全张广告、闲话、电影明星、丑闻、大会议、文学名流、请人写书评，美国流行音乐。 [39] 他担心严肃作品不能跟商业文化同时并存，出版家之间的竞争会改变严肃作品的方向。 [40]

沈也反对海派文章的欧化句法。1930年他就批评二流的翻译作品泛滥出版界，说这种文字显然是来自日本刊物上的评论。 [41] 沈原来跟随“五四”文艺运动反对传统因袭的文学，却没有想到会面对一股新的外来的逆流，使他感到自己反而掉了队。

那么，沈从文是否反对左翼文学呢？不错，他嘲弄过杂感文，还指名批评过鲁迅。他当然没有说鲁迅是海派，只说鲁迅是被一帮低劣的评论家把他卷进论战里去的。 [42] 1932年，沈还惋惜说，由于低劣作品充斥市场，竟然使茅盾、丁玲这类“有价值的左翼作品”，也很难在出版界找到立足之地。

不管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怎么说，当时左翼作家并不全部否定沈对上海作家的批评。沈的成见是：上海是反动买办阶级的世界，这也许是鲁迅在论战中对沈没有激烈反驳的原因； [43] 鲁迅还可能以为沈的许多话是用鲁迅自己说过的话。 [44] 1934年，不是左派，而是自称无党派（“第三种人”）文人的苏汶对沈的说法感到生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作家唐弢用沈从文指斥海派的话去抨击上海沦陷区那些通敌作家。 [45]

为什么苏汶认为沈是在批评他呢？苏汶同别人合编过上海文艺刊物《现代》。从书名可以看出，刊物的撰稿人——特别是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想成为国际现代派运动的一股力量，特别是想获得法国现代派的认可。李欧梵和H．卡普兰（Harry Kaplan）在他们的研究论文中，都认为现代派的小说还处在实验阶段，虽然构思精巧，但缺乏情节，只承受了象征派和意识流作品的影响。沈从文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也打上颓废派印记，玩弄“城市”的诡辩手法，而采取很多西方文化，甚至欧洲的一些语言。卡普兰指出过，穆时英的某些小说，尽写舞厅邂逅，疑难病症，群芳凋谢，简直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穿上新装。 [46] 1935年沈从文写过一篇很不客气的书评，评论穆时英的小说。书评对穆的作品虽说了些好话，但指出穆的“海上传奇”近于邪僻文字，“适宜写画报、装饰杂志、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论穆时英》），这可算北京现代派的沈批评上海的现代派。沈在30年代中期的写作技巧，撇开受弗洛伊德和其他现代派思想家影响之外，可算得“构思精巧”，却并非处于实验阶段。沈开始模仿乔伊斯，是在抗战时期，那时上海现代派早已销声匿迹。沈在1935年指斥穆时英（还有沈北京朋友废名）的风格是“邪僻”，但是这不能说明这话针对现代派，虽然他们都是受到法国影响。如果苏汶以为海派是指他，那是因为他喜欢刊登巴黎的文艺闲话和文艺新闻——而当时北方南方刊物编辑也在走这条路。 [47]

苏汶的一个弱点是他的出生地。从沈从文30年代写的论战文章中，人们会看出，沈对一个人的籍贯非常重视。1929年他曾写道：

苗乡里猪是黑的，江浙也是黑猪。江浙人会做官，又会革命，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革命就做委员。过细想来也不是怪事，江浙人是聪明一点……湖南人是呆子。不肯承认，如×××（你们猜这是谁？）更是大呆子。将来共产党专政，你瞧吧，也将仍然是浙江人坐朝登基。 [48]

沈从文在这篇文章里流露了湖南人害怕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受浙江人的统治。在中国各地，北伐战争后涌现了大批宁波银行家，上海帮会头头和帝国主义分子，而且浙江军人帮企图组成一个上海南京轴心。文化界有一个鲁迅，沈从文因为一些小事情和他有冲突，认为鲁迅是一个“典型绍兴人”。还有林语堂，沈从文认为是因为他，所以中国才有鲁迅的英雄崇拜。当然徐志摩、周作人也是浙江人，可是区域偏见使他不谈逻辑。要想找到沈从文对湖南人观感的证据，可以读1945年沈写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其中历数湖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贡献。沈几乎列举了湖南所有作家，从1895至1898年长沙时务学堂讲新学的改革家，直到以写武侠小说出名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 [49]

同政府抗衡

从上面谈论猪的话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蒋介石反感很深。1949年沈也这样做出选择：摒弃蒋介石，赞成毛泽东，中国人独立自主，不要胡适所依附的英美人世界。

从过去历史看，这不只是地区问题，而且对这个主持南京政权的人还有个人恩怨。沈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就跟蒋离心离德，当时焦点在于，他看出了蒋的最疯狂、亲法西斯的党羽蓝衣社（蒋的军官很多都是30年代在德国受训的）将控制中国的未来。他们提倡崇拜领袖，而沈非常反对这一点。1934年他就提出警告说，中国在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独裁者：“在多数愚人心目中，皆希望一个奇迹：来一个领袖、来一个英雄，把全国民族命运皆交给这样一个人。” [50] 在1934年，攻击对领袖的崇拜不能不使人想到这是暗指蒋介石。所以，沈在30年代常常写评论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多半是进行指责。他的小说作品也有一些对政府持尖锐异议的地方，沈从来不主张文学要回避政治主题，而是主张作家不要忽视“作品所以成为好作品的理由”。 [51]

使沈从文感到切身之痛的是，他的朋友继续遭到镇压。虽然2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曾经使他感到愤怒，但后来由于左派在30年代开始武装斗争，他的怒气渐渐消失。他在1930年也在北方开始新的生活。他写的非左翼文艺批评，有些就发表在南京的刊物上。后来悲剧接踵降临，蒋介石个人统治的最可怕象征是他的特务活动。许多特务活动是在社会的底层展开，只有蒋委员长和他的亲信才能指挥得动。当蒋用这种特殊武器来对付胡也频和丁玲时，沈从文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失踪时，沈并不感到太吃惊。一年前的一天晚上，胡跑到沈的公寓里来过。他当时被人盯梢——只得换穿沈的衣服然后从沈的后门溜掉，而这个后门连沈也不知道！胡被绑架后沈来到上海。他和丁玲到处打听胡的下落，进行营救工作。在南京，沈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打听，沈还向朋友们筹措赎金。徐志摩、王际真（当时在美国）都捐了款子。沈自己把《石子船》《旅店及其他》两本书的版税也捐出来。之后不久，沈一面同左派（胡也频和丁玲的朋友，但他们都不敢出头露面）商量，到南京之后，又同国民党的邵力子和陈立夫打交道。不巧的是，抓胡也频的是军统，而不是陈立夫的中统特务。胡也频于2月7日就义——有一种说法是被活埋。沈筹到的赎金是怎么花的说不清楚，但一个人坐火车到南京活动，跑公安机关，总要花很多钱。 [52]

沈从1929年后本来已经同胡、丁两人逐渐疏远，现在又重新卷进丁玲的生活里来了。沈因为正在开学之初打听胡也频下落而丢掉武汉大学的工作，所以只好留在上海，让丁玲和她的儿子跟他住在一起。后来沈又跟他们一起逃到湖南，好把孩子交给丁玲母亲照顾，后来丁玲在上海同沈从文的叔父住了一段时间。为了纪念已成烈士的朋友并为烈士遗孀筹集款子，沈写了《记胡也频》。这篇美好回忆记述了三人的友谊，着重写胡和丁的热烈恋爱和他们两人走上文艺创作的过程。沈把两人写得富于人情味的气质，同时太天真，不完全懂事。可是丁玲事先就赞同沈写《记胡也频》，而且先看了沈的文字再让他发表，最后沈答应将来把故事接着写下去，写成丁玲的传记。 [53]

从此以后，丁玲继续从事左翼文学工作。她在1932年春天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沈还在青岛教书，并写非左翼的小说。两人从此又一次分道扬镳，直到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在中国政府无权管理的上海公共租界，将丁玲绑架，才把两人命运又连在一起。沈本人当时正在追求张兆和，这和他救丁玲几乎是交叉进行的。早在1929年沈在吴淞时，就开始追求张兆和，不过开头并不顺利。1931年胡也频被害后，沈重新与丁玲来往。最后的结局是，1933年9月9日张兆和跟沈从文结婚，距丁玲失踪不到四个月。沈全神贯注于营救老朋友，可能推迟了他的婚期。

沈从文不愿谈1933年丁玲被绑后的反应。 [54] 5月14日他还住在北方，上海来信告诉他丁被绑架消息。他写了两篇文章向政府提出抗议，当时政府正佯装不知道此事。第一篇写于5月25日，6月4日刊出。文章说：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它，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我的一个朋友，就亲眼见到过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过二百余名逃兵的事……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则只是剩余下来的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阳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党所谓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惟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青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55]

5月29日报纸上已经登出丁玲被冯达出卖的消息，冯是被政府特务机关捕去后叛变的。臭名昭著的帮会头子、蓝衣社分子、公安局督察马绍武被疑为绑架丁玲的人；6月14日晚马在一家妓院门前被他自己的凶徒暗杀。又传说陈立夫已来上海，想劝诱丁玲为政府工作。 [56] 这些消息无不使沈从文感到悲愤。他知道在丁玲被捕之前，丁和假左派分子冯达在恋爱，两年前，当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请沈把她介绍给丁玲，沈曾有机会将两人找来，由冯达为史沫特莱充当翻译。当时丁玲还处在隐蔽状态，跟沈的九妹住在一起，沈开头并不喜欢冯和丁玲交往，也许是因为他始终尊敬的胡也频永远留在他的心坎里。史沫特莱也不喜欢冯，因为冯达老缠着丁玲，史就把冯解雇了。 [57]

沈的小说《三个女性》（1933）记述了许多直言不讳的细节，后来在出书时都被删去了。其中提到沈在5月至6月间一直在上海南京间穿梭奔走，正像两年前他为营救胡也频奔走一样。小说写的地方是青岛，小说中几个人物都希望璇若（沈的笔名，暗指沈）能够保释一位左派妇女梦珂（丁玲小说中人物）。最后璇若从南京发来电报说，梦珂已经死了。当年6月底大家都在传说丁玲已被处决，谣传说的被害时间是马绍武被凶杀的同一天。 [58]

这时，沈又忙着写（或者已写完了）《记丁玲》，这篇文章末尾写上“1933年6月青岛”。他写完第一卷时，可能以为丁玲已经死了，虽然他写此文目的在于激起公众的义愤，以便阻止当局下毒手。 [59] 也许沈已用这本书筹措到营救用的打点费用。文章到1933年7月24日才刊登出来，然而原稿已受到检查删削，虽然全书是用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的笔法，像一篇日本心理小说。沈接着在12月12日把《记丁玲》的续篇写完了，并在10月9日开始相继刊出续集的第一章。 [60] 我们不清楚此书的稿费是怎么花掉的，总之这笔钱肯定只可能用于丁玲，她的家，或行贿给拘押丁玲的人。 [61] 沈写续篇的原因是，当时上海、天津报刊上出现许多恶意制造的谣言，说丁玲在“最后的日子”如何动摇等等，沈写书正是为了辟谣。 [62] 沈在《记丁玲续集》中写了丁玲的脆弱，受骗，但没有把她写成像冯达那样的人，而且只写到传闻丁玲被害为止，在最后几节里对冯达的写法也是极其含蓄的。（因为：如果把冯达写得太坏，人家就会问起，丁玲怎么能爱上这样的一个投机分子？）丁玲重新和党接上关系后，当然对沈写的书极为恼火。她的态度使沈在40年代后期感到极大痛苦，此后35年间也是如此。 [63]

事实上在1933年后期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时期一直是和冯达住在一起的，对她的看管也很松。沈在1933年12月初回湖南时，曾去南京看过丁玲，发现丁住的条件不坏，个人财物也未没收。国民党政府允许沈去看丁玲，原因也许是让沈别再写她的事，或者让沈说丁玲在南京软禁中生活不错，因此不再写丁玲受到虐待。但直到1936年底丁玲在延安重新露面之前，沈对南京之行只字不提，以免证实她还在人间。 [64] 有趣的可能性之一是，沈从文在南京看望丁玲时，也许曾送一本《记丁玲》给她，希望丁玲有机会读到此书。 [65] 再说，沈如果写了他南京之行，别人（包括共产党人）也会从中知道丁玲软禁的地方。而当时丁的上级正是一帮对丁玲不太喜欢的。所以沈对这一层也不得不审慎从事。不管怎样，丁玲事件之后，沈从文只会更把政客看不上眼。

1934—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更向右转，推行领袖崇拜和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内问题，沈从文的不满之情也更为高涨。跟政治家一样，他谴责“国际资本主义”与外国“飞机、大炮、洋货与牧师”。但他的批评仍然侧重在中华民族本身的堕落，认为这远比外来的威胁更为严重。 [66] 正如他在30年代重视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远比政治侵略要危险一样，对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如鸦片、迷信、抵制变革等，他也很关心。在政治上沈最苦恼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和暴力问题。他多次抗议政府查禁图书，警告说国民党的做法将和秦始皇的暴政一样，在历史上落下骂名。他是作家，禁书自然使他跟政府疏远，认为政府愚蠢，居然认为文学作品会把青年变成共产党。然而，沈也担心，左翼思想正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深入人心，他以为这是政府要青年学生不问政治造成的。他同这类青年越来越疏远也使他苦恼，他跟政府官吏经常敌对。他除了指斥政府官员外，有时还同他们讲道理，这是很使左派感到不快的，沈害怕的正是这一层。 [67]

除了反对政府从政治上管制文学之外，沈还尖锐批评在教育上提倡读经。沈的本省（湖南）军阀何键就提倡在各级学校课程中一律实行读经，沈对何键提倡读经最为反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主张读经者的伪善性质。他说，读那些古书只耗费青年人时间，这是害了他们，使他们长大时不能应付未来的困难局面。认为“在这种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显得我们原来还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 [68]

从这点出发他又批驳了蒋介石企图恢复旧思想、旧道德，把忠诚、等级作为领导与群众和谐相处的基础。这就是蒋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它掺和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修养，连同这个运动的极权原则，使沈从文很为反感。这种情绪直到40年代“新生活运动”已经消失以后还未消除。他认真对待这个运动，以为它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象征，不只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讥讽它，而且矛头还针对着几方面的敌手。蓝衣社，这帮人迫害了他的朋友，而且主持了湖南、江西两省的“新生活运动”（用它来激发起他们的反革命暴力法西斯的情绪）；青年会，沈早就嘲笑青年会只能把青年培养成油头粉面、见人谄笑的洋派；沈还讥讽过湖南省主席何键，最后是蒋介石本人。沈抨击“新生活运动”的最尖锐文章有《新与旧》，沈采用的是“指桑骂槐”的象征派手法。 [69]

从表面看，这篇小说是沈从文常写的牧歌或故事。背景是古故老镇城，写了古城多姿多彩的环境和屯田军人杨金标，这个很得意的乡下小伙子是小说的主人公。沈根据自己不寻常的家庭背景（他有个亲戚当过刽子手），选取了许多人种学细节来烘托出一派略带超现实主义的气氛。

杨金标年轻时还是清朝末年。他的生活是在城隍庙前演出一场闹剧。只要处决罪犯，按当时镇城规矩，要刽子手带着血迹斑斑的鬼头刀去城隍庙的菩萨面前磕头，靠神明力量来补偿杀人罪过。杨金标要向菩萨请罪，又向县太爷请罪，然后挨一顿棍子。沈从文把古老风俗加以戏剧性渲染，对当代“官场即戏场”的闹剧作了富于讽刺意味的对比。

在民国时代，处决罪犯常常是十个八个一批，不但用不着什么仪式，刽子手的杀人技术同样也施展不开，杀人方法也得改良，不必再带有什么宗教色彩。恰巧当地军部要处决两个共产党人（实际上是两个无辜的年轻教师），军部玩个新花样，不用枪决，来一个非常的“新”的手段。于是叫老刽子手杨金标把两人斩首示众，在现代，砍头已成为恐怖吓人的刑罚，它的过程已经没有人能够理解，杨金标打算像过去一样向菩萨请罪的仪式不用了，反而被众人把他当作疯子。沈并没有让人怀疑，新旧两个社会中到底哪一个算得野蛮。一群战战兢兢的现代士兵提着枪跑进庙里去抓杨金标，而那位年纪已经六十多岁的刽子手老头手中只有一把砍头的刀，和当年那套悔罪的旧办法。这篇小说对现代化与社会变革过程中精神进退维谷状态提出了强烈批评。最可贵的是他谴责了“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提倡基督教和儒家道德，让它涌流出年轻的血液，把旧伦理道德变成新的生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旧制度的失败恰巧在于它想用恢复旧一套思想来解决新问题，而这些旧思想早已变成了历史。 [70]

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

沈从文对于中国未来虽然感到悲观，但他30年代写的很多创作都是非常“积极的”，跟当时的革命文艺作品同样积极。他要求作家要用“宗教的献身精神”来写出文学的内在感染力，使作品对中国读者起“催化”作用，激起他们向前迈进改造世界的信心。他仍然醉心于现实主义文学原则；直到1941年他还“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地记录下来的人事”，然而，所谓的人事是由社会现象和梦想组成。因而这现实，这远比理论更使他感兴趣的现实，就包括了“更高的现实”，或者说“抽象”，他本着柏拉图（他向革命者推荐的一位作家）的精神，把瞬息消逝的饱经战祸的现象世界重新统一成为一个更永恒的美的本体。他说促使他写作的情绪同投身一个宗教信仰一样。他想在黑暗的时代中创造出光明。 [71]

这种伦理与哲理的观念论令人想到几乎被人忘却的富于创造性的“五四”精神。1919年那些激进派也想利用文学来直接创造新的理智形式，不受邪恶的社会力量干预。在沈后来的作品中，理智的确比世俗的乐观主义更能说明作品的特征。虽然他写过关于上帝的散文，他的小说却在急切地探索存在的讽刺意义。沈在40年代读过佛经、古典文学，还有西方哲学，他写过一本讲逻辑学的课本。沈在文化上是革新派，喜欢进行各种实验，那么有人一定要问，他作品中的种种思想（如技巧的要素）是否也都是实验，这些思想是否代表他探索的意义？如果他凭着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甚至人类学的观点来认识作品，作为认识抽象的方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技巧也只是一种现象呢？

实际上，沈并不在乎用哲学方法来明确阐释这类问题。他关心是引人向上的“观念”这个哲学的高度，不管它是通过神还是科学来体现。不管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或一种思想观念，他都“喜爱”抽象这个东西，正像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怀着真正好奇心情对社会行为进行探索。他不像法国象征派那样主张用艺术来改造生活，或构筑一个“新的大厦让艺术家能躲进里面逃避生活” [72] 。虽然他40年代写的散文体小说《绿魇》《黑魇》《白魇》似乎想用颜色暗喻来引起神秘联想，但各篇在艺术上也是从属于生活的。也许沈从文想通过和社会、作家，甚至和读者保持距离，最后能不顾社会舆论约束成为一个现代的标新立异作家。可是，沈常常为自己辩解说，他想用常识来使自己不随波逐流，不相信天才、预言，或者上帝。

专业的意识和对文学史的关注使沈加紧了思想性的创作。他开始怀疑中国新文学作品能不能被后代称为文学。他年纪渐长之后，开始对自己的生死命运也有些耿耿于怀，他的生命是否具有历史意义？问题又回到抽象上来。他注意到，大艺术家能永垂不朽，在于他们作品比其他人，尤其是政客们的事功更有生命力。再说，创作的过程是令人鼓舞的。对沈来说，这就证明，生命的精神领域十分宽广，一般人不易察觉。

因此，沈从文把30年代作为树立他的生命和作品意义的时代，毫不考虑当时的战争环境。当时他读各种文学作品，写出多种文学风格，增进对人、意识，和宇宙的理解。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把这些理解加以综合，把他过去的习作提高到真正文学作品的水平。他这种自我评估既是谦虚，又说明他对进步满怀希望。 [73]

沈从文30年代的作品，跟他后期作品相比，的确在技巧上还说不上是现代派。然而在对人类关系进行心理上微观结构的精密观察上，它的锐敏形象引起的下意识反应，常常成为他的精心构想的上层建筑。跟鲁迅一样，他的小说情节往往是回忆往事，而像法国小说家《追忆逝水年华》作者普鲁斯特用潜意识来观察人生一样，对时间作了细致分析。最后理智气质占了上风，使沈的作品有了现代派气味，如果还算不上先锋派的话。他在30年代表露的思想毫不新颖，也并非独创，但小说中角色的每一个质问式动作——他们对现实本身感到半信半疑——代表一种现代的反常状态。生活既动荡无常，欢乐也并不常在；沈的积极态度只不过是无穷尽可能性中体现的纯净的欢乐而已。有时我们注意到作者通过文学来寻找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一切进步的中心在于内在而并非来自外部；即创作的智慧，像《心理的改造》的作者J．H．鲁宾逊写的那样。沈通过他的散文和小说中的人物来进行论证。 [74]

在小说《八骏图》（1933）中，上述种种因素都得到体现。他在青岛大学暑期学校一位教授达士先生身上进行了细致观察，甚至做了心理学实验。达士先生爱他的未婚妻瑗瑗，可又受到另一位女士的诱惑。最后，当时他留下来跟这女人打交道，就不只是个道德上的抉择，而是哲学上的义务，治疗情绪的药剂。再说，达士跟沈从文一样，是个专业作家。他每天给妻子写信，第一天就写了三封信。达士像沈一样认为，作家是灵魂的治疗者。 [75] 《八骏图》不完全是自我辩解。达士这个名字可理辩为万事通达的学者。至少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就现代道德问题对人性提出心理学分析；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

在学校靠海楼房里，一共住了八个教授，达士同其余七位教授通过一次次谈话亮出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达士在给瑗瑗信里得意地说，这些人中除一位外，全都是在性关系上受到压抑的人——即使不算神经病患者也可算怪人。他还从社会学角度把他们称为在性革命中处于“转换时期”的中年人（他认为，这些人的子女可能会处理得好些）。达士认为他信上对这些人的详尽报告，一方面表示对他未婚妻忠诚不贰，一方面让她了解当今的人际关系。他是通过写信来说明他的某些观点，这种话靠当面辩论很难说清楚。

沈从文这位讽刺作家把那些教授想得太多，行动上却无所作为的一面，写得非常生动。达士根据物理学教授甲的房中陈设印象了解到，教授想必有很多时候不能满足性欲，因为他的太太似乎很肥胖，他窗台上放保肾丸和头痛膏。他从生物学教授乙的话里知道这位教授在迷恋着什么。“上海女子全像不怕冷”，意思是说：“若想胡闹，应当称赞上海。”“海边这个东西真美丽”，意思是：“穿着红色浴衣的姑娘真动人。”道德哲学教授丙认为性关系很不洁净，他说自己老了，因而主张柏拉图的“精神恋爱”——他讲起一个因为性关系处理不好而毁了一个朋友的故事。他挂了爱神维纳斯的照片。他问达士认不认识班上一个学生，无意中透露出他对这女孩子的垂青。历史学教授丁对这女人永远倾心，但却极力制止自己的行为，只要女人还美，他就不让她知道他在爱她；文学史教授戊结婚后一年又离婚，因为他不甘受女人摆布；还有“发了疯”的历史学教授辛，经济学教授庚则是唯一精神方面极健康的人，显然是因为他有了女朋友。这当中没有提到教授自己，就是达士自己。

达士先生可能迷上了教授庚的那位美丽姑娘，我们读了瑗瑗的信后会怀疑这一点。她在集中意识到了为什么达士不再提到教授庚，达士正用医学比喻来说明自己的为人，他似乎没有察觉到这种比喻正好符合这些教授的合理化理论。他说他有了“免疫性”，不会见了女人就自作多情。他对未婚妻应负的责任正好说明他已经不能再爱别的女人。当他后来自己动摇，准备跟教授庚的爱人挑逗时，具有常规道德的读者一定认为达士本人也“病了”，而沈从文的弗洛伊德逻辑却正好相反。在可以不必压抑感情而有其他选择时，他也就冒险让自己尝试了一下治疗。

达士先生的胜利是本能战胜了理智，正如《雨后》中那个不识字的四狗战胜了他爱的那个姑娘的疑心。但达士不是乡下娃娃，他对这些教授朋友所患的精神方面毛病了解得非常透彻。我们真该欣赏沈的洞察力，因为通过他在叙述手法上善于取舍，引导我们在读后得出同样的结论。达士的机智在于，写教授甲时，不写什么谈话，只写了太太很肥胖，床边放着保肾丸、头痛膏。同样，当达士先生与教授乙亮出各人思想时，我们只听见教授乙一人在说话，让人猜测沈该谈些什么，他真正要谈什么。达士是精明的精神病医师，他能找到答案。这种只写一个人说话而不写对方答话的方法一定使有些读者感到纳闷，但沈在小说开头就写了看房子听差迎接达士先生时喋喋不休使人无从插嘴的几句话，听差的话已经简单明了地交代了小说的主题。

事实上达士想驳斥那些教授的道理，不是《雨后》中四狗要妹子念诗的情景能够比拟的。达士解决这种生活中问题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全部理论通盘考虑后，再一一驳斥。因此始终保持对人类的洞察力至关重要。弗洛伊德主义变成了一种生活道德哲学。象征手法同样把达士先生本人有些自私的抉择提高到宇宙论水平，肯定他的行为合乎道德，虽然人性上有着弱点。背景是广阔、美丽的，有治疗作用的海。一再讲到海是一种潜在的预兆，不但把海同死亡联系起来，而且还同自杀联系起来，这是沈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中年人生活与健康的另一种结局。茶房读过一本书，名叫《投海》。他同达士开玩笑说，投海真正危险。不久达士就仿佛看到一个女人投到海里去。他在给瑗瑗信中开玩笑说，他会一不小心失足掉进海里去。最后，达士在和同事们辩论一个人耗费生命的权利和自由时说“我打算投海，觉得投海是一种幸福”。他也在读老舍的《离婚》，这就暗示他和瑗瑗的关系出了问题。（此篇出版于1935年，同年再版，很可能会有读者对沈从文两年的婚姻生活状况产生一些疑问。）

当另外一个女人出场时，事情就来了个逆转，仍然提到了人跟海的关系，但它不是预始着死亡，而是得救。女人采取主动，写了封不具名的信：“学习快结束了，舍得离开海吗？”后来她又在湿沙上划着两行邀请幽会的字迹，要达士实践他自己表白的主张（她读过他的小说）：“这个世界也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同新的、不明底细的人结识使他的行为跟原则在道德上得到和解。男女之间爱恋行为成了无所不包的和谐体。实际上，大海成了沈从文个人隐秘、循环往复的象征世界的一部分。1980年沈对本书作者说过“广阔无垠的大海代表了思想的解放，感情的解放”。 [76] 别的更为神秘的象征标记如颜色，也唤起达士的好奇心和对未来的希望，启发他自由联想。这些都可能是散文写作方面的象征技巧。有时一种颜色、一种气味曾使得他陷入普鲁斯特式的对爱情失败的担心，说明小说中这位未婚夫的感情多么飘忽和难以捉摸。

很多读者都读过这篇小说写教授甲、乙、丙、丁的部分。沈自己承认说，由于写得过于夸张，他得罪了一些朋友，因为八骏中有两位是影射闻一多和梁实秋（只把他们的学术专业变动了一下）。《三个女性》中的人物倒是容易辨认的。小说跟《八骏图》一样，写了许多哲理性的谈论。三个妇女都是沈从文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小九妹（仪青）是在教会中学读法文的姑娘，秀雅文静，身材娇小；沈的未婚妻张兆和（黑凤），她黑脸长眉，长得俊美，喜欢幻想，又爱唱歌，为人小心谨慎；还有丁玲（蒲静），三人中她年纪最大，长得健壮，有男子气派，性格明快，她是三个人中的大姐，但老穿着白袍孝服。这篇小说中有两个角色是丁玲的化身，正如在《入伍后》中有两处都是沈从文的化身一样。作为蒲静的丁玲，在青岛海滨对两位姑娘的谈话中，吐露了自己的心曲。小说写到蒲静身心交瘁地献身革命文艺事业：写到“梦珂”在南方被捕，不过这个梦珂是男性，同蒲静一样是文艺家。黑凤的未婚夫（小说未着重刻画他）在设法营救梦珂，蒲静则沉着勇敢，表现了丁玲大无畏的精神，不管环境多么艰危，她也要活下去。 [77]

事情自然就到这里结束。当时丁玲已在南方被捕入狱，她和张兆和只见过一次面（如小说中也写黑凤与梦珂只见过一次），虽然丁玲同小九妹很熟。沈把这三个女性凑在一起写，是为了对比她们的心理状态，探索她们的观点（如对写作这个职业的看法，议论有什么风险），还可能是考察她们对沈的影响。《三个女性》写了沈对这几位女友的友谊，怀念丁玲遇难，虽然实际上张兆和跟丁玲的交往不像小说写的那样心心相印。小说还说明，沈希望激起小九妹对文学发生兴趣。

此外，作者还用象征手法来开展三个女性之间的争论：蒲静是集体主义者，她引导她的朋友们向解放的海洋前进，让他们在大海里流连忘返。三位年轻姑娘还讨论了艺术的意义。蒲静自然认为艺术可以把自己融化到作品里去。黑凤则担心人类的艺术还简单贫乏，不能认识美。仪青认为艺术使人类得到提高，三个姑娘都接受沈的观点，认为美在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困难是用文字把它捕捉下来。最后焦点集中在黑凤身上：她鉴于梦珂的遭遇，怀疑自己是否“很有用”，担心人们会不会因为她美，就想不到她在别的方面也还有可取之处。大家也都赞扬了梦珂人格伟大。他的化身蒲静说，梦珂是坚定的革命者，其他两位也回忆起梦珂的真诚美德。写出几个人物性格的友爱、互敬、富于风趣。与沈从文别的思想性小说不同的也许是，《三个女性》对爱情写得很含蓄。

像《八骏图》那样，用弗洛伊德观点来认识世界，是沈1931年到青岛以后作品中经常用的手法，也许这是受到朱光潜、陆志韦的影响。沈现在承认，在他的代表作乡土文学作品《边城》中，也有弗洛伊德的气味。小说探索了小姑娘翠翠和在村中老船夫、年老体衰的爷爷陪衬下，她的心情变化过程。老爷爷想到自己不久会死去，担心得为翠翠找个好婆家。也写了翠翠的天真无知，想到老爷爷不久人世。沈刻画了翠翠“怕被大鱼咬”，写整夜男女唱歌，写迎婚送亲的喜轿行列，写弹琴、划龙船。还用象征手法写了翠翠的白日梦：“她不明白洞庭湖有多么大，也就从没见过这种大船。更可笑的，还是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她开始体验到自己成长为少女，并且有些恐怖。“她想到许多事情。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她似乎都要温习温习。”翠翠开始对自己的爷爷怀着敌意，后来才认识到她不但为自己，也得为爷爷着想。最后，梦中听到的美妙歌声打动了她的潜在心灵，使她想去摘象征爱情的红虎耳草。沈在小说《凤子》中已经通过象征手法写过虎耳草，这种野花既代表爱情，还暗示有潜在的危险。翠翠“不经意地”摘了一大把，还挖了些竹笋。等到一场洪水冲毁了码头，爷爷也随之死去时，翠翠便失去依靠，去面对爱情与死亡这个不可预测的未来。 [78]

沈写的歌颂爱情小说中，比《边城》更为论点鲜明的是《春》和《若墨医生》，两篇都发表于1932年，其中《春》的弗洛伊德气味并不太浓。这两篇作品写于《薄寒》（1930）和《第四》（1930）之后，前者提出一个浪漫的心理学观点：主张爱就得果断行事，把女人弄到手，用不着在甜言蜜语上白花功夫。 [79] 《薄寒》写一个女子中学教员，她以为会被一个暴客所劫持——结果并非如此。她在公园散步时，注意到一个富于男子气概的军官，对她充满爱慕之情，然而同时碰到一个教物理学的同事，却是个萎靡不振的人。她想方设法让他勇敢起来，结果大失所望，那人回头飞跑了。最后她毫不犹豫地在军官的凳子上坐下来。军官开始向她调情，她也跟他逗弄，虽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说愿意同他再一次见面。

《第四》的情节更为复杂。写的是作者记事册上编号第四的故事。一位喋喋不休的朋友爱把故事说给他听，让他将故事写成小说，这位饶舌朋友从不讲起自己同女人关系的事，只讲别人的珍奇异闻。他的哲学是，“一切要果断，甜言蜜语并不管用。”最后他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他爱上了一位牧师的年轻太太，在他准备跟她私奔的前两天，太太在一次汽车翻车中受了伤。她在梦话中说出了私奔的事，牧师精心照料她，装着听不懂她说的话。牧师还给了她出走的机会，因而在心理上被这对情人占了上风。说故事的朋友承认，这是他在情场上第一次打了败仗，朋友发誓终生不再爱上任何女人。后来牧师在一次兵变中被杀害，小说作者把刊登这消息的报纸剪下准备寄给讲故事的朋友时，才知道朋友已经同协和医院的女医生订了婚。讲出这段故事似乎表明，这位善于节制的饶舌朋友，已经得到解救了。

《春》的内容更为轻松，甚至有些冷淡，然而结构非常精巧，它写医科学生和他的美丽女友一场愉快对话，其中女方对男方尽量保持心理上的疏远。这可以叫作城里人的“龙朱”。男孩子善说讨好谄媚女人的话，说起来就使出浑身解数。他假装很忌妒姑娘笼子里那只百灵鸟，因为百灵鸟同他一样接近一个标致主人。姑娘囿于一般市民阶级的常规不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感情，但显然她又忍不住要把双方关系推进一步。所以她也向追求她的人开玩笑，避开这个向她讨好叫她“公主”的人，这使这个男学生显得惊惶失措。当最后男学生窘得说不出话时，姑娘救了他。她原本知道男学生是来求婚的，她的爸爸已经答应了这件事。在这种形势鼓舞下，男学生大着胆子吻了她。小说以医科学生如愿以偿的心情结束，大自然按自己的道路前进。

《若墨医生》更具有鲜明的弗洛伊德色彩，实质上也更带有思辨性与自传成分——跟《八骏图》有些类似。《若墨医生》也像《八骏图》那样，写作者在青岛海滨和一位沉着内向的医生的几次谈话。作者从哲学与心理学分析角度跟他反复辩论，若墨医生有个嗜好，口里老衔个烟斗，使他看起来显得老成些，过于严肃，并不自然。当作者激起他辩论时，烟斗自然离开嘴边，神气就显得风趣年轻。讨论的问题是政治和女人。有趣的是，作为沈从文化身的作者，他的观点是左翼理想主义者，与若墨医生自以为高明的右派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若墨希望国家有坚强领导和明确方向。他不能容忍如跳舞这类颓废潮流，也不能容忍吃教会饭的基督教徒，更不赞成那帮空喊“新信仰”的人。他要求用专家来管理政府，很奇怪为什么不给领导者时间来解决国家问题。什么专家？中国试验了20年还不算长吗？作者这样反驳。他对一切问题的观点都同若墨医生是截然相反的。

他们还辩论了女人问题。一向严肃的若墨医生不喜欢这些“诗人和浪子官能的上帝”，害怕女人要使男人过分消耗时间和精力。他的政治上保守可以归结于他的精神动力受到抑制。他在反驳若墨医生论点漏洞百出时，却让他对一个牧师女儿发生兴趣。最后若墨医生终于扔下了他的烟斗，他的论点，他的独身主义。

小说表达的深度还不止此。沈从文在作品情节中精心设计了同若墨医生的大段辩论，用来怀念自己亡友和他们遗孤，正如若墨医生怀念他的独生女儿一样。作者和若墨邂逅相遇一节特别具有强烈的自传意味，因为在写这篇作品时，沈正好是想结婚而未能如愿，正像作品写乡下人在对待女人问题上的愚昧无知。在写牧师女儿上小说也显然在模拟现实。牧师是作者的朋友，牧师知道作者最近感情上受到一些折磨，所以把女儿送到作者跟前，让作者取得补偿。这真像沈从文生活中发生的真事，牧师女儿错把若墨当成作者，增加了作者的痛苦。 [80] 还有，小说结束时写作者曾记下50页日记，记录若墨医生的非凡经历，这很可能是作者通过作品来使他自己的欲念得到升华。《若墨医生》和《第四》显然都是写一种精神病学的辩解，是作者为自己开的治疗药方。

虽然两部小说在主题、观点上非常类似，但《若墨医生》与《八骏图》毕竟大有区别。当然，这并不算巧合。探索独身者焦灼不安心情的《若墨医生》写于1931年7月，当时沈向张兆和求爱而未得手，而《八骏图》则写成于沈结婚之前，修订出版于结婚之后两年，写的则是被束缚的苦境。因为沈一直在把生活中最关心的事情写成小说，1933年成了沈创作生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1933年后沈从文经常写到的一个主题是：爱与惊讶和美的诱惑。习惯使得这种感情黯然失色。小说《自杀》（1935）中写心理学刘习舜教授的许多中年朋友，都因婚姻不如意而闹到离婚或自杀，写了这些不幸人的心情。这些朋友常常谈到离婚不成就自杀。根据小说里提供的刘教授和妻子相互影响的线索来看，刘教授自己的婚姻也很靠不住。例如，他的女儿刚刚学会说话，似乎已经预见到爱情忠诚并不可靠，模拟爸爸在公园看见大白鹤飞走时说的话：“飞！飞！爸爸飞。”太太长得美，而这点却使刘感到从未想到过的厌烦。当他谈起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父母都已自杀）时，刘太太也像鲁迅的小说《肥皂》中那位太太一样，对自己婚事的永恒性感到担心。在临睡之前，两个人都在想一些想入非非的事，最后都想到自杀问题。 [81]

沈1937年写的小说《主妇》是十足的自传性作品，读者可以把它当作沈从文的自白，说明他早先追求张兆和时期使他情绪激动引起的那点惊讶，正在逐渐消失（他们结婚已过了三年），沈从双方的心情变化来探索结婚心理学。首先写主妇一方。她从结婚以来生活中，想到结婚带来的变化，想到丈夫性格上某些弱点，丈夫气质上的某些抵触之处，负气和欢乐。丈夫一方呢，他用屈尊俯就心情来解释主妇心理上的成长过程，并用自我批评和道歉来达到柔情体贴的和解。他（即沈从文的化身）在梦中摔碎了一个收藏的瓶子，醒来时数数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将近300件，那是“压他性灵的沙袋，铰他幻想的剪子”。然而，他要把结婚带来的紧张局面扭转过来，放在更抽象的水平上面。

他想，一个人心头上的微风，吹到另外一个人生活里去时，是偶然还是必然？在某种人常受气候年龄环境所控制，在某种人又似乎永远纵横四溢，不可范围。谁是最合理的？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生命的取与，是昨天的好，当前的好，还是明天的好？

注目一片蓝天。情绪作无边岸的游泳，仿佛过去未来，以及那个虚无，他无往不可以自由前去，他本身就是一个抽象。 [82]

主题算是哲学还是恋爱？虽然沈从文在30年代老爱提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人需要自我控制（甚至是外来的控制），他提出过这样玄奥的思想，来描述他如何迷恋于被女人、被美、被理想所奴役。他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任何提倡人生中应有限制的主义、信条，因此他所说的想全力追求的“其他方面”很可能就把女人也算在内。 [83]

这就是沈从文作品中哲学所起作用的一个典型。提出有待探索的问题，或者暗示出问题却不追究到底。例如，沈不像普鲁斯特那样，从爱情的玄妙莫测归结到爱的本身应该是从想象中引出理想化的形象，而不一定是真实的某一个人——因为他知道真实的人很难得到。因此他只好通过记忆使他的好奇心把所爱的人永远保持在原来神态。

既然沈从文气质上易于同化敏感，而并非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析，他自然同样会借用二元论词汇来说明，从一滴露珠中看出宇宙，本体总伴随着想象。使他感到惊讶的“美”对他来说，既指出妻子的形体美，也指他本体的美，即美的升华。他要在平凡中从隐秘生活中找到神奇。在《主妇》中丈夫对妻子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1940年前后，沈在回忆蔡元培的文章中又加以解释说，“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只想低首表示虔诚，“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 [84]

写思想性小说在沈从文30年代中期作品中为数并不算多，但这类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到处出现，使他的创作赋有独特风味。例如，他的讽刺时弊的小说，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多些历史洞察力，沈并不是不再写社会事态的风俗画，《王谢子弟》（1937）就刻画人们怎样千方百计在一位没落的旧家子弟身上捞钱。小说结尾还写他如何成为县里农学专家，准备回到乡里搞“实验区”，这一来又使他胡乱花钱，计划买昂贵的剪草机器，花公费研究苏联集体农场的经验。《平凡故事》（1930）则写教会学校学生之间附庸风雅、轻浮、浅薄、党同伐异、谈情说爱的风气，很像沈20年代写的讽刺小品那样，小结最后用冷嘲结尾归纳出主题意义。但沈也开始发挥想象的本领写出比较类似而又跨过一代的生活故事，如《大小阮》（1935）。两个绅士的儿子是叔侄关系，两人同时在一所专收官家子弟的高中毕业后，却随着当时社会力量的洪流分道扬镳，各行其道。叔叔大阮喜欢文学，最后成为海派文人，写捧戏子娼妓的小文章，后来娶了南京小要人的女儿，当然堕入腐化营私一流。而他的侄儿小阮则成了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在一次没有准备好的行动中牺牲了生命。这是写中国旧统治阶级历史性分裂的一幅缩影，而并不同情这个阶级。 [85]

沈从文现在写自传性小说，总想从中探索事件的意义，连讽刺作品也不例外。这类作品有《虎雏》（1931）和《来客》（1933），写对人辨别不清，《灯》（1929）写隔代人之间的误解。这些作品嘲弄了那些认为沈的作品都带自传性的读者。《灯》中的蓝衣女人像是丁玲，她的出现使仆人老兵以为女人会跟主人结婚。最后，回忆这段故事的说话人（即沈从文），不得不向女人（即张兆和）道出故事的原委，原来说的全是虚构的情节。 [86]

沈从文还运用他的语言技巧天才写了许多诸如《生》（1933）和《静》（1932）这类激荡人心的作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夏志清特别喜欢《静》。辛辣的《如蕤》通过香气、颜色、枯萎的花来捕捉一对多愁善感的恋人；女人刚刚度过她的青春年华，她爱上一个比她胸脯宽阔、发育完美的青年男子。他比女的小约七岁，因此还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在实验室中了毒躺在医院病床上，床边有女人递来的鲜花。这时他才向那位已经迟暮的佳人吐露爱情，然而如蕤却决定走了。小说灵巧地刻画了这个倔强、难于驾驭的姑娘和一个优柔寡断的男子之间的心理状态，这种写法是特别引人入胜的，因为小说结尾说，“他爱她，且觉得真爱了她。” [87]

这类作品如果不算亮出了沈的“思想”，也显示出他的微妙想象的世界，有很多带有普遍性的象征。1946年他有一篇文章，进一步把颜色的象征意义同佛教的寓言联系起来。不过直到1940年为止，他的作品中写宗教的因素比他写哲学因素更难抓住。1940年他才明确提出了泛神论（1980年又再一次提出）。沈在1933至1934年间改写过佛教故事。A．J．普林斯（Anthony John Prince）在《沈从文的生活与作品》论文中，曾经为沈从文的哲理性小说《知识》（1934）找到佛经中原型。然而沈只是借用佛经故事的情节、象征，或原书中的泛神论思想，并不取它的禁欲苦行的说教，来抑制他对生存的热爱。他在40年代初就在散文和用含糊笔名发表的诗歌中写过两种生命力量，一是“生活”，即人跟动物一样的生命存在，它需要的是食与性。另一个更高级力量是“生命”——也就是他所要求的“抽象”。他跟主张食色性也的孟子和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样，不主张人要排斥物质生活，而主张把生命提高到不仅仅为了生活。他忽视物质上的小小得失，而重视更高的理想。生命有如发疯，只有它带有神秘性。用泰戈尔的比喻说法，沈把生命看成泛神的精灵——它有如焰火，照亮了别人的生命。 [88]

生命对一切人都有份，事实上它无所不在，这就是泛神论。但很少人能超越生活去认识生命——城里人更难做到。他们的感官被外在环境弄得晦暗迷茫，而他们的精神内部则停留在寻求生存一点上。没有内部生命，便不能同外在生命联结起来。原始人能通过狂暴的礼拜仪式来祈求神灵。作为泛神论者，他感到大自然中生命无处不在。即使在现代也能找到这种精神。其中就有大作家和大艺术家，他们都在自己的“发疯”中找到真和美的抽象观念，或者通过现实主义作品来扶助社会上被蹂躏者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思想。创作因而成了生命力的神妙表现。归根到底这并不违背进化的原理。创造是通过作品来征服死亡，达到不朽。创作力填充了心灵需要。它的起源，从心理学上说，在于“性的本能”。 [89]

这种观点使沈从文能超越他的时代，使得他的信仰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他把部落的民间创作视为神圣，终于成为学者。他的作品不附和流俗，而带有一种利他主义特色得以流传不衰。“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90]

最后，沈认为神不仅是善，还是美。因为文学创作中技巧与想象之所以成为唯一标准，抽象就是美。他能接受美对自由的制约，但不受任何法典或个人的约束。（除了她的美而外。）“我在有生中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烛虚》）美的确只表现为一种抽象，在这点上文学创作不如数学。沈又像康德说的那样，认为数学又不如音乐。然而沈的主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别的文章里也认为文学是推动人类前进、向上的最好艺术形式。 [91]

沈除了在早期作品中提过耶稣的“博爱”外，我们还注意到他在《龙朱》（1929）中曾经把人加以神化。在其后很多作品中，他常常在写事物时提到“惊讶”。在《凤子》（1932）中，人物用比喻手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就使得比喻艺术成了思考的一种方式，但最为直接的是，沈从文在他的自传里已经预告了他的泛神论的语言，使1932年成了他创作的分水岭：“各种生活营养到我的灵魂，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而且，“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从文自传》）在《边城》中，沈也说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说明一种“爱”，不只写翠翠刚刚萌发的性的觉醒，也不单写爷爷和孙女翠翠之间的钟爱，而是写更广泛的包括一切人在内的爱，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92]

然而，在沈从文作品中去找他的泛神论不太容易，而且，很难把泛神论从他对生命的赞颂中分解出来。沈从文早就对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论“创造性的演化”非常熟悉。 [93] 这些知识是从林宰平处学来的，也许更早些时候从湘西聂仁德姨父处学来。有一篇作品透露，1931年沈去青岛后，曾经向佛经中去寻找情感的庇护所。1932年沈从文作品中涌现出玄学与灵气的高潮，常常以泰戈尔的形象出现——其中有爱、自由、美、星星、流星、“偶然”萍水相逢的人等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徐志摩之死给他的深刻震撼。徐志摩是对沈从文帮助最大的朋友，也是沈从文文学灵感的泉源。徐志摩本人就是个诚笃君子，“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倡导者，徐也写过这类形象。沈从文对这位老友英年早逝没有写过多少悼念文章，后来他解释说，他是希望把志摩对他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以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正是在徐志摩的诗歌中，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在诗中借用那些宇宙的比喻只是写诗的一种技巧。沈从文也用过宇宙作象征，他这样写是郑重其事的，尽管不能说有多深刻。在1940年以前作品中，可以把《凤子》作为主要的证据。 [94]

《凤子》是沈从文的《追忆逝水年华》，二者至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95] 首先，《凤子》不单是作者也用第一人称比喻手法来回忆自己过去年华，它还是一部研究心理学与象征性特征的复杂作品，把回忆和比喻结合起来。开头写一个湘西青年因为在情场上遭到挫折，怀着与世长辞的失望心情离开北京。然后又用第三人称的语气写青年到了青岛海边后，大自然的景色使他的情绪大为好转。进一步探索青年来历中出现了第二个隐士，即青年在海滨见到的一位绅士，他不是湘西人，而是位中年城市富翁，这位富翁因为年轻时曾在湘西长期逗留，形成了刚毅的性格。青年和隐士结识可说是一种生活的偶然机缘。在此之前还发生另外一件事。去年秋天，当红日把整个大海镀成金黄色时，青年听到有个中年男子和一位二十岁姑娘在讨论人生的意义。几个月后，他才知道他偷听到两人谈话中，一个是他新认识的绅士，一个则是风度极美的凤子——是张兆和的化身，即沈早就属意的人。还得说明的是，这位绅士是湘西苗寨地方一位总爷，使他对当地神奇习俗非常向往。当时他才三十岁。年轻绅士是革命以后由省矿务局派去那个苗寨地区，带他去各处考察的向导成了他的辅导教师。因此，现在青岛结识的青年和长者，旅客和隐士，不但大家都在回忆过去经历，而是从心理上重温那些往事，由青岛绅士把他讲出来。这种父亲般的关系是沈从文一生所不曾体验过的，所以似乎完全出于他的虚构。 [96]

《凤子》写了很多方面——中国乡村里正在消失的精神，湘西地方人民的气质、传奇情调不可遏制、艺术的衰竭、上帝的天性和随着年纪增长的智慧。后两者在青年偷听来的讨论中由中年绅士和凤子陈述出来，绅士要她欣赏神的手段，它把世界都装扮得那么美。姑娘承认这种美，但认为一切都那么“自然”，那就必不让人“吃惊”。这一点非常有趣，绅士只好叹息说，是因为她太年轻，所以不懂得。也许这也是年届中年的沈从文要张兆和跟上他的观点，好让两人真能心心相印。

沈从文后来常常出现用宇宙作比喻，在《凤子》中也有出现。海滩上的沙子代表天各一方的人偶然相遇，星星代表各个生命。流星是生命之光消逝的象征，五彩的虹说明美不会长在眼前，最后，好像为了说服凤子，野花似乎成了大自然中引起惊讶的奇迹。在第七章里，青年绅士谈起苗族总爷的理论：“神就是自然”（这并不是反对神是自然创造者的说法）。青年问道：科学能够代替自然神学吗？总爷说，在城市里这也许可能，因为城里的人早已对神、对自己失去信心。但在乡下可不然。因为政治家在乡下就吃不开，人们仍然相信神的统治。因为“在湘西人的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的爱。科学第一件事是真，这是从神性中抽出的遗产，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抛弃正直和爱，所以我这里的神又是永远存在，不会消失的”。总爷大胆地作了这个假定。从国外回来的无神论者，以为改变组织即可改变信仰，肯定是要失败的。结局会怎么样？30年的混乱就是教训。至于乡下呢？它不会从内部被摧毁，而是危险来自外部，即革命动荡带来的经济上。 [97]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沈从文写这些思想性小说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作家，还是才初步摊开架势？ [98] 由于写作主题越来越趋于抽象，他的语言也变得非常“花哨”。 [99] 他在理智高度上固然有新创获，但他早期作品喜剧性的现实主义锋芒是否丧失了呢？当沈从文在40年代达到技巧上的高峰时，它又转向了写心理上的自传作品的路子。是不是说他在“构筑理想世界”方面已经丧失信心，不再坚持下去呢？ [100] 这在像福克纳那样的乡土文学家那里也在所难免。不管他写了多么迷人的富于异域情调的现实，而沈的伟大成就还在于他善于写带有寓言性质的作品。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数几个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能够向读者写生命、爱情、死亡的种种幻梦，从下意识角度写出这些人的形象。然而，尽管青年人读了巴金的通俗作品后，特别喜欢寓言中虚构的世界，沈从文的社会寓言式作品却不能使他们感到激动。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是投身政治行动和革命的世界，或者只求得到资本主义给沿海城市幸运儿带来的新机会。在这种变动了的条件之下，对沈的读者来说，不管沈不再满足于探索下意识的象征与寓言，或者不得不处理明确的“思想”，都没有什么两样。

【注释】

[1] 　1980年6月20日沈从文对我讲过他在吴淞中国公学第一次登堂讲课时，只咕噜几句就下堂了事的掌故。1975年1月21日我在纽黑文傅汉思夫妇家访问时，也谈起过这件逸事，还说，连张兆和本人也认为沈老师讲课实在不讨人喜欢。沈从文自己呢，对他的教课本领也不满意，曾将其中情景写入《灯》（1929）《春天》（1929—1930年？）《游目集》（1934）。

在1931—1934年这几年间，沈的住址在青岛、北京两地来回变动，1931年夏天他离开上海去北京。从1931年秋天到1933年夏天，有时候在青岛大学教书；接着于1933年迁回北京，9月间在北京结婚，但1934年夏天又回青岛，见《月下小景题记》。1935年沈又回北京，后来在北京大学讲课。他的教学道路并不平坦，吴晓铃说，40年代沈在西南联大教书时，还只是一名副教授。

[2] 　沈指斥国民党作家是法西斯分子，见沈的评论《谈进步》3页。关于文艺界对沈的批评，见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46年沈在《从现实学习》中提出答复说，他二十年来怎样从现实学习。对沈的论点，夏衍写的《关得住吗？关不住了！》，杨华写的《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都提出了反批评。

[3] 　沈提到的外国思想家见沈的《谈保守》，其中介绍了鲁宾逊的《心理的改造》一书。另一篇是《谈进步》，在《文艺季刊》1938年第一卷第三期刊出。

[4] 　沈和丁玲写的与高尔基作品同名的有沈的《母亲》（剧本）、丁玲的《母亲》；沈写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后改名《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类似高尔基的《二十六男和一女》；沈写过《我的教育》，类似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袁家骅、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11页曾经说过“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完全可与高尔基相比，他们作品中都充满激情”。

[5] 　按当时标准说，沈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不参加政府集团，也不参加走“中间路线”的第三种力量。他当然避开了一切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然而，他却很称道胡也频的组织活动，见《记丁玲续集》34页。沈感到“落伍”，见《不死日记》（《红与黑》1928年8月24日作）67页刊出。鲁迅在《文坛的掌故》里也提到过落伍。于是沈写出了他的自传性小说《落伍》（1929年5月10日），这可能是沈受到左翼指摘后的一种反应，他在《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82页）里说，一个作者若在普罗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便算落伍了。其实沈对“落伍”的用法是广义的。沈在1935年2月15日写的书信体论文《风雅与俗气》（刊《水星》一卷第六期）中，讽刺了国民党右翼宣传的军国主义，说那个人怕落伍。沈在《沉默》（1936年10月8日作）中说他自己落后。《〈生命的泡沫〉题记》（《文集》第十一卷7页）里也说他变成了中年人，萧条中更缺少生趣。值得注意的是：《文集》第十一卷重印了《废邮存底》，却删去了一些章节。我根据的是早期版本。

[6] 　见史密斯（Henry Dewitt Smith）《日本第一批激进学生派》。

[7] 　许多读者认为丁玲的《1930年春上海》第一节是嘲讽沈从文。沈向张兆和求婚过程见《躁》。短篇《贤贤》中，贤贤是沈的九妹的化名。她听到班上同学问她知不知道某个著名作家追求张姓学生的故事，贤贤感到很窘。沈在1931年6月写的向张兆和求爱的信，在《文集》十二卷2—8页又重新印出来。据张兆和妹妹张充和1975年1月21日对我说，兆和开头没有考虑嫁沈，因为沈比她年长八岁。他写的一大束情书，真令人厌烦；他写的从军故事，张也并不喜欢读。后来两人结婚，见《主妇》（1936年作）。还有1945年沈写的同名小说。

[8] 　沈编天津《大公报·文艺》事，见本书第三章注39。《小说月刊》由沈任主编，杭州苍山书店发行，沈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他编者有林庚、程一戎、高植。1932年10月15日出第一卷第一期，我也见过第一卷第二至四期的刊物。

然后就真正来了个京派《水星》，由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章方叙）、郑振铎共同编辑，从1934年10月10日第一卷第一期起到1935年夏天共印行二卷三期。此外，据邵华强了解并得到沈本人认可，沈还编过中华书局的《新文艺丛书》、大东书局的《新文学丛书》，两者名义上都由徐志摩主编。邵华强还发现沈编过八卷本的《新文学杰作选》，1933年12月由东方文学社出版，1936年由东方书局重版。上述各书都在上海出书。抗战时期，沈无暇编书，但他重返北京后又重操旧业。

[9] 　关于重视艺术教育，见《〈艺术周刊〉的诞生》（1934年）、《艺术教育》（1937年）。关于艺术史，见《谈谈木刻》（1939年作），《读“游春图”有感》（1947年作）。关于保管工作，见《收拾残破——文物保卫的一种看法》《文物保卫的一种看法》。

[10] 　《沉默》写沈沉默了两年，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但他都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一年之前，即1935年12月10日，沈已经在《八骏图题记》中感叹自己已经沉默了一年。他对鲁迅的失望使他很为不快，见《鲁迅的战斗》。他在《不死日记》14页和《一个天才的通信》84—85页上，也有过类似的叹息。

[11] 　《废邮存底·给某教授》写沈给某教授信，要他切莫误会沈的《自杀》指的是他。吴宓在“文革”期间去世后，沈才指出，所谓“某教授”的真实身份。

[12] 　沈为年轻读者写作，如《月下小景》中有篇《女人》注明为张家小五哥辑自《杂俞经》。又一篇《扇陀》则注明为张家小五辑自《智废论》。抗战爆发后沈编写教科书，先是1937年在北京，1939—1940年又在昆明编书。他编的是中学教材。跟他一起编书的有他的姨妹张充和（现为傅汉思教授夫人），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和沈的老友、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以上见1975年1月21日我和傅汉思夫人的谈话，也见孙陵《浮世小品》，52页。沈一行人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离开北京，南行旅途非常艰难，在去天津途中遭到机关枪射击。沈在昆明流亡时期主要任务是多方鼓舞青年作家诗人，其中两位诗人赵瑞蕻、杨苡（翻译家杨宪益妹妹）后来结为夫妇。1980年8月4日我在南京采访时，他们夫妇都在大学教书。其他对沈感念不忘的还有许芥昱，见《中国文学景观》131—139页。斯坦福大学数学家钟开莱也写过《重逢沈从文》，作家孙陵写过《浮世小品》，他们都在怀念沈的教育深情，萧乾和流金（程应缪）都是从北京时代就追随沈的作家，到昆明后也受到沈的照顾。其他沈扶植过的青年小说家还有林蒲，后来做了教授，还有汪曾祺，沈在40年代就认为汪是他学生中最有前景的作家，见1980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沈早在30年代就扶植过的年轻人很多都卓有成就，其中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还有臧克家。沈还鼓励北京大学一位来自贵州的共产党员乐黛云跟他一起研究。见乐黛云、韦克曼（Carolyn Wakeman）《奔向暴风雨：中国革命妇女的奥德赛历程》87页。1958年乐被划为右派，但80年代已经复出，担任重要研究工作。乐被划右派部分原因是跟沈的关系，虽然沈却并未被定为右派。由此可见，沈的许多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其命运往往比沈还坎坷。

[13] 　见《废邮存底》3页给甲的信。

[14] 　沈要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见《废邮存底》（《文集》第十一卷300页）给丁的信上又说，与其把大部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在《废邮存底》（《文集》第十一卷309页）（五）“给某教授信”里，叫他不要热衷于古诗。在《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指出中国最大问题是哲学贫困与营养不足，人人厌烦现状，却懒于思索，我们需要朴实的作家，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

[15] 　《废邮存底》（二）“给一个写诗的”中说，写诗要注意修辞，讲究技巧，注意保留形式。在《谈创作》中要作者学习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生。在《给一个读者》中，告诫读者不要怕失败，每个大作家都经过若干次失败，才把作品写成。在《谈诗》《论技巧》里，要人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关于反对天才，见《创作杂论》《致〈文艺〉读者》（见《废邮存底》23—25页），其中沈要作者不要迷信天才与灵感的存在。在《给一个写诗的》（《文集》第十一卷301页）中，沈要作者“莫随便写诗，漫无限制，应当谨慎认真的写”。沈在《谈创作》（《文集》第十一卷313页）和《给一个写小说的》（《文集》第十一卷304页）中，都要作家“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也是自己着重自己的方法。沈说此文可能是写给巴金的。见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巴金本人提到过，他和沈在推敲和放肆发泄之间有不同意见，见1981年7月9日金介甫和巴金的访谈。有趣的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当时正在研究沈从文。关于沈对个别作家的评论，见《沫沫集》。

[16] 　《废邮存底》（十一）“给一个读者”号召读者用简练笔法，用心写好身边事物，写出人物音容笑貌，要写出其特点，不要写成千人一面。

[17] 　《废邮存底》（二）“给一个写诗的”中，沈要诗人写诗不要单凭激情，放肆发泄，而要谨慎认真地写，要去陈就新，不能信笔挥洒。

[18] 　《废邮存底》（四）“给一个大学生”要青年人勇敢雄强、素朴踏实地读书做人，不要怕失败。跌倒了，当然即刻爬起再走。关于大众语，见《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又见《上海通信附记》，刊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说“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作去。”关于论争背景，见谷梅（Merle Goldman）《白话文运动中的左翼批评》85—94页。

[19] 　见《鲁迅选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译本，1980年，北京版）第四卷19页。

[20] 　《论海派》（1934年1月7日作）中，沈提出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产物。沈在《记丁玲》（1933年9月25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八期刊出）中提到海派。还写了《关于海派》（1934年2月21日作）。

[21] 　沈从文的《论海派》是答辩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的《文人在上海》（1933年12月1日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刊出）。有人指出，苏汶的文章原是对沈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答辩。但沈在文章中并未用过海派一词，实际上沈挖苦的是北京的教授，和上海那些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列席的文人。苏汶反感的可能是沈在《记丁玲女士》中那些指摘上海文人的话。沈在《上海作家》（在1932年12月15日《小说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刊出）中批评了上海的“新礼拜六派”，提倡容纳左翼作家有价值作品，并公平批评这类作品。

沈在《文学者的态度》和《给一个写小说的》中的确用过“白相”这个词，这似乎是响应鲁迅的《白相饭》，然而，沈早在《论创作的态度》（1931年6月刊）和《窄而霉斋闲话》（1931年6月10日作）中都反对“白相文学态度”。在《〈雪〉序》（1932年）中也提到反对白相文学态度。在《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73页上和在《刘宇诗选》序中指出如今有许多“白相”诗人（也许指的是郭沫若？）。至于上海文艺对沈的答辩见芦焚《“京派”与“海派”》，又见本章注释23。

[22] 　关于蒋光慈，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930年作，在12月15日《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出）161页。沈在1980年6月21日和我谈话中，证实了林语堂是他30年代的论敌之一。关于张资平，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1931年1月10日刊出）。

[23] 　“文革”中，隶属过各种流派的人都不免遭到冲击。沈受到批判是说他领导过京派文人，其中包括朱光潜，而刘祖春、严文井等年轻一代作家则被定为小京派。据1980年6月21日沈的谈话，这可能是“文革”期间的事。鲁迅和沈30年代的论战，对沈50年代的遭遇，大有关系。一般认为，鲁迅在京派问题上抨击过沈从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提过沈。鲁迅的杂文是《“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后来，鲁迅和沈的论战文章里都渗入了互相轻蔑的成分。在对抨击幽默上，两人目标原是一致的。见龙海清《沈从文与鲁迅》。然而，后来沈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中指摘了鲁迅的杂文刊物，鲁迅便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无怪乎1980年6月21日沈在和我谈话里说，“实际上并没有京派。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关于沈提到的海派各方，见以下几则注文。

[24] 　沈提到海派，见《轮盘·序》（1930年4月作），又见《一个天才的通信》（1929年6月）。沈在《记丁玲》（1933年）166页上使用了“新海派”这个词，在165页用了“海派”这个词。

[25] 　我没有见过沈在武汉大学编印的新文学讲义。沈告诉邵华强说，这套讲义类似《论中国创作小说》和《沫沫集》，见邵华强1985年11月3日给笔者的信。

[26] 　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78、83页）、《记丁玲》152—153、159—171页。在创办《红黑》月刊之前，沈与丁、胡曾于1928年7月到10月间为《中央日报》编过《红与黑》副刊。后来才创刊《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处”。

[27] 　见《记丁玲》（1933年10月2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九期176页）。后来印单行本，国民党检查机关将此段删去。关于“在野达士通人”见《禁书问题》（《文集》第十二卷327页）。

[28] 　《一个天才的通信》（1930年2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71页说明了为何书名如此可笑。当时在跟沈关系友好的《新月》1929年1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上，在沈从文小说《阿金》下面登有广告，也称沈是天才作家。

[29] 　见《记丁玲续集》12页等。

[30] 　见《论海派》；《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关于海派》；《轮盘·序》。关于帮派，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说，“我的文章把海派说得很清楚。主要是他们老在改变手法，所以你抓不住他们。他们把赌注压在商业利益上，而北京作家则大多来自高等院校，他们不懂得生意经。北京作家不得不靠广告，像戏院一样。在上海，你得跟新闻媒介搞好关系，有时候你也得跟黑社会搞好关系，不然会给你找麻烦。北京情况则不然。从理论上说，京派真正像学术流派。他们起的是学术作用，正大光明，不投机取巧。他们只是保守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比别人落后些。

[31] 　见《记丁玲》163页。沈在《论海派》中把茅盾、叶绍钧、鲁迅等大家都不列为海派。关于在北方办刊物的困难，见《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文中指出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都先后关门。

[32] 　沈反对幽默小品，见《风雅与俗气》（书信体论文，在《水星》第六卷第一期刊出）。老舍写过“杂感”作品，沈很高兴他后来不再写了。见《〈雪〉序》，在1932年12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后来收入《文集》时，此段已被删去。又见《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见1941年版《烛虚》60页。又见《记丁玲续集》136页。关于施蛰存，见《谈谈上海的刊物》。

[33] 　《论海派》指出海派的作风是投机取巧与见风转舵，丧失原则。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59页，在《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82页）里，沈都批评作家随风逐浪，如叫卖货物。关于《良友》画报和张资平，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二卷143、141—144页）。沈指摘“感情主义者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说张资平成功，把握大众，是因为他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一卷144页）；又见《记丁玲》181页。提倡严肃认真，反对把写作当副业，见《文学者的态度》（《文集》第十二卷148页）。在《论创作的态度》一页上沈认为文学是种专业，而并非行业。

[34] 　引语见苏雪林《当代中国小说与剧本》，转引自善秉仁《中国现代小说剧本一千五百种》。

[35] 　在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谈话中，他说：“不错，像演戏一样，海派老在改变手法，大搞机关布景，改变道具，而京戏则保持传统表演程式。结果海派总能吃得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能讨好观众。出版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书总赚钱，北京则往往要赔本。”

[36] 　在《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161页）中，沈说：“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沈在《文运的重建》（在1940年5月5日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中又说：“文运与大学一脱离，就与教育脱离，萎靡，堕落，无生气，都是应有的结果。”

[37] 　关于新礼拜六派，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文集》第十一卷142—143页），又见《上海作家》180页。关于旧礼拜六派，见林培瑞《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166页。又见《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158页）。关于新海派，见本章注〔24〕。关于《海上趣味》，见《上海作家》180页。“海上商人”，见《记丁玲》165页。

[38] 　见《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又见《记丁玲续集》136页。本文说明沈在这个时期开始对中国文学史产生兴趣。

[39] 　见《窄而霉斋闲话》。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说，刘半农把郭沫若称为上海滩以歌德自比的诗人。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讽刺过上海的作品是才子加流氓。

[40] 　关于沈丁的谣言，见《记丁玲续集》5—6页。后来，沈常常为小报上刊出他的爱情故事感到困扰。见《八骏图》（《文集》第八卷172、190页）。关于名流，见《论海派》（《文集》第十二卷159页）。关于美国流行音乐，见《战争到某市以后》（《文集》第八卷459页），说“战争发生后，不知羞耻的年轻男女，各为美国输入的淫荡音乐，每日互相拥抱到一团跳舞”。关于出版界之间的竞争，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59页。

[41] 　《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61页。同书还说，它也受日本刊物评论的影响，见159、160页。

[42] 　沈指摘低劣批评家，杂感见《轮盘·序》。关于鲁迅，见《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61页。沈还说，他的左翼朋友姚蓬子在为鲁迅编杂志时，也在大谈“主义”，但此文在收入《文集》第九卷83页时，已删去这句话，见《记胡也频》（1932年版）67—68页。

[43] 　沈在给一位朋友信中，说他过于醉心于“法国革命”，这等于间接批评共产革命的暴力，见《废邮存底：给某作家》46—50页。沈劝他冷静下来，因此这篇作品未能收入《文集》。说“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主义的花招”，见《南下杂记》（1927），《记胡也频》，1980年6月20日和笔者谈。关于沈从文说左派作者好，见《上海作家》18页，《打头文学》。沈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又批判左右派把文学政治化，可是他批评得最厉害的，还是“上海—南京”的轴心。

[44]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批评上海文艺界的弊病，同沈从文批评海派的调子非常近似。实际上沈早在1929年起就同海派论辩。我认为沈1934年的论文是同意鲁迅的观点，1980年6月21日沈在和我谈话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曹聚仁在《海派》（收入《思想、山水、人物》）137页上曾说，是鲁迅在8月12日讲话中使用了“海派”一词，但在全集版《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现在没有这个词。总之，鲁迅在以下各点都和沈有共同之处，即（1）“白相文学”这个词，见本章注21；（2）嘲笑剽窃、抄袭，如说叶灵凤剥毕亚兹莱的画；（3）鲁迅反对颓废派（旧礼拜六派）的才子和反对低级趣味的新礼拜六派、创造社，和30年代的假革命文学口径很一致；（4）嘲笑无作品的作家；（5）反对幽默。后来沈又批评过《太白》的文章，虽然它是比林语堂办的杂志较好一点。沈称赞《译文》的严肃作风。而《太白》和《译文》都是鲁迅的朋友创办的。有趣的是，沈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表扬《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认为《论语》随事打趣，读者只用游戏心情去看它。

[45] 　见唐弢《“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收入《唐弢杂文选》）。又见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53页。

[46] 　见戴克崇（苏汶）《文人在上海》。关于上海现代派文艺，我很感谢李欧梵和卡普兰两位专家的论文。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卡普兰的《中国现代派美学家戴望舒》提到现代派。

[47] 　沈在《论穆时英》中说穆的海上传奇近于邪僻文字。文中还提到废名。卡普兰的论文里也提到过现代派喜欢刊登街谈巷议的闲话。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沈编的《小说月刊》也登这种文坛消息。

[48] 　见《一个天才的通信》78—79页，说湖南人敌不过江浙人，湖南人一革命就死，江浙人革命就做委员。

[49] 　关于鲁迅，见1980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湖南人，见《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50] 　沈不主张文学要回避政治主题。见《致〈文艺〉读者》（《废邮存底》28页）。沈在《知识阶级与进步》中也有此看法。他在《读论英雄崇拜》中还指斥了陈铨宣传教世主独裁者的法西斯哲学。

[51] 　沈主张文学中可以有政治倾向，见《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81页）；又见《记丁玲》65—66页。但不要忽视作品应成为好作品，见《给一个写小说的》（《废邮存底》11页）。

[52] 　胡也频换穿衣服才从沈后门溜掉，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是《记丁玲续集》15—17页。关于蔡元培，见《记丁玲续集》53—55、82—83页。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认识丁玲，曾替她画过肖像，现收入《丁玲文集》第二卷作扉页插图。关于沈筹措营救丁玲赎金事，见1981年7月17日沈夫妇、凌宇、邵华强、王㐨和我的谈话，沈在去南京得到蔡元培的介绍信后，又到上海去会见国民党要员张群。见《记丁玲续集》58页。关于沈找邵力子和陈立夫，见包华德《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三卷274页。沈第三次到南京找陈立夫，见《记丁玲续集》91—95页。共产党人李达和施存统要沈去找陈立夫，但抓胡也频的是军统局特务，而不是CC派头子陈立夫管辖的中统，见1981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胡也频被害有种种谣言，见《记丁玲续集》95—99页。其中一种说法见丁玲写的《某夜》，说胡和被捕者一起被枪杀，但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中国论坛报》1933年5月29日的第二卷第六期上说，胡也频被活埋。沈从文在《丁玲女士被捕》（1933年5月25日作，6月4日在《独立评论》刊出）中曾说，他不知道胡也频的死，究竟是如传媒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据梅以慈《丁玲的小说》161页上说，沈和丁玲去监狱时，曾见过胡也频一面（《记丁玲续集》63—79页），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感人的一篇记述。关于营救丁玲赎金，见《记丁玲续集》113页。

[53] 　丁玲赞同沈写《记胡也频》，见《记丁玲续集》113—135页。在胡也频被捕后，丁玲曾住在沈从文在上海一个叔父家里，见1981年7月17日沈和我的淡话。关于丁玲同意沈写《记胡也频》，见1981年7月18日我在北京和邵华强、凌宇、王㐨、王亚蓉的谈话，也见《记丁玲续集》171—173页。

[54] 　沈对丁玲提出的指摘从未提出过答辩，可能他考虑的是，他显然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因此用不着打笔墨官司。

[55] 　沈听到丁玲被绑架的消息后，写了《丁玲女士被捕》（1933年5月25日作，原刊于《独立评论》第五十二至五十三期），此即该文部分。胡适在刊出此文时，曾在稿末加了几句否定的按语，可能是害怕此文刊出后，会受到压力。这几句按语后来未收入《文集》内，沈在6月4日又写了《丁玲女士失踪》，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刊出。英文《中国论坛》在1933年5月29日第二卷第卷六期上刊出《丁玲被绑架》消息，就有三十多位作家学者发出抗议电报，标题为“蔡元培等电京营救丁潘”。上海《申报》在1933年5月24日第10页上也转载了《中国论坛》5月29日的电讯，沈从文是抗议电签名者之一。

[56] 　关于丁玲被冯达出卖消息，见《丁玲被绑架》（《中国论坛》1933年5月29日第二卷第六期刊出）。《中国论坛》第七期接着报道说，马绍武是绑架的帮会头子。李菊村（笔名）报道说，《丁玲绑架者已被证人揭发》。同一期还报道了“马绍武被自己凶徒暗杀”消息。又提到陈立夫，说“丁玲至今下落不明”。当时人人以为丁已遇害。

[57] 　关于丁和冯达的关系，见1981年7月17日沈和我的谈话。其中经过在《记丁玲续集》137—138页上有记述。关于沈对冯达的印象，只说冯达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广州话翻译。冯在丁被绑架前的影响，和沈对丁玲表示冯达不可靠，见《记丁玲续集》138—146、164—166、177—178、181、186—188页。丁玲方面呢，她可能取笑过沈追求张兆和（见185页）。《续集》后来写沈和丁玲关系出现相当裂痕。上述细节听者应系可靠。史沫特莱对此事的记述见她的《中国战歌》115—120页。

[58] 　沈写了反映丁被绑架故事的《三个女性》（1933年8—9月作，《新社会半月刊》第五卷第三至六期刊出）。《文集》中的版本比早先刊行本有以下不同：（1）璇若（沈的笔名）被删去，改为××；（2）开明版中的“梦珂××”应是梦珂被捕，或梦珂失踪；（3）“××冒暑走动”应是“上海南京”。“黑凤（张兆和）大约想起她两年前在沙上的旧事，且想起行将结婚的未婚夫，因事在上海南京冒暑各处走动的情形，便沉默了。”《文集》第五卷297页应是“电报是南京拍来的……”还删去了璇若邀请梦珂到吴淞和黑凤会晤的字句，原稿在《新社会半月刊》刊出。

沈参加了上海各界5月24日致南京政府的抗议电报，说明在5月底前沈还在上海，所以能在电文上签字。但也可以理解为沈是致电上海，同意签名，他5月25日的在《独立评论》6月9日上刊出的文章，直到6月间才得刊出，说明他文章是在上海写成后，邮寄北京《独立评论》。1933年7月14日《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刊出的“丁玲被绑架”上报道说，丁玲已不在人世，跟天津《大公报》6月25日的报道说，据不具名人士获悉，丁玲已在6月15日清晨遇害，同马绍武被人暗杀时间只差六个小时。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25日新闻标题是：“丁玲已被枪决　马绍武捕丁后即与同居”。

[59] 　沈写的《记丁玲》跋暗示了丁玲也许已遇害。还说那位过去两年间同丁玲一起生活的人，据说正是出卖她的叛徒。

[60] 　《记丁玲女士》在1933年7月24日—10月2日在《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九期上连载。后写的《记丁玲续集》在1933年10月9日—12月18日连载刊完。第二卷稿末注明：“1933年12月13日，作完于北京。”见1940年版《记丁玲续集》。

[61] 　我提出上述各点是由于有人怀疑，沈借营救丁玲而写回忆丁玲文章，有捞一把的嫌疑。因巽1938年曾在陕北延安访问过丁玲（见《丁玲在陕北》），曾经问过丁玲，是否有人从丁玲被绑架，从出她的作品中获利。编者说有关沈从文的一段已被删去，原因是，沈从未干这种勾当。后来丁玲指斥沈从文的《记丁玲》是坏书，如丁玲在1981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会上的讲话。但我并未听丁玲说过，沈曾利用她的身居困境从中取得任何好处。

[62] 　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25日的报道和上海转载的消息，都说丁玲已归顺政府，成为马绍武的情妇。《中国论坛》对此项谣传，在“丁玲被害！”中，未加任何评论：“报道中未指出是谁杀害丁玲，她如何遇害，但提到凶手是马绍武的喽啰为报复而杀害丁玲。”但1933年6月间天津有个张铁生（沈说张是天津某报的国民党记者）在《庸报》上撰文，攻击沈从文写的关于丁玲被绑架的文章，其中却透露了某些事实，即丁玲还健在，在政府监护下和冯达住在一起。见1981年7月17日沈和我谈话。说不管是被软禁还是她自愿投降，总之丁是不能令人谅解的，因为她居然甘愿同叛徒结合。这种误会是沈从文想解除的。

[63] 　中国朋友都指出，他们认为丁玲对沈的压力是沈1949年企图自杀的原因之一。从1979年直到1986年丁玲去世，丁玲一直都身居高位，许多机关都不敢重印沈的作品。1981年11月16日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说她直到两年前才读过《记丁玲》，是一位日本读者给了她一个印本。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我愿指出丁玲为何不说《记丁玲》的某种理由。

第一，《记丁玲》虽然对丁玲解放前的创作和行为有了充分同情的记述，但当然不会解释得像丁玲自己会解释的那样。沈指出胡也频和丁玲投身革命部分是出自天真，而丁玲在胡也频被捕前夕，对胡的危险处境不太感兴趣，丁玲回忆她的爱情故事可以同《包法利夫人》相提并论（见《续集》164页），说明她参加左翼运动完全是受情人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胡也频，其他人还可能有冯雪峰（？）。沈描写被捕之前她已身材发胖、朋友断绝，心情非常沮丧，可是，《记丁玲》177—178页还为丁胡的革命活动辩护，虽然沈本人不大同意他们的活动。

第二，沈在写丁玲、胡也频参加革命时，是中国共产党内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早已垮台的时期，当然不会出力营救她。沈在1981年1月16日和我谈话中说，当时丁玲口口声声：“立三！立三！”沈当时自然不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几条线，可能连丁玲本人也弄不清楚。

第三，研究沈的中国学者说，丁玲不喜欢沈的《记丁玲》，原因是他把冯达写得太坏。《续集》181—182页上说，丁玲当时多么需要胡也频，丁是在万念俱灰时才与冯达来往，《续集》165—166页上说，冯达这个“温室”使她感到窒息。

[64] 　丁玲在延安露面后，沈才敢写他曾去南京探望丁的情况。那已经是她被捕半年以后的事了。沈在《记蔡威廉女士》（1939年6月刊）中曾经透露，他在南京陵园狮子桥去丁被禁的地方看过她。这应当是1933年11月或12月间的事，当时沈正南行回凤凰。我有个朋友1985年春天曾在北京问过沈有无此事，沈照样不予置答。但当时沈夫人张兆和正巧在场，才弄明白沈的确在1935年春天去看过丁和冯达，张兆和曾跟着去的。所以我认为，沈在1933年去湖南或回来之前，曾去看过丁玲至少两次，这样就为丁、沈的争执打开一个局面。也许丁恨沈是出于沈未把她营救出来，从而使她脱离了革命活动，因为沈早就不同意丁搞革命活动。丁对沈不满的还有一件事，即沈在1933—1934年或1937年两番回湖南时，不曾去看过丁的母亲（见1981年11月16日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因巽在《丁玲在陕北》42页上也提到过此事）。可是沈未去看丁玲母亲的原因，可能是沈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不敢去会见她，一是沈认为他在南京看见丁玲很不是滋味，一是沈和丁玲上次瞒着丁玲母亲回到湖南（见《记丁玲续集》121—134页）。另外，当时沈感到去看望丁玲母亲是件危险的事。在1933年下半年，湖南地方当局都怀疑沈从文是个左翼分子。见《散文选集序》（《文集》第十一卷85页）。

丁玲在露面以后，沈曾不太善意地提到过一次丁玲，他在漫谈中国文学界的一些胖子作家时说“老舍是个胖子，而在女作家中，丁玲才真算得是个胖子”。（见沈《文学作家中的胖子》，1936年12月4日作，1937年1月1日刊出。）也许这就暗示，当时丁玲生活很不错。也说明沈对丁重新参加共产党活动很不以为然。沈还有一层不喜欢丁玲的原因，是认为她没有好好照料她的家。但总的说来，沈对丁玲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始终是给予赞扬的。见《白话文问题》（刊《烛虚》80页），又见《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61页。

[65] 　《记丁玲续集》后半部大约写于1933年11月和12月间，当时沈可能还未去南京探望丁玲，但他一定已经听说过丁玲和冯达住在一起，这就足以解释沈在《记丁玲续集》中未对冯大加挞伐的原因。如果说沈写的最后几章把冯写得很坏，丁玲当然会对此书大为恼火。当时丁在软禁中可以看书报、写字，甚至能外出，所以她当然可能读到过沈写的回忆她的文章。

[66] 　见《禁书问题》（1934年2月28日作），又见《论读经》（1935年1月7日作）。前者指出，政府真为民族生存着想，就不应对作品加以压迫摧残。后者指出，真正读经的人，应是政府大小官吏，各级党员军人。这些人是社会国家直接负责者，希望国家转好，得先把这些人弄好。

[67] 　见《论读经》，又见《禁书问题》。说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结果，以为把这些书烧尽，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太幼稚。

[68] 　见《论读经》，又见《劝人读经》（1933年10月作）；又见《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文中引语见《尽责》（1935年4月作，收入《文集》第十二卷345、347页）。又见《湖南省志》（第一卷691—692页）。

[69] 　沈在《尽责》中指出“儒道治国”的可笑，在《论读经》中他批评了“新生活运动”宣扬的四维八德。见1935年3月20日他写给人的信（《文集》第十二卷28—29页）。后来沈在《长河》中也批评了新生活运动。在《新与旧》中沈同时也写了这点。沈在1980年6月20日和我谈话中也证实小说是抨击“新生活运动”。

[70] 　沈有个亲戚当过刽子手，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刽子手要向菩萨请罪，挨一顿棍子，当时湘西真有此风俗，见沅州市长的证词，刊于《信使》月刊1923年8月第三卷第一期42页，标题为《这就是沅州》，默里（Murray）牧师作。沈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也这样说过，见《文集》第十卷327页。小说中被处决的教师可能是以国民党清党运动中被枪决的凤凰县教师为原型。见《文集》第九卷314—315页。

[71] 　沈要作家的作品有引人“向善”的力量，见《风雅与俗气》（《废邮存底》39页）。“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见《短篇小说》（《文集》）第十二卷114页）。关于沈的理想主义，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79—183页。关于柏拉图，见《苏格拉底谈北京所需》（《论语》第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期刊出）。“写作情绪同投身一个宗教信仰一样”，见《篱下集·题记》。

[72] 　沈写逻辑学课本，见槿《零零碎碎》。有人说沈当时醉心于柏拉图著作，见井心《沈从文其人》。沈30年代小说往往写“命运”，如《山道中》或《贵生》。关于法国象征派，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派一代》22页。关于魇见《文集》第十卷83—125页。

[73] 　关于习作，见《习作选集代序》。关于“缺乏思想”，见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第二卷142页。

[74] 　沈在1980年6月27日和我谈话中说，《八骏图》篇名是取自传说中周穆王有八匹名马，而并非受到昭陵八骏的启发。据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八骏图》于1933年在青岛写成，是沈结婚以前的事。然而小说却在写成两年之后，才于1935年8月在上海《文学》刊出。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曾说明其中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在。沈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75] 　沈在《给某教授》（收入《废邮存底》18—19页）中把作家说成是“人性的治疗者”。本书中许多信件都分析了读者（收信人）的心理状况。

[76] 　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

[77] 　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承认他写《八骏图》损害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沈在小说中可能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程应镠（流金）曾对邵华强说，在抗战时期沈和闻一多的关系并不融洽。梁实秋则可能影射教授丁或戊，因为丁、戊教授都主张要有点拘束，不讨厌女人，却不会同一个女人结婚。马利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在《现代中国文艺批评创世纪》298页上指出梁实秋主张在道德和文艺上都要能自我节制。《八骏图》中那位非常随便的女孩子，则可能是俞珊。她是青岛大学的校花，赵太侔的夫人。而教授庚，则可能影射赵太侔。据说徐志摩在青岛时曾经警告过俞珊，要她约束自己，不料这时闻一多已经被她深深吸引住了。所以我认为达士本人也有闻一多其人的影子。此事见邵华强1985年11月3日给我信中所作的考证。《三个女性》中的人物比较容易认出来，见本章注58，蒲静年纪二十三四，丁玲要小得多。可是他原以为丁玲1907年才出生。见善秉仁《中国现代小说剧本一千五百种》19页转引赵燕声的考证。丁玲实际年龄和沈《如蕤》中如蕤的年纪差不多。

[78] 　我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58—359页上，和为《欧洲版中国文学百科全书》写的《边城》词条上，都指出了《边城》小说中有弗洛伊德象征派的影响。沈在1980年6月27日和我谈话中，承认了这点。当时我还查问了哪些段落可以作为例证。沈指出了一些。但说如麻雀换窠之类不能算，这是乡下人的说法，城里人是不明白的。邵华强谈沈如何学弗洛伊德学说经过时说，沈记得他在1929—1930年间读了张东荪的书后，在1931—1934年间青岛大学时就热心学心理学理论，主要是读朱光潜、高觉敷两人的著作。朱写了《变态心理学》，高则翻译了弗洛伊德的二十七篇讲稿《精神分析引论》，后来又译了《精神分析新篇》（1936年，上海商务版），后又出了《释梦》（1934）。沈至今还记得它们的作者和译者。当然，他可能在青岛时和朱光潜讨论过这些书，也可能只在刊物上读过高的译文，当时还未出版专书。在抗战之前，沈肯定读过弗洛伊德著作的译本。沈也记得他读过他的好友董秋斯译的《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奥斯本著），译本改名《精神分析与辩证唯物论》（1940年，新中国书局版）。邵华强还发现沈和陆志韦关系不错。沈在青岛初期，一定从陆志韦处学到很多新知识，可能是沈在1932年12月15日的《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210页上，介绍了陆志韦，因为在五四运动中陆也是知名诗人。关于《边城》的引文，见《文集》第六卷105、122—123页。野花虎耳草代表爱情，见133、138、145页。这种草也是《凤子》上写的虎斑花纹红色的草。说这种草“颜色美丽，就不许人摸它折它，它的毒会咬烂一个人的手掌。”

[79] 　见《春》《若墨医生》《薄寒》《第四》，这四篇小说都有弗洛伊德的气味。

[80] 　《若墨医生》中讲述的故事，在沈自己生活中也发生过。见《来客》。

[81] 　沈在小说《自杀》中提出了爱与惊讶问题，正像他在《给某教授》（刊《废邮存底》15页）中向吴宓提到过的那样。沈当时作品常常提到惊讶一说。刘习舜教授与沈有许多共同点：一、太太长得美；二、爱的吸引力消失；三、只有一个孩子还很小；四、写书到深夜，担心太太不体谅自己；五、常常讲“惊讶”。沈写的《主妇》就具备了上述特点。

[82] 　引文见《主妇》（《文集》第六卷334页）。

[83] 　关于提倡人生应有限制，见《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刊《废邮存底》3—4页），提出人要受一种辖治才能像一个人。沈在1931年6月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中写道：“每人都有一种奴隶的德性，故世界上才有首领这东西出现，给人尊敬崇拜。我愿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但当《八骏图》中教授丁（影射梁实秋）讨论到“每个人皆当有一种辖治”（显然指的性爱方面的辖治）时，他受到含蓄的反驳。

[84] 　沈在《主妇》（《文集》第六卷331页）中指出能激起惊讶就是美；在《烛虚》（《文集》十一卷277页）中又阐述了这种美的哲学。

[85] 　《王谢子弟》《平凡故事》《大小阮》都写富家子弟在大时代洪流中分道扬镳的故事，据董易在《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中考证，小阮是以左翼作家潘漠华为原型。普林斯在《沈从文的生活与创作》397页上说大小阮写的是诗人阮籍（210—263）和他儿子阮咸。小说的故事也使人想到老舍的小说《黑白李》。

[86] 　见《虎雏》《来客》《灯》。灯是徐志摩或泰戈尔性的象征，是生命之光的象征。

[87] 　见《生》《静》。夏志清评论，见《中国现代小说史》208—211页。《如蕤》写于1933年，与《三个女性》同时写成。小说结尾“他爱她，且觉得真爱了她”是神来之笔。

[88] 　佛教的象征意义，见《青色魇》（1946年作）。明确提出泛神论，见《潜渊》（1941年作）。又见《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文集》第十卷287—288、290页）。1980年12月13日沈和我谈话中，也谈到这一点，他说：“后来我成了泛神论者，我相信自然。神不是同鬼一起存在而是同美并存。它使人感到庄严。所以你完全可以叫我是一个信神的人。”关于《月下小景》，见普林斯《沈从文的生活与创作》338—348页。关于“知识”，见《知识》（1934年作）。关于“生命”，见《小说作者和读者》（见《烛虚》90—92页）。《潜渊》（《文集》第十一卷282—287页、284页把生命比作焰火）。《生命》（《文集》十一卷294—296页）论述了生命无处不在的真谛。以“雍羽”为笔名，沈写了几首诗：《生命》（1940）和《看虹》（1941）。

[89] 　见《小说作者和读者》90—94页。收入论文集《烛虚》。

[90] 　见《小说作者和读者》84页。

[91] 　见《烛虚》（《文集》第十一卷277页）。关于数学和音乐，见《烛虚》（《文集》第十一卷278页），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康德是在《判断力批判》中说过数学不如音乐的话。关于沈喜爱音乐，见本书第一章注51。关于向上，见《小说作者与读者》84页。

[92] 　见《从文自传》88、104页。在121页上又说，《边城》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93] 　受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影响，见1980年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在《凤子》（《文集》第四卷308—309页）中那位X X哲学的青年，应写为佛教哲学。因为他说“莲花从脏泥里开莲花，人在世界上还始终是个人”。沈心目中的徐志摩，见《友情》（1981年作）。其中说“徐是个诚笃君子”。又见《从文自传》123页，说：“我从他那儿接了一个火焰。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

[94] 　对徐志摩来说，生命如燃烧的火。当时徐志摩很受颓废派文人器重，《新月》畅销不衰。

[95] 　这并不意味沈受过普鲁斯特影响。沈说，他在30年代还未看过普鲁斯特作品译文，见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

[96] 　《凤子》中那位青岛中年男子是沈凭空设想的，并未以任何真人为原型。沈从文1985年6月14日给笔者的信。

[97] 　《风子》（《文集》第四卷346、347、348页），说明了神无所不在，危险在于人们崇拜政治上的伟人。注意本章写于1937年。星星象征着人；灵魂与灵魂之间有长远的距离。

[98] 　见布鲁姆（Harold Bloom）《中原人》8页。

[99] 　见大卫·基德（David Kidd）译《雨后》，刊于1967年《东西方评论》第三卷第二期183页。

[100] 　日本作家常受到这种批评。见安东尼·H．钱伯斯（Anthony H．Chambers）《综观第一人称小说》。

注解：

① 　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美国历史学家，为顾颉刚所重视并介绍过来，也研究心理学和原始人类的思想。——译注

② 　James Rowland Angell（1869—1949），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编注

③ 　Joseph Collins（1866—1950），在美国最早宣传心理学的学者。——译注

④ 　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美国意象派诗人、评论家。——译注

⑤ 　Eric Voegelin（1901—1985），杜威一派的政治历史学理论家。——译注

第七章
力争自治

湘西衰落的前后

1934—1946年间湘西的动乱局面

沈从文40年代的乡土文学

沈从文不愿遵命写作

在40年代，当沈从文的思想性小说达到新领域后，他就不再写下去了。他的乡土文学作品倒还能写下去，没有遭到什么非议。他一直写到1947年，比湘西享有自治地位的期限还要长些。他写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像他写都市生活的作品那样，被朋友和读者认为是受到西方现代派感染，被人指责为“朦胧费解”和“畸形反常”。那种土生土长的晦涩成分如湘西方言之类，沈早就不再采用了。最后，沈从文只好选定自己的创作道路。福克纳的小说证明，乡土文学作品同现代派文学能够在同一个作品里并存。沈从文也在他乡土文学作品中运用过先锋派技巧，但可惜还未起步，1949年以后就未再动笔了。

沈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创作的乡土文学作品，跟他写“抽象”的城市小说大有不同。虽然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仍然弥漫着抒情喜剧成分，但这类乡土文学作品都是有所为而作，作品里的政治批评很容易受到当政者的指责。

使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更接近严酷现实的，并不是当时的文坛气候，而应归因于1933—1934年和1938年春天沈的湘西之行。他对当地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成了这个地方史上的小角色。这是一部悲剧历史，跟他写的乡土神话完全不是一回事。1935年，湘西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决权。新上台的军阀既不喜欢这个地区，对苗民也毫不宽容，整个湘西继续陷于社会动荡和无政府状态，直到1950年才告终结。作为地区性作家，沈从文把写出湘西1934—1949年的面貌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哪怕只能写到最初几年。他越来越把湘西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看，所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差点儿写成了拥护湘西独立的宣传文学作品。

湘西衰落的前后

1933—1934年的湘西之行，对沈从文的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是他离家十年来第一次重返湘西山区。在此以前，他写的乡土文学作品大多是抒发怀旧之情，再现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以及他在军队中受到的磨炼，几乎没有领悟到社会的崩溃瓦解已为时不远。

小说《边城》恰好可以作为这段时期的结束。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标志着他已走到了写作的“分界线”，是他离开湘西十年来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事实上在1933年底，他离开北京回乡的时候，这篇作品还没写完）。他在婚后新家里，坐在院子中的枣树和洋槐树下字斟句酌地写。对1933年的沈从文来说，湘西勾引起他一连串的回忆：他少年时代一见钟情的那位姑娘，一位正在热恋的士兵朋友，在边城清澈流水中摆渡的渡船，潇潇细雨，河边妓女在咒骂她的常客，乡下人和山洪搏斗，萦绕心头的军号声，山歌，以及老人吹笛子的乐调。这样的湘西并不是沈的家乡凤凰，而是从一个士兵眼中看到的模糊远景，他曾经在陌生的湘川边界地区居住过一段时期。小说背景也不是20年代，那时他正跟部队一起开过茶峒。小说实际写的是民国初年那些太平年代的往事。 [1]

也许《边城》又苦又甜的结尾写的才是沈1933年湘西之行看到的令人不安的景象。一年多前他写的《凤子》倒更富于田园诗情调。然而，这两部小说都使湘西似乎跟他越来越生疏，越来越情随景迁。正是在这些1934年以前的作品里（《长河》——1939—1942？不能计算在内）——沈从文的抒情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与西化的思想性小说之间技巧上的鸿沟，才开始得到消解。

内心反省最适宜写《凤子》，因为小说写的就是沈的老家。在《凤子》里刻画了镇筸城的整个风貌，后来的《从文自传》正是以这段文字作为开场白。小说追溯到沈的根，凤凰城西的苗乡。城中客人（绅士的年轻时代），沿着林中山路见着“乡下姑娘”，梦想和她调情，甚至想搬到乡下来跟当地美人一块成家。另一个主要背景是堡寨，即苗家村落。寨里住着一方之长的圣人，他对城里来的青年介绍了当地人种种传说、习俗。虽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可是寨主还是被称为“总爷”（来源于千总，是屯田军的二等军官，根据军制凤凰县共有20个千总）。寨子的主人从父亲手里承袭这个军衔，父亲也是从祖父手里承袭而来，至今已有七代，堡寨地方原是土司官厅。因为城里来的客人读过书，又是绅士，所以寨主就正正经经地叫青年是“老师”。 [2]

朱砂矿场是小说写的又一个重点。对沈家来说，这是个神圣地带，因为根据家世相传，沈姓祖先就是因为开朱砂矿迁移到这里来，扎下根基，变成本地居民。矿场，加上芦管音乐和苗家歌咏，使《凤子》弥漫着先秦楚民族的神秘感。沈把苗民山歌对话作为象征来欣赏理解现实和人生关系的一种比喻。楚民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在这个地区神并未死亡。在2000年前，人们都认为水银具有神奇力量，它把本地区历史跟神话联系起来。 [3]

《凤子》也是一部诉说湘西的地方特殊性的作品——但不是为湘西土匪、贫穷，或内战辩解。它是一部刻画未开化地区形象传说的书，如写部族世仇或放蛊迷信。 [4] 当地人和城里来的那个年轻人都希望外人能打消疑虑，了解这个地区。事实上，一切景物都是沈在青岛海边构想出来的。小说中的角色都懂得，同时也害怕，他们的湘西已经完全毁了。沈这样写并不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怀旧之情，而是渴望着在这片20世纪新创造的荒野上能出现一种反抗力。事实上这跟他的现代派思想也不无关系。

他在湘西之行后写的作品跟以前作品大有区别，他在三年后才开始写了另一部乡土文学作品，那就是1937年夏天写的《小砦》。 [5] 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他扔下写作，随同北京大学迁到昆明。《小砦》原计划写成长篇，但写了五章后就搁下了。原计划写的那个村寨也还没有出台。已完成几章的中心是一个不知名的码头和它周围的环境，显然写的是王村，位于茶峒下游两百里的酉水河上。码头跟风景如画而又朝气蓬勃的“边城”正好是个对立的形象。茶峒质朴，像是世外桃源，人们住在岩洞里，过着半原始的生活。而酉水的码头则是世外桃源的反面，其他主要角色有省里派来驻防当地的军官，因为是长沙人，所以在当地算是“外邦人”，一个只有18岁、却已满身是病的妓女桂枝，她的干娘，和一个怪人，一个害人水臌、在税关上侍候局长的勤务兵黑子。黑子凭他吃公家饭的小小方便，正在学怎样在买东西时倚势欺人，占些小便宜。小说着重写当地这些伤风败俗、日益腐化的情景，表明地方上的人为了招架从“文明”地区闯进来的新吸血鬼，正在越来越变得现实主义。根据沈的其他作品当地历史来推断，小说可能写当地怎样对长沙来的驻军和镇上贪官污吏进行反击。可以设想那些岩洞里的人会离开洞子到山上去搞一处土匪窝，也许就叫小砦。被局长垂涎的桂枝，可能会成为寨主夫人。沈没有写过这种情节，可他在1937年的确写过下面一段：

住码头街上的，除了几个庄头号上的江西籍坐庄人，和税关上的办事员司，其余多是作小生意人。这些人卖饮食供人吃喝，卖鸦片烟，麻醉人灵魂也毁坏人身体。卖下体，解除船上人疲乏，同时传播文明人所流行的淋病和梅毒。食物中害天花死去的小猪肉，发臭了的牛内脏，还算是大荤。鸦片烟多标明云土川土，其实还只是本地货，加上一半用南瓜肉皮等物熬炼而成的料子。至于身体买卖的交易，妇女们四十岁以上，还是有机会参加这种生活斗争。 [6]

为了理解为什么沈从文写《边城》时心里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而写《小砦》时却感到一片幻灭，这得回头去读他1934年写的《湘行散记》。这是1934年1月他回乡途中所见所闻的杂记，根据他途中给张兆和的几十封长信整理成书。 [7] 《湘行散记》实际上并没有写他阔别多年后和家人亲友重逢欢聚的情景，其中有住在沅陵的兄弟，住在凤凰的老母——当时已生命垂危。他的老上司，仍然是“湘西王”的陈渠珍，也住在凤凰。《散记》也没有写他去参观纪念几位老友的碑亭，这些朋友显然都是被怀疑是同情共产党的危险人物，因而不敢去拜访任何亲友，只陪在母亲病床边过了三天，就匆匆返北京。但是他在《散记》中着重写了他自己，把心里过去和现在的形象并列起来，同各种有代表性的普通人交谈，再与自己听到的他们所作所为加以对比。因此，《散记》成了沈从文的牧歌风格与后来自然主义作品之间的文学桥梁，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经历的人物地点又从内心深处做一次探访，而不仅仅是记下使他感到沮丧的行旅。他的六十多封通信后来只写成十二篇散记。只有一篇写凤凰县的故事，即《滕回生堂今昔》，但此文在《湘行散记》成书时被删去，后来编印《沈从文文集》时才又收了进去。 [8]

因此《散记》在反映社会现象方面并不引人入胜，远不如沈从文从游记中写对过去、对未来的忧虑那么深刻。许多形象说明这些人毫无变化，那位税局查关的青年苗人；无意中恋上妓女的水手牛保；讨人喜欢的年轻妓女夭夭，梦想着城中客人沈从文会使她跳出火坑；一群拉船掌舵闯险滩的水手，其中年纪大的有七十六岁；写他记得当年在一个小镇上看到的划龙船赛，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盛会了。如今的湘西使沈感到已经面目全非，一些奇特的景象使他觉得他已经跟故乡疏远了。时光催人老，他想到这种后果就很发愁，他最害怕的是，自己成了“城里人”。现在看来，这种日子已经不远了。“石滩子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 [9]

永恒不变是引人入胜的。想到沅水流域端午节的龙船比赛，沈从文感到时间多么古怪，湘西的一切跟2000年前楚国屈原那个时期的景物几乎没有两样。然而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他也意识到，现在也一定都陷进了“生活竞争”。在他们的门槛前还有另一种人，他们同大自然斗争，他们在创造历史，而不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种人已经征服了生存环境，所以也会征服湘西。 [10]

因此，沈从文关心的问题在于，未来会是什么光景。他每一走过沅水上的码头，都感到劫数即将来临。湘西人懂不懂他们未来的命运？沈对未来命运的看法却已经逐渐明朗，他在想，国民党军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如果波及湘西，会有什么光景。他一到湘西就看出，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全都没有露头，真正危险正在这一点。南京和长沙已经动员了六十万人进攻江西红军苏区。时局进入非常时期，使沈从文几乎不敢回到故乡，政府已经注意到沈，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国民党军队不久就要进攻湘西北部的贺龙部队，已经修了一条公路深入湘西，让湖南省主席何键（沈叫他“刽子手”）的军队既能开进陈渠珍的独立王国，又能进攻贺龙的苏区。1936年还宣布了修筑铁路的计划（准备三年内建成，但后来因日本进攻而推迟了40年）。沈的老上司陈渠珍已被地方上战事和对贺龙与贵州军的冲突拖得疲惫不堪。沈从文向湘西王警告说，他为湘西开创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了。 [11]

其实沈不只为地方上的停滞局面发出警告，还叹息“内战、毒物（鸦片）、饥馑、水灾如何使这个民族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 [12] 他在沅水上每到一个码头，这种顾虑就更为强烈。当年沈从文认为曾芹轩是放荡生活的“活字典”，现在他在常德经营一家旅馆，原来那点“童心”早已不知去向。桃源原来就是神女之乡，现在通了公路，妓女这个行当就更加兴旺。沈在《散记》里嘲弄了那些来桃源县寻幽访胜而又寻花问柳的风雅游客。浦市和泸溪的商业汉子原是老兵，在江西边境同红军打过仗，受伤退伍后经营鸦片这个可以赚钱的非法买卖。沈从文还见过他童年时的军中伙伴，《边城》中的傩送就是以他为原型。翠翠已经死了，鸦片已经毁了傩送，使沈不愿告诉他，自己是傩送当年的老友。沈还知道，他哥哥的仆人虎雏，就是沈从文想强迫他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小豹子，已变成流氓，当过土匪，杀过人；现在搭载他的船的水手也是这类人。最令人沮丧的是和保靖的老友重逢。这位朋友在毛泽东身边干过事，曾经劝说沈从文跟红军走。后来他离开了革命，现在是税局局长，抽上了鸦片烟。这个人向沈解释说这样人家就不再怀疑他曾是红军了。

凤凰的情境又是怎样呢？沈回到凤凰就赶着去看他干爹的滕回堂中药铺，他想看看药铺周围那些炮仗铺、盐号、屠户案桌、成衣铺和理发馆是否还在。干爹和干妈已经过世了，一个儿子在辰州做了禁烟局长，有出息，买了30亩田，成了地主。沈可能利用他回程经过辰州的机会，搜集了写《小砦》的素材。沈还同滕家的大哥谈起沈的朋友们因涉嫌通共的罪名被杀害的事。《散记》以下面的谈话作为结束：

……我问他这桥上铺子为什么都改成了住家户。他就告诉我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

一出铺子到城边时，我就碰到一个烟帮过身，两连护送兵各背了本地制最新半自动步枪，人马成一个长长队伍，共约三百二十余担黑货，全是从贵州省来的。

我原本预备第二天过河边为这长桥摄一个影留个纪念，一看到桥墩，想到十七年前那钵罂粟花，且同时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馆三家烟具店，这桥头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气同兴味全失去了。 [13]

1934—1946年间湘西的动乱局面

真正大规模讨伐的反革命势力从来没有到达过湘西。1934年10月毛泽东的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时，蒋介石在红军撤出湖南省后，把湖南交给何键放手统治。

陈渠珍的末日也在1934年10月间开始到来。贺龙在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大庸占领了他的老根据地。红军得到江西苏区萧克部队增援，挥师南下，攻占辰州。站在陈渠珍方面的守卫部队有沈从文的表兄戴季韬。辰州在兵临城下的一番苦战后，坚守到12月7日，然后贺龙直扑湖南心脏，打下桃源，进逼常德。 [14] 心惊胆战的何键从他的省防军中调出两师人，由刘键绪和他的部下陶广率领，从湘南直扑辰州。湖南军队12月22日进抵该地。陈渠珍在古丈躲避何军。 [15] 开春时贺龙、萧克部队退守到鄂川黔边区。红军原打算再打几仗，但后来还是撤走了。何键的部队却是来长期留驻。筑路员工一直深入湘西，到1935年3月间，何键的剿共产党军队队达到五万人左右。 [16]

何键的部队在布置停当后，就命令陈渠珍把他的司令部安置在有红军的区域里去，意在使红军同湘西的白军互相屠杀。陈渠珍却把部队后撤到苗民地区。何键限令他移防，把移防期前后推迟了四次。这样过去了两个月，湘西王还在反复衡量选择一条出路。他要是直接攻打贺龙的基地，其结果会像1919年张学济那样全军覆没；或者跟东面的何键军队打仗，当时地方人大多要陈渠珍走这条路；或者解散部队，退居林下。 [17] 沈从文很庆幸他的老上司采取了下台的办法。在《长河》里，一位中学教员这样说：

你们地方五年前归那个本地老总负责时，究竟是自己家边人，要几个钱也有限。钱要够了，自然就想做做事。可是面子不能让一个人占。省里怕他得人心，势力一大将来管不了，主席也怕坐不稳。所以派两师人上来，逼他交出兵权，下野不问事。不肯下野就要打。如果真的打起来，还不知是谁的天下。本地年轻军官都说要打也成，见个胜败很好。可是你们老总不怕主席怕中央，不怕人怕法；怕国法和军法。以为不应当和委员长为难，是非总有个公道，就下了野！一个人坐车子跑到省里去做委员，军队事不再过问。因此军队编的编，调的调，不久就完事了。再不久，省里的保安队就来了。 [18]

这里有一点说得不够准确，即沈从文以为陈渠珍是忠于蒋介石。也许陈的立场跟沈差不多，都鄙视国民党政权，他最关心的不是名义上的安排，而是对湘西的实际利害；他不愿让湘西父老为毫无希望的目标流血。跟许多地方军阀一样，1949年国民党崩溃时，他做出积极反响，协助共产党方面号召旧部属向解放军投诚。 [19] 陈可以说最善于审时度势，在新政权建立时使湘西走上正确道路——也就是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终于取得胜利。

湘西在1935年地方军阀的独立王国垮台后，就陷入了混乱状态。局面在1937年苗民起义时达到高潮，但并非混乱的结束。何键无法维持全省秩序，而湖南又位于日军侵略的路上，便只好下台。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换了更忠于政府的将军张治中去代替何键主持省政，然而形势危急，为了维持局面，重新请“湘西王”出山。一直到四十年代初，局面才平静下来，但到了抗战末期，各地匪患又起，均能独霸一方。直到五十年代在共产党严厉的政治和军事措施之下，秩序才得以恢复；人民政府把湘西划为“特殊地区”。

造成湘西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沈从文想在写湘西英雄故事的最后一章里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他终于没有写完。跟湘西同乡一样，他把动荡不安的原因归咎于何键的新政权，它施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横征暴敛，外来人大肆进行经济剥削。沈说，何键的军官和军人对湘西任何地方毫无同情之心，而且何把军队随意调遣。而湘中人则把动荡不安归因于湘西的地区特性：不安分，排外，时机一到就上山落草。但两种人都同样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统治者互相猜忌，缺乏由当地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换句话说，地方上反对中央或省的统一措施。1937年的苗民起义是相当成功的。起义领导人龙云飞成了无可争议的苗王，一直维持到1950年， [20] 当时他领导苗人反对人民解放军。

1935年，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紧张局势，几千名长期靠为陈渠珍搬运枪支维生的湘西人突然被解雇，而又未为这帮闲散人安排生计。这帮人对新的军政府毫无感情，许多人就沦为土匪。同时有成千的湖南正规军与保安团队从长沙调来湘西。这批人也靠湘西那点微薄出息来维持开销，冲突自然无法避免。

即使在国民党方面也承认，湘西在实行军事统治，1935年5月23日，陈渠珍原来管辖的地区划为行政督察区，这是介乎省与县之间一个新行政军事机构，是湖南这样“剿匪省份”所特设的，它的上面是军事机关湘西绥靖处，同年7月22日在沅陵成立（辰州现名沅陵）。湖南正规军派到湘西各县，清剿土匪，建立互相监察的保甲制度。绥靖工作集中在凤凰县内，而这个县从来没有出现过共产党军队。 [21]

1935年春天，陈渠珍的国民革命军三十四师被湖南部队改编，实际上是复员，大半士兵被遣散回家。留下的人，其中有沈从文的弟弟沈叠馀（即沈岳荃），是黄埔毕业生，已被调到蒋介石的家乡浙江省靠近宁波的奉化县，那是蒋的原籍。 [22] 编余的湘西部队又在麻阳结集，希望迫使何键重新起用他们的老上司陈渠珍。1934年当陈渠珍率部北上抵御贺龙时，湘西零散土匪已经猖獗起来。新的机构给了陈一个苗民地区名义上的职位，即屯务局，但所辖苗汉部队为数不多，他的任务只是向苗民征税。 [23]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渠珍不得不应付苗民对新政权的第一次公开抗争。1936年6月24日，永绥县苗民缴了征税官兵的械。陈引咎辞职，战事还在进行。但不久陶广将军就从省里调来部队，驱散了闹事苗民。有两个县置于军法管制之下。 [24]

沈从文和今天凤凰县的知情人都能证实，苗民造反并不是反对他们的老上司陈渠珍，而是针对长沙来的新主子。 [25] 当地人不得不使用省里发行的贬值钞票，交付所谓欠交税款，以及预征的“税金”。更要紧的是1936年4月间，旧的屯田军被新的保安队所取代。苗区整个统治机构完全撤销；撤换下来的苗民官佐当然要造反。 [26] 虽然省政府豁免了“欠税”，省里还加派了正规军进驻永绥，组织新团练。 [27] 永绥县不过是个开头，到1936年底，已有四个县的苗、汉土匪起事向驻军开战。在古丈县，土匪打败了两县的团练和两营省正规军。在麻阳县有四五千苗、汉人自称“神兵”，能吞刀吐火。当他们快打下凤凰县通往外地的重镇高村时，陈渠珍的后任也跟他一样辞职。 [28] 与此同时，位于酉水河谷汉人与土家人地区的陈渠珍旧部也纷纷自封为“将军”。地方土匪使得东到王村的河道上水运非常不安全；大白天连县城里也出抢劫案。不久，原从军队中下来的一个匪首被杀害，还有两三千左右叛军始终在掠夺绑架、勒索赎金。 [29] 沅水和辰河一带因1936年初贺龙进击国民党军队造成的损失也还未恢复。红军也有人开小差，国民党空军还在轰炸贺龙部队占领的村庄。 [30] 然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在国民党的苗民代表如石宏规一帮人的协助下，长沙在1936年7月3日制订了一个在湘西扎根的建设方案，号召学汉文，和汉人通婚，废弃苗族传统的献祭和“不良”婚丧习俗，以及“不正当”的娱乐。要苗人受教育，然而也要他们安分守己，跟汉人同化。跟“剿共”战争中用的办法一样，计划中也有建筑碉堡一条，显示了军事管制是计划的重要内容，沈从文最害怕的一件事似乎就要成为现实。 [31]

在长沙于1937年7月16日宣布新的苗民征税管理办法后一个月，大规模叛乱从此展开。屯田制度废除后，省财政厅要进行详细的地亩调查。原来许多免税的新开垦地要征税。更重要的是，要苗民付款购买他们种的屯田地块。 [32]

8月9日，代表四十八苗寨的苗军开始起事。领头的是“苗王”龙云飞，另一个二号头目是吴恒良。龙云飞的苗军打下乾城，在城里据守三个星期。麻阳被包围（攻下与否其说不一）。从周围各县起义的两万苗民也进攻凤凰，和保安队打仗。不过没有打进城去。收税并不是最重大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当地人报复长沙派来的“下江人”的战争。在山区县城里，有些本地人威胁要把一切外地人通通杀光，提出的口号是“杀沙脑壳”（指长沙来的人）。 [33]

叛乱到11月间还未平息，蒋介石就派张治中去接替何键。新任省主席在1937年12月把主要叛军部队招安过来，正跟十年前陈渠珍采用的手段一样。龙云飞部队编为湘军一个旅，吴恒良部编为一个团。征税额大大降低。1938年，张治中又把湘西王陈渠珍也请出来，成为边区名义上的头头，但只让他管辖沅陵行署，并不带兵。陈渠珍把湘西各县行政机构改组，解散了各种名目的军队（许多头头是他的老部下），解散后重新改编，以便用于抗战。当时日军已经攻陷南京，沿长江西上，不久就会兵临长沙城下。 [34]

湘西在1938年还很不平静，特别是麻阳和酉水流域，后来在《长河》中特别写到的吕家坪，成为一支1000人土匪军的司令部，司令嬷嬷自封为“将军”（嬷嬷这个漂亮女人在小说中被虐待，这人的原型也许是1937年沅陵被一伙为数多达400人的土匪帮绑架的一位年轻漂亮姑娘）。沈说过，当时有些人把湘西说成“匪就是民，民就是匪”的地方（高叔康的话）。因为湘西人都不愿屈服在长沙、南京的专制暴政之下。1937年秋，沈在长沙跟朋友吃了一次饭，有一个人就说沈从文是“湘西土匪”。他决心要反击报刊上对湘西的造谣污蔑，让东部战区撤退后涌到湖南来的难民、干部对边区有些同情理解。其结果是《湘西》一书，是沈1938年春天南迁到昆明后才写完的一部很有文学性的地方志式的作品。 [35]

1938年春天，沈从文还在湘西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小小政治角色。他在沅陵时，把同乡文武大员请到哥哥沈云麓的家里谈了一次话，号召家乡人“团结”起来——就是说要识大体，顾大局，支持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再乱下去等于资敌，会让全湘西人丢脸。在沈回湘西之前，他就在长沙写过一封极其感人的信，号召全湘西军人不要啸聚为匪，落个骂名，“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 [36]

在这段时期，沈被任命为湖南省参议员，他没有接受这项任命，但他把龙云飞和陈渠珍都请到沈云麓的“芸庐公馆”来，开了四小时的“团结会商”。沈从文在20年代就认识龙云飞，当时他手下只有300人，自从湖南省机关迁到沅陵后，沈云麓就向陈渠珍做过劝说工作。沈氏兄弟的用意是要龙云飞把湘西各路“英雄”请下山来，走上抗战前线。后来龙云飞的确率领他的人去抗日，共产党也承认龙在长沙、石门、澧县一带打过胜仗。 [37]

沈从文心目中的英雄龙云飞到底是怎样的人，是个有趣的谜。熟悉龙家乡的一个人说，龙的祖先中有屯田军官，但他父亲开过豆腐坊，也是哥老会中人（龙云飞不一定入过哥老会）。沈从文考究过龙云飞的家世，查出他祖先是土匪帮，是边区有名游侠田三怒的得力助手。田三怒是哥老会的一个“双龙头”，后来被沈宗嗣的手下人唐力臣派人暗害。但沈从文仍然称道田三怒是镇筸的豪杰。他身体瘦黑而小，豪侠仗义，是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沈说龙云飞从田三怒那里继承了扶危济困，保护弱小的品德。中国新出版的历史资料书里，以为龙是靠赌钱发家，他输了钱时便出手打人。总之，只要哪里有赌局，有打架场合，田三怒、龙云飞一帮人无不在场。 [38]

陈渠珍招安了龙云飞，让他在筸军中任职，兼管屯务局的事情之后，龙回报湘西王恩德的办法是：帮助陈渠珍和边区少数外国人避开北伐军的势焰。比起陈渠珍来，龙云飞统治苗民地区的政治基础要巩固得多。虽然中国有的历史学家说龙是个机会主义者，但仍然肯定龙在1935年后设法打倒何键一事上有功劳。历史学家说，龙在1937年提出过“抗日倒何”的口号。还说，龙和他的帮手吴恒良认为国民党将领对苗民存着种族歧视，使他们承受着不公平的战时负担，有些苗民父老也有这种看法。

把龙云飞送到抗战前线并未使省内秩序好转，龙毕竟是省内能使土匪放下武器的少数几个人之—。陈渠珍又不得不辞职。国民政府从抗日前线抽调整师部队，甚至抽调李延年来彻底解决湘西问题。1939年2月调在新建的芷江鄂湘川黔边区绥靖公署司令谷正伦来统筹战局。谷是国民党早期党员，贵州军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人称“中国宪兵之父”。他调大批宪兵参加精锐部队开赴山区。剿匪得到初步战绩，后来谷又出任甘肃省主席，但湘北地区直到1940年还没有稳定下来，只得又调些将领在永绥和芷江分别设立北南两个绥靖区。动乱特别厉害的是榆树湾（现名怀化），在20年前沈曾经到过这里参加剿匪，当时用来关土匪的“感化院”，后用来征集新兵。永绥有个天王庙，就是当年的感化院，1944年有一百多名犯人，因为企图开小差而被集体处决。 [39]

当时湘西有不少城市都收容难民，霍乱流行，再加上日本飞机轰炸，到了1942—1943年乡间秩序便开始崩溃。连重庆的美国新闻机关也听到这个消息：“这似乎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反对国民党的叛乱。”最明显的是湘黔公路已经被截断一个月，纷纷逃离的传教士认为叛乱分子很仇视外国人，“以为一切外国人都倾向国民党”。 [40] 当时凤凰县造反苗民起来闹事，反对政府抓人当兵，也反对政府新颁布的食盐专卖制度，又宣扬他们是现代武器打不垮的“神兵”，他们也仇视外国人。这些人虽只有1000，但北部苗族集居的地区的“神兵”和真正“土匪”则有成千上万。1945年国民党只好又从抗日前线调来部队进行镇压，造成死伤达数千人。1946年社会秩序仍然不稳。难怪国民党在凤凰当地就跑散近两万士兵，有的就回了自己老家。 [41]

号称“中国的瑞士”的湘西就是这种局面。对沈从文来说，“世外桃源”也意味着筸军代表的某种理想。他对筸军感情很深，也认为只有在湘西青年身上才能找到理想所在。1943年他经过长沙、常德时，都有青年学生来找他。他感到这些青年都成了颓废不振、猥琐庸俗的人物，感到兴趣的，只有文坛消息。他认为湘西青年军官倒具有不同的气质——他们明自自己的腐败、瓦解，但只要有适当领导，他们就能振作起来。 [42] 所以沈从文看出了湘西受到的最大打击是青年军官精神的毁灭。这个悲剧在一个星期的战争里即可看出分晓。

地点是邻近嘉兴的嘉善，所谓的“中国兴登堡防线”，是照德国顾问意见用钢筋水泥建造地堡，一旦上海失守，就用这条防线来保卫浙江和长沙下游地区。

堡垒是蒋介石的马其诺防线，修得结实，花了过百万元，可以坚守，用来保卫他关注的领土，但后来证明这个庞然大物毫无用处。据说，不起作用的原因不只是战略失误，而是日军逼近时却找不到开国防工事大门的钥匙。这件事还没有人写过，但钥匙故事终于成为不胫而走的传奇。沈在1947年把它写进《一个传奇的本事》。 [43]

沈从文根据他弟弟沈叠馀的陈述写成这个故事。沈叠馀当时是一二八师一个团长。故事说，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剩下的筸军搭乘一列货车从杭州星夜增援赶到前线，一二八师现改名宁国师，原来驻在浙江奉化，后来调驻安徽宁国。师长刘建绪，但实际指挥的是两个湘西人：顾家齐（修之），和沈的表兄戴季韬。两个人原都是湘西王陈渠珍的副手。宁国师开到嘉善接防时，留在车站接待他们的除了一个县长，再无其他任何军政人员。县长把一大串编号的钥匙交给沈叠馀团长便上了一辆等着的卡车撤走了，什么工事图纸也没有留下来。一营敢死队士兵找到工事铁门的同时，日军就开始对工事狂轰滥炸了七天，筸军的“苗民狂热气概”弥补了前任守军的愚蠢怯懦。沈从文说，有一营士兵在飞机大炮的拼命轰炸下只剩下16个人。这16个人见敌人前进便从工事中爬出，和敌人肉搏。血战结果是四个团长受伤，四个团副死三个伤一个；12个营长死七个，伤五个；连排长死去三分之二，负伤三分之一，兵士更难计数。沈叠馀指挥的1500人中幸存者只有120人。撤退命令来得太晚了。全军后来被薛岳将军以“贻误战机”罪取消番号。戴季韬也被撤职。 [44]

沈从文认为他的家乡部队被蒋介石用来作炮灰，去保卫蒋的家乡，蒋的嫡系部队却躲在一旁。沈看到嘉善保卫战中受伤的弟弟和其他人后来被补充进新的“荣誉师”，参加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两岸的荆沙争夺、洞庭南岸的据点争夺，以及长沙会战等战役，他感到异常震惊。为了不让蒋介石有取消番号消灭筸军的借口，湘西军人不惜到处补充军队使其满额，重上前线。沈从文感到蒋介石有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来消灭苗族人民，使得凤凰剩下一城孤儿寡妇。沈从文就认为他未来的著作一定要写出这一点。 [45]

这部作品就是《长河》，虽然他没有把它写完。

沈从文40年代的乡土文学

《长河》（1930—1942）是沈从文写田园诗喜剧的最优秀作品，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夏志清曾经公允地指出，在沈的几部长篇中“《长河》最能够充分体现沈从文艺术天才的各个方面”。 [46] 沈的这部田园诗作品对乡村生活描写生动，观察入微，场面广阔。写橘园里绿叶浓翠，花香醉人，丹朱明黄，耀人眼目；写交易繁忙的农村集市，交易都在帐篷里面讨价还价；写吕家坪附近的村庄萝卜溪，做了地形地貌的细致描绘。开头两章《人与地》《秋》对小说主题做了专门阐述。写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简要历史、命运、当地习俗、他们承担的债务义务的来由、他们的绰号、名声等。季节的变迁，太阳的起落，大帮船拢码头时引起的期望，甚至一位小姑娘腮帮子通红的神色——这些情景沈都用熟练的叙述口气来刻画。

作为喜剧，小说自然要贯穿一些讽刺笔墨，例如把城市人以橘子当补药的事大书特书，作为这种写城市人的开心笑料特别引人注目。小说中心当然在那些乡下人——俊俏天真的成年姑娘，饱尝生活艰辛的老人，码头上的人，当过兵的人，这些中年人都是这块地区的栋梁。着墨不多，却把湘西人写得很活。方言不多，让一般读者能懂。 [47] 小说中人物互相逗笑，议论城里人的古怪举止，担心税局的人做手脚。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沈善于写土地与水，善于写市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水带来风险和机遇，土地则意味着巩固与稳定。 [48]

然而《长河》也是沈从文长篇中最富于历史意义的一种，是对湘西往昔生活方式的一曲挽歌。他写了四条社会历史批判的线索。一个是长沙来的一批新主人使湘西社会衰落腐朽——这是1936年秋天，在省里来接管湘西政权以后只有一年，码头景象现已经凋谢衰落，到处是寄食讨饭、以诈骗为生的人。沈把这点归咎于变化——换了省里人以后，派来的保安队对地方不熟悉，自然什么事都办不成，被国民党当局删掉的一大段文字，就在这里。 [49] 保安队队长第一次的巧取豪夺并不算厉害，他只是想买点橘子。沈在写卖橘子上充分写出乡下人的善良和大方风格。然而队长要勒索一船橘子。写官员们对当地百姓的压榨手法很巧妙，读者会认为这段话忠实反映了社会现实。沈说，有文化的官员的谈吐正是这个样子，又要榨取当地百姓，又要不失掉有文化的上等人的模样，最好通过和小姑娘的对话达到他的意图。 [50]

另一条线是“新生活”的提出。《长河》中的乡下老粗不懂什么是“新生活”，以为“新生活”神通广大，生气勃勃，能够赶走土匪，甚至赶跑何键这帮省里来的官员。但他们也害怕新生活运动会使他们的梦想落空。运动要杀人放火，也许像他们害怕的有钱人宣传说共产主义革命那样，因此“新生活运动”在农村意味着暴烈的反革命恐怖。 [51] 沈也嘲弄了“新生活运动”在城市中的种种表现，如童子军干涉乡下人走路一定要靠左，走错了膝关节要挨一两下打，不扣衣扣也要挨罚，实在可笑之至。 [52] 沈还拐弯抹角地嘲讽了“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蒋介石。小说中写了委员长骑在大白马上，对民众说：“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姐妹，我就是‘新生活’，我要奋斗！” [53]

沈从文把“新生活运动”作为现代事物带来祸害的象征。他认为商业繁荣会带来衰退与堕落，许多人担心新式炼油厂兴办起来，对原来开油坊的人就会非常不利。 [54] 对这个社会问题小说中没有充分展开。更被忽略的是第四条线，即沈在《长河》题记中指出的，变化为乡下人带来堕落趋势。他在这次返乡之行中感觉到，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的道德已经迅速消亡。连妇女也有变化，过去勤俭持家的朴素风气，已被外来的洋布煤油逐渐破坏。他还看到，人们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已经完全丧失。 [55]

沈还提到，因为图书检查关系，他的《长河》中有许多保留，这些删削之处肯定破坏了小说的结构逻辑。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特别是最后一章写得相当轻松，显然是硬凑的一节，把故事匆匆结束，免得别人说他对自己的民族过于悲观。该书在改写时掩盖了些小小删节，把各章修改得像一部小说，但他拟定写的三部曲中后两部分始终没有动笔。已完成的一部在抗战时期也到处被检查官扣留。沈从文写了湘西往昔的好习俗（第一卷的主题），但关于他的家乡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日趋堕落的变化，他最后没有写。 [56]

如果沈从文能毫无顾忌地放手写《长河》，他可能让他写的乡土历史补写进一些情节。1980年他说，他想在未来两卷中写蒋介石对湘西的横暴占领和有意借抗战名义来消灭地方杂牌军。这是蒋介石对湘西人民犯下的罪行。 [57] 第一卷里已经写了地方人和外来官员当面交锋，暗示政府要镇压苗民起义，说我们乡下人蛮横无理，以为湘西人全是土匪。 [58] 小说似乎要为30年代后期的湘西“土匪叛乱”辩解，小说中凤凰军人在嘉善的牺牲和后来的战争是辩解的高潮。沈在40年代其他作品里多次提到这件事。他很想把抗战对湘西乡下人的影响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打算到美国去花上两三年时间把它写成，这样可以不怕检查官挑剔，而且希望让美国盟友知道，他们在中国做了哪些事情。 [59]

因此，一部完整的《长河》不但可能成为引人入胜的写乡土区域主义小说，还能是一部写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而这类作品沈一般情况下说是不愿写的。引人入胜不一定就是伟大文学作品，说起来似乎有点矛盾。抗战时期很多中国作品都因毫不隐讳地做宣传鼓动而不受读者喜爱，因此小说能少些政治色彩就会使人耳目一新。然而沈仍然想写出一部地方史。抗战结束后，他还想在一位黄埔毕业的朋友帮助下，写这部地方历史。中心思想是写“凤凰这个小小山城成千上万壮丁十年中如何为保卫国家陆续牺牲”。这个写作计划也未能实现。因为书的合作者，凤凰县国民党将领田君健，被调到内战前线，于1947年山东战役中阵亡。 [60]

至少有三部小说作品都具有沈写《长河》那样的感情和内容，发表于1947年的《芸庐纪事》也是一部被检查官毁掉的未完成长篇。 [61] 它故事性不强，篇幅也未展开。故事根据沈从文大哥沈云麓的真人真事写成。小说通过作者擅长的传记文学笔法，开头写沈从文的爱管闲事的哥哥同两个中央政治学校学生之间一场争吵，几乎打起架来。学生自称是国民党干部，气焰非常嚣张。吵架原因是语言隔阂，学生不懂当地人话，他们也看不起沈云麓，看不起沅陵的人，这种写作动机在沈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就在抗战期间，沈用一个新的笔名写过《乡城》（1940），批评那些搞战时宣传的人。小说暗暗写老官员以“战时征用”名义勒索老百姓财物的贪污行为和青年干部空虚无聊、麻木不仁的种种表现，这个主题在小说中占了中心位置。 [62] （这也是沈写长篇历史小说的一种手法；他的一个年轻亲戚参加过宣传队，给沈提供了写作素材。）然而《芸庐纪事》写得松散，后来出版时删去很多，几乎扼杀了他写历史小说的热情与想象力。有一章是写中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全部历史，从1890年的立宪运动写到20世纪40年代的极权政治，全部在沈云麓的心上闪过，历史如在目前。 [63]

《动静》（1943）在沈抗战时期写的小说中可算写得非常精巧。写一筸军团长在嘉善保卫战中负伤后回沅陵养了两个月伤，国家又调他到抗日前线打仗。这个军人第二天就把旧部集合起来开拔。县党部想组织一次欢送大会都来不及办。这些青年人处境一定非常困难，甚至局促不安，前途吉凶未卜。

小说写的是沈叠馀，当时正在“芸庐”疗养。小说题目含义不明。《动静》指期待着整个军队的牺牲，不是指个人的赞颂。跟当时的“国防大学”不同的是《动静》没有写作战行动。像《静》一样，作者只写人的心境。《动静》写每天晚上江上升起浓雾，把整个城市笼罩起来，保护起来，刚好罩住房屋的屋顶。城市宁静正好同云雾消散后党支部宣传的喧嚣声以及城中壮士在下游远处为战争流血的场面形成对照。然而《动静》不只是在写变化，它写了新一代人对未来有着各种想法。难道这些一无所知的书呆子要一直把战争和英雅主义加以浪漫化，而不为自己将来着想吗？一个负伤团长的事迹会使他们从震惊中聪明起来吗？沈叠馀这个小说中角色像沈云麓在《芸庐纪事》中那样，开头曾被青年知识分子嘲笑，看到他一副猥琐闲散神气就认为他不过是个小兵，毫无用处的小资产阶级。后来听说他是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英雄，不免有些惭愧，要把他捧为英雄模范，可是他对此事非常冷淡，又变成没有人理会的受伤的军官了。直到国家第二次征召他出征，才使青年人感到钦佩。这样的处理沈从文就成了一个既反对英雄崇拜，又主张和平主义的作家。

医生要军官说说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意见，军官就说：“小朋友都很可爱，生气勃勃，又有志气，有血性，全是当地优秀分子，将来建国的人材！我听他们说，实在不想再读书了；要从军去。我劝他们要从军先去受正式军校训练，都不去，倒想将来参加游击战。照读书人说法，这是浪漫情绪的扩张。能做诗人，不能作一个很好下级军官。这种年龄一定是这么打算。他们都以为我了解他们，同情他们。我真正应当抱歉，虽同情他们，实在不大了解他们。他们对于战争，同我们看法似乎不大容易完全一致。诗意太多，太不切近事实。”

医生说，“可是他们都很崇拜你！”

军官只是笑，对医生说的完全表示同意，却保留了一点不说，“这崇拜是无意义的，至少这崇拜并不能对于他们有何好处。因为目下的问题；单是崇拜还不成啊！事情是要人去做的！” [64]

我们怀疑，沈自己也承认，并非出于害怕检查，而是他在自己的感情冲突不让他写本乡人民的堕落，免得使人们感到失望。 [65] 这是《长河》结构上显得薄弱、思想上显得混乱的又一主因。值得欣慰的是，作者在另一部写地方文学的重要作品《雪晴》（1946—1947）里，把历史社会的因果关系编织成更为错综复杂的网络。

《雪晴》现在只留下四章。写凤凰县西部一个矿区里满家和田家两族间一场血腥的世仇。这部作品也是带有历史和自传性质。小说开头气氛明朗，写1919年沈从文从辰州回凤凰老家，参加他朋友满叔远的哥哥的婚礼。沈在满家看上了侍候老太太（即沈早年小说《雪》中的母亲）的漂亮乡下姑娘巧秀。可是当大队长的新郎因为当地田家那帮无赖劫了他的烟帮勒索赎金，与之结下血海深仇。满家田家虽然都是当地乡绅大族，但是这两家已势同水火。正巧这时田家有个人把巧秀拐走。不久县长就被请到大队长家里来，和平解决路子走不通，复仇械斗已无法避免。现存章节没有提到仇杀的结局，但真正结果是满家大队长病中躺在床上时被仇人砍死。 [66]

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雪晴》的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浓烈。它探索了乡村社会腐化现象和伦理道德的转变，而这是小说《长河》所没有涉入的。沈仍然在追索外来人对乡村道德败坏影响的根源。但在《雪晴》中，也没有外来人亲自渗入这个苗民地区，既没有人强迫当地人废弃传统道德，也没有树立过坏的典型。鸦片买卖是当地人干的。小丑式的县长用清乡名义剥削村民，但县长也是本地人。因此，并非由于外来人压迫，而是腐化已经深入到社会内部，造成全民族社会经济的腐朽。沈说这种腐化堕落结果是要靠军队来维持和平，靠鸦片来增加收入。同时，正如倚仗武装力量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为剥削者创造新的机会。

在《雪晴》中那些吃血酒盟神誓的一伙，并不是《湘西》中的游侠好汉。沈把这帮人称为崭新的、无根无底的阶层，不懂得劳动却熟谙发财的路子。即使像满家这样的殷实人家，也“激发了保全财富的本能，即一面送子侄入军校，一面集款购枪，保家保乡土，也即是保护个人的特别权期”。 [67] 但他们不是寄生虫，而是为生活工作。沈认为这种情况和阶级冲突一样残酷，但不是按经济或历史规律来进行，而是出于优胜劣败原则。沈在小说中还提到过社会“矛盾”，虽然他对农村暴力的看法与共产党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过去，阶级冲突和非阶级（氏族与个人）冲突可以靠克制或花点钱来解决。现在出现了两极分化，它来自各种社会根源。暴力成了影响一切人的祸害，“造成社会慢慢分解”。 [68] 沈从文要探索的就是这种现象。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写作之前就亮出了自己的感情。也许这正是他后期乡土文学的最大缺点。

沈从文不愿遵命写作

中国抗日战争（1937—1945）展开后，沈从文跟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疏远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他在同左翼作家和共产党接触密切的时候，还是领政府薪水的大学教授，还在编教科书。他的朋友如何其芳，已经住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也并不感到生气，1937年12月，沈从文和曹禺在长沙去拜访过中共元老徐特立，当时国共正式结盟共同抗日，徐在长沙担任联络工作。徐特立邀请他们八位作家去延安，其中有茅盾、老舍、萧乾。但徐也说，在白区也有许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人做，只要他们愿做的话。徐是湖南人，跟他的学生毛泽东一样，看得出如果沈能回湘西，必定大有用处，因为湘西总有一天会变成前线，叛乱不停，就很难办了。 [69] 沈这时已经放弃了不为政治写作的老规矩，答应为朋友王鲁彦在长沙办的报纸副刊编写十篇讲统一战线的文章。然而激进派的王鲁彦，受到国民党蓝衣社的折腾，几个月后，报馆就被政府查封，沈在报上一共只刊出四篇文章。 [70]

不久，沈同重庆的关系也开始破裂。政府的评论家抨击他。他有三本书被查禁，其中有《长河》和《云南看云》，第三本是《记丁玲续篇》。检查官还不许印行沈从文近30种文集，依然被加上“与抗战无关”的批语，作品不许再印。早在1938年，沈从文在沅陵跟兄弟们住在一起时，就对抗战时期政府的措施感到失望。当时一所国立艺术学校迁到沅陵上课，因事闹风潮，沈云麓也牵连在内。沈从文提到风潮中一些不愉快事件，如学校搞政治示威、纠察队、政府派侦探来打听等等。没有写完的《芸庐纪事》似乎也要写到这件事。 [71]

然而沈从文跟国民党的关系日益疏远，并没有得到左翼作家的赞许，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抗战前沈从文对左翼的统战宣传工作抱怀疑态度。而沈从文则认为这不过是一派左翼作家攻击另外一派左翼作家，双方都宁愿放弃创作小说，他们的文章都“差不多”，像八股文一样。左翼作家对此特别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沈拒绝参加中国作家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原想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面和中立派的主要作家都包罗进来。沈害怕这样的组织会使作家受到控制。 [72]

幸运的是沈大部分抗战时期都住在昆明，这是龙云控制的城市。

龙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第三种政治力量。后来又有人指责沈协助编辑昆明的一份杂志《战国策》，指责它是宣传法西斯的刊物。沈坚决否认编辑过该刊，说他是编辑的确也没有任何证明。他不愿和非共产党的左翼“民主党派”和中间团体发生关系，这些党派团体后来都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沈基本上同意他们争取民主的口号和民主纲领，可是他并不在乎这些第三党的同路人。他害怕的是，这些人可能同其他政治势力拉在一起，如昆明的龙云。当时他不相信这种政党。 [73] 沈在昆明报上发表《我们需要一个第四党》一文中大概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龙云把全文都删掉，只留下了标题和一行一行的□。得了这种协助，沈从文其实没有“干涉”政治。

他在抗战时期引起别人反感的还是他写的非乡土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但不能使抗战将士得到鼓舞，有些作品不论在思想上、艺术上、主题意义上都使读者“不知所云”。这是沈从文在受弗洛伊德、乔伊斯影响下在写作上进一步的实验，他想学现代派手法使他的文学技巧达到一个新境界。沈当时主张要维护那种有特色的“看不惯”作品，而中国在80年代诗歌界还在反对现代诗派中晦涩不明的“朦胧”诗。不论当时和现在，通常都是诗坛才有这种论战。早在1937年夏天，沈从文就曾为卞之琳、何其芳的诗辩护。但不久，他就得为自己的作品解释难懂的原因了。他的《看虹录》和《摘星录》（1944）现在都很难找到，可能根本没有流传下来。 [74] ①

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看虹录》的英译本，这是沈的青年诗人朋友金隄翻译的。作品的微观结构对中国读者来说，非常陌生，所以文章一开头就给读者一点提示，即把对话分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个层次来写，作者还加上“意思其实是”那样的话。对话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自传性的作者本人，一位是美丽的姑娘：

“天气一热，你们就省事多了。”意思倒是：“热天你不穿袜子，更好看。”

衣角复扬起一些：“天热真省事。”意思却在回答，“大家都说我脚好看，那里有什么好看。”

“天热小姐们鞋子也简单。”（脚踵脚趾通好看。）

“年年换样子，费钱！”（你喜欢吗？）

这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显然是异性引起来的下意识的反应。但很快这种未说出的对话又显得含有深意，非常理智，似乎已经进入了意识，只是不说出来。于是就在内心对话中完全去掉了引号。

“任何国家一年把钱用到顶愚蠢各种事情上去，总是万万千千的花。年青女孩子一年换两种皮鞋样子，费得了多少事！”（只要好看，怕什么费钱？一个皮鞋工厂的技师，对于人类幸福的贡献，并不比一个XX厂的技师不如！）

“这个问题太深了，不是我能说话的，我倒像个野孩子，一到海边，就只想脚踢沙子玩。”（我不怕人看，不怕人吻，可是得看地方来。）

谈话的双方通过凝视，说话角色和作者写的是一篇有关猎母鹿的故事交流思想和愿望，使妇女读了后，作者的环境——他爱人帘子上的奔马，她穿的绿色外衣（生命的颜色），温暖房间外山雪，梅花香味，她火炉中的火焰——都活起来了。

这样的对话算不算幻想？当他爱人想到母鹿的故事，人物却静静地看到帘子上的奔马，似乎已消逝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苇丛之中。

客人觉得需要那么一种对话，来填补时间上的空虚。

……太美丽了。一个长得美丽的人，照例不大想得到由于这点美观，引起人多少惆怅，也给人多少快乐！

……真的吗。你在说笑话罢了。你那么呆呆的看着我脚，是什么意思？你表面老实，心中放肆。我知道你另外一时，曾经用目光吻过我的一身，但是你说的却是“马画得很有趣味，好像要各处跑去。”跑去的是你的心！如今又正在作这种行旅的温习。

整个戏剧性的邂逅相逢也许是玄想出来的，因为许多段落跟沈从文30年代的思想性小说一样，都富于沉思性格。

开场白中说话人（第一人称，不是故事核心用的第三人称）在新年回家，他在雪中闻到梅花香气。这是一条线索；接下去是场沉思默想，从感觉印象中回忆过去生涯。他通过拱道走进“空虚”，开始读“一本奇异的书”，书的第一页有这样几个字：“我们是火的精灵！”火焰形象把说话人带回到他爱人家里的火炉前，而且更富于形象比喻的是在他眼前展现了泛神论的生命能量的形象：美在燃烧，放射出一道短暂而深不可测的光芒。此外，他的爱人也在一面镜子中出现。

沈从文用第一人称语气讲故事的气氛看着像是40年代的沈从文。到“回忆”往昔幽会的情节，会使人追溯到沈的过去几次和女人邂逅场面——或者故事讲的幽会是从未发生过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沈把它带进40年代的起居室里来而已。 [75] 《看虹录》和它的姐妹篇发表时在昆明引起轰动。沈的朋友也劝他另走一条创作的路子。这种作品不但读起来“晦涩难懂”，而且其内容也似乎涉及很多联想。一位青年作者指责他模仿劳伦斯，沈的作品特别能挑起读者的遐想，虽然并没有色情因素。 [76] 学术界人士又以为他写的是追求某类女性；所以多数读者都读不懂作品的真意，以为只是一篇自传性的夫子自道。

我们能找到的直接写沈从文婚外恋情的作品《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是1942年写的一份辩解书。从副标题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心理自传，形象写得具体，把许多事件都化成抽象的思想，所以字里行间把事实与幻想变得更不可捉摸。例如，上面提到三个“偶然”，乍看起来似乎写三个人，但沈的文章写得非常隐晦，也可能指同一个女人在不同时期里多次出现，每次都跟作者结成不同类型的关系；“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在另外一个‘偶然’目前所以自见的‘忘我’方式上，我又发现了忠诚的美丽。在第三个‘偶然’所希望于未来‘谨慎’方式上，我还发现了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 [77]

《水云》这篇作品也可以称为实验，因为他用三种不同语气来讲述故事。第一种写作者和三个“偶然”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发表很有教益的意见，然而他们的具体生活始终暧昧不明。另一种是作者的语气，话是两个人交替问答，都想得到对方认可：一个写沈的乐观，他要热烈地爱，相信他有能力处理生活，使之适应自己；另一个是写沈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他嘲笑自己的另一个我竟然相信自由意志；最后一个是写作者自己整体成熟的理性，经常清理自己感情与艺术上得到的教训，直到怀疑心理又把他再分成两片，或者一个偶然邂逅把他引入新的危机，或者新的领悟。故事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全部情节都按两条不同步的里程碑进行，这些偶然重逢的女人只是一个标号。她们带来了沈十年情感压抑的时期（1933—1942），沈当时相信能够自己决定生活，这个自我消失了之后，新的自我就梦想像贾宝玉一样向金陵十二钗那些女子学习。沈写的作品都成了创作的里程碑，有些作品是写性的升华。例如：他写了《八骏图》，就是抵制青岛海滨向沈的挑逗。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在《水云》中他的另一个我也插进来干预，是为了把他的想念加以理想化，他只好接受“管制”，因此他写的《边城》，在他正处于蜜月的幸福时期，却写一部愁苦的悲剧，这是对他意志的一场锻炼。

遗憾的是，沈在昆明写出这些具有争议的作品后，似乎完全听从文艺批评家的忠告，不再随着自己意愿写下去了。他不再写《看虹录》这种形式的小说。虽然在40年代，象征派手法、写意识分裂方面，他还在私自从宗教、哲学方面进行探索。他想得最多的是战争造成人类理想的破灭，使人类精神难以为继。结果是写出一批沉思默想式的自传性散文，题目是《七色魇》。这几篇散文在思想上跟沈30年代写的思想性小说很类似，但在自觉打破传统形式上有所不同，没有统一的情节，只有记事和内心独白，感情与主意交替出现。 [78] 沈的实验作品一直沿着自己的渠道写去，跟《长河》那样的乡土文学作品完全异趣。两条创作的河流有时交汇在一起，如《雪城》（1946）。但这样的时间不长，而且作品也不像《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那样使读者印象深刻，是更实际、兼有抒情与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沈从文在作品《烛虚》中写到上帝，写到战争，这些作品使他与文艺同行越来越疏远。他的论断是文学应该鼓舞人民藐视战争，当日本的威胁逐渐减弱时，沈就更加思考他一生看过的有组织的杀戮。他写了一些报刊文章，批评战时那种混乱局面在同胞中造成精神物质上投机取巧的风气。抗日战争结束时，他开始大声疾呼反对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转为内战局面后，他更成了和平主义者。 [79]

这是一个深刻变化，沈30年代初期的小说《黑夜》《早上——一堆土一个兵》和《过岭者》都曾热烈称道军事英雄主义。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战争到某市以后》，简直像是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之手。这篇文章写地方当局把一切抗日爱国人士都作为“反抗政府”而抓起来，人们发动罢市，但因商人阶级不予支持而失败。 [80]

在1946到1949年的内战中，使沈较倾向左翼的因素，是他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敌意。他在上海的《大公报》和天津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北京《平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中国正在走向绝望的深渊，它的种种价值，现在因为自私、堕落、渴望“有组织的集体自杀”（内战）而逐渐整体败坏。

现在，一个新的纵情逸乐阶级（当时名为“买办”）正在中国各地掌权。这帮人是美国扶植起来的，美国仍然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太平洋彼岸的最大主顾和卫星”。美国只听这种人的话，因为这些人是由它扶上台的，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马歇尔本人就无意中增加了国民党反对改革的心情。美国慢慢认清了自己的错为时已晚，才想起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组成中国的第三种力量。但他们像美国一样同中国的现实脱节，同饥寒交迫、饱经凌辱的千百万老百姓不是一码事。连青年学生也开始憎恨美国，认为美国助长了中国内战，扶植日本。沈从文的主张不但代表他的学生说话，也是表白自己的立场。他的观点跟非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可是，沈自己还分析过，他要跟中国西化知识分子一帮搞在一起，就等于同中国切断关系，他在走西方文学道路时就得过一场教训。他不在乎在知识上比群众高出一筹，但不能在政治上跟群众分开。他始终避开“民主党派”。 [81]

总之，沈从文不主张用政治术语来剖析中国社会，他把自己看作精神上是19世纪的人，却想救治20世纪积存下来的病症。他认为中国40年代的嗜杀成性的物欲主义是现代道德堕落的表现，是世界文明的彻底失败。它首先表现在上海的文化界。现在，人们从美国电影中学那些当代庸俗乏味的东西。青年学美国影星的走路、谈吐、穿着、动作气派，他们不再读书，缺少理想；他们只满足于适应社会潮流，只顾能赚钱，赶时髦，沈和T．S．艾略特相似之处在于，在现代派前提下保持着传统。 [82]

因此，沈用一位古人名义来讲出他对人类最动情的反思——《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1948）。他对那些不受人注意的圣贤耶稣、老子、释迦牟尼，彬彬有礼地表示首肯——对后来的西方人士如司徒雷登、马歇尔、魏德迈则表面赞赏——然后苏格拉底提出了改建北京民政教育机构的方案。让哲学家出任市长，建筑师任副市长，以便美化改造城市。苏格拉底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有些中国政府对之毫无所知，虽然他设计的纽约联合国大厦已驰名世界，如沈的朋友梁思成（梁在新中国成立后果然主持北京市政建设工作）。城市虽然还是由警察管理，但要把北京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员工工资应该提高到园艺师水平。首长最好原来是舞台监督或音乐指挥，而不一定用行政人员让场馆上面都盖满鲜花。警察可以检查私人住宅（他们已经检查过沈的学生住宅），但目的只是就卫生种花等方面提出建议。警察的收音机在规定时间内可以收听贝多芬，并传播给市民收听。

沈从文对“花园”设想的轻浮想法，不只是对旧政权的变相批评，也是对近在眼前的北京之战的悲悼。很多人都恐惧这座伟大名城连同它500年的文化历史，都会在负隅顽抗中化为灰烬。文章开头便写沈1946年回到北京时亲眼见到的物质破坏情景，为之震惊。战争造成的城市道德弊病，已经蔓延到他钟爱的城市。现在的政府，按理应当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榜样，然而却还在向贫困的市民敲诈勒索，大搞城防工事，加重破坏的程度。 [83]

《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只不过表达了沈从文对文艺教育的见解。他还想创建一所新型美术专料学校：

主校事者为一哲学家兼著名诗人，平时不甚问校事，然其人格光辉，实不仅照耀及此学校，其于艺术与诗崭新见解，对东方美学新发展热烈讨论，且影响及世界。至如学校教学问题，则一改过去习惯，早已不用争吵方式。中外各有所主，正如普通大学之中外文系，从不闻有笑话发生。训练手纯粹恢复师徒制，训练心和眼纯粹使用导师制。加强两者综合，在一般课目中，属于知识范围，如文学，哲学，鉴古学，民俗学，均比普通大学同类课程尤认真。（此种教授讲座，多为公私艺术机构和工业美术联合会捐赠。）属于情绪范围，各系学生均得受高级音乐训练，凡对古典伟大音乐无反应，欢喜叽叽呢呢流行曲子，写不美观美术字，取洋名，过分阿谀师长，以及私领政治津贴之学生，均认为神经有病，病在脑系，得就专科医生治疗，治疗不愈，即行开除。凡缺少对美术欣赏鉴别力，欢喜胡说并作不通文章的，无论师生均视为材分不宜艺术，由辅导处劝其转业，入政治学校宣传班或新闻广告兜揽科。 [84]

用美育来救治德育上的弊病，这是蔡元培用中国传统宇宙观来引进康德唯心主义的表现，显然是沈从文想象中的柏拉图式乌托邦思想，然而美化北京，让城市有大片草地，这种想法来自西方。沈从文最后的一点似乎更富有苏格拉底的意味，即召开一次不受检查的公开讨论会，请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进行辩论，题目是哪种国体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按理希腊人要积极参加这种辩论，而沈从文却不参加；他担负不起让辩论涉及的政治责任。蔡元培提出过“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沈从文为这条口号加上一点附款：“也要代替政治”——代替战争，凌驾一切。（《苏格拉底》想为20世纪文化界的革新家塑造雕像，表彰他们制止战争的功绩。）沈从文不像胡适那样关心民主政治。沈在革命胜利前夕想到的只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

【注释】

[1] 　见《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4页）。说他写《边城》进行相当缓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个章节。1980年7月24日我问沈为什么把《边城》写得像田园诗，沈回答说，他写的是民国初年的事，当时社会分化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

[2] 　沈的祖先是朱砂矿老居民，见《凤子》第五章；又见《从文自传》1—3页，说矿坑中有朱砂水银。关于苗家督察，见《凤子》。

[3] 　见《凤子》（《文集》第四卷340—344页）。沈家在矿场扎下根基，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4] 　见《凤子》（《文集》第四卷366—372页）。

[5] 　小砦的位置，见湘西自治州地图册（1979年州革命委员会编印）。它位于王村（今太平）东北10—15英里的山区。在本区最高山峰灯盏它（海拔1034英尺）附近，属永顺县辖境。

[6] 　见《小砦》（《文集》第七卷182页）。它写当地人民的悲惨处境，说是无可救药，使沈感到一片幻灭。

[7] 　据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3—85页）。序中讲明写作《湘行散记》的经过，说其中篇目全是返湘西途中根据所见所闻写的六十几封信。并说虽然当时心情相当沉重，却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

[8] 　见《散文选译》序。被删去的一章是《滕回生堂今昔》，在编印文集时才收入第九卷《湘行散记》。

[9] 　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54页）。他的小船停泊辰河桃源一个码头时，想到16年前这里曾是他第二故乡，但今天他感到一切依旧，没有什么变动，只有自己却变得太多了一点。

[10] 　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81—284页）。沈的小船在箱子岩停泊时，他想起中国两千年历史，看到有的人毫不妥协同大自然斗争，要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消灭旧的一切而不是袖手旁观。沈说这些人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些。

[11] 　见《散文选译》序，沈预感到劫数即将来临，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40页）。公路深入湘西，见《湖南省志》第一卷697—698页。修铁路计划，见柯伟林（William C．Kirby）《德国与中华民国》197—199页。湘西的矿砂是待开发的资源之一。关于陈渠珍数次打贺龙事，见《湖南省志》第一卷608—615、702—706页。

[12] 　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277页）。说：“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饿、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的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

[13] 　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326—327页）。原稿中对滕家药铺街上的烟馆数字写得不一致，在30年代“黑货”指鸦片烟。

[14] 　见《剿匪战史》第五卷851—852页；又见奥威尔（Quentin Olwell）牧师的信，刊于1935年2月《神迹》月刊第二十四卷第七期416页，题为《共产党军队兵临城下》。又见万斯（Raphael Vance）牧师写的《溆浦侧记》，刊1935年5月《神迹》月刊第十四卷第十期607页。又见《湖南省志》第一卷，702—704页。关于戴季韬，见1980年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湘西》（《文集》第九卷412页）。我曾收到过80年代凤凰县志编委会编写的戴季韬（1891—1976）小传初稿共五页。小传中证实了沈写的细节，传中说戴写过陈渠珍攻打贺龙的事。

[15] 　见《剿匪战史》第五卷852—853页。陈渠珍败退，见万斯牧师致马圭尔信，收入天主教受难会档案。

[16] 　筑路员工深入湘西，见1936年8月3日麦蒂克（Gregory McEttrick）牧师致马圭尔信。何键剿共产党军队估计达五万，也见1935年3月10日永绥的麦蒂克牧师致马圭尔牧师信。

[17] 　见1935年3月10日麦蒂克致马圭尔信，信中说“山间盛传内战即将展开，除非陈渠珍归顺政府军，但陈在当地经营多年，很难令其效忠民国”。

[18] 　关于陈渠珍引退，见《长河》（《文集》第七卷102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4页。两处都称赞陈急流勇退，使湘西免遭战乱。

[19] 　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1980年8月7日在凤凰县举行的沈从文著作研讨会上，三江苗族公社有些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20] 　详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77—387页，在《湘西》（《文集》第九卷399页）中，沈指出苗民起义的原因，是外来贪污与本地土豪劣绅打成一片，地方受剥削宰割，毫无办法。还说湘西游民来源复杂，不尽是湘西人，大多数是边境上的四川人、贵州人、湖北人。这种土匪使湘西受糜烂，还背上“匪区”名分。又见《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5—86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32页，《长河》（《文集》第七卷102页）。

[21] 　湘西实行军事统治，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74—377、380页，又见《湖南省志》714—715页。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6页上，说是刘建绪过分强调军事管理。

[22] 　陈渠珍部队被改组解除武装，见1935年4月13日麦蒂克牧师致马圭尔牧师信。部队被调往浙江，见《剿匪战史》第五卷853页，又见《长河》（《文集》第七卷103页）。沈在1980年11月14日和我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23] 　见1935年4月13日麦蒂克牧师致马圭尔牧师信。关于陈渠珍任屯务局闲职，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6页。

[24] 　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61页；又见1936年8月3日麦蒂克牧师致马圭尔牧师信。据1980年8月18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参加者提出的补充材料，1936年苗民抗争的头子宋运澄（廉泉）原是屯务的管粮库的官员，也是陈渠珍的老部下。宋与1937年苗民起义的头目龙云飞并无亲属关系。

[25] 　据1980年8月17日我在凤凰三江公社的访谈，也据1980年6月21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

[26]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78—379页。关于向苗民征税，见盛襄子《湘西苗区之设治及其现状》6页。苗民官佐被撤换事，据我在凤凰三江公社采访时得到的材料。

[27] 　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62页。

[28] 　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63—64页。

[29] 　见鲍尔牧师报道：《土匪打家劫舍》，刊于《神迹》月刊1937年7月第十六卷第十二期738—740页。

[30] 　见左齐《八千里路云和月》263—270页；又见《剿匪战史》第五卷966页。又见1936年2月、3月《神迹》月刊上的教士通信。《长河》（《文集》第七卷27页）中有一句话已被修改，见本章注95。鲍尔牧师写的报道《土匪打家劫舍》，见注29。红军有人开小差，据1935年1月3日万斯牧师从溆浦寄马圭尔牧师信。

[31] 　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9、60页。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23—27页上重印了同化湘西苗民的方案。

[32] 　见盛襄子《湘西苗区之设治及其现状》4—5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31页。

[33] 　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32页。李在书中说龙云飞的苗军并未打下麻阳，但在1980年8月17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知情人士吴文德说麻阳曾被攻占。又见1938年1月《神迹》月刊第十七卷第六期354—355页上斯奈德牧师写的通信《战火下的见闻》；也见1938年3月《神迹》月刊，第十七卷第八期470—480页上麦蒂克牧师写的通信《击退土匪》（指在永绥击败土匪龙云飞儿子的部队）。

[34] 　见《湖南省志》第一卷758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64页。

[35] 　关于吕家坪，见1938年3月《神迹》月刊第十七卷第八期478—479页上弗兰克牧师的报道《匪区见闻》。土匪曾向弗兰克神父表白，他们造反只是为了保卫家乡免遭毁灭。沈对吕家坪异常熟悉，见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在湘西自治州地图册23页上，可以找到吕家坪、太平溪。关于进攻沅陵，见《文集》第九卷360—361页。“匪就是民”，见高叔康《西行杂记》（1938年9月25日—10月30日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沈在1938年初写的《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中也谈到有朋友请他吃饭。沈就被人称为“湘西土匪”。沈在沅陵宴请的客人中可能有王鲁彦。关于写《湘西》书，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沈为本书写了序言。说明了他写《湘西》一书，是希望“家乡人的自尊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形成祥和气氛。沈在《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7页）；《湘西》（《文集》第九卷332页）；《长河》题记里都反复说明了写此书的用心。沈说：他在到昆明三个月后才写成《湘西》，他在沅陵也住了三个月，此书1938年8月25日起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说明此书完成于1938年4月至8月间。《散文选译》序86页上说，他于1937年冬写此书（当时沈在长沙），与前面说的在昆明后写成此书，并不矛盾。因为据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谈话说，他在长沙的武汉大学教过一阵子书。

[36] 　见《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7—88页）。沈的大哥沈云麓的家即“芸庐公馆”（云麓，芸庐谐音），当时是军政官员名流学者聚会之地。见《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沈在1985年6月14日寄我的信中说，他写此文是敦促乡人顾大局、识大体，捍卫国土，不要糜烂地方，而并非特指什么人。沈说文末记“1938年冬”有误，应为“1938年初”。他说他是在1937年12月在长沙拜访徐特立之后，才写此文的。可能是徐特立鼓励他在后方做团结工作。

[37] 　沈被任命为湖南省参议员，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1985年6月14日沈寄我的信。在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人们都说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任命，但被人谢绝，后来改任命熊希龄的一个女儿。《湖南省志》第一卷774—776页上刊出了省参议员名单，其中有沈从文和熊希龄之女熊芷。1939年8月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已换成薛岳。沈显然未曾与会；从1938年中到1945年沈已留住昆明，见1980年6月12日、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龙云飞在抗战前线打胜仗，见1980年8月19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提出的特别材料。

[38] 　关于龙云飞家世，见1980年8月17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吴文德和吴德云的谈话。现今的三江公社即原来的总兵营，是龙云飞当年的总部。沈对田三怒、龙云飞的观感，见《湘西》（《文集》第九卷409—412页）。又见1980年6月27日、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田三怒确是哥老会员，不过他与田兴恕不是一家。龙云飞爱赌，见吴文德的谈话。

[39] 　在抗战时期任命陈渠珍经营一家棉纺厂（实际是便于监视他），见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提出的材料；又见1975年9月12日我采访沙拉汉牧师时他的谈话。成立绥靖区，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4—17页。关于谷正伦见包华德《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二卷242—243页。榆树湾改名怀化，来加强绥靖区管制工作。永绥，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4—15页。

[40] 　见佩克（Graham Peck）《两种时间观》391—392页。

[41] 　当时恶名昭著的惯匪有彭春荣，绰号叫“驴子”。他荒唐到自封为湘鄂川黔边区抗日游击军总司令。见《湖南省志》第一卷793—795、800—802页；又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4—17页。1946年湘西也有饥荒，见《湖南省志》第一卷819页。

[42] 　见《湘行散记》（《文集》第九卷316—317页），又见《湘西》（《文集》第九卷399页）。

[43] 　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5—156页）。嘉善保卫战情节见威尔逊《老虎打仗》46页。

[44] 　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5—159页）。又见1980年11月15日、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在《湘西》（《文集》第九卷412页）中表扬了顾家齐。关于伤亡数字，见《莫错过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文集》第二十二卷365—366页）。沈叠馀率伤愈官兵重上战场，见《动静》22页。沈负伤后是被他的部下拖下战场的。见黄村生《沈从文的兄与弟》17页。沈叠馀在50年代后被处决。

[45] 　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4日、11月15日、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九卷150—151、156—158页）。

[46] 　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60页。夏在书中称道《长河》最能充分体现沈的艺术天才。

[47] 　见《长河》（《文集》第七卷15页）。写湘西年轻姑娘，饱经风霜老人生活的辛酸，是对往昔生活的挽歌。

[48] 　见朱丽莲（Lillian Chen Ming Chu）《沈从文的〈长河〉》（19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17页。

[49] 　见《长河》（《文集》第七卷102页）。沈在《秋》（1942年6月10日刊于《文聚》序中，指出《长河》讲的是1936年9月的事情）。

[50] 　队长勒索农民的巧妙手腕，见1980年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

[51] 　嘲弄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见《长河》（《文集》第七卷25—29页）。

[52] 　《长河》（《文集》第七卷56—57页）写乡下人嘲笑新生活脱离实际，非常可笑。说其中规定移到乡下来，都行不通。说走路要靠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

[53] 　《长河》（《文集》第七卷26页）中的委员长指蒋介石，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54] 　《长河》（《文集》第七卷88—89页）写乡下人担心机器榨油厂会使原来油坊老板、工人都无事可做，对地方不利。

[55] 　在《长河》题记中，沈叹息农村原来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消失无余，代之而来的是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

[56] 　《长河》（《文集》第七卷103页）上说，此处被检查官删去一大段。我猜测沈是故意把《社戏》作为《长河》最后一章，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证据来自《秋》的序，《秋》1942年6月10日于《文聚》一卷三期刊出。

[57] 　沈在1980年6月20日和我谈话中有此指摘。在《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6—157页）中也提出同样指控。

[58] 　见《长河》（《文集》第七卷103页）。《长河》（《文集》第七卷78页）中长顺说：“说我们乡下人横蛮无理，也是这种人，以为我们湘西人全是土匪，也是这种人。”

[59] 　见沈从文1944年9月16日致胡适信，收入沈云龙编《沈从文与胡适来往书信》。

[60] 　引语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7—158页）。田君健（1909—1947）是凤凰一个商人的儿子，1927年从事国民党活动险遭杀害。1929—1933年在湘西军中任职，后去长沙受训，1936年入黄埔军校。1947年2月在国民党进攻山东陈毅部队时阵亡。上述田的简历据还未发表的县志。沈在1985年6月14日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61] 　《芸庐纪事》中记述嘉善保卫战事迹在《文集》中未收入。在天津《益世报》1947年3月1日刊出的《芸庐纪事》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似乎有信心翻身。”

[62] 　见《乡城》，写老官员以征用为名勒索老百姓财物。

[63] 　《芸庐纪事》出版时删去的一章，见1947年3月15日天津《益世报》。写沈云麓的传记，据1985年3月9日沈给我的信。

[64] 　《动静》刊于1943年12月8日《文聚》第二卷第一期，引文见22—23页。

[65] 　见《长河》题记。题记中说，他写湘西地方特权贪得无厌，以征服者自居在地方作威作福，这情形使他感到十分痛苦。

[66] 　见《雪晴》，我写的《沈从文与乡土文学》171页上，同样误认为《雪晴》的原稿是巴金在“四人帮”垮台后发回的被抄文稿中才发现的。巴金的确从中发现了《雪晴》的原稿。但据邵华强所知，实际上《雪晴》在1946年10月确曾发表过。

关于满叔远离家情节，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赤魇》中写满叔远哥哥办婚事，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67] 　见《巧秀与冬生》（《文集》第七卷374页）。戴乃迭英译的《湘西散记》155页也收入了这篇小说。

[68] 　见《巧秀与冬生》（《文集》第七卷374—375页）。沈说小农村彼此利害矛盾，使社会慢慢分解的话，在1980年7月24日和我的谈话中也提到过。

[69] 　《烛虚》（《文集》第十一卷269页）上提到的朋友来信，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是延安方面邀请沈从文去陕北。关于徐特立，见《散文选译》序（《文集》第十一卷86—87页），也见1980年6月20、27日沈和我的谈话。徐邀请的十位作家有巴金、沈从文、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又见《湖南省志》第一卷743页。茅盾《回忆录》中说1937年10月11日他在长沙会见过徐特立，见1983年11月22日《新文学史料》第四期17—18页。沈说他和徐特立会见是他第二次去长沙时的事，几个月前他曾在长沙会见过王鲁彦。见注71。又见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

[70] 　见1980年6月21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王鲁彦写过小说，热情提倡世界语。见范伯群、曾华鹏《王鲁彦论》。沈为王鲁彦报纸写的文章至今尚未查到。

[71] 　沈作品被查禁，见《长河》题记，载《从文自传》133页。查禁沈三本书，见1980年3月9日沈给我的信。《文集》第十卷288页虽然删掉了，1943年2月15日《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五期59页上说《芸庐纪事》被扣，《水云》（《文集》第十卷296页）提到沈作品三回被扣。开明书店出沈的文集被搁置，见姚卿详《沈从文》。沅陵艺术学校风潮，见《记蔡威廉女士》。

[72] 　见《文学界联合战线所寓的意义》（1936）。《文坛的“团结”与“联合”》。关于差不多，见《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1936）；《再谈差不多》（1937）。沈没有直接提到胡适，但他批评左翼的“运动”是赶“潮流”，还在鲁迅逝世六天之后批评了《高尔基之死》，后登了“这么多”追悼文章。曾任郭沫若秘书的孙席珍，1980年11月2日给我的信中，说沈从文的“反差不多主义”（主义二字是孙加上的）是攻讦左翼文学，自然遭到左翼的回击。北京的作家协会曾在《北京新报》的副刊《文学旬刊》上推出“反差不多专号”。孙说后来沈就离开华北。（可是郭沫若也是！）见邵华强《从“反差不多”看》一文。

[73] 　据1980年6月21日我和沈的晤谈，沈说《战国策》是龙云飞的经济后台老板缪云台和缪的富滇银行出资创办。《战国策》主编是清华的雷海宗，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是主要对象，说他反社会主义，亲法西斯，在《战国策》撰文的人都受到怀疑。实际上，《战国策》也有揭露政府贪污腐化的文章，因此，要说它有什么“观点”，是很难说清的。沈在刊物上发表过八篇文章，大多是批评陈诠的《论英雄崇拜》。而臧克家在当年得到过沈的扶持，在1980年6月26日我在北京访问他时，他仍然重复关于沈和《战国策》关系的传闻，说沈“跟陈诠一起工作过”。臧在那个场合也否认他曾认识沈的朋友许芥昱。

关于沈对第三党的态度，见1980年2月6日我采访沈时的谈话，沈看不起卷入政治的人、学者，包括罗隆基。沈对闻一多参与政治运动也有微词，沈说闻在性方面有所压抑，所以才对政治发生兴趣。金隄记得沈曾发表《我们需要一个第四党》。

[74] 　我在1980年6月27日跟沈的晤谈中，讨论过他受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影响。也可参看1951年11月20日香港《大公报》刊出的《我的学习》，到底沈在哪些地方吸收过乔伊斯的写作风格，现在还难以说清。就我所知，在40年代，只有卞之琳等人翻译过乔伊斯的部分作品，但沈在听到这种新思路后，就在讲课教材中做了介绍。关于近年为现代派诗歌的辩论，请参看郑树森、潘援、潘捷诸人论著。沈对卞之琳的评论，见《关于看不懂》。关于《看虹录》《摘星录》，见1982年2月5日我和金隄的谈话，金隄指出，是吹毛求疵的评论家把两书混为一谈。虽然后来据程应镠对邵华强说，的确出过一本《看虹摘星录》，时间大约在1945年，沈曾送过程应镠一本。本书摘引《看虹录》的词句，都根据金隄、白英的英译本。

[75] 　沈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沈写他婚外恋情的作品。沈说，生命中有比理想更具势力的“情感”。他把跟他有过缠绵缱绻之情的女性，一一做了诉说。我统计《水云》中一共写了四个“偶然”。《文集》第十卷271—272页提到了第一个“偶然”：沈为了“抵抗”这个姑娘的逗引，就写了《八骏图》。此人大概是俞珊。在《水云》275—279页上，沈写了当年在熊希龄的香山别墅华贵客厅里和这位熊家家庭教师邂逅倾谈的情景。第三、第四个“偶然”在290—293页（此人可能是昆明的高青子），这个人离开他后，沈说“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而“那个失去了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身边”。这个“偶然”是否是前面提到的三位中的一个呢？其间扑朔迷离的说法，使人猜测这四个“偶然”也许说的是一个人，不过在沈的生活中多次出现而已。

人们都知道，40年代沈从文在昆明时期有过一位“女友”，即青年诗人高青子（韵秀），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人们以为沈曾把她写进《看虹录》。沈夫人张兆和知道这位诗人，曾说起过她。邵华强访问过与高青子当年同宿舍住过的伙伴，从中了解到30年代沈在熊希龄别墅里辅导过高怎样作文。在两人昆明重逢之前，高对沈一往情深，远远不止于一般情谊。所以高的事迹恰恰符合《水云》275—279页写的那个偶然。当然，也有些细节不同之处，如《看虹录》中的姑娘穿的恰好是绿地黄花绸子夹衫，跟《水云》中那位北京姑娘穿的一样。沈在《绿魇》中说，绿是生命的颜色。螺蚌则点明1933年的青岛海滨曾与姑娘邂逅。我同意邵华强的看法，即高青子正是《看虹录》中再度出现的那位，说明是一个综合性人物。我曾写信问过沈夫妇，打听《水云》中的偶然到底是谁？沈在1985年3月9日回信中只简单说了一句“的确有过这样的人”。据作家金隄说，《看虹录》里写的那个房间他很熟悉，写的正是昆明的沈家。1982年金隄向沈夫妇打听过这件事。张兆和说，沈当时只是笑而不答。“但他的笑说明，小说中必定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金隄揣测是沈凭想象把姑娘写进他的房间。金隄告诉沈夫人说，这篇小说可能表达作者的一种幻想。沈夫人说，这篇小说可能一半是真情，一半纯属幻想。我也有这种看法。以上见1982年5月2日我和金隄的谈话。

[76] 　见孙陵《浮世小品》（1961年，台北版）56页。1982年5月2日金隄曾向我介绍当时昆明报纸指摘沈从文作品情况。

[77] 　《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文集》第十卷287页）是沈写婚外恋情的作品，说写爱情作品使他懂得了人生，在生命取舍方面有了“老去方知读书少”的自觉。

[78] 　在进行哲理探索方面，除了《烛虚》之外，沈还写过系列散文《绿魇》《黑魇》《白魇》。

[79] 　沈在《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集》第十卷377页）上就明确表白了他反对屠杀、主张和平。他在1980年12月13日和我谈话中又说“我是一个反战的”，但又说明他并不像有人说的，反对抗战。在沈作品中到处流露他的反战情绪，如《绿魇》（《文集》第十卷87—88页）；《赤魇》（《文集》第七卷350—355页）。在内战时期沈写过《定和是个音乐迷》（1946）；《新废邮存底》第一百零一则（1946）；《五四》（1947）；《欢迎魏德迈》（1947；这篇文稿是邵华强发现的）。

[80] 　沈歌颂英雄人物作品有《早上——一堆土一个兵》（1933年3月22日作），据董易《试论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考证，是写1932年日本入侵淞沪战役的作品。此外还有《黑夜》（1932年9月24日作）和《过岭者》（1934年8月24日作）。还有一篇是《战争到某市以后》（1932年5月作）。沈在《劝人读经》（《文集》第十二卷320页）中抱怨国人对丧失国土无动于衷，“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却不发一言，沉默支持下去”。在1980年12月13日跟我谈话中，沈说他想用“新的文学哲学代替战争来解决问题，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81] 　我在1982年2月6日采访金隄时，他说沈编天津《平明日报》副刊和杨振声编《经世日报》副刊时期，全都帮办大部分编务。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冯至、徐盈还编了一种《现代文录》，由北京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第一辑印行于1946年12月。当时沈的观点分别见以下各篇：《欢迎魏德迈》（1947）；《新烛虚》（收入《文集》第十卷时，篇名改为《北京的印象和感想》）；《〈文学周刊〉开张》。关于国民士气不振，丧失自信心，见《变变作风》（1941年）；《中国往何处去》（1948年作）；《从现实学习》（1946年）；《新废邮存底》第一百零一节；《谈苦闷》（1946）。

[82] 　见《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文集》第十卷263页）和《新摘星录》（1942年作）的末尾。

[83] 　关于想起傅作义，见1980年7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在《从现实学习》中还认为，由于抗战时期国事的艰难，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严重影响了北京战后的重建工作。也引起了国人道德衰落的问题。

[84] 　《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刊于1948年2月16日《论语》一四七期。我的译文据沈后来的修订本，其中强调了对打小报告写匿名信学生可以开除一节。

注解：

① 　这是作者写作本书时的情况，后来《看虹录》《摘星录》都发现并收入全集当中。引文根据全集重新整理。

第八章
积极抵抗与消极抗争

在过去历史中，湘西苗民对用政治控制来统治苗民的每个新政权都曾反抗，人民政府也遇到同样的情况。除了西藏那样的大民族自治区外，解放湘西所花的力气比解放中国其他地区艰苦得多。

最后一位国民党绥靖的司令官叫李默庵，是长沙方面指派来的，李把他的部队开到常德，并在上游个别县镇找到一些不可靠的盟友。在动乱的40年代，长沙已无力控制乡村，连保安队也指挥不动，因为许多保安队实权都归当地叛乱头头或陈渠珍旧政权留下来的掌握。所以李默庵这位司令官的基础非常脆弱。尽管这样，李默庵还是把上湘西的参议会头头都抓起来严厉镇压，处决了一些人。同时还掀起一股暗杀浪潮，被杀害的人中就有嘉善保卫战的英雄顾家齐。顾的老上司“湘西王”陈渠珍正在前往和国民党谈判途中，也遭到伏击，虽然幸免于难，但局势却更为紧张。这次谋杀不一定是李幕后指挥，但最后李还是一意孤行，想撤换一些地方保护队头子，派自己的人去接管。 [1]

其结果是，在沅陵爆发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军的兵变“三二事件”，使整个西南的国民党政权都为之惊惶失措。兵变头目是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他听到将被撤换的消息就高举叛旗，湖南西北各地民军纷纷响应，包括“苗王”龙云飞，虽然他的职位是李默庵所部的五个师长之一。永绥县的曹振亚也在被撤换者之列，当即在山区宣布成立一个湘西人民反压迫行动委员会。汪援华和曹振亚都向常德进军，但后来驻在沅陵，曹的军队在3月2日已将沅陵烧劫一空。沈从文的表兄戴季韬虽然已复员了，因他原是汪援华的上司，现在便派他去跟叛军谈判。他把叛军头升为副旅长，控制了沅凌。李默庵怪罪戴季韬措置失当，幸好省主席程潜出面干预，才使戴未受到处分。

现在苗民都拿起武器了。“苗王”龙云飞已打下麻阳，1937年另一个苗民起义头子吴恒良率领2000苗民攻下永绥。编制属李默庵的另一个师长罗文杰打下古丈。保靖已落人民军之手。最使人沮丧的是一帮两千人的临时聚集土匪轻易打下了辰溪的政府开办的兵工厂，夺得了8000支步枪后，他们劫掠了溆浦、怀化、黔阳、洪江，在这些县城大肆烧杀掠夺。4月间各路叛军在凤凰和乾城的苗民山区成立湘鄂川黔自卫军政委员会，陈渠珍又成了名义上的湘西王，因为只有他才能把各路叛军联合起来。司令中还有他的老部下龙云飞、周燮卿，湘北的旧军阀罗文杰和3月2日兵变头目汪援华、曹振亚。

叛军很为得势；5月间，国民党派宋希濂将军组成四省边区的新军政府时，叛军头头分别被委为师长、旅长，可是无法将叛军部队用来抵抗解放军，邀请陈渠珍和戴季韬参加白崇禧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参议会时，陈、戴两人都骑墙观望。没多久，刘伯承和林彪的解放军就在1949年10月间攻占了湘西的城市了。 [2]

中国共产党在沅陵设立“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分区”，作为低于省一级机关湘西军区的总部。迅速进行挨家登记，在山区设立“土匪登记站”，在1950年头三个月从湘西14县中缴了1.8万件枪支。6万解放军清剿各个山区的土匪，但到1951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时，湘西地区还未完全平静。 [3]

陈渠珍早已看到政治形势的局面，他是饱经几起几落的人，在湖南正式解放之前已经站到共产党一边。1949年底，他和戴季韬在沅陵，曾经为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谈判协助调停。在新的省政府中给陈一个象征性职位，这样使他在官场上恢复了一些声望，但他没有把龙云飞、龙恩普父子网罗过来。龙恩普是准备继续统治苗民地区的。据说，陈渠珍多次设法准备与龙云飞会谈，都没有成功。在第三次交谈中，龙云飞还把陈派遣的信使杀害，然而另一个苗民叛乱头子吴恒良，这时也归顺到共产党一边。 [4]

撇开陈的派别活动不说，湘西“反抗共产主义”的叛乱活动跟3月间反对国民党的步调几乎是一致的。叛军首领有龙云飞和其儿子龙恩普，还有周燮卿、罗文杰、汪援华、曹振亚，以及沅水流域各县的地方头头。赞扬叛军的人说他们是反区“英雄”，其实从出身也可以看出很多人是土匪，他们要回到八面山建立永久基地。1950年春天，叛军中一支4000人的反共队伍曾经夺回古丈城，截断了川湘公路，但这时酉水流域的匪军残余官佐已经向解放军投诚，尚未平定的只有苗民地区和湘鄂山地的土匪老窝，即那些“神兵”。4月，龙云飞宣布成立川湘黔边区人民反共自卫军。据沈从文说，龙是为保全自己反抗解放军，而不是出于帮助国民党。苗民部队收复了凤凰地区，切断各县交通线，使解放军只能在城市里固守。

解放军这时也处于困境，他们的部队要调到朝鲜战场。于是便用陈渠珍带过来的人建立团练组织，对粮食、交通加强管制。同时也对叛军家属、同情者和划定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分化瓦解策略。到1950年11月，在经过10天战斗后，苗民叛乱终于平定，龙云飞自杀，他家人都被处决。 [5]

至于龙云飞的儿子龙恩普呢，他在战乱中逃脱，并发誓要报仇。我们只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一种记载，说龙恩普曾到长沙秘密会见过感到懊悔的陈渠珍，后来曾在船民中隐藏下来，回到山区后，准备负隅顽抗。直到1951年春天，才把龙从藏匿之所抓到。龙恩普在沅陵被处决后，湘西才终于完全平定，或者说大部平定。到1964年，大庸县还有个新中国成立前横行一时的匪首，连同他妻子一起被处决。 [6]

在这段时期沈从文的命运同样也暧昧不明。有关他在这段时期生活的唯一报道是台湾传出消息说他企图自杀。 [7] 此后30年间，除了少数艺术史书籍封面上有他的名字外，沈从文已完全从公众视界中消失。

1948年初，沈从文写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他是否从此搁笔不再写下去，已经弄不清楚了。中国继续陷入内战和旧的社会道德的崩溃，这使他情绪消沉。他害怕共产党掌权后会怎样对待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1948年11月，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朱光潜淡了欧洲文学正在进入颓废堕落的新时期，冯至谈论象征主义带来多大的不健康影响，沈从文则强调反对政治指导文学的思想。他提到红绿灯，似乎是说每个人的行动一定要遵守某些基本约束，但他又补充说：红绿灯也是当权者管理的，不一定公平，“也许有的人会以为不用红绿灯走起路来更方便些”。 [8]

然而沈从文的朋友们却不认为他在这段时间情绪消沉，虽然他不再写小说了，却在专心读书，钻研艺术史，建筑学，书法。他的草书几乎跟他的小说一样，受到人们的器重。1946年为赈济湖南灾民，他献出了100幅草书，每幅售款1万元。跟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有朱光潜、金岳霖、废名，有他赏识的青年作家汪曾祺、金隄、袁可嘉，还有他教写作课的大学学生。这些年轻人思想都日益激进（很多是地下共产党员），沈在这个时期跟他们来往，很可能使他对自己的“价值”更加怀疑，因为他了解旧的价值正在崩溃、整个一代人在经受考验，沈不能不感到他站错了队，成为旧社会的一员。 [9]

虽然在1948年11月的研讨会上，沈除了提出政治控制文学一点外，还提出了用文学改造政治的问题——要作家去领导社会。但在当时他肯定理解，这种文学对迅速变化的时局不能起丝毫作用。因此，从他对文学功能的期望来看，这位作家已经远远落在时代后面，对他用文学改造社会的最高目标来说，毫无用处。也许正是由于他理解到这点，使他在1948年就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决心不再搞文学，再转向艺术。

到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京时，沈从文的心情必然已是“三分安慰，七分忧虑”。他的忧虑心情在1948年春天以后就在逐渐增长，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点名批判沈的《摘星录》，说沈从文是反动、“桃红”作家，还批判他想超越革命拥护第四党的观点。夏衍也说了指责的话，认为沈支持了法西斯主义，污蔑了他旧友闻一多的第三党运动。沈的朋友和国民党说客曾经劝说沈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但他估计国民党已经日薄西山，前途无望，也估计国民党政权也会认为沈这样的人没有用处。他用积极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语气，开始谈起重新建设中国的话题。

沈从文后来曾经指出，他上过国民党的当，从来没有说过国民党的好话，跟地主亲戚也无往来，却认识过一些共产党人。尽管如此，当北京围城的时候，他也遭受到心理战争的袭击：他私下收到恐吓信，至少有一封说要对他下毒手；在公开场合，北京大学贴出墙报，说他是“桃红作家”，对新中国毫无感情，却滥用作家名号。他在神经几乎崩溃的情况下，离开校园到郊区金岳霖家去住下来。 [10]

解放军进城后，一位政治指导员（据马逢华说是沈夫人的老朋友）来和沈从文“谈心”，劝说张兆和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住，后来张兆和便上了华北大学，但孩子依然留在父亲身边。跟许多同学一样，张兆和对离开家庭从事为新中国服务的事业感到非常激动，最后她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据马逢华说，张兆和献身革命事业的热忱等于在沈从文身边展开了一场心理战争。连他的儿子也要跟他讲政治道理。这样一来，沈就只好在西洋古典音乐中去寻找庇护所了。他深夜埋头写作，第二天早上便把写好的东西完全扔掉。马逢华见过一首沈写的长诗，是悼惜过去的作品，沈可能想把过去的梦魇都写成诗篇。 [11]

就在这个开头，即1949年春，当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时，沈从文的同事听说他喝了煤油割了手腕，企图自杀。他在医院里神志昏迷地躺了几天，刚醒的时候，他以为他可能坐牢。他北大的课都被取消。他在辅仁大学辞职，终于在1951年左右才离开北京大学。1950年沈从文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职，在故宫午门前给了他一间小小办公室。此后好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接待公众参观。1953年有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人王㐨来参观后，从此就留下来，成了沈的长期助手。沈为能接触许多珍贵文物感到异常高兴，他原来就是文物收藏家。但沈也不得不考虑到革命的形势，所以在1950年秋天，他就上了华北革命大学去学政治。 [12]

这是一个转折点，沈的级别不高，但他不但没有被“洗脑筋”，而且还像过去那样，用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他有处世的战略：韬光养晦，与世无争——“退居第二线”，毛泽东在50年代半退休时就是用的这句委婉语，沈现在也喜欢说这句话。在与世无争之后，沈就能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对沈从文来说，清扫厕所不算惩罚。像他小时候被罚跪，沈从文可以用他的想象力过时间。批评他的不是那些可怕的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只是农民，他们不大懂马列主义。因而，沈从文不必有什么自卑感。

沈在学习班上写的《交代》，一定是经过一再改写才被通过，在1951年11月间才刊登。《交代》很长，但写得并不特别战战兢兢。其中有许多补白说明，加大段的不得要领的叙述，讲许多他以前并不充分理解的历史事件。在一份《交代》里，沈讲起他的“错误旧思想”显得有些神采飞扬，使人读了不知他是否利用这个场合来为自己辩解，为后世留下纪录，他一再强调他完全反对蒋介石。虽然只要“见识深远一些的人”就知道其实客观上是他帮助了蒋介石。他说：“我还是明白了不少问题，特别是明白‘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从属于政治’，‘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政治，为广大群众利益服务’这些话对于新国家有深刻意义。”可不是吗！“过去二十年来，我写过许多文章，犯过不少错误。”这样认错并不深刻，正像今天沈常笑嘻嘻地回答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再写作时说的那样：“要求变了，很容易犯错误。”

沈从文写的《交代》写得富于抒情意味。他描写了他的故乡，对苗民的不公平对待，湖南人看不起凤凰人，叫他们是“镇筸苗子”。他把自己划为出身于破产的地主军人家庭，讲他如何在可怕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他不走上反抗“现实”的路子，他会成为一个抽鸦片的军阀恶霸；但他走上了反现实的道路。这表明他性格的坚强果断，但他的经验也使他“错误地”认为，一切政治都不过是“统制”。沈还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做了简略的历史回顾。特别讲到胡适：“有一部分人以为社会革命不够条件，走资本主义民主道路较有希望。所以提倡学术救国，还极力主张打倒孔家店，却避开了阶级革命的斗争。胡适之吴稚晖就是代表。”

沈从文没有出国留过学，因此不必交代自己是帝国主义工具这一套，但也要承认自己属于旧知识分子，严重脱离群众，是屠格涅夫小说中“多余的人”的“罗亭与吉诃德混合型的人格”。他错误地走上阻碍革命的道路；他思想暧昧不清，用他的唯心观点来贻误青年，受到弗洛伊德和乔伊斯的影响。他习惯于跟那些讨好国民党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来往，他差一点帮了四大家族的忙。最后，交代还说沈近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他一生从事“实验”与“习作”的最后一场学习而已。他承认他漫长的一生都在学习，就是说他不是现在才刚刚获得“新生”。 [13]

在文艺界，沈从文受到批评。除了朱光潜、杨振声、废名、李健吾、巴金等少数人而外，他的同事都跟他不大来往。就连丁玲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因为沈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到80年代初也是如此。 [14]

沈从文把自己完全投进新的专业之中。5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研究中国物质文化中包含的实物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特点，研究建筑，研究北京城的历史文物遗存，研究考古学必须文献与实物相配合，这是他在新专业方面采取的新的研究方法和主张。他陆续编写一些专著。如《中国丝绸图案》（1957）《唐宋铜镜》（1958）《明锦》（1959）《龙凤艺术》（1960）《战国漆器》（1962）。他是1958年至1960年间《装饰》杂志的编辑，后来又是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7年他曾重返故乡凤凰。1957年他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跑龙套》，文章有些讽刺意味，虽然表面上是谈京剧改革。沈认为不能过分强调突出主角，眼光只盯着明星。京剧如果让跑龙套的配角也有戏，主角就不至于唱独角戏，效果会好得多。戏台上如果只有一个名角在那里得意地唱，配角只管翻几个跟斗，这种戏便很难看下去。他在文章开头就用自我贬抑的口气说，他自己也是一个跑龙套角色。 [15]

此外，在50年代中期与晚期，沈从文跟新政权也达到了互相适应的地步。沈赞颂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也是在这几年里写成的。他的确感到一种真正的爱国之情涌上心头，因为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清除了内战、帝国主义、饥荒与鸦片。可是他歌颂新中国并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热烈。沈的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沈说他“没兴趣”。人民中国在“百花齐放”精神的指引下，重新出版了沈的一本小说集子。沈为了“适应当前形势”，也对这些作品作了修订，使作品对旧社会的批判更加明确。沈在80年代重新印行的著作，是50年代以前的原版，这次沈大多作了艺术性的细心修订。 [16]

那么，他会不会重新搞创作呢？在沈参加的一次文代会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请了12位作家会晤，想打打气要他们多写。两人都要沈从文重新执笔。沈在1961年的确尝试过一次。他和18位青年作家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打算住它三年，写自己妻子家中一位共产党烈士（张璋）的长篇小说。住了三个月，没有写出来，也没办法写出来，所以就下山了。 [17]

然而，这次井冈山之行使他写了一些旧体诗。而且从那个时候起到去世之前，他一直写旧体诗。1980年他曾把一抽屉旧体诗翻给我看。有的诗内容简直是讽刺当年的社会和一些人。在1980年写出这种诗不足为奇，但许多诗是写于70年代初期他在干校“改造”的时候。有些60年代的诗也颇耐人寻味。下面这首诗题目是写唐代“人民的诗人”白居易的作诗处。白居易登庐山，回忆起晋代诗人陶潜曾在此处参加盛会，想到陶潜曾住在附近的栗里，两个诗人又都好酒喜琴；沈在诗中似乎只写两位大诗人生前寂寞苦辛的遭遇，实际上却不单是在发思古之幽情。沈通过注释确定了他的历史隐喻，这样这首诗在外人看来就很古腐。然而他却不会把他的序示人，尽管时值1962年年初，正是毛泽东号召众人给他提意见的时候。

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 [18]

诗人喜幽独，拄筇乐攀登。

不辞跋涉苦，还惊老眼明。

山泉鸣玉磬，夭桃迎早春。

眷眷如有怀，娩媚自成妍。

清琴鸣一曲，浊酒再酌斟。

缅怀庐山会，难觅栗里人。

时遇共寂寞，生涯常苦辛。

两贤不并世，各得千秋名。

佳诗亲人民，人民怀念深。

诗人白居易，或者毛泽东，是在模仿陶潜吗？毛泽东1959年7月写了一首《登庐山》。庐山会议之后，毛就发动了“大跃进”，清除了彭德怀，这位人民公社的主要批评者。

当中国作家包括丁玲在内，一个接一个在运动中遭到凌辱的时候，沈从文这种小人物看来倒显得聪明绝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他自然也逃不过被迫害（幸而，他没有找他青岛大学的学生毛夫人江青保护他）。1966年他被派去打扫厕所达一年之久。他的家被抄八次，他的书被抄没很多。他的文物收藏早已上交历史博物馆。沈从1966年起就编写的大部头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接近完成时，他又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他跟他的妻子不同。不干什么重活（许芥昱说他去的地方有点像休养所），但沈同他家人分散了。他营养不良，还不许他带走工作资料。好在他的生存战略是不想自己，埋头工作，所以便把最近被抄没的作品凭记忆重新写出来。他也利用这段时期写诗。甚至想写一部黄家的家史。如果他能在乡下多住上几年，而且一息尚存，沈可能写出一部大书，他的亲友曾经开玩笑说，这部书会成为黄氏家族的《红楼梦》。 [19]

在“五七”干校待了三年之后，沈回到北京，给了他一间房子，面积只有他双人床的一倍多一点。北京的小道消息中，这所房子的大小很引人注意。他把半个屋子都用来摆书。张兆和在1972年也被放回来，她喜欢分开另住；沈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张兆和处取回给他做好的饭。沈夫人不管处境多么坎坷艰难，总是亲切照顾她这位年老而又倔强得可爱的伙伴，体贴关心有如一位看护和忠心耿耿的保镖。劫后余生，沈从文似乎感到极其欣慰。故宫的珍藏文物，现在可以听凭他自由使用，他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了。许芥昱说1973年沈对他谈起他的陈列品时，简直“像一个刚蒙受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的兴奋。他感到有人保护他，给了他“很好的工作机会”，这可能是周恩来有指示，让他把中国服饰研究早日完成吧。尽管如此，这部书——或者说书的第一卷——却到1981年才印出来。也是在80年代，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常提到“待收尾”的作品，字旁边加圈时曾经透露，是政治原因使他的书老印不出来。 [20]

在1979—1980年间，因为沈的旧作在国外受到青睐，中国对沈从文的小说也开始重视。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他的作品重新印行。出了一套十二卷的《沈从文文集》，根据小说《边城》拍了一部电影。沈从文两次退回了制片厂送他的版税，因为电影不忠实原作，大概是由于他的挑剔，使这部电影换了导演才拍成。 [21]

然而，沈从文复出的好景并不长。他的旧作印数不大，对比起来，他的作品译成外文在国外的销路，倒比国内好些。不过，湖南人，不单是湘西人，对沈的研究却没有停顿过。沈从文成了凤凰县的英雄人物，是湘西人和苗民的象征。据说一些地方作家如古华，也用沈从文的写法来写作，只是古华写的是湖南另一个山区小镇。 [22] 中国大陆的批评家承认沈从文是乡土文学的开拓者。那就是说，乡土文学不是“工农兵”文学。可是，将来中国高中的学生会不会知道“沈从文”这个姓名，还是一个问题。

然而沈从文在中国的其他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有名人物。在研究物质文化的领域里，他一直潜心钻研，树立自己研究目标，取得可观成果，现在他可以说得上在支持革命——即通过具体实物来阐明中国的历史，保护好它的未来，振兴文物事业，做好普及工作，在各种媒体上都要用艺术审美眼光来反对平淡庸俗的浪头。他对1980—1981年代表他的国家去美国讲学之行，并不感到后悔。当时让他一人带着夫人去，他可以随意讲，讲什么都由本人决定。他以自己的专业为革命服务，可是他未曾为新中国做思想工作。这可算是一种被动的抵抗。沈从文不只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他也否认马列主义会体现一种新的道理。直到80年代中期，他虽然已半身瘫痪，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研究历史课题，修改旧时作品， [23] 仍然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

【注释】

[1] 　见胡贵生《苗民泪》26—28页。胡贵生书中对湘西抗拒解放的叙述大多符合史实，但其中也有夸大部分。如说龙云飞家宅被毁，实际上1980年我去三江公社时龙的庄园依然存在。胡没有指出多少反共分子其实是土匪，而只说李默庵是秉承程潜旨意行事，而程潜是有意把他的湖南省向共产党军队投诚，而不进行抵抗。胡把程当作反叛者。

[2] 　见胡贵生《苗民泪》27—32页；又见《湖南省志》一卷868—880页；戴季韬传记见未刊的1980年凤凰县志。40年代戴曾代表凤凰参加南京长沙的议会，在李默庵要他出山与叛军谈判时，他已退出军界。由于叛军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所以两方面人写他的传记都无大出入。

[3] 　见胡贵生《苗民泪》33—40、48—52页。土地改革，见同书139页。

[4] 　见胡贵生《苗民泪》33—36，41—44页；关于吴恒良，见同书107—108页。据未刊的1980年凤凰县志，戴在接受再教育后，于1954年、1964年都曾担任省政府的象征性官职。

[5] 　见胡贵生《苗民泪》45、79、82页。1980年8月19日凤凰沈从文作品研讨会公报也说龙云飞自杀。《湖南省志》第一卷741页上却说，龙是在剿匪战役中被群众杀死。龙并未受国民党影响，见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

[6] 　关于龙恩普（曾参加1937年反对国民党军的叛乱），见胡贵生《苗民泪》118—146页。覃国卿是土匪的儿子，1950年曾率领300人逃匿。1964年他在大庸桑植永顺山区流窜，被捕处决，见曾宪萌。沈和我在1980年7月20日谈，沈说解放时，3万人被处决，多半是苗族。胡贵生的《苗民泪》94—96页上说，在龙山叛乱中，又死亡达3万人。

[7] 　见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我猜想马逢华写此文原因是当时台湾官方憎恨沈从文为共产党做事，作此文为了辩解。1973—1974年我在台湾时，也曾听到此类议论，1980年11月14日我向沈问起马逢华文章时，沈说文中所说“不完全可靠”，但我在本文中提出的说法是得到许多知情者证实了的。过早的讣告，见井心《沈从文其人》。

[8] 　就我所知，沈的最后一篇小说是《传奇不奇》。此文于1947年10月写成，一个月后在《文学杂志》第二卷六期刊出。反对政治指导文学，见《今日文学的方向》。（在1948年11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一百零七期刊出）当时年轻的经济学家马逢华，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姚卿详曾经采访沈从文（访问记在1946年10月23日天津《益世报》刊出），沈在这次谈话中打破惯例，批评了何其芳所走的政治道路。

[9] 　见1946年6月1日《上海文化》专页。沈的章草在80年代还受到行家激赏。常常书写条幅作为礼品送与友人，杂志上常常刊登他手稿复制品。沈在昆明时期的学生中就有地下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便是其中之一，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10] 　见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13—14页。

[11] 　见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14页。张兆和在对待革命态度上与沈有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张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一直是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一类人物。她家还出过一位烈士，叫张璋，见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沈的一个学生谈过，在1945—1949年间张对沈颇有微词，因为他收入不多，其中细节在沈的《主妇》（《文集》七卷234—235页）一文中可以找到些蛛丝马迹。一位研究家说，1949年后张曾考虑跟沈离婚。然而，和别的跟她同样处境的人不一样，她没有坚持下去，尽管她对沈在抗战时期对她是否忠诚，有些怀疑。张兆和写过的一些小说大都用叔文为笔名，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沈在1980年6月20日、7月23日和我晤谈中，证实了这一点。）她出版过一本《湖畔》，抗战时期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她的儿子龙朱和虎雏，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成了工厂工人。

[12] 　沈自杀事，见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14页；又见1980年7月11日吴晓铃等和我的谈话。也见1985年7月23日我和马逢华的电话谈话记录。有人说，沈已被北京大学解雇，但当时“铁饭碗”已经形成，不能轻易开除国家雇用人员。据吴晓铃所知，沈是自行离职的。王亚蓉、王㐨在《沈从文和他的古代服饰研究》28页上也持这种说法。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里则说：（一）他还在北京大学编制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二）黄永玉在两年后于1953年到北京之前，沈已离北大两年。据许芥昱《中国文学景观》135页，沈说他已被后来改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辅仁大学续聘，至于后来如何离职，据1973年许芥昱写的《与沈从文会见记》说，1951年沈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不久，去四川参加了一段时间土改。人民政府接管辅仁大学后，“新大学的行政中心已经同意我续约，但我决定及时引退，不再向学生灌输发霉的东西。他们现在需要不同的指引，我不能误人子弟，叫他们用落后的马车去走超级公路”。沈说，他在1950年秋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工作。关于王与沈会见经过，见萧离《沈从文先生二三事》，也见1980年7月4日沈和我的谈话。

[13] 　见《我的学习》（1951）。沈在《龙心》中开玩笑说，“他是退居二线”。据贾树枚《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沈在50年代后不久被送到四川参加土改。沈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提到罗亭和堂吉诃德，正像屠格涅夫1860年写的论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一样，哈姆雷特代表动摇，而堂吉诃德代表力量。罗亭作品是1928年由赵景深介绍进来的，至今在中国仍是一本被人喜爱的作品。

[14] 　见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天安门》325页。又见丁玲《记一个诚实人的一生》（1950年）。丁玲此文收入胡也频文集作序言时，写到沈的段落并没有放松口气。见《也频与革命》（1980年）。马逢华在《怀念沈从文教授》中说，丁玲曾请沈从文为《人民文学》写篇稿子。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直到丁玲被划为右派之前，那篇文章一直没有登出来。开明书店销毁沈作品纸型事，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名字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湮没无闻事，见本书第五章注2。

[15] 　《战国漆器》印得很少，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这本书和《明锦》可能都已失传。据1980年6月20日王亚蓉的谈话，后来王在《沈从文小记》中又提到，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主编罗叔子和陈之佛去世后，主编工作就由沈担负起来。沈还为《中国的磁器》写了序言。该书1963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沈为其他科研项目出的力气大多未署名，见萧离《沈从文和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30页。他是中国服饰专家，在历史电影的服饰上，人们经常要向他请教。一个日本代表团曾来拜访沈从文，要他证实日本面额一万的钞票上的圣德太子像穿的是唐代衣服。

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他在会上发言见1956年2月8日《光明日报》。他在1956年重返湘西后，写了《新湘行记》，记返乡见闻。此后直到1982年他未回过凤凰，见张玲麟《沈从文还乡记》。沈任政协委员时仍把他民族填为汉族，不像他大哥那样填为土家族。因为沈从文觉得不必当全国人大代表，做政协委员即可。任政协委员使他每年有假期出外视察。到1983年中风之前，他曾去许多地方考察考古遗址。见《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16] 　见沈从文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2月8日《光明日报》刊出），沈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又见《一点回忆》。在“百花齐放”政策下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小说选集》，见聂华苓《沈从文》117—119页。聂指出选集中编者作了某些修改，但我认为这些改动之处可能出自沈本人之手。

[17] 　见1980年7月4日、11月14日、12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

[18] 　沈写了许多诗，见1980年7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这些诗大多未发表，只送友人赏析。在1980年7月12日的访谈会上，他给我一首写唐太宗的诗，沈说是讽刺诗。此诗写于70年代初期，表达了沈在“文革”中挨整心情，也批评了有些人为了取得政治上好处不惜落井下石的行径。

[19] 　见威特克《江青传》62页。沈打扫历史博物馆女厕所，送“五七”干校，写黄玉书家史，见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从文自传》158—161页）。沈在70年代已写了黄家家史的序言，即《一个传奇的本事》，作于1947年2月11日，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刊出，后收入《文集》时，沈又于1979年10月10日写在北京写了一个附记，说是为介绍黄永玉木刻而写的。许芥昱《中国文学景观》139页，许的初稿《中国旅行记》（1974年，未刊稿）117上说，沈在“干校”未参加体力劳动。抄家八次见萧离《沈从文先生二三事》37页；又见1981年6月20日，7月6、8日我和凌宇、邵华强、王㐨、王亚蓉诸人的访谈。

[20] 　沈的住房，见1980年7月25日王亚蓉和我的谈话，从1971年到1977年沈都住一间小屋，后来才迁入稍大的一间。他在1980年左右才迁入三室一厅的“高知”楼。据说，沈原来并不想住进这套新房，只因为儿子要用旧房，才搬去的。引语见许芥昱《中国文学景观》131—133页。沈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被香港专家认为是研究服饰的一个开山之作，但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书中也有不足之处，见梁仲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座谈会》。周恩来指定的研究项目，见1980年7月4日沈和我的谈话。又见王亚蓉《沈从文小记》49页。关于沈作品继续受到干扰，见沈1980年3月寄马逢华的信。

[21] 　《边城》拍电影事，见梦学（尹梦龙）《老作家沈从文与电影结缘》37页。又见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据我所知，第一次由徐昌霖导演的电影（上海厂拍摄，部分外景在湘西摄）未能发行。因为片子缺乏地方气息，又添了些意外枝节。沈说，毛病是电影把码头上的人都写成“坏人”（第二次脚本根本没有写顺）。第二次版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凌子风导演。沈曾仔细修改了电影脚本，其中一页修订稿曾收入冯伟才的《访沈从文谈〈边城〉》28页，其中可以看出沈改正许多属于民族方面的细节。这两部摄制的电影，与50年代香港摄制的第三个版本《翠翠》迥然有别。

[22] 　晓行的《关于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综述》提到了沈受到批评的概况。钟机华《现代文学之我见》22—23页中提到1984年1月1日《书林》二十六期上的各方评论《边城》综述。观林青的《〈芙蓉镇〉和〈边城〉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沈也有过好多知己；巴金《探索集》42、46—47页中的未指名作家即指沈。未能出版的书是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中译本。我在湘西访问的人士中，对沈从文特别感到自豪的有刘一友，见他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还有龙海清（苗族），见《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过去之后，湘西的“沈从文热”又蓬勃兴起，如刘一友1983年写的《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在1985年刊出。现在，古华说，他受过沈的影响。龙海清说，湘西的孙健忠（土家族）、吴雪恼（苗族）都受过沈的影响，见龙给我的信。受过沈影响的刘祖春、林蒲、李震一在40年代都写到过湘西，现在早已搁笔了。有时人们还以为“刘祖春”和“林蒲”都是沈的笔名。

在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卷545—547、581—584页上，都肯定沈从文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先驱。除了几十年前鲁迅曾说中国有乡土文学以外，前些年乡土文学专指台湾写本土风物的文学，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史家也采用这一名称。有趣的是，最早提出沈从文是乡土文学作家的，竟是台湾的蔡义忠，见他的《从施耐庵到徐志摩》202—205页。更有趣的是，台湾至1987年还查禁沈的著作。沈自己则认为受过他影响的有沙汀、何其芳，见1980年7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

[23] 　国民党报界一直把沈从文访美说是采访亲友的私人旅行。当然这也是此行的一个目的。在这点上，他的至亲傅汉思夫妇提供财务后勤上的大力支援。但此行也可说是官方资助的一次访问。美国各大学的邀请信1980年夏就送到中国，因为出谁陪同沈前往的问题未解决，久久未能定局。考虑到公费访问必然要谈到政治问题，加以沈有心脏病，医药保险无人承保，沈曾打算取消此行，以后自费访美（他当时有此财力）。在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谈话时曾说，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考虑不再前往。不料后来一切障碍都得消除，终于成行。在访美期间，沈一直避免谈政治话题，见《文集》十卷331—339页。台湾国民党人曾试图劝说沈访问台湾，沈未予考虑。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湾出了盗印版，书面上将沈的名字删去。

1978年，沈离开历史博物馆，在他老朋友胡乔木推荐下，调到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见王亚蓉《沈从文小记》。沈组建了一个研究古代服饰的研究室，在北京西北郊的友谊宾馆干了两个夏天。沈一般在家办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上，他被缺席推选为作协的顾问，以上据从1985年1月9日“外国信息广播服务”（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听到的1985年1月7日新华社的国内广播。

结论

生活如果是诗，那么可以说，“苗族”作家沈从文坎坷的一生，真正浸透了苗族的诗意。他捍卫的最高理想并不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是什么象牙之塔，而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从政治上说，沈向往的也不是现代民主政治，而是“原始的无为而治”。接近这种文学禁区需要读者努力探索，但登上这座高峰只需要想象力，而不要什么学问。

沈从文的文艺道路是漫长的。他一生都在不断进取，跟上时代，尽一切努力学中国语言，学世界文学中的先锋派潮流，还向中国古代文学学习。他初起步时还是个筸军士兵，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20年代他的语言风格一变再变，最后被人称为文体家——牧歌式的、中国气派很足的作家。然而1940年他又另起炉灶，开始学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手法。

沈从文专心一致在技巧上下功夫，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他是美学家。他的确认技巧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有它本身的创新和发展。他也爱好形象艺术，拥护整体的美学论。然而沈从文感兴趣的不只是艺术，对许多理智领域里的问题也同样爱好，如人的本性、意识和宇宙体系。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气质，如果他受过正规教育并懂得几种外语的话，40年代他会放弃文学，改写哲学著作。的确，当时他写过一本讲逻辑的书，在文艺作品中也渗入了宗教情趣。美是沈从文的上帝，但他的上帝也是生命。他主张的艺术不是现象上的艺术，而是为上帝的艺术，这样的上帝要干预人类生活。

沈从文在政治上也不是一成不变。20年代晚期他似乎要以彻底激进作家的姿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早期他就转变方向，成为不写政治的作家。在40年代后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某些共产党作家的关系紧张，他的政治观点却依然明确无误地又属于左派。沈从文反对门户之见，因为他不参加任何组织。他反对每个流派，然而他同任何流派并无深仇大恨。

这就说明，充分的意志自由、紧跟时代，也意味着他对时代思潮具有高度敏感。他很注意同行的想法。有人告诉他照英国性爱作家D．H．劳伦斯的路子走下去并不美妙时，沈就不再写《看虹录》，至少暂时搁笔。他对政治社会形势也非常关注。他的怀疑度、自卑感情和大度宽容更加使他缺乏自信，虽然还没有到把他卷进任何团体旋涡的程度，但疑虑重重影响他继续创作。不过这种疑虑心情并没有使他不再动脑筋——即使1949年革命胜利使他大吃一惊时，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从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说，沈从文这些年来没有多大变化，甚至可以说，他已退回到他原来的“少年中国”时代的认识出发点。沈从文跟他的启蒙者一样，是从新式军队生活中开始觉醒。他是靠“文学革命”而不是从搞立宪政治中走向成熟。他相信文学理想的力量。当他的同行对文学革命失去信心时，沈也看到神的世界已经在他面前解体，那些标榜唯物的人、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却对内心生活无动于衷的人，都跟政治组织家与商业财团联合起来。他理解到：革命和社会学已成为时新的理想形式，其结果不是两者替代了文学，就是反对文学。但沈从文继续拥护改革，科学和个人自由。而且重新找到了整体宇宙论。40年代沈从文又重新探索聂仁德姨父传授给他的达尔文的生机论、地方自治、宇宙论和佛学。沈从文从头到底都相信人性——这种信仰可以同生物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平主义，以及印度的宇宙整体论等信仰并行不悖。这种信仰能够使社会在斗争与能量的世界中勇往向前，把社会团结起来，把它提高到更高水平。

后来沈从文也想过，他的文学运动不仅是胡适与陈独秀提倡的文学革命产物，还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产物 [1] 。是老一代人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改革，梁启超本人就曾把小说作为思想陪衬，而且他还开始采用白话。沈本人的文风，在他后期作品中，也和梁启超的文体有些相通。他的文章不爱用成语，但不反对借用文言文句法。

沈从文在政治上有许多观点也保持一贯。不管算不算和平主义，他总喜欢士兵，而不信任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不相信群众会自发夺取政权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然而他一生中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好坏取决于皇帝或想当皇帝的人如袁世凯、蒋介石的贤与不肖。集团与压力集团就是“政治”。沈对这一点非常讨厌。他对皇帝和军队的所作所行不以为有趣。沈从文的深刻历史洞察力使他能看得透政治反复无常、荒谬透顶，虽然他喜欢用讽喻笔墨加以口诛笔伐，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倒很少提到。

沈从文为了坚持自己“理想”而放弃了文艺创作事业。 [2] 这毕竟是他自己的抉择。他一点儿都不像他的老友丁玲，她认为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继续写。沈终于承认文学不能改造人家的理想。早在30年代，他就认为文学应该从属于在更大范围内追求美。他说，文学只是追求美的一条道路，其作用远不如数学与音乐——这是两种他自己还未入门的学科。现在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因素使沈从文形成这种美学观，是对艺术统一的传统看法；是他的整体美学宇宙论；是对当时文学气候感到幻灭；是对历史文物收藏的新爱好；或者是受到黄氏家族这个美术世家的影响。最后，是革命形势使他自己关起门来，毕生从事于“更有传统意义”的研究工作。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告别文坛不久，文学就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社会职能，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权威地位。1962年他在写给傅汉思的信里，曾经惊叹文艺作品的读者群大量增长，青年人更爱读小说。他说，现在年轻人在从小说中直接寻找自己的学习典范，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引起整个社会一场震撼。 [3] 这可能是他在前一年想重新提笔写作的原因。然而，他懂得，这个胜利并不能使作家能够为“言志”（抒情）而写作，一切“文学”的要求，都必须为了“载道”（政治）。 [4]

在1949年以来的文艺界形势下，沈从文无法再发展他的艺术技巧。在40年代他曾试图把世界主义的实验性写作技巧，跟乡土的农村题材结合起来，但收获不大。即使到了80年代，现代派文学、朦胧文学、意识流等写法都被认为跟现实主义背道而驰。宗教的主题直到今天依然在意识形态上通不过。当然，更不容忍性爱文学。 [5]

在另一方面，感谢毛泽东强调写农民和爱国主义题材，1949年以后，地方文学成了一股主流。然而，沈的乡土文学作品强调要写出地方特点和自治实质，不限于只写地区与主体民族之间肌肤之亲的感情。 [6] 毛泽东支持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只容忍后者。方言可以写，主观描写区域性则不行，何况拥护一个地方独立。沈从文则相反。他很早不再用方言写作。他也不看新中国的文学作品。

1947年有人向他请教该怎样写一部蒙古草原风情的乡土小说时，沈对作品的故事安排就曾提出具体方案（这恐怕只是一种公式）。说要注意景物描写；对四季和早晚有不同的风景刻画，写些康藏情歌，增加草原游牧的抒情气味；发掘人的心理情绪，特别是写他们发疯后的心情；写内地商人和蒙人的交易习俗，表明各种社会交往中人的心情。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沈本人创作成就的漫画式缩影。所不同的是加了一个独出心裁的创造，即运用多种音乐的方法，形成矛盾对立而又谐和的一致状态。 [7] 也许沈在40年代选定的，用作品中现实主义路子来解释历史，或表明自己宗教信仰，扼杀了他对社会的想象力。要不就是沈从文在这十年间的写作，是出自对周围环境和内心情绪的反响？内在外在因素是很不容易分开的。

总而言之，沈从文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教师、导师，他也对很多重要小说作家、诗人产生过影响，并且在40和80年代，影响过两代湘西乡土作家。他介绍过先锋写作技巧，并用本人例子说明，文学可以成为独立创作活动。

除了他的杰作《边城》和《长河》外，沈从文还以他的故事、人物描写、心理刻画、散文受到人们怀念，整体成就当然比分开部件大得多。40年代他就注意到，小说的趋势越来越长。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观察正确；诗也越来越长了，但长并不等于深刻。沈从文特别推崇短篇小说。这是人们所忽视的他特别钟爱的品种。 [8]

从一个湘西人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眼光看中国。读了沈从文乡土英雄小说中反映出来的历史，那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景象，会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个时代暴力横行、社会瓦解的程度可以作为例子。沈从文几乎比他的全部亲友都活得长，当然见多识广。共产主义运动在湘江有很大震动。虽然当年除贺龙占领的地区以外，湘西，特别在上湘西山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并没有波及这个地带。 [9] 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却在凤凰县统治阶级中很有影响。沈从文的几位受过教育的军人和上层人士中的朋友，都先后参加过共产党。

沈从文牧歌式乡土文学的一部分魅力在于，它只写一个小小的、不难管理的世界。除了怀旧之情外，他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也是个小小的人口不多的国家，比今天我们看到的小得多。他的乡土王国，当时几个家庭就能管好，不像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工厂、矿山、一所大学。同样，他描写的文学这种行当，一定也非常融洽。比一般文学史所想象的要亲切得多，不用开什么作家协会，当时作家之间也有派别争论，但作家行当毕竟是个小小的脆弱社团。作家的命运并不值得羡慕。许多作家不得不改行。在那个时代改行之后，剩下来的作家连同他论战的对手在内，还在想念他们，因为作家毕竟都是作家，沈从文也不例外。所以1980年一位当年左翼论战家孙席珍听说我在研究沈从文，就坚持把我请到他病榻之前，要在去世之前澄清沈从文当年的思想“错误”。这位老人讲起30年代的往事来，依然容光焕发。每个人都清楚是谁在攻击谁。总之，连沈从文的老对手还在怀念他，留恋他们共同战斗的那个时代。 [10]

那么，湘西目前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当然，湘西依然还“落后”。虽然80年代已经建设了很多公路、电力厂，还有一条新铁路，正在改变自治州面貌，但在我到访的那会儿，前清以来的铁匠铺仍然叮当不停，跟沈从文记得的情景一模一样， [11] 新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加快变化步伐，然而湘西在经济上仍然将被沿海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过。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别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种福气。

【注释】

[1] 　见《小说与社会》（《文集》十二卷133页）；又见《文艺政策探讨》（1943年作）3页；《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1945年作）。沈特别强调指出梁启超、吴稚晖、林纾、严复和1895—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中熊希龄、谭嗣同的贡献。沈在《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1946年6月1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刊出）中指出梁启超是推动白话运动的先驱。又见《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朋友》（1948年2月2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刊出）。

[2] 　见白露（Tani E．Barlow）《评梅以慈著〈丁玲的小说〉》。

[3] 　见沈从文致傅汉思、张充和夫妇信。

[4] 　“言志”与“载道”的争论，见卜立德《一位中国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1—29页。沈在1948年写的《谈现代诗》（《文集》十二卷79页）中，认为“言志”即是抒情，“载道”即是着重政治效果。

[5] 　见方厚枢《中国出版印刷业的进展》。

[6] 　应该指出，在1949年之前，沈喜爱过沙汀、艾芜、赵树理的作品，见1947年作的《新废邮存底》第23则，刊于《文集》十二卷67页。在同书50页上还称道过艾青。在1940年到1942年间，沈还在《明日的文学作家》107页中称赞过刘白羽、姚雪垠。

[7] 　见《新废邮存底》第二百八十五则。沈对一个姓萧的女作家讲了文章的创作门道。

[8] 　见《短篇小说》（1941年作）。

[9] 　即使在北伐战争时期，湘西农会力量也不大，只有麻阳、芷江两县建起农会组织。在湖南全省而论，是微不足道的。在洞庭潮沿岸的常德、桃源、溆浦也有小规模农会组织。至于凤凰、沅陵的组织，几乎都说不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568—569。

[10] 　见1980年7月9日我和孙席珍（他于1984年12月31日去世）的谈话。孙席珍批评沈的毛病在于把文学凌驾于政治之上，说沈和胡适、陈源来往，说沈把左翼文学看成单调得千篇一律。孙强调说：“首先你的思想要摆端正，文学上才能有收获。”

[11] 　据郑才坤的报告，1983年凤凰县的人平均收入“只有108元，为全省平均数的1/3，有的乡镇还只有62元，不够买粮食数”。由于推行新经济政策，多样化经营，粮田改种烟草，1984年平均收入已增长到169元。1983年凤凰附近已修通第二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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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1987年冬天，我接到诗人荒芜的信，信中说他最近去看望沈从文时，见到了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刚寄来的新著《沈从文传》（原名《沈从文史诗》）。据沈夫人介绍，赵瑞蕻、金隄几位学者都看过原书，认为写得很有特色。荒芜建议我把它译出来。

过几天书送来了。当时我正在读洋洋百万言的《奥尼尔传》，很佩服西方作者写传记的手法，的确跟我们为要人树碑立传的写法不一样；不把人写成大仁大勇、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读了《沈从文传》后，感到它跟《奥尼尔传》一样，也不愧是传记文学的佳作。它好在史料翔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值得向我国读者介绍。萧乾老师听到消息也鼓励我译，并推荐了出版单位。

可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直到1988年5月沈老这颗文坛巨星陨落后，我才动手翻译。起先我担心的是资料不够。原书里引用了那么多沈的原著，而谁都知道，沈是多产作家。他从事创作26年间，写了各类作品648篇，辑成集子64种。如果加上1949年后的论著，则共有736篇，集子85种。但收书最多的《沈从文文集》也不过十二卷，300万字，未收的早年作品早已绝版。记得我为了找《不死日记》遍求北京湖南几位沈学家，回信都说找不到。从英文译过来又会失真，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动笔，听到沈老谢世噩耗（也是荒芜函告的，正式消息迟了一个星期，还是转引海外的电讯）我才拍案而起，想我从小就是沈老作品的爱读者，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译下去。

果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久我就同原作者金介甫教授开始通信。想不到这位青年作者（他面壁十年写这部传记时只有三十多岁）学贯中西，我的一切质疑问难他都能迎刃而解。要查的引文原件他无不立时复印寄来。我把《文汇月刊》上选载的《京城怪客》寄他后，他一面向彼邦学者大加揄扬，一面字斟句酌地在一万多字译文里指出一百多个表达不确切之处。全稿译完寄去后，他为了不耽误发稿，用一个多月功夫就把二十多万字细心校订一遍寄回，老实说，我译书40年，像这样著译双方推心置腹、切磋字句的例子，还是第一次体验到。书稿终于在1990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

《沈从文传》问世后，我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并非文艺界的学者说，金介甫原著中大量注释，是珍贵的文坛掌故，单纯为读者承受力着想而割爱，十分可惜。金介甫本人对此也耿耿于怀。于是我决心将646条注文补译出来，出个全译本。幸运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同道也支持我的构想。

金介甫是历史学家，他为搜集传记史料花了大量气力。他的资料卡片多达6000张，注文字数几乎为正文的一半。学术书注释占这样高的比重，在西方学者中也是罕见的。记得我的老师李长之先生译的《文艺科学与文艺史学》，也是注文特殊的例子。难怪一位西方书评家称赞本书注文详尽，显示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凡读过这一条条细致透辟的注文者，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学者有一种优良学风，即“言必有据，无证不信”，我认为金介甫的注文也吸收了这种优良传统。

首先，他认为他写这部文学传记，主要在于提供史实，让事实说话，而不在乎评论短长。他广搜博采，从大量私人晤谈（我粗略统计过，注释中提到晤谈的作家、学者高达118人次！）、信件日记、档案材料中取得大量信息。例如他从一般学者未必注意的天主教苦难会《神迹》月刊中，找到从田兴恕时代起就展开的反对基督教会势力渗入湘西的全部经过。

注文对作品人物的原型考证最为缜密。例如《边城》以1917年沈在去辰州从军途中，同行的裁缝儿子赵开明为原型。赵在泸溪看上了绒线铺的姑娘，发誓说将来若做了副官，就必定回来讨那漂亮小姑娘做媳妇。在《边城》中，姑娘改名翠翠，赵开明变成傩送。当然，沈真正动手写《边城》是1933年他和夫人张兆和去青岛崂山游览，在溪边洗手时看到溪对岸一个姑娘穿孝衣去告庙。沈对夫人说，他要为那白衣姑娘写个小说。为何把地点搬到茶峒，那是沈随杨明臣去四川时，在那里住了三天，搞文书收发，认为那地方片片竹林，云蒸雾绕，真美。

然而，小说一出，由于写得传神，茶峒人都以为真有翠翠其人。“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并肯定说翠翠嫁了个四川人，1948年回过茶峒，三十几了，还相当标致，引得茶峒师范全校沸腾，赶到渡口去看翠翠。渡口还有位农民说，论起辈分来，翠翠是他的老婶娘。瞧，文学名著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注文还考证出《八骏图》是写梁实秋、闻一多。考证得最出色的，是沈和丁玲由十分投契到后来突然疏远的这段过程。金介甫在第六章用了三十多条释义详细记述了两位湖南作家心灵撞击的细节。

一句话，只有配上这些文坛逸事，这部文学传记才能从多侧面反映传主的生平、性格的心路历程。

最后想做件“但开风气”的事。把作品献给亲人，本是中外文艺界常见的事。金介甫教授把原著呈献他的双亲。我年逾古稀，父母墓木已拱，只能献给别的亲人。记得萧老在一本集子的前言里对他夫人（翻译家文洁若）备致赞扬，衷心感激她像《星星知我心》片头的鸡妈妈，庇护一群鸡雏，保住了一家温暖。我也有同样感受。我的亲人是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伴，一个普通女性。但她像《天云山传奇》里的冯晴岚那样，是一位平凡而又卓越的女性。在风雨如磐的坎坷岁月中，她顶住社会歧视压力，忍辱负重支撑起这个小家，使之免予破巢玉碎。60年代我流放西域途中有诗写道：“底事艰难存一息？未酬恩义负牛衣！”说明她是维系我生命的了不起的支柱。特别是病残以来，她求医访药，百般照拂，舍弃一切生的欢欣，没有丝毫怨言。一句话，没有她的支持，一个残疾人想完成这部30万字的书，是无法想象的事。因此，把这部书呈现给我的妻子赵国璋，想来不会被人讥笑为追求时髦。

符家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