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经济学

[美]乔治·阿克洛夫 瑞秋·克兰顿 著

颜超凡 汪潇潇 译

中信出版社

一位西点军校新学员（左）正在向系红色腰带的队友老学员敬礼。在接待日，新学员开始了成为美国陆军军官的进程。他们要经历行政管理程序，穿上首次发给他们的军装，剔掉头发，并在行军、军事礼仪及纪律方面开始他们的第一课。（http://www.westpoint.edu）

第一篇 经济学与身份

第一章 引论

1978年安娜·霍普金斯女士受雇于普华永道的政府事务办公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尽职尽责、工作勤勉。她曾经从一份被遗弃的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项目建议书中，挖掘出了价值约2500万美元的合同，这也是普华永道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单生意。[1]1982年，她作为88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被提名为事务所合伙人[2]，但最终落选了。

她落选的原因是什么？她的工作表现究竟有何失误呢？我们听到了来自她同事及下属对她待人接物、举止态度方面的抱怨。在她晋升的书面意见中，高级合伙人读到了这样的评价：“在魅力方面需要加强学习”、“像个男人”、“需要努力学习如何做一个女人”。大力推举她的老板告诫她：“如果你仍然希望成为合伙人，那么你在走路、与人交谈、着装方面，就需要女性化一些，除了精心打扮、佩戴首饰，还得好好做做头发。”[3]

霍普金斯女士依据《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第七条下的性别歧视条款，起诉普华永道公司。几轮上诉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8年受理了此案。大部分人认为公司采取了双重标准，最高法院指出：“雇主反对女性在工作上积极进取，但女性的职位又要求她们必须积极进取，这样一来，雇主就使女性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工作积极就会失业，而工作不积极也会失业。”[4]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案正是一个身份经济学的实例。合伙人所持的是当时对待个人行为举止的主流看法，即男女有别。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喜好（tastes）或者偏好（preferences）：人们喜欢和有女人味的女性一起工作。但是这种喜好和偏好与“我喜欢吃香蕉”、“你喜欢吃橙子”这类偏好不同，后者是贸易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前者取决于社会环境，以及谁在和谁交往。这些喜好来源于社会规范，是关于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什么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有时清晰，有时含蓄，它们大多被赋予了主观特性，而且通常是根深蒂固的。源于此类规范的“偏好”或者“喜好”往往会导致分歧与争议，有时甚至需要搬上法庭定夺，就如前文中的霍普金斯案。

本书将身份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引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学科不再局限于研究消费和收入的问题：经济学家如今同样也将大量非经济动机纳入考虑的范畴。身份经济学是一个新兴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认知，而这些认知与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应当如何行为的信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将看到，这些认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开篇我们引用了霍普金斯案，是因为性别作为一种身份，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幼儿时期，孩童们就已经认识到男孩和女孩的行为应当有所不同。性别，还有同样很明显的种族，几乎是身份和规范最清晰的表征。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究工作场所、家庭、学校等诸多不同环境中的规范。

要了解身份对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普遍认为，在华尔街，赚钱是根本目标。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的历史表明，合伙人制度要想取得巨大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就必须尊崇赚钱这一目标，至少在短期内如此。[5]然而，事实刚好与此相反，该公司在财务上的成功，源自充满理想主义的信条，这也是美国空军倡导的“先人后己”。高盛的雇员信奉为公司服务是头等要务。高盛的一位董事总经理就曾说道：“在高盛，我们都是哪儿有火扑哪儿。”高盛的商业原则中有十四条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的主席怀特黑德，他一直担心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可能会失去其核心价值。原则中的第一条即是“客户的利益高于一切。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充分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司的巨大成功”。其他商业原则还包括全心全意的团队工作、创新，严守规则和标准。最后一条原则：“诚信是我们服务的核心，我们期望所有的员工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6]正如我们后续将要谈到的军用和民用公司一样，高盛是身份经济学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高盛公司的雇员并没有根据基本的喜好行事：他们接受了怀特黑德提出的各项原则，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把自己和公司视为一体，并坚持公司的理想。他们的信条就是“绝对忠于公司与合伙人制”。[7]

身份经济学的起源

我们在身份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始于1995年，当时大家碰巧都在华盛顿工作。我们相识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阿克洛夫是伯克利的教授，瑞秋是研究所的学生。随后，乔治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他夫人供职于美联储；而瑞秋，则开始了在马里兰大学的工作。

瑞秋在和乔治的一次通信中提出，乔治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存在很大的错误。[8]她在信中指出乔治忽略了身份的影响，而且这种忽略在经济学领域是非常普遍的，于是，两人对身份经济学的研究就此拉开序幕。随后，我们决定见面详谈。在深入探讨中，我们不断意识到当今的经济学很可能已经包含了身份这个因素，很可能它就被涵盖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喜好”当中。

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讨论，探讨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我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身份”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恰当行为；社会如何教导他们举止恰当；人们又是如何受这些观点的驱使，有时甚至愿意为这些观点而舍身。我们努力提炼各种观点和细微的差别，旨在形成对身份的基本定义，使之能够容易地引入经济学领域。我们也看到身份对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宏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9]

在本书创建的身份经济学中，喜好会随社会环境而变化，身份和规范为人们表达自己的喜好注入了新的内涵。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橙子和香蕉的不同喜好可被视为个体固有的属性；而身份和规范却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一旦经济学纳入了身份和规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决策理论，其中社会环境有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这种喜好观非常重要，因为规范是个人行为动机的强大推动力，它们影响着决策，细微到晨跑究竟穿哪件T恤。规范也深刻影响着人们所做的重大决定，比如是否退学，是否结婚，与谁结婚，是否工作、储蓄、投资、退休抑或是否参军。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身份和规范的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谓是研究规范的行家，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规范。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两个例子：高盛的十四条金科玉律以及普华永道合伙人对霍普金斯女士的评价。[10]人们总是借描述本人和他人来表达观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霍普金斯女士诉普华永道一案的裁决中指出：“认为一名积极进取的女员工需要接受礼仪培训，无需专业训练，就可以发现这一看法中的性别成见。如果一个雇员在人际交往才能方面有欠缺，而改穿色调柔和的服装或换一种新口红，就能弥补这一欠缺，那么，无需心理学方面的专长，就可以断定这位雇员之所以招致批评，不是因为她的‘人际交往才能’有问题，而是因为她的性别。”[11]

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仍然未曾使用任何语言或者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些规范和动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也都谈到非货币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例如道德、利他主义以及对社会地位的关注。本书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为了解和学习这些规范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和表述体系。

观念有其结果

经济学贯穿于政策制定者、公众及媒体的讨论与思考当中，当然很难说这是好还是坏。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它的缔造者亚当·斯密致力于将道德哲学转化为社会科学，以营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斯密试图将所有的人类激情和社会制度囊括进自己的理论体系。19世纪，经济学家依据干巴巴的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开始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如何运行。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学不断演进，数学模型日趋复杂，但经济人假设仍毫不动摇。随着加里·贝克尔探索出新的方法将很多现实的影响因素，包括歧视、生儿育女以及利他主义引入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2]。最近，行为经济学将认知差异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身份经济学则引入了社会环境，于是，经济人就变成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男人与女人。[13]

新引入的人性因素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更加可靠的模型，它使经济学成为改进制度和社会的更有利的工具。内涵更加丰富的个人决策机制完善了经济学家在不同经济学分支领域的研究。其他领域的社会学家同样可以体会到身份经济学的实用性，因为它将经济学模型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进程。政策分析者和商业战略学者们同样得益于身份经济学，因为它能更准确地预测公共政策以及商业实践带来的影响。

“观念有其结果”是200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诞辰90周年白宫庆祝会的主题[14]。凯恩斯在70多年前也曾写道：“那些异想天开、执掌权力的狂人们，其狂想之来，只不过是拾了几年前的某个蹩脚学人的牙慧。”[15]身份经济学重新将人类情感和社会制度引入了经济学，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考虑了身份这个因素，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1] Hopkins（2005，第359~360页）；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来自最高法院的案件。

[2] 法院裁决意见书表明：“当时公司的662位合作人中，7位是女性。该年拟提拔的88名候选合伙人中，只有霍普金斯一人是女性。其中47名候选人被提拔，21人被拒，另外的20人包括霍普金斯被‘保留’到下一年复议。”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3]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4]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5] Ellis（2008）。

[6] Goldman Sachs，“About Us”。

[7] Ellis（2008，第189页）。

[8] Akerlof（1997）。论文题目为“社会距离和社会决策”，研究社会距离对社会决策，特别是对教育和生育的影响。

[9] 我们早先的论文，Akerlof和Kranton（2000，2002，2005）是本书的基础。乔治·阿克洛夫也把那些论文中的原理运用到宏观经济学中，见Akerlof（2007）。

[10]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11]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12] Becker（1957，1971，1981）；Becker和Lewis（1973）。

[13]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更宽泛的经济学视野。可参见Ferber和Nelson（1993）。

[14] Donald Rumsfeld用这句话来赞扬Milton Friedman，他还说在庆典活动中这句话也代表了其他告别词，其中包括Gary Becker、Edwin Meese与Alan Greenspan等人的话。该演讲全文见《Rumsfeld》（2002年）。“观念有其结果”也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家Robert Weaver1948年出版的著作所用的书名。

[15] Keynse（1960，第383页）。

第二章 身份经济学

本章介绍了身份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它为我们揭示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一种包含身份和规范，另一种则不包含身份和规范。

身份、规范和效用函数

经济学家用“效用函数”来描述动机。效用函数是一个数学表达式，它刻画人们究竟关心什么。例如，有的人可能很关心如何在今天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他需要做的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比如他需要在借贷和储蓄的规模上做出选择，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用这种方式描述动机太过间接，但实践表明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效用函数及其变量为经济学家对动机进行分类提供了一个规范方法。理论上，效用函数能够表示任何类型的动机。

大部分经济分析关注金钱动机，例如对消费和收入的渴望。但如今的经济学不仅只关乎钱，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对非金钱动机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效用函数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一系列非金钱喜好和偏好成为了变量，比方说对孩子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以及对公正和复仇的渴望。

但是，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几乎还是毫无例外地坚持一个基本假设：这些喜好和偏好是个人的特征，独立于社会环境。一些人更关心小孩，而另一些人则不是；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这些假设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关注什么以及关注的程度是以其身份为基础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公平”的例子。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约翰·纳什、马修·拉宾、恩斯特·费尔，都谈到了公平的问题。[1]他们指出，人们关注公平，渴望被公平地对待，因此效用函数应当包含这个因素。公平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实验的结果，特别是高校教师主持的旨在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实验，受试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公平”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2]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建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公平、自然而然的处事方式，在其他地方可能被看作是鲁莽、有失公允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且显而易见。在印度，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是非常不平等的；在卢旺达，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的长期矛盾，造成他们彼此始终无法平等地对待对方；美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地位也有欠平等。此外，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运动场上。在医院手术室，我们也可以看到医生对护士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至今在很多国家，妇女和女童仍然遭受人身攻击，她们无法入学，甚至不能离开家门半步，更不要说拥有选举权、财产权，或是开设银行账户了。

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人们的身份直接相关。人们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位置。因此，人们对公平的定义，也取决于谁和谁互动，在什么社会环境中互动。在受试者及其身份明确匹配的实验中，受试者对待他人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评估这些实验证据。

社会类型、理想类型和观察

人们是如何掌握并运用社会规范，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呢？我们从观察他人行为当中学到了很多，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学习语言，儿童貌似不费吹灰之力，通过模仿他人就学会了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正确的发音，此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还能够辨别细微的差异。[3]移民子女的口音和他们的同伴而非父母类似；六岁儿童开始懂得，对某些人合适的说话方式对另一些人是不妥当的。比如，丽莎·黛尔比提到一个一年级黑人学生，这个学生问她的老师：“为什么您像白人那样说话，就像我妈妈在电话里讲话那样？”[4]

在社会科学的规范语言中，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类型，而这些类型与相应的规范自动地联系在一起：属于不同社会类型的人应当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规范同样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人群（用我们新的词汇就是不同社会类型）之间应当如何相互交往。

身份、规范以及社会类型看起来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很容易观察到。当人们对自己是谁、应当如何行为拥有一个理想类型时，规范尤其清晰（所谓理想类型是指与特定社会类型相对应的典型特征和行为）。这种理想类型可以在真实或者假想的个人中找到。宗教为我们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有力证据。宗教创始人及其先知或圣人往往都是典范。对基督教徒来说，福音书中描述的耶稣生平为信徒应当如何行为提供了一个理想类型；对于穆斯林来说，理想类型就是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传统教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到社会类型、规范以及理想类型。很多人能轻易描述自己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做，他人应该怎么做。外部观察者，例如外来的人类学家，只需要听听故事或者流言八卦，就可以推断出规范。

戈夫曼观察到的美国日常生活的点滴，清楚地说明了身份和规范的作用。[5]他谈到儿童对自己的年龄非常敏感，他们骄傲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不仅可以精确到月，有时甚至精确到日。儿童了解什么样的规范适用于多大年龄，他们清楚地知道大龄儿童的行为应当有别于低龄儿童。乘坐旋转木马的儿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让我们深入了解规范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儿童玩耍时的反应，幼儿在父母的陪伴下骑乘，四五岁大的孩子独自骑乘，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不断地向等候在一旁的父母挥手示意。更大一点的儿童骑着有趣的动物形状的旋转木马，如青蛙或者老虎，他们很兴奋，但极力表现得若无其事。2010年夏天我们观察到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先是不安分地骑在一匹马上，随后换到了一头鸵鸟的背上，接着又开始变换坐骑，在游戏音乐停止之前，他就下来了。为什么大龄儿童会有上述行为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旋转木马，就像经济学家传统上描述的那样，而是喜好变了。相反，大龄儿童和低龄儿童同样着迷于这种旋转的游戏和音乐，前者内心充满矛盾，他们喜欢这项活动但认为这个游戏只是给小朋友玩耍的，而自己已经长大了。

喜好和规范的这种交互影响将是本书讨论的核心。旋转木马的例子阐述了一个一般观点：当人们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时，他们感到愉快，就像上文提到的四五岁儿童骑旋转木马。但是，当他们（和他人）的行为有悖于规范时，就像大龄儿童一样，他们会感到沮丧，于是，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决策，以满足自己设定的标准。

将身份概念引入研究的范畴

本书将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均引入经济学分析。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身份来统称这三个术语，身份这个术语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里我们将结合我们的分析给身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人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类型，身份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为不同的行为规范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紧密相连。戈夫曼的“旋转木马”清楚地表明：首先，社会类型是存在的，例如不同年龄组的儿童；其次，关于某一社会类型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也是存在的；最后，规范影响行为，上文提到的13岁男孩已经不能从旋转木马的游戏中获得快感，所以他决定放弃。

身份经济学及供给与需求

我们对身份和效用的探讨，从旋转木马一直到种族灭绝。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身份、规范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社会类型是变化多端的。身份的内涵可以是当下、某一天、一年、一生或是几代人。例如，女性在一天当中可以是家庭中的母亲，也可以是职场上的专业人士；此时，社会类型就是指她在某个时候如何给自己定位。在人的一生当中，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也极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因此，身份和经济学中已被证明真实有效的供给与需求概念一样，拥有多样性。一方面，供给和需求可能指的是短期内对股票和债券的供给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指总量经济中的长期供给和需求。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会在某个特定背景下探讨这两个概念。

我们也运用类似的手法来探讨身份。在某个背景下，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需要我们首先辨析买方和卖方；其次，我们对现行的技术条件及市场结构加以说明；最后，我们开始探讨人们特定行为（例如价格或者购买选择）的所得及所失。同样的，对于身份，我们首先将个体与特定的社会类型相联系；其次，我们对现行的规范及社会类型加以说明；最后，我们探讨在特定的身份及相应的规范下，个人作出不同决策的得失。这些得失和经济学分析中的标准问题，将决定人们的行为。

本书的大纲

第一篇建立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其中，我们谈到了身份和规范如何被正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我们讨论了这些概念可以被运用在经济学的哪些方面。

第二篇和第三篇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引入了经济学的四个重要研究领域，包括组织、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性别问题，以及种族和贫困。对每个领域我们都得到了全新的结论。比如组织理论，40年前经济学家开始建立工作的激励机制理论，强调了工资和奖金的重要性。根据该理论，一个好的公司拥有一套恰当的激励机制。然而一个更加微妙的观点却得出了近乎相反的结论，如果员工们仅仅关注工资和奖金，他们就只会做那些仅增加自身利益、但可能无法使顾客和公司获益的工作。如果单纯的经济激励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哪些努力才是有效的呢？身份经济学认为一个公司要想良好运行，就要获得雇员的认同，而且雇员遵循的规范能推进公司的目标。由于公司及其他组织是所有经济体的基础，上述认识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成功或失败的理解。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我们也同样有了全新的认识。40年前，经济学家在教育理论中强调其货币成本及收益。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这些成本及收益，包括有关教育收益的信息可能不正确、同伴对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耐心等。身份经济学为其注入了新活力。求学的大部分成本和努力学习的大部分成本源于规范。在校学生获得多少教育，也即所谓的教育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们是否应当留在学校。好学校，即辍学率低和学术水平高的学校，可以改变学生的身份和规范，因此我们解决了教育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哪些人最终留在了学校？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校的成功或失败？

本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身份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它如何被用于解决新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一样需要慎重对待从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接着，我们探讨了身份如何拓展经济学研究，比如身份拓展了“选择”研究的范围。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做出选择，父母为子女选择学校，女性选择外出工作抑或是做家庭妇女，移民选择是否被同化，单身男女决定继续维持单身还是结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的动机或喜好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关于身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身份选择可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其次，身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偏好会发生改变；再次，第三方可能有激励按人们的想法来改变自己和规范。广告商、政治家以及公司老板均会影响社会类型和规范；最后，身份为我们研究不平等提供了新的机会。规范可能会引起某些导致业绩低下和失业的行为。界限分明的种族、民族和社会阶层限制了人们的身份。由于身份是行为的基础，这种限制可能是决定个人经济地位和福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1] 可参见Nash（1953）；Varian（1974）；Rabin（1993）；Fehr和Schmidt（1999年）。

[2] 有关此类结论的评论，见Camerer和Thaler（1995）。

[3] 对Judith Harris研究工作的解释，来自R.Akerlof（2009a，第4页）以及较早的文稿。

[4] Delpit（1995，第48页）。学生们也知道种族的社会类型，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映出这种意识。在对迈阿密和圣迭戈高中生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年级平均分随着学生的种族自我认同发生变化（这一分析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他还发现，学生的美国人意识越强烈，他们的学业成绩就越低。

[5] Goffman（1961，第105～110页）。

第三章 效用论中的身份和准则

现在，我们要讨论本书的基础。本章将精确地说明我们如何将身份引入经济学分析。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以描述人们的动机为起点。这里，我们将建立一个扩展的新效用函数，它包含了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

基本方法

我们的效用函数简洁明了。只需借助社会类型、规范和理想类型以及身份效用函数这三个要素，我们就可以刻画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是如何变化的。我们的分析方法包含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界定了效用的标准概念：一个人对物品、服务或者其他经济结果的偏好；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具体说明了相关社会背景下的身份要素：

●社会类型和每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型或身份；

●每个社会类型的规范和理想类型；

●身份效用，也即当个人行为与社会理想类型和规范相一致时带来的效用，或者相违背时所遭受的损失。

最后一项要素可能具有外部性。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一个经典的负外部性的例子就是工厂造成的空气污染。就身份而言，人们的效用不仅可能因其自身的选择而增加或减少，还有可能受他人选择的影响。正如人们遭受来自工厂的污染，他们也可能因他人违反规范而受损。正如人们会抵制污染，利益受损的一方也会对违反规范的一方采取处罚和抵制措施。在本书的若干研究中，我们将看到类似的身份效用损失以及随之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虽然有了上述分析方法，但作为分析研究人员，我们应当如何具体地说明相关的社会类型和规范呢？对此，我们的做法是以观察为基础，本书所有的应用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一分析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展的效用函数，它包含新的得失权衡（trade-offs）。某个行为可能增加了消费但会降低身份效用。和所有经济学分析一样，我们假设一个人通过平衡这些新的得失，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和所有经济学分析一样，效用最大化概念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性选择，这只是个比喻，经济学家对此有着更为丰富的解释（我们将在本章最后的附录“罗塞塔石碑”中，讨论经济学词汇的各种不同含义）。

短期选择与长期选择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一个人在给定的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下，选择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行动。他通过平衡第一部分的标准效用和第二部分的身份效用，采取最恰当的行动，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这个分析与短期内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类似，只不过顾客和公司在特定的技术和市场结构条件下作出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不仅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会选择其自身的身份。社会类型或多或少有其范畴（ascriptive），但人们经常会选择自己的身份，例如，外来移民会决定是否被当地社会同化。研究这些选择属于长期分析，这也与供给和需求分析相似，从长期来看，公司和消费者可以选择进入或退出市场。同样的，身份的选择也不一定是理性的。

就长期而言，人们可以改变规范、理想类型以及社会类型的本质。这些改变可能受到利益相关的第三方的影响，例如公司或者政治家。这个变化过程也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过程相似，从长期来看，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将推动技术发生变化。

案例：吸烟

美国的吸烟趋势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吸烟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将吸烟列在了可控致癌因素的首要位置[1]，估计每年由吸烟带来的生产率损失在820亿美元上下。[2]吸烟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学家们长期研究的重点，他们研究的领域还包括酒精及非法毒品的消费。

常规的经济学研究将重点放在烟草需求方面，根据效用函数，需求来源于对吸烟的偏好：即人们只是单纯地喜欢吸烟，更为严谨的分析引入了尼古丁依赖以及与朋友吸烟时的愉悦。分析的核心问题就是烟草税如何影响香烟消费，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香烟消费。

为了构建一个关于吸烟的身份经济学理论，我们采用了与常规经济学研究相同的方法。我们首先对烟草和尼古丁设定一个标准的效用函数；随后，在观察的基础上引入身份变量。

吸烟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女性群体吸烟的社会规范在20世纪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20世纪初，女性吸烟是非常不雅的，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性吸烟还不太为社会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终结了这种差异。弗吉尼亚牌女士香烟打出了“女孩们，你们久等了！”的口号[4]。正如广告中描绘的，妇女从洗衣盆、古板乏味的穿着以及禁烟中解放出来。[5]根据我们的分析方法，男人和女人分属两种社会类型，而男女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具有时代特色，效用损失源自对规范的偏离。

从效用方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男性和女性在吸烟方面存在的差异起初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缩小。[6]20年代，男性烟民的比例比女性烟民多60%左右，直到1950年妇女吸烟的现象仍然不普遍。[7]而到了1990年这个差距基本消失。[8]这种趋同并不能完全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它会让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男女之间经济差异的变化上（例如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因为在早期即使收入丰厚的女性也是远离香烟的。

吸烟是社会规范在人们行为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性别规范的变化，是女性烟民逐渐增多的最重要因素。当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较高的赋税是减少吸烟的一种手段，但高税收很难征管。身份经济学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诸多社会现象的原因，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解决问题的措施。

[1] 见Christakis和Fowler（2008）。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2，表2）。

[3] 见Waldron（1991，第993页）。

[4] 也可参见Elkind（1985）。

[5] “宝贝，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6] 见Waldron（1991）。

[7] 见Fiore（1992）。

[8] 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表198，第128页）。

第三章后记 罗塞塔石碑

本书旨在为经济学引入新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运用经济学特有的语言。经济学语言有相当的延展性，因此不应该过分囿于字面意思。本后记解释了我们使用的各种术语，这些术语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内涵，不同于它们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说法和用法（本后记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略过不读）。

个人选择与效用函数最大化

和几乎所有当今的经济学一样，我们的分析也将人们的决策描述为最大化其效用函数，这个描述暗含了选择都是理性的。理性选择只是一种可能，经济学家们对此有着更为广阔的视角；效用最大化有时也代表着人们非理性的选择，阿玛蒂亚·森认为，物理学家运用同样的方法，提出了光“遵循最少时间的原则”，很显然，光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但是，从人类观察的角度，它确实像是遵循最少时间的原则。[1]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众多与阿玛蒂亚·森政见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同样认为，效用最大化并没有假设人类理性水平有高有低。[2]

社会化的作用

在效用最大化和我们的身份概念中，与个人理性有关的这种不可知论拉近了经济学分析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析之间的距离。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研究者认为，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化程度而非理性力量决定。人们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做着习惯性的举止和动作。他们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从未意识到他们本可以有不同的行为。比如，在旋转木马的例子中，4岁儿童并没有认识到他可以像13岁儿童一样行事。认识到可以这样做的只有社会科学家。但是，标准经济学模型并没有考虑社会化，除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社会化。人们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被视为独特的个人差异。

我们的身份模型包含了两种可能：人们在其效用函数中拥有自己的个人偏好，同时，规范也被纳入我们的模型。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养成一些喜好，也习得了一些规范。通过社会的认可与否定机制，这些规范可以被内化。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以及公开和私下的审查都是传播和强化这些规范的常见手段。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个人的选择不仅由其个人特有的偏好所决定，而且受内化的社会规范的影响。因此第三章关于如何设置效用函数考虑了综合法。

福利与效用的关系

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会将效用最大化与福利最大化联系在一起，但在本书中我们并不就此展开讨论。对我们而言，这里的效用函数完全是有关动机的描述。

结构及身份选择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用身份选择来描述人们的特点。同样的，这种描述可能意味着人们的理性选择，但我们并没有将此作为前提假设。人们可能只是尝试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可能只是感到舒服或不舒服。有些人，如记者吉尔·尼尔森，可以清晰地阐明他们的得失权衡，我们将在下文中引用尼尔森的例子。但是，很多人无法描述自己的动机，或者说对自己的动机可能没有充分的认识。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身份选择是有限的。在任何经济学分析中，选择总是与其约束条件相对应。社会结构可能会限制选择的范围。在一个按民族、种族以及家庭背景来界定社会类型的社会中，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接受新的身份。我们的分析框架也考虑了这样的情况。

模型与身份的定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逐步通过建立模型来描述经济和社会现象。有用的模型就像引人入胜的卡通一样，聚焦最有意思的那些情节特点。我们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新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有可能被纳入我们的模型。我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所谓的身份，在我们使用身份概念的所有模型中都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因此，没有必要再就身份的含义进行争论。

我们的方法论避免了有关语义方面的争论，比如“究竟什么是我们所指的身份？”，如果另有他人建立一个模型，并提出一个不同的身份概念，我们同样会调侃他的定义。争论的要点被推到了另一个层面，并且只能通过经验分析来解决：这个包含“身份”概念的模型能够得到新的、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吗？

“应当”的定义

我们常常谈到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及行为举止都各有其看法和规范。“应当”来自于伦理和道德的视角，然而，这里我们将给“应当”赋予更宽泛的内涵。人们应当如何行为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规范之上的，这些规范多半被人们吸收采纳，甚至多半是无意识的。例如，我们会身着正装而不是穿着短裤拖鞋去做一场正式的演讲。但是，我们并没有必须着正装的道德理由，而只是认为短裤拖鞋不合适，后一种着装方式可能更适合南加州的校园生活。

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可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规范，而对这些规范的认知多半是无意识的。就此而言，我们使用的“规范”与非经济学领域使用的规范大同小异。

个人身份和交往身份

当我们讨论个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函数时，我们会考虑两个因素：社会规范和个人的偏好或喜好。从表面上看，这种考虑描述的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身份观。在不考虑其他人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坚持他所属社会类型的社会规范，就会因为获得身份效用而满足。但是，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我们的视角更宽泛。获得身份效用可能表明，人们从适应某个群体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满足。这种效用来源于加入群体的过程。

这个视角相当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的“交往身份”，他们认为身份和规范源于社会交往与权力的关系。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利用某些共同的符号，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或阶层。[3]此外，我们的分析能够说明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动态过程，并揭示某一特定的活动如何逐渐变成一个群体的特征性规范。读者可以从我们对种族和贫困的研究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1] Sen（1997，第745页）。

[2] 见Friedman（1953）。

[3] 主要参见Bourdieu（2002）。

第四章 身份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中的位置

身份经济学处于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我们跟随过去50年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将经济学与现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深入观察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改造现有理论，我们改变了经济学。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四次理论转型。50年前，经济学理论基本上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和垄断两种市场结构。但是，大部分产业，包括汽车、航空和石油产业，并不符合这两种市场结构。为了研究经济中的这种重要现象，经济学家引入了博弈论。这就需要明确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作出决策的时机以及策略选择，所有这些均来自对特定环境的观察。现在，博弈论研究已在经济学中普及，涵盖的主题包括婚姻、货币政策等。

50年前，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掌握了相同的信息，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是对称的。现如今，通过研究产品、保险市场和劳动合同，我们知道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说明了谁知道什么，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更晚近一些时候，行为经济学使经济学理论更符合心理学的发现。现在，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不完全理性，例如现状偏差（present bias）、习惯养成和损失规避。

最后，经济学家们追随加里·贝克尔，研究社会问题。歧视、家庭失调和犯罪等现象都要求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贝克尔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一样，都扩展了效用函数。

因此，本书仍然遵循了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轨迹。正如四次经济学理论转型那样，我们也力图让理论更接近观察到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强调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个人。

实验与身份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中的大量实验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都表明，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他对自身身份的认知。

在1954年开展的一个基础性实验中，心理学家谢里夫和同事将两组11岁男孩从俄克拉荷马城带到了罗伯里凯夫州立公园[1]。两组男孩分别乘坐两辆巴士，并被隔离在公园的不同区域长达一周。每一组中的男孩都因离家后一起艰苦生活而变得亲密无间。但是，这两组儿童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一组通过齐心协力打死了一条响尾蛇而骄傲地将自己的团队命名为“响尾蛇”，另一组则称自己是“雄鹰”。周末时，两组成员才意识到公园里还驻扎有另一组队员，但他们仍未碰面，随后他们被集合在一起做游戏。此时，11岁儿童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在冲突最剧烈的时候，两组人马突袭了对方的营地并焚烧了对方的旗帜。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进行干预，促使两组男孩成为朋友，最后他们全都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这个实验清楚地展示了我们理论中的各个要素：社会类型（雄鹰队与响尾蛇队）、规范（各队均认为攻击对方是当时最恰当的行为）以及身份效用（男孩们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骄傲）。

罗伯里凯夫州立公园的实验将男孩们带到了有蛇出没的森林，诱导他们形成团队身份。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和同事随后开展的实验，试图找到形成这种团队身份的最低条件。这些实验发生在一个大学实验室里。实验对象是英格兰布里斯托的14～15岁男孩，他们被分成两组，划分的依据是他们喜欢保罗·克利还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画作。这种分组实际上是随机的。当实验对象按要求从一份得分单中作选择时，他们更有可能选择使两组的相对得分差异最大化的得分对（pair of points），而不是选择使他们组的绝对得分最高的得分对[2]。

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将这种“最小团体范式”应用到了几乎所有可能的领域，例如，亚历山大·哈斯拉姆研究了“最小团体范式”对领导力、危机管理和组织中的团队生产率的重要性[3]。

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陈燕和李雪莉（音译）也采用了这种范式，她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实验对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分组也是重要的[4]。实验对象被划分为两组（一组按照喜欢克利或康定斯基的画进行划分；另一组随机分配）。当实验对象配对进行实验游戏时，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惩罚”要么“奖励”另一个游戏参与者，从中，我们观察到实验对象展现出很强的组内偏好，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奖励组内的成员，更多地惩罚组外的成员[5]。

一些经济学实验将这个范式进一步引入实验室，在实验组间建立某种联系。卡尔加里大学的肯德拉·麦克利什和罗伯特·奥克索比运用一种特殊技巧设计让某一组成员认为另一组的人不如自己聪明，在稍后的游戏中，研究者们观察到了非常明显的组内偏误[6]。其他一些实验将实验对象划分成组，并通过奖励一组成员金星贴纸或者一顿丰盛的大餐来诱导两组之间形成某种“地位”差异，这种人为操纵在之后的游戏中同样带来了偏误[7]。

另一类社会心理学实验同样表明，社会类型显著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我们提醒人们注意民族、种族和性别身份，哪怕是微妙的提醒，他们的行为都会发生变化。这种方法被称为“启动”（priming）。克劳德·斯蒂尔和乔舒亚·阿伦森在斯坦福大学本科生中开展了一个经典实验[8]。他们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语文题分别发放给非裔美国学生和白人学生，并提前告诉其中的一些实验对象（实验组）这些题目是用来考察他们的能力的，而控制组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实验中，得到此信息的非裔美国学生的表现较白人学生和控制组内的非裔美国学生显著较差。斯蒂尔和阿伦森认为，这部分学生深受种族与成绩相关这一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较差的考试结果。

考虑到实验对象的群体和社会背景，这些结论非常重要。参与实验的学生必定参加了美国大学生入学考试，这类似于斯蒂尔和阿伦森组织的标准化测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才可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此外，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即使从前没有生活在多种族的环境中，但大学校园是一个多种族环境。这种“启动信号”或者是实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构不成威胁，而且实验的结果也不会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然而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利影响仍然非常显著，其他类似现象还包括女性的数学才能偏低，老年人的记忆力较差[9]。

近来，经济学家卡拉·霍夫和普里扬卡·潘迪研究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传统思维的不利影响，我们深受这一研究的触动。实验对象要解答迷宫难题，如果他们解出了所有的题，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货币奖励。在印度，一个人的姓氏反映了他的种姓。当用姓氏来点名时，种姓影响机制便被启动了，相对来自高种姓的实验对象，来自低种姓的实验对象解决迷宫难题的数量减少了23%[10]。只要实验对象在公众场合听到有人大声念他们的姓氏，就足以使他们的表现变差，即使成功解出每一道题可以得到丰厚货币奖励，也不能改变这一点。[11]

霍夫等人（Chen和Li；Hoff和Pandey）开展的身份经济学实验截然不同于如下两类实验：包含了货币激励的传统社会心理学实验，以及将实验对象置于不同社会情景下的传统经济学实验。常规的经济学实验旨在验证经济学理论，譬如考察经济激励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实验操作人员需要剔除社会背景的影响。实验对象是匿名参与的，他们没有见过或者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互动。相反，基于身份的实验控制住了经济激励，却允许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为了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类型，实验操作人员需要让实验对象知道参与互动的双方都是谁，他们甚至在实验室中设计了不同的社会类型，例如上文提到的最小团队实验。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采用经典博弈，例如“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和“公共品博弈”，同时也发现了真实的社会类型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信任博弈类似银行贷款，研究人员将实验对象配对，“给予方”决定给“接受方”多少钱，研究人员将这笔钱增加3倍后，交给“接受方”，随后由“接受方”决定返还给“给予方”多少钱。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实验中，当实验对象的配对成员来自其他族裔或其他国家时，“接受方”返还给“给予方”的钱明显要少[12]。在以色列，费希特曼和杰尼兹开展了同样的实验，其中实验对象返还给东方系犹太人的钱较返还给德比系犹太人的钱明显要少[13]。洛伦茨等人将囚徒困境博弈运用到瑞士军队当中。实验对象可以惩罚那些不配合的参与者，而事实表明实验对象更多惩罚同一个排的战友[14]。实验同样发现了性别影响，在公共品博弈和竞争环境下，男性和女性实验对象的表现因他们的分组差异，比如全是女性一组，全是男性一组，或男女混合，会有显著的差异。[15]

所有这些实验为身份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它们均包含了社会类型、分属不同类型的个体，以及小组成员应如何行为、如何与他人交往的规范。不同的实验环境带来了不同的身份效用，随之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身份经济学、加里·贝克尔和偏好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致力于拓展标准的经济学，以纳入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各种不同动机。拓展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始于加里·贝克尔1957年出版的《歧视经济学》[16]。贝克尔在第二版序言中提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初反对将本书纳入经济学研究系列读物中出版，因为歧视并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17]。当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探讨白人歧视黑人的原因和结果时，贝克尔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歧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之上，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包含“歧视偏好”的效用函数，贝克尔写道：“如果一个人有歧视偏好，他会通过直接支付一些东西或者降低收入，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交往。”[18]随后他又研究了这些偏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9]。在那些最著名的理论结论中，有一个结论认为，竞争性市场可以消除歧视的影响，因为那些单纯雇用最高效工人的厂商会取代那些耽于歧视的厂商。贝克尔将生育、犯罪、婚姻、利他主义、酒精上瘾等因素继续丰富到理论当中，[20]他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展示了经济学如何研究这些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例如，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将影响生育率，而婚姻税费将影响结婚率。

在贝克尔之后，大量经济学家延续了他的研究，而贝克尔本人仍在致力于将非经济动机纳入效用函数。但是，总的来说，他并没假定这些喜好随社会环境而变化，而是假定基本喜好是普适的，任何差异都源自个人差异或者个人经历。即使某个人的喜好来自他的文化背景（例如喜欢吃猪肉），这些喜好最终也会被等同为他对橙子和香蕉的喜好[21]。基于这一假设的研究着重关注价格和收入而非喜好如何影响人的行为[22]。当然，与这种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传统的经济学实验，它们关注货币激励，这与新的经济学实验不同，后者要说明社会环境有多重要。

贝克尔的基本观点，例如人们喜欢孩子，人们和朋友一起吸烟时感觉更开心，也许比促成本书的那些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观察社会规范的关键在于：知道如何观察以及在哪里观察。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关注人们的规范如何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背景的认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极易受其理论倾向的影响。戈夫曼（旋转木马案例的研究者）最有名的一本书就叫做《每日生活中的自我呈现》[23]。这种自我呈现只不过是我们遵循的某种日常提示。

经济学中的规范

在身份经济学中，我们假设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遵循规范，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他们将这些规范消化吸收，并遵照执行。这一观点并不符合经济学家通常的观点。经济学家基本上认为，规范是通过外部压力来维持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遵守某一规范，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惩罚。

例如，西点军校的学员荣誉守则（Cadet Code of Honor）就规定“学员不能说谎、欺骗、偷窃，而且也绝不能容忍他人这样做”[24]，因此不仅欺骗行为触犯了守则，而且对违规行为知情不报也是一种违规行为。由此推论，知情不报触犯了学员荣誉守则。因此，不管是违规行为本身还是对违规行为知情不报，都将受到处罚。如果学员荣誉守则能行之有效，即使没人相信它，所有人也将照章办事[25]。因此，该守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定义的规范。

在绝大多数时候，西点军校的学员荣誉守则都能行之有效，学员们的确惧怕违规招致的严厉处罚（通常是开除）。但是，如果学员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该守则，它也会失效。为什么呢？因为层层举报和知情不报都是无法实现的，学员们可以为不举报他人的违规行为找到很好的借口。要想找到对知情不报施以处罚的正当理由，就变得更加困难。最终，若所有人都不相信荣誉守则，它就形同虚设了。

标准经济学关于荣誉体系的观点，只是通过持续交往产生的规范与未来惩罚威胁的一个例子。在诸如此类的“重复博弈”中，参与者现在违反规则会招致将来的损失[26]。例如，日本经济学家神取道宏就曾提出了一个关于社团内规范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欺骗，欺骗会随之蔓延开来。这种传染效应最终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社团成员由此遭受的损失最终将超过当初行骗所带来的收益[27]。在“协调博弈”中，参与者关心的是，他作出的选择（比如选择学习一门外语或者选择一款软件）能否帮助他与他将来遇到的那些人相互协调。被大多数人采取的行动就形成了规范。扬说明了参与者遇到社团内部和社团外部的人时，规范是如何形成的[28]。

即使没有这样的持续互动，遵循某项规范依然可以看作一个人向他人证明自身具备某些重要特质的手段。在道格拉斯·伯恩海姆的“一致性理论”中，遵守规范被看作是一种信号[29]。奥斯丁-斯密斯和弗赖尔便采用一种信号模型来分析为什么黑人学生在学校里普遍遵循不努力学习的行为规范。[30]他们指出，这些学生希望向同伴传递这样的信号：他们是一类人，他们会始终属于同一群体，因而可以被信赖。

我们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了个人对遵循社会规范的渴望这个变量，因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遵守规范的人确实信奉规范。[31]西点军校的学生坚信荣誉守则。对惩罚的恐惧、渴望与他人协调一致以及希望被信任这三点是遵纪守则的重要动因。即使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小型社区，人们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规范是维护它们不受侵犯所必需的。因此，政治学家乔·埃尔斯特将社会规范称为“社会大厦的水泥”。[3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数十年来对灌溉、沟渠、林业和渔业开展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主题。概而言之，公地悲剧没有发生，正是因为规范将公共体系（communal systems）连接在一起。[33]

规范源自何处？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规范的起源以及身份经济学。社会规范是如何演化的？人们如何将社会规范内化？根据罗伯特·奥克索比的理论，人们需要规范，以便在心理上适应并不如意的现实环境。[34]让·梯若尔等人对规范的认知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人们渴望增进对自己的了解，希望在自己和他人心中长期保留相应的印象。[35]霍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规范会不断进化，以维持人们的某种归属感。[36]最近，罗伯特·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他认为人们希望坚定自己的信仰，当行为主体拥有这样的效用函数时，他们的相互交往就促成了社会群体、规范和身份的产生。[37]

总结

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阐述了将身份引入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并探讨了为什么包含身份的研究是对以往经济学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背离。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身份经济学产生新研究成果的四个领域。

[1] 见Sherif等人（1954）。

[2] Tajfel、Billig、Bundy和Flament（1971）。

[3] 见Haslam（2001）。

[4] Chen和Li（2009）。

[5] 其他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探讨了对标准经济学理论的更大偏离。它说明了金钱激励如何“挤出”诸如公正、互惠及遵守社会规范等非货币激励，从而导致较差的整体业绩（Frey和Jegen，2001；Rob和Zemsky，2001；Huck、Kübler和Weibull，2003；Gneezy和Rustichini，2000；Fehr和Gächter，2002）。

[6] McLeish和Oxoby（2006）。在一项改变团队成员资格的实验中，Charness、Rigotti和Rustichini（2007）发现，当团队成员资格引人注目时，它会起重要作用；而当团队成员资格不足挂齿时，它就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7] Ball、Eckel、Grossman和Zame（2001）；Butler（2008）。

[8] Steele和Aronson（1995）。

[9] Spencer、Steele和Quinn（1999）；Hess、Auman、Colcombe和Rahhal（2003）。

[10] Hoff和Pandey（2004，第5页）。

[11] Benjamin、Choi和Strickland（2007）在实验中还发现，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启动效应影响了他们的投资选择；而土生土长的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身份启动效应则影响他们的风险规避程度。

[12] Glaeser、Laibson、Scheinkman和Soutter（2000）。

[13] Fershtman和Gneezy（2001）。这种不同的表现完全是男性才有的现象。

[14] Goette、Huffman和Meier（2006年）。

[15] Gneezy、Niederle和Rustichini（2003）；Marks和Snyder（2003）。

[16] Becker（1957）。

[17] Becker（1971，第1页）。

[18] Becker（1971，第14页）。

[19] Becker（1957，1971）。

[20] 可参见Becker（1968，1981，1993a，1993b）；Becker和Murphy（1988）。

[21] Becker（1996，第2~23页）。

[22] Stigler和Becker（1977）。

[23] Goffman（1959年）。

[24] 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关于本校”。

[25] 对规范的这种态度，可参见Akerlof（1976）的论述。

[26] Bowles和Gintis（2002）讨论了封闭社区内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

[27] Kandori（1992年）。

[28] Young（2008）。相关评论文章，见Burke和Young（2009）。

[29] Bernheim（1994）。

[30] Austen-Smith和Fryer（2005）。

[31] Amartya Sen在他的理论文章里一直强调规范与身份的重要性，可参见Sen（1977，1985）。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2006）展示了规范与身份如何引发及制止暴力。

[32] Elster（1989）。Davis（2003）也强调过身份对了解个人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有其重要性。

[33] Ostrom（1990）。

[34] Oxoby（2004），也可参见Kuran和Sandholm（2008）。

[35] Bénabou和Tirole（2006，2007）。

[36] Horst、Kirman和Teschel（2007）。

[37] Akerlof（2009 a，b）。

第二篇 工作和学习

第五章 身份与组织经济学

西点军校开学的第一天被称为“R日”。新学员被剃去头发，脱去内衣，穿上制服，随后他们必须向一位老学员行规范的军礼，并宣誓“长官，新学员某某某按命令第一次向红腰带学员报告”，新学员必须立正站好行礼，一遍一遍重复以上动作和语言，直到百分之百正确，哪怕只是最小的疏失都会挨训。

军校如此做法希望达成什么目的？或许是希望新学员能够学到他们将来在新岗位上所需要的技能。但是，为什么要理发剃头？为什么身系红腰带？为什么身着统一制服？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仪式？跟踪研究若干西点军校学员四年生活的学者戴维·利普斯基谈道：“R日是这些学员们摒弃旧我，开始新生的重要时刻。”[1]这仅仅是重塑自我的开始，西点军校的使命是培养能够“忠于责任、荣誉和国家”的领导者，培养“富有专业素养和能够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人才。[2]学员们将开始学习行军操练，学会遵守命令，学习指挥战斗，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军队未来的领导者。

经济学家当前对组织及工作激励的描述，不足以阐明R日的意义。目前的经济理论并没有触及责任和荣誉的范畴；它们无法解释新兵或工人如何考虑他们应该怎样行为。也没有什么经济理论，可以为某个想要改变那些观念的组织提供依据。在本章中，我们要把这类遗失了的动机，引入组织与工作的经济学中。

目前的许多经济学分析都涉及企业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向工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一名工人的个人业绩并不容易被观察到。在工厂车间里，很难知道工人如何旋紧螺丝或怎样巧妙地进行包装。在零售机构，当销售人员努力把某项产品销售给客户时，很难看出这其中付出了多少努力。工厂的老板或零售机构如何给工人支付报酬？应该给员工支付多少，根据什么标准支付？经济学理论认为，虽然企业主不能完全观察到某个工人做了什么，但是总可以进行一些大致有用的观察。在工厂，他可以随机检验产品并记录下产品的残次率。在零售机构，他可以观察当天的销售额。产品残次率降低时，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资；同样的，当销售额增加时，售货员可以领取更多的酬劳。因此，经济学理论让我们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激励问题。总之，企业主应该用工资的高低来激励工人，且工人获得的工资恰好足以承担风险。

虽然经济学理论给出了这些简单的答案，但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为什么这种货币激励在实践中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3]首先，产品往往是由工人团队而不是单个工人生产出来的。因此，那些有可能作为报酬基础的信息，如产品残次率或日销售额等，与单个工人的努力相关性并不强。最终的成功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努力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以给每个工人应有的报酬是不可能的。[4]

其次，许多工作涉及多个任务。如果工人的报酬只基于他个人的一些任务，他就会只关注自己的任务。例如，当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取决于当前的股票价格时，他就会努力提高当前的股价而忽略长期后果。

再次，有时，报酬基于相对业绩，例如，当工人们为晋升展开竞争的时候，就是如此。这种竞标赛式竞争减少了管理层对信息的需求，因为他们只对工人的相对业绩给予报酬。但是，这也制造出另一个问题：工人有相互拆台的激励。[5]

经验研究证实了团队生产、多重任务处理以及各种竞标赛式竞争存在的问题：人们对货币激励的反应太过强烈。布莱恩·雅各布和斯蒂文·列维特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奥妙。[6]当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基础来评价校长和教师时，人们普遍认为，教师会“为考试而教学”。雅各布和列维特发现，芝加哥的某些教师找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来提高分数：他们只需改变学生的答卷。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吉本斯曾得出结论：“企业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但是，因为工资不可能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企业往往得不到他们真正想要的。[7]所有这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组织要良好运行，它不应该仅仅依赖货币激励。

我们认为，身份是促使组织有效运行的核心。工人们应被放置到他们认同的工作岗位上，企业应该培养这种归属感。[8]我们的这一看法并非孤立无援。伦敦经济学院的蒂莫西·贝斯利和迈特利什·查塔克，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卡尼斯·普伦德加斯特也同样认为，当一个组织雇用的工人共享组织的使命时，生产就会得到改善。[9]这样的组织运行良好，因为认同公司的员工不需要太多的货币激励就能出色地完成工作。[10]

工作激励的身份模型

在这里，我们按照第三章所述的程序，把身份纳入组织与工作激励的经济学中。[11]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先具体阐述标准的组织经济学。我们运用“样板模型”来描述最基本的组织经济学。这一简化模型是一年级经济学研究生的标准学习内容。它特别强调了上文讨论的问题：当各个工人的努力很难观察到时，如何确定适当的激励机制。接下来，我们要转入本书的第二篇，并加入相关的身份因素：社会类型、规范与理想、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这些因素将极大地影响着公司如何给员工支付劳酬，以及如何对待他们。

第一步：在样板模型里，有一个公司的所有者，称之为委托人；还有一位员工，称之为代理人。代理人选择投入高努力或者低努力。高努力很可能会使公司的收入增加。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但他可以观察到公司的收入是高还是低。如果收入增加，委托人可以通过增加报酬来激励员工的努力。标准经济学的问题就是要算出这笔报酬：收入高或低时，委托人将要支付给代理人的工资。

第二步：身份因素将如何改变激励方案？借用许多工作场所中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加入三种身份因素。

社会类型。我们把工人分成两类。那些认同自己公司（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内部人。那些缺乏这种识别标志的，即不认同公司的，我们称之为外部人。这样，内部人与外部人就构成我们模型中的社会类型。

规范与理想。我们假设，内部人认为他应该代表公司而工作，他的理想就是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与此相反，外部人认为，自己应该投入最小的努力，他只考虑自己，而不是他所效力的组织。

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很简单，我们假设当一名内部人投入较低努力时，他就损失身份效用。另一方面，当外部人觉得自己并非组织的一分子，却为这个组织付出高努力时，他就损失了身份效用。

这些身份因素如何改变工作合同的性质，促使劳动者投入高努力？如果劳动者是内部人，由于身份效用，用以诱发高努力的奖金就可以减少。也就是说，高工资与低工资的差异就会较少。[12]原因很简单：内部人通过投入高努力使自己的身份效用最大化。他并不需要额外的金钱奖励来激励自己努力工作。[13]相反，外部人努力干活就会损失身份效用，因此，需要用较高的工资差距来促使他勤奋工作，以弥补他在身份效用方面的损失。

一个公司愿不愿意投资于员工，使他们成为内部人而不是外部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内部人愿意为较低的整体薪酬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当薪酬差距足够大时，公司就值得为改变员工的身份而进行投资。

但是，改变员工的身份可能会成本很高，其中涉及培训支出、签约奖金（sign-on bonus）以及福利等问题。该模型告诉我们，对员工身份的投资何时能增加一个公司的总利润。如果（1）灌输身份理念的成本低，（2）有很多潜在的经济不确定性，（3）工人的努力很难观察到，（4）繁忙时期的收入或产出依赖于特别的付出，（5）工人们特别不喜欢风险，以及（6）高努力是组织产出的关键，在这些情况下，公司将对员工身份进行投资，从中获得的利润也会增加。

身份模型和军民差异

让我们来看看身份模型对军民差异（military-civilian differences）的启示。把身份理念传授给美国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相对来说成本较低，因为作为志愿者，他们往往天生就支持军队的目标。此外，由于和平民百姓的生活相对隔离，军队人员极易接受教化。而离开部队的代价通常也是非常高的（例如，利普斯基就报告说：对许多学员而言，西点军校是唯一负担得起的大学教育）。在部队，个人努力与努力成果之间往往没什么关系，尤其是在战斗中。[14]因此，身份模型预测，军方将更依赖于身份，而不是货币报酬。[15]

这一预测，与部队中薪酬对业绩的依赖很弱相一致。从历史上看，美国陆军与海军的晋级要么“上升”，要么“出局”，职级和薪酬几乎完成根据资历。[16]即使现在，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的薪酬差距，也比企业界相应的薪酬差距小得多。[17]而且在军队里，当个人的杰出努力被发现时，颁发的是奖章而非奖金。[18]

模型中的动机

我们的模型立足于经济学之外有关军事和平民工作环境的大量文献。我们这项研究的精髓之一就是，说明了内部人—外部人模型符合军人和平民工人的动机。

部队

许多不同的资料，包括军官指南、自传、社会学研究以及军事史，都显示与我们的模型相当一致。在我们的模型中，存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分。内部人抱有某个理想，知道他们应该或不应该如何行为；而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就会损失效用。我们的模型省略了内部人对他人行为的反应，不过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反应纳入模型。该模型反映了军队的真实情况，军人们强调军民有别。军事院校和军事培训项目有目的地培养这种差别，它们还灌输军事行为守则，规定内部人的行为规范。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空军的理想是“先人后己”。在一个合理运行的军事组织中，作为内部人的组织成员都奉行这类理想。军队依赖的也是这些理想，而不是激励性的薪酬。[19]

我们读过的所有关于军队生活的描述，都强调军人与平民的区别。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副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利，写了一篇有关盟军进攻欧洲的自传报告，题目是《一个军人的故事》，既揭示了布莱德利的身份，也揭示了他的理想。布莱德利把军人这个词，赋予那些值得接受最高嘉奖的人，如乔治·巴顿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和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等人，他们都是军人。几位主要的军事社会学家查尔斯·摩斯克斯、约翰·威廉姆斯和戴维·西格尔认为，一个理想军人应该“在战争中富有使命感，充满阳刚之气，军人的组织结构和文化都明显有别于平民社会”。[20]

美国三军各分支机构的官方和半官方文件进一步描述了军人的理想行为。例如，《空军指南》指出，服兵役是一种具有“团体认同感”的职业。军官必须服从空军的规则，并按照指挥链上的命令行事。此外，他不能像个外部人那样，只是消极地服从命令。相反，他应该是一位“信仰这一体系”的内部人，“如果不信仰这一体系，就会置自我于服役之上”[21]。

军事组织积极推行这种军事身份。无论在基本训练中还是在军事院校里，都会明确规定并灌输军人的理想类型及行为指令。根据我们的模型，军队是在致力于把外部人转变成内部人。启动仪式、短发、新兵训练营、制服以及办公室宣誓等，显然都是创建一个共同身份的手段。[22]军事院校的例行规定也显示了一些灌输军事身份的方法。严酷的训练演习以及类似西点军校R日仪式的捉弄，更是陆军教化学员的一种方式。[23]当然，严格的训练可以作为迅速传授特殊知识和技能的一种途径。但是，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阐释了为什么这样的严苛训练和捉弄，仍能有效地改变学员的自我形象。学员们必须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他们（似乎愿意）接受这样的对待。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新形象。

军队强调“先人后己”的精神，也不重视金钱奖励，这些都表明（正如我们模型中所示）军人身份可以替代激励性报酬。因此，就像空军的罗纳德·福格尔曼将军指出的：“那么，先人后己的回报是什么？并不是单纯的薪水或福利让我们不断前进。在我从军的32年里，遇到过许许多多体现了先人后己理念的男男女女。他们与空军共进退，就是出于一些无形的信念：投身有意义的事业，获得生活的满足感；加入某个奉行高标准的特殊组织，享受由此带来的自豪感；保卫我们的祖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获得成就感。”[24]

人种志研究也记载了这种服务理想的种种表现。例如，社会学家杰弗里·麦克内利描述了一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马修。马修毕业后在军队服役5年，之后他考虑从事文职工作。但马修拒绝接受平民生活，他这样谈论面试他的公司：“它们都不曾真正谈及我看重的东西，那就是服务。他们和我只谈钱。”[25]

军事人员也是由外部人转变成内部人的，这是军队常规运行的副产品。士兵的生活和工作与平民百姓相隔绝。但军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非常密集和广泛，尤其是在作战部队中。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组织本身的性质以及它如何把人员划分成工作组，能够影响身份，从而影响偏好和动机（后面我们再讨论民间公司的工作组）。“二战”期间，一队社会学家研究了美国军队，并完成了一篇名为“美国士兵”的长篇论文。他们这样描述一个理想的战士：简要地说，他应该是“一个男人”。这意味着“勇气、耐力和韧性……通常不会表现出软弱，不耽于感情和幻想，而且有性能力”。[26]虽然研究人员观察到，在开始时新兵以这种方式行事是为了避免被嘲笑，但他们最终还是将这个理想内化了：“惧怕被伙伴们认为不是男人的心理，可以作为一种控制因素，其作用与关禁闭的恐惧心理一样强大。这一过程……以‘责任心’的形式被内化和自动化。”[27]

最后，对军队纪律的种种描述，给出了经济模型中身份与规范的另一种分析。社会学家凯·埃里克森强调说，违纪惩戒程序揭示了一个团体的界限和规范。这些程序不仅惩处犯规者，它们还是界定曲折是非的道德戒律。[28]用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来说，违纪惩戒程序定义了规范和理想。《空军指南》明确阐述了纪律的作用：“（纪律）约束，并不在于让人害怕受到惩罚，而必须侧重于道德义务方面，要让个人关注团体的共同利益。纪律促成了一种精神状态，使个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遇到什么障碍，都能做出恰当的行为及合作。”[29]

由此我们看到，在标准经济学中，纪律与处罚有鲜明的差异。纪律和处罚就是打破规则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值得，人们就会打破规则。加里·贝克尔在他70寿辰庆祝会上，解释了自己写“犯罪与处罚”一文的最初动机，那也许是这个观点最清楚的阐述。[30]贝克尔说，有一天，一场学生口试他去迟了。当时已经没有合法的停车位，所以他违章停了车。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感到内疚，因为他愿意支付罚款以换取准时到达考场。因此，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当行为，并没有包括内疚与羞愧。[31]也没有哪个经济学理论认为，纪律的作用之一是灌输羞耻心。对于所有的惩罚和奖励，代理人都会使相同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相比之下，空军部队的纪律旨在改变飞行员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改变他们的偏好。

当然，严厉的惩罚在一个成功的军事行动中也会起到直接作用。利普斯基《专制的美国》一书，强调了学员对西点军校价值观的内化，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严惩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学员。[32]我们认为，这样的惩罚是为了控制那些不奉守军队理想的异己分子。根据现实情况扩展我们的模型，就可以纳入那些对企业推行的身份认同项目极不敏感的员工。解雇或其他惩罚将有助于管理这些员工。

平民工作环境

我们的模型同时适用于军事和平民工作环境。管理学文献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二分法。这种区分也是我们的身份模型的一个重点所在，对应于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不同动机。在研究组织本身的行为时，这一二分法也是不证自明的。组织行为学起源于20世纪早期，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就必须比较费雷德里克·泰勒的研究和20世纪30年代西部电气公司霍桑的研究，后者掀起了研究人类关系的热潮。根据泰勒的观点，管理层应明确任务，制定出完成任务的最佳方式，并根据业绩支付报酬。[33]就我们的模型而言，泰勒式行为类似于假定人们的合作是自动的，并不考虑员工是内部人还是外部人。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起，管理理论开始强调监督工人工作的困难，因此个人或团队的动机就变得很重要。根据我们的模型，良好的管理层希望激励员工成为内部人，而不是疏离他们，使之成为外部人。

目前的研究强调管理层在改变员工目标上所起的作用。以模型来说，是指有效的管理会激励员工认同公司的目标，成为内部人。让员工和管理层达成一致目标，就是战略目标中所谓的“目标管理”，这使员工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目标管理通过改变自我激励而发挥巨大作用。在马克·卡瓦勒斯基及其合作者的一项研究里，某会计师事务所的经理总结道：“不久之后，（努力超越所制定的目标）就与奖金毫不相关了……是观念让人们情绪高昂。”[34]同样的，全面质量管理（TQM）旨在鼓励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进而认同他们的组织及其使命。管理顾问托马斯·彼特和罗伯特·沃特曼描述了公司对客户服务与产品质量的承诺如何带来最终回报：当员工对公司的产品及服务感到自豪时，他们变得更加积极热情。[35]例如，卡特彼勒公司承诺48小时内在全球任何地方为它生产的车辆和设备提供零部件。麦当劳指示员工要丢掉那些不再冒热气的炸薯条。彼得斯和沃特曼指出，那些提高客户满意度的政策，同时也提升了员工的自我形象，并激励他们实现公司的目标。

工商业界中最有名的项目负责人，都以狂热灌输对公司的忠诚而闻名。IBM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森说：“加入一个公司需要绝对的忠诚。”[36]宝洁公司成功的总裁约翰·白波说：“我们知道，我们加入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有着独特声望和悠久历史的机构，我们要为它的永续存在负责。”[37]显然，并不只是在著名的大公司里才会出现这种对机构的忠诚。在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时期，耶鲁大学的杜鲁门·比利广泛走访了康涅狄格州的公司，其中大多数是小型公司。他发现，即便可以用较低薪酬雇到其他工人，这些公司也很少降低工资。比利由此得出结论，公司保持高工资是出于关心工人“……认同自己公司，以及将公司目标内化的能力”。[38]

降低公司台阶

人种志研究表明，自我激励以及对公司的认同，对各个层级的工人来说都是重要的。身份在工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许可以算是人种志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结果。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一个是斯塔兹·特克尔讲述的迈克，另一个是社会学家韦克奇·史密斯讲述的雪莉。

特克尔采访的迈克，是伊利诺伊州西塞罗钢厂的一名蓝领工人，他从意想不到的一面证实了身份模型的有效性。[39]迈克算是外部人，极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总觉得受到工头的侮辱；可是他又不想失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在工作的时候他只表现出轻微的抵触。他甚至不会“尝试去思考”；拒绝对老板说“是的，先生”；偶尔还“会（在钢铁上）弄出一点凹痕……看看它是否能通过（检验）”。即便如此，他的愤怒仍然越积越多，因此下班后他就到酒吧酗酒斗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整天我都想对工头说‘去他妈的’，可是我不能。”迈克的敌对行为十分切合我们的模型。他就是一个“外部人”。他选择工作，只是因为有货币报酬。由于他付出的努力与理想中喜欢做的事有差距，因此他损失了身份效用。他工作时间之外的行为，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他“恢复身份效用损失”的方式。这个实例说明，即使在工人完全只受到金钱激励的情况下，身份也不会处于休眠状态，其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迈克表现出来的愤怒及其后果，身份经济学都可预测，但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包括行为经济学，这些情况似乎均未有着墨。

和迈克不同，雪莉是个内部人。她是一位非裔美国人，为一家韦克奇·史密斯称为Reproco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现场管理和邮件收分的分包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员工与所服务公司的专业人员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所以Reproco训练其员工如何应对来自客户的责难。我们看到，尽管每天都受到无礼对待，但雪莉始终是一名积极的员工，对自己的职位感到骄傲。她在费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与白人律师的一场交锋，清楚地反映了她的处事态度。当那位律师对完成一项复印工作的时间表示不耐烦时，雪莉礼貌地做出回应，并用计算器估算了排队等候的时间。那位律师扔给雪莉一句话，“你就只管按那些小按钮。”之后就气呼呼地离开了。[40]然而，雪莉始终镇定自若。她对一直在观察的韦克奇·史密斯解释说，她是一位“Reproco人”。她的工作性质令她能够保持冷静。相反，如果她表示出愤怒（根据身份模型，这是一种低努力的反映），那么她将因为辜负了自己的理想而损失身份效用。

我们读过的每一份工作志，都讲述了迈克和雪莉那样的故事：员工们或者认同他们的工作（像模型中的内部人那样），或者遭受挫折（就像模型中的外部人，他们付出高努力，但只获得货币报酬）。这里再举两个更简单的例子：汤姆·尤拉维奇叙述了某线厂的一名工人，他那位气焰嚣张的主管否认曾经同意购买一把新螺丝刀来完成工作。由于心中窝气，那名工人把一个价值数百美元的备件砸成碎片。[41]卡特琳娜·纽曼则描写了纽约哈莱姆区和华盛顿高地的快餐店工人，虽然一身油腻、环境闷热、客人无礼，而且工资微薄，他们仍然自豪地穿着制服努力工作。[42]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衡量员工认同组织的程度？综合社会调查（GSS）是一项约有3000人样本量的以人口和态度为变量的全国年度调查。它询问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并在1991年的调查中纳入了一个有关组织的模块。根据我们的统计表，82%的员工或强或弱地表示不同意他们对组织不忠诚的陈述。72%的员工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组织的相同。90%的员工表示，为自己的组织效力他们感到自豪。而86%的员工非常或中度满意自己的工作。这些数字仅在性别和种族，以及蓝领与白领职业之间略有不同。当然，这些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员工们有这种感觉。或许是他们的企业给身份理念做了投资；或许是员工们选择了分享他们自身价值观的组织；又或许是员工们接纳了公司的价值观，减少了认知上的失调。所有这些解释都符合我们的一般框架。在每一种情况下，身份都是员工效用的构成要素。

身份经济学与工作团队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始终假设内部人认同自己的组织而外部人则相反。这种区分，虽然可能粗糙了一点，却给出了有关身份及工作场所的一些深刻见解。然而，许多研究都发现，通常工人认同的是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工作团队，而不是整个组织。更精细的模型，即纳入对工作团队而不是对整个组织的忠诚，可能更切合实际。

身份因素的微小变化刻画了以下这些工作规范：

●社会类型。员工把自己视为外部人或是某工作团队中的成员。

●规范与理想。工作团队成员认为，自己应该投入适度的努力。与此相反，外部人只抱着低努力的理想。

●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如前所述，只要员工的努力偏离了他们各自的理想，就会损失身份效用。

员工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的工作团队或多大程度上成为外部人，取决于公司的管理政策。一方面，公司可以对员工实行严格的监管：监督者可以密切监督各个员工，并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然而，员工们会反感这种密切的监督而接受外部人的身份，就像迈克那样。之后，我们将会在经典的银行接线观察室实验（Bank Wiring Observation Room Experiment）中看到这种管理的结果。另一方面，公司可以采取宽松的监督，监督者不会向上级管理部门汇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和职工都视自己为工作团队的成员。

这两种管理方式对公司而言各有优劣。严格的监督能获得更多有关员工努力的信息，使负责人可以调整货币激励措施。但是，由于严格的监督令员工转化为外部人，因此他们的理想是低努力的。宽松监督所提供的有关员工努力情况的信息较少，这使货币激励措施难以调整。但员工的理想是适中的努力而不是低努力。因此后者，即宽松监督产生对工作团队的认同以及适中的努力，往往是最好的管理政策。下面的例子比较了身份模型与工作场所的现实情况。

宽松的监督：芝加哥的某个车间

芝加哥大学的两名社会学博士生唐纳德·罗伊和迈克尔·布洛维，前后相隔25年，给同一个小零件加工车间写了相应的参与者和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报告。[43]两份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对工作团队的忠诚能产生与工作团队身份规范相适宜的中等生产率。

在这个车间，工人的工资比小时工资及特定工作的计件工资要高一些。管理层的目标就是设置计件工资，以便使达到相同货币目标的每项工作都有同样的难度。但是，他们似乎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许多工作被认为是“外快”，那些为达成目标而设置的任务很容易完成，或者用该车间的话来说，很容易“搞掂”。在罗伊调查的那段时间，有不少麻烦活儿，其相应的计件工资却很低，以至于不可能达成目标。工人们对管理层隐瞒了所有这些差异，而管理层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个模型中，有一个工作团队规范：只要工人们偏离了理想中的努力程度，他们就会损失效用。而雇主可能也发现，普及适度努力的工作团队规范将是有益的。这两点我们都能在这个零件加工车间看到。该车间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规范就是不让他们的收入超过基本工资的140%。他们担心更高的产出会引来工时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44]这类行为规范总能行之有效，而且还能帮助其他人规避雇主制定的规则。这些规避行为包括：先记录前一次工作的时间后再开始新工作（即所谓的打卡策略）、避免超出产量限额的生产、欺瞒工时研究人员等。

事实上，罗伊和布洛维都认为，车间工人把他们的工作转变成了一种达成目标的游戏，而达成目标后所得的工资就是游戏中的得分。布洛维认为，在游戏中获胜就是车间工人的自我观念的核心部分：[45]“搞掂”，布洛维写到，是“自我呈现的一种形式”，也是“最终目的”。[46]所有车间工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罗伊和我很快就明白：如果想成为车间的一分子，我们最好从‘搞掂’开始。”[47]因此，虽然工作团队规范破坏了管理层调整工作完成时间的目的，但这些规范的确实现了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的目标（相当于模型中的工作团队成员的中等目标）。

罗伊和布洛维的报告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管理层不运营一个更严格的车间？车间里满是懂得机械师凿边工作的辅助工人，然而管理层并未重视这些潜在信息。偶尔，他们会派工时研究人员到车间去，但这些管理层的代表任由自己被各种相当明显的策略蒙蔽。模型为这一宽松的监管给出了解释：工人们根据自己的规范工作，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管理层担心更严格的监督会使员工转变为外部人，从而降低生产率。

严格的监管：银行接线观察室

在更早的时期，还有一项关于工作团队的社会学观察——银行接线观察室实验，这一实验向我们展示了有关芝加哥机械加工车间的推测：工人对严格监管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产量的下降。1931年，按照工业社会学先驱埃尔顿·梅奥、弗里茨·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和威廉·迪克森的要求，西部电气公司研究了某通信设备装配厂的一个小团队，这些工人在一间隔离室中生产电话交换机。[48]就像芝加哥机械车间那样，工人们建立了明确的努力规范：每天生产两个交换机。然而，当他们的监工试图采取强制措施，实行强硬的检查时，工人们采取了报复行为。他们妨碍监工的工作，而每天生产两个交换机的规范也分崩离析。该公司不得不把那位监工调任他处。

统计证据：一家中西部制造工厂

斯坦利·西肖尔对中西部一家重型机械厂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统计证据，证明了工作团队规范的存在与影响。在这家工厂里，工人被随机分配到各个工作单元。[49]通过问卷调查，西肖尔创立了一项工作团队凝聚力指数，并分析这项指数与工人个人生产率的关系。如果工作团队规范存在并且影响生产率，我们预测，无凝聚力群体的个人生产率会比有凝聚力群体的个人生产率变化大。数据证实了这一预测：有凝聚力群体中的个人生产率变化很小。此外，从理论上说，因为各个工作团队可能会有不同的规范，所以我们预测：有凝聚力群体之间的差异，会比无凝聚力群体之间的差异大。数据也证实了这一预测。[50]

林肯电气公司：实例还是反例？

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约翰·罗伯茨研究了林肯电气公司及其薪酬设计，这一研究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得到了广泛引用。[51]它质疑了我们的结论。林肯电气的基本工资按计件制计算，据估计，其生产率是可比制造工厂的3倍，这表明，货币激励可以有效提升工人的努力及生产率。但是，仔细研究林肯电气后会发现，其管理层采取了特殊措施，避免了计件工资出现的常见问题。林肯公司的有关报告强调了它强烈的社会意识，员工们很容易认同公司是个特殊的地方。管理层对自己强硬但公平的管理感到自豪，同时也表示出对员工非同寻常的关心。与此同时，员工薪酬的一半来自奖金，而奖金基于管理层对每个员工整体表现的主观评价，其中包括合作表现。[52]员工们认为这些奖金很公平，而管理层的评估也很准确。我们的模型显示，林肯电气公司的管理层致力于创造极其忠诚的内部人员工。正如该公司总裁詹姆斯·林肯所说：“在生产活动中，管理层和员工并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53]

军队中的工作团队

忠于自己的伙伴，是整个军队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毫不奇怪，军队也向我们展示出团队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宽松监督和严格监督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作战部队如何灌输对行为的理想选择。在有关越南战争的回忆录里，哈罗德·穆尔和约瑟夫·格劳威都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奔赴越南，是缘于对国家的责任感。而在战场上，战友之间的那种紧密团结，激励着他们去战斗，“在那个令人沮丧的地狱般的地方，死神时时相随，我们这才发现，大家彼此热爱着对方。我们为战友作战，为战友牺牲……我们的生命彼此相连”。[54]这种情感在作战部队中似乎相当普遍。《美国士兵》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在西西里岛受伤的士兵对战友的忠诚：“每个人都宁愿自己被打死，也不愿让其他战友失望。”[55]这种行为规范，就是工作团队的理想。

这样的忠诚对组织来说是有效益的，因为士兵们付出的努力要多于最低努力；然而，正如在工作团队模型中那样，它也是有成本的。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采访中，西奥多·斯特鲁普将军讲述了这种对部队团队的忠诚所引发的问题。当他们团队里某个成员犯错误时，士兵们就面临着一个矛盾：“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不自觉地会有内心的斗争：‘我知道必须忠于我的团队，但我也必须忠于上级机关，这是行为标准、正义规则、法律规则’。”斯特鲁普举了一个例子，2001年美国海军格林维尔号潜艇在夏威夷海岸附近与一艘日本拖网渔船相撞，造成对方9人死亡。而潜艇全体船员都包庇了他们的舰长。[56]

《美国士兵》给出了这种两难困境——对所属部队团队的忠诚是否胜于对上级的忠诚——的统计数据。[57]在问卷中，军官、列兵及士官都被问及在不同情况下，他们认为什么才是适当的纪律。士官选择了军官与列兵之间的中间立场。例如，当被问及“作为一名排长，发现自己营里的士兵带进来一瓶白酒”，他们会如何处理时，70%的列兵和59%的士官回答他们只会“警告他要小心，并让他不要再那样做”。而只有35%的军官选择这样做。[58]

经济学与团队规范

对组织的相关研究清楚地阐明了我们所理解的规范与早先经济理论所解释的规范之间的差异。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济学家对遵守团队规范有过论述。对于计件工资这种最简单的激励制度为何很少被采用，之前也有过解释。[59]计件工资制度令工人担心如果他们迅速完成工作，公司会认为该项工作太简单而逐步降低计件工资。在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加工车间，我们就已经看到，工人们建立起规范，使产出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是什么因素使这个规范得以维持？正如布洛维和罗伊的调查结果一样，我们的模型也表明，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工人的身份。工人们觉得应该遵守这一规范，换言之，规范本身就是一种目标。相关的扩展模型表明，如果其他人违反了规范，工人的效用将遭受损失，他们就会采取报复行为以避免这些损失。因此，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在违反规范之前，都要再三考虑这些后果。

相比之下，对维持规范的传统解释则基于策略行为和重复博弈。例如，在西点军校的荣誉守则这个例子中，维持规范被视为一种重复博弈。为什么工人首先要遵守规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违反规范，就会受到惩罚。他们之所以认为会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受到惩罚，其他人就会受到惩罚，如此类推，直至无限。由此，所有人都遵守团队规范，但没有人相信大家遵守规范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然而，这种解释完全没有反映出我们在加工车间或战壕中看到及听到的情况。

共享目标及政策结论

本章阐明一个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员工共享组织目标。否则，员工将就任何提供给他们的薪酬方案展开博弈。但是，我们所说的共享目标（shared goals），并非像IBM的员工坐在办公室里奉行公司的座右铭那样简单，而是更复杂、更深刻。员工们分配到工作，他们明白那是他们要负责的任务。在我们的第一个模型里，他们是单独行动的；而在更切合实际的扩展模型中，他们作为团队的一分子行事。对工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认同他们的组织。

这种诠释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企业的核心认识。韦伯认为，在一个官僚机构，低层员工掌握的信息并不一定提供给高层人员。委托代理模型可以捕捉到这一跨层级的信息不对称，但忽略了韦伯所强调的办公室职责。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写道：“办公室工作是一份职业”，“就职于某个办公室……被认为是接受了忠于办公室目标的特殊职责”。[60]这就是内部人的意义所在。

从公司的身份经济学观点，可以得出明确的政策含义。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含义与高管薪酬有关。我们已经讨论了货币激励有可能收效甚微。例如，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越依赖于股票期权，他最大限度地抬高股价来套现的激励就越大。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是通过增加公司的真实价值；一是对公司账目做手脚。[61]最近的证据表明，高管们都知道并接受第二种方式。身份经济学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模型中，根据韦伯的观点，高管激励机制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他们作为受托人的角色。管理人员应该履行其管理职责。如果员工只获得货币报酬，只有经济目标，那么只要能蒙蔽过关，他们就会钻空子。但是，如果员工是内部人，拥有与组织相同的目标，那么这类利益冲突就会消失。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则与管理有关。身份经济学告诉我们，管理者不应该只监督工人们的努力，制定适当的奖励工资；他们还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使员工成为内部人而不是外部人。对成功和失败的管理所做的工作场所人种志研究、成功的商业领袖的理念（如约翰·怀特黑德及其高盛集团的14条原则等），以及与车间“男子汉们”声气相同的林肯电气公司管理层，都揭示了让员工成为内部人的可能性。

总结：运用身份经济学得出新结论

本章阐述了我们对身份经济学的第一个扩展应用。我们运用这一模型，推导出一个新的基本结论：如果员工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内部人而不是外部人，那么诱发高努力的工资差异将会较低；员工围绕激励制度展开博弈所带来的问题也会大大减少。因此，工人的身份是组织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能是主导因素。

[1] 见Lipsky（2003，第145~154页）。

[2] 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美国西点军校的使命”。

[3] Prendergast（1999）和Gibbons（1998）提出的观点阐述了货币激励方案的误区。

[4] 见Holmstrom（1982）。

[5] 这一点已经由Lazear（1989）提出。此外，工人对公平的关注，也是他们抵制货币报酬变化的另一个原因（Akerlof和Yellen，1990）。

[6] 见Jacob和Levitt（2003）。

[7] Gibbons（1998）认为，主观的绩效标准和反复互动可以改善结果。但是，这些可能性也带来新的难题，例如，员工有动机利用生产时间来影响其上司的评价，而新的状况可能会使企业违背对工人作出的长期隐性承诺。

[8] Barnard（1938）和Selznick（1957）在其经典社会学著作中讨论过这类动机。例如，Selznick把领导者的职责定义为“企业的使命……真正被接受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影响组织”（第26页）。这一传统的现代阐释者Kogut和Zander（1996年）论述了身份对员工动机所起的作用。

[9] 见Besley和Ghatak（2005）；Prendergast（2003）。

[10] Bowles、Gintis和Osborne（2001）用“激励增强型偏好”建立了有关工人价值观的模型。Lindbeck、Nyberg和Weibull（2003）在研究社会福利及福利项目时发现，如果工作规范很弱，那么选民们会选择较少的福利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强大规范的国家是“工作待遇好”的国家。他们早期的论文（Lindbeck、Nyberg和Weibull，1999）表明，政治上的稳定既可以体现为规范严格、受益人少、福利高，也可以体现为规范松散、受益人多及福利低。

[11] 该模型更详细的版本可参见Akerlof和Kranton（2005，2008）。

[12] 这一结果直接从不同工人努力成本的差异中得出，因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新鲜的是成本差异的来源，这里指的是工人是否认同他们的公司。

[13] 但这并不是普遍结果。在超过两个以上努力层级的模型里，如果身份降低了员工的努力成本，公司可能会发现，诱导出较高的努力将是最优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工人是内部人时，公司会加大而不是减少激励员工的货币报酬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激励与身份引发的动机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

[14] 对于战斗性质的传统说明，见Keegan（1976）。

[15] 有很多非货币的方法可以诱导身份符合组织的愿望。除Haslam（2001）对社会身份理论的全面探讨外，还有很多关于心理上的可信观点，包括Aronson（1984）、Brown（1990）以及Aronson、Wilson和kert（2002）等人的评论。Mullainathan和Shleifer（2005）在新闻解读中所描述的所有偏差，也都有益于组织改变员工的自我认知。

[16] 见Janowitz（1960，第61~62页）和Rostker等人（1992）。

[17] 见Asch和Warner（2001）。货币缺乏激励不仅可以在部队中看到，还可以从部队与城市文职人员的薪酬比较中看到。例如，1955年，美国空军准将与相应地位的文职官员之间的比较显示，后者的下属少60%，掌管的财产少94%以上，但他们的工资是相应军队将领的5倍（Janowitz，1960年，第184页）。然而，Asch和Warner对军队薪酬差距不大的解释与我们的不同。他们强调，由于缺乏公开选任制，军队只能在军人职业生涯早期及层级制的底层选聘管理人才。这一限制，产生了相对高的军队初级薪酬。在他们的模型中，人才价值的选择权也解释了“晋级或出局”特点，以及军事人员普遍相当高的退休工资。

[18] Besley和Ghatak（2005）、Frey（2007）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荣誉与奖章的用途。

[19] 关于新兵和军官的军队理想的性质与改变，还有一些争论。例如，Huntington（1957）发现，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官的价值观念仍是责任、荣誉与国家；而Janowitz（1960）则认为，军队理想正朝着民间组织的理想发展。Ricks（1997）声称，军队已经越来越不同于民间社会。

[20] 见Moskos、Williams和Segal（2000，第1页）。

[21] Benton（1999，第2~3页、第8页）。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Samuel Huntington（1957）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就如同一个职业团体。Lipsky（2003年）描述了他访问西点军校期间，这一观念在西点军校的普及。

[22] 见Bradley（1999，第14页），以及Malham Wakin将军的文章“先人后己”。

[23] 见Janowitz（1960，第129页）。

[24] 全文见Fogleman（1995，第5页）。

[25] McNally（1991，第101页）。

[26] 见Stouffer等人（1949a，第131页）。

[27] Stouffer等人（1949a，第412页）。

[28] 见Erikson（1966）。

[29] Benton（1999，第41页）。

[30] Becker（1968）。

[31] 再举另一个例子，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工资模型中，工人付出努力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偷懒被发现就会被解雇，而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或是认为他们有挣钱的义务（Shapiro和Stiglitz，1984；Becker和Stigler，1974）。同样，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如第五章的样板模型），投入高努力而不是低努力的工作只是对薪酬变化的反应。

[32] Lipsky（2003）。

[33] 引自Hodson（2001，第29页）。

[34] Covaleski等人（1998，第313页）。

[35] 见Peters和Waterman（1982）。

[36] Rodgers（1969，第100页）。

[37] Pepper（2005，第127页）。

[38] Bewley（1999，第2页）。

[39] Terkel（1974，第xxxi～xxxv页）。

[40] Smith（2001，第30页）。

[41] Juravich（1985，第135~136页）。

[42] Newman（2000，第96~99页）。

[43] 见Burawoy（1979），Roy（1953）。

[44] Burawoy（1979，第51页）；Roy（1952，第430页）。

[45] Burawoy（1979，第4章，尤其从第82页开始及其后）；Roy（1953，第511页开始及其后）。

[46] Burawoy（1979，第84页，引自Roy，1953，第511页）。

[47] Burawoy（1979，第88页）。

[48] 见Homans（1951）。

[49] Seashore（1954）。当然，这种分配不可能完全是随机的，因为相似的工作需要相似的特点，而朋友之间也可能寻求合作。这里的问题通常涉及自我选择及个人行为中对同伴效应的认同（见Manski，1993；Durlauf，2002）。

[50] Seashore的研究也为工头的不同严格程度提供了证据，因为当被问及他们的工头更接近于“人”还是“管理”时，工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51] Milgrom和Roberts（1992，第393页）。

[52] Fast和Berg（1975，第6页）；Gibbons和Waldman（1999，第2388页）。

[53] 见Fast和Berg（1975，第8页）。

[54] 见Moore和Galloway（1992，第xiv页）。

[55] 见Stouffer等人（1949b，第136页）。

[56] Ehime Maru号上九位日本渔民死亡。事后发现，当时有一群石油公司高管正携夫人在格林威尔号上游览。事故发生前的71分钟，Ehime Maru号曾被观测到；但后来人们挤进驾驶控制室——这被认为是造成重新检测渔船位置失败的原因——因此发生了相撞事件。有关详情见Israel（2001）。

[57] Stouffer等人（1949a）。

[58] Stouffer等人（1949a，表13，第409页）。

[59] 计件工资除了简单外，还有其他优点，如Gibbons（1987，第413~414页）中所述：“工人根据自己所做的工作，而不是根据他们本来可以做多少工作，得到相应的工资。这样似乎既解决了‘隐藏信息（逆向选择）’的问题，又解决了‘隐藏行为（道德风险）’的问题。”

[60] Weber［1978（1914年），第958~959页］。

[61] 因此，还有另一种多任务处理的情况。见Holmstrom和Milgrom（1991）。

第六章 身份与教育经济学

从1969年到1971年，纽约州北部的一所高中发生了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的暴动，导致所有的课堂教学暂时中断。[1]在1959~1970年的近10个学年中，该所学校分别停课10次。当前的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如此多次的停课。经济学理论经常指导我们去寻找的那些因素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预算没有削减，教师数量或质量没有下降，学校设施没有损坏，学生毕业的经济激励也没有任何改变。[2]正如经济学对工作激励和组织激励的研究无法解释西点军校的入校仪式那样，它们也无法解释汉密尔顿高中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这些表明，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教育的身份经济学理论。[3]

在这一章里，我们把身份纳入教育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学生都想和他们的同伴及所属的社会机构——学校——保持一致。身份因素为回答如下问题提供了新视野：是什么让学校有效运行；学校的改革方案为什么成功或失败？学生为什么要上学，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需求”？目前的教育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把学生描述成理性的决策者，他们会掂量上学读书的成本与收益。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把学校视为一家工厂，教材、实验室、学校建筑、教师以及学生自身的天资和家庭背景，都是生产的投入。生产率或高或低的工人，就是“人力资源”产出。这样的观点，忽略了学生重视自己在学校的社会地位这一事实，也忽略了他们如何与同伴融洽相处的行为。学校绝不只是传授技能的机械工厂；相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教育学家倒认为，学校是带有社会目标的机构。他们不仅传授技能，还灌输规范，告诉学生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些理想影响学生在校就读的时间，也影响他们在学校能学到多少东西。

无论是在私立学校、宗教学校还是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都明确规定了这些理想。许多公立学校也是如此。只不过，很多的学校规范并没有明文公示，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含蓄地传达出来。学校的例行程序，如班主任公告、班会、动员大会，还有教室里、走廊上以及体育馆内的日常交往，都能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人和行为才受欢迎。经过一个学年的相处，每位学生都会目睹大量的事情，以及老师和校长的反应——他们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些都表示出对各种行为的赞同、反对或漠视。

杰拉尔德·格兰特（Gerald Grant）的著作《我们在汉密尔顿高中创造的世界》，揭示了该中学发生骚乱的内部情况。他的描述以及其他相关报告，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相应的背景材料，揭示出教师、校长、学生各方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规范和理想是如何传递的。

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汉密尔顿高中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一所高中。校长认为，他的工作是“坚持中产阶级的礼貌和相互尊重，注重大学预科课程，并在汉密尔顿地区培养优秀人才”。[4]该校学生的常规学校活动有：办报纸、参加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兄弟会或女生联谊会、女子俱乐部及无伴奏合唱队等。

到了1969年，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一纸法院命令要求汉密尔顿市整合学校，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转入了汉密尔顿高中。日常冲突随即爆发。黑人学生及其家长指责白人学生和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工作人员，抱怨学校规章制度的应用有失公平。格兰特举例说明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何演变成微妙的公开对立。他用一位老师与黑人学生的课堂交流作为典型事例：

老师（对黑人学生说）：请你坐下，不要再说话了。

黑人学生：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借到铅笔和纸做课堂测验。

老师：要知道你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学生：但是如果我没有测验用的纸，你会给我零分。

老师（有些不耐烦）：坐下。你应该带这些东西来上课，或者在课前就借好。

学生（嗓门提高了）：你为什么要针对我？怎么你就不说说那些也借纸张的白人学生。[5]

学生与老师以及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在学校后面举办的一场兄弟会集会上，当白人学生冲着一群黑人学生说“滚出我们的学校”时，暴乱终于发生了。在接下来的周一，一些新学生摧毁了学校的餐厅。大家平静一段时间后，一位化学老师总结了学生们的感受：“黑人学生是对他们受到的待遇做出反应。要知道，就像那些白人教师并不真正关心我一样……他没教给我什么东西。每天只是发讲义或放幻灯片。老师还可能公开或隐讳地发表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当时的校长后来概括道：“（学校）给他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他们不属于这所学校。”[6]

虽然法院下令安排校车，使汉密尔顿高中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自奥古斯特·霍林斯赫德的《榆城青年》和詹姆斯·柯尔曼的《青少年团体》以来的研究工作表明，在美国高中里，学生社团无处不在。青少年加入这些社团中，他们的团队规范就成为他们在学校中的理想。[7]柯尔曼写到，学校的社会结构是成人社会的一个镜像，只是有些变形，就像“一面哈哈镜”。[8]汉密尔顿高中发生的种族分裂，反映了成人社会结构的扭曲。

柯尔曼运用巧妙的面谈技巧，询问“领导群体”需要什么样的特质，诱导不同学校的学生说出他们的规范。佩内洛普·埃克特后期的人种志研究《乔克派和颓废派》（Jocks and Burnouts），展示了底特律郊外一所高中的学生，如何在走廊及教室里展现他们的规范。那所学校的两个群体，行为方式极其不同，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乔克派身着粉色衣服，颓废派则着深色服装；颓废派抽烟，乔克派禁烟；乔克派把物品挂在储物柜边上，而不挂在院子里；颓废派则不用储物柜，而是把物品挂在院子里。[9]两个群体表现出的最根本差异是：乔克派接受学校的权威，而颓废派则拒绝接受。我们的理论很强调这样的差异。

约翰·毕肖普和迈克尔·毕肖普最近的论文将这些论点又推进了一步。[10]他们观察到，那些挑战领导群体的学生都遭到嘲弄和欺负。学生是特别脆弱的，因为大家想成为受欢迎的人，而这需要得到领导群体的认可与接受。[11]领导群体的绝对优势使他们能够占据关键位置，其他人则必须完全绕道而行。在埃克特描写的学校里，乔克派控制了学校主要走廊上的储物柜区域，颓废派则迂回占领学校的庭院。[12]

为什么颓废派采取这样的行为？在另一部典型的学校人种志著作，即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中，作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13]从1972年到1975年，威利斯研究了英国的一所学校。对威利斯来说，该学校本身就是一个机构，体现了一套规范。注重秩序与纪律的教师传递了这种规范。同时，倡导“改革”青年工人阶层的学校当局也传达了这类规范。威利斯追踪研究了一组青少年在校内外的日常活动，他的研究报告给出了这组青少年对学校信息所作出的反应。这组青少年把自己称为“小伙子们”。他们让自己截然有别于“耳油们”（ear'oles），因为“耳油们”只会安静地坐着听讲，做要求他们做的事。那帮小伙子不断打破校规，喝酒、抽烟、扰乱课堂秩序，尤其喜欢制造“搞笑表演”（即上演一出令人讨厌的恶作剧）。他们的服装显示出性成熟，正如以吸烟和喝酒来表示他们抗拒有关校规一样。毕业前夕，小伙子们在午餐时间去酒吧喝了个酩酊大醉，方才回到学校，以致学校领导拒绝让他们毕业。老师们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小伙子不肯等到晚上再去狂欢，这样至少可以毕业。而这种不理解，恰恰反映了学校工作人员与这些小伙子们所持的理想截然不同。如果那帮孩子等到晚上，那么狂欢就无法表现出它的意图了，这可是小伙子们的最后一场“搞笑表演”。

其他人种志研究显示，这样的小伙子们并不是唯一的。道格拉斯·福莱研究了西得克萨斯的一所高中，讲述了一群墨西哥裔美国青少年类似的故事。[14]他与几个“光头佬”男孩一起搭便车去看一场客场足球赛。[15]路上，这群男孩点燃大麻烟，讨论起他们的计划，说什么要追求当地女孩、挑起与当地青年的斗殴等。他们的目的是要搅乱“一件体面的事情，使它变得粗俗、叛逆以及了不起”。[16]就像小伙子们用反对吸烟酗酒的校规来反衬其行为举止一样，这群光头佬利用学校关注足球比赛来反衬他们的行为。

威利斯和福莱认为，并非巧合的是，小伙子们和光头佬都来自工薪阶层家庭。对这些青少年来说，学校是在侮辱他们。10年后，唯一一个闯入中产阶级的光头佬对福莱谈起他的高中经历。他说到了他和朋友们对学校、对老师以及对学校里的社会分化的愤怒：“我们真的为老师对待我们的方式感到愤怒。他们看不起我们，从来没真正试着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聪明的孩子，但我们从没想过学校要为我们做些什么……我觉得，我们属于暴力男子汉类型。他们（那些老师）只会操纵学校里的书呆子和书本。我们与那些书呆子和乔克派学生之间是完全隔离的。”[17]

学生与学校的身份模型

根据这些观察资料，我们运用第三章里的步骤，为学生和学校建立一个基本理论。如前所示，我们给一个样板经济学模型加入三种身份因素。

第一步：在样板模型中，学生面临着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成本包括学业上的努力、放弃的工资以及其他费用。收益是未来的较高工资。

第二步：加入三种身份因素。

社会类型。学生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根据埃克特的研究题目，我们假设存在两种社会类型：乔克派和颓废派。用我们在组织分析中的术语，也可以称他们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当然，关于学校的各种研究描述了很多的学生类型，同时还有一些不适用或不属于任何类型的学生。在分析中加入这些复杂因素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结论。

在模型中，学生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比如父母的收入不同、学生自身的运动能力不同，等等。学生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选择他们的群体。

规范与理想。乔克派应该长相较好，衣着得当，男孩喜欢运动。颓废派与乔克派刚好相反：他们穿着与乔克派不同类型的衣服，并且回避各种运动。至于学业，乔克派学生一般会努力学习（但不像书呆子那么多，在我们的扩展版理论中，书呆子类学生可以作为第三类型）；而颓废派在学业上付出的努力极小。

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因为乔克派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只要他是乔克派的一员，就有较高的身份效用。但是这种身份效用取决于学生适合乔克派理想的程度。一位并不符合团队理想的学生如果仍然试图适应团队（孩子们有时候会称之为“崇拜者”），他就会遭受身份效用损失。另外，只要学生投入的努力背离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也将获得或损失身份效用。因此，如果乔克派做太多或过少的功课，他们就会损失效用；颓废派则会因为努力程度大于最小努力而遭受效用损失。

该模型的“解”不仅给出了学生的决策——当乔克派还是颓废派，在学校是否要努力学习；还给出了学校管理人员改变规范和理想的决策。学生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权衡：在选择乔克派或颓废派时，学生们会比较乔克派身份带来的收益，其中包括经济回报、努力适应该身份而遭受的效用损失。乔克派和颓废派的相应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理想。因此，这种选择将决定他们在学校里要付出的努力。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学生们会在乔克派和颓废派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模型仍然认为这种选择是很受限制的。例如，在外形或社会地位方面并不符合乔克派形象的学生，通常很难适应乔克派身份。来自不同民族或种族背景的学生，不论他们多么渴望，也可能无法适应那种理想。那些没能适应乔克派理想的学生就有两个糟糕的选择：他们或者选择成为乔克派，并承担无法真正适应的后果；或者成为颓废派。

我们的模型表明：首先，教育的经济回报（高工资、较舒适的工作等）可能是在校生努力学习的一个弱决定因素；而身份因素可能非常重要。当乔克派理想难以适应，更多学生选择成为颓废派。他们极少为最优经济回报付出努力，因此增加未来工资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由此，我们的模型清晰地刻画了那些对学习不上心的在校青少年学生。颓废派还会提前辍学，放弃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

模型的“解”还描述了学校管理层的关键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管理者也许能够影响一个学生成为乔克派的意义所在。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支持体育项目或其他活动来影响内部人的理想。管理层同样面临着权衡：他们可以尝试改变理想，使那些认同学校的学生在课业上投入更多努力，从而产生更高的学术标准，让那些适应的学生学到更多东西。但是，这种强制改变也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学生变得反叛并成为颓废派。

模型与证据：从汉密尔顿高中到购物城高中[0]

上述模型的有效性在有关学校的各种研究中得到证实，因此，该模型背后的理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教育。

汉密尔顿高中出现的混乱正好与模型的预测相符。汉密尔顿高中出现的问题是学校每天竭力维持秩序的一种极端情况。理查德·埃维哈特、威利斯、福莱、路易斯·魏斯等人都极为相似地描述了学生大范围或小范围地反对教师权威、扰乱课堂秩序及学校日常规则。[18]当学生不认同学校，不接受它的权威时，读书学习的氛围就难以形成。

在新生涌入学校之前，汉密尔顿高中的管理层就已经调整了学校的理想，试图平衡学业成绩和学生颓废化之间的关系。然而，那个理想可能适合以前的学生，但并不适合新来的学生。黑人学生就不适应该校的理想。他们宁可成为颓废派，扰乱学校，也不愿意努力变成乔克派。就这样，在几年时间里，该所学校多次停课，每次停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由于该校针对新的多元化学生群体进行了调整，它沿着我们模型所预测的路线发生了变化。以希腊字母命名的俱乐部和无伴奏合唱队消失了。汉密尔顿高中焕然一新，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宽容，以及学生有选择权。

20世纪70年代，和美国其他学校一样，汉密尔顿高中的学生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教师代行家长之责和学校理想不容置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规则基本上消除了教师执行学术教育及其他行为标准的权威。1972年颁行的仲裁准则规定：“如果教员恣意把他个人的道德、社会或政治价值观强加给学生，”[19]学生就可以启动申诉程序。教师极少有机会在课堂内外纠正学生的行为。当老师向经常迟到的学生询问原因时，家长的反应是，“别因为你是中产阶级闲得慌了，就来担忧我的孩子”。[20]如果教师认为学生有作弊行为或其他违规行为，就不得不向校长、家长甚至律师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学生获得了自己选择课程的权利。学校实行多选修课程制度；毕业所需的18个学分中，只有10个学分是必修课程。正式的学业跟踪被淘汰，代之以学生的自我跟踪。那些对学术有兴趣的学生寻找最好的老师，而其他学生则可以选择不具挑战性的课程。随着学校采用了这种更自由放任的政策，麻烦也跟着平息了。学习的氛围又开始出现，但以前的标准不再适用。

如格兰特所述，面貌一新的汉密尔顿高中就像阿瑟·鲍威尔等人在《购物城高中》一书中描绘的美国多元化高中。他们所描绘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高中，就像汉密尔顿高中一样，可能不只是60年代社会变化的结果。[21]它也是20世纪早期美国学校持续民主化运动的产物。其中的变化之一，就是为那些不上大学的学生引进“生活技能”类课程，即所谓的“为人生做准备”。[22]

我们的模型描绘出一个新的购物城高中。在我们叙述的扩展模型里，学校可以不强加统一的理想。相反，就像在商城购物一样，学生能选择他们想要的理想。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军乐队队员，学校里就有个乐队等着你；如果你要当个书呆子，学校备有高级进修课程及国际象棋俱乐部；而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学，也会有什么都不用学的班级。鲍威尔等人列举了教师与学生隐含合约的例子：“我不教授任何东西，你也不学习任何东西。”这样的班级就在打发时间，有时还显得有些搞笑。通过给学生选择权，学校能让更多学生感觉自己是内部人，从而避免了混乱。

购物城高中可能是个快乐之地，也可能不是；但它肯定是个不负责任的学校。大多数教育改革者认为，高中的职责并不在于给学生想要的东西，而是告诉他们需要什么。根据这个观点，公立高中就把学生现行的目标作为学校本身的目标。教育评论家认为，大多数学生不重视学业成就，这是美国学校质量平庸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证据，他们列举了美国学校在国际比较测验中的欠佳表现。

奇迹学校与学校改革

有那么一些学校，由于实施了不同类型的改革，被作为成功范例受到广泛研究。我们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寻常的特殊学校，看它们的成败有多少符合我们的模型，以此进一步检验模型的适用性。

让我们从纽约中央公园东方小学和中学的改革开始探讨。这些学校无疑获得了成功。在纽约东哈莱姆社区，18岁男生更可能进监狱而不是上大学，可中央公园东方中学（CPESS）几乎没有辍学现象；它把90%的毕业生都送进了大学。[23]该学校与邻近地区学校的差别如此之大，绝不是忧心忡忡的家长的选择偏向所能解释的。

资料显示，它的成功在于学生和老师都认同学校及学校的办学理想。而这种认同绝非偶然。从一开始，学校的管理层就着手创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新型学校。在那些混乱不堪的社区中，学校犹如一块圣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可以远离社区的不良影响。在该校的创始人德博拉·迈耶看来，树立新的社会类型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他宣称：“我们毫不犹豫地追求与众不同。”[24]

不同寻常的教育方法及教学安排，是学校群体认同的基础。该校的全部课程设置由学生自己来定度。在中央公园东方中学，学生们系统性地使用“五种思维习惯”来剖析自己的想法。这五个习惯要求学生提出并回答如下问题：“如何认知事物？”“谁在说话？”“事情发生的因果？”“事情可能会有怎样的不同？”“谁会在乎？”[25]学校的其他做法也帮助学生认同彼此，认同学校。学校是一个小整体，有各种小班级。这种班级结构旨在鼓励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起亲密友好的关系。老师和同一班级的学生相处时间超过一学年；在大多数高中，高年级一般都有专科教师，与此不同，中央公园东方中学的高年级教师要对同一拨学生教授一门以上的科目。教学强调学生的思想、学生的演讲与科研项目，学校还十分看重开放式的教师—家长会，这类会议的时间往往很长。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所有学生都感觉自己是学校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詹姆斯·科默的著作《学校权力》介绍了另一个基于身份的学校改革实例。[26]科默说，他刚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个贫困地区的鲍德温小学时，感到吃惊。该校老师根本无法建立起秩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跑，他们大喊大叫，对老师直呼其名。[27]5年后，在科默的指导下，全校秩序井然。《学校权力》的封面展示了一个班级，所有学生着装整齐，坐在自己的课桌旁，微笑地举着手。[28]

科默说，当他看到一名学生在操场为阻止斗殴说“我们不要在学校里这样做”时，他知道自己的教育方案成功了。[29]那个孩子已经认识到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我们”存在，并把自己的群体与学校的规范联系在一起。这种认同是如何达成的？科默与学校的四类成员——学生、教师、管理人员以及家长——共同合作，以确保每一方都了解其他人的目标。他意识到，正如威利斯、福莱和其他人观察到的那样，对学校的许多愤怒可能来自外部成人世界的社会分化。因此，科默致力于鼓励家长的参与。老师们定期与每个孩子的家长广泛交流，帮助他们明白，老师是他们子女的盟友而非敌人。

鲍德温小学的纪律程序也促进了学校价值观的内化，例如，对一个愤怒的五年级学生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男孩因用皮带攻击一个比他小的孩子而受到处分。但学校并不是简单地惩罚那个行为失当的学生，受过培训、懂得寻找不良行为原因的老师从那个男孩口中得知，因为监狱拒绝让他父亲出来过圣诞节，所以他感到很沮丧。那位老师协助他给父亲写了信，同时也让他明白，他的私人问题并没有赋予他权利把情绪发泄在其他孩子身上。[30]也就是说，孩子们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懂得他们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则。与购物城高中的消极应对相反，科默的教育方案积极推动了一种重视学业与学校的身份和规范。

有人可能会赞同另一种学校改革：核心知识学校。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类学校的方法实际上是相似的。在这些学校，全部课程就是传授“核心知识”，教育改革者唐纳德·赫什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知识。该课程被用做一个统一的概念（unifying concept），这个概念可以促成成人和儿童的学习型社会。[31]学习知识的结构化方法也涉及严格对待学生的行为举止。科罗拉多州帕克核心知识特设学校强制要求严谨的着装。学校甚至规定，袜子的颜色“必须与校服协调一致”。其纪律也同样严格：学生和家长必须签署一项遵守学校准则的协议。[32]这其实就是纪律界定群体这一方式的另一个例子。[33]

虽然核心知识教学法与中央公园东方中学及西奥多锡泽（Theodore Sizer）精英学校附属联盟的教学方法并不相容，但它们全都基于相同的动机理论。成功的学校积极设计出学生们的身份和规范。核心知识学校告诉学生，从掌握结构化的课程知识到匹配他们的袜子，他们都应该受到纪律约束。而另外的那些学校则告诉学生，从个人计划的实施到五种思维习惯的系统实践，他们应该是独立的思想者。无论哪种情况，虽然其方式并不相同，但学校都已承担起责任，告诉学生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如何行为。中央公园东方中学通过创造出“学校就像家”的感情来完成此责任。在鲍德温小学，科默提到他如何与学校的四类主要成员共同工作，以创造出同样的情感。而由于身份与服装、自我呈现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认为，核心知识学校甚至对学生们的袜子类型都有规定，这也绝非偶然。

学者们在描述这些学校以及它们如何运作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主要着眼于阐述这些学校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我们可以不停地问更多的问题），然而，这些阐述并没有告诉我们学生的心路历程。但是，柯尔曼以及毕肖普等人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改革能够如此成功：学生在教室里发生的预期变化，以及在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有一种次生效应（secondary effect）。它们改变了领导群体的成员们的行为观念。这反过来又影响学生彼此之间的行为，包括是否要嘲笑和欺负别人。

私立与公立学校

我们的理论还诠释了美国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关键区别。购物城高中的创办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教育评论家都曾嘲笑公立学校，认为他们没能教会学生做应该做的事情。相反，安东尼·布雷克与他的合作者引证了天主教学校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清晰地说明了学校对学生的期望：一个学生“应当具备一些显著特点：才思敏捷……充满爱心……有个人信仰……（以及）致力于伸张正义”[34]。每一种优良品质都有具体的说明。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促成这些规范呢？是教师们共同担负起塑造学生性格的责任。在理想的天主教学校里，老师应该参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35]早上担任英语教学的老师，很可能又是午餐时间的辅导员或下午的足球教练。[36]广泛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包括有大部分学生参加的运动队及共同的宗教活动等，都可以培育群体意识。这样的团体不仅影响了学校的领导群体，还能抵制他们仗势欺人。

天主教学校为教育学生做了更出色的工作吗？对此我们并不能肯定，因为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的家长可能和其他的家长有所不同，统计学家无法观察到这种差异。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就是天主教学校的学生不太可能辍学，而且更有可能进入四年制的大学继续读书。泰博等人研究了一个学生样本，样本人群都是天主教学校八年级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继续念天主教高中，另外一部分人则转到公立学校。泰博等人试图以这项研究来说明有关选择偏差的问题。[37]进入高中之前，这两组学生在所有可观察到的方面都是相似的。然而，那些继续留在天主教学校的学生有更大的机会毕业并考上大学。[38]

从他们的样本中得到的原始统计数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转去公立学校的学生有15%读到十年级时就辍学了，而留在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只有2%的辍学率。类似的差异适用于一个城市未成年人的子样本。[39]这似乎表明，一旦你进了天主教学校，就会被留在学校直至毕业。[40]

种族与学校教育

本章还要特别分析有关种族差异的问题。三项统计数据足以说明美国教育中的种族断层线：黑人学生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学生高50%。[41]黑人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学生低40%。[42]在国家标准学业测试（全国教育进展评估）中，黑人学生数学和阅读的中位数成绩几乎比白人学生的中位数成绩整整低一个标准差。[43]为什么差距如此巨大，而且如此持久？

标准的教育经济学模型显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具有同样技能的非裔美国学生比白人获得的工资低，那么他们就没有多大动力在校努力学习。[44]第二，如果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学校只有较少的资源，学生努力学习的激励还是较弱。即使学生会努力，但是，如果化学实验室里没有设备，他们仍然很难学到相关的科学方法。第三，从历史上看，非裔美国学生的父母已经被剥夺了教育，这使他们在学业上很难帮助自己的子女。

以上三个原因造成了种族之间的巨大差距。然而，对学校运行的密切观察表明，还有第四个原因。学校的惯例和课程经常给黑人学生传递如下信息：他们及他们的背景有问题。莉萨·德尔皮给出了一个生动而敏感的例子，说明了教师对标准英语优越性的认定会如何（无意中）伤害非裔美国儿童。在一次朗读课上，有个女生把课文中的句子“昨天，我洗了brother（兄弟）的clothes（衣服）”读成“昨天我洗了bruvver（兄弟）的close（关闭）”。老师纠正了她的错误。但是，该学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比朗读更复杂的努力：她把那个句子用自己的方言翻译了出来。然而这非但没有得到表扬，还被告知自己犯了错误。[45]

另外还有一个不太敏感的例子，但它仍是一个缩影，再次说明交流方式确实会令非裔学生感受到“我们”与管理学校的“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加州的伯克利市，是极其自由的一座城市，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可以算是美国种族最融合的城市之一。因此，安·弗格森对伯克利中学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研究就特别能说明问题。[46]这所学校有两类学生：高收入家庭学生，主要是白人及亚洲学生；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主要是黑人及拉美裔学生。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和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对恰当的行为举止无法达成共识。认为维持秩序是分内职责的学校老师和管理者，总是赞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的行为标准：他们把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贴上“坏孩子”的标签，并对他们施以严厉处罚。

作为例子，弗格森叙述了一起事件。如果此类事件反复发生，却没有演变成深切的悲剧，这倒是个有趣的现象。弗格森当时正站在楼梯上和副校长说话，一群少数族裔女生正好下课经过，她们的大声交谈令那位副校长十分恼怒。其中一位女生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说着什么。这名副校长就质问她：“这就是你在公共场合应有的行为吗？”随后，命令她来回爬楼梯。这位女生一本正经地爬着楼梯，不过行为略带幽默感。那位副校长认为，这是无礼的举动（可能也是如此），于是就让这位女生在他的办公室待了一天。[47]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我们前面的话来说，作为内部人，那位副校长肩负着维护学习秩序的使命，他没有看到学生挑战行为中的幽默感，而是坚持认为（哪怕就一会儿）她是个不尊重校长权威的外部人。

弗格森认为，如果是一个白人小孩，她就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换言之，那位副校长不会把大声聊天看作是不守纪律。一个能更好地适应学校内部人理想的白人学生，也绝少会作出如此大胆无礼的回应。那位副校长也就不会轻易地做出严厉的惩罚。对那些在他看来是内部人的白人学生来说，他甚至可能觉得同样的无礼举止只是滑稽可笑的行为。他惩罚那个女生，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认为，那位女生表现得像个外部人而已？谁知道呢！这所学校经常发生类似的小误会。

是不是很难相信，这类事情会影响到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并塑造主要群体的规范？我们不能确认，这种事件是否令黑人学生产生了“对抗文化”；但我们的确知道，黑人与白人学生的学业差距很大，而监狱里的年轻非裔美国人也多得不成比例。更具体地说，我们知道，伯克利高中种族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学校的部分设施甚至被蓄意烧毁。

我们这套关于学校如何处理多样性的理论解释了一个奇怪的经验悖论。如果黑人学生被学校的文化激怒，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对入校读书的态度比白人学生的差。但证据显示，情况恰恰相反。菲利普·库克和延斯·路德维希指出，黑人对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从高中、大学等毕业）、入学率和努力都与非拉美裔白人一样。[48]针对美国劳工部的《高中与超越》一书中随机抽样调查的问题，我们汇总了学生的回答；这些调查结果显示，实际上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对学校怀有更好的态度。平均而言，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更有可能不“害怕”英语或数学课，更容易认识到学校的“优良”校风，更容易表现出“自我肯定的态度”，而且他们更可能“愿意在校努力学习”。[49]这些研究结果似乎与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巨大而又持久的学业差距相矛盾。

为什么黑人对学校的态度看起来比白人的更好，可是学业却比他们差？我们的理论对此做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总的来说，黑人和白人入读的学校并不相同。学校会根据他们各自的学生团体来调整课程及理想。学生应该看海明威的书还是应该看托妮·莫里森的？拥有大多数黑人（或白人）学生的学校，会迎合学生们的口味。因此，在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校，黑人学生更可能“害怕”英语和数学课；反过来对白人学生而言也是一样。我们的研究结果准确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事实上，在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里就读的黑人学生，比那些在全黑人学校里的黑人学生更可能惧怕英语和数学课。[50]相应的，白人学生在几乎全是黑人的学校里，也更可能畏惧英语，而且比那些在全是白人的学校里就读的白人学生更有可能害怕数学（虽然这个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51]

身份经济学与教育需求及供给

教育需求。在这一节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动机上。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并非都是为了金钱。身份经济学促使我们详细说明这些动机，并向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以把这些动机带进实际生活。学生如何看待在学校里的自己，即他的社会类型是什么？他认为在学校里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即他的规范和理想是什么？如果偏离了这些规范他将遭受什么损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确定教育需求方面（即在校就读多长时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是未来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教育需求最终决定了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

教育供给。大多数正规教育都在学校，学校也是一种组织。第五章已经阐明，教师及管理人员的身份和动机是一所学校成功运行的关键。因此，身份经济学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供给。从我们在学校内部的所见所闻来看，有效的教育供给不仅取决于配置给学校的资源水平，还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例如，人们一直十分关注教师的素质。继汉纳谢克的早期研究后，史蒂文·里夫金、埃里克·汉纳谢克、约翰·卡因发现，学生的学习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老师。[52]通过对得克萨斯州师生匹配的一个大型数据库的研究，他们发现一些老师始终比其他老师更有成效。他们由此认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仅是受教育程度的关键；而且，如果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更好的老师，那么高、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考试成绩上的差距将有可能大幅缩小。[53]我们的分析为他们认为教师重要的结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有些老师的教学也许更有效，因此学生认同他们、认同学校。当然，对管理人员而言，也是如此。德博拉·迈耶和詹姆斯·科默并不只是发现了管理低成绩学生的灵丹妙药，他们和全体工作人员还极其有效地改变了学生的自我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方法，利用丰富的资源创造了奇迹。

当然，这个奇迹还有赖于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学校及其使命的认同。在中央公园东方中学，教师和校长都一致认同学校的目标，那些由他们创造出来的目标。安东尼·布雷克描述的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与购物城高中里典型的闲散教师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解释天主教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上，教师认同学校使命的程度与学生的不同学习动机一样重要。借鉴第五章的结论，一个把自己当成内部人的教师会投入较高努力；而一个觉得自己是外部人的老师，就会像斯塔兹·特克尔报告里的那位迈克，投入较低努力，还可能会给其他教师及学校管理制造麻烦。

身份、学校目标以及择校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也有自己的偏好，我们假设一所学校的目标是最大化学生的技能和未来收入。然而，技能的传授只是学校以及家长选择哪所学校的目标之一。例如，宗教学校就经常避开经济目标而代之以宗教目标。学校的主要职责，也许是区分受惩罚的人和被拯救的人，正如贝瑟尼浸会学校校长艾伦·佩什金的人种志研究所述：“魔鬼们正追逐着我们的孩子”。[54]类似的愿望也隐藏在由教育券支持的私立学校中［这些院校是在“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之后（违宪）建立起来的］。[55]公立学校的目标与课程是学校董事会的产物，因此，这些学校的性质及它们的理想，可能源于某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特许学校也呼吁在辖区内建立特定的社区。至于家庭学校是一种定制式的学校。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身份和学校目标在各种择校的争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即使是在“择校是否会提高学生技能”这样的狭窄问题上，身份也是核心因素。家长们可以根据学校的使命来择校，以便使这些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成为内部人，而内部人的成绩会高于学校希望学生能达到的成绩。

[1] Grant（1988）。

[2] 同伴效应不能解释为什么原来的学生和新入校学生的成绩都有所下降。相反，它们会预测原来学生的成绩将有所下降而新入校学生的成绩将提高，见Epple和Romano（1998）。

[3]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John Bishop和Michael Bishop（2007）的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4] Grant（1988，第241页）。

[5] Grant（1988，第36页）。

[6] Grant（1988，第35页、第38页）。

[7] Hollingshead（1949）；Coleman（1961）。

[8] 见Coleman（1961年，第42~43页）。

[9] 见Eckert（1989年，第50页开始及其后）。

[10] Bishop和Bishop（2007）。

[11] Harris（1998）。

[12] Eckert（1989，第51页、第53~54页）。

[13] Willis（1977）。

[14] Foley（1990）。有关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事例，也可参见Valenzuela（1999）。Fordham（1996）提供了有关非裔美国学生的研究。

[15] Foley（2001，第36页）把vatos译为“酷帅哥”。

[16] Foley（1990，第58页）。

[17] Foley（1990，第139~140页）。

[0] shopping mall high school，意指学生在学校里可以像我们在商城购物一样，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课程，选择努力学习或不努力学习，等等。——译者注

[18] Everhart（1983）；Willis（1977）；Weiss（1990）。

[19] 这些指导方针在发放给学生的权利概述手册中均有说明。Grant（1988，第53页）。

[20] Grant（1988，第54页）。

[21] Powell、Farrar和Cohen（1985）。

[22] 见Goldin和Katz（1997）。这一辩论详细记载于Krug（1964，1972）。Ravitch（1983，第46页）严厉批评那些全力拥护非传统高中课程的激进教育家，并且强调与健康、职业、家庭及社区生活有关的生活技能。

[23] 实际上，这所学校已被称为“东哈莱姆的奇迹”（Fliegel，1993）。

[24] Meier（1995，第30页）。

[25] Meier（1995，第50页）。

[26] 中央公园东方学校就是学校违纪惩戒程序划定社区的另一个实例。因不端行为而被送到主任办公室的学生，将在老师指导下通过五种思维习惯来解决相应的问题（Meier，1995，第50页）。如果学生还没有认同学校及学校的戒律，那么这种方法将是无效的。

[27] Comer（1980，第76页）。

[28] 虽然评估数据似乎相对较少，但学生的学习成绩已经显著提高，见Comer（1980，第74页）。

[29] Comer（1988，第219页）。

[30] Comer（1980，第118页）。

[31] 见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关于核心知识”。

[32] 见Parker Core Knowledge School，“着装准则”。

[33] 在一篇有关核心知识学校历史的早期文章中，Datnow、Borman和Stringfield（2000）发现，在核心知识学校，阅读和数学成绩有所改善，而知识得分相对于可比学校来说有显著提高。核心知识基金会网站列举了成功的证据。例如，在科罗拉多州，核心知识学校的学生尤其受欢迎，他们的测验成绩总体上比整个州的成绩要高。见核心知识基金会的“核心知识调查”。但在这方面，正如其他研究所引用的，很可能存在相当大的选择偏向。除了这些来源外，似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核心知识学校是相对成功还是失败。

[34] 见Bryk等人（1993，第146页）。

[35] Bryk等（1993，第141页）：“教师表达出一种渗入学生生活的兴趣，从课堂延伸至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某些情况下甚至延伸到学生的家庭和家人。”

[36] Bryk等（1993，第141页）。

[37] Altonji、Elder和Taber（2003）。

[38] Altonji、Elder和Taber（2003）对选择偏向做了修正，通过可观测的偏向校正了不可观测的偏向。

[39] 见Altonji、Elder和Taber（2003，表1和表2，最后一行）。

[40] Evans和Schwab（1995）已经提出了类似结论。一个有趣的难题是，在天主教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成绩差距明显要小得多（见Altonji、Elder和Taber，2003年）。原因可能是，天主教学校的老师比公立学校的老师有更少理由为考试而教学。而如果天主教学校里一个即将辍学的学生参加考试的机会更大，这又是一个偏差下降的原因。Neal（1997）发现，天主教学校非常有利于城市少数族裔，对他们来说，当地公立学校往往是质量特别低的学校。

[41] 见Kaufman、Alt和Chapman（2004，第iii页）。他们发现，2001年的辍学率中，16～24岁不上学及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里，白人占7.3%，非西班牙裔黑人占10.9%。

[42] 2002年25～29岁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中，29%是非西班牙裔白人，17%是黑人。见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

[43] 见Jencks和Phillips（1998，图1，第4页）。

[44] 更确切地说，如果回报率低，那么非裔美国人就会更早地离开学校。根据经验，我们看到非裔美国人的回报率其实是更高的。

[45] Delpit（1995，第58~59页）。

[46] A.Ferguson（2001）。

[47] A.Ferguson（2001，第64~65页）。

[48] Cook和Ludwig（1997）。

[49] Akerlof和Kranton（2002，表3，第1194~1195页）。

[50] Akerlof和Kranton（2002，表4，第1196页）。

[51] 我们认为，我们的模型不仅仅可以解释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如Ronald Ferguson（2001）观察到，在俄亥俄州Shaker Heights郊区，非裔美国学生在家庭作业上花费的时间比白人学生更多，但是仍不太可能完成功课；它也可以解释Fryer和Torelli（2005）的调查结果，在种族隔离学校，如白人学校，学生的知名度随着他的各科平均成绩（GPA）的增加而上升；但是在综合学校，当GPA上升到高于3.5时，知名度开始下降。Fryer和Torelli认为，这就是综合学校里的非裔美国学生因为“像个白人”而不受欢迎的证据。

[52] Hanushek（1986）总结后续的研究工作，包括他自己的研究。Ferguson（1998）也分析了白人/黑人考试分数有差距的原因。

[53] Rivkin、Hanushek和Kain（2005，第450页）。

[54] Peshkin（1986，第289页）。

[55] Henig（1993，第105~106页）。

第三篇 性别与种族

第七章 性别与工作

在美国，只有7%的护士是男性。由于护理行业中的男性太少，以致人们用“男护士”来形容他们。这个名词不仅描述了一种异常的统计现象，同时也揭示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并在讨论中的一个社会矛盾。在电影《拜见岳父大人》里，有一个令人惊愕的情节，就是女儿领回家的未婚夫竟是个男护士。如今，社会上有一些宣传男性护理的团体；《男性护理杂志》还提倡建立“友好男性”护士学校，并提供有关的技巧，指导人们如何驾驭这个以女性为主的职业。

关于男性或女性的优势，护理行业表现出的并不是例外而是一种规则。总体来说，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职业中工作。职业隔离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最顽固的特征之一。从20世纪初期直到1970年，美国有2/3的女性（或男性）本该转业，以平衡职业间的性别分布。1970～1990年，职业隔离有所下降，但在1990年仍然有一半以上（53%）的男性或女性本该转换工作，以达到合适的性别分布。[1]

如何解释美国的职业隔离及其趋势呢？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了几十年的调查；身份经济学随之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加强了当前的理论：比较优势、以偏好为基础的歧视以及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等。我们将在下文论述这些内容。身份解释了职业隔离的趋势，而且使我们可以对有关政策进行评估，尤其可以让我们全面研究各种有关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律。

我们的理论核心再次回到规范与偏好差异上。工人们可能各自喜欢某些类型的工作：或者特别擅长某项任务，或者在某个特定领域有特别的天赋。但我们的理论认为，一些工作适合女性，另一些则适合男性。这些就是职业规范。例如，根据1970年前后的职业规范，男人应该养家糊口，应该在建筑、工程及会计等行业工作；至于女性，如果她们要工作，就应该当护士、教师或秘书。

我们的身份模型来自观察。研究人员研究了律师事务所、医院、工厂及车间等工作场所；研究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方式、对工作的感受，以及他们对那些进入非传统行业的人士有何反应。

各类工作都有相应的标签，工作有男女之别。[2]因此，女核能工程师与女海员就显得很有争议，男护士和男秘书也同样如此。这些名称，部分与男性或女性的特质相对应。女性被认为是“温润的”、“耐心的”，这些特性使她们适合担任小学老师和护士。早在纺织是一个重要职业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女性有着“灵巧的手指”。与此相反，男性的相关特质，令他们适合于管理者、医生及飞行员等职位。

不论这种适宜性是否基于真正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应该做什么工作的刻板印象都能从这些联想中得到证实。譬如，认为女性在生理上不太适合科学及工程工作的观点，不仅是经过能干的统计人员检验过的天真假说。这些观点其实也隐含地把此类职业附加给男性，由此强化了一个社会规范，使女性无法进入科学领域工作。无论是否有生理上的差异，假定差异的存在为所谓的统计歧视提供了经济学依据。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

某些工作的语境从男性为主向女性为主的转变，进一步证明了性别与工作联想的突出特点。例如，在“二战”期间，为了使社会普遍接受女性应聘传统男性职业的现象，往往要经过官方的宣传以及通俗小说对女性的描写，来表明在工厂工作的女性无损女性气质。[3]此外，由于战时紧急情况，违反通常的性别规范也就无伤大雅了。

人种志研究表明，人们始终认为男性和女性有各自适合的工作。那些违反了这些规范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工作怀有矛盾的心理，而且很容易被骚扰甚至遭遇暴力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珍妮弗·皮尔斯花了15个月的时间，在旧金山港湾区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并见证了工作有男女之别的观念如何在工作场所发挥作用。[4]女律师们希望把自己看成女性，但她们面临着两难抉择：想当一名好律师意味着要“像男人一样”行事，也就是要“像英雄兰博那样”，“赶尽杀绝”、“大获全胜”，还要“有魅力”。在一部圣诞节滑稽短剧中，那名男性搭档迈克尔在他的权力范围内感到十分舒适；相反，短剧中的那位女性合伙人瑞秋，则无法决定自己究竟“要当男人还是女人”。[5]

许多作家都描写了女性从事“男性”工作时面临的困扰。男人有时会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女同事。这种反应揭示出的情绪，远不止早期歧视理论假定的厌恶与女性一起工作。在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担任输煤操作员的社会学家艾琳为此提供了第一手资料。[6]她只是稍微停留了一会，那些男同事就把她整个拎起来，来回抛掷，并企图把她推到煤炭传送带上。他们说这只不过是和她开个玩笑而已。

控告明尼苏达州埃弗莱斯矿业的那场骚扰官司，提供了更多的生动细节。1988年8月，员工洛伊丝·詹森与帕特里夏·科斯马奇依据《民权法》第七条，提出集体诉讼，控告埃弗莱斯矿业。她们指控说，自从她们和其他女性开始在矿山工作后，就遭受男同事的种种骚扰，而该公司对此负有相关责任。案件经过了三级法院审理，上诉法院总结了妇女们的证词：

在墙壁上、餐厅里、工具间、储物柜、办公桌及办公室内，到处是色情的涂鸦及海报。这些东西还出现在女性用的运输车里、电梯上、女士洗手间、部门邮件，以及公司公告板上……妇女们还描述了那些不受欢迎的触摸举动，包括轻抚、捏掐以及乱抓乱摸等。她们也揭发了一些针对个人的攻击性语言以及频繁出现的“通用”评论，如女性不属于矿山，不能与男人一起工作，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一些男职员用肢体行为骚扰女职员。在一次事件中，一位男员工自称与一名沉睡的女同事进行口交。[7]

在诉讼过程中，即使被告也一度承认那是不平等待遇，但辩称埃弗莱斯矿业是无罪的，因为那些待遇全是由较大的“钢铁采矿企业的文化”造成的。法院不为所动，判处埃弗莱斯矿业公司惩罚性赔偿。该公司提起上诉，并由另一个陪审团审判，最终以350万美元庭外和解收场。[8]

劳动力市场的身份模型

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一个工作场所中的性别理论。我们再次遵循第三章的步骤，确立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我们假定工人的效用函数包含三种身份因素。在这些效用函数中，工人会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其他人应该怎么做。在这里，工人的效用反映了性别与规范。

第一步：我们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样板模型开始。其中，企业愿意雇用工人来执行任务，因此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男性和女性愿意工作，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供给。有些男性和女性能比别人更好地完成工作，这一点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总体差别。劳动力市场样板模型至此即可建成。求解供给等于需求时的工资值，就能得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人数。

第二步：加入我们提出的三个身份因素：

社会类型。这里的社会类型只有男性和女性。

规范与理想。有些工作被标识为适合男性，即男性的工作。其他一些工作则被标识为女性的工作。

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女性从事男性的工作就会损失身份效用，而男性从事女性工作同样会遭受效用损失。另外，如果女性从事男性工作，男性也会损失身份效用，他们还会破坏女性的工作；这种破坏增加了使坏者的效用，但会导致所有人的较低生产率。

我们求解模型，找出劳动力供给等于需求时的工资值，以及不同工作岗位的男女就业人数。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雇主通常会雇用男性从事男性的工作，雇用女性从事女性的工作。而平均来说，在男性岗位上工作的女性，会比男性有更高的技能。尽管女性的技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但这种就业模式仍能使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因为他们支付较低的整体工资。公司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把男性和女性完全隔离开，从而避免任何打击报复及工作中断所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这一策略措施导致低效率的工人技能组合，但是由于隔离，所以没有因破坏而造成的生产率损失。最后，任何有竞争力的单个企业，都没有动力去改变全社会的性别规范，因为所有的优势都会在竞争中被削弱。

理论与证明

由于我们的模型建立在对工作场所中各种社会互动的观察之上，因此，该模型的结论与实际劳动力市场的模式相互吻合，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们的模型里，正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那样，就业模式反映了“女性工作”的刻板印象。妇女确实经常在“女性”职业内工作。秘书（200年女性比例为96.7%）们通常被称为“办公室妻子”。性别因素印刻在工作关系中。[9]人们觉得秘书就是要尊敬地为男上司服务，还得留心上司的个人需要。[10]照顾幼儿历来也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在2007年，97.3%的学前班和幼儿园教师，以及80.9%的小学、初中教师都是女性，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11]护士（93.0%是女性）应该富有同情心，能悉心照料病人，还要对医生（传统上多数是男性）毕恭毕敬。[12]

身份经济学及其新结论

加入性别规范后，身份经济学丰富了性别歧视理论，并得出了有关工作场所歧视与职业隔离的新结论。

一些早期的理论曾得出关于工资和女性就业问题的类似预测。在这些理论的第一种模型里（其前身是加里·贝克尔对种族歧视的研究），一些公司业主据说“讨厌”雇用女性。而在稍微复杂的模型里，公司老板对雇用女性并没有个人好恶，但男职员讨厌与女性一起工作。这样，公司必须给那些与女性一起工作的男职员付更高的工资。每位受聘的女性因此增加了公司的成本，从而使公司雇用更少的女性。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要么是工人获得较低的工资，从而为他们的偏见付出代价；要么是公司因为迁就工人的偏好，而被那些不雇用有性别歧视的工人的低成本公司所取代。

在这一流派的第二类理论中，男性和女性对在外工作有不同的喜好。就女性来说，她们是劳动力市场的“低级附属品”。[13]因为女性们对劳动力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她们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较少，而教育与技能的回报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能实现。这样，当女性最终获得那些只需较少投入的工作时，职业隔离也就产生了。[14]

第三类理论定位于统计歧视。雇主往往无法评估单个工人的技能。他们根据全体人员的平均技能做出招聘决定。当女性被认定（在该模型范畴内确实如此）具有更低的平均技能时，雇主会以更低的工资雇用更少的女性。

身份理论扩展了经济学家对歧视和职业隔离的认识。我们设定一套规范，规定了男性和女性的适当行为。在我们的模型中，男性总体上并不讨厌与女性一起工作；他们讨厌的是那些特定工作。这种说法来源于一个观察。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在一起工作；只是大家通常有不同的职业：女性是秘书，男性是老板。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导出了新的结论。首先，它提出有关职业隔离的另一种观点。我们的模型并不认为女性掌握的技能较少：而是认为女性为获得适合她们的就业技能，进行了相应的投资。因此，女性会进入教育学院而不是商学院接受教育。从更深层次上看，女性是劳动力市场的“低级附属品”这种看法，也许是广泛存在的性别规范所致。人们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看孩子，因此她们可以随意出入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则不然。[15]

其次，身份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仍然存在歧视和职业隔离。该理论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规范，它们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应该做相应的工作，而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和能力。各个自行其是的企业，没有很大的激励去改变全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规范。改变规范对各个企业来说，弊大于利。有竞争力的小企业只能从改变全社会性别规范的整体收益中获得一小部分收益。事实上，我们从埃弗莱斯案件中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论点。

但是，根据身份理论，改变整个社会的性别规范就是必要的。彻底纠正歧视的方法，就是要撕掉职业的性别标签，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所，这也是妇女运动的目的之一。我们的模型预测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许多影响。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将会提高；职业隔离现象将会减少。男性和女性在任何一个职业中的工作时间将趋于一致。更多女性会进入以往被视为“男性工作”的行业，而更多男性也会加入到传统上属于“女性工作”的行业中。所有这些结果都可以观察得到。妇女运动以及有关法律的修改，不是加里·贝克尔式竞争中的改变，已经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变化。[16]特定工作的性别关联减少了，这一点反映在语言变化中；职业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消防员这个英文词的拼写从原来的firemen变成了firefighters；警察则从policemen变成police officers；董事长也从chairmen简化成了chairs[0]。如今，女性的工作时间和男人的一样长。1968年，25岁以上的就业女性平均工作时间比男性的少3.3年；到了1998年，这一差距已缩小为0.4年。[17]职业中性别组合的变化，是1970～1990年间职业隔离减少的主要原因。[18]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在1970年没有女性参与的45个职业中，20年后仅有一个职业（搬砖工人、石匠及瓷砖镶嵌工的监事）的女性就业比例小于1%。[19]某些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女性已经大量渗入。1970年，只有24.6%的审计师和会计师是女性，而律师中女性只占4.5%。20年后，一半以上（52.7%）的审计师和会计师是女性。女律师的比例则增加了5倍以上（达到24.5%）。不仅女性在男性工作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了，男性在女性工作中的比例也同样在增大，尽管不太明显。[20]

传统的供给和需求理论告诉我们，市场的结果是由技术、市场结构、个人消费者和企业的效用及利润动机决定的。在三种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布的可能解释中，即技术、市场结构以及效用与利润，用排除法可以表明工人的效用是主要因素。当时的技术和市场结构并没有出现什么巨大变革，足以解释就业上的男女混合程度在增加。[21]而法律行动（稍后将讨论）也反映出这些规范的变化。

性别歧视法

美国的性别歧视法源自1964年的《民权法》第七条。该条文规定，雇主“在就业的……薪酬、条件、工作环境等方面……歧视任何个人；或因性别原因对雇员实施（不利的）限制、隔离或分类”，都属违法行为。[22]最基本的一点，这项法律禁止了加里·贝克尔理论中所表述的基于偏好的歧视。[23]法院还把第七条诠释为禁止性别统计歧视以及与性别相关的各种标准。在菲利普斯诉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一案中，公司很少聘用女性，因为其管理人员认为女性不太可能愿意坚守一份工作：她们很有可能会因为家庭义务而离开工作岗位。这种歧视性招聘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类观点就出现在有关统计歧视的经济学理论中。1971年，最高法院裁定这类歧视属非法行为：即使平均而言女性具有某些特征令她们成为不受欢迎的员工，根据某个群体的固有印象对待个别女性也是违法的。[24]

由于考虑了因工作性别组合而引致的性别歧视，我们的模型对《民权法》第七条就有了更广泛的解释。这种解释位于当前法律争议的最前沿，而且得到许多先例的支持。在迪亚兹诉泛美世界航空公司一案中，法院裁定其雇用中的性别排斥为非法行为。[25]该航空公司承认，他们禁止聘用男乘务员是因为女性在“非机械方面的工作”上更加出色。这种将工作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不允许的，因为女性特征被认为与“主要职责或提供的服务”毫不相关。[26]我们在引言中讨论的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案，就为禁止雇员晋升的性别歧视开创了先例。[27]

还有一些案件也涉及女性在从事“男性”工作时所受到的骚扰。伯克曼诉纽约市一案，让一个因工作不达标而被解雇的女消防员得以复职。[28]法院裁定，由于男同事的骚扰，才使她无法合格地完成工作。[29]维基·舒尔茨与凯瑟琳·弗兰克认为，任何因性别规范而产生的骚扰都带有歧视性的影响（这一点正如我们模型中所描述的），因而都违反了《民权法》第七条。[30]类似所谓“敌意工作环境”的泛泛解释则属例外。上文提到的詹森诉埃弗莱斯·塔科尼特有限公司一案，是第一例成功的集体诉讼案，其诉由就是控告该公司不制止其工作场所发生的性骚扰现象。据凯瑟琳·麦金农的观点，法官通常认为强迫的性行为是性骚扰的基本要素。[31]不过，性别歧视法律仍在不断变化之中。

性别、劳动供给与家庭

劳动力市场只是性别规范影响经济结果的主要场所之一。经济学家对家庭中发生的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夫妻俩如何分担家务以及养育儿女，他们如何决定谁应该出去工作以及工作多少时间等。[32]研究表明，性别规范会深远地影响劳动与闲暇的分配；而且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早就摒弃了对“单一模式”家庭的研究，在此类家庭模式中，夫妇俩只是简单地使联合效用最大化。例如，谢莉·伦德伯格与罗伯特·波拉克建立了夫妻分割家庭产出的策略谈判模型，其中性别规范决定了后备选项（fallback options）。[33]我们把身份经济学运用到家庭研究中，以令人满意地预测谁做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做多少工作。

家庭样板模型可以算是一种“比较优势”模型。相对擅长做家务的伴侣将留在家里干活，比较擅长挣取工资的伴侣则会出去工作。这个理论可以预测工作分工后的系统模式：在家干活较多的人在外工作相应就较少。

然而在美国，我们普遍观察到的并不是这种模式。女性即使在外工作时间更长且贡献大部分收入，她们还是要做更多的家务；而男人平均来说最多只做1/3的家务活。

身份模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果。我们采用样板经济学模型，并加入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类型。根据传统的性别规范，女性应该做家务。我们马上会看到，仍然是这些规范塑造了美国的家庭生活。在身份模型中，当女性或男性执行了与性别不相适宜的工作任务时，就会损失身份效用。因此，即使一位女性提供了大部分家庭收入，她还是得做更多的家务。

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明这种模式。接下来还要给出更详细的说明。不过，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些家庭，看看促成我们这套理论的规范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阿莉·霍克希尔德的《第二次转变》，描述了1980年至1988年他采访的旧金山湾区中产阶级夫妻家务分工的情况。虽然这些夫妇都吹嘘说他们平等分担了家务，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男人们在家里做了“男人的工作“（这是极少量的活儿），女人们做了“女人的工作”（这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活儿）。霍克希尔德举了霍尔茨一家的例子，这家人声称找到了一种平等分担家务的方法。伊万是家具推销员，负责屋子的下半部分（地下室和他的工具）的工作；他的妻子南希是全职持证社工，负责屋子的上半部分。至于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也遵循同样“平等”的分工：妻子照顾孩子，丈夫照顾狗。[34]

霍克希尔德的举例和我们的分析资料都表明，霍尔茨一家的做法符合美国家庭的模式。我们分析了《收入变化面板研究》中已婚夫妇分担家务的报告，其中也涉及他们分担的有薪工作。我们首先向夫妻双方提出如下问题[35]：“你（你的配偶）平均每周大约花费多少时间在家务上？具体指的是花多少时间做饭，打扫卫生，以及做与家务有关的其他工作？”然后，由夫妻双方自行给出答案。该问题有意排除了照顾孩子的时间。如下图所示，从右边开始，当丈夫承担了全部的有薪工作时，他们平均做10%的家务。随着男人在外工作的比例下降，他们承担家务的比例上升了，但是不会超过37%。如果有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家务分工会有一点小差异。从收入的份额与丈夫的家务分担关系中，也能得出类似的结果。[36]

其他数据来源也同样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即《全国家庭与住户调查》，社会学家津谷典子、拉里·邦帕斯以及崔等人也发现，美国男人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与妻子在外工作的时间存在低弹性（低敏感性）的关系。[37]同时，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这个弹性并不比日本和韩国的大多少，而在后两个国家，妇女的角色通常更为传统。不过，日本丈夫平均每周只花2.5小时做家务，而韩国丈夫和美国丈夫则分别花12.6小时及7.8小时。[38]

此外，除夫妻之间的总体家务分工外，男人和女人在家里的任务也绝不是随机分布的。女人花75%的时间做传统的“女人的工作”（如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男人则花70%的时间做“男人的工作”（如收拾院子、修理汽车）。[39]

图7.1 丈夫所干家务的比例与有薪工作时间的比例

结论

前面各章表明，加入身份因素，丰富了现行的组织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在本章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如何丰富了性别经济学。具体来说，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中，性别规范都给工作贴上了男人与女人的标签。该模型向我们表明，为什么要依靠社会运动和政府干预，而不是激烈竞争的市场机制，来逐渐改变美国妇女受歧视的现象。

[1] 见Goldin（1990，第3章）关于历史上的职业隔离。至于1970~1990年的数字，见Blau、Simpson和Anderson（1998），他们使用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三位数的职业分类。由于这些分类的变化，很难把这些数字加以更新，从而包括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与Francine Blau的个人通信）。

[2] 见Blau Weisskoff（1972）；Strober和Arnold（1987）。

[3] 见Milkman（1987）；Honey（1984）；Pierson（1986）。

[4] 关于护士与海军的研究，见Williams（1989）。

[5] 见Pierce（1995，第134页）。

[6] 见Padavic（1991）。

[7] 美国上诉法院第八巡回法庭（1997）。

[8] 美国上诉法院第八巡回法庭（1997）。

[9] 见MacKinnon（1979）和Pringle（1988）。

[10] 见Davies（1982）；Kanter（1977）；Pierce（1995）。

[11] 相反，只有56.9%的高中教师是女性。

[12] 见Fisher（1995）和Williams（1989）。有关2007年女性在不同职业所占的百分比的数字来源，出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及劳工统计局（2008，表11：“就业人员的详细职业、性别、种族及西班牙裔或拉丁裔族群”）。“秘书”指的是“秘书及行政助理”分类。“护士”指的是“有执业资格的护士与有执业资格的职业护士”。

[13] Bulow和Summers（1986）及Lazear和Rosen（1990）提供了女性较低依附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原因；他们都对职业隔离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14] 可参见Mincer和Polachek（1974）。

[15] 根据Bergmann（1974）所说，男性雇主不愿意雇用女性做某些特定的工作，还可能串通阻止女性获得高薪职业，为其他男性保留好处。在我们的理论中，发生职业隔离是因为雇员们希望维护他们的性别身份。

[16] Goldin（2006）。我们认为，1963年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以及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妇女运动的开始。

[0] 原来的英文拼写中都含有男人（men）的意思。——译者注

[17] 1968年，该数字为男性7.1年、女性3.8年（美国劳工部，1968，表1）。1998年，该数字为男性3.8年、女性3.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表664）。两个年度的数字不能直接做比较：1968年，该问题询问的是从当前工作开始后经过的时间，而1998年询问的是当前雇主的任期。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极大地受制于劳动力年龄分布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人口变动及提前退休造成的。

[18] 见Blau、Simpson和Anderson（1998）。

[19] 见Blau、Simpson和Anderson（1998，附录A-1）。

[20] 见Blau、Simpson和Anderson（1998，表3及附录A-1）。

[21] 电脑使用的增加是这段时期内最显著的技术变化，但是电脑的很少用在结构上有重大变化的职业。

[22] 42 U.C.S.2000e-2000e17（1982），第703a（1）款及第703a（2）款。

[23] 见Becker（1971）；Arrow（1972）。

[24] 1971年《联邦判例汇编》第2集第442卷第385页（第五巡回法庭），提审被驳回（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4卷第950页）。“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1卷第424页），一个种族歧视案件，是禁止使用与种族或性别相关的测试结果及其他准则作为雇佣筛选的一个重要先例。

[25] 1971年《联邦判例汇编》第2集第442卷第385页（第五巡回法庭）提审被驳回（《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04卷第950页）。

[26] 收录于MacKinnon（1979，第180页）。

[27]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1989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490卷第228页。收录于Wurzburg和Klonoff（1997，第182页）。

[28] 《联邦判例汇编补遗》第580卷，第226页（E.D.N.Y.1983），1985年《联邦判例汇编》第2集第755卷第913页（第二巡回法庭）。Berkman采纳了McKinney v. Dole一案的广泛意见，载于《联邦判例汇编》第2集第765卷第1129页（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1985），“不允许出现对某个员工或员工团体的任何骚扰或不平等待遇，但是对员工的性骚扰如果被模仿且足够普遍时，根据《民权法》第七条则构成非法就业条件”（引自Schultz，1998，第1733页）。

[29] 见Schultz（1998，第1770页）。

[30] 见Franke（1995）。

[31] 因此，Schultz（2003）认为，公司倾向于禁止无关痛痒的性骚扰举动，同时允许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例如，一些公司禁止同事之间的约会。对性骚扰官司的畏惧甚至促使公司采取非正式的性别隔离政策，虽然那些政策直接违反了《民权法》第七条的意图。

[32] 关于性别和家庭经济学的早期论文，见Folbre（1994）。

[33] Lundberg和Pollak（1993）。

[34] Hochschild（1990，第38页）。

[35] 在我们的分析中，观察单位是1983~1992年间的夫妻/年。夫妻在某一年结婚后就列入分析中，不包括退休及残疾人士，这对夫妻有明确的上班时间、明确的收入以及明确的家务劳动时间。我们也只能考虑那些在收入、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及子女数目上有完整数据的夫妇。最终的样本略微超过29000对夫妻/年。我们用hswk表示一位丈夫在总家务劳动中承当的份额。这样，即使家庭雇用了外来劳力做家务，我们也能将它们分开计算。我们判断出下面这个托比方程式：hswk =a+Σi=1,2,3［b1ihi+b2ih²i+b3ih³i+b4ih⁴i］+误差，这里，hi表示i组中丈夫的外出工作时间份额。分别求三种家庭类型的总和（i=1，2，3）：没有孩子或有年龄大于13岁孩子的家庭、有0～5岁小孩的家庭，以及有6～13岁小孩的家庭，控制变量包括夫妻俩的年龄、相对的平均人口、总收入对数及总家务劳动时间。对于不同的设定（specifications）、估计量、及收入份额对工作时间份额的替代，所得结果具有稳健性。该方程式及其置信区间都满足要求［在Preston（1997）对1700位科学家的研究中，男人报告的家务份额与妇女报告的份额几乎完全匹配］。

[36] Hersch和Stratton（1994）使用PSID（收入动态追踪研究）来研究丈夫的较高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较低家务份额的原因。与此相反，这里评估的是丈夫收入份额与其家务份额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以及妻子的收入与家务的份额。

[37] 见Tsuya、Bumpass和Choe（2000）。

[38] 见Tsuya、Bumpass和Choe（2000，表5，第208页）。

[39] 见Greenstein（1996，第586页，表1，第590页）。

第八章 种族与少数族裔贫困问题

少数族裔贫困问题是本书对身份经济学的最新扩展和应用，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黑人与白人的差距可能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迁延不愈的特性很难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而通过身份模型，事实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尽管有人权运动和平权运动这样的项目，但是众多的非裔美国人处境依然十分恶劣。

自人权运动以来，许多非裔美国人在经济上获得了显著的改善。1959年至2001年，黑人的贫困率从55%下降到23%。[1]在2001年，超过半数的非裔美国人收入增加到贫困线的2倍以上。通过种种措施，已然兴起一个生机勃勃的黑人中产阶级。[2]

但是，伴随这些成果的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美国两难困境”。[3]今天，大约2/3的非裔美国儿童是单身母亲所生，这其中有接近3/5的人处于贫困状态。[4]照目前的速度，将有近1/3的非裔美国人会在监狱里度过他们的一部分生命时光。[5]约2/5的高中或以下学历的黑人男子，在25～34岁的主要工作年龄阶段将无法就业。[6]他们成不了劳动人口，或失业，或被监禁。2000年，在高中阶段就辍学的31～35岁非裔美国人中，仅有44%的人在读书或在工作。[7]一套好的关于种族与贫困的理论，应该同时解释这些差异的持续性以及趋势。

传统的歧视经济学

两位世界上最卓越、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曾着手过种族歧视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理论在性别问题上的应用。第一个是加里·贝克尔的“基于偏好的歧视”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白人雇主可能不喜欢雇用黑人，白人员工可能也讨厌与黑人一起工作。不论是雇主还是员工有这样的嫌恶，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黑人员工将获得较少的工资，并接受与白人不同的工作。

由肯尼思·阿罗提出的统计歧视论，假定了不同来源的歧视，但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在该理论中，白人雇主歧视黑人员工并不是因为自己想保持物理距离或社会距离，而是他们认为，平均而言，黑人的技能水平较低。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黑人个体没有激励去提高技能，因为不论他们做什么，都会被认定为只有低技能。[8]

案例研究表明，公开歧视仍然存在，因此，这也许能部分回答我们的问题。例如，研究显示，雇主、银行业主及汽车经销商对待非裔美国人与对待白人有所不同。玛丽安娜·伯特兰与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给招聘广告分别寄去编造的简历。[9]“Greg”和“Emily”（白人常用的名字）接到面试的机会比“Jamal”和“Lakisha”（非裔美国人常用名）高出50%。艾莉西亚·穆尼尔及其合作研究者发现，同样的普通贷款申请，非裔申请人被拒绝的几率是28%，而白人申请人被拒的几率仅有20%。[10]伊恩·艾尔斯与彼得·西格尔曼让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分别去征询一款新车的报价，结果报给非裔男性的价格比报给白人男性的高出1000美元。[11]

虽然歧视始终存在，但是传统理论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许多行为模式。[12]很多非裔美国人似乎选择了一些中产阶级白人与黑人都认为代价惨重的行为方式。例如：

●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黑人的婚外生育率是白人的2.5倍以上。[13]

●如果对非裔美国人来说，犯罪活动是一条比合法活动更好的职业发展道路，那么传统理论或许可以解释非裔美国人高入狱率的原因。然而统计表明，犯罪行为是很不划算的。史蒂文·莱维特与苏西耶·凡卡德希研究了一个芝加哥黑帮的财务记录，黑帮里一个普通“小喽啰”挣的钱可能只相当于在麦当劳打工的收入，但后者的风险要小得多。[14]

●将传统理论用来解释非裔美国男性的低就业率时，也缺乏说服力。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如西班牙裔，尽管有缺乏英语技能这样的种种障碍，但他们的就业率要高得多。

●更令人费解的是，如果歧视是造成这些后果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在非裔美国人中又出现分化？同时，随着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单亲家庭、入狱以及未就业现象也在增加。

●传统经济理论也无法澄清以下事实：如果获取技能的回报率有区别，区别就是黑人的回报率比白人的要高。[15]

身份理论的基础

我们需要一套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为此，我们再回到身份这个概念上来。美国的黑人与白人在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规范在南方尤其明显，并且正式体现在《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法）中。当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给一名白人男子让座时，她遭到逮捕并被罚了款。当作家理查德·莱特力图接受技工培训，当一名验光师和镜片研磨工时，其他员工对他威胁恐吓，以致他被迫辞职。埃米特·蒂尔被私刑处死。《吉姆·克劳法》在如今看来大部分都是非法的，而且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也认为那是一部错误的法律。然而，用格伦·劳瑞的话来说，美国白人仍然认为美国黑人是“他们”，并不包括在“我们大家”之中。[16]

民意普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区分黑人与白人。研究住房一体化的调查人员通常会询问白人和黑人，是否愿意入住一个混有各种不同种族的社区。大多数白人现在会说，他们可以搬到住有一些黑人的社区，但不会进入以黑人为主的社区。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回答已经是进步了，因为美国白人如今已愿意接受一些黑人邻居。但是，显然只有一个答案才说明没有歧视，即100%接受。这些态度依然延续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某种区分。第四章曾讨论过有关群体形成的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我们极易将实验对象分成几个群体，这些群体间相互区别对待，并对其他不同群体形成否定的看法。当然，这些实验与美国社会的种族动力学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在现实世界中，那些被视为外部群体的人所受到的心理影响肯定会更加强烈。“他们”的态度很可能是反对“我们”这个主导群体。这种排斥，当然就是自我肯定。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排斥带来了身份效用方面的收益。在此，我们考虑的是这种收益与经济成本之间的得失替代关系。

这种对立的身份关系是否存在？大众文化中充满对立与差异，说唱音乐中也有许多传达给非裔美国青年的各种争论。大量关于非裔美国人的研究与描写，都叙述了种族歧视带来的反应和后果，学者们的作品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其中包括伊莱贾·安德森、詹姆斯·鲍德温、肯尼斯·克拉克、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迈克尔·戴森、富兰林克·弗雷泽、马尔夫·翰纳兹、贝尔·胡克斯、约翰·奥格布、李·雷恩沃特以及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等人的著作。[17]

对立的可能性并不只与非裔美国人有关。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历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冲突：黑人反对白人，土著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反对欧洲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反对“外国佬们”，当然还有欧洲人反对其他欧洲人。一个世纪以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分歧，就像今天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分歧一样显著。20世纪早期，试图融入主流文化的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就与反对主流文化的爱尔兰同胞相对立。[18]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书，描写了大萧条末期，波士顿北部的意大利人如何不断地表现出这种对立情绪。[19]

身份对立也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我们在有关学校教育的那一章中，记述了保罗·威利斯对一所英语学校的群体对抗所做的研究，在这所学校里，与那些顺从听话的“耳油们”相比，桀骜不驯的“小伙子们”绝不会错过扰乱学校的机会。[20]在殖民主义的研究中，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介绍了西方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他发现，殖民权力的主要根源之一，来自某种只有殖民者才能达到的身份理想。[21]这种理想给当地受过教育的人士及商业精英造成困难。他们可能会努力达到“合格”，也可能会融入主导群体当中，但他们不可能被完全接受。他们无法适应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相反，他们的语言、文化以及背景都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描述了殖民地居民在人格上所遭受的影响，他们希望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但也必须为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努力。[22]在殖民地精英与美国非裔成功人士的自传中，这种矛盾心理是一个共同主题。

美国非裔记者吉尔·尼尔森的自传阐述了主流文化下不违背本性地工作的困难。以下引述了她在《华盛顿邮报》面试时的反应：“当涉及白人的事务时，我也一直谨慎衡量自己的举止，做一个标准黑人该做的事，其中包括尽量模糊自己的存在以让他们不感到害怕，同时还要坚守我的诚信与正直。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偏离这条线可能就意味着灾难。一边是就业与自我憎恨；另一边，是坚持诚信正直却遭遇失业的不光彩声誉。”[23]

这种两难困境是公开讨论的话题。《NiaOnline》杂志上刊登的“保持真实才能前行”一文中，一些杰出的黑人女性管理人员就如何掌舵“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工作场所，提供了不少建议，并让读者确信，“在那样的工作场所里，你不必牺牲黑人女性的身份。”[24]

贫穷与社会排斥的身份模型

在这里，我们建立了一套有关身份、歧视及少数族裔贫困问题的理论。同样，让我们遵循第三章的程序，先从一个样板模型入手，然后纳入三项身份因素：社会类型、规范与理想、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在这个模型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决定如何影响其他人的效用。我们看到，反馈效应加剧了歧视的初始影响。战胜歧视的负面影响、融入社会的黑人越多，其他黑人就越容易做出同样的决定。而如果开始的时候，有足够多的黑人遭到排斥，那么他们就不愿努力融合进去，多数黑人会觉得成为外部人更轻松。我们要再次强调，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黑人的最初抵触；而黑人社区内的社会动力机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效果。[25]

第一步：这里的样板经济学模型类似于第七章里的劳动力市场样板模型：有黑人和白人工人（而不是男性和女性），每位工人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某份给定工资的工作。

第二步：如前所述，我们列入社会类型、规范与理想以及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

社会类型。我们假设有两种社会类型：内部人与外部人。根据定义，所有白人工人都是内部人。而黑人工人，则可以选择是否融入主导地位的多数人之中成为内部人。如果不做此选择，他们可以成为外部人，接受与内部人相对立的身份，并保持相应的距离。

规范与理想。对于内部人来说，规范要求他们为公司努力工作。相反，外部人（用尼尔森的话说是“茅茅们”[0]）则认为他们不应该那么顺从。[26]

这样，黑人工人就有三种可能的选择：成为内部人；成为工作的外部人；成为不工作的外部人。这三种选项与不同的工资水平及自尊程度相关，因此各有其优缺点（以模型的语言来说，自尊就是身份效用）。

身份效用的损失与收益。身份效用的收益与损失可以概括如下：

●努力成为内部人的黑人将遭受白人的排斥。因为不符合内部人的理想种族身份，所以他们被剥夺了自尊。

●选择成为不工作的外部人保持自尊。但是如果一个黑人选择成为外部人却又要工作，或者更通俗地说，要与白人一起工作，那么就会损失身份效用。他失去自尊并不是由于被白人排斥（因为他没有努力成为内部人），而是他的外部人理想告诉他，不应该为（或配合）白人工作。

●这个模型还存在一些外部效应。当其他黑人工人选择成为外部人时，选择成为内部人的黑人工人将损失效用（反之亦然）。这是因为人们常常更喜欢自己的选择被同侪所肯定。[27]同样，如果同侪作出不同的身份选择，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遭到反对和排斥。

理论和证明

毫不奇怪的是，这个模型也符合现实情况。关于歧视黑人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比如基于白人经理“讨厌”雇用黑人员工的模型，预测竞争会消除歧视。虽然竞争的确导致更多黑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使一些黑人员工的工资得以上涨；但我们还是看到，黑人仍然存在相当高比例的辍学、犯罪以及吸毒现象。以内部人的观点来看，这些行为无异于自我毁灭。而假设人们总是以经济成果最优化来做选择的标准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但在身份经济学模型中，早年辍学这类行为是有其道理的。当一种选择（在白人的世界里工作但不会有所作为）需要太大的代价时，另外的选择就显得合理了。

我们的模型得出的结果，正好呼应了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其著作《当工作消失时》一书中的相关调查结果，该书研究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阶级以及非裔美国人的就业问题。我们的模型预测，随着工资的下降，更多黑人工人将选择成为外部人。在工作与尊严的权衡中，尊严会获得最终胜利，更多人将选择外部人的身份。此外，根据我们的模型，如果选择内部人身份的黑人迁出社区，那么留下的人中会有更多变成外部人，然后又有更多的内部人离弃该社区；因为他们发现，继续留下来就会非常难受。威尔逊认为，低工资以及黑人中产阶级的逃离，是造成城市中非裔美国人贫困与社区衰败的主要原因。

可能的补救措施

建立一套关于黑人/白人差异的适当理论是十分有用的。尽管这套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例如，它给出至少三种防止黑人工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内部人的身份理想上消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这样，白人就不再排斥黑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模型仅得出一个结果：所有黑人只选择成为内部人，由身份引起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也就消失了。[28]

第二种方法是改变“身为黑人”的观念。有些读者可能已经反思过，身份对立本身并不意味着自我毁灭的行为，它只是一些可能导致自我毁灭行为的身份规范。一些非裔美国人的领袖，看到了这些与规范有关的问题，一直在试图改变它们。“保持真实”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辍学或是拒绝主流工作规范。许多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演员及体育明星都倡导这第二种方式。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五十周年庆典上，比尔·科斯比发表了备受争议的“磅饼”演讲（Pound Cake Speech）：“（公民权利活动家们）并没有完成所有工作，因此（他们）会听到有人说‘我没法忍受代数’……以及‘你是什么’这类话。”[29]另外，像路易斯·法拉堪以及穆斯林的“伊斯兰国家计划”，都呼吁不同类型的改变。通过列举过去四百年来的经验，他们要求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一块独立的领地。[30]他们不主张种族融合，但是像科斯比一样，他们也希望振兴社会。他们想结束那种自我压迫感，想改变价值观，支持家庭和教育，尊重妇女以及远离毒品和酒精等。这种身份改变，可以带来努力工作、上学、远离毒品、结婚以及维持婚姻等景象。

第三种方法就是限制反馈效应。如果能打破接受外部人身份引致他人做同样选择的连锁反应，我们就能减少黑人的贫困。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公共政策如何通过切断反馈循环，来改变身份的选择。

政策：平权行动和就业计划

许多公共政策旨在增加就业，消除歧视带来的危害。评估这些方案时，经济学家通常聚焦在传统的成本与收益上，如毕业后的收益及就业率的提高。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它们对人们选择内部人还是外部人的影响力。平权行动和职业培训计划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身份经济学扩大了经济学家对平权行动的评估。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某项特定计划的直接影响上。[31]这样的侧重点过于狭隘。华而不实且只有象征意义的平权行动会导致更普遍的社会排斥。例如，加利福尼亚州1997年通过的209号公民投票表决提案实际上取消了公立大学及政府就业和承包中的平权行动。这些措施还产生了其他影响，包括对有潜力的大学及研究生院的影响。这些举措及其引发的争议，会影响少数族裔的普遍认识，即他们在主流文化中是否有立足之地。格伦·劳瑞不仅持这种普遍看法，他还认为，平权行动本身把黑人视为受害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鼓励了外部人身份。[32]

身份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内涵相似但结构不同的就业计划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让我们看看两个不同的美国政府计划，职业培训团（Job Corps）与职业起点计划（Jobstart）。职业培训团是一个寄宿制项目，它给“潜危青少年（at risk youth）……提供教室、工作导向的实用知识，以便他们找到长期稳定的高薪工作”。[33]该项目成功地增加了收入，但由于提供住宿，因此也是非常昂贵的。为了省钱，劳工部开始实施职业起点计划，该项目的其他方面都与职业培训团相同，只是不提供住宿。然而职业起点计划根本谈不上成功。

我们的模型可以解释这其中的差异。寄宿制项目中的学员，不仅学习实用的市场需求技能，由于和其他有同样动机的学习者隔离开，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定位。以我们模型的观点来说，寄宿制项目有利于把外部人改变成内部人。而非寄宿制项目，因为对学生生活的干预太少，所以影响也就较小。[34]这种解释与寄宿制项目给学生教授社交技能及新的生活习惯的观点是一致的，而这些行为也正是内部人身份的标记。[35]这与第六章的发现相一致，在那里我们看到，有些学校尽管位于最差的社区，但如果把学生隔离开来，积极努力改变学生的身份，仍然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功。

结论

身份经济学可以让我们超越特定的政府项目，全面理解美国的社会及经济问题。一个国家是解决好问题还是让问题恶化，既依赖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也依赖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愿望。正如第六章中所述，我们看到，对美国来说，处理好教育体系的碌碌无为，既需要更深入的理解，也需要解决问题的意愿。而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分裂，还需要资源和新的经济学方法。

奥巴马一直积极倡导白人与黑人都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种族问题。他的演讲“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是回应那些质疑他请耶利米·赖特做牧师的人。赖特因他的某些布道而恶名昭彰，例如，“9·11”事件后不久，他就声称那是“美国害人终害己，恶有恶报”。奥巴马让自己与赖特保持距离，但并没有完全否认赖特，而且还解释了黑人愤怒的原因以及白人对此所作的反应。

有时，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会出现在周日早上的教堂中，出现在布道坛或教堂的长椅上。在赖特牧师的布道中，令很多人震惊的那种愤怒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一句老话：在美国人的生活里，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刻发生在星期天早上。那份怒火并不总有助益；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它转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注意力；它妨碍我们正视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正是我们自身；阻碍非裔美国人携手共进，实现真正的改变。但是，这份怒气是真实的、强有力的。如果一味谴责它、希望它消失，却不理解它的根源，那就只会扩大种族之间的误解鸿沟。

事实上，类似的愤怒也存在于白人阶层中。大多数工薪中产阶层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他们享有种族特权。他们有的只是移民经历，对他们来说，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东西，一切都靠自己白手起家。他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可许多时候只换来自己的就业岗位被转移到海外，或是一生劳作换来的退休金寥寥无几。他们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感觉自己的梦想正逐渐消失；在一个工资涨幅停滞、全球竞争激烈的时代，机会被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也就是说：你的梦想是从我手中夺走的。所以，当得知自己的孩子要坐校车到市中心以外的学校；当听说非裔美国人因为遭受不公平待遇（可他们从未对黑人犯过这种错）而获得优势，可以得到好工作或是进一所好大学；当有人说他们对城市社区里的犯罪感到恐惧只不过是带着些偏见时，愤怒就随着时间积累起来了。[36]

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种族观念及其影响造成了僵局（奥巴马使用的词），底层非裔美国人的问题、所有种族的贫困问题因此不断恶化。结果，种族分裂的两方人民不是接受这些是“我们的问题”，并努力去解决它们，而是变得愤愤不平，以致克服种族差异的必要资源目前仍无法在政治上得到承诺。用大卫·艾尔伍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给予的是“无力的支持”。[37]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主流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有一位相当杰出的政治家也以同样的观点来理解和阐释这个问题。我们的方法，即第三章中的建模步骤，把身份、愤怒及其后果纳入标准的经济学框架。填补种族歧视经济学中的缺口只是解决黑人/白人差异的一小步。但是，也许观念确实有其结果。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可能恰恰会为如何最好地分配稀缺资源，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用它们带来新的方向。

[1] 见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贫困表，表2。

[2] 超过一半的非裔美国人收入高于贫困水平的2倍。见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006，表POV01）。

[3] Myrdal（1944）。

[4] 2002年，婚外生育的比例是68.2%，见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表82）。2007年，58.5%的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这些家庭没有现任丈夫，有5岁以下的孩子。见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表POV03）。

[5] Kling（2006，第863页）。Kling的资料来源是Boncza（2003）。

[6] 这一结论由Holzer、Offner和Sorensen（2004，图2，第4页）的统计计算得出。他们指出，2000年该年龄段该教育水平25%~30%的非制度化劳动力要么没有就业，要么退出了劳动力队伍。他们还报告，12%的黑人男性青年在监狱服刑（第6页）。相反，对西班牙裔来说，非制度化劳动力的失业率略高于白人，大约为10%。

[7] 见Neal（2006，表6，第546页）。

[8] 见Coate和Loury（1993）。

[9] 见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

[10] 见Munnell、Tootell、Browne和McEneaney（1996，第26页）。

[11] 见Ayres和Siegelman（1995，第311页）。

[12] 关于这些事实不能由传统理论来解释的观点，见Neal（2005，2006）。

[13] 2005年非西班牙裔美国黑人女性的婚外生育率是69.9%，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的婚外生育率则是25.3%。见Martin等人（2007）。

[14] Levitt和Venkatesh（2000，第771页）。该黑帮老大们的待遇确实好得多，这个结果或许可以解释，如果小喽啰们期望自己在帮派的等级有所提升，他们会忍受那些低收入。然而即使黑帮老大，也并不是所有人的收入都很高——1995年约是100000美元（第775页），接近于MBA学生的收入。

[15] 见Neal（2005，第7页）。

[16] 见Loury（2002，第82~83页）。James Stewart早就呼吁经济学家把种族身份纳入研究（见Stewart，1997）。他在附录里提供了一个模型，其中的个人有种族身份方面的效用。

[17] 见E.Anderson（1990）；Baldwin（1963）；Clark和Clark（1965）；Du Bois（1965）；Dyson（1996）；Frazier（1957）；Hannerz（1969）；Hooks（1990年）；Ogbu（1974）；Rainwater（1970）；Wilson（1987，1996）。

[18] 可参见Miller（1985）。

[19] Whyte（1943）。

[20] 见Willis（1977）。

[21] Said（1978）。也可参见Bhabha（1983）和Fanon（1967）。

[22] 例如，比较一下Gandhi（1966）和Fanon（1967）所记述的殖民经历，与Fulwood（1996）、Staples（1994）及Rodriguez（1982）所描绘的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在美国的经历。

[23] 见Nelson（1993，第10页）。她的术语“茅茅”的殖民地起源，让人联想起我们对殖民地人民及非裔美国人所处地位的类似断言。

[24] NiaOnline（2005）。

[25] Darity、Mason和Stewart（2006）建立了一个演化模型，其中种族身份作为一个均衡出现。

[0] 指好战的黑人组织成员。——译者注

[26] Elkins（2006）描述了肯尼亚的茅茅起义，期间英国野蛮地囚禁了成千上万的吉库尤人（Kikuyus）。这种反应再次表明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待遇。

[27] 见R.Akerlof（2009a）的模型，模型中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拥有相同的信仰，他把这种愿望称为信仰确认。

[28] 对于该模型和均衡结果的完整说明，见Akerlof和Kranton（2003）。

[29] 见“Bill Cosby博士的讲话”（2004）。

[30] 见Nation of Islam，“穆斯林想要什么”。

[31] 见Dickens和Kane（1996）。

[32] 见Loury（1995）。

[33] 见美国劳工部，“找到它！按主题”。

[34] 圣何塞的就业与培训中心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外，一个职业起点项目显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见Stanley、Katz和Krueger（1998）。

[35] Heckman（1999）。

[36] “Text of Obama's Speech: A More Perfect Union”（2008）。

[37] Ellwood（1988）。

第四篇 展望未来

第九章 身份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

在本书中，我们纳入身份因素，修改并扩展了经济学分析。在过去一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模型中，线条式的经济人只关心经济产品和相关服务。之后，加里·贝克尔（及其追随者）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各种类型的偏好，然后再从“理性”角度加入心理偏差因素，特别是认知偏差。而身份经济学，是这场演变中的下一步。

如果身份是如此有力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在此之前，身份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本章将为此提供一些可能的答案，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对我们理论的一种自反（self-reflexive）研究过程。那么，按照经济学界的标准，什么才算是好的理论？怎样使用证据，才算是正确的程序？

理论与证据

经济学家在如何开展研究上意见相当一致。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这一研究之道。[1]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该文论述的观点。但是，至少从广义上来说，弗里德曼抓住了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基本研究步骤：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模型，或一套理论。然后，要用观察到的现象来验证模型；如果模型不适宜，就要加以摒弃。观察到的现象预示着理论，理论又预示着现象，两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反馈环。

一个好的理论，首先应该满足简练的标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要“用很少的语言解释很多现象”。[2]鉴于这一标准，我们认为身份经济学是极其简练的。对我们的简易建模步骤的应用表明，我们能够解释大量的现象，包括非裔美国人贫穷的本质、学生辍学的原因、妇女运动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各种组织可以有效运作等等。这似乎就是所谓“用很少的语言解释很多现象”。

即便如此，许多人可能还是会认为我们的模型并不简练。经济学家们偏爱旧式理论，这就意味着，根据标准的惯例，经济学家要论证一套新理论，就得否定旧理论。一套理论还必须提可证伪的假说。然而，由于推翻理论有其困难性（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阐述），因此这一标准使当前被接受的理论几乎可以通行无阻，而且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证伪。

弗里德曼及绝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统计检验是验证一个模型的适当方法。然而，弗里德曼在1953年写到，统计检验很少能驳斥经济学假说。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出现。在弗里德曼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经济学模型通常假设的是完全竞争状态。不确定性可能也被提及，但它是一个不寻常的特性。也许很容易就否定了这一基于统计检验的狭隘理论。但是在今天，由于博弈论的出现，公认的经济学纳入了种种策略行为、各种信息不对称，再加上行为经济学的产生，甚至可能涵盖了诸如损失规避以及当前偏见的心理动机。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这些扩展，经济学家们认为，有些因素可能比身份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根据经济学界的规范，在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新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型之前，必须先充分考虑更有解释力的因素。

经济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但它给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带来了噩梦。如果他碰巧驳斥了某个模型，就会有另一个类似模型取而代之。而这只是麻烦的开始。对任何一个理论的统计检验都需要精确设定变量，其精确程度要大大超过该理论所能说明的程度。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在各种各样的自变量（位于回归方程式的左边）、因变量（位于方程式右边）以及函数方程式的许多特征中进行选择。如果他的估算是跨时间的，就必须另行估计提前期或滞后期；他必须选择适于估算的时间段（开始和结束时期），以及数据的周期（时间间隔应该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还是其他时间段等）。如果他的估算是有关人口的，那么他必须决定要包括和排除哪些人（例如，应该只包括男性或女性，还是两者都包括？应该包括所有成年人吗？如果是，那么应选择什么样的年龄段？等等）。这样一来，即使要检验的经济学模型有明确的设定，但对于如何检验，经济学家仍有非常多的选择。[3]由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做出决定，因此，就算是最直接的检验，也会有数百万种可能的设定。这就使我们很难遵循“如果模型不被驳倒，那就要接受它”这一格言，也使我们难以证伪任何理论。一个模型，无论有多么愚蠢，其数百万种设定也罕能被一一驳倒。

对细节的观察

当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统计检验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时，我们应该寻找其他方法。许多科学发现来自对细节极其仔细的观察。这种替代方法能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总体结果的关键往往在细节。细节与大体的关系，最生动的例子要数生命本身的构造。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特森准确地推测，如果可以描述出单个DNA分子的晶体结构，那么就能解开生命的密码。[4]DNA分子结构与有机体生成及繁殖方式之间的对偶性，是最美好的科学发现之一。

这种方法对经济学有何影响？标准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总样本的统计分析，认为对单个细节的深入研究是毫无价值的“个案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些“传闻轶事”。而在DNA一例中，事实正好相反。一只兔子与另一只很相像，这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DNA；而兔子之间的差异则缘于其DNA的差异。各种规范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只要它们相同，就会被复制；而只要它们是不同的，就会产生差异。我们研究人种志，旨在揭示各个经济单位（如企业、学校以及家庭）的社会规范。研究它们的社会规范之所以有意义，原因与研究兔子的DNA相同，即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

这些人种志的内部一致性，是判断其有效性的一个标准，虽然这不同于统计检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已经警告过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从人们的言论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误解他们自身的动机，也可能是自私的。但是，最优秀的人种志研究已经对此做出检验。人种志研究所记录的许多细节，以及对人们言外之意的关注，完整一致地描述了人们的行为。事实上，最好的人种志研究不仅仅记录了人们的言论，还解释了人们的言论及作为。

因果关系

对细节进行研究，或许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大多数经济问题中，有两种形式的因果关系。例如，价格变化可能由于需求的变化，也可能由于供给的变化。确定其原因的一个通行方法是运用“自然实验”，寻找那些只导致供给或只导致需求发生变化的系统外的事件。特别令人满意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列尔偷渡事件，它导致1980年大量古巴移民涌入美国。卡斯特罗允许大批古巴人离开古巴的决策，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毫不相干。移民涌入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大大增加了当地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卡德因此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研究这一人口流入对工资及失业造成的影响。[5]

尽管经济学家创造性地找到了这些案例，偶尔还自行开展一些相关的实验，但即便是最出色的研究也留下不少问题。成功地找出因果关系的研究当然是有用的，但它们可能只为我们想知道的真相给出了一点线索。例如，前面我们就已经看到，里夫金、汉纳谢克和卡因等人根据一组特殊的数据集，说明了教师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与他们的研究成果同等重要的，可能是它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教师是怎样起作用的，为什么起作用？当然，这个问题用统计方法进行探索会更加困难。优秀的教师究竟要做些什么（可能在他们的总体战略和规划中，或者在他们每时每刻的相互作用中）才会获得成功？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信息只能来自翔实仔细的观察。《我们在汉密尔顿高中创造的世界》、《购物商城高中》及《学会劳动》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进入学生生活的窗口。在柯尔曼的《青少年团体》以及毕肖普等人对校园里恃强凌弱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最有用的部分是对事实的叙述，而不是（必定不够有力的）统计检验。

实 验

实验室实验是另一种观察细节的方法。使用总体样本数据进行的统计检验也许只具有微弱的说服力；长期的实地调查可能也未必行得通。但是，精心设计好的实验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法。正如实验可以检验风险规避、当前偏见以及策略博弈那样，也可以检验身份经济学。事实上，就像我们上文所讨论的，一些实验研究已经表明，身份和规范对经济结果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君子距离”的问题

除了通过经验检验外，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认为，一个好的模型会带来惊人的结论。我们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在假设和结论之间，必须有一个“君子距离”，否则结论就是空洞的。根据这种观点，直截了当地从假设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的一个缺陷。解释物体运动的智者曾说，运动是由动力原理所致，我们就像这位智者。

我们也认为，结论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得出显而易见的结果可能不止一种方法。假设本身也许是新颖的，因而可能引致新的见解。下面列举本书中的两个命题为例：

●如果工作被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那么男性和女性就会在不同的职业中工作，而且女性将得到较低的工资。

●如果身份对工人来说很重要，那么当他们认为自己是该组织的内部人时，他们需要的激励薪酬就较少。

这两个命题都不是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每个命题中新的部分就是假设。我们认为，在假设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距离。

实际上，在大量的科学研究中，假设的某个改变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洞见。一旦做出这样的改变，结果就变得一目了然。这里，克里克和沃特森的研究仍然是恰当的例子：一旦他们用双螺旋结构来描述DNA，遗传密码的依据甚至都无需说明了。就像他们所写的：“我们马上注意到，我们所推断的特定配对立即显示出遗传物质某个可能的复制机制。”[6]

[1] Friedman（1953，第3页）。

[2] Friedman（1953，第14页，第10页）。弗里德曼称之为“简单”（simplicity）。当今的经济学家则使用“简约”（parsimony）一词。

[3] 此外，研究者对她的模型所抱的信心，应该比更为一般化的理论模型低。Hausman（1992）指出，这一必要条件可以使经济学理论在事实上不可证伪。一个模型统计检验的失败，往往解释为是模型的计量设定问题，而不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

[4] Watson的描述（1969）。

[5] Card（1990）。

[6] Watson和Crick（1953，第737页）。

第十章 结论以及身份改变经济学的五个方面

我们已经运用身份经济学，研究了工作、学校和家庭；同时也深入思考了此前经济学家没有考虑身份因素的原因。在这里，让我们更进一步，讨论五个独立的因素，并用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身份研究能丰富经济学分析。

个人行为

身份直接影响个人行为。这种影响在人们的行为不产生任何经济利益时最为明显，通常是那些代价高昂、不合意愿、甚至是有害的行为。身份经济学使经济学家可以简单地表述什么行为可能导致自我毁灭，什么行为似乎并无多大经济意义。

人体艺术与“坏选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身体以适应某个身份理想。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曾举办一次展览会，题为“人体艺术：身份的标志”。该展览会展示了过去的人们如何束缚儿童的头骨及脚部软骨；如何用项圈拉直脖子；如何去除肋骨以减小腰部；以及在整个19世纪的欧洲，人们如何塑造人的头部。[1]

根据格里·麦凯（Gerry Mackie）的记载，在19世纪早期的中国，大约50%~80%的家长让女儿裹脚。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那是般配婚姻的必备条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符合妇女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理想。缠足被认为是端庄的标志，可以令女人更能生育，也更突显女性的美感。[2]

在现代社会，人体艺术显得生动而美好，虽然所依据的身份理想各不相同。在美国，整容手术是一个产值达130亿美元的产业。[3]但那只是改变身体的一种方式，其他方式还有纹身、穿体装饰（如耳、鼻、肚脐等）、举重、使用类固醇、割礼以及节食等等。

身份经济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习惯，还帮助我们解释更普遍的“坏选择”现象。保罗·威利斯所研究的学校的老师都认为那帮“小伙子们”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但“小伙子们”却认为自己的“搞笑表演”很有意义。一般来说，人们总认为有不同身份理想的其他人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这当然是我们此时此刻对古代人体艺术的看法：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古人毁坏自己。

慈善捐赠与校友赞助。慈善捐赠是身份与规范驱动个人行为的一个特殊例子。[4]美国人慷慨捐赠慈善事业；2008年，总体捐赠超过3000亿美元。[5]身份经济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捐赠的规模和方向。例如，教育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仅为410亿美元。[6]在标准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有时会疯狂的世界里，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发办可能会发现，从杜克大学的毕业生那里募捐比从本校毕业生那里募捐更有效益。为什么？因为在标准经济学模型中，人们会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最能发挥效用的地方，比如一所获得捐赠较少的大学。相反，身份经济学能正确地预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大学毕业生会给自己的母校捐款。校歌、足球赛以及其他大学仪式，在校开发办的帮助下，强化了学生对其学校的归属感。歌曲“美好的校园年华”表达了耶鲁人的职责：“为上帝，为国家，为耶鲁”。[7]

外部性

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常常利用所谓的“外部性”。让我们看看一家工厂排放过多烟尘的例子。工厂主不必像位于工厂下风向的人那样承担成本，因此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之间并不匹配。政策，比如征收排放税，可以纠正这种不匹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会对身份效用的外部性感兴趣。外部性既可以是负向的，也可以是正向的。在埃弗莱斯矿业工作的妇女，受到愤世嫉俗的男同事的虐待。但是，在加工车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群内身份也能导致相互合作。

侮辱、仇恨犯罪和暴力。自加里·贝克尔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就已经运用效用理论来分析犯罪和惩罚。通过纳入侮辱和伤害所造成的影响，身份经济学大大扩展了这一理论。感知到的或真实发生的侮辱，可能是许多暴力行为及种族和民族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让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例子。在19世纪，美国男性用决斗来回应侮辱。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尼斯贝特和达夫·科恩在《荣誉文化：美国南方的暴力心理学》一书中，揭露了这一残存的习俗。[8]在一项实验中，男学生被要求走进一间位于狭窄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在走廊上，一位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撞了一下学生。他不但没有道歉，反而骂学生“混蛋”。实验人员接着对这种遭遇引起的反应进行测量。在随后进行的填字测试中，来自南方的学生比来自北方的学生更有可能使用进攻性语言［例如，滚开（g-un）而不是烦人（f-un）］，也更可能不易克制情绪。同时，他们体内产生的皮质醇含量较高。受辱的南方人还显示出侮辱影响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在回答调查的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担心实验人员瞧不起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这种对侮辱的反应和仇恨犯罪，非常适合我们的理论框架，因此身份经济学为研究犯罪、暴力以及应对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很多公共政策对这些外部性的发生率和报复的代价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决斗禁令——先是在北方，然后推及南方——最终消除了这种习俗。反私刑的法律支持处罚维护黑人与白人界线的行为。[9]仇恨犯罪的立法也服务于类似目的。[10]

搭便车。另一方面，群内规范可以解决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难题：“搭便车问题”。公共产品的提供，如公园、国防以及公共教育等，都是昂贵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总是想“搭便车”，让别人做那些工作并支付相关费用。不过，许多公共产品是人们自愿提供的。人们投票决定通过纳税来为别人的孩子提供教育，为他们从未游览过的公园提供维修。身份经济学搭建出一个框架，让我们研究人们为什么这样做，什么时候会这样做。对于那些信奉合作规范的社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找到了搭便车问题的解决方案。[11]在相关的公共品实验中，正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人们和自己团体中的成员会更加合作。而美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种族更单一化的社区，人们为教育和本地的其他公共产品作出的贡献，要大于种族多元化社区的人们作出的相应贡献。[12]

建立类型与规范

在这里，我们通常根据特定的情况采用对应的社会类型、规范及身份理想。但是，许多个人和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操控社会类型、规范及身份理想。[13]在我们的模型中，那些花钱把外部人转变成内部人的企业和学校，正是这么做的。

广告。广告就是反映这类操控的最明显例子。广告的目的，当然是劝诱人们购买更多的打广告产品。广告不仅求助于现行规范，还努力创造新的身份理想。营销研究人员及经济学界之外的研究人员很早就了解到这一点。[14]性别理想和规范也是一个明显例子，比如第三章讨论过的弗吉尼亚减肥广告宣传活动。[15]这类广告并不符合标准经济学的观点，即广告是要直接告知消费者某产品的存在或特性，或是显示产品的质量。[16]而弗吉尼亚减肥广告则表明，广告的意图往往是迎合人们的某种身份理想，从而使人们产生对某种产品的需求。

政治。政治往往也是一场身份战争。[17]政治领导人及相关活动分子通常并不认为选民的偏好是既定的，而是努力改变身份或规范。[18]政权更迭中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就涉及谁是内部人、谁是外部人的规范改变。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领导人助长种族和民族分裂。[19]象征性的举动和身份改变推动了革命。圣雄甘地的“盐路长征”（Salt March）引发了印度独立运动，激励人们追求新的国家身份。法国大革命使臣民转变为国家公民，俄国革命将臣民转变成同志。

身份不仅是革命运动及大规模政权更替的一个要素；在民主选举中，它同样发挥了作用。在选举政治的标准理性人模型中，哪个政党或政客的政策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利益，人们就把选票投给它/他。在身份经济学的扩展模型中，选民不仅有经济利益，还有某种身份、规范和理想；而纳入这些因素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预测。事实上，许多政治策略都包括诸如亲吻婴儿、举旗游行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定位等行为。那些适应选民理想和规范的候选人，即使其政策违背了选民的经济利益，也有可能当选。而当市场（例如在上述广告例子中）可以使候选人更接近选民们的理想或改变他们的规范时，这种结果就愈发明显。

身份及后悔

人们经常作出让自己难以释怀的决定。我们吃得过多、抽烟、花销太大，然后又对此感到后悔。[20]身份经济学极大地扩展了对这类“时间不一致”的研究。人们在生活的不同时点呈现不同的自我。[21]新的自我可能对前自我所做的决定感到后悔。新自我的偏好来自新身份以及相关的规范与理想。有时这些转变是预先考虑到的，而且人们也相应地做了计划。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完全预期到自己后来会变成什么样；规范和理想也可能相互冲突，因此人们可能对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以下这些例子（按照发生的频率分类）使我们能够对一生中身份改变的范围有一个认知。

●最低发生频率。有些身份类型是永久的。例如，一生中种族和性别只有极少的改变。

●低发生频率。某些身份类型在一生中只发生一两次改变，通常经过仪式来完成，比如洗礼、成人礼或犹太女孩成人仪式、婚礼或退休派对等。这些仪式划出了社会界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古老主题。[22]它们为个人注入了新的形态，并标志着他向群体中的其他人转变。

●有规律的高发生频率。一些身份变化发生的频率非常高，例如家庭与工作中的日常转变；一个人必然会从工作场所回到家里，也必然会走出家庭，参加工作。

经济学有时也被称为选择的科学。前面四章论述了身份对选择行为的影响。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身份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此，我们简要介绍三个有关身份选择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对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家庭主妇和母亲。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产阶级妇女要在追求事业与成为家庭主妇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规范并没有让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可以有这样的选择。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描绘了郊区家庭主妇的理想：“在落地窗前和（她的）丈夫吻别；在学校把（她的）孩子抱进轿车；（她）微笑着在一尘不染的厨房地板上推着新电动打蜡机。”[23]克劳迪娅·戈尔丁发现，从那时到现在的妇女角色转变，可以用统计学来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十几岁的女子很少预期会在35岁的时候就业；而现在几乎所有女性都可以做这样的考虑。过去，绝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都会用丈夫的姓；而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保留自己的姓氏。以前，丈夫有高收入的女性不太可能去工作；如今，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就业之间没多大关系。在以往，工资下降时女性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现在女性则更可能继续工作。戈尔丁得出的结论是，“她们已经把‘身份’列入是否工作的决策之中。”[24]

择校。我们已经研究了高中教育以及学生是否选择努力学习并完成学业。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很基本的选择：要进入哪所学校。父母经常为孩子选择学校。目前，略多于10%的K-12年级的美国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25]但是，这个统计（可能成倍地）低估了私立学校的作用。在学生的学校生涯中，更大比例的学生（目前还没有人计算这一比例）将在某私立学校度过一段时间。这些数字表明，人们对公立学校不太认可，因为即使在私立学校只呆一年时间，财务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中等私立学校的学费是中等家庭收入的5%。对私立学校学生的分类显示，这类学校大部分都是宗教性质的。大约有45%的人进入天主教学校，38%的人进入其他宗教学校，只有17%的人进独立的私立学校。[26]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宗教学校与非宗教学校之间的选择，是许多学校教育选择中的一种。而随着特许学校的建立以及学费券的提供，择校问题被提到了教育政策讨论的重点。许多讨论都与教育质量有关。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讨论的，身份经济学表明，身份与教育质量紧密相关。

移民问题。移民往往面临一个艰难的决策。他们必须决定要在何种程度上融入新国家，以及是否要改变自己的国籍。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都有经济成本和收益，还要面对那些做出相反选择的人的不满。让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例子。理查德·罗德里格斯，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以牺牲西班牙语的代价选择来到美国，他叙述了亲戚和其他社会成员对他的这一举动的反应。与母亲去商店的一次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化的墨西哥人！墨西哥食品店里那位售货小姐嘀咕着，一边摇了摇头。我抬起头，望向挂满像圣诞树灯那样串在一起的红绿辣椒的柜台，看到了一张不悦的陌生面孔。母亲在我身后笑了（她说她的孩子开始上学后就不想‘操练’他们的西班牙语）。母亲的笑声令我怀疑我对面那位女士并不是真的在生我的气。但是仔细看她的脸，我找不到一丝笑容。”[27]

当前，有关移民和语言的政治争论涉及这类规范与理想的冲突。同样的，身份经济学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政策争论和政策影响。

结论

本书是身份经济学的入门书。我们的目的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引介身份这一概念。在第三章，我们提出了身份经济学理论，也看到了这一理论在不同例子中的应用。

我们对身份经济学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本入门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对首次接触这一主题的初学者而言，还需要阅读并理解大量文献。这本入门书开启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我们对自己的经历有切身体会。大约14年前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甚至还没有理论框架的雏形。我们无法系统地描述一些事例，例如，戈夫曼到旋转木马的访问，以及詹姆斯·柯尔曼在《青少年团体》一书中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学校里，有以下三件事中的一件可以让你被记住，那么你想做哪件：出色的学生、体育明星、最受欢迎的人。”[28]戈夫曼想要寻找展示自我的实例，柯尔曼则在寻找学生的身份理想。现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使我们看到了双方背后的共同原理：身份。本书阐述了这些研究结果。

自从我们发表了第一篇题为“经济学与身份”的文章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已经接受了身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他们在实验室中运用它；为它的起源给予理论解释；他们甚至还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对于其中的部分研究工作，本书也有所叙述。

如此一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所有这些只是开始。我们的框架相当普遍地与许多标准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相契合，而且和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主题：自我形象、自我实现、境遇、群体内与群体外认同、自我与他人、社会结构、权力以及差异。在前面五个领域的研究中，都有一些经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身份经济学方法大有可为。但是，我们还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例如经济制度的历史、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的性质和边界等。

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规范和身份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变化和演进的？身份、经济政策及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反馈作用？如何解释各个国家的不同身份与规范？什么原因可以解释群体冲突的增加和减少？这些问题的提出及解答，都有重要意义。

[1] 摘自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展览说明“人体艺术：身份的标志”。

[2] 见Mackie（1996，第1001~1002页）。

[3] 见美国美容整形外科学会（2008）。

[4] James Andreoni（1990）建立了一个一般效用函数，其中个人都喜欢捐助慈善事业，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一片温暖的光芒。

[5] Giving USA Foundation（2008）。

[6] Giving USA Foundation（2008）。

[7] 该校歌的最后四行是：“让我们始终不渝/让这些词成为我们的口号/让我们在人生的海洋里搏击风浪/‘为上帝，为国家，为耶鲁！’”

[8] Nisbett和Cohen（1996年）。有关这种“荣誉文化”的描述，可参见Butterfield（1995）。“君子”对侮辱的回应是进行决斗。底层社会的人用手和拳头打斗，不受任何限制。

[9] 关于私刑地理分布的研究，见Tolnay、Deane和Beck（1996）。

[10] 所有这些法律都争取保护少数族裔，或保护大多数人。但是，这些法律的颁布都遭到了反对。因此，身份的外部性是评估政策影响的一种新范例。同性恋婚姻禁令、反歧视法律以及道德法令，都是与帕累托自由（Paretian Liberal）相冲突的例子（见Sen，1970）。保护某个人不受他人选择的外部性的影响，同时保护第一个人不受第二个人的反应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保护个人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与制止这些相同的活动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这些活动给他人造成了不适与焦虑。

[11] Ostrom（1990）。

[12] Alesina、Baqir和Easterly（1999），Miguel和Gugerty（2005）。

[13] 因此，身份经济学为理解内生偏好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见Bowles（1998）。

[14] 很多广告针对的是特定社会群体，并迎合一定的社会规范和理想。见de Grazia（1996）有关广告的历史研究及广告对性别和消费的其他影响。

[15] 又见TabaccoDocuments.org，“Tabacco Documents Online”。

[16] 见Bagwell（2007）。

[17] 有关政治与身份的理论和分析，见Anderson（1983）、Norton（1988）以及Connolly（1991）。

[18] Romer（1994）考虑到了政客可能会操纵选民情绪，特别是他们的“愤怒”，从而影响政治结果。

[19] Glaeser（2005）。

[20] 关于时间不一致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在此可列出一长串的文献。见Strotz（1956），Phelps和Pollak（1968），Thaler和Shefrin（1981），Loewenstein（1987），Loewenstein和Thaler（1989），Loewenstein和Prelec（1992），Ainslie（1992），Laibson（1997），Laibson、Repetto和Tobacman（1998）。

[21] 可参见Fudenberg和Levine（2006）。

[22] Turner（1995）。

[23] Friedan（1963，第18页）。

[24] 见Goldin（2006，第13页）。

[25] 2006年，510万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的K-12年级；4910万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的K-12年级。见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26] 225万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学校；189万学生就读于“其他宗教学校”；86万学生就读于非宗派学校。见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表254）。

[27] Rodriguez（1982，第29页）。

[28] Coleman（1961，第28页）。这个问题是向男孩提的。对于女孩，“活动的领导者”替换为“体育明星”。

致谢

本书的写作始于1995年，一路走来，我们获得了许多人士和机构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编辑。最初的那篇文章“经济学与身份”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主编是Edward Glaeser和Lawrence Katz。他们提出了相当宝贵的意见，令我们的论点更加犀利；同时，他们建议在大量实例中应用我们的理论框架，这也一直指导着我们的整个研究计划。《经济文献》杂志的John McMillan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他删减、润色并大幅修改我们的原始手稿“身份与教育”。 Andrei Shleifer、Michael Waldman及Timothy Taylor帮助我们重新修改了“身份与组织经济学”一文，并发表在《经济展望》杂志上。Shleifer提醒我们注意阅读Lipsky的《绝对美国人》。我们极其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Peter Dougherty，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们，由于他不间断的意见和修改，终于编写出比我们的原始论文更有重点、可读性更强的书稿，本书也最终大大超越了它所依据的那些原始论文。我们还要感谢《经济学季刊》、《经济文献》杂志以及《经济展望》杂志的所有匿名审稿人，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匿名审稿人。

很多研究助理一直给予我们帮助，在此感谢他们持续不断的优秀工作和耐心。他们包括Michael Ash、Paul Chen、Jennifer Eichberger、Cyd Fremmer、Alexander Groves、Joshua Hausman、Nisha Malhotra、Tomas Rau以及Eric Verhoogen。他们对相关文章和各种版本的早期手稿给出非常宝贵的详细评论，同时大力支持我们的著作。

随着我们关于身份经济学理论工作的展开，许多朋友和同事多年来一直在倾听并阅读我们的研究。他们甚至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就来听我们的想法，提出许多意见，坚定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特别感谢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他们最先阅读了我们在1996年发表的“经济学与身份”一文。感谢所有为我们提出意见和质疑，并鼓励与支持我们的人：Daron Acemoglu、Philippe Aghion、Siwan Anderson、Abhijit Banerjee、Kaushik Basu、Paul Beaudry、Gary Becker、Roland Bénabou、Timothy Besley、John Bishop、Barry Bosworth、Samuel Bowles、Robert Boyd、Gary Burtless、Jeffrey Butler、David Card、Alessandra Casella、Penny Codding、Stefano DellaVigna、William Dickens、Rafael Di Tella、Curtis Eaton、Catherine Eckel、Stuart Elliott、Ernst Fehr、Gary Fields、Patrick Francois、Nicole Fortin、Pierre Fortin、James Foster、Roland Fryer、Robert Gibbons、Herbert Gintis、Paola Giuliano、Lorenz Goette、Avner Greif、Richard Harris、Victoria Hattam、John Helliwell、Elhanan Helpman、Chaviva Hosek、Peter Howett,David Huffman、Aurora Jackson、Shachar Kariv、Botond Koszegi、Michael Kremer、David Laibson、Kevin Lang、Edward Lazear、George Loewenstein、Glenn Loury、George Mailath、Ulrike Malmendier、Eric Maskin、Robert Merton、Pascal Michaillat、Edward Miguel、Deborah Minehart、Joel Mokyr、John Morgan、Andrew Newman、Philip Oreopoulos、Robert Oxoby、Janet Pack、George Perry、Shelley Phipps、Matthew Rabin、Antonio Rangel、Craig Riddell、Joanne Roberts、Francisco Rodriguez、Christina Romer、David Romer、Paul Romer、Seth Sanders、Kathryn Shaw、Robert Shiller、Dennis Snower、Anand Swamy、Richard Thaler、Eric Wanner、 Kent Weaver、Robin Wells、Wei-Kang Wong以及Peyton Young。

有些人已经阅读过各种版本的本书未完成稿，并给出了详细的评论，尽管那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他们是Alex Haslam、Marion Fourcade、Irene Bloemraad与Robert Merton。在此，特别感谢他们给予的指导，这些指导对我们的想法和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改变了本书的重点，也锤炼了我们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论述。

我们曾在许多研讨会上提交了相关文章及这本著作，感谢那些与会者。感谢下列机构邀请我们前去讨论相关研究：波士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康奈尔大学、弗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乔治梅森大学、乔治敦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伦敦经济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罗素塞奇基金会、斯克兰顿（Scranton）大学、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斯坦福大学、塔夫茨（Tufts）大学、阿克伦（Akron）大学、安特卫普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芝加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范德比尔特大学以及威廉姆斯学院。

还有许多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帮助。除了我们自己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里兰大学和杜克大学外，财政上我们一直受到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赞助，它资助了乔治·阿克洛夫参与的研究项目“机构、组织与增长”及之前的项目，以及我们两位作者都参与的“社会互动、身份及福利”项目。乔治·阿克洛夫还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的支持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资助SBR 97-09250及SES 04-17871。瑞秋·克兰顿是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也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的成员之一，她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学部的热情款待。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机构给予的慷慨资助和后勤支援。

最后，要感谢我们的朋友。乔治·阿克洛夫的妻子Janet Yellen，多年来一直接受并支持身份经济学这项事业。罗伯特·阿克洛夫，一位崭露头角的学者，已经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他还是个年轻人时起，就不断地给我们提供详细的评论。在讨论组织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罗伯特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更要感谢他在我们汇集所有观点编著本书时给予的判断和意见。瑞秋·克兰顿要感谢自己的父母Jack与Esther Kranton，在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他们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她的孩子Lena与Sarah，可能是过去八年中最令人快乐的伙伴。我们要特别感谢她的丈夫Abdeslam Maghraoui，他本人的研究和有关身份的观点影响了我们的看法，并促使我们探寻身份在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他探讨政治身份和埃及民主的著作《无民主的自由主义：埃及国家与公民权，1922～1936年》，刚好于两年前出版。我们非常重视他的见解和建议，以及他自始至终的支持。我们很自豪地把本书献给Robert Akerlof与Abdeslam Maghraoui，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尤其要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思想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写作本书时给予的慷慨指导。

身份经济学

[美]乔治·阿克洛夫 瑞秋·克兰顿　著

颜超凡 汪潇潇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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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字 数：11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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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4047-1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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