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包伟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包伟民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3103-0

Ⅰ．①宋…　Ⅱ．①包…　Ⅲ．①地方财政—经济史—研究—中国—宋代　Ⅳ．①F812.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094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包伟民　著

Songdɑi Difɑng Cɑizhengshi Yɑ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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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155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张　17插页2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3000
定　　价　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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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表目录

表1—1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广西转运司岁计

表1—2　南宋淳祐末广东路转运司岁计

表2—1　南宋后期连州岁计收支项目

表2—2　南宋嘉定九年温州诸军请给

表2—3　宋代《诸州申钱帛帐》式

表3—1　宋代京师历年岁支吏禄兵廪钱币数

表3—2　南宋中央财政历年钱币收入

表3—3　南宋宝庆三年庆元府官务酒课分隶则例

表4—1　端平二年江西各州军秋苗原额、实收及加耗比例

表5—1　熙宁九年诸路免役宽剩钱比例排序

表5—2　熙丰年间诸路户口与免役钱负担比例比较

表5—3　南宋四川与东南诸路户口比例

表5—4　南宋四川与东南地区军兵比例

表6—1　苏州两税新旧额比较

表6—2　严州两税新旧额比较

表6—3　绍兴府两税新旧额比较

表6—4　福州历年两税额比较

表6—5　连州负郭县上之上等民田赋税则例（每亩）

表6—6　淳熙年间福州岁收钱粮数

表6—7　淳熙年间福州岁支钱数

表6—8　唐代中期不课户比例

表6—9　唐代中期不课口比例

表7—1　北宋租税、征榷收入所占比例比较

表7—2　乾道年间（1165—1173）东南地区朝省岁入各项目所占比例

表7—3　明嘉靖二十八年各项赋税收入及其比例

表7—4　唐大中七年全国租税、禁榷岁入比较

表7—5　至道末年（997）租税收入

表7—6　至道年间（995—997）征榷收入

表7—7　天禧五年（1021）租税收入

表7—8　天禧年间（1017—1021）征榷收入

表7—9　熙宁十年（1085）租税收入

表7—10　熙宁十年（1085）征榷等岁入

表7—11　北宋前期全国商税岁入

图3—1　宋代京师岁支吏禄兵禀钱币增长曲线

图3—2　南宋中央财政钱币收入增长曲线

图5—1　徽州与周边地区夏税钱额比较

图5—2　徽州与周边地区秋苗额比较

图5—3　熙宁九年南北地区户口与役钱负担比较

图5—4　南宋四川与东南诸路户口、兵籍比较

图7—1　北宋租税、征榷收入比较

图7—2　北宋前期商税岁入增长曲线

引书简称

书名 | 作者 | 简称
《续资治通鉴长编》 | （宋）李焘 | 《长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宋）李心传 | 《系年要录》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 （宋）李心传 | 《朝野杂记》
《增入名臣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 （宋）留正等 | 《两朝圣政》
《宋会要辑稿》 | （清）徐松 | 《宋会要》
《文献通考》 | （宋）马端临 | 《通考》
《国朝诸臣奏议》 | （宋）赵汝愚 | 《诸臣奏议》
《历代名臣奏议》 | （明）黄淮等 | 《历代奏议》
《庆元条法事类》 | （宋）谢深甫 | 《条法事类》
《梁溪先生大全集》 | （宋）李纲 | 《梁溪集》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 （宋）真德秀 | 《西山集》
《陈傅良先生文集》 | （宋）陈傅良 | 《陈傅良集》
《周益国文忠公全集》 | （宋）周必大 | 《周文忠公集》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 | （宋）黄榦 | 《勉斋集》
《后村先生大全集》 | （宋）刘克庄 | 《后村集》

前言　问题的提出

一、财政与财政史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

“财政”一词，是近代学人译介西方“Public Finance”（公共财务）概念时，从日语引入的一个词汇，它是借用中国古代“财”与“政”二字组合而成的。《易经·系辞下传》：“聚人曰财。”财赋的本源是人力物力的聚集。又许慎《说文解字》释“政，正也”。望文生义，财政者，乃聚集一定量的社会财富而公平地重新分配之意。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可以完全对应于近代意义的“财政”概念。自先秦时起有称“国计”、“岁计”等等，侧重指国家的财政规划及其执行管理。秦汉时期有地方官“上计”制度，地方官向朝廷汇报一年来辖区治状，包括地方对财政规划的执行情况。南宋马端临（1254—？）《文献通考》有《国用考》5卷，“叙历代财计首末”⁽¹⁾，但其内容显然不足以涵盖近代财政概念的范围。另一相似的概念是“食货”。《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自班固（32—92）《汉书》起，正史始设《食货志》，此后“食货”体例渐备。唐代杜佑（735—812）《通典》首列《食货典》，凡12卷，内容包括田制、赋税、户口、钱币、漕运、征榷、鬻爵、杂税、平准均输、轻重平籴、常平、义仓等等，又有逸出近代财政范围者。因此研究传统专制国家的财政史，必须超越古人的范畴，而以现代学科概念来规范其范围。

研究中国传统时期专制国家财政史，其在学术上的意义，主要可从如下两方面来分析：第一，中国传统专制国家政务，最重要的，当数民政、军政与财政三大内容。因此研究财政史，是我们理解传统专制国家制度所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二，比起近代以来的集权国家，传统时期国家介入人们社会生活的程度相对较轻，尤其是，国家机构很少直接组织、干预社会的经济生产。虽然在信奉“东方水利专制主义”理论的学者看来，东方专制国家组织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对社会的经济生产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恐怕他们也无法否认，传统时期的国家对经济生产干预的程度，是无法与近代国家相比拟的。在中国的传统时期，国家机构主要是通过它所确立的各种不同的赋税制度，来影响社会经济。因此研究传统专制国家的财政史，是我们认识当时的国家制度与社会基层——尤其是社会经济生产——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以其数千年来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而著称于世。古人治史，也多强调“会通”，以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但史事繁杂，史家才力或有不足，所以断代史实为历代史著的主体。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学者不得不更多地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历史的全貌。由于中国传统历史的持续性，自秦汉以下，每一王朝兴衰的历史，可以说都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反映着整个传统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从断代出发，即小见大，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认识中国传统财政史的学理基础。

不过，中国从秦汉以下直至明清的帝制时期，其两千余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不同王朝在其中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外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唐宋之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期。典型意见，可举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一段论述为例：“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²⁾

具体就财政史而言，“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重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他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之中；第二，自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登上历史舞台，到宋代，国家正规军几乎完全由招募的雇佣军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据李心传（1167—1244）所记：“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到约100年后的“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³⁾，则是七倍半于唐室矣。这数千万的财税收入，绝大部分都是供军费开支。⁽⁴⁾所以也是从宋代开始，由于军费负担数倍于前代，财政在政务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真正构成了国家三大政务中的一个；第三，从唐代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三个方面，规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所以相对而言，以宋代财政史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典型意义。

二、地方财政史的意义

分析起来，财政史大致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纵向的观察，就是将国家财政按制度功能分解成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财政管理机构等三个方面；横向的观察，就是按政府机构的级别将其分解成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就宋代而言，基本可分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当然在个案研究中，观察的取向虽有侧重，实际两者都必须互相结合。

相比而言，用横向剖析的方法来观察地方财政，无疑更能反映前述传统时期国家财税制度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的特性，这就是本书选择地方财政史这一具体视角的直接原因。

本书对宋代“地方财政”这一层面具体内容的界定，也就是前述纵向观察的三个方面。概括地讲，宋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赋税、徭役、征榷为主体，另加部分例如官田、市易等官府经营性收入，以及大量有名无名的法外收入内容；财政支出项目，以地方官吏、军兵俸禄等开支为主项，另有少量如赈恤等民政开支；而州县地方政府就是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是因为传统专制国家的机构专业化尚不发达，财政与其他政务还没有完全分离的缘故。宋代的特点是在州县与中央之间，形成了一个日益“地方化”的路级管理系统，其中不少倒是相当专门化的。

此外，本书选择宋代地方财政史这一具体视角，还有如下一些考虑：

在中国传统的帝制时期，地方政府对以敕令形式表达的国家各种财政制度的最终贯彻落实，与中央立法原意无不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甚至完全背离立法初衷。用时下流行俗语讲，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想要完整地了解某一特定时期国家财政的历史，尤其是想要明了当时国家财政制度与社会的关系，仅从以敕令形式表达的法令层面出发从事研究，有很大局限性，而必须重视对地方财政实践的研究，才能深入某一历史时期财政史的实际，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特定历史时期的财政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国家其他方面的制度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因此也必然反映着国家制度其他方面的一些基本特性。

传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统一和社会和谐的强烈向往”⁽⁵⁾。这种文化特征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数千年来、在大多数的时期里，中国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帝国，这“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⁶⁾。从本书所择取的地方财政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文化遗产，可以提出如下两方面最为直接的论题：

其一，就中国传统国家管理的最基本机制而言，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那就是在前近代落后的通信联系与物资运输的技术条件前提下，专制国家的中央政府究竟是如何实现对庞大的统一帝国的控制的？当时，仅仅要将一份公文从京城传递到边远地区，其行程就需要花上几十天的时间，更不要说公文在各级政府机构上下转送的耽搁与困难了。文献中有不少记载，称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得以“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⁷⁾，恐怕只是文人的一相情愿而已。像北宋苏辙（1039—1112）所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⁸⁾的情况，实际中不可能存在。那么，幅员数万里的大一统帝国究竟是怎样维持整个国家财政的运转的呢？中央政府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一种机制来控制地方，以确保中央独占性的地位的呢？

其二，特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形成，或者有一些今人一时难以解释的原因，其结果与影响，则必定是多方面的，很难用“肯定”或“否定”这样简单的词汇来判断它。但不管怎样说，它的特性必然是多方面的、相当复杂的，却又是确凿无疑的。借用当今经济领域的一个术语，对于某一民族来说，特定的文化遗产必定会有“赢利”与“成本”这样两方面的影响，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不妥当。数千年来的大一统对我们这个民族有着许许多多的赢利，自不待言，那么，我们又为它付出了什么样的成本代价呢？

地方财政史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这些问题。

概括而言，本书择取宋代地方财政这一视角，希望通过展示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实际情形，来讨论中国传统帝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影响。

三、研究史与资料

宋代财政史是一个前人学术研究的积累比较丰富的领域。早在北宋时期，就已有人指出国家有冗兵、冗官、冗财等“三冗”之弊⁽⁹⁾，后人也多有议论，见诸官私史书。近代史学形成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关心宋代财政史的论题。1941年，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由东京生活社出版，这是有关宋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后，许多著名的学者，例如加藤繁、周藤吉之、宫崎市定、荒木敏一等，都曾在他们各自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涉及宋代财政史的内容，对有关宋代国家的赋税、征榷以及财政机构等各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学者最有深度的研究，则当数戴裔煊于1957年出版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的重新活跃，宋代财政史的研究水平有显著的提高。80年代后期所出版的漆侠《宋代经济史》，特列专章讨论宋代的赋税、征榷、货币等制度，是其多年研究积累的总结性之作。在此之后，1995年，汪圣铎出版《两宋财政史》，分别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管理体系与设施这样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两宋财政史，无疑是近年来关于这一论题最重要的著作。在此前后，其他专题性的论著也陆续出版，尤其是关于宋代征榷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¹⁰⁾

总体看来，前人研究宋代财政史，其重心在于阐释宋代国家各种财税制度的具体内容，尤以赋税与征榷两方面最为学者所关注。其中全国性的一些制度内容，多数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悬而未决者，多属地方性措置，非一朝通制，涉及基层财政实践的内容，记载零碎，南宋时有一些学者如陈傅良（1137—1203）已称“不知所始”⁽¹¹⁾，因此，留供后人研究的余地虽多，困难也大一些。另一方面，依据近代财政学理论，从论题出发来归纳、探讨宋代国家财政史特征的，相比之下明显为少。

近几十年来已有的、从论题出发对宋代国家财政史所作的研究，主要的一个不足在于研究领域拓展有限，大多围绕传统的命题来展开，例如讨论宋代财政的“积贫”问题等。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发表了一些极有见地的论著。1998年日本创文社出版宫泽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済：財政、市場、貨幣》一书，其中有关北宋财政与货币经济的论述，第一次从财政史的角度，对北宋社会商品流通的水平作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数量分析。中国学者也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¹²⁾不过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在迄今为止有关宋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积累中，制度阐释与论题式研究的凉热之别，当然并不是前人对它们的厚此薄彼，而是因为一方面，后者需要前者一定的研究积累作为基础，理论探讨也需要有一定的开拓过程；另一方面，更有资料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中国现存历史文献之丰富，在全世界可称独一无二。可惜这些文献所能提供的有关传统历史的资料并不全面，有时甚至相当片面。财政属军国要务，在史籍中自有大量记载，例如正史与政书中卷帙繁多的“食货”诸志即是。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在反映国家财政制度的内容、而且主要是有关中央财政的层面，关于地方财政的记载，却十分零碎，极不全面，以致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例如关于宋代的专卖制度，茶盐之利自北宋前期起主要属中央财政收入，史籍中的记载连篇累牍；酒利基本留供地方财政开支，史籍中的记载就少得多，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学者们对酒利在宋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未能给予准确的判断。

尤其是，研究财政史，难免需要作一定的数量分析，但现存的文献记载在这一方面对学者造成了双重困难：其一，有关财政数据的记载相当少，特别是涉及地方财政史时，更是如此。想要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财政状况作比较分析，近乎不可能；其二，主要在北宋时期，国家财政部门习惯将不同计量单位的物品——例如钱、银、谷、帛、柴草等等——合并起来统计，因此即便现存文献所记载的少量的数据，也多属于复合单位性质，例如“贯石匹两”等等。这在当时虽有其现实的理由⁽¹³⁾，但现代学者想要根据这些数据作分析比较，显有困难。

有鉴于此，本书在资料处理、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等方面，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本书所依据的文献，除正史、政书、各类官私史书外，更多关注的是地方志以及子部、集部典籍，广征博引，凡举有关宋代史事的文献，都在浏览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仍不免有两点明显的不足：一是四部典籍无穷而人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遗漏重要记载；二是在宋人的著述之外，后代典籍也常有相关记载，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常摘引有前志文字，弥足珍贵。但限于精力，未能着意搜寻。增补改正，容待来日。

史学研究，应当以具有普遍意义的归纳分析作为主要方法，本书阐述也力图体现这一学科规范。但鉴于前文所说的资料不足的困难，在某些地方却仍不得不满足于传统的“举例子式”的论证方法，这就使得本书不少章节的结论带有明显的试探性，以期待学者的批评。从总体看，本书讨论地方财政机构以及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演变的第一、二、三章，资料相对丰富，其余各章则显有不足。

数据性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利用，曾花费了笔者相当多的精力，但看来仍是全书资料支撑最薄弱的部分。某些段落，仍不得不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以作出估算。例如第六章关于民户实际赋役负担的分析就是如此。考虑到全书凡征引数据性资料的部分，大多为了说明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某种趋势，尽管具体数据不一定精确，其结论或者大致可信。

全书的结构，力图从论题而非从宋代既有的财政制度出发，来深入讨论。前两章分别讨论宋代路、州两级财政机构，以为全书阐述的基础，后五章分别讨论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性、赋役征发阶级不平等性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征榷收入的性质等问题。这几个部分显然未能涵盖宋代地方财政史的全部内容，至少例如地方（路分、州军）财政收支的具体数量与类型分析、地方财政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等方面，就未能深入，甚或极少涉及。这既有如前所述资料不足的困难，更有笔者才力有限的原因。不过全书结构的安排，其出发点是围绕着前述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为中心，总体上既不求全，具体阐述则追求深入发挥，而允许各章节有一定的独立性。虽不如某些硕儒巨著，力求全备，却也希望自成格局，以为一家之言。

最后是全书的结论部分，可分两方面：一是各章论述所及的关于宋代地方财政史的一些具体结论；二是在此基础之上归纳的、有关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一般性的结论。前文提出本书的学理基础是以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观察中国传统时期的财政史，不过具体分析，仍需有一定的阶段性；兼以笔者对历史哲学式的理论归纳一向心存疑惑，因此本书对第二个方面的结论将只在自以为有把握的方面略述己见，点到即止，不求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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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考·自序》，5页。

(2)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285～297页。

(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4) 关于宋代军费开支的比例，可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395～402页，下册，771～774页。

(5) ［美］罗溥洛（Paul Ropp）：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Introduction，7页，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引言”。

(7) 《范太史集》卷二二《转对条上四事状》。

(8) 《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466页。

(9) 参见《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冗官财用等》，140～142页；《景文集》卷二六《上三冗三费疏》等。

(10)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11) 《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170页。

(12) 例如高聪明《论南宋财政岁入及其与北宋岁入之差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13) 据宫泽知之的研究，北宋习惯用复合单位进行财政统计，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财政所关注的是物品的实用价值，这是当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开支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缘故。这样一种军事财政的出现，是与从唐代中叶到北宋时期军事、财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特征密切相联系的。参见［日］宫泽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済：財政、市場、貨幣》，第一章第一节，34～45页。

第一章
转运司的地位与作用

自公元前3世纪秦王朝建立帝制以来，中国传统国家的地方政区设置前后变化不大，其基本结构是与中央相对的郡县两级制。从西汉武帝时起，才在郡县与中央之间设置部州刺史，形成介于两者之间的监察区。从西汉（前206—公元8）到元（1271—1368），这种监察区设置经过长达1500多年的演变，才最终产生省一级地方政区的设置，形成省、州、县三级地方政区体系。宋代路级监司机构的设置，是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最为重要的步骤之一。

转运司是宋代主要的路分监司机构。

中外学术界对宋代转运司机构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尤其对转运司在地方行政、财政、监察、军事等各方面的作用，论述为多。留供后人研究的学术空间，重点在于进一步阐明宋代转运司机构在两宋时期前后的发展。本章主要即从转运司制度的确立、路分区划与财政区划、转运司与州军的财政关系这样几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并在结论部分试探性地提出对宋代转运司在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区划演变过程中独特地位的认识。

一、转运司制度的确立

宋代的转运司制度，是在建国初年削弱藩镇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集权的过程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

转运司起源于唐代中前期产生的财政使职制度。当时，唐代国家主要由于土地制度以及兵制等方面的改变，以军费为主的内外开支迅速膨胀，财税收入窠名趋于多样化，财政事务越来越繁重，日渐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政务之；加之国家经济中心不断南移，东南地区成了中央主要的财赋征集地，因此自秦汉以来传统的郡县——中央两级财政管理结构，和以北方经济区为支柱的财源格局，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国家的财政制度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调整。财政使职的设置，是这一调整的主要内容。

唐代财政使职出现颇早，大谷文书2835号周长安三年（703）括逃使牒⁽¹⁾，证明武则天时期，此使已在沙州地区出现。可视之为开元（713—741）中宇文融（？—约730）以殿中侍御史任租地、劝农诸使之滥觞。而在宇文融之后，财政使职便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最后形成中央的盐铁转运、判度支、判户部三个财政使职体系，并日渐取代原来主持中央财政的、作为尚书六部之一的户部，促使中央计司由户部逐渐演变成为日后的三司体制。

财政使职差遣中漕运使职的出现，始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初置的陕州水陆运使。⁽²⁾但漕运使职重要性的提高，却要等到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681—743）出任“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改革漕运之后。当时的转运使，与同时期设立的度支等其他使职一样，作为主持中央计司关键性的财政使职差遣，相比于旧体制，具有直接、简易、高效的特点，是唐代国家在战火纷乱中能确保相应财政供应的重要因素。宝应元年（762），为整顿关东地区漕运，以通州刺史刘晏（715—780）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³⁾。大历（766—779）以后，唐代的东西两大区域财政分掌结构基本确立，盐铁使分掌东南财赋，因而也使得其兼任东南漕运即转运使成为定例。⁽⁴⁾

盐铁转运使既为中央使职，在中央权威削弱的情形下，想要有效征调地方财赋，势不能依赖于既有的地方机构，而必须另建控制体系，这就是后来中央使职派出机构的来历。宝应初刘晏以盐铁使兼漕运，“自江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⁵⁾，是地方设置巡院之始。据称当时刘晏在江淮以北共置巡院13处。⁽⁶⁾在此前后，盐铁转运、租庸、度支等使都向地方派遣自己的驻外机构，以督征赋税。其使名也与中央使职相一致，唯加地区名以标志之。如宝应元年五月，“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⁷⁾。十月，朝廷敕令各地节度使不得“妄有征科”，谓“宜令本道观察及租庸使，严加访察”⁽⁸⁾；广德元年（763）二月敕文“诸州府及县令，今后每有阙官，宜委本州府，当日牒报本道观察、节度及租庸使……”⁽⁹⁾；同年，裴谞被命出任“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¹⁰⁾；濟大历前后，汴河漕路复兴，刘晏将各道租庸、盐铁转运等巡院机构重新组织，代表中央统辖一道之内财政事务。至唐代后期，贞元八年（792）八月，随着度支使与盐铁转运使系统的再度分掌天下财政，巡院系统于是互相分离，西北为度支系统巡院，东南为盐铁转运使系统巡院。多数巡院相互间或有上下级关系，长官称知院官，地位高者为之则称留后。据文献记载，唐后期各地共置巡院38处。⁽¹¹⁾

在主管征调财赋之外，巡院也兼有监视藩镇、督察州军行政、财政等方面的职责。元和四年（809）中丞李夷简奏：“诸州府于两税外违格科率，请诸道盐铁、转运、度支、巡院察访报台司，以凭举奏。”⁽¹²⁾从之。陆贽（754—805）《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疏》，谈到了以巡院官主管地方义仓和籴事宜：“望令转运使总计诸道户口多少，每年所得税茶钱，使均融分配，各令当道巡院主掌，每至谷麦熟时，即与观察使计会，散就管内州县和籴，便于当处置仓收纳。每州令录事参军专知，仍定观察判官一人，与和籴巡院官同勾当。”巡院职事的扩展，使得它更接近于宋代的转运使制度，但从唐代的巡院到宋代的转运使，其间显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五代承袭唐制，各地依旧设置巡院，后唐天成元年（926）诏提到：“如闻诸道州府坊市死丧，取分巡院检举，颇致淹停，人多流怨。……”⁽¹³⁾北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七《诸路转运使副判官》载：

永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祐兼诸道转运使，诸道分置巡院，皆统于使。五代罢巡院，始置转运使。

显然，孙逢吉所说的“诸道转运使”，与罢巡院后“始置转运使”并不是同一性质的机构，后者才真正与宋代设置的转运使直接源渊相联。五代何时“罢巡院”，记载不明，估计当在后期。文献记载中所见，更多的倒是随军转运使的设置。后唐应顺初（934），刘处让为河北都转运使⁽¹⁴⁾；后汉乾祐元年（948）七月，“以工部侍郎李谷充西南面行营都转运使”⁽¹⁵⁾；后周显德五年（958）四月，“以中书舍人张正为工部侍郎，充江北诸州水陆转运使”⁽¹⁶⁾。在这一时期，文献中已经不复见有巡院的记载了。⁽¹⁷⁾

宋初沿五代旧制，多置随军转运使；或为筹集军需粮饷，派遣转运使作为中央的特使，到各地督征，多因事而设，事已即罢。如建隆元年（960）四月，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并充前军转运使。⁽¹⁸⁾固定于某一地区设置转运使，始于乾德元年（963）。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二“乾德转运使”条载：

乾德元年正月，以沈义伦为京西、韩彦卿为淮南转运使。诸道置转运使始见于此。

不过，“诸道置转运使”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有一个过程。当时，宋廷一方面不断削弱藩镇势力，罢藩镇领支郡，逐渐以文臣权知州军，命州军直隶京师；另一方面，又不断完善转运司制度，加强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的权力，使得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擅赋自赡的旧格局，逐渐被这样一种新体制所取代：将天下划分成诸路，每一路设转运使，代表中央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管理，督集财赋；同时，州军的财务在原则上又直隶中央。南宋吕祖谦（1137—1181）总结宋初置诸路转运使的过程，说道：

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司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自高保寅知怀州，州隶河阳，时赵普为河阳帅，与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不能平，手疏请罢支郡。……时太平兴国二年也。遂诏邠、宁……等州先隶藩镇，令直属京师，郡长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后，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矣。……于是转运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也。⁽¹⁹⁾

大致到宋太宗在位的后期，宋代这种新型的“分路而治”的转运使体制才最终确立。

二、路分区划与财政区划

乾德初置路分转运使后，路分设置仍“分合未有定制”，显示从自唐代道制逐渐演变的轨迹。如福建地区初归两浙西南路辖区，雍熙二年（985）才单独设路。太宗至道三年（997），宋廷始统一划定全国为十五个转运司路分，它们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²⁰⁾

至道三年后，从这十五路中又陆续分出一些新的路分。真宗咸平四年（1001），四川地区的西川路与峡路分为益州、利州、夔州、梓州四路；天禧四年（1020），复分江南为东、西两路，于是共为十八路。后至神宗熙宁七年（1074），天下又形成二十三个转运司路分；徽宗崇宁四年（1105），复设京畿路；宣和末（1125），另创燕山府路、云中府路，成二十六路之制。有学者认为，北宋路分设置与财政经济紧密相关，各路界田多少和两税催额基本成为正比，有一定道理。⁽²¹⁾当然，这在较大程度上还受到自然地理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

不过从北宋中央政府管理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看，其所形成的转运司财政区划与上述转运司路分区划又略有差异。换言之，路分区划并不完全等同于财政区划。

北宋东京开封府统辖近二十个县。倚郭开封、祥符两县直隶京府，另外的陈留、尉氏等十余县，设“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一职管理之。府界的地位等同于在外路分，国家诏敕习惯合称为“府界诸路”。但宋初以来，府界的财务直隶三司。京师置“税仓”，“受京畿之租”⁽²²⁾。

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仁宗曾于府界创京畿路，置京畿路转运司，然两年后旋即废罢。京畿为屯兵之所，财务颇烦。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司遂将这部分职责移交给了府界提点司。史称“府界财赋，自前并系三司所掌，至熙宁四年内，方归府界提点司支移”⁽²³⁾。因此熙宁四年以后，府界实际已相当于一个路级财政区划，由提点司“支移”，亦即均济调拨谷帛钱粮。

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神宗以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范峋“莅事未久，已能营职，考绩甚优”，批示嘉奖，授范峋直龙图阁，“以劝四方将漕使人”⁽²⁴⁾。七年十二月，范峋上言道：“此前三年，本司岁计乞朝廷特赐及借支钱四十万缗，才以充用。今诸县夏秋所收颇有足额，比旧增六十余万，乞以所余二十万缗佐他司之用。”⁽²⁵⁾证明范峋不仅与“四方将漕使人”同等地位，而且府界提点司与在外转运司一样，有独立的“岁计”。哲宗元祐元年（1086）三月，时罢诸路提举常平司，以常平钱物归提刑司，府初由提点司掌管，宋廷为防提点司“侵紊”常平钱物，特诏设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官一员，“依诸路提点刑狱职事”⁽²⁶⁾。这就进一步体现了当时府界实际作为一路分区划的性质。可是四个月后，宋廷应司马光（1019—1086）之请，纠正元丰改官制以后原三司财务分散的弊病，就将“府界钱谷”也一并收归户部了。直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才重设京畿路，至北宋末不变。⁽²⁷⁾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推行新法，转运司事务加重，“转运使奔走于外，咨度于内，日不遑食”⁽²⁸⁾。于是从五年到七年，宋廷将京西、陕西、淮南、河北、京东诸路均分为两路，真宗以来的天下十八路之制一变而成二十三路。但由于诸路内部不同地区间一直就实行着财赋的互相调拨移用，分路后，财赋的调拨产生不少困难。例如河北分为东、西两路后，“其于监司巡按点检甚便，至于通融移用之法，则不能无害。如东路出丝绵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用度不得以相补”⁽²⁹⁾。于是元丰元年（1078）正月四日，宋廷又诏：“河北东、西，永兴、秦凤，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淮南东、西路转运司，并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其钱谷并听移用。除河北、陕西外，减判官一员。”⁽³⁰⁾当时陕西还恢复了都转运司。可见上述地区虽各置两转运司，但“通管两路，其钱谷并听移用”，在财赋调配上，两司合而为一，应视作一个转运司财政区划。

元丰年间（1078—1085），陕西新开拓的熙、兰等地，实际又形成一个相当于转运司路分的财政区划。

熙宁八年，时宋廷以熙河等地财用不足，中央疲于供亿，特设“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命入内副都知李宪提领之，经画财用。元丰元年十二月，经制财用司以“推行事务，各已有绪，乞自明年管一路岁计用度”⁽³¹⁾。三年四月五日，宋廷遂诏陕西路转运司：“熙河一路钱帛刍粮并交与经制司管认。缘经制财用司职事举废官吏，亦令经制司施行。”⁽³²⁾于是在财政管理职责上，经制司实际上已具备别路转运司的性质。四年灵、兴之役后，得兰、会等地，经制财用司改名为“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至元祐年间（1086—1093），旧党废熙丰之政，才于元年三月，“诏罢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其本路财利职事并入陕西转运司”⁽³³⁾。

徽宗时间，陕西地区转运司的设置又有变化。据文献所载，崇宁二年（1103），当时熙河路设有都转运使⁽³⁴⁾；又大观元年（1107）正月十九日的记载，见有“熙河兰湟路都转运使”一衔。⁽³⁵⁾宣和元年（1119）九月二十四日，宋廷“诏陕西漕司以都转运一员于永兴军置司，总治六路，转运使三员分治，每两路一员主之”⁽³⁶⁾。其制度细节，废置始末，不可考详。总之陕西地区由于重兵集结，在财政上比较特殊，未可以一般转运司路分视之。

因此，北宋熙宁以后，全国转运司路分与实际路分财政区划两者是不一致的。若说熙宁七年（1074）共计有23个转运司路分，实际路分财政区划却只有20个。

南宋各地普遍设置安抚司，主兵民之政，其实际地位超过转运司。历来言南宋路分区划，均指以安抚司为依据的帅司路分，共十六路，转运司路分则稍有差异。

南宋初年，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受到破坏，两淮与江南地区，本地财政收入锐减，“别无漕计”⁽³⁷⁾，转运司或减省，或合并，前后有所变化。江南东、西路转运司，高宗建炎四年（1130）五月曾合为一路，次年正月，即诏依旧分东、西路，各置转运司。⁽³⁸⁾绍兴四年（1134）二月，宋廷废淮南东、西路转运司，“诏令本路提举茶盐司兼领本司，人吏减二分之一”(38a)。七年四月复置。十四年十月，诏：“淮南东、西转运司并为一路，仍以淮南转运司为名，依旧置转运判官二员。所有提刑职事亦两路通管。”⁽³⁹⁾韩元吉（1118—1187）称其“遂为定制”⁽⁴⁰⁾。然据史载，绍兴十七年钱端礼（1109—1177）曾出任淮南东路转运副使，“革去宿弊，帑廪有余”⁽⁴¹⁾；前引王象之语，也说“今荆、淮、江、广诸路漕臣皆分路置”，说明南宋后期，淮南转运复分为两司。当时淮东转运置司于真州，淮西转运置司于庐州。

南宋两浙地区仍维持了两路财政合一的体制。北宋神宗时期，两浙曾两次分置东、西两路转运司，皆旋即复旧。《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载：“（两浙）南渡后，复分临安、平江……为西路，绍兴、庆元……为东路。”（2173页）由于两浙的杭、越两州自徽宗大观初（1107）以来即为帅府，所以《宋史》所称南渡后两浙复分，应该指提点、提举两司⁽⁴²⁾，转运司则并未分置。据王象之言：“今荆、淮、江、广诸路漕臣皆分路置，惟两浙以财赋合一，故共置一司兼统。两路并得刺举，尚熙宁旧制也。”⁽⁴³⁾但在南宋前期，两浙转运司一般都置漕臣两员，分管东西两地区，又有其一定特点。孝宗淳熙初（1174），两浙漕臣“始置一员，或除运副，或由判官而升”⁽⁴⁴⁾，至南宋末此制不变。

此外，南宋“东南三总领皆仰朝廷科拨”，仅为中央计司的派出机构，而四川地区由于中央鞭长莫及，由总领所全面负责当地财政事务，“专制利源”⁽⁴⁵⁾，四路转运司虽各有漕计，四路合计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领所财政区划，有一定特殊性。⁽⁴⁶⁾总之，南宋转运司路分与路分财政区划也有一定出入。

正由于不同路分转运司财政以及其他政务负担的轻重差异，北宋各路分转运司长官之授受，有既定次第：“将帅之先，多出于监司。初为监司者，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著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路，召为三司副使，其未可辍者，或与理副使资序。自副使除待制，出为都转运使。夫自初为监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经历已多，缘边山川道路甲兵钱谷，皆所谙知。故帅臣有阙，可备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⁴⁷⁾徽宗崇宁四年（1105）重置京畿路，初命“京畿转运副使、提点刑狱序位并在三路（按：指西北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转运副使、提点刑狱之上”，崇宁五年改转运使“与三路转运叙官”，政和二年（1112）八月，更“诏京畿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叙位并在三路转运使副之上，其崇宁五年三月七日指挥更不施行”⁽⁴⁸⁾。总之京畿路转运使的地位是比一般路分要高的。南宋十六个转运司路分互相间地位序列，未见具体记载，不过近里及财政事务繁重的路分如两浙等地位较高，而边远路分地位较低，则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附带简单介绍一下宋代转运司的机构。

转运司长官“有使、副使、判官，并以朝官以上充”⁽⁴⁹⁾。乾德初（964）置路分转运使，开宝五年（972）增置转运判官，太平兴国二年（977）再置转运副使。普通路分止置长官一员，“其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浙两）［两浙］诸路各置使、副，余路不置副。大抵有二员者，或皆为使，或皆为副，或为同转运使。两省五品以上任者或为都转运使”(49a)。但副使、判官等设置无常制。南宋时期，由于转运司地位下降，光宗绍熙（1190—1194）以后，“使副运判不双除”⁽⁵⁰⁾。

使、副、判官以下设转运司属官、吏员等办事机构，详情未见记载。熙宁变法时期，由于转运使事务繁忙，多在外巡历。因此，熙宁三年（1070），宋廷“诏川广等七路转运司依京东等路，于京朝官知县资序人内各举官一员，充管勾文字，不得差出”，专留本司处理日常事务。可见管勾文字官作为转运司属官在各路分普遍设置。⁽⁵¹⁾南宋后以避高宗赵构讳，改称“主管文字官”。由于转运司是路分监司中最为重要、事务最为繁忙的一司，因此属官员数在路分监司中也是最多的。崇宁四年（1105）中书省奉诏措置减省路分监司属官员数，规定诸路转运司属官总数为109员，比提刑司属官总数多6倍有余。⁽⁵²⁾当时全国共24个转运司路分，则每路平均有属官4～5人。

宋代的外官“惟监司为要任，所以助朝廷承流宣化，系一路之休戚，其任可谓重矣”⁽⁵³⁾，因此宋廷对转运司长官的人选一向十分重视。宋初多由廷臣荐举，强调的是人品吏材，而不重资序。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始明确规定差注条贯：“转运使、副、提刑今后选曾任知州以上；转运判官选曾任通判，实历亲民差遣，所至有政迹人。”(53a)此后大都坚持这一条贯，并一再强调转运使副判官等人选需有实历亲民官的经历。

三、转运司岁计及其与州军的财政关系

从财政的角度讲，转运司是宋代介于中央与州军之间的一个财政机构，但是它在宋代国家财政体系中究竟应该属于地方财政，还是中央财政，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许怀林认为转运使“已经由临时性的使者，演变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地方大吏”⁽⁵⁴⁾，也就是将转运司财政完全视为地方财政的范畴；郑世刚认为转运司在“一定程度上，已带有稳定的路级政区行政机构的性质”⁽⁵⁵⁾，对于转运司的地方性，留有余地；也有一些学者径称“两宋时代，路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⁵⁶⁾，或曰“转运司是地方财政的代表和主管”，“是地方财政主管单位”⁽⁵⁷⁾。本人数年前的意见，则更多地强调转运司作为中央计司派出机构的性质。⁽⁵⁸⁾目前看来，颇有修正的必要。

造成这种意见分歧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宋代转运司具有既作为中央计司的派出机构、号称“外计”⁽⁵⁹⁾，同时又作为地方一路财政总管的双重身份，同时，从北宋到南宋，其作用与地位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演变过程，只看到一时一事而未能纵观全局，不免造成认识的偏差；其二，学者们对于何为地方财政、何为中央财政的讨论，从未确定其概念内涵，所以结论的不同多出自分析标准的差异。下文从转运司双重身份的角度入手，来具体分析它的性质。

首先，宋代的路分转运司作为中央计司的派出机构，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集权而设置的。因此，它毫无疑问要体现代表中央财政利益的特性，即所谓“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

置转运使以掌一路之财对于州军财政管理的主要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比中央计司更直接、更具体、更贴近的督责机构。宋代转运司的职责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记载转运司长官的职掌，道：

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3964页）

可见，从对地方实行财政管理这一方面看，转运司长官的职掌主要有三点：其一，“足上供”；其二，足“郡县之费”；其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

（1）足上供

足上供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宋代转运司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面。正如南宋绍兴三年（1133）给事中黄唐傅所说，转运司“专以移用本路上供钱物为事”⁽⁶⁰⁾。所以转运司别称“漕司”。宋初，中央陆续规定天下各路供输京师粮、钱、金、银、丝、帛等物品的数额，称为上供年额。⁽⁶¹⁾这些上供年额又具体分摊于诸路转运司，令其督集供输。例如景德四年（1007）所定汴河岁漕东南六路6000000石粮斛之额，各路具体分摊的比例是：淮南路1300000石，江南东路991100石，江南西路1208900石，荆湖南路650000石，荆湖北路350000石，两浙路1500000石。⁽⁶²⁾

应该明确的是，转运司足上供职责的侧重面，在于督征于所辖州军，而不是直接经办。所以各路上供年额，绝大部分分摊于州军，转运司既不直接征赋于民，多数情况下也不具体组织漕运上供。与此相应，史籍中又常可以见到以州军为单位，由中央规定上供岁额的记载。因此，宋代地方上供中央财赋，州军年度上报《起发上京供年额钱物状》，而路分则为《诸路转运等司稽考上供钱物状》，状内诸州军分列。⁽⁶³⁾这种看似双重定额的制度，实际并非无谓的重复。

为了促使转运使恪守职责，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宋廷对诸路转运司督征所属上供财赋，有严格的时限规定，并制订有相应的赏罚、考课制度。⁽⁶⁴⁾诸路转运使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不管所辖州军经费盈虚，一味督征，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史籍中屡见不鲜。例如南宋绍兴初年，镇江府“自经建炎之乱，岁输上供米率不如数”，本路转运使按视，竟然不顾本府军食尚且不继的事实，将仓库现存粮斛“尽扃钥而去”。知府汪藻破钥取米，却被劾落职，永州居住。⁽⁶⁵⁾更有甚者，则以种种手段掊敛所辖州军财赋，作为羡余，献之中央。

（2）足郡县之费

足郡县之费，就是代表中央计司对所辖州军的财赋进行均济调拨、移盈补缺，以保证所辖州军经费开支的需要。故当时州军于上供之外供转运司调发的财赋，被习称为“移用钱”。转运司的这种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负责在所辖州军内部互相之间，以及在所辖州军与中央政府之间，实行财赋的通融计置。

南宋郑兴裔（1126—1199）曾说：“旧制，每道有计度转运使，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故郡邑无不足之患。”⁽⁶⁶⁾讲的就是转运司上述职能的第一个内容，史籍中有关记载颇多。北宋京西路“唐、汝、随、郢州、光化军月收诸色课利钱，除留州支遣外，其余自来并入香药递［铺］，赴许州下卸，应副以北州军籴买粮斛及诸般支用”⁽⁶⁷⁾。前述元丰元年（1078）令河北东、西等十路“并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目的就是为了使钱谷能够互相移用。南宋绍兴元年（1131），当时的临安府“所入财计径行拘收，自足以州（？）支用，更不令漕司干预移拨”，引起漕臣的不满。八月三日，两浙转运副使刘宁止上奏，请“从本司会计本府宽剩钱物，听从本司移拨施行”⁽⁶⁸⁾，从之。绍兴十三年合并淮南两路，也是为了“通西南二漕财赋”⁽⁶⁹⁾。有的州军地处僻远，土瘠民贫，赋税课利所入甚少，则其经费大部分需由转运司移用钱应付。绍兴二十九年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刑张祁上言提到，蒋州自罢榷场，经费就须由转运司支拨应付。⁽⁷⁰⁾湖南武冈军“财用不能自赡，仰于永、邵者半”，当然也是由转运司挪拨移用的。后因“二郡辄负不偿”，武冈守臣上请于朝，改为“以二郡元拨之数理为武冈上供，而武冈上供截为留州之用，有旨从之，遂为长利”⁽⁷¹⁾。其他如湖北的辰、沅、靖州，四川的威、茂、黎州等，都是如此。⁽⁷²⁾

一般说，转运司移用钱主要来自对部分所辖州军盈财的调拨，不过也有一些财赋，其收入直接由转运司掌握，以分拨应付所辖州军以及其他一些开支，这主要是在宋代财政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榷利，尤其是榷盐之入。

宋代东南地区岁食末盐，即海盐，淮南的通、泰等地为海盐的主要产地。北宋东南漕运行“转般法”时，江、湖诸路岁发漕粮，于真、扬、楚、泗等州的发运司仓库下卸，即由运粮船载末盐回本路，由转运司分拨到各州出卖，以其课利充各地经费。食盐本身并不等于财政收入，尚须由州县发卖，才能转变为利入。但在禁榷制之下，有了对食盐的控制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这部分岁入。故徽宗时毛注称东南各路“运盐昔主于漕计，以助岁给”⁽⁷³⁾。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以后，东南盐利悉归朝廷，转运司无以支拨补助州军经费，“州县横敛起矣！”东南地区之外，转运司掌握榷利的情况普遍存在，如闽广诸路州军经费，亦多借盐利。⁽⁷⁴⁾

转运司移用钱除支助所辖州军经费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开支内容，值得一提。其一，补助所辖州军上供财赋。如从北宋后期起，广东路岁额上供钱15万缗，依例买银起发。绍兴以前，“诸州并无银本钱”，或从本州经费中调拨，或白科于民。绍兴后，广东转运司就“每岁桩办得钱五万缗，均分诸州作银本”⁽⁷⁵⁾。又绍兴二年（1132）十月，宋廷置江浙荆湖广南福建路都转运司，职在催发诸路上供财赋。十一月十七日，应都转运使张公济之请，明文规定，诸州军上供有亏额，转运司须以移用钱补足：“如逐州上供钱未足，漕司不以移用钱补发”⁽⁷⁶⁾，许都转运使按劾。其用意显然在于督迫诸路漕臣完成中央征集财赋的任务。其二，少数财政开支项目由转运司直接负责应办，如转运司本身及其他路分监司官吏军兵的俸禄兵廪，以及纲运杂费等。⁽⁷⁷⁾

转运司足郡县之费职责的第二个内容，是在所辖州军与中央之间负责进行财赋的通融均济。也就是说，州军年额经费不足，请求中央补助，需由转运司审核转奏。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助，一般也是以路分为单位立额，因此史籍中常见的记载多是按路分拨的事例。

两宋时期，天下诸路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财赋岁入不等，尤其是那些重兵集结地区，军费开支浩大，所以各地财政开支年额相差很大。州军上供钱物除直接上京者外，很大一部分被中央政府在路分间调拨均济，补助缺财地区。所以转运司上报中央的《收支见在钱物状》，“支”项目中的“起发若干”条，即“谓上供及移往别路之类”⁽⁷⁸⁾。如陕西、河东及京西等地的军衣绢帛，向来仰给于四川地区。⁽⁷⁹⁾又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所载，宣和元年（1118），诸路上供钱物1532万贯匹两，而四川仅为14万有奇，不到诸路总额的0.9％（228页）。根据当时四川的经济地位，其上供财赋决不可能如是之少，这说明《通考》所载宣和元年诸路上供钱物之数，仅为实际到京者，四川上供绝大部分应该已被截留于陕西了。⁽⁸⁰⁾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北宋时期，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经费虽由中央大量补助，但系应付驻扎于当地的中央禁军，应当别论。至南宋，改设四总领所供赡中央驻屯大军，这部分财赋就明确地与各路地方经费相分离了。除此之外，宋代各路州军本地经费常年由中央财赋补助的极少，据现存记载，大约仅广西一地而已。且到南宋，对广西的补助也被取消。⁽⁸¹⁾

在经常性补助之外，各地因天灾人祸，致使岁入减少，或临时开支增加，州军也需经转运司请求中央补助。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陈瓘（1057—1124）就说道：“自祖宗以来，天下诸路转运司或有非常支用，必须干告朝廷，既在经费之外，于理自合应副。”⁽⁸²⁾这种临时性补助的事例，应该是不少的。

（3）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

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即监察州军财务，这是转运司监司职责在财政方面的体现。它的主要内容，是点检磨勘州军财赋帐籍。转运司属下设有帐司机构，由属官主之，专职磨勘州军供申的收支月帐，漕臣则需定期巡历州军，点检财务。仁宗景祐二年（1035）六月，度支判官段少连为两浙转运副使，他为了防范胥吏作弊，亲自点检州县簿书，“命郡县上簿书，悉缄识，遇事间指取一二自阅，摘其非是者按之，余不及阅，全缄识以还，由是吏不能为奸，而州县簿书莫敢不治”⁽⁸³⁾，这样的记载很多。

宋初，州军总结年度财政收支的计帐除由转运司点检外，均直接上报中央审核，“内自府库，外至州县，岁会月计，以上于三司。纸札之须，贿赂之广，远近之人以为劳弊”⁽⁸⁴⁾。熙宁年间（1068—1077），曾设三司帐司，胥吏数百，专职点检陈年老帐，劳而无功。元丰三年（1080），宋廷不得不考虑改易制度，下诏令“其县镇仓场库务帐，本州勘勾；诸州帐，转运司勘勾。内钱帛以下具收支应在逐县总数，造计帐申省。每三年各缴已经司金帐一道送省架阁”⁽⁸⁵⁾。由于“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理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易以详悉”⁽⁸⁶⁾，转运司对辖郡财务管理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此外，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大多都需禀报转运司，审核上奏。如营造，北宋庆历（1041—1048）中，岳州修偃虹堤，“州以事上转运司，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⁸⁷⁾。又如依赦令减放税物，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二十六日，宋廷诏：“自今遇赦减放税物，候到日委所属州府先具合纳放分数色额，供本路转运司，委本官看详，如允当，即画时施行。”⁽⁸⁸⁾此外，州军赋税的支移、折变、和籴、和买等，也要报转运司。所以北宋蔡襄（1012—1067）说：“借买银绢，预折田苗，逼抑纳钱，名为劝诱，高下物估，官取赢余，如此之类，转运司之过也。”⁽⁸⁹⁾

上述转运司职责虽有移盈补缺、均济财赋的一面，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对它们设置有种种限制。这些规定又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转运司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州军财务的关系，值得注意。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央对转运司直接经管的钱物，有严格规定。转运司移用财赋，一般仅在帐目手续上实行管理，并不直接经手出纳。徽宗宣和七年（1125），京西转运副使朱彦美“以州县漕司钱物徙置僻左小邑，贮之别库，悉皆移牒径取，谓之笔帖，前后非一，莫可考验”，被人发现，朱彦美被弹劾免官，宋廷因此专立“诸路转运司钱物［本司］应支用者，旁、帖并经所在州粮、勾院勘勾”条文，编入《政和给赐令》。⁽⁹⁰⁾可见此前转运司财赋之给纳，也均由州军库务经办，其本身并不自立仓库和审计出纳机构。南宋建炎二年（1128）九月二十五日，发运副使吕源上言，重提此事：（转运司）“给纳钱物，并合付之州县库，分正附帐历收入，以防伪冒。故专副立界，以至檄赴所属驱磨，监司巡历点检。自应奉之后，废法玩令，遂自行收支。宣和七年，因京西漕司以钱贮别库，移牒径取，始立法禁，转运司应支钱物，不经粮审院勘验者，徒二年。比岁因缘调发，复甚如前，于本司或随行别置库局，妄有支费。望申严旧法，期于必行。”宋廷从之，诏：“如违，徒二年。”⁽⁹¹⁾建炎三年（1129）九月十六日，宋廷再诏，申严旧制。⁽⁹²⁾

当然，在上供及移用钱物之外，对于转运司机构本身官卒吏员岁用经费，于其治所，应该还是置有一定专库的。例如南宋江东转运司置司于建康府，就有钱物、公使诸库。这与诸路安抚制置司在外军寨等立有钱粮专库的制度，是相一致的。但其钱物出纳的审计管理，则需经过所在州军粮料、勾院勘勾。

其二，为了防止转运司不顾辖郡经费，过分征调，宋廷对转运司移用所辖州军财赋限制颇严。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九日乙巳，宋廷曾下诏：“诸路漕司移用钱，每季具支使窠名申户部，本部察其违法之甚者，案劾以闻。仍令诸州季具漕司取拨之数申户部。”⁽⁹³⁾《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所录《厩库敕》，对其移用所辖州军钱物的数额，更有明确规定：“诸转运司除诸州依格上供数外，移用钱物侵过本州有额上供所余三分之一者，徒二年。”

以上所述，反映了转运司双重身份中代表中央财政利益的一面。有学者根据北宋时期多由转运使向中央进“羡余”的史实，认为这说明了转运司“实际上是地方财政主管单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实仅从进羡余事实本身，很难断定转运司究竟是代表着中央还是代表着地方。⁽⁹⁴⁾根据本文的思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进羡余更说明了转运司代表中央利益、督征地方财赋的特性。羡余者，其负责督征一路财赋之余额也。因此判断转运司性质地位，似应从更深入的制度要素去分析。

大致从北宋初年路分转运司制度确立时起，它就开始了从作为中央计司派出机构向地方财政管理机构缓慢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因，在于宋代国家财政危机的形成并不断加深，中央计司日渐丧失对地方财政通融均济的能力，从而形成地方财政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的局面，而体现这一理财精神的转运司岁计（漕计）的出现，则是这种转变的集中表现。从财政管理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地区形成了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由当地财政主管部门独立核算的预算，那么它无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的地方财政区划。因此我们将由转运司独立核算的漕计的出现，视作宋代转运司财政区划形成的标志。

宋初，中央对各路州郡上供粮帛银钱都陆续确定了岁额，同时留供各地开支的钱物也立有岁额。一州范围之内的财赋开支为“州计”，知州总之；一路范围之内的财赋开支，则为“漕计”，转运使总之。漕计并不等于各州州计之总和，如前所述，它的内容包括支助所辖州军以及其本身直接负责的开支项目这样两个方面。当时西北边境地区由于屯驻中央大军，当地转运司漕计负担最重。庆历初，河东都转运司漕计：“一年支收钱数，实收诸杂课利、客便卖盐矾斗秤、夏秋税出（籴）［粜］斛斗，卖匹帛丝绵银、进纳、杂收等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支系随衣添支特支料钱、旬设公使国忌狱空祭神、地里脚钱、买差遣马粮草、客便招军、人户和籴、矾本、杂支等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⁹⁵⁾岁收较之岁支略有盈余。

转运司虽主管一路开支，如果宋廷确能坚持应其盈缺随时调整各路的漕计，转运司只是作为中央计司的代理者，自能在宋代国家财政管理体系中长期保持其作为“外计”的地位，或曰更多地体现它的“中央性”而非“地方性”。可是历史并未按此理想化的路径发展。

宋初对各地岁计立额后不久，大致从宋仁宗时起，由于财政开支的增长，上供额就开始不断上调，此后直至南宋末年，几乎一直处于只增不减的趋势之中。但各地岁计却由于财源匮乏，很少予以调整，日渐趋于固定化。仁宗宝元二年（1039），朝廷已有“财赋所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者也”的明确规定，命令各地转运司如遇岁计不足，“须管自擘画支赡”⁽⁹⁶⁾，不得向中央要求增加预算。当时除供赡西北三路中央大军以及广西边地之外，中央极少调拨财物，以均济各路转运司经费开支。

当某一路分实在入不敷出时，中央更多地采用直接调整其辖区的办法。如仁宗天圣六年（1028），就出现过这类事例。当时由于京西路地方财政开支庞大，而本地赋税收入过少，宋廷遂将荆湖北路的安州（今湖北安陆）割隶京西，实际上也就是将安州一地的赋入割属京西路。⁽⁹⁷⁾安州的例子之所以值得一提，倒并不仅仅在此一端。更有意思的是，安州割隶京西后，由于所属食盐专卖区划改变等原因，产生种种不便，“人情厌苦不安”，庆历元年（1041），宋廷不得不将它重新划归荆湖北路，而安州割隶京西后每年供输京西路转运司的5万贯缗钱却成了定例，欲罢不能。这笔钱每年经长江转道汴河迂回至京西路，运费即达15000贯。⁽⁹⁸⁾因此这个由一路财赋均济别路岁计的例子，恰恰反映了路分预算固定化的事实。

哲宗元祐四年（1089），京西路再次由于岁计不足，要求中央派员“会计”，希望增加预算。右谏议大夫范祖禹（1041—1098）得知这一消息，上疏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缺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或止如常岁，量事与之邪？若量事与之，则朝廷既见其缺少之实，而不尽与，无以为说；若尽数与之，则恐他路援以为例。朝廷视天下如一，无有厚薄，欲悉应副，则力有所不逮；不悉应副，则转运司无以为计，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则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虑也。”⁽⁹⁹⁾这理由真是现实得很。既然明知各地岁计普遍匮乏，朝廷无力悉予应付，不如装聋作哑，含混过去。不过范祖禹的理由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各地岁计既然普遍不足，尽管朝廷装作不知其“缺少之实”，转运司难道就可能凭空生财，而不“刻剥百姓”么？

政和二年（1112），宋徽宗以陕西路漕计匮乏，“将漕之臣，不闻画策以助邦计，而每以急阙上闻，期于必得”，手诏斥责：“夫春秋租税之入，榷酤盐铁之征，一切失催，贱市亏折而不问，掌计之官，且何赖焉？其各亲诣所部，条具州县出入之数，措置之宜，养兵裕民之术，实封来上，毋为空言！”⁽¹⁰⁰⁾连主要供赡中央驻军的陕西路漕计也顾不上了。

南宋，随着中央征调急剧增加，地方经费严重匮乏，转运司均济财赋的职能更受制约，各路转运司的岁计越来越趋于固定化。陈傅良曾说：“（国初）虽自一钱以上名曰系省，而州郡之缺，一仰于部使者……中更变乱，于是□□尽归公上，而漕失其职，往往仅同催纲督租。祖宗所以懋迁南北、均调内外之道缺矣。”⁽¹⁰¹⁾除谓北宋时“州军之缺，一仰于部使者”纯属对前朝的美化外，他的话并无夸大之处。稍后一点，魏了翁（1178—1237）也有类似的论述：“至中兴以后，乃又以外司农护饷，而所谓转运者，仅为催科团并之司，设官初意，愈传愈失。”⁽¹⁰²⁾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廷应知夔州李师颜之请，以“归州去夔州最近，去荆南最远”，复将归州划给夔州路，却令“所有本州岁起湖北路钱物依旧赴湖北漕司”⁽¹⁰³⁾。可见当时湖北漕计，已没有任何灵活措置的余地，所以归州在行政上虽划给了夔州路，它原先上交湖北漕司的钱物，却不容减省。

对于上述例证，当然不能绝对化地去理解，事实上直至南宋，中央偶尔调整路分转运司岁计的事例仍有所见。文献记载比较集中的，是福建路、广东路与广西路的情况。

北宋闽广三路榷盐之利基本行官卖法，盐利归三路漕计。南宋初，由于淮盐一度不通，宋廷曾先后改三路海盐行钞法，行销江南两浙等地，因此征调三路部分盐利供应中央财政。后淮盐复通，三路食盐基本在本地销售，但由中央所征调的三路盐利从此却成定例，不可减免。⁽¹⁰⁴⁾三路因此漕计困窘，地方凿空敛财，民众怨声载道，宋廷不得不先后数次审核三路漕计，由此引起南宋三路盐法的纷更。如乾道八年（1172）正月，新任提举福建路市舶陈岘“乞令有司先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与夫上四州县每岁支遣，除两税、增税，并诸色钱外，转运司所仰于盐纲而为增盐钱者几何，州县所仰于盐纲而为岁计者几何，令官吏结罪赏状从实具数供申，委官审核，然后以见般纲盐八百万余斤作钞随所阙多寡，分结以补之”⁽¹⁰⁵⁾。也就是直接将官卖食盐作为经费，按比例分配给漕司与州郡，以补助它们的岁计。南宋广东路岁计，负担最重的是前文提到的每年15万两的上供银，转运司“只得责之诸郡，曾不暇问其银本之若干，银价之高下”⁽¹⁰⁶⁾。后虽对州军略有补助，杯水车薪而已。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广西路漕计前后变化的情形。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沿边兵》载：“祖宗时以广右事力绵薄，而边防急切，故岁赐钱一百一十余万缗，而诸郡税赋，以之养兵积威，宜有余裕。南渡以来，岁赐已绝，又岁取广西盐钞钱四十万缗、经总制钱数十万缗，历年滋久，故诸郡销兵以自足尔。”（70～71页）事实诸郡“销兵以自足”，仍未能解决岁计之缺。自绍兴八年（1138）改盐法，征调广西40万缗盐利上供后，“漕计大窘，无以备边”⁽¹⁰⁷⁾，于是不得不一方面令民户高价折纳税米，同时又低价向民间强籴食米，一进一出，价格相差数倍，以此取足岁计。因此从绍兴后期起，广西路盐法或行官卖，或行钞法，屡次更改，但由于每年由中央征调的盐利不减，广西漕计以及各州郡岁计的困境一直无法得到缓解，地方盐法弊病百出。

归纳文献记载，南宋中期广西路漕计岁支总额大致在70万～80万贯之间，其中本路开支部分，即“本司岁支”与“应付州军岁计”两项，大致在45万贯之间，其余都是应付中央征调部分了。岁入项目，则以盐利为主，其余记载颇有不明之处。看来这正是其法外敛财在文献中的反映（见表1—1）。

表1—1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广西转运司岁计

又吴泳《鹤林集》卷二二《奏宽民五事状》所载淳祐末年（1252）广东路转运司财政，更明确反映了漕计亏空的情况，每年达8万余缗（见表1—2）。中央既不予减免上供岁额以解决漕计的亏空，地方当然就“只得敛之于民”。

表1—2　南宋淳祐末广东路转运司岁计

从上表可知，广东路转运司岁收项目，除“索陌一分钱”内容不可考，其诸郡丁钱等当系来自从所辖州军移用之钱物，其余提盐司、提举司等两项则出于朝廷的支拨；岁支项目中，可分上供（湖广总领所银纲钱、起解总领所银纲搬运水脚部纲官吏路费特支、陪帖荆南银纲买银钱等三项）、本司开支（本司官吏俸给、额军口券）以及补助所辖州军岁计（诸郡上供银本钱等）等三个方面。

当一路财计从“或有非常支用，必须干告朝廷，既在经费之外，于理自合应副”，日渐演变为“须管自擘画支赡”的时候，转运司作为一路岁计的主管部门，也就必然更多地从解决本地岁支出发来考虑问题。于是，它的性质也就从原初代表中央计司督征地方财赋的“外司”，转向更多地代表地方财政利益的地方财政机构，宋代的路级财政区从此形成。

从北宋到南宋，转运司地位的这一转变过程究竟在什么时候完成，由于前后有反复，各地情况也有差异，不易一概而论。有学者认为熙宁年间置转运司管勾文字官，令不得差出，常驻官署，是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恐不确切。⁽¹⁰⁸⁾大致讲来，北宋末年转运司的“地方性”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宣和七年（1125），有两浙转运副使程昌弼请编修《宣和两浙会计总录》之举。⁽¹⁰⁹⁾至南宋，完全定型。绍兴初权户部侍郎王俣上言称“近年以来诸路监司被受朝省指挥，玩习太甚，恬不为意”，“其视符命，盖蔑如也”，列举各种事实，正是转运司地位变化的表现。⁽¹¹⁰⁾

南宋胡寅（1098—1156）《缴韶倅宋普根括田产减年》有言：“伏蒙谕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此天下之正理。”⁽¹¹¹⁾胡寅的这一“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的表述，正是前文所说宋代每一路分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独立核算的理财精神。它既概括了宋代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的基本方针，同时又极鲜明地反映了南宋前期转运司作为地方路级财政主管的现实基础。

宋代的路级财政区，与后来介于中央与州郡之间的大政区（省）的形成，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指：其一，在宋代，转运司虽是路分最重要的一个监司，但远未能一统路分政务的各个方面，当时在各路分还并行设置有安抚司、提刑司、常平司等监司机构，各监司机构各专其责，而又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路级政区管理机构；其二，宋代的转运司虽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从宋初的“外计”逐步转变，最终导致了路级财政区的形成，由于宋代国家财政总体系的制约，它仍带有十分显著的“催科团并之司”的性质，具有一定的两面性。但不管怎么说，宋代路级财政区的形成，无疑是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地方政区演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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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文书录文一三四，《周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2) 《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5768页）：“明皇先天二年，始以陕州刺史李杰充陕州水陆运使。漕运之有使，自此始也。”

(3)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2117页。

(4) 以上参见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

(5)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1884页。

(6) 参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1378页。

(7)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1882页。

(8) 《册府元龟》卷一四七《帝王部·恤下门》，1781页。

(9) 同上书卷六三〇《诠选部·条制门》，7555页。

(10) 《唐会要》卷八四《租庸使》，1834页。

(11) 以上参见［日］高橋繼男:《劉晏の巡院設置について》、《唐后半期に於ける度支使·盐铁转运使系巡院の設置について》。

(12)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上》，430页。

(13) 《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本纪三》，515页。

(14) 《旧五代史》卷九四《刘处让传》，1250页。

(15) 同上书卷一百一《隐帝本纪上》。

(16) 同上书卷一一八《世宗本纪五》。

(17) 检新、旧《五代史》，前引天成元年诏是唯一有关巡院的记载。时另有“军巡院”机构，与本文所说巡院并无关涉。

(18)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三。

(19) 《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五》，557页。

(20) 参见《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岁末”条，901页。

(21) 参见曹尔琴：《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

(22) 《宋会要》食货六二之一。

(23) 《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丙戌”条注文，8619页。

(24) 同上书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二月庚子”条，8216页。

(25) 同上书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丁丑”条，8394页。

(26) 同上书卷三七二“元祐元年三月癸酉”条，9011页。

(27)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二七：“（政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详定重修敕令所奏：‘崇宁四年朝旨：京畿转运副使、提点刑狱序位并在三路转运副使、提点刑狱之上。……’”又同书职官四五之四载崇宁五年十二月六日京畿转运使张杲奏，有“伏见陛下申画王畿，肇新四辅，改提点［为？］转运使”语，可证崇宁四年朝旨当系初改府界提点为转运使。又《渭南文集》卷三二《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载：“（陆宲）移提举京畿常平等事，与转运、提点刑狱，皆置司陈留。会金人犯京师，游骑突至。转运、提点刑狱仓卒避去。……”可知直至宣和末，京畿仍设置有转运、提刑、提举等监司。

(28) 《栾城集》卷二三《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500页。

(29) 《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己亥”条，6955页。

(30)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一八。

(31) 《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戊申”条，7183页。

(32)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四三。

(33) 同上书职官四四之四四。

(34) 参见上书职官四三之七九。

(35) 参见《宋会要》职官四三之八九。

(36)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三二。

(37)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四二。

(38)(38a)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三七。

(39)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四四。

(40) 《南涧甲乙稿》卷二〇《左朝请大夫李公墓志铭》。

(41) 《攻媿集》卷九二《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

(42) 参见《吴郡志》卷七；《宝庆会稽志》卷二。

(43) 《舆地纪胜》卷二《临安府·两浙转运司》。

(44) 《咸淳临安志》卷五〇《秩官八·两浙转运》。

(45)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总领诸路财赋》。

(46) 参见《方舆胜览》卷五一《总论四路监司》。

(47) 《范太史集》卷二二《转对条上四事》。参见《文潞公集》卷二九《奏除改旧制》。

(48)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二七。

(49)(49a)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一。

(50) 《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官制门·运使》，531页。

(51) 参见《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一七。

(52) 参见上书职官四五之三。

(53)(53a) 同上书职官四五之一。

(54) 许怀林：《北宋转运使制度略论》，293页。

(55) 郑世刚：《北宋的转运使》，332页。姜汉椿的观点与郑世刚相近，参见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略论》。

(56) 参见王文楚：《北宋诸路转运司的治所》。

(57) 参见高聪明：《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58) 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州军财政制度述略》。

(59) 《文恭集》卷八《乞慎选省府推判官提点刑狱奏》。也有称转运司为“三司子司”者，参见咸平元年六月己亥《诫饬转运职事诏》，见《全宋文》卷二一三，第5册。

(60)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四〇。

(61) 参见《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引止斋陈氏语，227～228页；《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军储事》。

(62) 参见《梦溪笔谈》卷一二，446页。

(63) 参见《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

(64) 参见《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二三；《条法事类》卷五《考课》。

(65) 参见《鸿庆居士集》卷三四《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君墓志铭》。

(66) 《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宽民力疏》。

(67) 《宋会要》食货四二之一一。

(68)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三八。

(69) 《南涧甲乙稿》卷二〇《左朝请大夫致仕李公墓志铭》。

(70)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乙卯”条。

(71) 《絜斋集》卷一八《侍御史赠通议大夫汪公墓志铭》。

(72) 参见《方舆胜览》卷三〇引田渭：《辰州风土记》；《宋会要》职官四一之五八至五九；《方舟集》卷七《乞科降盐本钱札子》、卷一〇《答郑运使书论蜀中事体》。

(73) 毛注：《上徽宗答诏论彗星四事》，见《诸臣奏议》卷四五，473页。

(74) 参见《朱文公文集》卷一七《转运司蠲免盐钱记》、卷八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75)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引《湟川志》录廖颙：《奏均减上供银表》，8415～8416页。参见《定斋集》卷一《乞代纳上供银奏状》。

(76)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四九。

(77) 参见上书食货四九之四九；《周文忠公集》卷三四《直敷文阁致仕鲁公墓志铭》；《齐东野语》卷一二《淳绍岁币》，214～216页。

(78) 《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

(79) 参见《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桩管钱物》。

(80) 参见《历代奏议》卷三八，冯山奏疏，510页；《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庚戌”条，5244页。

(81) 参见《黄氏日钞》卷六七《石湖文集·奏状》；《岭外代答》卷三《沿边兵》，70～71页。

(82) 陈瓘：《上徽宗进国用须知》，见《诸臣奏议》卷一〇三，1109页。

(83) 《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六月己卯”条，2740页。

(84) 《宋会要》职官五之二六。

(85) 《长编》卷三〇九“元丰三年闰九月庚子”条，7495页。

(86) 《栾城集》卷四〇《论户部乞收诸路帐状》，884页。

(87)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一三《偃虹堤记》。

(88)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七。北宋中期，依赦减放之权一度被收归中央，至南宋复属转运司。参见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一面除放欠负》；《条法事类》卷七《监司知通按举》录《职制令》、卷四七《阁免税租》录《赋税令》。

(89) 《蔡忠惠公文集》卷二六《论财用札子》。

(90) 参见《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三三。据《条法事类》卷三七《勘剌》校。

(91) 同上书食货四九之三六。

(92) 参见上书食货五二之三二。

(93) 《系年要录》卷六三。

(94) 参见高聪明：《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95) 《欧阳文忠公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乞罢铁钱札子》。

(96) 《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月末”条，2929页。

(97) 参见上书卷一〇六“天圣六年十月壬戌”条，2483页。

(98) 参见《麈史》卷上。

(99) 《范太史集》卷一五《论封桩札子》。

(100) 《宋会要》职官四五之一〇。

(101) 《陈傅良集》卷三六《与王亚夫运使》，463页。

(102)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三《潼川转运司重建东衙记》。

(103) 《系年要录》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四月乙巳”条。

(104) 闽广三路钞盐钱年额上供数：福建路，建炎四年初定20万贯，绍兴十二年增为30万贯，绍兴二十七年减为22万贯，乾道四年复减为7万贯；广东路，建炎四年初定20万贯，后钞法扩大，至绍兴五年增至40万贯，此后更有增赢；广西路，食盐钞法始自绍兴八年，后定岁供朝廷盐利40万贯。以上参见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640页；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

(105) 《宋会要》食货二七之三九至四〇。

(106) 《鹤林集》卷二二《奏宽民五事状》。

(107) 《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98～99页。

(108) 参见郑世刚：《北宋的转运使》，332页。

(109) 参见《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三四。

(110)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〇“绍兴六年八月戊戌”条。

(111) 《斐然集》卷一五。

第二章
州军财政制度

州军是宋代具体经办地方财务的中心，负责征集赋税课利，上缴中央，并以中央拨留的钱物应付地方各类开支。它既受转运司的监察和管理，又直属于中央。所以州军是相对于中央计司的一个正式和完整的地方财政级别，这与它在国家其他政务中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北宋范镇（1008—1088）说：

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州委之生杀，县委之赋役。虑其或失于中也，为之转运使、提点刑狱以按察而纠举之，其委任谨重之道至矣。⁽¹⁾

谓“祖宗之规模在于州县”，是正确的，唯宋廷不仅委州以生杀之权，同时也将地方财政的重任交给了它。

一、宋初收州军财权的两个主要措施

宋初，朝廷革除唐季五代弊政，强化中央对地方的集权控制，力图重新确立专制王朝的合理秩序。其在财政方面的措施，习惯上被称为中央向地方“收财权”。当时置诸路转运使，其主要目的，也就是收由藩镇把持的州军财权，“制其钱谷”。宋代的州军财政制度，正是通过宋初一系列收财权的措施，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具体阐述州军财政制度之前，有必要概括一下宋初收州军财权的主要内容：一、置官监临，以夺其财；二、规定天下财赋“非条例有定数”，不得擅支。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中央政府实现对地方的集权，其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方面，无疑是集中体现在官员的任命权。宋初收州军财权的史实，正是如此。朱熹（1130—1200）曾指出：“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于是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²⁾例如乾德三年（965）五月，太祖遣常参官十八人，“分往诸道受民租”⁽³⁾。“时藩镇有缺，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至太宗初年，遂“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⁴⁾。直接派遣官吏，分掌地方赋税课利收入，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控制，也就得到了保证。这也就是南宋朱弁所说的“置官监临，利归公上”⁽⁵⁾。

在宋初对州军财政“置官监临”的措施中，号称“监郡”的通判，地位十分重要。史称赵普劝宋太祖“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⁶⁾。南宋李攸也指出：“国初……一州之财，置通判掌之。”⁽⁷⁾所谓以通判掌一州之财，并不是说通判排斥长吏（知州、知军等），为一州最高财政长官，而是指置立通判，牵制长吏，使其不得专权，并由通判具体负责点检帐籍库务。

将天下财赋的支配权集中于中央，“非条例有定数”，州军不得擅支，也是宋初收地方财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末”条载：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擅，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152页）

早在乾德二年，宋廷即已令诸州财赋，于度支经费外，悉送京师。三年三月此诏，当系重申旧命。

乾德诏令的重要意义，就是确定了中央对地方所有财赋的支配权。

首先，天下州军财赋，须由中央规定其得以支用的项目与数额。史称“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故费浸多”。苏辙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⁸⁾，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所说的“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当然并不可能指一切开支都由三司具体经办，而是说州军的所有财政开支，都出于三司的计度规定。正如南宋李光（1078—1159）所说：“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⁹⁾因此宋代地方州军留用财赋，被称为“系省钱物”⁽¹⁰⁾。“系省”者，即指地方谷帛钱物，系籍于省司（三司、户部）的意思，表明财赋虽由地方留用，但其所有权仍属于中央。“系省钱物”成为宋代地方留用钱物的代名词，鲜明地体现了其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特性。

其次，诸州军除中央规定运用的各项经费之外，其他一切财赋，地方均不得动用。对于地方经费之外的余财，乾德诏书虽明确规定“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但后来实际并未“悉送都下”。开宝六年（973），宋廷又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余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¹¹⁾革去五代以来“牧守来朝，皆有贡奉”的旧习，实行按中央财政需要，对地方财赋实行正常的定额调发上供的制度。其他的余财，则多在地方贮积，以备调用。可见对于州军经费之外余财的管理，关键并不在于贮积于何处，而是在于其支配权掌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手中。开宝六年诏书还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宋初“收财权”的各项措施，至此已大见成效，因此朝廷才有此信心，将余财留在地方。这正如后来马端临所说：“盖唐末而方镇至于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11a)

《朱子语类》卷一〇八《论治道》篇，载朱熹回答学生李关于“祖宗时州郡禁兵之额极多，又有诸般名色钱可以赡养，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财皆括归朝廷，而州县益虚。所以后来之变，天下瓦解，由州郡无兵无财故也”的议论，道：“只祖宗时，州郡已自轻了……如何尽责得介甫！”（2681页）显然，朱熹这里说的州郡已自“轻了”，就财赋而言，就是指它的支配权在宋初早已收归中央了。

二、州军岁计

经宋初太祖至真宗三朝的整顿，形成了有宋一代州军财政的基本制度。

与路级财政一样，州军年额经费收支计划，称作“州军岁计”。岁计是州军作为宋代地方财政重心所在的具体体现，它包括了地方财政收支的绝大多数内容。有的学者过于强调路分转运司作为地方财政的主管单位，以致认为“州县都不能算作一级财政单位”，其失误主要在于未能看到由州军岁计管理所体现的、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地方财政管理级别的性质。⁽¹²⁾

州军岁计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州军上缴中央的财赋，有的直接起发上京，有的应付别路州军。如前所述，宋代天下上供钱物虽有各路分总数，但最终大都落实于州军头上，因此中央又直接规定州军上供岁额。南宋建炎三年（1129），知婺州苏迟奏乞减本州上供罗，宰臣进呈其奏，高宗问祖宗额几何，宰臣对“《皇祐编敕》一万匹”⁽¹³⁾，可见还正式列入国家的编敕。其二为本地官俸兵廪等各项经费。若因人员增减、条例改易，引起岁支额变更，就得申明朝省，请求调整。南宋康翼知德庆府，“德庆所隶止两邑，赋入无赢余，改升藩府之后，前政辄会肇庆例，百色皆增于他州，至是财用顿窘。公究其弊，曰：‘元不曾申明朝省，一切当如旧，月给减省，宜自太守始。’由是财用仅足，而官吏请给亦不缺，人皆难之”⁽¹⁴⁾。说明德庆府增加开支，按制度是应该“申明朝省”，征求批准的。南宋时期地方经费普遍不足，岁计支出额调整已无实际意义，因而才出现了像德庆府“前政”时期这类制度废弛的现象。

州军岁计就其应付本地经费的那部分而言，已大体具备现代地方财政预算的特征，即在中央财政法规所赋予的职责范围内，由州军政府全面负责经费的收入与支出。当然，宋代的州军岁计与现代地方财政预算在性质上仍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主要在于宋代的地方经费虽由州军留用，但由于受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制约，其支配权与所有权仍属于中央，中央可以随时随地增加征调，侵削地方经费，不似现代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有比较明确的区分。而且，“岁计”将上缴中央的财赋与本地留用经费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既说明它们在性质上的一致性，也反映了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某些概念尚不很清晰的事实。

岁计范围之内的财赋，都由州军政府具体经管出纳。

州军财政收入的主体，当然是本地区的赋税。除倚郭县外，一般都由属县负责催科，入纳后上缴州军仓库。盐、酒榷利等收入，不少则由州军直接经营。如南宋宝庆三年（1227），庆元府本府及在外的五属县官酒务息钱额共94786贯，而本府的都酒、比较、赡军三省务息钱额即为62009贯，约占总数的3/5。⁽¹⁵⁾不过到了南宋，州军为了攫取加耗、斛面、縻费等附加税，属县民户的赋税课利等，也多抑令直接上郡府仓库交纳。少数本地赋入不足以应付经费开支的州军，还有转运司移用钱的补助。

此外，州军赋入由于受本地物产种类的制约，又常常有以某种物产与别州军进行对换的情况。例如两浙睦州地处山区，本地税粮不足以应付军饷，自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起，就由中央规定，睦州每年为婺州代发上供绢36000匹，婺州则岁输米15000石给睦州，以充军饷。⁽¹⁶⁾不同转运司路分的州军之间，也常常存在这种财物对换关系。但以代发上供的形式，来对换别州军财物，很容易形成弊端。上供财赋由中央经转运司催督，州军不敢有亏；别州军的对换物资，互相间并没有多少约束力，中央对它们也不似对上供钱物那么关心，故常有亏欠。因此朱熹认为“诸州军兵衣绢或非所有，则以上供钱对易于出产州军，最为烦扰”⁽¹⁷⁾。历年一久，代发上供的州军其上供窠名成为定例，欲罢不能，而被代发州军的对易财物纯为虚额，这更加剧了州军间财赋不平衡的现象。南宋江浙地区淮福衣钱绢之征，就是由这种财物对换关系而引起的。

州军财赋的支出，首先是起发上供钱物。

宋代转运司号称“漕司”，职在督征属郡的上供财赋，因此也负责有关漕运的一些具体事务，例如修造漕舟等。⁽¹⁸⁾个别僻远地区的上供财赋，而又“畸零数少”者，也需由转运司负责团纲转输。例如广西路上供钱物即“自远州用小船般运至桂州后，合成纲运，逐次别差纲官舟船人丁”⁽¹⁹⁾，转输起发。但在多数情况下，转运司仅负责监督催发，并不直接经管上供财赋的发纳运输事宜。这与转运司不附设有关仓场库务的制度是相一致的。因此，上供团纲的具体职责，多落在州军头上。

宋代州军厢军一般不任战阵，“类多给役而已”，其中不少用于纲运。治平三年（1066），三司使蔡襄上言提到：“欲减厢军，先减纲运。今天下无名纲运，最为枉费兵士。……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类，多由陆路。若委本路转运司，不急用者罢省之，或令水路，可以减省兵役。”⁽²⁰⁾这里所说“欲减厢军，先减纲运”之纲运，显然是未“委本路转运司”之州军纲运。

宋代人户承担州县差役，有一重要役名，谓“衙前”。衙前的主要职责是“主官物”，或主管官府的仓库，或押送官物上京，为重难差役之一，历次役法改革中，引起争论最多，这是人们习知的史实。而需押送官物上京的衙前，就属于州役人。熙宁二年（1069），有一著名事例，就是宋神宗得知“外州有遣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且受库吏邀阻，很受刺激，决心改革役法。⁽²¹⁾这一事例即反映了州军由衙前输送上供钱物的制度。

南宋钱观于绍兴年间（1131—1162）知广德军时，“访民利害，立罢行之”，其中一事：“（广德军）地居高陆，岁上供，民输建平仓，由湖转江，入丹阳闸以达行在，所道回远，复加敛为赀费，号水脚钱。君亟请于朝，寄廪湖之四安，相距才五十里，民不病劳。循运河至国门，不过五日，费减大半”⁽²²⁾，也说明由州军负责直接起发上供税粮。

李纲（1083—1140）曾说：“依法，夏税……及纳毕，申所属监司，选官称量，合系上供之类，即团并成纲，发赴左藏库交纳；内有合系本州支给官兵春冬衣赐等用，即从本州支遣，皆有帐籍可以稽考。此祖宗旧制，不可易之法也。”⁽²³⁾即指州军两税纳毕，由转运司点检，其中合应上供部分，选官于当地团并成纲起发。这应该是宋代上供团纲的一般制度，为“祖宗旧制，不可易之法”。

州军的经费支出，主要是官吏军兵的廪禄，其中尤以军俸、军饷负担为重。

南宋后期的《湟川志》，记载有广东路连州财政支出中“经常用度”诸项目，其中岁支类别大致有四：一为官俸钱，计有官员料钱等三项，共支钱11466贯，约占总额37.5％；二为诸军军俸，计有诸军料钱等四项，共支钱15260贯，约占总额50％；三为应付路分监司于本州开支的一些项目，共支1344贯，仅占总额的4.4％；四为本州的诸杂开支，计有春秋二教支钱等七项，共支2510贯，只占总额的8.2％。总计官俸、军饷达26726贯，占岁支总额30580贯的87.4％。这一例子，看来是比较典型的（参见表2—1）。

表2—1　南宋后期连州岁计收支项目

资料来源：《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州府”条引《湟川志》，8417～8418页。

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叶適（1150—1223）奉祠居住于温州，曾设想由州军买田收租以赡养军兵，并以嘉定九年为准，统计了温州一郡诸军兵廪数，今亦据以制表如下，用以进一步反映南宋州军军费开支的情况（表2—2）。

表2—2　南宋嘉定九年温州诸军请给

资料来源：《水心别集》卷一六《官吏诸军请给》，851～858页。

州军按岁计完成年度财政收支，须结帐向上级部门汇报。宋初，除申报转运司外，须另造计帐送三司审核。元丰三年（1080）后，不再直接上京。《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类，载有州军申报转运司的《诸州申钱帛帐》式及《诸州申粮草帐》式，这应该是元丰三年以后的帐式，今将其《诸州申钱帛帐》式制表于下，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宋代州军岁计收支的各类经常性项目（表2—3）。

表2—3　宋代《诸州申钱帛帐》式

按：细目不具。《诸州申粮草帐》基本格式同此。

除前列各表所载各类经常用度项目外，一郡之内，因土木营建、水旱灾荒、人员增减等，必然还会有一些临时的开支。同时赋税课利的收入，也会有盈缩，需由州军长官灵活处置。那么，在宋代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之内，作为一个正式和全面的财政管理级别，宋代的州军是否具有相应的机动财权呢？

这一问题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

首先，就制度本身而言，州军政府是应该有一定机动财赋的，北宋前期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比较宽裕时，更是如此。南宋林罗列这些财赋道：“国初，一路赋税榷酤商税茶、盐、坑冶之利，转运得以裒多益寡，以给边郡。其二税定例分数隶属州县，及系官廓税以地利（按：此句疑错漏字），坊场河渡，支酬衙门不尽者，尽归本州。……若属州县之财，别有州府库贮藏，听知、通备用非常。”⁽²⁴⁾魏了翁也说：“（宋初）赋租斡榷之利，虽隶转运使副，而二税固有当属之郡者。且系省官房廊、杂收地利、坊场河渡支酬衙前不尽，则悉归诸都，以之备用非常。”⁽²⁵⁾其中，征榷课利之盈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官吏的经营水平，所谓“得其人则课增，非其人则课亏”⁽²⁶⁾，是州军“备用非常”财赋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州军对机动财力的支配权十分有限。

州军的财赋收入固然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会出现岁计之外的余财，但州军的所有财赋，按制度都应入载府库都籍，受监司点检，按制度支用，岁终结帐，上报审核。苏辙所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州军岁计之外的余财，中央一般只不过不征调起发而已，所以才有仁宗初年楚州“郡仓积米五十万，陈腐不可食，主吏皆惧法，毋敢轻去”这样的事例。当时新任楚州粮料院孙长卿“为酌新旧均渫之，吏罪得免”，成为特例，得以载入史传。⁽²⁷⁾

宋代州军均置常平、义仓，以备灾荒赈济，这应该是地方典型的“备用非常”之财。从北宋到南宋，支用常平、义仓钱谷的制度虽常有变化，但基本情况却一直是州军“未必敢辄支用”⁽²⁸⁾。检宋代史籍，地方官员急于赈贷，擅发仓廪，被视为德政，流传下来的记载比比皆是。例如北宋窦卞出知深州，“熙宁初，河决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来，踵相接。卞发常平粟食之。吏白擅发且获罪。卞曰：‘请而得报，民死矣，吾宁以一身活数万人’”⁽²⁹⁾。南宋陈造（1133—1203）知房州，在其《与许运使论荒政书》中也说：“窃见本州有常平钱几二万缗，积已二十年。……然此钱籍在朝廷，候奏报乃行。房去行在五千里，往返数月，则索民沟壑矣！”⁽³⁰⁾从宋廷对地方常平、义仓这类典型的备用非常财赋的控制，可以印证州军对其他机动财力支配权之微弱。

由于财赋收入不平衡等种种原因，对岁计经费进行互相调剂，移盈补缺，挪兑救急，应该也是表现地方机动财权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按宋代财政制度的规定，州军财赋所入，其分隶窠名及所应付本地经费项目的内容，都是固定的，“在法不得移易”⁽³¹⁾。北宋仁宗时，张亢知渭州，“会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并未亏损官价，却被转运使按劾为“擅减三司所估”⁽³²⁾，受到降职处分。

当然，州军于条例之外，临时开支，一文以上，辄须上请，是不可能的。据南宋洪迈（1123—1202）的记载：“元丰元年……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³³⁾虽说的是熙、丰年间御州军之严，不准辄用一钱粒粟，但可以反证在其他时期，知州军者还是可以支配一定量的财赋的，尽管其数额必定十分有限。元祐四年（1089），苏轼（1037—1101）知杭州，上书中央，请赐度僧牒以修州府屋宇，说：“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许擅支。”⁽³⁴⁾这恐怕是一时一地的条规。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五日，讲议司上言：“官司廨舍修造之费，在法许支头子钱，三十贯以下本州支讫，申转运、常平司分认”⁽³⁵⁾，则是一般性的制度了。

州军长官于条例外批支系省钱物的权限，必然因时因地有所变化，无从考详。但从营造的例子可以看出，制度赋予他们的权限必定是微乎其微的。

此外，宋代地方在属于日常经费的系省钱物之外，还有一些“不系省”的钱物窠名，州军对它们倒是有着较多的支配权。

州军不系省钱物的主要内容是公使钱。⁽³⁶⁾公使钱的用途一般是供给官吏厨食、宴饷军兵吏卒、招待过往官员、补助救济下属僚员等等，是州军于系省经费之外主要的杂费支出。开宝六年（973），宋廷曾“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³⁷⁾。这是当时宋太祖为收藩镇财权，整顿地方财政制度采取的措施，此后公使钱事实上并非系省钱物。庆历年间（1041—1048），知渭州尹洙（1101或1102—1047）就说：“本州除逐季请拨公使钱外，别无不系省钱。”⁽³⁸⁾

公使钱可以大致分为正赐公使钱与公使库钱两大类。正赐公使钱由国家定额拨赐，在财政上应属“已系支付之物”⁽³⁹⁾，即已从国家财赋册中开支出去了的钱物，故领受者可以对其有较多的支配权。如范仲淹（989—1052）所说：“今朝廷支赐臣僚公使钱，既已支付逐处，更不系省帐拘管，不收出剩，亦无磨勘。”⁽⁴⁰⁾但正赐公使钱的领受对象并非个人，而是州军政府，宋廷对其支用也不可能毫无约束，而是有不少具体规定的。例如严禁长吏干没，支用时须知、通同上文历等。对于州军公使钱开支的项目及其数额，宋廷也立有条规。

为了弥补正赐公使钱之不足，宋廷还允许州军设立公使库，营运赢利，补助支遣。公使库钱在财政上的性质，与正赐公使钱应该是相一致的。

公使钱之外，宋代州军还有一些零杂的不系省钱窠名。例如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依《元符令》，“以五分充系省，五分充不系省”⁽⁴¹⁾。又有不系省杂收钱，例如苏舜钦（1009—1049）所说京师诸局院的卖故纸钱，“不系诸处帐管”，可“比之外郡杂收钱”⁽⁴²⁾。但这些零杂的不系省钱物，宋廷一般都规定有明确的开支项目，如支酬吏人，充修造文帐费用等，只不过其收支一般不受监司点检而已。

总起来看，宋代州军不系省钱物收入零细，仅供杂费，是中央不必而且也无法一一过问的钱物，在国家财政中不占重要地位。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实际中，上述宋代国家的法规对于州军实际所可能掌握的机动财权，常常很难有制约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北宋中后期起，随着中央从地方的财政征调不断增额，州军可以“备用非常”的财赋逐渐减少。迨至南宋，由于“自军兴以来，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⁴³⁾，于是州军不得不广征附加税，杂敛旁出，中央政府原先制约州军财权的大多数法规，不免成为具文，州军的财政独立性因此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之下，吏治走向腐败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其刻意经营的一些内部监督机制，由于不存在独立的监察权，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发挥其功能。无论在财政还是其他政务各方面，每一级政权都会形成一种对下“阶层性集权”的格局。也就是说，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地方政权的大多数资源看来也许被中央所控制，但大量法外实际操作现象的存在，使得每一级地方政权却又可以通过法外途径，将下一级的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这在地方公使钱控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北宋到南宋，随着地方吏治的日趋腐败，州军官吏以公使为名侵吞系省经费的现象，屡见不鲜。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二十七日，右司员外郎兼权户部侍郎钟世明上言，提到：“诸路州军钱物并合隶军资库。近年以来，州军多将拘到钱物别置库眼赤历拘收，以为羡余之卖、公库之用。”⁽⁴⁴⁾因此不管各地州军财政多么困难，地方官吏公使杂费总是充足得很，开支不断地水涨船高，名目百出，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可谓触目皆是。在财政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可谓古今皆然。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论述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时，曾指出：“余尝论，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⁴⁵⁾事实上，县邑之下，更有广大的民众，处于“阶层性集权”的最底层。因此李心传的话应该再加上一句：多有不可为之百姓，而未有不可为之县。

当然，就国家的财政管理制度而言，州军之所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地方财政管理级别，倒并不在于它们有多大的斡旋之权，而在于它们是在中央规定的岁计约束之下，应办财赋上供与管理地方经费的主要执行机构，是一级基本的和独立的核算单位。

三、州军财政管理机构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载胡颖《仓官自擅侵移官米》（30页）判词曰：“州郡仓库一出一纳，并须先经由太守判单押帖，次呈通判，呈佥厅签押，俱毕，然后仓官凭此为照，依数支出”，反映的正是宋代州军财政管理的一般制度。知州、知军为一郡之长官，总领一郡军民之政，同时也是财政的最高负责人。郡守之下，设有完整的财政管理机构，由通判及其他属官分领。

州军置军资库、省仓，分别收贮中央规定由本地留用的钱帛与粮草。

“诸州军资库者，岁用省计也。”⁽⁴⁶⁾陈傅良解释军资库的名称道：“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惟帑库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必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⁴⁷⁾州军不得于军资库之外立私库，以逃避监司的点检。熙宁七年（1074）正月初一日，宋廷诏：“诸场务所收课利，除县寨合截留外，并于军资库送纳。”⁽⁴⁸⁾军资库贮一郡经费钱物，一般都颇具规模。南宋汀州军资库有子库11所：夏税库、常平库、免役库、盐钱库、大礼库、物料库、免丁库、赃罚库、犒赏库、衣赐库、抵当库。⁽⁴⁹⁾庆元府军资库有库房39间。⁽⁵⁰⁾

宋制，诸州军资库由通判提举，录事参军监领。⁽⁵¹⁾所以庆历年间王则在贝州举兵起事，“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⁵²⁾。录事参军具体监管军资库事宜，朱熹认为是不得其职：“自并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职颇为淆乱。……知录管州院事，专主教民，今乃管仓库，独为不得其职。”⁽⁵³⁾重要的州府，岁计出纳繁多，则由朝廷专遣监军资库官员。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十六日己酉，宋廷“置陕州监军资库京朝官一员”⁽⁵⁴⁾。元祐元年（1086）四月十四日辛丑，泗州也以“军资库出入钱物浩瀚，比之他郡事体不同”⁽⁵⁵⁾，依真州体例，添差专监军资库官一员，而以录事参军专管州院公事。通判提举之职，则不容他属。

州军省仓体例大致同于军资库。南宋庆元府省仓称“都仓”，“苗米、职田米、湖田米、小麦分贮焉”⁽⁵⁶⁾。监领省仓的官员，记载不明。宋初，李穆为陕州通判，“有司调租输河南，穆以本镇军食缺，不即应命，坐免”⁽⁵⁷⁾。由此看来，省仓似亦由通判提举。

仓库钱粮出纳，则专置粮料院主之。“诸州支费，并由粮料院勘给。”⁽⁵⁸⁾官吏军兵月给，由粮料院出文据到仓库请领，请领文据当时称作“旁”。粮料院由干当官主管。熙宁初，诏令天下职官租分配办法，规定成都府路的“干当粮料院”官等各200石。⁽⁵⁹⁾又据宋《职制令》规定：“粮料院无专监，录事、司户参军同知，仍分掌给纳。”⁽⁶⁰⁾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刘安世为岳州司户参军，“郡丞以财用不足为名，议减将校月支，诸军日守司户之门，且哗。州民大恐。君（按：指刘安世）曰：给纳吾职，非丞事也。亟发帑给之，无一人敢叫者”⁽⁶¹⁾，即反映了这一制度。

一郡仓库各置都簿，登录官物出入，或称“赤历”。其定期向上级部门汇报财务，则造帐目、备奏状。“收支官物，州县官司则凭簿历，朝廷省部监司则凭帐状。”⁽⁶²⁾故州军另设造帐司、磨勘司，主帐状的修造与审核。造帐司“选司理、司法参军一员主之”⁽⁶³⁾。磨勘司职在对帐审核粮料院已勘支官物，月申转运司，同时还负责勾考属县财务帐籍。

在上述诸司库务之外，号为“监郡”的通判还领有两个重要的机构：勾院与应在司。

勾院的性质与主于司法参军等的磨勘、造帐司相类，与之互相牵制，而权责实又过之。故宋人言州军财物出纳的审计机构，一般都以粮料院与勾院作为代表，合称“粮勾院”。南宋避高宗赵构讳，改勾院称审计司（院）。建中靖国元年（1101），权知开封府司录参军王斿上奏，其中解释设置勾院的用意道：“切见天下勘给官吏军兵请受及勘支官物，并须先由粮料院批勘，封送勾院点检勾勘讫，仓库方得依数照支。今天下州府粮料院批勘，而判勾即皆专委通判，盖通判是本州按察官，使之判勾，则其势可以点检粮料院违条妄支官物，及诸般差错作弊等事。”⁽⁶⁴⁾

勾院（审计司）还负责州军租赋入纳及上供文帐的监审。宋《仓库令》规定：“诸上供钱物状，逐州次年正月中旬依式攒送磨勘司、审计院，各限五日磨审讫，申转运司复验，限三月终缴尚书户部。”⁽⁶⁵⁾朱熹也说：“如诸县发簿历到州，在法，本州点对自有限日。如初间是本州磨算司（按：即磨勘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⁶⁶⁾

应在司也由通判提举。所谓“应在”，就是指州军见在及已支或已供输他处、而尚未销帐的钱物总数，“以官物输他司或中都，虽著于籍，而无已入官之符契者，则总于应在司”⁽⁶⁷⁾。北宋于淳化五年（994）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帐状申省。景德元年（1004），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之法。⁽⁶⁸⁾宋廷置应在司，其目的显然在于通过通判，加强对地方财务帐籍的管理。

通判还负有检察一州上供钱物之责。《元丰公式令》规定：“诸州解发金银钱帛，通判厅置簿，每半年具解发数目及管押附载人姓名，实封申尚书省。”⁽⁶⁹⁾南宋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六日，又应户部尚书曾怀（1107—1175）之请，改为由通判“逐季开具已未发数目，上之朝廷”⁽⁷⁰⁾。此外，通判又常代路分监司点检本州钱物，“诸仓库见在钱物（原注：诸司封桩者非），所属监司委通判岁首躬诣仓库，点检前一年实在数，令审计院置簿抄上，比照帐、状”⁽⁷¹⁾。

通判在州军财政管理体系中的职责，提举库务，辖领勾院、应在司，检察上供，突出反映了其作为监郡的地位。所以朱熹说：“本朝立法，以知州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财赋之属。”⁽⁷²⁾

四、属县财政

按现代财政学原则，各级地方财政的设立，决定于地方行政制度。只要设立了一个特定级别的地方行政，就应该有相应一级的地方财政。宋代的情况还有一些特殊之处，宋代的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州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财政管理级别，是地方财政的基本核算单位，而县级行政却没有形成一个相应的、完全意义上的地方财政管理级别，县财政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州直接管理。

南宋曾炎（1141—1211）说：“县有内外，内县于州取给，故苗税征商悉归于州；若外县，则俸给衣粮与支费不一而足。”⁽⁷³⁾内县即所谓倚郭县，为州军治所，其赋税课利入纳与经费开支均由州军财政机构直接办理，自然别无一县之财政可言。外县指除倚郭县之外的属县，一县之内，包括其统辖的镇寨，有官吏军兵请给雇钱开支，有民户赋税课利之入。外县与州军治所，远者数百里，近者几十里，在古代落后的运输通信条件之下，其财政事务州军无法包揽，必须交由属县经办。但从记载分析，外县财政在制度上并未独立。

宋制，外县经费由州军视其需要，于本地赋税课利中截留。《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录《仓库令》曰：“诸县镇寨所支官钱，听于应赴州送纳钱内截留，具公文券旁赴军资库正行收支。”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福州岁入系省钱11万余贯，就是“除豁合支县、镇、寨官兵及宗室、岳庙添差等官请受在县截支外，余立为格目，令随月解州，应副支遣”。岁入苗米，也有一部分由除倚郭闽、侯官两县外的9个外县截留，总额约12054石，约占一州总收数111002石的11％。⁽⁷⁴⁾

此外如南宋的漳州，绍熙年间（1190—1194），“管下沿海寨巡检一员，土军一百六人”，其军粮也是由州府“逐年截拨漳浦县人户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仓，专委县官就彼交纳，应副支遣”⁽⁷⁵⁾。嘉定七年（1214），据臣僚上言说，广州东莞县有白沙等三寨，黄田、归德等诸盐场，“官兵月给之米，皆系本县支散。有知县王其姓者，作邑幸满，与后政交承，偶有嫌隙，妄言于州，谓只据两乡秋苗，足了一邑支遣，合以余乡之米尽纳于州。州郡一入其说，遂为定例”⁽⁷⁶⁾。以致一县入不敷出，民罹其害。说明外县截留经费之额，是由州军决定的。

前引《仓库令》“具公文券旁赴军资库正行收支”等语，证明钱米虽于外县截留，仍需于州军仓库挂帐，按隶属关系，仍为州军财物。而且，外县截留钱米支出的审计管理，也集中于州军。据《条法事类》卷三七《勘剌》录《给赐令》规定：“诸县官在县镇寨者，其请给本州勘审，各限一日批付近便仓库给（按：此处疑有脱文）。”南宋廖行之也说：“照对弓手月给雇役钱，合系本尉逐月具名券赴州帮勘，缴旁赴县库请支，责管弓级交领发下，本尉当面监散，庶得均一，亦无冒名减克之弊。”⁽⁷⁷⁾因此宋代外县在本地经费管理中的地位，究其本质，不过为州军的代管机构而已。

然据前引建中靖国元年（1101）王斿上言之下文，宋代部分县邑又有称为“勘给务”的审计机构：“切见天下勘给官吏军兵请受及勘支官物……州府粮料院批勘，而判勾即皆专委通判。……今府界等县勘给务反令知县领之，签勾反令监当官领之。……欲乞特降指挥，应县有勘给务处，监当官兼之，而签勾即专委本县长吏。如此则签勾之势可以点检勘给务，而关防之法不为虚设矣。”按宋代京畿府界诸县的情况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府界在行政地位上等同于天下诸路，习惯上通称“府界诸路”。自神宗朝后，府界在财政上也有了自己的“岁计”，等同于一般的转运司路分。因此府界诸县有权勘支钱物，也与天下州军相类似。其他如陕西三原等直隶京师的县分，当亦有如此制度。但这些并非一朝通制，前面所述《给赐令》等，才为海行条贯。

正由于宋代外县在本地经费管理中的地位仅为州军的代管机构，所以州军的“岁计”是包括外县官俸兵廪等各项开支的。前列《诸州申钱帛帐》式，最后一项即为“诸县镇寨钱库”。南宋绍兴初年，李纲总计洪州年度用粮，称“州仓月支官兵粮米并诸县支遣，以岁计之，凡八万六千余硕”⁽⁷⁸⁾。嘉定年间叶適估计温州岁计军粮数，也包括诸县镇寨土兵。

一郡之内，诸县官吏的俸给，从制度上说，都属于州军的职责。因此景德二年（1005），三班使臣徐鉴差知衡山县事，“本州依县令例给俸”，为三司纠驳。⁽⁷⁹⁾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淮南沿边诸州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臣僚上言，请令安抚司于激赏库借钱支给，“却令诸州刷合用钱还安抚司”⁽⁸⁰⁾，从之。南宋州军多抑令民户将赋税直接入纳州军仓库，刘爚上言，遂有“广南诸州凡夏秋之赋即郡以输者，虽外县官奉廪，亦当从州给”⁽⁸¹⁾等语。

外县不系省钱的支用，亦受制于州军。仓场所入五分不系省头子钱，按《仓库令》规定：“县应用者申州。”⁽⁸²⁾外县无公使库，公使供给一主于州军。北宋政和八年（1118）三月三日，臣僚上言道：“州军唯知州、通判所得供给，往往优厚，其次兵职监当官及倚郭知佐等，谓之州官，亦预给散，其外县镇官等所得甚微，至有全不沾及者。”⁽⁸³⁾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三月九日丙戌，敕令所奏定诸州公使库月支供给，令帅臣毋过二百贯，下至外县监当十贯，共八等，“仍先支外县”⁽⁸⁴⁾。虽不一定由政和臣僚上言之故，但反映了宋廷试图纠正外县官所得公使供给过少弊病的努力。

州军又有权把外县负责的经费开支项目收归本郡，直接负责办理。南宋平江府昆山县旧例负责支散许浦水军兵粮，淳祐年间（1241—1252），因亏欠积压，军人词诉不绝，知府“遂令民户之苗，县催郡纳，自行给饷”⁽⁸⁵⁾。实际上是仍令“平苗十石以下在县仓输纳，郡又差吏监廒，以平苗据所纳多寡，径抛下支散许浦水军，县不干预”⁽⁸⁶⁾。

县在宋代国家财政管理结构中的地位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应为催纳赋税课利，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本章开头引范镇语，称“县委之赋役”。南宋有人也说：“国家之财，取之于总漕，总漕取之于州，州取之于县。则县者，财赋之根柢也。”⁽⁸⁷⁾但外县赋税课利入纳的管理，也多集权于州军。

宋制，天下两税转运司委知、通于本州县官内选差清廉者主持入纳。本县令佐的主要职责在于催科。元祐七年（1092）四月二十二日甲戌，宋廷规定县令考课条例，“治事之最”的标准之一就是“催科不扰，税赋别无失陷”⁽⁸⁸⁾。

两税入纳的处所，“或在州，或在县，合从其便”⁽⁸⁹⁾。外县的两税并不一定都在本县入纳，有径入郡仓者，有在别地寄廒者，决定权在州军。北宋吉州太和县两税向来于郡入纳，“距县溪水恶，而岁租几（千）［十？］万硕，舟善败，民以输为愁”。葛源（983—1054）为县主簿，“始议县置仓以受输，则官漕之亦便。州不听，公论之不已，仓成。至今赖其利”⁽⁹⁰⁾。即反映了这一制度。

外县应截留之外的钱物，须定期输纳入郡，外县无管理权。《场务令》规定：“诸场务课利次日纳军资库……外县镇寨次月上旬并纳，先具起离月日报纳处拘催。”⁽⁹¹⁾绍兴前期，李纲措置洪州财赋，其方法即为：“将诸县合纳窠名钱一切根刷，见名色，将本县合支用之数分拨窠名存留应副外，自余并诸司钱物，并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违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县，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来不绝。”⁽⁹²⁾

一县财赋之出纳，均载于簿籍。“凡财赋之入皆有簿，自始至门皆有簿，入出库皆有簿，复有给俸簿、给佣簿、给土兵钱粮簿籍、解钞簿。”⁽⁹³⁾簿籍皆掌于主簿，而由州军的勾院（审计司）、磨勘司点检审核。元丰三年（1080）宋廷改革州军帐籍审核制度的诏书即规定：“其县镇仓场库务帐本州勘勾。”政和元年（1111）八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也说：“州县仓库钱谷出入，系于簿历，其名数不一，各有司属，总而检察，并在本州。”⁽⁹⁴⁾

宋制，县邑政务不得直达于朝廷，财务亦然。南宋绍兴二年（1132），胡蒙上言，请令物帛径从各县起发上供。江西安抚大使李光表示反对，说道：“向来受纳二税，必使赴军资库送纳，却行起赴朝廷。今若使物帛径从县道起发，则自此以后，令佐皆得直达朝廷，若有纰疏、巧伪、湿恶及正数不足、估剥所亏，监司、守臣必不肯任责，朝廷行移，又将直下诸县，如此不亦多事乎？”⁽⁹⁵⁾从之。若越过州级财政，由中央计司直接面对数倍于州军的县政府，自然大大超出了国家机构的管理能力。因此，在整个宋代，尽管在事实上从北宋后期起，县邑在财政上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到南宋，多数县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核算的地方财政级别，但专制国家一直坚持以州军为地方财政的基本核算单位。

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国家，在财政管理方面各项法规措施，就其本意而言，应该有它的一些基本目的。宋人的议论，对此有所反映。在地方的财政管理方面，主要有两点：其一，从中央对地方的义务方面看，理应做到使全国范围内财赋的通融均济，以盈补缺，因此陈傅良才有“（国初）虽自一钱以上名曰系省，而州郡之缺，一仰于部使者”⁽⁹⁶⁾这样近乎于理想主义的论述；其二，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方面讲，则希望能够做到指挥自如，“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⁹⁷⁾。可是宋代地方财政的现实，却常常与这两个基本目的大相径庭。

首先关于第一点。前一章论述宋代朝廷处理各路分间财政关系，曾谈到其实际遵循的原则是“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其实在路分内部的各州军之间，虽如前所述，收支大相悬绝的州军，互相间在财赋上的确存在一定的通融均济关系，但从总体看，却是愈来愈朝着“以一地之资，供一地之费”的原则靠拢。因此宋廷处理各州军间财赋收支多寡的不平衡现象，更多的是通过直接调整其行政辖区，而不是靠调拨财赋来解决。如北宋末年，许份（1079—1133）知扬州，认为“扬为东南一都会，唯有江都、天长两县，不足以给经费”，上言请求将原先隶属扬州、后割属泰州的泰兴县“复为属”，得到宋廷批准。⁽⁹⁸⁾南宋绍兴末年，江阴建制升级，由县复立为军，孙觌（1081—1169）表示反对，说道：“窃见江阴为军，常州失一县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阴一县之民，安能任一军之责？自添知军、幕职官、曹掾、兵官十数员，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从官、院虞候等数百人，而知军公使库则军中一陷也。和籴罢之久矣，江阴独不能罢。”⁽⁹⁹⁾说明江阴由县升为军，经费支出增加，却仍独出于本地。孝宗时，有臣僚提议将南康军移治湖口县，另拨彭泽、都昌县，依旧以三县建成一军，却将原隶南康之星子、建昌县改隶江州。朱熹认为不妥，说：“南康财赋取办于建昌、星子者过半，而湖口、彭泽二县所入不足以补其数。虽上供岁额或可随县改割，而本军官兵吏员廪禄，不知何所从出？此割县不便之说也。”⁽¹⁰⁰⁾可见南康军属县若行割换，虽财赋所入会有亏损，而岁计经费也仍须仰本军自身的赋入。

这种以“一地之资，供一地之费”，或者在路分内部讲可称之为“以一州之资，供一州之费”的财赋调配格局的形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传统的财政管理手段无法应付过于繁复事务的原因，但主要方面，在于从北宋到南宋，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监控州军之间财赋的调拨，以致自宋初以来州军间形成的财赋调济、交换的关系，到后来逐渐形同虚设，无法完成。因为本地为别地代发的上供钱物由于中央政府的压力，不容少亏，别地的供输物是否起发，中央却无从监控，不得不听之任之，不再关心。因此大多一拖再拖，成为虚文。各地之间财赋不平衡现象，因此愈来愈严重。

其次关于第二点。上述宋代中央政府无力监控州军间财赋调拨的现象，其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宋代专制集权国家实际上无法达到对地方州军“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灵活控制的目的。宋代为军国之需，历朝尤重理财，其整理地方财务的种种措施，颇多新意，如创设代表中央监察州军财政的转运司机构，推行以岁计为主要内容的州军财政核算制度，以及完善以通判为中心的州军财政审计制度等，这一切，都标志着他们较之前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管理，换言之，也就是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集权。从史实看，这一管理强化历史趋势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在中央权威所及的全国范围之内，确实做到了对财赋的全局考虑和通融均济，而在于保证了中央政府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这就是我们下一章准备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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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请罢青苗法疏》，见《诸臣奏议》卷一一〇。

(2)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2707页。

(3) 《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五月壬辰”条，154页。

(4)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会计》，4348页。

(5) 《曲洧旧闻》卷一。

(6)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8932页。

(7) 《宋朝事实》卷九《官职》。

(8) 《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466页。

(9) 《庄简集》卷八《论制国用札子》。

(10) 参见《陈傅良集》卷一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267～268页。

(11)(11a) 《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229页。

(12) 参见高聪明：《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13) 《挥麈后录余话》卷一，2～3页。

(14) 《卢溪先生文集》卷四四《故右奉直大夫康公墓志铭》。

(15)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上》。

(16) 参见《景定严州续志》卷二《军饷》。

(17)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51页。

(18) 如《朱文公文集》卷七七《转运司蠲免盐钱记》载：江西路转运司“岁费钱十余万缗，造运舟于赣、吉，其来已久”。

(19) 《宋会要》食货三七之一一。

(20) 《蔡忠惠公文集》卷二二《论兵十事》。

(21) 参见《宋会要》职官二七之六。

(22) 《苕溪集》卷五一《朝散郎赐绯鱼袋钱君墓志铭》。

(23) 《梁溪集》卷一〇六《申省陈述受纳夏税物帛状》。参见《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引止斋陈氏语：“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229页）亦称“牒本州般送上京”。

(24) 《源流至论》续集卷三《州县财》。

(25)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三九《茂州军营记》。

(26) 《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六《答选德殿圣问奏》。

(27) 参见《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10641页。

(28) 《包拯集校注》卷一《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19页。

(29) 《宋史》卷三三〇《窦卞传》，10624页。

(30) 《江湖长翁集》卷二四。

(31) 《两朝圣政》卷六一“淳熙十一年六月癸未”条。

(32) 《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10490页。

(33) 《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二《当官营缮》，753页。

(34) 《东坡全集·东坡奏议集》卷六《乞赐度牒修廨宇状》。

(35) 《宋会要》方域四之一六。

(36) 参见［日］佐伯富：《宋代の公使钱につて——地方财政の研究》、《关于宋代の公使库——地方财政の研究》；林天尉：《宋史试析》；俞宗宪：《宋代公使钱研究》。

(37) 《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228页。

(38) 《河南先生文集》卷二五《分析公使钱状》。

(39)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二七。

(40) 《政府奏议》卷下《奏葛宗古》。

(41)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二八。

(42) 《梁溪漫志》卷八《苏子美与欧阳公书》，88页。

(43) 《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宽民力疏》。

(44) 《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二至三三。

(45)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曲引钱》。

(46) 同上书甲集卷一七《诸州军资库》。

(47)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本朝》。

(48) 《宋会要》食货五四之四。

(49) 参见《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二引《临汀志》，3643页。

(50)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三《制府两司仓场库务并局院坊园等》。

(51) 参见《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

(52) 《宋史》卷二九二《明镐传》附《王则传》，9771页。

(53)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3074页。

(54) 《长编》卷一四五，3514页。

(55) 同上书卷三七五，9097～9098页。

(56) 《宝庆四明志》卷三《制府两司仓场库务并局院坊园等》。

(57) 《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9105页。

(58)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二六。

(59) 参见《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志十二·职田》，4184页。

(60) 《宋会要》职官三九之二二。

(61) 《卢溪先生文集》卷四五《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

(62) 《宋会要》食货六二之六〇。

(63) 《条法事类》卷四《职掌》。

(64) 《宋会要》职官五七之五〇。

(65) 《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

(66)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49页。

(67) 《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一月甲申”条注文录《神宗国史·食货志》，5542～5543页。

(68) 参见《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228页。

(69) 《宋会要》刑法一之一五。

(70) 同上书食货六四之五七。

(71) 《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

(72)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51页。

(73) 《攻媿集》卷九七《集英殿修撰致仕赠光禄大夫曾公神道碑》。

(74) 参见《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岁收》。福州外九县每岁截留苗米额如下（单位：石）：

(75)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黄岌状》。

(76)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一一〇。

(77) 《省斋集》卷五《论弓手请给札子》。

(78) 《梁溪集》卷一二八《与张公子舍人书》。

(79) 《宋会要》食货五七之二五“景德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条载：“诏三司：‘衡州衡山县奉职徐鉴可接支与本县令请受，前已请者勿复收偿。自今应三班使臣差知县，不兼兵马监押者，支与县令俸。’鉴监修岳庙功毕，降旨就差知县事，本州依县令例给俸，为三司纠（剥）［驳？］，转运使滕元晏奏理之，故有是诏。”按据《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路·潭州》，衡山县于淳化四年即已自衡州改隶潭州，故前引“衡州衡山县”之“衡州”或为“潭州”之误。又，潭州治长沙县，衡州治衡阳县，衡山于两州均为外县。

(80) 《宋会要》食货五七之八九。

(81) 《西山集》卷四一《刘公简神道碑》。

(82) 《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

(83) 《宋会要》职官五七之五九。

(84) 《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85) 《清正存稿》卷一《九月……内引奏札》。

(86) 《淳祐玉峰志》卷中《秋苗》。

(87) 《永乐大典》卷一四六〇九引《宋会要·县主簿》，6502页。

(88) 《长编》卷四七二，11271页。

(89) 《宋会要》食货九之五。

(90) 《临川集》卷九六《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

(91) 《条法事类》卷三六《场务》。

(92) 《梁溪集》卷一〇四《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93) 《慈湖遗书·补编·主簿厅记》。

(94) 《宋会要》食货五四之五。

(95) 《宋会要》食货九之二一。

(96) 《陈傅良集》卷三六《与王亚夫运使》，463页。

(97) 《范太史集》卷二二《转对条上四事状》。

(98) 参见《梁溪集》卷一六六《宋故龙图阁直学（生）［士］许公神道碑》。

(99) 《鸿庆居士集》卷一二《与沈相书》。

(100) 《朱文公文集》卷二〇《论南康移治利害札子》。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

在宋代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之下，就原则讲，天下赋税并无中央税种与地方税种之别，一切财赋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均属于中央政府。但是在国家实际的财政管理中，中央计司无法包揽内外所有财政事务。为了确保专制国家对全国各地的统治，维持地方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中央政府又必须把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规定截留或调拨一定数量的财赋供地方政府开支，由地方政府对这些财赋实行第二次支配。所以宋代国家财赋的具体开支，有着直属中央与拨留地方之别。

本章共分四节，分别讨论两宋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直接支配的财赋的基本范围、中央财政征调持续增长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中央财政征调系统多元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新财政征调项目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直接支配财赋的基本范围

宋人谈论天下财赋的分配，常沿袭唐人的旧说。如南宋叶梦得（1077—1148）说：“唐制，诸道贡赋别而为三：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略因之。上供之外，留州者，逐州之所用也；送使者，转运使之所领也。”⁽¹⁾然而，由于唐、宋之间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的差异，宋人沿用的这一旧说，其新旧概念各自所反映的具体制度内容，不可能一致。

国家财赋的分配，形成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法，是唐代中期以后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削弱所产生的结果。《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认为财赋三分法始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顺宗即位，乃罢宫市使及盐铁使月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1359页）

不过中央征调之以“上供”为名，早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始行两税法时即已有之。⁽²⁾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重点在于整齐制度，使中央向地方的征调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以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得到保障。因此南宋马端临才有这样的议论：“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后，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核，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³⁾

宪宗以后，唐代中央政府所得上供之财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易估计。开成二年（837），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谓“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⁴⁾，当然也只能是约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唐代送使钱的所谓“使”，指藩镇诸使。他们拥兵割地，擅赋自赡，与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唐代的藩镇在财政上作为一个单独的开支层次，十分重要，送使钱数额巨大。前引《新唐书》谓“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意在限制藩镇所得的“送使钱”，事实不一定能起作用。尤其在那些“自擅兵赋，迭相吞噬”⁽⁵⁾的强藩地区，上供且不能保证，中央更不可能干涉其辖区内部财赋的调拨。

宋人所谓的使，则是指路分转运使。本书第一章讨论了转运使在宋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它代表中央监察、管理地方财务，其所掌握的财赋，或系从属郡征集，上供中央，或系在属郡间移用调拨，补助州军岁计经费。与唐代之“使”相比较，宋代转运使不需要独自负责供赡数量庞大的地方军队。直接由转运使负责收支的财赋，数量有限。这可以从前一章所述宋代中央政府对转运使所取移用钱的诸多限制条款，得到佐证。因此，宋代的送使钱与唐代的送使钱，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无法相提并论。

宋代国家的财赋分配，主要是在中央计司与地方州军之间进行的。州军是负责地方财政收支的基本核算单位。所以宋人对于天下财赋分配还另有一种描述。如北宋仁宗年间，张方平（1007—1091）说道：“今诸州郡仓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储蓄”⁽⁶⁾，并未提到转运使移用钱。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十月广西转运判官范正国代还上奏，讲到广西财政，“上供及经费，皆仰卖盐息钱，客（钱）［钞］既行，遂或阙乏”⁽⁷⁾。所用概念虽不同，意思与张方平的一致。李焘（1115—1184）也说：“今所谓系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送使钱既无几，其上供则往往移以赡军”⁽⁸⁾，就明确地将唐代的留州与送使两项归为“系省”一项。上面所说的“留州支遣”、“经费”以及“系省”，都是指由地方留用的、与上供相对应的经费。所以宋人对于天下财赋分配符合实际的描述，应该是上述的两分法，而不是沿用唐人概念的三分法。

从北宋到南宋，中央计司与地方州郡之所具体经管的财政开支范围，又有所变化。

如本书第一、二章所述，宋代属于地方的财赋开支范围，包括转运司岁计与州军岁计两部分，各自有其相应的内容。中央财政范围则略需解释。按隶属关系说，除由中央规定拨留充本地经费的财赋外，州军的“上供及移往别路之类”，均属被中央征调的财赋的范畴。但在北宋，中央计司所直接管理出纳的财赋，仅包括京师及在大部分时期内京畿地区的经费、内外封桩等国家储备之财补助三边岁计经费中仍由中央直接控制者。例如河北路因为驻军数多，本地赋入不足以支赡，常由中央调拨财赋予以补助。其中沿边十七州军，由于蠲减赋税，年计不足，因此中央岁赐钞钱200万贯收籴粮草，设有专门机构，称“河北籴便司”，专置提领官，直属中央计司。“籴本钱不预漕计”，所以转运司不能侵渔。后来籴便司曾一度由河北转运司兼领，“非便”，元祐元年（1086）五月以户部尚书李常（1027—1090）上言，改回专官提领的旧制。⁽⁹⁾负责供赡陕西地区军费的解盐司，在大多数时间内，也是“外台不得预”，即由中央直接遣官掌管。⁽¹⁰⁾其他由中央临时支赐并遣官专掌的边地入中籴本钱等，也属此类。此外所有财赋，不管是本地赋税所入，还是由中央调拨而来，例如四川供赡陕西、河东、京西的三路绢布纲、广西从湖南等路常年所得的110万贯补助经费，都直接拨归各路转运司，划入所属州军岁计，别无中央、地方之别。如贾昌朝（998—1065）所说：“尝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了足，其三年赏给，仍出自内府。”⁽¹¹⁾畿县禁兵，自当属中央军，由中央计司调拨相应财赋供赡，其具体出纳管理，却归县司。⁽¹²⁾虽然这个畿县岁计的规模肯定要比外路其他无重兵驻扎的州军为大，两者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别。

南宋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宋时期，随着中央计司规定拨留于州军岁计的经费逐渐固定化，及置总领所专主负责中央御前大军经费，中央对州军经费收支的实际控制松弛等原因（说详下文），中央计司与州军之间所掌握财赋的区分也愈见明显。

光宗绍熙元年（1190）十月二十一日，为编修会计录，右谏议大夫何澹等人的上言，勾勒出了当时直属中央财赋的明确范围：

今总天下财赋，除内藏出入之数已降指挥自行稽考外，所有四川钱引一千六百一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三道，旧年指挥自行检察支拨，亦不复稽考，特考其归朝廷，归户部，与夫四总领所之科降，诸戍兵牧马归明归正等处之截留，凡六千八百万一千二（万）贯。⁽¹³⁾

其中“归朝廷”者，指岁输隶尚书都司的“朝廷库务”左藏封桩库等处钱物，属于在内藏之外、由宰执掌握的国家储备之财；“归户部”者，指应付行都岁计的经费。此两项为中央财物，毋庸解释。

“四总领所之科降”者，是应付长江沿线及蜀口屯戍诸御前大军的钱粮，也由中央直接控制。总领所号“外司农”，“虽（直）［置］司于外郡，而系衔必以中都官，盖以名曰出使，而实非外任之职”⁽¹⁴⁾。因此，淳熙六年（1179）四月，四川总领所不同意以本所钱物添支威、茂州岁计钱，理由就是：“本所岁计，系专用应副四川屯驻御前大军支遣，即无科支诸州系省钱物窠名体例。其省计钱物，自来隶属逐路转运司科拨”⁽¹⁵⁾，明确指出了总领所钱物与属于地方财政的州军系省钱物的区别。

“诸戍兵牧马归明归正等处之截留”者，指的是中央军出戍外州军，或诸路于厢禁军之外专置直属中央的军队，以及按制度理应由中央计司赡养的各地牧马、归正、归明人等项的经费，宋廷从当地征调的钱物中截留一部分，令州军代为出纳。例如当时“殿前军驻札如江西、广东、福建之类，皆上供并经总制钱应副”⁽¹⁶⁾。绍兴（1131—1162）、乾道年间（1165—1173），宋廷两次下诏，将漳州折茶钱等三色上供钱“尽数拨下本州，应副左翼军口食马料及忠顺官驿料支遣”⁽¹⁷⁾。明州（庆元府）沿海制置司水军属中央军，户部每年于本地合上供经总制钱内截留157000余贯，应付水军官兵宣限券食、春冬衣钱。⁽¹⁸⁾以上这几个事例，就都是“诸戍兵牧马归明归正等处之截留”者。这部分财赋虽由州军截留，但因本属中央征调之财，故仍需于省司挂帐，户部得以总计。

南宋时人的一些论述，反映了南宋中央军与州军将兵厢禁军等财政供养系统的不同。如薛季宣（1134—1173）说：“今置军虽四等，可用不过［御前］大军。朝廷固以上供给之，然州军困于军须，惟以供赡将兵厢禁军尔”⁽¹⁹⁾，说明了中央与地方各自所负责供赡的军费的范围。彭龟年（1142—1206）《上漕司论州县应副军粮支除书》提到一事：淳熙二年（1175），湖南茶商赖文政起事，宋廷调动军队镇压，“江、鄂大军，诸路禁军、土军、弓手、百姓保甲，动以万计”。当时朝旨，可以动用各项官钱供赡作战的军队，但“及事定计费，上其凡目，则大军之费始为豁除，其余禁军、土军、弓手、保甲之费，则责之州县自办”⁽²⁰⁾。可见即便碰上像镇压湖南茶商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宋廷仍坚持区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职责范围。又宁宗时，知高邮军汪纲提议改变州军禁军“不为战斗用”的状况，曾建议：“当精择伉壮，广其尺籍，悉隶御前军额，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则边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闱之师。生券更番，劳费俱息。”⁽²¹⁾这是希望训练地方军，以充中央大军之用，但在经费上则仅由中央略作补助，“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立意当然很好，能否做到，自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南宋时期中央与州军所具体经管国家军政开支项目的范围，与北宋时期的不同，就在于南宋置总领所，专职应办御前大军的钱粮，使中央军的军费从地方岁计经费中分离出来，直属中央；“诸戍兵牧马归明归正等处之截留”的钱物，制度上仍直属中央，与其他地方经费有明确的区别。从北宋到南宋，中央政府对其自身以及划归地方政府所直接支配的财赋范围作出的上述调整，其总趋势是使得隶属于中央财政的开支范围更加明确，因此也就反映出这一调整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央财政的经费供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种调整所显示的，与其说是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分配关系的理性调整，还不如说是中央在考虑如何确保对地方的财权控制时所做出的丢卒保车之举。

二、中央财政征调持续增长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一个左右着国家财政运作的基本趋势，就是随着国家财政开支的不断膨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征调水涨船高，持续增长，影响深刻，涉及这一个历史时期财政史的几乎所有方面。其实，这也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乃至任何专制政府——财政史的一个共同现象。

1．中央财政征调持续增长的历史过程

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家财赋的分配，基本上能够做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互相兼顾，州军经费还是充足的。所以陈傅良有“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的说法。他的《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对宋初州军的经费状况，有这样的描述：

国家肇造之初，虽创方镇专赋之弊，以天下留州钱物尽名系省，然非尽取之也。当是时输送毋过上供，而上供未尝立额。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数上之计司，谓之应在，而朝廷初无封桩起发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应在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可谓富藏天下矣。⁽²²⁾

尤其在太祖时期，对边境军镇采取特殊政策，置亲信诸将镇守之，久其任，富以财，使之能够尽责守边。宋人对此记载颇多。曾巩（1019—1083）所记：

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有以事闻者，上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²³⁾

当时天下诸州郡，均积贮有一定数量的财赋，以备不时支遣。据陈傅良记述宋初的条规，除川峡地区外，“自余诸州，常切约度在州以三年准备为率，外县镇二年，偏僻县镇一年。河北、陕西缘边诸州不在此限”⁽²⁴⁾。证之史实，这些条规是基本得到落实的。例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江淮廪粟，除留州约支三年外，当上供者凡一千三百余万石”⁽²⁵⁾。次年九月己亥日，江淮发运使李溥上言，提到了东南数路各留三年支用粮斛的数额：“今春运米凡六百七十九万石，诸路各留三年支用。江南留百七十万石，外有上供五十万石，淮南留三百三十万石，外有上供五十七万石，所留以备赈粜。两浙有米百五十万石上供，外有九十一万石，备淮南赈粜。”⁽²⁶⁾

真宗以后，中央与地方财赋的分配关系，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出现中央政府不顾州军经费需求，一味扩大财赋征调数额，以满足自身开支的现象。这一变化的产生，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不断扩大。从仁宗时期起，直至南宋末年，除神宗的熙宁（1068—1077）、元丰年间（1078—1085），经过新法理财，取得很大成就，国家财政状况一度明显好转外，其余时期内，中央计司几乎无时不是处于开支日增月长，财用困匮窘乏的状况之中。

由中央计司直接经管出纳的京师经费之增长，可谓典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吴博古撰《审计院厅壁记》，记从北宋以来中都官吏请俸文据（按：即“旁”）数——实际上即反映了请俸官吏的员数——增长的状况，道：

然夷考县官禄赐之费，月长岁滋，如江河下流，愈远愈阔，其浸淫未赐堤障也。自至道末岁给中都官吏不过十数万纸，熙宁月四万，今又倍之。百司吏禄又靡耗特甚，盖居兵贯四之一。⁽²⁷⁾

谓至道末（997）中都岁出官吏请俸文据十数万纸。若以月15000纸计之，则至淳熙年间（1174—1189），所增不啻五六倍矣。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国初至绍熙中都吏禄兵廪》，对京师经费中钱币数的增长，有较全面的记载，曰：

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然后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连年用兵，然犹月支不过八十万，至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

根据李心传的这一记载，补充以其他资料，我们可以把两宋时期京师经费中钱币的岁支额列表如下（表3—1）：⁽²⁸⁾

表3—1　宋代京师历年岁支吏禄兵廪钱币数

根据上表数据，可绘出其历年增长的曲线图如下页（图3—1）。

上表某些数据，可能只是约数，不可能十分精确，但从曲线图可知，从北宋初年直至南宋末年，其持续增长的趋势，一目了然。

钱币之外，合计京师“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各项开支，其增额也十分显著。李心传记载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的开支状况道：

图3—1　宋代京师岁支吏禄兵禀钱币增长曲线

左藏库者，国家经赋所贮也。淳熙中左藏库帮过三衙百官请给，成岁为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余缗，银二百九十三万余两，金八千四百余两，丝绵一百十八万余两，绢帛一百二十六万余匹，以直计之，金银钱帛共约计三千万缗，而宗庙宫禁与非泛之费不与焉。⁽²⁹⁾

而在宋初，“天下岁入缗钱”才1600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至道末（997），天下诸路上供金银钱绢丝绵各项合计，约950万⁽³⁰⁾，均不及淳熙年间（1174—1189）中行都经费开支一项之数。

钱币、金银匹帛等岁支之外，粮食也是宋代国家财政开支中最主要的项目之一。北宋京师漕粮岁入额，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合计汴、黄、蔡、广济等四河漕运所入为752余万石。真宗以后，由于黄河岁漕亏额，以及广济河等处漕粮折纳钱币，京师岁入一般都维持在600万石上下，而岁出亦如之。京师粮斛开支的主项是军粮、马料，嘉祐初年（1056），岁支560余万石。⁽³¹⁾但自熙宁（1068—1077）以后，西北用兵，大量京师禁军被调赴前线。熙宁九年十月乙未日，宋廷在一道诏书中即提到：“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³²⁾至北宋末年，京师戍兵进一步减少：“京师诸军，自数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东，或留边，或溃散，而在京卫士，止四军、效用、京东、西路弓箭手等七万人。”⁽³³⁾但京师食粮的开支却并未因此缩减，说明了京师其他人员用粮的增加。宣和元年（1118），李纲上《论水便宜六事奏状》，指出了这一事实：“祖宗以来，旧有封桩米斛以千万计，所以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来，工役浸多，仰食者众，岁以侵耗，遂致殚竭。”⁽³⁴⁾

南宋行都临安，由于常年驻军少于北宋、宗室分住外地及官僚机构略有精简等原因，粮斛开支略少于北宋京师。但就南宋时期各阶段前后相比较看，粮斛开支仍存在明显增长的趋势。光宗时，陈希点（1144—1209）上言，即称行都司农寺岁支粮斛“乾道二年一岁，除马军一司二十二万石之外，实支一百三十八万余石。马司既已移屯，而绍熙以来，不下支一百六十万，此臣所未解也”⁽³⁵⁾。

关于两宋时期各阶段中央财政收入的总额，北宋的记载过于零散，无法汇总形成一组可供前后比较的数据；南宋中央财政的钱币收入，列表如下（表3—2）：

表3—2　南宋中央财政历年钱币收入

资料来源：郭正忠：《南宋中央财政货币岁收考辨》，191页。

根据上表数据，也可绘出其历年增长的曲线图，如下页（图3—2）。

以上图表，清楚地反映了南宋中央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事实。

宋朝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连年增长，其财赋非出于天地，自然都是通过转运等司的督集，从州军征调而来的。正如范镇所说：“伏见国家用调责之三司，三司责之转运使，转运使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至民而止。”⁽³⁶⁾

图3—2　南宋中央财政钱币收入增长曲线

陈傅良《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对于中央增加财政征调的历史过程，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盖自祥符奏立诸路上供岁额，熙宁新法，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³⁷⁾，迄今为额。

是特上供耳，而其它杂敛皆起熙宁，则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令封桩，迄今为额。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盐酒、香矾、铜锡、斗秤、披剃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迄今为额。

至于宣和，则以赡军籴本，与凡应奉司无名之敛，合而为经制，迄今为额。

至于绍兴，则又以税契七分、得产勘合、添酒五文、茶盐袋息之类，凡二十余色，合而为总制，迄今为额。

最后又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上供赡军等钱，均拨为月桩大军，迄今为额。而折帛和买之类不与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尽归于都茶场，不在州县；盐钞尽归于榷货务，不在州县；秋苗斛斗十八九归于纲运，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赃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³⁸⁾

但陈傅良没有提到熙宁（1068—1077）以前州军上供增额的情况，应予以补充。

熙宁以前，尤其是在仁宗的中期，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日见扩大，其从州军的财政征调，必然随之增加，这是可以想见的。史籍有明确记载：“自庆历始迫诸道上供入倍常岁，诸道始为弊，吏不能校，一岁所负至二十五六万。”⁽³⁹⁾据陈傅良《十策》，庆历三年（1043），宋廷曾重新规定天下各路州军岁计上供、留用经费之额：“诏会国家之财赋，（转）［酌？］一岁之中而为定式，别其州县之廪给，诸路之转般（酌）［转？］漕舟车之费，而东南金帛之成数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⁴⁰⁾以《十策》所载庆历三年（1043）新定东南诸路上供年额，较之景祐二年（1035）十月十七日丁卯宋廷诏敕所提到的此数路上供钱年额，可以证明当时州军的上供，大幅度增额。⁽⁴¹⁾

两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过程，大致说来，在北宋时期，主要是依据中央的财政需要，制订“上供格”，来规定诸路州军上供钱物的数额。随着中央财政开支的日益增加，上供格也不断重修。北宋最后一次全面订立上供格，是在崇宁三年（1104）十一月⁽⁴²⁾，后在大观二年（1108）、三年间，重有修改，史称“额外增添”，或谓“自崇观以来，增上供之数”⁽⁴³⁾。南宋一般合称“崇宁、大观上供钱物格”。⁽⁴⁴⁾

在据上供格正式规定征调地方财赋之外，宋廷还不时创立一些特殊的征调项目。如元丰五年（1082），另创“无额上供”；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年间，拘收东南茶盐之利；宣和四年（1122），复创“经制钱”征调项目，等等。

至南宋，宋廷所创立的特殊征调项目更多，已经成了中央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马端临指出：“盖自中兴以来，朝廷之经费日夥，则不免于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⁴⁵⁾至于南宋如何在“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前引陈傅良《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也并未细述。绍熙元年（1190）左谏议大夫何澹等三人上言，可作补充。全文略长，为说明史实，引述于下：

尝考渡江之初，东南岁入止千余万。绍兴以后纲目始繁，据吕颐浩奏，宣和中户部支费每月不过九十万，绍兴三年户部之费每月一百一十万，然则绍兴之初已多承平三十万矣。所费既多，所取不得而不阔。

如总制，如月桩，如折帛，如降本，如七分酒息、三五分税钱、三五分净利、宽剩、折帛钱、僧道免丁钱之类，则绍兴间权宜创置者也。

如州用一半牙契钱、买银收回头子钱、官户不减半役钱、减下水脚钱之类，几一百万，则又乾道间权宜创置者也。

如经制，并无额钱、增收窠名之类，则绍兴间因旧增添者也。

如添收头子钱、增收勘合钱、增添盐袋钱之类，凡四百余万，则又乾道间因旧增添者也。

方其军兴之初，则以乏兴为虞，及其事定之后，则又以养兵馈虏为忧，是以有置而无废，有增而无减。⁽⁴⁶⁾

可见，南宋初年以及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都曾出现过中央财政征调激增的现象。这应该与南宋初以及孝宗初年两次与金国的战争有关。

至于各路上供岁额增盈的具体数据，文献中只留下一些零散的记载。兹举两例：

湖南路。据前引陈傅良《十策》，北宋庆历三年（1043），湖南、湖北两路上供钱币27万贯，银22万两，绢13万匹，估计湖南路约占其中半数，三项合计，36万而已。至绍圣二年（1095），湖南上供，仅钱币一项，即达67.75万贯，银、锡、绢布、茶、蜡、杂物等，更在其外。⁽⁴⁷⁾

两浙路。据李心传所载，“祖宗盛时，两浙岁入钱三百三十余万缗，而盐茶酒税十居其八，郡国支计皆在其间。时以为承钱氏横敛之余，故赋入视他路已厚。淳熙末，两浙岁输左内藏库钱至千二百［万］缗（原注：浙东四百二十八万，浙西七百五十余万），而茶盐之利隶于朝廷者不与焉”⁽⁴⁸⁾。若另加两浙路隶属于都省朝廷钱物的茶盐之利及其他上供中央计司的钱物，则谓其较之北宋上供增额近10倍，不致夸张。其他路分，可以想象。

总的说来，在北宋，仁宗中期，神宗熙、丰年间，以及徽宗时期，是中央财政征调增长最显著的三个阶段。至南宋，高宗初年以及孝宗乾道年间，都曾出现过中央财政征调激增的现象。孝宗以后，宋代国家财政进一步陷入困境，乃至接近崩溃边缘，宋廷对于诸路州军，可以说是无时不在努力增加征调，尽管由于受地方财政现实的制约，这种努力不一定总能达到目的。

2．中央保证财政征调持续增长的几个途径

南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二十一日，户部侍郎韩彦古建议整顿国家财政，曰：

为今之计，谓宜取见诸路财赋所入，稍仿唐制，分为三等，视其用度多寡而为之制。自上供为始，上供所余，则均之留州；留州所余，则均之送使；送使所余，则派分递减，悉蠲于民。⁽⁴⁹⁾

韩彦古这段话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宋代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自上供为始”，即以服从中央财政开支所需为第一需要。前述两宋时期中央政府从地方财赋征调持续增长的历史过程，正反映了在“自上供为始”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央与地方之间财赋分配关系的变化。

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通过两种途径而得来。

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增创新税，或扩大旧税的征敛额，直接取之于民。免役钱之从代役钱向一新税种的转化，和买绢帛一变而成为向民户征敛折帛钱，以及天下茶盐酒价添之又添，出纳头子钱增之又增，创征免夫钱，掊敛钞旁定帖钱等等，均属此类。

第二种途径，就是马端临所说“遮藏讳避而暗取之”⁽⁵⁰⁾的办法，亦即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取之于民，而是通过抑令地方州军增加上供，迫使它们再“于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北宋王觌批评熙、丰以来的拘收朝廷封桩钱政策，说：

今东南财用窘耗……臣亦尝询访转运司财用日耗之因，虽不能尽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见者。逐路用度浸广，而朝廷封桩浸多也。……若卖盐宽剩钱、阙额禁军请受、减省造船钱之类，名目甚多，本皆转运司之物，而一切封桩，归于朝廷者浸多，则转运司安得而不窘乎？⁽⁵¹⁾

诸路军兵的缺额请受，茶盐榷利的偶有增赢之类，转运司本来都可以用来调剂补助本路州军经费，或以“备用非常”。熙宁以来进行的封桩政策，把这些余财全部收缴了。

宋代天下茶、盐、酒、算征榷之利，从原来以很大一部分留充州军经费，后竟转变为大多被中央征调，更是中央政府“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办法的主要表现之一。

北宋徽宗以前，东南地区的茶盐钱大部分留作州军经费，自崇、观年间（1102—1110）更改茶盐之法后，茶盐之利的隶属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中央将东南茶盐之利，从留充州军经费，改为起发上供。所以李纲说：“夫茶盐者，天下之经费也，异时官运收息，郡县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郡县也。比年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朝廷也。”⁽⁵²⁾南宋建炎三年（1129），胡安国（1074—1138）上《时政论》，批评崇、观间盐利隶属关系的变更，举湖南路为例道：“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旧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五十万缗，故敛不及民而岁计充足，变法以来，盐利悉归朝廷矣，本路诸色支费，已皆出于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⁵³⁾汪藻（1079—1154）所撰张根（1062—1121）行状亦载：“（江西路）自崇宁行盐钞法，和买民帛率不得偿。虽朝廷命借封桩钱，而钱特空名。……公乃奏：‘自祖宗以来，岁给蚕盐以取民输，今民既输五年，而一县至有负民五十万缗者，将何所控告？谓宜因霈恩尽给。今岁租百四十万斛，给中都百二十万，而官兵度五十万，使岁入如数，犹缺四十万。旧以盐利三十余万缗和籴，故虽凶岁不乏。自更法以来，州县重取百姓耗米以给。民既不堪其苛，而和买四十万缗复以无所从出之钱绐之，民心易摇，不可不虑！’”⁽⁵⁴⁾

到了南宋，闽广食盐也先后改行钞法，收其课利入纳朝廷榷货务。绍兴八年（1138）广西路食盐行钞法后，“漕计大窘，乃尽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万斛，令民折而输钱，至五倍其估。米既为钱，二十余州吏禄兵稍无以给，则又损其估以市米于民，曰和籴，曰招籴，民愈病”⁽⁵⁵⁾。乾道间，福建路亦以“顷来推行钞法，又夺州县之入以归朝廷，缘此州县束手，虽军兵衣粮，亦有支不行处，几致生事”⁽⁵⁶⁾。后虽数次复行官卖，但各路从此认定供发朝廷盐钱，均数十万贯。

宋代天下榷酒之利隶属关系的前后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

李心传曾明确记载：“东南酒课之入，自祖宗时悉以留州。”⁽⁵⁷⁾从北宋中期开始，宋廷偶令天下酒务增添酒价，以其部分增添之钱起发上供，酒利的分配关系出现变化。但当时起发上供酒利的数额并不大。进入南宋后，酒利在中央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迅速扩大，因此陈亮（1143—1194）才有“军兴以来，户部始仰榷酤之利以补其乏”⁽⁵⁸⁾的说法。酒利的分配关系，呈现一种新的格局。

据陈傅良的记述，自北宋以来天下官酒务诸色添酒钱之起发上供者，绝大部分都并入了南宋的经总制钱窠名。⁽⁵⁹⁾绍兴五年（1135）五月十日，江东转运判官俞俟上言，已称“州县酒务课利，自崇宁以后，节次添收诸司钱及增长价钱，并收兑上供。如两浙路几及一半，江东路亦近三分之一”⁽⁶⁰⁾。以后节次分拨，上供比例越来越大。南宋中后期州县官务酒课的分隶则例，是很好的证明。

如湖州都酒务，据薛季宣说，“旧额凡杂纳钱以十分为率分隶，四为籴本，六为系省钱”，岁课23.56万贯有奇。此后岁课增至40.8万贯，但因分隶上供的比例日渐扩大，改为七分分隶总制钱，三分留州充系省钱。此外“复积有上供、月桩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赡军、移用、降本、竹木等钱，科色不胜繁矣”，以致“郡用弥匮，由此场务凿空以取赢，虽有奉法吏思以宽弛予民而不得骋”⁽⁶¹⁾。其实酒务岁课大都已被中央所征调。

宝庆三年（1227）庆元府都酒务酒利分隶则例所反映的情况，与湖州相近（表3—3）：

表3—3　南宋宝庆三年庆元府官务酒课分隶则例

资料来源：《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上》。

宋代官酒务的课利系“以本息通立额”⁽⁶²⁾的一般做法，是在酒务岁课中截留一部分利入，循环充本，称“本柄钱”。本柄钱的比率，大致占课额的40％强。⁽⁶³⁾庆元府都酒务酒课截留于本府的，包括本柄在内，不到40％，可见其榷酒赢利，实际已全部被中央征调起发。所以《宝庆四明志》说：“倘善措置，岁收本钱已幸，否则并与本钱失之。”南宋州军多依靠在都酒务之外，别立酒库酒坊，卖酒收息，以充经费。

其他诸如商税等利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也与酒利相类似。宋代征榷利入之富，人所共知，它们分配关系的变化，不容忽视。

宋代中央政府“于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的诸色特殊征调项目，分析起来，一般都由三类不同性质的财赋所组成。

其一，由中央指定某些赋税，拨移桩充。例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开始征调月桩钱，宋廷诏“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⁶⁴⁾。这里以朝廷、上供、经制等钱桩充月桩钱，仅是中央对财赋的调拨管理而已，同时，这些征调的项目也包括有中央政府直接创征于民户的财赋，如免役钱、增添盐酒价钱、头子钱之类。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原则上都并不影响州军的经费。

其二，用种种手段，侵割地方财计，征调起发。如南宋征调月桩钱，除朝廷、上供、经制等钱外，宋廷规定拘充的窠名，还有漕司移用、州军系省等钱，显见侵削了地方的经费。

南宋经总制钱，虽有一部分系由役钱及直接增添盐酒价钱之类组成，但更多的却是分割州军的酒算课利、头子钱等财赋而来的。前述从北宋到南宋，州军官酒务课利从“悉以留州”，转变为绝大部分上缴中央，就是因为它们被分隶归入了经总制等征调项目。所以朱熹说：“经制钱，陈亨伯所创。盖因方腊反，童贯讨之，亨伯……为经制使，患军用不足，创为此名以收州县之财。”⁽⁶⁵⁾吕祖谦则径称：“初，陈亨伯割诸道留州钱输大农，号经制，翁彦国复附以总制。”⁽⁶⁶⁾陈傅良进一步指出：“三榷之入尽归京师，至经制悉矣。”⁽⁶⁷⁾事实上，在经制钱之外，诸榷利之所分隶的上供项目还有不少。

其三，令州军“凿空桩办”。几乎每一种中央新创的征调项目，名义上调拨的或从州军财计割移的钱物，都难以达到中央规定的数额，必然有一不小的份额，需由州县用各种横敛的钱物凭空补足。嘉定末年（1224），袁甫出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即称：“惟是凿空白撰之赋，皆系上供及总所名目，额钱太重，虐害细民。”⁽⁶⁸⁾因此，这一部分的内容，又可以说是体现了月桩、经总制等杂征调项目作为特殊的间接税的性质。⁽⁶⁹⁾

南宋杨万里（1127—1206）为张栻（1133—1180）所撰《张左司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庙堂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尽夺州县财赋，远近骚然。栻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对曰：‘今日州郡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则不过（功）［巧］为之名以取之于民耳。’”⁽⁷⁰⁾事实正是如此。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中央政府还常常通过各种手段，将中央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地方州军，侵损州军的留用经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南宋章如愚曰：

自天圣以来，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县有待缺官月料之费。自熙宁以来，初置宫观差遣，而州县有宫观官请俸之费。自熙宁以来，初遣宗子疏属补外官，而州县有宗子口券之费。自绍兴以来，初遣养之兵，而州县有养老使臣廪给之费。⁽⁷¹⁾

这一段议论，大致勾勒出了两宋时期，州军因中央转嫁财政负担而增加官俸支出的几个主要方面。

前引王觌上哲宗《上哲宗乞以封桩钱赐户部及诸路转运司状》，列举当时诸路添差吏员，致使州郡用途浸广的现象，即说：“且以数事言之，选人添俸，逐路添将兵，诸路指使场务监官添官外，置准备差遣大使臣，凡此，虽政事所系，适时之宜，不得不尔，然若计其责，则皆祖宗时所未有也。”由于增添吏员等而致使“转运司财用消耗”，其原因就在于地方经费开支虽有扩大，而中央却并未能按制度增加留用钱物。

南宋臣僚对各种名目添差的议论更多。汪应辰（1118—1176）指出：“今之州郡，凡百费用，盖十倍于承平之时。如宫观，如岳庙，皆无定员。如离军使臣，如养老军员，如归正，如归明，如审官，其所创置员缺未易悉数。又有特添差者。以此耗蠹益广，窘迫益甚。远方州县，至有公行科敛于民，名为养老添差钱者。”⁽⁷²⁾李心传举庆元府为例：“近岁离军添差，大为州郡之患。而宗室、戚里、归明、归正，甚至于乐艺贱工，胥吏杂流，亦皆添差。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尽本府七场务所入，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其间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计其俸入，钱二十余万缗，米十余万斛。扬州，府会也，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⁷³⁾乾道三年（1167）二月，参知政事蒋芾上奏指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与之外任，依旧请券钱，又添供给，虽拣之于内，添之于外，亦未见其益。既减六千人，又必招六千人填额，则是添六千人耗蠹财用矣。”⁽⁷⁴⁾从总体看，国家财政开支负担并未减轻。所以，州军应付添差等官的钱粮，虽未上供起发，其被中央侵占，性质是一样的。

而且，两宋时期中央向地方转嫁财政负担的内容，绝不止添差官而已。乾道九年（1173）六月己巳日臣僚上言：“近年州县例皆穷匮，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拣汰之军士，有添差之冗员，有指价和籴米之备偿，有纲运水脚钱之縻费，有打造岁计之铁甲，有抛买非泛之军器，有建造寨屋之陪帖，有收买竹木之科敷，有起发拣中厢禁土军弓手之用度，有教阅民兵保甲之支费，邮传交驰，使者旁午，是数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阙乏之由也。”⁽⁷⁵⁾例如中央向地方分摊造作军器的任务，孝宗时，曾规定造甲“大郡一日二副，小郡一日一副”⁽⁷⁶⁾。当时造甲1副，一般费钱50贯，而中央仅支付15贯⁽⁷⁷⁾，且多以度牒、官告等折支，不足者均需州郡陪帖。有时中央令州郡营造籴买，仅泛言于某项钱物开支，而州郡实际并无此项宽剩钱物。如孝宗时，朝廷命湖州造甲，而不支降本钱，仅令于本州系省钱内支用。知州王炎（1137—1218）上书宰执，一针见血地指出：“且系省钱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户部所谓且于系省钱内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给降，姑婉为之辞尔！”⁽⁷⁸⁾

总之，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在北宋前期，一般还是能够做到在中央与州军之间上下兼顾的。但在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下，随着中央财政开支的日益扩大，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中央从州军征调的财赋持续增长，财赋的分配关系，也必然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出现重中央、轻州军、以上供为第一需要的趋势。

3．中央财赋征调持续增长的影响

两宋时期，中央政府从地方财政征调的持续增长，再加上那种表面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的征调方式，无疑会对宋代社会带来许多严重影响。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它必然导致地方州军留用经费的严重匮乏，造成地方财政的窘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杂税丛生问题；其次，为保证中央的财政征调得到落实，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在转运司之外，逐步又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由转运使、知州军、县令等组成的直接负责地方经费的岁计系统之外的，由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提举茶盐诸司及通判、县丞等组成的从路分到州县的财物管理系统，直接负责拘收、输送一大部分中央征调钱物，以防止地方经费对它们的侵占截留。与此同时，转运司的地位与作用却被削弱了。因此宋代地方财政征调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几个方面，本书已专列章节予以讨论。⁽⁷⁹⁾下文将就中央政府严格催督之制、对地方财务实际财务控制松弛，以及县级财政独立性加强等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1）严催督之制

北宋以来，宋廷为催督征调地方财赋，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其中主要的措施，就是视供输钱物的多寡，对路州官吏实行赏罚。它使供输钱物的多寡与官吏个人的升黜直接联系起来，诱胁他们更多地征敛财赋，上供中央。南宋时期，由于州军财计类多匮乏，上供钱物的拖欠亏额，比较普遍，各地财赋宽紧不均的现象，日趋严重，北宋以来统一按地方供输所达中央定额比例定赏罚的制度，推行有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宋廷作出政策调整，其催督之法转向更多地强调“比较”，即对路分监司、州军守倅起发的钱物实行互相、前后比较，视殿最，定赏罚。

南宋建炎三年（1129）七月二十七日，宋廷应户部侍郎叶份（1076—1147）之请，规定每年年底由户部“将诸路所起上供钱物斛斗数目，以十分为率，比较三两路起发最多最少去处，申乞赏罚”⁽⁸⁰⁾。乾道二年（1166）九月二十六日，又诏户部将诸路合起行在上供钱物，每上下半年“比较最稽违拖欠去处，具名按劾。重行黜责”⁽⁸¹⁾。至淳熙十年（1183）八月二日，时王佐为户部尚书，复上请规定每年四月，将各路监司并州军守倅前年所起发上供钱物，比较奏闻，由皇帝亲自裁定赏罚，“不以职位崇而阔略，不以已去官而幸免”⁽⁸²⁾，十分严格。据说“自是罕有逋欠”⁽⁸³⁾。以后，王佐又请“诸郡上供，一岁再校，后期者罚！”宰相王淮（1126—1189）反对此议，说：“顷岁尝一校殿最，州郡争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岁至再，其害不细。”⁽⁸⁴⁾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他的《戊申封事》中尖锐批评这一以比较定赏罚的制度，也说：“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⁸⁵⁾可见当时比较殿最之苛急。

据文献记载，嘉定初年（1208），傅伯成任户部侍郎，“版曹比较之法，率用新钱填旧欠，岁额既紊，殿最非实。又经总制钱额有重轻，催有难易。建、越、鄞常负殿，台、秀常居最。（伯成）乞会诸郡实发之额，纽计分数增亏而行赏罚焉。朝廷从之”⁽⁸⁶⁾。是则当时户部对州军起发经总制钱等上供钱物的催督之法，已略有变化，照顾到各地定额高低、催科难易的实际，实行依递年供发实额，前后比较而行赏罚。但从此后的一些记载看，催督比较的制度，仍十分严格。⁽⁸⁷⁾

南宋中央计司以一大部分收入交给四总领所拘收，应办赡养各御前大军，户部的部分催督之权，也必然移交给各总领所。绍兴十六年（1146）六月二十八日宋廷首次令四川总领所按劾监司，下诏说：“四川所屯大军岁用钱物，如州军拖欠，即从所隶漕司按劾；若漕司盖庇，失于检察催发，即从四川总领所按劾。其四路提刑、常平司如拖欠，违期不起，亦一体施行。”⁽⁸⁸⁾不久，东南三总领所亦皆秉命催督按劾，其职权也同样扩大到按劾监司、守倅。嘉泰四年（1204），江东路提举常平公事刘述因事免官，湖广总领申报省司，说刘述“欠本所纲运甚多，请留之打算”。当时刘述已坐船离开江东，到了鄂州附近，被朝旨追还，史称“此亦顷所未有！”⁽⁸⁹⁾

南宋中央部门催督征调之财，另一突出的现象，是直接遣官，于州军上门坐催。吴自牧《梦粱录》卷九《诸寺》载：“国制以户部掌国计，而司农列卿少丞簿赞之。如诸州府县道每年上供，及宰执百官军粮宣限米斛，皆委专官吏卒下各路州县坐征，以应宣限支用也。”似此委专官吏卒下各路州县坐催的现象，可以在有关地方财政的文献中得到印证。如度宗咸淳八年（1272），黄震（1213—1280）新知抚州，因事上申省状，就提到“照对某四月十三日到郡，仓库并空，饿莩无数，方报痛恻，榜惶无措，乃有户部专人守催增解折绢钱；未几，又有户部别项专人，于多催折价未打算之间，再改催本色”⁽⁹⁰⁾，是为一例。

各总领所也相效而行。理宗时，刘克庄（1187—1269）知饶州，当时饶州岁合供淮东、淮西总所苗米共9万石，都是“两总所专官下州，每日州催到些少，两总所合分剖，装船而去”⁽⁹¹⁾。

（2）实际财务控制松弛

严格对地方征调财赋的催督之制，与其说这表明中央权威的加强，还不如说它正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实际控制松弛的反映。从北宋到南宋，这种实际财务管理松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央计司不了解诸路州军岁收岁支实数；对地方财务管理的各种制度得不到贯彻落实。

在政府行政中，权与责的关系总应是互相对应的，有其权者须有其责，若权责分离，就会带来弊端，宋代中央政府留充各州军岁计经费的钱物日趋固定化，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一步步地推卸其调节补助地方经费的责任，而它从地方征调的财赋却有增无减，其最终结果，也就是使得它自己对诸路州军具体财务某些方面的控制趋于松弛。南宋时期，这一现象最为显著。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央政府除征调财赋之外，对诸路州军岁收岁支之实数已难以知晓。

北宋元丰以前，诸路州军岁造计帐供省，三司得以总知天下岁收岁支总数。所以北宋文献所载财政收支情况，常常包括“上供”与“天下总收”这样两组数据。《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末”条，载有至道末年（997）天下缗钱的岁支及上供两个不同的数据，上供169万余，而“邦国内外举一岁之费”1693万余。现存毕仲衍《中书备对》残文，载有熙宁末年（1077）国家财政的不少数据，例如物帛有上供之数，复有天下岁收之数，是为明证。元丰三年（1080）改州军供帐制度后，转运司除将各州军钱粮物帛等收支主项别造计帐申省外，还需上报一路《收支见在钱物状》，中央仍能籍知天下财计出入之大数。北宋末年以后，这一制度虽未废止，但在国家实际的财政管理中，根据赋税制度的规定所征取的钱物正额与实际岁收之间，以及中央规定拨留的财税与州军实际经费开支之间，愈见脱节，已经出现“诸路财用岁入多寡，与其登耗，官司无以周知”⁽⁹²⁾的现象。至南宋，就更加严重了。

绍兴二年（1132）五月，工部侍郎韩肖胄（1075—1150）上言：“天下财赋窠目，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问诸路所总窠名于户部，户部不能悉；问诸郡所总窠名于漕司，漕司不能悉。”⁽⁹³⁾这是南宋初年的情况，也许有受战争影响的原因存在。可是到孝宗淳熙四年（1177），据户部侍郎韩彦古的说法：“今户部所知之数，则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无得而考焉。若州郡不得人，官吏侵耗，（毫）［豪］强隐落，则虽竭民力，支遣不办。又缘朝廷不知取民实数，轻重无制。民间合输一石，不止两石；合纳一匹，不止两匹。”⁽⁹⁴⁾并未见有所改进。理宗嘉熙二年（1238），右司郎官傅康上言，仍称朝廷“凡州郡之出纳，则不与知焉”⁽⁹⁵⁾。可见中央政府不知州军岁收岁支实数，在南宋已非一时一地的现象。宋廷虽屡次下诏，令州军供具出纳实数，具文而已。当时的户部，除上供钱物外，仅能掌握各地常平钱谷、户口、税租（即两税正额）之数。但即便常平钱谷及户口税租，诸路州军也多“迁延日月，不即供申”⁽⁹⁶⁾，户部无可奈何。

不过，宋廷所关心的，事实上也只在于征调地方财赋的格目而已。乾道二年（1166），知秀州孙大雅奏上本州拘催上供钱物格目，孝宗因此令台谏官参考古制，定州军“上计之法”。于是监察御吏张敦寔等奏曰：“户部掌天下之财计，凡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日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会，每于岁终，独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册以进呈，而于州郡诸色窠目尚略焉。……以臣等愚见，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己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并皆造册，正月进呈。”其后户部讨论的结果却是：“立式遍下诸处州军知、通当职官，各以本州每岁应于合拨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照条限钩考拨纳，岁终逐一开具造册，须管于次年正月了毕，诣阙投进，候到降付户部参考，将拖欠诸［州］军，具当职官吏按劾，伏取旨黜责施行之！”⁽⁹⁷⁾得到孝宗的批准。中央既已无力补助应付地方经费，令户部尽取天下州军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造册进呈，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样，州军于常赋之外横敛白著的钱物，也是无法尽数申省的。

两宋时期，中央计司曾数次编修会计录。北宋会计录一般都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所有财政收支。如《元祐会计录》记载元丰八年（1085）国家各项财政数据，“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⁹⁸⁾。当时所载各项收支实数，如钱币4848万贯，粮斛2445万石，显然都是天下总收之数。⁽⁹⁹⁾而南宋庆元三年（1197）所修《庆元中外会计录》，据当时户部的上言，其内容则为：“绍熙元年、绍熙四年、庆元元年各年行在左藏库，诸仓场等处，并淮东西、湖广总领所支取钱物，比换增减因依，及两浙，福建，江东、西，两淮，湖（广）［南］、北，京西，广东、西一十二路州军额发诸色窠名钱。”⁽¹⁰⁰⁾虽号称“中外会计录”，实际仅包括东南闽广诸路供输中都的钱物数而已，连应付蜀口御前大军的四川总领所钱粮也未计入，各地州军经费出纳更无从知晓。

由此可见，从北宋到南宋，国家财政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北宋中期以前，中央计司看来确实掌握了包括中央与地方两部分内容的财税数据。文献所载有关北宋赋税的一些数据，反映了这一事实。例如北宋时期的榷酒与商税收入，虽然主要供地方经费，然而中央计司却有全国岁入的一些统计数据，前引苏辙《元祐会计录叙》，就包括“课入”一项。⁽¹⁰¹⁾所以，文献中偶尔也能见到北宋国家财政总收总支的数据，如王铚《枢廷备检》：“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¹⁰²⁾不过在神宗以后，此类全国总收总支数据已不复可见，史籍所载，基本都只是中央计司所直接负责的各类收支数据了。⁽¹⁰³⁾南宋时期更是如此。

现存文献所载有关南宋时期的财政数据，如上供、经总制、折帛、月桩、籴本等钱，无一不是中央计司征调地方财政的项目；其他由中央计司直接掌握的一些财赋，如户部所掌之赡军酒息、榷货务都茶场所掌之茶盐榷课，虽有收入总数，但显然并未包括分散在地方州军的榷利收入数。因此南宋时期不仅如酒、税等岁入不见全国总收数，即如国家正赋两税的全国总收数，也付诸缺如。

从上述史实可以引申出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现存文献所载南宋时期各类“天下”岁入的数据，实际都只是中央计司直接负责收支的钱物，并不包括地方经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包括四川地区由总领所负责的中央大军军费，因此以这类数据直接与北宋时期的全国总收支数作比较，是不准确的。

实际财务控制松弛反映的另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财务管理的各种制度得不到贯彻落实。本书第四章对此有较多阐述，下文略作补充。

宋初以来的制度，赋税课利的征敛有严格规定，创赋增税之权，集权于中央，不容地方染指，故立有“擅增岁赋法”⁽¹⁰⁴⁾。“在法：受纳应纳数外辄收羡余，或辄他用，及非法擅敛，并有断罪条法。”⁽¹⁰⁵⁾然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尤其在南宋时期，州军由于经费空前匮乏，及为了应办中央无窠名的征调钱物，百端巧取，杂赋横生，“在上者迄无以禁之”。

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关于州军仓库场务管理的不少制度，也往往得不到落实。南宋州军为了对付朝廷、监司“刬刷”钱物，大多创置私库、私历，隐藏财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二十七日，权户部侍郎钟世明上言提到：“诸路州军钱物，并合隶军资库。近年以来，州军多将拘到钱物别置库眼赤历拘收，以为羡余之献、公库之用。”⁽¹⁰⁶⁾淳熙四年（1177）正月，户部侍郎韩彦古请稽考州军收支帐目，孝宗依奏，特遣吏部郎官薛元鼎到秀州，将本州钱物具帐闻奏。薛元鼎报告说：“驱磨本州财赋，惟凭赤历，难以稽考。望委户部行下本州，符州县应干仓库场务，每处止置都历一道，应有收到钱物，并条具上供、州用实数。仍从户部每岁委转运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历检照，如有虚支妄用，许本司按劾取旨。其它州郡亦乞依此施行。”⁽¹⁰⁷⁾“惟凭赤历，难以稽考”，原因就是州军另有私库私历。当时宋廷虽依薛元鼎之请立制禁之，但此后仍无法止绝此类现象。

淳熙九年（1182），宋廷立制，诸路守臣任满，须开具本州实在财赋数目，具公文交割与交代官，并上报户部稽考。宁宗时，重申此令，但实际也不可能奏效。庆元三年（1197）十月二日，度支郎中岳震即言：“淳熙以来，臣僚奏请守臣交替，将见在钱物具数申部，报御史台，置籍稽考，孝宗皇帝首俞其请，陛下践祚，又重申严，诚良法也。今诸路州军大率隐而不申者，本部无由而知也。”⁽¹⁰⁸⁾

（3）县级财政独立性加强

前文说过，在宋代国家财政管理体系中，州军是地方财政的基本核算单位，而县级政权却并未能形成相应的一个财政管理级别，县财政附属于州军。州有截留财赋、以应付县邑官吏、土军开支的职责，而诸县职在催科，负责直接从民户征集赋税课利，上缴州军，以供输中央。州县之间的这种财政关系，虽然在一开始就不可能如制度规定的那样完善，但从北宋到南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它就又进一步被破坏。

早在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曾巩撰《洪州新建县厅壁记》，就曾有过这样的感叹：“为后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难也，而县为最甚……州负其强以取威，县忧其弱以求免，其习已久、其俗已成之后，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于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则仕于此者，欲其行志，岂非难也哉？”⁽¹⁰⁹⁾至南宋，州军对于属县“负其强以取威”，表现更为明显。就财政关系而言，主要就是州军责令属县征纳的财赋日益加多，而其允许属县截留充经费的财赋则日益减少。

南宋时期，中央征赋额重，难以据各州军赋入实数，合理承担。所以不问地方事力，一概分摊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南宋初年江浙漕司分抛月桩钱额，即“有不斟量州军赋所入多寡，一例分抛，致有不均去处”⁽¹¹⁰⁾。相应的，诸郡之对于属县，也普遍采取不问事力，一概按定额分摊的办法。淳熙九年九月十三日宋廷的一道敕文即提到：“诸县起解本州及上司财赋，各有立定窠名，访闻诸州军不恤县道，逐时添立项目钱数，遂为永额。可令目下改正。或有违戾，仰监司觉察按劾以闻。”⁽¹¹¹⁾事实上，州军对属县“逐时添立项目钱数，遂为永额”的现象，从未止绝。据刘宰（1166—1239）《代金坛县申殿最钱札子》所说，镇江府通判厅每岁合收经总制钱，起初“在本府仓库场务者什之七八，在三县者仅十之二三”，嘉定十三年（1220）后，府吏作弊，致使在府入纳亏损，通判遂将部分州额分摊于属县，责令补发。且创立殿最窠名，严以催督。⁽¹¹²⁾

宋代朝省、路司于制度之外征取州县财赋主要手段之一是刬刷“羡余”、“宽剩”，实际上就是无偿夺取。南宋时期，州军对于属县也常常如法炮制。曹彦约（1157—1228）《纳诸司白礼子》，谈到当时州郡向属县差官、差吏之弊，即提到：“今诸县未尝阙官，而使幕职为摄官；诸县未尝不解钱，而使幕职为催钱。幸而其人之贤，知县州为一体，则犹省事。不幸其人之不贤也，而又以使院之吏羽翼之，则一县之利源皆以为献助，一县之常赋皆以为羡余，办本州无名额浪费之钱，而不恤一县官兵之支遣，或放行寄居宗室增补学职之请俸以要誉，而不顾后日之利害。”⁽¹¹³⁾

南宋州军攫取属县财赋，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抑令民产赋税直接上郡入纳，目的在于从属县手中夺取耗剩、斛面、畸零等杂敛之入，而这些附正税起敷的附加税，正是南宋地方经费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理宗时，徐鹿卿谈到平江府苗米、军粮问题时，就有“诸县皆谓自苗归郡，而县不可为”⁽¹¹⁴⁾的说法。

此外，南宋州军还有许多于正额之外征取属县财赋的名目。孝宗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六日，将作监潘纬论道：“大率守臣到官，首请属邑责认财赋，数足还邑，谓之献助；委僚佐下邑点检，责认解发，抑无为有，谓之刬刷；州约二税既倍收耗，重价折科，又刷具合零就整，谓之畸零；酒税不用祖额，逐年增加，谓之递年课利钱；拘催钱物，钞状既到，先填旧欠，别令催发，谓之改钞。……”⁽¹¹⁵⁾有的州军甚至公开“以助州钱为名而科取属邑”⁽¹¹⁶⁾。

州军催督属县财赋的方法，“或立帐，或挂图，或揭帖”⁽¹¹⁷⁾，无奇不有。差属员吏卒下县催发，是常用的手段。信州催属县钱物，用一种以袋匣银牌下县的办法。每下一紫袋，要钱30贯，一青袋要钱150贯，一黑匣亦要150贯，缴一银牌，则需钱320贯。“皆有定价，来如风雨，一刻不可违，一文不可欠。”⁽¹¹⁸⁾据陈著（1214—1297）知浙东嵊县时所上《嵊县催科札》载：“端公专卒，银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县之吏追去，犹以为未足。”⁽¹¹⁹⁾可见这种奇怪的袋匣银牌法，各地都有。

与此同时，诸县本身的岁支增加，而州军准予截留的钱物却不断裁减。孝宗淳熙七年（1180）七月四日，臣僚上言道：“如批支驿券，或寄居祠奉，旧来就州支者，今乃移之于县……以至一邑之内，有县官胥吏之请给，县兵递辅之衣粮，乃科以不可催之钱，卑以未尝有之米。”⁽¹²⁰⁾如王炎知岳州临湘县时，一县经费开支的情况是：“本县令佐之俸给，铺兵之添支，马纲之批支，一岁约用米凡三百斛，雇夫匠、用水手所支之数不在焉。税米尽赴州仓送纳，旧来州司计县下截拨百斛，继而又削其半……春夏间仓廪空然，令佐或至缺食，而铺兵马纲无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钱，一升十文。”⁽¹²¹⁾然而官钱也不足，至无计可施。南宋后期，史籍中屡见县邑不支小官吏卒廪禄，或以盐酒等折支的记载，“驱之使贪”。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的。

南宋时期，叹息县官难当、为其鸣不平的记载很多，至视县官之任为“镬汤”，称“为令者日坐汤火涂炭”⁽¹²²⁾。绍兴年间，韩元吉知建安县，作《送富修仲序》，说道：“私独窃怪离乱以来，士大夫其视为县，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及某滥为县于此，然后始悟其由。……其所先务惟治财为然，而条目甚繁，期会甚亟，多出于租赋之外。一物有缺，则令以不任职去；烦言或生，亦以擅兴获罪。故为今之官者，莫难于令。”⁽¹²³⁾彭龟年也说：“臣窃观今日县令之难，非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凡今日县令之所以难者，盖以财谷之出入不相补耳。岂持不相补，直有铢两之入而钧石之出，甚相绝者。”⁽¹²⁴⁾所以南宋的县官员缺常无人愿就，宋廷不得不降低对县官资格的规定。⁽¹²⁵⁾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曾指出：

余尝论，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¹²⁶⁾

各级地方政府以上欺下、层层相压的结构，正是专制政体下国家财政“阶层性集权”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正因为南宋州军对属县多“科以不可催之钱，畀以未尝有之米”，迫使其自寻门径，别开财路，从而使得县邑在财政上的独立性有所加强。

前引淳照七年七月四日臣僚论奏，提到县邑法外征敛之术，又说：“于是因讼事而科罚……因岁额而预借……科取于竹木，多折价钱，已输税租，抑令重纳。椎肌剥髓，以苟目前。”宁宗时，真德秀（1178—1235）知泉州，下令禁止属县预借民户赋税。于是南安知县梁三骋认为：“预借者，县之所以仰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从出？”遂拒绝经办财赋，“一钱不复上州”⁽¹²⁷⁾。华岳（？—1221）论地方财计，也称有县仓“偷匿暗催之米”，“县官预借，折钱之弊”⁽¹²⁸⁾。似此折钱、预借之类，按敕令规定，均属转运司乃至朝廷的职权，南宋时期，已成县邑杂敛的重要手段了。

南宋县邑财政独立性增强的直接结果，是不少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基本核算单位。换言之，就是形成了独立的县级财政，从而使宋代地方出现由路、州、县三级构成的财政体系。

县级财政形成的显著表现，是在南宋的记载中，频繁地出现“县计”一词，这是北宋时所未见的现象。如南宋后期，兴化军仙游县由于经赋沦失，以致“县计焦熬”⁽¹²⁹⁾。

分析有关记载，“县计”的基本内容，与州军岁计是一致的，所谓“一县会计，天下同有也”⁽¹³⁰⁾。它们一般也都包括征调财赋与本地经费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州计”各分彼此，界限甚明。绍兴末年，薛季宣知武昌县，上书札请在本县金牛镇添置县尉，改旧来民户买扑酒坊为官酒务，说：“即乞就拨都统司废罢酒务为廨宇，本州、本县各为量借酒本，俾随息解纳。”⁽¹³¹⁾可见“本州”、“本县”，在经费上各分彼此。孝宗时，临江军新淦县据称岁收苗米10万石，“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县计方足”⁽¹³²⁾。刘克庄论铅山县由于坑冶检踏官随意增额招刺冶兵，使军粮不继，说道：“当职旧在江上，见戎帅招刺新军，必经总所。盖有衣粮，然后可以养兵……备牒都大司，更请参考旧制，立为定额。每刺一名，须下本县取会。如无缺额，不许检踏官员自增自刺，庶几凋县稍可支吾。”⁽¹³³⁾可见铅山县因冶兵增额而引起钱粮不足，全需自行筹划解决。这些都是以一县为单位独立核算岁计经费的典型案例。总之，南宋时期，州军处理与其属县财政关系的手法，与转运司处理与州军的财政关系如出一辙，他们从属县征集财赋，及准许其截留钱物，均科以定额，也形成了“增赋添员，悉所不问”的局面，县级财政的形成，是这一局面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本节所述，主要指在财政史范围之内，宋代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征调持续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在此之外，如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几乎所有的方面，其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有待学者的关注。

三、仓宪倅丞财赋征调系统简述

从北宋初年开始形成的地方财政管理系统，主要由路分转运司（漕司）与州县守臣负责。这一系统的一个特点是集管理地方岁计开支与应付中央财政征调两大任务于一身，在财计相对充足的时候，地方官员自然可以做到赡下供上两不误，而当地方财政逐渐陷于入不敷出的困境，中央的财政征调却又连年增长之时，地方官员虽可能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更多地倾向于向上负责，不过本地财政需求的实际压力，难保不会影响到他们满足上级需求的能力。因此，在地方财政长期困窘乃至严重赤字的前提下，中央政府要实现对地方的巨额财政征调，仅凭其对地方官员人事上的管理，有所不足，而必须辅之以一定的控制机制，才可能奏效。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在直接负责地方经费的管理系统之外，逐步形成了一个由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提举茶盐诸司及通判、县丞等组成的，从路分到州县的财物管理系统，直接负责拘收、输送一大部分中央征调钱物，以防止地方经费对它们的侵占截留。我们可以称之为“仓宪倅丞征调系统”，或曰“第二征调系统”，而将由漕司——守臣负责的地方财政管理系统称作“第一征调系统”。仓宪倅丞征调系统不同于运使守臣负责的财政系统之处，正在于它不直接负责地方的日常经费开支，相对独立于地方财政系统。也就是说，它不具赡下供上的双重性，而只负单一的供上之责，因此效率较高。这是宋廷调整地方财政管理体系、确保中央持续增长的财政征调的一个重要措施。

仓宪倅丞征调系统起源于北宋中期，至南宋最后形成，其过程比较复杂，本书在此专设一节，予以讨论。

1．熙、丰以来的经费、贮备双重体系

宋代的仓宪倅丞征调系统，起源于北宋熙、丰年间形成的新法收入之贮备管理系统。

宋初以来，地方财政以州军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州军守臣为地方财政的主管官。州军与中央之间，则设转运司，代表中央监督管理地方财政，并负责征调地方财赋以供输中央，即所谓“掌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¹³⁴⁾。转运司因此又被称为“漕司”。漕司——守臣财政系统负责上供中央的财赋与地方财政支出，称“省计”、“经费”（经常之费），同时又主管地方常平义仓等经费之外的储备财赋，此外并无其他地方财政主管部门存在。所以庆历八年（1048）十月屯田员外郎范祥（？—1060）以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到中书申诉：“提点刑狱而兼利权，殆非典故，乞纳敕别候差遣。”⁽¹³⁵⁾他的这一要求后虽被宰相陈执中（990—1056）拒绝，说明以提刑兼财政官员毕竟是一种例外。

宋神宗熙宁年间起推行新法，情况发生一定变化。北宋末年王襄有如下论述：

神宗皇帝……始分天下之财以为二司，转运司独用民常赋与州县酒税之课，其余财利悉收于常平司，掌其发敛，以待非常之用。⁽¹³⁶⁾

漕司——守臣系统仍以两税与禁榷酒税等课利，负责上供与地方经费，其余财利——主要是通过推行新法增加的种种收入——则由常平司负责。从此，地方财政主管系统一分为二，转运司不再是路分唯一的财政主管部门。

不过当时这一由常平司“掌其发敛、以待非常之用”的财赋，还未构成一个正式的征调系统，而只是在三司——漕司——守臣这一传统国计体系之外，形成了一个国家财政的贮备系统，一般称之为“朝廷钱物”，因此其收支管理均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这一国家财政贮备系统的收入，主要来自当时所推行各项新法，如常平息钱、免役宽剩、买扑坊场等钱，一般都是通过“营运”而非直接创立新税的方法，来增加收入。但仍有相当部分逐渐向新增税种演化，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免役钱。熙宁役法改革本意在于改差役为雇役，由民户出钱代役，实际推行却逐渐走调，从熙宁五年（1072）起，免役钱中不少部分逐渐不再支付役人，成了政府直接的财政收入。⁽¹³⁷⁾当时宋廷对这些财赋的处置，一般是在原地封桩，或转漕上京贮存于元丰库等朝廷钱物库，以及发送至西北边境地区，总的数量十分可观。经过元丰前期宋夏战争的消耗，到元祐（1086—1094）初，户部尚书李常称“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¹³⁸⁾，仍在一亿贯石以上。

熙、丰年间君臣急于富国强兵，在理财中也存在将原本属于计司经费部分的财赋以节支等名义，拘收封桩、改为贮备之财的情况。其中主要的是阙额禁军请受的封桩，数额较大。这些封桩的财赋，据称多数“本皆转运司之物”，现在被朝廷以种种名义拘收，从计司经费变为国家的贮备之财，各级计司日常开支因此受到一定影响。⁽¹³⁹⁾

其次，从熙、丰年间起积贮起来的这些新法收入，既然作为国家财政贮备，不供计司经费，主要的处置方法是“封桩”，即在京师及各地贮存起来。为了保证这些贮备之财不受侵损，宋廷还制订有专门的“封桩钱物法”，甚至允许当职官员对调拨财物的诏旨“执奏不行”。只是当有重要军国所需之时，才有所支出。这在神宗、哲宗年间，主要是供西北边费。徽宗即位后，蔡京（1047—1126）当政，倡“丰亨豫大”之说，极奢靡之能事，于是在边费之外，君臣靡费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徽宗即位初年，即曾连下五诏，“凡提举司所积钱取之殆尽”⁽¹⁴⁰⁾。北宋亡国后，京师剩余封桩钱物最后被金人掳掠一空。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贮备之财由专司管理，计司无由指染。熙宁三年（1070）五月，宋神宗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改由司农寺主持推行新法，掌管新法收入。在熙宁三年至元丰五年（1082）改官制之间的十二年中，基本形成了一个司农寺与三司并列作为中央理财机构的局面。三司负责内外经费，司农寺则为国家财政贮备系统的主管。除非经朝廷特许，三司无从侵用司农寺系统财物。从熙宁后期起，宋廷从各地调拨大量坊场等钱到京师，设立朝廷钱物的专库，直属宰执，由尚书省左右司具体掌管，“虽天子不可得而用”⁽¹⁴¹⁾，构成国家财政贮备系统的重要部分。⁽¹⁴²⁾

元丰改制后，司农寺所掌财赋虽并入户部，由户部右曹接管，但“令侍郎专领，尚书不预”⁽¹⁴³⁾，仍保持独立地位，可见自熙宁以来确立的经费、贮备两大体系财赋实际并未合并，所谓“左曹典司邦国常用，右曹治常平，敛散不相紊”⁽¹⁴⁴⁾。到元丰七年（1084），原由三司钩考的市易帐状，也改归右曹，右曹职掌又有扩大。⁽¹⁴⁵⁾元祐初年（1086），司马光当政，认为户部“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¹⁴⁶⁾，不尽合理，改由尚书并领左右两曹。绍圣三年（1096），新党得政，复令“户部右曹令侍郎专领，尚书不预”⁽¹⁴⁷⁾，改回到元丰旧制。此后直到北宋末年相仍未改。

这一时期，与中央主管部门司农寺——户部右曹一样，作为这一体系下属的各路提举常平司、各州常平管勾官和各县常平给纳官，在其政务上也必然具有相应的独立地位。

北宋末年，君臣视国事为儿戏，据称“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其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¹⁴⁸⁾。尽管财赋体系十分混乱，但如御前钱物、诸局所钱物之类，看来都是当时君臣为供奢靡临时调集的财赋，总体说，财政上仍应维持着上述经费——贮备的双重体系。

2．仓宪倅丞征调系统的确立

南宋再造，宋代国家财政体系发生重大变更，主要是出于当时急迫的军政开支需要，宋廷已力无维持一个如熙、丰以来规模的独立财政贮备系统，不得不将原先属于户部右曹的贮备之财直接拨归计司以供日常开支，右曹财赋的管理体系也随之变更，从独立的贮备系统，变成了为主管经费开支的中央计司服务的“第二征调系统”。

建炎、绍兴初年，军政开支遽增，同时因战火破坏，政权纷更，税源却大量流失，赵宋政权为支撑局面，诏令叠下，调集各地北宋以来的贮备财赋以供经费。如建炎元年（1127）五月，应江淮等路发运使梁扬祖之请，诏令“所有茶盐钱并充朝廷封桩，诸司无得移用”⁽¹⁴⁹⁾，专供军费；八月，“悉发诸路坊场钱为行在赡军之费”⁽¹⁵⁰⁾；二年十月，“命诸路拘催青苗积次本钱，自崇宁以来皆不得免”⁽¹⁵¹⁾；绍兴三年（1133），又“诏诸路提刑司起发诸州建炎以来禁军封桩阙额钱赴行在”⁽¹⁵²⁾。

与此相应，财政管理体系也作出了调整。建炎元年（1127）六月二十六日，宋廷正式下令将户部右曹所掌管的贮备财物拨归计司经费。当时由于户部不设右曹侍郎，因此“诏尚书户部右曹所掌坊场免役等法及所辖库务并归左曹，以尚书总领”⁽¹⁵³⁾。至绍兴四年七月，因户部同时设置左右侍郎，遂“诏户部侍郎两员通治左右曹职事”⁽¹⁵⁴⁾，“于是户部侍郎不复分职而治”⁽¹⁵⁵⁾。从此，户部右曹及其所属路州县干当官，也从自熙、丰以来作为拘催桩管国家贮备财赋的独立职能机构，一变而为计司经费的第二征调机构。时人对计司经费构成的概念，也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方今时尚艰危，兵未可戢，则理财之政，必以经常所入为先。若诸路年额上供、常平应干租课，与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毕集，费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缓其二，至于阙乏，不得以乃横敛暴取，以蠹民必矣。⁽¹⁵⁶⁾

自熙、丰以来作为国家贮备财赋主体的“常平应干租课”，至此已成了“经常所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常平应干租课”的各级主管部门，也相应成了中央计司的“第二征调系统”，并有所扩充，变得更为系统化。

县邑：宋代县级政权作为州军财政的下属单位，根据宋初以来确立的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并无相对于中央的独立财政核算权。县邑向民户征敛赋税课利，按类上缴州军，再由州军按相应征调内容组合，发送上京，如南宋由县邑发送州军的征调项目“版帐钱”即是如此。因此在原则上讲，县邑的财政主管官，不必与中央计司的征调内容直接对应。换言之，“第二征调系统”本无需延伸至县级政权。南宋时期，主要由于县邑的财政独立性增强，以及中央计司向地方征调财赋日趋困难，部分中央计司的征调项目，如经总制钱等，遂明确规定由县丞或主簿主管拘收发纳。

州军：州军是宋代地方完整的财政核算单位，“第二征调系统”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规定州军主要由通判独立负责拘收发纳相应财赋。宋初置通判，虽在财政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并未取代州军长吏作为财政主管官的地位。从北宋熙、丰年间起，已有某些财赋规定由通判管勾，到南宋，形成惯例，中央计司征调地方财赋的很大一部分，就由通判独立负责拘收发纳了。因此孝宗时黄子耕为处州通判，其所负责拘收发纳的经总制钱“有额无钱，十收六七”，就不得不常常“卑辞借系省”⁽¹⁵⁷⁾，以应付上供。明州沿海制置大使司所辖水军，其军饷却由通判厅负责，“兵统于制阃，而财给于郡佐，事权不一”，常有弊端。宝祐四年（1256）吴潜（1196—1262）出判明州，遂申请将通判厅所隶之财赋“自催自给”⁽¹⁵⁸⁾。同时，县邑发纳财赋，也就有了送使府（长吏）与送倅厅（通判）之别。如理宗时昆山县版帐钱，即分“使府版帐钱”与“通判厅版帐钱”⁽¹⁵⁹⁾两项；同时期隆兴府土坊镇上缴商税与酒税，岁解府额三千余贯，解通判厅一千三百余贯。⁽¹⁶⁰⁾通判独立拘管财赋的职能，有时甚至超出中央征调项目的范围，而为有关监司所滥用⁽¹⁶¹⁾，所以朱熹说：“通判厅财赋极多。”⁽¹⁶²⁾

路分监司：熙宁初设常平司掌管常平应干租课，不久提刑司介入贮备财赋的管理，如负责拘收桩管禁军阙额请受等。元祐年间废提举常平司，常平租课也一度由提刑司主管。南宋初年，提刑司在中央计司征调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提举常平司则废置不常，最后与提举茶盐司合并，构成提举常平茶盐司，略需解释。

北宋的禁榷课利，酒利、商税基本属地方财政；东南茶利自太宗年间行入中制度以来，已被拘充边籴本钱，其余四川、闽广茶利基本由当地财政支配；盐利“唯陕西路颗盐有定额，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¹⁶³⁾。熙、丰新法，四川茶叶实行官卖，福建、江西等路卖盐增额添价，赢利大多被中央拘收，但其他属于地方的榷利基本未予触动。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蔡京置讲议司，大变茶盐之法，改行卖引制度，又对天下茶盐利入的隶属关系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其一，将大部分茶盐之利从地方收缴中央；其二，就是将茶盐之利，包括榷货务所掌握的其他香矾犀药利入，从计司掌握转为由朝廷直接控制。为了落实这些制度，宣和三年（1104），更于各路创设提举茶盐官，经管一路茶盐之利。⁽¹⁶⁴⁾

南宋初沿置提举茶盐官，提举常平司则自建炎元年（1127）七月诏归提刑司后⁽¹⁶⁵⁾，废置不常。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首命诸路提举常平并入茶盐司，“仍以提举茶盐常平等公事为名”⁽¹⁶⁶⁾。九年置经制司，一度改常平官为经制某路干办常平公事，经制司罢复旧。至十五年八月，复通置提举常平茶盐司⁽¹⁶⁷⁾，此后相沿不改。无茶盐司路分如四川，归提刑司兼领，淮西、京西等路，提刑、提举更并归转运司兼领。总的说来，南宋路分监司的职责划分，自此确定：

朝廷置部使者之职，俾之将明王命，以廉按吏治，至于职事，则各有攸司：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是以事权归一，而州县知所适从，民听不贰，而词讼得以早决。⁽¹⁶⁸⁾

引文所指漕、宪、仓三司财政职责的区别，是南宋财赋征调渠道分化的明确表述。所以叶梦得说：“本朝转运使所领，非两税常入，其他皆别为诸司。”⁽¹⁶⁹⁾不过州县官吏与漕、宪、仓三司职责的对应，则往往存在交叉。换言之，通判——丞簿系统在主要负责宪、仓司的征调之财之余，有时不免被漕司所支遣，而州军守臣直接向宪、仓司负责的情形也常常存在。例如东南诸路上供中央计司的籴本钱，由转运司负责拘催，落实在州军，则由通判专领“籴本司”。⁽¹⁷⁰⁾

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南宋初既已将户部右曹财物并归左曹，由尚书通掌，作为计司经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地方各级财政管理机构中却为何未能按省司体例，将这一部分财利同时并归转运司——守臣体系统管，反而将北宋右曹财物在地方的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扩充、体系化，形成一个与转运司——守臣体系并列的独立征调系统，值得深思。建炎三年（1129）三月十四日，两浙转运副使王琮等上言：“本路利源唯酒税与买扑坊场课利钱，所收最多，近令逐旋起发应副车驾巡幸支用，缘逐州多占充一州使用，不肯桩发，欲乞县委丞簿，州委通判，每月将二分收到钱拘收赴厅，别置库历桩管，类聚津发，赴左藏库送纳。……”⁽¹⁷¹⁾得到宋廷的批准。又绍兴三年（1133）二月十八日，两浙东路提刑孙近上言，请将诸州所收经制钱“专委通判，只就本厅置库拘收，逐季终尽数拨赴行在。”户部勘当指出：“经制钱元指挥专委守臣桩管，缘守臣系掌一郡财赋，多是侵占支使，解发灭裂，欲依本官所乞施行。诸路依此。”⁽¹⁷²⁾

所谓“守臣系掌一郡财赋”，指的是守臣不仅需要应办上供，同时还需负责本地各项军政开支，如果地方开支无从落实，不免侵用上供财赋，“占充一州使用”。转运司作为一路财政总管，其职责的双重性与州军守臣相同。而仓宪倅丞系统各级官吏，则并不肩负似此上供与本地开支双重职责，得以全力向中央负责，免于侵用。南宋在地方维持“第二征调系统”的目的，正在于此。

户部右曹钱物并归左曹成为计司经费后，自熙、丰年间起形成的、与内藏库并列的国家贮备之财——朝廷钱物体系，在南宋时期继续存在，其主体为行都的封桩库、左藏南库等朝廷钱物诸库务，但财赋来源较之北宋自然有很大调整，规模也大为缩减。这些库务财赋的征调基本仍通过上述的仓宪倅丞系统来实现。

3．仓宪倅丞系统征调财赋内容条析

如前所述，南宋由仓宪倅丞征调系统负责拘收发纳的财赋，有计司经费与贮备之财两部分，这可以从提举、提刑两司各自负责财赋的内容分别予以阐述。

（1）提举司

李心传记述南宋提举常平官的职责范围称：“……自青苗钱不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然常平钱皆取以赡军，今特掌义仓及水利役法赈济等事而已，无复平籴之政矣。”⁽¹⁷³⁾“义仓及水利役法赈济等事”，属传统意义上的常平职责，即便如役法，当也是指南宋差雇并行而以差役为主的役制，原则上与赋入无涉。此外与财赋征调相关的职责，有免役坊场钱与户绝投纳抵当官产经营管理这样两个方面。

南宋既废青苗、市易等法，所谓常平息钱即以免役、坊场钱为主体，因此绍兴七年（1137）二月权户部侍郎王俣申明常平废弛事件，乞令诸路主管官检举约束，其所列举者，即有“出卖坊场河渡”与“桩收免役宽剩钱”⁽¹⁷⁴⁾两项。其在州军，则由通判专领。如明州地方志谓本州通判厅“其所管者又有常平司，则所催者坊场河渡正名钱、五分及六县役钱、以奉内藏库等处之经常者也”⁽¹⁷⁵⁾。不过免役坊场钱经州军分隶，多数拨入经总制钱窠名，直接由常平司上供者有限，因此南宋提举常平官直接经管的财赋收入项目，是户绝投纳抵当官产等项目的经营管理，即前引王俣申明常平废弛事件中的第一条“拘籍户绝、投纳、抵当财产及所收租课”，数量不小。如据建炎三年（1129）正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吕颐浩（1071—1139）等上言：“农田水利东南年入甚厚，如越州鉴湖、（湖）［明］州广德湖、润州练湖，所收租课依靖康元年五月五日指挥，发运翁彦国拘收，专充籴转般代发斛斗本钱，皆系常平司所管田产，始者取充应奉，次取充漕计，见取充发运司籴本。伏望追还常平司桩管，以待朝廷缓急移用。”⁽¹⁷⁶⁾朝廷从之。此外，还包括城郭房廊官地等赁钱收入。绍兴以后，由于招佃管理不便，南宋政府对这类官产的处置办法，是不断地将它们出卖。如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权户部侍郎钟世明上言提到：“江浙等路有绝户没官等田宅，绍兴二十年内，节次著指挥拨赴常平司措置，其间州县官吏往往应副形势有力之家，量力租课佃凭。不惟暗失官课，而州县又缘此失去二税岁计之用。乞将上件田宅，尽行出卖。令户部参照条具申朝廷取旨。”⁽¹⁷⁷⁾宋廷“并从之”⁽¹⁷⁸⁾。所以提举常平官所经管财赋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出售官产的收入。

不过，南宋提举司的财政职责，更在于提举茶盐方面的内容。自崇宁年间蔡京变更茶盐之法，茶盐之利一直是宋廷中央财政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南宋时期，中央茶盐之利收入的范围又有所扩大，就是通过推行钞法，将原本属于地方财政的福建、两广盐利的很大一部分收归朝廷。建炎初年（1127），由于“淮、浙之商不通”，淮南海盐无法销出，宋廷遂令福建、两广海盐行钞法，销往东南各路。后淮、浙商路虽通，但福建、两广盐钞收入既已成例，不可复罢。如福建每年令漕司认发钞钱二十万缗，输纳行在所榷货务，自后或减或增，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定为岁发二十二万缗。乾道四年（1168）二月，再减为七万缗。⁽¹⁷⁹⁾广东、广西两路情况类似，或通商，由榷货务出卖盐钞，或行官卖，“只令漕司认发岁额”，归于中央计司的盐利均在数十万缗之间。⁽¹⁸⁰⁾南宋两广盐法屡变，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通过钞法拘收地方盐利过多，以致地方财政开支不足，每一改制，都无法经久。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后开设榷场，又以福建腊茶“为场本”，“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京之余，许通商，官收息三倍”⁽¹⁸¹⁾，朝廷又新增一笔可观的收入。

茶盐钞引制度之下，商人向临安、建康、镇江三榷务纳钱买引，取得贸易许可，持引到指定各路茶盐场务请买茶盐，以供销售。三榷务引钱即宋政府的专卖收入，各路提举茶盐官负责管理当地茶盐场务与商人与民户的交易，虽无直接财利收入，但其作为国家禁榷政策的重要环节，不可忽视。叶適指出：“……提举司则督责茶盐，用法苛惨，至常平义仓，水利农田，则置而不顾。”“……茶盐则以受其剩利于榷务都场，而提举司者受其掯留，掌其住卖，督其煎煮，为之索逋理债而已。”⁽¹⁸²⁾其所批评的，就是提举司不顾常平义仓等职事，而专职于为朝廷督办财赋的情形。

（2）提刑司

与前述提举司的情形相比，提刑司似乎更像一个由中央计司派出的专职机构，负责征调的财赋内容更为广泛，下文略述其中几项主要内容。

无额上供　无额上供创始于元丰五年（1082），主要供由中央计司直接负责的京师经费（户部月支）之用，十分重要。创始之初，沿宋初征调旧例，由转运司——守臣系统负责拘催。政和元年（1111）以后，改由提刑司拘催，在各州军则“专委通判拘收起发无额钱”⁽¹⁸³⁾。南宋“厩库敕”对通判、宪司拘催违限者，规定有明确的惩罚措施。⁽¹⁸⁴⁾

经总制钱　南宋征收经总制钱，为中央计司一项举足轻重的收入，叶適甚至称“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¹⁸⁵⁾。据梁克家（1128—1187）《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类一·经总制库》载：

经制钱，起宣和三年，至建炎三年，诏守臣桩管，令提刑司变转轻赍起发。绍兴四年专委通判。五年初取总制钱，主管如经制法。十年敕，经总制钱通判厅置库，别无当职官干预，以是专库侵盗，其令发纳军资库，别为库眼桩管，许通判不时检察。十五年兼委知、通。十六独委通判，二十一年改行十五年之制。三十（一？）年复诏通判厅置库出纳，委提刑司检察之。

记载经总制钱的征调系统，十分清晰。其中在路分归提刑司负责，从无异议，州县部分则有两点略需要补充。

其一，绍兴十六年（1146）七月壬辰，应江东提刑司之请，规定“诸路经总制钱并委县丞拘收，无县丞处委主簿”⁽¹⁸⁶⁾，遂为定制，使经总制钱的拘催独立于地方计司经费的制度，直接延伸到了县邑。

其二，绍兴初征经总制钱，“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¹⁸⁷⁾，以防止漕司、守臣侵渔，用意很明确。其后则或令于军资库另立库眼桩管，或令守臣与通判兼管，多有变更。绍兴二十一年，令知、通兼管，三十年复专委通判，乾道二年（1166）“依旧令知、通同共拘催”，此后似成定局。但这其实仅指对于州军征调经总制钱的奖惩措施，兼及知、通，这一征调项目的拘纳桩管，则全由通判负责。绍兴二十一年太府少卿徐宗说上言，请行知、通同共拘催之制，户部勘当，将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缘经总制钱多出酒、税，正系州府职事，守臣既无赏典，难以责办。欲乞委知、通同共检察，尽实分隶，专令通判拘收，令置库眼桩管，仍令提刑司依已降指挥取索点检，如有应分拨而不分拨，或侵用失收等，许行奏劾。所有知州合得酬赏，依通判格法施行。”⁽¹⁸⁸⁾可见无非就是因为“州县之权实在守令”⁽¹⁸⁹⁾，为了争取守臣的配合，予以与通判同等的奖励，但同时仍强调经总制钱“专令通判拘收，令置库眼桩管”的制度。因此《条法事类》卷三〇《财用门·经总制》引《场务令》，明确规定：“诸经总制钱物，知、通专一拘收（县委令丞，无丞处委主簿），仍令通判（无通判处委签判）就军资库别置库眼，选差曹职官一员，躬亲出纳。通判常（幼）［切］点检，郡守每月一次驱磨，逐季于次季孟月二十五日以前尽数起发。提点刑狱司拘催、检察如州县，违限亏欠并行按劾。”

前引《淳熙三山志》所载淳熙年间福州经总制库就是“今经制库置内通判厅，总制库绍兴十七年（1147）自军资库移外通判厅置”。总之经总制钱的拘催桩管，仍一委之通判。

内库钱物等　北宋内库岁入有固定窠名，由各地转运司拘催，至南宋，显然已经改由提刑司拘催。《条法事类》卷三〇《财用门·上供》引《场务令》：“诸上供内藏库钱物，提点刑狱司拘催，以字号计纲，其年分（紬绢每匹具应折钱数）赴本库纳，不得与他库物交杂装发，限次年十月终纳毕。”其在州军之催纳，如前引明州地方志所载，不少由通判负责。惜南宋于何时改制，记载不明。

禁军阙额请受封桩，是熙、丰变法后朝廷钱物的重要内容。南宋初曾将北宋此项积贮拨充经费，后继续实行阙额封桩，明确规定由提刑司拘管。据绍兴三十年（1160）八月二十三日户部侍郎钱端礼上言：“诸路州军阙额请给封桩，每季起纲纳左藏库，具数申枢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轮都副承旨点检。”当时诏令户部拘催，诸路具体措置仍是“令提刑司于逐州各选职官一员专行主管拘籍，别库桩纳，月具阙额军分人数请给则例并桩到钱物数申提刑司，从本司检察类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帐供申枢密院并户部参照稽考”⁽¹⁹⁰⁾。所谓“逐州各选职官一员专行主管拘籍”，《条法事类》卷三一《财用门·封桩》已明载“州委通判”。

另有一些记载涉及由仓宪倅丞专领财赋征调的情况，也值得一提。绍兴五年（1135）四月，应献议者之言，下令拘收州县岁赋合零就整之数，以增加经费，诏“委通判点检，折纳价钱，别项桩管，专充上供”⁽¹⁹¹⁾。

绍兴十一年，复征免行钱，川陕四路岁取五十万缗，东南又倍之，数额不少，至绍兴二十五年才最终废除。明令由提刑司拘催，因此历次蠲减措施，也都由提刑“体量数目”⁽¹⁹²⁾。

宁宗嘉泰二年（1202）十月，“诏诸州起发总领所财赋以通判为主管官”⁽¹⁹³⁾。至嘉定五年（1212）五月，诸路坑冶也诏令“州以通判，县以令丞主之”。

南宋时，“纲运一项，如纳苗人户元有随苗水脚钱，州委通判，县委丞掌管，盖所以充起纲之用”。后以“州不属通判，县不属丞，而公然互用”，嘉定九年五月以司农少卿赵希远上言，“乞申饬州县，今后随苗水脚照累降指挥，专令通判县丞掌管，不得互用”⁽¹⁹⁴⁾。

又据《条法事类》卷三一《财用门·封桩》，“诸朝廷封桩钱物无所隶官司者”，由提刑司负责主管，每季具帐申尚书省。

此外，中央计司各部门还有不少临时财政措施为守臣所抵制，遂专委于倅丞的情形。如理宗时杜庶知和州，“总所下州和籴，公（杜庶）曰：州不产米，矧今劳伤，某不敢任此责。总所委之倅。民劳苦之……”⁽¹⁹⁵⁾。

宋代财政史资料虽比前代丰富，若涉及制度具体运作的细节，仍不免存少缺多。前面所述远未给出仓宪守倅丞系统所负责征调财赋的全部内容，但其基本轮廓已经可以体会。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宋廷陆续将许多重要财赋的征调交予仓宪倅丞系统负责，这一系统所征调财赋在中央计司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虽在绝对量上不必超过漕司——守臣系统，在地位上无疑已经可与之相颉颃，且至南宋后期，仓宪倅丞征调系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这显然与当时中央财政收支又趋吃紧有关。

4．地方财政征调系统二分化的利与弊

宋代仓宪倅丞财政征调系统的形成，是当时国家财政特殊情形之下的历史必然。南宋初年国事纷乱，法令废弛，诸路州军在具体政务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调尤显困难。绍兴六年（1136）四月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秘上言，就提到了当时“诸路课绩并不申奏，法令废弛”⁽¹⁹⁶⁾的情况。同年八月权户部侍郎王俣论奏，谓“近年以来诸路监司被受朝省指挥，玩习太甚，恬不为意”，还列举了许多“事干财用者”⁽¹⁹⁷⁾的例子。因此形成一个独立于地方经费的征调系统更显必要。但历史的必然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仓宪倅丞财政征调系统形成的目的，在于确保中央计司在国家财政普遍匮乏、地方法令废弛的前提下，从地方征调足够的财赋。它将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从传统的漕司——守臣系统手中分离出来，专委于不直接负责地方财政开支的机构，以防止地方财政的侵支，确保上供。从这一角度看，宋廷将地方征调系统二分化的策略，基本达到了其原初的目的。中央计司从地方不断增长的财政征调得到保证，是赵宋国家在内外交困局势之下得以长期维持的历史前提。但这一策略无疑还对宋代的地方财政乃至吏治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首先，诸路州县仓宪倅丞官员，本非专为理财而设，自有其本来的职责，将他们纳入征调体系，委以拘催财赋的重任，自然会影响其本职，时人有不少批评。叶適曾指出：“夫监司者，以法治下以养举事者也。今……提举司则督责茶盐，用法苛惨，至常平义仓，水利农田，则置而不顾。提刑司则以催趣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丁由子为职，而刑狱冤滥，词诉繁滞，则或莫之省焉。是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于州郡。”⁽¹⁹⁸⁾前引李心传论南宋常平司职责，也说是“无复平籴之政矣”。又刘克庄对南宋通判地位的改变，也有这样的议论：“自国初置倅，与监司、太守俱名按察，异时独衔发僚吏，奋笔涂书判，长官一举手辄从旁掣之，倅尝横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无事权之实。更以督经总制钱为职，业筹算，丧雅道，敲扑败清司，恩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谦逊，退避自托于聋丞者皆是也。……”⁽¹⁹⁹⁾仓宪倅丞迫于征调重任，本职不修，地方行政因此受到影响，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具体从财税管理的角度而言，仓宪倅丞系统负责征调的财赋有一个显著特征：拘催上供的渠道虽已分离，多数财赋的税源却与地方经费同出一体，因此管理上有相当的困难，常常造成混乱。例如仓宪倅丞系统负责征调的财赋中最重要的一项经总制钱，“多出于酒税、头子、牙契钱分隶”⁽²⁰⁰⁾，而这些赋入能否按条例在两个征调系统之间公平分隶，不免掺杂许多人为的非制度性因素。嘉泰三年（1203）二月二十一日户部侍郎王上奏论述经总制钱问题，指出：“臣尝推究其致弊之源，盖郡有大小，势有难易，大郡帅守位貌尊严，通判既入签厅，凡事不敢违异，往往将经总制钱窠名多方拘入郡库，不肯分拨，为通判者亦无如之何。至于小郡，长贰事权相若，守臣稍不振立，通判反得制其命，督促诸县，迨无虚日，本州合得之钱，亦以根刷积欠为名，掩为本厅经总制名色。积聚虽有盈羡，不肯为州县一毫助，取以妄用。间亦有之利害相反，自为消长。违限亏额，职此之由。”⁽²⁰¹⁾

常识告诉我们，似此非制度性的操作，不任事而任人，永远是弊政之渊薮。于是一方面有州军守臣将“经总制钱分隶之数而多收系省以从妄费”，或者“倅厅权轻，诸县多有拖欠”⁽²⁰²⁾的弊病；另一方面又有通判“辄遣官下县刬刷，肆行刻剥”，将赋入“卷为囊橐”，或“专库侵盗”等问题⁽²⁰³⁾，难以解决。而且“一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帐籍繁纷，“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²⁰⁴⁾，财务管理也十分困难。难怪当时即曾有人提出“请罢经总制钱，悉为上供，一其帐目，以省吏奸”⁽²⁰⁵⁾的建议。

最后，据前述可知，仓宪倅丞征调系统是宋代内外财政普遍匮乏的产物，而它推行的结果，则是在优先满足中央计司经费的前提下，不顾地方岁计空缺，强行调发财赋，致使地方财政更显困窘。理宗时杜庶知扬州，本州“盐课舟算皆隶别厅，且郡帑赤立”⁽²⁰⁶⁾，是当时各地州军财政的一般情形。地方官员当然不可能凭空生财，于是不得不“额外巧作名色，夤缘刻剥”⁽²⁰⁷⁾。或取之白纳，或取之斛面，或取之科罚，或取之坊场，用现今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创收”。官吏胥卒夤缘为奸，营私舞弊，吏治不得不坏，记载不少，学者的论述也已很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官吏的贪欲，而在于制度的缺陷。地方征调系统二分化策略想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在开支与税源不相符、入不敷出的前提下，确保中央计司的财政收入。换言之，赵宋国家虽如朱熹所批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²⁰⁸⁾，但从未解决财政开支增长与税源不足之间的矛盾。由于种种利益与舆论的束缚，宋廷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在回避如何扩大税源的问题。权宜之计，就只有将税源不足的困难留给地方解决了。地方政府既缺法定税源，又需应付无可回避的财政开支，上级监察部门对其种种非法敛财之举，也就无从约束。这就在制度上为官吏的贪欲留下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因此这一制度缺陷的直接影响，也就远远超出了财政的领域。

四、南宋新增杂征调举例

前文提到，从北宋后期起，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的财政征调，更多地着眼于在上供格规定之外，不时创立一些特殊的征调项目。“于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到南宋，这些特殊的征调项目已经成了中央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明确将南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分成“祖宗正赋”与“增赋”两大类，而“增赋”类中，绝大多数即属特殊的征调项目。这里不妨称之为“杂征调”，以对应正赋。

从国家财政管理的角度看，宋廷于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军者，应属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调拨，与税制无关。元人修《宋史》，准确地将这些杂征调“名色”归入《食货志》的《会计》篇，当系沿宋代国史志之旧。但实际上，由于“州郡之事力有限，则不免于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²⁰⁹⁾。因此，这些杂征调又必然间接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其性质实接近于特殊的间接税，所以马端临编写《文献通考》，又把它们附在茶、盐、酒、算等间接税制度的后面。南宋杂征调的这种双重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内容特性。以往有学者径直将它们视为杂税者，似亦不妥。实际上，现存文献中很难找到南宋州县以杂征调“名色”直接作为税目征敛于民户的记载。

南宋杂征调之“名色”不少，但大多记载零散，有一些宋人已称“不知所始”⁽²¹⁰⁾，“有昔无今有，昔有今无者，皆未详其故”⁽²¹¹⁾。迨至今日，更加迷离。故需反复论证，以求接近实际。其记载略详、内容大致可以推断者，首推经总制钱，学者已有详尽考论，无须赘述。此外重要者尚有无额上供、月桩、淮福衣、籴本等项。另外，南宋的版帐钱，性质与这些杂征调相似，可以归为一类。故设立专节，予以讨论。

1．无额上供

无额上供始于元丰五年（1082），是宋廷于上供正额之外所创之第一个征调地方财赋的项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引陈傅良（止斋）语曰：

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原注：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水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228页）

顾名思义，所谓“无额”，是指其“虽有窠名，而各无定数”⁽²¹²⁾，岁入无一定指准，难以立为定额；所谓“上供”，说明它的性质与自宋初以来继唐制确立的正额上供相类似，均属中央政府从地方征调钱物的项目。因此，宋人又有相应地将正额上供称为“有额上供”的。国家编敕，也将正额上供与无额上供的有关条文编入同一门类。

北宋时期，无额上供钱物悉送京师充经费。崇宁二年（1103），户部上言提到：“本部岁用六百余万缗，悉倚上供。”⁽²¹³⁾这里六百余万缗的上供钱，当为宇文粹中（？—1139）所说的祖宗之时，京师经费所仰者“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²¹⁴⁾。南宋时期，据乾道七年（1171）五月五日三省上言，当时诸路州军无额上供钱物依旧输纳行都左藏库，于常格外增收部分，则归属朝廷钱物库的左藏南上库。⁽²¹⁵⁾

陈傅良提到的无额上供钱物诸色窠名，互相间性质略有差异，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前述诸杂征调的双重属性。其中一部分，如坊场税钱，初征于熙宁四年（1071）：“应买扑酒麹诸坊场钱，每千纳税钱五十，仍别封桩以禄吏。”⁽²¹⁶⁾至此变禄吏为无额上供，与当时免役钱“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役许用外，其余一切封桩”⁽²¹⁷⁾性质相同，实系直接侵征于民户，亦即增税所入。增添盐酒价钱等均应归入此类。另一部分，如卖秤斗、竹木税、误支请受等多数可考不可考窠名，则属宋初以来州军的零杂收入，虽例需载入系省文帐，但中央并不一一拘收起发，实为州军的机动财赋，可以之“备用非常”。此类窠名之被拘入无额上供，则十分明显是中央对地方零细岁入的侵割调拨。如竹木税钱，可视作向来留充州军经费的商税被分隶上供的第一个事例。此外尚有个别窠名，如额外铸到钱之类，地方向来无权支配，元丰五年（1082）将此类窠名列入无额上供，当系整齐制度，防止地方侵隐。

无额上供诸色窠名的岁入既然“各无定数”，州军易于欺隐，中央难于检察，故宋廷对它的调发制度，颇为用心。

元丰立制之初，无额上供钱物委各路转运司负责拘收输送。徽宗政和元年（1111）十月十三日，户部奏言：“诸路漕司侵用本部无额上供钱物，乞并隶提刑司拘收，更不令转运司干预。”宋廷因此下诏改令提刑司督征州军的无额上供钱物。⁽²¹⁸⁾此后，又令各地州军专委通判拘收起发。⁽²¹⁹⁾提刑与通判，都不负责地方的经费开支，由其拘收无额上供钱物，可免侵用之扰。

宋廷对无额上供钱物的输送有一定时限，初为每季一督，崇宁二年（1103），以督限未严，改为一月一督。⁽²²⁰⁾政和三年，又应户部侍郎吴择仁等奏请，规定州军收买户部泛抛物料，只许支拨正额上供钱，严禁以无额上供钱充本。“如违，以擅支封桩钱物法施行”⁽²²¹⁾。是年十月十七日，对于州军供申隐落，复立点检告赏之法。⁽²²²⁾有关制度更趋严紧。同时，宋廷还制订了按供输无额上供钱物多寡，对州军知、通实行减磨勘年限等推赏条文，以利诱之。

迨至南宋，无额上供制度的一大变化，是由于当时经制钱不少窠名“亦系无额”，为防范州军作弊，绍兴元年（1131）四月四日，根据户部侍郎孟庾的建议，宋廷令“诸路所收无额、经制钱物每季只作一帐供申”⁽²²³⁾。自此无额上供遂附经制钱起发。所以王之道（1093—1169）称之为“经总制司无额上供钱”⁽²²⁴⁾。但无额上供在制度上却未与经制钱合并，而是一直作为中央从地方征调钱物的一个独立项目而存在。据《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的记载，各州军每季需专申提刑司《无额上供钱物状》。现存南宋志书所载当时各州军供发中央财赋项目，一般也是将经总制、无额钱分项条列的。

无额上供钱物既充京师经费，计司岁出有常、而岁入无额的状况，显然不可能持久。因此无额上供钱物在实际中必然由“无额”趋向“有额”。宣和六年（1124），宋廷正式规定各路州军岁输无额上供钱物之额。⁽²²⁵⁾南宋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三日己丑，虽诏罢宣和之制，且此后亦从未正式立额，事实上宋廷对各地却一直“以递年为额”⁽²²⁶⁾。如淳熙年间（1174—1189），福州的无额上供钱即“岁以一万五千五百一十八贯七百五十文省为额”⁽²²⁷⁾。

无额钱物之上供既有岁额，而其岁入却无一定指准，州军就有了“或全无窠名，或收不及额”⁽²²⁸⁾的问题。监司为了完成上供任务，严以督责，所以范成大（1126—1293）有“既曰无额上供而复立额……此州所以心不服监司也”⁽²²⁹⁾之语。知、通或慑于监司之威，或利于减磨勘年限之赏，遂转而刻剥属县。王之道《乞罢无额上供钱减年赏札子》对此有详尽论述：“经总制司无额上供钱，增及五千贯者，守倅减二年磨勘一事，为害不细。访闻近来所在州郡前此无上项钱去处，守倅利得减年之赏，往往非理刬夺县道及场务常赋等钱，以充无额上供，侥冒赏典。其初只缘守倅一时幸赏，至使无额立为定额，岁岁百色诛求侵削，无所不至，而公私受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所谓“公私受弊有不可胜言者”，其“私”，当然是指州县巧作名目，横敛于民；其“公”，则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岁额，非法经办，造成国家财政制度的混乱。

无额上供钱物的岁入总额，元丰年间（1078—1085），约为170万～180万缗，前引宇文粹中语，谓祖宗时岁入200万，当系就整数而言。政和年间，“比旧大段减少”，仅及80万～90万缗。⁽²³⁰⁾绍兴二十五年（1155），据记载又达100万缗以上。⁽²³¹⁾此后岁入失载。无额上供钱物在宋代中央财政收入中地位虽不十分显著，但由于它主要供输东京开封府或行都临安府之经费，按元丰之额计算，可达中都经费开支中缗钱收支的三分之一。南宋绍兴中，亦不少于10％。因此，对于户部月支，则很重要。

2．月桩钱

月桩钱之征始于南宋绍兴二、三年间。李心传《系年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1133）“六月二十二日乙巳”条载：

初，韩世忠之军建康也，诏江东漕臣月给钱十万缗，以酒、税、上供、经制等钱应副。至是刘光世移屯，又增月桩钱五万六千缗。转运判官、直秘阁刘景真等告乏于朝，诏通融应副。自吕颐浩、朱胜非为相，以军用不足，创取江浙湖南诸路大军（用）［月］桩钱，以上供、经制、系省、封桩等窠名充其数，茶盐钱盖不得用。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大为东南之患。⁽²³²⁾

说明月桩钱创征之初，实际不过是中央政府为确保赡军钱粮的供应，令江东转运司合并上供等诸色钱物，每月按定额起发。所谓“月桩”，即按月桩发之意，故又称“月给钱”、“月解钱”等。⁽²³³⁾此外文献中还有称作“月桩大军钱”或“大军钱”的，则指其专供中央大军之军费。

月桩钱为当时的宰相吕颐浩、朱胜非（1082—1144）所创，除上引《系年要录》外，《通考》、《宋会要》等书记载均同。然绍兴年间李弥逊（1089—1153）《乞罢月桩钱札子》却说：“昨自江南漕臣马承家首创月桩之名，乞从朝廷指挥，逐月桩定诸州合出之数。缘此多寡不均，至有不能出备，遂至科扰，上下人情以为不便。”⁽²³⁴⁾据此看来，“计月桩办大军钱物”之法，最初也有可能是马承家为完成督征财物的任务，以中央的权威督迫属郡，“乞从朝廷指挥”，而由宰臣决定实施的。

月桩钱之征始于江东路，其后扩大至江西、湖南及两浙路。然检现存南宋浙东诸志书，其财赋门类中均未见有月桩钱的记载，估计在两浙地区，仅推行于浙西诸州军。看来这是因为浙东财赋均输送行都临安府，并不直接负担供赡沿江中央大军军费的任务。

月桩钱由一种令州军合并上供等诸色钱物、计月按额桩发供军的办法，转向一种中央政府征发地方财赋的特殊项目，其同时对民户来说，又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间接税，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中央规定拘充月桩的诸色窠名钱物，后来日见减损，“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敛于民”。

据《朝野杂记》的记载，绍兴初立月桩之制时，宋廷规定可以上供、经制、封桩、系省等各种钱物拘充。这里将本属地方财政的系省钱物也作为月桩的窠名之一，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侵削了地方的经费。此外，也有将地方某项上供钱物拘充月桩，同时又令其照旧供输此项官钱的情况。如据张守（？—1145）记载，北宋以来，江西路虔州、南安军不产绢，当地军兵衣赐绢一直由本路其他各州军供赡。其中虔州绢绵系由吉州、临江军以及兴国军以夏税绢应付。夏税不足部分，“以官钱收买凑数”。南宋初年“兵火之后，正税既已不登，旧额官钱又已尽充月桩，遂至无从起发。绍兴二年转运司遂令于人户均敷”，民户平添一项杂敛，地方政府由于催科不前，也常常受户部转运司督责。⁽²³⁵⁾但从总体看，这一时期可供州军拘充月桩的钱物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李弥逊《乞罢月桩钱札子》称“（户部）近取到绍兴六年逐路一年应副过月桩名色，止是追逐州经制、上供、系省等钱充数，别无措置到钱物”。

绍兴七年（1137），宋廷又诏令两浙、江东、西路州军，各权添置户部赡军酒务一所，以其酒息三分留州充本，七分添助月桩，称“七分酒息钱”⁽²³⁶⁾。当时浙东地区诸州军亦皆添置，而其七分酒息钱却径发赴行都。⁽²³⁷⁾

此后，由于可供州军充月桩的窠名钱物日益减少，征发月桩钱的弊端也就日见明显。至孝宗时，江西运判赵汝愚（1140—1196）上奏，已称：“今诸司封桩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桩，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余盖尽取足于州县也。”⁽²³⁸⁾不过对这一时期月桩钱的内容，仍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可供州军拘充月桩的窠名钱物虽大幅度减少，但毕竟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赵汝愚对江西路月桩钱的估计为“格外所入者半之”，说明以正式窠名拘充的，也约占一半。所以当时的中书舍人崔敦诗（1139—1182）奏上《论蠲放丁钱米夏税疏》，即认为不应该将州军月桩钱额尽行蠲除，理由是：“主月桩者则曰：‘月桩出于州县，宽州县则是宽百姓。’然月桩名色，实为不一，其间亦多州县合取以供经常，固非尽是横敛于民。其有常入不足，始为一切之计，违法经画，求足其额。此乃不可尽见。今一举而蠲之，此利悉归州县。……”⁽²³⁹⁾孝宗以后，可供州军拘充月桩的正式窠名钱物虽必然会进一步减少，但仍会占一定的比例。

另一方面，可供州军拘充月桩的正式窠名钱物既然不足中央的定额，且日有减损，则州军必然“作法以取诸民”，补足定额，这就使月桩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作为一种特殊间接税的性质。

中央征调月桩钱，当然按州军立额，州军作法以取诸民，则又需经属县之手。绍兴二十六年（1156），国子司业王大宝上言，即称：“窃见江南诸州有月桩钱，而县吏因仍为奸……月桩钱者，科拨不均，名目无定，胥吏缘此以科麹引、催积欠、抑卖官纸、私行赏罚四事为名，刻剥良民，追呼旁午，其弊为甚。”⁽²⁴⁰⁾前引赵汝愚奏疏，也有这样的描述：“独有诸县措置月桩钱物，其间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麹引钱、白纳醋钱、赏纸钱、户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旨挥，及前后监司约束住罢矣。大抵类能力制于一时，而不能保无于后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也。”而从有关的记载看，南宋州县因月桩钱所创杂赋，尤以湖南的麹引钱及江西的科罚为害最烈。

南宋月桩钱总额，初创时岁收400余万缗，绍兴后屡经蠲减，至光宗绍熙（1190—1194）以后，“岁为缗钱犹三百九十余万”⁽²⁴¹⁾。今按绍兴年间（1131—1162）数计之，其中江东路，据前引《系年要录》，初月桩10万缗，后又增5.6万缗，岁额可达187.2万缗；江西路，据李纲判洪州时所作《条具利害状》，每月应付岳飞军月桩钱九万余缗⁽²⁴²⁾，则岁约108万缗；湖南路，据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十三日户部上言，“湖南诸州认发月桩钱四万贯，自有立定许取窠名……”⁽²⁴³⁾，当为月额，则年额48万贯。三路合计，共约343.2万缗。故绍兴年间，浙西路岁发月桩钱当在56.8万缗上下，相对较轻，无怪乎南宋臣僚论奏月桩钱之害，多称在江、湖地区最为严重。

3．淮福衣

淮衣与福衣是两种性质相同、但内容略异的征调项目。

淮衣是北宋政府创置而南宋政府承袭的一种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项目，推行于江东西、两浙等地，集中反映了宋代财政依例立制的特点。因文献记载失详，学术界一直未能对它作出明确的解释。今据仅见的几则记载，试加推绎，亦略见大概而已。

“淮衣”为“淮南路军衣”的简称。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月二十一日，尚书省条上新知拱州宋康年奏疏，其中提到：“臣前任淮南转运副使日，（代）［伏］见本路每年管催夏税绢，为上供内府支用，淮南路并无尺寸。现在所有本路一岁诸军春冬两季衣赐，全仰两浙、江东、西州军”⁽²⁴⁴⁾。反映的是北宋后期江、浙地区供应淮南路军衣物帛的情况。故罗愿（1136—1184）《淳熙新安志》卷二《上供物帛》有这样的记载：“淮衣纲，四十八匹八尺四寸，绢万三千一十匹一丈二尺六寸，旧至扬州，中兴后送行在所。”南宋的淮衣之征，就是承袭了北宋后期江、浙地区岁供淮南路军衣物帛的旧制而来的。

但是，北宋江、浙供输淮南军衣，其财政关系，颇不易考详。

南宋王质记载：“初，大河未他裂，郡（按：指江西兴国军）有赋曰黄河卷埽钱，缗计一万七千有奇，蕲、黄为代输，而郡以缣充之，匹计一万四千有奇，自大观二年始也。今黄河不卷埽，蕲、黄不代输，而淮衣著为经常，自绍兴五年始也。”⁽²⁴⁵⁾又刘宰为知吉州王万枢（1142—1205）所作墓志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先是，郡（兴国军）苦淮衣之征。盖承平时，防河之卒赋衣淮西之蕲、黄，蕲、黄转市于兴国，因以为赋。”⁽²⁴⁶⁾据此，江南西路兴国军供输淮南路蕲、黄州军衣绢帛，是地方州军互相之间的一种和买关系。蕲、黄州以其为兴国军代输的黄河卷埽钱，作为在兴国军和买军衣绢帛的本钱。

前引诸书记载，只是关于兴国一军的情况。由于在文献中找不到其他佐证，我们目前只得据此大致推断，北宋江、浙供给淮南军衣绢帛，实系地方州军间财赋的有偿调拨。两宋时期，各地因风土之宜，物产不同，州军间常均济对换，取长补短。以代发上供钱物的形式来对换别地物帛，最为常见。北宋灭亡，“黄河不卷埽，蕲、黄不代输”，双方的这种调拨关系即已不复存在。南宋“因以为赋”，显属依例创征。即使退一步说，江、浙诸州的淮衣之征或许会有其他的起因，但像兴国军那样，由和买而转为征敛的，决不会是个别的例子。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宋廷诏“浙、江转运判官、逐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绢丝绵，依条限起发”⁽²⁴⁷⁾，看来就是统一规定，而非一地之制。据胡铨（1102—1180）为向澹（1106—1173）所撰墓志铭，当时复征淮衣绢，也是以和买为名的，但“实不支一钱，迫令随上供起发”⁽²⁴⁸⁾。由有偿和买转为无偿征调，在宋代财政史上实属一般规律。

江、浙诸州军既于中央的常调之外顿起淮衣之征，赋入不足以供，必然转手取之民户。前引向澹墓志铭又载：“公曰：‘兴国赋绢以匹计者四千五百二十四，和买八千三百五十三，又敷淮衣六千三百八十三，合一万八千二百八十。正税外顿增四之三，民力安得不困。’”即揭示了淮衣绢帛最终须取之于民的史实。

关于南宋江、浙四路征发淮衣绢的数额，各书的记载略有差异。⁽²⁴⁹⁾今据《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二至一六的记载统计，绍兴年间，江、浙四路岁供淮衣绢共456219匹，约占“诸路合发布帛总数”的14％，是中央的一笔重要收入。此数中165874匹折钱，752匹折绫，259806匹起发本色。⁽²⁵⁰⁾故南宋江、浙州军财赋册中，除淮衣绢外，还有“淮衣钱”窠名。

同时，南宋江、浙地区还有福衣之征，一般与淮衣合称“淮福衣”。

像淮衣一样，“福衣”原本也应是“福建路军衣”之意。北宋以来，福建路因不产绢，所以用代发上供钱的形式，向江、浙州军和买绢帛，供军衣之用。如福州军衣绢帛取之温、饶州：“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拨温州岁绢一万七百匹、二千二百匹、绵三万一千五百两，饶州岁绢四千五百六十八匹。”⁽²⁵¹⁾泉州军衣绢帛取之宣、信、建昌、邵武四州军：“本州递年为宣、信、建昌、邵武四郡发纳上供银一万五千五百余两，四州军却合应副本州衣绢等。自减半之后，通计五千五百余匹、绵七千余两。”⁽²⁵²⁾此外，朱熹也曾提到：“诸州军兵衣绢或非所有，则以上供钱对易于出产州军，最为烦扰。如漳州旧与信、处二州对易……兴化取之台州，更是回远。”⁽²⁵³⁾

然据前引《宋会要》的记载，绍兴年间，江、浙诸州军有合起福衣绢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二匹，却是“诸路合发布帛总数”、即中央布帛收入的一部分。这说明当时江、浙诸州军因财政对换关系需输送福建路的军衣绢，已有一部分被中央征调上供，因此南宋中央的财政收入，才有了“福衣”这一名色。只是部分福衣绢由地区间对换变为被中央征调始于何时，尚难考详。

除淮福衣外，宋代财政史中由于地方间财赋调拨而形成的名色肯定还有一些，如前文提到的江西虔州、南安军军衣绢帛取之本路其他州军，习称“虔南绢”。不过从这些名色转变为中央政府岁入的特别项目者，当数淮福衣最为重要。

南宋政府从江、浙诸州军征调福衣的数额虽不足道，但它也是中央政府侵削州军经费的一个具体表现。

4．籴本钱

籴本钱的一般含义是指官府向民户和籴粮斛的本钱，毋庸解释。南宋财政史上却有一种与此含义截然不同的“籴本钱”，需要讨论。前引《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载：

渡江之初……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宜民力之困矣。

这里提到的“籴本”，显然已不是指政府的开支，恰恰相反，倒是收入，也就是本文所论述的南宋中央政府于正额上供之外杂征调于地方州军的一个项目。

李心传所记，指南宋东南地区岁入，当时四川诸州军也另创征籴本钱，专充蜀口大军和籴军粮之用。绍兴前期，岁额400余万贯，系于“二税上科”⁽²⁵⁴⁾，即直接于民户两税额上均摊，属两税附加税。今暂不详论。

南宋东南籴本钱，源于北宋江淮发运司的籴本钱制度。

北宋于淮南路置江淮发运司，负责拘催运输东南地区岁供京师钱粮物帛。宋初以来，东南六路上供漕粮行转般法，发运司掌握有一定的钱本，每岁于淮南等侧近地区乘贱籴米，专充代发六路违限未到粮斛，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从元丰二年（1079）起，宋廷规定发运司籴本钱岁额一百万贯，由中央支拨。⁽²⁵⁵⁾崇宁初年（1102），发运使胡师文始以籴本钱充贡献媚，后任者相继效仿，致“本钱既竭，不能增籴”。复以当时东南末盐改行钞法，六路纲船无回货，“而转般之法坏矣”。三年，令六路上供漕粮不再于真、楚等州翻驳汴河纲船，改为直接上京，称“直达纲”。⁽²⁵⁶⁾大观三年（1109），蔡京罢政，一度恢复转般。政和二年（1112）又行直达。至宣和初，宋廷鉴于直达纲的种种不便，不得不考虑重新改行转般法，于是令发运司措置籴粮。宣和元年（1119）七月二十一日，宋廷诏曰：“发运司视六路丰俭，转输和籴，以供京师，乃祖宗旧制。向因奸吏侵渔籴本，成宪遂废。可自今岁籴米一百万石，同（平）［年］额般运赴京封桩，随逐路丰熟次第，以为籴数多寡。”⁽²⁵⁷⁾次年四月二十八日，又令发运司每岁另籴“御前封桩斛斗”⁽²⁵⁸⁾二百万石。

可是宣和元年（1119）发运司重新和籴，中央计司却并未依旧制支拨籴本钱，而是改令征调地方财赋以充之。钦宗时，杨时（1053—1135）上奏曰：“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余以献，而制置发运司拱手无可为者。此直达之议所以起也。今复转般，而籴本乃取之诸路！”⁽²⁵⁹⁾南宋发运司时置时废，每年乘贱和籴，为六路代发违限未到漕粮的制度自然不复存在，宣和以来“籴本乃取之诸路”的做法，却依例成制，被继承下来，籴本钱因此成了中央政府一项新的财政收入。

不过“籴本乃取之诸路”，是对宣和年间发运司从州军拘充籴本各种窠名钱的概括说法。据宣和二年（1120）九月四日发运使卢宗原的奏文，当时诏许发运司拘充籴本的窠名，主要是东南九路经制司的钱物，如无额上供、钞旁定帖、增收头子，以及各地的封桩、上供等钱。数年以后，这些钱物窠名才具体分摊到各州军头上。所以南宋明州（庆元府）岁供中央的籴本钱，即称于“宣和五年始”⁽²⁶⁰⁾。

在卢宗原所述拘充为发运司籴本钱的经制司钱物中，有一项为“赡学钱”⁽²⁶¹⁾。赡学钱就是指崇、观以来各地官学的收入，主要是学田钱粮。宣和初官学衰落，废提举学事司，学产岁入遂归发运司为籴本。靖康元年（1126），宋廷诏将赡学钱粮物帛田产，皆拨给诸路转运司，但随即仍令发运司拘充籴本。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十八日，应江东路转运司之请，才重申官学钱粮归转运司之令。⁽²⁶²⁾可是宣和间发运司拘充籴本的其他窠名钱，后均拨属他司，各路转运司所能桩充籴本岁额的，仅剩下赡学钱一项。因此，南宋东南籴本钱又称“赡学籴本钱”。如淳熙年间（1174—1189），福州岁贡“赡学籴本钱，岁以八千一百三十六贯七百八十四文省为额”⁽²⁶³⁾。宁宗初年，蔡幼学（1154—1217）应诏上言，也说：“自大观、宣和而始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有经制钱……民困极矣。”⁽²⁶⁴⁾

建炎以后，本来规定由转运司收充籴本的学产钱物又屡遭侵割，如崇宁二年（1103）十月八日下诏创收的“赡学添酒钱”，后即被割属经制窠名。⁽²⁶⁵⁾所以南宋各州军实际均需拨移其他财计，充籴本起发。两浙路诸州军基本依靠分隶四分酒、算之利以充之，故又称“四分籴本钱”⁽²⁶⁶⁾。各州军置籴本司，通判领之，专管拘收分隶的酒算之利。⁽²⁶⁷⁾南宋后期，常州又在酒息中创“增收籴本钱”窠名。庆元府、台州等地还需以属县的两税、身丁等钱拘充起发。⁽²⁶⁸⁾同时，仍不免“妄作名色，科之于民”。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九日，左司员外郎王俣言两浙籴本钱岁额太重，即称州军“剥肤椎体，必有深害于民”⁽²⁶⁹⁾。二十九年五月四日，中书门下省上奏，也说：“两浙州军所桩四分籴本钱，系合以日生所收酒、税等系省官钱，以十分为率，收桩起发。访闻近来多是妄作名色，科之于民，显属违戾。”⁽²⁷⁰⁾籴本钱之供对于地方财计的侵割，及因而引起对民户的苛敛，由此可见。

南宋东南征调籴本钱的地区不明。据上述可知，除两浙外，至少福建等地也有籴本之供。从其自北宋的承袭关系看，估计在宣和经制司所辖的江淮荆浙福建诸路内，均有征调。岁征总额，唯两浙路有明确记载。据前引绍兴五年王俣之言，岁为150万余贯，至三十一年，增为172万贯⁽²⁷¹⁾，淳熙初168万贯，后减为151万贯。⁽²⁷²⁾据称系全国各路分中立额最高者。不过其他各路籴本钱之征，恐怕也不会过少。两浙籴本钱专充司农寺和籴行都岁计粮斛，在行都经费中占有重要地位。

5．版帐钱

最后，附带讨论一下南宋史籍中经常提到的版（板）帐钱问题。

现存史籍一般均将版帐钱与上述诸杂征调一并记述，如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即于《月桩钱》下附载道：“又有版帐钱者，军兴后诸邑皆有之，而浙中为尤甚。”因此学术界历来将其与经总制钱、月桩钱等相提并论。但对于版帐钱的具体内容，却一直不甚了了。这固然是由于记载残缺所致，但若细加考辨，关于版帐钱制度，还是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肯定的：

其一，版帐钱在东南江、淮、荆、浙、福建诸路均有征收，两浙则尤甚。

真德秀知泉州日，称当时安南知县梁三聘黥县吏数人，“以其家资代版帐一月”⁽²⁷³⁾，则福建有版帐。

叶適在《朝议大夫知处州蒋公墓志铭》中载：“百姓困悴可哀……江东白收板帐，湖南倍折冬苗。……”⁽²⁷⁴⁾黄榦（1152—1221）知临江军新淦县，称本县上缴“半年版帐二万”⁽²⁷⁵⁾，则江东、西有版帐。

朱熹言其知潭州时，“区处每月版帐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²⁷⁶⁾。光宗初即位，减衡、永、道及岳州版帐钱额⁽²⁷⁷⁾，则湖南、北有版帐。

又宁宗嘉定七年（1214）八月，宋廷应权发遣黄州孙杓之请，减黄陂县龙骧税务版帐岁额二千贯⁽²⁷⁸⁾，则淮南有版帐。

东南诸路中，唯二广无直接记载。若从李心传“军兴后诸邑皆有之”一语推断，颇疑版帐钱之征为南宋东南地区的通制，广东、广西似亦不应例外。

其二，版帐钱是州军向属县按月调发钱物的项目。

据文献记载，版帐钱一般由县邑供发州军，再由州军按比例分拨归入各类财赋窠名。如开庆元年（1259）庆元府鄞县林村酒库拍官酒户每月合解州酒息2000余贯，充版帐钱，本府“于中分拨”的窠名就有：

| 经总制司一百四十一余贯 | 籴本司二十六余贯
| 常平司九十二余贯 | 州府一千七百五十一余贯⁽²⁷⁹⁾

又宝祐年间（1253—1258）常熟县县库岁额合发版帐钱75000余贯，其中应分隶各司的窠名为：

| 许浦水军券钱 | 转运司主管钱
| 常平府库役钱、五六分钱 | 通判西厅减省雇人钱
| 提刑司头子钱 |

另有县丞厅合发岁额版帐钱17000余贯，其分隶窠名不清。⁽²⁸⁰⁾据宋廷绍熙二年（1191）八月十九日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每岁与减二万贯，尽于常熟县版帐钱内除豁”⁽²⁸¹⁾，说明常熟县版帐钱有一部分被拨充本府经总制钱窠名。孙应时（1154—1206）《重修琴川志》所提到的通判西厅减省雇人钱、提刑司头子钱等名目，当即指此。

此外，州军又有临时调度、将县邑合发版帐钱改充他用的情况。如王炎知岳州临汀县时，有一则上知州书，提到：“炎近准使府帖，行下本县，截拨月解版帐钱贯，收籴米约一千硕。……”⁽²⁸²⁾有的地区，州军还允许县邑截留一定数量的版帐钱，充县计经费。如常熟县官酒务造麹本钱，即系“于版帐内截留合解钱九百九十五贯八百八文”⁽²⁸³⁾以充之。

上述记载说明，版帐钱或分隶中央各征调窠名，或由州军支拨，充本地经费，其本身并不直接作为上缴中央财政的名色，所以它应该是南宋县邑向本州军交纳财赋的一个项目。又据《淳祐玉峰志》卷中“使府版帐钱”条，及前引朱熹“区处每月版帐钱，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语，可知县邑上缴版帐钱为月额。⁽²⁸⁴⁾检南宋志书及其他文献，均未见州军上缴中央财赋，有以“版帐”为名者。文献记载中，偶尔可见某州军版帐钱数，而从未见一路或全国之额，当亦由此之故。

但版帐钱又非各县直接征敛于民户的赋税。按制度说，中央或路司是应该规定有县邑拘充版帐钱的财赋窠名的。所以绍熙元年（1190）五月，宋廷才有“蠲减无窠名版帐钱”之举。当时岳州“会四县版帐之额，为二万一千余缗，而无窠名者万一千余缗”⁽²⁸⁵⁾，幸蒙蠲除。

各县拘充版帐钱的财赋各不相同。据前引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当时新淦县合计县用经费及包括版帐钱在内的各类解发项目，共五万贯，“皆是将苗米折纳”。昆山县岁供本府版帐钱近五万贯，则“系酒息桩办”⁽²⁸⁶⁾。又《重修琴川志》称县丞厅版帐钱为“县丞厅役钱”，可见常熟县丞厅版帐钱出于本县役钱。

版帐钱的弊病，也在于实际上常常“率皆无名，凿空取办”⁽²⁸⁷⁾。文献中历来将它与前述中央向州军的诸杂征调相提并论，原因正在于此。南宋臣僚对此有不少批评，如嘉定十六年（1223）两浙运判耿秉就说道：“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版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²⁸⁸⁾

其三，“版帐”一词的缘起，与“版曹”、“版计”无关。

叶適曾说：“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²⁸⁹⁾他为赵善悉（1141—1198）作墓志铭，载赵善悉曾任无锡县丞，也说无锡“有印板帐钱”⁽²⁹⁰⁾。又袁甫道：“臣已将（嘉定）十六年婺源拖下绢一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一万五千余贯，月桩、版式钱六千余贯，应是婺源积逋，一切权行住催。……”⁽²⁹¹⁾叶適所说的“印板帐”、“印板帐钱”，与袁甫所说的“版式钱”，当即本文所讨论的版帐钱无疑。联系版帐钱仅为州军调发属县财赋的名目这一事实，可以肯定“版帐”一词的缘起，与“版曹”（户部）、“版计”（户部经费）之意无关。

岳珂（1183—1234）《愧郯录》卷九《作邑之制》说：“今世选人改官，必实历知县三年，谓之亲民……然为邑有催科抚字之责，有版帐民讼之冗，间有赋入实窄，凿空取办，郡邑不相通融，鲜不受督趣。故士大夫每视为难，徒以不得已而为之。”这里的“版帐”一词，显指县官负责修造的版簿与籍帐。《条法事类》卷四七《税租簿》录《赋役令》曰：“诸县税租夏秋造簿，于起纳百日前同旧簿。干照文书送州申磨，点检书印讫，起纳前四十日付县。”南宋地方弊法，“县之于州，非钱不行，计会符移，则有使用，请降本钱，则有剋除。……”⁽²⁹²⁾所谓“印版帐”、“版式”，是否确从这种点磨书印制度之“非钱不行”衍生而来？更不可考。但从版帐钱征取的普遍性看来，这一钱物窠名的形成，必然有一定制度的依据。

上述之外，南宋杂征调项目还有不少，有待来日考详。总之，它们都是当时国家财政管理非制度化的典型表现。

总结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自宋代建国以来所制订的一整套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是朝着两个互相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调层层加码，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地方财政内部，路、州、县各级又由于行政级别的差异，形成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码的沉重财政负担，从而严重阻碍了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这一现象，给了我们一个认识专制政体之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很好视角，也就是说，在表象之下，专制政体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其实是存在着一些相当复杂的控制机制的。尽管要实现这些机制，需社会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就本书主题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央集权并不一定带来秩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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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林奏议》卷八《应诏咨询状》。

(2)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正月丁卯（7275页）：“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3) 《通考》卷二三《国计考一》，228页。

(4)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567页。

(5) 同上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下》，720页。

(6) 《乐全集》卷二一《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

(7) 《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辛巳”条。

(8) 《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234页。

(9) 参见《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八、食货四九之二二。

(10) 参见《宋史》卷三四二《孙永传》，10901页。

(11) 《历代奏议》卷一九一，贾昌朝奏议，2506页。

(12) 畿县的财政地位相当于外路州军。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13)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六。

(14) 《源流至论》续集卷二《兵粮》。

(15) 《宋会要》职官四一之五八。

(16) 《南涧甲乙稿》卷一一《议节财赋十事》。

(17)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

(18)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

(19) 《薛常州浪语集》卷一六《召对札子二·口奏》。

(20) 《止堂集》卷一一。

(21) 《宋史》卷四〇八《汪纲传》，12307页。

(22) 《陈傅良集》卷一九，267页。

(23) 《曾巩集》卷四九《本朝政要策·任将》，663页。

(24) 《通考》卷二三《国计考一》，229页。

(25) 《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壬辰”条，1601页。

(26) 同上书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己亥”条，1691页。

(27) 《事文类聚新集》卷一二。

(28)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881～883页。

(29)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左藏库》。

(30) 参见《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31) 参见《宋会要》食货四六之一；《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军储事》。

(32) 《长编》卷二七八，6799页。

(3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四。

(34) 《梁溪集》卷四〇。

(35) 《攻媿集》卷九八《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

(36) 范镇：《论水旱乞裁节国用疏》，见《诸臣奏议》卷四〇。

(37) 按：《攻媿集》卷九五《陈公（傅良）神道碑》所引无“十”字。

(38) 《陈傅良集》卷二〇。

(39) 《云巢编》卷九《张司勋墓志铭》。

(40) 《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财用门·东南财赋》引陈傅良：《十策》，1187页。

(41) 参见《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月丁卯”条（2761页）。据《长编》所载，景祐二年江东、两广、福建、淮南、湖北、两浙各路合计上供钱币48.5万贯，至庆历三年，据前引陈傅良《十策》，仅江东一路，上供钱币即达89万贯。

(42) 参见《玉海》卷一八六《宋朝岁赋》。

(43) 《宋会要》食货六三之二；《梁溪集》卷六三《乞减上供数留州县养兵禁加耗以宽民力札子》。

(44) 参见《朱文公文集》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

(45) 《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238页。

(46)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五至六六。

(47) 参见《云溪居士集》卷二六《湖南转运司申明茶事札子·小帖子》。

(48)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两浙岁入数》。

(49)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五九》。

(50)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191页。

(51) 《上哲宗乞以封桩钱赐户部及诸路转运司》，见《诸臣奏议》卷一〇七。

(52) 《梁溪集》卷一四四《理财论中》。

(53) 《历代奏议》卷四七，640页。

(54) 《浮溪集》卷二四《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公行状》。

(55) 《诚斋集》卷一一六《李侍郎传》。

(56) 《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帅书》。

(57)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酒课》。

(58) 《陈亮集》（增补本，下同）卷一四《问榷酤利病》，162～163页。

(59) 参见《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170页。

(60) 《宋会要》食货二〇之一六。

(61) 《陈傅良集》卷五一《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642页。

(62) 《长编》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乙丑，8202页。

(63) 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308～319页。

(64)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188页。

(65)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3082页。

(66)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〇《薛常州墓志铭》。

(67) 《陈傅良集》卷一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267页。

(68) 《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69) 这里的“间接税”，与现代财政学所指纳税人可以将所缴纳的税款通过各种方式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例如营业税、关税、消费税等）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本书所说的间接税，指政府不是直接向资产所有者征发其所应交纳的赋税，而是通过攫取高额利润的茶盐酒专卖、默许地方政府法外敛财等非理性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宋代的这种间接税，常常背离赋税均平性原则。因此这里所说的“间接”性，不是指它的可转嫁性，而是指它的“遮藏讳避而暗取之”的特性。

(70) 《诚斋集》卷一一五《张左司传》。

(71)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四《财赋总论》，808页。

(72) 《文定集》卷三《论添差员缺》。

(73) 《朝野杂记》甲集一七《诸州军资库》。

(74) 《两朝圣政》卷四六。

(75) 《两朝圣政》卷五二。

(76) 《双溪类稿》卷二三《与合谏札子》。

(77) 《定斋集》卷四《论扰民四事札子》。

(78) 《双溪类稿》卷二二《上宰执书》。

(79)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本章第四节、第五章。

(80)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四六。

(81) 同上书食货六四之五六。

(82) 同上书食货五六之六一。

(83) 《两朝圣政》卷六〇。

(84) 《诚斋集》卷一二〇《宋故少师大观文左丞相鲁国王公神道碑》。

(85) 《朱文公文集》卷十一。

(86) 《后村集》卷一六七《行状·龙学行隐傅公》。

(87) 参见《宋会要》瑞异三之三一至三二。

(88) 同上书职官四一之四六。

(89) 《两朝纲目备要》卷八。

(90) 《黄氏日钞》卷七五《乞照户部元行折绢钱抱解申省状》。

(91) 《后村集》卷七九《与都大司联衔申省为饶州科降米状》。

(92)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三二。

(93) 《系年要录》卷五四“绍兴二年五月丙戌”条。

(94)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五八至五九。

(95) 《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二年四月丁卯”条。

(96)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二。

(97) 同上书食货一一之二一至二四。

(98) 《栾城后集》卷一五《元祐会计录叙》，1328页。

(99) 参见上书卷一五《收支叙》。

(100)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九。

(101)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705～706、748～749页；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129页；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352～354页；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145页。

(102) 《挥麈后录余话》卷一，25页。按：在天下总收总支数之外复有“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者，不可能指与中央岁支经费相对应的地方岁计经费，因为地方岁计经费绝不可能只有数百万之数，疑指在中央规定的地方岁计之外由地方留用的经费。

(103) 如《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228页所载宣和元年诸路上供财赋数，即是。

(104)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七六。

(105) 同上书食货一〇之一三。

(106) 同上书食货五二之三三。

(107) 《两朝圣政》卷五五。

(108) 《宋会要》食货六二之七一。

(109) 《曾巩集》卷一八。

(110)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七九。

(111)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七三。

(112) 参见《漫塘文集》卷一三。

(113) 《昌谷集》卷十三。

(114) 《清正存稿》卷一《九月朔……内引奏札（三）》。

(115) 《宋会要》职官四二之六〇。

(116) 同上书刑法二之一二九。

(117)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范成大奏疏，1448页。

(118) 《后村集》卷七九《为弋阳县王庚应申省状》、《按信州守臣奏状》。

(119) 《本堂文集》卷七〇。

(120) 《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四。

(121) 《双溪类稿》卷二〇《上薛大监》。

(122)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〇。

(123) 《南涧甲乙稿》卷一四。

(124) 《历代奏议》卷二五九，彭龟年乞蠲积欠以安县令，3385页。

(125)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条、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条；《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四年七月”条。

(126)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曲引钱》。

(127) 《西山集》卷一七《申南安知县梁三骋札》。

(128)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北征录》卷一《平戎十策·财计》，175页。

(129) 《仙溪志》卷一《财赋》。

(130) 《水心文集》卷一二《平阳会书序》，211页。

(131) 《薛常州浪语集》卷二六《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

(132) 《勉斋集》卷三《上李敬子司直书》。

(133) 《后村集》卷一九二《铅山县中场兵增额事》。

(134)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3964页。

(135) 《东轩笔录》卷九，99页。

(136) 《上钦宗论彗星》，见《诸臣奏议》卷四五。

(137) 参见《陈傅良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所载从熙、丰到南宋历次将免役钱改充国家财政收入的史实（288～291页）。

(138) 《宋会要》食货三七之三一。

(139) 陈次升《上哲宗乞以封桩钱赐户部及诸路转运司状》（见《诸臣奏议》卷一〇七）称：“今东南财用窘耗……臣亦尝询访转运司财用消耗之因，虽不尽能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见者，逐路用度浸广，而朝廷封桩浸多也……又所谓封桩者浸多，若卖盐宽乘钱、阙额禁军请受、减省造船钱之类，名目甚多，本皆转运司之物，而一切封桩，归于朝廷者浸多，则转运司安得不窘乎？……所谓蓄积者，经费之外有余，然后可以为蓄积，岂可辍有司之经费，使不足用，而名之蓄积乎！”奏状虽为元祐六年所上，其中提到的各项封桩内容，则全都是从熙、丰年间开始实行的。可参见苏辙：《栾城集》卷四一《转对状》。又封桩禁军阙额请受，诏初颁于熙宁十年二月三日：“中外禁军已有定额，三司及诸路计置请受岁有常数，其间偶有阙额，未招拣人充填者，其请受并令封桩，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数申枢密院。”（《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七〇）

(140) 陈权：《上徽宗进国用须知》，见《诸臣奏议》卷一〇三。

(141)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四《财用门·续本朝内藏库》引蔡絛：《国史补》，876页。

(142) 以上参见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包伟民：《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

(143)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二三。

(144) 《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甲午”条注文，8873页。

(145) 参见《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二四。

(146) 《司马温公文集》卷五一《论钱谷宜归一札子》。参见前注《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甲午”条、卷三八三“元祐元年七月己卯”条记事（9329～9330页）。

(147) 《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三〇。

(148) 同上书食货五六之三九。

(149) 《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寅”条。

(150) 同上书卷八“建炎元年八月丙寅”条。

(151) 同上书卷十七“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条。

(152) 同上书卷六五“绍兴三年五月乙卯”条。

(153) 同上书卷六“建炎元年六月甲申”条。

(154) 同上书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庚戌”条。

(155) 《文定集》卷五《论左藏南库疏》。

(156) 《系年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乙丑”条引度支员外郎胡蒙之语。

(157) 《水心文集》卷十七《黄子耕墓志铭》，328页。

(158)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

(159) 《淳祐玉峰志》卷中《税赋》。

(160) 参见《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乞废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以免抑纳酒税害民之扰》。

(161)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七九载：“（绍兴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参知政事李光言：诸路月桩最为民间重害，而江东西为甚。元降指挥许取拨应干上供封桩诸司并州县等不以有无拘碍上供经制酒税课利及漕司移用等钱桩办，今江南路漕司往往将移用等钱于逐州主管司专委通判拘收，不许取拨。乞下诸路应月桩钱，许将诸色钱桩办，如有余方许漕司拘收。……”就是转运司利用通判来拘管移用钱以防止守臣侵用的事例。

(162)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51页。

(163) 《梦溪笔谈》卷十一，423页。

(164) 参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七〇《提举司干官》。《嘉泰会稽志》卷三《提举司》也载“崇宁中置提举茶盐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有如下记载：“提举茶盐司……政和改元，诏江淮荆浙六路共置一员，既而诸路皆置。”（3968页）或者政和改元之时，对各路提举茶盐官更有改置？待考。

(165) 参见《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己亥”条。按南宋初废常平司，史籍记载多有歧异。《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提举常平》作“建炎元年五月复罢”，《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三则系于建炎二年六月十四日。

(166) 《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二三。

(167) 《系年要录》卷一五四“建炎元年七月己亥”条；《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提举常平》。

(168) 《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二载嘉定十一年十月三十日臣僚言。

(169) 《石林奏议》卷八《应诏咨询状》。

(170)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录宝祐四年明州沿海制置大使司状：“……通判厅除经总制司之外，其所管者……又有籴本司，则催诸县酒税分隶钱及坊店户四分钱，而奉农寺之经常者也。”

(171) 《宋会要》食货四九之三六。

(172) 同上书食货六四之八七至八八。

(173)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提举常平》。

(174) 《系年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癸丑”条。

(175)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

(176) 《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七。

(177) 《系年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条。

(178) 关于南宋时期官田出卖的情况，参见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下篇。

(179)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七八“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癸亥”条；《两朝圣政》卷四七。

(180) 参见《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盐下》，4468页。

(181)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建茶》。

(182) 《水心别集》卷一四《外稿·监司》，810页。

(183)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六五。

(184) 有关无额上供，详细参见本章第四节“无额上供”条。

(185) 《水心别集》卷一一《经总制钱一》，775页。

(186) 《系年要录》卷一五五。

(187) 《水心别集》卷一一《经总制钱一》，775页。

(188)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九七。

(189) 同上书食货六四之一〇一。

(190)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七六至七七。

(191) 《系年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辛未”条。

(192)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六七。参见《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七月乙卯”条。

(193) 《两朝纲目备要》卷七“嘉泰二年十月壬申”条。

(194) 《宋会要》食货四四之一七。

(195) 《后村集》卷一六三《墓志铭·制置杜大卿》。

(196) 《系年要录》卷一〇〇。

(197) 同上书卷一〇四。

(198) 《水心别集》卷一四《外稿·监司》，810页。

(199) 《后村集》卷八八《记·重修通判厅》。

(200) 同上书卷一八五“绍兴三十年八月己未”条。

(201)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〇八。

(202)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

(203) 参见《宋会要》职官四七之六九；《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一·经总制库》。

(204) 《水心别集》卷一一《经总制钱一》，775页。

(205) 《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

(206) 《后村集》卷一六三《墓志铭·制置杜大卿》。

(207) 《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

(208)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2708页。

(209) 《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238页。

(210) 如绍兴添酒钱，据《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引止斋陈氏语：“又有发运司造船添酒钱，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举司量添酒钱，不以上下色升一文，盖不知所始。”（170页）

(211) 《至正金陵志》卷七《田赋志·历代沿革》。

(212) 《宋会要》食货五一之四一。

(213) 《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234页。

(214) 《历代奏议》卷一九二，宇文粹中奏疏，2515页。

(215) 参见《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五八。

(216) 《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寅”条，5331页。“一切封桩”之“切”，点校本原误作“旦”，据《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改。

(217) 同上书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丙戌”条，8620页。

(218) 参见《宋会要》食货五一之三六。

(219) 参见上书食货六四之六五。

(220) 参见《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234页。

(221) 《宋会要》食货五一之三六。

(222) 参见上书食货五一之四一。

(223)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六四。

(224) 《相山集》卷二一《乞罢无额上供钱减年赏札子》。

(225) 参见《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一。

(226)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

(227) 《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岁贡》。

(228)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

(229)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范成大奏疏，1448页。

(230) 参见《宋会要》食货五一之四一。

(231) 参见《源流至论》续集卷三《州县财》。

(232) 《系年要录》这段记载之下尚有这样一句话：“今江浙月桩钱盖自绍兴二年始。”《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月桩钱》也称“月桩钱者，自绍兴二年冬始”。然前引《系年要录》文末尚有李心传删订《要录》时所增之自注：“月桩钱，诸书不见事始。《日历》十七年八月，上谕秦桧：‘卿未还朝，朱胜非等创起月桩。’按史，桧以去年八月免，胜非代之，五月胜非丁忧，七月起复，明年九月罢。起月桩未知的在何时。以事考之，当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抚时。”则又断言其始于绍兴三年。

(233) 如《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三三《将邑丙戌秋劝种麦》：“……令生长海滨，赋平盐贱，今邑民输纳不甚轻，又官盐之价不啻十倍下郡，心实恻然。若月解仅足，稍可以民者无不为。”参见楼钥：《南四乡记》（见《至元嘉禾志》卷二一）；《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盐下》、卷四〇六《崔与之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蔡久轩《违法害民》等。

(234) 《筠溪集》卷一。

(235) 《毗陵集》卷三《措置江西善后札子》。

(236) 参见《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170页；《梁溪集》卷一〇五《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库状》；《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八〇。

(237) 参见《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上》。

(238)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1456页。

(239) 同上书卷一〇八，1450页。

(240) 《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午”条。

(241) 《系年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癸丑”条；《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月桩钱》。

(242) 参见《梁溪集》卷九八。

(243)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八一。

(244) 同上书食货六四之二六。

(245) 《雪山集》卷六《汪参政生祠堂记》。

(246) 《漫塘文集》卷二八《故知吉州王公墓志铭》。

(247) 《系年要录》卷八八。

(248)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兴国军太守向朝散墓志铭》。

(249) 参见《系年要录》卷五四“绍兴二年五月甲申”条夹注。《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折帛钱》及《通考》卷二〇〇《市籴考一》（200页）均有记载，但都是与福衣合并后的统计数。其中差异，如浙西路，《系年要录》作淮、福衣绢六千匹，《朝野杂记》、《通考》则作淮衣一万六千匹，估计出于传抄刊印之误。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20～22页。以上三书记载均略去尾数。故与本文所述《宋会要》记载的合计数又略有差异。

(250) 《通考》卷二〇《市籴考一》“绍熙三年”条载：“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总五十二万有奇，皆起正色。”（199页）与《宋会要》不合。或者绍熙时已皆征实物。

(251) 《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岁收》。

(252) 《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三》，4页。

(253)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51页。

(254)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四川总领所》。

(255) 参见《宋会要》食货三九之三四。

(256) 参见《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漕运》，4258页。

(257) 《宋会要》职官四二之四〇。

(258) 同上书职官四二之四二。

(259) 《杨龟山先生集》卷一《上渊圣皇帝》。

(260) 《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

(261) 《宋会要》职官四二之四四。

(262) 参见上书食货四九之三五。

(263) 《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岁贡》。

(264) 《宋史》卷四三四《蔡幼学传》，12897页。

(265) 参见《条法事类》卷三〇《经总制钱》。

(266) 《宝庆四明志》卷六《财赋下》。

(267)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经总制司》：“通判厅除经总制司之外，其所管者又有……籴本司。”

(268) 参见《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二四《财赋》；《嘉定赤城志》卷一六《财赋》；《宝庆四明志》卷六《财赋下》。

(269) 《系年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壬申”条。

(270) 《宋会要》食货四〇之三〇。

(271)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九一“绍兴三十一年七月戊子”条。

(272) 参见《宋会要》职官二六之二一至二二。

(273) 《西山集》卷一七《申南安知县梁三聘》。

(274) 《水心文集》卷一八，353页。

(275) 《勉斋集》卷五《与李敬子司直书》。

(276)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2655页。

(277) 《漫塘文集》卷二八《故兵部吴郎中墓志铭》；《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绍熙元年五月”条；《双溪类稿》卷二〇《上卢岳州》。

(278) 参见《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二七。

(279) 《开庆四明续志》卷四《兴复并省酒库》。

(280) 《重修琴川志》卷六《叙赋》。

(281)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〇七。

(282) 《双溪类稿》卷二〇《上章岳州书》。

(283) 《重修琴川志》卷六《叙赋》。

(284) 《淳祐玉峰志》卷中“使府版帐钱”条载有昆山县每月解发本府版帐钱额，分“解纳使府额”与“解纳通判厅额”两类。

(285)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月桩钱》。

(286) 《淳祐玉峰志》卷中“使府版帐钱”条。

(287) 《吹剑录外集》。

(288) 《通考》卷一九《征榷考六》，189页。

(289) 《水心别集》卷一一《经总制钱一》，775页。

(290) 同上书卷二一《中大夫直敷文阁两浙运副赵公墓志铭》，418页。

(291) 《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292) 《历代奏议》卷二七二，中书舍人崔敦诗奏乞究和籴之弊疏，3548页。

第四章
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

中国历代专制政府，尤其到它们统治的后期，无不存在税制混乱、杂赋横出之弊政。宋代则尤甚。名儒朱熹坦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¹⁾其实宋代还有不少古所未有之赋敛，时人蔡戡（1141—？）说得更具体：“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²⁾前人研究，多据现代政治立场，根据宋代政府其及官吏的阶级本性来解说当时税制弊病的原因，不乏精辟论说。但若承认历代专制政府政治特性基本一致这个前提，想要解释宋代杂税为什么“数倍于古”，逻辑上显然还缺少一个环节，故此留有深入探索的余地。何况现实的比较也告诉我们，税制混乱的弊端并非传统帝制时期所特有。换言之，专制政府政治特性只不过是一个普遍性的因素，我们有必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宋代财政制度个性的层面，来分析其中特殊的原因。

前文讨论了宋代中央对地方财政征调持续增长的史实，这一增长肯定会对地方财政带来严重影响。根据陪随着专制制度而存在的资源“阶层性集权”的规律，它对于地方基层州县财政的影响，最为深刻，因此造成州县财政的严重窘境。当然，造成州县财政困窘的原因，不止于中央征调的增长而已。本章主要根据州县财政窘境的史实，来研究当时地方税制混乱现象的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现象的历史影响。

一、宋代州县财政窘境及其原因

前文已经指出，宋代州县财政从相对宽裕走向捉襟见肘，有一个发展过程。宋初，从总体说，由于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宽裕，留给地方开支的经费相对充足，地方杂敛尚未成为时人关注的严重问题。到北宋中期，受宋夏战争的影响，中央增加对地方的征调，地方税制的种种弊端开始成为政治家们所关心的议题。宝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1004—1083）上奏，其所引臣僚札子有如下建议：“伏见今年四月降中书札子，称臣僚上封：财赋所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者也。……乞诫谕诸路转运司，如用度缺，须管自擘画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请钱银之类，编行下者。”可见仁宗前期，已经出现地方经费亏空，而中央自顾不暇的现象。但富弼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朝廷既行诫谕，运司不敢冒违，无计以供，惟民是取！”⁽³⁾富弼的意见是否被朝廷采纳，不得而知。但仁宗时地方经费的情况已经是运司州军无计以供，惟民是取，却是事实。这大概可以说是宋代地方税制走向混乱的起端。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推行“富国强兵”国策，创立新税，侵损地方，积聚起巨额封桩财赋，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已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州县财政亏空日见严重，北宋后期，君臣恬嬉误国，地方税赋征敛的情形更趋恶化。至南宋，走向极端。郑兴裔（1126—1199）说“自军兴以来，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⁴⁾，当然只是亟而言之，不能绝对地去理解，但州军财政之困窘，与地方税制之混乱，至此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记载不误，南宋地方财政困窘的程度，实在令人诧异。下文略举几例。

（1）南宋前期严州“每岁合六县所纳苗米，除折纳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硕”，加上逐年婺州应付15000石补助支遣，岁入米粮共计23751石，而全年“官兵米粮”支出却需36760石，缺额13009石，则当时严州官粮缺支额达岁计总数的54.8％。⁽⁵⁾

（2）绍兴初年，“洪州月支官兵粮米七千余石，岁支八万五千余石，除正苗米尽数起发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仅及其半”⁽⁶⁾，是则洪州岁计中军粮开支的赤字达100％。

（3）孝宗年间（1162—1189），朱熹出守南康军，“本军每年有租米四万六千石，以三万九千石上供，所余者止七千石，仅能赡得三月之粮，三月之外，便用别擘画措置……”⁽⁷⁾，是则赤字为预算的3倍。

（4）大致略晚几年，饶州岁计军粮的情形更为困窘：“岁入田租十二万，皆输大农，谓之上供，而官兵米月为七千石，皆取给其入之赢。”⁽⁸⁾可见州用岁计官廪军粮全无着落。

（5）理宗宝祐元年（1253），孙梦观（1200—1257）上书，论及宣州岁用粮计，谓“截上供以充府用者止万余石，宗子孤遗归养济囚粮，杂支乃至六万余石，移东补西，委难支吾”⁽⁹⁾，赤字达预算的5倍。

以上是州军的情况。当州军财政普遍存在赤字的前提下，由州军核定岁计的县级财政，具体情形因时因地容有差异，总体看其窘态更甚于州军，是可以想见的。时人至有“为令丞者日坐汤火塗炭，而每不聊生”⁽¹⁰⁾的说法。绍兴二十六年（1156），右奉议郎鲁冲上书论事，谈到他前任宜兴县财政收支情况，“一岁所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打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受，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¹¹⁾。是则仅上供岁额，已超出岁入数倍，本县必不可少的官俸军廪等开支尚未计在内。孝宗时，黄榦出知新淦县，谓“本邑苗米额管六万二千石，除二千石不可催，实管六万石，每年起纲及马谷共管六万三千石，军用五千石，县用六千石，此已是七万四千石米矣。又要贴水脚钱二万贯，春衣一万贯，半年版帐二万［贯？］，共五万贯，皆是将苗米折价，须二万五千苗方折得许多钱，如此乃是十万石苗矣”⁽¹²⁾。则新淦一县，仅苗米一项，收支之间就有近40000石的亏空。

宋代地方州县财政大幅度亏空的局面，由多方面原因造成。主要的当不在于地方岁入未见增长，而在于岁支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岁入的增长。

州县岁支增长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即中央增加征调与地方开支扩大。

宋代中央增加岁入有直接创立新税与增加对地方留用财赋的征调两种途径，与本文相关的是后一种途径，前文已有详细讨论，不复赘述。

官僚制度的一般规律，是在行政效率不断下降的同时，行政机构本身不可抑制地膨胀。宋代的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前面一章曾提到的由添差制度所引起的地方官员冗滥⁽¹³⁾，或者可称由中央政府转嫁负担所致，此外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冗员冗费，同样也无法控制。地方冗员，除官吏外，主要是军兵。南宋时期，尤其是禁军地位下降，与厢军无异，专供充役，多被官员借占，成为地方财政沉重的包袱，因此叶適称“竭州县之力使不得宽者，厢、禁军、弓手、土兵也”⁽¹⁴⁾。此外，为官员迎送供奉厨食宴集等杂支所用的公使钱之无节制增长，更是造成宋代地方财政困窘的重要原因。孝宗时赵汝愚说：

臣检国朝会要，诸州岁赐公用钱皆有定数，且如福州，国初岁赐钱仅五百贯，熙宁五年始增定为二千贯，至绍兴九年，本州守臣有请以升改帅府，增置官属，岁用不足，有旨每岁更给钱一千贯，通计每岁不过三千贯而已。臣略计本州近年支费，每岁率用钱七万余贯，过于岁额二十余倍，多是于系省钱内取拨，全无限制。询之诸郡，事体略同。惟视守臣之贤否、用度之丰约以为多寡之数，而祖宗法制皆荡然无复存矣。⁽¹⁵⁾

征之文献，赵汝愚所称“询之诸郡，事体略同”，绝非夸张之辞。淳熙五年（1178），周必大（1126—1204）就有如下论述：

当官者自应体国爱民，于其中更加撙节。近乃不然，务为观美，支用益夥，往往巧作名目，列郡动至三四百人，其借请公用，皆有增而无损，稍不如意，则督过交承，迁怒僚吏，无所不至。守帅如此，望其禁戢属部，难矣！闻之众论，谓十数年前接帅臣纳费万缗，当时已骇其多，今盖增至四五万缗矣。设遇岁中一再更易，则当费一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¹⁶⁾

仅接送帅臣一项，即需开支公使钱四五万缗，其他支费可想而知。虽然史文中缺少关于当时州县相应支费的具体数据，若说较之宋初增长不啻十倍，当不致失实。

凡此种种，都是造成北宋中期以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长期困窘的基本原因。

二、州县解决财政窘境的措施

解决财政困难，不外乎增收、节支两个方面而已，古今皆然。宋代地方州县解决财政困难历史过程的意义，在于无论增收还是节支，其所采取的措施，具有相当寓意，值得一述。下文先讨论州县增收的内容。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朱熹应诏上书道：

夫有田则有租，为日久矣。而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者，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也。……州县既无赢余以给官吏，养军兵，而朝廷发下离军、归正等人又无纪极，支费日增，无所取办，则不免创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¹⁷⁾

明确指出州县财计不足，其出路不过在于“别作名色，巧取于民”而已。

问题在于，自宋初立国以来，财政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地方州县并无提高税额、增立窠名之权。“在法受纳，应纳数外辄收羡余，或辄他用及非法擅敛，并有断罪条法”⁽¹⁸⁾。绍兴二十九年（1159），湖南提点刑狱彭合（1093—1161）上言，论及“远方僻邑”“创立名色，擅行科敛”，就请朝廷“行下有司，检坐擅科敛法，申严行下诸路监司，常切按察”⁽¹⁹⁾。有关赋税的各个方面，宋廷都制订有详尽条法，约束州县，不得擅权。因此朱熹所说“别作名色，巧取于民”，实指法外科敛。换言之，宋代地方州县依靠的是非制度化的财政行为来增加岁入的。朱熹知漳州时，致信刘晦伯：“诸邑惟漳浦最狼狈。诸事如鬻盐、子斗、折豆，皆非法。”但虽明知非法，却又“坐视半年，未有可下手处”⁽²⁰⁾。就是因为这些“非法”之入，皆为地方岁计所仰之故。

宋代州县的“非法”之入，名目繁多，其范围之广，几乎涉及所有可能为地方带来岁入的领域，难以尽举。下文以附加税、科敷、征榷、科罚、行政手续费等五个方面作为例证，予以简单介绍。

1．附加税

赋税入纳收取附加税，不止于两税的范围，其他赋税入纳也广泛存在收取附加税的现象，不过以两税附加税最为重要。学者对此已有不少论述。王曾瑜先生研究宋代两税⁽²¹⁾，列举两税附加税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与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斛面斗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以及其他等共13项，每一项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名目。其中于地方财政最为重要的，当属加耗、斛面斗面与折变各项。本节略作补充。

加耗源于五代后唐⁽²²⁾，为宋代所继承，原意指为弥补税粮在保管和运输时的损耗，令人户在交纳时加赢补足，按条法每税粮一斛加耗一升⁽²³⁾，为法定的加税。实际征收中，地方政府超额收耗，使之成为一项主要的法外附加税。前引饶州的记载，“官兵米月为七千石，皆取给其入之赢”，主要就是指加耗。加耗名目很多，如仓耗、省耗、官耗、称耗、正耗、脚耗、明耗、暗耗等。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各自财政需要，常常各自为苗税规定相应的加耗数量，因此存在“州有耗，而漕司复有耗”的现象。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江东路已经“输苗米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²⁴⁾，南宋时期，收取加耗成了地方政府解决军粮官廪的主要来源，数额逐年增多，每一石税粮收耗“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²⁵⁾。前引黄榦出知新淦县的记载，岁支粮斛亏空四万石，因此“每石加耗等共收一石七斗，县计方足”，且谓“江西一路皆然，不但此邑为然也”。当地某大户不伏，“只欲见星交量”，即只愿纳苗米本额，平心而论，当属合法要求，却被黄榦指责为“倚恃豪强”⁽²⁶⁾，予以弹压。

各地财赋宽紧不同，收耗数量自然多少不等，少者石纳数斗，多者则至数倍。李纲称“江东西湖南北，有至于纳加耗米四石仅能了常赋米一石者”⁽²⁷⁾，或者属收耗过重者。嘉定（1208—1224）以前，宣州苗米每石收耗二石六斗，九年，权府事李道传减至六斗五升⁽²⁸⁾，看来属于相对较轻的。至于洪迈所说：“（古时租税）……尽十一之外，更无他数也。今时大不然，每当输一石，而义仓省耗别为一斗二升，官仓明言十加六，复于其间用米之精粗为说，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则数外之取亦如之。庾人执槩从而轻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给。至于水脚、头子、市例之类，其名不一，合为七八百钱，以中价计之，并僦船负担，又须五斗，殆是一而取三。”⁽²⁹⁾恐怕就属于普遍的情形了。由于加耗作为州县主要的法外税入，习惯成自然，被视同常赋，如绍兴年间，临江军临江县秋苗收耗，就“于造簿之际已行声载”⁽³⁰⁾。因此，各地就有在加耗之上复收其他附加税的事例。

斛面，则指用斛斗量取税粮时，将斛斗内的粮食平面堆高，用以取赢，为宋廷条令所禁，纯属法外科敛。朱熹自言其守南康军时，岁计苗米“仅能赡得三月之粮，三月之外，便用别擘画措置。如斛面、加粮之属……”⁽³¹⁾；南宋麋弇（1206—1264）知吉州时，“苗额旧二十六万石，今才十八万石。余悉取办斛面”⁽³²⁾。可见斛面也是宋代地方财政主要的法外税入之一。斛面堆高至多少无法计量，纯凭吏人高下其手，因此实际入纳，各地不免规定固定的数额。少者斛收数升至数斗，多者则不止加倍。孝宗时，抚州临川县减轻斛面负担，约定为“每斗加五十合，而令两斛输三斛”⁽³³⁾，原先所取必定更多。不过这并非收取斛面最高的例子，绍兴二十一年（1151）知桂阳监赵不易说：“湖南人户纳苗往往州县高量斛面，一石正苗有至三石，少至一倍。”⁽³⁴⁾孝宗初年，“永［州］民输米，斛面殆过正税”⁽³⁵⁾。理宗时，徐经孙（1192—1273）说：“递年人户送纳苗税，所在官司，利其盈余，未免多增斛面，其间有加八至于一石而纳二石者，重为民户之困。”⁽³⁶⁾

与加耗一样，斛面也有常赋化的现象。镇江府收取斛面，先有陈太守者“总将一石计其赢，三斗八升为定制”。其后“新守迎来旧守去，号令虽严谁复顾。……斛面坡陀斗面高，三斗八升作常赋……三斗八升更增五”⁽³⁷⁾。又曹彦约说洪州“久例之外，将斛面纽作实数，更增三升”⁽³⁸⁾，就是斛面常赋化的表现。斛面既取之斗面堆高，因此在将其固定化的同时，还有在入纳时采用大斗大斛的征取办法。南宋中期，宁国府“受纳夏税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制宽大斗斛”⁽³⁹⁾。理宗时，据吴潜说，“两淮乃有所谓市斛，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三，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二”⁽⁴⁰⁾。各地类似手法不少。州县赋税入纳，往往既收加耗，“又取斛面米”⁽⁴¹⁾，数项并加，使人户不堪重负。由于加耗与斛面均出于税粮加赢，州县也有将它们合并一起征收的情形。

折变，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谓之“折变”。宋代几乎所有赋税都存在折变的事例，这是实物经济的一个特征。宋廷条法规定折变须用平估，即税物折价须据当地市场的价格而定，不得畸高畸低；并在起纳前一定时间内揭榜晓示。并规定不得任意抑令人户将税物折钱，“止以下户畸零减直折钱”⁽⁴²⁾。实际征敛中，官府视需要将税物或折钱或折物，任意提高或降低估价，因此使得折变演变成为主要的附加税之一。

用折变的手法加重科敛，是宋代地方税制中较早出现的弊端。皇祐年间（1049—1053），包拯（999—1062）即已指出：“况天下税籍有常数矣，今则岁入倍多者，何也？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⁴³⁾折变之于地方财政的特殊意义，在于折价时估之确定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且常常“反复纽折”，能够为地方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州县最常用的法外科敛手法之一。朱熹自言知湖南潭州时，州县岁计入少出多，“例于常赋之外多收加耗，重折价钱……”⁽⁴⁴⁾。刘克庄知饶州时，也是“正米仅足以支遣本州官粮，而（解）［斛］面、折价，仅足撑柱郡计”⁽⁴⁵⁾。在某些地区，折变成了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绍兴六年（1136），广西盐法改行官卖为钞引，大部分盐利分隶起发中央，“广西转运司利入顿亏，遂令诸郡变税折钱”，折米钱成了广西路岁计的主要来源，岁约36万贯。⁽⁴⁶⁾绍兴末年蒋行简（1126—1196）上言论“百姓困悴可哀”，提到当时各地法外科敛弊病，称“湖南倍折冬苗”⁽⁴⁷⁾，也说明加倍折纳税粮是湖南路的普遍现象。

从北宋到南宋，各地州县于法外折变科敛，数额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仁宗时包拯在另一篇奏疏中举了陈州的例子：市场大小麦每斗时价50文，转运司牒令税户折纳税麦，所定估价却为100文，“乃是于灾伤年分二倍诛剥贫民也”⁽⁴⁸⁾。熙宁三年（1070）吕公著（1018—1089）上奏，也说江西路人户合纳苗米，“比市价增及一倍”⁽⁴⁹⁾。迨至南宋，折变之弊愈演愈烈，不可抑止。绍兴六年（1136）右谏议大夫赵霈上言，称岳州“所取税物反复纽折，有至数十倍者”，认为“此尤可骇”⁽⁵⁰⁾。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的一些记载也十分令人吃惊。绍兴二十八年宋高宗赵构问辅臣曰：“闻闽中民户输纳苗米，每斛为钱八千，有诸？”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答道：“近岁有之。”高宗又问：“闽中米斛几何？”诚之曰：“三千。”⁽⁵¹⁾折变抬价也近2.7倍。前述广西路折苗，为“十倍其数”⁽⁵²⁾。南宋后期淳安县“苗米每石则折纳六十贯”⁽⁵³⁾，较之时价也在十数倍之上。

在种种名目之外，也有一些州县干脆抛开附加税的伪装，直接增加征敛两税的岁额。如据吕午（1179—1255）所说徽州的例子：“……夏秋赋税之输，乃独倍于他郡……向来官司不恤，暗行增添，或加一文，或加二文，则州人惊忧，如被寇盗，必须陈诉，以求豁除。三数年来，事乃大异，自十文顿增至十五，自十五顿增至二十，今又至三十矣。不知何时而已耶？”⁽⁵⁴⁾淳熙五年（1178），知兴国军黄茂材被朝廷特降两官，就是因为“过数收纳苗米，致人户陈诉”⁽⁵⁵⁾。真德秀上奏也提到：“江右守臣至有阴增常赋以自润者。”⁽⁵⁶⁾这可能是宋代地方税制混乱的最好例证。

尽管宋代州县法外征敛名目极多，但主要利入应该说来自于附加税。

2．科敷

科敷又称“科配”、“科率”，指无固定时间、品种和数额的临时性赋税，向中上等人户摊派，原则上须向人户支付一定的本钱。科敷人户，按条法须据中央计司指挥，这就是绍兴元年臣僚上奏所说“所以科敷者，必以朝廷为名”⁽⁵⁷⁾之意。北宋后期起，科敷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据一定事由、随时向所有税户摊征钱物的一种法外征敛之法，如陈傅良所说，地方由于财计入不敷出，“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赃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⁵⁸⁾。如南宋后期，潮州科敛天申节进奉银、大礼年分银，就是“白科民户以足其数，既不支与本钱，其交收縻费且半于正数”⁽⁵⁹⁾。典型事例当数南宋时期屡屡见诸记载的“军期科率”，即借口军事急需，向人户征敛钱物。绍兴元年（1131），有臣僚上奏，“论今日为百姓甚害者，无如科配一事。州县比年以来，于常赋之外，别立一项军期科配，一岁之间，一户至五七次”⁽⁶⁰⁾。据称当时浙西科敷之害，“既均度牒矣，又敷修城木，木未及输，复敷麻皮，又敷牛皮羊皮，又敷糯米，则农末之病，殆不聊生。……其他郡邑，大抵类是，上下相蒙，名曰健吏”⁽⁶¹⁾。绍兴二年，宋廷诏前知明州吴懋特降两官，就是因为他“因军期科率，将五万贯作羡余贡献故也”⁽⁶²⁾。叶份“条具诸郡，以军兴一时科调，遂为例”，提到“如平江一郡，于常赋外巧为名目以敛，户物力不及三十千，月一斛，较岁税不啻十倍”⁽⁶³⁾。当时淮南地区为宋金交战前线，民间承受“军期科率”的负担尤重。据张守（？—1145）绍兴初年《论淮西科率札子》载，淮西提刑司因寿春府霍邱县屯驻御前大军，“公行文移于寿春府、庐、光、濠州，每人户家业钱一千贯，逐人月纳钱一贯，米一石前去霍邱县送纳”。且附小帖子威胁：“如本县不即均敷，必定分拨高统制人马于本县驻札。”⁽⁶⁴⁾科敷既成久例，往往演变成为固定的杂税。如绍兴末年臣僚言淮南州县逐年因科敷而创行杂税：“名色不一，曰上供钱，曰大礼银钱，曰天申节银钱，曰人使岁币钱，曰亭馆钱，曰雇船縻费钱，曰帖拨钱，其他苛细科扰，不可具陈。”⁽⁶⁵⁾类似情况，各地都有。前引湖南提刑彭合上奏，称“远方僻邑吏缘为奸，创添名色，擅行科敛”，就提到“有曰土户钱，有曰折绝钱，有曰醋息钱，有曰曲引钱”等。又各地州县以养老军兵、添差官员负担过重，至有公行科敛于民，名为“养老添差钱”⁽⁶⁶⁾者。由此可见宋代地方税制的混乱状况。

3．征榷

宋代国家创赋增税，尤其重视茶、盐、酒、矾等专卖及商税收入，地方州县法外科敛，也多关注于此。北宋后期起，茶利收归中央，盐利除广南地区尚有部分留供地方财计外，其余全归朝廷收入，因此地方唯酒利与商税两项可以措手。所谓“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今州县之利括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乎？”⁽⁶⁷⁾但南宋初年起，酒、税两项大部分也被分隶割归经总制钱与月桩钱，因此经营酒、税之利，遂多出于非法，文献所载例证不少。陈亮就称酒利系“一县之计实在焉，又从而括之，则县不可为矣。剥床及肤，其忧岂不在民乎？”⁽⁶⁸⁾

州县违法征收商税的事例，北宋前期即屡屡见诸记载。康定元年（1040）宋廷下诏，就提到诸路州军“搜检税物，不依条例，妄作邀难，住滞商旅”⁽⁶⁹⁾的事例，明令禁止。实际随着地方财政状况恶化，诸般弊病却愈演愈烈。淳熙五年（1178）四月二十六日赦文，列举了地方征收商税的各种种弊端：“舟船实无之物，却撰说名件，抑令纳税，谓之虚喝。”“客贩本是低贱或些小物货，却因其名色，抬作贵细，仍以一为百，以十为千，谓之花喝。”“所收商税专责见钱……（商旅）即以物低当价准折，或原直十文止作三两文之类，谓之折纳。”“客各有脚船来往使用，税场欲多方艰阻，即将脚船扛舁上岸，以绝其经由所属陈诉。”“或已纳税却称不曾收税，及有入船骚扰却称不曾上船，各令客人供责仗状，遇有客人陈诉，以此逃罪。”⁽⁷⁰⁾种种不法行为，以致商人称税场为“法场”。征商之余，有些地方官甚至阻拦官府纲船，觅取税钱。淳熙七年，宋廷令将知归州钱似之特降一官，就是因为他“留滞纲运，抑取税钱”⁽⁷¹⁾。

酒法之弊，据绍兴初年胡安国上《时政论》，已称“榷酤法已极弊”。他举了两个例子：道州“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税民”；邵阳“酒课约二万余贯，而岁折税米为糯，凡六千石，每斗中价约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几倍费。其他未论也”⁽⁷²⁾。其实各地大致如此。如嘉定年间（1208—1224）冯德愉知阆州，“专以酒政虐民”⁽⁷³⁾。知太平州岳珂“大兴榷酤之政”，“悍卒黠吏，皆为措置提督，水军寨卒，并预促办追呼。斗增其钱，月倍其额，于是敷纳糯米麹蘖；抑买袋瓮柴薪，勒修坊场屋宇，沿门海行，鲜有获免。有据拍户旧坊，并酒料酿具而揜之者，有全不给酒而日纳干酒钱者，有细民因年节娶妇，两次拍酒，并兵吏取乞，通计一百一十六千者。……”⁽⁷⁴⁾类似记载很多，其中尤以州军公使军广敛醋息，为害深刻。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御史中丞汤鹏举上言：“逐州私置税场，广收醋息，倍有所入，尽归公库，恣己所用……居民僧道店铺舟船经由场务，无不科敛，以纳醋息，其害不可言者。”⁽⁷⁵⁾直至南宋末年，此弊终不可去。

4．科罚

所谓科罚，即州县因种种理由责罚民户，令其出钱，并无赋税条法依据，纯属地方非法之举，名目繁多，尤其在南宋时期，普遍存在，引人注目，真德秀将其称为州县十害之一⁽⁷⁶⁾，值得一述。所谓“科罚之为民病，在在有之”⁽⁷⁷⁾。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臣僚上言：“州县之间害民者莫甚于科罚，虐民者莫甚于惨酷。”⁽⁷⁸⁾究其原因，无非也是为了创收财利。朱熹道：“臣窃见江西路诸州旧有科罚之弊，盖因岁入有限，而费出无常，是以不免巧取于民以备支发。凡是百姓有事入门，不问曲直，恣意诛求，无有艺极。民间受弊，不可胜言。……”⁽⁷⁹⁾所以不少州县官员经办地方岁计，即“专事科罚”⁽⁸⁰⁾。孝宗时蒋行简上言，将“赣、吉日较赃罚”与“江东白收板帐、湖南倍折冬苗”等现象相提并论，可见科罚在赣、吉等州为害尤甚。⁽⁸¹⁾潮州也是“郡计取办科罚”⁽⁸²⁾。汀州竟为科罚收入另立专库，为军资库十一个子库之一，称“赃罚库”⁽⁸³⁾。科罚的名目，据蔡戡说是“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如“若居被盗，则先纳赏钱，应期限则有缴引钱，违限则有罚钱”⁽⁸⁴⁾；或“因讼事而科罚，其初数十千，至于数百千”⁽⁸⁵⁾；“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⁸⁶⁾；民户诉讼案件，“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⁸⁷⁾。殊名异目，在处非一。在有些地区，交纳科罚甚至可免人死罪。⁽⁸⁸⁾科罚敛财，在宋代地方财政中的地位可能并不及附加税等来得重要，但其所反映的地方税制的混乱状态，十分典型。

5．行政手续费等

国家征取赋税的法律依据，就是用此财政收入组织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外专制政府却有凭借政权，在行政公务中另征手续费，重复敛取于民者。今天流行的用语，称为“不合理收费”。这在宋代虽为条法所禁，却是州县财计的重要来源。

宋代民户可能直接与官府发生联系事务有二：一是诉讼，二是领取户版税籍契纸等事务。前引蔡戡《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提到“若居被盗，则先纳赏钱”，当即收取行政手续费之一例。绍兴二十九年（1159）湖南提刑彭合上言，提到湖南州县非法收费名目，有“收领词状之际，则取醋息钱”⁽⁸⁹⁾一项。又如广新会县“蜑户有给由钱，受诉牒有醋息钱”；惠州“醋息者取之讼牒”⁽⁹⁰⁾。类似记载不少。州县在人户领取户版税籍契纸等文书过程中征敛行政手续费，更为普遍。真德秀说：“远方县邑至有令民日用钱谷米盐之数，悉书而上之官者，其请历于官也，有给历钱，其验视于官也，有缴历钱，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类也。”⁽⁹¹⁾黄榦论临江军的情形是“保正户长入役与夫报牛、验买状纸之属，皆动以纳钱”⁽⁹²⁾。嘉定五年（1212）三月臣僚上言，更提到“二广诸邑，销丁有钱，割产有钱，销钞又有钱”⁽⁹³⁾。

令人惊异的是，宋代地方在州县上下级之间，及官府与其所隶属胥吏之间的政务来往，也常常实行“有偿服务”，似可附此一述。县邑公务上州，州府抑令出钱，是记载常提到的情形。如崔敦诗所言：“县之于州，非钱不行。计会符移，则有使用，请降本钱，则有剋除。……”⁽⁹⁴⁾县邑帐簿到州审计印押，依法定有时限，据朱熹所说是“今到处并不管着限日，或迟延一月，或迟延两三月，以邀索县道，直待计嘱满其所欲，方与呈州。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到审计司又使一番钱，到倅厅发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钱”⁽⁹⁵⁾。嘉定五年五月监察御史金式也说：“今州县胥吏印押皆有常例，镪不至，则板簿终不发下，坐此县道勾销常是后时，税租未免重叠追扰。”⁽⁹⁶⁾笔者因此怀疑南宋州军向属邑征取的版帐钱，就是起源于这种印押常例。⁽⁹⁷⁾科取于属吏，则是州县解决供给钱来源的常用手段。“盖今州县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习成风，视为常事。”嘉定年间，太平州当涂县“甚而知县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科县吏出钱”⁽⁹⁸⁾。黄震自言其添差广德军通判时，“凡费不可悉数，而考其费用之所仰，仅有契纸、分数纸，每纸五十文，月可积三五贯官会，其余取给乃分列，日监县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钱供给，名曰办什物钱”。县吏无所从出，于是“全出于推狱之手，拷掠人肌肤，破坏人家业，然后仅得之分文以上”⁽⁹⁹⁾。

宋代州县法外取财的手法名目之繁，实难尽述，前述几类只是其中比较常见者而已。孝宗时，程迥出知上饶县，曾说：“令与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¹⁰⁰⁾但贪官既有政权的凭借，鬼神看来也是无可奈何了。

三、宋代地方财税非制度化的影响

宋代州县政府种种岁入既属条法之外的苛敛，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不免时时下令禁戢。究其措施，大致有三。

其一，重申旧令。如不许州县苛取商税、违法科折、加耗过重、縻费过繁等等禁令，自北宋中期以后，常见于史籍。南宋时更为频繁。前引绍兴二十九（1159）年湖南提刑彭合上奏，其下文就是“欲望行下有司，检坐擅科敛法，申严行下诸路监司，常切按察，如州郡容纵，并与同罪”，宋廷当时即依奏行下。两年后，户部就臣僚所言州县秋税多收加耗一事上言，请朝廷“行下诸路转运司，取见所部州县岁合支用实数存留应副，所有加耗剩，常切遵守前项见行条法指挥施行，毋（人）［令？］违戾。仍令本司逐时觉察，如有违戾去处，按劾施行”。宋廷“从之”⁽¹⁰¹⁾。

其二，另立专条。针对州县科敛手法不时的“创新”，制订专项条文，予以禁止。如针对湖南州县往往“高量斛面”的现象，绍兴二十一年宋廷“令户部令措置，从本路转运司造一样斛降下，不得擅行置造，倍收耗数”⁽¹⁰²⁾。乾道九年（1173）八月，又诏：“县令辄因公事被（按：“被”字疑衍）科罚百姓钱物者，坐私罪放罢。”⁽¹⁰³⁾

其三，令监司、监察官等按劾违法科敛官员。宋廷的这些禁令，并非纯属空文，据文献可知，尤其在南宋时期，确有不少地方官因苛敛而被罢黜。《宋会要·职官》之“黜降官”门对此有集中的记载。如乾道五年九月，知钱塘县孙听以“坐追扰人户，预借二税”⁽¹⁰⁴⁾被放罢；淳熙二年（1175），前知邵武军赵伯濠“坐以苗米折钱，及擅支常平米”⁽¹⁰⁵⁾，特降一官；绍熙元年（1190），知信州铅山县张升卿以“所催官物，移易预借，专事科罚，追扰平民”⁽¹⁰⁶⁾，放罢；嘉定七年（1214），知浔州萧天与以“科买并不偿直，违法扰民非一”⁽¹⁰⁷⁾，放罢。

据“黜降官”门统计，似此放罢黜降官员诏令的记载，多集中在南宋中前期，这一现象是否反映着不同时期政令趋向的变化，未可遽论。不过宋廷规范地方赋税行为的努力，收效不大，则是可以肯定的。究其原因，除专制政府的政治因素外，还在于宋代国家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留供地方经费的份额日趋减少的格局，使得中央实际无法抑制地方的种种法外科敛。陆九渊（1139—1193）对此有精辟论说：

民户秋苗，斛输斛，斗输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抚之输苗，往年惟吏胥之家与官户有势者，斛输斛，斗输斗。若众民户，则率二斛而输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诉之使家，使家以问州家，则州家之辞曰：二税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于民。今二税悉归上供，州家有军粮，有州用，有官吏廪稍，不取于民，则何所取之？……使家无以处此，遂亦纵而弗问。由是取之无艺……⁽¹⁰⁸⁾

中央留供州县支配的财赋既不足以支遣，“使家无以处此，遂亦纵而弗问”，这正是宋代地方税制混乱状况愈演愈烈在制度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地方赋税的非制度化现象，宋人是有一定认识的。叶適就曾说：“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¹⁰⁹⁾，而不应求诸杂敛，所谓“与其许科配，不若专责常赋”⁽¹¹⁰⁾。但有宋一代，似从未有过为整理地方杂敛，“专责常赋”的改革。个中缘由，尚待探究。

有意思的是，少数州县官员为了整戢吏治，改革财务，倒有过一些类似的尝试。如仅就秋苗入纳一端而言，孝宗时，抚州临川县曾有陈知县为去秋苗入纳“加合之无艺，又受领官吏高下其手轻重不均”的弊病，约计州用、军粮、名会等米的需要，规定“每斗加五十合，而令两斛输三斛”⁽¹¹¹⁾。同时期镇江府则是“总将一石计其赢，三斗八升为定制”⁽¹¹²⁾。嘉定九年（1216），宣州官府出榜，规定将原先增多近二石六斗的斛面杂敛，减作“转运司耗米二升，本府得用米六斗三升”⁽¹¹³⁾，即总共每石收赢六斗五升。端平元年（1234），吴潜出任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全面整顿江西路秋苗收取加耗的现象，自端平二年起，将各州军按其岁收岁支实际需要，调整加耗比例。调整后所收各州军所收加耗，平均为每石收取四斗七升有余，比旧额大大减少（参见表4—1）。

表4—1　端平二年江西各州军秋苗原额、实收及加耗比例

说明：加耗比例，例如1:1.6，指原额1石，吴潜规定实收1石6斗。正仓义仓等米并在其内。

资料来源：《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以造熟铁斛斗发下诸郡纳苗使用宽恤人户事》。

这也许可以说是宋代地方税制非制度化前提下局部制度化的努力。这些努力对于规范地方税制，起初确曾起过一些作用。如临川陈知县的措施，据陆九渊说是“官得以足，民亦不病”。镇江府减斛面也是“厥初号令如雷霆，奉行谁敢圭撮增”。但最终并未能改变地方科敛日益非制度化的趋势。在临川，“陈知县既去，后来又于三斛之上又加斛面”。镇江府不久也是“三斗八升作常赋……明年按籍取之民，三斗八升更增五”。可见在国家财政格局未见根本改变之前，似此局部制度化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地方税制非制度化的结果，是地方财务的混乱与人民赋税负担的加重。如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首先，造成地方财务混乱，并为贪官污吏的私营舞弊，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州县岁入既然多出自法外，朝廷、漕司无从稽核，管理地方财务帐籍的各种制度，也越来越无法落实。北宋末年讲议司论州县收支官物，已称“帐内官物与簿历不同，簿历内又与仓库见在不同。至有帐尾见在钱物一二十万，而历与库内全无见在。攒造驱磨申奏徒为无用之空文”⁽¹¹⁴⁾。至南宋，更为严重。宋廷数次试图整顿地方财务，终不得要领。“凡州郡之出纳则不与知焉”⁽¹¹⁵⁾。这无疑就为官吏私营创造了条件。正如吴潜所论，内地取赢于秋苗，边郡取赢于和籴，“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胶漆不可脱离。虽有贤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洁其身而止，于民病何暇议？”⁽¹¹⁶⁾突出的问题有二。

问题之一，随着地方财务管理制度的名存实亡，州县不将所有财赋收入载入赤历，而是“别置私历”⁽¹¹⁷⁾，并将按制度不得移易改变的各类财物，“于上供留州之钱，肆其转移，无有限制”⁽¹¹⁸⁾，结果是大量财赋被拨入公使库，供知州军等官吏肆意挥霍。如绍兴二十八年（1158）湖北总领逢当霖上奏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近年又复辄将在仓米斛出粜，取其价值，以资妄用，此殊可骇。”⁽¹¹⁹⁾北宋后期起，地方公库供给愈来愈奢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财务管理不严这个漏洞，为贪官污吏们提供了充足的钱物。

问题之二，州县官吏利用种种利便，贪污官钱，中饱私襄。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御史中丞汤鹏举上言，提到“近闻福建路州县以盐纲扰民，每岁增添不知纪极”，如建州蒲城县每岁般到官盐出卖，比旧额增及一倍有余，却仍称用度不足，其实却是因为知县“应副亲戚，交结过往，侵渔入己”。且“不特县令容其奸，实由太守漕臣藉此以应副权贵，恣为妄用，上下督责，更相党庇，有以致然也”⁽¹²⁰⁾。又如州县和籴有所谓“干没之弊”，朝省下达和籴、和买课额，既然常常不支或少支本钱，地方官再从不足的本钱中克扣私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既收敛赢余以充和籴，遂干没本钱以为私用”⁽¹²¹⁾。理宗时，湖南转运使陈登“干没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万贯”⁽¹²²⁾，实着骇人。官吏贪污的手法很多，较常见的，是在离任时将库务存留的钱物“席卷”而走。对此宋廷曾多次订立专条，“命监司郡守申交割数”⁽¹²³⁾，即在州县官离任时，严格核查现在应在库务钱物数额，上报朝省，并令前后任互相核对，以防止守臣“席卷”之弊。不过从此后宋廷屡屡“申严”的现象看，这一规定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¹²⁴⁾

州县官吏贪污，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存在。

前文谈到州县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的办法不外增收与节支两个方面。增收方面已如前述，节支的办法，却与本节主题密切相关。在国家财政开支日增月长的总前提下，州县撙节开支，却常常克扣一些本属正当的支出项目，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下级官员俸禄、军兵廪饷以及地方必要的民政项目开支。这里先简述克扣官俸的问题。

宋代州县官员俸禄原则上由地方财政支出。北宋后期起各地财政宽紧不一，地区间官俸收入有一定差距。⁽¹²⁵⁾南宋时期，尤其在一些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减扣低级官员俸禄的现象。如乾道七年（1171）六月据臣僚所言，“沿边诸州访闻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¹²⁶⁾。宝庆三年（1227）七月，宋廷专门下诏，令“诸路宪司觉察州郡不支小官俸给者，按劾以闻”⁽¹²⁷⁾。有些州县还用种种折支的办法，或“虚折酒醋”，或“将所失税租科拨与逐县令佐，使之自取以充月俸”⁽¹²⁸⁾，或以种种理由阁、罚小官的俸禄，“有一年之内累及十余月而不支与者”⁽¹²⁹⁾。宋廷有鉴于此，曾于淳熙九年（1182）正月订立专条，规定各路州军守臣期满离任，交代财赋帐目，须包括“有无拖欠诸色请给”⁽¹³⁰⁾一项，以减少地方州军不支低级官员俸禄的现象。但由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类专条之成为具文，是可以想象的。克扣阁罚官俸的结果，是“驱之使贪”⁽¹³¹⁾。这些州县低级文武官员，虽“州县之长吏每轻视之”，对于民户小吏兵卒来说，却无异于虎狼。他们遂“苟贱无耻，或刻剥兵卒，或侵用官课，甚者与军典合干人互相囊橐，靡所不至”，“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诮”⁽¹³²⁾，这无疑加剧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其次，加剧不同社会阶级赋税负担不均的现象。

附加税等法外税入的繁殖，致使地方税制混乱，税户负担增加。正如陈傅良所说：“今也，州县之赋一按如故籍，无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为斡旋，暗相资奉，旁缘科色，诛求锱铢，群臣欲论列之耶，细民欲赴诉之耶，而独无彰影之名可以指摘。”⁽¹³³⁾这一“独无彰影之名可以指摘”的赋税征敛非制度化过程，无疑为地方豪强富室勾结胥吏，移轻避重，向一般民户转嫁赋税负担提供了方便。转嫁的手法之一，是走漏产税，以致“田而不赋者有之，赋而不田者有之”⁽¹³⁴⁾，登记在户税版簿的税产流失，赋税收入减少，州县政府不免或将原额赋税往在籍税产上均摊，或以附加税等法外收入来弥补税产流失的损失，“田而不赋者”的赋税负担就这样被转嫁到了其他税户头上。手法之二，是利用其特殊身份，不交纳附加税等法外征敛，就像前述新淦县的某大户，“只欲见星交量”。南宋初年李纲论东南科敛，称“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¹³⁵⁾，陆九渊所说抚州的情况，也是“往年惟吏胥之家与官户有势者，斛输斛，斗输斗。若众民户，则率二斛而输一斛，或又不啻”⁽¹³⁶⁾。手法之三，更有利用地方税制的混乱，勾结胥吏，抗拒官赋，即所谓“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追呼而重孑产税”⁽¹³⁷⁾。豪户之外，官员抗税者也屡屡见之记载，如乾道二年（1166）五月，右迪功郎程湜就因为“积年不纳官赋”⁽¹³⁸⁾，被特降一资，罢新任。

最后，地方军政赈济等必要开支屡遭削减，政权基本职能受到损害。

除官吏俸禄外，宋代州县财政主要的开支项目还包括地方军费与赈济两项。其中军费开支负担最重，所以叶適说“竭州县之力使不得宽者，厢禁军、弓手、土兵也”⁽¹³⁹⁾。地方财政吃紧，军政建设不免受到影响。或削减军额，例如广西路，北宋时期，宋廷支拨别路财赋予以补助，共110余万缗，“南渡以来，岁赐已绝，又岁取广西盐钞钱四十万缗，经总制钱数十万缗，历年滋久，故诸郡销兵以自足尔”⁽¹⁴⁰⁾。或减扣军饷，如孝宗时宁国府“军人预借春衣钱，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虚折甚多，噤不敢言”⁽¹⁴¹⁾。类似事例，各地都有，以致兵卒逃亡，甚至激起兵变。

在中国传统时期，地方政府民政开支主要表现为荒年赈灾。宋代赈济的主要机构是地方的常平仓与义仓。自北宋中期以来，常平义仓名不副实，常常被拨充兵饷。随着地方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义仓“自乡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¹⁴²⁾，以“佐用度”⁽¹⁴³⁾，州县常常更于义仓米之上加收斛面耗剩，实际已成了两税的附加税。常平钱米，则州县“百色支费，皆取给于此”。“名为常平，而专以备州郡急阙，至饥民艰食，则坐视而无以赈之。⁽¹⁴⁴⁾”至于孤遗养济等其他方面，自然也受到影响。

宋代州县政务废弛，还有一个集中表现，即灾荒年份赋税的减免常受阻遏。“诉旱诉涝，县不为民受理，州不许县备申。”⁽¹⁴⁵⁾究其原因，就在于荒年减免赋税，大多专充上供的正额既减，州县赖以生存的附加税便无从落实，因此州县“与百姓争较蠲放分寸，如割身肉，至于先移文胁制诸村诸邑，不得申旱”⁽¹⁴⁶⁾。绍兴十五年（1145）二月十五日，湖南运判李绍祖上言就提到，当时州县官吏往往将递年积欠，已应除放之数，别作名目，令耆保长认纳。⁽¹⁴⁷⁾遇灾伤应减放两税，州县“或虑减放苗米，则额外加耗之入为之有亏，故往往从窄”⁽¹⁴⁸⁾。孝宗曾诏将“课利场务，经灾伤者，各随夏秋，依所放分数，于（租）［祖］额除豁”一条，著入《淳熙令》。实际上，“州县虽遇灾伤，不闻举行”⁽¹⁴⁹⁾。孝宗自己就曾说过：“向言州县扰民之事，朕亦闻之，盖所谓黄纸放，白纸催。”⁽¹⁵⁰⁾即便朝廷颁下减放诏令，也往往得不到落实。罗大经指出：“广右深僻之郡，有所谓丁钱。……范西堂为广西宪，尝力请于朝，乞罢去。虽获从请，然诸郡多藉此为岁计，往往名除而实未除也。……朝廷若欲除无名之征以宽民，须是究是一郡盈虚，有以补助之，使岁计不乏，然后实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为空言而已。”⁽¹⁵¹⁾可谓的言。

荒年赈灾等民政，本属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而民政的废弛，无异使民众受到进一步的侵损。

归纳而言，从北宋中期起，地方州县财政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此后日益严重，至南宋而趋于极端。这一现象的形成，肇于中央征调的持续增额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宋代的特点在于中央政府一直未能调整赋税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格局，只是通过默许州县法外征敛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这种赋税非制度化的结果，是地方吏治的腐败与民众痛苦的加深。宋代的这一段历史表明，制度的缺陷，固然令人遗憾，而制度的废弃，则更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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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2708页。

(2) 《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参见《文定集》卷一《应诏言弭灾防盗事》：“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又《诚斋集》卷六九《转对札子》，也说当时税赋“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

(3) 《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月末”条，2929页。又仁宗年间长期担任财政官员的包拯的奏疏，可为典型：“况天下税籍有常数矣，今则岁入倍多者，何也？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且天下田土财用，比之向时，虚耗渐以不逮，岂于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诛求于民无纪极尔。……”（《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冗官财用等》，141页）

(4) 《郑忠肃奏议遗集》上《请宽民力疏》。

(5) 参见《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6) 《梁溪先生全集》卷一〇一《条具防冬利害奏状》。参见同书卷一二八《与张公子舍人书》。

(7) 《朱子语类》卷一〇八《论治道》，2681页。参见《朱文公文集》卷一六《乞截留米纲充军粮赈粜赈给状》。

(8) 《西山集》卷四五《少保成国赵正惠公墓志铭》。

(9) 《雪窗集》卷一《癸丑论对第二札子·论州县财计》。

(10) 《宋会要》刑二之一四〇。

(11) 《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条。

(12) 《勉斋集》卷三《上李敬子司直书》。

(13) 关于宋代的添差制度，参见李勇先：《宋代添差官制度》。

(14) 《水心别集》卷一五《外稿·终论二》，820页。

(15) 《历代奏议》卷一九二，知福州赵汝愚奏便民事宜，2519页。

(16) 《周文忠公集》一四一《论监司帅守接送侈费》。

(17) 《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庚子应诏封事》。

(18) 《宋会要》食货一〇之一三。

(19) 同上书食货一〇之一一。

(20) 《朱文公文集·续集》卷四上《答刘晦伯》。

(21) 王曾瑜：《宋朝的两税》。

(22) 参见《旧五代史》卷四四《唐书·明宗本纪》，610页。

(23) 参见《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四月丁卯”条，3871页。

(24)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二六。

(25) 《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庚子应诏封事》。

(26) 《勉斋集》卷三《上李敬子司直书》。

(27) 《梁溪集》卷六三《乞减上供数留州县养兵禁加耗以宽民力札子》。

(28) 参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二引《续宣城志·嘉定诸仓斛斗》，3409页。

(29) 《容斋随笔·续笔》卷七《田租轻重》，295页。

(30) 《宋会要》食货九之五。

(31) 《朱子语类》卷一〇八《论治道》，2681～2682页。

(32) 《黄氏日钞》卷九六《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大监麋公行状》。

(33) 《陆九渊集》卷五《与赵子直》，70页。

(34) 《宋会要》食货九之六。

(35) 《水心文集》卷二六《故昭庆军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赠开府仪同三司崇国赵公行状》，513页。

(36) 《矩山存稿》卷一《又言苗税斛面事》。

(37) 《漫塘文集》卷四《忆昨行寄呈刘法曹》。

(38) 《昌谷集》卷一六《豫章苗仓受纳榜》。

(39) 《西山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帖黄》。

(40)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帖黄》。

(41) 《宋史》卷四三七《程迥传》，12951页。

(42) 《宋史全文》卷三二“绍定四年十二月癸丑”条。

(43) 《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冗官财用等》，141页。

(44) 《朱文公文集》卷一四《行宫便殿奏札三》。

(45) 《后村集》卷七九《与都大司联衔申省为饶州科降米状》。

(46)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四月甲辰”条。

(47) 《水心文集》卷一八《朝议大夫知处州蒋公墓志铭》，353页。

(48) 《包拯集校注》卷一《请免陈州添折见钱》，17页。

(49) 吕公著：《论江西重折苗钱奏》，见《诸臣奏议》卷一〇四，1115页。

(50) 《宋会要》食货九之二六。

(51) 《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庚寅”条。

(52) 《历代奏议》卷二七一，广西提刑林光朝奏广南两路盐事利害状，3546页。

(53) 《蛟峰文集·外集》卷二《淳民以横敛上蛟峰先生书》。

(54) 《左史谏草·戊戌六月二十六奏……帖黄》。

(55) 《宋会要》职官七二之二〇。

(56) 《西山集》卷三《直前奏劄一（癸酉十月十一日上）》。

(57) 《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乙巳”条。

(58) 《陈傅良集》卷二〇《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283页。

(59)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潮州府志》录《三阳志》，2458页。

(60) 《系年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壬申”条。

(61) 《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乙巳”条。

(62) 《宋会要》职官七〇之九。

(63) 《筠溪集》卷二四《龙图阁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叶公墓志铭》。

(64) 《毗陵集》卷二《论淮西科率札子》。

(65) 《宋会要》食货六三之一八。

(66) 《文定集》卷三《论添差员缺》。

(67) 《宋会要》食货一七之四一；《陈亮集》卷一六《义乌县减酒额记》。

(68) 《陈亮集》卷一六《义乌县减酒额记》，277页。

(69) 《宋会要》食货一七之二四。

(70) 《条法事类》卷三六《场务》。参见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

(71) 《宋会要》职官七二之二七。

(72) 《历代奏议》卷四七，高宗时胡安国上时政论，641页。

(73) 《宋会要》职官七五之二一。

(74) 《清正存稿》卷一《劾知太平州岳珂在任不法疏》。

(75)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四。

(76) 参见《西山集》卷四〇《潭州谕同官咨目》。

(77)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三六。

(78) 同上书刑法二之一二九。

(79) 《朱文公文集》卷一四《延和奏剳四》。

(80) 《宋会要》刑法七三之一、一二。

(81) 参见《水心文集》卷一八《朝议大夫知处州蒋公墓志铭》，353页。

(82) 《后村集》卷一六五《墓志铭·刘宝章》。

(83)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二引《临汀志》，3643页。

(84) 《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85) 《宋会要》职官四八之二三之二四。

(86) 《西山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二》。

(87)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江西运判赵汝愚奏，1456页。

(88) 参见《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三六。

(89) 《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己酉”条。

(90) 《西山集》卷四五《通判广州吴君墓志铭》；《后村集》卷一五四《墓志铭·惠州弟》。

(91) 同上书卷三《直前奏劄一（癸酉十月十一日上）》。

(92) 《勉斋集》卷二八《申临江军乞减醋息钱》。

(93) 《永乐大典》卷一四六〇九“主簿”条引《宋会要》，6503页。

(94) 《历代奏议》卷二七二，中书舍人崔敦诗奏乞究和籴之弊疏，3548页。

(95)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外任·漳州》，2649页。

(96)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一〇五。

(97)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版帐钱”。

(98) 《西山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太平州当涂县谢汤中罢斥主簿王长民镌降状》。

(99) 《黄氏日钞》卷七四《榜放县吏日纳白撰钱申乞省罢添倅厅状》。

(100) 《宋史》卷四三七《程迥传》，12951页。

(101) 《宋会要》食货一〇之一三。

(102) 《宋会要》食货九之六。

(103) 同上书职官四八之三九。

(104) 同上书职官七一之二四。

(105) 同上书职官七二之一四。

(106) 同上书职官七三之一。

(107) 同上书职官七五之四。

(108) 《陆九渊集》卷八《与张春卿》，105页。

(109) 《水心别集》卷一一《和买》，778页。

(110) 《系年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壬申”条。

(111) 《陆九渊集》卷五《与赵子直》，70页。

(112) 《漫塘文集》卷《忆昨行寄呈刘法曹》。

(113)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二引《续宣城志·嘉定诸仓斛斗》，3409页。

(114) 《宋会要》职官六二之六〇。

(115) 《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二年闰四月丁卯”条。参见《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一至二三、六二之六四等记载。

(116)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117) 《宋会要》职官七三之一五。

(118) 《诚斋集》卷一二五《朝议大夫直徽猷阁江东运判徐公墓志铭》。

(119) 《宋会要》食货五四之八。

(120) 同上书食货二六之三四。

(121) 《历代奏议》卷二七二，中书舍人崔敦诗奏乞究和籴之弊疏，3548页。

(122) 《矩山存稿》卷一《劾李宜之赵时廷疏》。

(123)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七“嘉泰三年十二月”条，135页。参见《宋会要》食货五六之六二、《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十年十二月丁巳”条等记载。

(124) 参见《宋会要》食货六二之七〇至七一。

(125) 《诚斋集》卷八八《千虑策·驭吏中》：“今天下之吏禄，二浙之簿尉月给至于逾百缗，而二广之县令不及其半。至于江淮荆湖，则又往往州异而县不同，盖有丰不胜其丰、约不胜其约者矣。”

(126) 《宋会要》职官五七之八九。

(127) 《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三年七月乙未”条。

(128)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四、食货六三之九至一〇。

(129) 《西山集》卷六《申尚书省乞将本司措置俸给颁行诸路》。

(130) 《宋会要》职官四七之四三。

(131) 《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三年七月丙辰”条。

(132) 《西山集》卷六《申尚书省乞将本司措置俸给颁行诸路》。

(133) 《陈傅良集》卷二九《壬辰廷对》，382页。

(134) 《杜清献集》卷一六《常熟县版籍记》。

(135) 《梁溪集》卷七一《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

(136) 《陆九渊集》卷八《与张春卿》，105页。

(137) 《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138) 《宋会要》职官七一之四。

(139) 《水心别集》卷一五《外稿·终论二》，820页。

(140) 《岭外代答》卷三《沿边兵》，70～71页。

(141) 《西山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帖黄》。

(142)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七《社仓利害书》。

(143) 《后村集》卷一六七《行状·龙学行隐傅公》。

(144) 《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三一。

(145) 《矩山存稿》卷一《又言苗税斛面事》。

(146) 《后村集》卷一九二《徽州韩知郡申蠲放旱伤事》。

(147) 参见《宋会要》食货六三之九至一〇。

(148) 《容斋随笔·三笔》卷一四《检放灾伤》，579页。

(149) 《救荒活民书》卷一。

(150) 《朱文公文集》卷九四《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

(151) 《鹤林玉露》丙编卷五《广右丁钱》，326页。

第五章
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问题

前面第一至第四章，阐述了宋代地方财政各项制度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要想触及历史的实际层面，仅从将全国视为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来观察问题，是不够的。本章及下一章，将主要从区域不平衡与社会阶层不平等这样两个角度，来分析宋代地方财政史的现实。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给好友张栻的一封信中，讲到朝廷理财不当，民间赋税负担过重的情形时，有这样一段议论：

愚意莫若因制国用之名，而遂修其实。明降诏旨，哀悯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泽之者。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一亩岁入几何，输税几何，非泛科率又几何，州县一岁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有余者归之何许，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毕集，然后选忠厚通练之士数人，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有余者取，不足者与，务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力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矣。是则虽未能遽复古人井田之法，而于制民之产之意亦仿佛。其万一如此，然后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¹⁾

以往学者研究宋代（960—1279）财政制度，大多关心社会不同阶层间“赋税失其均衡”的现象⁽²⁾，即赋税负担在社会阶层间的不平衡性。这的确是宋代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文献记载十分集中。所谓“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逸不均”⁽³⁾，甚或“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⁴⁾。两宋间历次平均田赋措施，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前引朱熹议论，却反映出了宋代财政制度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赋税负担于社会阶层间不平衡的同时，显然还在区域间严重的不平衡性，地方州县财计之有余不足，贫富相悬，以致民力之惨舒大相绝，以往研究甚少涉及。这种赋税负担区域间不平衡性，不仅于百姓民生直接相关，更影响到宋代国家财政运作的许多方面。本章拟就宋代国家的正税即两税制度，新增杂赋杂税及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发制度，以及各大区域间财政调拨等几个方面的情况，初步分析当时形成赋税征发区域间不平衡性的基本原因，最后简略讨论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

一、税额凝固化与区域不平衡

从北宋到南宋，虽然由于其他各类赋税征调及征榷之利在国家财政税收中比例上升，两税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它作为国家正税的性质从未改变。因此各地两税负担的差异性，可以看做宋代国家赋税征发区域间不平衡性的典型案例。

北宋张方平曾说：“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⁵⁾王曾瑜先生研究宋代两税制度，广引文献中关于宋代南方地区两税税则的记载，断言“各地的每亩两税额大都是按亩税一斗的标准制订的”⁽⁶⁾，肯定了当时亩出一斗的原则。可是由于资料的不足，这一结论与其说主要基于对史实的归纳，还不如说是来自对宋人议论先入为主的印象。周藤吉之先生论述宋代的两税负担⁽⁷⁾，并未过多注重于统一税则问题，而是强调南方各地由于税则、土地产量的差异，两税负担其实很不一致，这一结论可能更接近实际。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尚待指出的事实是：不管亩出一斗是否“天下之通法”⁽⁸⁾，它只是当时人们的一个大致估计，而不是国家正式的财税制度。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对国家正税未规定统一税则，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学者的注意。其原因，当于唐代中期国家赋税制度变更的史实中去寻找。

唐代前期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国家对每丁的赋税负担有着统一的规定。在这一时期，即便不是以人丁而是以田亩为基础征收的地税，也是如此：“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⁹⁾又如作为地税附加税的青苗税、地头钱，“天下诸州每亩率钱十五”⁽¹⁰⁾。由于记载缺乏，我们无法证实在将这种统一的税则落到各地肥瘠不等的田亩中去时，是否存在灵活调整的措施。但这显然并不能否定统一税则的立法意义。同样，在实行租庸调法的后期，由于唐代国家窘于财计，对地方赋税严加督征，以及人户逃亡、官吏豪富避税等原因，在籍民户实际负担常常大大超过法定税则的规定，这些情况当然也只能被看做法外行为。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根据杨炎（727—781）建议，改革税制，推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当时的措置，不再依人丁制订统一的税则，却“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¹¹⁾。由于旧籍垦田数据不免失实，根据后来陆贽的批评，这里所谓的“均征”，其实并不能做到各地间的均衡公平。“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旧额征税。军兴已久，事例不常，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¹²⁾因此，陈明光认为，建中元年中央派黜陟使分行各地确定各州的两税定额，以及全国两税总额的形成，不是在重新做过国家财政预算之后自上而下地确定的，相反，“全国两税总额是由下而上汇总形成的。而各州所取的两税定额，来源于年份不一的‘旧征税数’”⁽¹³⁾。由此，建中改制在对赋税制度的征税原则作出重大改革的同时，还引起了另一影响深远的变化：国家不再坚持制订天下通行的统一税则。中央政府按各地赋税旧额向各州调发财赋，各州则按这一旧额的财税负担按旧有田籍分摊于民户，履亩起税。“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裁制。”⁽¹⁴⁾由于各地负担不一，轻重不均，各自分摊于田亩的税额也不相等，全国统一的税则不复存在。⁽¹⁵⁾

我们不应将赋税制度的这一变化纯粹看做唐代政府在政治经济内外交困之中的权宜之计，从技术的角度讲，在这种从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税制转变过程中，放弃全国统一税则，有其相对合理性。在前工业社会时期，非生物能源在生产领域的使用尚未具实质性意义，每一成年男子的劳动力互相间具有相对均衡性，以此为基础制订统一的税则，不仅可能，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当赋税制度将征税依据从人丁改为以田亩为主的资产时，由于当时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致，即便在一州一县的范围之内，川谷河滩，平原沃壤，生地熟田，互相间产量也会有数倍甚至十数倍的差异，制订统一的税则不仅会使得赋税征发与统计工作极其烦琐困难，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畸轻畸重现象。由地方政府视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地制订税则，应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前述建中改制之前，有关履亩起征的税目之订有全国统一的税则，则可以看做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租庸调制影响之下的产物。

当然，若过分强调建中改制的理性因素，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是，杨炎提出改革的直接原因决非为了使赋税制度理性化，而是为了解决当时唐帝国的财政困难。因此他提出了“量出以制入”的原则。贯彻这一指导原则的直接结果，不仅在于为了满足中央的财政需求，尽力扩大对地方的征调，“不量物力所堪，唯以旧额为准”⁽¹⁶⁾，从而造成了各地间实际财税负担不均的情形，更在于在实际操作中，超出各地赋税征发能力的敷额固然不易落实，各地或因水旱灾荒、人户流离、岁收顿减，欲减少上供之数，也必为中央所不允许。由此，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实际形成上供岁额凝固化现象，使之成为“成例”、“定额”⁽¹⁷⁾。建中立额是凝固化的开始，三年（782）“每一千加税二百”⁽¹⁸⁾，税则提高20％，地方上供总额势必相应增加。此后总体未再变动。在地方财政开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这一现象又必定导致各地民田两税税则差异性的凝固化，“州县以旧额为规，官吏以相承为准”⁽¹⁹⁾，因此形成“税额长定，有逃即摊”⁽²⁰⁾的局面。历唐末五代，战祸频仍，州县或有残破，田园或有荒芜，兼以割据势力重征暴敛，局部地区“成例”、“定额”自然会有相应变更，陆贽所批评的“所在徭赋，轻重相悬”的情况，必然进一步恶化。

赵宋立国，各割据地区归入版图先后不一，虽曾数次遣员对局部地区税则进行调整，但一直未能全面整顿各地赋税制度。

文献反映宋初调整地方两税则例的事例，主要来自现存南方地区有关地志。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曾派员到两浙地区，在部分州郡减损税额，因此苏州地区与当时属于两浙路的福州税则相同：将田地只分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秋米七升四合。⁽²¹⁾但一方面，当时这种调整的幅度十分有限，而且只限于如文献所提及的两浙等局部地区。因此文献中更多的则是关于各地两税税则不均，或者五代重赋入宋后长期存在、得不到更正的记载。如江东路，池州青阳县因南唐时曾为宋齐丘（？—958）食邑，“苗税多于诸县，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阳县每亩上等田三斗，贵池县四升七合，东流县六升之类是也”。到南宋绍兴（1131—1162）后期才略有调整，也是“所减乃经略虚增之数，而［宋］齐邱重额未尝损”⁽²²⁾。徽州的例子更为典型，当地延续五代陶雅重赋，一直未能改正。南宋方志编者“以宣饶池诸县壤土相接者较之”，显示徽州税则比周围地区高出数倍不止（图5—1、图5—2）：

图5—1　徽州与周边地区夏税钱额比较

图5—2　徽州与周边地区秋苗额比较

在图表所列税钱税米之外，徽州税则中尚有绢布绵杂钱等杂项内容，负担也很重，未予计入。⁽²³⁾虽说以咸平二年（999）特旨，“田税既重，则物帛当轻”，下令徽州税绢折纳“只以十两为定，并下库务，不得退剥，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钱”⁽²⁴⁾，略作调整，其实杯水车薪，形式而已。似此事例，必定仍有大量未能反映于现存文献。

其实我们从宋初全盘承袭自五代以来的身丁钱以及沿纳之征的事实，即完全可以理解宋廷维持旧规的基本原则。身丁钱之征由于与自两税法以来的财产税原则背道而驰，后来陆续除放，沿纳之征则作为“杂变之赋”，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最终被纳入两税。⁽²⁵⁾

朱熹曾说：“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²⁶⁾可见周藤吉之关于宋初仅于两浙的局部地区略作调整，其他地区基本承袭了五代赋税旧制的结论，是正确的。⁽²⁷⁾这就是说，宋初在承袭了各地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财政征调以及两税税则成例的同时，“所在徭赋，轻重相悬”的状况，也就一如既往地承袭了下来，变旧例而为新规。

另一方面，宋初虽有如前所述在局部地区调整、减损旧税的措施，同时也存在乘机增税的事例。史载：“吴越钱俶纳土，［毕士安］选知台州，言：钱氏上图籍，有司皆张侈赋数。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辑，愿一用旧籍。诏从之。”⁽²⁸⁾所以陈耆卿（1180—1236）说“国初制赋最平，与天下更始，自钱氏纳土，疏烦涤苛，毕公士元（安）遂乞用旧籍以辑新民，民赖之安矣”⁽²⁹⁾。可见吴越纳土之际，地方官吏确实存在乘机“张侈赋数”的行为。又如杭州（临安府）新城县一直延续到南宋的“进际赋税”：

新城县田亩缘钱氏以进际为名，虚增进际税额太重，每田十亩虚增六亩，计每亩纳绢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亩虚增八亩，计每亩纳绢四尺八寸二分，此之谓正税，其它又有和买绢每田一亩计二尺四寸，陆地一亩计三尺六寸，又有折科小麦，夏秋两科役钱，总计一亩纳税两千。人户赍出天圣、皇祐间典卖契书，分明开说，所典卖田产，实量顷亩步若干……

钱氏纳土之际虚增亩数，致使新城一地赋税过重，长期未能改正，直到南宋乾道二年（1166）才予减放一半。⁽³⁰⁾这是宋初增赋的另一途径。似此案例，绝不可能仅存在于台州、新城，只是既非圣朝仁政，其见诸文献记载的可能性更少而已。同时这也可以表明，造成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原因是多方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北宋到南宋，两税征发呈现一种凝固化倾向，各地赋税负担轻重相悬的“成例”、“旧额”更成了常规。两宋时期多次推行的平均田赋的措施，是最好的例证。

所谓两税征发的凝固化倾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单位面积农田正税则例长期维持不变，基本不存在随时与其他地区税则比较并作出合理调整的情形；其二，指某一地区向民户所征集的以及它应征调上供中央的法定赋税总额趋于凝固化。

税额的凝固化不应过于机械地去理解。在认识到前述宋初变旧例为新规总体格局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在北宋前期，就某一特定地区两税征敛总额而言，由于政治稳定，农业经济有长足发展，各地垦地面积——并进而在籍农田数额扩大，税则虽然维持不变，一地所征集的两税总额却会增加，中央对地方的征调不免水涨船高，这是宋初中央政府扩大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这种增调往往并不是在对各地财税收支统筹核算基础上作出调整，而只是就旧额加数，各地间原先立额轻重不均的格局不会改变。

从北宋中期开始，虽然土地垦作仍有扩大，由于政府无力切实贯彻对农村基层版籍的管理，隐匿田产的现象日趋严重，以致出现令人难以理解的田增税减的怪现象。⁽³¹⁾同时，又由于宋代国家开支剧增，从此形成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中央对地方州县的赋税征调更不容少缺，从而使得各地两税征调总额重新趋于凝固化。这可以说是自唐代后期以来税额的第二轮凝固化过程。比较现存宋代地志所载各地新旧两税总额，增损极少，可为明证。⁽³²⁾

另一方面，也正是从北宋中期开始，针对地方隐匿田产日趋严重，人户赋税负担不均，州县财税流失的情形，宋政府多次推行平均田赋或称“均税”、“均田”的措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自唐代后期以来历次均赋努力的继续。唐穆宗时元稹（779—831）在同州均田，所上《同州奏均田状》，条画六条措施：“……自于七县田地数内，均配两税元额顷亩。”⁽³³⁾影响颇大，为五代后唐、后周历次平均田赋政策所参照。这些均赋措施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强调维持一地赋税总数的旧额，将它均摊于重新清理出来的田亩数之上。“凡出剩求功，请不收附。”⁽³⁴⁾宋代历次平均田赋措施，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这样，尽管一地的两税总额不变，单位面积税则，就会因在籍田产与两税总额比例的变化而变化。

宋代平均田赋工作开始于仁宗时期，先后有四次见诸记载，涉及地区不广，成果有限。⁽³⁵⁾仁宗以后，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熙丰变法时期的方田均税，徽宗朝的方田均税以及南宋绍兴年间的经界法。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1021—1086）实行变法，平均田赋为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熙宁五年（1072）八月，宋廷颁方田均税法，规定：“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祖］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³⁶⁾主要在开封府及北方五路推行，取得相当成效，至元丰八年（1085）诏罢。徽宗崇宁三年（1104），蔡京上奏，重行方田，明确以《熙宁方田敕》为准则，但由于政治腐败，官吏违法，对民间造成极大骚扰，不久匆匆结束。⁽³⁷⁾

南宋绍兴年间最初由李椿年（？—1159）提出的经界法，是宋代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显著的一次整理田赋工作。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上奏言经界不正十害，建议推行经界法，得到宋高宗的首肯，首先从苏州开始实施。⁽³⁸⁾与此前历次平均田赋一样，绍兴经界法十分强调均赋而不是增税的目的，现存文献有关其在各地推行情况的记载，证明这一原则在各地基本得到了落实。如苏州：“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³⁹⁾又如福州：“绍兴十九年行经界法，田以名色定等，乡以旧额敷税。”⁽⁴⁰⁾

福州的例子还反映了绍兴经界法均税的一个基本规定，即以乡为单位均摊赋税祖额。但绍兴经界法推行范围较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以乡为单位均税的原则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未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其一，若“打量”即清理田籍的结果，田亩数非但没有增多反而减少，坚持赋税照旧额均摊，必然导致每亩农田税则的提高。如常州：“浙右郡号沃壤，独毗陵田高下不等，必岁大熟，民乃足。旧传绍兴行经界，履亩定税，是邦偶差一筹，八亩赢其一，赋是以重。”直至咸淳年间（1265—1274）有旨减免官田田赋，重赋现象才有所改善。⁽⁴¹⁾又如徽州绩溪县：“经界之行，绩溪以乡均税，税钱无所归者百余千，乃强均配之上田，二百之外有溢至三百五十者，诉者不已。太守赵监丞子游始至，以问孔目官章愈，章请按沙涨之田，税钱当倚阁者百余千，余以次均减，然后定。”⁽⁴²⁾与常州的情况大致相似。

其二，宋代田产交易频繁，产权情况错综复杂，田地所有者的居住地与田产所在地分离的现象比比皆是，“在经界法谓之窎佃，在乡村谓之包套”⁽⁴³⁾。学者们常常提及的遥佃户，即属此类。绍兴之前，包套者赋税多在田产所在乡交纳，因此问题不大。经界法坚持产钱不许过乡原则，产随业主，致使出现赋税交纳地脱离亩产所在地的现象，造成了不同乡之间赋税新的不均。时人刘才邵（1086—1158）有如下议论：

朝廷设经界之法，所以均税而便民，然诸路县分推行不同，其间或有通一乡均税，事实未便。臣尝询访所以，颇见源流。盖缘自来人户，有身居甲乡，税多，其相交易，于田税上声说其田系载甲乡，税钱若干。税既有往来，故未觉不均之患。经界之法既行，租税各有归着，若但据一乡均税，则税少而田多者受其利，税多而田少者受其害。且如一县之内，一亩上等之田，亩步之广狭均也，色额之高下又均也，却有一乡受税十文者，有一乡受税二十文者，有一乡受税三十文者，其余等第亦皆相类。多寡相违，至于如此！多者既有偏重之患，则田之所入不足以了官租，遂至于逃移，逃则抛弃田业，无人承佃，而官司常赋之额将有所亏，公私皆受其患，岂小哉！⁽⁴⁴⁾

切中要害。

文献所载有关事例不少。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二十八日，左朝请大夫王伯淮奏临江军清江县事例，比较典型：

临江军倚郭清江县，有税钱四十余贯，苗米四百余石，人烟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新丰乡第一第二等户，其税苗却坐落在本县修德乡。上项税苗，在经界法谓之窵佃，在乡村谓之包套。未经界之前尚可追理，经界既定，两县各随产经量，承认本乡元额税苗，则清江有税无田，高安有田无税。本军不绝人户陈诉。虽累行关移，乞随产坐落苗税，而高安不即承受。又两县一时结局，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于元额之田，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于元额之税。是高安得偏轻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谨案国朝淳化癸巳岁，诏建临江军，取筠州之潇滩镇为清江县，割高安之建安、修德两乡以隶，盖当时新丰与修德地界相接，以故税苗有交乡窎佃之弊。⁽⁴⁵⁾

此外，各地官吏奉行不虔，暗增赋税的情况也有所存在。⁽⁴⁶⁾但总体看，上述两方面问题虽可谓绍兴经界法的不足，却正好证明了当时以旧额均税的原则确实得到了落实。由于经过清理，在籍田亩数额多有变更，因此各地两税税则大多相应变化。⁽⁴⁷⁾可以想见经过绍兴经界法，各地州县间两税税则不均的情形虽未必加剧，但也无从改善。

同时，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现象是，从建中改制以州为单位立额，到绍兴经界的“乡以旧额敷税”，也反映了唐宋间税额凝固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据以立额的地方单位趋于细小化。前文提到在专制体制之下，宋代国家财政体制形成了一种“阶层性集权”格局，它的实质是上级政权总是试图不断地将下级的有效资源集权到自己手中，同时又将更多的财政负担推卸给下级。国家正税立额的地方单位趋于细小化现象，其实正是阶层性集权格局的一个具体表现。

绍兴经界法持续到绍兴十九年（1149）基本结束，在南宋大部分疆域内推行完毕⁽⁴⁸⁾，为南宋前期地方税籍制度奠定了基础。绍兴以后，局部地区或因绍兴年间未及经界，或因年月久远，田赋税籍重又“漫不可考”⁽⁴⁹⁾，先后又在小范围内推行经界法，终南宋之世时有所见。这些小规模经界，也无不标榜均赋而非增税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力图弥补绍兴经界法的弊病。如福建路漳、泉、汀三州绍兴年间未行经界，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知漳州，曾计划在本地经界，做出布置，其中一条就是扩大按旧额均赋的地域范围，改绍兴以乡为单位为以县为单位：

绍兴经界，打量既毕，随亩均产，而其产钱不许过乡。此盖以算数太广，难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诸乡产钱祖额素来均平，则此法善矣。若逐乡产钱祖额本来已有轻重，即是使人户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攒造之扰，而未足以革其本来轻重不均之弊。无乃徒为烦扰，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叹乎。……欲乞特许产钱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实为利便。⁽⁵⁰⁾

考虑到前述各地州县间长期以来“所在徭赋，轻重相悬”的情况，“通县均纽”虽可以做到“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总之，宋初继承唐末五代各地两税征调的“成例”、“旧额”，大部未作调整。从北宋中期起，曾多次推行均平田赋措施，但无不坚持按旧额均税原则，虽在小范围内可能改善田赋不均状况，对不同州县间田赋不均现象却从未作出调整。而在同时，由于生产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以及中央征调多寡不同，地方官措置得当与否等原因，州县间两税负担之“轻重相悬”非但无法改善、反而恶化的事例，也不会在少数。

二、其他赋税及有关制度分析

当然，宋代地方财税负担并非两税一端，造成赋税征发不平衡的原因，更有政府向民户征发赋税的其他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对州县财政征调多寡等多方面因素，需要进一步分析。

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⁵¹⁾，事实上宋代还新增了不少古所未见的赋税。这些在两税之外新增的赋税，从性质看可大致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⁵²⁾，从征发范围看又可分为全国性的与区域性的两类。由于宋代大多因事增赋，缺乏对全国赋税统筹调整的能力，因此新增赋税也以区域性为主。但不管是全国性还是区域性，新增赋税的操作，无不以财政开支需要为基准，确定总额，分摊于各地，即以量出制入为原则，而不是按各地实际可能负担或理应负担的程度，划定统一税则，然后总计一地乃至全国收入，以决定财政开支，也就是量入以制出。这样，由于各种因素，分摊不均，必然导致各地税则高低的差异，造成赋税征发区域间的不平衡性。

从熙宁（1068—1077）年间开始的免役钱之征可为全国性赋税的典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熙宁役法改革的分析存在很多分歧。但不管学者们怎样解释免役法的性质，免役钱之征后来逐渐从人户出钱免役演变成一项赋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将免役钱视同于宋代其他新创的赋税，进行分析。

免役钱之征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这首先是由它从最初作为一种代役钱，后来蜕变成为赋税的创立途径决定的。

宋初差役在各地间存在很大差异。免役法还在试行时期，就有臣僚批评免役钱之敛于人户等第间不均，理由之一就是各地差役原本烦苛有异，人户负担不同，改成免役法后，在一定区域内若按则例统一征敛，有些人户的负担可能会较原先增加。如刘挚（1030—1097）所论免役法“十害”，第一条即为：“天下户籍，均为五等。然十七路，三百余州军，千二百余县，凡户之虚实，役之轻重，类皆不同。今敛钱用等以为率，则所谓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齐。”⁽⁵³⁾判司农寺曾布（1036—1107）对刘挚批评意见的反驳，更反映了役法烦剧不同的事实：“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虽一乡村差役轻重，亦有不同者。”只不过他认为由于征率免役钱使等第细化，反而可以缓和原来差役轻重不均现象。⁽⁵⁴⁾其间差役轻重有异的规律，应该是专制国家军政机构集中、政务烦剧的地区，民户的负担也最重。如位于西北边境的永兴、秦凤两路，驻扎重兵，据记载即“比之他路民贫役重”⁽⁵⁵⁾。

因此当时宋廷措置役法，一直强调要按各地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宋神宗就认为“诸路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⁵⁶⁾。熙宁四年（1071）十月一日，在经过开封府试行后，宋廷正式向全国颁布免役法的诏书，规定免役钱征敛的办法：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县大民庶而富，输钱少，易募；僻而贫，输多，难招。然大县事众役烦，募直故多，县僻事简役少，募直亦寡。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诸路从所便为法。⁽⁵⁷⁾

明确以一地之力供一地之费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当时各地役钱的征敛，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不同地区免役钱征敛的方法与其立额的高低，都不一致。现存毕仲衍《中书备对》，除开封府界及京西北路两处佚缺，对其余各路役钱敷敛之法都有比较完整的记载。⁽⁵⁸⁾元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司农寺言：淮南东路提举司乞本路并用乡村民户物产实直钱数出敷役钱”⁽⁵⁹⁾，得到宋廷的批准。这恰与《中书备对》关于淮南东路的记载相吻合。可见毕仲衍所载，应属熙宁四年以后几经修改、基本稳定的办法。

分析《中书备对》的记载，诸路坊郭户基本都“用家业钱出定”，或据“物力”，如河东路“其坊郭以物力出钱”，唯京西南路“依科配体例敷出”，别具一格。乡村户情况比较复杂，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1）以家业物力。如京东东、京东西、淮东、淮西、湖北路，湖南路的潭、永、邵、全等州，成都府路绵州巴西、魏城、罗江、彰明、西昌、龙安、神泉等县，利州路利、剑、巴等州，三泉县等地；

（2）以税钱。如湖南路道、郴州，成都府路成都府，彭、汉、邛、蜀、简、嘉、眉、雅州，永康军，及江东、江西、广东、广西等路；

（3）以产钱。如福建一路；

（4）以田亩等资产估价纽等。如河东路“乡村逐色地上估价，兼物力高下，每贯差除出钱”，河北东、西路：“乡村以人户产业物力参合一处，分等第”；夔州路也是“乡村、坊郭以人户物力田段房店价直每贯上定出”。

（5）多种方法并用。如梓州路，“梓、遂州乡村坊郭并用丁产簿，等第均。乡村：果、普州以税钱，荣州以岁收租课，戎州以税色轻重，叙、渠州以税钱，沿估钱。广安军岳池、（祈）［新］明两县以税钱、沿纽钱，渠江县分五等均出。富顺监、合、昌州以种子，怀安军以税钱、水夫，资、泸州以田地家产钱……”

一路之内不同州县存在不同的征敛方法，正反映了役钱以一地之力供一地之费的原则。这种情况其实在不少路分都存在。如两浙路“近准朝旨，于乡村以田土物力贯百税钱苗米顷亩均定”。所列举多种征敛标准，不可能同时用于一地，而只能说明不同州县敷额征敛各自为政。文献过于简略，致使详情失载。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如陕西一地，以方田未毕之故，“乡村人户已经方田处，田色顷亩均出”，未经方田处则“随逐处事体均定，候将来方田了日，［依］已方亩县分”。不少地区力图均平役钱之敛，在一般等第之外又有补充规定，如湖南“第一等户更出物力钱”，陕西各路“第三等以上别敷物力钱”。还有不少地区明文规定某些客户也须交纳役钱，如京西南路“乡村客户物力及主户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户例”，河北两路“客户有物力者比附主户所在等第出钱”。这表明当时各地有不少有物力人户，通过种种手段混迹于客户之中，如承佃大片官田的二地主等，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源，力图对他们起征赋税。

役钱征敛办法的繁纷，无疑证明了各地役钱定额的独立性与不一致性。就原则而言，这种不一致性是由各地原先差役繁简程度决定的。前引曾布对刘挚的反驳意见，提到了一个重要事例：“如两浙一路户二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十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然畿内募役之余亦无几矣。”⁽⁶⁰⁾开封府京畿地区军政机关集中，差役负担自然要比其他路分繁杂，因此征率的役钱额也重。在免役钱尚用于雇役的时候，役钱征率的多寡不均当然只反映着各地原先差役的烦剧不同，随着此后役钱陆续停止支付役人，征调上供，它也就转化成了一种新的赋税在全国不同区域间征发时的不均衡性了。

熙宁年间各路在改行雇役过程中，负责官吏宽严不一的人为因素，也加剧了免役钱征发的这种不均衡性，这主要是指各地所取免役宽剩钱的比例不一。

如熙宁四年（1071）初定役法之际，利州路岁用役钱9.66余万缗，转运使李瑜却征率至23万缗有奇，受到台官弹劾。⁽⁶¹⁾是则宽剩钱为役钱本额的一倍多，后来有所减免。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十四日，广西提举常平刘谊又言本路役钱太重，“广西一路户口才二十余万，盖不过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募役实用钱十四万缗，余四万缗，谓之宽剩。百姓贫乏，非他路比……甚可悯也”⁽⁶²⁾。宋廷因此下令广西减少役钱岁额1200缗，是则宽剩钱达二分以上。其实当时各地宽剩钱大多超过法定二分的规定。据《中书备对》，熙宁役钱“元敷年额”宽剩率约25％；九年总收10414553贯石匹两，总支6487688贯石匹两，宽剩3926865贯石匹两，比例已上升到37.71％。但各路情况很不一致，详见下表（表5—1）：

表5—1　熙宁九年诸路免役宽剩钱比例排序

说明：各路役钱数据《永乐大典》卷七五〇七引毕仲衍《中书备对》，3357～3366页。其中熙宁九年役钱总收总支及各路收支等诸数据，又载《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七至二〇、六六之四〇至四二，与《中书备对》基本吻合，唯尾数因传抄略异，不影响统计概率。而《备对》所载“元敷年额”各数，有的路分与熙宁九年数有较大差别，如开封府征役钱28592贯，仅占全国总额0.27％，两浙路征1407559贯，占全国总额13.52％，与前引曾巩语明显不合，未知出于何年，当考。本文暂不引用。又京西北路《备对》仅载岁收额，《宋会要》所载岁支额却超过岁收，出现亏空，似不可信，亦不用。

据表5—1，可见超过平均值者有自河北东路而上共12路分，尤以利州路为最高，达58.81％；低于平均值者有自京东西路而下11路分，其中两浙路最低，仅14.50％。不同路分宽剩钱比例高低相差不啻数倍，其对各地役钱负担轻重的影响，可想而知。

而且，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若将熙宁九年（1076）诸路役钱岁额，与元丰初年天下各路户口数作一比较，仍可大致反映各地户均役钱负担的差异性，以作为观察各路役钱征敛不平衡性的一个参照，现据以列出下表（表5—2）：

表5—2　熙丰年间诸路户口与免役钱负担比例比较

说明：元丰初年户口数据《元丰九域志》。江南东路熙宁九年役钱收支数《中书备对》原缺，据《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九补。“户均负担免役钱指数”取小数点后四位，余数四舍五入。

据上表可知，全国户均负担免役钱指数0.6285，江西、江东、福建、广东、两浙、湖南、淮西、湖北、开封府、京西北等十个路分低于平均值，而梓州、京东西、京东东、成都府、河北东、广西、淮东、秦凤、夔州、京西南、河东、河北西、永兴军、利州十四个路分高于平均值，其中尤以河北、永兴军、利州路为高，超过平均值一倍左右。前者除开封府、京西北两路外，均系南方路分，后者除淮东以及四川地区外，均系北方路分。两浙等十路分合计户口占全国总数的53.88％，免役钱负担仅占全国总额的35.04％；河北等十四路分合计户口占全国总数46.12％，免役钱负担却占全国总额的63.93％。具体可见下文示意图（图5—3）：

图5—3　熙宁九年南北地区户口与役钱负担比较

据此示意图，以河北等路为首的北方地区免役钱负担远高于全国平均数，而以两浙等路为首的南方各路，其役钱负担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数，一目了然。

元祐年间（1086—1093），免役法一度废止，至绍圣元年（1094）四月，重新推行，“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⁶³⁾。看来神宗时所定诸路役钱之额，就一直被此后各朝所承袭了。

此外更多增赋则往往是区域性的。宋代中央财政收入中最引人注目的间接税征榷之利，就基本按区域征敛。如盐利：“东南末盐为河北之备，东北盐为河东之备，解池盐为陕西之备。”⁽⁶⁴⁾各区域军政需求不同，对盐政的压力也不相同。其中北宋时期解盐区财政压力显然最为沉重。又如四川茶法，自宋初行通商，征收数额有限的商税，熙、丰年间为通边市，购买战马，改行榷法，茶利岁额骤达100万缗。这前后的变化，自然反映着四川一地茶利这一间接税负担前后间的轻重差异。

更能说明问题的区域性增赋是和买。和买布帛者，始之以买，最终却变成赋税。正因为和买起初基本还是一种市场行为，很少考虑地区间均衡性问题。敷额多少，往往受到各地生产能力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多寡不一。及至由政府出钱和买逐渐转变成为由民户出钱纳赋，原先各地或买或不买的市场行为也就直接体现为国家赋税征敛在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了。

如南宋引人注目的绍兴府和买重额问题，“浙东七州，除温州无和买外，其余六州共管和买二十八万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一尺，绍兴一州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诸州一半以上。缘此重困，人不能堪”。究其原因，据记载是“祖宗初立和预买法，先支见钱，后纳绸绢，民间实赖其利，至有形于歌谣者。而当是时本路漕臣有私于越州者，其吏复私于会稽，故此郡所抛独多。其后请本之数遂为岁额，而钱不复支，绢日益贵，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遂反为一州无穷之害”⁽⁶⁵⁾。自南宋初年以来，累次蠲减，到宝庆年间（1225—1227），“遂以一十万匹为额”⁽⁶⁶⁾，敷额仍远重于其他州郡。而当时浙东个别州县，却由于意识到“官中岂可打交道耶”，未认和买岁额，此后遂无和买布帛之赋，实为侥幸。⁽⁶⁷⁾

苏、秀两州的情形恰与绍兴府相反。两州由于地势低下，不宜蚕桑，因此长期以来和籴额较重，而不敷和买。“自靖康元年，献议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之旨，与夫诸州土产之宜，但见杭、湖等州和买绢数颇多，而苏、秀不及，因以为不均，于是分拔八万匹均与平江府，而秀州管认四万匹”⁽⁶⁸⁾，遂使苏、秀两州长期因和买额重，所敛非所产，为害不轻。

绍兴初年，曾有臣僚论各路和买岁额，以为自祖宗以来，“无不均之患”，因为“和买之多寡，率视秋赋之轻重⁽⁶⁹⁾”，显属皮相之论。否则如绍兴府和买额重为害的事例，就不可能存在了。总之和买既为区域性赋税负担，立额之有无，已经大有问题，如南宋成为各地重赋的广西折布钱，独桂、昭二州有之，每匹纳钱曾高达1500文；西川布估钱，独成都、邛、蜀、彭、汉州、永康军六州军有之，纳钱之高，曾达每匹3000文。⁽⁷⁰⁾即在普遍征敛和买的地区，也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如前所述轻重甚相悬绝的情况，反映着宋代赋税在地区间的严重不均衡性。⁽⁷¹⁾

自北宋以来，宋政府一直在广东连州和买银两，立额过重，其弊端与上述和买绢帛中绍兴府的情形相似。“……推原其由，盖古来连州银坑盛发，每两不过六七百文，胥吏至揽诸郡上供银额，以利其赢余，故古额视诸州为重。今每两至三贯陌，坑场之产既竭，总所之额自若，官吏与民，俱受其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⁷²⁾

南宋时期曾出现过不少中央向州郡征发财赋的杂征调项目，基本为区域性财政负担。由于州郡缺少相应财税窠名，大多转手征敛于民，所以带有间接税性质。⁽⁷³⁾其中“月桩钱”一项，很能反映不按地方实际财力量出以制入，立额分摊于州郡做法的弊病。

月桩钱创征于绍兴二、三年间，起初是中央政府为了确保韩世忠（1089—1151）大军军费供应，下令由江东转运司合并上供等诸色钱物，每月按定额起发。其后扩大至江西、湖南及两浙路。由于立额之初，完全按各军屯驻在不同地区的需要确定，其后军队移屯，或者原先规定拘充月桩的钱物窠名被移用于其他项目，各地情况不一，但月桩钱额一经确定便为成例，极少调整，造成州郡间财赋调发的严重不均。所以时人认为“月桩之敷出于一时，而不能均”⁽⁷⁴⁾。如江南西路袁、筠两州地壤相接，“其地望同，其赋入同，而月桩轻重不齐，至于五倍。筠一州三县，岁额之数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曲引钱岁取于民者为缗三万，而沿纳旁取之数不与焉”⁽⁷⁵⁾。绍兴前期抚州月桩钱额“尚自偏重”，是因为“抚州昨隶江东，遂兼认两路之数”⁽⁷⁶⁾。陈傅良说“湖南治郡，莫难于永，莫易于全”⁽⁷⁷⁾，原因也在于月桩敷额不均。不按州郡事力立额分摊的做法，还使财政更易受非理性人为因素的影响。前述袁州月桩额重，据记载即有个人因素在内：“姑观吾州之月桩，视它所增倍蓰不啻，质之旧志，乃创初时守忤将漕者，故赢其数，几陷守于戾。二人之恶，固云散电灭矣，而此钱一立，几与天地相终始。上下痞隔，祸乃至是！”⁽⁷⁸⁾

宋代各地民户的赋税负担，远不止由国家合法赋税制度所体现的那些内容。王曾瑜先生研究宋代两税，所列举的各种“税上加税”名目，绝大多数即为地方官吏法外之敛。例如，仅斛面一项，据南宋吴潜所说：“今自江以南，二浙、江东西、湖南、福建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⁷⁹⁾则是附加税普遍超过了正税。可以肯定，未见诸文献记载的各种“非泛科率”，更不可胜数。因此，要了解宋代地方赋税征发不平衡的严重性，还需涉及当时地方财政岁收与岁支（包括上供与州用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

两宋时期，国家财政开支日增月长，赋税收入无法满足需求，大致从北宋仁宗初年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一度改善，很快又重新陷入困境。到南宋更是无以复加，是所谓宋代“积贫”的问题。为了应付财政危机，宋代财政部门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些惯例，从中可以透露当时国家税收制度与地方实际征敛财赋行为之间脱节的现象。下面两个方面，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

首先，依“成例”征调财赋。

前文论述自唐代后期以来，各地两税征敛形成“成例”、“旧额”，沿袭至宋代。其实推而广之，依成例征调的原则，影响着宋代财政运作的各个方面。究其原因，正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了无盈余，所有岁入窠名都用以应付固定开支项目。财政主管部门手中缺乏机动财赋，丧失通融计置能力。因此中央从地方州郡的财政征调——并进而州郡向民户的赋税征敛，一旦开征，便为成例，不容少缺。日后或者税额减少，或者地方开支增加，都无法改变成例，于是迫使州县法外措置，横征暴敛，成为各地赋税负担畸轻畸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和买制度的演变，就因为和买本钱不断被挪用，而和买绢帛岁额自有固定支出项目，不容少缺，遂从官民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变成了赋税。此外，宋代财政史中还有不少显著的事例。

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湖北路安州隶属关系变更一事，即是一个典型。

南宋建炎元年（1127），杭州发生“陈通兵变”，经济生产遭到破坏，但宋廷急需当地的赋税收入，于是设法将杭州原先每岁负担的和买绸绢分摊于苏、湖、秀、常四州，称为“寄买”。这本来已是说明宋代财政依例征调的极好例证。更有甚者，“陈通兵变”虽当即平息，四州“寄买”的绢却要等到绍兴十四年（1144）才还归临安府（杭州）。而且，江阴一地在分摊和买时隶常州为县，因此也有4043匹岁额，此后独立为军，不再隶属常州。绍兴十四年四州还归岁额时，就“失于拨还，寄买如旧”。从此长期不能蠲除，直至绍定年间（1228—1233），即100多年之后，才最后改正。⁽⁸⁰⁾

建炎四年，张浚（1097—1164）宣抚川陕，劝谕四川民户，按户等输纳绢帛，作为军中赏给之费，明言“俟边事宁息即罢，不为永例”，实际却既经征调，即为成例，“自后不复减”⁽⁸¹⁾。

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出知江西南康军，曾因本军星子县税钱偏重，奏请蠲减，“总计不过纳绢一千五十余匹，钱二千九百余贯”。虽经宋孝宗同意，“即赐施行”，却被户部拒绝。原因即在此项税钱有指定开支项目，不可或缺，因此要求南康军以其他财政收入“对补”。朱熹称之为“肉糜之论”：“若本军本县自有名色可补，即何用更乞减放耶？”⁽⁸²⁾

最典型的当数南宋四川供输鄂州“田四厢钱”一事。绍兴十一年，宋廷在解除了三大将兵权以后，为确保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于次年春从四川调右护军统制田晟所部人马改隶御前马军司，以资弹压。但宋廷不是从东南地区解决田晟一军的军费，却下令由四川每岁将经总制钱173万余缗、绢47000匹、绵54000余两，运送鄂州，“盖此钱本供晟军费故也”。⁽⁸³⁾也就是说田晟一军虽从四川调到了东南，其军费却仍须按成例，由四川负担。因田晟有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故蜀人称此项专款为“田四厢钱”。从四川到鄂州，水路数千里，湍急险恶，运费不赀。一直到绍熙元年（1190）即近50年后，才下诏以此钱对减四川盐酒重额，免去四川千里馈饷之役。⁽⁸⁴⁾

其次，强调“以一地之财，供一地之费”的原则。

前文已经谈到，宋代由于财计支拙，中央政府逐渐丧失对全国财赋通融计置的能力，只能力保中央财政的各开支项目，而对各地州郡的困难只能听之任之，强调地方岁计“须管自擘画支赡”⁽⁸⁵⁾，即“以一地之财，供一地之费”的原则。这种状况，从北宋中期起即初露端倪，到南宋愈演愈烈：“自军兴以来，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⁸⁶⁾州郡岁计普遍亏缺，不得不法外计置，凿空经办，百端巧取，也就是朱熹所说“不足者何所取”的内容。这是造成州县在国家法定赋税之外杂敛横生的主要原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州郡赋税收入划归上供与留作州用的比例，互相间往往多寡悬殊，这也就间接地决定了州郡法外征敛负担的差异。

据记载，绍兴年间向澹差知兴国军，轮对便殿，论“诸郡上供州用不均为病”，举例说：

谓如江西四郡，赣岁入米十三万斛，而上供才三万；袁岁入米十一万，而上供才五万。则上供数少，而州用数多。临江岁入十二万，而止留一万；筠岁入八万六千，而留止数之阞。则上供数多，而州用数少。他路亦当类此。乞诏有司将逐路州郡岁入多少，以七分交上供，三分州用。如是则二者适中，不至巧取耗剩，重困民力。⁽⁸⁷⁾

宋高宗表示赞同。但事实上想要做到“二者适中”，并不可能。正因为此，宋人对不同州郡任职的难易有不少议论。如南宋叶適说泉州有“乐郡之名”，“盖上供皆承平常赋；起输以产钱定入，横费不多”⁽⁸⁸⁾。朱熹也说“福建赋税犹易办，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而且是“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⁸⁹⁾。其实都反映了这些地区法内以及法外赋税负担的轻重差别。与此同时，各地官吏俸禄也因地方财政的宽紧而有着较大的丰盈差别：“今天下之吏禄，二浙之簿尉月给至于逾百缗，而二广之县令不及其半。至于江淮荆湖，则又往往州异而县不同，盖有丰不胜其丰，约不胜其约者矣。”⁽⁹⁰⁾

三、国家军政开支对不同区域赋役征发之影响

前文论述，显示了两宋时期各地间赋税征发畸轻畸重现象的普遍性。那么总体而言，赋税征发不平衡性在宋代各大财政区域之间是否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呢？这一问题需要从两宋财政开支的总体区域格局以及当时国家财赋调拨能力两方面来考察。

两宋时期，由于北方边境长期存在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国家的财政开支一直呈极不平衡的区域性格局。北宋时期，南方各路驻军，“各不过数千人而已”⁽⁹¹⁾，兵力主要布置在京畿地区与河北、河东与陕西等西北沿边三路。仁宗前期，北方兵力布置，开封府京畿地区驻军约占全国兵额三成半，西北沿边三路约占四成，而北方总兵力约占全国的90％。⁽⁹²⁾加上开封府京畿地区庞大的皇室、官僚机构等开支，西北三路与开封府京畿地区财政开支占全国总额95％，应该不是过分的估计。其中西北三路军政开支在宝元元年（1038）约占天下总支数三分之一。此后宋夏战争时期，京畿驻军大量调往边地，三路军费支出剧增，曾高达70％以上。⁽⁹³⁾庆历以后直至北宋末年，由于西北三路驻兵增加，陕西地区不时用兵，边费在天下总支数中比例也必然大大超过宝元元年三分之一的水平。如仁宗后期，西北边境相对平静，沿边三路常年驻军已达近44万人，约占全国兵额的六成半，较仁宗前期增加60％⁽⁹⁴⁾，其兵费开支也必然相应增长，估计当在50％以上。⁽⁹⁵⁾此后熙宁、元丰、绍圣，以及徽宗年间，大举对西北地区用兵，沿边兵费支出更当有惊人增长。

南宋建行都于临安，驻兵比例少于北宋，重兵驻扎在蜀口及长江沿线。现存记载很难就地区间财政开支比例给出准确的数据，但应该与北宋相近。

财政开支既然如此集中于京畿与北方边境地区，因此需要国家财政部门调拨其他地区财赋，弥补当地赋税收入的不足，满足其需要。若撇开宋代国家行政效率因素不计，这主要就决定于当时物资运输的能力。

宋代物资运输有水运与陆运两种形式。陆运成本极高，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形式。水运有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东南地区财赋征调进京，主要即依靠水运。但水运的成本也不低，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运粮北上京师，费用就十分惊人。据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的说法，当时东南漕粮每石运费不啻300钱，侵耗损折等复在其外，若总计运粮工脚，不减500钱，是则每石运费就超过了东南每石的粮价。⁽⁹⁶⁾因此后来司马光说粮食为“重滞之物，不可从远处兴贩得来，须本处土地所生，方可计置”⁽⁹⁷⁾。北宋一代，除为了解决开封府京畿地区军兵官吏粮食问题，不惜重费从江淮地区转输600万石漕粮外，基本不存在从东南长途运输粮草等基础物资北上的例子。⁽⁹⁸⁾

除粮食等基础物资外，宋廷就强调财政调发采取“轻赍”的形式，如绢帛银钱之类。⁽⁹⁹⁾但自京畿而北，因无水运，轻赍的运输也不容易。如元丰七年（1084），宋廷曾计划每年在徐州铸造折二大铁钱20万贯，运到陕西供应边费。当时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1046—1117）上奏推辞，说从徐州到陕州，沿路水陆脚费，已是“耗折过半”，又从陕府将钱运到沿边地区，如秦州，每一万贯折二钱“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¹⁰⁰⁾，合计起来，费用更是不赀。因此宋廷多借助于商人，采用入中、飞钱等制度，将其他地区一定数量的财赋转输于三路。景祐二年（1035）三司使程琳（988—1056）估计西北地区军费自给能力，说“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其余悉仰给京师”⁽¹⁰¹⁾，或有夸张。在徽宗朝以前，基本有一个范围：东南茶盐之利供输河北边费，每年约计千余万贯；四川绢布、西北解盐及部分东南茶利供输陕西边费。河东驻军略少，但地多山，费用大多出于本路税赋和籴盐矾之利。更有内库不时拨出银绢，补助边费。宋人多强调东南地区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¹⁰²⁾，其实北宋时期，在榷利之外，东南财赋主要用于供应开封府京畿经费。

正由于物资长途运输困难，脚费浩大，得不偿失，而且常常有因运输不便，外地物资供输不上的情况，宋廷在重视征调东南等地赋税的同时，更关注如何就地解决北方军政开支，有时不免竭泽而渔。神宗元丰六年（1083），宋廷就因为京西路漕臣“不能经营财利，每有费用悉干朝廷，职事不修”⁽¹⁰³⁾，将他们贬责。政和五年（1115），徽宗特下手诏，斥责陕西漕臣：“将漕之臣，不闻画策以助邦计，而每以急阙上闻，期于必得。夫春秋租税之入，榷酤盐铁之征，一切失催，贱市亏折而不问，掌计之官，且何赖焉！”⁽¹⁰⁴⁾这只不过是前文所说“以一地之财，供一地之费”财政原则的另一体现形式而已，由此可知北方主要军政支出地区的赋税负担必然相对其他地区为重。对此，文献中记载很多。

北宋京畿开封地区，自宋初以来，赋敛为重。“伏自太祖开基，因仍五代，建都汴水，是为东京。当时江浙、淮南、荆湖、交广、川峡四路并汾一隅，各擅土疆，不禀正朔。国家吊民伐罪二十余年，粟飞刍，畿内居首，但是降国，尽去烦苛，惟有王畿，旋增赋敛。”⁽¹⁰⁵⁾统一南方后，为全国军政开支中心，虽有东南各路财赋调入，亦不免重征于当地居民。张方平以为，“今所谓租税之法，更徭之制，而王畿最重，品色尤烦。……故甸内之民，鲜有盈室者”⁽¹⁰⁶⁾。在正赋外，如和买、和籴、科配、差科之类，大多较外路为重。即如供应京畿坊监军马刍草的体量和买草料，就是民间一项不容忽视的负担，“是于二税及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无名之赋也”⁽¹⁰⁷⁾。

西北三路是北宋另一重赋地区。欧阳修（1007—1072）论宋夏战争时期陕西情形：“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¹⁰⁸⁾虽不免夸张，但当时西北民户的赋税负担，也就可以想象了。所以王岩叟（1044—1094）说：“国家之势以为重在三路，而三路常受天下之弊”⁽¹⁰⁹⁾，当属信史。

尤其是作为传统国家财政收入内容之一的劳役，如力役、兵役、差役，以及作为赋税附加税的支移等，仍为宋代民户沉重负担，以京畿、西北三路为主的北方各路民户在这方面的压力显然远远超过南方。前述熙宁九年（1076）诸路免役钱岁额与户口比例之间的差异，即已显示了这一点。其他内容则更多。蔡襄说：“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濒河，岁以丁役过重，此不幸也。”⁽¹¹⁰⁾讲的是治河春夫等力役。前引王岩叟语接下去又说：“始初刺强丁为义勇，非百姓之乐也，而三路当之；后变义勇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苦也，而三路当之；大兵西讨，深入绝境，陕西、河东之民，户亡家破，室庐为空，而诸路不预也……”，讲的是兵役。河北还因系契丹使臣经由之路，“每年人户应副工役，比于它路，尤为劳费”⁽¹¹¹⁾。更为经常性的是赋税的支移，范仲淹说：“陕西数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赋税。转般斛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时常涌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费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¹¹²⁾河北沿边州军也是由于“本路转运司依自来体例，二税一切折变支移”，以致“流亡者甚众”⁽¹¹³⁾。河东路情况相似，元丰年间有臣僚在论及当地和籴军粮时，也说是“但宽其支移之苦，实惠及于民”⁽¹¹⁴⁾。由此看来，或者可以认为：北宋以京畿、西北三路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重赋现象，构成了长期以来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趋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促进因素。

南宋国家军政开支区域分布与北宋有很大不同，大体上以临安行都地区及长江沿线、蜀口等重兵驻扎地为中心。全国财政分配大致格局是“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均其屯，其送京者殆无几，唯闽浙悉输焉”⁽¹¹⁵⁾。虽说南宋因岁支日增，各地都有不少赋重民困的记载，互相间仍有差别。前引朱熹语“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即反映了行都周围地区重赋现象。周必大也明确指出两浙地区“赋税供亿，反重于他路”⁽¹¹⁶⁾。此外如两淮地区，民户负担更重。黄榦有这样的论述：

臣窃怪两淮之民，困苦憔悴远不如江南之民者，役使科敷皆在淮民，江南之民无有也。……两淮之民何其扰扰耶，既为武定，又为民兵，又为万弩手，又为保伍；既为保正，又为户长，又为大保长，又为小保长，无一家得免，无一人得休也。或运粮，或运草，或运竹木，以至起造亭馆，迎送宾客，无一日非差夫也。以安庆言之，如科庐州之马草，庐州敌楼木，巢县寨屋料，类皆不计道里之远近，不恤州县之有无，（者）［名］曰和买，其实白科。监司行下州郡，州郡行下县道，县道行下保正，保正敷之大小保长，大小保长抑勒百姓，既责以出草、出木，又责以出钱湫结，又责以水脚般运，一丁之夫，一叶之舟不得免也。为淮之民，何其重不幸也！⁽¹¹⁷⁾

之所以“不幸”，无非两淮为边境地区，驻军集中，因此除赋税外，各类差科之重，为其他地区所不及。

比较典型的是四川地区，值得一述。

宋代四川分成都府、梓州（潼川府）、利州、夔州四路，辖50余州军，经济发展水平虽比不上江浙，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自古号“天府之国”，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经济财政区域。只是由于出蜀道路艰险，财赋调发十分困难：北上陕西为陆路，人称“难于上青天”；东出虽有水道，三峡湍急，常有覆舟之患。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有生动描述：

岷江之来，合蜀众水，出三峡为荆江，倾折回直，捍怒斗急，束之为湍，触之为旋。顺流之舟顷刻数百里，不及顾视，一失毫厘与崖石遇，则糜溃漂没不见踪迹。故凡蜀之可能充内府供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弃之然，其为险且不测如此。夷陵为州，当峡口，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¹¹⁸⁾

宋初淳化二年（991），三司以为“剑外赋税轻”，宋廷因此派遣监察御史张观出使四川，“因令稍增之”。张观上奏反对，理由就是四川财赋调发困难，“设使积粟流行，用输京师，愈烦漕挽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安全之策，徒敛怨于民，未见国家之利”⁽¹¹⁹⁾，太宗只得作罢。因此北宋一代，四川的赋税负担相对其他地区为轻。“祖宗时，蜀中上供正赋之外，惟有三路绢纲三十万匹，布纲七十万匹，每匹为直三百文，而茶盐酒皆未有管榷。是上供之外，一岁供于地方，仅三十万缗也（原注：绢直九万，布直二十一万）。”⁽¹²⁰⁾后来虽有增添，如茶利之征，也是有限。

南宋时期，情况有很大变化。“盖昔者张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养兵，乃以五路财赋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谓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¹²¹⁾就是说南宋初自富平之战（1130）失败，陕西失陷，各路宋兵退守蜀口后，这部分军费负担，在北宋由陕西地区以及包括四川（主要折纳绢布）在内的其他地区财赋负担，现在实际上全部落到了四川一地，宋廷别无资助。“东南三总领皆仰朝廷科拨，独四川总领专制利源，即有军兴，朝廷亦不问。”⁽¹²²⁾此外，四川每年还需向中央上缴一定数量财赋。⁽¹²³⁾因此南宋初年，四川骤起重赋，数倍于昔。主要依靠重征榷利，赋税物帛重价折变，对籴粮斛及其他各类杂赋。魏了翁说炎、兴间“一岁财可计者粮一百六十余万石，而对籴居其半；钱三千余万缗，而盐酒税亦半之”⁽¹²⁴⁾。绍兴十一年（1141）罢兵后，四川财政岁支基本维持在2000万贯以上。⁽¹²⁵⁾此外，蜀兵驻扎于剑外，由蜀中转输物资，或陆运，或水运，都极困难，蜀民因此平添物资运输的力役负担，十分惨重。⁽¹²⁶⁾

南宋人估计四川增赋大概，周南（1159—1213）认为：“国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至天禧而方宽，至熙宁而复增，及渡江以后，则四蜀之赋，增之数十倍。……”⁽¹²⁷⁾失于笼统，或者夸大。周必大的一段话举出了比较明确的数据：

在熙、丰时，总益、利、梓、夔四路税苗、茶盐之入与夫场务正课之输，计以贯石匹两之属，不过八百三十余万，而其费止于七百四十余万，是一岁可得百万之赢矣。中兴以来，上供经总制之额乃为钱六百九万四千，视异时全入之数已不相远，则夫常赋、杂征当不翅乎三倍，而其支费抑又伙矣。其它郡邑经常之费、水旱盗贼之备犹未论也。然则民力其可不裕乎？⁽¹²⁸⁾

可知增赋大致在三倍以上。这是宁宗开禧（1205—1207）用兵之前的情形。开禧用兵后，四川军费开支剧增，至五千万贯。⁽¹²⁹⁾直至南宋灭亡，四川财用日紧一日，赤字常达一倍以上⁽¹³⁰⁾，却基本靠本地凿空经办，以维持残局。所以魏了翁又说：“江上三总领自朝廷岁计其费，为之科拨，而四川之岁入不能半其出，则朝廷不问也。”⁽¹³¹⁾这时，当然就不仅仅“常赋、杂征当不翅乎三倍”了。

但南宋时期四川增赋与东南地区赋税负担又如何比较呢？两地民户户数与其负担的军兵数之间的比例，可以提供一定线索。南宋四川与东南诸路户口比例，据有关记载可列表如下（表5—3）：

表5—3　南宋四川与东南诸路户口比例

说明：绍兴三十二年诸路户数据《宋会要》食货六九统计，嘉定十六年诸路户数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113～117页）统计。

绍兴末四川户口数占全国总户口的22.97％，或可视作南宋四川全盛时的情况。此后战乱颁仍，开禧吴曦（1162—1207）叛变，嘉定金兵入侵，直至宝庆、端平蒙军入川，四川经济生产不断遭受重创，人口衰减，嘉定十六年（1223）数据只是初步的反映。四川与东南兵力情况，南宋后期较难估计。前期情况，《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乾道内外大军数》载乾道三年（1167）宋廷所定东南及四川地区各驻屯大军兵籍数，比较完整。⁽¹³²⁾此外，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一《兵制》载有对两地驻屯大军及厢禁军等各军兵总兵力的估计，应该也是孝宗前期的情况。具体可如下表（表5—4）：

表5—4　南宋四川与东南地区军兵比例

现据以与表3所载绍兴末户口数相比较，可给出如下图表（图5—4）：

图5—4　南宋四川与东南诸路户口、兵籍比较

可见乾道末年，就李心传所载驻屯大军兵籍而言，四川与东南地区每户负担大致相等；就吕祖谦估计的总兵数而言，四川负担略重。考虑到四川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四川民户的赋税负担实际上高于东南地区。乾道以后，随着四川经济不断遭受破坏，人口衰减，军费倍增，户均负担更会明显超过东南地区。

归纳起来，由于在传统运输条件下，财赋调发困难，宋代国家应付各地财政开支，实际有一个先征敛当地、后调发外地的原则。凡军政开支集中的地区，无不存在重赋现象。这在北宋是北方的开封府京畿地区与西北三路，在南宋，是淮南、两浙与四川地区。所以说宋代赋税征发的不平衡性，受主要军政开支地区分布情形的制约。

由于记载不全，我们现在已无法给出宋代各大区域间民户赋税负担的明确数据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代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出于法外之敛，法定税则与民户实际负担之间距离颇大。这种情况，在当时官方文献中本来就不可能留下太多记载。另一方面，也在于一般士人，包括地方官员，不免多关注与自身最直接相关的本地社会民生，因此如社会阶层间“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逸不均”的现象，也就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而地区间赋税负担差异性的观察，需要以不同地区赋税制度的比较为前提，自然也就超出了多数人的视野。尽管如此，前文所述宋代赋税征发受主要军政开支分布的制约，存在不平衡性的结论，是比较明确的。

考虑到中国古代各时期财政体制，尤其交通运输等技术因素的延续性，可以说，似此区域间赋税负担的不平衡性并非仅存在于宋代，实在应被视作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的通病。学术界一直强调的传统官僚机构因循守旧、效率低下等弊病，显然与当时各地税额出现“成例”、“旧额”的现象直接相关。若主要从技术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少极有意义的结论。试举例以说明之。

区域研究是近数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日益受人关注的领域，中国学界的研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针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政治、社会、经济、地理诸因素复杂的研究对象，没有对不同区域深入、客观的研究为基础，无以构筑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整体概貌的理论框架。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区域研究中心问题之一——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各地不同时期的财税数据，是学者们能够利用的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在反映各地财政状况的同时，无疑也反映了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但赋税收入的高低，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互相间显然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如本文所述，其间还存在各地赋税率轻重不等的差异性问题，不容忽视。因为这种差异性有时可能达到相当非理性的程度。因此那种用财税数据直接证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看来有欠周全。⁽¹³³⁾

中国古代国家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实现了北起黄河流域，南到长江、珠江流域这样一个广阔领域的大一统，国家组织原则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以传统的技术手段，在对于像中国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实行中央集权时，不免碰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大范围财政调拨的困难就是一个例子。这里不仅有本文所强调的运输手段的技术因素，更有财务管理技术因素在内。结果之一，是在许多具体政务层面，出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局面。宋代财政史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由于财政危机的压力，使得国家财政实际体现着一种以“一地之财，供一地之费”的原则精神，区域间赋税负担呈现很大不平衡性。导致这一不平衡性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国家法定的税则，更在于种种数不胜数的法外杂敛。如果我们想从这种“无序”之中体会宋代国家财政中央集权的性质，恐怕主要就在于各地在轻重不均的赋税格局中保证了中央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征调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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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文公文集》卷二五《答张敬夫》。

(2) 参见王德毅：《李椿年与南宋经界法》。

(3)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

(4) 同上书食货六之三六。

(5) 《乐全集》卷一四《食货论·赋税》。

(6) 王曾瑜：《宋朝的两税》，124页。

(7) ［日］周藤吉之：《宋代の两税負擔》。

(8) 《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贽以为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唯江南、福建循旧额，盖无人论列，遂为永式。”（375页）按：这一记述与《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10241页所载相似：“王珪……曾祖永，事太宗为右补阙。吴越纳土，受命往均赋，至则悉除无名之算，民皆感泣。使还，或言其多弛赋租，帝诘之，对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虽得罪，死不恨。’帝大悦。”或者因人名讹误，一事误作两事？当考。

(9) 《通典》卷六《食货典六》，106页。

(10)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减征京畿丁役等制》。

(11)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1820页。

(12)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13) 陈明光：《“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

(14)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15) 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税史草》，135页。

(16)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17)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贞元三年闰五月，度支奏请）……甲兵止息，无别征求，此是常税，先有成例……”（5787页）；《全唐文》卷七八唐武宗《加尊号赦文》：“州府两税斛斗，每年各有定额。”

(18)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1820页。

(19) 《册府元龟》卷一五八《帝王部·试劝三》记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对“诸道定税使臣”语，1916页。

(20) 李渤：《请免渭南摊逃户赋税疏》，见《全唐文》卷七一二。

(21) 参见《重修琴川志》卷六《税》；《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垦田》；《宋会要》食货一之二三载天圣三年十一月淮南制置发运使方仲荀言。

(22) 《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闰十二月月末”条。

(23) 参见《淳熙新安志》卷二《税则》。

(24) 《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25) 参见梁太济：《两宋身丁钱的除放过程》、《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代两税的异同》第五部分。

(26) 《朱文公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

(27) 参见［日］周藤吉之：《宋代の两税負擔》，534页。

(28)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9518页。

(29) 《嘉定赤城志》卷一六《财赋门》。据《宋史》本传，毕士安本名士元，雍熙二年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以‘元’犯王讳而改焉”（9518页）。

(30) 参见《宋会要》食货一〇之二二。

(31) 到宋仁宗后期，由隐匿田产造成的田赋不均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如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所载：“自郭咨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万七千顷，而岁入之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58页）

(32)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33) 元稹：《同州奏均田状》，载《全唐文》卷六五一。

(34) 淳于希颜：《请禁括田出剩求功奏》，见《全唐文》卷八五六。参见［日］周藤吉之：《五代に於ける均税法》。

(35) 参见［日］周藤吉之：《北宋に於ける方田均税法の施行過程——特に王安石·蔡京の新法としての》第二部分《宋初の均税法と方田》；李裕民：《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

(36) 《通考》卷四《田赋考四》，58页。

(37) 参见［日］周藤吉之：《北宋に於ける方田均税法の施行過程——特に王安石·蔡京の新法としての》。

(38) 关于绍兴经界法的详细情况，参见何柄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王德毅：《李椿年与南宋经界法》。

(39) 《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条。

(40) 《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垦田》。

(41) 《重修毗陵志》卷二四《财赋》。

(42) 《淳熙新安志》卷一〇《记闻》。

(43)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一三二。

(44) 《檆溪居士集》卷八《论推行经界诸路县分税多不均之弊》。

(45) 《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一三二，参校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条。

(46) 《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即载：“……故蜀中增税亦多。又官田号省庄者，所租有米谷粟麦麻豆羊栗葈鸭卵之属，凡十八种，皆令输以钱，故民至今以为患。”

(47) 如福州的情况是：“列邑之地各有高下肥硗，一乡之中土色亦异。于是或厘九等，或七等六等或三等，杂地则或五等或三等。多者钱五文米一千五升（原注：今独闽县晋安西乡产钱五文七分三厘七毫，侯官石乡米二斗五升七合，如它邑皆钱自四文以下，米自一斗以下有差）。最少者钱一分，米仅合勺。”（《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垦田》）就与前述自宋初以来所定田分二等的税则有了不少变化。

(48) 关于绍兴经界法推行地区，参见《通考》卷五《田赋考五》，62～63页。

(49) 参见《杜清献集》卷一六《常熟县版籍记》。

(50)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条奏经界状》。又《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论民》载：“黄仁卿（东）将宰乐安，论及均税钱曰：‘今说道税不出乡，要之税有轻重，如何不出乡得？若教税不出州时，庶税稍均得。’先生曰：‘税不出乡，只是古人一时之间寻得这个说法，防那一时之弊。’”（2715页）

(51)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2708页。

(52) 关于“间接税”的定义，见本书第67页注⑤。据此，所谓“直接税”，也与现代财政学所指税款由纳人直接负担、不能转嫁的税收的概念不同，而是指宋代政府不“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公开按财产税或人力税原则向纳税人所征取的赋税。

(53) 《忠肃集》卷三《论助役十害疏》。

(54) 参见《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戊子”条，5471页。

(55) 《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三。

(56) 《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四。

(57) 《长编》卷二二七是日记事附注引国史志，5523页。

(58) 参见《永乐大典》卷七五〇七，3357～3366页。

(59) 《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二一。

(60)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戊子”条，5472页。

(61) 参见《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申”条，5525～5526页。

(62) 《长编》卷三〇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十四戊申”条，7330页。

(63) 《宋会要》食货六五之六三。

(64) 《历代奏议》卷二七〇，侍御史毛注奏疏，3525页。

(65) 《朱文公文集》卷一八《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66) 《宝庆会稽续志》卷三《和买》。

(67) 关于浙东起初拒行和买的州县有两个不同记载。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谓系“婺州永康县有一傑黠老农，鼓帅乡民，不令称贷，且云官中岂可打交道耶……”（33～34页），因此后来永康县和买敷独轻。《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上·夏税》却指嵊县：“是时两浙惟温州以非土产，不曾抛降，越州诸县争认多数。惟嵊县知县以官与民市，久必为害，独不肯承，民皆怨之。其后国家用度浸广，和买更不给钱，而输官者并照旧额，温州、嵊县独免。”或者永康、嵊县两地皆曾拒行和买？

(68) 《丹渊集》卷三七《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状》。

(69) 《宋会要》食货三八之一四。

(70) 参见《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广西布估钱》、《西川布估钱》；《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三二《上吴宣抚（猎）论布估》。

(71) 和籴虽未完全演化为赋税，因籴本不足，已与赋税相近。和籴敷额在不同州军间之轻重不均，与和买相似。如《薛常州浪语集》卷一八《湖州与宰执书》载：“只如和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万斛，常州三十四万，今岁抛降，皆六万硕，既不均……。”可为一例。

(72)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州府”条引《湟川志》，8415页。

(73)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74) 《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财用门·东南财赋》，1187页。

(75)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江西运判赵汝愚奏疏，1457页。

(76) 《永乐大典》卷六五二四引张守：《乞蠲减月桩札子》，2602页。今本《毗陵集》未收。

(77) 《陈傅良集》卷二〇《湖南提举刺列郡太守状》，276～278页。

(78) 《永乐大典》卷六五二四引彭龟年：《袁州万载县减月桩记》，2602页。今本《止堂集》未收。

(79)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80) 参见《咸淳临安志》卷五九《田税》。

(81)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两川激赏绢》。

(82) 《朱文公文集》卷一三《延和奏剳六》、卷二六《与漕司画一札子》。

(8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田四厢钱》。

(84) 参见上书甲集卷一五《四川经总制钱》。绍兴三十二年，吴拱率军驻扎襄阳，宋廷也曾下令由四川总领所负责供赡军费。四川总领王之望上奏力陈弊端，才免于供应。奏章提到川中到襄阳水路3000里，吴拱一军军费计钱引102余万道，而运送的水陆脚钱却达430余万道。数倍于军费本额。田四厢钱一项，运费必然也十分惊人。由此也可知似此“钱跟人走”成例，是宋代财政史的经常现象。参见《系年要录》卷一九六“绍兴三十二年一月月末”条。

(85) 《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月末”条，2929页。

(86) 《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宽民力疏》。

(87)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九《兴国军太守向朝散墓志铭》。

(88) 《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三》，4页。

(89) 《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论民》，2715页。

(90) 《诚斋集》卷八八《千虑策·驭吏中》。

(91) 《曾巩集》卷三〇《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92)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32～54页。

(93) 西北沿边三路平时及战时岁支数，据《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九《祖宗用度损益》所载数据统计。其中平时数指宝元元年（1038），总计三路4200余万贯石匹两。若较以17年以前的天禧五年（1021）天下岁支总数12677万贯石匹两（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会计》，4349页），占33％；庆历二年宋夏战争爆发后三路岁支数合计7200万贯石匹两，较之庆历八年（1048）天下总支数11178万贯石匹两（据《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冗官财用等》，141页，系将天下岁支数与在京岁支数相加者），占64％有余。宋代文献记载的有关数据，由于将不同计量单位的内容合并在一起，互相间并不具有十分精确的可比性。所以这类估计目的仅在于反映基本比例而已，其数据并不具有精确的含义。

(94) 西北三路中，庆历四年河北路“驻泊、屯驻、就粮禁军”18万人（《曾巩集》卷四七《宋故朝散大夫……孙公行状》），同年河东路禁军9万5千人（《欧阳文忠公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至和年间（1054—1055）陕西禁兵19万人（《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国论要目·强兵》）。全国禁兵总额取治平元年数69万余人（《蔡忠惠公文集》卷一八《论兵十事》）。

(95) 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235～236页。

(96) 参见《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四月”条，679页。

(97) 《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四五《乞不添屯军马》。

(98) 仅河北地区因有御河可供行船，偶尔有从京师转输粮食以供不时之需的情形。参见拙作《宋代的粮食贸易》。

(99) 轻赍主要从东南、四川地区运致。庆历三年宋廷首次规定东南江东、西，湖南、北，两浙，福建诸路轻赍数额内容，总计钱224万缗、银80.6万两、绢165万匹。从此“东南金帛之成数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见《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财用门·东南财赋》，1187页。

(100) 《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癸丑”条，8258页。

(101) 同上书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五月乙丑”条，2675～2676页。

(102) 如《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甲寅”条载刑部侍郎王觌上言：“伏见东南诸路向岁财用最为足，故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11141页）

(103) 《长编》卷三三二“元丰六年正月辛丑”条，8006页。

(104) 《宋会要》职官四五之一〇。

(105) 刘随：《上仁宗论体量畿内减放》，见《诸臣奏议》卷一〇四，1113页。

(106) 《乐全集》卷一四《畿赋》。参见同书卷二〇《奏请赦书事节·一事请均减畿县税赋》。

(107) 《尽言集》卷九《论畿内买草事》。

(108)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五《通进司上书》。

(109) 《长编》卷三九八“元祐二年四月己亥”条载侍御史王岩叟言，9716页。

(110) 《蔡忠惠公文集》卷一〇《国论要目·安民》。

(111) 《历代奏议》卷二七〇，靖康元年给事中上官均上奏，3522页。

(112) 《政府奏议》卷下《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于次边入中斛斗》。

(113) 《包拯集校注》卷四《请免沿边人户折变》，242页。

(114) 《宋会要》食货三九之二八。

(115) 同上书职官二七之五一。

(116) 《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六《乞优恤二浙》。

(117) 《勉斋集》卷二五《安庆府拟奏便民五事·一安淮民》。

(118)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九。

(119) 《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二月丁巳”条，711页。

(120)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桩管钱物》。

(121) 《絜斋集》卷四《论蜀劄子一》。

(12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总领诸路财赋》。

(123) 主要内容有269万上供经总制钱，以及各次临时征调，包括前述“田四厢钱”之类在内。参见《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四川经总制钱》、乙集卷一六《四川桩管钱物》。

(124)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六《辞免督视军马乞以参赞军事从丞相行奏劄》。参见同书卷八九《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猎）行状》。

(125) 参见《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桩管钱物》。

(126)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一月壬午”条、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丙辰”条等有关记载。

(127) 《历代奏议》卷五六，周南对策，786页。

(128) 《周文忠公集·玉堂类稿》卷二〇《试赴召胡晋臣》。

(129) 参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九《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猎）行状》。

(130) 《历代奏议》卷一〇〇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臣尝以绍定一岁之数计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万余缗，已减绍兴所入［三？］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万三千余引，乃过绍兴增支之半。”（1364页）

(131)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四《重建四川总领所记》。以上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163～165页。

(132) 其中兴元都统司元作“一万七千人”，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147页注③已作校正为“二万七千人”。同书同卷《关外军马钱粮数》明载四川三都统司“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万七千三百三十八”。因此当时内外大军总数也应正作“四十二万八千”。《玉海》卷一三九即作“四十二万八千”。

(133) 如程民生在《宋代地域经济》具体论述中，已经注意到了“地方经济与地方财政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关系（234页），但当最后总结“宋代地域经济的分布”时（322～332页“总论”），仍不免直接从各地财税数据进行归纳，显示了学者在理论归纳需要与历史资料不足之间的窘境。

第六章
关于赋税征发的阶级不平等性问题

历史上民户的赋役负担，是地方财政史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政府财政占用了多少比例的社会产值，这一比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以及由它所表示的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如何。关于中国古代各朝代的赋役负担，绝大多数文献记载的主调，是强调赋敛日重，民不聊生，宋代也是如此。宋人典型的议论，可举朱熹的名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¹⁾。南宋初林勋《本政书》有“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²⁾之语。蔡戡说得更全面：“（宋代）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³⁾今人研究，也无不强调专制政府剥削之残酷，以及从唐到宋赋敛的加重。⁽⁴⁾但若仅从“数倍于古”出发来论述，在逻辑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即便从建立帝制的秦代算起，中国的传统帝制时期有约两千的历史，历代的赋役若只有不断加重的史实，不知后期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该如何维持？即便只涉及唐宋两代，约六个半世纪，政府赋役征敛一路增长，也不可想象。所以单向思维方式有时不免劳而无功；二、社会的发展有赖于财富的积累，经济发展是如此，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也莫不如此。两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在历代可谓显著。若认定宋代政府赋役制度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攫取，使得人民生活长期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想要解释当时经济文化的进步，就颇费周折。

另一方面，文献中却也有说明当时赋敛较之前代减轻的记载，谓“赋入之利视古为薄”⁽⁵⁾。今人研究，也有类似的论述⁽⁶⁾，使人难以断定。

赋役收入是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的构造既然有赖于国家的行政机构与种种法律制度，一定的赋役征敛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认为凡财税征敛即属剥削。法人白乐日（Etienne Balazs）甚至以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若无国家机构存在，经济生产就无法进行。⁽⁷⁾可是传统帝制时期政府税收当占社会总产值多少比例才算合适，学术界无明确界定，使人很难确定合理与不合理之界限。不过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困难倒并不在此：想要断定宋代赋敛较之前代是加重还是“视古为薄”，需要对当时的民户赋敛负担作出明确的量化分析，而且还要求各相关朝代存在可供比较的数据基础。文献的记载与现有研究水平，与此都有相当距离。

简单说来，根据文献记载的现状，想要得出一个关于宋代某一特定时期民户赋役负担的准确数据，恐不可能。前后各王朝的赋役负担互相比较，也有相当困难。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实际的赋役负担，不可能公平。累进税制度并不是从来就有，而是到近代以后才真正得到认可的。这也就是说赋役公平性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渐实现的。因此若能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具体地来分析宋代民户实际的赋役负担，也许可以给出一个近似的阐述。因此，本章接前一章关于宋代国家赋役负担在区域间存在不平衡性的论题，进一步讨论赋役负担在社会各阶层间所存在的不平等性，以期深入宋代地方财政史的实际。

本章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阐述宋代民户实际赋役负担的主要内容。由于文献记载的不足，这一部分将主要以推论性的阐述为主；后一部分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从财产税原则演进的长过程出发，来分析宋代不同社会阶层赋役负担的实际情形。最后，试图在有限的的程度上，来尝试解答关于赋役“数倍于古”的记载充斥宋人文献的原因。

一、民户实际赋役负担分析

对于宋代民户的赋役负担，学者已有相当多的阐述，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阐述进行归纳分类，试图提出一些推测性的数据。

首先应该说明，所谓民户实际赋役负担，必须有一定明确的时代性。从北宋初年到南宋后期，国家赋敛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过程。南宋蔡戡称“军兴以来，百姓赋敛十倍于昔日”；“州县费用比承平时不翅十倍”⁽⁸⁾。本章所述，将以赋敛增重最为严重的南宋时期为主。

宋代民户所承担的赋役，名目很多，如学者常提到的两税、科配、和买、和籴、力役、差役等都是。但由于在赋役征发过程中极其广泛的非制度性因素的存在，若仅从国家赋役制度所规定的各种税目出发来考察，远不能涵盖实际中的所有内容。南宋乾道八年（1172），提举福建路市舶陈岘在上奏中谈到如何确定福建路漕司与各州县岁计问题时，说道：

乞令有司先取会福建路转运司与夫上四州县每岁支遣，除两税、增税，并诸色钱外，转运司所仰于盐纲而为增盐钱者几何，州县所仰于盐纲而为岁计者几何，令官吏结罪赏状从实具数供申，委官审核，然后以见般纲盐八百万余斤作钞随所阙多寡分结，以补之。⁽⁹⁾

由于需要考虑核定地方的岁计，他所提到的收入内容相对接近实际，列出了“两税、增税，并诸色钱”三项。这里“两税”是国家的正赋，“增税”可以理解为两税的附加税，“诸色钱”当指和买、和籴、免役、折帛、征榷等杂项收入，其内容远较正税为广。但仍有不足。陈岘所论，大致仍仅及地方财政帐籍记载所及的种种收入，总之在法规许可的范围之内。宋代地方实际赋敛，却多“皆不置赤历，亦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¹⁰⁾或“作法以取诸民”⁽¹¹⁾的非制度化内容，临时科率、縻费杂税、科罚掊敛，不一而足。这还是就最终纳入地方财库的赋敛而言。实际操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财赋并未上缴地方财库，而是落入了官吏私囊，即众所周知的官吏乞觅，数量不容忽视。这些征敛，归根到底都得由民户来承担。因此总括起来，从性质而言，宋代民户赋役负担可有法内与法外之分；从类别而言，可有两税、增税、诸色钱、力役，以及地方法外杂赋与官吏乞觅勒索六大内容。由于宋代力役不少已处于赋税化的过程之中，不占民户负担主体，今暂舍而不论，下文逐项分析其他五项内容。

（1）两税

宋代两税是针对当时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而设立的国家正税，称“正赋”。⁽¹²⁾其征发有一些全国统一性的规定，如各地区起征时限，夏税在五月，秋税在九月；所征敛的物品，“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¹³⁾。具体说来，夏税以丝绵帛钱为主，秋税以谷草为主，南北方之间有一些差别。宋神宗时北方地区实行方田均税法，规定“夏税并作三色：绢、小麦、杂钱；秋税并作两色：白米、杂钱”⁽¹⁴⁾。但每亩土地实际征发的两税额，即税则，却十分复杂，“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¹⁵⁾，基本是仍唐末五代之旧而略加整齐之，各地有很大差别。北宋张方平曾说：“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¹⁶⁾这当然并不是国家正式的赋税制度，而只是时人对天下两税税则平均值的一个大致估计。各地税则的实际情形，仍继承了自唐末五代以来“所在徭赋，轻重相悬”⁽¹⁷⁾的局面。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承认“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虽不是什么“天下通则”，而是一个大致的平均值，那么这个平均值在整个两宋时期并未见有多大的调整。换言之，从北宋到南宋，当天下各类赋敛日增月长之时，两税税则有固定化的趋势。文献记载对此有十分明确的反映。

两税税则固定化是前文所述两宋时期正税凝固化的一个方面，它有两个前后相继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在北宋前期，由于政治稳定，农业经济有长足发展，各地垦地面积——并进而在籍农田数额扩大，在固定的税则之下，一地所征集的两税总额因此有所增加，这就是我们在地方志及其他一些记载中所看到的各地两税祖额陆续增长的情形。这是第一个阶段。大致从北宋中期起，由于地方隐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赋税流失，地方两税祖额遂基本停止增长，有些甚至下滑，这就是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当时全国垦田数不增反减的情形。从北宋到南宋，为了解决赋税流失的问题，宋代国家先后多次推行“均税”、“经界”等办法，其基本原则为“田以名色定等，乡以旧额敷税”⁽¹⁸⁾。从史籍记载看，各地实际税则也并未有多大变化。这是第二个阶段。现存苏州、严州、绍兴府以及福州的记载，可谓典型。下面厘为四表，予以说明（表6—1～表6—4）：

表6—1　苏州两税新旧额比较

说明：贯石以下细额不计。又，《吴郡图经续纪》记载之“淳熙折帛夏税钱”、“免役钱”、“淳熙上供诸色钱”等三项，因《吴郡志》没有相对应数据，故未列入。

表6—2　严州两税新旧额比较

说明：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土贡》。贯石以下细额不计。又，原书记载之“免役钱”、“和预买”等项未列入。

表6—3　绍兴府两税新旧额比较

说明：据《嘉泰会稽志》卷五《贡赋》。贯石以下细数不计。

表6—4　福州历年两税额比较

说明：《淳熙三山志》卷十《垦田》。贯石以下细数不计。

从上表可见，作为两税主项的钱与米，不是前后百十年凝固不变，就是反而递减。这是四州府两税税额前后比较的基本情况。表中所反映的前后略有增额者，一是严州与绍兴府的税绵，二是严州的茶租钱。但绵价值有限，增额虽达到500％～600％，其实并不起眼；严州茶租钱增额153％有余，比起两宋时期全国财政收入总体十数倍增额，也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其中单位面积的税则，唯福州留有具体记载：

（太宗时）始蠲异时诸杂沿征物色，再以官私田产税均为中下两等定，中田亩产钱四文四分，米八升；下田亩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园亩一十文，丁人输钱百……绍兴十九年行经界法，田以名色定等，乡以旧额敷税，列邑之地各有高下肥硗，一乡之中土色亦异。于是或厘九等，或七等六先进或三等，杂地则或五等或三等。多者钱五文米一斗五升（原注：今独闽县晋安西乡产钱五文七分三厘七毫，侯官石门乡米二斗五升七合，如它邑皆钱自四文以下，米自一斗以下有差）。最少者钱一分，米仅合勺。⁽¹⁹⁾

从前述太宗时中田亩产钱四文四分、米八升，到绍兴十九年（1149）经界时“它邑皆钱自四文以下，米自一斗以下有差”，可知福州单位面积的税则前后增减同样十分有限。其他各地有关记载，也可以反映出类似情形。其实不仅两税，北宋前期创立的其他一些赋税的正额，如和预买等，都有类似的固定化趋势。⁽²⁰⁾

若仅就两税正额相对于田土、民户数均摊来看，如前述之福州，淳熙年间垦田42633顷，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62588顷，主客户近30万⁽²¹⁾，而经界后夏税钱不足万贯，秋苗11万余石，户均负担不过钱数百、米数升，可谓轻矣。因此我们讨论宋代民户的赋税负担，绝不能仅从两税税额出发来考察。从北宋到南宋，各地正赋税额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征敛其他赋税的基数。两税税额的意义，就在于此。下文讨论，也只能据此税额略作推测。

（2）增税

两宋增加赋敛，主要途径不是调整正赋，而是通过在正赋相对凝固的本额基础上“增税”等方法来实现的。

所谓本额，并不一定为宋初所立两税原额。宋初两税立额，多数地区为钱、米两项，所谓“国初，二税输纳，钱米而已”⁽²²⁾。实际征纳却多用物而不用钱，因此就有折变即以钱折物的问题，宋人多称之为“折科”。与唐代折征多根据时价的方法不同，宋代折科一般有固定的折算比价和税物品类。典型案例，可举“川峡四路大抵以税钱三百文折绢料一匹”⁽²³⁾一则，从北宋初，直至南宋中后期，未见更改。⁽²⁴⁾前引数表所载绢、绵、纩等税物相对稳定的岁额，其实就是折科之后的结果。折科的折算比价和税物品类既经固定，由于两宋间物价上涨，到南宋，民户按北宋较低的折价交纳税物，其负担自然加重，不啻数倍，成为时人议论的重要话题。但似此由于折科固定化而造成的民户赋敛负担增加，并不在本文所指“增税”的范围之内。

增税主要指附加税。

赋税入纳收取附加税，不止于两税的范围，其他赋税入纳也广泛存在收取附加税的现象，不过以两税附加税最为重要。学者对此已有不少论述，王曾瑜先生《宋朝的两税》一文，列举两税附加税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与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斗面斛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以及其他共13项，每一项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名目。其中于地方财政最为重要的，当属加耗、斛面斗面与折变各项。加耗每一石税粮“自七斗八斗以至于一倍再倍而未止也”⁽²⁵⁾；斛面“一石正苗有至三石，少至一倍”⁽²⁶⁾；折变指地方在折科之后对各类税物再行改征他物，从中取利，“所取税物反复纽折，有至数十倍者”⁽²⁷⁾。以附加税为主体的增税，其重要特征在于征敛之权多出于州县，并为州县解决其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各地增税的手段有同有异，名目不胜枚举，至少从北宋后期起，它已经成了民户赋役负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以附加税为主的增税，其对于民户的负担究竟有多大，资料所反映个案间的情形有甚相悬绝者，绝难估计。个别案例给人以些许猜测的可能。端平二年（1235），吴潜全面整顿江西路秋苗收取加耗的现象，将各州军按其岁收岁支实际需要，调整加耗比例，调整后所收各州军所收加耗，平均为每石收取四斗七升有余，据称比旧额大段减少。⁽²⁸⁾旧额自然更多。另加斛面、折变等各种内容，估计增税超过正赋原额两至三倍，不致失实。

（3）诸色钱

“诸色钱”的内容很广泛，凡属正赋及增税之外的各类法内赋敛，都应包括在内。和买、和籴、免役、折帛、征榷等各项为其主体。其中和买起自北宋前期，逐年增额，各路州军几乎都有和买负担。从北宋后期起，和买逐步从原先为官民间的交易关系蜕变成为民户纯粹的赋税负担。南宋初年，宋廷更令和买绢高折价钱起发。各地自北宋延续而来的和买岁额很大一部分折纳钱币，同时，宋廷由于军政开支需要，对绢帛实物的征调仍维持在相当的水平上，这两方面无疑都增加了民户的负担。和籴虽不像和买，在有宋一代从未正式转变成为赋税，由于官府少支甚或不支籴本，民户实际负担不轻，所以不少地方志都将和籴列入“赋役”之目。免役钱之征始自熙宁，本为民户差役的代役钱，实际在熙宁后期起，即已部分拨充其他用途，不全用来招雇代役人吏。至南宋，免役钱也完全赋税化了，民户差役负担仍旧。各地免役钱岁额很重，且有增长的趋势。征榷指征商与茶、盐、酒、矾等专卖收入，是宋代除两税正赋外最为重要的财赋收入项目。征榷对于民户来说，在实行官卖抑配的地区，形式虽属“商业经营”，实质已与直接税无异；在通商地分，则是一种间接税。由于专卖内容为民生之必需品，所以这种直接税或间接税影响到所有民户。

民户诸色钱的负担，仅从其与两税之间的比例一端略可作些推测。南宋户部和籴，绍兴中在100余万石之间⁽²⁹⁾，此后逐年增加，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东南及川蜀合计已增至约600万石。⁽³⁰⁾这是中央的定额，合计路分州军逐级增添和籴，全国和籴总额达到甚或超过秋苗总额，可以肯定。南宋初年和买绢帛，各路总计333余万匹，其中折钱者约为176万余匹。⁽³¹⁾按绍兴中期东南诸路每匹折纳6至7贯计，折帛钱总收入在1000万贯以上，与免役钱收入相当。各自都大大超过各地两税税钱总额。征榷诸项，南宋主管中央专卖收入的榷货务都茶场入中岁额长期稳定在2400万贯上下，加上归地方财政的广南等地茶盐收入，就可能超过3000万贯。再加征商、榷酒等项，每项估计都在1000万贯以上，总额将超过两税数倍，可以肯定。总加诸色钱各项，数额更大。

（4）地方法外杂敛

地方法外杂敛的概念相对不明确。就本义而言，地方政府在朝廷规定之外高额加耗，非理折变，均属法外征敛。但由于它们基本属于依据条法之内附加税名目而扩大征敛比例，其入纳管理也大多与正赋一致，因此前文即将其归入正赋之“增税”的范畴。本节所述之法外杂赋，指在附加税之外各地因地制宜创收的非制度化税收行为，如临时科敷、縻费杂税、科罚掊敛等，其入纳也大多“皆不置赤历，亦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正由于这种非制度化因素，现存文献只有无数“民不聊生”的个案记载，据此自然不可能对有关这类杂赋所带给民户的实际负担，作出准确估计。其中比较典型的，可举科敷、科罚与行政手续费等三项。

科敷又称“科配”、“科率”，指无固定时间、品种和数额的临时性赋税，向中上等人户摊派，原则上须据中央计司指挥，并向人户支付一定的钱本。它原初为宋代国家法定的赋税项目之一，但大致从北宋后期起，科敷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据一定事由、随时向所有税户摊征钱物的一种法外征敛之术。至南宋，某些地方临时性科敷甚至演化成了固定的杂税，如绍兴末年臣僚言淮南州县逐年因科敷而创行杂税，“名色不一，曰上供钱，曰大礼银钱，曰天申节银钱，曰人使岁币钱，曰亭馆钱，曰雇船縻费钱，曰帖拨钱，其他苛细科扰，不可具陈”⁽³²⁾。类似情况，各地都有。

所谓科罚，即州县因种种理由责罚民户，令其出钱，并无赋税条法依据，纯属地方非法之举，名目繁多，尤其在南宋时期，普遍存在，引人注目，因此真德秀将其称为州县十害之一。⁽³³⁾据说科罚之害在江西尤为严重，其实其他地区也有不少“郡计取办科罚”⁽³⁴⁾有现象。汀州竟为科罚收入另立专库，为军资库十一个子库之一，称“赃罚库”⁽³⁵⁾。科罚之名目不一，大多事出非理。

行政手续费，指地方政府乘民户不得不与官府打交道的机会，掊敛财物。宋代民户可能直接与官府发生联系事务有二：一是诉讼；二是领取户版税籍契纸等事务。因此地方政府就有了如“若居被盗，则先纳赏钱”⁽³⁶⁾，或者“收领词状之际，则取醋息钱”⁽³⁷⁾等名目的科敛。

应该承认，尽管时人对地方法外杂敛的谴责最激烈，但它在地方赋役收入中所占比例，以其无固定岁入项目，看来不可能占主要地位。

（5）官吏乞觅

官吏因时因事盘剥民户，乞觅财物，视地方吏治好坏而有程度轻重之别。总体估计，它在多大程度上加重了民户的赋役负担呢？这些既属非法之举，自然很难估计其平均水平，但一些普遍性现象值得一提。

其一，南宋县吏大多无禄。南宋《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载：“人皆曰御吏不可不严，受赇必惩，无赦不在（？）。县之有吏，非台郡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名额视年劳而递升，廪给视名额而差等，故人人皆有爱惜己身之意，顾恋室家之心。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不唯如此，一县土兵、弓手等原本理应有禄月给者，由于“县家常赋不办，往往越数月不给”，于是“弓手不过假捕盗乡闾，执搏良民，搔扰百出。手力亦不过假监系害民，以觅厚赂”⁽³⁸⁾。换言之，南宋的基层政权制度性地存在一批没有俸禄收入、专靠收贿为生的寄生阶层。

其二，专制政权的官僚大多贪婪，他们不仅直接受贿贪污，中饱私囊，更由于其贪婪，为下属胥吏之舞弊提供了方便。

“守令之贪者盗官钱常至钜万”⁽³⁹⁾，专制政权官僚赤裸裸贪污情况之严重，可以想象，但就官员乞觅所给民户增加的赋役负担而言，更值得关注的，倒是一些表面不属贪污的陋习，其使得大量民财名正言顺地落入官员腰包，无有纪极。如时人议论纷纷的官员相互间迎送馈遗，数额惊人。南宋前期，郑兴裔说：“伏见近时所有邻道互送礼，名曰传馈，贿赂公行，恣无忌惮。凡帅臣监司到罢，号为上下马，邻道皆有馈遗，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二千余缗。此风在在有之，而东南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册籍者至二十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其无艺类如此。”⁽⁴⁰⁾数年后周必大上奏，已称“十数年前接帅臣纳费万缗，当时已骇其多，今盖增至四五万缗矣。设遇岁中一再更易，则当费一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⁴¹⁾。当时四川总领所据称“馈遗干没，岁约百万”⁽⁴²⁾。似此“无艺”开支，最终都必然落到民户头上，增加他们的赋役负担。馈遗之外，地方官僚各类肥私的陋习无有纪极，难以名数。如蕲州，“先是，郡中酒库月解钱四百五十千为太守常俸”，李茂钦“一无所受，寄诸公帑，兵食之储，实此钱附益之”⁽⁴³⁾，就成了难得的善政。

官员贪婪，自然无从约束胥吏辈之乞觅民财。李元弼说“守宰廉则吏为欺弊犹有忌惮，守宰不廉，则己盗其一，吏盗其十”⁽⁴⁴⁾，徇非虚言。更何况地方官员还有种种名目，假手胥吏以敛财于民。前引《昼帘绪论》接下去又说：“……此犹可也。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采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遗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嘻！彼财何自来哉，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⁴⁵⁾这样，无疑为胥吏辈贪取民财提供了无穷的方便。

其三，州县赋税入纳无序，弊病百出，更是胥吏辈损民肥己的绝好机会，文献对此记载不少。南宋刘子翚（1101—1147）的论述比较全面：“（赋税）受纳之间，巧弊百出。执役掌事，皆老奸宿狯，视吾民犹家鸡圈豕，惟所咀啖焉。权衡斗尺，邦有定制，一摇手则变多为寡，一谬言则指精为粗。事例糜费，既不可阙，阴欺昼攫，纷然其间，愚民眩晄惊骇，不知所措，则又倍费矣。受纳既艰，权归揽子。揽子与仓吏潜通腹心，相为唇齿，民户自输则千端阻抑，揽子代纳则一概通融。仓吏要民，民愤之，揽子要民，民甘之。盖依之虽若见侵，去之又患无托也。民听命于揽子，则又倍费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监催，一檄经过千家搔扰，则又倍费矣。民安不重困哉！”⁽⁴⁶⁾

除此之外，不少州县甚至将赋税名目直接分摊于胥吏，由他们负担征敛，后果更为严重。如南宋后期镇江府经总制钱岁额过重，通判遂科丹徒、金坛、丹阳三县补发，数额不小。诸县无所从出，“故丹阳县向来止将此钱于役钱上增科，后以民间词诉而止，目今两县未免取之受输之宽余，及责吏人乡司，与当案人吏，每名月纳不下二三十千，下至一小贴司，亦月纳数千，而吏辈趁办，其他版帐及移用酒钱等常赋自若”，因此刘宰认为“此何异纵虎狼食人而分受其肉”⁽⁴⁷⁾。其他类似事例不少，如连州贵阳县“弊于吏奸，地大人稠，夙号殷富，只缘版籍不明，出入无纪，如人户二税入纳之数，官中不得而知，但以某押录名下每日纳钱若干，郡中督催，则吏分头任责，官中但给钞与之，就人户那借，此所以日窘一日，末流尤有不胜言之弊也”⁽⁴⁸⁾。实际上是将赋税入纳之权完全交给胥吏，相应的，这也就意味州县对胥吏的舞弊敛财完全不闻不问了。

那么，官员贪污与胥吏诛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加重了民户的赋税负担呢？刘宰认为，“上司行移，官收其一，吏没其十”⁽⁴⁹⁾。方大琮（1183—1247）谈到福建漳州榷盐的情况，谓“盐钱所入官府得四分之一有缩，胥家得四分之三有赢。……大抵到官五万缗，则入胥家者十五万缗；到官十万缗，则入胥家者三十万缗”⁽⁵⁰⁾。当然，这些都是士大夫为了强调地方赋役征敛的混乱所作的估计而已，其数据不能径直取作统计的基础，但都认为程度十分严重，则是一致的。嘉定六年（1213）徽州苗米入纳一例，应该比较可靠：

……据此所供，则当年苗米所收止是通计正耗、府耗等二十万九千余石，此外别无收支，而逐人却用大斛大斗量民户之米。盖正耗以石计者则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大斛量之外，余府耗及暗点、押字、扫（卓）［桌？］等米五斗四升，既无斛可量，则以加八之大斗量之。计此大斛大斗收到二十万九千余石上，多取近四万石，不知此米何在。况受纳之际，弊病百端，皆出逐人之手，而受纳官临时加点，又有出于前米细数之外者，不知此米又归何处？上不在官，下不在民，专为胥吏皂隶肥家之资者，其数盖不胜计。⁽⁵¹⁾

则据帐面可查之额，徽州嘉定六年苗米入纳过程中约有近4万石为胥吏皂隶中饱私囊，约占总入纳20.9万石之19％。实际上，“受纳之际，弊病百端”，以及“受纳官临时加点，又有出于前米细数之外者”，为帐面所不载，数额肯定更大。这样，若谓徽州当年苗米入纳中为官吏中饱私囊的份额，约占正额的50％，恐不为过。

归纳以上阐述，我们应该如何估计南宋时期民户总体赋役负担的平均水平呢？文献中记载有少数个案，使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论当地民户总体赋役负担水平，下文举连州与福州的例子予以说明。

连州赋税“独以田亩等第纽夏布为准”科敷，“每岁上供银、夏秋二（役）［税？］、五等丁米，皆视田布为多寡”，其每亩正额及增税等项目折合后数额，可制表如下（表6—5）：

表6—5　连州负郭县上之上等民田赋税则例（每亩）

资料来耗：《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州府”条引《湟川志》，8413～8414页。

据上表，则连州负郭县之上等民亩，其两税正额为每亩苗米4斗，税钱240文足，合计增税、役钱、上供钱等名目后，米增至原额之150％，钱增至税钱额之843％。若估计征榷诸色钱，“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之杂敛，以及官吏乞觅等项，为上述各项合计增税钱额之100％，则其增额已在16倍以上。

福州赋税增额的情况与此类似。前文表6—4已列出其历年两税额比较数，淳熙年间岁收与岁支数见下表（表6—6、表6—7）：

表6—6　淳熙年间福州岁收钱粮数

说明：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数据贯石以下小数不计，钱币未明言省陌者，均以足陌计。

*“旧额”指庆历年间税额，据同书卷一《版籍类一·垦田》。

**绢价暂以每匹两贯省计入。绵价细少，略去不计。

表6—7　淳熙年间福州岁支钱数

说明：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类》。其中贯石以下细数不计，钱币未明言省陌者，均以足陌计。

*甲叶、羊皮等以其难以计价，且数额有限，故暂不计入。

**银价按每两3贯计。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州府”条引《湟川志》，8415页。

据前表6—6、表6—7，可知福州岁入钱粮等，合两税、增税、征榷诸色钱等，以及转运司等他司应付到者，总钱857193贯省，折合足钱660038贯，米124407石，其中两税正额钱仅占1.2％。岁出缗钱，合计上供、州用两项，总1242919贯足，收支相抵亏额582881贯足，即亏额为收入的88.31％有余。这58多万贯的亏额，自然只能依靠种种法外收入予以补足。若将官吏乞觅等因素考虑在内，估计福州法外收入总数可达法内收入的150％，即民户各种非法负担可能接近100万贯，恐不为过。若仅据前引帐面之钱额统计，福州户均需负担税钱3贯869文：

| 主客户数 | 赋税钱数 | 户均负担税钱
| 321284户 | 1242919贯足 | 3贯869文

每亩需平均负担苗米、税钱合计321文足：

| 垦田数 | 赋税钱数 | 每亩平均负担税钱
| 42633顷18亩 | 1242919贯足 | 292文足
|  | 124407石 | 2.9升，计29文足
|  |  | 合计321文足

若福州民田税钱正额平均按每亩4文计，则至淳熙年间（1174—1189），实际负担税钱，较之正额增长80余倍。若将62588顷园林山地池塘陂堰等折合计算，略作其所出税钱占50％，其增长也达40余倍。若合计其他“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之杂敛，以及官吏乞觅等项，则其增额更为骇人。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中书舍人王居正（1087—1151）上言：“上之所取于百姓之物，其名色虽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有余，以助县官之费一也。故朝廷当察民力之有无，不当问所立之名色。”⁽⁵²⁾可谓明理之言。拿连州、福州的例子看，若估计两州平均亩产米1.5石，每石米价1贯计之，则连州每亩实际赋税负担，米约占产其产量的40％，税钱及增税钱等则远超出田亩所产之总数；福州按前引表6—7数据，钱、米两项并计，赋税负担约占为其产量之21.4％，若计入其他公私杂敛，比例将更高，估计其可达到30％上下，不致失实。平心而论，福州的例子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由于宋代赋役负担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更由于各地吏治善恶的不同，想要推导出一个当时民户赋役负担的平均数值是不可能的。以上阐述，只是展示了南宋民户赋役负担的各个具体方面。所举连州、福州的例子，也当然只是个案，其数据仅具个案意义，不过它们所反映的民户实际赋税负担十数倍乃至数十倍地超过正税原额，或者田地收入起码三到四成须交官府以充赋税的情况，则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二、赋役负担的阶级不平等性

重要的是，上述民户各方面的赋役负担，在实际承担中还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无疑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宋代是中国古代赋役平等性明显改善的重要时期，也是这一历史性进步途径曲折多变表现尤为显著的一个时期。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推行的两税法，标志着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从“以人丁为本”的人头税制度，转向“以资产为宗”的财产税制度。从理论讲，从税人转向税物，是赋役平等原则的一大发展。它的平等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其一，从制度看，在建中以前“以人丁为本”的时期，国家课赋常不免直接与人户身份相联系，人户在政治、军事等其他方面的特殊身份，常常也使得他们在赋役制度中拥有一定的特殊地位，从而有别于其他民户，造成赋役负担的不平等。唐代“不课户”的大量存在可谓典型事例。据《旧唐书》、《通典》两书所载不课户与不课口数，可列出其与全国总人口之间比例为如下两表（表6—8、表6—9）。

表6—8　唐代中期不课户比例

表6—9　唐代中期不课口比例

两表所载不课户、不课口比例之高，令人吃惊。虽然这组数据的精确性容或可议，例如课户之漏籍与不课户之伪冒等，不过它们当有一定事实依据，则可以肯定。其所反映的课户与不课户之间的比例，与事实相去不致过于悬绝。

相比建中改制之后，若以宋代的制度而言，则基本已不存在似此大量课赋对象逸出国家征发范围的情形。宋代在原则上任何人户并无免除田赋的权利，其他各类赋役中，官户等特殊人户仅有免除差役的特权，而且从北宋中期起，这类特权也处在不断被削减的过程中。从北宋初年起确立的地方专立形势版簿、严加督责官户形势户缴纳赋税的制度，其立意不能不说就是为了确保赋税征发的平等性。

其二，人头税的直接依据，是在征税对象拥有基本等量生产资料前提下、成年男子大致等量的劳动力。这就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国家竭力维护自耕农地位的理由所在，也是自北魏以来均田制的直接出发点。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人头税有着它的合理性。然而随着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逐步改变，土地兼并加剧，生产资料不断向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手里集中，未登录于国家户籍册的浮户日增，“蚕而农，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畿”⁽⁵³⁾。作为主要课赋对象的自耕农阶层却人日困，事日蹙，人头税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人头税的不平等性也就日渐明显。建中之制的确立，“户无（主）［土］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⁵⁴⁾。不税人丁而改税资产，无疑是在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改变的前提下赋役平等的关键性一步。正如苏轼所指出的：

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署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倖之源也。⁽⁵⁵⁾

南宋人谓天下赋税是“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⁵⁶⁾，虽说在这一新的赋税征调结构中，农夫仍不免遭受着巨室与国家的双重盘剥，相比于建中之前“以人丁为本”时期，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新制度以其“以资产为宗”原则而体现了更大的平等性。

从北宋到南宋，建中元年（1101）所确立的财产税原则继续处在深化推广之中，不断渗入赋役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赋重役轻的征调结构与差役、力役征发中财产税原则的渗入，是其主要表现。所谓赋重役轻，主要指自中唐以来随着募兵制的确立，天下民户免除了兵役负担，而由于雇佣兵所造成的国家军费开支的成倍增长，却加重了国家对民户的赋税征发。换言之，募兵制使得民户的兵役转变成了赋税负担，事实上也就使得在役兵制时代按人丁征发的兵役，转变成了按资产征发的赋税，其中平等性原则的体现，一如前述建中税制的改变。宋代多用厢军征力役，虽不一定如马端临所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无疑也从另一方面改变了民户负担国家财政的形式。⁽⁵⁷⁾

即便在宋代作为民户“役”之主体存在的职役与力役，也明显渗入了资产税原则。熙丰变法时期，行免役法，职役改差为雇，显然是资产税的思路。可惜行之不久，差役法逐步复行，免役钱则演化为新税。力役征发之财产税化，却是一步步深入的。北宋初年，丁夫开始支与口粮，使得力役带有了些许雇佣的色彩。神宗年间起，夫役始行出钱免夫之制，并开始实行按资产而不是按人丁差发夫役的办法，“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⁵⁸⁾。不少官吏逐步认识到了“差夫役，总计家业钱均定，遂无偏曲”⁽⁵⁹⁾的道理。到南宋，各地按财产征发夫役的倾向更为明显。以致有学者借用后世用语，将这种财产税原则从田赋向其他赋役领域扩展的现象，称之为“摊丁入亩”。⁽⁶⁰⁾

但制度改革总不免是渐进的、曲折的，这就使得历史的进程呈现反复，变得复杂化。在财产税原则从田赋向其他赋役领域扩展的同时，宋代的赋役史中还存在十分显而易见的、与此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可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两个方面来阐述。

所谓制度性赋税不平等性现象，主要指宋代赋税结构另一方面的变化：不任田赋而任征榷。

从唐代中后期起，征榷之利在国家财政收入结构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到宋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以后各朝代，也未见得有可能相与比拟者。南宋陈傅良甚至认为：“盖今之田赋视古有损，而征榷之入累数十百倍于古。”⁽⁶¹⁾所谓“征榷之入”，“征”谓商税，从宋代起第一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税源，北宋时期即达近1000万贯，南宋估计更超过北宋；“榷”指盐、酒、茶、矾等各项专卖，其中尤以盐为主项，北宋宣和初年（1119）总计各销售区盐利已达3000余万贯，南宋略有增额。“税入之多，自两税之外，莫大于盐利”⁽⁶²⁾。酒利在北宋也已在1000万贯左右，南宋更多。北宋时期合东南与川蜀两地茶利之最高额，当在政和年中东南茶行合同引法之后，合计可在500万贯以上，南宋大致维持在这一水平。只有矾利相对为少。总计征榷各项收入，无疑已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五成以上。⁽⁶³⁾宋代赋税结构这种变化的原因今暂不论，这里只讨论它对不同阶层民户赋税负担的影响。

与直接向民户征发的田赋等“直接税”项目不同，征榷之利基本带着“商业经营”的外表，通过垄断巨额商业利润或征取高额商业经营税的方式，来赢得财政收入，因此学者一般称之为“间接税”。自建中以来，征取直接税基本按财产税的方式来实现，体现着前文所述赋税平等化的原则。间接税则不同，例如，虽说在实行食盐官卖的地区，存在着不少按户等摊派的现象，就其总体而言，则是按人均消费来决定其征取额的。其中利入最广的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其消费并无阶级性差别，因此盐利无异成了按人口均摊的人头税。其他各项消费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略有差别，但由于茶酒等在宋代实际已成民生不可或缺之必需品，它们的消费额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容或有别，不过这一差异相比于贫富之间天壤之别所导致的财产税理应具有的等级差别，不可同日而语。官府虽认为“酒价虽增，未尝驱民使饮；税额虽增，未尝迫民为商”⁽⁶⁴⁾，但下等民户实有不得已而为者。这也就是说，宋代约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是仍按近似于人头税的方式征取的。这无疑是自建中以来赋税平等化进程的一大曲折，它体现了宋代国家政治军事现实需要对赋税改革的根本性制约。

非制度性赋税不平等，指地方州县在赋税征敛过程中避强凌弱的现象，手法繁多，不胜枚举。举其大者，可厘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富户隐匿诡寄田产，造成地方税产走失，田赋不均。这就是所谓的“诡名挟佃”或“诡名挟户”问题。前引苏轼《较赋役》策接下去又说：

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如此则增损出入，惟其意之所为，官吏虽明，法禁虽严，而其势无由以止绝。且其为奸，当起于贸易之际。鬻田者必穷迫之人，而所从鬻者，必富厚有余之家，富者恃其有余而邀之，贫者迫于饥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赋。有田者方其贫困之中，苟可以缓一时之急，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

由于田产隐匿所造成的田赋走失问题，自北宋初年起即已存在，此后日见严重。至修《治平会计录》时，天下垦田之数反而少于天禧年间（1017—1021），编修者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⁶⁵⁾。至南宋，据绍兴十年（1140）六月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发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余万，和籴之数又在其外。而近岁上供之数才二百八十余万，除淮南、湖北凋残最甚蠲放之外，两浙号为膏腴沃衍，粒米充羡，初无不耕之土，而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巨室诡名挟户，多端以害之也。”⁽⁶⁶⁾举局部地区个案而言，如华亭县，“浙右壮邑，岁入苗号逾十万石，实六万七千有奇，而县官岁督，才三万八千止。盖自绍兴经界，迄今百年，官无版籍，吏缘为奸，隐匿诡寄弊倖非一……”⁽⁶⁷⁾。宋廷屡次推行均田、经界，类多能力制于一时，而不能保无于后日。但似此隐匿诡寄之弊，缘于地方官户、形势户凭权借势勾结胥吏、篡改版籍所造成的种种弊倖，“非下户所为”⁽⁶⁸⁾。因此它对地方赋税征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赋税负担的阶级不平等性日益显著。

其二，由于诡名子户、田产隐蔽等原因，至使户等不实，大量上户窜杂于下户之列，造成田赋之外“诸色钱”等征敛均及下户的现象。南宋初王洋（1087—1154）说：

某谓当今之法，有条约备具，刑名甚严，而决不可行者，诡名之法是也。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为上户者不胜其劳，而下户晏然熟视，如此则是驱之使为诡名，尚何以禁之哉！近年以来朝廷因臣僚申请，如均敷和买之类，皆彻下等，是诡名之弊已去矣，尚何俟设禁以防之乎？盖其法之弊有甚害者。行于贫而不行于富，行于贱而不行于贵，此乃不可不革者也。⁽⁶⁹⁾

“为上户者不胜其劳”，当然是财产税原则的体现，于是上户用种种手法窜入下户。而宋廷的处置办法，却是“如均敷和买之类，皆彻下等”，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放弃财产税的平等原则。南宋绍兴府会稽县及处州丽水县按实业家物起敷和买的例子，就很典型。丽水县自绍兴年间（1131—1162）起，“除五等浮实并免敷外，所可敷者自一等至四等，实业物力八十六万八千五百余贯，浮财物力一十四万二千余贯，通浮实计之，总为一百一万一千余贯祖额”。此后奸弊日生，“上四等往往诡寄五等，故物力日减”，到绍熙（1190—1194）中，四等而上浮实两项物力总计仅存85万余贯。绍兴府会稽县经界之初，“凡为物力一百二十六万余贯，而四等以上科纳和买者当一百一十万余贯”。40年后，“所谓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钱三十万九千四百六十贯六百文，而转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万五百余贯”，物力走漏五成以上。地方政府为了确保和买岁额，不得不或者增加每单位数量家业钱起敷和买的数额，或者降低科敷和买的户等下限。⁽⁷⁰⁾和买之外，其他按户等税产起敷的诸色赋敛，都存在类似情况。

其三，地方征取赋税，州县避强凌弱，官户、形势户等地方豪右多借权凭势，勾结胥吏通共作弊，将自己的税额转嫁给小民下户。时人对官府有“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⁷¹⁾之讥。其中增税杂敛等项目，赋出无名，财入无制，表明这类弊病尤为严重。秋苗入纳、和籴起敷，州县例增斛面、加耗，往往“吏胥之家与官户有势者”，得以“斛输斛，斗输斗，若众民户，则率二斛而输一斛，或又不啻”⁽⁷²⁾。临时科敷，各地多“被于细民，而不及豪右”⁽⁷³⁾。如绍兴初，李纲说湖南各地科敷，“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⁷⁴⁾。绍兴二十四年（1154），大理评事巩衍上言提到：“州县受纳米斛，必有土居及寄居官员士人，并上司公吏，封钞请求，每石坐享钱数百，或至一贯以上，受纳官为之减退升合，不择湿恶，却于其余人户名下多增斗面，以偿其数。”⁽⁷⁵⁾请朝廷下诏禁止。乾道五年（1169），据右从事李大正所言：“绍兴府诸县自旧以来将小民百工技艺师巫渔猎短趁杂作琐纽家业，以凭科敷官物，差募充役，官户全无，上户绝（按：此处疑脱文），中下户小民被此科敛，官司不恤，监系拘留，至鬻妻卖子，不足以偿纳者。”⁽⁷⁶⁾泉州征敛上供银钱，“祖例产钱一缗以上合输银钱，无官民之分也。其后祝圣道场及逃绝户得免，免者尤未众也。其后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众矣。又其后士凡荐于天府而籍于太学者咸得免，而免者愈众矣。免者愈众则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赋而并于贫弱之家，赀不满百，例行科配，厥价微涌，每两科至二千八百，正钱之外，有头钱，有代钞发纳钱，有纲脚暗脚等钱，民无所措，则有沦落，有奔并，有咨怨号呼而已”⁽⁷⁷⁾。这正如刘子翚所说：“受纳之间，巧弊百出，执役掌事皆老奸宿狯，视吾民犹家鸡圈豕，唯所咀啖焉。”⁽⁷⁸⁾

其四，在上述种种手法之外，官户、形势户等地方豪强逃避官赋的另一主要手法就是直接恃强抗税：“夏秋二税输官之物，皆上供合起之数，谓之常赋。今有形势食禄之家，积年不纳，专候郊恩，觊望除放，遂致上供愆期，支用窘阙。”⁽⁷⁹⁾现存宋人文献留有不少关于官员不输官赋受朝廷处分的事例，如乾道二年（1166）五月一日，诏右迪功郎新差除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程湜特降一资，罢新任，“以湜身为命官，积年不纳民赋，从知饶州俞翊之劾也”。又同月十八日，“诏右奉议郎知太平州繁昌县魏尧臣特降一官，罢新任，坐居乡里不纳官赋，从户部所劾也”⁽⁸⁰⁾。似此记载，当然只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鳞半爪。其他地方豪猾竞相影从，逞强恃能，也多“凭气势而不输官租”⁽⁸¹⁾。时人或曰“今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而有司惟困弱小户之是征。至再至三，无所诉告，驱而为盗贼而后已”⁽⁸²⁾。又曰“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有司均其数于租户，胥吏喜于舍强就弱，而攘肌及骨”⁽⁸³⁾。结果都是“有司惟困弱小户之是征”，即将豪强应纳之租赋分摊于贫民阶层，增加了贫民阶层的赋役负担。

因此，如何使天下赋役公平，实在是有宋一代从朝廷到士大夫都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苏轼《较赋役》策最后一段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时人对此的无可奈何：

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然，然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病者，岂其岁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于此欤？虽然，天下皆知其为患而不能去，何者，势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广狭瘠腴，而更制其赋之多寡，则奸吏因缘为贿赂之门，其广狭瘠腴亦将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则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议。

苏轼所谓之“势不可也”，就是因为当时不存在贪官污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来按校田地之广狭，制定赋役之多寡，并监督它的落实执行，而不得不坐视其一出于“吏奸”。其实，这正是任何专制体制都无法根治的弊病。

任何国家的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都不免有相当的距离，非独宋代而然。宋代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国家田赋及其相关的赋税制度，沿着建中改制所代表的赋税平等化历史进程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庞大军政开支的现实需要及其他一些原因，却又致使宋廷过多地依赖于征榷之利，从而使得财产税原则遇到很大阻碍。民户赋役负担的平等化较之前代虽有所改善，但程度有限。与此同时，地方实际赋役征发过程中所存在的非制度性不平等现象，则较之前代也无明显改善。

总结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学者关于宋代“乡村下户和客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⁸⁴⁾的结论，需要作出更明确的界定。若从赋役最终须由直接生产者负担来说，这一结论当然不错，但若从宋代国家赋役征发的途径而言，则当时的基本框架，无疑以“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样的描述较为准确。尽管社会的直接生产者是农夫，但从赋税交纳的途径看，既然大部分土地为大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租佃制度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大部分赋税自当出于地主经济。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到，宋代赋役制度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阶级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就在于通过制度与非制度的途径，官户、形势户将很大一部分的赋役负担转嫁到了贫民阶层的头上。这一负担，迫使贫民阶层将生活质量降到了极低的水准。就具体内容看，尽管田赋走漏问题相当严重，官户、形势户之所转嫁的赋税负担，仍当以增税、杂敛等非制度化赋税负担为主。贫民阶层之无力供奉官赋，形势豪强之隐蔽走漏、恃势抗赋，使得宋代地方官头痛无比，束手无策。这正是文献中留下来无数关于“赋敛烦重”、“数倍于古”议论的主要起因。

至于宋代赋敛之繁重，是否确为数倍于古，需要客观分析，不能仅引据时人的议论来简单推断。因为似此议论，其实历代都有。宋代既看不到旷年持久的重大工程项目，如秦代的修筑长城，隋代的开挖大运河，皇室开支、官僚消耗在中国古代也非最为显著者，合理的推断，应该认为其总体赋役征敛水平处于与前后各王朝大体相等的水平。它的特点在于：从中唐确立募兵制后，宋代是第一个全面实行这一制度的王朝，军政开支较之前代明显增长数倍不止，因此民户财政负担呈现出明显赋重役轻的结构。就赋而言，的确有较前代增重倾向，总赋役两者平衡起来看，却未能使宋代列为“数倍于古”之王朝。

回到本章开头的另一个问题——就赋役负担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言，这里可以引出几个简单的结论：其一，既然宋代以租佃制为其生产经营的主要方式，而且通过制度与非制度的途径，大土地所有者的赋役负担较之贫民阶层明显为轻，因此在这一阶层中层聚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可以投资于其他领域。宋代社会城市富庶，文化的繁荣，思想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一部分财富。其二，宋代广大的贫民阶层，主要是农村下户与客户，作为社会直接的产生者，在租赋的重负与官吏的欺凌之下，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只能“苟且辛苦过一世耳”⁽⁸⁵⁾。贫富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时人即有“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⁸⁶⁾的认识。其三，由于租赋重负对直接生产者的影响，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专制官僚国家带给社会生产的沉重负担。淳熙四年（1177），臣僚范成大奏：“关外麦熟，倍于常年，缘去岁朝廷免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宋孝宗由此得出“民力不可以重困”⁽⁸⁷⁾的结论。这种负担，对小自耕农的影响最为深刻。这是促使宋代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各类赋役中，尤以役的负担为害最甚，所谓“周访害农之弊，无甚于差役之法”⁽⁸⁸⁾。宋代经济比于前代较大程度的发展，决不能成为这种影响的反面论据。宋代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直接生产者在艰苦环境下的辛勤劳动与人口的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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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2708页。

(2)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农田》，4170页。

(3) 《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参见《文定集》卷一《应诏言弭灾防盗事》：“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又《诚斋集》卷六九《转对札子》，也说当时税赋“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

(4) 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的表述比较典型：“宋建立后，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军队的召募，使国家的财政支出幅度迅速增加。在这种形势下，赋役名目繁多，负担苛重。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宋赋役十倍于汉唐（按：卷一五‘考史’）……虽然十倍的比率不一定很准确，但宋赋役大大重于汉唐总是事实。”（242页）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一编第十至十一章；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188页；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217页，等等。

(5) 《通考》卷四《田赋考四》，57页。

(6) 参见Peter J. Golas：Rural China in the Song（《宋代的农村社会》），310～311页，等等。又黄仁宇也认为“中国土地税征收率过低并不是过高，因为税率低，政府的行政效率亦低”。他在其下文虽举的是明代的例子，从前引语句看，其实是指整个中国古代的。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336页。

(7) 参见［法］白乐日（Etienne Balazs）: Significant aspects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见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中国文明及其官僚制度：一个主题的多重视角》）。

(8) 《文定集》卷五《论勘合钱比旧增重疏》、同卷《论爱民六事疏》。

(9) 《宋会要》食货二七之三九至四〇。

(10) 《梁溪集》卷七一《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

(11) 《历代奏议》卷一〇八，江西运判赵汝愚奏，1457页。

(12) 参见《重修琴川志》卷六《叙赋》。

(13)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赋税》，4202页。

(14) 《宋会要》食货四之七。以上参见王曾瑜：《宋朝的两税》。

(15) 《朱文公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

(16) 《乐全集》卷一四《食货论·赋税》。

(17)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参见［日］周藤吉之：《宋代の两税負擔》。

(18) 《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

(19) 《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垦田》。

(20) 如表6—2未列出严州免役钱、和预买等两项，其新旧额即基本没有什么增减。

(21) 参见《淳熙三山志》卷一〇《版籍类一》。

(22) 《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三五。

(2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折帛钱》。

(24) 以上参见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

(25) 《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庚子应诏封事》。

(26) 《宋会要》食货九之六。

(27) 同上书食货九之二六。

(28) 参见《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以造熟铁斛斗发下诸郡纳苗使用宽恤人户事》。

(29) 《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甲子”条：“遂命临安，平江府，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有奇，用户部请也。浙西凡籴七十六万石，行在省仓三界三十五万五千，临安、平江府场各二十万，淮西总领所十六万五千，湖北、淮东皆十五万石。时行在岁支凡三百三十六万石有奇，而浙江荆湖上供米纲才三百万石，故籴之。三总领所旧不立额，及是比仿行下。”

(30)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334页。

(31) 据《宋会要》食货六四之一二至一四及《系年要录》卷五四等统计。

(32) 《宋会要》食货六三之一八。

(33) 参见《西山集》卷四〇《潭州谕同官咨目》。

(34) 《后村集》卷一六五《墓志铭·刘宝章》。

(35)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二引《临汀志》，3643页。

(36) 《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

(37) 《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己酉”条。

(38) 《州县提纲》卷二《月给雇金》。

(39) 《卢溪先生文集》卷二七《与胡待制书》（第二首）。

(40) 《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禁传馈疏》。

(41) 《周文忠公集》一四一《论监司帅守接送侈费》。

(42) 同上书卷六二《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43) 《絜斋集》卷一八《蕲州太守李公墓志铭》。

(44) 《州县提纲》卷四《廉则财赋给》。

(45) 参见《袁氏世范》卷二《官有科付之弊》：“县道有非理横科及预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陈讼，盖两税自有常额，足以充上供州用县用，役钱亦有常额，足以供解发支雇，县官正己以率下，则民间无隐负不输，官中无侵盗妄用，未敢以为有余，亦何不足之有？惟作县之人，不自检己，吃者、着者、日用者，般挈往来、送遗给托、置造器用、储蓄囊箧，及其他百色之须，取给于手分乡司，为手分乡司者，岂有将己财而奉县官，不过就簿历之中，恣为欺弊，或揽人户税物而不纳，或将到库之钱而他用，或伪作过军过客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支破，或阳为解发而中途截拨，其弊百端，不可悉举。县官既素受其污啖，往往知而不问，况又有懵然不晓财赋之利病，及晓之者，又与之通同作弊，一年之间，虽至小邑，亏失数千缗，殆不觉也。于是有横科预借之患，及有拖欠州县之数，及将任满，请托关节，以求脱去，而州县遂将积欠勒今后政补偿，夫前政以一年财赋不足一年支解，为后政者，岂能以一年财赋，补足数年财赋。故于前政预借钱物，多不认理，或别设巧计，阴夺民财以求补足旧欠。其祸可胜言哉！”

(46) 刘子翚：《屏山文集》卷二《维民论中》。

(47) 《漫塘文集》卷一三《代金坛县申殿最钱札子》。

(48)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引《湟川志》，8417页。

(49) 《漫塘文集》卷一八《泰兴县劝农文》。

(50) 《北溪先生大全集》卷四四《上庄大卿论鬻盐》。

(51) 《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二引《续宣城志·嘉定诸仓斛斗》，3409页。

(52) 《系年要录》卷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丙午朔”条。

(53) 《文苑英华》卷六九三《答杨贲处士书》。

(54)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4724页。

(55) 《东坡全集·东坡应诏集》卷一二《策别十五·较赋役》。

(56)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七《赈济利害书》。

(57) 《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1363页。

(58) 《长编》四三八“元祐五年二月甲辰”条，10560页。

(59) 《作邑自箴》卷四《处事》，20页。

(60) 参见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分析》、《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补证》。

(61) 《陈傅良集》卷三八《代胡少钦监酒上婺守韩无咎书》，489页。

(62)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财赋门·榷盐》，819页。

(63) 有关征榷之利的具体数据，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附录表格之3至8，697～720页。

(64) 《系年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癸亥”条。

(65) 《通考》卷四《田赋考四》，58页。

(66) 《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年六月戊子”条。

(67) 《蒙斋集》卷一四《华亭县修复经界记》。

(68) 《汉滨集》卷五《论潼川府措置经界奏议》。

(69) 《东牟集》卷九《正诡名法札子》。

(70) 参见《两浙金石志》卷一一《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朱文公文集》卷一八《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止堂集》卷六《议绍兴和买疏》。

(71) 《历代奏议》卷一一二，咸淳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季镛上言，1492页。

(72) 《陆九渊集》卷八《与张春卿》，105页。

(73) 《系年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八月癸酉”条。

(74) 《梁溪集》卷七一《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

(75) 《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二月己酉”条。

(76) 《宋会要》食货一四之四三。

(77) 《筼窗集》卷四《代上请乞输钱劄子》。

(78) 《屏山文集》卷二《维民论中》。

(79) 《宋会要》食货一〇之二八。

(80) 同上书职官七一之一四、一五。

(81) 《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

(82)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五《送曹西溆序》。

(83) 《宋史全文》卷二六上“淳熙四年十二月甲戌”条。

(84)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219页。

(85) 《续古今考》卷一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8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五《盗贼怨官吏》，280页。

(87) 《两朝圣政》卷五五“淳熙四年三月丙午”条。

(88) 《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

第七章
宋代地方财政与征榷收入的性质

一、为什么要讨论征榷收入性质问题

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是宋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前一章提到的宋代征榷收入在唐宋间赋税结构演变中的地位问题，为我们进一步观察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角度，本章略作分析。

分析宋代赋税结构，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征榷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且自宋代初年起，逐年增长。有关北宋时期征榷收入所占比例的具体数据可见表7—1、图7—1：

表7—1　北宋租税、征榷收入所占比例比较

说明：三个历史时期两税与征榷收入各自的数据及其资料出处，参见表7—5至表7—11。

图7—1　北宋租税、征榷收入比较

从表、图可见，北宋时期征榷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直线上升。

南宋时期租税与征榷收入二者之间的比例，由于前文所述地方财政岁入总额不明等缘故，难以统计，若仅就朝省财政岁入数大致估计，租税所占比例已经降低到了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地步。下文据《水心别集》卷一〇《实谋》（767页）所载乾道年间（1165—1173）东南地区朝省岁入各项数据，列为表7—2：

表7—2　乾道年间（1165—1173）东南地区朝省岁入各项目所占比例

说明：叶適所列各项，只是估计数，并非户部帐簿数据，但理应接近实际，用以估算各项目所占比例，当属可信。其中，经总制钱各类窠名组成，实由酒利与商税收入为主；又据《宋会要》食货二七之三三、《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四·盐》（4454页），乾道六年两榷务卖淮、浙盐共得钱2697万贯，因此另加茶、酒、商税、矾税等各项，征榷收入实际所占比例，当远比表中所列数据为高。

两宋间租税收入所占比例的下降，当然并不能被直接地理解为履亩起征的农业税在宋代国家赋税结构中主导地位的丧失；换句话说，宋代高额的征榷收入，虽然就某种角度看来须以工商业一定程度发展为前提，但就本质而言属于专制政府利用行政强权向社会征取的间接税，事理明晰，本无须重复讨论。本书仍列一专章加以论说者，原因有三：

其一，学术界仍有部分学者，由于不了解传统征榷制度的实际情形，仅从表面现象出发来观察文献所记载的各项数据，对它的认识不免与史实有相当距离。典型者如近来在大陆颇有影响的黄仁宇的著作，即认为征榷之利属于“商业方面的收入”⁽¹⁾，并说：“谈到宋朝，它在中国财政史上特出的地方非常显著。它开始就以最前进的部门，作中央施政的基础，对于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非常注意”，明确将榷税等列为财政史上“最前进的部门”。这些论说，是黄氏用以证明唐宋为“外向型”帝国，而明清为“内向型”帝国的重要论据。其他一些学者在论证发生于宋代的“中古经济革命”时，都或多或少有将“工商税”的膨胀引为论据的情况。可见如何看待宋代征榷之利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做到实事求是了。

其二，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宋代征榷之利膨胀的历史原因，并对它作过一些相当有见地的分析，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李华瑞新近的研究。⁽²⁾李氏在他对宋代榷酒的研究中涉及了当时征榷之利膨胀起因的一般性问题。在提出唐宋间农业经济发展是它的物质基础，以及宋代募兵制发展所造成的财政窘境是它的直接起因之外，李氏还着重指出了两点：（1）榷利增长是中央集权加强的结果，并举从西汉到赵宋榷酒制度演变的历史，来证明集权与榷酒制度之能否推行之间的关系；（2）国家赋税结构中农业税比例下降，征榷之利比例上升，是因为唐代实行两税法之后，政府与地主阶级瓜分地租失利，从而不得不更多地转向依赖征榷间接税之故。⁽³⁾

可是李氏的意见仍略有可陈说之处。

攫取征榷之利，当然需要有中央集权的专制强权作为保障，但集权强化的政府为什么着眼于征榷之利而非其他，却仍需要论证。李氏为了证明集权强化与酒利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中唐以后唐室衰微而榷利反而增长一例时，以当时中央采取与地方分利的办法来做解释，显得勉强。更何况政权的强化，理应在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与李氏另一方面的解说（即政府与地主瓜分地租的关系）也有矛盾之处。重要的还在于：史学界一般意见认为，从宋到明清，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租佃制也较宋代更为发展，按李氏的解释推论，征榷之利自应更受重视，事实却不然，它的地位反而明显下降。下文据明人潘潢《会议第一疏》所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天下各项赋税收入数据，列为表7—3：

表7—3　明嘉靖二十八年各项赋税收入及其比例

说明：据潘潢：《会议第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九八。“榷盐之利”包括盐钞银、盐课折布、两淮余盐盐课税银、两浙余盐盐课税银、长芦余盐盐课税银等项；“其他各项”包括马草折银、富户银、签稽、扣省由闸、开例纳银、河道银、赃罚香税、南京户部银、催征节年拖欠银、保定临清等仓粮折银等项。

合计榷盐与商税两项实际收入，约占天下赋税收入总额的25.30％，较之南宋减少约近一半。其实，在榷盐之外，茶酒等其他各项榷利在明代已不是政府岁入的主项。同时，税目所列夏税秋粮折银额虽仅占不到15％的比例，但“其他各项”中，如南京户部银等多项，其实也是土地税。所以土地税的地位当大大高出前表所揭示的比例。明代政府增税，更多的是直接摊入田亩，“履亩而税”⁽⁴⁾，而不是像宋代那样采用征榷间接税的办法，如明末三饷征派即是如此。⁽⁵⁾总之，明代国家的赋税结构看来与宋代有了明显的差异。

因此，对于宋代征榷之利增长的原因，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其三，在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中央政府的法规与地方的实际执行，常存在很大距离，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完全背离法规本意。宋代征榷收入，就其立法规定而言，很多内容的确带有“工商税”的外表，如茶盐专卖中的通商制度、商税之征等都是，因此常常使人看不清征榷之利的实际内容。以往不少学者对专卖制度的个案研究，已经对其中复杂情况做了很多阐述，但略嫌零散，以致未能明快地勾勒出其总体的特征。各地州县为筹划经费，增加利入，因地制宜，有法不依，杂敛旁出，才是当时征榷之法在地方实施的真实情形，也是决定宋代征榷收入性质的关键因素。

归纳而言，本章讨论的问题是：从征榷制度在地方具体实施的角度出发，来观察宋代征榷之利的性质，以及当时国家赋税结构中尤其重视征榷之利的基本原因，以作为前述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特征的一个具体例征。

二、宋代征榷之利几个主要收入途径

宋代的征榷项目主要有茶、盐、酒、算等几项，此外如矾、铜铁矿产等内容，由于数额有限，本节略而不论。宋代征榷的经营方法，从生产领域言，有官产与民产之别；从销售领域言，也有官卖与通商之别，十分繁杂。

宋代的茶盐之法基本都经过了官、商兼营到以通商为主的历程。

宋初，茶法分通商和榷禁两种。通商和榷禁都有严格的卖茶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通商，即征收茶园户的租税和商人的商税，准许自由贸易。两广产茶不多，一直实行通商。榷禁，即将种茶户专置户籍，称“园户”，输租纳税，用茶折算，官定课额，预支本钱，额茶和额外余茶全部按官价收买，不得私卖。官府把由此垄断来的茶叶转卖给商人，获取高额利润。商人主要赚取零售利润。东南地区宋初以来主要行禁榷，有交引法、贴射法等不同名目，嘉祐四年（1059）弛禁通商。到崇宁元年（1102），蔡京在东南地区恢复榷茶，改行“茶引法”：废除官买官卖茶叶，令商人到产茶州县或京师椎货务买茶引，凭引向园户买茶，赴产茶州县合同场秤发、验引、封印，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出售。南宋沿之不改。蜀地在熙宁七年（1074）以前也实行通商，熙宁七年行“茶马法”，始改为禁榷。民户所产茶叶全由官府收购，一部分运至熙、秦等地，与少数民族交换战马或卖给少数民族；另一部分批发给商人在川峡四路出售供民食用，官府取息十分之三。南宋初赵开（1066—1141）又将行销四川内地茶叶改行茶引法，准允商人买引向园户买茶出售。因此，宋代榷茶，官府除了在极少数地区直接零售茶叶赚取零售利润外，榷利主要来自垄断的批发利润、向商人征取的茶特许专卖税，以及将茶叶视同一般商品的商税。

与茶叶基本由民户生产不同，宋代盐的生产有官制与民制官收之别。官制食盐皆召募民户，给口粮工钱，按年完成官定课额，全部食盐归官府。实行官制盐的地区主要有四川的官盐井与北宋陕西的解池。民制食盐，专置户籍，官给煮盐工具和煎盐本钱，免除科配徭役，只以盐货折纳两税，盐户产量由官府定额，全部按官价收买。超产食盐称为“浮盐”，略增价钱收买，任何人不得私卖。民制官买制主要存在于沿海的末盐产区，以及四川的民井盐生产中。

食盐的销售，“官鬻通商，随州县所宜”。“官卖法”就是官运官销，盐利收入主要由地方支配。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盐都是实行官运官销法。由于官盐质次价高，民不肯买，往往强制抑配。此外也有把一个地方的盐利收入承包给商人，令其先纳钱入官，准其领盐贩卖的“买扑法”。从北宋末年起，官卖地区多改行通商，官卖法只在福建、两广一些地区继续实行。“通商法”是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盐利归中央直接支配。宋初以来主要有“交引法”与“盐钞法”等，推行于东南以及北方的解盐销售区。政和三年（1113）蔡京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凭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南宋东南等地区行盐引法，两广及福建官卖法与引法兼行，四川则行赵开所创的盐引法，与东南地区略有不同，即废除官买民盐然后卖给商人的中介环节，井户煮盐不立课额，商人纳钱请引，缴纳引税、过税、住税，向井户直接买盐出售。官置合同场负责验视、称量、发放，以防私售，并征收井户的土产税。

因此宋代榷盐的利入，除与榷茶一样包括垄断的批发利润、向商人征取的食盐特许专卖税之外，还有官制盐中的生产性利润，而且官卖食盐的零售利润所占份额，大大超过茶法。

由于酒的生产不像茶盐那样有明显的地区性，因此宋代的酒法较之茶盐之法，也显得略为繁杂。宋代榷酒主要有“官酒务法”、“买扑法”以及“榷曲法”等其他一些酒法。官酒务法是宋代榷酒的主要形式，即各地州县官置酒务，酿酒出售。不少官酒务还兼批发业务，指定拍户批发得酒后在一定地区零售。买扑法则是由民户在向官府交纳一定税金后在指定地区经营酒的生产与销售。北宋的四京地区实行榷曲法，即由官府生产酒曲，出售给指定的酒户，用于酒的生产出销售。此外还有“万户酒法”，即在某一区域内，向民户均赋酒税，而听民任便造酒沽卖的制度；“隔槽法”，即官府通过控制生产过程与生产工具，来征收酒税的制度；“税酒法”，就是官府不介入酒的生产，而对其销售征取税钱的制度；“曲引法”，即农村地区人户在交纳一定特许专卖税（引钱）后，允许在买扑酒坊寄造酒曲，用以酿酒自用的制度。所以，宋代的榷酒利入主要当来自官酒务垄断性的生产利润与销售利润，以及买扑酒坊的特许专卖税。此外还包括一定的批发利润，榷曲制下酒曲的生产销售利润与特许专卖税相兼的利入，隔槽法所得之特许专卖税与生产管理费，以及由税酒制所得一般性商税，等等。

茶盐酒之外，还有来自商税制的对一般性商品所征取的商税。

但若从实际收入的性质看，以上所述各类征榷利入，又可以归纳为特许专卖税、垄断的生产性利润与商业经营性利润、直接赋税化利入、一般性商税等几个不同的方面。下面分别略作分析。

（1）特许专卖税

包括前述茶、盐、酒法等卖引收入、买扑税入等各类，总之是在生产运销成本之外，人户为取得在指定地区经营专卖商品特权所需付给官府的税款。这当然是官府为了攫取高额利入，在国家权力的支撑下，强行征取的税额，与生产无关，自然无从反映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宋代历次改变征榷制度而得到茶、盐、酒利的增赢，可为明证。徽宗年间，蔡京当政，更改茶盐之法，岁入大增，其中不少就是来自专卖税。如政和三年（1113）改行盐引法，据当时榷货务长官魏伯刍所说：“榷货务异时日收不及二万缗，今乃常及四五万缗。……新法今才二年，而已收四千万贯。”⁽⁶⁾中央盐利收入骤增数倍，不外乎来自两个途径：其一，将原来由地方留用的盐利归之于中央；其二，大幅度增加食盐的垄断批发价与特许专卖税。南宋初年四川地区军费开支剧增，岁入也相应增加，周必大估计当时所取“常赋、杂征”是北宋时期的“三倍”有余⁽⁷⁾，周南则称“及渡江以后，则四蜀之赋，增之数十倍”⁽⁸⁾。不管哪种估计，征榷之利的遽增必然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同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自然不可能有如此增幅。

（2）垄断的生产性利润

要出自官制盐场盐井，以及官酒务官曲务等处，无疑是榨取盐酒役工的劳动所得，十分明确。垄断性盐酒生产利润极高，役工却无法从中分沾一二，自不必说，宋代的制度还有更为精明之处。如北宋解池役夫，主要从临近州县征发，虽也支付工钱，但因带有一定的劳役性质，其工钱与当时其他工役所支付者并无明显区别，而不得不低于正常市场工价。官酒务役工则主要调发厢军，“在法诸州县酒务刷差强壮厢军充役”⁽⁹⁾，因此工钱也非按市场规律支出。⁽¹⁰⁾

（3）商业经营性利润

包括前述各类垄断性批发利润、零售利润以及少量管理性收入，情况远比前面两类收入复杂。其中批发利润性质较为对明确，由于专卖垄断的缘故，利润率相当高。如南宋绍兴三年（1133），广东收购亭户盐货，规定“正额与额外之数，并依两浙正额盐价，（每斤）一十四文足收买”⁽¹¹⁾。而当地盐引的批发价，据乾道六年（1170）规定，“二广盐每箩一百斤，纳钞面钱七贯”⁽¹²⁾，折合每斤批发价70文，比收购价整整抬高了五倍。⁽¹³⁾实际上，商人买引请盐，在引钱之外，还需交纳种种杂税，数额不小。如据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六所载，当地盐仓供应商人凭引请领食盐，商人除原纳于榷货务的引钱24贯外，还需另交各种名目的官钱，如贴纳钱、头子钱等，共计7贯938余文，两浙盐货每袋重300斤，是则每斤盐货的批发价约为106余文。当地盐货的收购价，南宋初年如前所述正额盐每斤14文，南宋后期反而略有下降，在开庆年间（1259），约为每斤11文。若按后者计，则当地盐货的批发价约为收购价的9.6倍有余，接近10倍。⁽¹⁴⁾显然，任何正常的商业经营，都不可能有如此暴利。

更何况，暴利之外，看似商业性的批发经营，还常常依仗专制强权来开拓业务。如茶引盐钞批发，在很多的时候就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分摊于州县，勒令民户承买。如据陈傅良说，孝宗年间，桂阳军“祖来年额系招趁住卖茶引二十二道”，“缘本军非产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旧将买引价钱均敷于民”。据说是“历年弥久，不以为病”，当然是文饰之言。但到淳熙元年（1174），“守臣妄希增羡之赏，于任内添起年额茶引二十道作四十一道，增及一倍之数”，出卖不行，不得不靠创征杂税弥补：“折银场每钞三文足，和籴场每石九文足，常平仓每石二十文足，苗仓每石三文足。”仍不足额，遂“敷及合干等人”⁽¹⁵⁾，贻害无穷。另据李椿（1111—1183）所奏，湖南其他州县也有“官司抑勒牙铺承买茶引，亦有违法科于税户”⁽¹⁶⁾的情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¹⁷⁾

零售利润是宋代茶、盐、酒等专卖的商业经营性利润主体，虽说商业经营理应买卖自愿，但与官为市，实有不可胜数的弊端，最后不免变商业买卖为行政性征利。如酒务经营，由于它是州县常赋之外有较多灵活性的收入之一，人称“今郡县之利括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乎”⁽¹⁸⁾，但措置之道，不免依赖于行政强权。如酒务经营的一个普遍性难题是商业性的营业额或有增亏，但酒利供应官府财政开支，却有定额。于是岁额增盈之时酒务监官等自有奖赏，岁额亏减之时，为免于惩罚，就不得不以种种措施予以补足。如北宋仁宗时平定军乐平县酒务，旧额每年酒课4000余贯，先以有兵士四指挥军营在县，可以趁办，庆历三年（1043）兵士移营往并州，一县只有居民百余户，酒务卖酒根本无法及额，知县多次申请蠲减，未获批准，于是抑勒民户，无所不出。⁽¹⁹⁾

及至南宋，各地官酒务经营更为混乱，抑配现象十分普遍。南宋初胡安国上《时政论》，已称“榷酤法已极弊”，他举例说道州的情形是“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税民，弊可见也”⁽²⁰⁾。秀州嘉兴县自“绍兴十八年有邑宰酝造过倍，增至十三万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释医卜，下至倡优，无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长，岁或至二百万钱。赇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曾无以塞责，动辄科罚，重征倍税，日甚一日”⁽²¹⁾。乾道年间（1165—1173）信州“民遇凶吉及营造，困于科酒”⁽²²⁾。淳熙二年（1175）八月，敷文阁待制、知平江府韩彦古遭人弹劾，落职放罢，原因之一是“以家力敷上户酒，至一二千瓶”⁽²³⁾。嘉定十二年（1219）闰三月，新知常德府冯愉降一官放罢，也是“以臣僚言（冯）愉守阆州，专以酒政虐民”⁽²⁴⁾；至南宋末年，吕午称：“近年州县之酒息，视旧有加一倍者，有加二倍者，有加三倍者。合天下州县一岁之所入，其钱不可胜数也。”⁽²⁵⁾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酒利的这种无休止增赢，只能来自强制性的抑配。

不过更为典型的案例，当数官盐销售中制度性的超经济强制现象。

自五代以来，在城镇、乡村不同区域，官盐销售已有“官自卖盐”与“案户配食”⁽²⁶⁾的不同办法。到宋代，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官盐销售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允许自由买卖：“州县出卖食盐，即无定额。依法止令人从便收买。如辄敢均敷科抑民户，显是违法。”⁽²⁷⁾因此文献中偶尔也有地方官员因科仰食盐而遭弹劾的事例。但实际情形却是，一方面出于现实需要，中央政府的其他措施常常抛开了上述规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各种法外行为，常使中央“从便收买”的原则成为空中楼阁。归纳而言，可分“按财政开支数规定食盐销售额”与“制度性抑配”两方面来阐说。

按财政开支数规额定食盐销售额，是因为盐利既为政府财政的一个主要收入项目，财政开支有既定之需求，因而不免反过来制约食盐的销售，这包括食盐的总销售量与市场零售价两个方面。从北宋到南宋，政府的食盐销售由专卖而存在暴利，因此左右食盐市场的一个持续性现象，就是食盐的供大于求，而官府希望尽量地多出售食盐，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北宋时期与边境地区市籴相联系的盐引制、盐钞制，就屡屡因为边境地区开支需要，出引钞过多，致使市场食盐供应量大大超过需求量，引起混乱，造成盐法的屡次更改。如解盐区食盐销售，庆历三年（1043）范祥改制时所定出钞额为166万贯，后实际出钞一再超额，到熙宁七年（1074）增改为180万贯，十年为210万贯，元丰初皮公弼（？—1079）又增改为242万贯⁽²⁸⁾，但“虚钞”即超额出钞的问题一再重现，无法解决。究其根源，无非是宋政府将过多地财政开支负担压到了盐利上面。

南宋两广及福建地区食盐销售按财政需要定额的情形，更为典型。广西路由于地瘠民贫，北宋时期一直需要由中央财政补助，应付开支。南宋中央不仅取消了对它的补助，而且每年还从广西调发一定数量的财赋，于是造成广西地方财政的困窘，“所藉者官卖盐耳”⁽²⁹⁾，日常开支主要靠盐利支撑。广西盐法自北宋以来一直实行官卖，直至南宋绍兴八年（1138），两广扩大盐钞法，广西除约十分之二沿海产盐地区继续官卖、盐利供本路财政外，余十分之八改行盐钞法，共8万箩，年额40万贯钞钱上供中央。⁽³⁰⁾从此广西地方财政大窘，“乃尽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万斛，令民折而输钱，至五倍其估，米既为钱，二十余州吏禄兵稍无以给，则又损其估市米于民，曰和籴、招籴，民愈病”⁽³¹⁾。但广西当时划定的钞盐区实际食盐的销售量每年只及5万箩，因此盐钞销售不出，造成积压。由于种种弊端，在乾道四年（1168）起曾一度改行官卖法，但三年后重行钞法，却仍以8万箩为额，原因就是当时规定钞盐销售每箩增收一定通货钱，用以补助广西转运司岁计，若以实际所卖5万箩为额，所收通货钱不足广西的开支。⁽³²⁾可是以虚数立额，实际中钞法绝行不通，于是各种弊端照旧，此后广西盐法数次变更，最后不得不在淳熙末年（1189）复行官卖，并裁损广西所负担的上供岁额，以减少卖盐岁额。总之，不管是官办官卖还是钞法通商，各地方政府都必须完成核定的食盐销售量，才可能有相应的财政收入。因此，各地州县无不竭尽全力推销食盐。这在官卖法时期，无非是向民户强行抑配并任意提高盐价，“有增价抑配之弊”⁽³³⁾。在行钞法时期，则或因盐钞发售不行，或者直接将盐钞抑配给民户，前述湖南茶引销售是如此，广东、福建等其他地区的盐钞销售也是如此；或者官自买钞运盐，高价抑配盐货，实与官卖无异。⁽³⁴⁾

其他如福建等地，根据岁计开支决定食盐销售数额，也十分普遍。如宁宗年间（1208—1224），赵充夫为福建路转运判官，“于盐事尤加意，郡邑有大小，户口有多寡，计其日用之数定其日用之额，强不可多得，弱不至乏绝，时论称其公平”⁽³⁵⁾。即根据各州军“日用之数”以定其“日用之额”，这个额，就是食盐运销之额。

在官盐年销售额既定的前提下，地方州县更为经常的举措，则是调整食盐的零售价。如自淳熙末年复行官卖后，广西静江府“岁计盐”5200箩，旧例零售每斤100文，“绍定间因修城权每斤添六文，随即罢免，其后通判厅申请以经制钱亏额，添六文，每斤直一百六文足，内百文归州家，六文归倅厅，遂为定例”。日久又生弊端，盐价虽未增加，转而克扣民户所得食盐的斤两，到淳祐五年（1245）谢安抚到州革弊，不再克扣斤两，却把每斤盐的价格增长到了160文⁽³⁶⁾，总之必须从所卖盐中取足官府开支所需的财赋。

更有不少地方，干脆直接用盐折支岁计开支。如四川黎州，自南宋初年以来“元准本路转运司递年科降钱引四万道应副支遣，后来节次止以蒲州黑盐一千七百九十担零对折上件钱引四万道，今本州自备柴茅脚钱，每年计一万二千余贯，前去般运归州，科与民间，纳钱应副岁计支遣”。此外原由邛州应付支遣的“运兵衣赐绢帛”，也是折支黑盐，于是黎州只得“凡百用度，并以黑盐准折”。官吏军兵自行变卖所请得的黑盐，常常又影响卖盐铺户的营业，致使铺户“往往破家逃窜，诚可矜悯”⁽³⁷⁾。类似情形，在其他专卖品销售中也普遍存在。

所谓制度性抑配，指官府为了完成食盐等专卖的销售额，或因官盐质次价高，人不愿买，便利用政府强权强令民户购买，并在一定区域之内形成一种制度。在大多数时期，这是宋代地方食盐等专卖的经常性形态。

宋代各地制度性抑配的形式很多，其中某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是“蚕盐法”、按人丁配售的“丁盐法”以及按户等高下财产多少配售的“计产配盐法”。

蚕盐法源自五代，为宋代所继承，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制度性抑配法。农民育蚕，需要用食盐来作为消毒剂，官府遂借此定额定期向乡村户配售食盐，这是蚕盐的起因。一般二月育蚕时按户配盐，六月蚕事完毕随夏税用丝绢等折纳盐价，广泛存在于中原及东南等众多路分。据郭正忠的研究，宋代蚕盐之法演变有一定阶段性。宋初，凡属蚕乡的地区，广泛向乡村户配售蚕盐；仁宗以后，蚕盐配售有了一定的机动性，并略有减额；宋哲宗执政，蚕盐复行一律强行配售；到徽宗中期，遂规定“人户合纳蚕盐钱，自祖宗以来，认纳皆有定数。如不愿请盐，即具合纳盐数上纳六分价钱，具存成法。”⁽³⁸⁾人户非但得不到蚕盐，反而需要白白交纳原先蚕盐价钱的大半。南宋基本继承这一成法，蚕盐钱从此成为普遍性的乡村户所承担的赋税。由于物价上涨而折纳价照旧、入纳縻费等原因，蚕盐钱绢成为不少地区典型的弊政。⁽³⁹⁾

蚕盐法之外，宋代还有一些普遍性的官盐抑配制度，其抑配方法，无非或依据人丁，或依据财产均敷盐货。这就是丁盐法与计产配盐法，大多是继承五代旧制而有所扩展。丁盐法即计口配售官盐，是从五代“配赊”发展起来的一种官卖方式，在东南地区普遍实行。抑配的对象兼及城乡主客户，官置历头，人户买盐，对簿批凿为证。如湖州“自承平时，每一丁官支给盐一斗，计五斤，每一斤计钱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计钱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纳绢一丈二尺八寸，数内一半系本色绢，一半系折纳见钱”⁽⁴⁰⁾。另一种方式就是依据人户财产的多寡配售官盐。如北宋吉州“民户纳苗一斛，官支与盐二斗五升”⁽⁴¹⁾。虔州是依据税粮“均配”官盐，“凡民有税钱百，则岁与二斤；官收其直”⁽⁴²⁾。河东地区则据屋税多少而配官盐，称为“屋税盐”⁽⁴³⁾。熙宁九年（1076）殿中丞张景温主持在河中、陕、解、同、华等五州出卖解盐，“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为多少之差”，为了防范私盐，甚至规定“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⁴⁴⁾。之所以有“食之不尽”的问题，无非官府科卖食盐数量太多，完全超出了民户日用所需之额。福建路产盐的下四州军，从元丰年间（1078—1085）起行“产盐法”，即依人户夏税钱（产钱）多少，“令民随二税纳产盐钱而请盐于官”⁽⁴⁵⁾。汀州莲城县“旧例编排民户分四等给（赏）［卖？］，上等三百文，中等二百一十文，下等一百二十文，四等六十文”⁽⁴⁶⁾。这种产盐法，在福建上四州及广东等地也有实行。

应该说，这些都是当时官盐销售普遍采取的方式，并不属于地方的法外科敛，宋廷所定“令人从便收买”的原则性政策，在这里自然不得不搁置一旁了。

随着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与吏治的腐败，地方州县各种官盐抑配制度不免花样翻新，名目百出，从而从法内之制走向法外苛敛。如哲宗时，淮南由于私盐盛行，官盐不售，“往往只是抑配与坊郭人户及过往舟船”⁽⁴⁷⁾。连过往舟船也得科敷官盐，可见当地官府为销售官盐之不择手段。乾道三年（1167）有臣僚上奏言福建盐法五弊，其第五弊是：“今之邑敷卖官食盐与夫借盐本钱者，多是给虚券，约纲到数目支给，甚至敷卖之数付之耆保，摊及侨户，其见在盐却封桩不得支出，谓之长生盐。若人户不愿请盐，只纳敷数之半，以帖陪官，将官盐贮之别所，以添后日之数，谓之还魂盐。猾吏揽扑民户帖陪钱，请盐出卖，出息则与邑均分，谓之请钞盐。”⁽⁴⁸⁾民户出钱却并不一定领到官盐，已经类似于赋敛。广西的某些沿海产盐地区，甚至有向生产盐货的亭户科卖官盐的⁽⁴⁹⁾。南宋陈淳（1159—1223）关于漳州科卖官盐弊政的描述，更为典型。文略长，照录于下：

夫鬻盐一横赋，在漳民实为锢疾，民罹斯苦，余七十年矣。……始者十八铺，后旋广而数倍之，遍及乡村外邑。铺有胥一人，走卒十数辈，擅将人户编排为甲，私置簿籍，抄括姓名，分其主客，限以斤。或父子一门而并配，或兄弟同居而均及，虽深山穷谷，无有遗漏。单丁孀户，无获逃免。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通一岁计六百一十二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通一岁计八百一十六足。又有加至六斤，为十五斤，该钱二百五十五足，通一岁计一贯二十足。成数一定，列在私籍，更不容脱，至其俵盐，则非复有元斤数之给，但一升半合，姑以为名云耳。而盐又非复官仓故物，杂以灰泥，黪污不可食。人户多有宁空输钱而不愿受盐者。其或与校斤秤诘美恶，则以不肯买盐，率众甲而罪祸立至。继者懔然，更无谁何。强弱贤愚，一噤听命。间有偶他出户闭者，则撮少盐于屋檐之瓦沟，或门限上，或户外有败瓦器，倾之而去。其姓名已挂私籍，及季将终，踵门索钱，急于星火，往往鬻妻质子，卖牛解屋以偿者。亦有聚落僻处，绝无升合俵散，但持空籍按月索钱，如数取足。稍有稽违，则呵詈箠楚，系缚拘囚，亦有被杖殴毙者。或欠零金数十余，其农器即径携去，更不问所直若干。农民遇有钱，欲以就赎，则季终替去，无可从得矣。一季一胥，前胥之去，必以是籍授于后胥，后胥之来，复以是籍按于前。⁽⁵⁰⁾

似此“鬻盐”，实与强盗劫财无异。文献所载不少因科卖官盐而激起民变的地区，看来都存在类似情形。⁽⁵¹⁾因此早在北宋，地方官若能改革官盐销售法，“罢计口鬻盐”，就已被视作德政。⁽⁵²⁾宋廷也屡屡下诏禁止科卖官盐，实际地方官盐的抑配却愈演愈烈。

（4）直接赋税化利入

与宋代和买制度的演变一样，多数地区的计丁计产售盐后来随着盐法的更改，都演变成了民户既请领不到官盐，盐钱仍须交纳的情形。如前述河东的屋税盐，北宋前期即已随着盐法更改不再向民户支付官盐，民户的盐钱却未免除，称“干食盐钱”。此种干食盐钱当时在河北、淮南等地都有存在。⁽⁵³⁾徽宗年间蔡京改盐法，所涉及的地区范围最广，几乎整个东南地区民户都受到影响，“从此官司更不支给丁盐，徒令纳绢”⁽⁵⁴⁾。在这种制度变更后所征敛的财赋，虽起源于官盐经营，究其实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赋税，正如罗大经所说：“今世和买，官不支钱而白取，已为可怪。若盐者，乃以其予之数，而为取民之数，抑又甚矣。”⁽⁵⁵⁾这就是宋代许多名目盐利的赋税化过程。据郭正忠研究，宋代这种源于盐利的杂税见诸文献的有十余种，广泛存在。⁽⁵⁶⁾更有甚者，有些地区，原先的科盐已演变为赋税之后，官府不久重又科卖官盐，而且时间一久，这种重复科卖官盐再次赋税化，遂使民户负担双重的盐钱，如南宋福建路就是如此。⁽⁵⁷⁾因为民户虽出了盐钱，却得不到食盐，因此官府实际不得不默许民间私盐交易的存在。正如朱熹所论福建盐事：“窃见本路下四州军旧行产盐之法，令民随二税纳产盐钱，而请盐于官。近岁盐不支给，而民间日食私盐，官司既得产盐税钱，亦不复问其私贩。虽非正法，实为两便。”⁽⁵⁸⁾因此梁庚尧以为“如果以这些盐课（按：指产盐钱）作为民户换取食盐自由贸易的税目，则将这些盐课当作政府所得盐利应亦无妨”⁽⁵⁹⁾，颇有见地。

榷利之赋税化，在其他专卖商品的经营中也有所存在，自五代继承而来的杂钱（沿纳）中所包括的酒曲钱等就是一例。宋代各地推行万户酒法所收酒税，以及某些地区所征取的曲引钱等，也都属于此类。

（5）一般性商税

一般性商税指政府对进入流通过程的社会商品征收的贸易税，涉及商品的范围从日常民生用品到奢侈品等，十分广泛。前述专卖商品，在征收榷利之外，不少同时也交纳商税，如通商地分的茶盐等。在中国历史上，商税是在宋代首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之一，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认为它证明着当时社会商品经济较之前代飞跃性的发展。⁽⁶⁰⁾这也是黄仁宇认为宋代财政以“最前进的部门”作为基础的主要理由之一。不过近年来不少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关于宋代商税的问题，似应作更为周全的考虑。尽管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是商税收入增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但不能反过来依据商税收入的数据来推论工商经济与农业经济互相之间发展水平的比例。换言之，我们并不能从宋代商税数据直接推论出当时社会自发商品流通的规模。在这一问题上，宫泽知之的研究⁽⁶¹⁾，对我们的论证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宫泽氏在其论文中首先论证了北宋国家财政属于“军事财政”的特殊性质，接着，根据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解盐改行通商法后，全国的商税岁入锐减一半，而且此后即便在王安石新政、全力推进赋税货币化的时期也未见增长的史实（参见图7—2），提出了“盐的专卖和在沿边取得军粮这项国家经济政策，决定性地制约了作为商税课征对象的商人的活动”的假设。

图7—2　北宋前期商税岁入增长曲线

说明：北宋时期全国商税岁入增减的具体数据请参见表7—11。

宫泽氏的推论是：宋初商税岁入400余万贯，此后随着河北、陕西等沿边地区推行军用粮草入中制度，即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边境地区中卖入官，官府支付给他们以茶、盐、香药等专卖品的票据，商人所得专卖品票据的票面值，较之粮草本身价格有一定加饶，以资优惠，商人再凭票据到指定地点领取实物，出售赢利。这一制度带动了从江南到西北地区长距离的商品运转，国家商税收入因此大幅度增长。到庆历年间（1041—1048），时因西北战事，入中粮草数额浩大，商税收入也由此达到整个宋代的最高点。但由于边境地区急需物资，为招徕商人入中，竞相虚抬价格，使得国家专卖利入亏损，因此于庆历八年在解盐销售区推行由范祥主持的改革，改解盐法之官卖为通商。商人赍钱到边境地区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池领盐，运送到指定地区销售。边境地区则直接用商人所入钱币购买粮草。范祥改法杜绝了入中无限制虚抬之弊，使得国家解盐专卖收入大幅度增加，而商税收入却由于盐法变更减少了大商人长途运送粮草等军用物资的流量，锐减近一半。这就是皇祐年中（1049—1053）商税所入较之庆历年中减少1100多万的原因。所以时人刘敞（1019—1068）有这样的说法：“先时，大商富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⁶²⁾此后，尽管到王安石新政时期竭力推行赋税货币化政策，农民由于纳税需要不得不更多地介入市场经济，全国商税岁入却并未再度明显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宫泽氏《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済》得出结论：

……只就商税额的变迁来看，恐怕可以说宋代的商品流通是由以获取军粮和专卖为核心的国家财政政策所主导的，没有直接与国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自发商品流通，只占商税统计的很小部分，还没有发展起来。要算出这项社会自发商品流通占商税收入的多大程度是困难的。但是，庆历八年以后，稳定在的七百至八百万贯水平的商税收入中，包含了沿边的获取军粮政策的另一支柱，东南末盐钞法推动大商人从沿边到江南的远距离活动的成果。从与解盐钞法有密切联系的商人的移动规模极大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七百至八百万贯的商税收入，大部分是来自与东南末盐钞有关的商品流通的推测，也未必毫无道理。（93～94页）

宫泽氏研究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北宋时期商税收入的基本结构，指出宋代国家巨额商税收入的主体，是与专制国家以及获取军粮的财政政策直接相联系的，是这些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无怪乎宋人习惯将禁榷与征商视同一体，合称为“征榷”。以往对来自社会自发性商品交换的商税的过高估计，由此可以得到澄清。

熙宁十年（1077）以后直至整个南宋时期商税收入岁额，史籍不明，局部地区的记载，大都较之北宋时期有一定增长。⁽⁶³⁾除考虑到南宋时期区域市场以及地方性小市场商品贸易的确有可能较前期有一定增长因素外，商税之“杂税化”理应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所谓商税的“杂税化”，指南宋时期地方财政普遍困窘，岁计不足，入不敷出。州县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无不杂敛旁出，广开财路，前文已有分析。征商于是也就成了杂敛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州县视征商为财用渊薮，自北宋而然，至南宋其程度显然更为严重，所以袁夑（1144—1224）有“关市征税日重，此岂吾民之所欲哉”⁽⁶⁴⁾的批评。南宋州县杂敛商税的手法繁多，不胜枚举。宋廷淳熙五年（1178）四月二十六日“厩库敕”，共列举了十五种违法征商的现象，如“舟场船实无之物，却撰说名件，抑令纳税，谓之虚喝”；“客贩本是低贱，或些小物货，却因其名色抬作贵细，仍以一为百，以十为千，谓之花数”⁽⁶⁵⁾，等等。似此现象，无处无之，据宋高宗赵构所说“额外收税及增置专拦，非理搜检”等现象，在作为首善之区的行都临安“尤甚”⁽⁶⁶⁾。自淳熙年间起建康府有“回税”之敛：“何曰关市之有回税，既税其入，复税其出，其事近始于淳熙，而甚于比岁，民操百钱以市于市，出而不告，既罪其人，复坐所与市者，直一输十，输一费十。道路切伺，垄断者左右望，探怀有得，辄陷大辟，以是货至不居，民穷无告。”⁽⁶⁷⁾似此，只是当时州县所创无穷杂敛名目的个别例子。

州县增征商税的一个常用手法，是增加税务的密度，以重复征收过税。宋廷虽数次下令减罢税务⁽⁶⁸⁾，但从三令五申的现象看，实际常常既罢复增，无从禁戢。长江及其支流沿线商旅繁忙，因此也是商税杂税化表现最为集中的区域，时人至称池州雁汊为“大法场”，黄州为“小法场”，鄂州谓之“新法场”。⁽⁶⁹⁾对此员兴宗在《议征税疏》中有形象的描述：

荆湖三峡，皆边大江，自当百货流通，而近年以来，蜀物少出，南货少往，四远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阙乏，何也？盖税物之六弊所至也。三峡，荆湖，所过税务不问南客货物之多少，辄欲加等重税，敷摊逋负，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为监官，豪夺暴取，设弓罗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无税物，监栏一面虚喝，谓之花喝，南客辩争则不可，欲去则不能，拘留旬月，自然听命，此三弊也；商客类至，专栏预行资觅，多得税轻，少得税重，输官之物未至，而私遗之物先达，此四弊也；监专有私取之数，异乎赤历之数，僻镇外县，卒难考稽，所得在私，所亏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则知州以税务为鹰犬，在县则县令以税务为肘腋，百色呼须，暗行赔填，是致税务苛刻，州县不问，商旅无诉，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则税额未敷，其坐此乎？⁽⁷⁰⁾

据引文，商税之杂税化并非一定增加官府商税岁入，倒是为官吏营私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因此宋廷也就不得不偶尔对个别官员加以处罚，以儆效尤。淳熙五年（1178）四月，知达州费锴以“因公事科罚，又五十里内创置税场，重征杂税”的原因，遭弹劾放罢。七年，知归州钱似之特降一官，也是因为他“留滞纲运，抑取税钱”⁽⁷¹⁾。

总之，若考虑到其与征榷制度密切关系以及地方杂敛的种种因素，我们对于宋代国家商税收入所反映的社会自发性商品流通的水平，不应估计过高。宋代巨额的商税收入看来主要并非来自“最前进的部门”，而是出于超经济强制，与茶、盐、酒等禁榷收入性质相近。宫泽知之将这种超经济强制称之为“由国家实行的产品商品化”，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润。因此赢利的多少，与其说是由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还不如说主要反映着国家专制强权对社会的控制程度。

三、宋代重征榷轻正赋的历史原因

茶、盐、酒、算征榷之利，名目虽然不一，究其实质，最终都必须由当时最基层的社会生产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来承担。宋人对此有精到的看法：

上之所取于百姓之物，其名色虽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有余，以助县官之费一也。故朝廷当察民力之有无，不当问所立之名色。⁽⁷²⁾

不过不同的征敛名目，对民户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它们在民户所承担赋税的结构中的地位相互间也略有差异。

从民户实际承担的角度看来，不管是特许专卖税，还是垄断的生产性与经营性利润等，不外乎取自两种形式：一是类似于赋税征敛的盐酒科敷；另一类是依然带有自愿性质的商品交换。国家的专卖税、垄断性利润等内容，都包含在其中了。这两种形式各自所占比例如何，很难确定。大体估计，似应以后者略占多数。

类似于赋税征敛的科敷，可以食盐科敷为典型。如前所述，食盐科敷有两种情形：丁盐法与计产配盐法。丁盐法计丁科盐，也就是不分贫富，不同户等的人户平均承担了国家专卖财政收入，从赋税公平性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不合理。计产配盐法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按户等、产钱、税粮、屋税之类分等科敷，尽管其公平性有所改进，但仍存在问题：不同户等的人户虽然贫富差别悬殊，相互间户均人口却未必有似家产那样的差异，户等高的人户接等敷盐，或者大大超出其日常所需食盐的数量；户等低的人户所敷盐额虽已较高等户减少，按家业多寡比例看，却仍属重税。总之不管在哪种情形之下，都极明显地反映了食盐科敷所具有的赋税性质。丁盐法之介入国家赋税制度，显然是对自中唐以来赋税均平化进程的一个反动。鉴于征榷利入在宋代财政收入中所占的重要比例，这后一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带有自愿性质的商品交换略异于此。例如茶、酒等禁榷品，不同阶层人户的消费额应有所区别，家产富裕者有可能消费更多的茶、酒商品，这似乎带有了一定累进税的特点。宋代官府多收征榷之利的一个理由就在此：“酒价虽增，未尝驱民使饮；税额虽增，未尝迫民为商。”⁽⁷³⁾“粮饷增加，人或愁苦，酒价虽贵，无损良民。”⁽⁷⁴⁾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宋代，茶、酒之类其实已成了百姓日常消费品，因此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谚。酒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也不可或缺，“今祭祀、宴饷、馈遗，非酒不行”。⁽⁷⁵⁾因此茶、酒消费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商税征敛，虽说出自商贾，但商贾必然从商品收购与零售两方面来弥补其损失，以保证商业利润，否则商业经济就无从存在。由于宋代商业的细碎性，无论是与国家边籴制度相联系的粮草等军用物资的收购，还是社会自发性商品交换，都以一家一户小农的少量剩余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的汇集为基础，那么商贾这种商税负担的转嫁，不得不影响到小农经济，尽管它不如其他赋税征敛那么直接。

所以史学界以往称宋代征榷之利为“间接税”，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是需要作如下补充：这一间接税在相当程度上与自中唐以来的赋税公平化历史进程背道而驰。马端临论曰：“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⁷⁶⁾徇为中肯。

问题是，宋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重征榷轻正赋的赋税结构呢？这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在宋代，已经有不少人士认识到了本朝赋税结构的这个特征。陈傅良曾说：“今之田赋视古有损，而征榷之入累数十百倍于古。”⁽⁷⁷⁾蔡戡也认为“榷货之利今数倍于前代”⁽⁷⁸⁾。但对于重征榷轻农赋的原因，时人基本持重农抑商的解说。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八月丁亥日，宋廷颁《令三司毋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诏》，曰：

方域至广，邦赋实繁。责在有司，抑惟前典。今逋逃罕复，租调弗均，关市之征，逮于山泽之产，咸助军国之资。宜令三司使以下，同经度件析以闻。岁用所须，无俾有阙，勿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⁷⁹⁾

所谓“勿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后来虽不一定是事实，但以茶、盐、酒、算、山泽之产为“助军国之资”的重点，的确成了有宋一代增赋的主要思路。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即有“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⁸⁰⁾的议论。

应该承认，在具有重农抑商悠久传统的中国古代，赵宋君臣行政立法，轻正赋而重征榷，上述考虑未尝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只是，人们并不一定是自觉地创造历史的，那个时代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明了世事进程的真情，难免有隐藏于表象背后的制约因素，为时人所忽视，此其一；我们分析历史事件，理应从它的结果，而不应该只从它的主观愿望出发，此其二。所以，若据前文分析，茶、盐商税之入实质并不一定“分减商贾之利”，却成了“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宋人的解说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中国古代历朝制度的因革有一定规律，总之多渐进承袭，少突变中断，每一朝基本据前朝制度略加增损而已。宋承唐制，尤以承袭为主，因此朱熹有“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⁸¹⁾的说法。以茶、盐、酒、算、山泽之产为“助军国之资”重点的思路，即明显带有承袭唐代旧制的痕迹。

唐初继承北朝的均田制，国家财政收入以租庸调正赋为主。后田制日坏，赋税制度也渐有更革，终于在德宗建中元年（780）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舍人而税田。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中央税源大量流失，又值废府兵而改行佣庸兵制，国家军费开支剧增，入不敷出，不得不另开财路，支撑国计。这段史事，宋人是明了的，所以有如下论述：

……及代宗前法稍刓，有所更革，时则有以亩定税之制，当此之时赋税为有余，循时之便，又何足忧哉。有若德宗藩镇强盛，用度始不足，议盐铁兴钱币，行括苗，置和籴，纷纷然也。⁽⁸²⁾

唐以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⁸³⁾

唐初商税不是国家财政重要来源。建中元年（780），户部侍郎赵赞“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⁸⁴⁾，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广德二年（764），始令税酒⁽⁸⁵⁾，德宗即位后停征。⁽⁸⁶⁾不久复征，至迟到元和年间（806—820），榷酒已是全国性的制度。⁽⁸⁷⁾茶税于兴元元年（784）停征，至贞元九年（793）复旧。⁽⁸⁸⁾乾元元年（758），第五琦（712—782）初变盐法，开始榷盐。⁽⁸⁹⁾宝应元年（762），刘晏复任盐铁使兼转运使，大力改革盐法，“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⁹⁰⁾。

总计唐代后期财政收入，征榷之利已经极为可观，不过历年时有增损，又由于缗钱的虚估问题，其与租税岁入比较颇为不易。下文将大中七年（853）租税与禁榷岁入数互相比例，列为一表（表7—4）⁽⁹¹⁾：

表7—4　唐大中七年全国租税、禁榷岁入比较

说明：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七年岁末”条，8053页。估计其中缗钱总收入中，除却租税及盐、酒之利，剩余之15万缗为茶利。

必须指出，表7—4所列租税与禁榷收入相互之间的比例并不一定精确。当时租税岁入较为稳定，禁榷等岁入则时有增损，如盐利，元和三年（808）曾达到727万贯之多，茶、酒两项大中七年（1014）岁入也并非最高数，更兼商税岁入因无记载，未能列入。另一方面，当时禁榷岁入似以供中央计司者为多，而租税等不少被地方藩镇截留，因此无法准确统计。不过大致讲来，可以认为上述数据基本反映了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结构。⁽⁹²⁾

宋承唐制，不但“未及大为经制”，且更加甚焉，实有其不得已之处。

本章前文引述李华瑞的意见所提到的几个因素，如中央集权加强、国家与地主阶级瓜分地租困难等，所讨论的只是历代的普遍性现象，宋代的特点在于：它承唐末五代干戈纷扰而立国，未经农民战争战火对社会的洗礼，旧的地产状况继续存在，国家未能对此作一彻底清理，法令难以贯彻到基层，使得宋代国家感到依靠调整田赋来增加财政收入尤其困难。黄榦对两者的关系有明确论述：

国家征榷之法密于前世，无一目之漏、一孔之遗，而国之租税所以为公家经常之用者，顾乃为奸民变易名字，贸乱簿书，谓之逃户。夫户则逃矣，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飘，火不能焚，非箧笥所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固存，谁得而掩覆之哉？其所以究见者，乡司实执其权耳。税产之升降出于乡司，而为是逃亡倚者，亦出于乡司，为官吏者又皆苟简，岁月应文逃责，孰肯一一而研究之哉？⁽⁹³⁾

官僚逃责，乡司舞弊，这正是苏轼所谓“天下皆知其为患而不能去，何者，势不可也”之“势”⁽⁹⁴⁾。这个痼疾，自始至终困扰着赵宋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北宋初年宋廷即颁有《令三司毋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诏》，强调重视征榷收入的原因。

宋人行政好因循、少创新，是两宋赋税制未能有如唐代创立两税法、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直接对国家正赋进行全面整顿的重要政治原因。纵观宋代赋税史，可以发现有一种明显的正赋凝固化现象，历次增赋，因事为例，依例立制，无不采取以因缘旧制略加增损的间接手法。征榷之外，其他重要的项目，如和买、和籴、免役、经总制、月桩等，都是如此。北宋中期历次变革，种种举措，财政政策却并未走出因循守旧的框架。南宋国困势蹙，更无从振兴。典型者如南宋初复征经制钱，认为“所收至微，所得至多”，“贤于缓急暴敛多矣”⁽⁹⁵⁾，看似为了不增加对百姓的正赋征敛，实质是政治上的无奈。

宋人也有从自行募兵制、军费开支增加的角度，来解释国用依仰征榷的理由。南宋初吕颐浩就以为：“茶盐榷酤，今日所仰养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复，则此皆可罢，不然，财用舍此何出？”⁽⁹⁶⁾这当然只是时人从当时既定的赋税结构出发来观察问题，视正赋为一个既定的份额，今人研究，视角似应更广阔一些。

总之宋代重征榷轻正赋的赋税结构，系承袭唐代后期制度而来，开国之初对它及未大为经制，更兼政治因循守旧，无力整齐地方、清理田赋，遂使这一承袭于前代的赋税结构成为定制，而有加甚焉。

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宋代的茶、盐、酒、算之征，是从相关工商业的途径，来对人民征取间接税。这当然并不是“以最前进的部门，作中央施政的基础”，因为这种间接税的征取，是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攫取垄断的暴利，完全背离了工商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所以国家赋入中征榷收入所占比例之高，并不能说明工商业的发达与商品关系的进步。征榷之利与从民田所征取的两税，从本质讲都属于国家赋税，只不过征取方式有所差异而已。

建中改制，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均平化进程的一大发展。历史的演进，受种种因素制约，却在宋代形成了重征榷轻正赋的财政结构。它对人民赋税负担的直接影响，是在以资产为宗的科赋体制之下，重又引入了相当浓厚的人头税因素，可视为上述平均化进程所遭遇的一个曲折。

对宋代茶、盐、酒、算之征的上述分析，就本书主题而言的关键意义，在于说明在大一统的赵宋帝国，中央层面的制度规定，到地方的实际执行，其间有许多曲折与变异。无论是茶、盐、酒等榷卖的法外杂敛，还是商税的杂税化，都是如此。影响这一异化过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传统技术手段的前提下，专制帝国幅员过于庞大，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无法对地方形成有效的控制机制，以使自己的意志在地方得到贯彻落实，而只能将有限的控制能力集中到关键领域。就财政而言，主要体现在确保了中央持续增长的财政征调。宋政权因循成事的行政风格，使得自晚唐以来的财赋格局未能得到彻底更革，终宋之世，也未能对国家赋税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因此造成国家税收未能适应财政开支剧增的需求，于是不得不丢卒保车，确保中央征调，不顾地方匮乏。“加赋增员，悉所不问”，国家关于赋税的种种政策在地方实际贯彻过程中严重变异，造成杂税化与非制度化的趋势。当然，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由于中央其实无法制订出一套详尽、完整的赋税制度，以适应大一统帝国各不同地域的实际，上述国家赋税制度的地方变异，在现实中还有着一种完成“地方适应”的功能，或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尽管这是一个被动性的适应过程，民众却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总之，本章分析为前文所说宋代国家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特性，提供了一个显著例证。

表7—5　至道末年（997）租税收入

说明：据《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岁末”条，901～902页。各类物品单价参考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表7—6　至道年间（995—997）征榷收入

说明：坑冶收入中铁、铅、锡、水银、丹砂等以折钱后数量过少，未计入。

表7—7　天禧五年（1021）租税收入

说明：据《长编》卷九七、卷四二所载天禧五年比至道三年增减数计出。各类物品单价参考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表7—8　天禧年间（1017—1021）征榷收入

表7—9　熙宁十年（1085）租税收入

资料来源：《通考》卷四《征榷考四》，59～60页。

表7—10　熙宁十年（1085）征榷等岁入

表7—11　北宋前期全国商税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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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略谈中国历史》，151页；《放宽历史的视野》，161页，以及黄氏其他的一些著作。

(2) 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

(3) 参见上引李氏著作第十五章《宋代增盈酒课的历史原因》。

(4) 《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5) 如据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五《同兵部合奏精兵节饷疏》所载（转引自唐文基：《明代赋税制度史》，354页），崇祯四年（1631）各项加派，“地亩银”占72％的绝对多数（单位：两）：

(6) 《宋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

(7) 《周文忠公集·玉堂类稿》卷二〇《试赴召胡晋臣》：“在熙、丰时，总益、利、梓、夔四路税苗、茶盐之入与夫场务正课之输，计以贯石匹两之属，不过八百三十余万，而其费止于七百四十余万，是一岁可得百万之赢矣。中兴以来，上供经总制之额乃为钱六百九万四千，视异时全入之数已不相远，则夫常赋、杂征当不翅乎三倍，而其支费抑又夥矣。其他郡邑经常之费、水旱盗贼之备犹未论也。然则民力其可不裕乎？”

(8) 《山房集》卷七《庚戌廷对策》。

(9) 《宋会要》食货二一之一引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六日户部侍郎赵子、钱端礼等言。

(10) 以上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69～73页；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93～99页。

(11) 《宋会要》食货二六之一一引绍兴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尚书省言。

(12) 同上书食货二七之二六引乾道三年二月十五日臣僚言。

(13) 估计广东盐货收购价自绍兴初规定后基本未涨，而且即便略有上调，也不影响其与批发价之间的比例。

(14) 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224～226页。

(15) 《陈傅良集》卷一九《桂阳军乞画一状》，276页。

(16) 《历代奏议》卷二七一，左司李椿奏减茶引价钱疏，3543页。

(17) 如据《漫塘文集》卷二《宜兴县尉司免发茶引记》，浙西常州宜兴也有类似现象。

(18) 《陈亮集》卷二五《义乌县减酒额记》。

(19) 参见《欧阳文忠公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减乐平县课额札子》。

(20) 《历代奏议》卷四七，641页。

(21) 楼钥：《南四乡记》，见《至元嘉禾志》卷二一。按：此文今本《攻媿集》不载。

(22) 《周文忠公集》卷九六《同知枢密院事赠太师洪文安公（遵）神道碑》。

(23) 《宋会要》职官七二之一三。

(24) 同上书职官七五之二一。

(25) 《左史谏草·戊戌三月二十五日奏》。

(26) 《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二二《五代盐曲之禁》，300页。

(27) 《宋会要》食货二六之四二载绍兴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户部看详。

(28) 《宋会要》食货二三之九。

(29) 《黄氏日钞》卷六七《读文集·范石湖文》。

(30) 参见《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98～99页。

(31) 《诚斋集》卷一一六《李侍郎传》。

(32) 参见《岭外代答》卷五《广西盐法》，98～99页。

(33) 《周文忠公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34) 参见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

(35) 《絜斋集》卷一八《运判龙图赵公墓志铭》。

(36) 参见《永乐大典》卷八五〇七“南宁府”条引《建武志》，3939页。

(37) 《方舟集》卷七《乞科降盐本钱札子》。

(38) 《宋会要》食货二六之八。按《宋会要》是条前后错简，具体年月无法确定，要之在政和改盐法前后。

(39) 以上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568～600页。

(40)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41) 《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庐陵苗盐》，193页。

(42)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条，5178页。

(43) 《宋会要》食货四之一一引政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河北东路提举常平司奏。

(44)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五。

(45) 《朱文公文集》卷一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

(46)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引《临汀志》，3623页。

(47) 《苏魏公文集》卷二〇《奏乞减定淮南盐价》。

(48) 《宋史全文》卷二四下“乾道三年闰七月癸未”条。

(49) 参见《宋会要》食货二八之一一至一二。

(50) 《北溪先生大全集》卷四四《上庄大卿论鬻盐》。

(51) 参见《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一月”条；《宋史全文》卷三一“绍定二年八月壬寅”条等。

(52) 参见《曾巩集》卷四七《秘书少监赠吏部尚书陈公神道碑》。

(53) 参见韩琦：《乞蠲除河北坊正陪纳客户干食盐钱奏》，见《全宋文》卷八四七，第20册。

(54)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55) 《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庐陵苗盐》，193页。

(56) 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462页。

(57) 参见梁庚尧：《南宋福建的盐政》。

(58) 《朱文公文集》卷一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

(59) 参见梁庚尧：《南宋福建的盐政》，22页。

(60) 参见［英］尹懋可（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国过去的模式》），166～167页。

(61) 参见［日］宫泽知之：《宋代中國の國家と經済：財政、市場、貨幣》第一章《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済》。

(62) 《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三月己巳”条，4617页。

(63) 个别地区增长的幅度较大，如《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载：“都税务……吴兴初以市物之直一万则税五百，盖二十而取一，岁入以二十万实为钱二万贯。今征商五十而取一，岁入则十倍而赢，岂民物之富商贾之夥非向时比乎？”又明州（庆元府），熙宁十年商税务定额为26946贯304文（参见《宋会要》食货一六之八），宝庆年间则为92704贯480文（参见《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增长近三倍半。也许因为湖州、明州邻近行都，商业活动较之北宋活跃，对它们的商税增额有一定影响。但同一地区的绍兴府“都税务祖额五万四千八百三贯二百一十四文，递年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贯九百五十九文”（《嘉泰会稽志》卷五《税》），增额却有限。又徽州，“税课，按《会要》，旧在城及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六县岁万三千五百三十七，熙宁十年在城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八贯一百二十文，今以绍兴二十二年所收为额，计六千一百一十贯八十七文”（《淳熙新安志》卷二），反而相当程度的减额。可见之间增减也无一定规律。

(64) 《絜斋集》卷一《论对陈人君宜结人心札子》。

(65) 《条法事类》卷三六《商税》。

(66) 《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丙辰”条。

(67) 《漫塘文集》卷二二《建康平止仓免回税记》。

(68) 如据《宋会要》食货一七之四二至四三，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六日，时以“税网太密”，下诏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省九，免过税者五。

(69) 《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二月庚辰”条载军器监丞黄然面对奏文，已提及此事，至前引淳熙五年四月厩库敕所列地方征商弊政，仍然列有这些“法场”的名称，可见已经成为经常性现象。

(70) 《九华集》卷七。

(71) 《宋会要》职官七二之二〇、二七。

(72) 《系年要录》卷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丙午朔”条引中书舍人王居正言。

(73) 《系年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癸亥”条。

(74) 陈衎：《槎上老舌·榷酤》。转引自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395页。

(75) 周辉著、刘永辉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六《榷酤》，234～235页。

(76) 《通考·自序》，4页。

(77) 《陈傅良集》卷三八《代胡少钦监酒上婺守韩无咎书》，489页。

(78) 《文定集》卷五《论爱民六事疏》。

(79)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〇。

(80) 《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六月甲辰”条，3387～3388页。

(81) 《朱文公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

(82) 史尧弼：《莲峰集》卷四《均税策》。

(83) 《通考·自序》，4页。

(84) 《唐会要》卷八四《杂税》，1830页。

(85) 参见《通典》卷十一《食货典十一》，62页。

(86) 参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1381页。

(87) 参见《唐会要》卷八八《榷酤》，1906页。

(88) 参见《唐大诏令集》卷五；《新唐书》卷七《德宗纪》，196页。

(89) 参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1378页；《事物纪原》卷一《榷盐》。

(90) 《新唐书》卷五上《食货志四》，1378页。

(91) 宋人《唐书直笔》卷四《新例须知》所载“大中中”天下税赋、禁榷缗钱岁入，与《资治通鉴》及《新唐书·食货志》异，其史源所出不明，或疑不确，但各项目岁入所占比例，却与表7—4接近。今附载于下，以供比较：

唐大中年间（847—859）盐、酒、茶三项专卖岁入

(92) 以上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188～222页。

(93) 《勉斋集》卷二三《代抚州陈守·四逃户》。

(94) 《东坡全集·东坡应诏集》卷一二《策别十五·较赋役》。

(95) 《系年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癸亥”条。

(96) 同上书卷五九“绍兴二年十月己酉”条。

结　语

现在我们可以对全书作一总结。

宋代地方政府按中央规定的岁计，也就是地方财政预算，全面负责财赋的收支管理。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视其需要在本地赋税收入中划块留用，个别地区也有调拨外地财赋予以补助的例子。财政收入的结构，主体是农业税，也就是“两税”以及它的附加税。本地官俸兵廪是地方财政开支的主项。

无论在收、支还是管理机构等方面，宋代地方财政制度都表现出深刻的承袭前朝旧制的因素。最典型的表现，当数赋税的因事为例、依例立制现象。自唐代中期以来的两税税额凝固化是如此，两宋时期层出不穷的杂征调项目更是如此。

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各地财政亏空的程度或有差别，总体状况却不得不令人惊异。这些财政亏空主要靠地方政府在法定税目之外，“作法以取诸民”，予以补足。这一格局造成了种种不利影响，突出的是使国家财政管理的许多制度成了空文，以及为官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

宋代地方的赋税征发，对民户造成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前文根据对南宋连州、福州两地所作的个案研究，估计民户实际赋税负担要超过正税原额十数倍乃至数十倍，或者田地收入起码三到四成须交官府以充赋税，当然不一定精确，但无疑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而且，由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非制度化，加剧了民户赋役负担的阶级不平等性。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社会进步，尤其是经济生产的发展。南宋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进奏：“关外麦熟，倍于常年，缘去岁朝廷免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¹⁾类似例子不少。

以上这些，对于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各王朝来说，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在今天仍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响。

宋代的特殊性在于，以两税法为代表的财产税制从唐代中期开始实施，到宋代进一步推行，但由于受国家财政危机的影响，以及因袭前朝制度，茶、盐、酒、算征榷收入在当时财政收入结构中占了很大比例，使得财产税的推行受到挫折。在机构方面，随着包括财政在内的国家政务日趋繁重，从秦汉以来郡县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在帝制时期的中期起逐步转向省、州、县三级结构，宋代是其形成较为关键的一个时期。不过由于县级政府制度上不构成独立的财政级别，以及路分机构的逐渐“地方化”，宋代地方财政却大致维持着路州两级制。

以上对宋代地方财政制度的归纳，使我们得以据此来观察传统帝制时期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的专制帝国向来对地方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宋代更是中央集权明显强化的一个历史时期，财政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受到技术手段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中央集权看来并未将庞大的专制帝国在各方面真正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区域差异依然是相当明显的。宋廷立制，不得不因势利导，要求各地立足本地财赋，以应付日常军政开支。用宋人的话来说，叫做“以一路之资，供一路之费”。州军地利或别，政事不一，财政负担难免有偏轻偏重之异。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地方财政管理各方面自然会受到中央的种种制约，北宋苏辙至称“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事实上，中央既难以保证地方财政的供赡，更无力督责各种法令真正贯彻落实。至少就财政方面看来，大一统帝国的“全国一盘棋”并未形成，倒反呈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的双重特性。地方政府的法外行为，其实正是这一体制的必要补充。极端的例子，州县干脆将赋税名目直接分摊于胥吏，由他们负担征敛，其余一切不问，令人恍如看到先秦分封食邑。

那么所谓的中央集权体制，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宋代财政史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即中央政府对全国的资源独占。从北宋前期起，直到南宋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征调不顾一切地持续增长，从未间歇。集权政体的种种机制，保证了这一征调的增长。这里所谓集权机制，既有本书论述所及的征调体系调整，也有本书论述所未及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人事控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地方财政史的例证还显示，在集权体制之下，不仅仅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权内部也必然会形成一种上级对下级资源的独占，本书称这一结构为“阶层性集权”。而资源的独占，又必然造成上级部门对资源的浪费，以及下级部门的困窘。宋代中央军政开支日增月长，冗兵、冗官、冗财的“三冗”之弊愈演愈烈，无从制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资源的独占性为它提供了财源保障。而在下级部门，南宋李心传说“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其实在阶层性集权的底部，更多有不可为之百姓。集权体制所有的财政负担，最终都要由他们来承受。

如此看来，传统帝制国家对集权与分权关系的处理，的确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用理性文化特征的又一绝佳例证。虽然集权是如此的直截了当，而分权则总是遮遮掩掩，分权的事实毕竟不可否认。当然，“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式的分权，难免会为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那就是地方行政的非制度化。于是，遵循惯例成了吏治的秘诀，而言必称法却显得不合时宜。当然，国家政治不得不因此带有了浓厚的人治色彩。

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输送财赋之外，集权体制对地方社会还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也许逸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从宋代地方财政史的史实看，可以肯定的是，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看做大一统帝国确立的历史前提，恐怕是失于天真。中外历史比较告诉我们，国境线并不是经济交流的主要障碍。在大一统帝国内部，想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有时竟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过大一统帝国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社会必须承担起维持大一统帝国所必需的、巨额的财政开支，用以供赡为安内攘外所需的庞大常备军，与统治这个帝国的、不断自我膨胀的官僚队伍。这是我们必须为大一统支付的成本代价。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赋役收入是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的构造既然有赖于国家的行政机构与种种法律制度，一定的赋役征敛就不可避免。但是，不同体制的国家机器其消耗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之下，维持一个幅员数万里的庞大的统一帝国，其消耗绝不止于这个帝国内部几个区域管理费的相加之和。正如某一物体，当它的直径增加一倍时，其体积的增加就不止是直径的一倍，而是它的立方值。

对于这个帝国的百姓来说，在感受皇恩之余，只得“苟且辛苦过一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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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朝圣政》卷五五“淳熙四年三月丙午”条。

参考书目

说明：书目只收录本书直接征引所及者，分“典籍”与“今人著作”两大类，按笔画顺序排列。

一、典籍

书　名 | 著　者 | 卷　数 | 版　本
《万历秀水县志》 | 李培修等 | 10卷 | 民国十四年（1925）刻本
《山房集》 | 周南 | 9卷 | 涵芬楼秘笈本
《元丰九域志》 | 王存 | 10卷 | 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丹渊集》 | 文同 | 40卷附拾遗2卷年谱附2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云巢编》 | 沈辽 | 10卷 | 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云溪居士集》 | 华镇 | 3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历代名臣奏议》 | 黄淮、杨士奇等 | 35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明永乐刊本
《历代兵制》 | 陈傅良 | 8卷 | 续金华丛书本
《双溪类稿》 | 王炎 | 12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太平治迹统类》 | 彭百川 | 30卷 | 适园丛书本
《廿二史札记校正》 | 赵翼 | 36卷 | 中华书局王树民校正本，889页
《开庆四明续志》 | 梅应发 | 12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咸丰四年（1854）宋元四明六志本
《文定集》 | 汪应辰 | 2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苑英华》 | 李昉等 | 1000卷 | 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文恭集》 | 胡宿 | 4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献通考》 | 马端临 | 348卷 | 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文潞公集》 | 文彦博 | 40卷 | 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嘉靖五年刻本
《方舟集》 | 李石 | 2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方舆胜览》 | 祝穆 | 70卷 | 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
《止堂集》 | 彭龟年 | 18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水心文集》 | 叶適 | 29卷 | 同上
《水心别集》 | 叶適 | 16卷 | 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叶適集本
《东轩笔录》 | 魏泰 | 15卷 |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东坡全集》 | 苏轼 | 110卷 | 四部备要本
《东莱吕太史文集》 | 吕祖谦 | 36卷附3卷 | 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宋刻元明递修本
《乐全集》 | 张方平 | 40卷附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仙溪志》 | 黄岩孙 | 4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
《册府元龟》 | 王钦若等 | 1000卷 | 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
《包拯集校注》 | 包拯著，杨国宜校注 | 4卷附录5卷 | 黄山书社1999年版
《北溪先生大全集》 | 陈淳 | 50卷外1卷 | 乾隆栗斋刊本
《卢溪先生文集》 | 王庭珪 | 50卷 | 嘉靖重刊本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 谢维新 | 366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马温公文集》 | 司马光 | 80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司马温公传家集》 | 司马光 | 80卷 | 万有文库本
《左史谏草》 | 吕午 | 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旧五代史》 | 薜居正 | 150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 | 刘昫等 | 200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本堂文集》 | 陈著 | 94卷附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永乐大典》（残本） |  | 864卷 | 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汉滨集》 | 王之望 | 16卷 | 湖北先正遗书本
《玉海》 | 王应麟 | 200卷 | 影印元刻本
《石林奏议》 | 叶梦得 | 15卷 | 归安陆心源影宋本
《全宋文》 | 曾枣庄、刘琳主编 | 前50册 | 巴蜀书社点校本
《全唐文》 | 阮元等 | 100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扬州官刻本
《名公书判清明集》 | 佚名 | 14卷 | 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后村先生大全集》 | 刘克庄 | 196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尽言集》 | 刘安世 | 13卷 | 四部丛刊续编本
《州县提纲》 | 陈襄 | 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庄简集》 | 李光 | 18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庆元条法事类》 | 谢深甫 | 80卷 | 1948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刊本
《曲洧旧闻》 | 朱弁 | 10卷 | 丛书集成初编本
《朱子语类》 | 朱熹 | 140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朱文公文集》 | 朱熹 | 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江湖长翁集》 | 陈造 | 4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至元嘉禾志》 | 徐硕 | 32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至正金陵志》 | 张铉 | 15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 真德秀 | 51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许国公奏议》 | 吴潜 | 4卷 | 清抄本
《齐东野语》 | 周密 | 20卷 |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两浙金石志》 | 阮元 | 18卷 | 浙江书局刊本
《两朝纲目备要》 | 佚名 | 16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邑自箴》 | 李元弼 | 10卷 | 四部丛刊续编本
《吴郡志》 | 范成大 | 5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1926年择是居丛书影宋刻本
《吹剑录外集》 | 俞文豹 | 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九朝编年备要》 | 陈均 | 3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 | 脱脱等 | 496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全文》 | 佚名 | 36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会要辑稿》 | 徐松 | 366卷 | 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朝事实》 | 李攸 | 2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攻媿集》 | 楼钥 | 112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杜清献集》 | 杜范 | 24卷 | 清光绪九峰书院刊本
《杨龟山先生集》 | 杨时 | 42卷 | 光绪重刊本
《苏魏公文集》 | 苏颂 | 72卷 | 清道光22年苏廷玉重刻本
《陆九渊集》 | 陆九渊 | 36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陆宣公集》 | 陆贽 | 15卷 | 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陈亮集》（增补本） | 陈亮 | 39卷 | 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陈傅良先生文集》 | 陈傅良 | 51卷附3卷 |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事物纪原》 | 高承 | 10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益国文忠公集》 | 周必大 | 200卷附5卷 | 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宋朝诸臣奏议》 | 赵汝愚 | 15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点校本
《定斋集》 | 蔡戡 | 20卷 | 常州先哲遗书本
《宝庆四明志》 | 罗濬 | 21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咸丰四年（1854）宋元四明六志本
《宝庆会稽续志》 | 张淏 | 8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岭外代答》 | 周去非 | 10卷 |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注释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李心传 | 20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 李心传 | 40卷 | 适园丛书本
《忠肃集》 | 刘挚 | 20卷 | 畿辅丛书并据殿本拾遗
《忠惠铁庵方公文集》 | 方大琮 | 45卷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昌谷集》 | 曹彦约 | 22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经世文编》 | 陈子龙等 | 504卷 | 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欧阳文忠公集》 | 欧阳修 | 153卷附5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河南先生文集》 | 尹洙 | 28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苕溪集》 | 刘一止 | 55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太史集》 | 范祖禹 | 55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诚斋集》 | 杨万里 | 133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郑忠肃奏议遗集》 | 郑兴裔 | 2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重修琴川志》 | 孙应时 | 15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汲古阁刻本
《临川集》 | 王安石 | 100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 | 黄榦 | 40卷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元刊本
《南涧甲乙稿》 | 韩元吉 | 22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咸淳临安志》 | 袁说友 | 10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
《咸淳重修毗陵志》 | 史能之 | 3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嘉庆二十五年（1820）赵怀玉刻李兆洛校本
《屏山文集》 | 刘子翚 | 20卷 | 三余书屋刊本
《挥麈录》、《挥麈后录》、《挥麈后录余话》 | 王明清 | 20卷 | 四部丛刊续编本
《政府奏议》 | 范仲淹 | 2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毗陵集》 | 张守 | 16卷附拾遗1卷 | 常州先哲遗书本
《相山集》 | 王之道 | 3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省斋集》 | 廖行之 | 10卷附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矩山存稿》 | 徐经孙 | 5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澹庵先生文集》 | 胡铨 | 32卷 | 道光重刻本
《唐大诏令集》 | 宋敏求 | 130卷 | 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中华文史丛书第一辑影印明抄本
《唐书直笔》 | 吕夏卿 | 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会要》 | 王溥 | 10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涑水记闻》 | 司马光 | 16卷 | 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容斋随笔》 | 洪迈 | 74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
《栾城集》 | 苏辙 | 96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
《袁氏世范》 | 袁采 | 3卷 |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
《资治通鉴》 | 司马光 | 294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通典》 | 杜佑 | 200卷 | 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救荒活民书》 | 董煟 | 3卷 | 丛书集成初编据墨海金壶排印本
《梁溪先生大全集》 | 李纲 | 180卷附6卷 | 清福建刊本
《梁溪漫志》 | 费衮 | 10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梦溪笔谈》 | 沈括 | 28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
《淳祐玉峰志》 | 凌万顷等 | 3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宣统元年（1909）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
《淳熙三山志》 | 梁克家 | 42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淳熙严州图经》 | 陈公亮 | 8卷 | 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西村舍汇刊》本
《淳熙新安志》 | 罗愿 | 1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清正存稿》 | 徐鹿卿 | 6卷附1卷 | 豫章丛书本
《清波杂志校注》 | 周辉著，刘永辉校注 | 12卷 | 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书
《清波别志》 | 周密 | 3卷 | 丛书集成初编本
《续古今考》 | 方回 | 37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 | 李焘 | 520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 | 佚名 | 16卷 | 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
《雪山集》 | 王质 | 16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雪窗集》 | 孙梦观 | 2卷附1卷 | 四明丛书二编本
《鸿庆居士集》 | 孙觌 | 42卷 | 常州先哲遗书本
《黄氏日钞》 | 黄震 | 97卷 | 耕余楼刊本
《景文集》 | 宋祁 | 62卷附录2卷 | 湖北先正遗书本
《景定严州续志》 | 郑瑶等 | 1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浙西村舍汇刊》本
《曾巩集》 | 曾巩 | 50卷附1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渭南文集》 | 陆游 | 50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絜斋集》 | 袁夑 | 2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蛟峰文集》 | 方逢辰 | 7卷 | 明刻本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 | 王柏 | 20卷 | 续金华丛书
《慈湖遗书》 | 杨简 | 18卷续2卷附2卷 | 四明丛书本
《新唐书》 | 欧阳修 | 225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源流至论》 | 林 | 40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筠溪集》 | 李弥逊 | 24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筼窗集》 | 陈耆卿 | 1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群书考索》 | 章如愚 | 212卷 |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本
《蒙斋集》 | 袁甫 | 20卷附拾遗1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嘉定赤城志》 | 陈耆卿 | 4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嘉庆二十三年（1818）台州丛书（乙集）本
《嘉泰会稽志》 | 施宿等 | 2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嘉泰吴兴志》 | 谈钥 | 20卷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吴兴丛书本
《漫塘文集》 | 刘宰 | 36卷 | 嘉业堂丛书本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 | 华岳 | 23卷 | 黄山书社1993年点校本
《舆地纪胜》 | 王象之 | 200卷补10卷校勘记52卷 | 道光二十九年（1849）岑氏重刻本
《蔡忠惠公文集》 | 蔡襄 | 36卷附2卷 | 清刊本
《增入名臣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 留正等 | 64卷 | 商务印书馆选印委苑别藏本
《鹤山先生大全集》 | 魏了翁 | 110卷 | 四部丛刊初编本
《鹤林玉露》 | 罗大经 | 18卷 | 中华书局唐宋笔记史料丛刊
《鹤林集》 | 吴泳 | 40卷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薛常州浪语集》 | 薛季宣 | 35卷 | 永嘉丛书本
《麈史》 | 王得臣 | 3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本

二、今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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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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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宋代的酒法与国家财政》，见包伟民：《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72～1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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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庚尧：《南宋福建的盐政》，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2（17），189～241页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黄仁宇：《赫逊河略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

［日］曾我部静雄：《宋代财政史》，东京，东京生活社，1941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分析》，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3），17～30页

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补证》，见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342～353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见邓广铭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65～2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再版后记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兴趣再版我的这本小册子，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回顾并反思10年来自己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思考。

这本小册子是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成稿的。学位论文完成于1988年，10年后才着手将它修改成书，正式出版时，已经到了2001年。现在再版，又过了10年。当时取“地方财政”为讨论的中心，重分析而略叙述，虽然反映了一些具体的研究取向，但也有客观原因的影响，例如已有学者刊行了相当厚重的介绍宋代财政制度的著作。这10年来，在一些师友的帮助下，以及受到国内史学发展的启迪，自己的一些思考，却也与10年前那些不十分自觉的取向大体衔接，很是庆幸。

主要受近年来学术“大跃进”盛况的触动，可以说大多数学人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切实地将我们的史学研究推向深入，使之有真正的提高。我根据自己的一些浅薄体会，认为如果想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一是必须跳出大一统的认识框架，二是在制度史研究领域，必须超越仅从条文本身叙述制度史的思路，三是要摆脱域外范式的束缚，发掘本土学术资源。

所谓必须跳出大一统的认识框架，指应该重视区域差异，不应再将国土辽阔的中国视作了无区域特征的大平面，依据某种仅从中央层面出发的认识，来涵盖一切。所谓要超越仅从条文本身叙述制度史的思路，更多地是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启迪。任何一项由大一统帝国中央政府推行的制度，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都必然会有不同部门与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对它做出调整，以至与中央所颁发的条文原意产生或多或少的差距。有时甚至变得与条文原意南辕北辙，也不算稀罕。因此如果想要真正了解某项制度的实际内容，就不仅要解读制度条文，更要深入观察它从中央到地方的具体执行过程。所谓要摆脱域外范式的束缚，主要是有感于在本人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习惯于开口闭口引一段“语录”，以示自己政治立场的正确；到了“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语录”虽然已被冷落，以域外思想来给自己贴金的习惯却未见有多少改变，不过现在是为了显示自己学问的有来头。正如近日一位学者之所论，这三十年来，大家起初都是站在康德、黑格尔的背景下说话，后来又在胡塞尔、德里达、哈贝马斯的背景中写书，最近又跟着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干活，总之实在太没有创意了，永远在做学习过程中的学生作业。这当然是缺乏学术自信之所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着我们深入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所以，摆脱西欧历史认识框架，努力发掘本土学术资源，势在必行。

有一个大体上可以同时满足以上这些分析取向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宋代地方财政史》这本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地方历史。所谓地方历史，当然不是非得指某一特定地域的历史，而是指从有别于中央的地方层面来叙述历史。从地方的层面，观察其有别于概念性的“中国”的面相，了解“制度”在国家行政末梢的最后运作，并从中发掘出丰富的“本土”认识范式。

这几年来，基于上述认识，也曾写过几篇短文，如《认识论、史学功能与本土经验：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与吴铮强合撰，《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21～24页）、《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46～48页）、《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24页）、《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第153～156页）等，师友们的一些回馈与批评，使我深受教益。

具体到这本小册子，由于早年学识有限，其中必有许多不足，可以肯定。2008年12月，刘光临君在《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刊布《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一文，对它提出批评。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刘君的批评，也已撰文回应（《再论南宋财政的几个问题》，《台大历史学报》第46期，2010年12月），坦诚的学术交流所给予的思维娱悦，洵为难得。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以一阅。

三五好友，闲酌逸谈，品评学问，激励思想，时风之下，其可得乎？

包伟民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