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
Date: 2018-09-30T16:00:00+00:00

版权信息

人类愚蠢辞典

DIZIONARIO DELLA STUPIDITÀ:Fenomenologia del non-senso della vita

作者：[意] 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Piergiorgio Odifreddi）

译者：姚轶苒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目录

版权信息

A

Abitudini习惯

Abramo亚伯拉罕

Auqa minerale矿泉水

Adamo ed Eva亚当和夏娃

Adulterio不忠

Aldilà往生世界

Ambientalismo环保

Angeli天使

Anima灵魂

Animalismo动物保护

Antico Testamento《旧约》

Antifilosofia反哲学

Antisemitismo反犹主义

Apparizioni显灵

Applausi鼓掌

Aria condizionata空调

Arte moderna现代艺术

Asimov（Isaac）艾萨克·阿西莫夫

Assunta圣母升天

Astrologia占星术

Auditel收视率

Automobili汽车

B

Babbo Natale e la Befana圣诞老人和主显节巫婆

Banche银行

Barba e apelli须发

Bellarmino贝拉尔米诺

Benedetto XVI本笃十六世

Bergson（Henri）亨利·伯格森

Berlusconi（Silvio）贝卢斯科尼

Berra（Yoji）尤吉·贝拉

Blake（William）威廉·布莱克

Borsa股市

Bouvard e Pécuchet布瓦尔和佩库歇

Brown（Dan）丹·布朗

Buddha佛陀

Burocrazia官僚主义

Bush（George W.）小布什

C

Canie e gatti狗狗和猫咪

Capitalismo资本主义

Carne肉

Carrel（Alexis）亚历克西·卡雷尔

Cazzate废物

Cellulari手机

Cervelli in fuga人才流失

Ciarlatani江湖骗子

Ciechi盲人

Cipolla（Carlo）卡洛·奇波拉

Coincidenze巧合

Comunismo共产主义

Conan Doule（Arthur）阿瑟·柯南·道尔

Concordato协议［11］

Controcorrente逆流而上

Controlli di sicurezza安检

Coscienza意识

Cravatta领带

Creazionismo神创论

Crescita illimitata无限增长

Criminali罪犯

Crisi经济危机

Croce（Benedetto）贝奈戴托·克罗齐

Crocifisso十字架

D

Dante但丁

Datazione纪元

Dean（James）詹姆斯·迪恩

Democrazia民主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Dio上帝

Discalculia计算障碍

Discorsi演讲

Dittatura专政

Divi明星

Divise制服

Divorzio离婚

Dogmi教义

Donne女人

Dostoevskij（Fjodo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roghe毒品

Dubbi怀疑

E

Ebrei犹太人

Eco（Umberto）翁贝托·艾柯

Elezioni选举

Embrioni胚胎

Equitalia税务公司［27］

Esagerazioni夸大

Esani考试

Esistenzialismo存在主义

Esorcismi驱魔

Etica道德

Eugenetica优生学

Extraterresttri外星人

F

Facebook脸书

Fallci（Oriana）奥莉娅娜·法拉奇

Family Day家庭日

Fantasy幻想

Fatima法蒂玛

Femminicidio女性性别谋杀［34］

Feynman（Richard）理查德·费曼

Flaubert（Gustave）古斯塔夫·福楼拜

Francesco方济各

Funerali葬礼

G

Gardner（Martin）马丁·加德纳

Gender社会性别

Genio天赋

Gesù耶稣

Gesuiti耶稣会士

Giornali报纸

Goethe（Wolfgang）沃尔夫冈·歌德

Grande Fratello老大哥

Grandi opere大型工程

Gresham（Thomas）托马斯·格雷沙姆

Grillo（Beppe）毕普·格里罗

Guerra战争

H

Hegel（Georg）格奥尔格·黑格尔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ollywood好莱坞

I

Idrogeno氢

IgNobel搞笑诺贝尔奖

Immacolata无玷圣母

Immigrati移民

Incompetenti不能胜任的人

Inefficienti效率低下

Inglesismi英式习语

Intelligenza智慧

Internet互联网

Interventi umanitari人道主义干涉

Invisibile不可见之物

IVA增值税

J

James（Wiliam）威廉·詹姆斯

Junk垃圾

K

K

L

LasVegas拉斯维加斯

Leadership领导

Libertà di stampa新闻自由

Libri书籍

Liceo claasico文科高中

Linguaggio语言

Lucifero路西法

Lysenko（Trofim）特罗菲姆·李森科

M

Madonne piangenti哭泣圣母

Maggioritario多数选举制

Magia魔法

Malizia恶意

Marò马洛

Metrimonio婚姻

Matti疯子

Meglio更好

Memi文化基因

Merda狗屎

Metafisica玄学

Miracoli奇迹

Monogamia一夫一妻

Montesquieu孟德斯鸠

Morte死亡

Mose摩西

Movida新潮文化运动

Murphy（Edward）爱德华·墨菲

N

Natale圣诞节

Nazismo纳粹主义

Negazionismo否定主义

Nemico pubblico社会公敌

New Age新纪元运动

Notai公证人

Nucleare核能

Numerologia数秘术

O

OCSE经合组织

Offerte e sconti优惠与折扣

OGM转基因生物

Olimpiadi奥林匹克运动会

Omeopatia顺势疗法

Ora di religione宗教课

Oracoli神谕

Orologi钟表

Oroscopi星座

Ostia sanguinante流血圣餐

P

Padre Pio毕奥神父

Papa教宗

Paranoia妄想症

Paranormale灵异现象

Pascal（Blaise）布莱士·帕斯卡

Pasqua复活节

Petrolio石油

PIL国内生产总值

Pipistrelli蝙蝠

Placebo安慰剂效应

Platone柏拉图

Poligamia一夫多妻

Politicamente corretto政治正确

Politici政客

Poliziotti警察

Prezzi价格

Principio Antropico人择原理

Psicanalisi精神分析

Pubblicità广告

Q

Quadratura化圆为方

Qualcosismo某种东西主义

Qualunquismo反政治压榨

Quote rosa玫瑰配额［55］

R

Raffreddore感冒

Razze e razzismo种族与种族主义

Religione宗教

Reliquie圣物

Renzi（Matteo）马泰奥·伦齐

Resistenza抵抗运动

Resurrezione复活

Riesumazioni考古发掘

Ristoranti餐厅

Riti仪式

Rol（Gustav）古斯塔沃·罗尔

Rotonde环岛

Rumore噪声

S

Sacra Famiglia神圣家庭

San Gennaro圣雅纳略

Sanità医疗

Sanremo圣雷莫

Setticismo怀疑

Scientology科学教

Scienziaggini伪科学

Scuola学校

Selfie自拍

Senso意义

Shaw（George Bernard）萧伯纳

Sindone裹尸布

Sistemi系统

Sokal（Alan）艾伦·索卡尔

Sole Rotante日轮奇迹

Spirito灵魂

Spiriti精神

Sprechi浪费

Statue雕像

Streghe女巫

Stupidità愚蠢

Superstizione迷信

T

Tabacco烟草

Tacchi鞋跟

Taglione以牙还牙

Tasse税

Tèismo有茶论（有神论）

Televisione电视

Teologia神学

Tifo狂热

Tolstoj（Lev）列夫·托尔斯泰

Totalitarismo极权主义

Traffico交通拥堵

Transustanziazione化体

Trottlole陀螺

Turismo旅游

Twitter推特

U

Uguaglianza平等

Ulcera溃疡

Università大学

Universo宇宙

V

Vaccini疫苗

Vampiri吸血鬼

Velo真理

Verosimiglianza貌似真理

Vita生命

Voltaire伏尔泰

W

Watson（James）詹姆斯·沃森

Wilde（Oscar）奥斯卡·王尔德

World Stupidity Awards世界愚蠢奖

X

XOXO

Y

Yeats（William Butler）威廉·巴特勒·叶芝

Z

Zichichi（Antonio）安多尼诺·齐基基

本书所有观点均为作者个人看法

“假如我忘记了羞辱某人，那十分抱歉。”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从一次聚会上离开时所说）

前言

《人类愚蠢辞典》并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否则就该叫作《人类愚蠢百科》了。从愚蠢者在时空分布上的广度和在人群中的密度来看，也许确实需要一部百科全书，但因作者本身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做到如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完全驾驭愚蠢，无论是其自身还是他人。每个人的视野有限，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因此，作者不得不为这部书感到满足，读者们也应如是。

《人类愚蠢辞典》正是一部辞典，否则就不该叫这个名字。既然是辞典，就不应该按照从头到尾，或从尾到头的顺序阅读，而是应该根据兴趣浏览相应的词条，虽然在阅读每个词条前，人们并不知道得到的会是愚蠢的正面例子还是反面例子。

甚至在读过后，人们可能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眼里看来愚蠢的人或事，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并非如此。无论如何，作者的目的是用所列举的例子来表明什么是愚蠢，怎样算是愚蠢，它的反面又是什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一切都是出于作者的个人观点，也许他能看到别人的愚蠢之处，却看不见自己的。

正是这种对其他人的愚蠢的确信，让每个人可以与自己的愚蠢和谐共处。没人想否认几乎所有人都是傻瓜的判断，但同样没有人想到，如此说来，我们自己也肯定是其中一员，作者也不例外。

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事实。如果把这件事提前告诉读者，就是把读者当傻瓜来对待，但若是读完以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真正的蠢货了。没有人敢说自己一点儿不蠢，因为我们早晚都会有些愚蠢的念头，说些愚蠢的话，做点儿愚蠢的事，只是数量不定罢了。作者知道自己做过的一些蠢事，在这部辞典中已经写下了一部分，也为不能想到更多蠢事而深感抱歉。

Abitudini习惯

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1665）中有一则箴言是：“每个习惯都是坏习惯。”而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女囚》（1923）中也有一条格言：“习惯的力量与其愚蠢度成正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总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以及做同样的事：这正是习惯的力量。

在这些强势思维定式中，包含着一系列我们不假思索便接受了的愚蠢观点：灵魂、显灵、占星术、巧合、教义、驱魔、外星人、魔法、形而上学、神迹、数秘术、星座、灵异现象、政治正确、精神分析、伪科学、迷信、吸血鬼……

而强势的行为习惯，则是一些我们不经大脑就莽撞采取的行动，包括：喝矿泉水、滥用空调、刮胡子、炒股、吃肉、手机依赖症、接受安检、系领带、看报纸、吸烟、看电视、像陀螺一样忙得团团转……

Abramo亚伯拉罕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所信奉的宗教都将亚伯拉罕视为祖先，在说到他之前，《旧约》描绘了创世之初宇宙中种种波澜壮阔的故事。然而自他出现后，故事的调调却急转直下，生硬地讲述起他与被他拣选的人民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发生的那些或喜或悲的麻烦事。

喜剧开场便上演了。当时他正要前往埃及，却十分害怕埃及人垂涎他貌美的妻子，而惹上杀身之祸，于是要求他的妻子自称是他的妹妹。果然，法老立刻爱上了这位美人，纵然她已七十多岁高龄了。为了得到她，法老赐予亚伯拉罕无数珍宝。亚伯拉罕求助于上帝。上帝没有去惩罚这个懦弱的丈夫，却向无辜的法老降下灾难，使他家族中的女人均无法生育。

悲剧则始于上帝让亚伯拉罕九十岁高龄的妻子生下了儿子，又让他把这个儿子献祭给自己：若不是被一位天使拦下，亚伯拉罕还真就照做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乐呵呵地接受了他的一切。

Auqa minerale矿泉水

20世纪80年代，安娜·玛利亚·特斯塔为翡乐（Ferrarelle）公司的新品矿泉水创作了一则广告。翡乐公司的这款轻气泡矿泉水，据称取自罗马时代起就颇负盛名的里亚尔托泉水，口感略带酸味。特斯塔在广告中使用了三种不同发型的蒙娜丽莎形象，并配以“顺滑、激爽，还是翡乐？”的广告词。这则广告成为了当时最知名也是最幸运的广告，使这家1893年成立的公司生产的天然矿泉水销售火爆一时。

其实，科技的进步早已将直饮水带入千家万户，人们只需要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免费享用口感顺滑的水了。在20世纪30年代，矿泉水仅限于医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经济腾飞时才渐渐被推广，成了一门赚钱的买卖。尤其对“福吉泉”的老板、矿泉水大亨朱塞佩·恰拉皮科来说，这笔生意可是让他赚得钵满盆溢。就拿一些酒吧、饭店来说吧，它们宣称出于对“卫生问题”的重视不提供直饮水，转而以高达10倍的价格向它们愚蠢的客人们推销瓶装水。要知道，对于银行来说，25%就已经是高利贷的标准了。这么说来，根据刑法，这些酒吧和餐馆的老板都应该被处以1万欧元的罚款，再蹲上10年的大牢。

Adamo ed Eva亚当和夏娃

根据《旧约》记载，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如果说数千年前的原始人将男性和女性笼统地归纳到这两个人身上还可以理解，那么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还继续将他们当作两个真实存在的独立种群的代名词就实在太荒谬了。

可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的《人类通谕》中依然声明：“信徒们不可拥抱那些宣称在亚当之后地球上存在一些与他同性别，但不为亚当之后的人类先祖，或是亚当代表了许多人类先祖之集合的理论。”

并且，最新的《教理问答手册》也在继续宣教亚当、夏娃是所谓的人类之祖，由所谓的上帝创造并未能经受住恶魔的诱惑。这种落伍观念的根源在于教会在其信徒面前早已画地为牢：如果没有亚当和夏娃偷尝禁果获得原罪，那些救赎、耶稣、复活和教会本身，乃至整个天主教，就都成了一个愚蠢的大骗局，就像它的实际本质那样。

Adulterio不忠

小仲马曾说：“婚姻的枷锁太过沉重，以至于有时需要三个人来承担。”如果否认这种行为有些可笑，那么承认它则意味着与“摩西十诫”中“不要贪图别人的配偶”的戒律相矛盾（即使秉承大男子主义的《旧约》，也仅将这一戒律限制为“不要贪恋他人妻子”）。

不论是研究了男性性行为（1948）和女性性行为（1953）的《金赛性学报告》，还是之后无数的调查和测试，都表明人类的不忠行为远比我们愚蠢地自认为的要多。较之女性，男性会在口头上承认有更多的性伴侣，但这一点从排列组合的角度上来看，并不可能。实际上，男性会偏向于夸大性伴侣的数量，而女人则会倾向于隐藏。

这种不忠的习惯所导致的后果是，在意大利，已婚女性生下的婚生子女中有10%并不受孕于其法定丈夫。此种现象在鸟类中也同样存在，它们的幼鸟中上述比例可达40%。这种现象说明，不忠行为是对反自然的一夫一妻制进行的自然修正过程。

Aldilà往生世界

伍迪·艾伦在《扯平》（1971）中写道：“我并不相信有什么往生者的世界，不过我还是会带上换洗的衣服。”而在《无羽无毛》（1975）中，他又写道：“面对死亡，最大的问题是担心那个世界并不存在：这是件相当郁闷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死前还操心刮胡子的人来说。另一种担心则是，那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却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走。”

关于往生世界，我能想到的是带换洗衣服和刮胡子。听起来是有点儿傻哈。不过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中已经指出，真正傻的乃是“相信死后我们会有跟活着时一样的烦恼”。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想象我们毫无知觉的尸体，只能假设自己处于那个位置，并分给它一些我们的感受”。

在《图斯库勒论辩》中，西塞罗批驳了像卢克莱修一样还在讨论往生世界的人，否认存在这样的世界：“身为哲学家，吹捧这种幼稚的错误观点，难道不应该感到羞愧吗？难道不是只有一些疯疯癫癫的老太婆才会相信这种鬼话吗？”两千多年后，我们的回答还是滑稽的：“是的，依然有好多疯子相信，不过并不仅限于老太太们！”

Ambientalismo环保

凭借《难以忽视的真相》，阿尔·戈尔斩获两项重磅大奖：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及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美国前副总统致力于提醒人们，人类滥用石油、汽车和空调，导致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给地球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奖者拉金德拉·帕乔里则补充道，人类的肉食传统也是不环保的：我们推倒森林、建设牧场、饲养动物，把肉食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再把它们冷藏在货船、卡车、超市和家里的冰箱。同时，奶牛消化以及城市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在不断加剧温室效应。

但其实“保护地球”是很愚蠢的：充其量是我们自己有点儿危险罢了。早在25亿年前，光合作用就已经对地球环境的构成造成了更甚于今日的剧烈变化，即所谓的“大氧化事件”。然而，我们的地球通过一项调整成功挽救了自己：消灭厌氧生物，并养育了需氧生物，也就是人类本身。

Angeli天使

不识字和没文化的人相信天使的存在，就像他们还相信很多荒谬的事情一样，这当然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可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被认为很有文化，甚至为科学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也相信天使的存在。

举个例子，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因以他命名的“韦伯-费希纳定律”（把物理刺激和它所引起的心理感觉关联起来）而闻名于世。但在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后，他决定开始研究所谓天使的比较解剖学，并于1825年以“米泽斯博士”的笔名出版了《天使的比较解剖学》一书，成为19世纪著名伪科学—歌德的自然哲学中一个有趣且有教育意义的实例。

凭借典型的疯子逻辑，费希纳“证明”说，天使们是一些明亮的天体，通过发出各不相同的色彩来互相沟通。他们沿着拥有几近完美距离的轨道围绕太阳运行，他们是半透明的，因此无法被天文望远镜观测到。至于性别，雌性的天体充满了氢气，雄性的则为氧气，当他们结合时会发光。可根据理论，氢气与氧气结合的产物应该是水才对。

Anima灵魂

如果说形而上学是最高级的愚蠢理论，那么“魂”和“灵”就是两个最高等的愚蠢事物。不过，“魂”（anima）这个单词最初并不属于形而上学，而属于物理学范畴。在希腊文中，“ánemos”这个词指的是空气或者风，且时至今日我们仍把呼吸空气的生物称作animale（动物），把测量风速的仪器叫作anemometro（风速仪），把轮胎中储存气体的空间叫作anima（胆）。

自人们开始用animato来形容有生命的物体，用inanimato来形容死物后，形而上学的概念便形成了。人们认为物体在活着时具有魂，死去时会失去它。这种蠢话存在的基础，是相信生命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而不是由一个物理进程来支撑。又或者说，相信一个生命逝去时，是躯体从世界上消失了，而不是终止了一项进程。

这不过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甚至都算不上多高明，但如果你不够警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变成蠢货。事实上，这是那些总是相信或幻想或恐怖的宗教故事之人常犯的错误，尤其是他们根据宗教文学狂人但丁的描述，认为逝者的魂居住在往生世界中。

Animalismo动物保护

通常，人们愚蠢地认为爱动物就是喜欢小猫小狗，不忍观看斗牛或者海豹遭到屠杀的画面。极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动物被用于饮食和实验造成的权益侵害。1975年，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提出了这个观念。

辛格细致地讲述了成千上万只的动物（仅在美国就达到100亿只）的生活，以及它们被迫承受的痛苦和死亡。这些提供肉食的牛、猪、兔子、鸡、鸟和鱼，以及母鸡生产的鸡蛋和奶牛生产的牛奶，最终都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进入到我们的肚子里。这些生命不能说话，无法祈祷，却能感受到苦痛。

但是，在商业市场中，人们对过度使用肉食的现象愚蠢地视而不见。而政治正确又让人愚蠢地允许在实验中使用动物。不过，对于动物的活体解剖行为已被明令禁止，因为这可能迫使药品和疫苗的实验直接在人身上进行，而导致更严重的伦理问题。

Antico Testamento《旧约》

信徒们一定对《旧约》很熟悉，这件事值得怀疑。如果他们读了，应该会因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建立在一本如此愚蠢、丑陋、错误甚至邪恶的书本之上而感到羞耻。教会深知此事，所以，它一开始便禁止将《旧约》译成白话。自第一版《禁书目录》（1558）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都在禁止信徒们私下阅读此书。

《旧约》中最尴尬的部分，便是一个以人的形式存在，反应迟钝却又残暴的耶和华的形象。书的开篇《创世记》，格局宏大，但迅速抛弃了这种宏大的感觉，继而讲述渺小的被拣选的人民流亡的故事，然后又转向了对应许之地的军事占领，沦为犹太人内部或与外族之间争斗的战报。这些战争打着上帝的旗号，在他的帮助下，造成了无数受害者的死亡。

另外，上帝所指定的那些愚蠢的规则，也令人尴尬。例如，一条“不可将头侧之发剪为圆形”的规定。《旧约》中也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科学的说法，比如不能“如野兔一般反刍”，但野兔根本就不会反刍；再如“四足的昆虫”，而现实中昆虫都是六足的。

Antifilosofia反哲学

在所有学科中，大陆哲学绝不是最为严谨的一门。举例来讲，只需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的“索卡尔事件”［1］如何让它栽了跟头就行了—这个恶作剧向人们展示，当滑稽的山寨理论与此学科本尊放在一处时，竟也能成功地鱼目混珠。不过，反哲学理论在这场闹剧中也没能幸免。

曾就职于极具声望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阿兰·巴迪欧教授，创造了这一混乱的新学说，用来解说“必须抛开真相，因为它暴露了哲学想要将自己粉饰成一门学说的企图”这一危险的口号。“巴迪欧研究”一直致力于对巴迪欧这位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法国思想家所提出的这些“有趣”的观点进行探讨。

2016年4月1日，隐藏在“贝内塔·特里博迪”这个笔名背后的两个法国哲学家，宣称他们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迈向巴迪欧式的女权主义》已经被“巴迪欧研究”项目接收，并发表在了一期关于性别问题的特刊上。显然，这又是一场“索卡尔事件”式的恶作剧，证明了反哲学理论同样无法自圆其说，成功加入了蠢话俱乐部。

Antisemitismo反犹主义

种族主义是愚蠢的一种表现，它指的是因对某一特定民族抱有偏见而感到厌恶，并将这种厌恶归结到一些文化表达方式中，如语言、宗教或是音乐。比如，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会将爵士乐包含在对黑人的歧视中，而反过来又把爵士乐视作黑人表达种族认同和政治抗议的方式。

反犹主义则是其中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反犹主义者歧视闪米特语使用者，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一种内源性的反犹主义，表现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并为中东那一小片土地不断地爆发战争。还有一种外源性的基督教反犹主义，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中，基督徒们以各种政治宗教为借口，交替厌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主要针对“背信弃义的、弑神的”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如今，矛头又转向所谓的“偷渡的、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人，这一切充分表明，愚蠢的种族主义者虽然目标常常变化，但本质永远是不变的。

Apparizioni显灵

当人们谈及圣母显灵，通常会想起发生在卢尔德、法蒂玛和默主哥耶的神秘事件。不过在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第一次有记录的圣母显灵发生在352年的罗马。而这次显灵的目的是“要钱”，即为建造今天的罗马圣母大殿筹集资金。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例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坚称自己在1981年罗马遇袭事件中被法蒂玛的圣母所救，并数次前往法蒂玛敬拜感恩。那么，既然在不同地点显灵的圣母们彼此各异，在此事件中现身的就应是旅行到罗马的法蒂玛圣母了。

另外，在显灵地点树立的圣母塑像，最终都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如此，法蒂玛圣母的一尊塑像开始不断周游世界，到处开展募捐。2013年，她乘坐直升机抵达梵蒂冈，欢迎仪式十分盛大隆重，两位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方济各都曾对其进行敬拜活动。

Applausi鼓掌

一天，逻辑学家格雷格·克赖塞尔正在他剑桥的办公室里与同事聊天时，突然听到远方传来一阵掌声，他立刻评论说：“我很确定，并没发生什么值得鼓掌的事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克赖塞尔在这里运用了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即90%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废物。显然人们为之鼓掌的事也包含在内。

抛开这些事不说，鼓掌者本身也是愚蠢的。首先，人类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这个动作并不优美、体面，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也会做这个动作。其次，在古代，鼓掌是用来掩盖献祭时牺牲品发出的叫喊声，或是向获胜的角斗士致意。

鼓掌最有意思的一点，也许无人注意，那就是人们制造出声音的方式。即使是禅宗心印［2］中的“单手鼓掌”也能制造出声波，只不过频率低于人耳可感的频率段。在两手互相击打的瞬间，双手间逸出的压缩空气的速度甚至可以超过声速，引起相当于飞行物体突破声速（约1200千米/时）时所制造的冲击波。

Aria condizionata空调

一种美国式愚蠢的表现，现已传遍全球。人们通过使用空调使自己的家在夏季能够拥有冬季的室外温度，冬季则反之。于是，他们需要在夏季时穿上冬季的毛衣，冬季却穿着夏天的短袖。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经济和环境两个方面大肆浪费着资源。

从前的空调非常蠢：它的运行需要氯氟烃［3］。这种物质又被用于制作喷雾罐和冰箱制冷剂，工作时会向大气释放氯气。氯氟烃的使用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1985年在南极发现的著名的臭氧层空洞。为了减小这个空洞，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了对氯氟烃的使用。

如今的空调不再那么蠢了，但也不怎么聪明，它使用的是含氢氯氟烃［4］，可以对臭氧层减少95%的破坏，但并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影响。随着空调的使用率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迅速飙升，这种变化带来的好处也在迅速被吞噬，变成一场保护环境的智与愚之间永恒的“红皇后竞赛”。

Arte moderna现代艺术

恩尼奥·弗拉亚诺曾说：“其他人的傻事儿令我着迷，不过我还是最喜欢我自己的那些。”他还特别提道：“我不会去购买现代艺术品，我都是自己创作。”确实，任何人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创作出皮耶罗·曼佐尼那些愚蠢的罐头，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之粪》（1961），而它的创作灵感则源于马塞尔·杜尚同样愚蠢的作品《喷泉》（1917）。

弗拉亚诺的另一句金句是：“如今的笨蛋们都很有想法。”如果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许多现代艺术家，那么稍加更改就可以用来总结那些收藏家：“如今的笨蛋们都很有钱。”所以，以前虽有教宗儒略二世和保禄三世资助米开朗基罗，腓特烈二世为巴赫提供灵感，今却有洛克菲勒家族毁掉了迭戈·里维拉的壁画，阿涅利家族向安迪·沃霍尔订购肖像画。

连孩子们都可以看清现代艺术家们赤裸裸的傻气，常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或是双年展上哈哈大笑。可成年人却不得不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而对之视而不见。于是，因为害怕说出“艺术家之粪就是一堆粪”这样的话显得很愚蠢，人们在面对现代艺术时，真正成为了蠢人。

Asimov（Isaac）艾萨克·阿西莫夫

起初，诗人费里德里希·席勒1801年在其剧作《奥尔兰的姑娘》中写下了这句话：“面对愚昧，神们自己也缄口不言。”而到了1972年，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则让这句话更加为众人所知。他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神们自己》，并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面对愚昧”“神们自己”和“也缄口不言”。

席勒所说的愚昧，表现为人们对圣女贞德的英雄行为错误的处置。而相反，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愚蠢的具体表现则是对伊斯特伍德长老的邪恶计划的不作为—而他的计划一旦实现，将会破坏我们所在的世界及多元宇宙的稳定。

愚蠢的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事方法，却总能殊途同归，制造麻烦。要么让那些明智的人生活难以为继，无法施展抱负；要么为害群之马铺平道路，帮助他们达成危害大业。

针对这类人，假想出来的神明也有两种互为补充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无能为力：既无法阻止他们对明智者愚蠢的攻击，又不能让他们停下对愣头青的狂热追捧。

Assunta圣母升天

1950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告圣母马利亚“自身到心”升入天空。荣格把这一事件称为“圣母教的丑闻”，但其实还不如公开说他们蠢话连篇。所谓的“身体升入天空”—就像《列王传下》《使徒行传》中以利亚和耶稣的传说那般—究竟是什么意思？

红衣主教圣罗伯·白敏曾思考过耶稣的身躯最后终于何处，得出的结论是“它长眠于恒星之下”。今天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身体”可以超光速运动，那么这三位“宇航员”中的两位，都还处在离我们不到2000光年的位置，第三位也不会离得太远。总之，他们应该一个接一个地遨游在银河系以内，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上空看见他们。

虽然在对待这件事上，其他的古代民族显然都比当时的犹太人更聪明，但他们选择相信还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严肃地跟我们描述圣母升天的事，就不得不让人很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了。事实上，庇护十二世成功证明了自己有点疯疯癫癫，他声称，在宣告了圣母升天后，自己连续三天见到了传说中的日轮奇迹。

Astrologia占星术

古人的观星活动在现代意大利语中留下了许多证据，主要体现在一些以“sidera”或者“astro”为词根的词汇上，这两个词根本身意思就是星星。例如，considerare（考虑、认为）和astrologare（占星、幻想）的意思都是观察星星，并向它们寻求答案；assiderare（使冻僵）是遭受冰冻的影响；disastrare（毁坏）意味着与星象的指示背道而驰；desiderare（希望）则是痛惜星星的离去并期待它的回归。

尽管一种科学占星术已经替代了基于幻想的占星术，然而在很长时间里这两个领域的专家其实是同一群人。于是，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创世记子解》中如此表达自己对占星师的气愤：“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警惕数学家们，他们很可能同魔鬼达成了契约，试图使灵魂迷茫，将人带往地狱。”

不过现在，只有灵魂陷入迷茫的蠢人还在相信占星术，比如对星座感兴趣。虽然说，与其对“星象会影响人的性格”这种鬼话感兴趣，还不如研究研究星象对我们真正的影响—如对潮汐的影响—显然要明智得多，不过他们开心就好了。

Auditel收视率

收视率是一种建立在节目受喜爱程度上来衡量电视观众愚蠢度的机制：一个节目若是越受欢迎，这个节目本身和它的观众也就越蠢。阿尔伯莱把收视率作为电视节目《越少越好》（2005）某期的主题并非偶然，很显然，这期节目收视率惨淡。因为观众一般不会欣赏除了综艺、电视问答、电影、电视剧和真人秀以外的节目，尤其对新节目的第一期更是如此，任何意图打破常规做一些新尝试的节目收视率必定遭遇滑铁卢，变成《福音书》中所说的被丢在猪面前的珍珠。

遗憾的是，随着读者变成电视观众，收视率的糟糕影响也蔓延到了出版界。只消看一看畅销书榜，位居前列的往往是电视主持人或者节目常驻嘉宾的作品，总的来讲，就是那几张老面孔。就像过去的《毛里奇奥·科斯坦佐秀》节目，或是现在法比奥·法齐奥的《那时》节目所做的那样，媒体对于图书销售的影响，在电视和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恶性联系，正将后者逐渐演变为前者的附庸。

Automobili汽车

赫尔曼·黑塞的小说《荒原狼》（1927）以一场象征人与车之间的战争结尾，描绘了到处都是“压扁、扭曲、烧焦的汽车”的场景。在当时，这位敏感的作家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妄图用几吨重的大铁疙瘩来运输区区几十千克的肉体，尤其是还要消耗珍贵的地下石油资源并向环境排放大量有毒气体，是一件多么愚昧的事情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大型汽车企业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让青年人盲目地选择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只有瑞士渐渐把所有的货物运输都转向铁路，有效减少了路面车辆数，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却仍在大力建设高速公路网，大量使用重型卡车。

不过看看它给我们的生活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用小汽车也并没有显得聪明多少。商人们对于建设城市人行区域和一部分人对高铁的反感，加上一些坚决不愿步行出门的市民，使得本来阳光灿烂的南部地区居住环境只能跟多雨阴郁的北方城市一样了。

Babbo Natale e la Befana圣诞老人和主显节巫婆

每年一到圣诞节，随处可见婴儿耶稣、三圣、彗星和耶稣诞生场景的装饰：这些东西不论好坏，都源于宗教传说。但与此同时，还有两个似乎是化生于无形的节日代表：圣诞老人和主显节巫婆。

圣诞老人可谓是神话幻想型愚昧的典型。首先要提及的是巴里的尼古拉—不是那位歌手，而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圣徒尼古拉。令他名垂青史的原因是传说中第一次尼西亚大会上他被阿里乌打了耳光。他的名字和巴里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散落在各处的遗骨最后都被迁到了这座城市安葬。而更荒唐的则是他与圣诞老人的联系—圣诞老人在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正是圣尼古拉。而圣诞老人胖墩墩、大胡子以及穿着红衣服的形象则源于作家克莱门特·摩尔创作的诗歌《圣尼古拉来访》（1823）。

至于主显节巫婆（Befana），她的名字则源于对主显节（Epifania）的误读。Epifania的意思就是显现，用来纪念三圣在彗星指引下朝拜刚刚诞生的耶稣这件事。而将这一概念与一位骑着扫把的巫婆的形象相结合，显然是一种异教观念的输入，正验证了宗教与世俗的愚蠢可以如此轻易地共存。

Banche银行

众所周知，但丁将放高利贷者放在地狱第七层的第三圈。鲜为人知的是，中世纪放高利贷者的概念与现今不同，并不是借钱给别人并收取高额利息（根据法律指高于平均利率1.25倍的四个点以上），而是指借钱给任何需求者的人，即当今的银行家。

人们也都知道犹太人有他们固定的聚居区，在意大利语中称为ghetto。最早的ghetto出现在但丁时代的威尼斯，最近的则形成于希特勒时期的华沙。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聚居区的形成最初并不是民族原因，却是因为钱：正是由于犹太人善于利用资本盈利，而在基督徒眼里资本被视为“魔鬼的粪便”，是绝不可触碰的。如此说来，这又与银行家相关。

如今无论普通人还是国家都愚蠢地任由银行拿自己的血汗钱或是国债去投机，变成绝不能破产的庞大机构。数以亿计的资本被投往美国和欧洲各国用以拯救这些国家。也许是时候重新考虑把银行家们看成社会底层被上帝弃绝的人，并把他们扔回地狱了。

Barba e apelli须发

问一位须发浓密的人他为什么要把须发留得这么长，这显然是一件蠢事，因为答案显而易见：“是它们自己长这么长的。”反而应该让修剪胡子或头发的人来解释解释他们的想法：尤其是那些追随西方最近的潮流刮胡子却留着长发的人，或者那些跟他们反着干的人，他们的习惯才真的是十分反自然且愚蠢。

埃及人不留胡子，但法老们却戴着假胡子：这事儿就像一个光头和尚留着一把大胡子一样奇怪。希腊人刮胡子是因为亚历山大就是这么做的，伊斯兰信徒不刮胡子是因为先知蓄着胡子。这些人的动机似乎都很蠢。但孟德斯鸠告诉我们，他人的习惯总是显得荒唐：同样的习惯，于自身都很正常，到了别人那里就怎么看怎么别扭。

至于头发，一般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不过要是人们知道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源于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一番愚蠢的论调，可能就不乐意再遵守了：“你们的本性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

Bellarmino贝拉尔米诺

宗教审判，是历史上愚蠢的宗教用来驱赶智慧及科学的重要手段。这种蒙昧主义与启蒙运动斗争的代表人物贝拉尔米诺主教，在1930年被庇护十一世选为教会圣师，并在1931年当选罗马耶稣会神学教授。

最著名的宗教牺牲者自然就是布鲁诺，因其在《星期三的灰烬晚餐》（1584）中谈论到关于一个无限的宇宙永恒的时间中无尽演变的世界而获罪。而这一观点最早是由卢克莱修提出，如今又是我们宇宙观的一部分。另一个给他带来灾难的宇宙学论点记录在《论原因、本原与太一》（1584）中，而后来爱因斯坦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无论人们在任何地点和方向观测，宇宙所呈现的样子始终是一致的。

贝拉尔米诺还试图让伽利略噤声，禁止他“维护、传授和讨论”哥白尼的理论。于是科学家不得不保持沉默，直到这位主教离世，才十分得意地在《试金者》（1623）中为原子论站台，又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正名：以上两者都是现代科学的核心。随即他就大祸临头了，因为问题并不在狡猾的死鬼贝拉尔米诺身上，而是在阴魂不散且愚蠢的天主教教条主义上。

Benedetto XVI本笃十六世

用文学术语来定义，如果说教宗本笃十六世演绎了一出悲剧，那么方济各则上演了一出喜剧。拉青格［5］来自北欧，他所依靠的是知识分子，向他们发表演说，就像在雷根斯堡发表讲话。而贝戈利奥［6］则来自南美，他的靠山是普通人，他用一些宣传的噱头蛊惑他们，如他的“慈悲念珠”。雷根斯堡的讲话若是从贝戈利奥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道，而装着“慈悲念珠”的小盒放在拉青格的手里也会显得十分尴尬。

意大利人和他们的媒体对拉青格不甚爱戴，却十分追捧贝戈利奥，这再次证明意大利虽然在地理上更接近北欧，思维上却更类似南美国家。或者，用音乐来打个比方，我们意大利人的耳朵，相对于贝多芬的四重奏，还是与皮亚佐拉的探戈音乐相处更为和谐。又或者，借用杜兰主教的经济学比喻，我们往往对广告的花言巧语更有感觉，而不是对产品本身的效用。再或者，抛开一切比喻，我们愚蠢无知的程度，恰如同我们自以为的智慧狡黠一般。

Bergson（Henri）亨利·伯格森

奇波拉第二定律认为，在任意一群人中，蠢人的比例是固定的，即使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这一观点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亨利·伯格森身上得到验证。他是“生命冲力”理论的旗手，深受神秘学狂热者和新纪元运动继承者的追捧。

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中，伯格森抛出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命题，即用上帝的存在来证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不仅限于基督徒，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直觉存在的标志，我们可以用他们共同相信的那位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事实简单地说明这个道理。”

不过，他的愚蠢在1922年出版的《持续性与同时性》一书中早有记录，在这本书里，他竟想毫不客气地反驳相对论！甚至，在法国哲学学会的一场辩论中，伯格森挑战了爱因斯坦，并在辩论中被后者反驳得狼狈不堪，以至于他整个余生都未能恢复元气。现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在各大出版社都很难见到完整版，这场不幸的辩论却永留史册。至于爱因斯坦，每当有人跟他提到伯格森，他只能为之祈祷，说：“愿上帝宽恕他。”

Berlusconi（Silvio）贝卢斯科尼

在《奥德赛》第十九卷中，当奥德修斯回到伊萨卡岛，乔装打扮与妻子佩涅洛佩相见时，骗她说自己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孙子。根据古希腊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克里特这座岛可谓是骗子岛。”而当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对议会宣称他的一位熟人有一名未成年的保镖，正是穆巴拉克的孙子时，同样展示了其与克里特骗子无二的天性。

与所有的政客一样，贝卢斯科尼的行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显得很蠢，另一种是做得很蠢，而这两种他都成功做到了。例如，他不止一次说到某个现代国家在饥荒时发生吃婴儿的现象。他说得如此肯定，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是真的信了如此荒唐的传说。

出于对名垂青史的执着，他不仅仅模仿奥德修斯的骗术、小布什的愚蠢，还模仿了卡利古拉的自大。因此，他将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任命为大区议员、国会议员甚至各部部长，就像那位古罗马皇帝把他的马任命为元老院议员一样。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他本身有多愚蠢，比他更蠢的是那些给他投票的选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政客身上。

Berra（Yoji）尤吉·贝拉

尤吉·贝拉是20世纪50年代与乔·迪马乔齐名的棒球世界冠军。他的知名度之高，甚至还诞生了以他为原型的卡通形象瑜伽熊。如果在人群中对着教皇（特指若望二十三世）大喊一声：“教皇，你好！”一定会听到回复：“你好，尤吉！”

“尤吉”其实是一个朋友给他起的绰号，因为这位棒球手在等待他的击球顺序时总是以盘坐的奇怪姿势待在场上。但相对于印度的瑜伽大师，贝拉却更像是一位日本禅宗和尚，用他独特的禅语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场比赛失利后他回答一名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冠军联赛结束了”提问的答案：“比赛结束前都不算是结束。”

其中一些禅语是货真价实的杰作，比如，“当你来到一个岔路口（英语中fork同时有叉子和岔路口的意思），把叉子捡起来就好”“别人的葬礼你总是应该去参加，不然他们也不会来参加你的葬礼”，或是“在理论上，理论和实践之间没有区别；在实践中，区别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很多说法不足为信，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我并没有真的说过我说的那些话。”

Blake（William）威廉·布莱克

当愚蠢与傲慢结合起来，结果可就不太好了。或者放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身上，就不太好读了，尤其体现在他的那首《你们嘲笑，嘲笑》（1796）中。在这首诗里，他指责伏尔泰和卢梭徒劳地用知识的尘土对抗圣灵之风。

布莱克明确表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和牛顿的光粒子”就是这种尘土的代表，这清楚地说明他认为对于周遭运转的一切进行科学分析会使诗意消逝，也不明白他的近视眼看不见的东西，科学家们却在用他们锐利的眼睛不断地发现。

天才费曼在纪录片《发现的乐趣》（1981）中说道：“我会像艺术家一样欣赏花朵的美丽，但我所看到的绝不仅限于此。并不是只存在肉眼可见的美丽，不能忽视那些微观的结构和过程之美。科学为花朵增添了许多神秘与神奇，但并不会抹杀其他任何一点美好。”而在如此智慧的话语前，像布莱克这类愚蠢的诗人却在装聋作哑。

Borsa股市

对于那坐过山车一般的股市，媒体历来热衷于报道它忽上忽下背后的一切细枝末节，看人们为之心神不宁的样子，并以此取乐。因此，人们每天都能在报纸、电视上看到那些铺天盖地的报道，为股市崩盘数以亿计的资产瞬间烟消云散而哀悼，或是为资本回流而大唱颂歌。自然，这类的每日新闻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其中并没有对长期趋势用图表加以辅助说明，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来做一些计算。

假设昨天的股价是100点，然后经过一天上涨了10个点，而今天该股又下跌了10个点。由直觉判断，这只股票的价值经过同幅度的上涨和下跌，应该回到了昨天早上的原点。但实际上，从100点上涨10个点后，股价达到110点，而以这个为基础再下跌10个点，今日的收盘价实际为99点。

那么，如果调换上涨和下跌的先后顺序呢？下跌一天后股票为90点，而今天上涨10个点后的股价依然是99点。数学告诉我们，股市不过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就像电影《战争游戏》得出的那个愚蠢的结论：胜利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参与游戏。

Bouvard e Pécuchet布瓦尔和佩库歇

作为福楼拜未能完成的同名遗作《布瓦尔和佩库歇》（1881）中的这两位主角，他们的荒谬简直可以作为人类愚蠢的经典案例了。他俩一生中对人类的所有知识一门接一门地进行了研究：农业、自然科学、考古、历史、文学、政治、爱情、哲学、宗教、教育甚至社会改革。幸亏他们放过了数学。

作者并没有明确两位主角的愚蠢究竟是体现在这些科目本身，还是对他们的通俗演绎，抑或是布瓦尔和佩库歇不能将他们逐渐获取的知识进行理智的运用，甚至是根本没能真正获得这些知识。鉴于福楼拜曾试图给这本书加上“科学法的失败”这一副标题，也可能恰是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他俩的愚蠢。

最后，作者是将自己视作一个脱离愚蠢从而可以从外部观察愚蠢者的人，还是同样身入其中的蠢人，也不甚明确。他曾向马尔西姆·杜坎普说：“我想要创造出一种疲惫而无趣的氛围，让读者觉得作者就是一个蠢蛋。”可能他为此付出了相应的努力，当然，他成功了。

Brown（Dan）丹·布朗

兰登教授的“冒险四部曲”大卖了两亿册，这显然证明了丹·布朗拥有不容置疑的自降身份以迎合读者口味的能力。问题在于，究竟是他的狡猾足以牵着那些傻瓜的鼻子走，还是他自己根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呢？正如他的座右铭所述：“真正的愚蠢在于它是什么，而不是它做什么。”

第一种可能的有力证据，是丹·布朗拥有十足的幽默感。例如，在名声大噪之前，他曾化名丹妮·布朗，发表了一本讽刺小说《187种应该躲开的男人：给情场失意女的指南》（1994）。在书中他化身为一名“不近男色”的女作家，并指出其中一种该躲开的男人就是“写作面向妇女宣扬自我意识类型书籍的男作者”。

而第二种猜想的证据，正是丹·布朗小说中传播的伪科学，尤其是那些宗教性不强，反而相当有技术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达·芬奇密码》（2003）之前的作品，如《数字城堡》（1998）和《天使与魔鬼》（2000）。而真相也许介于两种可能性之间，也就是说与他的傻瓜读者不同，丹·布朗确实有点傻，而且喜欢故意装傻。

Buddha佛陀

不可否认，在各种各样的宗教里，佛教的理论蠢话最少。首先，佛教有一种精神物理学方法，以宗教的处理手段治疗因过度依恋或是欲望太盛而引起的精神疾病，可以说是十分科学的。其次，面对神学及存在主义的问题，佛教的态度却又是反玄学的。

然而在实践中，佛教也被放纵为一种说着一些蠢话的神话。比如佛教宣称，佛祖释迦牟尼乘六牙白象托胎于他的母亲，而后她毫无疼痛地从右肋诞下这个神奇的儿子，这一说法并不比圣母“产子前、产子时和产子后均是处女”这种神话显得更高级。

无论是对于佛陀还是耶稣，有常识的人和历史批判研究者都提出了质疑，不仅关于他们存在的真实性，还针对他们所谓的神迹。我们并不讨论未来世界到底是以弥勒佛还是末日审判为代表。不过排除态度的因素，佛教的理论似乎比基督教的理论更严谨一些。

Burocrazia官僚主义

在两部遗作《审判》和《城堡》中，弗兰兹·卡夫卡都比喻性地描写了官僚和人民之间那连续不断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化的、机械化的思维与另一方人性的、直觉式的思维之间的斗争，即想要将人类机械化的机器和不能放弃将机器人性化的人民之间的斗争。

官僚主义首要的表现形式是无休止地要求人们提供个人信息，像是姓名、出生地、出生时间、税号。显然，这些愚蠢的机构都意识不到税号已经将前面所有的信息编成了代码［7］。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IBAN码（International Bank Account Number，国际银行账户）的例子中，通常机构会要求提供一系列编码中已经含有的信息，比如银行信息和分行信息。

现如今，那些真实或虚拟的公共机构，都有公务人员在长期驻守，喋喋不休地发出万年不变的指令：证件、电话、住址、邮箱、密码、验证码……所有这些无不彰显着机器的愚蠢和人们无处遁形的隐私。不过这一切只发生在机构经过卡夫卡式选择而确定的开放时间，与普通人的工作时间恰好完美重合。

Bush（George W.）小布什

1991年在华盛顿，在一次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会面中，小布什问道：“陛下，我是我们家族中的异类，那么您的家族中哪一位是呢？”女王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这不关您的事。”2007年，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两人又一次会面。这次他对女王“为美国独立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收获了女王的一个白眼。

如果说未成年的小布什是因酗酒闻名的总统之子，那么“成年”的乔治·沃克·布什就是一个愚蠢的总统，这不仅是因为他崇尚原教旨主义，更因为他在各种讲话中犯下的如此令人尴尬且数量众多的错误—这些错误甚至自成一派，被统称为“小布什主义蠢话集”。

这些蠢话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要数2003年5月3日的一次讲话：“自由的国家是和平的，自由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的国家不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知道，这番话居然是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而美国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发明并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遭受最残暴的恐怖袭击的国家之一。

Canie e gatti狗狗和猫咪

人们通常认为，狗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因为它们与人类心有灵犀。但既然大部分人类都是愚蠢的，那么狗也应该是同样愚蠢的。它们的行为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它们总是像疯了一般狂吠，甚至会无缘无故见人就咬，令人厌烦至极；而另一方面，它们与像是猫这样有灵性的动物又不能和谐共处。

可以说明狗的愚蠢和猫的聪慧的一个事实是前者是群居动物，而后者却不是。狗能够忍受主人的存在，态度良好地接受他的指令，且无法长时间注意一个静止的东西，这所有表现都与猫不同。总之，它们表现得就像是专政统治下的傻瓜，时刻准备向独裁者点头哈腰，口水滴答地舔着他的脚。

狗的愚蠢尤其体现在它们对玄学和宗教的沉溺。这一点达尔文也曾提到。说它们崇拜玄学是因为它们总是将无生命的现象归结于有生命的原理，比如，它们会对着被风吹动的衣服大叫。而面对主人，它们又表现出信徒对上帝一般无二的热爱、顺服与畏惧。

Capitalismo资本主义

1759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蜚声世界的理论：“土地的所有者，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差不多同假设土地在其所有居民中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时所能有的分配一样；这样，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生活资料。”

在亚当·斯密包括《国富论》（1776）的许多作品中，有一只所谓的“无形的手”调配着市场供需平衡的理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却是形成自由主义的基石，因为该理论由果溯因地将金融业者以为大众谋福祉为借口，实际上肮脏地获取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合理化了。

1954年，肯尼斯·阿罗与杰拉德·德布鲁两位此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经研究证明，“看不见的手”仅仅存在于只有两种商品的市场中。而在真正的市场中，这一概念对自由主义者以外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平衡不会总是存在，就算存在，人们也不一定能达到，即使能达到，也未必能保持下去。

Carne肉

《旧约·诗篇》（第104篇，第14节）中说道：“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这一节《圣经》文字中的“草”经过天才的注释，直接把沙拉菜排除在外，被牙买加塔法里教徒理解为大麻叶，并在该教派仪式中用致幻食物取代了圣餐。犹太人和基督徒则从《创世记》第九章中“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一句中获得灵感，整个西方世界都因觉得获得上帝的允准而成为了食肉动物。事实上，这个选择可以说是一种三重意义上的愚蠢。

首先，根据生理学，人类的肠道很长，相对于食肉动物更近似于食草动物，而肉类在肠道中长时间发酵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得肠癌和结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素食国家。其次，从生态学角度来考虑，被用作肉食的动物是一类必不可少的间接能量来源，并以吃饲料的方式垄断了世界上90%的植物消耗。最后，从动物学角度来看，饲养被当作食品的动物是一种不人道的、极其残忍的产业，不过即便饲养者和零售商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不会停下他们的生意，因为仅在意大利一个国家，每年这行的产值就可达到320亿欧元。

Carrel（Alexis）亚历克西·卡雷尔

通常只有无知的牧羊少女和一丘之貉的信徒才会相信所谓的神迹，但有时候甚至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也会上当。例如，近期的有艾滋病毒发现者吕克·蒙塔尼耶。离现在稍微远一些的，以亚历克西·卡雷尔为代表，他坚称于1903年在法国卢尔德的旅行中见证了一位妇人痊愈的神迹。

1910年，卡雷尔故地重游，又参与了一次治愈神迹，这回对象是一个男童。实际上，真正的奇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种种鬼话使他丑闻缠身，不得不从法国移居加拿大。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他务农，饲养动物，直到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向他伸出橄榄枝，才得以继续精进他的外科技术，并最终于1912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而后，他又成为了一名狂热的优生学支持者。卡雷尔通过《人，难以了解的万物之灵》一书对该学说进行了理论支撑，还在亲纳粹的维希法国政权时期依托自己在政党中的重要地位推行实践这一理论。他的通敌行为让他在战后身陷囹圄，在刑满之前就撒手人寰，从此与他的愚蠢一起长眠。

Cazzate废物

1958年，有人批评西奥多·斯特金的作品90%都是“废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反击，他在Venture杂志上谈道：“确实如此，因为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这样。90%的电影、文学和消费品也都是废品。”“人类制造的90%的东西都是废品”，这一鲁莽的判断成为了斯特金的名言，与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二八法则”齐名。

这些判断如果是准确的，那就给我们本来已十分尴尬的生活又添上一抹凄惨的色彩。因为那样，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就几乎都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的工作和烦恼，电话和工作会议，办公室里的文案和琐碎事，商店的购物……

我们用来消遣的东西也几乎都是废品：我们阅读的书和报纸，我们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欣赏的演出和音乐会，我们参与的运动，我们玩的游戏，我们举办的派对，我们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踏过的旅途……

Cellulari手机

在《格列佛游记》中，当小人国的利立浦特们搜查主角时，是如此描述他的怀表的：“我们认为，这要不是什么不知名的怪物，要不就是他崇拜的上帝。我们更趋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因为他对我们说他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向它请教。他把这件东西称为先知，而且说他这一生不管做什么都由它来指定时间。”

当今眼下，这段话用来形容我们与手机的关系也是恰如其分。我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迫不及待地将手机开机了。然后在一天当中，我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发出信息）或被动（接收信息）看手机的次数从十来次到数百次不等：看时间，收发消息，聊天，上网……

人们甚至通过手机与机器中的语音对话，虽然只是表达一些诸如无网络、拨号中断、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之类的信息。这种行为大多数其本身就已经十分愚蠢了，但是为了这样的事，人们花费了无数时间和金钱使它显得更为愚蠢。

Cervelli in fuga人才流失

对于那些善于自废武功的国家来说，让国内人才外流是它们提高自身而降低其他国家愚蠢度的重要方式之一。意大利也属于这种国家。在过去50年中，共有7个意大利人获得诺贝尔奖（卡佩奇、杜尔贝科、贾科尼、卢里亚、莫迪利亚尼、蒙塔尔奇尼和鲁比亚）后出国工作。在意大利，有4%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寻找更好的雇主”而流向国外，而这些获奖者便是他们的领头羊。

同一时间，拉丁美洲也流失了约100万名科技人才；苏联解体后，50万名学者移民，连带中国也损失了20万；印度每年有10万名计算机科学家远离故土；而在非洲有1/3的优质劳动力已经出走，其中包括医生、技术人员及各领域的牛人。总之，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流失，已使它们失血过多。

这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流向美国。在那里，三分之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超过半数的科学博士均来自他国。正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布劳恩们帮助美国成为了世界霸主。

Ciarlatani江湖骗子

意大利最近的一个江湖骗子正是大卫·瓦诺尼（Davide Vannoni）。瓦诺尼学的是传播学，却在2005年发明了所谓的“干细胞疗法”，用于对源于干细胞的罕见病进行“安慰性治疗”。意大利议会、电视节目《土狼》和它的观众们都曾经为这一疗法撑腰，直到2015年瓦诺尼因诈骗而被宣判有罪。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发生在1997—2005年。路易吉·迪贝拉医生提出了针对肿瘤治疗的“交替”疗法，立刻就引起了议会、媒体和民众的兴趣。然而，此三者无一例外都是科学盲，他们的热捧为伪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养料。当然，这一疗法最后也被意大利高等卫生委员会认定为是一个骗局。

在整个世界，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些江湖骗子不断涌现，时刻准备让无知愚钝的民众上钩，而反过来，人们也同样时刻准备着去上当：有像奥特尔马这样的术士，瓦娜·马尔奇这种推销贩子，也有如毕奥神父一般的圣人。而不论是哪个骗子，都为蠢人们提供了一次验证自身愚蠢的良机。

Ciechi盲人

人们经常愚蠢地用“眼盲”来形容无法看透事物本质。但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不可见的东西不仅存在，往往还占据了所谓真相的大部分内容。从数学家欧拉到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再到作家博尔赫斯，虽然他们生理上的眼睛不能正常视物，但精神上的“眼睛”却能洞悉一切，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最高成就。这样的大师不胜枚举。

显然，仅仅闭一会儿眼睛并不能完全体会失明者的世界，充其量能想象一下蝙蝠的生活。狄德罗在《论盲人书信集》（1749）中曾尝试从进化论的角度向我们解释这种感觉，埃内斯托·萨巴托在《与盲人的关系》（1961）一书中分析了我们对盲人愚蠢的畏惧感，雅克·德里达的《盲人回忆录》（1991）解构了黑暗中的光明，而在若泽·萨拉马戈的《盲目》（1995）一书中盲人们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光明。

Cipolla（Carlo）卡洛·奇波拉

1976年，卡洛·奇波拉出版了《人类愚蠢基本法则》一书，1988年再版，更名为《愉悦，不逾矩》。

这些法则是：第一，蠢人的数量永远比想象的要多；第二，一个人是否愚蠢与这个人其他任何特性无关；第三，愚蠢损人不利己，甚至同样害己；第四，蠢人潜在的危害性常常被低估；第五，在各种不同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险的一种。

奇波拉的第三法则事实上是对愚蠢的定义，对这一法则的灵活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将蠢人从第五法则中提到的其他人中鉴别出来。

准确地说，“智者”指的是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做到利人的人，“天真者”则是损己利人者，而“歹徒”或“剥削者”就是损人利己者。

由此可见，“蠢人”，即所谓的损人损己者，确实是最危险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最常见的一类人，这说明我们所处的是万千平行世界中最糟糕的一种。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与伏尔泰笔下的邦葛罗斯［8］（不是伏尔泰本人！）及像他一般的蠢人一起相安无事。

Coincidenze巧合

世上共有两种“有意义的巧合”［9］：那些被正常人称为“生活怪事”的和那些被不正常的人称为“神奇经历”的。同时，也有两种针对上述二者，互相对立却又互补的态度：好骗的人总把这些事归因于灵异现象，而在那些不轻信的人看来，不过是单纯的巧合罢了。

好骗的人有错，自不用说，反正他们本来就是大傻瓜。但不轻信的人，虽然常明事理，偶尔却也会犯错，也算是小傻瓜。实际上，存在着被卡尔·荣格定义为共时性的事件，指的是“两件偶然却又不完全偶然被连接在一起的事之间存在的关系”。

令人惊奇的是，共时性最明确的一个例子来自量子力学领域神秘的量子纠缠现象，告诉我们宇宙中和地球上互相有连接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当然与反科学的巫毒教［10］不是一回事，而是真实的科学，不过模糊看起来却是有些相似。

Comunismo共产主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估算》（1920）一书中写道：“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就没有定价机制，而没有定价机制的地方也就不能谈经济估算。”所以，计划经济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有面临“小需求商品的生产过剩和紧缺物品生产不足”的风险。

冯·米塞斯的观点，后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希·哈耶克进一步阐释，总结起来就是：“共产主义是愚蠢的，因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另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主义是愚蠢的，因为无形的手根本不存在。”

看起来似乎需要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到“第三条路”。这条路应该能用两种互补的模式来诠释：要么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可以把计划因素融入资本主义，比如北欧国家的做法；要么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将市场经济融入共产主义，比如远东国家采取的方式。

Conan Doule（Arthur）阿瑟·柯南·道尔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伟大侦探。从《血字的研究》（1887）开始，阿瑟·柯南·道尔用了4部中篇小说和56部短篇小说来叙述他的大冒险，这些小说又被演绎成无数的戏剧和电影作品。这位英国侦探能赢得如此多的拥趸是因为他理性的调查方式，这种方式十分类似于当代的法庭科学。

在他处理的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四签名》（1890）中，福尔摩斯宣称：“我从不猜测。这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习惯，对逻辑能力有害。”而在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吸血鬼探案》里他又说：“当我们排除了一切不可能，那么剩下的，即使看起来再不可能，也只能是真相。”

创造出如此厉害人物的大脑，本来应该对蠢话免疫，可是在1920年，柯南·道尔却为仙女的存在辩护，原因是有个小女孩坚称拍下了仙女的照片！当然一些蠢人相信了他的话，可是多年以后，这些照片中的仙女被揭发不过是用卡通画片伪造的。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华生？

Concordato协议［11］

意大利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确定了“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原则，以台伯河为界将梵蒂冈单独划出。但在1929年2月11日，曾经的无神论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背弃了这一原则，与教廷签署了一项辱国协议。协议中格外显眼的一些愚蠢条目包括由国家供养神职人员，宣布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以及在所有学校设立固定的宗教教育时间。

1947年3月25日，另一位前无神论者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2］也背弃了意大利共产党确定的建立一个意大利反法西斯政权的原则，为耻辱的法西斯协议入宪投了赞成票。这使得意大利《宪法》第七条愚蠢地规定了天主教徒享有特权，与《宪法》第三条中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原则完全相悖。

1984年2月18日，又有一位前无神论者贝提诺·克瑞西［13］同样背叛了社会党人1970年通过允许离婚法案建设现代化意大利的誓言，与教廷签署上述协议的修订条款。在这些条款里最蠢的则是供养神职人员（政府出资8‰），“非强制的”宗教课和宗教婚礼合法化。唉，奴隶般的意大利，神父的游乐场……［14］

Controcorrente逆流而上

鲑鱼生于河溪，成年后则游回海洋生活。当产卵期一到，它们必须再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在艰难的溯河洄游途中，或是因为疲劳，或是因为被熊捕食，它们中的许多都无法抵达产卵地。而那些幸存者在产卵后也一样会死去。用鲑鱼的例子作比较，生活中逆流而上也是十分艰难危险，甚至经常是致命的。

但讽刺的是，许多人让自己舒适而愚蠢地随波逐流，却幻想着自己正向相反的方向行进。比如，教宗方济各数次煽动教徒“逆流而上”，实际上，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他们继续像那些听话的羔羊一样跟随羊群。

其实，逆流而上的含义有很多，像是不容忍愚蠢的习惯，不相信蠢话，不盲从江湖骗子，不主张政治正确，不上政客、广告和宗教的当，保持健康的怀疑精神，拒绝迷信。一言以蔽之，就是像鲑鱼一样在流淌愚蠢的河流里逆流而上。

Controlli di sicurezza安检

亨利·戴维·梭罗曾说：“无论哪一种傻子，都会为自己创造一套规则，而傻子都会去遵守这套规则。”在如今这个年代，这句话完全可以被某些官员援引为座右铭。因为恐怖主义猖獗，迫使天才官员们不断在机场、在那些旅客很愿意毫无尊严地被搜身的地方设置安检。

现在意大利的登机通道简直变成了愚蠢之路。一路上，旅客们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无用的仪式，仅仅是为了维持高度的心理紧张。但是，让人们脱下外套、手表、皮带和鞋子有什么用呢？恐怖分子要是真想把我们炸飞，大可在安检之前就动手，就像2016年发生在布鲁塞尔和伊斯坦布尔的那样。

在安检中摘得愚蠢之冠的就是检查矿泉水瓶，人们必须在安检前扔掉它们，之后立刻就能重新买到，这显然是为了赚点儿水钱。为了安检，单单在美国一年就要投入10亿美元，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更安全，哪怕只是一点点。

Coscienza意识

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都在思索什么是意识，他们愚蠢地认为这是人类的特性，是我们的标志。“跟随意识”行动似乎是人类优先于任何道德的原始准则。不过这些大专家从来没怀疑过，他们也许高估了我们生理的一个侧面。

如果我们对相关科学进行一些学习，就会发现这点。比如在几十年前，神经外科医生本杰明·李贝特与生理学家汉斯·科恩休伯就已经发现，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发生在进行行为的心理指令之后。既然人们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了动作，那么意识怎么可能是行动的原因呢？也许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弄反了原因和结果吧？

还是几十年前，心理学家拉里·魏斯克兰茨则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盲视”的奇怪症状：一个没有视觉意识的人依然能通过可感知的器官描述和操作面前看不见的物体。所以说，意识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难道不是太高估了它吗？

Cravatta领带

在《尤利西斯》的倒数第二章里，乔伊斯以他一贯的风格抱怨了当代男性时尚之荒谬：“坐着的时候是什么让人生气？浆过的衣领（17英寸）和西装背心（5枚扣）所带来的禁锢。这两种衣服是成年男性服装的多余部分，根本没有弹性来应付身体形态的变化带来的膨胀。”

尽管在20世纪有过服装解放，但今天西方大多数“成年”男性依然愚蠢地被领带束缚着。“领带”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克罗地亚词语，名字中还保留着克罗地亚语的痕迹［15］。戴领带的时尚由路易十四引入欧洲，如今人们还在戴它仅仅是因为愚蠢的习惯。

男人们在脖子上戴着这个象征性的套索，向我们展示他们被愚蠢的时尚和仪式规则紧紧约束着：对于政客，直到不久前，他们不戴领带就无法进入参议院；对于经理人，他们忙于展示自己的能力，甚至注意不到自己早已成为了习惯的奴隶。

Creazionismo神创论

1925年，在田纳西州德顿市，世界基督教基要主义［16］协会起诉了生物学教授约翰·斯科普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授了进化论。此案引发了一场媒体炒作的大型闹剧，被称为“猴子审判”，而最终被判有罪的是被告—这位教授，而不是神创论。

1987年，在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颁布生物科学和《圣经》传说之间的平等法案后，最高法院宣布“试图推广宗教创世论或者禁止讲授不受七种宗教欢迎的科学理论是违反宪法的”。

一扇大门关上了，创世论者却又打开了另外几扇门。他们要求给对抗进化论的“科学”研究留下空间，尤其是被称为“智慧设计论”的“科学”理论。不过，2005年宾夕法尼亚的多佛法院判定“智慧设计论是基督教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准在学校教授。这一次，人类的常识终于战胜了由猿猴进化来的愚蠢。

Crescita illimitata无限增长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1798）里建议人们思考人口以一定速率持续增长的后果。不难发现这一假设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人口是随着时间呈指数型增长的，而可用的资源显然是有限的。因此，环境无法承受的情况将会更快到来。

皮埃尔-弗朗索瓦·韦吕勒在《关于人口增长所遵循法则的注释》（1838）中则提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口增长率不是固定的，反而会减缓过度增长并刺激逆增长。确切地说，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就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中提到的那样。

既然如此，谁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还没有意识到经济的无限增长是站不住脚的，继续幻想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非常愚蠢的？除非人们想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只有它们能够毁掉已有的大部分成果，给我们机会再去重建。

Criminali罪犯

罪犯本身并不蠢，但如果你留意一下刑侦技术的最新进展，就会发现，他们变蠢了。在罪犯及公众的想象里，警探还是亚瑟·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或是乔治·西默农的梅格雷这类形象：逻辑高手，心理学专家，挥舞理智的大斧击破各个谜团，与直觉斗争。

指纹一直是这些警探侦查的重要技术手段，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现在却也得让位于更精确的由DNA检测出的生物印记。由于后者，法医学正在变得越来越科学和有计划性，而不再是天马行空且随机性的了。幸运的是，这些变化也发生在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里。

如今，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痕迹进行鲁米诺血迹检测和DNA测序，以及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在数百万份副本中产生的最小数量的符合件，使警察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定罪或者脱罪。这给犯罪领域带来了自然选择，也就是说，罪犯变蠢了。

Crisi经济危机

大仲马的《黑色郁金香》（1850）描述了16世纪末期荷兰郁金香价格疯涨，一个球茎的价格甚至能与一座别墅或一层楼比肩的情形。助长这一泡沫的还有所谓的“风投贸易”，即买卖仅仅基于种植计划中的、尚未存在的花朵，这是最早投资“未来”的方式之一。1637年2月，泡沫破灭了，这一投资市场崩溃，那些投入自己的一切到空想中的蠢人理所当然地倾家荡产了。

无论是1929年华尔街股票崩盘引起的大萧条，还是2006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成因都与郁金香泡沫类似：证券交易所和银行愚蠢地取代了真实的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因为前两者已经“过于庞大而不得破产”，经济危机就成了它们的机会，让几十年来保护劳动者工作的政策先破了产，帮那些大型超市把小商铺都清出了市场。

Croce（Benedetto）贝奈戴托·克罗齐

贝奈戴托·克罗齐与乔瓦尼·秦梯利，都属于愚蠢的新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意大利教育部部长，他们都制定了荒唐的政策，在整个教育期内强调人文学科，抑制宣讲理工科目。这一政策是导致意大利科学盲现象的原因之一。

布鲁诺曾形容一个人是“无知而自傲的笨驴”。克罗齐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比如，在《逻辑学》（1909）一书中，关于数理逻辑他如此写道：“它的新工具至今并没有或是很少投入使用。未来会用到吗？这似乎也不可能。不过，它们在哲学上的无效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

一个世纪后，正是这个数理逻辑反倒成了数学哲学和信息技术的基础。它的工具被数十亿人使用，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个工具叫作电脑，让我们只需一秒钟就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克罗齐曾写下的蠢话。

Crocifisso十字架

兰尼·布鲁斯［17］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如何说脏话及影响公众》里说，如果耶稣在20世纪中期死于美国，基督徒在脖子上戴的应该就是金银质的电椅，而不是十字架了。这给了艺术家保罗·弗莱尔灵感，他在1983年创作了一尊电椅上的白色耶稣像，2007年又做了一尊黑色的。

这些挑衅激起的厌恶从反面突出了十字架如何渗透进了西方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政权规定要将它放置于所有学校和法庭作为圣物展示。尽管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条愚蠢的规定至今仍然还在生效，只有宗教反法西斯主义者还在进行着无力的反抗。

更别提整个教会都愚蠢地将十字架作为自己的标志和象征，却忽略了它不仅叙述着耶稣基督死去的传说，更是充满血腥的战争历史的见证：从君士坦丁大帝“戴上这个标志，你将获得胜利”的口号和他愚蠢的英勇善战的军队，到十字军战士胸前的红十字，再到现代人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

Dante但丁

根据薄伽丘《但丁传》（约1360）中的记述，这位诗人去世时，《神曲》并没有写完，还缺少最后13章，朋友们劝说他的儿子雅各布和皮特罗将它完成。但丁死后8个月，一天晚上进入到雅各布的梦中，牵着他的手将他带到一个房间，把一张墙上的芦席指给他看。第二天就在那张芦席下面奇迹般地出现了缺失的、已经发了霉的原稿。

哪种说法更蠢呢？是儿子们完成了父亲未完成的作品，还是但丁将原稿最后的章节藏了起来，而不是寄给他的保护者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去整理，最后还因为一个梦被发现了呢？

两千年来，人们还傻傻地认为《申命记》［18］是摩西所著，后来才不得不承认是约西亚［19］的作品，是他伪造了发现《妥拉》［20］遗失卷的故事。现在我们也经常在扮演或真或假的傻瓜，相信或假装相信一个知名作家身后留下了一系列遗稿，而显然作者另有其人：通常这些人在所谓的作者还健在时就已经开始替他们写作了。

Datazione纪元

在西方，人们使用一种以理论上应该是耶稣诞生那年为时间轴起点的纪元方式，然而，专家又告诉我们，基督其实生于纪元前4年—这显然是他的第一个神迹喽。但因为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我们这种纪元方式。犹太人按照《旧约》以创始之初为元年；佛教徒则是从佛陀诞生开始计算；伊斯兰教的元年是以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的时间为起始的，至少这还算个历史事件吧。这类纪元法大致如是。

法国大革命试图用一种更为理性的纪元法来代替前者，却由于蠢人们的反对，未能如愿。其他近现代的提议，如以标志帝国主义起源的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或是被视作技术新纪元的人类登月之年1969年为元年，也没有更幸运地被采纳。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保持现有元年不变，但将它称为“我们的公元前”或“我们的公元后”—这样一来，基督就还是诞生于我们的公元前4年，而不需要引发神迹。然而，即使是这种人畜无害的提议，也不能博得蠢人们的欢心。

Dean（James）詹姆斯·迪恩

詹姆斯·迪恩是一位好莱坞电影明星，24岁时遭遇车祸，死在一辆保时捷里，因他的早逝而更加知名。他的死因，与其在短暂演艺生涯中仅有的几部电影中演绎的叛逆青年形象十分相称。尤其是《燃烧的青春》（1955）中游手好闲的青年。这部电影的片名使人想起格特鲁德·斯坦因所说的“垮掉的一代”和托马索·帕多阿·斯乔巴所谓的“巨婴”。

这部影片如今看来依然很现实，因为它超前地表现了现代年轻人作为无聊的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态度，人们可以每晚站在小镇发出震耳欲聋响声的酒吧前，观赏自己手里的酒杯；也因为片中青少年互相飙车，冲向悬崖，看谁有勇气最后踩下刹车，这样的场景已经被列入当下青年的冒险手册。

在那些愚蠢游戏中，每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希望对方认输。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游戏不仅叛逆青年在玩，历史上的政客们也在玩：从古巴导弹危机到美苏军备竞赛。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游戏不容许理性的战略—所以，任何年龄段的智者都不会去玩。

Democrazia民主

基于投票选举的民主，是西方政客最爱玩的游戏，他们热衷于此，甚至想把它强制出口到对此并不感冒的国家。不过，这个游戏只有在结果尽如人意时人们才想玩，反之则会终止游戏，并将参与者三振出局。这并不只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1972年在澳大利亚，在保守党执政四分之一世纪后高夫·惠特拉姆带领工党取得了胜利。此后，1974年英国女王在他的要求下下令解散不受欢迎的议会两院，这一事件成为了“澳大利亚宪政危机”事件的开端，戳穿了英国在英联邦国家只行使形式上的领导权这一骗局。

2011年，贝卢斯科尼政府在欧盟的操控和国家总统的执行下被罢免。而2015年在希腊，人民公投反对欧洲银行举措的结果也被齐普拉斯政府颠覆，即使他曾表示支持民众的决定。谁还会这么傻地相信政府会对人民施行民主，难道仅仅是因为“民主”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主权在民？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是历史上抨击愚昧最激烈的人。他的《哲学沉思》（1746）被判“撕毁和焚烧”，自己也遭遇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这并非偶然，因为他的思想和作品被认为是“可耻的，与宗教和道德唱反调的”。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些在当时非常前卫的东西，如后来得到达尔文证实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

在《宿命论者雅克》（1773）一书中，狄德罗又超前地使用了现代小说的写法，记录了那些涌入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脑中的纷乱思想。这种手法，后来被运用到那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1745—1772）中，起初由德尼罗与数学家达朗贝尔进行对话，最后，前者百折不挠地独自完成。这部作品，立刻获得了知识分子及反愚昧人士的盛赞，成为启蒙时代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

《怀疑论者的漫步》（1754）则建立了一种世俗的教义。开篇写道：“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结尾则是：“假如另一个世界存在，我希望得到你的奖赏，但在现世我所做的一切都由我自己完成。”

Dio上帝

“上帝是一种完全虚幻而无法理解之物，用于解释可见却无法理解的事情。”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小说《傀儡十四》（1981）中如是说。确实上帝总是被人们徒劳地祈求着，希望他为自己指点迷津，但又往往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一切归于上帝”是一种逻辑谬误，一句经常空洞地重复而显得相当滑稽的蠢话。比如，在回答一些关于宇宙的问题时，这种理论使用的是老式的宣教手册体：“谁创造了世界？是上帝。谁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是上帝。谁赋予人类意识？是上帝。”

这些看起来正确，实际上却一无是处的回答，并不能为我们解释世界、生命和意识存在的原因。而真正的科学理论，却能在同样的问题上通过准确的宇宙学、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机制向我们很好地说明世界、生命和意识的起源。

Discalculia计算障碍

9乘以7等于几？一旦回答者不能脱口而出地回答“63”，就会被认为愚蠢、无知，如今，他们被称为“计算障碍者”。这类人不仅有对数学感到吃力或提不起兴趣的儿童，也包括很多对一些十分简单的计算同样要愚蠢地求助于计算器的“正常”的成年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变得越来越不精通算数，越来越依赖机器。当下，如果我们要去银行办理存取现金业务，一旦遇到系统故障，必须耐心等待故障修复，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人工完成这项业务。

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说《9×7》（1958）里想象了一个由机器垄断计算的世界，小说中有个人突然发现，人类也可以计算！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机器所做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概念。这与如今所谓人工智能的理念—机器可以做到人能做的一切—是一脉相承而又恰恰相反的。

Discorsi演讲

一天，桑丘想对堂吉诃德讲一件事，堂吉诃德便告诫他：“你的演讲要简短，因为太长不招人喜欢。”即使是一些令人无法忘怀的演说，我们最后记住的也不过是其中一两句名言：从温斯顿·丘吉尔的《热血、汗水与眼泪》（1940）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3），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1963）到史蒂夫·乔布斯的《保持饥饿，保持愚蠢》（2005），都是如此。

尽管政客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长篇演讲，却鲜有自己亲手写稿的。甚至有一种名为演讲写手的职业，专门为各位教宗、政府及国家领袖、部长、议员和各级官员写讲稿，再由这些人向同事或公众宣读，就像是自己创作的一样。

但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像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在爱尔兰总理访问华盛顿时错拿了为对方准备的讲稿，其中包含对奥巴马总统也就是他本人的致谢。又像是2011年印度外交部长索玛纳哈利·克里希纳在联合国意外宣读了葡萄牙外交部长的讲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众人物有时候只会愚蠢地鹦鹉学舌。

Dittatura专政

美国的国父们非常清楚，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悍卫美国宪法》（1788）中提出的“多数人专政”会对民主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一表述后来又因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835）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而广为人知。

显然，“多数人专政”的威胁来自多数人的权利和意愿可以推行强制“民主”，形成唯一思想，这与独裁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尤其当投票权受到限制，大部分投票者实际上只是选民中的少数人，即现今所谓“发达民主”或是“正面民主”趋势发生时，威胁就更为明显。

另一种类似的趋势是，通过多数选举制实现民主与可统治性的交换，允许少数投票者，也就是少数选民中的少数人，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这样，“多数人专政”就被愚蠢地偷梁换柱，变成了“少数人专政”，即“压缩专政”。

Divi明星

“明星”，最早是指《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后来又指恺撒之类的罗马君主，慢慢过渡到指代爱莲诺拉·杜丝这样的戏剧名角，或是葛丽泰·嘉宝这样的电影明星。这一词语的意义就是这样一步步逐渐演化，不再代表历史的主角，而是那些扮演他们的人。

追星族的愚蠢，在从戛纳到威尼斯等各大电影节的红地毯上格外闪耀。在这里挤满了无所事事、不分老幼的蠢人，希望能亲眼看看那些开屏孔雀一般的男女明星。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电影里，演员们不过是露露脸，然后挤眉弄眼地做出表演，而向观众传递思想的实际上却是导演和编剧。

在流行乐演唱会上情况也不尽相同。歌迷们的欢呼和喝彩使他们无法认真感受歌手的演奏和演唱。甲壳虫乐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66年，他们决定停止这样愚蠢的巡演，但50多年后，他们的决定依然只是愚蠢的音乐马戏团里的一个智慧的例外。

Divise制服

在纪录片《发现的乐趣》（1981）中，理查德·费曼对制服和领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的父亲曾教他鄙视它们。这对父子的观点是，不看一个人做什么或做过什么，而仅仅因为他身着制服或炫耀自己在军队、政界或宗教界的等级就对其大加尊崇是非常愚昧的。

在科学领域自然也一样。事实上费曼的抨击也延伸到了诺贝尔奖及其他荣誉称号上，因为这些奖项与一名科学家的价值毫无关系。正如费曼为这部纪录片和他死后出版的另一部杂文集（1999）定下的题目，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的乐趣。

费曼所提到的制服显然也包括教宗的那一身。他的制服与国王及女王的制服一起构成了范例：这些人不因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却因为戴在他们头上的王冠而受到尊敬。即使他们拒绝佩戴，那些王冠依然牢牢地长在他们头上。世上还有狡猾的教宗和国王，竟然还有愚蠢的信徒和臣民对他们顶礼膜拜，这真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侮辱。

Divorzio离婚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这样写道：“多神教允许离婚，基督徒则禁止离婚。这一变化起初似乎并不要紧，但却渐渐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后果。它不仅使婚姻的所有甜蜜遗失殆尽，更损害了婚姻的目的：希望加强婚姻的纽带却使它更为松散，希望夫妻同心却让双方渐行渐远。”

因此，在孟德斯鸠看来，基督教的婚姻道德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十分愚蠢。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埃德·沙普利却因为事实不如自己设想中乐观而显得愚蠢。

在与戴维·盖尔合写的杂文《高校招生与婚姻的稳定性》（1962）中，沙普利认为，经过一系列离婚、再婚，有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所有人都感到幸福的婚姻关系。

人们必须这样做：假如一对夫妻中丈夫感到不幸福，原因是存在着他觉得比起妻子更加让他喜欢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同样认为他要比自己的丈夫更好，他便离婚与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再婚。反之，妻子也是如此。每次离婚情况都会有所好转，当这种离婚的数量大于所有男性和女性数量的乘积时，所有的婚姻就都稳定了，因为所有配偶都是幸福结合的。

Dogmi教义

当科学因观察和推论不断前行时，教会靠的是启示和宣告。神学经过几十个世纪被概括成一系列不可抛弃的真理，称作教义。根据迪勒里诺·文森佐的阐述，理论上无论“何地、何时、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教义。

但实际上，今天，无论“何地、何时、何人”都没有遵守这些教义，因为它们诞生于时代错误的荒谬。一方面，整个教会自上而下都对此默契地保持沉默，用以掩饰无法解释却又不得不维护它们的尴尬。另一方面，假如信徒们发现自己必须相信“圣子与圣父是一体的，圣灵既出自圣父又出自圣子，基督是一个人却有两种本性、两个意志，圣母马利亚没有原罪，在产子前、产子中、产子后都为童贞，耶稣复活并升天，圣母后来也去到了那里，“在宗教范畴内教宗是不会犯错的”这些所谓的教义时，应该会拔腿就跑。每一条教义，教会的人都弄丢了一些片段，这不奇怪，若是他们保留了一部分反倒会使人惊讶。

Donne女人

有人开玩笑说，女人是愚蠢的，因为她们喜欢男人。大卫·希尔伯特则严肃地认为，从来没有伟大的女性数学家。有些人提醒他还有俄罗斯人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和德国人艾米·诺特，他的回答是，前者不是伟大的数学家，后者不是女人。另外，也没有过伟大的女国际象棋手和女作曲家。

面对必须涉及生理性别的假设，政治正确者往往嗤之以鼻。他们嗅到了性别歧视的臭味，更愿意归结于历史社会条件对女性理性发展的抑制。这是个愚蠢的说法，因为这些条件并没有阻止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成为大科学家，或是像简·奥斯汀这样的人成为大作家。

一种还不算太蠢的解释来自詹姆斯·沃森，他认为女性的平均智商要高于男性，但浮动率较低。也就是说，女性平均都是聪明的，男性中则既有更多的天才，同时也有更多自闭和精神分裂者。这些极端个体中往往就能诞生伟大的数学家、国际象棋手和作曲家。

Dostoevskij（Fjodo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托马斯·曼的文章《写在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1928）里他回忆到：一些俄罗斯人将托尔斯泰称为“肉体的先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精神的先知”。他写道：“某些东西一旦与心理学相关，就一定也与病理学相关。精神世界是疾病的世界，而健康世界则是肉体的世界。”

即使托马斯·曼对健康的托尔斯泰很生气，因为“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无所知，对他作出的批判是愚蠢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病，因此，他做的一切也是病态的”，幸好他还是承认心理小说作家都有病。

情况有点复杂了，托马斯·曼认为托尔斯泰是愚蠢的，因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病，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人们弄不明白托尔斯泰和他究竟谁是愚蠢的，但可以确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都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写下的蠢话：精神和它的疾病。而托尔斯泰并不愚蠢，因为他写的是明智的肉体与健康。至少在他也染上同样的疾病，并最终加入蠢人的队伍之前，他还算个聪明人。

Droghe毒品

卡尔·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会对信徒产生心理镇静作用。翁贝托·艾柯说“宗教是人民的可卡因，刺激了基要主义的产生”。为了让这类比喻更加圆满，我还可以说宗教是人民的麦司卡林［21］，对神秘主义者起到致幻作用。不过除了这些比喻，毒品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确定的。如“众神的食物与美酒”一般存在着印度婆罗门教的苏摩、犹太教的吗哪、《荷马史诗》中的莲花、狄俄尼索斯的葡萄酒、印第安人的大麻、墨西哥人的乌羽玉、印加人的古柯、亚马逊人的死藤水、牙买加人的大麻、斐济人的卡瓦胡椒［22］。

那些希望禁止毒品的傻瓜因此应该也要求禁止宗教信仰的存在。

其实上帝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隔绝感官的漂浮罐，沙漠，修道院或监狱的小隔间，斋戒与通宵祷告，喋喋不休的舞蹈、歌曲或赞美诗引起的恍惚，各种冥想技术的呼吸练习，等等，均是将人与现实世界隔离，控制人的思想的方式。所以，要达到宗教意义上的疯狂，毒品并不是必需品，尤其是对本来就疯疯癫癫的人来说。

Dubbi怀疑

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在《基督再临》（1920）中写下：“上焉者毫无信心，下焉者满腔是激情的狂热。”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则在散文《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1933）里再次阐明：“当今世界蠢人总是自命不凡，智者却满怀疑虑。”

这两句名言都故意使用了反论，因为按照常识，往往认为那些迟疑的、犹豫不决的人是愚蠢的、低级的，而坚定的决策者则是智慧的、高级的代表。据此，生物学家马丁·施瓦茨还写下了题为《愚蠢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2008）的文章。

事实上，科学领域盛产愚人。第一，科学问题刚出现时往往给人以无法解决的印象，且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难以被攻克的状态。第二，科学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出其不意的。第三，得出结论后，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结论是多么自然又显而易见，于是发出感叹：“我太蠢啦！居然没有立刻想到这一点！”

Ebrei犹太人

如果说在伟大数学家、国际象棋手和作曲家中极少有女性，对女性而言有些尴尬，那么在这些人中，犹太人比重之大让其他人就十分尴尬了。尤其是源于东欧的阿什肯纳兹［23］犹太人，智商更是远超常人。

举个例子，美国的人口中，阿什肯纳兹后裔只占2%，但诺贝尔奖得主的比例却占到所有美国获奖者的1/4。更厉害的是，虽然犹太人只占全球人口的0.2%，却拿下了20%的诺贝尔奖、25%的菲尔兹奖［24］，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更是几乎一半都是犹太人。

尽管为了避免遭到反犹主义的迫害，阿什肯纳兹人有时会否认自己的种族归属，但他们无疑是犹太人存在的最好证明之一。700年前，他们遭遇生存“瓶颈”，人口锐减到350人，却仍保持内部通婚，产生了许多特殊基因。这些基因既导致了一些特殊疾病，但又保证了犹太人的高智商。

Eco（Umberto）翁贝托·艾柯

艾柯在《大众的超人》（1976）一书中写道：“在所有人是傻瓜，无知成为唯一可能的、智慧的世界里是不存在讽刺的。这时就需要一位批判愚昧的学者，愤世嫉俗地向所有人贩卖智慧的安慰剂，就像在《金发女郎》里特奥多罗·茨韦菲尔把安慰剂当作药品，而将药品当作安慰剂出售一样。”

如果说当代意大利没有沦为一个傻瓜王国，那都是艾柯的功劳，他就是那个愚昧批判者。他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他声称从《布瓦尔和佩库歇》一书中获得灵感写下的《傅科摆》（1988），还有短文集《密涅瓦火柴盒》（1999）以及《教皇、撒旦、阿勒颇：流动社会编年史》（2016）。

《密涅瓦火柴盒》中的最后一篇就“如何笑对死亡”提出了一些建议：“这种拒绝承认其他人都是浑蛋的想法是自然的、人性化的，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本能，否则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最后，当你最终洞悉一切，你就会明白死亡的意义了（甚至你会认为那十分美妙）。”他还加上一个备注：“按照‘政治正确’，最后一个浑蛋也可能是‘她’。”

Elezioni选举

福楼拜曾说，民主的梦想是将无产阶级变得跟资产阶级一样愚蠢。显然他是想到了普选。而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说《投票权》中为了使投票简捷有效，提出精心挑选一位可以完美代表所有选民的选举者，仅由他一人完成投票的方案。

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则更严肃地分析出了选举民主三项最基层的共通原则：选民选择投票对象的自由、竞选者获得全票时当选的保证和制度只根据投票结果作出决定的必要性。

然后，阿罗精确地指出，只存在一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原则的制度，即独裁制度。除此之外，即便今天人们还在夸大宣传多数选举制这种摆设，实际上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投票制度可以满足民主的最低要求了。这一现实，可以套用比尔·克林顿1992年在竞选时抛出的经济口号来诠释：“是民主，笨蛋！”［25］

Embrioni胚胎

2005年6月12日、13日，意大利选民发起了废除《医学辅助生殖规范》（第40号法律）中一些条例的公投。这个规范自2004年2月19日由意大利议会颁布，到当时只生效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发起的四次公投赞成票票数均未过半，最终宣告失败。

这次事件有趣的一面是两个阵营的对立。它们各自的立场正应了叔本华的名言“要么思考，要么相信”。正方多是职场人士和知识分子，包括意大利两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和罗纳托·杜尔贝科。反方则几乎都是天主教徒，受到本笃十六世的唆使，唯红衣主教鲁依尼马首是瞻。

更神奇的一面则是：反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居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胚胎是有灵魂的”。反驳这种观点，连教内人士都能做到。比如，托马斯·阿奎那这种狡猾的经院哲学家，认为胚胎所具有的仅仅是植物性的灵魂，这已经够了，而不用像法拉奇［26］那种，成为什么愚蠢的神学保守主义者。

Equitalia税务公司［27］

没有人喜欢交税。尤其在一个用各种直接税、间接税夺走人民2/3收入的国家，再反过来用这笔不义之财戏弄人民，向他们输出低质量的服务和高度愚蠢的官僚制度。因此自然企业里聚集着员工们的怨恨。

而与国家的恶意相比，税务机关甚至更上一层楼，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人执行一套极其复杂的程序。老板们必须向税务机关和职员进行付款申报，职员则要收集自己那些副本，连同收入申报一起再次寄给税务机关。

因为这两份申报的来源是相同的，所以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根本起不到监管的作用。想逃税只要从源头上一起消除即可。不过，一旦出现机构与纸质文件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方式就增加了一项以罚款形式存在的收费。在很多国家，税务机关只要求民众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数据付款。是他们傻，还是我们傻呢？

Esagerazioni夸大

萧伯纳说：“想让人印象深刻，就得夸大。”但在实际生活中，夸大其词只会让人觉得愚蠢，比如那些喜欢在说话方式上频频使用赘语和夸张［28］修辞的人。也有人在内容上随心所欲地吹牛，比如渔夫炫耀自己的收获，或是由于工作需求不得不这样做的记者。

政治集会或音乐会的组织者最热衷夸大参与者的人数。例如，1979年，詹姆斯·泰勒在中央公园广场举办的音乐会据称有25万观众；1980年，埃尔顿·约翰的观众是30万；1981年，西蒙和加芬克尔40万；1991年，保罗·西蒙60万；1997年，加斯·布鲁克斯那场更是有75万之多。

可在2008年，警方对另一场在此举办的音乐会观众数量进行了精确统计，在广场上的每平方米都站着人的情况下，最终的数据是48538人。这个广场的面积是52610平方米，其中约1/3被舞台占据而无法进入，因此，每平方米的人员密度略大于1。这才是真实数据，其他的都是瞎扯。

Esani考试

数学家朱塞佩·皮亚诺认为，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应该直接通过，因为“给他们打不及格是社会的任务”。哲学家阿尔费雷德·诺思·怀特海总是给自己的学生打满分加表扬［29］。如果学生在试卷上胡写一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会得满分，只是没有表扬罢了。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不合规矩，却成为了当今意大利学校的惯例。严肃地考查学生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健康和尊严施暴。教师们必须避免突然袭击式提问给学生带来的伤害，应该提前告知测验的题目和对应的答案。而对于高中毕业考试，则一定要有资深人士事无巨细地指导他们，更不能吓唬他们考试范围是他们整个学习生涯中学过的所有知识。

但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从小学到大学，最愚蠢的制度就是口试［30］。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这样的考试制度，因为显然在口试中不可能做到客观评价。但在国内我们可不能这么说，这会让意大利各级学校都很丢脸。

Esistenzialismo存在主义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一文中，让-保罗·萨特将存在主义定义为一种哲学，以“人除了自我塑造以外什么也不是”为首要原则，以“人的存在是自己创造自己”为第一定律。因此，它不是一种玄学。之后，萨特又将存在主义进行了马克思化，认为“人除了使用别人塑造他的方式塑造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是”。

但是，萨特与他的同伴们对这个智慧的观点灾难性地开展了两种丝毫不智慧的实践。首先，是绞尽脑汁思考生存的意义这个愚蠢的话题。其次，当他们发现无法找出这个意义（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时，就开始为意义的缺失可能让存在主义者堕落，或至少给他们的大脑带来腐坏而深深焦虑，并在这种焦虑中折磨自己。

如果这种焦虑只限制在由萨特和克尔凯郭尔、尼采、雅斯贝尔斯以及海德格尔这些人组成的小团体内部的作品里，只被其他哲学家读到，倒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当它们越界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拉维亚、加缪以及萨特自己的小说里，使这种焦虑影响到毫无戒备的公众，让他们头昏脑涨直到变得冷漠、无聊、恶心，这就是个灾难了。

Esorcismi驱魔

1973年的惊悚片《驱魔人》，改编自耶稣会士报告中讲述的一件事。他们称这件事“发生”在马里兰州，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妥善处理”。当然，这部电影主要在基督教教区放映。另外，新的《教理问答手册》（1997）依然写到，驱魔是一种“通过耶稣派往教会的精神领袖进行驱赶魔鬼，消除着魔影响”的方法。

一般说来，为了避免被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分走施法获得的收益，梵蒂冈应该完全垄断这种愚蠢的法术。事实上在意大利，法师的数量已经是神父的两倍，而他们的年收入更达到了50亿欧元，等同于天主教会总收入的4%。

为此，梵蒂冈在1998年11月22日发布的新《驱魔使用手册》里声明“对于驱魔仪式”，教会非常忧心那些“占卜、巫术和魔法形式”的传播，“通常混迹于宗教的迷信用法”，也很担心“巫术在我们国家迅速繁衍的现象”。对此，人们完全可以说：“你们有什么立场（说这种话）？！”

Etica道德

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蠢话上，从来都不是什么好兆头。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中的伊万，就秉持着以诡辩为基础的伦理观：“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未来，那么一切就都能做，都是合法的。”关于这个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是一个疑问，而不是定论。并且这总归是文学作品，不代表个人的真实立场，就像《圣经》将道德建立在神话故事而非客观事实之上。

道德跟上帝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在于，宗教限制了这种道德的普遍适用性，因为无神论者与不表明立场者是被自动排除在外的。而且宗教的种类繁多，教规各异，也使道德不具备绝对性。举例来讲，基督教只允许一夫一妻，伊斯兰教却可以一夫多妻。

但如果归结到天性和它的定律也有问题，因为道德总是跟人类邪恶的本性对抗，要求人们“反抗本性”。总之，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因为上帝或本性的驱使，而是因为我们自发地相信道德，理智地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与十字军愚蠢的口号“这是上帝的旨意”恰恰相反。

Eugenetica优生学

1933年，刚刚掌权的德国纳粹政府颁布了对“精神分裂、躁郁症、癫痫病患者，聋哑人，身体畸形者和酒瘾者”实行强制绝育的法令，并在接下来的5年中执行了40万例。从1934年起患严重精神疾病者禁止结婚。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不仅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甚至不得发生性关系。1939—1941年，有9万名精神病院病人被杀，之后4年内，更有600万名“有害血液与基因携带者”，以净化种族为由被杀害。

不过，愚蠢的优生学最早源于美国的一些研究员，而非德国人。1933年的纳粹法令是以美国人哈里·劳克林的模型为基础的。1936年，希特勒授予哈里·劳克林海德堡大学荣誉学位。第一部针对“罪犯、傻瓜、强奸犯和低能”的绝育法于1907年诞生在印第安纳州，然后有30多个州纷纷如法炮制，甚至在1927年由最高法院宣布该法令入宪。30年代，有6万人因该法令被绝育，到50年代还有5万同性恋者有同样的遭遇，这充分显示了愚蠢的普遍性。

Extraterresttri外星人

“每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人，在这个宇宙里都有一颗相应的星星在闪耀。每颗星星都是一个太阳，常常比我们的太阳更加耀眼明亮。这些太阳中的许多都被行星围绕着。由此我们可以几乎确定，太空中有足够的像地球一样的行星，可以让包括第一个猿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拥有他专属的、地球大小的天堂（或地狱）。”亚瑟·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1968）的前言中如此写道。

克拉克的这种推断，源于弗兰克·德雷克1961年创立的一个方程式。它是通过估算银河系中有多少星星，其中多少有行星围绕，这些行星中有多少可以供生命体居住，又有多少孕育了智慧生物，从而计算宇宙中存在与人类相似生命的概率。估算得出的答案是：1。也就是说，几乎可以确定这样的生命必然存在。

因此，2009年发射的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完全有可能发现太阳系外的众多星球中存在着与人类类似的生命。但如果相信外星人长得就像好莱坞电影里塑造的那样，还坐飞碟旅行，时不时被一些疯子看见，那就很愚蠢了。

Facebook脸书

1966年，约翰·列侬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引起了争议：“我们（摇滚）比耶稣更受欢迎，我不知道摇滚乐和耶稣哪一个会先消失。”如今，马克·扎克伯格在他发明的脸书上也可以套用这句话，甚至比摇滚乐更有资格获得新式宗教的名号。

脸书从创立到拥有15亿注册用户，只用了十年多一点儿的时间。2015年8月24日，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0亿，基本等同于三大宗教信徒的平均数，更超越了天主教历经2000年传教史才勉强达到的2亿5000万信徒人数。

就像每一个组织完善的宗教那样，脸书的忠实用户，让他们的组织拥有了价值数百亿的生意，让他们的教宗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当愚蠢的用户们一边分享着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一边自鸣得意时，殊不知自己已经被暗中监视，同时不幸地被躲在他们背后赚得盆满钵满的广告大鳄们操控着。

Fallci（Oriana）奥莉娅娜·法拉奇

她既是数学家帕斯卡，又是作家托尔斯泰，却没有前者的头脑和后者的文笔。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是后天愚蠢的典型。在她生命的最后五年，将她击倒的病毒其实早就潜伏在《风云人物采访录》（1974）当中，一直萦绕在她身边。

即便是疾病的预感和死亡的威胁也没有阻止她报道越南和其他国家爆发的战争，在那里，她总是身着审判者而不是观察者的袍子。她人性的一面只有在经历自然流产或沉浸在对希腊抵抗英雄帕纳古里斯的爱慕中时才能见到，并启发她写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1975）和《男子汉》（1979）。

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彻底释放了她内心《愤怒与骄傲》（2001）的恶魔，粉碎了她残存的全部理智，尽管她自以为有《理智的力量》（2004）做武装。最后，她成为了一个愚蠢的、神志不清的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使当代反犹主义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爆发。

Family Day家庭日

就算我在这儿用了一个英语单词，也没能掩盖家庭日［31］活动的愚蠢。如果有人觉得教宗方济各和这个愚蠢活动关系不大，可以重新读一读他在2010年7月13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日活动中对参与者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发表在阿根廷国家议会讨论基什内尔总统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提议的前夕。

实际上，当时的大主教是这样说的：“人之为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本质性的问题，是走向繁衍自然的步骤。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因此，任何国家的立法，包括教会的规则，都应该以男性和女性所组成的家庭为讨论前提。正在讨论中的这项法律如果得以通过，将会是人类发展史上严重的倒退。”

阿根廷议会对这种干涉的反应简单、粗暴。他们指出贝戈利奥是传统家庭结构的卫道士，指责他的发言是中世纪蒙昧主义式的论调，议会中原本反对这项提议的大部分议员因此纷纷倒戈。总而言之，这次大主教没能复制教宗在意大利人身上取得的成功，阿根廷人拒绝被他牵着鼻子走。

Fantasy幻想

一旦孩子们学会说话，开始问父母自己从哪里来时，就会被灌输一堆譬如从大白菜里长出来的、鹳鸟送来的之类的鬼话。上了幼儿园，他们就会学习一种神奇的世界观，老师告诉他们，世界上有很多天使，充满奇迹。直到高中，所有学校里依然有宗教课的设置。

与此同时，学校还教授一系列相同性质的文学和哲学：荷马笔下的众神、苏格拉底口中的守护神、柏拉图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玄学、但丁《神曲》描述的往生者王国、黑格尔与克罗齐的空想，还有尼采的名言“世界上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诠释”……

从哈利·波特到丹·布朗，文学、电影和电视也同样把孩子们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幻想里。更不要说充斥着小屏幕的那些或宗教或世俗的虚构故事了。媒体则在文化版的评论中对这些故事大肆宣扬。当他们长大，早已习惯这些蠢话，轻易就成了愚蠢的政治或宗教鼓吹者的猎物时，也许会很惊讶吧？

Fatima法蒂玛

与卢尔德［32］因“奇迹”出名不同，法蒂玛［33］却以它的“秘密”而闻名世界。第一个秘密是这座小镇展现了但丁式的地狱，说那里是“一片火海，火中有魔鬼和人形的灵魂”。第二个秘密是一则毫不出人意料的预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像其他战争一样走向终结，但如果之后人类不能好好表现，这样的战争将会再次爆发。第三个秘密则是一段预言世界末日的、令人困惑的描述。预言提到一座陡峭的山，山顶上有一个木制十字架。一位身穿白衣的主教（敏锐的牧童们预感他是教宗）穿越一座遍布尸体的废城，颠簸而痛苦地抵达十字架，与其他主教神父、会士、修女和信徒一起被一群士兵用枪和剑刺死。

2000年5月13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前往法蒂玛，荒谬地宣布第三个秘密预言了他在1981年5月13日的遇刺事件。此事件发生在一个中心立有石制古希腊方尖碑的庄严广场，一座现代而欢乐的城市，针对一名健壮慈爱的、站在车里行进的教宗，而且整个事件中没有死一个人—我不想再评论什么了。

Femminicidio女性性别谋杀［34］

政治正确总是催生出一些奇怪的新词，其中一个就是“女性性别谋杀”，特指“女性因其性别被杀害的事件”，显然它的反义词应该是“男性性别谋杀［35］”（maschicidio），即“男性因其性别被杀害的事件”。两者都归属于“性别谋杀”（genericidio），也就是“某人因其性别被杀害的事件”。

“女性性别谋杀”这个词诞生于1801年的《伦敦讽刺图景》，作家约翰·科里用戏谑的口吻创造了这个词，用来表示针对女性的谋杀案，文中同样的词语还有“儿童谋杀”（infanticidio），指针对儿童的谋杀案。但它的性别主义狭义却被19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社会学学派严肃地引用了。同时，这种学派还创造了奇怪的性别观念。

圭多·切洛内帝建议用ginecidio和androcidio［36］来代替语言学的耻辱：femmicidio及maschicidio两词。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在意大利针对女性的谋杀不仅比针对男性的谋杀要少很多，且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其数量更是下降了三分之一。这证明“女性性别谋杀”并不是一个社会安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正确问题。

Feynman（Richard）理查德·费曼

一个天才不需要变笨也能成为小丑。理查德·费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量子电动力学法则的发现，为他赢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奖，而从《费曼物理学讲义》（1964—1966）到《QED：光和物质的奇妙理论》，大量的著作也证明了他的天赋。而他荒诞一面的见证则是《你好，我是费曼》中的自传体故事，它们使费曼成为学生和大众的偶像。

自然，像每个真正的小丑一样，费曼极具深度。戏谑和讽刺只是为了使那些关于他的令人不适的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并将读者与他戴着伪严肃假面的真愚蠢拉开距离。举个例子，只消读一读关于宗教的一章《发现的乐趣》。在这一章里，他清晰地阐述了科学家不可能相信上帝和那些所谓的绝对真理。还有在关于占星学的一章中他认为，星座理论的广泛传播证明了我们的时代虽然拥有众多技术，但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Flaubert（Gustave）古斯塔夫·福楼拜

福楼拜从小就被看作“家族里的白痴”，让-保罗·萨特为他撰写的传记（1971—1972）正是以此命名。很明显，愚蠢与“白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在希腊语中，“白痴”原本的意思是“个人”，指的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大众的世界的人。

成年后的福楼拜，把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完全用来展示愚蠢。按原计划，此书分为两册，一册讲述两名主角的故事，另一册是他们收集的《愚蠢辞典》。1880年福楼拜去世时，第一册已经基本完工，第二册却只留下一些只言片语。

福楼拜收集并借布瓦尔和佩库歇之口表述的蠢话，无外乎来自公共场所、流行观点和所有人认同并口口相传的瞎扯。如此说来，为它们编纂目录全然没有必要，因为那与梯队系统［37］（Echelon）的档案完全重合。此档案记录了全人类所有对话与通信，其中一部分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和网络报道了出来。

Francesco方济各

愚蠢者往往对制服的魅力情有独钟，比如多米尼克派教宗庇护五世决定永远身着白袍，他的继任者也都这样做了。愚蠢者也往往对名字的玄机非常讲究，比如豪尔赫·马里奥·贝戈利奥就为自己选择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作为名字，尽管他是个耶稣会士，又或者，正是因为他曾是耶稣会士。

可是，假如身穿制服让教宗看起来更符合身份，用一个可怜人的名字却并不会让他也变得穷苦可怜。《梵蒂冈基本法》规定，国家财产即教宗的财产，因此，方济各个人拥有梵蒂冈所有无法估算的财富。口头上他声称希望用圣雄甘地的方式建立一个清贫的教会，实际上他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纽约总教区主教多兰在新教宗选举时提醒大家“期待宣传方式而不是产品的转变”。主业会成员、政治粉饰家格雷格·库萨克促成了这种转变。他建议教宗应用经营公司的方法管理教会，不过，他谦虚地说：“我只是向他传球，破网得分是教宗自己做到的。”显然，信徒们惊讶得张开的大嘴就是球门。

Funerali葬礼

赞同宗教的自然性，具体说是信仰往生世界存在的一个重要论据，似乎是人类从起源之时就有为逝者举行祭礼的传统，甚至有一些动物也会这么做。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论据，因为我们也同样可以用它来证明葬礼和宗教都是没文化的，甚至是牲畜才会做的事情。

死亡让所有人，无论是不是宗教的信徒都感到困惑，且双方都在寻找能将其消灭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参加葬礼，在那里，人们愚蠢的表现似乎是要说明逝者只是“以不同方式活着的人”，比如授予他们或尊崇或侮辱的名号，就像2005年若望·保禄二世和2013年埃里希·普里克的葬礼那样。

而那些号称握有“天国的钥匙”的人，在人间就已经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力了。他们可以决定什么人有权举行宗教葬礼，拒绝像皮耶尔乔治·韦尔比［38］这样的“坏人”，授予利西奥·杰利式的“好人”这份荣光，也许是希望人们在进行类似墓葬考古之类可笑的行为时，能够再想起那次葬礼吧。

Gardner（Martin）马丁·加德纳

由于1956—1981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开设传奇性专栏“数学游戏”，马丁·加德纳成为了半世纪以来最著名的数学普及者。这些专栏先后被集结成十多本畅销书，而由他注释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也卖出了100万册。

不过加德纳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论战作家。他为《调查者》杂志也开设了专栏“隐藏观察者的笔记”。该杂志是美国一家类似于意大利CICAP（意大利伪科学命题调查委员会，由皮耶罗·安杰拉创立）的机构所办的刊物。这些专栏文章也被收集在另一系列畅销书中。

他身为针对愚蠢的抨击者，令怀疑论者感到愉快，令天真的人感到羞耻，因为他们相信卡尔·波普尔是伟大的哲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是伟大的心理分析师，克里希那穆提（让物理学家戴维·玻姆中邪的那位）是伟大的心灵导师，而皮帕夫人（曾愚弄了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则是伟大的通灵者。

Gender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已经深陷于愚蠢泥潭的美国社会学界发明了类似宗教化体［39］的世俗化概念。就好像圣饼只要保持面包的所有特性，并不一定要真的是面包一样，男人并不一定要是实质上的男人，只要保有男性的全部“特性”一样。女人也同样如此。

人类被自己的同性而非异性吸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说它没有任何问题，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很多其他物种内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人类喜欢穿着异性的而不是同性的服饰也是某种体现文化的事，因为穿高跟鞋与打领带是一样愚蠢的，反过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十项全能运动员布鲁斯·詹纳的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他在1976年获得该项运动的男子冠军，又屡次打破世界纪录，先后与三名女性结婚，生下了六个孩子，拒绝变性手术与激素治疗，保留男性染色体和对女性的性取向，却曾经坚称自己是“精神上的女人”，此番论调让他显得像是一名卓越的玄学家、不错的社会学家、不怎么样的文学家和糟透了的科学家。

Genio天赋

在《十九世纪通用大辞典》（1865）第二册的“天赋”词条里有这样一句话：“让我感到深深羞愧的是，人类的天赋总有极限，但愚蠢却没有尽头。”这句话标注的来源是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但并没有明确是《三个火枪手》（1844）的作者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还是《茶花女》（1848）的作者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件事应该令人惊讶和羞愧。从根源上来看，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无知却是无限的，人有限的头脑不可能装得下无限的知识。人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却都是一样无知的。

现在，文化之于天赋正如无知之于愚蠢。所有人都习惯于制造无穷无尽的蠢话、蠢事，却极少感受到智慧的闪现。天才不是总能冒出伟大的想法，而是偶尔灵光一现。如果有人为自己有限的天赋感到极其羞愧，可能不过是做贼心虚罢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

Gesù耶稣

根据《福音书》作者之一马太的叙述，耶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里说：“只需将你们的愚蠢分与一个朋友，就不必被带往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个要求很奇怪，似乎是想设立一种没有例外的“侮辱愚蠢”罪，即使在愚蠢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也不得蔑视它。

也许耶稣最先想避免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被指责很蠢，因为其中一些确实有此嫌疑。例如，那些连他的教众都不相信的奇迹。另一名《福音书》作者约翰也曾抱怨“尽管他在人面前完成了许多圣迹，人们还是不信他”。

可能耶稣还是想避免追随者的愚蠢被人指责。耶稣称他们是“虚心的人”，把往生世界中的天国交给他们。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向十字架上的基督祈祷，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丑闻，在非基督徒看来是愚蠢。”事实正是这样。

Gesuiti耶稣会士

有一个笑话说，在耶路撒冷发现了耶稣的木乃伊，这使得基督教各派陷入混乱。方济各会士用手虔诚地抚摩着十字架，并表示他们应该更爱耶稣基督；多米尼克派担忧要如何对神学加以修饰；耶稣会士则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原来真的存在过。

耶稣会士的行为与政客们一样，让人搞不明白他们是真蠢还是仅仅表现得蠢。上述笑话，正是拿这个困惑来开玩笑的。比如伽利略没有怀疑，他在《试金者》（1623）中破除了这些怀疑；帕斯卡也没有怀疑，他在《致外省人信札》（1657）一书里同样破除了怀疑。但前者犯了错，后者却是对的。

耶稣会士发明了一种“耶稣会式真理”，即一种通过说谎陈述真理，或是通过陈述真理来说谎的艺术。白敏总主教就是这么做的，教会至今还在为他歪曲和反对伽利略的主张辩护。教宗方济各更是一贯如此，作为一个本质上麻木不仁的保守主义者，却让信徒和媒体认为他是一个改革家。

Giornali报纸

在报纸刚刚诞生的时候，孟德斯鸠就盯上了它。他在《波斯人信札》里说：“读报纸的时候，人们的懒惰感到十分满足，能在一个小时内浏览30篇文章，确实让人十分激动。”对于报纸上的文化版，他又补充道，“报纸编辑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新书宣传太多，就好像真理可以更新似的。这么做，他们的报纸必然无聊。”

当电视成为大众传播新媒介的时候，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一书中认为：报纸是一种文化潮流的倒置，将我们变回“地球村里的野蛮人”。尤其是浏览报纸时粗略散漫的阅读方式代替了人们对书本专注的阅读。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快速的资讯，翻阅报纸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是越过这个界限，想要用有利于投资方和老板的错误观点误导读者，那就十分愚蠢了。另外，报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虚假夸大的广告宣传，所以，人们必须保持警醒，谨防上当。

Goethe（Wolfgang）沃尔夫冈·歌德

据说歌德临终前最后的一句话是“Mehr Licht”（德语：多点光）。所以说，这位伟大诗人不仅生前用一堆非同寻常的蠢话让光学蒙尘，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继续骚扰它。

这个可怜人，就因为写出了一些漂亮的诗句，竟以为自己在科学领域就可以比肩牛顿！于是，他写下了荒唐的《色彩论》（1810），其中甚至指出牛顿的棱柱体实验都是错的，其实是他自己没理解。假如他能谦虚地亲自动手实验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抛开棱柱体，牛顿关于光线与色彩的解说也没有问题。

他在1809年的小说《亲和力》中同样蠢话连篇。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小说生下来的女儿，却带有各自情人的遗传特征，因为在结合的瞬间，它们正在同床异梦，各自想念着自己的情人！这就是19世纪德国所谓的自然哲学唯心主义，也是人类的一大耻辱。

Grande Fratello老大哥

《老大哥》这档电视节目是一场全球性的愚蠢展览，却借用了一个代表智者的名字。“老大哥”源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1948）。这部小说虽然常被提起，但实际上却鲜有人读过。书中的老大哥是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掌权者为了监控人民设立了它，所以，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开这双眼睛。但在节目中，老大哥则成了一台摄像机，由一家蛊惑人心的商业电视台设置，人们绞尽脑汁想要进入它的镜头。

如果被监视人群的构成不是泛泛之辈，而是一群精英分子，那么“老大哥”又能发现什么呢？1945年，十名德国原子物理学家被美军俘虏，其中三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被关押在美军的秘密监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日夜不断的监视。1992年，他们在这段时期的对话被破解并公之于众。人们发现，这些德国“坏”科学家比盟军的“好”科学家更有道德感，在得知他们的同事参与制造了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后感到非常不安。

Grandi opere大型工程

大型工程就是从公共资金里捞钱的好机会，这在西方是个公开的秘密。大部分钱被施工企业通过工程建设获取，另外一小部分（著名的10%）则被官员们通过贿赂揣进了腰包。但既然最终还是企业获利，像很多官员那样为了小部分利益而恬不知耻，实在是愚蠢。

除了吝啬对监管措施的投入，公共资金往往被一些裙带企业慷慨地用来大吃大喝。这些企业在投标成功后再对项目进行层层分包，所有源头和中间承包商都在底层承包商身上大肆搜刮。在增值税的例子里，这个底层承包商显然就是指消费者或纳税人。

从世博会到千禧年庆典，大型工程除了豪夺公共资金以外，其本身就是大大的蠢事。一个配得上被称为国家的组织应该选择建设有用的建筑，并通过公共工程部亲自建设它们，而不是委托给那些掉进钱眼儿里的人。

Gresham（Thomas）托马斯·格雷沙姆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前405）的开篇提到一袋被扛在肩上的无用之物，还首次提出了后来命名为“格雷沙姆定律”（1558）的固定表达—“劣币驱逐良币”。其实，人们应该叫它哥白尼定律，因为最早是哥白尼在《铸币论》（1522）一文中对此进行了阐释。

不过阿里斯托芬的阐述要具象得多，只要有一点点社会生活的实践，不需要了解任何经济学知识就能搞懂。因为这位雅典作家说得很简单明了，“坏政策驱逐好政策”。如果在他的时代就是如此，那么想想现在，就是宣传替代了政治的内容，使它变了质。

更普遍地来看，这种宣传所到之处，“恶性产物驱逐良性产物”。在自然和文化领域也是一样，是坏的、更适应环境的成员，把那些好的、不适应环境的个体驱逐出去。就像阿里斯托芬那个精妙的比喻所述，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被迫扛着的那袋杂物变成了压迫人的巨石。

Grillo（Beppe）毕普·格里罗

1986年，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与克拉克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充满争议的访问。此时，净手运动［40］远未开始，但意大利社会党令人担忧的动向却已尽人皆知。于是，1986年11月15日，毕普·格里罗在他的节目《神奇七侠》中讽刺此事：“克拉克西与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发现了10亿社会主义者。令他们惊讶的是，如果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抢谁的钱呢？”

格里罗离开国家电视台后开始慢慢接触环保和政治，并于2009年创建五星运动党。这一党派可以说是戏剧作家贾尼尼反政治主义的格里罗式喜剧演绎。相同的是，两者的政治活动都让自己从高明的讽刺作家沦为愚蠢的政客。

在格里罗做过的蠢事里格外显眼的有：江湖骗子迪贝拉“治愈癌症”（1998），艾滋病是“一场骗局”（1998），不存在的“转基因防冻剂番茄致死”（2000），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是个“老娼妇”（2001），“牛痘有害论”（2007），等等。一切胡话都出自一个长期鼓吹这一概念的人：“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们的，要自己去学习！”说得一点儿不错！

Guerra战争

愚蠢是没有终点的。如果有，其中之一应该就是相信战争有什么崇高的动机：种族、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甚至道德。如果没有这些动机，就很难说服傻瓜和自以为不是傻瓜的人心甘情愿且热情地参与战争。

不过，制造弥天大谎需要极高的智慧。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和罗伯特·恩格尔共同研究了时间序列中经济数据的走向，认为收入、消费和投资的变化是分立的，而价格和汇率的变化则是持续的。他们还发现了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隐藏关系。

比如，美国市场的繁荣时期均是朝鲜、越南、巴拿马、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产物，证明战争是经济的另一种延续。正如格兰杰所发现的，如果想消灭战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就必须保证和平的利益。

Hegel（Georg）格奥尔格·黑格尔

亚瑟·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中写道：“赤裸裸的胡说八道，拼凑无意义的、荒谬的话语，如人们从前只在疯人院听过的最大的狂妄，最后出现在黑格尔身上。这种狂妄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无耻、最普遍的神秘化工具，取得过后世难以相信的成果，它也将成为德国人愚蠢心理的一座纪念碑。”

威廉·詹姆斯则在《信仰的意志》（1896）中谈到他使用笑气进行的试验。在吸入笑气后，他肆意写下一切出现在脑海中的句子。当笑气的作用消退，重读这些句子，他发现它们与黑格尔写的句子如出一辙。比如其中一句：“如果区别的程度不在相同与不同之间，就不存在区别。”

实际上，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愚蠢就在于玄学。对于柏拉图而言，世界上既存在着抽象的理念，也存在着具体的物体。但对于黑格尔，却只有前者，而且就像后来尼采说的，“世界变成了童话”，或者像在詹姆斯身上产生的幻觉，又或是印度教中毗湿奴神的一个梦。总之，它就像除了真理以外任何诸如此类的胡话。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

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一书中强调：“当我们谈论一件事时，在某个观点上最后往往不可避免地被投入到希特勒的阴影里。应该避免将希特勒归谬法用作归谬法的替代品这种错误，现在这样的错误太多了。不能因为希特勒支持某件事就拒绝它！”

这种给古典修辞手段增加的现代补充，显然是愚蠢的。举个例子，如果说希特勒不喜欢吃肉又喜欢狗，那么并不代表我们应该选择吃肉和讨厌狗。

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是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大法官麦克·高德温在1990年建立了这一关于网络的法则：“当网络讨论不断延长时，参与者将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进行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100%）。”发生此类情况的时间点叫作高德温点，是一个人开始胡言乱语的征兆。

Hollywood好莱坞

约翰·萨克洛博斯克，笔名“好莱坞约翰”，是13世纪英国著名逻辑学家。不过，他和美国电影圣地好莱坞毫无瓜葛。更无趣的是，“好莱坞”这个名字仅仅来自1886年一个中国移民用蹩脚的英语回答他的地主时说的一句话：“I haully wood.”（我收集柴火。）而好莱坞，正诞生在这位地主的土地上。

1911年，源于新旧金山郊区的电影业的“柴火”，在世界各地燃起了熊熊火焰。好莱坞顿时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部”。在这里，无数伟大的投资家、化妆师、明星和广告用他们的电影作品席卷全球。不过，好莱坞在知识和艺术层次上并没有多少追求。

如此所诞生的后果就是愚蠢的狂欢节—奥斯卡颁奖典礼。从以外星人主题的愚蠢科幻片，到以吸血鬼为主题的愚蠢恐怖片；从上演愚蠢追车戏的动作片，到充斥着愚蠢交火场景的暴力战争片。独立电影和民族电影的诞生恰恰是为了反抗这种电影至上论，尤其是在好莱坞。

Idrogeno氢

科幻作家哈兰·埃里森在他的文集《我愤怒的声音》（1985）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怎样才能一次性让那些什么鬼话都信的傻子和蒙昧主义者闭嘴？我告诉他我们做不到，因为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氢这件事就很蠢。”

不久后，《真实的弗兰克·扎帕》（1989）一书中提及这位音乐家的一番言论：“有的科学家说，氢既然是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就应该是宇宙的基石。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比氢更多的还有愚昧，那才是宇宙真正的基石。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悲观，只是为了明确事实。”

考虑到氢与重子物质比较的相对丰度，在弗兰克·扎帕的乐观主义估算下人类中傻瓜的比例至少有75%。对此，翁贝托·艾柯显得更加乐观，有一回他说：“可能是因为上帝不存在，所以人类中有90%都是傻瓜。”

IgNobel搞笑诺贝尔奖

奇波拉愚蠢法则中有一条指出：蠢人占的比例在所有人群中是恒定的。因此，科学家中也有相同比例的傻瓜。诺贝尔奖每年在斯德哥尔摩嘉奖年度科学界最有价值的发现，同时在哈佛，搞笑诺贝尔奖则会对年度最吸引眼球的伪科学主张进行提名，因为它们“既令人捧腹又发人深省”。

在这份“不光彩者”名单中，我们会看到邦弗尼斯特意图证实顺势疗法的“水的短暂记忆”（1991），赫伯特创立的科学教教会（1994），被索卡尔恶作剧羞辱的《社会文本》杂志（1996），墨菲定律的名称源于美国空军上尉墨菲（2003），以及高盛银行和雷曼公司（2010），因其发明了将财政收入最大化且世界经济中的金融风险最小化的引资途径。

不过在某些方面，欺世盗名的伪科学与真科学之间的边界很窄，比如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因一项青蛙磁悬浮研究获得搞笑诺贝尔奖，2010年却因石墨烯实验获得了真的诺贝尔奖。

Immacolata无玷圣母

如果问一个普通信徒“无玷圣母”是什么意思，他八成会回答：“圣母是纯洁受孕的。”这里涉及381年由君士坦丁会议宣布的“圣母纯洁受孕”和1854年庇护九世确立的“圣母无染原罪”两条教义。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搞混两者。

圣母无染原罪，在圣母时代过去两千多年后是怎么变成新教义的呢？原来这是教会一次公投的结果，665名高级教士中有570人投了赞成票。“天堂方面”立刻对此作出了回应，1858年，圣母在卢尔德的一个无知女孩面前显灵，对她说：“我是无染原罪的。”

庇护十一世在1933年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节当天，把这个女孩追封为圣徒。在“圣迹”发生地建起教堂。在一个半世纪里有2亿名信徒涌向那里，在这段时间里据说发生了70多起显灵神迹。这些疾病自愈的人，在这2亿名朝圣者里占的比例实在少得可怜，而且大多数不过是待在家里却突然痊愈了。

Immigrati移民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乔治·桑塔亚纳［41］在《常识中的理性》里写下了这句名言。具体到现在，假如谁忘记了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历史，一定会在移民入侵欧盟的事件中吃亏。如今的局面是由客观的不可抗力造成的。而某些傻瓜却自以为可以驱除移民身上的恶鬼，丝毫不考虑自己无力的主观意愿。例如，采取早已被他们的祖先证明是失败的措施—对移民的人数和本性进行官方规定。

相信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控制移民的流动就好像希望通过改变重力规则来阻止落石一样愚蠢。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源和财富分布严重向我们倾斜，早晚需要重新分配。如果不能由我们和平进行，那一定会由其他“邪恶”的人来完成。我们如今的不作为说明我们想无耻地维持这种不公，也证明了愚蠢的我们并不懂得以史为鉴。

Incompetenti不能胜任的人

劳伦斯·彼得与雷蒙德·赫尔在他们合著的《彼得定律》（1969）中解释了为什么指挥和负责的位置常常会被一些无能的人占据。这本书的标题源于作者之一彼得发表的一条定律。根据这条定律，“事业会使人上升到他不能胜任的等级”。而且更普遍的是，“竞争会将事物推向毁灭”。

问题是这样的。通常，一个人在前一级别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后会被擢升至下一等级。人被迫在等级中不断晋升，最终到达一个他无法胜任的位置，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向上一级再进一步。但人们往往不会去晋升一个表现出具备完成更高级别任务能力的人，因为这些能力并不是当前级别的需求。

因此，我们不要跟那些不能胜任职位的人计较，即使每天都要跟他们来往，甚至被他们毁掉生活。罪魁祸首是那些隐藏着的无能者，是他们将人们推向这些职位，不让人们回归到自己不会闯祸的地方。

Inefficienti效率低下

在考查员工能力和工作态度时，也要考虑到工作本身的难度和效率。这方面最著名的观点是“帕金森定律”。它诞生于西里尔·帕金森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文章。之后出版的同名书中对这一定律进行了扩展，即“一项工作往往在需要调动所有可用的时间和资源时结束”。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学生把作业拖延到最后期限才去完成。另一个则是电脑程序运行需要占用越来越多内存的趋势。

道格拉斯·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在其著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1979）中运用反证法再次阐述了帕金森定律，也称为“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比你预期的要长，即便你在预期中已经考虑了侯世达定律。”这也呼应了著名的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出错的可能，不论这个可能性有多小，总会出错。”具体到有关效率的情况，事情越是出错，就越会走更多的弯路。人们可以希望做得更好、更快或是用更少的资源，但由于人类懒散的天性，其结果一定是用更多的时间，消耗更多的资源，并取得更糟的结果。

Inglesismi英式习语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奴役，通常表现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将其语言中的词汇大量输出到被支配文化的语言中。一个政治上处于劣势的民族，其文化依然可以征服他人，正如贺拉斯所说：“一个被占领的希腊统治了野蛮的征服者。”

具有精神统治力的希腊文明后来与野蛮的拉丁文化相结合，不合时宜地在文科中学里继续向前行进。在大陆哲学领域，德语也具有相似的统治力，使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从不能用意大利语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其实，他们是害怕其他人发现自己跟老师们一样，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鬼话。

普通人则成了英语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是美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统治造成的结果。所以说，像manàgement（管理）、develòpment（发展）这种读错重音［42］的词，又或是gender（社会性别）这类表达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的词，都是愚蠢的奇葩。几乎所有人都用正体书写这些词，就像它们已经入了意大利籍似的。只有个别堂吉诃德式的人还在坚持用斜体书写，以主张他们的独立（independence）［43］。

Intelligenza智慧

在小说《针锋相对》（1928）中，阿道司·赫胥黎写道：“如果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查询‘智慧’词条，会发现三种分类：人类智慧、动物智慧和军人智慧。我父亲就是军人智慧的完美例子。”这种分类的有趣之处在于，通常我们显然不会认为动物或是军人是有智慧的。

例如，在《谈谈方法》（1637）中，笛卡儿认为动物都是机械行动的，因此，所有动物都一样没有头脑。如今我们则对动物的愚蠢进行了分级，因为人工智能向我们展示了电脑能很好地完成计算之类的任务，而动物直觉则更擅长诸如脸部与声音识别的工作。

人的智慧也有不同类型，如赫胥黎提到的军人智慧，从警察到士兵，他们就像机器遵守程序一样愚蠢地听从一切指令。女性似乎拥有十分突出的直觉，却不擅长数学和棋类游戏所需的逻辑推论能力。这方面的能人是犹太人。

Internet互联网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谈到，新媒体的诞生是基于旧书本的文化逐步衰退的原因。报纸、电视和互联网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里的人每天不加限制地浏览报纸，对着电视切换频道或是上网，而不像文明人一样阅读散文和小说。

在报纸和电视上人们只能找到媒体的所有者挑选的内容，而互联网却能囊括一切，甚至是用户上传的信息。所以，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消息中90%都是胡扯。从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站到YouTube之类的视频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分享自己不值一提的日常生活，而他的那帮“朋友”自然会慷慨点赞。

互联网还为新愚蠢物种大爆炸创造了条件。这些新愚蠢物种有：网络小白用垃圾邮件攻占邮箱、博客、论坛和聊天室，黑客用病毒入侵所有电脑，网络广告商四处投放网络营销的诱饵，性瘾患者在色情网站流连忘返，信息间谍肆意窃取个人信息……他们的联合行动使人们的虚拟生活比现实生活更加愚蠢。

Interventi umanitari人道主义干涉

如果有人说意大利近年来参与的战争都是出于人道主义，那么意大利《宪法》的第11条就能揭穿这个愚蠢的谎言：“意大利拒绝参加作为侵犯他国人民自由之工具和作为解决国际争端之手段的战争。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条件下，意大利同意为了建立保证国际和平与正义的秩序而对主权作必要的限制。意大利鼓励并协助以此为宗旨的国际组织。”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没有侵犯两国人民的自由，并且保证了各国之间的和平与正义。这些战争就是单纯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罢了。无论如何，对阿富汗的干涉不是在联合国，而是在北约的意志下进行的，显然这个北大西洋国家防卫协作组织的任何成员都没有受到阿富汗的威胁。对伊拉克的干预，则是源于联合国安理会的错误决议。只是在历经15年7届政府之后，意大利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Invisibile不可见之物

认为“在宇宙中的地球上存在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甚至“我们的感官无法感知的东西”，这种念头一点儿也不蠢。有一位作家似乎说过这句话。感官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只要超越了这一界限的事物就不能被人们察觉。比如人的视觉可以感受到的是波长为400~700纳米的可见光。

因此，如果认为我们所能直接感觉到的甚至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很小的一部分，也同样不奇怪。例如，可见光只是电磁光谱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只能通过工具来间接感知，像是频率更低的紫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或是频率较高的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波。

然而，因为存在着这些无法感知的事物，就认为任何人脑构想出的东西都存在就非常愚蠢了。事实永远是客观的，与能不能感知无关。用玄学、神学和灵异现象的可能性来偷换概念，会严重损害认知能力的发展，被别人当成精神病。

IVA增值税

增值税理论上是对商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中价值增加的部分进行征税。也就是说，对生产方的收益征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愚蠢地对末端环节的购买者因购买物品造成的收入减少进行征税。该收入已经在获取时被直接征收所得税，现在又再一次被间接征税。

这场增值税的退税方式导致的骗局，其实质是政府为了自身即生产者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中间环节的生产商从原材料商处购买100欧元的材料，而他需要承担税率为22%的增值税，即他要付给原材料商122欧元。之后利用这些材料，他生产了售价为200欧元的商品，此时消费者需要为这个商品支付244元。共计44欧元的增值税款，中间商将其中的22欧元上缴国家，剩下的22欧元他可以取回，因为他在购买原材料时已经提前支付了22欧元。如此一来，荒唐的结果就是44欧元的税费全部由消费者承担。国家应该就生产商品产生的附加值从原材料商及中间商处各收取一半税费，但这两者实际上并没有缴纳一分钱的增值税。

James（Wiliam）威廉·詹姆斯

人们这样评论詹姆斯两兄弟：小说家亨利像哲学家一样写作，而哲学家威廉的作品却像是小说。威廉是个多面手，因《心理学原理》（1890）成为著名心理学家，因《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成为宗教学者，又因《实用主义》（1907）成为哲学大师。

在《多元的宇宙》（1909）中，詹姆斯引入了“多元宇宙”这一概念，如今被现代物理学借用了。因为不相信存在绝对真理，他认为任何一件事都能从多个角度去看，每个角度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他将世界描述为“更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在一个统一体中各自独立自治，而不是一个帝国或王国”。

不可避免，在联邦中存在着一些愚蠢的成员，比如相信灵异现象的人。詹姆斯就是通灵者利奥诺里·派珀夫人的追随者之一。他是派珀夫人降神会的常客，并将她比作推翻“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观点的白乌鸦，即使最后这位伟大的通灵者被揭露不过是只骗子乌鸦。

Junk垃圾

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都是个野蛮、愚蠢的国家。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是他们对食品的品味。美国人吃得非常随便，用各种垃圾食品和饮料填饱肚子。如果只是在家这么吃，那也就是他们的事情。问题是他们还把自己的野蛮、愚蠢传染给整个世界。现在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的帝国已经完成了对全世界饮食的殖民统治，分别在120个和200个国家设立了分公司。

食品只是美式垃圾侵略战里的其中一条战线。而垃圾服装是另一条战线，从合成纤维T恤到棒球帽，还要愚蠢地把帽檐戴在后面。但最为阴险的战役是“思维垃圾”的入侵。无论是好莱坞电影、没营养的电视节目、超市里的背景音乐还是一次性畅销图书，更不要说无处不在的英式习语。它们的传播据说是从“烂事总会发生”（shit happens）这句习语开始的，确实，烂事正在发生。

K

在《配图识字手册》（1977）中，伊塔洛·卡尔维诺创作了一系列小故事，每个故事的核心句都是由一个辅音与五个元音分别组合排列而成的音节序列，比如“ca-che-chi-co-cu”或“cia-ce-ci-cio-ciu”［44］。我们立刻就能发现将口语翻译成书面语的方式有多愚蠢。

民主的激励原则是“一个人，一张选票”，套用到语音学上就应该是“一种发音，一个符号”。但是刚才那个例子中字母“c”的两种发音表明，这个目标距离我们还很远。古老的拉丁语情况更糟，同一个发音甚至用三个字母来表示：“ka-ce-ci-qo-qu”。所以，西塞罗虽然写作Cicero，发音却是/ˈsiserou/。

不过在最早的意大利俗语中，人们似乎只使用字母k，像《卡普阿判决书》（963）中的写法：“Sao ko kelle terre, per kelle fini que ki contene, trenta anni le possette parte Sancti Benedicti.”然而，因为自然语言会跟随人脑的复杂变化野蛮愚蠢地发展，这种将语音合理化的尝试必然流于白费。

LasVegas拉斯维加斯

翁贝托·艾柯在《超现实旅行》（1975）中写道：“拉斯维加斯是游戏与表演之城。它完全是人造的，罗伯特·文丘里将这里的变化称为城市化的全新方式。这里又是‘信息之城’，一切由信号组成。在这里，人们不是为了日常运转而通信，而是为了通信而忙碌。”披头士的名曲《无根之人》（1966）描绘了一种“没有观点，不知道去哪儿，只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的人。对于这类蠢人，拉斯维加斯作为一座典型的“无根之城”，正是他们理想的目的地。

但是，拉斯维加斯只是美式垃圾建筑和城市化的冰山一角。一方面，那里有众多经典建筑的复制品，几乎让人忘记了原作，比如纳什维尔的帕特农神庙或是圣西米恩的赫斯特中世纪城堡。另一方面，那里又有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原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幻想差不多取代了现实：从好莱坞的电影工厂到迪士尼的童话世界。这种现实与幻想的结合成果是一个难以消化的三明治，番茄酱将其分成两个同样愚蠢的组成部分：一边是创造出这些垃圾的蠢人，另一边则是心满意足地享受垃圾的傻子。

Leadership领导

彼得定律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在某些层次很有能力的人，早晚会到达一个能力不可企及的层次。之后，2002年，讽刺作家斯科特·亚当斯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条补充定律，该定律取自这本杂志的名字，被称为“呆伯特定律”，它解释了一无是处的人却能够在事业上大获成功的原因。

这就是拉丁语短语“为移除而提升”的现代说法。它确认了“把一个人放到领导位置是将他从有效生产过程中移除的解决方案”这一道理。因为这类人会在别的地方闯祸，用这种方式就可以避免他们制造危害。

其实人们应该明白，大多数任务都是我们不能胜任的，麻烦往往来自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时报》1995年刊登的文章《呆伯特定律》正是确认了这一点：“工作通常是由无法胜任的人来干的。”尤其那些自称领导的人，总是倾向于选择更能体现他们无能之处的工作，而不是他们很可能擅长的。

Libertà di stampa新闻自由

有“英国西塞罗”之称的埃德蒙·伯克在1787年将媒体称为孟德斯鸠“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奥森·威尔斯的《公民凯恩》（1941）意大利语版中，这个表述被引用来批判腐化、堕落的报纸业。当时媒体的座右铭是：“不要害怕犯错，你的读者可能很喜欢这些错误。”

跟随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和鲁伯特·默多克的脚步，西方新闻业已经成了装满各种主观论调的容器，而不再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因此，必须限制新闻自由，防止它被愚蠢地理解为可以肆无忌惮说任何话，无论是逆耳的真相，还是顺耳的谎言。

不过，这显然会有一个问题—谁来监控新闻自由的审查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希望借此促使愚蠢的统治者颁布相应的法律，一方面制定否认事实罪以鼓励“国家真相”的传播，另一方面制定新闻工作者责任法律以防止“国家谎言”被揭穿。

Libri书籍

在意大利，有2/3的国民一年也读不了一本书，剩下的1/3也不太乐观。根据斯特金定律，90%的书都是在胡扯。由于电视普及和收视率的负面影响，畅销榜上前几名的书几乎都属于这90%。

不过，书籍最早的衰落，不是源于电视的出现，而是源于印刷术的发明。之前一本书的传播效果，取决于由抄写员誊抄的数量，也就是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喜爱程度。如果一本书没有被抄写的记录，就等于被判了“除忆之刑”［45］，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因为其“邪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而遭到冷遇。

印刷术却将书籍的命运先后交与印刷商和出版商之手。对二者来说，书不过是赚钱工具罢了，于是它的文化内涵就渐渐无处容身了。越是市场的“逻辑”掌握风向，“产品”中所包含的智慧就越少，所以，现在到底是有阅读习惯的人蠢，还是没有阅读习惯的人更蠢，还真不好说。

Liceo claasico文科高中

克罗齐和秦梯利用他们的奇葩思路毁掉了意大利的学校。按照他们的理论，未来要去打工的孩子必须学习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而那些将会发号施令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学那些现在没用以后也用不上的知识，比如拉丁语、希腊语。愚蠢的是，如今还有人相信近百年前这两个意大利“天才”所说的鬼话。

学习拉丁语真正的目的很简单，因为神父在用它。为了掩藏这件事的愚蠢本质，便拿学习拉丁语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作为借口，好像学习德语或俄语就没有同样的功能似的（至少德语和俄语还是使用中的语言）。更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学习逻辑，可怜的克罗齐缺少的正是这个。

另一个使文科高中苟延残喘的理由是拉丁语很难，应该被教授和学习。如此说来，只需要把其他学科的难度也提高，不让拥有“受教育权”的笨蛋们顺利毕业就好。无论如何，活跃中的科学显然比已经死亡却还没入土的语言要难（并且有用）得多。

Linguaggio语言

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彰显智慧，也能用来放大愚蠢。在不计其数的愚蠢论调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观点是，人是唯一具有语言能力的生物。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唯一有能力说蠢话的生物。

其实，有相当多种类的动物都能够使用一种语言与同类交换信息。蚂蚁通过释放费洛蒙来传递信息；蜜蜂使用一种“8”字形摇摆舞；蝙蝠可以发射和接受不同频次的声呐；马有它们讲究的身体语言；大象可以通过次声波在数千米的距离内协调彼此的动作；蓝鲸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唤，可抵达数百千米之外，还能用12种不同的音调相互应和；类人猿甚至可以使用聋哑人的手语与人类对话。

今天，连机器都有它们的语言。而且它们的语言比人类的语言更有效，因为它们的创造预先经过理智周全的计划，而不是什么神通不足的上帝或者盲人钟表匠的作品。

Lucifero路西法

神学上流传最广的蠢话之一就是路西法与魔王撒旦的身份是重合的。最初拉丁语称为Lucifer，希腊语称Fosforo，意为“光之使者”，特指金星，即“黎明之星”。《圣经》中也使用了这个意象。比如在《启示录》中，耶稣说“我就是晨星（lucifero）”，意指他会带来新一天的第一缕光明。

如今，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金星和木星一样都是天空中非常明亮的星星。由于在夜晚人们看不见金星，所以诞生了它因为挑战宙斯而被赶出天堂的传说。［46］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巴比伦王被赶下王座时用这个传说作比较，称其为“从天堂坠落的路西法”。

因为犹太人认为巴比伦是罪恶之国，它的国王是堕落者，所以，当天主教会的神父们重读这一节时便将其视为撒旦被从天堂逐出的表达。从此出现了路西法作为堕落天使的传说，后来但丁和弥尔顿分别在各自的作品《神曲》和《失乐园》中引用此传说使其广泛传播，充分验证了博尔赫斯“神学是奇幻文学的一支”这个观点。

Lysenko（Trofim）特罗菲姆·李森科

早期的遗传学研究者，从拉马克到达尔文，都认为人可以将其后天获得的生理特征遗传给下一代，就如同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后人一样。然而资本的传承只产生了唯一一个物种—愚蠢的“富二代”。自然则相反。魏斯曼以后的基因学家证明了自然遗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种类。

苏联的共产主义机智地摒弃了遗产继承，却也愚蠢地否定了遗传学，认为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将生物遗传看作是有机体与环境，或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的遗传学研究一直被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根据拉马克理论创造的伪科学模型统治着。李森科得到了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却造成了苏联农业的灾难和遗传学研究的僵局。直到赫鲁晓夫上台，这种愚蠢而古怪的学说才终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Madonne piangenti哭泣圣母

民众并不轻视教会官方认证的伟大神迹，比如圣雅纳略或法蒂玛圣母。不过，他们更津津乐道的则是一些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普鲁塔克在《科里奥兰纳斯传》中就记述了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一些塑像低语、哀号、流汗、哭泣或流血的故事。不过，身为祭司的普鲁塔克却认为这只是自然现象造成的巧合被误解为所谓的圣迹。

按照基督教的一项古老传统，为了纪念圣母在耶稣受难和死去时流下的泪水，信徒要拜祭哭泣圣母，又叫“七苦圣母”。在语言上，从“哭泣圣母的塑像”到“哭泣的圣母塑像”只有非常细微的变化，却立即导致了信仰上的偏离。

1953年，西西里主教认证了一尊泣血塑像为神迹，这成为了锡拉库扎流泪圣母礼拜的起源。教宗庇护十二世和若望·保禄二世都曾主持过这项仪式。更为神奇的是距今最近的一次神迹：据称1995年在奇维塔韦基亚，一尊圣母像哭泣时流出的竟是男性的血液。看到人间的信徒如此愚蠢，圣母又如何能不为之一哭呢？

Maggioritario多数选举制

1953年颁布的《新选举法》宣布：取消意大利共和国建国时开始执行的比例代表制，改为由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或联合政党获得大部分议席。这项被戏称为“骗子法”的法令在1953年因没有达到选举票数门槛而未能生效，一年后即遭到废除。

1991年，马里奥·塞尼—反动总统安东尼奥·塞尼之子，骗取了意大利人的信任，让他们在公投中心甘情愿地为多数选举制投下了赞成票。这场新骗局在2005年选举法公投（被称为“下流公投”）中首先得到了改进，但这次公投后来被指违宪。2015年选举法公投也对其进行了完善。前后两次公投都旨在维持政治稳定，破坏民主。

事实证明，这个议题的提出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是愚蠢的。多数选举制时代的11届总理（贝卢斯科尼、迪尼、普罗迪、达莱马、阿玛托、贝卢斯科尼、普罗迪、贝卢斯科尼、蒙蒂、莱塔和伦齐）中，尽管选举时都得到了多数票，但其中6届都遭遇了选民背叛和阴谋政变。

Magia魔法

自J. 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997）出版以来，出版社的威望大踏步后退，魔法的谎言却所向披靡。关于小男巫的7本书一共卖出了4亿册，被翻译成了70多种语言，改编的8部电影，总共获得了80亿美元票房，罗琳也成为了英国仅次于女王的最富有的女性。

所以说，虽然进入到人类的第三个千年，孩子们依然愉快地相信一根小木棒或一句咒语就可以改变世界。如此，成年人会相信更为荒唐的迷信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意大利，每年都有一群江湖骗子，从占星师到纸牌占卜师，靠着给1300万傻瓜指点迷津而大发横财。

如果说魔法与它的各种技术代表的是一种民间宗教，那么宗教和它的圣迹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巫术。两者在同一个生态小众市场中互为竞争对手。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成为教宗前所写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一点，他称《哈利·波特》是“阴险的诱惑，在青少年尚未塑造成型的灵魂中腐蚀他们的信仰”。

Malizia恶意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将官僚主义定义为“由俾格米人［47］操作的巨型机械”，奸诈地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而艰辛。但其实，有时候给我们制造问题的并不是他们的奸诈，而是我们的无能。

正如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在短篇小说《帝国逻辑》（1941）中所建议的，永远不要“把可以用愚蠢来解释的事情归结于恶意”。借用奥卡姆类似的哲学理论，这一真理被称为“海因莱因剃刀定律”。

另外，也有人提出“任何过分的无能都很难跟恶意区分开”。1973年，著名作家、《2001：太空漫游》（1968）的作者亚瑟·克拉克提出“克拉克定律”时也套用了这一句式，认为“任何过分先进的技术都很难跟魔法区分开”。

因此，愚蠢、恶意与无能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歌德早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就曾写下“相较于狡猾与邪恶，无知与无视在世上引起的错误更多，而前两者也比较少见”。

Marò马洛

“两个马洛”案，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与制度化的愚蠢典型。两人被指控于2012年2月15日在印度洋以自称的“反抢劫”行为杀害两名印度人。他们成为了穿上制服就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典型，就好像自己是国家队球员一样。

此事与1998年2月3日海军陆战队飞机割断菲米山区切尔米斯索道缆绳的事件有令人忧心的共同点。当时共有20位无辜民众罹难。从这两件事中都可以看到意大利政府和军队方面在面对意大利人民及印度时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与美国对我们的傲慢如出一辙。

意大利政府用尽一切办法帮助两位马洛逃避印度法律的制裁，最后他们得手了。两个待审判的嫌疑人被意大利总统、总理如国家英雄一般迎回。在他们看来，在一场音乐会上，如果所有乐手同时愚蠢地走掉，那么结果自然就法不责众了。

Metrimonio婚姻

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东，凡是执行或曾经执行一夫多妻制的文化，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说明了博弈论中的一个明显的问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容易处理，但当一段关系中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个体时，就可能出现战略联盟及小团体之间的对抗，很难找到固定持续的平衡点。

这就是一夫一妻制成为现代婚姻模板的部分理由。另外，相对于单亲家庭或扩大化家庭，一对夫妻共同抚养一个孩子的机制也被我们的社会证明更为有效。不过上述原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出轨构成了这种婚姻制度的另一面。

事实是，使一个男人成为好情人和好生理学父亲的特质与那些让他扮演好丈夫和家长角色的特质并不相同。已婚人士与情人的结合当然也会有一些“好处”，比如可以使基因多样化，并大大增加受孕的可能性。

Matti疯子

电影《美丽心灵》（2001）使数学家约翰·纳什的故事广为人知。他既是数学天才，又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天才与疯狂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个新话题。对疯狂的哲学上的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疯狂颂》（1511），而对这种联系的系统临床研究则始于切萨雷·龙勃罗梭的论文《天才与疯狂》（1864）。

有严重精神问题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作家）和思想家（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不计其数，但只有托尔斯泰敢于说出真相：如果一个艺术家生了病，那么他的作品也会被传染，还能再传染给其他的健康人。托尔斯泰当然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句话对于他自己和其后半生中创作的作品也同样适用。

当然，它的适用对象包含从帕斯卡到尼采等所有被我们的文明视为天才的人。但人们愚蠢地忽视了他们的成果其实与玛格丽特·泽歇哈耶的《一个女精神病患者的日记》（1950）一样，这也是他们患病的证明。显然只有能获得独立客观认证的作品才能例外，也就是那些科学的或数学的研究成果。

Meglio更好

列宁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句名言，防止自己愚蠢地只关心数量而不是质量，如同经济领域将国内生产总值视作重要指标。不过，比这种想法更蠢的是妄图获得“更好”，因为“最佳”一直都是“好”的敌人。

关于这一点，博弈论告诉我们，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寒冬夜行人》（1979）中说得很对：“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更糟。”比如说到幸福，我们所能期待的更好只能是避免不幸。

应用博弈论的关键在于应用纳什均衡点的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美丽心灵》（2001）。当参赛双方在不知晓对方策略的情况下行动，并在行动后发现即使提前知晓对方的策略，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时，就达到了纳什均衡点。也许结果并不能使双方完全满意，但至少都没有不满，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能得到的“更好”。

Memi文化基因

巴特勒主教在其小说《埃瑞璜》（1872）中讥讽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鸡蛋不是母鸡繁殖的工具，母鸡反而是鸡蛋自我复制的工具。当然这只是个玩笑，但在《自私的基因》（1976）中，理查德·道金斯严肃地断言，在进化中，并不是生物通过基因繁殖，而是基因通过生物进行繁殖。

除了他的进化论，达尔文还提出过一个生物学基因与文化基因之间的类比。文化基因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不是通过复制，而是模仿。再根据《自私的基因》的观点来看，文化应该是“自私的文化基因”之间竞争的产物。这些文化基因是真正的“头脑病毒”，凭借自己特有的优势对人起作用。

如达尔文进化论所阐述的，得以生存的文化基因不是那些“更好”的，而是更“适应”传播的，与它对我们是否有用无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遍布整个宇宙，在一些媒介中多，在另一些媒介中少的”愚蠢病能如此广泛传播的原因。

Merda狗屎

在电影《阿甘正传》（1994）中，一位保险杠贴纸商人让主角替他想一句贴纸口号。此时，奔跑中的阿甘踩到了狗屎（shit，也指烂事），说了一句：“这总会发生。”商人问：“狗屎吗？”阿甘点头表示肯定。于是，电影中诞生了那句“烂事总会发生”。不过在生活中，人们早就用上了这句话。

尽管看起来愚蠢的是阿甘，但实际上愚蠢的是这个总会发生烂事的世界。或者，对于相信那些事的人来说，愚蠢的是创造了这个烂事总会发生的世界的上帝。可是，怎么可能呢？这正是神义论者面对的经典问题，只不过他们会更文雅些，用错误代替了烂事。

阿纳托尔·法朗士在小说《天神们口渴了》中写道：“要么是上帝想要防止错误却不能，要么是他能却不想，或者他既不想也不能，又或者他想并且能。若是他想却不能，那么他便是无力的。若他能却不想，那他便是罪恶的。若他既不想也不能，便是既无力又罪恶的。但如果他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到，为什么却从来没有这么做呢？”也许仅仅是因为上帝也会遇到烂事吧。

Metafisica玄学

在所有愚蠢的学说中，玄学是最做作的一种。因为它藏身于文字与事物，也就是语言与真实世界之间微妙的混乱之后。不过对于文字工作者，如果他们本身不傻，跟玄学家还是能分开的。

比如约翰·列侬。他在纪录片《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1972）中提醒歌迷：“文字只是我用来娱乐的道具。迪伦也这么做，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拿出一些词语，将它们放在一起，看是否出现什么有意义的句子。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则不行。”

又如若泽·萨拉马戈。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谈道：“那些长时间未能揭开的谜团，几乎都是因为人们先入为主地以为需要去寻找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事实上，那里什么都没有。”

所有神学家和许多哲学家，往往比一般歌手和小说家更聪明，却如此愚蠢地相信在玄学的文字背后，藏着人和上帝的灵魂，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团。他们不停地用抽象的概念替换具体的事物，用语言文字替换真实的世界。

Miracoli奇迹

从特效药到环球旅行，科技每天都在带给我们真实的奇迹。与之相比，那些带来惊奇的、构成希腊语单词thauma和拉丁语单词miraculum初始含义的虚假奇迹，只不过是“神父的玩笑”罢了。正如喜剧大师托托所说，如果我们把真实的事情放在这里，又应该把那些虚构的放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存在一些不那么令人信服的事。挑衅者如埃米尔·左拉，提醒人们卢尔德的还愿者中有很多拄着拐杖的，却没有长着木头腿的。深信不疑者如维多利奥·梅塞里，他在他那本令人失望的书中提及1640年一位西班牙农民被截肢的腿重新长出来的传说，并表达了自己支持的态度。

从官方到民间，所谓的神迹数量不少，傻乎乎的民众对它们也相当重视。但是，这种毫无理由的信任并不一定是愚蠢的证明，也可能是催眠效果。在我们这个“神迹之国”中，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无不在推行一种催眠式的教育。难怪约瑟夫·德·迈斯特狂妄地说出：“给我们五到十年，他们就将永远属于我们。”

Monogamia一夫一妻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这样说：“一夫一妻是人类所有婚姻关系中最难的一种，也是最少见的关系之一。”这一观点直指人类最普遍的缺点。自存在起，人类就在愚蠢地宣扬忠诚，却不断狡猾地出轨。这个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文学的虚拟世界，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

在自然界动物中，一夫一妻非常罕见。共约4000种哺乳动物中，只有5%会构成持久的伴侣关系。物种内部对于一夫一妻的倾向性与其两性异性之间的数量差别有关，也就是说，对于一夫多妻的哺乳动物，伴侣的数量与该物种雄性与雌性之间的数量关系相关。

两性数量相当的长臂猿实行一夫一妻制。雌性大猩猩总量是雄性的两倍，故雄性大猩猩一般有3~6个雌性伴侣。而在澳大利亚，海象的雌性总量是雄性的10倍之多，所以，一只雄性海象最多可以有50多个伴侣。因此，既然人类男性比女性多10%~20%，虽然我们反感出轨和离婚，但在理论上来看，却应该实行一定比例的一夫多妻制。

Montesquieu孟德斯鸠

谴责愚昧的启蒙时代结束于伏尔泰和狄德罗，开始于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他进行了一种思维实验，借一个东方人的视角来观察西方社会。身为外族人，比本族人更容易发现他们愚蠢的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是建立在多么荒谬的基础之上的。

在此视角下，即使是书籍也同样愚蠢：“自然巧妙地给人类的愚蠢言行只提供短暂停留的时间，而书籍却使它们永恒存在。一个蠢人并不满足于只骚扰自己同时代的人。他希望自己的愚蠢在后世流传，似乎他在坟墓中还能获取乐趣。他还希望后人能知晓他曾经存在，并永远记住他的愚蠢。”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提出的“三权分立”原则使他为现代人所熟知。而这一原则常被人引用，实践者却很少，因为它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议会、总理与法官之间职能的不协调。对于当今社会，这已经是过时理论，也必然不能适用于“现代”民主，也就是表面的民主。

Morte死亡

每年的11月2日是天主教的诸灵节。我们意大利的愚蠢文化，一直竭尽所能地试图消除死亡的概念。这一天是人们被允许偷看它一眼的、为数不多的时刻，然后就得傻傻地看向别处了。

但早在两千年前，一位拉丁诗人就曾用科学而非宗教的方式，也就是用客观而非虚幻的方式谈论过死亡。那就是卢克莱修与他的第三本著作《物性论》。腓特烈二世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当我痛苦时就会读它，我推荐它作为减轻精神病痛的一剂良药。”

卢克莱修（以及神经科学）以饱含智慧的观点认为，精神作为身体的一项机能，并不是永生的，最后也会消失。死亡与我们并无关系。对于“死亡后”的恐惧源自想象自己的尸体依然活着。我们应该为活过而感到幸福，因为所谓的地狱，只是人间苦难的文学演绎；而生的苦痛则来自盲目、愚蠢地活着。

Mose摩西

假设《旧约》中有一些零星的史实，且摩西确实存在，那么他就是使犹太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解放者。只可惜作为一名指挥官，他却有点儿口齿不清。因此，上帝的诫命需要经过一套复杂的流程，首先显于摩西，由他再结结巴巴地转述给兄长亚伦，最后由亚伦传达到被拣选的人民，却常常被这些人当作耳旁风。

摩西的幸运之处在于有上帝这位大导演为他安排了一连串极具好莱坞风格的特效动作，所以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也不胜枚举。上帝降在埃及的十灾似乎也是当时发生过的真实灾难的小说化描述，包括上帝使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死去，现在犹太教还在庆祝逾越节以纪念此事。

当然，一神教的缔造者不是摩西，而是法老阿肯那顿，即著名的图坦卡蒙法老的父亲。在埃及《死者之书》中，奥西里斯审判的42条罪状，包含了“摩西十诫”的全部内容。如果这些不是一个宗教想象中的“严肃的”历史依据，那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密教信徒说给印第安纳·琼斯［48］的有趣暗示喽。

Movida新潮文化运动

1975年11月20日，大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开始从长达40年的噩梦中渐渐醒来。几年后，1980年2月9日，马德里理工大学一场经广播电视直播的音乐会掀开了马德里新潮文化运动的序幕。曾经被宵禁和佛朗哥政府警察的狼狗把持的夜晚又回到了年轻人手中。他们的激情很快点燃了整个西班牙，滋养了一种涉及音乐、涂鸦、杂志、节目和公共场所等各方面的反抗文化的兴盛。

如今的欧洲中产阶级青年（甚至中年），却正在经历一场荒诞版的新潮文化运动。他们早已远离极权主义的阴影，并没有被压迫折磨的记忆，而是一群心满意足的“富二代”，终日沉浸于消费主义的美梦，在酒吧、迪厅里夜夜笙歌。真实的世界里危机四伏，而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这些愚蠢的“富二代”尽情享乐，全然不知还有濒临失业、已经失业和被迫移民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生活。

Murphy（Edward）爱德华·墨菲

墨菲定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877年12月13日阿尔弗雷德·霍顿在土木工程师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汽船进展的报告中。报告中说道：“船在海中航行时，什么糟糕情况都会遇到，不过是迟早的事。因此，比起合理性，船主更看重船的安全性，这并不奇怪。”

这一概念第一次以“墨菲定律”的名称出现则是在1952年，由安妮·罗伊在《成为一名科学家》中提出，一起被命名的还有“热力学第四定律”。航空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提醒科学家们在导弹设计中始终要考虑最坏的情况。罗伊引用的正是墨菲的这一告诫。

从最初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墨菲定律只是一个明智的建议，告诉人们在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理论上最坏的情况，应该对这种“有可能”有所提防。

但是现代人对墨菲定律的阐述，却渐渐遗忘了它的初衷，将针对潜在可能的谨慎态度变成了一种宿命论的现实，即“事情如果有出错的可能，不论这个可能性多小，总会出错”。而面对这种宿命，人们只能祈求它别在“最坏的时刻”发生。

Natale圣诞节

有很多轻率的人，仅仅因为别人的一面之词，就相信耶稣诞生于圣诞节的说法。抛开耶稣是否存在过的问题不谈，事实上12月25日是古时异教徒的太阳神节，是由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皇帝埃拉伽巴路斯218年从叙利亚引入的。后来由皇帝奥勒留在274年12月25日太阳神诞生节那天将其确立为国家节日，并创立了相应的祭礼。

这个节日与冬至有关。在冬至日，太阳运行到黄道的最低点，并在那里停留三日（拉丁语中称冬至为solstitium，意为“太阳的停留”），然后重新开始上升。这一系列的更迭恰好可以被人比喻性地描述为“死亡，三日后复活并升天”。

337—352年在位的罗马教宗儒略一世，是真正将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的人。这个选择，把耶稣与太阳联系在了一起。直至今日，我们还能在星期天与礼拜日的重叠中看到这种联系。星期天的英语单词Sunday，源于拉丁语的Dies Solis（太阳日）。君士坦丁大帝于321年将这天定为罗马的休息日。这些典故，神父们都非常清楚，却闭口不言，继续把信徒们骗得团团转。

Nazismo纳粹主义

根据《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纳粹是恶的化身，1945年被善的力量打败。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用“平庸之恶”（1963）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一人性脱轨的现象：纳粹的罪犯并不是特别邪恶的人，不过是愚蠢地听从了权威的平凡人。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一篇论文题目正是《对权威的服从》（1974）。1960—1963年，他对许多志愿者进行了实验，发现他们在接收到某人的命令时都会对陌生人实施伤害，甚至是十分严重的伤害。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1971）一书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电影《死亡实验》（2001）重现了这些实验的经过。这次只是将实验对象分为“看守”和“犯人”，就证明了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进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纳粹主义者，正像克里斯托弗·布朗宁为他那本分析波兰大屠杀的著作定下的题目，也是《平民》（1992）。这样看来，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纳粹分子，不过是因为没有极权主义力量为我们提供机会愚蠢地顺服他们罢了。

Negazionismo否定主义

从定义上来看，否定主义者指的是那些否定明显真相的人。如果这种否定是在清醒状态下的，那么他们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傻瓜。但是通常否定主义者的定义也可以延伸为否认被社会公认却并不真实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是批评家和持不同政见者。

近来一些欧洲国家设立了“否认大屠杀罪”，意在借助法律确定一些史实。但这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人想起一些极权主义政权凭自己的喜好随意篡改历史的企图，另一被人忽视甚至无视的方面则是，真正的真相是不需要强迫人们去相信的。

能够完全确立自身威信的真相只有数学和科学的定理。前者凭借的是绝对逻辑正确，后者则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高度可能。所谓的历史真相不在其列，它们往往是不可靠的。唯一明智的否认罪应该用来保护勾股定理或达尔文进化论，惩罚否认者的愚蠢。

Nemico pubblico社会公敌

20世纪50年代，克劳迪奥·维拉的歌曲将女人视为“头号危险分子”。而在70年代的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公开场合大骂反主流文化者蒂莫西·利里，私下攻击歌手约翰·列侬。但在民众眼里，他才是最危险的人物。现在的西方，恐怖主义成为了毫无争议的最大威胁。

从威胁到敌人只差小小的一步。美国的军事歼灭目标，从个人到团体，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最近几十年的有：古巴的卡斯特罗、越南的胡志明、伊朗的霍梅尼、利比亚的卡扎菲、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巴拿马的诺列加、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阿富汗的本·拉丹，等等。

值得怀疑的是，所谓的威胁和公敌都是一些愚蠢的偏执狂给我们灌输的概念，他们为了两个明确的目的不断纠缠我们：第一，为达到各种新目标煽动战争并从中牟利；第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遗忘本应注意的真正威胁与敌人，比如银行、汽车、烟草，等等。

New Age新纪元运动

这场运动被冠以“新纪元”［49］之名，实在荒谬至极，因为其实它是把许多古老的瞎话重新挖出来，使一种迷信得以复苏。这种迷信认为，古人，尤其是东方的古人，早已经洞悉一切，包括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定律。

这样的复苏有很多：古希腊人就将古埃及当作科学知识的摇篮；文艺复兴运动从历史中找到了能在蒙昧时代残留的废墟上构建未来的推动力；牛顿认为古人的知识革命已经使他们对重力理论有所研究；尼尔斯·玻尔与埃尔温·薛定谔则向东方寻求一种适用于量子力学的玄学。

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1975）与祖卡夫的《物理大师之舞》（1979）将这些观点广为传播，也使各种各样的蠢话漂洋过海到达全世界。从卡尔·荣格的中世纪炼金术到卡洛斯·卡斯塔尼达［50］的中美洲巫术，从葛瑞姆·汉卡克的外星文明到亚历山大·尤杜洛斯基的迷幻电影，这些古人的蠢话，成了现代子孙最佳的营养品。

Notai公证人

据未经证实的记载，前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意大利伦巴第地区诞生了公证人制度。这个愚蠢的制度，与我们愚蠢的国家及它愚蠢的官僚主义一起构成了愚蠢的三次幂。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奇葩制度蔓延至76个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总之不到联合国承认的193个国家的一半。

公证人形象的愚蠢之处显然在于以从业者个人身份行使一种公共职能。在没有公证人的国家，尤其是采用英、美、法系的国家，这份工作是由公职人员高效且免费完成的。

因为公证人是可以被废除资格的，所以上述做法才应该是正确的。另外，即使公证人一直保有资格，他们的收费之高也令人咋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了。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收费并不是由其实际进行的工作决定，而是收取公证事项涉及的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公证费。在其他领域，这种行为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勒索或腐败，在这里却成为了愚蠢的“公证权”，合理、合法地敲诈客户。

Nucleare核能

一个命题越是复杂，关于它的蠢话就越多。对使用核能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极端科学家与顽固环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

核能并不坏。太阳能也是核能的一种，人们可以通过太阳能板间接使用它，或是通过核聚变发电站制造模拟太阳能并直接使用。核裂变发电站也并没有特别危险，迄今为止只发生了两次极严重事故（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一次严重事故（1957年马亚克核泄漏事故）和四次小事故（包括1979年三里岛核泄漏事故）。这些事故的受害者数量与烟草、车祸所造成的受害人数相比微不足道。

但核能也不全然是好的。如何安全储藏辐射性核废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经过20年的努力，花费了80亿美元，“尤卡山计划”也于2008年宣告失败。至于核电站的安全问题，连科技如此先进的日本都栽了跟头，更不用提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了，我们可是连城市垃圾都不知道如何清除！

Numerologia数秘术

数秘术是算术之母，到今天也未曾脱离关系。最初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徒愚蠢地给数字赋予了神秘学意义，如他们认为奇数是“男性”，而偶数是“女性”。之后天主教神父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世是一次完美之举，因为总共持续了6天，而“6”是一个完美之数，它所有的真因子（1，2，3）之和恰好等于它本身。

如今与迷信联系最紧密的数字是13和17。一些拙劣的航空公司把客舱第13排和第17排的标数改为第14和第18，还有一些国家在他们的电梯层数按键上做了同样的手脚，实在愚蠢至极。

这使人想起古斯塔夫·马勒。在写完《第九交响曲》（1910）后，他害怕自己像贝多芬和舒伯特一样成为作曲家诅咒的牺牲品。于是他将先前写下的《大地之歌》（1909）称为他的《第十交响曲》。不过当然，他还是在1911年去世了，留下未完成的真正的《第十交响曲》。其原因正如尼尔斯·玻尔所言，“迷信对不相信它的人同样有效”，更不要说对其深信不疑的人了。

OCSE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4个成员国几乎都是高等级经济体（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只有两个中高等级国家：墨西哥与土耳其。与它们一起的是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还有瑞士、以色列、美国、加拿大、智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OCSE监控所有成员国的文化程度。在最新的报告中（发布于2013年），意大利人在生存与工作所必需的语言和表达能力排名中垫底，数学能力位列倒数第二。尤其在阅读、写作和计算这些基础能力上，意大利人与平均水平相差10%。

最终得分结果被分为6个不同的能力等级，其中第三等级据称是21世纪生存与工作所需的最低等级。那么，差不多有1/3的意大利人位于第一等级，人数比第二等级的1/3多，少于剩余1/3是其他等级的人数之和。另外，2/3的意大利人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他们到底是无知还是愚蠢呢？

Offerte e sconti优惠与折扣

定价是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优惠与折扣，如今已是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它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缺点，尤其当打折的方式基于一种罪恶的机制时。例如，首先把商品的价格提高一倍，再打对折，回到最初的售价。愚蠢的是，在借贷时法律会防止高利贷的出现，但在商品的买卖中却没有预防消费者被收取过高价格的手段。

但是，整个优惠与折扣机制告诉我们，商品的定价并不是谨慎地基于生产中客观消耗的费用，而是愚蠢地凭借潜在购买者的主观估价。一方面，举例来说，网络客户所享受的优惠远低于卖方在这类销售方式中因销售环节减少所获得的利润；另一方面，消费者积分集点换取无用的廉价礼物，这么做在经济上其实毫无收益，只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OGM转基因生物

关于转基因生物（Organismi Geneticamente Modificati，简称OGM），人们已经从生产者、消费者、政客与无知媒体等多方面听到了各种无稽之谈。只要读一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就能发现，所有生物在经历自然或人工的选择后，基因都已经改变。唯一的区别是，自然选择盲目、偶然且缓慢，人工选择则往往明智、有目的且迅速。

如今的基因工程如此，曾经的农业和养殖业也同样如此。我们用来制作面包的小麦就是转基因生物，由两粒小麦与一种山羊草属植物杂交产生。从老彼得·勃鲁盖尔的著作《收获》（1565）中我们就能知道，四百多年前的小麦还有一米五高呢。

自称反对转基因生物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与素食者一样不合时宜，奉行基要主义。恰恰是转基因生物与人工药物让人们活得更好更久。这样说来，反对者自然应该活得更短也更糟了。

Olimpiadi奥林匹克运动会

皮埃尔·顾拜旦爵士曾说：“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竞赛。获胜并不是必须的，坚持到底才是关键。”简言之，“重在参与”。但现在，他的格言早已过时，他发起现代奥运的动机也已失效，奥运会本身正是见证。

数十年前，职业运动员被禁止参加竞赛，业余运动员对他们非常不屑，称其为“土匪”。如今赛场上却再也见不到业余爱好者的身影，职业运动员则变成了赚钱机器。竞赛对于他们是一种极佳的宣传方式，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会把竞赛看作是体育。

自从桂冠与奖牌被现金与黄金奖励替代后，体育就被两种灾害玷污了：帮助选手称霸赛场的药物，以及遍布看台的赌局。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应该抵制借体育之名行不法勾当的一切行为，而不是盲目地追逐心爱的球队或运动员。

Omeopatia顺势疗法

摩西、耶稣等人创造的宗教，并不能阻止愚蠢大行其道，在信仰领域也是如此。巫毒教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天主教甚至以迷信与魔法为由对其坚决抵制（他们有什么资格）。巫毒教的蠢话中最著名的是丧尸和通过某人的贴身物对其实施的巫术。

该巫术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一旦人接触到某个东西，就会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留在里面。1988年，免疫学家雅克·邦弗尼斯特创造的“水的短暂记忆”，将此说法变成一种伪科学。他认为水即使经过稀释，也可以保留对于与之接触过的物质的记忆。这一理论完全是谎言，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蒙塔尼耶（他和卡雷尔一样相信神迹）又重新提出了它。

“水的短暂记忆”只是将伪科学的顺势疗法科学化的拙劣尝试。1810年，山姆·赫尼曼发明了他自称“替代疗法”的顺势疗法，意图通过完全分解的致病物质来治疗疾病。不过此类治疗即使有效，也只是安慰剂效应。

Ora di religione宗教课

1861年3月17日，卡米洛·加富尔在意大利王国议会的第一次讲话中宣布了现代世俗主义的口号—“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1923年，与克罗齐臭味相投的秦梯利进行了针对学校的法西斯式改革，强制小学设立宗教课。1929年，墨索里尼与教会签订的协议又把范围扩大到了中学。

意大利共和国成立70多年后的今天，即使1984年与教会的协议修订后不再是强制要求，宗教课却依然存在于意大利的各级学校。宗教教师由教堂招募、国家供养，在公立学校成为由无知（成为宗教老师不需要本科文凭）但虔诚的信徒组成的、英勇善战的神权主义支柱。

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始终不痛不痒。最激烈的改革建议不过是将一个小时的天主教课程改为宗教史课程，似乎宣传各种各样的蠢话就要好过只教授一种。作为前进的第一步，至少可以将这个课程称为“蠢话课”，而不是无用地等待新民族复兴运动的到来。

Oracoli神谕

西斯廷教堂的穹顶上绘有十二位预言家的形象。这十二人选自《旧约》中的先知与古希腊及古罗马传说中的女预言家。这些女性中最著名的要数德尔法的西比拉。她是古希腊德尔法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但丁记录了她预言的方式：“就这样，雪在阳光下消融，西比拉写在单薄叶片上的神谕也随风飘散。”

这位传达神谕的贞女隐居在神庙中，上帝赋予其圣职。也就是说，她是一位隐修院的修女。她常常坐在一张放在地面裂开处的三腿铜凳上，呼吸从地下溢出的气息，吃树叶，喝奇怪的混合物。像所有预言一样，西比拉在传达神谕时总会说些模糊艰涩的胡话，因为“神谕的传递者不会明言，也不缄默，而是向人们暗示”。

最近的研究发现，德尔法神庙位于两个地下岩层的交界处，从那里涌出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天然气体，足以使人中毒并出现幻觉。所以，女祭司其实不过是中了毒。但对于像黑格尔或法蒂玛牧童这类借神谕说出预言的人，愚蠢才是他们的天然迷幻药。

Orologi钟表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说道：“那么，时间是什么？如果没有人问我，我便知道。但如果我想向询问者解释，就说不清了。”哲学家和记者十分喜欢这个说法，但若是被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学生在考试中说出来，就能立刻看出它的愚蠢之处了。幸好，比奥古斯丁狡猾一些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时间就是钟表所计量的东西。

自然，不同的钟表测量的时间是有所差异的：铯原子振动得出原子时间，石英石振动产生电子时间，钟摆摆动形成机械时间，地球每日自转计量天文时间，它一年一度的公转测出恒星时间，宇宙的扩张则反映宇宙时间，等等。

因此，单说“时间”是愚蠢的。并且，用机械的或是电子的钟表来代替生物钟的行为也同样是愚蠢的。生物钟是动物历经几十亿年的进化形成，并根据日复一日的生活不断校正。而钟表自7世纪以来一直是用非自然的节律作为校对标准，防止我们像智者一样“饿则食，倦则眠”。

Oroscopi星座

与其说我们是使用技术工具的文明人，不如说是把闹钟挂在脖子上的野蛮人。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星座指南以及关注这些鬼扯的无数傻瓜足以证明这一点。

十二星座在自然中并不存在。它们就像人们在墙上的斑痕或天上的云里“看见”的图案一样，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此十二星座的选择是按照传统得出的。在东方天文学的核心是极星，而西方的惯例则是黄道星座。实际上，黄道带共有13个星座，但为了减少到12个人们舍弃了蛇夫座。每个星座被对应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其实太阳在每个星座停留的时间从15天到45天不等。

最终，傻瓜们在岁差面前原形毕露。因为每经过两千年左右，地轴会偏移一个星座的角度（30°）。也就是说，比如耶稣时代的双鱼座，在我们的年代已经变成水瓶座。音乐剧《毛发》曾试过推广这个概念，却徒劳无功。那么，除了能够用来证明星座学家的狡诈与星座粉丝的愚蠢，星座还有什么价值呢？

Ostia sanguinante流血圣餐

1512年，拉斐尔在梵蒂冈伊利奥多罗厅创作了《博尔塞纳的弥撒》，以纪念著名的1263年圣体奇迹。一位怀疑圣餐化体教义的神父在博尔塞纳做弥撒，突然发现面饼变成肉体流出鲜血。教宗乌尔巴诺四世在调查此事后决定设立基督圣体圣血节。至今人们每年仍在庆祝这一节日。

直至1823年巴托洛米奥·比齐奥发现黏质沙雷氏菌，该事件才得到解释。这种细菌在湿热环境中会在面包、蛋糕和甜品上产生红色胶状物，被称为灵菌红素。而傻瓜们将此误解成了血液。

这个例子在所谓的圣迹事件当中很具有代表性。首先要发生一件表面上看起来无法解释的真实事件，对此人们只能援引一种超自然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能解释任何细节问题，但能让教会的宣传机器大肆传播。其次也可能是很久之后，人们又发现另一种科学的解释，足以澄清所发生的一切，这才发现还在淡定地继续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教会和信徒有多可笑。

Padre Pio毕奥神父

方济各·弗哲，教名为“毕奥神父”，因其身上的圣痕而著名。在获得人们可以见到的圣痕前，他声称携带“隐形圣痕”已有5年，这当然是奇迹。而之后，他携带了50年的圣痕引发了两种反应：可以近距离观察它们的信仰理论部［51］专家感到困惑，而即使是远远一观都没有机会的信徒却非常狂热。

后来发现的真相证明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毕奥神父用苯酚和碘酒（一种红棕色消毒药水，过量使用会造成皮肤炎症及溃烂）为自己伪造伤口，他死后伤口也从尸体上消失了。阿格斯迪诺·杰梅里神父在拜访毕奥神父后给出了判断，很显然，后者除了伪造神迹，还是个“癔病和精神病患者”。

一些教宗，比如庇护十一世和若望二十三世都当他是个江湖骗子。但在另一些教宗比如若望·保禄二世和方济各看来，他却是一名圣人。在2016年的大赦年庆典中，方济各还将毕奥神父的遗体装在马车中参与游行。是谁更愚蠢呢？是相信了这些鬼话的教众，还是宣扬它们的教宗呢？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形成互证。

Papa教宗

根据其基本法，梵蒂冈是一个君主专制（选任）国家。也就是说它实行的是一种早已过时、现存极少的政体。只有阿拉伯半岛上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加里曼丹岛的文莱和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还在采用这种政体。

假如教宗方济各真如蠢货们想的那样是个改革家，就该试着以1660年的英国革命为模板，改君主专制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以世界主教会议为基础。但事实上，包括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这么合适的场合和时机在内，从未有人提出哪怕一次改革提议。

站在教宗的立场，进行宗教改革更是无法设想。作为一名优秀的耶稣会士，方济各十分谨慎地避免提到那些天主教自称为教义，却会招致尴尬和羞辱的说法。他遮遮掩掩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方面开展革新，如接纳离婚人士或女性副主祭。这些举措，对于四面漏水的破船，不过是几片姗姗来迟的木板，机灵点儿的信徒在它沉没前早已逃之夭夭了。

Paranoia妄想症

受弗洛伊德的文章《施雷伯大法官》（1910）的影响，菲利普·迪克写下了一系列故事，描绘了一群表面看起来是妄想狂，实际却是少数了解他人忽视的真相的人。在小说《幻觉》（1959）中，他又探索了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即所有人都了解实情而共同将主角一个人蒙在鼓里。该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

医学家认为，很难对无故恐惧者之妄想与有根据的恐惧者之警告加以区分。但有时候这种恐惧不过是愚蠢造成的。比如2009年7月23日，歌手鲍勃·迪伦在新泽西被捕，理由是他在雨中散步时停下来察看了一所待出售的房屋，而一个患有妄想症的笨蛋却向警方报告说发现了一名“古怪的可疑分子”。

更蠢的是，2016年5月6日经济学家圭多·门齐奥在费城机场一架待出发的航班上遭到逮捕，因为一名女乘客举报说，有个外国人正在涂写一些奇怪符号而且不理人，这让她觉得十分可疑。其实，这位教授当时正在研究一个等式，不幸的是，旁边坐着的笨蛋刚好来自一个被恐怖威胁逼出妄想症的国家。

Paranormale灵异现象

对于无知的傻瓜，灵异现象就是玄学，就好像对于聪明的傻瓜来说，玄学就是灵异现象。两者都抛弃了真实正常的世界，忘记了围绕着我们的各种科学谜团，进入了一个异常的非真实世界，被灵学、传心术、超感官、先知、念力等所有幼稚的谎言纠缠不休。

揭露所谓灵异现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对其来源进行仔细、科学的考证。我们会发现，所有奇迹与神秘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含糊、错误、夸大、自吹自擂、虚构和欺骗。正是它们，将平淡无奇的日常变成超自然现象。

意大利伪科学命题调查委员会一直在用科学考证的方法不懈努力。该组织由皮耶罗·安杰拉创立，马西莫·波利多罗担任主席。波利多罗具备翁贝托·艾柯和玛格丽特·汉克式的品格，他25年来在被非理智的愚昧控制的世界和时代坚持进行科学扫盲，并获得了值得称赞的成果。

Pascal（Blaise）布莱士·帕斯卡

1639年，年仅16岁的布莱士·帕斯卡写下了短篇论文《圆锥曲线专论》，文中展示了一条奇妙的定律：“如果一个六边形内接一个椭圆，则其三组对边的交点位于一条直线。”1654年，他又在一篇日志中写下了一些毫无条理的句子：“火。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与博学者的上帝。确定。确定。情感。愉悦。平静。耶稣基督，我不能永远与他分离……”

和托尔斯泰一样，帕斯卡刚开始并不蠢。直到他乘坐马车在塞纳河畔的讷伊桥上发生了那场著名的车祸后，实实在在“撞坏了脑袋”。在余生中，他一直忍受着偏头痛的折磨。1662年，39岁的帕斯卡逝世，验尸结果显示，他的大脑明显受过损伤。

无论如何，1654年的事故之后，他就前往妹妹所在的波尔-罗雅尔修道院隐居。这座修道院现已废弃，人们对他的记忆只存在于帕斯卡挥霍天赋又令人困惑的遗作《思想录》中。若不是沉迷于这些愚蠢的话题，他少年时就展现出来的过人天赋必将带领他走向卓越。

Pasqua复活节

众所周知，基督徒分别在圣诞节与复活节庆祝耶稣的诞生和复活。前者为每年的12月25日，后者的时间却不固定。其原因在于，圣诞节遵循公历，一年12个月，除了2月是28天或29天，其余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而复活节却遵循另一种历法，每年同样是12个月，但每个月是29天或30天。

与公历年有365天或366天不同，这种历法一年有354天。例如，根据阿拉伯历法确定的斋月，若按照公历来算，则会每年结束于不同的季节。为了避免出现问题，犹太历有时是12个月，有时则是13个月。

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将基督教复活节时间确定为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这个时间出现在3月22日到4月25日。显然，这与基督复活的公历日期毫无关系，且与今天的我们应该更无关系，除非我们蠢到还在使用两千多年前中东的占星术。

Petrolio石油

石油是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用尤吉·贝拉的话来说，用完的时候，它就没了。尽管如此，如今世界每秒钟消耗的石油仍达到16万升之多！虽然石油可用于制造各类产品，从纺织纤维到消毒剂，但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愚蠢地被当作地球上10亿辆汽车的燃料。

汽车的效能之低尽人皆知。在汽油燃烧释放出的能量中只有13%转化为动力，其余部分均已随热量和轰鸣散去。而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极高。除了所造成的污染，仅在意大利，每年就有3500人在车轮下丧生。并且，每个意大利人一生中花费在汽车上的开支平均达到30万欧元，我们在车上度过的时间大约是7年。

尽管石油企业夸夸其谈，但事实是，我们正在将石油资源消耗殆尽。过不了几年，需求量就会远超于供应量，人们为了囤货不得不被狠狠地敲竹杠，尤其是针对中国。因此，美国及其盟友们利用反恐这一虚伪、愚蠢的借口，已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了伊拉克的油井，同时还在继续威胁伊朗和叙利亚的和平。

PIL国内生产总值

PIL［52］，即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经济体盲目迷恋的指标。几乎所有国家都以此为基础计算自己的幸福指数，如果该数据不能年年上涨就很糟糕。不过，也有不是这样的国家，它们更愿意关心FIL，国内幸福总值（Felicità Interna Lorda），尽管这在某些机灵鬼听来似乎很蠢。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证明用PIL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愚蠢，而且是不道德的。PIL只参考有关于买卖双方的唯一变量，却无视对民众相关的其他参数。而且恰恰这些参数才是一个配得上成为国家的组织应该考虑的。

一些消极因素也能为PIL增长作出贡献，比如烟草的生产与销售，野蛮的建造与城市化，超出自然承受能力的旅游业和广告污染。在不丹，这些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它很好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成为全球化的人间天堂。我们真的这么确定是谁在犯蠢、谁没犯蠢吗？

Pipistrelli蝙蝠

愚蠢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当以自身观点评价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思考。当然，这很难做到，就像通常我们很难表现得不像傻瓜，即使对于本身并不傻的人也不例外。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比如，想象自己是盲人就几乎做不到，更不消说模拟动物的思维了。

1974年，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向自己提问：“我们当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这个命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作为“我们”是什么感受，或者蝙蝠作为“蝙蝠”是什么感受；第二，我们如果变成蝙蝠会怎么样，或者蝙蝠变成人类又会怎么样。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托马斯·贝叶斯在他1763年的论文《论有关机遇问题的求解》中提出的一个定理。

这一定理建立在两种信念的区别之上：一种是绝对的，相信可能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另一种则是相对的，认为在已经发生的事实基础上，另一些才有可能发生。在贝叶斯的问题上，解决方案就是，在清楚我们自身是什么的情况下探索我们变成蝙蝠会怎样，同样，如果蝙蝠能明白它们是什么，才有可能明白变成人是什么感受。

Placebo安慰剂效应

《旧约·诗篇》第114篇的结尾句“Placebo Domino in regione vivorum（我将在活人的土地上使耶和华喜悦）”，至今仍在逝者弥撒中使用。在过去，仪式之后往往会向参与者分发食物和饮品。“Placebo”一词因而引申指代那些混进葬礼偷偷参加最后宴会的人。允许他们进入的信号正是这句话。

而现在，Placebo指的是“悄悄”混进药品实验，最后得出早有准备的药品无害结论的试药者，而这种药也叫作Placebo（安慰剂）。针对真正的疾病，安慰剂显然是无效的，但在想象中的疾病面前它也有可能会带来改善，甚至治愈，因为病人误以为自己得到了对症之药。

许多病人被圣迹奇迹般治愈的事件都只是安慰剂效应的例子。可与其并肩的伪科学即所谓的顺势疗法。人们愚蠢地将该疗法的无害治疗等同于有效治疗，甚至认为在某些案例中能治愈疾病。但显然在这些案例中，“病人”只是愚蠢地决定自己得了病，之后又狡猾地改变了主意而决定痊愈。

Platone柏拉图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世界的走向是越来越糟的，所以，有帕斯卡和托尔斯泰这种原先不蠢后来却越来越糊涂的人十分正常。但像柏拉图这样从愚蠢到清醒的人，却很不寻常。

愚蠢的柏拉图，是指《巴门尼德篇》时期的柏拉图。此时，他受西方哲学领域两位糟糕老师的影响，沉迷于形而上学。第一位是巴门尼德，他教给柏拉图的是空洞的绝对存在论，还有说出“存在者存在”这种话的自负。第二位是苏格拉底，他那同样空洞的“真善美”，像是意大利西部片的预告片。

清醒的柏拉图，是《智者篇》时期的柏拉图。此时，他摆脱了巴门尼德的思维束缚，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53］，讨论绝对的“存在者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只需关心相对的“这个、那个事物存在”。尤其是存在着许多存在物，但不存在“存在”本身，存在许多美的、真实的、善良的东西，但不存在“真善美”本身。如今这些道理人人都懂，只有形而上学的粉丝还没明白，仍然陶醉在那些毫无意义的蠢话里。

Poligamia一夫多妻

在我们这样一个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的物种里，一个男人多娶几个妻子，势必造成其他几个男人打光棍儿。因为这个理由和其他一些理由，一夫一妻制在很多国家都成为政治正确，包括在我们意大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装傻，假装看不到偷偷摸摸的一夫多妻制的存在。

首先是离婚。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智慧地形容离婚是“体验一夫多妻制梦想的胜利”，认为离婚提供了许多合法体验非法一夫多妻制的机会。其次是出轨。它针对表面的一夫一妻制建立起一种实质上的一夫多妻制。

不管是光明正大，还是偷偷摸摸，一夫多妻制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的性行为不是一定发生在发情期，并且通常是在私下进行。其主要目的也并不像一些傻瓜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繁衍后代。无论是暂时关系还是长期关系，伴侣双方都在试图达到协调。

Politicamente corretto政治正确

菲利普·罗斯的书《人性污点》（2000）描述了一场“迷信的盛大狂欢”，在那里，“无论是言行浮夸的还是品行端正的无赖，都急不可耐地想批评、谴责和惩处，占领道德的制高点，由于霍桑定义的那种‘被害妄想症’的不断累积而集体高潮”。如今，这种被害妄想症，在迎合“政治正确”的伪君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他们试图禁止人们用最直接的方式称呼别人，因为有些人（一般是夸张过头的）可能会生气。起初，这可以防止出现“黑人”“瘸子”这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这似乎有些道理。但一旦过了界，就十分愚蠢了，比如要求人们使用荒谬的“不同肤色人种”或“无法正常行走者”来称呼上述两种人。

政治正确所产生的愚蠢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女权主义者反对使用“历史”（history）一词。她们认为该词的前缀his-，强调了历史是从男性视角书写的，因此需要另写一版女性视角的历史，并命名为Herstory。真要这么说的话，都不能算什么政治正确，而且简直蠢到家了。

Politici政客

拿破仑曾说：“在政治上，愚蠢不是一种劣势。”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客必须取得大部分是蠢人的民众的欢迎。所以，一个不愚蠢的政客也必须装得很蠢。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演技并不出神入化，那么他的表演一定没有自然行为更具说服力，也就是说，在政治中不愚蠢就是一种妨碍。

政客的愚蠢只需通过平常的言行来体现。而所谓的“政治语言”，即言之无物的艺术，又使这种愚蠢得以升华。典型例子有阿尔多·莫罗的“平行会聚”，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蠢话，尽管鲍耶与罗马切夫斯基的理论可能会承认他的说法。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反对民主最好的理由，就是与一位政客或选举者交谈五分钟后发现了他们的愚蠢。伯特兰·罗素主张被选举人不能比他的选民更蠢。萧伯纳则总结道，西方民主的出现，就是选举多数无能者以取代少数暴君。

Poliziotti警察

从美国到意大利，警察总表现得像黑手党首领，拿着执照将嫌疑人和罪犯折磨得奄奄一息，全然不顾理论上自己应是法治国家中法律维护者的角色。而国家机构不仅包庇他们，甚至怂恿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份长长的无辜遇难者与无知杀手名单证明了我们的执法与司法机构有多愚蠢。比如卡洛·朱利亚尼，2001年7月20日在热那亚反G8峰会游行中被宪兵打死，而这名宪兵最终因正当防卫而被宣判无罪。还有费德里科·阿尔德罗万迪，2005年9月25日在博洛尼亚，四名警察将其当街打死，却因他同事的抗议只受到了轻微到可笑的惩处。还有斯蒂芬诺·库奇，一个长期营养不良的癫痫病人，2009年10月15日至22日在罗马遭六名监狱看管和护士虐打致死，此六人均不认罪，最后竟被无罪释放。然后是米凯莱·费鲁利，一个泥瓦工，2011年6月30日于米兰因心肌梗死暴毙街头，根据免诉判决书，当时警察对他进行的是“抓捕演习”。另外，还有太多太多案例，都被我们愚蠢地遗忘了。

Prezzi价格

如果将经济仅仅缩小到商品买卖的范围，那么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定价。定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客观的，以技术为基础，即计算商品生产中消耗的资源和人力成本；第二种则是主观的，以研究心理为基础，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各自的心理价位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两种方式并不互斥，而是互补的。如果不考虑第二种，实体经济就有可能陷入生产者要价过高而消费者出价过低的僵局。如果忽略第一种，则商品的价格会脱离成本，形成投机泡沫，早晚会在破坏性危机发生时破灭。

自资本主义诞生至今，第一种方式已经被愚蠢地抛弃了。需求法则这一原本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上且具有争议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地自发形成的。同时，广告所进行的需求开发创造出一个愚蠢的市场，在那里一件无用的商品能让买方支付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正如卖方所希望的那样。

Principio Antropico人择原理

人择原理［54］是最被高估的伪科学论断之一。简言之，该原理的立足点是，生命存在是因为宇宙就是这个样子，“可推断出”宇宙如此是因为生命存在之需求。或者更明确来说，是“某人”为了适应生命的存在而选择了自然定律。

这个逻辑谬误太明显了，人们专门为它生造了一个词—“后此故因此”，意思是因为两件事按照时间次序先后发生，就错误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哲学家休谟甚至认为，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正是由归纳原则得出的推导错误。

1802年，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他在阐述世界运行规则时没有提到上帝，后者断言：因为上帝在其中毫无作用。显然，人择原理错得如此明显却备受瞩目，是因为它使早已被科学扔出门的上帝又从窗户回来了。大家都明白，疯子往往认为自己是拿破仑而不是拉普拉斯。

Psicanalisi精神分析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洛丽塔》（1955）出版后就成为了精神分析学家的眼中钉，因为他在书中谈到“精神分析是一种粗俗的疗法，它的治疗方式就是给人的内心涂上希腊神话”。他认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是“杰出的喜剧作家”，但也可以叫“维也纳巫师”，用的是现代“巫毒疗法”。

确实，读《梦的解析》（1899）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挺逗。里面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说，由于现实中的东西几乎不是凹的就是凸的，我们梦到的东西，从潜在来看也几乎总是阴茎或阴道（或两者都有，比如梦到杯子和花瓶）。现在也有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精神是潜意识的创造。

但其实正如鲁道夫·卡尔纳普所说，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一种伪科学，其优势在于没有人能伪造它。雅克·拉康说，它的另一个优势是任何人都能轻易实践，甚至是阿尔曼多·韦迪伊奥内这样的江湖骗子。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假如不是狡猾的学者，那必定是个十足的笨蛋。

Pubblicità广告

广告是商业观点的本末倒置，难怪幽默作家总喜欢非难它。比如恩尼奥·弗拉亚诺说“广告将无用与趣味性相结合”。著名编剧马塞洛·马切西则说广告是“灵魂的买卖”。

不过，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看法，比幽默更多了一丝悲观，在《理解媒介》中他写道：“广告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商品，商业的目的不再是生产商品，却变成了推广产品。”在文学领域，博尔赫斯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只写作品评论，却不写书，而这些评论无疑就是书的广告。

作为实际商品貌似真实、实则虚假的图像，广告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愚蠢。但当它塞满我们的信箱，贴遍大街小巷，打断电视节目，涌入互联网的角角落落，全面入侵我们的生活时，就成为了一种形而下的愚蠢。与其相比，独裁政治的宣传就是个笑话了，而奥威尔则厌恶地说：“广告就是搅屎棍搅动时的噪声。”

Quadratura化圆为方

1897年2月5日，美国印第安纳州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根据一位名叫埃德温·古德曼的医生把圆形化为方形后的计算结果，规定正确的圆周率应该是3。幸亏一周后，一位参议员意识到这件事的荒谬，将这条还没来得及应用的法令束之高阁。

从即兴数学研究者古德曼医生到对数学一窍不通的参议员，整件事是一个普遍愚蠢的典型案例。不过支持“化圆为方”的军团实在壮大，包括著名的红衣主教尼古拉·库萨。雷蒙·格诺的小说《利蒙的孩子》（1938）中最早列举了其中一部分人，他写道：“谨以此书，为不精确的科学绘一幅众生相。”

格诺的计划，最后由保罗·阿尔巴尼与保罗·德拉贝拉通过《也许格诺》（1999）一书实现了。这本书不仅罗列了包含“化圆为方”军团在内的一系列无解问题解决者，还提到了许多非正常科学所谓的创始人，充分展示了伪科学的愚蠢是多种多样的。

Qualcosismo某种东西主义

根据当前的宗教排名，首先基督教以20多亿信徒数量居首，其中包括十几亿天主教徒和约5亿新教徒。其次是伊斯兰教，信徒约为15亿。再次则是约10亿信徒的印度教，其数量基本等同于无神论者。最后人数再少一些的还有佛教、道教与泛神论。

但是，这些排名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各宗教官方宣布的信徒数量通常都是有水分的。其次，许多宣称自己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也在撒谎，比如信奉天主教，就必须接受大量教义，但很大一部分所谓的信徒对教义却一无所知。

以信徒为证，宗教更广为人知的似乎是一种愚蠢的对“某种东西”的信奉，一切都基于“存在某种东西”“应该存在某种东西”和“会存在某种东西”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而往往，那个“某种东西”会被视为等同于“某人”，这便是与“某种东西主义”同样愚蠢且模棱两可的“某人主义”。

Qualunquismo反政治压榨

1944年，意大利剧作家古列尔莫·贾尼尼创立了“小人物运动”，以反对政客以压榨下层人民为其目标。而既然政客是愚蠢的典范，那么这个目标也就相当于反愚蠢。这次运动的主题是“小人物，被所有人讨厌，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人找他麻烦”。贾尼尼还为这个运动设计了标志，是一个人正在被象征政治的榨汁机压榨的样子。

不过，1946年从这次运动中演化诞生出一个政党，自此，使“反政治政党”的悖论实现了具象化。该党派试图用黑格尔模式克服矛盾，愚蠢地变身为“统治且抗争”的政党。而之后出现的贝林格的意大利共产党、博西的北方联盟、贝卢斯科尼的力量党、格里罗的五星运动党以及伦齐的民主党，虽然名称各异，却无一不是贾尼尼反政治压榨主义的继承者。

其实，无论是“抗争者”还是“统治者”，政客们都是反政治压榨主义的信徒，有的源于天性，有的则是出于政治需要。民主迫使他们在选举中讨好各自理想的小人物，也就是选民，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层次上（当他们已经自动脱离了这些小人物的阶层时），和他们同仇敌忾。因此，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指责其竞争对手是反政治主义者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们确实就是这样。

Quote rosa玫瑰配额［55］

政治正确的一个最新发明，就是选举中的“玫瑰配额”。可是却没有人考虑过在被教会长期操纵的伪教徒代表大会上设置无神论者配额，以正视听。或者考虑在科学盲代表大会上设立知识分子配额，防止瓦诺尼这类的江湖骗子在那里肆意行骗。

既然有了“玫瑰配额”，为什么我们不对斯德哥尔摩方面也做此要求，让女性获得一半的诺贝尔奖？或者在音乐厅里，保证一半的作品由女士创作或演绎？又或者在博物馆和出版社，使出版物也达到同样效果？再或者在国际象棋领域，在银行柜台，等等？

玫瑰配额不是伸张女权，而是性别歧视。在此规定下选择一名女性工作者不再是因为其所具备的品质，而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另外，女性政客与男性并无不同。比如撒切尔夫人与里根采取的就是相同的执政方式。当女性参政掌权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提出与男权社会相冲突的女权主义观点，玫瑰配额也就只是一件女性视角下玫瑰色的蠢事罢了。

Raffreddore感冒

感冒是人类最常见的疾病。每年有10亿人遭受感冒袭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就诊量以及花费了数十亿欧元的药费。由于感冒高峰往往出现在温带的冬季和热带的雨季，于是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伪科学说法，认为感冒（raffreddore）是由降温（raffreddamento）引起的，并将此名称从16世纪沿用至今。

直到1956年英国科学家才发现，引起感冒最普遍的原因是各类病毒感染，以鼻病毒感染最为多发。感冒的传播是这些病毒以空气为媒介进行的，因此主要发生在学校、电影院、公共交通工具这类大量人员长时间停留的场所。

寒冷与感冒关系不大，只是在两种情况下有一定影响：第一，在寒冷季节，人们在封闭的空间中停留时间延长，增加了感染概率；第二，降温与疲劳和压力一样，会削弱人体免疫力。可惜，感冒病毒耐受抗生素，而人们又找不到效果显著的治疗方法，只好愚蠢地对降温发泄不满了。

Razze e razzismo种族与种族主义

意大利《宪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全体公民，不分其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观点、个人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差别，均有同等的社会尊严，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条款的前提是认定存在种族差异，就如同存在性别、语言、宗教信仰、观点和条件差异一样。但也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不得因种族而歧视他人。

政治正确的天才们却想出了一种简单快速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方法：从词典中删掉“种族”一词。只是，生物领域的进步还没来得及跟上他们的节奏，白人夫妇依然生下白色皮肤的孩子，其他各种肤色的人们也同样如此。这些孩子就是各种族自然基因存在的最好证明。

狗和牛，也有不同的品种，幸好还没有人提议（截至目前）将吉娃娃或契安尼娜牛称为一个“种族”。即使人们扮鸵鸟把脑袋埋在地下，种族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制宪会议明智地强调性别和种族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女性和一些种族的歧视就是合理的。

Religione宗教

叔本华曾说“医生能看到人所有的脆弱，律师能看到邪恶，而神父能看到的则是愚蠢”，以及“宗教是无知之子，脱离母亲无法存活”。

宗教愚蠢地将无生命的现象归结于有生命的理由，就像狗会对着移动的物体吠叫，因为它以为那个物体是有生命的。远古众神也被具象化，成为自然的掌控者，如雨神、雷神、电神。如今宙斯被称为“圣父”“天地创造者”，但也并没有因此显得更智慧。

宗教的愚蠢之处，一方面体现在无视各种现象的自然成因，就如把自然痊愈、安慰剂效应或药物治疗都看作是神迹的功劳；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追究其成因。举个例子，宗教总教人思考“事物存在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却不问问自己，问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

Reliquie圣物

借助圣物，信徒们可以充实精神，神职人员则可以充实钱包。其中有许多圣物，包括保存在罗马圣母大教堂的圣摇篮和拉特朗圣若望大教堂的圣若望与圣保罗的头骨，实在是很荒唐。乔阿基诺·贝利在诗歌《圣物展示》（1833）中对它们大肆嘲讽。

《旧约》中提及的圣物如今被保留下来的有：亚伯拉罕的祭坛、诺亚造舟用的斧子、大洪水退去后鸽子衔来的橄榄枝、《十诫》法板、摩西手杖、旷野中以色列人蒙上帝所赐的吗哪、存放《十诫》的法柜、约书亚使耶利哥城墙倒塌时使用的三支号角，以及大卫王的宝座，等等。

出自《新约》的圣物，则有伯利恒的圣摇篮、装有圣母乳汁和圣约瑟最后一缕气息的圣瓶、圣婴的包皮、五饼二鱼故事中的12个饼篮、棕枝主日当天耶稣基督所骑的驴的尾巴、《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圣餐杯、荆棘冠、十字架的钉子和碎片、包耶稣尸体的裹尸布、照亮圣墓的蜡烛、圣多玛伸进耶稣伤口的手指，还有耶稣升天时脚踏的升天石。

Renzi（Matteo）马泰奥·伦齐

罗纳德·里根证明他的演员天赋并不阻碍其成为美国总统，自此之后，世界就学会了适应政客们的表演。为了能当上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学会了在船上唱歌，马泰奥·伦齐则在1994年参加了综艺节目《幸运大转盘》，在2013年参加了《朋友》节目。

这类政治活动，使他们善于运用蠢话获取傻瓜的选票。投票者必须愚蠢，才可能相信马泰奥·伦齐虚伪的誓言“不经选举绝不上台”，他甚至发了一条“恩里克别担心”的推特，安慰时任总理的莱塔，但不到一个月又把这条推特撤回了。

伦齐对追随者公开发表的蠢话，还包括“作废”贝卢斯科尼、阿尔法诺及维尔蒂尼政府的政治主张；所谓的“工作维护”，通过“工作行动”损害了劳动者权益；还有“可管理性”，用选举法改革和宪法改革埋葬了民主。总之，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银行授意下的“左翼”政治。

Resistenza抵抗运动

歌曲《再见了，姑娘》是意大利抵抗游击队的标志之一。歌曲的开始是一场突然袭击：“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侵略者到来。”紧接着是一个请求：“如果我在游击队中死去，你一定要将我埋葬。请将我埋葬在那边的山上，埋在一朵美丽的花儿下。”歌曲的最后则是一句墓志铭：“这是游击队之花，为了自由壮烈牺牲。”

自然，纳粹侵略者会从反面看待抵抗运动，将游击队员们视为恐怖分子。从字面上来看，抵抗，指的是一种与某种武装力量对立的运动，其目的是积极还是消极，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这一点很容易被人遗忘，落入盲目相信地缘政治的陷阱。

如今的阿富汗、伊朗游击队对西方人（包括意大利）入侵的抵抗，正如当年意大利游击队对德国入侵的抵抗一样。那些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的蠢人，就是掉进了陷阱的猎物。如果将2003年的纳西里耶战役看作恐怖主义，也就不能说1944年的拉塞拉路战役是抵抗斗争［56］。反之亦然。

Resurrezione复活

复活节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不过对于复活的渴望并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许多古代宗教都向信徒们传递一种安慰性的幻觉，认为人可以躲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死后还能回来。遗憾的是，复杂生物体似乎无法做到，因为死亡时丢失的信息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能修复了，但对于一些特别简单的生物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比如破伤风杆菌这样的厌氧单细胞生物。这种病菌存活在一些动物的肠道，一旦接触到空气就会死亡，而后结晶。但如果它附着在一枚钉子上，当钉子刺破人体时，就能穿透皮肉进入人体并重生，造成致死性的感染。又如，生长在苔藓和蕨类植物中的多细胞缓步动物（水熊虫等），在缺水状态下可以使自身脱水，中止代谢活动。生物在失去代谢的情况下就等于死亡，但脱水的缓步动物如果重新获得水分，即使相隔几十年依然可以死而复生。可是，由于人体过于复杂，死后无法复活，不过人的思想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经常愚蠢地自欺欺人。

Riesumazioni考古发掘

有时候，愚蠢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样子出现，如打扰安详沉睡的死者，挖出他们的尸体。人们这么做，如果出于“好意”，就是希望重新找到逝者。即使不再是鲜活的生命，至少是完好的、没有腐烂的，如此便能证明他们的神圣。而实际上，只需要去埃及的博物馆转转，人们就能明白尸体能够以天然的、非宗教的形式成为干尸。

但若是出于恶意，那就是因为未能及时在死前表达对死者的愤怒，只好鞭尸发泄。甚至一向冷淡的英国人也曾放纵自己，将长眠地下30年的哲学家约翰·威克里夫挖了出来。他在1415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中，因过高地评价了宗教经典、贬低教宗而被判异端罪。人们对他那残破不全的遗体实施了毫无意义的火刑。

更不用说乌尔巴诺八世时期野蛮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了。1624年他们以首次解释潮汐成因为由，控告了马可·安东尼奥·多米尼斯主教。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就去世了，但在终审时，为了让被告人亲自到场听候宣判，法官们把他的尸体从地下挖了出来。最后，他们又在鲜花广场把多米尼斯的遗体和作品一并焚毁。

Ristoranti餐厅

许多意大利人都会记得贝卢斯科尼对经济危机的观察：“餐厅统统爆满。”与之对照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饥饿的农民的看法：“多么希望他们能吃上奶油蛋糕。”抛开玩笑，经济危机时期所有餐厅都座无虚席的现象看似荒谬，却是真实存在的。

恩斯特·恩格尔在一项关于《生产条件与消费》（1857）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人的饮食不能低于一定标准，因此，低收入者必须支出大部分收入用于填饱肚子。又因为人的饮食标准也存在一个上限，所以，高收入者即使花天酒地，也只是使用了收入中的一小部分。总之，随着收入的增长，即使富人购买大量高质量食品可能导致食物支出的绝对值上升，但食物支出所占比例依然会不断下降。

所以说，在其他商店纷纷倒闭的同时，人们在餐厅的消费额依然很高，这一现象并不像贝卢斯科尼想表述的那样，意味着经济危机不存在。反之，这是经济危机使国家变得更穷的征兆，让人们不得不在第一需求上用掉收入的一大部分。

Riti仪式

《旧约·利未记》与《吠陀·梵书》一样，都是一系列愚蠢的、毫无意义的仪式清单。而信徒们在各自宗教仪式上的举动十分反常，弗洛伊德如此诊断说：“宗教仪式表现了一种集体神经官能症，个人的神经官能症则表示一种个人宗教。”

诚然，仪式具有凝聚社会的作用，可把它们建立在宗教传说的基础上就非常愚蠢了，好像这些传说是真实历史似的。通过灵异现象给仪式赋予影响自然的能力更是胡扯，似乎它们能用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力量支配世界。

不过，并不是只有宗教发明和强调行为的仪式规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政治集会、体育竞赛、社会活动、家庭纪念日和个人行为中。重要的是，不要认为自己必须被愚蠢约束，只需要独立遵循一些简单惯例即可。

Rol（Gustav）古斯塔沃·罗尔

有段时间，报纸和电视都在利用古斯塔沃·罗尔来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并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将注意力放在江湖骗子身上。媒体大肆宣传这位从都灵来的“心灵大师”，他的表演十分符合愚蠢的有钱人与艺术家们对于愉悦和惊奇的追求。

只需要看看他的声明，就能很容易理解罗尔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在声明中，他自称所做的“实验”都是为了确认上帝的存在，并称他已经获取了大量证明上帝存在且永生的证据。

由于有资格同上帝直接沟通，他自然不屑于自降身段，在专业人士面前自我吹捧，何况这些人有能力推翻他关于灵异现象的说辞并揭穿他的一切伪装。

其实，人们通过其追随者的叙述就能发现他的诡计。这些叙述说明，罗尔所用的不过是传统魔术师的老伎俩，只是他更善于营造特殊的心理氛围，精心挑选愚蠢的、好骗的大款和上层阶级作为观众。

Rotonde环岛

如果说堵车是意大利司机愚蠢的一般表现，那么在环岛上，这种愚蠢得以展露无遗。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觉得这种来自充满骑士精神的高度文明国家的东西，竟可以移植到一个粗野不堪的不文明国家。

最早的信号灯（气体供能）于1868年出现在伦敦，用于规范威斯敏斯特议会周围的交通状况，之后渐渐在全世界传播，迫使方向盘前的野蛮人像文明人一样举止得体。到了1966年，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国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文明教育，便开始减少信号灯的使用，用环岛替代它们的作用，很快这一方式也在世界上蔓延开来。

即使是最守规矩的美国人也应付不了环岛，在讽刺电影《欧洲假日》（1985）中就能看到这一点，“看看这些美国人吧”。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在极不守规则的意大利人那里又会发生什么。自1989年在意大利莱科出现了第一个交通环岛以来，意大利司机们为了避开大多数其他车辆，不断高速横穿环岛。知足者常乐，但若放任自己胡来就太愚蠢了。

Rumore噪声

住在教堂和寺庙附近的人一定会经常诅咒神仙，因为钟楼的钟声或是尖塔中神职人员刺耳的悲叹令他们不堪其扰。不过现代噪声污染更多来自非宗教但更愚蠢的世俗工具，包括引擎、喇叭、汽笛、警铃和高音喇叭。

确实，火车为希望不受邻座说话或手机电脑声干扰，能安静阅读、思考和闲聊的人们设置了专用车厢。但这些理应安静的空间往往会被粗暴地无视，不仅乘客毫不在意，更讽刺的是，提醒大家调低手机音量、低声说话的广播通知一直在大声嚷嚷。

在酒吧、餐厅、车站和机场，高音喇叭与电子屏无孔不入，不间断地投放毫无营养的听觉、视觉垃圾，令人无处躲避。甚至在出租车里也不能让愚蠢的司机关掉收音机。在他看来，乘坐的既不是救护车又不是灵车，怎么会有人喜欢安安静静地待着呢？

Sacra Famiglia神圣家庭

即使是未开化的人—比如狄德罗在《布干维尔航海补遗》（1771）提到的那些—也知道《旧约》讲述的人类史，如果不出现乱伦就根本不成立。首先是母亲（夏娃）与仅有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然后是爷爷（亚伯拉罕）、父亲或未来的兄弟和他迟早会出生的女儿们。

《新约》所叙述的赎救人类的故事则介绍了约翰、马利亚与耶稣的三口之家。这三名家庭成员似乎无一人沾手与性有关的任何事情，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因为圣母在“产子前、产子时及产子后”都是无玷的。

一个以这些故事为前提的宗教，很难与性的问题友好相处。于是，在教会历史中随处可见守贞、恋童、厌女癖、鄙视性、女性边缘化的范例和行为。这些范例和行为正是现代西方学者对教会不满，并坚持从古代中东的愚蠢言行中获取灵感的理由。

San Gennaro圣雅纳略

在那不勒斯主教教堂里保存着一件珍贵的宝物：两个装有圣雅纳略之血的瓶子。这些血液取自305年9月19日圣雅纳略殉教后尚有余温的尸体。该圣物每年向信徒们展示三次，其中一次发生在9月19日当天。通常血液会奇迹般地重新液化，或者说傻瓜们会如此认为。

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者，可以用意大利伪科学命题调查委员会销售多年的“摇溶现象小瓶”完美复制这一神迹。小瓶里装有一种类似番茄酱或胡萝卜酱的物质，在正常条件下呈现凝固状，不会从瓶中流出。但只要摇晃瓶子，该物质就会液化，不需要任何帮助。

当然，狂热的宗教追随者依然冷漠地面对理性的挑战，这不使人感到意外。当1964年保罗六世接受挑战者的说法，决定以“缺乏历史依据”取消圣雅纳略日时，在城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圣雅纳略，别在乎。”若是精明的圣人都不在乎，愚蠢的信徒又为什么要在乎呢？

Sanità医疗

是拒绝给孩子打疫苗的教徒更蠢，还是幻想自己有病大把吃药的人更蠢呢？希腊人就已经用“phármakon”一词同时指代药和毒药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当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医疗机构，早晚都会陷入是否需要看病、做检查、吃药、治疗、接受手术的怀疑中。

不可否认，当下医生的注意力已经渐渐从病人转移到了疾病上。他们往往更关注医疗技术与经济，而忽视人性及人道主义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将美国与印度进行对比，发现一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越多，国民就越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实际上情况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西方医疗不仅发明新药品，同时也制造出新疾病。在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5%。如今，只有20%的医疗和药物介入是有效的，剩下的80%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数据能告诉我们药品究竟是在为病人治病，还是在为大医药公司敛财。所以当我们接受治疗时，就是那愚蠢的80%中的一员。

Sanremo圣雷莫

1988年，伦佐·阿尔伯莱本应携歌曲《谢谢你的花II》参加圣雷莫音乐节，但生气的唱片公司制止了他。歌词中写道：“人们说这些只是小曲，但又纷纷传唱。amore与cuore押韵，不过意大利人有自己的品位。有些歌有点儿傻，就像这首，但是往往最傻的才能被人记住。”

众所周知，傻瓜是听不懂讽刺的，对1951年电视还未出现时首次举办的圣雷莫音乐节来说，愚蠢更是常客。自1955年起，音乐节就成为了一年一度的电视盛会，被当作意大利版的奥斯卡颁奖礼，和奥斯卡一样，轻浮、空洞又愚蠢，观众当然也是同类。

圣雷莫的这句座右铭，博马舍在几个世纪前就写在了戏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5）中：“如果有些话太蠢无法说出口，人们就把它唱出来。”翁贝托·艾柯结合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1）的结尾对这句话进行了改造：“对于那些不能说的话，人们可以唱出来。”确实，在圣雷莫，歌手为既听不懂博马舍也听不懂维特根斯坦和艾柯的人们，唱出了无法言喻的歌。

Setticismo怀疑

愚蠢最显著的症状之一，就是当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时毫无反应。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哲学里的怀疑派哲学家，他们恰恰是从一个“合理怀疑”出发，对一种观点进行解析的。

许多人会记得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1）里的警句，“如果有人借我的书爬了上去，必须把梯子踢掉”，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借用过塞克斯都·恩披里克［57］的比喻，将他的哲学比作火，当引起火灾后要将其熄灭。而在20多个世纪以前，释迦牟尼就已经将自己的教导比喻为木筏，人们渡河后，就应该把它抛弃。说法更刻薄的是埃奈西德姆［58］，他将怀疑看作一种栓剂，需要和被其净化的东西一起丢弃。

这类思想的代表文章是《反对学术还是反对教授》。在对政治正确感到头疼的人群里，这样的思维自然招人喜欢。

Scientology科学教

罗恩·贺伯特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包括科幻、恐怖、西部等不同体裁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某天，贺伯特突然意识到，讲读者爱听的故事与依据信徒的兴趣布道没什么两样，从此他决定从幻想转为写实。

戴尼提理论（源于希腊语dianétikos，意为依凭思维的道德），最早于1950年出现在《惊悚科幻小说》杂志上，宣扬“头脑对身体那难以置信的影响力”，能够“治疗身心失调，甚至溃疡、关节炎之类的生理病痛”。《戴尼提：现代心灵健康科学》一书，成为了新心理疗领域的《旧约》，大卖了2000多万册。

1952年，贺伯特将戴尼提理论发展为科学教，《人类的历史》一书则成为科学教的《新约》。有人认为耶稣（和释迦牟尼）是介于科学教和戴尼提理论之间的层次。贺伯特的伪科学理论本身则与精神分析、宗教一样，和愚蠢是一个层次的概念。

Scienziaggini伪科学

一般炮制伪科学论调的江湖骗子，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的天才，将自己比作伽利略或巴斯德。然而，运用作案人鉴定法［59］就能一眼辨认出他们。他们的学历通常是自学成才，偏执地孤立于科学团体之外，执着于公认无法解决的问题，使用自成一派的术语和技术……

有时，荒谬是不太愚蠢的人因自大而产生的罪过。他们在一些不太严谨的领域获得成功以后，就变得轻飘飘的了。典型例子有歌德关于光学的蠢话，还有伯格森关于相对论的错误观点。另一些则是科学家自己越过了理智的边界。比如创造优生学的赫尔曼·穆勒和相信灵异现象的布莱恩·约瑟夫森［60］，尽管两者都曾是诺贝尔奖得主。

不过总体来看，伪科学论断常常是由愚蠢的外行得出的。化圆为方、永动机、失落的文明、外星人、占星术、读心术、通灵、驱魔……都是他们与假想敌战斗的结果。对于蠢人来说，任何问题都不会太愚蠢，但我们应该学会辨别。

Scuola学校

六卷《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9）的作者、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说“教育不是无用，就是多余”。可是，如果学校只对有天赋的人开放，那么世界将很快被文盲与无知者充斥，因为努力求学的人会被排除在外。

不能否认吉本的其他成就，但他这一观点仅仅是句有趣的蠢话。或许应该说教育永远是必要的，除非是在它有害的情况下。比如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亨利·庞加莱［61］在学校的表现都十分糟糕，而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翰·戈登在伊顿公学也曾是倒数第一。

自然，自学的天才因其不平衡、不完整的知识结构，有沦落为怪胎的风险。因此，学校就应该“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不同需求给予相应的教育。但能想到创办这样一所学校的天才，在教育部很难找得到。

Selfie自拍

最早的自拍，可以追溯到1939年罗伯特·科尼利厄斯用银版摄影为自己拍摄的肖像，同年他获得了摄影技术专利。所以，自拍与摄影是一对双胞胎。今天，手机让我们自拍更便捷，只需伸开胳膊就能完成。而在以前，自拍必须借助于镜子或相机自拍器（线控式、定时器式）才能实现。

人类的自恋情结一直存在，只不过从前无论是绘画还是早期的摄影术都具有相当的难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这一天性。如今，自拍的便捷性终于让它有了自由发泄的渠道。现在，每个人都能像明星一样随时随地拍照，脸书、微博、推特、微信等社交软件也变成了“矮穷矬”们的个人写真集。

但大家都明白，通过自拍照从朋友圈获得几秒关注，跟真正的明星比起来就是个笑话，于是人们又展开了一场更蠢的跟明星合影的竞赛，争相展示自己和热门的政客、演员、歌手和作家的合照，哪怕是他们的蜡像也行。这样一来，自拍就代替了签名，因为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使是文盲也能轻松学会。

Senso意义

越是愚蠢的人就越会为一些宏大问题焦虑不安，用毫无内涵的答案来使自己满意。这类的典型问题是“事物存在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抱有这些疑问的人，如果听到“意义不仅不存在，而且追寻意义本身就毫无意义”这种答案，肯定不会乐意。

其实，意义是语言中句子的一种功能，而不是世间万物包括生命的特性。遗憾的是，问题越是愚蠢，在不容易满足的人听起来就越是顺耳。这也是诗人、小说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会专门提这类问题、爱看幻想文学的原因。

科学家们则发现，理论上不考虑意义问题而研究事物的本质会更令人满足，而且更有实际效用。20世纪，理性主义者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了关于意义的两个深刻真理：第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明智的，尤其是那些关于意义的问题都是愚蠢的；第二，不是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有答案。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答案，只是傻瓜们不相信这一点罢了。

Shaw（George Bernard）萧伯纳

萧伯纳在《致革命者的箴言》（1903）中写道：“在一群傻瓜中，天才会成为上帝。所有人都崇拜他，但没有人听他的话。”他还写道，“保持诚实是危险的，除非同时保持愚蠢。”而在《恺撒与克娄巴特拉》（1898）中又说：“当一个蠢人做了一件事并为之羞愧，常常会说是别人逼他做的。”还有，“并不是某人太机灵，而是别人太愚蠢。”

人们要想表现得不愚蠢，仅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写些关于愚蠢的俏皮话是不够的，除非他们能写出萧伯纳《医生的两难选择》（1906）里那样的句子：“作为任何社会改革的预备条件，激进分子要求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任国王，并用强制疫苗来替换强制洗礼。”

更蠢的行为还有：认为“宗教永远是对的，而科学永远是错的”；为了消灭“反社会人格”与“残疾人”，支持优生学和毒气室；欣赏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甚至认为如果纳粹入侵英国，他们应该夹道欢迎。

Sindone裹尸布

1988年10月13日，巴莱斯特莱罗主教对世界宣布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哪怕与我们内心的理智不符”。话语所指的就是都灵裹尸布［62］。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测试，其年代介于1260—1390年。从那天起，尽管争议不断，这块布在幻想世界里就排上了号。

一方面，不出意外，科学检测得出的裹尸布年代，与1353年杰弗里·德·查尼骑士［63］从头盔里将它取出，宣布它是耶稣殓布的时间正好相符。另一方面，自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西方就不断发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幸存的圣物，其中仅裹尸布就冒出40多件。

只要有点儿辨别力就能揭穿都灵裹尸布的谎言。首先，根据《圣经》原文，耶稣下葬时尸体并非本人，而是替身。其次，图像中尸体的食指和中指长度相同。再次，若图像真是尸体留在裹尸布上的印记，那么其面部理应像阿伽门农的面具一样是变形的，但这块麻布上的面部图像却十分端正。最后，要说唯一的奇迹，就是它对于精神脆弱者那种强大的洗脑能力。

Sistemi系统

约翰·盖尔经典的《系统分类学》（1978）描述了一种令人悲哀的“系统如何真正运行及失败”的理论。该书语带怜悯地向人们一一罗列了系统运作不良的定律：它们趋向于自给自足并逐渐僵化，逐步丢失自身目标，不完成本应负责的工作，将过多精力放在蠢事上，最终走向自我指涉与封闭。

如此，人们就能明白存在于我们的劳动、工会、政治、军事和宗教组织中的问题是具有特定性并且无法纠正的，或者说至少其中一部分问题是这样的。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总是非常棘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仅本就难办，更不可能以容易解决的状态存在。

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政客、工业巨头和各级团体的领导者时，应该提醒自己，一旦“侏儒身后拖着巨大的阴影，便意味着黄昏已近”（引自诺瓦利斯《断片》，881页）。

Sokal（Alan）艾伦·索卡尔

1996年春天，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社会文本》杂志投了一篇文章《跨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并且很快就被刊出。但其实文中充斥着经过解构主义社会学常见术语的包装而显得异常精致的蠢话。

文章发表当天，索卡尔在别处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声明在《社会文本》上刊登的文章是一场彻底的恶作剧。《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许多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如果一种哲学无法与它的山寨理论区分开来，那么它本身就是不严谨的。

恶作剧过后，索卡尔在1997年与让·布里克蒙特合著了《知识的骗局》，通过大量引用证明：拉康、德里达之流所谓的法国后现代哲学不过是一场骗局。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哲学也是一丘之貉，像黑格尔、海德格尔、克罗齐和塞维里诺之流，都让人类的灵魂蒙羞。

Sole Rotante日轮奇迹

“法蒂玛神迹”中的日轮转动，据称发生在1917年10月13日。该事件被愚蠢地视为圣母显灵。不过根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卡皮察1955年的研究，这很可能只是一次球形闪电。

无论是日轮转动，还是所谓的圣母显灵，都是精神异常作祟，无厘头地把平淡无奇、毫无瓜葛的两个时间联系在了一起。从智商和文化水平低于平均线的人嘴里更是经常说出这类胡话，比如“先知”的预言。但也绝不仅限于这类人，甚至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声称，在宣告圣母升天教义以后，他连续三天目睹了日轮转动。

还有，若望·保禄二世在1981年5月13日圣彼得广场遇袭事件与1917年法蒂玛圣母首次显灵事件之间，发现了所谓的“重要”巧合。他宣称，那颗与他的心脏擦肩而过的子弹轨迹，不是因弹道学原理形成的，而是“受到母爱之手的指引”。如果教宗们眼中的世界是这么运转的，不难想象，他们的信徒是如何在他们的引导下思考的。

Spirito灵魂

在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灵魂”（spirito）一词最初仅与呼吸有关。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传说，《旧约》中上帝对着亚当的鼻孔吹气，赋予了其生命。在梵文里“吸气”和“呼气”分别写作brahman和atman，到希腊语变为pnèuma和psyché，最后，在拉丁语里汇合成spiritus一词。

在意大利语中，与这些词根有关的单词有汽车外胎pneumatico，肺病医生pneumologo，气胸pneumotorace。还有《堂吉诃德》中对主角之死的表述：“在周围人的怜悯与哭泣中，堂吉诃德吐出最后的气息，也就是说，他死了。”

可到了今天，spirito一词却被玄学垄断，只用在它的胡扯中。例如，在东方用atman（梵我）表示宇宙终极实在brahman（梵）之中的轮回主体“自我”，也就是俗称的“灵魂”。在西方宗教中，为了区分灵（spirito）与魂（anima），在往生世界里为它们分别设置了独立的存在。

Spiriti精神

根据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871），宗教的建立是基于“对看不见的力量，或者说精神力量的信仰”，最初源于原始人梦中的经历。从信仰精神力转变为信仰一个或多个神的过程很短暂，只需要赋予精神力以人所拥有的“相同的激情，相同的复仇的快感或者最简单形式的正义，以及相同的情绪”就可以做到。

抛开凭借精神力欣欣向荣的好莱坞不谈，在现代相信精神力的傻瓜中有两位英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斯特拉特与约瑟夫·汤姆逊，蠢得格外突出。1876年，美国的通灵人亨利·斯莱德试图给他的降神会披上科学的外衣。他的企图激起了众多科学家的愤慨，于是集体以欺诈罪控告了他。但在此事件中，上述两位英国物理学家选择了站在斯莱德一边。

不过招魂术最狂热的粉丝，要数显像管发明者威廉·克鲁克斯。他声称在1871年见证了对海盗亨利·摩根女儿的招魂仪式，他拍下了她的照片并爱上了她。当然，最后随着一名与照片上的女海盗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士被逮捕，这件事的荒谬愚蠢也就昭然若揭了。

Sprechi浪费

西方的愚蠢最尴尬的后果之一，是人们购买或在餐厅消费的食品，最后有一半都进入了垃圾箱，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有十亿人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来维持生命。仅计算我们购买的食物数量就能发现，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减少一半的开支或者用这些食物喂饱双倍的人。

再将话题从食品扩展到资源。早在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已发现20%的世界人口（显然包含我们西方人在内）消耗了地球上80%的资源。秉持正义的观点，就必须改变这一极其不均衡的局面，将我们的消耗削减3/4，达到世界资源总量的20%这一比例。

荒谬的是，如此大的削减幅度却并不会对现有生活方式造成令人无法接受的影响。只需要将消费水平调回20世纪70年代就能达到目标。经历过那时候生活的人都能回忆起当时的状况：没有惨烈的经济战争，福利体系健康且受众面广，没有这么多愚蠢的浪费和消费主义。

Statue雕像

据说，艾萨克·牛顿以厌恶一切可以被归类为无意义、垃圾的东西而著称。有一天，他参观了潘布洛克伯爵著名的雕像收藏品，十分惊讶人居然会“爱上石头做的玩偶”。作为一位智者，牛顿这话听上去很傻，但对雕像及其影响力感到惊讶，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举个例子。摩西在西奈山与耶和华面谈后带回了“十诫”，其中第二条写道：“不可制造天空、陆地和海洋中任何生物的偶像，并祭拜它们。”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却把这条戒律抛之脑后，难怪新教徒鄙视他们为“拜偶像者”。

当然，喜欢某些雕像的人可能会讨厌另一些雕像。教宗利奥十三世就是这么一位。1889年他曾威胁说，如果要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为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布鲁诺立雕像，他就离家出走。还有庇护十一世，因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署而沮丧不已，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比教宗理智一点点的法西斯独裁者。［64］

Streghe女巫

女巫在童话与神话作品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莎士比亚《麦克白》（1608）与威尔第歌剧《麦克白》（1847）中的东镇女巫，歌德《浮士德》（1832）与古诺歌剧《浮士德》（1859）中的沃普尔吉斯之夜女巫，还有格林童话《白雪公主》（1812）与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1937）中的邪恶皇后。

不过，这些作品中的女巫与“真女巫”关系不大。从1484年教宗英诺森八世发布清除女巫的训令，到1782年瑞士最后一次对女巫实施火刑，其间有无数被宣布为“巫婆”的女性遭到迫害，因为教会认为她们是撒旦的同谋，是宗教与道德秩序的破坏者。

抓捕巫婆可以说是人类愚蠢史，特别是宗教愚蠢史中最尴尬的一章。甚至，为了正确地抓捕，还出现了一本优秀猎人指导手册：《女巫之槌》。该书由两名德国多明我会修士编写，发表于1487年。根据它的理论，“巫术源于女性对肉欲的贪得无厌”。这种肉欲在愚蠢的宗教看来是来自魔鬼的，而在文学作品中则体现在从扫帚柄到魔药等一系列奇怪的东西上。

Stupidità愚蠢

“傻瓜的数量是无尽的。”《传道书》（第1章第15节）的一版错误翻译如是说。这充分证明这一版本的翻译者就是不计其数的傻瓜中的一员。爱因斯坦明确（也许）指出：“有两样东西是无穷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不过对于宇宙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这是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难得的一致。

但是，与其含糊地计算其潜在的数量，更应该搞清楚愚蠢的本性。在拉丁语中，这个词用来形容“呆若木鸡的、震惊的、惊呆的、昏乱的、惊愕的人”。对词义进行延伸则可以指丧失行动能力，或至少是无法正确行动的人—现实的打击使他们暂时或永久性地“昏了头”。

蠢人既可以是通才，也可以是专家，区别在于他的愚蠢是扩展到整个宇宙世界还是局限于某个范围之内。前者正如世界一样是唯一的，而后者却不一而足。从尤维纳利斯［65］到卡夫卡，批判、讽刺作家轮流对他们进行炮轰。

Superstizione迷信

据说，一天，诺贝尔奖得主玻尔的几位同事去他乡下的屋子拜访，发现门上挂了一块马蹄铁［66］。当他开门时，同事们便问他难道也相信这种迷信，他回答道：“我不信，不过人们说即使对不信的人它也管用。”

一位科学家可以拿马蹄铁开玩笑，但许多傻瓜却对千奇百怪的迷信说法深信不疑：象牙、护身符、黑猫、打翻的盐罐、驱邪、占卜、符咒、毒眼、塔罗牌、星象、水晶球、咖啡渣、手相、预兆、预言还有星座。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一般迷信都与所有“在上面”（sta sopra）的东西相关［67］，也就是一些由思想在真实的天然结构上人为增设的“上层建筑”。为首的是形而上学，其本质就是超越实际存在而探索虚无。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宗教、占星术、巫术、数秘术、灵异现象还是精神分析，它们与其他人类非理性的可怜产物一道都属于迷信范畴。

Tabacco烟草

1975年，雷纳托·杜尔贝科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决定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主题定为“烟草的危害”。既然理查德·贝托已经证明烟草会导致肺癌，那么这一次关于癌症研究的授奖发布会绝不能浪费。于是发布会转变为一次机智的反对吸烟的“进步广告”。

与之相反，烟草公司那些愚蠢且害人的“退步广告”却将人们引向一场“有协助的自杀”，受其影响者数量之大令人胆寒。根据WHO组织统计，每年因主动或被动吸烟死亡的人数达600万，平均每天就有约1.65万人。在意大利，年均致死者数量为8万人，日均则超过200人。

所以，年均香烟受害者数量，相当于整个“二战”期间遇害的犹太人总数，日均受害者数量则等于每年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遇难者。然而，媒体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这显然是愚蠢而又危害巨大的“国家销售”模式在作祟。国家在此事中非但没有保护公民健康，反而利用对烟草销售的垄断大肆牟利。

Tacchi鞋跟

凯瑟琳·哈里森的小说《妾之足》［68］（2000）叙述了一位缠足女性的故事。这种野蛮而愚蠢的陋习始于千年前封建时期的中国，至1912年中华民国时废止，但据说最后一例缠足到1957年还存在。一方面，女性缠足能引起男性的情欲，成为她们诱惑男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折磨。

现在，三寸金莲已难觅踪迹，不过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时髦总会重复两次，一次作为男权主义的悲剧，另一次则呈现为女权式喜剧。今时今日，缠足悲剧的喜剧版正是女人的细高跟。它们使男性沉沦，使女性更具诱惑。但若探究本质，依然是一种强加的压迫和被隐忍的拘束，亦是时尚之愚蠢的铁证。萧伯纳曾说过，所谓的时尚，不过是一种“由广告引发的流行病”，男人和女人受其唆使，纷纷系上领带或是穿上高跟鞋。

Taglione以牙还牙

“同等报复法”最早出现在约3800年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而在《旧约》中则以如下语句存在：“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虽然常被视为一种非文明的暴行，实质上，它与现代遵循的依罪量刑原则并无不同。如果要制造一个盲人与“无齿之徒”的社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策略。然而其实它还可以有效避免过激行为或过度反应，如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或是杀死一名小偷，但许多“文明人”却认为这类行为不妥。

大自然始终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运行。“以牙还牙”战略被博弈论证明是可以制胜的，因为无论是针对挑衅还是后悔，采用这一战略都能帮助人们做出迅速而适度的反应。由此可知，有些事的本质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愚蠢。

Tasse税

在意大利，骗子不用缴税，税是由诚实的愚人承担的。从针对收益的直接税（所得税）到针对消费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了承受占收入2/3比重的高额税负，确实需要适度的迟钝。尤其是当这笔不义之财只有极少部分真正用于公共服务，剩下的则都挥霍在维持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类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之运行（包括Equitalia［69］公司在内）上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被征税的正是那些愚蠢的正直纳税人。不过早在数千年前古希腊人就已经发明了“智商税”。它所针对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蠢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正直。最初仅适用于占星术和星座学的追随者，现代各国则将其范围扩大了许多。如今对大乐透、足彩和刮刮乐收取的税费正是对赌博者的惩罚，而对不顾及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执着于抽烟、喝酒及开车的人征收烟草、酒精和汽油制造税则也显得合情合理。

Tèismo有茶论（有神论）

“有茶论”（有神论）［70］是“茶学”（神学）的基础。有茶论的本质就是信仰茶的存在。它的经典是保罗·鲍尔斯1949年所著的《遮蔽的天空》（Tè nel desserto，字面意思是沙漠中的茶），最重要的戒律为：“除茶之外再无别的神。”《感恩赞美茶》（Tè Deum，即《感恩赞美诗》）是它的圣歌。“有茶（神）之人不会去等待茶（神）的降临”则是它声明信仰的格言。

它的教堂就是庙宇，有自己的修士会。茶道（日语称为cha no yu）是它的宗教仪式，旨在纪念贞洁茶母（圣母）的诞生以及她在茶杯、茶碗中的死去，并且以茶灵（圣灵）的形式升天。吃圣餐时，信徒们需要空腹，将饼干蘸茶水吃下。

有茶论有两个最常见的异端：有酒论和有咖啡论。前者用面包和葡萄酒，后者用牛角包和咖啡，亵渎神圣的圣餐。茶义论（teodicea，神义论）试图证明酒、咖啡及其他无茶（ateinico，简写为ateo，意为无神的）饮品的存在，却徒劳无功。而无茶论（ateismo，无神论）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在酒灵的引诱下认为人们可以在没有茶的情况下生存。

Televisione电视

在其出现后的最初几年里，电视频道往往只有一两个，播放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在放送开始和结束时会有专门的片头和片尾。但正如卡尔·波普尔在《糟糕的老师：电视》（1996）中写到的，随着电视频道数量剧增，且24小时不间断地放送，制作大量高质量的电视节目已经不太可能了。

包括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体都应遵照列宁“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格言，进行大规模的缩减。但这并不可能实现，因为它们的上帝不会允许。在《理解媒介》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曾指出，“电视节目不过是广告的间歇，只有广告才是唯一的主角”。

收视率可以说明哪些节目能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废话爱好者。因此，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各样愚蠢的节目：从各种真人秀，到好莱坞的电影。一切都在格雷沙姆定律［71］无情的操控下，那些优秀的节目都被另一些毫无营养的节目驱逐了。

Teologia神学

本笃十六世于2006年9月12日发表了题为“信仰、理性与大学”的演讲。这一讲话除了激怒别的教徒以外，还这样说道：“雷根斯堡大学［72］以其拥有两个神学学院而自豪。但我们的一位同人却认为学校的古怪之处在于：有两个学院居然研究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上帝。”

拉青格的这位同事应该十分认同博尔赫斯的观点，即把神学定义为“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他分支对自己归属幻想文学全无异议。可是神学却对自己所叙述的故事深信不疑，或者说假装深信不疑。如此说来，它应该归属于蠢话，或者谎言。

关于存在上帝的概念从不曾有人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神学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更离谱的则是所谓的“信仰的奥秘”，需要人们“在理解之前先深信不疑”。这对于那些从不思考的愚忠当然没有问题，但一种值得被称为信仰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先让人理解原因，再决定是否跟随吗？

Tifo狂热

愚蠢的古罗马平民阶层用“面包和竞技场”（panem et circenses）来概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将两者混为一谈。当今的平民阶层并不比古人高明几分，也追求同样的东西。唯一的区别在于，比起竞技场，他们更钟情于体育场，尤其是绿茵场。

球迷协会往往也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的聚集地。他们日复一日地在球场发泄自己的怒气，以防止这些怒气在其他场所爆发出来。因此，2007年2月2日在卡塔尼亚主场迎战巴勒莫时发生的球迷骚乱中被杀害的警察菲利普·拉基蒂的遗孀表示：“国家已经屈服于足球了。”

足球狂热其实是反体育精神的，因为它并不是在鼓励一项运动的发展，而仅仅是支持自己的球队却贬低另一方。同样愚蠢的态度并不只存在于运动领域，在政治和宗教范畴内也同样普遍存在，如马洛事件［73］、移民事件，以及反犹主义和各种战争。

Tolstoj（Lev）列夫·托尔斯泰

托马斯·曼在《写在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之际》一文中指出：“对于拥有歌德的我们来说，自然之子托尔斯泰为了让生活更理想化所付出的热情，应被视为一名保有野性的老男孩笨拙却可敬的抗争。”若你了解德国人，包括歌德及这位托马斯·曼，便会明白这段话就是为了说明托尔斯泰并不是个傻瓜。

确实，在《战争与和平》（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这两部公认为最伟大的小说中，愚蠢并没有出场。可是，虽然托尔斯泰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属于天生的傻瓜，却不幸与帕斯卡一般在某一时刻变成了傻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最后几页恰恰证明了作家正在滑向深渊的危险趋势。

之后的许多作品，包括令人尴尬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1889），还有愚蠢的文集《艺术论》（1897）及《论科学》，都表明他陷入了无谓的对精神的探索，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典型行为。正因如此，他甚至开始重新评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对其颇为赞赏。令人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如此努力地希望成为一名大圣人，却最终变成了疯子。

Totalitarismo极权主义

如果认为在奥威尔的《1984》（1948）中暴力极权主义落败后，自由已经支配了世界，那就太傻了。事实上，从美国到梵蒂冈，如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中的后极权主义依然存在。这两国均公开宣称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25）中获得启示一事并非巧合，他们也赞同印度问题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欣赏贝拉尔米诺主教“有效的”宗教审判方式。

如果认为这些是陈年旧事那也挺愚蠢的。因为现在西方极权主义势力正在无耻地介入整个世界，以战争为大棒、宣传为胡萝卜，强制所有人接受唯一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唯一的政体（民主）以及唯一的宗教信仰（基督教）。

世界已经迷失在全球化、以美国为模板的均化和一律化的诱惑中。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统一模式的生活和文化并不能解决8亿人忍饥挨饿，甚至每年有900万人因饥饿而死去的问题。

Traffico交通拥堵

在电影《香蕉先生》（1991）中，律师叔叔面临了让西西里岛不幸闻名世界的“痛点”：“可什么是我们明明可以做些什么，却因为，恕我直言，非不可抗力而是人为因素就不去做的事？这是我们的痛点里最痛的一个，让我们在世界上丢尽了脸。您很清楚，不需要我来告诉您。我也羞于开口说，就是堵车的问题！车太多了！交通是混乱的、糟透了的，让我们不能正常生活，让我们家庭之间彼此成为敌人。车太多了！”

虽然在电影中贝尼尼用西西里岛开玩笑，但实际却是对整个意大利交通问题的痛斥，因为这真正是让意大利不幸闻名于世的一个痛处。愚蠢让意大利人把街道当作了露天剧场，在那里不分男女，人人争先恐后。所有人脑中都有他们自己不成文的交通规则—看到黄灯时加速前进，红灯时试图强行通过，尽可能不遵循优先权原则，不遵守限速规则，几乎要在斑马线上撞倒行人，违章停车，对跟自己一样不守规矩的人比粗鲁手势，还有最可怕的，在开车时用手机这种蠢上加蠢的事情。

Transustanziazione化体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如此写道：“对于基督徒而言，从声明信仰到拥有信仰，又从拥有信仰到坚守信仰，再从坚守信仰到实践信仰之间，都有着明显的距离。宗教与其说是圣化的对象，不如说是大家争论的缘由。”其中人们争论的最荒唐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化体的。现在绝大多数信徒对这一话题都采取无视态度。

根据1551年特伦托大公会议的教义解说，圣餐仪式中神父祈祷时，面包和红酒虽然外形未变，但实际上上帝已将它们化为了基督的身体与血液。可根据伽利略的《试金者》（1623），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有那些所谓的变化都是由面包和红酒的自身原因形成的。

如今伽利略的主张已经成为科学的官方立场，尤其是在化学领域。但特伦托大公会议的见解依然是教会的官方解释。对于天主教信徒这是一条不可否认的教义，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对其忽略。但这怎么可能协调“教宗化学家”方济各或是“化学家教宗”贝戈利奥这两个互相排斥、不可相容的立场呢？

Trottlole陀螺

意大利短语“像团团转的陀螺”被纳入了常用语的范畴，指极度活跃、永远行动、永不停歇的人。这群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到安宁，以“停下就会迷茫”为格言。这句话也指总是不断打鸡血却坚持不了多久的人。那么，陀螺究竟是如何旋转的呢？

这个问题在1872年由一名爱尔兰籍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休伊特·朱厄特解决了。他在自己写作的《论摩擦力》一文中对其进行了解释。先是陀螺会围绕自己的轴心开始旋转。陀螺尖端与它所在的平面之间形成的摩擦力会制造出一种类似地球自转的旋动效果。该效果逐渐累积，直到使陀螺无序落下。

但其实，早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就已将“团团转的陀螺”看作一种愚蠢了：“若有人感到无比压抑却又不明原因，应该停止疯狂地到处找事做。我们消磨时间，试图从自我中逃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承受痛苦，却不知为何如此。若能看清缘由，我们便会不再像我们正在活着的那样活着。”

Turismo旅游

中国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抛开神秘的道家不谈，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从布鲁斯·查特文到蒂齐亚诺·坦尚尼，总有少数充满幻想的行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奇妙，然后叙述给许多无聊的宅男宅女。可一旦人们可以过于简单地通过乘坐飞机去往任何目的地时，“旅行”就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廉价且省力的“旅游”。

现在已经没有《傻子旅行》（1869），在马克·吐温的陪伴下经历《赤道环游记》（1897）。有的只是皮埃尔·洛蒂这样的荒唐笑料：在世界各地转悠，随时随地停下脚步，在那里爱上一个女人，写下一部小说。然后“签到即走式”的游客又取代了他们。这类游客愚蠢地认为可以用低廉的打包价从旅行社买到异国奇遇，感兴趣的只有在人人到过、见过和留下过自拍的地点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Twitter推特

在20世纪20年代，保尔·瓦勒里初次面见爱因斯坦时，自豪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笔记本，说：“我总把它带在身边，随时记下我突如其来的灵感，这样就不会忘了。您也这么做吗？”而爱因斯坦这样回答他：“不会！我很少有灵感，所以也不会有遗忘它们的危险。”

毋庸置疑，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能至少说出一则凝聚着爱因斯坦的灵感的公式，也几乎没有人能记起瓦勒里的任何一条格言，甚至包括小说《泰斯特先生》（1926）开篇那句“愚蠢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可以想象，那些比瓦勒里更愚蠢的人每天发送的5亿条推文，在互联网信息的大浪淘沙中又能留下多少。

一个让推特痴迷者意识到自身愚蠢的好办法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思维碎片是否能凝练为一个最终想法，并能将其在140个字限制下完整地表述出来，还能再轻松插入一首但丁三行诗。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就像费里尼导演在《八部半》里所说：“我没有任何要说的，但我还是想说。”［74］

Uguaglianza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虚伪的座右铭在法庭上空回荡，人们传颂它、宣扬它，不过是为了说服天真的人去相信它。其实这句话有值得敬佩的历史。雅典人对它的阐释，诞生出了平等原则，这一原则成为了雅典民主的基石之一。继庇西特拉图与希庇阿斯的僭主政治之后，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0年提出了这一说法，认为“在国家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后来法国大革命也采用了它，使其成为“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则的一部分。

克里斯提尼之后的两个世纪，他的名言由伊壁鸠鲁以更普遍的意义进行了诠释，而伊壁鸠鲁的支持者卢克莱修也在《物性论》中借用了他的诠释，即“在自然法则面前，万物平等”。但这还只是抽象理论，牛顿则是找到平等的具体实例的第一人。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能适用于任何物质。只有在自然法庭而非人类的法庭上，人人平等原则才是真实有效的。

Ulcera溃疡

胃溃疡是一种常见而麻烦的疾病，会引起腹部不适，必要时需要手术治疗，严重时可能致死。一种前不久还在流行的伪科学认为，这种疾病是由压力或者重口味饮食引起的，因此，用抗生素治疗是不科学的。抗生素治疗的发明者是20世纪50年代一位出生于希腊家庭的医生：约翰·莱库迪斯。

1982年，两位澳大利亚医生巴里·马歇尔与罗宾·沃伦发现了一种新的肠胃病毒—幽门螺旋杆菌，并指出它正是引起胃炎和胃溃疡的主因。为了消除其他科学家的怀疑，马歇尔吞下了从一名胃炎患者身上提取并培养在试管中的细菌。一周后，他也患上了胃炎，而后抗生素治疗帮助他顺利痊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胃炎及胃溃疡的治疗集中在预防性措施上，避免疾病通过被污染的食物、水和唾液传播，主要治疗手段还是使用抗生素。故事的最后，2005年，马歇尔与沃伦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Università大学

20世纪90年代受到市场因素而非文化模式的影响，意大利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愚蠢的“改革”，导致了许多破坏性的结果。学分制导致课程数量大爆发，质量却一落千丈。声名狼藉的“3+2”制度在高中毕业生与博士之间形成了一个混杂的中间层［75］。地方教授招聘制，使得人才分布呈现沙漏形和金字塔形。分部自治把大学变成了工厂，不得不为自己的“产品”寻找赞助商。管理体制则迫使相当一部分教授成为了行政管理人员，不再是教师或研究员。

现在，无法弥补的损害已经形成，但为了亡羊补牢，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停止“每所大学都能向所有人提供一切”这种幻想。应该根据每所大学各自的师资和经费情况，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一个大学驻地网络，由学校挑选一个特定的教学、研究领域或服务地区。总而言之，是时候停止愚蠢了。但如果我们不愚蠢，又怎么会走到这般田地？

Universo宇宙

1942年，心理医生弗雷德里克·皮尔斯在其专著《自我、饥饿与攻击》中宣称：“急躁的贪婪，是世界上存在太多愚蠢的首要原因。就像一个人没有耐心咀嚼食物一般，自然他也不会有时间咀嚼精神食粮。现代化逼着我们快速吃饭，那么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认为宇宙和愚蠢都是无尽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数十年创造性的重复，1969年，皮尔斯在他的自传《垃圾桶内外》里给出了这一观点的最终版：“一次，我与爱因斯坦共度了一个轻松愉悦的下午，我还欣慰地记得他说：‘有两样东西是无穷无尽的，那就是宇宙和愚蠢，但对于宇宙我还有些不确定。’”

在1/4个世纪里，一个平凡的天文学家变身为奇怪的物理学家，皮尔斯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怀疑。其他暂且不论，为什么爱因斯坦对于宇宙虽然大却有尽头这一点没有怀疑呢？但其中的差别，从心理疗法的角度来讲也许太过细微了，也与愚蠢无甚关联，因为愚蠢是如此无穷无尽。

Vaccini疫苗

无论是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是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都曾提到，古希腊人在雅典瘟疫蔓延期间就已经发现：凡是轻微感染并痊愈的人都不会再次感染疫病。而在1796年医生爱德华·詹纳就已将提取自牛痘脓包的血清接种到了一个男孩身上，使其对天花病（于1980年官方宣布被彻底消灭）免疫。

如今，从麻疹到流感，有针对性疫苗的疾病数量众多。在意大利，儿童必须强制接种的包括白喉疫苗、破伤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及乙肝疫苗。但对于疫苗，也有一些或独立或有组织的伪科学观点传播，甚至像《鬣狗秀》［76］这样的电视节目或是格里罗的五星运动党这类政党还对它们大肆宣扬。例如，认为接种疫苗会引起孤独症。

遗憾的是，自然使占人口比例至少80%的接种人群形成了一个免疫群体，让那些本应被淘汰的未接种的笨蛋免于灭种。可是，当接种率下降，一种沉睡的疾病是有可能苏醒的。20世纪90年代就曾在英国出现过荨麻疹疫情，在俄罗斯出现的则是白喉，并且，如果蠢人们继续拒绝接种，这一切随时都会再次发生。

Vampiri吸血鬼

1816年，一群无所事事的英国土豪在日内瓦湖上一座别墅里度假。连绵的阴雨让他们觉得更加无趣，便决定创作一些恐怖故事。在他们之中，有玛丽·雪莱和约翰·波里道利。从他们有点儿坏掉的脑子里诞生了两种不同文学类型的最早期作品：《弗兰肯斯坦》（1818），描述由邪恶科学家制造出的怪物，以及《吸血鬼》（1819），关于同名异形生物的故事。后者衍生出了对吸血鬼的愚蠢狂热，而后布莱姆·斯托克的小说《德古拉》（1897）为这种狂热又添了一把火。从此，以吸血鬼为主题的大量垃圾书和垃圾电影便一发不可收拾。

不管是德古拉还是他的城堡，当然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旅客们纷纷到访位于罗马尼亚的布兰城堡，仿佛小说中的一切在那里都是真实存在似的。不过关于吸血鬼似乎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想象。斯托克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在研究一种“先天性卟啉症”。这是一种血液疾病，会引起严重贫血导致的面无血色、对紫外线极其敏感、犬齿变长，甚至大蒜过敏之类的症状，进而引发重度昏迷。但斯托克很明白，他的读者更容易欣然接受一种虚幻的神话，而不是真实的病例。

Velo真理

耶稣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真理。”在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他也如此说，不过后者却问他：“什么是真理？”并且没等他回答就转身离去了。耶稣口中的“真理”，肯定是个专有名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在彼拉多的思维里，那却是一个相对概念。

宗教中它的绝对性，源于对基督启示的信仰，甚至“启示”一词本身就是“真理”的变位字。而它在科学中的相对性，则被本笃十六世定性为相对主义，是现代化产生的罪，尽管“相对”也是“真理”的一个变位字［77］。

但是，如果相信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大有深意，那就属于形而上的典型错误，是非常愚蠢的，如仅仅看上述文字，你就会以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还可以调和。对于否定主义者，这种思维更是令人欣慰，因为“真理”还能转化成“回避它”以及“禁止它”，而这恰恰是他们最爱干的事情。

Verosimiglianza貌似真理

恩尼奥·弗拉亚诺［78］在他的遗作《印度的行李》（1996）中写道，由于近似真理往往比真理更具说服力，所以真理为了令人信服必须转变为近似真理。乍一看这是个抽象的问题，不过一旦人们发现，不论是普遍流传的迷信，还是强加于人的政治正确，“近似真理的世界”其实就是愚蠢的王国，这个问题也就立刻变得具体了。

近似真理王国，总是与科学真理共和国意见相左，而科学史则也是一部与“显而易见”的成见旷日持久的斗争史。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在向民众普及科学真理时，总会遭遇群众内部“普遍常识”的顽强抵抗。

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它围绕太阳运转；大陆是在不断漂移运动中的；山川是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形成的；物种是不断演化的；物体是由看不见的原子构成的；物质内部充满了空隙—蠢人们前赴后继地逐一反对所有这些观点，蒙昧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的战争也将永远持续下去。

Vita生命

1953年3月7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正与一些同事一起去往剑桥的食堂午餐，克里克突然毫无预兆地宣布：“今天我们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他可不是在说笑，因为就在那个早上，两位生物学家成功搭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该成果之后将成为现代科学的一座里程碑。

当听到生命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它的奥秘存在于一种大分子结构及其复制机制时，浪漫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往往会大为光火。所以，威廉·布莱克抱怨牛顿对光和重力的解释夺走了世界的诗意，谁知道他又会对沃森和克里克发表何种评论。

1970年，约翰·康威发明了“生命游戏”，它由一个无尽的棋盘构成，其中的每一格在有两个或三个相邻格点亮的情况下亮起，否则就会因为“孤立”或“过于拥挤”而熄灭。在一个如此简单的世界里，生命尚能自然产生与繁衍，那么认为它的生存需要依托一个复杂的世界就十分愚蠢了，更不需要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

Voltaire伏尔泰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剩余的世界》（1986）里写道：“人们并不阅读，倘若阅读也并不理解，即使理解也无法记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阅读、理解并记忆伏尔泰的作品，尤其是让法国了解英国的《哲学通信》（1734），让世界知晓重力的《牛顿哲学原理》（1738），还有从题目就揭示了他要将愚昧公之于众并大肆嘲笑的《天真汉》（1759）。

不过，后者并没有超越伏尔泰的另一部著作《哲学辞典》（1764），不，也许《宗教愚蠢辞典》才是更适合的书名。该书的词条中描述得格外精彩的有亚伯拉罕、亚当、天使、魂、上帝、教义、战争、奇迹、摩西、宗教、复活、迷信、神学、变体和平等。在序言中，伏尔泰用莱姆似的语气安抚图书审查员：“想要对人们隐藏真理的人，无须因本书担忧，因为人们并不阅读，他们每周工作六天，第七天则去大吃大喝、享受生活。”在某个词条中，他告诫信教者与哲学家：“颤抖吧，为你们永远到不了的理性的彼岸！”

Watson（James）詹姆斯·沃森

1953年，25岁的詹姆斯·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起成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本人着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汉。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在生物学领域的地位，类似于物理界的费曼—工作中的天才、生活中的煽动者，又是热门畅销作家，出版了包括《双螺旋》《DNA：生命的奥秘》在内的多本畅销书。

沃森时刻准备为自己的政治不正确埋单。例如，1992年，他因反对基因专利而失去了基因工程组的领导职务。而在2007年，他又因为发表一些关于女性及种族的坦率言论，不得不辞去了冷泉港实验室负责人的职务。

他将自传题目定为Avoid Boring People（2007），这是一个漂亮的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避开无趣的人”，又可以解释为“避免令他人觉得无趣”。沃森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准则，与此同时，他也以“智者比名人更适合做朋友”和“永远不做同伴中最狡猾的人”这两句话为座右铭，更是时刻不忘“智者也会说蠢话”的真理。

Wilde（Oscar）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在《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1891）一文中谈道：“世间除了愚蠢，再无其他罪。”而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1891）他又补充说道，要求艺术大众化的人，正是犯了这种罪，认为他们是“因自身的愚蠢感到苦恼而试图分散注意力”。

喜剧《认真的重要性》（1895）意大利译本的题目，愚蠢地被定为《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79］。剧中，王尔德通过主角约翰和阿尔杰农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聪明人，我真是受不了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聪明人，无论到哪里都能遇到聪明人。这实在是个全国性的灾难。怎么才能找到不聪明的人呢？我实在找不到办法。”

“不，有办法的。”

“我很希望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

“蠢人吗？噢，当然是说聪明人啦。”

“他们真蠢！”

但是，王尔德与愚蠢的斗争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他甚至还因批判愚蠢而备受指责。此外，他自己也曾在《供年轻人参考的短语与哲学》（1894）里做出警告：“说真话的人是迟早会被揭发的。”

World Stupidity Awards世界愚蠢奖

由于愚蠢广泛地存在和普及，世界愚蠢奖可以说是含金量最高、最具声望的奖项了。该奖项诞生于美国，2003—2007年连续5年颁发。之后因为参与者过多而且都成就斐然，出现大量并列得奖者而不得不暂停了。

世界愚蠢奖的创始人是以纪录片《愚蠢》（2003）和《开怀大笑》（2009）闻名的导演阿尔伯特·内伦伯格。他的另一个著名事件则是2000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恶作剧。当时他把一些演员安插在狗仔队中，冲着走上红毯的假大腕儿狂热欢呼，于是那些愚蠢的狗仔队，便认为后者是真正的大明星，对他们进行了疯狂拍摄。

世界愚蠢奖的获奖者往往都是当年最愚蠢的发明、最愚蠢的时刻还有最愚蠢的时尚。另外，他们还设置了一个特殊奖项，用于表彰那些让一件本来就愚蠢的事件更加愚蠢的人。就像好莱坞的奥斯卡奖一样，庆典的高潮则是颁发终身愚蠢奖。获奖者是—

XOXO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1988）中，他如此讲道：“我认为语言瘟疫正在以辨识度与直接性丧失的方式蔓延。自动性趋势试图将表达方式普遍化、统一化、概念化，稀释语言的含义，钝化尖锐的表述，扑灭一切由语句与新环境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由新兴媒体制造的语言流行病，伊塔洛·卡尔维诺又会做出怎样的痛斥。首当其冲，便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它们愚蠢地大量使用英式习语污染了我们的母语，且并不满足于此，还用一系列标准制式的符号表述同样统一化的感情。

像是所谓的表情符号，即幼稚的图画或是蹩脚的字母拼图，比如用：-）和：-（来表示愉快或是伤心。又如用字母X和O表示亲吻和拥抱，并可以将它们进行组合成为XXXO或者XOXO，这就像中世纪专门用来给文盲看的那种文字。真能气死伊塔洛·卡尔维诺了！

Yeats（William Butler）威廉·巴特勒·叶芝

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人。他与奥斯卡·王尔德、布莱姆·斯托克、萧伯纳、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等众多爱尔兰作家一道，以过人的天赋为英语这种语言增光添彩。但遗憾的是，他同时也是以自身愚蠢给人类灵魂抹黑的作家之一。

为了不在朋友中丢脸，年轻的叶芝复制了布莱克早期的一系列作品，然后承认：“如果没有对魔术预先进行深入研究，我是做不到这些的。”为了不在家族中丢脸，成年后的叶芝娶了一位通灵者，连他自己也认为妻子的家人“都是傻瓜”。而为了不在社会中丢脸，他与神智学者［80］海伦娜·布拉瓦茨基来往甚密。

自然，叶芝也是灵异现象的支持者，他于1890年加入了金色黎明会［81］隐秘派，又于1911年加入了幽灵俱乐部［82］。这两个组织都是精神病的聚集地，成员也包括柯南·道尔。乔伊斯认为，叶芝“因其对魔法的热爱、对征兆与符号的信仰，以及老年时期的语言猥亵，退化成了一个中世纪人”。而晚年时，叶芝对自身性能力减退的焦虑不安，更是将他引向了对优生学的崇拜。

Zichichi（Antonio）安多尼诺·齐基基

1983年1月19日，在拉奎拉大学上演了一出名为《拿撒勒的耶稣及相关科学研究》的独角哑剧：安东尼诺·齐基基［83］教授独自坐在会议桌上，被“信徒们”包围着。他们不断重复着一个问题：“齐基基，请以同为信徒的名义告诉我们，研究的真相是什么？”他们与“耶稣”直接对话，用九节诗列举教授广博的知识与伟大的功绩，鼓动他发表演说。而教授最后总会像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样，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耶稣的教诲？先别惊讶，因为齐基基经常与基督的代理人［84］来往，与上帝进行探讨。例如，在《为什么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1999）一文中，他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可以并存的。这个观点与其他几乎所有科学家的想法相悖。但与帕斯卡用《思想录》记录自己与上帝的交流不同的是，齐基基却用十分世俗、低级的手段传达上帝的指示，这让他与安德烈奥蒂［85］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最狡猾的政客和最愚蠢的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里一个站在顶端，另一个却在垫底。

［1］　索卡尔事件，是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通过后现代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设计的骗局。详情请见“艾伦·索卡尔”词条。

［2］　佛教禅宗语，指不使用语言文字，而直接以心相印证，以期顿悟。

［3］　氯氟烃（CFCs），在中国也被称作氟利昂（氟利昂是由美国杜邦公司注册的制冷剂商标，在中国是诸多制冷剂的总称，其中包括氯氟烃）。

［4］　含氢氯氟烃（HCFCs）是氯氟烃的过渡替代品，对臭氧层的损害低于氯氟烃，但长期和大量使用对臭氧层的损害不容忽视。

［5］　本笃十六世本名若瑟·拉青格。

［6］　方济各本名豪尔赫·贝戈利奥。

［7］　在意大利，税务系统会根据一个人的姓名、出生地、出生日期等信息自动生成税号，因此从税号中可以得到这些信息。

［8］　伏尔泰讽刺小说《天真汉》中的人物，是主人公的老师，信奉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认为“在万千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结局永远会是美好的”。

［9］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的概念，指因果律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梦境中的事发生在现实中。

［10］　一种非洲原始宗教，糅合了祖先崇拜、通灵术、万物有灵论以及基督教和萨满教的一些元素，除非洲外，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加勒比海国家也盛行。

［11］　这个协议，特指罗马教皇与国家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

［12］　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13］　意大利政治家，“二战”后第一位出自社会党的意大利总理。

［14］　改写自但丁《神曲·炼狱篇》第六首，原句为“唉，奴隶般的意大利，苦难的旅舍……”

［15］　意大利语中“领带”的单词是cravatta，源于克罗地亚语hravat。

［16］　也叫基督教基要派，是基督教内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一个运动，主张《圣经》绝对无误，反对自由派神学，反对对《圣经》的高等批判。

［17］　犹太裔美国人，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

［18］　犹太教《圣经》第五卷。

［19］　古代中东国家南犹大王国第十六任君主。

［20］　一般指《摩西五经》，又称摩西律法，希伯来语《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

［21］　一种有致幻作用的药物，是一种新型毒品。

［22］　以上均为不同地区宗教、部落在仪式中使用的致幻剂。

［23］　即德系犹太人，ashkenazi，希伯来语，意为德国人。

［24］　菲尔兹奖，正式名称为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于国际数学联盟召开国际数学家大会时颁发。

［25］　原口号为：“是经济，笨蛋！”前任总统老布什重外交轻经济，克林顿抛出这一口号意在表明自己重视经济发展的策略。

［26］　1929—2006年，意大利记者、作家，被誉为“世界头号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27］　意大利政府设立的专门代理公共部门追款（各类税款、罚款等）公司。当一个公共部门发现个人或企业有税款或罚单未按时付清，就在原始款项数额上加利息，处以罚款，之后将新的费用总额发给Equitalia，委托其追款。Equitalia会在这个数额上再加上它们的手续费和通知单费用，一起向欠款人追讨。

［28］　指两种意大利语修辞手法。赘语“pleonasmo”，意为同义词叠用；夸张是“iperbole”。这两个单词均源于希腊语，原意都是夸大。

［29］　在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考试的最高分是“满分加表扬”，类似于中国的“优+”。

［30］　在意大利各级学校的各类考试中，口试的比例很高。

［31］　2000—2010年天主教会组织的一项活动，主要在意大利举行，在其他国家也有开展。该活动强调传统家庭，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32］　法国西南部小镇，全法最大的天主教朝圣地。传说1858年，有个女孩在城附近波河旁的山洞中看到圣母马利亚显灵18次。

［33］　葡萄牙中部城镇，天主教著名朝圣地。传说法蒂玛圣母于1917年在连续六个月的13日在三个牧童眼前显现，向他们透露了三个秘密。

［34］　femminicidio，是femmina（女性）和omicidio（谋杀）的合成词。

［35］　maschicidio，是maschio（男性）和omicidio（谋杀）的合成词。

［36］　意大利语中，前缀gineco-表示女性的，androco-表示男性的。

［37］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情报收集分析网络的俗称。

［38］　意大利诗人，2006年为争取自己安乐死的权利与宗教界进行辩论，虽然成功，却被教会剥夺了葬礼的权利。

［39］　宗教术语，即面包为基督身体的化体，红葡萄酒为基督之血的化体。

［40］　意大利语：Mani pulite。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一场针对政治腐败的全国性司法调查，引发了意大利政坛的大变革。

［41］　西班牙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兼文学评论家。

［42］　这两个词的英语读法与意大利语读法不同，意大利人在使用英式习语时，往往会用意大利语的发音规则去拼读，造成重音错误。

［43］　在意大利语中，通常需要用斜体字表示外来词汇。

［44］　意大利语中字母“c”有两种发音，遇元音a、o、u发清辅音/k/，遇元音e、i则发/tʃ/。

［45］　源于古罗马的一种刑罚，意指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一个人的存在，具体是指在一个人去世后将他生前一切存在的记录全部毁掉。

［46］　意大利语中的Lucifero，既可以指金星，又可以指堕落天使路西法，即魔王撒旦。Giove既为木星，又指主神朱庇特。

［47］　俾格米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泛指全族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不足150厘米的种族。常见于赤道地区。

［48］　美国系列电影《夺宝奇兵》系列男主人公。

［49］　又称新时代运动，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涉及的层面极广，涵盖灵性、神秘学、替代疗法，并吸收世界各宗教的元素以及环境保护主义。但由于新纪元的名称来自古代占星术，很多科学界人士对此运动持批判怀疑的态度。

［50］　秘鲁裔美国人类学家，作者在此处都是比喻的说法。

［51］　罗马教廷第一圣部，前身为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几乎可称为天主教法庭。

［52］　即GDP，意大利语全称为Prodotto Interno Lordo，故简称为PIL。

［53］　这来自一个故事。据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一些贵族对此十分不屑，认为谁出海都能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只是运气好。于是在一次宴会中，哥伦布问大家谁能把鸡蛋竖起来，在场的贵族无人能办到。哥伦布就将鸡蛋的一端敲破了一点儿壳，很轻松地便将鸡蛋竖了起来。他告诉大家，自己能成功是因为可以想到他人想不到的。“哥伦布的鸡蛋”现用来指用十分简单的方法解决看起来很棘手的问题。

［54］　人择原理，全称是人择宇宙学原理，最早由天文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提出。

［55］　指在某组织中女性比例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规定。

［56］　纳西里耶战役，是指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遭遇的第一场重大失败，也是伊拉克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拉塞拉路战役，是指1944年意大利抵抗游击队在罗马附近伏击纳粹党卫队的战斗，导致了后来纳粹的报复性大屠杀。

［57］　古希腊哲学家，怀疑学派集大成者。

［58］　古希腊哲学家，怀疑学派代表人物，著名论点为“悬搁判断的十点论式”。

［59］　一种破案手段，指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作案人特征线索制作的作案人面部轮廓图。

［60］　英国物理学家，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鼓吹超能力等超自然现象的研究。

［61］　儒勒·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理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被公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领袖数学家，是继高斯之后对于数学及其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对数学、物理和天体力学作出了很多创造性、基础性的贡献，比如庞加莱猜想。

［62］　一块印有男性脸部及全身正、反两面印记的麻布，现存于意大利都灵主教堂。因脸部图像有胡子和齐肩长发，身体则有伤痕，基督徒根据《福音书》中的相关记载，认为它可能就是耶稣下葬时用的裹尸布。

［63］　中世纪的法国骑士，也是一名作家，据传为都灵裹尸布的第一位拥有者。

［64］　《拉特兰条约》签署后，明确了教宗所管辖的区域仅限于梵蒂冈内部，故原来立于罗马城内的一些教宗塑像被替换为墨索里尼的塑像。

［65］　罗马讽刺诗人，作品多用强烈的言辞谴责罗马贵族、社会及充满危险的城市生活。

［66］　在西方国家，马蹄铁是幸运的象征，有将马蹄铁钉在家门上辟邪的传统。

［67］　“迷信”一词意大利语写作superstizione，源于super stare，意思是在高处、处于上位。

［68］　英文版原名：The Binding Dhair。

［69］　由意大利政府2006年成立于罗马，意大利税务局持股51%，剩余股份由国家社保协会持有。其职责为除西西岛外意大利全国的税务征收工作。

［70］　这里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意大利语单词“teismo”原意为有神论，指信仰神的存在。这个词源于拉丁语theós，意为神。与其同根的还有单词“teologia”，即神学。而在意大利语中茶写作tè。作者就是利用两个单词在拼写中的相似之处开了一个具有宗教讽刺意义的玩笑。在本段落中出现的所有含词根tè的单词都是在进行文字游戏，将“神”替换为“茶”。

［71］　即劣币驱逐良币。

［72］　本笃十六世在当选教宗前，自1969年起担任雷根斯堡大学教义学讲座教授。

［73］　见“马洛”词条。

［74］　意大利原文为“Non ho nulla da dire, ma voglio dirlo lo stesso...”共47个字。

［75］　根据意大利现行的大学教育体系，完成三年本科阶段学习后，再进行一年学习获得至少60学分，授予第一级专业硕士学位。而在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后再进行一年学习获得至少60学分，则可以授予第二级专业硕士学位。

［76］　意大利一档讨论社会问题的电视节目。

［77］　变位字是指将一个单词（或句子）中的字母重新组合所产生的新单词（或句子）。在这里，意大利语单词“启示”（rivelata）和“相对”（relativa）都是“真理”（la verità）的变位字。下文中，“回避它”（evitarla）和“禁止它”（vietarla）也都是“真理”的变位字。

［78］　意大利编剧，代表作有《八部半》《甜蜜的生活》，曾多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

［79］　该书英文原名为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earnest意为真挚的、重要的，又可以用作人名，在意大利语中写作Ernesto（埃纳斯特）。

［80］　神智学是一种综合了科学、哲学与宗教，解释宇宙、生命、自然这类大问题的学说。它认为自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为人们提供理解生命的哲学。

［81］　又称“金色黎明魔法研究组织”，创办于1887年，致力于研究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卡巴拉炼金术、巴比伦占星术、召唤术等不同类型的魔法。

［82］　最早诞生于剑桥大学，由一群爱好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学生创立，兴盛时期的成员包括叶芝、柯南·道尔、狄更斯、威廉·克鲁克斯等。

［83］　意大利物理学家。

［84］　指罗马教宗。

［85］　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驰骋意大利政坛40余年，前后7次任总理，非常受选民欢迎。同时也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与教会来往非常密切。在其病逝后，天主教圣座国务卿贝尔托内枢机主教称他为“勤劳的公仆、有信仰的人和教会的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