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大卫·邵洛伊
Date: 2018-02-28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人不过如此

[英] 大卫·邵洛伊 著

张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一篇 十七岁那年，我爱上了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篇 我祼辞去寻找诗与远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三篇 我爱上了朋友的女朋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四篇 她怀孕了，可我却不想结婚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篇 放弃爱情，追随战神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篇 人到中年还能翻盘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七篇 我还能更倒霉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篇 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到一无所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九篇 时光从不语，我已告知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在我还是青年时，人们告诉我何为男人的责任。

如今我长大成人，已竭尽全力履行这份责任
[1] 。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2] 。

[1] 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1969年单曲《不论时运如何》（Good Times Bad Times）中的歌词。——译者注

[2] 美国飞鸟乐队（The Byrds）1965年单曲《变变变》（Turn! Turn! Turn!）中的歌词，也是《圣经·传道书》第三章中的第一句。——译者注

第一篇
十七岁那年，我爱上了 ……
[1]

要尽情享受人生，不然就是犯错。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活过，否则人世这一遭就白来了。我已经太老了——看明白这一点时，我无论如何也已经太老了。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这一点你要切记。

[1] 这是《不论时运如何》中的歌词，这里将原句中的“十六岁”改成了“十七岁”，以对应本篇故事主人公的年龄。——译者注

第一章

柏林中央火车站。

波兰来的火车都在此进站。两个英国男孩刚从克拉科夫
[1] 来，一路舟车劳顿，形容憔悴——两人买的是欧洲火车通票
[2] ，一连在车上坐了十天，身子消瘦了些，人也显得邋遢。其中叫西蒙的年轻人眼神空洞，不知在看什么：他长相英俊，颧骨高，一副凝重的样子；明明没什么表情，却又无端显得紧张。此时正是早上七点，车站的酒馆内吵吵闹闹，烟雾缭绕。他正不以为然地听着邻桌人交谈：邻桌坐着两名男子，一个像美国人，另一个年长些的是德国人。只听德国男子笑着说：“你们战场上才死了四十万人，我们死了六百万！”

美国男子回了句话，话音淹没在四周的喧嚣中。

“苏联死了一千二百万——有六百万都是我们干掉的。”

西蒙点了支波兰产的烟卷，盯着塑封菜单上用德文印着的“煎蛋”二字。酒钱就放在桌上，等服务生来收。钱是欧元，图案精美，颇为时髦。他喜欢纸币上的字体设计，未加修饰，显得朴实无华。

“单是在列宁格勒就死了一百万人。一百万哪！”

人们喝着啤酒。

天空下起小雨，润泽了车站周遭灰暗的景致。

方才，西蒙和朋友跟服务生吵了起来：他们点了壶咖啡，想要两个杯子，服务生却不肯给。这么一来，两人只得共用一个。眼下，西蒙的朋友正在公共电话亭，他们的手机在当地用不了。电话亭的塑料外罩几经烟熏，遮住了朋友的半个身子——他正给一个叫奥拓的人打电话。

服务生穿了件油腻腻的鲜红色马甲。西蒙心想，这人对他俩爱答不理，对别的客人倒挺殷勤。他目光如炬，牢牢注视着服务生的一举一动，看他从烟气和喧嚣间穿过，走到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拿报纸的男子身旁，好比眼前这位——那男子抬起头，迅速挤出个笑容，又趁上菜的工夫看了眼手表。

酒吧外响起了广播，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朗读着列车进出站的信息，夹杂着呼啸的风声。这声音时断时续，像不断开合的水龙头。

西蒙已习惯了那断续又无章的调子。

广播声与回声交织在一起。

这断续无章的调子仿佛延长了他的疲惫感，内化为他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主观感受。

服务生给穿西装的客人结结实实地鞠了一躬。

车站上人流涌动。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乘客在站台上不断移动，像股浊流。

他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看见朋友费迪南挂了电话。

这些天来，他们一直在给奥拓打电话。奥拓是个德国男孩，几周前跟费迪南在伦敦相识。当时，他许诺要是费迪南来柏林，自己愿尽地主之谊。现在想来，那多半只是酒后胡言，奥拓自己大概也没想到费迪南真的会来。

费迪南苦着脸回到桌旁。

“还是没人接。”他说。

西蒙只是抽烟，什么也没说。暗地里，他盼着电话一直打不通才好——他才不想跟奥拓扯上什么关系。他在伦敦没见过这个奥拓；不过，光是听费迪南对奥拓的描述，他就不喜欢这个人。

他问：“咱们接下来干点什么？”

“不知道。”费迪南答道。他的脸就像被人踢了一脚似的，脸色苍白，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脖子上还起了些疹子，嘴边也有一颗。“干脆去他的公寓吧？”他有奥拓家的地址。四月份，也就是他们还在伦敦的时候，费迪南跟奥拓在脸书上大致规划了一下德国之行。那时，奥拓还盼着他们来呢。

两人坐了两站城市轻轨，找了许久才到奥拓家。出乎意料的是，这公寓在一条肮脏的小巷子里，四下只有一位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被阴暗的光线笼罩着，正站在楼梯拐角处的平台上。再往上走半层就是奥拓的家门了。

怎么会有警察？

难道奥拓遇害了？

两人犹豫着不敢上前。

“你们好。”警察用德语打了个招呼。从他的声调判断，显然并没有什么凶案发生。

他们说是来找奥拓的。很明显，警察知道奥拓是谁。他告诉他们奥拓不在，家里也没别人。

西蒙和费迪南只好等在外面。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这期间，费迪南去了几次街上的公共电话亭，试图通过可能知情的人联系上奥拓。西蒙则来到公寓一楼空旷的大厅，在铺着瓷砖的地上坐了下来。他拉开背包侧边的口袋，掏出一本翻旧的企鹅经典系列读物——《使节》
[3] ，打算读上几章。翻开书本，几行字映入他疲惫的双眼：

要尽情享受人生，不然就是犯错。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活过，否则人世这一遭就白来了。我已经太老了——看明白这一点时，我无论如何也已经太老了。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这一点你要切记。人们总有种幻想，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别像我似的，到老了却没有这“自由”的回忆。年轻时，说不好是太蠢还是太精，总之我从没体验过这种“自由”；如今，我倒要改正年轻时犯下的错啦。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只要别像我这样就好。我真是大错特错。享受人生吧！享受！

西蒙从装书的口袋里掏出支笔，在这段话旁画了条竖线，又在线外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主题”。

费迪南走了回来。街上正下着雨，淋了他一身。

“怎么办呢？”他问。

他们又坐上城市轻轨。

雨停了。西蒙和费迪南望着车窗外，看到了一段满是涂鸦的柏林墙遗址，颇具迷幻艺术风格
[4] 。他们还太年轻，并不记得那段陈年往事。昔日的高墙已被夷为平地，阳光闪耀在空旷的大地上，处处晴好。阳光穿过车窗和肮脏的窗帘，直射进来。西蒙眯起眼睛。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轻轨从道岔上轧过。

我为什么——

轻轨放慢速度。

——要来这里？

轻轨减速驶入露天的华沙大街站。站台上刮着风，四周都是荒原。

荒原。

四月是……
[5]

西蒙和费迪南都仰慕艾略特，爱他那如旋律般悠扬的悲观文字。他们也敬畏乔伊斯
[6] ，盼着像他那样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因为欣赏这些文豪的作品，他们才结为好友。两人亦醉心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加缪
[7] 的《异乡人》，将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困境想作自己的——好比眼下，他们正在“等待奥拓”
[8] 。

放眼华沙大街站，一列火车从茁壮的野草间驶过，春雨无情地鞭挞着广告牌脱落的外皮。此处，虽不见天桥上的车辆往来，却听得见它们喧闹的声音。

到了克罗伊茨贝格
[9] ，两人已筋疲力尽，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吃午餐。

克罗伊茨贝格简直令人失望——这儿本该是潮流中心，是个不落俗套的地方。费迪南尤其失望。西蒙正往自己形状优美的嘴中塞着食物，他从没指望这里能有什么不一样。他对这地方不感兴趣，倒觉得费迪南挺幼稚，竟以为能在这里找到什么乐子——当然了，这话他并没有说出口。

两人边吃边聊，直说柏林的东西要比波兰贵得多（他们去过华沙、克拉科夫和奥斯维辛）。不过，话又说回来，柏林的东西质量好，价钱也理应高一些。比如此地的吃食就不错，两人狼吞虎咽。

不知怎么，他们聊起了学校的人来。今年两人即将高中毕业，夏天就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他们都盼着秋天能在牛津读书。（正因如此，西蒙才强打精神苦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好找到一些与“国际主题”
[10] 相关的材料。）

他们聊起了形形色色的人来，多是嘲笑别人的蠢相。这时，费迪南提到了卡伦·菲尔丁。

费迪南不过随口一提，就当讲了件稀松平常之事。他哪里知道，这位卡伦·菲尔丁常常出现在西蒙的梦里。梦中，西蒙或是与她交谈、对望，或是短暂地触碰了她的手——每每这时，他便从梦中醒来，而那女孩的手仿佛还停留在他的指尖上，似真似幻的触感为他带来片刻的极致欢愉。西蒙将梦里的点滴都虔诚地写进日记，大费笔墨地解析梦的含义和本质。

然而，在现实中，卡伦与西蒙鲜少交谈，也全然不知他心中的绮念——西蒙常在食堂痴望她端着托盘的倩影，抑或是她打完曲棍球后满身泥泞归来的疲态；这些卡伦从未注意。事实上，西蒙对卡伦的了解也仅限于知道她家住在迪德科特
[11] ——就这，还是他无意中听她对别人讲的。打那时起，“迪德科特”在他心中就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仿佛成了个秘密的承诺。就像“卡伦”这个名字一样，“迪德科特”四个字似乎也蕴含着强烈的情感，令他不敢下笔书写。不过，在华沙某家青年旅社过夜时，趁着费迪南洗澡的工夫，西蒙写下了令他心跳加速的一行字：

就算游历了整个欧洲大陆又如何？天地之间，我心之所向也只是英国郊区那普普通通的——

他笔下一顿。

接着，他补上了那个词：

迪德科特。

比起这个地名，她的名字更令他情炽。他还不曾有勇气将之呈于纸上。

眼下，听到费迪南提起卡伦，西蒙也只是点点头，给咖啡加了点糖。

他渴望多谈些与她相关的事。

他无比希望将整个下午都用来谈论她，就算只听着她的名字被一次次大声念出，也会觉得满足。卡伦·菲尔丁，对他来说，这五个字仿佛蕴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不过，他并未表明心迹，而是再次抱怨起了旅途中的种种不顺，声称旅行绝不可能令人称心如意。

费迪南垂下眼帘，一边搅动咖啡，一边听西蒙气急败坏地滔滔不绝。

“游客想要的是什么？欣赏风景？体察生活？生活处处都是，你根本用不着大费周章地走遍欧洲……”

我心之所向也只是——

费迪南不再听西蒙说话，连样子都懒得装。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写起字来，明信片背面印着克拉科夫教堂凹凸不平的黑色外墙。他打算把这张明信片寄回英国，寄给一个女孩子——在英国时，他俩就眉来眼去的，有时他还真挺喜欢她。他想，怎么着也别轻易放手。写到“我们两个都开始长胡子了”时，他笑了起来，抚摸着坚硬的下巴上的胡楂儿——这话听上去颇有些男子气概，又显得风趣。写完后，为征求西蒙的意见，他大声朗读了一遍。（作为回应，西蒙苍白地笑了笑。）接着，他起身去了洗手间。

费迪南离开了好一会儿。餐馆里洒满阳光。西蒙坐着，望着他烟头上袅袅升起的烟雾。

许是因为累了，他有点想哭。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寂寞恰似冷风，在他心中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经历了十天的旅程后，他发现费迪南总是令他烦心。刚才，费迪南读着明信片，向他展示用绿墨水匆匆画就的蓄胡男人，他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在车站存包时，费迪南喷香水的模样也令他印象深刻：他肆无忌惮地掀起T恤，大喷特喷，把那撮胸毛完全暴露出来……那一刻，西蒙简直……这就是与他同行的伙伴。此刻，寂寞像冷风般无边无际，将他淹没。

他望着烟头上袅袅升起的烟雾。

餐馆里洒满阳光。

晚上，两人又来到了奥拓的公寓，碰到了奥拓的姐姐和两个穿皮衣的男人：叫鲁兹的男人个头不高，脸上几乎打满了洞；叫威利的那个则高大得多，长着海象般两端下垂的胡子。这位姐姐不认得他们，两人将来龙去脉解释了一番后，她便招呼他们不必拘束，在这儿等着就行——奥拓早晚得回来。她说她跟两个朋友正要离开。

三人走后，西蒙和费迪南自然不再拘束。这公寓出人意料地大，他们四下走动，便有些放肆起来，先是喝了些看上去很昂贵的威士忌，又翻起了抽屉。在一个抽屉里，西蒙发现了一副奇怪的牌。这该是塔罗牌吧？他心想。他随便抽出一张，翻了过来，发现牌面上印着一只手，握了根棍子似的东西，还印着一句德文：爱神的权杖。显然，这是生殖器的象征，并不怎么隐晦。管他呢，无聊。他把抽屉合上了。

凌晨两点，奥拓像阵风一般冲了进来，发现客厅地板上有两个躺在睡袋里的人。

他一边尖叫一边打开了灯。

奥拓马上认出了正抬头眯眼看着他的费迪南，大吼一声：“妈的，你还真找过来了！”

“奥拓……”

“妈的！”

“你别生气啊……”费迪南开始道歉。

“你他妈说什么呢？”奥拓尖声嚷道。

“你别因为我们两个来了就生气……”

“你觉得我是在生气？”奥拓继续吼道。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等你们哪。”奥拓身后站了个人，正越过他的肩膀瞧着这幅情景。

“你听我说，我们给你打电话来着……”

“然后呢？”

“你没在家。”

“我那时候不在！”奥拓解释道，话还是吼出来的。

“打你的手机你也没接……”

“我的手机丢了！”

“哦。”

“对，我的手机丢了。”说着，奥拓突然放低了声音，听上去有些难过。“我的手机丢了。”

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开始卷起了大麻烟。西蒙有些失望，他本指望奥拓能赶紧关灯走人。

奥拓戴了顶傻乎乎的帽子，夹克的袖子很短，露了一大截手腕。他卷着烟，喉结上下蠕动。原来，过去这一周，他和朋友在某个活动现场帮人卖酒水，所以没在柏林。趁着奥拓卷烟的工夫，费迪南一遍又一遍地道谢，感谢他留他们住下。

“我得再说一遍，真的太感谢你了。”说着，费迪南在睡袋里坐了起来。

“唉，算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奥拓的口气傲慢又冷漠。他还坐在沙发上，没摘帽子。

“那个，呃，警察是怎么回事？”费迪南问他。

奥拓似乎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说警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费迪南指了指奥拓正在腿上卷着的东西。

奥拓不屑一顾。“哦，去他的吧！”然后又补了一句，“他才不管这个。”

“那他来这儿干吗呢？”

“他是为我父亲的事，”奥拓答道，“这事太扯了。”

“你父亲？”

“对，这事真够恶心的。”奥拓最后卷了几下，用小拇指尖沾了一点唾沫。“他在政府里头当差。你也知道……”

“在政府里头？”西蒙怀疑地问。打奥拓进门后，这还是他头一次开口。

奥拓没理他，把烟卷点着了。

西蒙立刻讨厌起奥拓来。他希望费迪南别再说感谢的话了，自己则几乎一言不发。烟卷吸完后，奥拓让他也卷一根。他拿过材料卷了起来，还是不说话。奥拓不断嘱咐他多加些大麻进去，自己则跟费迪南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伦敦的朋友来，两个人兴奋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奥拓让西蒙再卷根烟，又催他多放些料。几人都有些飘飘欲仙。不知是谁打开了电视，屏幕上似乎正播放着色情片，有个站在麦田中的裸女。西蒙不去看这一幕，另外几个人则对着电视哈哈大笑。突然间，西蒙发现奥拓的朋友已经走了。他不记得这人是什么时候走的，只是有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仿佛这人并不存在，不过是心中的一个幻影。那两个人还在冲裸女笑着。奥拓饥渴地盯着屏幕，眼里闪着幽光，舌头半露，一副痴样。

西蒙的身子哆嗦起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起身去找洗手间。进去后，他盯着几瓶洗发露和陶瓷浴缸边的一只发条青蛙，全然忘了自己身处何处。他就这么站着看了好半天，盯着发条青蛙那天真无邪的绿色脸庞。排风扇嗡嗡作响，越听越像是啜泣。

大约二十分钟后，他又回到客厅的地板上坐下。奥拓问他：“还剩多少料？”

“没了。”西蒙回答。客厅是米黄和奶油色的，颇具东方风情。他感到一阵陌生，仿佛刚刚才第一次见到这个房间。

“你都抽完了？”

一旁的费迪南已不省人事，他傻笑起来，不断重复着：“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全都抽完了？”奥拓又问了一遍，依然难以置信。

费迪南傻笑着，还在道歉。

“嗯。”西蒙说道。此外，他还在亮闪闪的浅色地毯上烫了几个洞，不过他暂时不打算告诉奥拓这个。

“妈的。”奥拓骂了一句。他似乎还以为西蒙在说笑，又问了一遍：“你真的都抽完了？”

“真的。”

“真对不起。”费迪南说着，突然换上了一副异常严肃的面容。

奥拓叹了口气：“好吧。”他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一事实。“妈的。”片刻后，他又骂了句，“你都抽完了……”

西蒙慢慢地躺回睡袋里，翻了个身背对着费迪南和奥拓。他都睡着了，那两人还在说话。

第二天，西蒙和费迪南去了波茨坦
[12] ，完成了西蒙想在柏林做的一件事——参观无忧宫
[13] 。

出了波茨坦车站，一座富丽堂皇的绿色大门映入眼帘，接着是条林荫道，道旁种了些不高的树。不远处有座小山，山坡呈梯田状，无忧宫就在山顶。山脚下是一方喷泉，泉水喷得老高。白色石雕星罗棋布，造型各异：有的是男子狎戏女子，有的是两人缠斗，还有的凝眉注视着远方……令人费解的是，每座雕像都定格于某个疯狂的姿势，或置于安静的树篱间，或矗立在装饰性的池塘旁，与平静的池水交相辉映。

西蒙在风景中慢慢踱着步。长而笔直的道路两侧种着树，道路交会处坐落着喷泉，尽头则与宫殿正面相对。他满心欢喜。

附近有处可以饮茶的地方。两人坐在露天的金属桌椅旁，西蒙侃侃而谈——他说这整片风景恰似巴赫的乐曲，表达出人类内心世界的天然秩序。

费迪南吃着蛋糕，抱怨背上长了痘，自己的衬衫都被弄脏了。

西蒙身上也长了差不多的玩意儿，不过他没吭声（他可是个讲究的人，不想让费迪南看他身子），而是放下了手中的《使节》，给费迪南讲起了腓特烈大帝
[14] 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
[15] 的故事：腓特烈·威廉一世十分钟情手下的卫兵，要求他们必须身材高大，还对其制服细节百般挑剔；他身子不舒服的时候，就爱看卫兵走正步。听了这个故事，费迪南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说着，他用手指蘸起了盘里最后一点儿奶油，塞进嘴里。西蒙颇感自得，他喝光了杯中的茶，又捧起书来。此时已接近傍晚，他们却没想好晚上该在哪儿落脚。阳光照在宫殿高高的窗户上，晃得人睁不开眼，雕像在平整的草地上投下阴影。

“今晚干点什么好呢？”费迪南问道。

西蒙只是耸耸肩，目光没从书上移开半分。

今早起床时，奥拓的姐姐已经回到公寓里了。她提议他们跟她、鲁兹和威利去镇上待一夜。此刻，费迪南暗示西蒙，这或许是个去处，西蒙却还是没有作声。他是故意的——想到要跟奥拓的姐姐和朋友过夜，他心里就生出了一种类似恐惧的情绪，整个人心神不宁。“这帮人多傻啊，是不是？”他说，眼睛仍没离开手中的书。这一天他们有大半时间都在嘲笑鲁兹和威利，嘲笑他们穿的皮衣，身上打的洞，鲁兹刺耳的笑声和威利阴郁的胡子。

“他们看着还好吧。”费迪南的语气不无忧虑：过去十天里，他都只有西蒙一人做伴。“奥拓他姐姐人挺不错的。”

“是吗？”

“不是吗？”

“是挺不错。”说着，西蒙翻了一页，“算是吧。”

“不然还能去做什么？”费迪南勉强笑笑。

“不知道。”

“要我说，跟他们喝一杯也没什么。”费迪南又说，“人家也没那么坏。”

“几点了？”

“该往回走了。”

“是吗？”西蒙转头看向阴影笼罩下的景色。“我挺喜欢这儿的。”

晚上，他们还是跟奥拓的姐姐和朋友待了一会儿。西蒙一副不好相处的样子。大家都在聊天，只有他一个人一脸严肃，冷漠而不快地抿着酒馆自酿的酒，费迪南都替他感到尴尬。这是一家带点儿嬉皮士风格的小馆，位于克罗伊茨贝格。晚上很凉快，他们坐在馆子外头的树下，树上的石楠花散发出阵阵幽香。

“你那朋友怎么了？”鲁兹悄声问道。他向费迪南身边靠去，脸上的环叮当作响。“他没事吧？”鲁兹的头发是浅棕色的，人长得挺难看。

“我不知道。”费迪南的音量足以令西蒙听清，不过他只装没听见。“他老是那样。”

“那跟他搭伙旅行应该挺有意思吧？”

费迪南只是笑笑。

鲁兹又问：“他只是害羞，是不是？”

“可能吧。”

“我肯定他没什么问题。”

“那当然，”费迪南说，“他可聪明了。”

“那肯定。”

“有时候也挺幽默。”

“是吗？”

“是。”

“这我可真想象不出。”鲁兹回答。

鲁兹的朋友威利跟西蒙一样沉默，笑容也很少。晚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费迪南、鲁兹和奥拓三人在交谈。聊天时，费迪南不免谈到跟西蒙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他们去的多是基督教的圣地，鲁兹听到后非常气愤。“这种烂事大可以等年纪大些再做！”他驳斥道，“在这个年纪还用不着！你们想在教堂里干吗？那是老年人才去的地方，你们两个多大？”

他们说自己十七岁。

“你们还这么年轻，”鲁兹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其实他最多也就比他们大十岁，“过得有意思点儿行不行？行不行？”

[1] 克拉科夫：波兰城市。——译者注

[2] 欧洲火车通票是专供欧洲居民购买的火车通票，持票人可在欧洲多国乘坐火车通行。—— 译者注

[3] 《使节》：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于190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译者注

[4] 迷幻艺术风格的作品通常画面高度扭曲，能令观众产生超现实的体验，且大多颜色鲜艳。——译者注

[5] 此句出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原句为：“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译者注

[6] 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译者注

[7] 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下文提到的《异乡人》是他创作的小说。——译者注

[8] 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是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创作的戏剧《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译者注

[9] 克罗伊茨贝格：德国首都柏林的一个区。——译者注

[10] “国际主题小说”是亨利·詹姆斯的独创。这类小说主要描写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展

现美国和欧洲在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译者注

[11] 迪德科特：英国牛津郡下属的一个镇。——译者注

[12] 波茨坦：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首府，位于柏林市西南郊。“二战”时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即在此地召开。——译者注

[13] 无忧宫：建于18世纪的德国宫殿，位于波茨坦市北郊。因建于沙丘之上，又被称为“沙丘上的宫殿”。——译者注

[14] 腓特烈大帝：亦称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740年至1786年在位。——译者注

[15] 腓特烈·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绰号“军曹国王”，1713年至1740年在位。——译者注

第二章

过得有意思点儿。

西蒙和费迪南坐了一夜的火车，向着布拉格进发。这趟火车坐得很满，一个空座也没有，他们只好躺在厕所外的地板上，不断被走过的人踢到。

天亮了。过了一会儿，两人起来找吃的。

风景从窗外掠过，如波浪般起伏，在美好的晨光中时隐时现。

松树林上环绕着烟雾。

昨晚，西蒙在地板上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此刻，他还回想着梦的内容：先是梦见有片湖，湖底有他的一个什么物件；接着，他又梦见自己跟学校里的某个人谈论起卡伦·菲尔丁来，谈话中对方用了个很怪的词，在现实世界中，这个词可能并不存在；之后，他梦见自己与卡伦·菲尔丁在狭窄的门洞中擦身而过。他垂着眼睛，可当他抬起头来，却发现卡伦正冲自己微笑——就在这一刻，他从梦中醒来，全身充满不可描述的快感。

“老兄，你脸色不太好。”餐车里，费迪南正坐在他对面。

“是吗？”

“我说你没事吧？”

显然，西蒙心想，费迪南在努力求和。

前一天，两人因为旅行计划的事吵了一架。

西蒙想搭早班车去布拉格，费迪南却不想——奥拓之前答应带他们在柏林玩一圈，他还惦记着这事。

像往常那样，西蒙无声地坚持着自己的决定。后来，费迪南才发现，西蒙其实是想在莱比锡
[1] 下车，去看巴赫的墓。

在费迪南看来，自己或多或少是被“骗”到莱比锡的，这感觉可不太妙。为了在冷冰冰的托马斯教堂
[2] 待上几分钟，两人在车站和附近泥泞的街上干耗了整整十个小时，半夜才等到了去布拉格的车。事后，连西蒙自己都说这教堂“压根没什么好看的”。

到了午夜时分，两人不再说话，只坐在站台上等车。附近，一些年轻的德国基督教徒在唱歌，唱的都是《顺其自然》
[3] 和《答案在风中飘扬》
[4] 这样的歌曲。雨水掠过高处的路灯，坠入暗夜笼罩下的铁轨。

西蒙似乎没留意自己跟费迪南吵了架，更没注意到对方今早的求和之举。

他向窗外看去，阳光在他英俊的侧脸上投下阴影。他昨夜没睡好，双手还在微微颤抖。

“大约一个钟头后就能到布拉格了。”费迪南说。

“是吗？”不知怎么，西蒙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生命就像是一个个泡泡，成群结队地从水底浮起，像溪流，像云朵，时而相触、时而交织，但每个都保持独立的形态，从水底一路向着光亮移动。待到水面时，这独立的形态便不复存在。水中的泡泡是独立的个体，到了空中，泡泡则化为空气的一部分，源源不断、周而复始，融于天地万物，再难分辨。是的，他是这样想的，在雾气柔化的阳光中眯着眼睛，热泪盈眶。这就是生和死原本的样子。

“到了布拉格，我们去哪儿住呢？”费迪南问。

“我不知道。”

“旅社？”

“好。”西蒙还望着窗外的风景。雾气正在散去。

很快，布拉格到了。一群没刮胡须的男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在站台上。火车缓缓停下，光洁的车窗映出他们扬起的脸。西蒙和费迪南尚未从列车陡峭的钢梯上走下，就已成为男人们哄抢的目标。几分钟后，两人坐进了一辆斯柯达——这车比他们的岁数都大，引擎像黄蜂般嗡鸣，排出了大量蓝色尾气，闻起来有些甜，令人头晕。附近树上开的花也散发着相似的味道。司机只会说几个德语词：“空房，空房。”在车站时，他一边重复着这个词，一边从西蒙和费迪南手里抢过行李，一路跑回车上。

车子行驶了大约二十分钟，多是走上坡路，因此车速极慢。接着，他们来到了郊外一片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地带，放眼望去，四处是破裂的柏油路面，土地被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褪色的房屋伫立其上。最后，车子停在了一座单层小屋前，屋前有棵树，小径上落满花瓣。司机和他太太就住在小屋里，他太太能说点英语。

下车后，阵阵鸟鸣声迎面而来。司机太太正推开吱吱作响的前门，她挺热情，甚至有些迫不及待。这女人约莫四十岁，像是刚起床，米黄色的头发仿佛镀了层金，没怎么打理，松松散散地披着。她穿了件浴巾材质的黄色晨衣，脚蹬蓝色凉鞋，踏着小径上的花瓣款款走来。阳光穿过树顶倾泻而下，在她光洁的面容上留下点点光晕。她面带笑容，在西蒙和费迪南的脸上结结实实地各亲了两下，招呼两人进屋看房间。房间里有张单人床，地上是一块沾了污渍的泡沫垫，窗户上爬满了树叶。西蒙和费迪南颇感疲惫。他们打量着房间，司机太太笑着问：“这房间可以吗？”

她吩咐两人把东西放下，先跟她一块儿吃早餐。他们跟着她从过道穿过（过道里放着台洗衣机），路过了一个脏兮兮的房间（似乎是浴室），来到了厨房。

西蒙一路跟进厨房，心里还想着火车上的那个梦。对他而言，比起此刻经历的一切——路过洗衣机，走进这阳光满溢的厨房，司机太太招呼他坐下——梦中的情境仿佛显得更真实些。

我心之所向也只是——

此刻，她——卡伦——应当正做着什么。当他在阳光满溢的厨房中挨着小方桌坐下时，她应该也正做着什么。梦里，她向他绽开的笑容比正从冰箱里拿东西的司机太太要真实得多——后者正向他和费迪南表示，在她家落脚是个正确的选择。

梦里，卡伦冲他笑着。也许这不过是他的臆想——梦里，她的脸上并无笑意，表情其实很严肃，苍白的脸庞包裹在暗色的头发中，神情肃穆；不过，那如洋娃娃般湛蓝的双眼盛满了温柔的情意。不知怎么，他就是觉得她在冲他笑——就在那一刻，第一缕阳光涌入车厢，与车轮的轰鸣声一起将他从梦中惊醒。

司机太太说自己并不爱财，出租客房也不为营利。她说自己就是愿意跟人打交道，愿意帮助人。她愿意倾其所有帮助别人。“我也愿意帮助你们。”她说。她承认，自家房子不在镇中心，不过，到那儿去并不难，她可以告诉他们怎么走。趁着两人吃饭的工夫，她在饭桌上摊开一张地图，用指尖绘出通向地铁站的路；不过，大部分路线似乎都与地图的折痕重合，纸张早已磨破，内容模糊不清。

他们用橡果状的小杯子喝着梅子白兰地。厨房内，空气灰蒙蒙的，散发着刺鼻的烟气。那张地图不小，破破烂烂的，用不同的颜色标出了布拉格的各个区。司机太太趴在地图上，不知怎么，她没留意自己的衣裳，露出了一抹“春色”——也不知她晨衣下穿没穿别的衣裳，如果穿了，穿的又是什么。费迪南恰好瞧见了这一幕。他脸上浮起了猥琐的笑，向司机太太那边偏了下头，试图引起西蒙的注意。就在这时，司机先生走了进来，取出口中的香烟，用捷克语说了些什么。

司机太太口中发出“嘘嘘”声，想把丈夫撵到一边，头都不抬一下。她正用劈了的指甲在地图上描着曲折的街道。夫妻俩好像拌了几句嘴，听上去火药味十足。

费迪南还在猥琐地笑着。

司机太太仍旧趴在那张地图上。

司机先生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脸上有些愠色，接着便离开了。司机太太说他上班去了，她说她丈夫从前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现在是个体育老师。

司机太太坐了下来，又点了支烟，把一只手搭到了西蒙的膝盖上。（西蒙没怎么说话，她却似乎对他格外感兴趣。）“我先生，”她的英语带点口音，“什么也不懂，就会踢球。”她停顿了一下，手还搭在他的膝上。“你懂我的意思吧？”

“嗯。”西蒙答道。

在火车上凑合了一晚，一大早又没少喝酒，此刻，西蒙颇有些头昏脑涨。他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眼前的一切都异常生动：阳光满溢的厨房，挂在墙上的猫咪画像，还有这位前足球运动员的太太的蓝眼睛和羊皮纸般光滑的皮肤。她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他垂下双眼，却看到她纤细而光滑的膝盖。

他抬起头，又迎上她的目光。

“他什么也不懂，就会踢球。”她说。他看着她的嘴一开一合。“你懂我的意思吧？”她的语气不像提问，更像是发号施令。

“你们这些孩子，”她愉悦地笑着，拿起了白兰地酒瓶，“你们喜欢运动吗？”

“我喜欢。”费迪南告诉她。

“是吗？”

“西蒙不喜欢。”

“才不是这么回事。”西蒙愠怒地咕哝着。

司机太太似乎没听见这句话。她转向西蒙：“不喜欢运动？那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知道你喜欢什么！”她又把手搭在他的膝头，哈哈大笑起来。

“西蒙喜欢看书。”费迪南说。

“哦，你喜欢看书！那很好。我也喜欢看书！哦——”她把手放在胸口，“我爱书。我丈夫，他就不喜欢看书，对艺术也不感兴趣。我猜，你应该喜欢艺术吧？”

“他喜欢。”费迪南表示肯定。

“哦，那很好！”司机太太望着西蒙，叹了口气。“美，”她说道，“美，美，我就是为了美而活的。走，我带你去瞧瞧。”

司机太太欢欣雀跃地将西蒙带到客厅——那里挂了一幅平淡无奇、死气沉沉的风景画，艳俗又难看。她告诉他，这是她在威尼斯买的。

“挺好的。”他说。

两人沉默地站了一分钟。

西蒙盯着那幅尺寸不大、很糟糕的画。与此同时，他能感觉到她离他很近，一只温暖的手重重地按在他肩上。

“你朋友，”司机太太又点了一支烟，对费迪南说，“他懂艺术。”她和西蒙已回到了厨房。

“他很聪明。”费迪南说。

“他懂得美为何物。”

“那当然。”

“他是为美而活的，跟我一样。”她打开白兰地的瓶盖，然后重复了一遍，“我先生，他什么也不懂，就会踢球。”

“足球也是种养眼的运动。”费迪南打趣道。

不知司机太太听懂了这个笑话没有。不过，她哈哈大笑起来。“你喜欢足球？”她问。

“说实话，我更喜欢橄榄球。”费迪南回答。

费迪南试图向她解释何为橄榄球。她边抽烟边听着，不时提个问题。听她问的话，就知道她压根没听懂。

费迪南详细地解说了大约十分钟，她挥手拨开烟雾，问道：“所以说，这玩意儿跟足球差不多喽？”

“呃，有点像。”费迪南回答，“是这么回事。”

“那么，女孩呢？”司机太太又问，“你们喜欢女孩子吗？”

与西蒙不同，费迪南倒没觉得这问题有多尴尬。他顿了一下：“我们当然喜欢啦。”

她又笑了。“当然！”

她看向西蒙，后者正盯着桌子。她说：“布拉格的女孩可多着呢。”

西蒙和费迪南正站在查理大桥
[5] 上，四周是发黑的雕像和指指点点的游客。西蒙说这地方没什么人情味，不过是个翻版的迪士尼乐园。

两人来到圣维特大教堂
[6] 。漫步在教堂暗淡的灯光下，嗅着木头上隐隐散发的油漆味，西蒙看到一张莫扎特《C小调大弥撒》的海报，演奏时间是当天下午，这让他稍稍打起了精神。他们买了票，便走到教堂一侧的对面，那里有一家酒吧，游客众多。他们在酒吧的露台上坐下，等待演出开始。

费迪南有些反常地吸了支烟，那是一支菲利普·莫里斯产的香烟，是他跟西蒙要的。西蒙正向他控诉布拉格的可憎之处，他却发现附近一桌坐着两个年轻姑娘——大概算不上司机太太口中的尤物，却也看得过去，其中一个还不仅仅是看得过去。他侧耳倾听，努力想听清她们在聊什么，说的是哪种语言。显然，两个姑娘不是本地人。

“旅游怎么可能让人高兴？”西蒙还沉浸在控诉之中，“一天到晚逛来逛去，无事可干，还得四处找地方……”

“你心情不错啊。”

“只是‘不坏’而已——我是想说……”

那两个姑娘似乎是英国人。“这两个怎么样？”费迪南悄声问。

“什么怎么样？”西蒙不解。

“嗯哼？”

西蒙板起脸，显得有些痛苦，又有些不耐烦。

“哎，别这样嘛！”费迪南说，“人家没那么差。我看还不错，比在华沙见过的那些强。”

“那也算不了什么……”

“我可上了啊，你懂我的意思。”费迪南笑出声来，“我去叫她们过来。”

西蒙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用微微颤抖的双手又点了支烟。他带着一点羡慕，看着费迪南从容地溜达到姑娘们身旁搭讪。费迪南向这桌指了过来，西蒙立马移开视线，抬眼望着圣维特大教堂发黑的哥特式楼体，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装作瞻仰教堂的样子，一旁传来了费迪南的声音：“这是我朋友西蒙。”

西蒙朝着阳光转过身去，眯起眼来。两个姑娘就在一旁站着，手里还拿着饮料，其中一个戴着遮阳帽。费迪南招呼她们坐过来，两个姑娘毫不扭捏地坐了下来。“那么，”费迪南也坐了下来，用破锣似的大嗓门跟姑娘们说着话，热情得有些过头，“你们觉得布拉格怎么样？来这儿多久了？我们俩今天早上才到，都没怎么逛呢。是不是，西蒙？”

西蒙摇摇头：“对，没怎么逛。”

“我们才刚从教堂出来。”费迪南又说，“西蒙可喜欢教堂了。”姑娘们飞快地瞥了西蒙一眼，似乎在等他说是或不是，他却什么也没说。“你之前来过这座教堂吗？”这句话是费迪南专门对那个“遮阳帽”说的，她比女伴漂亮得多。

“嗯，昨天来过。”“遮阳帽”回答道。

“特别壮观，是吧？”

“遮阳帽”笑了：“还行吧。”她似乎觉得费迪南在说笑。

“要我说，教堂都差不多。”费迪南又说，“欧洲这一带的教堂我们差不多都去遍了，这点上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真的吗？”

“那当然。”

“那你们还去过哪儿呢？”

就这样，费迪南和“遮阳帽”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去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风景。

西蒙有些恼火。在他看来，费迪南装模作样地跟人搭讪，简直虚伪至极，为此他一言不发以示抗议。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场谈话本就很无聊，并不值得自己多费口舌。“遮阳帽”的丰满女伴问他喜欢什么音乐，他只耸耸肩说不知道。

费迪南讲起了在克拉科夫中央广场上碰到的那对日本夫妇：男人身着亚麻套装、头戴巴拿马草帽；女人身着闪闪发亮的绿松石色礼裙。当时，这对夫妇正在跳舞。接着，他又讲起在波兰和德国的边境，他和西蒙被长着小胡子的德国警官带下车搜身的事。“依我看，他们觉得西蒙特别可疑。”费迪南笑着说，他成功地把姑娘们逗乐了。西蒙也笑了，但笑得空洞、没有感情，不过是被迫尽个义务罢了。

费迪南又说：“那种搜身要把衣服全脱光。”

“遮阳帽”似乎被吓到了，她又叫又笑：“是真的吗？”

“不是。”西蒙回答了“遮阳帽”的问题，看都没看她一眼。接着，他旁若无人地对费迪南说：“快五点了。”

“是吗？”费迪南装作没听懂他的话外音。

“嗯。”西蒙顿了一下，“你知道，那个……”

“对。”费迪南似乎思考了片刻，众人都等着他开口。接着，他转向“遮阳帽”：“是这样的，五点钟时有场音乐会，应该相当不错。你们也来吧？”

“遮阳帽”看了看女伴，对方耸了耸肩。“在哪里呢？”

“就在这儿！”费迪南指着眼前高高的石头建筑，“就在教堂里面。是莫扎特还是谁的作品来着？是莫扎特，是不是？”

“是。”西蒙的口气全无热情。

“西蒙就乐意听这些破玩意儿。”费迪南向姑娘们解释道。

姑娘们又对视一眼，无声地交换了某种信息。

她们推辞说钱不够了。

费迪南又说：“那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再碰头？”他面上还带着笑。“要我说，这音乐会不会太久的。多长时间来着？”他问西蒙，就好像西蒙是他的秘书一样。

“我不知道，”西蒙回答，“要我看，应该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吧。”

“我们可以结束后在这里碰头，”费迪南提议，“大约一个钟头以后？”

姑娘们同意了。西蒙和费迪南向着教堂走去。

“那个真不错——就是戴帽子的那个，是不是？”费迪南问西蒙。

“还好。”

“什么叫‘还好’，看人家多辣！你觉得她那个女伴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费迪南满面春风，哈哈大笑。“嗯，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他说。

两人在座位上坐了下来。费迪南嘴里哼着小曲，兴致高昂。

“这是什么来着？”他问。

“莫扎特的大弥撒。”西蒙看都不看他一眼，“用C小调演奏。”

“对，就是这个。”费迪南将双手交叠放在腿上，闭上双眼，似乎想攫取乐曲中的全部精华。

演奏开始。

曲声悠扬。

音乐会结束后，西蒙和费迪南回到酒吧露台。此时，教堂的阴影笼罩着大地，姑娘们早已离去。费迪南很是沮丧，追问服务生是否有人给他留了话，而西蒙脑中似乎还有乐声回荡——他仿佛听到了那位未曾露面的女高音正在引吭高歌，歌声从教堂正面的高处飘来，在那高耸的石头建筑里回荡。两人还在露台上等着——说不定姑娘们就回心转意了呢？费迪南站在露台边上，费力辨认着黄昏中攒动的人头。西蒙坐在一旁抽烟，脑海中还回荡着那个声音，宛若天籁。

费迪南从露台边上转过身来，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

真乃天籁。

“他妈的！”费迪南骂出了声。

那乐声播撒着光辉，使那高耸的教堂有如仙境。

“她们不会再来了。”

那播撒着光辉的乐声，正出自那未曾露面的女高音之口。

在那高高的石头建筑中回荡。

“不会了。”西蒙说。

费迪南坐了下来，径自从西蒙那儿取了支烟。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接下来干点儿什么好呢？”他问。

两人从露台上走下来，打算找个地方吃饭。

他们迷了路，漫无目的地在小巷中穿行。

费迪南在一个杂志摊前停下，向摊主问路。

西蒙发现摊上有些色情杂志，封面上印着硕大的乳头、光裸的白皮肤，还有微张的嘴。实际上，这摊子就是专卖这些玩意儿的。摊主个头不高，满脸疲色，还不会说英语。他示意费迪南在原地等着，自己走进了一家橱窗空空的商店。

过了一会儿，摊主从店里出来，身后跟了位中年女人，身着一条款式简单的蓝裙。西蒙挺同情她，得忍受这么个不干不净的摊子开在自家店门口。“你好？”女人向他们走来，腼腆地用英语打招呼。

费迪南向她解释他们迷路了，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女人指了条路——沿着这条路回去，他们就知道该怎么走了。她抱歉地解释，这个时候附近应该没有还在营业的餐馆了。“不好意思。”她说。

“不，不，快别这么说。”费迪南回答，“太谢谢您了……”

“你们要不要杂志？”女人又问。

她似乎是在问西蒙，后者正站在杂志摊旁吸烟。他望着她，似乎没明白她的意思。

“都是好东西。”她指指杂志摊。

女人露出了一个笑容。这一笑，她的整张脸突然变得难看起来。她的牙齿又小又黄，让她活像某种邪恶的小动物。

“不要。”他马上拒绝了。

“你看一眼。”她边笑边从用绳子捆着的一摞杂志中抽出了一本带塑封的来，向他递过去，“看一眼。”

“我们没兴趣，谢谢您。”费迪南说。

“为什么呢？”女人微笑着。

“就是没兴趣。”说着，费迪南向西蒙追去，西蒙已走出了半条街，“谢谢您。”

两人在必胜客吃了晚饭。随后，他们一路乘地铁到了郊区的终点站。

房间里，西蒙正趴在泡沫垫上，身上披着橙色和卡其色相间的花床单。他努力将思绪拉回到日记上。费迪南在洗澡。他听得见喷头的咝咝声——只要这声音没停，费迪南就不会出来。他也听得见司机夫妇在厨房里的争吵声。这是个好机会——他很快就能完事。他都快一周没……上回还是在华沙到克拉科夫的火车上，在又吵又晃的洗手间里弄的。他把手伸到床单下——刚握住那兴奋的坚挺物，他就听见水管嘎吱一响，水声戛然而止。他拉上短裤，装作在写日记的样子。费迪南裹着条小毛巾走进来时，西蒙手中只握了支笔。

“他俩还在吵吗？”费迪南问。

厨房里传来了打碎东西的声音。

西蒙手中只握了支笔，什么话也没说。

“他们怎么老不对付呢？”费迪南说。他站在一面小镜子旁，抻头看向后背——背上有些搔痕，火辣辣地疼。“我背上这块儿更厉害了。”他说，“你看看，是不是更厉害了？”

西蒙从日记本上抬起头，就看了一眼。“我不知道。”

“是更厉害了。”费迪南说。

费迪南叹了口气。他捧起一本写着密密麻麻注释的叶芝
[7] 诗集，在床上躺了下来，刚看了几行：

青年人

正相互拥抱
[8]

他又叹口气，盯着雪白的天花板看了一分钟。

青年人

正相互拥抱

他把诗集放在亮闪闪的黄色镶木地板上，拉过薄被盖住身体，向墙那边翻了个身。

西蒙什么也没写出来，他把日记放到一边，关了灯。这是盏台灯，就放在他身下的垫子旁。

[1] 莱比锡：德国城市，距离柏林较近。——译者注

[2] 托马斯教堂：莱比锡的一座教堂。——译者注

[3] 《顺其自然》（Let It Be）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是该乐队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4] 《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是美国摇滚歌手、民谣诗人鲍勃·迪伦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反战歌曲。——译者注

[5] 查理大桥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桥长621米。该桥建于1357年，于1400年竣工，是布拉格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译者注

[6] 圣维特大教堂位于布拉格，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教堂，属于典型的哥特建筑。——译者注

[7] 威廉·巴特勒·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坛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代表作包括《钟楼》《驶向拜占庭》《盘旋的楼梯》，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8] 本句出自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译者注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司机太太从冰箱里取出食物。“我丈夫，”她边将食物放到桌上，边对西蒙和费迪南说话，“去了布尔诺
[1] 。他是去踢球，要在那儿待上三天。”

“是参加什么锦标赛之类的活动吗？”费迪南问。

“什么？”

“他是去布尔诺踢锦标赛吗？”她似乎没明白，费迪南又问，“是去比赛？”

“比赛，对。是场重要的比赛，足球比赛。”

今天没有梅子白兰地，有的是咖啡和香烟，还有些放了很久的面包，看着就让人没什么食欲。司机太太宿醉未消，似乎很兴奋。她穿了件及膝的黄色晨衣，坐在西蒙身旁，问道：“找到姑娘了吗？”

西蒙有些羞赧，不知该说些什么。“呃……”

“没有吗？”她听上去有些吃惊。“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呀。”

“呃，确实碰上了几个女孩。”费迪南说。

“你喜欢女孩吧？”

她问的是西蒙，答话的却是费迪南。“是，”他说，“特别喜欢。”

她还在看着西蒙，笑了：“那你呢？”

西蒙不安地吸了口烟。“嗯。”他答道。

她带着几分探究的神色，打量着他的侧脸和皱起的眉头。他则研究着面前那张桌子，仿佛要记住摆在上面的所有东西：

一盒牛奶，是妙可牌的，包装设计很简洁；

他的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包装上用德文印着健康警示标语；

她的彼得拉斯牌香烟，装在印有红色绶带的硬纸板盒内；

一只草蜢牌打火机；

“你们俩都是俊小伙儿。”司机太太说。

一个玻璃烟灰缸，已经满了；

一只小篮子式样的塑料碗，里面放着几片搁久了的面包。

“我年轻的时候，”她说，“就喜欢你们这样英俊的男孩。”

我年轻的时候……

她给他们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事。

原来她根本不是捷克人。她来自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认识了她丈夫。当时南斯拉夫还没解体，他在南斯拉夫踢足球，而她所在的俱乐部管理着他所在的球队。彼时，她个子挺高，金发蓝眼，活泼健谈，负责带领球队成员进餐，并陪同他们乘车参赛。

她丈夫是球队的明星球员之一。说到这儿，她不无自豪。他们的第一次是在公园，挑晚上做的。那时，她还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他则跟队友同住宿舍，除了公园，还能上哪儿去办这事呢？

“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她说，“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她点了支烟，叹了口气，声音轻快起来：“那时我还小，不过也不是头回干那事了。”

“啊？”费迪南似乎挺感兴趣。

司机太太接着讲了下去：在意大利的一间酒店里，她把初夜献给了一位游泳教练，那时她十五岁。

“他比我年纪要大，嗯。”她说，“这蛮好的，你们懂的。”

西蒙耸着肩膀坐在一边，似乎没听她说话，只是抽着烟。

“第一次还是跟年纪大些的人好。”她对他说。

费迪南告诉她，在跟她一样的年纪，他被妹妹的保姆“骗”去了童子身。那保姆比他大十岁，他形容那事“妙得很”。

“没错，”司机太太深陷的双眼中透出几分严肃，“妙得很。”

“妙得很。”费迪南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

“这事吧，最好是这样，”她说，“第一次得找年纪比你大的、有经验的。这样的知道疼人。”

西蒙还是耸着肩膀坐在一边，似乎没听她说话，只是吸着烟。

“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话是冲着西蒙问的，她想知道他听没听懂。

司机太太和费迪南都等着西蒙回话，说他听见了，也听懂了。

就在这时，另一间屋内的电话响了。她站起身来，披着那件及膝的黄色晨衣，快步穿过烟雾缭绕的厨房。他们听到她接起电话，跟对方聊了起来。

西蒙和费迪南花了一上午时间找那个“遮阳帽”，真是顶着太阳找“遮阳帽”。费迪南思忖着那姑娘可能会在哪儿出现，去哪个景点逛逛才能“偶遇”她——他都想好了，万一她突然出现，他就装出副吃惊的样子来。不过，他很快便放弃了这无望的寻找：布拉格这么大，东西南北四向蔓延，即便是游客区，也要么挤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要么藏在犄角旮旯的小广场上，根本不好找。他又试图换位思考：“遮阳帽”与他同龄或比他稍大一两岁，不怎么聪明，常有人献殷勤，脚指甲涂成绿松石色，即将去秘书学校念书——这么个年轻的女孩子，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可能会去家澳大利亚人开的酒吧坐坐？于是，他和西蒙在酒吧里待了两个钟头，很快地喝了些拉格啤酒
[2] ，没怎么说话。

西蒙亦是心事重重。

许是因为身在酒吧，他开始将人际交往视作液体混合后产生的现象：剧烈爆炸和瞬间冷却是最糟的结果，无法融合也许最是常见。他任凭思绪天马行空，颇感自得。至于爱情——

卡伦·菲尔丁。

嗯，爱情，他心想，该是这样——不同液体混合为一种透明液体，而爱情就是这透明液体中的一点亮光。

卡伦·菲尔丁。

这亮光渐渐固定为一个光点，又慢慢扩大，直到整摊液体散发出柔和而稳定的光芒。

卡伦·菲尔丁。

是的，西蒙心想，这就是爱情。

白天悄悄溜走了。

傍晚很快降临。

费迪南站在查理大桥上。他迎着强风，望向宽广的河岸、内陆的屋顶和重重尖塔。“遮阳帽”就在布拉格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除非她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费迪南觉得白白浪费了一天，真是太傻了。与此同时，西蒙正背对着河岸风景，在一旁等待。

一会儿，两人又找了家酒吧。这酒吧开在地下，拱起的屋顶上装饰着不少哥特式文字。西蒙又批判起旅行这件事来，说它毫无意义。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顿了几分钟，费迪南愠怒地反问。

“来什么？”

“来旅行。”

“我原以为会挺有意思。”西蒙回答。

“你觉得没意思？”

“还行吧。”

“那你原本希望这场旅行什么样？”

西蒙想了一下。“我不知道。”他说。

他心底仍期望着什么。两周前，他登上了从圣潘克拉斯站
[3] 开出的火车，那时，心底就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

夜晚刚刚开始。他们向地铁站赶去，妓女们隐匿在大街的暗处，随处可见。

终于，他们回到了司机家的厨房。坐在厨房的灯光下，二人简直如释重负，仿佛是在自己家中。费迪南对司机太太说昨天他们在圣维特大教堂遇到了两个姑娘，今天还去找了其中那个“遮阳帽”。司机太太在缭绕的烟雾中开怀大笑。

“这么说，你还真找到了一个？”她笑着问费迪南。

“又给弄丢了。”

“她是捷克人？”

“不，英国人。”

“英国人！你该找捷克姑娘，她们可不会逃跑。”

“捷克姑娘不会逃跑吗？”

“那当然。她们会当你是有钱人。”

“我可没钱。”

“是当你有钱。好看吗？我是说那个英国姑娘。”

“呃……还不错。”

“你肯定能找到漂亮的捷克妞，还有你，”她转向西蒙，表情变得严肃了些，“你找到姑娘了吗？”

西蒙垂下眼眸。“没。”刚说完，他立马把烟举到嘴边。他抬起双眼，发现她还在看着他。

她专注地看着他，面带几分悲色。“你明明长得这么好看。”她说。

西蒙耸耸肩。

房间里一阵安静。

她还在看着他。他盯着自己的膝盖，却仍能感受到她的注视。

这时，费迪南站起身来，说要去睡了。

“啊，你累了。”司机太太表示赞同，“好，那你去睡吧。”

费迪南刚要走，西蒙立马站起身来。司机太太仿佛受了惊，一下捉住了他的手腕。

她马上又松开了手，他下意识地将手猛抽回去。

“我也累了。”他说。

“你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她笑了，“让一位女士自己待着？”

“我累了。”

“可你还年轻呀，年轻人就该整夜醒着。”

“你再待会儿吧，把酒喝完。”费迪南没打算帮忙。

“就是，”司机太太说，“再待会儿。”

“我不想。我真的累了。”

西蒙开始向门的方向慢慢挪动。司机太太还抓着他的一只手。她动作挺轻，没有用力。她轻轻抓着他的手，对他说道：“再待会儿，陪我说说话。”她还坐着，抬起头望着他。

“明天吧。”他从她温热的手指中挣脱出来，“行吗？明天再聊。”

“今天是今天。”她语气中带着几分神秘，仿佛刚刚说的是句谚语。隔着牛仔裤，她把手覆在他腿上，贴近他的臀。

“我累了。”他恳求道。

费迪南早已离开。

“陪陪我。”她悄声说，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向他腿前摸去。

“求你了，让我走吧。”他几乎热泪盈眶，“对不起，我真的累了。”

说完他就走了，跟着费迪南走入阴暗的过道，经过洗衣机。

“她看上你了，老兄。”费迪南对西蒙说。两人正在公园里，坐在一张锻铁桌子旁，附近不时传来孔雀的叫声。当然，费迪南指的是司机太太。

西蒙抽着烟，满面愁容。

“上吧，”费迪南说，“上了她。”

西蒙从没起过这念头。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冲费迪南皱皱眉。

“干吗不呢？”费迪南问。

西蒙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厌恶地开口：“她都得有四十了吧？”

“那又怎么了？”费迪南环顾四周，确认四下无人，“人家还经验丰富呢。”他又说，“说实话，她其实没那么差。瞧她那腿——你注意了没？”

西蒙不接话。

“多性感啊。”费迪南说，“要我说，她年轻时身材肯定特火辣。”

“可能吧，不过那也是她年轻的时候了。”西蒙咕哝道。

“她说她以前是干什么的来着？”

停顿了一会儿，西蒙说：“她说她差点成了游泳冠军……”

“可惜她身形生得不好，结果没当上。真是有意思。”费迪南笑了，“唉，那些个游泳运动员根本就没胸。你干吗不上她？”他问。

“换你你也不干。”

“人家也没看上我啊，”费迪南一语中的，“人家看上的是你。”

“她那是喝多了。”

“她就没喝少过。”

“你今天下午想干点儿什么？”西蒙试图转移话题。

“我觉得你应该上她。”费迪南说。

“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也没开玩笑……”

“不是，我说咱俩今天下午干点儿什么？”

“她就那么没吸引力？一点儿也没有？”

“没，”西蒙回答，“一点儿也没有。”

“真的一点儿也没？”

“真的。”

“要我说，她还行啊。”费迪南说，“说真的，我觉得你应该上她。”

西蒙又点了支烟。他最近抽得不少，比以往都凶，今天早上就没断过。

“你知道不？”费迪南说，“看女人的眉毛就知道她那地方的毛长什么样。”

西蒙笑出声来——与其说是笑，倒不如说是因为尴尬喷了口烟。他正要再问一遍下午该干什么，就被费迪南抢了先：“你不想打炮吗？”

西蒙耸耸肩，把烟递到嘴边。他盯着桌子上那层厚厚的漆。

“这不是什么大事。”费迪南又说，“我就是觉得你应该上她。爽一把，没别的。”

有那么一分钟，他们只是坐着，彼此没说话。西蒙还在盯着桌子上的金属纹路，费迪南则环顾着四周的人。他问：“我们下午干点儿什么好呢？”

西蒙清清嗓子，提议去看一场有关卡夫卡
[4] 的展览。

“行啊，去吧。”费迪南说。

然而，他们花了几小时，还是没有找到展览的地点。于是，两人在电车穿梭、游人如织的市中心逛了一下午。

“你真看不上她？”晚些时候，费迪南又问他。

两人在一家酒馆的长凳上对坐，周围很吵。他们一人举着一罐一升装的当地产的拉格啤酒，已喝得半醉。

西蒙似乎没听见，他还盯着别处，不过红晕已布满脸庞。

终于，他看向费迪南。“我看我们明天该走了。”他说，“我是说，离开布拉格。”

“你说真的？”费迪南似乎吃了一惊。

“你还想待在这儿？”

“那倒也没有。”

“我不想待了。”

“那好吧。”

“那我们明天就走？”

“随你。”

他们去车站看了看列车时刻表。此前，他们已决定下站前往维也纳，西蒙似乎对那里的某种艺术很感兴趣。明早十点左右有一班车。

之后，他们又赶回郊区。

回到烟雾缭绕的厨房，司机太太正等着他们，身上还是那件黄色晨衣。

西蒙一整天都盼着她丈夫从布尔诺回来，如此一来，尴尬的局面便可轻松化解。

可她丈夫并没有回来。

司机太太独自一人等着他们，两人在厨房坐了下来，和今早一样，西蒙简直不敢直视她——早上，他洗澡时磨磨蹭蹭，过了好半天才到厨房来，身上没干，一脸惊恐。不过，她今晚没怎么搭理他，倒是跟费迪南说了不少话。费迪南一副热心肠的样子，似乎是想帮西蒙解围，他竭力迎合司机太太，将她的注意力从西蒙身上引开，西蒙则一言不发。只过了约莫半个钟头，费迪南便说：“那个，我们挺累的了，是吧，老兄？”

西蒙接了句：“嗯。”他马上站起身来。

“那我们去睡吧。”说罢，费迪南也站了起来。

她让他们站着喝了杯梅子白兰地，便放他们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西蒙发现费迪南不在身边，这不大对劲儿，平时他起得没西蒙早。西蒙竖起耳朵，听厨房和浴室里有没有什么声响。没有。窗外的树在房间的墙壁上投下战栗的阴影。西蒙套上牛仔裤和T恤，去上了个厕所。卫生间散发着恶臭，就建在放洗衣机的无窗过道里，在脚踝处挖了个通风口，门也不怎么结实。

随后，他在厨房找到了费迪南，费迪南正坐在桌边，吃着司机太太做的东西。那东西有股酸味，瞧着像酸奶，就算拌上果酱他也不爱吃。厨房里只有费迪南一个人。“早安。”他说。

“她人呢？”西蒙问。

“在别处吧。”费迪南用勺子吃着那东西。

“你见过她了？”

费迪南只是点点头，他的举止有点奇怪。

“你今天起得挺早啊，是不是？”西蒙问他。

“也不算早。”

“你起床多久了？”

“呃，”费迪南用小勺刮着罐里的最后一口，没抬头，“半个小时？”

“有咖啡吗？”

“她煮了点，应该在搁架上吧。看见了吗？”

西蒙在搁架边倒了点咖啡。他转过身，刚要坐下，却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件东西，瞧着很眼熟，可他不确定是什么。待坐定后，他才猛地反应过来：这是司机太太那件黄色的晨衣。司机太太的晨衣正躺在厨房的地板上。

“你睡得怎么样？”费迪南问。

“还行。”

费迪南又说：“你还是想今天走吗？”

“对。”西蒙回答。

司机太太的晨衣就这样躺在厨房的地板上。

他们登上了去维也纳的火车。车子轧过道岔，驶过窗外的郊区景致。费迪南一上车就睡着了，在座位上打着鼾。西蒙站在过道里，望着布拉格的地标性建筑渐渐远去。

他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可他什么东西也没少。

他坐了下来。

望着睡在对面的费迪南，他头一次感到有点忌妒。忌妒他……和司机太太……要是费迪南愿意……又看见她……

她的晨衣就那样躺在厨房地板上。

看了一会儿《使节》，他感到昏昏欲睡。

他放下手中的书。

窗外，郊区风光渐渐消失在他眼前。

[1] 布尔诺：捷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捷克的工业名城和铁路枢纽。——译者注

[2] 拉格啤酒：一种低温酿造、低温储存的啤酒。香型比较单一，清淡爽口。——译者注

[3] 圣潘克拉斯站：位于英国伦敦圣潘克拉斯地区的大型火车站。——译者注

[4] 弗兰兹·卡夫卡：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有《审判》《变形记》《城堡》等。——译者注

第二篇
我祼辞去寻找诗与远方

那一刻，查米安在微弱的光线中赤身站着，活像支熔化的巨型蜡烛，身上淌满了圆圆的蜡滴；还有那对下垂的性感双乳，淡粉色的乳头跟他的脸一般大。她是如此庞大，就这样立在他面前，他震惊于自己的欲望。他是如此渴望她，仿佛天地间，女人庞大如她方能满足他的滔天之欲。

第一章

办公室、展销厅和仓库位于里尔
[1] 郊区，占了与工厂区相邻的几套房。不远处，E42公路
[2] 上的声响清晰可闻。今年春天，伯纳德就在这儿工作，给销售窗户的舅舅克洛维斯帮忙。办公室铺着复合地板，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剂的味道，家具也有些脏。这间办公室简直无聊得超乎想象。

现在是周三下午五点一刻。

办公室里有几扇大窗户，春日的阳光毫无生气，与工业区的声音一并涌了进来。舅舅正在检查门窗，伯纳德等着他。他已套上了夹克，正坐在一边，盯着桌上的东西看：桌上有盆蔫巴巴的植物，旁边是座小仙女雕像，仙女生着一对翅膀，坐在一株低垂的花下，桃心形的脸上挂着一抹忧郁的笑容。

克洛维斯舅舅回来了。他把办公室的抽屉检查了一遍，确保每个都锁好了。

“打起精神来。”克洛维斯不冷不热地说。

伯纳德随他走下简易的楼梯，一路弥漫着高乐氏清洁剂的味道。

走下楼梯后，二人坐上克洛维斯的宝马车。同往常一样，这辆车今天还是停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

若非看在伯纳德是自己外甥的分儿上，克洛维斯根本不会雇他。他觉得这孩子有点傻，跟他那个开火车的爹一样迟钝，还特别容易满足——就连雨水从玻璃上流下来这种景象，他也能盯上几个钟头，还不觉得烦。克洛维斯想，难怪他会从大学退学。说到上大学这件事，克洛维斯自己的心态也挺矛盾：他总觉得这只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少工作几年的借口；不过，既然上了大学，肯定也能学到点什么——毕竟这些学生里有些就成了医生和律师。至于伯纳德，已经上了两年大学却中途退学，什么也没捞着，简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真是白白浪费时间！

他们驱车离开工厂区，上了E42公路。

这孩子在吸大麻，这甚至已经不算个秘密了。他就在家里、在自己的房间里吸——他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住在自家那栋狭窄的砖房里，附近的居民都是工薪阶层，安静得很。他没有搬出去的意思，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今年多大了？二十一？还是二十二？这孩子没有一丁点男人样。

有一次，为了姐姐，克洛维斯试着跟他谈了谈（孩子的爸爸显然不打算管这事）。他把这孩子带到酒吧，给他点了杯啤酒，让他坐下，又跟他说了一大通话，大意就是“你得自立了”。

伯纳德只是一脸茫然。他瞪着那对蓝眼珠，几缕金发从眼前落下，他也说了一大通话，表示自己“没听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克洛维斯又说了一大通，最后，他说：“小子，你真是个窝囊废。”

这孩子的下巴上已有了浓密的橘红色胡楂儿，“孩子”这个词也许已不恰当，他只是喝着啤酒，似乎并不打算为自己辩解。

看到这一幕，克洛维斯离开了。

过后，他跟姐姐马蒂尔德说起这件事，谈了谈对这孩子的看法。姐姐说：“呃，你要是真想帮忙，干脆给他份儿工作吧。”

他不得不为外甥安排了一个职位，先是安排他在仓库干活，后来，为了减少他闯祸的可能性（有一次，伯纳德在把货物装车时出了问题，给客户送错了货），又把他安排到办公室工作，不过坚决不让他接听任何来电，也绝不让他插手任何与财务相关的事。这样一来，伯纳德在办公室没多少活儿可干，也就是打扫一下卫生。他总共就干这么点活计，打扫得也不十分干净，却能领到每周二百五十欧元的薪水。

车子正开往镇上。在红灯处，克洛维斯响亮地叹了口气，指尖轻敲着方向盘。

开到加油站时，他停下来给车加油。这是一家位于敦刻尔克大街的壳牌加油站，他是这儿的常客。

伯纳德在副驾驶座上待着，向窗外望去。

车子加的是壳牌V-Power Nitro+汽油
[3] 。夏天用的玻璃水正在销售中，克洛维斯便买了点儿，跟汽油一起结了账。接着，他又坐回了宝马车中。

他正系着安全带，沉默了一路的外甥突然说了句话：“我可以度个假吗？”

伯纳德就这么冒冒失失地开了口，事前没有任何铺垫，语气也不带一丝恳求，令他大为震惊。

“度假？”克洛维斯的语气近乎嘲讽。

“对。”

“你才刚来上班。”

伯纳德没有答话。克洛维斯集中精神驶离加油站，接着又说了一遍：“你才刚来上班。”

“那我也该有假期，不是吗？”顿了一分钟后，伯纳德答道。

克洛维斯笑出声来。

“你的态度令我很困扰。”他说。

伯纳德又一次沉默了。

克洛维斯握住方向盘，竭力压抑着阵阵怒火。

讽刺的是，外甥要是真的在他眼前消失一两周，他肯定会喜出望外。也许永远消失才好。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他问。

“塞浦路斯。”伯纳德简短地回答。

“啊，塞浦路斯。”克洛维斯又问，“你打算在那儿待上多久？”

“一周。”

“我知道了。”

车子又向前开了一公里。克洛维斯开口道：“我考虑一下，好吧？”

伯纳德不说话。

克洛维斯向外甥那边偏过了半个身子，又问了一遍：“好吧？”

伯纳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窘迫，这还是头一回。“呃，其实我已经付钱了，就是这么回事。度假的费用已经付过了。”

克洛维斯怒火更盛。他说：“是吗？你这事办得不合适啊。”

“所以我必须得去。”伯纳德解释道。

“你什么时候去度假？”克洛维斯不再掩饰自己的愤怒。相反，他扮出了一副过分生气的样子，享受起自己的表演来。

“下周。”

“下周？”克洛维斯故作惊讶。

“嗯。”

“哟，你至少得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啊。”

“是吗？您没跟我说过这个。”

“合同里写了。”

“呃……我不知道。”

“在签合同前，”克洛维斯说，“你应该先好好读读合同内容。”

“我没想到您会算计我……”

“我这叫算计你？”

“您看，”伯纳德说，“我钱都交了。”

克洛维斯不说话。

“您不会真的不让我去吧？”

“你的态度令我很困扰，伯纳德。”

车子开到了伯纳德家的街上。四周平淡无奇，都是些矮小的砖房。

宝马车在其中一座房前停下。伯纳德先下了车，过了一会儿，克洛维斯才慢慢从车里下来。

与往常不同，这次，他走进了伯纳德的家。

伯纳德的父母都在。他父亲刚下班不到半个钟头，正穿着一件背心喝啤酒。这男人身材矮小，一头金发，留着阿斯泰利克斯
[4] 式的胡子。大门敞开，客厅里只有一扇小小的临街窗户。伯纳德的父亲正坐在桌旁，借着窗边的光线读《北方之声报》
[5] 。再往里走就看到了伯纳德的母亲——她正在厨房洗盘子，开花板上垂下了一个灯泡。

伯纳德走进家门。父母都没抬头。

“嗨。”他说。

两人不知咕哝了句什么。父亲拿起棕色酒瓶，猛灌了一口。

“安德烈。”克洛维斯叫了声姐夫。

听到他的声音，安德烈从报纸上方抬起头。姐姐马蒂尔德也从灯光照亮的水槽边抬起头。她看了过来，冲弟弟笑笑。

安德烈没有笑。

如果快乐意味着比你的姐夫多挣一块钱，克洛维斯可要比安德烈快乐百万倍。

至于安德烈，他就是个窝囊废。

克洛维斯走进客厅。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安德烈问。

马蒂尔德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用，谢谢。”克洛维斯说。

马蒂尔德从厨房刺眼的灯光中走出来，在弟弟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事情有点不好办了。”克洛维斯说。

马蒂尔德示意他坐下，他拒绝了。

“我是真的想帮忙，”他说，“也确实帮了。不过我看伯纳德的意思，是不用我帮了。”

伯纳德正在冰箱里找吃的。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看向舅舅。

“我看他就是这个意思。”克洛维斯的语气听上去很悲伤。

“你这话什么意思？”安德烈问。

克洛维斯看向他：“我要解雇你儿子。”

他向厨房的方向偏了下头：“好啦，就这样吧，伯纳德，现在你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冰箱里的光还照在伯纳德的脸上，他只是看着舅舅。

马蒂尔德正在跟克洛维斯求情。

克洛维斯摇摇头。“不，不，”他说，“不行，我已经想好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安德烈恼怒地咕哝着。

“你说什么？”克洛维斯问他，“你知道什么了？”

几年前，他通过工商会的朋友给安德烈找了个差事，让他给“欧洲之星”
[6] 当司机。面试原本只是走个过场。谁知安德烈嫌弃工作时间长，竟然一口回绝了，还是成天在里尔和敦刻尔克、里尔和亚眠
[7] 之间开慢车往返，跑的都是本地路线，连巴黎都不去。

“你知道什么了？”克洛维斯走到桌旁，站在正看报纸的安德烈面前。

安德烈握住酒瓶：“你原本就没打算帮这个忙，是不是？”

“哦，我本来是想帮的，”克洛维斯对他说，“我也真的帮了，是你的儿子太懒了。”他朝着厨房的方向说，“就是这样，伯纳德。我也不想这么说，但你就是这个样儿，一点儿追求也没有，也不想着怎么提升自己、出人头地……”

“求你了，克洛维斯，求你了！”马蒂尔德还在求情。

克洛维斯把手轻轻放到她肩上，示意她别再说了。“对不住，真对不住。”他说，“不管你丈夫怎么说，我确实想帮忙来着，也真的帮了，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会给他钱，”他穿着绒面革夹克，像个君王般挺起了身子，“给他一个月的工资，算是提前辞退的补偿。”

“克洛维斯……”

“我只能帮到这儿了，”他对她说，“我还能怎么样？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再给他个机会吧。”

“要是有用，我早就这么做了。”

安德烈咕哝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

“胡扯。”这次，安德烈说得很清楚。

“不，不，安德烈，这不是胡扯。”克洛维斯轻轻说道。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起来。“雇他干活，我得到什么好处了？你跟我说说，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客厅内一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

克洛维斯难过地说：“对不起，伯纳德。”

伯纳德正喝着酸奶，他只是点点头，并没有像父母表现得那样失望。

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失望。他只知道两件事：第一，从明天起，他再也不用去上班了；第二，他什么也没干，就白白得到了一千欧元。

他母亲几乎泪眼婆娑，父亲则怒火中烧。这场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他知道爸爸和舅舅关系不好，两个人一点都合不来，可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一向如此。生活就是这样吧。

他父母不也老吵架吗？

听听，又开始了。

伯纳德住在房子顶层，争吵声从楼下一路飘上来。

父母吵架总是为了两件事：要么是为了钱——家里永远没钱，要么是为了他。

父母为他发愁，他能理解。此刻，他们正因担心他而争吵，冲对方大吼大叫。

他自己没什么可愁的。不过，听着他们发愁，他内心也升腾起了一阵令人不适的鸣响，就像街那头传来的刺耳警报声，为黑夜注入一丝焦虑。父母的声音穿透了两层天花板，听上去与警报无异。他们正为他吵架，发愁他“以后该怎么办”。

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全然是抽象的。

他玩起了一款射击游戏，百无聊赖地干掉了大批怪兽。

玩了大约一个钟头，他有些腻了，便打算去找博杜安。

博杜安也在玩一款射击游戏，不过他的游戏屏幕要大得多，也贵得多，两侧还装有扬声设备。他父亲老博杜安是个牙医，他本人则在大学读牙科专业。在伯纳德的朋友里，博杜安是唯一一个还在上大学的。

博杜安过着物质极度充裕的生活，手头总有大量从荷兰进口的上等“臭鼬”
[8] ，还有吸不完的四氢大麻酚。伯纳德卷了根加料的烟，就这一会儿工夫，博杜安又通了一关。

伯纳德说：“我被解雇了。”

未来的牙医博杜安又干掉了五六个僵尸。“你不是在你舅舅那儿干吗？”他问。

“对，就是他把我开除了。”

“他脑子有病吧？”

“他就是有病。”

博杜安伸出一只白嫩的手，示意伯纳德递烟。

伯纳德递了过去。“谁他妈的在乎啊？”他怕博杜安以为他难过。

博杜安边在屏幕上扫射，边咕哝了句什么。

“我多拿了一个月的工资，说是什么解雇金。”伯纳德颇有几分自豪。

博杜安看着不怎么感兴趣。“是吗？”

“我能去塞浦路斯了。”

博杜安把烟卷递了回去，看都没看他一眼。“哦，说到这个，我有点儿事得跟你说。”

“怎么了？”

“我去不了了。”

“什么意思？”

“我的‘生物化学2’挂科了，”博杜安说，“得重考。”

“什么时候考？”

“两周后。”

“那为什么去不了？”

“我爸肯定不让。”

“去他妈的。”

博杜安笑了，似乎对这话表示赞同。接着，他说道：“也不是，他说了，我补考必须得过。”他耸耸肩，依然沉浸在厮杀中，十指如飞。“也许他是对的。”他说。

地板上胡乱扔着些榻榻米垫子。伯纳德坐在博杜安身后的一张垫子上，吸了口烟。他很是失望：“你真的不去了？”口气里是掩饰不住的难过。

这事本来是博杜安提出来的，他自己倒不去了。这才是最令人难过的。

是博杜安在网上发现了这个价格奇低的旅行套餐，包含从沙勒罗伊
[9] 到普罗塔拉斯
[10] 的往返机票以及波塞冬酒店的七晚住宿，也是他说服伯纳德一起去的（当然了，伯纳德本来就挺容易被说动的）。他对伯纳德说，普罗塔拉斯是个享乐天堂，五月中旬的塞浦路斯热情似火，正适合度假。他在伯纳德心里撩起了一把火。在灰扑扑的工厂区，要不是靠度假的念头支撑，伯纳德根本就挨不过那些难熬的下午。

如今，这罪魁祸首却只盯着面前的游戏屏幕。“嗯，我说真的，去不了。”

他又伸出手，等着伯纳德把烟递过来。

伯纳德把烟递过去，一言未发。

“那我怎么办？”过了一会儿，他问。

“去呗！”博杜安的声音越过疯狂的打斗声传来，“这不明摆着吗？去。干吗不去？是我我就去。”

“我自己去？”

“自己怎么了？”

“只有傻子，”伯纳德说，“才自己去度假呢。”

“别这么说……”

“就是这样。”

“才不是呢。”

烟又递回到伯纳德手里，只剩下了一个呛鼻的烟头。“真的是这样。”伯纳德说，“我他妈的会觉得自己像个窝囊废。”

“别傻了。”博杜安终于过了这关，给游戏存了档，他转向伯纳德，“想想史蒂夫·麦奎因
[11] 。”博杜安是这位已故美国演员的粉丝，有一张他的大海报——海报中，麦奎因跨坐在一辆复古摩托车上，目空一切，颇为威严。海报就挂在这间房内。“想想贝尔蒙多
[12] 。”

“随你怎么说。”

“你以为我不想去吗？”博杜安问。高高的游戏屏幕上是静止的桌面，大得有些吓人。

“随你怎么说。”伯纳德重复了一遍。

他兴致不高，又开始卷烟，正揉捏着从一根“白万”
[13] 里弄出的烟丝。博杜安打开MP4（视频播放器），播放起《钢铁侠3》来，这片子还没在里尔的电影院上映。

“你看过这片子了吗？”牛饮完一瓶依云矿泉水后，博杜安问道。

“这是什么？”

“《钢铁侠3》。”

“没看过。”

“这里面有格温妮丝·帕特洛
[14] 。”博杜安告诉他。

“嗯，我知道。”

影片没有字幕，他们两个英文都不错，观看影片并无大碍。

只要格温妮丝·帕特洛在屏幕上出现，博杜安必会停止谈话，情意绵绵地抛着媚眼。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他对她很有感觉。不过，这种“感觉”，这种能调动全身荷尔蒙的狂热与爱慕，伯纳德理解不了。

“她也就还行吧。”伯纳德说。

“你啊，真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她根本就没胸。”

“一听这话，”博杜安笑出声来，“就知道我刚才那句没说错。”

接着，他扮出一副颇有学识的样子：“她在《莎翁情史》里露过胸，没你想的那么小。”伯纳德暗暗记下了电影的名字，打算回家后下载下来看看，好一探究竟。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发现博杜安说得没错——格温妮丝非但“不小”，还很有看头。他将影片定格在自己精选出来的一帧画面上，躬下身子，好好地欣赏了一番。

事后，影片还尴尬地定格在那个画面上。

[1] 里尔：法国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法国北部的经济、教育、交通及文化中心。——译者注

[2] E42公路：欧洲的一条国际公路，起点是法国的敦刻尔克，终点是德国的阿沙芬堡，途经比利时。公路全长约620公里。——译者注

[3] 这是壳牌旗下的一款高端汽油。——译者注

[4] 阿斯泰利克斯：法国家喻户晓的连环画《高卢英雄传》中的人物，长着两撇儿下垂的黄色胡子。——译者注

[5] 《北方之声报》：法国报纸，总部在里尔市。——译者注

[6] 欧洲之星：运行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之间的高速列车。——译者注

[7] 亚眠：法国北部城市，也是法国北部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译者注

[8] “臭鼬”是一种变种大麻，毒性高于普通大麻，更易令吸食者获得满足感。——译者注

[9] 沙勒罗瓦：比利时南部的城市。——译者注

[10] 普罗塔拉斯：塞浦路斯东南部的城镇，旅游业发达。——译者注

[11] 史蒂夫·麦奎因：好莱坞影星，以塑造边缘性的英雄角色闻名，代表作有《巴比龙》《回头是岸》《变形怪体》等。——译者注

[12] 让·保罗·贝尔蒙多：法国电影演员、动作片演员，代表作有《法国女郎与爱情》《消遣》《两个女人》。——译者注

[13] 白万：特醇万宝路的俗称。——译者注

[14] 格温妮丝·帕特洛：美国女演员，曾主演《莎翁情史》和“钢铁侠”系列电影。——译者注

第二章

周一早上四点，伯纳德坐上了开往沙勒罗瓦机场的大巴。他满心伤悲、备感屈辱又顾影自怜。高速公路上空荡荡的。天亮了，阳光像巴掌般扇在他脸上。到处都是阴影。伯纳德的眼睛被晃得刺痛，他盯着大巴沿途开过的风景：窗外一片平坦，处处闪着微光。他心中泛起了一丝因自由而生的喜悦。接着，看到低空盘旋的飞机时，他又因不得不独自度假而感到屈辱。

第三章

飞机抵达了拉纳卡
[1] 机场。机场比沙勒罗瓦的要新，也更光鲜亮丽。旅游公司派了辆迷你大巴来，将伯纳德和另外十二个人接到了普罗塔拉斯。一路上尘土飞扬，景色并不怡人，也看不到海的踪迹。迷你大巴里开着空调，窗户上挂着蓝色的小帘子，正好挡住了正午的光线。伯纳德是车上唯一一个独自旅行的人。

人们陆续下了车。

他被安排最后一个下车。

多数人住进了海边的酒店——传说中的大海终于现身了。这些酒店有着白色的外墙，看上去很新，像是大型游轮的上半部分。

此刻，大巴上只剩他一个人。车子驶离海岸，开始向内陆进发，几条只允许少数车辆通行的半步行街映入眼帘，街旁净是些花里胡哨的酒吧，像是临时搭建的。接着，城镇风光渐渐淡出，车子经过一家规模不小的利多超市
[2] ，驶入一片死气沉沉的未完全开发的港口腹地。波塞冬酒店出现在眼前。一路上风平浪静，无波无澜。

眼前就是波塞冬酒店。

这是一座刷着白漆的三层混凝土建筑，每层都配有样式相同的小阳台。破裂的混凝土台阶通向棕色的玻璃大门。

这会儿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附近的街上空无一人。太阳当空，阳光笔直地射下，路面上没有一片影子，酒店大堂内又热又潮。起初，伯纳德以为大堂里没人。接着，他看见两个女人潜伏在前台后方温热的暗处。

他用英语做自我介绍。

两个女人听着，没什么表情。

她们收下了他的护照，其中一个为他带路。他和女人穿过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了一间狭窄的小屋。屋里的一头有扇窗户，还有两张低矮的单人床，床尾相对，靠在一面墙上。

女人指向一扇阴森森的门。“这是浴室。”她说。

接着，又只剩他一个人了。

他能隐约听到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声响：楼上某处传来的脚步声，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清晰的打喷嚏声。

他站在窗边，外面是几棵树、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和几堵墙。

远处，一条蓝色的水平线暗示着海的存在。

他正顾影自怜时，一阵敲门声传来。

门外是个矮个男人，穿着不合身的套装。与大堂里的那两个女人不同，这个男人脸上带着微笑。“您好，先生。”说话时，他还在微笑。

“您好。”伯纳德回答。

“希望您入住愉快。”男人说，“我来就是想跟您交代一下淋浴的事。”

“怎么了？”

“请不要使用淋浴设备。”

伯纳德顿了一下。“好的。”不知怎么，他觉得应该问上一句，“为什么呢？”

男人还在笑。“因为它们漏水呀。”他说，“它们一漏水，水就会渗到大堂，所以麻烦您别用。希望您能理解。”

伯纳德点点头。“当然。没问题。”

“谢谢您，先生。”男人说。

男人走后，伯纳德进浴室看了看：浴室里没有窗户，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台。马桶上方的墙上安了个金属喷头，还有个水龙头，似乎是跟喷头配套使用的——这应该就是那套不能使用的淋浴设备。地板中央有个不怎么结实的下水口。浴室里还有个标识，印着俄文和希腊文，除了其中的几个感叹号外，他什么也看不懂。他关掉了浴室的灯。

伯纳德坐在床上，觉得不能不洗澡，便决定找个人问问。

然而大堂里空无一人。等了十分钟后，他离开酒店，向着自认为是海的方向走去。

除了淋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不满：他确信这酒店应该有个泳池。博杜安畅想过“在泳池边消磨时光”的午后情境，甚至给他发过一个图片链接——图片中的泳池像是个水上公园，有着各式各样的池子和水滑梯，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看着多少像是发生在海边的一幕。

不过，想象跟现实应该是两回事。

这家酒店号称距离大海仅有五分钟的步行路程。然而，在酷暑笼罩的荒野里，他跋涉了至少十分钟，也只走到了来时经过的那家利多超市。

事实上，半个钟头后他才见到了海。

伯纳德在海边闲逛了一会儿。他站在棕色海滩的边缘，四周是密密麻麻的阳伞。浪涛无力地拍打着海岸。

之后，他在一家挂着英国国旗和英格兰旗
[3] 的酒吧中喝了几杯，酒吧里一直放着英格兰足球联赛的宣传片。接着，他慢慢走回酒店。利多超市很好找，镇上各处都是这家超市的标识——只要找到利多，就不愁找不到波塞冬酒店了，最多也就是拐错一两个弯。

酒店大堂内很热，前台恰好有人值班。他径直走上前，打算问问淋浴的事，还有这家酒店为何没有泳池。

值班的是那个满面笑容的男人。他向伯纳德打了个招呼：“下午好，先生。有人给您留了个信。”

“给我？”

“是给您的，先生。”男人笑着说道。他人到中年，瘦削的脸庞晒得黝黑。他把一张字条推给伯纳德。

这是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

我刚好路过，可你不在。我五点之后都在“浪潮”，你可以过来，我们聊聊——

利夫留。

伯纳德抬头望着男人和善慈爱的脸庞。

“你确定这是给我的？”他问。

男人点点头，脸上笑容不减。

伯纳德又读了一遍，问“浪潮”怎么走。

男人说“浪潮”在海边，然后告诉他怎么过去。“这地方很受年轻人欢迎。”他说。

伯纳德道了谢。已经过了五点，他刚要离开，却想起淋浴的事，便又转回身去。他不知该如何表达不满，只是试探着说：“我说，嗯，那个淋浴……”

听到“淋浴”两个字，男人马上接口道：“淋浴明天就能修好。”他脸上一贯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副严肃的面容，双眼中也满是歉疚之意。“我很抱歉，先生。”

“好的，”伯纳德说，“谢谢你。”

“我很抱歉，先生。”男人再次致歉，这次，他脸上带了点笑，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

“还有件事。”伯纳德鼓起勇气。

“请讲。”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泳池？”

男人露出了伤心的神色，几乎哭丧起脸来。“目前没有，先生，没有泳池。”他向伯纳德解释了酒店的处境，说他们跟隔壁的公寓存在法律纠纷。伯纳德打断他，温和地抗议说自己付款时被告知这里有泳池服务，因此不应该没有。

男人说：“我们跟范吉利斯酒店有合作，先生。”

在大堂逼人的潮热中，双方都没有说话。

“有合作？”

“是的，先生。”

“什么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波塞冬酒店的客人能以每日十欧元的价格使用范吉利斯酒店的泳池设施，也就是出现在波塞冬酒店网页上的那个大型水上公园。男人往伯纳德手里塞了张广告，广告上也印着相同的图画。

就在这时，伯纳德注意到男人唇上蓄着胡子。“好吧，”他说，“谢谢你。晚饭是什么时候？”

“七点钟，先生。”

“在哪里供应？”

“在餐厅。”男人指向大堂另一侧的玻璃门，门两侧挂着脏兮兮的黄色帘子。门旁有个空荡荡的台子，另一边是间黑着灯的屋子。

“你想不想参加派对，嗯？”利夫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伯纳德拿了罐当地产的凯莉欧工业拉格啤酒，罐壁凝结着水珠。他在利夫对面坐下来。

伯纳德点点头。“当然。”他的口气相当严肃。

利夫来自冰岛，皮肤黝黑，个头挺高。他比伯纳德大不了几岁，给一家包装公司干活。

他向伯纳德介绍起普罗塔拉斯的夜生活，正说到一家叫“小丑”的夜店。他说这家店在特定时段供应减价酒水。“七点到八点之间，花两杯的钱就能买到三杯鸡尾酒，”利夫说道，“这可是个大便宜。我之前跟别人也说过，附近这一带，这家的折扣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好的。”伯纳德回答。

利夫正喝着一大杯奶昔。他一直在说着“他们”如何如何，伯纳德怀疑自己错过了之前的什么聚会。

“他们”是谁？

“要说烤串，”利夫用读报似的语气说道，“最地道的还是‘伯吉斯’，你知道吧？就在那边。”他把五指大张的手从光溜溜的后脑勺上拿下来，指向街那边。伯纳德向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一个橙色的牌子，上面写着“伯吉斯”三个字。

“好。”他说。

两人坐在“浪潮”的露台上。身后的酒吧内传来了砰砰的音乐声。不过六点的光景，附近已有不少醉醺醺的人出没。某处正有人比赛喝酒，传来阵阵激动的叫喊声。

“它家二十四小时营业。”利夫还说着“伯吉斯”的事。

“嗯。”

“你记着，它家的辣酱是真辣。”

利夫说得一本正经。伯纳德以为他在打趣，便笑出声来。

利夫还是一脸严肃，“那辣酱真他妈的辣。”他把最后一口奶昔倒进嘴里。跟伯纳德说话时，他的口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注意力也仿佛总在别处。他不断转过头去，慢慢扫视着大街。属于夜晚的骚动已经登场，太阳却还散发着道道光芒，投下长长的影子。

“就是这样。”利夫总结道。他活像个如鱼得水的情场浪子——没错，他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夜销魂，举止间格外安详自得。伯纳德倒被他这副样子吓住了，点点头，抿了口啤酒。

“你跟朋友一起来的？”利夫问他。

“不是，呃……”

“就你一个人？”

伯纳德试图解释：“原本有个朋友要一起来……”他没接着往下说，显然，利夫对这个不感兴趣。

“好吧。”说话间，利夫还盯着“伯吉斯”的方向，似乎在等什么人。

接着，他转向伯纳德。“你好好玩吧，有事跟我联系，好吧？”

他已经站起身来。

伯纳德说：“好的，谢谢你。”

“再见。”

伯纳德说：“好，再见。”利夫似乎并没有听到。

利夫走远了。他的手臂和腿上生着金色的毛，在低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很快，伯纳德喝完了酒。此时，“浪潮”内的音乐声已震耳欲聋。他离开这间酒吧，又向波塞冬酒店走去。

跟利夫见面后，他的心情更糟了，也更孤独了。他本指望利夫今晚会带他好好“嗨”一把，至少让他见识见识当地夜生活中纸醉金迷的一面，可这些都没有发生。利夫只是把他扔在了“浪潮”的露台上，任他一人独自饮酒。这让伯纳德觉得自己好像没通过某项考验，而这项考验只是入门级的。

这种感受慢慢演化成类似沮丧的情绪，他向着酒店所在的荒地走去。

走进酒店时，刚过七点。大堂里又热又潮，没有点灯，餐厅却像急诊室般灯火通明，厅内似乎没有窗户，墙上挂着肮脏的帘子。伯纳德在一张桌旁坐下。他似乎到得最晚，大多数桌子上都坐了人，食客们把脸埋在灰色的汤里，用汤匙舀着喝。周围安静得诡异，有人低声说着俄语。除此之外，整个餐厅里只听得见勺子碰到盘子的声响，还有一种奇怪的轰鸣声，音量不小，每二三十秒停一次，接着又响起，周而复始。服务员给他上了一盘汤。伯纳德拿起勺子，发现色泽灰暗的金属餐具上有一层硬壳，应该是之前的食客留下的。他拿起一块一看就用过的餐巾，试图把这层壳蹭掉。那个说着俄语的声音还在继续，没什么声调起伏。伯纳德将勺子弄干净，开始专心喝汤——这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色，还是凉的。他环顾四周，似乎在等什么人来跟他解释，可并没有人这么做。不过，他发现餐厅的另一头有台微波炉，正是那断断续续的怪声的源头。微波炉前排着队，每人手里都端着一盘汤，等着加热。他也端着汤排到队里。

一个女人插到他前面：这女人大概四十多岁，个子极矮，又极胖，有着金发和橘红色的面庞，眼睛下方和鼻尖上泛着红。刚一坐下，伯纳德就注意到她了，她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像她这么胖的人，想不让人注意都难。比她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女伴，后者比她年轻点，却比她更胖。这女伴也许是她女儿，虽然胖，倒是胖得赏心悦目。伯纳德收回视线。

他排了几分钟的队。微波炉嗡嗡作响，嗡鸣声每停一次，队伍就向前挪一步。这时，年长的胖女人用英语对他说：“这餐厅太不像话了，真是的。对不对？”

“嗯。”伯纳德表示赞同。这女人主动跟他说话，搞得他有些吃惊。

胖女人汗如雨下，餐厅里热得很。“每天晚上都这样。”她说。

“是吗？”

“那当然。”正好轮到她，胖女人将盘子一把推进微波炉。

[1] 拉纳卡：塞浦路斯东南部拉纳卡湾沿岸港市。——译者注

[2] 利多超市：德国连锁超市，在欧洲拥有多家分店。——译者注

[3] 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组成。除英国国旗外，这四个地区也有各自的代表旗帜。——译者注

第四章

伊韦塔。啊，伊韦塔。

第二天早上，伯纳德第一次见到了伊韦塔。那是在“伯吉斯”发生的一幕。

头天晚上，他几乎没睡着，喝得有些醉，身子也乏，这几乎算是个不眠之夜了。他并没有在外面待到很晚，只在花里胡哨的酒吧里独自喝了几杯，搭讪未遂，又在一间提供陪酒服务的酒吧里遭到了羞辱，难过地回到了酒店。回来后，他只想赶紧睡一觉，可问题来了：虽然酒店建在一片不毛之地上，附近却有个地方彻夜播放着舞曲。酒店内也不安生：整整一夜，都有人在开门关门、喊叫、唱歌；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床，动静颇大。

终于，第一缕天光透过遮光性极差的窗帘照进房内，一切都安静下来。

伯纳德坐起身，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却还没睡着。

接着，隔壁常有人违规停车的空地上传来了拖车的声音。

汽车的警报一声接着一声，而他在这声音中莫名其妙地睡去了，再坐起身时，手表上已是十点十分。

他错过了酒店提供的早餐。

顶着日头，伯纳德走出酒店觅食。他去了“伯吉斯”。

虽是早上十点半，“伯吉斯”的生意却很不错。人们正排队等着吃烤串，显然，他们中不少人都“嗨”了一夜，这里是回家前的最后一站。人们嗓音嘶哑地交谈着，有的被迪厅的泡沫机弄得浑身湿透，现在衣服还没干。他们站在店门口，在清新的阳光中凝视着。一台机器正榨着橙汁，发出极大的噪声。

伯纳德拿着沉甸甸的烤串，坐在长吧台边最后一个空凳子上。

他旁边的位置正对着墙上的棕色镜面砖，那里坐着一排年轻女孩。女孩们还穿着暴露的圣诞套装，一边大声笑着，一边吃着烤串。他听不出她们说的是什么语言。

借着递酱料瓶的机会，他跟旁边那个搭上了话：“昨晚玩得还不错？”

接着，他又问她：“你从哪儿来？”在普罗塔拉斯这样的旅游胜地，这种问题太寻常了。

女孩说自己和女伴来自拉脱维亚。伯纳德不清楚拉脱维亚在哪儿，估计是东欧的某个无名小国。

他告诉她，自己从法国来。

女孩身材娇小，前额有些突出，生着一头柔软的金发，是被廉价的化学试剂染成的，发根处露出了些许灰褐色。不过，伯纳德还是挺喜欢她的。他喜欢她的小瘦胳膊和肩膀，她举着烤串的小手，还有她鼻子上俗气的金粉。

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叫伯纳德。”

她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伊韦塔。

“我喜欢这个名字。”他说。他笑了，她也笑了，他发现她生了一口又齐又白的牙齿。

“你的牙齿很漂亮。”他说。

她说她爸爸是个牙医。

他小小地吹嘘了一番：“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也是牙医。”

她似乎挺感兴趣。“是吗？”

就这样，他们坐在一起吃着烤串，聊天毫不费力地进行了下去。他没费什么力气，甚至在无意中就将她与女伴隔绝开来。她已经背对女伴，面朝他坐着了。

“你喜欢塞浦路斯吗？”他问。

她边吃边点头。

他得知这是她第二次来普罗塔拉斯。“说不定你可以带我转转，”他顺势说道，“我对这儿不太熟。第一次来。”

“好啊。”她答应得十分干脆，他有种上道了的感觉。

“你住在哪儿？”他又问。

她提到了某家青年旅社，这令他感到很自豪，因为自己住的可是家像样的酒店。于是，他颇有底气，问出了一个似乎再自然不过的问题：“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女伴们正打算离开。

“睡觉！”

她边说边笑出了声。这笑声令他不安，仿佛整场谈话于她不过是一个笑话，无足轻重，也不算数。他现在就想跟她在一起，他要跟她在一起。这时，他才注意到她穿着牛仔热裤，配了双细跟凉鞋。

“那晚些时候呢？”他尽力不让自己听上去那么绝望。刚刚那不费吹灰之力就与她熟识的错觉已经消失，就消失在她开开心心地离去，似乎不打算再见他的那一刻。

然而，她停下了脚步。

女伴们已经走了，她却还站在原地。

“你想晚些再见？”这次，她的语气严肃了些。

“我想再见到你。”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我们今晚会去‘小丑’，”她说，“你知道这地方吧？”

“听说过，”伯纳德说，“不过没去过。”

“好吧。”她脸上还带着严肃的表情，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该怎么去这家店，确保他能找到。

“好的，”说着，他又露出了那种因轻易得手而产生的笑容，“我们在那儿碰面，好吧？”

她点点头，赶忙去追女伴，她们还在大门边等着。

他注视着女孩们离开，又在剩下的烤串上挤了些酱，不慌不忙地吃完。

当然，此刻他的心情已全然反转，普罗塔拉斯，他现在真的爱死这个地方了。阳光当空，他走在街上，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同，处处风景皆怡情。他心想，莫非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他走进麦当劳隔壁的药房，买了一盒十只装的杜蕾斯。

“你好啊。”回到酒店潮湿的大堂，伯纳德冲那个笑眯眯的男人打招呼，今天恰是他当班。

“早上好，先生。昨晚睡得好吗，先生？”

“非常好。”伯纳德不假思索地答道，“昨天你说哪家酒店有泳池……？”

“是范吉利斯酒店，那里有泳池，先生。”

“那地方怎么走？”

之后，伯纳德终于找到了范吉利斯酒店。他说自己是波塞冬酒店的客人，付了十欧元，服务生就在他手上盖了个脏兮兮的戳，给他指了条路。他穿过一条散发着泳池消毒剂气味的通道，走进更衣室。走出更衣室后，水上公园的喧闹声和欢乐景象扑面而来。

伯纳德穿了条及膝的泳裤，下水游了起来。在里尔捂了一冬，他的皮肤像牛奶般光滑。他先在深水区从容地游了几个来回，又跟一群小孩排队玩水滑梯。接着，他去了装着造浪机的水池，身体随着添了氯气的池水上下起伏。泳池里人头攒动，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伊韦塔。

过后，他躺在太阳椅上晾干身子，心里还想着伊韦塔。他闭着眼睛，湿漉漉的毛发泛着橘色的光，平坦、白皙的胸膛上长了撮胸毛，四肢修长光滑。泳裤也湿漉漉的，紧贴着他的下半身。

太阳慢慢转了过去。

有个池子里建了间酒吧，酒吧建在泳池水浅的那端，顶部铺着稻草，吧台四周的高脚凳比池水高不了多少。酒吧与泳池相接的地方有一道门，方便服务生进出。门内是干的，有个存放饮料的不锈钢冰箱。

这天下午，伯纳德在这个浅水池里泡着，满脑子想着伊韦塔。他心血来潮，便蹚到了酒吧那边，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大理石般白晳的双腿还泡在水里。他点了一杯凯莉欧工业拉格啤酒，急不可耐地盼着夜幕早点降临，好见到伊韦塔。白天变得无聊起来。

伯纳德在稻草屋顶下坐着，手里握着塑料杯装的啤酒，视线基本没离开过自己那双青筋毕露的脚。这时，旁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又见面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

他抬起头来。

是昨晚在微波炉前排队时跟他搭话的胖女人，她和比她更胖的女儿正蹚过浅浅的绿松石色池水向他走来。奇怪的是，母女俩在池子里待着，身上却穿着裙子——裙子款式简单，有细细的肩带，湿漉漉地贴在她们硕大的肚子上。裙子的下摆也湿答答的，漂在水面上。

“又见面啦。”说着，胖女人在伯纳德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她的脸、肩膀和深陷的乳沟被晒得黝黑，庞大的身躯撑满了又小又湿的裙子。

“你好。”伯纳德说。

胖女人的女儿也慢慢蹚到了一旁的凳子上。她比母亲更注重防晒，皮肤油腻而苍白，只是脸略微晒黑了些。

“你好。”伯纳德客气地跟她打招呼。

他心里半是好笑，半是可怜，怀疑这凳子她坐不坐得下，想想也知道坐不下。

不过，她竟然真的坐下了。

她母亲已在凳子上坐稳了，对伯纳德说：“这儿还不错，是吧？”

伯纳德还在盯着她女儿看。“嗯，是挺好的。”他说。

“说句公道话，比我们想的要强。”

“是挺好的。”伯纳德重复了一遍。

母女俩点了两大塑料杯美格纳斯苹果酒，酒端了上来，杯壁上还冒着水珠。胖女人问道：“你觉得波塞冬酒店怎么样？”听她的口气，她对这家酒店不怎么满意。

“还行。”伯纳德回答。

“你真这么想？”

“嗯。还行。”不过，他也承认，“也许是有些毛病……”

胖女人笑了。“这话说得没错。”

“嗯，没错。”伯纳德说，“好比我房间的淋浴设备，就是这样。”

“你房间的淋浴设备？出什么毛病了？”

伯纳德解释了一下淋浴设备的问题：那个笑眯眯的男人今早又提醒他别用淋浴设备，还承诺说“明天就能修好”。

胖女人转向女儿。“他们老是这样，是吧？是不是？”她女儿正用吸管喝着酒，听到这话，点点头。

“简直是没完没了，”胖女人又转向伯纳德，“还有毛巾也是。”

“毛巾？”

“有天早上，我们房里少了几条毛巾。”她说，“下了趟楼就没了，是不是？”她问女儿，后者又点点头。

“后来，”她接着说，“我们想跟酒店再要几条，他们却一口咬定是我们偷了毛巾，还说要领新的就得另交四十欧元，不然就得把护照扣下。”

伯纳德咕哝了几句，以示同情。

他灌了一大口酒，还沉浸在胖女儿的肉体带给他的奇异感受中：她坐下时，肚子上叠起了一层层枕头大小的肥肉；鼓鼓囊囊的胳膊只在肘部有一处凹陷；相比之下，她的头又是如此之小……

胖女人又讲起别的事来。她正说到住在她们隔壁的几个保加利亚人。“大半夜折腾得我们睡不着，鬼哭狼嚎的，不知道在嚷嚷什么。”她说，“那墙简直就像纸糊的，一点儿声音也盖不住，有点儿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都管他们叫‘土包子老保’，是不？”她又转向女儿，“你知道我们看见什么了？他们从餐厅里偷吃的。”

伯纳德笑了。

“真不知道这帮人是为了什么——餐厅的东西也不好吃啊，你昨晚也尝过不是？我问有没有鱼——毕竟都到海边来了，对吧？总得吃点鱼——结果他们给我上了听金枪鱼罐头。你说这叫什么事？餐厅里还有苍蝇，午餐的时候特别多。我就没见过这种地方，吃的都不是人能吃的东西，我们俩上周拉了好几天肚子。”伯纳德并不想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便又想起伊韦塔来，想她那晒黑的纤细的腿，那穿着镶水钻凉鞋的小巧双足。这英国胖女人还在喋喋不休。

母女俩都是英国人，他刚刚才发现这一点。

“有一天，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打算去外面吃，”胖女人接着说，“就问旅游公司的中介，附近有没有不错的馆子？他给我们推荐了‘阿芙洛狄忒’……你知道这家店吗？”

伯纳德摇摇头。

“我们周六去了这家店，”她说，“点了晚餐和酒水，花了五十多欧元。我想用下洗手间，服务员说得交一欧元的使用费，我就不高兴了。我跟她说我是这儿的客人，她说那也没用，都得交钱。我说我就不交。我正往洗手间走，她倒好，把我推到一边——是真的推到了一边，就是不让我用。我要求见他们的经理。等了约莫一刻钟，来了个自称尼克的男的。我把这事一说，他不说话，就是笑，当着我的面就笑了。当时……唉，我当时真是气得不行。他就那么当着我的面笑了，你都想象不到。就这家，‘阿芙洛狄忒’，”她说，“你可千万别去。”

“我不去。”伯纳德对她说。

“我们挺喜欢塞浦路斯的，”说着，她在椅子上动了动，“我们俩每年都来，是不是？对了，我叫桑德拉，这是我女儿查米安。”

“我叫伯纳德。”

他们坐着，喝着酒，就这么过了两小时，直到酒店的影子开始笼罩在他们头顶。三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伯纳德一直惦记着伊韦塔和今晚的约会，他发现时间不早了，便向母女俩告辞。

就在刚刚，母女俩又点了两大杯酒，这一个下午，她们已经点了四五轮。桑德拉说：“那就晚餐再见吧。”

伯纳德已蹚进水里。“好的。”他回答。

几分钟后，他来到更衣室冲澡。这时，他已全然将母女俩抛在脑后。

伯纳德醒来时，夜幕已降临。房间又小又热，附近传来劲爆的音乐声。

他是六点钟左右回到波塞冬酒店的。那时，他有些头痛，便打算在晚餐前躺上一会儿，谁知就这么一觉睡了过去。突然，他猛地坐起身看表，生怕睡过了头，错过了跟伊韦塔在“小丑”的约会。此时不过十点，他便再次躺下。屋里又热又闷，他流起汗来——昨晚，他试了试空调，发现根本用不了。

他在洗手台前好好洗漱了一番。

卫生间的灯光很暗，他只能勉强看清自己在镜中的脸。

先前，他发现自己的鼻孔下面长了粒青春痘。此刻，他对着昏暗的灯光寻找，想把它挤掉。

他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他断定——就算不能断定，至少也有种强烈的愿望——伊韦塔晚些会到他房里来。他可不想让她看见这堆脏东西。

伯纳德花了好半天才决定要穿什么——他挑了一件看着讲究些的素白衬衫，那件横条纹的休闲衫还是改天晚上再穿吧。他没扣前三个扣子，任衬衫敞开，露出胸前那撮毛。他又从箱底翻出了一个杰尼亚
[1] 男士香水的小样——这本是舅舅办公室里一本杂志的赠品。他先喷了大约一半，试探地闻了闻手腕，又把剩下的那一半也喷了。

他感到很满意，又开始捣鼓头发，将额前的那一蓬乱发梳到脑后，露出了鲜少示人的额头——他的发际线很低——又用大量带香味的发胶将头发固定住。

他站在嗡嗡作响的浴室顶灯下，打量着自己。

他扣上衬衫的第三个扣子。

又解开。

再重新扣上。

他的额头比脸上的别处要白，瞧着挺奇怪。

他梳了几下头发，想遮一遮，却看着更奇怪了。

后来，他不耐烦了，便把头发梳回了平常的样子。

还是有点怪，匆忙下楼去酒店大堂的路上，他这么想着。香水的味道一路飘散，他走出酒店，夜风温热。

已经快十一点了，伯纳德还什么都没吃。他倒不饿，只是觉得该吃点什么垫垫。

他在“伯吉斯”点了份儿烤串，没全吃完，只勉强吞了几口，因激动和期待有些颤抖。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点了一杯红牛兑伏特加，回想着早上跟伊韦塔相谈甚欢的情景，想起她是如何热心地告诉他“小丑”的位置——她几乎给他画了幅地图。想着这些，他的心情平复下来。

饭还没吃完，他就离开了“伯吉斯”。他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向着“小丑”的方向走去。

路上有群赤膊唱歌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伯纳德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地方。这家店看着像个棚子，外面是一圈难看的霓虹灯。夜空中，霓虹灯组成的小丑帽巍然耸立，醉醺醺的人群正排队入场。

他递上五欧元入场费。

到了酒吧里，他开始寻找伊韦塔。

伯纳德游走在闪光灯下，穿过一波震耳欲聋的音浪，追寻着伊韦塔的影踪。

店里人贴人，铸成了一道人墙，一条条胳膊和大腿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他心想，就算是找一晚上，可能也还是找不到她。

他举着一杯价格不菲的贝克啤酒，愈加绝望地扫视着人群，开始觉得伊韦塔可能根本不在这儿。

他紧张地喝了口酒，从一帮狂欢者中穿了过去。

几个春心荡漾的女孩正在台上搔首弄姿。

她们脚下是一拨喘着粗气、汗湿了T恤的男孩。伯纳德驻足看了一会儿，跟其他人一同欣赏了女孩们的裙下风光。就在这时，他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一张有些熟悉的脸进入了他的视线——是早上伊韦塔身边的一个女伴。他觉得自己没看走眼。这女伴正从他身旁经过。

他跟在女伴后面，紧盯着她裸露的后背和背上暗淡的汗液。他从交缠的肢体中“杀”出了一条路来。

就这样，他被带到了伊韦塔身边。乐声停止时，他在蓦然亮起的灯光中看到了她，而她并没有看见他。她正闭着眼——她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四片嘴唇紧紧贴在一起。

就在这时，乐声骤然响起。

[1] 杰尼亚：意大利著名男装品牌。——译者注

第五章

第二天下午，伯纳德出现在范吉利斯酒店，他又去了那家池畔酒吧。阳光灼热，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喝着塞浦路斯当地产的拉格啤酒，杰尼亚香水的味道还未从身上散去。大约一个小时前，桑德拉和查米安也来了。此刻，母女俩就坐在他身旁，硕大的身躯“驻扎”在浮出水面的凳子上。桑德拉正在讲话，向伯纳德描述那个被她称作“查米安父亲”的人意外离世的惨状——那男人在一家工业装备厂之类的地方干活，失足跌进了一缸熔化的锌液里。她说出事后，她的心都要碎了。伯纳德喝着凯莉欧啤酒，心里挺感激桑德拉：她知道他刚认识的女孩在夜店跟人接吻了，竟将如此重要的家事与之相提并论，好让他不那么难过。

伯纳德早已喝醉。昨天，他在普罗塔拉斯肮脏的街道上瞎逛了一晚，此刻已筋疲力尽。他把伊韦塔的事讲给母女俩听，发现自己有种倾诉的欲望。故事讲完后，桑德拉叹了口气，表示能理解伯纳德的感受，又给他讲起了丈夫的死。

自家的不幸事件上了新闻头条，这可真够让人难受的。桑德拉告诉他，当地的电视台还采访了路人，让他们对这起事故发表感想，令她更加痛苦。

“最糟糕的是，”她说，“他们说他掉进去后，过了整整二十秒才咽气。”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伯纳德忧郁地问。

“九年前，”桑德拉又叹了口气，“我每一天都在想他。”

伯纳德把啤酒喝光了，他把空杯递给服务生。

“你是做什么的，伯纳德？”桑德拉用英语念出他的名字。

他说自己原本在给舅舅打工，不过已经被解雇了。

“他为什么解雇你？”她问。

“这人听着像个傻×
[1] 。”听伯纳德解释完，桑德拉这么说。

“我不知道，”他说，“‘傻×’是什么意思？”

“你说‘傻×’？”桑德拉笑了，她看向查米安，“怎么解释好呢？”

“跟‘白痴’有点像？”查米安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

“但是，怎么从字面上解释这两个字呢？”

“字面上？”

“对。”

“呃，那应该跟‘笨蛋’差不多，是不是？”

桑德拉又笑了。“怎么能跟他说明白呢？”

“我不知道。”

桑德拉转向伯纳德：“从字面上讲，‘傻×’的后一个字指的是男人的那玩意儿。”

“明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桑德拉得意地笑笑。

查米安似乎不好意思起来——她整个脸都红了，急急地吸了口酒，看向别处。

“我觉得我应该是明白了。”伯纳德笑了，微微有些害羞。

“不过，这个词实际上是用来形容白痴的，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

“那我舅舅就是个傻×。”

“他听着就像。”桑德拉又转向查米安，“亲外甥不过想度个假，他就把人家解雇了！”

查米安点点头，她很快地看了伯纳德一眼。

提起这茬，伯纳德来劲了。他给母女俩讲起了自己的舅舅，讲到他为了少缴税而住在比利时……

“你家住在哪儿，伯纳德？”桑德拉问。

“里尔。”

“在什么地方？”

“离比利时挺近吧，是不是？”查米安有些害羞，大着胆子插嘴道。

伯纳德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桑德拉很是惊讶。

“‘欧洲之星’有时候会从那儿经过，是吧？”查米安是对伯纳德发问的，在伯纳德看来，她这副样子多少显得有些笨拙。

伯纳德只答了个“是”，便转过头去，望向池里的波光。

“我们打北安普敦来，”桑德拉告诉他，“当地以制鞋闻名。”

晚些时候，三人一起游了泳。两位女士裙袂飘飘，借助衣服的浮力漂在水面上。伯纳德游得可起劲了，他先是小试身手，秀了一把自由泳，又仰面躺在水中，让被氯水刺痛的双眼见见太阳。桑德拉怂恿他在水浅处做个倒立。伯纳德酒未全醒就照做了。他浮出水面，问桑德拉自己做得怎么样。桑德拉冲他喊着，让他下次把腿蹬直。查米安还在附近的水里上下浮动，指尖不时触到冰凉的蓝瓷砖，不肯向外挪动，她也看了过来。伯纳德又做了一次，双腿在湿漉漉的长泳裤里打战。母女俩鼓起掌来。他得意扬扬地再次潜入水中，去探索那抹寂静的蓝。他的大手向池底探去，身体全然失去平衡，双腿剧烈抖动着，让整个身子没入水中，大张的双手又不由自主地离开了池底，面部充血。成串的气泡从他鼻孔中冒出，顺着水流向上经过他的身体。下一刻，他的头露出水面，整个人蹲在温热的池水中，肩膀与水面齐平。他橙色的头发又湿又亮，搭在眼皮上，掺杂着消毒剂的池水沿着头发倾泻而下，气味刺鼻，闪闪发亮。他感到一阵恶心。喝了那么多凯莉欧啤酒……那一刻，他担心自己会吐出来。

他注意到池边站了个救生员，刚跟桑德拉说了些什么。接着，救生员离开了，像个网球裁判似的在斜梯上坐下。

“我们刚才被训斥了。”桑德拉说道。她正懒洋洋地漂在池里，只露出了晒得黝黑的头。她下颌生得颇具男人相，一头金发剪成了软塌塌的锅盖头。

伯纳德搞不清楚状况。他还是晕乎乎的，不太舒服。“什么？”

“我们刚才被训斥了。”桑德拉重复了一遍。

伯纳德还蜷在水里，有一会儿没游了，此刻他觉得池水有些冷。他只是盯着桑德拉。伯纳德身材瘦削，白皙的后背上现出了一截截脊椎骨的轮廓。桑德拉不知还跟他说了什么，声音似乎被什么东西掩盖住了。“……说了别这么瞎闹了……”，他就只听到了这么一句。

桑德拉从他身边游开了。她游的是蛙泳，动作很慢，脑袋懒懒地越漂越远。

池子刚刚被他搞得一团糟，如今正平静下来。池水拍打池壁的力道渐渐散去。

“闹剧”过后，三人在池边的太阳椅上躺下。桑德拉刚好能躺在一把椅子上，查米安则需要把两把椅子拼在一起，伯纳德帮了她一把。随后，他也在椅子上躺下，什么也没说，只是闭上眼。此时已接近傍晚，天气闷热，母女俩的裙子上还滴着水。她们两个边抽烟边谈论食物，伯纳德没怎么认真听。

桑德拉叫了他一声：“伯纳德。”他睁开眼。

母女俩正看着他。

不知为何，查米安迅速移开了视线。

“我们今晚出去吃，”桑德拉说，“你要一起来吗？”

“好啊。”他说。

三人在酒店大堂碰了面。伯纳德跟那个笑眯眯的男人说着话，男人说淋浴设备明天肯定能修好。就在这时，母女俩出现了，场面着实有些尴尬：伯纳德穿得极其随便，全然不像前一晚那般讲究，母女俩则多少算是盛装出席了，这他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们两个都化了妆，还是浓妆。桑德拉的裙子跟游泳时穿的那条很像，也有两条细细的肩带，印着绿白相间的图案，勉强将她硕大的身躯裹起来。查米安则大变了样，穿着牛仔裤和缀着精巧蕾丝的衬衫。

“都准备好了？”伯纳德转向母女二人，桑德拉问道。

笑眯眯的男人得体地目送他们离开。

他们走在酒店附近朴素的“半人行道”上，起初，谁也没有说话。夜晚微暖，气温恰到好处——此时正是初夏，夜里有时还不太热。他们走的是下坡路，但即便如此，查米安很快就汗如雨下。

“那地方不远。”桑德拉喘着气说道。

“那是……那是个什么地方？”伯纳德问。

“是家正宗的希腊餐馆。”桑德拉说。

原来，这是一家单层餐馆，形状狭长，坐落在一段干涸的路上。餐馆外面刷着深红色的漆，贴满了标识。

餐馆内十分宽敞，还开着冷气。服务员将三人带至桌前。室内放着音乐，都是国际上最新的大热曲目；墙上的屏幕正播放着美国男子打高尔夫的情景。时间尚早，餐馆里人还不多。女服务员递上大大的塑封菜单。三人翻看着菜单，谁也没有说话。每道菜都附了张图，活像警方用作证物的实拍照片，勾不起任何食欲。

桑德拉点了一大罐酒，尝着有些松木的味道。酒过三巡，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这酒不错。”桑德拉说。

桌上有个不锈钢盘，当中的葡萄叶包饭正冒着橄榄油。一旁是几碟希腊红鱼子泥沙拉配鹰嘴豆泥，还有一碟温热的皮塔口袋饼。

伯纳德又给自己倒了一点怪味酒，也给母女两人各斟上了满满一杯。桑德拉说，那天下午离开范吉利斯后，她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回酒店，结果司机想敲竹杠。作为回应，伯纳德也讲出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受骗经历：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在那家提供陪酒服务的酒吧里，他被两个盛气凌人、浓妆艳抹的女人逼着买了酒水。酒水贵得离谱，他连钱包都掏空了。桑德拉用最后一块饼卷起剩下的沙拉，开口道：“你用不着买那些酒的，伯纳德。”

“这也没什么，”伯纳德老成地说，“谁还没有个倒霉的时候？”他又喝起酒来。

“你就不该买，”桑德拉说，“你花了一百欧元？”

“嗯。”

“你听我说，”她用目光搜寻着服务员的踪迹，“吃完这顿饭，我们就上那儿去，帮你把钱要回来。”

伯纳德轻笑一声。

“我没开玩笑，”桑德拉说，“我们去把你的钱要回来。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伯纳德叹了口气：“他们不会还钱的。”

“不，”桑德拉说，“他们会的——我们说要报警，他们就会还了。还记得那次在土耳其吗？”她看向查米安，查米安点点头，她整晚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吃了四五块葡萄叶包饭。她似乎状态不好。桑德拉又转向了伯纳德，讲起了在土耳其发生的插曲：“那时候，街上有个男人，打算以换零钱的名义敲竹杠。哼哼，他就不该挑我们俩找碴儿，是不是……”

这时，主菜端了上来。

伯纳德心想，这些东西足够八九个人吃了。

几盘烤羊排、鸡肉和鱼肉，一大碟米饭，三份炸薯条和一份足够一大家子人吃的希腊沙拉。刚才那罐酒才喝了一半，一罐新的已经端了上来。

在伯纳德有限的帮助下，不到半小时，母女俩就将食物一扫而空。

桑德拉将酒罐倒空了。

伯纳德喝醉了。在洗手间的镜子前，他盯着自己泛光的脸，面容平静得诡异。接着，他突然对着镜子吐了下舌头，感到醉意更浓了。

母女俩倒是不显醉态，只是桑德拉的脸红了些罢了。

餐馆里的人多了点，一支乐队开始演奏。

桑德拉和服务员因为账单争执了起来，经理也被叫了过来。事情解决后，她付了账，三人离开了。

结账时，伯纳德本想出一份钱。此刻，三人站在餐馆外的大街上，他还不死心，又掏出钱包：“那个……”

“我得去趟洗手间。”桑德拉走了。显然，她没听见伯纳德的话。伯纳德和查米安留在原地。

他把钱包装进兜里。

查米安不看他，她把脸转向一边，似乎不想跟他产生什么联系。伯纳德心想，自己莫不是惹到她了？

他站在那里，醉醺醺地盯着她看，看她镶褶的袖子里凸出来一截截肉，她的牛仔裤也胀得吓人。

桑德拉回来时，伯纳德还在那么站着，查米安还在望着街道那头。

伯纳德根本没找到那家酒吧。他们花了大约半个钟头，在普罗塔拉斯夜生活区的边缘转了一圈，但凡有霓虹灯闪烁的街都去了个遍。他们路过一家小吃店，便进去点了几块比萨，坐在塑料卡座里吃了起来。这时，附近响起一阵乐声——一支玩弦乐的古典乐队正在现场演奏，上了年纪的男女在旋转的球灯下扭动着身体。伯纳德已是大醉。他走到舞池里，拉着桑德拉的手，让她原地转了一圈，又踩到了她的脚。他的手掌扶着桑德拉庞大身躯的一侧，又热又潮。他又请查米安跳舞，她只是摇摇头。

“哎，来嘛！”桑德拉对女儿说。她的汗多得吓人，硕大的乳沟泛红，像涂了漆般亮闪闪的。

查米安还是摇摇头。

“你真不跳？”伯纳德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查米安没理他。桑德拉说：“别那么没礼貌！”

她看了伯纳德一眼，眼神抱歉又恼火。

接着，他们坐了下来，把红酒喝完。

最后，三人在“伯吉斯”吃了烤串。伯纳德什么也没点，只看着其他人吃。他酩酊大醉——醉眼蒙眬中，查米安变得奇异而美妙起来。他坐在她对面，看着她贪婪又不失文雅地吃着烤串，为这副吃相感到惊异。不得不说，她的脸还是蛮好看的，眼珠淡蓝，睫毛纤长……

他看向别处，不知该如何理解自己此刻的想法，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坐上了回波塞冬酒店的出租车，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他还琢磨着刚刚的那个念头。这时，他脑中涌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要不勾搭她试试？

不方便吧，她妈妈还在边上呢。

出租车停在酒店破裂的混凝土台阶前。

在伯纳德的帮助下，母女俩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低矮的车座中挣脱出来，身上的肥肉抖个不停。

三人走进酒店大堂。

他几乎要邀请查米安去他的房间看看。

可惜迟了一步。

桑德拉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道了声晚安。

他回到房间，只要闭上眼，就是一片天旋地转。

他想来一发，可已醉得不省人事。

[1] 原文为“tosser”，是一句英国人常说的脏话。——译者注

第六章

第二天早上，伯纳德躺在床上，宿醉未消。他在脑海中拼凑起昨晚的种种，惊觉差一点就做了蠢事。

他睁开眼。

阵阵热气渗入紧闭的窗帘，街上的喧嚣闯进昏暗、狭小的屋内，打破一室静谧。他躺了大半个早上，只要一动就恶心。

不知什么时候，他又睡着了，再醒来时，他感觉好些了。

他能动了。

能坐。

也能站。

他揭开窗帘的一角，眯眼望向炙热的白日。隔壁那块空地闪着耀眼的光。

天空蓝得令人发指。

现在是十一点五十分，差不多该吃午饭了，他也饿了。

他沿着冰冷的台阶向下走，感到有些不对劲，仿佛在做梦似的。

越往下走，他越感觉自己仿佛还在床上，此刻的种种不过是个梦。

他走进餐厅。

四周传来低语——有的是俄语，有的是保加利亚语。

今天供应的是棕色的冻状食物。

微波炉前又排起队来。

桑德拉和查米安还坐在往常的那一桌，那也是他此刻要去的地方。

走向餐桌时，他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仿佛正飘在肮脏的地毯上。桑德拉对他说：“早饭的时候没看见你啊，伯纳德。”

昨晚喝的酒似乎没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她只是脸上的红晕稍散了些，声音略微哑了些。

她身旁的查米安倒是脸色苍白。

“没有，我，那个……”他嘟哝着坐下，“我那时候还在睡觉。”

“昨晚上喝得有点多，是吧？”

伯纳德虚弱地笑笑，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此时，他又不饿了。“昨天晚上挺好的。”过了一会儿，他说。

“嗯，可不是？”桑德拉回答。

她已经吃完了，面前摆着个空盘子。查米安也要吃完了。

伯纳德开了罐芬达，向油腻腻的玻璃杯里倒了大半。

“你不吃点？”说着，桑德拉向自助餐那边挑挑眉。她的眉毛是淡黄色的。

“过会儿再说吧。”伯纳德回答。他开始后悔到餐厅来了，感到身体状况并不如预想中的正常。他抿了一口芬达——这是他今天喝的第一口东西。喝完，他感到微微镇定了些。

查米安突然站了起来。

此刻，他难以相信自己昨晚竟对她产生了不好的念头。

他确定自己昨晚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不过，单单有过那个念头都令他感到难堪。

查米安去自助区取食物了。他很快地望了一眼，看着她在餐桌间笨拙地扭动着身躯。他发现其他人也在看她。

桑德拉的声音从旁边飘了过来：“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查米安很喜欢你。”

伯纳德再次错以为自己还在楼上躺着，眼前的种种不过是场梦。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桑德拉又说道。伯纳德转向她，苍白的脸上满是不解。

“你发现了吗？”她问。

他摇摇头，动作很轻微，几乎看不出来。

桑德拉向别处看去，两人静默了片刻，几个俄罗斯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桑德拉又问：“你喜欢做爱吗，伯纳德？”

伯纳德又抿了口芬达，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做爱？”他问。

“对。”

“当然……”

桑德拉轻声笑了：“真不愧是法国人。”

伯纳德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还是说自己听错了？“不好意思……？”他问。

“午餐后带查米安去你房里坐坐如何？”桑德拉说，“她肯定愿意。”

伯纳德一头雾水：“去我房里？”

“嗯。她肯定愿意。”

他还没来得及多问几句，查米安就回来了。她一言未发，看都不看他一眼，只在桌旁坐下，向下一盘用微波炉加热过的菜发起进攻。

饭后，三人来到大堂。伯纳德对查米安说：“想不想去我房间看看？”

这话像是从他嘴里溜出来的，语气平淡，不带半分感情。他本来没打算说这个，他压根就没打算说话。

查米安看向妈妈。

桑德拉说：“我得睡一会儿。”

说完，她径自上了楼。

过了一会儿，两人谁也没说话，走上了楼梯。

伯纳德和查米安在二层楼梯的拐角处追上了桑德拉，她正停在那儿歇口气，看见两人只点点头。他们脚步没停，留下她一个人待在楼梯旁的窗户边，光线透过脏兮兮的玻璃照了进来。查米安跟在伯纳德身后，两人踏入昏暗的走廊。

走廊一片昏暗。他们在伯纳德的房前停下，他掏出钥匙打开门，让查米安先进屋。

刚走进狭小的房间，伯纳德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气味。窗帘还拉着，他的脏衣服满地都是。

“不好意思，房间太乱了。”说着，他把房门关上。

“我们的房间也是这样。”她说。

“是吗？”

两人在阴湿的空气里站着，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在做梦。她的块头真大。望着她庞大的身躯，他越发觉得这像是一场梦。

“你想干点什么呢？”说着，查米安还在四下打量：靠近门的那张床一丝不乱，一只装了一半的手提箱摊在上面。这是伯纳德没睡过的那张床。

他耸耸肩，仿佛不知道自己想干吗，仿佛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洗个澡？”查米安问道。她盯着他看，显然兴致不高。

“淋浴设备不能用。”

“哦，对了。你说过。”

“嗯。”

两人又这么站了一会儿，查米安问：“想不想看我的胸？”

伯纳德犹豫了一下：“好。”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脱下上衣——这是一件镶边的衬衫，跟她昨晚穿的那件很像。她又解下了巨大的胸罩，一对乳房软软地垂了下来，能看到皮肤下面蓝色的血管。乳房搭在一圈肥肉上，每一只都跟伯纳德的头差不多大。乳头是粉色的，颜色极淡，挺立在一圈茶托大小的乳晕之上。

这一幕有些奇怪，他只是站在一旁看着，而她在等着他的下一步行动。

终于，他发现自己的下身有反应了。

她也发现了。像头牛一般，她缓慢地跪在他面前，拉开了他牛仔裤的拉链。

她的嘴又软又热。

“你不是第一次吧？”过了一会儿，伯纳德说道。他着实为她的技巧所折服。

查米安只是耸耸肩，擦了擦嘴，向后退了几步。一阵生拉硬拽后，她把牛仔裤脱了下来。

她的腿不像正常人那般直，处处肥肉横生，膝盖都快让肥肉掩住了。她把黑色的蕾丝边内裤也脱了——有那么一刻，他看见白花花的肉簇拥着一撮软毛，毛发同花生酱一个颜色。

她牵着他的手，走到他睡的那张床边。床上乱堆着床单，有股汗味。

查米安站在一边等着。伯纳德在床边坐下，把裤子褪到脚边，又把横条纹的网球衫从头顶拽了下来。

终于，两人赤裸相对。他可耻地硬着，几乎疼痛起来，而她在床上躺下，试图张开双腿——她得把腿张得很开，否则四周的肉堵着，他进不来。可惜，这张单人床紧贴墙壁，对她而言太窄了，她并着腿才刚好能躺下。两个人沮丧了一会儿，后来，伯纳德想出了法子。“有了，我们把床垫放到地板上吧。怎么样？”

两人站了起来，抬着床垫往地上放。

伯纳德跟床垫较着劲儿。他硬得发疼的“小兄弟”硌到肚子上了。

他们把床垫铺到了棕色的地砖上。

屋里还拉着窗帘。那一刻，查米安在微弱的光线中赤身站着，活像支熔化的巨型蜡烛，身上淌满了圆圆的蜡滴；还有那对下垂的性感双乳，淡粉色的乳头跟他的脸一般大。她是如此庞大，就这样立在他面前，他震惊于自己的欲望。他是如此渴望她，仿佛天地间，女人庞大如她方能满足他的滔天之欲。此刻，他当真欲壑难填。他那玩意儿上下跳动着，肺部急速收缩，仿佛全身上下只剩这两个器官。

她在床垫上躺了下来。

原始的律动。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没有结束，一直进行到了傍晚。窗帘的褶皱弱化了窗外的光线。事后，他们睡了一会儿。伯纳德睁开眼时，查米安已经在穿衣服了。她正套着衬衫，可腰部以下似乎还一丝不挂。

“几点了？”他问。

“七点。”她回答，“你去吃晚饭吗？”

她拉开一块窗帘。借着窗外的光线，她一下就找到了那条硕大的短裤，一屁股坐到了另一张床上，费力地把裤子往腿上套。

“我看是去不了了。”伯纳德回答。他全身赤裸，还平躺在床垫上。他记不清一共做了几次——至少有五次吧。他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感到自己绝不可能还有力气穿衣服，下楼吃饭。

“没错。”说着，查米安又套起了裤子来。

“晚点儿再见？”查米安已穿戴完毕，这时，她站在门边问道。

“好，晚点儿见。”

查米安走后，伯纳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垫上。空气触到皮肤，一阵温热。他盯着天花板上脏污的油漆看了半天，直到暗夜慢慢将它吞没。

窗外传来些声响。

摩托车的轰鸣。

一段乐声。

远处的喊叫……

第七章

第二天午餐时，伯纳德含羞带怯，母女俩却如往常一样。查米安只顾着吃饭，既不怎么说话，也没怎么看他。桑德拉倒没少说。她说：“你今天早上没去游泳啊，伯纳德。”

伯纳德说自己去了沙滩。

“风景好看吗？”桑德拉问。

他说好看。

“我们其实不太喜欢海边，是不是？”

查米安正在对付一根肉不多的带血鸡骨，剔下最后几根肉丝。“还行吧。”她回答。

“我怕鲨鱼。”桑德拉说。

“我看这儿没鲨鱼。”伯纳德告诉她。

桑德拉很坚定：“唉，这里有的。而且每次下完海，我的短裤里都有沙子，弄得‘到处’都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回家之后还有呢。过了好几周都清不干净。”

“好吧。”

“淋浴修好了吗？”她又问。

“没。”

“还没？这就有点不像话了。你不能跟他们太客气。”

“嗯，”他附和道，“我也这么觉得……”

“你都快住了一周了，还没修好。没有这么办事的。”

“就是。”

伯纳德又含羞带怯地看了查米安一眼，后者似乎正在刻意避开他的目光。

“我们今天下午去骑马。”桑德拉说道，她似乎只是随便说说。

“骑马？”

“对。中介都安排好了。”

“这儿还能骑马？”伯纳德问。

“那当然。”

午餐后在大堂，伯纳德问查米安：“我们晚点儿见？你到我房里来？”

昨天那一发着实让人累得慌，他却食髓知味，这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查米安正吃着一袋太妃糖味的爆米花，她的手提包里常备着这类零食。她盯着伯纳德看了一会儿，仿佛没明白他的意思。接着，她开口道：“行，可以。”

“好。”伯纳德挺满意，“晚点儿见。”

他飞快地看了桑德拉一眼，当着她的面说这个是有点不合适。不过，她似乎没有听见，只是拿着一本小册子扇风，看向那扇棕色的玻璃门。

午后的时光过得很慢。伯纳德在又皱又脏的床垫上摊开手脚，床垫还放在地板上。他向窗外看去，感到百无聊赖。此刻，他只盼着查米安快点出现，好一起“做点儿什么”。

终于，到了五点钟左右，有人敲了敲门。

开门时，伯纳德只穿了条短裤。

来人不是查米安。

是她那个顶着软塌塌的金色锅盖头、乳沟比脸还要红的母亲。

“你好啊，伯纳德。”桑德拉说道。

伯纳德几乎要把门甩上，只露出了一张惊慌失措的脸。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连“你好”都说不出口。

“我能进去吗？”桑德拉问。

“你先……你先让我穿上衣服。”

“别费那事了，”她发号施令，“快点，让我进去。”

他打开门，自己站到一边。桑德拉颇有兴致地走进了狭小难闻的房间。

一条薄薄的背心裙耷在她肿胀的身上。

她的脸皮像薄纸一般，干巴巴的，眼睛周围更是如此。

“我们的房间也差不多是这样。”她说。

伯纳德站在一旁，全身上下只有一条短裤。

“你很紧张嘛，伯纳德。”桑德拉说。她看了一眼床垫，床垫还放在地板上，显得有些怪异。“没什么好紧张的。”她盯着床垫看了几秒钟，仿佛要检查一番。接着，她说：“我可听说你的好事啦。”

伯纳德一脸茫然。

“嗯，那可是大好事。”

“什么事？”他颇为担心地问。

她望着他的神情，笑了出来。“呵，你觉得呢？你明白我来是要干吗吧？”她直勾勾地望着他的双眼。

他愣了几秒。

接着，他反应过来了。

“这还差不多。”桑德拉立刻察觉到了他的神情变化。她笑了，露出了一排又小又黄的牙齿。“查米安说你精力旺盛，瞧着还真是。”她把一只手放到他光滑的胸膛上。“别担心，查米安明天还来。她今天身子有点疼，怕是应付不了你了，所以我就问她能不能让我试试——我还从来没跟法国人做过呢。”说着，她激动得身子都要颤抖起来，“让我也试一把吧，行不行？”她抬眼望着伯纳德，手抚上他的脸。“帮我这个忙吧，伯纳德？”那双海绿色的眸子里写满了乞求，“行吗？”

天黑后，桑德拉才离开。她比女儿更饥渴，姿态也更谦卑。伯纳德一口气睡到了次日早晨八点，中间一次也没醒。

醒来时，他还躺在床垫上，房内已洒满阳光。

他步行去了“伯吉斯”，点了煎蛋卷和一杯希腊咖啡。

他出门前就把泳裤换好了，还从酒店带了一条又小又糙的毛巾。饭后，他向着海的方向走去。

昨天起床时，伯纳德就想去海里游泳了，今天也一样。

时间还早，沙滩上的人不多——当然了，那些俄罗斯人也在。他们抽着刺鼻的烟卷，保温杯里盛着泥土色的茶。

伯纳德走到海水边。这里离公路很远，潮也退了。他脱下衬衫和鞋，将钱包塞到一只鞋内，把衬衫堆在鞋上，又捡来了一只空瓶子压住。脚下是凉凉的沙子，风刮得极猛，吹来阵阵寒意。蓝绿色的海浪拍击着沙滩。海浪泛着白沫，冲刷着他白皙双脚间的细沙。

他踏进冷冷的浪里，任海水打湿泳裤。蓝绿色的海水泛着泡沫，时而靠近，时而远离，他的胳膊也随之浮起又落下。海风吹拂，海水将他的皮肤泡皱。终于，他转了个身，放任自己倒向一波巨浪。海水淹没了他，那一刻，倾注而下的海水携着巨响掩盖了一切。

他承受着海浪的冲击，感到海浪退去了，下一刻，又被海浪送到了离岸更近的地方——这里，水流平缓了些。他躺在明亮的日光下，海水支撑着他的身体，阳光覆在他的脸上，咸咸的海水发出低低的声响，灌入他的耳中。他闭上双眼，仿佛听到了海底每粒沙子的运动。

退潮后，海水变得温热了，向着海岸涌来，奔至最远处后复流入海。海水在光滑闪亮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泡沫。

再往岸边走，沙子就热多了。

伯纳德感到身上微微刺痛。他躺在沙滩上，腹部一起一伏。

他将手臂搭在双眼上，张开嘴，心脏怦怦跳动着。

他头脑中一片空白。

除去灼热的阳光外，他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事物。阳光灼热，生命不息。

第三篇
我爱上了朋友的女朋友

事后，巴拉茨陷入了抑郁的情绪中——仿佛在烟雾缭绕、静得可怕的客厅里，一场狂乱的风暴已酝酿了整个下午，此时大雨无声而绝望地浇了他一头一脸。他在阴影里坐着，羞耻又难过地回想着他的人生、他的过往，还有他那些可笑的沾沾自喜。

第一章

正值早上十点，厨房内的烟还未散去，散发出卷心菜塞肉的气味。“这么说，你们要去伦敦？”艾玛的妈妈问道。她不算老，大概还不到五十岁，却早早学了副老年人的坏脾气。她穿了一身蓝色的旧运动服，不是在厨房里步履沉重地走来走去，就是靠在黑乎乎的、老旧的煤气灶上，更显老态。

加博尔说：“我们给您带点儿纪念品回来吧。您想要什么？”

“什么也不用给我带。”老母亲回答。她将头发染成了纯黑色，发根处显露出白色。窗台上摆满了落灰的仙人掌，窗外是条主干道，车流声不绝于耳。她点了根烟。“我啥也不缺。”她说。

“不是问您缺不缺，”加博尔告诉她，“我是说，您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她耸耸肩，把烟递到皱巴巴的嘴边，那口假牙已是残缺不全。“伦敦都有什么？”

加博尔笑出声来：“伦敦什么没有？”

艾玛的妈妈在小方桌上放下一只盘子。盘里装了两片面包，就放在巴拉茨的肘边，巴拉茨的手臂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像般健美，他嘴里含着食物，只好点头致谢。

加博尔说：“我们肯定会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到那儿再看吧。”

“你这趟去是有正事要办，对吧？”她又问。

“对。”

“那你朋友呢？”她问，巴拉茨还在吃，“他也是去办事？”

“他去给我帮忙。”

“是吗？”她直勾勾地盯着加博尔的“朋友”——这是一位晒得黝黑的彪形大汉，套了一件紧身T恤，身上有文身，脸上有点儿麻子，不多。

“他给我当保镖。”加博尔解释道。

“卷心菜怎么样？”她一边问，一边继续紧盯着巴拉茨，“味道还好吗？”

巴拉茨抬起头来。“挺好的，”他说，“谢谢您。”

她又看向加博尔。“你们两个去办正经事，那艾玛呢？”

“您说呢？”加博尔回答，“逛街呗。”

加博尔和巴拉茨算不上是朋友；他们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巴拉茨是加博尔的私人教练。加博尔健身没常性，这周来个四五次，下个月兴许一次都不来，之前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他也不忌口，该吃的、不该吃的，都放开了吃。艾玛有时陪着他来，有时自己一个人来。这些日子里，艾玛比他来得要勤，每周一、三、五都准时出现。在健身房工作的男人都想上她，巴拉茨也是其中之一，可他想要的不光是这个——与其他人不同，他不只觊觎她的肉体，还渴望与她建立更为深入的联系。这渴望正逐渐转变为病态的执念。

艾玛走进厨房时，甚至都没跟巴拉茨打招呼。巴拉茨此时正点着一支花园巷牌香烟，脸上一派漫不经心，却暗暗留意到她穿了那双软木底的松糕鞋——每次看她穿这双鞋，他都能联想到一些色情的东西。事实上，巴拉茨总觉得加博尔从事的是色情行业，不少开着宝马来健身房的男人都干这行，有一个还想请他出演一部影片，开出了他一个月工资的价码，雇他干上那么一天——巴拉茨肌肉发达、浑身刺青，很得这位制片人的青睐。他脸上的那点儿麻子自然不是问题，不过制片人曾隐晦地表示，他的“尺寸”可能是个问题。巴拉茨没接受邀约。为避免制片人恶意揣度他的“尺寸”，他暗示自己的女友不同意。不过这只是个幌子，他根本就没有女友。

他不是不缺钱；他缺钱，平日里各种零活都接。他已经给加博尔当过几回保镖了，大多是陪他去布达佩斯森林地带的高档别墅，到办公室去拜访别人。不过，要说加博尔到底是干哪行的、这次去伦敦又是为了什么，巴拉茨一无所知。

他们搭乘易捷航空
[1] ，前往卢顿机场
[2] ，航班延后了四个小时。加博尔坐不住了，他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佐力，焦虑得很。显然，这个佐力是加博尔在伦敦的某位合作伙伴，负责此行的接机工作。一想到佐力可能会在机场等上几个小时，加博尔就焦急万分。终于，他拨通了电话，结果佐力早已得知飞机晚点的事了。

他们在航站楼内的一张桌旁安顿下来，阳光投下斑驳的影子。加博尔跟佐力道过歉，放下电话。“现在好啦。”他说。

巴拉茨点点头，喝了一口拉格啤酒。他和加博尔各点了半升喜力。

巴拉茨有些好奇：到了伦敦，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他预想的是办公室开会的场景：参会者昏昏欲睡，他则站在门边或等在门外。不过，对艾玛来说，这算得上是个假期了，她和加博尔也能有更多的独处时光。

在健身房时，人们都为健身而来，动机极为正当，可一旦离开了这片安全地带，再与艾玛共处，巴拉茨就备感压力。方才在加博尔的奥迪Q3里就是如此：加博尔有时会下车办点事，留他们两人独处，艾玛在前排，他在后排，每每这时，艾玛的存在感总是格外强烈，而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声音——她在皮座椅上挪动身子，或是放下遮阳板、对着上面的小镜子捣鼓睫毛——都令他屏息静气，一动也不敢动。巴拉茨只得盯着黑色车窗外的某样东西看，眼珠一动不动，满脑子都是昨晚自己幻想着跟艾玛来了两发的情景。这么一来，他就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搭话了。总之，两人一路都没说话。有时，加博尔一去就是二十分钟，只留他们两个人在车里——他总说“就去一会儿”，可每次都是好一会儿。不过，就算这样，两人也互不说话。

艾玛是什么样的人，巴拉茨并不清楚。她像个公主似的，似乎挺瞧不起健身房的员工，对他们的态度算不上友好。健身房的女员工都讨厌她，揣测她是为了钱才找了个比她还矮的男人。也许是为了避免被人搭讪，她健身时总在听歌。巴拉茨从没见她笑过。

看到艾玛的母亲和她家中的境况，巴拉茨很意外。他一直以为她会住在布达佩斯那样的地方，家中的布置和她的母亲也应该体面得多——门前种着玫瑰，一位保养得宜的五旬贵妇为他们端上咖啡；谁承想她母亲竟会是个窝窝囊囊的老太太，窝在一间烟熏火燎的小公寓里。年代久远、外墙泛黑的公寓大楼，楼梯间的气味和声音，楼梯拐角处那扇黄色窗子边疏于照料的盆栽——这些对巴拉茨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认识的人大多在这种地方长大，包括他自己。不过，艾玛也是如此出身，倒是令人惊讶。

巴拉茨喝光了喜力，说要出去抽根烟。加博尔正用手指在手机上滑来滑去。“好，你去吧，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说道。艾玛看着杂志，头都没抬。

巴拉茨在观景台上吸着烟。从钢化玻璃望出去，每过几分钟就有飞机在跑道上降落或起飞。他站在这里，透过微薄的热气望着这一幕，听发动机的声音穿透数百米的空气呼啸而来，不禁回想起在巴拉德空军基地的日子。那时，他和基地的匈牙利剩余军人一同等待着回国的飞机。如今，忆起这段往事，他心中更多的是怀念之情。他本该留在部队的，那里很安全，也有些正事可做。自打离开部队后，他一直裹足不前，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可是，命运究竟对他有何安排呢？

加博尔走到他旁边。

他点了支烟，要比巴拉茨的花园巷牌香烟贵得多。“飞机误点的事，我很抱歉。”他说。

巴拉茨大度地点点头。观景台有个用塑料围出的顶，两人就在顶棚下站着。

加博尔看上去很紧张。他似乎有话想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

他只是站在一旁贼头贼脑地抽着烟。巴拉茨心想，也许他没什么要说的吧？就在这时，加博尔开口了：“我得跟你说说伦敦的行程。”

几秒钟过去了。两人无声地盯着面前的风景：阳光照射下，机场一片开阔；飞机表面光滑，就停驻在航站楼附近的阴凉里。

“艾玛。”加博尔突然叫了艾玛的名字，仿佛她就在附近，仿佛他正在跟她说话。

巴拉茨半偏过头去。

艾玛不在。

加博尔接着说：“艾玛在伦敦有点儿事要做。”

两人望着一架狭长的汉莎航空涡轮螺旋桨飞机升空。滑行数百米后，飞机以令人震惊的坡度直上云霄，仿佛被一根线猛地拽到了天上。飞机逐渐缩小成一个点，在某个时刻消失于薄雾笼罩的阳光中。

加博尔说：“你负责……”他换了个主语，“我们负责照顾她。好吧？”

巴拉茨点点头。

“好。”加博尔一锤定音，显然，这番话令他十分难为情，“我就是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运动鞋的鞋尖把火碾灭。“我去里面等你。”

学着老板的样子，巴拉茨也用鞋尖碾灭了烟头。他又点燃了一根烟，眯眼望着闪光的停机坪。

航班一路上波澜不惊。飞机坐满了，不过加博尔购买了优先登机服务，他们三人便坐在了一起：巴拉茨缩在靠窗的位置；加博尔坐在过道边，腿伸到过道上；艾玛坐在两人中间。她听着歌，盯着鼻尖前方几十厘米远的塑料椅背。

巴拉茨将注意力集中在窗外：其实没什么可看的，顶多能看到部分机翼和飞机下方无边无际的蓬松白云。他想，这云层看着结实，其实什么东西也接不住。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加博尔的话——“艾玛在伦敦有点儿事要做”，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阳光有些刺眼，他便将塑料遮光板拉下了一半。他将肿胀的手叠放在大腿上，静静坐着，听着艾玛耳机里不时泄出的声音，这声音在发动机的嗡嗡声中依稀可辨。

在卢顿机场，佐力驾着银色的加长版奔驰出现了。

佐力个头挺高，面容算得上英俊，留着两撇儿精神的胡子。他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却又带点儿野蛮气。事实上，他是一名妇科医生，只是暂不执业罢了。他的脸有些浮肿，显得不怎么健康，眼睛又过于突出。巴拉茨起初没留意，后来，他在车子的后视镜里不时瞥见了这人的脸，才发现了这些面部特征。此刻，他正跟艾玛坐在后排，放低的皮扶手将两人分隔开来。车子向着伦敦开去。

高速公路上，佐力马力全开，不断钻空向前。巴拉茨抓着车窗上方的弹簧扶手，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此地的空间布局比匈牙利更紧凑、更有秩序，当然了，这里也更富有。眼下正是六月初，一切都那么鲜嫩肥美。

加博尔跟佐力坐在前排。他点了根烟，佐力立刻要求他掐灭。

加博尔道了歉，把烟碾灭在烟灰缸里。

佐力一边全速前进，一边跟他解释：车是向一位经营豪车租赁业务的朋友借的，他答应对方不在车内吸烟。

“不好意思。”加博尔再次道歉，“这车是S系的最新款吧？真不错。”

佐力含糊称是。他看了一眼后视镜，就在这时，巴拉茨注意到了他肿胀的双眼。

佐力今年三十出头，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以往，即便是比佐力更年长、更有气势的人，加博尔都能轻松应对，不卑不亢，可这一套在佐力身上无法奏效。在从机场出来的路上，他们倒是聊了聊，可加博尔话刚说到一半，就有人来收停车费，他便把后半截咽了回去。车子向伦敦开去，他平日在社交中游刃有余，今天却不行了。至于加博尔到底是害怕佐力，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巴拉茨就不清楚了。在机场休息室时，看到两人握手的情景，巴拉茨觉得他们之前应该见过，但不算太熟。佐力和艾玛则是初次见面的样子。加博尔向佐力介绍了随行的二人，语气正式得有些古怪。佐力对艾玛表示了极大的欢迎，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碰了一下；而对邋邋遢遢、肌肉发达的巴拉茨，佐力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保镖，便只傲慢地握了个手。接着，佐力赶紧招呼他们去了临时停车场，一行人匆匆忙忙地赶路。他解释说“今晚就有一个”，再加上飞机误点，又得先去趟公寓，时间就变得十分紧迫起来。看样子，佐力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车子接近伦敦，高速公路变得愈加拥堵。他们本就堵了一会儿，又偏巧赶上红灯。车里开着冷气，从有色车窗向外看去，整个伦敦都笼罩在酷暑之下。周边也有狭窄一些的街道，看起来更具地方特色，四周是居民区、公园、商业街和人满为患的酒吧。正是初夏夜，这里的都市生活场景在巴拉茨心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之后，有关这夏夜的记忆保留了很久，久到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终于到了。三人入住的公寓在一条寂静的街道旁，四周有几棵树。街上是一栋栋二层小楼，每栋都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在其中一栋前停下脚步，三人拎着行李和从免税店购买的物品，佐力则掏出钥匙开门。他没怎么用过这把钥匙，感觉颇不顺手，一边开门一边骂骂咧咧的。他们顺着狭窄的楼梯上了楼，又跟钥匙较了半天劲儿，方才打开公寓的门。公寓里有一间卧室，四面白墙，少有陈设；客厅俯瞰着楼下安静的街道，有张沙发是给巴拉茨睡的；楼梯平台对面是生了霉斑的洗手间，里面没有窗户——他们刚一进屋，艾玛就拎着洗漱包进去了。

男人们在客厅里等着：加博尔坐在沙发上；佐力慢慢踱着步，从没挂帘子的窗户向外看风景；巴拉茨站着，盯着棕色旧地毯上大量的香烟烙印和污渍。加博尔大声询问该上哪儿弄点东西吃。佐力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说他对这一带不熟，他本人住在伦敦别处。他又转向窗外，说不远处有条商业街，应该有吃饭的地方。

“能不能麻烦你跑一趟，”加博尔对巴拉茨说，“买点儿烤串之类的东西回来？”

巴拉茨将眼睛从地毯上抬起：“好啊。”

“你要点儿什么吗？”加博尔问。

他问的是佐力，佐力还望着窗外，什么也没说。

“佐力？”加博尔试探着问道，“你要吃点儿什么吗？”

“不。”佐力拒绝了，头都没回。

“那好。嗯，那就买点儿烤串得了。”加博尔说。

巴拉茨点点头，他问道：“买多少呢？”

“我不知道。我要一份——你来一份吗？”

“嗯……行。”

“艾玛估计也要一份。那就一共来四份？”加博尔提议。

楼梯对巴拉茨的肩膀来说太窄了，他几乎侧着身才下了楼。楼下，大厅很暗，只有大门上的方形磨砂玻璃透出些光。走到楼梯最后几级时，大门打开了，一个身着深灰色衣裤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看到巴拉茨，她便没关大门，除此之外两人没有任何交流。

大街上又暖和又亮堂，在柔和的夜色下，佐力的那辆奔驰更显风姿。巴拉茨点了支花园巷牌香烟，向着佐力说的方向走去。一条条小路错综复杂，路边挤着两排一模一样的房子。二十分钟后，他来到商业街，可四周似乎没有专卖烤串的地方。来回转了几圈后，巴拉茨在夏夜里出了一身汗，橙色的T恤紧紧贴在皮肤上。他留意到附近有家波兰超市，而且街上不少人都不是白人。他给加博尔打了个电话。“鸡怎么样？”他问。

加博尔似乎没听明白。“什么？”

“鸡，”巴拉茨强调了一遍，“鸡怎么样？”

“鸡？”

“嗯。”他正站在一家炸鸡店门外，初上的街灯闪着绿莹莹的光，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腐烂气息，“这里只有卖炸鸡的……”他对着电话那头说。

“行，可以。”加博尔回答，又补上了一句，“我说，那炸鸡看着怎么样？”

巴拉茨向店里望了一眼。“嗯，看着还可以。”

“那就行。”加博尔说，“别待太久了。我们十点就得走。”

巴拉茨把手机塞进牛仔裤的后兜，走到刺眼的灯光下。炸鸡店前排着队，倒是不长；菜品都写在塑料板上，光从板后打过来，他便趁排队的工夫研究了一下。点餐过程很顺利（他英语说得挺溜——这还是在伊拉克学的，要不没法跟一同驻扎的波兰士兵交流，哪天碰上美国人了，也应付不过去），可回公寓就有点儿麻烦了：他迷路了，只得再给加博尔打电话求助。过了一会儿，他和加博尔坐在了客厅低矮的沙发上，用手从油腻腻的薄纸盒里拿炸鸡吃。吊顶灯的纸灯罩破了，烟味和饭味在客厅里弥漫。他吃得很急，心无旁骛，要是佐力不开口，他都没留意到艾玛的存在。

巴拉茨抬起头。

他满嘴都是食物，手指油光锃亮。艾玛就在门口站着。

“哇哦。”刚刚艾玛出现时，佐力这么说道。

此刻，他仿佛读懂了巴拉茨的心思，又说了一遍。

“哇哦。”

后来，坐在珠光色的奔驰里，艾玛站在门口的那一幕还在巴拉茨的脑中挥之不去。他望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满是她的样子。伦敦的夜像杂志彩页般流光溢彩。车子平稳地载着他们，向物欲横流的市中心开去。没有人说话。

[1] 易捷航空（easyJet）：英国航空公司，以低廉的机票价格著称。——译者注

[2] 卢顿机场（Luton Airport）：伦敦的第四大机场。——译者注

第二章

在伦敦的第一夜十分尴尬。加博尔坐在驾驶座上，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他把脑袋懒洋洋地靠在头垫上，一会儿盯着挡风玻璃外纸醉金迷的小巷（他们的车正停在这条巷子里），一会儿研究着自己左前臂内侧的藏文文身。他几个小时都没说过话了，这可真不像他。酒店就在不远处，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就在一条名叫“花园巷”的大街上——这条街是以巴拉茨常抽的廉价香烟牌子命名的，他刚刚才知道。

一行人到达后，佐力打了个电话。过了没几分钟，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她叫朱莉，也是匈牙利人，似乎就在这家酒店工作。接着，朱莉、佐力和艾玛先行离开。加博尔跟巴拉茨说他们得在车里等着，直到艾玛回来。

这一晚真是过得痛苦不堪：两个人没什么话可说，天气又不冷不热，四下一片死寂，也就显得更难熬了。

两人聊了些不痛不痒的话题：比方说，加博尔问巴拉茨是不是第一次来伦敦。巴拉茨说是，加博尔便建议他四处赏玩一下。出于礼貌，巴拉茨问哪些地方值得一看，加博尔却似乎头脑放空了一会儿，接着，他提到了杜莎夫人蜡像馆。“那里有名人的蜡像，”他说，“没错。”他试图举出个名字来——“梅西”。终于想到了一个。“管他呢，艾玛说想去。反正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嗯，好。”巴拉茨点点头，若有所思。

随后，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只能听到加博尔用食指轻敲着方向盘的软套——这声音仿若点点思绪，正慢慢向下滴落，渐渐填满一方暗色的水池。过了一会儿，巴拉茨打破了沉默，他的话仿佛是从这池水中溢出来的。

他问加博尔是怎么认识佐力的。

“佐力？”巴拉茨竟然对佐力感兴趣，这在加博尔看来很奇怪。“呃，”他自己似乎都忘了，“他是个朋友的朋友，就是这种关系。”他停顿了很长一会儿，大概觉得这话题值得一聊，便接着说了下去，“上次来伦敦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他提议我们两个合伙干点什么。”

艾玛轻敲了一下结雾的车窗。此时刚过五点，天已蒙蒙亮，车外还很冷。加博尔醒着，他没多说话，只是打开车门让她坐进来。他沉默地摆弄着导航系统，发动引擎，打开除雾器，除雾器在车窗上发出一阵噪声。车子驶入空荡荡的大街。

艾玛看上去很累，还穿着那件短小暴露的裙子和那双高跟鞋——现在，她已经把鞋子脱了，正盘腿坐着。等她的时候，加博尔和巴拉茨睡了几个小时，至于她睡没睡就不好说了——她眼圈发黑，看样子是没睡。在酒精的作用下，她还残存着几分戒备。

“还顺利吗？”车子在红灯处停下，终于，加博尔开口了。

“嗯。”

“你饿不饿？”过了约莫一分钟，他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可能有点。”

“你得吃点儿什么。”他建议。

“好。”

他们在一家麦当劳前停了下来，让巴拉茨进去买点儿东西。坐在艾玛旁边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身上有股味儿，他这件T恤已经穿了整整一天。她要了巨无霸汉堡、大份薯条，还有一杯无糖可乐。

“谢谢。”巴拉茨坐回副驾驶座，转身将棕色的食品袋递给她时，她向他道谢。

这是她第一次跟他说话。

他回答“不客气”，就在此刻，加博尔发动了引擎，她可能没听到他的话。

她把塑料吸管从杯盖上插了进去，喝了起来。

午后，佐力到公寓来了。那时三人都还睡着。

加博尔穿着背心短裤迎了出来，睡眼蒙眬，头发蓬乱。客厅有处凹进去的角落，被改造成了一间小得可怜的松木厨房。在厨房里，加博尔把佐力的那份钱给了他。佐力拿出几罐冻手的啤酒，开罐时，他问起了艾玛——从早上起她就没露面，反正巴拉茨是没见着她，她一回公寓就径直进了卧室。

艾玛走进卧室后不久，加博尔也进去了，只剩下巴拉茨一个人。他把脸埋入臭烘烘的沙发，企图躲避窗外倾泻而入的光线，尽力不去注意街上传来的声音——这声音时断时续，在这间位于二楼的客厅里清晰可辨。巴拉茨想再睡一觉，可到了上午十点还是没睡着，于是，他便在喷头洒出的细小水流下来了一发，脑中全是艾玛在酒店房间的模糊场景——这些，他已臆想了整整一晚。他这一发的量多得惊人，都射进了下水口。后来，他把T恤蒙在眼睛上，才终于睡着。

“都还顺利吧？”佐力灌下了一大口酒。

“嗯，我觉得还顺利。”加博尔还带着没睡醒的鼻音。他和佐力正站在松木质地的早餐吧台旁。

“那人我认识，”佐力说，“他没问题，人挺靠谱，我最先找的就是他，这人肯定出不了什么差错。”

加博尔只是点点头。

“其他人我就不认识了，”佐力接着说，“不过，我可不想惹上什么麻烦。”

“嗯。”加博尔回答。

“这些人不乐意跟警察和记者打交道，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他们担不起这个风险。要我说，有几个还算是名人吧。”

“是吗？”加博尔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觉得是。”说着，佐力点点头，又灌了口酒，“她还在睡？”他问。

“嗯。”

佐力没待多久就走了，他走后，加博尔又躺回床上。要是巴拉茨有张床，他也就回去睡了，可他没有。他走出公寓，走到明晃晃的日头下，又去前一晚那家炸鸡店点了盒炸鸡。回到公寓，他躺回沙发上，客厅的窗户还开着。他边抽烟边读着匈牙利文版的《哈利·波特与密室》。最近，他正在读“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读得很慢。

他发现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到故事上。

接着，他又发现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到每个字上。

巴拉茨醒来时，艾玛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件晨衣。他不知道几点了，天还亮着。

“嗨。”艾玛语气平淡地打了个招呼。

“嗨。”他坐起身来，“现在，呃，现在几点了？”

“我不知道，”她说，“加博尔要去买东西。”

巴拉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她歪了下头，仿佛在看什么上下颠倒的东西——她正盯着那本《哈利·波特与密室》。“这书好看吗？”她问。

“唔。”他捡起书来，盯着封面看，仿佛答案就在上面写着。“还行。”他说。他在想，关于这书还有什么能说的。

在布满尘埃的午后阳光中，艾玛又站了一会儿。

接着，她打了个哈欠，离开了。

晚些时候，加博尔和巴拉茨又坐进了那辆奔驰里，车子停着。加博尔给他讲了讲购物安排：先到拥挤的牛津街
[1] 逛上两个半钟头，再到安格斯牛排屋红丝绒色的店内吃一顿饭。车外，天上正下着小雨，许是四周的嘈杂松动了车内的沉默，比起头天晚上，今晚他们说的话要多一些。事实上，他们两个算不上熟人，就算是在健身房，加博尔也大多是跟其他员工聊天说笑，跟巴拉茨的关系很一般。

午夜时分，巴拉茨冒着小雨从车上下来，走进附近的肯德基，这家店凌晨两点才关门。他给自己和加博尔买了两份满满当当的套餐，权当是“午餐”。

回到车上，他发现加博尔一脸沉思。“有时候，我担心自己对女人的态度有问题。”他说。雨水沿着车窗成股流下，窗户映衬出加博尔的侧脸。“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巴拉茨刚咬了一口鸡肉汉堡，没法立即作答，咽下食物后，他问：“什么意思？”

“就是我对女人的态度，”加博尔悲哀地说，“也许不怎么健康吧。”他转向副驾驶座上的巴拉茨，后者身上还湿着。“你认为呢？”

巴拉茨只是盯着他。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加博尔问。

“我会怎么做？”

“对，如果你是我。”

“你到底什么意思？”

“假如你和艾玛是……不管了，”加博尔不耐烦地说道，“你会同意她这么干吗？”

“我会同意吗？”

“嗯。”

巴拉茨发现自己很难产生代入感，去想象加博尔给他设定的场景——他和艾玛是……管他是什么关系。对于艾玛，他只能想象到床上的场景，还是格外淫荡、色情的那种。“不知道。”他说，为了让加博尔好受些，他又补充了一句，“可能会吧。”

“你会这么做？”加博尔听起来很高兴。

“呃……我不知道。”巴拉茨认真地想了一下。“也可能不会吧，”他说，“这得看情况。”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呃……我不知道……这得看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就对了，”加博尔说，“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终于，他吃起了堆放在大腿上的食物。

“你是担心这会，呃……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巴拉茨问。

“对。”加博尔简短地回答道，他把几根薯条塞进嘴里。

“呃……你跟她谈过吗？”

加博尔摇摇头，嘴里填满了食物。“说实话，还没。我是说，我试探过，但她不愿意谈。那就算了吧。”

两人吃着食物。

“下周是她的生日。”听上去，加博尔有些忧愁。

“是吗？”

“嗯。我要带她去做水疗。”

“是吗？”巴拉茨又问了一遍。

“那地方在斯洛伐克，是山上的一家高档酒店，我们之前就去过，叫凯宾斯基酒店。你听说过吧？”

巴拉茨皱皱眉，似乎正在努力回想。接着，他摇摇头。

“那地方很棒，”加博尔说，“有个湖，四面环山，她就喜欢这个破地方，那儿什么病都能治。”他说，“真的，有泥浴什么的东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巴拉茨每天过得都一样：等佐力午后登门，然后在漫漫长夜里等待，太阳初升时去麦当劳买早餐，在生锈的淋浴喷头下手淫，最后释然入睡。

不过，他还是睡不好，同时感到自己正因疲倦而日益消瘦。客厅里挺暖和，又没有风，在下沉的烟气里，他有时感到自己轻飘飘的：这一刻，他感到自己是透明的，下一刻又感到自己坚不可摧。不过，他时时都因与她共处一室而感到窃喜。譬如说，他们用着同一间浴室——在那间小小的、浸着水渍的浴室里，到处都是她的小玩意儿，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细细检视。

与她的近距离接触令他狂喜，却也令他痛苦——每天下午，在那些个漫长又无趣的钟头里，他躺在沙发上，知道自己与她仅有一墙之隔。他盯着那面墙，仿佛要将它看穿似的，一幅幅幻想的图景在脑海中展开。

他为她娇俏的面孔而惊奇。周一，也就是他们到伦敦的第四天，下午四点时，她穿着那件毛巾面料的晨衣出现，面露憔悴、宿醉未消。不过，只要她在浴室镜子前打扮上二十分钟，就定能容光焕发。

周一晚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时还早，尚未到十一点，加博尔接到了一条短信。“妈的。”他骂道。

“怎么了？”

“艾玛给我发短信了。”

“她说什么？”巴拉茨问。

“没说什么。”

“这不是个暗号吗？”

“也许我真不该这么做。”加博尔说。

“她是不是在给你发暗号？”巴拉茨又问了一遍。

“嗯。”加博尔叹了口气。“好，”他重重地说，“我们走。”他其实挺害怕的，巴拉茨心想，要不怎么把锤子都带上了呢——加博尔有把锤子，就放在驾驶座底下。此刻，他把锤子带上了，以防万一。

两人向酒店走去。加博尔边走边晃着脑袋，脸上浮现出痛苦与担忧之色。路上，他给朱莉打了个电话。朱莉这一周都值夜班，她说自己正在员工入口处等他们。员工入口处在酒店的一侧，是一扇又小又矮的门，进门后要走过很长的一段通道，还要爬上一截黏糊糊的楼梯。

到地方时，朱莉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紧张地抽着烟。

他们跟着她走进门，穿过铺着绿色塑料垫的通道，走上台阶。“房间在四楼。”她把房卡递给加博尔。“425号房？”加博尔点点头，和巴拉茨一脸严肃地爬起楼梯来。

楼梯一侧的墙皮已经剥落，每层楼梯平台的上方都有一根霓虹灯管。

“准备好了吗？”加博尔问。

巴拉茨耸耸肩。

加博尔又说：“雇你来就是为了今天。”

“好。”

“我负责保护她的安全，你负责对付那个男的。我是说，如果需要的话。”

“好。”

“动手的时候要点到即止，好吧？我不用说你肯定也明白。我们也不想……你懂我的意思。”

显然，加博尔担心会招来警察，巴拉茨也担心这个。“你把锤子搁在这儿不行吗？”说着，他停下脚步。

“什么？”

“把锤子搁在这儿，你可以晚点儿再回来拿。”

“为什么？”

巴拉茨在心里寻找着合适的措辞。“你看，”他说，“万一……”他又换了种说法，“这么说吧，万一警察来了，你带着个锤子……这就算是凶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再说这玩意儿咱也用不上。”

加博尔表示怀疑：“用不上吗？”

“用不上。”

“你确定？”加博尔犹豫了一下，“行。”他把锤子轻轻放下，跟巴拉茨穿过防火门，走进另一侧装潢奢华的门厅。门厅里很安静，气氛凝重。巴拉茨从没到过这种地方，只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此刻，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出演一部美国电影。

加博尔和巴拉茨站在了425号房的门口，房门是木制的，上了漆。他们听了一会儿，可什么也没听到。加博尔刷了一下门卡，门锁嗡地响了一声，门开了，他们走了进去。

“这是什么情况？”加博尔问道。他的语气听上去很吃惊，几乎可以说是失望的。

房间很宽敞，灯火通明。房间里有三个人——艾玛和两个印度男人正坐在那儿，脸上都是一副耐心等待的神态，礼貌而沉默。

“嘿，”其中一个印度男人立刻站了起来，“我们想跟你谈谈。”他比另一个男人要年长得多，刚才坐在装了软垫的椅子上，正好在两扇拉着帘子的高窗中间。

加博尔没理他，他用匈牙利语问艾玛：“这是怎么回事？”

她耸耸肩：“这儿有两个人。”

“我看得见。这之前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年长的男人穿了件粗花呢夹克，似乎在等着加博尔跟艾玛说完。

加博尔转向他，用略带美式口音的英语说道：“你们当中只能留下一个。”

“对，我们正想跟你谈这个。”男人回答。

“你们当中只能留下一个。”加博尔重复了一遍。

“我明白，我明白……”

“好，既然明白了，那你们中有一个必须走。请吧。”

这两个印度人（年长的那个身穿价格不菲的夹克，礼数周到，周身散发着优雅的古龙水味；年轻的那个身材干瘦，穿着件鳄鱼牌的网球衫，还坐在椅子上）看上去一点威胁性也没有。再看看巴拉茨，他人高马大，正抱着胳膊站在门口，显然，他一个就足够对付他们俩了。年长的印度人早已处于发怒的边缘，却强压怒火、格外礼貌，想必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明白，”年长的印度人重复了一遍，“这位年轻的女士说我们两个只有一个能，呃……你懂的。”他说，“我明白。没问题，没问题。我这位，呃，我这位年轻点的朋友……”他说道，“让他……让他来吧。”

巴拉茨身形未动，只将目光移到那个年轻些的印度人身上：那人看上去大约二十岁，可能还要小，就那么瘫在椅子上，盯着自己的鞋看，仿佛全然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

加博尔又用匈牙利语问艾玛：“钱拿到了吗？”

她点点头。

“谁付的？”

她指指那个年长的印度人，那人开口说：“我就是想在旁边看着。”

加博尔转向他：“你说什么？”

印度人重复了一遍：“我就是想在旁边看着。”

“你想看？”

“对。”

加博尔用匈牙利语骂了句娘。

“有什么问题吗？”

“有，当然有问题。”加博尔提高了嗓门。

“怎么了？”印度人的疑惑不是装出来的。

“怎么了？怎么了？”加博尔似乎突然失控了，他抓起这印度人的衣领，先是把他转了个个儿，又把他往门口那边推搡，直到穿着绿松石色花衬衫的巴拉茨把两人分开。

房间内一时无声，气氛胶着。加博尔盯着自己的鞋子，显然，他在竭力维持着自己的“职业素养”。

接着，他抬起头，挤出了硬邦邦的两句话：“这样做不行，知道吗？没有这么办的。拜托您离开吧。”他语气生硬，竭力维持着礼貌，向门的方向伸手示意。

印度人的头上冒出汗珠来。然而，他似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谈出个结果。他微喘着气说：“别，稍等一下，拜托您稍等一下——我也说‘拜托’了，行不行？就一下。”

“咱们走。”加博尔说。

“请您等等，”印度人接着说道，“就说两句，就两句。您的朋友说只要交了钱，就能跟这位年轻的女士待上一整晚，他之前是这么说的。”

“对。”加博尔答道，语气里是竭力抑制的不耐烦。

“那您看，”印度人的秃顶开始发亮，“我是想说，呃，我们就占用这位女士一两个钟头——不过，你们得让我在边上看着。我就光看！这很公平吧？是不是挺公平的？”

“你给我听着，”加博尔说，“她不干那种事，明白吗？她是个好姑娘。”

“哦，她是个好姑娘，她当然是个好姑娘……”

“对，她是个好姑娘。我们走。”

“行吧，你就是想多要点儿钱。”加博尔正抓着印度人的胳膊，印度人似乎让步了，“你想要多少？多少？一千英镑？”他开了个价。

显然，听到这个“天价”，加博尔惊呆了。他什么也没说，小心翼翼地咽了下口水，看向艾玛。

“怎么样？一千英镑？”

“唔，”加博尔皱着眉，仿佛在思考对策，却似乎无能为力。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她说了算。”

“当然！”这印度人很会见风使舵，立刻转向艾玛。她颇有些高贵地坐在单人沙发上，两条长腿小心地合拢着。印度人说道：“一千英镑，女士，只要您让我坐在角落里就好。我会像只老鼠一样待着，不出声，行不行？”

听到这儿，连那个年轻的印度人都抬头看向了艾玛。这个年轻人的头生得异常地大，被吹风机吹干的头发活像是鹦鹉毛。所有人都在等她的一句话。

“跟他说‘不’就行了，”加博尔用匈牙利语说道，“就说‘不行’，然后咱们就走。”

“为什么？”过了一会儿，艾玛开口道，“他在不在又有什么区别呢？”

加博尔的脸轻微扭曲了一下。

“他在不在又有什么区别呢？”艾玛重复了一遍。

“你愿意？”

她耸耸肩。加博尔转向正在等待答复的印度人，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就这样吧。钱呢？”

“我，呃，我这儿有。”印度人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了一个皮革钱包。

印度人数钱的时候，加博尔叮嘱他：“你只能在边上看。”

“当然，当然。”印度人答得心不在焉。

“不能碰她。”

他摇了摇冒着汗的秃头：“不碰。”

“这边要是有点什么事，我们会马上过来。”

印度人把钱递给他：“我保证，什么事也不会有。”

“把钱给她。”加博尔说。

“哦，不好意思。女士？”

艾玛站起身来，她不穿鞋都比这位衣冠楚楚的印度男人高。铺着织锦的大床旁有张床头桌，她接过钱，把它放进桌上的一只小手提包里。

“好了。”艾玛还在装钱，加博尔对巴拉茨说，“咱们走吧。”

这一晚，加博尔几乎什么都没说，只是待在奔驰里，面庞在阴影里掩着。从酒店出来的路上，他颇不是滋味，揣测着这两个印度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癖好。不过，一回到车上，坐回到那张煤灰色的皮椅上，他似乎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前一晚发生的事也很挑战他的理智，不过还没到今天这种程度：昨天，佐力像往常那样来收钱，告诉他们，这晚的客人不想去酒店，所以他们得去客人家。到了地方，他们发现房子在大广场上，广场四周是一排排涂着灰泥的复古房屋。艾玛穿了那件她常穿的肉色小礼服，透过车窗，加博尔和巴拉茨看着她走上台阶，停在装有廊柱、悬着大灯笼的门口，按了下门铃。一分钟后，房门被打开了，她消失在门后。

“随便吧。”加博尔说。

早上四点，鸟叫声从围着金属栏杆的花园里传了出来，艾玛的身影又出现在了门外。

她喝醉了。车子在空荡荡的街上开着，她不停地打着嗝，还为此道歉，可就是止不住，索性咯咯笑了起来。

“你心情不错啊。”加博尔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玩得爽吗？”

“别傻了。”她轻轻地说。

“你醉了。”

“嗯，我喝多了，我喝了能有两瓶香槟吧。”

“香槟？”加博尔说，“挺好的。”

她无视他话中的讽刺：“没什么好的。”

“不好？他逼着你喝的？”

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蓝色的大街。天刚破晓，正是周一的早晨。“喝酒能让我好受点。”她说。

陪完印度人后就是周二了。当天晚上，艾玛要给自己放个假。如往常一样，她在下午四点时走出卧室，加博尔说佐力邀请他们出去，她说自己累了，想在公寓里待着。听了这话，加博尔又吃惊又难过。过了一会儿，他再次试图说服艾玛，隔着一堵墙，巴拉茨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劝说未果后，加博尔走出卧室，穿着一件熨得很平整的靛蓝色衬衫。他邀请巴拉茨同去，口气倒不怎么真诚。巴拉茨拒绝了，说自己也累了，只想在公寓待着。加博尔没再跟他多说，给佐力打了个电话，遗憾地告知了他艾玛不能同去的消息。

“不，”加博尔站在客厅中央，把电话举到耳边，“不，她想在屋里待着，她说她想在屋里待着。”电话那边说了些什么。“我跟她说了。”加博尔回答。佐力又说了些什么。加博尔回答：“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里带了点情绪。佐力没再说什么。松木小厨房里，加博尔把杰克·丹尼威士忌和可乐兑在一起，一口气灌了下去。接着，他走出门外，身影消失在黄昏中。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整栋小公寓安静了下来。

巴拉茨装作在读《哈利·波特与密室》，实则竖着耳朵，仔细听着卧室里的任何响动。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听到了像是床板弹簧发出的声音。

又过了一会儿，是好一会儿，卧室里再无任何响动。他原本心怀希望，以为艾玛是想与他独处才拒绝外出，可长久的沉默大大降低了这一可能性。他放下手中没读几页的小说，轻轻穿过客厅，出门给自己弄了点晚饭。

他走的时候，卧室的灯还亮着，门底透出些光线来。

回来时，一阵强烈的失望之情涌上他的心头，卧室的灯灭了。他出门前应该先敲敲她的门，问问她需不需要什么东西，这简直就是明摆着的事，现在什么都晚了。他吃着晚饭，味同嚼蜡。饭后，他打开了一包花园巷牌香烟，抽出了一根点燃。

直到两点之后他才睡着。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有个烟灰缸，已经满了。

[1] 牛津街（Oxford Street）：位于伦敦西区，是英国著名的商业街，云集了三百余家大型商场。——译者注

第三章

“有咖啡吗？”听见他醒了，她问道。

艾玛穿着晨衣，站在小厨房里，打开松木橱柜看了看。

“没有。”说着，巴拉茨眯了下眼睛，房间里满是清新的阳光，“我估计是没有。”

“我早上只喝咖啡。”她解释道。此刻是早上十点，以往这个时候，他们都还在睡觉。

巴拉茨还躺在睡袋里，只穿了条黑色尼龙短裤，便待在睡袋里没动。“加……加博尔回来了吗？”他问。

“他在睡觉。”她说。

她不再翻找橱柜里的东西，只是盯着小厨房。

“上哪儿能弄点咖啡呢？”她嘀咕着。

他用再自然不过的语气提出了一个建议。

“要是你愿意，”他说，“我知道个地方。”

她看向他。他坐了起来，腰部以下还埋在睡袋里，露出了有文身的肱二头肌和像烤面包机般结实的胸肌，小而苍白的双眼隐约闪烁着恳求的光芒。

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巴拉茨和艾玛已习惯了和对方交谈。不过，对他而言，能够与她一同走到楼下大厅，走出公寓，再到街上散步，仍算是两人关系的巨大突破。

巴拉茨已熟知了去商业街的路，他在那儿见过一些喝咖啡的地方，有几家在又窄又脏的街道旁搭了几张金属桌。两人在铝制椅子上坐了下来，头顶是摇晃不停的凉棚。巴拉茨戴着一副宽边太阳镜，镜框是塑料的，配着翼形镜片，在阳光下变换着颜色，显得十分英武。他身上穿着那件橙色的T恤，下摆塞进牛仔裤里。巴拉茨拿起纸杯吮了一口咖啡，望向阳光明媚、生意兴隆的大街。“天气不错。”他说。

艾玛也戴了一副太阳镜。她只是笑笑，算作对他的回应。

“你睡得好吗？”他问。

她说睡得不错。

她似乎意识到眼下的情形不太妥当，便有意冷落他。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巴拉茨又喝了一口。他想着该说些什么才好。

想不到有什么可说的，他便给她递了一支“花园巷”。她接了过去，他给她点了火。铝桌上有个简易的玻璃烟灰缸。

接着，他开口道：“我今天想四处逛逛，去些景点什么的。”他本指望她会立刻表现出一些兴趣，可她没有。她坐在小圆桌的另一边，穿着一件无袖上衣，纤细的上臂上文着带刺钢丝组成的枝头花纹，她只是吸了口烟，什么也没说。“这里应该有不少能逛的地方。”他说。她还是不搭话，他便直截了当地发问了：“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既然来了。”

她勉强笑了笑。“我不知道。”

这个笑有点闭门谢客的意思。巴拉茨本已打算放弃这个话题了，她却开了口，语气似乎不太感兴趣：“这儿都有什么啊？”

“嗯，唔，”他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自然些，“这附近应该有个蜡像馆吧，是不是？”

“哦，你说那里。”她的反应比加博尔设想的要冷淡得多。

“要不就去那儿？”他提议。

她说她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他说应该不难找。

她好像被他逗乐了，冲他笑笑，仿佛他的话取悦了她。“你是真的想去吗？”

他耸耸肩。“嗯，”他说，“干吗不去呢？”

“我也不知道。”她说，“你看着不像那种人。”

“哪种人？”

她笑了，只是含糊其词：“你知道我说的是哪种人。”

“那种会对蜡像感兴趣的人？”

“对。”

“我是对蜡像感兴趣。”说归说，这话听上去却没什么说服力，他就着这个由头问了下去，“我看着像哪种人？”

她笑出了声，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几点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这手表有个硕大的表盘，一根根指针相互交错，其中大部分似乎都没什么用。他告诉她时间。

“你真想去？”她问。

他摆出了一副彻头彻尾的正经表情：“嗯。”

他们坐上地铁。站在吵闹的车厢里，男人们盯着她踩在高跟鞋上、包裹在牛仔裤内的身躯，他则享受着他们嫉妒的眼光。她似乎并未注意到周围的目光，她什么都没注意到，只是随着颠簸的车厢摆动身体，透过太阳镜盯着某张交友服务或生发产品的广告，抑或是盯着地铁线路图。

刚才，在芬斯伯里公园的站台等车时，她表示巴拉茨的英语水平令她刮目相看。她问他的英语是在哪里学的，他说是在伊拉克，这答案出乎她的意料。等车的时候，巴拉茨向她讲述起了那段经历——他并未刻意夸张事实，好让这故事听上去激动人心，他甚至都没打算让它听上去有趣。那段时光基本上是在不同的基地中度过的，每个基地都跟镇子一般大小。每天，他在装潢朴素的空调房内打电脑游戏，吃些美国食品。除了一位翻译，他从没跟任何伊拉克人说过话，而那人其实是卖毒品给他的。他也从没开过枪，他确实巡逻过几次，但那也只是坐在装甲车里晃了几圈，透过一扇小窗看看平坦的黄土地罢了，当真是“西线无战事”，最令他难忘的就是当地的高温，一旦踏出空调房，热浪便扑面而来，令人瞬间汗如雨下。

在贝克街站上行的电动扶梯上，他问她最希望看到哪位名人的蜡像。她的答案令他很不快：他最讨厌的就是约翰尼·德普
[1] ，还有他主演的那几部海盗电影。令他更不快的是，她是不是故意提到德普的？好向他发出明确的讯息——他不是她的“菜”，别有什么非分之想？（要不她干吗不说想看布鲁斯·威利斯
[2] 那样的肌肉硬汉的蜡像？）他倒是希望刚才自己什么也没问。出地铁站后，他再没说话。

走在阳光灿烂的街上，他们找到了蜡像馆：排队的地方人山人海，人们都等着一睹明星的“真容”。队伍的源头在一条小路上，队尾处分散着一小群人，正犹豫着要不要排到长队里。长队每隔二十米左右就有个标识，提示该处需要等多久——最近的一处标识上写着“大约需要等待两个半小时”，可这标识后还排着不少人，且不断有新人加入。继续往前走，在“大约需要等待一个小时”的标识附近，一群哑剧演员者和一名踩着高跷的男子正在安抚队伍中又急又累的孩子们。

巴拉茨严肃地看着这一幕，一脸坚忍地加入了队伍。每次排队，他总是那副温顺忍耐的样子——“等待”和“不惧等待”虽不能为他带来快感，却能令他自豪。

“我们不是真要排队吧，啊？”艾玛站在他旁边。

“呃……”

她笑了。“我是说，这队一排就得是好几个小时。”

“嗯。”巴拉茨表示赞同。

“真要这么干吗？”

“我不知道。”

她抱起了胳膊。正是初夏早晨，空气清新，他们在阴凉里站了一两分钟，队伍却纹丝不动。巴拉茨察觉到她的心情变差了，她盯着自己的脚，皱起眉头来。“要不我们干点别的？”他点了根烟，大胆提议。

“比如说？”她问。

他耸耸肩，没什么想法的样子。

“我们就走走吧。”她建议道。

小路尽头闪现出一抹绿色，引着他们向前走去。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终于，在这沉默变得不合时宜前，她开了口：“你是什么时候从伊拉克回来的？”

“唔，”他想了一下，“八年前。”

多么令人惊奇又恐惧的一件事——八年就这样过去了。

实际上不止八年——他是2004年12月回来的，那是个冬日，机场刮着风，就在那天他回了国。“是八年半。”他补充道。他十八岁入伍，回来那年二十。他说回来之后，他又在部队待了一两年。

“然后你就离开部队了？”

“对。”

“那你后来干什么去了？”她问，“就在健身房了？”

“对，”他说，“在健身房，也干过些别的。”

“比如？”

“我也干过一段时间的保安。”他问她是否知道布达佩斯的一家乐购超市，她说知道。“就在那家干。”他说。

眼看这个话题就要烂尾。她又问：“当保安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嗯，那时他成天穿着一套仿制的警察制服，身上又湿又热，不是在超市入口处晃荡上几个小时，就是在安保室里百无聊赖地盯着闭路电视。“还行吧。”他说。

一条与小路垂直的街出现了。街对面矗立着一排崭新的奶油色房屋。房屋中间有一处宽敞的开口，能看见一座公园和其中的绿树。小路正好穿过这个开口；这段路恰好是自行车道，路面涂着红色的柏油，正通向公园。两人在红灯处停下，车流从面前飞驰而过。巴拉茨盯着这片高高的房子，心想，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他说：“后来那家乐购就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

“他们怀疑我跟小偷串通了。”他说。

“怀疑？”

“嗯，怀疑。我没跟任何人串通。”

“那他们为什么要怀疑你？”

“呃，那个时候超市里丢了不少东西。所以说，我确实不太适合干这份工作。”事实上，他很容易栽在一些令他分神的小把戏上。一场精心策划的打斗，佯装的心脏病发作，皮肤黝黑的卖花老妇，讲起故事来喋喋不休的老汉……他总是被他们蒙骗。他大概是耳根子软吧，很容易就会被人说服，也许超市经理正是不满意这一点。不过，以不诚实为借口开除一个人，总归是容易些的。

“是不是？”他说。

他们走进公园，走在湖畔的一条柏油路上，湖水又清又绿，附近没有多少人。

“你没有为自己争辩一下吗？”她问。

“没。他们说我不闹事的话，就给我写封好点儿的推荐信，所以……”他耸耸肩。

“那他们写了吗？”

“嗯。”他说。

“然后你就找到了健身房的工作？”

“嗯，对，最后去了健身房。”

湖面最窄处有座小木桥，他们走了上去。

“不过，光在健身房干活还不够。”他说，“这其实就是份儿兼职，我还得干点儿别的。”

“好比你这次来伦敦。”她说。

“嗯，对。”他回答。他们在桥上停下来，望着身下浑浊的绿水。他点了支烟。她一提到此次伦敦之行的目的，他就显得不大自在，甚至有些羞赧，还是说是他先提起的？他不是有意的，也不想提这个。他避开这个话题，转而说道：“小时候，我想当个水球运动员。”

“是吗？”

“嗯。那时候我打得还不错，”他对她说，“还想走职业道路。”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反正就是没当上，可能我的好胜心不强吧。有些人的好胜心比我强得多。”湖面上的涟漪不断变换着形状。他斜眼瞧着，抽完一支烟。“反正就是没当上。”

“挺遗憾的。”

“嗯。”他原以为自己已不再介怀，可这一刻，他再次感到心痛，而且这痛比此前任何时候来得都迅猛。此刻，站在她身边，他仿佛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是他的整个人生，他的全部。

“你小时候，”他问，“有什么理想吗？”

这问题听上去多少有点古怪。

她顿了几秒，仿佛在思考是否要回答。

“我不知道，”她说，“我那时候就是想逃跑。”

她把双手搭在木桥上，桥面上的漆在阳光下显出了一些坑洼。她望向桥下的湖水，一些鸭毛浮于绿水之上。“要是有点面包就好了，还能喂喂这些鸭子。喂鸭子多让人高兴啊，是不是？”

巴拉茨也站到了扶手边。

“你不这么认为吗？”

“唔……”

“你应该不常做这种事吧，是不是？”她冲他笑了，“你这么个壮汉。”

“呃，嗯，我想是的……”

“我开玩笑的。”她说。

“好吧。”

“小时候，”她说，“我常跟着大人们去祖父母家住，他们的家在村子里。那个时候我没少喂鸡。说实话，我不乐意喂鸡，味儿太大了。”

“对，鸡身上有味儿。”巴拉茨一副很懂的样子。

她笑了。“是吧？真的有味儿。”

两人走到湖对面的树下。树叶在风中抖动，被风吹乱的湖面在树叶间依稀可辨。这是棵紫叶山毛榉，叶子红似鲜血。

“这公园不错，是吧？”她说。

他四下看看，仿佛刚刚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座公园里。“嗯。”他回答。

“这些花花草草养得多好，瞧那些花坛。你现在有交往对象吗？”她的语气很平淡。

他吃了一惊。“呃，没，暂时还没有。”

两人又向前走去。他沉默了一会儿，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不知怎么，他觉得应该说点儿什么，可是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没有就是没有。“暂时还没有。”他重复了一遍。

不知不觉中，两人在公园里绕了个圈，又回到了来时的那条红色柏油车道上。

他说：“呃，你想喝点儿什么吗？”

他们来到了一家名叫“地球”的酒吧，店内装饰成暗红色调，条纹墙纸上挂着贺加斯
[3] 画作的复制品。窗外，车流声呼啸而过。两人点了酒，店里还有几位游客。

“你和加博尔……在一起多久了？”他不晓得该怎么措辞。事实上，他最不愿意提到的就是加博尔，可眼下也没什么别的好说。

“大概有一年了。”她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问道，倒抓住这个话题不放了。

“工作中认识的。”她说，“我出演了一部电影，他也有份儿。就那样认识了。”

“他也有份儿？”

“对。”

“怎么个‘有份儿’法？”接着，他几乎是在道歉了，“我只是一直不知道他到底……”

“他负责技术方面的事。”她对答如流，“后期制作、发行、再发行。他懂电脑，要不就是他认识懂电脑的人。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基本都靠网络传播。”

“好吧。”巴拉茨端起酒杯。

“说实话，那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过了一会儿，她才这么说道，似乎想借此引起他的兴趣。

“哦，是吗？”

“加博尔不想让我演了。”她解释说，“一开始他觉得还好——要我说，他不单单是觉得还好。”她笑了，“说实话，我敢肯定他挺喜欢的。不过，我们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就有些介意了，说不想让我再演了。”

巴拉茨说：“可你现在干的这个……我看他也不介意啊。”

“我现在干的这个？”她说。

“对。”

“哦，这不是他的主意。你想问的是这个吧？”

“不是他的主意？”

“不是。”接着，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告诉你这是他的主意？”

巴拉茨想了一下。“没有。”

“是佐力提出来的。”她说，“你也认识他吧？”

“嗯，认识。”

“是他提出来的。”

“他是加博尔的朋友，是吧？”

“不算是。我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只能算认识。”

“这么说来，这是他的主意了。”巴拉茨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好奇心，却还不想结束这个话题。

“嗯，他告诉我干这个能挣多少钱，还说由他来负责安排。我说我得考虑一下。加博尔不乐意，他不想让我干这个。”

“呃……我不知道。”巴拉茨心事重重。

酒吧的几道门是敞开的。一阵警车鸣笛声飘了进来。

巴拉茨又说：“换作我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

她笑了。“说得好。这儿能抽烟吗？”

“唔。”他看向四周，想找个烟灰缸。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禁止吸烟”的标识。

“应该不能。”

“要不咱们去外边？”

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交通往来声不绝于耳。“佐力想让我搬到这儿来。”她向他喊道。

“是吗？”

“他提了这样一个建议。那是在来这儿的第一天晚上，他在酒店里跟我说的，那时候加博尔不在。他说我应该搬过来，说要给我找个好地方安顿下来，就我一个人住。我一个月接一两单就可以。”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什么也没说，我就笑了笑。他说他没开玩笑，让我别笑。”

“你想搬过来吗？”

“过来干吗？天天应付他？我才不想呢，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明摆着的事，是不是？”

“嗯，我想也是。”巴拉茨说，仿佛之前从没这么想过似的。

他似乎还在思考着她的话。这时，她开口说道：“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他只是盯着她，一副没听懂的样子。

“你从不评判别人。”她说。

“是吗？”他的语速缓慢而凝重，仿佛她了解他更甚于他自己。

“没错。”她说，“连佐力那种货色，你背后都不说他什么难听话，肯定也不会说我。你肯定不会说我，别人说我的时候我都知道。”

酒喝完了，他问她想不想再来一杯。她问现在几点，接着拒绝了他的提议。“我看还是别喝了吧。”她起身去了洗手间。附近一桌坐着几个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桌上摊着一张地图，还有几杯不含酒精的饮料。他们一路目送她经过，等她走远后，其中一个说了点儿什么，一桌人发出了低低的笑声。嗯，他们正在评判她，巴拉茨心想。他抱住双臂，将胳膊肘抵在桌上，身子向前倾，望着她穿着那双软木底鞋走远。已经快一点了，尽管她不想再喝了，他却还想跟她共度整个下午，不然还能干点儿什么？她从洗手间回来，坐回桌前，开口道：“我们回去吧？”巴拉茨吃了一惊。

他仿佛被掴了一掌。

“哦？”这似乎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这个建议的反对，于是他又说：“真要回去吗？”

“你还想干点儿什么？”她似乎在谈判。

“不知道。”他挠挠头。

事实上，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现在就想，想得发疼。

过了约莫十秒钟，他什么都没说。她开口道：“我想我们该回去了。”

他难过地耸耸肩。“嗯，好吧。”

两人沉默地走到地铁站，在车上也没怎么说话。

[1] 约翰尼·德普:美国演员，代表作有“加勒比海盗”系列、《剪刀手爱德华》等。——译者注

[2] 布鲁斯·威利斯：美国演员、制片人、编剧，代表作有《虎胆龙威》《第五元素》等。——译者注

[3]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作品经常讽刺当时的政治和风俗，代表作有《妓女生涯》《时髦婚姻》《浪子生涯》。——译者注

第四章

奔驰还停在老地方，如往常一样，车内阴影笼罩。加博尔说：“听说你和艾玛今天出去逛了。”巴拉茨和艾玛回到公寓时，加博尔还在睡，巴拉茨不知道艾玛是怎么跟他说的。单是她把这件事告诉加博尔就够令巴拉茨失望的了。他小心地开口：“嗯，唔……”

“你们去蜡像馆了。”加博尔又说。

“嗯，对。不过我们没进去。”巴拉茨很戒备，他还不清楚加博尔是什么态度。

“对，她是那么说的。”加博尔说，“她说得排上两个小时的队。”

“比那还长。”

“你们可以买优先票啊。”加博尔告诉他。

“是吗？”

“对。”加博尔将两根食指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宽阔的挡风玻璃外是又长又暗的梅费尔大街。“我去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我还真不知道。”巴拉茨承认。

“那你们最后干什么了？”加博尔问。这问题有点怪——如果他已从她那儿得知了蜡像馆和排队的事，那他肯定会问他们后来做了什么，她也肯定告诉他了。那么，巴拉茨不安地想，加博尔为什么还要再问他一遍？他起疑心了吗？是不是想探探他和艾玛的口径是否一致？

“也没干什么，”巴拉茨回答，“就走了走。昨晚……昨晚怎么样？”

巴拉茨转移了话题，加博尔似乎没放在心上。“特别棒，”他说，“你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去的。”

“我太累了。”巴拉茨表示歉意。

“是吗？”加博尔似乎不怎么相信。

“嗯。”

“我还以为你对艾玛有什么想法。”说这话时，加博尔笑了，他大概是把这事当笑话说的，“特别是今天，你们两个就这么一起出去了。”

“你什么意思？”巴拉茨问。

“不是这么回事吗？”加博尔还在笑。

“不是。”巴拉茨感到脸上发烫，加博尔似乎在暗示他什么。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其实吧，艾玛周围的男人，”加博尔诡秘地看了他一眼，“见了她都跟伸舌头的狗似的，你懂我的意思吧？你看起来倒对她没多大兴趣。”

“没兴趣。”巴拉茨说。

这三个字似乎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加博尔是这么说的，“你看起来倒对她没多大兴趣”，听上去，他似乎还欠些解释。“唔……”巴拉茨说，“我不……”他停了下来。

“你不是同性恋吧，啊？”听加博尔的口气，他想问巴拉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巴拉茨顿了一下，吃惊得说不出话。接着，他否认道：“不是。”

“是也没关系。”加博尔说。

“不，”巴拉茨说，“不，我不是。我，唔，不是。”

“那就是你不喜欢她这样的？还是因为什么？”

巴拉茨的脸上几乎浮现出痛苦的神色。“那个……我不知道……”

“哎，算了。我不是故意要打听你的隐私啊。”

“没事。”

“你不喜欢她这样的，不喜欢她这样的。”加博尔说，“管他呢。”

之后，两人再没怎么交谈。

事后，巴拉茨陷入了抑郁的情绪中——仿佛在烟雾缭绕、静得可怕的客厅里，一场狂乱的风暴已酝酿了整个下午，此时大雨无声而绝望地浇了他一头一脸。他在阴影里坐着，羞耻又难过地回想着他的人生、他的过往，还有他那些可笑的沾沾自喜。

加博尔的电话响了。

是艾玛打来的，显然，她那边出了点问题。“好，你先待在那儿，”加博尔说，“就在那儿别动，我们马上过去。”

加博尔挂了电话。“我们得再上去一趟。那人好像不好对付，艾玛把自己反锁在浴室了。”

425号房内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什么情调。电视开着，音量很大；床单乱得一塌糊涂。床上坐着一个男人，约莫四十岁，很瘦，因为脱发，脸显得格外长。艾玛不在，可她的裙子在地板上，每次“接活”，她都只穿这条裙子。男人的衣服也在地板上，他正全身赤裸。加博尔和巴拉茨进门后，这男人倒一点也不着急，他不疾不徐地起身，让人感到怪异。“你们俩是谁啊？”他问。

“她人呢？”加博尔问他。

“那儿呢。”男人指向一道门。再开口时，他气势更盛：“你们到底是谁啊？”

“看着他。”吩咐完巴拉茨后，加博尔在那道门上敲了敲。“嘿，是我。”他冲门里喊道。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他被放了进去。

房内灯火通明。巴拉茨跟裸体男人面对面站着，相隔不过一米。这男人没穿衣服，可一点也不害臊。他大声地抽着气：“我还没完事呢，好吧？”

巴拉茨什么也没说。男人大概以为他没听懂，便接着说道：“你听得懂英语吧，你这个死猩猩？我还没完事呢，你和你那朋友赶紧走行不行？”

巴拉茨还是不作声。“你们以为我打她了？我没打她，”巴拉茨仍然无动于衷，“我不过就骂了她一句‘贱货’，她本来就是。我这么说，没说错啊。哎，猩猩！你个死猩猩！我跟你说话……”

砰！

这声音就像一条狗在欢快地享用一块软骨关节。男人的鼻骨断了，血充满鼻腔。

男人踉跄了两步，退到床边，一脸迷糊。突然，大量的鼻血喷涌而出，浇了他一嘴。

“她没事……”加博尔从开着的浴室门中走出来。“这是……”

男人跪在地上，用满是血渍的双手捂着脸。鲜血迅速滴入了昂贵的地毯。

巴拉茨已经离开了。他站在走廊上，仿佛是第一次到这儿来。狂飙的肾上腺素冲昏了他的头脑，令他一时找不到楼梯的方向。于是，他乘着那个珠宝盒造型的电梯下了楼，走进酒店大堂。大堂里闪着沉闷的光，酒店大门敞开着，枝形吊灯像片发亮的云朵。他手上还沾着血，这血刚刚还是滑腻的，此刻已变得黏稠。他的手突突地跳不停。旋转门流畅地转动了一下，将他从安静的大堂送入喧嚣的夜色里。大街上，车流声时断时续，只听嗡的一声，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大门口。

巴拉茨在大街上走着，车灯投下的光芒映得这里仿佛战壕一般，他身处其中，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每过几秒便有一辆车从旁边超过他。他什么也不去想，只感到脸上有夜风拂过。

慢慢地，他又能感知到身边的一切了：街边种着树，在高耸的路灯下，树叶映出鲜艳的绿光；街的另一头有片阴影，想必是座公园；附近有个公交车站，有人正在等车。

在一家鬼影幢幢宝马展厅前，巴拉茨停下了脚步。他不知该干点什么，身体打了个冷战，方才那令人不快的一幕涌上了心头。他点了支烟，甚至有些不确定刚刚发生了什么。他打了那个男的，至少打了一下，这他是知道的。他的手突突跳着，又酸又疼，想必那一下打得不轻，说不定把人家的鼻梁打断了。他面前是上过蜡的宝马汽车，每一辆都显得不怎么友好。他盯着车子，却什么也没看到。他对自己说，那个男的应该不会闹到警察那里——别的不说，巴拉茨注意到他戴了结婚戒指。那个男的得跟他老婆撒个谎，不然脸上的伤是糊弄不过去的。不过，他没准早已为他干的这些勾当编好谎话了。

他又向前走去。他还记得，从浴室出来后，加博尔看到男人满脸是血地倒在地毯上，便冲他大吼起来。他离开房间时，加博尔还冲他喊着。他可没想闹得这么大。至于艾玛……他往外走时，她刚好裹着酒店里的浴袍从浴室出来。看到房间里的这一幕，她立刻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

有那么一刻，巴拉茨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不干脆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现在就去机场，然后一个人回国算了。可他的护照不在身上，这是个问题；另外，他所有的行李都还在公寓里放着。不，他还是先走走吧，先冷静下来。之后，他会面对自己该承担的一切。

过了一会儿，他发觉自己走到了他们平时停车的那条小巷，不过车子却不在原地。

他不知道怎么从酒店走回公寓，只会坐地铁回去，因此，他得等地铁站开始运营。四点钟的时候，他在骑士桥街，把脸贴在哈罗德百货商场的橱窗上张望，鼻子都压扁了。四点半的时候，他在伊顿广场上四处溜达。五点钟的时候，他在警察狐疑的目光中经过白金汉宫。此时，天已大亮，明日高悬，他在格林公园等地铁站开门。

一个小时后，他出现在公寓。客厅里烟雾缭绕，加博尔正在打电话。显然，电话那头的人是佐力。

起初，加博尔没说巴拉茨回来了。巴拉茨站在一旁，等着他把电话打完。最后，加博尔轻声对佐力说：“嗯，他在。刚回来。”

一分钟后，加博尔放下电话。“佐力简直要气疯了。”

“对不起。”巴拉茨道歉。

“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人吗？”

巴拉茨摇摇头。

“你当时想什么呢？”加博尔吼起来。

“对不起。”巴拉茨又表达了一遍歉意，他垂下双眼。

“我说，你不是疯了吧？”

“我以为……我以为他把艾玛打了。”

“人家根本没那么干。我跟你说了她没事。”

“她没事？那她是怎么了，为什么会……”

“你知不知道，”加博尔没理他，“你给我惹出了多大的麻烦？“

巴拉茨好久没说话。没等他再道歉，加博尔就开始讲那段插曲的后续了。他很生气，却又不得不压低声音，大概是怕吵到卧室里正打算睡觉的艾玛。“我先得对付那个鼻梁断了的男人，”他说，“他当时躺在地板上，我给他找毛巾擦血，还给他找牙——你知道有多恶心吗？啊？人家说要报警，他怒气冲天的。我赶紧让他消消气，跟他说还是算了，最好别惊动警察。他让我滚到一边去，说他根本不在乎，就是要报警，要让我们都进监狱。我担心他是真的想报警：他嗑药嗑多了，脑子不清楚，搞不好还有点儿脑震荡，说不定真能干出什么蠢事来，以后自己都得后悔。我就跟他说，我得给佐力打电话商量一下，电话打完之前，他先什么都别干。反正他还晕头转向的，站都站不起来，手机也找不着，他的衣服、东西扔得满屋子都是。他赤身裸体，一站起来就摔倒了。我赶紧给佐力打电话，人家正睡着呢——肯定啊，谁大半夜的不睡？一开始他没接，我就一直打，最后他接了。他肯定知道出事了，不然我半夜打什么电话？我把这事跟他说了，说你把那人的鼻梁打断了。佐力问：‘那男的干什么了？’我说什么也没干，就是你把人家的鼻梁给打断了。我跟你说，当时佐力简直没法相信这事是真的。”加博尔突然火冒三丈，他停了一下，点了支烟。“他马上就开始数落我，说我不该拉你入伙，好像那男的挨了打都赖我似的。他还说要卸你条腿什么的。你听我说，他好像是要来真的，说不定他真的认识道上的什么人，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跟他说那男的非要报警，佐力说千万不能让他那么干。我说:‘那我还能怎么着？我还能弄死他？’他就让我把电话给那个男的。我跟那个男的说佐力要跟他说话，就把电话给他了。那个男的看着也真惨，脸肿得跟个气球似的，全紫了，鼻子那儿也是一团糟。反正那会儿那人还他妈的气得够呛，接过电话就开始嚷嚷，说他就是要报警，就算会惹祸上身也非得把我们都送到大牢里。佐力说了得有半个小时，好歹才让他消了火。那人又把电话还给我，说佐力还有话跟我说。佐力说那人同意和解，但我们得把钱还给他。我这才放下心来，这就用不着麻烦警察了。我叫艾玛把钱拿来。她拿来后，我就还给了那个男的。这事真恶心。”加博尔一脚把香烟踩灭。

巴拉茨还站在门边。

加博尔接着说：“我让那个男的穿上衣服，把脸洗洗，等我十分钟。我把艾玛带到车上让她等着，自己又回到房间去。他已经穿好了衣服，脸上的血也洗干净了。总之，他就这么走了，我还得把房间收拾好。整个房间到处都是血。”加博尔叹了口气，他已讲得有些疲惫了。“我给朱莉打了电话。我俩在橱柜里找到了一台地毯清洗机之类的玩意儿，还是蒸汽的，她给我演示了一下该怎么用，我就用这东西清理了地毯。”他向巴拉茨咆哮着，几乎热泪盈眶，“该死的破玩意儿！我根本就不会用！”他又点了支烟。巴拉茨还站在原地，也点了一支。“我当时真的恨死你了，”加博尔说，“我都想杀了你。”

“真的很抱歉。”巴拉茨说。

“你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就是瞎转悠。”

加博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好像没听明白他的话。接着，他开口道：“伙计，我没法付你钱了。我是说，你这周的工钱，我不能给了。我们把那个男的的钱还给他了——那可比你的工钱多多了，好吧？我说，这钱是因为你才没的，所以……”

巴拉茨没想到会是这样，不过他也只是耸了耸肩。

“你听我说，佐力的意思是让你把这笔钱补上，”加博尔有些激动，“他想让你把钱补上，那大概得一百万福林
[1] 吧。我跟他说你补不了，你拿不出这么多钱。他说要是你愿意，拿条腿来抵也行。你听我说，他真的气疯了，艾玛也是。”说到这里，加博尔的脸色更阴郁了些，他向一边看去。

“她也是？”巴拉茨的语气很轻，他很吃惊。

“那当然！她都陪那男的睡了，”加博尔把话说得很直白，“结果一分钱都没拿着。”

“嗯。”

“没错，她很生气。”

“那她还好吗？”

加博尔没理他。“你听我说，”他开口道，“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两晚。依我看你就待在屋里，什么也别管了。我负责照看一切。”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再掺和我们的事了。反正我们也不会付你钱，干脆……你就别管了。我会安排好的。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明白吗？”

那天，佐力没有到公寓来——这个自然，他又没有什么钱可收。第二天他再次出现时，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是不再理会巴拉茨。巴拉茨躺在沙发上读《哈利·波特与密室》，也不理会佐力。没有人提起卸腿的事情，他尝到的也不过是犯了大错之人常受的冷遇罢了。

巴拉茨发现自己在艾玛那儿也受到了冷遇——前一天下午，她似乎在刻意避开他，不肯在客厅里待着。两人在浴室门口偶然碰上了，这才开口说话。

她不肯看他：“哦，不好意思。”

巴拉茨正从浴室出来：“哦，没事。我用完了。”

他还站在门口不走，堵着她的路。

“呃，对不起。”他说。

她点点头，还是不肯看他。“没事。”

就这么两句话，再没下文了。他让到一边，她走进了浴室潮湿的臭气中。

几个钟头后，她和加博尔出发去酒店了。

加博尔打开客厅的门，探进了头。“好啦，我们走了。”

“嗯，”巴拉茨回答，“好。”

两人走后，巴拉茨坐了一会儿，抽了两支烟，陷入深思。接着，他穿上夹克，走到街上去。傍晚的天空格外蓝，喷气飞机留下了几道颜色各异的尾气：有些是纯白的；有些要高一点，是梦幻般的粉色。走在小街上，黄昏渐晚，给路边轿车的挡风玻璃镀了层银。万籁俱寂，巴拉茨的内心一片空寂，倒也欢喜，恰似途经的那一扇扇未点灯的窗，窗内空空，一派静谧。家中清冷，尚无人归来。

不到一周前，沿着这条路，他第一次从公寓走到了商业街。来这儿的时间虽不长，这条路却已烂熟于心，且任凭他四下探寻，也再难添半分新意。

巴拉茨走进炸鸡店，服务生还是那个女孩。她一直都在店里招呼食客，只是他从未留意罢了。他点了单，坐下来等菜，突然记起每次点单时，这个女孩都会给他一个浅浅的笑容，他却从未留心。女孩胸罩的蕾丝花边从T恤的V字领里隐约露出，胸口的皮肤上刺了个小小的金十字。他看着她接待下一位顾客，态度诚恳，手里紧紧攥着点单的笔。他想知道她是怎么思考的。此刻，那女孩没有笑，脸却还是好看的。

[1] 福林：匈牙利货币单位。截止到2015年4月2日，一人民币可兑换四十三福林。——译者注

第四篇
她怀孕了，可我却不想结婚

房内拉着窗帘，光线昏暗，午后的时光慢慢流逝，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在窗外日光的映衬下，深红色的窗帘透出沉闷的光。他们对窗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在血红色的光线下，这房间就像个怀孕的妇女，肿胀的身体里全是前程命运。

第一章

离开酒店时，天已亮了。初阳照耀下，空荡荡的街道无所遁形，粉饰着灰泥的房屋投下了阴影。四周很静——这里虽是伦敦的中心，此刻却安静得很，但也不能说毫无声息——这个自然，伦敦怎能全无声响？一架飞机正隆隆升空，几只鸽子在檐下咕咕求爱。一辆出租车沿着苏塞克斯公园轰鸣而过，驶过一排酒店前的露天平台，他正从其中一家酒店里走出来。

他心想，没有人会察觉他正欲离开伦敦：所有人都还睡着，而他悄悄溜了出来，手里只提着一个小旅行袋，向他停车的广场走去。破破烂烂的广场四周都是酒店，广场中央有几条长凳和几株植物，人行道上黏糊糊的。车还停在原地，旁边的车位还空着。这不是他的车，他只是替人交接罢了。他将旅行袋扔到副驾驶座上后，坐到了松软的皮驾驶座上。

他在车中坐了片刻，享受着无人打扰的独处时光。“独处”“自由”——眼下，于他而言，这两个词语别无二致。

他发动引擎，打破了广场的寂静。

他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昨天查看路线时，他觉得简单得很，不过是先从伦敦出来，再沿东南方向往多佛走；可眼下，连开到河边都成了问题。他努力回想昨天查看过的几条街，终于在脑海中还原出一条路线来，这才驱车离开。

他在公园巷前停下来等红灯。街道的一侧有一家豪华酒店，另一侧是座公园。他睡眼惺忪地看向前方。

一会儿开到河边后，下一步怎么走又成了个问题，只希望河边能有去多佛的指示牌。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迷路，他有些不安；不过，这点事倒不至于令他误了渡船，时间毕竟还很充裕，他习惯为旅程多留些时间。

昨晚他早早就睡了。前天，也就是周五，他跟麦金泰尔在外面待到了很晚——麦金泰尔是一位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周六那天，他不得不起了个大早，登上了去诺丁汉的火车，好从这辆车的上一任车主，也就是那位巴基斯坦籍的博士手里取车（文件上显示他叫“N.可汗博士”）。那一整天，他宿醉未消，过得像一场梦；即便是此刻，回想起那天的情景，他仍觉得像做梦般飘忽：梦里，他在可汗先生家的客厅浏览车子的维修记录，可汗先生的猫则在一旁盯着他看。

车子绕过海德公园的东南角，在皮卡迪利大道上，阳光倾泻而下，仿若透纳
[1] 画中的一幕。公园对面，宫殿
[2] 在浅黄色的阳光中若隐若现。

他眯着眼，用手挡住光线。

麦金泰尔不怎么乐意帮忙的样子：他负责看手稿，尤其是荷兰语和德语的对照的那一节。他们二人已在“低地人”酒吧讨论过这个话题了，麦金泰尔一向坚持在那里碰面——此举有些许的嘲讽意味，倒也正符合他的一贯做派
[3] 。比方说，他们讨论了德语发音在近代早期的转换，某些方言……

他一边回想这些，一边眼观六路，留意着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街道布局。

历经了五百多年，一些方言仍然不遵从这些转换规则。

他不时变换着车道，驶过空荡荡的办公大楼，寻找那条出口向左的车道，好开到沃尔斯豪尔桥路上去。

就在那里。

不，麦金泰尔没太尽力，显然并未倾囊相授，正所谓同行相妒，他并不想透露太多手头的研究资料。正因如此，在“低地人”时，麦金泰尔总想跟他聊点别的话题，闭口不谈正事。几瓶督威啤酒下肚，麦金泰尔打探起他的房事来。“你那方面还好吧？”

他提起瓦莱里娅，说了些她的事。不过，对于两人的关系，他并没有表态。

接近沃尔斯豪尔桥路的中段时，信号灯变了。他犹豫了一下，停了车。

麦金泰尔结婚了，对不对？他都有孩子了。

绿灯亮了。他不紧不慢地发动了车子。一分钟后，泰晤士河出现在眼前，一时间视线开阔，令人心潮澎湃。阳光下，河水泛着白色的光芒。

驶过泰晤士河后，又是一条条大街。

车子开到了伦敦南部，许是因为四周的路一条都不认识，他更觉得自在。映入眼帘的楼房死气沉沉，仿佛一直在沉睡。一栋栋老楼正慢慢走向腐朽。他隐约觉得该往旧肯特路开。旧肯特路。那个疯狂的大富翁游戏
[4] 不就在旧肯特路举办过一次真人大赛吗？他沉思了一会儿，想象着旧肯特路上该是一派单调的棕色景致。

他沿着指向多佛的标识牌向前开，越发深入伦敦东南角的“迷宫”之中。这里人迹稀少，商业街看上去并不高档，店铺也破破烂烂的。阳光在污迹斑斑的砖瓦上起舞，脏兮兮的窗户上挂着帘子。唯独加油站有点人气，有人正在加油。

有人离开了。

他还有大把的时间，说不定能赶上更早的一班渡船——八点就开的那班，他们戏称这是他的“专属渡船”。对，还是赶更早的这班吧，还不到五点半，他就已经到了布莱克希思附近。车子驶上一条空荡荡的高速公路，路面在阳光下泛着水样的光泽。他加速了。此处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他得仔细留心指示牌。

对，麦金泰尔是有几个孩子，难怪他老穿着旧衣服，脸上也常带着不耐烦的神情，还挺容易生气。他们一家人住在外伦敦
[5] 的一栋小房子里，屋里各种东西堆得满满当当。家里吵得很，他和太太每天争得你死我活，筋疲力尽，连夫妻生活都无心应付。谁又想把日子过成这样呢？

坎特伯雷，指示牌上写着大字。

这可是乔叟笔下的朝圣者到过的地方啊
[6] ！他心中一阵激动，身体不禁微微颤抖起来。马曾在这路上跑过，人们分享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路面十分泥泞，若是下起雨来，人们便用兜帽罩住头，手上湿湿的。

他用干燥的双手握住皮革包裹的方向盘，透过太阳镜，他望向前方宽阔的车道。高速公路上只有他这辆车。

不过，想想那些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建筑——中世纪的一切都充满了吸引力。能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遐想中，自然是件妙事。那是另一个世界，与现世全然不同——中世纪的一切都异于现世，却也曾在这世上存在过。看看高速公路两侧的田地，看看那低矮的山头——中世纪的一切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中世纪的人也曾在此生活，正如此刻的我们一般。现世的一切亦会有终结的一天。不过，人们大多不会相信有这么一天的，不是吗？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将有消失的一天。可现世的一切能千秋万代、与天同寿吗？不能。这世界终会变样，但变化的过程很慢，慢到活在其中的人无力察觉。这世界早已开始变化，永远都在变化，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发音有更迭，语言有变迁，世界亦如此。

《论〈里夫的故事〉
[7] 中方言口语的体现》。

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棒极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中世纪》的第七十四辑上，本来是写给哈默的纪念文集的——哈默是他在牛津第一年的博士论文导师，个子挺高，秃头，在基督教堂有一间专属的大屋子，装饰典雅，颇为宽敞。无论何时有客登门，哈默都能拿出一瓶雪利酒招待对方——典型的英国老式做派。他曾出版过一些作品，其中一本是《古英语语音变化入门手册》，1967年出版。哈默教授似乎生活在自成堡垒的知识奥秘之中。那时，这位年轻的外国学生品着他家中的雪利酒，暗暗思忖：即便在睡梦中，想必教授也会梦到集中双元音，不发音的“h”和语言中的补偿性加长现象吧。

他倒挺羡慕教授的——做做这种梦非但没什么坏处，还能令人心气平和。

当真能令人心气平和。

你瞧，一切俱已尘埃落定。这位中世纪史学家坐在书房里，沐浴着阳光，幻想着漫长时光那一头人们的生活。这种行为是种自省，提示自己人终有一死，此外，亦能令人领会到时间能抹去一切。

他挺喜欢学校这方小天地。在他认识的人中，有人痛恨这里，向往伦敦那样的大都市。

他却喜欢这里的一切。小镇有童话中才有的景致：围墙内装点着花园，如梦如幻；夏日时分，四下一派静谧；学生宿舍前建着石阶，还有一位毕恭毕敬的守门人。没错，这是一块如梦如幻的小天地，仿佛只存在于某个内向小孩的幻想之中。

这是心灵的避风港。

还有那幻梦般的尖塔。

阳光在宽敞的高速公路上闪闪发亮。

现在才刚过六点，他估计再过一个小时就到多佛了。

没错，他喜欢待在学校这方小天地。他就爱这种修道院式的隔绝感。有时候，他希望这种隔绝能更彻底些，如此一来，俗世纷扰便可离他更远。他想，自己定会喜欢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当个潜心于学术的修道士，无须常事劳作。那滋味一定很妙。

当然了，要想过上这种日子，显然得满足一个条件。

不知不觉中，车速过了90km/h，加速的感觉十分流畅。他松开油门，表盘指针立马回落。他感到有点儿困，这还是今天早上出门后头一次犯困：引擎的轰鸣声十分平稳，窗外又一马平川，景致单调，他便昏昏欲睡起来。车子开久了，挡风玻璃开始变得像块屏幕，似乎正播放着中央处理器传来的图像，无非是些没有意义的图表。他摇摇头，动了动搭在方向盘上的双手。

没错，要想过上那种日子，显然得满足一个条件。

去年，希拉里还在任的时候，他终于干了一件一直想干的事，搞上了一个本科生——从到牛津读博士开始，他就计划着要这么干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却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段风流韵事不过维持了两周，但那年轻女孩倒是令他回味悠长……

那女孩给他手写了一封分手信，挺孩子气的——这小可怜还以为他动了真情呢。收到这信，他还真的难过了一两天，不过他也看明白了，对方也没打算来真的：他成全了自己的一段夙愿，她又何尝不是呢？要说自私，两人也是不分伯仲。话又说回来，这女孩不过双十年华，或许尚不晓得世人是多么容易为情所伤，情伤又是多么让人难以忘怀，故而还有自私的理由；而他比她年长十岁有余，早该通晓人情世故了。

不久后，他看到那女孩被一个同龄人——该说“男孩”才对——搂在怀里。那一刻，他才真正有了心痛的感觉。那对小情侣就站在洒满阳光的四方院里，这一幕如毒药般腐蚀了他的心，令他体会到纳博科夫
[8] 的心境。

不过，在看到这幕之前，他已经跟艾丽卡搞上了。艾丽卡来自奥里尔学院
[9] ，是位研究中世纪拉丁语的学者。但这段关系也没能长久，只维持了一个夏天。

他刚在伦敦待了一阵，可谓精疲力竭：除了跟麦金泰尔见面外，他还跟出版商约见了一次；此外，伦敦大学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古英语语音变化的研讨会，他参加了，并在大会上发言。当然还有些社交活动：他跟艾曼纽见了一面——艾曼纽是意大利人，个头不高，博学又势利。几年前他博士毕业，现在在伦敦当律师。艾曼纽还问到了瓦莱里娅，问他俩是怎么认识的。他和瓦莱里娅是在去年九月曼尼的派对上认识的。“我不知道我们算是什么关系，”他是这么回答的，“算是互相有点儿意思？可能吧。平时经常在一起，我也说不好这算什么关系。”

独处，自由。在渡船上，这种感觉仍挥之不去，且与他人无关——船上还有别的乘客，但不过是些过客，在他们面前不必拘谨，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他也不必有所顾忌。甲板上海风习习，夏日炎炎，栏杆上绑了些救生船。甲板上下晃动着，时而下沉，时而上浮。渡船渐行渐远，英格兰渐渐消失在视线中，呼呼作响的海风吹动着他的头发。密闭的船舱内洋溢着暖意，乘客或是用餐，或是购买商品。他从人群中穿过，并未引起注意。他挑了张桌子，独自坐下。渡船到法国需要一小时，在这一个小时中，他将独自一人，谁都不能干扰这段独处的时光。阳光下，窗沿上的盐渍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他走到窗边，望着海浪调皮地翻滚，心像风中翱翔的海鸥般自由。独处，自由。

下船上车后，他立刻打开了空调，播放起维瓦尔第
[10] 的《荣耀颂歌》。富有激情的音乐涌入双耳，车子在法国的高速公路上飞驰。

嗒——嘀。

嗒——嗒——嗒——嘀。

嗒——嗒——嗒。

柏油路面闪着光。正是周日早上，高速公路两侧地势平坦、洒满阳光，卧着一座又一座农场。

这条路他熟得很：沿着猫眼石海滩，往前走就是奥斯坦德。风化作用形成的沙丘伏在道路左侧。

“欢迎来到西法兰德省。”指示牌上用荷兰语写着几个大字。

此刻，他仿佛正驱车驶过从前的时光，每处风景都历历在目，每个地名都唤起一段回忆，简直令人心痛。科克赛德——他曾带着黛尔菲恩和她妈妈的小狗来过这里，风吹倒一簇簇草，小狗在其中刨着沙子；尼乌波特——他曾跟父母在此处消夏，海风的气息吹到内陆，吹到小街上，他提着一把塑料锹，走到小街尽头就看到了海，地平线像牛奶一般白；鲁瑟拉勒——他的爷爷奶奶就住在这儿，两位老人在郊区有栋房子，几片啤酒花田卧在整齐的花园尽头。记忆的碎片如宝石般锐利，却惊人地渺小而疏离，仿佛望远镜拿反后看到的一幕。许多年前，那泊满船只的海边、那平坦的大地上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如今，韶华易逝，那人、那狗、那科克赛德多风的一天，竟已是十年乃至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令他大为震惊。那时，他已或多或少算是个成年人了，而如今，他还时常觉得自己刚刚长大。

他感到车身有些摇晃，便停下车子加油。

他将加油管插入油箱。恰逢周日，高速公路上车子很少。

他内心涌起了一股渴望，希望一切都能保持原样——他多希望终其一生都能活在科克赛德的那天啊！这念头为何如此令人心驰神往？或者像今天，像现在这样，听着汽油流淌的声音，闻着那令人头晕恶心的汽油味，又是周日，路上车子不多——此情此景，若是能永恒该有多好，虽无聊乏味，却如天堂般安详。独处且自由。就这样过一辈子多好，多希望一切能保持原样。

油加满了。

在收银台时，他明明是用母语与女店员交流的，却感觉哪里不对。他向车子走去，欣赏着那辆豪华的SUV
[11] 的倩影：车身是淡淡的焦糖色，闪耀着硬气的金属光泽，配着有色透视玻璃。他开心地坐进车里，按下按钮、发动引擎，心中不乏自豪。斯坦科和他不算太熟，却委托他负责车子的交接工作并签署转让文书。事实上，两人之前只见过一次，不过斯坦科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会将事情办好。

毕竟，斯坦科是个警察，是斯卡维纳的高级警督。斯卡维纳是波兰南部的一个镇，如今归属克拉科夫郊区。那里，拖拉机在土豆田上突突作响，农田边上是一家多厅影院，播放着最新上映的大片。

斯坦科可不好惹。他在斯卡维纳和附近的利博尔托、沃罗维茨镇都很吃得开。

不难想象他在乏味的辖区里开着车，钱包鼓鼓的样子。

斯坦科整天拉着脸，像个怪物，他老婆又丑又瘦。真难想象他们俩竟能生出瓦莱里娅这么一个漂亮姑娘……

不过，她上了年纪就未必这么好看了——这一点倒是值得重视，可他暂时不打算考虑得那么长远。他没觉得自己跟瓦莱里娅到了那一步，只感觉当下还有股新鲜劲儿，甚至这段关系也只是暂时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觉得两人无须为这段关系负责，即便想同时跟别人约会也未尝不可。不过两人好上后，他还没跟别人在一起过（艾丽卡除外。去年九月，他就跟这位拉丁语学者在一起了）；至于瓦莱里娅有没有别的情人，他就不清楚了。

车已开到了内陆，经过布鲁日。

过了一会儿，车子开到了根特。他在这里念了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还是英语和德语的双学位。他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别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12] 和《帕西法尔》
[13] 。

圣诞节后，他到瓦莱里娅父母的房子里住了几天。房子涂成了荧光橙色，大门涂成白色，门上方是个扇形的阳台。花园里的装饰物上覆着雪，看不清本来的样子。瓦莱里娅去克拉科夫机场接他，载他到了斯卡维纳市郊——她父母的房子就在那里，附近有座加油站。远处有崇山峻岭，山峰直指苍穹。

那几天，他每天都跟瓦莱里娅去扎科帕内滑雪。（在曼尼的派对上，两人第一次见面便闲聊起来。她问他会不会滑雪。“我会不会滑雪？开玩笑，我可是比利时人。”他故意板起脸来，把她逗笑了。）她身着淡蓝色夹克，戴了顶毛茸茸的白帽，滑得非常好；他则小心地跟在她身后，从扎科帕内最陡峭的山坡上滑下。

开到布鲁塞尔附近，天空已乌云密布。公路两侧的树木在风中抖动，眼看就要下雨。远处，在一束束强光的映衬下，布鲁塞尔的轮廓越发清晰。这段路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他穿过漏水的地下通道，经过于克勒（那里有些林荫道，还有他学生时代住过的大公寓。那时，他还满身书生气），又开上E40公路，前往列日。就在这时下雨了，他摸索着拉动手柄，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摆动起来。

在那以后，他和瓦莱里娅每隔几周就见上一次。某种程度上，两人渐渐有了“交往中”的感觉，彼此形成了契约关系。他对两人关系的定义仅限于此，不再深入。有时她会去牛津看他，或是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与他共度周末。不过，他们大多会折中，选择在酒店碰面。二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佛罗伦萨；复活节时，他们在佐泽卡尼斯群岛待了一周，游遍了各个岛屿——在水翼船多风的甲板上，入眼皆是鲜活的蓝色。

慢慢地，他们察觉出了对方的缺点。“你啊，”她说，“就是个典型的独生子。”

“所以呢？”

“你很自私。”她“控诉”他。“你让父母惯坏了。你得明白，”她说，“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别总以为自己多有魅力……”

“那你可真是抬举我了……”

“别傻了。”她说，“你看，你又来了。”

她正在洗一副塔罗牌。这让他有点惊讶——看样子她挺新潮的，竟然还信这个——算了吧，他对自己说。她根本就不是会信这种东西的人。

“好了。你从这里面挑三张牌，”她说，“分别代表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那时，两人正躺在他的床上，在他位于牛津的住所里。那是上个月的某个周六早晨。

“来，”她把牌在他面前摊成了一个扇形，“挑一张吧。”

为了让她开心，他故意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一张。

“权杖王牌，”她说，“这张代表过去。再挑一张。”

“高塔，”她故意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这张代表现在。再挑最后一张。”他又抽了一张，翻了过来。她说：“皇帝，这张代表未来。”

“看样子牌还不错。”他看上去挺满意的。

床单上，三张牌歪歪扭扭地排成一条线，她仔细研究着牌面。“好了，”很快，她研究完了，“我觉得我看懂了。”

“快跟我说说。”

“你该成熟点儿了，就是这个意思。”

他笑出声来。“这又是什么意思？”

“来，你看这张。”她指向权杖王牌，“很明显……这是一种生殖象征。”

看着还真像——牌面上，一只手擎着一根长杖，长杖越接近上端越粗，顶端则是个肉疙瘩，像分开的两个半球。

“嗯，”他回答，“是挺像的。”

“这就代表了你的过去。”

“只是过去？那我现在岂不是可以去死了？”

“别开玩笑。”她一脸严肃。“你的现在，”她说，“就是这张牌——高塔。你正面临某种意想不到的危机，一切都上下颠倒了。”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事？”

“这就对了。危机降临前，你是不会知道的。”

“除非这危机指的是你。”

她没接他的话。“再看看未来。皇帝——无上的权力……”

他说了些蠢话，说她的话跟他的实际情况正相符。接着，他开始爱抚她的乳头，直到它们挺立起来。那时两人都一丝不挂。

她说：“我认为，也许这些牌说明你不能再总想着自己的……那玩意儿了。”

他笑了：“我的什么玩意儿？”

“这个。”

她放了根手指在上头。

“也就是说，”她直视着他的眼睛，“你别再跟在女孩屁股后面跑了。”

“我可没干过这种事。我不是那号人。”

“哼哼，你就是。”

“我跟你保证，”他说，“真不是。”

他想，他和她真是天造地设，简直想象不到有什么能比这种关系更好。眼下，他绝不可能过得更快乐了。

车子驶经鲁汶。雨中，时代啤酒的大厂房和冒气的烟囱若隐若现。

这是一段从弗兰德斯到瓦隆尼亚的公路，各部分的路面状况，轮胎突然的转向和轧进柏油的声音，他都烂熟于心。在根特上学的那些日子里，他常驾车从这段路上驶过。比起他此次旅途的全程，这段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还有一半的路就到列日了，却感到仿佛刚刚离开布鲁塞尔。

终于，车子开到了列日。路面急速下降，直插进峡谷，这座脏兮兮的老城突然延展开来，将自己的全貌呈现于低矮的灰色天空下。

他沿着峡谷的另一端向上开，接连超过了慢车道上的几辆卡车。路边的林中开始有松树出现。

一时间，万物都鲜活起来。

此地未被工业腐蚀，又不像峡谷中的那座灰色小镇，曾给青年时代的他留下痛苦的回忆。

他有篇投给《英语与日耳曼语言学杂志》的文章没写完，希望现在就把它完成。问题在于，究竟是在西撒克逊时期之前，有时会恢复为a？还是学术界假定于西日耳曼时期（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不列颠之前）发生的从a到的转变根本就不存在？“Slēan”一词的词形恰能从原理上证明前一种假说的对错——倘若能证明该词的词形不规则，这一极受重视的命题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他这篇正在酝酿中的《“Slēan”一词词形中的不规则因素之我见》重要性不容小觑，已大致被杂志方采纳。

上周，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研讨会上，他在发言中故意透露了文章的部分内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瞧瞧麦金泰尔当时的表情！）。没错，就是这篇文章——这就是他长久以来的追求，是能令他在日耳曼语言学界“家喻户晓”的法宝，未来将成为学术界的必读篇目。有了这篇文章，世俗的名利还会远吗？为此，他必须抽出时间好好写这篇东西，这个夏天都要潜心创作，不能再想着他那玩意儿了。

就着矿泉水，他吃起了西班牙辣香肠三明治。

此刻，他正坐在一家壳牌汽油大型服务站内，空中传来了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的主题曲。弗朗科尔尚就在附近，在森林中的某处。

附近没有多少人。正值七月的第二周，虽是盛夏，天气却糟得很，雨又下个不停，为暗色的松树坡挂上了一道道白练。这种天气教人没法在树林里待着。

他双手冰冷，又给车子加了些油，心想，这里的汽油该比德国的便宜些吧？不过他也不确定——反正油钱由斯坦科出。他的钱包内早已有些收据，此刻又放入了一张。随后，他再次走进雨中。

他要在此处驶向通往科隆的东西向公路，后面的路就不熟悉了。天还下着雨，他坐在车内，研究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谷歌地图：一条不甚清晰的线从他的所在之处倾斜而下，指向德国境内，刚好绕过卢森堡——他应当走E42公路，这应该不难。他把地图叠好。雨水还不断拍打着车身，他将咖啡喝完。卢森堡。这地方他还从没去过，不比萨里
[14] 大多少，却是个国家，有意思，没有规则可循——就像“Slēan”一样，家喻户晓。他得好好对待这篇文章，不能老想着自己的那玩意儿了，是时候成熟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他多么喜爱她说这话时的神情。

一道道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下，夏日的雨颇有些浪漫色彩。附近人烟稀少。是她提议在法兰克福机场碰面的——不是法兰克福主机场，而是法兰克福-哈恩机场，它藏在乡下的某个地方，不提供任何附加服务，离法兰克福也一点儿都不近——谷歌地图说这机场几乎就在法兰克福的正中心，可地图上甚至没有显示出法兰克福。小情侣就喜欢这种村子旁边的机场，冷清得很，一天最多只有二十次航班。今年，两人出入这类机场已不下十次，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是她提议两人在法兰克福-哈恩机场碰面，再一起到斯卡维纳去的。这一程不用太赶，他们可以在路上过个一两夜。

[1]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英国画家，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擅长描绘光与空气的微妙变化，尤以富有想象力的风景画及海景画而闻名，代表作有《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海上渔夫》《迦太基帝国的衰落》。——译者注

[2] 这里指白金汉宫。——译者注

[3] 本篇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来自比利时，而比利时是欧洲西北沿海的三个低地国家之一（另外两个是荷兰和卢森堡）。——译者注

[4] 大富翁游戏（Monopoly）：一款著名桌游。1935年由美国的帕克兄弟公司首次发行。大富翁游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世界大赛，由真人选手参与竞争。1988年，大赛在英国伦敦举行。——译者注

[5] 1965年，内伦敦教育局将位于大伦敦（即英国首都伦敦与其周围的卫星城镇组成的都会区）中央的12个自治市合称为内伦敦（Inner London），此区域以外的其他自治市则称为外伦敦（Outer London）。——译者注

[6] 英国小说家、诗人杰弗雷·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记录了一群朝圣者在朝圣途中轮流讲述的故事，题材涉猎广泛，内容丰富。——译者注

[7] 《里夫的故事》是《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第三个故事。——译者注

[8]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裔美籍作家，代表作《洛丽塔》讲述了一名中年男子爱上未成年女孩的故事。——译者注

[9] 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位于英国牛津的奥里尔广场，成立于1326年。——译者注

[10] 安东尼奥·卢奇奥·维瓦尔第：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代表作为《四季》。——译者注

[11] SUV：运动型多用途车。——译者注

[12]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首中古英语长诗，作者不详，题材源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是骑士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13] 《帕西法尔》：德国作曲家阿道夫·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歌剧，将亚瑟王的传说和圣杯传奇融合在一起，讲述了守护圣杯的骑士帕西法尔的故事。——译者注

[14] 萨里：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译者注

第二章

这机场比他预想的还要难找：驶离笔直的E42公路后，车道变得十分狭窄、曲里拐弯的，还有挡道的拖拉机，害他多绕了不少路。此处是丘陵地带，天色阴暗，空气潮湿，路标也很少。他驶过一个村落，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按时赶到——就在这时，法兰克福-哈恩机场突然映入眼帘。不一会儿，他开始在停泊的车辆间穿行，匆忙地寻找着空车位。

找到一个。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一声刺耳的巨响传来，是金属碰撞的声音。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接着，他明白过来，心跳漏了一拍。

片刻后，他汗如雨下。

她从杂志上方抬起头，对他笑了一下。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向她道歉。

“你没晚，是我的航班提前抵达了。”

“一路上还顺利吧？”

她把杂志收进包里。“嗯，挺好的。你应该很累吧？”她抬起头看着他，他脸色苍白，身子有些颤，“毕竟开了这么长一段路。”

“还好吧，”他说，“可能晚点儿就觉得累了。”

“要不要吃点儿东西？”

“唔。”他想了想。他是有些饿，不过那是半个钟头之前的事了。这一整天，除了在渡船上吃了一块巧克力面包、在阿登森林避雨时吃了一份西班牙辣香肠三明治外，他再没吃过任何东西。不过，现在他倒不饿了——说实话，一想到斯坦科那辆豪华的SUV刚才发生的事故，他就感到有些恶心。“我是该吃点儿，”他说，“你吃了吗？”

“吃过了。”

“我是该吃点儿。”他重复了一遍。

“行。你没事吧？”她问他，声音里突然带了点儿担心。

“没事，没事，”他说，“我挺好的。”

两人是用英语交谈的。他的英语几乎说得和母语一样好，她只比他略微逊色一点儿。

机场里吃饭的地方不多，他在一家小店前排起队。整个机场破破烂烂，毫无特色。附近正在进行修缮作业，工程不大，四周围着塑料布，挂着警示标识。他用地道的德语点了一份儿火腿三明治、一杯拿铁。

“嘿，”他在她身边坐下，“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出乎意料，她瞬间绷起了脸，一副受惊的样子。“你说！”

“出了点儿事。”说着，他揭开了拿铁杯上的塑料盖，“那辆车，在停车场——就是这里的停车场出了点儿事。车碰坏了，蹭掉了一块漆。”

她没说话。

“但愿你爸别气得发疯。”

“这我说不好。”

“你来点儿吗？”他想把三明治分给她。“我不太饿。”她摇摇头。他又说：“飞机上一路还顺利吧？”

“嗯，还不错。”

“从卡托维兹
[1] 来的？”他问。

“对。”

“我们今晚要在一个叫‘特里芬’的地方过夜。”说着，他继续对付那块三明治，“开车过去得几个小时，反正谷歌地图是这么说的。”

“好。”

“阳光旅馆。”他念叨着今晚那家酒店的名字，这是个德语名。

她冲他笑着，可有点儿不对劲的样子。

“那就这么定了？”他问。

她又冲他笑了笑。他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是他想多了，还是她心里有事，才显得有些紧张？

“我们走吧？”她提议。

他为她提着小手提箱，两人离开小店，走到停车场。她不动声色地检查着父亲新车上的巨大刮痕。

他夸张地叹了口气。

“看到了吧？”

“嗯哼。”

“但愿你爸别气得发疯。”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他走到钢丝网栅栏边，向泊车的计时器里塞了几欧元。这时，天下起雨来。

回到车里，她正坐在副驾驶座上，直直看向正前方。

返回通向法兰克福的E42公路时出了点儿问题——有那么一刻，他们在满是粪便的车道上迷路了。四周都是农场，景致十分单调。

终于，车子开上了高速公路。起初，谁也没说话。雨刷正跟倾盆大雨奋力搏斗，两人仿佛被这一幕催眠了。

他还想着车子掉漆的事。

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这场事故。比方说，要是他早到或晚到几分钟，就肯定能找到别的车位——停车场入口处就有一个，只是不太方便，他差点儿就把车停在了那儿，却还是放弃了。他恼火地多转了几分钟，选定了最后那个车位，然而这个位置比入口处的那个还要狭小。

那时他还有点儿尿急——这大概也是出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尿急，他变得不耐烦起来，注意力也不太集中，没留意自己在干什么。此外，当时他又累又饿，在寻找机场的路上还被一辆拖拉机堵了十分钟，因此十分着急。倘若分开来看，上述种种因素都不太可能、抑或是不足以导致这一结果，可在那决定性的一刻，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令他选择了那个车位，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他得自掏腰包给这辆该死的车……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卡雷尔。”她开口道。

他不太明白她为何要强调“你”这个字，却忘了在半个钟头前，他在机场也说过同样一句话。

“什么事？”

她沉默良久。

他还在考虑，需要多少钱才够给这辆车补漆，不知道斯坦科认不认识干这行的人，兴许能打个折……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她一直没有开口。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刚才，她是这么说的。

沉默得越久，就证明要说的事情越少——看来，她要说的是一件大事。

他一边思考她会讲什么，一边颇为刮坏的挡泥板烦心。

她想说的无非就是结束这段关系、不再有肉体上的纠缠，抑或是——

“你怀孕了？”说着，他打开转向灯，打算超车。车子正在地下通道中行驶，溅起的水花迎面而来。

他希望她马上否认。

恰恰相反，她更加沉默了。

窗外，潮湿阴沉的景致在天地间铺展开来。树木为狂风所摧，蜷缩于一角，涌入二人的余光之中。

在他心底，有个角落还固执地纠结着刚才那场事故，可这份执念正慢慢消散，仿佛消融在了无边的宇宙之中。

“真的是这样吗？”他问她。

生命中总有这样一些时刻，一旦来临，一切都会为之改变。这样的时刻，人一生中会经历几次呢？寥寥无几。

此时此地，他就迎来了这样的时刻，就在这条下着大雨的德国高速公路上。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这太不可思议了。”说着，他激动地睁大了双眼，寻找着前行的路。

她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觉得是，”接着，她又说，“是有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还是这句话。

车子的事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是隐约还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仿佛是潜伏在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他的整个人生似乎被赤裸裸地摊开了。

他还剩下什么呢？一切都化作泡影，连块遮羞布都没留下。

他的人生已如同暗夜中的废墟。

他发现她在呜咽，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这让他吃了一惊。

她一边哭，一边用小拳头敲打自己的额头，指关节都泛白了。

“别这样。”他无助地瞥了她一眼。雨水仍无情地泼洒在高速公路上。“拜托，”他恳求她，“别这样。”

“停车。”她边哭边说。

接着，她对他尖叫起来：“停车！”

“你怎么了？”他的声音也尖厉起来，一副受惊的样子，“你怎么了？我没法……你要干吗？”

她试图打开副驾驶座旁边的门。风从门缝里向她嘶吼，冷气和雨水瞬间被吸入了皮革车厢内。

“你疯了吗？”

她哭得更凶了，可怜巴巴地说：“停车，停车……”

他望着前方，更觉得身心疲惫。突然间，眼前的一切都让人认不出了。“为什么？”他问道，“为什么？”

她又开始敲打自己的额头了。拳头在她紧实苍白的皮肤上发出声响，听在耳中异常难受。

一间亚拉
[2] 加油站在雨中若隐若现，电缆塔亮着灯。蓝色的大字“亚拉”在空中高高耸立着。他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入积水的公路出口。

车子一停下，或者说刚要停下，她就下了车。

透过还在摆动的雨刷，他望着她抱着自己的身体离他而去。他有些麻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在加油站附近的柏油路边停下车，将脚从刹车踏板上移开，车子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着。车上方有个大雨罩，防止加油站的油泵进水。

她已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加油站的商店前有个空车位，他便径直开了进去。他用拇指按下按钮、关闭引擎，只在车内坐了片刻，感到异常难熬。加油站中发生的一切仿佛都按了快进键。他盯着方向盘接口处的针脚，皮革的质地极好。他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想就这么一走了之。他想驾着这辆车开回他原本的人生路上，可那条路现如今仿佛已在他方。

然而这绝无可能。

他发觉自己眼中有泪。

只是坐着，他都想流泪。

这是由惊吓而生的泪。

他走进店内，仔细寻找她的踪影。他在女洗手间外晃悠了一两分钟，盼着她从里面走出来。他还打了她的手机。

他担心她会干蠢事，说不定已经上了什么陌生人的车。

回到车内，他沿高速公路慢慢开着，在一辆辆停着的卡车间穿行。就这样，他找到了她——她还在走着，心事重重。

“你在干吗？”他透过打开的车窗，冲她喊道。车子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她没理他。

他开到她前面，在前方的卡车之间找了个地方停车，又在车内坐了片刻，竭力抑制那股“想要逃离”的强烈欲望。随后，他耸起肩膀，冒着雨下了车，从后座拿了一把雨伞，“砰”的一声撑开，举到头上。雨点立刻在伞面砸出阵阵响声。

这把伞很大，伞面上还印有“牛津大学”的字样——一看到这个，她立马转了个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权当做戏吧——他只快走了两步就追上了她，抓住她的胳膊。

一辆卡车从旁边急速驶过。为了避免被水花溅到，他忙将她拽到两辆停着的卡车之间，地上都是水。

“你这是干什么？”他问，“你要上哪儿去？”

她满脸泪水，满面惊恐，令他感到陌生。

整个局面、这卡车间狼狈的一幕都令他感到十分意外。

他等她开口说话。

终于，她开了口：“我不知道，上哪儿都行，只要能离开你。”

“为什么？”他问她，“为什么？”

从得知她怀孕的那刻起，他便想当然地认为该把这孩子打掉，他以为她也是这么想的。

此刻，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他的大脑像台机器，竭尽所有可能进行着排列组合，为她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她不想把孩子打掉。她不愿意把孩子打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最令他震惊的。

他努力驱散心中肆虐的恐慌。

她还没回答他的问题，只在雨水拍击伞面的嘈杂声中呜咽着。

他尽力让自己听上去体贴而同情：“那你想怎么办？”

“你不能逼我把孩子打掉。”她说。

他心想，她是天主教徒吗？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毕竟她是个波兰人
[3] 。他们之间从未聊起过宗教的话题。

“我没想逼你做任何事。”他说。

“不，你有。你想让我把孩子打掉。”

这点他倒没有否认，毕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又问了一遍：“你想怎么办？”

她没有说话。他接着说：“没错，我觉得这孩子不能……别闹！”

她想挣脱他，从伞下走开。他紧紧拽住她的胳膊。“你好好想想，留下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你这辈子可能就毁了……”

她对他大喊：“我这辈子早就让你给毁了！”

“你说什么？”

“我这辈子让你给毁了。”她说。

“我怎么毁你了？”他又问，“我怎么毁了？”

“就凭你那句话。”

“哪句？”

“就是之前那句。”

“之前哪句？”

“这太不可思议了。”她说。

他脸上又恼怒又茫然。

“你就是这么说的！”

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

在卡车高大的车头旁，她又哭了起来，哭得越发厉害。他盯着挂在车头上的雨滴：这些雨滴在金属和塑料零件的下缘上摇来晃去，忽而一阵强风袭来，有的便落了下来——一些落了下来，另一些没有。它们还依附在车上，在风中瑟瑟发抖。他松开她颤抖的手臂，只想赶快结束卡车间这愚蠢的一幕。“很抱歉。我不该那么说。”

柏油路似乎没有尽头，车子行驶得无比平稳，轮胎发出了阵阵低鸣。车内悄无声息，两人都不打算说话，连雨声都安静下来。高速路上，有那么几公里，空中降下了一层薄雾，随后又变得干燥起来。

珠光灰般的下午。

车子行驶到美因茨，并在此处穿过莱茵河。

说起美因茨这个城市，他知道谷登堡
[4] 在这里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中世纪也因此终结——几年前，博洛尼亚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名为“对中世纪终结日期的探讨”，“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这一结论正是在会上得出的。会议结束后，会方还邀请他为会议公报撰写序言。

车子驶经莱茵河大桥，两侧黄褐色的河水正缓缓流动。他发觉自己还在思考着中世纪的终结日期。

中世纪的终结即为现代的开端。

对于现代发生的事，他一向没什么兴趣——现代，不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吗？

现代正是从美因茨发端的。

罗马帝国亦终结于此：在这里，罗马军团曾试图威慑一水之隔的部落；如今，这里已变为吕塞尔斯海姆
[5] 的欧宝汽车工厂和稍远些的法兰克福机场——是法兰克福主机场。机场占地面积巨大，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开了五分钟，才驶离了机场区域。

离开机场后，天色又暗了下来。

刚刚的一个小时里，他们说了什么？

没有。

什么也没说。

开到美因河东岸时，小山坡上的松林将他们包围。雾气降临。

我走过了我们人生的半程，

却又走进一片幽暗的森林
[6] 。

应了书中这两句话，幽暗的松林正将高速公路包围。雾气在挡风玻璃上凝结出一个又一个形状。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几天前。”她回答，“我不想在电话里告诉你。”

“嗯。”

过了几分钟，他又开口说：“孩子是我的吗？你确定是我的？这我不能不问。”

她没说话。

“呃，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他说。

奇怪的是，到了特里芬的阳光旅馆，两人又滚到床上去了。以往，一进酒店房间，他们就忙着宽衣解带；今天他们又例行公事——房间中只有他俩，除了这个，还能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是，这次他完全不肯花心思取悦她——他希望她能讨厌他。他想，如果她讨厌他，也许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他动作仓促用力，堪称激烈，事后她落了泪。他心里也不好受，抱头坐在马桶上。

特里芬是个村庄，就建在美因河畔的一处峭壁上，村内到处是砖木结构的高房子。起先天雾蒙蒙的，他们花了一个钟头才找到地方。每两栋房中便有一栋门前挂着“有空房”的标识，还有几家更为正规的旅馆，房前有停车位，房后有通往河边的小道。他们的房间就在其中一家旅馆中。

车子在雾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他对她说，别以为留下孩子他们就会在一起，这两件事可没什么因果关系，完全不沾边。他说，自己这么说是为了对她公平一些。

她没说话。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她几乎什么也没说。

接着，她开口道：“你不懂。”

车子驶过交叉路口，因为有雾气，路口不怎么显眼。他问：“我不懂什么？”

“我爱你。”她冷冰冰地说。

嗬，她当然会这么说了，他心里想着。难道不是吗？不过，他还是攥紧了方向盘。

特里芬的标识在路旁出现，两人已到达目的地。

村中砖木结构的房屋，使街上当真是风景如画。他们找到阳光旅馆，在房梁低矮的前台房间做了登记，沿着狭窄的楼梯向楼上走去。楼梯的墙上挂着路由器，指示灯闪着光。楼上有位面带笑意的妇人领着他们来到房间前。

她洗了个澡。从浴室出来时，她发现他躺在紫色的床罩上，正等着她洗完。

良久，他从铺着玫瑰色瓷砖的浴室里走出来。她还在哭，身上一丝不挂，只是掀开了床罩掩住半边身子。“对不起。”说着，他在床沿上坐下。这句话听上去未免不够诚恳，他又重复了一遍：“对不起。”

“只是，”他又说道，“这事打击太大了。我是说对我的打击。”

“你认为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个打击吗？”她头上盖着个枕头，听上去闷声闷气的，哽咽中透着一丝挑衅。

越过她苍白的肩膀，他望向橙色墙面上乏味的水彩画。

“当然算，”他说，“所以我们得好好想想，可不能马虎了。我的意思是……”他斟酌着字词，“你得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想想你的前途。”

他知道她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她是电视台的记者，常在克拉科夫当地的电视新闻中出现，或是就旱灾问题征询农民的意见，或是就新建成的休闲中心采访附近镇子的镇长，询问他是如何从欧盟争取到配套资金的。她不过二十五岁，却已在克拉科夫小有名气。（此刻，他心想，搞不好她挣得比他还多呢。）走在街上，时不时会有人跟她打招呼；在购物中心乘电梯时，也曾有人伸手指向她，当时他就在场。“这是什么意思？”他问，“你是个名人啦？”

“不，”她笑了，“还不算。”

她已算是个成功人士了，但她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是知道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问。

房内拉着窗帘，光线昏暗，午后的时光慢慢流逝，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在窗外日光的映衬下，深红色的窗帘透出沉闷的光。他们对窗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在血红色的光线下，这房间就像个怀孕的妇女，肿胀的身体里全是前程命运。

窗外，天还亮着。正值酷暑，夏日不落。

许是受不了这光线，终于，两人穿上衣服，离开了房间。

旅馆外又暖又潮，他们沿着建有砖木结构房屋的街道漫步。除他们外，四周还有些人，有的趁傍晚外出散步，有的在房屋一侧的平台上闲坐着。

她什么都没说，不过他认为只要她认真想想，就会明白这孩子不能留，他对此越来越深信不疑：生下孩子不是个明智的决定，而她是个明智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很了解她。她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从不轻率地活着。她对人生有规划，每一步都在掌控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喜欢她。

他留意到街上有几个露天的香烟贩卖机，与这里童话般的风景格格不入。看样子，村里住的都是些老烟鬼。他想买一支烟来抽——有时候，实在碰上难事了，他也会抽一支。

四周的一切看上去都不太真实。事实上，傍晚的热量将湿土中的水汽吸入空中，形成了一层肉眼不易察觉的雾。

两人走到屋侧的平台上，在桌边坐下。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不随便说点儿什么？比如此地的风景？又高又陡的屋顶？雕刻着花纹的山墙？到机场的前一天他做了什么？还是讨论两人明天的行程？

这些话题都无关紧要。至于那唯一要紧的话题，他认为该说的都说了，不想再说第二遍。他不想让她觉得他在逼她。

他想，这个决定必须由她来做，或者说，要让她觉得是自己做出的。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四周的人在用德语轻声交谈，大多是年长者，他们来此地是为了避暑。

他很想问她一个问题：“你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选了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一个简单、普通的问题。“这里离机场不远，”他解释道，“我今天不想开太久的车。这里跟我们之后要去的地方顺路，酒店条件也还行，就是这样。这地方还可以吧，是不是？”

“挺好的。”她说。

他转过头望向街道。“这地方不是特别有意思，我知道。”

“所以我才喜欢。”在这一点上，两人有个共性——都喜欢那些没意思的地方。

“我可不想在这儿待上一周。”他说。

“嗯。”她附和道。

不过，就算如此，又未尝不可呢？他发现这个地方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环境整洁，游客众多，但并不嘈杂，又隐匿在一片丘陵地带中。显然，这里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连家商店都没有——算是有一家吧，只在工作日的早上开张（周三还不开），也就难怪会有香烟贩售机这种东西了。维尔茨堡大学距此地仅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若是能在那里谋个教职，说不定还真能在这儿住下……

他的思维如此跳跃，也真够荒谬的。

这么怪诞的想法，只有逃避现实的人才会有。

这就是个逃避现实的荒诞幻想。

他幻想着藏身于某个地方，过着无风无浪的日子。

她又喝了口桃汁——她今天点的是桃汁。但即便如此，这一举动也并没有任何特殊含义——她本来就不喝酒。

“现在，”她说，“我们再也忘不了这个地方了。”

四周的声响似乎已经消退，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紧张又无声的包围圈。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忘不了这个地方了？”——好像她的意思还不够明白似的。她没有回答。他心底涌起了一阵恐慌，这沉默就是她的答案吗？

他不想让她觉得自己在逼她。

他心下一阵恐慌，开口道：“拜托，别忙着现在就做决定，万一以后后悔了呢。”

“我不会的。”她回答。

他们在桌边坐着，雨燕在又热又亮的天际尖叫。

“别，”他说，“拜托。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一分钟后，他还是开了口，把他在酒店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

他说两人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

他告诉她这孩子将会如何影响她的人生，还有他的人生。

他眼底藏着绝望。

“别说了，求你，”她在太阳镜后移开视线，“别说了。”

“对不起……”

她再次热泪盈眶，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

“对不起。”他重复了一遍，颇有些窘迫。周围的人开始看向他们。

他想，这次他是真的搞砸了。他想握住她的手，却在中途停下。

他感到自己的外皮像一层油漆般剥落，隐藏其下的恐慌情绪倾巢而出。

“我就是得知道。”他说。

“知道什么？”

答案很明显。“你打算怎么做？”

“你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她回答。

“不是我想怎么……”

“不，就是。”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才……”

“我不单单是因为你才要这么做的。”

此刻，他如同从噩梦中惊醒，却发现生活照旧，一切如常。四周的声音又浮现出来，仿佛他刚刚是在飞机上，耳中嗡了一声，如今又恢复了。“好。”他握起她的手，“好。”此刻，他自然不能表现得过于开心，可事实上，他心底竟涌起了淡淡的忧愁，仿佛一架名为“悲伤”的飞机正驶过心底那片蓝天，留下一道尾迹，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她呜咽了一两分钟，他则握着她的手，竭力不去理会老年游客们肆无忌惮的目光，仿佛在这个从没发生过大事的地方，他们两个正上演着一幕街头表演。

这根本就不是演戏。

[1] 卡托维兹：波兰南部城市。——译者注

[2] 亚拉：英国石油公司旗下的德国加油站及燃油品牌。——译者注

[3] 天主教徒反对堕胎，而在波兰，有95%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译者注

[4] 约翰·谷登堡：出生于德国美因茨，是西方铅活字印刷机的发明者。——译者注

[5] 吕塞尔斯海姆：德国黑森州南部美因河畔的城市，因生产欧宝汽车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6] 这是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第一句话，原文为意大利语。——译者注

第三章

车子沿高速公路向东北方驶去，向着德累斯顿进发。每靠近一个镇子，交通便拥堵一次。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一辆辆车在白日下闪着光。今天正是周一。

他们醒来时，天已不早，阳光正嚣张地试图穿过窗帘，窗外的热气也虎视眈眈。睡梦中，二人把被子踢掉了。她没睡好——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她似乎在哀悼着什么。他不打算再提那件事了，至少今天不提。

昨晚，平台上的那场闹剧过后，他们散了一个小时的步，一直走到村庄的尽头，又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两人沿着小路下到河边，走到木码头上，绿水中停泊着船只。对面，河岸陡峭，房子也更漂亮些。成群的小虫漂在水面上。傍晚终于降临，黄昏笼罩大地。

他们走回阳光旅馆，什么也没吃。

房内，灯光很刺眼。她说：“你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就知道。”

“不是这样的。”他喃喃道。然而，即便是在这一刻，他也还在想着，也许就是这样，也许我就是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她开始脱衣服。“我应该习惯才对，”她说，“我了解你这种人。”

“你的意思是？”

“有的人一辈子浑噩度日，却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说话时，她声音很轻，没有看他，只是脱着衣服。

“你并不了解我。”他对她说。

“我了解得很。”她说。

“那又怎么样？”

她拎着洗漱包走进浴室。

他在柔软的床垫上躺下，还在想着自己这半生是否有求而不得之时。一番回顾后，他发现自己的人生还真是格外顺遂心意。

同他之前计划的那样，第二天早上，两人去了班堡
[1] 。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早上，他们去观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一座风格简洁的罗马式教堂中，他仔细打量着神圣罗马帝国
[2] 历任皇帝的墓碑。

一块墓碑上写着：海因里希二世，卒于公元1024年。

那正是中世纪。在教堂正厅清新的空气中，昨天公路旁卡车间的那一幕似已远去。两人在石阶上轻轻落下脚步。他们一起走着，欣赏着一座座雕塑。他感到一阵心安，不想离开这寂静的教堂，不愿走入教堂外的广场，迎接那艳阳。

她还是不怎么说话。一整个早上，她几乎什么都没和他说。

也许这就是两人的结局吧，他这般想着。走在班堡的大街上，一道道蓝影正微微颤动。

也许，昨天他床笫间有意的粗暴已令她不再喜欢他。

他让她失望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午餐时光过得平淡无奇。

阳光从树叶间倾泻而下，花园里静悄悄的，服务生不时在餐桌间走动着。这才符合他对这场旅行的想象，这才是他想要的；至于公路旁的那一幕，则完完全全是个意外。花园围着高墙，四面无风，树叶投下静止的影子。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风景。

他不想再谈与怀孕相关的事——决心已定，便再没什么好说的了。等时候一到，把医生和费用等具体事项确定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在这之前，若是再提此事，说不定又会引发新一轮的争执，做好的决定也可能会被推翻。因此，对怀孕和与之相关的事情，他缄口不提。

随后，在十四圣徒朝圣教堂
[3] 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

午餐后，两人驱车出了小镇，前往十四圣徒朝圣教堂。此刻，他们正站在教堂外，他读着一本从游客展台拿到的小册子。教堂附近有不少人，刚下车的旅游团正从停车场走来，戴着遮阳帽，举着电动小风扇。“公元1445年9月24日，”他读出声来，“附近一家方济各会
[4] 修道院的年轻羊倌，赫尔曼·莱希特，看到……”

他停了下来。

要是早知道故事的内容，他就不念出声了。

很快，他接着念了下去：“附近朗海姆的西多会
[5] 修道院有块地，有个小孩儿正在那儿哭泣。他正弯下身去抱这孩子……”

刚开始读这句话时，他就发现后面的内容更不合时宜，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

“他正弯下身去抱这孩子，孩子却突然消失了。”

他想，不然还是别往下读了。

他又觉得在此刻停下只会更难堪，便语速极快地读了下去：“不久后，这孩子又在同一地点出现。公元1446年6月，莱希特第三次看到这孩子——这一次，他身边还跟着另外十三个孩子。十四个孩子一齐说：‘我们是十四圣徒，想在这地方建一座教堂，好歇息一下。倘若你愿做我们的仆，我们便是你的主。’据说此后，在十四圣徒的帮助下，当地的病人都奇迹般地痊愈了。就是这样。”他忙转移话题，将小册子胡乱塞进口袋，问道：“我们进去吧？”

他们走进教堂。

教堂内部由大理石装饰而成，如梦如幻。这时，悲剧重演了。

他们在祭坛边观赏着雕像。他正参阅着入口处取得的一张纸，上面印着祭坛的缩略图。图中，每座雕像都有标号，还有图例方便对照。他按图例辨认着，依次指向十四座雕像，告诉她每个圣徒叫什么、能治什么病。“这是圣阿卡丘，专治头痛。”“这是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能防猝死。”“这是安条克的圣玛格丽特，能保……”

来不及了，他不得不将这个词说出口。

“顺产。”

方才，他们顶着烈日特意驱车前来此地；此刻，他却无比希望他们从没来过。什么巴洛克风格，他才不稀罕。他感到有些不妙。

下一位圣徒，他告诉她，是圣维塔斯，专治癫痫。

“能治圣维塔斯舞蹈病
[6] ，还有其他的病。”他确信她还望着安条克的圣玛格丽特雕像。“给你，剩下的我就不读了。”他把那张纸递给她。他在原地站了片刻，便不慌不忙地走动起来，穿过棕色的大理石地板，经过粉色石柱。石柱上盘旋着花纹，状若木星云带。

她还站在祭坛旁。

现在正是一天中的游览高峰，教堂像车站一样拥挤。

喁喁人声好比林中风。

他发现自己正好走到了圣洗池前。这圣洗池极尽媚俗之能事，乃粉、金、白、淡蓝各色之堆砌。

一旁是一座主教形象的石雕，手中捧着自己戴金冠的头颅。

这雕像多怪啊，他心想，也只有在印加
[7] 或印度教的神坛上才能看见这种东西。

主教形象的石雕，捧着自己戴金冠的头颅。

这是位殉道者。应该是。此刻，他一贯的好奇心再次发作——这个人是谁呢？想必他要么是自取灭亡，要么是心境平和地被人处死——头颅被割下后，那张石铸的脸庞仍表情平和，并未被死亡撼动半分。

死亡。

他抬起头，望向她面前的那个祭坛。

她已不在了。

他发现她在门口，旁边是祈祷用的蜡烛。她向箱内投了一欧元，取了根蜡烛，借一旁燃着的烛火点亮。

他再次怀疑她是否信教——就他对她的了解，应该不信。至少她的表现不像教徒——在曼尼的派对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吸着可卡因。

教堂里，似乎每个人都在走动，只有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望着自己点亮的烛火。

她到底想做什么？

他想问她，却又缺乏勇气，怕她说些他听不下去的话。

“我更喜欢班堡的教堂。”下山时，他这么跟她说。他希望她会附和，仿佛她开了口就能证明些什么，好驱散他自踏入这个地方起便如影随形的忧虑。

她说她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你对公元十五世纪后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对吧？”

“最多，”他挺高兴——至少她又肯用轻浮的口吻跟他说话了，“不能超过十五世纪。”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肯定有个理由。你自己肯定也琢磨过。”

“不过是审美偏好吧。”

“是吗？”她表示怀疑。

“我认为是。我就是对那种地方，”他说，“喜欢不起来。”他指的是十四圣徒朝圣教堂，他似乎决意要诋毁这地方。

她称赞起那里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而他则完全凭着个人喜好作答。

“我就是不喜欢，”他说，“不行吗？”

她笑了。“行。可以。”

“对不起。随便吧——你喜欢它，我不喜欢，就这么回事。”

他们又驶上了高速公路。车子路过了一片黄灿灿的油菜地，菜田延伸了几公里，地里有些潮湿。

“你为什么要点蜡烛呢？”他竭力表现得若无其事。

“我也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你信教。”他说。

“我不信。”

“那是为什么？”

“我就是想点一根，不行吗？”

“我只是好奇，没别的。”

“我就是想点一根。”她重复道。

他问：“你不相信有上帝这回事？”

“我不知道，不信吧。你呢？”

他笑了笑，仿佛这是件明摆着的事。“不信，一点儿也不信。”

他们又开上了东北方向的高速公路，向德累斯顿前进。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钱我来付，这是当然。我是说……”他用了个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手术。”

他要确认她没改主意。

她似乎确实还未改心意。

她只是平静地望向窗外的公路。“好，”她说，“谢谢你。”

“应该的。”

他心想，既然开了个头，要不干脆多说点儿？比方说，问问她打算在哪儿做手术。把细节敲定下来，把时间地点都定好。

他还在打着腹稿，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谁也没有说话。

德累斯顿附近的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正是下午五点，光线肆无忌惮地从挡风玻璃照进来，冷气吹在二人身上。

大事已了，他放下心来，又烦心起小事。他想，真不该计划在今天的这个时候经过德累斯顿。他早该料到交通会是如此，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他往前开了几米。车子前方是辆脏兮兮的白色货车，挂的是乌克兰牌照。这车子在他的视线里停留了好一会儿，他已经看腻了。）他本来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的。

还有斯坦科的车上令他难以启齿的刮痕——没错，那道刮痕还在，还得想法子处理、解释、道歉。

赔钱。

赔钱的买卖又多了一桩。

[1] 班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是一座浑然天成的河滨古城，拥有“小威尼斯”之称。——译者注

[2] 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君主制帝国，地跨西欧和中欧，主要民族为德意志人和奥地利人。——译者注

[3] 十四圣徒朝圣教堂：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班堡市，是一座著名的巴洛克风格教堂。——译者注

[4] 方济各会：天主教的托钵修会之一，提倡清贫的生活。——译者注

[5] 西多会：天主教的隐修院修会之一，提倡安贫、简朴的隐居生活。——译者注

[6] 圣维塔斯舞蹈病：西登哈姆氏舞蹈病的俗称。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会抽搐，且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译者注

[7] 印加文明是发源于南美洲西部和中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古代文明。——译者注

第四章

他正思考着那篇要写给《英语与日耳曼语言学杂志》的文章——《“Slēan”一词词形中的不规则因素之我见》。他边洗澡边想着这件事，扬起脸庞，任温暖的水流沿面部淌下。他盘算起要做的工作来：牛津、伦敦、巴黎、海德堡——他得在这些地方的图书馆里奋战上数个钟头。淋浴间是从石墙里“掏”出来的——整个浴室就是从墙里“掏”出来的，装有两扇极窄的窗户。不过，浴室内的设备倒十分现代化。他拿着一条厚毛巾走出淋浴间，脚底触到温热的地板。这家高档酒店的前身是座修道院，浴室内的一切都展现出不俗的品位。两扇窗户安在墙上一道又深又窄的缝里；用毛巾擦身子的时候，他向其中一扇探身，向外张望。窗外，远处群山陡峭，森林密布。他很乐于想象从前酒店还是修道院时的样子——原始而曲折的易北河
[1] 从旁流过；从这里去柯尼希施泰因只能靠步行，要花上一个钟头，去德累斯顿则要走上整整一天。他用毛巾擦干头发，又用手理顺，直到他看着满意为止。“‘Slēan’一词词形中的不规则因素”——他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对这个。噩梦已经结束，他又有前途可以期待了。

刚过傍晚，温暖的阳光在窗对面的墙上投下影子。房间依照修道院的风格装饰，造型极简，线条流畅，不拘小节。家具由抛光的石料打就。床单是白色的，房内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她坐在浅色的皮沙发上，环抱双膝，从一扇窗户向外打量。窗外是一片整齐而现代的房屋，远处群山环绕。令人失望的是，酒店周遭不过是一片寻常的郊区景象：大街上到处都是独门独户的新房子，还有一片工厂区。

他用白浴巾裹住下半身，走下浴室门前的两级石阶，在手提箱里翻找起香体剂来。“你饿不饿？”他问。

她只是坐在沙发上，依然环抱着双膝。

他往身上洒了些香体剂。

“你饿不饿？”他又问了一遍，极富耐心，只是语调变了变，像是怕她刚才没听见似的。不过她肯定听见了。

“这里的菜应该不错，”他期盼着吃顿大餐，“是法餐。这儿有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他们住进这家整洁的酒店，又要去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这是在犒赏自己，好好放纵一下，奢侈一回。明天晚上，他们就到她在克拉科夫的家了。后天，她就要回去上班，还要在电视上露脸，他则要乘飞机去往斯坦斯特德。她热爱这份工作。下午晚些时候，刚到酒店就有人给她打了电话，是她的制片人。跟同事讲话时，她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听上去很有意思。此外，听她的口气就知道，工作才是她最看重的事——他也只能从口气判断了，毕竟她说的那些他也不懂。

他正系着亚麻衬衫的扣子。

她还坐在沙发上，环抱着双膝。

“还是不行。”

“什么不行？”他以为她指的是米其林大餐——她心情太差了，因此吃不下。

她没回答。他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她指的不是吃饭的事。

“我以为你拿定主意了。”他继续系着衬衫扣子，声音很轻，不想让自己听上去太焦虑。

“我也这么以为。”

他把扣子都系好了。这么一来，他想，一切又得推翻重来了，昨晚的事情又得重演一遍。就为她这一句话，什么都得重新来过。他从鼻腔里叹了口气，在浅色的沙发上坐下。她侧身坐着，把脚放在沙发上，脸却转过去不看他。他把手放到她肩上，把昨天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明白。”她说。

他语气柔和，声音疲惫，仿佛正将话一句句摊开在桌上，好让她看个清楚。

“我明白。”她说。

他对着她耳语，嘴巴贴近她的耳朵。他能闻到她身上轻微的汗味儿，新鲜的汗液中夹杂着陈腐的汗液。他与她脸庞轻触，感受到了她潮湿的眼泪。

“我明白，”她说，“我都明白。”

他双臂环绕着她，双手覆在她的腹部。

“你说的这些都对。”她说。

“对，这是……”

“但是一点儿用都没有，我就是办不到。”

她捉住他的双手，身子却没动。她的手又暖又潮。

她说：“这孩子选择了我做他的母亲，我……我就是没办法放弃他，请你理解。”

“卡雷尔，”她对他说，“请你理解。”

他的额头重重落在了她的肩上。他也落了泪，两人的泪水沾湿了她的衬衣。

“你能理解吗？”她轻声问他，想知道他的答案。

“不能。”他回答。这不是真的，不是。

其实，整件事比他想象的要简单，一直都很简单：昨天和前天的一切不过是幻觉，解决方案始终都只有那一个——现在，他算是看明白了。

他们在沙发上坐了许久。

阳光源源不断地照射进来。

“现在要怎么办呢？”终于，他开口了。他的意思是，她这样的决定，该让他们两个何去何从？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你饿不饿？”她问他。

“不。”他立刻否认。他想象不出以后还会有饥饿的感觉，他想象不出自己还会有任何感觉。前途似乎再一次弃他而去。

“要不要出去走走？”终于，她身子动了动，向他转过身去。他不得不从她肩上抬起头。“咱们出去走走吧。”她说。

“去哪里？”他抬起头，望着房内极简风格的典雅装饰，却仿佛不知身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她说，“就随便走走。你把裤子穿上吧。”

他温顺地遵从了她的指示。

出了酒店，他们向着柯尼希施泰因的方向走去。人行道就在主路旁，不时能听到车子呼啸而过的声音。有时四周很静，只能隐约听到昆虫的鸣叫声。时有树木立于道旁，飘来修剪过的青草的气息。

指示牌显示，此地距柯尼希施泰因还有五公里。他们向前走着。正值酷暑，烈日当头，阳光倾泻而下。他们还有大把时间，想走多久就能走多久。

[1] 易北河：中欧主要航运水道之一，发源于波兰、捷克边境附近的克尔科诺谢山南麓。——译者注

第五篇
放弃爱情，追随战神吧
[1]

几年前，他被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社提拔为副主编，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步……如今，他在斯堪的纳维亚最畅销的花边小报担任副主编，敢跟高级部长谈条件；有时，他感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1] 原句是意大利语，出自德国著名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创作的歌剧《奥兰多》（Orlando）。这是巫师佐罗在阿斯特罗劝诫骑士奥兰多放下儿女情长、追求战争荣耀时所说的话。——译者注

第一章

每天早上，他都会送女儿们上学，若是暑假，就送她们去上网球课，白天他通常也只能见上她们这么一次；等到他下班回家时，天色已晚，她们早就睡了。为此，他答应女儿们，早上会送她们上学或上网球课，也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

反正，他上班时正好会路过她们的学校。不过去丹斯克网球俱乐部则要绕远，至少会多花上二十分钟。早上的这个时候，道路十分拥堵，他边开车边跟汀恩和薇姬聊天，聊的大多是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和明星逸事。汀恩今年十一岁，薇姬八岁。两个孩子很喜欢谈论电视明星和流行歌手。他已过了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年龄，却也了解不少。

父女三人会在八点五十分左右到达网球俱乐部。女儿们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饮用水和球具，下车后转身向目送她们离开的父亲随意挥挥手。孩子们的身影消失后，他便驱车离开，收听车内广播。他一般都会等孩子们下车后才打开收音机，不过，有时父女三人也会一起听听歌，倘若播放的是熟悉的歌曲，还会跟着唱上一段。

独自一人时，他会听新闻。差五分九点时，他会经过湖边，这时广播里多半在放体育新闻。

他这辆奥迪很新，上路不到一年，开着还很顺当。这是一辆银色的奥迪A4，配有黑色的皮座椅；虽是豪华轿车，却一点儿不张扬，几乎毫无特点。选车时，他在一家网站上看到这辆车的介绍，称它“冰冷、合理，各部件功能都很出色”，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句话。

从网球俱乐部开车到他镇上的办公室需要十分钟左右，视路况而定。

有时候，他到报社时，晨会已开始了几分钟。艾琳已开始讲话，他便溜到离门最近的椅子上坐下。

今早，报社有场特别会议。昨天很晚时，艾琳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她刚从新闻编辑杰普那儿知道了一件事：据称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林与一已婚女性发生了婚外恋情。

“杰普跟你说过这事吗？”艾琳问他。

“没有。”克里斯蒂安回答。

杰普告诉她这事不会有错——他已掌握了两人的通话记录，内容极富挑逗性；更重要的是，他还手握短信记录。这些资料足以证实这段关系。艾琳问杰普是怎么搞到这些资料的，是否采取了非法手段。杰普说就算如此，报社的人也不会被直接牵连进去。

艾琳将整个情况事无巨细地讲给克里斯蒂安听，询问他的看法。

他说他得先看看那些资料。

他们今早开会正是要讨论这件事。

克里斯蒂安来到报社时，杰普和副手大卫·耶斯帕森已经在会议室外等着了。杰普体形臃肿，正坐在那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手里握着个塑料水杯。

“艾琳来了吗？”克里斯蒂安问。

“她跟默顿在里面呢。”杰普回答。他年近六十，克里斯蒂安刚来报社实习时，他就已经是这儿的新闻编辑了。

“她正在跟他交代你那批‘情报’吗？”克里斯蒂安又问。

杰普耸耸肩。他的脖子短得吓人，一头白发剪成了锅盖头，显得有些邋遢。

“你究竟拿到了什么资料啊？”克里斯蒂安问他。

他知道杰普一直防着他。杰普有条直通艾琳的电话内线，但凡有点儿事就想越过他去。两年前，报社副主编的职位空缺，杰普想要那个位子，却被时任娱乐和电视版块的编辑、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克里斯蒂安捷足先登。自那时起，两人的关系便一直不冷不热。

杰普盯着手中的塑料杯。“到里面再说吧，我可不想说两遍。”

“好吧。”克里斯蒂安转向大卫·耶斯帕森，“早啊，大卫。”

“早啊，老兄。”

“你也来开会？”

“对。”

“那太好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被叫进会议室，艾琳和默顿正在里面。默顿是报社的专职律师，但他的打扮不像——今天，他穿了身运动服。

他们互道早安，便在长桌旁坐了下来，桌上摆放着矿泉水。窗外是潘布林湖
[1] 。正是八月的早上，天气炎热，空气凝滞。

艾琳对杰普说：“好了，给我们讲讲吧。”

“大卫。”杰普点了副手的名字。

大卫·耶斯帕森向前坐了坐，颇有几分急切。他跟克里斯蒂安年纪相仿——两人同年出生，在森德比斯特一块儿上过学。大卫念了大学，毕业后就入了行，克里斯蒂安则不同。过去在报社，大卫还比他高一级。大卫身材瘦削，面容英俊，皮肤微微泛黄，像是有肝病似的。他向前坐了坐，开口道：“好，我来讲一讲。目前我们已掌握了可靠证据，”他主要是对着艾琳说话，“证明爱德华·达林与一位已婚女性有染，而且已经有几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跟进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士名叫娜塔莎·欧姆森，她丈夫叫索伦·欧姆森——”

艾琳打断他：“达林没有妻子吗？”

“没有，他离婚了。”大卫补充道，“欧姆森是已婚。”

艾琳点点头。

“嗯，他们这段关系已经持续几年了。”大卫继续说道，“目前，两人似乎有分手的打算——女方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对此，达林很不情愿。”

“他的心都要碎了。”杰普咕哝着。

“你了解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掌握了通话记录？”艾琳问，“你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是怎么拿到的？”

大卫看看杰普。克里斯蒂安想，大卫的表情有些紧张啊。

“电话公司的人提供的。”杰普说。“我告诉过你了，电话公司能查到达林的通话记录——就是我说的那个人，他能办到。打给谁，什么时候打的，语音信箱的内容，短信，他都能查到。”

“你说的这些资料都拿到手了？”

“没错。”

“怎么拿到手的？”艾琳又问。

“那人自己找上门来的。”

“依我看，你应该是给人家钱了吧？”

“对。”杰普低头盯着桌面。

“给了多少？”

他又抬起头来。“你真想知道？”

艾琳看向默顿，默顿摇摇头。

“所以，你掌握的资料具体有哪些？”艾琳问。

大卫从椅子上站起身，将闪存卡递给了桌子那头的艾琳。“所有短信内容都在上面，”他说，“还有一份关键点的提要。”

“最重要的还是短信内容。”杰普一针见血。

“是男方发给女方的信息？”

“还有女方发给男方的，”大卫说，“都在这儿。”

艾琳将闪存卡插入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个文档，看了约莫一分钟。其他人或是盯着墙，或是看向窗外，望着潘布林湖和哥本哈根低矮的天际线。湖对岸有些房子，看上去像一堆昂贵的玩具。

“你确定，”艾琳突然开口，“这些都没问题？不会是让人骗了吧？”

“百分之百确定。”杰普保证道。

“怎么保证？”

“我们测试过了。”

“哦？”

“我们自己发了些信息，”杰普说，“就是发到达林的手机上。这些信息都能查到，发送时间和内容也对得上。”

艾琳对此似乎很满意，甚至可说是大为赞赏。大卫看上去更加志得意满。

艾琳又说：“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没法见报。这些短信。”

“不能见报，”杰普对她说，“这么一来，线人就曝光了——真要追究起来，他干的那些事可算不上合法，我是说，我也说不准合不合法。万一曝光了，他可能要吃官司。”

“好吧。”艾琳转向默顿，他正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头读着电脑屏幕上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些信息登出来了？”她转过身，抬头看着默顿。

“不能，”默顿回答，“万一达林起诉我们，这些东西在法庭上用不了，我们没法给自己辩护。所以不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杰普？”

大卫·耶斯帕森一脸担忧，他收紧下巴，望向窗外。某种程度上，他是在模仿大卫·贝克汉姆的风格——例如他那剪裁利落的夹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型和精心打理过的金色胡楂儿。

杰普说起这事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

艾琳打断他。

“嗯，好吧，”她不耐烦地说，“如果达林控告我们，我们没法为自己辩护，就是这么回事。你怎么看？”她问的是克里斯蒂安，而他目前为止一言未发。

克里斯蒂安早就离开了座位，俯身阅读着屏幕上的内容。文件里收集了数百条短信，都是些“我想要你”“我为你心碎”之类的话，读起来让人面红耳赤。

他直起身来。“这是个猛料，”他说，“关系到国家高级官员，肯定能上头条。”

“所以，你认为我们应该跟进？”艾琳问他。

“依我看，一定要做。”

“要是他告上法庭，我们败诉的可能性很大。”一身运动装的默顿又坐回了椅子上，分开双膝，“那可得赔上一大笔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艾琳还在盯着克里斯蒂安，他平静的外表下总是蕴藏着一股锋芒。克里斯蒂安面容柔和、脸颊微胖，窄领套装内搭配着蓝色细领带，像位举止格外优雅的会计，甚至是年轻的殡仪员——不难想象他会技巧娴熟地安慰死者家属，知道该说什么，也知道该怎么说。“当然，”他对默顿说，“我明白。我们只是还需要点儿别的——还缺个线人。”

“谁？”艾琳问。

“爱德华本人如何？如果他自己承认了这回事呢？”

“他为什么要承认？”杰普问。

克里斯蒂安没理他。“他不知道我们手上只有这些资料。”他对艾琳说，“他不清楚我们知道多少，也不清楚我们是怎么知道的。”他又看向杰普，“是这样吧？”

杰普只是盯着他，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敌意。接着，他又看向艾琳。

“不妨让他以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报出来，”克里斯蒂安说，“然后告诉他，可以给他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由他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如果他就是不承认呢？”杰普问。

“那就这样呗。”克里斯蒂安说。“依我看他会承认的，”他对艾琳说，“我很了解他。”

艾琳轻轻地说：“你当然了解他，不是吗？”

他谦虚地耸耸肩。

“你们私下的关系是另一码事，”艾琳又说，“其实我们也挺喜欢达林的。”

“不能因为这个就放弃这条新闻。”杰普反驳道。

“不管因为什么都不能放弃这条新闻，”克里斯蒂安说，“不过，我们确实得先跟他谈谈，想必他心里也有底。跟他说我们深表同情，希望能以最周全的方式对此事予以报道。如果他认为我们非要报道不可，那就没必要否认了。”

“你来跟他谈吧。”艾琳对克里斯蒂安说。

杰普愤懑地叹了口气。

“有其他媒体拿到这条线索吗？”艾琳问杰普。

“没有。我认为不会。”

“你认为不会吗？”

“不会。”杰普回答，“他们还不知道这事。”

“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快马加鞭，”克里斯蒂安提议，“万一其他媒体收到信息了呢？我们得赶在女方离开爱德华之前发稿，我今天就联系他吧？”

艾琳说：“好，你跟他谈谈，看看他会怎么说。你们两个干得不错。”后面这句是对杰普和大卫说的。“好，就这么定了。”

众人离开会议室。艾琳把克里斯蒂安单独留了下来。

默顿犹豫了一下，还是对艾琳开了口：“如果你非要做这篇报道，我的建议是，不要公开女方的名字。她是个平民——就算这篇报道百分之百属实，达林也决定不起诉，女方仍有权控告你们侵犯了个人隐私。”

“好的，”艾琳回答，“我会考虑的。谢谢你，默顿。”

会议室里只剩下艾琳和克里斯蒂安两人。她叫他即刻安排与达林的会面，他便给达林的媒体顾问尤里克·拉森打了个电话——克里斯蒂安与拉森私交甚好，一周总会聊上几次。

“尤里克，”他对电话那头说，“我是克里斯蒂安。”

寒暄几句后，他这才说：“是这样的，我需要跟爱德华见个面，当面聊点儿事情。哦？”他看向艾琳，“他在西班牙吗？”这句是说给她听的。“嗯，那我能去西班牙见他吗？我可以乘今早的飞机出发。这件事是挺要紧的，”他对电话那头说道，“非常重要，他一定会感兴趣的。不行，不能在电话里跟他说。行，他答复之后告诉我一声吧。谢了，尤里克。”

他挂上电话。“达林正在西班牙，要待上几天。”

“公事吗？”

“不，是度假。”

等待尤里克回电话的时候，艾琳对他说：“报社马上就要大换血了，新老板要大幅削减开支，他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这你该知道。”

他对她点点头，笑了笑。

她接着说：“马上就要解雇一批员工了，人数不会少。”

“我知道。”他说。

他们坐在长桌旁，挨着彼此。他的手机放在桌上，就在两人中间。他们在等尤里克回话。

“你总是穿得这么讲究。”她冲他笑笑，目光颇为赞赏。

“是没少下功夫。”

“杰普真够邋遢的。”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摆弄着手机，把它横放到桌边。

“你觉得他怎么样？”

“你认为他会被解雇？”他还盯着自己的手机。

“看他现在这样，挺危险。”她承认。

“要是这篇报道能发表，他的处境会好点儿。”

“我敢肯定，这条新闻都是大卫在跟进。”

“我也这么想。”他表示赞同。

“你认为大卫能顶替杰普的位子吗？”她问他。

她又开始用那种眼神看他了，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令她产生兴趣。这眼神让他很受用。“我说不好。”他说。

“说实在的，”她说，“我看他不行。”

“也许他需要再磨炼一阵。”

“我们可等不起。”

“那倒也是。”他表示赞同。

“你从达林那里弄了不少新闻吧？”她问。

“嗯，他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消息来源。我们私交还行。”

“那这事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克里斯蒂安将两只柔软白皙的手绞在了一起。他皱着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不会。”终于，他开口说道，“我们之所以结交，只是为满足各自的利益——于他、于我而言，都是如此，这一点不会变。就算我们因为这事绝交，”他说，“也算值了。”

“我可以让别人去跟他谈。”

她淡淡一笑表示体谅。克里斯蒂安摇摇头。他剃了个没什么特点的发型，头发是暗灰褐色的。“不用。”

“他不会因为这个下台吧？”艾琳问。

“不，我认为不会。”他又想了一会儿，“不会。如果他是已婚人士，有这个可能，可他不是。”

“那……那位娜塔莎·欧姆森呢？”她又问。

“嗯，我也在想这个。”克里斯蒂安摘下眼镜，“我们得留心这个女人，找到她的住处。我们有她的手机号码，自然可以掌握她的信息——先看看她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万一跟爱德华谈崩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这人要是固执起来谁也拦不住——我们还能从女方那里获取信息。”

“我叫人盯着她。”

两人顿了一下。

接着，她无声地笑了：“你女儿还好吗？”

他刚打算说两句话糊弄过去，电话就响了。是尤里克打来的。

通话结束后，他将手机收进了西装外套的口袋。“今天下午，爱德华会在西班牙的私人住宅见我。”

[1] 潘布林湖：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湖。——译者注

第二章

临近傍晚，克里斯蒂安到了马拉加
[1] ，当地气温直逼四十摄氏度。从飞机上向下看，海水的颜色很深，接近靛蓝色。群山古朴，巍峨如史前之景。他在赫兹公司
[2] 租了辆白色的大众帕萨特，把冷气开得很足，又将爱德华私宅的地址输入了车上的卫星导航系统。

通往科尔多瓦的高速公路旁有个村落，爱德华的私宅就在村子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他和爱德华一周前才刚见过面，驱车离开机场时，他还想着这件事。报社的新老板举办了一场派对，爱德华并不是唯一到场的部长级官员，但所有人中他的官衔最高——他是执政党的二把手。他肯出席，完全是为了给克里斯蒂安面子，算是克里斯蒂安庆祝新老板升迁的“贺礼”。在那座特意租来的丹麦式豪宅里，爱德华只待了约莫半个钟头，在草坪上抿了两口香槟，克里斯蒂安则介绍老板和他认识——“这位是报业大亨，这位是现任国防部长”。看着爱德华和老板寒暄，一旁的克里斯蒂安颇有几分自豪感。事后，他和爱德华在场地边寻了处修剪整齐的树篱，聊了一会儿，先是聊了些别人的琐事，又谈了谈爱德华今后的发展前景。政治上，克里斯蒂安供职的报社站的是爱德华这一队；有时，这位部长甚至还会给报社写点儿东西——反正文章署的是他的名字，有些是克里斯蒂安捉刀代笔的。最近一篇歌颂了简化劳动市场管制的功绩，实在有点儿怪：国防部长竟然会就经济政策发表文章。达林想当一把手，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上周他接受了邀请，愿意花上半个钟头在草坪上喝喝香槟，也有这方面的考量。那是个宜人的夏日，天有些阴，但并未下雨。

高速公路穿过一片干旱的山地。相当长的一段路上，公路两侧种着成排的橄榄树，足有数百万棵之多，是附近唯一的植被，显得十分单调。

车子开到了一座名叫卢塞纳的城市附近，在导航的指示下，克里斯蒂安驶出了高速公路。四周的景致略微丰富了些，除了橄榄树外，别的树也出现了，只是数量不多，热辣的阳光在树根处投下影子。车子又经过一座小山坡，坡上有一小群羊。这时，一座村落出现了，村内有座白色的教堂，小小的拱门下挂着钟。街上空荡荡的，他想，这个时候人们应该都在午睡吧。

村子边上有栋房子。就是这里。

导航显示他已到达目的地。

宅院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墙外有棵树，投下小片的阴影。他把租来的白车停到树荫下，推开大门，门嘎吱作响。部长的贴身安保员搜了他的身——这两个安保员一直在等他，在烈日下汗流不止。一条小路通向房前。

房子不太大，只有一层外墙刷成了白色。房前是门廊和白色门柱，还摆着几盆大小不一的棕榈植物，夹竹桃上落了灰。门廊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显得朴实无华。椅子都是金属质地，涂着绿色的漆，搭配着白绿条纹相间的坐垫。几只盘子挂在门廊与房子相连的墙上，权作装饰之用。

克里斯蒂安进来时，国防部长身着短袖衬衫和短裤，趿着人字拖，正在挪动洒水器。他的衬衫扣子没系，露出了胸前的白毛。他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眼前架着一副太阳镜。看见克里斯蒂安，他立刻招呼道：“嘿，你好啊。”说着，他把洒水器放下。房子的一侧竖着一根水管，上面有一个水龙头，一根绿皮软管穿过干涸的地面，插到了水龙头上。软管跟水龙头衔接得不够紧，不时有水花溅出。

部长向克里斯蒂安走去，他正汗流浃背地站在房前的小路上。

“你好，克里斯蒂安。”

“您好，部长。”

两人握了握手，部长握得格外有力。

他的脸晒得黑黑的，面容英俊，神情严肃。

“进来坐吧。”说着，部长示意克里斯蒂安坐到门廊的桌边。“怎么回事？这么热的天还穿成这样？”在通往门廊的路上，部长笑着对他说。离开车内的冷气不过一两分钟，克里斯蒂安的衬衫就已紧紧贴在背上了。他把西装外套挂在臂弯处，袖子已经湿透。“顾不上考虑这些了。”他说。

“嗯。”部长说道，“来，请坐。要喝点儿什么吗？”

“一杯水就可以，谢谢。”

房门大开着，门上悬挂着一串串珠子。部长穿过珠帘去给他拿水。

一分钟后，珠帘沙沙作响，部长回来了。他递给克里斯蒂安一杯加了冰的气泡水，还放了片柠檬，他自己则拿了一瓶生力啤酒。部长在对面的椅子上重重坐下，说了句“干杯”。他也在流汗，不过没有克里斯蒂安流得那么多。

“干杯。”

两人大口灌着饮料。门廊的背阴处热气蒸腾，虫鸣声此起彼伏。

“这是您的房子？”克里斯蒂安问。

“是我前妻的。”部长告诉他，“我有时会向她借来用用。她是西班牙人。”他补充道。

“这我还真不知道。”

“嗯，现在你就知道啦。”

克里斯蒂安的目光在蔫巴巴的植物间流连，他有些紧张。

“好吧，”部长没心思闲聊，“说说你来这里的目的吧，克里斯蒂安。什么事这么急？”显然，他急于了解克里斯蒂安的来意。他的脚趾从拖鞋里钻了出来，夹住了桌下的一根金属支柱。

克里斯蒂安又抿了口气泡水，便将滴水的玻璃杯放回桌上。他直视部长的双眼，开口说道：“娜塔莎·欧姆森。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了。”

昆虫发出阵阵鸣叫，仿若梳齿在某个物体上来回刮擦。

过了一会儿，部长问：“你是什么意思？”

克里斯蒂安不慌不忙地笑了笑，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又将眼镜戴了回去。“您认识她，对吧？”

“对，我认识娜塔莎。”爱德华回答，“所以呢？”

“我有线人。”克里斯蒂安说，“已经有人在议论你们的事了。”

“谁？什么线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好吧，我不知道你听说了什么……”

“我确信，”克里斯蒂安说，“我得到的消息属实。”

“什么消息？”

“您和欧姆森夫人有染。”

“一派胡言。”

克里斯蒂安轻轻摇了摇头：“这并非空穴来风。”

“那好，我现在告诉你——这根本是没有的事。我们是朋友，仅此而已。娜塔莎——”

“你们可不只是朋友这么简单，”克里斯蒂安打断他，“我听到的版本是，你们不只是‘朋友’；事实上，您和欧姆森夫人‘交往甚密’，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爱德华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克里斯蒂安竭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挤出一个友好的笑容。“您听我说，”他说，“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今天不会这么急着赶来见您。”

他抿了口水。

他接着说：“我没有拿到任何相关的照片。”

“那你凭什么认为这事是真的？”

“我是记者，有专业判断。给我提供消息的爆料人非常可靠。”

“是谁？”爱德华逼问道。

克里斯蒂安叹口气。“您就单看我都干了些什么吧——我到这儿来，一个人，一路上舟车劳顿，来到西班牙见您——看在这个分儿上，您不如就承认了吧。”

国防部长紧张地抠着啤酒瓶上的湿标签，一言不发。他戴着太阳镜，因而无法从眼神推断出他的内心活动。他的双唇紧紧抿成了一条线。

克里斯蒂安用柔和的语气说：“这事已经传出去了，爱德华。有人已经察觉到了。”

爱德华仍旧沉默着。他接着说道：“即使我们不报道，那些线人中，肯定也会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别的报社，这事已经瞒不住了。”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爱德华终于开口了。

“我们这边呢，”克里斯蒂安对他说，“绝不想给您造成什么影响，无论是对您的仕途还是别的事情。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对您不利的报道。”

“那为什么还要报出来？”

“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说，“消息已经传上去了，早晚会见报。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时候见报、由哪家媒体报道。我也说了，我们绝不想影响您的仕途……”

“怎么可能不影响？”

“关键在于怎么报道。”

“政治是政治，”爱德华越发恼怒，“私生活是私生活。我的私生活没人可以干涉。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外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明白……”

“是吗？”

部长涨红的脸上闪着晶莹的汗珠。

克里斯蒂安停顿片刻，接着，他声音低沉地说：“不过，有些事件，有些故事，总是要公开的。”

“你是这么看的？”

“对。”

“什么故事？你在说我的故事？”爱德华问。

“对，就像您的……”

“凭什么？这是我的私事——我是单身，我有自由。我从不让别人干涉我的私事，也从不去干涉别人的私事，这你是知道的。我有权过自己的生活。”

克里斯蒂安说：“理想状态下，也许是这样的。”

爱德华冷笑道：“理想状态下？为什么现实生活里就不行？”

沉默片刻后，克里斯蒂安说：“您身居要职，与已婚女性私通的罪名，可不能用‘隐私’二字打发掉。”

“罪名？这词用得有意思。”

“那就说‘指控’吧……”

“我是单身。”

“我知道……”

“我没欺骗过任何人……”

“我没说您骗人。”

“我哪里做错了呢？”

“您没错。”

“那我为什么要接受惩罚？”

“这不是惩罚。”

“那是什么？”

“民众有权知道……”

“哦，去他妈的。”爱德华咕哝道。

“恕我直言，您是民众选出的政府官员。”

“什么意思？那我就不能拥有私生活了？”

“我的意思是，您享受私生活时需要考量多方因素。”

爱德华用拇指指甲抠下了一块标签纸。

“比如您其他方面的权利。”克里斯蒂安补充道。

“那娜塔莎呢？她也是民众选出的政府官员？”

“她不是。”

“那么，她总有隐私权吧？”

克里斯蒂安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

“真要把这事报出去，”爱德华用手指戳戳桌面，“我和她都要背负恶名。你明白的。”

克里斯蒂安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差一刻五点了。若要赶在明早之前把新闻曝光，时间可不多了。他开口道：“您听我说，我们不会公开欧姆森夫人的名字，怎么样？只要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他身体前倾，衬衫黏在背上。他接着说：“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爱德华，是肯定会曝光的。我们想帮您，想尽量减轻这件事对您的影响。跟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爱德华站起身来。他望着东一片西一片的草坪，一只手扶在白色的门柱上。“这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仕途。”

“为什么？您也说了，您是单身……”

“而且，”爱德华似乎没听进去他的话，“我们已经结束了，我跟娜塔莎。”

克里斯蒂安佯装惊讶。

“是这样的，”爱德华接着说，“她不打算继续下去了。”

“这我真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爱德华干笑了一声，“除非娜塔莎就是你的线人。”

“她不是。”

“我不想这样，”爱德华说，“我不想分手。”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克里斯蒂安问。

“两年，差不多有两年了。我还一直希望，”他望向洒水器那边，稀疏的草坪中央已被浇成了泥地，“希望她能跟丈夫离婚。可惜，”他接着说，“她不愿意。”他叹了口气，面露痛苦之色。部长已年过五旬，身材仍保养得宜，只是小腹微微凸起，西班牙的假日阳光把他的皮肤晒得粗糙了些。他还有双又细又长的腿。

他转向克里斯蒂安，摘下太阳镜，那对浅色的眉毛十分浓密，眼珠是淡蓝色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都这把年纪了，克里斯蒂安，还能产生这种感情。”他说，“对一个女人。”

“您不该这样的。”

“嗯，确实不该。”爱德华面向花园站着，园中虫鸣阵阵，土地干涸。此刻，他转过身来看着克里斯蒂安，后者正大汗淋漓地坐着。“他们说你想见我，我还希望你不是来找我说这件事的。”

克里斯蒂安露出了一个悲伤的微笑。“世道如此。”他说。

“现在你该知道了，我永远也当不成首相了。”

“不，我不明白……”

“哦，清醒点儿吧，这儿又不是法国
[3] 。”

“幸亏我们没生在法国。”

部长没理会他这句俏皮话。“事情一旦曝光，别人就会认为我为人不检点，对吧？理性不足，感性有余……不够严谨……”

克里斯蒂安说：“您可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看看自己能否帮到您。”

“你希望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不需要所有，告诉我重点就行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么认识的？”

[1] 马拉加：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2] 赫兹公司：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创立于1932年，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译者注

[3] 法国多位总统都曾有过婚外恋情，因此，坊间戏称法国总统有出轨的传统。——译者注

第三章

克里斯蒂安回到了那辆停在宅子外的帕萨特里。在空调的制冷声中，他给艾琳打了个电话。

“挺好的，”他对电话那头说，“他没怎么抵抗，会跟我们合作的。我争取在机场那边先写一些东西发给你。还有一件事，”他考虑得很长远，“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他和欧姆森太太是在社交场合上认识的，当时，她丈夫索伦·欧姆森也在场。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个人一起出现的照片——我是说他们三个，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又补充道：“我的航班七点左右起飞，十一点左右就能到办公室了，就在那儿碰面吧。”

现在是五点半。太阳开始下山，日头也没那么毒了。仪表盘上，温度计的指针指向了三十七摄氏度。有那么几分钟，方向盘太热了，根本握不住，他只得不停换着手。他跟着导航从村里开出去，驶上高速公路，一路向南，向马拉加开去。

他思考着，该给新闻起个什么样的标题。比如：

国防部长的秘密情人

再加个副标题：

西班牙烈日下激情共度周末

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林与一已婚女性秘密交往已逾两年。达林现年五十五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借前妻私宅幽会

达林现年五十五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两人分别时，这位父亲想跟克里斯蒂安做笔交易。

克里斯蒂安当时早已起身，臂弯处搭着西装外套。他满头大汗地想了片刻。

然后，他说：“非常感谢您。”

克里斯蒂安笑笑便离开了。他走下房前的小路，说了句“谢了，伙计”。这话是对部长的安保员说的——两位安保员的网球衫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戴着宽边太阳镜，在大门口叶子花的阴影里搬了两把白色塑料椅坐着。

爱德华也勉强算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不是吗？

不过不算正式。

不值得认真考虑。

说实话，爱德华根本没有什么立场来提供工作机会。

这位五十五岁、育有两子的父亲称自己“肝肠寸断”，只因那位神秘的已婚女子……

这一点需要好好拿捏——如何避免提及女方的名字。到了一定的时候，她的名字自然会曝光，也正因如此，克里斯蒂安才如此重视照片。四十八小时内，她的名字就会曝光，他这么想着，盯着前方的高速公路，又超过了一辆挂着荷兰牌照的旅行房车。只要公众知道有这么个人，不到四十八小时，她就必定会被人肉搜索出来，名字也会随之曝光——这个机会还是留给别人吧，只要在明天的报道中给他们一点儿提示就够了。对了，要透露一下她的年龄。

这位五十五岁、育有两子的父亲称自己“肝肠寸断”，只因那位四十岁的神秘已婚女子……

或许可以透露一点儿有关她丈夫的信息。

这样如何：

这位四十岁的美丽绝伦的女子拒绝与其丈夫离婚。其夫为丹麦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这样一来，范围也缩得太小了，显然违背了他与爱德华的约定；还是让其他媒体尽快曝光她的名字吧，那后面就好办了。把照片发出去。他确信自己见过一张爱德华和娜塔莎·欧姆森在一起的照片，说不定索伦·欧姆森也在照片里。要是能找到这张三人同框、女方的目光定格在爱德华身上的照片，那就太完美了。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呢？是在国家美术馆的某场活动上？欧姆森为国家美术馆捐赠过吗？很有可能。

欧姆森本人知道他太太的事吗？

要不，干脆给他打个电话，对他说：“晚上好，欧姆森先生。您是否知道您妻子与国防部长的事？”听听他会怎么说。

女方的丈夫是丹麦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声称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

“您感到震惊吗，欧姆森先生？您失望吗？”

女方的丈夫是丹麦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声称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和失望……

喷涌而出的冷气舒缓了他的神经，他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到明亮的高速公路上。慢车道上，居无定所的日耳曼人驾着大篷车，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

事实上，暂时将女方的名字隐去是一件好事，这条新闻就能多活跃一阵子了。这是个猛料，而且来得非常及时：报社过几天就要例行月度审计了。今天一上午，艾琳都在操心这件事——这些数字决定了她的生计：数字上涨，她就赢了；数字下降，她就输了，就是这么简单。到头来，除了数字代表的销量外，什么都不重要。归根到底，一切都非常简单，他心想。人们总是装作事实并非如此，可真正重要的是认清事实：世间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只有看透这一点，他这种在森德比斯特廉租房长大的孩子才能混出头。

六点了。

他离马拉加已不远了——小山坡上，丑陋的指示牌出现了。

温度计指针指向了三十四摄氏度。

他想起了在森德比斯特上过的那所垃圾学校，墙上七零八落地涂着油漆，为的是盖住新画的涂鸦。学校边缘的围栏上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厨房散发出阵阵恶臭，厕所隔间则连个门都没有。

如今，他在斯堪的纳维亚最畅销的花边小报担任副主编，敢跟高级部长谈条件；有时，他感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十八岁时，他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发掘出了自己对这一行的兴趣——他小时候给这家报社送过报纸，毕业后，又来到这里工作。这是他的第一步。报社的人都挺喜欢他，热心、精力充沛，什么活儿都愿意干，工作上也很有天赋。几年前，他被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社提拔为副主编，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步。如今，他又开始盘算下一步该怎么走了。自打当上副主编，他学会了从高处俯视别人，看到了自己地位的优越性。他离精英阶层越发近了。他已爬得极高，远远甩开了那套他在其中出生长大的公寓：公寓在五层，电梯永远有故障，邻里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闻，现在，他父亲还独自一人住在那里。父亲年轻时开着卡车满欧洲跑，从葡萄牙到波兰，开了整整一辈子车；如今，老人几乎不离森德比斯特半步，连那栋该死的楼都不出。克里斯蒂安上次回去是什么时候？该是一年多以前了——那时还是春天，整栋楼弥漫着花粉的气味，家里烟雾缭绕，电视开着，桌上摊着体育新闻报。父亲坐在厨房的小桌旁，说着哥本哈根足球俱乐部这一季踢得多么差劲。窗户大开着，花粉飘了进来。从厄勒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声响飘入楼中。

窗外，孩子们正大吵大嚷。

有时候，他感到自己已远离故乡，万一出了点儿什么差池，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他。

到了机场，克里斯蒂安把租来的车交了回去。气温还是三十多摄氏度，这高温再次令他吃了一惊：从开着空调的车里一出去，就像进了烤箱。穿过晒软的柏油路，他走到办公室交还车钥匙，又在文件上签了字。然后，他向航站楼走去。再过一个多钟头，航班就起飞了。

候机室简直是噩梦般的存在：数千名旅客共处一室，人头攒动；他们从北方来，被太阳晒得黝黑，要回都柏林、曼彻斯特、汉堡和赫尔辛基去，都是些游客。克里斯蒂安讨厌度假。度假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不明白。要不是为了妻子和孩子，他绝不会有度假的念头。今年春天，他们全家去迪拜玩了十天，但就算是在度假，他的电话也没消停，一直跟同事谈着工作上的事。最后，妻子劳拉把他的手机藏了起来。为此，夫妻二人大吵了一架：“你把我的手机藏哪儿了？”

“你到底把我的手机藏哪儿了？”

他正在排队等待安检，刚解开鞋带，手机就边响边震动起来。是艾琳打来的。

“不可能。”听清艾琳的话后，他说，“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他示意排在自己后面的人往前走。

“你确定吗？”拖着脚上的鞋，他走到队伍外面。

接着，他又把鞋子穿上。“好。对，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一个小时左右就能过去。好。”

几分钟后，克里斯蒂安又出现在了赫兹公司。手续办得太慢，他有些焦躁。“不必非得开刚才那辆。随便一辆就行。”

他租到了一辆不同型号的车，是西亚特。

车子又开上了那条通往科尔多瓦的高速公路，车速超过了140km/h。

此时已接近八点。

温度计的指针指向了二十九摄氏度。

到了卢塞纳，车子再次驶出高速公路。黄昏时分，西边的天空中是一片火烧云。附近还有人出没，公路旁的大卖场中，店铺尚未打烊。城郊低矮的灌木丛中，坐落着几家灯火通明的超市。附近有处可以算作体育场的地方。起先，他以为有人正在里面踢足球，像是正在打比赛，亮着泛光灯，车子在场外围得水泄不通。此时，他看到了场地四周贴着的标识和海报，才发现举行的并不是足球赛。他开过体育场，驶进黑魆魆的夜色中，驶离城中的灯光，向爱德华所住的村落开去。

莫名地，他感觉有些奇怪——世上居然真的有斗牛这回事。当然，他不是没听说过，可亲眼看到斗牛还是觉得奇怪：如此野蛮的运动，在举办时竟然会用到泛光灯，以及售票系统和停车设施在内的全套现代化手段，在他这个心思细腻的北欧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最让他难以接受的还是宰杀斗牛这一环节。宰杀竟能被当作一种观赏活动，一种娱乐。

还有什么比那头精疲力竭、狂怒不止的牛更可怜呢？就算死到临头，这东西都不明白自己逃不开待宰的命运，一向如此。它们的死不过是表演的一部分。

暮色正浓，村子十分安静。教堂所在的广场上有家类似酒吧的地方正在营业。

热气仍是那么逼人。

“你怎么又来了？”爱德华正站在门廊前的台阶上，“你想干什么？”他还穿着短裤、趿着拖鞋。

“有件要紧事您没告诉我，爱德华。”

“什么？”

“她怀孕了，对吧？”

爱德华一脸惊愕。

“您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告诉您——她怀孕了。孩子是您的吗？”

“妈的。”爱德华大声咒骂。他刚喝了红酒，嘴唇还是红的。“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克里斯蒂安也走到了台阶上，抬头望着爱德华——爱德华比他高一头，站在比他高两级的台阶上。他语气放柔和了些：“欧姆森太太怀孕了。如果您还不知道，很抱歉，由我来告诉您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艾琳派出了两名记者跟踪欧姆森太太，发现她在一家产科诊所待了一个多钟头。刚刚，艾琳打电话就是告诉他这件事。

“我刚刚知道。”克里斯蒂安说，“您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爱德华的语气很悲痛。

“您认为孩子是您的吗？”克里斯蒂安问。

“你给我滚。”爱德华说，“我不知道你来这儿想干什么。现在谈的这些都是我的私事。”

“是，确实……”

“这是我的私事，不是你的。”

“我知道……”

爱德华又说：“我们聊聊你的事吧？你乐意吗？”

“我又不是来这儿说我的事……”

“你的事我也知道一些。”

“那肯定……”

“我知道你跟艾琳·莫加德的事。”爱德华压低了一点儿声音，“就是你那个女编辑。”

克里斯蒂安迟疑了片刻。“这事没什么好说的。”

“你和艾琳，”觉察到这个话题引起了克里斯蒂安的些许不安，爱德华很高兴，“你太太知道你们两个的事吗？”

“爱德华……”

“她知道吗？”

“爱德华，没人对我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您，不是我。您是丹麦的国防部长，跟已婚女性欧姆森太太有染。欧姆森太太怀孕了，孩子可能是您的。这才是公众感兴趣的……”

“这跟公众的兴趣无关，”爱德华站在台阶上，门廊里昏暗的光线勾勒出他的轮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克里斯蒂安说：“在我看来就是这么回事。”

“不，不是。这只是假象，不过是你这种人用来要挟我的方式。”

“我这种人？”

“没错。”

“抱歉，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爱德华还站在台阶上。他注视着克里斯蒂安，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您心里不好受，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说，“我能理解。真的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告知您她怀孕的消息，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您现在应该很想给欧姆森太太打个电话，对吧？问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干吗不打呢？打吧，我在这儿等您。”

爱德华在原地站了几秒钟，接着，他转身走进了黑洞洞的房子里。克里斯蒂安在房前的小路上等着他。此时已是黄昏，天还很热，他没打算到门廊里坐着。他留意到门廊的桌上有份没儿吃完的晚餐，突然感到有点儿饥饿——他只是今天早上在飞机上吃了个三明治，之后便没吃过东西。一旦有要紧事处理，他就常常忘了吃饭。

爱德华从房里出来时，天已完全黑了。他走到门廊昏暗的灯光下。克里斯蒂安站着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还是坐下了。

这时，他站了起来，心想爱德华定是哭过了——他的鼻子红了，平日沉着冷静的气度明显弱了几分。

“您给她打电话了吗？”克里斯蒂安问他。

“嗯，打了。”

“然后呢？”

“她不明白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她谁也没告诉，觉得你肯定是买通了诊所的什么人。”

“我们没这么干。”

“你怎么说都行。”

“孩子是您的吗？”

“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

“对，您是没有义务，但迟早有人会问。到时候您总得给个交代。”

“也许吧。”

“您最好，”克里斯蒂安说，“还是把事情一次性交代清楚，这样能减轻您的损失，过程也不至于太痛苦。”

“你现在是在以我媒体顾问的身份讲话吗？”

“我是在帮您，爱德华。”

“不，才不是。”

两人一时无话，只有昆虫的叫声不绝于耳。这时，爱德华开口了：“她说孩子是我的。她要把孩子打掉。”

“我很遗憾。”

“现在请你离开。”

暗夜中，克里斯蒂安再次开上了南下的高速公路，空调嗡嗡作响。他对电话那头的艾琳说：“这肯定是条爆炸性新闻。”

“没错，”她回答，“做得好。”

“我想，”他继续说，“明天先把大致的故事登出来，不提女方的名字，也不提她怀孕的事。最好明天白天能有其他媒体曝光她的名字。等到周五，我们再放详细的报道，把姓名、照片和所有信息都加上。不过怀孕的事得等等，那个周六再登。”

“听上去不错，”她说，“就怕别人抢了先。”

“不会的。”

“我琢磨琢磨。”

“这下子审计应该没问题了。”

她笑了：“我根本没顾上想那事。”

他也笑了。“好吧。”他接着说，“希望能赶上最后一班飞机。我十点左右能到机场，大概凌晨两点之后能到办公室。”

“我们等你。”她说。

克里斯蒂安没能赶上最后一班飞机。他在电话里跟艾琳说了这件事，艾琳建议他先找家酒店，第二天一早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去。

“不了。”他说，“法国航空有一趟去巴黎的航班，大约半个钟头后起飞。我再从巴黎搭凌晨四点左右的飞机回哥本哈根，大概五点四十五抵达。”

“你确定要这样吗？”艾琳问，“听起来很赶。报社这边没什么事，你大可放心。”

“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出什么事了？”

“你就别操心了。”

“好吧。你要是愿意，那就这样吧。你要在巴黎的机场待多久？”艾琳问。

“两三个小时吧。”

“不错。”

“每分每秒都得好好把握啊。”他说。

的确，他感到一阵狂喜，感到自己正置身于重大新闻事件中，而这条新闻即将被世人口耳相传。这份喜悦伴随他飞到了巴黎，在戴高乐机场的几个小时里仍挥之不去——在那里，他从凌晨一点待到了四点。越来越多的乘客出现在宽敞的候机室里，他则坐在椅子上，看艾琳发给他的东西。第一版的标题是：

国防部长的秘密情人

配图是部长受惊的脸。这张图片是在某间档案室里找到的。内页也配了张部长的照片，他的神情十分哀伤。

这位四十岁的美丽绝伦的女子拒绝与其丈夫离婚。其夫为丹麦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后来，在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上，他睡着了。

天已大亮。从飞机小小的椭圆形窗户向外看，巴黎还是那副熟悉的模样。

克里斯蒂安没看到这一幕，他还在睡梦中。

再睁眼时，他已置身于丹麦温和的空气中。

他坐进奥迪车中，明显感到自己身上有股臭味，是真的有股臭味。

第四章

每天早上，他都会送女儿们上学，若是暑假，就送她们去上网球课。他答应女儿们要这么做，也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

他在位于海勒鲁普
[1] 的家门口前停下车。此时已接近八点，他还有时间洗个澡，刮刮脸，吃上一碗欧倍牌燕麦片，再喝上两杯胶囊咖啡——一杯芮斯崔朵
[2] ，一杯加了脱脂牛奶的黎尼兹欧
[3] 。

“看你一脸憔悴。”妻子对他说。

“我感觉好得很。”他告诉她。

“你昨晚睡了吗？”

“从巴黎往回飞的时候睡了一个钟头。”

“你去西班牙了？”

对话似乎变得怪异起来。“嗯，”他回答，“马拉加，我去了那附近的一个地方。”

克里斯蒂安供职的报社有款应用软件，汀恩和薇姬正用平板电脑读着上面的内容。一个大标题赫然出现在头版：

国防部长的秘密情人

标题旁配了张图，是大张着嘴、一脸惊恐的部长。

电视新闻也报道了这件事：如往常一样，厨房的电视开着，新闻用了相同的图片，播音员正在播报针对国防部长的“指控”。

“这个女人是谁？”十一岁的汀恩问。

他正吃着麦片，只是耸耸肩。“这是个秘密。”

“她是谁？告诉我们吧！她是谁？”

“我明天再告诉你们。”说着，他愉悦地眨了眨眼。

“现在就告诉我们嘛！快说嘛！”

“明天吧。”他说。

这条新闻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社交媒体上不乏对这位“秘密情人”身份的推断，娜塔莎·欧姆森的名字赫然在列。

女儿们带上球具，像往常一样跟爸爸出了门。克里斯蒂安脸色苍白，精神却异常抖擞。

晨光下的海勒鲁普十分静谧，栗子树果实饱满，枝叶碧绿，挺立在安静的街道旁。街上是一排独栋房屋，每栋四周都围着高高的山毛榉篱笆，以防好事者窥探。附近没有商店。他还不到四十岁，是这一带最年轻的房主之一，邻居大多比他年长，早已步入中年。

郊区还有一处更高端的社区，配有标准的网球场和泳池。欧姆森家在那里也有处房产。

两年前，克里斯蒂安还是娱乐和电视版块的编辑。有一次，他跟新闻副主编兼昔日的同窗大卫·耶斯帕森来到镇上的一家酒吧，去看电视台转播的哥本哈根足球俱乐部比赛。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已在办公室忙了很久。那一阵，大卫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以往都长，周末更是如此——他老是行为不检点，因此被太太赶出了家门。他在朋友那儿住着，周末只能来单位游荡。克里斯蒂安每周日都来办公室加班，因此，那段时间两人总在一起。

开球前十分钟，他们走进了酒吧。

大卫要了瓶嘉士伯啤酒，克里斯蒂安要了杯番茄汁，他看完比赛还要回去工作。

两人聊了聊大卫的境况和他丰富多彩的私生活——他先后跟家里的几任保姆有染，还在夜店有过几次一夜情。

后来，大卫问他：“那你呢？不‘打打野食’什么的？”

“我没空啊，老兄。”克里斯蒂安回答。

“那艾琳呢？你们两个的事是真的吗？”

“没什么好说的。”

“是真的吧，是不是？”

克里斯蒂安只是往嘴里丢了几颗花生。他转头去看角落里那台高悬在天花板附近的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出场球员名单。

大卫笑了起来。“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他说，“你真走运，老兄——那可是个尤物啊。”

“我们俩也就那么回事吧。”克里斯蒂安承认了。他吞了一大口番茄汁，把杯子递给了吧台服务生。“嘿，托本，给我添点儿伏特加吧？”

“你不是还要回去上班吗？”

“是。”

“所以，‘也就那么回事’？”

“我和艾琳在一起没多久，感觉还不错。”说着，他取回添了伏特加的番茄汁。“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么回事。”

“这么说，你会抽空和她见面？”

“不用抽空，反正我们两个整天都在办公室。”

“你们都在哪儿‘办事’的？”大卫露出了一个颇为下流的笑容。他常年抽烟，牙齿上都是烟渍。“在立柜边上？”

“基本上都是在她的办公室。”

“在她的办公室。”

克里斯蒂安在凳子上转过身，正好对着电视。他说：“比赛开始了。”

下一个问题变得严肃起来——“劳拉知道吗？”

“不，她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回答，“她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他痛饮了一口，伏特加的味道冲得他龇牙咧嘴。他又补了一句：“这是个错误。”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比赛上。“我和艾琳都有点儿失控了。”

“他当时什么反应？”艾琳问克里斯蒂安。

“很痛苦。”

艾琳的脸上浮现出了怜悯的神色。

他接着说：“他还真流了点儿眼泪。”

“让你扮演这样的角色，真是对不住啊，克里斯蒂安。”

“世道如此，”他说，“虽然我也挺同情他的。”

“还是那句话，”艾琳说，“对不住你，让你扮演这样的角色。”

克里斯蒂安笑了。这是个无声的笑，或许还带着几分悲伤。他只笑了一下：“咱们这边进展如何？”

“哦，她被指认出来了，”艾琳回答，“娜塔莎。”

“什么？这么快就曝光了？”他知道会很快，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还不到早上九点半呢。

“网上都传开了。”艾琳告诉他。

“有其他报社曝光了她的名字吗？我们可不能做头一个……”

“还没，我们还在观望。”

克里斯蒂安说：“依我看，现在可以给索伦·欧姆森打个电话了，你认为呢？他可能还不知道吧。我让大卫打给他，行吧？”

“跟他说什么呢？”

克里斯蒂安用轻快的语调说道：“早上好，欧姆森先生。您知道您的妻子跟国防部长有染吗？”

艾琳偷笑了一声。“咱们可真够缺德的，是不是？”

“世道如此。”

“这句话是你的座右铭？”

“大概是吧，嗯。”他回答说，“找到那张照片了吗？就是三个人同时出现的那张。我敢肯定有这样的照片。”

“米科尔马上就到了。”她说，“他会把照片带过来。”

此时，他们正置身于那间私密的办公室。在这里，他和艾琳曾一同探索过感官上的愉悦。事实上，这间办公室不算隐秘，喧嚣的编辑室就在另一层楼上，隔得并不远。

艾琳问：“你要不要回家待上几个钟头，补个觉？”

“我看起来有那么糟吗？”他笑了，“劳拉说我一脸憔悴。”

“劳拉最近怎么样？”艾琳问。

有人敲了一下门。他们以为是米科尔，结果不是——来的是艾琳的私人助理佩莱妮。佩莱妮说：“尤里克·拉森来电话了，是从达林的办公室打来的。他很生气。”

“我来跟他说吧，”克里斯蒂安说，“好不好？”

艾琳回答：“我可以跟他说的。”

“还是我来比较好。”

“好，”她说，“那你来吧。”

克里斯蒂安对佩莱妮说：“跟他说我马上就打过去，谢谢。”

“你打算跟他说什么？”佩莱妮走后，艾琳问。

“就说我们会最大限度地保护爱德华的利益，不想对他造成负面影响之类。还是我跟爱德华说的那一套，说得我自己都有点儿信了。我再问问他，看看爱德华愿不愿意接受采访。”

“你可真够无耻的。”说着，艾琳又冲他笑了。他就爱看她这样笑。

“我的脸皮可厚着呢。”他对她说。“你知道吗，”他接着说道，“爱德华昨天晚上跟我说，要是他当上首相，就让我坐尤里克那个位置。”

“啧啧，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谁知道呢。他只是提个假设，对吧？他还没当上首相呢。”

“看来得给你涨工资了。”她还在冲他笑，“再涨一次。”

“我可不是为了钱才接手这件事的。”

“你说过这件事不会损害他的利益，我是说爱德华。”

“呃，那要看你怎么定义‘损害’了。要我说，他国防部长的位子可以保住。我得赶紧给尤里克回电话了。”

“你他妈的，”电话那头，尤里克冲他吼道，“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早上好，尤里克……”克里斯蒂安站在消防通道里，一缕阳光投射在他身上。

大约十分钟后，他结束了跟尤里克的通话，又吩咐大卫·耶斯帕森去给娜塔莎的丈夫打个电话。接着，他发现图片编辑米科尔在艾琳的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大堆照片，艾琳正在和米科尔一张张地挑选着。艾琳抬起头：“尤里克怎么说？”

“他认为我们不该报道这件事。”

“他威胁报社了？”

“反正没打算提起诉讼，没事的。”说着，克里斯蒂安碰了碰她的手肘。“嗨，米科尔。”

“嗯。”米科尔几乎没有抬头。他手指微颤，漫无目的地摆弄着照片，动作轻快。大部分照片里都有爱德华，只是背景不同、表情各异。有几张里有娜塔莎·欧姆森，还有一两张里有索伦·欧姆森，还有……

“就是这张！”克里斯蒂安叫出声来，用食指戳着一张照片。他几乎从不大喊大叫，这次显然有些失控。“就是这张。”他说。

照片上有三位当事人：没错，娜塔莎·欧姆森挽着矮小的丈夫，却没有看向他；她注视的是高大英俊的国防部长，部长则直直地望着镜头，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这张，”克里斯蒂安说，“简直完美。把它放到明天的头版上，怎么样？”

“我看可以。”艾琳回答。

米科尔没说话，把它从其他的照片里拿了出来。

三人还在浏览着照片，希望找到一张娜塔莎的单人照。这时，新闻编辑杰普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门都没有敲。“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克里斯蒂安说：“就是看看照片，老兄。”

杰普没理他，冲着艾琳喊道：“这条新闻是我发现的。”他的怒火显而易见。“是我先发现的。你一开始还不想做它。”

“嗯，”艾琳转身看着他，“是你发现的，杰普。你应该感到骄傲才对。”

“那你为什么把我踢出去了？”

“今天早上需要你做的，”艾琳把他带到一边，“就是跟进其他新闻。还有别的新闻呢，是不是？”她笑了。

“你为什么把我踢出去？”杰普不依不饶。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杰普？”艾琳收起了笑脸，“我让你今天早上跟进其他新闻，这条我来跟。听明白了吗？”

“那不是副主编的工作吗？”杰普说，“跟进其他新闻。”

顿了片刻，艾琳又开口道：“我需要你做这个，明白吗？去吧。”

杰普没有动。

你算是完蛋了，老兄。克里斯蒂安心里想着，依旧俯身看着照片。

就在这时，大卫·耶斯帕森一脸兴奋地出现了：“我刚跟欧姆森通过电话了——欧姆森先生。”

“然后呢？”艾琳转过身来，杰普还站在原地。

“他让我滚。”

“这就完了？”

“没，”大卫接着说，“他还骂我人渣。”

“他骂得对。”克里斯蒂安调侃道，他从照片上方转过身来，“他知道他太太的事了吗？”

“要是我猜得没错，”大卫说，“他应该知道了。我猜昨晚达林告诉娜塔莎今早要出新闻，让她提前跟丈夫交代，她就照做了。”

“嗯，有可能。”克里斯蒂安说。

“你知道最糟的是什么吗？”大卫接着说道，“今天居然是他的生日——索伦·欧姆森今天过生日。”

克里斯蒂安笑了：“你开玩笑呢吧？”

“我在维基百科上查过他，他是1958年8月5号出生的，今天真是他生日。”

“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这生日真‘快乐’啊。”大卫打趣道。

“来看看这几张。”克里斯蒂安又发现了一些照片。

“哟，照片弄到啦？不错。”说着，大卫在桌旁坐下。“你好啊，米科尔。”

米科尔向来话不多，只是点点头，颤抖着中指将一张照片左移了一厘米。

“所以欧姆森先生这边就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克里斯蒂安问，“有没有哪句话能用在报道里？”

大卫复述着对话内容：“‘您感到震惊吗，欧姆森先生？’‘滚。’‘您失望吗？’‘这位先生，你就是个人渣。’‘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欧姆森先生？欧姆森先生？’电话没声了——他给挂了。”大卫盯着一张娜塔莎·欧姆森的照片，她看上去秀色可餐。“说实话，”他接着又说，“他还真说了点儿别的。”

“什么？”

“他说，你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号的？”

“我们是怎么拿到的？”

“从他太太的通话记录中弄到的。”

“这事可得保密。”终于，艾琳加入了谈话。自从杰普走后，她便站在一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么，”她说，“我们要用哪几张照片呢？”

“看完这些照片之后，”艾琳对大卫说，“我需要你跟那家产科诊所联系一下，先多掌握些资料，再采取下一步行动。目前我们只有爱德华单方面的说法。”

“没错。”克里斯蒂安说。这件事他已经跟艾琳谈过了——半夜，在戴高乐机场候机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爱德华可能对他撒了谎——他说：“她说孩子是我的，她打算把孩子打掉。”这话听起来模棱两可。如果报社照此发出报道，结果却证明这不是真的，比方说孩子不是他的，或者女方打算把孩子留下，又或者女方根本就没怀孕，就凭这些，爱德华就能把报社告倒。

“什么？你认为他可能在撒谎？”

“谁知道呢。”

“要真是那样，他可够阴险的。”

“除了他跟克里斯蒂安说的那些话，我还需要别的信息。”

“好吧。不过我都熬了一整晚了。”大卫说。

“我来吧。”克里斯蒂安对艾琳说。

“可以吗？”她问，“那好。”

“我会安排卡特琳来做，”说着，克里斯蒂安检查了一遍最后甄选出来的照片，“她擅长这个。”

“那我是不是能回家睡会儿了？”大卫问。

“我想可以。”艾琳和蔼地说。

克里斯蒂安让卡特琳带着钱去诊所，打探清楚昨天娜塔莎·欧姆森在那个时间段究竟干了什么。之后，他乘电梯下楼，进了星巴克。一楼有几家店铺，有时他会花上十分钟，在星巴克点上一小杯拿铁，好让头脑放空。

他发现大卫·耶斯帕森也在店里，正吃着三明治。“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老兄。”克里斯蒂安在他身边坐下。

“准备回家，吃完就回，”大卫说，“你看见米科尔搞到的那些照片了吗？那个‘神秘女人’的照片。”

“嗯。”

“就是露下体的那种，还有别的。”

克里斯蒂安没有笑，他揭开了拿铁的盖子。

“这些照片能发表吗？”大卫问。

“也许能挑张露胸的发吧。下周吧，等这波新闻过去之后。照片现在在默顿那里。”

“是我太敏感，”大卫问，“还是今早的气氛的确不太对？我是说杰普——我进来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

“不是你敏感。”克里斯蒂安对他说。

“怎么回事？”

克里斯蒂安耸耸肩。“我也不知道。报社马上就要大换血了，可能跟这有关吧。”

“什么大换血？”

“就是有人要被开掉了。”

“真的吗？”

“反正别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大卫说。

“我知道。”

“咱们现在一个人干的活儿，可是过去两三个人的工作量。”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克里斯蒂安说。

他们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着，玻璃窗外不时有行人走过，都是些西装革履的白领。潘布林湖表面波澜不惊，湖水泛着黑色，倒映出一朵朵白云。这是北欧的夏日，空气清新，树叶在微风中懒洋洋地晃动。

“那我呢？”大卫问。

“什么？”

“我会被开掉吗？”

克里斯蒂安喝了一口拿铁。“你没事，”他说，“不用担心。”

“我需要这份儿工作。”大卫说，“再过两年，我就四十了。”

“我也是啊，老兄。”

“我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我说了，你不用担心。放心回家吧，没事的，不会因为你回了趟家就把你开掉了。”

“天大的事也挡不住我回去，”大卫说，“再不休息我就要活活累死了。你怎么样？还能挺得住吗？”

“还行。”

“你也熬了一夜吧？”

“嗯。是。”

“不打算回去睡一会儿？”

“不了。”

“怎么？”大卫揣摩着他的心思，“你担心裁员的事啊？”

“才不是。”

“那干吗不回去歇几个钟头？”

克里斯蒂安一脸疲倦，他盯着窗外的湖面。

接着，他开口道：“你不明白，老兄。我根本不想去别的地方，就想在报社待着。”

两人沉默了片刻。

大卫望着他，想要理解他话里的意思。

“我就是为了这份儿工作活着，”克里斯蒂安说，“就为这个。报社的事就是我的事。”

就是这么回事。他心里这么想着，将拿铁一饮而尽。

大卫·耶斯帕森已经离开了。

大卫回了北桥区的公寓，他现在就住在这套公寓里。他家没有多少家具，冰箱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罐啤酒，别的什么也没有。卧室里的东西都是一个颜色。这套公寓很像他们俩合租过的那间房子……

哎？

那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日子过得真快，是不是？

那时候，他和大卫有时会一起出去“猎艳”，周六下午就一块儿看球赛。房间里有套从宜家买来的沙发，冰箱也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罐啤酒，别的什么也没有。有趣的是，大卫如今过得就跟二十年前一样，还在“打野食”。

拿铁已经喝完了，克里斯蒂安还盯着窗外波澜不惊的湖面。

我一定是累了，不然怎么会呆坐在这儿。

“打野食”。

那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他沉思了片刻，想起了和艾琳共度的时光，心中有近乎痛楚的情绪在叫嚣。都过去两年了。

两年半。

就算是偷情，他们两个也都是“公事公办”。

他失控了。在办公室。“办事”。办公室。办公室——他就是为了这份工作而活的，这话没错。他离开了星巴克，走进大堂。大堂由大理石装饰而成，极具现代感。他等着电梯。此刻，他心里惦记着爱德华和娜塔莎·欧姆森的事——这桩绯闻就像个重磅炸弹，撼动了公众生活的根基。他感到肾上腺素正在体内飙升。电梯门合上了。没错，这才是逼着人们不懈奋斗的缘由，就是这个——世道。

[1] 海勒鲁普：位于哥本哈根郊区，是根措夫特自治市的一个区。——译者注

[2] 芮斯崔朵：一种高浓度的浓缩咖啡。——编者注

[3] 黎尼兹欧：一种口感温和的浓缩咖啡，有麦芽和谷物的香味。——编者注

第六篇
人到中年还能翻盘吗？

最近一两年，他产生了一种十分沮丧的认知，感到自己这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他都知道；未来诸事都在意料之中，绝不会有任何例外。他跟波莱特说他信命，指的就是这个。除了眼下这次机会，他还能有几次改变后半生的机会？

第一章

他离开办公室，比平时提早了两个钟头。他登上了开往盖特威克机场
[1] 的火车，车上只坐了一半人。然后，他换乘飞机，挨着窗户落了座。机组为每位乘客提供了一杯淡茶和一块巧克力，包装纸上印着阿尔卑斯山牧场的图案。就在这时，那念头突然击中了他。飞机陷入了重重迷雾和水汽之中，万米之下则是坚硬的土地——就在这个当口儿，那念头像颗导弹般击中了他。砰！就这样了。这就完了，什么都没了。

仿佛一场无声的爆炸。

他还盯着窗外。

这就完了。

这不是什么玩笑。生活开不得玩笑。

她在接机大厅等他，手里举着个平板电脑，上面是他的名字。不过，她先前在网站上见过他的照片，此刻已认出了他，笑着向他走来。拉客司机在他面前围成了一堵墙，手中举着些薄薄的名牌。

“您是詹姆斯吧？”她问。

两人的身高形成了鲜明对比。

“您就是波莱特吧？”

她有处伤疤——是伤疤吧？就在下唇上，一个白色的小肿块，在嘴唇正中间稍偏点儿的位置。两人握了握手。“欢迎您来日内瓦。”她说。

接着，他们上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其中一段用支柱架在空中，另一段钻进了隧道里，好一通“上天入地”。车子进入法国境内，阳光低低地照在他的侧脸上，傍晚的空气十分清新。

波莱特开口道：“活动安排在明天。”

“好。”他望着窗外——金绿色的光芒之中，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目光所及之处，他都能嗅出金钱的味道。

“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就在楼盘那儿跟他们碰面。”她又说。

“好。谢谢你。”她是个高效的人，这点他很清楚——她回邮件很及时，提供的信息也十分翔实。

刚刚离开接机大厅时，他用法语和她交谈，她则用英语作答，场面有些尴尬——两人都在使用对方的语言。

隧道弯弯曲曲，内部倒很干净。坐在车上，他听到一阵将贝壳放在耳边时常能听到的呼啸声。

出了隧道，又是夏末那冗长的黄昏。

他问：“明天天气怎么样？”这一点很重要，对明天的计划影响重大。

“跟今天一样，”她说，“特别好。”

“那太好了。”

“这个我早就安排好了。”这话有点儿奇怪。

他笑了笑，面带疲倦。

他收起了笑容。

在座位前的空档里，他动了动脚。

“呃，”顿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了口，“谢谢你了。”

这高速公路忽上忽下，令他昏昏欲睡。

窗外的一切都焕发着生机。绿色的山坡直冲天际，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

“南方木屋”公寓楼盘共有十二套全新的公寓套房，地处法国阿尔卑斯山风景绝佳的峡谷之中。套房位于萨莫安斯村中部，规格各异，可提供一至四间卧室，售价二十五万两千欧元起（不含增值税）。萨莫安斯村生机勃勃，魅力非凡，颇受游客欢迎。村内商店、餐馆和酒吧众多……

他干这行有多少个年头了？

他们在克吕斯出了高速公路。她付了通行费。

克吕斯没什么特别的景致，倒是有不少小型交通环岛。街灯下垂着花篮；路旁是矮小的悬铃木，树冠按法国样式修剪，枝叶剪得极短。她说她就住在这里——她朝方向盘俯下身去，望着上方某个窗口，用食指指给他看。“我就住那户。”

“好的。”他装出感兴趣的样子。

车子离开小镇，绕峡谷一侧转弯上行。峡谷的另一侧，残阳隐匿在群山之中，不见踪影。

她将身侧的车窗开低了些。窗外，空气中弥漫着湿草夹杂粪便的气味。“你对这一带熟吗？”她问。

他说不熟。“我们的楼盘大多在再往南些的地方，”他解释道，“比方说霞慕尼、伊泽尔谷那边。”

她点点头。

“还有库尔舍韦勒。”

她为开发商诺耶尔工作。

“我也负责瑞士境内的部分楼盘。”他告诉她。

“哦。”

车子爬到峡谷顶，弯道结束了。他们继续向前，经过村庄，穿过树荫，又冲破大片阴影。

“这儿挺不错。”他说得很客气。

她又点点头。“嗯，是挺不错，谷顶风景好。”

“非常好。诺耶尔先生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他努力保持着冷静的语气，“在这个楼盘项目结束之后。”

“我估计应该有。你可以问问他，等到周五的时候。”

“好的。”他思忖着诺耶尔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跟他合不合得来，也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他的提议。他的提议甚至还未成形，得再好好想想。

“这个地方越来越受欢迎了。”她说。

“那是肯定。”

“比起那些知名度高的地区，这里更有代表性。”

“确实如此。”

车子驶入一个村庄，明显放慢了速度——前方有几个减速带。路边，树上长着厚重的苔藓。正值淡季，出租滑雪器具的商店都关着门，附近有些出售蜂蜜的招牌。

“差不多到了，”离开村庄后，她开始加速，“下一个村子就是。”

夜幕已降临，她打开前照灯。

这段路又长又直，两侧是挺拔的松树，十分肃穆。接着，道路向左边拐去，经过一条湍急嘈杂的河流，河水被石头激起了白沫。这时，目的地到了。“到啦。”她说。

放眼望去，四处都是酒店、比萨屋、步行小径和滑雪缆车的标识，每个人都在努力讨生活。

接着，车子开上了一条窄窄的林荫道。暮色越发浓了。

路两侧矗立着公寓楼，间或有些未售出的地，盖着几间黑黑的旧谷仓。

透过树木的缝隙，他瞥了两眼那片地，看得不很分明。他在心里默默估算着这些地皮的价值。

他在傍晚的余晖中走了一会儿。晚霞未散，一抹粉色还挂在村后的山峰上——其中一片霞光格外醒目，执拗地赖着不走。粉色正渐渐褪去。附近，一处喷泉正淙淙作响，泉水冰凉。这古老的村落坐落在一座加油站后，村里有些好看的石头房子。他心里突然难过起来。

这些年，他都是一个人来阿尔卑斯山的，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孤单的黄昏。

一抹奇异的蓝光笼罩在怪石嶙峋的山顶上。街上已暗了下来。

缆车服务结束后，您可享受萨莫安斯多姿多彩的夜生活。此地酒吧和餐馆众多，您可放松身心，品尝本地品种丰富的美食……

今晚可没什么夜生活。

相反，他正在酒店的餐厅里独自用餐，桌上铺着桃红色的桌布，四周安静得令人压抑。这是张单人桌。等餐时，他翻看着桌上闪闪发亮的宣传手册，读到了出自他手的文案。他仿佛能听到自己朗读宣传语的声音。

“缆车服务结束后，您可享受萨莫安斯多姿多彩的夜生活……”

“多姿多彩的……”

呸。

他根本不知道这地方什么样，这还是他第一次来这儿。春天的时候，贾尔斯在外拓展生意，跟诺耶尔签了这份独家销售协议。从那以后，詹姆斯给诺耶尔打过几通油腔滑调的电话，他有种感觉，诺耶尔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没人关心他——不久前的一个早上，在厄斯菲尔德湿漉漉的站台上等车时，詹姆斯突然想起这件事来，认为这可能是个机会。

事实上，贾尔斯根本没把这份协议放在心上。自春天的那次拜访后，他再没跟诺耶尔联系过。此刻，贾尔斯应该在香港，也可能是在新加坡——就在今天，他把毗邻阿尔卑斯山的房产卖给了中国人，卖的是成套的住宅区（一千二百万欧元的交易额，他能从中抽取五个点，这该是多少钱？这一天可真没少赚）。贾尔斯有个外号，叫“航空里程”。“‘航空里程’今天来吗？”——每天早上，到了伊势公司
[2] 的办公室后，詹姆斯他们都得先问上这么一句，然后才开始打电话、发邮件。

贾尔斯赚了多少钱呢？午餐时，他们边吃着Pret A Manger
[3] 家的三明治，边议论着这件事。

贾尔斯自己又身价几何呢？

贾尔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办了这家公司，参与了初期的几单生意，劳苦功高——这是约翰说的。约翰自从公司成立就在这儿干活了，却没什么资本可炫耀。公司最早的那几笔单子里并没有他的贡献。

没人想落得跟约翰一个下场。

酒店的餐厅里，詹姆斯独自坐在桌前，将宣传手册倒扣在桌上。册子是新印的，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南方木屋”公寓楼盘。显然，这个楼盘已差不多建成了，滑雪季来临前就能竣工，房子是装修好的，里面什么都有。接下来的几个月得卖出十套，应该没什么问题。他得往这边多跑几趟，到时候，对这家叫“萨伏伊”的酒店就会更熟悉一些。他抬起头来，望着一张张浆洗干净的桃红色桌布，这酒店其实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没错，他熟得很——跟这儿差不多的，他不知住过多少家了。正值九月初的傍晚，酒店只住满了一半。这是九月的第一周，夏季已多少接近了尾声。

他将细长酒杯中的阿尔卑斯啤酒一饮而尽，想着诺耶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能否跟他合得来。

饭后，他溜达着去了楼盘那边。从酒店到楼盘走路需要五分钟，楼盘远离村子中心，坐落在月光下一片安静的地界上，附近还有不少空地。

除骑山地自行车出行外，此地亦有大量登山路径可供您选择，沿途风景优美。您可游览当地的大型自然公园，一探阿尔卑斯山广袤的天然风光。倘若您乐于探险，此地提供滑翔、攀岩及4×4越野驾驶运动；此外，我们亦提供多种更为安稳和轻松的游乐项目……

新公寓楼建在一片坑坑洼洼的荒地上。他走上前方被月光照亮的柏油路，停下脚步，将双手插进口袋。暗夜中，树苗散发着怡人的气味。这楼盘不是什么高档住宅，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楼房设计得中规中矩，只是表面上下了点功夫，装扮成了“木屋”的样子，只用了一个夏天就匆忙完工了。

“米莉
[4] ？”

詹姆斯正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只穿着内衣。浴室的门开着，灯光倾泻而出。

“是我。”

在房间刻板安静的氛围中，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吵。

“都挺好的，”他说，“不，那个也没问题。”

房间的墙壁是松木制成的，打了蜡。

“就是，你知道——阿尔卑斯风格。不，不错。非常好。”

“明天一天我得陪客户。”他又说道，“还是那一套，陪喝酒，陪吃饭，带他们去买点儿好奶酪。要是不知道哪家店的奶酪好，这生意还真做不成。”

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引得他发笑。

“嗯，我听说有家不错。”

“不，”他说，“周五见开发商。”

“你怎么样？”他问，“家里都还好吧？”

他又说：“是吗？好吧，我们也早料到了，是不是？”

“应该是吧，”他说，“我不知道。你干吗不问他呢？”

“我才不担心这个。”他说。

他打了个哈欠：“哎，我才不担心这个。”

“我是这样吗？”他问。

“是吧，我估计。”

“嗯。”他说。

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也一样。”

“晚安。”他说。

“好的。晚安。”

[1] 盖特威克机场：位于伦敦，是英国的第二大机场，仅次于希思罗机场。——译者注

[2] Esher是主人公在英国就职的公司名，与英格兰萨里郡的小镇伊舍英文拼写相同，故将公司的名字译为“伊势”，以作区分。——译者注

[3] Pret A Manger：英国著名美食品牌，主打健康简食和有机咖啡，在全球拥有三百多家分店。“Pret A Manger”为法语，意为“即食”。——译者注

[4] 米莉：米兰达的昵称。——译者注

第二章

出乎詹姆斯的意料，波莱特一早就到酒店等他了。此刻，她正在宽敞的松木大堂里跟经理交谈，两人看起来挺熟。

“您好。”詹姆斯向他们走去，身上那件开领衬衫熨得很平整。波莱特转过身来，他注意到了她下唇上的疤，感受与昨天完全不同：这疤的质地与嘴唇不同，简直像一小滴蜡。他努力将目光移开。“您是专程来等我的？”他问。

“当然。”

“太谢谢您了。”

她把他介绍给经理。他和经理用法语聊了几分钟，谈了谈村子的开发状况，语气客气得有些过分。

酒店外挂着一些明信片和登山装备。她戴上了一副雷朋牌的“徒步旅行者”太阳镜。

她那辆小小的标致汽车就停在一家香水店铺前。

两人溜达到车子旁。

他对这种毗邻阿尔卑斯山的村庄了若指掌。这些村子都整洁干净，处处盛开着花朵、飘扬着旗帜；远处，高山映衬着村落，景致柔和秀丽，如诗如画；街上井井有条，一派富庶的郊区景象。这种整洁令人感到压抑。不过，这些村子仍有开发的价值，毕竟还残留了那么一丝原生态。有几条小街还未打上现代社会的烙印，换言之，也就是还有创造利润的空间。

她从一只大皮包里一把一把地往外掏东西，翻找车钥匙。她边找边问他睡得怎么样。

他说：“好极了。谢谢你。”

“那就好。”

“多好的早上啊。”他说。

詹姆斯的额头挺高，打着卷的头发开始变白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五官轮廓变得越发分明，皱纹也生了出来，在太阳镜的映衬下更为突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也因年纪增长而愈加凸显。她翻找着钥匙，他则在一旁等候。

他问：“新缆车以后会从哪里出发？”

“那边。”她顺着鼻梁往上推了推太阳镜，指着加油站后方的村子入口。昨天，他们就是从村口那条林荫道中开进来的，道旁种着欧洲椴树。

“什么时候能竣工呢？”这个问题关系重大。

“赶在滑雪季开始前。”她答道。车钥匙已经找到了，她正读着一条手机短信。

“能保证吗？”

她抬起头来。

他面带微笑。

“我保证。”她说。

车开了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到了“南方木屋”公寓楼盘。阳光照射下，公寓楼显得比昨晚小，看起来也更平庸，附近的荒地也显得更破败了些。近来刚下了场雨，雨水顺着峡谷雷鸣般涌下，弄得地上到处是杂草，泥坑里也灌满了泥浆。

他站在那里打量着公寓楼，她在旁边打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可能是诺耶尔，他努力分析着她的话。

她打完电话，他向她半转过头去。“是你老板打来的？”

“对。”

“事情都还顺利吧？”

她回答：“都还顺利。”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个问题似乎令她很惊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他……”她想了一下，“挺好的。”

“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吗？”

她似乎又吃了一惊。“他肯定清楚，怎么了？”

“没什么。”

她的英语可不仅是出色——某些词语和元音的发音堪称地道，还带点儿伦敦上流社会的口音。

“你一定在伦敦住过吧？”说着，他透过太阳镜冲她笑了起来，没挪脚步。

她回答：“是的。”

“我想也是。”

他还在盯着她看。她身材娇小，穿得很整齐——她的裙子没有过膝，打扮相当时髦。人靠衣装——想到这里，他兀自微笑起来。

“那么，您觉得怎么样？”片刻之后，她颇为严肃地发问。她用手指触着唇上的那道疤，有时，她会不自觉地把手指放在上面。

他把注意力收回到那栋矮墩墩的四层建筑上。

真是没什么好说的。

“挺好的，”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们进去看看？”

公寓内空间充足。为使空间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建筑师竭力提高室内布局的实用性。客厅和开放式厨房与八平方米的大阳台相连。阳台朝南，面朝峡谷，景色美不胜收。此外，卧室也相当宽敞……

这段话是他在压根还未见到楼盘时写出来的，是则购房广告。

他和波莱特正站在一套样板房内。

从外面看，这套房子就没让人抱什么希望，里面也一样：整套房子毫无特色，铺着复合地板，配的家具档次还不如宜家的，墙上的画也极劣质。这成本可没少节省啊——一踏进门，他就这么想。空间安排得太紧密，整套房子过于局促，就算是个房产经纪人，也绝说不出“宽敞”二字。房子绝无半分出彩的地方，也只有阳台外群山矗立的景致还像那么回事。

这套房子应该不会好卖，至少从定价来说，性价比太低了。

是谁建议诺耶尔这么做的？他一边想着，一边从阳台走回室内。这烂房子盖起来不费钱，实际上却是赔钱货。也许是诺耶尔手头实在没钱；不过，真要是这样，他就早该去找别人合伙出资——这对詹姆斯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他知道上哪儿找投资人，也知道怎么给这种垃圾项目筹资——有一次，贾尔斯带他去“小黄瓜”
[1] 参加一个活动，他见到了很多有钱人，西装革履，面带笑容，大嚼着点心。他也算有些人脉。

肯定是“航空里程”没怎么上心——这毕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楼盘。况且，楼盘坐落在冷清的峡谷里，不会有人愿意冒这个险投资——要是楼盘在梅里贝勒
[2] ，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还是好好干吧，每一分利润都给它榨干。就这样的房子，一套大概能挣不到五万欧元——这钱不要白不要。摆上几件花哨的家具，配上一台斯麦格牌冰箱，再在浴室里铺点儿大理石砖——稍微倒腾一下就能把房子卖出去。客户乘飞机过来看房，只待上一天，也能留下一个不错的第一印象。

厨房里，他打开了不结实的橱柜，又关上了。

得给这房子添点儿彩才行。

这窗帘，他心想，看起来像青年旅社里用的那种，上面还有印花，真恶心。

她觉察出他没看上这套房子。

“您不喜欢吗？”

“不错。”他对她说。“我的意思是，”他又说，“这房子很实惠。”

他对她笑了笑，看得出来她听懂了他的意思。她对这套房子的看法跟他一样。“是谁建议诺耶尔先生这么做的？”他问，接着，他又冲她笑了笑，“我知道不是你。”单从她的穿衣打扮上，他就知道她不会这样做。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话说出口。

可惜他开口慢了些。她抢先说道：“不，不是我。我不知道是谁。”

“也许是诺耶尔太太？”这算是句玩笑话。

她只是重申了一遍：“我不知道。”

“诺耶尔先生有太太吗？”他问。

“有。”

“我们再看看别的房吧。”他说。

那些未经装修的房子倒是更具吸引力——它们四壁皆空，至少还有改造的空间。不过，它们早晚都得被装修成样板房的模样。诺耶尔显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尽管这一点已被波莱特否认。该有人帮他一把，让他别做傻事。诺耶尔恰好是詹姆斯寻找的对象——眼下，詹姆斯正要找需要帮助的人。

他思忖着还有没有必要领客户看样板房，也许看看毛坯房更好。

此刻，他正站在一套阁楼套房的窗边，这套房售价四十二万五千欧元（不含增值税），是一套顶楼的复式公寓，能将峡谷全貌尽收眼底。峡谷尽头是大片相互重叠的山峰，仿佛一堵墙。

室内还没铺地板，只是抹了一层灰泥。他四下走动着。

“这套房能住六个人，是吧？”他问。

“八个。”她告诉他。

“八个？”他有些怀疑，口气像是电视上采访政客的记者。

她说：“加上客厅的沙发床。”

“对。嗯。”

他走近一扇窗户。这套房的窗户要比其他房子的大。

“要是有壁炉就好了。”他提了一句。

“装不了壁炉，”她说，“因为要牵涉保险的事。”

“嗯？”他站在窗边向外望去。“不过还是有个壁炉好。”

透过玻璃窗向外看，绿色的山坡连绵起伏，峡谷一侧是高高的牧场和幽暗的松林。远处的树像玩具一样，树顶尖尖的。他盯着那些树看了起来。一切都纹丝不动。

“不错，视野很开阔。”他说。

她等在房间另一侧的门边。“嗯。”

“村里有没有哪家店卖好一点儿的奶酪？”他问。

她似乎又吃了一惊。“好一点儿的奶酪？”

“要那种上档次的奶酪店，”说着，他从窗边转过身来，“这附近有吗？”

“是有一家奶酪店，”她答道，“可我不知道你说的‘上档次’具体指什么。”

“你肯定知道。”说着，他露出了一个鼓励的笑容。

“那我估计这家店算是‘上档次’吧。”

“有不少好奶酪出售吗？”

“嗯。”说着，她重重地点了下头。

“好。必须得有这么一家店，有好奶酪出售，这对我们的客户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得满足他们对于在法国买房子的幻想——‘日子会过得有点儿甜头’。现在几点了？”

她看了一眼手表。“差一刻十一点。”

“方便的话，能不能载我到谷顶上去？”他问，“我还想看看那边的基础设施——跟客户介绍的时候，至少也得装作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笑了笑，“之后我们就吃午饭。”

跟昨天来时一样，他们又开上了那条种着欧洲椴树的林荫道。刚出村子，车子就拐了个小弯，驶入一条岔道，一路曲折陡峭，开向山上的森林。车子不断拐着陡弯，车速在二挡和三挡间来回切换。

车子驶过一片空旷的牧场，她挂着四挡开了一公里。阳光普照大地，路旁的农舍屋檐很宽，历经风吹日晒，外墙已变黑。

接着，越来越多的房屋映入眼帘，几乎形成了一个村落。

这么大一块地，得值多少钱呢？真是遍地财富啊。

他们继续向前驶去，森林越来越多，车子也不断拐着弯。刚刚，峡谷的踪影还在林间若隐若现，此时却渐渐消失于视野之中。

二挡换三挡，三挡换二挡，再换三挡——她纤细黝黑的手臂就没消停过。她穿着一双凉鞋，足形优美（他留意到了她保养得宜的脚指甲，散发着贝壳内壁般的粉色光泽）。

开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到达谷顶。

“啊。”车子终于从铺天盖地的树荫中开了出来，视野瞬间开阔，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感叹。宽阔的柏油路面突然呈现于眼前，再往上开，就是一片面积不小的新建住宅区，看上去不算很新——是一些公寓套房，大概是要开一家酒店吧。四周零星散落着一些棚屋和房子。公寓在空旷的柏油路上投下阴影。她将车停在这里，熄了火。

站在阳光下，他听到了从牧场中传来的生气，风不时吹动头顶的缆车，发出吟唱般的轻响。除此之外，四下一片寂静。

一个人影都没有。

“给我讲讲这里的情况吧。”他说。

她讲起了滑雪缆车和滑雪道。

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她讲话，一边走到柏油路的尽头。远处，山坡起伏缓慢，野花漫山遍野；虫鸣阵阵，冷风飒飒。某处传来了牛铃的声响，懒洋洋的，仿佛匙子在杯中缓慢地搅动。

她讲到了滑雪学校——法国国立滑雪学校。

嗯，他对这所学校有印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学生们穿着朱红色制服，身后是一排扫雪机。那时有雾，雪湿湿的。

他感觉到阳光在眼皮上跳舞。风拂过皮肤，抚摸着他的双手和面庞。

他闭上双眼，听着牛铃的声响在风中时断时续。

最近几年，他过得异常忙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让他应接不暇，私人空间也所剩无几。如今正是他人生最紧要之时，他深陷其中，以至看不清心中所想。

阳光在他的眼皮上跳舞。

牛铃的声响在风中时有时无。

阳光很暖。

不知怎么，他竟想从现实中抽离，让时光定格在这一刻。

然而这绝无可能。

这不是开玩笑。生活开不得玩笑。

他睁开双眼。

青草闪着光，在风中微微颤动。

她说：“百分之八十的山坡都朝向北面，春季在这里滑雪非常棒。”

就是这样，此刻发生的种种就是他的生活。

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她站在他身旁，离他很近。

“是吗？”他说道，“一共有多长呢？我是说滑雪道，按公里算有多长？”

“大高原滑雪场中的所有赛道吗？”

“怎么算都行。”

“大概是二百六十公里。”

“哇。”

她接着说：“包括弗拉尼、莫瑞兰、雷加霍斯、锡克斯特和萨莫安斯的滑雪道。”

“你说的这些地方互通缆车吗？”

“当然。”

“一张通行证就能去所有地方？”

“你可以办一张。”她告诉他。

“好。”知道了一些具体细节，他很满意。

下一刻，他又将眼睛闭上。不过，这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午餐时，两人一边吃着比萨，一边交换了一些个人信息。她曾在伦敦上过艺术学校，中途退学了……

“为什么？”他问。

“我恋爱了。”她告诉他。

“爱情，”他说，“什么事都能让这玩意儿给搅黄了，是不是？”

“你可真够悲观的。”

“嗯，大概吧。”他承认。

“爱情不该是全部吗？”

“什么全部？”

“人生的全部。”

“确实有人这么认为。那你后来做什么了？”他问，“退学之后？”

她说自己找了份房产经纪人的工作。

他们又聊起了房产经纪人——他从前干过这行，现在是重操旧业。“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做这行。”他说。

“命中注定？”

“嗯。”

“你信命吗？”她被逗笑了。

“现在信。”他说。

“我不信。”

“你当然不信，”他说，“你还这么年轻。”

听到这儿她笑了：“年轻？”

“你今年多大？”

她说她二十九。

“要我说，你看起来只有二十五。”

“哪有？”她挺高兴。

“我说真的。”他温和地说。

“你多大了？”

“我今年四十四。”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说。

他挺乐意跟她聊天的。她年轻漂亮，为人又坦诚，他倒真想跟她说些心里话。他说：“有天早上我醒来，意识到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了——我指的是那些要紧事、大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信命了。”

“我认为人什么时候改变都不算晚。”她说。

他只是笑笑，心中默默想着：辨明自己的命势之时，一切都已来不及，所以这就是命运的玄妙之处——你的命也只能如此了，即使想改变它，也为时已晚。

“所以说，命运只能后知后觉？”

“我想是这样。”

“命这个东西并不是真的存在吧？”

“你是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的？我不知道，”他说，“我又不是研究哲学的。”

“你快乐吗？”说着，她往最后一块比萨上挤了些番茄酱。

“嗯，我觉得快乐。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快乐’了——我也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认为这样才算快乐？”

“那你怎么认为？”趁她考虑的工夫，他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你必须得知道自己快不快乐啊。”

“我没有不快乐。”他说。下一刻，他怀疑起了这句话的真实性——大概是真的吧。

“‘没有不快乐’不等于‘快乐’。”她说。

“那你呢？”他问她，“你快乐吗？”

“不，”她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我理想中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他心想，要不要问问她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虽然他并不感兴趣。他抿了口水，决定还是不问了。

两人又聊起了滑雪。

午餐后，他们步行去了“南方木屋”公寓楼盘。村子里的街道很干净，两侧是修剪整齐的山毛榉树篱，点缀着秋日特有的粉色。“等着看我的拿手好戏吧。”他说。

“我还真想见识见识呢。”

他笑出声来。

他昨天才刚认识她。这多奇怪。

峡谷中满溢着热气。空中没有一片云。

詹姆斯刚带着客户看完房子，一行人来到中央广场，坐在萨莫安斯酒吧的露台上。

酒吧外放着些塑料桌椅。他先吩咐女服务生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好让一伙人坐下，然后帮每个人点了单。

他发现波莱特就坐在身旁，便冲她笑笑。“你还好吧？”他问道。

她点点头。

他又表演起了那套老把戏。

“那棵树，”他用煞有介事的口气，颇为权威地讲述着刚从她那儿听来的事，“是法国最古老的树木之一。我想，应该有将近七百年的历史了吧。”

客户们纷纷转过头去。

这棵树的树干直径两米，十分臃肿。粗壮的树枝上长满苔藓，有几处叶子已褪去了绿色。

“这是棵什么树？”有人发问。

“是棵欧洲椴树吧，对不对？”他转向波莱特。

“对，是棵欧洲椴树。”她说，“是一位有名的萨伏伊公爵
[3] 种下的，嗯。”

“萨伏伊公爵。”詹姆斯附和道，“这座村庄的历史十分悠久，我喜欢这里。”

有人起身，读起了树根旁一块金属牌上的文字。

“这棵树是1438年栽的。”说话的是位个头不高的老学究，他正指着牌上的字。这位学究穿了一身防水布料的衣裳，朴素又实用，行动间发出了不小的声响，登山鞋上还系着软绵绵的鞋带。“所以说，这棵树实际上还不到六百岁。”指出这一点后，他回到椅子旁坐下，身旁是与他穿衣风格一致的太太。

“那这就是棵小树苗啦。”詹姆斯对发笑的客户说。

酒水端了上来。

“不过，”老学究接着说道，“我还是不信，这么一棵树就算得上是法国最古老的树？还不到六百岁？”

詹姆斯决意不理他，帮女服务员分发起酒水来。

“我知道有棵橄榄树，”老学究还在喋喋不休，“得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吧……”

老学究和他的太太已到了拿退休金的年纪。说不定他们还打算搬过来住，这点詹姆斯是知道的——夫妻俩可以把斯托克纽因顿
[4] 的小公寓卖掉，好置换成“南方木屋”的阁楼套房。他们的法语说得跟“航空里程”一模一样——刚才，詹姆斯听见老学究的太太在打听洗手间的位置——与其说她的法语带英语口音，倒不如说她就是在说英语。他们用说英语的方式说法语，就跟“航空里程”一样，很老派。

詹姆斯给学究先生递了一杯阿尔卑斯啤酒，酒是淡黄色的。

“谢谢您，”老学究用法语说道，“先生。”

“你们还去哪儿了？”詹姆斯问他。

“哦，这一带都看了，这是实话。”老学究的胡子上沾了些泡沫。“就是开车到处转转，嗯。”

阿诺（他是一位在伦敦工作的法国人，是跟一位叫马库斯的合伙人一起来的）问：“能否给我们讲讲滑雪的事？”

“在这里滑雪特别棒。”詹姆斯回答。

“你在这儿滑过吗？”阿诺又问。

詹姆斯几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又开口道：“我还真的没在这儿滑过。波莱特是滑雪方面的专家，她什么都知道。”他接着说：“我也不能往这儿一坐，假装这里是韦尔比耶
[5] 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就给你们瞎讲，对吧？不过这儿的滑雪场确实挺大的。整个高原滑雪场，有大概二百五十公里长的滑雪道，只需一张通行证。到了弗拉尼那边，海拔能有——两千八百米还是两千九百米来着？”

波莱特说：“两千五百米。差不多这么高。”

“嗯。”詹姆斯低声说。

她继续回答客户的问题：“不，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雪，滑起来感觉特别棒。”

她又说了一会儿。

詹姆斯从旁观察着波莱特：她正竭力使自己显得热情些，眉毛都扬到了太阳镜上方；不过，说实话，她表现得有些生硬。她正在讲一件滑雪趣闻，可讲得不算好——她午饭时也是如此。不知怎么，看她把一件趣事讲得干巴巴的，他心里颇受触动。她的故事讲得太慢，本人也并不怎么有趣——至少在这种场合下确实如此。

客户对她的故事失去了兴趣：脾气好的人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其他人则将目光移开了。她见状加快了语速，反而把局面搞得更糟了。

她被自己讲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却无人附和。

她刚刚漏了点儿东西没讲，又急忙捯回去解释。

詹姆斯安静地微笑着。他收起目光，盯着那棵古老的欧洲椴树的树枝，树叶上洒满了阳光。

她的笑话终于收尾了，就这么讲完了。

客户们注意到了这一点，礼貌地笑了笑。

老学究的太太又坐回到了椅子上，想往茶里添点儿牛奶。

波莱特从座位上跳起来，把牛奶递给了她。为了表示感谢，詹姆斯在波莱特的胳膊上按了一下。他又表演起了那套老把戏，给客户讲起了此地的可爱之处。他身着淡紫色衬衫，戴着太阳镜，英俊潇洒，泰然自若。

至少看上去泰然自若。

詹姆斯付了酒水钱。接着，他把客户带到了奶酪店，告诉他们不同种类的奶酪之间的区别。其中有一两个人稍稍买了些，但没买气味最大的那几种奶酪。

到了商店外，他说：“要是有人想吃晚餐，我们两个一会儿还会过来。我知道你们有人要在这儿住下。村里有几家馆子还不错，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看。要是你们愿意，我们就七点左右在中央广场上的老地方碰面。怎么样？”

像往常一样，他说话时带着一点儿表演的成分。

表演结束了，“观众们”沿着村中弯弯曲曲的小路散场。有那么一刻，他感到十分兴奋，浑身是劲儿。

他和波莱特还站在奶酪店门口。

他问她：“喝一杯吗？”

“我看还挺顺利的。你说呢？”回到萨莫安斯酒吧，两人又在露台上坐下。

“非常好。”

“依我看，至少也能卖出一套吧？就那块地。”他说。

她问他认为哪个客户可能会买。

“呃，阿诺和马库斯吧。”他说，“我认为他们两个可能愿意冒这个险。哦，多谢你帮我圆了场。”

“不客气。”波莱特说。

詹姆斯摇摇头，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把她逗笑了。“这也太难为人了，他们还问我有没有在这儿滑过雪。”

“那‘矮墩子’他们呢？”她问，“矮墩子”是她和詹姆斯给老学究夫妇起的绰号。

“他们？”詹姆斯扮了个鬼脸，“不，我认为他们不会买。我不知道他俩是不是真想买房，估计不会太认真吧。”

两人又拿“矮墩子”夫妇打趣了一番——詹姆斯突然学起了老学究的样子，跳到古老的欧洲椴树边，指着那块金属牌。

他走回桌边，波莱特正放声大笑，将弯曲的食指搭在嘴唇上。他想她该是微醺了，不然不会做这个动作。他微微出了点儿汗，坐下来看了一眼手表——六点十分。“再来一杯？”他提议。

她点点头，他示意服务员过来。

七点了，没有一位客户出现。他们在暮光中坐着，一直等到了七点二十分。詹姆斯开口道：“呃……看样子没人想来吃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吗？还是你得回去了？”

后来，在广场旁的一条窄巷里，两人找了家餐馆，解决了晚餐问题。巷道两侧是高高的石屋。

用餐的时候，他们喝了萨伏伊酒和本地出产的一种烧酒。饭后，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你这样没法开车了吧？”走出餐馆时，他问她。

“嗯。”她答道，“当然没法开。”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两人站在街上，天色已暗。她说：“我不知道。”

谁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两人向他入住的酒店走去。她的裙子外面罩着他的夹克——他们刚坐下吃饭时，气温大幅下降。这顿饭越吃越有些调情的意味。

比如，刚才她“请”他碰一碰她唇上的那道疤，他欣然应允。（她告诉他，她十四岁时从小型摩托车上摔了下来，留下了这道疤。）之前，在萨莫安斯酒吧的露台上，他就对这道疤产生了一点儿迷恋，直到刚开始吃饭那会儿，他还在为这道疤分神。

他用指尖轻触了一下，问她这道疤吻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她没有明说为什么不试试。他觉得，倘若她有胆量接吻，就会直接付诸行动了。

但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望着他。他留意到她有双大大的淡褐色眸子，眼神里透着真诚。他提议再点杯餐后酒。

后来，他们全程都用法语交谈——半升梦杜斯
[6] 下肚，他就开始坚持说法语了。为此，他不得不解释了一下为何自己的法语说得这么好：他读书的时候，父亲在法国生活，因此，每逢假期，他要么是去巴黎，要么是去法国南部。她双眼闪闪发亮，有几分严肃地问他在英国念寄宿学校的时候，他有没有体验过同性恋情，他回答说没有，还告诉她，英国寄宿学校中同性恋盛行一事只是谣传。她便主动请缨，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曾跟一位女子恋爱。他感到嘴里发干，便又给二人斟上了酒。

她没问他结没结婚之类的事，他也有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她无意间透露了自己有个儿子，但没提及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提过一句吧，似乎说孩子的父亲在意大利生活。

两人又喝了一杯烧酒，分吃了一份儿甜点。后来，他们离开餐馆，走到星空下。

他们站在街上，在暗暗的屋檐间抬头望着点点繁星。

这事是她先挑起的，他突然反应过来——事实上，她正在向他暗示，希望他能吻吻她。（她在一旁等待着，扬起脸庞，微微颤抖。）有那么一刻，血液中叫嚣的酒精令他有些冲动。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要吻下去了。可下一秒，这种冲动一泄而空。

他望着暗下来的街道，村中十分安静。她还在寻觅繁星的踪影。

他说：“你这样没法开车了吧？”

话刚说出口，他就意识到其中的暗示了，仿佛他十分希望她能留下来过夜。

她收起下巴，看向他。“嗯，当然没法开。”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说。

“你不知道？”

她摇摇头。

下一刻，他血液中的酒精再次叫嚣起来。

两人什么也没说，开始向他入住的酒店走去。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也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她的意图非常明显。

不知怎么，一走进酒店压抑的灯光下，这念头就显得愚蠢起来，变得索然无味。两人站在大堂里，顿了一会儿。

“我看，还是给你开间房吧。”他听到自己这么说。

她迟疑了片刻，点点头。

他去前台为她办好了手续。

下一刻，他坐在了自己房间的床上。

他脱下袜子。

他很疲惫，这一点儿不假。

不过——

也许这本该是个美妙的夜晚。

他一边脱袜子，一边为痛失的良机隐隐悲伤。

他不想费力促成这件“好事”。刚才在大堂时，光是想到要费力，哪怕只是费一丁点儿的力，整件事情就失去了吸引力。

换作是他的朋友弗雷迪，肯定就不介意费这个力。显然，弗雷迪就是这样的人。上次见面时，他颇为自豪地告诉詹姆斯，自己在威尔士的一场爵士乐五重奏演出中给人弹钢琴伴奏，活动结束后，他就和一名女观众发生了一夜情。

詹姆斯一边胡乱卷着袜子，一边想着，弗雷迪的这段故事其实有点儿悲惨。

弗雷迪今年四十五岁了。

他平时在婚礼现场和酒吧弹钢琴，勉强混口饭吃，晚上只能睡在别人家的沙发上。

“你不担心吗？”詹姆斯问过他。

“担心什么？”

“你的人生。”

“有什么好担心的？”

詹姆斯想了想，试图问得更具体一点儿。最后，他说：“随便吧。没什么。”

弗雷迪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开心，对自己的处境也很不满意。他倒不怎么担心自己会像寓言故事里的那只蟋蟀，没有过冬的储粮
[7] （然而事实上就是如此）；他担心的事情要比这简单得多。他希望获得别人的尊重，希望成为有地位的人——二十五岁时，凭借炫耀自己在性事上的“赫赫战功”，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享受了同龄人饱含钦羡的目光。但今时不同往日，人们偶尔还会对他产生羡慕的情绪，却并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他没什么钱，能勾搭上的女人也大多没什么吸引力。

詹姆斯站在镜子前刷牙，博朗牌电动牙刷头在他口中嗡嗡旋转着。他盯着镜中自己的脸。

他目光呆滞，肌肉松弛，面泛红晕，神情冷漠。他盯着镜子看，仿佛镜中是别人的脸，离自己相当遥远。墙上有台菱形的照明灯，在刺眼的光线下，镜中的脸显得越发难看。他有些醉了——可能不只是“有些”。他不该喝醉的。他关上电动牙刷，把它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冲。他应该早点儿回酒店，好好计划一下明天要跟诺耶尔说些什么，而不是跟人家的私人助理瞎调情。

这可开不得玩笑。

生活开不得玩笑。

[1] “小黄瓜”（The Gherkin）是伦敦人给位于伦敦“金融城”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起的外号。——译者注

[2] 梅里贝勒：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一处滑雪圣地。——译者注

[3] 中世纪时，意大利在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地区建立了萨伏伊公国。11世纪后，公国由萨伏伊家族统治。“萨伏伊公爵”是世袭的贵族称号。——编者注

[4] 斯托克纽因顿：位于伦敦哈克尼区西北部的地区。——译者注

[5] 韦尔比耶：瑞士西南部的滑雪胜地。——译者注

[6] 梦杜斯：法国出产的一种红葡萄酒。——译者注

[7] 《蚂蚁和蟋蟀》是《伊索寓言》中的一则故事：夏日炎炎，蟋蟀贪恋享受，无所事事，蚂蚁则辛勤地储藏着食物。到了冬天，蟋蟀没有过冬的储粮，多亏蚂蚁接济才活了下来。这则故事旨在说明未雨绸缪的重要性。——译者注

第三章

塞德里克·诺耶尔比詹姆斯年轻几岁。他的长相有些古板，双下巴若隐若现，下颌线条一年比一年圆润，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他穿了一件巴博尔牌风衣，正叼着烟卷站在“南方木屋”公寓楼盘前，身旁是一辆三菱帕杰罗，车身上有几道泥痕。

塞德里克在这一带有不少地，这一点詹姆斯很清楚。塞德里克的父亲以前是个农民，现在也算是——老爷子还在喂着一小群牲口，依靠售卖农产品，全家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地产。萨莫安斯、莫瑞兰及周遭的地都是他们家的，他母亲的娘家在锡克斯特峡谷也有地。

“南方木屋”是塞德里克首次独立开发的项目。此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诺耶尔家都只是把地卖给开发商，这里卖上一公顷，那里卖上两公顷，价格水涨船高（最近得到建筑许可的那块就卖了一百多万欧元）。在姐姐玛丽·弗兰斯的支持下，塞德里克力劝家人自行开发土地，他把这叫作“升级价值链”——这个词是他在里昂高等商学院学会的。“我不想只卖牛奶，”他跟父亲说，努力用老人能听懂的语言一抒壮志，“我还想做奶酪，做好多好多奶酪。”

塞德里克走上前跟詹姆斯握手，傲慢地笑了——他只把詹姆斯当作懂些专业技术的仆人，好比水暖工或汽修工。

他对自己开发的楼盘很自豪，这一点，詹姆斯一眼就看出来了。

因此，带他视察楼盘时，詹姆斯很懂得拿捏话语间的分寸。二人先从样板房看起。

波莱特也在场，一直没怎么说话。她一大早就离开了酒店，开车回了克吕斯的家。九点钟时，她又回到了这里，满脸疲惫。那时，詹姆斯正在酒店大堂等她。他透过窗玻璃看着她停车，走上了宽阔的木台阶。

“非常好。”詹姆斯对塞德里克夸奖着样板房中的厨房，语气平淡、彬彬有礼，却毫无激情。塞德里克穿着那件巴博尔牌风衣，套着芥末黄色的灯芯绒裤子，在样板房里走来走去。他似乎并没有留意詹姆斯的话。

他们站在阳台上，欣赏着风景。

“很棒。”詹姆斯恭维道。两人现在说的是法语。

今早秋意很浓，清晨的雾气已经消散，阳光也更温暖了些。现在，就趁现在，赶紧说点儿什么。

“您还有什么别的开发计划吗？”詹姆斯问道，眼睛还盯着笼罩在村落上方的巨峰。

“当然。”听上去，塞德里克并不想谈论这个话题。阳光下，一层汗从他光滑的脑门儿上沁了出来。他点了一支美国产的烟卷。

“我知道，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些不满。”詹姆斯说。

塞德里克耸耸肩。“只要你们能帮我把房子卖出去就行。”他说。

“哦，那是当然。”詹姆斯让他放心，“肯定能卖掉，不会有问题的。”

“那好。”

“不，我之所以提这事，”詹姆斯继续说，“是因为我们公司一向更重视传统地区的楼盘。所以，您的项目可能没能从我们这里得到足够的关注。现在呢，我们打算搞点儿新东西，多发掘些新地区。”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我个人有些新的打算。”

就是这个。

他终于说出口了。

他把话挑明了。

我个人有些新的打算。

塞德里克在听吗？

詹姆斯说：“依我看，有些新地区潜力很大。我相信您也同意这点。”

“当然。”塞德里克看都没看他一眼。

“所以，我打算主攻这里。”詹姆斯说，“在这儿搞个项目。我认为，咱们两个联手，一定做得起来。”

他脸上带着笑。

“我想跟您聊聊，”他说，“就是您另外的那些计划。咱们可以早点儿下手——比方说，这些公寓，”他对塞德里克说，“这些公寓挺好的，都很不错。不过，我还是认为，您未来的项目可以走高端路线。这峡谷的景色很不错，在我看来，它给人的感觉和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任何一段景区都很不同，很有地方传统特色。此外，这里用于滑雪的基础设施也一直在改进。硬件一旦高端了，利润就会提高，我们可以在这里打造豪华住宅。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今早醒来时，詹姆斯难受得要死。他昨晚喝了不少，感到一阵头痛，瘦长的身躯每一寸都酸痛极了。一丝微白的光线从窗帘中溜了进来。光线微弱，他几乎看不清手表。

时间就这么悄悄溜走了。

他已不再年轻了。

我已不再年轻了。他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盯着地面。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不再年轻了？

最近一两年，他产生了一种十分沮丧的认知，感到自己这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他都知道；未来诸事都在意料之中，绝不会有任何例外。他跟波莱特说他信命，指的就是这个。

除了眼下这次机会，他还能有几次改变后半生的机会？

恐怕不多。

也许一次都没有。

如果这的确算是一次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多大把握。

塞德里克对他的提议毫无兴趣。阳光下，他眯着眼，把烟卷举到嘴边。比起听詹姆斯讲话，他似乎更乐意看公路上为数不多的车，望着它们驶离村子，向莫瑞兰开去。日后，若想让地产事业实现利益最大化，交通正是需要预先投资的领域。“这么做风险是会大一些，”詹姆斯说，“您要是不想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找些别的投资者，大家一起分担。”

塞德里克嘟囔了两声，表示自己不感兴趣。

“不管怎样，”詹姆斯鼓励自己别泄气，“我们还是聊聊您的那些计划吧。”他递给塞德里克一张商务名片，这是他特意新印的。“我等您的电话。”他说。

看完房子后，他在村里找了家还算凑合的小店，请塞德里克喝了一杯咖啡。他看着塞德里克用叉子的侧边把一块草莓挞切成两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波莱特也在一旁，她喝光了一杯蒸馏咖啡，正在发邮件。

此时，塞德里克倒对詹姆斯刚才的“推销”产生了一点儿兴趣。他提议要载詹姆斯在峡谷转转，看看他打算开发的那几块地。

塞德里克拿叉子的侧边蹭着盘中的奶油，詹姆斯则思考着该到哪儿去弄点儿钱，弄个几百万，好投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地产上。他手头有几个电话号码，都是“航空里程”认识的人。要办成这种事，说实话，全看你认识什么人（这话没错），你给有钱人提供一个投资机会，然后从中抽成，自己也赚点儿。

他们在峡谷里开了约莫一个钟头的车。半个峡谷似乎都归塞德里克所有，一路上他指来指去，说这些都是他的地。

他们在其中一块地前停了下来。这块地位于一座斜坡上，就坐落在古老的村子上方。这里的房子少了，倒是能看见些牧场。塞德里克说，八十年前这块地就是他们家的了——冬季一过，牲口就会到这儿来，等高处的雪化了再走。他说这块地就叫“春日牧场”，非常看好它的开发前景。

“你打算在这儿盖什么？”詹姆斯问他。

“就盖其他地上的那种房子吧。”塞德里克指的是“南方木屋”楼盘中的那种房子。

别，别，还是算了吧。

还是建些小型和中型的木屋比较好，詹姆斯盘算着。八栋就可以，空间规划合理。至于公寓套房，可以建在这块地中间的某个位置上，十套就差不多了。还要建地下停车场和休闲设施。一切都要符合高标准、高规格。建筑材料方面，多用些石板和锌材。

脚下是及膝的草丛，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发蔫。詹姆斯心中盘算着这一切大概需要多少钱。

塞德里克在抽烟。

“建筑规范呢？”詹姆斯问他，“有没有什么熟人能帮帮忙？”

原来，塞德里克有个当副市长的姑姑。他的家族活像藤蔓，成员遍布当地的行政体系。

“这个地段很不错。”詹姆斯说。他低下头，望着村中的石板屋顶——这些屋顶杂乱无章，涂着一模一样的亮色。刚过中午，村里就安静得诡异。虽然是夏末，这里却好像已是萧索的秋日，一片平静沉闷。雄鹰整日出没在幽暗的峡谷底部。

遥遥望去，峡谷的另一侧，树荫铺天盖地。

四下无声。

第四章

周日早晨，父子俩走在特兰米尔路上，经过一排排房屋，客厅的窗户像啤酒肚般从外墙上挺立出来，显得神气活现。房前停着结实耐用的黑色奥迪、宝马旅行车和大众途锐。房子和人行道之间或是隔着矮墙，或是隔着稀疏的树篱，房前大多有道金属门，高度不及人腰。从金属门进去，瓷砖一路铺到了窄窄的前门。詹姆斯注意到了房门上方的窗玻璃：乳白色的磨砂材质上写着透明的房号，那些数字就像一座座暗色的小岛，浮于磨砂玻璃之上。

他自家的房子与之相似，但没这么讲究。房号是用模板印在玻璃表面的，没有在磨砂层上做效果。他们一家搬进去之前，房号就已经印在上面了。那时，米兰达还怀着孩子。刚搬进去时，房子一团糟：客厅里摆着老旧的煤气取暖器，花园里杂草丛生，房内的所有物件上都落了灰。这里之前的住客好像是上任房主的父亲或母亲，后来老人家去世了，房子就卖了，一共卖出了五十多万英镑。真叫人震惊，花了那么一大笔钱，只换来了一座这么小的房子，位于在伦敦一处多风的低洼地，附近竟是监狱和运动场。他对这一带一点儿也不了解。

天空无边无际，空空如也。

夫妻俩着手把房子收拾了一番，其实一切都是米兰达一手操办的。她打开房门通风散气，给墙面刷上淡色的漆；在花园中铺上地砖，覆上草皮，种上水仙；在四处安上卤素灯，只要按下开关，光线便倾泻而出。诚然，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很局促：客厅走两步就到头了，掀开亚麻窗帘，就能看到外面的大街；厨房的餐桌最多可供四个人围坐；育儿室小得连窗户都难装。

房门外，水仙花在风中瑟瑟发抖。云朵如花团般锦簇，装点着天空。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时间过得真快。

“小汤姆。”詹姆斯喊着儿子的名字，儿子已跑出了很远。“汤姆。”

父子俩正站在特兰米尔路的尽头，也就是这条路与马格德林路的交叉口。附近有一家小学和旺兹沃思墓园，坐落在开往克拉珀姆的铁路边。

汤姆停下来等他，詹姆斯牵着儿子的手穿过马路。

父子二人走到车站，在月台上等候。每个工作日的早上，詹姆斯都在这里等车。电子屏幕上滚动着萨里的地名，对他而言，这些名字就像曾经做过的梦那样熟悉，早已与他融为一体：新莫顿、瑟比顿、伊舍……

周五晚上他回了家，孩子们都睡了，妻子正在看电视上播放的一档益智节目，每过几秒，电视里就爆发出一阵笑声。他把带回来的东西留在狭窄的门厅里，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脱了鞋。

过了一会儿，妻子回卧室睡下了。

周六那天，他的心情不怎么好。

上周刮了场大风，把房顶的烟囱吹断了一大截儿——房前停了一辆别人家崭新的尼桑逍客，正好被掉下来的烟囱砸中了。走保险的过程简直是场噩梦：一周以来，米兰达没少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却没取得多少成果，现在连修烟囱都成了问题。在倾斜的屋顶下，詹姆斯周六几乎整整一天都坐在矮床上，用平板电脑研究着保险合同的附属细则——他得花上大把的时间研究这个，心里万分恼火。汤姆也不开心，一直在拆东西玩，小狗爱丽丝则在楼下的某处哀号。

火车在阳光中穿行，路边是小片的土地和生着藤蔓的墙壁。树荫下有条水沟，泛着水银般的光泽。行驶到温布尔登附近时，铁轨多了起来，并排在车前延展开来。

詹姆斯牵着汤姆的手下了火车，走到月台上，到处都是人。云朵在头顶飘来飘去。地铁区域线
[1] 的列车停在一旁，天空忽明忽暗。

米兰达的父母要来吃午餐，他们从纽伯里开车过来。此刻，米兰达在厨房里忙碌，大概正在做意大利风味羊肉。

汤姆问他：“为什么树这么高啊？”

父子俩坐在93路公交车上。这趟车从温布尔登火车站出发，沿着温布尔登的山路一路向上爬，最终到达温布尔登公地
[2] 。

詹姆斯思考了一下。

今天早上，他负责带汤姆出门，免得打扰米兰达做菜。他们给爱丽丝也套上了一个马笼头似的东西，免得它捣乱。

他说：“我觉得，它们是想努力靠近太阳吧。”

“为什么？”

周围的乘客发出了善意的笑声。双层车没有坐满，父子俩坐在上层前排的座位上。

“呃，”詹姆斯解释道，“树要多晒太阳才能长高呀，它们得长个儿。”

汤姆兴致勃勃地盯着路两侧的悬铃木，繁茂的树叶笼罩在宽阔的人行道上方。今天是周日，伦敦街头并不比平时安静多少，行人神色匆匆。詹姆斯看见一男一女正往山上走去，恰好与公交车的行进方向一致——女人个子挺高，头发又黑又密，她伸出修长的手臂，正比画着什么。紧接着，车子从两人身边开了过去。

“它们要晒太阳才能长高。”汤姆学着他说话。有那么一瞬间，阳光照在了他正盯着的几片树叶上。

“这就对啦。”詹姆斯很满意。

车子经过一片漂亮的红砖房。

他又想起了新的公寓开发项目。

诺耶尔，詹姆斯一直在想着他。

车子开到了温布尔登村。主街两旁林立着各种时髦的店铺，人们在这里疯狂购物。这里曾是一片公共绿地，旨在纪念战争胜利，如今却变成了商业街。

米兰达的父母就快到了。老两口总是穿着呢子衣裳，一副乡绅派头。他们是纽伯里赛马场的常客，詹姆斯夫妇曾和他们一起去过赛马场，过了一把上流社会的瘾。那个下午都过去多久了？远得简直像上辈子的事。记得那天下着雨夹雪。

时间过得真快。

那天下午，米兰达的父亲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赛场上，人们又笑又嚷，一匹匹卸下了马鞍的赛马在赛道上飞驰。天上下着雨夹雪，黄昏也降临得非常早。米莉非常开心。那时自己也很开心吧，詹姆斯心想。

时间过得可真快。

空气稠密而潮湿，在平坦的温布尔登公地上凝滞成一团。附近有人走过。正值夏日，又是周末，蕨类植物的绿叶在阳光下蔫巴巴的。孩子们踩在树叶上，脚下传来了噼啪的响声，繁茂的枝条垂向干燥的步行道。昨夜下了场小雨，只润湿了地面，天一亮路就被晒干了。灼热的光线从云层的缝隙中射下，在池塘表面反射出耀眼的白光。

詹姆斯跟在儿子身后，走到公地的僻静处，远离踢足球的人群和跑来跑去的狗——它们追着主人扔出去的小棍，一趟又一趟地奔跑着。

从周五开始，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惦记起诺耶尔领他看的那块地。他得拿出个规划，展示给诺耶尔看——诺耶尔只想把这里建成“南方木屋”的加大版，再搭配些破烂家具；他必须拿出比这更好的规划。詹姆斯打算在新楼盘上建八栋木屋和十套公寓套房。

步行道上有几道车辙，还有几处长条水坑，蓄着暗色的水。父子俩离开步行道，向树林里走去。树木生长旺盛，到处都是蕨类植物，有些顶端生出了新芽。詹姆斯紧跟在儿子身后，从潮湿的蕨类植物中穿行而过，气喘吁吁。“汤姆，”他大喊道，“汤姆！嘿，等会儿！”

八栋木屋，十套公寓套房。

五百万英镑能建成这个项目吗？或是需要更多的钱？基础设施方面得好好规整一下，尤其是交通——现在只有一条路，应该再修几条，没错。

诺耶尔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大概只能拿出一两百万。

所以说，还得从别处筹来四五百万。让诺耶尔拿四成利润吧（土地产权也是他的）。他会乐意吗？拿到将近一半的利润？这么一来，他的资产就能翻一番，不少了，也该满意了。毕竟，单靠“南方木屋”，他肯定赚不了这么多。

汤姆已消失在视线中。“汤姆！”他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明天就是周一了，得好好想想该找谁弄到这笔钱。他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他想到了一些老熟人，先从这些人下手吧——比方说，特里斯坦·埃尔芬斯通，他还用原来那个手机号码吗？一会儿打个电话试试吧。跟“航空里程”去“小黄瓜”的那一晚，他还拿到了一些名片，是时候找出来用一用了。关键是，如果他打算用“航空里程”的人脉来办这建事，大概就得先离开公司了，否则就太没职业道德了。

万一“航空里程”把他告了，情况可就不妙了。

先把工作辞了。

这就迈出了一大步。

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没办法：房子的贷款还没还清，孩子要交学费，家里雇的立陶宛保姆莱玛也得拿工钱。

他甚至还没跟米兰达说过诺耶尔的事。米兰达对他在伊势公司的这份儿工作很满意，薪水多，似乎也挺稳定。她认为詹姆斯应该也对此很满意——这份儿工作总能为他提供游览名山大川的机会。早先，她还随他出差过一两次，周末的时候去滑滑雪。当然了，那时候还没有汤姆。那个夏天，他刚在伊势公司站稳脚，两人也在那时确定了关系。

离开伊势公司的想法把他吓了一跳。得先跟诺耶尔把事情定下来，给他发一份计划书——看看他怎么说。

他突然觉得，整件事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实则虚无缥缈，不过说说而已。

汤姆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詹姆斯微微有些喘，他站在一截儿倒下的树干上，巨大的树干半掩在蕨类植物中。他看见汤姆正待在蕨类植物中间，观察着什么东西。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忽略了儿子，甚至都没怎么跟他讲话。他满心都是自己的那些事、那些计划。

此刻发生的种种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小汤姆。”他喊道。

小男孩脸色苍白，从蕨类植物的绿色海洋中抬起头，望向他。

这孩子的蓝眼睛就像他妈妈的一样亮，不似爸爸的那般忧愁。

空气中没有一丝风。

这可不是什么玩笑。

生活开不得玩笑。

[1] 地铁区域线：伦敦地铁线路。——译者注

[2] 温布尔登公地位于伦敦西南部，其中有湿地和湖泊，风景优美，适合郊游野餐。——译者注

第七篇
我还能更倒霉吗？

空气又湿又重，树皮都泛着潮气。中央广场旁，曲折的街道上落满树叶。家家户户都黑着灯。

他感到孤苦无依。某个时刻，他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感到孤苦无依。

第一章

周日下午，默里的母亲玻尔·邓迪过世了，葬礼在下周五举行。

葬礼上，默里迟到了。他推开教堂笨重的大门，座椅上的人们纷纷转头看着他。教堂内光线昏暗，外头又在下雨。默里进来之前，牧师在发言，正好说到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几个字。看到他，牧师顿了一下，等他就座。

仪式结束后，默里跟姐姐贝琪站在教堂外。他对她解释，从伦敦来的航班延误了。

“呵，我早就说了，”她对他很不耐烦，“让你昨天晚上就过来的。”

姐弟俩都身着深色的套装，仿佛一会儿还要赶去上班似的，默里还打了一条暗色的领带。他给姐姐递了支烟，她接过去。一位老妇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聊表同情。她一定是母亲的朋友，默里心想，贝琪好像认识她。老妇人戴了顶紫色的帽子，趁他点烟的工夫，她对他说，他母亲是个“非常好的人”。

“哦，谢谢您。”说着，默里看见了弟弟亚力克——这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在漫天的落叶间，亚力克走在泛着水光的柏油路上。默里回来后还没跟他说过话。

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弟弟说过话了。

亚力克似乎没有正装可穿——他穿了一件白色的涤纶衬衫，配了一条黑色的涤纶领带，外面又套了件深蓝色的羽绒夹克。自从上次见面后，他的头发掉了不少，默里差点儿没认出他来。

“小亚力克怎么样？”默里问贝琪。说话时，他特意挤出了一个笑脸，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善些。“他好像胖了两公斤。”

“你干吗不自己问他？”贝琪提议。

贝琪走到一边跟别人讲话。默里的脸上还保持着刚才的笑容。

亚力克也在跟谁说着话，裹在夹克中的身躯堵住了教堂的门，几个要离开的人不得不等在一边。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请他让让，也许因为这是他母亲的葬礼。

默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转身面向马路，出租车已经到了，准备拉宾客到贝琪家坐坐。

他和几位老人上了一辆车。

其中一位老人有口臭，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特有的口气。他似乎认识默里。

“你还好吗，默里？”老人家紧握着铝制拐杖的塑料把手。

“还好。”默里对他说。“呃，嗯，”默里又补充了一句，“今天还是挺让人难受的。”

“确实。”老人表示赞同，“玻尔，”他接着说，“她是多好的一个人啊！”

默里的脚在黑皮鞋中动了动，他紧张地将目光移向了窗外飞驰而过的街道和灰色的房屋。这里是马瑟韦尔
[1] 。他已经有很久没来过这里了。妈妈还好
[2] ？不，一点儿也不好，她已经不在了。老人又问起了一些别的事。

“不，我现在不住在英国了。”他回答。

“克罗地亚。”他回答了老人的另一个问题。

“它原来属于南斯拉夫。”这是又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姐姐家的小房子里，即便有这么多人，默里都没能避开亚力克。

他在厨房打开了又一罐啤酒，这时，亚力克突然出现了——他是来帮忙的，看看谁还没有饮料，帮着分发花生。“你好啊，默里。”他说。

“亚力克。你好……”

“你还在给保守党
[3] 投票吗？”亚力克急于求证。他满面油光，一副中年人的面孔，让人不太舒服。他的额头硕大无比，泛着粉色的光泽。

“保守党？”默里边喝酒边咂嘴，“没有。这些家伙太左派了。”

亚力克挤出了一个极为冷淡的微笑。“你过得怎么样啊？”他对这个问题不怎么感兴趣。

“还好，”默里说道，“挺好的。”他不知道还能说点儿什么。“你还在工会上班吗？”

“是。你呢？”

“什么都做点儿。”默里告诉他，“我不住在国内了。”

“嗯，我听说了。”

“离开有几年了。”

“你这算是去避税吧？”

默里笑了——他很喜欢亚力克说起“避税”时的那股嘲讽劲儿。他又咂了口啤酒。“差不多吧。”

贝琪家有间空屋，默里在那里睡了一夜。这个房间本来是姐姐儿子的，不过那孩子已经离开家了，去了澳大利亚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对了，那孩子叫什么来着？）

“咱们以后常联系吧。”第二天一大早，姐弟俩在厨房喝茶，贝琪跟他说。他叫了辆车去机场，车还在来这儿的路上。

“没问题。”他尽量不去看她的脸——若是一不小心看到，他就会想：该死，她看起来真憔悴！

“你确定不用吃早餐？”她问。

“不用了。”她比我大不了两岁，看看那张脸，简直像个小老太太！

她又说：“你好像挺累的。”

“是吗？”

“你没睡好吧？”她说，“昨晚在尤恩的房间。”

尤恩——对喽，那孩子就叫这个名字。“我睡得还行。”默里回答。他阴郁地回想着昨晚熬过的那几个钟头：他穿着背心和内裤，盖了一条蜘蛛侠图案的羽绒被，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屋里的暖气开得太足了。雨水拍打在窗户上，仿佛有人正在低声咒骂。还有那张照片——那是楼上客厅里的一张照片，被嵌在相框中：照片里的默里约莫十岁，身边是那条名叫麦克斯的阿尔萨斯犬——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那条狗还在，他可喜欢它了。那时候，他们家刚从英格兰北部搬到了格拉斯哥
[4] ，他没什么朋友，只有这条狗陪伴着他。昨晚看到这张照片，不知怎么，他感觉有些难受。

“我睡得还行。”他又说了一遍。

“你真有福气，”贝琪说，“我就没睡好。”

姐弟俩喝的是奶茶，奶放得太多，茶凉得令他感到恶心。

“我一直在想事情，停不下来。”她说。

默里放下杯子，费力地吞下了一口茶。他又换上了那身正装，领带放在口袋里。

贝琪穿着晨衣。

“就是停不下来。”她的声音带有一丝颤抖。

昨天，客人们离开以后，她给默里讲了母亲最后的日子。她一滴泪也没有流，只是说着医院里的事、跟医生讨论的内容、那些熬过的夜，还有那一个个看不到希望的黎明。她的语气冷冰冰的——也许，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她也是用同样的语气跟人说话的吧。他不带感情地听着，内心毫无波澜。

此刻，她似乎再也挺不住了。

她的嘴角在抽动。

默里下意识地看向别处。

他看见窗户的一角生出了霉斑，窗外是毫无生气的大街。

哦，贝琪哭了，她拿洗碗布掩住了脸。

该死，他心想。一块赝品劳力士松垮垮地挂在他蜡黄色的手腕上，他看了一眼表，这出租车怎么还不来？

二十四小时后的周日早上，默里坐上了开往斯坦斯特德机场的火车，心情更糟了。

他是因为雷尼才心情不好的。从前，他和保罗·雷尼都是电话销售员。那些年，两人整天在销售区的白炽灯管下坐着，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那时，猪头大部分时间也跟他们一块儿工作，周六晚上和他们混在一起。周六午后，三人先在彭得街的“橡树”酒吧喝了几杯，大约十二个钟头后，他们去了猪头位于怀特查佩尔的公寓。默里在猪头家的客厅地板上睡了一两个钟头，身下垫着几个沙发垫，西服都没脱。六点钟的时候，他起来了，头痛欲裂，接着独自一人走到了利物浦街，坐上了开往斯坦斯特德机场的火车。

雷尼现在太胖了。见到他的时候，默里吃了一惊，心脏怦怦直跳。雷尼和猪头还在花园巷出版社工作，办公室离国王路不远。如今，他们中午还在彭得街吃饭，一切都是老样子。

雷尼和猪头问他这些年都在做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没做，就是在享受生活。”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猪头问他。

“住在克罗地亚的一处海滨胜地。”他说，“算是半退休了吧。”

“半退休？什么意思？”

“就是没人想雇他呗。”雷尼一边讥讽他，一边又往桌上放了个空酒瓶。桌上已经堆了不少瓶子，他看向吧台那边。

默里努力挤出了一个微笑。“想雇我的人可多着呢。”他语气很轻快，仿佛是在自嘲。

“你就吹牛吧。”雷尼说。

默里觉得，因为几年前艾迪·乔的事，老伙计雷尼还是没有原谅他。

那件事过去以后，他和雷尼又共事了。这是当然——被乔解雇后，默里别无选择，只好敲开了花园巷出版社那扇灰褐色的玻璃大门。他发现保罗·雷尼也在那儿，甚至还和他共用一张桌子，白色的电话听筒依旧举在汗涔涔的脸旁，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后来，默里又被出版社辞退了，以往的人脉也都用不上了。就在那时，他决定换条路走。猪头算是给他提供了一点儿启发吧——猪头做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他在泰国待了两年，全凭之前攒下的积蓄过日子。默里没存下多少钱，可他在奇姆
[5] 有间小房子，是一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平房，坐落在一个叫“图德克洛斯”的区域。这房子是他在1990年前后买下的，那是他这辈子混得最好的时候。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房子的贷款已经还完了，他便找了个租客，琢磨着靠这点儿房租在哪儿生活。

后来，他看中了克罗地亚的一处海滨城市。

去萨格勒布的航班早上十点半起飞。

默里坐在候机厅里，仍然感到头痛。窗外，飞机安静地滑行，阳光有些耀眼。

他没跟雷尼和猪头说自己是回国参加葬礼的。他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根本就没想起过葬礼的事，只是跟着他们从一家酒吧转战至另一家，从霍尔本区一路向东。

他宿醉未消，醉眼蒙眬地看着窗外的飞机。就在这时，他回想起了一只手——这只手曾搭在他的前额上，大概是要试探温度。他很吃惊。

阳光照在航站楼上，投射出一片暗影。

“妈妈。”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

“妈妈，你在哪儿？”

他坐在候机室里，盯着十月的微弱阳光中飞机的踪迹，眼里蒙上了一层泪。

[1] 马瑟韦尔：苏格兰北拉纳克郡的一个镇。——译者注

[2] 马瑟韦尔的英文名称为“Motherwell”，由“妈妈”（mother）和“还好”（well）两个单词组成。——译者注

[3] 保守党：英国的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现任领袖为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译者注

[4] 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5] 奇姆：英国伦敦萨顿区郊区的一座村庄。——译者注

第二章

事实上，在克罗地亚海滨，抑或是整个亚得里亚海滩，即便是最落后的地区，其消费水平也远远超出了默里的承受能力。最后，他在内陆找了个小镇住下，去这个镇子得翻山越岭，它离海边很远。小镇坐落在一片相当贫瘠的平原上，四周是灰扑扑的葡萄园、向日葵地和玉米地。公元十六世纪左右，土耳其人曾战败于此，中央广场上还有座纪念碑。这场战争结束后，小镇上便再无大事发生。一条街从广场延伸开来，镇上有一家青年旅社，名叫“倦旅者”。刚到此地时，默里在这家旅社住过一段时间。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入住旅社的第一天，他在楼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汉斯-彼得。这名荷兰男子是旅社的长期租客。

见到他的第一眼，默里就认定了他是个窝囊废。

不过，那些日子里，汉斯-彼得也是他唯一的朋友。

默里从英国回来的那天，两人在“滑稽鬼”酒吧消磨了一下午。酒吧外有几张桌子，上面架着阳伞，伞上印着当地知名矿泉水品牌的广告。他们就在桌边坐着。虽然已是十月，天气还很热。默里穿了一条将将过膝的白色短裤，小腿上没有什么汗毛，青筋毕露，脚上是深色的正装袜和白色的运动鞋。他的白T恤和短裤太过宽松，虽然他个子挺高，可衣服不合身，人就显得矮了。他脸上渗出了一些汗珠。

“天气这么热啊。”汉斯-彼得有点儿大舌头。

汉斯-彼得就擅长这个——他总能给谈话开个好头。

默里只是咕哝了一句。

汉斯-彼得比默里年轻十岁左右，今年四十多岁。他高得有点儿离谱，一看就挺内向。他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珠，双眼闪着畏缩而呆滞的光，好像吸食了过量的毒品，又好像刚从一场事故中侥幸生还。今天，他戴了一副太阳镜，款式在几年前还算时髦。

“依我看，”汉斯-彼得飞快地抿了一口啤酒，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他大着舌头说，“是因为全球变暖。”

默里流着汗嘲笑他：“你胡说什么呢？”

“全球变暖。”汉斯-彼得说。

“怎么，你还信这一套？”

汉斯-彼得的脸上浮现出了不安的神色，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常识性的错误。接着，他开口问道：“你不信吗？”

“谁会信这些？”默里的脸上淌满了汗，便用T恤的下摆擦了擦，“你可别跟我说，你信这一套。”说着，他又把眼镜架回到鼻梁上。

“好吧。”汉斯-彼得低头看着脚上的人字拖，“我也不知道。毕竟这都十月份了嘛。”

阳光炙烤着广场上房屋的灰泥墙面，冰激凌摊还摆着。一群鸽子在喷泉边走来走去。

默里还在瞪着他。“所以呢？”

“呃，”汉斯-彼得听上去有些疑惑，“这正常吗？我是说这……这种天气……”

“根本就没有证据，”默里告诉他，“能证明全球正在变暖。”

“好吧，不过我认为……”

“根本就没有证据。”默里摘下了眼镜，又擦了把脸，T恤的前襟都湿透了。

汉斯-彼得浅色的睫毛正温顺地颤抖着。“我想是有的，”他说，“肯定有些证据。”

默里又笑了。“那是他们在骗你。”

汉斯-彼得有些害羞：“那《斯特恩报告》
[1] 呢？”

默里愤懑地哼了一声。

“报告里说了，如果不对排放的气体采取措施……”

“见鬼去吧！”默里冲他吼了起来，“这样的报告太多了，有的还正好跟这个结论相反呢。”

“那些报告的撰写者是收了石油公司的钱吧？”

默里叹了口气。这不是汉斯-彼得第一次胡扯了，反正他也不会相信。事实上，默里相当同情那些石油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觉得自己跟石油公司是一伙儿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成功人士、人生赢家，以汉斯-彼得为代表的失败者都是在嫉妒他们。汉斯-彼得住在青年旅社，而他默里却像石油公司的老总，在镇上有一套设施完备的公寓，房子就在哈布斯堡家族
[2] 统治时期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说实话，在他看来，汉斯-彼得是靠荷兰政府的救济金过活的，而同样一笔钱，在这儿可比在汉斯-彼特的老家阿姆斯特丹（还是哪里）禁花。

“你怎么不明白呢？”默里换了一种更宽容的语气，教导着头脑不大灵光的朋友，“这整件事就是个阴谋，为的就是打压石油公司。这是左派分子发动的阴谋：他们反对市场经济，也反对个人自由。”

“你这么认为吗？”汉斯-彼得问他。

“我可清醒着呢，兄弟。他们不是在冷战中打输了吗？”默里跟他解释，“这是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你好好想想，这太明显了。”

一大滴汗从他的鼻尖上滚落。

汉斯-彼得什么也没说，只是转头看向暑气蒸腾的广场。他的左耳上戴了一枚小小的耳环。

“再来一杯？”他留意到默里的杯子空了。

“好吧。”默里咕哝道。

出人意料的是，才喝完第二杯，汉斯-彼得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只留下默里一人。默里又喝了半升本地出产的潘牌啤酒，欣赏着广场上的景象。他真没料到汉斯-彼得会自行离去。

汉斯-彼得竟有别的事情要做，真是不可思议。两人之所以能聚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俩从来都无所事事——除了彼此，他们没有别的什么人要见，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可见。这让他们成了朋友。除此之外，还真想不出他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

事实上，也不能说他俩完全无人可见——还有达米扬。达米扬是本地人，与汉斯-彼得相熟，不过人家有工作，在铁道旁边的一家轮胎铺干活儿。达米扬已经有孩子了，换句话说，他已经过上了旁人眼中的寻常日子。

过了一会儿，默里在“倦旅者”的酒吧里见到了达米扬。

到了酒吧，默里有些失望——玛利亚没在。眼下，若说他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那玛利亚便是这目标的一部分。玛利亚在青年旅社给人端酒水饮料，默里觉得这姑娘应该不难搞到手，毕竟她长得不算好看。她挺年轻，也挺和气，英语说得尤其好，甚至能听懂默里的话。从去年冬天开始，他就盯上她了，一整年都在计划着如何下手。

今晚他格外想见她，她却不在，他很是失望。酒吧外，天色早已暗了下来，傍晚渐渐变短了。正如人们所说，天黑得越来越早了。

达米扬到了。

“来啦！兄弟。”默里急切地站起身，跟这位轮胎工握了握手。

达米扬个子不高，肌肉结实，沉默寡言，默里会不自觉地对他这种人言听计从。

达米扬边跟他握手边四下张望。“汉斯-彼得呢？”他问。

“他不在。”默里跟他说，“谁知道他在哪儿？我请你喝一杯吧。”

“那个，”两人坐下后，默里问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达米扬没说话，他就又问了一遍：“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达米扬大概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是耸耸肩，摇了摇头。

“那么，一切都挺好的？”默里问。

“嗯，挺好的。”

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喝酒，没想到交流起来如此困难。

最后，他们聊起了汽车轮胎。

“倍耐力
[3] 的轮胎呢？”默里问道，“跟别的轮胎比起来怎么样？比方说风驰通
[4] 的。”

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旦无话可说，两人便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女人。

默里又问了个跟轮胎相关的问题，达米扬尽职尽责地为他解答。

“要是路面不算太湿，用哪种轮胎最好呢？大陆
[5] 的？”

“用大陆的轮胎吧，挺好的。”达米扬说。

他们已经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轮胎了。

“我以前有辆奔驰，装的是米其林的轮胎，”顿了好一会儿以后，默里开口道，“质量上乘。”

达米扬只是点点头，喝了口酒。

“汉斯-彼得今晚还来吗？”默里问。

达米扬耸耸肩。

“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达米扬举起酒杯，摇了摇头。

事实上，达米扬说了谎，他多少知道汉斯-彼得的去向——眼下，汉斯-彼得正一丝不挂地待在玛利亚的公寓里，盯着小电视，看克罗地亚语配音的《权力的游戏》。

[1] 《斯特恩报告》：英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温室效应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译者注

[2] 哈布斯堡家族：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曾统治欧洲多个国家。19世纪时，克罗地亚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译者注

[3] 倍耐力：意大利轮胎公司，创立于1872年，生产的轮胎全球驰名。——译者注

[4] 风驰通：美国轮胎公司，创立于1900年。该公司最早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供应商，1988年，被日本普利司通轮胎公司收购。——译者注

[5] 大陆：德国轮胎公司，创立于1871年，是欧洲最大的原配轮胎供应商。——译者注

第三章

这天早上，秋寒初降，气温一夜之间就下降了二十摄氏度。默里穿着背心短裤，向窗外看去——秋日寒凉，树叶湿润。他迫不及待，想立刻找到汉斯-彼得，冲他得意扬扬地说：“这下你没话说了吧？怎么着，要不要来份儿冰激凌？你这个该死的寄生虫！”笑着笑着，他突然咳嗽了起来，转身背对窗户弯下腰，咳得太阳穴胀痛、青筋直跳。他边咳嗽边从嘴里挤出了一句“该死”。

“该死！”

“该死。”

咳嗽声渐渐停止，寂静像尘埃一般笼罩着房间。到镇上一个月后，他搬进了这间公寓——还是汉斯-彼得帮他找到了这个地方。房东是个中年男子，他母亲生前一直住在这儿。老人留下的东西大多还放在原处，两间房内赫然摆放着深色的大件木家具。默里整日穿行于老太太的照片、各种小玩意儿、踏板缝纫机和潮湿的床具间——他只想租一间装修好了的公寓。他用老太太的钢质刀叉和满是污渍的盘子吃饭。墙上甚至还挂着几个相框，里面嵌着银版照片
[1] 。照片里的人身着十九世纪的服装，深褐色的脸上神情严肃。

公寓里，空气还是暖的，有些陈腐的气味。两扇大窗户外，秋风瑟瑟，天地间灰蒙蒙的，室内却是不温不火的静穆，倒显得诡异，又有几分矫揉造作。雨还在下，仿佛一捧捧石子砸在窗玻璃上。默里点了支烟，这烟是当地牌子的——这么说，他也算是入乡随俗了。接着，他走进卫生间，卫生间里很热，遍布着塑料的管道，瓷砖已经褪色，房顶上高高地悬着一个电灯泡，又亮又热。水龙头滴个不停，在洗手池中留下了矿物沉积的痕迹。

从洗手间出来，他换好衣服，撑着伞跑去了不远处的“倦旅者”。

阴暗的酒吧里，汉斯-彼得正在吃早餐，桌上摆着一杯咖啡和一份儿涂了黄油的面包圈。他似乎正盯着面前半米开外的什么东西看。这人真是个怪胎，默里心想。

他没叫汉斯-彼得，而是跟吧台女招待伊斯特打了个招呼。这姑娘显然对他没什么兴趣。

不过，伊斯特跟玛利亚是好朋友，既然如此，跟她搞好关系总没错。默里冲她笑了笑。

他感到自己笑得不够灿烂——从她身后灰扑扑的镜子里，他发现了这一点。（酒水价格就写在镜面上，他的脸正从数字间向外张望。）

“您要点什么？”伊斯特问他。

“卡布奇诺。”默里看到镜中自己的嘴在动。他说的是英语。

伊斯特捣鼓咖啡机的时候，他拿起一份本地报纸看了起来。他不懂克罗地亚语，只是浏览着文章间的一张张插图。插图描绘的是本地政治家，都是些面相刻薄的男性，头发乱糟糟的，冲着镜头竭力挤出笑脸，跟他刚才的表情如出一辙。这些人大多笑得很假。

咖啡端上来后，他走到汉斯-彼得身边。“早啊。”他嘟囔着，在汉斯-彼得对面坐下。

汉斯-彼得嘴里含着食物，只冲他点了点头。

汉斯-彼得吃着面包圈，活像是在填鸭。

默里嫌恶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你昨晚去哪儿了？”他问。

汉斯-彼得正在吞面包。他急匆匆地回了句话，声音听起来很含糊。

默里有些恼火地瞥了他一眼。“你说什么呢？”

“在玛利亚那儿。”汉斯-彼得一边吞咽着食物一边说。

“什么？”

他终于把面包咽了下去。“我在玛利亚那儿，在她的公寓里。”

“什么意思？”

汉斯-彼得避开了默里的逼视。“玛利亚，你认识她吧？”

“玛利亚，”默里念叨着这个名字，似乎正在努力回想这人是谁，“就是在这里工作的那个？”

“对。”

“你去了她的公寓？”

“嗯。”

“为什么？”默里问。

“呃，”汉斯-彼得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你应该明白的……”

“不，我不懂。”

“我们……我们有点儿事要做。”汉斯-彼得说。

有那么一瞬间，默里的表情僵住了。“什么——你？”

汉斯-彼得点点头。

“你和玛利亚？”

汉斯-彼得垂下眼睛。“嗯，没错。”他承认了。他看上去有点儿害羞，似乎误解了默里的意思——玛利亚比汉斯-彼得年轻二十岁左右，身材肥胖，也不漂亮，这种事的确有些丢脸。

“怎么会这样？”默里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汉斯-彼得说，上周五晚上，他像往常那样待到了酒吧打烊。外面下着大雨，玛利亚没带伞，她想等雨停了再走，他便邀请她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坐，抽支烟。她跟着去了，后来，两个人一起过了夜。汉斯-彼得还告诉默里，从那以后，他去她的公寓过了两次夜。

“就是这样。”汉斯-彼得总结道。

他又拿了个面包圈吃了起来。

有那么一会儿，默里什么也没说。

酒吧外，街上的小树瑟瑟发抖。

酒吧内十分昏暗。伊斯特正在跟人打电话，发出一阵笑声。

那个时候我在贝琪家，默里心想，还在失眠呢。那时，他身上还盖着那条蜘蛛侠图案的羽绒被。他俩倒好，竟做起了那件事来——就在同一时间，就在上周五。

他瞪着汉斯-彼得，表情既震惊又憎恶。“人家到底看上你什么了？”

玛利亚看上汉斯-彼得什么了？那天晚上，默里想了一夜，没能睡着。公寓活像座陵墓，天花板很高，他在公寓中坐着，摸黑抽烟。显然，他要是目的再明确些，下手再早点儿，也就轮不到汉斯-彼得快活了。默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垂涎那姑娘的肉体，只是一想起自己对她的那份心思，就感到伤心、难过，甚至不值。她看上了汉斯-彼得哪一点，默里清楚得很——汉斯-彼得不就是个低配版的自己吗？一个能瞧上穷姑娘的低配版默里，一个从西部来的外国人，手里多少有点儿钱。汉斯-彼得甚至还有辆旧车，那是一辆排量1.2升的大众Polo（波罗），锈迹斑斑还漏油，就在巷子里停着。在“倦旅者”的客人中，他这样的人也能算个有钱人。

既然汉斯-彼得喜欢她，那就让给他好了。窗外泛白时，默里这样想着。

这个又肥又骚的女人就让给他好了。

这样也好，他就有更多时间照看生意了。这才是他该做的事，而不是跟什么荡妇鬼混。默里正想做点儿生意，做接送机服务，用小巴士送乘客往返萨格勒布机场。布拉戈认识的司机有一大堆，而他有大把的广告资源，宣传网站也设计好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小巴士——布拉戈的钱就够买一辆，不过他说了，得买四辆巴士才能把生意做起来。因此，他给默里提供了一个入股的机会。两人已在“滑稽鬼”聊过这事，又一起吃了顿午饭。布拉戈提议默里出车钱，许诺以一半的股份作为回报。上周三，默里去了金斯顿，在泰晤士河畔的汇丰银行办了笔业务：他用奇姆的房子抵押贷款，又把款项汇入布拉戈的户头。布拉戈给他看了要买的小巴士——这款车是他在网上发现的，以前是警车，目前正在奥西耶克出售。他说钱一到账就会立刻动身去买。默里说他也要去，得亲眼看看这车怎么样。“我在这方面还算内行。”他是这么跟布拉戈说的。他坚称如果车子不够好，他得有一票否决权。

从英国回来后，他给布拉戈打过一两次电话，想确认钱到没到账。

电话没人接。布拉戈就是这样的人。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填补汉斯-彼得留下的空缺——这些天，没有了他的陪伴，默里都是一个人打发时间的。过去，两人每天早上都在“倦旅者”见面，可最近，汉斯-彼得几乎不见人影。如今，默里会点上一杯卡布奇诺，装作在看报纸。有时候，他一个人能在这儿待上一个多钟头。

汉斯-彼得偶尔也会出现。有天早上他来了，默里问他：“最近忙什么呢？”过去，他也经常这么问，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没忙什么”之类的话。通常一问一答后，两人就会约好晚些时候在“滑稽鬼”碰头——“晚些时候”通常意味着午餐后不久。

可这次汉斯-彼得有些反常。听到默里的问话后，他只是耸耸肩。

默里提议晚些时候去“滑稽鬼”喝一杯。起初，汉斯-彼得有些闪烁其词，接着，他说要去看场电影。

“哦？”默里问，“什么电影？”

汉斯-彼得说是《钢铁侠3》。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默里又问：“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吗？”

又是一阵沉默。汉斯-彼得开口了，语气算不上热情：“想去就去呗。”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汉斯-彼得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我不介意。”

“那咱们在哪儿见面？”默里问。

“要不就在这儿？”汉斯-彼得毫无热情地提议道。

午后，他们在这里碰了头。汉斯-彼得是跟玛利亚一块儿来的。

默里穿了条宽松的长裤，他正在等汉斯-彼得。看到默里，玛利亚似乎不怎么开心；他尽量表现得友好，她却不买账。三人乘公共汽车去了镇子边上，那里有家破破烂烂的购物商场，外墙上镶嵌了几块电子屏幕。乘车时，玛利亚几乎没说过话。

公共汽车轰鸣着开上了陈旧的立交桥，驶过铁轨上方。透过被雨水打湿的车窗，镇上单调的风景一览无余。

默里抓着公交车上的扶手，疑心自己是不是不该跟来。那两人似乎故意不看他。与玛利亚视线交会时，他冲她微笑，她却立刻移开了视线。他问起了她关于电影的事。“咱们要看哪部电影啊？”他说，“好看吗？”她装作没听见。

到了售票处，排队的人中大部分都还是孩子——男孩子戴着仿钻玻璃耳环，系着松松垮垮的腰带，女孩子身着短裙或运动服，兴奋地尖叫；他们品咂着含糖饮料，往彼此身上扔爆米花。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孩子们个个兴致勃勃。汉斯-彼得和玛利亚坐在默里旁边，两人不时就会接吻。就这样，默里看完了这部吵闹的动作片——电影是克罗地亚语配音版本的，他听不懂。

电影结束后，玛利亚去了洗手间。汉斯-彼得说他们要回她那儿去，问默里有什么安排。

“不知道。”默里只是在门厅里站着。

两人沉默了片刻。他感觉汉斯-彼得很同情他，这令他大吃一惊——该死的汉斯-彼得竟会同情他？

呵，去他的。

“不用你操心，”他说，“我还有事呢。你替我跟她说一声吧？”玛利亚正向他们走来。他不情不愿地挤出了一个笑容，冲她点点头。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他去了“滑稽鬼”，喝了一点儿潘牌啤酒，又开始胡思乱想。“要是汉斯-彼得这样的人都能搞上女人，那我肯定也能。”

马特乌斯点了点头。

无意中，默里将心里话大声说了出来。马特乌斯个子挺高，表情严肃，身上有股僧侣气质。他从洗碗机里取出了几个玻璃杯，放在吧台下的架子上。这是一个周二的晚上，酒吧里很安静。

还不到八点，默里已醉得厉害。

晚些时候，他在“沙漠绿洲”烤肉店碰上了达米扬。

默里和达米扬坐在一张桌子边。他说：“要是汉斯-彼得这样的人都能搞上女人，那我肯定也能。”他的表情有些狰狞。

达米扬说：“当然。”他和朋友已经吃完了饭，默里进店的时候，两人正要离开。他们用克罗地亚语小声交谈，表情中带着尴尬。默里把最后一口肉塞进嘴里，他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你们要去哪儿？”他拿起一张餐巾纸擦嘴。

达米扬的朋友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像个美国人似的。

“有个派对，”他笑了，露出一口牙齿，“你想来吗？”

“太好了！”默里回答，“那我们走吧。”

离开时，双胞胎中的一个跟达米扬说了几句话。

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双胞胎，生得有几分凶相。他们把头发剃了，露出圆溜溜的脑壳。塌鼻子、粗脖子、浓眉毛，默里总也分不清两人谁是谁。起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两个人，直到有一天看见兄弟俩同时出现。他们常在门前的露台上坐着，头顶是雨篷，旁边有个小型喷泉，水声淙淙。每当这时，他们就抽抽水烟，喝喝茶。常有些凶悍的、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陪兄弟俩泡在店里，还有不少年龄各异的女宾。店前常停着一辆改装过的排量2.2升的白色本田雅阁。默里猜想，车应该是某位客人的。

达米扬和朋友离开时，兄弟中的一个冲他点点头，跟他说了两句道别的话。看到这一幕，默里有些羡慕——他希望兄弟俩也能这样招呼他。他光顾这家店已经有一年多了，总觉得该跟他俩有些不一样的交情，与店里的其他客人不同。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觉得这是男人们交往的方式。可他们从不像对达米扬说话那样对他说话，或是跟他打招呼。

冲动之下，他决定主动一点儿，先跟他们说句话。刚刚跟达米扬说话的那位老板正站在门口，没精打采地靠在门框上，用牙签剔着牙。

“嘿！”往外走时，他对这位老板说道。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力些。

那人只是有些惊讶。他穿着无领T恤和棕褐色的皮夹克，目送着默里离开。

该死，怎么会这样呢？

此刻，默里孤独地坐在陵墓般阴森的公寓中。他抱着马桶哭了起来，泪水滴落在肮脏的地面上。

怎么会这样呢？

他第一次跟马桶的底座如此亲近，与生锈的螺栓和旧油毡地毯近距离接触。

过了一会儿，他坐起身来，擦干眼睛。

他打量着镜中自己肿起的嘴唇。

镜面总像是起了层雾。他的脸庞赫然出现其中，面容模糊，带着一丝不屑。

刚才，他见到了一个女人——哦，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很多女人。他跟着达米扬和他的朋友逛遍了镇上所有的夜店——其实一共也只有两三家夜店，里面都是些学生和孩子。他尽力了，可还是没能泡到女人，鬼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夜店震天响的乐声中，他几次伸出魔爪，想把染了头发的年轻女孩骗上床。默里冲女孩们色眯眯地笑，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大喊着，说自己以前有辆奔驰S系轿车，高声问她们“去过伦敦吗”，又喊：“要是哪天去了，我带你们转转，好吗？”他许诺要给其中一个姑娘找工作。正当默里觉得姑娘要给他电话号码时，她的朋友却把她拉走了。（晚些时候，默里还在停车场看见了这个姑娘。）达米扬的朋友不见了，他便与达米扬做伴，通宵作乐。“我知道个地方，”达米扬今天说话比平时利索多了，“我知道个地方，整晚都开着。”他们叫了辆车。对，那地方得打车过去。到了那里，两人跌跌撞撞地下了车，达米扬付了车钱。“有烟吗？”默里问他。进去后，默里看见了一个坐在高脚凳上的女人——明显是个成熟的女人，而不是什么年轻的女孩。也可能是他坐在高脚凳上，她在一旁搭起腔来，默里记不清了。他跟她讲起自己以前有辆奔驰S系，又问她“去过伦敦吗”。她多大年纪？四十岁？可能比这还大。还得大点儿。嗯，还得大点儿，长得也一般——这一点，就算他喝多了，也一清二楚。她不断触碰着他的身体，把手放在他的腿上。（达米扬上哪儿去了？）她的手还在他腿上。他脱口而出：“去我那儿吧？”

她只是点点头，顺着他的腿向上摸。

“那好！”他说。

“等我一分钟，”她在他的大腿上拧了一把，“等着啊。”

“好。”默里等着她，心里颇为自得。接着，他开始担心自己能不能行，喝了酒会不会太过乏力。他四下扫视，发现那女人正在洗手间旁跟两个男人说话——看她说话的神情，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下子没了兴致，从凳子上滑下来，站稳脚跟，向门口走去。他不想让那女人看见。就在这时，女人拽住了他的胳膊，手劲儿很大。“你准备好了吗？”她说，“我们走吧？”“那个，我累了。”说着，他想把胳膊拽出来。“下次再说吧。”“别呀。”她把手放到他的裤子上，一通摸索。“我累了！”他大声呵斥，猛地将女人推到一边，走到酒吧外，夜晚的空气微凉，街灯放射出层层光圈。他向前走去，步子很快，不知身在何方。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没错，是冲着他来的。他刚要跑，几只手就将他抓住，把他甩到了一辆停着的卡车边。动手的是两个男人，面容隐匿在暗处，分辨不清。他像个女人般尖叫起来：“你们要干什么？”两个男人围住他纠缠不休，听他们的意思，他算是“订下”那个女人了，这样一走了之就欠了他们钱，而他又打了她，还得赔钱。“我没打她。”看样子，这两个人非要把他的钱包掏空才罢休。“我根本没打过她……”他脸上吃了一拳，倒在人行道上，只好把钱包交给了两个男人。男人们把钱都掏走了，把空钱包扔在他身上。

他独自一人躺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拜托了，就让这是场梦吧！

他的嘴被打歪了，眼睛旁边好像有个东西……这是什么？

是个毂盖。

该死。

这毂盖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什么车？

丰田雅力士？

起身时，他感到有些头晕。

还有些恶心，他突然感到十分恶心。

两天后，默里的嘴唇消肿了。他去了“倦旅者”，发现汉斯-彼得也在。

“听说你那天晚上出去爽了？”汉斯-彼得问。

“嗯，是这么回事。那一晚上可真是不同凡响。”

“我都听说了。”汉斯-彼得又说。

那时正是下午。玛利亚在店里干活。

“哦，是吗？”默里想知道他到底听说了什么，笑容中显露出了一丝担忧，“你听说什么了？”

“达米扬说你们玩得特别‘嗨’。”

默里脸上轻松了些。“确实。那一晚上感觉很爽。”

“从那之后，”汉斯-彼得问他，“你就一直在卧床休息？”

“没错，还只能侧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默里都不很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他喝了一口啤酒——自那天晚上过后，他还是第一次喝酒。

昨天下午那几个钟头，他的心情糟透了，总在想不好的事。他打心眼里觉得这辈子废掉了，再没什么盼头。那时，窗外的阳光十分灿烂。

此刻，阳光也十分灿烂，旅社门前的小树上有些叶子还未掉落，被阳光照得黄灿灿的。

透过落灰的窗户，默里看向酒吧外的树木。

“你怎么样啊？”他问汉斯-彼得，“最近还好吧？”

“挺好。”汉斯-彼得对他说。

默里看到一片叶子落了下来。

汉斯-彼得又说：“达米扬说你想找人来个一夜情，就是那天晚上。”

“什么——他说我吗？”

“他是那么说的。”

默里艰难地动了下嘴，他的伤还没好利索。“我怎么不知道。”

“呃，”汉斯-彼得说道，“我认识一个很不错的女人，不知你感不感兴趣？”

“谁啊？”默里的口气颇有些傲慢。

“一个很不错的女人。”汉斯-彼得重复了一遍。接着，他小声说：“是玛利亚的母亲。”

默里的声音不大，却十分愤怒：“玛利亚的母亲？”

“对。”

“别胡闹了。”

“怎么了？”

“你给我闭嘴。”默里嗤之以鼻。

“怎么了？人家挺年轻的……”

“什么意思？”

“才四十八岁吧？我估计。人家的身材保持得挺好。”汉斯-彼得告诉他。

“你见过她吧？”

“当然。”

吧台处没有什么客人，玛利亚趁机溜了出来收空瓶子。她在汉斯-彼得身边站住脚，双手搭到他的肩上，她肥硕的臀部不偏不倚，正好闯入了默里的视线。

“我正在跟默里说这事呢，”汉斯-彼得向她偏过头去，“就是你母亲的事。”

“是吗？”她笑了。默里那天非要跟着他们看电影的举动，她似乎已经释怀。默里突然意识到，兴许正是他的死皮赖脸触动了玛利亚，让她决定把他和她寂寞又饥渴的母亲配成对。

“你就请她喝杯酒……”汉斯-彼得说。这算什么？建议？命令？默里没想明白，事情怎么就到了这一步？什么时候轮到汉斯-彼得教他怎么做了？这时，玛利亚也开了口：“我妈妈真的很漂亮，而且比我瘦多了。”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说她坏话的。”汉斯-彼得眨眨眼睛。

“她总说我该减肥了。”

“别听她的。”

“她说得没错——我是该减肥了。”

“根本用不着。”汉斯-彼得对她说。接着，他又转向默里：“怎么样？你约她出去喝一杯吧？”

这种时候，如果干脆地回答“绝无可能”，就不免有些尴尬了——毕竟玛利亚就在旁边站着，还在冲他微笑。她眼前垂下了一缕粉色的头发。

“你有她的照片吗？”过了一会儿，默里开口说，“手机拍的照片？”

她说：“有，你看看。”

她身体前倾，越过了汉斯-彼得的肩膀，把手机递给他。

他看了看。

照片里的女人抱了只猫，脸拍得不很真切，身材确实比玛利亚瘦点儿。还行？也许吧。

“那你父亲呢？”他把手机还给玛利亚，没对照片做什么评价，只是傻笑了一下，“他不介意吗？”

“他现在在奥地利。”她说，“当然他和我母亲已经离婚了。”

“当然。”默里说道。他不过想开个玩笑，他早就知道她父亲一定不与她们一起生活。“好。”他说，“我试试吧。”

“需要我给你她的电话号码吗？”玛利亚问。

“她会说英语吧？”

“当然。”

“要不你给她打电话吧？”默里突然紧张起来，“给我们牵个线。”

玛利亚靠在汉斯-彼得的肩上。她看着他，在等他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许可。

“可以，”汉斯-彼得说，“给他们两个牵个线。”

窗外，又一片树叶毫无预兆地落下，落到了人行道上。

几个小时后，默里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去“沙漠绿洲”打包了一份烤鸡。店铺的塑料招牌上画着一棵棕榈树，还有一只微笑的骆驼，在阴暗的天气里闪闪发亮。那对阿尔巴尼亚双胞胎老板中的一个正站在大门边，照管着店里的事。他没招呼默里，默里犹豫了片刻，也没跟他说话。他用英语点了菜，便等在一旁，盯着切成片的果仁千层酥看了一会儿，仿佛在盘算着要不要来上一片。他无比希望兄弟俩能有所表示——无须太郑重，只要让他知道他们看得起他就够了。达米扬有幸成了兄弟俩的点头之交，还能跟他们聊上两句，这就令默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如今，达米扬在他心里大小算个人物了。果仁千层酥浸满了蜂蜜，闪耀着光泽。没错，在某种程度上，达米扬的地位要比他高上一截儿。

门口那位老板似乎没有留意到默里。他用默里听不懂的语言跟烤炉师傅说了两句话，师傅正用钳子往一块皮塔饼上摊放沙拉，接着用小勺盛了酱料倒在饼上，把饼递给默里——饼外紧紧地包了层锡纸，摸上去是热的。

“谢谢。”默里说。

烤炉师傅只是点点头。

离开时，默里做了件事——他直视着那位老板的眼睛，声音坚定而洪亮地说：“走了啊，老兄。”

说完，他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

那位老板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

也许他只是吃了一惊。

那天晚上，默里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外面的暴雨下个不停，窗户是打开的。他就这么躺着，倾听着雨的声音——很久以前，他在别处也听到过这样的雨声。房间里空荡荡的，显得有些诡异——整间房中唯一的家具就是他身下的这张床，他还是头和脚倒过来躺的。他躺在床上，听着雨声，这时，一只大狗从黑洞洞的浴室中跑了出来，是只阿尔萨斯犬。它轻喘着，就势在床边的地板上趴下，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玻璃杯。杯子砰的一声倒下，在地板上滚了几下，发出一阵声响。狗轻声呜咽，打了个哈欠，又开始喘气。雨还在下。默里身子没动，只是伸出了一只手，抚摸着它脖子上浓密的毛。狗儿轻喘着。雨一直在下，雨滴飘进房里，窗边的地板上积了些水。

周日下午，默里请玛利亚的母亲喝了杯酒。

在那家爱尔兰人开的酒吧前，两人见了面。默里一见到她就失去了兴趣，他舒了口气——他一点儿都没看上她。玛利亚的母亲人到中年，个子挺高，仪态却不佳。她穿了条牛仔裤，一头短发染成了深紫色，活像个茄子。

两人握了握手。她的手握上去冷冰冰的，关节突出。

这家爱尔兰酒吧算是镇上最高档的地方了，市政厅的官员、当地黑手党的头目都爱来这里。店里的吉尼斯黑啤酒卖得跟伦敦的一样贵，酒吧内部的装潢则让人联想到英国列车干线的站台上的旅客酒吧，单调又肮脏——这一点，这家酒吧算是模仿得很到位。不过，这儿的服务很差。

两人在沙发卡座里面对面坐着。默里点了半升黑啤，玛利亚的母亲则要了杯白葡萄酒。

既然没看上对方，默里也就没有预想中的那么紧张了。她的英语很好。很快，他就讲起了自己在伦敦做电话销售时的事，又讲到了苏格兰——讲到这儿时，他的兴致没有那么高了。玛利亚的母亲似乎对苏格兰很感兴趣，不停地问他各种问题，他却不太想聊。夜幕降临，他正说到自己以前有辆奔驰S系轿车，装的是一流的米其林轮胎。“那质量可是顶尖的。”他告诉她。

她点点头。她已喝完了一杯酒，又叫了第二杯。

默里已经在喝第三杯黑啤了。“那差别可大了，就说这轮胎吧。”说着，他双手握住了酒杯。

“我知道。”她说。

“差别可大了。”

她在学校教书，是名英语老师。知道这一点后，他心想，也许自己稍微有点儿喜欢她了。

与其他女人不同，她对他的奔驰S系轿车格外感兴趣，这一点他得承认。一开始，她要他讲讲什么是“S系”，他便将奔驰全部的车系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从排量1.8升的A系讲到了C系，再讲到E系，又讲了每种车型可选的发动机，最后以排量5升的S系轿车收尾。

他讲了快半个钟头。

他问她：“你开的是什么车？”

她说是铃木。

他说自己对铃木不太了解。

“无所谓。”

“开着还顺手？”他问。

她点点头，笑了笑。“挺好的。”

“发动机……发动机多大马力？”

她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便笑出声来。“我不知道。玛利亚和汉斯-彼得能在一起，我真是太高兴了。”她说，“这个年轻人不错。”

“嗯，对。”默里含糊地表示赞同，说着，他盯着窗外看了片刻。他不想谈论跟汉斯-彼得有关的事。

“我希望玛利亚能减减肥，”这位母亲真诚地说，“你不觉得她该减减肥吗？”

“当然。”

“你能跟她说说吗？她不肯听我的话。”

“我？”默里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当然，我可以提醒她。再来一杯吗？”

“这些就够了。谢谢你。”

默里喝起了第四杯黑啤。此刻，他确信自己喜欢这女人，不只是一点儿喜欢。

他又给她讲起了自己的生意——机场接送服务。他总算跟布拉戈接上头了——提到布拉戈的时候，他称他为“我的本地合伙人”。布拉戈说钱已安全到账。两人打算下周开车去奥西耶克，先看看那批警车改装的小巴士，再决定买不买。整个项目正在步入正轨。他对她说，这个项目很有潜力，极富前景。他热切地望着她：“这里的交通发展太落后了。”

她表示赞同。

就在这时，他试着去握她的手。她迅速躲开了，却微微一笑，令他生出无限遐想。

默里去了洗手间，打定主意要再试一次。他拉上拉链，洗了洗手。“要么放弃，”对着镜中那张精心打理过的脸，他说，“要么坚持。”

转眼到了下周三。

玛利亚要上班，汉斯-彼得便跟默里一道吃午餐。他们去了“金色河流”，那是一家中餐馆。

店里供应的是自助餐。

汉斯-彼得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取了一堆豆芽和胡萝卜片，胡萝卜里加了不少味精，亮晶晶的。

默里拿了一盘浇着深色酱汁的肉，这肉也泛着光泽。

两人坐在窗边，向餐馆外望去。窗外是一条步行街，街对面是一家开了有些年头的书店，附近有个金属架，锁着几辆自行车。

汉斯-彼得正往他那张大嘴里塞豆芽。显然，他想跟默里聊聊玛利亚的母亲。

汉斯-彼得肯定已经知道了那天的事，玛利亚一定跟他说了，不过他还是问道：“周日那天怎么样啊？”

默里的眼里只有那盘肉——肉里掺着洋葱和青椒片，闪闪发光。“你会不知道？”他低声说。

“呃，”汉斯-彼得握着廉价的叉子，用叉齿挑起了最后一口滑溜溜的豆芽，“我听说不太愉快。”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默里轻声说，“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成了那样。”他重复了一遍。

汉斯-彼得端详了他片刻。“你怎么把警察给招来了？”

默里看上去心情很差。

“玛利亚还是不肯跟我说话。”他垂下双眼。

汉斯-彼得说：“她想要个解释。你得跟她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想不明白。”

“你说那天的事？”

“对。”

“那天离开酒吧的时候，”默里说，“我去拉她的手，她没有拒绝。”

汉斯-彼得点点头，灌下了一大口雪碧。

“她没拒绝我。”默里重复了一遍。

“嗯。”

“所以我认为可以继续，你也明白……”

汉斯-彼得说他明白。

“所以我就拉着她的手……”

她的手摸上去冷冰冰的，关节很硬。他啤酒喝得有点儿多。她还笑着——不过现在他明白了，她没有笑，而是“因为受惊咧着嘴”。

“……我想亲她。”默里接着说，他看向汉斯-彼得淡金色睫毛下的双眼，“然后，然后，然后她突然大叫起来。”

“大叫？”

“嗯。”

“她为什么要这样？”汉斯-彼得问道。他似乎是在向面前的那罐雪碧发问，并没有看默里。

“我不知道。”默里坚称，“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亲亲她嘛。”

“后来呢？”

“后来有个人冲上来把我按在地上，还有人报了警。”

“那她在干吗？”

“她在干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接着警察就来了。”汉斯-彼得提醒他。

“啊，对，”默里说道，“警察来了。我应该是推了其中的一个吧。”

“你为什么要推人家呢？”

“我不知道……他们都那样对我了……”

“我明白。”汉斯-彼得说。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警察局，还开着警车、拉着警笛。”

汉斯-彼得只是同情地点点头。

“整整一夜，”默里说，“我都待在牢房里。”

“第二天早上，他们放你走了。”显然，汉斯-彼得早就了解这件事了。

“他们说杰维托维奇太太不打算告我。当时我还在想，杰维托维奇太太是谁？”

“那是玛利亚的母亲。”

“嗯，我知道。我那天早上糊涂了。”

那天早上真是不堪回首，简直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之一。迎着晨光，他从警察局走出来……

“我就是想亲亲她，”默里几乎热泪盈眶，“没做别的。”

“嗯。”

“她是怎么说我的？”

“我不太清楚。”汉斯-彼得含糊其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默里对他说。

汉斯-彼得没搭腔。他已经吃完了。

默里拿起叉子，又吃起了那盘浇着深色酱汁的肉。肉黏糊糊的。

他的牙咯在了什么东西上。“见鬼。”他往餐巾纸里吐了一口，吐出了一个像子弹一样硬的小东西。

“这是什么？”

汉斯-彼得低头看着餐巾纸里的小东西。

默里又吃了起来。

看了一会儿，汉斯-彼得突然说：“你知道这像什么吗？”

“什么？”

“我觉得……我也拿不准……我觉得这是个芯片。”

“什么芯片？”默里的嘴里塞满了食物。

“就是用来识别动物身份的芯片。”

“动物？”

“对，比方说狗。”汉斯-彼得说。

默里顿了一下，接着，他将嘴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你说什么？”他喘着气，整个人都发狂了，“你说我吃的是狗肉？”

“我不知道。”汉斯-彼得回答。

“我吃的是狗肉？”默里冲他大喊起来，“你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

“我吃的是狗肉？”

“我不知道。”看见默里先是一通大吼，又蓄起一汪泪水，汉斯-彼得有些不知所措，既震惊又尴尬。默里的脸涨红了，泪水沿着他刚毅的面庞滑落下来。

他举起一小片餐巾纸，想要将脸遮住。这举动十分可笑。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咕哝着。

汉斯-彼得无助地看着照管自助餐台的中国女人。

默里双手掩着脸，旁若无人地抽噎起来。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听不真切，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指，餐巾纸也破了。

中国女人和汉斯-彼得对视了一眼。她希望他能做些什么，以免默里打扰到其他顾客。

汉斯-彼得小心翼翼地将手搭在默里的肩上，小声建议他离开餐馆。

第四章

门口传来了“当当”的敲击声。

一个声音传来。

“默里？”

“默里？”

门外又安静下来。

真是丢脸。

第五章

三人约在了“滑稽鬼”见面，默里到达时，汉斯-彼得和达米扬已经到了。事情过去了几周，玛利亚算是原谅了默里——她不跟他说话，但允许他在“倦旅者”安静地待着，可即便如此，默里还是很少露面。在这几周里，他也没怎么见过汉斯-彼得——汉斯-彼得一直在忙着给玛利亚的公寓刷漆，用柔和一些的颜色盖住墙壁本来的荧光橙色。

默里从马特乌斯那儿要了瓶潘牌啤酒，走到汉斯-彼得和达米扬身边。他们这一桌靠近门口，桌子就在墙上的价目表下方。

“干杯！”默里只会说这一句克罗地亚语。

他解下围巾。一股冷空气正扫过城市，今早降了霜，不过散得也快，天地间一片湿亮。“都还好？”说着，他坐了下来。

“还行。”汉斯-彼得回答，他脸上还沾了点儿油漆。

达米扬没搭腔。电视里无声地播放着欧洲冠军联赛，他正关注着赛况。

“最近没怎么看见你啊，默里。”汉斯-彼得说。

“对，”默里回答，“我一直在家待着。”

“好吧。”

“到月末了嘛，”默里又说，“你懂的。”

到了月末，手头紧，汉斯-彼得明白他的意思。他点点头，问道：“你怎么样？”

这个问题内涵颇为丰富，默里多疑地盯着他。“还行吧，我觉得。”

“没怎么出门？”

“没有。我说过了，一直在家待着。”

“好吧。”汉斯-彼得似乎有些紧张，“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达米扬。”

“我的情况？什么情况？”

“你的……你的生活状况。”

“你什么意思？”默里看向达米扬，达米扬还在看着足球比赛。“这是要干什么？”

“达米扬认为……”说到这里，汉斯-彼得顿了一下。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你可能……可能……”

“可能什么？”

“你可能被人下了咒。”汉斯-彼得说。

默里怪笑了一声：“你说什么？”

汉斯-彼得向达米扬发出了求救信号。达米场还在看电视，皇家马德里正对战着某支球队。“你不这么认为吗？”

“可能吧，我不知道。有可能。”达米扬还在看电视。

“你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吧？我记得。”汉斯-彼得又对达米扬说。

“对。”

“你们在说什么？”默里问。

汉斯-彼得露出了同情的神色。“这听上去的确有点儿离谱。”

“我就曾被人这么坑过，”达米扬开口道，目光一直没离开过电视，“一坑就是五年。让人下了咒。”

这话是从轮胎工达米扬的嘴里说出来的，一个眼睛连电视都离不开的人。但他说了这句话，默里就必须回应——要是身边只有汉斯-彼得，他肯定会装作没听见。

“你们不是在耍我吧？没开玩笑？”

“没开玩笑。”汉斯-彼得回答。

达米扬一脸严肃地解释道：“告诉你，我被人坑了整整五年，后来我去找了‘夫人’，她可厉害了。”

默里问：“‘夫人’是谁？”

“她就在镇上，住在板楼里。”

“她在这一带挺有名的吧？”汉斯-彼得插了一句。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达米扬接着说，“就去找她了。我付给她五百库纳
[1] ，请她帮忙，她就帮我把诅咒破除了。从那以后，我有钱了，也不缺女人，日子过得很舒坦。”

“哦，算了吧！”默里讥讽道，“五百库纳？”

达米扬似乎不愿意拿这件事开玩笑，也不想轻慢那位“夫人”。他觉得默里有点儿不尊重人。“这不算贵，”他说，“毕竟能破除诅咒。”

“真的不算多，”汉斯-彼得表示赞同，“也就合五十欧元吧。”

“那是谁给你下的咒呢？”默里比较关心这个，“又是谁给我下的咒？”

达米扬只是耸耸肩。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我不知道，也没法知道。”

皇家马德里队进了一记好球。

“你真信这个？”默里问他。

“对，我信，我真信。”

达米扬发现球赛有了新进展，便又看起电视来。他是皇家马德里球队的粉丝。

“抽一支？”汉斯-彼得提议。

汉斯-彼得和默里站在酒吧门外潮湿的雨篷下。广场很暗，雨水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喷泉停了，鸽子在房屋高处聚成一团，在没开灯的窗边歇息。旁边有个男人也在抽烟，他个头不高，长得贼眉鼠眼，胡须修剪得很整齐。平时，他比默里在“滑稽鬼”待得还要久。默里向他点点头。

“这就是胡扯，对吧？”默里说。

汉斯-彼得把手插进裤兜——他穿了一条极为宽松的牛仔裤，颜色深浅不一，仿佛是用许多深蓝色的布块随意缝出来的。烟头在他的双唇间摇来晃去。他耸耸肩。“我不知道。”他说，“我看达米扬应该挺信这个的。”

多奇怪啊——达米扬这种人竟然会把这套鬼话当真？说不准过两天他还会练起瑜伽来呢。默里接着说：“我说，说实话……”

“也许值得一试。”汉斯-彼得说。

“这就是胡扯，不是吗？”

“只要五百库纳。”

“只要五百库纳！你可真会说话。”

“说不定那人能帮上你……”

“我看起来很需要帮助吗？”默里很想知道。

汉斯-彼得没说话。

“神神道道的，鬼才信。她会说英语吗，就这个女的？”

今天是周日。这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天气阴暗，连雨都停了。这种天气让人无所遁形。默里走在街上。他日复一日地待在公寓里，与已故老太太的照片和遗物为伍：大衣橱里挂着黏糊糊的裙子；葬礼时用的木器还在；蛾子在陈旧的布料上爬动，啃噬着衣架上的天鹅绒衬垫，衣架也发了霉；衣裳的花边褪了色，散发着凋敝的气息。

他走出家门。

街上只有三两个人，不过，总归比公寓中有些人气。我要待到天黑再回去 ——他对自己说。就在街上走走吧。入秋以来，他觉得关节有些僵硬，而且天气越潮湿，就越是僵硬得厉害，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不免令他心惊。清晨，他的手也发痛。住处的楼梯间宽敞又安静，他爬着石阶，膝盖像针扎般疼，爬到一半就不得不停下来，倚在墙上大口喘气。

空气又湿又重，树皮都泛着潮气。中央广场旁，曲折的街道上落满树叶。家家户户都黑着灯。

他感到孤苦无依。某个时刻，他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感到孤苦无依。

他看着脚下潮湿的落叶。

天差不多黑了。

他掏出手机，在原地站了片刻。接着，他做了件从未做过的事——他给汉斯-彼得打了个电话。

“喂？”他说，“是你吗？”

他站在几棵光秃秃的树下，声音很轻。

“是我，默里。你在干吗呢？想不想喝一杯？”他说，“就现在？行，行，到那儿见。”

他收起了手机。

汉斯-彼得说他正跟别人在一起。“别人”是谁，默里并不清楚。不过，如今汉斯-彼得算是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又有了女人，这令默里更觉凄凉了。

原来，汉斯-彼得口中的“别人”是几个退休的荷兰老人，他们在此地长住，买下了距镇子几公里远的一处村落。他们吃了一下午的午餐，默里赶到时他们才刚刚吃完——所有人都已酰酊大醉，面泛红晕，用荷兰语大喊大笑。汉斯-彼得神情亢奋，而默里被困在长桌的尽头，桌子很挤，他几乎坐不下。汉斯-彼得顾不上和他说话，默里感觉自己不怎么受欢迎。

刚刚，女服务员又端上一大堆酒水。看样子，这场狂欢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默里已经忍耐了许久，这时，他向汉斯-彼得俯过身去：“嘿，我先走了，好吧？”

汉斯-彼得刚灌下了一杯本地出产的梅子白兰地。他眼神迷离，脸上泛着一大片红晕，还隐隐发烫。他没有挽留默里，只是对他说：“你真要走？”

“嗯，我这就走。”默里告诉他。

他已经坐了一个钟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

“那个，”他又说，“我明天要去奥西耶克。”

“奥西耶克？去那儿干吗？”

“去看看那批小巴士，”默里说，“你知道的。”过去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跟汉斯-彼得提起过这笔投资和本地欠发达的交通业，以及这为他这种人提供了什么商机。“跟布拉戈一块儿去。”他说。

汉斯-彼得似乎有些惊讶。“跟布拉戈？”

“对，跟布拉戈。”默里察觉到汉斯-彼得神色有些异样，“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没事。”醉醺醺的荷兰老人们放声歌唱。“我以为他去德国了。”汉斯-彼得说。

“你说什么？”

“是别人跟我说的……我以为他在德国呢，在那儿找了份儿工作。”

“你不知道就别瞎说。”默里告诉他，“我明天要跟他去奥西耶克，去看小巴士。”

“好吧。”汉斯-彼得转回身子，面对一桌喝醉的老人。“我听人说他在德国。”

“谁跟你说的？”老人们扯着嗓门儿，唱着些不成调的歌，默里得大喊着说话。

“有人跟我说的，我不记得了。他们说他在那儿找了份儿工作，就不回来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

老人们怂恿汉斯-彼得一块儿唱歌。他害羞地跟着他们小声哼哼起来。

站在冷冷的夜色中，默里拨打着布拉戈的号码——这次，连语音信箱都没有了，只听见一个说克罗地亚语的女声。他又拨了一遍，还是那个女声，播报着同样的内容——“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库纳：克罗地亚当地的货币。——译者注

第六章

“夫人”不会说英语，她的女儿在旁边担任翻译——这女孩的腿脚不大方便，得扶着东西才能走路。她说话口齿不清，长得也很奇怪，很难判断她的年纪——大概有二十岁吧。

“夫人”名叫芙蕾卡，默里来这儿之前就知道了。芙蕾卡示意他坐下。

“请坐。”说着，女孩冲他甜甜一笑，她笑起来很甜。女孩的头发没什么光泽，一绺绺黑发下，肉粉色的头皮清晰可见。

默里有些紧张，他在绿色的天鹅绒沙发上坐下。

房间里死气沉沉，光线都集中在窗帘那端。黄色的蕾丝窗帘半掩着阳台和晾衣绳。

房间的另一头面向窗户，沙发就摆在这里。默里被困在沙发上，脚几乎接触不到棕色的地毯，四周摆放着高大笨重的家具。天花板很低，给人一种压迫感。靠墙有个大餐具柜。他在凸面镜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一副面目可憎的样子。芙蕾卡正点着蜡烛。餐具柜对面的墙边支了张小桌子，女孩就在桌边坐着，冲着他笑。她的座位旁挂着一幅织锦，绣的是含泪的耶稣，一旁还有个架子，上面胡乱堆着些瓷器。

芙蕾卡一边点蜡烛，一边恶声恶气地说着什么。

女孩笑着为他翻译：“你喝茶吗？”

“不用了。”默里脱口而出。他不安地抚摸着柔软的天鹅绒。

“夫人”家并不好找。之前，他不知道镇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不过二十分钟车程，风景却与他家周围的截然不同：一座座房屋饱经风吹日晒，被停着的汽车和阴沉沉的公园分隔开来。树木病恹恹的，树下有条小路，路面很坚硬。附近有几处废弃的游乐场、一家变电站，周围是带刺的铁丝网。这里的每栋楼都以克罗地亚的某个英雄人物命名——默里要找的是浮士德·威朗兹欧
[1] 楼的11号房。

他在楼门口的对讲机上按了两次“1”。对讲机自动拨号，电流噼啪作响。一个声音传了出来，说着克罗地亚语：“喂？”

“我叫默里。”默里说，“我要找，呃，芙蕾卡。”

对讲机中又传来了咝咝声。“你是谁？”

“我叫默里。”默里提高嗓门儿，重复了一遍，“我来找芙蕾卡。我叫默里。”

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传来，响了很久以后，装着安全玻璃的金属大门才松动了一下。默里用力推开门。

楼梯间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他很害怕。

芙蕾卡在沙发上坐下，穿着晨衣的身躯十分结实。默里觉得她的脾气一定很坏。她看起来就像位售票员，卖给了你一张错误的车票，你试图解释，她却隔着打孔玻璃冲你皱眉，毫不理会你身后的队伍已越排越长。她头发很短，戴着花苞状的金耳钉，嘴里有股烟味儿。

她跟默里说了些什么，颇有些发号施令的意味，声音清脆，语速很快。

“她说让你放松一点儿。”女孩翻译了一下。

默里的嘴不自觉地做出了咀嚼的动作，他露出刻板的笑容，脸上是受惊的神色。芙蕾卡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他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怕她会让他把衣服脱下来。

芙蕾卡没有这么做。不过，她开始盯着他的眼睛看，这简直比让他脱衣服还糟。她生着一双灰褐色的眼睛，睫毛不长，不像个女人。她没有眉毛。

默里受不了她的注视，向一旁看去。她呵斥了一句。

“请你看着她的眼睛。”女孩的声音比母亲温柔些。

默里照做了。

她那双眼睛真吓人，他努力克制着移开目光的冲动。她的注视就像是某种不停歇的噪声，仿佛什么东西刮在了金属上，发出了尖厉的响声……

她还抓着他的手。她的手湿漉漉的。

他察觉到她的目光柔和下来了。她说了些什么，声音冷冰冰的，没什么感情。

“你说你的情况很不妙。”女孩解释道。

默里强忍着，不让眼睛离开芙蕾卡的视线，牙咬得生疼。“是吗？”

房间里很热，他出汗了。恐惧感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感到有股邪恶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芙蕾卡又给出了一个不客气的指令。女孩翻译道：“请闭上眼睛。”

他照做了。

芙蕾卡把手移到了他的脸上。刚才的种种已经足够怪异了，此举反而显得不足为奇。

“我是被人下了咒吗？”默里问。闭上眼睛，他倒觉得心里踏实点儿。芙蕾卡的手上有股洋葱味儿。

女孩把他的话翻译给芙蕾卡听，芙蕾卡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诅咒，”女孩告诉他，“只知道你——”她重复着刚才那句话，“情况很不妙。”

“这是什么意思？”默里还闭着眼睛。芙蕾卡抓住他的脑门儿，用力挤了起来。

女孩把他的问题翻译成克罗地亚语。

芙蕾卡似乎暴跳如雷，手上挤得更用力了。

“她说你好像中毒了。”问了几个问题后，女孩才这么告诉默里。母女俩一问一答时，芙蕾卡手上粗粝的关节硌得他脑门儿生疼。

“中毒？这又是什么意思？”他想知道。

芙蕾卡大声说着“嘘”，意思是让他闭嘴。

女孩客气地翻译着母亲的指令：“请不要说话。”

芙蕾卡的手指加大了力度，就像在为一个金属器械拧紧螺丝钉。

突然，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他试探地睁开眼睛，却被猛扇了一巴掌。

他的脸上先是一麻，又是一热，接着一疼。

“你要干吗？”他叫出声来，用手捂住了发疼的脸颊。

芙蕾卡很生气，正在用克罗地亚语对他说着什么。她把手放在了他的前额上，用力按着，不时停下来把他的脑袋摆正。

接着，她又扇了他一巴掌。

“别再碰我了！”默里吼道，他试图站起来，还没站稳，他就被芙蕾卡抓住了胳膊，又推回到了沙发上。

“嘘，嘘，嘘。”她像是哄小孩儿似的，抚摸着他的脸。

“别再碰我。”默里重复了一遍。

“嘘，嘘。”

“请闭上眼睛。”女孩翻译着芙蕾卡的指示。

“她是不是还要打我？”

“请您，”女孩的声音很温柔，“闭上眼睛。”

芙蕾卡还在抚摸着他的脸，这会儿，他倒觉得挺舒坦。他闭上眼睛。她的声音彻底软了下来，抓着他的一只手。她一边唱歌一边握着他的手，抚摸了一阵。歌声停了下来，他感觉芙蕾卡起身离开了沙发。他睁开眼睛，发现她正站在那里，熄灭蜡烛。

“结束了吗？”他问。

女孩帮他翻译。

芙蕾卡摇了摇头。她说了些什么，指了指她女儿身前的那张桌子。

“请坐到这边来。”

“这又是要做什么？”默里问。

芙蕾卡只是重复了一遍指令。他照做了，在女孩对面坐了下来。芙蕾卡从抽屉里拿了一样东西，也在两人旁边坐下。她拿的是一副牌。

芙蕾卡朝墙坐着，正对着那幅有些矫揉造作的、绣着耶稣像的织锦。她左手边是女儿，后者的一张大脸上堆满了笑；右手边是默里，他问她能不能抽支烟。

她说可以。

芙蕾卡洗牌的时候，他点了一支烟。

事实上，她也正在抽烟。她叼了一支便宜的烟卷，身上是件午后穿的睡袍，颇有几分轻浮之气。她娴熟地洗着那副旧纸牌。房间里本就阴暗，没过多久，空气中便充斥着刺鼻的烟味，泛起蓝色的烟雾。

芙蕾卡把纸牌倒扣在桌上，用一只手熟练地滑了一下，摊出了一个对称的扇形。

女孩给出指令：“请抽一张。”

默里鬼鬼祟祟地瞄了芙蕾卡一眼——她正看向别处，疲倦地吸着烟头，等他选牌。他试探地向桌子中央伸出手，在摊开的纸牌上停留了片刻。接着，他用食指按住了一张牌，将它从扇形的牌堆里拖了出来。芙蕾卡心急火燎地把牌抢了过来，端详片刻。她说了个词，把牌正面向上放到桌上。

“这是你的过去。”女孩告诉他。

牌面上是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面向前方，怀里抱着一枚巨大的硬币。这个男人的头上也有一枚硬币。他似乎还戴了顶造型简单的王冠，脚下是另外两枚硬币。他驼着背，看上去紧张又戒备，眼睛直勾勾地望向卡片外面，表情阴冷。男人双目充血，像是很久没睡觉一样，显得精疲力竭。一座城市坐落在他身后的远处。

桌子对面的女孩向默里绽开了一个笑容，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请您再抽一张。”

他照做了。

他又从摊开的牌堆里拖出了一张牌，芙蕾卡把牌翻过来，吐出了一个词。

“这是你的现在。”女孩说。

牌面上有一座塔，矗立在黑色的天空下。一道Z字形的闪电击中了塔尖，将塔劈开，塔身断裂处有火焰跳动。夜空中，有两个人正在空中下落，仿佛是被炸出了看似牢固的高塔。他们的脸上满是惊恐之色，其中一人戴了顶王冠。

女孩让默里再抽第三张牌。

他把烟卷搭在烟灰缸边缘的槽上，又抽了一张牌。

芙蕾卡把这张牌摆到了前两张牌的边上。她说：

“这是你的未来。”

默里又拿起烟，盯着这三张牌看了起来。

抱着硬币的男人。

分崩离析的塔。

提灯的老人。

第三张牌上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他穿了件修道士的袍子，头上罩着兜帽，还留着白胡子。他一只手提着点亮的灯，另一只手拿着个长长的东西。男人低着头，眼睛大概也闭着，却把那盏灯举得高高的，仿佛要照亮什么。他似乎正站在冰天雪地的荒原里，荒原中空无一物。

琢磨这三张牌的时候，芙蕾卡正好将烟抽完。她手指轻点几下，碾灭了烟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指着第一张牌说起了克罗地亚语。

“这是你的过去。”女孩对默里说。默里的双手在桌上交握，肩膀塌了下来，他觉得疲倦。“是吗？”他说。

芙蕾卡还指着第一张牌，又说了些什么。听上去，她似乎正在详细解释。女孩翻译着，母女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信仰唯物主义，”她说道，“追求物质财富，只想要金钱、权力、地位、利益，希望守住自己拥有的一切，占有欲强，嫉妒，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否认自身的无能。”她向默里笑着。她的头发已掉了大半，吐字不清且反应迟钝，腿脚还有毛病，走几步路都得让别人扶着——尽管如此，她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她说：“这就是你的过去。”

“你说是就是吧。”默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他又莫名地做起了咀嚼的动作，胆怯的目光在母女两人之间逡巡。

芙蕾卡转向了第二张牌。她按住了被闪电击中的那座塔——这根破裂的“擎天柱”正喷着火，两个人从天而降。她分析起了默里的现状。

“这就是你的现在，”女孩说，“动荡，骚乱，计划破灭，无序，自尊受损，受辱，甚至遭受暴力……”

默里眯起眼睛。他分开交握的双手，掏出烟盒。

女孩继续用迟钝的声音说道：“生计被毁。某些事情对你产生了影响，但你无力控制。这标志着你……人生某个阶段的终结。你的现状就是如此。”

他带来的打火机就在桌上放着——这是他在马其顿的一家水疗馆或是名胜古迹处拿到的纪念品。他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

芙蕾卡指向了最后一张牌。

“这是你的未来。”女孩告诉他。

芙蕾卡又说了一句话，语气很严厉。

“这也许是你的未来。”

“可能的未来。”

芙蕾卡强调着一个词——

“可能。”

芙蕾卡再次解释起来。女孩的脸上还是那副傻兮兮的笑容，她说道：“孤独，自省，静止，安静，隐居，避世，沉默，屈服，冥想……”

真是好极了，默里心想。

“这就完了？”他问。

“就这些。”女孩还在对他笑着。

默里拿起夹克。女孩倚在母亲身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她披了件老太太常穿的那种针织披肩。她的一条腿要比另一条短一截儿吧——默里想着，装作没在意。他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吸完了烟。

纸牌还摊在桌上。

他看都没看一眼。

不过，这女人对他的现状总结得挺准确。

话又说回来了，她肯定知道他过得不顺——要是日子过得好好的，谁会到上这儿来？

至于他的过去——

他猛吸了一口廉价烟，烟头被烧得噼啪作响。

呵，真是胡扯。

谁的过去不是那样？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到头来人人都一样。

她这种人就是靠这个赚钱的。

五百库纳。该死。

他穿上夹克，打算回去了。这时，母女俩又出现了，女孩还端着一盘黏糊糊的蛋糕。

默里正在往肩上套衣服。他这件夹克朴素又实用，带着兜帽，袖口有松紧带，口袋也很多。

“要来块蛋糕吗？”女孩的脸上是一成不变的笑容。

他看了一眼盘里的东西——蛋糕摆成一块一块的，每块都覆着一层糖霜，奇形怪状，样子很丑。

“蛋糕？呃……行，来一块吧。谢谢。”

他拿了一块。母女俩盯着他的动作：他顿了一下，用一只手将蛋糕举到嘴边，另一只手上是没抽完的烟。他把蛋糕塞进嘴里，蛋糕一下子撞到了牙上，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没想到会这么疼——疼痛感直击下巴，又攀升至天灵盖。他竭力抑制住龇牙咧嘴的冲动，忍痛咀嚼起来。味道不太对——蛋糕在嘴里化成了沙状，简直像是一摊泥浆。默里只尝出了甜味，闻着还有点儿臭。母女俩还在盯着他。女孩冲他笑着，上唇生着绒毛，下唇泛着湿润的光泽。他一边吞咽，一边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喉结上下蠕动。他强迫自己把蛋糕吞了下去。“好吃。”他说，“谢谢你。”

她向他扬了扬盘子，示意他再拿一块。

“不用了，谢谢你。”他说，“不用了。”

门厅又黑又窄，挂着大衣和帽子，还放着一面平常无奇的镜子。默里从这些杂物中穿过，回到了楼梯间。

关上门后，他沿着楼梯向下走去，看都没看那脏兮兮的电梯一眼。水泥台阶反射出暗淡的光——数十年间，这台阶经过无数双脚踩踏，不管什么时候看上去都像是湿的。每层的楼梯平台上，都有阳光射入窗户，盆栽排成一列。这些盆栽是全体住户共有的，绿叶和枯叶交杂，土壤已变硬结块。楼房底层放着一排金属邮箱，每个邮箱上都贴着小名牌。地上有块金属板，方便住户进楼后蹭掉鞋底的泥。墙上贴有告示，还有不少广告。沉重的大门上安着两块安全玻璃，下面的那块被打坏了，裂出了蜘蛛网般的纹路。

他停下脚步。

有那么一会儿，他就这么站在暗淡的日光下。

暖气片上方飘着一根蜘蛛丝，他望着它在蒸腾的热气中舞动。一切都静谧得恰到好处，只有那根蛛丝在舞动。

他一动不动，凝望着。

他沉浸在它舞动的节奏里，仿佛要在那里站上一辈子。

这一幕显得怪异起来。

接着，他推开沉重的大门，门铰链尖叫起来。

他走出门去，再次走进人世间。

[1] 浮士德·威朗兹欧（Fausto Veranzio，约1551—1617）：克罗地亚主教，对桥梁建造提出了许多宝贵理论。——译者注

第七章

车子开了两个半钟头才到海边；一路上先是经过平地，再是经过石灰岩山丘，接着出现了山脉，植被十分稀疏。大概因为此时正值十一月初，又是一个周三的早上，高速公路上空荡荡的。这条路的起点在萨格勒布。汉斯-彼得按下开关，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缓慢地摆动起来，时断时续——擦一下，停一下，擦一下，停一下，每擦一下都要发出点儿声响。车子刚开出没多远，毛毛雨就模糊了视线，让人看不清远处平坦的农田。雨刷器擦拭着车窗。废弃的村庄沿公路延展开来。一片片黑色的农田里，有的还留着麦茬儿，有的已经犁过了。车窗外的原野缓慢起伏，并无特别之处。

汉斯-彼得坐在前排，玛利亚坐在他身边。

默里坐在座位上，他能看到玛利亚正嚼着口香糖，漠然地看着窗外单调的风景。

此刻，他十分庆幸玛利亚缠上的是汉斯-彼得，而不是他——还好他没摊上这么个累赘。他把头转向一边。车子正路过成片村庄中的一座，真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路边是成排的单层小屋，用栅栏隔开。他看见了一家像是酒吧的地方，招牌上印着潘牌啤酒的标识，另一个招牌上印着“比萨”。就这些。村庄就是这副样子，当地人过的就是这种日子。默里望着村庄，直到它在视线中消失。车子向前方驶去，更多死气沉沉的农田扑面而来。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通常会扪心自问：还有什么好伪装的呢？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你在欺骗谁？

你在欺骗谁？自己吗？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装模作样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人终将归于尘土。

汉斯-彼得和玛利亚在前排聊天。发动机、轮胎和窗外的风声一齐作响，他们又刻意压低了声音，如此一来，默里便听不清两人到底在说什么了。他没想到这两个人竟会邀请他出来玩。昨天晚上，默里去了“滑稽鬼”，和马特乌斯聊足球时，汉斯-彼得走了进来。汉斯-彼得穿了件粗呢外衣，点了杯白葡萄酒，还强行聊了几句足球，默里觉得他的话很蠢。接着，汉斯-彼得对他说：“我们打算明天去海边，你要来吗？”

那时，默里和汉斯-彼得正坐在高脚凳上，面前是一排排酒架，还有这些年来人们寄往酒吧的明信片。马特乌斯用大头针把这些明信片固定在吧台上，明信片数量不多，不到十张。这些明信片中，有一张寄自布拉格，有一张寄自塞浦路斯，有一张寄自伦敦。有一张可能寄自德国的什么地方，上面印着砖木结构的房子。有一张寄自哥本哈根。有一张上印着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

默里回答：“这种坏天气还出去？”

汉斯-彼得小心翼翼地快速抿了口酒。“明天应该就放晴了。”他说，“他们都这么说。”

默里耸耸肩。“好吧，只要玛利亚不介意。”

“是她提议邀请你的。”汉斯-彼得告诉他。

是她提议邀请你的。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声音在默里心底响起：其实玛利亚迷恋着他，一直以来她迷恋的都是他。

不过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吧？

事实上，玛利亚不过是可怜他罢了。每次提起他，她都跟汉斯-彼得说这人的运气真是太差了。

布拉戈的所作所为他已经一清二楚了：布拉戈确实去了德国，默里的钱也被他一并带走了。无论如何，这个人和这笔钱都已经消失。汉斯-彼得建议默里报警，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警察，可默里觉得丢脸，不肯去——上次爱尔兰酒吧的那出闹剧后，警察已经对他印象深刻了。他不想再看见他们了，就这么简单。

雨越下越大。

汉斯-彼得调快了雨刷器摆动的速度。

天气预报可真够“准”的。

玛利亚转向汉斯-彼得，也抱怨起天气预报来。她嘴边生了粒肥大的疹子，还戴了个鼻钉。汉斯-彼得喜欢，这女人就让给他吧，默里心想。

他们已在路上跑了一个半钟头。默里打了个盹，车子经过荒凉的石灰岩山丘时，他又醒了过来。接着，三人到了海边，海面上泛着灰色的光。今天的空位颇多，停下车后，他们先去吃了午饭。默里点了什锦烤肉，肉上浇了些本地人常吃的甜辣椒酱。他又要了一杯本地产的便宜酒。一阵狂风从餐馆外刮过。玛利亚对默里挺友好，几乎都是她在讲话。汉斯-彼得没怎么开口，只吃了几口烤鱼，把鱼肉从骨头上剔下来，眼皮都不抬一下。他像个已经安定下来的男人，懒洋洋的，不爱说话，只让老婆替他招待客人。有时她说得不对，他便纠正一下，仅此而已。玛利亚的十根手指上大半都戴着戒指，她还涂了蓝色的眼影。她劝默里报警——她和汉斯-彼得还惦记着这件事。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俩一直在商量这件事。默里还没告诉他们布拉戈到底拿走了多少钱。他不想提这件事，只想把它忘了。不过，玛利亚也是好心，他不会为这个冲她发火的。

“有什么用呢？”他说，“警察也找不到他。”

玛利亚的态度很坚定。“你怎么知道？”

她不过是装模作样地说一说罢了，默里心想。

“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玛利亚还坚持着。

“我就不该信他，”默里对她说，他尝了一口酒，“我就是个傻瓜，就这样。”

餐馆外又下起了雨。

默里和玛利亚都点了萨姆布卡酒。

我就是个傻瓜，就这样。干脆把这句话写在我的墓碑上吧——离开餐馆时，默里心想。三人走下台阶，冒着小雨走到街上，向海边走去。默里走在后面，汉斯-彼得和玛利亚则手拉着手走在前头。

汉斯-彼得挺不错的，这个害羞的荷兰男人还穿着那件粗呢外衣。

玛利亚也挺不错的。她在汉斯-彼得身旁摇摇晃晃地走着。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就是个傻瓜，就这样。

这里其实并没有沙滩，海岸边只有一些蜿蜒的人行道。高大的松树覆于人行道上，树下是一块块干燥的铺路石。他们身旁有些酒店，奥匈帝国时期曾是贵族的别墅。人行道的另一边是陡峭的台阶，甚至还有些梯子，向下延伸至屋顶、空旷的露台或小船坞。哗哗作响的海水拍打着满是青苔的墙壁和栈桥，发出阵阵嘶吼。

他吻了她——汉斯-彼得吻了玛利亚。他弯下身去，用竖起的衣领藏起脸，跟玛利亚热吻起来。

两人正站在默里前方二十米处，似乎已忘记了他的存在。为避开这尴尬的一幕，他停下脚步，转向大海。

默里戴着兜帽，陷入沉思。人行道的尽头有些金属栏杆，他将双手搭在栏杆顶端，眼中泛起了潮气。他望向远方的小岛——小岛坐落在远处多风的海湾处，不过是海平线上的一团黑影罢了。

再近一点儿的地方有艘游艇——其实只是艘破船。它有几层甲板？四层还是五层？看上去船身有九十或一百米长。要是看得再仔细些，便会发现这艘船正在浪里前行。

快看！看那穿透云朵射下的阳光，照得大海都泛白了。群岛瞬间反射出炫目的白光，在四周白浪的映衬下，那艘游艇似乎变黑了。默里心中生出了一种难得的愉悦。白光旋即消失，大海复归平静。

潮湿的海风拂过他的脸庞。

他的脑袋还裹在夹克的兜帽里。他转过头，发现那两个人仍然吻得难舍难分，而且走得更远了，正躲在一棵被风劈裂的树下。

他又看向那艘巨大的游艇。

就这样。

第八篇
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到一无所有

他有种感觉，自己好像正假冒他人的身份活着——他还穿着昨天入睡时的衣裳，卡地亚派仕香水的味道数日未散，已变得难闻起来。今早醒来时，灰色的光线聚拢在窗户上。他抬头看了一眼，先是有些迷惑，接着明白过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一章

昨天下午，他离开朗兹广场上的那栋大房子，方才那场闹剧仍然令他心有余悸。透过迈巴赫轿车的车窗，切尔西桥映入眼帘。车子驶过斯隆大街，路过爱马仕、杰尼亚这些熟悉的店铺。下午四点的切思步行道上人来人往。这是十一月的一天，天色阴暗。泰晤士河正值退潮，暗淡潮湿的泥滩暴露在视线中。路南侧是那家公园。接着，车子驶经几条小街，到达了直升机场。停机坪架设在水面上，风嗖嗖地刮过。西科斯基直升机嗡嗡作响，吊舱内镶着皮垫。他们打算乘直升机沿泰晤士河上游行进，飞过伦敦西部。直升机飞到河面上，向下喷出些气流，将河水向两侧排开，荡起层层涟漪。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伦敦，这个过去数年间被他视为“家”的地方。接着，这座城市越变越小，最终化为一幅单色的缩略图，平铺在深秋午后的阳光之下。他将再也见不到这座城市了。

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正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的朗兹广场。他决定跳海——他要溺死自己，这也许算是种交代吧。

直升机降落在英国的法恩伯勒机场。

接下来，他又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去往威尼斯。

到了威尼斯机场，他又租了辆豪华轿车。

这天，威尼斯天色很暗，还下着小雨。整座城市坐落在水上，仿佛一座正在风化的纪念碑，见证着昔日的财富与权势。

码头的灯光从高处射下，有几分刺眼。游艇正在加油，油泵发出阵阵低鸣，空气中也弥漫着汽油的味道。行人撑着伞。

大副恩佐正在湿漉漉的地毯尽头等他。“欢迎登船，先生。”

恩佐说半个小时以后船就可以出发了，还问起他此行的目的地。

他顿了一下。

他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去哪里都一样。

“唔，”他开口道，“去科孚岛
[1] 吧。”

恩佐点点头，冲他笑笑。

乘务长马克问：“您要在船上用晚餐吗？”

“来份儿小吃就行。”他对马克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将小吃连同半瓶巴巴莱斯科葡萄酒一并送了过来。他没动小吃，只喝了杯酒。

这酒是从他的一处庄园中带过来的：几年前，他一时冲动买下了那座庄园，但这些年中只去过一次，早已忘了它的模样。上一任园主是个贵族，来自皮埃蒙特或是萨瓦省，他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个年轻男子。他和那个男子曾坐着直升机从庄园上方飞过，发动机的噪声让他头痛欲裂，贵族青年边指着窗外边向他喊话……

此时，周围很是安静。

他正躺在床上等待游艇出发。

他不打算睡觉，只想跳海，想把自己溺死。然而，他很快就睡着了——在过去的许多天里，这么快入睡还是第一次。

[1] 科孚岛：希腊岛屿，旅游胜地。——译者注

第二章

次日上午，游艇在距克罗地亚海岸一两公里处停了下来。恩佐用电话通知他，说亚得里亚海上起了风暴，很抱歉延误了行程，等下午风暴一过，游艇马上就能出发。

游艇停泊的地方离海滩不远。天气不怎么好，有风，不时还会下点儿雨。

九十点钟的时候，马克提议上岸参观一下他们在游艇上能够看见的那座海滨小镇。他拒绝了。

他在狭小的私人餐厅里吃了几口午饭，餐厅建在游艇的中层甲板上，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最多容纳八人。

他有种感觉，自己好像正假冒他人的身份活着——他还穿着昨天入睡时的衣裳，卡地亚派仕香水的味道数日未散，已变得难闻起来。

今早醒来时，灰色的光线聚拢在窗户上。他抬头看了一眼，先是有些迷惑，接着明白过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跳海这件事得晚上做——这样就没人会留意，也没人能救他了。等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只会发现他的房间空了，而他已在神秘莫测的大海中消失。船尾拖着长长的水迹，水迹渐渐消散。

他已是花甲之年，大腹便便，面容俊朗，但头发已掉去了大半。他穿着一件有大翻领的黑绸衬衫，脚上蹬着一双白皮鞋。

海水表面湛蓝，如燧石般冰冷又无情。私人餐厅外，狂风将雨水拍打在高高的窗户上。海面波涛汹涌，对面的克罗地亚小镇正瑟缩于岸上。多石的山丘屹立于小镇上方，直入云霄。

他放下叉子，把马克叫了过来，要了支雪茄。

马克去存放雪茄盒的地方取了支雪茄过来，又问他要不要喝餐后酒。他摇了摇头。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先生？”马克问，他来自桑德兰
[1] 。

“没有了，谢谢你。”

马克端着一托盘的东西离开了。

几分钟后，他还没有点燃雪茄。

他走到露台上，低头望向海面。汹涌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翻滚着。

海水汹涌澎湃，波浪时暗时明。

汹涌才是最重要的。

汹涌。

海水汹涌澎湃，波浪时暗时明。望着这一幕，他有些恍惚。大海有多重呢？他开始认真思考起了这个问题。大海的体积是多少？平均深度是多少？表面积是多少？在他看来，后两个问题的答案不难算出。一旦解决了后两个问题，大海的重量就能算出来了——水的体积和重量实际上是一回事
[2] 。

他走回餐厅避风，又把马克叫了过来。

马克出现后，他开口说：“马克，请你帮我搞清楚两件事。”

“好的，先生。”

“第一，这海的平均深度是多少？”

“好的，先生。”马克回答。

“第二，它的表面积多大？”

“是海的表面积吗，先生？”

“对。”

“您还需要知道别的什么吗，先生？”

“没有了。”

“我去弄清楚，先生。”

“谢谢你，马克。”

餐厅内，他独自一人坐在桌旁，焦急地等待着马克的答案。终于，他点燃了雪茄。

几分钟后，传来一记敲门声。

“请进。”

“我帮您查清楚了，先生。”马克说。

“嗯？”

“平均深度是三千六百八十二米。”

“这么深……？”他咕哝着，把数字记了下来，“好……”

“表面积是三亿六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你确定？”

马克犹豫了一下：这答案是他在谷歌网站上搜索到的。不过，他的这位老板大概对此并不知情，说不定还以为他刚才给世界顶尖大学的海洋学专家打了咨询电话——老板以为这些专家肯定会乐意拨冗为他解答难题。

“我确实查过，先生。”马克自己也有点儿怀疑。

“好。那就没问题了。”

“您还需要什么吗，先生？”

“暂时不需要。谢谢你。”

“好的，先生。”

马克退下了。

他兴奋地在纸上算了起来。许多年以前，他在苏联的一家技校里学过这些。

表面积的单位是平方公里，得先把平方公里换算成平方米。一平方公里等于……等于一百万平方米……

再用这个数值乘以平均深度……

乘出来了好多个零。

就得到了体积……

体积跟重量数值相同。

1 329 202 000 000 000 000吨。

大约是十三万兆吨。

算出来了！

这就是这片海的重量。

他扔下手中的笔，颇为得意地吸了口雪茄，从鼻孔里喷出了一股烟。

他又烦心起了另一件事。

海水里有盐——这会不会影响海水的重量？

还有压强。大海深处的压强会影响计算结果吗？在海洋深处、在巨大的压力下，一立方米的海水也许会比一吨更重？

他又把马克叫了过来，给他布置了更多的任务。马克去找答案的时候，他吸完了那支雪茄。桌面上涂了层清漆，映出了他吞云吐雾的影子。他伏在桌上。

这次，马克用的时间长了些。

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才又一次传来了敲门声。

马克详细地解释着影响盐水重量的因素，他却已完全丧失了兴趣。

说到压强对水质量的影响时，马克尤其啰唆。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了，只是坐在那里，研究着那个烟头。马克用温和的泰恩赛德
[3] 口音又讲了一会儿，才停了下来。

一阵长久的沉默。

“先生？”马克叫他。

他好像猛地回过了神。“怎么了？”

“您还有什么需要了解吗，先生？”

“没有了。谢谢你。”

“谢谢您，先生。”

此时已接近傍晚。两台皮尔斯蒂克柴油机开始运转，这条一百四十米长的游艇又开动了。空旷的海面上，天色还很亮，深红色的强光照射在每处暗波上。远处，海岸从视线中缓慢滑过，消融在初降的暮光中，只有镇上那微弱而安静的灯光还可辨认。

恩佐还穿着那套白色的制服，显得很精神，他亲自前来汇报天气情况，说游艇航行顺利，明早十点左右就能到达克基拉
[4] 。恩佐询问是否打算在克基拉上岸，需不需要再安排相关事宜。

“不用。”

恩佐又问他，到了科孚岛之后，游艇要往哪里开？

“我不知道。”

恩佐大度地点点头，等了片刻——以往这种时候，老板若是独自一人（好比现在），便有可能邀请他这位来自马耳他的大副喝上一杯，就着威士忌聊聊船只和大海。有时候，老板也会问起他之前当油轮船长时的日子，或是给他讲些政治、经济和世界局势方面的知识。可今天不行——今天，老板不想说话。

他对马克说，他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晚饭。

马克问他想吃什么。

他只是耸耸肩，说让厨师随便做点儿就行。

一个小时后，马克端着托盘出现了。他揭开每只盘子上的银质盖子，报着菜名：龙虾蛋奶酥、菲力牛排配烤冬蔬，还有一份儿迷你苹果挞，上面浇了一勺杏仁冰激凌。马克还带来了半瓶香槟和半瓶卓龙酒庄2001年出产的葡萄酒。

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几乎什么都没吃，现在觉得饿了，腹内空荡荡的。他吃了蛋奶酥、牛排和蔬菜，喝了点儿葡萄酒，没碰苹果挞和香槟。

天已彻底暗了下来。海面上，只有游艇发出的微弱灯光。

跳到黑黑的海水里去。

跳入冰冷的海洋深处。

说实话，在这么大的一艘游艇上，要怎样才能径直跳进海里呢？他正站在房间外的露台上。这是船主的房间，靠近游艇顶部、面向船尾，露台上风力不大。他低头望向下一层的露台——那层甲板比他站的这层要大得多，游泳池也在那里，还有座更大的露台，能容纳八十人用餐跳舞。不过，他所站的位置看不到那层甲板的全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

大露台上举办过不少派对。此时，他看到有个人正在上面走来走去，吸着一支烟卷，只在黑夜中露出了一个小小的轮廓。他不知道那人是谁：游艇上有几十号人，他不是每个都认识，有的甚至算不上眼熟。船上有恩佐管理的驾驶队、后厨人员，有马克和他手下的助理乘务员，还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维护泳池及其他娱乐设施、动力系统和袖珍潜艇。总有不同的打杂工人拿着拖布擦甲板。退伍军人皮埃尔和马蒂斯也常带着武器巡逻——也许在下面抽烟的男人就是皮埃尔。对，应该就是皮埃尔。皮埃尔正站在下面，望着游艇的尾波在海面上扩散开来。

他所在的露台靠近游艇顶部。黑暗中，从这个位置看去，游艇的尾部只是隐约可见。

如同磷光一般漂浮在暗夜之中。

影影绰绰。

从他站的位置跳下去，至少得坠落二十五米才能到达海面。他不会溺死，却会摔死，可能还没到达海面就先摔到下层的甲板上了。他可不想这样。

他还没仔细研究过投海的可行性。

每过一分钟，他投海的可能性就减少一分。

他想象了一下身处冰冷海水中的情景，不禁心生恐惧，整个人颤抖起来。

他不会真去这么做的。

意识到自己没有投海的勇气，他满心绝望。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如果决定活下去，他该怎么办？

他颤抖起来，走回屋内。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突然，他感到极其疲倦，便将这个问题抛到脑后。

他关上了露台的门。

“关灯吧。”他对自己说，声音轻柔又冰冷。接着，他把灯关上了。

[1] 桑德兰：英格兰东北部的沿海城市。——译者注

[2] 重量等于体积乘以密度。水的密度是1g/cm3，在重量单位取克、体积单位取立方厘米的情况下，水的重量数值就等于体积数值乘以数字“1”。因此，水的重量和体积是同一数值。——译者注

[3] 泰恩赛德：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都市区。——译者注

[4] 克基拉：希腊城市。——译者注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拉尔斯上了船。

阿勒科山德站在暖和的晨光中，望向科孚岛多石的海岸。汽艇从海港入口处出发，正驶向“欧罗巴号”游艇停泊的地方——这艘汽艇是“欧罗巴号”自带的，平时就收纳在游艇一侧的舱内，舱位与船的吃水线齐平。到了游艇附近，汽艇一下子放慢了速度。

他正站在房间外的露台上，身上穿了件晨衣。从这儿看去，汽艇已离开了他的视线。

汽艇开到了游艇的吃水线附近，正调转艇身，好与敞开的舱口平行。这艘汽艇的样子有点儿像航天器，安有专门的小型发动机，能以缓慢的速度侧向行驶。汽艇将与游艇对接，进入舱内，待汽艇在舱内就位后，舱内的海水就会排空，汽艇则会被安放于钢架之上。舱内有台电梯，直通游艇的上部区域。

几年前，在乐顺公司位于基尔运河
[1] 的造船厂内，他观看过汽艇入舱的演示。

当时，他打算到船厂订购一艘游艇，恰巧看到了“欧罗巴号”。“欧罗巴号”是别人订下的，正在最后的试航阶段。

“我喜欢这艘，”观看演示时，阿勒科山德说，“我想买下来。”

“我们可以为您定制一艘差不多的。”他旁边站了位游艇公司的职员，听阿勒科山德这么说，便笑着作答。两人都穿着色彩醒目的背心，戴着头盔。

“那得等多久？”

“两三年吧。”职员看着已接近尾声的演示，表情颇为自豪。

“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就想要这艘。”

职员笑着，脸上的橙色胡子抽动了一下。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阿勒科山德说，“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没有。我就要这艘。”

职员解释说这艘游艇有主了，它本来就是为人家定制的……

“买家出了多少钱？”

职员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怀疑的神色，开口道：“两亿欧元，差不多是这个数。”

“我给他两亿五千万，”阿勒科山德说，“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说有人要出两亿五千万买下他的船。不管成交与否，我今天都要你给个准信。”

眼下，舱门关闭的声音从游艇的吃水线处传了过来。他不慌不忙地走回船主房间，房间是椭圆形的，十分宽敞。

二十分钟后，他在带泳池的那层甲板上跟拉尔斯碰了面。碰面前，他换了身衣服，还喷了一些卡地亚派仕香水。

十一月的阳光很暖。甲板上有座顶棚，人待在下面十分舒服。

看见阿勒科山德走过来，拉尔斯站起了身。

“早上好。”他说。

阿勒科山德没说话，只是拍了拍这位律师的肩膀，在桌边坐下。

拉尔斯也坐了下来。他今天穿的是亚麻裤子和蓝色T恤，配了一双皮凉鞋。拉尔斯在科孚岛上有栋别墅，正在那里度假。昨晚，阿勒科山德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就在附近，要跟他见个面。拉尔斯面前还有份儿没吃完的煎蛋卷。

“你先吃吧。”阿勒科山德对他说。

拉尔斯吃得飞快。

“最近怎么样啊？”阿勒科山德问。

“我还可以，”拉尔斯的回答很得体，他已经把煎蛋卷吃完了，“您呢？”

“不太好。”阿勒科山德很坦诚。

拉尔斯拿起一块硬硬的亚麻布餐巾，擦了擦嘴。

“因为伦敦的那个案子？”他问。

阿勒科山德耸耸肩，一脸阴郁。

一年前，他向伦敦的一家法院提起了重大诉讼，近日败诉了。被告是个俄罗斯人，阿勒科山德从前提携过这个年轻人。他坚称这个叫亚当·斯帕斯基的年轻人多年前曾骗走了他的一大笔钱，足有十亿欧元之多，为此，他提起诉讼。上周，法院才做出判决，判决结果极为偏袒斯帕斯基。此外，判决结果还明确质疑了阿勒科山德的诚信度。“不光是败诉的事，”他说，“你听听法官说的那些话。她真是个……婊子。”

拉尔斯点点头：“嗯，那些话是不怎么好听。”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没错。”

“依你看，他给了那位女法官多少钱？”

“有的是比这更离谱的事。”拉尔斯本人并不太赞同阿勒科山德的看法——英国法官岂是这么容易就能被收买的。

“就说收了多少钱吧，依你看。”

拉尔斯耸耸肩，不愿对此做出推断。

阿勒科山德兴奋起来：“我一直在想，咱们应该调查调查她，找出她受贿的证据，怎么样？这么一来，她可就算完喽，整个案子也得重审——说不定我们就能胜诉了呢。你觉得呢？”

“您说了算。”拉尔斯回答。

“你觉得应该这么做？”

拉尔斯不得不开口了:“说不好这么做有没有用。”

“他买通她了，妈的！”阿勒科山德嚷嚷起来。

“有这个可能。”

“你听见她是怎么说的了吗？”

“嗯……”

“她说我是个骗子，说这些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她没用‘骗子’这个词。”

“哦，她是没用这个词！她还不如直接这么说呢。”

“她的话确实有点儿重了。”拉尔斯承认。

“在这之前，”阿勒科山德说，“我一直相信英国法律的公正性。”

“法律不是完美无瑕的，”拉尔斯像位哲人般说道，“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司法腐败透顶。”

“那倒也不见得……”

“就是腐败……”

“那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事。”拉尔斯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建议阿勒科山德打这场官司——显然这是一场必输的官司，他根本就不想掺和进来。但此刻，这些事情他一句不提。“我们得向前看。”

阿勒科山德几乎笑出声来：“还有什么可看的？”

拉尔斯笑了，有些忧伤。“人生？”他戴了一副十分昂贵的太阳镜，镜框是玳瑁的。

“人生。”阿勒科山德喃喃说道。他望向大海。

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现在处境如何？”他阴郁地问，“你跟我说说。”

这就是这次会面的目的——官司已经输得一败涂地，得好好盘算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一直以来都是拉尔斯在帮他打理资产——从安道尔
[2] 到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3] ，他将阿勒科山德的财产分散到各处，打造出一条迂回曲折的“财富线”。现在，这位大律师顿了一会儿方才开口：“形势不太乐观啊。”

这一点，阿勒科山德清楚得很。

他资产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鲁斯弗雷克斯公司——这家公司曾是世界第二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如今却一文不值——公司本就负债累累，超级周期
[4] 又早于他的预期结束，金属价格大跌，公司一蹶不振。此前，拉尔斯和许多人都反对他发起债务驱动的大规模扩张项目——但凡对中国的形势有所关注，就该知道这个项目的风险有多大。可阿勒科山德就是听不进去——他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犯错的一天。

他在别处的矿业账户跟鲁斯弗雷克斯公司有关联，资产也缩水了。

他名下那家乌克兰航空公司的资产也正在清算中。

（拉尔斯是这么说的：“不巧赶上那个时点。”）

（阿勒科山德的措辞则更为直白：“我会干出这事真是疯了。”）

他朝大海的方向怒目而视。

两人又谈起了他在莫斯科的那家银行——它还有没有活路？答案似乎是没有。

这时，拉尔斯说：“据我所知，你还有几笔数目不小的资产。”

“说来听听。”

拉尔斯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小纸片，纸片上潦草地列着几行字。“萨里的一处房产、伦敦的一处房产、一架达索猎鹰
[5] 飞机、圣巴泰勒米岛
[6] 上的一栋别墅、巴巴莱斯科的庄园和几处葡萄园，还有这艘游艇。这些资产都托管在离岸信托
[7] 名下，清算时无须纳税，”他说，“此外，您还持有一家白俄罗斯移动电话运营公司的少量股份。这家公司在摩尔多瓦和黑山共和国开设了子公司。您的股份估值大概是两千万英镑。”

“哦，对了，还有这个。”

“这些股份托管在直布罗陀的一家信托公司名下。”拉尔斯补充道。

“这些股份是怎么来的？”

“您当时接管了那家褐煤矿公司。”拉尔斯回答。

“哦，对。”

“还打算在它的基础之上组建一家新公司。”

“对。”

“您尚未处理的资产都在这儿了，”拉尔斯说道，“总价值大概是两亿七千五百万英镑。我估计是这么多。”

乘务员推着一辆手推车走了过来，用一只银壶给他们倒咖啡。

拉尔斯说了声谢谢。

乘务员走后，拉尔斯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这是您的债务情况。”

阿勒科山德往咖啡里加了点儿甜味剂。“尽管说吧。”

“律师费，这一项至少负了一个亿，后续还会增加。”拉尔斯说道。

拉尔斯没有明说，不过这笔钱里包括阿勒科山德欠他的两百万英镑——他曾以个人名义为阿勒科山德提供法律服务，在列支敦士登
[8] 建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信托公司。

他接着说道：“官司还没完，债务只会越来越多——又是一个亿，还只是我估算的，”他告诉阿勒科山德，“这就已经有两亿了吧，可能比这还得多点儿。把债务都还清，你就还剩——”拉尔斯终于摘下了太阳镜，他的皮肤泛着淡淡的黝黑，更凸显出双眸之蓝，他今年四十多岁，但看着还要年轻些，“五千万到一亿欧元？”

阿勒科山德的太阳镜还没摘下。他移开目光，语气冷淡而平静：“有件事你还不知道。”

“什么？”

风刮了起来，碧蓝色的海水泛起白浪。他察觉到这艘巨大的游艇正驶进一片汹涌的海水中。

阿勒科山德说：“科谢妮亚要离开我了。”

拉尔斯吃了一惊，他什么也没说。

“就是这样。”

庭审期间，她每天都坐在阿勒科山德身边，陪他度过漫长的数个小时，倾听律师辩护、纸张翻动的声音。她一直坐在他身边，神情担忧、全神贯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一直陪着他。

周四早上，法庭做出了判决。

经济上，他一败涂地，这已成定局，但是糟糕的并不是他的失败和随之引发的后果。

而是那位女法官对他的评价。

“她的话确实有点儿重了。”连拉尔斯都不得不这样承认。

她宣布判决结果时，阿勒科山德看到亚当·斯帕斯基像往常那样笑了——这笑容几不可察，而斯帕斯基的蓝色双眸中没有一丝波澜，只有一贯让人费解的空洞。看到这个笑容，阿勒科山德才意识到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一场噩梦。他的人生就这样了。

走出法院大门，台阶上簇拥着大批记者。他吃了一惊，慌乱间不知该逃往何方，脑海里还不时闪现着斯帕斯基刚刚的笑容。保镖迅速护送他上了迈巴赫轿车，科谢妮亚紧紧抓着他的手臂。

他们回到了朗兹广场上的那栋房子里。屋里很暗，像是一座酒店，装潢冷冰冰的，一片肃静。就在这时，她告诉了他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

“我已经忍耐很久了，”她说，“就是不想在庭审期间提这事。现在庭审已经结束了。”

她说：“你这样是没用的，阿勒科山德。”

他冲她大吼。

“你自己说说，”她对他说，“你上次注意到我是什么时候？你上次为我着想是什么时候？你还留我在身边干什么？你都不愿意跟我睡了……”

他把一个日本花瓶摔在地上。

她呆立在那里，震惊得说不出话。

她说：“我要带双胞胎到圣巴泰勒米岛住两周。”

下午，两个孩子从学费不菲的英语学校回到了家。行李已经打包好了，在大厅里堆得高高的。她带着孩子们去了机场，随行的还有她的助理、私人教练、两个英国保姆和佩戴耳机的全部安保人员。他站在窗边，望着四辆车列队离开。

他太过震惊，甚至都没有阻止她。

他的喉咙吼疼了，眼睛也泛着红。

他就这么站在窗边，望着窗外。

“她想要什么？”拉尔斯问。

“伦敦的房子、圣巴泰勒米岛的别墅，还有钱。”

“多少钱？”

“我不知道。她的律师正在和我的律师商量这件事。”

“你们俩没结婚？”拉尔斯小心地问。

“没有，”阿勒科山德听上去很疲倦，“可那又怎么样？我们在一起十五年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

“孩子们多大了？”

“十岁。”

两个人都沉默了。

“你有孩子吗？”阿勒科山德问。

“有。”拉尔斯有点儿意外，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合作了这么多年，阿勒科山德还是第一次问起拉尔斯家里的事，对他的私人生活表现出兴趣。

“有，”他重复了一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友好些，“比您家的孩子们稍微大点儿，一个十五，一个十二。”

“哦，我还有别的孩子，年纪比你的大。”阿勒科山德说，“我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第一次离婚没损失多少钱；第二次嘛……简直是创纪录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该怎么办呢，拉尔斯？”

拉尔斯就事论事。“您得先变卖些资产，把律师费和其他债务给结了。我的建议是，您就别上诉了——胜诉的概率很小，”他继续说，“上周一判决一出，基本已成定局。”他等着看阿勒科山德的反应。

阿勒科山德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盯着海面，似乎在想别的事情。

“如果，”拉尔斯继续说，“您想把所有未结的款项都结了，需要——我刚才说过了——大概两亿英镑。”

他给阿勒科山德留出了一点儿消化的时间。

对方却是一副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

“运气好的话，”拉尔斯的口气里透出了一丝乐观，“这艘游艇就能卖出那个价。”

“不，”显然，他的话阿勒科山德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我看卖不了那么多。”

“一亿五千万？”拉尔斯猜测。

“有可能。”

“那就得再凑五千万，”拉尔斯思索着，“依我看，您得把那架猎鹰飞机卖了。”他接着说，“我估计，光是飞机的维护费用就不少。”

事实上，拉尔斯不用想也知道维护飞机得花不少钱：几年前，他在马恩岛成立了信托公司，把飞机托管到公司名下，每年都得花费几百万英镑维护。

“所以，把飞机卖了吧？”

“好。”阿勒科山德有些心不在焉。

“希望能卖到两千万，”拉尔斯说，“最近这种飞机的行情还不错。”

“好。”

“那就只差三千万了。”

阿勒科山德没说话。

“伦敦和圣巴泰勒米岛的房子要给科谢妮亚吗？”拉尔斯问。

“她想要。”

“她能拿到手吗？”

“可以。”

“那钱呢？”

“她肯定要钱。”阿勒科山德回答。

“您不知道她想要多少？”

“不知道。”

“我猜，应该不会超过一千万英镑，”拉尔斯说，“不能比这再多了。”

阿勒科山德还穿着那件黑绸衬衫。他只是耸耸肩。

“如果把萨里的房子和巴巴莱斯科的庄园卖了，就能把债务还清，还能余出一千万英镑给她。”

风从露台上拂过。不远处，一位非洲裔妇女正在用拖布清洁着甲板。她穿着印有“欧罗巴号”标识的白色网球衫和运动裤——这是游艇上工人们的制服。显然，她是新来的——人家让她来泳池这层的甲板上拖地，她却不懂得该等他们两个走了再拖。

风吹皱海面，泛起点点光斑。

海面上还有几艘小型的轮船，在克基拉港进进出出。几百米外，一艘从雷埃夫斯港出发的早班渡轮正好经过，船身跟“欧罗巴号”差不多大。

阿勒科山德问：“那么，我还剩什么？”

“您还有，”拉尔斯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白俄罗斯那家电话运营公司的股份。”

“就这些？”

“对。换算成英镑，大概是两千万。”拉尔斯告诉他。

“两千万英镑？”阿勒科山德含糊地说。

“嗯。股息还不错，大概有百分之五吧。一年就是一百万英镑，差不多这个数。我觉得，这就，”拉尔斯开了个玩笑，“足够生活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

再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严肃起来：“不过税务方面得小心操作。”

税务“操作得当”的情况下，拉尔斯本人一年的开支比一百万英镑多不了多少。

这句玩笑没能逗乐阿勒科山德，他似乎根本没在听拉尔斯说话。终于，他抬起头看着拉尔斯，好像根本不记得对方刚刚说了什么。他仿佛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留下来吃午饭吗，拉尔斯？”他问道。

两人在私人餐厅外的小露台上搭了张桌子，用了午餐。马克和一位越南裔的年轻乘务员学徒在旁服务。阿勒科山德说想吃寿司，可惜船上做不了。他突然大发雷霆，冲着马克嚷嚷了好一会儿，拉尔斯移开了视线。最后，他们吃了烤鲑鱼、茴香沙拉和新鲜的马铃薯，开了一瓶相当不错的普伊-富赛葡萄酒。阿勒科山德又给拉尔斯讲起了乌兰巴托的那件事：他还在乌兰巴托时，有一天临时起意，晚餐要吃顿寿司。这事他之前给拉尔斯讲过，可自己又忘记了。

“你听我说，”他语速很快，精力充沛，像是还没从刚才的嚷嚷中缓过劲儿，“那时候，在乌兰巴托，根本就不可能吃上像样的寿司。不过现在就不一定了，我也不知道。”

拉尔斯点点头，竭力装出一副认真在听的样子。

“我就跟阿兰说（阿兰的职责就是满足阿勒科山德的一切愿望，不论他身处何处）：‘我今晚要吃寿司——正宗的寿司，明白吧？不是当地人粗制滥造的垃圾，知道吗？’”

拉尔斯尽量让自己笑得再开怀些，而不是啼笑皆非、佯装期待，他想扮出一副确实感兴趣的样子。

“你知道阿兰是怎么做的吗？”阿勒科山德问他。这时，马克正站在拉尔斯身边，为他添了些酒。

拉尔斯还保持着脸上的笑容。他早就知道阿兰接下来做了什么，可还是摇了摇头，用餐巾纸沾了一下嘴唇。他低声向马克道谢。

“他给伦敦的‘乌汶’打了电话。”阿勒科山德说，“你知道那家餐馆吧？”

“嗯。”拉尔斯回答。

“他给他们打了电话，订了将近……将近一千英镑的寿司，”阿勒科山德说，“打包带走。”

拉尔斯礼貌地挑了挑眉。

“接着，他派人把寿司送到了法恩伯勒机场，用私人飞机空运，”阿勒科山德加重了语气，“送到了乌兰巴托。”他接着说：“寿司是当地时间晚上八点送到的，那时我正好想吃东西。阿兰对他办的这件事挺满意。我对他说：‘这寿司真不错啊，阿兰，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他告诉我是在伦敦的‘乌汶’餐厅做的。我又对他说：‘伦敦？你疯了吗？’他看上去有些不安，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说：‘你是怎么想的？从日本运过来不是更快！’”

拉尔斯挤出了一个无声的笑。

阿勒科山德摆出了一副十分严肃的面孔：“这事还上了报纸。”

“哦？”

“史上最贵的外卖——报纸上是这么说的。”

拉尔斯再次露出了一个无声的笑容。

“他们说这一顿饭花了五万英镑——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他们说得对不对。”

那时候，阿勒科山德有本专门的剪贴簿，所有与他相关的新闻报道都存在里面。有那么一阵，新闻总在报道他——人们说他是“钢铁大王”，都幻想着能像他一样富有，过上同样奢侈的生活。他还全职雇用了一位刚从牛津毕业的女大学生，年轻漂亮，专门替他管理这本剪贴簿。可如今，与他相关的报道越来越少了。

“我应该在乌兰巴托做点儿商业地产投资的，”阿勒科山德惆怅地说，“当时我还真想过要这么做。”

“那一定会是一次成功的投资。”说着，拉尔斯抿了口酒。拉尔斯本人在一家投资信托持有少量股份，这家信托由他的一位熟人经营，只做蒙古地产方面的项目，而在过去几年间，这一领域取得的效益全球领先。这件事，拉尔斯倒没提起。

阿勒科山德说起了乌兰巴托一家大型办公楼和购物商厦的开发项目——差一点儿，他就投资了这个项目。

正在这时，恩佐来了。

是阿勒科山德让他来的。阿勒科山德没再说蒙古投资的事，而是对恩佐说道：“咱们往摩纳哥开吧，恩佐。我答应捎拉尔斯一程，送他回家。”

刚开始吃午饭那会儿，拉尔斯就和他说好了这件事。

来之前，拉尔斯就是这么打算的。

为此，他随身带了几只手提箱。

晚饭时，阿勒科山德讲起了俄罗斯的历史，这是他一向钟爱的话题。

拉尔斯点点头，对他的评论表示赞同。

阿勒科山德坐在桌子的一头，周身笼罩在雪茄的烟雾中。他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自己曾试图将俄罗斯转变为拥有自由市场的开明民主国家，但是失败了。

两人正坐在狭小的餐室内，天花板上嵌着卤素灯，照着下方缭绕的烟雾。

桌上放着一大盘手工巧克力，形状很不规则，上面撒了一层纯可可粉。拉尔斯已经吃了两块，他想再吃一块，正犹豫着是现在吃还是等马克把咖啡端来。他开口道：“真是错过了大好的机会。”

“这是历史性的悲剧。”阿勒科山德对他说。

“历史性”——这是阿勒科山德最喜欢的一个词。

拉尔斯知道，阿勒科山德自视为历史人物。他总喜欢给人讲历史的兴衰变迁，仿佛自己曾身临其境。有一次，他问拉尔斯：“你认为历史将如何评价我？”

拉尔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犹豫了一下，只得回了一句老套的俏皮话：“那得看历史由谁来写了。”

几年前在瑞士达沃斯，阿勒科山德告诉他，自己打算写几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部头著作，将自己的生平和所处时代记录下来。

据拉尔斯所知，他到现在都还没动笔。

此刻，阿勒科山德又讲起了他的叔叔。拉尔斯之前曾听他讲过——他叔叔是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肃反运动
[9] 中“清理”了不少人。拉尔斯已经听过这位叔叔的事了。阿勒科山德很仰慕这位长辈。

“小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个老糊涂，”阿勒科山德说，“他很老派，你懂的。”

“嗯。”拉尔斯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老是戴着一顶过时的帽子。”

“然后呢？”

“头发还剪得乱七八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看他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内心深处有钢铁般的意志，是个坚强的人。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势变了，他处境很艰难。”

“那肯定……”

“据我所知，斯大林，”这时，马克送来了咖啡，“是他的偶像。他崇拜他，发自内心地崇拜。”

“确实有这样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就做了那个报告。”

“嗯，就是所谓的‘秘密报告’
[10] 。”拉尔斯说。

“这场报告后，所有人都得道歉，说自己从没认同过斯大林。可我叔叔就不肯这么说——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送命，可他就是不肯。就像《唐·乔瓦尼》
[11] 的结尾——”阿勒科山德说，“就算面前是通往地狱的大门，他也不肯道歉。他绝不肯做个伪君子，就是这样。”

拉尔斯只是点点头。

“我父亲就道歉了。”阿勒科山德又告诉他。

“是吗？”

“嗯，是这样。”

送完咖啡，马克悄悄退了下去。

“我父亲道歉了。我叔叔——他也叫阿勒科山德，名字跟我一样——他就不肯道歉。他认为自己什么也没有做错，错的是敌人。他相信历史会为他作证，结果却没有。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勒科山德听上去非常疲倦，“自杀了。”

“很遗憾。”

阿勒科山德耸耸肩，已是精疲力竭。“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日子没什么盼头，”他又说，“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一辈子。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

拉尔斯点点头，表示理解。

“你说他活着还有意思吗？”

“没有吧。”拉尔斯回答。

阿勒科山德点点头，把湿漉漉的烟头碾灭。“没有。”他说道，“人就这么没了。就这么回事。”

次日早上，游艇驶经卡碧岛
[12] ，从岛屿的左侧经过。整个那不勒斯笼罩在一层烟雾之中。拉尔斯站在小小的露台上，身上是印着“欧罗巴号”标识的浴巾长袍，质地蓬松。他望着游艇驶过的风景，空气温和又新鲜。他没睡好——昨晚，他喝了不少好酒，还品尝了“二战”前生产的雅玛邑白兰地。回到房间后，他打开娱乐设备，从几百部影片中挑出了塔科夫斯基的《乡愁》
[13] ，看了起来。他很熟悉厄兰·约瑟夫森
[14] 说瑞典语的声音；听到他的对白被配成了意大利语，倒觉得有些奇怪。片子没看一半，他就睡着了。

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

是马克。

马克说阿勒科山德想请他共进早餐。

这恰恰是拉尔斯不希望的。

“谢谢你。”他回答，“请转告他我一会儿就到。”

半个小时后，拉尔斯出现了。恩佐正在向阿勒科山德汇报情况——游艇预计将于今天午夜停靠在蒙特卡洛
[15] 的码头。

拉尔斯坐了下来。他穿了一件毛衣，刚刚冲了澡，头发还湿着。

“我今早接了个电话，”恩佐走后，阿勒科山德说，“是我伦敦的律师打来的。”听上去，他的心情不怎么好。

拉尔斯正吃着炒蛋。听到这个消息，他迅速抬起了头。

阿勒科山德接着说：“科谢妮亚的律师跟他们提条件了。”

“嗯？”拉尔斯边说边大口吃着饭，“什么条件？”

“她要那两处房产……”

“伦敦和圣巴泰勒米岛的那两处？”

“对。”

“还有……？”

“她还要两千五百万。”阿勒科山德说。

“英镑吗？”

“对。”

“不可能给她那么多，”说着，拉尔斯吃了一口鸡蛋，“您要跟她打官司吗？”

阿勒科山德点点头。他正在喝气泡水，大概还宿醉未消吧，看起来像是没睡好——说实话，他整个人看上去糟透了。

“这帮人就是想先打一枪试试，”拉尔斯分析着，“他们想拿到高于一千万的金额，就先报价两千五百万。他们的底线应该是一千五百万——不过，就算这个数也太多了。跟他们打官司吧，”他建议，“最多只能给一千万。”

乘务员拿着壶，给拉尔斯倒了点儿茶。

这茶妙得很，是拉尔斯喝过的最好的茶——他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它尝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茶，比茶更细腻，口感更微妙，味道也更浓烈。他问阿勒科山德：“她知道您……”他不知该如何措辞，“现在的处境吗？”

阿勒科山德沉默片刻。他还盯着海面，看着浪花你追我赶，奔向灰色的海平线。他说：“我不清楚。”

“那可能是她不了解情况，”拉尔斯想安慰他，“她要了这两千五百万，就等于……”

拿走了你的一切。拉尔斯刚想这么说。

“以后你就比我有钱了，拉尔斯，”阿勒科山德的语气不无凄凉，“等这一切结束之后。”

拉尔斯不知该如何作答——阿勒科山德说得不无道理。他只是嘟囔了一句，接着开口道：“这是什么茶？阿萨姆吗？”

阿勒科山德没理会他。“我该给你打工。”他说。这大概是句玩笑话。他的语气中既带着笑意，又带点儿呜咽。

“最多一千万英镑，不能再多了。”拉尔斯重复了一遍。他的态度坚定，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不能，”阿勒科山德表示赞同，“不能的，得跟他们打官司。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的确。”

“没错。我们得好好计划怎么处理资产，”看到阿勒科山德的情绪突然有了明显的变化，拉尔斯便找准时机抛出话题，“我们昨天已经说好了，现在把细节敲定一下。”

他望着阿勒科山德，生怕自己又破坏了他的心情。

阿勒科山德看上去还好。

他正在吃着葡萄，慢条斯理地把葡萄从梗上揪下，填进嘴里。

拉尔斯掏出一张纸条。

接下来的一个钟头，他们谈了资产的处置问题：要把达索猎鹰飞机、巴巴莱斯科的庄园、萨里的房子和这艘大游艇卖掉。这几样资产，拉尔斯心里已有了大致的买主人选。

阿勒科山德吃着葡萄，面不改色。比起眼下正在讨论的话题，细长的绿葡萄似乎更让他感兴趣。

拉尔斯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一切都搞定后，阿勒科山德大概能剩下几百万的现金，还有那家白俄罗斯移动运营商的股份。

“这不是我第一次惨败，”阿勒科山德开口道，“你知道的，拉尔斯。”

“您是指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拉尔斯试探地问道。他还在记录刚才的谈话内容。

“没错。”

拉尔斯手上的动作没停：“嗯，那次打击可不小。”

“那当然。”阿勒科山德回答。

拉尔斯低声叨咕着什么，他在想些别的事情。“当时真是一团糟啊，是吧？”

“当然。”

事实上，阿勒科山德还颇为留恋那段时光。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时光和之前的苏联解体构成了他人生中极为活跃的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那时，他才四十出头，就已是对外贸易部的高级官员了。对外贸易部掌管着苏联的一切对外贸易活动。解体后，企业不知如何凭借自身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自然资源领域的贸易，也无法进行贸易融资。他抓住了这个时机。后来，事情的发展超乎了他的想象，一时之间，他似乎无所不能：他以个人的名义成立了一家国际贸易银行，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服务。很快，这家银行便开始从工业企业中获取股份——鲍里斯·叶利钦通过“贷款换股份”的策略二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前国有企业的大额股份流入少数人手中，形势对他也就更有利了。有人靠石油发了家，有人靠镍，有人靠铝，还有人靠俄罗斯航空公司捞了一笔，他则在铁矿中掘得了大笔财富，成为“钢铁大王”。短短几年间，他从苏联一位略有职权的官员一跃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铁矿巨头老总。

事实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并未令他一败涂地，只是破产的风险确实存在过罢了。他名下的那家国际贸易银行的确面临过大量诉讼，不过，他设法保住了他的钢铁帝国：在拉尔斯的帮助下，他偷偷将股份转移到离岸信托名下——这些信托有的在开曼群岛
[16] ，有的在更远、更偏僻的地方，有着神秘的名头和错综复杂的背景。

阿勒科山德还坐在桌边，似乎正在盯着远方地平线上的某处。拉尔斯继续在纸上写着什么。

1998年的金融危机令人们恐慌。阿勒科山德常想，他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却保住了财富。那年夏天，经济未彻底崩溃，他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当时他说：“我要办场该死的派对。”于是，他租下了布莱尼姆宫
[17] ，宴请了上千人，他的偶像鲁伯特·默多克
[18] 也到场了。草坪上停着数架直升机。那时，他还年富力强，挽着新任女伴科谢妮亚。派对上燃着烟花。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啊，朋友。

“好时光都过去了，拉尔斯。”他喃喃地说。

拉尔斯抬起头。“什么时光？”他问。

“那段时光。”

[1] 基尔运河：位于德国境内，全长98.26公里，是沟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重要水道。——译者注

[2] 安道尔公国：西南欧的内陆国，位于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处。——译者注

[3]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荷兰在北美洲的自治领地，2010年解体。——译者注

[4] 超级周期：经济学术语，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宗商品（农副产品、金属产品、化工产品）的价格出现反常，呈现长期、大范围价格上涨的现象。——译者注

[5] 达索猎鹰：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生产的公务机。达索飞机制造公司的总部位于法国。——译者注

[6] 圣巴泰勒米岛：加勒比海上的法属岛屿，有许多豪宅和高档餐厅，是社会各界名流的度假胜地。——译者注

[7] 离岸信托：指设在海外，特别是税制较为宽松国家的信托。——译者注

[8] 列支敦士登：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位于瑞士和奥地利之间，是著名的“避税天堂”。——译者注

[9] 苏联肃反运动，也被称作“大清洗”，指1934年斯大林时期施行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在此期间，苏联共产党内部人员遭到“清洗”，一些无辜人士也遭到迫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译者注

[10]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夜里，赫鲁晓夫向大会代表做了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国内各领域中的影响。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秘密报告”。——译者注

[11] 《唐·乔瓦尼》：莫扎特所作的歌剧。主人公唐·乔瓦尼是一位西班牙贵族，十分好色，四处猎艳，甚至将交往过的女子都记录在册，以显示自己“能力不凡”。歌剧的结尾，唐·乔瓦尼拒绝悔改，因此被拉入地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译者注

[12] 卡碧岛：位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区，风景秀丽，是度蜜月的胜地。——译者注

[13] 《乡愁》是苏联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位苏联诗人携女翻译前往意大利，寻访一位十八世纪作曲家生平的故事。塔科夫斯基曾凭借此片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译者注

[14] 厄兰·约瑟夫森：瑞典演员、编剧，《乡愁》的主演之一。——译者注

[15] 蒙特卡洛：摩纳哥城市，以赌博业闻名世界。——译者注

[16] 开曼群岛：英国在北美洲西加勒比群岛的海外属地。——译者注

[17] 布莱尼姆宫：别名丘吉尔庄园，位于英国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镇。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18] 鲁伯特·默多克：世界报业大亨，全球富豪。——译者注

第四章

飞机在下降过程中，光亮被阴暗取代。方才，飞机还在上空时，阳光普照，天空蓝得令人无法直视，现在窗外暗了下来。飞机越飞越低，视野也越来越暗。下一刻，十一月晨间的湿气扑面而来，湿润的大地潜伏在半明半暗的天色下。高速公路上，轿车开着前照灯飞驰而过——这里是英格兰的东南部，此时正是早高峰，大地被低垂的云朵笼罩。镇子上平淡无奇，一座座房屋簇拥成一团。随着飞机降落，地面上的景致显得越发清晰。飞机的窗玻璃上沾了水珠，透过这些水珠，阿勒科山德看见了一家污水处理厂，一片被狂风摧残的草地，听到了停机坪上的飕飕风声……

昨天半夜，游艇停靠在蒙特卡洛的码头。

直升机从威尼斯出发，已提前一天在尼斯
[1] 机场就位。

今天一早他便飞往伦敦。他不得不向拉尔斯借了一万欧元，好支付飞机的燃油费用，这令他感到羞耻——此前，飞行员给他打了电话，尴尬地转达了道达尔公司
[2] 要求预付燃油费的意思。

落地后，飞机在跑道上平稳地滑行。英国的晨间风光如此真实，与他仅隔着椭圆形的机窗，仿佛触手可及。雨正不紧不慢地下着。

小小的航站楼在暮色中发着光。

他本不该再见到这个地方。

飞机颠簸了一下，便停了下来。

十分钟后，他坐在迈巴赫轿车里，不得不屈尊纡贵，跟其他人一同堵在柏油路上。他被告知今日能见度低，不宜驾驶直升机，因此，在雨中堵了一个钟头后，他才到达位于梅费尔
[3] 的办公室。律师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阿勒科山德来晚了。他向律师致歉，两人一同坐了下来。大门旁边有块门牌，写着“伊赛特控股有限公司”几个大字，擦得锃亮；这是一栋十八世纪的三层建筑，挨着花园巷，房内有多间办公室。他和律师所处的这间办公室位于二楼，天花板很高，房门是硬木做的，十分沉重。室内也有些现代化设备。

他昨晚整夜都没睡，此刻感到很疲惫。

这位男律师名叫希思。科谢妮亚的法律团队委托他来转达女方的要求，她想要伦敦的房产，圣巴泰勒米岛的别墅……

“我知道，”阿勒科山德开口，“你已经说过了。”

希思先生从文件上抬起头。“是的。”他说，“那么，您应该知道维克托罗夫娜女士的要求了？”

“伦敦的房产，别墅，还有两千五百万英镑。”

“对，”希思接着说，“她还要求获得您那架飞机的使用权，具体的使用条款将由双方共同确定。”

“飞机正在出售中。”阿勒科山德告诉他。今天天色阴暗，街上的出租车都打开了前照灯。尽管如此，从高高的窗口射进来的光线仍然刺痛着他疲惫的双眼。

“哦，”希思说道，“好吧。我会转告对方。”他在纸上写下了什么，抿了一口工作人员端来的咖啡。“我们认为，”他接着说道，“两栋房屋的价值已较高了，在此基础上，再付两千五百万英镑现金的要求就有些过分了。”

“是吗？”阿勒科山德看上去不怎么感兴趣。

“我们建议您对这项要求提出异议。”希思先生说道。

“提出异议？”

“我们认为，既然维克托罗夫娜女士已要求获得两栋房屋的所有权，那么法院极有可能会驳回她索要巨额赔款的要求。”

阿勒科山德不发一词。

希思接着说：“当然，您也可以按照对方索要的金额支付，但只转让其中一栋房屋的所有权。”

“你们认为我应该对这项要求提出异议，对吗？”阿勒科山德问道。他似乎没有听见希思的上一句话。

“对，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也就是说，要打官司？”

“那倒未必。如果维克托罗夫娜女士听取了合理建议，很可能就不需要了。但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阿勒科山德又陷入了沉默。他没看眼前这位中年律师，却仿佛正盯着一扇门上方的绿色出口标识。他的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面颊似乎凹陷了下去。希思心想，距离上次会面才过去几周，他就瘦了这么多，面容也苍老了不少；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似乎也萎靡了。

“我认为您无须担心任何事情，”希思说，“即便要打官司也一样。”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随后，阿勒科山德开口了。他的声音柔和又疲惫：“她想要什么就给她吧，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希思一脸茫然。“满足她的一切要求？”他问道。

“对。”

“恕我冒昧，我们并不建议您这样做……”

“我知道。”

希思还不死心。“对方律师的态度很强势，”他说，“我很怀疑他们并非真想要这么多。这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我明白。”

“也许您可以再考虑考虑。”希思提议，“这事不急。”

“不需要再考虑了，”阿勒科山德说，“她想要什么就给她吧。”

希思很困惑。“您确定要这样？”

“我确定。”

良久，两人都没有说话。“呃，好吧，”希思看着文件，脸上几乎是悲伤的神色了，“您要是想好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我必须跟您说明白——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做。”

“我明白。”阿勒科山德回答。

希思走后，他独自在长桌旁坐着。过了一会儿，秘书找了过来，提醒他中午约了赛特勋爵吃饭。她说给他们在流浪儿餐厅
[4] 预订了一个桌位。

他看着秘书，表情异样又茫然。

他把这事给忘了。

他不应该再出现在这里了。

他也本不该再去吃这顿午餐。

不过，到了十二点半，他还是步行去了附近的流浪儿餐厅。皮埃尔和马蒂斯跟在他身后。

阿德里安·赛特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候客区的一把扶手椅上坐着。他跟阿勒科山德差不多大，额头泛着粉色的光泽，花白的头发像丝绸般柔滑，拱成了波浪形。

“舒里克。”赛特叫着阿勒科山德的小名，把眼镜收回衣袋里。他穿了一身大翻领套装，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了阿勒科山德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又见面啦。”

“你好啊，阿德里安。”阿勒科山德回答。

皮埃尔和马蒂斯在餐馆外闲逛。人们正在把圣诞节的装饰物吊到街灯上。

阿勒科山德和赛特勋爵研究着菜单。

“瑞士奶酪蛋奶酥——我来一份儿这个吧，”阿德里安·赛特说，“再来份儿多宝鱼。”他是托尼·布莱尔
[5] 早期的心腹，又被授予贵族爵位，如今已是当权派不可或缺的人物。2000年，阿勒科山德来到伦敦发展，那时，他拉拢了不少像阿德里安·赛特这样的人物。阿勒科山德十分渴望加入英国当权派，至少也得让当权派公开接受他——要是这也做不到，能被他们平等相待就行。

“我要跟他一样的。”阿勒科山德对餐厅领班说。领班带二人沿着铺有暗色地毯的楼梯向下走，来到订好的桌前。楼梯上很安静。

“太过分了。”阿德里安愤愤不平地说。

他们正在谈论高等法院上周做出的严酷判决。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作为英国人，我感到羞耻。”

“我算是完了，阿德里安。”阿勒科山德说。

“胡说。别这么说，舒里克，”阿德里安浏览着酒单，“这个打击是很大，”说着，他冲阿勒科山德笑笑，“你得赶紧振作起来。”

阿勒科山德说：“不光是为了这事。”

“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舒里克。”

“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我觉得你现在也是。”

“希望如此吧。”

“看看你，取得了多少成就。”

像往常一样，阿德里安想当然地认为阿勒科山德会结账。他让侍酒师拿了一瓶2005年拉芳酒庄出产的干白葡萄酒。

接着，他心满意足地摘下了眼镜。

阿勒科山德满面愁容：“我今年都六十五岁了，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自己一点儿希望都没了。”

“跟我说说，”阿德里安顿了一下，将眼镜收进口袋，“你有没有什么爱好？”

“爱好？”

“对。你懂的。”

“没有。”阿勒科山德从没有过“爱好”这种东西——《名人录》里有他的词条，他在“兴趣爱好”一栏填的是“工作”和“权力”。

“我建议你培养一种爱好，比如飞钓
[6] 之类的，也可以种种花草。”阿德里安提议。“你知道吗？”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比起领导全世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斯大林晚年时更爱钻研如何培育出最好的含羞草。”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阿勒科山德回答。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黑海边的那座含羞草花园里闲逛，让贝利亚
[7] 替他处理国事。”

“真没想到。”

“你现在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阿德里安说，“你得缓缓。我现在就尽量让自己的步调慢一点儿。”这时，开胃菜端了上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阿勒科山德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是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你能明白吗？”

阿德里安笑了。他说：“有瑞士奶酪蛋奶酥就够了，人生哪还需要什么意义？”

阿勒科山德也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

他边笑边想，不知道阿德里安是否知道他破产了，昔日的钢铁帝国也已不复存在。阿德里安大口吃着蛋奶酥，似乎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是不会知道的，对吧？阿勒科山德拿起叉子。英国人就是这样——他们举止温和，擅长嘲讽，你根本就看不透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了解自己吗？

阿勒科山德勉强吃了点儿蛋奶酥。然后，他把叉子搁在沉重而昂贵的餐盘边，等着阿德里安吃完。

“东西不好吃吗？”阿德里安问道，他还在大快朵颐。

“没有，挺好吃的。我就是不太饿。”

“哦？”

阿勒科山德又勉强笑笑。

“你还好吗，老兄？”阿德里安问，“你的脸色挺苍白的。”

“我累了。”

“嗯，你看起来很憔悴。最近在忙什么呢？跟我说说。”

阿勒科山德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说。“科谢妮亚要跟我分手。”

阿德里安的脸上浮现出难过的神色。“很遗憾。”他说。

多宝鱼端上来了，浇着些香葱末和黄油酱汁。服务生给阿德里安的杯里添满了酒。

阿勒科山德只是望着盘里的那条死鱼，阿德里安拿起银质刀叉，老练地剔起鱼肉来。

[1] 尼斯：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2] 道达尔公司：全球四大石油化工企业之一，总部位于法国巴黎，在全球超过110个国家开展了润滑油业务。——译者注

[3] 梅费尔：伦敦著名街区，毗邻海德公园，是伦敦的高档住宅区、黄金地段。——译者注

[4] 流浪儿餐厅：伦敦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供应高档法餐。——译者注

[5] 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1997至2007年在任。——译者注

[6] 飞钓：一种钓鱼方法，垂钓者用仿生饵模仿有翅昆虫落水，刺激鱼类上钩。钓鱼时先将钓线和鱼饵用特殊手法挥出，再慢慢收回钓线。——译者注

[7]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苏联内务部长，也是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二战”后到斯大林去世前，他曾是苏联的“二号人物”。——译者注

第五章

安普顿庄园位于萨里，在奥特夏
[1] 边上，从公路上望不见踪影，只能看到一堵高墙和那家著名植物园内的树冠，树叶几乎都掉光了。一行人到达这里时，夜幕正在降临。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车道，车子开到了宅邸前空旷的沙石地上。宅邸前有一行字——“埃德温·路特恩斯爵士
[2] 建于1913年”。迈巴赫和路虎汽车停了下来。“我们到了，先生。”道格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了出来——他以为老板睡着了。

阿勒科山德没有睡着。他坐在加了衬垫的车厢内，周围十分安静。他心想，要是永远都不用下车就好了——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想叫道格送他回伦敦。

“我们到了，先生。”道格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了一丝倦意：他一早就到了法恩伯勒机场，等候达索猎鹰飞机降落，一直忙到了现在。

通常这时早该有人撑着伞从房里出来，替阿勒科山德打开车门，再用伞护送他走过湿漉漉的沙地、走进两层楼高的大厅。

然而此刻，用人们不是在休假，就是待在伦敦的宅子里。

还是马蒂斯为他拉开了迈巴赫轿车的门，引他走进房内。马蒂斯解除了房内的警报，打开了大厅的灯。

他问阿勒科山德要不要来点儿什么。

“不了。”阿勒科山德回答。

“我就在隔壁，”马蒂斯说，“您需要什么就叫我。”

马蒂斯住在宅子旁边的一套房里，那座房子是马场改造的，还有个独立的入口。

“好的。谢谢你，马蒂斯。”阿勒科山德说。

大厅里只剩他一人。他解开围巾，坐了下来。

他闭上双眼，试图将脑子清空。

可不论怎么做，他都能想起些伤心事。

比方说，亚当·斯帕斯基的脸——法官做出判决的那天，斯帕斯基那副带笑的尊容。

他不再去想那屈辱难耐的一刻，转而考虑起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来。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想起了那时所受的屈辱，接着又考虑起了自己的窘境——除了这两件事，他似乎也没什么可想的。

他想，要是没受过那份屈辱，单单破产这一件事，他可以忍。或者，要是他的钱还在，他也能忍下那份屈辱——当然了，破产也是让他感觉屈辱的部分原因。就因为愚蠢，他失去了这么一大笔钱。不过，如果钱还在，其他的屈辱就不会让他深受打击——钱本身就是应对屈辱的良药；过去，钱是他应对一切问题的良药。

他还坐在大厅里，手里攥着那条围巾。

马蒂斯打开门，看到阿勒科山德在潮湿的夜空下站着，似乎吃了一惊。

“马蒂斯，”阿勒科山德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没打扰你吧？”

“没有。”马蒂斯回答。

“我想说，”此刻，这场景绝对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尴尬，“要不要跟我喝一杯？”

马蒂斯身穿T恤和运动裤，脚上只穿了一双白色的运动袜，电视机的声响从他身后传来。他说：“我……我不会喝酒。”

“哦，对了，”阿勒科山德说，“我忘了。好吧。”

马蒂斯大概也觉得有些尴尬，便什么都没说。

“好。”阿勒科山德说，寒冷的夜空中，他缩着双肩。气温很低，他只在绸衫外套了件薄薄的黑毛衣。“那就晚安吧。”

“晚安，老板。”马蒂斯回答。

阿勒科山德打算转身离去。马蒂斯刚要关门时，阿勒科山德说道：“哦，马蒂斯。”

关到一半的门停住了，马蒂斯看向门外。

“你这儿有什么吃的吗？”阿勒科山德问，微微一笑，“就是……厨房里头……好像没有……”

马蒂斯迟疑了片刻，才开口说道：“有的。”

“不好意思，”阿勒科山德笑了笑，“太尴尬了。”

“不，没关系，”马蒂斯说，“没问题，”他接着说，“我这会儿正吃着呢。您也一起吃点儿？”

“呃，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没事，您别客气。”马蒂斯回答。

“那好，太谢谢你了。”

马蒂斯拉开门，侧身让阿勒科山德进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观马蒂斯的住处。马蒂斯把他领进客厅。客厅里有一张小餐桌、一张沙发，还有一台电视，正播放着傍晚时段的新闻。墙上挂了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提香《审慎的寓言》
[3] 的复制品，还镶了框。

“今天吃的是咖喱番茄炖羊肉，”马蒂斯告诉他，“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马蒂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饭是从超市买的。”

“好。”

他留下阿勒科山德在原地站着，自己走到了狭窄的厨房里，重新拿了一盒从乐购超市买来的速食精品咖喱番茄炖羊肉，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马蒂斯和太太莉兹一起住在这里，这阿勒科山德是知道的。马蒂斯在爱沙尼亚出生，少年时移民美国，后来参了军，在某支特种部队里服过役。他还上过伊拉克战场。

马蒂斯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十分健壮。

他的英语有种奇怪的口音。

“需要等几分钟。”马蒂斯从厨房走出来。

“莉兹不在吗？”阿勒科山德问。

“她出门了，”马蒂斯回答，“坐吧。”

这话听上去几乎像句指令。

“谢谢。”阿勒科山德坐下了。

马蒂斯关掉了电视。

也许他不该这么做——电视一关，整个房间便陷入了沉默，只能听见厨房传来的微波炉的嗡嗡声。

阿勒科山德坐在桌旁，看着自己的手。

他就那么坐着，看着自己的手，也不说话，显得十分怪异。

他抬起头，发现马蒂斯正望着他。马蒂斯站在厨房门口，双手背在身后，等着饭菜加热完毕。“再等一分钟就好了。”他说。

“哪种死法最好呢？”阿勒科山德突然问道，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含着泪水。

“哪种死法？”马蒂斯很惊讶。

“没错。”

“最好的死法……就是开开心心地死。”

“不，我说的不是……”

微波炉“叮”了一声。

厨房里，马蒂斯剥掉了加热后变黑的塑料包装，用勺子把食物舀到了两个素白的盘子里。他把盘子端到餐桌边，放在稻草垫上，又返回厨房去取刀叉。

“谢谢你。”阿勒科山德对他说。

两人沉默地用起餐来。

阿勒科山德看上去并不饿，只是拿叉子推着盘里的食物。

终于，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消停下来。马蒂斯尴尬地吃完了这顿饭。

“不好意思啊。”阿勒科山德说。他指的是盘里剩了一半的饭。

“没事。”

“不好意思。”他又说了一遍，站起身来。马蒂斯也站了起来，陪他走到门口。

“晚安，马蒂斯。”阿勒科山德站在门口说。

“晚安，老板，”马蒂斯回答，“您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在这儿呢，好吧？”

“好，谢谢你。再见。”

迷迷糊糊中，他连衣服也没脱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天还黑着。此刻，他清醒得很，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

于他而言，醒着就是折磨。黑暗中，房里的每样东西都摆放在原处，跟出事前一样。

醒来后，有那么一秒，他感觉身边空无一物。那一秒既空虚又祥和，下一秒，一切恢复如常。

他在黑暗中躺着。

他回想起上次跟父亲相见的情景：那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4] 的高干医院。那时候，那家医院看起来还很豪华，父亲以能在那里养病为荣。探病时，父亲告诉他有位著名的将军也在这里住院。说话间，老人喜上眉梢，简直庆幸自己心脏病发作，能有机会与如此位高权重之人共处。

那时候，坐在父亲的单人病房里，阿勒科山德也为这特殊的待遇感到光荣。他将一包药品上写的德文翻译给父亲听，好一显身手——那时他在东德上大学，能说一口地道的德语，而父亲一辈子只会说俄语。老人家确实对他刮目相看，阿勒科山德也乐于在他面前显摆。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手术出了点儿差错，老人昏迷了几周便去世了。

他心想，自己在病房里翻译药品上写的德文时，旁边应该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奇怪的是，他脑中竟出现了斯大林的样子：斯大林没刮胡子，下巴上生着银白色的胡楂儿，正提着一把修枝剪蹒跚在植物间……

萨里的天亮了。

窗外大亮。树叶泛黄。

又一天开始了。

他还躺在床上。

他感到一阵麻木。

也感到疲倦。如此疲倦，厌烦了世间万物。

他想，在病房里翻译药品上的德文时，在一旁的应该是他叔叔。

他的叔叔阿勒科山德。阿勒科山德，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那之后，过了十年，叔叔自杀了。

他活着再没半点儿意思。他将终生奉献给了一项事业，事业却没能成功。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没了。

都结束了。

就是这样。

[1] 奥特夏：英格兰萨里郡中的一个村子，距伦敦约三十公里远。——译者注

[2] 埃德温·路特恩斯：英国建筑师，参与设计了印度的新德里市。——译者注

[3] 《审慎的寓言》：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提香的作品，现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译者注

[4]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俄罗斯的一个州，位于乌拉尔山区，横跨欧亚分界线。——译者注

第九篇
时光从不语，我已告知你

时光从不语，我已告知你

时光只知人人须付的代价

如果我能告诉你，便一定会让你知晓
[1]

[1] 这是威斯坦·休·奥登的诗歌《如果我能告诉你》的前三句。威斯坦·休·奥登是一位英裔美国诗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诗坛崭露头角，在英语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第一章

第二天早上，他得去买些东西。家里什么也没有，天一大亮，也就是八点钟光景，他便驱车前往了阿真塔
[1] 的利多超市。他住在莫利内拉附近，沿主路就能直达超市。笔直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杨树在风中舞动。这一带是平原，地平线一望无际。

阿真塔地处平原中部的一处郊区地带。他等了一个红灯，接着穿过中心区域，沿运河向南驶去。运河表面反射出冬日的阳光。这是个工作日的早上，超市的车库空荡荡的。他把车停在入口附近，推着一辆手推车走进超市，热气扑面而来。

要买的东西放在哪儿，他心里都清楚——上次来意大利还是今年早些时候，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在这儿买东西了。他推着车子经过一堆堆商品，时而取下几件，时而停下，看看附近都有什么。他戴上眼镜，研究着一包茶叶上的标签；接着，又取下眼镜，放回大衣内侧的口袋里，用手肘轻推着小车继续前进。显然，他并不着急，似乎还有大把的时间。他从容地脱下深蓝色的大衣，将它叠放在手推车的边缘。

他仔细地挑选着水果，撕下一个小塑料袋，可试了几次才终于把袋口打开。他开始往袋子里面装柑橘。

接着，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苹果。

然后是土豆。

他挑挑拣拣，好奇地捏着一个牛油果。

又拿起了一个柠檬。

他掏了掏裤兜，翻出了一张购物清单，看看是否还有没买的水果。核对一番后，他显然很满意，便推着车去了酒水区，对比了不同啤酒的价格。这些啤酒还都堆放在货盘上。商品的价格写在标签上，标签是俗艳的黄色，价格看上去就像是用记号笔手写的。（他还研究了一会儿它们到底是不是手写的。应该不是——笔迹也太相似了。）他把一提六罐装的贝尔格孔尼格啤酒放进推车，继续向前走。他没看葡萄酒，他从不在这儿买葡萄酒。

接下来，该买食物以外的东西了。他挑选了拖把头和洗洁精，在两包家用海绵块之间拿不定主意：明明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一包比另一包贵上一倍？

手推车里，每样东西都是小份儿的。他刚从冰柜里拿了一包塑料膜包装的香肠，是两根装的——证明他是个独居的人。

的确，他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

他从斯坦斯特德机场出发，乘坐的是瑞安航空公司
[2] 的晚间航班。昨晚，飞机在博洛尼亚机场降落。晚上很冷，他乘坐出租车回到家里，可家里也不暖和，一阵阵寒气啃噬着他的肌肤。地板上散落着老鼠屎，楼梯角的墙上又开始泛潮。他没脱大衣，径直走到客厅的小沙发边坐了下来，感到十分虚弱，身上发冷。他坐着，手里还攥着钥匙，呼出的气体在眼前凝成白雾。他急需取暖，鼓捣了好一阵子燃油炉，还喝了一小杯格拉巴酒。终于，他把炉子点着了。

他把手推车中的东西装进那辆老帕萨特旅行车里，这时已经快上午十点了。接着，他将嘎吱作响的空车推回超市入口处，推入数辆手推车之中。他又想了想，是否还需要在阿真塔买点儿什么？没有了。他便发动车子，考虑着是否要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可以去加里波第广场——那里有几家店，可以进去坐上半个小时，在微弱的日光下喝杯卡布奇诺，看份报纸。沿着运河往回开时，他还没拿定主意；不过，到了那座小广场后，他才发现没有空车位。他有些失落，像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可再找别的地方停车又很麻烦。很快，他就驱车离开了阿真塔。一块块田地向着冬日明亮的地平线延伸开来。

[1] 阿真塔：意大利费拉拉省的一个镇，位于费拉拉市（费拉拉省省会）和拉韦纳市之间。——译者注

[2] 瑞安航空公司：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译者注

第二章

如今，他常常想到死亡这件事，不想也难——显然，他已时日无多。他还能再活十年吗？再过十年，他就八十三了。他还能活得更久吗？嗯，不太可能。所以说，他也就还剩十年的光景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十年太短了，短得令人心惊。有时候，他一想起这个就不好受。比方说现在，早上五点，他在阿真塔附近的家中醒来，宽敞的卧室有些潮湿，绿松石色的墙面还掩在阴影中。床头柜上，钟表嘀嗒作响——此时此刻，十年看起来是多么短暂啊。自从两个月前的那场手术后，他就知道自己可能连十年都活不了了，还总能奇怪地感知到心脏的存在和它的活动，担心它突然罢工。他躺在床上，感知着自己的心跳，悲哀地意识到终有一天它将停止跳动。到了这个年纪，面对死亡，他竟没有二十岁时淡定。

绿松石色的宽敞卧室里，光线照了进来。

两小时前他就醒了，一直躺在床上思考。

他仍不敢相信自己行将就木：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要这么没了——他自己，就要这么没了。于他而言，死亡似乎还是一件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当然了，他的亲朋好友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踏入了坟墓，都是些相识了几十年的人，他还去参加了葬礼。年纪跟他相仿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他依旧很难，也无法真正理解自己也难逃一死的事实。他无法理解自己寿命有限，总有一天将寿终。再过十年，他很可能就从这世上消失了。

他曾想象过自己死后的光景，这种感觉十分怪异。他还躺在床上，心里想着，这感觉之所以怪异，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了解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而他感知到的那个世界也会随着他的生命一并终结——于他而言，他的主观经验就是世界本身，他要是死了，这个感官世界也绝不会存在了，而他自己那奇特的感知能力也会烟消云散。死后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他盯着房里较远的那堵墙，一旁是一个巨大的胡桃木衣橱。他知道自己有种不寻常的能力，能感知事物的存在与活动，并从中获得乐趣。此刻，他能看见光线从厚重窗帘的狭缝中钻进来，在遍布尘埃的空气中移动，最终附着在衣橱表面厚重的陈年清漆上。

他能感知到窗外石子路上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是克劳迪娅的。克劳迪娅来自罗马尼亚，是家里雇的仆人。一定是他太太乔安娜从英格兰打电话让她来的。

“早上好啊，克劳迪娅。”他穿着晨衣和拖鞋走到楼下，跟克劳迪娅打着招呼。

她上次见到他时还是初夏，从那之后，他可瘦了不少。那时他整个人肿胀得厉害，面部浮肿，脸色也不好；而如今他的气色就更不好了，整个人瘦了一圈。“早上好，帕森先生。”克劳迪娅正准备工作。她不懂英语，因此两人用意大利语交谈。她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好，不如他的地道。克劳迪娅的儿子在博洛尼亚的宜家商场工作，负责安装厨具。几年前，她也到这儿来工作了。“不好意思，”她说，“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是乔安娜打电话叫你来的？”他问。

“是的，帕森先生。不好意思。”她再次表示歉意。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对她说，“谢谢你过来。我应该跟你打电话说一声的。”

“没事。”

“我没想好要在这儿待多久，”他说，两人在厨房里，他想煮点儿咖啡，正用勺子往咖啡机里舀着，“也就一两周吧，我估计。”

此时正是十二月的第一周，通常，这时候不会有人到宅子里来。有时，他们一家会在圣诞节时过来，不过现在也不常来了。过去倒是来得挺勤——那时候西蒙还小，乔安娜的母亲也还在世。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家里的仆人是位意大利女人，后来，她的身体出了点儿状况，就辞去了工作。她叫什么名字？她刚走的那阵子，一家人还跟她保持着联系，好像还去费拉拉的医院里看望过她？也许真有此事，也许他记混了，反正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他不清楚。人的一生会遇见许多人，谁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他往一个大杯子里倒了些果蔬燕麦片，又倒了些脱脂牛奶。他始终觉得脱脂牛奶跟水差不多。

克劳迪娅问他该从哪里开始打扫。

“要不先从楼上开始？”他提议道，想一个人在厨房里静静。

坐在桌前吃着燕麦片，他听到她带着清洁工具走上台阶，脚步沉重。年久失修的台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克劳迪娅多大年纪了？不年轻了——她儿子都快三十了。那个年轻人挺英俊，有时候会开着宜家公司的卡车来接母亲，他见过几次。

吃完麦片后，他在客厅的靠背扶手椅上坐下。这把椅子已经很旧了，需要重新填充一下衬垫。他拿着平板电脑，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敲着——这是心脏手术后科迪莉亚送给他的礼物。他一向对新技术十分着迷，总想尝试新事物——1979年前后，他买了一台家用录像机，成了亲朋好友中第一个拥有录像机的人。住院时，他只花了一两天就学会了该怎么使用平板电脑。

他点击着平板电脑的屏幕。

点击。

点击。

邮箱里有几封邮件，不多，比以往要少。过去常做的事情，他现在大多没法做了——比如他退休后迷上了投资理财，不过那点儿钱基本上都折腾光了。有一封科迪莉亚发来的邮件，令他很开心。他一向乐于收到她的来信。她在邮件里讲了些零零碎碎的事，还问他身体怎么样了，又说起儿子西蒙（也就是他的外孙）写了首诗，在杂志上发表了。为了让这件事听上去更加不同凡响，她没提是什么杂志，不过估计也就是大学自己发行的那种。西蒙正在牛津念大一。科迪莉亚把这首诗也附在了邮件里。他读着这首诗，克劳迪娅则在楼上走来走去，脚步很重，把枝形吊灯上的玻璃小物件弄得叮当作响。（他们买下这栋房子时，那盏吊灯就在那里，据说十分值钱。）看上去，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嗅花香的那幅小画
[1] 。

他双眼凝视别处，

征服者穆罕默德手持玫瑰，

举向他那土耳其人弯刀般坚挺的鼻。

他一心追逐财富，征战四方。

这精明的政客，未雨绸缪，

杀亲兄弟，将权力玩弄于股掌。

政客之种种，

他样样精通。

此刻却为何擎花而立？

也许花之脱俗将他吸引。

这脱俗的品质，

绝非美丽，

亦非爱情、自然或感官享受，

更非对安拉或是什么神灵的虔敬。

不过是感受片刻生命的质地，

和时间流逝的永恒。

写得还不错，他心想。有几个地方写得挺好——“他一心追逐财富，征战四方”——这句真不错。（过了近十年，他还在想念着那些曾“一心追逐”过的目标——那些目标就在地铁终点的白厅大街
[2] 上等着他。他始终觉得，要是没了这些，他就不算活着。）嗯，这句写得不错。接下来是……在哪行呢？找到了——

不过是感受片刻生命的质地，

和时间流逝的永恒。

这句诗让他想起了今早的情景：在楼上的那间卧室里，他盯着衣橱看了一两分钟，迷失在自己对外界的感知中。那时，他也“不过是感受片刻生命的质地”——质地。嗯。写得好，西蒙。得给这孩子写封邮件，他心想，要夸夸他的这首诗——也不能夸得过火，只要鼓励他一下就好。当然了，这鼓励也得有所保留。科迪莉亚老把儿子夸得没边，这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他不得不说，西蒙这孩子是有点儿怪。春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朋友来阿真塔住了一两天，说是要环游欧洲。那个朋友很活跃，玩得也挺开心。西蒙则像往常一样，严肃又内向，不过，临走前他精神振奋了一点儿。他们三个聊了不少严肃的话题，有关文学、历史和欧洲局势，聊得很愉快。

克劳迪娅出现在门口。

她问他，现在她方便打扫厨房吗？

克劳迪娅走后，他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又给自己做了顿午饭。他没把饭端到餐厅，就在厨房的桌台上吃完了——无非是多加了一个蛋的煎蛋卷，只有一个人，没必要搞得那么正式。他想着要不要来杯酒，配着蛋卷和沙拉一块吃，结果喝了两杯，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都不能开车了——他本打算开车出去转转，可能会去阿真塔的峡谷博物馆，在那儿溜达半个钟头。为遵医嘱，他每天都得走上几公里，今天天气正好不错，干燥而温和。

午后尤其漫长。家里有几个抽屉这些年一直没清理过，他便挨个收拾了起来，翻出了一些歌剧票根、旅游路线图和不知道买什么东西时开的发票。他在钢琴前坐下，试着弹了弹，可钢琴的音一点儿也不准，没过多久，他的手指也疼了起来——这双手现在是不听使唤了。他不断弹错音，便沮丧地停了下来。他还在想昨天去拉韦纳市的事，心里很是难过。昨天，他没什么事情可做，一时兴起就去了拉韦纳，却在路上惹出了点儿麻烦：他迷了路，一下子乱了方寸，最后开上了一条窄窄的单行道。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在逆向行驶；可开到一半，对面来了辆货车，一个劲儿地朝他闪着车灯。路上没有掉头的地方，他便只能沿着原路把车倒回去，边倒边回头，眯起眼睛看着路况。他十分紧张，越发感到孤立无援。这条路是直的，按说没什么问题，可不知怎么，他就是无法直行，不断地停车、重启，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紧紧地握着方向盘。透过挡风玻璃，他看到货车司机无声地冲他大喊着，活像是默片中的一幕。

他回想起人行道上的行人：他们看到他开错方向了，便哈哈大笑起来，冲他比画着，示意他留心，其中有几个人是善意的。不过，他们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显然，从这些人的表情判断，他们看到的是一幕惨剧——一个老年人非要逞能开车，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他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惨状。

这让他极为震惊。

他从没觉得自己会是这个样子。

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停车。下车后，他沿街走了一段，身子抖个不停，觉得自己蠢透了。再后来，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圣阿波利奈尔教堂外。

教堂里不比外面暖和多少。

人不多，有几个正四下闲逛，欣赏着拜占庭风格的镶嵌画：这些画他已经看过多次，背景是金色的，主人公身材修长，身着白色的托加长袍
[3] ，面对着游客。他从来不信基督教——当然了，他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格兰长大的，那时，基督教对当地的影响还未完全退去。不过，即便是在小时候，他也绝不信上帝、耶稣和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只是听人说说罢了——这些神灵的事迹在他看来不过是故事，跟其他故事没有任何区别。对他们那一代人而言，他这种情况算不上特殊。他站在教堂里，抬头望着镶嵌画中一张张冷漠而红润的脸，画中人站成一排，如同拍集体照的学生们。最后一幅画堪称绝妙：画中，窗帘敞开，似乎正向人展示着什么；可出人意料的是，窗帘后空空如也，不过是一片单调的金色空间，一片用朴实无华的金色瓷砖铺就而成的空间。一只鸽子飞进教堂，正在这幅画旁扑扇着翅膀。

几分钟后，他走到外面，观赏起教堂的外观来——这是一座钟楼，矗立在灰暗的天空下。他多少知道一些教堂的历史，跟狄奥多里克大帝
[4] 和东哥德王国有关：狄奥多里克大帝亲手杀死了前任统治者奥多亚塞——他策划了一场晚宴，邀请奥多亚塞出席，并在宴席上亲手杀了他。当时，两人正在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西罗马帝国正在分崩离析。

昨天的这段小插曲还令他耿耿于怀。直到今天，他仍心情低落，感觉自己是个废物，竟然会在拉韦纳迷路，还在单行道上闹了笑话。他十分沮丧。事实上，昨天发生的事虽令人尴尬，却也不至于令他如此介怀。

后来，乔安娜毫无征兆地来了个电话。

她问克劳迪娅去宅子了没有。

“嗯，”他回答说，“她来过了。”

“你把炉子点着了吗？”她问。

这问题激怒了他，好像他点不着似的。他顿了一下，看向餐具柜上电话旁的照片：其中既有家人的照片，也有他跟约翰·梅杰
[5] 、托尼·布莱尔的合影——他曾为这两任首相服务。“嗯。”他回答。

“屋里够暖和吗？”

“挺好的。”

电话那边顿了一下。“呃，我就是想着该打个电话，问问你怎么样了。”她说。

“我挺好的。”

“那就好。你听我说，托尼。”她告诉他，她得去纽约的总部待上几天，参加年度评估。她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经理。

黄昏降临在阿真塔。透过客厅的高窗，他注视夜幕笼罩着平原。她要去纽约了，而他却在这里，在阿真塔附近，周围是拖拉机展厅和湿地博物馆。

“嗯，希望你在那边开心。”他说。

“我周五就回来。”

这句话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并不知道今天是周几。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你还好吧，托尼？”乔安娜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儿尴尬，好像她问了一个事关他隐私的问题。

“我说过了，我很好。”

她飞快地问：“科迪莉亚把西蒙的诗发给你了吗？”

“嗯，她发给我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

事后，他觉得自己不该对乔安娜这般冷淡。她是出于好意才打电话来的。不过，她讲话的方式确实令他感到不舒服，就像昨天在单行道上，他费力倒着车，尽力倒出一条直线，路人们却那样看着他。从前，倒车时走直线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他看了一眼手表。

他等了一会儿，又喝了些酒。这是一瓶上好的巴巴莱斯科葡萄酒，是以前别人送的，他本来打算等到重要场合再开，可在这个稀松平常的工作日，他一时冲动打开了酒，午餐时一个人喝了半瓶，就着酒吃了一份儿味道很一般的煎蛋卷。不过，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此刻，吃着奶酪、帕尔玛火腿和橄榄拼盘，他又喝了些酒。电视里正在播放着一场足球赛，是一场意乙联赛，对阵双方球队的名字他都没听说过。最后，比赛踢成了零比零平局。一个十二月的下午就这么打发过去了。显然，球场里只坐了一半的人，不过这已足够驱散房内的寂静，也足以消磨时光了。

他考虑着是否要给科迪莉亚打电话，最后还是没打。他不想打扰她。他心情不好，在她面前藏不住，她一听声音就知道了。他不想让她陪着他难过。他不希望因此搞得她不愿接电话——要是他老在电话里冲她哀号，唠叨自己的那些琐事，问她那些连他自己都不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这些电话只会加重忧郁的气氛，令两人无话可说，她也肯定不愿再接他的电话了。

他又给自己倒了点儿酒。这酒真不错，是意大利最好的红酒之一，他尝得出来。不过，喝着这样的好酒，他心里却空落落的，并无一分愉悦。他想，自己这般光景，还喝着这么好的酒，真是浪费。

他看了一眼手表。

显然，现在睡觉还太早。

球赛已结束，电视也关掉了。此刻，整栋房子安静得令人压抑。

他坐在靠背扶手椅上，想读些东西，可老是走神。他想起艾伦，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哥哥。艾伦多大了？八十五？他想起上次见到艾伦时的情景：艾伦的头发看上去软软的，很纤弱，像雪一样白，跟自己现在常穿的那条肥大的运动裤颜色相同。看见托尼时，艾伦努力笑了笑——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只是在椅子上颤抖着，努力冲托尼微笑。他试图说话，下巴扭来扭去。“你好吗，托尼？”最后，他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来，尽管含糊不清，听上去有些奇怪。他的皮肤看上去像死人一样，仿佛最外面那层皮已经坏死了。他用混浊的眼睛向外打量着，死气沉沉的脸上散发出惊恐与敌意。

托尼还坐着，手里是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6] 。

最令人难过的是，艾伦已经无法再与人交谈了。

他已是油尽灯枯。

油尽灯枯。

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这样吗？

夜里，他不时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惧。有那么一刻，他确信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晚些时候，他又做了个噩梦。

梦里，他见到了一个竹节虫似的庞然大物，眼神懒洋洋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庞然大物一动不动，他几乎已经不怕它了。

就在这时，这东西动了起来。

还碰到了他的身体。

他尖叫着从梦中醒来，满心恐惧，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几个钟头才再度入睡。那庞然大物振翅飞来的恐惧刚刚消散，他就想起了艾伦，想起了自己所剩无几的日子。黑暗中，他躺在床上，不知怎么，一想到自己的处境，他便一阵惊惧，仿佛才刚刚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事实，仿佛有人刚刚告诉他，他已是七十三岁高龄。

再次醒来时，天已亮了。

快八点了。

他吃力地坐起身来，疲乏又沮丧。

今天，他一定得做点儿什么。

厨房的古董瓷砖地板上落了些新鲜的老鼠屎。他满怀挫败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决定开车去彭波萨修道院。昨天清理抽屉时，他发现了一些修道院门票的票根，应该是从前他跟哥嫂同去时买的票。那时，夫妻俩正在这里小住。他决定再去这座修道院看看。他已记不清修道院是什么样子的了，只记得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建筑，靠近大海，在拉韦纳的北边。

这修道院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得找点儿事做，得开车出去转转。去哪里倒是无所谓。

他心想，开车过去大概需要一个钟头，那么，他十一点就能到那儿了。他可以在修道院转上一圈、随便看看，说不定还能在那儿吃个午饭——他记得那里似乎有个吃饭的地方。吃完饭后，他就往回开，开到阿真塔时再买点儿东西。到家后泡杯茶，再看看克拉克的那本《梦游者》，打发掉一两个钟头。

窗外，雾气茫茫，十分寒冷。房子坐落在一片洪泛区，每年冬天，海水都卷着冰冷的潮气扑面而来。如今，他简直无法忍受一丝的寒意了。炉火还算暖和，高高的房间里浮着若有若无的热气。一想到要离开暖气房，走到外边去，他心里就不舒服；雾气又重，这种天气里开车简直是自讨苦吃。

他慢慢爬上楼梯，走到浴室里，往浴缸里放热水。他打算泡个热水澡，看看会不会觉得好点儿。他吃下了一顿五颜六色的“药片大餐”，费力地爬进高高的浴缸，在热水中舒服地躺了下来。浴室内水汽蒸腾，他昏昏欲睡，感到关节一阵松快。

洗完澡后，他刮了胡子。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雾气已消散。

他穿得很暖和，套了两件套衫，还换上了最厚的那双袜子。

为了挡风，房子四周都种了树，树叶差不多都落光了。花园里，虽然草还绿着，灌木丛却已变成了棕色，显得死气沉沉。他打开车库大门，一辆深蓝色的帕萨特旅行车正停在里面。车是英国产的，不过上的是意大利牌照。

一想到要开车，他还是有些紧张。他坐进驾驶席，感觉自己可能还没准备好。

雾气一散，万物都变得格外清晰起来。道旁的杨树叶已掉光，树皮上还结着白霜，在车道上投下淡淡的影子。

他开得挺慢，自己倒没怎么觉得，却被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地超过。他后面总是排着一小队车。

车子开出阿真塔，在圣迪奥庄园
[7] ，他转了个弯，向环礁湖的方向开去。路又长又直，穿过一片平坦的农田。这里的风景平淡无奇。起初，他们打算在托斯卡纳
[8] 买房——那还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科迪莉亚刚离开家，夫妻俩便商量着在托斯卡纳买套房。不过，托斯卡纳的房价比预想中要贵，他们又不愿将就，不想在基安蒂
[9] 随便买栋廉价的房子，便决定扩大选择范围。夫妻俩发现，离佛罗伦萨越远，他们看到的房子就越符合此前的预想——一栋宽敞雅致的别墅，带一座六亩的花园，周围幽静一些。最后，夫妻俩买到了心仪的房子，只是没想到它竟会如此遥远，坐落在意大利半岛的另一头。开始时，他们可丝毫没想过要在这么远的地方买房，周遭还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平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曾担任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副大使一职。有一次，他在圣马力诺共和国
[10] 参加活动，跟随铜管乐队和轻歌剧演员登上山顶。他从山顶上俯瞰着这座平原，望着它向北延伸而去——那一刻，他不禁战栗起来。）诚然，这房子凭借自身的优势征服了他们，它气质高贵，简直有几分贵族气息；不过，这事看上去多少还是有些古怪。买下它后，他们还担心自己是不是买错了，但慢慢地，他们适应了这栋房子的一切，真正喜欢上了它。人生也正是如此——我们应学着爱上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要总是挂念没有的东西，不然日子可怎么过呢？

阳光照射着公路两侧的田地，田地间不时会冒出一片宁静的水域。车里没开暖气，可他仍然觉得热，便在一个加油站旁停下车，脱下大衣。这是一家塔莫尔石油公司的自助加油站，生意冷淡。加油站的一边是条土路，通向公路旁空荡荡的田地，田里一半的灌溉渠已被冻住。四下一片寂静，偶尔有车辆经过，发出些声响。

车子开到了环礁湖。阳光下，湖面泛着金属般的光泽。他从此处开上了58号省道，这条路更为僻静，从波河
[11] 三角洲的湿地间蜿蜒而过。此刻，在舒适暖和的车厢内，他感到十分惬意，有些昏昏欲睡了。没有别的车在后面催着他走，他一人独占了整片风景。接着，他开上了309号国道，这是一条沿海的主路。他不紧不慢地跟在一辆卡车后面，并不打算超车，免得自己紧张。阵阵海风吹来，虽然看不到海，海滨浴场的指示牌却不时出现，暗示着海的存在：阿尔奥尼浴场，迪瓦拉诺浴场……

他差点儿忘了拐弯。不过，一看到那座钟楼，他就反应过来了，立刻打开转向灯，拐了过去。车上的时间过得真快，他觉得自己应该还没到，此刻却到了。

对他来说，修道院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要是他以前来过这儿的话（他确实来过），那就说明他把一切都忘了。309号国道延伸出了一条铁轨般的小路，他正在这条路上行驶。起初，他以为方向错了——这条小路蜿蜒曲折，似乎离树林中那座高大的钟楼越来越远。然后，峰回路转，他经过一片向地平线延伸开来的狭长的农田，来到了一片小湖旁。湖边是堵墙，墙边摆放了几个垃圾箱，柏油路外缘则有些停车位。

车位大多是空的，他将帕萨特停了进去。一打开车门，寒冷的空气就扑面而来，一下子难以适应。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狗屎味儿。附近有张告示牌，提醒行人提防小偷，倒是有点儿意思。他打量了一下周遭的环境，四下空荡荡的，十分安静。不远处的309号国道上也寂静无声。遭窃？眼下这时候自然是不会了，况且他车里也没有什么值得偷的物件。他戴上围巾，锁上车门。

几百米开外就是那座塔楼了，树叶已落光，没有遮挡，因此看得很清楚。他向修道院走去，却突然感到有些沮丧，感到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他疲倦又厌烦，突然不想参观这里了；不过，既然已经来了，他便沿着覆了白霜的柏油路向前走去。为了御寒，他加快了步伐。事实上，这地方也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像座植被稀疏、荒无人烟的公园。他经过了两家朴素的小餐馆。它们均开在通向塔楼道路的一侧，餐馆前面是空荡荡的露台。两家餐馆中似乎只有一家开着，在店外放了块招牌。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又赶在工作日的早上，修道院可能根本就不开放。

不过，修道院是开放的。

连同院中的景致。

观赏完毕后，他回到了门口立有招牌的那家餐馆——餐馆挺简陋，不是当年他跟哥嫂去过的那家。店里有个装了霓虹灯的自动售货机，墙上贴着过时的海报，架子上的酒瓶都落了灰。他在一张小桌前坐下来，一个男人在他面前放了一张纸质的餐具垫，又递给他一份塑封菜单。除他以外，店里唯一的食客是一对中年夫妇，两人正在另一张桌子旁小声交谈，似乎是德国人。他飞快地浏览了一下菜单，其实他并不怎么饿，只想吃口热的，就点了份儿汤。

在修道院里，他待了不过半个钟头。院内是一座座低矮的砖楼，十分朴素，安着小窗户，还有几尊小小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楼里的房间大多是空的。这儿还有一座庭院，铺着草坪，草坪中央竖了口井。某种程度上讲，这里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让人回想起这里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院子贴着修道院教堂的侧墙而建。与修道院内的其他建筑一样，教堂也不大，墙壁上画满了宗教场景和人物。他在教堂里待了一会儿，像个历史学家一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壁画，品读着一幅幅奇异乃至残暴的场景、被火烤的男人、裸体女人、天使、农场动物，还有一个恶魔一般的形象，血盆大口中衔着受苦受难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他看够了，便从教堂走出来，停在门廊下。门廊深深，冬日的阳光照了进来。墙上嵌有大理石碑，用以纪念作古的名人。他内心平静、从容地望着这些石碑——显然，碑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很久以前，他学过拉丁文，不过这简直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有时候，他还能读懂一些。一处碑文里的五个单词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忍不住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儿——这是一句用拉丁文写成的话，刻在一面碑上，纪念的是某个数百年前作古的人。

服务生将热汤送到他面前，还附送了几根面包棍，每一根都用纸包着。

“谢谢。”他用意大利语说。

“不客气。”服务生走开了。

德国夫妇打开了一张意大利东北部的地图，认真研究起来。两人小声交谈着。

服务生也正在跟什么人说着话，尽管托尼看不见对方在哪儿。服务生又说了一遍，口气里带着点儿责备。接着，一个小女孩走到空桌旁坐下。她应该有……七岁大？小女孩坐在桌边，向窗外看去，两只悬空的脚荡来荡去。

托尼喝起汤来。他点的是豆子汤，汤的表面漂浮着卷心菜叶，豆子很大，口感细腻。

小女孩还盯着窗外。外面空荡荡的，弥漫着冬日特有的寂静。她不自觉地唱起歌来，声音绵软，还有点儿咬舌。

他喝着汤，努力分辨着意大利语歌词的意思。小女孩唱完了一遍，又从头唱起。

唱歌时，她的嘴唇几乎没有动。

“一月天下雪。”

“二月遮着面。”

“三月像发疯。”

“四月尤可爱。”

“五月花果遍地，六月去海边。”

七月和八月，学校不知道……？嗯，是学生不上学。

九月，呃……好像是说什么丰收。十月天下雾。

“十一月添件衣，十二月耶稣生。”

唱完后，小女孩拿手背抹了抹鼻子。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皮肤苍白。她发现他正在看她。她的眸子是浅绿色的。

他笑了。“这首歌不错。”他用意大利语对小女孩说。

小女孩回答：“我是在学校学来的。”

“是吗？”

“嗯。”

“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唱得很好。”他说。

小女孩耸耸肩，又从头唱了起来，她还盯着窗外。显然，她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

“一月天下雪。二月遮着面……”

那对德国夫妇买了单。

夫妇俩离开餐馆。服务生清理起桌子来。

“来杯咖啡。”服务生正抱着一摞盘子经过，听到这话，他点点头。他的女儿——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吧——还在唱歌。

“十一月添件衣，十二月耶稣生。”

出人意料的是，那对德国夫妇又折返回来了。两人急匆匆地走进店里，怒气冲冲。

咖啡机旁，服务生正狠狠地击打着什么东西。

“警察！”德国男人大吼着，他说的是德语，“警察！”

服务生手上没停，只是转过头来。德国男人说了些什么，可服务生似乎不懂德语。

德国男人改用英语说：“麻烦您，一定要帮我们报警。”

“您一定要帮我们报警。”德国女人附和道，眼睛像在喷火。

服务生用意大利语问：“报警？怎么了？”

“您一定得帮我们报警，”德国男人继续说着英语，“我们的车……让人给……”说到这里，他挥了挥拳头。

“有人把你们的车撬了？”服务生坚持用意大利语作答。听他的口气，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对，对，”德国男人用英语作答，表示他听懂了，“您一定得帮我们报警。”

“好吧，”服务生十分淡定，“我来报警。”

不过，报警之前，他还是先给托尼端去了咖啡。托尼有点儿感动，可那对德国夫妇还在盛怒之中，尤其是那个女人——她转过身对着门，愤怒地叹了口气。服务生不慌不忙地走回吧台，拿起墙上的电话。电话旁是一本日历，印着农用机械的图案。

托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不定自己的车也被人撬了。他对焦急等待的德国夫妇说：“能否告诉我你们的车停在哪儿？”

德国男人盯着他，仿佛没听懂他的意思。不过，下一秒，男人就边打手势边说：“就在那儿，在那个小湖边上。”

“哦，”托尼回答，“我的车也停在那儿了。”

德国男人只是耸耸肩，比起别人家的车停在什么地方，眼下他自己的事更重要。他望着服务生，后者正拿着电话，说着“又一辆”之类的话。

等他打完电话，托尼已经站在吧台旁，手里拿着一张十欧元的纸币。

他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便离开餐馆，走向小湖边的停车位。狗屎的气味还挥之不去。告示牌上写了要提防小偷，他应该当回事的。他看到自己的那辆帕萨特，便加快脚步。车看上去没什么事——嗯，的确没什么事。附近的一个停车位上停了一辆欧宝旅行车，挂的是德国牌照，被砸碎了一扇车窗。倒霉的德国人——他们很可能是来度假的，却摊上了这样的事。他驾驶着车子开回主路，警车从旁经过。也许他应该留下来，帮那对德国夫妇翻译一下——那两个人似乎不会说意大利语。要是警察会说英语就算他们走运了。这一带会英语的人不多，就连夏季来的游客也多是意大利人。唉，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他已经开到了主路与309号国道的交界处，他应该向左转，等左右两条车道都空了再走。他坐在车内，转向灯正嘀嗒作响，左右两个方向都有车经过。太阳已开始落下，有些晃眼，他便将遮阳板放了下来。远处，地平线泛着冷冷的浅黄色光辉，树木好像融进了这片光辉中。前方仍有车子经过。他用两根食指轻敲着黑色的方向盘。等了这么久，真够傻的。左边开过来一辆卡车，右边总算没车了。那辆卡车离得还远，足够他开过去。再等卡车就开近了。别等了，开过去吧。就现在。

[1] 穆罕默德二世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第七代君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在位期间曾进行了26次远征。他创建了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以“征服者”闻名。相传奥斯曼人攻入君士坦丁堡后，穆罕默德二世摘下了一朵城中盛开的玫瑰赏玩，有一幅画像便描绘了这个情景。——译者注

[2] 白厅大街：伦敦的一条街，是英国一些政府机关的所在地。——译者注

[3] 托加长袍：古罗马时期男性公民的正式服饰，以白色为主。托加长袍的种类很多，可满足不同正式场合的需求。——译者注

[4] 狄奥多里克大帝：东哥德王国（其疆域大部分位于今天的意大利）的创立者。——编者注

[5] 约翰·梅杰：英国前首相，1990至1997年在任。——编者注

[6] 《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论述“一战”的著作。——编者注

[7] 圣迪奥庄园：位于意大利的圣迪奥山，盛产葡萄。——译者注

[8] 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区，艺术遗产丰富，被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译者注

[9] 基安蒂：指托斯卡纳中部出产基安蒂葡萄酒的区域。——编者注

[10] 圣马力诺共和国：位于意大利半岛东部，整个国家都在意大利包围之中，是一个袖珍的“国中国”。——译者注

[11] 波河：意大利河流，全长652千米。——译者注

第三章

Amemus eterna et non peritura.

Amemus——让我们去爱。Eterna——那些永恒之物。Et non peritura——而非转瞬即逝之物。

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

第四章

他在一个不熟悉的房间里。光线很暗，似乎是傍晚，或者是大清早。他躺在床上，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个东西——似乎是灯具配件。五月花果遍地，六月去海边……他感觉头很沉，迷迷糊糊的。十月天下雾。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脚步声和说话声从门外传来。门上镶着磨砂玻璃，不时有人影滑过，化作黑乎乎的一团。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

第五章

房间里阳光灿烂，乔安娜正坐在一旁。“早啊，托尼。”她说。

“早。”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她看上去很累，他心想。“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

“你住院了。这儿是拉韦纳。”

“你不是应该在纽约吗？”他问。

“嗯，是的。”

她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

“过几天我就得回去。”她说。

“好。”他还觉得头晕，过了一会儿才问出了那个该问的问题：“我为什么住院？”

“你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

他努力回想了一下。“我去了彭波萨修道院，是不是？”

“你出车祸了，那辆帕萨特整个都报废了。”她告诉他。

“什么车祸？”

“警察似乎是这么认为的，”她说，“当时，你从支路开出来，正打算左转，刚好来了辆卡车，卡车后面又有人要超车，你没发现，就这么撞上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他说。

“嗯，你掉进了一块田里。幸亏有安全气囊，不然我就见不到你了。医生说你脑震荡了。”

“脑震荡？”

“嗯。我看他们是想明天给你做个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毛病。”

他感觉有点儿恶心，便躺回枕头上。刚才，他一直在半坐着跟她讲话。

“那辆车记在了我的名下，”她说，“所以警察找到了我。”

他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具配件，目光沿电线的轨迹一路穿过天花板，来到门上方的墙面，又沿墙面与天花板的交界处一路前进，钻进另一面墙上钻出的一个小洞里。他感到十分怪异。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过来，”她说，“睡衣什么的。”

“好。你还好吧？”他含糊地问。

这问题显得有些奇怪。她迟疑了一下：“挺好的。”她感觉应该再说点儿什么，便补充道：“你也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一样。”

他努力回想现在是什么时候。

乔安娜似乎被什么东西分了神。她转过头去，却什么也没发现，不过是小病房里一块空荡荡的地方罢了。

毫无疑问，此情此景显得有些尴尬：过去二十多年来，这对夫妻几乎一直各顾各的，鲜少有麻烦彼此的需要——即便有，两人也都就事论事，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商讨，涉及的也都是些极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贷款和工作上的事。今天这种场景还从未出现过。

托尼看上去无助又迟钝。他躺在床上，身穿病号服，肩膀附近绣着编号。

“我是昨天晚上坐飞机过来的，”方才，她还望着那个低矮古怪的洗手池，此刻又面向了他，“是瑞安航空的飞机，从斯坦斯特德机场出发。”

他似乎对这些不怎么感兴趣：“是吗？”

“嗯，就是那种半夜到达的航班。”

他知道这种航班什么样——几天前，他就是搭乘这种航班过来的。下飞机后，他在博洛尼亚机场叫了辆出租。晚上很冷，他坐了半个钟头的车才到家。房子已经几个月没住人了，冷得要命，橄榄油也变得像蜡一样浑浊。地板上落着老鼠屎，楼梯角的墙上泛了潮——地板上的老鼠屎，墙上不断扩大的泛潮处，这幅景象让他手足无措。他没脱大衣，在客厅的小沙发上坐下，口中呵出了一团白气……

“要我留下来陪你吗？”他听见乔安娜这么问。

此刻，她正站在窗边，向窗外望去，真不知道窗外有什么好看的。他什么也没说。接着，她开口道：“医生说了，现阶段你只需要好好休息。他说你得好好睡觉。”

“好。”

“要我留下来陪你吗？”她又问了一遍。这次，她特意强调了“留下来”三个字。

她回到椅子边坐下。这椅子不高，绿色的布面脏兮兮的。她等着他的回答。

“不用了，我挺好的。”

“你得好好睡觉了。”她建议道。

“好。”

她抓着他的手，握了一会儿。她就这么握着他干巴巴的手，这一幕也很尴尬——她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两手相触的亲密感也显得有些多余。她明白，其实自己此刻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不过是像朋友一般相处，他出了这样的事，她不清楚自己该为他做到哪一步。这种事之前从未发生过——两个月前，他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可那是在伦敦西部，就在家门口，住院的相关事宜也都提前安排好了，她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大半夜坐着飞机穿过欧洲，不请自来，吓他一跳，还得告诉他他现在在哪儿，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即便是那场手术都没能令他像此刻这样无助。还在飞机上时，她心想，到底有没有必要跑这一趟？这还算不算她的分内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她要是不管，还有谁会管呢？她还握着他的手，感到极为尴尬，便捏了捏，把那只手放了下来。

“我明早再过来。”她说。

“好。”他想知道现在几点了。

她穿上大衣，动作十分缓慢。接着，她又说了一遍：“我明天再过来。”

门一开，外面的喧嚣声便涌了进来。这时，他叫住她：“乔安娜。”

她停在门口。

“谢谢你。”

她不知该如何作答。“没事。”最后，她说了两个字，便离开了病房。

一两个小时后，窗外彻底暗了下来，天花板上的灯亮了。这时，一位医生走了进来：他看上去很年轻，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容貌英俊。他问托尼感觉如何。“挺好的。”托尼回答。

“觉得恶心吗？”

“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儿。”

“头疼吗？”

“有点儿。不是特别疼。”

医生说明早会为他做个CT，要是没什么问题，没有脑出血，他明后天就能出院了。“你算是命大。”医生笑着对他说。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多少恢复了些，比起前一天，他更清楚自身的处境了：他正住院——这点他很清楚。今年，他一直是医院的常客，简直把一辈子的院都住完了，现在他又来了。他坐在高高的床边，身上穿的是乔安娜昨天带来的睡衣。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事会越来越频繁，不是吗？他还要频繁地出现在医院里，见到形形色色的医生。他人生仅有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地延缓衰老和死亡。他的人生再产生不了什么积极意义了。从这个角度讲，他已经死了。他感到一阵悲哀。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这句话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费力地下了床，站稳脚步，两步就走到了洗手池边，感觉一阵头重脚轻。洗手池上方挂了面镜子，他看了一眼，吃了一惊——没人对他说他破相了。“该死。”他怒火中烧。他感到头晕，便靠着洗手池缓了片刻。水龙头的造型十分奇特，是根水平的杆子，有十五六厘米长，他摆弄了一会儿才出水。他接了一塑料杯的水，把杯子举到开裂变形的嘴边，眼睛还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肿得惨不忍睹的脸和剃了一半头发的脑袋，整个人活脱脱一副惨象。

他又想起了那句话。

“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

彭波萨。

修道院里那一个多钟头的记忆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这行字骤然闯入他的眼帘，令他心生不安。他从院内朴素的景致间穿过，门廊上的这行碑文却还挥之不去：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后来，在餐馆等那份儿豆子汤的时候，他望着窗外寂静的冬日、照在光秃秃树上的阳光。这时，他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什么才是永恒的？

没有什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世界本身也一样。太阳不是永恒的，夜空中的星星也不是。

万物终有尽。

万物皆如此。

这一点，世间无人不知。

第六章

保险公司提供了一辆车，乔安娜将他接回家。她已处理好了一切。

托尼一直盼着离开医院，可回家的路上，他的兴致并不高；此刻，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盼什么。天下着小雪，聊胜于无。小小的雪花尚未落地，一沾到什么东西就融化了。

到家了。

开到阿真塔，他们在利多超市买了些东西。乔安娜负责提重物。

“墙上泛潮的地方得修修。”她说。

“好。”

“你知道屋子里有老鼠吧？”

“嗯。”

两人坐了下来，一起吃午餐——这一幕是多么奇怪啊！这么多年来，两人从未单独待在这栋房子里。

“我明天就得走了。”乔安娜说。

“好。”

“我跟科迪莉亚说了，”她告诉他，“她会过来陪你一阵。一周吧，她说应该能陪你一周。”

他竭力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其实这真没必要。”

“我看你一个人待着不行。”

“不会有事的。”

“她机票都买好了，托尼。”

“嗯，这孩子真贴心。”

乔安娜小口吃着土豆沙拉：“真不好意思，我没法留下来陪你。”

他挥挥叉子，表示不介意。

有那么一两分钟，他们只是吃着东西，谁也不说话。

“可惜了那辆帕萨特。”显然，一听说科迪莉亚要来，他高兴了不少。

“唉，别想了。那车够老的了，早就该换了。”

“我挺喜欢那辆车的。”

“我也是。”乔安娜说。

“记得以前咱们开车去南边吗？”

“当然。”

“那时候多有意思。”

她给自己添了些酒，说话的口吻简直像在冷冷地调情。“过去的时光总是令人难忘。”

他们曾开着这辆帕萨特到欧洲南部去：之前，他们开的是一辆老沃尔沃740，一路驶经法国，穿过勃朗峰隧道，又从瓦莱达奥斯塔开到了皮埃蒙特，几乎接近伦巴第。他尤其喜爱在瓦莱达奥斯塔开车的感觉，享受着峡谷带来的刺激和纵贯欧洲大陆的惬意。

如今，追忆往昔，那些长途旅行是何等美妙。他怀念着过往，身体的某处也跟着痛了起来。

记忆中的空气潮湿又新鲜。

他抿了口酒，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大约十二年前，这辆帕萨特被安置在了阿真塔附近。那个时候，车子就已经很旧了。从那以后，就不曾有过什么长途旅行。

乔安娜又告诉他：“科迪莉亚要给你弄辆新车。她是这么说的。”

“是吗？”他问。

他的语气里带了点儿怀疑。乔安娜回答：“车的事，她还是懂一些的。”

“嗯，那是。”他表示赞同。

“她会帮你找一辆的。估计会在拉韦纳找。”

“费拉拉也行。”他提议。

“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吃完了吗？”

他点点头。她把两人的盘子收走，拿进厨房。

雪停了。又是冰冷潮湿的一天，令人难过。乔安娜打了一会儿电话，他不知道这电话是打给谁的。她跟几个不同的人说了话，听着像是在说工作上的事——他坐在靠背扶手椅里，腿上摊开那本克拉克的《梦游者》，却留意着她的交谈。这本书他读得很慢，主要是因为他不怎么感兴趣。到了这个岁数，他很难再对什么事提起兴趣了。

打完电话，她问他想不想看电影。

“电影？”他做出一副被人打断的样子，仿佛刚刚正在做什么重要的事。“好吧。”

他注意到她手中的酒杯是满的。她喝得不少啊，他心想。两人的相处令她感到不适。“什么电影？”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不是有好多录像带吗？”她站在书架旁，身上穿了件宽松的羊毛衫。她翻起录像带来。“《土拨鼠之日》怎么样？”

“那部早就看过了，”他口气不怎么友好，“看了不下二十次。”

“好。那《金色池塘》呢？”

“不看。”

“《遗愿清单》？”

他哼出声来。

“《为黛西小姐开车》？”

“天哪，不要。”

她又推荐了几部，被他一一否决。

“那你自己选一部吧，”她不耐烦起来，“你过来，自己选一部。”

“乔安娜……”他还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两手相对，指尖相触，似乎要教训她几句。

不过，他只是叹了口气，有些不耐烦地问道：“还有什么？”

“多得是。《关于施密特》？”

他又叹了口气。

“《关于施密特》行不行？”她从书架边转过头，几乎吼了起来。

“不行！”

“你到底想不想看电影？”她问。

“不太想。”他的口气里有点儿挑衅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去哪儿？”

乔安娜正要离开房间。“我有事要做。”

“什么事？”

“工作。我本来应该在纽约的。”

这话激怒了他。“我又没让你过来。”他冲着她的背影吼道。

客厅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用一只手捂住双眼，脸部受伤的皮肤触感柔软，他都忘了自己破相这回事了。

她又折了回来，站在他面前。

“嘿，”她试图与他沟通，“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觉得你需要帮助……”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他听到自己这么说。

她沉默了片刻，空气中酝酿着风暴。

“好，那就随便你吧。”她轻轻地说。

他听见她走上楼去，关上了房间的门。

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来，手脚僵硬地上了楼，头还昏昏沉沉的。

他轻轻敲着她的门：“乔安娜？”

没有人答应。

“乔安娜……对不起。”

“对不起，”他重复了一遍，“我今天不太对劲儿。”

他没有直接推开那扇门——她不允许他这么做，多年来一直如此。

“下楼来吧。”他对着门说。这扇木门原本大概是白的，如今刷了层漆。“我给你泡点儿茶，”他又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他走下楼来，用一只温热的壶泡了茶。这种做法很老派，现在的人不会再这么泡茶了，他有点儿难过地想。

他拖着脚步走进客厅，手里端着茶盘——出乎意料的是，她已经坐在客厅里了。她在沙发上坐着，把一双不怎么秀气的大脚搭在脚垫上，正盯着自己的手看。“这太让人难过了。”她说。

“什么？”

他把茶盘放下。

“我一共就在这儿待两天，你还这样对我。”

“对不起，”他说，“是我的错。”

“嗯，是你的错。”

他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腿微微跷了起来。他喘着气。

“你感觉怎么样？”她问。

“挺好的，就是有点儿晕。不会有事的。”

“你什么也别干了，”她说，“医生跟我说，让你这些天什么也别做。这茶盘让我来端吧。”

“不会有事的。”

她站起身来，开始倒茶。

后来，他们一起看了《涉外大饭店》。

还没看到一半，他便在扶手椅中呼呼地打起了鼾，双脚还搭在脚垫上。

第七章

人们总盼望能安详地离开人世，带点儿体面，而不是在屎尿的恶臭中含泪带痛走完这一程。总得带点儿体面，不管这体面意味着什么。如今，他已时日无多，得费心想想该如何实现“体面”二字。“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若是想体面地离去，这该算个不错的建议。可还是那个问题——什么才是永恒的？在他的世界里，什么才是永恒的？他看向自己的双手——这是一双老人的手，虚弱而松弛。他觉得这不是他的手——他从没觉得自己是个老人。他又看向那白得发亮的日光，看它普照大地，惠泽周遭平坦的土地。目之所及，皆是转瞬即逝之物。一切都转瞬即逝。

乔安娜走了。她搭乘的是早班飞机，离开时天刚亮。一两块农田开外是65号省道，道旁，一棵棵杨树矗立在黎明中。出租车在门外等着，排气管喷着水汽。她将手提箱拽到楼下，在门厅中停住脚步，对他说：“科迪莉亚下午过来。”

一分钟后，房里只剩他一人。他坐在厨房中，竭力抑制住不期而至的伤感，用颤抖的手往滤壶中舀着咖啡。

我们对生命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啊。生命的长河中，一幕幕场景恰似火车窗外的电缆塔，就这样飞驰而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此刻永远在流逝。

转瞬即逝。

他坐在扶手椅上，手中是那台平板电脑。

点击。

点击。点击。

他点开邮箱。没有新邮件，只有无休无止的垃圾邮件。

他还没有给西蒙写信，跟他聊聊那首诗。他打算现在就写。他先把诗重读了一遍：

他双眼凝视别处，

征服者穆罕默德手持玫瑰，

举向他那土耳其人弯刀般坚挺的鼻。

他一心追逐财富，征战四方。

这精明的政客，未雨绸缪。

杀亲兄弟，将权力玩弄于股掌。

政客之种种，

他样样精通。

此刻却为何擎花而立？

也许花之脱俗将他吸引。

这脱俗的品质，

绝非美丽，

亦非爱情、自然或感官享受，

更非对安拉或是什么神灵的虔敬。

不过是感受片刻生命的质地，

和时间流逝的永恒。

他留意到一处地方，是他上周未曾留意的——全诗的最后一个词组。

他站起身来，抚弄着暖气片，用僵硬的手指感受热气。

时间流逝——只有这才是永恒的，才是没有尽头的。时间的流逝，唯在其影响万物时方能为人感知，因此，万物恰以自身的“不永恒”印证了时间流逝的永恒性。

这多么巧妙而又矛盾。

克劳迪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早上好，帕森先生。”

他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哦，是你啊。你好，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帕森先生。”话虽如此，克劳迪娅却没怎么掩饰脸上的倦色与厌烦。每年的这个时候，她的关节很难受，之前她就跟他说过。

“您看我从哪里开始打扫好呢？”她问。

“厨房吧？”他建议，“或者楼上？都行。”

他想竭力留住上一刻的那种感觉：万物以其自身印证某物的无尽和永恒。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自己想通了。他想通了。

“好，”克劳迪娅回答，“那我就从楼上开始，好吧？”

这印证的标准是万物自身的“不永恒”。

只有这般矛盾之事，他心想，才有可能……有可能什么？

他回答：“好的。谢谢你，克劳迪娅。”

他还站在窗边。

有可能度化世人。

那一刻他想通了。

下午四点，天色开始变暗，科迪莉亚也来了。她今年四十三岁了，这多不可思议。“嗨，老爸。”打发走出租车后，科迪莉亚走进房内。他在门口等着，想帮女儿提手提箱，她却不让。父女俩到客厅里坐着，喝起酒来——此刻，他多希望自己没打开那瓶上好的巴巴莱斯科，要不然就能跟女儿分享了。他给她讲了车祸的事，讲的都是自己记得的那部分，也就是在彭波萨修道院的情景。他向她道了两次谢，感谢她的陪伴。

听到父亲道谢，科迪莉亚只是笑笑，起身看着架子上的书。她跟她母亲一样，都是高个子。“我正在读克拉克的《梦游者》。”他坐在扶手椅上，这么告诉她。

“哦，是吗？这书好看吗？”

“非常好看。”他回答。

“跟我讲讲吧。”

他给她讲起了自己的看法，讲欧洲文明是如何断层、几近沦陷的。显然，他没太把话说明白。他又补充道：“当然了，我还没看完，才看了不到一半。”

“嗯哼。”

他身上的那股学究气又开始发作了。“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提堂》
[1] ，”她说，“总算是读了。”

“这位作者很懂政治。”他对她说，一副很了解的样子。

“我觉得这本书还不错。”她说。

接着，她又谈起了别的事：“你跟妈妈在一起还好吧？”

显然，这问题颇有深意。

“挺好的。”他回答得挺含糊，又加重了语气，“她能来已经很好了——她在纽约那边还有事。”

“我知道。”

他的语气越发庄重起来：“也得谢谢你，科迪莉亚，我知道你特别忙……”

“你已经跟我道了四遍谢了，”她歪着嘴苦笑起来，“别再谢我了，够了。”

“好。”他笑了，一如既往地欣赏她的态度。

可以说，他有些敬畏她了。

“所以，你跟妈妈相处得还好吗？”她还在追问。

乔安娜一定给她打过电话了，应该是从机场打给她的，跟她交代了一些事情。

“挺好的，”他不想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勉强，又重复了一遍，“挺好的。”

两人沉默了片刻。

他打破沉默，问起了外孙西蒙。他说他读了她发来的诗。

“是吗？”她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你觉得怎么样？”

“印象深刻。”他说，科迪莉亚看上去很满意，“他跟他的朋友春天来过这儿。”

“嗯，”科迪莉亚说，“我知道。”

“他的朋友叫什么来着？”

“费迪南。”

“对，那孩子挺有意思的。”

“嗯，”这句话似乎令她有些不舒服，“是吧。”

“我挺喜欢他的，”说话时，他的眼睛望向远处，“我们聊了几次天，挺愉快的。”他冲她笑笑。

“你和费迪南？”

“当然还有西蒙。”

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呃，费迪南现在也在牛津上学吗？”她心想，提起这个名字时，他的口气多奇怪啊，还带着点儿小心。事实上，他不停地提起这个孩子就够奇怪的了。

“嗯，他也在。”她回答。

“在同一个学院吗？跟西蒙？”

“应该不是。”

“西蒙是在圣约翰学院
[2] ，对吧？”

“对。”

“嗯，”他似乎有些惆怅，“那两个孩子在这儿住了几天，我还挺开心的。晚餐想吃什么？”他问。

“我想咱们出去吃吧。”

“可以啊。去哪儿？”

“去阿真塔那家？”

他知道她指的是哪家，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是那家店的常客。“可以，不错。我给他们打电话，订位置。”

“我帮你订吧？”

“不用，我能行。”他回答。

电话在餐具柜上，旁边是个破破烂烂的小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手写的号码。他翻了几页，找到了餐馆的电话，拿起听筒，开始非常缓慢地拨号，还故意把按键弄得噼啪作响。他将话筒举到耳边，边等电话接通，边打量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暗色的玻璃上，他蜷缩着身子，穿了一件针织套衫。

接下来的几天里，科迪莉亚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雇了个人来修楼梯脚泛潮的墙面，又找来一套驱鼠的超声装置，还给克劳迪娅安排了些具体的活计——克劳迪娅对此似乎还挺高兴。短短几天时间，房子看上去干净、整齐了些，也更有人气了。

父女俩一起上网，浏览着本地二手车的信息，还真的找到了一辆她觉得合适的——是辆丰田RAV4，自动挡，有五年的车龄。第二天，两人开车去了费拉拉，看了车的状况。她往下压了一千欧元的价，双方就此成交了。她开着保险公司的车，他开着这辆丰田，一起回到了阿真塔附近。他觉得这辆车比原先那辆帕萨特好开。不管什么事，只要科迪莉亚出手，就都变得容易起来。他明白，若是只有他自己，是绝对没有勇气处理这一切的。可科迪莉亚就能得心应手：她打电话联系对方；给他讲这些意大利文的表格上写的是什么，告诉他该怎么填，该在哪儿签名；她还把保险的事情也处理好了。没错，他有些敬畏她了——她的精力是如此充沛。有那么一两个冬夜，父女俩玩起了拼字游戏，她也总能赢他。才过下午四点，冬夜就已降临，大地瞬间失去光亮，令人猝不及防。

一天下午，克劳迪娅的儿子来了，开着那辆宜家货车，要接母亲回家。他来得有点儿早，克劳迪娅正在熨一堆衣服，他便在货车里等着。

“车道尽头停着一辆宜家货车。”透过楼上的窗户，科迪莉亚看到了那辆车。她问父亲：“你订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他告诉她，“是克劳迪娅的儿子来了，他在宜家上班。他正在等他妈呢。”

“咱们让他进来吧？”

“行啊。可以。”

透过窗户，他看见科迪莉亚迎着寒风快步走向货车，敲了一下车窗，又跟那个罗马尼亚年轻人说了些什么。接着，那个年轻人下了车，跟着她走进屋来。

他听见她用带着英语口音的意大利语流利地跟他交谈，向厨房走去。

几分钟后，他走进厨房，跟年轻人打了个招呼。他在厨房里待了片刻，感到有些尴尬，便走了出来，坐回椅子上继续读书。不过，此刻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克劳迪娅和儿子离开后，科迪莉亚找到他，跟他聊起了这对罗马尼亚母子。二人都觉得这对母子很不错。

“这个年轻人长得挺英俊的。”科迪莉亚说。

她父亲点点头，显然也赞同这个观点。接着，他匆忙补充了一句，好像之前从没这么想过似的：“你觉得他好看？”

“嗯，是。”

“他结婚了吧？我估计。”突然，他蹦出了这么一句。

“呃，我也结婚了。”科迪莉亚对他说。

“不是，”他看上去有些慌张，知道自己乱了方寸，便更紧张了，“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长得挺英俊的，没别的意思。”

“好吧。”

他努力笑了笑，可知道自己笑不出来。

他只感觉她盯着他的眼神有点儿奇怪。他说：“呃，你真好，还叫他进来待了一会儿。”

她似乎没听见，只是继续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盯着他。

她似乎在等他说些什么。

他把那本书举到眼前，盯着某一页上1914年的欧洲版图。事实上，他什么也没看进去。

她发现了，他心想。

不过，她发现了什么呢？有什么该被发现呢？他又有什么“秘密”？某些男人……能吸引到他？他为这种吸引感到困扰，因而在与他们共处一室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窘迫之情。不过，也就是这么点儿事。他就这么一个“秘密”。然而，即便是在幻想中，他也从未……

终于，他不再看那幅地图了，而是抬眼看向她。

她已不在原地。

他感觉刚刚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微微感到恶心——这种感觉上次出现还是二十年前，在乔安娜说他“明显不正常”时。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后来，乔安娜再没这么说过，连影射都不曾。不过，从那时起，夫妻俩就算是分居了。他不知道乔安娜有没有跟女儿提起过。

他在厨房找到女儿。

她举着一个相框，相片中是他和乔安娜。父母几近分居的状况一向令她心忧。

“这是什么？”他问。

她没有回答。

他站在她身后，也盯着这张合影看了起来——她一定觉得父母的婚姻有名无实。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想把这句话告诉她，却不知该如何措辞。

他正酝酿着该如何开口，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也许乔安娜就是把这场婚姻看作了有名无实的。过去四十五年共度的时光——算是共度吧——于她而言也许不过是虚情假意。当然，科迪莉亚大概会从母亲的立场出发，为她多年来跟一个“明显不正常”的男人生活感到不值。他还是觉得自己跟这五个字毫不沾边。他不知道科迪莉亚是否清楚乔安娜的私事。说不定她知道的比他还多——他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很难说太太和女儿交换了什么信息。

科迪莉亚还盯着那张相片。相片中，他穿了一件礼服，光彩照人——这张相片是二十多年前拍摄的，就在他被封爵的那天。

“那一天，我被封为爵士。”他对她说。

显然，她并不是因为这个才看相片的，也根本没想到这件事。这话让他显得既不敏感也不敏锐，他自己也清楚。不过，为了转移话题，不去谈那些他不想谈的事，他别无选择。

她像是领会了他的意思。“没错。”说着，她把相片放下，“要不要喝一杯？不过，现在会不会太早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

还不到下午五点。

她告诉他，在伦敦，现在正是办公室聚会的时候，又赶上圣诞节，人人纵情畅饮，肝脏不堪重负。人们整个下午都泡在酒吧里。

“我好像还有印象。”他说。

“还惦记着上班的事吗？”她问。显然，她对这个话题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不过是为了找点儿话说。

“不像以前那么惦记了。”

他向酒架俯下身去，心事重重。

“不像以前那么惦记了。”他重复道。

他取出一瓶酒，放到桌上。

“我得接受事实。”他的口气颇为平静，“到了这个年纪，人生再没有什么可能了。”

她想聊的是他跟她母亲长达四十五年的婚姻，她想知道其中的内幕；他却不想聊。作为补偿，他似乎对其他的事情格外坦诚，知无不言。

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打开酒瓶，刮开铅箔，然后把沉甸甸的铅箔从瓶口剥下来。他说：“我贡献不了多少价值了。这是实在话。”

“别这么说。”她似乎还是心不在焉，心思在别的事上。

“哦，我这辈子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你是指……事业方面？”

“对。一定程度上吧——事业上我算是没有遗憾了。”他说。“对于我所取得的成就，我很自豪。”这话一点儿不假。不过，说归说，他却觉得那些成就无足轻重、没有意义，甚至显得莫名地虚假。即便是他最引以为豪的那些功绩，也是如此——比方说，过去的许多年中，他曾为促成2004年欧盟东扩发挥的小小作用。不知为何，这些丰功伟绩似乎黯然失色了——许是因为他现在面临着更为严肃且无法逃脱的命运，相比之下，这些成就便无足轻重了。他还竭力维持着那种哲学家的腔调：“我很自豪，但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要帮忙吗？”科迪莉亚问。他开酒瓶似乎有些吃力。

他迟疑了片刻，似乎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接着，他开口道：“嗯，好，那就麻烦你了。”他把酒瓶递给她。

“这瓶酒，”显然，他急于谈些让人开心的话题，“是我和你妈妈一起买的。”他委婉强调了一下这一点，似乎想证明夫妻俩还是有过美好回忆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年我们去南边的翁布里亚
[3] ，开的还是那辆老帕萨特。唉，可惜了那辆车。这瓶酒应该是在佩鲁贾
[4] 买的，据说是当地最好的一种葡萄酒。是时候打开了。”

“对，对。”科迪莉亚的语气还带着敷衍，似乎还在为别的事分心。

他倒了两杯酒，每一杯都不算太满。他将其中的一杯推到她面前。

“那么，”他说，“敬……？”

他停了片刻，惹得她笑了起来，又耸耸肩。这笑容很悲伤，又有所隐瞒，笑意也未达心底。

他不让自己的心情受到影响。

“生命？”他提议。

她琢磨了一下这两个字的含义，没有反驳。“敬生命。”

第二天早上，父女俩开车去了拉韦纳。他需要再去医院做一次扫描。这次，他们开的是那辆新丰田，开车的是科迪莉亚。

车子向着大海的方向开去。乡下的农耕场景渐渐被花哨的景致取代。多沙的海岸边，旅游业渐渐发展了起来。到处都是主题公园和酒店的指示牌。冬天一到，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只有那些妓女还在309号国道旁站街，人数倒是比夏天少——他听人说过，干这行的不少都是波黑姑娘。

“真不容易。”他说。

科迪莉亚边开车边点头。

开到拉韦纳附近时，工业区和商业港口的标志出现了。拉韦纳的路况不怎么好，路标也很少，她自如地应付着一切，在单行道上一丝不乱。看到她如此能干，他一面大为惊讶，一面为自己感到羞愧。

“你真棒。”车子停在市内某处红绿灯前时，他对她说道。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可她似乎清楚得很。

她笑了。“谢谢。”车子又发动起来。她举手投足间的笃定气度令他大为折服。

他们决定一会儿在镇上吃午饭，然后去医院检查。检查安排在了下午两点。

他们把车停在了靠近基督教古迹
[5] 的一块公用地上，下车步行。他要买一顶帽子。他告诉她，上次来拉韦纳的时候——住院的那次不算——他就想买顶帽子了，可没买着。她打算给他买一顶，当作圣诞礼物。

卡沃尔大街上挂着圣诞节特有的装饰，时髦小店在阴影中灯光闪烁。他们走进几家可能会卖帽子的店铺，最后买了一顶棕色的软帽——是一顶博尔萨利诺
[6] 的帽子，跟他消瘦的脸庞很搭。他不但脸庞消瘦，脸色也很憔悴。时间正向他发出警告。车祸留下的浅黄色伤疤还在，看起来十分狰狞。显然，他对这顶帽子很满意，直接戴上了。然后父女俩寻找着吃午餐的地方。他们在马焦雷大街上找了家馆子——他记得自己多年前来过这儿一次，要是没记错，这地方还不错。小小的雪花飘落下来，父女俩走进餐馆，一阵暖意扑面而来。他们要了张两人桌。

“就是这家。”他对女儿说道。两人将衣帽脱下，坐了下来。

“嗯。”

“这家店厨师的手艺不错——至少以前是这样。现在就不好说喽。”

餐馆内的装饰风格明显很俗艳。

店里没有菜单，只有一个笑呵呵的男人走上前来，像和老朋友说话般介绍着当日菜品。

菜点好后，一个体形矮小的女人走上前来，一张脸活像一粒风干的豌豆。她端来了托尼点的红酒和科迪莉亚点的绿瓶气泡水。

四周坐的似乎都是白领，正在吃午餐。

餐馆外还在下雪。

他给她讲起了“让我们爱那些永恒之物，而非转瞬即逝之物”和“时间流逝的永恒”来，他又开始思考这些了。今早醒来时，他十分沮丧，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日光照亮了绿松石色的墙面。下午要去医院的事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心情——还不知道CT检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最近几天，他一直头痛。过去的几个月，他一直能奇异地感受到心脏的活动，而最近几日，他又能感受到大脑的活动了。衰弱的体质常令他夜半心惊。他试图重新找回上周的那种感觉：万物以其自身印证了某物的无尽和永恒，而印证的标准恰是万物自身的“不永恒”。

此刻，他正努力向科迪莉亚解释着这些。

“我们需要，”看到女儿露出了不解的神色，他费力解释着，“去感受更为宏大的永恒之物，而我们自身也是这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嗯。”她耐心地回应着，又给自己倒了些水。

她没听懂，他心想。

其实，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即便是他自己，也觉得很难将这个观点说明白——也许光是想明白都很困难。

“我讲得不够明白。”他向她道歉。

“不，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他们点的面食端了上来——这是一种意大利方饺
[7] ，个头大、分量足，盛在一口笨重的铁煎锅里，正咝咝作响。那个面容冷峻的女人将锅放在木质餐具垫上，一言不发，等父女俩自己动手。

“谢谢。”女人从桌边走开时，他用意大利语道谢。

他在厘清思绪，向科迪莉亚阐述他的观点——或者说是试着阐述他的观点。

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好吃吗？”他问。

“好吃。”

看着女儿的一举一动，他突然很感动。

这感动之情淹没了他。

一时间，他热泪盈眶。

她留意到他泪眼蒙眬的凝视，便冲他笑笑，既带点儿询问的意思，又像是有点儿尴尬。

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傻，便摇摇头，不打算解释什么。他也吃了起来。想到自己终有离去的一天，这突然涌起的父爱就更令他难过了——终有那么一天，他将只能看上她最后一眼，这简直令他撕心裂肺。

抬起头来。

四周坐的都是白领，正在吃午餐。

他确信自己只是用“万物以其自身印证某物的无尽和永恒”这一观点麻痹自我：他内心满是恐惧与悲伤，逼他不得不想些别的，好忘记那令他夜不能寐的大限之日，于是，他才思考起时间流逝的永恒性来。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存在的只有常人无法理解的奥秘——尽管我们构成了时间的一部分，肉体也牵涉其中，却永远无法了解何为“时间的永恒”。时间就像一片不可知的空间，内里空无一物，恰如圣阿波利奈尔教堂内的那幅镶嵌画——拉开的窗帘后什么也没有，由金色瓷砖铺就而成，一片单调的金色海洋；在这空间之中，无论你想填入什么，都只是武断干预、无中生有、主观臆断，而这也正是这周以来他在做的事——试图用一些能凸显他智力又能被人理解的观点来填补时间的永恒性赋予他的神秘空间。这些观点为他的人生注入了某种意义，令他从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从忧郁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越是用这些观点填补这个空间，去向自己和别人解释这些，这个观点就越显得抽象与无用。

科迪莉亚讲起了儿子西蒙的事。平时她也常常提起这个孩子，这周倒是有意少提他了，托尼也察觉到了。不过，趁着吃饭的工夫，她又说到了他。

托尼听她说着话，把手指搭在酒杯的杯脚上。

她正在讲西蒙那些被看作怪诞的特质；不过，她反常地承认自己有时也很担心。

他试图安抚她。他对她讲，这个年纪的孩子有时是会有些奇怪，而且越聪明的孩子越是如此。毫无疑问，西蒙就是个聪明孩子。

“我看这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

她点点头。

她就想听他这样说，至于这话是真是假，谁知道呢？

只有时间才是评判真假的唯一标准。

他付了账，跟女儿在门口穿好大衣、戴上围巾。他戴上那顶新帽子，在镜子前照了照。那位面容冷峻的女子正好经过，他再次向她道了谢，而她只是笑笑——竟然露出了一个甜美可爱的笑容，与她的气质大相径庭。

他用了点儿力才推开了门。

他让科迪莉亚先走出门去，自己跟在她身后。

外面很冷。

马焦雷大街渐渐隐匿在黄昏之中。

[1] 《提堂》：希拉里·曼特尔所著的历史小说，讲述了都铎王朝的风云变幻。希拉里·曼特尔曾凭借此书获得布克奖。——译者注

[2] 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是该大学资金最充足的学院，几乎涵盖了所有大学设置的专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即是该学院的知名校友。——译者注

[3] 翁布里亚：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区，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译者注

[4] 佩鲁贾：翁布里亚大区的首府。——译者注

[5] 此处指的是拉韦纳的早期基督教建筑。拉韦纳曾是东哥特王国的都城、罗马帝国统治意大利的中心，保有许多古罗马建筑遗迹。这些早期基督教建筑共包括八处：普拉西狄亚陵墓，尼奥尼安洗礼堂，圣阿波利纳雷诺沃王宫，阿里亚诺洗礼堂，查佩尔主教辖区，狄奥多里克陵墓，圣维塔莱教堂，克拉塞的圣阿波利纳雷王宫。——译者注

[6] 博尔萨利诺是一家制帽公司，以生产浅顶卷檐软呢帽闻名。该公司于1857年创立于意大利。——译者注

[7] 意大利方饺：一种以肉、奶酪等为馅的面食，通常加调味品食用。——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不过如此 / (英) 大卫·邵洛伊著 ; 张容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 All That Man Is

ISBN 978-7-5086-8543-4

Ⅰ. ①人… Ⅱ. ①大… ②张…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731号
人不过如此
著者：［英］大卫·邵洛伊
译者：张容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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