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北岛　李陀　主编

2010/6/16 Oxen（老老老牛）制作

作者简介

北岛，原名赵振开，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一九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住美国加州。其作品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并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出版作品有《在天涯》、《失败之书》。

李陀，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研究员，《今天》特约编辑。与黄子平合编《中国小说》年选（共四册）、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视界》。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的集子，内容很集中，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对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感觉上，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甚么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难以辨认，也难以追寻。但是，我们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这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序言/李陀

李陀：中学毕业即到工厂做工，一九八○年调北京市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八二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八六至八九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八九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柏克莱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八八至九一年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九九至○五年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二○○○至○四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视界》。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

秋季号和冬季号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内容很集中，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对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感觉上，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甚么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难以辨认，也难以追寻。但是，我们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我们相信，这是一本会让很多人不但为其中的回忆文字感动，而且多半会受到震动的书。

问题是，我们为甚么要编辑这本书？为甚么要钩沉那一段历史，让它复活？近年「怀旧」风气盛行，各种怀旧的影视和书籍出了不少，这本《七十年代》也要凑这个热闹吗？

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很愿意也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

记忆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似乎用不着说。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于他/她都活在记忆里——人的「此刻」总是在此刻中消失，活着的感觉、尊严和意义，其实都只有在「此刻」之后过去的记忆里才能明白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记忆，我们每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离开或者停止记忆，就像一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停止呼吸。

但是，历史记忆就复杂多了。千古兴亡任凭说，历史记忆常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其实一点不虚，由于和现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它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正在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垄断。为甚么我们在阅读历史着述的时候，经常碰到对同样的历史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述？为甚么某种公认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会忽然被「翻案」，然后流行一个似乎同样无可怀疑的另外的故事？为甚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里会有着天差地别的形容和描述？为甚么某一种历史记忆会得到呵护和保护，而另一种记忆就被压抑或者放逐？历史记忆领域从来就不平静，无论是要唤醒一个历史记忆，还是要认真对待和坚持一种历史记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很多时候，那需要特殊的品质和勇气。

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被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可有可无。当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大量历史着作，出版社每年还出版不少历史书籍，书店里也还不断有新的历史着述上架，但与此同时，历史研究正在被压缩到「学科」的小象牙塔里，严肃的历史写作正在被对历史的「戏说」和胡说所取代。历史和今天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脆弱，细若游丝。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

对这样一个不在乎有没有昨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能说些甚么？又能做些甚么？当然，可以从理论层面去讨论，琢磨、思考这样的时代如果真正全面来临，「人」有了甚么变化？「人」的概念和实质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去认识？也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作研究，分析这样一个文化潮流的源头和流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预测它未来的流向和分布。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让今天的人从直观和经验层面去思考这类问题，比如，直接面对昨天，接受历史记忆的挑战，再看看这挑战会有甚么结果？

于是我们就编辑了这本《七十年代》。我们想在这本书里，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我们相信，读过本书的读者，不论对作者们在这些回忆文字中流露的思想和观点有甚么看法，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为在其中展开的「昨天」的画面是这样陌生而感到震惊。我们还相信，这样的震惊也一定会带来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想一想刚刚过去的昨天为甚么会变得这样陌生，想一想历史记忆对我们今天有甚么样的意义。

编辑这本书，还有第二个应该向读者说明的问题：为甚么选择七十年代？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年代，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有很多大事发生，其中有些大事都有足以让世界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的重量。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似乎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特别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两个都可以用「暴风骤雨」或者「天翻地覆」来形容的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飈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这个十年，头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飈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飈的来临，无论如何，它好像不能构成一段独立的历史。这十年显得很匆忙，又显得很短暂，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一个夹缝。

既然如此，为甚么还要选择七十年代？

这当然有不少理由，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愿意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两个狂飈之间这个短暂的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读过本书的读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太特殊了。的确是非常特殊。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在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充满解放感的中国知识界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八方袭来，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一个个彼此或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的追索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由于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一般。

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些差别，并且不作任何编辑地保留了这些差别，让这些回忆文字尽可能「原汁原味」。这是因为，一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就像谚语说的，「笔写下的，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这些文字主人的个人档案，也是历史档案，它们的文字品格和历史的真实性，都自有后人去评说。另一方面，这些差异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留意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变迁的人都知道，这十年里一个引人注意的的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引起了长时间的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分裂和分化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也成了这些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由此我们还想谈及另一个话题。

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虽然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和论说，但是缺少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专门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史」这样一个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个推动，让更多的人注意从这样一个视角，去回顾和评价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问题。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本书中的人物(也是本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和大变革的历史关系，他们在思想、知识上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列根—戴卓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嚎叫的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不再有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 (J-P. Sartre)。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是「思想解放」，无论是「新啓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或者发生了，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甚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甚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只是，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 ，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甚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还有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就是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一件大事。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甚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甚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只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当然，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还应该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在《今天》二○○八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体字版、明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见到此书。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目录

序言/李陀

野草！野草！/张奇开

山歌/孔捷生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徐冰

断章/北岛

幸亏年轻/陈丹青

下乡第一年/朱伟

起程/高默波

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

听敌台/阿城

让思想冲破牢笼/朱正琳

黎明前的跃动/鲍昆

探讨，整肃与命运/许成钢

梦想与回忆/陈建华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王小妮

一九七六：初恋败絮/唐晓渡

鹪鹩巢于这一枝/宝嘉

青春无奈/翟永明

从里芬斯塔尔说起——刘野访谈录/朱朱

我的那年代/阎连科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柏桦

明暗交错的时光/李大兴

黑画风波/范迁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邓刚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黄子平

1970：末代回忆/蔡翔

诗样年华/徐浩渊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严力

漫长的假期/韩少功

魏庄/王安忆

我在四五事件前后/阿坚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李零

难忘的一九七一/唐晓峰

骊歌清酒忆旧时/赵越胜

附：七十年代，历史夹缝中的青春

野草！野草！/张奇开

张奇开：1950年出生于四川射洪，三岁时举家迁居重庆。1987年东渡日本，入日本多摩美术学院大学院。在日本期间多次举办个展和入选各种大型美术展览，获国际艺术大奖、东京议会议长奖等多项，曾被日本国际现代艺术家协会和神奈川美术家协会推荐为评委。1990年移居德国，从事艺术活动，作品连续六年被德国柏林政府收藏同时也被大量文化机构和个人收藏。2000年后回国举办个展并展开中西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工作。近年来撰写了大量艺术批评文章。1980年参与组织策划“重庆野草画展”，2002年组织策划“国际新长征——穿越欧洲”行动，2006年策动主持“卡塞尔文献展——移动的档案馆”国际巡回展中国重庆、上海展，2007年撰写《卡塞尔文献展50年——西方现代视觉文本》一书。现为德国职业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特聘教授、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上海同济大学设计与艺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79年深秋，一位朋友凑在我耳边悄声说：“照原订时间地点碰头，准时到。”

我先与张仁见面，他是“野草”画展的倡议者。仁是我少年时代一起学画的朋友，其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官，按当时的标准，本不属于新中国清洗的对象，但在镇反运动中却成了枪下冤魂。仁讷于言敏于行，其坚毅的性格和自由不羁的思想使他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窘困、精神极度膨胀的紧张状态，政治充斥所有的生存空间。在大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四德村沙龙”，还有以我为核心的“枣子岚垭画室”的艺术团伙，分别以我们各自的居住地得名。仁长我一岁。我们常聚在一起画画，读法国小说，朗诵俄罗斯诗歌，讨论政治。我们对现状极其愤懑，预感它不会永远如此。

任何专制时代都是企图用文化流水线把人造成同样的精神型号。然而无论多么完美的生产机制，总难免有废品。我们这群人就是时代的废品，构成“野草”的基础。

见过张仁，几位主要组织者按约定时间开了碰头会，作了初步分工。张仁负责统筹，邓庭良负责组织，李德虹负责展览场地，我负责作品。有人提出是否要让薛明德参展，意见不统一。邓庭良坚持要薛明德参加，他的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开放性展览，任何人都有参展权。一点不错，“野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彻底铲除艺术审查制度。邓庭良身体硕大，性格外向，说话慷慨激昂，甚至咄咄逼人，满口脏字。那是他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养成的，很少人敢反对他。而张仁内向，在沉默中判断是非利弊。其余几位则态度暧昧。

我提出反对意见：作为同仁画展，“野草”既该调“野”，也应重视“同”，薛明德有过人之“野”，但与我辈之大不“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反叛者，无视制度、习惯、约定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规则，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彷彿是颗杀伤力极、没有保险机制又无法定时的炸弹，不分亲疏敌我，随时可能爆炸。

大家早就吃尽他的苦头，我的意见立即得到认同。邓庭良也有所收敛，默默不语，变得格外理智，大概明白他那激情的疯根本敌不过无赖的疯。

“野草”画展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备。按首次筹备会的分工，我前往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位于重庆九龙坡地区纵深处，由一条坎坷蜿蜒的公路带入。这条路长年累月裸露着，没有沥青，作为一个兵工厂坦克的试车道，早已遍体鳞伤。更可怕的是与四川美院毗邻的那座火力发电厂。早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年代，浓烟滚滚的囱是画家们描绘的景观。到了七十年代，人们方才醒悟那囱原来是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甚至是致癌诱因。师生们曾以温和而浪漫形式抗议过，但无人理会。

在朋友引导下，我首先敲开罗中立的画室，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画室，只不过学生宿舍而己。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院油画专业二年级学生，油画《父亲》的构思还远不在他的创作构思中。

他审慎地打开门，成熟的面孔和体魄让人印象深刻。我跟他泛泛之交。他内敛而平实，讷于言敏于行，与人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他大概属于那种天生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者，单纯向上，讨厌无病呻吟和夸夸其谈。他衣着随便，戴着显然自己修理过的老式眼镜。

室内零乱，弥漫着刺鼻的亚麻油和松节油气味。或许为了适应狭窄的空间，他的调色板很小，颜料按冷暖关系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白色堆积在右侧，紧靠油壶。油壶与调色板粘在一起。调色板以暖色为主——偏紫。墙上满是纸面油画和素描草图。他准备参展的是一组画，主题是对文革时期权力秩序的反抗。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张与偏紫的调色板调子一致的作品：一位艺术青年在密室中画女人体。另一幅是救护车撞到一位男青年，满地是血。它们具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情节性，是苏俄述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伤痕的结合。画得很不错，造型准确，概括而流畅，虽说与后来的写实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基础却是统一的。我用同行之间通常的世故，不动声色，微微表示赞许。罗中立内向而自信，对他人评价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完画便匆匆告辞。

午休时间，我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引我去见何多苓。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虽说那时还没画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但在四川名气已经很大了。他是成都人，气质与重庆人迥然不同：封闭、孤寂、自恋，不掩饰怕被伤害的敏感。无论熟悉或陌生，对话或沉默，其目光都避开他人。复杂的精神类型是晚熟的，却来势迅猛。他那飘浮的野心难以揣度，起伏很大，时而平缓时而激烈，缺少折衷与平衡。他是情绪化困扰的受害者，多疑的理想主义的投入者，绝望的无神论者，推崇与否定型的思想者。

何多苓坐在学生宿舍的床前，弓背曲腰，把画板斜放在被头上。画板上铺设着宏大的创作意图，与暴力、弹压、种族、正义、青藏高原有关。一部分被橡皮擦掉，一部分又用铅笔补上，还剩下某些力所不及的角落。黑白灰的分布是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巡回画派那儿挪用过来的。与他两三年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春风已经苏醒》保持相当的距离——无论是技巧或综合气质。他的才气有如打不开的阀门，当能量聚增而找不到出路时，结果是爆炸性的，让四周震惊。

何多苓身着宽大的深蓝色棉衫，袖口领口都磨旧了。他保持着有节制的微笑，黑发鬈曲，眼睛深陷，鼻梁笔直，鼻翼缓缓飞腾，偏小的嘴挑起倾斜的条，脸部造型是准贵族化的。

经中间者介绍，何多苓几乎未做出任何反应。他打算参展的作品属神秘题材，充满了优雅的沉思，溢美的光浪与色块加的流畅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着他。直到“野草”三年后，他才得以从这种矫柔的风格中蜕化出来。整个看画过程有点难堪，各自保持着陌生的距离，这距离不是用客套，而是用最低限度的反应刻意营造的。

接下来的是程丛林。仅在两个月前，这位26岁的四川美院学生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名人。他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获二等奖的《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引起空前的反响。《雪》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文革初始，两派青年在一场武斗结束后，一派成了“胜利者”，另一派成了“失败者”的幼稚而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出现了三重自我：童年的目睹者，作品的作者，作品中事件的评判者，为这幅铅灰色调的油画增加了不可低估的深度。显然，画面右边藏在人群中童年时期的画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置身在极具冲突性的场面却毫不惧怕。毋庸置疑，《雪》无论在构图、色调、气氛及多方面的技法都深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的影响。《雪》获奖并非证明文艺政策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为了要全盘否定文革埋下政治伏笔。

正当《雪》及一大批质疑文革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奖的同时，真正的反叛艺术家们把作品悬挂在美术馆外的栅栏上，由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引发1949年以来第一次与党的意志相违背的示威游行。其实很难把美术馆内外两个展览完全分开，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在瓦解。最后，这批“星星”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程丛林并不满足全国美展评委们拱手相送的荣誉，而是尽力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作为最踊跃的参加者，他为“野草”画展准备了很有创意的组画，并配上诗句。

我在四川美院逗留了两天，观摩了众多作品。师生们都为“野草”的诞生跃跃欲试。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群落，早就渴望借助反叛的火焰烧毁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鱼目混杂的艺术狂徒们早就信仰沦丧，挑战任何规范。他们是体制天生的反叛者。

1979年12月20日，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召开了第一次参展者会议。会前筹委会通知，每人自制一张广告，形式是自由的，内容标明《野草》同仁画展，定于元月十一日至二月底在沙坪坝公园展出。那年头中国人相约是很难准时的，尤其是重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几条主要公路，散乱无序。可那天是例外，各路英雄几乎准时到达。邓庭良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井然有序，那些艺术狂徒们颇为收敛，洗耳恭听。

1980年1月11日，“野草”同仁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区，众多大学的所在地。在革命年代，这里是国共两党公开或非公开斗争的是非之地。小说《红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是在这儿展开的，包括臭名昭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五六十年代，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来为烈士扫墓。抗战期间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以及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时的下榻处都在沙坪坝，甚至连叛徒甫志高也在这里诞生。沙坪坝为“野草”的生长潜藏了足的历史动机。

“野草”画展没有开幕式。观众自由涌进沙坪坝公园，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一片平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睁大的眼睛伴随急促的呼吸——惊惧与担忧纠葛并行，共同体验建国以来在这蛮荒之地从未发生过的精神事件。

展览布局非同寻常。为了有限的空间，也为了刻意营造混乱的氛围，作品挂得七上八下，参差不齐，密密匝匝，零乱不堪，且不按画种分类。

进入展厅先要穿过一个小过道，在过道两边，两幅女人体夺人耳目。左边是后来当选的“野草”画会会长冯星平的水粉画，右边是四川美院七七级学生罗群的油画。

冯星平是个传奇性人物，在六十年代四川美院院方眼中，他是个崇洋媚外、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异己分子，自五十年代起就是重庆美术界的反面教材。他蓄络腮胡、喝咖啡、吃西餐、用刀叉、听留声机，不像四川人那样脏话连篇，而总是把柏兰和贝多芬挂在嘴边，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分子。他的柏兰与贝多芬情结传染了两个重要人物，其一是薛明德，另一个就是他第二任夫人陈正洁。

陈正洁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师从冯星平。六十年代初，在忍饥挨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冯星平用纯精神的西方话语把自己和陈正洁从精神到肉体都催眠了，于是，他们有了婚外恋。为此，院方给他施加各种形而下的压力，他却以形而上的态度拒不悔改，与前妻离异后娶了陈正洁。陈正洁被四川美院开除了学籍，可她并非等闲之辈，好读书，善思辩，具有迷人的性格魅力。她疯狂抽烟，黄色尼古丁毒素成为前进的原动力。从柏兰出发，她经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抵达康德、谢林、黑格尔，甚至开始提及莱布尼茨和洛克。

她的书案前摆放着一张冯星平的照片，下面用醮水笔写着“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十足的男子，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人了！”这是燕妮对马克思的赞赏。说来也巧，冯先生真有点像马克思，起码是在外型上：大头、皱眉、鬈发、胡子和短短的罗圈腿。可惜他们没有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最后还是离异了，各奔东西。

冯星平的那幅女人体，无意中透露了一位男艺术家对女性隐藏的色情心理。这个逆光中的裸少女，一手下垂一手抚在胸前，懒恹恹的动势，表情娇柔而平庸。那挺拔的胸部、隆起的骨和繁茂的阴毛，具有明显的道德挑衅性，成为“野草”向“革命”观看方式挑战的一个范例。

罗群题名《欲》的油画，更为妄作，曾多次遭到中国美协某些领导的批评。这是一幅暖色调的点彩派作品，明显受了苏联外光画风的影响。金色的太阳光芒四射，从太阳中心显现的不是伟大领袖，而是一个张臂挺胸的青春胴体。其动态似乎又借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姿势。裸体差点成为“野草”画展被禁的原因。

除与“色情”外有关外，针砭社会的艺术家也不乏其人。张仁画一张大而凝重的作品《热土》。画面是沉重的紫红色绸子——血的象征，而混乱的笔触与凸起的油料堆砌成一幅似是而非的华夏地图。从中心到边缘扩展开来的恐怖，犹如地狱烈火煎熬着五千年文明的土地。长江、黄河、长城在图中游动，没有精确位置，似乎不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演化为铁镣，百般纠缠着这块版图，触目惊心。这幅画称得上“野草”的代表作，其前卫性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突现出来。

邓庭良是杂家，用水墨画了苏武牧羊和刑天。他早年搞体育，接搞造反，走到头搞武斗，失败后搞逃亡，把自己搞进监狱，出了监狱搞书法，从书法出发搞历史，再转向搞绘画，最终搞“野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喜欢搞的是女人”。但他的作品却是极严肃的。他画刑天，我想是他对自己政治抱负的影射。他当年造反难免有争权夺利之嫌，直到“四人帮”倒台，他被搞成了“三种人”，锒铛入狱。

我有两张油画参展。其中一幅肖像，垂死而疯乱，头发稀疏，额间宽阔，两眼如炬，惊恐至极，无可奈何又于心不死。隆起的鼻子，嘴被无意间抹去，青色的面?，脖子无端端消失，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国籍不明的人种。背景为红色，非革命时代而是逆反时代的红色，不是正义的象征而是否定自诩为正义的象征。混乱不堪的倾向，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杂种，有意无意间反绘画的拙劣技巧，在这拙劣中还多少保留些许半生不熟的朝气。

从这幅画题名《晚期癌症病人》看，多数人都以为我指的是时代的不可救药。其实我只想说明，从1978年到1979年，中国人的文化生存空间开始松动，在我们头上闪过充满生机的光亮，我们有可能——那怕是冒入大狱的危险——开始自由表达。直到现在，栗宪庭仍坚持说这幅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是整个“野草”他至今唯一记住的作品。他认为也是“野草”最重要的作品。

画展进展顺利。但在第三天闭馆前突然闯进一批穿制服的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大声叫嚷：“这是反革命的画！”，“这些画最好送到台湾去展览！”我们无言以对。

到第五天下午，那排平房突然电源断了。重庆一月份通常是不出太阳的。展厅没有灯便一抹黑。一些观众从边远地方来，要花上一整天时间。大家都急，有人想办法到商店买来蜡烛，分发给观众。人们依序举烛光移到画前，火光把人影投到画面上，那纷乱的颜色和狂暴的形象在火的诱惑下呼之欲出。黑的空间把人与画压在一起，烛光勾勒着那些面孔，或侧或逆，或明或暗，生机勃勃又神秘莫测。

展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天都有很多人与我们联系。连胆小的艺术家也受到鼓舞，尚未参展者在“野草”签名板上悄悄添上自己的名字。《美术》杂志派出栗宪庭、张士增来重庆调查，拍了照片，让我们增补一批新作品，要在《美术》上全面报道。

正欢欣鼓舞时，政治风云突变。一九八零年春节前中央出了九号文件，针对那些办得越来越正规的地下刊物，并追查幕后势力。《美术》杂志取消了对野草的报道计划。春节期间我们按原计划召开“野草”座谈会，到会者不足一半，许多“斗士”纷纷避开了。

挨到秋天，中国的天空又明朗起来，我们决定在筹备第二届画展前正式成立“野草画会”。

在四川美院一间教室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正式“野草”会员大会。第一议程就是讨论章程，那是由张仁、张仁贵兄弟俩负责起草的。每个条款经过逐条修订后一一通过，仅有几条引起争议。章程第二章“宗旨”里有一句“我们绝不再做政治的仆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试图把“不作政治的仆奴”改为“为纯艺术而艺术”。毋庸置疑，在物质或精神现象中哪有纯的东西，艺术更无纯可言，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污染一切的年代。我们吃了政治的苦头，讨厌政治，但如果公然写上“不做政治的仆奴”，我们就会匍匐在另一种政治的脚下。再说，中国的政局风云多变。作为纲领性的白纸黑字，要尽量慎重，才能继续从事艺术。而张氏兄弟及西南师大的代表们非要坚持“不做政治的仆奴”，对以我为代表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嘲笑我们“胆小”。

我态度坚定，表示若不让步我们就退出大会，退出“野草”。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到了分裂的边缘。最后我提议举手表决，大家同意了，结果还是“胆小”的占多数，“不做政治的仆奴”被取消了，也幸亏取消了。

在第三章“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中，由于“不参加任何官方展览”这一条，又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四川美院学生们已尝到参加全国美展甚至获奖的甜头，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在权时代，文化人只要多少能偏离主流文化，任何真实的表达哪怕像彗星那样在黑暗王国中划过，也是如此珍贵。如要坚持这一点，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何多苓及几乎所有四川美院的学生都会退出“野草”画会。果然，版画系的刘世同(后不幸病逝)当即要带领一部分人退出，被大家拦住。硬派终于妥协了。

我手里有一份“野草画会章程”的全文，在第二章“宗旨”的第二段记录着我们这代人的爱憎：

画会坚持艺术民主，充分尊重艺术家个人创作意愿，把追求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家的社会道义感放在首位，断然鄙弃权、虚和邪恶。

不知在当年还有哪个民间艺术团体能提供如此掷地有声的历史文本。

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程序极为简单，先由大家口头提名，把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发纸、填写、唱票、统计，顺理成章，立见分晓。冯星平缺席当选为第一届“野草画会”会长(后来的会议他总是缺席)。张仁、李德虹、马星临，邓庭良，龙全，梁波，刘沛沛，翟幼林及我当选为理事(何多苓后增补进来)。理事会作了具体分工：张仁主管组织，邓庭良主管宣传，马星临主管理论，李德虹主管事务，我主管对外联络。“野草画会”首批会员共80人。

会后，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伙人对我怒目而视。激进派的代表刘沛沛领着一帮人，冲着我愤怒地说：“你居然是这种人，令人失望！”我却一言不发。其实我在观念上非常极端，但在操作上尽量保持低调。和激进派相比，我比他们多了一点理性和策略意识，知道欲速则不达的浅显道理。

不久风声果然越来越紧。公安局搜查了为我们的作品拍照的林先生的家，抄走了所有的图片资料。后来得知，起因是林先生涉及另一案件，与“野草”无关。而多数艺术家闻风丧胆，杯弓蛇影。

1981年元旦期间，我们打算召开理事会讨论当前的局势，地点在会长冯星平家。我们如期而至，门锁着，没有留言条，大多数理事也未露面。后来听说冯星平、邓庭良他们很明智地避开了。由于年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深知政治的险恶。那天到场的只有仁、星临、梁波、龙全和我。我们在冯星平家门前久久徘徊，痛心疾首，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年春天，“星星”美展的黄锐、马德升一行来到重庆，与“野草”挂上着，先为他们安排在四川美院和重庆艺术馆讲演，接着是西南师范学院。头天晚上“野草”请他们吃饭，由张仁、张仁贵、冉隆霞和我陪同。席间我和马德升聊天。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说艺术家应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社会抗争，而不是搞政治。没想到他暴跳如雷。指我大吼起来：“你们是帮什么人呀，我瞎了眼和你们混在一起。艺术独什么立，你不用再给我谈艺术了，你懂艺术吗？”我简直懵了，这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但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我愤然把桌子拍得山响，指着马德升说：“你马上滚蛋，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马德升起身拄着双拐杖要走，被众人劝阻。只有黄锐面带微笑。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个疯子，赶快让他滚。仁说，千万别这样，明天要到西南师范学院讲演，通知已发出，无法更改。我失去理智，听不进劝告，转过头去，再也不想去看一眼北京来的精神病人。马德升更不让步，扬言明天的讲演不去了，今晚就离开重庆，不想再见像我这样的傻帽儿。黄锐凑近我说，老马就这德性，劝不了。并安慰我说明天他一个人去顶着。我对黄锐充满感激之情。我知道明天的讲演场面会有很多听众，再说由我主持，若马德升不参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八十年代初的青年已有很大变化，不乐意承受过于严肃的话题。而马德升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四川美院及重庆艺术馆的两场讲演我都在场，不得不承认马德升是演说天才，加上他双拐拄地站在台上的殉道者形像，更具有动人的力量。冉隆霞毕尽是女性，聪颖而细腻，对大家说，明天讲演的事先别提，今晚已安排到枇杷山公园观山城夜景。

沿暗中发光的蜿延公路，我们一行向山顶走去。都市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晚风吹拂，尘埃落地，我们深吸着丛林中的清新空气。朋友们轮番问我明天该怎么办。我已冷静下来，深知事关重大。

远远看去，马德升独自靠在栏杆上眺望。重庆的夜景衬托这个寂寞而不倦的斗士的背影。我很坦然地向他走去：“没想到重庆的夜景感觉很特别吧？”他不回答我，凝视远处。我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它隐蔽在黑暗中。真实的东西会令人感到不安，难以接受。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表现得很真实，却破坏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真与美之间难以抉择。尽管这样，在一个绝对前提下我仍然会选择真实。中国的艺术家们打着美的幌子，制造谎言，把真的东西掩藏在黑暗中，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夜景一样。我们现在走在一起，要为之奋斗的便是粉碎非真实的现实……”我采用了一种突然切入、真诚而孤僻的态度构造一种语境，老马生硬的姿态软化了。或许不是我说服了他，而是他认同了我。那天夜里，在重庆的万家灯火之上，我们俩谈得很投入，情绪热烈。

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令人意外的是，美术系的领导出面欢迎，把我们视为贵宾，一起共进晚餐，并安排住宿。

西师美术系是重庆各大专院校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最激进的地方。系里有黄云开为代表的“职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或讲演。辩论之风盛行，各种观点与口号极为异端，院领导对学生们诚惶诚恐。中文系有王康诸君的“普通人”文学社，与社会上反体制潮流里应外合，颇有扭转干坤之势。骤然间风云突变，临到毕业分配一切化为乌有，“民选代表”与“普通人”转而成为罪状，为那些野心家和告密者找到立功请赏的契机。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着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山歌/孔捷生

孔捷生：广东南海人。1968年赴广东高要县农村插队务农，后历任海南岛建设兵团农垦工人，广州展华锁厂工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专业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追求》，中短篇小说集《普通女工》。中篇小说集《大林莽》，中篇小说《南方的岸》，散文集《西窗客梦》等。短篇小说《姻缘》、《因为有了她》分获1978、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普通女工》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踪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着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着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来斗去，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崩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线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着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着，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着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着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着，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叙。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

我曾受过“蕉风椰雨”文学描写的感染，来到五指山中，为了寄托只见蕉叶不见椰林的单相思，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离开五指山那年，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

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着人烟，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佻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鸡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迹，更形同“民族压迫”！

就在我要离开五指山那年，某日我去边远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时，正与那位复员军人暨黎家球友相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像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那时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苗寨故事

现在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彪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彪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叫烟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烟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便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黎苗两家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着山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山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的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我见过苗寨的党支部书记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烟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他瞄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火铳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吃肉

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是特定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对七十年代之知青食谱略作钩沉——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饱。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益发难受，便是吃肉也要骂娘：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三百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叠嶂，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牛棚里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就是前述的乒乓好手)，他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知道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着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饥饿症候群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裊裊炊也洋溢魅惑意味，幸福感随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属于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像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涌，枝节横生，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的“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像。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着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往事已矣，吃肉的记忆和种种轶事，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的注脚。就这样，我走过了自己的七十年代。

2008.10.16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徐冰

徐冰：一九五五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七七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八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九○年移居美国。二○○七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九九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三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四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六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十五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甚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的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

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的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

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甚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即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份有情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甚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源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

七二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一二三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给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四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的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明面上是共产党的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的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甚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像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甚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八九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十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十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份，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菸，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菸。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菸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的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轳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郄」(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着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帆。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甚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甚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露露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的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腊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的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划疏密的安排，横竪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腊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揑虱子，一手刻腊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为腊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肩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美院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作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为准备当年的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需要提高的重点。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我被调到中国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有一天在上厕所的路上，听人说到「美院招生」四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走上前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先进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的不错了。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我很失望，转念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是校长。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看哪儿有表现好又画的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下去。从厕所回来的路上我就有预感：为了招我，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招生，找我谈过话。我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甚幺学校都要上，我却没听，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我知道，如果学别的专业，这辈子当画家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招生结束，别人都有了着落，而美院的人迟迟未到，我不知道该怎幺办。有一天，在路边草篷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才知道是电影学院招摄影专业的。看来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沾点边，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当场就定了，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正准备去电影学院，美院的人终于来了，双方磋商，还是把我让给了美院。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幺好。」后来同队的小任顶了这个空缺，他后来成了国家第一御用摄影师，从邓、赵、胡、江、胡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都是由他掌机拍摄。

好事多磨。由于山洪邮路断了，等我收到美院通知书，考试日期已过了好几天。收到通知书时我正在地里干活，连住处都没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工宣队的车，直奔美院。我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握草帽，一副典型的知青形象。主管招生的军代表说：「还以为你们公社把你留下当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篇文章，我又累又急，哪儿还写得了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我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了。我自己关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老师们关于录取谁的讨论，都能听见。当时《毛选》五卷刚出版，我画了一个坐在坑头读《毛选》的知青，边上有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之类的。晚上回到家实在太累了，我给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请他帮我写篇文章，明天早晨就要。老同学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那天又在户外画了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请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把我带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一看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画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外加几本《烂漫山花》，份量摆在那儿，我相信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这个古朴的、有泥土味的、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地方、这个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最后再「享受」一下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半年过去了，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有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是拒收这批新学员而重新招生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

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却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我迅速地收拾好东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无比。村里一大帮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说了好几遍：「小徐，你在咱村里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的语言了，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

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当做七七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先生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好像有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中国社会正万物复苏，而我把自己关在画室，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像，我已相当满足了。我比别人用功得多，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停止了。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蹲在地里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使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而是这张纸本身。目标是完成的只是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甚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着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伸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质感比真人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的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很快，大卫像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看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徐冰转到油画系去，他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当时除了「素描问题」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粮沟。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透着骨子里的中国人的感觉。王式廊的农民「画」的好，但比起古元的，他的农民有点像在话剧中的。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从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我刻了有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试图把所见过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试一遍。没想到这些小品练习，成了我最早对艺术圈有影响的东西。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世事让人变得不单纯了，就搞现代艺术呗。）当时大家喜欢这些小画，也许是因为经过文革，太需要找回一点真实的情感。这些小画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了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这些小画给艺术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后来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幺会搞出《天书》来？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年轻人，误入歧途，可惜了。

古元追随毛《讲话》的文艺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经在研究法国荒诞派的手法了，差哪儿去了。克平出手就相当高，把美院的人给震傻了。美院请他们几位来座谈。那时，他们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甚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导致了一场灾难。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接人待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甚么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你来自于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大部分时间他们弄不懂你思维的来路）我说：「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请上www.forestproject.net）；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甚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啓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他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比

断章/北岛

北岛：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一

一九七○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三十二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五十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

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甚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十二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劈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揑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十二点二十五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甚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鷄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一九七三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鷄蛋，一起生火做饭，香气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29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

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一九七三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萧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一九七一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五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十一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甚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十四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甚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艶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甚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鷄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甚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甚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甚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甚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甚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摺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十月十七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麪。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麪，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甚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二○○八年十月

幸亏年轻/陈丹青

──回想七十年代

陈丹青：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七○年至七八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落户，期间自习绘画。七八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八○年毕业。八二年至九九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二○○○年至○六年任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居北京，自由职业。作品《西藏组画》等，业余写作，出版《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甚么？说甚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甚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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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甚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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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綉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着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甚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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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49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彷彿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鷄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鷄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彷彿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鷄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一九七五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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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甚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鷄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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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竪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啓动的剎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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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啓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岗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一九八○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一九七六年喻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一九七八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胡士托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后发生，哥普拉的《现代啓示录》、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特鲁奇的《一九○○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连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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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麪包吃过，回来是甚么意思，甚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60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岗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8943.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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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甚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下乡第一年/朱伟

朱伟：一九六八年初中未毕业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下乡，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编辑，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九三年创办《爱乐》杂志，九五年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的七十年代开始于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九月十日，我还不满十六岁，就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从去向父亲告别开始的。当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而我已经穿上了建设兵团发的一身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在那个年代，穿这样一身军装，自然有一种英气勃发的气派。其实这军装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时，姐姐只好以一个夹子来固定我瘦瘦的脖领。

我至今记得与父亲告别的那天下午。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在看守所的东侧，看守所高墙下有一个蓝球场；我在西斜的阳光下穿过球场，父亲则从一个很小的门洞走出来，似乎在躲避阳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而是儿子在向父亲表达一种父子割裂的决心，一边是一个内疚的父亲，一边则是一个鄙夷父亲历史的儿子。在我心里，父亲和他的历史，就像一根束缚着我飞向光明的绳索，我的建设兵团之行，就险些由于他的问题而通不过政审。最后，是在我的坚决申请下，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领导才额外放行。我由此意识到，只有从这绳索中挣脱出来，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父亲所谓的历史污点，只不过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里，做过一个比科长还小的管事员——课长。而能当上这课长，只不过是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双手同时在算盘上运算。

母亲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与姐姐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站台上一片凄厉的哭声，千万人之哭，一下子汇为一体。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告别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不过火车一开动，更多的却是激动与神往。那种激动与神往，是由《好儿女志在四方》这首歌的歌声所引发的。那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之歌》的主题歌，一片片黑土被犁开，变成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中豪情已经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段生活弥足珍贵——那么多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个个知青点，许许多多穷乡僻壤几乎都被来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万万青年所占据。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包围，是另一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是，那时候的我们，都是那样年轻，年轻单纯到如一张张白纸。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运送我们的火车专列从上海开出，直达嫩江。待下车集结的时候，正是黄昏时节，车站广场上一片生气勃勃的草绿色。形成对比的是，运送我们去农场的崭新的兜棚卡车，不是草绿色，而是天蓝色。上车后开始觉得冷，然后在颠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听说车正经过小兴安岭，大家争先掀开棚布向后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对跟一对爬行着的车灯，黑黝黝的，甚么也看不见。

我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师第一团，编号为建字一○一，正处在边境线上，很值得骄傲。卡车到了团部，换成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喷着黑烟，拉我们去连队。这种拖拉机叫「二八」，大约是因为具有二十八匹马力吧。到连队的沙石路还是当年日本关东军所修筑，一路坑坑洼洼，拖拉机就不断剧烈地摇头甩尾。连队在一个山岗下，站在岗上看出去，大约有十来栋砖房、草房，每栋房的屋顶，都有起码有六个烟囱，非常醒目。傍晚时分，每个烟囱冒出的烟都无忧无虑地裊裊上升，与晚霞连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辫的墙(将草拧成辫，甩上土)，泥地，屋里有两铺炕，中间隔着一堵火墙，连着火炉。宿舍以班为单位，班长副班长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兵。班长有家，我记得他请我们第一次到家里，吃的是煨熟的刚出土的土豆，蘸大酱，我第一次感觉到，土豆原来那样好吃。副班长睡在炕头，他喜欢拉二胡，还好喝两口小酒。

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带来了各种广告色，有绘画才能。他用广告色在窗玻璃上画出屯垦戍边的标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我们于是都为拥有这样一扇美丽的窗户而自豪。

到连队后没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连队杀了牛，这天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结束了连续半个月没有肉的伙食，食堂里香气扑鼻。大家争着每人都买两三个红烧牛肉，狼吞虎咽，结果到晚上，几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开交，随后争先恐后上厕所。那厕所一到晚上就一团漆黑，蹲在里面的人，必须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进来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第二天食堂就开始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投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是食堂急着让大家吃上肉，肉没有炖烂就出了锅；尽管大家一个个都有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过了十一就下雪了。我们把有两层窗户的窗缝都用报纸封起来，中间铺上木屑，还插上树枝养鸟，鸟在其中喳喳乱叫。窗户上有了水气，日渐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画。到十月底，第一次领略了暴风雪，那种凄厉的呼啸持续了一夜，真是惊天动地。第二天醒来，宿舍的门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开。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们能干的，只不过是维持生计。所谓生计，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时除食堂用煤，我们每个宿舍都是烧柈子取暖，要进山砍树，拉回来先锯成段，再劈开成柈子。而水，一到严冬，营区里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沟底的那口深井还没干。到那井去挑一担水，要爬二十多分钟的漫坡，来回地换肩也还是不堪重负，于是每逢轮上挑水，都成了对我最大的考验。井台上结满了冰，只留一个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担水挑在肩上，因为个子矮，前后两个水桶里的水，都会不断泼洒出来，洒在裤腿上就变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变成了半桶，棉裤则完全变成铠甲。这样挑水实在困难，后来就换成以牛车或拖拉机拉着水罐去拉水；一个人管摇辘轳把打水，一个人往车上提水，再一个人将水倒进水罐。无论提水还是倒水，一桶水都会洒掉三分之一，洒在身上，棉衣棉裤都是冰，进屋前必须将冰敲掉，才能把衣裤脱下来，至于脚和鞋，肯定就冰冻在了一起。

仅第一年，我们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树最多的地方，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的一个飞机场，那里的白桦树，齐齐整整，都有碗口那么粗，在皑皑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宁静。从连队到飞机场，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坐在车上，风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结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马上也会结成霜。最要命是冻脚，我们用一晚上在火墙上烤得暖暖的毡垫，很快就变成了冰，于是就必须下车跟着马车跑，以防脚不被冻坏。跑暖和了，上车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车跑。那时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样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马上就变成一个冰珠。

砍树的斧子都磨得飞快。砍树的窍门在于一斧接一斧，顺着刃口，不断形成斜面，再将斜切的木片劈飞，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动树心。而我抡起斧子，经常一个斧刃对不准前一个斧刃，还经常把斧子头和斧头把连接的地方砍在树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断。

中午吃饭，是自己带来的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还有咸菜。馒头吃之前，要用树枝点一把小火，把冻馒头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谁也不耐烦等到馒头完全烤热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经焦了，里面还有冰碴，不过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馒头吃的，也还是雪。那雪看起来雪白，其实里面积存了大量尘土，所以化在嘴里，总有一种白桦树粉的气味。如果把它们放到铁桶里化成水，那水总是黑的。干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车木头，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来，就变得很困难；坐在这样的柴禾车上，最好的办法是将脚埋在树枝里，马慢慢走着，路变得不再颠簸，高高的柴禾堆随着路面来回摇摆，我们就像睡在了摇篮里。

我当时在班里最小，年纪最小，个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严寒下每天冻得鼻涕邋遢，狼狈不堪，砍树的业绩也差得毫无自尊可言。于是我被剥夺了砍树资格，留在宿舍里劈柴烧火。在当时，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等于你缺少了别人都有，可是唯独你没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能力。

负责劈柴的，其实另有其人，一个被监管的朝鲜族老兵，是所谓「朝鲜特务」。我记得他姓朴，每天只穿一件部队发的军绿色球衣，不停地举着斧子在那里劈柈子，劈下的柈子都堆成了山。我的工作，是把柈子抱回宿舍，码在一进门的地方。白天，大家都出门砍柴、拉水去了，我就成了烧炉工。工作主要是保证晚上的柴禾，打扫卫生，保证炉火不灭，还有一壶壶地烧开水，灌满全部的暖瓶，再就是到偏近黄昏的时候，开始烧炕。每天晚饭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候，没条件洗澡，大家只能围着火墙擦身。一个个都脱得仅剩一条裤衩，打半盆水，先把脑袋整个埋在水里，呼噜呼噜，水溅得四处都是；那水溅在烧热的火墙上，就冒出带石灰味的水气。然后，一块毛巾，从上擦到下，擦下身时候都是工步，毛巾整齐地在裤衩里来回地掏。擦完了，纷纷展开双臂，靠近火墙热烤，烤到浑身舒展，那是最惬意的时候。擦干净后上炕，下棋打扑克，吹笛子吹口琴，侃山聊天，各不耽误。红灯牌收音机是唯一连接世界的纽带，有时候能听到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这里是红旗广播电台」，于是就赶紧转台。

这样的室内浴，洗完往往一地的潮湿，同时屋里开始瀰漫出各种臭味：火墙上开始挤满各种鞋与鞋垫——都需要靠暖暖的火墙烤上一夜，第二天穿上，再走进严寒之中。烧炉工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晚上：歇灯号吹过，大家很快就都熟睡了，于是世界就会变得特别的静。这时候你的任务，是保证炉火不断熊熊燃烧，反正门口有的是柴。搬个板凳，面对炉膛，看着那些白桦树的柈子滋滋响着冒水汽，美丽的桦树皮在火中渐渐卷起来，被烈火吞噬，变成熊熊燃烧的一部分。对着炉火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妙的——那火光就在书页上跳动。那时流传的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书，五花八门，我最难忘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传》，以及一本厚厚的《朱可夫传》，不过记不大清是不是那一年冬天在炉火前读到的了。

烧炉工最值得炫耀的，是把火炉的炉盖烧成通红透明。这时火膛里，炉火愤怒地轰鸣着，就像奔驰着火车。炉盖透明得像要融化。那时候，屋里温度就会很高，窗玻璃上的冰霜全都融为水，进入梦乡里的人一个个舒服得四仰八叉，全不盖被子。走到寒气凛冽的室外，是宁静的冰天雪地，月亮清寒，就像一个大冰盘，抬头看月色下烟囱里散发的紫色的烟，实在是另一种的美丽。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尽是田园。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我们地处中苏边境，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任务是挖出「苏联特务」。周边晚上的荒野里，经常会升起很多信号弹，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言最神的是关于七连的。七连驻地是山神庙，那里本是日本关东军面对苏联最近的一个兵营。据说当时关东军有「大大的山神庙，小小的哈尔滨」的说法，所以这里战败后留下了几百栋成片的营房。这些废弃的营房全部只有房架，没有了房顶与门窗，苏联红军驱除关东军后，把可用木料全部拆除运走了。这些废营房里出现的信号弹很密集，据说信号弹是定时自动发射，所以围剿总一无所获。当时最毛骨悚然的传闻是，巡逻人员走到废房子里，不见人，却有还未燃尽的火。关于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令我不解：如真有特务，当时的信号弹除了恐吓作用，又有甚么意义呢？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还是为了与清查较量？

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二八」拖拉机的司机，再牵连到爱拉二胡的副班长。开拖拉机的司机姓齐，因为像狗熊一样长得又黑又壮，被老战士们称为「齐瞎子」。追查他，他嘴硬，不服，就被打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我们全班都对这样打人反感，又没人敢站出来。「齐瞎子」被打后，也不说话，后来我们见他炕头放了一旅行袋的饼干，是在小卖部买的，足有十几斤，就在暗下里嘀咕，怕他想不通，要自杀。大家就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决心一旦发现就阻止他轻生。后来发觉，他每晚睡觉都是鼾声如雷，才明白他根本就没当回事，「活一天算一天，该吃的吃光，该喝的喝光」。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查了一通，甚么也查不出来，就一风吹了。那年冬天，「齐瞎子」问题查清后，他就结婚了，娶了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我记忆中最清晰是我们到他家新房，见他与小媳妇面对面，一块扯被里、缝被子的场景。两人面对面地扯被里的样子，后来一直在我心里成为温馨家庭生活的一种象征。

冬天食堂的菜，只有三种：土豆、白菜、萝卜。这些菜平时贮藏在菜窖里，全都被冻过，吃的时候放在大锅里炖，根本没有油水。所以，那时候能到老战士家里吃一顿狍子肉，是天大的享受。冬天，狍子会成群结队在远处的雪原上跑过，在白雪上留下的脚印，回来时候，它们一定还走这条路线，所以被称为「傻狍子」。老战士们在它们经过的路上设下连环套，就可以套住牠们。狍子肉的做法，在当时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和土豆一起炖，而且肉少土豆多。

还有一个解馋的办法，是到小卖部。小卖部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上海梅林牌的红烧猪肉罐头。铁盒包装的罐头里，其实有一半是油，肉很破碎，一共也没有几块，但是吃起来极香。从食堂打回没有油水的菜汤，掺上罐头里的红烧猪肉，然后在宿舍的炉子上加工，再吃就感到鲜美无比。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加上边境地区的津贴，每个月只有四十九元，但是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过的简直是奢侈生活。所以，我们到小卖部并不怜惜花销。最奢侈的一个，大约是少体校打篮球的陈文江。他近一米九的个子，穿四十四码鞋，张开手就能把篮球单手抓起来，大家觉得这一手非常了不起，因此都叫他「大手」。他有每天保持干吃奶粉的习惯，只要回到宿舍，就靠在被褥上一口口干吃奶粉，还说，奶粉的味道比牛奶要好。除奶粉，他还爱吃白糖，也不用水稀释，就那么一勺勺地干吃。

冬天小卖部里的水果，只有冻柿子与冻梨。相比冻柿子，我对冻梨的印象更深，那是一种圆圆的黑色的梨，冻得非常结实，像一个个铁球。把这些铁球买回来，先扔在水里解冻，等一层透明的冰壳褪去之后，里面是半烂半不烂软软的瓤，咬在嘴里，还是冰牙。

当时最吸引人的娱乐，当然是看电影。放映地就在食堂，冬天四面漏风，墙上都结着一层冰霜。最难忘是那一年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轮转到我们连队放映，似乎已经是下半夜的两三点钟，可是大家仍然像是迎接一个节日那么高兴，没有人在意那冬夜的寒冷。

冬天最难受的是上厕所，风从茅坑下钻上来，有如利刃割肤，下面，是宝塔般耸立在那里结成冰砣的粪便。这样蹲坑的滋味实在受不了，我们就选择野外的雪地方便。但是旷野里八面来风，又是另一种滋味，等拉上裤子，屁股冻得完全麻木。一场大雪后，我们在靠宿舍的山墙边上，动手用积雪围成了一个厕所。这厕所垒成一人多高，走进去还有一个拐角，经过这拐角，才是用来如厕的隐秘的空地，周边是洁白的雪墙，头顶是明净夜空中一轮清明之月，风都被挡在外面。这个雪厕又干净又方便，每天的排泄物会迅速冰冻，也没有臭气；清洁的时候，只需把粪便铲去，再铺上新雪，就能每天都保持整洁。

在宿舍门口，另一个必需解决的，是日常的泼水问题。每天洗脸洗脚的水，如果出门就泼，门口就会都是冰，相当危险。我们设计出一个坡度，大家都顺坡倒水，渐渐变成一个顺坡的冰面，于是很快有人用桦树干钉成一个小爬犁，顺着坡面可以滑下去，大家都觉得好玩。

在记忆中，这一年过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喝的是六十五度的「北大荒」。过去在家里，只跟着父亲喝过一点甜酒(也就是那时零卖的葡萄酒)，所以烈酒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结果大年三十的夜晚，我吐得一蹋糊涂。不过喝多的好处，是晕晕乎乎忘记了想家。等到酒劲过去，大家动手包的的年夜饺子，都已经包得差不多，等着下锅了。对那个除夕夜，还有一件事很难忘：我们放到室外去冷冻的饺子，最后都给狗吃了，还有我们埋在雪窝里准备过年吃的很多别的东西，也都给狗刨了出来。

从过年到开春，其实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瞬间。开春时候，开了九大，林彪当了副主席。这时雪化了，道路变成泥泞不堪，山墙边的厕所变成了最丑陋的所在，我们揑着鼻子才将它清理干净，但臭气犹存，久久消散不去。

起程/高默波

——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高默波：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

张朗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延安，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一九七○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

「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甚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份。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絻裆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很要面子，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走遍全国，吃万家饭，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是砖房，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可以晒粮食，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二号五个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所以不是圆的，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齐活了。一开始，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灰不拉唧的。我们想，这成色的煤饺子，有法儿着吗？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炉口以后，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来，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被口嘴边那儿，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

话是这么说，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地铺再「高级」，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还有电灯，还有够份量的窝头，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爱聊天就聊天，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你别打架闹事，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杨秉荪万万没想到，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饶阳县，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派往国外常驻，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馆，企图「叛国投敌」，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时候他们是甚么架势，甚么派头？吃甚么？喝甚么？

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麪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来菜谱，还是当年着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着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甚么，优美在甚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齣戏并不重要，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93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甚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鷄——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甚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甚么要挪动，去哪儿，干甚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她这种长相的人，单纯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周同学，你好：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能告诉我吗？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低声说了一个字「信」，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直视前方认真听讲，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行，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胆大心细，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她站起来整队，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她望着前方喃喃说：「原来意在沛公啊！」哎呦喂，原来已经看了字条，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路过我身边，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张同学，你好：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这孩子真聪明，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我们俩自报奋勇，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李世佺告诉我，小周很聪明，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信得过，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有点儿意外，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跟打了鷄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孙秀珍做了发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我知道了，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啦！祖国，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北京，我回来啦！北京，我的亲娘。」可惜，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字楼，三层，每层四个筒，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两层，每层五个筒，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劳动，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和沙发差不多，关押一些特殊犯人，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甚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甚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

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甚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啓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着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菸，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竪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勛，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

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勛，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甚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疑，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到底我做错了甚么？多年来，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标准，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最后得出了结论，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在一个转折点上，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我知道：按照专政程序，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唱到这儿，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就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一百八十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她铤而走险，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那次投信后，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嘿，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除了遇罗克之外，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自然成了长期蓄谋，叛国投敌。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没甚么奇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聊着，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说：「真的，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还开了晚会，还都乐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说，咱们这里头，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们公认，只有那个小不点儿——他是个小佛爷，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我不禁笑了起来，说：「谁会想到，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还唱歌，还聊天。」

「是啊，这就叫：望乡桥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还有甚么放不下的？」那小佛爷问道：「万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带话给我们家，告诉他们，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直至街道，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鷄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儿，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甚么「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人民八亿兵」，甚么「备战备荒，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甚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甚么甚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拉到大街上游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准备有所回应时，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突然，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我被立刻调了房间，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我们也没有甚么机密可言，无非来日无多，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竪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甚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在两场批斗之间，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别灰心，马队长告诉我了：对咱们是批判从严，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问我：你说会怎么判？我说：死刑。他微微一笑，说：「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不可能，遇罗克说了，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甚么都没说。回号以后，他就开始发疯了，有人说是装疯卖傻，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那么从容。这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微微一楞。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哭了。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说：「哭甚么哭？今儿怎么了？你不是挺豪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姐妹三个。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在那个时代，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整个就轰动了，从里到外骂声四起，不言而喻。最后，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份量。

文革爆发了，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他又卷土重来，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他们可以比翼齐飞，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脸真诚，就决定赌一把，万一是真的呢？就这样，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她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所以，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小孙，天生一个美人坯子，漆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其实听老吴这样说，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作弄了她，让她面对铁窗，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我写的那些类似波德莱尔的忧伤情书，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小李说：「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将来，出去以后，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还有甚么戏？我们只有此时此刻，哪儿有甚么将来。」

她说的也对，在那个时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甚么旧梦重温。孙秀珍——库里娃，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几天的批斗之后，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甚么来，走也不知道为甚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别胡说八道，宣判你了吗？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说：「甚么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她也是在为我伤心，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样高呼过：「人们啊，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狼问狗：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狗说：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没想到，今天，我居然会回到这里，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为演员，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会场的时候，放稳了自己的脚步，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你趟好了，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我给这场戏，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甚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有时候，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觉得那是矫情。现在，我们每天几场示众，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更没有「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我才明白了甚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甚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

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临坐下来，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陆续开门，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后面，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我的对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啓动了，开始运转了。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

这就是天真，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甚么对抗，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只有几个问题：你叫甚么，多大岁数，哪儿人？最后问你犯的甚么罪？就完了。我明白了，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们是法警，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一九七○年三月五日）早上大约四点多钟，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也不给水。我知道，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德、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最后，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着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呜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一个人一辆车，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后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在苟活着，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和遇罗克一样；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看来，我还要赶下一播儿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和一些笔划的残余。我明白，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只是想留下一句话，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写几个甚么字呢？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很快地随风而去，也许重于泰山，也许轻如鸿毛。然而，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这有甚么区别？又有甚么意义？

活一百岁，还是活二十六岁，在大自然来看又有甚么区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我用手铐的弯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回宇宙去。早年我写过几天《张骞碑》，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五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齣，甚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甚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拉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甚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甚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

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早晚会出事。说：闲饥难忍，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则，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甚么呢。于是，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随着车轮旋转，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就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他老人家甚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苏格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苏格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硷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个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

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乘黄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还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着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甚么都不懂，甚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125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甚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听敌台/阿城

阿城：原名锺阿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

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127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菸。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菸。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鷄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鷄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鷄巴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鷄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鷄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鷄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鷄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楞，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对独裁者的想像。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耽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尤其是独裁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极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到了极权的顶峰，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党和国家极权仍在，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129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八十年代，确实是涌入的年代，但确实将两次现代化混淆了，时髦词汇鱼目混珠。但政治权力是清醒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发生六?5四。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菸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飈。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甚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哩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型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十一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十一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大概是一九七五还是七六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131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吋？)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鷄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七六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到，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到，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鷄巴。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剎时消

耗。明月当空，星尘糜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让思想冲破牢笼/朱正琳

——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

朱正临：一九四七年生。在贵阳上中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动学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至七五年获释，七九年获平反。八○年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八三年毕业。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着有监狱回忆录《里面的故事》。

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锒铛入狱，一九八○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

正题：生活在别处

一、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七○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甚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甚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甚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甚么样的「形势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甚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着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甚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甚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甚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青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一九八○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青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着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啓动的那一剎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湮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锺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彷彿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

反题：生活不在别处

三、犯人格

铁窗，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字眼。所谓「诗意」，大体上可以借用电影上常见的那种英雄形象来表达——双手抓着铁栅栏，面带着坚毅从容的微笑，他正在思念高墙外的亲友和同志云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英雄」，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然不会是比尔.盖茨或约翰.连侬。当年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和《革命烈士诗抄》等书中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代革命者的囚徒生涯曾给我们带来多少审美满足？因此，我甚至曾经产生过某种大不敬的想法，觉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坐过牢，乃是他们革命生涯的某种缺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天气晴好。在公安局接受昼夜兼程的三天审讯之后，我被押送至看守所。至少是可以暂时摆脱无休止的审问了，我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放松二字来形容。说我坐牢是梦想成真恐有嫌夸张，但当我走进那道高墙时，却确实是隐隐感觉到一种「今日到此一游」的兴奋。穿过一个宽敞的水泥地院子，来到狱警的值班室。我正有如一个旅游者一般好奇地东张西望时，却猛然听得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值班狱警的牙齿缝里迸出来的。他说的是粤语腔的普通话，我没听明白，而且我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是「跪下」这两个字，所以一时没做反应。那位狱警怒了，又大吼一声：「跪下！」我有些慌张，却还是没听明白，这时候从大门口把我押解进来的那位狱警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叫你跪下。」他说的是本地话，我听上去却简直就像是吴侬软语。我于是扑通一声跪下了。那位值班狱警好似余怒未消，瞪着眼睛补了一句：「你不老实我铐死你！」说着手往墙上一指。我看见了，墙上挂着一串乌黑锃亮的手铐，从上往下地一副套着一副。不知道为甚么，我当时竟然想起了「猴子捞月亮」。其实我已惊慌得不成样子了，狱警把我带向囚室时，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散落得一地都是。进了号子，我就像一个散了光的手电筒，好半天注意力没法聚焦。待到稍稍缓过气来以后，我才开始想：我究竟怕的是甚么？这是我铁窗生涯的第一天，狱警们给我上了第一课。

第二课是同号子的犯人们给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据说你要是不向狱警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我见过那种认错求饶，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哟！好疼啊……」关键在于态度。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有老犯总结说，这就叫作「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八个字许是传之久远的一种百姓生活准则。更进一步的总结则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当然已属牢里自创的格言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已然铐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审时我已曾领教过比这厉害得多的反手紧铐。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儿地敦促我去向狱警求饶——「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犯人对狱警的称呼)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我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再不敢了……」。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老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甚么进步，所以狱警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还没来得及求呢，给我戴铐的那个狱警那天当班，一大早就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而且甚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甚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甚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出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呢？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狱警们呢？噢，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四、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甚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甚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147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甚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年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像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竪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九一三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外面」于是彻底隔绝开来。号子里只见走人不见来人，终至于只剩下两个人——我和一位年届六十的老农。据说他年轻时跑过马帮，也曾十分了得。但在这个号子里，他却从来是异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话又说回来，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胜过天下最恩爱的夫妻，又哪里还有多少话可说？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据一个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头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时间长了我便有些恍惚，觉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火车了。

我那五尺见方一尘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时间里的一个空洞。我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这个洞里了！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见有人理我。我开始沉不住气，反复恳求狱警帮我催案。一般情况下，这种恳求照例都不会有回音，但我却终于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长答应了我并给了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回话：「你的事情有点麻烦了！我打电话去找你的预审员，他们说他调走了。我问这个案子现在归谁管，电话那头说：『我自己都没人管！』」

听到这话，我的感受就不必细说了。没过多久，我开始称病绝食。三天之后我的预审员来了，敢情他其实没有调走？隔着风门(牢门上开的一个小窗)他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样？」我又一次觉得这话本该我问他。这一回我没让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么样！」他突然脸一沉，说：「我们知道你很顽固?8943.」没等他说完，我爆发了：「没错！我就是顽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赶紧派辆车来，把我从这里拉走。没有小车来辆大卡车，没有汽车来辆手板车。实在不行你就给殡仪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辆拖死人的车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场去?8943.」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没等我说完，转身走了。两天后果然来了一辆车，把我送进了监狱医院。

打那以后我就没安宁过，几乎不停地在折腾。从医院回来后又先后三次称病绝食，其中一次还加上了打腿自残，且都弄出了些动静。一次被转到市看守所，送进病号监，另外两次都获「保外就医」。那种折腾当然也堪称「费尽移山心力」，闹出来的故事后来149在对年轻后辈「痛说革命家史」时倒是派得上用场，但其实那点动静从根本上说是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动，案子并没有因此而「动」。我的生命之旅依然处于「临时停车」的状态。我还在等。

合题：理论是灰色的

五、梦魇

在大牢里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奇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庙门前，意识中觉得那庙叫作「革命大圣庙」。门柱上有一副门联，上联云：诚惶诚恐群众在上，下联云：莫逆莫违历史如天。门楣上的横批则是：南无阶级斗争。梦很清晰，我至今还记得夜半惊醒时我立即反复默记和玩味那副对联的情景。因料想别人会觉得难以置信，所以我后来在说起这个梦时一般会声明，我醒后很可能对那副对联做了加工。不过，这一点在这里并不重要。

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简单解读是：这是一个与理论纠缠的梦，生成于那些年笼罩着我整个意识的一种「理论梦魇」(姑妄名之)。革命、群众、历史和阶级斗争，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把它们拼接起来反复论说，确实已构成了一个笼罩性的恶梦。在这个恶梦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彷彿成了一个有着自己意志的怪物，人倒是历史(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不巧的是，这头怪物似乎还刚好是头嗜血的怪物，因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黑格尔语)。理论的困扰因而已变成一种道德困扰：人是否能够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善与恶？

把这样一种梦魇带进牢里，历史那尊怪物彷彿就现身了——你孑然一身直接面对着的专政机器正代表它在否定你呢！那种「否定」力量的强大，让你不可能怀疑它的正当性。因此你很容易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严重地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真的全部错了：所有自己认为好的，可能都是坏的；所有自己认为坏的，可能都是好的。而且，你觉得自己正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地球照样还会转动下去，历史照样还会大踏步地前进。即使你负隅顽抗，不承认自己在道德上低下，你也必须承认你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被历史抛弃是甚么意思？那意思差不多就等于你从此不再存在。但是，「生活却还在继续」，这话的意思又是甚么呢？我的困扰确实非同小可。

看守所是书的禁地，所以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不读书的时光。入狱前开始进行的「理论突围」自然是难以为继，「思而不学则殆」啊！不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即使是牢里那么乏味且近乎停滞的生活，也会给人受用终生的教益。那种漫长的「等」虽然说不上任何外在的「进展」，但似乎也能在人内心里积累起某种效应。上述那个梦其实就是一个例证。梦境虽恶，但那种反讽的意味却也透着一丝亮光。长话短说，我在那些单调的日子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是：不需要有历史观，我也可以判断善与恶。而只要还能做出这种独立的判断，我作为人的生活就仍在继续，或者借用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就能够「活出意义来」。获得这种教益之后我做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以「历史」或「历史必然性」的名义作的恶，也同样是恶。

六、出狱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我蒙恩获释。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裁定书上写得很明白：「教育释放」。不过，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我所受的「教育」倒也刚好有如上了一个大学。从无字句处读书，我们这一代所谓「老三届」的中学生，那些年大多可以像高尔基一样，每人写一本《我的大学》。出狱后我多少有点惊奇地发现，我与狱外的朋友们所受的「教育」似乎还是同步的，彼此依然心气相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自己做出了鲜明的善恶判断，而并不需要寻求理论的支持。是啊，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得见的事，还需要论证？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人心思变的气氛，而且直接诉诸行动的冲动很强烈。有些朋友向我出示他们连夜手抄的广东李一哲写的大字报。有些朋友则告诉我，他们找到了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英译本，正在抓紧译成中文。还有些朋友来找我商谈，直接提出应该有所行动。我想，他们相信我，是因为考虑到我已经坐过牢，是一个「老反革命」。

紧接着就是伟大的一九七六年到了。确实有人开始有所行动。市中心街头出现七君子的大字报，要求转向经济建设，搞现代化，一时反响热烈。北京爆发「四五事件」后，第二天街头就出现了「坚决支持首都人民革命壮举」的大幅标语，消息显然是从收听「敌台」得来。七月四号，一帮一直在自学英文的朋友悄悄聚会，纪念美国独立革命两百周年……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景象自然又有不同。短短两三年间事件不断，看上去像是所有的「村落」都动起来了。

我们那个山城比较小，到一九七六年似乎已实现「村村通」，几乎所有的村落相互之间都有了交往。一个村落在行动，其他村落多半会知情。也许是整个社会氛围让大家都意识到，是该公开行动了。于是，所有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村落就都很自然地开放了边界。用现在的话说，一个民间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当然，那个时候产并没有「村落」的概念，大家都以朋友相称，只不过那一两年间朋友圈子明显在迅速扩大。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几件事，就都是我的朋友们所为，而我自己也都曾介入其中。介入的程度有深有浅，但肯定都不止于道义上的支持。

显然有一种希望在滋生，受到鼓舞的朋友们开始表达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朋友们不再只是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而是也开始关心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得的权利，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表达的权利。我想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表达的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思想的牢笼虽然常寓于无形，但门上那把锁却始终是看得见的，那就是言论箝制。因此，先是有几位写诗的朋友几次上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啓蒙社」。接着又有几位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办了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其间还有一位朋友，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问美国」。

在那个年代，这些行动当然都会被视为某种政治行动，行动者们也当然都具有政治意识。尤其是「啓蒙社」一帮人，成立了组织，组织名称又似乎超出了文学范围。而且，他们最初进京贴大字报时，北京西单民主墙还没有诞生。不能说他们就是西单民主墙的催生者，但可以断定是他们把民主墙带回到贵阳，让贵阳街头也出现了那么一块地方。不过，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其中不乏很有诗才的诗人。贴到北京街头的诗，有意无意地会选择一些政治性比较强的，那个年代的诗人不可能没有政治激情。但私下里他们写得更多也更好的是抒情诗，只不过在文革时期写那种抒情诗也是政治上的叛逆行为。一开始他们上京的动机只是想冲破言论禁区，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紧接着他们产生了进一步冲击结社禁忌的念头。在我看来，他们的结社说到底只是文学结社。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和鼓舞都来自政治方面，这使得他们曾一度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引为一种政治事业。话说回来，那年头除了政治还有甚么其他事业？有人说，都是「啓蒙」二字惹的祸。我倒觉得，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思想禁锢之后，「啓蒙」二字只怕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选择。而且，「啓蒙」二字为甚么就不能是一个文学社的名称？写到这里，想起一件小事。「啓蒙社」的一位成员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一开口说的居然不是「同志们」，而是「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那是在公众场合最早恢复这种称呼的举动，值得载入史册。这个举动实际上是在冲击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革命意识」，也即把整个社会生活都理解为「革命事业」，实质是「政治事业」的意识。

「五人画展」的几位朋友与啓蒙社的朋友有着相同的动机：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冲击言论禁区。但他们想得更简单，满足于一次飞行画展。他们当中有后来很有成就的画家，也有自己不画画但为使这次行动更有成效而参与的朋友，比如一位自任的现场英文翻译。事实上在他们五个人背后还有一大群帮忙的朋友。展出的画中也有在主题上政治性(或毋宁说批判性)很强的，但更多是艺术观点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说，展出的作品都是有意识地不尊奉「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这一教条的作品。他们当中有一位诗人还执笔用散文诗的形式赶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艺术小词典》，相当于表达他们艺术观点的宣言。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观点显然比较「前卫」。他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政治性，因为明摆着有政治风险。不过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误解为政治家或革命家，而只是作为一个人在争取表达的权利。

至于站到天安门广场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访美」的那位哥们，也一点不是在「发神经」。他很清醒，并没有异想天开，以为自己因此就可以被美国方面邀请和被中国政府允许到美国去一游了。他也只是在作出一种表达。他想表达的是，中国的平民百姓与中国的政要一样有出国的权利，尤其要强调的是有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去的权利。

民主墙遭禁之后，「啓蒙社」也被取缔了。朋友们却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酝酿民间办报，构想街头竞选，商量进京声援魏京生……。一时思想非常活跃，但却没人认为需要先从理论上统一认识。以上各种谋划都胎死腹中，原因在此不值细论。到了一九八○年，终于有一件事成了：好几个「村落」的朋友聚在一起，办了一个民营的食品厂。与当时想做其他任何事一样，办厂的动机中也包含着政治意识，或曰理想主义：用实践去改变中国社会结构——这是多大的一件事！而且，民营办厂也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总之，他们当时都很少想到钱。他们当时开玩笑说：「这回好了，公安局要抓本市的反革命，只需把这个厂子围起来就行了。」后来这帮朋友分分合合，大都成了企业家，这里按下不表。

就是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北大。筹备办厂的朋友们前来道贺，

说出的话却是：「考上了？太可惜了！我们正要起事呢！」待到我入学之后，一位福建籍的朋友还果真就去了美国。只不过他不是去访问或旅游，而是去投亲靠友，奔着移民的目标前往。他从美国写回来的信说：「朱正琳走了一条中国传统的路，而我走的是我的祖先们开辟的路。」

完稿于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黎明前的跃动/鲍昆

——我看到的七十年代

鲍昆：一九五三年出生，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影像视觉文化批评和策划、策展摄影活动。八三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任教七年，九○去德国。九三年回国从事广告业。二○○二年至○五年出任CCTV摄影栏目执行主编。是二○○五武夷山国际摄影周、二○○六桂林国际摄影大展、二○○八北京摄影季的策划人与二○○七广州国际影像双年展的学术主持人。

一九七一年，前两年那狂躁动荡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大批中学生和大学生，也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理由，早就被遣散到边疆和各个贫困地区「锻炼」，北京安静多了。但是，许多「插青」还是以各种理由，又返回了北京，养病就是最合理的理由；回来的「插青」和一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于是开始了他们独特的精神生活。读书、学艺和游山玩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普通的平民子弟并不拥有这种生活，他们没有支撑这些活动的能力，也没有这种贵族式的兴趣；热衷于这种生活的，多数是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处于青春期的这些年轻人，在北京的郊区寻幽问古，遍访青山。当时，近处着名的去处有卧佛寺、圆明园和颐和园，远处的是潭柘寺、戒台寺、鹫峰，再偏远的就是沟崖、龙门涧、上方山云水洞和十渡等地了。后面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着名的旅游胜地，在当时，还是人迹罕到的清幽去处。

七月十六日，一个艶阳高照的夏日。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平静，我和从山西永济插队回来的原二十八中的老戴正在那里游泳。平静的空气，平静的阳光，让人慵懒。我们俩游累了，上岸躺在大坝上晒太阳。忽然，大坝上的广播喇叭咝咝啦啦地响了，看来要广播了。下午的广播时间还没到，有些突然。不一会儿，喇叭里传出那熟悉的高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下面广播新华社重要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看着高悬在头顶上眩目的太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现了幻觉。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美帝国主义——美国侵略者，要来中国访问？我和老戴都惊呆了，面面相觑。可是广播喇叭中那高亢的声音一再重复，证实了消息的权威性，不容我们再怀疑。

太神奇了，我们天天怒吼诅咒的美帝国主义总统就要来中国访问了？而且他的助理居然已经来过北京，还走了？接着，更多的问题和疑惑，开始在我和老戴之间出现。这对抗美援越有甚么影响？对台湾问题有甚么影响？是为了抗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吗？这对这么多年的反美立场意味着甚么？再往深，往远——，我们难道和这一百年多年来的宿敌化敌为友了吗？我们不是一直斥责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上搞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吗？那不是投降主义吗？老戴和我，都是那时候爱读书的人，也是属于那种爱掰持问题的「有思想」的年轻人。但这个消息，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和判断能力，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开始在心底涌动，感到这个世界可能要有变化了。

在那个年代，从小被灌输的革命思想和对领袖的忠诚意识，已经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完全依附在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观念之中。不过，年轻人求知的天赋，却仍像魔鬼一样驱动着我们。实际上，即使在狂躁的六十年代末，在最急风暴雨的时期，年轻人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就像一九六八年的遇罗克们一样，无论出身甚么样的青年人，大家都从不同的立场、身份和态度，思考和汲取着知识，希望对这个世界更多地做自己的判断。

在一九六八年，我已经接触一些以读书为乐的中学生圈子，读书的范围从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二战历史，到内部出版的白皮书，不一而足。甚至连《赫鲁晓夫讲演录》这样的政论书籍，我也半懂不懂地读过。这些书，给了我们许多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但自己其实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书中那些故事和言论，只是给了我和朋友相互之间炫耀知识的资本而已。我们阅读的眼光和立场，往往是先判定言论者的身份和他的立场，然后据此做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这样，对于赫鲁晓夫，我们事先已经认定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背信弃义的修正主义者，至于了解他的言行，不过是在验证我们理想的纯洁性，再次证明他就是一个「坏人」而已。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相当封闭，完全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里完成的。

不过吊诡的是，当时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令，将原来只局限于处级干部以上才能阅读到的《参考消息》，完全开放到全国有党支部一级的单位，人们可以随便阅读，这实际上就将这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完全大众化了。这份完全是境外报刊文摘的报纸，自然受到了新华社编辑的严格控制，所有的消息都经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但它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境外言论，有心计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消息背后的含义。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居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几天后，就从塔斯社的一则在外访问的勃列日湼夫因中国事件急促返国的消息中，读出中国出事了。而那时距我们正式传达和公布这个消息还有很长的时间。另外，除了编辑从境外左派报纸摘登的赞颂中国和毛泽东的消息外，对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些军事报道，还是相当真实的，所以这份报纸对很想了解中国之外世界情况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

尼克松要来中国的消息，让我们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也把对这个事件的理解纳入了我们的思维定势。那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势力，不得不正视我们中国的存在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核武器的大国，而且也拥有了航天技术。再说，中国支持的东南亚三国的武装革命斗争，也一定是迫使美国人必须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了的原因。这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后的第一个结论。这让人兴奋，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义事业的胜利。后来，新华社那篇关于这个重大事件「言简意赅」的报道正式公布，各个单位又举行例行的「吹风」会议，领导们一级一级向群众解释「我们为甚么要请尼克松」。对这一切，我们有一种朦胧的心理满足，那就是那个神秘的美国终于可以接触和了解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本杂志是我们这些青少年极其喜爱的，就是《航空知识》。这本专门介绍航空技术的科普读物，实际上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它替代了因中苏关系紧张后越来越少见的、以翻译介绍苏联的科技进步的一本大开本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里丰富的航空武器的介绍，和各种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发进展的报道，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刚刚成功实施之后，《航空知识》杂志就作了大篇幅的深度报道，这也打破了我们原来对前苏联科学技术优势的神话般的迷信。我当时对美国的两个成就极其崇拜，那就是阿波罗登月和F-4鬼怪式战斗机；对后者，我还自己按《航空知识》上登载的三维模型图纸制作了模型，挂在家里。我当时是一个飞机模型爱好者，美国的战斗机系列，从F-86开始，到后来最新型的F-104等，我都全部制作了模型，然后把它们用线悬挂在家里，与苏制的米格系列对峙，就像一个空中的战场。我觉得它们凝聚着人类发现和创造的力量，也构建了我对美国认知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神话。现在，谁也想像不到当时一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居然是通过这样一个路径。

记得在那个广播后不久，《参考消息》接着后续报道了国际传媒对这个事件的跟踪新闻和分析。魔术师般的基辛格博士，带领他的团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传奇之旅，更加深了此事件的神秘性。后来美国白宫神秘兮兮的态度，也让这个事件十分吊人胃口。跟着，就是人们的期待了。这个事件是中国七十年代最重大的几个事件之一，后来证明它为这个东方古国的一系列巨变埋下了伏笔。

在人们等待那个历史性的会晤时，又发生了一个彻底击碎我们信念的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出走。记得那是一个初秋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电影学院门口干活，为修建防空工事挖土方。我的同事张海涛趁旁边没人，紧张地对我说，「中央出事了，林彪叛逃了」。我当时手中的铁锹停在了半空，惊得呆在那里，忙问，「哪来的消息」？他说，「昨天晚上一个老干部来我们家说的，没错。」张海涛的父亲是文革前计委劳动工资局的局长，是中国沿用多年的八级工资制的设计者，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余秋里抛出揪斗的所谓「黑帮」。如果没有文革，这人有可能提升为计委副主任。揪出批斗后，他因被医生确诊为罹患肺癌，所以没有去干校，在家养病。那时我经常去他家和他聊天。他是一九三七年从香港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干部，参加过抗大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平西支队负责敌工工作，是中共党内有文化的干部。他经常对我讲党史和它们在北京山区的战斗生活，所以从他那里来的消息应该是不会错的。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后，心中的精神建筑也轰然垮塌。我现在回想那一刻，甚至还能听到那垮塌瞬间的轰然巨响。多少年来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这一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后来我问过许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九一三林彪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

中美之间开始对话，以及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作了最重要的铺垫。可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顺利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中国的门打开了。以后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让中国人又进一步大开了眼界。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庄则栋的美国之旅；杨振宁、李政道、牛满江等人被毛、周等人的接见；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允许五十年代从东南亚归来的华侨再次出境；中国各种不同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出访，这都给中国人吹来了强烈的外来之风。想像中的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从这些地方出访回来的人的口中具体化了。北京为了迎接尼克松的访华，还进口了大量的丰田小轿车作为出租车。北京以前基本没有出租的汽车，只有可出租的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每公里行驶费是四毛钱。日本丰田车的出现，一下子让北京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感觉。尼克松来华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季，正好那年北京的雪很多。北京市政府就临时制造了许多扫雪车、铲雪车，都是利用解放卡车改造的，在车上加上了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这些车被喷上鸭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的访问结束，这些车辆立即奇迹般的消失了——把加上去那些部件拆除之后，这些重新又去拉货了。但这些摆设了几天的各种扫雪机械车辆，也为人们了解现代技术世界增加了感性的实物认识，因为发达世界就是这样的。

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老干部们开始活跃，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批准后复出，而邓复出后开始的「整顿」，又带来的是全民对于发展生产的振奋，谈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公开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权力的窥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发布了打压江青的讲话，于是在老干部和民众中，公开地议论江的「女皇梦」变得相当普遍。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换这些消息成为主要内容。在工作单位，我的师傅们虽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但黑话般的相互接茬儿，时常引得大家会心地一笑，出了单位，利害关系没有了，就更肆无忌惮了。就这样，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众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等于放出了笼子的鸟儿。没有人管理他们，除了农村生产队能以口粮施加一点限制，让这些青年人为生存有些许顾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干部子女，并不为生计发愁，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返城「休息」。这种休息，其实是一种赋闲的精神活动，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开始读书、闲聊、逛街、遛公园。也有一些青年，继续「破四旧」时养成的暴力生活习惯，成群结伙地啸聚街头，从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爷(小偷)」为乐，真是为所欲为。正派的年轻人，则是进行读书和各类艺术活动，形成很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队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

从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间，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旗手江青对于艺术的爱好，实际上倡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群众性普及，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举国上下，样板戏演唱蔚然成风。北京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都有像模像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都是由各个单位里选拔出来的俊男靓女组成，排练的时间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属于半脱产，大型的国营单位则是完全脱产。宣传队一般都有乐队配置，乐器多少，则根据各单位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风琴、几把小提琴，至于竹笛和二胡这样便宜的乐器，肯定都有。大型企业，西洋管弦乐则一应俱全。像东郊七九八厂和七七四厂(现在已经成为北京着名的「七九八艺术区」)，就都有这样的规模配和阵势。这些宣传队，角色除了京剧需要的生旦净末丑，还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备独唱独舞之需。每年，各地区、各系统还要举行文艺汇演、调演，兴师动众。这些宣传队还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向专业化看齐，像「样板团」一样地演样板戏，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这都使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所在单位西单商场的宣传队，规模就有四十多人，他们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来排练节目。对于这些队员，除了能歌善舞之外，还要求政治上根红苗正；个别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热追求进步的人，所以你有宣传队的身份，还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们单位对面是北京电话局宣传队，人数更多。由于电话局下属单位多，演出任务就较多，他们出来进去大客车接送，非常气派。我当时在学习吹黑管，和他们非常熟，因为他们乐队里有两个人会吹黑管，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的北京电话局是半军事管制单位，有些机要部门的意思，管理很严。不过这些宣传队员们，则像是笼子里的鸟儿，自得其乐。说心里话，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粗糙，乐队齐奏时，杂音跑调不断，因为都是自学，无师自通。但那个宣传队真是一个欢乐窝，俊男靓女正值青春，宣传队也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大熔炉，绯闻自然也不断。

一九七○年至七六年之间的文革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样板戏的普及，推动了民间的音乐、戏曲和曲艺等艺术的活跃，许多年轻人都学习乐器演奏，从时髦的手风琴、小提琴，到管乐的黑管、双簧管、小号，甚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为青年人业余生活的时髦爱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声乐器行，买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时候，音乐爱好者们相互交换各种练习曲曲谱，小提琴练习曲，从马扎斯到帕格尼尼，应有尽有。北京故宫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那铜管长号和双簧管的吹奏，为文革北京沉闷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园的幽静之处，也是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常去之处。北京城里如此之多学习乐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能被各种部队和地方演出团体接受，穿上最为风流的军装。当然也还有我这样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绝对无望的人，纯粹是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寻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时间里，音乐活动的活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带动了民间中的音乐欣赏。一些文革破四旧时未被砸烂的旧唱片，也开始四处流传。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发行的苏联和国产的美声独唱、交响乐，也有伪满和民国时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年轻人之外的中年人，由于命运已经确定，面对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安慰。我曾接触过几位中年朋友，喜欢和我大谈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点亮了一支蜡烛，他们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到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拜访一位弹钢琴的中年工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气质，他带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看他弹琴，就像见到萧邦。在优美的琴声中，他还对我大谈人生哲学，记得他有一句话影响我很久。他说，「你需要不断地接触『高级的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他说的「高级的人」，决非现在世人眼中有权势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处的人。这句简单的话，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听起来显得很悲壮，让我立时激情澎湃，感动了很久。有一年的春节，一个从北大荒兵团回来的大朋友，身穿兵团发的颜色不正的「假军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卫下，自弹自唱起苏联歌曲「第聂伯尔」。在北京安静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声和他略带忧伤的歌唱，几乎让大家都滚下热泪。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枱「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甚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着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着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5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梵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当时也是件时髦的爱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制作。自制的曝光箱和放大机千奇百怪，但却倾注了制作者全部的热情。我曾在同学和同事的帮助下，做了一架人见人爱的放大机，为此几乎动用了车、钳、铣、刨等全套金属加工技术。除了自己绘制图纸之外，我还通过放大样的方式，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放大机灯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机当时几乎可以和工厂出品的媲美，颇得朋友们的欣赏，也成为他们频繁借用的工具。

说起那时候的摄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爱摄影，这使得当时的摄影活动附加了某种隐喻式的革命色彩。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岭」署名的照片。她那种样板戏式的戏剧风格的照明，成为一些爱好者羡慕的风格，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我。我当时的工作是西单商场照相馆的照相员，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实践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结果不断造成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我，而我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为此，我也写过不少「检查」。所以，江青对摄影在中国的普及，不能不说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比绘画不利的是，摄影没有可资参考的「历史」来学习，除了文革前一些关于摄影技术的出版物，基本就没甚么。个别老摄影家中还存着几本老的民国摄影杂志，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数量也极少。国外的摄影杂志在北图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绘画真实，所以管理者认为比较敏感，借阅也就很难。虽然有这样的困难，摄影的技术性毕竟要比绘画简单一些，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艺训练，上手还是要容易许多。那时候北京摄影爱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员多是自己周边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个圈子。开始的圈子是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同时还和几个大学生来往。后来随着生活工作的改变，又与文化部廊坊五七干校的一些年轻人，构成小圈子。他们每周末返回北京时都会聚会，当然也会谈论交流其他各种话题，成为一种简单的「沙龙」。这样的摄影圈子，后来比较成气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宁家。由于都是电影专业人士的后代，这伙人对摄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们不但定期学习交流，而且自办展览，组织集体郊游，采风拍摄。那个院子后来诞生几位着名人物，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池小宁。不过陈和田并未参与摄影活动，圈子里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宁和年龄大一点的陈凡。池小宁周边聚拢了一大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请来了老资深摄影工作者狄源沧先生定期讲课。狄源沧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既掌握外语，又热衷于摄影理论的人，而且他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狄源沧为这伙年轻人带来各种历史和国际的摄影信息，这在当时就属于非常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了。不过，狄源沧也受那个时代的禁锢，所掌握的国际信息基本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统。即使这样，对于这些饥渴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后来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会活动中，这一群人成为重要的力量。

从现在快节奏的喧闹生活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因为变革的快感几乎覆盖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争斗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年代要复杂得多。还在一九六七年破四旧的暴力运动未完结之时，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经开始在「老兵」(老红卫兵)们的室内悠扬地飘荡了；文革前的印刷读物，虽然受到「焚书」的命运，但一直在民间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规模地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啓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

探讨，整肃与命运/许成钢

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为十多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在十多个主要国际经济学及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甚么？打击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着。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当地人接触，连食物都没有。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过去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那为甚么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呢？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导致消灭阶级？我读遍了毛泽东着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按恩格斯的理论，阶级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既然毛说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大众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阶级一定是从社会主义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

当时另一个刺激我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基于对造反派和所谓老红卫兵或所谓「联动」两派斗争的观察。当时联动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扬言「天下是我们的父母用鲜血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天下的」。这些言论，在我看来都相当准确性地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借用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贵族，而中国的社会的多数人属于第三等级。当年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读过许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但我感到所有的讨论都远不够深刻。因此当时真正对我有系统影响的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时期，是尚未认识的仍在演进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我自以为已经捕捉到对文革及当时社会的理解线索，这让我尤其兴奋。当时毛泽东反复说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再来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甚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决甚么问题？如果阶级与阶级之间永远在争斗，那甚么时候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也读到了湖南杨曦光（以后改名杨小凯，英年早逝；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读到江青点名他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欢他提问题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我从来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们能够告诉你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城市，可是对农村发生了甚么却知之甚少。当时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一九六七年深秋，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送到各个不同的农场。我们第一批分到绥滨农场的学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绥滨农场的场部，集体学习了几天。我们之中，大约一半是高中同学，一半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里大多是初三的同学，没有初一学生，而我是初二年级的，也就是说，从清华附中来的学生里属我年龄最低。在这集体学习的几天里，我同几个清华附中的高中同学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认识了高中同学刘先立、庄平、张邦宁，比较谈得来。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也和我分配到同一个村子——十五生产队，是往来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队以后，把我们知青统统集中起来，住在知青的大房间里，每间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我自己的愿望，我来农村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和一群中学生住在一起，而是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寻找甚么地方能有机会和普通农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处。后来我就发现了马号，那里有农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把行李抱了过去，我印象里是刘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马号。这决定了我以后在农村将近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是放牛，喂养牛马，赶车。这就是我脱离知青主流的开端。

我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更准备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环境。然而，北大荒给了我极为震动的印象，非常惊人的平静，和处于惊天动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曾去过房山的农村，见到过极度贫穷的农民。北大荒却是机械化的耕作，场部实际上是小城镇，人们的住房比较整齐，生活上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异常美丽。我感觉出乎意料的好，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和久违了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打破那里平静生活的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我们来之前，当地也开批斗会，只是那个批斗会比起城市的激烈斗争来，都是有一嗒无一嗒的，不那么激烈，也没有很尖锐的冲突。多数农民并不真的在意谁曾经是地主、富农，谁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带到那里。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标榜革命，有些人也许从暴力和虐待中获取快感。开批斗会时，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负，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寻找我要找的答案，对周围的人和事关心甚少。由于那个村庄相对平静，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从历史唯物论来的，而历史唯物论属于哲学。因此我要通过研究哲学来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国社会。当我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后，我才意识到，要了解社会和分析社会，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阶级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认识到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兴奋，觉得是在发现真理之路上的第一个突破。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甚至没有人交流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通过阅读悟出来的道理。同时也因为这想法同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同毛的多数说法或背道而驰或毫无关联。我自负地以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有弄懂这些基本问题。当时，我给还在清华附中没有下乡的同学写了很多信，跟他们交流这些看法，告诉他们自己在农村钻研这些问题的重要进展，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在刚到农村没多久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学交流了我的这些感想，鼓动大家都下乡。虽然没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动下乡，但是我的想法对一些同学产生了影响。我的信和「论文」在一些同学中流传。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我的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同学，绝大多数是高中的同学，都对文化革命向何处去特别感兴趣。可是多数同学更关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说了甚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甚么，甚么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当时我的心得，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甚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应用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工具去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信仰共产主义，因此认为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所探索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未能见到的问题；是毛泽东见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当时我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修正主义的制度是甚么？为甚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修正主义制度？苏联、中国产生新阶级的修正主义制度根源是甚么？如果我们连为甚么会产生修正主义都不懂，我们又怎么能去反修？我们怎么能去防修？那时毛泽东在讨论有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读了马克思的着作以后，我认为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过培养接班人的办法来解决的。修正主义制度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的问题是，是甚么因素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会变异？会退化变质成修正主义？只有认识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

当时我写了好多东西，跟很多同学讲，自己觉得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思路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重要的探索的起点。所以我就把相关的认识和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当时来往比较多的同学有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在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没有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经常试图同他们探讨。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所有学生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包括当时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很少有人明白我说的写的是甚么。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但远为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及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了。有人以为我有甚么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中有人对我表示了异议。一些知青，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意见。他们认为我违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着作去读马列着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等等。我当时对林彪的这些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为我后来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这些知青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为自己的探讨辩护，提出了一些说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过，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为了要登到这个顶峰，为了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需要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甚么，否则你就没办法知道为甚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而且马克思已经说过的话，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复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没有说过，我们并不懂，所以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害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置疑，我谈到毛泽东思想自身也还是要发展的，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的努力等等。其实我要表达的见解无非就是有许多问题毛自己也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学习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言论逐渐在知青之间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非常反动。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经点燃，我却根本没有觉察，我沉醉在发现问题的兴奋里，以为讨论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径。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当时在北京还没有下乡的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当时毛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的同学们在准备下乡，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农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学一起到了太谷县，访问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们在不同的村子里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去过一个山村，已记不得村名了。当时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同学有车洪生和郑光昭（后来笔名为郑义）。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山村，和我们黑龙江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里就太贫穷落后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于是很陡峭的山坡地，连用牲口作动力的都比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访问了当时驻扎保定的在三十八军当兵的清华附中同学王湘林。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访真正的兵营。在兵营里，我们讨论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对文革的探讨。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边界上发生了珍宝岛战争。我们绥滨农场就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的那个岔里边（从地图上看「叉」很形象，我们农场的北部是黑龙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苏边界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农场情势很紧张。在这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国营农场改编成为军管，称为建设兵团。整编为建设兵团以后有大批知青进入，我所在绥滨农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九团」，我们原第十五生产队整编成第二十四连。通讯地址则变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共分六个师，分别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命名，二师为设字）九团二十四连。中苏边界珍宝岛军事冲突，甚至更严重的战争都在酝酿中。

边界冲突之前，前线调动部队大多是从黑龙江江面上走的。战争爆发以后，江面基本被苏联所控制，边防军的供给都要靠陆地运输，可是整个黑龙江沿江内地多是沼泽地，运输落后极其困难。因此把黑龙江兵团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去修战备公路。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见识的机会。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以便军队的炮车、坦克、给养能从这条路上过去，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就这样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山上用炸药打眼放炮。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把石块装上卡车，由卡车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铁锹卸车，人工取土，再由卡车把土运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艰苦。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因为那个地方极其荒凉，有时会有狗熊出没，当地人叫熊瞎子，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它们经常是晚上跑到食堂来吃东西，白天就走了。记得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们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从刚刚修好的公路上，会看到有从前线带下来的苏联俘虏，也有从后方去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看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上来的车和下来的车给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时不时地会有军官来做鼓动，来报告前线的战事等等。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做贡献，觉得很光荣，周围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赶战备任务，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肃的起源，就是知青发起的攻击和中伤。尽管来自知青的攻击不会导致我正式成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击对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整肃我，但是当时的上级已经很关注我潜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我到达修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到九团似乎已经负责向修战备公路的领导有交代。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从一九六七年底到农村直至六九这两整年时间里，除了必须的体力劳动以外，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资本论》上。有趣的是，当初下乡的初衷是了解农村的社会。而事实上，到了乡下后，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旋涡，既远离了北京的文革，也没有加入到当地的政治斗争。我把农村当成我的书房，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去思考。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间，我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写书的计划。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当时深受马克思着作的影响，不仅探索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连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的。

我当时感到自己面对的理论问题之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来的知青外，还大量的通过书信和清华附中原来的同学探讨。那时我每天都在写信、记笔记，总是在读、在写。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几乎我所有在农村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也就遗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书信。前面提到过，结束这部分书稿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到达黑龙江刚过两年多一点。我已经不记得是有意还是巧合，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轻狂少年不知道，一场劫难已经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长和转折都并不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自从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我从此成为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从此我因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视。但是，从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的唾弃咒骂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连队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兵团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号。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号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全连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连队，这个连队有自己的拖拉机修理厂，是个相当大的厂房，可以同时修理很多台拖拉机。由于七月份正是农忙时节，拖拉机都下地作业去了，厂房基本上是空的，厂里的大修理厂房可以容纳全连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连的职工都集中到修理厂，门窗全都关闭，突然间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在宣布的同时，就把我关押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没有审判的拘捕。这一切来的极其突然。集会中一些领导及知青极尽手段煽动对我的仇恨情绪。从出身到个人，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到道德，无不卑鄙龌龊。一些「义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体当众宣示了他们的深刻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仇恨。

那天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被捆绑到二十四连的酒坊。酒坊在夏天农忙时不作业，是空的，我被带到酒坊的一间很小的休息室里，从此这间小休息室就变成关押我的狱室。那个房间非常小，屋顶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条很窄的只能容纳一人的小炕，别的甚么都没有。被关押后，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白天被严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斗，在监督情况下进行劳动改造，晚上进行审讯。我到甚么地方，总有两个人看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干活，不允许其他人和我接触。我睡觉的时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时间睡觉，其余所有时间不是劳改就是审讯和斗争会。斗争会一天可多达四次。

不知为何原因，我的这个「反革命」案件成了当时建设兵团的重大案件。一度广为流传的关于「黑格尔小组」的流言，在那个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显凶相。在我被关押后，师团级领导多次亲自光顾，加强批斗力度，指导整肃方案。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特务设备。除书籍外，所有其他被没收的东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斗争会或批斗会被用来作为打击和施压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认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当时斗争会上最常打击的对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动不动就被人指称为「不老实」，而任何不老实都可以是被斗争的理由。斗争会同时也是打击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压的办法。在斗争会上，一些同我有过交往的知青被迫当众「揭发」我的「罪证」，或交代和我的罪恶关系。每当他们的交代「避重就轻」时，斗争的矛头立即对准他们。对我来说，斗争会主要是一种体罚方式。除极度精疲力竭外，在斗争会上也常有一些人或义愤填膺或幸灾乐祸地上来拳打脚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会拳打脚踢或找藉口来体罚侮辱。但是，这些体罚以及斗争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

当时对我摧残最大的来自于审讯，以及审讯所采用的手段。在一开始审讯时，我以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整我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审讯进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首领。他们莫须有地把我从事理论探讨的活动编织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甚至把我的十九岁年龄都当成审讯内容，要我交代伪造年龄、伪造历史的罪行。他们说我写的论文是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伪造年龄。审讯中使用剥夺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等恶劣手段，胁迫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极其恶劣的审讯迫害曾经使我感到自己会终身受尽侮辱而没有活下去的价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时候，我的心理状态曾极度悲观，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记得在那期间，一天夜里审讯后被押回我的狱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紧急叫上级增派一名看守，并把狱室内所有金属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该看守带着显然的恐惧情绪对我实施虐待，我猜测他是误把我的悲观绝望当成仇恨情绪。这样在严格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我被关押的时间，正值全国大搞整肃「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狂潮，各地整肃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用整肃的暴力强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绝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转移到别的甚么问题上去，转移到探索工程技术，去发明点甚么，解决些重要的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从此，钻研数学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甚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甚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的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那段时间，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帮助。发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虽然我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已经离开了共产党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还是很正统的，正统是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所谓「正统」，简单的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走。那个时候搞「农业学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农业学大寨，最终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为了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应该是搞技术革新。在机械化的农场里，我看到了很多严重的技术上的问题，在收割季节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地里，这是由于收割机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装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进收割的效率减少浪费。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我开始了系统的自学。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离开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尔滨知青，有时是上海知青。由于斗争会、大批判把我的名声搞得很臭，几乎所有来监视我、押送我、看管我的这些知青都对我有着很强烈的敌意。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连队里能够谈几句话仅有的人就是兽医和当地的一些农民。在被隔离监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号，和几个兽医都比较熟悉。这几位兽医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他们是二十四连很少的几个知识分子，大家更谈得来一些。被看管之后，我还勉强能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几个来往比较多一点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拿我当一个普通人，和我开玩笑，这对我精神上是相当大的安慰。另外还有一些老职工（农民）也对我精神上帮助很大。我们马号的班长叫陆书坤，他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他父亲陆诗勤是老八路。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坏的日子里，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以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当时，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团一级。我的案子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一下变成无害言论。我事后猜测得益于林彪事件，我的「案情」比原来有所松动了。从那以后，虽然我的「反革命」案子没有解决，但是对我的严密监禁逐渐放松，审问也停止了，斗争会也基本上没有了，我的隔离监禁，变成了让群众和知青监督劳动。

劳动时，把我放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里，连里的一些「地富反坏右」们也有人主动来接近我，同我聊天，表示对我的同情。

我开始有了业余时间。实际上我能够认真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和英语主要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一九七二年恢复了我的放牛工作，放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时间。大多数最难的自学内容都是在放牛的时候学的，例如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我先是集中几个月精力把高中数学和物理自学完了，之后就系统地自学了大学的物理和微积分、高等代数、电动力学等课程。

对我来说，所有自学的课程里，最困难的是微积分，我读了好几本大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好几本高等数学习题集，我拿着习题集，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依此来保证我自学的扎实性。因为我认为不仅读了教科书，而且还做了习题，包括非常困难的习题在内。把高等数学和大学的物理学习完以后，又开始学习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就这样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一门地自学下来以后，自己感觉到，虽然把文革前的大学教科书都学习过了，但是要做发明设计工作知识还是不够用。这时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王贞平提起这个苦恼来，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可以买到影印的国外原版教科书了，你可以让你母亲买到影印的美国教科书寄给你，你就读那些书」。我说：「英文我是不会的。」他又告诉我说，实际上英文学起来很容易，因为他自己就在自学英文。他说：「你可以找一本内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书，借助字典你就读它的内容，就把里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你自己再读一本这样的书，你就会了。」我就照他说的方法做了，写信给我母亲，让她给我寄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收到的第一本我母亲寄来的英文教科书的名字叫ModernElectronics(现代电子学）。这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大学的教科书，是我母亲从中科院图书馆买来的报废的书，因为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已经过时近三十年了，但对于我来说却如获至宝，所以我是把它从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每一页我看得都非常认真。从电子学角度讲，大学二年级的教科书，我对所有的内容都能看懂，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自信地开始阅读美国大学里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了。以这种方法，我自学了美国大学的许多门课程。如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教科书。其中还有一个悲凉而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我母亲给我寄来了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现在模拟计算机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七十年代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拿到这本书时特别激动，特别渴望能尽快把它学下来。可是，我的时间很少。正在这个时候，我连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故，有个上海知青潘金根，当时的连队油库保管员助理，到油库楼顶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时，不慎一头栽下来头部撞在水泥台阶上，当场摔死了。他是上海知青，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故，他的葬礼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从上海赶来参加，他的尸体放满冰块放在二十四连的仓库里，晚上要有人看护。几乎没有知青敢在晚上看护尸体，连里只好公开让大家报名。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全脱产地来进行学习，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难得。于是我就报名了。这是我记忆格外深刻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仓库里，打着一盏油灯，在潘的尸体旁边聚精会神地来读我的这本《模拟计算机原理》的教科书。我的这门课程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星期时间里自学完成的。有些知青很奇怪，他们中有些人打架斗殴很勇敢，可到这时候他们都怕鬼，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怎么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晚上夜深人静才能够潜心集中精力钻研，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激动人心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那个年代系统地自学钻研中国和美国大学工科的内容，既是精神的寄托，也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长期的过份精神压力导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是卫生员，他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至今都心怀感激之情。

从一九七三年夏起，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连队里，知青开始为去读工农兵学员而竞争，为了能上大学，很多知青变得很焦躁，一些没有上成大学的落选知青变得很悲观。我知道自己是个「反革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有机会出去上大学，心里反而很平静。自认为我自学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学里所教授的内容。那段日子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项目上了。我当时满脑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项目就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解决这一割台高度的自动控制问题，就可以解决大豆在收割过程中严重浪费的问题。当时在农场里，联合收割机的高度设计是按小麦的高度来设计的，所以当收割大豆的时候，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产量浪费在地里，相当巨大。我当时自己作了一个包括详细电路图的设计方案。

一九七四年，对我的政治管制进一步有所放松。当时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四人帮的势力有所削弱。这时候我申请回京探亲，居然得到了批准。这是自从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我把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机会，拜见有关的老师来帮助我改进我的设计。到北京以后，我找过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亲认识。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常先生191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从北京回到连队后，我的若干个技术改革方案得到了连队技术领导及修理厂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但实际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厂试验我的一些设计，试验基本是半成功半失败，也有许多设计即使实验成功也并不能真正实施运作。部分实验成功未能实施的有大犁自动高度控制液压装置等；实验成功并在生产中使用的有自动称重灌袋机等。一九七五年师里曾在我们连开技术革新推广会，自动称重灌袋机得到好评，我这个「反革命」在技术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称赞。记得团长碰到我大声喊着对我说，「你整的那玩意儿挺好使呀，以后多给咱整点儿这些就好了。」

一九七四年以来，母亲不断提醒我必须关注我的政治问题的结论。实际上，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工程上了。我有意识地回避了自己被整肃的事。但我明白，这是我始终要面对的。这样，在母亲的提醒下我去团里询问了。

一九七五年初，团党委对我的案件给了一个正式的结论。结论把我定案为「组织全国九个省市和军队的阴谋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目标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这个结论始终让我莫名其妙，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有甚么九个省市的网络组织，而夺权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结论最后的签注日期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但是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五年。母亲在亲历了建国后诸多的政治运动之后，坚持我必须为这个错误的政治结论上诉，因为这有可能影响我一生的命运。这样，从一九七五年年初开始，我不得不时常中断我在北大荒乡下的学习和设计，准备我的上诉材料。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回到北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递交上诉材料。曾经找到父亲的好友，四十年代的浙大同学吕东明，又通过他的儿子吕匡益将上诉的材料通过他的一个同班同学递交到其父——当时的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手里。希望通过他给兵团一个批示，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解决我的问题。同时，母亲还带着我到当时总参作战部部长家里，希望他帮助从军内解决我的「困退」问题。该首长曾和我母亲是同乡同学，并且曾是我外公的学生。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对我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杭州见我的父亲。这是一九六二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以来，十几年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九六二年最后见父亲时，我才十一岁，一九七五年时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到杭州见到父亲时，他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了。当时我还带了好友车洪生同行。他是我在清华附中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理论问题，一九七○年之前我曾和他通过很多信来讨论理论问题，并给他寄过我的论文。当时父亲非常急迫地想要见我，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急着把我这个十几年未见的儿子找来，除了叙父子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跟我讨论当时的形势。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治理整顿风之际，「四人帮」又开始反扑，父亲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四人帮」会篡权，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灾难。他迫切希望同我讨论我的人生，同国家的前途相关的我的人生道路。

虽然当时我已经很多年被迫和政治保持距离，也没有机会接触社会科学的文献，但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潜意识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问题仍然是我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我心里的影响根深蒂固。记得，当时父亲特别关注四人帮可能篡党夺权，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等。而我认为当时的问题更主要起源于中国的制度，弄不清制度本身的机制，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当时父亲很吃惊，因为他没想到我认为现有社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我的一生中，从六岁父亲离开北京，我和父亲一直是聚少离多，但他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从我最初对科学和技术的热衷，到后来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无不和父亲相关。那次见面前，他更多的是我的师长以及崇拜的偶像。而那次见面，是我一生第一次以成人的方式同他交谈，讨论的是我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也由此，开始了父子之间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讨论。

除了分析和讨论重大社会问题外，针对我的政治遭遇，父亲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给了我一本传记，中世纪因持不同政见而遭受教廷残害的空想共产主义创始人——康帕内拉。在我当时的处境下，阅读那本书的价值实在是非同凡响。自幼受父亲影响，对中世纪教廷和愚鲁迷信的民众共同迫害科学家及异教徒（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之残暴有深刻印象和感触。在我自己遭受整肃时，我深感奉命而来的工作组犹如中世纪罗马教廷煽动民众残害异教徒的无知且虔诚迷信的暴民。当时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关于残酷虐待异教徒暴行的传记居然成了我同吕匡辉（我的前妻）开始恋爱时共同阅读的书。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我逐渐地恢复了一点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记得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以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查阅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发现来势汹汹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依赖的竟然是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译中出现的误解。

递交了申述材料，又见到久别的父亲，一九七五年对我是重要的。我回北大荒，回到连里，在前面提到的双重关系的帮助下，我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尽管我的反革命案子还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我的「困退」手续也没有真正在法律上确认，对我的政治监督管治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我于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余波未息的时候离开了黑龙江，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七年文化革命结束后没过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

回到北京，我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从浙江乡下回到北京，继续他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一两个星期碰一次头。当时经常来的人有赵中立、张宣三和范岱年等，方励之也来过多次。我旁听了许多讨论并参与了一些科学哲学及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经济学是同物理学享有许多共同性质的学科。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或者是我所理解的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对我自己对世界的探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文献，我非常兴奋地了解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当时我以为它像物理学里的统计物理（以后我知道自己当时对经济计量学的认识并不正确），渴望有机会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记得那时曾同父亲一起去看过于光远。我对他谈起希望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虽然于光远是个相对思想开放的老一辈学者，但他对此并没有显出多大兴趣。

一九七八年张宣三成为刚刚组建的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他多次通知我去旁听或参加工经所的讨论会。在一些讨论会上听到过工经所长马洪、副所长蒋一苇和时任室主任朱镕基的高见。我得益于听到他们关于企业自主权改革方面的讨论。但同时也感到对相关体制问题需要更透彻的学术分析以指导进一步改革，虽然当时我对经济学的知识只限于一九七○年之前的《资本论》及以后对经济计量学的相当肤浅的了解。在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期间，曾经带着极大的兴趣在社科院听过苏绍智等报告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体制；布鲁斯关于波兰的改革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等。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将中东欧经济改革当作中国改革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这些重要的信息及当时的思考都对我以后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八年夏，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开始了。因没有我认为合适的经济学方面的导师及研究方向招考，我报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遥感室（后分出成为中科院遥感所）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生，以数学及英语第一的初试成绩通过，但复试时因种种原因没有被录取。下一年报考了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通过了笔试。但因为当时清华计算机系对于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能力颇具怀疑，增加了额外的复试。复试后他们把我介绍到机械系再来一次复试。经两轮复试后我才被清华机械系录取。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清华大学，成为了清华大学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没有大学学历的研究生。我是清华机械系的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从事的是有限元分析及非线性最优设计研究。除理论工作外，还与导师及同学一起，我们解决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八千吨水压机最优设计的难题。我负责该项目的计算机模型及计算。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时，清华机械系非常希望我留校作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博士论文。但我在六十年代末开始贯穿七十年代始终的，是自己对社会制度的探索，面对中国改革的现实，这使我的心无法不回到经济学。经于光远帮助，我以一个机械工程学硕士的身份进入了正在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所（后正式改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从此我进入了，或者说回到了经济学。

如果一定要以十年来记，我的七十年代至此为止。而比较起七十年代戏剧化的命运，其后我的生活异常平静。出国、读书、教书，和大多数我当年的朋友们的轨迹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从大的方向上说，我其实又回到了起点。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哈佛大学研习经济学。这么多年以来，在文革之初困扰我的最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没有远离我。我研究的课题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只是更宽广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国的制度，包括各种体制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当年的政治用语和少年踌躇的张扬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依旧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作者感谢张莹和郭迪对本文写作提供的重要帮助。

*我在一九六五年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曾读过「揭露」其「罪行」的主要报刊文章及评论。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在其着作《文化革命》中引用当时《人民日报》所刊登我父亲的言论作为证据说明文革的政治根源，并因此曾与我父亲展开了争论。

梦想与回忆/陈建华

陈建华：生于上海。获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着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帝制末与世纪末》、《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去年夏天在纽约》、《陈建华诗选》等。

从一九六八年八月起，我被分配在上海某个中央交通部属下的船舶修理厂里做工，因犯有「政治错误」而成为一个被改造对象，直至一九七九年秋因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而离开该厂。几乎整个七十年代里，我的生命背负着一片灰色，显得沉重、平庸、不光彩。但在一部成长小说中，这十年会占据叙事的主体，加之以吊诡和反讽的现代修辞，会更具典范：青春期的主人公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在生活的熔炉里历尽磨难，自我得以锻造，最终为社会认可、拥抱而走上成功之途。

但毕竟和那些「成长小说」不同。我是锻工，也练就一手绝活，能抡起十来磅的铁锤，三百六十度挥舞手臂，朝铁砧锤打。然而不像高尔基自传里的主人公诚实地经受社会的考验，而铁砧上的「锻炼」没让我成为一个美丽的比喻。首先是心不在焉，干得再好也是「改造」使然，看不到前途。真正的自我却在另类空间里伸展：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外语，抱着隐秘的希望。

修理厂在浦东近郊，每天从外滩陆家嘴摆渡，再乘车到厂里，路上来回足足三小时。放工回家，爬进我那个伸不直腰的小阁楼，便进入了人文的大同世界，生活好像重新开始。胡乱读了不少书，包括一些大学教材，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也算完成了「我的大学」。

学外语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我的中学同学的姐姐嵇吉利带我去见了安耀华老师，他同意教我学英语，这预示着我的生活方向的改变。我和安老师相濡以沫，与七十年代相始终。安老师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出头，貌如童稚，心地单纯。英文名「彼得」(Peter)，是从前教会给他起的，但他更受赐于宗教的仁慈。他在上海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做提供讯息资料之类的事。那时刚因里通外国的嫌疑被单位里隔离审查过，且教学外语本身便是一件犯忌的事。收我做学生，没有别的原因，照上海人的说法，是「前世里缘份」吧。当然迷信不能解释一切。半年之后我也被隔离审查，睽违了两个多月我们重聚在一起，好像甚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相互之间更分享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或默契了。

每星期一两个晚上去安老师家，手把手从音标教起，用的是一套老牌帝国主义的「基础英语」(EssentialEnglish)。看看学得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很多，就让我加入他的「圈子」，和小伍、老姚一起，两位是安老师的莫逆之交。小伍在中学教书，皮肤白晳，戴一副秀郎架眼镜，风度翩翩。老姚是某处职员，谦谦君子，喜欢咬文嚼字，幽默中略掉书袋。每星期六晚上聚一次，读他们带来的读物，从《北京周报》、《大不列颠百科词典》等处找来，人文科技的文本都有。然后是闲聊，从街头新闻到日常生活。他们的程度已相当高，我是听得多，所谓潜移默化，到后来也能插话了。有一回读一篇有关天文方面的文章，大量专有名词，使我知道了许多星座，也有不少忘了的，因为再也没有碰到过。

因为住得近，不必等上课也会去看安老师。横穿过马路，走进公交医院的大弄堂，拐几个弯就到了。常留晚饭，陪他喝一两盅酒。安老师已丧妻，小孩男男女女六七个。那不是物质丰裕的时代，多我一双筷子，像多个家人一样。总是先让孩子们毕食后我们两人对酌。有酒便喝，不管是黄酒白干。我最中意的是和梅干菜煨的红烧肉，不腻不碎，这些多亏他大女儿阿月头，里里外外打理得舒舒齐齐。前几年回沪见安老师，孙子重孙一大群，阿月头还没嫁人，为老父和家庭也可谓尽心竭力也已。

为甚么学外语？忽然想起这问题自觉有点奇怪。显然没用处，尤其是文革还轰轰烈烈正在兴头上，政治上绝对不正确，只会招麻烦，不像后来学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对我来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在这十年里，不光学英语，还学了法语、日语，辗转于好几个圈子，交了不少才俊之士。这固然拜赐于上海地理文化的土壤，扫荡之余却沉渣泛起，仍不乏资用，但我想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当然怀有隐秘的梦想，尽管朦胧而遥远。或许这也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大家走在一起，须有共同的语言，也须造出新的规则来。

七一年抑是七二年夏天，小伍带来一位青年，叫郁福民。相貌俊秀，谈吐文雅，一口流利的英语，声调软美，令我暗中叹服。小伍说郁能教我们法语，于是另有法语班，我们全参加了。在黄河路郁家上课，一个大客厅摆设整齐，一看是个颇有底气的家庭。我们从发音开始，用的是一种英语讲解的教材。法语听起来有一种优雅的节奏美，而小郁的声调更动听。有一个ｒ的音特别难，据说发这个音巴黎人用的是喉音，如果读成卷舌音，就像外省人了。为了发准这个音，我在家里练了好一阵子。

可惜法语班上了两三个月就停了。过了一阵又恢复，只是换了地方，在淮海中路上陈安安家里。也是小伍介绍的，陈长得魁梧，气色白里透红，嘴唇厚厚略带调皮和性感，也戴一副眼镜。他英语已经相当好，在家里早已开班授徒。法语老师赵树华，也是「老三届」同龄人，安安和我都加入，还有乔治和南希兄妹等人。树华好像在哪个中学里教书，外表朴素，一派正气，像电影里的地下干部。教得很认真，口音纯正，语法精熟。我很惊讶他从哪里学的，但从来没问过他。

安安家在淮海中路繁华段上一条新式洋房里弄里，其父在解放199前从商，家里被红卫兵冲击过。居住一套房，我们在厢房里读书。他有时会进来，笑呵呵跟我们打招呼，相当海派，穿背带西裤，腹部略挺，显得练达而乐观。安安在一个里弄工厂做事，并不安份，晒网的时候居多。他下功夫背诵英语词典，可见其热诚之一斑。家里似有两三个英语班，起初我也加入过一个，另有小伍和安安之妹，过了些时，两人经常缺席，因为互相擦出火花，到外面去发展了。

法语班坚持了两三年，读完北京外语学院编的一套四册《法语》教材。每次学一课，大家事先做准备，课上读课文，每人轮流读一句，用中文翻译出来。碰到语法疑难处，大家讨论，或赵老师加以解答。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主要靠自学。快学完时，大家去附近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每人给放了一张六寸的。共十一人，可能有的是在英语班上的。

隔了三十余年来看这张照片，有的叫不出名来。以前也没有这么认真看过，看着看着，看不出疯狂来。衣服几乎是清一色灰暗，特别是坐在前排的三位女生，在今天女孩眼中大约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她们的衣着打扮还是有分别，不知出于偶然还是事先商量过。右边的梳短发，穿人民装，属于五十年代；左边的梳辫子，穿中式装，代表传统；中间是南希，烫发，穿开领衫，露出高领羊毛衫，颜色大约是红的，可说是「上海摩登」的流风余韵吧。

一瞬间的留影，不知有多少见证了那个时代一个不寻常不那么透明的时代。拍照以志纪念，不无一种「合家欢」的意思，一个小小的在阳光阴影里成长起来的另类家族。像我们这样的在上海应当还有，但淮海路上却具某种象征，从前是法租界地段，代表某种殖民文化的精致，却在我们身上找到了新的载体。后面两排各站四个男生，有的微笑，有的木然，独有我在微笑与木然之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另有几张照片，是在安老师家中照的，有小伍、老姚、安安兄妹、乔治兄妹等，有点像两个方面军「会师」。中间安老师，左右是绝对够「美人」标准的两位妹妹。我和安老师的那张，我笑得如此璀璨。那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学外语的鼎盛期，却是蹉跎的青春，桃李芬芳。

那是一种奇特的集合，说「家族」有点夸张，「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却和「文化大革命」不一个路向，或许也分享了它的无私、拜赐于它的闲暇，回想起来骤生缅怀。八个样板戏毕竟填不满空闲，没有别的娱乐，倒催生了特别的私人空间，打牌、烹调、缝纫，把小家庭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所谓「上海男人讨老婆欢心」的神话，其实由文革而来。学外语也是一种消闲，却含自救的意味，好像在同一条船上，互相勉励，不计利害，像安安那样长期提供场所和资源，常常在课上分发用他老旧打字机打出来的辅助材料，这种慷慨大约现在要找也不容易。

聚在一起读书，学习本身即目的，不问你是谁，不议论国事，这种氛围和我以前的文学沙龙不一样，那是为道德正义所主宰，胸怀天下，呼天抢地，造就的是诗人。学外语含有工具理性，不光视语言为工具，无形中为外来文化所薰陶，正像首先要学会「女士请先」之类的礼貌习语一样。如果深入观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环境使然。在陈安安家进进出出，邻居也知道我们在学外语，都见怪不怪，泰然处之。在安老师家上课，如果在夏天，会把家门开着，就在底楼，朝向弄堂，走过的人可听到我们在说洋话，没有人来过问。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师是好人，住在这「张家花园」的新式里弄的，阶级觉悟不那么敏锐，或许像张爱玲说的，都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

数年下来，我和乔治、南希兄妹较熟。有一次应邀去他们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栋楼里，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英国式红茶，配上一套精致的茶具。听说父亲从前在南阳经商，已经过201世了；见到他们的母亲，五十开外，端庄娴雅，保养得很好，没一丝皱纹。安安曾跟我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果然厉害，思想艺术无所不晓，大谈柏拉图的哲学，她说她做甚么事都有计划，当然包括对于乔治和南希的学习。不知道怎么会谈到牙齿，她说她牙齿不好，经常看医生，后来她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包括不少好牙，装上了一副假牙。我听了大为震动，在她的语气里，她是个有决断、不寻常的女人。

安安对她非常敬佩，不过在这么说的时候，我察觉到他有些感伤和无奈。他喜欢南希，在课上也看出来了，他和南希说话带一种特别的温柔。安安说她母亲不同意，甚么原因也没说。怎么说呢，我们学外语的大多是老三届，已臻而立之年了，不是文革的话，也许有的已谈婚论嫁了。如果有机会，在学习中发生爱情，岂不天公造美？如郁福民和姗丽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七八年结婚时托人带来了喜糖。当然也有缘悭一世的，小伍和安安的妹妹便如此。小伍一表人才，但女方家长没接受，大概还考量到家底、职业等因素吧。成功的当小说读，不成功的为现实抱憾，反正都能满足我们的心理期待。

售与帝王家

找出一本日记簿，彩色锦缎的封面，小桥流水，庙宇亭台，杨柳依依。翻开便是伟大领袖的宝像，一身戎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旁边没了林副主席。里面有我的日记，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九日为止。

不怕记日记了。一切都好像在回春向暖，而我心头的解冻仍显得迟缓。记日记缘自一阵难抑的激动，那天晚上在音乐厅听了德国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的演奏，我这么写道：柔美的音质、默契的配合、纯熟的技巧、闲雅的风度.我屏息倾听，注视着兄弟俩每一个动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觉的异常的疲乏彷彿也没有发生过。

于我，这二百多天像急转的漩涡，充满焦虑与机遇、冲突与挫折，千头万绪，欲理还乱。报纸上在继续批判四人帮、在平反冤假错案。文学经典在重印，书店前排起了长龙；图书馆座无虚席；电影、音乐会、展览会接踵而至，伴随开放的许诺。环顾四周，各路好汉摩拳擦掌，熬过十年寒窗，面临龙门一跃。各种机会在向我们招手，好像黑洞尽头，豁然开朗，大小洞门一齐敞开，顿显奇景，阿米尔上！有的取到了幸运的钥匙，更多的名落孙山。

日记里有无数的名字，关于书籍、电影、展览会等，有的书买来没看过，有的电影看了全然记不得。但那些人和事历历在目，那些给我帮助，给我鼓励的人们，都尽力把我往上提、往前推，出自私人的同情和友情，却紧跟歌唱民族新生的主旋律，一九四九年后还没有过如此无需官方组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有许多大约已不在世，生者也不知在哪里，重睹自己的文字，久久无语。

在厂里我成了个「笔杆子」，为车间主任起草总结报告，给小组职工上课；外文知识也曝了光，局里有文件要翻译，也找到我。干活也不马虎，加班加点不在话下。九月十六日记载了晚上加班的情景：「近三个钟头在舱里，肩挨着肩，敲铲声震耳欲聋，灰尘迷漫。我赤着膊，两耳用棉纱塞住，汗一直没有停过，流到裤裆，大家的裤子都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找局党委谈，递交「复查申请书」，局武保组也派人来调查，却推三阻四，不见下文。

不曾体验过那种读报的兴奋，从小看惯「红色经典」电影，也激动流泪，而现在党中央的号召另有一种着肉贴心的感觉。十一月里《人民日报》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释放西藏叛乱在押犯人，为《海瑞罢官》平反，并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我在日记中写道：「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扎扎实实地开203始。」又觉得「当前先进与落后思想斗争尖锐，要加速建设步伐，非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

于是社会上激起民主的呼声，在人民广场和淮海路上出现「民主论坛」，要求加快开放步伐，我兴奋莫名：「这是新中国真正的曙光，有识之士正在我辈之中?.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会当奋起请长缨，誓将民主遍中华！」然而「民主论坛」很快就退潮了，与中央的表态有关。我写道：「目前的形势，我始终认为不能再乱，不能再鼓励无秩序的活动，但必须实行自上而下的稳步的改革，逐步确定法治。的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想也奇怪，「漫长的过程」好像是在昨天说的，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我们来说，各种机会中最具诱惑的莫过于允许社会上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研究生了。七八年第一次这么招生，一连三年，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学外文圈子里，一起学法语的钱国新和王佶民两位捷足先登。钱被复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王报考北京中国科学院，赴京复试后也高中了。郁福民、赵志石也考过，失利。最沮丧的是安安了，考上海外语学院的研究生，信心十足，却未取。他决心再接再厉，干脆向里弄生产组辞职，在家以教英语为生。见了我劈头就问：「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在他鼓动下，我参加了他新组的复习班，和赵志石、小刘，每周三晚在他家聚会，复习英语语法和法语。

既是背水一战，大家精诚团结，全力以赴，几个月下来足见成效。于是安安口出狂言，说那些「老头子」(如葛瑞规等英语权威)没甚么了不起。谈到下一回考试，他说英语打到九十分、法语七十分、日语六十分，就有把握了。我说应该是中文九十分、英语八十分、法语和日语各打七十。那时自己还不知考甚么专业，却把中文放在第一位。

研究生没录取，还有其他机会。安安在街道办事处通过了英语考试，明年可能去做代课老师。赵志石与金山某单位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去教两年英语口语。赵带来不少消息，告我们说，市里的笔译考试即将开始。的确，知识受尊重，外文最吃香，从市里到基层单位，甚至在街道这一级，都在搞外语测试，彷彿在打一场罗致人才的「人民战争」。我的单位也如此，局里举行外语考试，同学王基立去了，我临时没去。王和我、还有何灼兴是厂里的外语小圈子。多年来与王一起学日语，常常偷闲躲到角落里切磋一番。灼兴跟我学英语，每周末来我家，这年他考了大学，没成。　　不参加局里的考试，我另有打算。正当盛暑季节，安老师在为我奔忙，借他的人脉给我在上海科学院找个位置。先后同生化所、昆虫所联系，让我搞资料翻译或教口语。昆虫所的负责人老刘极其热心，见了几次面，也给录了音，给我单位发调函，足足忙了两个月，最后见我说「酸了」(sorry)，事竟不成。此时安老师也忙得不亦乐乎，市三医院、仁济医院都把他请去教英语，把我带去做助教，让我上课实践。

在我周围像安老师那样的不止一个，萧金芳先生是有大气魄者，和他短暂的交往，却印象深刻。当长夜之后曙光来临，他已经七七岁了。知识渊博，精通法文，北京外语学院、政法学院都请他去，结果没去，准备进即将成立的上海法学研究所。每次见他，谈锋凌厉，刺痛时弊，有「辣子」(他是四川人)味。有一晚我们闲谈，他不叫萧老太开灯，如日记所言：「我们在阴影中谈话，只有窗外透入一些淡淡的光，我们能体会到互相的声气、能感到互相的情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暧昧的氛围，大家敞开胸怀，好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问老幼，不计尊卑，相互激励帮助，拥抱同一个明天。萧老给我解决翻译上的疑难，对我的处境提出忠告，最记得的一句是「凡事勿苟且」！

我在热恋中。女友汪卫星是学画的，因此也认识一些美术界人士。我们跟萧家奎老师学水彩画，常在礼拜天同他的学生们骑单车去郊外写生。他带我们去拜访了颜文梁、承名世、谢稚柳夫妇等前辈。我大有唐人「温卷」之遗风，或赠诗、或出示书法求教，虽然被承名世先生批评说根基不深，使我脸红。也是通过萧老师认识了刘明毅，一到他家，发现其妻陈云霞原来是我航校的体育老师，连呼世界之小。明毅在文革中已经翻译了八十万字的美术资料，其父刘汝醴是南京美术学院教授，专治美术理论。明毅也热心帮我，说他父亲明年要招美术史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其时陈老师是三航局干部，也说如我想调进局设计科的话，她可以帮忙。

我的机会随着圈子在滚，如夏天里滚雪球，不是越滚越大，其中各种私人纽带犬牙交错，但在艺术上各有其话语和趣味，圈子之间不搭边。在颜文梁先生家里，方始领略了印象主义的画风，一幅幅风景小品画得极其精细，色彩鲜丽，兼有莫奈的朦胧、毕沙罗的点彩和雷诺阿的浓艶。而且颜老久已眇一目，我在《为颜文梁先生作》一诗中赞颂道：「天上的明珠失落在海底，/给人间带来奇丽。/参悟了三万个晨昏的奥秘，/两颗并一颗，如今更神奇。」

五十年代之后的油画界崇尚苏联式现实主义，像颜先生的法兰西风虽属于另册而遭受压抑，仍尊重写实，不越过前期印象派的底线。萧家奎和刘明毅稍稍越界，对后期印象派大加赞赏，刘翻译了梵高的传记，但碰到抽象主义两人就大摇其头。

忘了在哪里见到汪之杰先生的。汪毕业于中央美校，是徐悲鸿的高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初见到他的一幅肖像画，正宗苏联画风，但并非照相般真实，那种凝重的笔触似乎触及物体的内质，令我想起塞尚，越看越震悚。八月底一个秋阳骄人的下午，我和女友去看他，敬畏如朝圣一般。在双阳路一个八平方米的矮屋里，一张床占了大半。他的面色比上两次见他时好些，而病态仍在，目光灼灼，孤傲如昔。他说中央美校正在解决他的问题，对五七年之事的清查结果是：纯属虚构。我们听了为他欣慰，但二十年里他吃了多少苦头，令人扼腕。汪一边看画，一边笑，怕讲得太重，怕使人难为情。从他那里可听到「现实主义」的精髓：你必须研究自然，深入对象的本质。对象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你若要把对象画像，必须研究对象。

另一位陈创洛先生，在展览会看画时认识。他毕业于上海美校，走的是新派路子。住在吴江路天乐坊，和我的住处一箭之遥，于是熟悉起来。他醉心于抽象主义，对毕卡索情有独锺，且竭力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融合。他对于新知的热情令人敬佩，单单法国画展就去看了十二次。对我倾向抒情感性的来说，觉得他太着重观念。但事实上他代表了「开放时代」的风格，「新概念」使他摆脱历史而另辟蹊径。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瓷器》一画在日本受赏获奖，成为新潮的领军，至今蜚声画坛。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外来文化的狂轰乱炸，一时间中国又成了新旧世纪的老君炉。我们是那么贪婪，凡是到了嘴边的，不照单也吃。日记里那些看过的电影和美术展览都有一长串，也不放过广播里的音乐，萧邦、德沃夏克、科萨科夫、贝辽兹、勃拉姆斯、德彪西……却赶不上日本电影《追捕》的打击乐，在电视里播放，从家家的窗口传出，夜晚的街头加快了脉搏。

那时我是盲无头绪，觉得自己潜力无穷，三脚猫甚么都想出手，市里举办书法篆刻展览，公开征稿，我送作品去，结果落选。又寄诗歌给《诗刊》，退稿。对甚么都觉得新鲜，在上海图书馆里阅读《考古学概论》、沈从文《龙凤艺术》、沈尹默《书法论丛》等，即给迷住，笔记作了一大萝。在六月的日记中，曾在船桅上眺望吴淞江，心旷神怡而诗兴大发。或沉醉于求知的海洋里，荣辱两忘，还表示不想急于离开修理厂。但形势不饶人，不光周围的同道们已在雷厉风动，后来愈觉得厂里不能久留，外单位来借调我去搞翻译，不同意；有一阵差点要把我调遣到连云港去工作，突然觉得不安全，还给我穿小鞋。

其时找出路外语翻译是条捷径，这方面黄天民先生对我的帮助至为及时。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住在我们同一条弄堂里。他女儿黄英是我小学同学，其兄黄仁是我的棋友，时而结伴出游野外。文革后期常去他家，加入了黄老师的英语班。虽说抄过家，搬走不少东西，但如不僵之虫，仍有些宝货，从他家借到五四新诗选本及《淳化阁帖》等。反正之后，黄老重操旧业，翻译西洋电影资料，让我译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电影资料，并发表在电影厂的内部刊物上。他后来计划庞大，准备创办《外国电影》刊物，然而发觉我心猿意马、不能专注投入的样子，颇不高兴。

我像个没头苍蝇，胡串乱闯，但梦里老是梦到文学。大约是情感久遭禁锢之后，对于纷至沓来的新奇，特别容易兴奋。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连山下》，便想立刻给他写信，寄作品给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国文联的讲话，整段的抄录下来。且表示要照他所说的，去挖掘、研究新时期「英雄人物」，「给社会树立其典型，是文艺家的光荣任务」。虽然诗作屡投屡不中，仍在刻苦地写，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分不清真假。

那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爱伦坡的诗和小说。十多年前认识朱育琳时，惊叹其美仑美奂的译笔，便怀着接触外文原作的梦想。爱伦坡的《安纳帕尔?5李》被老朱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终于自己能着手于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难以传神，也欢喜无量。那些文学原典购自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在二楼的旧书部有买主要是抄家没收的书。难以形容初获《恶之花》的那份惊喜，一九五二年的经典旧版，五脏俱全，有名家注释。把老朱的几首翻译一一对照，人亡物在，「恶魔」的记忆被唤醒，徒增一份时代的沉重。

从那里还买到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瓦雷里的诗集。觉得前者闷、后者玄，都不亲近。似乎和恶魔特别投缘，又买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后来又买到《爱伦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红色的漆布封皮已经磨损，却要价四元，频呼「辣手」之余，还是囊为己物。那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据我们航校学生的自嘲，属于「三七一○部队」。

累呀累，人呀人。「感觉异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时半睡下，拨好闹钟」、「鼻炎严重、头胀、神疲、咳嗽」之类的字句充斥在日记里，但又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所有的信息，无论来自公私渠道，无不意味着希望、未来的允诺和新旧的冲突，从而激起阵阵诗的狂喜与愤慨，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报纸社论的语调何其相似乃尔。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的自省，凡是师友的箴言、失败的教训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实和谨慎，甚至涉及平时待人接物方面，对「心中之贼」穷追猛打，痛加批斗，可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完全出乎自觉。

数月之后报考复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因名额限制，转为元明清专业，后来章培恒老师说，在考虑录取时，我的外语是个因素。努力没有白费，虽是歪打正着。在递交的材料里，也附带着那些翻译稿，包括在黄天民老师编的《外国电影》上发表的数章《卓别林自传》，这些大约都起了作用吧。

日记没写下去，太累了，后面也越写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二○○八年九至十月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王小妮

王小妮：一九五五年生于长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随父母插队。七四年再次插队。后读大学，八五年迁居深圳。二○○五年起居于海南岛。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甚么在我心里一过》，随笔集《派甚么人去受难》，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队，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一、一九七一年春天，过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纹卡叽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里年轻人用它做裤子。当时，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长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一些历史，听说俄国军队在二十世纪初打进中国的东北，有一队骑兵主力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正因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围的农村在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队干部一开会先说：要打仗了。整条路两边没有像样子的树，隔很远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树或者榆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我们热得夹着棉袄走。

后来，为了抄近路，我们下了大道，绕进了一片甸子，今天该叫湿地。迎着下午的太阳，看见一条亮晶晶的冰河横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经被太阳晒酥了。河面宽十几米，走在我们前面是几个男孩子，他们先后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脚跑，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几个人都平安跑过去了。这个时候，再绕回去走大路，我们都不情愿。我们也学男孩，踮着脚飞快地跑，每一次落脚都听见冰裂声。

过了河的几个男孩子并没有马上走，全坐在一个向阳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们也坐在坡上，看着后面的来人，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条冰河。

对岸有人走近问：你们咋过去的？

我们说：快跑。

从烧锅岭方向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每个人都夹着布。连续有几211伙人都没敢冒险过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几个男孩有点没趣地走了。我们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钟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们不着急，我们躺在土坡上，讨论新买的布。

河对岸来了几个人，叽叽喳喳几个大姑娘，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想也没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几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个一下子矮了，另外一个也紧跟着没了，冰面裂了一大片，两个人在河里扑腾，头上围着彩条围巾。

河水不深，两个人周围飘着冰碴，她们又喊又叫，没下河的几个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没她们，但是，水相当凉，她们两个不赶快上岸，还弯下腰在周围捞，各捞出一块水淋淋的花布，才费了很大劲爬上岸。

王会计的姑娘突然使劲地拍我。她说：那不是铁姑娘吗，前几天还在广播里「讲用」呢。

我不知道谁是铁姑娘。王会计的女儿捅我说，快走快走。她怕那几个大姑娘们骂我们看笑话。

一路上快走，进了炊烟四起的屯子。井边打水的人过来看我们新买的布，都说好。后来，我那块咖啡色的布料请一位「五七战士」给裁了一条裤子。

二、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边脸的孩子

当时，我在公社农中读初一，寄宿在学校。那一年几乎没有上课，总在学农劳动。秋天，庄稼等待收割，大田里已经没活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公社附近「繁华」地带游逛。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还留着辫子的农民，他应该很老了，高个儿，一根细辫像一缕黄麻，有一尺长，拖在背后，他穿很脏的黑棉袍子，正是办年货的时候。别人见他，都不觉得新奇，好像他就该拖一条辫子在供销社门外的雪地上走。

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国道边的林带里闲逛。下雨以后，林带里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国道，看热闹去。

我们一起向垫得很高的国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听见哭声，感觉很多人在哭，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记得当时路边码放了许多电线杆，农民叫电棍。电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铁丝固定在一起。我们踩着电棍上了国道，看见正站在道边哭的不过是两个人，一个女人，女人脚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艶的方围巾，当地农民的围巾都是一直包到额头上。这个女人和孩子肯定赶了不少路，裤腿上都被泥浆糊住了。

女人的哭声大，好像唱地方戏，哭也有一种民间固定的节奏。孩子的哭声更像嚎，干哑，断断续续的。女人不断地跺着脚，像国道欠了她甚么。看见有人过来，女人的哭声更大，夹着些难听的骂人话。

我跑在最后，从我的角度却最先看见了那个孩子。我看见半边血淋淋的脸。那孩子一边干哭，还一边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吓得有点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恐怖的伤口，皮肉全都翻开，那半张脸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窟窿，血窟窿里居然露出两颗半白的小牙齿。孩子的棉袄领子上也带着血。

奇怪的是，这可怜的几乎没了半边脸的孩子就独自站在泥里哭，那女人并没有抱他，也没有给他包裹伤口。她可能完全吓糊涂了。

很快围上来更多的人，那女人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一会儿对着那个，一会转向那个。她说的大意是，孩子是给自家的狗「掏」的。她刚了给小崽子(孩子)一个粘干粮，自家的狗就窜上炕抢干粮，一口就把孩子脸掏成了这样。她半说半哭，咒天咒地，还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责怪那孩子。她发出最大声音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伤的脸，去看她的嘴。

不断有挎着筐的女人围过来，那些筐里装着腊烛和大粒盐。她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使劲地啧着嘴唇，连连叹气。有人问，咋不送卫生院？女人说，卫生院不给扎沽(医治)，让上国道截车，让上城。

孩子看见这么多人围上来，忘记了哭，干裂着嘴，大口喘气。女人们指着孩子说，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风吗。孩子不喘了，断续地干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条国道，在我的印象里又宽又直，向南走是长春市，向北是农安县城，当年路上很少走汽车，只有送公粮的时候，马车排列成队，道路上散落着被车轮碾碎的玉米。

有人问那女人进过城没有，那女人又摇头又点头，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还是哭骂。

后来，从泥泞的小道上来了一辆马车，车身左右扭，走得极慢，马蹄子踩着亮的泥浆。那女人看见了马车，一下子扑倒在国道上，两手拍着地，大声哭叫：大爷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爷大叔大兄弟。

这时候，被别人抱起来的孩子也加大了哭声。马车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车就停在稀泥里。车上装了玉米秸。车老板站在车帮上问：咋的了？

大家一起对那女人说：离城好几十里，坐这马车得颠到啥时候。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敬老院有国家的拨款，和当时农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数量也充足，有时候还有饭菜剩下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抢着吃，要把属于他的那份儿，全装到自己的肚子里。

女服务员盘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颗铜顶针儿为老人做棉袄。顶针很好听地敲着针。她说，他们多可怜，都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

女服务员和我熟了以后告诉我，她曾经想过出家，又不知道哪儿有尼姑庙。她说现在不兴这个，没办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这些老人，他们再怪再脏再有毛病，却没有坏别人的心思，多数是老绝户，都是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她认为干这个，总比在大地里干农活轻闲。老人们对女服务员也都很好，哪个老人耍脾气，马上会有人说，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说话有时候比领导还好使。

有一天太阳非常好，女服务员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开窗户说，多像四月小阳春儿。墙角下面晒太阳的老头儿脱了空心棉袄，露着皮肤松弛的上身，翻过棉袄找虱子。女服务员说，这么几天就生虱子了，让他们在里面套一件贴身的布衫儿，他舍不得。老人们说，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谁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尸了。

又有几个老头也坐下翻腾他们的棉袄。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喊开饭，他们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个房间都有人晃出来，我坐在炕上看见一片花白花白的头顶。

每天，到了下午四点钟，已经有人去关门了，敬老院的门是碗口粗的小树扎成的。几条狗卧在土里，守着门外那条大道。修水利的人们吵吵嚷嚷经过，狗都窜起来，叫成一片，它们看惯了的院子里几十个老人，对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说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一九七五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221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找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甚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一九六八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型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枪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找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办派了人下乡去调查。调查回来那天，刮很大的北风，县城的小马路上卷着冒烟雪。进进出出的人把走廊门口都踩白了。调查回来的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被女青年告发的农民一听说迫害女知青，马上吓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说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欺负下乡的学生，谁都知道那是挨枪子儿的。

我估计，去调查的人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了怀疑。当时，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标由县下达到公社的关键时候，一个女知青直接跑到县里来说自己被迫害，从她的不顾一切，知青办的干部都明白。

过了几天，那女青年又来了。还是那条绿色的围巾，紧紧包住了脸，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围巾上已经结了一圈白霜。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们知青办的主任，姓毛，是个又霸道又心软的人，最怕看见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里抓住了刚出门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说自己虚岁都二十八了，还连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没脸回户了，主任。

每说一句就喊一句「主任」，这种场面，看见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总挂了一对带绳的皮手闷子，他还不知道情况，但是那么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断劝她慢慢说，慢慢说。

知青办的人都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这个胖脸上满是眼泪的知青。

她呜呜噜噜开始说。说着说着，被迫害的话题忘了，她说她们公社有门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连才下来两年的，都填表了。说到才下来两年的人，她放声哭，想用头去撞墙。

后来听说，县知青办照顾她的情况，让她直接参加了当年的招工。从蜷缩在走廊上，到听说她已经回城，她没和我们几个知青说过一句话，她尽量回避。

不知道那个被她告发的农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门女主管说得比较直露，我记得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她说，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骑在毛驴上

我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当时我弟弟还在乡下插队，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学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记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有一种春天味儿，新鲜。我带着父母的嘱咐，从坐火车出城一直向西，去几十公里外弟弟的集体户，提醒他赶紧开始复习功课，务必参加七八级的高考。随身带了几本复习资料，都用报纸包得很严密。当时我预感，凡是在心里暗自盘算离开农村的，都是「坏心思」，不能大张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乡，一直干农活，下去第一年，就学会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为他担心。

下了火车，四周都是空旷平坦的田地，先经过了一个兵营，兵和老百姓不同，从大门口能看见里面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然后穿过一条林带。我是老知青了，不用问路，直接找到了那个独自立在略微高的岗地上的集体户。

一进屋，灶坑前有人仰脸问我找谁？屋里全是烟，听说找王惕，灶前的人指西屋。我弟弟生于一九五六年，父母所在的公安系统刚传达过裴多菲俱乐部甚么的，他们特别意识到，革命政权要时时提高警惕，所以给弟弟起名「惕」。

西屋，炕上靠着几个男生，全留着长头发，穿破大衣，身上随处棉絮暴露。在大衣的腰间扎一根麻绳，这是当时知青身上必不可少的冬季饰物，显示着骨子里的潇洒不羁。我闻到集体户男生宿舍专有的汗味。

弟弟没在。他们说，惕，磨谷子去了。

我能感觉到裹着破大衣的几个男生有点冷漠。我知道，在那个时候，除非你是传递回城的消息，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表现出热情。

弟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也裹着一件破大衣，也扎一根草绳。我看他比任何一个男生都颓丧，头发太长，脸又冻得通红。早晨，从家里动身的时候，我只是父母的一个使者。但是我看见弟弟出现在门口，突然在心里想：这是我的弟弟啊。

这种感觉一瞬间里特别强烈。我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而他还深陷着。我一句也没提上大学的事，不想刺伤他。弟弟是和一匹黑灰的瘦毛驴并排挤进西屋门的，他的手通红地搭在驴屁股上。他从小就喜欢动物。他明明看见了我，却对炕上的人说话。他说谷子没磨上，人多，排号呢。

他故意站得离我远一点，可能为了证明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他长大了以后一贯是这样。他摘下帽子，把帽子扣在毛驴头上，他还是不太看我，站在原地搓两只耳朵，好像根本不准备和我打招呼。他的帽子和别人不一样，不是长毛狗皮那种，是硬的黑色亮皮，可以打油的，帽子里面是短毛。他就是戴这种不抗寒的帽过了三个乡下的冬天。

趁没人看见，我把书包里的包裹严密的复习材料给他，说了专门带给他的，里面还有妈妈的一封信。我说，你一定要看。他大咧咧地把它们塞到行李卷儿下面。

他说：给我带瓶酒就好了，咱家还有西凤酒，都给爸爸藏起来了，怕我偷着拿走是不是？

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拽那毛驴的尾巴，毛驴终于不想忍受，逃窜到外屋去了，他的黑皮帽子滚掉在地上。他们集体户好像用红砖铺的地面，但是早看不见砖了，坑坑洼洼的，都是泥。

我问：你还喝酒啊？

他说：喝，找个「由子」就喝，这么冷的房子不喝酒能挺过冬天？

有一个男生过来说，每年冬天，后墙都给冻得呜呜响。弟弟的两只手紫红肿胀，我问他有没有冻疮膏？他说：贼皮子，不用那个。他把手背到后面去说，没事儿，到伏天准好。

后来，有人进进出出地说，又要下雪了。满院子人撵得鷄狗猪鹅都在叫。女生们去高粱秸扎的围墙上捡衣裳。弟弟打了一声口哨，可能是叫那只毛驴。他说：你上女生屋里呆着吧，女生炕上干净，我还得磨谷子去。我马上说：要下雪了，我也走。

我们一起出了门。灶前有一两个人抬头打招呼：姐，再来。好像我是他们大伙的姐。集体户的院子里光秃秃的。整个冬天倒的泔水冻成一个将近一米高的冰坨，正堵在门口，正在溶化。弟弟让我看门口的一只破缸茬。他说，夏天，男生在炕上喝完酒就往外甩瓶子，看谁扔得准摔得碎。

出了门，我再把父母关于高考很重要的嘱咐告诉他。我特地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但是，他不大理我，抓着毛驴身上的毛皮骑上去，高高地晃，专心逗那毛驴。我告诉他，报纸包里是书，还有练习本。他高兴了，说正好这几天没卷菸纸。我觉得他这么说是故意的，故意逞「英雄」。

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走。他骑着毛驴陪我走到一个岔路口，已经能看见两个多小时前我穿过的那片林带了。他说，另一条路通向屯子里的碾房。我说，我上你们碾房看看去。他马上制止我：都是男劳力，你去干甚么？

不知道几点钟有回城的火车，但是我准备去小火车站等。

很明确地记得，当时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墩马莲，向阳的一面有嫩芽正要钻出土。我对他说，好好复习，时间很紧，别再喝酒等等，全是废话。我还把母亲带来的钱给他，可能是二十块。他一直骑在那匹毛驴身上，无所谓地晃着，很耐心地捋着毛驴

透明的薄耳朵。最后，他问：你去报到了？我极短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向着林带走。一下也没回头。我和弟弟都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上的学，学校由日本人出资建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叫大和通小学，一直是名校，我们在这个小学分别读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候他成绩很好，从来不和坏孩子在一起。下乡的三年，他不仅学成了菸酒，还越来越内向，小时候甚幺都对我说，后来，他变得话很少，仅限于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变直到今天。

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但是分数刚够本科线。

一九七六：初恋败絮/唐晓渡

唐晓渡：一九五四年一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先锋诗歌的研究、评论和编纂，兼及诗歌创作和翻译。着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歌评论自选集》、《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唐晓渡诗学论集》等；散文随笔集《今天是每一天》；译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主编「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多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多卷本等；另编选有十数种诗选。

要被「炒鱿鱼」的消息，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刚过由厂长兼总支书记老段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宣布的，根据是红头中央文件，甚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国营企业合同工、临时工的通知》之类。这噩耗早有风闻，可真等到棺材抬上门，大伙儿还是全傻了眼。有多憋气就不必说了，更冤的是还没地方撒气，因为厂方和我们一样灰头土脸。

我们这个厂是从南京迁下来的，虽说当初也过来了些老工人，但一直心思浮动，四年下来，已回去了大半；作为补偿，新招收的数百青工已逐步成长为各工种的骨干力量，撑起了大半边天，问题是其中大多数恰恰就是文件所针对的合同工，如全部清退，这个厂就会立地垮掉。

全厂笼罩在一派凄惨麻木的氛围中，连周恩来去世这样的大事都没激起甚么反响。两天后公布了第一批清退名单，走人的多原本就家在农村；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名单也下来了，基本是当年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的城镇青年。两批加起来近一百人，约占该清退合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维持厂子的运转，照那帮正式工的说法，相当于「死缓」。

那年春节过得特没劲，全家人都对我陪着小心，好像我是易碎的薄胎花瓶。更让我郁闷的是，年前和小S约好初三下午来家里一起做酒酿，结果糯米饭煮好了，药引子备下了，却苦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那年头小县城连公用电话都没有，只能干等，一边等一边胡思乱想：病了？有急事走不开？相隔没多远，怎么也不过来打个招呼？第二天又白等了一天。本来我也可以去找她，一怕冒失，二是该死的自尊心不答应。三年了，这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次，挨过初五，到了上班的日子。我和小S上下班同道，平常默契，差不多总能碰上。那天下雨没骑车，我在路上忽快忽慢，迟迟不见人影，心里更加忐忑。到了班上，立刻去小S的金工车间，她却到了，正低头坐在工具柜前，似乎在想心事。我有点懵，想想还是自尊心占了上风，只在她左近晃了晃，确定她看到了马上走开。

我和小S同是县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她在丁班，我在乙班。她父亲曾是我们班数学老师，还代理过班主任。在校时我对她印象模糊，后来插队三年，相隔甚远，连面也没见过。彼此产生好感是进厂一年后的事。她因滚齿机一时未到货，被配属到我所在的机修组当「小工」。其时我年方十九，血气正旺，再加上脑子快，肯钻研，早早就在同辈中拔了尖。拔了尖意味着有更大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迅速膨胀的支配欲，于是干起活来不免无意识地效仿师傅，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用不了多久，「怎么这么笨」就成了我的口头禅。也许正是我的霸道吸引了她；；而她之所以让我属意，不是因为她在跟随我的一帮女工中最漂亮(当然足够漂亮)，而是因为她最清澈，最文静，从不叽叽喳喳；更重要的，是一说话就脸红。恋情的小火苗一旦从心底呼呼升起，甚么同学之谊啦，师生之缘啦，也都统统化作了助燃剂。几个月下来，谁都知道我俩「对上了」。但由于进厂时约法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还由于性格中都不缺少在别人看来是「假模假式」的矜持，我俩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驼鸟政策」，以保守这公开的秘密。

说来可笑，三年来我们尽管一分开就彼此想得慌，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很可点「相敬如宾」的意思。下了班倒是常在一起推车「轧马路」，但多由我胡侃——我自幼一直随父母住校园，守着图书馆，再加上常和几个「书虫」切磋，这方面的功夫自是了得——229她则安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个把简单的问题，与其说质疑，不如说是鼓励。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不会正面触及我俩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天我侃了一大通，她却毫无反应，只顾低头走神。我急问怎么了，她一怔，满脸羞得通红，却不答。最终实在被逼紧了，才没头没脑闷声甩出一句：「你真的没听说过吗？」「听说甚么？」「女大一，苦滴滴呗。」

下班后照老规矩，我先到一条属于我们的小马路，放慢脚步，仄起耳朵。没多久，身后传来比平时略显滞重的雨靴拖地声。她轻轻一咳，我没回头，仍保持原来的速度，两眼直视前方。她与我仅一肩之隔，步率几乎一致，但就是不赶上来，显然也不想先开口。

新铺的沥青路面散发着刺鼻的柏油味儿，由于做工粗劣，踩上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天宁寺巨大的阴影压下来。回家该往右拐了，我转身往回走，她也跟上来，但仍差那么一步。气氛越来越僵硬，我有点慌，不知该怎么打破这从未有过的局面。天黑下来，隐在法国梧桐中的路灯洒下惨白的水银光。又飘起了牛毛细雨，且淅淅沥沥越来越密。身后嗒地一声，一柄打开的黄油布伞递过来，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接过伞，放慢脚步。伞足够大，能罩得住两个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地傍着走。虽然隔着厚厚的冬衣，但间或两肩相碰，仍能感到一种陌生的温软。我有点晕眩，克制住突如其来的想搂过她的欲望。

她再次叹息：「这个春节，我外地的两个姐姐都回来了，是为了我们的事……」

「是吗？」我漫应一声，没接茬。

「三十晚上开了家庭会……南京的大姐听了我们的情况倒是没意见，说只要人好就行。但北京的二姐不这么看。她说……她说……」她停下来，似乎在积蓄勇气。我心跳加速，却故作轻松：「说吧，没关系。没甚么大不了的。」

「简单地说，她不同意。」她的语气变得流畅起来：「她说你们想啊，他们家弟兄五个，我们家姊妹六个，双方父母的工作单位都是清水衙门，身体又都不好，根本没有力量支持儿女；现在国家是这个样子，经济一团糟，眼看着两个合同工都要被清退回农村，将来怎么结婚成家？房子从哪里来？生了孩子谁来带？这日子，分明是没法过嘛……」

「甚么乱七八糟的！」我终于爆发了，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她二姐身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就嫌我穷吗？小市民！亏得还当过军人呢！」

不能不承认她二姐说的都是实情，问题是此前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实情，我的心高气傲甚至不允许我朝那方面想，因此一旦听到，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驳斥，但究竟应该怎么驳斥同样没想过，于是「小市民」就成了最先从我的道德词汇表中跳出来的判词。那一刻我甚至想到了保尔.柯察金挖苦冬尼娅的场景。

我的粗暴显然令小S非常吃惊，也有点生气：「我二姐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还能是甚么意思？」我再次以激烈的反问打断她的话。自觉有点过份，又稍稍缓和道：「行啦，不说你二姐了。你父母是甚么看法？」

过了好一阵她才应声：「你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你，赞成我跟你好。但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现在他觉得二姐的意见值得慎重对待。至于我妈」，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也知道，她总是随着我爸的。」

「那么你的三个妹妹呢？」口气中怪怪的讥诮味儿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她却老老实实答道：「小六子还小，家庭会没让她参加；其他两个妹妹都站在二姐一边。小四子还说，这下子看他还怎么骄傲，到家里来两眼朝天，除了爸爸，谁都看不见。」

我冷哼了一声。当初我俩刚要好，这两个妹妹曾不顾她的抢夺，在家里轮流朗读我写的第一封情书，赞不绝口，尤其是其中那些诗句。

「好，这些我都可以不管，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做主。现在我只问你，」我停下来，转身面对着她，「你怎么看你二姐的话？」

她低下头，两只手绞弄着胸前的辫梢，昏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可以察知她的呼吸骤然变得急促。「我……我……，」嗫嚅了半天，她终于说：「我觉得爸爸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还要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想好了再来找我！」我愤然把伞塞到她手里，扭头大步离去。

我没见过她二姐，可对她父亲却知晓多多：前解放军大尉、县中最出色的数学老师、多年所向披靡的全县围棋冠军，平素为人宽厚温和。他的反应让我困惑，当然最让我无法理解的还是小S。

当时我们家因子女多被分作三处，我单独拥有一间猪圈改成的小屋。是夜辗转难眠，快天亮时我不得不在小本子上尝试用简易问答法处理乱麻般的思绪。

问：你爱她吗？

答：爱。

问：她爱你吗？

答：当然。

问：那为甚么会出现当前的局面？

答：因为她太软弱，就像她母亲。

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准备怎么办？你会放弃吗？

答：争取她，和她一起与小市民价值观斗。决不放弃。

问：怎么争取？有胜利的信心吗？

答：暂时不知道，看着办。有信心，但不太足。

「不太足」似乎不妥，有点泄气，圈掉，随后改成：「前提是她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向我认错。」

合上小本子，面对墙上自书的毛泽东联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我做了个深呼吸。

随后的十多天我参加了县文化馆和省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个诗歌学习班。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刻意地与小S保持完全隔绝状态，再上班后也仍然如此。我的自信和自尊都需要这种状态。

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周。那天下了一场春雪，快下班时车间里已空无一人，我也收拾好准备回家，忽然透过大玻璃窗看见小S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来，心头不禁一阵狂喜，赶紧迎到门口。不想她见了面脸一红，眼睛看着地面，递过来一个折成燕尾的纸条，一言未发，转身就走。

甚么意思？有这种认错的方式吗？我攥着手里的纸条，像攥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坐定，这才慢慢打开，只第一眼就知道自己错了：平时她给我写信抬头都称甚么甚么的晓渡，而这次只有光秃秃的「唐晓渡」三个字。时至今日，我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信：

「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树丫里长出来的，而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现在既然我父母不同意我们的事，我也没有办法。请从今日起一刀两断，再也不要藕断丝连。」

第二天上班，我立即去找她，约好下班一起回家，她红着脸点点头，没有拒绝。那天我们没有走平时的熟路，而是绕道东郊，那里行人较少。但谈话毫无进展，任凭我怎么苦口婆心，她只用父母的话搪塞。天黑下来，我们在她家附近的土路上来回推磨。行人越来越少，以至完全绝迹。我又冷又饿，终于失去了耐心：「我看，跟你说得再多也没用，我也不想成为一块牛皮糖。还是直接跟你父亲谈吧。」

「好，好，」她如蒙大赦，「现在各自回家，我帮你另约时间。」

「不必了，就现在。我是说，我要马上见你的父亲。」

她楞住了，借路灯看了看表，用从未有过的语气责备道：「现在？你太任性了……都快夜里十二点了，我父亲早就睡下了；再说天这么冷，他毕竟是五十老几的人了……」

「不！只谈几句，我不会耽误他太长的时间。」我坚持着。

「太任性了……太任性了……你也不想想，这个时候你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谈会是甚么效果……」「我不管！今晚必须和他谈！」我开始低吼。又僵持了几分钟，她长叹了口气，说：「好，我可以帮你去

叫……不过咱们说好，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负责。」她家在县中宿舍，四间平房并排，傍着条小河，左拐再左拐就到了。

客厅门咔地一响，老S似乎一步就跨到了我面前，高大肥胖的身躯带进一团砭骨的寒气。

「那么着急，改天谈不行吗？」他一身改制前的军官行头，显然是慌忙中临时披上的，皮帽子歪在头上，棉大衣没扣扣，手抄在袖子里笼于胸前，光脚趿着皮拖鞋。他像往常那样笑吟吟的，却没让我坐，和我面对面站着。

我用最快的速度说明了来意，除了道歉，主要是表明心迹——我爱他女儿。

在此过程中老S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两眼看着我，极其专注的样子。待我打住，又增大幅度笑了笑，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我一直欣赏你，从你在校时起就欣赏。对你和小三子的事，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本来基本就这样了，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你们都要被清退回去，但生活不存在清退不清退的问题。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两家……」

「对不起，这些小S都给我说了。」我不失礼貌地打断他，「再说，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至少最近厂里没人再提清退的事。」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但实话实说，女孩子，还大你一岁，我们拖不起。我是父亲，不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万一你们被退回农村，别的不说，糖从哪儿来？煤从哪儿来？这些都要凭计划供应。你们不会总是两个人吧，有了孩子，你们怎么办？」

我尽量克制住怒气：「不至于吧？不管出现甚么情况，凭我的能力，大概都不至于混到需要为糖啊，煤啊，这些东西操劳的地步吧？真要到了这个地步，哼哼，」我冷笑一声，「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那这个国家就整个儿都完了！假如整个儿都完了，是不是被清退回农村又有甚么重要呢?!」

「你……」他笑容僵住，两颊抽搐了一下，随后一声叹息：「你还是太年轻啊。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他完全恢复了镇定，「甚么时候你觉得有必要，我们还可以再谈。回吧。」

我没有打探那天深夜突访后老S的进一步反应，小S也没提起，这使我有理由认为那次我们是打了个平手，由此双方，更准确地说，三方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如清退之事很久没人提起，似乎我们和厂方之间也达成了某种默契。

四月七日晚，结束了每周三天的「七二一工大」课程，我们正一起骑车回家，全城的高音大喇叭中突然传出中央台播音员那较之平日格外慷慨激越的声音，报道说前两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我一边猛击自行车龙头，一边大吼了一声，把她吓得一哆嗦。分手时她一反常态提前下车，低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以后说话注意点……万一出了事，叫我怎么办！」

那年初夏，我们家搬到了我父亲新调的单位。刚刚住定，唐山就震了个稀里哗啦，而据来自官方的消息说，我们这里短期内也将发生七点五级左右的大震，于是防震抗震成了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大事。可期待中的地震却恶意沉默着，躲在一个莫须有的地方躬身伏腰，就是不见动作。

临时防震棚要改建成半永久的。父母考虑到我们家五条虎，人手多，而她家清一色女孩，连声催我去帮忙。无奈，只好向父母说明真相。二老对视了一眼，一致以为桥归桥，路归路，既然还存在这层关系，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被拒，也可求得个心安。「再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你挺身援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火烧眉毛，老S大概也是求之不得吧。」说给小S应了，隔天一早，我自带工具上门，那边的老两口果然满脸欣慰，一个充任下手，一个忙着端茶倒水，不时递上拧好的毛巾，四个「娘子军」也跟着团团转。黄昏时大功告成，我婉言谢绝了老S留饭的邀请，凯旋而归。

是不是七六年最后一场大雪？记不清了，总之是白天白地白睫毛，一离开大路，就陷入半膝深的雪窝里。我抄近道跌跌撞撞直扑我家「穹庐」。

十米龙门刨上马已有一段时间了。这在我们厂是项大工程，为此机修组升格为大组，直属生产科；我则被任命为大组组长，主持这一项目。按条例主持这样的项目得具有五级钳工的资历，而我不过是一个尚处在「清退」阴影下的合同工，自是特别体面光鲜。开工时举行了小小的仪式，总也黑着脸的厂长老段露出难得的笑容，讲完话还特地走到我跟前，狠狠拍了拍我肩膀。

「穹庐」是我们家防震棚的别称，以数十根粗竹竿结成拱形骨架，以缠上稻草的芦苇筑墙，再覆上油毛毡。里外两间，一家七口，吃住都在其中。因搬家后离厂近了，我中午也常回来「蹭饭」。

掀开棉门帘，一股红烧羊肉的浓香扑面而来。这是我今天回来的理由。可为甚么空气有点沉闷？为甚么以父亲为首，所有的人都绷着脸，全无平时饭桌上那种热闹气氛？更奇怪的是，为甚么自小就不甚待见我的外婆，居然前所未有地亲自到里间为我盛饭？

「不着急……你爸说吃了饭再说，」外婆一边盛一边对满腹狐疑跟进来的我叨叨，忍不住又加了一句：「……还是黄啦，人家来了信。」

「甚么黄了？谁来了信？」

「还能有谁？S家呗。」

我回到外间，两眼盯住父亲问：「听说老S有封信？」

「吃饭吃饭，天大的事也等吃了饭再说。」父亲敲了敲桌子，显得烦躁不安，这在他是极为罕见的。「不！」我没接外婆递过来的碗，仍然盯着父亲，「不先看信我就不吃饭。」父亲跟母亲对了对眼，从外衣口袋掏出一个纸条，也是折成了燕尾形。

信是老S写给父亲的，不长，大意是说您是本地教育界公认的忠厚长者，一直很敬重您，本来可以指望结成儿女亲家，以加深情谊，不想如何如何，以致如何如何。最后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小女已另有所许，特此奉告。

我把信撕得粉碎，掷在地上，转身冲出门外。

等我稍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坐在钳工台前发傻。

「小女已另有所许！小女已另有所许……」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台子上有一根折断的钢锯条，我用尖角扎了扎掌心，锥心的疼。前两天送一批零件给小S加工，她不是还表现得很正常吗？怎么突然就变了，一点迹象都没有？

浑身躁热，我脱掉棉袄，拿起加工了一半的平面导轨部件，涂上红丹，到作为基准的大平板上磨了，再固定好，取来合金铲刀，吭哧吭哧铲起来。

身边有人影晃动。抬头一看，是笑眯眯的政工组长周成敏。我因常被他抓差，既是大批判组成员，又是宣传栏主力，和他熟得很，没心情理他，又埋头干活。

「怎么，小伙子，失恋了吧？」铲刀停顿了一下。「行啦，想说就说，想哭就哭。告诉你，我刚刚见到你母亲。

她怕你太受刺激出事，一直跟在你后面，眼见你进了车间，这才去找我。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组织上会出面，帮你们调解。」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我慢慢直起腰，声音听起来变形得厉害，又冷漠又尖厉：「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就不劳组织上费心了吧。」

「那不行！」想不到他居然抖起了政工组长的威风：「你俩都是团干部，传出去影响会很坏。都谈了三年多了嘛，厂里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嘛，说断就断啊？这事你就别管了，等通知吧。」

下班恍恍惚惚回到「穹庐」，直接把自己扔到了里间床上。昏暗中母亲轻手轻脚走进来，先摸摸我的额头，这才开灯，坐到我身边。

「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甚么人吗？」我嗯了一声。母亲慢慢俯下身，低低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猛地坐起来：「真的吗？」「错不了，是向老S的好友黄老师打听来的。」天哪！我忍不住在心里大笑，可涌出的却是止也止不住的眼

泪。我所笑者是自己，所哭者也是自己：唐晓渡啊唐晓渡，你竟然就被这样一个人轻易取代了！

两天后的下午，组织上真的出面了。我拗不过，来到厂总支办公室。小S已坐在正对大门的椅子上。我的视线漫过去，未能碰上她低垂的目光，只看到她脸涨得通红，连脖子都红了。几天没见，她从形到神似乎都发生了某种变化。

「怎么样，这就开始吧。「代表组织出面的，是分管工会和共青团的总支副书记周苏珍。她是早两年作为工人代表突击提拔上来的，绰号「能豆子」，而她的大脸盘上也确实缀满了大大小小的青春痘。由她出面说来名正言顺，但她真有这份心吗？看她那脸假笑，眯缝眼闪着幸灾乐祸的碎光。

「今天算是调解会，体现了组织上对你们两个团干部的关心。具体情况就不说了，先听听你们各自的看法。谁先来？」周副书记殷切地看向我。

当然是我先来。我在沙发椅上摆出尽可能放松的姿势。我说我只有三句话：第一，因个人的事麻烦组织，不安，感谢；第二，此事到此为止，各自回去，安心本职工作；第三，祝小S幸福。

「完啦？」周副书记显然不满意。「完了。」「那么你呢？」周副书记转向小S。直到这时，我才看到小S的黑眼圈和肿眼泡，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母亲英明，她是怎么说的？「知道老S替小S找了个甚么人吗？」对，「替」——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我……我……」她「我」了好几次，终于说出一句，「反正我和他之间没有……那个。」周副书记咯咯地乐，我却完全懵了。我当然明白她说的「那个」指甚么，但干嘛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个？

(直到两三个月后这疑问才有了解。那次我和金工车间书记老秦一起去马鞍山出差，他也当过我们的书记，关系不错。晚上在小旅馆关了灯难免胡扯，他突然问：「听说你和小S吹了？」我含糊应了一声。「你啊，真是笨！」他从床上欠起身子：「当初你要是先把她干了，就没这么多麻烦了。」黑暗中我惊得目瞪口呆，心口咚咚乱跳，那个「干」字似乎一下子蹦起来，孤零零、亮晃晃地悬在正前方。张惶之下我只能问：「为甚么呢？」「你啊，真是不懂女人！」他叹息道：「你把她干了，她就死心塌地跟你了。」)

又过了好一会儿，小S才憋出第二句：「反正……反正我一辈239子都不嫁人。」眼看她不会再说甚么，周副书记重新转向我：「对这两条你还有甚么要说的吗？」我摇摇头：「一辈子不嫁人就不必了吧。古人说『三步之内，必有芳草』嘛。」这是那天我说的最无聊的一句话。「那就是小S同志的个人自由喽。」周副书记笑着站起来：「如果没有别的要求，今天就先到这里。回去各自再多想想……」

「我有一个要求，」我仍然坐着，但举了举手，「我想请小S带个口信给她父亲，我要再和他当面谈一次。」说完紧紧盯住她的眼睛。

「行，我会带这个信」，想不到她的目光却迎上来，甚至神情也变得活跃，「父亲说，我们家的大门永远都对你开着。」周副书记一脸迷惘：「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原本放在右侧靠沙发的长茶几被挪到了客厅正中，两边对放着两张椅子。而面南的那张沙发椅居正中，是主座；面北的那张木椅稍稍偏西，角度也略斜，当然是客座，并且是晚辈的客座。客座前茶碟上放着盖杯，茶显然已泡上，此外还有瓜子水果之类。看来老S对这场会面准备得不可谓不精心备至——他居然不顾天冷，象征性地敞着客厅大门。

我进来时他已坐在主座，站起来，满脸堆笑，隔着茶几向我伸出大手，连声表示欢迎。我注意到他还是去年那身行头，只不过披着大衣，皮帽没系带子，护耳向两边软软耷拉着。

我略显生硬地和他握了握手。引我进来的小S悄悄退去，顺手带上门，空荡荡的客厅只剩下我们俩。

宾主落座。他神色有点尴尬，语调却够诚恳：「小三子说你想见我，很好，很好。我让她带话说，你永远都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想必已经带到了。」见我点头首肯，又接着说：「这……这事虽不得已发展到这一步，但感情这东西，该在它还是在。你和小三子不必说了，她一直很喜欢你；就说你我之间，也总有一份师生之情吧……」

「是。」见他略有滞涩，我立即接上茬：「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以至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哪里哪里，」他双手齐摆：「你年轻有为，前程远大……」

「不过，」我话锋一转，「所谓老师，无非是说为人师表，学习上如此，生活中也当如此。可在我和小S这事上，照做学生的看，您恐怕还真不能为人师表呢。」他脸色猛地沉下来：「这个……我记得跟你说过，作为父亲，我不可能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是吗？」我的口气变得尖刻：「您真的是为你女儿的幸福着想吗？别的不说，就说您给我父亲写信这件事，您似乎忘了，是您的女儿而不是您在跟我谈恋爱；如果她真想跟我断，应该是她自己给我写，为甚么要由您来写，而且是写给我父亲呢？她委托您了吗？假如没有，您就连对女儿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还谈甚么为她的幸福着想？」

「你……」他身子往后一仰，似乎要发作，却又克制住，重新往前凑过来。他语速本来就慢，这时就更慢了，「看来，你今天不是来和我谈话，而是来抬杠的？」

「抬杠？您太客气了！」我在心里大叫一声，「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来讨还羞辱的！」那天在调解会上一见到小S，这想法就冒了出来；等到结束我提出要见她父亲时，则已下定了决心：您不是喜欢「替」女儿做主，或自己做主「替」掉女儿的意中人吗？您不是非但「替」女儿甩掉我，还绕开我，用我父亲来「替」那绕不开的难题吗？您不是擅长迂回突袭并自以为得计吗？那好，就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动用一下您身上的「可替性」，请您「替」那些不懂得尊重儿女感情自主、婚姻自主权利的人，「替」那些只认得自己的意志，认不得他人(尤其是亲人)痛苦的人，并且同样经由被迂回突袭的方式，尝一尝被「替」的滋味吧。您已一再羞辱我，大违师道，那就请成全我一次「学」生之道吧。我料定面谈的请求不会被拒绝，一直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的局面和相应的对策，以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要引他发火，那样他将自取其辱。看来时机快到了，我决定再刺激他一下。

「听说老师以前很喜欢看戏，」我也故意把语速放慢，「那么，《马前泼水》想必是看过的喽。」

其实这齣戏我也没看过，只不过偶尔听父辈谈及，略知梗概而已。剧中主人公朱买臣做官前被妻子刘氏及其父刘二公认定碌碌无为，竟至强索休书；做官后刘氏父女却又拦住他马头，死乞白赖要重续前缘。朱无奈之下，命刘氏取来一盆水泼于马前，称再续前缘不妨，只要她能把地上的水再收回盆中。说来剧中情节与眼前的局面并不那么贴切，但对我来说已不重要；我报复心切：若他熟悉此戏，从刘二公的形象中认出自己，且被「覆水难收」的警喻所伤……

居然让我歪打正着！他呼地站起身来，一把扯下皮帽子摔在茶几上，声色俱厉地大吼：「唐晓渡，我知道你很聪明，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话音未落，只听得隔壁一阵响动，夹着低声呼喝。想必是小S和三个妹妹(或许还有她母亲)躲在那边偷听，耳闻父亲怒吼，以为我们要动手打架吧。

我稳稳地坐着，直视他，声音足够平静也足够强硬：「我教训您甚么了，S老师？请您不要激动；要说激动，我比您更有权利激动！」

后半句提醒他身为师长太失态了。他一楞，意识到这一点，拣回帽子，掸了掸，扣回汗气蒸腾的头上，喃喃道：「好，好，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坐下，直喘粗气。

我盯着他那颤动的护耳看了几秒钟，自觉时机已经成熟，复仇的快意提前充满胸臆。

「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您也该休息了。」我刻意让口气变得更加平静，「只剩一件事：这几年我和小S之间通过不少信，也互赠过书本之类的礼品，这些我想就根据各自意愿处理吧，退来退去没多大意思。但，有一件东西我今天必须带回去。」

老S扬了扬眉毛：「甚么？」

「那盆水仙。」我一字一顿。

正如我所预期的，他的脸顿时胀成了猪肝色！那盆水仙是一个多月前他母亲，也就是小S的祖母去世时我送来的。水仙既能寄托哀思，又能表明自己的尊严，我想老S必能理会其中意味；索回这盆水仙，肯定会在情感上对他造成重大打击。

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赶紧结束这场噩梦。他剜了我一眼，摇晃着再次站起来，对隔壁喊了一嗓子：「小三子，把那盆水仙拿过来。」

看到她端着花盆进来，满脸泪痕，两眼又红又肿，我百感交集，一时差点不能自己。我接过花盆，走到门口，又回过脸，像背台词一样，对她，对老S，同时也是对自己，说出蓄谋用来压轴的最后一句话：

「这样一个家，是只适合养牡丹，而不适合养水仙的。」

前后也就半个来小时，老S彷彿老了足足五岁。他不再出声，只举起右手，手背向外挥了挥，样子疲惫已极。

跨出门外，突然四周一黑：那年头经常停电，难得的是这么凑巧，像是压哨球。待眼睛适应过来，首先显影出来的是河对岸的皑皑白雪，由近及远，渐趋模糊，衬着几丛黑乎乎的树林和低矮的房屋剪影；极目处又反卷回来，成为泛着灰白反光的天空。

拐上大路，我停下脚步深呼吸，这才发现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回头，除了雪光下淡淡的路影和一只倏忽闪过的黑猫，我甚么都没看到。

一九七七年五月，拖了整整一年半的合同工清退问题终得解决：集体转正。这样的好消息，合同工们却反应平平，至于我，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年底，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243取。报到前一天专门回了一趟厂，说是和几个哥们儿道别，其实只为站在金工车间门口，远远瞥一眼小S。据她母亲后来对人说，她知道我被录取的消息后在家大哭三天，痛责其父，又过了七天终于松口，同意与「替」下我的王某结婚。此人肄业于扬州驾校，算大半个中专生，辗转插过队，替下我时正在县人民医院当司机。其时司机是吃得开的行业，老S看重的是他可为小S提供「幸福」的保障。据我所知，小S婚后一直波澜不惊，至今仍和王某带着一对儿女相守在一起。

一九九○年厂里的铁哥们儿之一来京，一来二去说到小S。这位老兄六七届高中生，在当时我们这批合同工中年纪最大，也最有学识(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性格深、细、怪，尤不喜理人，是个真正两眼朝天的主儿(于是只好去图书馆独当一面)。据他说，我在厂时，小S跟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我走后却成了他的常客，直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你说怪也不怪？」我一时无语，然后问是否曾经谈到过我。「不，她从不谈你。我也不谈。」这哥们儿坏笑着说。

一九九一年秋应邀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在会场与老S窄道相逢。握手，装做甚么都没发生过。毕竟曾师生一场，而他十五年前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让我受用终生——虽说最终打了个平手，但他还是暗中修理了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自命不凡的意识抬头，就有一根弦被嗡地敲响：狂甚么狂！别忘了，一个汽车司机就把能把你给「替」了！如今我早已成为公认的「好脾气」，很可能，如何保护好皮囊下仅存的几块傲骨，会成为我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业。

二○○六年初夏，母亲在一次通话中顺便说到老S去世的消息。我叹了口气，不知为甚么，心里却满是当年小S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我的身影。

鹪鹩巢于这一枝/宝嘉

宝嘉：汉族，北京市人，一九六七年初中毕业，去过农村，当过工人、警察和律师。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庄子·逍遥游》

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是一本未曾裁开页子的旧装书，尘封在心的一隅，一直不想打开，不忍打开，也不敢打开。

一

一九七○年春节过后，我又一次来到兰州。

兰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五岁时，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的大军到兰州时我就跟着来了。我记忆中的跃进秧歌和锣鼓就是和兰州联系在一起的。九岁，即使父母是双职工、铁路局的干部，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于是我和哥哥被送回北京住在爷爷家。那是一九六○年。

而这次回来我已经十九岁。经过内蒙—河南—山西的辗转流离，纵然仍有「千秋怀，一枝笔」的豪气，也觉得该为稻粱谋了。抱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决心，我在六月中旬乘上了砖厂招临时工的大卡车。

砖厂在兰州的最西端，距城区有三十多公里。再往西是山，山那边是皋兰县，人们管那里叫北山。北山很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会有人翻过山来行乞。在西北，一切与地理有关的概念都是狭长的：甘肃的版图像一柄如意，或者一根大棒骨；兰州是两山一河绵延百里的带状城市；而我们的厂区是九公里长两公里宽的狭长一条，东西向，也是依山傍水。那山叫凤凰山，山上只有裸露的黄土和稀稀拉拉的骆驼刺；那水是黄河，缓缓地在厂区南边的坡下流淌。

我被分配在七连。那时全国上下都兴军事化的编制，七连其实就是七车间。每个车间有一座大轮窰，制砖所有的工序都是围绕着轮窰进行的，轮窰是车间的灵魂。

轮窰据说是从德国传进来的，发明人叫霍夫曼，所以轮窰又叫霍夫曼窰。俯视轮窰是个巨大的椭圆，立剖面则是梯形，窰里那一转圈都是相通的，被二十四个窰门等分。进到窰里，一股燎人的热气扑面而来，地面上一层绵绵的热灰烫得人要把两只脚来回倒着站。

制砖的流程从掘土开始。工人们先在厚厚的土层上打眼，埋炸药，把土炸松，然后用手推车把土推到制砖机的入口，在那里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输送带运进搅拌机，和成泥，挤出来，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她照看着钢丝刀把泥条整齐地切成二十一块砖坯，一排排码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块板子为一车，由拉坯工人运到露天的坯架，让等待在那里的女工们码放。

坯架很长，很远，在蓝天下延伸，有时一直到河边。女工们两人一组，由远而近地把砖坯码成三块一层、七层一垛，让它们自然晾干。刚出机房的砖坯冒着热气，深棕色，表面光滑滑的，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样新鲜温暖。湿坯每块重七斤，码坯子每次抱三块。一台砖机日产十万块，如果码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过手的重量就上吨。汗水浸透她们打着补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没有拉坯车来的时候，她们就坐在身后的草帘子垛上，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着昨个夜里的如何如何。那些草帘子用来遮盖码好的砖坯，上面还要压一层瓦，为的是防雨。夏天码坯子会使人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机房有时候还要组织「放高产」，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夜半时分，日产达到十几二十万块砖坯。「放高产」虽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馍，酿皮子，炸油饼，有时还会炖肉。加上那时候年轻体力好，所以也没有太觉得吃不消。

干透了的砖坯由装窰工拉进窰，从下到上码好。最底下一层的砖坯像脚一样立着，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两本书那样，书脊对着书脊地把砖坯抛向码窰师傅，砖坯像两只蝴蝶那样飞到师傅面前，就这样向上一直码到窰顶。码窰最要紧的是脚下要有「根」，站住一个位置就只能转身不能移动，因为码好的砖坯像搭好的积木一样是中空的，一脚不慎就有可能全窰皆塌。每装到一个窰门时有个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门用碎砖砌起来，外面用泥糊好。

烧火的人居高临下地站在窰顶，提拉风闸，从窰顶的火眼向下投煤。这是个技术活。烧窰师傅姓李，慈眉善目，天水人。我们每天从食堂买来馍馍交给他，他帮我们放到火眼上烤，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层馍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给香死。「打铁、烧砖、磨豆腐」是常言说的「三大苦」。砖厂的活算得上体力劳动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细粮，还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粮。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么多，就把粗粮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农村来的合同工们换细粮。这个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吃到取消粮票。粮食定量高，饭也就做的不那么秀气了，食堂蒸的馍馍半斤一个，沉甸甸的，椭圆形。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放着吃。「不可以张开大嘴去咬，馍馍怕哩！」同宿舍的小谢这样说。她有一种泛灵论的宗教倾向。

烧好的砖，要先打开窰门晾，再由出窰工人拉出来。所谓轮窰，就是在二十四个窰门里，一门赶一门、一圈又一圈地向前烧，从开春一直烧到立冬。

那时候讲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促生产，晚上抓革命。每晚车间都要在饭堂里组织开会和政治学习。人们洗去一天的劳顿和灰尘，换上干净衣服，提着马扎或者小木凳，互相招呼着朝饭堂走去。青年女工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领口露出水红天蓝杏黄或者苹果绿，也许是衬衫，也许只是个假领头，手里拿着毛线活计，或者正在纳的布鞋底。男工们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条绒的中山装，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领口上缝着一条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色衬领，看上去很庄重，庄重之中又有些许腼腆。

老工人都喝砖茶，茯砖。外形像砖，色泽黑褐，滋味醇厚。茯砖是产于湖广而盛行于陕甘宁青新的重要饮品，也是这粗犷高原与婉约江南的有限联系。老工人们说「一日无茶气不通，三日无茶要生病」。所以他们每天开会前必用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在炉火上将茶煮沸，端着向饭堂走去。这里的男人们也会编结毛线，劳保手套是舍不得戴的，攒起来拆了结线裤。于是经常看见有人在开会的时候把已经结好的一条裤腿搭在头颈上，手里飞快地结着另一条。开会学习其实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读报纸，下面听着的人一边手里忙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有时还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应承读报差事的是我，因为整个连里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说得好，而且念起报纸来不打磕巴。也有的时候会组织讨论上面发下来的题目，比方从哪里发下来了一些案例，让我们发扬人民民主专政，讨论如何量刑。其中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众口一词地拖着长声喊道：「枪毙~~~！」另一个案例是叔嫂通奸，听众们就更快活了，齐声高叫：「枪毙！枪毙！枪毙！」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这些人，也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专政这些人会起甚么作用。

还有唱歌。一般在会前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民兵连长起头。有一次他这样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于是大家跟着唱。唱完这一句，却怎么也没办法再往下唱，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反复几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第一句给忘了，爆发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有时候就是一场娱乐。

二

时间一长，和连里的工友们慢慢开始熟识。一个连队有百十口子人，除去干部，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工这几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从农村来砖厂工作的，工资往往是四级，每月七十元；临时工来自兰州市区，一般女工是二级每月四十三块七，男工是三级每月四十七；合同工来自附近的榆中等贫困县，普遍是三级；学徒工则是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现在想应该是所谓「新三届」。学徒工的工资虽然不足二级，但在工厂里相对是娇生惯养的贵族，因为他们是按国家计划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机修、电工等技术工种。不久，厂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这些人几乎全数进了宣传队，再后来又几乎全数进了机关当干部。我那时候的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七，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挣到七十块。

老工人中兰州本地人很少，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机房的工段长(那时候叫排长)罗来福是安徽宿县人。据《宿县地区劳动人事志(一九九一年征求意见稿)》的记载：由于在黄泛区中受灾最重，加上淮海战役在宿县打了一场大仗，解放初期当地的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一九五○年当地政府先是组织生产自救，然后又在一九五三年请求兰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到宿县招收了一千余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兰炼、兰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业，随之牵动了近万名宿县人前来依亲就业和依亲供养。大跃进时，宿县劳动局再次组织了数千名移民到兰州及以西地区支边，之后的大饥荒中有更多的人前来投亲靠友，终于形成了至少有三万名宿县人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一线)定居的局面。我觉得罗师傅是灾荒之年来兰州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叫「兰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兰州」到北京来当兵还来看过我，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岁，应当是一九六○年前后出生的。

我码坯子的师傅姓杨，甘谷人。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不过三十出头，生着一张俏脸，那眉眼像极了影星周迅，只是没有周迅的精灵古怪。杨师傅两口子都在厂子里上班，爱人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像她们这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属院。家属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他住家属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时经常捎带着挟一捆破草帘子或者其他可烧的东西回去「填炕」。「填炕」在这里不仅指动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里把炕烧热的物质。冬日的黄昏，当夜落下帷幕的时候，小村农舍般的家属院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让人无端生出对「归宿」这两个字的向往。在杨师傅她们的衣服上经常有「填炕」的气味，至今我都觉得那种气味很亲切。

和我一个宿舍的小谢是兰州人。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为甚么罪名被抓起来了，她才出来干这个活。她的衣着很讲究，下班后穿一件墨绿色的毛哔叽上衣和有裤线的裤子，的确良衬衫的白领子总是竪着，显得与众不同。不知为甚么她的两个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妈妈。每当想到她的时候我都会记起那个五岁的、长着一双圆眼睛、留着娃娃头的小姑娘从远处向她飞奔而来，大声地叫着「姐姐~~！」小谢是回族，她的女儿叫索非亚。

喜儿就是那个坐在切坯台后面的姑娘。「好姑娘啊！」人们都这样说。她家在兰州城里，长着瓜子脸，单眼皮，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意，「巧笑倩兮，巧目盼兮」，活脱就是她的写照。喜儿自幼就有一个耳朵是聋的，所以和她说话要格外大声，她也会大声地向人问话和答话。喜儿很勤快，每天她都早早地来到机房，给机器膏油，拧钢丝。拧钢丝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两端的环套一定要拧成麻花状，这样才能有弹性，不容易断。开工了，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戴一顶工作帽，腰肢像鼬鼠般灵活，神气活现地坐在切坯台后的高椅子上，挡泥条，踩机关，挂钢丝，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们把砖坯一车车地拉出去，又赶快拉着空车子回来，坐在架子车的支腿上卷一支烟，排队等着拉下一车。他们看着喜儿协调而优美的动作，有时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个叫老未的合同工，开始每天早早地到机房来帮着喜儿拧钢丝。起初他拧出来的钢丝两端不是麻花状，而是一根缠绕在另一根上。喜儿看了一眼，笑得一双眼睛成了月牙儿，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叫道：「错了唦，不是这样！」老未其实并不老，身材很高很健硕，头发乌黑打鬈，浓眉下一双眼睛的颜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喜儿，工友们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饭后喜儿老半天都没有来上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罗排长气急败坏地自己坐在切坯机后操作。我们码了好几车坯子时喜儿从坡底下走上来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脸色格外红润，眼睛格外明亮，她对我说：「我们，那样，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的「那样」是哪样。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饭堂学习的时候，民兵连长带人把老未从喜儿住的宿舍里绑了出来，说是当时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衣。再后来喜儿不来上班了，听说嫁了人，而老未从机房被发配到了窰上。

三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用黄油漆涂成黄色，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窰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他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他们经常会念错字，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终于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结束了。

那天连长到厂里去开了会，回来后就召集了一些人关着门嘀嘀咕咕，再后来我看到脱产的学徒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小房关着门在写大字报，他把自己的宿舍腾空，那些大字报后来就集中张贴悬挂在他的宿舍里，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也真是很难为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那间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们先是组织工友们去看，后来连里的政工干事出面把我也叫过去看。大字报的内容很耸人听闻，严正追究我和某个组织的关联，但我反倒坦然了。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组织，更没填过任何加入甚么组织的表。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为北京不断来人到厂里找我外调，有调查清华大学徐一飞的，有调查三十五中郝仁的，还有调查学部冯宝岁的。厂里对出了我这么个重要人物受宠若惊，也对这些外调应接不暇，索性让我停职写材料，在宿舍里关门闭窗地写，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会客。好在并没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年龄还比较小对许多事情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记忆中的片断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对徐一飞，我挖空心思也没想起甚么有揭发价值的线索。郝仁倒是让我想起一条，因为我听说过他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心一横揭发了。在那个年代，想当电影演员不能说不是罪过，横陈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这是在对抗上山下乡运动。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儿刘钢刘阳亲如姐妹，对她和刘山叔叔的感情不逊于对我的父母。一九六八年十月，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然后带到法学所，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据说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经交代说冯宝岁发展她参加了「五一六」，还填了表。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四姐妹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是浦安修的同学，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出版公司，曾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事情的发展总是很有些戏剧性的，张树柏离开瑞士后，新中国的接收大员住进了伯尔尼的这所官邸。几年之后，派驻这里的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喜获麟儿，这孩子便是后来的诗人杨炼。杨炼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将要读书才离开那所官邸。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冯家外公叫庞敦敏，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但庞冯织文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庞敦敏是苏州人，细菌病理学家，曾任日据时期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着有《病原细菌学》等书。庞敦敏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我小时候在宝岁阿姨家里见到过许多有「敦敏」题款的精美摺扇，后来不知都流散到何处了。

宝岁阿姨罹难后，刘钢去山西插队，刘山叔叔带着年纪尚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兰州，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秉性单纯善良，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之可能。我曾经读到当年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竟然没有人提到她，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只是在关于「五一六」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冯宝岁是坏人」。也许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卿本无辜，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甚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甚么又不查了，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而且是大号的，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那种贫穷，那种灰暗，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熖，灿烂辉煌，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花朵小小的，鹅黄色，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窰班。那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提出要见二哥，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窰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一起搬砖坯，甚至码窰，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端出饭来一起吃，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孩子没啥，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窰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他的婆娘，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在我的班里糊窰门，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甚么正在想些甚么以及我有甚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血泪斑驳，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但是在装窰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每天东方即白，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也不知它的名字，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使我得以有枝可依，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我的砖厂，我的沙枣树，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她不再坐切坯台了，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目光不再灵动，面色不再红润，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窰上干活以后，因为是高温作业，我和其他窰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来不及想甚么，昂起脸盯着她看，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甚么后果，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我想说：

喜儿，对不起！

二○○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青春无奈/翟永明

翟永明：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发表处女作。曾出版诗集《女人》等，同时也写作散文、随笔，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九八年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现居成都写作。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甚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籍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甚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甚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着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的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词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甚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鷄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桔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甚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桔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桔。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的竪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为甚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喧之后，我们开始作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桔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桔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桔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桔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甚么学校呵、老师呵、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呵，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张跃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鸟语》是甚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音乐。后来，我才从张跃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张跃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张跃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桔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这个夜里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一曲终了，张跃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张跃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阎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阎莉她和张跃进的关系，阎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

我跟着阎莉每天去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甚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汇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张跃进他们的目标。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阎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式地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张跃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张跃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张跃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阎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张跃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阎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阎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阎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张跃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阎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阎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张跃进换人吗？

早饭后，张跃进来了。我起身要走，阎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张跃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着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阎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阎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阎莉说的。而阎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春风拂面。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张跃进编节目，阎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源洞，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阎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岗山》，张跃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阎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汇演。阎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演。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阎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张跃进在与阎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阎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阎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阎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我那时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呵。阎莉非常委屈，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之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张跃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阎莉时，张跃进来了。听说我在开阎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话，其实是说给阎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阎莉，因为他认为阎莉很单纯。她为甚么作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事实上，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阎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张跃进就已经原谅了阎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氓》，书中「牛氓」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张跃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唔唔，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甚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甚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了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强过了父母。她考起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着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甚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上大学：暗渡陈仓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甚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起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啓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极积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像，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旽。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着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拉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甚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279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从里芬斯塔尔说起*/朱朱

——刘野访谈录

时间：2008年9月

地点：北京

采访人：朱朱　录音整理：罗玛

Ⅰ

朱朱：最近我在看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她的叙述尽管十分冷静，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特别希望出人头地的女人，因为无论她怎样解释，客观事实是她主动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然后才和希特勒认识。

刘野：她的艺术成就很高，但人格稍有点问题。

朱朱：苏珊?桑塔格写过一篇专门驳斥她的文章，但她自己的解释是，美学是可以和意识形态彻底剥离的。

刘野：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克》艺术成就都很高，但我怀疑她故事片是否能拍好，因为这种人，会在电影画面的构图、拍摄的角度等方面有所贡献，但真正拍故事片可能不行，因为故事片关于人性要更复杂，不像体育比赛。法西斯国家的体育不一定会差的。

朱朱：事实上在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里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她很像中国文革时期的那种铁姑娘，意志力实在是太强了。

刘野：其实文革时期的一些艺术作品在美学上也有贡献，那个时候的照片上那些女孩的打扮，其实挺「酷」的。

朱朱：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当时有那么一幅画你是把它当作色情画来看的？

刘野：那是我小时候，去美术馆看全国美展，我记得特别清楚，里面有一幅画，画的是毛主席和杨开慧年轻的时候，背景是暗的，杨开慧穿一身儿白，下面是裙子，挺着胸，胸画得特高，当时对我来讲完全是一幅色情画，因为那时候看不到这样性感的女性形象。法国有一个波普艺术家，根据中国文革时期的画做了一个系列，其中有一张毛主席和杨开慧在威尼斯，就是从这类画中借的形象。

朱朱：你说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感。之所以如此，我想首先是因为当时美术方面的印刷品非常有限，所以那幅画会令人…….另一个方面，其实文革的氛围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去吸收。

刘野：文革一九六六年开始，那时我两岁，我觉得世界就是那样了，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没有甚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对我父母来讲，肯定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如果小孩一生出来就面临这些，他认为世界就是那样，即使那么恐怖、封闭的一个年代，他还是能从中发现青春期该发现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老放，来来回回的放——那里面一开始有一段跳芭蕾舞的镜头，我就特爱看那段，其实就是性的吸引。因为在别的地儿你看不到，女人露大腿，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列宁在十月》里有那么一段儿。后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亚，也是青春期的偶像。

朱朱：那时往往是从这种反面的「教材」里寻找这种东西，比如电影里的国民党女特务……

刘野：太性感了。穿着制服，戴着小帽子，一般都叫甚么「玛丽」小姐。

朱朱：我看过你比较早的一个自述，提到过门采尔的素描。

刘野：小时候，因为我喜欢画画，当时我爸在北京人艺工作，从图书馆偷偷借了一些素描的书，一个是《王式廓素描》，一个是《门采尔素描》，还有一个文革前出的《素描习作选》。当时只能看到这些，门采尔，那就是大师了。那个《素描习作选》特别有意思，里面有几页拿纸给糊上了。我就问我爸，这怎么给糊上了？我爸说你别管。后来我拿灯光一照，女人体！当时我十岁左右，处于萌动期。记得毛主席说过，男女老少艺术模特，是艺术家训练的必要的手段，是允许画的。这个也算是当时的最高指示，要不美院根本就不敢用模特，用的时候就把毛主席那话说上。当时我就想，一定得学画画，你想，这是唯一能看到女人体的渠道。

朱朱：西方艺术包括现代主义艺术，你大概是甚么年龄段接触的？

刘野：那就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当时的美术馆会展出一些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甚么的，我印象特别深，全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同时，我记得是左边的厅里贴了一些文献资料，是介绍这些画的背景的，其中有安格尔作品的照片，女人体，我记得那个厅里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个照片。当时我还小，特别想看，但又不敢看得时间太长，怕人说。但那些大人就无所谓了，就使劲儿地看。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人真挺可怜的，就靠看那个印成了黑白的小照片，来满足一点欲望和好奇。

朱朱：我也有类似的记忆，当时我住在一个小镇上，那儿有个文化馆，晚上会放一些香港的武侠片，那是八十年代，那时人们在看录像的时候都喜欢嗑瓜子、哇啦哇啦地说话，满屋子的烟雾，忽然那天的武侠片里出现了一个侠女背部全裸的镜头，就在一剎那，全场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只听见呼吸的声音。

刘野：太饥渴了。我觉得人性开始并不是靠甚么平等、民主的意识来改变的，是靠这些更本质的东西来颠覆的。

朱朱：其实执政者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对这方面控制的尤其严格。

刘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我去德国，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当时东德的人只要你有身份证或者护照，都可以从西德的银行里领到一些西德马克，这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妓院或者是看性录像带的地方去排队。

朱朱：我在想，是不是恰恰在特别集权的、意识形态控制特别强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色情？而相反，在那些很宽松、很自由的，完全开放的地方，反而没有了色情？几年前我去了趟泰国，去之前你会想像那种地方肯定特别色情，但你真正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现，它的色情已经完全被消解了，为甚么？因为色情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阳光下的事情，它没有了界限，以及在那个界限上的胶着、扭曲。就像当年人们去看安格尔作品的照片。

刘野：这在当时的法国人眼里一定很可笑，安格尔的作品印多好他们都不看，非得去看原作，他们不是去欣赏裸女，而是去欣赏艺术。

朱朱：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去卢浮宫，面对那么多大幅的油画原作，你已经完全看不到色情的东西了，因为你不再是通过一个窥望孔……

刘野：越压抑自由，就越渴望自由，其实你给了他自由之后，可能他就更需要秩序。所以，我觉得压抑是肯定要失败的。

Ⅱ

朱朱：你在德国待了多久？

刘野：前后待了四年半。我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去的，考的是柏林艺术学院，考上了就可以在那里待下来了，还有奖学金。一九九四年毕业我就回来了。

朱朱：那段经历对你有甚么影响？

刘野：跟没去过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了，但对我的艺术很难讲是个甚么样的影响。它是会使我的艺术有点不一样，但不会使我变成一个好艺术家。能否变成一个好艺术家跟出不出国没关系。因为，假如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可能看一本画册就全明白了，你要不敏感?8943.你想，为甚么所有德国学艺术的人，一天到晚的在那儿看那么多的原作，但真正能出来的好的艺术家，跟中国的比例是一样的？这不合逻辑。所以，能不能成为好的艺术家跟敏感度有关，跟出不出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它肯定是改变了我的经历，我有四年在德国的经历，就失去了四年在中国的经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可能会放弃画画。因为当时画画很不容易，吃不了苦的话，可能你就会干装修去了，干这个相对容易，我学过设计。但在德国就几乎没有这可能，人家德国的设计师多棒啊！而且我又不会德语。只有画画，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无路可走，反而走出一条路来。四年，很苦，挺孤独的。

朱朱：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有时孤独到对着镜子说话。

刘野：那是北岛的一首诗。我和北岛八十年代就认识，大概是八三、八四年，他前妻的弟弟和我在一起工作，他和他前妻邵飞常来看我们。那个年代的聚会，都是从老乡那儿买俩羊头，搁一大铁锅里煮，旁边围一圈儿人，诗人、画家、雕塑家。我那时还比较小，潜意识里不知道为甚么，比较喜欢和诗人玩，朦胧诗，现代派，我愿意跟他们呆着，吃完了羊，喝点儿二锅头，念诗，听完了，我说：您这甚么意思啊？不明白。但我本能的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气氛，这种人的味道。本能地喜欢这些人。一九九○年我到了德国，那会儿挺苦的，我还在一个中国餐馆打过两天工，苦得受不了，两天我就不干了，我想：再这么下去我就回国了。后来北岛来了，作为一访问学者，说是请我在这儿吃饭，当时给我出了口气——我心里这压抑呀！那个时候，哪吃得起饭馆儿呀，出国后第一顿在饭馆儿吃的饭，是他请的我。后来我看到他的一首诗，才知道他苦闷到甚么程度，别的我都记不住了，就记得这一句：「对着镜子说中文」。就是那种感觉，孤独到……当时你身边的中国人来来回回就那么两三个人，我的中文能力都退化了，德语能力又不是特别好，说中文的机会又没有。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中文都简单了，这种感觉，你不那么长时间在国外呆着，那种感觉你都不可体会。

朱朱：那个年代，对西方艺术的接触主要还是通过画册，你去了国外以后，肯定看了一些美术馆，那么直接置身于西方，和你去之前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有甚么不同？有甚么样的改变？

刘野：刚一去，美术馆里的东西一下看得太多了。那个年代，是德国艺术最蓬勃的时期，新表现主义，柏林是中心。比如安森．基佛这种艺术家，是他最火的时候。我一去没多久，就赶上他在柏林国家画廊的一个大型个展，其中的铁皮飞机，视觉冲击力也太强了，跟你以前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因为这种感觉你看画册是看不出来的。那时就想模仿这种东西，行为也做过，一下就找不着北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多的作品，不如我出国之前的东西，因为最原发的那些东西没有了，显得特别虚假。那时也会几个人联合起来，在电影院的走廊里找个地方，办个展览甚么的，但几乎没甚么反应。我想，这不是一个出路。有一天我把所有的画——都是很大的画，全给毁了。当时有德国同学还说我，你还画画儿呢？绘画都死亡了！我就想，怎么办啊？后来我一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就是我，就只当我不是在德国——我也并不是因为在德国才喜欢画画儿的，所以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在画室里工作到很晚，忽然，我感觉回到以前在北京的状态了。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的开始，找到真正的感觉了。这种改变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展览就有反馈了，就有人要买我画，要代理我。我觉得艺术的诚实——不是写实——是最重要的。

朱朱：有一幅作品，画的是柏林的景色，半空中飞着一架飞机，是不是那时画的？

刘野：那个稍晚一点，画的是我画室的窗外。其实我在国内就喜欢古典绘画，横平竪直的那种，丢勒，凡．艾克，当时就看了很多，但当时感觉这些都不是现代艺术。后来我想通了，我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所以我觉得，艺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观察别人不如真正地观察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出发点，你可以往前走，这个最重要了。而不是看世界发生了甚么，当然世界发生了甚么对你肯定有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发生了甚么。

Ⅲ

朱朱：尼德兰绘画是你接受影响的一个东西，玛格利特我觉得也是你喜欢的一个画家，还有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巴尔蒂斯……你是甚么时候开始喜欢玛格利特的？

刘野：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喜欢，他实际上是有尼德兰的传统，有神秘感，即使是画一帽子也很色情。之所以喜欢这种东西，我想这是天生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为甚么有些艺术家喜欢这些，有些喜欢那些，这可能没法儿解释为甚么，这就是天生的，它没有甚么道理。

朱朱：这可能就是先天性的个人气质。

刘野：我觉得先天是最重要的，对艺术家来讲，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天赋。天赋是最重要的，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其他都是可变的，包括所受的教育。其实当时我们受的教育都差不多，看的画册基本都一样，但为甚么对你起作用，对别人不起作用？我觉得跟先天有关系。比如巴赫或者莫扎特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教育，他们就跟手艺人似的，但他们的音乐你现在从甚么方面去评价，它都伟大。这就是天赋。

朱朱：维米尔也是……

刘野：维米尔我一看就喜欢。去德国之前我没看过原作，不知道有这么重要，到了柏林才看到，柏林有个美术馆有两幅维米尔非常精彩的画。当时在中国最有名的是鲁本斯，还有伦勃朗。可是到了德国看了伦勃朗的原作我很失望，根本就不像我想像得那么好——你知道，当时在国内一说油画儿，就要画成「伦勃朗」。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有甚么问题啊？是不是我没看懂啊？鲁本斯就更差，油渍麻花的，跟买肉的似的?8943.当时就心存怀疑，但又不敢想人家有甚么不好，就这么一边走一边想着，慢慢走到一间荷兰绘画的小屋里，一下看见维米尔了。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在国内根本就没甚么人提他的名字，没甚么人说他，荷兰小画派，不重要，太小资了。可是那画画得太棒了！其实他技巧也不是那么出色，画得特笨，但那种气息……我一到周末，就坐地铁专门去看那几张画，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回家。那段时间就是那样。这类作品，包括凡．艾克，我都喜欢，其实玛格利特、维米尔，他们是一个线索。直到今天我也没特别喜欢伦勃朗，尽管我知道他重要，有贡献。

朱朱：你是甚么时候开始喜欢蒙德里安的？

刘野：蒙德里安我十五岁就开始接触了，那个时候我学工业设计，包豪斯系统甚么的。老师也讲蒙德里安，但是当图案讲，我不知道他是画家。工业设计讲的是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其实这个是艺术概念，但老师是当设计概念来教的，全是康定斯基的理论，比如说你设计一个餐厅，不能设计成强烈的红色，或者黑色，否则人家没食欲了。这些其实都是现代艺术的观念，如果你看康定斯基就知道，他首先是讲这种颜色的感情——颜色本身是有感情的那种理论，是从蒙德里安、康定斯基开始的。

我当时受了很多这样的教育——没当是艺术教育，是当工业设计来学的，真是阴差阳错?8943.其实我是在非常不自觉的情况下，受了现代主义的教育。后来到了德国，看了蒙德里安的原作，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就是艺术，西方殿堂里的艺术，我一下就明白了：设计只是从他那里得到的灵感，是因为他们才进步了。此外我还发现，蒙德里安的画和维米尔的画在结构上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这两条线一下连起来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画的结构和节奏，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所谓具象，一个是所谓抽象。荷兰人讲的结构和基本型，像伦勃朗那条线索就发展成梵高、德库宁，维米尔这条线索就发展成蒙德里安及纽曼等等，包括现在创造出米菲兔的迪克．布鲁纳，我没当它是小孩插图，他完全是抽象出来的基本型。所以我发现维米尔和蒙德里安给我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可能跟他们的心理传统有关。九十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在荷兰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家里吃饭，我说：对我来讲，蒙德里安比毕加索重要。他说：对。因为毕加索的贡献还是传统的那个系统，蒙德里安的贡献.....其实走得更远，当然包括俄国的马列维奇。蒙德里安是一种符号，马列维奇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更多跟心理有关，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论述——

朱朱：或者说没必要把这种共通性理论化——

刘野：对，它没有那么准确。人是复杂的。

朱朱：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你来说就是这样的，恰恰就接通了。

刘野：其实蒙德里安有神秘主义作为他的宗教背景，他是要跟他的神对话的，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科学论者。

朱朱：他是要追求一个终极的秩序感。

刘野：对。这种秩序感在维米尔的画里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没蒙德里安意识得那么强，但那种永恒性、静谧感，在他们那是共通的。还有纯粹性——和伦勃朗比起来，维米尔、蒙德里安不知要纯粹多少倍……

朱朱：实际上他们是给予心灵一种秩序感。

刘野：对。蒙德里安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切秘密都在关系之中。比如说两条线之间的这种交叉关系，一块儿颜色和另一块儿颜色交界的那种关系。其实你看维米尔的画也是一样，他画的那桌子、色调和那椅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精确。不像伦勃朗，他的画里面，人物的脸最重要，眼睛最重要，这是传统绘画所强调的，甚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之类的。但维米尔不是，他的人物后面的地图，可能不比人物的脸次要，其实我觉得他的画完全是一种抽象画儿。他的许多人物眼睛都不怎么仔细画，都是一概括，表情根本没有。

朱朱：所有东西在你这儿似乎有一种综合？你觉得你的那一幅作品真正达成了一种综合？

刘野：终极作品还没有画出来，严格来说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作品，都有问题。可能维米尔也不觉得他达到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方向，从早期到现在，越来越明确了：往更纯粹的方向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控制得还比较好。所以你看我早期的画儿，虽然也有它的魅力，但不如现在纯粹，纯度不够。

朱朱：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使你冲动的东西。

刘野：对，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朱朱：你的作品里，似乎始终有一种忧伤感。

刘野：我觉得忧伤对我不是一个好东西，以后要减弱一些这种具体的感情，尽管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觉得最高等级的艺术里，可能神秘感比忧伤感更好一些。不能太具体了。

朱朱：不过我觉得我说的这种忧伤还是挺好，因为它并不是笼罩着你的绘画，进而泛滥成一种伤感——

刘野：伤感就很差了——

朱朱：也就是说，你的个人还是大于画面中的这种忧伤的，或者说有种距离，是作为你情感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你去年画的《冬景》和最近的这幅竹子，两者相比，那么《冬景》里更有忧伤的东西，而后者可能就更抽象，更构成。但恰恰是前者保留了一点忧伤，一点人性的温暖感，使得画面更充分，更具有?8943.实际上，只要不陷入伤感，我觉得「忧伤」没甚么问题。

刘野：对，比如你喜欢的那个米歇尔·波瑞曼*，他不是兴奋、激情的那种类型，说他忧伤更合适，甚至里面带有一种绝望的情绪。

朱朱：或者说有一种低沉的东西……

刘野：对，这种感觉挺高级的。

朱朱：有点像男低音，频率不高，但很有穿透力，传达的范围很广。事实上，他的东西并不特别突出.

刘野：甚至让人忽略。我第一次看他的东西，大概是九三、九四年的样子，在文献展的小角落，像两张草稿，其他的还有美国极简主义的作品，特别大，视觉冲击力特别强，当时你比较容易被那种作品吸引，而米歇尔．波瑞曼的东西需要慢慢体验，渗透感很强，其实比利时的艺术有这种味道。

朱朱：比利时的调子特别容易产生神秘性，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暗。

刘野：阴暗，不是穷困——它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但我老觉得他们的艺术有一种绝望感。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审美，当艺术到了很高级的阶段，就充满了一种绝望感。宋代绘画里有这种东西，比如宋徽宗，以及文学中最高等级的《红楼梦》。有希望的艺术肯定是相对低级的，比如宣传品之类。实际上人类的未来肯定是绝望，不是说中国，我是说全人类都在走向灭亡，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离灭亡更进一步，这是终极意义上的，个体也一样，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离死亡更近。当然近距离看，我们还是可以多一点感情，我们每天过得可以更高兴一些，尽量的积极乐观一些，其实我和朋友之间的相处都是尽量高兴一点。所以我觉得艺术特别有意思，有时你画一个瓶子甚至都特有激情，这也是拯救自己的一个办法。

朱朱：你的作品里是有很强的幻灭感。

刘野：很多人能感受到这一点，觉得我的画跟卡通画似的看着挺好看的，但怎么都有点邪恶感，有点黑暗的感觉。其实我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这种无力、绝望?8943.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吧。有一个朋友说我，你要是有小孩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世界观了，你就会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你就会有希望。我说可能吧，这个谁知道？我觉得关键问题还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孩子也会有这种绝望感。

朱朱：现实生活中你喜欢孩子吗？

刘野：我没有一点要孩子的欲望，每次看见朋友的孩子，我都会说「哎呀这孩子真可爱」，但每次我都会觉得自己特虚伪。其实我画的根本不是小孩，不是可爱的儿童，有些人完全看错了。

朱朱：张爱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造人》，意思是说，人不是上帝，却一定要充当起上帝的角色来「造人」，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而孩子未见得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甚至更加绝望也有可能。

刘野：如果我们认为孩子能让我们摆脱绝望，那这个世界也太简单了，问题也太容易解决了。

朱朱：但是有意思的是，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童稚的特征。

刘野：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童稚的形象，你就把他解读成喜欢孩子，那绝对是错误的。你想想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自己就没有孩子，《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卡罗尔也没有孩子。

朱朱：我在一本西方的评论中了解到，安徒生的作品并不是为孩子写的，他的作品中本来有很多色情的部分，只是后来被当作儿童文学，色情部分被删除了……..

刘野：其实他原本就不是为小孩写的，小孩根本就看不懂那里面最精妙的部分，所以在丹麦他被称为诗人，只有在中国才叫儿童文学作家。至于我，画画肯定不是为小孩画的，小孩肯定看不懂我的作品。

朱朱：尽管你的作品是具象的表达，但却带抽象的意味，就像我们谈到性，往往是将性从具体的行为里面抽离出来，也就是达到所谓的「意淫」，才更接近性的本质，或者说是更纯粹的境界。

刘野：其实我的画里并没有象征意义，很多具象的东西是为抽象的结构安排的。比如雨伞，根本不象征甚么，仅仅是为构图需要。当然，他要拿一雨伞，不能拿一文明棍，这个马上就能决定，潜意识里不用想。其实像玛格利特的超现实主义也不是逻辑性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种感觉，画面、结构，真正潜意识里的。达利不是，达利是生造出来的，你能感觉到他的虚伪。比如我画一女孩和一箱子，真不是表现旅行的，其实在我潜意识里有一种色情意味，这种关系有点莫名其妙，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和这箱子之间潜在的逻辑，挺有意思的，也说不清楚。

朱朱：在你的《冬景》和现在的这幅竹子里，色情似乎被移开了，更多是关于神秘性，关于心灵的秩序感。

刘野：《冬景》那张有更宽更广的一种?8943.宇宙感，更空无了，甚么都不具体，但甚么也都能感觉到。里面的感情也越来越少，不那么具体。

朱朱：怎么会转换到《冬景》这样的作品呢？

刘野：其实当时也没想这么高级，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画家，你293不能老画人，老被人解释成卡通甚么的，我想我是一个画家，而且是一个喜欢经典的画家，那么从绘画本身来讲，我一定要能画人，也要能画风景，画静物——我还画了好几张静物呢，那个更抽象——其实出发点当时是这个，别的东西是带出来。我觉得对绘画本身的研究，人、风景、静物，这三个东西，后面的两个我还涉及的不多，所以去年在德国的展，我画了一些纯风景，纯静物。

朱朱：就好像视野所及的土地，还没有被自己照明过，它也很神秘，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

刘野：对，也是一种游戏。

朱朱：你早期的作品还是有表现主义的东西，童年记忆的成份也是相对明确的，然后慢慢的进入了你比较经典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创作，那种色欲的、又包含抽象感的东西，我相信这些还在延续，但是从《冬景》开始，恰恰把更加抽象化的冲动或者欲望提炼出来了。

刘野：艺术本身的功能，对于我来讲，我不想把它赋予政治批判的色彩，这是我比较有意识避免的。我很早就认为，作为艺术家，一方面是个人化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艺术应该超越它作为批判工具的功能。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你挖掘更深层的情感和神秘感，这点适合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个权利，就只能批判，不能挖掘内心。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老是被当作政治动物，老问你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不看你究竟画得怎么样。我是持不同政见者你就说我画得好，我不是你就说我不好？能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开？而且我觉得政治本身它就低于艺术，我凭甚么去关心它？我有我的政治观点，这跟我的艺术没关系。

朱朱：他们把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割裂开了，比如他们看中国古代的艺术，他们就会去欣赏里面的美，里面的高级的东西，而一到当代，他们就认为你必须是政治现实的表达，这显然构成一种歧视。

刘野：我在德国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记得我上学的第二年，德国人想给我们在柏林的外国人办展览，尽管当时我也很想参加展览——因为当时展览的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展览我明确表示不参加。你要是一个正常的展览我参加，你是一个专门给外国人办的我不参加，我既不需要你们歧视我，也不需要你们照顾我。我卖不了画我刷碗去，我用不着你给我「照顾」。这是一种应该争取的权利。

朱朱：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这种错觉，跟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问题有关，因为它本身不够强大，而其中比较有力量的部分，恰恰是政治现实的部分。这同时也跟西方人的选择有关，他们选择了这个部分，然后把它拎到国际的舞台上，使它放大，使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还没有真正做到那样一个高度，就是凭我的语言，凭我的绘画性，就能改变你的看法，使你反过来接受我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的艺术，包括它的建筑、电影，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能够反过来影响世界。

刘野：我觉得不用着急，慢慢会的，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比如徐累、洪磊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这个方向上的。以后会不一样的。其实从我自己的艺术来看，我刚开始回来他们都很奇怪，现在好多了……我一九九四年回来，当时在北京办展览已经有点影响了，但是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完全是在那一类作品上头。并不是说我那时的画比现在差多少，但那种情绪完全是被忽略的。也不是说我现在比那时画得好多少，只能说是感情、注意力在偏离。现在已经好多了。而那时候，我的这种东西展览不需要，它看着完全文不对题，没有一个语言环境。

朱朱：实际上，大家都已经一致的厌倦革命现实主义了，但对现实主义的需要还在持续，这种局面也在慢慢改变。不仅是艺术家那里，我觉得观众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

刘野：社会，其实是社会接受了这些。所以我觉得美国极简主义挺伟大的，我倒不是觉得那些画家能力有多强——当时极简主义是一流行，你只要站对了队，你就能成为大师——而是我觉得他们的观众特别棒，那些极简主义艺术家在美国当时能成为英雄，像纽曼、罗斯科那些人，和美国的观众有关，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当时美国确实有一批社会精英，对这种艺术有感觉，这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观众是否能具备这样的品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完全是跟观众一起在创造。

注：

*　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1～2003），德国舞蹈家、演员、导演、摄影家、作家，她的回忆录中译本于2007年1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　米歇尔·波瑞曼（Michael Borremans，1963～），比利时艺术家。

我的那年代/阎连科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以色列、西班牙等十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一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为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缘故。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的羞涩，感到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算，都在80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直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

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做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熈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一样。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哪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像七十年代必须由六十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侧验考试，都是90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说，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其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走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了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待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侧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塌。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羞。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末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然息了她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机会超越，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的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球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贪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二

终于，进了七十年代。

我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度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与大人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一样，升级，又要必须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花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营养。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乡下人向往我家的那个集市；我们村人，向往着三十里外的一个县城。城里的人，向往着百里外的古都洛阳。所以，在那年代我知足于一种幸运：父母把我出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我能看到的小说，在那更为偏远山区，将会更为稀少和罕见。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受。父亲的勤劳，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检、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苦闷的意义。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那个时候，大姐身体不好，以今天的医珍，可能是所谓的腰椎股骨头坏死，不青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就躺在屋里床上，为了消磨时光，她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物品。这样，大姐的床头，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她看什么，我看什么。她有什么书藉，我自然就有了什么书藉。

想到因为大姐生病，才使她的床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的馆藏，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我少年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我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我们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

我变得心胸开阔。开阔到在初中时候进行试卷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也不十分地放在心上。因为心胸，让我变得似乎完全忘了和谁有过一分之差的那种遗憾。而那些革命小说中的故事，却常常让我念念不忘，愁肠结心。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红楼梦》是名冠这四大名著之首。其它三部，因为大姐的床头，我都也已看过，只是这部，不知为何，大姐的床头却总是没有。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然而，他们的那种眼神，反而使我更加急切地渴望此书。也就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别人才很难看到。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

我对这话将信将疑。

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说他哥看完将从邮局寄回，可以悄悄借我一看

我为此惊异。也比他更为担心邮途的丢失。

也就终日地等着等着，直等到下一学期，已经忘了此事，他却在某一天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报纸裹了几层的神秘，把我拉到一边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欲打开看时，竞吓了他一个满脸惨白。于是，我忙又合上，藏进我的书包，躲进厕所，到没人时候才打开那本神秘，见是一本果然，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当时不知为何，我喜出望外，又战战惊惊；满头大汗，却又双手哆嗦，慌忙地把那小说快速地重又裹好，急急地藏进了我的书包。

那个下午的课堂上，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词语。一心想着那本“红楼之梦”，就像一心想着我一生想要见的我最钟爱的一个情人。

那个署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的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唏嘘感叹。

然而，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预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欢天喜地。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的情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到，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的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的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到：“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应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到：“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做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三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而来，又到哪儿而去。于是着，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子“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之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份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而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身体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也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过度之后，才有的一种宽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而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得起这个的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吃的情况。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在我家乡，那块偏僻地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的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我的记忆，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记忆犹新之事，令人痛惜之事，是一九七五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样，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戴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划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和雨过天晴后一模一样。

待那河滩地上的人潮退去之后，我和几个同伴去枪毙人的现场找了看了。确实看到，沙地上有着一些血迹，就像一些粘稠的浑水，浸染了沙地上的沙土。也就有些惘然。有了对知青们的惊恐和敬而远之。因为，就此之前，在我们邻村的一个知青点里，有着一桩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倒了过来。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的孩子，十六七岁，她去地里割草，被知青骗到屋里生生奸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而那男的知青，听说女孩死了，也就连夜逃出村庄，回了城里。女方父母，为此痛哭不止，葬了女儿，也曾上告政府，可政府并没有进城抓人。

更是没有，把那男的抓了判了。

那男的知青是强奸成的；且乡村女孩还已死去。人命关天，对那男的知青，却并未怎样有个说法。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作赔了一些钱物。还有，世界上最为真城的一种啰嗦的道歉。然在半年之后，有了同类事情，犯人是着农民，虽为强奸未遂，人却猛地一下，轰然毙了。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这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和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毛主席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也就在我不慎的一天，他们果然走了。

那个暑假，我去了洛阳舅舅领的一个建筑队里，搬砖提灰，做小工挣钱，以补家缺之用。可在署假之后，回到村里，也就轰然听说，知青们哗哗走了，就像听说了风吹云散一样。就像风吹必然云散一样，并不觉得，对他们走去有什么惊异。然在那天夜里，却总是想着知青们走了，村里又归了平静，还不如他们不走，总会有着事情的发生。

那一夜，我反复记起，有个姓黄的知青，女的，在我们家吃着派饭时候，母亲给她烙了一个葱花油饼，把那油饼十字切开，一分为四，而她却是惟一一个没有把那油饼吃完的人。

她吃了一半，还剩着一半。

她去吃饭时候，我依然在门外的石头上等她吃完离去。可等了不久，她就从我家推门出来，看看左右，径直朝我走来，什么也没多说，递给我一块纸包的油饼。原来，她在我家只吃了油饼的四分之一。知青走了，让我总是想着她的模样，和那一块四分之一的油饼。来日里下田干活，我抽空去了知青点的几间空屋，以为能找些什么，结果却是一片的狼藉空荡，如同风吹云散之后的一地柴草鸡毛。

四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

原来，课本上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其间的农村现代化，其实只是一种美梦之想，如同一种天方的夜谭。知青们走了，他们让我隐约的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也许，就在那些年里，也许是在我读二年级时，遇到的那个来之洛阳的女性同学，让我过早地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只是因为知青们的到来，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明的膨胀。

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今天，在三十几年之后，我已经无法回忆那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什么细节。但是，在书的封底上那贯常的内容提要里，却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要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

这一提要的内容，当时让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也就那个时候，七五年前后，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种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种狂妄而野念的种子。

也就开始了偷偷地写作

也就在刚把一部名为《山乡血火》的革命长篇写下开头时候，我开始到几公里外宋朝的大理学家程颖、程颐的故里，去读了高中。在刚进高一的一个班里，有人偷偷指着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姓任，不仅上过大学，而且还在家里写着比《红楼梦》更为伟大的一部小说。说《红楼梦》只有四卷，而他的小说，却要比“红楼”长出一卷。

我对我的老师，肃然而起敬。

在一次课上，老师讲着语文，提问我时，我答非所问，反宾为主，问老师说，你真的在家写着比《红梦楼》更长的小说？任老师没有答我。而是从口袋取出一个旱烟包来，在讲堂之上，他熟熟练练地撕下一个纸条，卷起了一个“炮筒儿”烟卷，点燃后吸着，脸上露出神密的笑容，说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吗？如有机会，都应该看上一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恰恰是后者和作品，让我觉得所谓的写作，并没有那么了不得的神秘和不可能的事情。

五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的年代，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感到，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会认真地答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一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病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去挣回一些维持油盐药物的钱来。在读高二其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1000公斤，60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了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时候，我们就爬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杠子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深刻的关于人生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一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但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三五几里，小罐儿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抑机儿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拔，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砸锤，到崖壁上翘石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既每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机会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大陆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份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碴上歇着睡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汽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汽球，我的第一反映是，这对汽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撒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汽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区，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但却望着那对汽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汽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汽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明了，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兴趣。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汽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美丽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碴，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了树枝一样干枯曲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就这样，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安徽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半夜开始的。一天的半夜，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山脉工地上的大嗽叭里，莫名奇录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嗽叭里除了播音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有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嗽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嗽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所以，第二天八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十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都是打倒汪、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我不知道汪、张、江、姚是谁，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计划生育”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汪张江姚是谁？

四叔说汪、张、江、姚是：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觉得世界将要发生下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汪、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汪洪文的前边。虽然汪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后来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中国确实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有事速回”。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介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

因为家有病人，这让我不敢多想电报背后的事情。就只能怀惴着电报，急匆匆地下了矿山，买票整物，连夜启程，回到了洛阳嵩县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里也才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因为社会和从前有了大不一样。

六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途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的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的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400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划，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着，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连考上中专的也没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自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自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自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形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呆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的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2008年7月17日于北京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柏桦

柏桦：1956年1月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作有诗集：《表达》（1988，漓江出版社），《望气的人》（1999，台湾唐山出版社），《往事》（2002，河北教育出版社），《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2008，东方出版社）；文学评论：《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1，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1979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一名无所事事的大二学生突然开始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写诗（其实我从初二就开始写诗，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亲手抄录过《唐诗三百首》，阅读过贺敬之的诗并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小提琴独奏旋律下朗诵过他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甚至还读过几首莱蒙托夫，但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形成做一个诗人的意识，一本真正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书还没有出现，它在等待，而我在寻找）。

那时我正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的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1979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作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T.S.Eliot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T.E.Hulme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激。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而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共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梆梆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

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食指写于北京的《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是如今的网络也不能相比的。

就象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取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精髓”，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赤裸的诗……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的母亲精神影响下，我于1979年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齐天大圣”，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色彩的晕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1987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冻的胜利。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1979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辉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的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的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这些人、这些诗打开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扇通向自我或英雄的“颓美”之窗。

北岛及其《今天》，或许正契合了一种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有关此点，我有另文专述），他是对一个“苦闷”和“压抑”的时代提出了激情的异议，也正是从这意义上，北岛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下面，且让我回过头来专门谈论一番我所经历的波德莱尔时期。

如前所述，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的诗是1979年，那是法国汉学家程抱一翻译的，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关于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诗歌时的震动，我在许多文章、访谈以及我的自传体长篇随笔《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该书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香港出版）一书中都有过详细谈论，在此便不重复了。只说一句前面的话，我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几首波德莱尔递上的决定性的诗篇，因此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又几乎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令我震动的北岛的诗歌，当我读到如下这些诗句时：“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北岛《雨夜》），我的心感到了一种幸福的疼痛，我几乎当场就知道了，这是一种阅读波德莱尔时同样有过的疼痛。北岛的这几行诗让我重温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句诗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那当然也是一种经过转化的中国式“欢乐”。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神秘力量与现实力量时说过一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难暗示着某种积极的至福（beatidue）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的确，波德莱尔的诗从总体精神上说，是陶醉在一种全身心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中的诗，而“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就最能集中体现此点。北岛这几行诗不仅完全对应了艾略特所评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也对应了波德莱尔这句强力之诗。我们通过这几行诗便可以透彻地认识了我们处的时代精神之核心。《雨夜》不是戴望舒式的《雨巷》，它已是另一番中国语境了，即一个当时极左的、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语境下的中国。《雨夜》带着一种近乎波德莱尔式的残忍的极乐以一种深刻饱满的对抗力量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这种痛苦中的欢乐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黄翔那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就曾逼真地勾画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之美，当然也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之美：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蔟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按：又是走动，此乃毛时代之精神特征呢）。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

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地下诗人们的隐密之美。但隐密的美注定要以一种对抗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结果是黄翔有些疯了，而食指却真的疯了。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1970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后面还将论及）。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传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偏远的重庆，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这种文学沙龙遍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随便举个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这类沙龙有些共同点：那就是交流读书感受，谈论政治与哲学，背颂西方翻译诗和富有文采的小说片断，欣赏外国油画及练习美声唱法，当然有时也成群结伴地去风景地游历)，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青年导师马星临，他狂热地阅读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性散文与小说，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达。它也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表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为此，我得在这里宕开一笔多说几句。

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文学青年，众所周知一本赫赫有名的书《金蔷薇》，它曾一度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美学座右铭，至少据我所知，它曾是当时重庆文学青年写作的标准和理想。

在马星临（一个6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70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一个下午他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蟋蟀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象这所老屋的住房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

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说出：“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开始慢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受到“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手高举：“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50岁，他的周围是一些20多岁的青年。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又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60年代及70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甚至将此欢乐推向极端。他书写“大火”、“无头英雄”、“斧子劈开头盖骨”、“我象火焰一样升腾”、“太阳砍下自己的刀剑”、“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等这一系列的“欢乐颂”。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文章中，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这些文字虽是谈论荷尔德林的，我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让我见到他更象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在燃烧中，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式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是如此光华逼人，以致于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则搁浅大地。海子这种冒着烈火出入于天堂地狱的英勇决心也与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为此他们都达到了一种自虐式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40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而海子也正是由于这一死本能的偏执与冲力，最后亲身赴死，以他年轻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莱尔“某种积极的至福状态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语）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能性或这一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它断断续续已持续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发等），看来波德莱尔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它从我的1979年开始，从陈建华们的1966年开始，从马星临的重庆70年代初开始，当然也从北岛的《今天》开始，直到80年代的海子等，它一直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撞击着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心灵。

2008年5月30日第三次改毕于成都

明暗交错的时光/李大兴

李大兴：1980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根据高考成绩保送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1989年秋远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白天上班，晚间以诗文自娱。

一、永安南里

1970年10月14日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敞开的后斗里，吹着风搬到了新家。在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就这样明亮地开始。

其实，搬家是不得已的。此前住房，是五十年代中期迁入的。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院前身），却拖延着没搬，一直住在原单位的房子里。拖到文革，各单位造反派就住房问题“掺沙子”（强制住房面积较大的家庭交出一部分供重新分配）时，由于我家是外单位的，这“沙子”该哪个单位的人来“掺“就不甚分明。拖了两年，终于顶不住，必须把房子限期交还。这时学部已集体去河南“五七”干校，包括父亲在内的“牛鬼蛇神”们都被轰出北京。大哥同学的母亲，在学部留守处，眼看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又打听到她家楼下空出来一套原先用来关押“五一六”份子的房子，于是鼎力相助，竟让我们拣了个大漏。

据说，学部留守处之所以同意把这套房子分给我家，是因为有人从这儿跳楼，死没死人不清楚，但总之没有人要搬进这套窗户都用鉄栅栏封住的房子。虽然已经革命了二十年，但人们骨子里的意识其实不曾改变，私下里都说这房子不吉利。倒是母亲颇有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宁和小鬼做伴也不肯低声下气地与革命群众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尽管是迁入“凶宅”，母亲却很高兴，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已去插队的大哥回来锯掉鉄栅栏、用大白刷了墙、用煤油洗净了地上厚厚的污垢，让水磨石地板闪闪发亮。那个秋天，乔迁之喜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多少家都给拆得七零八落，原来的房子里住进了陌生人。我们虽一家六口分布四地，却居然保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还不满十岁，无比开心地走进新家，在空空荡荡的屋里唱起歌来，记不清是“山楂树”还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只记得从未见过那么雪白的墙。我从此戒掉了在墙上画字的习惯，只糟蹋横格练习本。不知不觉，画字变成写字，童年走入少年。

建国门本来没有城门，只是城墙一道豁口。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条路，到抗战结束后，豁口就有了这么个高大的名字。五十年代长安街向东拓宽，从建国门外两里左右起向东沿街盖了两片楼群，估计是当时的面子工程。是为永安西里和东里，据说永安里这个名字，还是周恩来起的。这种说法不乏后人贴金的可能，姑且存而待考。后来市建筑公司在西里南边盖了六栋简易楼作为工人宿舍，到1964年学部在简易楼南面兴建了四栋宿舍楼，合称永安南里。事实上，刚搬到永安里还觉得颇为冷清，一望就有近郊的感觉，居民们去东单、王府井也会说是进城。学部宿舍南面农田参差，西面是头道沟和二道沟两条胡同，多为坯砖房，平时就看去危颤，唐山地震后倒也安然无恙。二道沟小卖部是离家最近的商店，我常穿过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窄巷去那儿打酱油。胡同中央是一道明晃晃的阳沟，夏日恶臭，冬季污冰。时有马车经过留下几堆马粪，门口小孩闲坐嬉耍，三伏天时偶尔可见中年大妈上身几乎不穿衣服，笑语豪爽。买酱油回来，常在楼下遇见冯至先生，在任何季节穿着都一丝不苟，身躯健硕，步履稳缓。冯先生神态温和，但并不与人多言，只自顾自地踱步，表情始终如一，以至长大后读他的热情诗句，竟觉得几分怪异。在七十年代初，学部宿舍多少与周围不甚协调，无论是环境还是那里的人们。尤其是7号楼和8号楼之间，虽然失修，仍保留着花园。楼下孙毓棠先生家，索性圈起了自己的小花园，花草繁茂。藤萝自一楼攀附而上，布满我家阳台。穿过七十年代，无数青藤掩映的时光，构成回忆的暖色。

搬进不久，楼边挖出一副白骨。黄昏时分，人群哗然，我也心惊肉跳地跑去看，却没看真切。流言越来越邪乎，最终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年代已远的遗骸，还是新死的冤鬼。听老住户讲，四栋楼盖起来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坟场。若是太平岁月，这个说法不免让人毛骨悚然，不过1970年是一个死亡率相当高的年份，尤其在用当时“工宣队”语言来说颇为准确的、以“池浅王八多”著称的学部。老一辈身体不行的在干校倒下，年轻的在清查“五一六”份子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有的扛不过去。近来常被提起的北大才子沈元，则是把脸涂黑闯马里大使馆未遂，以叛国罪被枪毙。在动荡年代，死者被遗忘得更快。我没能忘记的是父亲说的数字：从文革开始到干校解散回京，一个二百人左右的研究所死了快二十人。

日子依然进行，吸引我的是大院里的种种游戏。五十年代后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学部宿舍我这一茬小孩也是人数众多，分成好几拨，此起彼伏。然而，由于先天严重缺钙又赶上三年饥荒，我两岁多才会走路，长到十多岁还不大会跑步，跑起来象只螃蟹。“官兵捉贼”我第一个被逮着，“攻城”我第一个被俘虏，弹球只会毫无准头与力道的挤豆，拍烟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个。唉，此刻我写这些还能感到当时的沮丧。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我在用左手写了几天“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就辍学在家直至1977年。我那么笨，又没有同学，尽管脾气随和，经常乖乖跟在别人后面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单。渐渐地，我除了打扑克不再玩别的，那是我的长项——少年时，豆苗般细长的身子顶着一个戴42号帽子的大头，兜里常揣着一副扑克到处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赖，我们打起来，我从家里抄起打气筒冲出去，牌友们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无趣，从此很少打牌。

与同龄人交往的断绝，一方面使我有了望着天花板发呆和偶尔会突然叹口气一类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不得不独自打发大把大把的漫长时间、咀嚼无边无际的无聊感觉、出声或者默默地自言自语。长大以后，我与人群总是若即若离，对生活总觉空旷平淡，在话痨与失语之间急剧摇摆，大概并非事出无因吧？其实，我本性是快乐合群的，既有往人堆里扎的冲动也不乏表现欲，然而，除了当父兄的小尾巴我别无选择，结果就这样出于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边上。三十多年后，妻子和我都开始喜欢回忆小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们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状。妻子惊讶于貌似万金油的我，对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竟然非常无知；而我在初次读到友人周泽雄的一段诗时，忍不住拾起忘却多年的习惯，叹了一口气：“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老了”。

《红灯记》那句著名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并不全对，我认识一些经济很拮据的家庭的独子，照样白白嫩嫩、什么活都不会做。倒是乱世的的孩子早当家，刚搬到永安里时，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和我两人，母亲经常卧病，父亲工资扣了一半多，于是我在十岁上记账管家，出没在菜市场排队或加塞儿。从二道沟而齐家园，到东单菜市场、再到西单菜市场，不久开始满北京城游荡。那时北京市内有28条公共汽车和13条无轨电车路线，我都坐过不止一次并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阵子，背站名比背古诗词还起劲，把所有长途汽车的站名也都记住了，甚至知道在往延庆的路上，有一站叫臭泥沟。

1996年初冬那个夜晚，我终于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故居，立马意识到在北京我已注定是个异乡人。我没有让家人来接我，而是自己打车回家。到地方下车，两边饭馆林立、人声熙攘，却看不见熟悉的楼。我转了三百六十度，才发现原来楼就在身后，自己正好站在当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马路对面，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浆店。故居被一道墙围起，走鉄栅栏门进去，左面隔墙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楼，有几点鬼火般灯光闪烁。后来听说，原1至6号楼拆建后，成烂尾楼多年，时而有流民出没。右面的社科院宿舍，则已老旧疲惫、黝黑不语。楼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国内楼道多用感应灯，使劲一跺脚一咳嗽就会亮。我早已擅长控制自己情绪，但走在一阶阶闭着眼也不会绊到的楼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阵感慨，不得不停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后，我敲门，微笑着和家人相见。

2005年秋，我最后一次走进永安南里，天空也晴朗，但不复记忆里的蔚蓝。人已去，屋未空，堆着旧家具和什物，盖着各色各样的布，落满尘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墙早已斑驳，地板失去了光泽、看不出纹路。这一带如今是超黄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样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写字楼与崭新的高级公寓之间，楼前楼后则停满了轿车——世纪初年的北京市区，就象一个大停车场。当年的住户，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经故世，房子留给遗孀或子女。斜阳里，人已不惑，用钝化换来几分定力。去国四分之一世纪，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习惯在哪一个屋顶下都没感觉。我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温吐烟圈的感觉，也重温1970年那个遥远的下午。原来，还是童年的墙最白。

二、孤岛乾坤

老了以后，母亲常说，从搬到永安南里后，运气就开始转好了。这话对不对其实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的好运是，在一个蒙昧时代，我曾经见到那些在夹缝里默默生存的老一代知识分子。1972年，干校解散，学部从河南明港回京，永安南里顿然热闹起来。当时就有人说，“一下子冒出好多遗老”。一个瘦小的老者踽踽独行，母亲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10号楼5单元，好像是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后来读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方知那时老先生时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乐。暴风骤雨过后，是高压下的沉闷。外面的革命世界表面上如火如荼，永安南里却多少有些孤岛气息。在家偷着乐的，不止俞先生，我的麻将技艺也在那两年突飞猛进。由于看病的关系，母亲结识了住在9号楼的陈绂先生。陈绂先生是清流名臣陈宝琛曾孙，当时还不过四十多岁，长身俊朗、玉树临风。经过文革和干校的折腾，学部的旧知识分子大半病病歪歪、灰头土脸。陈先生其实也是生过多年病的人，所以才久病成医、自学岐黄，但他一直衣着考究、谈吐优雅。他十分健谈，往往是开过方子后清茶一杯、烟不离手，侃上两三小时方翩然而去。不久，陈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将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极好，还拉一手胡琴。

介绍陈先生到我家的，是南皮后人张遵骝先生。张先生多病苍白，温和的神情里夹几分惊弓之鸟的惶恐。他不爱打牌而话痨，容易激动而面泛红潮。他表面上谈旧事、历史或理论，其实最关注时局。他与陈寅恪先生是忘年交，也最重明末史事。后来，我从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里知道他年轻时性格慷慨热情，迥异于我熟悉的样子。岁月与世变的刻痕，令我震动。张先生无后，待我如子，我却要到这两年，在自觉地断子绝孙，养了一只小狗后，才领会他的爱心。张先生是我的启蒙人，他家里几箱柜的线装集著，大半都在我家呆过一阵，如今不知散落何处。我少年顽劣，从张先生未曾学得多少，倒给他偷偷起了个“多嘴老爷爷”的外号。不过我毕竟学会了读竖版书、写繁体字。因为张先生，我在读《说岳》前，就记住了“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知道了李卓吾为思想而死，王船山束发终生。不过，我想张先生让我看的诗书，我大多其实没读懂，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久远的影响。张先生家中，常年整洁，家具古旧，灯光柔黄，有一种故纸般氛围，久而久之，浸入我的身体记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文化遗民的气息。

虽偶尔在诗里以“盛世遗民”自况，我心里还是清楚，所谓遗民，是有传承的，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却无所传承。我长大后，一直怀有逃避的愿望，全无进取的雄心，到头来发现其实逃避也不容易。这逃避的愿望，似乎可追溯到七十年代。也许，真正的好运是，我阴差阳错逃避了学校与小社会，由于无聊而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家好看的书不多，但恰够启蒙：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比如各种通史、相当多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史料。最珍贵的则是一些内部书，其中有两本深深影响了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本，应该是很少见的，虽非全本，文笔却极具节制之美；另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1975年，这两本书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又可以从研究所图书室借书。当时没有多少人借书，借出的书拖很久还也没有人过问。五卷本的《全唐诗》就这样在家里被我读了两年多。由于没有注解，天知道这五万多首诗歌究竟读明白多少，但就这样学会平仄、韵脚、对仗等，开始照猫画虎。我还分别自编了七绝与七律诗选，把挑出的诗，工整地抄录在作文本上。费时数月，唯一成果是从左撇子改用右手写字。同样被悄悄留在家里很久的是民国时期杂志合订本，尤其是《东方》，从照片到内容我都无比热爱。盖博嘉宝费雯丽、金焰胡蝶王人美，张恨水的言情、勒布朗的侦探，等等，描述出一个遥远而迷人的世俗世界。似乎也是来自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三言二拍”居然在1973年左右偷偷来到我家，被我偷偷读了。其时我正在从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急剧降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些“以下删去xxx字”的括弧让我屏住声息，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其实什么都没明白。

父亲和黎澍先生是挚友，母亲更和黎澍夫人徐滨女士是中学同学。黎澍先生住在灵通观一号楼八层，当时灵通观的三栋九层楼，是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在晴朗秋日，从黎澍先生家门前过道远眺，可以看见西山。黎澍先生酷爱藏书，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书，几乎涵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经典。这些书经历文革奇迹般保存下来。从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诵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对话，还有《欧也妮葛朗台》最后一段“她既无子女，也无家庭，。。。独自向天国行进。”天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一向漠然。当1988年我听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长眠不起时，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位魂灵会去天国的长者之一。黎澍先生面黑，神情严肃，烟不离手，手不释卷，我在他面前总感拘谨。然而，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而他们除了说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时不避讳我在场。文革后期的话题，不管怎么绕弯其实都和时局有关，黎澍先生尤其爱谈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没记错，他对《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很高评价。他和父亲，或用手指天，或称“老人家”，或如《参考消息》外电报道呼其姓而不名，对斯大林及“肃反”、对个人崇拜直接批判。

这些话自然是关起门来讲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墙上的标语年年翻新，与时俱进。人们习惯在单位说一套，回家说一套。这是生活的常态，却没有人觉得奇怪。也许因为年幼无知，也许由于游离在外，我曾经问过这是为什么，但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开始抱怨前几年写的检讨和外调材料逾百万字，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字数都多。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长大不做这么没劲的事。没想到若干年后，为了坚持这一点，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时家里来客人，我帮着把窗帘拉严、大门锁好。即便如此，大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这种暗室里的谈话，有些细节足以穿透时间。我记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讲述妻子被红卫兵打死的情形：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失声痛哭。后来，卞仲耘之死经王友琴女士的史笔广为人知。我前年在《我虽死去》里又见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却腰板挺直，比当年多了几分坚毅。这部电影令我重温记忆里的那些孤岛，而岁月湮没的，是无数平淡的起居。记忆也大半会走样，但远望海上那些孤岛，边际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记得，我在1975年窜个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层软髭。家里人开始公开讨论我的前途问题，结论之一是最好能去茶叶店当售货员。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气喝了二两，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被认为懂事、嘴严，忒让大人放心。然而，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或者躲在家里读书、或者独自在外流窜，常倚着公共汽车车窗无目的地看风景。冬天，我去天坛散步，公园几无一人，天色灰白，树秃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长大了的感觉。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进1976年。

三、地动天崩

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好像是张遵骝先生曾经预言：就看谁先走。然而，先走的是当时集人望与期望于一身的周恩来。讣告播罢、哀乐响起，永安南里的大人们多半两眼红肿。我从小泪腺不发达，而且越觉得该哭时就越干燥，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动地上了长安街。我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秧子的同龄人差不多，由于无聊，有事情发生难免一惊一咋。在长安街百万人群中目睹灵车缓缓驶过，集体悲情是如此震撼，于我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茫然。

四月五日是个温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睁眼就想：到广场去。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长在那儿听演讲看诗，是众多血脉贲张的看客之一。我从小腿脚不太好，到那时总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车连碰都没碰过。所以我每天只能乘大1路去广场。这一小小事实在那天对我而言很重要，历史的偶然性时常在个人身上也会显现。当我走到1路车站时，发现街上站满了人，没有车来，一直没有来。大1路好象停驶了。兴奋，惶急，忧虑的人群在长安街上，没有人说得出西边正在发生什么，不断有人向广场方向走去。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需要先回家吃午饭再说。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溜边蹭了上去。车子很挤，却没有争执。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标时就和谐起来。然而那辆车在中山公园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就开到了西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车没有停，想不起当时广场上的景象，只记得西单街上已经开始拥挤，玩儿了命才挂上一辆往回开的车，这一辆一口气就穿过天安门到了北京站。我一点也不曾意识到接着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很丧气而且很饿，再也不想朝广场奔，回家郁闷地睡觉，与一次在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失之交臂。几天后，楼下来了几个穿蓝色便衣的人，转悠了一下午，专政的铁拳一下子从报纸广播走近身边。原本亢奋不已的人们蔫儿菜，彼此见面连话都懒得说。不过，母亲没有叮嘱我要说话小心，父亲打着装病一类太极拳逃避运动，不去上班拄着拐棍四处看朋友，打听与交换各种小道消息。毕竟，从照片上看，伟大领袖已经连脑袋都直立不起来了。

异常闷热的夏日里，邻楼在东郊插队的小伙子来串门，说生产队鱼塘里的鱼忽然都死了，浮上水面。我最怕热，整天光着膀子躺在竹席上，象鱼一样喘气。躺到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大震得几乎被掀下床，我大叫一声“要穿裤子吗？”母亲的回答简短：“穿！”第一次感觉自己象飞起来，回过神来已在百米开外的空地上。空地上很快挤满了人，穿成什么模样的都有。某所平素严肃不苟的老支书只一条花布裤衩挺着肚子跑出来，而老先生们大多穿着衬衫，有的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到下午6时许余震大作，不远处，高高烟囱摇晃出毕生难忘的扇形。午夜，街上依然拥挤，母亲却决定回家睡觉。天花板上，一道道细细的裂缝清晰可见，再震的流言随风飘荡，地震棚如雨后蘑菇迅速蔓延。正在犹豫不决时，胡沙先生热情相邀，我们就蹭进了教育部大院的集体地震棚大通铺。

那一个月的露营生活格外美好，最初的惊惶过后，日子仿佛一场末日狂欢。抽烟喝酒打扑克，晚上在大院里边走边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夜里听着此起彼伏各式各调的鼾声，夹杂着体腥汗味的风不时吹过。集体地震棚搭在大木仓胡同35号院的第二进，院里都是平房，王小波家就住在东南角上。他家兄弟姐妹5人，除了小波都很要强，在艰难时世不断努力改善处境，小波却吊儿朗当，踢着踏拉板、斜叼一根烟。他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好像是两班倒，作息不定，独自住拐角采光不良的一间小屋。其弟在卷烟厂上班，常带回些没印商标的“散烟”，多数质地不佳，偶尔有“凤凰”牌，散发出巧克力香味。小波性滑稽、好讲故事，貌似随和憨厚，当时教育部院里就颇有几个小伙子，有事没事找他聊天，不知是否算骨灰级粉丝？那间小屋属于据点黑窝一类，烟雾弥漫，被子长年不叠，床单常灰不白，脱下来的衣服丢在床上，同样随意乱放的是一个个练习本，小波早期小说就字迹潦草地写在上面。我在一片说笑声中读了《绿毛水怪》，那原初之美，印象深刻。当时读过这一篇的亲友，都夸奖小波的才气，惊讶他怎么编出这样的故事。在大家印象里，小波是个老实孩子，和女孩很少接触，甚至有些腼腆。他病退回京后，来往的都是男孩子，那间小屋、他的邋遢兵外表加一颗形状怪异的大脑袋，足以吓跑不少女孩。如今回首，大概恰是无性时代成就了超现实的想象力。小波去世多年后，我在网上重读，它夹在后来的长篇巨制里已显得毫不起眼，却比他的三个时代更给我简单的感动。

天气转凉搬回家，已布满尘土和蛛网，不数日，毛泽东逝世。永安南里的人们都戴上了黑箍，肃穆紧张、窃窃私语，却没有多少悲痛的气氛。家里没有电视，我去邻居家看新闻，报道全国人民哭天号地如丧孝妣，忍不住笑了一声赶紧咽下去。夏天玩疯了缓不过劲来，在禁止娱乐的一周里，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一个晚上，大朋友谈完时局，被我缠着打升级。我们门窗紧闭，上了两道锁，被禁止的快乐尤其刺激。那个秋天，心理气压超低，窒闷的空气里，混杂着不安、期待和焦虑。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但不知道出什么事。其实每天过得乏善可陈，我照旧去齐家园菜市场买菜，偶尔排队买两毛钱肉，然后回家做饭。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由于无人坐班，一家人都成了夜猫子。1976年10月8日上午九点半，全家还高卧未起，忽然有人用力敲门。母亲慌忙起身，见黎澍先生喘着气衣冠不整奔进来，挥舞着双手大叫“抓起来了，都抓起来了！”，我们都从床上跳了起来，速度之快不亚于地震时。三十年后，黎澍先生的一位旧识来美探亲，我陪老人小酌，向他说起这一幕。他告诉我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预测江青会垮，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不过三十年，旧事就已被有意无意地遗忘。2006年秋难得的几篇纪念文章里，流传较广的是《“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亲等人，讲得很生动。作者是文革史家，应该是采访过依然健在的当事人如于光远先生，可惜与我亲历的情景不符。虽是小事，也足见历史的原貌真伪难辨。

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自由孤单的少年岁月也接近尾声。进入1977年，恢复高考还停留在小道消息阶段，但读书又成了时尚，尤其文革前的老中学课本行情紧俏。虽然心算快，自我感觉良好，可长到十六岁仍只会加减乘除。大哥的同学好友老钟在中学教数学，一边辅导我数理化，一边帮忙联系上学。此前我只上了两个月小学一年级，连学籍都没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时这样记述我，年龄：13岁，成分：无业。老钟费了大力气，总算把我的成分从未成年游民改回学生，并在两个月教完两年的初中课程，让我跌跌撞撞插班进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虽自幼营养不良，却发育早，主要是性的觉醒。我父母虽然性情通达，但都是极严谨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几无女性气息。我却很小就对异性好奇，不过十岁的时候，发现大衣柜深处竟然藏有一件黑丝绒底绣深红花的旗袍，是母亲烧自己家“四旧”时的漏网之鱼，大喜，拿出穿在身上，还在胸前塞了俩毛线球。母亲发现，大惊失色。

1972年冬，父亲朋友之女西燕从四川来京，她那年十八岁，名字漂亮、气质文静、人尤其美。走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记述了她走进我家时骤然生辉的那种感觉。文中还用了“惊鸿照影”一语，但那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亲送走西燕后的感叹。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热衷于读爱情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些柏拉图式奔放的爱情文字让我着迷，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合订本里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实形象，似乎至今还影响着我的审美趣味。当美国流行小说《爱情故事》被当作内部书翻译出版后，我曾经短暂地为之倾倒，时常默诵“爱，就是永远也不用说对不起”，结果八十年代初我看这部名动一时的大片时，竟有些失望。

单相思在1975年的某个夏日黄昏来临。我抱着一只早花西瓜抵达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见一个女孩的侧面，阳光在带绒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线条，而尘埃在空气中浮荡。那是短暂的瞬间，我几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阵哄笑。那瞬间历历在目，虽已经过时间的加工。这是我个人史从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照片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年纪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级的。舒桦大我两岁，由于少年丧母又得过大病，早熟而略带忧郁。她喜欢西方文学，说话文静，穿着素朴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面。自己何尝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浑然不觉中说些深沉虚无的话，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驳的尿布”一类。

大概由于从小与女孩绝缘，加上天性愚钝，难免有些愣头愣脑。没过几天，我就窜到舒桦家，她很诧异，却温和地和我聊天。我开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绵延了四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大半是去舒桦的小屋，偶尔在外面散步聊天、交换书籍和感想。父辈们关系不错，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单相思不是爱情故事，没有难忘的时刻，只是一些悠闲的充满阳光的下午，纯净如水温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时幻想激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我上中学第一年，舒桦还在读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学校操场上转悠了一圈，做点唱小夜曲的梦，其实她早回家了。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写新诗，读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由于馋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样升起”之类的句子，后读《围城》，发现和默存先生笔下的曹元朗有一拼，不禁对自己的写诗能力有了怀疑。1978年我转入师大附中，舒桦考上大学，除了假期，很少见面，但她推荐借阅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许良英先生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边躺了很久。十年后，我去东京一条小巷看舒桦，回忆起当年这两本书的影响，她却早已不记得了。

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满一岁的孩子不知所终。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但依然震惊于眼前的这个男人，算来不过四十五、六岁，却看上去比大他十岁左右的郑先生苍老许多，完全是个被生活压倒的老农。

郑先生的妻子在城里另一单位分得两间平房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边。我回到屋里，告诉舒桦我得送他们去见亲人。舒桦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从屋里出来时，她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郑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浑然不觉，习惯性低头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这从云南颠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进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一路吭哐作响，墙上随处可见褪色残存的革命标语。郑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来京，当我们掀开门帘时，他呆住了。我告辞离去，走出胡同口，方觉饥肠辘辘，赶紧找一家小铺买炸糕。长达二十多年、没有眼泪的重逢，重击在心，使昨夜显得不真实而荒唐。不久舒桦来电话说不能和我去看海时，我已平静而空落落的。

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

黑画风波范迁

范迁：上海人，自幼学画，八十年代初出国，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两年。九十年代开始写小说、散文，作品广见于北美各大媒体，包括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古玩街》和中短篇自选集《旧金山之吻》。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2008-5-6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邓刚

邓刚：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著有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迷人的海》、《我叫威尔逊》等五百万字。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多部。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译成多国文字。

一

所有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今天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真真地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倒霉但也是最开心的时光。因为那时我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这样，我们全家兄妹六个就全是“狗崽子”，我排行老大，当然就是最“显著”的狗崽子。

为了养家糊口，我十三岁时就辍学到工厂干童工，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技术相当熟练的焊工，而且还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子汉。我确实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五，走起路威风凛凛，绝对有“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使我活得卑怯。技术再棒，也不允许我发挥，不让我到重要部门的工厂工作，绝对不允许我收徒弟，甚至批我是“唯生产力论”的坏分子；而且还不允许我入党入团当民兵，更不能参军。如此矮人一头的耻辱，连女孩子都用可怜可惜进而可疑的目光瞥我，使我垂头丧气，走路不敢见熟人，简直就鬼头鬼脑了。然而，也有好处，除了上班以外，我会有大量的业余时间。

由于我住的城市三面环海，海里有许多海菜、海参、海螺、扇贝、鲍鱼等各种好吃的东西，在经济困苦的七十年代，我们大连老百姓，只要能走路的，几乎全都跑到海里捞取海物，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棍蹒跚到海边，一屁股坐进湿漉漉的沙窝子里挖蛤蜊。我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当然不能坐在沙窝子里，所以，我就跟着更有能力的“海碰子”，游进大海深处捕捉营养价值高的海参、鲍鱼。“海碰子”是辽东半岛特有的行当，头戴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捕捉海珍品。在汹涌的浪涛下面憋气，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拼命，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都称呼干这一行的是山狼海贼。七十年代大连这个城市，像我这样敢于拼命的海碰子有成百上千。他们全是工厂里年轻力壮的工人，利用革命造成的混乱，开动工厂的机器，自制水镜和鱼枪（商店绝对没有这样的商品），甚至在工作时间也敢跑到海里扎猛子。

因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我很快就成为“海碰子”大军的一员干将，我说过我身体相当健壮，另外，当一个人被社会蔑视和歧视，他就会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不怕死——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然而，我很快就爱上“海碰子”这一行，爱得发狂，觉得人活着其实挺有意思的。第一，在海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第二，在海边你会觉得相当自由，你可以大声地骂什么，喊什么，有些大胆的“海碰子”经常狂吼乱唱：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曲调竟然是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如果在革命烈火愤怒燃烧的城市里，敢用这样的词儿来唱，那绝对是找死！——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穷光蛋？第三，我这个狗崽子在家里看书并不安全，往往在书的外面包上“毛选”的封皮打掩护。即使是这样，邻居们来窜门，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而在海边看什么书都没有危险，等潮流时，我就躺在撒满阳光的礁石窝里看“禁书”。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哪些书好看，后来发现，只要老百姓觉得好看的书就挨批判，所以我们天天注意报纸和广播，听到上面批什么书，就像给我开读书目录似的，我们立即就去淘弄什么书，很有点乐不可支。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有时，我读得昏天黑地，猛然放下书本，觉得眼前的世界不真实，但头脑里产生的世界比真实更美妙。

“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等，我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我的大号——“海狼”。

不过，在涌动的浪涛里扎猛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捕捉海参，必须是在水冷的时候。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不想要命呀！

我只能是尴尬地笑着，但倘若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就会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全身鳞片倏地放出亮光来，并故意豪迈地踏着步子，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扇贝和海螺。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决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的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身子就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这时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气功一样，排除万念，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了，能游回岸边，会相当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确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斯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夕，“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

这种残酷的生活将我变成野人，抓起活生生的海参、海螺、鲍鱼、蟹子等海物，朝礁石上猛力摔打，然后就生吞活剥；或是用鱼刀将缩在贝壳中的嫩肉狠狠地剜出来，看到裸露在光天化日下的嫩肉痛苦扭动，竟然挺有兴趣。我甚至吃张牙舞爪的活蟹子，咔嚓一下掰断正在因反抗而拼命舞动的蟹钳子，喀嚓喀嚓就咀嚼起来。这往往令海边的游人目瞪口呆。没有经过加工的海参像生橡胶，有着极强的轫性，而且味道又苦又咸，绝对地不好吃，但海碰子们却像狼在撕咬着鹿的肉块，并说这样吃最有营养，上床肯定有劲儿。我当然就跟着吃。在那个疯狂革命的年头，不正式结婚，年轻的海碰子是绝没有上床的机会。于是，生吞活剥之后，全体光着屁股站在礁石上，朝海里撒尿，谁撒得远谁就是冠军，把海边的女人们吓得尖叫着飞跑。

海潮的时间是按照大自然的顺序，它才不管你上不上班或是公不公休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会使你错过绝大多数白天的潮流。很快，在海碰子中间就流行一种堂皇的“旷工”方式——到医院开诊断书，也就是医生开的病假条。一般头痛脑热的感冒，最多开三天诊断书，而且感冒发烧很难“制造”。最合算的是患高血压，这种病一次至少开一周和一个月的病假条，甚至可以转为长期病号，那你简直就是专业海碰子了。不幸的是我健壮如牛，很难有患病的福气。那阵又不会像今天那样给医生行贿，但有相好的“海碰子”来帮我“制造”高血压。他不知从哪里捣弄来一种药丸，只要在去看医生前一个小时吃下去，就立即见效——你的血压会兴奋地上升，令医生不得不给你开假条。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丸，大概就是一些“高血压患者忌服的药”吧，但当时这种药丸很难弄到，往往要用海参去换。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药丸对我最灵，人家吃二粒或三粒才见效，我只吃一粒，血管就像打足了气儿一样紧绷绷的。为此我就常常因高血压而休病假。那时候都是干部们才能患高血压，所以人们称这种病为“高干病”。一般生活贫困的人很难患上这种高级病，而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得高血压，使师傅们相当吃惊。至今走在大街上看到过去的老师傅，他们见面第一句还在问我，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了？

二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开始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看来海参鲍鱼等海味确实有营养，我的身体健壮得绝对像打足气儿的轮胎，时刻想蹦跳甚至要爆炸。在大海里拼命拼得精疲力竭之时，只要岸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我立即就精神抖擞。回到城市里，满大街都是女人，更令我激动得不行。

从我的家到所有的海边都要要乘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特别是叮叮当当跑动的有轨电车上，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尽管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但她们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并在剪得毛刷子般的革命头上，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花色的发卡。

有轨电车上永远塞满了乘客，大家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倘若你有幸与一个姑娘挤在一起，那种惊恐和惊喜真能要了你的命。由于我不断受到苦行僧式又有点封建式的革命教育，绝不敢想爱情两个字。所以，与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时，那种犯罪般的恐慌，和吓得要死的甜蜜，令我心动过速，呼吸困难。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性交的同义词。午休时，班长只要读完革命语录，打着瞌睡的师傅们就立即恢复了说笑的活气，说笑的内容几乎绝对是黄色的，无论革命锣鼓敲得多么轰响，师傅们的嘴巴永远咀嚼着男女生殖器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大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可怕的是，师傅们似乎能意会到我的幼稚，所以经常嘲笑我，说什么他妈的爱情，男人腿档里要是没根棍儿，就是当了宰相女人也不会理他！女人值钱的不是脸，而是屁股。一个师傅甚至郑重地劝告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大屁股的女人，操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

问题是我看小说，爱好文学，所以，还是恬不知耻地想到纯洁的爱情。我很快就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特别是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着让你惊心动魄的激光。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空旷并清澈见底。

虽然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她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要停车的车站名称：下一站，红卫街，没有票的买票啦——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很多海碰子都像我一样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令我有点恐慌。

但她不看我，也不看别的海碰子，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清澈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与其他的海碰子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解放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触摸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从此，我只要是乘坐通往老虎滩的有轨电车，就必须乘坐她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车站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有时，我刚刚从海里爬上来，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只要看到一辆无轨电车驶来，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我和很多“海碰子”着迷，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的称号。有个海碰子将这个名字赋予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从此，只要是谁提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浑身发热，就觉得天空晴朗，阳光万里，但这与尼克松丝毫没关系了。

在海边上最多的话题就是“七六年精神号”，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结婚，他可以为婚礼奉献一百头海参，决不要一分钱。有人说送二百头也没问题。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鲍鱼，就是人间奇迹。我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结婚。

海碰子们吹牛说愿意为“七六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没一个人敢说与“七六年精神号”结婚。我想，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不太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无论与她结婚的男人多么的优秀，在我看来都是坏蛋或十恶不赦的流氓。再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时，我对“七六年精神号”全神贯注——她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看到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桃红色的内衣领子，恬不知耻地钻出铁灰色外衣，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铁证如山”地结婚了。

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迭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腊当作“发腊”（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中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

三

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其实，我已经不要求有什么爱情，只要是能找个老婆就万事大吉。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个老婆，我却是个光棍，那太让世人耻笑了。更倒霉的是，由于我的个子高大，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你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上床经验，说你方法有问题，完事后，把老婆的两条腿提起来，使劲儿往下颠！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溜，倘若不小心撞见熟人，就像小偷似地绕道逃走。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你的两个眼睛就像Ｘ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你工资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住房条件，你家庭人口数量，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革命、勤劳、能干而且相当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

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人才，所以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其丑无比的女人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最其丑无比的女人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接近七十代中期，快到“而立之年”时，我还是在孤军奋战。

我开始自嘲式地自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狗崽子吗？当时城市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辽河儿女三千万，牛鬼蛇神占一半！意思是当时辽宁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被打成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此之多的狗崽子不是都结婚了吗？我猛然感到，不怨天不怨地，自能怨自己是个大笨蛋！我猛然地成熟了，并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的精明，那我干么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鱼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最大的魅力是会讲故事。因为我看的小说太多了，所以，肚子里装满了古今中外无数个故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绝对地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揉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口很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家。晚上，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或是去海里扎猛子，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使她家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明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大街上，讲到公园里，讲到灯光暗淡的胡同里。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沿，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美好，她决没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决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决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决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纸窗户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担忧莫名的结果，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决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是个流氓。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是个流氓，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我就面红耳赤。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中燃烧着希望，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对我目不转睛，使我的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必须得豁出去了。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看到她那闪烁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仅涌上来胆量，一阵吱唔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也许还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个突然露出凶像的大灰狼。我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脸皮却高烧般地发红发热——坏啦，全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天，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千聪明万智慧，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回答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她答应我，但她父母要是不答应呢？我的心脏又开始了狂跳，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我明白，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玉皇大帝不同意一样，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我明白，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政治和经济的巨大落差，我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城市上演过无数次。师傅们讲社会上的传闻时，内容大多数是狗崽子的爱情悲剧。某某地富子弟，竟恬不知耻地看上贫下中农女儿啦；某某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被出身好的男人一脚踢开，全是让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的事。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但我心里还是照进来微弱的光亮。至少，她没有拒绝我。这使我还能咬紧牙关，继续对她讲动听的故事。我对她说，我刚刚只是对你随便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对你父母讲呀。深深的夜里，我回到家里，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上床睡觉。我听到母亲翻身的声音，似乎还叹了口气。可怜的母亲，是在为可怜的儿子叹气。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约会，她说来不了，因为晚上要参加民兵活动，她是工厂里的基干民兵。我突然神经兮兮起来。骑着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工厂，像个特务那样，偷偷地从工厂围墙上朝里面窥视。看到一群背着步枪的民兵正在练习走步，队伍中她也背着一支步枪，很有点飒爽英姿。一个背枪的男人走到她身边，纠正她走步的姿势，她羞涩地笑着。一股酸楚的滋味猛地涌上来，我这才认真地感到，一个狗崽子与她的地位是多么地悬殊，我不能再荒唐下去了。

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没想到再次约会时，她还是那样瞪着两个无邪和无知的大眼睛，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现着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明其妙，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的狼子野心了，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企盼的光她，要听我讲故事。我突然咬牙切齿起来，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乌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的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几乎就光火了，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绝对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

总之，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发疯，跑回家里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宣布，我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员的女儿坚决跟反动的狗崽子跑。国共多少年都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合作成功了！但是我母亲却忧心忡忡，她说算了吧，因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头脑发发热的革命领导们有点冷静了，这才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多得像蚂蚁。于是就下命令：男人必须到26周岁，女人必须到24周岁，才可以登记结婚，可等到她24周岁，我都三十二岁了，人过三十日过午，要是那时她变心，我绝对就晾在半空了。母亲很现实，她说到农村找一个吧！一个在城市里挣工资的男人，找个在农村挣工分的女人，还是有着踞高临下的优势。母亲的话像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来，我这才悟到我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从兴奋地高峰再次跌落下来，决定不再去讲故事了。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我却完蛋了，如果不去解放广场旁边的小邮亭与她约会，不再充满激情地给她讲故事，那我绝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我就鬼使神差地又走到往日约会的地点。没想到，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像个傻帽似的站在那里——她就知道我肯定能来。一阵甜蜜并巨大的感动，令我重新下定决心，要用成千上万个故事把她包围，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密不透风，让所有的坏男人也打不进来，一定要讲得她心中的太阳就是我。

这样，我用尽了浑身解数，整整讲了四年，一直讲到她过24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结婚登记处。

四

我终于用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一个对象，而且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黑油油的大辫子，水灵灵的大眼睛，走起路来既矫健又婀娜多姿。于是我带着她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让所有“红五类”家庭的人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狗崽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看起来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政治的屈辱。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挣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

然而，在婚宴的餐桌上摆满海味，对我这个堂堂的海碰子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不非吹灰之力！我充满自豪地对厨师说，我结婚那天，你一定要大显身手，需要什么海味，你尽管开单。厨师说，要有海参、鲍鱼、海螺、扇贝和梭子蟹，总之，海味越多越好。但这些海味必须新鲜，必须是才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冰箱，也就是说只能在结婚前一天，我这个新郎官要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才能保证有收获。那时，为了获取营养，每天退潮之时，我们城市至少有成百上千个海碰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下海，城市周围所有海湾已经被捕捞得空空如也了。问题是没有人敢到被“军管”的海港去扎猛子，因为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常“冒天下之大不讳”，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港湾里的外国货船上。这些妄想投敌叛国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打死在海里，有一个已经爬到外国货轮的缆绳上，军警和民兵全面出击，轰动整个城市。为此，海港就变成了军事要地，被军警把守得铁桶一样严密。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下水，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又多又肥。然而，敢于在海港附近的海湾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投敌叛国的反动分子，设在港口里面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响亮地叫喊，一切妄想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热血沸腾，钢牙咬得争铮铮响，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是新鲜的海味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所以，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我终于“狗胆包天”，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附近的海底。果然，静寂的蓝色水层中，竟有银光闪闪的鱼群，并大大咧咧地从我身旁游过去。这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人类惊动过。我憋足了一口长气，一直潜进黑洞洞的暗礁丛里，果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个肥大的海参和海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桔红色的扇贝干脆就像一片片粉红色的旗帜在张扬；更让我惊喜的是，暗礁旁边的海草丛中，一对对男蟹女蟹忘乎所以地搂抱在一起交配，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

正当我发疯般地捕获之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岸边景色模糊了，原来，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赶紧向港湾外边游动，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礁离我却越来越远，海港的灯塔却步步向我逼近。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海潮开始上涨了，不仅是水流速度急湍，而且还调转了方向，将我拖向港湾的深处。此时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这是港湾深处专门设置停泊外轮的锚地。

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想到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军警，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机械地摆动四肢，徒劳地挣扎着。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疼痛并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而且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远处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仅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桌下酒菜。更伤感的是，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那样，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似乎突然一下子，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我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警察朝我挥了一下手，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却把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

我背着大海的方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身子，那个警察真地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确实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绝处逢生地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珍品，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不知怎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总之，我浑身上下竟然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就这样，我一直迈着革命的步伐，走到我住的那条街。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在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此时，鲍鱼和海螺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呆在新郎家里。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嗄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黄子平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现于香港某高校任教。

「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溼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却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便当面背后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其实那是十一二年前，大饥荒年代，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战略物资」，帝修反封锁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不都是第三世界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1971年10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彿还可以听见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1971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齣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麽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杀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笃卒」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也很要紧。传说每年横渡珠江比赛的前十名，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知青。

1972年，尼克松访华。康疤传达上头指示的时候说，美帝头子要来北京，主席说了，这回来了先不杀他，扣他几板乒乓再说。从此国门渐开，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当年乍着胆子，最早从罗湖返乡下探亲的，当然不是如今位居政协的红顶富豪，而是市井底层的打工仔。一家老小，身上全都穿了好几件衣服，鼓鼓囊囊过关，肩挑手提都是些日常「手信」（礼物）。中产者尾随其后，手信也升级为「三转一响」（手表、单车、衣车和收音机）。有港澳关系的人不再被视为「特嫌」，而是被称为家有「南风窗」。那些年正是「四小龙」经济腾飞，映照内地一穷二白依然未见「最新最美的图画」，国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水深火热」，不在别处，就在此地。于是乎珠江弄潮，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人数日增。其实「笃卒」很危险，淹死的，被鲨鱼吃掉的，不少。十四连的江仔，聪明好学，眉清目秀，开始学写诗，立志当文学青年。那一年回广州探亲，有人见他在珠江练泳，晒得全身黑泥鳅似的，后来就人间蒸发，再无音讯。大伙儿都叹息，英年早夭，奈何苛政猛于鲨乎。

那一年我这个客家人开始学说粤语。倒不是心怀「笃卒」之志，先打好语言基础。同屋的广州知青小茅，记性极好且颇有说书口才，返穗探亲识得有「南风窗」背景者，居然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说部，一本一本的看过，回场后一本一本的开讲。新派武侠小说正是在此时流入内地，解了样板戏观众读者无书可读之渴。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谋得教职，斗胆能用粤语授文学批评，不能不感激当年农友的孤灯如豆的连牀夜话。

方言在现代中国史上，一向处境暧昧。胡适之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中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两大关键：国家语言和文学教化。方言在这现代化要求的压力之下，难免有地方主义、分裂主义之嫌。虽说四十年代有短暂的一段时期，以大众化为旗帜，用陕北方言表演的秧歌剧时兴过一阵子。共和国了，当然是「汉语规范化」占了上风，这规范化的语音方面，自是以北京地区为标准。倒是港英当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百年没把香港当正经殖民地经营，除了公务员英文，放任市民照操粤语方言如仪。此时藉着经济优势，所谓「语言价位」，于是七十年代起，由南风窗透入，粤语北进，势头不小，国家语言闪开了一条缝隙。多少年了，如今连敦煌戈壁滩上的饭店，也标榜有日日空运的「生猛海鲜」，吃完了不叫「结帐」而叫「埋（买）单」。反而证明了国家语言的收编容纳能力，大有进展。

引文成篇

本雅明曾设想写一本全部用引文构成的书。这一构想其实有人小规模地实现过。我以前的同事陈永明教授，就说他听过一次牧师的布道，讲辞全部由《圣经》新约旧约的金句组成，没有一句他自己的话，却讲得分外精彩。陈村写过一个小小的短篇，题目叫做《我的前半生》，内文全部用我们这一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花样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酒干哪淌卖无酒干哪淌卖无……从题目到内文，文章一大抄，陈村说，难就难在组织拼贴的功夫。

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我说故我在。如今，当我竭力忆起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悲哀地直面它的贫乏和苍白，琐碎与枯燥。难道这就是我消逝在热带雨林的青春岁月？我想起鲁迅关于记忆的一个比喻：血水中闪烁的鳞片……

2008.8.7

1970：末代回忆/蔡翔

蔡翔：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诗样年华/徐浩渊

徐浩渊：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2001-2002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现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的变化，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读，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的内容不属实。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的回答，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的人写的诗，他是根子（岳重）。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丗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篇，所显示的悲壮之美，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写。依群本不是那种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堕入情网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饱含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前他的手稿。他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一声，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最擅长于此，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来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我迟疑了一下，才打开那摞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二次出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坐在河南省监狱，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过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听说张郎朗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小姨”还通情达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给我。我俩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就很难过。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风暴雨中挣扎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做诗的年龄，大约在15岁到25岁之间吧，那些来自心灵的吟唱，记录着我们的诗样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趣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朗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顺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练笔的宣纸烧掉不少。前几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居然被我们取暖塞进了火炉。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的精美画册。伦伯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卡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原作，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第一次看画册那种强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到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正忙着画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号，摆在他们家那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三幅画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第一名。当时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我们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办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在场，是范小玲领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贝一票？

那年头除了正经学画画，我们都热衷于“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谁找到一张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去。甚至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回答是：能画，不过你得自带凳子，人家可没给你留座位啊。

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大家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们从乡下回城，穷困潦倒，想出各种怪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这些举动，把1972年后陆续从干校和监狱放出来的父母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中，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称得上“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总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号黄元的家，那是“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教授学者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隔壁。黄元热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那东欧人的奔放旋律。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肖霞凑上来看，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让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有色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人来人往，有时连他都记不清来客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他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2008-8-5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严力

严力：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抽屉啊中国抽屉/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所拉开的抽屉里/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到北京父母处。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我在了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注册，由于学校停课，报到后就在学校的操场挖防空洞，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轰炸，再不就是学学毛语录或上街庆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学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几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物以类聚，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叫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朗朗、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与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持枪的军人，原来他们是在收缴流失在民间的枪械。此后我们再也不去划船了。趁芒克与老乡叙旧的工夫，我独自跑到密林里或山坡上写诗，在那儿的感觉太棒了。大自然带来的原始动力正改变我的写作，有时粗糙，却指向内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后常到芒克搭的渔船形地震棚去串门。我们正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那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渔船形，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白洋淀的福生来北京办货，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无非就是扯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工作，我正好刚发工资——40块零一角，买了个闹钟，剩下的支付来回车费。

福生让我作为女方亲眷，为他妹妹扛嫁妆送到男方家去。这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嫁妆的队列前后吆喝。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乡下婚礼，还扛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真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往前猛走，差点闯进别人家，引起一阵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前头，让我跟住他，他在我耳边不断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倒茶递烟不及时，你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芒克越说越高兴，一路上至少重复了三遍。

虽说是参加喜宴，我目击了农村生活的艰难。那年白洋淀干过淀，新蓄水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只好到天津等地打鱼，这样的收入不稳定，时常会断顿。与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那一声声叹息触动我的心。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下班后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儿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递过来一本棕色笔记本，厚厚的，原来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选的诗集给我作生日礼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有：“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是我二十三岁生日。记得北岛也有关于天空的诗句：“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当时写诗的还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见到郭路生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出了毛病，经常住院，偶尔出来待几天，见面机会有限。

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过28岁生日，约我和芒克及另两个朋友一起去颐和园。那是8月2号，下着小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附近的小茶馆联诗。每人写一句，由芒克开头，交给我，我写好一句再传给下一位。我们一口气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1976年夏天，北岛的妹妹因游泳救人而被淹死了。他伤心透了，借助这悲伤的动力，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开始泡病号不上班，在家写诗看书。羡慕之余，我也如法炮制，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

在我的读书清单上，诗歌部分大都是俄国的，有普希金、叶賽宁、马雅可夫斯基、叶普图申科，还有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艾吕雅，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等。我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些诗句都抄录在多多的那些大笔记本上。多多富于雄辩，在争论中总是振振有词。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争吵起来，起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某一首近作的质疑。而芒克和北岛则认为这代表了意象选择的新方向，譬如北岛的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我和芒克也常为诗争吵，吵过难免闷闷不乐，但很快就和解了。

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这一切都令人我激动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了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对抗的象征性——美术馆正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然后由大家分发油印的请帖，并分片张贴手绘的海报，我和王克平负责大学校园和主要路口。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克平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下去，贴完天已擦黑，没吃没喝，我提议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克平说还是省点儿吧，于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围墙栏杆上，并在树上挂了个捐款箱，有不少人往里投钱。观众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艺界美术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学生利用课间休息边看边临摹，“四月影会”的朋友们拍照助威，池小宁甚至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纪录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当场表示支持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还问起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术馆。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赞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布告》：“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此布。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章）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赶到美术馆东门厅，里面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漫长的假期韩少功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海口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或散文《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５２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　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魏庄/王安忆

王安忆：小说家。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等多部以及散文、论述、剧本等，共计约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越等文字出版。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座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砺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糜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一九七六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一九七二、七三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材，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我在四五事件前后/阿坚

阿坚：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引子

1978年10月，人民日报登了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一年级。

我是在晚自习的教室看到那张为“四五事件”平反的人民日报的。有同学惊诧地递过报纸并说：这里提到你了，你是那个谈判代表赵世坚吧。

我扫了一眼，大意是4月5号中午广场群众选出了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XX、特艺机械修造厂工人赵世坚……五人进入天安门广场联合指挥部的小红楼与军警民兵的代表谈判。我当时一点都不激动，只是没想到名字会上党报。我对围过来的同学说：肯定是重名，我不是那个赵世坚。

说起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儿是挺好玩，像是第一次体会了高潮，可是它过去了。现在提它，像老妻老夫重提年轻时的蜜月。我骨子里喜欢玩。当初搅进“四五”运动，除了基本的政治观点之外，主要也是觉得广场的热闹与咱的热血协调，广场上的故事就像自己演电影似的。

镜头一：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队、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未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以及我和一些上午在广场上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挤在人群的最前列。人们高喊着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的，花圈也藏在这儿。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人，故意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动，便也被选为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XX、X中学学生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知不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脚才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搪瓷缸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临行喝妈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高大，相俊，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XX和王XX。他俩互补式的摆乎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说：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和我们是否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了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辆上海牌小轿、顶四个喇叭，是广播车，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

我后来一直纳闷：参加四五事件那些有头脑有组织能力的精英呢，关键的时候他们应该组织一个有力能的谈判小组，哪能让我这个爱美人胜过爱革命、爱玩热闹胜过爱玩政治的混混儿占据了一个宝贵的谈判代表名额呢。我觉我们五人，基本算群众在混乱中即兴凑起的谈判代表。当我稀了马虎成了谈判代表时，我心里有些空白——这是怎么了？我？代表大家去跟当局谈判？我操！

镜头二：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有的悼词或挽联写的相当工仗，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稽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我操，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长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把怨忿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鳔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的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他妈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侥幸心提醒我：哪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早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XX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镜头三：离开广场换衣又返回

我赶到住在虎坊桥的工友张XX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想想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动，稍有点后怕，决定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客、绝不当角儿。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着我喊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了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XX。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而生。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窝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X之邀去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一副反动样，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流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变。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

镜头四：站在人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漫骂一概不理。这时候有人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觉得不特来劲，因为它比这些日子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怂着人更起劲地对士兵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直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马小六；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XX、王XX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我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镜头五：烧汽车了，我赶紧溜走，受到工厂师傅们的保护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我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吭呦吭呦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3点左右，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他又问了我在广场的行为，一脸严肃的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他看赵师傅为我划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4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90%我逃不掉；但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他又教我被抓之后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否认在广场上的行为，因为年轻底儿又不潮，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奇怪，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6点多，广场上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戌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分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过：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中央决定，撤消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有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镜头六：在恐怖的日子里，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被抓走了；广场上的小平头是谁。其实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5个谈判代表就有3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大多数人都对写检查敷衍了事。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四月四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也不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我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用肉和圈套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有关艳福呢，也仅是更加贪婪地窥视厂子里的那些美女，比如我想办法去食堂买饭时排在人家后面。那时女工都穿肥大、严捂的工作服，能看到一截白皙的脖子就不容易了。

在6月上旬某日以前，我过着瞎吃瞎喝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当然也看书、玩篮球踢足球。偶尔也想想万一进去了怎么办——不知道，再说呗；我的筋长，老虎凳得好几块砖才会疼但电棍滋味据说特别受不了。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有，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炸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平日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

镜头七：终于落网，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有候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嘛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待，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一付光明磊落还有点儿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惟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XX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小事“抬人”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捡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XX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的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待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说：重要的你还没说。

我也怕他们把我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判过。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他们不满我的回答，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地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语：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儿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是也一直没给我带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呢。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儿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

我尤其强调：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待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待而他们交待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没做的事干嘛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先给你一次机会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待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待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进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屋子，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份量也太轻了，便觉得有点失落。

镜头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不小心“抬”了个人

我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便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这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惯例，没有集团怎么能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广场各种声音很大、我没听见”来撒谎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是在大会堂东阶上。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专业效率，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他们就拿着照片来了。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里吃饭是够了。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在我身后时与我耳语，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镜头十一：身不由己，成了“四五英雄”，烦做英雄事迹报告

“四五事件”平反后，有几百人便被报纸、电台称为“四五英雄”——没办法，我也是。我们学校因是北京地区招生，所以学生中肯定有不少参加过“四五事件”的，甚至有些无名英雄，他们用诗词或演讲做过更扎实的事情，但不如跳梁的我得的名声大。并且因为“四五”的事，我最多就挨过两脚，没受过肉体折磨，“英雄”于我，受之有愧。当年的反革命现在成了英雄，并且提前捞到了大学上——但我只对后者在意。在中国经历过文革或学过党史的人都知政治的天平没谱极了，这回我算亲身领教了。

系里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我虽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在“四五“的表现已说明火线上用行动入了党，他们让我写份申请书。我是有些别扭，最终只说：我觉我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让我写申请书，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要不，让我在党外做些好事吧。

一两天后，系里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让我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你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这几年以至将来有什么打算，四五运动时你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我依次回答了。一是我肯定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二是我也不能说我今后就想吃喝玩乐顺便写小说，关于我参加“四五”我也只说与广大群众做的没啥两样，只因嗓门大身体好而更显眼一些。

没想到系里派辅导员李老师对我说：上次让你写的对党的认识就算是入党申请书，你只须将你写的重新誊抄一遍。我慌了，连说：不行不行，太突然了，您就让我在党外再努力几年，等差不多了，我一定写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从这以后人家才不拿入党来烦我。

我买饭时大多不排队，除非我要特意排在某个女生的后面。就餐高峰时得排队四五分钟。那次我直接夹到窗口，就听后面有人小声说：看看，夹塞儿的那个就是“四五英雄”。我一下就火了，转身一看，说我的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男生，我嚷道：“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夹塞儿又怎么了，老子就夹了。事后，哥们田X说我：没见你恼羞成怒过呢，你跟人家开个玩笑不就得了。

我肯定是我们系旷课最多的。李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还拿出校规---其中有旷课多少即劝退，我早够了。李老师说：就因为你以前反“四人帮”的表现，就旷课问题系里已多次照顾你了，你要……。我也认真地回答：我以前在工厂养成的坏毛病太多了，您容我慢慢改。

1978年10月为“四五事件”正式平反后，我不得已成了“四五英雄”，成了几乎连入党申请书都不用写就可以入党的人。我觉：“四五”正式平不平反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我没有因为“四五”而不让考大学；有大学上是我个人的大幸福，“四五”平反是社会的大幸福。我更认为我在“四五”的表现是正义感、虚荣心、泄春火各占三分之一；而“英雄”，我担待不起，尤其事发后在公安面前我的表现虽不能说是叛徒，但肯定不光彩，我给自己的定性是，大暧昧，小屈服，灰溜溜，平淡淡。

本来大学生活的多彩早就让我忘了什么“四五”，不料平反之风又把我裹进“英雄”行列并推到众人眼前，这是我极别扭的，又不是“有朝一日成了功，一人发个女学生”。

平反的文章让我出了名，接着人民日报又请我去报社看也不知哪来的一些“四五”照片，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我——几乎不认识这小疯子。后来我又在美术馆和个别讲四五的书上看到这幅照片。

平反后没多久，系里就转我市委印发的“四五英雄”表彰大会请柬。我说：我不去。系里说：一定得去，回来你得传达大会精神，这也是系里交给你的任务。我先去国务院招待所报到，那是上午10点。

报到是在一个会场里，有二百来人，前方有一个小舞台，上有麦克风。有个别的熟面孔，但我已说不上姓名。我坐在偏后的一个座位上，听着附近的议论声音。英雄的嗓门都不小，加上今天又是表彰庆功的日子，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是喜悦激动。

开始大部分议论的都是被抓的事：你什么时被抓进去的，他什么时候被放的；关在哪，又被转到哪：被判了几年等。我听得心情较灰黯，我没被抓过呀，何以受用“英雄”称号。刚报到时就发了一张日程表，大概安排是10至12点在会议室座谈，12点在X号厅午餐，13点半集合乘车，14点在首都体育馆开庆功大会。我耐心地等待午餐。

后来议论就转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谈话，且声音也小了起来。说的大概是：谁谁谁“抬”了谁；我好像被谁“抬”的；谁谁谁“抬”人最多可他今天也来了；谁谁谁最硬一个人都没抬。

不料，有一堆人像是在吵架，我听清的话有：你凭什么说是我出卖的你，我还听说你揭发了谁谁谁呢；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进来几天接着又进来几个——你卖的谁你自己知道。一个声音劝住了吵闹：不要互相攻击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向前看”。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说了一阵，大意是你们都是英雄、在关键时候……、全国人民感激……、今天下午开英雄大会、大家先在这谈谈心、自由发言云云。可开始没人上台发言，终有一两个发言后就都争着上台了。往往是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上台就抢前者的话筒并说让我讲几句让我讲几句。有时台上站着五六个人等着那个话筒。刚开始发言者说的还是虽然平反但要继续努力等等决心式话语。可到后来说的都是自己在广场如何如何的表功之词：我组织的什么什么；我贴的什么什么；我在狱里领导了什么什么；我在4月5号广场亮灯清场时怎么怎么。我听得有些不好意思。

台下也都开起了小会，三一群两一伙，群情振奋。我坐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彻底交待了我的“罪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至少有四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寒暄，我哼呵而过。有一个熟脸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赵世坚，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XXX呵，当时咱们一起……。我支吾着，觉得可能是。

乱哄哄的场面，我盼着早点开饭。进了餐厅，10人一桌，有十多桌吧。菜很不错，但是没有任何酒——可能怕“英雄”们酒后在庆功会上失态吧。我先挑鸡块吃，又挑牛肉。不少人忘了吃，在桌上也大谈四五的事。我们这桌我吃的最多。

上午报到时每人发一朵红绢花，花联上写着“英雄”。下午开会时要戴上，也有人发的时候就戴上了。我离开喧嚣的餐厅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见已停了一排绿色的“斯客达”大客，车上还贴着编号。我是真不想去开庆功会了。

说走就走，有点像当时见广场情况不好我开溜一样。我去了附近工友陈XX的家，把那朵红绢花给他一岁的女儿玩了。

在首体召开完“四五英雄”庆功会后，有“四五”时期的同事来到校园找我，让我参加“英雄报告团”。我以学习任务重、不擅演讲来推脱，但来者反复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同时他们也同意我爱怎讲就怎讲。我心说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三人讲。第一次讲我是排在第二。那次第一发言的是一个因“四五”蹲过监狱的青年。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但调子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语句是社论式的。其中有些过分的语言我不欣赏，比如他说什么早在“四五事件”以前就认清了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在“四五”时就决心跟王张江姚斗到底。可大家都知，“四五”时大家主要反对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并不以王洪文为然。他还讲在狱中怎么坚持斗争，坚信四人帮不久就会垮台。我虽没进过监狱，但通过我与进去过的若干人聊天，知道在里面能尽量保持沉默就不容易，而且当时百姓中几个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江青他们会很快垮台——连幕后策划搞掉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也没这么乐观吧。

可人家蹲过监狱受过苦，平反后在表达上有些激动和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是被隔离审查，在政治资格上就差了档次，可是我万一进了监狱禁不住专政的铁拳乞饶如狗，甚至胡乱“咬人”，出来后也会被大家以及自己唾弃。我是照实讲的，绝无高调，尤其强调的是：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

没想到我的报告受到了比第一位更持久的掌声，我真不好意思，也因为我觉对不起第一发言的人。由于我讲的调子比较低，并且受欢迎，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或受到干扰，第三位的报告既没高昂上去也没低沉下来，我印象他讲的与生动、流畅无关。总之没讲好，我又觉我对不起他了，因为我认为他若讲在我前面肯定会讲得正常。

我认为的没大错。去做第二场报告时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于是前两位报告者都正常地“唱出了高音”。我不在乎压轴，反正我就是把真实尽量告诉听众，暗暗地还觉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个小组本应讲十多场的，可是第三场就没通知我，可能由于我讲的内容偏灰色被刷掉了。这挺好，没了“英雄”们的打扰，我可以全力以赴地过我的大学生活。反正做报告只管饭，不给钱。

尾声：一九七六年我的好运年

1976年我的运气太好了。先是大搜捕天安门闹事分子时我躲过了抓人风潮，接着是没隔离审查太久又赶上了四人帮倒台。“四五事件”平反后，有个工友看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橱窗中我当时表情疯狂的照片，他也说不太像我。我还能记得一些情节和感觉：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上才发现纪念碑特大，是高耸云天，那个“朽”字离我最近；4月5号前一两天我是偷偷摸摸将我写的诗挂在广场某一大花圈上的，然后总是溜达过来，可惜没什么人围着它看，可能我那诗太文了，不刺激，虽然很讲究格律；在小楼与当局代表谈判时，战士给我们的水杯中有的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专用的；4月5号早上纪念碑及四周很干净，还有水渍，肯定是夜里彻底清洗过；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时，是第一次使用手提喇叭，它发出的我的声音有点奇怪；那天我穿的白色高腰回力鞋，是当时最好的篮球鞋；那一阵中山公园不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楼顶平台总是有人；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喜悦大于哀伤、活泼大于严肃——不怎么像悼念周总理更似过节；的确有小痞子、胡同串子起哄比如喊“打丫的”之类的闹事。

我还记得我被隔离审查的一些小事：去厕所慢慢地走慢慢地回，认真地打量视野内的每一个女工，心说成了反革命后怎么搞对象呀，我那个东西还没用过呢；趴在窗户上看中午打篮球的场面，心里随着场上的持球者做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一样恶心；有时小声地唱《国际歌》自娱抑或找悲壮感；无聊时默背我所知道的诗词，有时过一个唐诗之夜而忘记时间地点；学会很香地趴桌睡觉，有时哈喇子流在了认罪书上；我没哭过，但在专案组的吓唬面前，真想做出痛哭流涕的样子；下决心等解除隔离后，一定好好吃喝以及旅行，决不掺和天安门的事。

1976年秋冬之际，厂子为我平反，恢复正常生活，没什么人过多地打听我那时的事，更没人歧视或抬举我，因为我犯的不是作风、偷盗方面的事，一点不好玩，大家没兴趣口传。

1976年平反后，我又可以回家蹭饭，工资我得攒着用于出去玩。我家可能也觉那一阵没顶住压力把我开除家籍有些对我不起，便在伙食上显出了诚恳歉意。我妈擀的面条以及粉丝豆角肉沫卤很不错，我还爱吃家里的肉沫黄豆炒大头菜、带鱼烧心里美萝卜、肉皮丁炸酱、煎带鱼小黄花鱼、炒茄子，但我父亲酱的牛肉很一般，因为是纯肉我才爱吃。有时我还陪着父母包包饺子，却再也不用像小时包得难看而被拧腮帮子了，也不用再被罚吃自己包破的饺子。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李零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难忘的一九七一/唐晓峰

唐晓峰：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区域为华北地区，曾多次到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一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骊歌清酒忆旧时/赵越胜

赵越胜：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一

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颗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迴，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已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七四年，邓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趟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腿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桔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不在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七四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犹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颔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附：七十年代，历史夹缝中的青春

早报：你和北岛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本怀旧性质的书？

李陀：《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后，看到很多人对过去的事还有兴趣，我们觉得那就不妨继续做下去。而这本书缘起于1990年代《今天》杂志上的专栏“今天旧话”，《七十年代》中的一些作者比如阿城他们在这个专栏上写文章回顾了他们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文章写得非常好，专栏坚持了几年后停了。我和北岛都觉得很可惜，所以这本书严格来说是?“今天旧话”的一个继续。

早报：你们怎么看1970年代？

李陀：（七十年代）那段生活非常特殊，我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夹缝，之前的六十年代“文革”，后面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这两个年代都很激荡。七十年代夹在两者中间，看起来既没有六十年代重要，也没有八十年代重要，它好像是一个过渡期。但恰恰有一代人在这个时期中完成了他们青少年成长过程，这10年让他们区别于其他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们觉得七十年代中成长起的一代人，他们的青春在特殊年代里的成长经验非常有意思，既对他们个人有意思，对我们认识过去几十年也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李零：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就是七十年代。

我说过一句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句话在三联版印在腰封上。我说这话是强调七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离现在很近，但比我们小的人感觉可能不一样，他们是以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为起点，他们已经很难想象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是什么气氛。那个时候左翼还是如日中天，自由民主的大旗还在左翼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也有动荡，但共产主义还处于上升期，而八十年代之后，潮起潮落他们看到的只是潮落。

1968年8月15日我去内蒙插队，那一年中苏边境冲突不断，1969年3月在珍宝岛中苏就打起来了，那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但不是小事，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我爸爸是“黑帮”下了干校，我大姐是总参，把总参的地方腾出来去了青海，我、我二姐、我妹妹都是中学生，到内蒙插队，这是一种大疏散，所有人都被疏散了。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还是打仗，当时就在讨论，中国是跟苏联打还是跟美国打？台湾会不会凑热闹？改革开放大家老是说以前中国为什么把自己封闭起来，实际上中国是被人家围起来了，解围是一个大事。改革开放的前提就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就在1968到1971年之间，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世界性的左翼退潮已经悄然降临。

造就特殊知识分子群体

早报：不同的人对七十年代和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是迥异的，特别是对1970年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来说。

李陀：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年轻朋友对这本书的兴趣往往跟我不太一样。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特别出乎意料。他说有人看书之后，觉得虽然时代、环境有很多变化，但是七十年代那时候的人不就是谈谈恋爱、写写诗，跟现在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也是谈谈恋爱写写诗，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这个问题问得我一愣，我说那恐怕还不太一样，照你这么说唐代的人也是谈谈恋爱、写写诗。我觉得这本书没那么轻松，可能有些人对比较沉重的篇幅不耐烦直接跳过去，专门看恋爱的故事，我觉得这有点可惜，这本书其实是很沉重的。

李零他们都是在七十年代长大，那代人的成长经验值得我们思考，一代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度过那样一种青春，可以说是很严酷又很丰富的青春。有过这样青春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特别，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其他时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我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帮助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比较一下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情况。这本书可以提出一个严肃的讨论，能否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对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做一些思考和讨论。

李零：这个集子中的故事很平凡，妙就妙在平凡，特别是那个时候的生活充满荒诞。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名人，起码当时不是名人，个别人有点名气，也不过是某一地、某一拨靠口碑和手抄本被少数人知道的。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夹缝中的人，犹如裤裆里的虱子。当时的我们大都是糊里糊涂的孩子，荷尔蒙过剩，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年轻人和现在这些年轻人一样，好吃、好胜、好色、好勇斗狠、青春躁动、充满幻想。这些孩子是在他们并不知道的内忧外患，在一大堆革命口号的调动下满怀豪情地被抛入社会底层，当时叫广阔天地。这个时代是大时代，但人物都是小人物。爹妈生我们不早不晚，这么大的历史事件都让我们这帮孩子赶上了，小人物经历大事件就是集子故事的集中点，我们就是其中的小人物。七十年代的人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现在说是大丰收，但当时不知道。八九十年代有些人成了学者、作家、艺术家，这家、那家，但是当时想不到。

李陀说七十年代五大意义，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造就了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造就的呢？徐冰说，愚昧是养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来浇；社会是土壤，愚昧是肥料。花是怎么开的，果是怎么结的呢？不是无土栽培，不是无粪栽培。七十年代懵懂就是粪土，种子撒下去不知道长出什么，总之一句话不开窍。六十年代我们还很糊涂，七十年代有点明白，还只是刚刚开窍。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大家的思想已经分化成各种派，大家的专业也分化，成了这家那家，窍是开了，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30年过去，我最怀念的还是当时那种无利害的交往，无利害的读书。一帮傻哥们，全靠读书、聊天打发时光。朋友让我知道友谊的珍贵，特别是患难之交。读书让我们明白，世界很大，我们很小。世界本来就是个坏世界，既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好而好，也不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太坏而太坏，但“坏”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只要我们还活着。

历史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早报：《七十年代》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来阅读，它也是对记忆的保存。

李零：很多年之前我和李陀在美国参加一个与历史有关的会，谈到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主要的专业还是历史，最近“记忆”这个词很时髦，历史到底是什么呢？据说就是“保存记忆”，可记忆是什么呢？都是胜利者挑肥拣瘦剩下的东西。

李陀：我插一句，李零当时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们当时在伯克利大学校园里散步，因为我们跟他在讨论历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历史解决遗忘”。

李零：我认为历史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东西肯定比记住的东西多得多。其实记忆的前提就是忘记，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我们扔掉了一些东西，又留下一些东西，我们埋掉一些东西又挖出一些东西。历史是摇摆于这二者之间的，我总觉得回忆是一门考古学，考古是一种情景再现，地老天荒，历史任人评说。考古可以把当年的亲历挖出来给你看，各种猜测才顿时哑口无言。

当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时我们无法理解历史，当我们理解历史，我们又离开了历史。只有离开历史我们才能写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可是这样的历史还可靠吗？每当我们怀旧大发思古之幽情，想把千疮百孔的历史讲得有头有脸活灵活现时，历史就变成了文学。

历史毕竟不是文学，我看李陀在序言里也说了，我们过去的事是虚无缥缈的事吗？不是，这都是我们亲历的事。我们经过的70年代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现在也想了一下，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它只是20世纪下半叶中间一小截，庄子讲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就跟大树上的叶子一样，早晚会枯黄陨落。树叶虽小但见证了春秋，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凋零。我们都是很相似的树叶，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生老病死是谁都要经过的。

编书者说

本书有牛津和三联两个版本。牛津版出于2008年12月，30余编，586页；三联版出于2009年7月，共30编，585页。两者有文章篇数和部分内部的差异。

本文档编辑整理来源于fuzzysystem兄弟提供的txt文本。fuzzysystem为编成这个文本殚精竭力。本来我以为fuzzysystem的文本不全，因此着手对三联版和牛津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图校正补充。但工作一深入，有关工作已经由fuzzysystem兄弟做了。因此，我仅对书中《山歌》（孔捷生）一文进行简单的漏字补缺，并对版式进行精心编排，以达到阅读时爽心悦目的目的。

阅读本来就应当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在精美排版的书籍面前，尽情舒展自己的精神之旅，甚为重要。因此，我的宗旨是："老牛读书，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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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en（老老老牛）

2010年5月17日

版权信息

老牛读书　快乐生活

版权信息

牛津版：

书名/七十年代

作者/北岛　李陀　主编

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2008年12月第1版

页码：584

ISBN/9780198005629

定价/港币108元

三联版：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7月第1版

页数: 585

ISBN: 9787108031662

定价: 42.00

制作信息

排版制作/oxen（老老老牛）

文档开本/90×110毫米

字数：218,468字

制作时间/2010/7/16 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