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
Author: 胡赛尼
Date: 2013-08-13T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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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致谢

评   论

这是胡赛尼迄今最令人信服、最扣人心弦的小说。

《群山回唱》抓住了他早期小说中许多相同的主题：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往事对现实的纠缠，并以同样的兴味描绘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一个是异彩纷呈的寓言的世界，另一个是更模糊，也更为阴暗的现世。

胡赛尼先生成功地将书中人物的生活融入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合唱曲中，这既是他对人物内心生活有深刻了解的证明，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老派小说家之实力的确证。

——《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

《追风筝的人》作者的新书是一部关于牺牲、背叛和亲情力量的传奇。

这部小说比《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更壮阔，它跨越了三代人，将流亡者和救援人员、父母和子女、医生和毒枭的故事相互交织。胡赛尼展示出，人对自己本该守护的东西，会何其轻易地加以恶待和抛弃。但他最终成功彰显了家庭的力量和亲情的永恒。

——《人物》杂志

胡赛尼的新作《群山回唱》文笔优美，技巧圆熟，跨越将近60年的阿富汗历史，审视了一次绝望之举给两个幼小生命留下的创痛，它所导致的连串后果。

小说虽然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悲情，却洋溢着爱的辉光：经久的兄妹之情；龃龉不断却紧密相连的表亲之情；暗自亲昵、终至密友的主仆之情；以至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对战争受害者的承诺。为了强调爱的重要与偶然，胡赛尼以一个梦中的场景收尾，回忆往昔，已逝的幸福尤为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它多么脆弱。

——《洛杉矶时报》

《群山回唱》的开篇如雷贯耳。关于爱的局限，胡赛尼提出了许多重要而艰深的问题。他似乎想说，爱是最伟大的杠杆，超越语言、阶级和身份。在这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中，无人能够免于爱的冲击。

——《欧普拉杂志》

胡赛尼通过他的第三本、也是他迄今最具野心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他无意止步于现有的盛名。胡赛尼所有的热点皆在其中——乡愁，精妙的细节，必然的成功——无论从地域还是情感上而言，《群山回唱》都比他此前的作品覆盖更广。直到胡赛尼将小说进行到令人痛惜的结束，你才会充分欣赏他的成就。

——《娱乐周刊》

我不是那种容易在读小说时动感情的读者，但是胡赛尼的新书《群山回唱》让我才看到四十五页就热泪滚滚……在这样的短评里很难做出足以匹配这部作品的评价。我想讲述的东西有整整一打。不过，我要强调的只有一点：胡赛尼又再次回到到畅销图书排行榜了。

——《华盛顿邮报》

胡赛尼在小说——包括《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特别是纯熟的新作《群山回唱》——中所展现的天才，就是运用灵巧的手法展现和传达一个地区的本质。《群山回唱》是一部精美的小说，不论你身处何处，只要对存在的意义感兴趣，就都必须阅读它。

——《今日美国》

胡赛尼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与魅力，当他阔步前行，结果令人振奋。

——《旧金山纪事报》

胡赛尼再次将他深情书写的阿富汗放在舞台中央，述说欢乐、悲伤与背叛是如何让数个家庭聚散离合。然而这回他扩展了自己的观察，描绘了身份认同感是如何影响人物的抉择和在异乡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极具可读性，作者用细致入微且诗意的语言探察人物的灵魂。《群山回唱》相较前两部作品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标志着这位极富天赋的故事讲述者持续不断地成熟。

——《迈阿密先驱报》

胡赛尼带着他美丽又带些苦涩的新作回归了，这本书就是《群山回唱》。

——《芝加哥论坛报》

胡赛尼完美地铺叙这个以阿富汗和巴黎为背景的故事。关于阿卜杜拉，直到故事的最后，胡赛尼才交代了隐情：他一直牵念着失散已久的妹妹，并希望能够重聚。阿卜杜拉说：“她是那么完美。”这句话也能用来评价此书。

——《圣路易斯邮报》

凭借内省和完美的节奏，胡赛尼巨细靡遗地描摹每一丝感受。他巧妙地编织各种元素：人性弱点、善良的天性、坚韧、宽恕、妒忌、友谊和欢乐。他的叙述从来不会粉饰：生活的无情被揭示，人们按照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作品里，不论善恶。

——《奥斯汀纪事报》

极具价值的新作。胡赛尼作为故事讲述者的那种超凡能力使其勾勒出神话寓言般的普世意义。在发掘人类经验的真谛时，胡赛尼深入开拓，奉献出闪耀的钻石！

——《星期日独立报》

一幅复杂的镶嵌画，由强烈的寓言风格和精细刻画的人物构成，结构充满创造力。我读过的特别吸引人的小说。

——《绅士》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

他们是我双眼的努雷[1]；

也献给我父亲，他或会为此骄傲

[1]努雷（Noor），光。见《古兰经》第二十四章。——中译者注，下同

为了伊莱恩

走出对与错的观念，

有一片田野，

我将与你在那儿相会。

——鲁米，十三世纪

第一章

1952年秋

那好吧。你们想听故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但是就这一个。你俩谁都别让我多讲。很晚了，咱们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和我，帕丽。今天夜里你需要好好睡上一觉。你也是，阿卜杜拉。儿子，我和你妹妹出门的时候，就指望你了。你母亲也要指望你。那好，一个故事。听着，你俩好好听，别打断我。

从前那个时候，魔王、精灵和巨人还在大地上来来往往，有个名叫巴巴·阿尤布的农夫，和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村子叫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每天从日出开始，一直忙活到日落，犁田，翻土，照料他那几棵瘦弱的开心果树，弓着腰，屈着背，样子就像他整天挥动的那把大镰刀。他两手长满了老茧，还常常流血，每天晚上，头一挨上枕头，他就昏昏睡去。

我得说，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马伊丹·萨卜兹的所有村民都过着苦日子。往北走，在山谷里，有些村庄要幸运一些，它们有果树，有鲜花，有清爽的空气，还有小溪，流着凉凉的、干干净净的水。马伊丹·萨卜兹的意思是碧野绿田，却是个荒凉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它的名字带给人的那种诗情画意。它位于一块地势浅平、浮土覆盖的旷野上，紧邻着连绵的山脉。风是热的，吹起尘土，直入人眼。找水是每天例行的战斗，因为村里的井水总是见底，就连那些深井也不例外。是的，是有条河，可村民们得长途跋涉，走上半天，才能走到河边，即使这样，河水也是一年到头，浑浊不堪。现在，经过了十年的大旱，河水也变浅了。咱们这么说吧，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要付出双份的辛苦，才能讨得半份的生活。

尽管如此，巴巴·阿尤布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家，他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爱他妻子，从来不抬高声音对她说话，更不用说把手抬高了。他重视妻子的意见，有她的陪伴，他真心觉得快乐。说起孩子，他也很有福气，就像一只手有五根指头，他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一个他都当成掌上明珠。女儿们恭顺，温良，既有好品性，也有好名声。对儿子，他教给他们诚实、勇敢、友善，以及努力工作，从不抱怨的重要性。他们像好儿子都会做的那样，听父亲的话，也帮他种庄稼。

虽说这五个孩子巴巴·阿尤布都爱，可到底有一个是他心里最喜欢的，那就是三岁的老幺卡伊斯。这小男孩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不管见到谁，都会用响亮的笑声把人家迷住。他也是那种生龙活虎的娃子，总是弄得别人筋疲力尽。他一学会走路，就高高兴兴地走个没完，只要醒着，就整天不停，可让人着急的是，后来他夜里睡着觉也走。梦游的时候，他会走出家里的土坯屋，远远地走进月夜里去。父母自然觉得担心。万一他掉到井里怎么办？走丢了怎么办？最糟的是被夜里潜伏在旷野上的野兽叼走。他们用了许多方子，可没一个管用。最后，巴巴·阿尤布发现，最好的办法往往也是最简单的：他从家里一只山羊的脖子上，解下一个小铃铛，把它系到卡伊斯的脖子上。这样一来，要是卡伊斯半夜起来，铃铛一响，就会把别人弄醒。过了一段时间，梦游停止了，可是卡伊斯喜欢上了铃铛，再也不肯和它分开。于是，尽管铃铛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用处，却还是系在这娃娃的脖子上。当巴巴·阿尤布干完一天漫长的农活，回到家中，卡伊斯便从屋里跑出来，一头撞进他父亲怀里，那铃铛也随着他的小步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巴巴·阿尤布把他举起来，抱他进屋，卡伊斯专注地看着父亲洗手洗脸，吃晚饭的时候，他也要坐在巴巴·阿尤布的身边。等到大伙都吃完了，巴巴·阿尤布便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全家老小，憧憬着有朝一日，孩子们全都成了家，再生一堆娃儿给他，那会儿他就有了更大的一家子，得意洋洋地做起了老太爷。

唉，阿卜杜拉呀，帕丽呀，巴巴·阿尤布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出事的那一天，有个魔王来到了马伊丹·萨卜兹。它从山的方向走近村子，随着它的脚步，大地也在一次次地颤抖。村民们丢下铁锹、锄头和斧子，四散而逃。他们把自己锁在家里，抱成一团。魔王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停止了，它的身影让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也变得昏暗。人家说它头上长着弯曲的犄角，粗硬的黑毛覆盖着肩膀和强健的尾巴。人家还说它两眼发着红光。可没人知道它确切的长相——你们肯定都懂的——至少没有活人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偷看，哪怕只看一眼，魔王也会立刻把他吃掉。村民们知道这一点，便明智地让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村子里人人都知道魔王为什么驾到。他们听说过它光顾别村的故事，却惊讶于马伊丹·萨卜兹竟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逃脱它的注意。他们琢磨，也许马伊丹·萨卜兹贫穷、严苛的生活反而成了优势，因为他们的孩子吃不饱，骨头上没多少肉。即使这样，他们的好运气也已经用光了。

马伊丹·萨卜兹颤抖着，屏住了呼吸。家家都在祷告，巴望着魔王从自家门前跨过，因为他们知道，魔王叩响哪家的房顶，哪家就得交出一个小孩。魔王会把这孩子丢进口袋，再把口袋甩到肩后，原路返回，再也不会有人看见那可怜的小孩。如果家人拒绝就范，魔王会把这一家所有的孩子抓走。

那么魔王把小孩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它位于峭壁之巅的城堡。魔王的城堡离马伊丹·萨卜兹非常遥远，你要经过几条山谷，几片沙漠，翻过两道山脉，才能到达。可是又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去送死呢？人家说，城堡遍布着地牢，地牢的墙上挂着切肉的刀，肉摇摇晃晃地吊在屋顶上。听说那里有巨大的烤肉叉和火盆子。还听说如果有人偷偷溜进去，被魔王抓住，那么它也会克服自己对大人肉的厌恶。

我猜你们都知道了，魔王那可怕的一叩，叩响了谁家房顶。巴巴·阿尤布一听到这动静，便不能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极度痛苦的叫喊，他妻子也不寒而栗。孩子们哭了起来，既因为恐惧，也因为悲伤，因为他们知道，手足分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天天一亮，家人就得把孩子献出。

我该怎样告诉你们，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那天晚上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哪个父母都不应该被迫做这样的决定。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躲在孩子们听不到的地方，讨论该怎么办。两口子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再说，再哭。整整一夜，他们翻来覆去，天将破晓时，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们猜不出魔王想要哪个孩子，也没办法横下心来，让它把五个都带走，而不是只要一个。最后，巴巴·阿尤布从门口捡回五块石头，大小和形状都一样，每块都刻上一个孩子的名字，刻完了，就把它们丢进一个粗麻布口袋。他把口袋递给妻子，可她直往后躲，好像里面装着毒蛇。

“我做不来。”她摇着头对丈夫说，“别让我选。我受不了。”

“我也下不了手。”巴巴·阿尤布起先也这么说，可他透过窗户看到，太阳很快就要从东山后面露头了。时间即将耗尽。他悲悲切切地注视着自己的五个孩子。不得不砍下一根指头，这样才能把手保住。他闭上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石头。

我想你们也知道了，巴巴·阿尤布碰巧拿到的是哪块石头。他一看见上面刻的名字，就仰面向天，发出了一声尖叫。他把最小的儿子搂进怀里，心都碎了，可卡伊斯呢，还是对父亲充满了无条件的信任，高高兴兴地用胳膊搂住巴巴·阿尤布的脖子。直到巴巴·阿尤布把他放到屋外，关上大门，这孩子才意识到有不对劲的地方。巴巴·阿尤布站在屋里，两眼紧闭，泪水汩汩，背倚着大门，任凭他心爱的卡伊斯挥动着两只小拳头，在门上捶啊，砸啊，哭啊，叫啊，求巴巴·阿尤布让他回屋，可巴巴·阿尤布还是站在那儿，嘴里咕哝着：“原谅我，原谅我。”大地震动着，那是魔王的脚步，儿子尖叫起来，地面再度震颤，一波又一波，那是魔王正在离开马伊丹·萨卜兹，直到它完全消失，大地才最终恢复了平静，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巴巴·阿尤布仍在哭泣，仍在求取卡伊斯的原谅。

阿卜杜拉，你妹妹已经睡着了。拿毯子给她盖上脚。对，很好。也许我也该停下了。不？你想让我接着讲？真的吗，儿子？好吧。

我讲到哪儿了？噢，对了。接下来是四十天的居丧期。每天都有邻居来家里送饭，和他们一起守夜。人们有什么就送来什么——茶叶、蜜饯、馕、杏仁——还有吊唁和同情。巴巴·阿尤布甚至连个谢字也不说。他坐在角落里哭泣，眼泪流成了河，好像要以泪洗村，结束这一阵子的干旱。可你怎么敢让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也降临到这些最卑贱的人身上。

几年过去了，干旱还在持续，马伊丹·萨卜兹跌入了更为严重的贫穷。有几个襁褓中的婴儿死于干渴。井里的水位下降得更低了，而河水已经断流，它不像巴巴·阿尤布的苦水河，还在日复一日地不断上涨。他在家里已形同废人，不干活，也不祷告，几乎不吃东西。妻子和孩子恳求他，但没有用。剩下的两个儿子不得不接手他的农活，而巴巴·阿尤布每天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一副孤单而纠结的模样，呆望着群山。他不再和村里人讲话了，因为他认定别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们说他是个懦夫，拱手交出了自己的儿子；还说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真正的父亲会与魔王搏斗，会为了保卫家人而死去。

有天晚上，他对妻子提及此事。

“人家没说这种话。”他妻子答道，“谁也没觉得你是懦夫。”

“我能听到他们说的。”他说。

“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当家的。”她说。可她没告诉他，村里人确实在他背后说着闲话。但他们说的是他八成已经疯了。

后来有一天，他给了大伙一个证明。他在黎明起床，没有弄醒妻子和孩子们，往粗麻布口袋里装了几块碎馕，穿上鞋，把大镰刀绑到腰上，便出发了。

他走了好多好多天。他走啊走，直到太阳变成远方黯淡的红光。夜里，他睡山洞，风在外面呼啸。要不然就睡在河边，睡在树下，或者用巨石遮风避雨。他吃光了馕，然后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野莓、蘑菇，以及赤手从小河里抓来的鱼——有些天则什么都没有吃过。可他仍然在走。曾有路人问他要去哪儿，他答了，一些人听了哈哈大笑，另一些人则怕他是个疯子，忙不迭地赶快走掉，还有些人为他祷告，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孩子被魔王掳去。巴巴·阿尤布低着头，一路走下去。鞋裂开了，他就拿绳子把鞋绑到脚上，绳子也烂了的时候，他就赤着脚继续赶路。这一路上，他经过了沙漠，跨过了河谷，翻越了群山。

最后，他走到那座山下，山顶就是魔王的城堡。他太急于完成自己的远征了，于是没有歇息，便立刻开始攀爬。他的衣服已经褴褛不堪，双脚鲜血淋漓，头发被泥土粘在了一起，可他的决心没有动摇。岩石如锯齿，割破他的脚底。当他向上爬过鹰巢的时候，老鹰来啄他的脸颊。狂风凶猛，几乎将他掀落悬崖。可他还在攀爬，从一块岩石爬向另一块岩石，终于站到了魔王城堡雄伟的大门前。

巴巴·阿尤布朝大门扔了块石头。

何人如此大胆？魔王的声音低沉而洪亮。

巴巴·阿尤布报上自己的姓名。“我来自马伊丹·萨卜兹村。”他说。

你有心寻死吗？肯定是这样。竟敢到我的地盘上撒野！所为何事？

“我来这儿是要杀了你。”

门后沉默了片刻。接着，大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魔王就站在那儿，带着它梦魇般的不可一世，赫然耸立在巴巴·阿尤布的面前。

你要杀我？它用雷一般的声音问道。

“没错。”巴巴·阿尤布说，“不管怎么样，今天咱俩得死一个。”

貌似有那么一会儿，魔王就要一下子把巴巴·阿尤布从地上抓起来，用匕首般锋利的牙齿，一口结束他的性命。可是有什么东西让这怪物犹豫起来。它眯起了眼睛。也许是这小老头那一番疯狂的言语，也许是他的外表：破衣烂衫，满脸是血，从头到脚糊满了泥土，皮肤上还有溃烂的创口。或者呢，也许是因为，在这小老头的眼睛里，魔王竟然没有找到一丝的恐惧。

你说你是打哪儿来的？

“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说。

这个马伊丹·萨卜兹肯定在很远的地方，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和你闲聊的。我来是为了……”

魔王抬起一只手爪。是的，是的，你来这儿是为了杀我。我知道。在杀死我之前，让我最后再讲几句话总还是可以的吧。

“行。”巴巴·阿尤布说，“不过只能讲几句。”

谢谢您啊。魔王咧开嘴笑了。我能问一下吗，我对您做了什么坏事，弄得死罪难逃？

“你夺走了我最小的儿子。”巴巴·阿尤布答道，“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人。”

魔王哼哼了一声，又摸摸自己的下巴。我从很多父亲的手里夺走过很多小孩。它说。

巴巴·阿尤布怒气冲冲地抽出了自己的大镰刀。“那我就连他们的仇也一块报！”

我必须要说，你勇气可嘉。

“你对勇气一无所知。”巴巴·阿尤布说，“一定要有所得，有所失，才谈得上勇气。可我来这儿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你会失去生命。魔王说。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生命。”

魔王又哼哼了一声，上上下下把巴巴·阿尤布打量一番。过了一会儿，它说：那好，我同意和你决斗，不过首先呢，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快点儿。”巴巴·阿尤布说，“我快没耐心了。”可是魔王已经朝一条巨大的走廊走去，巴巴·阿尤布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它。他尾随魔王，经过了迷宫般的条条走廊，每条都有高耸入云的天花板，各有巨柱支撑。他们经过了很多楼梯井，而两旁的房间那么大，足以装得下整个马伊丹·萨卜兹。他们一路走下去，最后，魔王领着巴巴·阿尤布，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屋子的另一端张挂着帷幔。

走近点儿。魔王说。

巴巴·阿尤布站到了魔王身边。

魔王拉开帷幔，露出一扇玻璃窗。巴巴·阿尤布透过窗子，看到下面有个巨大的花园。成排的柏树围出了花园的边界，树下的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蓝色花砖砌成的水池，大理石的露台，翠绿的草坪。巴巴·阿尤布看见了精心修剪的树篱，在石榴树的树荫下，还有水声潺潺的喷泉。哪怕活上三辈子，他也想像不出这样的仙境。

可是让巴巴·阿尤布双膝跪地的，正是孩子们在花园里奔跑、嬉戏的场面。他们在通道上、在大树周围互相追逐，或是躲在树篱后，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巴巴·阿尤布的目光在孩子们中间搜寻，最后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人。是他！是他的儿子，卡伊斯，他还活着，而且更加健康。他长高了，头发也比巴巴·阿尤布记忆中的更长。他穿着漂亮的白衬衫，下面是帅气的裤子。他一边快乐地大笑，一边在追两个小朋友。

“卡伊斯。”巴巴·阿尤布轻声说，他的呼吸给玻璃蒙了一层雾气。随后，他便尖叫起来，喊着儿子的名字。

他听不到你。魔王说。也看不到你。

巴巴·阿尤布上蹿下跳，挥舞着胳膊，捶打着玻璃，直到魔王把帷幔再次拉合。

“我不明白，”巴巴·阿尤布说，“我本来以为……”

这是给你的补偿。魔王说。

“什么意思？”巴巴·阿尤布大声问道。

当年我逼着你接受了一次考验。

“考验？”

一次爱的考验。一次严酷的挑战，我承认，我没有忘记它给你造成的重创。可是你通过了。这是给你的，也是给他的补偿。

“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选择呢？”巴巴·阿尤布叫了起来，“如果我拒绝了你的考验呢？”

那你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死了，魔王说，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已受到了诅咒，因为做他们父亲的是个软弱的男人，一个宁可看着所有儿女死去，也不敢自己背负良心谴责的懦夫。你说你没有勇气，可我看你有。你的所作所为，你同意承担的重负，都需要勇气。就凭这一点，我尊重你。

巴巴·阿尤布无力地举起大镰刀，可它从手中滑脱了，咣当一声跌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他双膝抖颤，不得不坐下。

你儿子不记得你了。魔王接着说。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你亲眼目睹了他的幸福。在这儿，他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还有友情和关爱。他接受艺术、语言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学习智慧与德行。他别无所需。有朝一日，等他长大成人，他也许会选择离开，到那个时候，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猜他会用良善去抚触许多生命，给那些陷于悲苦的人们带去幸福。

“我想见他。”巴巴·阿尤布说，“我想带他回家。”

真的吗？

巴巴·阿尤布抬起头，看着魔王。

那怪物走向帷幔旁边的橱柜，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沙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阿卜杜拉？沙漏？你知道。很好。对，魔王拿来沙漏，倒过来，放到巴巴·阿尤布的脚边。

我一定会允许你带他回家。魔王说。如果你选择这样做的话，他将永远不能回到这里。如果你的选择是不，那么你，你将永远不能再到这儿来。沙漏见底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的决定。

说完这些，魔王便走出了房间，留下巴巴·阿尤布来做另一个痛苦的抉择。

我一定要带他回家，这是巴巴·阿尤布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最大的心愿，每条血管都奔流着这个愿望：抱起小卡伊斯，亲着他的小脸蛋，抓着他柔软的小手，他不是成千次地梦到过这一天吗？可是……如果带他回家，回到马伊丹·萨卜兹，那么等待卡伊斯的又是怎样的生活？说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农民的苦日子，就像他自己的生活，这还得要卡伊斯别像村里那么多孩子一样死于干旱。巴巴·阿尤布问自己，你明明知道，因为你那些自私的理由，就把他拖离富足而充满机会的生活，那你还能原谅自己吗？可是如果丢下卡伊斯，又该叫他怎样忍受？明明知道儿子还活着，知道他的下落，却不能相见，他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煎熬？巴巴·阿尤布哭起来了。他是如此沮丧，竟抓起沙漏，用力掷到墙上。沙漏碎了，碎成了一千片，细沙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

魔王回到屋里，看到巴巴·阿尤布耷拉着肩膀，站在碎裂的玻璃旁。

“你这残忍的畜生。”巴巴·阿尤布说。

如果你活得和我一样长，魔王答道，你就会发现，残忍和仁慈只是一体两面罢了。你做出选择了吗？

巴巴·阿尤布揩干眼泪，拾起镰刀，绑到腰上。他低垂着脑袋，慢慢走向门口。

你是个好父亲。巴巴·阿尤布走过身边的时候，魔王说道。

“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但愿你受到地狱之火的灼烧。”巴巴·阿尤布疲倦地说。

他走出房间，往走廊里去，魔王在身后叫住他。

拿上这个。魔王说。那怪物递给巴巴·阿尤布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黑色的液体。回家的路上喝掉它。一路平安。

巴巴·阿尤布接过玻璃瓶，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了。

很多天以后，他妻子还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等他，就像巴巴·阿尤布当初坐在那儿盼着卡伊斯出现一样。过去这些日子，她对他回家的希望一天天在减少。村子里的人提起巴巴·阿尤布，已经像谈论死人一样了。这一天，她又一次坐到田边，喃喃祷告，忽然看见一个枯瘦的人影，从山那边走近了马伊丹·萨卜兹。一开始，她把他当成了迷路的苦行僧，只见他皮包骨头，衣不蔽体，两眼空空，双颊凹陷，可是不等他走近，她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因为欢喜，她的心怦怦直跳，又因为宽慰，她放声大叫。

巴巴·阿尤布洗漱完，喝了水，吃过饭，便躺倒在家中，村民们围在他身边，不停地问这问那。

你去哪儿了，巴巴·阿尤布？

你看见什么了？

你究竟怎么了？

巴巴·阿尤布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想不起自己的遭遇。怎么长途跋涉，怎么爬魔王的山，怎么对魔王讲话，还有那宏伟的宫殿，挂有帷幔的巨大房间，他统统都记不得了，就像刚从一场已经忘记的梦中醒来。他想不起那秘密的花园，那些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儿子卡伊斯曾在树丛中与朋友嬉戏。实际上，有人提起卡伊斯的名字时，巴巴·阿尤布还茫然地眨起了眼。谁？他问。他已经忘了自己有过一个名叫卡伊斯的儿子。

你懂吗，阿卜杜拉？要说抹去了这些记忆，那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是巴巴·阿尤布得到的补偿，因为他通过了魔王的第二次考验。

开春了，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终于开裂。这一次落下的可不是过去那样的毛毛细雨，而是瓢泼大雨。豪雨从天空倾泻而下，焦渴的村民抖擞相迎。整整一天，水做的万千鼓槌不停敲击着马伊丹·萨卜兹的片片屋顶，淹没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声音。沉重、肥大的雨滴从叶梢滚落。井水满了，河水涨了，东山绿了，野花也开了。多年以来，孩子们头一次有了嬉戏的草地，母牛也第一次啃到了青草。人人欢欣。

雨终于停了，村民们还要忙活一阵。有的土坯墙倒了，有的房顶垮了，农田成了片片泽国。可是，经历了十年的苦难，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无意抱怨。墙重新砌起来了，房顶修好了，灌渠疏浚了。当年秋天，巴巴·阿尤布种的开心果取得了这辈子最好的一次收成，其实呢，在第二年，第三年，不论产量还是品相，他的收成都越来越好。巴巴·阿尤布去了大城市搞买卖，坐在他的开心果金字塔后面，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全天下最幸福的汉子。马伊丹·萨卜兹再也没发生过旱灾。

没有多少可讲的了，阿卜杜拉。不过呢，也许你会问，有没有一个俊俏的青年，在展开伟大历险的途中，骑着马，经过这个村庄？他会不会停下来，在这如今水源丰沛的村子里喝口水？他会不会坐下来和村民们吃顿饭，说不准就在饭桌上遇见巴巴·阿尤布呢？儿子，我没法告诉你。我能说的就是，巴巴·阿尤布确实活得非常久，成了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子。我可以告诉你，他如愿以偿，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了家。我还可以告诉你，孩子们又生了好多孩子给他，每一个都给巴巴·阿尤布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还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在有些夜晚，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巴·阿尤布就是睡不着。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了，可是只要拄着拐杖，他那两条腿就仍然派得上用场。所以，每逢睡不着觉的夜晚，他便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拿上拐杖，走出家门。他在黑夜里行走，拐杖在身前点点戳戳，夜风拂面而来。他的地边上有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他弯下腰坐到上面。他常常来这儿坐一坐，有时一个钟头，有时更久，凝望星空，看流云飘过月亮。他回想自己漫长的一生，感谢所受的恩惠和和喜乐。他懂得，再有更多的索要，更多的欲求，便未免过于厚颜。他幸福地叹了口气，再听山风瑟瑟，夜鸟啁啾。

可是每隔一会儿，他便觉得万籁之中，别有异声。那高亢的声音一成不变，是一只铃儿叮叮当当。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都在熟睡，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孤孤单单地在黑暗中回响。有时他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听到这声音，可有时他又确信无疑，便向黑暗中叫道：“有人吗？谁在那儿？出来啊。”可是从无应答。巴巴·阿尤布不明白。正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这铃声，便总有一道波浪，宛如苦梦的尾梢，从他周身横扫而过，每一次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吹得他心里一惊。可是随后它便过去了，像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样。它过去了。

就是这样了，儿子。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了。现在真的很晚了，我也累了，你妹妹和我天一亮就得起床。所以把你的蜡烛吹熄，脑袋放平，闭上眼睛。好好睡，儿子。咱们早晨再说再见。

第二章

1952年秋

父亲以前从来没打过阿卜杜拉。没想到这一次他打了，狠狠打在他脑袋一侧，就在耳朵上方，下手很重，突然一巴掌。震惊的泪水一下子涌进阿卜杜拉眼里。他皱紧眉头，强忍住泪。

“回家去。”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阿卜杜拉听见帕丽在前面抽泣。

父亲接着又打他，打得更重了，这一次扇在左脸上，阿卜杜拉的脑袋猛然甩向一边，脸上火辣辣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他的左耳嗡嗡作响。父亲上前蹲下，逼得那么近，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黑脸一下子把沙漠、山和天空全遮蔽了。

“我告诉你了，回家去，儿子。”他满脸痛苦地说。

阿卜杜拉一声也没吭。他把苦水咽进肚子，抬手挡住阳光，眼睛眨了眨，又眯起来，看着父亲。

帕丽待在前面的红色勒勒车上，叫他的名字，声音又尖又颤，透着恐惧。“阿波拉！”

父亲用刀子般的目光按住阿卜杜拉，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勒勒车。帕丽从车斗里伸出双手，来够阿卜杜拉。他让他俩先走，接着用掌端抹了抹眼睛，迈步跟上。

过了一会儿，父亲朝他丢了块石头。沙德巴格的孩子们也这样用石头丢帕丽的狗舒贾，只不过他们是真想砸舒贾，想伤害他。父亲的石头却落到阿卜杜拉身边几步远的地方，谁也伤不着。阿卜杜拉等着，等父亲和帕丽又往前走了，才再一次尾随而行。

终于，日头刚刚偏西的时候，父亲再次驻足。他朝阿卜杜拉的方向转过身，好像合计了一下，然后做了个手势。

“你这个倔种。”他说。

车斗里的帕丽赶快伸出一只手，阿卜杜拉把它握在掌中。她抬头看他，泪水涟涟，却在咧嘴笑着，好像只要阿卜杜拉站在身边，她就能远离一切灾殃。阿卜杜拉攥紧她的手。每天晚上，他和妹妹一起在小床上入睡时，也是这样手攥着手，脚缠着脚，头顶着头。

“你该待在家里，”父亲说，“陪你妈，还有伊克巴尔。我告诉过你的。”

阿卜杜拉心想，她是你老婆。我妈已经埋了。可这些话到了嘴边，他又知趣地咽了回去。

“好吧，那就去吧。”父亲说，“可是绝对不许哭鼻子。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警告你。绝对不许。”

帕丽笑嘻嘻地抬起头，看着阿卜杜拉。他低头看着她浅色的眼睛，圆圆的脸蛋，也冲她咧开嘴笑了。

此后，勒勒车在坑坑洼洼的荒漠里颠簸前进，阿卜杜拉握着帕丽的手，随车步行。兄妹俩偷偷摸摸地交换着喜悦的眼神，却一言不发，生怕一开口就招惹了父亲，毁掉他俩的好运。孤零零地走了很久，只有他们三个，视野中全无人烟，仅仅看得到深深的棕红色峡谷，高高的砂岩峭壁。大漠在脚下铺展，宽广而辽阔，仿佛特为他们而生，也只为他们而生。空气是静止的，热得灼人。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岩石发着光，在龟裂的荒漠中明灭。阿卜杜拉能听到的声音，仅有他自己的呼吸，以及车轮有节奏的吱吱嘎嘎。父亲拉着这辆红色的勒勒车，向北行进。

不久，他们停在一块巨石的背阴下歇脚。父亲呻吟了一声，把车把手放到地上，弯腰时疼得龇牙咧嘴。他抬起脸看了看太阳。

“还要多久才到喀布尔？”阿卜杜拉问。

父亲低头看着兄妹俩。他叫萨布尔，皮肤黝黑，长了一张苦大仇深的脸，瘦骨嶙峋，鼻子的曲线仿佛沙鹰的钩子嘴，眼窝沉陷，眉骨突出。父亲瘦若芦苇，但一生的劳作给了他强健的肌肉，紧绷绷的，犹如藤椅扶手上裹缠的藤条。“明天下午，”他把牛皮水囊举到嘴边说，“如果咱们走快点儿的话。”他咕嘟咕嘟喝着水，喉结起起落落。

“纳比舅舅为啥不来接咱们？”阿卜杜拉问，“他有小汽车。”

父亲把眼睛一翻，不看他。

“省得咱们走这么长的路。”

父亲什么也没说。他摘下沾有煤烟的便帽，用衣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帕丽突然从勒勒车上伸出指头。“快看，阿波拉！”她激动地叫着，“又一片！”

阿卜杜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路追赶，直到那片羽毛落入巨石的背阴，它长长的，灰灰的，仿佛烧过的木炭。阿卜杜拉走过去，拾起羽毛，捏住羽干，吹去上面的土。隼，他想，翻个面再看，也许是鸽子，要不就是漠百灵。今天他已经看见不少漠百灵了。不对，是隼。他又吹了吹，便把它递给帕丽，妹妹高兴地一把抓了过去。

在家里，在沙德巴格，帕丽有个马口铁的旧茶叶盒，藏在她枕头下面，那是阿卜杜拉送给她的。锁已经生锈了，盒盖上有个大胡子印度人，包着头巾，穿着束腰外衣，用两只手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盒子里装着帕丽收集的所有羽毛。这是她最心爱的财宝。几根公鸡毛，有的深绿，有的暗红；一支白色的鸽子尾羽；一根灰棕色的雀毛，夹杂着黑色的斑点；还有最让帕丽引以为荣的，那是一支绿色的、泛着虹彩的孔雀翎，顶端有只漂亮的大眼睛。

最后这一支是阿卜杜拉两个月前送给她的礼物。他听人说，邻村有个男孩家养了只孔雀。有一天，趁着父亲出门，到沙德巴格南面的镇上挖沟，阿卜杜拉便走路去了邻村，找到那男孩，跟他要一支家里的鸟毛。谈判随即开始，最后，阿卜杜拉同意用鞋子换鸟毛。等他把孔雀翎藏在上衣下，别在裤腰里，一路走回沙德巴格的时候，脚后跟都已经豁开了，地上一步一个血印子。蒺藜和小石子钻进了他的脚底板。每走一步，脚下都传来钻心的痛。

回到家，他发现后娘帕尔瓦娜就在屋外，弓着背，在泥炉里烤当天的馕。他赶快躲到家门口的大橡树后面，等着她收工。他从树后窥视，看她忙忙活活。这女人虎背熊腰，胳膊长，手糙，指头短粗，一张浮肿的大脸盘子，虽然名叫蝴蝶，却没有一丝蝴蝶的优雅[1]。

阿卜杜拉希望爱上她，就像爱自己的妈妈，亲妈。三年半以前，阿卜杜拉七岁，妈妈生下了帕丽，却死于大出血。妈妈的脸曾经是他的一切，现在却不再属于他。过去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妈妈都会用双手捧住他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摩挲他的脸蛋，唱摇篮曲给他听：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他希望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新妈妈。他想，也许帕尔瓦娜也抱着同样的希望，爱他。就像她爱自己一岁大的儿子伊克巴尔那样。她总是亲伊克巴尔的脸，为他的每声咳嗽、每个喷嚏着急。或者像当初她爱自己头一个孩子奥马尔那样。他是她的小心肝，却死在了前年冬天，冻死的。他只活了两个礼拜。帕尔瓦娜和父亲刚刚给他取了名。那个严冬冻死了沙德巴格的三个宝宝。阿卜杜拉记得，帕尔瓦娜死死地抱着奥马尔裹起来的小尸首，也记得她一阵阵的悲恸。他记得那一天，他们把他埋到了山上，也记得那个小坟堆，下有冻土，上有灰天。谢基卜毛拉诵读经文，风吹起沙砾、雪花和冰碴，吹进每个人的眼睛。

阿卜杜拉担心，要是帕尔瓦娜待会儿发现，他拿仅有的一双鞋换了孔雀翎，一定会大大地动怒。父亲顶着日头拼命做工，才有钱买下这双鞋。阿卜杜拉想，等她发现了，恐怕会狠狠骂他一顿，甚至揍他。以前就有好几次，她对他动了手。她那两只手又厚又重，力道十足——阿卜杜拉猜想，准是因为长年累月地搬弄她那残疾姐姐。这双手也懂得怎样挥舞扫帚把，怎样又准又狠地抽嘴巴。

幸好帕尔瓦娜并不以揍他为乐。她也不是不疼爱继子继女。有一次，她拿父亲从喀布尔买的一匹布，给帕丽做了身银绿相间的衣裳。另一次，她带着惊人的耐心，教阿卜杜拉怎样打鸡蛋，同时打两个，而且不会把蛋黄弄破。还有一次，她给他俩示范怎样把玉米皮拧成洋娃娃，帕尔瓦娜和她姐姐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她也教过他俩怎样用碎布条打扮娃娃。

可是阿卜杜拉明白，这些举动都是姿态，尽她的本分而已。井分两口，有深有浅，她给伊克巴尔的那口要深得多。如果哪天晚上家里着了火，阿卜杜拉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帕尔瓦娜会抱起哪个孩子往外跑，一点都不带犹豫。说千道万，事情是明摆着的：他们不是她的孩子。他和帕丽不是她的。大多数人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没办法，他和妹妹不属于她。他俩是另一个女人留下的累赘。

他等帕尔瓦娜拿着馕进屋，又等她出来。她一只胳膊抱着伊克巴尔，另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大堆衣服。他看她慢慢走向河边，直到没了人影，这才溜回家。每一步踩到地上，脚底就一阵抽痛。一进屋他就坐下，换上他那双旧的塑料拖鞋。阿卜杜拉知道自己干了件很不明智的事，可等他跪到帕丽身边，轻轻把她从小睡中摇醒，像魔术师一样从背后变出那根大羽毛的时候，一切都是值得的了——值得让她露出先惊后喜的表情，值得让她在哥哥脸上一通猛亲，值得他用羽毛软软的一端轻轻刮她的下巴，逗得她咯咯乱笑。突然之间，他的脚一点也不疼了。

父亲又一次用袖子擦了擦脸。他们轮流从水囊里喝水，喝完了，父亲就说：“你累了，儿子。”

“不累。”阿卜杜拉说，可他确实累了，累得要死，脚也疼。穿着拖鞋翻越沙漠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父亲说：“爬上去。”

阿卜杜拉爬上勒勒车，坐到帕丽身后，背靠着木头侧板，妹妹背脊上一块块的小骨头顶着他的肚子和胸膛。父亲拉车前行的时候，阿卜杜拉眺望着天空和群山，一座座山包紧紧相挨，一排连着又一排，柔和地在远方铺展。他看到父亲的背，他拉着车，低着头，脚下蹚起一团团红褐色的沙尘。一支库齐牧民的大篷车队从旁边经过，烟尘滚滚，铃儿响，骆驼叫，还有个涂着眼影的女人对阿卜杜拉露出微笑。她的头发是小麦色的。

这让阿卜杜拉想起了妈妈的头发，他又一次思念起妈妈来了，思念她的温柔，她天生的快乐，她面对恶人时的不知所措。他忘不掉她笑得直打嗝儿，畏怯的时候，她会歪歪头。妈妈一向都是柔弱的，身材如此，性格也一样，一个弱不禁风、腰身纤细的女人，总有几缕碎发跑到头巾外面。从前他常常觉得惊奇，这样一副脆弱的小身板，怎么装得下如此多的欢乐，如此多的善良。当然装不下。会漏到外面，从她眼睛里往外流。父亲就不一样。他是铁石心肠。他目光所及的世界和妈妈的一样，可他看到的只有冷漠。无尽的辛劳。父亲的世界毫无仁慈可言。绝没有免费的东西存在。甚至爱。你得为一切付钱。如果你是个穷人，就只能拿痛苦当钱花。阿卜杜拉低头看着妹妹，她头发分线的地方结了皮痂，细细的手腕垂在勒勒车外。他知道妈妈快要死的时候，把有些东西传给了帕丽。她的乐于奉献，她的老实巴交，还有她那压不垮、踩不烂的乐观心态。帕丽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个永远不会，也永远不能伤害他的人。有些时候，阿卜杜拉感到，她才是自己惟一的、真正的亲人。

白日的颜色慢慢地灰下去了，远处的山峰变成了伏地巨兽晦暗的侧影。在此之前，他们路过了几个村庄，多数都像沙德巴格一样偏僻而破败。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是土坯盖成的，有些向上修到了山腰，有些没有，只有道道炊烟从它们的房顶上升起。晾衣绳。蹲在炉火边烧饭的妇人们。几棵白杨树，几只鸡，牛羊三三两两，清真寺倒是村村都有。他们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和一块罂粟地前后相连，有个正在地里剥籽的老汉朝他们摆手，还喊了句什么，可是阿卜杜拉听不见。父亲也朝老汉挥挥手。

帕丽说：“阿波拉？”

“嗯？”

“你觉得舒贾伤心吗？”

“我觉得他还好。”

“不会有人欺负他吗？”

“他是条大狗，帕丽。他能保护自己。”

舒贾的确是条大狗。父亲说他肯定做过斗犬，因为有人剪了他的两耳和尾巴。可他能不能，或者说想不想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他流浪到沙德巴格时，小孩们拿石头砸他，用树枝或生锈的自行车辐条戳他。舒贾从不反抗。折磨到后来，村里的小孩们不免兴味索然，这才对他不理不睬。舒贾却仍旧进退小心，举止多疑，好像仍未忘掉曾经受人恶待。

在沙德巴格，他见人就躲，只有帕丽是个例外。她让舒贾丢开了所有的戒心。他对帕丽的爱是浩瀚而不加掩饰的。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早晨只要一看见帕丽走出家门，舒贾便一跃而起，全身上下哆嗦个不停，狂乱地摇着断尾巴根，跳起踢踏舞，好像踩在火盆上一样。他上蹿下跳，围着帕丽转圈。这狗整天跟着帕丽，一路嗅她的脚后跟，到了晚上，人狗殊途，他便卧在门外，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等待早晨的到来。

“阿波拉？”

“嗯？”

“等我长大了，我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阿卜杜拉看着橘红色的太阳低落，已轻轻擦到地平线上。“只要你愿意。可你不会愿意的。”

“会的！我愿意！”

“到时候你就想住自己的房子了。”

“可咱俩做邻居也行啊。”

“也许吧。”

“你可别住得太远。”

“你要烦我怎么办？”

她用胳膊肘使劲顶了他肋骨一下。“我不会的！”

阿卜杜拉没看她，自顾自地笑了一下。“那好吧，很好。”

“你一定要在我旁边。”

“好的。”

“一直到咱俩都老了。”

“老掉牙。”

“永远。”

“好的，永远。”

她从勒勒车前面转过身看着他。“你保证，阿波拉。”

“永远永远。”

后来，父亲把帕丽背到身上，阿卜杜拉跟在后面，拉着空空的勒勒车。走着走着，他便坠入了恍惚状态，无思无念，只知道双脚起起落落。汗珠贴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帕丽的两只小脚丫一下下弹着父亲的屁股。他只知道，父亲和妹妹的身影在灰色的荒漠里渐渐拉长，如果他慢下来，就要和他们的影子分开了。

父亲这份新工作是纳比舅舅给他找的——纳比舅舅是帕尔瓦娜的哥哥，所以不能算阿卜杜拉的亲舅。纳比舅舅在喀布尔当厨子，兼做司机。他每月一次，从喀布尔开车到沙德巴格看他们，每次一听到那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村里小孩扎堆的吵闹，就知道他来了。孩子们跟着车跑。那是辆气派的蓝色小汽车，皮顶篷，轮毂锃亮。他们拍着车窗，敲着挡泥板，直到纳比舅舅熄了火，笑眯眯地下了车。他很帅，留着大鬓角，大背头，黑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穿一身超大的橄榄绿西装，白色的礼服衬衫，棕色的乐福鞋。所有人都出来看他，因为他开小汽车，哪怕车是老板的，还因为他穿西装，在喀布尔做事。喀布尔可是座大城市。

就是上次来的时候，纳比舅舅跟父亲说了这份工作的事。他给有钱人家打工，他们要加盖一套小客房，建在自家后园，连同浴室，跟主楼分开。于是纳比舅舅向他们推荐了父亲，说他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纳比舅舅说，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估摸着一个月就能完工。

父亲确实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这方面的活儿他可没少干。自从阿卜杜拉记事起，父亲就外出打工，挨家挨户地敲门，找零碎活儿干，卖苦力。有一次，他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村里的长者谢基卜毛拉：假如我生下来是头牲口，那我敢保证，毛拉老爷，我肯定是头骡子。有时父亲去打工，会把阿卜杜拉也带上。他们到一个镇上摘过苹果，从沙德巴格去那儿要走一整天的路。阿卜杜拉记得，一直到太阳落山，父亲都得爬在梯子上，双肩耸起，脖梗子起了皱，暴露在灼人的阳光下，前臂裸露在外，粗粗的指头拧拽着苹果，一次一个。他们还在另一个镇上给清真寺打过土坯。父亲给阿卜杜拉示范怎样取好土：往深挖，颜色淡一些的就是。他们把土混合过筛，加草，父亲耐心地教给他，加水的时候要细滴慢渗，土坯才不会又松又软。过去一年当中，父亲扛过石头，也铲过土，犁过地，还曾到修路队里打工，铺沥青。

阿卜杜拉知道父亲为奥马尔的事自责。如果他多打几份工，或者找到更好的差事，就能给宝宝买更暖和的冬衣，更厚实的毯子，甚至一个正儿八经的火炉，让家里热乎起来。父亲肯定就是这么想的。别看葬礼之后，父亲就再没跟阿卜杜拉提起过奥马尔，可阿卜杜拉心知肚明。

他记得有一次，就在奥马尔死后几天，他看见父亲站在大橡树下。那棵树高出沙德巴格的一切，也是村里最老的老寿星。父亲说，要是这棵树目睹过巴布尔皇帝挥师攻占喀布尔[2]，他也不会觉得惊奇。他说他小时候，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树上树下度过的，不是待在它巨大树冠的阴影下，便是爬它那弯弯曲曲的大树枝。父亲的父亲，也就是阿卜杜拉的爷爷，曾经在大树枝上拴了长绳，吊起秋千。这个奇妙的玩意儿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岁月，活得比那老头子还长。父亲说他和帕尔瓦娜，还有她姐姐马苏玛一起轮流荡过秋千，那会儿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呢。

可是这些天来，当父亲干完活，帕丽扯着他的袖子，求他推自己荡秋千的时候，他总是累得要死。

也许明天吧，帕丽。

就一会儿嘛，巴巴[3]，求你了，快起来嘛。

现在不行。下次吧。

最后她只好罢休，松开父亲的衣袖，乖乖地走开。看着她离去，父亲的瘦脸会突然失色。他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拉起被子，闭上疲惫的双眼。

阿卜杜拉无法想像父亲也曾荡过秋千，也曾是个孩子，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和小朋友们在野地里疯跑。父亲，他两只手上是累累的伤痕，他脸上刻满了疲倦的线条。父亲，他好像一生下来就拿着铁铲，指甲里带着泥垢。

当天晚上他们不得不睡在沙漠里。他们吃了馕，还有帕尔瓦娜给他们带的最后几个煮土豆。父亲生了火，支起壶，烧水煮茶。

阿卜杜拉躺在篝火旁边，和背朝他的帕丽一起缩在羊毛毯下，妹妹冰凉的脚底板紧紧贴在他身上。

父亲弯腰凑近火苗，点燃一支烟卷。

阿卜杜拉翻了个身，平躺着，帕丽也转过来，把小脸儿搁进他锁骨下面熟悉的位置。他闻着荒漠里的土腥味，看着头顶的星空，如同密布着冰晶，闪闪烁烁。一弯纤瘦的新月，捧着自己暗淡却圆满的魅影。

阿卜杜拉想起前年冬天，事事跌入黑暗，风从门缝灌入，呼号婉转，拖着长音，格外嘹亮，房顶每个裂缝都有风声齐吼。外面，村庄的面貌已被大雪抹杀殆尽。夜晚漫长，星光也不复存在。白天是短暂的，阴郁的，难得有一抹阳光出现，即使有，也只是露一小脸儿，很快便隐没了。他记得奥马尔声嘶力竭的哭号，后来便无声无息。再后来，便是父亲阴森森地削着木板，手里那把月牙形的弯刀，恰如此时高悬于头顶的新月。他记得父亲将木板砸进硬土，小坟堆顶上结了霜，明晃晃地烛亮这一方天地。

现在，秋尽的迹象又一次出现了。冬天已经在屋角潜伏，可是父亲和帕尔瓦娜谁也不提这一茬儿，好像一说出那两个字，就会加速它的到来。

“爸？”他说。

父亲在篝火的另一头轻轻嗯了一声。

“你同意我给你打下手吗？我是说盖客房。”

轻烟缭绕在父亲的烟卷上方。他呆望着暗夜。

“爸？”

父亲坐在石头上换了个姿势。“我看你可以帮忙和和泥。”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

“我教你。你一学就会。”

“那我呢？”帕丽问。

“你？”父亲慢吞吞地说。他吸了口烟，拿起棍子拨火。火星四下飞溅，在黑暗中蹦蹦跳跳地狂舞一番。“你来管水。不能让大伙渴着。因为男人要是渴了就没法干活。”

帕丽不吭声。

“爸说得对。”阿卜杜拉说。他估摸帕丽想把手弄得脏脏的，在泥里爬来爬去，所以对父亲分派的任务感到失望。“要是少了你给我们打水，那我们就永远建不成客房。”

父亲把棍子插到茶壶提手下面，从火上提起壶，放到一边，先让它凉一凉。

“我给你出个主意。”他说，“只要你做水工合格，我就再给你找点别的事干。”

帕丽翘起下巴，看看阿卜杜拉，面带喜色。她笑的时候露出了豁牙。

他记得她还是小不点儿那会儿，老枕在他胸脯上睡觉，有时半夜三更，他睁开眼睛，便发现她正龇着牙，冲着他笑，表情和现在一模一样。

帕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这是真事。别看他自己也仍然是个孩子。十岁。帕丽还是婴儿的时候，半夜里吭吭唧唧，弄醒的总是他。摸黑儿走过去，抱着她颠上颠下的也是他。他给她换脏尿布。从来都是他给帕丽洗澡。这不是父亲该干的工作——他是个大男人——再说了，他收工以后总是累得要死。而帕尔瓦娜怀了奥马尔，起个床都吃力，对帕丽一时照应不上。她也从来没有那份耐心，那份精力。所以带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阿卜杜拉头上，而他一点也不介意，做起来高高兴兴的。他喜欢这样，因为是他帮帕丽迈出了第一步，也是他惊喜莫名地听到帕丽说出第一句话。他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是真主创造他的原因所在，好让真主先把母亲带走，再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照顾帕丽。

“巴巴，”帕丽说，“讲个故事。”

“太晚了。”父亲说。

“讲一个嘛。”

父亲生性自闭。任何时候都他都难得一次吐出两句以上的话。可是偶尔，阿卜杜拉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故事呼呼地往外冒，关都关不住。有时候他让阿卜杜拉和帕丽老老实实坐在面前，给他俩讲故事，不管这时候帕尔瓦娜正在厨房把盆盆罐罐弄得乒乒乓乓。这些故事是父亲小的时候他奶奶讲给他听的，现在把阿卜杜拉和帕丽也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苏丹和精灵，还有坏心肠的魔王和聪明的苦行僧。有时父亲也自己编故事，现编现讲。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他虚构和梦想的能力，总能让阿卜杜拉感到惊奇。父亲从来没有像讲故事的时候那样，让阿卜杜拉觉得他那么实实在在，表现得那么活力充沛，那么真诚。这些故事就像一个个针孔，可以借此一窥他那密不透风的、难以理解的内心世界。

但是，阿卜杜拉能从父亲脸上的表情看出，今晚不会有故事讲了。

“很晚了。”父亲又说了一遍。他抓住披在肩膀上的围巾一角，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吹吹热气，喝了一小口，篝火映红了他的脸庞。“该睡觉了。明天路还很长。”

阿卜杜拉拽起毯子，盖住自己和妹妹的头。在毯子下面，他对着帕丽的后脖梗哼起了歌：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帕丽已经困了，昏沉沉地哼出了自己那两句：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打起了呼噜。

过了一会儿，阿卜杜拉醒过来，发现父亲不见了。他慌里慌张坐起来。火差不多已经全灭了，此时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余烬里星星点点的暗红。阿卜杜拉着急地看一眼左边，又看看右边，可是目光无法穿透巨大而令人窒息的黑暗。他感到自己的脸变白了，心脏在全速跳动。他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爸？”他小声叫道。

一片死寂。

惊慌开始如蘑菇般在他心底疯长。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身体笔直，绷得紧紧地，听了老半天。什么都没听见。就剩下他俩了，他和帕丽，四下的黑暗正在逼近。他们被抛弃了。父亲抛弃了他们。阿卜杜拉头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沙漠甚至整个世界的浩瀚。一个人置身其中，多么轻易就会迷失啊。没人伸出援手，没人指点方向。随即，一个更坏的念头出现了，如蛆虫般在他脑袋里蠕动。父亲死了。有人割开了他的喉咙。土匪。他们杀掉了父亲，此时正在逼近他和帕丽，土匪们不慌不忙，享受着这一刻，就像在玩一场游戏。

“爸？”他放开嗓子，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都在颤抖。

无人应答。

“爸？”

他一遍又一遍呼喊着父亲，仿佛有一只爪子紧紧抓着他的气管。他记不起自己多少次，又是多么久地叫着父亲，可是黑暗中没有一声回答。他看见了一张张脸，藏在大地上隆起的群山中，带着狞笑，邪恶地俯视着他和帕丽。惊恐俘虏了他，摧折着五脏六腑。他开始哆嗦，低声哭泣。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放声尖叫了。

恰在此时，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影从黑暗中现形。

“我以为你走掉了。”阿卜杜拉惊魂未定地说。

父亲在篝火的余烬边坐下。

“你去哪儿了？”

“快睡觉，儿子。”

“你别丢下我们。你别那样做，爸。”

父亲看着他，可是他的脸隐没在黑暗中，阿卜杜拉无法分辨他的表情。“你要把妹妹吵醒了。”

“别丢下我们。”

“闭嘴。”

阿卜杜拉重新躺下，妹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的心还在怦怦跳，一下下撞击着喉咙。

阿卜杜拉从没来过喀布尔。他对喀布尔的了解都出自纳比舅舅讲的故事。跟父亲打工的时候，他到过几座小城镇，可从没去过真正的城市，而且明摆着，纳比舅舅说的那一套，丝毫没能帮助他做好准备，来面对全国最大、最热闹城市的忙碌与喧嚣。他看见到处都是交通信号灯、茶馆、饭馆，还有开着大橱窗的商店，挂着鲜亮的、五颜六色的招牌。小汽车轰鸣着，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一路按着喇叭，从公共汽车、行人和自行车的窄缝儿里嗖嗖钻过。马拉的戛力车叮叮当当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两个铁轱辘轧着路面，颠上颠下。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走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香烟和口香糖的小贩，卖杂志的小摊，还有钉马掌的铁匠。在路口处，交通警察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吹着哨子，做着耀武扬威的手势，可惜好像没人搭理他们。

阿卜杜拉坐在人行道边的条凳上，腿上坐着帕丽，不远处是个肉铺。他们俩分吃一盘香菜酸辣酱拌的烘豆子，这是父亲刚从路边摊上给他们买的。

“看，阿波拉。”帕丽说，她指着街对面的一家商店。那窗户里站着个年轻的女人，穿一件漂亮的绣花绿衣，衣服上还挂着好多小亮片和小珠子。她包着长长的、颜色相配的头巾，戴着银首饰，穿深红色的裤子，纹丝不动地站着，漠然地看着行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直到阿卜杜拉和帕丽吃完豆子，那女人连指头都没动一动，此后也依旧纹丝不动。举目楼上，阿卜杜拉看见一张巨大的海报，挂在高高的大楼外墙。海报上有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郎，身边的地上开满了郁金香，她站在倾盆的大雨中，顽皮地躲在一座小屋后面。她张着小嘴儿，羞答答地笑着，一件湿漉漉的纱丽紧紧裹出她的曲线。阿卜杜拉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纳比舅舅所说的电影院，也就是人们可以去看电影的地方，可他希望下个月，纳比舅舅能带他和帕丽去看一场电影。想到这儿，他咧开嘴笑了。

就在街上一座蓝瓦清真寺高声宣礼之后，阿卜杜拉看到纳比舅舅把车停在路边。他坐在司机位置上，身上还是那套橄榄绿西装，大摇大摆地下了车，车门差点儿撞到一个穿袷袢、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幸好他猛地一拐，躲开了。

纳比舅舅快步绕过车头，拥抱了父亲。他一看到阿卜杜拉和帕丽，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他弯下腰，把自己放低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

“小家伙，你们喜欢喀布尔吗？”

“好吵。”帕丽说。纳比舅舅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来吧，上车。你们坐到车上，还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上车前先把脚蹭蹭。萨布尔，你坐前面。”

后座凉凉的，硬硬的，和外面一样，也是浅蓝色。阿卜杜拉挪到窗边，坐在司机座位后面，又把帕丽抱到腿上。他注意到围观的人们带着羡慕的神色，瞅着这辆小汽车。帕丽扭头看他，两人相视一笑。

纳比舅舅开着车，城市的画卷从他们眼前流过。他说他要绕段路，带他们多看几眼喀布尔。他指着一座山，说它叫特佩马兰詹，山头有座俯瞰城市的圆顶陵墓，查希尔沙国王的父亲纳第尔沙就葬在那儿。他指给他们看希尔达瓦扎山顶的巴拉喜萨尔堡，并说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军曾在此扎营。

“那是啥，纳比舅舅？”阿卜杜拉拍拍车窗，指着一座黄色的长方形大楼。

“那是大仓，新的馕厂。”纳比舅舅单手开着车，回头冲他挤了下眼睛。“这是我们的俄国朋友送来的礼物。”

做馕的工厂？这可真让阿卜杜拉吃惊。他回想起了在沙德巴格的家里，帕尔瓦娜在泥炉里把面团拍成饼的样子。

最后，纳比舅舅拐上了一条干净、宽阔的街道，路边整整齐齐，种着成排的柏树。这儿的房子都很漂亮，比阿卜杜拉以前见过的所有房子都大。房子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淡蓝色的，大部分都是两三层，带着高高的围墙，金属大门分成两扇，关得严严实实。阿卜杜拉瞧见路边停着几辆小汽车，样子和纳比舅舅开的这辆差不多。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私家车道上，道边是一排修剪整齐的矮树。再过去一点，便是一座两层高的白房子，看上去大得难以置信。

“你家好大。”帕丽吃惊地睁大双眼，轻声说道。

纳比舅舅仰面大笑。“那敢情好了。不，这是我老板的房子。你们这就能见到他们。一定得有礼貌，听见了吗？”

当纳比舅舅领着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进了门，他们才发现，这房子比原来想像的还要气派。阿卜杜拉估摸着，它大得足以装下沙德巴格至少一半的人家。他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魔王的宫殿。房后还有花园，打理得非常漂亮，种着成排的鲜花，什么颜色都有，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有齐膝高的矮树丛，果树也到处都是——阿卜杜拉认出了樱桃树、苹果树、杏树和石榴树。走廊建在屋外，盖有顶棚，直入花园——纳比舅舅说它叫游廊——旁边的栏杆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正在里屋等着他们。进屋之前，阿卜杜拉偷偷看了一眼厕所，里面有纳比舅舅说过的陶瓷马桶，亮闪闪的洗脸池，配着古铜色的水龙头。在沙德巴格，每个礼拜，阿卜杜拉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从公共水井里成桶成桶地提水，可人家只需伸手一拧，就能来水，这样的生活不免让他大为惊奇。

此刻，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坐在一个有金色流苏的大沙发上，背后是软乎乎的靠垫，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八角形亮片。沙发对面，一幅画占去了大部分墙面，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石雕匠，伏在工作台前，正用木锤敲一块大石头。窗子宽大，配有带褶裥的窗帘，敞开着，窗外是装有齐腰高铁护栏的阳台。这房间里的一切都光亮而一尘不染。

阿卜杜拉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如此肮脏。

纳比舅舅的老板瓦赫达提先生坐在皮椅上，两条胳膊抱在胸前。他看着他们，表情虽然说不上不友好，却总之是冷淡而难以参透的。他比父亲要高，刚才他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阿卜杜拉就看出来了。他肩膀比较窄，嘴唇薄，脑门锃亮。他穿一套收腰的白西装，绿色的开领衬衫，袖口钉着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从头到尾，他说的话都没超过十句。

帕丽低着头，看着他们身前玻璃桌上的糖果盘。阿卜杜拉从来没想到，糖果还能有这么多的花样。有手指头模样的巧克力，上面带着一圈圈的奶油，有中间裹着橘子瓣的小圆糖，有树叶形状的绿糖，还有好多别的模样。

“想尝尝吗？”瓦赫达提太太问。一直都是她在讲话。“吃吧。你们俩。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阿卜杜拉看看父亲，请求允许，帕丽也学他的样儿。这姿势好像把瓦赫达提太太迷住了，她抬起眉毛，歪歪脑袋，露出了微笑。

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一人一块。”他低声说道。

“噢，那可不行。”瓦赫达提太太说，“这可是我让纳比跑了半个喀布尔才买来的。”

父亲闹了个大红脸，不敢看她。他就坐了沙发一个边，两只手攥着自己的便帽。哪怕刚才他把两个膝盖转向了瓦赫达提太太，可眼睛瞧的始终都是她丈夫。

阿卜杜拉拿起两块糖，给了帕丽一块。

“噢，多拿点儿。纳比一片苦心，咱们可不能白白浪费掉。”瓦赫达提太太娇嗔道。她朝纳比舅舅笑了一下。

“哪里哪里。”纳比舅舅的脸也红了。

纳比舅舅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身边有个很高的木头陈列柜，装着厚厚的玻璃门。阿卜杜拉看见，柜子里的搁板上摆着一些银色的相框，里面是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的照片。有一张是他俩和另一对夫妇的合影。他们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厚厚的外套，背景是一条白浪翻卷的大河。在另一张照片里，瓦赫达提太太手拿着酒杯，正在开怀大笑，光溜溜的胳膊搂着一个男人的腰，让阿卜杜拉想不通的是，那男人竟然不是瓦赫达提先生。还有一张婚纱照，他穿着黑西装，又高又瘦，她穿着飘逸的白裙子，两个人都抿着嘴唇在微笑。

阿卜杜拉偷偷看了她一眼，看她细细的腰，她漂亮的小嘴儿和完美的弯眉，她粉红的指甲和粉红的唇膏。现在他记起她来了。那是两年前，帕丽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纳比舅舅带她到了沙德巴格，因为她说，她想见见他的家属。她穿着一条桃红色的无袖长裙——他记得父亲脸上那惊愕的表情——戴一副黑色的太阳镜，宽宽的白色镜框。她始终面带微笑，问这问那，问村子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还问孩子们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举手投足之间，就好像她也属于这里，也住这样低矮的泥屋。她背倚着煤烟熏黑的墙，坐在蝇屎斑斑的窗边，一大张黑不溜秋的塑料布隔开了主屋和厨房——厨房也是阿卜杜拉和帕丽睡觉的地方。她把这次串门弄得风风光光，非要在门口脱掉高跟鞋，不要父亲自作聪明拿来的椅子，而是席地而坐，就好像她也是农民的一员。阿卜杜拉那时候只有八岁，可也能看出其中的名堂。

想起那次串门，阿卜杜拉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帕尔瓦娜像裹了尸衣一样的窘态。她当时怀着伊克巴尔，呆坐在角落里，一声也不吭，身体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就那样坐着，双肩收紧，两脚塞在隆起的肚子下，好像要努力缩进墙里，消失不见。一条脏兮兮的面纱像盾牌一样挡住她的脸。她紧紧抓着下巴底下的面纱，把它拧成了乱糟糟的一堆。阿卜杜拉仿佛看到，羞耻如水汽般从她身上蒸腾而起，看到她自觉何其渺小的那份难堪，他心头涌起了一种对后妈的同情，这种感觉让他自己也觉得惊讶。

瓦赫达提太太伸手拿起糖果盘旁边的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们刚才绕了段路，我带他们看了看街景。”纳比舅舅说。

“好的呀，好的呀。”瓦赫达提太太说，“您以前来过喀布尔吗，萨布尔？”

父亲说：“一两次，尊贵的太太。”

“那么，请问您印象怎么样？”

父亲耸耸肩。“人挤人。”

“是的。”

瓦赫达提先生揪了揪上衣袖子上的棉绒，然后低头看着地毯。

“人挤人，是的，而且有时也让人厌倦。”瓦赫达提太太说。

父亲点点头，好像听懂了一样。

“喀布尔其实就像一个岛。有人说它在不断进步，这话也许不错。我看这么说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它也和我们国家的其余部分失去了联系。”

父亲低头看着手中的便帽，眼睛眨巴了一下。

“不要误会我。”她说，“我衷心拥护这座城市一切进步的议题。真主知道，我们的国家会从中获益。不过有的时候呢，以我之见，喀布尔有点儿过于自得其乐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座城市沾染了自负。”她叹了口气。“它确实越来越让人厌倦了。我本人一向欣赏乡村的生活。我对乡村是一往情深的。那遥远的外省，那些卡里亚[4]啊，那些小村庄啊。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

父亲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我也许不赞同全部或大部分的部落传统，可是对我而言，那里的人们总是过着更真实的生活吧。他们坚守传统。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也很好客。还有达观的性格。一种自豪感。可以这么说吗，苏莱曼？自豪？”

“别说了，妮拉。”她丈夫轻声说道。

一阵令人压抑的沉默随即出现。阿卜杜拉看到瓦赫达提先生不停地在椅子扶手上敲着指头，他妻子则保持着僵硬的微笑。烟嘴处留下了粉红的污渍。她两脚交叠，一只胳膊肘搭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也许我用词不当。”她打破了沉默。“也许该说尊严。”她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阿卜杜拉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牙。“这就对了。恰当多了。乡村的人们带着一种尊严感。他们身上就是有这种感觉，好像佩戴着勋章，对吗？我诚心诚意地说，我在您身上就看到了，萨布尔。”

“谢谢您，尊贵的太太。”父亲咕哝道，边说边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却仍然低头看着自己的便帽。

瓦赫达提太太点点头，将目光转向帕丽。“请恕我直言，你实在太可爱了。”帕丽用胳膊肘轻轻顶了顶阿卜杜拉。

瓦赫达提太太慢条斯理地背诵道：“今天我看到了我在寻觅的容颜，我看到了闭月，羞花，无法度量的优雅。”她笑了笑。“这是鲁米。你听说过他吗？你可以这样想，这是他专门为你写的，我亲爱的。”

“瓦赫达提太太是很有才华的诗人。”纳比舅舅说。

瓦赫达提先生走到房间这一头，拿起一块糖，掰成两半，咬了一小口。

“纳比嘴巴真甜。”瓦赫达提太太说着，热乎乎地瞟了他一眼。阿卜杜拉又一次看到红晕爬上了纳比舅舅的面颊。

瓦赫达提太太把烟屁股按到烟灰缸里，使劲捣了好几下，把烟掐灭。“我带孩子们出去转转吧。”她说。

瓦赫达提先生不高兴地深吸了一口气，两只巴掌往椅子扶手上一拍，好像要站起来，却没动窝。

“我带他们去趟巴扎。”这一次，瓦赫达提太太是在对父亲说话。“如果您同意的话，萨布尔。纳比给我们开车。苏莱曼可以带您看看后院的工地。您一看就明白了。”

父亲点了点头。

瓦赫达提先生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们起身往外走。

突然之间，阿卜杜拉希望父亲能给人家道个谢，谢谢他们的糖果和茶，然后拉起他和帕丽的手，离开这座房子，离开房子里的画和窗帘，还有满屋的奢华与舒适。他们可以灌满水囊，买齐馕和煮蛋，顺着原路回家。穿过沙漠，经过巨石，一路与群山相伴，父亲还可以给他们讲几个故事。他们可以轮流拉车，车上坐着帕丽。走上两天，也许三个白天，不管肚子里灌进多少风沙，腿上又有多么疲累，但终将再次回到沙德巴格。舒贾看见他们出现，一定会狂奔而至，围着帕丽蹦跳转圈。那时他们就到家了。

父亲说：“快去吧，孩子们。”

阿卜杜拉上前一步，想说什么，可是纳比舅舅伸出一只大手，放到他肩膀上，把他扳了回来。纳比舅舅一边领他穿过走廊，一边说：“不看看这地方的巴扎可不行。我说你俩，这儿的巴扎你们可没见过。”

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一起坐在后排，车里满是她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儿，还有一种味道阿卜杜拉说不上来，甜甜的，有点呛鼻子。纳比舅舅开着车，她连珠炮似的问他们问题。都有哪些朋友？他们上不上学？还问些家长里短的事，邻居如何？玩什么游戏？阳光照亮了她右半边脸，阿卜杜拉可以看到她脸颊上细细的汗毛，以及脖子上粉底的微痕。

“我有条狗。”帕丽说。

“真的？”

“那条狗蛮怪的。”纳比舅舅在前座上说。

“他叫舒贾。我只要一伤心，他就知道。”

“狗通人性。”瓦赫达提太太说，“他们比我遇到过的有些人还要好呢。”

三个女学生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汽车从她们身边驶过。她们穿着黑色校服，系着白头巾。

“我知道刚才我是怎么说的，可喀布尔也没那么糟糕。”瓦赫达提太太心不在焉地用手摆弄着自己的项链。她看着窗外，脸上忽然有些伤感。“我觉得春末的喀布尔才是最好的，下完雨之后，空气干干净净。可是夏天说来说来，就像太阳撞到山上，把这儿变成一个大火炉。”她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家里有个孩子就好了。闹腾闹腾，有点变化。有点活力。”

阿卜杜拉看着她，从这女人身上感觉到了某种让人担心的东西，隐藏在脂粉下，香水的味道和那楚楚可怜的表情中。某种在内心深处碎裂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想起了帕尔瓦娜烧饭时的煤烟，厨房架上那些罐子，胡乱堆叠的盘子，污迹斑斑的锅碗瓢盆。他怀念起了和帕丽同睡的床垫，哪怕它脏兮兮的，随时有可能被里面破烂不堪的弹簧扎穿。他怀念那一切。他从来没像这样想家，想得如此厉害。

瓦赫达提太太叹了口气，重重地靠到座位上，紧紧抓着她的手提包，好像孕妇抱着自己鼓凸的肚子。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人来人往的街边。马路对面有座清真寺，建有高高的宣礼塔，旁边就是巴扎，里面回廊密布，有带拱顶的，也有露天的，迷宫一般。他们沿着通道边走边逛，有的货摊卖皮衣，有的卖戒指，上面镶着彩色的珠宝和石头，还有卖各种香料的。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走在前面，纳比舅舅殿后。因为到了户外，瓦赫达提太太便戴上了一副黑色的太阳镜，这让她的脸看上去怪怪的，很有几分神秘。

到处都能听见有人讨价还价。几乎每个货摊都在播放吵闹不休的音乐。他们经过了一些带门脸的铺子，有卖书的，卖收音机的，卖灯的，还有卖银色炊具的。阿卜杜拉看见两个当兵的在抽烟，穿着脏靴子和深褐色的大衣，一支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带着无精打采的冷漠打量着每个人。

他们在鞋摊前停下。鞋子成排，摆放在鞋盒上，瓦赫达提太太上前翻找。纳比舅舅溜溜达达去了下一个摊位，背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堆旧钱币。

“这一双怎么样？”瓦赫达提太太问帕丽。她手里拿着一双黄色的新运动鞋。

“好漂亮呀。”帕丽说。她看着那双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咱们试试吧。”

瓦赫达提太太帮帕丽穿上鞋，给她系上鞋带，扣好搭扣。她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阿卜杜拉。“我看你也可以来一双。真不敢相信你从村里一路走着过来，就穿着这双拖鞋。”

阿卜杜拉摇摇头，扭头看着别处。回廊里有个老头子，胡子乱蓬蓬的，长了两只畸形的锄头脚，在向路人乞讨。

“看，阿波拉！”帕丽抬起一只脚，又抬起另一只。她在地上又跺又跳。瓦赫达提太太叫过纳比舅舅，让他带上帕丽到回廊里走走，看看鞋合不合脚。纳比舅舅牵着帕丽的手，领她走进了通道。

瓦赫达提太太低头看了看阿卜杜拉。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她说，“你不喜欢我刚才说话的方式。”

阿卜杜拉看着帕丽和纳比舅舅经过锄头脚老头的身边。老头对帕丽说了些什么，帕丽仰起脸看着纳比舅舅，也在说话，然后纳比舅舅给了老头一枚硬币。

阿卜杜拉不出声地哭起来了。

“噢，乖孩子。”瓦赫达提太太说，她有些吃惊。“可怜的小家伙。”她从手提包里扯出条手帕，递到他面前。

阿卜杜拉把手帕猛地拨到一边。“请不要那样做。”他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她蹲到他身边，墨镜推到头上，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她用手帕轻轻擦了擦两眼，一些黑渍也随之擦落。“如果你恨我，我也不怪你。这是你的权利。可是……我不指望你能理解，现在就理解，可这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阿卜杜拉。真的是这样。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

阿卜杜拉仰面朝天，恸哭起来。就在此时，帕丽蹦蹦跳跳地朝他走回来了。她眼中充满了感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父亲拿起斧头，砍倒了大橡树。谢基卜毛拉的儿子巴依吐拉和另外几个男人帮他。没人拦他们。阿卜杜拉和别的孩子站在一起，看他们砍树。父亲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卸掉秋千。他爬到树上，用刀子割断绳索，然后和男人们一起，砍那粗壮的树干，一直砍到下午很晚，老树才终于轰然倒地。父亲告诉阿卜杜拉，他们需要过冬的柴火。可他咬紧牙关，脸色阴沉，凶猛地在老树身上抡着斧头，仿佛再也受不了多看它一眼。

此时，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男人们还在劈凿那倒下的大树。他们的鼻子和脸颊冻得发红，刀斧敲击着木头，发出沉闷的回声。父亲对付树身，阿卜杜拉则从大树杈上扯断枝条。两天前，刚刚下过今年冬天的头一场雪。不大，还没到下大雪的时候，只是一个前兆。用不了多久，冬天将席卷沙德巴格，带着它的冰柱，一周又一周的降雪，以及转眼便能吹裂手背的风。现在，白色还没有将大地完全覆盖，只是斑秃一般，从村里铺往陡峭的山坡，淡褐色的地面星星点点，散露其间。

阿卜杜拉收拢一堆细枝，抱起来，走向附近越堆越高的公用柴堆。他戴着新手套，穿着雪地靴和冬衣。衣服是二手货，拉链本来坏了，父亲又把它修好，除此之外，它和新衣服一样棒——絮着棉花，外面是深蓝色的，衬里是橘黄色的毛皮。它有四个大口袋，可以咔嗒一声扣上，咔嗒一声打开，还有絮棉的帽兜，阿卜杜拉扯一扯帽绳，就能紧紧地捂住脸。现在他把帽兜从头顶推到脑后，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阿卜杜拉还能分辨出老磨坊，它光秃秃的，灰灰的，在村里一堵堵泥墙的映衬下，隐约可见。只要从山上吹来凛冽的狂风，房梁便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夏天的时候，多半是青鹭在磨坊安家，现在冬天一来，青鹭便飞走了，换了乌鸦进驻。每天早晨，阿卜杜拉都会在它们的大声抱怨和嘶哑的聒噪中醒来。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右边的地上。他走过去，蹲下。

一片羽毛。小小的。黄色的。

他摘掉一只手套，拾起这片羽毛。

今晚有个聚会，他和父亲，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伊克巴尔要去参加。巴依吐拉刚生了男孩。有卖艺的穆特里卜要来给男人们唱歌，还有人打手鼓。晚会上有茶，有热乎乎的、新出炉的烤馕，有土豆汤。之后，谢基卜毛拉要把手指蘸到糖水碗里，再让婴儿吸他指头。他会拿出亮闪闪的黑石头，双面剃刀，掀起婴儿肚子上的盖布。寻常的仪式。沙德巴格的生活总要继续。

阿卜杜拉把手里这片羽毛翻过来。

不许哭鼻子。父亲说过，不许哭。我受不了。

真没人哭过。村里没有一个人问起过帕丽，甚至没人提起过她的名字。阿卜杜拉觉得吃惊，她竟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得如此干干净净。

只有在舒贾身上，阿卜杜拉能看到自己的悲伤。那条狗每天都出现在家门口。帕尔瓦娜用石头丢他，父亲提着棍子吓他，可他总是去而复返。每天夜里都听到他在悲悲切切地呜咽，每天早晨都看到他卧在门口，两只前爪垫在嘴巴下面，一对忧郁的、无辜的眼睛眨巴着，仰望着要揍他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天早晨，阿卜杜拉看见他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山那边去了。沙德巴格再也没人见过他。

阿卜杜拉把这片黄色的羽毛放进衣袋，走向磨坊。

有时候，他会冷不丁地瞅见父亲脸上灰云密布，陷入难以言传的感情阴影。如今，父亲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失去了支柱。他不是懒洋洋歪斜在屋中，便是坐在新买的大铁炉前烤火，把小伊克巴尔放在腿上，失神地呆望着火苗。他的声音也变得疲惫不堪，与阿卜杜拉记忆中的判若两人，说出的每个字都好像秤砣一样。他往往神情幽闭，长久地沉默无语。他再也不讲故事了，自打他和阿卜杜拉从喀布尔回来，就一个故事也没讲过。阿卜杜拉觉得，父亲大概把自己的灵感也一并卖给了瓦赫达提夫妇。

没了。

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一切都归于无言。

只听到帕尔瓦娜的这些话：只能靠她了。我很抱歉，阿卜杜拉。非她不可。

砍下一根指头，才能把手保住。

在磨坊后面，在风化中的石塔下，他跪到地上，脱掉手套，刨着地里的土。他想到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脑门儿，豁牙的笑。他耳边总听到她清脆的笑声，一如从前，在家里滚滚而过。他想起从巴扎回来后爆发的那场厮打。帕丽惊恐着，尖叫着。纳比舅舅赶快把她拉走。阿卜杜拉刨着土，直到指头碰到金属。他探手向下，从坑里挖出那个铁皮茶叶盒，拂去盖子上冰冷的土。

最近他想了好多，想父亲在去喀布尔之前给他们讲的那个故事，老农夫巴巴·阿尤布和魔王。阿卜杜拉发现自己就站在帕丽曾经待过的地方，而她的离去好像一股无形的烟尘，从他脚下的土里升起，让他的腿弯折，让他的心坍缩，他渴望着喝一大口魔王送给巴巴·阿尤布的魔药，好让自己也能忘记。

可是什么都忘不掉。帕丽总是不请自来，徘徊不去，不管阿卜杜拉到哪儿，都能看见她在一旁侧立。她就像他衣服上黏附的尘土。她就待在那一个又一个的沉默里，那是如今家中习以为常的沉默，言语之间忽然喷涌的沉默，有时冰冷而空洞，有时潜伏着什么，却终究归于无言，像一片乌云，带着雨，却永远不会飘落。在有些夜晚，他会梦见自己又一次置身荒漠，一个人，四下都是山，只有一点点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

他打开茶叶盒。它们全在里面。帕丽的羽毛，公鸡毛、鸭毛、鸽子毛；那支孔雀翎也在。他把黄羽毛丢进盒中。总有一天，他想。

他希望。

像舒贾一样，他在沙德巴格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已无可留恋。这里已不再有他的家。他会等到冬天过去，等到融雪的春天到来。他将在某个早晨，在黎明前起身，迈出家门。他将选准一个方向上路。双脚能带他走多远，他就走多远，远远地离开沙德巴格。如果有一天，他在旷野中跋涉太久，被绝望俘获，那么他将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他将想起帕丽在沙漠中发现的那片隼羽。他将想像着羽毛从飞鸟身上松脱，在云中，在人间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气流中劲舞，激旋，被怒号的狂风裹挟，推送，飞越千里荒漠，百座高山，战胜一切险阻，最后万无一失，飘落于巨石脚下，并必将被妹妹发现。他将流连于这样的想像，它带来的不只初时的惊喜，还有继之而生的希望，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不过他也更清醒地知道，他要鼓足勇气，睁大双眼，迈步向前。

[1]“帕尔瓦娜”是蝴蝶的意思。

[2]扎希尔丁·巴布尔是莫卧儿王朝的奠基者、帖木儿的六世孙，1504年占领喀布尔，并以该城为征服东部与南部的基地。

[3] 阿富汗人对父亲的尊称。

[4]卡里亚（qaria），由多个小村（kalay）组成的较大的村庄。

第三章

1949年春

帕尔瓦娜还没掀开被子看，就闻到那味儿了。马苏玛屁股上蹭得到处都是，一直到大腿。床单、床垫和被子上也有。马苏玛回过头，抬脸看着她，怯怯地，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还有羞耻——这些年来始终不变的羞耻。

“对不起。”马苏玛小声说。

帕尔瓦娜真想大声咆哮，却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每逢这样的时刻，她就需要拼命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个粪堆是她自作自受的结果。她遭受的一切既算不上不公平，也不过分。她活该如此。她打量一下弄脏的床褥，对眼前的工作心生畏惧，不免叹了口气。“我这就给你弄干净。”她说。

马苏玛开始无声地哭泣，表情上没有丝毫变化，只有眼泪夺眶而出，簌簌落下。

清晨凛冽，帕尔瓦娜来到屋外，在烧饭的泥坑里生火。等火上来了，她便提着桶去沙德巴格的公共井里打水，再回来烧水。她在火前攥紧两手。从这儿，她能看到村里的磨坊，小时候谢基卜毛拉教她和马苏玛识字的清真寺，还有毛拉建在缓坡底下的家。再过一会儿，等太阳升起，毛拉家的房顶就会在周围的土色之中，变成鲜红夺目的方块，因为他妻子在屋顶晾了西红柿。帕尔瓦娜抬头仰望，晨星暗淡，漠然地对她半睁着眼睛。她费劲地站起身。

进了屋，她帮马苏玛翻过身，背朝上。她浸湿毛巾，擦净马苏玛的屁股，从她后背和肌肉麻痹的腿上清理掉粪便。

“为什么用热水？”马苏玛趴在枕头上说，“何必这么麻烦？你不用这样做。我分辨不出来的。”

“也许吧。可我就是要这样。”帕尔瓦娜说着，对着粪便做了个鬼脸。“行了，别说话了，让我收拾完。”

帕尔瓦娜的一天就此开始，一如往常，一如父母过世这四年来的每一天。她喂鸡，劈柴，一趟趟、一桶桶地从井里提水。她和面，揉面，在土坯房外的泥炉里烤馕，然后擦地板。到了下午，她蹲在小河边，和村里的女人们一起，在石头上洗衣服。接下来，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她要去坟地，给父母上坟，挨个做一遍简短的告拜。整整一天下来，在这些家务的间隙，她还得抽空儿帮马苏玛翻身，侧过来，再侧过去，把枕头塞到这边的屁股下，过一会儿再换另一边。

今天她碰到了萨布尔。碰到了两次。

她先瞅见萨布尔蹲在他家小土房外，对着烧饭的泥坑扇风，烟呛得他使劲眯着眼。旁边是他儿子阿卜杜拉。后来她又瞧见他了，正在跟几个男人聊天。那些男人和萨布尔一样，现在都成了家，可他们原先也都是村里的娃子，跟萨布尔打过架、一起放过风筝，追过狗，玩过捉迷藏。现在这段日子萨布尔可遭罪了，摊上了大不幸，老婆死了，丢下两个没妈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吃奶。现在他说起话来透着疲惫，听都听不清。他在村里拖着身子走路，倦怠，枯槁，和从前判若两人。

帕尔瓦娜远远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渴望，像傻子一样。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她努力挪开目光。如果无意中四目相交，他也只是冲她点个头，可她却热血上涌，满脸发烧。

当晚，帕尔瓦娜要躺下睡觉时，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透了。她躺到小床上，等待入睡。

此时，黑暗中传来呼唤：

“帕尔瓦娜？”

“在。”

“你还记得那次吗？咱俩一块儿骑自行车。”

“嗯。”

“骑得多快啊！大下坡。狗追着咱们。”

“我记得。”

“咱俩都在尖叫。然后就撞到石头上了……”帕尔瓦娜几乎可以听到姐姐在黑暗中微笑。“妈可生气了。纳比也是。咱们撞烂了他的自行车。”

帕尔瓦娜闭上了眼睛。

“帕尔瓦娜？”

“在。”

“今晚和我一起睡行吗？”

帕尔瓦娜蹬开被子，摸到小屋另一头马苏玛的床上，钻进被窝，在她身边躺下。马苏玛的脸枕着帕尔瓦娜的肩膀，一只胳膊环在妹妹胸前。

马苏玛小声说：“你应该过得比我好。”

“别再说这些了。”帕尔瓦娜低声答道。她抚弄马苏玛的头发，一下一下，慢慢地，马苏玛喜欢这样。

她俩轻言细语地瞎聊了一会儿，都是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事，暖暖的呼吸温暖着对方的脸。对帕尔瓦娜来说，这是相对快乐的时刻，常常让她想起她俩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也曾这样脸贴着脸，蜷缩在被窝里，低声私语，说着闲话，不出声地吃吃傻笑。没过多久，马苏玛便睡着了。她在做梦，出声地嘟囔着什么。帕尔瓦娜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思绪凌乱，东想一点，西想一点，终于滑落到她在一本旧杂志上见过的照片，一对面无表情的连体暹罗兄弟，共用肥厚的躯干。他们一体相连，无法分离，一个人骨髓里造出来的血，在另一个人的血管里奔流，他们的结合是永久的。帕尔瓦娜感到压抑，绝望，好像有只手死死攥住了她的心。她吸了口气，努力将心思转回到萨布尔身上，却发现思绪飘飘荡荡，坠入了她在村里听到的传言：他在找新老婆。她使劲不去想他的脸。她掐断了自己的愚念。

帕尔瓦娜生得意外。

马苏玛已经出来了，在接生婆怀中安静地蠕动，此时母亲却在大叫，另一个脑袋瓜从她体内露出了头顶。马苏玛的到来顺顺利利。接生婆后来说：她自己下凡来了，这个小天使。帕尔瓦娜的出生却是母亲久拖不去的痛苦，当然对婴儿也是极其危险的。接生婆费了好大的劲，才给帕尔瓦娜解开缠住脖子的脐带，它仿佛怀着与母体分离的焦虑，而变做了害命的工具。日后每逢情绪低落到谷底，帕尔瓦娜便不由自主，没顶于自厌自弃的洪水，心想，还是那根脐带最解人意。它想必知道，谁才是更好的那一半。

马苏玛按时吃奶，准点睡觉，只在饿了的时候或拉完才哭。醒着时，她既顽皮又活泼，动不动就乐，在襁褓中咯咯傻笑，高兴起来就吱吱呀呀地叫。她喜欢吮吸自己的拨浪鼓。

大伙都说，多懂事的宝宝啊。

帕尔瓦娜却是个暴君。她尽情施展威权，凌驾于母亲之上。父亲被这作威作福的婴儿弄得五心烦躁，干脆带上女娃们的哥哥纳比，逃到自己兄弟家睡觉。对姐妹俩的母亲而言，夜晚充满了史诗般的苦难，只有少许间隙，可以抽空儿喘上一口气。到了晚上，她便整夜抱着帕尔瓦娜，不停地颠上颠下，走来走去。她摇着她，给她唱歌。每当帕尔瓦娜张开嘴，对她肿胀的、已被咬破的乳房发起猛攻，用牙床撕咬她的奶头，仿佛要从她骨髓深处也吸出奶水的时候，她便疼得龇牙咧嘴。但吃饱喝足也于事无补：即便肚儿圆圆，帕尔瓦娜照样连踢带打，哭闹不停，任母亲怎样求告也无动于衷。

马苏玛待在房间角落里，带着忧郁无助的表情看着这一切，仿佛对母亲的处境心怀怜悯。

纳比原先可不像这样。母亲有一天对父亲说。

每个宝宝都不一样。

可那一个，我要被她弄死了。

会过去的。他说。就像坏天气会过去一样。

确实过去了。也许这孩子得了疝气，也许是因为其他不太严重的小毛病。可是太晚了。帕尔瓦娜留给人的印象已经难以消泯。

双胞胎十个月大的时候，正值夏末的一个午后，沙德巴格的村民参加完婚礼，在一起聚餐。女人们热火朝天地忙活着，把白米饭堆进盘子，弄成一个个松软的金字塔，再撒几片番红花。她们切馕，刮掉瓮底的米饭锅巴，递上一个个菜盘，里面装着炸茄子，上面放了酸奶酪和干薄荷。纳比和别的男孩们玩去了。村里那棵大橡树下，母亲带着姐妹俩，和邻居们一起，坐在刚铺的小地毯上。她不时低下头，看一眼并排睡在树荫下的两个女儿。

吃完饭，喝完茶，姐妹俩也睡醒了。眨眼之间，就有人把马苏玛一把抱了起来，高高兴兴地递来递去，娘舅递给大姑，大姑再递给大爷，在这个腿上颠几下，再到另一个膝盖上立一会儿。一只只手挠着她软软的小肚皮，一个个鼻子蹭着她的小鼻头。她顽皮地一把揪住谢基卜毛拉的胡须，逗得大伙哈哈大笑，抱着她又是一通疯摇。她表现得如此大方，合群，真让人啧啧称奇。他们举着她，赞美她粉嘟嘟的脸蛋，宝石蓝的眼睛，线条优雅的双眉，夸她是个美人坯子，过不了几年，她便要出落得靓丽夺目。

帕尔瓦娜留在母亲的膝头。马苏玛表演的时候，帕尔瓦娜安静地看着，带着一丝困惑。在一群如醉如痴的观众当中，只有这一位不明白，眼前的满堂喝彩到底是为了啥。母亲不时低头看看她，伸出手，轻轻捏一捏她的小脚丫，仿佛在以此致歉。听到人家议论马苏玛出了两颗牙，孩子她妈便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帕尔瓦娜都出三颗了。可是谁也没有理她。

姐妹俩九岁的时候，全家人去了萨布尔家，吃黄昏前的开斋饭，庆贺斋月的结束。屋子里沿墙摆放了一圈坐垫，大人们围坐着，高声聊天。你来我往，传来递去的，总也少不了茶、祝福和闲话。老头们捻着念珠。帕尔瓦娜安静地坐着，为能与萨布尔呼吸同样的空气，为他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就在近旁而暗自欢喜。整个晚上，她时不时就瞥他一眼，看他在嚼方糖，在摸自己光溜溜的大脑门，或是被某位老大爷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如果他注意到她在看他，确有那么一两次他注意到了，她便赶快把目光挪开，因为难为情而不免动作生硬。她的腿开始发抖，嘴发干，几乎讲不出话来。

此时，帕尔瓦娜想起了那个笔记本，它就藏在家里，压在她一堆东西下。萨布尔老有故事讲，讲精灵，讲仙女，讲妖怪和魔王。村里的小孩经常围着他，屏息凝神，听他给大伙编故事。大概半年前，帕尔瓦娜听到萨布尔告诉纳比，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小说。此前不久，帕尔瓦娜和母亲去了一趟邻镇的巴扎，在一个卖旧书的摊子上，她相中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干干净净的纸上印着一道道的横线，本子皮是厚厚的深棕色皮革，四边压花。帕尔瓦娜把笔记本拿在手上，知道妈妈付不起钱，便趁卖货的不注意，飞快地把它塞进了自己的毛衣。

可是，半年过去了，帕尔瓦娜依然无法鼓起勇气，把笔记本送给萨布尔。她害怕他笑话她，也怕他看明白其中的含意，再把它退还。于是，她只能每天夜里躺在小床上，手偷偷伸在毯子下，抓着那笔记本，用指尖摩挲封皮上的压花。明天。她每晚都暗自发誓。明天我一定要拿上它，去见他。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吃过开斋饭，所有小孩都跑到外面去玩。帕尔瓦娜、马苏玛和萨布尔轮流荡起了秋千，那是萨布尔的父亲做的，吊挂在大橡树一根结实的树枝下。轮到帕尔瓦娜了，萨布尔却老是忘记推她，因为他正忙着讲新故事呢。这一回他讲的是大橡树。他说这是棵魔树，如果你想许愿，就得跪在树下，悄悄把愿望告诉它。如果树答应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它就会在你头顶落下树叶，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秋千慢下来，眼看就要停了，帕尔瓦娜扭过头，想叫萨布尔接着推她，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萨布尔正与马苏玛含笑对视。帕尔瓦娜看见，萨布尔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她的笔记本。

我在咱家发现的。马苏玛后来说。是你的吗？我一定想办法还你。我保证。你不会往心里去吧，会吗？我只是觉得那本子特配他。让他写小说。你看见他的表情了吗？看见了吗，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嘴上说不，她不会往心里去，可她的心都要碎了。她姐姐和萨布尔含笑对视的画面，他俩会心会意的表情，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眼前重现。帕尔瓦娜倒不如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萨布尔故事里的妖怪一样，省得在他俩面前当电灯泡。她为此痛至骨髓。那天夜里，她在小床上无声地哭泣。

等姐妹俩长到十一岁，帕尔瓦娜已经心智早熟，懂得男孩子们为什么在暗恋的女孩面前，会做出种种古怪的举动。尤其是她和马苏玛从学校走路回家的时候，她更是看得明明白白。所谓学校，其实只是本村清真寺的里屋，谢基卜毛拉除了在这儿教人背诵古兰经，还教村里的所有孩子读书写字，背诵诗歌。姐妹俩的父亲说过，沙德巴格有这样一位智者做头人，真是幸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姐妹俩经常碰见一群男孩子坐在墙头。小姑娘一路过，男孩们便要么起哄，要么扔石子。通常情况下，帕尔瓦娜会骂他们，用砖头回敬他们的石子，可马苏玛总是拉住她的胳膊，用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腔调催她快走，不让他们把她惹毛。可是她不明白，帕尔瓦娜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他们扔石子，而是因为他们只朝马苏玛扔。帕尔瓦娜知道：他们只是在扮坏，扮得越起劲，就表明欲望也越强。她留意到了，他们的目光一碰到她就弹开，统统飞向了马苏玛，由绝望转为惊艳，再也无力旁顾。她知道，在他们粗俗的戏谑和猥亵的坏笑背后，是马苏玛带给他们的惊悸。

后来有一天，有人扔出的便不是石子，而是一块石头。它滚到姐妹俩脚下。马苏玛把它捡起来，男孩子们窃笑不已，互相用胳膊肘顶来顶去。石头上用橡皮筋绑着一张纸。等她俩走到没人的地方，马苏玛才把纸展开，两个人一起读了那张纸条。

我发誓，自从看到你的脸，

世界就变得伪善与虚幻。

花园也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叶，什么是花。

鸟儿心烦意乱，分不清哪是食物，哪是诱饵。

这是鲁米的诗，谢基卜毛拉教过的。

他们越来越老练了。马苏玛说，咯咯一笑。

在这首诗的下面，那男孩写道：我想娶你。再下面，还有如下歪七竖八的附言：我有个表弟给她。绝对配得上。他俩可以到我舅的地里放羊。

马苏玛把纸条撕成两半。别放在心上，帕尔瓦娜。她说，这帮蠢货。

大白痴。帕尔瓦娜表示同意。

她费力挤出笑容。纸条实在差劲，然而真正刺痛她的是马苏玛的反应。那男孩并没有明确表明纸条是写给谁的，可马苏玛上来就以为那首诗给她，表弟给帕尔瓦娜。这是第一次，帕尔瓦娜通过姐姐的眼睛看到自己。她看到了姐姐如何看她。和别人看她的方式一样。马苏玛的话让她内心翻江倒海，仿佛遭到了没顶之灾。

再说了，马苏玛耸耸肩，笑着说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纳比回来了。他每个月回来一次。他是家里光宗耀祖的门面，或许也是全村的门面，因为他在喀布尔做事，因为他开着车回沙德巴格。车是老板的，一辆大大的、亮闪闪的蓝色小汽车，车头上立着发光的老鹰脑袋。所有人都围拢过来，看他驾到。村里的小孩们又喊又叫，跟着车跑。

“过得怎么样？”他问。

他们仨坐在小屋里喝茶，吃着杏仁。帕尔瓦娜想，纳比蛮帅的，他有刀削般的颧骨，淡褐色的眼睛，大鬓角，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从脑门往后，梳得像墙一样。他穿着那身常穿的橄榄绿西装，衣服看上去太大了，差不多大了整整一号。帕尔瓦娜知道，纳比以这身西装为荣，他不停地抻袖子，抚平翻领，扯直裤线，可他身上有股子挥之不去的烧洋葱味儿，总也没办法清理干净。

“嗯，昨天霍梅拉王后来喝茶，还吃了点心呢。”马苏玛说，“看到咱家的装修这么优雅，她赞不绝口。”她乐呵呵地看着哥哥，露出一口黄牙，纳比低下头，瞅着茶杯哈哈大笑。在喀布尔找到工作之前，纳比帮帕尔瓦娜照顾过马苏玛，或者说，照顾过一阵子。可他做不来。对他来说那太难了。喀布尔就像纳比的逃亡地。帕尔瓦娜羡慕哥哥，可也说不上打心眼里妒忌他，即使他确实让人妒忌——她知道，他每月拿钱给她，并不只是出于愧疚。

马苏玛梳过头发，又抹了点眼影，纳比每次回来她都这样。帕尔瓦娜知道，她这样做只有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更多的是因为喀布尔，纳比是她与喀布尔之间的纽带。在马苏玛心里，正是纳比，让她与魅力和奢华有了联系，与城市的车水马龙和灯光璀璨，与那里的高档餐馆和王宫有了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帕尔瓦娜还记得很久以前，马苏玛说过，她本来是个城里姑娘，却不幸落难到了农村。

“你怎么样？找到老婆了吗？”马苏玛顽皮地问。

纳比摆摆手，笑而不答，就像父母以前问他同样的问题时一样。

“哥，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去喀布尔转转？”马苏玛问。

纳比带她俩去过一次喀布尔，前一年去的。他来沙德巴格接上她们，开车去了喀布尔，在城里的马路上到处转，带她们看清真寺、商业区、电影院和餐馆。他指给马苏玛看圆顶的巴格巴拉宫，它坐落在俯瞰城市的山上。到了莫卧儿皇帝巴布尔的花园，他把马苏玛从汽车前座上抬出，抱她去看巴布尔的大墓。他们三个人在沙贾汉清真寺做了礼拜，然后在一个蓝色泳池边上，吃了纳比给他们带的饭。这也许是出事以来，马苏玛过得最快乐的一天，帕尔瓦娜因此对哥哥心存感激。

“很快了，托靠安拉。”纳比说，一根指头轻轻敲着茶杯。

“纳比，你能帮我挪挪腿下面的垫子吗？哦，这样就好多了。谢谢你。”马苏玛叹了口气，“我爱上喀布尔了。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大早我就会跑过去。”

“也许有一天吧。”纳比说。

“有一天什么？真让我跑着过去？”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马苏玛大笑起来，纳比也咧开嘴笑了。

到了门外，纳比把钱递给帕尔瓦娜。他侧倚着墙，点了支香烟。马苏玛在屋里午睡。

“我刚才看见萨布尔了。”他搓弄着指头说，“真是可怕。他跟我说了宝宝的名字。可这会儿我又忘了。”

“帕丽。”帕尔瓦娜说。

他点点头。“我没问他，可他跟我说，他想再娶一个。”

帕尔瓦娜扭头看着别处，假装不在意，却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告诉你了，我没问，是萨布尔主动提的。他把我拉到边上。他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的。”

帕尔瓦娜怀疑纳比知道，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对萨布尔有意思。别看马苏玛是她孪生的姐姐，可最了解她的还是纳比。但是帕尔瓦娜又不明白，为什么他操这份心，告诉她这样一个消息。有什么用？萨布尔需要的是个没被拴住的女人，没有拖累的女人，能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他，给他儿子，给他新生的女儿。帕尔瓦娜的时间已经耗尽了。被占用了。她整个人生都搭在里面了。

“我肯定他能找到。”她说。

纳比点点头。“下个月我再过来。”他把烟头踩碎，和她道别。

帕尔瓦娜走进小屋，惊讶地看到马苏玛醒着。“我以为你还在睡觉。”

马苏玛慢慢地、疲倦地眨了眨眼，将目光移向窗外。

姐妹俩十三岁的时候，有时会替母亲去一趟邻镇拥挤的巴扎。街道是没有铺过的，升腾着新洒过的水的味道。她俩在巷道里闲逛，两边的摊位在卖水烟筒、丝披巾、铜壶或旧表。被杀掉的鸡倒挂着，在大块的牛羊肉上方慢慢地打着转。

在每一条回廊里，帕尔瓦娜都能看到，只要马苏玛一出现，男人们便两眼发直。她看到这帮人努力想表现得无动于衷，可他们的眼神流连不去，根本无力挪开。要是马苏玛朝他们那个方向瞟上一眼，他们便像白痴一样喜不自胜，想像着和她共有了一时之乐。她让谈话的只说半句，吸烟的只吸半口，便戛然而止。她让一个个膝盖抖颤，让一只只茶杯泼溅。

有时候马苏玛无力应对，好像羞怯难当，便告诉帕尔瓦娜，她想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被人看来看去。在那些日子里，帕尔瓦娜觉得，也许在内心深处，她姐姐隐隐约约地懂得了，她的美是一件武器，一支上了膛的枪，枪口却对着她自己的头。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受人注目还是让她喜在心里。大多数情况下，她乐于小试牛刀，演练一下自己的力量，只用一个转瞬即逝却工于心计的微笑，便足以让男人方寸大乱，瞠目结舌。

看了她这样的美貌，眼睛会长水疱的。

别忘了还有帕尔瓦娜。她胸部扁平，面色灰黄，在马苏玛身边躲躲闪闪。她头发卷曲，脸糙皮厚，神情沮丧，还有那粗壮的腰身和男人般的肩膀。一个可悲的影子，受着双重的折磨，一边是妒忌，另一边是兴奋，因为她在和马苏玛一起被人观看，分享他人的目光，就像低处的一株草，吸吮着灌溉过百合花的水流。

从出生到现在，帕尔瓦娜坚决不肯和姐姐一起站到镜前。在马苏玛的脸旁边看见自己的脸，如此直接地看到自己始终遭到拒斥的原因，必会使她的希望灭绝。可是出了门，每一只陌生的眼睛都是一面镜子。她无处可逃。

她把马苏玛搬到外面。两人坐在帕尔瓦娜挂起的吊床上。她检查了一下，看是否摞好了垫子，好让马苏玛舒舒服服地背靠着墙。夜晚是宁静的，只有蟋蟀吱吱的叫声，夜晚也是黑暗的，只有几扇窗透出微弱的灯光，而月亮缺失了一角，铺洒下纸一样的白光。

帕尔瓦娜把水灌进水烟壶的烟瓶，取两块火柴头大小的鸦片膏，再捏一撮烟丝，混起来揉一揉，放进水烟壶的烟碗。她把炭放到金属的烟盘上点燃，然后把水烟壶递给姐姐。马苏玛叼住烟管，深吸一口，斜躺到靠垫上，还问能不能把脚搁在帕尔瓦娜的大腿上。帕尔瓦娜伸手搬起那两条软绵绵的腿，放到自己的膝头。

马苏玛吸着烟，脸渐渐松弛了，眼皮耷拉着，脑袋摇摇晃晃，歪到了一边，声音也变得慵懒，漠然。一缕笑意在她的嘴角浮现，古怪，倦怠，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沾沾自喜。每当她这个样子的时候，她俩便不再讲话。帕尔瓦娜听着微风在吹，水在烟壶里咕嘟作响。她仰望群星，头顶烟雾缭绕。沉默是愉快的，无论是她，还是马苏玛，都不急着用多余的话，来打破这沉默。

后来是马苏玛开了口。“帮我做件事行吗？”

帕尔瓦娜看看她。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喀布尔。”马苏玛慢慢吐出一口气，烟打着转，绕着圈，眨眼之间就变换了形状。

“你当真吗？”

“我想看看达鲁阿曼宫。上次咱们没有机会去。也许可以再去一趟巴布尔墓。”

帕尔瓦娜凑近了，观察马苏玛的表情。她想找出顽皮的迹象，可是在月色下，她从姐姐眼中看到的，只有平静和坚定的目光。

“至少要走两天。也许三天。”

“想像一下纳比脸上的表情嘛。咱们站到他门口，给他来个惊喜。”

“都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马苏玛无精打采地甩了甩手。“他说过他住哪一片。咱们敲敲街坊的门，问一问就行了。又不难。”

“那咱们怎么去？马苏玛，你现在这个样子。”

马苏玛从嘴里扯下水烟壶的烟管。“你今天到外面干活的时候，谢基卜毛拉来了，我跟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告诉他，咱们要去喀布尔待几天。就你和我。最后他给了我祝福，还有他的骡子。所以你看，都安排好了。”

“你疯了。”帕尔瓦娜说。

“好了，我就想要这个。我的愿望就是这个。”

帕尔瓦娜摇摇头，回身靠墙坐好。她的目光飘飘荡荡，升入了暗云斑驳的夜空。

“我等死等得好无聊，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一声长叹，看着姐姐。

马苏玛把烟管拿到嘴边。“求你了。别拒绝我。”

十七岁时的一个清晨，姐妹俩并排坐在大橡树的高枝上，脚在空中摆荡。萨布尔要来提那事了！马苏玛尖声细语地说道。

提哪事？帕尔瓦娜问。她没听明白，至少没有一下子听明白。

好吧，不是他，当然不是。马苏玛用一只手捂住嘴，笑着说。当然不是。是他父亲要来提亲了。

现在帕尔瓦娜明白了。她的心跌进了冰窖。你怎么知道？她张开麻木的双唇问道。

马苏玛打开了话匣子，字字句句从口中狂涌而出，可帕尔瓦娜什么也没听到。她眼前全是姐姐与萨布尔结婚的画面。孩子们穿着新衣裳，提着装满指甲花的花篮，后面跟着吹唢呐的，打多霍勒鼓的。萨布尔掰开马苏玛的拳头，把指甲花膏抹在她掌心，再用白丝带把手包好。祷告的话语，对结合的祝福。贺喜的礼物。透过绣着金线的面纱，这对新人相互凝望，然后再给对方喂一勺甜甜的果子露和马利达甜糕。

可是她呢？帕尔瓦娜呢？她将待在宾客们中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人们会希望她露出笑脸，拍手称快，哪怕她的心都裂了，碎了。

一阵风刮过橡树，摇动着她们周围的树枝，叶子也簌簌作响。帕尔瓦娜赶快扶稳。

马苏玛已经不说话了，而是咬着下嘴唇在笑。你刚才问我怎么知道他要来提亲。我这就告诉你。不，我给你看。

她扭过头，背对着帕尔瓦娜，手伸进了衣服口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马苏玛一无所知。就在姐姐扭过脸，在衣袋里取东西的时候，帕尔瓦娜两手撑住树枝，抬起屁股，再往下一坐。树枝晃了一下。马苏玛闷叫一声，失去了平衡。她狂乱地摆动着胳膊，身子朝前摇摇欲坠。帕尔瓦娜看到自己的手在移动。这两只手所做的，倒也算不上真的推了一把，可是在马苏玛的背和帕尔瓦娜指端的肉之间，确实发生了接触，瞬间产生了难以察觉的推力。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眨眼的工夫还要短暂。帕尔瓦娜马上伸手去够姐姐，去抓她衬衣的下摆，此时马苏玛在叫她的名字，她也叫着姐姐的名字。帕尔瓦娜抓住了衬衣，好像这一瞬间，她已经可以救起马苏玛了。可是紧接着，那衬衣便撕破了，从她紧握的手中滑脱了。

马苏玛从树上掉了下去。似乎永不停止，这长久的坠落。在下坠的过程中，她的躯干不断重击着枝杈，惊飞了鸟儿，撼落了树叶。她的身体旋转着，弹跳着，一路将小枝条折断，直到下方一根粗大的树枝中止了她的摆荡，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清脆可闻的玉碎之声，扛住了她的后腰。她向后弯卷过去，几乎是对折。

几分钟后，人群围拢到她身边。纳比和姐妹俩的父亲伏在马苏玛身上不停地叫喊，试图把她摇醒。许多脸俯看着她。有人拿起她的手。那只手仍然紧紧地团握着。他们掰开她的指头，发现掌心里是已经破碎的树叶。叶子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马苏玛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说：“你必须现在就做。如果等到天亮，你就狠不下心来了。”

在她们周围，越过帕尔瓦娜用灌木和枯草引燃的暗淡火光，是荒凉的、广阔无垠的沙海和被黑暗吞没的群山。她们已经在这灌木丛生的野地里走了将近两天，往喀布尔的方向走。帕尔瓦娜把马苏玛绑到骡子背上，她自己步行，牵着马苏玛的手。她们沿着陡峭的小路艰难行进，山路起伏弯曲，在嶙峋的山岭中忽进忽退，脚步所及，土黄色和石灰色的野草斑驳其间，长长的、蛛网一般的裂纹侵蚀了地面，向四面八方爬行延展。

帕尔瓦娜此时站在火边，看着马苏玛。她在篝火对面平躺着，像一个蒙着毯子的土堆。

“那喀布尔怎么办？”帕尔瓦娜问。

“哦，你应该比我聪明才对。”

帕尔瓦娜说：“你不能让我做这种事。”

“我累了，帕尔瓦娜。这不是生活，我过的不是生活。我的存在对咱俩都是一种折磨。”

“咱们回去好了。”帕尔瓦娜说，她开始哽咽起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让你走。”

“不是我走。”马苏玛哭了，“是我在让你走。我放你走。”

帕尔瓦娜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马苏玛坐在秋千上，她推她。她看到马苏玛每次荡回到最高处之前，总是伸直双腿，脑袋后仰，长发披散，像晾衣绳上的床单一样振翅欲飞。她记得她们一起用玉米皮做假娃娃，给它们穿上旧布头做成的嫁衣。

“跟我说点什么，姐。”

泪水已经模糊了帕尔瓦娜的视线，可她强忍住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他儿子阿卜杜拉，还有他小女儿帕丽。你觉得自己能像亲妈一样爱他们吗？”

“马苏玛。”

“能吗？”

“我会尽力。”帕尔瓦娜说。

“那就好。那就嫁给萨布尔。照顾他的孩子。你自己也要生。”

“他原来爱的是你。他不爱我。”

“他会的。给他时间。”

“都怪我。”帕尔瓦娜说，“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地，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人们会理解的。帕尔瓦娜。谢基卜毛拉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告诉他们。为了这件事，他给过我祝福。”

帕尔瓦娜仰起脸，望着黑下来的天。

“高兴起来，帕尔瓦娜。求你高兴起来。为了我。”

帕尔瓦娜几乎脱口而出，告诉她一切，告诉马苏玛她大错特错，别看曾经同住一个子宫，可她对自己的妹妹了解得多么少，而帕尔瓦娜这些年来的生活，又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没有说出的抱歉。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她自己的解脱岂不是又一次让马苏玛受罪？她咽下了这些话。她已经让姐姐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想抽烟。”马苏玛说。

帕尔瓦娜刚开口反对，马苏玛便打断了她的话头。“到时间了。”她说，语气中更加不容辩驳，说得斩钉截铁。

帕尔瓦娜从挂在鞍头的口袋里取出水烟壶，双手颤抖着，开始往烟碗里加烟丝和鸦片。

“多放点儿。”马苏玛说，“往多了放。”

帕尔瓦娜开始抽噎，脸上湿乎乎的一片。她又加了一撮，又一撮，还在不停地加。她点燃烟炭，把水烟壶放到姐姐身边。

“现在，”马苏玛说，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颊，她的双眼，“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帕尔瓦娜，如果你曾经是我的亲妹妹，那就走吧。不要吻我。不要说再见。别让我求你。”

帕尔瓦娜张开嘴要说什么，可是马苏玛痛苦而哽咽地叫了一声，背过了头。

帕尔瓦娜慢吞吞地起身。她走向骡子，收紧鞍具。她抓住那牲口的缰绳。她突然意识到了，如果没有了马苏玛，她可能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她该怎样忍受马苏玛不在的日子？她将要扛起的担子，会远远重于有她在的时候。马苏玛离去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她又该如何学会在这洞口的边缘独行？

用心。她仿佛听到马苏玛这样说。

帕尔瓦娜拉起缰绳，牵着骡子转身，迈开脚步。

她走入黑暗，如破浪前行，一缕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她一直低垂着脑袋。后来也只回过一次头。泪眼朦胧，篝火已化作一颗遥远、暗淡、细小的黄斑。她仿佛看见姐姐躺在火边，一个人置身于黑暗。用不了多久，火就会熄灭，马苏玛也将冷去。一种本能叫她往回走，去用毯子盖上姐姐，再钻进去，躺到她身边。

帕尔瓦娜原地转了一圈，继续向远处走去。

就在此时，她听见了什么。一个遥远而沉闷的声音。帕尔瓦娜停住脚步，侧耳细听。她的心开始狂跳。她害怕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马苏玛改了主意，在叫她回去。也许只是胡狼，或是沙漠里的狐狸在黑暗中嗥叫。帕尔瓦娜吃不准。她想，也许是风吧。

别丢下我，妹妹啊。快回来。

要想弄清楚，惟一的办法就是原路返回，帕尔瓦娜也正要这样做。她转过身，朝马苏玛的方向走了几步，却又停下了。马苏玛说得对，如果她现在回去，那么等到太阳升起，她就再也无法鼓起行动的勇气。她一定会心软，会接着熬下去。她会熬一辈子。现在是她惟一的机会。

帕尔瓦娜闭上眼。风吹起她的头巾，抽打着她的脸。

不会有人知道的。谁也不会。这将成为她的秘密，一个只有她和群山知道的秘密。问题是，她能不能守着这份秘密活下去？帕尔瓦娜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她已经守着许多秘密活到了今天。

她又一次听到了那远远的悲号。

人人都爱你，马苏玛。

不是我一个。

那又为什么，姐姐？那我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事？

在黑暗中，帕尔瓦娜一动不动地站着，站了很久。

最后，她做出了选择。她转过身，垂下头，走向看不见的地平线。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望。她知道，如果她回了头，就会心软。她一定会失去现在的决心，因为她将看到一辆旧自行车从山上飞驰而下，在石子路上颠簸，铁车架撞击着她俩的屁股，每次出脚，急急地减速，都会搓起大团的尘土。她坐在车梁上，马苏玛骑着车座。她在全速时拐了个急弯，弄得自行车歪斜欲翻。可是帕尔瓦娜不怕。她知道姐姐不会让她从车把上飞出去，也知道姐姐永远不会伤害她。天旋地转，幻化成兴奋的光影，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帕尔瓦娜回头看着姐姐，姐姐也看她，两人放声大笑。野狗追逐着两姐妹。

帕尔瓦娜迈步向前，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她不停地走着，黑暗仿佛母亲的子宫，包裹着她。当夜幕拉升，当她抬头望向黎明的晨雾，只见东方展露一缕微光，洒落在巨石一侧。这种感觉就像即将出生。

第四章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1]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2]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味道都足以让我情绪高昂。

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减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3]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来，它就要被卖掉了。

“原来是我父亲的。”萨布尔说。

“是土库曼地毯吗？”

“是。”

“我特别喜欢他们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难以置信。”

萨布尔点了点头。哪怕和她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进来了，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有几个茶杯。他把托盘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给她倒了杯茶，便盘起腿，坐到她对面。妮拉和他拉话，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可阿卜杜拉只是点着他剃光的脑袋，吭哧出一两个字作答，之后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这孩子讲话时留了个心眼，就算骂他失礼也要和颜悦色。我会采用一种友善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他生性认真而且能干。

“什么时候生？”妮拉问帕尔瓦娜。

我妹妹低着头，说预产期在冬天。

“你真幸运。”妮拉说，“马上就有宝宝了。而且还有这么一位懂事的继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旧面无表情。

帕尔瓦娜嘟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说的是“谢谢”。

“还有个小姑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妮拉问，“帕丽？”

“她在睡觉。”阿卜杜拉马上说。

“噢。听说她好可爱。”

“去把你妹妹抱来。”萨布尔说。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亲，又看了看妮拉，这才满脸不情愿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责任，也会说，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可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没人知道他俩为什么选择了彼此。这是个谜。我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能有这样的亲和力。实际上，阿卜杜拉更像帕丽的父亲，而不仅仅是兄长。当她还是个婴儿，还在半夜里哭闹的时候，正是阿卜杜拉从睡觉的小床上爬起来，走到她身边。是他承担起了给她换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觉的责任。他对帕丽的耐心是无限的。他抱着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丽抱进房间，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着脸，不放心地递过妹妹，好像心里已经出于本能，拉响了警报。

“噢，她真是个小可爱。”妮拉叫出声来，笨手笨脚地晃荡着，暴露出她对怎么带孩子一窍不通。帕丽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后开哭。阿卜杜拉一把将她从妮拉手里抱了回来。

“瞧她的眼睛！”妮拉说，“噢，还有那小脸蛋！多可爱啊，是不是，纳比？”

“就是，尊贵的太太。”我说。

“名字也取得这么好听：帕丽。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搂着帕丽，摇晃着她，同时看着妮拉，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喀布尔的路上，妮拉无力地坐在后座上，头倚着车窗，很久都没说一个字。后来，她突然哭了。

我把车停到路边。

她很长时间都不讲话，只是用两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呜呜咽咽。最后，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谢谢你，纳比。”她说。

“谢我什么，尊贵的太太？”

“谢你带我去那儿。见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们的福分才对。也是我的。我们很荣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阳镜，轻轻擦着眼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可是刚才她当着我的面哭了鼻子，这么不见外，我总该有些言语上的表示才对。我轻声说道：“您也会有的，尊贵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会看在眼里。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会的。真主看不到这些。”

“当然会。真主会看到的，尊贵的太太。您这么年轻。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会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疲惫不堪，这样无精打采。“已经没了。在印度就被整个拿掉了。我身子里是空的。”

这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想爬到后座上，揽她入怀，用不停的亲吻来抚慰她。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已经伸到了后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会抽回去，可她带着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于是我们便坐在车里，不看对方，只是望着身边的原野，满目的灰黄，无尽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划破，丛生的灌木与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点点的生命微澜。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电线杆，目光跟随着一辆运货的卡车，它在远方缓慢行进，车后尘土漫卷，哪怕就这样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带我回家。”她最后说，松开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点休息。”

“是，尊贵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挂上了一挡。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 je pense que tu es mon seul 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4]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5]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一件事总是明白的：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出评判时，最好怀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宽容。我必须告诉您，有一天，我走进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正看见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呜呜地哭，她手里还抓着一只汤匙，扁豆汤正顺着瓦赫达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围嘴上。

“让我来吧，尊贵的太太。”我轻声说道。我从她手里拿过汤匙，抹净瓦赫达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此后没过多久，我便把两个行李箱提下了楼，递给一个司机。汽车没熄火，他把行李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帕丽穿着她最喜欢的黄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后座上。

“纳比，妈芒说了，你会带爸爸到巴黎来看我们的，对吗？”她问，咧开嘴，豁着牙，冲我一笑。

我告诉她，我肯定会的，等她父亲好些了就去。我挨个亲吻了她两只小手的手背。“帕丽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乐如意。”我说。

我在楼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阶的妮拉，她眼睛肿着，眼线也花了。刚才她待在瓦赫达提先生屋里，和他道别。

我问她，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也许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链，把背带甩到肩后。

“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这样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证，谁也不告诉。

她对我说，会很快写信回来，然后久久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挚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

“我很高兴，纳比，因为有你陪着他。”

说完，她上前拥抱了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鼻子里都是她头发的香气，她香水的味道。

“原来是你啊，纳比。”她在我耳边说，“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容我开口发问，她已抽身离去。她低着头，靴子跟儿踏响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车道。她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坐到帕丽身边，看了看我，便张开手，按住了玻璃。汽车驶离车道，而这只按在车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看着她离去，等着汽车转过街角，才把大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像小孩一样地哭了。

虽然瓦赫达提先生不乐意，还是有几个访客陆续登门，不过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到了最后，只剩下他母亲还来看他了。她大约每个礼拜来一趟。她冲我打个响指，我便为她拉过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边，马上就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已经走掉的妻子，攻击她的人品，骂她是个娼妓，骗子，酒鬼。说她胆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儿。对这种话，瓦赫达提先生只是听着，不吭声，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身后的窗子。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和动态，大部分无聊透顶，让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对表姐妹吵了架，因为其中一个居然厚着脸皮，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茶几。谁上个礼拜五从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瘪了一只车胎。谁又理了个新发型。不停地说啊说。有时候瓦赫达提先生会咕哝两声，他母亲便回头看我。

“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

[1]1964年以后，阿富汗波斯语的官方名称改为达里语，以与伊朗波斯语区分，但当地人习惯上仍以波斯语（法尔西语）称之。

[2]囊（nang）和纳穆斯（namoos）代表荣誉和自尊。

[3]见《古兰经》第十三章《雷霆（赖尔得）》，第三十五节。马坚译文。

[4] 阿富汗人对长辈可使用尊称，如巴巴（父亲），卡卡（叔叔），马马（舅舅）。帕丽叫纳比为卡卡，而非马马，大概是因为纳比不是她的亲舅舅。

[5] 原文为法语。

第五章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1]。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2]？”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4]，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5]，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6]。”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7]，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8]。”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

罗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9]，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1] 亚伯大叔（Uncle Abe）曾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别号。

[2] “江”出自波斯语的“生命”，转义为“亲爱的”，成为敬称或人名的一部分，男女通用。

[3] 奥马尔毛拉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

[4] 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

[5] 马兹杜尔（Mazdoor），乌尔都语，工人，日工，苦力，搬运工。

[6]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7] 威他命威（Vitamin V），美语里对西地那非（威尔刚）的俗称。

[8] 《把它涂黑》（Paint It Black），滚石乐队1966年的歌。

[9] 项链的吊坠为阿拉伯文的“安拉”。

第六章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1]、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2]。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

“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3]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4]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5]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6]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7]，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8]？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 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9]。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10]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11]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

[1] 红衣主教鱼排（Sole cardinale），因其红色沙司得名。

[2] 法语Oh là là，可用以表达惊讶，失望，沮丧，同情，烦恼等多种情绪。

[3] 帕丽（Pari）和巴黎（Paris）在法语中同音。

[4] 大概出自俚语“像杰姬（Jackie）那样端坐”，指自我感觉特别好。

[5] 《几分蓝调》（Kind of Blue），爵士乐手迈尔斯·戴维斯1959年发行的唱片。

[6] 雅克·克鲁索是好莱坞系列喜剧电影《粉红豹》里的主人公，一个缺心眼的法国警察。

[7] 哈希什（hashish），大麻膏。阿富汗以出产上品哈希什闻名。

[8] 原文为法语。

[9] 北非地区传统菜，以粗粒小麦粉加肉和蔬菜焖制而成。

[10] 白血病：leukemia；淋巴瘤：lvmphoma。

[11] 波尔塞亚（porcella），马略卡传统菜，近似烤乳猪，皮焦肉嫩，配番茄及其他蔬菜装盘。另两菜原拼lubina和tumbet。

第七章

2009年夏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人，大约一百来号，在正午灼人的热浪包围下，眯缝着眼睛。他们都是当地人，家住小镇沙德巴盖瑙，也就是“新沙德巴格”。

“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阿德尔的父亲说着，朝天竖起了粗大的食指，玛瑙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还有几嗓子喝彩。阿德尔扫视了一下听众的面孔。他们心醉神迷地仰望着他父亲。巴巴江站在他们面前，高大，强壮，魁伟，两道黑黑的浓眉，满脸的大胡子，肩膀几乎和身后的楼门一样宽。

父亲继续讲话。阿德尔和卡比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卡比尔是巴巴江两个保镖中的一个，此时手拿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巴巴江的另一侧。他戴着一副飞行眼镜，阿德尔可以从黑色镜片上看到人群的影子。卡比尔又矮又瘦，简直弱不禁风，一身西装颜色俗艳，淡紫，青绿，橙黄，可巴巴江说他是老鹰，谁要是小看他，可就犯了大错，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要对你们讲，阿富汗年轻的女儿们。”巴巴江开始总结，他伸出两条又粗又长的胳膊，做出了欢迎的手势。“你们现在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要好好学习，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不仅要让你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们骄傲，也要让咱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感到自豪。她的未来在你们手里，而不在我手里。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座学校当成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只不过是一座楼，楼里装着的才是真正的礼物，那就是你们。你们才是礼物，年轻的姐妹们，你们不仅是给我的礼物，不仅是给沙德巴盖瑙全体人民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你们是给阿富汗母亲的礼物！真主保佑你们。”

群众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有几个人喊了起来：“真主保佑你，指挥官！”巴巴江举起一只拳头，咧开大嘴笑着。因为骄傲，阿德尔差一点掉下眼泪。

马拉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

由此出发，沿公路北行，三公里开外，便是沙德巴盖库赫纳，旧沙德巴格。阿德尔从未见过老村几十年前的面貌。巴巴江让他和他母亲从喀布尔搬到沙德巴格时，村庄几乎已经完全毁弃。所有人家都没了。往日的遗迹只剩下一座风蚀的磨坊。到了沙德巴盖库赫纳，卡比尔左转，下了公路，拐上一条没有铺过的宽阔岔道，它大约四百米长，从公路通往阿德尔和父母住的大院，院外建有厚厚的围墙，高达三米七。如果不算老磨坊，那么这就是现在沙德巴盖库赫纳惟一没有倒掉的建筑了。此时，SUV在小路上跋涉着，颠簸着，阿德尔可以看到白色的围墙，墙头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

一个穿制服的卫兵敬了礼，开了大门，他总是站在这儿，守卫着院门。卡比尔把SUV开进院内，沿着碎石路，开向家里的大宅。

房子三层高，刷成了亮粉和松石绿。它有高大的柱子，突出的房檐，还有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外建有胸墙，游廊镶嵌着亮闪闪的马赛克，阳台宽大，配有熟铁制成的弯花护栏。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七个洗手间，阿德尔和巴巴江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有时要转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父亲捉到。洗手间和厨房里的所有台子，都是花岗岩和大理石做的。近来很让阿德尔开心的是，巴巴江一直在说要在地窖里修个游泳池。

卡比尔驶入正门外的环形车道。他关掉了引擎。

“等我们一下。”巴巴江说。

卡比尔点点头，下了车。阿德尔看着他走上门口的大理石台阶，按了门铃。另一个保镖阿兹马赖开了门。他是个矮小、粗壮、脾气暴躁的家伙。两人说了几句话，便站在台阶上，一人点了支烟。

“你非走不可吗？”阿德尔问。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南方，视察他在赫尔曼德的棉田，还要去他在那儿开的棉花加工厂，见一见工作人员。他要去两个礼拜，时间这么久，对阿德尔来说似乎无比漫长。

巴巴江扭过脸，看着他。他占去了多半个后座，阿德尔在他面前如同侏儒。“我也不想去，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我今天很自豪。是你让我自豪。”

巴巴江把大手放到阿德尔腿上。“谢谢你，阿德尔。非常感谢。不过我带你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理解，对幸运者，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只希望你别老出门。”

“我也希望啊，儿子。我也希望。可我明天才走嘛。今天晚上我还是在家的。”

阿德尔点了下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你看，”父亲用温柔的声音说道，“镇上这些老百姓，他们需要我，阿德尔。他们需要我帮助盖房子，找工作，养家糊口。政府有自己的问题，帮不了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不出手，就没人能帮他们了。那么百姓就会受苦。”

“我知道的。”阿德尔小声说。

巴巴江轻轻摸弄着他的膝盖。“你想念喀布尔，我知道，你也想朋友。适应这儿很难，你和你妈都不容易。我也知道我老是出差，老得去开会，许多人占去了我的时间。可是……看着我，儿子。”

阿德尔抬起头，看着巴巴江。父亲的双眼在两道天篷一样的浓眉下，慈祥地注视着他。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对我更重要，阿德尔。你是我儿子。我乐意为你放弃这一切。我可以为你放弃生命，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眼睛有些湿了。巴巴江说这种话的时候，阿德尔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不断膨胀，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巴巴江。”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好。那就亲一亲你父亲。”

阿德尔伸出双臂，环住巴巴江的脖子，父亲紧紧地，久久地抱着他。阿德尔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当他在午夜做过了噩梦，哆哆嗦嗦地去拍父亲肩膀的时候，父亲都会掀开毯子，让他钻进被窝，搂住他，亲着他脑瓜顶，直到阿德尔不再发抖，重回梦乡。

“我从赫尔曼德给你带点什么吧。”巴巴江说。

“不必了。”阿德尔说，声音含含糊糊的。他的玩具已经太多了，根本玩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玩具，能填补父亲不在时的空白。

当天晚些时候，阿德尔躲到楼梯拐角，偷看楼下发生的一幕。刚才门铃响过之后，卡比尔去开了门。现在他靠着门框，双臂抱在胸前，挡住门口，和门外的人讲话。阿德尔看到，是早前学校里那个老汉，满口黑黑的火柴牙、戴着眼镜。鞋上有洞的男孩也在，就站在他旁边。

老头问：“他去哪儿了？”

卡比尔说：“公事。南边。”

“我听说他明天才走。”

卡比尔耸了耸肩。

“他要去多久？”

“两三个月吧。谁知道呢。”

“我听说不是这样。”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老头。”卡比尔说着，放下了双臂。

“那我等他。”

“在这儿不行。”

“我的意思是到路上等。”

卡比尔不耐烦地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那随你便。”他说，“不过司令官很忙。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回。”

老汉点点头，退下了，男孩跟着他。

卡比尔关上了大门。

阿德尔撩开家庭娱乐室的窗帘，透过窗户，他看见老汉和男孩上了大院通往公路的土道。

“你对他撒了谎。”阿德尔说。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保护你父亲，不让那些秃鹰靠近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找工作？”

“差不多吧。”

卡比尔走到沙发边上，脱掉鞋，抬头看了看阿德尔，冲他挤了下眼。比起阿兹马赖，阿德尔更喜欢卡比尔。阿兹马赖蛮讨厌，难得跟阿德尔说一句话。卡比尔和阿德尔打扑克，拉着他一起看DVD。卡比尔喜欢看电影。他攒了一堆从黑市上买的片子，每个礼拜都要看十一二部，伊朗的，法国的，美国的，当然还有宝莱坞的，甭管哪儿的，他统统不在乎。有时候，要是阿德尔的母亲不在屋里，而且阿德尔保证不告诉父亲，卡比尔就会把卡拉什尼科夫的弹夹倒空，让阿德尔端起枪，扮一扮圣战游击队员。眼下，卡拉什尼科夫就靠着墙，立在门边。

卡比尔在沙发上躺下，两只脚搭到扶手上，开始翻看报纸。

“他们看上去不像坏人。”阿德尔说，放下窗帘，转向卡比尔。他能看到报纸下面保镖的脑门。

“这么说，我应该请他们进来喝杯茶。”卡比尔小声嘀咕着，“再给他们来点蛋糕。”

“别开玩笑。”

“他们全都不像坏人。”

“巴巴江会帮他们吗？”

“也许吧。”卡比尔叹了口气，“你父亲就像人民的河。”他放低报纸，龇牙一笑。“这句话哪儿来的？告诉我，阿德尔。咱们上个月看过的。”

阿德尔耸耸肩，往楼上走。

“《劳伦斯》。”卡比尔在沙发上叫道，“《阿拉伯的劳伦斯》。安东尼·奎因。”[1]阿德尔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卡比尔又接着说：“他们是秃鹰，阿德尔。别上他们的当，那都是装出来的。一有机会，他们会把你父亲啄得一根毛都不剩。”

一天早晨，就在父亲离家去了赫尔曼德两三天后，阿德尔来到了父母的卧室。隔着门，音乐还是很响，很吵。他进了屋，发现母亲只穿背心短裤，在巨大的平板电视前，跟着三个汗津津的金发女人做着一连串的动作，或跳，或蹲，或扑，或伏。她在大妆镜里看见了他。

“想跟我一起做吗？”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声音盖过了喧闹的音乐。

“我就坐这儿好了。”说着，他一屁股出溜到地毯上，看着母亲像青蛙一样，在房间跳过来，跳过去。

阿德尔的母亲叫阿丽娅，生得小手小脚，小鼻子微微上翘，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很像卡比尔有的一部宝莱坞电影里的女演员。她没什么肉，灵活，而且年轻——嫁给巴巴江的时候，她才十四岁。阿德尔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母亲，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巴巴江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每隔一个来月，等巴巴江带阿德尔去那儿串门的时候，他才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亲妈和后妈互相嫌恶，可是跟她们俩不一样，阿德尔和异母哥哥们相处得很好。到贾拉拉巴德看他们时，他们会带上他一起去公园，逛巴扎，看电影，还去看马背叼羊赛。他们和他玩《生化危机》，一起在《使命召唤》里杀僵尸，而且和邻居踢足球时，总是让他和他们自己一队。阿德尔非常希望他们也住在这儿，待在他身边。

阿德尔看着母亲躺在地板上，两腿朝上伸直，再放下，她光着脚，夹着一个蓝色的塑料球。

说实话，沙德巴格的乏味真让阿德尔受不了。住在这儿都两年了，他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到。他不能骑自行车去镇里，肯定不能自己去，这一地区的绑架案正在遍地开花，不过，他偶尔也能溜出去一小会儿，但只在大院周围活动。他没有同学，因为巴巴江不准他进当地的学校，他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于是，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家庭教师登门，给他上课。大部分情况下，能让阿德尔打发时间的只是读读书，自己和自己踢踢球，要不就和卡比尔一起看电影，翻过来掉过去，常常还是那些玩意儿。他无精打采地在巨大的房子里瞎转，在又宽又高的走廊里徘徊，每个大空屋都晃上一圈，要不然就坐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他住的是大宅子，却生活在一个小世界。有些日子实在无聊，他连啃木头的心都有。

他知道母亲在这儿也是极为孤独的。她想用按部就班的生活填满自己的日子，早上锻炼，淋浴，然后吃早点，然后读书，种花，到了下午，就看电视上的印度肥皂剧。巴巴江出门时——他经常出门——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运动鞋，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她不化妆，头发拢到脑后，扎成发髻。她很少打开首饰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戒指、项链、耳环，都是巴巴江从迪拜给她买回来的。有时她和喀布尔的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隔两三个月，她姐姐和父母会过来待上几天，只有这个时候，阿德尔才能看到母亲有了生气。她穿上印花的长裙和高跟鞋，抹上粉，化上妆，两眼放光，整幢房子里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到那时，阿德尔才能瞧上一眼，隐约看出他母亲从前是个怎样的人。

巴巴江不在的时候，阿德尔和母亲便互相解闷。他们玩拼图，用阿德尔的Wii打高尔夫和网球。但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阿德尔最喜欢的消遣是用牙签盖房子。母亲在纸上画出立体的建筑图，有前门廊，人字形的屋顶，房子里有楼梯，各屋之间还有隔墙。他们先做地基，接着是内墙和楼梯，细心地用胶水把牙签粘好，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再让各部分晾干。阿德尔的母亲说，她年少的时候，没嫁给阿德尔的父亲之前，曾经梦想着做建筑师。

有一次他俩盖摩天大楼的时候，她跟阿德尔讲了自己怎样和巴巴江结婚的故事。

其实他想娶的是我姐。她说。

娜尔吉丝阿姨？

是啊。那是在喀布尔。有天他在街上看见了她，就是这么回事。他非要娶她。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他，还有他五个手下。他们差不多是硬闯进来的。谁也没脱靴子。她摇了摇头，哈哈笑着，好像巴巴江干了件好笑的事，可她笑起来，又不是她平时觉得什么事好笑时的样子。你真该看看你外婆和外公脸上的表情。

他们在客厅落座。巴巴江，巴巴江的手下，还有她的父母。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在厨房沏茶。有个麻烦事，她说，因为她姐姐娜尔吉丝已经订了婚，许给了一个表哥，他住在阿姆斯特丹，正在读工程学。他们怎么可能解除婚约？她父母问道。

就在这时，我进来了，端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茶和甜点。我给他们倒了茶，把食物放到桌上，你父亲瞅见我了，然后，我正要走的时候，你父亲他开了口：“也许您说得对，先生。解除婚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这一位也已经许出去了，那我恐怕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认为您看不上我。”说完，他放声大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她拿起一管胶水。

那会儿你喜欢他吗？

她微微耸了下肩。要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害怕。

可你现在喜欢他，对吗？你爱他。

当然了。阿德尔的母亲说，这还用问。

你不后悔嫁给他。

她放下胶水，停了几秒钟才回答。看看咱们的生活，阿德尔。她慢慢地说道，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可后悔的？她笑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耳垂。再说了，那我不就没你了吗。

现在，阿德尔的母亲关掉了电视，坐到地板上，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大早上的，你干吗不自己找点事做。”她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肩膀。“我要去冲个凉，再吃点东西。刚才还想给你外婆外公打电话来着。好几天没和他们说话了。”

阿德尔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的房间位于这房子另一头的二楼。回到屋内，他拿了足球，穿上齐达内的球衣，这是上一个生日，他十二岁时，巴巴江送给他的。下楼的时候，他发现卡比尔在打盹，报纸铺开着，像被子一样盖在胸口。他从冰箱里抓了一听苹果汁，溜出了门。

阿德尔上了通往大院门口的石子路。武装警卫站岗的亭子空着。阿德尔知道，现在正是卫兵换岗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走到外面，又把门在身后关好。一下子，他就感到呼吸比在墙里顺畅多了。有些日子，大院的感觉实在太像监狱了。

他顺着院墙宽宽的阴影，往大院后面走去，离公路越来越远。在那儿，在大院后面，是巴巴江特别引以为荣的果园，占地有一二十亩，树木成行，并排而立，一眼望不到头，种的有梨树、苹果树、杏树、樱桃树、无花果树，还有枇杷树。阿德尔和父亲在果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巴巴江会把他扛到肩膀上，让阿德尔摘两只熟透的苹果，一人一个。大院和果园之间是一块空地，除了一个园丁们收纳工具的棚子，大部分地面都空着。此外就只有一个平平的树墩子，从外表上看，它以前是棵大橡树。巴巴江曾经和阿德尔一起数过它的年轮，最后认为，这棵树很有可能见过成吉思汗的大军由此经过。他悲哀地摇着头说，不管是谁把它砍倒的，都必定是个傻瓜。

这是个大热天，烈日灼人，天空碧蓝如洗，蓝得就像阿德尔小时候用蜡笔画出来的天。他把苹果汁放到树墩上，开始练习颠球。他最好的成绩是连续触球六十八次，不让球落地。这个纪录是今年春天创造的，现在已是盛夏，他还在努力打破自己的纪录。颠到二十八下，他就发现有人在看他。是那男孩。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老汉想找巴巴江说事，这男孩就跟老汉在一起。此时，他正蹲在砖棚的阴凉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德尔问。他想把这句话吼出来，就像卡比尔跟陌生人讲话那样。

“乘凉呗。”男孩说，“别告我状。”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也不该。”

“什么？”

男孩咯咯直乐。“当我没说好了。”他伸开两条胳膊，站起身。阿德尔想看看他衣服口袋鼓不鼓，说不定他是来偷果子的。男孩走到阿德尔身边，伸出一只脚，把球挑起来，飞快地颠了两下，然后用脚后跟把它踢给阿德尔。阿德尔拿起球，抱在自己胳膊底下。

“你们家打手让我们去哪儿等，路边，我和我爸？那地方没阴凉。天上一丝该死的云彩都没有。”

阿德尔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卡比尔的名誉。“他不是打手。”

“哼，我跟你说，他非要我们大饱眼福不可，看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他瞅了一眼阿德尔，慢条斯理地咧开嘴，乐不可支地一笑。他往脚底下吐了口痰。“我看得出来，你是头槌鬼的球迷。”

阿德尔想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看扁他。”他说，“他过去是最棒的。他是中场魔术师。”

“我见过更棒的。”

“是吗？比方说谁？”

“比方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阿德尔义愤填膺地说。他以前就跟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异母哥哥争论过这事。“马拉多纳是个骗子！‘上帝之手’，记得不？”

“谁都会骗人，谁都会说谎。”

男孩打了个哈欠，迈开步子，准备要走。他和阿德尔差不多一样高，也许只是高出来一根头发，阿德尔想，他俩大概年龄也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的样子很老成，不紧不慢的，很有几分气度，好像什么该见的他都见过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大惊小怪。

“我叫阿德尔。”

“吴拉姆。”他们握了手。吴拉姆手劲很足，手掌干涩，结着老茧。

“你到底多大了？”

吴拉姆肩膀一耸。“十三，我猜的。这工夫也可能十四了。”

“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吴拉姆龇牙一笑。“我敢说你肯定知道你生日。我敢说你肯定成天掰着手指头，就盼着过生日。”

“我不是的。”阿德尔辩解道，“我是说，我没掰过手指头。”

“我该走了。我爸一个人等着呢。”

“我以为那是你爷爷。”

“你以为错了。”

“你想玩点球大战吗？”阿德尔问。

“你是说踢点球决胜负？”

“每人五个……最好。”

吴拉姆又吐了口痰，朝公路的方向斜了一眼，这才扭过头，看着阿德尔。阿德尔注意到，他的下巴相对脸来说有点小，虎牙外龇，和别的牙叠在一起，有一颗残缺不全，已经龋烂。他左边那条眉分成了两半，中间是条短而细的疤痕。而且他臭臭的。可是将近两年了，不算每月一次去贾拉拉巴德串门，他从没和同龄的男孩说过话，更不用说玩游戏了。阿德尔做好了败兴的准备，没想到吴拉姆耸了耸肩，说：“狗屁，踢就踢。可是得我先射。”

他们用两块石头摆成了球门柱，相隔八步远。吴拉姆射了五次，进了一球，两次偏出，阿德尔轻松地扑住了两个。吴拉姆守门的本事比射术还糟。阿德尔罚进了四球，每次都骗得他扑错方向，只射失了一次，因为他根本就没踢正目标。

“我操。”吴拉姆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说。

“再赛一次？”阿德尔努力不让自己太得意，可这太难了。他心里乐开了花。

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

[1] 演员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饰演一位深得部族信任的首领。

第八章

2010年秋

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我笑了。

萨丽娅。

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

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

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我是1967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听说她投身演艺，”妈妈说，“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人都会迷上玛达丽娜。等你见到她就明白了。”

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没说起过她。

“我没有吗？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发誓。”她接着又说，“她女儿。萨丽娅。你一定得对她周到点儿，因为她出过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妈妈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明白，还是别缠着她问来问去为妙。可她这么一说，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连玛达丽娜在电影和舞台上的过去也不那么关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猜，那个疤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既不同寻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别对待。我带着一种病态的渴望，盼着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疤。

“玛达丽娜和我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认识的。”妈妈说，“那时我们还小。”她说她们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上课时，她们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课间休息时，上教堂时，漫步走过大麦地的时候，也总是牵着手。她们曾经立下誓言，一辈子以姐妹相认。她们保证要彼此亲近，哪怕将来嫁了人。她们要比邻而居，如果一个或另一个的丈夫非要搬走，那么她们便提出离婚。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是撇着嘴，笑着说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让自己远离这种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与所有那些轻率的、寻死觅活的山盟海誓拉开距离。可我也从她脸上看到了少许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阴影，只是妈妈的自尊心过于强烈，让她无法承认这样的失望。

玛达丽娜此时嫁给了一个富有而年长她许多的男人，某个安德烈亚斯·贾纳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监制了她的第二部——实际上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此时他已投身建筑业，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们，玛达丽娜和贾纳科斯先生，在闹别扭，吵了架。这件事妈妈一个字也没和我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玛达丽娜寄给妈妈的信，信中说她有意登门拜访。

这实在太让人厌倦了，我和你说，待在安德烈亚斯和他那帮右翼朋友身边，听着他们的战歌，从头到尾我都紧闭着嘴巴。我一个字都不说，由着他们吹捧这些把我们的民主当成笑料的恶棍军人。如果我开口，哪怕只有一个字表示出异议，我敢保证，他们就会给我贴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标签，即使是安德烈亚斯的权势也无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没准儿都懒得动用这个，动用他的权势。有时我相信这恰恰是他的意图，好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噢，我多么想念你啊，我亲爱的奥蒂。我多么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预定的日期，我们的客人将要抵达的那天，妈妈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里。我们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诺斯的许多房子一样，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头盖成的，房顶是平的，铺着菱形的红瓦。小卧室在楼上，妈妈与我合住，没有门，狭窄的楼梯井直接通到屋里，可是它有个扇形气窗，一个很窄的阳台，围着齐腰高的熟铁护栏，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下面是橄榄树，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门，当然还有爱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蓝而平静，到了下午，美尔忒弥[1]风从北方吹来，海上就会泛起白浪。

做完清洁，妈妈换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帕纳伊亚[2]福音教堂，那一天是圣母升天节，朝圣者们从地中海各地蜂拥到蒂诺斯，到教堂著名的圣像前祷告。有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穿着这身衣服拍的，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锈金色圆领裙，皱缩的白毛衣，长袜，笨重的黑鞋子。从头到脚，妈妈都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寡妇，严肃的脸，浓密的眉毛，扁而上翘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闷而虔诚的模样，好像她自己也是个朝圣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亲屁股旁边。我穿着白衬衫，白短裤，卷起来的白色及膝短袜。你能看出我愁眉紧锁，因为她勒令我站直，不许笑，我的脸搓洗过了，头发也蘸着水梳过，我不乐意，还折腾了好一阵子。你可以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不悦。你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僵硬地站着，身体几乎没有接触。

也许你看不出来。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时都能，最后一次看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谨，费力，不耐烦。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为遗传上的义务，这两个人才待在一起，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让对方感到困惑与失望，不管哪一个，都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个人。

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我看到妈妈出了门，走向蒂诺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着围巾，一头扎进了阳光灿烂的蓝天。她是个纤细的女人，一副小骨头架子，儿童般的身体，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过来，那你最好给她让个道。我记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时的情形——我母亲现在退休了，她原来是个老师。我们走在路上，妈妈从来不牵我的手。别的母亲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着手，可妈妈不。她说她怎样对待别的学生，也就必须怎样对待我。她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一只手紧攥着，贴在毛衣领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午餐盒，追着她的脚步，一路踉跄。在教室里，我总是坐在后排。我记得我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记得她怎样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钉死某个淘气的学生，那眼神就像弹弓里射出的石子，带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一下子击中目标。她还能把你活活劈成两半，不靠别的，只要一黑脸，或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

妈妈信奉忠诚甚于一切，哪怕要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她还相信讲出真相总是胜过一切，老老实实地讲，一句客套话都不说，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讲出来。她受不了软骨头。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一个从不退缩的女人，也是一个你绝不想和她争执的女人，但我从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现在也没弄懂，她这种性格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出于必要而后天习得的，因为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妈妈走后，我在楼上又睡了一小会儿。后来一个女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坐起来，是她，口红，粉底，香水，苗条的曲线，航空公司广告上的微笑，透过圆桶女帽薄薄的面纱俯看着我。她站在房间中央，穿一条荧光绿的连身迷你裙，脚边放着小皮箱，赤褐色的头发，四肢修长，对我绽开着笑容，神采飞扬，一开口，声声入耳，透着自信和欢愉。

“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

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

“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

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

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

“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3]，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4]，放在托盘上。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

“她什么样子？”妈妈问。

“谁？”

“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巴黎来的教授。”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子都有种感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干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感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感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也还是这种感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肉模糊的男孩，弹片深深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子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道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一记巨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高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挺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户前，看着下面的海，和马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蒂，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个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户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子，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口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乱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感觉自己活该受到这种谴责，让我感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根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

“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道，“帕丽什么的，对吗？”

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她知道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

“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热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

“她干什么的来着，化学家？”

“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

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爱。文静，苗条，白头发，长脖子，脖子两边各有一条蓝色的静脉，亲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齿缝。她好像有点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道。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

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体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子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道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龟裂的黄色漆皮，抚过橱门上褪色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巴黎。她提出来由她出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子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为她效劳。

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身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巴尔。

“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子卖掉。”妈妈说，“现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

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紧紧抿起了嘴唇。她是岛上人。她怀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入失望。

“鸽房弄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道。

“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

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做出了诊断。是我坚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补漏水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壁橱，连房顶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锤子，汗流浃背，敲着钉子，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物尽其用。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

“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蒂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插科打诨，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食。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食。”

“我尽量，妈妈。”我说。

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头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逼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擦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涎。我们的房子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子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湿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子里，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体，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吸管来喝。吸管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吸管嘬肉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弄脏，肉汤顺着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进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皮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子，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

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欢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榄树的树阴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本该显得滑稽可笑——谁戴都会可笑的，比如妈妈，可是玛达丽娜不一样，对她这样的人来说，优雅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这是一门与生俱来的技艺，就像你有本事把舌头卷起来。和玛达丽娜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话可说，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她嘴里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们谈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说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苏河边闲逛，喝掺了拉克酒的绿茶，还有一次，她和贾纳科斯先生去肯尼亚，骑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欢树之间穿行，甚至坐下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浆饭。

玛达丽娜的故事唤醒了我心里长久以来的躁动。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冲出家门，闯荡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诺斯的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我预见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开，不过是一片虚无，没完没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诺斯度过的大部分童年岁月付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仿佛那个真正的自我在别处栖息，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与这个晦暗、空洞的自我复合。我觉得我是孤岛上的逃奴，自己家里的流亡者。

玛达丽娜说，在安卡拉的时候，她去过一个叫库乌卢公园的地方，看天鹅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说那水光让她目眩神迷。

“我开始狂想了。”她大笑着说。

“你没有。”妈妈说。

“老毛病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原来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给咱俩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在课堂上说起来没完。你从来都不犯错误，奥蒂，你那么认真，那么好学。”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玛达丽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国人的诅咒[5]。”

“你喜欢非洲吗？”妈妈问萨丽娅。

萨丽娅拿手帕捂住脸，没有回答。我很高兴。她说起话来会发出最古怪的声响，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音色，一种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头般口齿不清，又好像着嗓子里含着漱口水。

“哦，萨丽娅不喜欢旅行。”玛达丽娜说着，掐掉了香烟。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没看萨丽娅，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对。“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嗯，我也没有。”妈妈还是对萨丽娅说，“我喜欢待在家里。我猜我只是从来没找到什么理由，让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

“不只是你，”玛达丽娜说，“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妈妈的手腕。“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我最大的担心？没有奥蒂我可怎么活下去？我发誓，一想到这个我就六神无主。”

“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妈妈慢吞吞地说着，从萨丽娅身上挪开了目光。

“你不明白。”玛达丽娜说，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不明白的人，因为她正直勾勾地看着我。“要是没有你妈，我根本撑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

“你又开始狂想了。”妈妈说。

萨丽娅仰起脸，眼睛眯着。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天上，在一片碧蓝中，无声地划出航迹，留下一条长长的、雾化的尾巴。

“是我父亲。”玛达丽娜说，“奥蒂从他手里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对我讲话。“那是那种天生的恶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长了颗黑痣。还有拳头。砖一样的拳头。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没做，只要听见门厅里他的靴子声，他钥匙的叮当声，他嘴里的小曲，对我就已经足够了。他发火的时候，总是从鼻子里往外喷气，死死地闭着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后他抹一把脸，对我说：好啊，丫头，好啊，你就知道什么要来了——风暴，风暴就要来了——来了就停不下。没人帮得了你。有时候，他刚开始抹脸，或是朝胡子上喷气，我眼前就黑了。

“我后来也遇见过他那样的男人。真希望我没碰上过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们全都一样，最多有点儿小差别，只不过有人更圆滑些。他们可能有那么一点儿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让你上当受骗。可其实呢，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愤怒里不能自拔。他们觉得委屈。他们没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所有人爱他们爱得都不够。他们当然盼着你能爱他。他们想要你搂着他们，摇着他们，抚慰他们。可是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无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到头来他们会因此恨你。这一切永远没个头，因为他们恨你总是恨得不够。没完没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许诺，食言，由此而来的一切不幸。我第一个丈夫就是这样的。”

我目瞪口呆。以前从来没人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么坦率的话，妈妈肯定没有。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用这种方式道出自己的厄运。我既为玛达丽娜感到难堪，又钦佩她的直率。

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我注意到一片阴影落在她脸上，自从见到她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就像一个短暂的暗示，指向某种黑暗的、惩罚性的、创伤性的东西，迥异于她朗朗的欢笑和万般的风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条宽松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一定是个好演员，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给失望和痛苦披上伪装。就像一个面罩，我想，然后暗地里为自己这个绝妙的联想得意非常。

后来，我长大了，对当年的印象也变得不是那么肯定了。回想起来，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那种停顿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发紧，嘴唇微微颤抖，这样的做作也出现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轻松的笑语里，在她充满生机、势如破竹的魅力里，甚至她轻视别人的方式也来得那么温柔，翩翩而至，却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让人疑虑全消。也许或悲，或喜，都是虚假的做作，也许哪一个也不是。对我来说，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已经变得模糊了，可这一点至少让我认为，她是个有趣至极的女演员。

“那时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里来，奥蒂？”玛达丽娜问。现在笑容又出现了，笑声渐趋响亮。“你爸妈好可怜。可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难所。真的是。一个小岛，岛中岛。”

妈妈说：“我们总是欢迎你的。”

“是你妈结束了那些毒打，马科斯。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说她没有。

“我一点也不吃惊。这就是奥德丽娅·瓦尔瓦里斯。”

妈妈扯开腿上的围裙边儿，又把它压平，脸上挂着一种梦游般的表情。

“有天夜里我跑到这儿来了，舌头上流着血，鬓角有一片头发给扯掉了，一只耳朵挨了打，还在嗡嗡作响。那一次他真把我给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听玛达丽娜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你也许会以为她谈的是一顿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说。“你妈问都没问，因为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她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儿，哆嗦着，然后她说话了，我还记着呢，奥蒂她说：好了，这种事该到头了。她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你爸。玛蒂。我开始求她。我担心他会杀了我们俩。可你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知道，妈妈横了我一眼。

“她不会听的。她就是这样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样子。她冲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猎枪。我俩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让她停下，我跟她说，他打我打得也没那么厉害。可她不听。我们直接朝大门走过去，我爸就在那儿，在门口，奥蒂举起枪，把枪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后她说：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来，用这枪轰烂你的脸。

“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你想不想听最棒的部分，马科斯？我低头一看，就看见地上有一小摊，一小摊……哦，我想你猜得出来，那一小摊在地板上，在他两只光脚丫子中间，无声无息，越扩越大。”

玛达丽娜朝后拢了拢头发，打火机又咔嗒了一声，然后她说：“这故事，我亲爱的，这故事是真的。”

她用不着这么说，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从中认出了妈妈那种简单而粗暴的忠诚，山一样的决心。她的冲动，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义之事的纠正者，做被践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来这是真的，因为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妈妈嗤之以鼻。她不赞成。也许她认为这个细节让人不快，不仅仅由于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因为在她看来，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后也应该享有最起码的尊严。尤其是家人。

妈妈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问道：“如果你不喜欢旅行的话，萨丽娅，那你喜欢做什么？”

我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萨丽娅。玛达丽娜已经讲了好半天，我现在回想，当我们坐在院子里，斑驳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幕恰好说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强，她把一切都吸进她的旋涡，如此彻底，以至于萨丽娅完全被遗忘了。我也给另一种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那便是她们出于必要，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惯例：能让注意力发生转移的母亲，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遮蔽了安静的女儿，玛达丽娜的这种自恋也许是一种善意之举，是母亲保护孩子的行为。

萨丽娅含含糊糊地说了两个字。

“声音大一点，亲爱的。”玛达丽娜提醒她。

萨丽娅清了清嗓子，咕噜咕噜，好像含着痰。“科学。”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颜色，绿得像不曾被践踏过的牧场，她头发漆黑，皮肤毫无瑕疵，像她母亲一样。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过，说不定像玛达丽娜一样美丽。

“跟他们讲讲日晷的事，亲爱的。”玛达丽娜说。

萨丽娅耸了耸肩。

“她做了个日晷。”玛达丽娜说，“就在我们后院。去年夏天。谁也没帮她。安德烈亚斯没帮过。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

“赤道式的还是地平式的？”妈妈问。

萨丽娅眼中惊讶地一闪。她先一愣神，然后才明白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外国的城市，走在拥挤的街道上，耳畔忽然传来零星的乡音。“地平式的。”她用那种奇特的、湿漉漉的声音说。

“你用什么做晷针？”

萨丽娅定睛看着妈妈。“我剪了一张明信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俩之间怎样交流。

“她小时候老把玩具拆掉。”玛达丽娜说，“她喜欢机械玩具，里头有精巧装置的东西。她不是拿来玩的，对吗，亲爱的？不是，她把它们大卸八块，那么多很贵的玩具，我们刚一给她，就让她拆开了。我那会儿挺担心的，可是安德烈亚斯——说到这儿我得夸夸他——安德烈亚斯说，让她拆吧，这是好奇心的表现。”

“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再做一个。”妈妈说，“我的意思是再做个日晷。”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注意你的礼貌，亲爱的。”玛达丽娜说，一条腿伸直了，又弯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动作里的拉伸练习。“奥蒂阿姨想帮帮你。”

“要不，别的东西也行。”妈妈说，“咱们可以做别的东西。”

“哎哟！哎哟！”玛达丽娜着急忙慌地把烟吐出来，喘着气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奥蒂。我有大新闻。猜猜看。”

妈妈耸了耸肩。

“我要回演艺圈了！演电影！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吗？”

“恭喜了。”妈妈懒洋洋地说。

“我带着剧本呢。我应该让你读读，奥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欢。那很糟糕吗？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会郁闷死的。我挺不过去的。我们秋天开拍。”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行了，怎么回事？你哪根筋不对？”

我说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最好给我打住，别再干蠢事。那样干不合适。”她说。她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微微扬着头。“都今天了，我心里还堵得慌。”

“我没办法，妈妈。别逼我。”

“为什么没办法？你给我说清楚。”

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已脱口而出：“她是个丑八怪。”

妈妈紧紧抿起了嘴。她盯着我，脸上没有恼怒，而是一种灰心丧气的表情，好像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放弃了。就像一个雕刻家终于丢下木槌和凿子，绝望地面对着一块坚硬的石头，因为他永远敲打不出预想的形状。

“她是人，摊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样叫她，你再叫给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上了鹅卵石铺的小路，萨丽娅和我，路两边都是石墙。我提心吊胆，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着几步，好让路人或某个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万别——不会把我俩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样，人家肯定都会那么想。谁都看得出来。最起码，我希望我俩之间的这点儿距离，能够表明我的不满意和不情愿。让我宽心的是，她没有要赶上来的意思。我们从一些农民身边经过，他们晒得黑黑的，满面倦容，刚从集市上下来，正要回家。他们的驴驮着柳条筐，里面装着没卖掉的农产品，驴蹄子踩在小路上，嘚儿嘚儿地响。这些农民我大部分都认得，可我一直埋着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我领萨丽娅去了海滩。我选了一处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来这儿，知道这儿人少，不像别的海滩那么拥挤，比如说阿伊诺斯·罗曼诺斯。我卷起裤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块上，我挑了一块紧靠海的，海浪扑到这儿，又退回去。我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一堆石头围成的小浅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离了我的脚趾。我看见萨丽娅在我右边，坐在近处的礁石上。

我们坐了很久，没有说话，望着海洋，潮水低哮，扑撞着礁石。烈风骤起，抽击着我的耳朵，迎面泼溅着咸腥的味道。一只鹈鹕两翼张开，在蓝绿色的水上盘旋。两个女人肩并肩，站在齐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着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这岛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麦地的绿，群山参差，满目深褐，年复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亲就死在那山里。他为一家开采绿色大理石的矿场工作，妈妈怀我已经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悬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妈妈说，他忘了挂安全钩。

“别那样了。”萨丽娅说。

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

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

“你是个蠢货。”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

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妈妈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妈妈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

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

“很可怕。”妈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核灾难、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发表见解。妈妈迁就玛达丽娜，她面带微笑，眉头微皱，稀里糊涂地听着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里对她并不客气。她也许认为玛达丽娜在炫耀。她也许觉得玛达丽娜让她难堪。

是什么引起了怨恨，败坏了妈妈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为？是它们身上那一层知恩图报的阴影。这是她的需求，这是她让你背负的债务。她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现款，拿来换取忠诚和顺从。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玛达丽娜要离开。那条把你拉出洪水的绳子，也会变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们到头来总是让妈妈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们无法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无法以妈妈希望的方式偿还。妈妈得到的安慰奖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情的满足，将自己置于具有战略优势的高位，随意地对别人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她，才是那个人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

我为此难过，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妈妈自身的穷困，她自己的焦虑，她对孤独的恐惧，对无依无靠，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那说到我，又是怎样的呢？我了解我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故意而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

“他们对讽刺全无感觉，军政府……”玛达丽娜正在说着，“……这个样子镇压人民。在希腊！民主的诞生地……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玩来着。”萨丽娅说。

“好玩吗？玩得开心吗？”

“开心极了。”萨丽娅说。

妈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萨丽娅，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玛达丽娜已经眉开眼笑，不出声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现在我不用担心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奥蒂和我就有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了。你说是吗。奥蒂？咱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呢！”

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

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

“什么型号？”

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

“那台相机。”

我耸耸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美。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身，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

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

你在哪儿？詹娜问，这些照片上都没你。

我喜欢待在镜头后面。我说。这是实话。我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哪一张里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胶卷时，我总是洗印两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给萨丽娅寄回家。

詹娜问我旅行的钱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用了遗产的钱。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遗产是萨丽娅的，不是我的。与玛达丽娜不一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安德烈亚斯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只有萨丽娅。她把一半钱给了我。我本该用这钱把大学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撑起身体，越过我，横到床的另一头，小乳房擦着我的皮肤。她拿了烟盒，点了支香烟。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广场遇见她的。当时我坐在通往广场的石头台阶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6]。她走上来，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见过太多像她这样的漂亮姑娘，在罗马的教堂和广场附近，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荡。她们抽烟，大声说话，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我摇了摇头，说：什么？她笑了笑，蹦出个噢，接着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打火机？烟。我摇摇头，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她，我不吸烟。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飘忽不定。午前的阳光照着她钻石形的脸，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

我打了个盹儿，后来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La tua ragazza？她问。她发现了那张萨丽娅在海滩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的那一张。你女朋友？

不是。我说。

你妹妹？

不是。

La tua cugina？你表妹，si？[7]

我摇了摇头。

她又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紧嘬了几口，把烟抽完。不是。她说得咬牙切齿，而且让我惊讶的是，甚至怒气横生。Questa è la tua ragazza！[8]你女朋友。我认为是，你是大骗子！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机，点着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车站，走到大约一半，我才意识到照片丢了。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没有选择，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个瘦削、结实、寡言少语的瓦索[9]，跟着我们，做我们非正式的智利向导。加里是个美国人，我们仨当中的头狼，一头黄毛，看上去脏兮兮，满脸的粉刺坑。这张脸似乎在诉说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10]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11]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

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

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去？

对。

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

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

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蹚，往石头缝里瞧，一无所获，越来越慌。后来，就在一筹莫展，准备放弃之际，我瞥见矮坡上的灌木丛中白花花地一闪。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乱蓬蓬的刺藤中间。我摘出它，弹落尘土，眼中满溢着如释重负的泪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桥下。在布鲁塞尔睡青年旅社。有时我挥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个房间，洗个热水澡，刮刮胡子，穿着浴衣吃饭。我看彩色电视。那些城市，道路，乡村，我遇见的人们，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一种越来越来强烈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流浪，在等待着临于我身的大事件，它将改变一切，它在让我用过往的全部人生，为它的到来做着铺垫。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12]，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什么背包？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13]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

“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

玛达丽娜说她拍完电影之后，就来接萨丽娅，她说电影应该圣诞节前就能完成。

“说实话，我要把你们全接到雅典。”她说，脸上洋溢着惯常的愉悦。“咱们一起参加首映礼！那该多棒啊，对不对，马科斯？咱们四个，盛装打扮起来，漂漂亮亮，仪态万方地走进戏院。”

我说对，不过我不太敢想像妈妈穿起花哨行头，仪态万方地走进任何东西的模样。

玛达丽娜唠叨了一通这样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说过两个星期，等学校开学，萨丽娅就能够跟着妈妈恢复学习——当然是在家里。她说她会给我们寄明信片，给我们写信，寄电影剧照。她还说了好多别的，可我听不进那么多。此时我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巨石落了地，从头到脚一阵晕眩。我对夏季行将结束的恐惧，如同我肚子里的一个绳结，每过去一天，便缠得紧一些，而我要备好一副铁石心肠，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别。如今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渴望着在早餐桌上见到萨丽娅，聆听她声音里那些怪异的动静。我们勉强吃点儿东西，便出门爬树，在大麦地里互相追逐，分开庄稼，发起冲锋，呼喊着战斗的口号，蜥蜴在我们脚下四散奔逃。我们在山洞里藏起了假想的财宝，还在岛上找到了几处地点，可以传出最棒、最响的回声。我们用自己的针孔相机，拍下磨坊和鸽舍的照片，拿给鲁索斯先生，让他帮我们洗印。他还让我们进他的暗房，教我们摆弄不同的显影剂、定影剂和停显液。

玛达丽娜宣布要走的那个夜晚，她和妈妈在厨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玛达丽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时萨丽娅和我待在楼上，正在玩塔弗利棋[14]。萨丽娅占据了玛纳位[15]，而且已经将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盘。

“她有情人了。”萨丽娅摇着骰子说。

我吓了一跳。“谁？”

“‘他问是谁’。你认为是谁？”

这个夏天，我已经学会了从萨丽娅的眼神中读出她的表情，她这会儿看着我，一如我站在海滩上，问水在哪儿。我想赶快补救一下。“我知道是谁。”我红着脸说，“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你知道……”我只是个十二岁的男童。我的词汇表里还没有“情人”这样的词。

“你猜不到吗？导演。”

“我正想说来着。”

“埃利亚斯。他是个人物。他把头发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样。他还留了点儿小胡子。我猜他认为这样很潇洒。他很可笑。他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毫无疑问。我妈也这样认为。你真该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德行，她很腼腆，很听话，好像因为他是个天才，她就得低眉顺眼，事事都由着他。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就看不出来。”

“玛达丽娜阿姨会嫁给他吗？”

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对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劲的。最最差劲的。”她摇了摇手里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亚斯除外吧，我认为。他挺好的。相当好了。不过呢，板上钉钉，她要离开他了。她总是上那些王八蛋的当。”

“你是说你父亲也是？”

她眉头稍微一皱。“我父亲是个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着大暴雨，在一个火车站。他们一起过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谁。她也不知道。”

“哦。我记得她说起过她第一个丈夫。她说他喝酒。我还以为……”

“呃，是多利安吧。”萨丽娅说。“他也是个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盘上。“他老揍她。本来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变得暴跳如雷。跟天气一样，怎么能变得这么快？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干，就是在家里躺着。喝起酒来他真没记性。比方说，他就让水龙头那么开着，把家给淹了。我还记得他忘了关炉子，差一点儿烧光了所有东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点时间，把它弄结实。

“多利安真正爱的只有阿波罗一个。所有邻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说阿波罗。几乎没人见过他，只是听到他在叫。这就够让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后头，用大块的羊肉喂他。”

萨丽娅说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费劲也能想得出来。多利安喝高了，狗没人管，没人拴，在院子里溜达。纱门是开着的。

“你那会儿多大？”我低声问她。

“五岁。”

然后我问了那个从暑假开始、一直挂念至今的问题。“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我是说……他们就不能……”

萨丽娅移开了目光。“请别问了。”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在这几个字后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对不起。”我说。

“改天我一定告诉你。”

她后来确实告诉了我。糟糕的手术，灾难性的术后伤口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引起了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医生不仅将皮瓣割除，还从她残留的左脸上切去了更多的组织，同时锯掉了部分下颌骨。由于并发症，她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她差一点就死了，应该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不许医生再碰她。

“萨丽娅，”我说，“我还要再说对不起，为我们刚见面那天发生的事。”

她翻起眼睛看着我。早先那种顽皮的光又回来了。“你早该说对不起。可是没等你吐得满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个蠢货。”

玛达丽娜走的时候，还有两天就要开学。她穿着紧身的奶油色无袖长裙，绷出苗条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阳镜，头发用白丝巾紧紧扎住。她这身打扮，就好像担心自己身上哪个地方会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让自己这样紧绷着。在蒂诺斯城的渡口，她拥抱了我们大家。她抱萨丽娅抱得最紧，时间也最长，嘴唇抵住萨丽娅的头顶，给了她一个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终没摘下自己的墨镜。

“你也抱抱我。”我听见她小声说道。

萨丽娅回抱了她，动作僵硬。

渡轮呻吟着，晃晃悠悠地驶离，身后留下一条翻卷的水浪，我以为玛达丽娜会站到船尾，挥手作别，抛来飞吻，她却快步走到船头坐下，看也没看我们。

回到家，妈妈吩咐我们坐下。她站在我们面前说：“萨丽娅，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你不必再戴那个东西了。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你就摘了它。这事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就在此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妈妈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为玛达丽娜戴的，为了不让她难堪，不让她丢脸。

好半天，萨丽娅一动也不动，一个字也不说。然后，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开了脑后的系带。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视着她的脸。我感到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想要退缩，就像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可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逼着自己不眨眼。

妈妈说，她要让我在家学习，直到玛达丽娜回来，这样萨丽娅就不必一个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饭，她给我们上课，早晨她去学校之前，给我们留好作业。这样安排听上去不错，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实际上，在家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妈妈走了以后。萨丽娅毁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岛，不停地有人来敲门，带着满心的好奇。你想想，岛上突然耗尽了面粉、大蒜，甚至盐，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人无心掩饰自己的目的。在门口，他们的目光总是飞向我身后。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大部分人连邻居都不是。他们走上好几里地，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当然了，我从来没让他们进过家门。当着他们的面把门一关，让我很有几分满足。可我也感到郁闷和沮丧，心里明白，如果我留下来，我的生活将受到这些人过深的影响，最后我势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小孩们更讨厌，简直无法无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个在外面晃晃悠悠、逮着机会就爬我们家墙的孩子。正学习的时候，萨丽娅会拿铅笔轻轻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头，准能看见一张紧贴在窗户上的脸，有时候还不止一张呢。情况太糟了，我们不得不上楼，把窗帘全拉上。有一天我打开门，发现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男孩，名叫彼得罗斯的，和他三个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币，要求瞧一眼。我说不，他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马戏团吗？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了妈妈。她听了以后，脸都气紫了，死死地咬着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们的课本，还有两份三明治，摆在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萨丽娅已经明白了，于是她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蜷缩起来了。到了出门的时间，她开始说不。

“奥蒂阿姨，不要。”

“把手给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给我。”

“我不想去。”

“我们要迟到了。”

“别逼我，奥蒂阿姨。”

妈妈伸出两只手，把萨丽娅从椅子上拉起来，弯下腰，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此时此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她罢休。“萨丽娅，”她尽量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不因为你而觉得羞耻。”

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妈妈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奋力向前，好像在迎着狂风艰难跋涉，步子很小，两只脚紧着倒腾。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妈妈就是迈着同样的脚步，手拿大枪，一往无前地走向玛达丽娜父亲的房子。

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16]。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

“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

“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

“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

“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

“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17]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

“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了看手表。“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她兴奋地搓搓手，在键盘上敲了句什么。

我看着她俩，妈妈戴着黑眼镜，青筋暴凸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萨丽娅急风暴雨般地敲打着键盘，白发从无檐便帽下散乱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琢磨着妈妈说过的话，思绪飘飘荡荡，想起了玛达丽娜。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常为妈妈不做、而别的母亲都会做的那些事耿耿于怀：牵着我的手走路，让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给我读童话书，亲我脸蛋道晚安。这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却一直视而不见，任由它处在不被承认和未受赏识的状态，在我的满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亲绝不会离开我。这是她给我的礼物，这是个铁打的事实，她绝不会对我做出玛达丽娜对萨丽娅做的事。她是我的妈妈，她不会离我而去。对这一点，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接受，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曾为此感谢过她，就像我不曾感谢过洒在我身上的阳光。

“看！”萨丽娅大叫了一声。

突然，我们周围的一切——地上，墙上，我们的衣服上——无数小小的，闪亮的光镰出现了，新月形的太阳发出的光，从我们家橄榄树的树叶之间穿过。我发现一片月牙儿在我的杯子里，在咖啡上闪烁着，还有一片在我的鞋带上起舞。

“把你的手给我，奥蒂。”萨丽娅说，“快点！”

妈妈张开双手，掌心向上。萨丽娅从衣袋里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着它，放到妈妈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儿形的小彩虹出现了，在我母亲手上，在满是皱纹的皮肤上颤抖着。她也喘息起来。

“快看，马科斯！”妈妈说。她龇着牙乐啊，高高兴兴地，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活像个小女生。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笑得这么纯洁，这么没有心计。

我们坐着，我们仨，看着颤抖在我母亲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觉得悲伤，又苦于旧创，每种感觉都像一只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些话我已经等了多半辈子。现在太迟了吗？我们，妈妈和我，已经虚掷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吗？我心里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让一切照旧，仿佛我们谁也不知道，一直以来我们有多么难以相合。那样就会少些痛苦。也许好过这份迟来的礼物。这脆弱的、战栗的小小微光，映射出我们之间原本可以怎样相处。它招致的只会是悔恨，我问自己，悔恨有什么好处？它什么也不能挽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弥补。

可是我的母亲开了口。“多美啊，对吗，马科斯？”我对她说：“是的，妈妈。很美。”我心里好像决了口。我伸手过去，把我母亲的手拿在了掌中。

[1] 美尔忒弥（Meltemi）是地中海季风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名字。

[2] 帕纳伊亚（Panagia）是东正教对圣母马利亚的敬称之一。

[3] 埃利尼科斯咖啡（ellinikós kafés），就是“希腊咖啡”。

[4] 帕斯特利（pastelli），蜂蜜芝麻糕。

[5] 所谓“中国人的诅咒”来自一句没有出处的中国谚语：“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6] 西班牙广场（Piazza di Spagna），经西班牙阶梯，通往山上的圣三一教堂。

[7] 意大利语：是吗？

[8] 意大利语：这就是你女朋友！

[9]瓦索（huaso），相当于智利牛仔。

[10]利特雷（Litre），全称Lithraea caustica，智利矮树，有刺，致人过敏。

[11] 皮斯科拉（piscola），智利流行的鸡尾酒，以皮斯科白兰地混入可乐或姜汁汽水调成。

[12] 古尔的意思是花。

[13] 二人翻绳游戏，原文是 cat's cradle，猫的摇篮。

[14] 塔弗利（tavli），希腊的双陆棋。

[15] 即主位。

[16] 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Dimitrios Mpogris，1890—1964），又名迪米特里奥斯·博尔格里斯（Dimitrios Bogris），希腊剧作家，1936年首演的《婚约》（Engagements）是现代希腊戏剧史上的悲剧名作。

[17] 分别对应着帕金森氏症、亨廷顿氏舞蹈症、格雷弗斯病（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唐氏综合征，以及瓦尔瓦里斯太太罹患的格里克氏症，即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

第九章

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1]，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2]。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3] ”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4]。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鲾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5]、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6]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

那个星期日，巴巴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让饭馆歇业一天——他几乎从不这么干——带上我们俩，开车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馆。巴巴兴奋地说了一路，说我们将要多么开心；他又多么期待着见到那些鲨鱼；午饭我们准备吃什么？他讲话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凯利公园的宠物乐园，还去隔壁的日本园林看过锦鲤，我们给每条鱼取名字，那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心里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馆，我打起精神，在展厅里转悠，竭尽所能回答巴巴的问题，把我认识的不同种类的鱼讲给他听。可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闹了，好的展厅又太拥挤，一点儿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动之夜。这是挣扎。它让我筋疲力尽，还要拼命做出开心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转了一个来小时，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的路上，巴巴时不时就朝我瞥一眼，带着受伤的神情，好像有话要说。我感觉他的目光压迫着我。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龄的女孩都画眼影，涂唇膏。她们去听Boyz II Men的演唱会，出席校园舞会，结伴去大美洲主题公园，坐上魔鬼号飞车，急速下冲，又打着转儿上蹿，一路发出尖叫。同学们竞相报名，参加篮球队和拉拉队。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坐在我后面，她脸色苍白，面带雀斑，正在努力进游泳队，有一天，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经意地建议我也去试试。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场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会无地自容。再说我也不想去。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条的，腰以下却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体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图游戏的小孩拼出来的，本来不是一套的身体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这孩子专找不般配的来拼，好让所有人哈哈大笑。妈说我长得“壮实”。她说她妈也有一副同样的身板。最后她不说话了，我猜她心里正在合计，没有哪个女孩子乐意被人用魁梧来称呼吧。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7]，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8]。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9]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 des 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10]，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

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

“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

“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

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

“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

“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

“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

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

“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

“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

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

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

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

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

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

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挨着她坐下。

“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

亲爱的帕丽：

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帕丽

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11]。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

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

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ängers[12]。你懂这个词吗？”

她笑眯眯地说：“我懂。”

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

“真遗憾。”我说。

“为什么要说遗憾？”

“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

“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

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

他咧开嘴笑了。

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

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

“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

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

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

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13]，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14]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 on est de fous, plu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ai oublié mes 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

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

还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

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15]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

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

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

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

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

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

[1] 比斯敏俩意为“奉真主之名”，另据穆夫提穆罕默德·沙菲（Mufti Muhammad Shafi Sahib）所著《比斯敏俩的好处》（The Virtues of Bismillah，2010年，卡拉奇）一书：“如果你睡前念比斯敏俩二十一遍，你将免遭小偷之害，免受邪恶影响，免于猝死。”

[2] 抗焦虑药物。

[3] 均为美国的竞猜类电视节目。

[4] 原文为西班牙语。

[5] 花旗松也是流行的圣诞树种。

[6] 《她书写谋杀》的女主角。

[7] 《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美国肥皂剧。

[8] 《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新奥尔良民歌。

[9] 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洛、亨利·马蒂斯和杰克逊·波洛克。

[10] 法语：于是。

[11] 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建造的城堡，现为加州州立公园。

[12] 德语：分身。

[13] 法国的高速火车。

[14] 美国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的主人公。

[15] 法语：我可以忘掉。

致谢

表达谢意之前，还有几处背景方面的问题。沙德巴格村是虚构的，不过，在阿富汗某地，也许确有这样一个名字存在。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涉足。阿卜杜拉和帕丽的儿歌，特别是“伤心的小仙女”，受到了已故的杰出波斯语诗人福鲁格·法鲁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一首诗的启发。最后，本书书名的部分灵感来自威廉·布莱克的美妙诗作《保姆歌》。

我要感谢鲍勃·巴尼特（Bob Barnett）和德宁·豪厄尔（Deneen Howell）对本书的出色引导和大力举荐。谢谢你们，海伦·海勒（Helen Heller）、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乔迪·霍奇基斯（Jody Hotchkiss）。感谢钱德勒·克劳福德（Chandler Crawford），感谢她的热忱、耐心和忠告。多谢河源出版公司的一众友人：珍妮·马丁（Jynne Martin）、凯特·斯塔克（Kate Stark）、萨拉·斯坦（Sarah Stein）、莱斯利·施瓦茨（Leslie Schwartz）、克雷格·伯克（Craig
D. Burke）、海伦·延特斯（Helen Yentus），以及更多我未曾提及的人士，他们协力将本书送达读者，我对此感激不尽。

感谢我出色的文字编辑托尼·戴维斯（Tony Davis）大胆地出离于使命召唤之外。

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萨拉·麦格拉思（Sarah McGrath），感谢她的洞见和视野，以及温和的督导，并且帮助我让本书成形，其建议之多，我已无法一一历数。萨拉，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愉快的编辑过程。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彼得森·肯尼迪（Susan Petersen Kennedy）和杰弗里·克洛斯克（Geoffrey Kloske），感谢他们对我，对我作品的信任与毫不动摇的信心。

致谢

感谢你们，Tashakor［感谢］，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亲人，你们一贯支持着我，耐心、坚定、友善地容忍着我。一如以往，我要感谢我美丽的妻子罗娅（Roya），你不仅阅读、编辑了本书的多份手稿，还操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让我得以写作。如果没有你，罗娅，这本书早就死在了第一页、第一段。我爱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山回唱/(美)胡赛尼（Hosseini, K.）著；康慨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ISBN 978-7-208-11513-2

I.①群… II.①胡…②康… III.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379号

责任编辑  陈欢欢

封扉设计  肖晋兴

群山回唱

[美] 卡勒德·胡赛尼 著

康慨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68,000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13-2/I·1157

定    价  36.00元

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by Khaled Hosseini

Copyright © 2013 by Khaled Hosseini and Roya Hosseini, as Trustees of The Khaled and Roya Hosseini Family Charitable Remainder Unitrust No.2 dated February 29,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Epigraph copyright Coleman Bark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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