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之路：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以独特视角探究司法、战争、移民、贫富分化和政治博弈如何影响种族关系。） (见识美国)
Author: 迈克尔·J·克拉曼
Date: 2019-02-28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平等之路
——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
[美]迈克尔·J.克拉曼 著

石雨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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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1章 建国时期
第2章 南北战争前
第3章 南北战争及战后重建
第4章 从重建时期的状况倒退
第5章 白人至上主义升温
第6章 进步主义时代
第7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第8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9章 布朗诉教育局案
第10章 民权时代
第11章 时至今日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献给莉萨（Lisa）

序

1963年9月15日，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三K党（Ku Klux Klansmen）炸毁了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Sixteenth Street Baptist Church），造成4个黑人女学生丧生。爆炸发生数小时内，伯明翰又有两个黑人青少年被害。此事有两个凶手，一个是白人暴徒，一个是警察。在民权时代，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时任亚拉巴马州长的乔治·C.华莱士（George C. Wallace）在当年早些时候的就职演讲上还宣称：“以最伟大人民之名义，我将和暴政划清界限，对其发出挑战。我宣布，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6月，华莱士履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站在亚拉巴马州大学的校舍门前，用身体挡住入口，那架势显然是精心策划过的。直到联邦部队到达，他才让出入口。

那个夏天的晚些时候，联邦法院法官下令，将于当年秋天开始，废除亚拉巴马州内数个城市的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对此，华莱士鼓励极端主义团体起来抵制。伯明翰有许多愤怒的白人市民，他们在州长的言语怂恿下，找到了一名曾参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诉讼的黑人律师，炸毁了他的家，并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种族骚乱。华莱士维护这些闹事者，坚称这些人“不是暴徒——他们都是善良的劳动人民，只是眼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忍无可忍”。

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表示将向他发出传票，指控其藐视法庭后，在看到自己与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麾下州国民警卫队之间悬殊的差距后，华莱士才服了软，宣称：“我没办法赤手空拳对抗联邦部队的利刃。”这些学校解除了种族隔离，但没过几天，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就遭到了炸弹袭击。华莱士因此倍受指责。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指责州长是“始作俑者，怂恿了爆炸案凶犯”，肯尼迪总统表达了“深深的愤怒与悲伤”，认为该事件“令人遗憾，废除种族隔离的公共法令居然催生了暴力，让无辜者受到伤害”。

学生受害事件激怒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他们参与纪念活动与抗议示威。一些人写信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表达悲伤的心情。一位洛杉矶的白人律师说：“今天，我将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我之所以加入，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作为白人的歉疚，作为没能在伯明翰提供切实支持的歉疚。”一位来自新罗谢尔的白人少年写道：“该怎么说呢？或许该先说声抱歉，身为白人，我很羞愧，我很内疚……那些人说，所有心怀怨恨、偏狭或仅仅是不作为的白人都有罪。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

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老兵经历过“一战”，在他70年的人生岁月中，“见过太多令人厌恶的事”，包括以私刑绞死黑人，以及谋害民权运动领袖等。他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伯明翰教堂爆炸案，6个黑人被害，这些对我的影响之大，超过了我这辈子经历的其他所有事件。”他祈祷上帝不要“让这些孩子枉死”。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敦促其成员“写信支持必要的民权立法，用这些信件淹没国会，以遏制这些愤怒”。该协进会的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要求联邦政府“切断所有”拨给亚拉巴马州的“经费”。考虑到自己选民的愤怒，北方的国会议员要求联邦政府改进即将颁布的民权法案。

随着南方白人对这一进步性种族制度改革的反抗日趋暴力，北方开始要求联邦政府介入，终止种族歧视的“吉姆·克劳法”
[1] 。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中的判决也曾引发暴行，南方白人对种族制度改革的抗拒演变成具体行动，南方政治活动变得激进，这些也为华莱士等种族极端主义者的仕途发展提供了助力。

乍看起来，美国种族关系史的发展是缓慢但不可避免的。17世纪，非洲黑人被当作奴隶运到美洲殖民地。18世纪末，北方的奴隶制受独立战争重创。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一举废除了美国国内的奴隶制度。此后，南方白人用另一种种族歧视制度——“吉姆·克劳法”——取代了奴隶制。该制度于20世纪中期开始恶化。1954年，最高法院判决，该法案违反宪法，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最终终结了该法案。如今，最高法院和国会中都能见到黑人的身影，一些黑人还成了美国的一线文化偶像，比如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和泰格·伍兹（Tiger Woods）。前两任国务卿都是非裔美国人
[2] ，黑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似乎是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
[3]

不过，表象是可以骗人的；美国种族关系的真相远比其表象要复杂。进步是断断续续的，并非必然。美国独立战争时，南方奴隶制度被迫处于守势，但此后，却发展得越发根深蒂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中，南方黑人赢得了投票权，但随后又被剥夺。布朗案胜诉后，南方黑人想要投票或就读种族融合的研究生院却变得难上加难。

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为何会如此起起伏伏？一种观点是，在被迫面对人人平等的国家信条与种族歧视的实际状况的矛盾冲突后，美国人变得更注重种族平等了。

这种观点是天真的：美国人改革种族压迫制度从来都不是单凭这样做是对的，就去做了。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北方白人设法限制奴隶制扩散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作为白人飞地的联邦政府管辖地区。1948年，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废除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但主要目的也是争取黑人选票，赢得连任。在布朗案中，联邦政府敦促最高法院判定种族隔离有罪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要让冷战对手苏联失去这一强有力的宣传武器。

在种族问题上的进步，几乎无一不是在非裔美国人的高压推动下实现的。1941年，10万名黑人威胁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才颁布总统令，禁止了国防承包领域的种族歧视。20世纪60年代，南方黑人开展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此举招致白人凶残的报复，但最终逼迫联邦政府制定了意义重大的民权法案。

不过，光有黑人施加的压力往往是不足以推动白人去做对的事情的；事实证明，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对进步性的种族关系变革来说必不可少。战争、国内人口迁徙、不断改变的政治联盟和技术进步在美国种族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种族关系的进步往往是其他发展的意外结果。南北战争的初衷并非终结奴隶制度，二战的目标也不是发起民权运动；不过它们又确实带来了这些改变。布朗案的法官们压根料想不到，自己的判决竟会让南方政治活动变得更为激进，并挑起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暴行，但又最终为联邦民权立法铺平了道路。

从美国种族关系史上看，地域差异是推动其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北方没有先南方一步终结奴隶制，也就不会爆发南北战争。如果北方白人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开始摈弃白人至上主义，南方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民权运动。

不过，北方的种族关系史发展得同样跌宕起伏。在杰克逊时代
[4] ，北方多州黑人也曾丧失投票权。与1890年相比，1920年的北方黑人在公共设施领域或公立学校内反而更容易被隔离。

不过，在北方，无论黑人受到了多么不公平的对待，至少他们还有权投票（至少在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5] 颁布后是如此），也有权组织抗议；这二者都是南方黑人无权做的。部分北方黑人曾利用这些权利挑战南方黑人遭受的压迫。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北方的自由黑人是废奴运动和地下铁道
[6] 的领导者。到了20世纪，北方黑人也在不断游说联邦政府立法反对私刑绞死，立法恢复南方黑人被剥夺的公民权。如果不是北方种族观念相对宽容，要撼动南方的“吉姆·克劳法”可能会难上许多。

再者，面对北方可能对白人至上主义构成的挑战，南方白人非常焦虑，在过度焦虑的驱使下，他们采取的行动往往适得其反，自毁根基。南方人想逼迫联邦政府保证不改变奴隶制，但手段过于激进，反而令许多北方人确信，这是一场关于奴隶的权力阴谋，会威胁到他们的合法权。南方白人对布朗案的暴力反对震惊了北方的电视观众，观众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制止“吉姆·克劳法”的实施。

美国种族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法律。是法律确立了奴隶制与白人至上主义，也是法律终结了它们。法律对种族观念的塑造到底有多大影响？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种族观念？

南方州立法隔离黑人，立法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但这些举措中有许多其实就是象征性的，可有可无。大多数南方铁路在种族隔离法案出台之前就已经将黑人隔离了。政府在正式落实人头税
[7] 、开展文化测验
[8] 、限制黑人参政权前，就已经强行或欺骗性地剥夺了大多数南方黑人的公民权。

相反，那些违背这些根深蒂固种族观念的法律常常遭到漠视。19世纪末，禁止酒店和餐厅歧视黑人的法律形同虚设。1875年颁布的一条联邦法令禁止在选择陪审团成员时实行种族歧视，不过，1910年后，仍有数十年的时间，南方法庭的陪审团中不曾出现黑人的影子。或许在当时，白人至上主义并不需要法律保护，同样，法律也不足以压制它。

立法机构制定一种法律，法庭却采用另一种。在美国历史上，法庭裁决对种族平等进程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无论最高法院对少数族裔是敌是友，都没有本质区别。坦白说，布朗案是种族平等的一场巨大胜利，废除了州政府在公立学校强制实施的种族隔离。不过，在南北战争爆发前，最高法院经常解释宪法以保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重建中，以及重建后，最高法院又废除了民权法案。最近，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又废除了旨在强化少数族裔政治代表性的平权行动计划和立法计划。

即便是像布朗案这样的进步性种族裁决，其对社会观念的作用也是反映多过塑造。19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白人至上主义，最高法院驳回了对种族隔离和剥夺黑人公民权违反宪法精神的质疑。待这些法官的种族意识进步时，其他美国人的种族意识也已经进步了。布朗案中的法庭裁决反映了二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映了黑人士兵对二战做出的贡献，反映了北方黑人政治权力的增长，反映了冷战对种族改革的迫切需求。

少数族裔能从民权裁决中获益多少，完全取决于该裁决的执行程度。事实是，许多裁决都未曾执行。1917年，最高法院废除了住宅区内种族隔离的法律，不过，居住隔离的问题却日益恶化，而非有所改善。在南方，整整十年的时间，布朗案几乎毫无法律效力。其他进步性的种族裁决发挥的作用则要更大一些。1944年，最高法院禁止将黑人排除在民主党初选之外，南方黑人选民登记人数大幅增加。政治和社会条件影响着民权裁决的效力。

法庭裁决也可以发挥一些重要的间接作用：凸显问题，引导观念，以及激发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积极性。确实，无论法庭判胜判负，诉讼本身都会产生类似的教育和激励效果。

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族裔的境况到底改善了多少？迈向种族平等的进程有多曲折？哪些条件推动了进步？法律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最高法院裁决在其中又发挥了多大作用？

下面，我们将开始探讨这些问题。

[1] 吉姆·克劳法（Jim Crow）泛指重建时期结束（19世纪末）至1965年间美国南方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译者注（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2001—2005年任美国国务卿）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5—2009年任美国国务卿）。

[3] 本书原版出版于2007年。

[4] 杰克逊时代（Jacksonian era），从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入主白宫开始。其当选标志着“权贵”时代的结束，而普通人将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5] 该修正案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所有种族、肤色的公民选举权。

[6] 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帮助南方黑奴逃往北方自由州或加拿大等地的秘密网络。

[7] 南方州为了在不违反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前提下，限制黑人投票权，规定必须缴纳人头税才能获得投票资格，但按人头，而非支付能力规定的人头税，对普遍贫穷的黑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很多黑人因此丧失了投票权。

[8] 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的测验。

第1章
建国时期

1778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几年后，马萨诸塞州制宪会议制定宪章，明确剥夺了自由黑人——以及印第安人和穆拉托人
[1] ——的投票权。马萨诸塞州公民拒绝接受该宪章，部分原因在于，该宪章的选举权条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且没有取缔奴隶制。两年后，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另一部宪法，其中没有任何剥夺黑人公民权的内容，宣称“人人生而平等”。

1781年，白人农夫纳撒尼尔·詹尼森（Nathaniel Jennison）的奴隶夸克·沃克（Quock Walker）离他而去，到了附近另一处农场工作。詹尼森打算让沃克回来为自己劳作，没想到遭到拒绝，便将对方狠狠揍了一顿。此后，沃克控告詹尼森袭击和殴打自己，并声称自己已不再是奴隶。詹尼森则控告他的邻居，称对方企图引诱自己的奴隶背弃自己。马萨诸塞州以袭击罪刑事起诉了詹尼森。

反对奴隶制的活动家以该诉讼为武器，向奴隶制（在自然法、《圣经》及1780年宪法“生而平等”条款下）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律师利瓦伊·林肯
[2] （Levi Lincoln，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司法部部长）问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我们都在奴役别人，哪里有权期望战胜奴役我们的大英帝国，重获自由呢？”林肯还诉诸自然法，称：被奴役的黑人和自由的白人“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祖先，有着相同的血肉和灵魂——并且信奉着同一个救世主”。

1783年，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库欣（William Cushing）主审了对詹尼森的刑事起诉。库欣告知陪审团，尽管奴隶制在马萨诸塞州是一种风俗传统，但现已不复存在，因为民意“更赞同天赋人权，更赞同人类与生俱来对自由共同的渴望，这与肤色或外形无关，上帝已将其植根在人们心中——从我们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光荣抗争开始，这就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流民意”。

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黑人士兵为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以及这场战争所调动起来的经济力量，将北方各州的奴隶制推向了毁灭。1790年，马萨诸塞州不再有奴隶。

在美洲殖民地建立后不久，白皮肤的欧洲人就将非洲黑人当作奴隶，运来了这里，尽管当时的数量还不是很多。17世纪初时，北方殖民地的奴隶数量并不亚于南方殖民地。最开始，奴隶并不是大规模地聚集在种植园里劳作，他们的工作内容有许多和白人劳工是一样的。其实，奴隶制也不过是各种类型合同工中的一种。契约仆役就是以白人为主，他们也像奴隶一样被买卖、被惩戒。到18世纪中期，某些殖民地的劳工中，有多达半数的人无人身自由，而且还是合法的。上层阶级的白人往往不会严格区分白人劳工和黑人劳工，认为他们都是下等人，好吃懒做，不加逼迫就不愿意工作。

1700年前后，南方殖民地的奴隶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来自英格兰的契约白人仆役减少，二是黑人死亡率下降。当时，烟草种植是切萨皮克湾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需要大量劳工，于是越来越多种植园主把目光投向了奴隶。从1680年到1700年，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数量从总人口的7%增长到了28%，到1750年，已增长到46%。南卡罗来纳州奴隶数量占比也从1680年的17%，涨到了1700年的44%，1720年时超过了60%。这些奴隶主要种植水稻和靛蓝属植物。

随着奴隶数量的快速增长，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日益恶化。这一代的奴隶工作更累，寿命更短，而且能够积累财富、组建家庭、获得自由的机会更为渺茫。从国外运来的奴隶相对来讲更加便宜；南方种植园主也没打算为他们提供可口的食物、温暖的衣物和舒适的住处。种植园奴隶制对奴隶的压迫越来越重，而为维护该制度使用的手段也越加残暴。

随着南方社会对奴隶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奴隶法中对奴隶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奴隶不仅无权订立婚约，拥有私人财产；在某些州，就连奴隶主允许奴隶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都算犯罪。奴隶法往往禁止奴隶识文断字、大批集会、拥有枪支，并规定没有通行证不得去其他地方。在状告白人的诉讼中，奴隶（通常也包括自由黑人）是无权出庭做证的。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殖民地的州议会令奴隶主越来越难释放自己的奴隶，他们害怕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会怂恿奴隶叛乱，而且这些黑人很可能需要政府救济，成为公众负担。杀了白人的奴隶即便以对方先挑衅为由进行自我辩护，也无法减轻被指控谋杀的罪责，因为法律并不承认白人对奴隶的言语或行为可构成对方使用致命性武力的合法理由。

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如果被害者是奴隶，凶手只会受到很轻微的惩罚（也可能完全免于惩罚）；即便如此，也只是针对存在酷刑或极端残忍手段的案件。为了确保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服从，法律规定，奴隶主在管教奴隶过程中致奴隶死亡的，不负任何责任。

对大多数奴隶主来说，鞭打奴隶算家常便饭，他们认为这是适当管教。而种植园里的工头通常都是短期雇用，他们不是奴隶主，并不会关心奴隶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能够支撑其长期工作，因此，他们对待奴隶也往往比奴隶主更残忍。奴隶巡查队有权鞭打无通行证擅离种植园的奴隶，遇到那些拒不服从的，可以就地处死。奴隶主有权放猛犬去追捕逃奴，就算奴隶因此致死，也并不违法。

法律通常将奴隶当作财产对待：债务人可以用他们抵押贷款和偿还债务。不过，在进行刑事处罚时，奴隶又会被视作具有自由意识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若受到死罪指控，奴隶会接受正式审判；一旦定罪，通常都会被处以极刑，且处刑手段极端残忍，有火刑，还有拖行加分尸。如果是不严重的罪行，通常会在种植园内直接处置，不会那么正规，或者经由当地治安官处置，而惩罚往往是又快又狠，损毁身体，比如在身体上打烙印，或者割掉耳朵。

奴隶法最不人道的一个体现在于对待奴隶家庭上。许多奴隶主会允许奴隶“结婚”，但法律并不认可这样的婚姻。有良心的奴隶主会尽量避免拆散配偶，避免拆散孩子与父母，不过许多奴隶主却并没有什么良心。即便是那些尽量不拆散奴隶家庭的奴隶主，有时候也会迫于财务危机而不得不为之；殖民地的奴隶法，并未对这种行为加以约束。法律有时也会要求奴隶主在出售庄园或破产后变卖家产时，将奴隶家庭整体出售，不要拆散他们，不过，前提是，对这些家庭的保护不会让继承人或债权人承受“物质上的损害”。在美国南方，生活在北部的奴隶儿童，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在成年之前，被迫与父母分开。

其实，法律有要求奴隶主为奴隶提供食物和衣物，包括奴隶老去之后。而许多奴隶主做的事情远比法律要求的要多，他们会将奴隶视为自己家庭的一分子，像仁慈的家长一样对待他们。在主人宅邸内工作的女性奴隶往往是服务女主人，并帮助女主人照顾其子女，因此，通常都会与女主人及其子女建立亲密的关系。

再者，法律虽有限制奴隶自由的规定，但常常被奴隶主忽视。他们常常给奴隶放假，让他们周日休息，并允许他们利用自由时间打零工；这样的做法渐渐约定俗成，让后来的奴隶主难以违背。同样常常被忽视的法律规定还有，不允许奴隶受教育，不允许他们参与社会集会。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奴隶，他们有很大的流动性，可以习得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同时有一定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

大多数的北方殖民地奴隶人口庞大。1750年左右，纽约州、罗得岛州和新泽西州的奴隶人口分别占到了其总人口的15%、12%和8%。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纽约州和罗得岛州还有占总人口10%和6%的奴隶。

北方的奴隶很少有在种植园做苦工务农的。那些在农场工作的，往往也是和白人一起劳作，许多都习得了成为独立农夫所需的必备技能。在北方城市，奴隶通常是在酒馆、船只上工作，或者当工匠和佣人。他们有权拥有财产，其中一些还积累了不少财富，有时甚至能为自己买回自由之身。在北方，奴隶不会被成百上千地关在一起，埋头在种植园内劳作，与世隔绝，这样的开放性也让他们渐渐被奴隶主的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同化了。

与南方相比，北方殖民地的奴隶法往往没那么严苛。如果有人造成奴隶死亡或伤残，其应受刑罚同致死或伤害白人一样。不过，1712年纽约州奴隶暴动，造成9个白人丧生，政府对该暴动进行了血腥镇压，此后，北方数个殖民地都对奴隶和自由黑人出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规定，限制他们的流动性，以及集会、携带枪支的权利。许多殖民地，出于对奴隶暴动的恐惧，加重了对外国奴隶贸易的税赋，尽管英国政府经常否决这样的举措。北方殖民地也对解放奴隶施加了更苛刻的限制，理由正如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所说，自由黑人是“懒惰的……往往是其所在社区的麻烦和累赘，会给其他黑人做出不良示范”。

18世纪中期，宾夕法尼亚州的奴隶制开始遭受抨击。这个州有许多人是贵格会教徒，他们的蓄奴史和其他人没多大区别，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左右，虽然他们大多反对国际奴隶贸易，并坚持奴隶主应该让奴隶受教育，让他们学习《圣经》。到18世纪50年代，该州的贵格会教徒已经开始谴责奴隶制，部分原因是，他们将当时席卷西部边界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归结为蓄奴之罪招来的天谴。后来的二十年中，遍布北方的贵格会教徒都在谴责奴隶制。

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在征税和帝国控制权上的冲突不断升级，这对美国奴隶制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1774年，罗得岛州议会禁止了奴隶进口，并表示：“渴望享受自由及其一切好处的人，理应让其他人也享有个人自由。”1775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e）反思殖民者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如何可以“一边大声抱怨他人想要奴役自己，一边自己蓄养着数十万的奴隶”？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称“人人生而平等”。写下这句话的人，以及诸多读到这句话的人，可能从未想过，所谓人人也包括黑人。托马斯·杰斐逊蓄养的奴隶远不止100人，他认为黑人与白人很可能是不同的物种，而黑人本就比白人低等。他还认为，“白人抱持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让这两个种族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其中一方必定灭亡”。

不过，杰斐逊“一想到上帝是公平的，就开始为自己的国家担惊受怕”——他也隐隐觉得奴隶制是违反自然法的。杰斐逊对奴隶制的未来也十分笃定：“命运之书中写得再清楚不过，这些人理当获得自由。”1779年，杰斐逊及弗吉尼亚州的其他领导者提出一项计划，要逐步废除该州的奴隶制，以及该州对他国自由黑人的殖民化。

无论该计划的创始人是否认为黑人与白人“生而平等”，独立战争都推动了奴隶解放事业。随着英国军队占领沿海城市，成千上万的奴隶获得了逃离奴隶主的机会。英军承诺，敢于同殖民者做斗争的奴隶，他们将还之以自由，此举迫使美国人也不得不给出类似的承诺。在最初的迟疑过后，邦联议会和许多北方州都允许黑人加入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和州民兵组织。1777年，康涅狄格州通过法律，放松对解放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可以释放奴隶，让奴隶代替自己参加大陆军。多达5 000名黑人参加了独立战争，抗击英军，其中大多数都刚刚获得自由。战争结束后，废奴主义者开始纪念为争取独立而牺牲的黑人，并借此推动奴隶解放的进程。

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宣告，奴隶制“让所有人蒙羞，特别是那些曾为自我解放这一伟大事业英勇抗争的人”，并出台了美国首个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是在该法案通过后出生的奴隶子女，年满28岁就可以获得自由。该法案允许奴隶主继续享有对现有奴隶的所有权，并要求这些奴隶的子女必须成年后才能获得自由。强制奴隶主解放奴隶侵犯了奴隶主的财产权，这一规定也是对他们的补偿。该法案还规定，蓄奴的大使及国会议员不受此规定约束；另外，带着奴隶途经宾夕法尼亚州的他州奴隶主享有6个月的豁免权，在此期间不受此规定约束。

这一做法很快就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州推行起来。178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引用州宪法“自由与平等”的条款，取缔了奴隶制。同年，新罕布什尔州通过司法裁定终止了奴隶制。1784年，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的立法机构分别出台了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

不过，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奴隶主数量更多，且更有政治影响力，因此，他们也花费了更多时间和努力才成功终结了奴隶制。17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这两个州的奴隶数量仍然很多，远超3万。纽约州直到1799年才出台了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新泽西州更晚，是在1804年。

美国独立战争还在美国南方的北部接连引发了多次奴隶解放行动。1782年，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授权奴隶主释放奴隶，无须政府特别许可。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很快就出台了类似法律，并就逐步解放奴隶的方案展开讨论。1783年，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认为那些“为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做出过贡献的人，理应享有自由，这是对其艰苦付出的回馈”，于是释放了那些代替自己主人在大陆军服役的奴隶。得益于这些法律的颁布，弗吉尼亚州的自由黑人数量激增，短短8年内就从2 800人增长到12 000人以上。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提及逐步废除奴隶制的举措，都是一片看好。1786年，乔治·华盛顿写道：“希望看到出台一些计划方案，让这个国家的废奴进程可以缓慢而稳步地推进，不引发任何社会阵痛。”

邦联议会还讨论了反奴隶制举措。1784年，托马斯·杰斐逊提出一项废奴法令，该法令规定1800年后，联邦控制下的所有领土都要禁止奴隶制。该法令受到南方强烈反对，并因一票之差，最终未获通过。事实上，奴隶主已经带领成千上万的奴隶穿越了阿勒格尼山脉
[3] ，且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已经将其西边的土地割让给邦联议会，条件就是换取蓄奴的许可。因此，该法令的可行性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

1787年夏天，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邦联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废除了美国西北地区的奴隶制。该法令并未引发争议，连南方代表都表示支持，可能是因为存在隐性的交换条件——西南地区可以延续奴隶制，另外，某些南方种植园主也希望避免来自西北地区的奴隶竞争。

最终，事实证明，在西北地区实施的这一奴隶制禁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率先涌入该地区定居的是南方白人，如果法律未加以限制，他们很可能会将自己的奴隶一并带来。要不是这一法令，该地区很有可能出现新的蓄奴州，彻底改变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奴隶制历史。

1787年5月，各州代表齐聚费城，修订这个国家立国的根本性文件。根据《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4] ，邦联国会缺乏足够的权力增加税收、管控对外贸易，而州政府已经制定了债务人救济法和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这在精英政治家看来就像是获得官方许可的偷盗行为。尽管奴隶制与本次会议的召开无关，但确实在会议议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787年，美国奴隶制处在过渡期。几个南方州已经废除奴隶制；还有一些正在逐步推进；不过，也还是有些州让废奴主义者的努力付诸东流。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作为北方代表出席了费城会议，他们在各自州内都是反奴隶制运动的领导者。包括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和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在内的诸多南方代表认为，奴隶制是一时的恶行，一旦实际条件允许，就要彻底废除。不过，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动，对他们来说奴隶越多越好，因此，这两个州的代表并不希望奴隶制有被废除的一天，他们辩称这是种有益的制度。

因此，费城制宪会议未能有任何机会将反对奴隶制的条款写入宪法。大多数北方州仍然蓄养着大量奴隶，就连一些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人也认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再者，大多数北方白人都害怕出现数量庞大的自由黑人。最重要的是，北方代表渴望与南方建立长久联邦，而南方代表是绝不会同意通过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宪法的。

不过，参与费城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让美国宪法文件与奴隶制扯上关系是种玷污，并对此感到不安。许多代表都认为奴隶制是违反自然法的。作为制宪会议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麦迪逊承认“宪法允许将人当作财产的做法是错的”。因此，这些宪法制定者在撰写宪法文件时从未使用过“Slavery”（奴隶）这个词，而是用委婉的说法代指奴隶，比如“other persons”（其他人）。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制定两部宪法。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他们明白奴隶制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因此，制定了一部保护奴隶主利益的宪法。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无法无视自己的历史声誉，因此，制定了一部即使有一天奴隶制被废除了，也无须修正多少的宪法，而废奴也正是他们中许多人希望和期盼的结果。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关于奴隶制的论战焦点并不在于宪法是否应该取缔奴隶制，或者是否应该授权议会来取缔奴隶制，而在于应该赋予邦联中的奴隶主多少权力。正如麦迪逊反复提及的：本次会议上真正的利益分歧不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在蓄奴大州与蓄奴小州之间，在于奴隶人数上的差距。因此，麦迪逊提出了两套方案，同样是在国会中组建众议院，一个是根据自由人口数量分配议席，一个是根据自由人口加奴隶人口数量分配议席。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北方和南方对奴隶劳动的依赖程度不同，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同。南方主要生产农产品——烟草、水稻和靛蓝属植物——出口到欧洲，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北方有更多航运商、批发商和新兴实业家，这些人支持对贸易施加各种各样的重商主义限制。1786—1787年，这些因地域而产生的利益分歧，差一点就导致该邦联分崩离析。因此，在来费城时，南北双方代表互不信任，他们决心要在新的国家政府内尽可能多地为自己的州争取权力。

1787年，5个南方州的人口，如果加上奴隶，几乎刚好等于8个北方州的人口。因此，如果将奴隶当作自由人对待，那么在分配众议院议席时，南方与北方就能获得数量相等的席位，权力大小也就相同。如果少算了奴隶人口，南方的人口就会少于北方。

南卡罗来纳州与佐治亚州的代表坚持，在分配众议院议席时，奴隶人口也应该计算在内：就连无投票权的女性和儿童都能计算在内，奴隶为什么不行？再者，奴隶是南方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1787年时还有许多人认为，在决定众议院议席时，财富应与人口一样纳入考量，它们之间没有优劣主次之分。

一些北方代表回应称，奴隶不应该影响众议院议席的分配，毕竟奴隶和女性、儿童不同，奴隶是财产。马萨诸塞州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提出异议，如果在分配席位的时候要考虑奴隶，那牛、马也应该考虑在内。再说了，南方州自己的立法机构在分配议席的时候都不考虑奴隶，奴隶数量凭什么左右邦联议会的议席分配。

双方间的争论不断升温。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分配议席时，一个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个自由人。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反对这一提议，因为这不仅背离了人性，还很可能鼓励南方进口更多奴隶。议会投票否决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南方代表的退席威胁。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威廉·戴维（William Davie）声称，“将奴隶算作至少五分之三个自由人，是北卡罗来纳州同意加入联邦的前提”，他还警告称，如果北方州拒绝将奴隶计入众议院议席分配考量，那“这事就吹了”。莫里斯并没有被吓倒，他回应称，他所在州的人民“绝不会同意让奴隶左右众议院议席”，如果地域分歧真的有南方人声称的那么不可调和，那么北方与南方“和平分手”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不过，莫里斯只是虚张声势，北方代表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折中方案：在分配众议院议席时，一个奴隶等于五分之三个自由人。同样，宪法要求根据各州人口决定各州应该缴纳的税费，在计算这个州人口时，奴隶人口也按照五分之三来折算。在州宪法批准大会上，南北双方并未出现争议。只是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当南方候选人频繁赢得总统大选后，北方人才开始反对这一五分之三条款（该条款让南方在总统选举团和众议院中获得了更多代表席位）。

在本次会议中，关于奴隶制还有一个棘手问题。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代表强烈反对限制对外奴隶贸易。独立战争期间，这两个州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奴隶，他们希望可以增加奴隶供给，当时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在向南方腹地销售奴隶，但价格飞涨，这种过高的奴隶购买成本是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不乐意埋单的。会议上，弗吉尼亚州代表乔治·梅森攻击奴隶贸易是“邪恶交易”。持怀疑态度的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回击道，弗吉尼亚州“当然想要阻止奴隶进口”，这只会让“待售的奴隶升值，他们可以狠狠捞上一笔”。北方代表反对对外奴隶贸易有两个原因：一是它违反了“最神圣的人道法则”；二是它加剧了奴隶暴动的风险，这会增加国家政府的负担，因为政府将不得不出面镇压。对此，南方腹地的各州代表再次以退出会议相威胁。

这场论战同样是容易妥协的。早些时候的会议中，南方州就反对赋予国会管控州际和对外商业活动的权力，因为他们认为，这将让北方州的制造商和航运商获益。南方代表坚持，只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数人同意，国会才有权通过商事立法，这实际上是给了南方否决权。

会议在是否禁止对外奴隶贸易问题上陷入僵局，因此开始协商折中方案：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将不再要求商事立法的通过必须遵循绝对多数制。作为交换，新英格兰地区各州同意在宪法中增加一条：在未来二十年中，禁止国会干预对外奴隶贸易。新英格兰的这些州其实已通过运输国外进口的奴隶，以及奴工生产的商品获利不菲。除此之外，宪法中还有一条利于南方的条款：禁止征收出口税。南方担心对出口商品征税会间接损害奴隶制度。多数州勉强同意了这一方案。得益于这一方案，南卡罗来纳州在1808年之前新进口了近10万奴隶。到1808年，国会才得以终止对外奴隶贸易。

最后一条写入宪法的奴隶制相关条款则没有引发太多争议。在会议后半程，两名南卡罗来纳州代表提出一条：批准奴隶主追回逃奴。该条款在《西北法令》
[5] 中是有先例可循的，也几乎没有遭到北方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奴隶是财产，他们尊重奴隶主的财产权，而且他们所在州也大都蓄有数量可观的奴隶。

在离开费城制宪会议返回各州后，一些南方代表吹嘘，多亏了他们，宪法将是非常有利奴隶制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告诉南卡罗来纳州人民：“简言之，我们已在考虑过所有情况后，谈到了最佳条件，保证这一财产［奴隶］的安全。这已经是我们用尽全力后的结果；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条件已经不错了。”

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似乎也认为宪法偏袒了奴隶制。他们的其中一员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失望地问：“你们让上帝怎么看？这些为自由而抗争的州……却无法在宪法制定上达成一致，非要宪法赋予他们剥夺同类自由的权利！”后来，一个持相同观点的废奴主义者团体也谴责该宪法是“与死神签订的契约”，是“与地狱达成的协议”。不过，一些北方代表也坚称该宪法已经把奴隶制送上了毁灭之路。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在宾夕法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说，宪法条款授权国会二十年后终结对外奴隶贸易，为“彻底取缔美国的奴隶制度奠定了基础”。另外，威尔逊坚称，新州的建立都在国会的控制下，“奴隶绝对不会被引入到新建的州”。他的这些主张并不是无稽之谈：开国先贤中似乎有许多人是由衷地相信，授权禁止对外奴隶贸易，并让奴隶制远离美国西北地区，限制其扩张，是可以确保其最终走向灭亡的。

无论哪一方在这场辩论中占了上风，我们都很难想象，宪法制定者们还能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反奴隶制行动。对南方来说，如果奴隶这一财产无法得到充分保护，他们是绝对不会加入联邦的。而对北方来说，建立一个没有南方参与的联邦，是无法加速南方奴隶制灭亡的。

[1] 穆拉托人（Mulattos）指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

[2] 这里是指老利瓦伊·林肯，他还有个儿子叫小利瓦伊·林肯。

[3] 阿勒格尼山脉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一部分，有部分延伸至弗吉尼亚州。

[4] 全称为《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是美国宣布独立后，由十三个初始州结成邦联所制定的宪法。1776年开始起草，1777年由大陆会议提交各州认可，1778年被批准。照这部宪法，各州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而中央的权力很小。

[5] 《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由数项法令构成，为美国西北地区垦殖和建州奠定了公平合理的程序。

第2章
南北战争前

1854年3月，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一家废奴主义报纸的白人主编谢尔曼·M.布斯（Sherman M. Booth）公然阻碍对黑人约书亚·格洛弗（Joshua Glover）的抓捕和遣返，据称，格洛弗是逃奴，目前正关押在拉辛附近的联邦拘留所。在布斯的煽动下，一群愤怒的民众夺回格洛弗，并帮助他潜逃到了加拿大。

对此，联邦法庭判决，布斯及该夺奴行动的其他领导者违反了《1850年逃奴法案》，这一判决也宣告了此次阻碍逃奴引渡的行动的违法性。不过，在多个联邦法院都裁定该逃奴法案合乎宪法的情况下，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还是以其违背宪法为由，当庭释放了布斯。威斯康星州法官还试图破坏美国最高法院收回布斯案审判权的努力，拒绝提供布斯上诉时的档案。该州州议会也隐晦地支持了这一具有起义性质的司法行为，它通过了一项法令，赋予被指控为逃奴的人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同时为其支付辩护费用，此举有效阻止了联邦逃奴法案在威斯康星州的执行。

1859年，美国最高法院严惩了拒不服从的威斯康星州法官，确立了在执行该法案时的联邦至上原则。不过，威斯康星州议会并未被吓退，他们打算以联邦宪法的最终裁决者是各州而非联邦法院为由，判定最高法院的决定无效。威斯康星州长本打算派遣该州国民警卫队将布斯从联邦拘留所中救出来，但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一群民众挺身而出，最终还是救了布斯。

布斯很快便成了威斯康星州的政治英雄，开始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往返州内各地参加活动。曾为他辩护的律师也获得推选，进入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当时未在庭上支持布斯上诉的那名法官则丢了官职。

到了1859年，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已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就是服务南方奴隶主的工具。《密尔沃基哨兵报》（Milwaukee Sentinel ）宣称，“最高法院已彻底失去了每一个人的尊重，它的法律判决公然违反了一切权利和正义的原则。它已沦为一部机器，只为国内某一地区的利益而服务”。北方人对这一联邦逃奴法案的不满日益加剧，不再愿意配合该法案的执行。

另一方面，南方白人也开始怀疑，与如此行事的人结盟真的值得吗？1851年，废奴主义者强行闯入波士顿一联邦法庭，帮助一名逃奴逃往加拿大。此事发生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就曾提醒过，联邦是无法“经受太多这样的打击的”。1860—1861年，南方退出联邦，他们不满北方拒不执行逃奴条款的规定。佐治亚州的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ombs）控告威斯康星州，明确指出其“已被违宪者的血液所玷污”。

南北双方在引渡逃奴问题上的争议不断升级，反映了一个半奴隶制半自由的国家是如何因奴隶制引发的地域差异而分崩离析的。

尽管北方各州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就终结了奴隶制，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北方黑人享有的自由往往非常有限。国会已禁止西北地区实行奴隶制，但该地区的州议会准许与黑人签订长期契约，契约时长通常是20~40年。契约黑人与奴隶非常像，也可以被买卖，他们的子女也会自动受契约约束，成为奴仆，直至其年满28岁或30岁。生活在这些地区（后来建立了多个州）的自由黑人无投票权，无法在涉及白人的案子上出庭做证，也无法成为陪审员，无法加入国民警卫队。

美国政府不承认自由黑人的公民身份。1790年出台的美国首部国籍法规定，美国国籍只能授予白人。1792年，国会规定，只有白人才能加入各州国民警卫队。1810年，国会又禁止黑人在美国境内担任邮递员。19世纪20年代伊始，美国数州首席检察官撰写法律意见书，明确表示，自由黑人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北方的自由黑人一直生活在可能遭受绑架和奴役的恐惧中。19世纪初，美国的棉花产业欣欣向荣，国会又终止了对外奴隶贸易，致使国内市场的奴隶价格飞涨，黑人遭遇绑架的可能性大幅飙升。反奴隶制团体请求国会制定联邦反绑架法，或在联邦逃奴法案中增加更周详的系统性保障措施，但并未获准。不过，某些北方州比国会更愿意接受他们的请求，这些州通过法令，要求抓捕奴隶的人必须将有逃奴嫌疑的人送到地方法官面前，接受比拟制定联邦法更周密的听证会。

在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Prigg v. Pennsylvania ，1842）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类似法令，认为其妨碍了奴隶主追回逃奴的权利。最高法院裁定，任何“妨碍、限制、耽搁或拖延奴隶主立即拥有奴隶的权利”的州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奴隶主的权利绝对凌驾于北方州保护自由黑人免遭绑架的利益之上。

普里格案中的法官们可能认为，南方奴隶主将追回逃奴当作1787年“伟大妥协”（sacred compromise）的组成部分，他们维护这一权利就是在维护联邦。而这一保护联邦的举动却是以牺牲北方自由黑人为代价的。

美国建国时，许多美国人——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都认为，奴隶制是会逐步消亡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证明他们错得离谱。18世纪90年代轧棉机的发明让棉花产业繁荣起来，利润丰厚，与此同时，烟草栽培业的利润大幅下滑。1790—1800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年棉花出口量从不足1万磅
[1] 飙升至近600万磅。

再者，尽管美国建国者们禁止西北地区实行奴隶制，但却允许其进入西南地区。18世纪90年代，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1798年，国会批准组建密西西比领土
[2] ，反奴隶制者也没有全力抵制奴隶制进入该地区。1802年，佐治亚州开出条件，只要国会批准其继续保留奴隶制，就割让其对西部土地的所有权。

1803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与法国皇帝拿破仑谈判，达成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令美国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而新购的领土上，本就生活着差不多3万名奴隶，国会也驳回了在当地限制奴隶制的提案。定居新领土上的还有印第安人，为了给白人拓荒者扫清道路，他们的部落逐渐被消灭或驱逐，新来的白人又带来了更多的奴隶。很快，又有几个蓄奴州加入了联邦：1812年的路易斯安那州，1817年的密西西比州和1819年的亚拉巴马州。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从东部运到了西部，数据记载19世纪第二个十年约有12万人，19世纪30年代30万人，其间，有成千上万奴隶死于艰苦的长途跋涉中。

奴隶法的变动反映了奴隶市值的攀升，也反映了南方对奴隶劳工日益增强的依赖性。数个州将第三方恶意杀害奴隶定义为谋杀，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各州还加大了对第三方非致命性虐待奴隶案子的处罚力度。某些州还规定，偷盗奴隶将被判处死刑。遭受死刑指控的奴隶也有更周详的程序性保护措施可利用：请辩护律师，要求出具大陪审团起诉书
[3] ，要求由陪审团审理自己的案件，以及上诉。

市值的上涨也让奴隶获得了更好的待遇，毕竟追逐利益的奴隶主有很强的动机为自己的财产保值。奴隶主自己也坚称，南方奴隶的待遇优于欧洲或北方自由身的产业工人。单就物质条件来说，这样的说法确实为奴隶带来了一些好处。美国奴隶的工作时长往往低于欧洲无产阶级的工作时长，他们的饮食条件更好，在年少、患病、年迈时得到的照料也更好。得益于优渥的物质条件，美国奴隶数量在对外奴隶贸易终结到南北战争增长了10倍。不过，在种植园遍布的美国西南部，奴隶往往被大批集中在种植园内劳作，奴隶制也变得愈加苛刻，惩戒愈加残忍，死亡率愈加攀升。

尽管南方奴隶主自认为对奴隶已经够好了，但仍一直害怕他们会发生暴动。屈指可数的几次暴动，甚至包括中途夭折的那些，都对奴隶及自由黑人所受到的法律待遇产生了深远影响。

1800年夏，奴隶之一的铁匠加布里埃尔·普罗塞（Gabriel Prosser）计划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领导一场奴隶暴动，可惜计划中途夭折，致使26名黑人被判绞刑。此后不久，弗吉尼亚州议会就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奴隶必须在获得自由后的一年内离开该州。这给那些有良心的奴隶主出了难题，他们发现释放奴隶也成了一件难事，既得资助他们在北方开始新生活，还必须将他们的家庭拆散。对于州内快速增长的自由黑人数量，民众普遍感到焦虑，弗吉尼亚州议会因此还支持把自由黑人送到海外进行殖民。

182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也挫败过一场奴隶暴动。白人指责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自由黑人海员怂恿另一名自由黑人丹马克·维奇（Denmark Vesey）策划了一起暴动。此次事件中，35名黑人被处死，州议会出台了一项针对黑人海员的法令，另外几个南方州也纷纷效仿。该法令规定，凡停靠查尔斯顿港的船只，在该海港停留期间，船上所有自由黑人海员必须关押在城市监狱内。船主或船长负责提供海员被监禁期间的生活费用。如果直到船只启航前，船主或船长仍未履行这一责任，黑人海员将被卖为奴。

一名自由黑人公然反对这一法令，他来自牙买加，是大英帝国公民，不过，南卡罗来纳州以自卫权为由，判定该法令合法。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判定该法令无效，英国政府也经常抗议，但南卡罗来纳州还是实施了数十年之久。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两位司法部部长都认同南卡罗来纳州的做法，认为该法令是州警察权的合法运用，自由黑人不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

随着奴隶制在北方逐渐消亡并被自由劳动体系取代，许多北方人开始担忧南方的状况，那里的奴隶制似乎正在发展壮大，并在向西部传播。1819年，密苏里领土的定居者申请加入联邦，但其宪法是支持奴隶制的，北方的国会议员试图要求其以废除奴隶制换取州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们还力图取消阿肯色领土上的奴隶制。随后，联邦爆发危机，南方人谴责这些提议不符合宪法，并威胁，若这些提议成为法律，他们将脱离联邦。

南北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在同一时间申请建州的缅因获批成为一个自由州。密苏里则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所涉领土中剩余的部分被北纬36°30'一分为二，该纬线以北禁止奴隶制，以南允许奴隶制。

《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是硬拼凑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运用国会权力达成的，但南方人一直坚称该权力是违反宪法的。不过，这一解决方案确实有效，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南北双方未再就此产生争议，究其原因是它确定了后续纳入联邦政府管辖的所有领土的命运。

绝大多数支持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北方人并不希望废除南方的奴隶制，也不赞同种族平等。几乎所有北方人都承认，南方人拥有奴隶，这是他们必须保护的财产，而且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干涉现有州奴隶制的权力。再者，他们绞尽脑汁限制奴隶制扩张的主要原因也只是希望把西部留给白人，并非关心黑人的福利。

1817年，美国国内迅速增长的自由黑人数量诱发了白人日益加剧的焦虑，进而催生了美国殖民协会
[4] 。该协会致力于让黑人自愿离开美国本土，他们认为“众所周知”，自由黑人“无知，身份低下，不友好，心智及性格均不健全”。因为与生俱来的种族偏见，殖民者竭力主张，黑人将永不得投票，不得成为陪审员，不得与白人一起上学。他们还主张，因为黑人不够格与白人竞争，黑人的境况将日益恶化。为他们提供教育的机会也只是让他们浅尝一下自己一辈子都无缘享受的特权，压根没有意义。

殖民化的支持者中有许多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亨利·克莱（Henry Clay）、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9世纪20年代，许多北方州的州议会都敦促国会为殖民化拨款。南卡罗来纳州则威胁国会，即便只是讨论此类提案他们也会退出联邦。不过，殖民化可能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因为将数以百万计黑人遣送回非洲的费用无比高昂，而且绝大多数殖民者都不准备采用强迫手段驱逐黑人。然而，要让绝大多数黑人离开自己视为家园的国度，强迫手段又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的《解放者报》（Liberator ）及两年后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北方的反奴隶制观念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思想维度。与之前的反奴隶制者不同，废奴主义者谴责殖民化，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严正支持完全的种族平等。得益于基督教福音派的传播，还有资本主义及其所携带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反感奴隶制，逐步加入废奴主义者的队伍之中。

不过，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在北方人口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是极其不受欢迎的一群人。有人对他们进行暴力攻击；有人损毁他们的印刷机；1837年，还有人谋杀了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反对者鄙视废奴主义者及其主张的种族平等主义，并指责他们破坏联邦。

废奴主义者认为，任何种族歧视的法律都可能为维护奴隶制的人提供支持他们主张的素材，因此力求将这些法律通通废除。1843年，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成功说服州议会废除了异族通婚禁令。在铁路交通方面，尽管废奴主义者没能说服立法者取消种族隔离的法律规定，但成功游说铁路公司不再实行种族隔离。19世纪40年代末，废奴主义者还起诉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只是未能胜诉。

老实说，许多废奴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平等还是有肤色之分的。他们不会邀请黑人去自己家或教堂，甚至不会邀请黑人进入他们的反奴隶制协会。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偏见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不想在北方白人中树立更多敌人。许多黑人指责白人废奴主义者一边宣扬种族平等，一边又不愿让黑人在华尔街公司中从事体面的工作，是虚伪，是伪善。

废奴主义者对种族平等的支持反而催生了反对黑人的暴动，这种情况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北方是很常见的。1830—1850年的费城，白人暴徒经常凭各种理由攻击黑人的住所和教堂。许多暴徒都是近期移民来的爱尔兰人，他们会与自由黑人竞争干粗活的机会，且往往是胜的一方。正如伟大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说，“每个小时我们之中都有一些人失业，排挤他们可能就是为某些新来的移民腾出工作机会，这些新移民的欲望和肤色仿佛给了他们获得特殊优待的权利”。

在北方黑人力图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能力时，白人的阻挠手段也变得凶残可怕。贵格会的女性教徒普鲁登斯·克兰德尔（Prudence Crandall）在康涅狄格州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建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832年，克兰德尔接收了一名黑人学生，绝大多数白人学生立刻出来抵制，并纷纷退学。在这些学生退学后，克兰德尔决定改变学校的运营方式，只对黑人女孩开放。此举立即引发了坎特伯雷居民的强烈抗议：“一所黑鬼女校”不仅会使房地产贬值，还会将更多黑人吸引到坎特伯雷来。

1833年，该校共有15或20名黑人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其他州。开学后，镇上的居民开始骚扰她们。学校得不到必要的粮食供应；水井被浇了粪无法使用；镇上的医生也拒绝为该校的学生治病。康涅狄格州议会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要开办专门接收州外黑人儿童的学校必须有地方当局的批准。克兰德尔因违反这项法令被判有罪。在经历持续不断的骚扰，甚至自家住宅都差点被付之一炬后，克兰德尔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在杰克逊派
[5] 民主党人欢庆所有白人的平等时，北方自由黑人的法律地位却恶化了。1821年，纽约州制宪会议取消了要求白人选民必须具备一定财产资格才能取得选举权的规定，但却保留了针对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且金额庞大。1837年，宾夕法尼亚州制宪会议完全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会议代表解释称，黑人是“我们人口中劣质、低等的一部分”，允许他们投票将会“把其他州的被逐黑人以及毫无用处的流浪汉招来我们这里定居”。19世纪30年代，随着公立教育在北方的普及，黑人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在较差的学校里被种族隔离。有人质疑隔离违法，但遭法院驳回，驳回的依据一如印第安纳州某法庭给出的理由，即“黑人儿童不配与白人儿童交往”。

1838年，一名在费城参观的游客曾说过，自由黑人“被打上了古代希伯来麻风病人的标签。他们确实不是奴隶，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因为自己的种族为人所鄙视，他们被一切团体拒之门外”。19世纪30年代，法国杰出的观察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访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北方的种族偏见比南方严重，他预测自由黑人最终的结局要么是灭绝，要么是遭到驱逐。

南方白人认为，北方自由黑人低下的社会地位证明了一件事，用奴隶制主要辩护者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的话来说就是，“人性、利己主义、言行一致性都要求我们，应该让自由的黑人成为奴隶”。南方州的一名国会议员比较了南北方的状况，“南方奴隶生活快乐、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而北方的自由黑人却境况悲惨、地位低下”。

不过，无论北方自由黑人的境遇多么糟糕，他们至少不会被人买卖，不会被禁止旅行，也不会被禁止组建家庭。他们还有权组织抗议，为自己的境遇发声反抗，这都是南方黑人没有的权利。北方自由黑人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卖身为奴。

1831年夏，奴隶传教士纳特·特纳（Nat Turner）领导了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奴隶起义。起义地点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南安普敦县，起义过程中约有55名白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随后，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大量黑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地处决。南方白人倾向于将这场起义引发的死亡和破坏性归咎于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死亡威胁，佐治亚州议会悬赏5 000美元逮捕他。

对于此次事件，《里士满消息报》（Richmond Enquirer ）评论称，南安普敦县的“这场血腥屠杀”让关于奴隶制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弗吉尼亚州议会即刻便开始讨论逐步解放和殖民化奴隶的提案。长久以来，弗吉尼亚州西部的白人都在谴责奴隶制侵蚀了这个州的土壤，降低了白人劳工的地位，抑制了外国移民的进入。纳特·特纳领导的起义让生活在弗吉尼亚州东部蓄奴重县的众多白人也开始考虑逐步解放奴隶。不过，经过该州州议会漫长的讨论，这些提案都因微弱的票数差距被否决了。弗吉尼亚州人在奴隶制上的投入已经太多；解放50万奴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只有极少数自由黑人自愿从美国本土移居到其殖民地。

特纳起义也引发了各州议会对自由黑人与奴隶的打压。许多南方州通过法案，禁止自由黑人拥有枪支，大量聚集和传道。在某些州，被指控犯罪的自由黑人无权接受陪审团审判。原本允许自由黑人参与投票的两个南方州也取消了他们的选举权。许多州都禁止自由黑人迁入，一些政客呼吁将自由黑人从南方驱逐出去。

州议会制定了新的举措，禁止教奴隶读书写字，禁止奴隶无通行证离开所在种植园。另外，禁止奴隶拥有私人财产的法令也加大了实施力度。法院拒绝履行信托或契约为奴隶提供安慰和保护。

南方州的法院和议会认为，解放的希望会刺激奴隶产生危险的心思，自由黑人的存在也会煽动奴隶暴动，因此增加了州内解放奴隶的限制条件。此外，南方白人开始将奴隶制视作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罪恶。这一观念的转变更难证明放松奴隶解放限制是正当的：明明作为奴隶可以生活得更好，为什么要将解放奴隶作为他们立功的奖赏呢？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过认为奴隶制是好东西的情况。19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州的绝大多数白人仍认为奴隶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罪恶，但南卡罗来纳州人倾向于将之视为实实在在的好东西。而在北方废奴主义者攻击南方蓄奴者时，更多南方白人开始相信奴隶制是好的：因为它让奴隶文明教化，它让奴隶基督教化，它在奴隶年少时养育他们，在奴隶患病和年迈时照料他们。1840年的人口普查似乎确认了，奴隶生活得越靠北，就越有可能被称为“蠢货和白痴”。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等南方人认为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证明了，对奴隶来说解放将是“诅咒而非赐福”，奴隶制应该扩大而非限制。

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这些分歧融入了关乎逃奴引渡和联邦领土上奴隶制问题的国家政治中。感受到奴隶制带来的困扰日渐加深，南方白人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大的安全保障。北方人对南方步步紧逼的“奴隶主集团”愈加不满，决心要抵抗它的侵犯。

1845—1846年，南方奴隶主决心将自己的奴隶帝国版图扩张到得克萨斯州，挑起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对此，北方所有政治派别的主张都是，此战获得的一切领土都不得实行奴隶制。1850年，南方奴隶主迫切地意识到，自己需要联邦出台更加严格的逃奴法案。逃奴们一脸惊恐，一身锁链，被强行拖拽回蓄奴州，联邦官员有时甚至还会提供协助，北方人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因此阻碍该法案实施。

1854年，在南方白人的诱导下，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允许奴隶制进入堪萨斯领土（Kansas Territory），此前，该领土上是禁止奴隶制的。大量震怒的北方人抛弃民主党，成立了共和党，该党的主要宗旨就是限制奴隶制的扩张。1857—1858年，在反奴隶制者占大多数的堪萨斯领土上，南方奴隶主试图强行通过支持奴隶制的宪法，致使大量北方人加入共和党，三年后，该党派已能够在全无南方人支持的情况下推选总统。

在对南方人贪得无厌的要求失去耐心后，北方人不再为奴隶制保留余地。北方的州议会和法院开始解放奴隶；只要奴隶主愿意，就可以将他们带往北方。许多北方州还立法保护自由黑人免于绑架。这些举措阻碍了对逃奴的引渡，因此也违背了最高法院在普里格一案中所下裁决的精神，或者说违背了其字面含义。

很偶然地，反奴隶制观念的发展也让废奴主义者的反种族偏见事业取得了进展。1849年，俄亥俄州议会内，与其他党派势均力敌的自由之土党（Free Soil party）尝试废除该州部分歧视黑人的法规。1855年，马萨诸塞州的反奴隶制立法者制定了美国第一条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不过，绝大多数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想让奴隶制从西部消失，是为了将这一地区留给白人。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David Wilmot）向众议院的其他议员保证，他对“奴隶”没有任何“病态的同情”，只是在维护“自由白人的事业和权利”，他们生活的国度“不”应当“因有奴隶制而给自由劳工带来耻辱”。戴维·威尔莫特是著名“威尔莫特附文”的撰写者，该附文规定，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美国夺得的领土都应禁止奴隶制。另一名俄亥俄州的代表也支持让奴隶离开西部领土，他解释道：“上帝已有规定，两个不同种族应该分开，有所区别，任何人类法律都不得违反该规定。”

共和党几乎没做什么有利于提高自由黑人利益的事。亚伯拉罕·林肯的解释是，共和党想要消灭这些领土上的奴隶制，是为了让它们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老实说，林肯的注意力偶尔也会放在《独立宣言》上，他觉得“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中包括了黑人。不过，多数时候，林肯还是坚称，他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推进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政治平等”。他说：“这两个人种的身体本身存在差异，在我看来，这种差异很可能让他们永远无法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只要这两个人种依然共存于美国，“就必然会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对白人在上的支持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人”。

1848年，林肯的故乡伊利诺伊州禁止黑人移居，很快，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和俄勒冈州纷纷效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支持这些禁令，他说这些禁令的出发点都是认为，北方各州不应该成为“任何年老体弱、身体破败的黑人的避难所，他们很有可能主动移居或被动遣送过来”。禁止黑人移居的法令收获了民众压倒性的支持；印第安纳州选民以8︰1的悬殊票比投票通过了同样的禁令。法院支持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对白人及黑人都有益。许多支持驱逐黑人的人也支持将自由黑人遣送回非洲进行殖民——此举在19世纪50年代重新收获了公众的支持。

到1860年时，黑人可以不受种族限制参与投票的地方只剩新英格兰地区的5个州，而这5个州的自由黑人数量加在一起才占北方自由黑人总数的6%。马萨诸塞州仍然是唯一一个禁止学校实施种族隔离，且允许黑人担任陪审员的州。另外，在5个禁止黑人出庭做证的州，废奴主义者尽力争取，想要废除该法令，最终却只在一个州取得了成功。还有，北方各州，公共设施要么禁止黑人入内，要么将其与白人隔离。

在南方，自由黑人和奴隶遭受的法律待遇日益恶化。许多州完全禁止州内解放奴隶，到1860年，有些州甚至禁止通过遗嘱解放州外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在北方获得解放的奴隶仍然可以为南方奴隶逃跑提供便利。19世纪50年代，许多南方州制订了新的殖民计划，新计划不再那么看重是否有取得被殖民者的同意。1858年，弗吉尼亚州，支持奴隶制的主要理论家埃德蒙·鲁芬（Edmund Ruffin）提出一项方案，以解决自由黑人“愈演愈烈的重大罪行”：他们应该重新为奴，或者被从弗吉尼亚州驱逐出去。鲁芬认为，这些自由黑人“无所事事、行为不检、没有诚信”，会给“奴隶”造成“不良影响”。

1859年，阿肯色州通过法令，威胁自由黑人若不在一年内离开该州便将重新为奴，它也是首个颁布此类法令的州。当年晚些时候，约翰·布朗（John Brown）率人袭击了哈珀斯费里
[6] ，此事件让要求驱逐黑人一事变得更为迫切，南方两个州的州议会也通过了驱逐黑人的举措，但被各自州长否决了。其他南方州在法律上将自由黑人与奴隶同化了。1861年，佐治亚州采用了一项假定，所有与奴隶有关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自由黑人。在该法律假定下，自由黑人无权受教育，无权集会，无权持有枪支，必须忍受无证搜查，而且除死刑案件外，他们无权接受陪审团审判。

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些针对自由黑人的法律待遇。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B.托尼（Roger B. Taney）在为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 v. Sandford ）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中声称，宪法制定者将黑人视作“下等人，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不配与白人往来；这种地位意味着他们不享有与白人息息相关的那些权利”。法院基于这一点给出判决，自由黑人不具有一州公民之身份，无权申请联邦宪法保护。

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后，美国国务院拒绝为想要出国旅游的自由黑人提供护照，土地总局局长下令，根据联邦法规，黑人无权购买他们已经做过改进装修的公共土地。支持驱逐自由黑人的南方白人也将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视作一种许可。关于最高法院对黑人公民权的判决，共和党人基本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不敢予以批评，因为北方的民意是强烈反对种族平等的。民主党人则抨击“亲黑人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们“允许黑鬼迎娶你们的女儿，成为你们的家人，与你们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信条是不合法的”。1857年秋，在7个举行选举的北方州中，民主党在其中6个州的选票额有所提升。

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影响是，它让密苏里妥协案无效了。因为基于该案的判决，国会无权取缔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这一点引发了巨大争议，因为它谴责的是，新建党派共和党的政治纲领的核心要点违反宪法。共和党派的报纸指责最高法院是“人类奴隶制的宣传者”。他们故意说首席法官托尼的观点是“任何支持奴隶制的编辑或弗吉尼亚州的酒吧间政治家”都能写出来的东西。他们声称，最高法院的判决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反自由的巨大阴谋”，企图将奴隶制变成“合众国的法律”。民主党派的报纸则是赞扬最高法院，认为其抛出的“橄榄枝”将让这个国家远离“狂热盲信和地方主义”的危害。他们坚称，“最高法院已经表了态，大家应该接受其立场”，他们提醒公众，共和党对该案判决的批评是“充满煽动性和有通敌叛乱成分的”。

从美国建国开始到1860年，北方人首先是终结了自己州的奴隶制，接着开始抵制南方人利用国家政府维护和扩大这一“特别制度”
[7] 的行动。不过，反奴隶制观念在北方的兴盛并没有带来更加平等的种族关系。1857年，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自由黑人的“最终命运从未显得如此无望”。法律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严，《1850年妥协案》的颁布又增大了黑人遭受绑架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总共20万的北方黑人有多达10%选择在19世纪50年代移民加拿大。1860年时，根本没人能预料到，奴隶制竟会在十年内终结，黑人竟能获得美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1] 1磅约等于0.454千克。

[2] 密西西比领土（Mississippi Territory）是美国合并建制领土。所谓合并建制领土是指，已合并为美国本土的一部分，并通过美国国会的组织建制法案（Organic Act）授权，组建了政府的领土。该政府通常由立法机构、领土首长和基本的司法系统组成。

[3] 大陪审团起诉书（grand jury indictment）是指控刑事犯罪的正式书面文件，通常适用于对重罪的起诉。

[4] 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致力于将美国的自由黑人遣送回非洲。他们主张要在非洲建立“黑人家园”，并筹钱在西非以“购买为主，武力为辅”的方式逐步扩张定居点，其实是变相开发殖民地。

[5] 杰克逊派是指拥护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及其思想的人。

[6] 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镇。

[7] “特别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就是指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

第3章
南北战争及战后重建

1863年7月13日，纽约市发生暴乱，暴徒主要是下层社会的爱尔兰白人。此次暴乱持续了4天，导火索是该市刚刚开始实施的一项联邦草案。暴乱发生前几日，民主党派报纸和政客就指责该草案过于标新立异且违背宪法。《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主编也表示反对这个“自我保护准则的畸形变体，因为它会让重获自由的黑人进入劳工市场参与竞争，会将白人劳工家庭推向穷困潦倒、无人保护的境地”。

暴徒的主要目标有宪兵司令（负责执行该草案）办公室、反奴隶制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办公楼和黑人孤儿收容所。他们将有轨电车里的黑人拖下车殴打，甚至私刑绞死。爱尔兰青少年携带枪支在街上晃悠，声称“要把黑人找出来枪毙”。《纽约时报》将这场暴乱归咎于民主党人，认为是民主党人驱使这些白人做出过激行为。《纽约时报》对此发出了警告：“这些白人将被迫卷入战场，成为维护黑人利益的牺牲品，这本就是不合法的。”

刚刚撤离葛底斯堡战场的军队被召集到此，镇压暴乱。这一暴力事件导致过百人丧命。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暴乱。从这次暴乱中也能看出，众多北方白人反对将一场为维护联邦而发动的战争转化成终结奴隶制和实现种族平等而开展的改革运动。

1860年冬至1861年，因为害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选会威胁到奴隶制存续，7个南方州退出了联邦。1861年4月，南方邦联袭击萨姆特堡（Fort Sumter），时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召集7.5万国民警卫队队员加入联邦部队，此举又导致4个南方州脱离联邦。北方的主流民意反对任由联邦遭受破坏，并要求发动战争，不过绝大多数北方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终结奴隶制。

自1854年共和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对国家政府有控制各州的奴隶制的权力。1861年初，作为将南方留在联邦的最后努力，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一旦实施，将永久性地禁止国会干预各州的奴隶制。在同意该修正案的州达到必要数量前，南北战争暂时调停，不过该修正案最终还是没能正式成为美国宪法的第十三修正案。

林肯在上台后的首次就职演讲中反复重申，他既没有倾向，也没有权力干预现有州的奴隶制，同时，他还有义务确保逃奴法案的落实。1861年7月，林肯在给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再次强调，“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他都“没打算干预各州现存的奴隶制”。当月晚些时候，国会两院
[1] 通过决议，重申南北战争的目的是维护联邦，而不是干预奴隶制。直到1862年夏，林肯还在重申这一立场：

如果要挽救联邦不需解放任何奴隶，我会那样做；如果要挽救联邦就得解放所有奴隶，我会那样做；如果要挽救联邦只需解放部分奴隶，我也会那样做。我对奴隶制所做的，对有色人种所做的，都是我认为有助于挽救联邦的事；我选择忍耐和克制不做的，都是我认为不利于挽救联邦的事。

尽管北方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自己并不针对奴隶制，但废除奴隶制还是很快变成了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当战争的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超过北方人的忍受限度时，他们便决心废除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奴隶制。正如一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所言，“若只是单纯镇压叛乱，放任奴隶制再次腐蚀我们国家的心脏，再次造下滔天的杀孽，那对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和伤亡来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嘲弄”。随着联邦军队深入南方，奴隶们也主动行动起来，逃离种植园，寻求联邦军队的保护。

面对胶着持久的战况，国会开始采取反奴隶制行动。1861年夏末，国会授权征用那些正在为南方邦联军队服务的奴隶。1862年初，国会又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并给忠诚的奴隶主发放了补偿。国会还无视德雷德·斯科特一案判决，终止了联邦管辖地区的奴隶制，并向联邦官员发出指示，让他们停止将逃奴归还奴隶主。国会还批准奴隶以参加联邦军队来换取自由之身。

战争初期，林肯反对无差别地释放奴隶，因此4个获准蓄奴的边境州留在了联邦之中，但他们对联邦的忠诚态度是摇摆的。林肯担心，一旦联邦政府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反奴隶制行动，他们就会倒向南方邦联一方。他认为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就必须“拿下肯塔基州”。1861年夏的密苏里州，约翰·C.弗雷蒙（John C. Fremont）将军发布命令，对于州内不忠诚的奴隶主，将解放其所有奴隶。不过，该命令遭林肯撤销，林肯担心他的命令会让“留在联邦中的南方朋友感到惊恐，令他们倒戈相向——这很有可能令我们拿下肯塔基州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不过，1862年夏，林肯开始考虑改变政策。7月，他深思熟虑后落笔写下，联邦的敌人“必须了解，我们不可能给他们十年时间，让他们尝试各种摧毁联邦政府的方式，还允许他们在尝试失败后毫发无损地重回联邦”。林肯知道，解放奴隶将使南方失去主要劳动力。如果获释的奴隶肯加入联邦军队，北方的人力优势还会大大增强。此外，英法两国长久以来都在谴责奴隶制，如果将这场战争的性质转变为反奴隶制的改革运动，那么就能阻止他们站到南方邦联一方来对北方指手画脚。不过，即便林肯的立场向解放奴隶倾斜，他仍旧支持将获释奴隶遣送到美国之外进行殖民化管理。

1862年9月，林肯颁布了初步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规定叛乱州的奴隶将在百日内获得解放（已经被联邦军队占领的地区除外）。废奴主义者称赞该宣言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法令”，共和党派报纸也称其为“完全合法且完全恰当的”战争举措。

不过，民主党派报纸和政客认为，该举措是严重违宪的，他们谴责林肯将这场战争转变为反奴隶制的改革运动。当时联邦的主要将领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就指责该宣言“无耻”，还告诉自己妻子：“这就像奴隶叛乱宣言一样可恶”，表示他不会“为其而战”。俄亥俄州的一名民主党派主编谴责该宣言“极端荒谬、厚颜无耻、令人发指……是对上帝、对人类的侮辱，居然声称上帝造不平等的人与我们是‘平等的’”。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s）称该宣言是“史上最恶劣的举措”，南方邦联还威胁要处死俘获的黑人士兵。

林肯宣言的后果之一是，在1862年的选举中，共和党人丢掉了34个国会席位。他们还失去了数个北方州议会的控制权，这些州议会在宣言发布当下就立刻要求撤销这一“缺德、不人道的罪恶”宣言，否则，他们将不再支持这场战争。民主党控诉，解放奴隶将使大批黑人涌入北方，令白人劳工薪水降低，而且，解放奴隶已经在俄亥俄州南部及印第安纳州引发了种族骚乱，令印第安纳州及伊利诺伊州开始重新执行驱逐黑人的法令。

不过，在这场战争变为一场废奴的改革运动后，在约20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后，激进的种族变革还是拉开了序幕。最终，国会屈从一而再，再而三的抗议，决定为黑人士兵提供与白人士兵一样的薪水、制服和装备。国会还取消了禁止黑人担任邮递员和在联邦法庭出庭做证的强制命令。美国最高法院也首次批准黑人律师当庭辩护。

黑人兵役为黑人获得选举权提供了更大助力。1865年1月，纳什维尔（Nashville）的黑人请愿召开田纳西州联邦主义者会议，表示：“政府要求有色人种为其存续而战，有色人种也积极主动地为其战斗了。政府既然敢于将刺刀交给他们，自然也可以将投票权交给他们。”战争期间，许多北方城市废除了有轨电车上的种族隔离，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首部禁止公共场所种族歧视的州法律。此后不久，又有两三个北方州取消了学校的种族隔离。

《解放奴隶宣言》没能为奴隶制画下句号，原因有二：第一，人们并不确定宪法是否有赋予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解放奴隶的权力；第二，该宣言适用范围并不包括边境州，也不包括南方邦联领土中已经被联邦军队所控制的地区。要废除奴隶制，出台宪法修正案势在必行。

1864年夏，共和党内部原本就奴隶解放后应该获得多少权利而存在巨大分歧，但为通过取缔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又迅速地团结在了一起。不过，国会内各党派未就提议的修正案达成一致意见，众议院内共和党所占席位又不足三分之二，因此未能获得通过该修正案所需的多数票。

就在此时，佐治亚州战场的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和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战场的菲利普·谢里登（Philip Sheridan）将军都打了胜仗，对共和党来说，这两场胜利就像及时雨，帮助他们在当年秋季的国会选举中大胜。待1865年12月新国会召开会议时，这一反奴隶制的修正案势必通过。不过，林肯总统并不想等那么久，希望尽快给奴隶制致命一击。他给民主党施压，最终得以在1865年1月的国会会议上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该修正案。在超过一代南方白人心中，这一修正案的通过是靠贿选，并不光彩。

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和强制奴役”，这一点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国会辩论期间，民主党人警告称，该修正案会为反对种族间通婚的法律招来异议和质疑。投票阶段，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不过，在修正案通过后，民主党人又坚称，它只是禁止了人口买卖，及对其劳动力的侵占。在正式签署该修正案时，一些南方州议会在其中增加了限制条款，澄清废除奴隶制不代表终结白人至上主义。北方在南北战争爆发前施行的黑人法令为他们的这一做法提供了凭证。早已废除奴隶制的北方州也拒绝让黑人参与投票，担任陪审员，在法庭上做出不利于白人的证供，以及入读公立学校。

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废除奴隶制将带来更多后果。他们认为，第十三修正案将确保黑人获得最低限度的基本民权——签订合同的权利，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以及进入法庭的权利。一些共和党人想得更远，坚称废除奴隶制将自动赋予黑人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内的废奴主义者对这一修正案则有着更宽泛的解读——以法律形式禁止一切种族区别对待，包括种族隔离和禁止种族间通婚。最终，绝大多数投票支持该修正案的国会议员都选择接受其中的反奴隶制原则，而非仔细剖析该修正案的法律含义。

不过，修正案适用范围的问题还是很快成了重点。1865年末，南方州开始制定相关法律，以确保黑人依旧是下等人，依旧是农业劳动力。这些“黑人法令”要求获得自由的奴隶签署一年期的农业劳动合同，威胁他们若不工作，将受到流浪罪起诉。这些法令还要求黑人儿童做学徒，且无关其父母是否同意。还有一些措施旨在限制农业对黑人劳工的需求，刺激黑人劳工对农业的供应增长。刺激手段有禁止黑人购买城市外土地，限制黑人进入非农业岗位，以及规定第三方雇主怂恿他人劳工离开为自己工作是犯罪行为。

南方黑人所遭受的远不止法律上的迫害：白人义务警察
[2] 声称进入了自由攻击期，他们私自残杀黑人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1866年，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爆发了带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造成大批黑人丧生。1865—1868年，得克萨斯州白人杀害了千名黑人。

在打赢这场毁灭性的反奴隶制战争后，共和党不再允许南方白人重新奴役黑人，也不愿看到南方保留根基完好的政治体制，以免爆发新内战。尽管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及北方民主党人的立场来说，可能愿意在南方州正式签署第十三修正案后，重新接纳他们进入国会，但共和党人坚称只是签署修正案还不够。

1866年初，共和党国会议员提议制定民权法案，赋予黑人公民身份，并确保他们和白人一样，具有签订合同，拥有私有财产，在法院起诉他人，以及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过，约翰逊总统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法案是违反宪法的。在南北战争爆发前，众人在“国会无权禁止各州采取种族歧视举措”这一点上还是基本达成了共识的。诚然，第十三修正案授权国会执行奴隶制禁令是扩大了国会权力。不过民主党人否认国会有权赋予公民身份，否认国会有权禁止民权方面的种族歧视。

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不确定第十三修正案是否能批准制定此类民权法案，不过，为消除所有疑虑，他们提出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各州：不得拒绝赋予人们平等的法律保护；不得减少公民身份应享受的特权或豁免权；若无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们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五款赋予了国会执行该修正案的权力。这两条合在一起，明确赋予了国会将提议民权法案指定为法律的权力。

不过，这些是否是该修正案的制定初衷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争议至今仍然存在。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权利分为三类——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该修正案保护的只有公民权，比如签订合同和拥有财产的权利。投票权等政治权利，以及种族融合等社会权利不在该修正案保护的范畴内。民主党人企图通过夸大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来获取政治优势。他们指责该修正案将取消学校隔离，以及种族间通婚的禁令。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清楚自己选民对种族问题的容忍限度，称民主党人的指责是荒谬至极、不必理会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共和党人也承认该修正案并未保护黑人的选举权。

第十四修正案也适用于处理政治重建问题。共和党人正面临窘境：南北战争前，南方并没有共和党，战争结束后，民主党在靠近南方的地区仍然很有竞争力，共和党所掌控的国家权力有流失的风险。更糟的是，战前，南方常常是国家政治的主导者，战后，他们还将新增十多个众议院席位，因为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将按完整人头计入各州人口，左右众议院席位分配——这与他们是否有权投票无关，因为席位分配是基于人口数量而非选民数量。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是叛国党，决心阻止他们崛起。为了在南方打下政治基础，共和党人不仅赋予黑人选举权（有8个南方州的黑人人口都占总人口的40%或以上），还禁止一些曾支持南方邦联的白人参与选举。不过，他们也遇到了难题，北方白人似乎极度反对赋予黑人选举权。1860—1867年，大约有十几个北方州和西部领地在公民投票中取消了黑人的选举权——大部分以压倒性的优势。

共和党担心直接赋予黑人选举权将令他们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丢失席位，因此选择了曲线救国路线。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第二款规定，因犯罪或参与叛乱等原因而剥夺成年男性公民选举权的州，其国会代表权的减少必须与被剥夺男性公民权的比例成正比。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的黑人数量占总人口的60%左右，如果坚持剥夺黑人的选举权，那么该州将失去五分之三的众议院议员席位。不过，北方各州平均的黑人人口比例只有1%或2%，因此，继续剥夺黑人选举权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该修正案的第三款规定，前南方邦联的众多支持者不得担任州或联邦的官职，除非国会中止该禁令。

这都是些巧妙、独创（可能也有些虚伪）的举措，能帮助共和党在南方打下政治基础，防止之前的蓄奴派再次掌权。不过它们是否成功取决于第十四修正案是否能正式签署，而在1866年，前南方邦联州中只有一个签署了该修正案。没有南方的有力支持，同意该修正案的州数就不可能达到要求的四分之三，也就无法正式签署。

1866年只有北方举行了国会选举，该选举被广泛视为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全民公决，最终是共和党大胜而归。不过，南方州仍然拒绝签署该修正案，迫使共和党国会议员主动出击。1867年，他们援引国会战争权（该权力在停战后继续有效），通过了重建法案。根据该法案，他们将派遣军事总督监督南方各州政府，将赋予南方黑人选举权，将利用联邦军队为黑人做选民登记。该法案还要求南方州召开制宪会议，并在制宪会议上赋予黑人选举权，然后进行选举，重新组建政府。另外，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禁止部分南方白人担任政府官职，这些人同样也不得参与选举州制宪会议代表的投票。

绝大多数南方州都在1867—1868年召开了制宪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共和党主导，且许多代表都是黑人。各州在新宪法规定下选举重组的新政府都在共和党的掌控下。1868年夏，绝大多数新政府都签署了第十四修正案。民主党抨击这一程序不合法：国会先推翻现有州政府，强迫政府重组，然后又以重新获得国会议员席位为条件，要求新政府签署第十四修正案。不过共和党国会议员拿到了多数票，声称修正案的签署是合法的。该修正案非正统的流程也让一连好几代的南方白人不肯承认其合法性。

直到此刻，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才有了保护，主要保护方式有三种：州宪法条款，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对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州的强制惩罚措施，以及国会重新接纳条件禁止南方各州随后剥夺现有的公民权。不过，这些保护黑人选举权的措施都不是特别可靠。其一，如果民主党重新掌权，修改州宪法轻而易举。其二，南方白人为了重掌当地政权，也许乐意以减少众议员席位作为交换条件。其三，至于国会重新接纳条件，就连许多共和党人都质疑其违反宪法。

在北方，绝大多数州都禁止黑人参与投票。1868年，共和党的施政纲领一方面维护南方黑人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又坚称“在所有忠诚州，选举权的问题宜交给那些州的人民来决定”。

不过，共和党很快就做了一件自打耳光、违背自己纲领的事情。在1868年选举结束后，他们利用跛脚鸭
[3] 国会会议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而加以剥夺。共和党会这么做，显然事出有因，这一次的选举，他们险些失利。当选总统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只获得了53%选民的支持。共和党在国会竞争中也损失惨重，原本在众议院中占三分之二席位的多数地位岌岌可危。共和党可能精心算过时机，如果不趁现在出台保护黑人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他们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民主党愤怒指责共和党在骗取支持后背信弃义。不过，在各政党都只忠诚于自身政策投票，且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共和党还是成功推动国会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也得到了必要数量的州议会的支持。有几个北方州的选民为惩罚共和党背弃不给北方黑人选举权的承诺，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让民主党执掌了这些州的议会。不过，在这些州议会尝试撤销前任在第十五修正案上的签字时，遭到了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反对，称他们无权这么做。对于4个无国会席位的南方州，共和党还以签署修正案作为其重归国会的条件。

修改宪法其实是件既艰巨又麻烦的事，因此，绝大多数成功出台的修正案都有绝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不过，第十五修正案是个例外，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它之所以通过，是由多数派政党的意志决定的。南方白人也认为该修正案的通过程序非法，因此选择回避。

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它禁止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的身份”而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但并没有明确禁止用识字测验、人头税或财产资格来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这些都不利于黑人。许多共和党国会议员都曾支持出台更广泛的修正案，即赋予除罪犯外的所有成年男性选举权，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地区共和党人的阻止，前者是不想给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选举权，后者是不想给华人移民选举权。另外，部分共和党人想要取消因种族而禁止某些公民担任公职的努力也失败了，因为国会内的许多北方共和党议员都认为，一旦提出让黑人担任公职将立刻引发自己选民的反抗。因此，最终版的修正案缩小了适用范围，只是还是招致南方州的回避。

在得到选举权后，南方有大批黑人参与投票，帮助共和党掌握了南方各州的政府。黑人选民还选举出了大量黑人官员。战后重建期间，在密西西比与路易斯安那的众议院中，黑人偶尔会占到近半数，在南卡罗来纳州偶尔还会占到大多数。另外，南方黑人有16人进入国会，多人担任州行政官职，一人成了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法官。还有成千上万的黑人成了地方官员，比如县治安官、治安法官、县议员和校董事会成员。

重组后的州政府废除了禁止黑人担任陪审员的法令，许多陪审团中都出现了黑人。新的州宪法也首次允许黑人接受公立教育。尽管几乎南方各地的学校都还存在种族隔离，但只要有大量黑人参与投票，他们所在学校就更容易得到等额拨款。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还大幅提高了在其他公共服务上的支出，比如孤儿院，以及面向身体残疾、智障人士的专业机构。

1873—1874年，南方黑人的政治权力达到巅峰，担任公职人数历来最高，且数个州都禁止公共设施内种族歧视。1875年，共和党国会议员通过了一项联邦公共设施法案，出台该法案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回报南方黑人选民对他们的支持。

尽管战后重建取得了如此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黑人得到的好处远低于他们的期望。许多获得自由的奴隶都期望，对于那些曾设法破坏联邦的奴隶主，国会及重组后的州政府可以没收其地产，并再分配给他们。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s）等国会议员都曾提出过再分配的提议，但都没能成功，因为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对财产权的观点都太过保守，不会支持土地再分配。战后，绝大多数南方黑人仍在以佃户或佃农的身份为白人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比做奴隶时更自由了，但短期内的经济前景依然惨淡。

再者，南方黑人在战后重建期间获得的那些好处都是不牢靠的。南方白人总会趁联邦军队无法赶来保护时攻击并摧毁黑人学校，三K党也会通过恐吓威胁阻止黑人投票。在绝大多数南方地区，黑人的武器、火力都是远远逊色于白人的，反击往往会导致被屠杀。

在短期内，南方的种族暴行震惊了北方白人和国会共和党人。议员统一了意见。1870—1871年，国会对暴力干预联邦权力的个人施加了严厉惩处，并授予总统中止人身保护令，以及派遣联邦军队镇压选举暴力的权力。1871—1872年，司法部在军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数百名三K党成员，其中数十人遭到起诉并定罪，此举令数个南方州的三K党分部关闭，但效果只是一时的。

南方黑人是否能够参政取决于国家政府是否愿意持续投入资源，以镇压白人义务警察的暴行。而随着战后重建时期的结束，这个意愿也将很快减弱。

[1] 国会两院指众议院和参议院。

[2] 白人义务警察指私自非法惩治罪犯、试图防止犯罪的人，多是因为对警察能力不满。

[3] 跛脚鸭指任期将满又不再参与下届竞选的政策家（也包括国会）在临近任期结束时的状况。

第4章
从重建时期的状况倒退

1873年复活节，路易斯安那州格兰特县（Grant Parish）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人屠杀事件。在一场有争议的地方选举中，黑人共和党人和白人民主党人都声称自己是获胜方。黑人占领地方法院长达数周，随后被数百名携带枪支的白人暴徒一举击溃。一百多名黑人丧生，其中许多都是在投降后遭冷血处决。

这起屠杀事件由种族歧视引起，又与选举争议有关，联邦政府宣称对此次事件有司法管辖权。最新制定的联邦法律规定干预联邦权利的使用属于犯罪，并据此起诉了98名白人，不过真正刑事起诉的只有9人，最终定罪只有3人。

1876年3月，最高法院根据法律上的技术性细则推翻了上述定罪：控告被告的起诉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被告涉嫌干预投票权的行为是由种族歧视驱使的——尽管起诉书中确实大致描述了一场种族屠杀。另外，起诉书中指控的是，被告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破坏对权利的平等保障原则，但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要构成这一犯罪，必须有“政府行为”参与，而法官并没有在本案中发现任何“政府行为”——尽管确实有政府官员参与这场屠杀。

到1876年，战后重建几乎完全停止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没有任何重启它的倾向。即便他们真的想要重启，可能也没有这个权力了。

正当南方各州制定民权法案，并将选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黑人公务员时，许多北方白人正在丧失对重建的热情。一些人烦恼的是，南方继续实行军事统治违反民主原则；另一些人烦恼的则是，权力被集中到了联邦政府手中。另外，对群体间和谐一致的渴望也是许多北方白人放弃继续重建的原因。从1873年开始，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北方城市阶级冲突日趋激烈，这不但转移了人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的注意力，也消耗了联邦继续干预以保护南方黑人权利的必要资源。许多北方白人从未觉得黑人有参政资格，他们一直在寻找可放弃赋予黑人参政权这一尝试的借口。

早在1872年，一群精英阶层的“自由派”共和党人震惊于南方各州重组政府的“无知与堕落”，决心让南方白人中的“更高级阶层”重新执掌政权，因此，敦促联邦政府赦免前南方邦联支持者，并终结南方的军事统治。尽管当年格兰特总统轻松赢得连任，且主流共和党人仍掌控着国会，但为预先制止自由派提出异议，他们也支持实行大赦。1872年末，司法部已经撤销了大量针对三K党成员的起诉。格兰特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宣布“恢复”前南方邦联州的“地位”，强调现在需要和谐统一，而非新增重建措施。

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惨败。诚然，这其中不乏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衰退、格兰特政府的腐败，还有关于格兰特想要再次连任的传言。不过，主要还是重建问题。

近来，共和党国会议员一直在尝试制定民权法案，保障黑人能“平等且不受限地使用”公共设施、公共运输服务和学校。民主党人将该法案作为选举中的主要问题问选民：“你们希望被埋葬在黑人的墓地中吗？你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黑人吗？你们会将儿子送去黑人的学校吗？”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成千上万居住于丘陵地带的白人，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忠诚于联邦，如今却发誓“再也不会将选票投给支持不同种族男女同校的政党”。这一民权法案也让共和党丢掉了很多俄亥俄州南部及印第安纳州的选票，那里有大量黑人定居，学校严格执行种族隔离。

一共和党派报纸称“共和党遭遇雷劈般重击”。其对手称这一结果“不仅是胜利，也是革命”。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也从占多数的110席骤减到不足半数的60席，这也是国会历史上一次戏剧性的反转。此外，两个南方州政府和数个北方州政府也脱离了共和党的控制。

掌握众议院控制权后，民主党就可以不再发放用于执行现有民权法案的资金，并阻止任何新增举措的通过。包括总统在内的众多共和党人都承认，重建已死。《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 ）劝告共和党尽快“解决‘南方问题’，禁止［国家政府下属］所有爱管闲事的机构继续干预南方各州的政治事务，将这些事务全权交由南方人民自己处理”。

与此同时，南方白人发起了致命的暴力行动，想要将自己的州从共和党控制下“救赎出来”。早些时候，格兰特政府还会不时利用军队及刑事起诉来镇压暴行。现如今，北方选民及格兰特政府都已经不想再去镇压总统所谓的“南方一年一度的秋季暴乱”。

1875年秋，在密西西比州举行了一场辩论赛。承诺“尽可能和平选举，但若逼不得已，也会动用武力”的白人民主党聚众闹事，杀害了数十名黑人。1875年初，格兰特政府因利用联邦部队阻止民主党得到路易斯安那州议会中的争议席位而饱受批评。如今，格兰特及其内阁仔细衡量了派遣部队制止选举暴力的利弊：他们很可能保住共和党在密西西比州的统治权，但也很可能失去那些想要结束重建的北方白人选民的支持。

格兰特及其同僚决定放弃支援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以改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的选举前景，俄亥俄州将于1875年秋进行州长选举，很可能左右1876年的总统竞选。摆脱外部干预的白人民主党镇压了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的黑人，阻止他们投票，并拿回了该州的控制权。共和党方面，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以微弱优势当上了州长，并于次年当选总统。

就在格兰特政府纵容密西西比州发生种族屠杀的6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释放了格兰特县大屠杀中的凶徒。绝大多数报纸，甚至包括北方报纸，都盛赞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认同法官的决定，“该是恢复宪法限制的时候了”。《纽约时报》评论：“十年前，几乎所有北方人都同情被解放的奴隶，并决心捍卫他们的权利。如今……许多人都认为白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亚特兰大每日宪法报》（Atlanta Daily Constitution ）也赞许地指出，“民主党即将掌控众议院，舆情改善，这些促使法院做了应做之事”。

就在同一天，最高法院取消了一项联邦法定条款，该条款规定，选举官员若拒绝接受合法投票视为违法。最高法院解释称，该条款没有明确将拒绝接受投票的原因限定在种族歧视范围内，国会没有保护普遍投票权的权力。不过，要继续保留这一条款并不难，法官们只需将其解释为必须具备种族歧视动机，只是在1876年，他们并没有尽力维护民权法案的意愿。美国放弃了重建，最高法院也放弃了。

即便当时重建未亡，亦不远矣。187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以群体间和解为竞选纲领，承诺会让南方“自行”重建“诚实且有能力的当地政府”——结束重建的委婉说法。

在这场选举中，两党竞争激烈，势均力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长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他拿下了数个北方州，以及所有已摆脱共和党统治的南方州。接下来，他只需要再获得一张选举人票，就可以成功当选总统。
[1]

不过，在3个仍由共和党统治的南方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选举结果备受争议。在这些州，选举欺诈和暴力猖獗，大量黑人丧命，为竞选蒙上了阴影。两党都称自己是获胜方，不过，这些州的选举官员都是共和党人，他们尽责地维护了自己的党派，宣布胜者为海斯。

民主党指责共和党的欺诈行为，威胁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并重燃内战。为避免爆发流血冲突，国会（民主党掌控着众议院，共和党掌控着参议院）组建了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决定谁有权获得有争议的选举人票。该委员会由5名众议院议员、5名参议院议员和5名最高法院法官组成。尽管一如预料，获选进入该委员会的议员把票都投给了自己的党派，但人们希望法官的投票可以战胜党派偏见。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太过天真。两派在该委员会中的人数比是8︰7，决定性的那一票由共和党派大法官约瑟夫·P.布拉德利（Joseph P. Bradley）投出，因此，海斯拿到了所有争议选票。

对于这一结果，民主党再次抗议称受到了欺骗。海斯的代表与南方州领导人商议后达成协议：他们支持海斯当选总统，相应地，海斯允许一位南方民主党人进入内阁，并将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出。其实比起谁能赢得总统选举，许多南方州领导人更在乎重新拿回自己州政府的控制权。

就在海斯就任总统的几周内，南方最后一个共和党州政府垮台。之前，为帮助海斯当选总统，许多南方黑人拿性命冒险，如今，共和党却抛弃了所有南方黑人。“长久以来在黑人问题上的争议，”《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评论道，“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民主党在夺回南方各州政权后，下令废除公共设施法案，授权公立学校正式实行种族隔离，并颁布法令限制务农的黑人劳工的流动性和谈判交涉能力，大幅削减政府在教育等服务上的开支。他们还采用了多种手段——比如人头税、居住权和登记要求、替代性识字测验——限制黑人的投票权，并进一步削弱共和党的力量。

不过，在绝大多数南方州，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仍然有大量黑人参与投票。只要他们还能投票，他们就能继续坐在陪审席上，可以担任公职，他们的学校就能继续得到与白人学校差不多的资金拨款。而且，至少还有一些铁路及公共设施继续为黑人提供无种族隔离的服务。

1876年选举结束后，国家政府并没有彻底抛弃南方黑人。海斯总统说过，尽管联邦军队已撤出南方，但内战修正案必须“全面且公正地遵守及执行”。他说这话时是真心实意的。1878年，海斯抗议“南方暴行”，而且在起诉成功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海斯政府仍在坚持起诉暴力阻止南方黑人选举的行凶者。

1878年，民主党掌控了国会两院，他们试图撤销相关议会立法，不再授予联邦监督选举的权力，不再认定故意阻止黑人进入陪审团违法。海斯行使否决权，一次次阻止了他们的企图。1880年，党派分明的最高法院公开确认，规定挑选陪审员时不得种族歧视的联邦法令符合宪法。最高法院还支持联邦继续享有保护联邦选举投票权的权力。

不过，就连共和党派法官也抵制种族间的社会平等，反对扩大联邦保护黑人权利的权力。1883年，最高法院下了三项判决，表明了他们同意结束重建的态度。

在第一项判决中，最高法院禁止联邦起诉一名白人，此人抓走了县治安官拘留的一名黑人，并私刑绞死了对方。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反对起诉书所遵照的法定条款，因为该条款并没有将要约束的干预行为明确限定在种族歧视动机下。这些法官本可以将该必要条件诠释在该法令中，以保留其符合宪法的地位，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释放了那个动用私刑的暴徒。

在第二项判决中，最高法院一致支持州法令规定，不同种族间的婚前性行为将受到比同种族间婚前性行为更严厉的处罚。法官们认为，只要在不同种族间婚前性行为中，黑人和白人的受罚力度相差无几，他们就是得到了平等对待。该判决为维持种族隔离奠定了分析基础，也宣称让黑人和白人得到了虽然隔离但平等的对待。

这三项判决合称为民权诸案。第三项判决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最高法院判定《1875年民权法案》中的公共设施条款无效，因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限制仅适用于州行为，国会无权禁止私有设施中的种族歧视。布拉德利大法官在撰写多数意见书时写道：

对一个出身奴隶的人来说，仁慈的法律帮助他摆脱了某个州不可分割的伴随物的身份，使其地位得到提升，而在此过程中，必然有这样一个阶段，他能够拿回普通公民的身份，不再享受法律的特殊优待，他的公民权或者说人权，将与其他人的权利一样得到正常的保护。

其实要做出相反的判决并不是难事，也有法可依。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没有说必须是州行为的限制，法官可轻而易举地判定公共设施内的种族歧视是奴隶制的“象征或附带品”之一，而这恰恰在该修正案的禁止范围内。此外，公共设施用地都是由政府当局许可，通常对所有付款客人都开放，显然不符合典型的私人所有，而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不受宪法规制约束的是私人所有。

不过，在1883年，这些法官与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希望国家重归常态。黑人必须用与其他美国人一样的方式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通过他们自己的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不过具体如何做，这些法官并不关心，毕竟南方州一直在通过欺诈和暴力手段阻碍黑人行使选举权。

黑人抗议该判决，将其比作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南方白人自然是很高兴；判决宣布时，亚特兰大歌剧院内的白人都起身欢呼。北方舆论也普遍支持该判决。《纽约时报》精准地捕捉到了主流观念：该案中涉及的原则是“这个问题现在及未来都不会再有国家政治的干预”。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是“出于人类最真诚、最高尚的观念，结束了一段令人极不愉快的错误时期，而历史本就充斥着这样的愚蠢错误”。

这个时期，黑人并不是唯一遭受压迫及歧视的少数族裔。美国西部的华人移民几乎遭受着与南方黑人一样的苛刻待遇。

1849年的淘金热吸引大批华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后来，他们留下帮助修建了中央太平洋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约有30万华人移居美国，绝大多数定居于美国西海岸。1860年时，华人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总人口的9%以上。

雇主通常更愿意雇用华人劳工，而非白人，因为华人要求的薪水更低，也不会加入工会，不会参与罢工。早在1852年，心怀怨愤的白人劳工就通过决议，抗议华人的不公平竞争。同年，加利福尼亚州长呼吁州议会限制华人移民到美国。1855年，州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亚洲人移民美国时，每人需缴纳50美元的税，但该州最高法院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判定该法令无效。最高法院的这一先例大大限制了各州限制外国人移民美国的能力。

绝大多数白人对华人都有种族主义的刻板偏见。1854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重新解释了一项禁止黑人及印第安人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出庭做证的州法令，将禁令范围扩大至华人。该法院认为华人是“天生就低等的人种”，“爱撒谎是众所周知的”。18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利兰·斯坦福德（Leland Stanford）谴责“我们之中存在着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低等人种”，并呼吁立法限制华人移民。华人经常成为义务警察暴力的目标。1871年10月，洛杉矶的一伙白人暴徒用枪击、绞刑和火刑杀害了18名华人。根据联邦法律，华人是无权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因此无法投票。1870年时，国会首次批准黑人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方式获得公民身份，参议员萨姆纳（Sumner）想为华人争取相同待遇，却遭到了国会的拒绝。

1878—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制宪会议出台了极度排华的举措，这与几个影响因素有关：南北战争后更多华人移民美国，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衰退，排华工人政党的政治实力不断增强。新制定的州宪法禁止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雇用华人；指示州议会出台必要法规，防止危险的外国人入境该州；并授权各市对华人实施居住隔离。1885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在已经禁止学校隔离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情况下，命令学校对华人实施隔离。地方性法规也力图将华人从各行各业的岗位上驱逐出去。

在西部国会众议员的要求下，联邦政府加入了这场排华运动。支持者认为应该禁止华人移民美国的理由：华人缺乏自制能力；他们会令白人劳工的薪水降低；作为“异教徒”，他们的风俗习惯会造成道德的败坏；他们肮脏的生活环境会危害到公共卫生。1882年，国会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明确规定华人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禁止华人劳工在未来十年（这一时间限制后又延长，并于1924年变成永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废除）移民美国。1888年，国会变本加厉，禁止离开美国的华人劳工再次入境，其中包括那些有政府证书担保有权再次入境的华人。1892年，国会要求定居美国的华人取得合法居住证，若未取得，则可判一年劳役监禁，并驱逐出境。

因为不满联邦政府只是限制华人移民，西部各地出现了要求驱逐华人的群众性集会，还爆发了针对华人的义务警察暴力活动。1885年9月，在怀俄明州的城镇石泉（Rock Springs），联合太平洋公司旗下矿场雇用大量华人代替了白人矿工，此举引发白人矿工聚众闹事，暴力攻击华人。数十户华人的家被付之一炬，28名华人遇害，另有数百人遭驱逐，被迫离开了石泉。没过多久，华盛顿西边又有3名华人遭枪击身亡，爱达荷州有5人遭私刑绞死，美国西北部各地矿业城镇有共计数百名华人遭暴力驱逐。1887年，在俄勒冈州斯内克河（Snake River）附近地区，有31名华人矿工遭到绑架、谋杀或残害。这种案子，检察官一般都会拒绝刑事起诉，因为在满是当地白人的陪审团面前，要定罪是不可能的。

美国最高法院只会干预那些最为露骨的排华歧视。1886年，旧金山的一项法令就被最高法院判定无效。该法令规定，要在木头建筑中开洗衣店必须取得市议会的许可，但并没有对市议会授予许可的标准做出具体规定。实际执行中，几乎所有白人申请者都能拿到许可，华人则一个都没有。在法官们看来，这种做法就是过于露骨的种族歧视。类似的情况还有旧金山的“辫子法令”，该法令要求囚犯剪短发，明显是针对华人，因此被担任巡回法官的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大法官判定无效。此外，对于涉嫌违反移民限制，可能被判强制劳役的华人，国会本打算剥夺他们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遭到了法官们的反对。

不过，其他不这么露骨的排华举措一般都能得到法院的许可。1885年，针对旧金山要求洗衣店遵守宵禁的法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一致支持，并拒绝过问市议会制定该法令的动机，而这动机中的排华意图其实非常明显。除此之外，该市议会还出台了别的排华法令：一是指定出租公寓房间的最小建筑面积；二是禁止挑着扁担的人行走在城市人行道上。对此，下级法院与最高法院态度一致，拒绝过问制定这些法令的目的。

还有国会制定的《排华法案》，最高法院也是支持的——尽管国会并没有列举出控制移民的权力，认为对外国人的权力是国家主权固有的。随后法院判定，具有这一天然权力的国会有权要求华人取得合法居住证，甚至有权违背其允许持有重返许可的华人劳工入境美国的承诺。最高法院还认定，对于定居美国但未取得美国国籍的华人，移民官员若因拒绝其离境后重返美国而受到司法审查，国会有权取消该审查。

在国家放弃重建的同时，最高法院也选择了放弃。在国家经历排华偏见动荡的同时，法官们也在经历着这场动荡。19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受压迫的少数族裔，最高法院几乎没有捍卫过他们的权利。

[1]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总统由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选出，而非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不过，美国绝大多数州和特区都遵循“胜者全得”的原则，即某位候选人若获得该州半数以上选民选票，则将获得该州所有选举人选票。

第5章
白人至上主义升温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州中只有北卡罗来纳州不受民主党控制。在那里，黑人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有数百人就职于当地的政府机关。189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决心要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们打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旗号，制造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白人报纸刊登了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宣称大量黑人男性涉嫌强奸白人女性。威尔明顿（Wilmington）有数十名黑人担任公职，但一名民主党领袖指示其追随者，如果选举日时有黑人想投票，“杀了他，就地击毙”。

民主党人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几天后，威尔明顿的数百名白人烧毁了黑人报社主编亚历山大·曼利（Alexander Manly）的办公楼。曼利之所以惹怒南方白人，是因为他曾暗示许多指控黑人强奸的白人女性其实是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暴徒们威胁白人共和党官员——嘲讽其为“白奴”——辞职，并离开该市。他们攻击黑人街区，杀害了十多名黑人，将约1 400名黑人从市里驱逐了出去。前南方国会议员的妻子丽贝卡·菲尔顿（Rebecca Felton）维护这些行凶者：“如果只有私刑绞死才能保护女性贞操免受醉酒畜生的侵害，那么，要我说，一周一千次都不为多！”

黑人领袖恳请威廉·麦金利总统谴责这些暴行，并派遣联邦军队至威尔明顿。麦金利出生于废奴主义者家庭，南北战争时是北方联邦军队的将领，担任国会议员后也曾积极维护黑人的投票权。不过，如今，针对让他伸出援手的请求，他选择听而不闻。

北方各报不但没有谴责这场种族主义屠杀，反而指责黑人挑起这一事端。正如《亚历山大宪法报》（Atlanta Constitution ）给出的解释，当年早些时候的美西战争已经“让南北双方有效达成兄弟盟约，完成了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 oxx）开始的南北和解工作”。一名黑人主编曾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这场战争让南北双方走得越近”，黑人就越难“保住立足之地”。

北卡罗来纳州新组建的民主党派州议会立即召开制宪会议，剥夺黑人选举权。威尔明顿暴乱的领导者之一承认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提案违反了联邦宪法，但他坚称“美军的士兵数量不足以”动摇北卡罗来纳州白人在政治上的至上地位。麦金利总统在1901年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忽略了黑人权利，吹嘘已取得群体间和解：“我们再度统一。地方主义已经消失。”

1900年前后，白人至上主义在南方再度盛行。通常，南方白人都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视为“19世纪最大的犯罪”，并利用欺诈和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投票，帮民主党掌控政权。民主党掌控下的州议会制定了复杂的选民登记和居住权制度，以进一步减少黑人选民数量和共和党代表数量。州制宪会议用人头税和识字测验的方式实质性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绝大多数黑人支付不起投票费用，而识字测验通过与否几乎全凭选民登记员的意见，他们利用该权力拒绝黑人登记。

20世纪初，上述这些举措已让南方黑人丧失了所有政治权利。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民登记率从1896年登记法出台前的95.6%下降到了1904年的1.1%。亚拉巴马州的黑人选民登记数量也从1900年的18万骤减到1903年的3 000人。这些登记数据无疑夸大了实际投票人数。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888年黑人选民的投票率为29%，1892年为2%，1895年为0。

黑人无法参与投票，自然也不会有人投票给黑人候选人。1873年，密西西比州议会中还有64名黑人代表，1895年后一个都没有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院在重建时期黑人还占多数席位，到1896年就仅剩一人了。最后一个丢掉国会议员席位的南方黑人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怀特（George White）。从他1901年交出席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会再也没有出现过黑人议员。

更重要的一点，黑人再也无法获选担任当地要职，比如县治安官、治安法官、陪审员、县警察局局长和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这些都是19世纪末最为重要的公职。这个时期剥夺黑人宪法权利的主要方式是，将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交给当地官员，相信他们会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剥夺选举权对这一策略的成功至关重要。

几乎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同时，南方各州议会正式启动了黑人隔离政策。1887年，佛罗里达州制定了首个铁路隔离法令，到1892年，又有8个州效法。1900—1906年，南方各地先后出台法令，规定当地有轨电车实施种族隔离。隔离法令规定，黑人与白人虽隔离，但可以平等地享受公共设施，不过，在实际操作中，隔离并没有给黑人带去任何平等。一个南方黑人形容他们在种族隔离的火车车厢里“就和要乘车的狗一个待遇了”。

在国会失去插手兴趣，南方黑人失去投票权利后，南方白人便没有阻碍地废除了黑人教育体系。绝大多数白人认为，教育污染了黑奴那双务农的手，毫无必要地鼓励他们与白人劳工竞争，并令他们不满于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

1901年，佐治亚州长艾伦·D.坎德勒（Allen D. Candler）说：“上帝让他们成为黑人，我们便不能用教育将他们改造成白人。”几年后，南卡罗来纳州新当选的州长科尔·布利兹（Cole Blease）总结道，“白人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曾努力教育自由的黑人”。有“科学”证据声称，黑人正在输掉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这个种族正在退化并走向灭亡，打算用教育减缓这个过程不过是徒劳而已，对此，许多白人表示接受和认可。20世纪头几年，种族间所得教育拨款的差距显著加大。

随着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削弱，詹姆斯·瓦达曼（James Vardaman）、科尔·布利兹等种族主义者轻松掌权。布利兹大放厥词，称他将辞去南卡罗来纳州长职务，比起利用职权保护“粗暴的黑人”免遭私刑绞死，他更愿意去“领导暴徒”。密西西比州长瓦达曼承诺，若为维护白人至上主义之需，“州内所有黑人都将被私刑绞死”。

在一个私刑猖獗的时代，这些威胁绝不是空口白话。19世纪90年代，每年上报的私刑绞死事件就远不止百起，有些年份的数量甚至会超过200。绝大多数遭私刑绞死的都是黑人；白人给他们扣上的唯一罪行就是违反了种族礼仪或者举止“傲慢”。即使是已知的动用私刑者也鲜少遭到起诉，定罪更是无从说起。公开的私刑绞死也并不罕见，往往还会有成百上千的围观者，许多人甚至拖家带口，还会在受害人饱受摧残的尸体上取下一部分，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间的相互影响助长了南方地区的种族压迫。19世纪末，南方农民遭遇经济困境，困境催生了影响巨大的抗议运动，比如农民联盟运动（Farmers’ Alliance）和平民党运动（Populist Party）。贫穷的白人农民因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稳，更倾向于推崇白人至上主义，他们政治权力的增长对黑人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在世纪之交，鼓吹完全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煽动者取代更高地位的白人成为种族压迫的主力，后者偶尔还会展现出家长式专断的种族态度并支持赋予黑人有限的权利。平民主义的滋长和发展也迫使保守派开始渲染“黑人主宰”威胁论，以消除贫穷农民达成跨种族联盟的潜在可能。

不过，若无北方默许，南方的种族歧视也不可能演变得如此残酷。北方白人之所以越来越纵容南方白人自由操控南方种族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1890年后的数十年间，移居北方的黑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这加剧了北方白人的种族焦虑，导致公共设施内的种族歧视加重，偶有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白人对黑人的暴力，包括私刑绞死。1896年，某白人酒店驱逐了一名黑人主教，波士顿的一家黑人报纸评论：“社会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望而不可即。”1907年，哈佛大学校长在一场广为关注的演讲中说：“如果这里的黑人和南方一样多，那我们就该想一想，实施学校隔离或许是对他们更好的做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也成了南欧与东欧人的移民目的地，该移民潮于1900年前后发展至高潮，累计移民数量达数百万。北方人担心这些移民会稀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血统”，变得更加支持南方的种族政策。19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吞并夏威夷，后打赢美西战争，得到波多黎各与菲律宾，其间，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速了南北双方种族态度的融合。一些帝国主义者连给新领土原住民完全的公民权利都反对，也就更不会抗议南方剥夺黑人的公民权了。正如一名支持剥夺权利的南方人所言，领土兼并“已迫使全国人民注意到了种族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聪明的办法是得到北方的支持而非敌意”。

另一个导致北方逐渐默认南方种族压迫的原因是共和党对保护黑人权利的历史承诺的消散。到19世纪90年代，共和党人为在南方站稳脚跟而坚持了三十年的努力宣告失败。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在南方的支持率从1876—1884年的稳定在40%~41%，下滑到了1888年的37%和1896年的30%。此外，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期选举
[1] ，共和党首次在缺乏南方选民大力支持的情况下，稳稳地保住了国家政府的控制权，也就不再存在继续保护南方黑人选举权的重大动机了。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共和党的种族政策变了。1896年，该党的国家施政纲领淡化了以往南方“自由投票、公平计票”的要求。麦金利总统也在赢得当年大选后宣布，“南北双方不再就老的（地区）派系问题产生分歧”。1899年，麦金利出现在佐治亚州议会前，承认国家政府有责任看顾南方邦联士兵的坟墓。北方各州共和党也都减少了支持的黑人候选人，以及党代会上的黑人代表。

最高法院这一时期的判决也反映了日益恶化的种族状况。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法官驳回了对路易斯安那州法令违宪的质疑，该法令要求铁路公司为黑人及白人乘客提供隔离但平等的膳宿。

这一判决结果也得到了宪法原始出处的支持。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没有白纸黑字明确禁止种族隔离。公共设施采用“隔离但平等的”做法似乎并不违背“法律的平等保护要求”，也不违背对第十四修正案的原始理解，毕竟该修正案的绝大多数起草者与签署者都不认为“社会平等”在该修正案的管辖范围内。

过往法院判例明确支持种族隔离。普通法规定，公共运输公司不得将任何付款旅客拒之门外，但允许他们为公众便利做出“合理化调整”。19世纪，法院应用该普通法支持种族隔离，认为这是减少种族间因天生矛盾而产生摩擦的合理之举。《1875年民权法案》要求公共运输公司为所有种族提供“完全且平等”的服务，但联邦法院将其重新解释为，禁止驱逐黑人，禁止提供低等的膳宿，但不禁止隔离。低级法院也几乎都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解释为，允许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

如果说过往判例让普莱西案的判决结果在意料之中，那么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环境就令其成为必然。到19世纪90年代，南方白人对黑人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让种族隔离成为“开明公共政策的体现”。绝大多数白人都赞同维持“种族纯粹”，不主张不同种族的人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内。一家主流黑人报纸总结普莱西案只是“公众情绪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司法机构的影响的又一次证明。他们可以歧视我们，可以抢走我们的政治权利，可以迫害，或者谋杀我们，而我们连在美国法庭上获得法律平反和补偿的机会都没有”。

最高法院法官对南方黑人投票权没有过多关心。只要南方州能自我克制，不违反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明文规定，他们就有办法继续支持其剥夺黑人选举权。

1898年的威廉斯诉密西西比州案（Williams v. Mississippi ），原告质疑密西西比州1890年宪法对选举权资格的限制违法。威廉斯坚称，要求选民有“良好品格”和“判断力”是有种族歧视目的的，是否符合资格全凭选举登记员好恶，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法官驳回了他的质疑，拒绝调查立法动机，并判定密西西比州已充分约束了该法令实施者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威廉斯没能给出切实证据证明被告在实际操作中确有歧视行为。不过，在五年后另一起有实证的案子中，最高法院法官再次驳回了同一质疑。1903年贾尔斯诉哈里斯案（Giles v. Harris ），原告指控亚拉巴马州在执行“良好品格和判断力”条款时存在种族歧视，希望法院发布禁令，帮助其完成选民登记。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在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中裁定，即便指控得以证实，原告也无权要求法院帮助。如果亚拉巴马州白人决心剥夺黑人选举权，那么禁止被告阻碍原告完成选民登记的命令只会是“一张空头支票”。霍姆斯解释道，能够帮助原告的只有国家政府的政治分支部门。

贾尔斯案也是最高法院最直白承认其权力有限，无法提供帮助的案件之一。这一判决的本质就是承认充满敌意的舆论可能阻碍法院对明显违宪行为的纠正。不过，你也别以为，这些法官只要有足够的执行权力，就会判定剥夺选举权的行为无效，他们对黑人选举权的态度与这一时代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差不多的。

到1900年，绝大多数南方白人都决心要废除黑人选举权，即便废除的过程免不了暴力。南方革新主义者普遍认为，剥夺黑人选举权能达到选举欺诈和暴力的目的，但更是为文明。与此同时，许多北方白人也一致认为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是个错误，赋予黑人选举权是失败之举。兼并新领土的帝国主义做法，以及南欧、东欧的大规模移民已经破坏了普及男公民选举权的理想根基。

舆论对黑人选举权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了国会决策上。1893年，民主党候选人成功当选总统，民主党也拿回了国会控制权，这是自南北战争开始后民主党第一次彻底掌权，他们也在1893—1894年废除了联邦绝大多数关于投票权的立法。待1897—1911年共和党重掌国家政权时，也没有出力恢复这些立法。此外，国会也没有纠正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特许权的行为，该条款规定，如果一个州的成年男性公民因犯罪以外的原因被剥夺了选举权，则应相应减少该州的国会代表席位。正如这一时代一人所说，自从“舆论的冷漠”反映到最高法院及国会的决策上后，即便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在“技术性意义”上仍是宪法的组成部分，但“已在逐步失去行为准则的作用”。

同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另一些判决则是让被告几乎无法证明陪审团的选择存在种族歧视，因此也推翻了早前法院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判定禁止此类歧视的裁决。最高法院法官裁定，不得以县陪审团长期无黑人陪审员出现为由推断存在歧视，刑事被告人应自我克制，不得做出州陪审团审查官在选择陪审员时有违宪举动的推测。

最高法院早前对联邦法律的解释，将绝大多数陪审团歧视申赔都挡在了下级联邦法院门外，因此，此类申赔都是交由州初审法官做出初审判决。州法院若判定被告证明陪审团存在选择歧视的证据不足，最高法院法官将维持原判，这样就确保了对陪审团选择歧视的申赔只会交由公然支持白人至上主义的法庭评估。1904—1935年，几乎所有南方陪审团都将黑人排除在外，但最高法院从未以陪审团选择存在种族歧视为由，推翻过对任何一个黑人被告的定罪。

最高法院法官们对黑人担任陪审员一事的漠不关心无疑反映了当时的舆论态度。到19世纪90年代，南方白人已基本完成杜绝黑人担任公职的目标，这些公职中也包括担任陪审员。弗吉尼亚州最后一次有黑人入选州议会是在1891年，密西西比州是在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是在1902年，这一情况直到《1965年选举权法》（1965 Voting Rights Act）颁布后才有所改变。南卡罗来纳州白人强烈反对黑人担任公职，在这股情绪的驱使下，他们在1898年私刑绞死了美国的一名黑人邮政局局长。

北方白人没有努力维护南方黑人担任公职的权利。绝大多数北方白人压根从未有过保护黑人这一权利的热情，这也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对此没有明文规定的原因。共和党总统麦金利、罗斯福和塔夫脱为避免引发南方白人反感，也基本不再让南方黑人担任联邦任命权范围内的职务。到1910年，绝大多数北方州的州议会内再无黑人，北方的陪审团中也鲜少出现黑人。

1899年，最高法院支持公立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佐治亚州里士满县地方教育委员会在继续运营白人中学的同时，停止了对黑人中学的拨款，他们的理由是，黑人教育资金有限，与其用在60名中学生身上，不如用在300名小学儿童身上。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对这一计划违反平等保护原则的质疑，认定该教育委员会的举措不带有种族敌意，将黑人视作一个集体，重新分配资金，为他们提供最优的教育机会是合理的。该一致意见书的撰写者是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是普莱西案中唯一认为州强制隔离铁路乘客违宪的法官。

这一结果无疑是与舆论意见一致的。到1900年，绝大多数南方白人要么完全反对黑人受教育，要么仅支持提供职业技能训练。事实上，公立中学教育对南方黑人来说压根不存在。1890年，仅有0.39%的南方黑人儿童入读中学，1910年时只有2.8%。里士满县的黑人公立学校在佐治亚州是唯一一所，整个南方一共也只有4所。

尽管北方白人更愿意让黑人提高读写能力，但也普遍认为，南方黑人只需获得有限的教育。为南方黑人学校提供大量资助的北方慈善机构也支持黑人接受职业技能训练，为日后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工作做好准备。麦金利总统在访问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时，称赞其提供职业技能教育的宗旨，表扬其管理者“显然不赞成学生好高骛远”。塔夫脱总统也发表过类似评论，“我不相信为广大黑人提供学术教育或大学教育是件好事”。最高法院法官们对黑人教育的看法，与白人主流意见一致，因此，认定里士满县教育委员会将有限的黑人教育资金从中学转移到小学是合理之举。

即便这一时期最高法院能做出更加进步的种族判决，结果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对种族隔离或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司法禁令不会自动生效，南方白人也不会自愿遵守。即便违背绝大多数南方白人意愿强制实施，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也不会在道德层面对他们有任何影响。就这些修正案给出种族平等的司法解释是不会获得通过的。假设法院真的做出此类判决，也只能依靠联邦政府强制执行。

我们几乎没理由相信会有这样的强制举措。国会及总统的决定通常反映了民意，而民意反对种族融合，反对黑人享有选举权，反对黑人担任陪审员，反对黑人教育获得平等资金支持。国会若是不愿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规定，判定剥夺黑人选举权违宪，并做出强制制裁，又怎么会愿意强制执行最高法院保护黑人投票权的判决？

民权案件判决的私人执行可能不再有用。到19世纪90年代，南方黑人对隔离或剥夺选举权的法律质疑往往会招致暴力报复，甚至私刑绞死。新奥尔良种族环境相对宽容，荷马·普莱西（Homer Plessy）在此起诉隔离政策并未遭到报复，换作南方腹地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算黑人有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利的倾向，也往往缺乏必要资源。一是绝大多数南方黑人在经济上依赖白人，容易受到其经济报复的伤害。二是在南方，几乎没有白人律师会接他们的案子，而黑人律师少之又少。再者，在1909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以前，美国没有任何愿意支援此类诉讼的组织。

即便黑人真的提起诉讼，要成功也必须有法官、陪审员等当地公职人员的合作。而到1900年，几乎所有南方公职都被白人占据，没有人会同情声称自己宪法权利遭到侵犯的黑人。若没有陪审团愿意给侵犯黑人权利者定罪，没有法官愿意实施严厉制裁，那么支持黑人权利的法庭判决必然是没有实际意义和效力的。正因如此，公共设施法令才形同虚设，这一点众所周知。

国家政府缺乏足以绕开当地执法机构的行政权力。当时没有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缺乏起诉绝大多数侵犯民权行为的资源。当时鲜少有联邦资助项目，联邦也就失去了强迫南方服从民权案件判决的潜在手段之一。联邦政府人力不足，无法独揽选举工作。简而言之，上述这些到20世纪60年代才存在，并且对民权落实至关重要的联邦政府权力在1900年是难以想象的。

即便是可强制执行的最高法院判决也不会对南方黑人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绝大多数种族歧视法律不过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而非种族歧视产生的根源。在种族隔离的实施过程中，法律发挥着相对次要的作用。蒸汽船上的种族隔离比火车上的还要严重，但真正出台了相关法律的只有3个州。1900年后，虽然没有相关法律条款，南方法庭还是普遍实行了种族隔离。剧院、酒店和餐厅内也普遍存在隔离，即便鲜少有相关法律出台。

绝大多数南方黑人在南方各州出台正式剥夺其选举权的法令前就已经丧失了投票权。许多南方白人承认，剥夺选举权的法令不过是“纯化”选举系统的手段：用合法的方式代替选举暴力和欺诈，达到同样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目的。即便没有合法手段可用，白人也会用杀戮黑人的方式维护白人在政治上的至上地位，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正如肯塔基州某报纸的评论，“毫无疑问，白人再不会像投机政客
[2] 时代一样交出自己的政治支配权。如果其他所有手段都行不通，他们无疑将采用暴力这一仅剩的权宜之计”。

田纳西州查特怒加（Cha anoogaa）的一起特殊案件证明，就算最高法院努力保护黑人的权利，结果也很可能徒劳。1906年，黑人爱德·约翰逊（Ed Johnson）被指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性。初审在乱民暴力的威胁笼罩下展开，黑人被完全排除在陪审团外。初审法官拒绝了辩方的诉讼延期要求，担心推迟审理将害约翰逊遭私刑处死。约翰逊的律师们也迫于外界压力，减少了对所谓受害者的交叉询问，定罪后也未替约翰逊上诉。

最终还是两名黑人律师介入，替约翰逊向联邦地方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陪审团选择存在种族歧视、暴徒控制审判为由，质疑约翰逊定罪的合法性。地方法院法官拒绝出具人身保护令，但暂缓了约翰逊的处刑，为他们留出了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时间。

在原定处刑日的两天前，最高法院批准了他们的上诉申请，并用电报通知了查特怒加市治安官约瑟夫·F.希普（Joseph F. Shipp）。隔天夜里，一群暴徒在希普的默许下闯入监狱，私刑绞死了约翰逊，还在他的残躯上留下一句话：“致哈伦大法官，快来领你的黑鬼吧。”

当地官员将此事怪罪在最高法院头上，并拒绝起诉动用私刑者。司法部也拒绝起诉：一是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插手此事的宪法授权；二是不确定当地陪审团是否愿意为这些动用死刑者定罪。几日后，希普以压倒性的票数再次当选当地治安官，选举中，他的支持者曾警告其他选民，若不投票给他就形同反对私刑绞死约翰逊。

尽管希普最终还是被最高法院判了藐视法庭罪，但因该案目击者遭受威胁，无人做证，致使对绝大多数暴徒的指控未能成立。希普在出狱回家时，受到了上万民众英雄般的欢迎。

考虑到南方白人在反对联邦干预白人至上主义时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最高法院很难落实保护南方黑人权利的判决。

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称，到1910年，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判决已达最坏程度”。一黑人报纸评论称，“美国1 000万黑人不曾得到最高法院哪怕一次的判决支持”。这样的观点令黑人轻易丧失了对司法制度及法院的信任。

不过，最高法院令人失望的判决并未打消黑人继续诉讼维权的念头。在政治抗议或街头游行示威等方法都不可行时，诉讼仍然是最有希望成功的抗议手段。它与政治抗议不同，可由少数人进行。它与直接的行动抗议不同，进行场所是法庭而非大街，相对安全——在这个白人对黑人暴行猖獗的时代，安全就是它的重要优势。正因如此，黑人一直坚持诉讼维权，并且从1909年开始，他们还能频频得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援助，取得法庭胜利指日可待。

[1] 中期选举是指两次总统大选间的那次国会选举（国会选举2年一次，总统大选4年一次）。

[2] 投机政客指南北战争后，从北方到南方去，利用南方不稳局势投机谋利的政客。

第6章
进步主义时代

1906年8月，驻扎在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附近的10~20名黑人士兵聚众闹事，他们快速穿梭于市内，手持步枪，随机射击，导致白人1死2伤。这些黑人来自3个黑人连队，共计167人，他们没有一人出卖同伴。不过，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后次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应军方要求将他们全部开除，此举毫无道理。

布朗斯维尔事件引发了全国关注，参议院都为此召开了听证会。南方白人对罗斯福的举动非常满意，有数个南方州议会对其表示支持。国会中的南方民主党人更是要求美国军方肃清军中黑人。

许多北方报纸对总统此举则是表示谴责——更有甚者称其为“行政当局动用私刑”。新英格兰地区的一群黑人牧师声称布朗斯维尔事件比“解放法令颁布后任何总统的举动都更令我们愤怒，更加促使我们团结一切力量”。一位黑人主编写道，“如今，西奥多·罗斯福还不如杰斐逊·戴维斯值得尊重”。另一人评论道，“黑人正在极尽一切形容词谴责总统”。

令黑人尤其义愤的一点是，罗斯福对那些士兵施加了连坐的惩罚，让人想起他多次在演讲中说的，会遭私刑绞死全怪黑人自己，若他们能将自己群体中的罪犯搜查出来，就不会如此了。一些黑人领袖出于对罗斯福的不满，在1908年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这可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黑人领袖承认，布赖恩是他们这位“不忠诚的”共和党“朋友”的“公开敌人”。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种族态度和做法仍是不断加大对黑人的压迫。加快移居北方的黑人群体发现，北方也不如想象中美好，用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的话说，“北方白人与南方白人种族相同，他们的血液中都有着统治与权力的病毒”。

许多北方城市数十年来头一回实施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一些北方大学开始在学生宿舍隔离黑人。这一时期的酒店、餐厅和剧院也更倾向于禁止黑人入内。在黑人拳王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迎娶白人妻子，并引发争议后，许多北方州开始考虑出台反种族间通婚的法律。

摆在北方黑人面前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1911年，一名波士顿黑人说：“对黑人来说，现在工业行业的就业前景……比南北战争后任何时期都要黯淡。这血液……废奴主义者的血液似乎已经流干。”随着欧洲移民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越来越多黑人丢掉了本可以得到的工作：理发师、服务生、马车夫和厨师。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普遍禁止黑人加入。北方工业行业用工贼称呼黑人，加深了白人工人阶级对黑人的仇视。

在数个北方州，种族间的就业竞争、住房竞争催生了白人对黑人的暴力。1908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乡）多次爆出黑人强奸白人女性的指控；虽然无凭无据，还是激怒了白人，一群白人暴徒枪杀了6名黑人，私刑绞死了2人，还将另外两百多人赶出了该市。1911年，宾夕法尼亚州科茨维尔（Coatesville），一名黑人遭私刑绞死，对此，有名记者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期刊《危机》（The Crisiss ）上刊文称，“若是在十一二年前，甚至五六年前”，这样的事件“都不会发生，不只科茨维尔，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不过，如今，“在南方示范的强大影响下，我们开始将黑人罪犯看作异类”。同一时期，俄亥俄州一所黑人大学的校长总结道：“北方几乎进入了南方做什么自己就准备跟着做什么的阶段……北方认为早前为黑人提供教育是错，让他们投票更是大错。黑人就是魔鬼。”

黑人在南方的处境也日益严峻。普莱西案时期，许多南方州仍有大量黑人可以投票，但到1910年就不行了。在黑人失去投票权后，种族间教育拨款金额差距急剧加大，剥夺黑人学校资金成为白人难以抵抗的强大诱惑。1915年时，北卡罗来纳州白人学生人均享受的教育拨款几乎是黑人学生的3倍，亚拉巴马州是6倍，南卡罗来纳州是12倍。

种族隔离不但扩大到了俄克拉何马、马里兰等新建立的州，也进入了南方人生活的更多领域。法律禁止白人护士照料医院的黑人患者，禁止白人教师任教黑人学校。银行开设了黑人专用的存款窗口。在法庭上宣誓的黑人证人与白人证人不能用同一本《圣经》。南方城市颁布了首个居住隔离法令，一场主张隔离南方乡村的运动正在酝酿。

在南方，黑人熟练工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白人重新抢走了一般由黑人从事的工作。田纳西州东部，黑人矿工被白人抢走了工作。黑人律师也发现自己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肤色限制日益严苛，一些法庭禁止他们进入，另一些法庭将他们视作其客户的扣分项。白人还企图用罢工逼铁路公司解雇黑人铁道消防员，失败后直接诉诸暴力，杀害了大量黑人。

1912年大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黑人在国家政治上的绝望处境展露无遗。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在布朗斯维尔事件中，正是时任战争部长的塔夫脱下令开除了那些黑人士兵。1909年，塔夫脱在总统就职演讲中公然支持南方为避免被“无知且不负责任的那部分”主宰而做出的努力，承认主流民意可能不再支持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并让南方白人放心，“联邦政府没有倾向，也没有职权干预南方州内部事务的管理”。塔夫脱否认联邦政府有打击私刑绞死行为的管辖权。他还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中声称黑人“应该由南方监管，也将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监管”，此举令他进一步失去了黑人的支持。那一年，共和党施政纲领中连名义上对黑人投票权的支持都没有了。

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许多黑人对他是极其厌恶的。除了开除布朗斯维尔事件中的黑人士兵外，罗斯福总统还在1906年亚特兰大白人屠杀黑人事件后保持沉默，将私刑绞死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黑人强奸犯。他还要求南方黑人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和经济水平，而非参与政治活动，坚称“必须维护种族纯粹性”。在1912年的竞选活动中，南方的进步党人公开推崇白人至上主义，罗斯福支持南方在种族问题上地方自治，反对在进步党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任何南方黑人代表。

191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威尔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该校是北方少数几所完全禁止录取黑人的大学之一，因此，许多黑人都表达了对威尔逊种族观点的担心。竞选期间，威尔逊虽承诺还黑人以公道，称“这公道不是勉勉强强给的，而是带着慷慨与诚恳”，但拒绝给出更具体的种族政策方针。一名黑人主编将1912年黑人选民面前的三个总统候选人形容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威尔逊赢得大选后不久，内阁中的南方州成员立即在他们各自部门内的工作、就餐与休息场所实施了种族隔离，此举彻底违背了行政机构内沿袭了50年的无种族隔离传统。总统批准了他们的隔离举措，认为这是减少种族间摩擦、为黑人保住工作所必需的。不过，在詹姆斯·瓦达曼等南方参议员向获任命黑人宣战后，担任联邦行政职务的黑人数量还是大幅减少了。伟大的黑人领袖W. E. B.杜博斯（W.E. B. Du Bois）在1912年大选时是威尔逊的支持者，但在选举结束后不久，便看透了威尔逊，称其在种族问题上不真诚，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失望之人不得已经受的最令其失望的事”之一。

这是南方自南北战争后首次重掌政权。威尔逊是自安德鲁·约翰逊后首个地道的南方总统。由塔夫脱提拔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爱德华·怀特（Edward White）也是自罗杰·托尼后首个担任最高法院最高职务的南方人。1913年，民主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后，南方人立刻主宰了国会委员会。南方州国会代表利用刚刚掌控的联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种族禁令，包括禁止种族间通婚，禁止黑人担任军官，废除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将南方的种族政策在全国普及。尽管这些法案没什么机会通过，但还是在国会内激起了一些从未出现过的、最为极端的种族主义言辞，并迫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本就短缺的资源集中到了反对这些法案上。

在南北方黑人困境不断恶化的同时，美国西部迅速掀起了反日的热潮。19世纪80年代，大批日本人开始移民美国，对此，排外主义者抱怨1882年的《排华法案》逼走了华人，现在又来了日本人。

美国的反日运动在20世纪头十年达到高潮。一是因为这一时期在美日本人数量增加到了原来的3倍；二是日本在与俄国的战役中获胜，加重了美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焦虑。1905年，《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警告称，日本人“威胁着美国女性的安全”，日本移民“狂潮”将带来“黄祸”。加利福尼亚州工会成员要求政府出台禁令，禁止日本人继续移民美国。

1906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命令学校隔离日本人，与华人放在一起，此举也给美国带来了外交危机。罗斯福总统不但私下向日本大使表达了歉意，还派遣一位内阁成员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与当地官员协商调整政策。最终罗斯福让该教育委员会官员改变了政策，承诺让日本移民自我约束，自我限制。这些都在1907—1908年美日达成的“君子协定”中。

短短几年后，威尔逊总统也遭遇了类似的危机。1913年，面对日本人不断扩大的土地所有权，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开始考虑出台禁止无资格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也就是亚洲人，拥有房地产。此举引发东京2万民众集会抗议，要求政府向加利福尼亚州派遣一支海军舰队，保护日本国民的权利。威尔逊总统派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前往加利福尼亚州，阻止州议会通过该法案，但未能成功。不仅如此，1920年，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以压倒性的支持率通过了一项甚至更为严苛的法令，禁止将土地租赁给日本国民。同时，在土地占有制度中，禁止非美国公民担任美国公民的监护人，确保日本移民无法利用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绕过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令。次年，华盛顿州也通过了类似法令。

排斥亚洲人的观念帮助巩固了西部与南方的种族联盟。1914年，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基·皮特曼（Key Pittmann）反对保障女性选举权的联邦修正案，“因为他意识到，该修正案的通过将让南方在处理黑人问题上陷入尴尬，而且……他也不想因此得罪南方，降低未来通过反日立法的可能性”。

20世纪第二个十年，尽管种族环境非常之恶劣，最高法院还是做出过数个支持黑人民权申赔的判决。这些判决表明，宪法虽会受政治左右，但它毕竟是法。就算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最不敢指望的法官，面对明显违宪行为时，还是没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1915年吉恩诉俄克拉何马州案（Guinn v. Oklahoma ）中，最高法院判定祖父条款违反宪法第十五修正案。1867年，绝大多数黑人获得投票权，白人利用识字测验限制他们的这一权利，祖父条款规定的是，在1867年前拥有选举权的人（及其子孙）不用接受识字测验，这就巧妙地保护了文盲白人的选举权。该条款明显是为了绕过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而耍的花招，因此，在1898年首次通过此类法案的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就警告称，法院很可能认定该条款是“明目张胆、毫无根据的诡计”，判定其无效。该州的国会参议员之一也称该条款“全然违反宪法”。

路易斯安那州无视这些警告，同样出台了祖父条款的另外几个州也是如此。不过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给该条款规定了期限，希望能在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前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在吉恩案中备受争议的俄克拉何马州祖父条款是永久有效的。

同时代的评论家都认为吉恩案很简单。《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评论称，祖父条款“明显是个诡计，最高法院不可能不判定其违宪”。《纽约时报》认为“不可能出现其他判决”，因为祖父条款“没理由存在，除非法院是想废除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而法院不可能废除宪法”。《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 ）的评论家问道：“期望法院放任如此难以服众的条款继续存在，难道不是在冒犯法院的尊严吗？”

1914年，最高法院收到了对俄克拉何马州一法令的质疑。该法令允许铁路公司只给某一种族（也就是白人）提供豪华的膳宿条件，比如卧铺车厢和餐车。在麦凯布诉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公司案（McCabe v. 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 Railway Co. ）中，最高法院因时机未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审判时该法令尚未实施，不过5个法官都主动表了态，他们认为该法令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俄克拉何马州辩称，要求铁路公司为黑人提供豪华膳宿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对此的人均需求是远低于白人的，不过这一说辞并未获得法官们的接受。

麦凯布案完全就是在主流观念指导下的判决。主流观念认为，为了避免违宪，对公共设施实施的种族隔离必须是平等的。最高法院在1883年的一项判决巩固了人们的这一观念。当时有一项法令规定，不同种族间的婚前性行为将受到比同种族间婚前性行为更为严厉的惩罚，不过，在前者中，作为当事双方的黑人和白人所受惩罚完全一样，法院判决支持了这一法令。此外，有的州曾规定，黑人学校将缴纳比白人学校更高的税，下级法院也纷纷判定此类法律无效，这同样反映了他们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理解是，允许种族隔离但禁止种族间存在不平等待遇。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影响下，南方各州均出台了要求提供平等服务的铁路设施隔离法令。

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法律层面考虑，麦凯布案的判决都不难下。大多数法官绝对不会认为种族隔离本身违反宪法。只有4个南方州公然允许不平等的豪华膳宿条件，俄克拉何马州是其中之一。这些偏离共识的法令表明，南方种族关系在持续恶化：南方白人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隔离了；如今，他们还要求将不平等待遇正式写入法律。其实，在麦凯布案中只有少数人违背了共识，这一十年前被所有南方州接受的共识如今仍被绝大多数南方人坚持着。

1917年，最高法院收到了对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居住隔离法令的质疑。该法令规定，以白人为主的街区，已售住宅只能由白人居住；同样，以黑人为主的街区，已售住宅只能由黑人居住。

在农村黑人为获得更好的经济机遇、教育和人身安全蜂拥至城市后，黑人街区变得非常拥挤。中产阶级黑人往往会搬到白人街区，以远离罪犯、卖淫者和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对此不满的白人就向市议会施压，逼其通过居住隔离法令，他们辩称此举是维护社会和平，保证种族纯粹，以及防止房地产贬值的必要手段。从1910年开始，许多南方城市都通过了此类法令。在布坎南诉沃利案（Buchanan v. Warley ）中，最高法院基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原则，判决该法令无效。

从法律角度看，布坎南案并不像吉恩案和麦凯布案那么简单。既然一州可强制铁路公司对车厢座位实施种族隔离，一如普莱西案的判决，住宅为什么不行？确实，支持者可以辩称，种族间因住宅产生的接触将比在铁路上的接触时间更长，也就更具有威胁性；居住隔离是为了让该州警察权可以更好地行使，以便更好地保护民众的健康和安全，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

从表面看，布坎南案与普莱西案的结果是相悖的，但本案法官之所以这样判，可能是为了保护财产权，而不是真的支持种族平等主义。布坎南案宣判时，差不多是最高法院最为维护财产权的阶段。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讨论本案时，也主要从财产权角度出发，以便区别它与普莱西案。

最高法院中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是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James C. McReynolds），而在布坎南案中，他与其他法官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确认了，该判决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财产权。再者，早在布坎南案发生前，5个遇到类似诉讼的南方法院就有3个判决居住隔离法令无效，强调“拥有、购买和处置财产的权利不可剥夺”。至于针对公立学校和公共运输公司实施的种族隔离，南方法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并无丝毫内疚。

南方以外地区的民意应该也是支持布坎南案判决的。美国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波拿巴（Charles Bonaparte）嘲讽居住隔离法令是个“狭隘、失策、过时的构想，危害了该市的最佳利益，或许够格与俄国相媲美吧”。《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Post ）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一代人身上，还要重建中世纪的隔都，真是荒谬至极，那一套欧洲都不玩了”。国家政府也称赞布坎南案是坚持“不让俄国已废除的那套最为可恨的制度在美国国旗下重现”。

不过，在这个进步时代，最高法院的所有种族判决都没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吉恩案对保护黑人选举权几乎毫无帮助。到1915年，除俄克拉何马州外，其他几个州的祖父条款都已达到目的，并按照日落条款规定终止生效。在吉恩案中，最高法院还明确指出，废除祖父条款后，识字测验可继续使用。作为率先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州，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的经历表明，没有祖父条款的识字测验依然可以让黑人失去选举权，只要它的决定权还在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选民登记员手里。

吉恩案对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其他手段也没有任何影响，比如人头税，白人初选，复杂的选民登记要求，选举欺诈和暴力。正因如此，新奥尔良州某报纸才会言之凿凿地总结道，吉恩案“在南方没有丝毫政治意义”。据北方某报纸预料，黑人将发现“从华盛顿最高法院手里拿到投票权与从自己选区竞选委员会手里拿到投票权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纽约时报》向读者保证，“白人的土地将由白人统治。最高法院这一判决只留下了一个问题：白人如何统治”。

即便是在被告的俄克拉何马州，黑人也没有因吉恩案而能更顺利地进行选民登记。当地州议会在判决下达的同时立即为祖父条款提供了“祖父般保护”。根据州议会新出台的法令，参加过1914年国会选举的选民（当时祖父条款还有效）将自动登记为选民。其余所有符合登记条件的选民（所有黑人都在其中）必须在两周内完成登记，否则将永久失去选举权。

联邦政府没有质疑这一明显为绕过吉恩案判决而耍的花招，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是直到1939年才有机会宣判其无效。当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年度法律预算只有5 000美元左右，地方分部还不足15个，且几乎都在北方，所以很难发起后续诉讼。没有后续诉讼，那些保护民权的司法判决在实际执行中就能轻而易举地被无视。

几乎可以肯定，麦凯布案也没能帮助南方黑人改善其在火车上的膳宿条件。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宪法仅禁止州法律允许不平等做法存在。铁路公司为乘客提供的实际条件不是由宪法决定的，而是由以下三类法律决定的：公共运输公司相关的普通法、规定公共设施应隔离但平等的州法令和禁止“过分或不合理的偏见及伤害”的《州际商务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质疑种族间火车膳宿条件不平等违反普通法规定的诉讼常常获胜，但这些案子在判决下达后就不了了之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时，州际商务委员会也曾质疑铁路公司存在种族歧视，但进入进步时代后，该委员会基本都会接受南方铁路公司对种族歧视的否认。至于黑人自己，他们并不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也就不会或者说鲜少去起诉种族间不平等的火车膳宿条件违反了隔离但平等法令。因此，只要州议会忍住不将种族间的不平等待遇正式写入法律，麦凯布案对铁路公司就没有约束力，他们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黑人乘客。

在这样意味深长的法律限制下，南方铁路公司反倒没了束缚，他们为黑人乘客提供的膳宿条件与平等毫不沾边。黑人车厢内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描述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膳宿条件“就是噩梦，是侮辱，让人觉得既不舒适又不安全”。黑人车厢“充斥着腐败水果的味道，令人窒息”，座位肮脏不堪，空气都散发着“恶臭”。白人乘客可以随意进入这些车厢抽烟，喝酒，惹怒黑人。罪犯和精神病人也会被转移到这些车厢。这样的膳宿条件明显违反了州法律——涉及州际旅行的，还会违反联邦法律——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南方是普遍存在的，一般不会有人因此提起诉讼。

布坎南案也并未动摇原有的隔离居住模式。在南方的绝大多数地区，维持居住隔离根本无须立法，正如南方某报纸的解释，“也许没有成文法律规定黑人应该住在哪里，白人应该住在哪里，但白人的城镇压根无须法律”。就算是芝加哥、纽约这些从未认真考虑过制定居住隔离法令的北方城市，到20世纪前两个十年，也因为南方黑人向北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出现了居住隔离的情况。

布坎南案后，仍有许多可以维持居住隔离的替代方法。针对住房合同的种族限制公约迅速取代了隔离法令，而在1948年以前所有质疑该公约违宪的诉讼基本都遭到了法院的驳回。房地产经纪人也达成一致，不允许黑人入住白人社区。城市规划官员也未被布坎南案吓住，暗地里按种族给城市分区。政府官员在为修建学校、公路和公共住宅选址时，也巧妙设计，以维持隔离。银行几乎不会给想要入住白人社区的黑人提供贷款，联邦政府制定的歧视性贷款审查政策也保证了居住隔离的延续。

与其他白人相比，工人阶级白人更畏惧黑人与他们竞争工作，更依赖住房投资，因此直接暴力驱逐黑人。入住白人社区的黑人家庭往往会遭遇骚扰，以及炸弹袭击和暴徒暴力。1917—1921年，芝加哥有58起这样的炸弹袭击事件。白人警察几乎从不保护黑人“侵入者”，甚至不会对袭击加以调查，反而往往是暴徒袭击中自卫的黑人被逮捕、起诉。

即使进步时代的种族判决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可能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任何社会抗议运动的成功都必须有能说服潜在参与者的可行目标。尤其是在这个看似不可能改变种族压迫的时代，法庭上的民权胜利也许有助于保黑人心中的希望之火不灭。

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评论布坎南案是“我国历史上这一黑暗时期所发生的最给人以希望之事”。维拉德的外祖父是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在承认吉恩案“在南方没起多大作用”的同时，也认为“任何……保障自由的法院判决，其道德影响必然会唤醒那些正在减弱的信心”。

再者，无论这些诉讼法院判胜判负，它们都是种族抗议的重要形式。最终推翻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让南方黑人能够违背服从白人、从属白人的准则。许多黑人为了自保，已经将这些准则内化于心。如果南方黑人不主动斗争，种族变革就不会发生。

抗议不得不从某个地方开始，然而南方阶级制度阻绝了来自内部的质疑。黑人失了选举权，政治抗议行不通。黑人掌握的资源少之又少，经济抗议困难重重。当时常有黑人遭到私刑绞死，街头示威游行的社会抗议形式很可能招来致命报复。在这样压迫重重的环境下，诉讼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抗议选择。

在这个时代，南方白人可以自由地隔离、私刑绞死黑人，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距离正式废除宪法的计划只剩下最高法院这个阻碍。不过，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质疑的只有南方种族歧视的形式，并非实质；对黑人来说，这并没有重大改变。

法官们最终发现，要削弱种族歧视，只能穿透表面形式接触到本质。数十年后，他们终于开始调查州议会的动机，质疑南方初审法院的判决，去掉公开与暗地歧视间的界限，并普遍质疑南方白人的诚信。

进步时代的法官们没有做这些事的倾向，反正民意也不会支持。当时的国会甚至不愿考虑制定反私刑绞死的法律，总统则是在联邦行政部门内开辟了种族隔离的先河，这样的国会和总统自然不会支持反种族歧视的司法改革。种族关系恶化到南北战争后最低点时，也差不多是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做出极简单且无关痛痒的判决最多的时候，这也在意料之中。

第7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919年，阿肯色州菲利普斯县（Phillips County）的黑人佃农尝试组建工会，雇用白人律师起诉地主让他们做苦役。当地白人开枪闯进黑人工会会员聚会的教堂，黑人开枪还击，杀死了一名白人，骚乱紧随而至。联邦军队开赴至此，表面上是为了平息骚乱，实则支持当地白人烧杀抢掠，在乡村四处追查黑人，杀害了数十人之多。

在这场“种族骚乱”中，遭起诉并定罪的黑人有79人，白人仅有1人。12人被判死刑。每一场审判仅持续一两个小时，全白人的陪审团仅考虑几分钟就给被告定了罪。大批愤怒的白人暴徒包围了法院大楼，威胁被告和陪审员，扬言要私刑绞死被告。被判死刑者中有6人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裁决，这些审判遭暴徒操纵，违背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菲利普斯县的种族屠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黑人的战斗意志，而南方白人坚决无情地镇压这股战斗意志。最高法院愿意保护被告免除死刑也表明，这场战争也影响了法官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

自重建终结开始，种族态度和做法就不断恶化，直到“一战”后的那些年才开始好转。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是，南方黑人向北迁徙，且在“一战”期间迁徙人数呈爆炸性增长，与此同时，工业劳动力短缺为黑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有50万南方黑人移居北方，20世纪第三个十年又来了100万。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第四个十年，芝加哥的黑人数量从4.4万飙升至23.3万，底特律的黑人数量也从5 700飙升至12万。

在从无选举权地区搬至可享受无种族限制选举权的地区后，黑人的政治权力开始增强。在地方上，北方黑人开始争取黑人警官的职务，在黑人社区创建游乐场和公园，选举黑人进入市议会和州议会。没过多久，北方黑人开始影响国家政治：成功给众议院施压，于1922年通过了反私刑绞死的法案；成功给参议院施压，于1930年驳回了约翰·帕克（John Parker）进入最高法院的提名。约翰·帕克曾为南方的联邦法官，早前维护过白人在政治上的至上地位。

黑人移居北方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但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为其开展社会抗议提供了便利。北方城市黑人人口的增多为黑人企业家、教师、牧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奠定了更广泛的经济基础，这些群体将为接下来的民权抗议提供资源和领导力量。经济地位的提高也让黑人有了用联合抵制来推进社会改变的能力，率先出现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不要在禁止你工作的地方购物”运动。

北方黑人接受过更好的教育，这也是后续开展社会抗议的有利因素之一。北方更为灵活的种族观念为黑人质疑现状留出了空间，这是南方不曾允许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抗议组织，还有《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 ）等激进的黑人报纸开始发展壮大。北方没有南方那么严格的等级制度，这里的黑人不太可能将黑人从属白人、低白人一等的种族歧视准则内化。正是这些观念的内化为南方种族抗议运动的开展制造了巨大阻碍。

在向北迁徙前，南方黑人是从农场迁徙到城市。城里更好的经济机遇最终造就了黑人中产阶级，他们利用隔离经济创造了可以参与社会抗议的充足财富和富余时间。许多南方城市黑人经济独立，不依赖白人，因此生计不受威胁，敢于质疑种族现状。

此外，在南方城市，黑人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时，也能更自由地参与投票。相比农村地区，城市里的种族规矩稍微宽松一点，这里的黑人更有能力参与社会抗议活动。最后一点，城市黑人彼此间住得更近，通信和交通更便利，也能通过黑人技校和教堂建立社交网络，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克服任何社会抗议运动都会遭遇的组织性障碍。

“一战”对种族关系的改变有着更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为建立安全世界发展民主而战”这一思想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衍生效果。1919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杜博斯写道：“为民主开路！我们拯救了法国的民主，在伟大的耶和华的带领下，我们也将拯救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些曾拿起武器踏上“一战”战场，无惧死亡，保家卫国的黑人，也从这场战争中受到鼓舞，要在国内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位黑人记者写道：“连训练有素的德国老兵都不怕的人，无法无天的三K党又怎么能把他们吓跑？！”从战场返回的黑人士兵受到了黑人群体英雄般的对待。他们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部发表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要求获得投票权。1917—1919年，短短两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员人数从1万飙升至9.1万。

黑人城市化及大迁徙有着难以动摇的力量，终将为民权运动发展提供便利，只是在1920年，摆在非裔美国人眼前的前景依然黯淡。南方黑人向北迁徙加剧了北方白人对他们的种族偏见。为了阻止黑人搬进自己的社区，北方白人制定了种族限制性契约，建立了充满敌意的社区团体，采用了暴力的手段。20世纪20年代，居住隔离迅速普及，并直接导致学校隔离增多。南方白人大量涌入北方城市进一步加重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三K党成员人数大幅增长：20世纪20年代中期，底特律约有3.5万名三K党，芝加哥约有5万名。

仍然留在南方的黑人境况进一步恶化。许多有大量黑人人口的南方县不再为黑人提供高中教育，此举一直实施到了20世纪30年代。而在公园、游乐场、沙滩，“隔离但平等”往往意味着黑人什么都享受不到。

南方白人恐惧从战场回归的黑人士兵会掀起种族革命，因此准备发动种族战争。他们攻击黑人士兵，强迫他们脱下军装，有时甚至会将他们私刑绞死。1919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分部受困于该州的法律骚扰，总部执行秘书约翰·希拉蒂（John Shillady）前往解救，却在光天化日下遭3名白人痛殴，差一点丧失意识——行凶者却没有受到法律惩处。1920年，佛罗里达州橘县（Orange County）的白人因一名黑人企图投票便将30名黑人活活烧死。

国家政府几乎没有给黑人留下任何希望。哈丁、柯立芝和胡佛三届政府的种族政策都坏透了。1924年，国会禁止一切亚洲移民，还严格限制他们视为低等“种族血统”的南欧和东欧移民，主要是意大利天主教徒和波兰、苏联的犹太人。1922年，参议院的南方民主党成功以冗长发言阻碍众议院通过反私刑绞死法案，在20世纪20年代的剩余几年，共和党人都没有再提及该法案。几届共和党政府都没有取消联邦行政部门内部的隔离和歧视；他们没有任命黑人担任联邦职务；在南方共和党内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党派控制权时，他们从未支持过黑人派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告诉其支持者，共和党总统和民主党总统没两样，而“民主党总统简直一无是处”。

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让黑人陷入极端贫穷，政府救济计划又充满种族歧视。不过，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台后颁布的新政（New Deal）最终成了美国种族关系的转折点。该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黑人作为穷人中的穷人从中获益颇丰。在被联邦政府恶意忽视了数十年后，新政让黑人重燃了希望和期待。罗斯福总统还组建了一个“黑人内阁”，这些黑人顾问进入了各个政府部门。埃莉诺·罗斯福
[1] 担任了黑人领袖与罗斯福政府间的中间人，帮忙协调了二者间的关系，还写了多篇报纸专栏批评种族歧视。

罗斯福迅速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后黑人最崇敬的总统。随着新政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北方州数十年来头一回有了政治竞争力，黑人不再只有共和党一个投票选择
[2] ，两党都有了争取黑人选票的新动机。1936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史无前例地出现了30名黑人代表；黑人牧师做了开场祈祷；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国会议员致了欢迎词。

到20世纪30年代末，南方的种族态度和做法也开始有了些微好转。更多黑人选民得以登记，有几个城市的黑人数十年来第一次参与当地公职的竞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原本不再有用的分部重新焕发了活力。除南方腹地外，其他南方州教育拨款的种族差距缓慢缩小。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南方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支持联邦反私刑绞死立法。

早期的种族进步也发生在北方。在新政的鼓舞下，登记投票的北方黑人数量创下新高。这一政治力量的增强，让更多黑人进了政府机构，让更强有力的州公共设施法案得以通过。一些北方教堂开始批评种族隔离，一些天主教学校开始录取黑人学生。

到1940年，黑人比重建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保持乐观。不过，切实的种族政策变化非常小。罗斯福总统也是反对民权法案的，反私刑绞死举措仍然逃不脱参议院的阻碍，无法得到通过。在南方，除了最大的几个城市，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情况依旧无处不在；南方的种族隔离仍然根深蒂固，并在不断向北方居民区和学校蔓延。

最高法院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理种族案件的法律原则反映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正在缓慢改变。其中4起刑事案件的判决代表了最为重大的民权胜利，也反映了南方种族歧视最恶劣的一面。第一起是由1919年阿肯色州菲利普斯县的种族屠杀引发的1923年的穆尔诉登普西案（Moore v. Dempsey ）。该案推翻了对6名黑人的死刑判决，认定初审遭暴徒操控，以私刑绞死为威胁，违反了正规的法律程序。

另外两起判决来自1932年的鲍威尔诉亚拉巴马州案（Powell v. Alabama ）和1935年的诺里斯诉亚拉巴马州案（Norris v. Alabama ），它们都与臭名昭著的斯科茨伯勒男孩（Scottsboro Boyss）审判有关。1931年，9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了2名白人女性，事发地点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辆货车列车上，这些男孩都只有十几岁，家境贫困，大字不识，只是路过此地而已。他们在暴徒主导的环境下受审，8人被判死刑。最高法院两次驳回了死刑判决——第一次判决的理由是，他们的律师是审判当天早上才指定的；第二次判决的理由是，选择陪审团时存在种族歧视。

最后一起判决来自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州案（Brown v.Mississippi ），推翻了对3名黑人佃农的死刑判决。他们被控谋杀了白人地主，屈打成招的供词成为判定他们有罪的主要证据。最高法院判定，用这样的证据给他们定罪是违反正规法律程序的。

上诉案件非常类似：都是南方黑人被控对白人犯下重罪——强奸或谋杀；都有数千名白人暴徒包围法院大楼，要求处决被告，并险些发生私刑绞死事件；给被告定罪的证据都非常可疑，站不住脚，数个被告都是屈打成招；辩护律师都是临近审判日期才指定的，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不足一日；整个审判过程只有短短数小时；选择陪审团时都故意排除了黑人，而且陪审团只商议几分钟便定下了死刑。

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这些被告有罪，他们很可能是无辜的。不过，当南方黑人被控谋杀白人男性或性侵白人女性时，他实际清白与否就无关紧要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代表这些被告上诉，但遭到了亚拉巴马州国会议员的拒绝，解释道：“我不在乎他们清白还是有罪。他们被发现时与2名白人女性同乘一节货运车厢，这就够了！”

若是“一战”前，这些被告很可能被私刑绞死。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每年遭私刑绞死的人数大幅下降，其中格外重要的原因是，南方州可以将私刑绞死替换为快速审判，它们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有罪、死刑和快速处决。这些案件中的公诉人往往会催促陪审团定罪，作为对暴徒放弃私刑绞死的回报，州长们也认为死刑是避免发生私刑绞死的合理做法，因此拒绝减轻罪刑。

这些州法院判的死刑无异于将私刑绞死合法化。这些荒谬的诉讼程序招来了最高法院法官的介入，他们认为，刑事审判应是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而非为避免私刑绞死一味定罪。若非有如此明显的不公正，最高法院可能还会犹豫是否介入。不过，就算是对黑人利益毫不关心的最高法院法官也难以容忍这种“合法化的私刑绞死”。

这个时期，最高法院还判了几起质疑“白人初选”违宪的案子。19世纪90年代后，南方政治由民主党主导，因此，将黑人排除在该党初选之外，就能令其政治权力无效化。在1927年尼克松诉赫恩登案（Nixon v. Herndon ）中，最高法院裁定得克萨斯州禁止黑人参与初选的法令无效。不过，该判决的重要性有限，因为得克萨斯州是唯一立法禁止黑人参与初选的州。

赫恩登案后，得克萨斯州议会立即通过法令，授权各政党执行委员会自行规定入党资格，共和党执行委员会随之通过了一项排除黑人的决议。宪法仅限制歧视性的州行为，政党又据称属私立组织，因此，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辩称，这一排除黑人的规定是合法的。在1932年尼克松诉康登案（Nixon v. Condon ）中，法官们以5︰4的投票否定了他们的这一辩驳，裁定，该州对这一排除黑人的规定负有违宪责任，因为是州议会而非州民主党授权该执行委员会规定入党资格的。

康登案涉及的是更为实质的州行为问题：宪法是否允许政党禁止黑人加入其党派？康登案宣判3周后，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年度会议召开，投票同意排除黑人。在1935年格罗维诉汤森案（Grovey v.Townsend ）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定，这一种族排除做法并未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因为其中并无州行为参与，强调得克萨斯州既未为其初选提供经费，也未统计初选选票。不过，最高法院没有解释，州政府明明做了那么多管理党派初选的事，为什么在案件判决中只考虑了其没有做的那几件。州政府做过的事情有：要求政党举行初选，要求初选选民资格要与大选时一致，要求允许缺席投票，要求选举官员享有一定干涉初选的权力。

结果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一致判定，宪法允许黑人被排除在南方唯一重要的选举之外。

最高法院也没有取消造成居住隔离的“私人”行为。在1926年科里根诉巴克利案（Corrigan v. Buckley ）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决，禁止将房地产售予黑人的合约协议并不违反宪法。对于指控这些私人契约本身就是州行为的申赔，法官们以草率无理为由予以驳回。最高法院声明，即便由司法执行此类契约，也不构成州行为，不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不但司法判例支持这一判决结果，20世纪20年代广泛的种族歧视环境也非常支持。大迁徙让居住隔离从南方问题变成了全国问题。在北方，想要在白人社区购买住宅的黑人会遭遇炸弹袭击、焚烧十字架威胁
[3] 和暴徒袭击。1925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报用“恐怖主义”形容北方的“隔离”。某黑人报纸评论称，私刑绞死是南方的特别制度，而居住隔离将很快成为北方的特别制度。

1924年夏，底特律大批愤怒的白人暴徒以暴力手段阻止5名黑人在白人社区购买住宅。1万名三K党成员聚集在一起，焚烧十字架，要求政府颁布居住隔离法令。警方几乎没有为黑人家庭提供任何保护。当奥西恩·斯威特（Ossian Sweet）医生家遭遇袭击时，他与家人朋友一同自卫，导致一名白人被屋内射出的子弹击毙，最终屋内11名黑人全部被控谋杀。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试图说服公众，其质疑种族限制性契约违法和为斯威特医生的谋杀指控辩护的做法，都是为争取废除居住隔离的常用策略。不过，许多白人从中吸取的教训与此不同：若北方白人为阻止居住融合不惜使用暴力手段，那么种族限制性契约这样的和平隔离方式理应受到鼓励。尽管许多白人对黑人遭遇的困境感到同情，但他们也认为，“任何只为满足个人骄傲而将自身生命及财产置于险境的黑人都是其种族的敌人，也是暴动和谋杀的兴奋剂”。

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住房局（Federal Housing Agency）的贷款审查手册明确鼓励种族限制契约。联邦机构在选择公共住房项目时也特别注意维持隔离的居住模式。连国家政府都在鼓励种族限制性契约和居住隔离，最高法院会将宪法解释为允许此类安排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1927年鲁恭诉赖斯案（Gong Lum v. Rice ）中，鲁恭指控密西西比州送他女儿就读黑人学校而非白人学校的判决违法，但遭到了最高法院法官们的一致否定。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将该诉讼错误理解为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攻击，认为下级法院的判决维护了该政策的合宪性。

到1927年，随着黑人人口不断增多，居住隔离不断扩大，白人种族态度越发强硬，许多北方城市的学校隔离程度也开始不断加大。北方黑人在是否反对学校隔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隔离为黑人教师提供了工作，让黑人学生避开了融合学校内白人的敌意和侮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杜博斯坚称，“在这样一个隔离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只是高呼‘不要隔离’，却无实际行动是非常愚蠢的”。融合学校内的黑人一直遭受着“迫害”，若是为了融合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学校低人一等，对黑人来说等于“自杀”。

种族歧视的做法有很多，南方黑人不会蠢到去质疑白人格外推崇的那一种。这一时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质疑的也是学校隔离在北方而非南方的传播，该政策在南方已经根深蒂固，如提起法律诉讼，不但不会成功，还很可能遭到致命报复。鲁恭没有直接挑战种族隔离。当地一家颇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接了他的案子，初审法官判鲁恭胜诉未激起强烈民怨。在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若是黑人起诉学校隔离政策，白人的反应就会大相径庭了。1938年，黑人劳埃德·盖恩斯（Lloyd Gaines）起诉了密苏里州的一项政策。该政策规定，本州黑人若到其他州接受研究生教育或职业教育，将获得助学金；若在州内就读则不享有该待遇。长久以来的司法判例都明确支持，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必须平等，否则将违反宪法。本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将黑人送到其他州接受高等教育不满足平等要求。

到1938年，黑人专家在联邦行政机构内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这可能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看到了南方高等教育机构大规模驱逐黑人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在盖恩斯案中，盖恩斯的辩护律师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名黑人，拥有哈佛法律学位和堪称典范的法庭辩论技巧，他的这些成就并非其他黑人无法达到，只是他们没有与他一样的受教育机会。此外，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开始更加关心少数族裔和小众宗教教徒的利益。就在盖恩斯案这一年，最高法院的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大法官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人们对种族和宗教问题的不宽容日益加深，令我深感忧虑，这个问题好像长期搅扰着世界，我非常担心它会进一步恶化”。

这一时期支持民权的这些判决并没有多少立竿见影的效果。鲍威尔诉亚拉巴马州案判定，审判当天早上才为被告指派律师违反宪法，对此，南方法官也就多提前了几天。按照常规，法院在临近审判日期时才为处境危险的黑人被告指派律师，律师根本不可能利用那么一点时间对案情做出充分调查，并好好准备审判策略。

诺里斯诉亚拉巴马州案同样收效甚微，判决下达后，南方黑人依然难以进入陪审团。有一些州的陪审员资格是与选民登记挂钩的，但黑人又普遍被剥夺了选举权，诺里斯案的判决对这些州毫无影响。在另一些州，诺里斯案并未禁止其使用典型的陪审团选择方式，这样一来，陪审团的决定权就落在陪审团审查官手里。在这样的模式下，要证明存在种族歧视是非常困难的，毕竟负责初始事实判决的是州法院法官，他们并不支持黑人担任陪审员。

1939年，路易斯安那州一黑人占近半数人口的农村堂区“遵守了”诺里斯案的判决，在300人的陪审团候选名单中加入了3名黑人，其中一个还是亡者。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黑人能够获选进入陪审团，但他们往往会受到威胁。1938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某法院大楼内，一名黑人大学校长因拒绝辞去陪审员职务，被白人暴徒强行从陪审团休息室带走，并头朝下地把他扔下了楼外台阶。

盖恩斯案也几乎没什么作用。只有马里兰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取消了高等教育院校的种族隔离，以及少数几个边境州开始在隔离学校内为黑人提供基本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令人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南方州都是在盖恩斯案判决下达后，制定并实施已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的州外奖学金法令。有5个州是在盖恩斯案之前就有类似法令，到1943年，有该法令的州达到了11个，到1948年又新增了6个。与之前黑人所能得到的好处（什么都没有）相比，这些法律确实提供得更多一些，但摆明是在无视盖恩斯案判决。

这些维护南方黑人权利的诉讼，重要意义也许在于其无形中的影响：说服黑人相信种族现状是可以改变的，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帮助动员他们抗议，并让北方白人知道南方的种族歧视状况。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总部还给南方黑人写信解释他们应有的权利；对于一些无比绝望和孤立的南方黑人社区，该总部能做的也只有询问调查他们的情况。查尔斯·休斯敦（Charles Houston）在备忘录中称，诉讼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激发并增强当地社区要求获得自身权利，并为之抗争的决心”。

休斯敦和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l）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担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首席诉讼律师，他们认为，组织当地社区支持诉讼与赢得诉讼一样重要。“我们的法律”需要“必要的公众支持和社会力量支撑”，因此休斯敦称自己“不仅是名律师，也是巡回布道者和政治演说家”。斯科茨伯勒这样的案子让黑人看到了团结自卫的重要性，因此也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筹资和组建分部的机遇。正如某名黑人社论作者的评论：“无论斯科茨伯勒一案的结果如何……它都为我们提供了自解放后，再次统一行动的最佳可能性。”

诉讼也让南方黑人看到了非裔美国人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勇气，这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看到天赋卓绝的黑人律师对白人目击者进行高压式的交叉盘问，既教育了也鼓舞了南方黑人，他们从未真正见过黑人在平等立场上与白人对抗的场景。黑人律师在南方法庭上大胆又出色的表现似乎违背了白人至上主义这一绝对前提。

马歇尔用1941年俄克拉何马州休哥市（Hugo）的一起刑事审判为例，解释了黑人为何会受到鼓舞。在该案之前，该市法庭从未出现过黑人律师。马歇尔及其合作的白人辩护律师都认为，马歇尔应该对所有警官进行交叉盘问，“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非常讨厌被黑人盘问，激怒他们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他们一想到会被黑人逼问，就怒不可遏，这样一来，谎言便漏洞百出”。马歇尔继续说道：“好家伙，我对此满意吗？法庭内的黑人满意吗？你想象不到，对被白人摆布多年的他们来说，能现场看到这一切，知道有个组织将帮助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时他们才真正准备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准备好面对一切。”

诉讼也许还能让白人更清楚地看到种族问题的特征。黑人领袖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提道：“法庭判决无论是好是坏，都是最能凸显黑人种族困境的途径；它们具有巨大的宣传和教育价值。”其中最有教育价值的也许要数刑事案件，它们能揭露出种族歧视最丑陋的一面——受到刑事指控的南方黑人尽管很可能是无辜者，却会被荒谬的审判推向死刑。一如某黑人报纸的评论：“在这个国家，任何触及黑人问题的单一事件，都没有斯科茨伯勒一案这般深入美国人民的良知、生活和舆论。”

最后一点，在二战前的这个时期，诉讼一旦成功就能成为少数让黑人保持乐观的理由之一。正如1935年某黑人领袖所说，即便法庭上的胜利无法带来实质改变，至少它们可以“让希望之门一直为黑人开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主要代理人罗斯科·敦吉（Roscoe Dunjee）在一次诉讼胜利后说道：“正是在黑暗的偏见乌云中打开了这样的缝隙，才让黑人同胞知道，更美好的日子已经不远。”

到20世纪30年代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渐渐发觉“一个崭新的南方……正在形成”。近来，在南方大型城市中，有数千黑人登记投票，教育拨款的种族差距开始缩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南方分部开始有了焕发新生的迹象。这些改变确实意义重大，但还是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1940年，参议院中的南方民主党代表仍然可以用冗长发言阻碍任何民权法案的通过，南方黑人的隔离状况一如既往。种族变革似乎近在眼前，但引发美国种族态度和行为革命的不是大萧条，不是新政，而是围绕二战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

[1]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是罗斯福总统的妻子。

[2] 罗斯福是民主党人。

[3] 在20世纪初，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常用的威胁手段。

第8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6年，密西西比州乡村，二战黑人老兵伊托·弗莱彻（Etoy Fletcher）想要登记投票，白人登记员却告知他：“在兰金县（Rankin County），黑人禁止投票，你若不想惹上大麻烦，就赶紧出去，不要再提投票的事。”弗莱彻在城外等公交车时，4名白人绑架了他，开车将他载入森林，痛揍了一顿，并警告他，若再企图投票就要他的命。

当年夏天，密西西比州有许多想投票的黑人选民都上报了类似的遭遇。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美国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Theodore Bilbo）为争取连任，敦促每一位“有血性的白人要不择手段阻止黑人投票”。比尔博虽然没有明确倡导暴力，但有暗示过，“你我都知道什么是阻止黑人投票的最佳方式。在选举前夜去做吧。其他话我也无须多说。有血性的男人都懂我的意思”。

密西西比州各地，比尔博的狂热支持者都听从了他的暗示。《杰克逊每日新闻》（Jackson Daily News ）警告想投票的黑人，“千万别试”，否则可能会有“危险的、不幸的结果”。杰克逊市的白人焚烧十字架威胁黑人。比洛克西市（Biloxi）街头挂出标语，警告黑人“若投票，后果自负”。帕克特市（Pucket）的4名白人殴打并威胁杀害一名企图登记投票的黑人。

不过，比尔博那番十分明显的暴力暗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去，密西西比州白人威胁、殴打黑人选民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到1946年，结果不一样了。一俄克拉何马州白人告诉比尔博，他的讲话让人联想到了“那个刚刚去世且死有余辜的德国浑蛋”的主张，他告诫比尔博，“宣扬狭隘的种族仇恨的时代已经过去”。工会领袖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发电报给总统哈里·S.杜鲁门，抗议“参议员比尔博的愚蠢狂言”，他“就是在呼吁以暴力阻止黑人投票”。

比尔博不经意间挑衅了联邦政府保障南方黑人投票权的能力。司法部启动了对弗莱彻案的调查，参议院召开了针对比尔博连任竞选活动的听证会。在杰克逊市委员会听证会上，约有150名密西西比州黑人（许多都是二战老兵，有些还佩戴了美军颁发的品行优良奖章）出席证明自己在企图投票时遭遇了暴力对待。《纽约时报》评论称，该听证会“无疑给全国其他地方上了一堂自由教育课，告诉他们白人至上主义和一党专政究竟意味着什么”。《华盛顿邮报》称，只要看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就不可能不对那些残忍暴行“感到恶心”。就在这一年，该听证会后，密西西比州登记投票的黑人数量上涨了50%。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托·弗莱彻可能也不会想要投票，就不会出现1946年密西西比州的这个案子，联邦政府自然也不会替他出头。二战是美国种族关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是反法西斯主义和支持民主。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敦促美国人，“我们在国外战场所反对的这些观念，在国内也应推翻”。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声明：“宣称为民主而战的军队应该是最后一个取消不民主隔离的地方。”

美国在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而战，但自己的军队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绝大多数黑人很快就察觉到了其中尖刻的讽刺，并决心要在反抗国外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反抗国内的这种不公平。主要的黑人报纸《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r ）评论称：“我们的战争不是反欧洲的希特勒，而是反美国的希特勒们。”1944年，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大学生，为使当地餐厅取消种族隔离举起了“你们要走希特勒的路，还是美国人的路？”的标语。

敌人的宣传机构为美国人反思自己的种族做法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动机。1942年，在密苏里州赛克斯顿市（Sikeston），黑人克利奥·赖特（Cleo Wright）遭受了长达48小时的私刑，并最终被绞死，轴心国的广播节目向全世界播报了这起谋杀案的细节。考虑到私刑绞死在国际上的不良影响，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宣称对这类事件拥有管辖权。

战争期间，黑人开始更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公民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南卡罗来纳州负责人詹姆斯·欣顿（James Hinton）报告称，黑人“如此群情激昂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我们期待他们的觉醒会带来了不起的改变”。战争期间，约有40万黑人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南方黑人登记投票的人数创下新高，并要求参与民主党初选。许多南方黑人厌倦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侮辱，再也不愿在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上被隔离，面对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的种族质疑和挑衅不再妥协让步。

二战为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机遇，让他们可以逼迫罗斯福政府让步。卧车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领导人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资助了向华盛顿进军运动（March on Washington Movement）。该运动始于1941年，旨在动员10万黑人向华盛顿进军，抗议军队和国防工业内的种族歧视。用一名代理律师的话来说，这场运动把“政府吓得半死”。罗斯福总统迅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和联邦政府内的种族歧视。

在北方黑人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总统将老本杰明·O.戴维斯（Benjamin O. Davis, Sr.）提拔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上将，并将美国首位黑人联邦法官威廉·黑斯蒂（William Hastie）任命为战争部长的文职助手。20世纪40年代，众议院在黑人选民的影响下，每两年就会通过一次反人头税法案。1944年，民主党领导人否决了吉米·伯恩斯（Jimmy Byrnes）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此人曾是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秉持南方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最终代替伯恩斯获得候选人资格的是哈里·S.杜鲁门，他曾在参议院投票支持反私刑绞死和反人头税的法案。

二战还为黑人创造了宝贵的经济机遇。军队征兵致使劳动力短缺，许多军工企业放松了雇用黑人劳工的限制。短短4年，失业黑人数量就从1940年的93.7万下降到了15.1万，城镇黑人劳工平均收入翻了一番。黑人士兵虽然还是得承受无处不在的歧视，但得到了技能培训、教育的机会和体面的薪酬。战争相关的经济机遇帮助催生了黑人中产阶级，他们在战后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结束后，黑人士兵回国，开始为种族公正而战。成千上万黑人老兵试图登记投票，他们显然都认同某位士兵的观点，“我觉得，曾在海外为民主而战的我们，回国后也应该享受一点民主吧”。在这一思想变化的影响下，田纳西州哥伦比亚市，一个刚刚下船回家的黑人海员痛打了一名白人无线电维修工，这个人在为其母亲维修无线电时发生冲突，咒骂并打了他的母亲。种族暴乱随之爆发。

老兵不是唯一愿意为种族变革而战的黑人。某南方白人有些惊奇地评论道：“仿佛无数黑人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个共识督促他们追求新的梦想，反抗旧的秩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路易斯安那州分部通知一名蓄意阻碍黑人的选民登记员，“你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过万黑人男女为‘世界民主’牺牲于二战中后，社会秩序已经改变”。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爆发，事实证明，冷战对种族变革进程是有利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都要争取以非白人为主的第三世界的支持。在这场竞争中，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变成了美国民主的最大弱点。

一名国务院专家估计，苏联针对美国的所有宣传资料中，有近半数与种族问题有关。1946年，苏联外交部长V. M.莫洛托夫（V. M.Molotov）问美国国务卿吉米·伯恩斯，美国自己的南卡罗来纳州或佐治亚州都无法保证选举自由，凭什么逼苏联在波兰实行自由选举。杜鲁门总统欣然接受民权，强调“有人正密切监视着我们的民主”，他指出，“作为有半数非白人人口的世界老大，理当先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

二战结束后，全球开始去殖民化进程，这也鼓舞了美国黑人，他们将国内的种族改革视作“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剥削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人希望，如果被殖民者可以确立自决权原则，就能在美国各地掀起势不可当的改革浪潮。1945年，民权领袖们参加了联合国的首次会议，带着两个议题：国内的种族平等和国外殖民地的自决权。

联邦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的种种行动体现了种族关系的重大变革。司法部开始起诉私刑绞死，并向最高法院递交民权案件陈辩书，敦促其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杜鲁门总统组建了一个民权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立法，发布了取消军队和联邦行政机构内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

政府之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46—1947年，美国国民运动棒球取消了种族隔离。到1950年，黑人已经可以参加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的比赛了。二战后，美国医学会和美国护士协会也接受了首批黑人成员。到20世纪40年代末，绝大多数教派的教会领袖都开始谴责种族隔离，好莱坞电影也开始出现种族题材，比如种族间通婚和私刑绞死。

20世纪40年代，南方也开始出现种族改革，黑人选民登记人数涨了4倍。对黑人来说，反警察暴行是重中之重，许多南方城市雇用了自重建后的首批黑人警员。南方城市还开始为黑人社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娱乐设施，各州也增加了对黑人教育的拨款。

种族隔离之墙的裂缝首先出现在外围南方州。20世纪40年代末，巴尔的摩、圣路易斯、华盛顿特区等城市的天主教教区学校和公共游泳池取消隔离。这些城市的医学会接纳了首批黑人成员，一些剧院及便餐馆也取消了隔离。1951年，马里兰州废除了有种族歧视的交通法。

另一些种族做法的改变则是从外围深入南方腹地。南方学院的橄榄球队与北方种族融合球队比赛的场面在南方各地更加常见，一些南方白人大学不仅录取了黑人学生还批准其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职业棒球小联盟球队取消了隔离，即便是南方腹地的球队也不例外。美国黑人拉尔夫·邦奇曾凭借在联合国的出色工作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53年，他在罗利（Raleigh）、迈阿密和亚特兰大的非隔离公共礼堂发表了演讲。20世纪50年代初，新奥尔良的天主教大学、公共公园和公共图书馆都取消了隔离，南方腹地出现了首位黑人天主教神父。

北方也在发生种族变革。20世纪40年代末，北方城市建立了数百个致力于民权改革的组织。北方宗教组织谴责种族歧视，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家研究种族偏见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开始热衷于支持民权诉讼的无偿法律研究项目。

二战后，北方州及城市制定了一系列民权法规，包括公平就业和公共设施法规。有两三个北方州政府威胁州内各校区，若违反隔离禁令将停止财政支持。在这些法规的强制下，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新泽西州的南部县迅速取消了学校隔离。数年后，布朗诉教育局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将南方学校种族隔离问题摆到了最高法院面前。

种族观念的转变深刻影响了最高法院对种族案件的审判。在1944年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Smith v. Allwright ）中，最高法院法官以8︰1的投票决议，宣布白人初选无效——9年前的同类案件中，他们还是全票支持白人初选，短短9年便上演了惊天逆转。看着越来越多非裔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为国捐躯，这些法官必然会受触动，想要帮帮他们，推着这个国家，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朝更完美的民主再近一点，届时，公民将不再分三六九等”。此刻，许多南方白人也愿意承认，禁止黑人参与南方唯一重要的选举是件“残忍又可耻的事”，“玷污了《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在史密斯案的影响下，南方黑人选民登记人数大幅上升：佐治亚州从1940年的2万人左右飙升至1947年的12.5万人；路易斯安那州从1948年的8 000人上涨至1952年的10.7万。即便是种族关系恶劣的密西西比州，也从1946年的2 500人增加至1950年的2万人。

在黑人老兵开始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申请就读白人大学后，最高法院开始接到更多涉及高等院校种族隔离的案子。1946年，当希曼·斯韦特（Heman Sweatt）要求入读全白人的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时，该州设立了一个单独的黑人学院。1950年，最高法院判定此举不当，命令该法学院录取斯韦特。该判决中，法官们除了提到黑人学院的有形资产明显不如白人学院（比如图书馆书籍数量）外，还强调了两所学院无形资产的不平等，比如校友的名望和影响力。绝大多数同时代的观察者都认为，这些无形资产是永远不可能平等的，但斯韦特案终结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

就在斯韦特案判决同一天，最高法院要求俄克拉何马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停止在教室、图书馆和食堂隔离乔治·麦克劳林（George McLaurin）。这名黑人学生是该学院依据联邦法庭命令录取的。法官们声明，隔离限制妨害了麦克劳林进行正常的专业学习。由于他在有形服务方面受到了平等的教育，这一决定表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高等教育机构内的任何种族隔离都将不再包容。斯韦特案已禁止将黑人隔离到单独的机构内学习，再加上这一判决，高校内将再无种族隔离的存在空间。

尽管取得了一致的结果，但斯韦特案与麦克劳林案的判决也为几名法官惹上了麻烦。首席法官弗雷德·M.文森（Fred M. Vinson）否认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最初理解有涵盖公立教育，他指出，无数判例都支持隔离但平等的教育。斯坦利·里德（Stanley Reed）也认为，“你很难说……这么多年都符合宪法的事情突然变得糟糕了。第十四修正案并不是针对种族隔离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大法官“找不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入学校的依据”，他担心斯韦特案向最高法院要求的将不仅仅是“填补空缺或重新解释该修正案，令其涵盖原本未考虑在内的事”，还“将要求其涵盖那些本来故意排除在外的”。

因为与判例及最初理解不同，容易造成紧张局面，这些判决最好从社会及政治改进的角度去解释。到1950年，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种族隔离已取消数年，军队也正在逐步取消中。杜鲁门政府介入此类案件，警告称“除非种族隔离终结，否则我们的民主将在全世界面前遭遇重击”。威廉·T.科尔曼（William T.Coleman）曾给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写过一份简报，劝说其推翻普莱西案判决，两年后，该大法官雇用科尔曼担任其助手。科尔曼也成为首个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助手的黑人。单是科尔曼在最高法院的存在就足以表明，法律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再也不能用所谓的黑人是低等种族加以维护了。

最高法院内显然有好几名法官认同杰克逊的主张，“高等教育的隔离体系正在自行瓦解，再给一点时间，它几乎会在所有州消失”。2 000名白人学生及教员集会支持斯韦特起诉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民意调查显示，该校学生中支持种族融合的人很多，甚至占大多数，支持的教员也占绝大多数。因此，南方白人认为“若斯韦特胜诉就会诱发暴力事件，导致学校停课”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最高法院可不予理会。在最高法院判决下达后的6个月内，南方有约1 000名黑人正式入读白人学院和大学，并未发生严重的种族骚乱。

战后，最高法院也考虑过取消居住隔离。不过，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住房建设不足，内部人口迁徙又令城市人口大规模增长，导致住房严重短缺。这个问题对黑人来说尤为严峻，在绝大多数北方城市，很大比例的存量住宅都在种族限制性契约覆盖范围内。住房引起的种族冲突无处不在，并于1943年在底特律引发了种族暴乱。到二战结束时，要求执行种族限制性契约的诉讼达数百起，被告纷纷质疑司法强制执行该契约不符合宪法规定。

关于这一问题的判例很明确。最高法院的法官意见已经否认司法执行种族限制性契约违反宪法，19个州最高法院也得出过这一结论。清楚明白的判例让瑟古德·马歇尔不愿意将这个问题压在高等法院，但他又无力控制这么多诉讼。

尽管有明确判例，但在1948年谢利诉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 ）中，最高法院还是禁止了种族限制性契约的司法执行。大萧条和新政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政府是否有责任管辖“私人”范畴行为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就职演说中清楚阐释了四大自由，包括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不是典型的受政府干预保护的消极自由，而是主动要求政府保护自己免受私人伤害的权利。1947年，杜鲁门总统提出了扩大政府责任的概念，声明“如今民权的扩大并非意味着保护人民免受政府伤害，而是意味着由政府来保护人民”。谢利案中，由于这一观念的转变，最高法院对历来被视作私人范畴种族歧视的做法施加了宪法制约。

相比谢利案的判决结果，更为重要的也许是种族态度的改变。正如一家报纸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曾在一场被宣传为反种族主义的战争中抛洒热血、挥洒钱财，很难负担强迫自己本国公民住在贫民区的奢侈”。谢利案判决的这一年，国家的民权意识开始有了具体的表现。1948年初，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提案，民权问题在当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种族限制性契约与其他许多种族问题不同，它直接影响到了其他少数族裔——犹太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美国原住民，他们的集体利益很可能引起新政法官们的注意。

谢利案为黑人创造了大量的新的住房机会，但对居住隔离几乎毫无影响。市里的白人往往会在黑人搬入自己街区的同时搬去郊区，但黑人一般没有余力再跟着他们搬去郊区。银行也拒绝给想要在白人地区购买住房的黑人提供贷款。还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在谢利案后的两年中，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还在继续鼓励使用种族限制性契约，继续反对黑人搬入白人街区。

战后，地方政府在修建公共住宅时仍会确保维持种族隔离，这一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都没有受到任何法院的干预反对。正在郊区大量修建住宅群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也倾向于将黑人完全排除在外。20世纪5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敦（Levi ownn）郊区住宅项目落成开放，住进了6万白人，但没有一个黑人。绝大多数房地产经纪人都拒绝带黑人去看白人街区的住宅，直到1950年，这都是他们行规的强制要求。

还是有极少数黑人越过了这些障碍，在白人街区安了家，摆在他们面前的往往是暴力。战后，搬入迈阿密白人街区的黑人遭遇过焚烧十字架威胁、三K党炸弹袭击、警察骚扰和纵火。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许多落户争议街区的黑人家庭都遭受过炸弹袭击，这一地区因此得名“炸药山”（Dynamite Hill）。1951年，一户黑人家庭搬进了芝加哥近郊西塞罗的一栋白人公寓楼，却被数千名愤怒的白人暴徒驱赶了出来，这些暴徒中有警察局局长和市议会主席。

尽管战后许多白人开始支持民权，但也仍旧赞同维持居住隔离，南北都是如此。种族限制性契约只是维持居住隔离的众多手段之一，因此谢利案对消除居住隔离几乎毫无帮助。最高法院拒绝进一步探究居住隔离问题，甚至拒绝复审纽约的一起相关案件。该案件中，一个享受了国家减税优惠和土地征用权的大型私人住宅开发区驱逐黑人。

二战期间，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不断改善，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对待日本后裔上。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了美国人对日本可能入侵其本土的恐慌。政治家及军方领导都开始要求重新安置并囚禁生活在西海岸的日裔，其中有三分之二已取得美国国籍。在日军扫荡东南亚的同时，支持囚禁日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特别成立的总统委员会将珍珠港的溃败归咎于生活在夏威夷的日本破坏分子。

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颁布行政命令，授权驱逐和囚禁日裔。军方对西海岸的日裔实施了宵禁。不久，军方就命令他们到重新安置中心报到，并将报到者都送去集中营囚禁，其中绝大多数（约12万人）在二战期间都未能离开。国会通过口头表决，确定反抗驱逐令为犯罪。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最初拒绝对排斥和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反映出公众对日裔美国人可能的不忠的担忧。

人们赋予这些特殊举措的正当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人们认为一些日裔美国人不忠，很可能从事间谍破坏活动。此外，如果日军入侵，要想快速区分侵略者与日裔美国人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正当的囚禁理由，种族偏见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海岸的日裔与在他们之前的华人一样，都忍受了长时间的恶毒歧视。他们会遭受学校隔离，义务警察暴力，被众多职业拒之门外，他们还无权拥有房地产，除非出生于美国否则没有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

与勤劳的日裔果农、菜农之间的竞争让白人农民组织心怀愤恨，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抓住了除去竞争对手的机会。其中一个组织的代表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会，“有人指责我们除掉日本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妨实话实说，确实如此。问题在于，你们愿意让太平洋沿岸住着白人还是亚洲人”。

驱逐令的起草者约翰·德威特（John DeWitt）将军告诉国会，“日本佬就是日本佬”，必须将他们“从地图上抹去”。爱达荷、怀俄明等西部州的州长驳回了将日裔重新安置到他们州内农场的提议，坚持日裔应该继续关在有倒钩的铁丝网内。一名州长警告称，“如果你们将日裔送到我的州，我保证将他们通通吊在树上”。

在军方停止用所谓国家安全的正当理由继续驱逐西海岸的日裔后又过了很久，罗斯福总统依然拒绝让他们回去，担心此举会让他在1944年总统大选中失去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1944年12月，军方驱逐令被撤销，《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称这个决定是“重大错误”，西海岸的政府官员警告称，重返西海岸的日裔将面临义务警察的暴乱。这一年的洛杉矶民意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支持制定宪法修正案，在战后将所有日裔驱逐出境。

最高法院没能抑制这股歇斯底里的反日情绪。1943年，最高法院法官们一致驳回了质疑日裔宵禁违反宪法的诉讼。在1944年松丰三郎诉美国政府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中，最高法院内部虽有分歧，最终还是承认驱逐令符合宪法。陆军部没有将自己的反谍报报告告知最高法院法官们，该报告中的结论是，日裔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风险非常小，不需要大规模囚禁。不过，鉴于当时的时代趋势，有理由怀疑披露这一信息是否能影响该案的最终判决。

二战期间，绝大多数日裔美国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倒钩铁丝网后度过的。囚禁营的条件非常恶劣；夏季气温酷热难耐，冬季又寒冷刺骨。数千日裔对美国幻想破灭，愤恨痛苦，申请被遣送回日本。

另有数千日裔离开囚禁营，进了美军服役，许多人还留下了服役记录，记载了惊心动魄的战场经历。那些被征召但拒绝服役的日裔被送入了监狱。一名联邦法官判处63名拒不服兵役的日裔美国人3年有期徒刑，他说，“他们如果是真正忠诚的美国公民，就应该欣然接受……这个履行公民义务的机会，投身于我们的国防事业”。

战后，也许是急于挽回自己的声誉，最高法院决定将该时代正在萌芽的种族关系的进步主义惠及日裔。1948年，最高法院下了两项判决：一是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外侨土地法，该法律禁止日裔拥有房地产；二是宣布加利福尼亚州禁止日籍外侨获得钓鱼许可证的法令无效。

1948年，同样出于愧疚，并受战后种族启蒙的影响，国会决定为因驱逐和囚禁蒙受财产损失的日裔提供补偿，尽管这补偿严重不足。1952年，国会终止了对日本移民的禁令，并批准居于美国的日本后裔成为美国公民——这些举措在二战中已对华人实施，因为中国是二战同盟国。

战后种族关系的进步主义浪潮也影响了下级法院法官和州议会的行为。新墨西哥州法院与亚利桑那州法院都废除了之前剥夺了绝大多数美国原住民选举权的投票限制。1946年，联邦法官宣布，加利福尼亚州数个南部校区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施加的隔离无效。同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废除了针对亚裔的学校隔离法令。1947年，犹他州议会废除了外侨土地法。1948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宣布该州禁止种族间通婚的法令无效。

1952年，黑人领袖莱斯特·格兰杰（Lester Granger）发现“自重建时期开始就从未平等过的南方社会，如今也有了改变的可能”。15年前，许多黑人担心的是，恐怕连自己的孙子孙女都看不到种族隔离的终结。不过，如今这个问题似乎变成了隔离会在今年还是明年终结。

早年间，黑人领袖内部并未就目标、战术和策略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更想实现种族融合，其他人则更想在隔离系统内找到真正的平等。一些人认为诉讼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有效方法，其他人则对此深表怀疑。

不过，当种族融合主义意识形态在战争中形成，当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法庭上取得重大胜利，这种分歧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如今，黑人领袖已达成共识，要对种族隔离发起毫无保留的法律进攻，这一决定在几年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南方白人方面，他们已察觉到隔离政策岌岌可危，并警告称，若黑人的法律攻击取胜，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此时，在数个南方州及边境州，确实已有针对公立小学种族隔离的诉讼在进行中了。法官们会怎么判？若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南方白人又会做何反应？

第9章
布朗诉教育局案

1951年春，在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Prince Edward County）种族隔离学校莫顿中学（Moton High School），黑人学生罢课抗议学校过度拥挤、设施不足。一开始，当地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负责人还试图劝他们放弃抗议，毕竟弗吉尼亚州南部乡村对挑衅种族歧视教育制度的人并不友好。不过，眼见学生不被劝阻，该组织的律师还是同意帮他们提起诉讼，唯一的条件是，学生们要直接起诉种族隔离。该案件与另外4起案子并称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局案。

最高法院1950年也碰上过类似案件，但都刻意回避了，这么快又遇见同一问题，法官们的热情并不高。此外，这些案件都不是学校隔离的典型代表。其中3起案子出自堪萨斯州、特拉华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这些地方的白人并不是极其顽固的种族隔离分子，法院判处无效的实际作用可能并没有多大。另外两起则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克拉伦登县（Clarendon County）和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王子县，两个县的黑人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70%和45%。之前大范围的种族变革力量都几乎未能撼动这些县，如果由法院颁布禁令，禁止学校隔离，很可能会损害到当地的公立教育。

不过，讽刺的是，1950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决定不再接收学校平等案件，这些县的黑人被迫将自己对学校条件差的抱怨上升为更广泛的种族隔离抗议。该协会并不想抛弃勇于在高压环境下挑战种族歧视的黑人，但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与种族隔离直接开战。一些民权倡导者纷纷表示，这一时期向最高法院提起种族隔离诉讼是不明智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起诉种族不平等可以稳赢的时候，偏偏要冒这种风险？

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以全票通过宣判公立小学种族隔离无效。该判决强调了公立教育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拒绝受制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未谴责种族隔离的这一最初理解。

该判决中的法官意见一致并不代表布朗案判得轻松。在布朗案宣判这天，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大法官在备忘录中写道，若是在第一次讨论完本案后就投票，票数将会是“5︰4，支持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符合宪法”。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也说投票会是5︰4，不过是支持判决隔离无效。

布朗案的判决对许多大法官来说都非易事，他们的法律观念与个人观点发生了冲突。通常，他们都是根据宪法文本、宪法最初理解、司法判例和风俗习惯来解释宪法，但这些似乎都支持学校隔离。但就个人而言，绝大多数大法官都是谴责隔离的，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称隔离是“希特勒的信条”。

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常常劝诫法官们，判案时必须基于“支配法律原则的强制性”而非“单纯的个人喜好判断”。他对种族隔离的憎恶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特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委员会委员；1948年，他雇用了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个黑人法官助理威廉·科尔曼。

法兰克福特想要宣布隔离无效，但在寻找令人信服的法律论据时犯了难。他的助理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寻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立法史，得出的结论却是该修正案制定者的原始意图“不可能”包含废除学校隔离。就法兰克福特个人来说，他相信宪法概念的含义会随社会道德观念的进化而改变，但在1954年，还有21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公立学校仍处于隔离中。

此外，司法判例对学校隔离也十分有利。用法兰克福特的话来说，司法判例是“让社会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1865—1935年，下级法院共宣判了44起起诉学校隔离的案件，无一胜诉。在立法史和司法判例面前，法兰克福特让步了，承认“普莱西案判决无误”。

布朗案让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大法官也陷入了类似的两难境地。1950年，当时已离开最高法院，要在德国纽伦堡停留一年，起诉纳粹分子的杰克逊写信给朋友：“你我都在德国看到了种族仇恨的可怕后果。对于支撑隔离政策的种族自负，我们毫不赞同。”不过，杰克逊与法兰克福特一样，都认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义务将个人观点与法律分开。

杰克逊的意见稿透露了他内心的挣扎，他在开篇写道：“就个人而言，我们认为学校隔离在道德、经济、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法律观点能与我们的个人观点一致，这些案子就好判了。”但在被问到现行法律是否谴责种族隔离时，他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门外汉以及律师必定都会质问，为什么75年来宪法都容忍或允许的东西，今天一早就突然被禁止了……要得出反对的结论其实并不难，但我确实没能在传统的宪法解释材料中找到任何能证明……隔离学校……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内容。

部分大法官觉得隔离无效的判决难下也在情理之中。最高法院的职责，用杰克逊的话来说，就是否定“过去法庭……对社会和经济事务的不公正司法控制”。因此，有数位大法官认同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的观点，“如果国会能通过法令就好了”。杰克逊警告称，“无论废除教育隔离之心有多迫切，我们都不能……无视外界对我们宪法职能范围的质疑。作为司法机关，我们是否有权发动无法得到足够国民支持、无法推动国会立法的法律变革”。

顾虑到这些不可调和的差异，大法官们决定将这些案件的判决推迟到来年。可是，1953年9月，首席法官文森突发心脏病死亡。时任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任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接替了他的职位。

在布朗案重新开庭辩论后的会议上，沃伦重启了讨论，声明他无法“看出，在当今这个时代种族隔离还如何正当存在”。这下，任何会计数的人都能立刻发现，结局已毫无悬念。9名法官中早有4人表态学校隔离违宪，加上沃伦就构成了足以确定该结局的大多数。

在结局注定后，为何会全票通过，原因有二。其一，这些法官很清楚，但凡最高法院内部有任何意见不一的迹象，南方白人都会加以利用，阻碍撤销学校隔离。这让反对该结果的法官压力重重，不得不压抑住想要支持学校方面的投票。

其二，一年前，法兰克福特、杰克逊等反对废除学校隔离的法官占多数，他们的投票会左右判决结果，但在沃伦为谴责隔离阵营提供了关键的第五票后，他们的投票就无关紧要了。如果他们的个人偏好会影响判决结果，他们也许还是会放弃自身好恶，遵循法律解释，投出反对撤销隔离的票。既然无论怎么投票都不影响结果，他们自然不会为了和其他法官对立而故意投反对票。

最感矛盾的几位大法官是如何克服内心疑虑，投票支持废除隔离的？所有的司法判决都会受法律因素与非法律（或者说“政治”）因素影响，后者包括了法官的个人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念和外部政治压力。在法律规定明确时，法官们一般都会遵循法律。1954年时，绝大多数大法官都认为法律规定是合理且明确的。无论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文本还是其最初理解都没有谴责隔离，判例和风俗习惯也十分支持隔离。传统的法律理解来源如此明确地给出了结果，大法官们还是做了相反判决，这表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个人观点非常坚定。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仔细讨论布朗案时，他们对近来种族道德观念的改变程度表示惊讶与认同。察觉到“如今的世界”对待种族问题“不一样”了。法兰克福特评论“这进步的速度让最迫切的倡导者也深感惊讶”。杰克逊称“黑人进步……惊人”，隔离的“所有正当理由都已失效”。

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后来承认，换作20世纪40年代，他会投票支持学校隔离，因为“当时的民意并没有明确反对它”。布朗案中的大法官们都明白，他们只是在推动一场种族变革运动，并非创造。

布朗案宣判公立学校隔离违宪，但没有给出具体的纠正措施，这个问题被拖到了第二年。1955年5月31日，布朗第二案（Brown Ⅱ ）宣判，最高法院将这些案件发回了地方法院，要求它们“立即开始，合理审判，完全服从布朗案的判决”，如果是在“诚信守约的基础上”需要延长“判决的最早落实日期”，可予以批准。公立学校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以刻意的速度”开始录取诉讼当事人，而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寻求的立即。

出现这样拖延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最高法院内部达成了非正式协议，这才让布朗第一案（Brown Ⅰ ）全票胜诉；数名大法官坚持，若要他们投票支持废除隔离，则在判决执行时必须秉持渐进主义，现在这个让步条件必须履行了。此外，大法官们也害怕发布了命令却无法强制执行将自曝其短，有损最高法院的威严，并担心立即废除隔离会引发暴力事件，导致学校停课。一些大法官支持渐进主义还可能是出于对南方白人的愧疚。南方白人根据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认定隔离但平等合法，但这次的判决辜负了他们的期待。最后一点，数名大法官认为，他们表现出可通融性就能缓和南方白人的反抗之心。

许多南方白人都将布朗第二案看作大法官们软弱的象征。佛罗里达州隔离主义者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发觉自己犯了错……正在尽其所能摆脱这个错误”。得克萨斯州议会议员称，“最高法院抓了个烫手山芋，不知该拿它怎么办”。许多南方白人认为，他们用学校停课和暴力威胁最高法院的策略成功了，预计继续坚决抗议便可说服最高法院和国家政府抛弃南方黑人，正如二者在重建时期所做的那样。

大法官们在布朗第二案中的误算影响大吗？也许并不大。即便他们下令立即废除隔离也会遭遇激烈反抗。绝大多数南方白人都反对废除隔离，除非谁能说服他们隔离之举劳民伤财、徒劳无益，这一点仅凭最高法院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证明的。

大法官们在布朗第二案宣判后就退缩了，他们在等国会或总统给出任何支持的信号。他们等了很久。在布朗案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多次拒绝表态。他倡导中庸，敦促由当地自行解决废除种族隔离的难题，并再三重复南方白人的老话“法律和武力是难以改变人心的”。

国会也没有支持最高法院。整个20世纪50年代，开明的国会代表就连明确布朗案在美国国内的法律地位都没能做到。1957年，国会确实通过了民权立法，但该法律并没有多大实际效力，其中也没有条款授权司法部部长提起废除种族隔离的诉讼。政治家们在执行布朗案判决上的冷淡态度反映了其选民的态度：国内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五分之四的受访者更支持渐进主义而非立即执行。

小岩城（Li le Rockk）危机期间，最高法院短暂地再度介入了这一争论。1957年9月，阿肯色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派遣该州国民警卫队阻碍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判决的实施，随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陆军101空降师强制执行该判决。多名黑人学生在军队护卫下进入中央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开始1957—1958学年度的学习。

当时的状况十分混乱。数百白人学生因骚扰黑人学生而被停课，炸弹威胁超过20起。1958年初，小岩城教育委员会请求联邦地方法官下达两年半的暂缓令，好让当地社区反抗情绪慢慢平息。地方法官批准了这一请求，但遭上诉法院驳回。大法官们召开夏季特别会议，讨论废除学校隔离工作一旦开始，地方法官是否有权以当地社区抗议为由推迟执行。

1958年的库珀诉阿伦案（Cooper v. Aaron ）并不难判，大法官们明白，若小岩城的暴力反抗成功令废除隔离判决执行延期，势必会引来其他地方的效仿。最高法院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惩戒了福伯斯和阿肯色州议会。

不过，千万不要因为总统与最高法院的大胆介入而误解了他们的态度。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动用联邦部队，也是一州长公然反抗法院废除隔离判决在先。大法官们的判决也主要是为了支持总统。双方都没有放弃渐进主义。

1958—1959年，最高法院有两次涉及废除学校隔离的行动尤其值得关注。第一次，亚拉巴马州出台学生安置法，授权相关官员依据一长串表面上种族中立的要素安排学生入读不同学校，以回避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有人起诉该法令，遭下级法院驳回，上诉至最高法院时，大法官们立即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表示支持。第二次，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出台废除种族隔离方案，规定学校各年级按每年一个的速度取消种族隔离，并允许少数族裔的学生从指定学校转学离开。有人起诉该方案，也遭下级法院驳回，上诉至最高法院时，大法官们拒绝重审。

南方白人欢欣鼓舞。亚拉巴马州长约翰·帕特森（John Pattersonn）看到了“最高法院放手让我们自己处理州内事务的迹象”，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发觉“法院愿意勉强接受装装样子的种族融合”。南方某著名记者写道，最高法院“开始发现大规模的种族融合不会成功”，他敦促南方白人欣然接受这种装样子的种族融合，好让大法官们“保留颜面”。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大法官们当时的想法。1957—1959年，南方战线主要围绕对布朗案判决的公然违抗和装装样子的服从展开；布朗案后，南方政坛的极端主义已彻底删掉了切实取消种族歧视这一选项。

艾森豪威尔在小岩城动用军队一事向南方展示了——学校不能在法院下令废除隔离后继续保持隔离。但这些学校是否可以关闭呢？自1954年开始，众多抗议者就一直威胁要将关闭学校作为最后的手段。小岩城事件后，他们的考验来了。1958年，阿肯色州长福伯斯与弗吉尼亚州长林赛·阿尔蒙德（Lindsay Almond）关闭了多所法院下令废除隔离的学校。其他南方州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将如何发展。

与此同时，“中庸派”南方政治家为了阻止学校关闭，承诺取消隔离只是装装样子。1957年，共和党人塔德·多尔顿（Ted Dalton）为竞选弗吉尼亚州长，禁止学校关闭，但支持用学生安置计划来限制种族融合。同年，佛罗里达州长勒罗伊·柯林斯（Leroy Collins）坚称，一些废除种族隔离的举措在所难免，但承诺通过学生安置法拖延和控制其落实。1958年，北卡罗来纳州首席检察官马尔科姆·西维尔（Malcolm Seawell）也批准了类似策略的使用。

对南方政治家来说，采用这些举措也是有风险的。多尔顿被贴上了“种族融合主义者”的标签。柯林斯因“妥协”而遭受攻击，并被嘲讽为“弱者”。西维尔也因“可悲的投降”而备受嘲笑，并被比作背叛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最高法院若在这时判决这些徒有其表的废除隔离举措无效，也许会毁掉这些中庸派的政治家。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会揪住这些判决，证明在大规模反抗与大规模种族融合间不存在任何中间地带。自1954年开始，最高法院就力图支持南方的中庸派，小岩城事件后，许多中庸派纷纷公开恳求最高法院给一段“冷却”期。大法官们在1958—1959年的举动表明，这些恳求他们听到了。

政府行政部门没有任何阻止最高法院重申渐进主义的举动。1958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否认了某杂志关于他曾私下批评布朗案判决的报道，但承认他可能曾说过“应该‘慢点’的话”。（瑟古德·马歇尔嘲讽道：“如果再慢点，我们就得倒着走了。”）艾森豪威尔在修改司法部部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演讲稿时，要求罗杰斯不得暗示种族融合“必将一直存在”，并示意他无须要求十年内必须完成一份可接受的废除种族隔离方案。1960年，南方黑人儿童真正入读种族融合学校的不足千分之一，罗杰斯特别声明，“考虑到”废除种族隔离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目前的进展速度已经“非常好了”。

巴尔的摩、圣路易斯等位于南方边境州的大城市几乎是在布朗案判决当下就废除了学校隔离，但仍有11个前南方邦联州不遵判决。直到1960年，在这些州能够入读种族融合学校的黑人学生仍然少之又少，阿肯色州10.4万黑人学生中只有98名白人学生，北卡罗来纳州30.2万名黑人学生中只有34名白人学生，弗吉尼亚州20.3万名黑人学生中只有103名白人学生。1960年秋，5个南部腹地州共有140万黑人小学生，但无一能入读种族融合学校。三年后，南方黑人学生中能与白人同校的仅有1.06%。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布朗案判决都未能发挥法律效力？

技术上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只针对布朗案所含5起案子中的教育委员会，因此，若某个南方校区的教育官员拒绝主动废除隔离，诉讼就必不可少，而这样的校区有数千个之多。无疑，与绝大多数南方白人一样，绝大多数的南方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也都认为布朗案的判决是错的，因此，他们都倾向于尽量拖延和回避这一判决的落实。教育委员会成员不愿服从布朗案判决还有别的原因：负责废除学校隔离的官员会收到恐吓信，家中草坪会有人焚烧十字架，还会遭遇经济报复，甚至肢体暴力。

对立方反倒没有给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造成什么压力。在当地法院下达废除种族隔离命令前，他们不会有被判藐视法庭的风险。刑事诉讼和民事损害诉讼也不太可能成功，因为这些诉讼中的被告都有权接受陪审团审判，白人陪审团不太可能给反抗种族融合的官员定罪。

鉴于上述情况，几乎没有哪个教育委员会会在法院下令前主动废除学校隔离。因此，布朗案判决的落实得依赖黑人父母提起诉讼的能力，以及联邦法官下令废除隔离的意愿。这两个条件都不容易满足。

能够负担诉讼费用的黑人非常少，几乎所有要求废除种族隔离的诉讼都少不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帮助。发现这一点后，南方白人开始向该组织宣战。各州通过法律要求该组织公开成员名单，这将令其成员暴露在经济与肢体报复的险境中。民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组织让该组织所有已知成员都丢掉了工作、信用和供应商。代表该组织参与废除学校隔离诉讼的律师，不止一人的住宅遭遇了炸弹袭击。

有时，即便该组织愿意资助，也不一定找得到敢提起诉讼的原告。在南方腹地，几乎没有黑人敢主动提告。1954—1955年，许多黑人都在签署废除学校隔离请愿书后不久遭到了残忍报复，这些吓退了潜在的原告。直到1963年，密西西比州连一个敢起诉小学种族隔离的黑人都没有。［此前，该州黑人迈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提告，很快便遭到了暗杀。］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在最大型城市以外地区，直到1963年后才出现首例要求废除种族隔离的诉讼。讽刺的是，在此期间，在早已废除种族隔离的边境州，此类案件数量倒是激增了。

诉讼只能将问题摆到法官面前，至于是否废除学校隔离，何时及如何废除学校隔离，都由法官决定。1954年时，南方所有联邦法官都是白人，他们对废除学校隔离的看法几乎与其他南方白人无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公开蔑视布朗案判决，公开接受的几乎一个都没有。南卡罗来纳州法官乔治·贝尔·蒂默曼（George Bell Timmerman）的话恰好反映了他们的典型观点：白人“仍然有权选择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有权利用全能的神赋予自己的权利保持自身种族的完整性”。

即便是本身对布朗案判决没有那么反感的法官，也会受周遭朋友、同事的反对意见，以及义务警察的暴力左右。在下令废除种族隔离的联邦法官中，有一人亲眼看见儿子的坟墓被亵渎，另一人则是被迫忍受母亲的住宅被炸毁。

即便是在最终下令废除种族隔离时，这些法官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支持渐进主义和做表面文章的。学生安置法赋予了相关官员自由裁量权，他们可根据一系列种族中立要素自由决定学生的去处。下级法院不认为他们在行使这种自由裁决权时会带有种族歧视，因此一般不会判决这些法律无效，这一点最高法院也是认同的。有的地区会提供社区学校供学生自由转学，这大大阻碍了废除隔离判决的执行，而这些做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被绝大多数法院大力支持。

在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时，真正入读种族融合学校的南方黑人儿童不足2%。在缺乏国会及总统大力支持的情况下，联邦司法系统无力做得更多。

布朗案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直接将黑人儿童安置在种族融合学校。主流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该判决结果。195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调查前一周内，60%的南方白人讨论过布朗案。布朗案迫使人们思考学校隔离，并选择一方立场。

布朗案对非裔美国人也有着象征意义。某黑人报纸说出了众多黑人的心声，布朗案是“自《解放奴隶宣言》后，黑人最重大的胜利”。一位黑人领袖称布朗案是“乌云中破开的巨大缝隙”。另一位后来回忆道，黑人“走上街头，高兴得手舞足蹈”。

布朗案激发了黑人挑战种族现状的积极性。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鼓动下，南方数百个居民区的黑人签署请愿书，诉讼威胁教育委员会立即废除学校隔离。若是没有布朗案，这种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南方腹地是难以置信的，能料想到的就是为争取投票权或黑人学校平等化的种族改革运动。

在布朗案的鼓励下，诉讼是增多了，但直接的种族抗议行动少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最高法院诉讼中取得了无数胜利，受这些胜仗的鼓舞，黑人更愿意诉讼维权而非走上街头抗议。布朗案也提高了该组织在黑人中的声望。在之前的50年里，该组织支持的都是诉讼和游说，而非直接抗议。劝说黑人放弃其他抗议形式对该组织来说是最有利的，其他形式他们无法完全掌控，而且该组织由律师组成，这个群体原本就不会愿意上街游行。到20世纪50年代末，该组织分部多次请求总部在传统抗议策略中增加直接抗议形式，但都遭领导层驳回了。

该组织将主要精力放在诉讼上其实是短视之举。诉讼会鼓励黑人消极旁观，依赖精英律师和白人法官来改变种族关系，而不会让他们相信自己也可以为种族变革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诉讼引发冲突和暴力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但事实最终证明，要改变国家的种族立场，冲突和暴力必不可少。

布朗案也许是因鼓励诉讼而短暂地推迟了直接抗议行动，但这只是一时的问题，会自动修正：事实很快证明，没有社会运动支持的诉讼是无法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因此，布朗案也许会因提升了黑人的希望和期待而激励他们走上直接抗议之路，这是诉讼无法做到的。其他抗议形式将补上这一缺口。

1960年，黑人对法庭下令废除隔离的落实速度深感失望，同时黑人直接抗议行动激增，许多人都精确捕捉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这一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年度会议上声称，年轻人会走上抗议之路，表明“非裔美国人对种族隔离的不公正和废除隔离的慢速度越发不耐”。一名黑人领袖为直接抗议行动辩护称，“我们尝试过起诉，也都赢了，但情况没有丝毫改善”。

布朗案对促成直接抗议行动还有一个贡献。1954年后，南方白人开始阻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运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累计关停近250个南方分部。亚拉巴马州分部被关停了8年，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分部关停时间稍短一些。

该组织遭受攻击，南方黑人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其他的抗议组织。黑人牧师开始组建新的团体，比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些牧师很多都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部中担任要职，因此，新的组织能够利用该组织的支持者基础，只是资源配置方式与之不同。出人意料的是，布朗案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招致大规模报复，反倒促进了新组织的诞生，这些组织不带对直接抗议行动根深蒂固的偏见。

布朗案还有一个影响，也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1954年后的每一年，南方都会有暴力反抗废除学校隔离的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玷污了南方白人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安静、坚定的黑人儿童蔑视嘲弄、暴力和虐待”。

1956年2月，为将一名黑人女性奥瑟琳·露西（Autherine Lucy）赶出亚拉巴马大学，竟聚集了上千暴徒。他们向露西扔石头、鸡蛋，并威胁将其私刑绞死。某南卡罗来纳州报纸称这场暴动是“公然出丑”，“正中那些专门陷害南方者的下怀”。与这些暴徒的言行举止相比，黑人可谓是“有纪律、有耐心且通晓事理”的模范。《华盛顿邮报》预计，此次事件“哪怕在极端反对种族融合的地区也会激起民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呼吁民权立法，以保护黑人免受暴徒攻击，并撤回对拒绝执行布朗案判决的教育机构的联邦拨款。

1957年9月爆发的小岩城事件也是由废除种族隔离引起的，但规模要比上述那些大得多。该事件持续了数周，最终还动用了联邦军队。在南方以外地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暴徒暴力。福伯斯州长备受嘲讽，马里兰州长西奥多·迈凯尔丁（Theodore McKeldinn）说他是“从欧扎克发射的苏联人造卫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格罗斯特·科伦特（Gloster Current）说：“多亏福伯斯州长让全国人民看到，为阻止9名黑人学生入读小岩城中学居然要动用国民警卫队。他的所为让种族融合进程加快了5年。”威尔金斯也给福伯斯贴上了“有用的敌人”的标签，他“将我们的观点传播给了数百万美国人”。

1960年11月，新奥尔良市也上演了类似的丑恶事件。全国电视观众夜复一夜地观看着数百抗议者的凶残行径，仇恨扭曲了他们的面容，虽然衣冠楚楚，但面对上学路上年仅6岁的黑人学生，他们又是吐痰，又是咆哮着诸如“杀死黑鬼”这样的污言秽语。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碰巧在新奥尔良市游历，他描述这些暴徒的咆哮“下流、肮脏、堕落”。《纽约时报》认为“这些种族主义暴徒……颠覆宪法和用动乱取代法律”的行为是“可耻的、危险的”，警告称，“美国人的良知”不会再容忍这些“暴徒”。迈阿密的一名女士说：“那些可怕的场面和声音……让我反胃——差一点就真的病倒了。”一名德国出生的医生说，这些场景堪比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1954年以后，白人对黑人的暴力多是发生在法院下令废除学校隔离的背景下。这些暴力之所以能让国家种族观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朗案是诱因。

此外，布朗案还让南方白人反种族变革的情绪转为具体行动，让南方政坛更为激进，并增加了直接抗议行动发生的可能性。直接抗议行动一旦爆发，势必激起白人的暴力反抗。布朗案后的民意调查显示，15%~25%的南方白人承认，若有必要，他们支持采用暴力手段阻止种族隔离的废除。某三K党领袖称，布朗案创造了“火药味十足的局面”，“确实狠推了我们一把”。既然大法官们已经“取消梅森-迪克森线”
[1] ，三K党人誓要“建立自己的史密斯和维森线”（Smith and Wesson line）。1957年，伯明翰市，6名三K党人随机挑了一名黑人，先是嘲讽他“以为黑鬼小孩应该与白人小孩上同一所学校”，后将其阉割。

绝大多数南方政治家都不会公开鼓吹暴力，但他们在谴责布朗案判决时的煽动性言论很可能鼓励了民众使用暴力。来自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坚称“绝对不能采取暴力或非法手段”，但在此之前，他还说了，布朗案判决是“惊天骗局，应该受到谴责”，并否认“人们有向这一新型暴政低头屈服”的任何义务。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也警告民众“决不能在采用暴力和非法行动”前，先行提醒他们“没有法律规定，自由的人民必须屈服于对他们个人自由的公然侵犯”，这句话明显带有煽动性。

在1964年之前，真正因布朗案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屈指可数，不过，它还是在美国种族关系的转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案判决给了非裔美国人希望和期待，这些希望和期待又被南方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反抗彻底粉碎，至此，黑人发现仅凭诉讼是难以切实改变社会现状的。在布朗案的刺激下，南方白人开始猛力进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黑人被迫开始支持其他抗议组织，这些新组织更赞同采取直接抗议行动。布朗案为白人暴力攻击黑人制造了影响，而这些暴力事件大大损害了南方白人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最终，布朗案引发了南方政治的强烈抵制，只要有民权示威者上街，势必遭到残酷镇压。南方白人执法人员殴打和平的黑人示威者的画面经电视转播，传遍全国，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反感，并直接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的通过。

[1] 梅森-迪克森线（Mason Dixon line），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美国内战期间是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

第10章
民权时代

1959年4月，密西西比州波普勒维尔（Poplarville），黑人麦克·查尔斯·帕克（Mack Charles Parker）被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性，原本该出庭受审的他却被一群白人暴徒从监狱抓出，私刑绞死了。某密西西比州报纸将帕克之死归咎于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的判决，称“权力不该用于强迫社会风俗发生革命性改变。这样的举动势必引发同等威力的反作用”。对于负责调查该私刑绞死案件的大陪审团，其主持法官煽动陪审员，“要有反对任何暴政的骨气……甚至就连社会学委员会（Board of Sociology）都披上了法官长袍，出现在华盛顿，‘分发’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的‘法律判例’”。米达尔是瑞典社会科学家，布朗案援引了他反种族歧视的研究成果。

南方白人担心私刑绞死帕克会危害到白人至上主义事业。密西西比州长詹姆斯·科尔曼谴责这场谋杀，希望密西西比州人民“不会因少数人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民权法案的惩罚”。汤姆·布拉迪（Tom Brady）法官是该州主要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猜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会“欣喜于这一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并“强烈要求通过恶毒的民权举措”。

布拉迪至少说对了一部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称，私刑绞死帕克是南方政治家“有组织的抗法行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联邦政府……进一步保护民权的必要性”。司法部部长威廉·P.罗杰斯宣布，鉴于私刑绞死帕克事件的发生，以及大陪审团不愿意给已知参与者定罪的情况，他将开始研究新民权立法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大陪审团此举是公然违反法律正义。

布朗案判决挑起的政治反弹催生了更多暴力反抗进步性种族变革的事件，北方人惊恐地看着电视转播，更加坚定了终结南方白人至上主义的决心。

1955年12月5日，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黑人为抗议自己在城市公交车上遭受的羞辱待遇，决定不再搭乘。这一联合抵制持续了整整一年，成为美国种族关系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蒙哥马利公交抵制行动是向世界宣告，南方普通黑人已经受够了当前的种族现状，并做好了反抗准备，即便这样会令个人陷入极端艰苦的状况。该行动也有助说服黑人相信，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改变种族现状。用组织者的话来说，该行动标志着“南方黑人从奴颜婢膝、消极服从向团结、无畏、心怀希望的转变”。黑人在组织实施该抵制行动时展现的技能、毅力和勇气否定了南方白人对黑人无能、懒惰、怯懦的刻板印象。蒙哥马利的白人从未见过黑人“能有纪律地组织起来，真正做成什么事情”，因此“被他们所展现的决心和勇气深深震撼了”。同样深受震撼的还有那些在白人刻板印象影响下认同他们观点的黑人。

该抵制行动也展示了非暴力抗议的战术价值。蒙哥马利黑人选择了安静且体面的方式抗议种族压迫，与他们相比，旁观者无疑会严厉指责利用经济报复、虚假刑事指控，甚至炸弹袭击镇压他们的白人。全国各地涌来成千上万美元的经济支援（以及许多鞋子），支持者们还参加了全国性的“祈祷解放日”活动，以表达自己对蒙哥马利黑人的支持。

1953年，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也发生过类似的公交抵制行动，不过只持续了一周，行动领导者接受了市议会提出的折中方案。不过，蒙哥马利的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妥协，还越发顽固。他们选择“强硬起来”，捏造罪名逮捕了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对针对该行动领导者的暴力行为也不加制止。

布朗案后，南方白人往往会在废除学校隔离的背景下看待所有种族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市长W. A.盖尔（W. A. Gayle）声称，黑人真正想做的是“彻底摧毁我们的社会体系”。该市另一名种族隔离主义者称，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真正目的——完全实现种族融合和种族间通婚——相比，黑人开出的公交诉求根本“无关紧要”。在这种氛围下，当地白人拒绝对黑人的要求做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让步。最终，该抵制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年，该市公交被迫废除了种族隔离，这已超过了抗议者原本的诉求。

蒙哥马利事件后，南方就鲜少发生抗议种族歧视的直接行动了，直到1960年，此类抗议活动突然呈爆炸式增长。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Greensboro）的伍尔沃斯药店内，4名黑人大学生在种族隔离的便餐柜台上静坐抗议。此类抗议示威行动数日内便传到了该州其他城市，数周内传到了临近州，数月内传到了众多南方城市。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名官员称此类抗议形式是“我所见过的要求公民权行动中最鼓舞人心、最引人注目的”。静坐抗议迅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兴趣，众多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台都刊登、播放了支持他们行动的新闻报道。两党的主要政治家，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都纷纷表态支持。支持他们的北方人筹资帮助被关进监狱的南方抗议者，并在一些当地连锁商店外举行声援南方黑人的抗议示威，这些连锁品牌都是有种族歧视的南方分店。

第二年，南方的年轻黑人与同情他们的白人一道，以各种安静的形式抗议示威：“坐”在餐厅、便餐馆及图书馆内，“站”在电影院内，“跪”在教堂内，在沙滩上“涉水”。抗议者有的被“义务警察”痛殴，有的被番茄酱浇了满头，有的被点燃的烟头烫伤。总计约有7万人参与了此类抗议示威行动，差不多4 000人被捕。最终，一百多个南方居民区取消了对某些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种族抗议的社会及政治条件成熟了。南方黑人从农场搬入城市，这里的通信及交通设施更加完善，教堂、学院等黑人机构更多，让黑人能更轻易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抗议活动。日益升高的经济地位让南方黑人不但有钱赞助抗议活动，也能够利用经济抵制来推动社会变革。更好的教育条件不但为黑人培养了可指导社会抗议的领导者，也减少了白人中顽固不化的种族隔离主义者。

更严格的暴力禁令也为直接抗议行动提供了方便。随着北方黑人政治权力的增长，国家政府也越来越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抗议行动。南方黑人政治权力的增长则令当地官员更愿意对黑人社区的担忧做出反应。国家媒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电视台，确保黑人抗议行动的新闻能够迅速传播到其他黑人社区，让其复制，并迅速传播到北方，让同情他们遭遇的观众集会支持他们达成抗议目标。

二战期间种族平等思潮盛行，让赞同吉姆·克劳法的美国白人越来越少。二战黑人老兵并不容易被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吓倒，也往往不能容忍自己为民主而战的士兵身份与因种族而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落差。

开展大规模种族抗议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这个时机为什么偏偏是1960年，而不是更早几年呢？要解释现代民权运动的时机问题，下面两个影响因素也许会有所帮助。第一，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忙于应付核武浩劫的威胁和对国内猖獗颠覆活动的指控，此时若开展社会改革运动，很容易被指控为受共产主义挑唆。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将大量精力花在了清除左翼分子上。不过，到1960年，美国人对国内颠覆活动的恐惧已消退很多，加上受二战中种族平等思潮的影响，种族抗议运动出现了。

第二，美国民权领袖确认，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非洲各地爆发的自由解放运动给了他们巨大动力。非洲殖民地为赢得独立而做出的努力向美国黑人展示了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种族变革的可行性，也让他们对国内种族现状越发失望。对此，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有一句名言，“等全非洲都解放了，我们还没能喝上一杯劣质咖啡”。

20世纪50年代末，南方白人对黑人变本加厉的暴力影响了全国人民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但电视能够捕捉到的画面还不够多，报道还不够频繁，不足以激起广泛的愤怒，而这对于颁布具有变革意义的民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到1960年，南方白人保留种族隔离的意愿依然高于北方白人废除种族隔离的意愿。

20世纪60年代初，民权领袖们想出了争取北方民意支持的新策略：他们在可能吸引国家媒体关注的地方刺激白人对他们使用暴力。1960年时，绝大多数美国白人都不赞同直接抗议行动，因此，抗议者要赢得公众支持就必须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其对手必须是绝对错误的一方。抗议者的行为不能有任何可挑剔之处，他们的目标必须明确合法。

这个策略要成功也必须有南方执法官员的“配合”。若他们对抗议者实施和平逮捕，即便是不合法的，也能在避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阻碍抗议的进行；如此一来，媒体会无聊，示威者会疲惫，联邦政府则不会有必须介入的压力。相比之下，对抗议者的暴力攻击更能吸引媒体注意，激怒北方民众，强迫政府采取行动。

1961年，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n Racial Equality）指望南方种族主义者能制造一场危机，于是派遣一队由黑人、白人组成的自由乘车客（Freedom Riders）前往南方腹地，在公交车起点站和终点站挑战当地的种族隔离制度。外号“公牛”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警察局局长T.尤金·康纳（T. Eugene Connor）很乐意“帮忙”。1937年，康纳首次当选伯明翰市警察局局长时就公开宣誓，将粉碎全国工会组织当地炼钢工人的努力。不过，公民领袖和政治领袖于20世纪50年代初将他逐出了政坛，他们认为，他对黑人的暴力倾向有损该市形象，打击该市经济。

布朗案后的南方政坛充斥着种族狂热，在这种氛围下，康纳复出了。1957年，康纳重新获得了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他承诺若自己当选，绝不会允许“职业的煽动者和激进分子进入伯明翰，挑起种族冲突”。他赢了。1961年，康纳在竞选连任时纵容了极端主义者。针对涌入该市的自由乘车客，他给了三K党成员15分钟的“自由狩猎期”，他让中间人传话给三K党，承诺会让警员远离现场。据说，康纳恳求三K党成员：“天啊，你们如果想做这事，就去做吧！”在示威者遭受残忍殴打后，《伯明翰新闻报》（Birmingham News ）发问：“警察去哪儿了？”两周前帮助康纳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选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好奇了。

在自由乘车客前往蒙哥马利时，警察又神秘消失了，示威者再一次遭受了野蛮殴打。此前，州长约翰·帕特森曾承诺示威者可安全经过该州，因此，暴力事件发生后，他承担了主要责任。帕特森是南方最极端的种族主义政治家之一。1958年，在竞选亚拉巴马州州长时，帕特森拒绝否认自己对三K党的支持。作为州长，他警告称，南方的“敌人”正在发起“全面战争，想要彻底摧毁我们的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帕特森承诺，如果有谁强迫亚拉巴马州废除种族隔离，此人一定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还发誓，若联邦政府向该州发动废除种族隔离的决战，“我会是第一批反抗者，为此，我将不择手段”。

帕特森称自由乘车客是“职业煽动者”，他们应为自己所遭受的暴力负责。不过，全国舆论普遍认为他才是应对此负责之人。《时代周刊》（Time ）撰文称，“从州长约翰·帕特森开始，自上而下的所有”亚拉巴马州官员“通通放弃了他们维护法律与秩序的职责”。《伯明翰新闻报》专门谴责了帕特森，指出他“数月来的讲话都是在对暴徒、激进分子喊话……告诉他们，针对可恶的种族融合主义者，他们可以尽情地为所欲为”。

亚拉巴马州的政治家们将一场大胜拱手让给了民权运动。许多美国人都本能地反对直接抗议行动，因此，起初只有大约24%的美国人支持自由乘车客，64%的人反对。批评家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在“煽动或挑起混乱”，强烈要求他们停止自己的“展示”，称这将“激怒……南方民众”，令“原本就难以推动的进步更加困难重重”。

不过，自由乘车客的示威都是和平的，使用的都是联邦赋予他们的权利，却遭受着残酷的殴打。这是南方白人至上主义最丑陋的一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称其为“暴徒的野蛮暴行”。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称，“举国上下势必都深感震惊、厌恶……耻于这些……暴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d）声称，亚拉巴马州的混乱“让我们整个国家都羞愧地低下头”。就连蒙哥马利和伯明翰当地的报纸都是在批评这些“野蛮的场面”、“大呼小叫的暴徒”和“猛烈的攻击”。民意调查显示，此时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废除公共交通的种族隔离。

1962年秋，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在推动密西西比大学种族融合时被杀，成为首个在废除种族隔离所引发的暴动中丧生的人。州长罗斯·巴尼特（Ross Barnett）没有公开倡导暴力，甚至可能希望避免暴力，但他挑衅的言辞很可能助推了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这起流血事件。

1959年，巴尼特凭借极端种族隔离主义的施政纲领再次当选州长。他在还是候选人时就声称：“肉体之勇是个优良品质，可惜的是，南方太多所谓的领导人都缺乏这一品质。我们必须将男人与男孩区隔开。我们必须找出我们中间的叛徒。我们必须消灭我方前线的懦夫。”在之后的就职演讲中，他承诺，“我州各级学校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种族隔离”。

1962年夏，法院废除密西西比大学种族隔离的判决即将生效，将巴尼特推入了困境。之前挑衅的发言和承诺让巴尼特在政治上难有退路，因此，面对难以避免的判决执行，他没有让密西西比州公民做好准备，而是继续反抗，威胁将逮捕阻碍州官员履行其职责的联邦官员，并呼吁不愿因反抗联邦政府而入狱的所有州官员辞职。

在两次亲自阻止梅雷迪思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后，巴尼特与司法部私下达成协议，当联邦部队赶到时，他会当众撤退，联邦政府则不追究他藐视法庭的罪责。不过，他之前那些充满煽动性的狂言制造了连他都无法控制的狂热氛围。1962年9月30日，牛津市爆发种族暴动，多达3 000人卷入其中，最终2死，数百人受伤。巴尼特将这一惨败归咎于联邦法警，不过，绝大多数国家评论员和政治家都认为责任在他。

1961年末，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Albany）开始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该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当地警长劳里·普利切特（Laurie Pritchett）直到示威结束一直保持着克制，累计和平逮捕了数百示威者。经过奥尔巴尼市的失败后，该组织领导层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城市，条件是当地警长不太可能有普利切特那么克制。他们选中了伯明翰，因为那里有“公牛”康纳。该组织官员怀亚特·沃克（Wya Walkerr）后来解释道：“一到伯明翰我们就知道，只要‘公牛康纳’仍是这座城市的掌权者，他就会做出有助于我方行动的事。”

1963年春，他们的策略奏效了，而且非常成功，康纳对示威者用了警犬和消防水枪，而示威者中有许多儿童。电视台和报纸都播出或刊载了警犬向毫无反抗的示威者发动攻击的图像，其中一张照片让肯尼迪总统都公开表示反感。报纸称这些暴力是“国家之耻”。市民称他们“感到了无以言表的愤怒和羞愧”，要求政治家采取“行动，立即终结伯明翰的野蛮残暴行为”。十周内，该示威活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影响了一百多个城市。

民意调查显示，伯明翰事件前后，认为民权是美国国内最紧迫问题的美国人从4%飙升到了52%。肯尼迪总统也登上国家电视台，宣布民权是“与宗教圣典一样古老，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楚的道德问题”，并彻底修改了他早前的民权提案。

在11月肯尼迪被刺后，新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要纪念肯尼迪总统，发表任何纪念演说或颂文都不如尽早通过他为之奋斗良久的民权法案”。在约翰逊的大力支持下，该法案在1964年夏成功通过，正式成为法律条例。

1964年，民权舞台再次切换回密西西比州。经过多年努力，民权运动领袖们发现，面对可怕的暴力，要在该州组织起示威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决定要从北方找来数百名大学生参与“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民权活动，而且这些学生要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明白，将“外部煽动者”带到密西西比州很可能引起当地白人的致命反扑，但他们推测，这么多来自美国最著名大学的白人一定能引起国家媒体和约翰逊政府的大量关注。

这一策略的有效程度与惨烈程度都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这些学生抵达密西西比州的数日内，3名民权工作人员——詹姆斯·钱尼（James Chaney）、安德鲁·古德曼（Andrew Goodman）和迈克尔·斯维尔纳（Michael Schwerner）——消失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国家新闻媒体花了大量时间在该州对他们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个夏天，除他们3人的谋杀案外，还发生了数十起教堂炸弹袭击、枪击、殴打及其他暴行，这一切给一直关注此次民权活动的美国人民上了难忘的一课，让他们了解了密西西比式的吉姆·克劳法，也为进一步的民权立法奠定了基础。该立法的最终完成则要归功于塞尔玛（Selma）事件。

塞尔玛市位于亚拉巴马州黑土带
[1] 的中心地区，隶属达拉斯县。这里住着一些该州最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其中就包括了达拉斯县治安官吉姆·克拉克（Jim Clark）。一名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负责人形容克拉克是“天生就认为，对付黑人只能用警棍和枪，且这是众所周知的”。1965年初，该组织将选民登记运动带入塞尔玛市，寻求另一场伯明翰式的胜利。

这一次，民权运动再次取得了巨大胜利。起初，克拉克表现出与他平日作风不同的克制，令该组织工作人员非常失望，不过最终，他还是露出了本性，开始残暴对待毫不反抗的示威者。暴力在1965年3月7日“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达到高潮，他们本打算前往蒙哥马利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游行示威，但在通过埃德蒙佩图斯大桥时遭遇了执法官员的血腥攻击。

该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1962年就是凭借“永远”捍卫种族隔离这一承诺成功当选，这一次，他再次承诺将不择手段阻止这场游行，后来，他的首席执法警督坚称，攻击命令是州长亲自下达的。这天夜里，国家电视网络播放了冗长的纪实影片报道；其中，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袭击——狂奔的马匹、乱挥的警棍和催泪的瓦斯。塞尔玛相关事件中还有两名北方志愿者遇害：一人来自波士顿，是一位论派牧师；一人来自底特律，是5个孩子的母亲。

这一切令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惊恐。《时代周刊》报道称：“历史上鲜少有舆论如此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愤怒。”美国各地爆发了大量同情民权示威者的示威游行，数百男性教士涌入塞尔玛，表明他们将与小马丁·路德·金及其同志团结一致。公民们要求国会代表采取补救措施，许多国会代表都对暴力表示谴责，并赞同投票权法案。1965年3月15日，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该法案。7 000万美国人通过电视观看了总统讲话，约翰逊恳求他们“克服这一偏见和不公的后遗症，它的危害非常大”，并表达了他的信心——“我们会克服的”。那个夏天，《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成了法律。

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都是改革性的。在1963—1964学年度开始时，能够与白人入读同一所学校的南方黑人学生只有1.18%。1964年民权法案不但授权美国司法部部长提起废除种族隔离的诉讼，还允许联邦政府不再给继续拒绝执行布朗案判决的校区发放联邦教育资金。该法案的这些条款，以及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积极的执行指导方针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能够与（哪怕只是少数）白人共校的南方黑人儿童比例从1966年的6.1%，涨到1967年的16.9%，再到1969年的32%，到1973年，就飙升到了90%左右。1964年民权法案也令绝大多数南方地区的公共设施隔离迅速废除了。

事实证明，1965年投票权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联邦法令之一。该法案中止了绝大多数南方地区对选民登记实行的识字测验，并规定，对绝大多数拒不服从的南方县，联邦登记员有权取代该州的登记员。在该法案出台前，密西西比州符合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6.7%能完成选民登记，亚拉巴马州只有23%。三年后，这两个州的黑人选民登记率都飙升到了60%左右。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南方有数千黑人当选政府官员。

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入开展，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也做出了最为进步的判决。1963年5月，伯明翰示威游行因暴力而告终。同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暗示将采取新的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并警告称，“在八年前看来也许执行条件还不充分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已到了该真正执行的时候了。6月，大法官们废除了让学生转学这一选项，而就是这一选项，在1959年时，他们连重审都是拒绝的。这一次，他们称，自布朗第二案后，废除种族隔离的大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隔年，最高法院发布声明，称让“‘以十分谨慎的速度’废除种族隔离的时间已经耗尽”；“一直以来都太过谨慎，速度不足”。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开始积极介入废除学校隔离的进程。1959年时，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县的公立学校因联邦法院下令废除种族隔离而关闭抗议。数年来，1 700名黑人儿童大都没能接受教育。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称这一状况“违背常理，令人不满”，也给美国的国际形象蒙羞。约翰逊政府敦促大法官们让这些学校重新开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人们对法院是否具备这一权力还存有诸多疑虑，毕竟宪法似乎没有要求各州必须运营公立教育系统。不过，到1964年，大法官们强烈建议该县公立学校必须重新开学。

1968年，最高法院遇到一起诉讼，针对的是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案。该方案规定，学生可自由选择就读的学校，而在实际实施时，所有白人都选择留在“白人”学校，85%的黑人选择留在“黑人”学校。换作十年前，大法官们可能会很乐意支持这一方案，认为其很好地实施了布朗案判决，但如今，他们一致宣判该方案无效，因为其实现的种族融合太少了。1971年，最高法院为打破种族隔离而开始支持跨区校车接送学生，并批准了一项大范围的补救措施，消除了住房隔离对学生群体种族构成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1954年时的大法官们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做出这些决定。

大法官已开始厌倦南方白人的顽固，并据此调整了法规。1961年，亚拉巴马州法官不诚实的行为激怒了大法官，他们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判决，要求该州法官尽快举行听证会，决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否有权在该州运营，否则就将管辖权交还联邦地方法院。1963年，因为类似的理由，最高法院废除了对原告必须用尽州内行政救济途径后才能到联邦法院起诉的要求。1964年，最高法院放弃了践行已久的传统——拒绝询问州议会立法动机，并判决因非法动机关闭学校之举违法。1968年，大法官不再相信南方白人会老实执行判决及诚实交代所为，因此开始基于实际结果，也就是有多少黑人入读了种族融合学校，来评估其废除种族隔离方案的优劣。

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积极性远远超出了废除学校隔离的范畴。在意识到只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能让布朗案判决得到落实后，大法官做出了一系列判决，制定了新的宪法性法律，以保护该组织免受南方州的法律骚扰。最高法院判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需要公开其成员名单，禁止各州要求公立学校教师公开自己的组织隶属关系，并推翻了禁止律师组织为自己律师招揽诉讼的法律。批评人士以贬抑的口吻称最高法院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保镖”。

在另一系列判决中，为推翻对静坐示威者的刑事定罪，大法官们的法律意见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些案件源自对示威者的起诉。这些示威者希望努力推动南方各州的便餐馆及餐厅废除种族隔离，白人却控告他们非法侵入、妨害治安。尽管最高法院拒绝裁定私企老板公开践行带种族歧视的偏好属于违背宪法的州行为，但1960—1964年，大法官们还是推翻了数十起此类案件的定罪——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牵强附会的理由。

在其他案件中也是如此，大法官们总是竭尽所能地在其中挖掘违反宪法的州行为，甚至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投票表决废除一项公平的居住举措，他们也裁定其中带有种族歧视，违反了宪法。沃伦法院还扩大了言论自由权的范畴，将新的民权抗议形式涵盖在内；为清除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歧视而创造了新的程序性权利；还因为担心南方州法官不会公平落实黑人的宪法权利而彻底改革了联邦法院相关的法律。

20世纪60年代时，最高法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支持少数族裔反抗其压迫者。大法官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听从了国会和总统的指示，而国会和总统的态度又反映了民意在种族问题上的转变。

[1] 亚拉巴马州的黑土带土壤肥沃，以产棉著称，因此多用黑人奴隶，后来也引申为黑人聚居区。

第11章
时至今日

2005年8月29日，风速145英里
[1] 每小时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猛烈袭击了新奥尔良东边的墨西哥湾海岸。隔日，该市防洪堤被冲溃，水位上升，数千人爬上自家屋顶等待救援——许多人最终没能等到。另有数万人涌入新奥尔良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展中心避难，那里的条件迅速恶化，温度升高，洗手间故障，饮食耗尽，成群的青少年威胁避难者。新奥尔良爆发了抢劫和暴力事件，漂浮的死尸被洪水冲入了城市街道。该市市内及周边超千人丧生。

这次灾难中受创最重的是穷人。他们多生活在低洼地区，鲜少有车或其他逃生工具。他们中黑人占了大多数。全国的非裔美国人都在看着、等着有人能拯救数千受困于新奥尔良的贫穷黑人及前途未卜的贫穷黑人，但事实令他们愤慨，救援迟迟不来，超过80%的黑人认为原因在于灾民的种族，但认同这一观点的白人只有20%。嘻哈明星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称，“乔治·布什根本不在乎黑人”。绝大多数黑人显然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布什在黑人中的支持率跌到了2%。

在过去二十年里，卡特里娜飓风是最受关注的新闻之一，媒体的报道都围绕着贫穷和种族问题。美国人被迫直面城市下层阶级黑人所处的困境，而所见的事实令他们震惊。《新闻周刊》（Newsweek ）的封面故事以“持久的耻辱”为题，推测此次灾难将促使美国人“将焦躁不安的目光集中在贫穷、种族和阶级问题上，这些问题持续已久却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关注”。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称：“我希望我们能意识到，新奥尔良人民不仅是在飓风期间遭到了抛弃。他们被抛弃良久——我们任由他们在街道上遭遇谋杀，就读不合格的学校，住着破旧的房屋，忍受匮乏的医疗，感受铺天盖地的绝望。”

时事评论员推测，卡特里娜飓风将引发“关于贫穷的全国性对话”。飓风袭击两周后，布什总统前往新奥尔良发表演讲，称“贫穷植根于种族歧视的历史中，切断了几代黑人的发展机会。我们有责任直面这一贫穷问题，并采取大胆的行动”。布什提议创建“工人恢复账户”，为受灾撤离者支付就业培训、教育和儿童看护费用，让他们能更好地找到工作；出台城市住宅法案（Urban Homesteading Act），将受灾地区的联邦土地捐出，供穷人修建住宅；建立海湾企业振兴区（Gulf Enterprise Zone），刺激贫困地区的商业投资。

卡特里娜飓风带给城市下层阶级黑人的曙光很快就黯淡了。2007年，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贫穷和卡特里娜飓风，他提出的工人恢复账户和城市住宅法案也从未真正实施。许多贫穷的新奥尔良黑人居民，其收入甚至都没能恢复到飓风之前的水平，灾后还得面临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子女也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尽管民权运动有所收获，但许多黑人直到今天仍生活在根深蒂固的贫困中。总统在卡特里娜风灾时曾承诺，国家会关心城市下层阶级黑人所面临的问题，如今，这一承诺已化作泡影，又如何令人相信他们能很快制定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达到高潮，但变化多端的社会及政治局势拖住了种族关系进步的脚步。不过，即便局势未变，该运动也会遭遇巨大阻碍：北方白人所支持的种族平等主义从未包括废除居住隔离。1945—1964年，黑人为搬进白人街区所做的努力仅在芝加哥一地就引发了十多起种族暴动。1964年秋，北方选民以压倒性的票数让林登·B.约翰逊连任了总统，与此同时，在北方数个州及地方的公投中，选民否决了公平居住法案的制定。

1966年，小马丁·路德·金来到芝加哥抗议居住隔离。当游行队伍经过工人阶级聚居的街区时，白人暴徒举着“拥护奴隶制”和“消灭黑祸”的标语，烧毁车辆，朝游行中的黑人投掷砖块。许多去年曾赞同塞尔玛民权运动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如今开始谴责金不负责任。

对小马丁·路德·金来说，当地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成了比公牛康纳、吉姆·克拉克还要恐怖的敌人。明面上，他欢迎金来芝加哥，否认他们之间有目标冲突，并承诺推动居住融合以平息危机，但这些都是说说而已。金的芝加哥民权运动被广泛评价为灾难，他的一名助手霍齐亚·威廉斯（Hosea Williams）灰心丧气地总结道，“我从未见过比芝加哥黑人更感无力的……他们在心理上被击垮了”。

就在小马丁·路德·金的芝加哥民权运动开始土崩瓦解之时，国会也启动了否决约翰逊政府公平居住法案的程序。该法案原本将是首个能同时且同等程度影响到南北双方的民权举措。许多曾热情支持其他民权立法的北方民主党国会代表也拒绝支持该法案，因为有其选区选民的强烈反对。1966年7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大打折扣的公平居住法案；即便这样，该法案还是没能在参议院的阻碍下幸存下来。

城市种族暴动让公平居住立法通过的前景越加黯淡。首起重大暴动事件发生于1965年8月的洛杉矶瓦茨区，距离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仅过去6周。暴动造成34人丧生，财产损失近2亿美元。之后三年中，每年夏季美国诸多城市都会爆发类似的种族暴动。

许多黑人认为，从道德角度看，暴动是应对警方暴行和经济剥削的正当手段。一名黑人政治家称，“你们必须得认清，暴动让失业黑人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他们终于能让‘高高在上的人’……听听他们想说的话了”。相比之下，保守派倾向于将暴动的责任归咎于“年轻的流氓对社会和权威的普遍攻击”，否认黑人在“抗议任何具体的民权不公”。

许多白人自由主义者很失望。其中一人在瓦茨区暴动后说：“这一次是黑人——因遭受压迫而受到我们关爱的黑人——扮演了攻击者的角色。一些白人根本适应不了这个心理落差，此次事件也让我们失去了他们的支持。”一些行为端正的黑人儿童遭受白人暴徒攻击，一些行为乖张的黑人青少年一边抢劫商铺，烧毁车辆，一边高喊“抓住白鬼”，“烧呀，宝贝儿，烧呀”，事实证明北方白人更同情前者。这些暴徒激怒了白人选民，因此，对他们态度强硬的政治家在大选中得到了更多选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共识瓦解的另一个诱因是黑人民族主义的崛起。其主要倡导者是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他鼓吹种族自豪和自力更生，谴责非暴力是懦弱，称呼白人是“恶魔”，预测将发生种族战争和大规模流血冲突。马尔科姆于1965年遇刺身亡，但他在黑人中的影响力反而因此上升了。正如某名民权领袖说过的，“每一个成年黑人心中都住着马尔科姆的一部分和金的一部分，他们彼此支撑着”。

到1966年，一些主要民权组织的目标从争取种族融合变成了争取黑人权利。这一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成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负责人，上任后，他将白人驱逐出会，并谴责种族融合是“实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托词”。卡迈克尔告诉自己的黑人追随者，他想要发起“一场运动，粉碎西方文明创造的一切”。他的继任者H.拉普·布朗（H. Rap Brown）极力劝说黑人“杀掉白鬼”。

黑人权力思想的崛起让民权运动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老一派领导者，比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谴责黑人权力运动是“倒行逆施的密西西比、倒行逆施的希特勒、倒行逆施的三K党”。许多支持黑人争取民权的白人惊骇于黑人权力思想，终止了对鼓吹这一思想的组织的经济援助。

对绝大多数白人来说，更加可怕的是支持黑人权力思想的好战代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黑豹党呼吁武装自卫，呼吁杀掉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警官，呼吁开展反白人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黑人革命。1967年，在黑豹党创始人休伊·牛顿（Huey Newton）杀害了一名白人警官后，该党其他领导者警告称，要想处死休伊，除非他们都“死了”。一名黑豹党人宣称：“只有火药能够还休伊自由……你们今天杀了多少白人？”全国民意调查显示，21岁以下的黑人中，有43%认为黑豹党代表了他们的政治观点。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称黑豹党是美国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

1966—1967年，越南战争也开始削弱民权运动的力量。这场战争将全国人民的关注点从种族平等问题上转移开了。从1963年夏到1965年春，民权一直被美国人视为国家的首要问题，后来，这一地位被越南战争取代了。

这场战争也让民权运动家们产生了分歧。1966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跳出来反对越战。第二年，小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也加入了反对阵营。金敦促黑人以战争罪恶为由拒绝参战，他认为正开展非暴力抗议运动的他们不能支持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供应者”。他还抗议“将这场战争的最大负担压在普通黑人和穷人的身上”。金谴责这场战争是“在亵渎美国所代表的一切”，指责美国军队“犯下了不亚于越共的暴行”。

这些言论引发了举国上下的激烈评论。《纽约时报》预言把和平运动与民权运动混为一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认为小马丁·路德·金犯了个“严重的战术错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则更为激进，暗示金的言论“近乎叛国”。

城市种族暴动，黑人权力思想崛起，对北方居住隔离的起诉和对越战越来越大的反对声浪都加快了业已开展的全国政治重组。1964年，共和党提名参议员戈德华特为其总统候选人，他是约翰逊政府民权法案的坚决反对者。尽管戈德华特未能赢得总统大选，且是惨败，但他也确实（除自己家乡亚利桑那州外还）赢下了5个南方腹地州，这些州自重建后就未给共和党投过票，此外，他还拿到了另外数个南方州的大多数白人选票。

到1966年，这种强烈的种族对抗反应传到北方。9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较去年翻了一番）认为约翰逊政府推动民权之举太过激进。一名白宫助理告诉约翰逊总统，“白人吓到了，也伤到了，推动黑人境况改善的舆论正在消失——已经消耗殆尽”。新闻记者预测白人选民将出现强烈对抗反应，并将其与19世纪70年代中期北方白人对重建支持的瓦解做了类比。11月，民主党人丢掉了49个众议院席位，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借着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愤恨成功获选加利福尼亚州长。

两年后，共和党人理查德·M.尼克松赢得了总统大选，对此，他参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功不可没。这一纲领强调了法律与秩序，放缓了废除南方学校隔离的速度，并且反对跨区校车接送制度。尼克松在竞选期间曾声明，“我不认为你们该将南方当作替罪羊”，他警告称，若用跨区校车接送儿童“去陌生的社区……你就是在摧毁这孩子”。这一年有97%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但他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35%。而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参选总统的乔治·华莱士获得了14%的选民支持，这进一步推动了共和党在未来种族问题上的保守化。

尼克松在大选中的胜利直接改变了最高法院对种族问题的判决倾向：在第一届任期中，他任命了4个新的大法官，其中之一是新任首席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不过，刚开始时伯格法院在废除学校隔离问题上的判决依然激进。1969年，最高法院宣布，将不再给各校区延期，它们应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尼克松私下怒斥“最高法院天真愚蠢”，谴责大法官们是“不负责任的……小丑”。

1971年，大法官们一致同意，继续将跨区校车接送学生作为种族隔离的改善措施，并批准只要能证明学校有哪怕一丁点违宪行为，就可强制执行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不过，1973年，当大法官们遇到第一起北方的废除学校隔离案件时，他们无法就如何处理学校隔离达成一致意见，这起案件中，学校隔离主要是由居住隔离模式引起的。

1974年的米利肯诉布拉德利案（Milliken v. Bradley ）是自布朗案后最高法院判的一起最重要的废除学校隔离案件。在该案中，大法官们以5︰4的投票结果决定，禁止将白人聚居的郊区纳入废除城市学校隔离法令的范围内，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校区划分存在因种族导致的不公正。这一判决让联邦法院在绝大多数城市都无法有效废除学校隔离。这次投票中占多数的这5名大法官中有4人是尼克松任命的。

米利肯案判决反映了民众对废除学校隔离日渐增长的敌意。以前，北方白人认为学校隔离是南方问题，所以认同其必须结束。但当要求废除学校隔离的诉讼开始波及北方，他们就开始要求国会采取反对跨区校车接送的行动。1972年，国会禁止政府动用联邦资金支持旨在实现种族平衡的跨区校车接送；1974年，国会又禁止联邦法院要求地方用跨区校车接送改善不涉及州行为的种族隔离。

米利肯案宣判短短几个月后，波士顿就爆发了反跨区校车接送的暴动。黑人被运送到爱尔兰天主教盛行的南波士顿，迎接他们的是石头和瓶子。为了报复，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黑人青少年向路过车辆投掷石块，还殴打了一名白人出租车司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许多南方人“觉得十分讽刺，作为废奴运动的中心和东部自由主义的重要象征，波士顿居然”如此难以接受学校融合。

在接下来的15年中，最高法院禁止下级法院将郊区纳入废除城市学校隔离的判决内，并警告他们在做出判决时不要破坏当地的居住隔离，以此才能勉强让广泛的废除种族隔离补救措施在城市内继续生效。不过，1986—1991年，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H. W.布什给最高法院任命了多位保守派大法官，终于改变了这一现状。

1991年，在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一起案子中，最高法院以微弱的分歧做出判决，若某地教育委员会诚实遵守废除种族隔离判决达到“合理时长”，且过去种族歧视的残余已消灭“到无法切实阻碍该判决执行的程度”，则可撤销该校区的联邦监督。若撤销联邦监督后，学校隔离增加，其原因很可能是私人住房偏好，该州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简言之，最高法院中保守的多数派已对由法庭下令废除学校隔离的做法耐心尽失。同样耗尽的还有公众的支持。这一时期的民意调查显示，93%的白人原则上支持学校融合，但只有26%的白人支持由政府介入完成该融合。

1995年，保守派大法官们表示，对于替代跨区校车接送的补救措施，他们的容忍度也已快要耗尽。在一次判决投票中，保守派以5︰4胜出，最终判决禁止利用磁石学校项目吸引郊区白人入读种族融合的市区学校，并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以司法途径强制增加教育拨款以改善学校隔离状况。

到21世纪初，法庭下令废除种族隔离的情况越来越少，数十个校区都脱离了联邦废除种族隔离判决的管制。2006—2007年，民众要求最高法院禁止校区用有种族意识的学生分配政策主动推进种族融合。

伯格法院所面对的最关键的种族问题之一是，并未提及种族但却对某个少数族裔造成了负面影响的法律是否违宪，或者说，是否要证明这些法律带有种族歧视意图才能够宣布其无效。在1976年的华盛顿诉戴维斯案（Washington v. Davis ）中，最高法院判决，要使用“平等保护条款”就必须证明被告存在非法动机。即便在应聘警官的能力倾向测验中黑人失败的概率是白人的4倍，只要采用该测验的目的不是故意为难黑人，该测验就是宪法所允许的。

华盛顿诉戴维斯案所涉及的问题确实难判。一方面，若任何法律只要会对不同种族产生差异化影响就要废除，那么政府官员做任何事都必须考虑到种族，所有会过多加重穷人负担的立法也必然会受到损害，毕竟少数族裔的种族地位和贫穷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另一方面，若要维持这些法律就得允许政府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加重一直以来饱受压迫的少数族裔的劣势，就得允许更多有不公正意图的立法通过宪法审查，毕竟要证明其存在故意的种族歧视意图是非常困难的。保守派大法官与自由派大法官在如何平衡上述两者上产生了分歧。

华盛顿诉戴维斯案判决究竟有何实际后果，在如何惩罚拥有和销售霹雳可卡因与粉末可卡因问题上的争议就足以说明。1986年，滥用霹雳可卡因的问题愈加严重，媒体对此也进行了疯狂报道，国会因此大幅提高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量刑：拥有5克霹雳可卡因的犯罪者与拥有500克粉末可卡因的拥有者量刑相同。霹雳可卡因确实更具上瘾性，且会让吸食者产生更不稳定的状态，二者量刑有一些差异是合理的。不过，在持有霹雳可卡因的联邦被告中，黑人高达90%，而在持有粉末可卡因的被告中，黑人只占25%，因此，这一量刑给两个种族造成的影响自然是差异巨大的。不过，根据华盛顿诉戴维斯案的判决，下级法院一般都会驳回声称此类差异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的诉讼。

在过去的30年中，最高法院一直纠结于另一个重要的种族问题：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n）。1978年，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判决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反歧视行动政策无效。该政策规定，在百人班级中要为少数族裔保留16个名额。在这一次以及后续的判决中，保守派大法官都反对反歧视行动，认为其对无辜的白人不公平，也不符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政府应无视肤色差异的精神。自由派大法官则指出，这一本该用来保护非裔美国人免受歧视的修正案，却被用来废除了旨在惠及他们的立法，真是太讽刺了。这些大法官还称，近百年来，法院都允许基于平等保护条款的种族划分；但就在这一划分首次用来造福黑人时，法院才开始坚称政府应无视肤色。

原本最高法院内部在反歧视行动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大，他们支持了一些，也反对了一些，直到1986年至1991年，数名保守派接任大法官才改变了这一状况。保守派组成了稳定的5人多数派，成功废除了绝大多数的此类政策。凭借多数派优势，保守派大法官们判决，一切种族划分——无论其目的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必须接受同样严格的司法审查。他们坚持要求反歧视行动政策制定者拿出具体证据，证明该政策宣称要补救的种族歧视真实存在。他们还规定，反歧视行动政策若要通过宪法审查，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安排给少数族裔种族优待，确保只有过去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能够受惠，避免给过多无辜者增加负担。在这些标准下，绝大多数反歧视行动计划都被认定为违宪。

在一系列相关案件中，保守派大法官都以5︰4胜出，判决取消了数个国会选区，划分这些选区原是为了增加少数族裔群体选举出自己种族代表的可能性，有失公正。保守派大法官们裁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普遍禁止出现此类选区——即便该修正案的意图只是保护公民权利而非政治权利。

近来，最高法院绝大多数的判决投票都是5︰4，保守派胜，因此，只要有一个保守派大法官变更阵营就能改变判决结果。21世纪初，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换了阵营，让自由派以5︰4拿下了两起重要案件的判决。在第一起中，她支持保留某一为产生黑人代表而划分的国会选区。在第二起中，她所撰写的多数派意见书支持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有种族优待的招生政策。

民意的改变与奥康纳对破坏种族现状的抗拒也许能解释她为何改变立场。随着美国种族多样性的增加，以及全球化影响的加深，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期望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能够“看着像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一案中，法院之友
[2] 提供的文书显示，即便是相对保守的机构，比如财富500强企业和美国军方，都欣然接受了多种族的愿景，并警告大法官们，美国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力量都要依赖于反歧视行动的继续。奥康纳大法官是乐于接受这些意见的。

20世纪后期，最高法院变得更加保守，导致其判决对刑事司法体系中现存种族歧视的担忧也减少了。在1987年麦克莱斯基诉肯普案（McCleskey v. Kemp ）中，最高法院认为佐治亚州死刑执行存在种族歧视，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的诉讼。一项获得大法官们认可的研究显示，就被告获判死刑的可能性来说，谋杀白人的是谋杀黑人的4.3倍。

该案件的投票还是5︰4，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只要死刑施予者——比如检察官和陪审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种族歧视就不可能根除。多数派也指出，鉴于刑事司法体系中普遍存在此类种族差异，这一次若支持了麦克莱斯基的诉求，很可能会造成无穷无尽的不良后果。麦克莱斯基最终还是被执行了死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若他当初杀的是黑人，就不会被判死刑了。

在1996年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声称检察官对自己的起诉是有种族选择性的，最高法院的要求却给被告设置了完全无法逾越的障碍：黑人被告若想拿到检察官文件以证明其诉由为实，就必须先证明与他们有类似行为的白人没有被起诉。这根本是个自相矛盾的圈套：黑人被告拿不到检察官文件，又如何证明与他们有类似行为的白人没有被起诉过呢？

最高法院拒绝假定所有种族犯下所有罪行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因此它否认这名检察官在前一年用销售霹雳可卡因的罪名起诉了24名黑人、0名白人，就能够有力证明其存在选择性起诉。本案判决时的投票是8︰1，表明即便是自由派大法官也没有以前那么在意刑事司法体系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经历了革命性的种族权利变革。因种族歧视引发的私刑绞死和州政府支持的种族隔离已基本根除。公共设施和工作场所的种族隔离也已显著改善。

如今，黑人选民登记投票的比例几乎与白人一样，获选公职的黑人数量也大幅飙升。在有大量黑人定居的大城市中，绝大多数都选出过黑人市长。黑人占美国投票年龄人口的11.3%，也占据了众议院9.7%的席位。到2007年，经选举产生且在任的黑人官员超过9 000人。

美国政府中最重要但非选举产生的职位上也有一些黑人的身影。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成了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他退休后，另一位黑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s）接替了他的职位。20世纪30年代末，首位黑人联邦法官诞生；如今，联邦司法系统中的岗位，黑人占了11%。1989年，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成了美国首位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1966年以前，总统内阁没有过黑人；但美国最近两任国务卿都是黑人
[3] ，国务卿正是内阁最高官员。

黑人的教育和就业状况也有了巨大改善。黑人与白人所完成的学年数（按中位数计）差值从1954年的3.5下降到了1972年的0.4。1960—1977年，就读大学的黑人数量增加了500%。从事白领工作的黑人比例从1960年的12.1%增加至1990年的30.4%。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于同样拥有大学学位的黑人与白人，黑人收入达到了白人的93%。

不过，许多种族障碍依然存在。直到1990年，众议院中也只有一名黑人议员是由白人占多数的选区选出来的。重建后美国只出现过3名黑人参议员，黑人州长就更少了。尽管绝大多数大城市都有过黑人市长，但工业衰退、课税基础缩水和犯罪率升高严重削弱了他们改善少数族裔市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自1980年开始，国家政治就主要掌控在共和党手里，而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所获的黑人选票鲜少超过10%，也一直反对推进居住及教育融合的反歧视行动。

一直到1998年，财富500强企业中都没有过黑人首席执行官。在法律、医学和工程等专业性强的行业中，黑人依然非常少。199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250个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中，只有1%的合伙人是黑人。

今天的美国文化赞美种族平等和融合的设想。一些黑人运动员和艺人成了文化偶像。大学和企业的宣传资料里到处是种族融合的学生团体或职员群体的照片。流行的电视节目和插播其中的电视广告一般都是多族裔共同出演。公开的种族歧视行为也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谴责和严厉惩罚。2002年，密西西比州的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被迫辞去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职，起因是他在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d）百岁生日派对上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他说，若1948年瑟蒙德竞选总统成功，美国可能会发展得更好，而瑟蒙德当时是南方民主党的候选人，公开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不过，迈向真正种族融合的进程几乎已完全停摆。在过去50年里，居住隔离大幅增加，大多数白人都从城里搬到了郊区，但房地产市场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让普通黑人难以跟着白人搬去郊区。美国历史上，众多民族和种族中只有黑人这么多代以来一直经受着同等程度的居住隔离。在近几十年中，中产阶级黑人也开始从城市搬去郊区，但黑人的郊区化对打破居住隔离几乎毫无作用，只要有黑人大量涌入，即便是中产阶级，白人往往也会选择搬走。

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在所居住的社区上学，因此，居住隔离几乎势必会带来学校隔离。在南方以外的绝大多数美国大城市中，学校隔离的情况甚至比1954年时还要严重。绝大多数仍留在城市的白人都选择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新奥尔良公立学校中的白人占比从1968年的33%下降到了1993年的8%。

讽刺的是，如今南方学校才是全美种族融合程度最深的。不过，即便在南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校融合率也开始不断下降，其中法院终止强制执行废除隔离判决是部分原因。此外，就读种族融合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按种族分班，因此，班级与班级之间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种族隔离的。食堂就餐时，黑人与白人也倾向于分桌坐，他们也不会共用澡堂，不会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在南方，五分之三的黑人大学生都选择了传统的黑人大学，而大型州立大学中仍然是白人学生占绝大多数。正如最近一名黑人学生所解释的：“我下半辈子注定得与种族主义打交道。为什么要从大学开始自找麻烦呢？”

通常情况下，黑人和白人去的教堂不同，听的广播台不同，社交的场所也不同。美国人平均每天要看7个小时电视，但媒体市场的种族隔离日渐加深。1996—1997年，黑人家庭最喜欢的前20个电视节目中仅有《周一橄榄球之夜》（Monday Night Football ）能跻身白人家庭最喜欢的前20个电视节目之列。热门情景喜剧《老友记》和《宋飞正传》（Seinfeld ）的黑人观众也比白人观众要少。白人比较常看的节目，特别是当地新闻节目，出演者往往比他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更为多样化，因此制造了“虚拟融合”的错觉，让白人低估了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现状。杂志读者的种族隔离情况也很惊人：以月刊《乌木》（Ebony ）为例，通常每月读过的黑人会达半数，白人却不足百分之一。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工作场所理应是种族融合程度最高的地方，但这里的互动与其说是种族“融合”，不如说是种族“交集”。那些声称非常重视多样性的大企业往往会将黑人放在曝光率高，但相对没什么决策权的岗位上。以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为例，半数社区关系负责人是黑人，但他们在球队副主席中占比不足10%。许多企业雇用黑人的数量刚好能让他们免于种族歧视的起诉或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或从事专业性工作的黑人依旧十分罕见，黑人的能力往往会被低估，被误认为只适合档案管理员、信使或秘书的岗位。

就连美国体坛种族隔离的程度也是惊人的。1947年，黑人棒球选手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第一次与白人同场竞技，标志着该运动种族隔离的解除，可时至今日，在棒球领域，无论是黑人球员还是黑人观众都在日渐减少。最近，一些传统的黑人大学也因学生对棒球缺乏兴趣而取消了该项目。冰球、网球、高尔夫自不必说，黑人球员罕见也是众所周知的。就连种族融合程度相当高的田径赛场也有了种族隔离趋势，隔离的依据是比赛项目更强调速度还是耐力。

表面上看，国家橄榄球联盟种族融合度似乎非常高：三分之二的球员是黑人，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不过，1995年时，专业四分卫中黑人占比为9%，但在跑卫、外接手中占了90%，防守角卫则全是黑人。更注重头脑的进攻线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而更注重运动能力的防守线则以黑人为主。

绝大多数白人都不承认种族歧视的严重性，但中产阶级黑人所遭受的歧视确实比他们认为的要明目张胆得多。德瓦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刚刚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黑人州长，但在他还是司法部部长助理时，有一次与比尔·克林顿总统开完会离开白宫后，却发现自己很难打到出租车。高端商店内，黑人顾客身后往往都有安保人员跟着。数个餐饮连锁龙头企业最近刚承认对黑人顾客有歧视。州公路巡警的种族定性也成了惯例，许多黑人明星运动员都因频繁被警官拦下骚扰而放弃驾驶自己的豪车。

无论是多富有、多才华横溢的黑人，也免不了常常遭遇此类有伤尊严之事。更糟的是，黑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种族偏见，却得听着、忍着白人说种族偏见大都是过去的事。也难怪如此多黑人都不再对种族融合抱有幻想了。

下层阶级的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状况就要无望得多，且仍在不断恶化。1990年时，有近三分之二的黑人小孩是非婚生子，白人小孩则只有15%。黑人家庭中，单亲母亲家庭远超半数。2004年，黑人中的贫困人口比例有近25%，是白人的3倍。在过去30年里，种族差距只缩小了毫厘。

一直以来，黑人的平均失业率都是白人的两倍。阻碍黑人获得高薪酬制造业工作的种族歧视性壁垒直到这些工作在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的冲击下开始消失时才消除。1990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只有白人家庭的58%。种族间的财富差距大得惊人。黑人家庭平均财富只有白人家庭的10%左右——这大幅增加了黑人的创业难度。

居住隔离加剧了城市下层阶级黑人的问题。因为美国城市的种族隔离比因经济条件产生的隔离更严重，黑人又比白人贫穷，黑人街区就是贫穷者的聚居地。这些地方往往房屋破败、学校糟糕，同时犯罪率高、青少年缺乏正面榜样，也更可能出现家庭破裂、未成年人怀孕、药物上瘾等问题。1970—1990年，居住在极端贫困街区的黑人百分比大幅增加。

空间隔离也意味着社会隔离，绝大多数住在内城区的黑人鲜少与白人来往，也很难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化。结果，黑人青少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说法方式，这成了他们在学校求学和职场求职时的劣势。更糟的是，社会隔离在许多黑人青少年中制造了一种不能“像白人一样”好好学习的对抗文化，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主流社会取得成功的能力。

如今，城市下层阶级黑人的处境非常堪忧，入狱的黑人比考上大学的还多。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12%，但在囚犯中却有过半数是黑人，其中约48%被判死刑。黑人入狱的可能性是白人的7倍。

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正日益多样化。1970—1990年，拉美裔美国人数量翻了一番，并于最近超过黑人成了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同一时期，亚裔人口所占比例也从1.3%增至3.8%。加利福尼亚也不再是白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州了。

不过，与黑人相比，亚裔和拉美裔融入主流社会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都没有遭遇过黑人那般严重的居住隔离。就居住隔离的程度而言，最有钱黑人所经受的都比洛杉矶最贫穷的西班牙裔和旧金山最贫穷的亚裔所经受的要糟糕。这些少数族裔的种族间通婚率也相差巨大：黑人只有6%，美国出生的西班牙裔和亚裔则分别是35%和50%。

其他少数族裔取得的成功越来越多，与主流社会也越来越相融，这些都凸显了一些非裔美国人仍处于孤立和贫穷的程度。对许多黑人来说，平等和种族融合的目标在今天依然遥远。

[1] 英里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 3公里。

[2] 法院之友（friend-of-the-court）并非诉讼双方之一，可由任一方要求或主动提供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帮助诉讼进行。

[3] 该书原版出版于2007年。

结语

尽管因种族而成为下等阶层的情况一直存在，但美国在种族平等上取得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奴隶制、私刑绞死、剥夺黑人选举权和州强制种族隔离都被根除，且不太可能卷土重来。

种族关系的进步并非历史发展之必然，它总是断断续续地发生。1860年北方黑人所受法律对待还不如1810年。1870年南方黑人还可以投票，可以当陪审员，可以担任公职，到1910年反而不行了。1910年北方黑人入读种族融合学校、入住种族融合街区的可能性反倒比1930年要高。

黑人权利一再被置于他人利益之下。在1842年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将南方奴隶主追回逃奴的权利置于北方自由黑人避免绑架和奴役的利益之上。1876—1877年，共和党为确保总统职位不旁落而牺牲了南方黑人的权利。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拒绝支持反私刑绞死法案，只因害怕引起南方民主党人的反感，要通过新政立法，他还需要他们的支持。

种族关系进步的原因鲜少是人们想要做正确的事。宪法制定者之所以授权国会未来对外国奴隶贸易加以限制，主要是因为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的奴隶主蓄养了过剩的奴隶，想要维持奴隶的高价。在重建期间，共和党人赋予黑人选举权主要是希望他们将票投给自己。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民权主要是为了获得黑人选票，并让苏联失去有利的宣传机会。

种族的关系进步离不开黑人的抗争。奴隶逃跑和起义加剧了南方奴隶主的焦虑，他们因此要求联邦政府对奴隶制提供更大的保护，一而再，再而三，最终令北方人厌倦了。1910—1960年，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迁徙至北方城市，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更有尊严的待遇，最终导致国家政治在民权问题上的剧变。1941年，10万黑人威胁要在华盛顿特区示威游行，迫使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了国防工业内的种族歧视。

只有黑人行动主义是不足以催生进步性种族变革的，有利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也必不可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往往有利于种族平等事业的推进。独立战争暂时削弱了南方奴隶制，让北方奴隶制得以逐步废除。南北战争解放了奴隶，并在战后推动出台了保护黑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黑人会员数量增加了10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他们发起了现代民权运动。

战争有利于种族平等主义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国人喜欢将自己的战争目的往民主的方向定义。“一战”的目的是“让这个世界能安全发展民主”。二战的目的是打败法西斯主义。这些战争所宣扬的民主观念迫使美国人面对并部分改革自己国内存在的不民主做法，比如种族歧视。其次，战争也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及行为模式。林肯为避免挑衅主流种族惯例，花费了一年时间镇压脱离联邦主义者，却无功而返，只能解放奴隶，并随后武装他们。最后，战争往往需要普通人为众人的利益而牺牲，其中势必会包含平等主义的暗示。因此，重获自由后为南北战争而牺牲的奴隶们也为黑人获得选举权铺平了道路。

就长期来看，城市化、得到改善的教育条件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也推动了进步性的种族变革。掌控了更多经济资源的城市黑人能够为社会抗议活动提供资金，吸引外界关注他们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也有能力利用经济抵制来推动社会变革。城市黑人创建的教堂、大学等机构也有助于组织和领导社会抗议活动，城市里更好的交通及通信条件也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城市的种族风俗往往更为宽容，南方也不例外。城市黑人更容易参与投票，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维护参与社会抗议活动者的人身安全。到20世纪40年代，绝大多数南方城市都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分部，分部之间会互通当地种族状况信息，为侵权诉讼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援助，并分摊种族抗议的风险和成本。

获得了更好教育的黑人更敢于反抗自己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让白人更难证明他们低人一等的合理性，也为不同社会抗议活动间的配合提供了便利。获得了更好教育的白人则减少了对最恶劣种族歧视法令的坚持。

当南方白人不再那么保守后，种族变革变得更难抵挡了。二战向数以百万计南方人推广了崭新的种族观念与做法，这些南方人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大众传媒的发展又使数百万人受到外界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南方白人限制外界审查他们对待黑人的能力。

不断变化的政治联盟也影响了种族变革。19世纪90年代，共和党人发现没有南方选民的支持，自己也能赢得国家政府的控制权，便不再热心于保护南方黑人的投票权。大萧条期间，许多北方州数十年来头一次开始犹豫是否该在总统大选中继续支持共和党，这就让黑人选民的选票有了价值，让他们重获了左右国家政治的力量。近期而言，国家政治普遍由共和党人主导，绝大多数黑人却表现出了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倾向，这对进步性种族变革来说是个阻碍。

国际形势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种族政策。1960年前后，在非洲殖民地独立的激励下，美国黑人开始要求获得自己的宪法权利。冷战期间，为与苏联竞争非白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美国人不得不改革国内种族做法，以证明民主资本主义与白人至上主义并非密不可分。

对南方黑人来说，人身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已成为实现进步性种族变革的关键。1919年，得克萨斯州白人光天化日下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总部执行秘书殴打致残，却没有受任何惩罚。想要在南方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民权运动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对种族歧视的诉讼也很难维持。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参与直接抗议行动的南方民权运动示威者一般不会遭遇危及生命的肢体暴力。

白人对黑人暴力的相对减少让民权抗议的开展成为可能，但也让其他形式的暴力凸显了出来。1900年前后，南方白人一年私刑绞死了百名黑人，但绝大多数北方人对此并不关心。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执法者对和平抗议者的血腥镇压通过电视转播直接摆在了美国家庭面前，这不但震惊了北方人，也直接推动了民权法案的通过。

南方白人是坚决抵制进步性种族变革的，所以必须有压力，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南方黑人虽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压力，但白人至上主义制度是如此残忍无情又无处不在，内生性变革是很难完成的。南方白人不允许黑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鲜少有黑人能当上律师将该制度诉诸法庭，而绝大多数白人律师是不会受理民权案件的。南方黑人无法投票，也就不可能从政治层面改革白人至上主义。另外，白人控制着绝大多数黑人的生计，种族抗议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报复。威胁和真实发生的肢体暴力最终磨灭了绝大多数来自该制度内部的挑战。

只有外部压力才能改变这一制度。北方人为终结奴隶制进行了南北战争，重建期间，北方主导的共和党暂时改变了南方的种族关系。在20世纪，外部压力首先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后来自北方舆论和国家政府。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为推进联邦反私刑绞死立法的游说活动促使南方各州采取了反私刑绞死行动。该组织的诉讼活动迫使南方各州开始为黑人教育提供与白人教育相同的经费，并允许黑人登记投票。来自国家政府的压力为南方黑人创造了相对安全的抗议环境。民权立法则为加快南方吉姆·克劳法的废除提供了强制机制。

可以肯定的是，北方从来不是种族平等的堡垒。独立战争前，绝大多数北方殖民地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北方的杰克逊派民主党人一边宣称所有白人人人平等，一边剥夺黑人选举权，隔离他们，并试图将他们遣送至海外殖民地。“一战”后，试图在白人街区买房的北方黑人常常遇到暴徒叫嚣，焚烧十字架的威胁，以及炸弹袭击。1966年，小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惨败，他在当地挑战居住隔离但未能成功。

不过，一般而言，北方确实比南方更有种族包容性，这一地区差异推动了进步性种族变革的发生。如果北方没有放弃奴隶制，就不会发生南北战争。如果北方没有从1870年开始允许黑人投票，大迁徙也无法加强黑人的政治权力，无法促使国家政府支持民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多大能力挑战南方种族做法也取决于北方黑人有多大自由组织种族抗议行动。

许多由地区差异催生的种族变革都不是故意为之的。1861年北方对南方发动战争是为了镇压脱离联邦主义者，最终却将奴隶制也一并废除了。重建时期，北方共和党人制定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该党在南方奠定政治基础，但该修正案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长期结果之一是在大迁徙后赋予了北方黑人政治权。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中，北方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试图终结南方的吉姆·克劳法，最终却使南方政治变得激进，为暴力创造了成熟的环境，并最终促成了过渡性民权法案的通过。

种族习俗和观念的地区差异造就了一种反动力，时常会推动进步性种族变革的发生：感到焦虑的南方白人为了自卫而采取行动保护白人至上主义，但这些行动又引发了北方人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攻击。北方对奴隶制日益猛烈的抨击增加了南方奴隶主的焦虑，他们要求联邦政府保证奴隶制的存续，也得偿所愿了，但这引起了许多北方人的反感，他们担心这是一场“奴隶权力的阴谋”，会剥夺他们的自由。二战后，南方白人镇压黑人民权斗志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迫使杜鲁门总统组建了一个民权委员会以推动进步性种族变革。南方白人对布朗案判决的大规模抵制最终却是将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向着平等主义的方向推去。南方白人努力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反而加快了它的灭亡。

法律在美国种族平等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很难界定。书中的法律与实际执行的法律时常毫无关联。尽管法律禁止教奴隶读书写字，但还是有许多奴隶不是文盲。19世纪50年代，黑人仍在继续进入一些州宪法禁止他们进入的州。种族通婚禁令也没能阻止跨种族夫妻的产生。

民权立法往往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1875年民权法案在被最高法院取消前就已形同虚设，在它之后颁布的许多北方公共设施法令也不例外。1875年，国会禁止在选择陪审员时带有种族歧视，但直到1910年，黑人也没能出现在南方陪审席上。尽管南方各州宪法规定，政府给黑人学校的拨款应当与同等白人学校的相同，但在1900年后，教育支出的种族差距已非常巨大，但这些歧视性行为几乎从未被告上法庭。

很多时候，立法不仅无力削弱白人至上主义，对它的存续也不是不可或缺的。北方各州并没有立法强制实行居住隔离，但北方黑人都普遍居住在隔离街区。“一战”前，北方并没有种族歧视性的就业法律，但体面的工业工作几乎都不会录用黑人。绝大多数南方铁路公司都是在各州通过强制隔离法令前就开始对乘客进行种族隔离了。南方法规既没有要求黑人在公共人行道上给白人让路，也没有要求他们以尊称称呼白人，但若不这么做，他们就有可能遭遇危险。

吉姆·克劳法的制定往往是发挥象征作用，而非职能作用。1904年，肯塔基州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教育机构实行种族隔离，但当时该州只有一所学校是种族融合的，而且融合程度非常低。得克萨斯州出台法律禁止黑人参与党内初选，也只是为了镇压少数几个允许黑人参与初选的变节县。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法律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确立和瓦解都至关重要。1890年前后出台的选民登记规定剥夺了大量南方黑人及其支持者的选举权，便于白人对黑人选举权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没有法律强制，20世纪初时南方公用事业公司也不会在有轨电车上实施种族隔离。《1964年民权法案》对废除南方学校及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至关重要，《1965年选举权法》彻底改变了南方腹地的黑人选民登记规定。

最高法院在推动种族平等上所发挥的作用同样很难界定。19世纪时，最高法院一直是少数族裔的死敌。大法官们让北方州为保护自由黑人免遭奴隶捕手绑架的努力付之一炬，还废除了国会禁止在联邦领土上实行奴隶制的命令，否认自由黑人拥有任何“白人有义务尊重”的权利，释放了私刑绞死黑人及实施了种族屠杀的行凶者，废除了一项联邦公共设施法，维护了绝大多数由州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排华举措。

到20世纪，最高法院依然认定种族隔离及剥夺黑人选举权符合宪法规定，二战期间，它还支持了政府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禁。后来，大法官们还废除了反歧视行动计划和旨在增加少数族裔政治代表的立法计划。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最高法院逐步废除了南方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规定，遏制对刑事案件黑人被告实施外表合法实为私刑的惩罚，并最终裁定住房、交通和公共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无效。

历史事实表明，最高法院并不是少数族裔权利的真正捍卫者。大法官们主要反映主流民意，所以难以保护真正受压迫的群体。如果有人不这么认为，很可能是受布朗案及其后续案件的影响。不过，那些判决也是受社会及政治影响，同时反映了社会及政治的变化。布朗案法官们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称种族关系已经有了“惊人”且“持续的进步”。这些变化足以说服数位认为法律理由不足以宣判学校隔离无效的大法官。

宪法权利若不落实，就没什么实际意义。即便最高法院做出了进步性种族判决，往往也没有实际效力。1917年的布坎南诉沃利案没能实现居民区的种族融合，布朗案在判决后的十年里对南方腹地几乎毫无效力。相比之下，其他判决的作用则要大得多。1950年的斯韦特诉佩因特案让南方腹地外的公立大学实现了种族融合，1944年的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则在南方城市掀起了黑人选民登记革命。究竟是哪个政治及社会条件影响了法院进步性种族判决的效力？

史密斯案之所以有比布朗案更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因为，所有黑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投票权，但一些黑人比起种族融合学校更愿意就读经费相同但种族隔离的学校。此外，二战的民主意识形态与投票权的直接相关性要大于与无种族隔离教育权利的关系。战后返回南方的黑人士兵常常直接拿着退伍文件去市政厅登记投票，而不会直接找到当地教育委员会，要求让自己孩子入读种族融合学校。

黑人在某些权利上的分歧确实比其他问题更大，但二战后他们对落实所有权利的斗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足了。斗志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源于更有保障的人身安全。若坚持宪法权利很可能招来殴打或谋杀，那就不太值得了。即便普莱西案判决不同，也很难改变南方铁路的隔离现状，毕竟在一个私刑猖獗的地方行使无隔离旅行的权利，势必会给黑人带来生命危险。不过，到1950年，私刑绞死基本过时，战后黑人原告遭遇经济报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遭遇肢体暴力。

反对者的反抗强度也会影响最高法院进步性种族裁决的效力。20世纪40年代时，绝大多数南方白人反对取消小学种族隔离的力度超过了反对黑人选举权的力度。二战带来的民主意识形态和黑人教育的进步让许多南方白人改变了观念，认为仅让白人参加政党初选是一件“残酷而可耻的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南方白人仍在强烈抵制废除小学种族隔离，这涉及取消年幼孩童间的种族隔离，而这些孩子有男有女，势必会让绝大多数白人联想到种族间通婚。

毫无疑问，公民权利采用公共执行会比私人执行更有效。司法部掌握的资源远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只有它能采用刑事执行手段；它也没有遭遇经济报复和肢体报复的风险。史密斯案之所以如此有效，原因之一就是司法部做出了真正有威慑力的威胁。在《1964年民权法案》授权司法部部长提起诉讼后，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速度就急剧加快了。公共执行还有其他私人原告无法使用的手段，比如威胁终止权利侵害者的公共拨款，以及任命联邦官员取代冥顽不灵的州官员。

可用的律师数量及其专业素质也会影响公民权利的执行。早期诉讼胜利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就是，南方鲜少有执业的黑人律师，即便有也往往没受过良好的训练。绝大多数白人律师又怕引起公众反感而不愿接手民权案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资源有限；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许多南方地区都没有该组织的分部；没有当地律师协助，它就无法插手。不过二战以后状况变了，白人律师更愿意接民权案件，南方也有了更多训练有素的黑人律师。

事实证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组织对公民权利的落实至关重要。如果只取得了在最高法院的胜利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要落实权利就必须有后续的诉讼。如果没有强大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后续诉讼是很难维持的。黑人个人鲜少能负担得起数千美元的上诉费用。黑人个人也欠缺起诉的积极性，毕竟诉讼一拖就是几年，会扰乱原告的生活，也会给他们招来毁灭性的经济报复，有时甚至是肢体暴力。

只有数十年来代表黑人争取权益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才能把握住诉讼的好处，同时分摊诉讼的风险和成本。若是二战期间该组织没有大规模扩张，黑人选民登记数量就不可能在史密斯案后大幅增加，各地也不会在布朗案后出现针对学校隔离的攻击。不过，该组织对民权诉讼的实质性垄断也不尽然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南方白人提供了一个易于攻击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方白人对该组织的猛烈攻击几乎使它在南方腹地的活动完全停摆，还阻碍了废除种族隔离诉讼的进行。

法律命令的相对明确也会影响公民权利的落实。尽管绝大多数南方联邦法官都认为布朗案的判决大错特错，但职业责任感往往会阻止他们违抗该判决；他们承认州强制执行的学校隔离必须结束。然而，布朗第二案的判决非常模糊，也就毫无意义。它没有为南方法官提供政治掩护，这样一来，即便他们想要积极推动判决落实，也很难做到，更何况他们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人，绝大多数法官都选择了拖延和逃避。

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会自动落实。即便民权诉讼中原告赢了，若他们没有足够权力落实判决，这场胜利也就毫无意义。在南方黑人受压迫最重时，他们甚至连提起针对教育拨款中明显违宪的巨大种族差异的诉讼都做不到。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种族条件改善，为民权组织支持民权案件打开缺口，最高法院才接到了针对披着合法外衣的私刑行为的起诉。而布朗案后的九年中，密西西比州连一起要求废除学校隔离的诉讼都没有。

诉讼需要律师、经济资源，以及一定的人身安全保障。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时候，最需要法院公正种族判决的人恰恰是最不可能得到这样判决的人，压迫重重的外界条件让他们根本无法提起诉讼。

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会产生间接后果，比如让某个问题凸显出来，激励胜诉方（或他们的对手）。毫无疑问，布朗案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学校隔离上，他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逃避，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一个立场。对于1954年的北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势必意味着反对种族隔离。但对那些想要保住自己工作的南方政治家来说，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捍卫种族隔离，谴责布朗案判决。

布朗案也给了黑人希望，让他们相信种族关系是有可能彻底改变的。在布朗案的激励下，南方黑人提起了要求废除学校隔离的诉讼，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投票权、学校平等、警察暴行和就业歧视问题上转移到了该案判决上。布朗案的议题设置
[1] 效果意义重大，因为南方白人对废除学校隔离的反对程度要远大于对黑人所寻求的其他改革。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是布朗案改变了美国白人在学校隔离问题上的立场。南方白人强烈谴责该判决。绝大多数北方白人虽然支持它，但也是因为他们本就认同该判决的观点，而非受到该判决影响才改变了立场。此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的支持相当敷衍，非常冷淡。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北方白人几乎都不支持采取激进手段落实布朗案判决。北方人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受民权运动的影响要远深于受布朗案的影响。

事实上，最高法院数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种族判决似乎是引起了政治反弹而非引导了民意对其判决结果的支持。1842年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似乎挑起了北方州对最高法院的反抗，反而制定了更多保护当地自由黑人免遭绑架的激进举措。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禁止联邦管制国内奴隶制之举实际是声称共和党违反宪法，此举引发了共和党人对最高法院的谴责和反对。布朗案激发了南方白人对种族变革的强烈抵制，并驱使极端主义政治家利用言论煽动暴力。

然而，就像布朗案一样，强烈抵制会引发强烈反制。布朗案所引发的暴力，尤其是针对和平抗议者，并有国家电视台的转播，彻底改变了北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为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铺平了道路。

民权诉讼，无论成功与否，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激励和组织功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为黑人讲解他们的宪法权利，并让他们对种族条件可以改变心存希望。该组织的许多分部就是围绕诉讼而建，也确实是卓有成效的集资工具。法庭上，黑人律师成为黑人观众的榜样，毕竟法庭是南方唯一允许种族间互动的地方，黑人律师也就成了唯一可与白人在几乎平等的条件下同场竞技的人，而他们所展现的法庭辩论技巧否认了黑人不如白人的传统成见。

二战前，南方黑人生活在专制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下，基本无法使用诉讼以外的其他抗议形式，比如政治动员、经济抵制、街头示威和身体抵抗。当时，诉讼并没有与其他抗议策略竞争稀缺资源，它的优势就在于不需要大规模参与者也能取胜，而且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法庭上进行。

不过，正如早期民权领袖所了解的，单就诉讼而言，它对种族变革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30年代查尔斯·休斯敦就曾警告称，“我们的仗……不能依靠法官来打”，他敦促“社会和公共因素必须得发动起来，最好是在正式开始诉讼前，再不济也得与诉讼同时进行”。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诉讼在最高法院取得的胜利是如此令人瞩目，布朗案带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声望是如此之高，即便当时已有条件开展直接抗议行动，也被众人所忽略。20世纪50年代时，诉讼开始与直接抗议行动竞争稀缺资源，而且似乎是占优势的一方，直到南方白人拒不执行布朗案判决，令其形同虚设，才暴露出诉讼本身对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是有限的。

尽管诉讼在动员种族抗议和取得最高法庭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胜诉案件也确实带来了进步性的种族变革，但它并不具备直接抗议行动的所有功能。诉讼使黑人更相信精英的黑人律师和白人法官而非他们自己，相比之下，静坐、自由乘车和街头示威更有利于培养出黑人自己的机构。此外，直接抗议行动更能制造冲突，更能煽动反对者暴力，而事实最终证明，这些对改变整个国家的种族观念至关重要。

1903年W. E. B.杜博斯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界限问题”。若杜博斯当时说的是整个美国史，而不是仅指20世纪，那这话就没那么准确了。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詹姆斯·麦迪逊反复提到，各州利益的主要差异源于他们对奴隶制度的不同依赖程度。75年后，美国因奴隶制爆发了内战。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南北双方在黑人权利问题上的观点对立成了影响地区间和解的最大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示威、城市种族暴动和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又让美国四分五裂。即使在今天，种族问题也是影响美国国家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种族进步。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制度均被废除。种族驱动的暴力事件大幅减少。许多黑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他们祖辈做梦也想不到的。

然而，美国仍然存在着两个社会，它们彼此隔离，也并不平等。布朗案所提出的种族融合愿景基本没有实现。在许多领域，黑人与白人的隔离比五十年前还要严重。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大都没能惠及城市下层的黑人。这些黑人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他们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住在破败的社区里，上的是劣等的学校，几乎没有改善生活的前景。种族平等无论如何定义都很难找到实现它的方法。

[1] 议程设置主要指该判决能左右人们的关注方向，大众传媒领域有“议程设置理论”一说。

参考文献

Arsenault, Raymond. Freedom Riders: 1961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Justice (2006).

Ayers, Edward L. The Promise of the New South: Life after Reconstruction (1992).

Bartley, Numan V. The Rise of Massive Resistance: Race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50s (1969).

Bartley, Numan V., and Hugh D. Graham. Southern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1975).

Belknap, Michal R. Federal Law and Southern Order: Racial Violence and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the Post-Brown South (1987).

Berlin, Ira. Generations of Captivity: A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Slaves (2003).

Berlin, Ira.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1974).

Boyle, Kevin. Arc of Justice: A Saga of Race, Civil Rights, and Murder in the Jazz Age (2004).

Branch, Taylor. 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1963 (1988).

Branch, Taylor. Pillar of Fire: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63–1965 (1998).

Branch, Taylor. At Canaan’s Edge: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65–1968 (2006).

Brauer, Carl M.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1977).

Burk, Robert Fredrick.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Black Civil Rights (1984).

Burns, Stewart, ed. Daybreak of Freedom: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1997).

Carson, Clayborne.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1981).

Carter, Dan T. The Politics of Rage: George Wallace, the Origin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1995).

Carter, Scottsboro: A Tragedy of the American South (rev. ed., 1979).

Cecelski, David, and Timothy Tyson, eds. Democracy Betrayed: The Wilmington Race Riot of 1898 and Its Legacy (1998).

Chafe, William H. Civilities and Civil Rights: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 and the Black Struggle for Freedom (1980).

Clabaugh, Jason Paul. ‘‘Reporting the Rage: An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Freedom Rides of May, 1961,’’ 14 Southern Historian 41 (Spring 1993).

Clark, E. Culpepper. The Schoolhouse Door: Segregation’s Last St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1993).

Cortner, Richard C. A Mob Intent on Death: The NAACP and the Arkansas Riot Cases (1988).

Cortner, Richard C. A ‘‘Scottsboro’’ Case in Mississippi: The Supreme Court and Brown v. Mississippi (1986).

Curriden, Mark, and Leroy Phillips, Jr. Contempt of Court: The Turn-of-the-Century Lynching that Launched a Hundred Years of Federalism (1999).

Daniels, Roger.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1988).

Dittmer, John. Local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Mississippi (1994).

Douglas, Davison M. Jim Crow Moves North: The Battle over Northern School Segregation, 1865–1954 (2005).

Doyle, William. An American Insurrection: The Battle of Oxford, Mississippi, 1962 (2001).

Dudziak, Mary.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2000).

Eskew, Glenn T. But for Birmingham: The Local and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1997).

Fairclough, Adam. Better Day Coming: Blacks and Equality, 1890–2000 (2001).

Fairclough, Adam. Race and Democracy: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in Louisiana, 1915–1972 (1995).

Fairclough, Adam. To Redeem the Soul of America: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87).

Farmer, James A. Lay Bare the Heart: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85).

Fede, Andrew. People Without Righ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Law of Slavery in the U.S. South (1992).

Fehrenbacher, Don E. 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1978).

Finkelman, Paul. An Imperfect Union: Slavery, Federalism, and Comity (1981).

Finkelman, Paul. ‘‘The Founders and Slavery: Little Ventured, Little Gained,’’ 13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413 (Summer 2001).

Foner, Eric.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1988).

Fredrickson, George M.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1971).

Freehling, Alison. Drift Toward Dissolution: The Virginia Slavery Debate of 1831–1832 (1982).

Freehling, William W. The Road to Disunion. Volume I: Secessionists at Bay, 1776–1854 (1990).

Freehling, William W. ‘‘Slavery and the Founders,’’ 77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1972).

Freyer, Tony. The Little Rock Crisis: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984).

Garrow, David J.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1988).

Garrow, David J. Protest at Selma: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1978).

Genovese, Eugen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4).

Gillette, William. Retreat from Reconstruction: 1869–1879 (1979).

Gillette, William. The Right to Vote: Politics and the Passage of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1965).

Gilmore, Glenda Elizabeth. Gender and Jim Crow: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 1896–1920 (1996).

Goodman, James. Stories of Scottsboro (1994).

Hacker, Andrew. Two Natio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 (1992).

Hine, Darlene Clark. Black Victo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Primary in Texas (1979).

Hirsch, Arnold R.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1983).

Inger, Morton. Politics and Reality in an American City: The New Orleans School Crisis of 1960 (1969).

Irons, Peter. Justice at War: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ses (1983).

Kellogg, Charles Flint. NAACP: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Volume 1: 1909–1920 (1967).

Klarman, Michael J. From Jim Crow to Civil Rights: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2004).

Klinkner, Philip A., and Rogers M. Smith. The Unsteady Marc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 (1999).

Kluger, Richard. Simple Justice: 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 (1976).

Kousser, J. Morgan. The Shaping of Southern Politics: Suffrage Restri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Party South, 1880–1910 (1974).

Lane, Ann J. The Brownsville Affair: National Crisis and Black Reaction (1971).

Lawson, Steven F. Black Ballots: Voting Rights in the South, 1944–1969 (1976).

Litwack, Leon F. Trouble in Mind: Black Southerner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1998).

Litwack, Leon F.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1961).

Maltz, Earl M. Civil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and Congress, 1863–1869 (1990).

McAdam, Doug. Freedom Summer (1988).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1982).

McMillen, Neil R.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1989).

McMillen, Neil R. The Citizens’ Council: Organized Resistance to the Second Reconstruction, 1954–1964 (1971).

McNeil, Genna Rae. Groundwork: Charles Hamilton Houst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1983).

Massey, Douglas S., and Nancy A.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1993).

McClain, Charles J.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1994).

McPherson, James M.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1988).

Meier, August, and Elliot Rudwick. Along the Color Line: Explorations in the Black Experience (1976).

Meier, August, and Elliot Rudwick. CORE: A Study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42–1968 (1973).

Morgan, Edmund S.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1976).

Morris, Aldon 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1984).

Morris, Thomas D. Southern Slavery and the Law, 1619–1860 (1999).

Morris, Thomas D. Free Men All: The Personal Liberty Laws of the North, 1780–1861 (1974).

Muse, Benjamin. Ten Years of Prelude: The Story of Integration since the Supreme Court’s 1954 Decision (1964).

Myrdal, Gunnar.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2 vols. (1944).

Nash, Gary B., and Jean R. So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Emancipation in Pennsylvania and Its Aftermath (1991).

Norrell, Robert J.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uskegee (1985).

Nunnelley, William A. Bull Connor (1991).

Patterson, James T.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 Civil Rights Milestone and Its Troubled Legacy (2001).

Payne, Charles M. 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 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1995).

Peltason, J. W. Fifty-Eight Lonely Men: Southern Federal Judges and School Desegregation (1961).

Perman, Michael. Struggle for Mastery: Disfranchisement in the South, 1888–1908 (2001).

Robinson, Armstead L., and Patricia Sullivan, eds.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Rights Studies (1991).

Robinson, Donald L. 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1765–1820 (1971).

Schmidt, Benno C., Jr. ‘‘Principle and Prejudice: The Supreme Court and Ra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Part 3: Black Disfranchisement from the KKK to the Grandfather Clause,’’ 82 Columbia Law Review 835 (June 1982).

Schmidt, Benno C., Jr. ‘‘Juries, Jurisdiction, and Race Discrimination: The Lost Promise of Strauder v. West Virginia,’’ 61 Texas Law Review 1401 (May 1983).

Sherman, Richard B.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Black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Hoover, 1896–1933 (1973).

Shoemaker, Don, ed. ‘‘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 Segregation-Desegregation in Southern Schools (1957).

Sitkoff, Harvard. A New Deal for Blacks: Emergence of Civil Rights as a National Issue. Vol. 1: The Depression Decade (1978).

Sitkoff, Harvard.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1992 (rev. ed. 1993).

Smead, Howard. Blood Justice: The Lynching of Mack Charles Parker (1986).

Smith, R. C. They Closed Their Schools: Prince Edward County, Virginia, 1951–1964 (1965).

Steinhorn, Leonard, and Barbara Diggs-Brown. By the Color of Our Skin: The Illusion of Integration and the Reality of Race (1999).

Stern, Mark. Calculating Visions: Kennedy, Johnson, and Civil Rights (1992).

Sugrue, Thomas J.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1996).

Sullivan, Patricia. Days of Hope: Race and Democracy in the New Deal Era (1996).

Thornbrough, Emma Lou. The Negro in Indiana Before 1900: A Study of a Minority (1957).

Thornbrough, Emma Lou. ‘‘The Brownsville Episode and the Negro Vote,’’ 44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69 (Dec. 1957).

Thornton, J. Mills. Dividing Lines: Municipal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Montgomery, Birmingham, and Selma (2002).

Tindall, George Brown. South Carolina Negroes, 1877–1900 (1952).

Tushnet, Mark V. Making Civil Rights Law: Thurgood Marshall and the Supreme Court, 1936–1961 (1994).

Tushnet, Mark V. The NAACP’s Legal Strategy Against Segregated Education, 1925–1950 (1987).

Vorenberg, Michael. Final Freedom: The Civil Wa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2001).

Vose, Clement E. Caucasians Only: The Supreme Court, the NAACP, and the Restrictive Covenant Cases (1959).

Ward, Brian, and Tony Badger, eds. The Making of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96).

Weiss, Nancy J. Farewell to the Party of Lincoln: Black Politics in the Age of FDR (1983).

Weiss, Nancy J. ‘‘The Negro and the New Freedom: Fighting Wilsonian Segregation,’’ 84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1 (Mar. 1969).

Wharton, Vernon Lane. The Negro in Mississippi: 1865–1890 (1947).

Wiecek, William M. ‘‘The Statutory Law of Slavery and Race in the Thirteen Mainland Colonies of British America,’’ 34 (3rd seri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258 (Apr. 1977).

Wilkinson, J. Harvie. From Brown to Bakke: The Supreme Court and School Integration, 1954–1978 (1979).

Williamson, Joel. After Slavery: The Negro in South Carolina During Reconstruction, 1861–1877 (1965).

Woodward, C. Vann.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3rd rev. ed., 1974).

Wright, George C. Life Behind a Veil: Blacks in Louisville, Kentucky, 1865–1930 (1985).

Wynn, Neil A. The Afro-America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rev. ed., 1993).

Young, Jeffrey R. ‘‘Eisenhower’s Federal Judges and Civil Rights Policy: A Republican ‘Southern Strategy’ for the 1950s,’’ 78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36 (Fall 1994).

Zilversmit, Arthur. 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 (1967).

致谢

我要在此感谢几位协助我研究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生：林肯·比斯比（Lincoln Bisbee）、布鲁克斯·希克曼（Brooks Hickman）、查理·拉普兰特（Charlie LaPlante）、约瑟芬·刘（Josephine Liu）、雷·麦肯齐（Ray McKenzie）、凯利·菲普斯（Kelly Phipps）、理查德·罗斯布拉特（Richard Rothbla）和斯蒂芬妮·舒勒（Stephanie Shuler）。另外两名学生凯瑟琳·图米（Katherine Twomey）和科琳娜·莱恩（Corinne Lane）不仅协助我研究，还阅读了整部手稿，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我还要感谢莎拉·卡尔（Sarah Carr），并感谢劳拉·鲍尔（Laura Bower）担任我的秘书。在我追踪消息来源、确认事实真伪时，该法学院的馆员［也被亲切地称呼为“百事通”（Refdesk）］一如既往地提供了巨大帮助，让我的工作轻松许多。

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同事，他们在阅读手稿后给我提供了鞭辟入里的改进建议：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吉姆·瑞安（Jim Ryan）、鲁埃尔·席勒（Reuel Schiller）和克里斯·施密特（Chris Schmidt）。我特别感谢米歇尔·莫里斯（Michelle Morris），她不仅阅读了整部手稿，做了详细评价，还对其中的内容亲自做了大量研究，添加了详细解释。

迪安·约翰·杰弗里斯（Dean John Jeffriess）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很感谢杰夫·斯通和德迪·费尔曼（Dedi Felman），他们邀请我参与“不可剥夺的权利”丛书项目，督促我比往日写得更快、更简练，并在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迈克尔·克拉曼
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州
2007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之路 : 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 / （美）迈克尔·J. 克拉曼著 ; 石雨晴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 Unfinished Business: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ISBN 978-7-5086-9198-5

Ⅰ . ①平… Ⅱ . ①迈… ②石… Ⅲ . ①反种族歧视斗争－历史－研究－美国 Ⅳ . ① D7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9197号

Unfinished Business: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by Michael J. Klarman

Copyright © 2007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Unfinished Business: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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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之路：美国走向种族平等的曲折历程
著者：［美］迈克尔·J. 克拉曼
译者：石雨晴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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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169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339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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