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

[英]阿夫纳·奥弗尔 [瑞典]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 著

苏京春 李海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与致谢

缩略词一览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引言

第一章 假想机器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第六章 个人声誉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注释

译后记

1976年12月10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手中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坚信：

有道理的事，说一遍即可；

没道理的事，说千遍亦无用。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席间闲谈》（又名《关于人物及风格的新评论》，1822年）
（Table Talk or Original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前言与致谢

1970年左右，时代气息突变。在西方富裕社会，持续20年之久的充分就业与富足被艰苦岁月与劳苦之身取代。那些基于经济学说主张对市场进行调控和刺激的论证无法解释这场“市场变革”（market turn）。那么，经济学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都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第一次颁发）很合时宜地给出了不同时代经济学说的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不断发展的学说之间产生的冲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而这两个学说竞相影响着战后若干年社会的形成。瑞典创立了诺贝尔奖，而其自身是社会民主的一个原型。这个国家也只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更为广泛。表面上，这两个学说泾渭分明，实际上，它们相克相生，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说结合后会更完美。

本书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诺贝尔奖项的故事，从第二章第一部分的介绍开始，而后在第四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做了叙述。第三章则深入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根源。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首先要致谢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因为这个选题，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和牛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乌普萨拉大学和万灵学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地点以及良好的合作条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学校里的同事甚至乐于将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纳入他们规定性的研究任务当中。这些大学都诚挚地配合了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和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资助的研究机会，这两个机构（起源于80年前）都是由慷慨的资本家创建的。牛津大学历史学院和万灵学院也为我们的一些特殊需求提供了小额资助。此书完稿于加布里埃尔接管瑞典银行之前，所以书中使用的数据均不含其任职期间的数据。

在瑞典，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教授与阿夫纳·奥弗尔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全方位访问，该议程还得到进一步延伸，增加了令人颇受鼓舞的晚宴环节。约尔根·韦布尔（Jörgen Weibull）教授促成了这次访问活动，并且通过敏锐决策推动了晚宴的实现。在瑞典，我们还与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教授、杰肯·米达尔（Janken Myrdal）教授和彼得·诺贝尔（Peter Nobel）教授进行了对话。在此向他们致谢。

萨缪尔·比约克（Samuel Bjork）参与了第六章的写作。他为巴斯模型提出了一个新的运算法则，并且使用了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估计巴斯曲线。菲利普·米卢斯基（Philip Mirowski）也曾与我们合作，但是因观点相左而离开了。他尖锐直白的建议对本书产生了应有的影响，这也使我们的合作结束得更加温和。同事和朋友们都给予了我们帮助、倾听与回应。克里斯托弗·拉格奎斯特（Christopher Lagerqvist）建立了牛津－乌普萨拉实验室，这一实验室首次把我们凑在了一起。研讨会和会议论文得以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举行和发表。在此一并感谢对我们的邀请、尖锐的评论以及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思所得共同形成的丰富经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包括三个研究助手，在此也一并提及）阅读了本书的相应章节，并且对本书的观点进行了研讨，他们包括圣达斯·埃里（Sundas Ali）、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萨缪尔·比约克、莎拉·卡罗（Sarah Caro）、文森特·克劳福德（Vincent Crawford）、保罗·大卫（Paul David）、詹姆斯·芬斯克（James Fenske）、塔玛·弗兰克（Tamar Frankel）、蒂姆·罗尼格（Tim Leunig）、约翰内斯·林德沃（Johannes Lindvall，他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其职责范围）、孟苗（Meng Miao）、菲利普·米卢斯基、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亨利·欧胜（Henry Ohlsson）、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克劳迪奥·索普兰泽蒂（Claudio Sopranzetti）、戴维·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和朱丽亚·特威格（Julia Twigg）。完整稿由帕梅拉·克莱米特（Pamela Clemit）、沙米姆·甘米奇（Shamim Gammage）、麦克斯·哈里斯（Max Harris）和罗梅什·瓦提林根（Romesh Vaitilingam）审读，他们纠正了我们的很多错误，这使我们受益颇丰。书中如果存在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出版社的两个审稿人付出了大量劳动并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的贡献使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更加精确。沙米姆·甘米奇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技术支持。莎拉·卡罗和汉娜·保罗（Hannah Paul，为出版社工作）给予了我们大量鼓励、包容和指导。

在此，加布里埃尔对妻子毛（Mao）表示感谢，并对即将长大且开始学习阅读的女儿小李李（little Li）同样表达感激之情。阿夫纳也向妻子利亚（Leah）表示感谢，感谢她几十年来的合作、支持、勤勉以及其给予的独到见解。

缩略词一览

AEA：美国经济协会

ATP：瑞典补充养老金制度

BIS：国际清算银行

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ESO：公共经济学研究专家组

FOREX：外汇

GDP：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的国内度量，不考虑海外资产的产出）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UI：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目前叫工业经济研究所

LDC：欠发达国家

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英国基准金融市场利率）

LO：瑞典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MCE：市场出清均衡

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CM：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NPW：诺贝尔奖得主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PP：购买力平价（相关经济体中可比较商品价格所决定的汇率）

SAF：瑞典雇主联合会

SAP：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

SNS：商业和政策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

TCO：瑞典非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VAR：向量自回归（一种广泛应用数据的一致性但不是明确检验理论模型的统计学估计方法）

WashCon：华盛顿共识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1969：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

1970：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1971：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72：约翰·R.希克斯（John R.Hicks）

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Arrow）

1973：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74：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975：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

佳林·C.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

1976：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7：詹姆斯·E.米德（James E.Meade）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

1978：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

1979：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1980：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1：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82：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1983：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

1984：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

1985：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

1986：小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Jr.）

1987：罗伯特·M.索洛（Rober M.Solow）

1988：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1989：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

1990：哈里·M.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

默顿·H.米勒（Merton H.Miller）

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

1991：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

1992：加里·S.贝克（Gary S.Becker）

1993：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

1994：约翰·C.海萨尼（John C.Harsanyi）

小约翰·F.纳什（John F.Nash Jr.）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1995：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Lucus Jr.）

1996：詹姆斯·A.莫里斯（James A.Mirrlees）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

1997：罗伯特·C.默顿（Robert C.Merton）

迈伦·S.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

1998：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9：罗伯特·A.门德尔（Robert A.Mundell）

2000：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Heckman）

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1：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

A.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2002：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弗农·L.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3：罗伯特·F.恩格尔三世（Robert F.EngleⅢ）

克莱夫·W.J.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4：芬恩·E.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

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2005：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

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

2006：埃德蒙·S.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2007：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

埃里克·S.马斯金（Eric S.Maskin）

罗杰·B.迈尔森（Roger B.Myerson）

2008：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200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

2010：彼得·A.戴蒙德（Peter A.Diamond）

戴尔·T.莫滕森（Dale T.Mortensen）

克里斯托弗·A.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

2011：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Sargent）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

2012：埃尔文·E.罗斯（Alvin E.Roth）

罗伊德·S.沙普利（Lloyd S.Shapley）

2013：尤金·F.法玛（Eugene F.Fama）

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

罗伯特·J.席勒（Robert J.Shiller）

2014：让·梯若尔（Jean Tirole）

2015：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2016：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

2017：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2018：保罗·罗默（Paul Romer）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引言

在学术圈中，经济学家是为数不多的愿意阐述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群体之一。他们很少有统一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信心。不管是疑惑还是尊敬，社会大众都对经济学家信心满满。而经济学家真正知道些什么，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们的权威性来自何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证明呢？经济学说的创建虽然通常带有理论推导的性质，但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和实实在在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说的创建紧随重大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我们提出的“市场转向”：它是市场自由主义不断崛起的过程，（像经济学一样）也是将购买和销售奉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准则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经济学到底能给“市场转向”提供多好的理论证明呢？与过往相比，它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公正世界理论

1969年12月10日晚上，在宏伟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当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奖项桂冠都被摘取之后，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被第一次授予“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经济学奖”。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项都是从1901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虽然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和天才的商人，但他并没有创立经济学奖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满心憎恨商业”，他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者。[1]在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家丁伯根被安排与其他领域的获奖者分开而立。在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前卫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获得颁奖之后才颁发经济学奖项。尽管经济学现在仍然很难有一定之规，但总体看来还是比贝克特所在的文学领域好一些。那么经济学究竟是更像物理学还是更像文学呢？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选择忽略这一问题，所以它一直遗留至今。

在进行寻求所谓“效率”这一实践利益的社会活动时，利益是什么，以及为谁争取这种利益，通常并不明晰。然而，一旦经济学不能持续践行这一社会活动，它的有效性就会降低。经济政策会影响个人与国家的生计和福利，还会广泛影响金融与商业利益。基于此，经济学家的观点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威性，这一点跟其他专家群体相比显著不同：他们应当是有理有据的顾问，公正而客观。他们应该独立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诉求之外，也应该独立于来自宗教制裁或个人意志这样的哲学范畴诉求之外。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意识到的事实：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将个人观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在提出对策时又会忽略这一点。

经济学包括许多学说和主张，这些学说和主张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经济学的目的是给社会现实提供一个简化但正确的解释。它的权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理论本身必须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在于理论能够经受观察与结果的检验。经济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每天要将与直觉相冲突的事实进行简化处理，与此同时还要给混乱的现实建立秩序。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很难被人们掌握，但很容易被人们相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方法论者（赞扬经济学方法和研究目的的学者）将关注重点和很多努力都放在了理论的内在有效性上，特别是关注这些理论究竟如何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作用。[2]关注这一课题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经济理论既不是来源于实践，也不是来源于实验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曾在1870年说道：“科学的巨大不幸在于美丽的猜想被丑陋的现实扼杀。”冒着不合时宜的风险，我们与现今的方法论者分道扬镳，而力求回到更简单的时代。在那时，理论如果想要被认定为正确，就必须与发生的事实相一致。将理论与现实对证并不是一件简单且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们也不想以此来冒犯那些提出相关理论的作者，但我们当中有人亲自进行了尝试，将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因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认可）与历史上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了对比。[3]不难发现，在这个理论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若像这个理论阐述的那样，其先天就是不可检验的，它的一些假设不是必然的，这与现实不符。而我们坚持现实的理由是，理论不仅应当涉及如何理解世界（这是所谓认识论）或者说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所谓存在论），还应当涉及生活如何运转。也就是说，理论还应当具有“规范”的特性。许多因素都会牵扯到部分人的利益或导致部分人的苦难，而针对这些问题，经济学是否都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呢？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要不停地追问：“经济学正确吗？真的有用吗？”[4]而其他学科可以不需要证明这些问题就可以坦然地存在：委托和精神上的信仰不需要得到外界客观事实的证实。统治阶层经常会抵触观点和证据。官员、神职人员、先知以及领导者不会总是屈服于实验结果，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者却以批判的观点和证据探索了现实。我们认为，科学就应该遵循这种方法。而经济学，如果想要寻求同样的社会尊重，也应该遵循一样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到底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其研究开始于最大化“财富”或者说“福利”这样值得赞赏的原则。然而，福利被定义为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中的个体论”原则。当一个人能够获得更多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剥削别人的财富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社会进步，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的]。在社会不存在懒惰现象的情况下，如果没人损失，就没人获取。我们通过交易达到这样的社会状态：人们卖出他们不那么需要的物品（包括劳动力），同时买入他们更需要的物品。每个人都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东西。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交换，那么整个系统就可以实现良性均衡，即所谓“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t）。这种状态在18世纪就是亚当·斯密期盼的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所达到的状态。[5]

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所能出售物品相对等的价值，所得即应得。这样的理想市场状态，岂不是与一个更广泛的学说直接关联在一起了！这个学说叫作“公正世界理论”。这一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但是在此以另一种不同的内涵得到了应用。[6]“公正世界理论”非常简单：它认为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即使西班牙宗教法庭烧死了异教徒，那也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即使苏联的农民挨饿或者被驱逐，那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同样，纳粹分子和犹太人所为和所遭遇的，也都各有理由。“公正世界理论”无处不在，带有政治、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含义。这个理论荒诞地认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有其合理性。

而市场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公正世界理论”。197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写道：在自由市场社会中，可以直接证明国民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原则，就是要让每个人按照他生产的产品，以及他拥有的工具生产的产品，来分配其所得到的财富。[7]换言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和能力的初始禀赋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产出这两者（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学理上都应当各得其所。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公正的，它体现了一种无法违背的自然秩序。个体规范给予了市场经济社会当中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经济困难现象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放任观点的突出表现。虽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接受自由放任所秉承的伦理价值观点，但在经济建模过程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假设是普遍存在的。

市场自由主义十分激进。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个体的自利行为真的能够让集体福利最大化，那么就表示你间接承认了任何形式的集体行为都很可能损害福利或者减少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与政策有关的经济分析实际上都以此为出发点。这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论，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诺贝尔奖的重要作用之一在此呼之欲出，那就是提供公正的科学验证。自利或者说市场出清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我们所做的许多有组织的社会改进活动的努力方向并不一致，特别是在社会民主问题上，这一冲突更加明显。

社会民主对经济学的挑战

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段，贸易集团和社会民主党派有所发展并抵制了这一预先假设。[8]他们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首先在澳大利亚的政府中产生了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开始在欧洲的西北部产生影响。社会民主（在本书中我们这样称呼这种社会实践）跟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相比有不同的优先考虑顺序。在经济理论中，行为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支配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中，基本的行为冲动不是为了获得个人满足而是出于义务，基本的活动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家庭、阶级和国家。初始目标并不是获取私利的满足，而是获得安全感。更明确地说，是处理生命周期中的偶然问题。相较于经济理论中激发行动的个人渴望而言，社会民主是受到如何处理依赖关系这样的社会问题支配的。

在生命周期中，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不能供养自己的时间段。在最初为人母阶段、幼年以及孩童阶段、受教育阶段、生病阶段、失业阶段、残疾阶段以及老年阶段，生活成本都是非常高而且非常消耗时间的。[9]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除了可以要求人权之外，我们没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产品来讨价还价，我们没有可以立足的能力，在谋划人生上也没有远见和能力。“福利”问题就是解决如何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将资源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具有依赖关系的人手中。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年代，失业问题几乎威胁着每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家庭，因为失业会使其丧失赖以生存的基础。

社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学说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描述，即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对每个个体而言，依赖的时机和程度是不确定的。然而从总体上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赖的程度是众所周知的，其未来的情况也是可以精准预测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上，可以互相支持，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横向转移，从生产者向受赡养者的转移，都是通过税收实现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险系统中，受赡养者的风险是储存在一个池子当中的。有多少财富可供转移是由纳税人和接受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决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10]相比于弗里德曼，在社会民主学说中（也称为“公正世界理论”），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这就把福利来源的权利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和政府。在瑞典，社会民主被认定为“人们的家”，其领导人这样说道：

家的基础是共同性和相互性。一个好的家庭不会有特权，也没有人受轻视，家长对待自己的子女和继子女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轻视他人，也没有人会利用他人来获得好处……在好的家庭中你会看到平等、同情、合作和互助友爱。[11]

社会民主甚至更注重性别平等，它并不关注市场，而是更加关注家人和家庭。在诺贝尔奖项设立30年之后，才有一位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相较而言，在经济学问题上，风险是由每个独立个体导致的。每个人从年轻时开始不断支付保险费并不断存款，从而将自己的财务索偿权安全地转移到养老问题实际发生的未来。证券和其他商品一样，每个人按照各自能承受的限度，在金融市场上以保险和储蓄的形式购买。风险由保险公司和银行储备在资金池中。每个人按照商业合同的规定来享受保险。

在未来获取利益的方式上，两种学说是不同的。但是，在两种学说之间还有重叠：对生产而言，两者都依赖私人所有权和管理，并且通过市场进行分工，或多或少都有竞争性；两者也都依赖政府，从而寻求一系列公共产品和集体产品，如国防和公路。

工人诉求、贸易联盟、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以及社会民主等社会现象，都需要有一个智慧而合理的解释，而维多利亚晚期的经济学说就解决了这一问题。[12]自由经济学家主张维持现存的财产秩序及其不平等性。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社会民主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福利国家，在战后的30年中保卫了资本主义结构并主导了政策。它使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并使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有时候甚至要摒弃这些假设。

与正统经济学中一切自由这一竞争性思想相较而言，社会民主党派在战后欧洲（英语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共同意志：

• 建立用于供给养老需求的集体保险，由政府规范和管理，通过渐进式税收实现。

• 通过租赁控制、新建房屋、抵押机构、公共或者集体所有权来实现高质量可负担房屋的供给。

• 提供更好的中等和高等水平的教育，支持科学研究，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有计划地使用土地，修建公路和铁路。

• 在一些扩展公共服务和国有企业领域建立混合经济，但是仍然保持对生产和分配管理的私人所有权。

• 对弱势群体要进行特殊关注。[13]

美国也实行了很多这类方案，即使不能提供全民健康权利保障，至少也会向老人及贫困人群提供这种保障。

这些服务看上去都非常昂贵：由政府管理，从税收中支付，在欧洲西北部，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占到GDP的40%~50%。但是选民认为：总体而言，对纳税人来说，这一支出带来的好处是大于成本的。[14]它将购买力从消费旺盛的年份推迟到了真正有需要的年份。赚钱的人帮助那些暂时需要供养的人：母亲、儿童、学生、失业者、残疾人、病患以及年迈的老人。反过来，有生产能力的人也期盼当自己处于人生中需要被赡养的阶段时也能够得到这些帮助。税收是渐进式的，所以那些富有的人就会缴纳更多的税，相应地从税收中得到的更少。在福利较高并且是全民享有福利的情况下（即所有人可以均等享有），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相应地受益更多。[15]发达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在中世纪时期达到了最低水平。

竞争观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结为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传统经济学失败的结果，并不牵强。[16]在1944年，战势依然肆虐，两家媒体报道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对未来的不同看法，这两位经济学家在30年后的同一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战后瑞典劳工计划》（The 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由当时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表，其合著者是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他的画像还在我们的夹克衫里，画像里还有他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妻子阿尔瓦（Alva）]。[17]二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由哈耶克所著，在英国发表。[18]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于1932年执政，它使瑞典远离战争。[19]它于1944年提出的项目计划是其社会抱负达到顶峰的表现。它谴责内战经济学容忍了失业和贫穷，战争甚至刺激了处于中立的瑞典生产资源的流动，而瑞典本来应该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典范。27项具体的挑战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充分就业”（这是社会安全的主要保障），“公平分配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从资本到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提升的工业时代的民主性”（确立了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最突出的特点：纲纳·缪达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所有人的安全和平等也具有生产性这一观点。[20]由于精神问题和社交能力的不足可能导致有些人不能工作，而热衷于改革对这些人是缺乏同情心的，这是改革的负面问题。[21]不论怎样，整体来看，这对传统经济思想来说也是一种清晰的、适度的且带有民主性的挑战。[22]

在哈耶克看来（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的奥地利籍教授），社会民主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站，它甚至会开启专政之路。但这本专著也容易让人对理解他的观点产生偏激：哈耶克实际上认可那些对社会保险及其他方面的政府干预。他一方面对社会民主的“社会”方面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也对“民主”的一面表现得比较谨慎。自由作为专政的对立面，并不一定会引发民主，还必须避免多数人的暴政。[23]“我宁愿暂时牺牲..民主，如果是在自由实现之前必须这么做的话。”他于1981年在智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24]

《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之后，美国的反响更是热烈。[25]它的发行量巨大，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发表的缩编本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在畅销周刊《看》（Look）上发表的卡通版本也获得了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的免费资助发行。卡通版本省略了关于社会保险的章节。此书还被迅速翻译成瑞典语，在瑞典成为反对社会民主的一个焦点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对权力的把握在瑞典从来都不是很稳固。[26]哈耶克关于社会民主的滑坡理论曾经被荒诞地歪曲：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社会比北欧福利国家更加远离奴役境况。政府高度干预的混合经济很多年来都保持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然而自由体制和极权体制却都未达到这种状态。[27]但是随后哈耶克不断否定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一直到后来其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时都是如此。

哈耶克当时在英国已经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边缘化，但是在美国却被奉为名人。他将他在文学和财政方面的成功转化成政治方案。1947年由商业基金会出资，在瑞士朝圣山酒店举办了一场经济学家、记者和商人的聚会。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这些参会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从那年开始，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社团定期在舒适的大酒店召开聚会，从而成为抵制社会民主的思想焦点。[28]在大概20年的时间里，这一社团由哈耶克掌管，由他来审核所有的新成员。第一次聚会邀请了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持有反劳工立场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几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贝蒂·俄林和莫里斯·阿莱斯（虽然后两位学者拒绝了邀请）。[29]另外一位参加者，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年）的作者，甚至提出应该向外部批评家开放社团会议，但是遭到了哈耶克的拒绝。[30]“自由”并不等于开放的思想。

多年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向社团的官方历史学家马克斯·哈特维尔（Max Hartwell）这样描述社团的发展进程：

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会议上我们所预计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与经过干预时期后所凸显出来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有很大不同。起初我们担心的只是中央计划经济和广泛国有化问题，而新的威胁是经过福利国家和重新分配而发生作用的。很不幸，这种威胁没有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特性而已。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解释所谓的自由主义重现这一问题时将这个变化指出来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年以前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制作的音乐剧《坐立不安》（Pins and Needles）中的一首歌的歌词写的那样，“向前一步，向后两步，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之路”。[31]

这句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它也恰是列宁手册的标题）。[32]这部音乐剧源自纽约犹太移民文化，而弗里德曼也诞生于这种文化当中。该音乐剧是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创作和制作，演员阵容中有剪刀工、粗缝工和缝纫机操作员，1937—1940年，这部音乐剧在美国百老汇表演了1 000次以上，甚至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政期间还在白宫进行了演出。弗里德曼在1985年写这封信的时候，虽然相当悲观地再次引用了这句音乐剧中的歌词，但这种表达成为朝圣山学社颇具渐进主义色彩的漫长发展中极富幽默感的一笔。朝圣山学社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绝非仅仅体现在其八个成员都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包括在此过程中其获得的巨大声誉。

理论及其成效

诺贝尔奖可以证明经济学建立的理论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储备。的确，只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加入了朝圣山学社或者说支持其目标，但是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成员是诺贝尔奖得主。市场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几乎就是诺贝尔奖项设立的时间。我们可以这样描述：1967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做了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33]其所传达的信息相当具有鼓动性：与社会民主相关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使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再处于困境。在接下来的7年里，弗里德曼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中被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暂时超过了亚当·斯密，而后者此前一直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34]这次演讲标志着在两个学说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博弈过程中的一次变化。一方面，社会民主化是一场致力于减少大多数人的不安全和不平等的政治运动，其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税收来提供健康、教育以及避免生命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作为更广泛的新自由化和市场自由化的社会运动学说）却用于毁灭这些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市场自由化（运动）做了许多事情来反转战后福利国家，然而对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繁荣和前途一直持平甚至出现下降。但也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新自由者所倡导的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繁荣有所增长。印度和巴西等虽没有屈从于市场自由化指令，但实际上也跟随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先驱经济体渗透进了西方市场。[35]

社会民主化背后并没有经济学那样巨大的智力团队。[36]在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只有纲纳·缪达尔可以被看成是直接的倡导者（虽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约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总体来说在经济学家当中占到一个更高的比例）。[37]虽然没有许多学说理论，但是其实际的成功跟市场自由化的成功一样显著。如图0.1所示，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当中，大约3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政策，并且由中央政府进行分配（底部曲线）。1990—2008年，这一比例仍然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保险这一考虑因素在选民中比重新分配问题更加受欢迎。[38]美国定期选举保守人士担任政府要职，但是在对社会保险这样一个更小的部门进行的私有化尝试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保险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方法更有效率，[39]但是并不安全。社会民主主义就其劳动观点来看与市场自由化直接发生冲突。对市场自由化而言，工作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随意购买和销售。“随意”（at will）是美国现在的就业学说，允许工人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解雇（除非受到合同保护）。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极度不安全感的根源，因为家庭负债（如抵押贷款的月供和孩子的教育支出）被锁定到未来很远的时间，工作让人有尊严、让人有奋斗的目标。至少在美国，医疗保障普遍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欧洲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劳动市场弹性”很大，寻求与美国的“随意”就业学说相接轨。

图0.1 社会支出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和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90-2008年）

资料来源：OECD, “按目的地国政府支出” (2014年）

注：GTE表示政府支出总额，SOC表示社会支出（健康、教育和社会支出保险/ 福利）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2008年，金融市场必须由政府出手救市来避免更加荒唐的局面，这是无论是社会民主人士还是市场自由主义者都不曾预见的政府干预的福利。但这么做并没有得到任何赞同。相反，市场自由主义者将出现的赤字看作一种可能击垮福利国家的星星之火，就像一个将要溺死的人只顾着跟他的妻子一起逃生，却任由身边的求助者溺死一样。这样的故事在此书完结的时候还在继续。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既不是针对单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获得的成功，也不是简单地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我们采用了几种方式来研究。[40]一套学说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激发了政策，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学的世俗力量。而经济学说更容易从外部观察，比如从学说的使用者那里得以反映，而并不是更多地由其创始人去主动评论。那些将经济学说用于政策制定的人实际上很少精通经济学精髓思想。同样，对那些受到经济学说影响的人而言，他们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采用的观点，也一样不是精通经济学的人表达的观点。

本书的主旨

经济学通过构建简单的经济行为模型并将其集中体现在政策中来发生作用。将个人的逐利性这一前提与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一项野心勃勃的事业，以至于无论是客观分析还是经验判断都毫无争议地宣告这种尝试的失败。为摆脱这些弱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盈利公司应该取代福利国家，这与政治上的新右派观点是一致的。对于一种宣扬合理性的学说而言，诺贝尔奖是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是一个戏法，是单方面授予的一个奖项，就像赠予礼物一样。讽刺的是，这样的一个戏法反而被看作是科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权威。自然科学家认为理论必须跟证据相符。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因为实证上的失败，方法论者已经不再对经济学做这种要求。许多实干家已经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对核心的学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抽象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达到了顶峰，然而，在实验室里、实践中和自然科学实验中都出现了新的“经验转向”，几乎没有提及市场出清理论。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也都对核心学说提出了疑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起源于瑞典社会主义和商业精英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社会更广泛地存在于阶级冲突的当地化表现中。瑞典在“一战”中是中立国，具备丰富的能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在战争中，很容易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债务负担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危机时刻达到顶点。1945年之后，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将住房和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而中央银行出于价格稳定的考虑，抵制这一做法。政府扼杀了银行，于是银行寻求出路来坚持自己的主张。恰逢此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8年得到中央银行的捐赠，而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处于巅峰。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我们可以用诺贝尔奖得主在学科中的引用统计和观点纵览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一奖项的管理人（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努力保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机制平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学科内部还是更倾向于观点天平的右派，这是因为倾向于社会民主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左派多出了一两位。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通过选出游戏顶端的学者而获得可信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哈耶克，他在获奖前本来默默无闻，但是得奖使他的论文引用量得到飙升。委员会也阻止过几位被高频引用的学者，其中至少有两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基础而进行研究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市场出清的均衡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低税准则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成功挑战了这一模型。经济学弹指之间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它用恶意动机假设代替了协调假设这一研究基石。它基于效率挑战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一反转让实践付出了代价。协调主义学说使制定理想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恶意假设使产出难以确定。唯利是图不再带来最好的产出结果。经济学的权威被无形地破坏了。与此同时，恶意假设又助长了恶意的发展。

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一些与阿瑟·林德贝克教授有关系的经济学家的直接挑战，林德贝克教授管理着诺贝尔奖项。林德贝克关于社会民主无效性的论断并没有说服力。他警告的经济危机确实发生了，但不是以他预期的原因引发的。这场危机是由金融管制的过于宽松导致的，而林德贝克和其他市场自由经济学家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当被邀请进一个右倾政府来制定政策的时候，林德贝克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他开出了一个收缩劳动津贴的药方。他的改革方案被部分执行，但是它们的关联性受到质疑。尽管存在市场自由主义，但是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可以适应的，它成功地经历了政府中各党派的变更和去工业化这一社会变革。

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改革受到在华盛顿得到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推行。“华盛顿共识”将信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但它以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宽松管制为前提条件。但这么做导致了一个预期之外的后果，那些借款国家腐败盛行，而后这一后果又蔓延到居于核心的西方经济体，现在这一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使经济学宣称的种族中立遭到强烈谴责。这证明了一点，即学说中的种族中立会导致更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总之，经济学的影响力与其作为哲学、一门科学学说以及一套政策的缺点相比并不匹配。“看不见的手”是一项神秘的定律，但它反复失灵，到现在影响变小了。另外，经济学有一套实证办法并取得了成功，有其技术上甚至科学上的可信度所能解释的领域。这表明了一些权威的丧失，但并不是完全丧失。经济学并不比其他的权威来源更有优势，但与其相比也不是更具劣势；它只是应该被看作许多声音中的一种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讲，它更像是社会民主主义。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认为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它要承认经济实践的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度。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实效上更具成功性，分析上更具连贯性，经济上更具有效性，道德上更具吸引力，并且理论上更适度。

[1] Ahlqvist et al.，‘Falkst Pris i Nobels Namn’[‘False Prize in Nobel.s Name’]（2001）；Nobel，‘Alfred Bernhard Nobel’（2001），260.

[2] Kincaid，Oxford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09）；Mäki，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12）.

[3]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1970）；Offer，‘The Markup for Lemons’（2007）.

[4] As per Blaug，‘Why I 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18－119.

[5]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6] Rubin，‘Who Believes in a Just World?’（1975）；Lerner，Belief in a Just World（1980）.

[7]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161－162.

[8]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

[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10] 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4）.

[11] Per Albin Hansson，Swedish Parliament，Andra Kammarens Protokoll Nr 14－19[Second Chamber Debates]，no.3，28 January1928，11.

[12]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Mirowski，Effort-less Economy of Science（2004），chs.13－14；Gaffney and Harrison，Corrup-tion of Economics（1994）.

[13] For Norway and Sweden，Sejersted，Age of Social Democracy（2011）.

[14] Lindert，Growing Public（2004），II；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5）.

[15] Rothstein and Steinmo，‘Social Democracy in Crisis?’（2013），99.

[16] Chapter 3，below.

[17]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originally published 1944）.

[18] Hayek，Road to Serfdom（1944）.

[19] Berman，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1998）.

[2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2.

[21] Andersson，ibid.，ch.3；Myrdal，Nation and Family（1941），ch.6（revision of Alva and Gunnar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ågan[1934]）.

[22]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3－5.

[23] Burgin，Great Persuasion（2012），116－120，esp.119.

[24] Caldwell and Montes，‘Friedrich Hayek and His Visits to Chile’（2014），47.

[25] Söderberg et al.，‘Hayek in Citations’（2013），66－67.

[26] Lewin，Planhushållningsdebatten（1967），267－273.

[27] Alves and Meadowcroft，‘Hayek.s Slippery Slope’（2014）.

[28] Mont Pèlerin Society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and Liberaalarchief，Ghent；Hartwell，HistoryoftheMontPèlerinSoci-ety（1995）；Walpen，Die offenen Feinde und ihre Gesellschaft（2004）；Mi-rowski and Plehwe，The Roadfrom Mont Pèlerin（2009）；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ch.3.

[29] Allais did so later.

[30] 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95.

[31] Friedman to Max Hartwell，10 July 1985，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200－10.

[32] Lenin，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1904/1947）.

[33]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1968）.

[34] See figure 6.9，below.Kenneth Arrow also overtook Smith for a few years.

[35] Alpert，The Age of Oversupply（2013）；Lin，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2011）；Wade，Governing the Market（1990）；and chapter 11，below.

[36]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ågan（1934）；Crosland，Future of Socialism（1936）；Korpi and Palme，‘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1988）；Esping-Andersso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1990）；Rothstein，Just Institutions Matter（1998）；Barr，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2012）.

[37] Below，chapter 5，figure 5.2.

[38] Taylor-Gooby，Double Crisis ofthe Welfare State（2013）.

[3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40] Grüske，Die Nobelpreisträger der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1994）；McCarty，The Nobel Laureates（2001）；Vane and Mulhearn，The Nobel Memorial Laureates in Economics（2006）；Breit，Lives ofthe Laureates（2009）；Horn，Roads to Wis-dom（2009）；Karier，Intellectual Capital（2010）；Klein et al.，‘Ideological Pro-files of the Nobel Laureates’（2013）；Ghosh，‘Beautiful Minds’（2015）.

第一章
假想机器

提到经济学家，我们通常都认为他们是为世界代言的清高群体，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与世俗脱不了干系。“经济著作大部分都以推测为主，都是对可能性世界的不确定探索。”[1]大约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都主要致力于学说框架、假想机器或者简单说就是“模型”的构建。这一术语其实可以与“模型飞机”这种表述联系起来理解，但又不像模型飞机，因为经济学模型大部分都停留在纸面上，通常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存在，但是也有类似于机械上的那种可以构建的经济模型。比如，菲利普斯的国民收入模拟液压计算机（Phillips MO-NIAC）就可以模仿经济中的货币循环，它通过在玻璃管道中注入带颜色的水和可控制的阀门，从而实现对政策选择的模拟。[2]

模型的构建

英国的牛津市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开放空间，叫作港口草地，距离城中心很近。因为是公有财产所以它没有被开发，这违背了市场准则。周末，这里往往会吸引一些航模爱好者，这些航模一整天都在头顶发出声响。然而经济模型却几乎不能被带到港口草地上去，也不可能飞行。想要离开它们的设计者去知晓它们真正的适航能力有多好，是相当困难的。

港口草地市郊还有一座令人辛酸的纪念碑（见图1·1），它是为了纪念1912年在那里坠机的两位优秀的飞行员。这座纪念碑凸显了科学与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差别。小型侦察机飞行器预示着真正的进步，而英国第一次有动力的飞行仅仅发生在那次坠机事故的四年以前。这种革新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检验的，而不只是靠纸面上的推测。它不仅需要钱来推动，还需要合作和竞争，由政府参与执行，并且在特定的地点完成，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主流的或者新古典的经济学中，模型并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如果这些模型被否定，那也不是靠实践经验来否定，而是被其他经济学家所否定。[3]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她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但并未获奖）的话来说：“在一个学科中，如果没有发现能够被广泛认可的某种可以证明的错误，那么该学说就会长期存在。”[4]

经济模型并不容易设计，它需要跟一系列的制约条件相协调，包括已经存在的信念、政策和政治导向、一些更大的理论、内部一致性、数学技术、程序化的事实（例如生产者、消费者、税收），以及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类比。[5]经济模型还需要由实证观察来证实：它必须像飞行模型那样，能够“飞”起来。[6]

图1.1 牛津伍尔弗科特（Wolvercote）公墓的航空纪念碑

资料来源：照片由阿夫纳（Avner）提供。

两个已有的知识点是经济学学说的核心思想：“学说个人主义”和“看不见的手”。[7]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人逐利的驱动，它会累积到一个很有效率的状态（均衡），在这一状态下，供给等于需求，所有的市场达到出清状态。亚当·斯密在经济学说中只提到过一次“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他并没有说明“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起作用的，虽然他确实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8]但它依然只是一种猜想、一种信念。[9]想要证明均衡的有效性，想要从数学上证明其存在，这种探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10]我们可以跳过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世纪，从1874年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开始研究。他描述了这样一种经济状态：所有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种想象中的拍卖达到均衡水平，在拍卖中不会有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1881年的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和1906年的帕累托不约而同地阐述道，当贸易双方交换商品的时候，如果能够成交，那么就能分享与自身讨价还价能力相匹配的所有可以得到的利益（这就是已经在前文中提到的“帕累托改进”）。埃奇沃思还拿出理由说明即使有无数交易者，那么均衡点也会是唯一的。[11]

20世纪30年代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思想——“福利经济学”被提出。它证实在市场交易中达到“效率”所要具备的条件，即所有商品都能卖出去。简言之，这个条件证明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均衡性：当两种投入（即劳动力和机器）结合到生产中的时候，所有生产者都可以得到同样产出，即产出值唯一。当价格下跌时，消费者买得更多；当成本上升时，生产者就会提高所售产品的价格，需求和供给会收敛在一个均衡点。换句话说，在下一次购买或者销售中，采用的“边际价格”，对所有销售者和购买者都是一样的（就像开篇所举的两个交易者的例子），这样就会满足效率需求，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销售出去。这种边际价格准则有时被看作经济学的第三个核心理论。而这些限制性的一致性假设与目前所出现的任何经济实践都是不相符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对于供给者之间是如何竞争的这一问题，阐述得都不是很清晰（尤其对于没有价格差异的产品而言）。[12]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状态，所以经济学家的研究必须对其进行假想。

1954年，肯尼斯·阿罗、吉拉德·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别宣称由瓦尔拉斯（还有埃奇沃思、帕累托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到的）所提出的单一均衡点是可以通过数学办法求得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可简称为“阿罗-德布鲁均衡”]存在的证据被奉为经济学的神明之物，它揭示了市场魔力的秘密。[13]但是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即没有任何一个交易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存在完全市场，也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任何时间及任何天气情况下（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都知道全部商品的全部价格，而且所有的商品（无论是现货还是存货）都能全部实现交易。没有规模经济效应，在工厂中，单个工人尽可能多地进行生产。一般均衡情况不考虑政府、货币、财政、垄断、合作、期望以及随时间而出现的各种变化，也不涉及失业、分配和不平等。一般均衡也不讨论如何实现这种均衡状态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假设虽然不符合任何客观现实。这一模型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均衡在数学分析上不是不可能（它是“存在的”），并且与可利用资源的充分使用具有一致性（“帕累托效率”）。但是这样的平衡在数学意义上是否存在（稳定性属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疑问。[14]阿罗的合作者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认为完全市场假设完全是虚构的，阿罗补充说：“一个这样的系统不可能存在。”[15]哈恩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般均衡的存在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因而一般均衡点也经常用来反驳“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因为它们不存在。[16]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状态始终不能实现（二者都不可能），所以均衡就不可能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17]

一个模型飞机在飞行中不断地在引力和浮力之间找平衡。当模型坠落在地的时候，它获得了更稳定的均衡。类似的，在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看上去跟事实经验相符，特别是对那些境况相对富裕的人更是如此。桌上有食物，银行里有金钱，商店里也是琳琅满目，汽车停在车道上。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然后进入暑假，还有海外会议，事情看上去不断变好。但是实际上，在其他地方，还存在焦虑、失业、债务、疾病、离婚、长时间无趣工作、痛苦、歧视、精神错乱、监狱、战争和死亡。而市场如果需要所有刺激因素来激发那些神秘力量，那我们就不能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可以选择主动远离它。那些内战中想要脱离贫困和不安全境遇的无产者，对均衡概念是没有兴趣的。

在经济建模上，自利和均衡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他们把实际需要建立模型的问题当作前提条件。二者都不是事实发生的。埃奇沃思和帕累托指出，两个自利的当事人进行交换的时候将不会发生任何浪费，这是对潜在市场效率具有启蒙意义的分析。[18]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自利和均衡这两个优先考虑因素提出了自身对经济模型精确的需求，好像它们本身自带了一些可贵品质一样。就像苏联的指令性经济那样，新古典经济模型也体现了设计者的梦想和价值。在模型中，自利是一个优点，像模型假定的那样，对自私实现了自证。在新古典模型中，财产所有者可以实现自我满足而不必考虑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如果经济学家可以将模型展示（或制造）出来、用以与现实进行匹配，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模型完全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不就是多余的了么。

模型如何发挥作用

经济模型通过类比，从而拓展到真实世界中。芝加哥模型的建立者罗伯特·卢卡斯认为，模型构建的目的是从我们对一种情况的已知出发进行类比，进而分析我们希望知道的另外一种极其不同的情况。[19]真实世界将融入模型所示范的完美标准中。但是模型与现实相比还是相当简化的。在某一必要方面，X就像Y一样。它以两种方式之一来工作：要么其他条件不变（所有因素保持相等），要么进行必要的更改。它不是一个现实中的模型，而是对它的抽象。在现实中，X从来不等于Y，所以对于现实没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观察和测量能够表明模型与现实的类比是错误的。卢卡斯写道，某一个人认为有说服力的类比，他的邻居可能并不认同，[20]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客观的选择标准。

在经济论述中，一个模型仅需要证明其具有内部一致性。这个主题重现在卢卡斯模型中，例如：

一个“理论”不是关于实际经济行为假设的一个集合，而是为了建立平行或者类比系统的一套精确假设——一个机械的、模仿的经济。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好的”模型不一定比一个糟糕的模型更“真实”，但是能够更好地模仿现实。当然，通过“更好地模仿”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将由一个人希望回答的特定问题决定。[21]

换句话说，模型不会像现实一样工作，但是可以模仿一些特定方面或产出。这些听上去貌似十分可信，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维度上起了作用（实际上经常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可能在一个实际的有所发展的具有复杂内容的历史经济中得到验证呢？

类比也是诗人的写作手法，就像诗歌中的隐喻一样，模型会引起美丽的联想，虽然并不真实。[22]同样，经济模型通常跟直觉相反，但导致了认知的极度震撼。把经济模型看成飞机模型就是一种隐喻。然而，经济模型远比机械模型复杂得多。当参数变化之后，某些情况就可能出现（有某种特定的概率）。但是经济模型并不能展示出遗漏某种因素会带来的后果，也不能说明有哪些因素被遗漏了。这样的模型所得出的政策工具也几乎不可依赖。[23]相反，如果它是一门完善的科学，即使在表述上多么具有学术性，也可以有力地支持和解释社会与经济所赖以存在的技术（交通、通信、能源和健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必然影响。

模型要构建在合理的基础上。模型并不要求实验上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却应该如此。数学家和博弈论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55年写道，模型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仅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有效性来证明其正确性。

科学家不解释，甚至几乎从不解释模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构建模型。数学构想就是通过模型来表达，附加一些特定的语言表述，来描述观察到的现象。这样一种数学构想的正确性是纯粹而精确的，从而让人们期待它能起作用。[24]

好的经济模型是反直觉的，并且要具备极强的说服力。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6—1823年）为模型构建提供了一个不朽的模板。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每种商品都是最便宜的，在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也是互利的。这一观点发表于1817年，在今天的教材中依然存在，它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这样有说服力的模型是不容易构建的。做这样一种反直觉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融入模型中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非常需要天赋。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有潜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进入候选池的屏障。外部有效性的现实检验，是最后也是最苛刻的要求，还经常被遗漏。将模型与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匹配的困难还有一个，那就是没有现实能够完全符合模型。完全竞争这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模型，从来不能被观察到，所以这一模型也就谈不上失败。这种不能匹配完全的现实情况曾经被称为“涅槃谬误”。[25]但是对于市场自由主义者而言，“涅槃经济学”使任何真实经济看上去都很糟糕，特别是对战后若干年中那些高税率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所达成的共识。

李嘉图恶习

新飞机模型往往在风道中被测试：计算问题本身是不可依赖的，必须亲自试验才行。从风道发展成一个实际可以工作的航线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经济模型很少因为实验而被拒绝。再以李嘉图为例，他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缩影。除了比较优势理论之外，他还设计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模型，这些模型表明，从长期来看，劳动工资会下降至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的状态，此外（单独在其他模型中提出的），稳定的价格需要有货币黄金储备才能够实现。考虑这些模型的基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模型运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观，但是历史经验将其抛在身后，今天这些观点不再正确。李嘉图的战略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兴趣是要获得一个直接而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清晰结论。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将整个系统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又尽可能地将其捆绑成大的部分，最后将其冷藏——这样许多尽可能多的问题就成为“固定的”和“既定的”。然后他将一个简单假设堆砌在另一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之上，直到通过这些假设将每个问题都妥善地安排好。他建立了简单的单向关系，以致到最后他所期待的结果出现同义反复。例如，一个著名的李嘉图理论就是利润由小麦的价格决定。在他的隐性假设下，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不论问题大小，李嘉图的逻辑都是如此。利润不可能由其他因素决定，因为其他因素都已经“既定”了，即固定不变。它是如此完美的理论，以致从来没有人反驳或提出异议。这种将特定结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我们应该称其为“李嘉图恶习”。[26]

罗伯特·卢卡斯跟李嘉图一样善于运用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他是新自由主义构建模型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对于如何构建模型及模型能起什么作用非常清楚。对卢卡斯而言，经济学仅是类似于机器构建的学科。“在经济思想上的进步意味着构建越来越完美的抽象模拟模型并不是对于世界的更好的可表达性的观察。”[27]模型在计算机程序中得以精确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编写FORTRAN（公式翻译器）程序，这种程序把特殊的经济政策规则看成‘输入’，随后以统计结果形成‘产出’，这些统计结果以时间序列描述我们关心的经济运行特征，而按照我们的预期，这些经济运行特征是由这些政策产生的。”[28]

我们普遍认为，1945年之后出现的高增长、社会保险充分和巨大消费的经济黄金时期应该归功于凯恩斯政策的实行，该政策允许政府来管理私人和公共需求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29]卢卡斯的项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院及其分支学院发起的项目之一，它认为凯恩斯政策干预是无效甚至是徒劳的。其他的研究项目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它提倡以一个不变的速度来提高货币供给量从而匹配真实GDP的期望增长率，进而获得价格稳定。这是不可能起作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30]

在其他学说中，同负盛名的科斯定理（芝加哥学派喜欢这么说）认为资产的初始分配并不重要，因为（在一个充满摩擦和冲突的世界中）市场交换会将其转换成巨大的生产力。相反，罗纳德·科斯自己却希望经济摩擦会阻止这种情况。[31]乔治·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学”认为管制对于有管制的行业是最有效的，对公共行业无效；相关的“公共选择理论”（詹姆斯·布坎南及其他人提出）假定公务人员仅受自我利益的驱使。[32]1995年，这些研究成果均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芬恩·基德兰德和托马斯·萨金特都曾与卢卡斯一起工作，后来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尤金·法玛在2013年因金融有效市场学说而获得诺贝尔奖。[33]还没有获奖的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他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模型源于李嘉图的思想。它认为用于增加需求的政府支出，会因为谨慎的消费者在预期未来税收的情况下减少支出的行为而被抵销。政策重点在于政府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政策无效性），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管理政策会完全无效。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已经提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改革的无效已经成为政治保守派的三个持久的比喻之一，这就将芝加哥学派也置于政治保守派这一血统之中了。[34]

理性预期

在这些学说中，从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来看，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是最不歪曲事实的，是最以经验为主的，到目前为止也是最成功的。这一学说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有持续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研究领域也被芝加哥市场学派的奠基人和自由思想的“新凯恩斯学者”广泛应用。这是一个模型化方法：假设个体市场参与者基于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共信息形成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形成他们的预期”是指在分析可获得的信息时，公共成员被认为正在使用经济学家自己的统计模型，而无论这些模型在技术上是多么难以实现。这使他们至少能够在平均水平上对未来价格进行正确的预期。然后他们的利己选择从总体上决定经济进程（即“宏观经济学”）。这一学说是一次分析上的巨大成就，被认为困难到足以使其获得好几次诺贝尔奖。但是即使在它已经被理解和形成之前，它的应用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

现在考虑一个类似的系统：安提凯希拉装置（Antikythera mechanism）是一个神秘的机械设计，它的残骸于1901年在地中海上的一艘古船残骸中被发现。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它被破译并重新组装成一个复杂的钟表装置，有很多齿轮，能够成功预测月食及五大行星的星空位置。[35]这个模拟计算装置，比19世纪之前的任何装置都要复杂，很显然是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的，然而其设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位于锡拉丘兹的阿基米德。

经济学家与安提凯希拉装置的构造者共用同一个假设，即经济有一个类似于在天体之间存在的潜在规律。在发表诺贝尔获奖演说时，莫里斯·阿莱斯这样说道：

首先，任何科学存在的前提是要有规则存在的，这些规则可以被分析和预测。在天体技术的研究上尤其如此。对于许多经济现象而言，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实际上，对于经济现象的全盘分析说明：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规则，同样存在于经济现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以及为什么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普遍规则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这门科学。[36]

但是跟安提凯希拉装置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的机器不是实体的。它是一种想象中的构造，从来不会沿着路面翻滚，也不会在跑道上着陆，而且不会预测月食，即使失败也不容易被发现。这种机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是对不同的学者而言是如此不同。在理性预期理论中，经济学家的机器也出现在经济中的每个个体的头脑之中。用托马斯·萨金特（理性预期学派的发起人之一）的话说就是：“在模型中的所有当事人，计量经济学家和上帝都共同分享同一个模型。”[37]

上帝和其他人所做的假设是当前价格紧紧围绕着金融及其他资产的真正价值而波动。资产价格是对未来现金流入的以现值表现的索偿权，所以真实的价值意味着这些未来收入及经济的未来进程都是事先决定的，也就是可知的，这样就没有不确定性（有一些说法体现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些表达缺乏“理性”）。每个个体都掌握所有的数据，都能使用最好的经济模型。这样一来，资产价格就是“正确的”，市场价格的均衡点就代表了资源的最佳分配；换句话说，它是合理的。任何价格偏离都是随机的，错误会互相抵消。这是“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完美结果。

做出这些假设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基于“微观基础”，即个人的逐利性，来将经济理解为一个整体（宏观经济学）。这种要求激发了方法论的个体论研究，这一学说认为逐利的个体是经济的唯一推动者。更有帮助的是，这一学说使经济学家可以把从个人选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完善的微观经济学用于分析经济整体。然而这种理由也是有疑问的。首先，所谓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验证的，是我们并不确定了解的，而仅仅是我们深信而已。行为经济学认为真实的个体会对逐利性规则出现系统性（但并不是一致性）的偏离，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即使一个人将个体选择作为基础性的，但是模型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累加个体选择，更不要说驱使个体做出这些行为的预期了。这种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在偏好上是如此不同，没有人会确切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结果表明，通过这种加总而得到唯一的一般均衡点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定理”。[38]所以“微观基础”方法就相当于仅仅假设（或主张）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把自己看成具备了相同的资产和偏好禀赋的单独个体而进行活动，他们被看成典型的代理人，然后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被模型化。但是如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相同，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远离实际情况。

微观基础在科学上被认为极其严密，所以在方法上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规则是武断的：为什么减少只是对个体，而不是对他们的心理、生物、化学和物理学？为什么将总和归功于个体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法？甚至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都是由社会规则和传统统治的，而且依赖于语言和计算方法这样的社会媒体存在。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后，微观基础的规则已经渐渐消亡，从未被任何接近于严格的事实所证实。[39]只要从个人选择到宏观经济的真实加总不可行，[40]它就不能被看成是基础的需求。鼓吹（有时候甚至是锁定）其他变通做法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但是卢卡斯模型要起作用的话，这就是非常必要的一种办法。

对微观基础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分析，即可以用研究个人行为的经济学方法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就是微观基础的要求条件被真正理解的原因。这相当于将目的性和合理性融入经济总量（例如，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研究之中，并且假设这一具有想象力的个体的选择在整个时期内能够生产出最好可能的（均衡）产品。如果世界真是如此，那么这将是一个研究经济总量的好方法。[41]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了。那就是一种假装有知识的做法。[42]

20世纪80年代早期，数学证明显示，一个人以上的理性预期将在内部产生不一致性，理性个体的不同预期想要汇聚成一个正确预期，每个个体需要知道其他个体是如何预期的。就像批评家（未来的获奖者）说的那样：理性预期的“猜想”就像上帝无所不知的“猜想”一样。寻找证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43]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有两个原因使模型仍然很有吸引力。首先，他们是非常传统的：他们将经济学非常标准的动机性假设延展开来，而且使宏观经济现实从下至上的模型化成为可能。保罗·克鲁格曼这样解释：如果仅有一个方法极为合理，那就会有无穷多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你应该如何选择呢？[44]这不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完美的合理性仅在世界处于稳定状态并且可知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一些假设可以放松，但是人们通过工作所发现的已经存在的未来（遍历性假设），这一假设是不能放松的。[45]期望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假设如果不存在的话，模型化就会非常困难，而宏观经济学家就是要将观察到的规则简化成一般规则（对我们自己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程序）。卢卡斯很有名的批评论断就是，实证的凯恩斯模型（与劳伦斯·克莱因有关）对过去到未来进行了推断，而没有考虑逐利的参与者按照理性预期做事会有导致颠覆的潜在风险（卢卡斯批判）。但是没有信息是来自未来的。理性预期以过去和现在的信息为基础。假设每个人都一定能够使用这些信息就太牵强了，而且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将在下一部分中说明）。卢卡斯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虽然这是卢卡斯批判的那些模型构建者所期望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充分信息并且可以随意获取，那么这一现象就必须被重视。但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证效果已经被发现是很差甚至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偏离了理想的话，对此就不会感到吃惊。[46]然而这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杆。

理性预期假设为政策提供了合理性。政府做出稳定价格的承诺并不可信。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货币政策被移交给中央银行来制定，中央银行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其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一般是2%）。一旦通货膨胀有所抬头，中央银行就会在经济运行中采用更高的利率，这样就可以通过失业来控制工资水平。[47]理性预期理论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它也认为市场不能被改善。任何政府干预手段都可能被预期到并且被市场参与者抵消。如果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它会导致经济偏离自然和理想的状态，从而发生“扭曲”。所以干预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而无益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目标实现上是一个例外。这一学说显然与商业利益和富人在价格稳定、纳税更少、更少受到管制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理性预期是一个很保守的理论：中央银行运用这一理论要求工资要受到管制，但对房产和股票价格却不这样要求。

我们很容易忘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的话：“‘看不见的手’必须作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科学命题。”[48]理性预期政策标准（像大多数“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在已经确认的知识中是找不到的：它们仅反映了理论家的偏好和优先考虑因素。这些是被看作前提条件的。这种观点与抽象推理并不矛盾，但是与其当局在政策制定上所宣称的是矛盾的。

它是真实的吗

卢卡斯在20世纪80年代被质疑：“你是跟随真理的吗？”他这样回答：“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经济中真理是指什么。我们正在设计模拟人类的机器人，在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料上，存在一些实际限制。”[49]这样脆弱的构造即使在发明者自己看来都是经受不住检验的。这种看似庄严的知识和永恒稳定的模型被持续不断地修复，从而遭到了破坏，而这种修复通常也是为了解决该模型与经济现实之间很差的适应性。卢卡斯摒弃了用货币流通紊乱来驱动经济周期模型的努力。托马斯·萨金特是理性预期的发起者之一。他的一个学生在萨金特的著作中已经罗列了“关于理性预期理论兴起的十个故事”。每个模型都是为了解决之前模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50]

这些“故事”不总是彼此吻合的，这反映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内容的偶然性特点。萨金特因为推理的严谨而闻名。这种范例中缺乏的是对事实的尊重。而萨金特对此非常公正。经验检验与理性预期是不一致的，所以经验参数与所谓“校准”程序中出现的模型是不一致的。在这一模型中所产生的周期与真实世界的参数是一致的，这些参数是从稳定“深入”的微观经济学偏好（例如工作与闲暇）、技术变量和已经被卢卡斯否定的极具实证经验特点的宏观经济学中得到的。如果这些周期可以匹配，不是任何特殊的历史周期，而是真实历史周期的“二阶矩”，也就是它的一般形态，经常是去趋势化的而且脱离于稳定期间的，那么这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就。即使这并不容易管理，但是也可以被判断是已经失败的。[51]这并不令人吃惊——例如，偏好和技术都是不变的，甚至除了进行假设之外，都是很容易识别的。萨金特还流露过这样的思想：

校准对于理论能达到什么目标而言，也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充分信任你的模型，而仅仅是使用它，那就意味着你认为你的模型是部分有误的或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如果你相信其他人的模型和数据比你自己的更合理。在我的记忆中，鲍勃·卢卡斯（Bob Lucas）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起初对于理性预期计量经济学都是很热情的。毕竟它唤起了我们自己对于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因为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进行过批评。但是在对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了大概五年的检验之后，我想起鲍勃·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都曾经告诉我这些检验导致太多很好的模型被否定。校准的目的在于忽略你自己模型中的一些概率含义而保持其他的一些概率含义。总之，直接承认你自己的模型虽然并不正确，但是仍然值得作为一个数量政策分析工具的载体，而校准的目的，就是起到这样的平衡作用。[52]

对比而言，当萨金特写经济历史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省去了对模型的引用。[53]

对卢卡斯而言，繁荣、萧条、失业和复苏的周期都完全不构成政策挑战，而只是在均衡之前的一种摇摆，但是这些对凯恩斯而言就是一个挑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社会民主党派的行动。在卢卡斯模型中，政策干预因为个人知识经济的运行（理性预期）而被击败，并将运用这些知识避免对于自己利益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只有个人能有预期，并且自己对此感兴趣。真实的微观基础解释将从个人选择中推断而来，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不知道关于实际选择的任何情况。它在“代理人模型”中起作用，也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被模型化为仅由一个或者两个个体构成。一旦这些形成了飞跃，就很可能构建一个长期的均衡模型，这是一种“真正的商业周期”，在这种周期中波动起源于外部惊喜（或者“震动”）。“均衡”由一个简单的代理消费者构成，他从一个单一的代理公司购买并为这个公司工作。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点被期待要提升经济效率，尽管这一理论自身缺乏现实性。[54]阿罗-德布鲁仅适用于存在许多代理人的大的经济体的情况，这是一种恒定的静态的结果，没有给冲击和摇摆留下任何空间。[55]甚至在转换到一个连续均衡状态时，它仍然需要具备完全的一致性（完全市场）。在只有两个代理人的情况下，市场几乎不可能达到“一般”均衡。

另外一些跟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顶级学术机构有联系的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相对于芝加哥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淡水”派而言，他们被称为“盐水”经济学家）通过向模型中注入冲突和干扰因素对模型进行了修改。这些“新凯恩斯”模型越来越精致。终于在2000年左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各个分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目的是将更多的现实融入内部临时均衡模型。这些模型超出了校准范畴而应用了更多的传统统计推理方法，并且将参数从真实数据中分离出来（“估计值”）。得到的模型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实证数据检验，这种真实数据的使用确实在提升预测的准确性上起到了一些作用。[56]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开始统治宏观经济学研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运用和求助于这个模型。[57]吸引力在于理性和均衡的传统基础，但是这些非现实性的基础限制了它们的可依赖性和精确性。这些理论的大部分也意味着市场相比于政策是被优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他们预测的质量至多可以跟统计外推技术的结果相提并论，统计外推技术根本不做任何经济理论假设，实际上这两种方法现在经常被结合使用。[58]这些模型经过30年的完善，依然在实证环节上表现得很糟糕。实干家对此深有体会。尽管中央银行广泛部署，但他们仍然不是核心决策框架的一部分，也没有为“黄金时间”做好充分准备。[59]他们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一向不考虑金融部门。现代宏观经济学运用先验世界观点来比对数据，从而证明一致性。[60]尽管陷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大规模应用，但是中央银行没有抛弃凯恩斯主义起源的巨大统计模型，它众所周知的缺点唤起了卢卡斯革命。对比而言，如果私人的钱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商业几乎绝对依赖统计模型所做的描述性预测，并且完全不会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除非有时候会尽力模仿中央银行的决策。[61]

理性预期模型的指数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的论述中，其中说道，只要模型做出了好的预期，分析所依赖的现实就不重要。[62]然而，好的预测不能被看成理性预期。它的实证数据很少，为了把它代入有实证证据的任何平行排列都必须进行复杂的扭曲操作。与安提凯希拉所做的比较就说这么多。[63]古代希腊的机械装置是基于错误的地心说宇宙论的（这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于任务的重要性和前提条件的非现实性而言，它做出了相当多的预测。理性预期模型与安提凯希拉装置一样都具备非现实主义的特性，但不像古希腊的机械装置那样，理性预期模型所做的预测是非常糟糕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假定有两个积极的代理人、近乎完美的预测，以及不朽的生命，那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就不必存在社会保险。它是一种没有政府、金钱和社会的经济体。没有公众，就没有公共产品的概念。也许这就是它如此流行的原因。在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设中提到了消费者通过借入和储蓄来调整收入的波动，在这一假设中，就部分运用了上述假设。因为生命无限，所以不存在退休问题。两年之前，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更现实的生命周期理论还认为至少退休问题是会发生的。[64]同时，进行了一些某种程度不同的假设（工人及退休的人的代际交叠），保罗·萨缪尔森做出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认为社会保险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用的。这三个模型都从假设中获取结论（很有智慧），并且强调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争论（仍然发生着）中模型的容忍度。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满足了反直觉意识、理论连贯性、可理解的比喻、有说服力的类比、数学技术、程序化的事实和政策及政治上的正确性等建模条件。1981年，卢卡斯得意地说：“总体来看，我认为一个声称理解了飞行原理的人是很有可能造出可以飞行的机器的，理解商业循环就意味着创造商业循环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同的。”[65]那些飞机也是如此。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声称控制了商业周期（这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要构建一个可信服的实物模型。

到目前为止，与现实发生冲突是一种收获。在所有条件满足之后，最后一个条件，实证有效性的检验问题就可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中，一个偶然的模型力图包括所有相关的变量，估计程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数据来发现其重要性及重要的程度。这个程序必须是描述性的。如果匹配结果非常糟糕，那么模型将被拒绝。它还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见第二章）。校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程序不必满足这样一个检验：它预先选择匹配数据，估计结果仍然很糟糕。

弗兰克·哈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建模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谈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我一直认为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是像一个飞机工程师能造出来的实体模型一样。最近这些年我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许多经济学家不把实体模型当作一架真正可以飞行的飞机，政治家、银行家和所有的时事评论者都来争夺座位。这一次全世界的理论家都意识到这样的实体模型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很重要的方面，这种认知将促使一些激进的设计产生。而且，无论在哪个阶段，实体模型都是完整的。[66]

卢卡斯并没有被吓住。他在198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大会上致辞的时候，以一种宗教权威的口吻进行了演讲。从一个想象的问题开始，他对毕业生这样说道：

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从历史经验中解放出来，从而找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比过去运转得更好的方法……我们没发现想象和思想的王国其实是一种对实际和现实的替代，或者说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相反，它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认真思考现实世界的唯一道路。[67]

这种假想的现实原则一直被坚持作为一种政策指导。2003年，卢卡斯又一次将主席致辞递交美国经济学会。它是一次结束历史的演说，或者说更像是宣告宏观经济学的完结的演说：“遏制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68]这是他研究方法的原理，即衰退并不重要：商业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是宏观经济调整的最好路径。所以寻求稳定性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收获，但是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将能极大地提升消费。

仅仅五年之后，经济危机发生了。卢卡斯之前预测经济会永久呈现3%的增长。[69]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它是基于几个模型的，所有的模型都是“一个良好的增长模型的变形，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可能是一个无限存在的动态生命体，也可能是几代人的更迭）会在长期中将消费效用和闲暇最大化，公司会最大化利润，市场将持续出清”。[70]换句话说，是一个良好的、消费者的、公司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很难构建，而且不容易理解。但它不可能真正起作用——它们仅仅是模型。在李嘉图飞跃中，卢卡斯抛弃了这些不实用的观点。这个政策天生是无效的（这是他自己的核心信条）在这里被遗忘了。

对神坛上的卢卡斯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为再分配这一机制激进上升的市场自由化进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废除了对资本的征税，对于收入征收统一税，将福利国家私有化。将资本收入税收削减为零（用其他税收来覆盖支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获得的一个喜人结果，这一变革为美国和英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资本获得退税收入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一理论曾经受到挑战）。[71]来自“滴漏效应”的经济增长将给消费带来7.5%~15%的增长。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财政上的更高税收只需要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来负担。对劳动和消费（工作中更长的工时）采用较低的美国式税率的那些法国家庭而言，“稳态福利增益”相当于消费增长大约20%的水平。这些都来自单一个体模型中闲暇和工作之间权衡的不稳定结果。[72]

用这些额外收入，法国人就能购买政府当前提供的物品。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小学教育或者日托，这些目前都是由‘扭曲税收’进行财政支持的。”[73]倾听者都是默认有效市场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虽然这样的市场并不存在。另一个假设是法国工人就他们上交的税收而言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他们不能在私人市场的柜台上进行购买。与卢卡斯观点相反的是，有人可以指出由法国人的税收提供的社会保险以及自由教育比市场消费增长20%更有意义（甚至从金融术语来看），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的意义就更大了。

美国市场健康服务相较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提供的这些服务来说，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两倍，而且有效性更差。欧洲退休金则慷慨得多。[74]在华丽的表达背后，卢卡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也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换取政府已经提供的物品。此后，他又表达了对于下降分布的厌恶：“在已经出现的对健康经济学发展有害的趋势中，最引人注意而且我认为最有害的趋势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面。”[75]增长分布的非相关性即使应用卢卡斯自己的方法，对于美国的情况而言也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那么对于一个之前30年大多数人都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更不令人吃惊了。[76]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典型代理人”模型给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差的保证。

它究竟是什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同时发生。[77]后现代主义的具体时间不容易确定。如果它有核心思想，那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拒绝把观察和测量、原因和效应的分析作为有效性的标准。对它与经济学的联系，以前就有过研究。它一直致力于博弈论、非对称信息、行为及女权主义经济学领域的不可预测论的逆势问题研究。[78]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错误在于理性和均衡的“现代主义的元叙事”问题，以及以一种符合逻辑的科学解释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的学术和娱乐书籍中，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戴尔得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经典的文学传统用于她的经济演讲，她将经济演讲看作一种不可预测但充满新思想的对话，而且是对有说服力的研究的一种无尽追求。这一点从她出色的口才中可以看出来。[79]

说服力作为经济观点讨论的目的是符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想法的。但是用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话来说，“面对骗子的时候我们有心软的这种风险”。[80]没有事实，说服力从何而来？我们又在讨论什么？探求说服力大概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一种努力。事实对于推理、学习、合作和签约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不会每时每刻都出现，但是当它缺席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都是一种可以唤起我们觉醒的认知。

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不是新古典学说的边缘问题，而恰恰是核心问题。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再让事实进入个人的幻想，对后现代主义在高低文化水平之间的平衡也是认可的。在对社会和普通商品不给予任何空间这一点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比后现代主义走得更远。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于集体愿望也保持中立态度，而集体愿望促使社会民主党派认识到有其他人的存在，而且其他人有特殊的需求，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是可以互相起作用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反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不像热力学，它被谴责一直处于不可检验状态，而且一直局限于思想领域。”[81]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束缚使卢卡斯能够迷惑他的读者。一方面，它认为失业是一种自愿选择，这是一种思想实验（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中没有其他的实验）。[82]另一方面，还有少数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认同要信赖社会保险的。[83]总而言之，他自己的猜想就是“效率要求对失业的人进行补贴，因此又会提升平均失业水平”（他在芬兰这样一个北欧福利国家做的演讲）。[84]读者抓破脑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冲突，并且渗透这些深奥的模型，这些模型对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是持赞同态度的，模型当中的大多数思想（表面上如此）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持怀疑态度。模型的先决条件从来未被满足，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其他事情会保持均等（其他条件不变），或者要做任何必要的改变（必要的变更）。因果和推理就会被搁置起来。[85]这会带来令人振奋的局面，但是当就政策问题发声的时候，卢卡斯恰恰是滥用职权的人。两个“理性代理人”经济模型不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模型中，缺乏严格的阿罗-德布鲁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被满足的）的竞争经济并不被认为比其他经济更有效率，甚至在帕累托均衡的有限意义上也是如此。[86]

但是回头讨论是无用的，作为一门学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普遍意义上来讲更像经济学，与批评家的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学派内部都存在不融洽的情况。[87]卢卡斯对批评家一直不是很礼貌，他把对手凯恩斯学派的学者描述成绝望的“头盖骨卡嗒卡嗒”。[88]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会被其他学派（和非正统的实践者）看成是居高临下的而且疏远的。这一点在引用方式上已经得到确认了——对比其他学派，经济学家很少从外界引用，当他们做这样的引用时，大多数人利用的都是像财政、统计学和商业领域的知识，而且所合作的人也都是同意他们观点的人。[89]这就不可能形成坚定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外界的人不可能有资格来判断，甚至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也是如此（经常是正确的，但是在标准的经济假设上是存在争议的）。然而它可能使人对于看上去未得到保证的主张感到不满，这就可能陷于一种一般的错误，即把行为归因于处理手段而不是环境。[90]在这样的情况下，冷淡不是一种集体特性的缺点，而更可能是为了引起对学说世界观的一种关注。经济学说是理性主义的。他们的逻辑推理来源于可以自证合理性的事物，所以他们是抵制证据的，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违背常识或者认为与现实不一致是无关紧要的。[91]如果基础条件不可以共享，那么就没有意义开展讨论。

不尊重现实和推理也是各个时代中右翼倾向的共同特点。它会导致将卢卡斯的表现（还包括用于质疑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预期和典型代理人战略）看成一种“agnotology”的实践——agnotology最初是为那些否定烟草和癌症之间关系的人杜撰出来的术语，这些人还否认全球变暖、否定药物试验管制和否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一般商业模式”。[92]它代表了看上去非常诚实的理论观点，但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意图散布混乱和怀疑。[93]如果这些意图不能接近真实情况，而是寻求一种原因，那么这种无条理就是有意义的。像布什进军伊拉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看起来也在“制造他们自己的现实”。[94]这在短时间可能是有效的。鉴于我们对芝加哥学派以外的很多学派的巨大专业认可度，甚至在政治思想上彼此互为对手的人也如此认可，那我们其实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混乱和游移不定。领军的经济学家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困惑。[95]

对于理论化这一问题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如果学者希望探讨不朽的、一致的、能够预知而且是只有一个个体存在的经济情况的数学含义的话，那为什么不呢？约翰·希克斯曾经这样写道：

太多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研究，其实除了学术上的吸引力之外，并没有更好的理由：它只是一个好的游戏而已。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羞愧，因为对于数学的许多分支而言也同样如此。[96]

诚然，它可以繁荣很久，但这样的模型对于反对集体行动而言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或者我们可以说（其自身）对于任何其他政策这样的模型都是如此。

经济学的内部纠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不认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更接近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也有所犹豫。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被明确地否定了，否定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有肯尼斯·阿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罗伯特·索洛、弗农·史密斯（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埃德蒙·费尔普斯、保罗·克鲁格曼、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人。[97]索洛曾经写道：“宏观社会已经对其自身进行了夸张的欺诈，对其学生也是如此。”[98]在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这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给予了粗鲁的回应：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整个经济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一致的个体或者一个朝代，他能够执行一套按照理性设计好的长期的计划，只是偶尔被预期之外的震动扰乱一下，但是可以以一种理性的、一致的办法调整自身。我认为这幅图画是不可能通过嗅诊测试的。这一思想的主角宣称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负责，宣称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我们对于宏观经济行为的了解之上的，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宣称是虚伪的。[99]

模型化是不可逃避的，在经济学中模型是一种飞行器。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也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名的理论轨迹。索洛的双重因素经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接近于典型代理人模型的，虽然它并不假定资本和劳动的总和有其自身隐含的含义。但是模型没有独立的权威性。为了证明政策的正确性，模型必须考虑一些真实的购买行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博学家冯·诺依曼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闻名：“当你甚至不知道你正在讨论什么的时候，再精确都是没有意义的。”[100]

决策制定者就像现在的作者一样，必须凭信任来相信这些专家。他们不是模型构建者。如何决定听谁的？政策不能单一地依赖模型，它在设计上并不像喷气式飞机那样精确，它的表现也不容易测量。收集信息、开展研究、写作论文、咨询机构，同样还有偏见、歧视、忠诚和配偶问题。模型仅是所有混合问题的一部分而已。最成功的因素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考虑之中，成为“初始模型”，这些因素必须是被深信不疑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专家懂得这些问题，虽然并不确定如何知道及为什么。那些应用政策的人很少能够将模型拆分，或者自己来进行平衡。有说服力的模型的单一存在有一些证明价值，这是独立于证明之外的。模型是很难被检验的，并且不确认性被忽略了。所以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权威品质的重要性所在。奖项的魅力和权威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谈的内容。

[1] McCloskey，‘Economics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1.

[2] Morgan，The World in the Model（2012），ch.5.

[3] ‘Neoclassical’：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David Ricardo and John Stuart Mill（classical economics，c.1770－1870）reckoned economic value by the cost of production.Its‘neoclassical’successors（from the 1870s onwards，including W.S.Jevons，Vilfredo Pareto，Alfred Marshall，Paul Samuelson）measured it by willingness to pay.

[4]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1962），79.On her entitlement to the prize，see 136－137，below.

[5] Boumans，‘Built-in Justification’（1999），93.

[6] In substantive agreement with Syll，On 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

[7] Introduction，above，3.

[8] Smith，‘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Wealth of Nations（1776/1976），IV.5.b 1－9，524－528.

[9]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 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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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Ingrao and Israel，The Invisible Hand（1990）.

[14] 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2006）；Fisher，‘The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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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ahn，‘On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Economics’（1973/1984），52.

[17] 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1994），ch.2.

[18] Humphrey，‘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19]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5.

[20] Ibid.，5.

[21]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1980），697.

[22] McCloskey，‘Economic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3；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ch.2.

[23] For example，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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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0；Lucas，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2002），21.

[2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9；FORTRAN is a formerly per-vasive computer coding language.

[29] Forder，Macroeconomics and the Phillips Curve Myth（2014），argues that ne-oliberal critics misrepresented Keynesian policies.

[30] Modigliani，‘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 Revisited’（1988/1997）；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t Debate’（1990）.

[31]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Nobel Lecture 1991.Nobel Lectures（delivered by NPWs usually a day or two after the prize ceremony）are cited henceforth with title and year.They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index.html，and are mostly reprinted in an irregular series of variously edited volumes entitled Eco-nomic Sciences with dates.

[32] McLean，Public Choice（1980）；Mueller，Public Choice III（2003）.

[33] Fox，The Myth ofthe Rational Marke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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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llais，‘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Nobel Lecture 1988，243.

[37] Evans and Honkapohja，‘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2005），566.

[38] Kirman，‘Whom and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1992）；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2006）.

[39] Kirman，‘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1992）；Hartley，The Representative Agent（1997）；Kincaid，Individualism and the Unity of Science（1997）；Hoover，Methodology of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2001），ch.3；Duarte，Microfoundations Considered（2012）；Janssen，Microfoundations（2012）；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Syll，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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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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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vans and Honkapohja，‘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568－569.

[53] Sargent and Velde，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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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Gürkaynak et al.，‘Do DSGE Forecast More Accurately’（2013）.

[59] 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quotes，2，18；Schorf-heide，‘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SGE Models’（2011）.

[60] Marchionatti and Sella，‘Is Neo－Walrasian Macroeconomics a Dead End?’（2015），27.

[61] Bachman，‘What Economic Forecasters Really Do’（1996）；Smith，‘The Most Damning Criticism of DSGE’（2014），including comments by Daniel Bachman；Dou，‘Macroeconomic Models’（2015）.

[62]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

[63] Ball，‘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s’（1990），706，lists several earlier empirical failures；Pollock and Suyderhoud，‘An Empirical Window on Rational Expec-tation Formation’（1992）；Carter and Maddock，Rational Expectations（1984），141－143；Lovell，‘Tests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1986）；Obstfeld and Rogoff，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1996），625，cited in Frydman and Goldberg（below），28－29；Estrella and Fuhrer，‘Dynamic Inconsistencies’（2002）；Frydman and Goldberg，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2005），ch.5.

[64] Modigliani，‘Life－Cycle，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Nobel Lecture 1985.

[65] Lucas，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1981），8.

[66] Hahn，‘Review of Beenstock’（1981），1036.

[67]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

[68]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

[6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2.

[70]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2.

[71] Straub and Werning，‘Positive Long Run Capital Taxation：Chamley-Judd Revisited’（2014）.

[72]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Dubious’，see Hansen and Heckman，‘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1996），100.

[73]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

[74]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

[75] Luca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ast and Future’（2014）.

[76] Córdoba and Verdier，‘Lucas vs.Lucas：On Inequality and Growth’（2007）.

[77] Rosenau，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92）；Blaug，‘Why I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30.

[78] Heap，‘Post-Modernity and New Conceptions of Rationality’（1993）；Cul-lenberg et al.，Postmodernism，Economics and Knowledge（2001）；Amariglio and Ruccio，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2003）.

[79] McCloskey，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85）；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1994）.

[80] 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110；Athreya，Big Ideas in Macroeconomics（2015），13－14.

[81] Varoufakis，‘Deconstructing Homo Economicus?’（2012），393.

[82] Lucas，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1987），section V.

[83] For example，Lucas，ibid.，31，61，105.

[84] Ibid.，69.

[85] See also 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1986），S390.

[86] Lipsey and Lancaster，‘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956）；Buiter，‘The Economics of Dr Pangloss’（1980），45.

[87] Kapeller，‘Some Critical Notes’（2010），332－334；Francis，‘The Rise and Fall of Debate in Economics’（2014）；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2015）.

[8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698；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also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0－51；Mankiw，‘The Reincarnation of Keynesian Economics’（1991），1.

[89] 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cs’（2015）.

[90] 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1980），30－32.

[91] Carter and Maddox，Rational Choice（1984），142.

[92] Proctor，Cancer Wars（1995），8；Proctor and Schiebinger，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2008）；Pinto，‘Tensions in Agnotology’（2015）.

[93] Mirowski，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2013），ch.4；Krugman，‘What They Say versus What They Mean’（2013）.

[94] Suskind，‘Faith，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2004）.

[95] For example，Robert Clower and David Colander，in Snowdon and Vane，Conversations with Leading Economists（1999），188－189，212，214－215；Caballer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0）.

[96] Hicks，Causality in Economics（1979），viii.

[97] Phelps，Frydman and Phelps，‘Introduction’（1983）；Tobin，see Klamer，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1984），110－111；Arrow，‘Rationality of Selfand Others’（1986），S393；Modigliani，see Hirschman，Rhetoric of Reaction（1991），74；Hahn and Solow，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1995）；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Sims，‘Comment on Del Negro，Schorfheide，Smets and Wouters’（2006），2；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2009）.

[98] Solow，‘Reflections on the Survey’（2007），235；also Solow，‘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s’（2008）.

[99] Solow，in US Congress，‘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2010），12；also Solow，‘Dumb and Dumber in Macroeconomics’（2003/2009）.

[100] Wikiquotes，‘Talk：John von Neumann’（2015）.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在动荡的世界中，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授予的这些奖项就像一盏盏拥有不朽价值的明灯一样，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辉。这些奖项表彰的是人类为了寻求真理所做出的努力、付出的真诚以及取得的成功，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奠定地位的荣誉。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说服诺贝尔基金会增加了一个经济学奖项，这一奖项与科学、文学及和平奖项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以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投资，就将诺贝尔奖的权威光环轻松扩展到了经济学领域。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像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做了一次颇具价值的创业运动一样。而正如诺贝尔本人是炸药的发明者那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既蕴藏着正面的力量，也蕴藏着负面的力量。对于经济学是否能够被称为一门科学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科学方法论专家、实践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而当我们站在审视经济学政策建议的层面来看待经济学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诺贝尔奖是一种仪式和象征

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是最高荣誉。它站在金钱之上的原因就是它的奖金丰厚。它有可信度方面的质疑也是因为它会授予得奖者一笔意外之财，尽管这笔钱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可能只是一笔小钱，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学者而言可能是一笔巨款。[1]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诺贝尔奖地位的全部。卡托研究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奖（在2002年奖金达到50万美元）就不具备同样的标志性意义，能够给予几乎等额奖金的沃尔夫奖或者巴尔扎恩奖也不具备这样的意义。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颁发给理性运用的奖项而言，它自身却是一个相当陈旧的仪式，这种反差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反而可以给人带来卓越的光环。一位钦佩者在1976年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中写道：“我出于简单而自私的理由为你的获奖感到高兴，因为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我曾经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握过手。”[2]弗里德曼回忆道：

诺贝尔奖会把获奖人变成一个其所属领域的专家，并且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杂志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我自己就已经被问及从普通感冒的治愈到一封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签字的信件的市场价值的所有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关注不仅是奉承性的，而且是毁灭性的。[3]

这种魔力还以另外一种方式起作用：瑞典皇家法庭（另一种古代遗物）沐浴在奖项的光辉之中。

这一奖项赞美思想的力量。在知识所授予的洞察力和它所带来的优势上，思想的力量是很难界定的。对大自然的控制最初可能创造了诺贝尔的财富。诺贝尔将不稳定的爆炸性硝化甘油制造成可以储存、运输并且可以安全触碰的炸药。他发明的无烟火药因为可以隐藏炮火的来源，从而加重了战争的危险性。后来在英国又被进一步发展成线状无烟火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更小规模的冲突提供了火药。如果这一发明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会因为只发明烈性不那么强的爆炸物而不能获奖。诺贝尔的创新是不需要证实的：这些炸药伴随一声声巨响炸开，利润滚滚而来。科学方面的成功很少有这样的结局和确定性，而且一般是超出普通人控制范围的。诺贝尔奖已经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不那么显著的成就上，并且赋予获奖人金钱和名望。

智力奖项是碎片化结构上的启蒙装置，在这一结构中，每个层级都是复制较低层级的成果。在认知梯子的每一节上，从小学开始，都由各种认知和选择进行了标记。考试、毕业、穿毕业礼服以及获得学位，都标志着学术进展上的不同阶段，学生会为这些活动做各种准备。在梯子上升的过程中，路是越来越窄的。每所大学都有精英教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学和投稿机构。庄严的图书馆有各种论文，有一些已经有三个世纪那样古老了，这些论文当时被投递出去都是为了得到权威认证和学术团体授予的各种奖项的。

在成立之初，诺贝尔奖是最新的、最令人兴奋的现存的学术奖励。[4]伟大的国际性的颁奖活动发出一系列奖牌。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是爱国主义盛行的时期，各种奖项不仅使奖项得主获得荣耀，也令奖项得主的祖国以及颁发奖项的人都获得荣耀。在1896年的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0.1秒之差就能区别出金牌、银牌和铜牌。这自然让人想到诺贝尔奖发出一个金牌就好像也对获奖等级进行了区分一样。

哈耶克因为在1974年10月14日获得诺贝尔奖而受到关注。12月6日，他的孩子、女婿和妻子陪同他来到斯德哥尔摩。接下来一周，外交部官员一直陪同他。之后的三天，他参加了如旋风一样的记者招待会、官方午宴和晚宴。在10日上午，他预演了获奖仪式。[5]（所谓的）诺贝尔音乐节在同一天的下午4点开始。在黑暗寒冷的北欧冬季，这次活动是一年之中的“瑞典的社交活动事件”，也是一次令人眩目的迎接圣诞的活动。[6]

所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男士都要身穿黑色燕尾服（一种带长尾的礼服），系白色领带，然后由各种旗帜打头阵，在一队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庄严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学生们穿着无尾礼服（女士则穿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尖顶海军帽，身披蓝黄相间的绶带，蓝色和黄色是瑞典国旗的配色。大喇叭里传出像国王一样的声音，宣布奖项和获奖者。然后上百个显赫人物继续前往斯德哥尔摩蓝色城市大厅，并在那里待三个小时。他们会一起参加皇家宴会、家庭聚会以及和学生共同庆祝等一系列活动。[7]餐点已经由年会的主厨秘密预定好，模拟宴会也已经提前一个月进行过预演。为了保持温馨的瑞典宴会传统，通常会有学生合唱团用歌声来给晚宴增色。在之后几年中，逐渐加入了管弦乐队的表演，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娱乐庆典似乎已经成为一出“小型戏剧”了。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民众都能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庆典活动。整个现场会穿插着干杯和短暂的演讲，最后在维也纳华尔兹的舞曲中结束。[8]在获奖后的第二天，哈耶克发表了传统的诺贝尔获奖演说。而两周之后，他在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写信时说道：“我们慢慢地从美丽的斯德哥尔摩之梦中苏醒过来，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9]与他共同获奖的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持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他选择将奖金捐献出去，但是哈耶克没有这样做，我只能将此理解为这笔奖金缓解了哈耶克所憎恨的他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10]

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这一奖项掀起了一股庆祝狂潮，每一次庆祝，他都进行了私人答谢。其中有来自三个著名的以色列社会民主党人士的贺词，第一个就是集体区居民[（埃胡德·阿弗里尔（Ehud Avriel）、什洛莫·埃韦尼利（Sholomo Avineri）、迈克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11]来自经济事务研究所（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智库）的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和阿瑟·塞尔登（Arthur Seldon）发来贺电，“我们很高兴你没有像哈耶克跟缪达尔一样，与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分享这一奖项”。英国著名经济记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曾经非常矛盾地写道：“这一奖项让我们的心跟随我们所看到的英国并没有走智利道路的事实。”[1975年5月，弗里德曼曾给哈里斯写信说：“罗丝（Rose）和我在智利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周..我担心智利就是未来英国的样子。”][12]而思想上的对手肯尼斯·阿罗则明确保证这一奖项已经被他摘取了。[13]“自由党”主席爱德华·克兰三世（Edward CraneⅢ）作为一名密友说：“因为你和哈耶克这三年的努力，自由市场总算是变得非常可观了。”[14]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写给弗里德曼的信中说：“对于朝圣山学社而言，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它的两任主席都摘得了诺贝尔桂冠！”[15]

这一程序已成定式。[16]决定谁能获奖的权威都身处声誉卓著的学术机构之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学院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平奖是一个例外，它由挪威议会颁发。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则是经济学奖的管理机构，对奖项的提名记录有保密50年的规则，但是其设有三个公开账户、一个资料库和三个会谈，以此来看似公开地提供相关信息。[17]要知道，其他诺贝尔奖项均是由五位专家构成的永久委员会来履行排名和推荐候选人这项职责的。每年秋季，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开始进行提名（次年2月1日截止），那些有资格提名他人的人有的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有的是北欧国家某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有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还有经济学奖评委会的成员。每年秋季，评委会会寄出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名单，然后评委会将选出几百名被多次推荐的候选人，并委任海外评审专家来筛选候选人，评委会整个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推荐信。最终候选人名单会提交给各位院士，然后提交到所有学术成员的全体会议上，经历两轮会议讨论之后再确定最佳人选。最后通过秘密投票来选出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可见，没有提名就没有评选，有时候评选就像一场战争。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1901年没有获得文学奖提名，于是就拒绝以后被考虑提名。[18]同样被错过的还有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马塞尔·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lf）、爱弥尔·佐拉（Emile Zola），还有许多获奖者并不出名，而那些特别出色的反而几乎被人遗忘了。

国家学术机构一般由资深或者年长的学者组成。论资排辈与革新带来的破坏性潜力是不相称的。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实质研究比地位更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声音都要能被听到。在自然科学领域，这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来说是一个挑战。[19]瑞典很少处于研究的最前沿，学者有时候发现跟随前沿脚步是非常艰难的。专家并不比他们所支持的观点水平更高，甚至至多就是旗鼓相当。像化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和物理学家卡尔·威廉·奥森（Carl Wilhelm Oseen）这样非凡的人物渐渐掌管了委员会。一个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他们会阻止当年某个奖项的颁发，节省下来的钱转给瑞典研究基金，有时候也会转化成委员会成员的隐形利益。一个简单被征求意见的提名就可能胜过被外界大量提名的候选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就公开发表了三篇划时代的论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三篇论文已经非常著名了，但是他错过了好几次得奖机会，最终在1922年因为一篇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论文而得奖，这篇论文对于委员会中反对相对论的人来说更容易接受。

还有一些天才很晚才被大家认识，一些人甚至在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而少数几个因为做出的是共同发现，所以也错过了得奖机会。北欧的候选人面临的障碍可能比较小。提名委员会的决定（它做了绝大部分工作）可能在自然或社会科学分组中，或者全体委员讨论时被推翻。尽管有一些瑕疵，并且经常遭到怀疑和询问，这一奖项仍然保持很高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获得这一奖项的难度，而且总是会有被超越的一天。在欧洲西北部，诺贝尔奖是建立在对于个人和机构的极度忠诚这一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在科学研究机构中显而易见的美德。[20]瑞典学者是可以信赖的评判人：受到尊重但数量不多，他们并没有因为评判人的数量少而使这一奖项无法被评定。

诺贝尔经济学的档案记录将在2019年开放，最初仅开放一年。入选的原则在1985年已经公开过，即必须是无偏见的，而且在表面看来要具备实践性。[21]学会的一个成员确实打破了等级制度。在1976年回应弗里德曼的获奖时，纲纳·缪达尔提出经济学的评奖程序相较于其他领域而言不是那么正确。他的不满主要是经济学委员会阻止更高级别的学术评判所给予的公正判断：“在一年当中很晚的时候才发布它的建议和支持文件，而没有进行提前的咨询，这就排除了任何不同意见有机会发声的可能性。”随后这一程序被修改，这也许算作一种回应。[22]对于学术程序的反抗和抗议在过去一直持续。实际上，对于奖项的藐视已经成为他们文化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23]

寻找出差别等同样的问题在评奖的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例如，在英国国家学术院，每年选出几位经济学家，这一程序本身就涉及好几轮连续的审议和投票，然而结果一直保密。获奖者按照一个无法精确复制的讨论和投票程序产生出来。开始的时候最有希望获奖的人可能会半路落选，也可能会因为一次及时的干预而复出。互相负有义务的微妙网络有时候会阻碍公正的讨论。[24]学术任命委员会的经验表明了一种类似的不确定性，即结果有时候是很难预测的。结果只可以被期望。反之则需要做两种假设：有一个客观的可以被揭示出来的排名优点，以及筛选委员会确实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诺贝尔曾经说他的奖项应该授予那些在之前一年已经给人类带来最伟大利益的个人。这一奖项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是一份来自社会团体的、提供给受益人的感恩礼品。这一奖项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学作为社会捐助者的作用。它的存在是一种对经济学这一核心学说领域的赞赏，它是“看不见的手”，这意味着追逐自我利益从社会角度来说是有好处的。这一学说值得重复，除了一些抽象和奇异的表现形式之外，从来没有被证明过。[25]

这一奖项看上去像是单纯的转化、一次免费的午餐。这一奖项所授予的利己主义是经济学很难解释的问题。最持久的尝试（在经济学领域）绝大部分是关于无代价的差异，而不是像诺贝尔奖这样获得一笔意外之财。[26]表面来看，这一奖项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不一致，在这一理论中每件事情都应该按照个人选择的观点来加以解释。1969年，当经济学奖项第一次颁布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一直围绕着“理性选择”这一问题而展开，这是一种只有一个角色的模型，受到一种资源“预算”的约束，在市场交换中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尽力为之。但是彩票也与理性一致。亚当·斯密早已经意识到，人们可能得到报酬，就像赢得一张彩票那样。中奖者越少，奖金额越大。[27]彩票这种激励办法特别适合许多人被号召起来参加，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被选中的活动。人们愿意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取得奖的机会，反过来得奖的机会也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支付方式。

什么是“科学”

瑞典中央银行希望我们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化学和医学一样的科学。银行的掌门人珀·阿斯布林克（PerÅsbrink）在1969年明确说道：

我并没有感到发起这样一个奖项特别困难。这一领域是经济科学的目标，就好像是对于全世界的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核心而重要的事情一样。会有人认为在这一领域的进展相比于医学、物理学或者化学领域来说不那么重要或者不那么紧迫吗？我当然理解，有的人会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以比较的，甚至有的人会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这一特殊领域把政治和科学分开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些都会使授予经济学奖项变得很不确定。但是我仍然相信今天的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说是已经发达和成形了，所以发出这样的警告是不那么坚定的……做出设立奖项的决定并且设立机构所掌管的奖金，这些事情本身都已经证实了它能跟诺贝尔奖项一样确立声誉和地位从而承担相同的使命，这些做法会保证我们收获好的结果……[28]

这是循环的：科学上的正确与否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声誉来保证，但是验证的任务要分配给每个领域的组成成员，即由其成员来进行详细的检验。先验的经济原理也认为交易并不像它显现的那样无私，给予者至少希望得到与他们付出的代价相等的回报。

在瑞典语中，“science”（vetenskap，就像德语中的Wissen-schaft）这个词是指更广泛的学术。但是讲英语的外行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实际上直到今天，“science”一词都是指它令人信服地证明和解释了自然规则。这可以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1964年的一次演讲中得到证明（他在一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我将要讨论我们是如何寻找一条新的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按照下列程序来寻找一条新的规律。首先，我们猜想，然后我们计算这一猜想的结果，来观察如果这条规律是正确的，那么它将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把这些计算结果跟自然现象、实验或者经验进行比较。我们直接将结果跟观察进行比较来看这条规律是不是起作用。如果它跟实验不匹配，那么它就是错误的。简单的陈述是科学的关键。你的猜想无论多么美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你多么聪明地做了这样的猜想、你的名字是谁，只要它跟实验不符合，它就是错误的。事情就是如此简单。[29]

这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认可的“假说演绎法”。科学理论都是看其与观察相匹配的程度来加以证实的。理想的状态是，理论提出一个精确的假设，它可以与实证测量相匹配。对匹配程度进行评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只有这样的匹配才能支持理论上的权威。

行家会把这看成是一种逻辑自洽的说法（或者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一框架之中，理论或者模型详细地阐述有因果关系的机制或者与规则相关的问题，而观察和测量则能够证实理论。当费曼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这些方法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这种方法在观察和证明上是含混不清的。到20世纪60年代，进行极致的证明（通俗说就是证据）是不可实现的这一事实已经能够被理解了（被研究科学的学者所理解），而且测量和观察也仅仅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证实或者被进一步“确认”。也就是说，仅仅能够提升理论主张的事实价值而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卡尔·波普尔提出的非常流行的伪证概念，至少为驳斥提供了终极解决办法，从而使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转机。坚持非伪证与确认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有这些理论（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所暗示的是观察结果是知识的仲裁，虽然并不完全是充分有力的证据。[30]

数学家冯·诺依曼用跟费曼同样的倾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31]自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不断地在这一精神意义上得到奖励。例如，物理学上的大多数奖项激发了经验主义的发现，所有这些奖项都建立了一些经验主义的一致性。保罗·希格斯（Paul Higgs）在1964年证明了希格斯玻色子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但在2013年找到微粒的证据之后才获得诺贝尔奖。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是一位在普林斯顿的研究机构工作的非常有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所从事的弦理论研究并没有获得实证的可检验的相关物而无法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32]

费曼从寻找一条新的规则开始研究。但是在三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仍然没有提出一个简单的非显性规则，或者普遍被接受的规则。经济的复杂性对于人类行为（像“理性”）的初始前提采取了一种变通的转换形式，大多数时间被认为是无效的。经济学的这一特点不应该归功于亚当·斯密，他讲述的只是一个富裕社会的经验故事。但是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对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来说，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政治经济是不准确的，它只是一种趋势科学，其观点“在抽象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中却因为干扰因素的存在而不能实现。又过了一个世纪，一个著名的方法论的小册子——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的《论经济学的不精确性及其与科学的背离》（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1992年），重复了穆勒的观点。同一年，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由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进行]被同时提出，并将经济预测描述为仅仅是“一般的”而不是精确的。[33]芬兰的一位权威人士乌斯卡里·迈凯（Uskali Mäki），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认为经济学只是在可以想象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如果我们选择激进的物理主义学派的科学现实主义，那么当前的经济学就都不适用。[34]

在这一领域被广泛阅读的文章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35]它提出经济学假设是非现实的，但也是有价值的。科学通过反直觉的发现来取得进展，在实践中进行抽象，而不仅仅是描述现实。在假设中缺乏现实主义并不重要。越勇敢地偏离传统，当结论得到支持的时候就越有价值。它的前提不能是伪造的，这样的观点才可以用来证明经济学。商人总是有意识而且明确地将其利益最大化，这一观点已经被提出来了。那些证据并没有篡改利益总是被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

对于回报最大化假设的一些更重要的证据是从这一假设应用于特殊问题的无数实践，以及不断出现冲突的失败中而来的。这一证据是很难被证明的。它只是散见于无数的与特殊具体问题相关的，而不是发表出来为了进行检验的备忘录、论文和专著之中。然而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对于假设的持续应用和接受，以及任何连续的、有条理的、已经得到发展并且广泛接受的替代解释的失败却构成了对于其价值的间接的证明。证明一个假设总是会有不断冲突的、重复性的失败发生，只要这种假设被使用，就会不断地积累这种重复发生的失败，这在本质上是难以彻底证明的。[36]

对于任何理论这都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相同或者更高质量的证伪证据。当受到批评家挑战的时候，弗里德曼给出了一个单一的例子，在私下进行了详细的回应，这一例子即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他在芝加哥的同事约翰·迈吉（John McGee）曾经认为该公司并没有进行掠夺性的定价。但是弗里德曼没有接受来自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邀请而发表他的回应。[37]从那之后，迈吉在三篇论文中的有关标准石油的例子被质疑是基于推理（他的观点来自理论，而不是实证）得出的，而且他对证据的使用是有选择的且歪曲的。[38]保罗·萨缪尔森和赫伯特·西蒙拒不接受所谓的F扭曲（F-Twist），认为F扭曲中的假设条件都是无关紧要的。[39]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历史和哲学作者开始拒绝费曼解释的用观察来对抗理论的方法。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开始，他们逐渐提出没有科学发现的权威逻辑——科学是科学家做的事情。[40]20世纪70年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是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所著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该书提出了“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观点。[41]在自然科学范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科学家自己会不断地坚持经验验证。然而经济学的方法论者将其视为一种反现实、反实证经济学的许可，这样就能够包容前一章所提到的卢卡斯和萨金特等反现实的宏观经济学的观点。[42]经济学上弄虚作假的波普尔窗口并没有开放太长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弄虚作假在方法论者中就大势已去。[43]麦克洛斯基说，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编造出来的。而绝大多数方法论的持有者（这只是一个小而紧密联结的群体）保留着自己的观点。[44]

从理论回到现实

证据与经济学理论是存在矛盾的：匹配的情况很糟糕。经济证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这说明在理论基础跟世界真正运行的规律之间是存在偏差的。[45]经济学家很乐意在理论上、期望的实体上、偏好上、效用上、口味上以及典型代理人等问题上假定其是不可观察的。然而在接近证据的过程中，他们忽略了他们所假定的个人意向性问题。只有价格和数量起作用。他们拒绝书面证据，以及根据态度和观点调查得到的证据。但是为了证实经济学观点，必须有无数的证据跟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框架相一致，即经济学的和统计学的。

证据必须放到经济理论的内容中去——供给、需求、弹性、理性和均衡。这是受到统计理论调节的。原始数据仅仅是“描述性的统计学”；真正的行为是在杂乱无章（随机的）的众多数据中发现规则，方法是取样或者操纵数据。在它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中，涉及某种“曲线拟合”，在这种方法中，曲线描述现象（例如，Y引起了X的变化）以及实际的观测测量偏差（大多数情况下是背离曲线的），或是系统性的，或是随机性的。如果曲线满足了严格的统计约束条件（常态、线性、同方差性、独立性、同质性、稳定性），那么这种现象（或者曲线）就可以看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推论（例如，Y引起了X的变化）。[46]用一种更详细的形式来说明的话（回归分析），就是几个独立变量的单独效应联合起来在利息变量的基础上进行估计（例如，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税二者的联合效应）。计量经济学是应用于经济学上的统计理论，它奠定了如何管理方法论中约束条件的基础。然而对每一个实证观察者来说，都知道的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一致的情况是很少的，大多数数据都被演绎得很糟糕。华西里·列昂惕夫在对美国经济联合会的获奖致辞中这样说道：

像他们想要应用的经济模型一样，这些统计工具的有效性本身依赖某些实用性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与特殊模型将要解释的现象的随机特性是相关的，并且这些假设从来都无从验证。

在其他领域，并不会应用如此巨大和复杂的统计工具，同时得到很多并不相关的结果。[47]

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批评家揭露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即为了寻求所谓正确的结果而进行的大量不宜公开的研究，制止否定性的发现，这些发现可以证明标准数据选择假设的错误。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谴责实践者并没有尽力，用大卫·亨德里（David Hendry）的话说就是，他们没有“检验，检验，再检验”。[48]1980年，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将研究之路引向统计技术（“向量自回归”），这些统计技术总体上是避开经济理论的。[49]克莱夫·格兰杰和罗伯特·恩格尔在20世纪80年代就伪相关和协整所做的研究工作证明了之前计量经济学中的许多估计是无效的。[50]在计量经济学出现之后的100多年里，一位更近代的批评家说，“相当多的公开发表的应用研究论文甚至连一次简单的统计正确性检验都无法通过”。[51]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我反思之后的20年后，批评家爱德华·里默（Edward Leamer）仍然写道，“计量经济学理论宣称能做的事情比它实际能做到的事情要多，因为它要求对复杂的假设负有完全的责任，而这些复杂的假设实际上只能得到不完全的满足”。[52]在经济学研究中，尝试去复制实证发现的做法不经常发生，当进行这样的尝试时，超过3/4的研究报告并不能从原始研究中确认一个或者更多的发现。[53]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有效性并不是不可质疑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现象：实证有效性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同样很难，原因类似。已经指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的研究设计和大多数的领域都是错误的。[54]

在寻求精美模型的过程中遇到的麻烦是，如果这种探究进行得足够充分，它就会排除所有的证据。一位专家指出，尽管可以将数据放到线性回归中，但是严格的统计上足够符合规则的情况几乎并不存在。[55]问题不在于统计学家的无能，而是现实情况并不合作。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至少在实证上，很多经济理论即使在内部有效，但看上去是错误的。[56]

对于方法论者接下来的诱惑（他们自身经常在经济学领域内被围攻）就是要拒绝经验主义。但是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因而被实践的变化远远抛在身后。在理论上，背离现实的情况正在扭转。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开始进入各个领域，而到了80年代，它就已经出现在每一张书桌上了。计量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要将波普尔伪证理论应用于模型中，而实际上计量经济检验被广泛应用，但并不是采用伪证形式。相反，它更多地应用了方法论上不被认可的确认方法——寻求跟模型相符的证据。[57]截止到2005年，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有20次都在强调要采用某种确认方法，有12次提到要使用更有力的实证主义者的验证试验，而仅有5次强调了伪证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上，渴望使用确认方法会使研究者更多地考虑匹配，甚至还会产生成百上千的统计模型。研究者发现的非常有趣的一个或几个模型会被选取出来进行说明演示。所产生的模型通常是古怪（即武断的）而且脆弱的，所以除了其自身所建立的逻辑成立以外，基本不会得到全面认可。[58]系数的精确性一定是被人怀疑的——虽然并不是完全被否定。即使每个调查者都遵守同样的调查规范，但由于标记的好坏不同，结果的重要性也不同，总会出现一些人得到的结果比另一些人的结果更有效的情况。这些调查者并不那么精确——这会使我们再次回到“趋势”中去，经济学家所能提出的观点可能都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新的实证主义转变在出版物的变化中得到了体现。以三个顶级期刊在1963年之后每十年的情况为例，理论论文在1983年达到发表论文总数的57.6%（另外还要加上4%的模拟理论研究），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9.1%（外加8.8%的模拟理论研究）。实验型和拥有大量数据的文章从1983年的3.2%上升到2011年的42.2%。[59]这种“实证转变”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1993年和2003年，理论（包括模拟理论）仍然占据所有论文的40%。1947年，计量经济学专家佳林·库普曼斯在他宣读“没有理论的测度”那天严厉批评了实证转变所处的统治地位。[60]就像方法论者正在开始反对现实那样，实践经济学家却重新发现了它，特别是在怀疑现实的时候，相对于理论反倒更加相信现实。[61]

许多学者重新回到先于计量经济学出现的实验方法中来。一个政策（或者“处理办法”）被用于一组主体，另一个控制组却拒绝应用这一政策，无论是在实际领域还是在实验室中都是如此。在历史上，它也可能用于自然实验，当时严重的背离使在不同的可比较环境中进行的不同实验得以比较，或者基于过去消费者选择的情况来预测政策影响。这种实证经济学领域的“可信性革命”并不依赖于之前的理论。[62]在2005年之前，它只得到过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一次认可，就是在丹尼尔·麦克法登和詹姆斯·赫克曼的论文中被提及，这对于赫克曼的判断来说是一个过时的观点，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引用而言，这是最快速、最持久的引用率的提升，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一年中的峰值。[63]就这种经济学中的新经验主义想要普及的程度而言，它是归纳性的，即从特殊向普遍的推及。自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来，归纳方法并不能保证一般有效性，这一点一直都是被认同的：一个相反的例子总是可以被列举出来，即白乌鸦或者黑天鹅。这种经验主义可信度的获得是以普遍性的巨大代价换取的。

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分支理论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也本应该是能够提供对理论的现实检验的。阿瑟·刘易斯就是在这种精神道路上努力的；另外两个诺贝尔奖在1993年授予了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所做的历史性工作，1999年罗伯特·门德尔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用经济历史来表述政策分析问题。这些描述性的努力对于一般均衡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核心问题的模型研究几乎是不提供任何支持的。

一些早期的诺贝尔奖是授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较早宏观经济学经验主义研究成果的。庞大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复式记账体系计划引发了对于国民收入和产品（例如GDP）的全方位计量，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季度到一年的时间里对经济绩效进行精确的管理。[64]在授予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奖项时，这一点得到了认可，而华西里·列昂惕夫和劳伦斯·克莱因继续发展了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与一些先驱者一起），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一整套研究发现，这些与个人是自利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具备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等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假设都是不一致的。相反，在实验设置和真实情况下，人们都无一例外是有偏见的、近视的、行为不连贯的、利他的，而且对于其他人的意见和福利的关心程度与对自己的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关心程度都是一样的。这些经济学上的行为构成早在赫伯特·西蒙获奖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认可，后来在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获奖的时候也得以承认。史密斯在他的获奖演说中说道：“好的理论必须是制造可检验的假设的发动机，效用理论很快就没有动力了。”[6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使收集和分析巨大的数据变得具有可行性，并且经常联合许多国家一起进行这一工作来研究政策的有效性。相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当发现和理论相背离的时候，调查者经常将理论搁置在一边。在这些应用过程中，证明一些政策跟实验者的直觉是一致的就够了，而并不需要严密的理论基础。跨国回归分析应用得特别广泛，在情况各异的大国中，一些已经执行的政策的测度结果（例如，独立变量保护性关税）基于经济增长被估计（“回归”）。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个传说中的经验规则，即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以上就将对经济增长很不利（后来被证实这是错误计算导致的错误结果）。这些放松条件的实证操作使政策被优先考虑，而且经常绕开战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束缚，实际上还绕开了一些统计约束。[66]在缺乏更普遍有效性的归纳方法中，这种做法也大量存在，但是在讨论其政策含义的时候又经常被忽略。

经济学属于“科学”吗？看看斯德哥尔摩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看待自己的科学？在第一个10年及之后的时间里，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就是一种评论，而这些评论大多数都是批评性质的。为了使问题简化，规范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假定了完美的前提：未来是可以预知的（所以未来是一定的，或者说是具有“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既定的知识领域内做事。[67]而反对的声音绝大部分都是围绕这种完美假设而展开的。

20世纪4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轻的共产主义领袖就已经精通了马克思理论，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68]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被更伟大的事实证明的战后经济理论。在1969年的第一次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ag）说，构建数学模型并满足这些模型从实证意义上就成为成熟科学的证据。[69]

前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吹捧地认为他们自己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者一样也是一个标杆，虽然他们每个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第一年的获奖者拉格纳·弗里希希望经济学也能像物理科学一样精确，并且主张经济学也可以应用一些技术。经济学家可能会问政治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可能会被输入预先存在的有关经济的计算机模型中：“在形成经济发展最优路径的过程中，用这种方法就会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议会只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将细节问题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70]特别是在中央银行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情况（虽然他们的新古典模型并不有效，甚至连传统的计量经济有效性的弱检验都不能通过）。[71]

第一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另外一个获奖者简·丁伯根将实证检验（费曼准则）看成是客观的。他的经济学思想就是为了找到能够获得社会最优状态的制度。这个观点跟弗里希认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执行政治家偏好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他对于“官方福利经济学这种科学战略”，即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持怀疑态度的。[72]

第二年获奖的保罗·萨缪尔森就不这样认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这样赞美他：在经济科学领域提升一般均衡分析和方法论这些经济分析水平上，他比任何近代经济学家做的贡献都要大。[73]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牛顿被提及三次，伽利略被提及两次。对于实证有效性上的费曼准则并没有被提及。萨缪尔森提出一种不需要观察就能进行预测的模型：对于一家有99种投入的虚构的公司，如果肥料价格的上升总是会导致公司购买鱼子酱的数量增加的话，那么鱼子酱价格的单独上升将会引发公司购买肥料的数量的增加。这是一种可以做出的反直觉但是安全的预测，它不可检测。[74]他在演说中提到的第二个模型引自物理学。萨缪尔森把这个原始理论发展成一个新的版本。不像牛顿和伽利略，他的科学概念不需要观察：“压力和体积就像绝对温度和熵值一样，彼此之间有相同的关联或者二元关系，就像工资率相对于劳动或者土地租金相对于土地英亩数的关系一样。”[75]费曼或许指出过物理比率是稳定的可以检验的常量，而经济学中的比率并非如此。

肯尼斯·阿罗是一个水平很高的理论家，他对于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一般均衡存在结果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评价。它是一个标准的帕累托理想状态、一种公认的弱标准状态，它还是以观察为依据的。虽然在任何现实世界中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可以提示社会政策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76]然而早在1956年，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和凯尔文·兰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已经指出向一般均衡点的逐渐移动并不一定更有效率。[77]阿罗在研究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型时，先是考虑了现实，然后又背离了现实，在其中一点上将市场理想化到一种甚至在战时使用经济控制手段都不可取的状态：“没有理由相信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的力量，在战争时期或者需求产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不会引发一套作用机制”。[78]就像弗里希的例子一样，这些想法很快都实现了。1976年，即在缅甸的征兵战争中失败后不久，美国就废除了这一草案，然后开始给士兵和战争承包商按照市场水平付工资（这一观点也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极力推动）。

阿罗和弗里德曼所忽略的问题是战争出售了暴力而不是商品。因为在福利和人口上的极大的数量优势，美国自由企业战争机器不可能在它日后发动的战争和冲突中仍然流行（假设其目的就是让战争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的作用）。对于美国而言，它证明了一点，即稀缺要素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拿工资的军人愿意去冒生命风险的意愿。阿罗的一个不易觉察的观点可能就是想传达这样一种思想，即市场突变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就像一般均衡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一样。阿罗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能保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对政府来说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对比而言，在更早一次的诺贝尔宴会上，阿罗的共同获奖者约翰·希克斯（另一位具有很高地位的理论家）拒绝把经济学思想看成一门科学：“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同人发现了永恒的事实，那就是研究人们日常活动及其结果的经济学家几乎无法找到永恒存在的事实。”[79]哈耶克在他1974年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否定了经济学可以满足科学标准的观点。[80]“作为一种职业，我们已经制造了混乱。”他这样说道，其实这是暗指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他的科学正确性的标准是波普尔的证伪标准。经济科学的诺贝尔奖达不到这样高的标准，而是退而求其次地陷入了“唯科学主义”，这仅仅是一种科学确定性的伪存在。[81]哈耶克并没有提出更完善的科学——经济学不可能是一种科学，因为它的核心变量都不可观察。他认为（可能表达有所不同），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好。这是其对手凯恩斯经常持有的一种观点。[82]经济学是模糊的，就像生物学和园林学一样。真正的知识靠的是直觉，而不是通过观察之后在科学上得以确认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波普尔表格中也支持了现实检验这一做法，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知识是容易出错的，但这恰恰是科学的本质。他的演说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学过去是或者说可能是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确定的科学。[83]在此并没有提及这些持久的法则：

并不存在确定的实质的知识，只有不确定的从来不能被证实却可能并未被否定的假说，我们对这些假说有或多或少的信心……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中，不确定的假说预测自身想要解释的现象，当不能解释的时候，这种失败就会有助于积累确定的知识，同样，不断地修补某种假说，直到某个人提出一种能够更完美、更简单地解释原先难以解释的现象的时候，确定的知识也就得到了新的积累，这一过程就是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的。

不像那些具有很高地位的理论家，弗里德曼提出了不确定性和认知错误。[84]然而，（像左派的弗里希和阿罗）他建议（半开玩笑地）技术是可以代替政治判断力的：“我对货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央银行如果被计算机代替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将随着货币数量的增长实现一个稳定的增长率。”[85]不过真实的情况是，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最终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和更广泛的货币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不可能用其来控制通货膨胀。[86]

弗里德曼的获奖使纲纳·缪达尔提出要废除这一奖项的建议。有点儿像哈耶克（他思想上的对手）那样，他认为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的数据都是人的态度和行为，其动机是不断进化并且不可接近的。经济学从来不能识别常量或者在早些时代中所谓的“自然法则”。[87]经济学家与天文学家完全不同。另外一个不信任经济学的原因（就这一点缪达尔在几十年前已经颇具权威地写过他的观点）是它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一种正确判断的观点。[88]“经济学家对于研究中价值的角色保持沉默。”他们一般假设存在理论和事实的实体，而这些是不带有价值基础的，政策结论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得出的。[89]

赫伯特·西蒙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对于经济学中自利/“看不见的手”模型的最尖锐的挑战，很激进地用“验证”这一苛刻的标准来评判理论学说（即通过观察方式来进行最后的解释）。相对于弗里德曼的主张而言，很多年来对于商业决定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关于公司利润最大化这一假设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因而这构成了对新古典主义假设的直接驳斥。“驳斥”这一词语及其替换表达重复了六次。新古典主义中的完全信息假设已经处于即将瓦解的关头。非完全认知这种替代和成功的经济学也已经被管理学者和心理学家广泛接受。跟哈耶克不同，西蒙并不认为认知的局限（有边界的理性）会引起良性的自发秩序。然而，跟哈耶克一样，他指出生物学相比于物理学是更好的模型。如果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能注意到微观经济学面临的这些挑战，它就会摆脱这些挑战而继续将奖项颁给新古典主义理论家。[90]

在西蒙之后，对现实主义科学的提及次数开始减少（见图2.1），但是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例外，这两者和弗里德曼一样，都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对于击败社会民主党这一目标来说，来自科学的评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乔治·斯蒂格勒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了70多次科学。他认可现实，虽然一位律师曾注意到他在演说中不曾提到检验：

像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科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给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提供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最终它所有的理论和技术都必须是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91]

图2.1 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演说中提到“科学”的次数（1969—2005年）

资料来源：诺贝尔获奖演说（通常在颁奖仪式之后一天或者两天，由诺贝尔奖得主发表的演说）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index/html

注：“科学”及其衍生词汇，不包括出版物中的参考和机构名称。

他将科学比作市场。他忽略的事实是，如果科学像市场一样，那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对于经济学而言，如果信息是正确的，就会存在大量的消费者。经济学不仅是一个卖方市场，它受到北美部门甚至还有少数期刊这一集团的统治。“我们只取悦少数人”，在这里是生产者自己来证明他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而不是市场。[92]正像保罗·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经济学者只为他们自己认可的掌声工作”。在一份补充说明中，他随即解释道，他不希望将政治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留给非经济学家来解决。[93]

最近一次希望得到诺贝尔奖得主认可的请求是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发出的。阿莱斯以一种非常激昂的语气呼吁费曼标准：“服从观察或者实验数据是统治任何科学理论的黄金法则。任何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据证明，就不具备科学价值，应该被摒弃。”[94]阿莱斯因为自己对一般均衡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在演说中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的阿莱斯悖论而获奖。这一悖论通过实验表明，当个人选择不同的彩票时，他们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现象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毁灭性打击预示着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的出现。

在我们这一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重新审视了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关系。他在“积极理性”这一理性选择上的惯例模型和“生态学理性”这一选择实际发生的方式之间进行了区分，因为人们有限的脑力要面对极度丰富的信息，所以大多数生态学理性行为都是无意识发生的。

定理就是从假设通往可检验或者可观察现实的一个映射。简单易行在这种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诱惑在于去相信“天空之城”[就像W.布鲁克（W.Brock）说的那样]对于我们的经验世界有直接的意义，并且还会在生态学已经不理性的情况下继续这种做法。[95]

“科学”能够授予某一学科怎样的权威

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科学就是科学所做的那些事情，也许我们也可以把经济学留给经济学家来决定它是什么。但是一旦经济学家开始制定政策，他们的自主性就不再那么可靠了。瑞典中央银行设立的这个奖项基金预示着经济学是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的。在自然科学中，即使暂时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终极解释，现实也是居于首位的，这一点非常明确。通过实证观察和测量可以证明理论是错误的。

除了理论和证据，经济学也是一种规范的演说，经常要宣称一种政策比另外一种政策好。在理论所研究的政策中，最明确的一点是它的有效性。从经济学的表面价值来看，它首先考虑效率的价值，这被定义成代价最低的个人偏好的满足。现在效率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其他价值也需要被考虑，如事实、正义、美观、自由、忠诚以及义务。将效率优先考虑是一种价值选择，它并不独立于世界的状态之外，也不独立于其他能够令人满足的事物以外。在标准假设的前提下，甚至我们假定这是唯一正确的目标，个人偏好的总和都不可能合理地起作用。最终的经济效率标准，如“帕累托效率”甚至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或多或少”的效率标准，因为它并没有质疑天赋（遗传的或者自然得到的），其自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96]

当经济学家制定政策的时候，就需要质疑他们的权威性并且要考虑他们可能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布劳格（Mark Blang，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卓越的经济方法论者）仍然保持着做一位“不后悔的波普尔者”。这并不是因为波普尔的伪证标准真正地将科学从非科学中分离了出来，而是因为它一直坚持将实证检验作为知识的决定标准。

如果我们接受甚至喜欢表面上更抽象的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就不能同时对经济理论的可预测性再泼冷水，有时我们会偏离很远而将经济学的精确角色看成社会科学，这就必然剥夺了其预测能力的主观性……如果经济学与实践相关，那就一定存在我们可以对之产生信心的具体事实。[97]

当不能对事实进行测量的时候，如何抛开之前的信念在互相矛盾的经济理论中进行选择呢？

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他们的获奖演说中都带着刚刚获奖者的权威这样说道，正统的新古典理论实际上是完全或者说是部分错误的，无论是基于实证还是理论基础都是如此。哈耶克、西蒙、索洛、哈维默、科斯、诺斯、森、卡尼曼都说这一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另外三位获奖者（库兹涅茨、列昂惕夫和斯通）在其他场合明确将自己与北美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划清界限，其中有一次是在（列昂惕夫）对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报告中提到的。[98]

如果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伪证标准是它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些诺贝尔伪证就没有结束：伪证本身就是基于其自身的标准伪造出来的。在关于方法的早期辩论中，萨缪尔森已经直接提出：“如果模型包括实证上的伪证，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模型而不是掩饰它的不正确。”[99]很明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这些尖锐对立互相冲突的批评意见提供一个平台是关乎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声誉的事情。它没有应用萨缪尔森（或者费曼，或者波普尔）的真实的、确定的或者伪证科学的剃刀法则，但是遵循了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这一多元法则。如果它走了其他道路，就会使许多卓越的候选人被排除在获奖的可能之外。关于科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它没有任何立场，除了摒弃实证有效性这一标准以外。它的实践表明通往真理有许多道路。它不能做出任何事情来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性。

但是多元化也是有代价的。一些经济理论在实证上是正确的，另一些则不是，实证有效性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一定令人信服。当缺乏实证约束的时候，理性主义的、演绎的、非实证的理论就会比那些实证上被证明是有效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哈耶克强调：“为了确信科学就可能产生不负责任的后果，不只是科学方法会导致这一问题的发生。”[100]约瑟夫·熊彼特（一位达到诺贝尔奖水平的经济学家很快将诞生）写道：

令人不满意的（实证的）绩效一直并且现在仍然被不公正的论断干扰（在经济学上），特别是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对实践问题的应用干扰，这些做法在过去和现在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分析手段的能力范围。[101]

这也是亚尔马·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的观点，他是第一位瑞典社会民主党总理，也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天文学家：

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观察者已经证明正确的事物不会受到另外一位权威的质疑，因为这样的批评会显示出他自己对于事实的无知。但是在经济科学领域我们仍然看到学院与学院之争。很不幸真正被认可的普遍事实的数量仍然很少。[102]

方法论者几乎从不提及经济学的标准论断。他们讨论经济学知识和信仰，就好像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涉及论坛、会议或者期刊中的一件事情一样。

学术证据可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事实就不是这样了。就像纲纳·缪达尔说的：“事实在踢门。”[103]糟糕的理论产生糟糕的政策，当与事实不符的时候，它经常被强制符合。糟糕的理论自身就是一种强制方式：在苏联，糟糕的理论为古拉格（gulag）集中营提供合理解释；在“自由市场”的美国，为了它自己的巨大的古拉格，就存在一个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大比例的监狱系统，由劳动力市场供养，并且具备巨大的受到恐吓的安全网络，为了获取利润对之进行管理。[104]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几乎就是一个现代中央银行事后才想起来的怪念头。战争中的货币理论促使了现代中央银行的产生，也制造了萧条、失业、不平等，并且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好的经济理论（在同样的年代中）经历了一段过程来修补这些缺陷。这是下一章我们要研究的内容。

[1] Cash values in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about/amounts/prize_amounts_13.pdf.

[2] Gerald T.Dunne to Milton Friedman，16 October 1976，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 Box 6/4.

[3]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53.

[4] English，Economy of Prestige（2005），chs.1－3.

[5] Documents in Hoover Institution，Hayek Papers 4/10.

[6] Friedman，Politics of Excellence（2001），272.

[7] De Champs，‘Organizing the Nobel Festival Day’（2000）.

[8]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51.

[9] Hayek to Stig Ramel，24 December 1974，Hoover Institution，Hayek Papers 47/10.

[10] Levine and Ames，‘Charles Koch to Friedrich Hayek：Use Social Security!’（2011）.

[11] Distinguished diplomat，scholar and economist，respectively.

[12] Friedman to Ralph Harris，6 May 1975，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 Box 85/7.

[13] Arrow to Friedman，14 October 1976，Friedman Papers Box 6/3.

[14] Crane to Friedman，14 October 1976，Friedman Papers Box 6/4.

[15] Popper to Friedman，16 October 1976，Friedman Papers Box 6/9.

[16] Friedman，The Politics of Excellence（2001）；Feldman，The Nobel Prize（2000）.

[17] Myrdal，‘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1977）；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85）；Ingemar Ståhl，‘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nd Maurice Allais’（1990）；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ch.48.We have interviewed three former members of the economics committee，including two former chairmen.

[18] Feldman Nobel Prize（2000），69－70.

[19] What follows is from Friedman，Politics of Excellence（2001）.

[20] Neild，Public Corruption（2002），chs.3－4，6－8；chapter 11，below.

[21]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85）.

[22] Myrdal，‘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77），50；Ståhl，‘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90），6.

[23] English，Economy of Prestige（2005），ch.8.

[24] Personal experience.

[25] Above，18－20；below，243；Hutchison，‘From The Wealth of Nations to Moder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2000）.

[26] Brennan and Pettit，Economy of Esteem（2004）.

[27] Smith，Wealth of Nations（1776/1976），bk.1，ch.10.

[28] PerÅsbrink to Gez.Hölzer，27 May 1968，Bank of Sweden Archives，P.Åsbrinks Korrespondens 1968.

[29]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YPapE－3FRw.

[30] Friedman，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1999）；Backhouse，‘The Riseand Fall of Popper and Lakatos in Economics’（2012）.

[31] Above，22.

[32] Dawid，String Theory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2013）.

[33] Hausman，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1992），125；Rosenberg，Economics：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1992）.

[34] Mäki，‘Realism’（2008），437.

[35]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

[36] Ibid.，14.

[37] This episode is described in Anon.，‘Imre Lakatos’，World Heritage Encyclo-paedia（n.d.，but after 2012）.The relevant letters cited are Friedman to Spiro Latsis，6 December 1972，and Lat-sis to Friedman，27 January 1973，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 Box 29/36，and Lakatos to Friedman，2 February 1973，Friedman Papers Box 29/32.Also personal communication，John Latsis.Thanks to Carol A.Leadenham for providing copies.

[38] Anon.，‘Imre Lakatos’（n.d.）；Leslie，‘Revisiting the Revisionist History of Standard Oil’（2012）.

[39] ‘F’for Friedman.Archibald，Samuelson and Simon，‘Problems of Method-ology’（1963）；See Mäki，‘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2009）.

[40] Arguably，the logical positivists had been no different in that respect（Fried-man，‘The Re-Evalu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1991]）.

[41]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Outline of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1975）.

[42] Klamer，Conversations with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1985）；McCloskey，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1994）.

[43] De Marchi，The Popperian Legacy in Economics（1988）；Backhouse，‘The Rise and Fall of Popper and Lakatos in Economics’（2012）.

[44] As reflected in the collected volumes，Backhouse，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1994）and Mäki，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12）.The most no-table（and distinguished）exceptions were Mark Blaug，Methodology of Economics（1992），and Kevin Hoover（for example，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8]）.Also Mayer，Truth versus Precision in Economics（1993），and T.W.Hutchison in several works.

[45] Haavelmo，‘Econometr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Nobel Lecture 1989.

[46] Spanos，‘Philosophy of Econometrics’（2012）.

[47] Leontief，‘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ed Facts’（1971），3.

[48] Leamer，‘Let.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1983）；Hendry，‘Econ-ometrics：Alchemy or Science?’（1980）；Spanos，‘Econometric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2006），32－34.

[49] Sims，‘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1980）.

[50] Hendry，‘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for Clive W.J.Granger’（2004）.

[51] Spanos，‘Econometric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2006），18；Qin，History of Econometrics（2013），ch.1.

[52] Leamer，‘Tantalus on the Road to Asymptotia’（2010），36.

[53] Duvendack et al.，‘Replications in Economics：A Progress Report’（2014），22.

[54] Ioannidis，‘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2005），e124.

[55] Spanos，‘Econometric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2006），44.

[56] Mayer，Truth Versus Precision in Economics（1993），ch.10.

[57] Canterbury and Burkhardt，‘What Do We Mean by Asking Whether Economics Is a Science?’（1983），31；Caldwell，Beyond Positivism（1982），231.

[58] All this in Leamer，‘Let.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1983）.

[59] Hamermesh，‘Six Decades of Top Economics Publishing：Who and How?’（2013）.

[60] Koopmans，‘Measurement without Theory’（1947）.

[61] Backhouse and Cherrier，‘Becoming Applied：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after 1970’（2014）.

[62] Angrist and Pischke，‘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in Empirical Economics’（2010）；Card et al.，‘The Role of Theory in Field Experiments’（2011）.

[63] Chapter 6，below，147.

[64] More detail，chapter 7，below，153－157.

[65] Smith，‘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Nobel Lec-ture 2002，505，n.11.

[66] Rodrik，‘Why We Learn Nothing from Regressing Economic Growth on Poli-cies’（2012）；.gert，‘The 90%Public Debt Threshold’（2013）.

[67] Davidson，‘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96）.

[68] Mlynar，Night Frost in Prague（1978/1980），2－3.

[69] Lundberg，‘Award Ceremony Speech’（1969）.

[70] Frisch，‘The Use of Models：Experience and Prospects’，Nobel Lecture 1969（delivered 17 June 1970）.

[71] 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

[72] Tinbergen，‘From Utopian Theory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The Case of Econometrics’，Nobel Lecture 1969，6.

[73] Assar Lindbeck，Nobel Award Ceremony Speech 1970.

[74] Samuelson，‘Maximum Principles in Analytical Economics’，Nobel Lecture 1970，67.

[75] Ibid.，69.

[76] Arrow，‘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Purpose，Analytical Techniques，Collective Choice’，Nobel Lecture 1972，127.

[77] Lipsey and Lancaster，‘General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1956）.

[78] Arrow，‘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Purpose，Analytical Techniques，Collective Choice’，Nobel Lecture 1972，109.

[79] Hicks，Nobel Banquet Speech，10 December 1972.

[80] 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Nobel Lecture 1974.

[81] 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Nobel Lecture 1974；Hayek，‘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1942）.

[82] Hayek，‘Pretence of Knowledge’，Nobel Lecture 1974，4.

[83]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57.

[84] Friedman，‘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Nobel Lecture 1976.

[85]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53－454.

[86] 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m Debate’（1990）.

[87] Myrdal，‘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77），51.

[88]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30/1990）.

[89] Myrdal，‘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77），51.

[90] Chapter 5，below.

[91] Stigler，The Process and Progress of Economics’，Nobel Lecture 1982，60.

[92] Canterbery and Burkhardt，‘What Do We Mean by Asking Whether Econom-ics Is a Science’（1983）；Samuelson，‘Economist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62），17.

[93] Ibid.，18.

[94] Allais，‘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cience’Nobel Lecture 1988.

[95] Smith，‘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Economics’，Nobel Lecture 2002，511.

[96] Little，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1957），ch.6；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799.

[97] Blaug，‘Confessions of an Unrepentant Popperian’（1994），118－119.

[98] Offer，‘Charles Hilliard Feinstein 1932－2004’（2008），197－198；Leontief，‘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ed Facts’（1971）；Foley，‘An Interview with Wassily Leontief’（1998），117－118，125－128.

[99] Archibald et al，‘Problems of Methodology：Discussion’（1963），236.

[100] Hayek，‘Pretence of Knowledge’，Nobel Lecture 1974，5.

[101]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19.

[102] Quoted by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30/1990），Swedish preface，xiii.

[103] Myrdal，‘Asian Drama’（1968），46.

[104] Selman and Leighton，Punishmentfor Sale（2010）.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诺贝尔奖像北美的歌剧院和博物馆一样，是金融力量的象征。看歌剧的时候，观众跟上剧情总是不那么容易。但是当奖项颁发之后，剧本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表演歌颂资本主义的富足，得到坐在高等座位上、衣着精致的赞助者的掌声。在1968年成立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一个为了理解和控制20世纪金融和商业周期这种要求而姗姗来迟的人工产物。这一点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端——它毕竟是由单一的援助者设立奖金资助的，就是当时的Riskbank，即瑞典中央银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高尚的，其他诺贝尔奖的奖金都来自他的遗产；而这更反映出诺贝尔经济学奖项成立的来龙去脉看上去更像一场闹剧，它是由瑞典纳税人埋单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与讨论它究竟与什么有关这个问题，二者是不能分开讨论的，因为只有从背景去看奖项本身才能看到更多的故事。它是现代历史发展到中间阶段的一个迟来的偶然事件，是一场财富的拥有者和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分配战争。非常讽刺和扭曲的是，这个迟来的诺贝尔奖正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与瑞典资本主义的长期僵持和平衡中得到瑞典社会民主党批准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可能认为没什么关系，但实际有密切关联。

货币与黄金

事情起源于18世纪商业企业与启蒙运动思想的互相影响之中。几个世纪以来，金币和银币被铸造出来用于支付供给、朝臣和士兵的费用，还曾经一度用于海外殖民运动和商业活动。幸运的是，殖民地和商业取得了成功，金银首先从西班牙所属的美洲流出，然后在18世纪发展成了商人和银行家设计出来的为了扩展流通而使用的纸币和支付承诺。黄金非常稀少而且难以生产，但是纸张很便宜，有时过于便宜。管制纸币甚至在今天都做得不够完美。

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用一个漂亮的模型得出了在贸易经济中金钱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型现今仍然有一定作用。他的模型开始于一次思想实验：“假设大英帝国的4/5的金钱在一夜之间被全部废弃，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价格会下降到原来价格水平的1/5。但是在抢购廉价英国商品的浪潮中，外国的黄金会流入英国，直到商品价格重新回归到原来价格水平的时候，黄金的流入才会停止。跟英国黄金总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五倍产生对比的情况是，相反的事情将会发生，即价格将出现急速提升。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每一个国家的行业和工业水平将是相匹配的。所有的水，无论向哪里流动，最后都总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1]换句话说，货币总量会处于跟贸易总量相应的自我调节的均衡水平。这并不需要特意地监管。这种景象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尽管经历了三个世纪，人们发现这一情况仍然引人入胜：存在一个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保持商业流通和价格稳定的自动的自我调节机制。这一发现立刻发展成为货币总量理论和国际贸易模型，它真正体现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精髓，预示着这一思想的到来。

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其实无关紧要。假设只有黄金是货币，黄金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各行各业都在发展，那么没有问题：价格会下降，工资可能上升，但是商业仍然像以往一样运行。然而，即使并没有被立刻发现，这一模型其实也是存在瑕疵的。货币用于交易和交换，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储备和记账单位。休谟的模型没有把货币看成一种债务。[2]但是货币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于解除债务。货币本身是一种债务，名义上它是一种支付承诺，但实际上是加注在银行纸币上的。支付货币是一种合法的方式，即在用其支付债务时不能被拒绝。合同、义务和债务随着时间持续存在。如果在承诺和最后履行承诺之间，在合同和发货之间，在借款和偿付之间价格发生了变动，就会出现盈利者和亏损者。如果价格下降，债权人将收到相对于商品而言更多的钱，商品则相当于债权人借出去的钱。如果价格上升，那么债权人将承受损失。休谟把货币看成一种交换媒介，但是货币也具有储存起来的价值。如果价格不发生变动，交换就是更可预期、更有效率和更有理性的。休谟的铸币流通机制自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上，铸造货币的数量在两种特殊情况下背离所需要的货币数量而发行。第一种情况是战争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对原料和男人存在紧迫的需求，所投入的资源没有生产任何可以出售的物品。相反，支出越多，损失越大。第二种情况是相反的，各行各业的发展维持了经济增长，新的贵重金属的供给不可能跟上生产的扩张，货币的短缺可能阻碍生产发展。战争和经济增长共同促进了纸币的使用和纸币信用。在现代历史上，特别是“一战”之后，对于休谟模型的背离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价格稳定和繁荣这两个目标也是互相冲突的。如果国际贸易想要平滑调整，那么价格就必须反映不同国家在生产上的成本变动。但是如果价格波动，那么价格就丧失了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恰恰是使货币充当价值储备和记账单位的关键。

时间和债务逐渐削弱了休谟机制的自动运行。不对其进行关注，它就不可能正常工作。对于困难的任务，这一机制需要特殊调整，从而保持单位货币商品购买力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以这种方式，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不会承受损失。这就是健全货币理论。19世纪，所有主要货币都被规定了一个以黄金表示的固定价值，使这些货币之间实现互换。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黄金作为商品，其价值自身并不稳定。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有这么多的变量涉及其中，甚至许多还是不可控的：商品供给和新产品的引入、这些产品之间彼此的需求和成本、金银的供给、战争与和平时期政府的需求、就业和贸易的数量、贸易和移民的平衡关系，甚至还有天气和收成之间，都总是按照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这就使货币购买力面临发生改变的威胁。相反，为了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影响真实货币的周期和趋势也是可能的。但或许是技术水平或者好运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这一看上去不可能的任务却在19世纪基本得以实现。

18世纪，英格兰银行保证用黄金赎回它自己发行的银行票据。在欧洲大陆驱逐拿破仑的战争成本耗尽了英国的黄金，1797年英格兰被批准暂缓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票据。在没有黄金需求理论的前提下，英格兰银行应该发行多少银行票据，以及它应该预付多少信用呢？一些金融作者说，银行应该根据好的商品保证来放贷，从而维持商业运转，银行也确实这样做了。其他人希望银行通过向商人和其他银行家限量提供信用来保持英镑相对于其他金本位货币的稳定性。换句话说，银行应该继续采用金本位学说甚至使其退出流通。第一个政策是随意的并且迎合了商业需要；第二个政策是严格的、基于规则的，并被认为是自动的，但实际上它需要不断地管理，而且会有终止经济活动的可能性。[3]

19世纪前20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政策问题进行了定义：一方面是货币供给为了适应就业、生产和贸易问题应该进行扩张的观点；另一方面，价格稳定性应该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这一点通过将货币盯住黄金或者其他货币来实现。健全货币赢得了时间，并引发了19世纪之后出现的几个观点。1821年的英国黄金的回报使价格下降，同时伴随着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个革新时代，发明了蒸汽机，出现了纺织厂和城市不断扩张。煤和铁路打破了英国和海外的天然的疆界，引发了更廉价的商品的流动。这就是保持维多利亚时代价格较低和稳定的原因，起到这一作用的并不是金本位制（这与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时期中国商品流入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它使价格在西方国家更便宜）。19世纪，对于货币的商业需求最终超过了黄金和英格兰银行的票据供给。大多数货币采取了银行账户上的贷款形式，以支票和汇票方式到处流通。英格兰银行一直尝试以中央银行的方式运作，设定利率把足够的黄金留在英国，其目的就是保证它自己银行票据的可流通性，进而管制价格水平。这看起来像是自动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但实际上要求高度的警觉和努力来维持。[4]在接近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时候，商品稀缺和为了争夺资源而加剧的大国竞争最终上升为全球冲突，这是一场黄金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的经济和军事角逐的动乱。[5]

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本身已经非常脆弱的金本位机制。对于价格而言，战争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小插曲，随之而来的是（三年之内），在大多数之前的同盟国和中立国家之间共同出现的普遍的急剧通货紧缩。购买力和货币价值急剧波动，银行到处寻求黄金。这种情况在通货膨胀已经严重挤压了生活水平的社会发生了广泛的共振，接下来发生的通货紧缩导致工资下降。但是战争也在其他创伤以外留下了债务遗产。每个国家都承受了国内债务的巨大压力来参与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国家的富有。他们期望收回他们借出去的钱。为了满足债务需求，税收就必须保持很高的水平，因此工资和企业就受到了挤压。但是不富有的人牺牲了努力和鲜血，现在他们也期望得到回报。俄罗斯的革命、西方国家的暴乱更是产生了这样的需求。作为答复，议会选举扩展到所有的男性，最终也扩展到女性。其他的债务问题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来自德国的赔偿要求、俄罗斯的债务拖欠、同盟国欠英国的债务、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这些大量的债务不能像普通的贸易合约一样被对待。为了满足和偿还这些债务，必须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以此来弥补巨大的战争破坏和屠杀带来的恶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休谟的减压水平只有很小的空间。债务就像阴云一样悬在欧洲上空，它也是一种道义阴影。战争一直以来就是一种对道义的违背，整个欧洲大陆在四年之中都在嘲弄“汝不可杀人”的规则。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继续存在，即国际义务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被坚持。军事组织的爱国主义和严格已经使大规模的杀戮变得正常化。在战争过后，金融制度努力使生产正常化，并且将其转化成普通的债务合约股票。但是德国将合约义务看成碎纸片进而发动了战争，却发现遵守另外一套合约义务也非常困难。正常化不能容纳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怨恨、愤怒和恐惧。

最开始的时候，债权人和银行尽力保持自己的道路，想要在20世纪20年代把国家拉回金本位制。但是在管理大多数国家的债务义务时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央银行突然变成了国家角色，扮演着财政圣贤和国家使命的主宰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秘而神经焦虑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他是于1920—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管理者的前国际商业银行家。对他来说，中央银行家就是要忠诚于比单纯的国家还要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在休谟所谓的假想机器中所体现的总体金融秩序。诺曼聪明、浪漫且颇具神秘色彩，对经济学家非常轻蔑。

对诺曼个人而言，按照他最亲密的同事的说法，金本位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尺度，通过这个尺度，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虽然他不能用语言精确地表达出来，但它仍然是一种人类在地球上为了改善自己而做的斗争中最好的神秘象征。[6]

债务对于诺曼具有道德义务的力量，政治家对此却只会进行贬低。[7]诺曼不善于表达，真希望他曾被强迫阐明他所持态度的逻辑。但是他对于休谟机制充满想象力，休谟机制是以修复的国际金本位制形式表现出来的，得到了来自远离政治和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中央银行家的配合。中央银行所拥有的独立的神秘力量在于休谟的黄金流动机制的互相配合的自我调节能力。“强大的意志力，不知疲倦而且无情，他将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与有铜臭味的金钱的威力所进行的抗争。”[8]1921年，他给中央银行将要召开的会议起草了一份解决方案，其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控制中的自治和自由”。[9]1925年，英国又回到了金本位制度，继续保持战前兑换美元的汇率平价水平，这一汇率平价水平高估了货币价值，使其非常容易受到黄金流出国外的影响。

在两年的时间里，诺曼意识到重新回到金本位制是一个错误。[10]他所发现的均衡是钢丝上的平衡。诺曼一直用有限的黄金储备来抵制高估英镑，因此这种钢丝上的平衡无疑会导致极度焦虑，使其长期感到崩溃。他所触及的解决方案来自他的直觉，符合他自己的个性。这种解决方案要利用面对面的相互作用和关注的作用。在地位相当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产生了一种互相负有义务的关系，我们称其为“关注经济”。[11]诺曼开始用一种相互影响的个人义务制度来抵消休谟手段的失败。他的理论知识很少甚至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直觉和机敏的头脑。虽然他离群索居，但是他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一般人很难抵制与他面对面的交流。他必须从事他已经从事的事情，并将这些个性特点融入管理国际货币制度的一系列做法中。他培养了与每个有影响力的人的良好个人关系，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每天都有很多人穿梭于他的办公室。当他们不来见他的时候，他会去拜访他们，他还会跟欧洲中央银行的顶级要员交朋友。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他跟法国银行的管理者埃米尔·莫罗（Émile Moreau）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么融洽。但是他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们的个人友谊使金本位制协调运转，直到1928年斯特朗去世。[12]在这种个人关系网中，身居高位的中央银行家在国家政府和政策目标的允许范围内竭尽全力互相帮助。这些银行之间的电话业务联系非常频繁。咨询、及时的贷款和其他形式的干预保证了合约义务得以履行，并使中央银行一直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让这一系统正常运转。这种亲密关系在“战前”并不存在。跟休谟那种没有人情味的机制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互相受益的合约。当缺乏行之有效的解释金融现状理论的时候，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办法，而且这种频繁的个人往来在全世界货币体制的掌门人中一直存在，到今天仍然如此。

诺曼的银行家小团体对新民主来说是一个挑战，诺曼是一位阶级斗士。银行家希望推翻民主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想通过自我约束来管理货币制度。英格兰银行仍然是一个私人公司，在和平时期，诺曼只对所谓的股东法庭，也就是选举他的商人和银行家负责。他的支配地位非常强大，虽然只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年，但他产生了长达24年的影响力。同样，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合作伙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被私人拥有，本杰明·斯特朗还是J.P.摩根（J.P.Morgan）银行的前总裁。诺曼扮演了高级财政掌门人的角色，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他对劳动力怀有敌意，对货币政策在国内产生的效果也漠不关心。他将失业看成是自然规则的一部分，而失业者大部分情况下本身就不具备就业能力。[13]他的立场表明政府已经处于很多人的控制之下，其他领域的精英不再信任政治家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英国对黄金的控制并没有因为劳动力流动而宽松，反倒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且是从一个任何人都不曾预计到的地区开始放松的。自1927年以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疯狂投机行为将美国利率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从而导致黄金从英国大量流出。黄金也从欧洲大量流出，德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这导致这些国家很难负担偿还款项。继续坚持金本位制已经成了自取灭亡的做法。股票市场的泡沫在1929年秋季终于破裂，继而引发了大萧条。

真正推动英国抛弃金本位制的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发生的一次平衡。1929年，英国工党执政。1930—1931年，英镑的压力继续存在。自由党和凯恩斯积极倡导发展公共设施建设来缓解失业问题，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增加贷款为代价。但是，受战争时期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劳动党内部的正统观念认为资金是不充足的：预算必须保持平衡，否则价格就会飙升。1931年8月，金融市场流行的观点坚持认为英国预算赤字必须停止，而且大多数政治家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在8月23日，20位工党内阁成员中有9位支持对失业救济金进行大幅削减（内阁在划分阶级标准上出现了分歧，代表工人阶级的部长则直接反对对此进行削减）。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和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一起离开工党，而后联合保守党和自由党一起组建了新的政府，委任了几位新的议员和内阁大臣。平衡的预算和与原来党派的决裂都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英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将英镑与黄金脱钩。当这种情况真正发生的时候，工党前大臣悲叹道：“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这么做！”[14]两年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过程是渐进的而且没有这么彻底，起因也是革命政府与银行的传统信条之争，当时美国是罗斯福及民主党人执政。

大多数国家跟随英国的做法与黄金脱钩了。瑞典犹豫了一周后也步其后尘。但是瑞典中央银行继续采用它所掌握的最好手段：它用英镑代替了黄金，而英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一直与克朗挂钩，兑换比率是低于当地货币的，这样就能鼓励出口，促进进口替代。瑞典是一个中立国家，免受了战争之苦，没有产生任何巨大债务，实际上还必须遏制黄金流入。它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在1931年的危机中被打破，在1932年选举第一任不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引领了整个世界。之后社会民主党执政了40多年。

斯德哥尔摩学派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持有健全货币的信条是早晚要发生冲突的。[15]瑞典在经济学问题上有一种极其勤奋的传统，但是年长的要员，如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艾里·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大卫·戴维森（David Davidson），他们虽然进行了显著的革新，但是仍然坚持致力于健全货币理论和平衡预算做法。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被战争这样重大的事件所抛弃，倡导迅速地转变为战时控制手段，然后又回到黄金兑换和价格稳定的常态。瑞典不必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债务，同时拥有大量的外国货币储备，因而在1922年成为第一个得以重返金本位制的国家。

新一代年轻、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出现在瑞典，这一学说不再孤掌难鸣。他们刚刚取得博士学位，或者有些正在写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些受人关注的革新观点。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纲纳·缪达尔、贝蒂·俄林和埃里克·伦德伯格这些斯德哥尔摩学院的主要人物已经获得了凯恩斯经济学先驱人物的声誉。[16]这一点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论文还被封存在瑞典。像凯恩斯（以及瑞典的其他先驱）这样的人，大多数都以非常高的抽象水平写出了他们的理论，从总体上论述经济问题。他们大多缺乏数学的精确，而只是用普通语言来表述，这使这些理论有可能被读懂，虽然领会其含义还不是那么容易。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奥地利的同龄人是有一点儿相似的，例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ning Von Mises）和哈耶克。他们最新奇之处是将时间因素考虑进来，这在休谟的金本位制中是不曾被考虑的。其意义在于，经济均衡并不是由供给和需求即刻导致平衡的事情。但是一个过程发展很多年，就会导致出现各种选择，这些选择由预期产生，随着过去的经历不断发生改变，因而它是一种预期和不确定事件。原则上，这是向现实主义迈出的一步，尽管缺乏细节上的考虑，但它看上去很真实。

然而，这些聪明的细致入微的思考并没有应对政策问题。他们的价值是负面的：他们挑战了旧有的体制，向看似真实的可能做出了努力，对于政策而言这是一种新的选择，名义上为了公共事业形成了很多暂时贷款从而减少失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城市中，这已经被提倡并且被执行，被其他正统的经济学家看成是一种应急办法，像英国的阿瑟·庇古（Arthur Pigou）和瑞典的戈斯塔·巴格（Gösta Bagge）。它也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和瑞典左翼文章写作的主要内容。它只有在蔑视经济正统观点上具有新意。1927—1935年，大多数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致力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政府投入资助的有关失业的重大研究项目中，他们撰写了大量论文来支持新的政策目标，即减少就业而不是继续遵守金本位制。这些动机受到主要的正统经济学家卡塞尔和赫克歇尔的强烈抵制，因为这些观点跟他们市场出清的均衡假设是不一致的，他们无视证据，却紧紧抓住这一观点不放。[17]

社会民主党人士在1932年掌权，他们开始感觉到经济科学正在靠近自己。通过市场，他们意识到政府犯了一些错误，这使他们发现一些理论是正确的。经济学的新角色就是确保社会财富增加，同时保证失业处于可控状态。1946—1969年，社会民主党首相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后来回忆道：“我们认为大量的失业是政府无能的一个证据..对经济环境更深入的理解，会让人觉得消除与商业周期相关的失业问题至少还是可能的。”[18]

埃兰德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大学里自学了很多经济学知识，他在回顾中写道：“社会民主经历了科学家对现实的理论分析和反对这种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创造一种对就业政策而言既理性又公正的理论时，这种冲突使年轻人感到非常有帮助。”[19]厄恩斯特·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是为民主党长期服务的财政大臣，他对于经济理论一直有强烈的兴趣，受到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家的欢迎，参与了他们的学术讨论俱乐部，作为一名成员出席了关于失业询问的150场会议。他认可斯德哥尔摩学院的经济学家对自己政策的支持，但是他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和凯恩斯都没有提出任何真正新的思想。在1960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从自己党派1919年的方案以及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G.D.H.柯尔（G.D.H.Cole）思想中引用了相关章节和措辞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主旨并不是要支持失业的人，而是要进行实际和公共投资，从根本上阻止失业。[20]像瑞典人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一直在黑暗中进行探索，并深知在他能够正确地将这些观点理论化之前已经完成了哪些事情。《英国的工业前景》（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也被称为“黄皮书”，该书是为了自由党出版的，它的出版得到了凯恩斯的激励，而且书中的一部分是由凯恩斯完成的，凯恩斯紧随其后在1929年又出版了《劳合·乔治能这样做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 ?）一书。这本书中有极具说服力的语言、极大的热情与权威，跟年轻的瑞典理论学家一样令人信服。[21]埃兰德回忆道：“黄皮书对我们而言成为一种发现道路的方式。英国的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凯恩斯，就曾在这本书中写到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公共部门的扩张解决，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更是这样认为的。”[22]公共支出导致的就业扩张政策富有同情心而且非常稳健。这一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社会主义有行动意愿，并且希望政策能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连接二者的桥梁已经建立起来了。在黄皮书中这样写道：公共部门应该在就业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与自由党早期所持的观点是相违背的。按照黄皮书作者的说法，这并不重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属于过去……黄皮书中没有任何对我们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新的观点。它与早期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重新结合在一起，但是它让我们具有自我意识。真正掌握理论的是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在20世纪30年代，当年轻的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和贝蒂·俄林支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时，我们感到更加高兴。意识形态混乱的时期已经结束了。[23]

这些话是埃兰德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其历史准确性在此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长期任职的瑞典首相认为民主党的学说受到了科学经济学的支持，而且健全货币这种正统思想已经过时了。

一位来访的英国经济学家在1936年写道：“在瑞典，职业经济学家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在各项计划中，经济学家会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直对经济学家漠不关心，并对他们持怀疑态度。”[24]古斯塔夫·卡塞尔教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瑞典货币经济学家，他就经济问题写了1 500多篇流行的论文，并且向好几任政府提出了建议。他把经济学家看成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能够超越政党的政策和特殊利益。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要给经济问题提供理性的解决办法。[25]经济学家在公共讨论中非常活跃，他们扮演着记者/演说家/辩论家/意见提出者的角色，并且是议会的成员。[26]

经济学家的无私姿态受到质疑，有许多相反的证据说明他们并不无私。卡塞尔写的文章攻击了社会主义和劳动力流动，另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艾里·赫克歇尔也持有相似的政治观点，并在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上发表了文章。[27]经济学家戈斯塔·巴格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右翼保守党的主席。其中有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纲纳·缪达尔和贝蒂·俄林。第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的一员，在20世纪40年代又成为一名内阁大臣。第二位是一名自由党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的农村联合执政的多党联盟的右翼），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内阁大臣，几十年间一直是议会的一员并担任自由党主席，一生中在报纸上发表了大约2 000篇文章。社会民主党人缪达尔是卡塞尔最喜欢的学生，后来他又成功当选了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在经典的作品（于1930年出版）中提到经济学上的政治偏见是不可避免的。[28]经济学家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后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是另一位向瑞典银行提出建议的年轻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财政大臣。他提出，在没有黄金的限制下，银行需要专家的分析，而且他认为独立于经济和政治影响之外的政治价值是不可能提出任何货币政策的。[29]

纲纳·缪达尔对于经济学的最初贡献是在抽象理论领域，他还向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展望。自1934年以来，他就一直是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后来成为内阁大臣。“社会改革需要花钱吗？”他在1932年的一篇开创性文章中这样问道。不——社会保险将用一种更安全、更有秩序、更健康和更有能力的劳动大军来为自己付费。[30]这样社会民主的目标就不仅仅是平等的再分配，不只是一件涉及公平的事情，不仅是谨慎地规定社会秩序，也不只是重新分配蛋糕，还要把蛋糕做大。这一点在不同形式的合作生产中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像房屋建筑业、零售合营企业、技术不断革新的水力发电国有企业、空中运输业和电信行业都是如此。这种生产主义取向已经形成一种“瑞典模式”，缪达尔作为一名具备专业知识的经济学家为这种模式提供了一种保证。[31]

保护资本主义：国际清算银行

在战争时期，资本被重新分布。在英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财富份额从1910年占据总财富大约70%，下降到1930年大约55%的水平（尽管战争债券被大量消灭），这种下降不可遏止，一直持续到1970年，下降到刚刚比20%略多一点儿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再加上为战争和福利埋单而征收的高额税收。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很类似。[32]支持健全货币和保证财产权利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央银行。

金本位制在1931年失效，它的角色由前一年在巴塞尔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非正式接管。这家银行是一家国际机构，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长期酝酿成立起来，实现了蒙塔古·诺曼对于中央银行家在经济方面的角色的想法和倡导。它的功能就是处理战争债务和赔偿的遗留问题，手段是将战争时期未解决的债务变成去道德化和去政治化的商业责任。先不说赔偿和战争债务遗留的众多道德欠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就应该支付赔偿，因为它借钱发动了战争。按照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德国得到了贷款（大部分来自美国的银行），并将部分贷款用于重建德国，部分用于以美元形式还款，而并不需要向外出口商品来换取美元（这是接受赔款的国家不愿意接受的做法）。德国赔款最后以同盟国战争债务偿付的方式回流美国。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贷款的减少，导致产生了一个进一步的帮助计划，即杨格计划，国际清算银行承接了它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即为德国从20个不同的国家筹集贷款，然后在这些国家中分配赔偿份额。

国际清算银行执行首领的角色，对于各家中央银行来说，它就是一个正式的清算机构，这很快就成为国际清算银行最重要的任务。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可以不运送黄金就抵销债务。其设在巴塞尔的总部，成为来自不同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家的俱乐部，他们会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举办聚会，每年的聚会次数不超过十次。聚会的大多数时间是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并达成共识，这一习惯一直沿袭至今。[33]委员会由各国中央银行的领导组成。国际清算银行一成立，赔款就按照1931年的胡佛延期偿付计划被搁置了下来。这些赔款再也没有得到兑现（虽然德国继续执行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但是国际清算银行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当各国货币与黄金脱钩之后，努力协调浮动汇率这一全新领域的问题就成了一项新的挑战。在巴塞尔召开了多次会议，这让中央银行家得以不停地商议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但不必担心和警惕媒体，正像诺曼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会议或者说是俱乐部的方式，它定期召开并且非常有效，而且没有来自外界的任何评论”。[34]

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金本位制已经明显失败，但是健全货币的学说仍然流行，价格保持稳定。所以坚持固定汇率制度是非常有效的，中央银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即使缺乏黄金，也要将自己的货币盯住英镑、美元或者黄金，具体选择哪些货币要看他们跟谁结盟。[35]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抵消赤字（而不是像正统经济学说的那样去减少货币供给）。[36]时事评论员想知道为什么每个月中央银行家会如此规律地参加聚会，而且所有人员都不缺席。他们逃离了记者的关注。这些银行家逐渐把彼此看成是具有共同看法而且能交流专业意见的兄弟，这超越了国际政治。[37]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满心希望的却是回归到金本位制和有悖常理的理论。

国际清算银行由蒙塔古·诺曼掌管。他深远的目标[像美国阴谋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描述的那样]是防御性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建立一个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控制金融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能够掌管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这种体系将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按照一种封建方式统一管理，而且是按照不断进行的私人聚会上达成的秘密协议来进行的。处于这一体系顶端的是设立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是一家由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拥有和控制的私人银行，而这些银行本身就是私人公司。每一家中央银行，如蒙塔古·诺曼掌管的英格兰银行、本杰明·斯特朗掌管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查尔斯·利斯特（Charles Rist）掌管的法兰西银行以及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掌管的德国国家银行，都想利用自己控制国债的能力来掌控政府，操纵外汇，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水平，并且利用在商业上的经济回报来影响与之合作的政治家。[38]

诺曼在1921年对中央银行家组成的俱乐部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设想了一种绝对的权力，所有中央银行对于所持有的黄金、货币和证券都有绝对的提取和转移权力，而不必受到政治限制的牵制。[39]

诺曼的挚友沙赫特是一位纳粹主义的支持者，曾担任希特勒任职期间的中央银行主席和纳粹政府的经济大臣，后来成为纽纶堡战争审判的被告之一。诺曼还去监狱里给他送过食物。[40] 1939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之后，诺曼授权将大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为国际清算银行所持有的捷克黄金转移到纳粹德国，而不考虑政府对捷克资产的冻结状态。1939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两个月，国际清算银行的英国领导者仍然不希望阻止国际清算银行在阿姆斯特丹所持有的捷克黄金流入纳粹德国。[41]诺曼的做法并不是无知，他认为纳粹对布拉格的占领并没有影响国际清算银行的超国家义务。诺曼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认为这样的占领是合法的。“其实这近乎叛国。”[42]战争期间，纳粹银行家和工业家继续活跃在国际清算银行委员会，它的官员定期造访纳粹德国，并且在瑞士接待德国官员。国际清算银行为德意志银行储存从比利时和荷兰抢夺来的黄金，还有其他“战利品黄金”。因为这一收入，银行几乎完全依赖德国债券，其利息达到它全部收入的大约80%（其中一部分收入甚至以国际清算银行股票股利的方式回流德国）。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挪威（之后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提出要对银行进行清算，这一提议获得了批准，但是从未得到实施。银行及其运作作风在整个战争时期都被保留了下来。[43]

银行的健全货币学说是痛苦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节衣缩食”。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一学说让黄金保持了可兑换性，实际上在战后一段时期也是如此。它坚持平衡预算的做法。它反对经济控制和干预。欧洲劳动力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第一届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政府、斯德哥尔摩学院以及凯恩斯赤字经济学的出现全部被看成是对健全货币这一说法的反对和抛弃，并且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在美国，可兑换性已经导致了大萧条；在欧洲情况更糟，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作为健全货币的管理者，银行是反对以重新分配为目的的社会运动的。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管理者，非常有影响力的瑞典人皮尔·杰科普森（Per Jacobsson）极力反对凯恩斯的赤字经济学，也并不相信福利政府的说法。他认为公共部分应该至多占到经济的1/5水平。他的观点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他在1956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常态化再度终止，因为政府要涉足分配资源和管制市场。这次通货膨胀处于控制之中。更重要的是，债务这个问题得以避免。德国没有支付赔偿，马歇尔计划的拨款和贷款推动了欧洲的战后重建。良好的管理和赢得战争能从大体上折射出政府的能力。选民希望从20多年的不安定和艰难岁月中得到缓解，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身影无处不在，为迎合这种呼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镇压商业银行家。这次的通货膨胀不再是一次外伤，但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大量失业的记忆继续灼伤着民众。在大多数国家，住房条件非常差，这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对通货膨胀的风险非常警觉，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分配和限制信贷。在管制经济中，中央银行就是要完成这一任务。

在瑞典，瑞典中央银行的管理者伊瓦尔·鲁斯（Ivar Rooth）于1929年被任命，当时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掌权。他是夸大狂骗子企业家伊瓦尔·克鲁格（Ivar Krueger）的一位同事，后者的企业在1932年破产，鲁斯后来发现瑞典中央银行已经将它的大部分外汇都投放到了克鲁格公司的美元证券上。[44]鲁斯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委员会，他“每年至少去巴塞尔两次，在那里就像在家一样”。[4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社会民主党开始重塑瑞典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政治看法与鲁斯依附健全货币的做法产生了冲突。[46]1944年，议会给银行确立了三个目标：利率、价格、汇率的稳定水平，三者没有明显的优先考虑顺序。现在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三难选择”：任何两个目标可以同时达到，但是不能同时兼顾第三个目标。1947年，当通货膨胀开始上升的时候，银行要求更高的利率，而政府对此采取抵制态度。这预示着未来会出现紧张关系，最终鲁斯在1948年退休，但是他与国际金融的联系让他很受益。三年之后，他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任总裁，在这个位置上，他继续主张健全货币，反对充分就业这种在他看来很愚笨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清算银行继续像是凯恩斯海中的一个挑衅的孤岛。它关于金本位、独立中央银行、平衡预算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得到了皮尔·杰科普森的解释。皮尔·杰科普森是货币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哲学的传道者”[47]和“银行的智慧驱动力量”。[48]杰科普森的个人传记被巧妙地称作《为健全货币而战的一生》（A Lifefor Sound Money）。他在阐述国际中央银行的思想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遗余力地工作，是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的主要作者，对于健全货币理论而言他是一个焦点人物，也是瑞典人的骄傲。

杰科普森是一位善于表达和交际的政策分析师，但不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他自己对这一弱点认识得非常深刻。虽然他也学习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但是他获得的是法律学位。他从未写过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来论述他的观点。他的想法就像在他的自传中被充分引用的字面一样，是庄严而感伤的，至少用英语表达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他的信念是脆弱的。他对于健全货币的像基督教徒一样的虔诚是一种信仰，这一部分是源于自由放任的政治信念，另一部分是源于那一时代的政治制定者的传统认知。[49]他是不可能将这些认知建立在严密的分析基础上的，而且他也从未试图这样做。

他的认识形成于1920年。当时作为一名国际联盟的官员，他参与了在奥地利强制推行的无情的紧缩计划。他的委员会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反对各种扩张，如果政府不顾及他们的同情心而致力于实际管理或者实行政府补贴，那么委员会还赞成尽快减少政府行为”。对于杰科普森，一位如此聪明但非常传统的人来说，道德上必要的事是从政府控制中解放市场，而不是人类的苦难。[50]经历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成为一种在荒野中哭泣的声音，严厉批评政府的干预，无论为此付出多大代价。194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赤字支出是危险的..可以说，它给政治家提供了一条可以接受的容易的道路，而着重采用更严厉的措施来保证充分就业是经济学家的责任”。[51]20世纪30年代，他是公共事业的反对者；20世纪40年代，他又成为国有化和英国工党政府的反对者。他认为当时管理着瑞典财政部并掌管中央银行委员会的同胞达格·哈马舍尔德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天真。[52]在聚会中他发现有少数几个经济学家是比较投缘的，如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米塞斯、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epke）、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和哈耶克。[53]他的观点本应该使他在这些人中很有分量，但是我们发现在社会记载中找不到他的踪迹，甚至在哈耶克大量的信件中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作为一个像杰科普森那样有良好修养的人，有必要相信健全货币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良性的，也就是说，要相信管理和资本能带来好处和“看不见的手”所起的好作用。对杰科普森来说，更普遍的经济权力的获胜准则是自由比同情心更重要。但是健全货币也是道德问题——它是合同和债务的道德准则——承诺必须被兑现，也是可实现的：“健全货币与对自由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贸易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也许从更精神的层面上来说也是自由的先决条件。”[54]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跟学术派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进行辩论，严厉地批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推行廉价货币政策。[55]20世纪50年代，他写道：“我必须再次强调，如果福利制度像现在这样阻碍了为获得经济的不断进步而进行的调整，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按照市场制度来运行..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那许多人的生活标准将能得到提高。”[56]

战后：中央银行收回自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政策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学，休谟的金本位制继续努力维持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再遵照它的模型，以避免社会民主政治和凯恩斯经济学对它进行挑战。它的拥趸掌管着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

20世纪40年代，各中央银行开始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的管理者比以往更频繁地去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为银行间支付提供了便利，从而使自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得了合适的地位。[57]国际清算银行反对实行低利率政策，反对各国中央银行在政治上从属于国际清算银行。[58]20世纪30年代，它就倡导用较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活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它采取相反的立场。它不信任充分就业（按照杰科普森认为的就是“过于充分”），而主张通过提升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写道，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财政部就一直决定将要发生什么，然后再告知美联储”。[59]1950年8月，中央银行挑战了它的附属地位。跟财政部之间的公开冲突在1951年以一纸合约的方式结束，这份合约承认“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在它们重叠的责任领域是具有平等权利的”。[60] 1956年在联邦德国，大臣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试图阻止中央银行提升利率，这就是著名的“铡刀事件”。具有宪法自主权的银行对此进行抵制。作为回应，阿登纳抱怨：“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组织，既不对议会负责，也不对任何政府负责。”银行已经重创了德国经济，“铡刀落在街上的行人身上”。[61]银行在媒体中为自己辩护，赢得了公众，伤害了阿登纳。从此没有政府再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利率进行干预。同样在英国，面对英镑运行的现状，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在1957年9月建议急剧提高银行利率。政府尽力与内阁进行对话，但是内阁做出让步，利率一步到位从5%上升到7%的水平。它就是“晴天霹雳”，对于内幕交易的控告要求官方立即对此进行调查，其后果是不用劝服大家就对银行进行了清算。[62]这些国际反响最终传到了瑞典，进而促使瑞典走上了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路。

[1] Hume，‘On the Balance of Trade’，Essays 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1742/1994）.

[2] Another of Hume.s essays，‘Of Public Credit’，was violently opposed to public debt.Ibid.，349－365.

[3] Viner，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1937），ch.3.

[4] Dimsdale，‘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Economy，1890－1913’（2013）.

[5] Offer，The First World War（1989）.

[6] Boyle，Montagu Norman（1967），128.

[7] For example，in a letter to the American banker Thomas W.Lamont，July 1938，Clay，Lord Norman（1957），453.

[8] Quigley，Tragedy and Hope（1966），326.

[9] Montagu Norman，‘Resolutions Proposed for Adoption by the Central and Reserve Banks Represented at Meetings to Be He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early 1921]，Sayers，Bank of England（1976），vol.3（appendices），75.

[10] Sayers，Bank of England（1976），vol.1，334.

[11] Offer，‘Economy of Regard’（1997）.

[12] Best captured by Boyle，Montagu Norman（1967），esp.chs.6－8；Ahamed，Lords of Finance（2009）.

[13] Boyle，Montagu Norman（1967），68.

[14] Attributed to Sidney Webb，Lord Passfield.Taylor，English History（1975），297.

[15] The rest of this chapter draws on Söderberg，Cönstructing Invisible Hands（2013）.

[16] Jonung，Stockholm School（1991）；Jonung，‘Knut Wicksell.s Norm of Price Stabilization’（1979）.

[17] Carlson，The State as a Monster（1994），ch.12.

[18] Erlander，Tage Erlander（1976），173.

[19] Ibid.，172－173.

[20] Wigforss，‘Den Nya Ekonomiska Politiken’（1960）.

[21] Landgren，Den‘Nya Ekonomien’i Sverige（1960）；Jonung，‘Knut Wicksell.s Norm of Price Stabilization’（1979），484－485.

[22] Erlander，Tage Erlander（1976），177.

[23] Ibid.，177－178.

[24] Quote from Thomas，Monetary Policy＆Crises（1936），xx；Berg and Jonung，‘Pioneering Price Level Targetting’（1999），528；Carlson and Jo-nung，‘Knut Wicksell’（2006）；Magnusson，‘Economists as Popularizers’（1993）.

[25] Magnusson，‘Economists as Popularizers’（1993），95.

[26] Jonung，‘Introduction’，in Stockholm School（1991），3.

[27] Cassel，Socialism eller Framåtskridande（1928）；Carlson，The State as Monster（1994）；Jonung，‘Introduction’，Jonung，Stockholm School（1991），3.

[28] Myrdal，The Political Element（1930/1990）.

[29] Hammarskjöld，‘Centralbankerna i Nutidens Ekonomiska Liv’（1935），7.

[3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2；ibid.，nn.8，24.

[31] Childs，Sweden：The Middle Way（1936）；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1.

[32] Piketty，Capital（2014），ch.10.

[33] LeBor，Tower of Basel（2013）.

[34] Sayers，Bank of England（1976），vol.I，358.On the BIS，Toniolo，Central Bank Cooperation（2005）；LeBor，Tower of Basel（2013）.

[35] Urban，‘Gold in 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2012）；League of Nations，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1944）.

[36] Nurkse，‘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quilibrium’（1945），12－13.

[37] Toniolo，Central Bank Co-operation（2005），195－200.

[38] Quigley，Tragedy and Hope（1966），324；also Ahamed，Lords of Finance（2009）.

[39] Montagu Norman memorandum，early 1921，printed in Sayers，The Bank of England（1976），vol.3，75.

[40] Ahamed，Lords of Finance（2009），403，479－483，488；Lebor，Tower of Basel（2013），44－48.

[41] Blaazer，‘Finance and the End of Appeasement’（2005）.

[42] Lebor，Tower of Basel（2013），63.

[43] Toniolo，Central Bank Co－operation（2005），ch.7.

[44] Jonung，‘Knut Wicksell.s Norm of Price Stabilization’（1979），478－479.

[45] Rooth，Ivar Rooth（1988），57.

[46] Ibid.，p.68.

[47] Toniolo，Central Bank Cooperation（2005），333.

[48] Ibid.，287.

[49] Blyth，Austerity（2013），118－125；Jacobsson，A Life for Sound Money（1979），pt.VI，ch.10.

[50] Jacobsson，A Lifefor Sound Money（1979），40－42；quote ibid.，40－41，from a contemporary article by Jacobsson in a Swedish business magazine.

[51] Jacobsson，diary 23 February 1942，ibid.，160.

[52] Ibid.，166，212.

[53] Ibid.，161，214.

[54] Ibid.，221.

[55] Ibid.，208－213.

[56] Ibid.，402.

[57] Deane and Pringle，Central Banks（1994），277；Toniolo，Central Bank Co-operation（2005），317.

[58] Endres and Fleming，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2），324.

[59] Sproul，‘The“Accord”’（1964），230.

[60] Ibid.，231，236.

[61] Baltensperger，Fifty Years ofthe Deutsche Mark（1999），291.

[62] Capie，Bank of England（2010），90－99.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20世纪50年代，健全通货在瑞典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1]当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的时候，就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实现充分就业和提高房屋开工率，另一个是维持价格稳定性。诺贝尔奖就是这种两难选择的间接和偶然产物。

社会民主与银行

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不相信银行。在1944年，他们这样猜想：“整个信用系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以使生产能够按照国民需要而系统地发展，生产资源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应用。瑞典银行的政策必须推进这一目标。”[2]

不像大多数中央银行在战争中那样，瑞典中央银行是议会的银行而且隶属国家。战后，政府强制要求银行实行较低利率（美国和英国也是如此）。在瑞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持房地产业能够得到成本较低的贷款。中央银行被迫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债券。曾经有一位名叫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的顶级资本家告诉中央银行行长伊瓦尔·鲁斯：“你的问题是让中央银行印发了太多的钱。”鲁斯这样回答：“我们确实印了太多的钱，但是请记住这不是我的错，我是得到命令才这样做的，那也是违背我的意愿的。”[3]

对于工作和好的住房的预期使社会民主党深得选民的拥护。[4]多年的战争遗留了很严重的住房问题。布莱特（Bright）是一个现代公寓社区，修建在公园里，预示着未来的住宅潮流，就像在英国和欧洲西北部的其他国家一样。建筑业还可以雇用很多人。1945年，皇家住房委员会确立了要在15年之内减少住房短缺并最终解决居住过于拥挤问题的目标，房屋的价格将控制在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水平。报告是纲纳·缪达尔与他人合作提出的。它建议以补贴的较低的利率向所有建筑商（市政、合作、私人建筑商）提供融资。[5]但是廉价贷款会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所以中央银行受到压力后削减了贷款。在1948年最后的僵持之后，行长放弃了这个做法。

1950年12月，中央银行又想提升利率，但是被要求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这就要求权力来直接管制放贷和存款利率。运用这种权威，瑞典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签署了“自愿协议”。每个月商业银行的行长都要到瑞典中央银行开会：那些不来开会的人会收到会议日志。央行行长在会上回顾前段时间的情况，并且发出下一步的指示。越线将受到惩罚，有时惩罚是相当严厉的。有时，贷款只允许借给政府并且要用于建造房屋。[6]

行长的角色不适合市场分配标准，这让行长不得不去做自己并不认可的事情。商业和金融业不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它会束缚手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喜欢它，因为它违背了他们所认为的市场是自我约束的信条。保守党不喜欢它，因为它限制了商业自由，反而使工人受益，提升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这些观点在许多大型和有影响力的报纸上被报道，而其中大多数观点都是偏爱这些拥有报纸的商人的。英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了一场耗费精力的调查[拉德克利夫委员会（Radcliffe Commission）]，并得出结论，即直接控制信贷是最大化投资并且使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的最好的办法。可以证明，这是正确的政策，只要它能继续，它就会很好地为英国和瑞典服务。在瑞典，它一直持续到1985年，为增长提供了融资，而这种增长使瑞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当它被废止的时候（比英国和美国要早得多），货币混乱很快就发生了。[7]

瑞典中央银行的行长由执政党任命，银行委员会按照议会中各党派力量的比例由议会成员组成。[8]在鲁斯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插曲），行长都是某一个党派的人士。他的独立思想是预见政府政策并提前执行。在1955年，需要一个新的行长来担任这一要职，而有好几位候选人都拒绝了这一职位，其中有一位感觉这一职位的附属性质太强。[9]后来这一职位由珀·阿斯布林克担任，他是一位聪明的有党派人士，非常适合与官方咨询及与党派媒体合作。首相塔格·埃兰德早已发现了他的这个能力，他在一个混沌的党派中显得非常突出。[10]

阿斯布林克在这个位置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幻想出了诺贝尔奖并使其获得通过，后续事情在他1955年被任命之后很快开始启动。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有许多常识和能量”，[11]但是他没有银行方面的经验。作为瑞典中央银行的行长，他一直任职到1973年，并启动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政策，这些政策削减了对政党和政府政策的供给。这些举动不仅是反常的，而且已经预示了社会发展将偏离社会民主党的轨道，这种情况在他退休之后将在瑞典发生。然而刚一任命，中央银行就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怀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伊瓦尔·鲁斯在信中高度赞扬“在大多数国家的个人、行长之间的国际联系上，财政部部长和财政部的其他领导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12]他建议阿斯布林克要认识这些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写信来邀请皮尔·杰科普森参加即将举行的每月一次的会议。[13]而杰科普森很快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成为一名跟随鲁斯的瑞典人，并批评了瑞典中央银行购买房屋债券的做法。[14]

阿斯布林克很快就开始声称独立了。1955年整个夏天，他不停地央求首相对房屋建造实行更紧的信贷，这是威胁政党优先考虑问题的一个“定时炸弹”。[15]在政治家、工会和商业联合组织每年11月举行的聚会上，他提出国民工资谈判将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说，瑞典中央银行站在部门谈判之上，独立于政府，在政府中他并没有太多的能够团结在一起的人。作为行长，他需要“说出我所想的事”。[16]

每年的工资谈判都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石。戈斯塔·雷恩（Gösta Rehn）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都是工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雷恩－迈德纳计划（1951年被采用）是工资紧缩政策之一，它跟每年的工资谈判一起限制了工资波动的幅度。在这个每年召开的旨在达成共识的会议上，阿斯布林克有意越线，并发出强烈的警告，让大家警惕即将到来的崩溃：“现在是再次讨论决定工资的时候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天真的游戏，它使收入上升，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同时我们自己又对此感到悔恨。”[17]

这个演讲被广泛报道，阿斯布林克从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他最近在一次关于利率的辩论中击败了阿登纳总理）那里收到了一封赞美信。在回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的工作跟你有同样的机会来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总裁先生。”[18]另外一封夸奖“他的智慧和有说服力的演讲”的信是来自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阿斯布林克在1955年参加了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的管理者委员会。他“不仅有所准备，而且渴望参与并从委员会的工作中得到学习”，[19]而且他发展了“与国际清算银行非常亲密的关系”。[20]在巴塞尔，他吸收反凯恩斯主义的意见，并且他被选入中央银行的小集团。

为了对独立性要求的正确性寻求保证，行长还接触了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埃里克·林达尔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21]他是银行行长在经济学上的“私人导师”。[22]1957年上半年，林达尔发表了一系列的报纸文章来支持价格稳定。[23]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讨论。[24]林达尔写道：“在金本位制时期，谈论货币政策的时候可以不受制于任何党派冲突。”[25]中央银行应该“不受党派之争的干扰而执行货币政策”。[26]没有黄金这个靠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充分就业政策，利率已经被政治化了，代价是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27]经济专家应该加入这个委员会中来，对行长应该有更慎重的考虑。充分就业应该居于价格稳定目标之后来考虑。[28]这是休谟的古老的自动均衡学说的观点。这与国际清算银行的想法是一致的，在美国和德国情况也是如此。

一场“1%的革命”

1957年1—2月，社会民主党政府在面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配给做法时，努力给房屋项目提供融资。更高的利息率会平息银行的不满，但是房屋成本更高了。在僵持中，银行家们好像渐渐占据了上风。信贷紧缩会分裂管理集团并且导致社会民主党的解体。首相决定为此而战。阿斯布林克开出了“药方”，即购买政府房屋贷款。[29]

但是在1957年7月10日，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剧变”。没有跟大臣们商量，他就说服了瑞典中央银行委员会削减了政府贷款，并且将贴现率提高了1%。[30]这引发了一场尖锐的政治危机。这一时机选择得非常糟糕：与农业党的联盟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农业党在瑞典中央银行中的代表已经对提高贴现率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政府正计划推出一个新的职业年金计划的分级，这一举措将由一项新的税收来提供资金支持。若将资金投入在房地产上，就会放松信贷约束。这一点在这项建议两年之后获得通过时得到了证实。[31]

首相对阿斯布林克的“愚蠢”大怒，因为政府已经“受累于非常严重的声誉缺失”。[32]他的建议者，曾经极力推荐阿斯布林克任职的皮尔·埃德文·斯克劳德（Per Edvin Sköld）也被激怒了。他感觉受到了欺骗，因为他和行长都“认为阿斯布林克应该作为民主党的代表来做事”。如果阿斯布林克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民主党必须直接去瑞典中央银行沟通并解释“党派的忠诚要求”是什么。在他的日记里，埃兰德认为领导已经不再关注核心问题了。委员会主席认为他就是按照党的指示来做事的。[33]没有人想着要去管理阿斯布林克，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警告。他们的忽略只是让政治家的怒火越烧越旺。

财政部部长纲纳尔·斯特朗（Gunnar Sträng）要求得到解释。行长极为愤怒，回应道：“他做了他高兴做的事。”[34]斯特朗称他为“该死的婊子”和“政治婴儿”。[35]阿斯布林克回应道，政府应该感激他提出的独立性，因为这让他们免于责任。斯特朗说，把政治判断留给社会民主党吧。[36]首相被彻底打败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用一切作为赌注，我们是非常可能不用做出巨大动作就能领导我们人数众多的党的，除了对党忠诚以外，也不需要借鉴其他党派的理论。但是，瑞典中央银行委员会在这周三做出的决定将这一主要的观点彻底击溃了。”他开始考虑辞职一事。[37]

几个社会民主党行政部门的成员聚在一起讨论瑞典中央银行造成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他们认为“出于心理和实践的原因做出尖锐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38]但是免职是危险的。“阿斯布林克不会不做出反击就辞职的，”埃兰德提道，“他无情地攻击了政府的错误。”[39]相反，一位委员会主席，又一位年长的、忠诚的党员被辞退了。埃兰德非常自责。留下的委员会成员将需要进行“效忠宣誓”。[4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行长劳德·坎利夫（lord cunliffe）宣布政策独立于财政部，并将海外的一些黄金储备从加拿大转移到美国，而没有得到政府和他掌管的委员会的批准。作为回应，财政大臣博纳·劳（Bonar Law）说得很清楚，行长取悦了政府因而保住了职务。表面上职务是保住了，但是没过多久，坎利夫就被辞退了。[41]阿斯布林克对政府的挑战同样是非常露骨的。

阿斯布林克的政变连续好几天都登上了头条，这让反对党非常高兴。联合政府的合作者（农民党）担心这会伤害选民。反对党写道，政府对自己制造了“病态经济”感到自责，而病态经济恰恰需要这一服药来治愈。社会党对于低利率的梦想已经在硝烟中破灭了。另外一位社会党人写道，阿斯布林克已经“证明了他的勇气”，并且已经证明“中央银行不是财政部的附属物”。[42]

看上去效果很好。银行已经公然反抗政府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它的权力和地位已经提升了。议会监督委员会因为中央银行而开展了一项调查。当阿斯布林克做证的时候，按照一家反对党报纸所说的，他做得“如此之好和如此有效，以至于他的对手都失去了主动权”，结果就是“阿斯布林克取得了胜利”。[43]几天以后，在瑞典中央银行家协会的年度会议上，经济学家埃里克·林达尔再一次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举出了一个案例，银行家们都对此表示赞成。[44]实力银行家雅各布·瓦伦堡说中央银行“完全不必关注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率本身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45]

然而在表象背后，权力的平衡很快就得以恢复。首相下决心恢复秩序。[46]11月，他战胜了剧变，终于发声了。埃兰德说政府对税收和利率负有完全的责任和权威。阿斯布林克同意这个事实，但不同意这个原则。“很不幸这是事实，”他说，“但是这样划分责任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份协议是如此口述的：

1.关于更重要的议题要进行合作。2.政府必须负责任，中央银行的行长必须通过自己强有力的观点，或者像政府中其他部门的领导以辞职来威胁那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3.在选举之前，不进行像丹麦银行行长那样的选举谋反。

“在会议持续的65分钟里谈论了太多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看到阿斯布林克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对我把他看成我们的一员显得很吃惊，他拒绝被描述成对权力很贪婪，但是同意对这个事件负责。”[47]

事情还没有结束。1958年3月，议会疏忽了委员会被指责这件事，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拒绝银行所说的动机。[48]林达尔再次为行长进行辩护，[49]但是其他的经济学家[本特·汉森（Bent Hansen）和埃里克·伦德伯格]认为并没有紧迫的“政变”要求，虽然他们仍然支持把恢复利率作为一个政策工具。[50]这次事件最后以议会上下两院之间关于政党路线的争论为终点画上了句号。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这是一种不应该重复发生的罪过。[51]

中央银行低声下气

之后几年，利率一直没有上升，行长也没有再越权。进一步的报复又来了。中央银行从君主特权的做法中剥夺收入，即它用自己制造的钱从政府手里买入债券获得利息。更高的利率意味着银行从政府借款中得到的利润是由瑞典纳税人支付的。银行每年只将其中一小部分收入上交给财政部，剩余的收入都储存在一个特殊账户里，这就积累了巨额的资本。1%的策略就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但是财政部迅速做出反应来削减银行的收入，它将提走的份额提高了五倍。

1961年，新的养老金方案开发了非常多新的信用渠道，政府不再如此依赖行长的决策。它的第一记重拳出现在1962年早些时候的议会调查中。1961年末，利润账户已经增加到了大约7亿克朗，这意味着“瑞典中央银行”的财富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需要对这些利润和财富的安排进行总体考虑。[52]1962年2月6日，委员会询问银行盈余的安排。委员会建议银行向财政部转移这些财富。[53]银行回应这是一笔利率带来的意外之财，但是否认这已经影响了它自己的决策。它自己需要拥有交易和放贷的资本（“公开市场操作”）。如果转让利润会导致政府支出增加的话，那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

银行同意将利润的2/3让渡给财政部，但是还想为自己保留一部分。它要成立一项科学基金。[54]银行要花钱用于各项支出，还要持有资本用于公开市场操作。[55]银行还说即将在1968年到来的银行成立3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花钱。这样“一次特殊的周年纪念”应该以一种与瑞典中央银行的地位和漫长历史相称的方式来进行。一项基金可以成为这次庆典的标志，而且还能回应日益强烈的国民需要（对于研究的支持）。[56]它对于资本的任意处置导致的损失就是对银行的一次重创。基金的建议可以被看成一种努力，它把一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即对于利率的权威，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力量，即对科学的资助。

但是对于瑞典中央银行为什么要进行一次非常浪费的周年纪念活动，以及这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存在质疑的声音。周年纪念活动本身就是有欺骗性的：在1668年成立的这一机构（是为了替代另一个失效的机构）与现代的中央银行在结构和功能上相比是两个世界的事物。例如，银行在19世纪末仅获得了票据发行的垄断权，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还只是关注它的利润。[57]然而对于今天的央行，一次“周年纪念”却要花费很多纳税人的钱来提升它自己并要为未来的独立而努力。研究基金将要利用银行失去的平衡来做一些事情。

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事情被提交到议会的时候，没有顺利通过。一些议会成员质疑利息损失。一个成员问到是否“真正做到了瑞典中央银行的利息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如果把持基金并将其分配给研究活动，那银行就扮演着“国中之国”的角色，这是违背原则的。[58]银行的利润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收入的，研究基金应该分布在大学、机构和研究委员会之中。另一位议会成员在很长时间里发现这个建议是“最奇怪的建议之一”。为研究活动提供资金不是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59]将他们自己确立为捐助者是个人和“处理巨大资源..从而获得光环的组织”惯用的办法，而钱本身并不能为这些组织带来光环。[60]发言者没有反对银行要保有储备金的需求，也没有反对周年纪念的庆典活动，但是指出没有其他国家机构能够拿出这么巨额的捐赠资金，“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机构能像中央银行这样积累这么多的基金”。[61]发言者理解，从直觉上来看，馈赠会产生一项义务，银行想要在科学家和学者之中建立一种对于它的巨额资金的依赖。

但是议会签署了这项协议。[62]银行获得了足够的基金与声誉。它成立了周年纪念研究基金，开始筹备新的领导机构。这里被描述成一个“永恒的房子”，展示出霸气的设计（用黑色花岗岩厚板构建起来的格子框架结构），在最好的地点建成的巨大建筑，直到1976年才完工。周年纪念基金在今天的瑞典仍然是研究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些安慰奖项也为一个更有野心的想法提供了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

把手伸向诺贝尔奖

阿斯布林克决定用这次周年纪念活动来掀起一场国际浪潮。100多位中央银行行长受到邀请。聚会的日子选在每年秋天举行年会期间，以避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发生冲突。[63]要举行一场大的活动，但是阿斯布林克不确定应该是什么样的活动，于是咨询了他年轻的经济顾问阿瑟·林德贝克。

林德贝克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多次出现。两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晚期相识，当时的林德贝克是一位刚刚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偶尔给部长们出谋划策，将近30岁，正处于年盛之时。当他拜访美国的时候，阿斯布林克给他介绍了一些人。林德贝克是一个名义上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与党内的精英人士有很多接触，但是已经更倾向于一些异端邪说。在20世纪60年代，他为商业资助的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林德贝克在瑞典经济学家中是一个政策思想家（虽然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追求政治职务）。1964年，在阿斯布林克的要求下，林德贝克开始在每个月的晚间用打电话的方式向他提供建议。林德贝克尽力“说服阿斯布林克相信，通过执行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的货币政策可以获得更多成果，强调用市场突变操作代替责备和威胁是更重要的”。[64]

让300周年纪念活动显得耀眼的第一个想法是委任著名经济学家写作一系列的学者型书籍。林德贝克列出了一张瑞典和外国经济学家的名单。钱不是目的，但是一位有经验的学者应该意识到写作期限太短了，而且银行能用于付酬的钱也是非常有限的。阿斯布林克与未来的编辑，经济学家本特·汉森取得联系，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65]

周年纪念活动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阿斯布林克曾经是一位杂志编辑，他接下来的主意真的非常有创造力：创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写作期限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新的诺贝尔奖一定会比任何学术出版物得到更多的赞美。阿斯布林克并不为新的学术研究而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而是为过去取得的成就授予奖金。在1967年一次晚间交谈中，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林德贝克。阿斯布林克是一位具备任性的才华和经常有冲动之举的人。他不喜欢把这么多的钱都交回去。那么把这些钱用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是可能的吗？一个特殊的问题是，瑞典经济学家能否在选择合适的获奖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林德贝克说它能正常运转。诺贝尔科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林德贝克建议跟科学院的四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成员进行咨询，纲纳·缪达尔、贝蒂·俄林、埃里克·伦德伯格和英格瓦·斯文尼尔森（Ingvar Svennilson，他还不是科学院成员）。林德贝克直接跟缪达尔取得联系，而和后两位学者一直有联系。[66]在科学院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来自物理学家，但是经济学家还是在艰难地推进这项工作，他们坚持认为这应该是一项正确的诺贝尔奖项。[67]银行的周年纪念研究基金也对瑞典学术活动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

1968年5月15日被选为周年纪念活动日。诺贝尔基金（由它来管理奖项）由商人统治。林德贝克起到中间人的作用。[68]他提到了瓦伦堡，应该是雅各布或者马库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两兄弟中的一位，他们是瑞典经济领域的一流的领军人物。这两兄弟也都是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林德贝克在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为马库斯·瓦伦堡工作，他是研究所中的银行家，也是研究所的长期主席。[69]

谈判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诺贝尔家族不得不同意可能要用到家族的名字。彼得·诺贝尔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兄弟的后代，还是奖项的批评家，他说在周年纪念活动之前五天，基金的执行人拜访了这个家族在世的岁数最大的一位成员，那位成员当时已经84岁了。她虽然知道拒绝是不可能的，但是仍然坚持要设立一个单独的新的奖项，把它命名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70]这显示出一种非凡的镇定，因为这个笨拙的头衔此后抹去了这一奖项的光辉。彼得·诺贝尔也认为这个基金是用来激励与瑞典中央银行的合作的，无论在免税意义上还是在允许投资的领域上都是如此。[71]

时间非常短暂。瑞典中央银行董事会只在周年纪念活动前一天被告知设立这一奖项。[72]它应该按照与其他奖项相同的条款由诺贝尔基金会来进行管理。奖金由银行支付，数额也应该跟其他奖项一样，外加付给基金65%的年费。银行将用一系列特殊证券为奖项提供资助。这些基金会在资产负债表以外存在，但是可以为了完成银行的操作而被利用。多位中央银行行长在那一天来到瑞典，“所有人都认为能被邀请参加周年纪念活动是极大的荣幸，为此他们从各自的国家带来了昂贵的礼物”。[73]奖项在最后作为惊喜被公开。[74]

银行内部的通信报《银行邮报》（Bancoposten）解释，其目的是吸引注意力：“换句话说这是瑞典中央银行的一项公共关系事务。经验表明，在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慷慨是非常必要的。”[75]在庆祝活动之后，就要开始研究细节问题了。首相要被咨询吗？按照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说法，阿斯布林克在几年以前就提出过这个想法，并且获得了批准。[76]报纸错误地猜测纲纳·缪达尔将获得首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中央银行并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就设立了这个奖项，而一般人会认为议会是这个奖项的所有者（这是另一个银行独立性的证明）。详细的规定在1968年下一任董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一奖项将永远由银行支付奖金。稍微超过一半的记录资产是房屋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剩下的是工业和能源公司发行的债券。[77]

其实并没有向议会请示：银行委员会在欢庆活动的前一天收到一封信才得知这个决定。[78]但是政治党派的主席已经表态，他们也对此赞成。议会的审计人员调查银行是否超越了它自身的权限。一位行政法学的教授被邀请来给出判断。[79]他发现“所有未在中央银行法律中详细说明的活动对于瑞典中央银行首领的议会而言都是一项决定”，他还发现这些活动就是“提供银行服务，就像印刷厂提供印刷服务、造纸厂提供造纸服务一样”。[80]银行已经超越了这些限制，只有议会可以改正这些做法。董事会傲慢地驳回了这些批评，但是议会现在坚持要进行一次投票。[81]议会的中央银行委员会建议议会对此默许，而且议会确实这样做了，没有进行任何反驳。[82]

第三次较量中，阿斯布林克大获全胜。这次，表面上看起来危险少了很多。就总奖金而言，它虽然对于获奖者是巨大的数额，但对于银行微不足道：金额仅仅是周年纪念研究基金的10%。为诺贝尔奖指定专项基金，仅能保证这些资金不用国库提供。经济学奖项看上去很平淡。战后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以及不断发展的福利国家这些成果，使这一“黄金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受益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的。一般很容易把经济学家看成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团队，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学教育在瑞典不断发展，但是这一学说还没有深入地渗透到政策中去。[83]纲纳·缪达尔作为重要的社会民主经济学家早在一年前就把经济学家描述成“社会科学的受难者”。[84]塔格·埃兰德首相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些经济学书籍，他认为凯恩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猜想是前后一致的，并且其思想实际上支持了社会民主党，而且这种思想能够减少经济暴跌。[85]他现在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约翰·加尔布雷思，他引用过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看成社会民主运动重新开始的基石，加尔布雷思对个人需求和公共供给是非常敏感的。[86]

阿斯布林克的战略是要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为一个既成事实。如果出现逆转，国际声誉损失就太严重了。看上去危险很小，如果抄近路的话，就不值得一争。银行不再是（如果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力量。虽然诺贝尔奖有很高的象征意义，但一旦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奖项就不能体现出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了。在抵制社会民主党这一事实背后，奖项分量的改变将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到那时，阿斯布林克将不在其位了。瑞典纳税人的负担在苏联以外干预最强的政府的社会支出上将只减少很小的幅度。

为了谁的利益

经济学奖只是对经济现象看法的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经济资产用来与社会地位进行交换。[87]问题在于是否从根本上提倡这种做法。在向议会解释的时候，阿斯布林克[通过议会银行委员会的主席凯尔－奥洛夫·费尔特（Kjell-Olof Feldt）来表达这一看法]列举了应该被庆祝的瑞典人的成就：瑞典中央银行三个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功、瑞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它在经济学上良好的历史（斯德哥尔摩学派，维克塞尔、卡塞尔、赫克歇尔），两个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瑞典人（鲁斯和杰科普森），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的建议，以及瑞典最近与“十国集团”国家的顶层经济联合体的接触，这些都可以被诺贝尔奖授予荣誉。[88]

让我们来追踪一下这一荣誉的发展过程。奖项最开始被提出时只是一个虚无的建议。行长已经匹配了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所分配的资金只有2 100万克朗，释放了科学的威信，将这一光辉投注到银行和行长身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侄孙彼得·诺贝尔后来这样写道：“经济学奖将自己搂在怀里，就好像它真是一项诺贝尔奖一样。但是它只是经济学家用来提高自己声誉的一种公关工具。”[89]对于诺贝尔基金会来说，奖金（抛开各种幕后所做的说服工作而得来的资金）将扩展它的授予范围，这是一笔很慷慨的费用。基金会必须平衡这种诱惑来抵制稀释奖项的风险。但是诺贝尔这一科学界的品牌已经被和平奖和文学奖项稀释了，因此经济学奖的负面作用其实很小。另一个机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这一奖项对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成员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并且是一种对他们的学说地位的吹捧，同时也是对经济学在科学院里的地位的一种提升。两位成员很快就得到了这一奖项。他们的任务是说服科学院。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讨论，但实际上有好几位自然科学家反对将这一奖项授予经济学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学并不具备可靠的科学研究地位。如果这是一种可以被认可的合理的情况，那使其像科学院一样存在于大学的院系设置中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乌普拉萨大学和隆德大学这样德国风格的大学中，所有全职教授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都是大学理事会的平等成员。同样在全国的科学院中，所有的成员也都拥有平等的地位。无论他们的学说是什么，他们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英国，自然科学领域有自己的皇家协会。在瑞典，如果说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这些核心科学确实是特殊的，那么在承认社会科学在科学院中的地位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通行证就已经被出卖了。为了否定经济学家，他们的奖项将被认为是非学院型的。其地位虽然很重要，但是往往人们在提到的时候也经常耸肩，意思是并不那么重要，这样就表示已经做出让步了。科学院的核心工作不是研究，而是地位的象征。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选择成员并且发出讣告而已。科学院或许也并不愿意跟银行作对，因为它毕竟提供了巨额的周年纪念研究基金。永久的赢家是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关于它正确性的怀疑会随着它跟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的联系而得到缓和。

“诺贝尔奖项中的布谷鸟”

这一奖项从天而降的惊喜被瑞典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牢牢抓住。[90]科学院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一新的奖项，但是诺贝尔奖已有大约70年的经验，所以奖项要履行既定的程序。[91]阿瑟·林德贝克加入了第一届选举委员会（也许是为了管理银行利益）。不像其他人那样，他还不是科学院的一名成员。但是他后来任职的时间是最长的（21年），而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14年，1980—1994年）。大家都说，他开始管理诺贝尔委员会了。

成立的委员会中有两名成员曾经跟保守派的朝圣山学社有联系。贝蒂·俄林，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领导议会中的自由党，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党。俄林曾出席了1947年朝圣山学社的创始大会，但是并没有加入这个学社。埃里克·伦德伯格在1958年被选进了学社，又在1966年退出，他在学社会议上没有留下任何成绩。[92]在1980年，继伦德伯格之后，英格玛·斯塔尔（Ingemar Ståhl）加入了诺贝尔委员会，并且在同一年加入了朝圣山学社。[93]

与企业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统计学教授赫尔曼·沃德（Herman Wold）一直致力于一项刚刚启动的工业资助项目来构建整个经济的数量模型。[94]埃里克·伦德伯格是最早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经济学家，在1937年担任政府的国家经济研究所（Konjunkturinstitutet）的第一位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与由商业基金资助创建的商业和政策研究中心签约，要写一本关于战后管制效果的书，还在1944年签约要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翻译成瑞典语。伦德伯格的书在1953年出版，书中包含了许多对于战后政策的严厉批评。它反对缪达尔对于计划的热衷。它认为只要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没有必要进行干预。[95]这本书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中不乏一些工会经济学家，他们曾经写道，伦德伯格的书是以一种“对‘看不见的手’的热情奔放的敬意”而结尾的。[96]

1939年，瑞典商人成立了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来挑战政府研究机构。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在实体研究领域取得了声誉，对于它的支持可能就是没错的。在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中，英格瓦·斯文尼尔森在1941—1949年领导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在其成立的前15年中，拉格纳·本泽尔（Ragnar Bentzel）任委员会秘书，1961—1966年，他再次担任秘书。阿瑟·林德贝克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但实际上却已经因为租金控制和农业保护问题为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写了两篇评论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与英格玛·斯塔尔合写的，他是一位来自社会民主党的人士，但是后来改变了信仰。这两个政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政策，其中一个政策给家庭居住成本规定了上限，当时社会民主党正在执行“百万房屋”计划，另一个政策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以前的盟友农业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当时走现代化路线的核心内容。最初的六个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中，有四个都是忠实的市场倡导者，他们都与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有联系。

瑞典还区分了“左倾”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是到那个时代为止最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但他不是委员会成员。另外一位是鲁道夫·迈德纳，他是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就真实的成就而言，迈德纳可以看成是20世纪瑞典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与戈斯塔·雷恩一起，将埃里克·伦德伯格和斯文尼尔森早期的一些建议一起融入了研究工资决定的雷恩－迈德纳模型，这一模型在1951年被采用。它实行工资紧缩，训练并重新部署工人以使经济转型为更有生产力的工业中去。这是瑞典经济模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成功的基础，它的影响直到21世纪初期仍然以较低的不平等和较高的生产率形式而存在。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在一份讣告中这样写道：

如果迈德纳不是一位瑞典公民，并且在91岁的时候仍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他很有可能已经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了。迈德纳与戈斯塔·雷恩是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共同设计者，这项成就本身就值得被提名。负责这一奖项的专家们相比政策更愿意考虑理论成果，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的是，雷恩－迈德纳模型是以它与众不同的理论和细致入微的探索为基础的，而且具有政策导向的经济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认可。[97]

但是这一奖项被定义成是“科学的”，在实践中就意味着是学术性的，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免于受到左翼的入侵。瑞典经济学家全国协会带着一种更好的辨别力，将雷恩所著的一篇文章纳入了1977年的100周年的年度文集中。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大多数经济学家（尽管因为相反的意见获得了声誉）更倾向于中间偏左的价值选择。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左倾”人士都没有被纳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考虑范围。

[1] Draws on Söderberg，Constructing Invisible Hands（2013）.

[2]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22.

[3] Rooth，Ivar Rooth（1988），68－69.

[4]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8－9，25－26，82－87，128－131.

[5] Headey，Housing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y（1978），ch.4.

[6] Jonung，‘Rise and Fall of Credit Controls’（1993），351；Haavisto and Jo-nung，‘Central Banking in Sweden and Finland’（1999），116－117；Lind-beck，Ekonomi（2012），109.

[7] Offer，‘Narrow Banking’（2014）.

[8] Haavisto and Jonung，‘Central Banking in Sweden and Finland’（1999），121.

[9] Erlander，Dagböcker（2005），16.

[10] Erlander，Dagböcker（2001），110－111.

[11] Lindbeck，Ekonomi（2012），109.

[12] Ivar Rooth to PerÅsbrink，3 April 1955，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55－1956.

[13] Per Jacobsson to PerÅsbrink，18 April 1955，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55－1956.

[14] Jacobsson，A Lifefor Sound Money（1979），213.

[15] Erlander，Dagböcker（2005），90－91，109（quote），110，114－115，127.

[16] ‘Åsbrink till Attack：“TioÅrs Lättsinne”’，Dagens Nyheter，6 November 1955.

[17] Ibid.

[18] PerÅsbrink to Wilhelm Vocke，11 November 1955，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55－1956.

[19] PerÅsbrink to Maurice Frère，2 December 1955，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55－1956.

[20] Rooth，Ivar Rooth（1988），57.

[21] Lindahl，Penningpolitikens Mål（1929）；Lindahl，Penningpolitikens Medel（1930）；Jonung，Stockholm School（1991），xix.

[22] PerÅsbrink to Erik Lindahl，undated，Lund University Library：Lindahl Pa-pers（Erik Lindahls efterlämnade papper），vol.9：Brev，nyare（ca 1950－），Q－Ö.

[23] For example，Lindahl，‘Riksbanken och Regeringen’，Stockholmstidningen，13 May 1957.

[24] Carlson，‘Den Enprocentiga Revolutionen’（1993），7－10.

[25] Lindahl，‘Riksbanken och Regeringen’，Stockholmstidningen，13 May 1957.

[26] Ibid.

[27] Ibid.

[28] Lindahl，‘Riksbankens Avpolitisering’，Stockholmstidningen，17 May 1957.

[29] Erlander，Dagböcker（2007），23 January 1957，21；24 January 1957，23.

[30] Carlson，‘Den Enprocentiga Revolutionen’（1993）.

[31] Jonung，‘Riksbankens Politik 1945－1990’（1993），300.

[32] Erlander，Dagböcker（2007），10 July 1957，121.

[33] Ibid.，11 July 1957，122.

[34] Lindström，I Regeringen（1969），165.

[35] Erlander，Dagböcker（2007），13 July 1957，124.

[36] Ibid.

[37] Ibid.，16 July 1957，126.

[38] Ibid.，13 July 1957，123.

[39] Ibid.，124.

[40] Ibid.，13 July，14 July 1957，124，125.

[41] Sayers，Bank of England（1976），vol.1，99－109；Clay，Lord Norman（1957），ch.3；Boyle，Montagu Norman（1967），ch.5.

[42] Carlson，‘Den Enprocentiga Revolutionen’（1993），12－13.

[43] Ibid.25.

[44] ‘Ökad Frihet för Riksbanken Enigt Krav Från Bankföreningen’，Dagens Ny-heter，26 October 1957.

[45] Svenska Bankföreningen，‘Riksbankens Ställning och Uppgifter’（1957）.

[46] Erlander，Dagböcker（2007），11 July 1957，122；12 November 1957，205.

[47] Ibid.，12 November 1957，225.

[48] ‘Bankoutskottet Prickar Riksbankens Chef’（1958），Svenska Dagbladet，11 March 1958.

[49] Lindahl，‘Bankoutskottets Dom’，Stockholmstidningen，16 March 1958.

[50] Carlson，‘Den Enprocentiga Revolutionen’（1993），37.

[51] Ibid.，32－34.

[52]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3.r 1962’，3.

[53] Ibid.

[54] Riksbankens Jubileumsfond，Hinc Robur et Securitas（2004），19.

[55]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3År 1962’，17.

[56]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3År 1962’，16－17；SÅderberg，Construc-ting Invisible Hands（2013），142.

[57] Jonung，‘Knut Wicksell.s Norm of Price Stabilization’（1979），474－475.

[58] Swedish Parliament，Andra Kammarens Protokoll Nr 11－15[Second Chamber Debates]，no.15，11 April 1962，134.

[59] Ibid，130－131.

[60] Swedish Parliament，Första Kammarens Protokoll Nr 14－19[First Chamber Debates]，no.15，11 April 1962，108.

[61] Ibid.

[62] Riksbankens Jubileumsfond，Hinc Robur et Securitas（2004），20.

[63] Anon.，‘Riksbankens Jubileum’（1968），3.

[64] Lindbeck，Ekonomi（2013），109.

[65] PerÅsbrink to Bent Hansen，15 February 1965，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65.

[66] Lindbeck was unsure about the date，but 1967 was more likely，as we shall see，than the first half of 1968，which he also suggested as possible.Lind-beck，Ekonomi（2012），111；‘The Prize in Economics’（1985），37.

[67]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s’（1985），38；Ekonomi（2012），112.

[68] Note from Assar Lindbeck to PerÅsbrink，25 March 1968，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Stockholm：P.Åsbrink Korrespondens 1968.

[69] Lindbeck，‘Assar Minns：Mina Tre Perioder påIUI’（2009），248.

[70] ‘Gökungen i Nobelprisens Bo’，debate published on the Swedish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network website，11 October 2010，http：//debatt.svt.se/2010/10/11/vi－i－nobelfamiljen－tar－av stand－fran－ekonomipriset/.Also interview with Peter Nobel，22 November 2010.

[71] Interview，22 November 2010.

[72] Minutes，Board of the Bank of Sweden Meeting，14 May 1968，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Stockholm：Fullmäktiges Protokoll f.r.r 1968.

[73] Anon.，‘Riksbankens Jubileum’（1968），Bancoposten，53，2，3.

[74] Anon.，‘Sveriges Riksbank 300År’（1968），Bancoposten，53，2，5.

[75] Ibid.，9.

[76] ‘Gunnar Myrdal，Blir Han den Förste som Får Nobelpris i Ekonomi?’，Af-tonbladet，6 August 1969.

[77] Minutes，Board of the Bank of Sweden Meeting，14 May 1968，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Stockholm：Fullmäktiges Protokoll förÅr 1968.

[78]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1År 1969’，7，15.

[79] Ibid.，7.

[80] Petrén，Gustav，‘PM’，Bihang till Riksdagens ProtokollÅr 1969（1969），Bi-laga B，2 saml.2 Bandet.，Riksdagen，5.

[81]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1’（1969），C23，17.

[82] Swedish Parliament，Första Kammarens Protokoll 1969 Nr.14－22[First Chamber Debates]（1969），No.16，63；Andra Kammarens Protokoll Nr.15－20[Second Chamber Debates]（1969），No.17，124.

[83] Wadensjö，‘Recruiting a New Generation’（1992）；Hugemark，Den Fängslande Marknaden（1994），chs.2－3.

[84] Myrdal，Asian Drama（1968），I，28.

[85] Above，78－79.

[86] Östberg，Olof Palme（2010），144.

[87] Brennan and Pettit，Economy of Esteem（2004）.

[88] ‘Bankoutskottets Utlåtande Nr 11År 1969’，C23，15.

[89] Peter Nobel，‘The Local’，28 September 2005，http：//www.thelocal.se/20120102/2173.

[90] Quote in section title attributed to Peter Nobel.Henderson，‘The Cuckoo.s Egg in the Nobel Prize Nest’（2006）.

[91]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s’（1985）；Ståhl，‘Maurice Allais and the Prize in Economics’（1990）.

[92] Leeson，‘Introduction’（2013），28；‘no mark’in Mont Pèlerin Papers，and Friedrich von Hayek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93] More on Ståhl，below，212－213，223，249.

[94] ‘Lättare Bedöma Konjunktur’，Dagens Nyheter，19 November 1961.

[95] Lundberg，Konjunkturer och Ekonomisk Politik（1953）；Nycander，‘Assar Lindbecks Succé Skadar Nationalekonomin’，Dagens Nyheter，10 April2005.

[96] Nycander，‘Assar Lindbecks Succé Skadar Nationalekonomin’，Dagens Ny-heter，10 April 2005.

[97] Blackburn，‘Rudolf Meidner’（2005）.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计算论文引用数能揭示出经济权威的派系、经济思想的脉络、特殊的个人声誉以及诺贝尔奖的评选策略。诺贝尔奖的评选委员在意识形态层面通常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一直走中间路线，但是在阿瑟·林德贝克长期担任主席（1980—1994年）的末期开始转向左倾，这与他对瑞典政治的尖锐干预是相一致的。评委会秉承的意识形态在林德贝克离开之后不久又回到了中间路线。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学家所持意见进行的调查显示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2/3以上的人赞成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而另外1/3的人则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引文

学者优先的发现要在论文脚注和参考文献中进行注明，引文数量能够对创新的影响程度进行测量。引用的数量也是经济理论在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中能起到多大作用的一个估计办法。它们可以追寻理论学派的兴起和衰落，还能看出个人的学术轨迹。它们经常被用于估计学术成果。

所有引文计数都存在偏见。[1]在引文计数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汤姆逊－路透社（Thomson-Reuters）ISI（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库。这一指标使用在线的“科学网”工具来登录，包括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实际上，它也有缺点。它是专有的，至少对于一些应用来说，所以并不容易使用。在做这个分析时（2012年1月）可以发现，在1980年以前，对于它的引用是参差不齐的，在1960年之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仅引用第一作者（这一点以后发生了变化），而且不对书籍做出直接统计。爱思维尔（Elsevier）最近的Scopus数据库包括许多杂志（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就超过5 300种），但是它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范围很小。对比而言，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在使用上就比较直观，它还统计英语以外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书籍和文章。更成问题的是，它报告来自微软Word文档和PPT演示文稿这样多样化来源的引用，从而得到不断升高而且不加区分的不断变化的得分。用谷歌学术搜索和其他的标准文献计量学数据库来获得每年的任意时间长度的引文计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里的数据来自一个不同的渠道，即数字化学术期刊的JS-TOR（对过期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的非营利性机构）项目。这个数据库始建于1995年，是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美国学术期刊，曾经发展到将主要的英语期刊也收录进来，逐渐还吸收了其他的学说和学术边缘的期刊。[2]与众不同的是，JSTOR收集的期刊一直回溯到期刊的初始年份，有时甚至回溯到了19世纪。它包含的范围截止在目前时间点之前几年的一个“移动的时间点”上。期刊入选进来使这一数据库能将19世纪晚期以来用英语写作的最受到关注的学术成果涵盖在内。在引用研究上最重要的表现是被引用的大部分的文章是由少数作者在少数期刊上发表的。[3]在这个基础上，JSTOR的覆盖范围包括非常多的最重要期刊的做法就是正确的。它并不进行人数统计，而是提供高质量的样本。目前在谷歌学术搜索上总的引用是相当高的，有一些情况下是按照一定数量级的顺序排列的，所以JSTOR（像汤姆逊－路透社的“科学网”和Scopus数据库）就应该被看成一个有选择的样本。JSTOR并不包括所有数据，但是也不可能误导趋势。到2012年1月，JSTOR收录的期刊总数是1 984种，其中409种是经济学、商业和财政方面的期刊。[4]

我们的数据组是用JSTOR的在线数据研究服务功能来进行收集的。[5]截止到发表那年，所有的引用都来自JSTOR的文章，并且提供了按时间排列的持续记录。最麻烦的工作是需要计算一位作者名字的不同拼写形式，以及排除有相似名字的作者。JSTOR在当时并不直接把书籍包括在内，但是和ISI一样，它也在期刊引用中计算书籍，所以书籍也得到了非常丰富的展示。引用的计算仅来自参考文献部分（包括脚注），而并不是来自文章的全文。一个名字仅被计算一次，而不考虑它在一篇文章中被引用的次数（汤姆逊－ISI也是这样计算的）。JSTOR的主要缺点是那些发表的时候不是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实际上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就是，少数在这里非常有名望的学者（例如俄林）会在已经用不同的语言发表文章之后，突然出现在统计之中。JSTOR可以从学者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学术成果就开始进行计算。我们从1930年开始，到2005年结束，JSTOR的总数开始大幅下降。这也为整体研究设置了一个终点。

在这段时间里，期刊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增长，因此只报告原始引用数据并不准确。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1970年的较低引文计数相比于2000年的较高引文计数而言，可能是一个更出色的成绩。为了控制文献变化的规模，引用的报告上采用一种索引指数来代表所有出版文献中的一个引用比例。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已经延伸到了经济学之外，一些经济学奖的获奖者甚至不是经济学家。所以，索引就按照所有学说领域中一个人的JSTOR引用数与所有JSTOR文章总数（引用的总数是不可获取的，而文章的总数是一个合适的缩减指数）的一个比率来进行计算。

肯尼斯·阿罗作为一名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到2000年为止，获得了单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度得分最高分，这为与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比较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索引指数可以表示阿罗的最高单人年度引用率（1976年）的百分比，而阿罗的最高单人年度引用率则被看成100。这个百分比的术语为“阿罗”（Arrows）。在那一年，所有JSTOR文章中有0.335%引用了阿罗的文章。并且当年他的绝对引用数是289。这一数值意味着一个单位的“阿罗”在1976年的引用数量相当于JSTOR引用数量的2.98倍。这个数字每年都会变动，由JSTOR的文章数量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被引用次数来决定。100个单位的“阿罗”在任何一年都相当于JSTOR文章总数的0.335%。例如，在2000年，一个单位的“阿罗”相当于3.54倍的JSTOR引用数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数量不断累积，从1969年的两位上升到2005年的57位。我们可以预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诺贝尔奖得主的被引用次数在经济学引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将不断增加，因为获奖者的数量在增加。但是经济学职业在这一期间也在迅速扩张，这就可以抵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数的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97年，这两种趋势或多或少相互抵消，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引用的次数保持着在经济学引文中的份额。在这一奖项成立的早些年份，这一数字是居高不下的，这表明在最初选择候选人时，有太多极优秀的人都是备选对象。

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并没有通过计算引用数量建立太多的数据储备，至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6]从表5.1可以看出引用数的排名：最高的总引用数（弗里德曼，3 382“阿罗”）相当于最低引用数（康托罗维奇，132“阿罗”）的约25倍；每年被引用最多的是斯蒂格利茨（60“阿罗”），而康托罗维奇（其大多数文章以俄语发表）再次以2“阿罗”居于末位。

表5.1 按照累积和每年的“阿罗”引用统计的分级（1930—2005年）

思想倾向

经济学家可以根据意识形态取向进行分类。他们对市场有良好的意见，但在认定政府角色上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政府应该管理和补充市场行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妨碍了市场，阻碍了市场的发展道路。他们贴的标签令人很费解，北美和欧洲都用“自由”（liberal）来表示相反的意思。在北美，“自由”是保守的反义词；而在欧洲，“自由”是社会民主的反义词。与一般的用法一致，我们按照北美“左倾”意义来使用术语“自由”，按照欧洲的右倾意义来使用“市场－自由”（market-liberal）这一词语。甚至保守的经济学家也同意在保护财产和维持合同的时候，政府应该扮演有限的角色。相较而言，自由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在提高效率和产出、减少不公平和为生命周期中的意外事故提供保险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7]

经济学意见在几个维度上有所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诺贝尔经济学家分成左派和右派还是不难的。少数几位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他们的著作很少涉及政策取向，比如一些计量经济理论家和博弈论理论家。其他一些人，如阿罗（倾向于左派）和诺斯（倾向于右派）在这方面并不完全前后一致，而其他人却已经改变了立场。[8]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表达了中间偏左的价值观和中间偏右的政策（如莫里斯），而另外一些人可能被看成做法完全相反（如科斯和诺斯）。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把诺贝尔奖得主从“最古典的自由主义”到“最不自由”分成了9个级别，并对每一种情况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9]观点并不总是僵化不变的。[10]出于分类的目的，我们确实要考虑经济学家的个人价值观，但是要优先考虑他们的学说观点是否支持社会民主党对积极的政府干预的偏好。我们的分类在克莱因的研究出版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他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分类是重叠的。他的左－右范围按照9列来进行排列。我们以他图表中两侧四列的内容来代表左派和右派，中间的一列代表可能自由变动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四个人（两侧各有两位）被克莱因进行了不同的分配以使全部的平衡保持相同。

图5.1运用了对自由和保守经济学家（按照术语的美国含义）的粗略和现成的分类。它累积计算了引用量，同时标明了获奖年份。在获奖之前的引用被分配到了获奖的当年，因为他们仅在当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光环。在每边的数字可以看成相等的（26∶25自由派的）。就总的“阿罗”得分来说，自由主义者的比率是1·18∶1。因此就总体引用的影响而言，支持政府行为的获奖者比不支持的获奖者稍微领先。

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平衡可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序的公平（或许是有意的）。然而图5.1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前20年是由自由主义者统治的，保守主义落后；1990—1997年则是保守主义的上升期；在2000年之后，自由主义再次兴起。这与林德贝克1980—1994年担任主席的后半段时间里管理风格上的改变相吻合。这一时期也是瑞典发生市场自由主义转变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还出现了我们将在第十章写到的金融危机。无论出于什么学术原因，1990年在金融方面颁布的三个奖项都对传统学说给予了巨大的学术肯定和信任。

丹尼尔·克莱因还将之后几年的情况包括进来，并且没有排除任何诺贝尔奖得主，他一共收集了35位自由主义者和26位保守主义者的引用情况，但是没有包括中间路线的学者（一共是9位）。如果把中间路线的人也算作保守主义者的话（它包括自由主义者中的3位），那么两边的情况就完全匹配了。我们从克莱因这种不同的分配方法中的四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在分界线上，区别其实是很小的。谢林被克莱因看成适度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比而言，他把自己看成自始至终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党派），但是最近采取了非自由主义的立场成了一名改变政治立场的无神论者，而且是市场导向的医保政策的支持者，也是反血汗工厂规定的反对者。[11]我们认为，他之所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各个阶段的著作都在证明个人选择与均衡问题无关，更不用说要对是否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考虑了。这适用于“冷战”中的僵持状态、种族隔离，以及个人选择上的认知偏见。我们将贝蒂·俄林归类为自由主义者，他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一位政治对手（是自由党领袖），但是他也是一位长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并且是社会保险的支持者。在大多数国家，他会被认为是中间偏左的。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观点），詹姆斯·莫里斯是一位公开表明身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在最优税收和项目评估这两个问题上的中间路线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其他人也对此有过讨论。[12]还有个分歧是关于罗拉尔·德布鲁，他是一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数学家，他的一般均衡定理是现代“看不见的手”这一研究论断的基础（例如，卢卡斯研究中的思想）。但是德布鲁也对索南沙因－曼特尔－德布鲁（Sonnenschein-Mantel-Debreu）定理做出了贡献，这一定理证明个人选择的集合是不确定的，从而削弱了这一发现。这一惊人的定理却并没有上一个定理那么著名。[13]

图5.1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诺贝尔奖得主的累积引用得分（1969—2005年）

注：自由主义者（按获奖年代顺序）：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阿罗、列昂惕夫、缪达尔、俄林、米德、西蒙、刘易斯、克莱因、托宾、斯通、莫迪利安尼、索洛、维克里、森、麦克法登、赫克曼、阿克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卡尼曼、谢林。

保守派（按获奖年代顺序）：希克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德布鲁、布坎南、阿莱斯、马科维茨、米勒、夏普、科斯、贝克、福格尔、诺斯、纳什、卢卡斯、莫里斯、默顿、斯科尔斯、门德尔、史密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一些经济学家（西蒙、卡尼曼、谢林）被分到第一组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市场均衡不一致。纳什因为相反的原因被分到第二组。计量经济学家/博弈论理论家库普曼斯、康托罗维奇、哈维默、海萨尼、泽尔腾、恩格尔、格兰杰、奥曼不包括在内。

其他的诺贝尔奖得主分类也是含混不清的：道格拉斯·诺斯在他早期著作中对于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解释，但是他后期关于制度失效的著作更有名气。罗伯特·福格尔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共青团组织者，但是最终成了一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关于铁路和奴隶制度的著作不受自由党欢迎，但是他后期的测量研究是没有争议的。对我们来说，打破平衡的是他最近对于私有化社会保障的支持，但这很危险。[14]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像莫里斯一样）是另一个路线不清晰的例子。他坚定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和长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在他的主要贡献中，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认为依赖是可以由个人市场选择来管理的。与默顿·米勒一起，他提出了公司对于债务和权益（即自有资本）之间的融资比例可以毫不在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设的基础之一。对于社会保险问题，他支持从任其自由向用金融资产对其进行预先积累资金的转变（而这本身与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反对布什对于社会保险所提出的部分私有化方案。[15]约翰·希克斯是一个处于边界的例子，克莱因把他定位为中间偏右路线（我们也持同样意见），之所以这样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1966年和1975年）为经济事务研究所这一朝圣山学社的英国分支机构所写的两本小册子。[16]

然而在分界线上，分组就不那么困难了。我们认为经济学和规则有时候受制于内部冲突，无论经济学家个人的政治倾向是什么，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互相冲突的，而将经济学家分组的问题与我们的上述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职位所涉及的政治曾经也不稳定：英国新工党信奉市场自由化思想；美国民主党也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像我们将在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看到的那样，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

在经济学内部更广泛的意见平衡

诺贝尔奖的评选者有偏见吗？来自外部的比较标准很有必要。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合理的标准的话，它应该是在作为整体的理论体系内部的各种意见之间的平衡。

乔治·斯蒂格勒是一位保守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写道，“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使一个人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且甚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17]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是美国的一位自由思想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相信自由主义的人在经济学家中的比例比任何学术领域都要高，而且……经济学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平均值”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平均值相比是相当偏右的。似乎多元化的经济学说在意识形态信仰上是有意偏右的。[18]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经济学家表现出的整体平均状态落入其他学说相比更偏右——那就说明他们是右倾吗？证据实际上指向了另外的方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调查来研究经济学家对不同问题的态度。好几个这样的调查在美国分别进行了10年，欧洲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兴起了一次调查浪潮。问题的数量很大，一般有20~40个问题，样本数量非常大，只有一个例外是从几百至一千的样本。图5.2显示出来的调查来自1976年、1990年和2000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欧洲四个国家（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19]个人回应的总数是8 037（9 366份是包括加拿大的，结果与美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因为样本空间被剔除了）。[20]回应率是合理的，在30%~50%，这些调查有粗略的代表性。在美国，这与三次大调查的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回答者是从主要的职业协会的成员中选取的，多数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少数来自商界和政界。

大多数问题在调查中都是重复的。图5.2选择了子集，关注了经久不衰的问题，将右翼从左翼中分离出来。这些问题涉及平等、税收、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的期望水平。要求做出回应的问题大概如下：“收入的分配应该是更平等的”“政府支出的水平应该减少（不考虑稳定性支出）”“收入的重新分配对于政府是合法的做法”。最后一个问题代表一种普遍的将政府支出看成促进收入人为均等化的错误概念。我们已经讨论过政府大量转移支付是在社会保险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发生的。[21]我们认为受访者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对于政府重新分配的支持程度要高于对更加平等问题的支持。在图5.2中的另外一个人为操纵情况是第二个问题出现反转迹象，以至于“左倾”偏爱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偏左的。相同的答案选项的数量在每次调查中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但是典型情况（除了英国）是他们包括完全的和符合标准的一致，以及不满足标准的不一致。所以把分数平均并没有多大意义。

图5.2 经济学家意见的分布（1976—2000年）

资料来源：卡尔（Kearl）等人，“经济学家的困惑”（“A Confusion of Economists”），1979年；弗雷（Frey）等人，“经济学家的共识与分歧”（“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1984年；奥尔斯顿（Alston）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有共识吗？”（“Is There a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1992年；里基茨（Ricketts）和休史密斯（Shoesmith），“英国经济观点：调查”（“British Eco-nomic Opinion：A Survey”），1990年；里基茨和休史密斯，“英国经济观点：实证科学还是规范判断？”（“British Economic Opinion：Positive Science or Normative Judg-ment?”），1992年。

结果令人意外。一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在核心政策层面是没有统一意见的。对于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学科的应用上的核心问题，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种不能达成统一意见的情况。另一方面，意见的分布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特别是在美国，这表明调查获得了人们优先选择的一个稳定分布。调查显示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比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要自由得多，特别是在林德贝克管理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期间尤其如此。总体上，自由主义偏好对保守主义偏好的比率是1.81（包括加拿大），即比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内部的这一比率要高（个人成员是1.04，对于引用来说是1·18）。北美经济学家（美国是1.9，加拿大是1.5）比欧洲经济学家（1·41）要更自由一些，法国比其他欧洲地区更自由一些（2.21对1.21）。[22]英国经济学家（样本高达981）到目前为止是最自由的（达到5.59的比率），这个发现与1973年以来的一次早期调查是相符合的。[23]美国的回答一直保持不变，只是在对平等问题的支持上有一些微弱的下滑。其他的调查，虽然在格式上不是如此精确，而且大多数是在后来展开的，但是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4]

“左倾”不仅在经济学家当中非常典型，在其他社会科学家中情况也是如此。[25]美国顶尖的六所大学学院中的一些经济学博士在1985年接受了调查，再次接受调查是在15年之后，即21世纪初。在研究生学院中，50%是自由主义的，另外20%是“激进的”，即更偏向“左倾”。15年以后他们成为实际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2/3的人在大学任教），其中55%提倡自由化，7%仍然是“激进的”：在两种情况中，2/3的人是中间偏左的，与我们的主要样本非常相似。[26]在为政党捐款的美国经济学会成员中（少于1/10），向民主党捐款的是向共和党捐款的5倍之多。特别是学界的顶级学者向民主党捐款的更多。美国经济学会的官员和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向民主党的捐款是向共和党捐款的9倍之多，非专业（但是非常有声望的）的美国经济学会杂志[《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和《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作者向民主党的捐赠更是达到38倍之多。在所有进行捐赠的美国经济学会精英当中，182个人把钱给了民主党，而只有10个人把钱给了共和党。也许共和党的支持者，作为利己主义的提倡者，更不情愿做出捐赠。或者他们在这种自由主义倾向的职业中是不那么成功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钱可用于捐赠？尽管如此，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共和党的人相较于那些公开承认自己是民主党的人所做出的捐赠要少得多。[27]最后，在2008年由《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做出回应的年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中46%的人承认自己是民主党，10%的人承认自己是共和党，44%的人说自己是独立派。他们当中有80%的人支持奥巴马的政策。[28]

这些发现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理性预期假设的正确性，而这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从图5.2来看，很明显经济学家不是简单的思想者，只有少数人持有强烈的市场自由化观点。这就将问题引入了理性预期理论的中心观点之中，即存在简单的客观上正确的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同样可以被专家和外行应用到决策中。[29]美国的两项调查（间隔10年时间）向经济学家提问，他们是否认为理性预期缓和了产出的浮动。其中只有1/5的人没有保留地完全赞成，大约40%的人是不赞成的。[30]理性预期理论假设经济代理人和经济学家用的是同样的模型。一个调查把同样的问题放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样本中和一个由一般公众构成的样本中。在外行和专业的意见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一般公众更倾向于右。例如，对经济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更好这个问题，61%的公众说税收太高了，但是只有18%的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1]另一次调查（2010—2012年）表明，当一个41人的精英经济学家小组被问及一系列政策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问题持赞成态度的平均百分比相对于更多的一般公众所做出的回答的平均百分比要更偏左35个百分点。[32]

然而对理性预期的批评到底多有效呢？这一学说体现了一种反直觉的学术价值，因此成为一种非常有趣的猜想。这样的理论如果都能成功预测经济结果的话，那么理论假设的非现实性与理论本身成立之间的非相关性也就成立了（这种观点我们完全不赞成）。这一前提很明显是错误的，调查证据显示出这些前提是多么荒谬。这说明假设与现实无关，这一理论完全依赖于武断的假设和结果之间严密而简洁的关系。合理预测理论可能暗示了一些事情，它是值得作为一种智力活动进行研究的，但是无论其多么完美，它只能告诉我们很少的现实。它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猜想而已，也根本不会有规范的权威标准来拒绝它的倡导者所坚持进行的政府干预。简言之，理性预期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怀疑吗？

尽管理性预期理论有其影响力，但是在诺贝尔奖存在的前25年当中，它的创立者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嘉奖。[33]也许林德贝克已经把理性预期理论看成在其他方向上迈出了很远的一步，在其任职期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一直阻挠把奖项授予当时非常成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尔布雷思和引用率很高的自由党人斯蒂格利茨与阿克洛夫。在一次采访中，林德贝克说自己从来不相信理性预期。[34]林德贝克从委员会退休之后的第一年，这一奖项就颁给了卢卡斯，当时他已经将兴趣转移到了其他领域。接下来的奖项陆续颁给了其他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包括2011年的获奖者托马斯·萨金特，“因为他在宏观经济领域对于原因和结果的实证研究而获奖”。一些评论者对此非常不理解。[35]

在把奖项授予理性预期理论家卢卡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及萨金特的时候，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规定，即高深理论不能仅仅因为实证的细微观察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了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度，委员会必须与专家意见相一致。虽然在对于特定得奖人的选择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怀疑，但是总体上委员会还是成功地维护了这一奖项的声誉。

方法论

方法论与政治取向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区别存在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家之间（第七章会在“形式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间展开详细的讨论）。所有的获奖者都对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或大或小。[36]这些理论家分成两个主要类型：一边是那些认为市场会正常出清的均衡理论家，另一边是担心市场失效的理论家。第一种类型包括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实际的市场产量可以出于实际的目的被看成是充分接近最优状态的。[37]经济代理人可以为自己获得这种最优产量，经济学家也能够对这一产量进行计算。类似的模型由经济学上的金融理论家提供，他们一般提倡“有效市场假设”。

我们把第二种类型的理论家称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这些经济学家一般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明确认为理性代理人是根据完全信息从事经济活动的。他们也寻求有效市场均衡，但是他们会识别出市场失效的情况。市场有效的倡导者和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者都深信人类动机的稳定性，以及在经济中存在一套稳定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从过去延伸到未来的，因此经济未来已经是预先决定好了的。[38]加在一起，市场出清理论家和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一共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3的奖项，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引用（见图5.3）。

图5.3 方法的引用量和获奖数（1969—2005年）

在图5.3中，对总的引用分数与每个分支学说的获奖数进行了对比。[39]在理论的主要领域，对应关系非常紧密，看上去可以证明委员会认定得奖人的正确性。在更小的领域中，计量经济学家和博弈理论家总体上被委员会认可的程度要高于被理论界认可的程度，这是以引用量为评价标准的。在这两个大的领域之外的获奖者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折中群体。一些获奖人是在引用评级的顶级水平，而另外一些却不那么有名气。除了博弈理论家以外，折中的“另外那些人”相对于前两类大的理论家群体更注重对现实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引用量上的卓越表现是引人注目的（见第六章附录）。20世纪70年代，三个奖项被授予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舒尔茨和刘易斯。后来，直到阿玛蒂亚·森在1998年获奖之后，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对经济发展失去了兴趣。然而（不像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那样）从这些经济学家的引用情况却可以看见他们所做的价值持久的贡献。[40]两位制度经济学奖项被授予了历史学家福格尔和诺斯。经济历史学家倾向于把福格尔放在更高的位置，但是诺斯有更好的被引用记录，而且是少数几个引用量仍然处于加速增长趋势的诺贝尔奖得主。1978年，奖项意外地颁给了赫伯特·西蒙，因为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行为概念，然而考虑到他被引用的水平（总计排名第3，每年排名第4），这一奖项可能被认为是姗姗来迟的。直到2002年卡尼曼和史密斯获奖之前，没有再把奖项颁发给进行行为学研究的人。我们认为（用诺贝尔奖的颁奖准则来说）经济学带给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发展以及国民账户系统的使用，这使管理经济绩效并控制绩效成为可能。三个奖项被授予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奖人分别是库兹涅茨、列昂惕夫和斯通。他们的贡献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技术。但是从引用的情况来看，国民核算只是停滞在一种研究项目水平上，它的巨大突破只是过去的事情。博弈理论在1994年得到第一次认可，另外一次被授予奖项是在2004年。对比来看，计量经济学家在第一次颁奖即得到认可，在此之后会定期获奖。

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意识形态来看，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授予奖项上是公平的，但是它追求的平衡其理论所体现出的观点是偏左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分支学说，委员会为它们创造了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都体现在奖项之中。[41]由同样资历的顶级美国期刊编辑组成的委员会，很可能已经表现出更多的派系偏见。然而，下一章可以看出，在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中也有权进行选择的人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故意地不作为，在性别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1] Harzing，Publish or Perish Book（2011）.

[2] Schonfeld，JSTOR：A History（2003）.

[3] De Bellis.Bibliometrics（2009），ch.4.

[4] Bjork et al.，‘Time－Series Citation Data：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2014），186.

[5] JSTOR，‘Data for Research’（2012）.

[6]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1985），51；Ståhl，‘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nd Maurice Allais’（1990），7－8.

[7] Buchanan and Musgrave，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1999）.

[8] Klein，‘The Ideological Migration of the Economics Laureates’（2013）.

[9] Ibid.，fig.2，235.

[10] Colander，‘On the Ideological Migration of the Economics Laureates’（2013）.

[11] Klein et al.，‘Schelling’（2013）.

[12] Klein et al.，‘Mirrlees’（2013）；below，chapter 7，170－173，and chapter 11，232.

[13] 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2006）.

[14] Klein et al.，‘Fogel’（2013）.

[15] Barnett and Solow，‘Modigliani’（2007），106；Klein and Daza，‘Modigliani’（2013），483－484.

[16] Klein and Daza，‘John R.Hicks’（2013），366－377.

[17] Stigler，‘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1959），522.

[18] Rothbard，‘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Comment’（1960），665.

[19] The set of comparable surveys also includes Canada in 1986，and Europe by country.References follow figure 5.2，below.

[20] Block，‘Entropy in the Canadian Economics Profession’（1988）.

[21]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1）；introduction，above，5－7.

[22] Weighted average — each survey given equal weight.Neutrals and don.t knows（a small proportion）not counted.

[23] Ricketts and Shoesmith，British Economic Opinion：A Survey ofa Thousand Economists（1990）.

[24] Klein and Stern，‘Is There a Free－Market Economist in the House ’（2007）；Whaples，‘The Policy Views of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mbers’（2009）.

[25] Davis and Figgins，‘Do Economists Believe American Democracy Is Work-ing ’（2009）；Cardiff and Klein，‘Faculty Partisan Affiliations in All Disci-plines’（2005）.

[26] Colander，The Making ofan Economist，Redux（2007），84－87.

[27] McEachern，‘AEA Ideology：Campaign Contributions of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mbers’（2006）.

[28] ‘The Economist Poll of Economists’，Economist，2 October 2008.

[29] Chapter 1，above，25－26.

[30] Fuller and Geide－Stevenson，‘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Revisited’（2003），374，q.11.

[31] Blendon et al.，‘Bridging the Gap’（1997），table 6，113.

[32] Sapienza and Zingales，‘Economic Experts versus Average Americans’（2013）；Gordon and Dahl，‘Views among Economists：Professional Con-sensus or Point－Counterpoint ’（2013）.

[33] 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371－373.

[34] Lindbeck interview with AO，3 December 2012.

[35] For example，Kay，‘The Random Shock That Clinched a Brave Nobel Prize’（2011）.

[36]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1984），54.

[37] Reder，‘Chicago Economics’（1982）.

[38] Davidson，‘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96）.

[39] Other breakdowns，Shalev，100 Years of Nobel Prizes（2002）；Ghosh，‘Beautiful Minds’（2015）.

[40] All individual NPW citation trajectories are plotted below，either in the body of chapter 6，or in an appendix，where they are arranged in order of year of the prize.

[41]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1985），56.

第六章
个人声誉

一个人的引用轨迹可以作为追踪其创新思想扩散效果的线索。创新的巴斯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市场研究来调查新产品的扩散，而我们在此也可以用这个模型来观察智力创新。将学术声誉用这种方式进行模型化，就能看出智力创新的成果影响究竟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而且能从更普遍的意义来管理智力创新成果的衰落和流动问题。

巴斯曲线

巴斯方程受到人口密集地区传染病流行模型的启发。它们描述一个特点的累积社会应用的情况。应用是一个学习（或“传染”）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少数的早期应用者接受创新事物。信息和仿效之后传出消息，对创新的认可加速。扩散速度随后下降，因为创新已经逼近它的最大满足点了。随着从早期应用者那里获取的较少利润，会出现一个越来越快的（凸状的）增长直到达到一个转折点，然后会有一个凹面的部分，在使用量达到顶点的时候，这一曲线将变平。在这样的模型中，应用新产品的可能性和时机（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新的引用）由之前采用新产品的数量和速度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引用的轨迹还呈现为一个钟形，在增长曲线的转折点上达到峰值。图6.1将这个模型用到保罗·萨缪尔森的引用记录上，他是最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引用情况表现为一个典型的钟形，随着扩散的加速向上达到最大值，当大多数新的引用发生的时候开始减少。

图6.1 引用的巴斯创新扩散曲线：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例

巴斯模型是一个数学曲线选配的程序。[1]它有三个不确定的变量，这三个变量描述了对创新产品的采用及其最大值。对于预测而言，三个初始变量需要被猜测，其计算随后将迭代聚焦到一个稳定值。这一模型的倡导者对这些变量赋予了一些解释意义。我们认为这可以被忽略：巴斯模型仅仅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运算法则。这一模型经常被用于预测未来的扩散方式，但是在这里它的应用主要是描述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与巴斯扩散模型非常一致，有逐渐扩大和逐渐减小的趋势，而不仅仅是对未来轨迹的预测。稳定而粗略的参数估计要求至少在拐点之前的数据应该都是可以获取的。针对整条曲线都有数据，我们对描述而不是对预测感兴趣。除了初始的随机值以外，我们不需要猜测任何数据。巴斯模型为描述诺贝尔奖得主的引用轨迹的特征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具，下文中提到的例外情况也有启示作用。图6.2显示出诺贝尔奖引用轨迹的平均值，1969—2005年的57位获奖者在他们获奖年度中被向中心标准化了。平均引用轨迹很好地拟合成了一条几乎对称的巴斯曲线（后期获奖者却表现出一些偏离，他们在获奖之后的年份时间比较短）。“奖项引用保险”是比较小而且短暂的，荣誉减弱在获奖之后就开始了。实际上，好的拟合说明，随着时间过去，过去的事物会被现在的新事物取代，上升的事物最终都会下降，至少就直接引用来看是这样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一些创新产品流行之后，就不再需要被标注引用了，而只需要普遍使用即可。但是如果就萨缪尔森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它并不适用于弗里德曼、阿罗和其他几位获奖者（见图6.5）。

到底是引用达到顶点会引发获奖，还是获奖导致了引用的下降，这个问题尚不确定。总体来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表现出一种趋势，即在获奖人的引用量达到峰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声誉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将奖项授予他们。至少平均来看，它运行得很安全，并将奖项授予那些已经得到认可的当下非常有创造力的学者。这就使奖项的可信度得到强化。[2]具有这种可信度，委员会就能够从其一贯的稳健作风中适当偏离并将奖项授予几位相当有争议的获奖者。

图6.2 57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引用轨迹（1969—2005年）

注：标准偏差值≥30。

哈耶克与朝圣山学社

这种周全的考虑最先体现在1974年将奖项授予了哈耶克。这可能是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最重要的一次。哈耶克适合这一奖项的理由并不显而易见。在研究生涯的早期阶段，他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自我纠正的商业周期理论，发表于1929—1930年。虽然在名义上，这些观点是将诺贝尔奖授予哈耶克的原因，但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将这些观点否定了，并且在今天仍鲜有引用。20世纪30年代之后，哈耶克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和政策的成功而渐渐失去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哈耶克对经济学的其他卓越贡献是将市场的重要性强调成一种发现和转化信息的方式。这些思想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精致构想的争议。

大概60年前，法国经济理论家莱昂·瓦尔拉斯设计了一个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购买者和销售者都向一个想象中的拍卖者报出自己的投标价格，拍卖者把他们放到一起进行权衡。这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根源之一。但是瓦尔拉斯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说明了他的模型应该怎样应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一种没有私人所有权的生产方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个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认为如果劳动和消费商品有市场的话，瓦尔拉斯的社会主义就会起作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右倾起初的商业周期模型中，社会主义构想（在1928年由“左倾”的弗兰克提出）作为单个个体经济（一个代理人）面临的选择再次出现。[3]

哈耶克的机智回答在十年间不断发展，他还将其尖锐地表达了出来。他以米塞斯之前的思想贡献为基础进行了研究，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如果没有真正的市场信号的投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4]哈耶克补充道，经济代理人在他们的知识范围内受到自身所在地理范围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但是数百万的互相并不协调的个体所做的经济决定累计起来形成价格信号，这就使市场经济运行得非常有效。这一自发的秩序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定者的刻意努力无法与之匹敌的。

哈耶克的观点也是一种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基础的挑战，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代理人是具备完全的价格信息而从事各种活动的。[5]它具有市场出清经济学的极端含义：如果社会主义构想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新古典的无所不知假设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一个完全掌握各种信息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与瓦尔拉斯的拍卖者没有什么不同。由阿罗和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证明的两个福利经济学的原理也假设代理人具备完全信息。这一相反的情况把哈耶克从芝加哥大学其他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完全分离出来，对他而言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不再发表任何经济学思想，而是详细阐述他的古典自由政治哲学思想。在芝加哥大学，他不再是经济学院的成员。

哈耶克与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政党和发展经济学者纲纳·缪达尔一起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引用都是与他们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从事了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的先驱研究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进行了敏锐的分析”。[6]对此情形都不能仅仅用讽刺来描述，因为我们很难看到两个诺贝尔奖得主彼此是很少有一致意见的，而且在庆祝活动期间他们好像还表现得彼此都不存在似的。

哈耶克的支持者对这种联合颁奖非常愤怒，他们推测缪达尔被授予这一奖项就是对左派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喜欢的人的一种慰藉。但是当时缪达尔有更高的引用记录，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哈耶克所取代（缪达尔在2005年仍然处在哈耶克之前7名的引用排名位置）。像哈耶克一样，缪达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宏观经济学做出了有趣甚至更重要的贡献，这两大贡献曾经被委员会引用，但是他也曾抛弃了理论研究，并且因为对人类发展的两个伟大研究而获得了更大的声誉，即《美国的两难选择》（An American Dilemma，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黑人生存状况的）和《亚洲戏剧》（Asian Drama，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南亚发展的），此外他还担任部长级职位并在国际机构中服务。难怪缪达尔非常冷落地对待得奖。在庆祝两位得奖人的聚会上，“缪达尔很冷漠地背对着哈耶克，并且说他没有兴趣跟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人’说话”。[7]

尽管他们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但是1974年的获奖人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在所有的获奖人当中，只有这两个人对奖项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他的获奖发言中，哈耶克质疑了诺贝尔奖的“唯科学主义”的主张，这与他认为经济代理人（也包括经济学家）必须以不完全的理解和不完全的信息为基础来做事的观点是一致的。[8]两年以后，缪达尔这样批评道，当这一奖项被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这一奖项的政治化。他很遗憾自己曾经接受了这一奖项。[9]

哈耶克的传记作者承认哈耶克的声誉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达到了一个低潮。他非常沮丧，财务上很拮据，经常喝酒。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写道：“如果哈耶克不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现在的声誉如何就会是一个公开的问题。”[10]这一点在哈耶克引用的巴斯模型中得到了确认。图6.3显示，哈耶克在一段时间内的引用记录（实线，右轴）拟合了两条巴斯移动轨迹，第一条描述了直到1974年的情况，第二条描述了1975年开始的情况。第一条轨迹显示出哈耶克在1974年已经耗尽了他作为创新者的全部潜能。获得诺贝尔奖将他带入一条更高的轨迹，虽然在2005年他就达到了第二个顶点。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可以看到的研究表明在斯通和维克里（见本章附录）身上也是类似的情况。

图6.3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和之后的巴斯扩散轨迹

奖项对哈耶克创建的朝圣山学社也有生机勃勃的影响。它的官方历史学家在1995年林德贝克时代结束的时候写道：

学社的形象得到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诺贝尔奖在1974—1991年授予了学社成员中的七位：1974年授予哈耶克、1976年授予弗里德曼、1982年授予斯蒂格勒、1986年授予布坎南、1988年授予阿莱斯、1991年授予科斯、1992年授予贝克。在这些人当中，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阿莱斯出席了1947年的会议；布坎南和科斯是早期的成员；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和贝克都当过学社主席；除了阿莱斯和科斯以外，其他人都曾在学社的整个历史时期积极参与活动。虽然对经济理论的技术贡献不同，但是资金获得者有许多共识，尤其是他们一致支持自由市场和个人不受任何强制进行选择的权利。所以他们认为要限制政府，要限制民主党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趋势，而且认为应该对“公共利益”这样的社会共识的呼吁保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诺贝尔奖因其受到全世界的认可，提升了学社的学术地位，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它在社会及其运行中形成更加自由的概念的影响力。[11]

直到2005年，57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3位直接或者间接地被贴上了芝加哥大学的标签，而不是其他组织机构。[12]

个人的轨迹

对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来说，奖项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谁获奖和谁没有获奖，还有就是奖项对于获奖者学术生涯的影响。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获奖是否提升了获奖者的权威，还是总体上提升了所有获奖者的权威。最后，奖项对于个体的影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经济学更普遍意义上的事情。

轨迹会形成模式，这部分研究每个获奖人的样本。本章附录含所有不在正文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巴斯轨迹。[13]这些图都有两个垂直的轴，一个在右侧，一个在左侧，两个轴都是“阿罗”得分。概括来说，“阿罗”得分测量了每年的引用数，这是按照文献规模进行调整的。[14]左轴是每一个个体的得分情况，利用了引用量的散点的高度值，然后得到了与之相拟合的巴斯曲线（点状线）。在获奖之前的引用得分是黑色的标记，在获奖之后的标记颜色较浅。右轴上的值在所有的图表中都是相同的，而且可以进行引用量绝对值的个体之间的比较。它为代表一段时间内引用量波动的实线提供了一个取值范围。

两个早期获奖者，简·丁伯根和约翰·希克斯的巴斯引用曲线，是典型的对称的钟形引用轨迹，在大概取得诺贝尔奖的时间上达到峰值（见图6.4）。它表明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破与其他创新研究是有类似之处的：一个新事物在关注度达到峰值之后就会下降。这不由引用量的绝对值决定。丁伯根在得奖之前六年，即1963年就达到了“阿罗”得分的峰值16.5，而萨缪尔森在1970年得奖，四年之后即1974年，他的“阿罗”得分达到最高值91分（见图6.1）。之后，他们两人都稳步下降。这种对称的钟形是最普遍的模式（57人中有27人都是如此）。

图6.4 丁伯根和希克斯的巴斯扩散轨迹（对称的）

注：类似的模式（在接近得奖的时候达到峰值，对称的钟形轨迹）适用于库兹涅茨、萨缪尔森、列昂惕夫、康托罗维奇、库普曼斯、米德、克莱因、托宾、斯蒂格勒（边界上）、德布鲁、莫迪利安尼、海萨尼、纳什、泽尔腾、福格尔、卢卡斯、莫里斯、斯科尔斯、斯彭斯、谢林。更近的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未来的影响力受到时间区间的限制，在一些例子中表现得非常模糊。

第二组是有持久影响力的创新（见图6.5）。这些也在得奖时间前后达到峰值，但是之后并没有下降很多。表现最强的是阿罗和弗里德曼，他们也是总体上被引用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紧随其后的第三名，具备相同的持久影响力的是西蒙，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的奖项看上去被授予了一个局外人。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具备持久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刘易斯和舒尔茨。

图6.5 阿罗和弗里德曼的巴斯扩散轨迹（持久影响力）

注：类似的模式（在接近得奖的时候达到峰值，一直保持很高的得分）适用于缪达尔、西蒙、刘易斯、舒尔茨、斯蒂格勒、布坎南、索洛、米勒、默顿。后来的得奖不是决定性的。

第三组有10个人，当他们获奖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拐点下方（见图6.6，左）。这组仍然处于上升势头的获奖者包括（除了哈耶克以外还有）科斯、贝克、诺斯、赫克曼（单一年度的冠军，最高得分135）、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在边界线上）、卡尼曼、史密斯、恩格尔、普雷斯科特和奥曼。除了哈耶克，他们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奖的。他们的获奖说明：一方面，是对他们早期成果的一种认可；另一方面，这些获奖人也有了非常高的引用量。在这些例子中，“诺贝尔保险”仅仅就是一种对早期研究成果的认可。对于另外一组，认可就来得比较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哈维默、马科维茨、夏普和门德尔，他们都是在达到引用峰值之后很久才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的，但是在得奖之后，他们仍然还有短暂的引用量的上升，比如门德尔（见图6.6，右）。克莱因、莫迪利安尼和索洛被认可得稍微晚了一些。

图6.6 森和门德尔的巴斯扩散轨迹

注：森的轨迹是在上升中，门德尔的轨迹是在曲线最高点之上。

另外一组的情况是，在他们的“阿罗”引用的显著成绩被诺贝尔奖认可之前，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信息理论学家，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反政府干预的支持者（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还有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市场失效论支持者，尤其是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三人组合。就“阿罗”引用得分来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早期就已经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了。如果我们把阿瑟·林德贝克这一诺贝尔经济学奖王国的创立者看成他自己所说的哈耶克的弟子的话，即持有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市场是一个不完全信息的综合的看法的人，那么上述这些人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5]哈耶克的立场被左右两派都拒绝了。与哈耶克相反，理性预期学派运动认为既然代理人是具备完全信息的，那么价格就接近于“真实值”，同时不对称信息倡导者还认为不相等的信息导致市场失效，这一点与哈耶克的观点也是相对的。哈耶克的观点是相反的，即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能够自发运行，从而抵消和克服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理性问题。

巴斯模型没有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供一个好的拟合曲线。一位是贝蒂·俄林，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阿罗”引用得分较低，排列在第4名（表5.1）。他作为一名中间派的自由领导人，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方面他是反对所谓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缪达尔的，缪达尔先于俄林获得诺贝尔奖。[16]俄林在缪达尔之后不久获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在瑞典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平衡。俄林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的贸易模型（与赫克歇尔一起）而著名，他有限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平直之后下降的不寻常的巴斯曲线。另一个不太好的拟合例子是理查德·斯通，他跟威廉·维克里一起创建了标准国民账户体系。像哈耶克一样，他们两位都有双峰形的引用分布，在获奖之前20多年出现了第一次峰值，在这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更高的峰值。对维克里来说，这一峰值则是在他去世之后出现的。

那些被拒绝的卓越者

我们也很容易列出一份经济学家名单，他们本来也应该成为非常有声誉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经济学会每年会选出四位杰出人物，上一任学会主席会自动成为候选人。这些经济学家包括：莫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ck Houthakker）、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查尔斯·肯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凯尔文·兰卡斯特、阿巴·勒纳（Abba Lerner）、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米塞斯、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赫尔伯特·史卡夫（Herbert Scarf）、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美国经济学会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有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加尔布雷思、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戴尔·乔更森（Dale Jorgensen）和马克·纳洛夫（Marc Ner-love）。不在这份名单中但是被引用度很高的有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兹维·格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也应该被提及。在20世纪80年代，权威人士每年提名大概150名这一奖项的候选人。[17]这些名单显示出在诺贝尔奖设立的这些年份中，美国人占据了经济学研究者数量最多的优势。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用欧洲不同的荣誉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这一名单中欧洲人这么少，他认为在欧洲经济学家的名誉是因其在政策建议上的较高地位得到的，而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创新。[18]

对大多数获奖者而言，获奖是发生在引用影响力达到峰值的时候。很明显，获奖并没有对那些已经得奖的人产生激励作用。许多获奖者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不可能再继续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活力地进行研究工作了。但是在许多非常有信服力、有抱负的人当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继续从事研究而获奖），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因有希望获奖而受到了激励。

这也可以说明排名确实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真实价值，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些价值。从被拒绝的人的名单可以看出在多大程度上选择获奖者是一个解释任务，如果这并不影响奖项的声誉，情况就会非常不同。它特别显示出在林德贝克担任主席的晚些时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右翼处于支配地位时期委员会的判断力。

到目前为止，这与我们把获奖者和未获奖者的引用得分进行比较的方法是一致的。在1989年，马歇尔·梅多夫（Marshall Aedoff）发表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未获奖者名单，包括许多上面提到的经济学家。[19]把他们的引用得分与那些获奖者的得分进行比较是非常有帮助的。他的这份名单并不包括任何与阿罗、贝克、弗里德曼、森、西蒙或者斯蒂格勒处于同一被引用水平的那些超级经济学家，但是少数几位未获奖者是非常接近这些超级被引用者的水平的，许多人已经非常符合诺贝尔奖的核心标准。我们已经以这份名单为出发点，剔除几位后加入了其他几位学者，从而形成了一份折中的含12个人的名单。这一数字因空间原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与拒绝名单的情况是一致的，即无论他们如何优秀，我们还是不能把他们跟获奖者一样相同地看待。林德贝克和另外一位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我们的这份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名单是很准确的，我们讨论的许多学者确实曾经被委员会纳入是否可以获奖的讨论之中。[20]

琼·罗宾逊和加尔布雷思在那些没有获奖的人当中是最有名的两位，他们的呼声非常高。罗宾逊是垄断竞争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的合作提出者，其被引用的频率非常高。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即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直到2010年才被选出来。罗宾逊的引用也有持久影响力。2005年，她在我们的引用名单上本来排在第11位，仅次于刘易斯之后，在卢卡斯、索洛和森之前，比她的同龄人希克斯高出两位。1975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在听取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意见之后，将她看成一位非常有希望的获奖人。这一周刊不可能判断出罗宾逊相较于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在委员会中所持的意见相左的程度有多大。罗宾逊与前一年获奖的哈耶克相比，是更为左翼的对手，并且具备更强的引用记录。然而，使其错失获奖机会的是她的理论意在认为市场竞争这一表象是站不住脚的。到奖项产生的时候，她已经非常异端，否认了她自己最著名的理论贡献，公开支持学生激进分子，而且以欣赏的笔调评论了中国和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气氛中，罗宾逊如果获奖就很可能过分了。相反，委员会做出一个缓和的姿态，将那一年的奖项授予了苏联经济学家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他对于线性规划的贡献对最优的国家计划不构成威胁；实际上，它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对比来看，加尔布雷思是一位一流的会说英语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是一位善于表达、意见鲜明、有影响力、机敏而且多产的作家。他可以跟其他一些“精通文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如刘易斯、哈耶克、缪达尔、布坎南、科斯和诺斯相提并论，可以说，除了哈耶克和布坎南之外，他对于经济思考和政策的影响比其他人都大。他曾经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塔格·埃兰德特别喜欢的人，更主要的是他在工人运动中深受喜爱，有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他的著作《富裕社会》。[21]在诺贝尔奖得主中，2005年他的总引用量排在第14位，仅次于我们的拒绝名单上的罗宾逊、鲍莫尔和格里利切斯。这与我们所认为的诺贝尔奖的起源和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格里利切斯会因为他倡导福利国家和对市场完善的猜想而遭到排斥。在林德贝克的自传（在对话中也是如此）中，他表达了对格里利切斯的不屑，他认为格里利切斯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小论文作者，对于经济历史有明显的关注，可以跟缪达尔进行比较，但是没有后者的深度和独特构思。[22]从中可以看出，委员会对经济学的看法就是（不总是一致的）构建抽象模型。[23]从不那么正统的观点来看，右翼的哈耶克和布坎南的获奖是可以用格里利切斯的获奖与之相匹配的，因为格里利切斯作为左翼的声望是相当高的。被经济学学说拒绝之后，格里利切斯对经济学的主张产生了偏见，在他的小说《终身教授》（A Tenured Professor）中，他还文雅地取笑了经济学。

图6.7显示出我们的未获奖组的平均引用轨迹。在峰值引用年份它被归一化到中间的位置。离差实际上比图6.8中的获奖者的离差要小，这组的峰值也要高出许多，但在其他方面，轨迹就与获奖者的轨迹没有太大的区别。

图6.7 12位未获奖者在最高引用年度归一化

注：数据来自未获奖组中的安东尼.阿特金森、罗伯特.巴罗、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leldstein）、加尔布雷思、兹维.格里利切斯、阿尔伯特.赫希曼、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琼.罗宾逊、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亨利.泰尔（Henri Theil）、戈登.图洛克。

图6.8对这些人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它证实了未获奖者非常好的引用成绩。这组从中间高度穿过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下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要大于在这条线之上的数量。加尔布雷思和罗宾逊都表现得非常好，但是鲍莫尔和格里利切斯，这些相当技术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排在加尔布雷思的前面。20世纪60年代，很可能是他声望最高的时期，加尔布雷思完全被罗斯托[因为《经济增长阶段》（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1960年）而著名，并且在肯尼迪当政时非常受人关注——这些年份并没有显示在这里]遮住了光芒。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尔布雷思是唯一处于缓和下降的学者，处于众多未获奖者的底部，这些未获奖者包括费尔德斯坦、图洛克和巴罗这样的右翼英雄，也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和思想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琼·罗宾逊出现得比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她的储备从来没有干涸，持续保持在与加尔布雷思类似的水平，仅处于未获奖者的顶级水平之下，总体上她的水平在这一组当中是最高的。曼瑟·奥尔森表现得相当好。他在2005年的“阿罗”累积得分是1 407，位居获奖者的第19位，但还是在罗宾逊之后。奥尔森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经济历史学家，他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在倡导集体行动的无效问题上是经济学领域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也许他的失败在于他过于经验主义。他的观点非常有趣并且可以验证，或者说这些观点是基于现实而提出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进行过这样的研究。

最后，我们将诺贝尔奖得主的引用记录与那些经济学巨匠的引用记录进行比较。图6.9显示出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的“阿罗”得分与所有诺贝尔奖得主中“阿罗”得分最高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进行对比的情况。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较短的时期以外，两位巨匠，亚当·斯密出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卡尔·马克思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晚期一直引领着这份名单。在最近几年，斯密获得了比任何诺贝尔奖得主都要高得多的分数。他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巨大影响力可能跟他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但是在最近几年，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也得到了相当多的引用，这本书是基于互惠思想而不是自我肯定的思想写成的。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获得了特殊的关注，这一时期他超越了其他所有人（除了“阿罗”，他有一个类似的轨迹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得分更高）。但是很快出现了如下反应：斯密被马克思超越了，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而且从那时起始终高于弗里德曼受关注的程度。如果时代变糟糕的话，他可能会获得新生。相比之下，凯恩斯的影响力一直非常稳定，而马歇尔的影响力一直如此。在诺贝尔奖得主的累积引用排名中，这些巨匠们将会一直站在塔尖的位置，其中斯密和马克思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这两位巨匠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完美国家思想倡导者，是因为他们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广泛而富有伦理的深刻洞见。他们并不是“不涉及价值的”。

图6.8 一些重要的被拒绝的学者的引用情况

注：诺贝尔1、诺贝尔2、诺贝尔3指特殊年份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的“阿罗”得分。

图6.9 持久声誉的引用情况（1930—2005年）

结论

在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的讽刺风格名著《经济时代的生活》（Life among the Econ）中，他写道，“近年来对于是否某种经济（模型）和相关的信仰体系可以看成一种宗教、民俗和神话、哲学和‘科学的’或者体育和游戏的观点存在巨大的争论”。[24]瑞典银行的诺贝尔奖努力给经济学赋予科学权威，并为实现这一愿望投入上千万美元。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科学概念正好反映出像讽刺作家描写的经济分支排名：“例如，神职人员的社会等级（数学经济）就是比微观经济学或者宏观经济学更高的‘领域’，而发展经济学就一定排名更低。”[25]

如果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使奖项更可信，那么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到2005年（我们的研究结束时）时情况是这样的。可信度要求他们不能与理论内部的声誉排名偏离太远。一旦获奖，这种可信度就会回馈到获奖者的声誉上。它也给委员会留有一定的空间来自由决定奖项的授予。在政治立场上，委员会获得了整体上的平衡，即右翼和左翼经济学家的数量几乎相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左翼经济学家的被引用量要多1/5。体现这种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在1974年将奖项授予了哈耶克。1990—1997年，所有的获奖者都倾向右侧。这与委员会主席阿瑟·林德贝克近代的政策议程是一致的。[26]这同样也提高了变革者朝圣山学社的声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学这一职业中的各种意见是平衡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委员会的选择则是明显偏右的。

奖项的可信度允许我们将这些奖项看成高质量的行为典范。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曾这样写道：“在具有独特利益的经济中，使这种地位与认真的学生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其与某种形式的工具，即所谓的‘模型’联系在一起的方式。”[27]就方法论的定位来说，他的评价已经被证实：为了获奖，就必须要构建模型，甚至对于那些主要工作是靠观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奖项被两组理论家统治，聚集在芝加哥的倡导市场出清的均衡理论派，以及萨缪尔森和索洛构建的模型中的凯恩斯新古典学派，简单地说就是淡水派对盐水派。大约2/3的奖项都被这两个群体摘取，获奖人数与引用得分匹配得非常紧密。

未获取奖项的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那些人，并不能仅仅用他们的引用记录来与获奖者进行区分。在那些未能获奖的人当中，很容易就会得出罗宾逊和加尔布雷思是因为意识形态而被排除在外的结论。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中，活跃的美国新古典主义者鲍莫尔和格里利切斯在20世纪80年代的声誉达到巅峰，在此期间，诺贝尔奖项曾被授予得分较低的欧洲经济学家阿莱斯和哈维默，他们都在很久以前就达到了巅峰值。奥尔森是一位右翼的竞争者，他曾经得到极高的分数但是并未获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可能促成了代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点的合作悲观主义的形成。赫希曼的获奖可能将其标识为一位高引用率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及一位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推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方面投入了几千万美元的瑞典纳税人的钱。它发出了昂贵的信号，并取得了成功。对于市场自由主义的瑞典倡导者而言，代价则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钱。诺贝尔奖项被认可在获奖者中营造了一种权威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伸到了当时在瑞典和国际范围内的保守派都正在进行的政策议程的市场变革进程中。

附录

图6.10 诺贝尔奖得主的巴斯扩散轨迹（不包含在正文中）

图6.10（续）

图6.10（续）

图6.10（续）

图6.10（续）

图6.10（续）

图6.10（续）

图6.10（续）

[1] Lilien and Rangaswamy，Marketing Engineering（1997），195－203；Bjork et al.，‘Time Series Citation Data’（2014），187－188.

[2] Ståhl，‘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nd Maurice Allais’（1990），9.

[3] Ingrao and Israel，Invisible Hand（1990），252－253；King，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106－107；Jael，‘Socialist Calculation and Market Socialism’（2015）.

[4] Mises，‘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1935）；Lane，‘The Genesis and Recep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2013）.

[5] Overview，Levy and Peart，‘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2008）；Jael，‘So-cialist Calculation and Market Socialism’（2015）.

[6] Hoover Institution Papers，Nobel Citation 1974，Hayek Papers 47－10.

[7] Lindbeck，Ekonomi（2012），115.

[8] 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1974）.

[9] Myrdal，‘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1977）.

[10] Ebenstein，Friedrich Hayek（2001），261.

[11] Hartwell，History ofthe Mont Pelèrin Society（1995），160.

[12] Ghose，‘Beautiful Minds’（2015），10.

[13] Below，143－148.

[14] Above，109.

[15] Below，188.

[16] Above，77－80.

[17] Ingemar Ståhl，‘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and Maurice Allais’（1990）.

[18] Frey，‘Economics and Economists：A European Perspective’（1992）.

[19] Medoff，‘The Ranking of Economists’（1989）.

[20] AO interview with Assar Lindbeck and Jörgen Weibull，4 December 2012.

[21] Chapter 4，above，102；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33，40，n.19，44.

[22] Lindbeck，Ekonomi（2012），70.

[23]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1985），54.

[24] Leijonhufvud，‘Life among the Econ’（1973），334.

[25] Leijonhufvud，ibid.，329.

[26] Chapter 9 below.

[27] Leijonhufvud，ibid.，328.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实现富裕涉及现在的满足和未来的满足之间的平衡。而如何把握这一平衡就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彻底地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分离出来了。[1]在两种理论中，人们都“期待未来”。在经济学中，未来在当下也是有价值的。个体做出选择，目的是将当下价值最大化。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未来必须是已知的，而一般均衡经济学假设以下信息是已知的：偏好、产品、数量、价格等信息。假定未来产出有一个已知的可能性，并且假定即使个体是错误的情况下，总体上他们也将是正确的，从而使不确定性问题得以解决。这样不确定性就变成了“确定性等价物”，并且被简单地加以定义了。人们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分配他们的要素禀赋和努力。如果他们缺少现金，他们总是可以借到钱；如果他们有富余的现金，他们也总是可以储蓄起来。为了预防意外，他们可以购买保险。合同也被假定是没有成本和安全的。个体可以供养他们自己。

对比来看，社会民主主义则一直致力于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保障未来，起初通过贸易联盟的形式，然后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主义为那些天赋适中的人服务，他们没有从遗产、能力或者运气方面得到多少好处。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总有风险。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通过两种方法来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一种方法是通过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来提高个人的适应能力。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保险来抵抗生命周期中的意外事件，主要是失业、贫穷、疾病和老龄化等问题，具体手段就是将这些全社会的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放到一个共同的“池子”里去。这两个目标都可以通过代际转移支付来实现，钱来自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累进税所得。中等收入者每月缴纳的税在当月就用于支付另一个人的养老金或者住院治疗费用。[2]

对两种理论来说，失业带来的挑战看上去也不一样。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失业的原因在于生命周期；对正统经济学来说，失业产生在商业周期当中。失业是有害的：它引发经济损失、社会隔离和精神痛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承认存在这种痛苦。恰恰相反，它认为失业是一种自愿选择，是在当前市场工资水平下一种适度懒惰的偏好。[3]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已然接受商业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修正。相比之下，工会和一些互助组织早在19世纪就为工人提供了失业保险，政府在战争期间还扩展了保障范围。凯恩斯认为失业不是一种集体挑战，也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源于市场失灵，由总需求的短缺导致。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需求。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失业是市场经济下会反复出现的问题，政策上的应对是要向失业人员支付保险，一直到他们能够再次找到工作，并且要提升这些人的流动性和技能。凯恩斯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无工作状态是不可接受的。

形式主义与经验主义

一方面，获得诺贝尔奖是各个领域内最高水平的成就。但脱颖而出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奖项的授予总是滞后于前沿趋势。另一方面，获奖作品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就对政策的影响而言，把诺贝尔奖得主分成形式主义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或者更精确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样就可以避免与哲学上的经验论相混淆）是有用的。奖项不会授予单纯的描述性成果：理论或者概念上的创新是必需的。但是理论化是不同的。经验主义者是“经验科学理论”方面的创新者。他们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典范，将可观察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把理论与观测结果进行比较，接受学科证据。[4]形式主义者则从数学和逻辑中获得研究线索。他们从被认为正确的前提开始进行研究。通过严格的推理得出结果，而这些结果对这套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言总是正确的，如果推理过程不出错的话。[5]用浪漫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话说就是：“真理绝不会是只能理解而不能信仰的。”[6]

为了发挥政策指导作用，理论或许应该被看作在经验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倾向于过度自信，即他们对自己观点的自信远甚于证据所能证明的。主要原因在于一般人都有过于自信的倾向。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在平均水平之上的，比如把自己看成比实际情况更聪明、更有吸引力和是更好的驾驶者。但可控实验显示，过于自信的倾向可能因为经验上的反馈而被打破。在缺乏这样的反馈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形式主义者比经验主义者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这一点从记录中能看出来。[7]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也是这样，在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最具规范性的、最大胆的还是形式主义者，他们的权威基于理性，并没有来源于实践的验证。

如图7.1所示，在诺贝尔奖得主中，以上两类获奖者各自的数量和文章被引用的情况。大多数经济学家可以很容易归入其中某一组，而有一些获奖者则以两种模式从事研究工作。所有的计量经济学家都被看成经验主义者，所有的博弈论者都被看成形式主义者。若有任何疑问，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学者最重要的贡献并考虑到授予他们诺贝尔奖的原因来做出判断。文章的引用选自JSTOR，用“阿罗”得分来表示相对于JSTOR全部文献的一个比例指数，即将1976年以来肯尼斯·阿罗的被引用量设定为100分作为参照。[8]两种研究方法得分大致相等，而且交替获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前五年中形式主义兴盛，之后经验主义非常繁荣。1990年形式主义的再次兴起与之前图5.1中显示的保守派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紧随其后在1997年和2000年之后又有两次经验主义的小浪潮。就像在政治取向中的情况一样，两派经济学家的数量大致相当，图中所示时间内有28位经验主义者和29位形式主义者，在被引用数量上，经验主义者略占上风。在两种政治立场上，既有经验主义者，也有形式主义者。

图7.1 诺贝尔奖得主中“经验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累积引用量（1969—2005年）

注：经验主义者（按获奖顺序）：弗里希和丁伯根、库兹涅茨、列昂惕夫、缪达尔、康托罗维奇、库普曼斯、弗里德曼、西蒙、刘易斯和舒尔茨、克莱因、托宾、斯蒂格勒、斯通、索洛、哈维默、诺斯、福格尔、默顿和斯科尔斯、森、麦克法登和赫克曼、卡尼曼和斯密、恩格尔和格兰杰。

形式主义者（按获奖顺序）：萨缪尔森、阿罗和希克斯、哈耶克、米德和俄林、德布鲁、莫迪利安尼、布坎南、阿莱斯、马科维茨和米勒和夏普、科斯、贝克、海萨尼和纳什和泽尔腾、卢卡斯、莫里斯和维克里、门德尔、阿克洛夫和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奥曼和谢林。

经验主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诺贝尔奖由理论统治，是远离现实的。按照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看法：

许多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是在理性选择理论和统计建模的范式下进行研究的。然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提出了确定的实证预测而得奖的。[9]

按照这种说法，以上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文章中，埃尔斯特应用了一种不同的检验方法，即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对“新奇事实”的发现。[10]实证主义诺贝尔奖得主已经提供了大量这类的新奇事实。

国民经济核算

在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中，最好的经验主义应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总收入、总产出和国民财富的估计报告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时期，之后许多国家都在周期性地进行着这项工作，而这项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精细。[11]第一份官方估计报告在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编制，联邦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发表。英国第一份官方估计报告在1941年发表。凯恩斯促成了让财政部来编制官方估计报告这件事，由詹姆斯·米德和理查德·斯通进行编写。

“国民经济核算”为经济整体提供了一套综合的量化复式簿记模式，一边是总收入，另一边是支出，产量在两边作为一种检验依据。一边的收入表现为另一边的支出。每一张汇总表中自下而上的数据都来源于经济中各分支和各部门的统计数据。按年度、季度、月度来管理经济运行的能力，对于政府、企业、时事评论员、学术团体和选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数据没过多久就开始为人们日常生活所用。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的、实用的和可实现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建立在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之上。创立者认为观察比理论更重要。他们没有抛弃数学逻辑和统计上的严谨。他们只是质疑来自瓦尔拉斯、帕累托、希克斯、萨缪尔森和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演绎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市场一定会有效地分配资源，市场产出也总是会达到最优状态。他们的前辈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理论的任务是要明确提出什么需要测量。理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确立了一套实证规则，这些规则需要根据新知识和改变了的社会价值而被重新设计。没有理解数据是如何形成的就接受这些数据是不明智的做法。不止一个模型可以跟一套数据进行拟合，好的统计拟合自身并不能保证正确性。他的方法必须是归纳性的，“从测量到估计，到分类，到解释，再到推断”。[12]

理查德·斯通也质疑宏大的理论。在一本关于国民收入的著作的引言中，他摘录了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所著的讽刺小说《科罗切特岛》（Crochet Castal）中的一段对话。麦克·奎迪（Mac Quedy）先生赞美现代政治经济学为“科学中的科学”。福利奥特（Folliott）博士对此嘲弄道：

极其残暴的技术，无神论者的耳朵不能忍受。没有证据地假设了前提，或者即使有证据也不在乎。从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即便再有逻辑，也一定是错误的。[13]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为这本书写的第二引言中说出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

经济学家的工作是“要厘清复杂的原因带来的互相交织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点，一般的推理就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事实的广泛而透彻的研究也同样必要，这一工作的两个方面的结合也只是单一地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正确的。[14]

华西里·列昂惕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部分重叠的另一套一般均衡体系，现在二者整合成了一套体系），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5]在去世前不久，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本质上，理论将事实有条理地组织在一起..可行性建议能够而且应该更多地建立在对系统如何运作的理解之上”。[16]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仅被认为是“存在的”，与之不同，投入－产出分析是有数值的，并且提供对可行性政策的分析。

库兹涅茨、斯通和列昂惕夫不是盲目的经验主义者。库兹涅茨创立了关于经济活动和不平等的周期理论。列昂惕夫是一位数学家和理论家。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提出投入－产出分析，是对古典－新古典主义供给－需求分析的一种回应..我认为一般均衡理论并不知道如何将事实融合进来。”[17]

像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创新一样（雷达、电子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推动力和核物理学），最开始的学术挑战在服务政府不到十年之后，就成了一项技术，而且还是持久和无所不在的。它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企业、学术、政治和媒体。政府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一种采取行动的操纵杆，用它来影响收入、支出和产出的总量，因此这些数据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对于国民账户来说，观察法和扣除法都有其科学性，它们是互相制约的。理性主义者演绎法作为竞争对手（特别是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野心上不那么适度，但是（用其理性行为假设）相比于自动保险技术则与信念体系更为相似。

国民经济核算使政府更容易提供那些只有政府能够提供的服务，或者说那些政府能更有效率地提供的服务（教育、健康、社会保险、中央银行和基础设施），从而满足选民的期望。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工具。实际上，国民经济核算已经不仅仅是测量选民的支出选择，而是更进一步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种繁荣指标，并按季度对其进行追踪，从而帮助选民形成预期。成功设计出这样一个可用的经济模型，使政府变得如此庞大和不可或缺，也使许多国家的保守派都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做事，因为他们要迎合社会民主党确立起来的普遍预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的建立就处于政府统计部门的掌控之中，而不必受到学术检查的制约，这样国民收入账户就很容易受到行政管理不善和政治操纵的影响。[18]

国民经济核算开启了一个巨大的新数据的宝库，它不断扩充和展开。其构成部分和总量都是一些以前不可能被测算到的新科学数据和现实情况。理查德·斯通在他的1984年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概述了政策归纳法（图7.2），还提到了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反馈关系。最重要的连接是从经验到理论的反馈循环，其假设前提是，理论和政策都互相回应并且有灵活性。这看上去就像卡尔·波普尔建议的“渐进社会工程”，它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se）[19]一书中乌托邦社会的一剂解药。国民经济核算是不断进行的，从科学意义上说，它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创新。简·丁伯根是第一个构建动态的实证国民收入经济模型的人。而劳伦斯·克莱因基于国民收入账户数据构建了美国经济的宏观模型，以用于经济预测。

图7.2 理查德·斯通的“政策和计划模型”

资料来源：斯通，“社会账户”（“The Accounts of Society”），1984年诺贝尔获奖演说。

1976年，克莱因的理论受到了卢卡斯的批评，卢卡斯认为过去的规则对于未来不再具有指导意义：当宣称政策改变时，人们会产生对改变带来的影响的预期，而后人们为避免这种影响而做出的行为会扰乱政策。所以政策干预是徒劳的。相反，卢卡斯运用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这在第一章已经提到过。对于经验支持（“修正”，这在上文也描述过），还是要依赖于与国民收入和支出核算体系的数据进行比较。但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在经验方面的记录很糟糕，对制定有效的政策并没有帮助。卢卡斯批判所预测的调整也已经证明是很难察觉的。相比而言，克莱因开发的大规模的计量经济模型继续被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虽然与国民经济核算一样，但大学已经不再教授。[20]

詹姆斯·托宾努力把货币和税收融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中，从而扩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家庭生产这些非市场变量也包含进来，并且考虑了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罗伯特·索洛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开发出了总增长模型，模型特别显示出，传统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未将接近一半的经济增长量纳入考虑。这一遗漏的部分是创新和技术改变带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好的模型、新事实和创造更多成功的无尽源泉。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实证经济学

实证研究并不是左派独有的研究方法。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基准的话，那么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它最有影响力的对手。前一段时间，他批评租金控制的做法，这是一种想要减少垄断定价的社会干预方法。他提出的持久收入消费假说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无效的（但这并不是这一模型的主要研究目的，它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质疑消费指数，消费指数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未来可以通过储蓄和借债来提供。但是他提出贫穷是一个问题，消灭贫穷是一项义务。他提出通过实施负收入所得税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最低收入水平，并且实际进行了几个试验。虽然这被看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替代物（也许是一种使社会民主变得不那么必要，或者使其更容易被废除的办法），但是在给收入设置一个基本水平线这一问题上，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期望又是重叠的。

弗里德曼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金融和价格稳定。他所著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一书，就曾试图从实证上证明缩减货币供给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解决办法（“货币主义”）就是用一个规则来取代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使中央银行能够按照与经济增长趋势相一致的稳定和可预见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给。这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货币供给没有被充分理解。这一失败应该可以看成弗里德曼的实证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证伪了自己。[21]货币主义也是对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降低失业水平这一目标的一种替代。弗里德曼宣称一种“自然”的非通货膨胀状态的失业水平是存在的[其自身就是凯恩斯的追随者菲利普斯（Phillips）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曲线的一个变形]。像货币供给一样，想要实现降低失业水平这一目标是很难的，但这并没有降低它在政策声明中的流行程度。[22]

弗里德曼非常反对工会组织（实际上他反对所有的专业化组织），他认为这些组织限制了竞争。而与此矛盾的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却不认为商业垄断是反竞争的做法。他的创新在于支持对社会民主所进行的商业挑战，最终他从哈耶克手里接管了朝圣山学社，成为该学派的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状态，他是被引用率最高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一度超越了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样，他代表的实证传统也因为得到诺贝尔奖，而被他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西奥多·舒尔茨和乔治·斯蒂格勒认可，他们也将类似的实证方法分别应用于分析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和信息。

制度经济学派

六位制度经济学派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分别展示过社会组织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如何不同。这挑战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但是其中仅有两位是属于左派的。

在职业生涯中，纲纳·缪达尔经历了从保守派成员到社会民主和从形式主义者到制度学派学者的全部历程，在1927年写完博士论文之后（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颁奖中提到了这篇论文），他出版了一本颇有吸引力的著作，研究经济学说如何渗透着价值偏见。[23]特别要提及的是，他放弃了均衡理论所认为的利益一致性的观点。在转而信奉货币理论之后，他停止了为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做的经济分析，并放弃了高级政策制定者的职位。接下来他所取得的最卓越的成就是对美国黑人和东南亚的发展状况进行的两项极其重要的研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他是唯一一位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理论家和行动者。[24]

阿瑟·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学派学者。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农村人口过剩使农业上的刺激措施变得无效，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发展。与此相对应，舒尔茨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对刺激措施做出了理性的反应，充分利用了自己手中的机会。挪威人特里夫·哈维默因为40多年以前所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创新而得到了诺贝尔奖，但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他更多关注了计量经济学的失败，将这种失败归因于计量经济学与个人主义经济理论的结合。“这样想，”他说，“在当今世界上有50多亿人口。如果他们不是作为某一社会成员而活着的话，我想大多数人在几周之后就会死亡。”[25]

罗纳德·科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谴责了“黑板经济学”，认为它把公司看成一个个体，而没有设法打开它的“黑匣子”或者考虑它的内部运行机制。市场因为交易成本昂贵而失灵。反事实的“科斯定理”（由斯蒂格勒而不是科斯本人创造了这一术语）认为，如果交易没有成本，市场将会把资源送到与之最匹配的人的手中，而不论它们最开始归谁所有。但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学说，跟“看不见的手”这类说法一样不真实。因为交易有成本，所以有企业存在。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估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交易成本构成。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扼要说明了这样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为忽略了制度和历史时间而失败。[26]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在同一年就美国的奴隶制度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奴隶制度与自由耕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同样有效率的。他想说奴隶制度也是能带来利益的，而现在的观点并不这样认为。这一发现几乎完全不符合效率的经济学概念，效率强调自由选择，更加关注个人福利，这些个人可能还包括奴隶。

詹姆斯·布坎南是形式主义者，是制度经济学者，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这一理论的核心前提是多数决定原则削弱了自由市场的效率。多数选举人倾向于向富裕的少数人征税，而公务人员就像普通人那样会在意自己的利益。解决办法就是用绝大多数人通过的宪法章程来约束大多数人。实际上这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在修改宪法、弹劾高级官员和推翻总统否决权时都需要绝大多数人的同意，甚至议会讨论的日常立法都需要参议院中60%的成员同意才能通过。结果就是出现了对自由的大多数人不利的政策僵局，这与公共选择理论设想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共选择对社会一致性的要求与“帕累托效率”下标准经济最优目标相似，即一票就可以否决任何改变，这其中的内涵几乎没有被认识到，那就是优先的天赋是被授予特权的。

颠覆传统的经济学派

最后三组实证经济学家是实验主义者、计量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这些我们已经在第二章阐述过。他们通常都持不可知论，甚至完全放弃了均衡学说，以及“看不见的手”和理性选择的结合。在行为主义者中，赫伯特·西蒙和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与理性假设不一致的实证发现。

人们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但是会因为认知局限以及他们缺乏获取和处理足够信息的能力而感到迷茫。他们受累于与生俱来的偏见，对经历损失感受到的痛苦比获得同样的幸福感觉上要更强烈。这种对获得和损失的感受的不对称，逐渐削弱了用于确定已放弃选择的价值（“机会成本”）的经济学技术。实际偏好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这一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在实验上由形式主义学者阿莱斯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论中证明过了。第三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在报告中写道，在社会实验中，很大一部分参与者放弃了利己的选择。[27]绝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互惠规范，而不是公平原则或者利他主义。然而在市场模拟中，实验结果汇合到有效的产出中，与参与者掌握信息的多少无关。这与理性选择、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总体上不一致，但是与哈耶克的“市场就是一个价格发现机制，从而能够弥补个人在认知和信息获取上的局限性”这一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与弗里德曼的“市场就是在公司将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运行的，而且市场也是完全竞争的”的观点相一致。[28]

市场选择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取代

实证经济学没有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这一挑战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获取资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代际实现资源的横向转移，以及在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实证经济学家中，社会保险和公共财政问题没有引起关注，这两个问题不像学术领域的问题那样突出。在获奖的实证经济学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基本收入权利（以负所得税形式表现的）并没有考虑严重疾病或者严重的生存依赖这样的意外事件，然而有两位实证经济学家却运用标准的正统经济学方法，即运用金融市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紧密的跟踪研究。

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都是有效金融市场理论的提出者，特别是斯科尔斯还是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创建者，这一模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着金融市场战略。这两位经济学家还从事商业咨询，默顿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高度强调了这一活动的重要性。他们两位还成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这是一家大规模应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对冲基金公司。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到一年，这一基金公司彻底破产，被美联储和华尔街公司全面接管从而阻止了危机蔓延。2007年10月，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他们的学术研究和诺贝尔奖在《金融时报》（Finanical Times）上被一位名为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持反对意见的作者和市场交易员进行了连续抨击：

199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奖项授予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以奖励他们的期权定价公式。我（还有许多交易员）发现这一奖项很令人讨厌……现在金融经济学的环境让人联想到中古时期的医学，并不考虑平民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观察和经验。医学杀死的病人比拯救的病人要多——这就像金融经济通过制造而不是减少风险而使整个系统更加危险。但是金融经济学是如何披上了科学外衣的呢？并不是通过实验（也许获得诺贝尔奖的唯一真正的科学家是丹尼尔·卡尼曼，他恰巧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它用抽象的“定理”使我们沉溺于数学之中，从而为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默顿教授所写的《连续时间金融》（Continuous Time Finance）一书提及“定理”一词（或其同义词）多达339次。而同样长度的专业物理学书籍顶多提及25次。然而就像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学模型甚至都没有出租车司机的随意猜想和直觉更有用，但是物理学却能预测更广泛的现象，而且运算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第十位。每当我质疑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被这样的想法突然惊醒：“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不容置疑的。[29]

公平世界理论的回归

公平世界理论认为每个人所获得的东西都是他应得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都属于公平世界理论。[30]市场自由主义者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财富和个人特质这些先天禀赋以及市场交易的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和公平的，都不应该受到干预。与之对应，社会民主主义却是兼收并蓄的和普世主义的，它假设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社会团体成员的价值。

从一开始，市场出清均衡经济学就是一种和谐理论：它证明了财产和收入的现有分配是合理的。更倾向自由的新古典主义的形式主义学者可能会承认他们的“帕累托最优”（所有资源得以充分使用）的效率标准在道德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没有排除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其他人一无所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做出了让步，承认公平可能需要对收入进行更平等的分配，但这只能是在市场已经形成结果之后，以税收的形式进行重新分配。市场是有效率的，而税收没有。实际上，这是对资产的二次分配，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帕累托最优”分配。做出这些让步（例如，在1996年）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完全明白这么做是出于同情还是对政治的让步。无论怎样，重新分配在经济上都是无效率的，产生了所谓的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31]

形式主义是一种信仰。其核心是一套不容置疑的假设。加里·贝克就此总结道：“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稳定的偏好的综合假设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理论的核心。”[32]生命周期中福利问题的新古典主义解决办法是锁定债权，在金融市场上对之进行交易。理性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配资源，从而平滑消费，在收入低的时候借钱，在收入高的时候存钱，在需求上升的时候动用储蓄，特别是在年老的时候更是如此。生命周期消费模型，最初是由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和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来的，假定（1）可以获得信贷，可以签订可信的储蓄合同；（2）不存在交易成本；（3）完全信息（个人的，或者至少总体上是如此）；（4）任何意外事故（无论多大）都可以用个人的家庭资源进行应对，或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获得保险。

可信的合同不仅意味着市场始终处于完全信息状态，可以无成本地执行合同，而且意味着普遍存在的良好信用。不存在不确定性，不需要担心未来，而且既然偏好是天生的，人们又是非常智慧的，那么经济问题就只是将现值最大化的一种计算而已。福利应该由市场机构提供，包括私人健康服务、私人教育、私人保险和私人养老金市场。[33]对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而言，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税收就可能降低到更好的水平，最好是1914年之前那么低的水平。

例如，在瑞典，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卡塞尔和赫克歇尔）反对正在形成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累进税制。[34]而现实的忠实拥护者采取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行动来回应高税收的战后国家制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和他在1947年创立的朝圣山学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布坎南和图洛克写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1962年）。所有这些成果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到2005年为止，一共有8名获奖者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他们的抵制是有效的：在20世纪80年代，最高税率急剧下降，而征收上来的总税收额没有下降，这就急剧推升了20世纪80年代英语国家中的不平等问题。[35]

从协调一致到不良信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经济学上的表现，特别是在形式主义者那里的表现，就是从对利益和谐的赞美转变为坏的信用的假设。与公平世界理论所说的情况相反，人们不再得到他们应得的，而是试图去得到他们并不应该得到的。一系列创新以不同方式发展了这一信条，其中大多数创新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认可。它们将全新的现实主义带入学说之中。但是现实主义的到来是有代价的：新的学说不再是经济学家自信满满地向人们推荐的一种最好的出路，相反却是一系列可能的均衡情况，其中没有什么情况是确定的，许多情况甚至是糟糕的。

经济学方法中最有影响力的创新是博弈论。这一理论将逐利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模型化。其中有两项重大意义（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是为战略行为提供了机会分析，这与对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的有效利用相关；另一个是再多可能的结果终将导致一个最终结果的发生，这取决于究竟是哪种决策思路占了上风。相比之下，之前信用良好的经济学都热衷于产出平衡点，而平衡点也是最优产出点。福利经济学是规范研究，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做什么才能削弱市场的“扭曲”，然后会更富裕。博弈论则是模糊的：产出依赖于人的狡猾而不是智慧，即在与对手的交锋中战略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市场不再被看成最佳出路。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和曼瑟·奥尔森提出了民主的经济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公共利益无法实现。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提出民主削弱了自由和效率的观点。[36]

理性选择理论的动机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社会科学和哲学之中，它甚至将自我利益放在非常流行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道德理论的核心位置加以考虑。[37]科斯定理好像促进了对市场配置效率的原因的研究，在其描述性的说法中，科斯仅用交易成本就说明了可以使市场配置瘫痪的原因。[38]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说明了税收为什么总是一项“净成本”。[39]乔治·斯蒂格勒证明市场规则一定是无效的，而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把政府官员描述为向出价最高者伸出援手的人。[40]

左翼的创新在削弱对社会民主现状的信心上有类似的作用。创新在于假设信息是不对称的。例如，福利索取者可能假装无能。另外，信息不对称削弱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从而强化了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肯尼斯·阿罗、乔治·阿克洛夫、詹姆斯·莫里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迈克尔·斯彭斯已经进行了一些早期研究，这里提到的仅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委托/代理理论、柠檬市场理论、价格信号理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不完全契约，都揭示出市场既不健全也不可靠。市场上普遍的（适当的）态度不再是好的信用，而是（用奥利弗·威廉姆森的话来说）“机会主义”，被定义成“通过欺骗寻求自利”。[41]总而言之，市场不再由“看不见的手”所左右，而可能是遭受了“看不见的反手”。[42]

在形式主义学者中，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对社会民主主义表示赞成，他们试图扭曲市场框架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腾出空间。他们提出了两种修改意见。第一个是关于有限生命的假设。保罗·萨缪尔森用重叠的两代人模型指明了方向，一代正在工作，一代已经退休。对两代人来说，达成一份可信赖的交易，从而确保工作着的人能够给领取养老金的人提供支持是很困难的。在一份有建议性结论的发言中，萨缪尔森说问题可以用社会保险或者以货币的方式通过金融市场得到解决。[43]他还明确并正式表述了“公共产品”的概念，即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是没有人愿意自己付钱来购买的东西。他还暗示普遍性的供给会使人们没有必要再进行欺骗。[44]

第二个修改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某些当事人比另一些当事人掌握更好的信息，那么这些缺乏信息的人就会变成社会中的弱势方。肯尼斯·阿罗以医疗保健为例，说明病人是极度依赖医生和护士的专业技能（对患者来说是不透明的）的。政府应该通过规范资质和服务来为公众提供帮助。[45]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意见是要解除对医疗实践的管制，把质量控制的负担加在病人身上，阿罗也许正是被这样的想法激怒的。[46]但是萨缪尔森和阿罗对非市场解决方案的认可则是冷淡的。阿罗不厌其烦地批评英国的自愿献血制度，坚持认为存在血液市场才是更好的办法。[47]他之前曾提出，个人利益是不可能扩展为一致被认可的并且伦理上可被接受的一系列社会优先事项的（1951年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后者后来受到阿玛蒂亚·森的挑战，森证实了一致性可以通过一系列稍微不同的优先选择而实现。[48]阿罗认可公共产品（即非市场解决方案）的作用，是因为后来他加入了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甚至参与了一些类似于新古典主义所说的异端活动，写出了一份关于西方社会是否一直消费过多的报告；这些研究都是从环境和“公害产品”的观点而不是从独立自主的个人的观点来进行的。[49]

在形式主义者中，最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是詹姆斯·米德，他把经济问题看成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和形式主义取向之间的潜在不协调问题由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有两项创新研究成果。在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中，投资是来源于权益还是负债并没有不同。这似乎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商业和金融所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问题，这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另外一个创新是他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已经提到过），这一理论假定：在生命周期的早期借钱而在接近死亡的时候降低储蓄从而平滑消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公司都遵循着这条道路，并且推进“个人责任议程”，使美国工人脱离集体退休制度，无论是雇主确定福利的养老金制度，还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公共福利计划养老金制度。[50]公司最终的工资养老金计划大多数都缩减了（对工人缩减，对管理人员并没有缩减），通过401（k）基金将风险转移给了储蓄者，在这种办法下，储蓄虽然是累积免税的，但雇主对之贡献很小，而且还要向金融公司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一制度总体来说比它所取代的制度运行得更为糟糕。[51]

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莫迪利安尼说，“我们需要放弃现收现支这种浪费而且无效率的制度，应以一种完全基金型的制度取而代之”，即把储蓄投资于金融债权，到一定时候再用金融债权来支付退休收入。[52]但是事实指向另外一条道路。现收现支这种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办法，相比于基金型制度来说，其数量规模管理起来成本更低，它的资源基础和应纳税收入比金融资产的回报更丰厚、更稳定。其转让水平实际上依赖于社会协商，但是这一水平表现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社会的分配偏好，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重新调整。一个“基金型”的制度也依赖于社会共识（即金融债权将在几十年中一直存在，并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被兑现）。[53]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当中，莫迪利安尼承认了现收现支制的作用，并为生产性储蓄提供了大量资金。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忽略了大多数金融资产（特别是对现存房产所贷出的最大的抵押贷款）是投机的且不稳定的，并会导致金融不稳定。[54]马丁·费尔德斯坦是哈佛的一位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公开声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将自己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光致力于批判福利国家，积极推进养老金制度向莫迪利安尼所倡导的基金制转化。[55]但是他自己的目标更为谦虚：“我将行动起来，逐渐创立一个制度，这一制度将保留当前现收现支制的一些内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退休账户联系在一起。”[56]莫迪利安尼因为之前对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做出了承诺，所以他断定只有政府能够为每个人在年老的时候提供合理的退休收入。他试图把一些现收现支制下的税收与资本市场和政府基金组合在一起。[57]195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为职业养老金建立了一套基金制度，但是被加以限制，只能投资于公共证券。而后来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又恢复了现收现支制度，但是保留了基金制的一些特点，与莫迪利安尼建议的某些方面还是非常相似的。[58]

信息不对称的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正。没有平等的信息分享，完全竞争的利益（按照其原本可能实现的利益）就无法获得，可能达成的结果也不那么令人满意。信息不对称假设放松了刚性市场模型，将它与分布不均等的知识和议价能力联系在一起。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与这一时代的理性预期运动背道而驰（第一章已经描述过）。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证明了市场交易的结果依赖于不同交易主体所能获得的部分信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还会继续存在。这是颠覆性的结论，它表明市场所达成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如果只是为了平衡议价能力，那么社会对市场的干预是有潜在作用的。他们的推测在实验室条件下所进行的后续实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实验中，在既定选择下，一些实验参与者选择利用他们的交易伙伴，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会这样做。[59]两个诺贝尔奖得主最近就证明了在当今美国经济中不良信用是普遍存在的。[60]

其他的形式主义者则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做出任何让步。大多数人（并不是全部）更倾向于右派。即使他们知道存在不确定性和经济不安全的问题，但还是认为市场会提供解决方案。他们的一些研究工作已经开始被仔细思考（例如哈耶克、卢卡斯和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同事所做的研究）。单就形式主义学者来说，加里·贝克就把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社会制度领域。贝克认为，家庭和犯罪不过是市场的别名。但是，为了使家庭内部的分配易于解释，他做出了让步，认为家庭内部存在联合效用，并证明了家庭内部的互相义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加以解释。

布坎南、斯蒂格勒和克鲁格都强调“政府失灵”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官员的投机行为导致的。但是自由市场在理论上能取得的效率，也是建立在良好信用的假设之上的，即不存在投机行为和欺诈行为（或者说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无成本地抑制）。但是不良信用（在信息不对称这一面纱背后）在私人交易上就像在公共交易上一样，都是存在的。形式主义者把真实制度与“天堂经济学”的完美状态进行了比较。一旦不良信用这一前提被接受，那么人们就不清楚为什么经济学家本身应该被看成公正的建议的源头了。

芝加哥学派对不良信用经济学的回应是提出了市场出清均衡的新模型，模型中继续保留了这一学派所偏爱的最优结果的规范性研究特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模型就把整个经济当成它们的研究对象，以“代表性的代理人”为研究基础，典型情况就是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公司，他们受到解释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的驱动。这些理论摒弃了对竞争、货币、金融、政府和公共产品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数学。他们的实证研究成果很糟糕，这些问题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讨论过。

最优税制：形式主义的应用

到2005年为止，所有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最规范的一次是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所做的演讲，他是一位形式主义学者，主要是因为在1971年提出的“最优税收”理论而获得此项殊荣。[61]税收问题可以被看成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来提高经济收入。它并不是研究政府支出多少才最合理的问题。莫里斯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学位，他使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标准假设，即个人的逐利性、市场竞争和均衡，同时还保留着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的最优状态的研究思想，建立了“最优税收”模型。前提是个人选择的无约束状态会将总福利最大化。在他的模型中，人们只存在赚钱能力的差别，这一点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水平上，没有遗产和资本收益，每个人对闲暇和收入都有相同的偏好，并且人们能够随着激励而顺利地调整工作时间。政府收入的需求来源于外部。如果唯一的目的是再分配，那么政府收入可能为零。边际收入与边际生产力是相等的，即在劳动力市场上，每个人的付出和得到的回报是相等的。

与完全信息这一标准假设相背离的问题是个人能力无法观察到的。有能力的纳税人可能为了得到较低收入所适用的较低税收而减少他们的努力，这一点政府无法发现。因此最优的税收制度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即应该设计成能够诱发努力并阻止税收等级的博弈行为。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假装能力较低，那么实际上急剧递增的边际税收模式就会弄巧成拙。

即使基于这样不现实的前提，实践已经被证明是很难进行分析的，而且实践只产生了少数几个一般性结果。莫里斯特别强调了一些极其反直觉的发现。其中最令人意外的一个发现（莫里斯不厌其烦地强调）是收入最高的群体的边际税率（下一个单位的收入增长所应纳的税额）应该为零。类似做法还应该适用于20%~30%的低线性税收（即按收入的固定比例征税），随着收入的增加，最优边际税率逐渐下降，从而阻止人们不努力的做法。[62]而这比社会民主党所执行的急剧递增的累进税率要低很多。

数学很难掌握，但是研究结果对社会民主党所执行的高税收制度形成了威胁，并且有助于证明后来很快开始执行的税率削减方案的正确性。[63]莫里斯在1996年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再次陈述了这些研究成果，后来他还领导了对英国税收的审查工作，提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要对最高收入者适用较低税率，对其他人适用较高的消费税率。[64]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牢靠程度仅仅跟假设一样。确实，就像李嘉图的例子一样，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暗含在假设中了。一些研究成果是非常规范的。例如，莫里斯非常清楚，“总体上，税收会降低福利”。[65]尽管不断提出福利的总体概念，包括生命周期和非货币性满足，但实际上他的模型却假设私人市场产品（包括闲暇）是财富（或者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福利”）的唯一来源。税收设计的目的是消除“扭曲”，即那些与市场信号不一致的激励行为。其中暗含的假设包括：如果允许对个人选择无成本地进行控制，则市场达成的结果是“有效率的”。在税收和闲暇之间的取舍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而且是不变的（即稳定的偏好）。个人拥有完全信息（这是市场效率所需要的），但是政府不能拥有完全信息。消除“扭曲”，即消除与不受束缚的偏好的背离，就足以保证实现最优状态（从帕累托意义上），这种假设仅仅是一个信念而已。将个人效用的总和最大化的帕累托目标（满足没有个人损失的规则）作为社会的福利目标是远远没有吸引力的。它并没有说明谁应该获得福利的增长。

模型公开以后受到许多批评：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说法被认可，就不容易解释为什么无知和狡猾应该仅适用于税收而不适用于交换，仅适用于政府而不适用于贸易。同样也不容易解释人们为什么对高水平的税收如此敏感，为什么相较于缴税更多的工作来说，闲暇对人们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以及人们的偏好为什么如此一致。支出与贡献水平相等这一假设忽略了议价能力所起的作用。[66]如果今天的公司管理者的收入是30年前的10倍之多（相对于工人而言），那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他们对于产出（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的贡献也同样增长了这么多。莫里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收入差距问题也许超出了模型范畴。[67]但是如何对这些税收等级征税却恰恰是模型的目的所在。它也忽略了对集体和公共产品的个人偏好，这些得到了广泛的选举人的支持。从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错误有多严重。英国国家卫生署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其费用是由税收支付的。美国人在市场上购买的医疗健康服务的价格是英国人的两倍，而且获得的服务质量更差，[68]并且还经常无法以可负担的成本得到这些服务。但是在莫里斯的模型中，美国医疗健康服务的成本对福利来说是一个增加项，而英国国家卫生署提供的服务的成本则会减少福利。

批评声继续高涨。在不同的看似有道理的假设下，彼得·戴蒙德和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已经计算出顶层边际税率应该是78%，而不是零。如果信息不对称被假定为无处不在的话，就没有理由认为边际收入等于边际产出，或者说闲暇、工作与税收之间的取舍是固定不变的。[69]短视、偏好和其他认知上的偏见表明消费者的选择不一定会使福利最大化。[70]莫里斯意识到了这些批评。他准确地指出了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即“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这一术语源于对保险合同的分析，一旦保险被购买，就存在进行虚假索赔的企图。莫里斯认为一旦信息不对称问题被认可，最优税收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他轻描淡写地说，“给出任何普遍性的规则都极其困难..出现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涉及道德风险”。[71]他的这一表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包括在他自己的文章里：最优税收模型继续占据权威的地位，以上认识在他的政府报告中并没有出现。[72]

我们仍然有别的原因来质疑莫里斯的规范性的对策。莫里斯假设问题是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然后将公平作为合法的目标：“为了实现分配目标，总是需要牺牲一部分国民收入。”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说明不那么公平的社会在经济上会更成功（或更幸福）。经验性的共识却恰恰相反：重新分配会增加效率。[73]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行高税收时期的经济绩效要优于之后实行的不平等的减税时期。莫里斯从来不把税收看成一种社会保险，而我们认为这一点恰恰是它的主要目的。

最优税收模型告诉我们，开明的形式主义者最终可能会支持保守主义的规则。他们把各种理论混杂在一起，把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不良信用与均衡分析中所隐含的良好信用问题结合在一起。[74]这是不能成立的。最优性意味着唯一的一种结果，而不良信用导致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这些理论的失效很少得到承认。与朝圣山学社的成员不同，莫里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议程表，他也不是右派。他认可公平和再分配的合理性。批评家指出，这一模型主要由于假设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模型本身存在路径依赖。在他的税收报告中，莫里斯寻找经验的支持，但是证据并未能给建议提供说服力。[75]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是一位理想税收理论家）曾经写道：

一些经济学家怀有保护一己私利的不良倾向，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他们在捍卫公众利益。例如，利用深奥的模型企图证明最富有的人应该缴纳零税赋，甚至要接受补贴。[76]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莫里斯有任何隐藏的动机。理想税收所展示的只是理论的力量，它伴随着惯用的假设，进而得出服务于专门群体的结论。

[1] Offer，Challenge of Affluence（2006），chs.3－4.

[2]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5）.

[3] Lucas，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1987），54－69.

[4] Ward，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1972），40；Mayer，Truth and Precision in Economics（1993）；Hutchison，On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2000）.

[5] Mayer，Truth and Precision in Economics（1993），24－31.

[6] Samuelson，Economist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62），18，acknowledged to the philosopher and economist Frank Ramsey.The source is William Blake，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0），no.69.

[7] Angner，‘Economists as Experts：Overconfid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06）；Milberg，‘The Rhetoric of Policy 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243，247，250.

[8] Chapter 5，above，109.

[9] Elster，‘Excessive Ambitions’（2009），20.He made an exception for Kahne-man.

[10] Ibid.，6，23－24.

[11] he next few pages derive from Offer，‘Charles Hilliard Feinstein’（2008）；Studenski，The Income of Nations（1967）；Kendrick，‘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ncome Accounts’（1970）；Carson，‘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1975）；Vanoli，A History of National Accounting（2005）.

[12] Lundberg，‘Simon Kuznets’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1971），460；Fo-gel，‘Simon S.Kuznets’（2000）.

[13] Stone and Rowe，The Measurement of Consumers’Expenditure and Behaviour（1954），xxiv.

[14] Italics in original.

[15] Leontief，‘Implicit Theorizing’（1937）；idem，‘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ed Facts’（1971）.

[16] Foley，‘Interview with Leontief’（1998），121，126.

[17] Ibid.，117－118.

[18] Martin，‘Resurrecting the UK Historic Sector National Accounts’（2009）；Williams，‘John Williams’Shadow Government Statistics’.

[19]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1957），II，222.

[20] Chapter 1，above，28－33.

[21] 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m Debate’（1990）.

[22] 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m Debate’（1990）；Pierce，‘Monetar-ism：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1995）.

[23] Myrdal，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1930/1990）.

[24] Cherrier，‘Gunnar Myrdal and the Scientific Way to Social Democracy’（2009）；Jackson，Gunnar Myrdal and America.s Conscience（1990）；Barber，Gunnar Myrdal（2008）.

[25] Haavelmo，‘Econometr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Nobel Lecture 1989.

[26] North，‘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Nobel Lecture 1993.

[27] Smith，‘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Economics’，Nobel Lecture 2002；Offer，‘Between the Gift and the Market：The Economy of Regard’（1997）.

[28] Smith，‘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Economics’，Nobel Lecture 2002.

[29] Taleb，‘The Pseudoscience Hurting Markets’（2007）.

[30] Introduction，above，3－4.

[31] Okun，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1975）.

[32] Becker，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1976），5.

[33] An extreme proponent is the otherwise sceptical NPW Shiller，The New Fi-nancial Order（2003）.

[34]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30/1990），xli；Carlson，The State as Monster（1994），198－203.

[35] Alvaredo et al.，‘The Top 1 Perc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13）.

[36]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1965）；Kreps，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ling（1990）；Buchanan and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1962）.See above，24，160.

[37]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1971）；Green and Shapiro，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1994）.

[38]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Nobel Lecture 1991.

[39] Hines，‘Three Sides of Harberger Triangles’（1999）；and see below，199－203.

[40] Stigler，‘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1971）；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1974）.

[41] 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1979），23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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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amuelson，‘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1958）.

[44] Samuelson，‘Aspects of Public-Expenditure Theories’（1958），336.

[45] Arrow，‘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1963）.

[46]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ch.9；first explored in Friedman and Kuznets，Income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1945）.

[47] Arrow，‘Gifts and Exchanges’（1972）；McLean and Poulton，‘Good Blood，Bad Blood’（1986）；Mellstrom and Johannesson，‘Crowding Out in Blood Donation’（2008）.

[48] Sen，‘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Choice’，Nobel Lecture 1998.

[49] Arrow et al.，‘Are We Consuming Too Much ’（2004）.

[50] Hacker，The Great Risk Shift（2006）；Hacker and Pierson，Winner-Takes-All Politics（2013）；Sabadish and Morrisey，‘Retirement Inequality Chart-book’（2013）.

[51]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Bogle，Battlefor the Soul of Capi-talism（2005），ch.7.

[52] Barnett and Solow，‘Interview with Franco Modigliani’（2007），106.

[53]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54] Modigliani and Muralidhar，Rethinking Pension Reform（2004），ch.2；Turner，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2015）.

[55] For example，Feldstein，‘Rethinking Social Insurance’（2005）.

[56] Poterba，‘Interview with Martin Feldstein’（2007），202.

[57] Modigliani and Muralidhar，Rethinking Pension Reform（2004）.

[58] Hagen，‘History of the Swedish Pension System’（2013）.

[59] Some described by Smith，‘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Nobel Lecture 2002.

[60] Akerlof and Shiller，Phishingfor Phools（2015）.

[61] Mirrlees，‘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s：The Economics of Carrots and Sticks’，Nobel Lecture 1996.

[62] ‘Optimal Progressivity’，elsa.berkeley.edu/~burch/conf04/d2.pdf.

[63] Mankiw et al.，‘Optimal Tax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09）.

[64] Mirrlees et al.，Tax by Design（2011）.

[65] Ibid.，vol.2，32.

[66] 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2014），238.

[67] Mirrlees，‘Information and Incentives：The Economics of Carrots and Sticks’，Nobel Lecture 1996，33.

[68] Davis et al.，Mirror，Mirror on the Wall（2010）；Offer，‘Warrant for Pain’（2012）；Pritchard，‘Comparing the USA，UK and 17 Western Countries’（2011）.

[69] Diamond and Saez，‘The Case for a Progressive Tax’（2011）；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Piketty et al.，‘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2014）；Boadway，From Optimal Tax Theory to Tax Policy（2012）.

[70] Offer，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2006），chs.3－4；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778－779.

[71] Mirrlees，Nobel Lecture，32.

[72] 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

[73] Osberg，‘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in Retrospect’（1995）；Ostry et al.，‘Redistribution，Inequality，and Growth’（2014）；Cingano，‘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2014）；Dabla－Norris et al.，‘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2015）.

[74] On hybrid theories，Kohn，‘Value and Exchange’（2004）.

[75] 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774.

[76]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514，and n.55，640.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

1969年，经济学家第一次在诺贝尔奖得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个时期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处于黄金时期。这一奖项由中央银行设立的基金授予。最终它变成了类似特洛伊木马一样的事情：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了它所创立的奖项的理论挑战。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应对市场出清均衡经济学的挑战之中诞生的。为方便起见，正统经济学将市场交换这种分配机制看成先天就优越于其他方式。它没有涉及人们将财富、社会关系、能力、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带入市场后所造成的资产不平等问题；它也没有质疑这些资源得到的不平等回报。在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观点被失业和贫穷带来的痛苦所动摇。相较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掠夺性的，并且会浪费资源。它拒绝给予先天禀赋和市场分配以优先权，当它在社会中形成影响力的时候，它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和修改。直到20世纪30年代，瑞典出现了混乱的工业关系，游行示威、停工和罢工都出现了。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在1932年取得了稳定的地位。1938年，雇主和工会同意集中对工资水平进行谈判，之后工业动荡就再未发生。这是另一种对原料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摒弃，从表面看来，也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办法。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干预与他们的信仰格格不入。社会民主主义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权益，但是这样的做法很可能阻碍了繁荣。在缺乏市场刺激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要努力呢？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竞争会最大化效率。[1]这个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之上，这是一种抽象的结构，人们在其中只以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买者和卖者的方式存在。这种比较机械简单的模型是用类推法得出的：在正常运转的市场机制下，政策应致力于暴露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价格，促进信息对称。

这种效率理论从来没有在接近现实的条件下得以证明，甚至定义这样的效率是怎样构成的都不容易。效率是为了谁？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了它的缺点，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瑞典，经济学说由古斯塔夫·卡塞尔、埃里·赫克歇尔和戈斯塔·巴格提出的“极其坚决的自由主义学说”引领。[2]社会民主主义方法起步于维多利亚时代，为了应对这一时代的顽固，社会民主主义方法力图影响市场达成的结果。它勾勒了一幅团结的画面，其中的利己主义是从属于集体优势的。20世纪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将他们的目标确立为不仅要树立平等、要有同情心，而且要有创造性和有效率。[3]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把健康、教育、福利和房屋从市场中剥离出来，从而实现福利供给的非商品化。[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部欧洲和美国将自身经济构建在制造业和出口之上。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都愿意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他们通常具备良好的技能，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5]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统治和强大工会的领导下，工人比他们在独自谈判时做得更好。在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为它的普通成员创造了友好的社会环境。它让支持者对一份销量很广的日报非常有信心，这是一个成人教育体系，上面有丰富的会议信息和当地新闻。它的口号“人民的家”更广泛地在全社会传播开来。[6]但是富人继续供养自己，受过教育的人、管理者和职业中产阶级也愿意赚足够的钱来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非常流行，但是在瑞典下议院中很少获得多数人支持，甚至在它已经统治了数十年之后依然如此。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69年，第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时候，瑞典位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四个国家之列，另外三个国家是美国、瑞士和加拿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中，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目标通过将利率水平保持在低于名义市场清算利率水平之下得以实现。同时，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水平。社会民主党吸取战争时期物资短缺的深刻教训，与它在议会中的同盟农民党感情深厚。对城市住宅的租金控制则沿袭了战争年代的做法。住房问题是市场社会的挑战。如果劳动力和住宅市场具有竞争性，低收入者就很可能被驱逐出住宅市场。因此，在对租金实行控制的同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瑞典还在一个不到800万人口的乡村地区推行了一个“百万套房屋”建设项目。

1951年，工会经济学家戈斯塔·雷恩和鲁道夫·迈德纳设计了一套工资谈判框架体系，即团结工资。其宗旨是同工同酬，意在缩小工资差距。这一思想对较弱的行业和公司有很深的影响，使力量较强的公司中的工人不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市场力量。它鼓励工人和商人不断提高生产率，并通过有效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帮助来训练工人和补贴残疾人、瘫痪的人和老年人。它也有意遏制通货膨胀引起的生活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大臣和熟练手工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从1938年的8∶1降到1980年的2∶1。与雷恩－迈德纳模型相反的观点被提出来了，即征收高额所得税（这会给社会保险和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支持）会降低主动性和努力程度。但是为了鼓励投资，将企业的税收保持在较低水平，政府还为一些行业提供了补贴。[7]

因为经济学家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模型构建得完善而优雅，所以社会民主主义并不容易证明自身的正确性。为了让政策起作用，工会成员之间就需要存在一份团结、信任和互助的承诺，并且要具备确立更大的目标的能力，这些目标超越了他们当下的市场利益，而这些利益在英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外部观察者根据这些模糊的信条认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是正确的。[8]对无产阶级选民来说（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主要支持者），追求大致平等是合乎情理的：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社会保险和互助机制降低了不安全感和对手工劳动者的依赖。[9]其他阶级可能觉得平等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无产阶级人数众多，他们在社会民主团体中形成的平等原则更广泛地激励着社会，今天仍然在很多重要方面发挥着作用。在实用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配置资源模型的另一个版本也是模糊的、可以接受的，它们因为容纳了很多例外情况而跟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模糊。英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并且一直如此。[10]

然而，在过去40年中，政策一直受到市场倡导者主导，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的声音已经被压制了。在许多国家，市场倡导者在历史上已经俘获了一些社会民主党党员，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的劳工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在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也是如此。在瑞典，市场自由主义原则在政治上的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11]尽管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溃败，执政党出现更迭，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北美也是如此。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人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大多数人（至少在欧洲）也比以前富裕了。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工会作用有所减弱（在斯堪的纳维亚，情况没有这么明显）。但是社会民主党方面继续支配着政府支出，表现在广泛的社会保险和公共产品方面，这些都主要由政府提供和管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很有效率，实际行动也非常坚定，然而，与之相反的经济现实，即便基于良好的信用也是以模型为基础的，而这些模型即使在理论上也往往不奏效。[12]按理说，许多支持市场的观点是受到社会、企业和货币当权者的利益驱使的。[13]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所构建的大厦已经证明是难以倾覆的，即便它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正处于沉沦时期。

阿瑟·林德贝克的两难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著作都与瑞典有关，有一些甚至是用英语来写作的。[14]20世纪70年代，一场经济危机使选民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而最终走向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盛行的市场自由主义（暂时的）。[15]其中的焦点是经济理论的作用。鉴于此，社会民主主义开始遭到背离，原因是这一理论遭到了阿瑟·林德贝克的质疑，而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瑞典经济学中的关键代表”。[16]瑞典经济学说在这一时期基本都是持一致的观点[17]，因此这一方法使问题更加集中、分歧更小。

最初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崭露头角的林德贝克最终却成了它最激烈的反对者。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是一名学生积极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大臣的知己。40年之后的1992年，一个“资产阶级的”（中间偏右路线的）联合政府任命他来领导一个重要的政策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认可并拓展了市场－自由主义进程，而这是他在20多年间一直倡导的。林德贝克的职业生涯显示了经济理论权威是如何左右政策的。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然实验：他所倡导的政策的最终失败又可以反映出形成这些政策的理论正确与否。

林德贝克在成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初25年中掌管获奖人的提名。这一奖项的设立起初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是最初被咨询的几个人之一。[18]虽然在1969年，他还不到40岁，也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但是他加入了最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委员会，并且任职25年，这比任何成员的任职时间都长。1980—1994年，他担任委员会的主席，被看成是委员会的元老。[19]

面对面的时候，林德贝克给人的感觉是充满能量、有魅力而且很让人喜欢。[20]在写作上，他笔锋强劲而且专注。从1971年开始，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院长（后来这一职位由纲纳·缪达尔继任），位居瑞典经济学教职的最高位，这是一个缔造和打破学术职业的位置，按照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同事的说法，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导者和全才”。[21]林德贝克的专长领域是公共政策，他对这一问题有坚定的看法，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出于经济原因做一个倡导者，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很多书籍、论文、会议报告、公共讲座、报刊特辑和广播，一共发表有大约300份专业和流行的出版物，另外还有180份新闻和媒体采访。[22]

林德贝克起初是瑞典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位神童。他来自远离首都的诺尔兰省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工人党成员，他的父亲是一位产业工人，后来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名管理人员。林德贝克在大学时期不仅在学习上非常出色，而且在音乐、文学和美术等方面也非常优秀。在大学里，他阅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与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首相的同学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在1953年服兵役期间，他被指派到陆军参谋部做统计工作，同时在财政部和国防部兼职。[23]服役期结束之后，他在之后的几年，很快就开始给部长们提供建议，为他们写社论和简短文集，与政党和工会领导人频繁接触，同时还担任财政部的应用研究工作，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授课。

1957—1958年，他在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学习。美国经济学的自由思想正在把凯恩斯主义与市场最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林德贝克被它的活力和权威所吸引。他将这一市场观念的展望看成是社会的样板。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展望的“1959年瑞典卷”中就包括了林德贝克写的关于“可期待的发展”一章，其中包括他的信条和一系列他未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林德贝克的两难选择”，这是在经济原则和他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类似于当时在经济学上的两难选择）。效率要求竞争性的价格和市场交换。规则、管制和关税都应该有所减少。在市场上，像零售业这样的私人服务行业也应该合理地、适当地推进，在竞争市场上通过私人选择来满足这些需求。林德贝克极其反对在富裕时期仍然保留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保护农业和控制租金的管制措施。

完全由市场达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所在。正确的规则是运用价格机制进行分配。那些认为这一规则不对的人，有责任给出自己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任何领域都需要被动接受肆无忌惮的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在平等、社会保险和政府支出等问题上，林德贝克（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也是持左派意见的。他写道，在许多情况下，干预的正当性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医疗等其他事实立场进行辩护。政府应该从这些领域中挑出一些行业并对之采取适当的措施。[24]年轻的市场倡导者林德贝克选中了文学、文化和艺术行业，认为这些行业应该获得支持，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对当前的作者来说）。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之后几年他又从事绘画，甚至在斯德哥尔摩美术馆举办了展览。

按照林德贝克的说法，选择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分配方式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未提及选民）。但是他并没有为如何进行选择提供指导，而只是简单地提到应该站在“事实立场”上。[25]这是一个很苍白的说法，因为这些社会和文化行业之所以被列为“立场”，肯定是以某种价值判断为依据的，实际上，一个人完全可以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把经济或医疗行业作为另外的“立场”。

12年之后的1971年，林德贝克参与其中一章写作的书籍出版了，这一章是“竞争和计划的效率”。这是他对理论上的两难选择问题所做的最深入的研究。40年以后，他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26]它开启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效率”微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得出是基于在最有效的比例上，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联合做出的两种投入的组合。在2012年接受我们采访时，问及他对“效率”概念的理解，林德贝克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画了一张图，并提到了这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的这一章，后来他将这一章以精装书出版了。

那张图代表了这样一种标准，即“静态分配效率和最优状态..就像传统的静态价格理论所定义的那样”。[27]在这一模型中有两种商品。两种商品的每一种不同组合都可以看成一个“产品”。消费者选择最有效率的一种组合（即特定的产出）；生产者将两种商品进行理想组合，从而得到同一种产出。成本－价格均衡是这样一种均衡，即两种商品相对彼此的价格（它们的“边际替代率”）在生产和消费上是相等的。当两种选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与单一“产品”吻合的时候，效率得以最大化。这种简单模型（两种商品和两个当事人）用事例证明了微观经济的合理性，这在第一章已经描述过。刚才描述的集合（埃奇沃思盒子和它的变量用图形表示出了这一点）经常被用于证明用两种要素进行交换和生产的时候如何使效率最大化。[28]由于只有一种产品，这一效率模型很简单，这并不是指过分简单化。但是林德贝克认为这一理论揭示了追求“效率”与“最优”是有合理性的。这一设计独特的模型作为政策的规则显得太过基础和太过简单了。它不能按比例放大。它并没有为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无数选择时需要做出何种选择提供指导。

好像是承认了这些缺点，林德贝克迅速做出改变，（在论文中）描述了其他五种效率模型，除了其中一个模型以外，其他几个模型都与最初的模型互不相容。熊彼特的企业家模型是从第一个模型中的跨期变量中脱节的。在这一模型中，效率不是通过两种投入的最优组合得到的，而是通过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实现的，企业家的创新产品颠覆了既有的产品。下一个模型是赫伯特·西蒙对于公司内部经理人的认知局限性的深入探究。由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林德贝克认为中央计划作为东欧的一种实践，是不可能获得和处理好为了得到产出和消费者满意的最好组合所需要的那些信息的。这个困难用另外一个模型得到了解决，哈耶克将市场看作一种信息来源，市场上的每个个体，或者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生产者，都只是通过自己可获得的选择相关的价格（或者精神成本）了解直接影响自身的那一部分经济情况的。市场交换将这些众多的个人选择进行协调，并导致“自发秩序”的出现。这一点非常吸引林德贝克。回想起来，他是把这一点看成他从经济学上学到的最永恒的知识。[29]哈耶克，这位迅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曾经被林德贝克提及九次。但是计划仍然是有必要的，目的在于提供集体产品并避免一些普遍性的不良事件发生，并且还能进行整体协调和投资活动。在一个由政府掌握一半甚至更多GDP的社会里，没有事情是小事：“因为在现实中，问题当然不是把竞争和计划对立起来，而是找到竞争和计划的一个理想组合。”他的结论是，“重要的事情大概并不是在国内市场上存在或不存在完全竞争，而是某种强大的竞争压力是否广泛存在，甚至更具体地说，在数量有限的公司之间是否有这样的竞争压力，从而使降低成本和开发新产品的动力更加强大”。[30]

折中的实用主义者是站在林德贝克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例如，真正信奉市场的人可能期望通过私人方式来提供社会保险，但是对林德贝克来说，这一步就走得太远了。所以他对市场竞争效率的认同的根基并不牢固，而这却是他所倡导的思想的核心。就像在第一章讨论的那样，市场效率的理论问题是基于两个条件的：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没有多余供给和需求；分配结果是公平的。1971年，一般均衡分析得出的目标看上去仍然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里，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一目标又被发现是不可能达到的。[31]林德贝克从来不赞成一般均衡的观点。例如，他不像卢卡斯那样，把经济学看成是一个全方位的、互相影响和关联的系统，而是看成一个工具盒，或者一支“手电筒”，只能指明一些特定问题或者问题的特定方面。[32]他所倡导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从来未能清晰地阐释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分支问题，而是非常聪明地从未尝试去这样做。除了他有力地推动和参与公共事务之外，还可以发现他对专业知识的阐述是建立在一堆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概念只是他用很强的个性拼凑在一起的一系列前后不连贯的思想而已。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我们看来，林德贝克为了党派的终极目的提出了可疑的理论。但是他的实用主义方法比竞争均衡那种“黑板科学”要智慧得多。由于意识到了经济学的局限性，林德贝克不像他的同事那样是激进市场主义者。他干预经济的思想与其说是分析性的，不如说更具政治色彩（这样说是合理的）。但是无论从事实还是价值角度，他都有一套看似合理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他一直援引的那些站不住脚的经济模型又相去甚远。

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社会民主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是由经济上的繁荣带来的，这种经济繁荣在瑞典是建立在多样化的经济模型基础之上的。在瑞典，有许多自然资源，如木材、铁、煤、水力和金属资源。其制造业也很强大，电子工业和航空电子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如此，瑞典还可以大批量生产消费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家具和时尚品，这些产品都因优秀的设计而闻名于世。瑞典资本密集型工业包括轮船、卡车、办公设备、武器装备、农业设备、土木工程工厂和电动机器。政府参与大规模家庭住宅建设、修建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还投资于教育、体育和艺术。生产和公共部门的工人是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力量，也是集体供给制度的受益者。

这种生产模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压力之下。东亚的工厂运用了类似于瑞典人的技术和设计天赋，但是拥有比瑞典便宜得多的劳动力，因而从这一时期开始，瑞典人的竞争力开始减弱。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开始下降，而工人的预期仍然处于上升状态。这首先表现在纺织行业中。瑞典曾经接替了英格兰的地位，成为世界上造船业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在之后被日本和韩国取代，并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退出了造船领域。法西特（Facit）曾是生产机械计算器和打字机的世界领先者，拥有14 000名工人，但却在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一夜之间彻底破产。

另一个挑战是来自外部的不稳定性：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和英镑的浮动、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3—1974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及紧随其后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长期来看，远非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办法所能解决。货币不断贬值只是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与这种波动不同的是，瑞典的公司表现得极其优秀，甚至比英国和美国的公司还要好。[33]阿法拉伐（Alfa Laval）、爱西亚（Asea）、阿斯特拉（Astra）、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博福斯（Bofors）、伊莱克斯（Electrolux）、爱立信（Ericsson）、哈苏（Hasselblad）、宜家（IKEA）、萨博（Saab）、斯堪尼亚（Scania）、利乐（Tetra Pak）和沃尔沃（Volvo）等公司继续存在，甚至焕然一新，成为世界著名品牌。瑞典人的创造力还体现在其他方面：照相机领域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网球领域的比约恩·博格（Björn Borg），还有流行音乐领域的ABBA。[34]

去工业化只是逐渐减少了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减弱了其谈判能力。瑞典与其他国家一样，私人和公共服务不断增长。他们越来越多地雇用女性，越来越多地雇用那些不断增长的接受过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人。[35]他们没有加入劳工联合会而是加入了白领工会，而有时候他们也站在白领工会的对立面。

瑞典的理论经济学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权威性被来自外部的知识力量削弱，这种力量主要来自北美。其中一种力量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短暂出现但很有吸引力的新左派运动，这一现象可以从这一时期对卡尔·马克思著作引用的激增看得出来。1969年，林德贝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休假期间，以他最流行的著作《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对此做出了回应。他用一种不是愤怒而是悲哀的情绪批判了新左派的乌托邦理想。保罗·萨缪尔森在这本书中写了很长的肯定性的评价。《瑞典经济学杂志》（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即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在1965年已经由瑞典语改成了英语。1973年，林德贝克还另外创立了一本瑞典语经济学杂志[即《经济问题的辩论》（Ekonomisk Debatt）]，将其部分作为反左翼和环保运动的一个平台。[36]

更高程度的教育也为经济学打开了新的大门。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一直是很艰难的：在1969年之前的75年间，平均每年只有一人得到这一学位。教授连任教职数十年，阻碍了新人的发展机会。[37]但是博士的水平很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家喻户晓；他们能够影响政策，但因为人数太少而不能支配政策。[38]更多的人获得了执业证书，这是一种中档水平的研究生学位，但是它还不足以给精英人物带来深刻变化。1969年，这一体制开始改革，博士数量增长了10倍：在20年间，有220人获得博士学位。这些人就职于企业和政府，通过经济、政治和管理活动传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概念。熟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率理论的最新术语的年轻的技术精英（许多人并没有博士学位）不断传播新观念并控制了政策。他们取代了最初被训练成社会工人的较早一代的新左派管理者。他们已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削弱了瑞典左派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因为他们更加关注社会对女性、老年人、残疾人、穷困潦倒的人、不适应环境的人、穷人和移民的排挤。这些遭到排挤的人之前已经被排除在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努力想使之受益的那些有生产力的工人范围之外。[39]

外国经济学的另一个阵地是在1969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发展，但却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大团结之上。获奖者在瑞典社会中被奉为顶级人物，处于国际传媒的聚光灯下。他们的面孔出现在国家媒体。《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登载诺贝尔奖得主的文章被引用的情况和专家的赞美之词。一位重要的批评家曾经回忆道，“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瑞典经济学家的全国乃至国际声誉”，林德贝克在2012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对此并未表示不同意。[40]起初，其影响并不完全清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经济学是一次渐进的有凯恩斯主义倾向的运动。纲纳·缪达尔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是倾向于把理论看成是政治中立的。[41]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他们分别是挪威人和荷兰人，二者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计划思想的倡导者。

计划曾经淡出经济学领域，但是对林德贝克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计划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有一些事情是值得学习的，哪怕是来自苏联。[42]经济学家是混合经济的技术专家。[43]从2012年向前回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他仍然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44]从这一角度来看，前八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七位，虽然非常认可市场原则，但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抱有同情心，他们的观点中混杂着各种计划的观点，但并不显得矛盾。萨缪尔森和阿罗作为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专家，也写文章来支持社会保险（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阿罗关于医疗健康的信息不对称）。只有希克斯是中立的，或者对计划的观点稍有敌意。列昂惕夫已经设计了投入－产出分析，这是一个计划经济范本，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起到同样的作用。缪达尔与别人合著过1944年的社会民主党计划宣言。[45]

然而，1974年把奖项授予哈耶克是与计划经济的鲜明决裂。[46]哈耶克被称为最重要的批评家，既批评了温和的凯恩斯版本，也批评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他最大的公共影响力在于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描述的福利国家。这本书在瑞典也因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得以传播。20世纪40年代晚期，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遭遇了来自右派凶猛的意识形态抵制，并在1948年的一次选举挫折中达到顶点，这使社会民主主义对自己的野心有所节制。[47]这场论战的焦点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翻译工作得到了一家商业基金会的资助。埃里克·伦德伯格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他搁置了这件事情而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反对计划经济的著作，这本书是由同一家基金会资助的。[48]伦德伯格是林德贝克的论文导师，在诺贝尔奖设立的前十年中担任评定委员会主席，与另外4人共同组成了评定委员会。在5位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成员中，伦德伯格虽然思想非常开明，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一直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49]另外一位委员会的成员是贝蒂·俄林（1947年的时候还在朝圣山，但是并没有加入朝圣山学社，因为他之前对一个与朝圣山学社有竞争关系的组织有过承诺）。他是温和的政客和政党领导人。关于这两个人，林德贝克在2006年的时候评价道：

我认为，俄林和伦德伯格两人对瑞典社会的主要影响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前十年，抑制了人们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政治热情。他们都是自由贸易思想的重要倡导者。此外，伦德伯格还使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试图“微调”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和实际困难。他还帮助瑞典经济学家认识到运行良好的市场带来的好处，对我来说能最有效地说明这一点的著作就是哈耶克的短文章“社会知识的作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它发表在1945年《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是笔者非常欣赏的一篇文章。[50]

把奖项授予哈耶克让林德贝克私底下很感动，“他告诉我他一直陷于很深的沮丧之中。展现他的伟大令人感到极度高兴”。[51]这一奖项对哈耶克的受关注度和声誉的影响比对其他得奖者都更积极。[52]

哈耶克在1945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表达了与萨缪尔森和阿罗所用的北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出清均衡方法不一致的看法。为了使他们的数学模型能够起作用，做出经济抉择的人必须知道所有可能的选择。这种看似平常的要求意味着一个人要掌握所有商品和服务以及它们彼此的相对价格的完全信息，不仅是现在的信息，还包括所有时间点上的信息。与之相反，哈耶克认为（更实际一些）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只能通过价格了解总体的一部分情况。市场协调大量个人选择，从而形成自由社会的“自发秩序”，这种秩序只是一种假设出来的情况，而没有得到任何严格的验证。

哈耶克想象中的世界可能是有序的，但不一定是好的。它不是由“看不见的手”指导的乌托邦社会，实际上是要有一些权威存在的有人情味的社会。[53]但是它比实践中的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情况要好，而且即使它不能达到想象中的最好情况，哈耶克也会认为那就是可以达到的最好情况。一般均衡状态中的理想拍卖商，一直在就价格达成协议，让人感觉相当于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者，这是一些社会主义均衡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关系。[54]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现代一般均衡思想）一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对这样的模型表达了不屑，他说（准确地说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模型所研究的确定性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主义”。

哈耶克为林德贝克提供了一个比静态均衡效率分析更具有实用性的理论基础。像他的奥地利导师一样，哈耶克用一种平实的语言写作。在这一阶段，林德贝克也是这样。哈耶克似乎提出了反驳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的决定性理由：中央计划者不应该希望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然而，在林德贝克的掌控之下有两种方法，即奥地利方法和新古典主义方法得以巧妙地运用。他并不承认这中间有什么不和谐，并继续借助于两种方法的权威。

1976年：至关重要的一年

1976年是一个选举年，对林德贝克而言，是一个分岔路口。1973年的那一次选举是第一次三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是一次与社会民主工人党相抗衡的作用深远的宪法改革。1976年，劳工工会联合会通过了一项建立所谓“工资基金”的提案，这给社会民主工人党带来了一些选举上的困境。9月19日，社会民主党40多年来首次在瑞典失去了权力。

对私人所有权进行某种程度的稀释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目标。[55]它的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愿望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在持续繁荣的背景下，工会运动也回归到对工业民主的要求上。这也与新左派激进主义的乌托邦精神一直保持一致，“蓝领阶层的烦恼”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瑞典激发了一些成功的罢工和改革。1971年，在沃尔沃新成立的卡尔玛（Kalmar）汽车工厂，产品装配线模式被工人自发实行的一些轮流值班的小团队所代替。这是瑞典最大的一家工业公司，创新精神弥漫在整个公司内。[56]工业民主思想流传开来：在德国，工人获得了公司董事会的席位，整个欧洲都在研究分红制度。瑞典从1946年以来就一直有咨询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工人代表就被许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并且来自管理层的抵制也很小。[57]一份欧盟草稿在1975年推荐了工人做代理，英国皇家委员会在1977年的报告对此表示支持。在美国，管理咨询师质疑了装配线模式的泰罗制，庞大的汽车工业中的工作纪律是通过慷慨地支持工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而得到的。1980年，工会领导甚至被允许进入克莱斯勒的董事会。[58]

把工人和企业联结在一起的办法是赋予他们所有权。这种思想与工业资本主义是有联系的；这种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贝蒂·俄林的“资产阶级”自由党提出，后来在1976年由雇主组织再次提出。[59]20世纪60年代末期，工人骚乱不止，意图发起一场成功的工会运动。工会提出一个“工人基金”方案来反映这一目标，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工会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提出来的。[60]他认为公司联合起来压低工资的办法使成功的公司获得了不应得的利润。工人因工资受限而沮丧，公司利润却出现大幅上升。[6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10%~20%的税收可以用来购买公司股票，然后归入工会管理的基金，该基金为维护工会成员的利益而建立。[62]尽管政党领导者心存疑虑，但是基金的方案还是吸引了工会的普通成员，虽然社会主义或国有化从来不是劳工运动日程的核心内容。作为回应，瑞典企业界群起反对基本方向，这成了政治问题的爆发点。

在这个问题上，林德贝克站在企业一边。当这些方案在1975年公开的时候，他首先在社会民主党的杂志《工作》（Arbtet）上，然后在思想性的日报即“资产阶级”的《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做出了批判性的回应。在1976年选举之前的预备阶段，他又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尖锐的文章来支持相反的立场。[63]林德贝克明确地支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把股票所有权延伸到工会，将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种支配力量，从而扼杀多元化思想。回顾过去，他写道：

基金方案是一种巨大的经济力量，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没有类似的事物。至少对我来说，在一个工会已经对社会民主工人党这种分配金钱和人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对所有权、工会力量、雇主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在此社会中继续保存多元化的机会，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谁还敢发声来批评这样的权力集团呢？[64]

迈德纳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道，这个社会将是一个“沉默的社会”。[65]

林德贝克的理由并没有说服力。私人所有权也很集中，有10个家族及其基金会在公司董事会上就可以执行投票权，而投票权与他们实际的股票所有权并不成比例。瓦伦堡家族掌管金融，并在许多公司中持有控股权。[66]工资基金的成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盈利最多的公司最先被社会化。小公司将是例外。基金方案涵盖了大约2/3的私人部门的工人，而没有考虑公共和合作部门。所以它只会使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受益，虽然一位作者曾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说基金方案并没有造成选举上的失败。[67]假设资本价值是利润的10倍，工资基金税是利润的20%，那么需要15年时间，才能使工资基金占到业绩优良的公司30%的股份。[68]在此期间，这一政策的效果将在四次大选中受到审查。实际上，这一政策以折中的方式被执行就花了两次大选的时间，被废除又花了两次大选的时间。[69]

这个原则并不是新提出的。在经历了激烈的论战和公民投票后，瑞典补充养老金制度最终于1959年（由议会多数提出）建立起来，它又建立了三个大的基金来向瑞典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它们只是向公共机构放贷）。1974年，又增加了第四个基金，用来投资股票，在其董事会中有60%之多的工会成员，这并没有受到企业的抵制。[70]无论如何，机构持股在瑞典已成主流。[71]

私人持股的主要影响是加剧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而基金却使这些不平等有所减弱。另外，也有这样的观点，即工会来管理普通股权虽然不比互助基金经理或者保险公司经理管理得差，但工会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管理人。[72]20世纪70年代，微观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保持沉默，但是所有权在西方资本主义中长期与控制权相分离。1976年，一篇启蒙文章出现了，这篇文章倡导对经理进行股权激励，从而使其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73]这一思想的长期后果是导致经理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对公司进行系统性的财富掠夺。但是未来仍将如此。

林德贝克并不会考虑准皇家的立场，例如瓦伦堡家族在瑞典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太关心媒体所有权的高度集中。[74]他不反对全民所有制，甚至认可自由党将城市基金作为替代方案的提议，其中个人可以持股。[75]

林德贝克主要反对的是用基金来宣扬工会的价值观，林德贝克认为工会的价值观已经对瑞典社会造成了太大影响。而事实是，虽然基金方案被提出来了，但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在减少，影响力也在减弱，而这种情况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命运。林德贝克乐于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其保持一致，但是因为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他又背弃了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他出生于那个阶层，但那并不是一个让他感到舒服的世界。

政治和经济专家与工会之间渐行渐远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英国和美国，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劳工党的日常领导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和20世纪90年代他的聪明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之间。在英国，中立派群体在1981年分裂了英国工党，组建了社会民主党（请注意名字），而这一政党最终与更为中立的自由党合并。在20世纪90年代，工党由另一个中立的新自由主义群体控制[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他们将政党重新命名为“新工党”。这一政党在1997—2010年统治英国，反对工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拥抱了撒切尔的市场自由主义及其文化。它的领导人感到与银行家（这些银行家包围着这些领导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最终加入了这一政党）共事比与不断给他们投票的工人阶级共事更舒服。[76]在美国，中立的“新民主党人”在比尔·克林顿的掌管之下也有过一段类似的经历。

1980年和1981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内部一个很高级别的“危机群体”提出了“未来瑞典”，这是一个通过限制工资和政府支出来刺激商业的经济改革项目。[77]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希望与商业结盟，但不想以放弃对社会保险的承诺为代价。[78]

1976年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1976年夏天非常繁忙，在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奖项授予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偏离中间偏左路线所做的第二次突破，前一次是1974年哈耶克的获奖。鉴于弗里德曼的极高声誉和评定委员会的组成，弗里德曼的获奖是必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年，美国的黄金时期内，从某种程度上说，芝加哥经济学派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领导了一次反对凯恩斯主义分析的变革。[79]他的聚焦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理论尚待检验，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位于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列。[80]他已经接替了哈耶克，成为朝圣山学社的领导人物，并且成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偶像。对于市场自由主义，他已经发表了一篇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81]他有好几项卓越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把他在学术上的可信度引到了他的政治议程上。

授予弗里德曼诺贝尔奖项把瑞典皇家科学院暴露在一些对世界有影响的黑暗力量面前。令瑞典陷入极度尴尬局面的是弗里德曼对皮诺切特（Pinochet）统治下的智利公开表示支持，他去了几次智利，为独裁政权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并表示认可。在1973年议会的开幕会上，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曾缅怀被谋杀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76年，弗里德曼的获奖在报纸上被批评，同时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给《纽约时报》写信进行反击。[82]在颁奖仪式上，在埃里克·伦德伯格演讲之后，一位示威者喊道，“打倒资本主义，还智利自由”，同时成千的示威者在寒冷的冬天走上街头示威。[83]在诺贝尔奖颁奖当天，纲纳·缪达尔（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在《每日新闻》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批评了经济学委员会以一种既成事实的方式向皇家科学院提交的秘密程序。他认为授予弗里德曼诺贝尔奖严重败坏了这一奖项的名誉，而且非常后悔自己两年前接受了这一奖项。[84]

相应地，皇家科学院授权对弗里德曼就智利事件在媒体上的发言进行调查。《经济问题的辩论》的一名批评员驳斥了用来掩饰的像一本书那样长的一份报告。[85]一群学生也发表抗议反对这一奖项。皇家科学院让林德贝克从耶鲁大学飞回瑞典去会见这些学生。[86]有什么问题需要澄清吗？我们回到下面这个问题上来。[87]在回忆录中，弗里德曼仔细谈到了这一经历，他说他被自己（还有他妻子）所引发的这场激烈的反对态势极大地震惊了。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后悔。[88]他在评论中这样写道：

我们当时做的事情，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故意做一些刻薄、下流和非人性的事情，虽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是意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被说成是支持了意在折磨人民的法西斯主义军事集团。他们认为自己的说法是合理的，因为敏感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但是从来没有一位作者清晰地表明他们的说法到底是什么。[89]

在智利，成百上千的人死亡、饱受折磨甚至失踪。回忆一下我们对公平世界理论的定义：每个人都各得其所。[90]其实这就是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弗里德曼对于财产和努力的正当权利的定义。公平世界理论承认对一部分人造成痛苦的正当性。纲纳·缪达尔和斯德哥尔摩的5 000多名示威者对此有深刻理解。弗里德曼的意思是（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来），这只是一种公平世界理论反驳另一种公平世界理论而已，确实是这样，但是他认为人们遭受的痛苦远不如他的理论重要。我们也可以认为前一年的获奖者——康托罗维奇一直在为同样令人讨厌的苏联体制而工作，但是他是一个有良知的技术员，提倡在苏联应用市场价格。六年之后，在另一次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rquez）呼唤人们关注拉丁美洲在军事独裁下遭受的苦难：“上百万人逃离了智利..即这个国家总人口的10%..我甚至敢说就是这样一种大规模的逃亡，都不需要文学性的表述，就足以引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关注。”[91]

工薪阶层基金的生死关头

1976年底，林德贝克已经将他对劳动力问题的持续关注转移到了资本方面。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把他的行为看成一种背叛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1976年，林德贝克在一系列的公开露面活动中背弃了社会民主党。当他后来休完假回来的时候（部分时间是在胡佛研究所度过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阵地），他发现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自己这位多年的知己、邻居和他整个家庭的好朋友都不再跟他说话了。[92]在1977年瑞典经济协会出版的百年纪念文集中，工会经济学家维利·伯格斯特龙（Villy Bergström）把瑞典的经济学历史描述成一个漫长的对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而这种对抗是由阶级仇恨引发的。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并不认同社会民主主义所畅想的共产主义未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经济学的元老人物赫克歇尔和卡塞尔就曾经抵制过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受到了威胁。结果是，经济学家与社会民主主义方案达成了有条件的和解，但是现在阶级抵制已经重新出现，而且林德贝克的理由并不比卡塞尔的更好。[93]林德贝克发怒了，在发表于《经济问题的辩论》的一篇文章中，他坚持认为经济分析是介于政治分析和无偏私分析之间的，而且经济分析具备科学的特点，许多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是一个对所有人公开的工具盒子。他说，在经济学会的官方出版物中公开弄虚作假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他除了退出这一学会之外别无选择。[94]埃里克·伦德伯格，这位比林德贝克更有才华但并不是左派的经济学家，在同一卷中承认伯格斯特龙是完全正确的。[95]对于林德贝克这样一位核心人物从经济学会中愤而离开，就相当于说明非正式的接近这一学说不是合法的，而且这样做更破坏了设计出社会民主主义模型的工会经济学家的名誉。

基金会内部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了顶点。朝圣山学社于1980年在斯坦福召开会议，在会议上，一位瑞典人在发言稿的标题页上引用了哈耶克的话：

受到当前政治趋势威胁的不仅仅是经济繁荣和我们舒服的感觉，或者是经济增长率。受到威胁的事情比这些要多得多。这就是我用“我们的文明”这一措辞想表达的意思。[96]

朝圣山学社1981年的年度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有点儿像在浑水里游泳。参会者包括许多瑞典商人，但是大多数瑞典顶级经济学家没有出席。在我们对林德贝克的采访中，他说他对这个学社从来不感兴趣，虽然当2009年该学社再次来到瑞典开会的时候，他确实曾经跟该学社有过对话。

劳工运动缩减了其提出的工资－基金提案，而企业的抵制变本加厉。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工业变得更加集中，资本的不同派系互为补充，而且学习（遵循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努力地关注政治。两个新自由经济智库，迪博（Timbro）和SNS，得到了新任的有野心的领导者的支持——提供了雄厚资金支持下的智力支持。它们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向朝圣山学社寻求灵感的国际智库。在1982年的大选活动中，雇主联合会投入了相当于五大政党五倍的力量来抵制基金方案，运用的资金相当于工会的十倍之多。[97]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瑞典的撒切尔时刻，这是不恰当的。左派在1982年赢得了多数支持，在议会的一次激烈论战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打折扣的工资基金方案。财产和货币已经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并逐渐被社会民主党接受，但是资产阶级政党在九年的时间里并没有赢得政治权力，然后又陷入一场由自由市场政策引发的深刻危机之中。到那时为止，他们已经失去了历史机遇。[98]

这次商业骚乱与时代精神是相吻合的。工资基金方案所体现的雄心壮志和体力劳动者逐渐衰弱的力量之间存在一种脱节。阶级冲突继续着。1983年10月4日，大约十万名反社会主义者从瑞典的四面八方来到斯德哥尔摩参加游行，第二年在15个不同的地点，又有11.5万人举行了游行。[99]毫无疑问，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入水平在前1%的人的税后收入份额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即4%，相当于1950年的一半；2010年，收入不平等再次下降到一个最低纪录水平。[100]

通常认为工资基金方案争议是瑞典劳工战略问题上的一个错误转折，但是如果它在选举上不受欢迎的话，也就不足以在1982年的选举中失利。[101]这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可能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它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很可能就是使福利国家免受市场自由主义的冲击，这使未来十年中瑞典免受“市场转向”的影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是这样认为的。[102]

[1] Above，3－4，18－19.

[2] Bergström，‘Nationalekonomerna’；Korpi，‘Eurosclerosis and the Sclerosis of Objectivity’（1977），382；Carlson，The State as Monster（1994），ch.11；quote from Myrdal，The Political Element（1930/1990），xli.

[3] Myrdal，‘Ett Bra Land’（1977），242－243；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2.

[4] Esping－Anderse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1990）.

[5] Korpi，The Working－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1978）.

[6] Berman，‘The Folkhem Was a Success Story’（2004）.

[7] Drawing on Heclo and Madsen，Policy and Politics in Sweden（1987）；Milner，Sweden：Social Democracy（1989），ch.6，and 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

[8] Milner，Sweden：Social Democracy（1989），38－39，and chs.2－3.

[9] Korpi，The Working－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1978）.

[10] Chapter 5，above，116－119.

[11] Bly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2001）；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

[12]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idem，‘A Warrant for Pain’（2012）；idem，‘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2006）.

[13] Bergström，‘Nationalekonomerna’（1977）；Lönnroth，Schamanerna（1993）.

[14] Much of it cited below.Most recently in Sejersted，Age of Social Democracy（2011），which cites profusely.

[15] Bly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2001），4－5.

[16]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15.

[17] Ibid.，238.

[18] Lindbeck，Ekonomi（2012），112.

[19] Nasar，Beautiful Mind（1998），359－360.The only published account of the Nobel election criteria is Lindbeck，‘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85）.

[20] AO interview and dinner，Stockholm，3－4 December 2012.

[21] Karl－Gustaf Löfgren，quoted by Nasar，Beautiful Mind（1998），359.

[22] Lindbeck，Ekonomi（2012），‘Bibliografi’，426－446.

[23] Biographical details from Lindbeck，Ekonomi（2012），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24] Lindbeck，‘Att Förutse Utvecklingen’（1959），68－69.

[25] Ibid.，68.

[26] Interview，3 December 2012.

[27] Lindbeck，‘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on and Planning’（1971），83.

[28] Humphrey，‘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29] Lindbeck，‘Reflektioner om Nationalekonomins Styrka och Begränsningar’（2012）.

[30] Lindbeck，‘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on’（1971），102，103.

[31] Arrow and Hahn，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1971）；Kirman，‘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1992）；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2006）.Above，19－20，26－27.

[32] Lindbeck‘Förvanskningar om Ekonomerna och Arbetarrörelsen’（1978），36；Lindbeck interview，3 December 2012.

[33] Leamer，‘Changes to the Global Market’（2010）.

[34] Bergman.s self－exile from Sweden in 1976 was not a protest against the tax level，but a reaction to a particular charge of tax evasion，a charge which was shown to be groundless.

[35] Leamer，‘Changes to Global Markets’（2010），314－315；Edin and Topel，‘Wage Policy’（1997），figs.4.6，4.13，164，174.

[36] Lundgren，‘Tidsandan Framf.dde Ekonomisk Debatt’（2002），505.

[37] Wadensjö，‘Recruiting a New Generation’（1992），table 4.3，74；Jonung and Gunnarsson，‘Economics the Swedish Way’（1992），table 2.5，35.

[38] Wadensjö，‘Appendix D.Doctoral Theses in Economics in Sweden 1895－1989’（1992）.

[39] Hugemark，Den Fängslande Marknaden（1994）；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6.

[40] Korpi，‘Eurosclerosis and the Sclerosis of Objectivity’（1996），1728.

[41] Myrdal，Asian Drama（1968），I，28.

[42] 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16.

[43] 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20.Note the title of Lindbeck，‘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on and Planning’（1971）.

[44] Interview，3 December 2012.

[45] Landsorganisationen，The 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4/1946）.

[46] Above，8－9，127－129.

[47] Olsen，The Strugglefor Economic Democracy（1992），57.

[48] Lundberg，Konjunkturer och Ekonomisk Politik（1953）.

[49] Mont Pèlerin Society membership list 1961，Hoover Institution，Hayek Papers 71/3.Above，104－105，n.92.

[50] Gylfason，‘An Interview with Assar Lindbeck’（2006），108.

[51] Lindbeck in a 1997 interview，quoted in 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367.

[52] Chapter 6，above，127－131.

[53] Mirowski，‘Postface：Defining Neoliberalism’（2009）.

[54] Lavoie，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1985）.

[55] Berman，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1998），162－163.

[56] Milner，Sweden：Social Democracy in Practice（1989），146－147.

[57] Olsen，The Struggle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Sweden（1992），ch.2.

[58] Cumbers，Reclaiming Public Ownership（2012），41.

[59]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12），125.144，168.

[60] A detailed favourable account in 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ch.5.

[61] Ibid.，66.

[62] Meidner，Employee Investment Funds（1978）；Meidner，‘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 ’（1993）.

[63] Lönnroth，Schamanerna（1993），ch.4，242.

[64] Lindbeck，Ekonomi（2012），255.

[65] Dagens Nyheter，25 March 1976，cited in Bergström，‘Nationalekonomerna’（1977），151.

[66] Magnusson，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2000），214－221.The Wallenberg Foundation helped to finance Lindbeck.s Stockholm Institution；the Bonnier media empire owned Dagens Nyheter，and the publisher of Lindbeck.s memoirs.

[67] 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73；Also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67－168.

[68] Detailed examples in 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69.

[69] Olsen，The Strugglefor Economic Democracy in Sweden（1992）.

[70] Milner，Sweden（1989），128－30；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64.

[71] Norrman and McLure，‘Tax Policy in Sweden’（1997），fig.3.1，112.

[72] Bogle，Battlefor the Soul of Capitalism（2005）.

[73] Jensen and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1976）；Jensen and Murphy，‘CEO Incentives — It.s Not How Much You Pay’（1990）.

[74] Magnusson，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2000），217－218，220.

[75] Lindbeck，Ekonomi（2012），256.

[76] Offer，‘British Manual Workers’（2008），545；Ramsay，Rise of New Labour（2002），esp.ch.5.

[77] 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75－78.

[78]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19－221；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48；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6.

[79] Above，10，24－25.

[80] See chapter 6，figure 6.9.

[81] Friedman and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

[82] ‘Letters to the Editor：The Laureate’，New York Times，24 October 1976，166.

[83]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51.

[84] Dagens Nyheter，14 December 1976.English translation，Myrdal，‘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1977）.

[85] Axell and Swedenborg，Milton Friedman och Ekonomipriset（1977）；Englundand Heikensten，‘B.cker：Bo Axell－Birgitta Swedenborg，Milton Friedman och Ekonomipriset’（1977）.

[86] Lindbeck，Ekonomi（2012），119.

[87] See ch.11，234，below.

[88]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1998），400－404，448－452，and appendix A.

[89] Ibid.，401.

[90] Introduction，above，3－4.

[91]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The Solitude of Latin America’，Nobel Lecture 1982.

[92] Lindbeck，Ekonomi（2012），263.

[93] Bergström，‘Nationalekonomerna och Arbetarrörelsen’（1977）.

[94] Lindbeck，‘Förvanskningar Om Ekonomerna och Arbetarrörelsen’（1978）.

[95] Lundberg，‘Ekonomernas Debatt Om Ekonomisk Politik’（1977），159；also ide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1985），12.

[96] Sven Rydenfelt，‘The Limits of Taxation：Lessons from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1980），Hoover Institution，Mont Pèlerin Society Papers Box 24/1，September 1980，1.

[97] Olsen，The Strugglefor Economic Democracy（1992），75－84；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09－219.

[98] Steinmo，Evolution of Modern States（2010），ch.2.

[99] Whyman，Sweden and the‘Third Way’（2003），78；Blyth，‘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2001），16；Copetas，‘The Revolt of the Capitalists’（1985）.

[100] Edin and Topel，‘Wage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1997），fig.4.2，160；Roine，‘Varför har Balansen Mellan Kapital och Löner Förändrats ’（2013）.

[101]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67－168.

[102] Viktorov，‘Swedish Employers and the Wage－Earners Funds Debate’（2009），14.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
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1976—1982年，瑞典遭受了一系列的经济震荡之苦。时代的混乱可以用图9.1表示出来。政府支出高达GDP的60%以上，公共就业占据了全部劳动力的1/3。相应地，企业将自己置于巨大的反对声音中，建立了许多智库，发行了大量的出版物，在议会上、媒体上甚至大街上进行各种争论。经济学理论也躁动起来了。阿瑟·林德贝克发起了对他过去所在政党的批评，最终在1982年因为工资－基金问题退党，而且这仅仅是发生在选举前的几周之内。但是对他的预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82年之后，执政了八年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经济上比之前在居中偏右路线下（“资产阶级”）执行六年的政府更加成功：在大多数时间里，通货膨胀下降，产量上升，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见图9.1）。

无效率的经济学

林德贝克用理论来推动政策。他的理由非常简单：税收负担很重的瑞典福利国家抑制了激励，降低了效率。高税收和高福利打击了人们为工资而工作的积极性。这种批评有效利用了经济理论上的新成果（基于之前所做的工作），即“哈伯格三角”。[1]它的目的在于证明税收的经济成本。其思想很简单。其分析始于一个想象的“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经济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没有政府，只有工人和彼此进行交易的资本家。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没有人能强行制定价格），资本家和工人都能得到他们最后一个单位等值的资本或努力。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工人和资本家都根据他们的所得定量分配自己的付出。奖励与努力相匹配，这就保证了效率。这是很理想化的状态。如果工人必须付税，就会扭曲激励因素：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与工人得到的工资相偏离。“扭曲”可以用图9.2中的三角形区域表示，因此称为“楔形”。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表示的是税收对福利的损害程度（即“扭曲”）。

图9.1 瑞典经济：主要绩效指标（1952—2000年）

资料来源：通货膨胀率和人均GDP来自瑞典统计局；失业率来自米切尔（Mitchell），《国际历史统计》（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2003年），第168—169页。

图9.2 哈伯格三角形

资料来源：海恩斯（Hines），“哈伯格三角的三面”（Three Sides of Harberger Tringles，1999年），第169页图1，已经过作者和美国经济学会的许可。

注：扭曲是一种将劳动力价格从p1提高到p2的税收。生产数量（在这个例子中，指劳动力努力程度）从q1下降到q2。损害程度是（p2－p1）×（q1－q2）（图中的阴影面积），或者粗略计算为（p2-p1）²。

“扭曲”的概念利用了经济政策争论中的一个普通变化，即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意义上使用一个普通的词语，同时仍然暗示其普通含义。[2]这样说来，这个词语意味着专业经济学家（外行人所不能达到的）已经发现社会民主主义整体上就是一个“扭曲”。修辞的效果非常强大。例如，这个模型的扩展形式“诠释”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社会保险“减少了福利”，这与完全竞争经济中的无成本私人保险形成了对比。[3]

表面上看，这个模型好像能够对“扭曲”的有害性进行精确测度，如关税、垄断和税收。其步骤是将真实的税收规模（例如税收的额度）与想象中的无税收状态进行比较（这称为“涅槃经济”）。[4]这种理想的状态被多疑者看成是只存在于想象中（哈伯格自己也承认它与“完全最优无关”）。[5]正如哈伯格指出的那样，它可以更实际一些，例如，对两个不同的税收制度进行比较，但是林德贝克和他的助手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这一模型因为各种假设和价值判断而漏洞百出。首先，这是一个“典型代理人”模型，即假设经济体由两个个体组成：一个消费者和一个生产者。很含蓄地，每个人被假设有同样的一系列偏好（或者“效用函数”，在这里就是指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所代表的含义），这违反了不同人的效用不可比较这一标准假设。效用被假定是一直不变的（即第一美元和最后一美元收入的价值相等），这又违反了回报递减这一标准假设（最后一美元的价值更小）。哈伯格提出的辩护同样可疑，即价值同一这种假设同样存在于国民收入核算中。[6]但是国民收入核算并没有对不可观察的效果做出任何假设：它只是测算了价格和数量。如果政治家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将GDP看成对福利或财富的测度，他们就是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把每一美元都看成是等值的，而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国民经济核算不是规范性的活动。增长理论只是将这一办法看成数据来源，其中大部分都是像哈伯格三角一样受到批评的。简言之，这些福利模型采用或者拒绝某些约束条件都好像受到了意识形态问题的驱使，为的是在一个地方避免讨论分配问题，而在另一个地方又公开指责政府。

在瑞典，利益的产出是工人努力的结果，体现为劳动工时。模型假设，工资代表了工人在同样努力下创造的价值。但是“纯粹的”没有被扭曲的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没有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工资水平。工人的努力程度还依赖市场以外可以获得的其他满足（家族、国内工作和闲暇）、其他商品、服务和机会的价格水平，以及人们对于这些价格的了解程度（完全信息和一般均衡）。

这个模型类似于我们在第七章提到的莫里斯的最优税收模型，并且也受到了类似的批评。[7]莫里斯想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是累进所得税（税率随着收入而上升）可能使工人降低努力程度。他的模型假定努力程度直接对报酬做出反应，而且只对报酬有所反应；反过来，报酬只对努力程度直接做出反应。而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必然存在。在报酬较低的情况下，工人实际上却可能提高努力程度（收入效应）而不是降低努力程度（替代效应）。我们并不能认为，在不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个体劳动者能被观察到的努力从总体上来说对于工人或者社会都是有好处的，而不论这种好处到底是什么。从总体公平的角度来看（以均衡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标准来衡量），即使一个工人获得了额外报酬，但是如果另一个工人失去的多于这个额外报酬，或者实际上他失去了任何一点东西的话，我们都可以说总体上并没有利益可言。最后，税收是为了什么？复杂的哈伯格类型的分析绕过了这个问题，它假定税收以现金形式归还给工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再花出去。但是税收也可能花费在公共或者集体产品上（比如防御工程或者社会保险），这些都不是向个人销售的产品。哈伯格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将扭曲进行模型化，这种扭曲遗漏了工人为获得上述服务所应舍弃的东西。但是这需要工人具备无所不知的理性，而工人在劳动分工中的从属地位恰恰被认为是源于他们有限的认知能力。简言之，哈伯格图形是一个清晰的、易受摆布的和具有欺骗性的阶级修辞。这一点是公认的——哈伯格坚持认为应该把对分配公平的考虑从政策分析中剔除出去，也应该更普遍地从经济学中剔除出去。[8]它把一种想象中的微观个体的市场交换定义成理想模式，把社会的正常安排定义成“扭曲”。

哈伯格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这一学社的目标就是抵制和中止福利国家。[9]他领导芝加哥计划来训练拉丁美洲的“芝加哥男孩”经济学家，而且经常造访智利，并给皮诺切特政权提供建议。与芝加哥的前任类似，他的估算结果表明垄断导致的“扭曲”可以忽略，税收导致的“扭曲”则非常严重，这并不奇怪。哈伯格的模型于1954年首次公开发表，[10]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20世纪90年代，这一模型渐渐被冷落，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由它先天的缺陷导致的，但这更可能是因为经济学家发现“哈伯格三角太小”。哈伯格所说的有害的后果很难从经验上识别出来。[11]

税收“楔形”的经济危害是林德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对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攻击的主旨。它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发表物上，但是最容易理解的是以英文发表的一系列小文章和杂志上的内容，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1993年）一书中。[12]这些文章都遵循同样的方式，重复同样的理由，并且风格大体相同。理由就是瑞典福利模型已经削弱了经济激励的作用。边际税率过高打击了人们的积极性。结果就是劳动弹性和流动性普遍下降。旷工现象越来越多，对小公司尤其不利。人们是因为闲暇时间免税，而不是因为金钱来选择工作的。学生宁愿选择容易的和令人愉快的课程，而不选择那些未来可能会产生更高收入的困难的课程。人们为提升技能所做的努力越来越少，而且公司越来越倾向于按资历而不是按能力来雇用、提拔和解雇员工。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福利利益鼓励了不正直和欺骗行为。[13]

从理论到政策

林德贝克在1983年宣布：“我个人认为，在瑞典，如果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那就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对效率有适度需求的现代经济体能够长时间地正常运行。”[14]僵化症正在整个西北欧洲蔓延。[15]“欧洲僵化症”，这是一位朝圣山学社的经济学家写的；“瑞典僵化症”，这是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写的。[16]治疗办法就是取消福利制度，减少工人保护办法，降低社会福利并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征收费用，目的就是降低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占比，提升利润占比：“对市场解除管制并修改其他规定，从而恢复劳动、商品、服务、资本市场和商业的灵活性”。[17]

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力参与进来了。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激进市场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经济学知识分子中煽动了“格式塔转换”。[18]与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相比，经济似乎正在蹒跚着从一场危机步入另一场危机。在他们执政的六年间，中间偏右的政党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奇思妙想的人发现想要别人听取意见是很容易的。财政部部长凯尔－奥洛夫·费尔特（Kjell-Olof Feldt）及他的随从官员在频繁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经常要直面市场自由化的观点。[19]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就是要停止控制经济的尝试，把瑞典民主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中。在大学改革十多年之后，各大部门都有大量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公务人员，对他们来说，这种思考方法是很自然的。

例如，克拉斯·埃克隆德（Klas Eklund）在1972年进入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学习了十年，成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转变过来的，但是他认为数学经济学太难了，所以他未能完成博士论文。他从笃信新左派思想转向了新古典经济理论。1979年，他帮助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学会，人数很快达到近100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和能量，他们开始向政党和公众重新灌输“现代经济理论”思想。学会资助了许多演讲、论坛和文章的写作。这一反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反对工会的意识形态的运动，很快成为著名的“红玫瑰之战”（红玫瑰在1979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形象；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的玫瑰战争中，双方的标志是红玫瑰和白玫瑰）。这一群体的成员为1982年的选举给政党写了经济文集。埃克隆德后来与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财政部部长费尔特一起工作，在政府中一直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尝试将理论转变为政策。[20]工会经济学家指责财政部放弃了这一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精神。[21]

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倡导者和政治学家，跟弗里德曼、哈耶克和哈伯格一样，他也热心地为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提供了建议。他的合作者戈登·图洛克（也参与了智利有关问题）在1978年为瑞典雇主联合会写了一份报告（这使他在瑞典显得过于具有党派性而不能分享布坎南的诺贝尔奖项）。[22]林德贝克受到这两个人的强烈启发，提出了一个“被俘获的政客”理论，这些政客在为既得利益服务的时候，屈从于一些理论和公益事业：“我们正在逐渐地推行一种购买选票的民主，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家慷慨地对不同的集团做出承诺，过度消耗我们的资源。迟早要发生一次大的崩溃。”[23]继布坎南之后，他提出建议，要减少政治家干预市场的权力。林德贝克说自己曾被问到为什么不走得更远，在专注经济分析和作为经济政策建议者的时候，始终把经济学家的身份作为基本出发点呢？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现在仍然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24]

林德贝克的观点是从“第一原则”出发。没有证据，没有事实。这些原则是推测性的。它们是有逻辑性的、连贯的，倡导者认为非常合乎情理，但它们更像是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所奖赏的理论一样，不涉及多少现实问题。在林德贝克担任主席（一直到1994年）的六年中，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转向右倾，从经验主义偏离而转向形式主义（见图5.1和图7.1）。形式主义的论证完全依赖于假设的激励作用（“贪婪”的假设，是一个信条）。[25]经济学家不能将激励的作用作为前提。前提必须是经验上可以观察的。对激励做出反应意味着上升的供给曲线（如图9.2），但是就像保罗·克鲁格曼（一位持怀疑论的诺贝尔奖得主）所写的，“我们不知道需求曲线一般是向下倾斜的；给出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好的例证要困难得多（作为教科书作者，相信我，我看见过这样的书）”。[26]这也适用于对报酬做出反应的劳动供给曲线。

林德贝克所写的论文中几乎不包含任何证据。税收和救济金扭曲了激励因素，这样就会压制产量。这是微观经济模型中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呢？它作为证据的说服力又如何呢？至少，它依赖于几个假设，每个假设都受到公开的质疑。它假设征税不如让钱被消费者直接花掉更有价值。即使我们认可除了消费者选择以外没有其他的价值尺度，税收仍然可以看成是一种为了获得集体和公共产品的民主选择。消费者是通过税收来获得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在柜台前购买，就像消费者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或生育孩子时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一样。如果我们所讨论的产品是社会保险，那么市场上的替代产品就是劣质的或者不存在的。[27]尽管林德贝克及其追随者恳求人们转而求助价格机制，但是瑞典选民（以及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选民）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28]

林德贝克的理论的预言力量是很小的。就像上面指出的那样，工人实际会选择提升他们的努力来回应高税收。[29]他的观点完全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闲暇和家庭生产（例如，进行园艺劳动或者自己动手做家务）会选择降低努力的程度（即替代效应）。他很诚实地认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假设：

不可否认，关于劳动力市场上各种效应的重要性的判断是启发性的，是基于分散的经验主义信息，而不是基于系统的、毫无争议的学术证据。[30]

实证研究的匮乏已经被纲纳·缪达尔作为一种怪事而提及，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31]

当经验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起来的时候，结果显示税收水平对于工作小时数只有很小的影响。男性对税收水平的反应比较小。而对激励作用反应更大的女性，则急剧提升了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程度，从1965年的大约55%提升到1990年超过80%的水平。[32]一次充分的经验检验“并不能从微观水平上对劳动供给的激励效应给出强有力的普遍性结论，而一般均衡分析能得出的结论则更少”。[33]另外一次完美的调查则发现，“劳动力参与程度和工时数之间的相关性更小”。[34]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当政的这些年，很低的就业水平并不能说明人们没有就业意愿。“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测量了职位空缺和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即就业上的惰性。如果瑞典人一直害怕就业，那么出现这种惰性的可能应该是很大的。事实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瑞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非常好，如果那些接受职业培训（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参与激励因素）的人被看成未就业的话，那么瑞典的情况就不低于平均水平。[35]从整体的经济水平来看，很难看到劳动供给的激励因素的任何扭曲对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瑞典经济有什么影响。男性每周工作40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如果有更好的激励，他们工作的时间就可能更长，但即使没有延长工作时间，也不会对瑞典的经济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这就是哈伯格效应很小的原因，就像哈伯格为他自己所找到的那样。林德贝克承认瑞典哈伯格扭曲是很小的，但同时又没来由地认为潜在的哈柏格效应非常大。[36]

20世纪80年代，欧洲雇员的最短工作时间，有一些就是在瑞典（虽然并不是瑞典的生产工人）。[37]但是随着社会更加富裕，社会工作是越来越少的。在瑞典，正常的每周工作时间从1860年的72个小时下降到1973年的40个小时。1980—1990年在22个欧洲国家中，最穷的国家工作时间最长。[38]瑞典与其他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非常相似：挪威、荷兰、丹麦、法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女性劳动力比重很高是工作时间较短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许多女性宁愿做兼职工作。为抵消这一效应，我们可以测算人均工作时间。这样测算下来，瑞典在19个国家中是努力程度居于第7位的国家（在此没有考虑的其他因素有瑞典的人口老龄问题，以及较低的失业率）。[39]

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接下来的十年中，瑞典和美国经济学家进行了两次重要的研究。他们开始把福利国家中的瑞典劳动力市场与弹性而自由的美国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他们用哈伯格类型的分析来讨论瑞典的情况。[40]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在1975—2010年提升了两倍多，每小时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一个巨大的“楔形”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工资之间敞开着，这部分利益几乎完全属于一小部分非常富裕的资本家。[41]美国资本家发现“扭曲”和激励并不重要，生产率和报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困扰他们。棍子跟胡萝卜一样好：工人都一样努力地工作。在瑞典和美国的对比中，得不出哈伯格三角来研究这一异常现象。冒着夸大这一情况的风险，从中可以看出哈伯格分析的阶级偏见，它在市场自由主义运动中的应用逐渐削弱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和它的“楔形”使瑞典工人免于重蹈美国工人的命运（见图9.3）。[42]

林德贝克的一个抱怨是缩小工资差别会使学生不愿意从事要求很高的职业，降低了复杂经济体中人力资本构成的要求。在瑞典，计算得出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比美国低得多，[43]这可能要归因于较低的不平等性。尽管存在这种假定的缺陷，瑞典仍然在不同的研发领域和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指数上接近于世界最高水平，而且培养了多于美国两倍的（按比例）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博士，而这还没有考虑有很高比例的外国人攻读美国博士学位的情况。[44]扭曲观点一定能进行经验检验，并且被发现是有欠缺的，但是林德贝克没有这样做。

市场激励带来更高效率的假设基于与想象中的标准进行有效比较这一假设（“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完全竞争下的一般均衡）。而基于这样非现实的假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看不见的手”往往并不能够发挥作用。[45]这种模型中最好的是阿罗-德布鲁模型，虽然它的开创者否认这一模型与政策的相关性，但是这两位学者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当德布鲁谈到扭曲问题的时候，他坚持认为扭曲应该在GDP层面上来论证，而不是在个人层面上。[46]应该说最大化的GDP并没有使福利最大化，它仅仅是把所有产出加总在一起，不是所有的都好，也不总是比闲暇和在家工作带来的不可测量的满意更好。[47]

图9.3 按收入十分位数表示瑞典和美国全职工作的男性和女性的真实收入增长（1980—2005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均衡增长？》（Growing Unequal? 2008年）第82页的图3.3。

注：每年平均增长率，按百分比。十分位数：收入分配的十分之一，从最低到最高。

其他瑞典经济学家也采用了楔形方法，他们把瑞典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机构的实际运行情况与理想中的完全市场配置的理论效率进行比较。[48]一些经济学家也基于公平或者中性立场批评了社会保险问题。他们所谓的公平是指支付给个人的报酬应该反映他们所做贡献的精确价值，即不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主义、互惠和重新分配原则。很容易做出如下假定：帕累托效率标准的暗示的特权，即先天的禀赋和不平等并未受到公开质疑，反而应该受到保护，这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恰好相反。

将理想与现实进行比较的哈伯格模型于1981年在瑞典被制度化，瑞典建立了公共代理机构，即公共经济学研究专家组，运用经济理论来改善瑞典公共机构的运行。这些知识分子的策略很有效。它有助于打破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枷锁”，这是一种范式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渐进式的重新分配让位于消费主义和市场效率这种市场自由主义的变通说法。[49]

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逐渐取代医生、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和管理者来利用专业知识给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50]专业知识由抽象的效率理论代替，而这一理论成了经济学家审视一切的理论工具。公共经济学研究专家组的报告通常使用类似于哈伯格的静态均衡标准，将与这一标准对应的背离（所谓的楔形）看成扭曲的证据。[51]再次强调，一般均衡标准甚至在有限的“帕累托效率”意义上都不是理想的状态。这一程序是相当主观的，它只是用于揭示处于不良状态的公共产品供应。它没有与真实的已有的市场交付行为进行比较，在真实的市场上，雇主经常很贪婪，工人得到的报酬过低，商人投机取巧，价格不透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它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在完全市场上，质量控制是没有成本的，是自动进行的，支付给工人和业主的报酬都代表着他们的贡献。这是无法检验的，只是一种假设。这些程序已经被理论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仍然在实践中普遍存在），它们只是用来论证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理性的，这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正像我们在其他研究中看到的一样）。[52]

消费者是可以获得完全信息的，他们的选择是由固有的和有序的偏好驱使的，他们最大化了那些创造福利的人的福利，这些在新古典分析中都是公理性的论断。林德贝克时常会沉迷于上述观念，但据说这只是基于他自己的特殊经历。租金控制政策很糟糕，因为他必须排队买公寓。自由选择就很好，因为他能够为妻子选择一家最好的有护理服务的疗养院。[53]但是他没有询问：服务是不是免费的？人们为什么应该选择最好之外的其他选择呢？如果必须付费，自由选择是不需要依赖支付能力的吗？在他支持“自由选择”时，很明确地传递了这样一种无声的信息，即自由选择允许中产阶级把自身（带着政府补贴）与特权较少的公民区别开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初目标是帮助体力劳动者战胜不安全感和伤害，但它背离了这一目标，它也使福利国家更轻易地偏离了它从中诞生的无产阶级生产模式。[54]

行为经济学已经说明，人们不能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莫里斯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承认了这一点，但这与他的“最优税收”的想法是相悖的。[55]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肥胖症。没有人希望自己肥胖，但这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肥胖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比在强大的福利国家更严重。[56]另外一个例子是吸烟，即使是倡导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人也会去劝阻吸烟行为。右派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经常支持“禁毒战争”，其理由就是消费者无法做出完全明智的选择（更多的自由主义者宁愿解除管制）。如果消费者天生都很短视而不愿意做出长期承诺（有大量这方面的证据），那么最困难的选择就是为了以后得到更好的而现在做出牺牲。[57]福利国家可以被看成只看眼前利益的个体的“协议代理人”。[58]林德贝克从来没有考虑到的一个方面就是，市场扩张到像健康和教育这样的服务中去，会导致最坏的情况，因为穷人需要更多这样的服务，并且会感觉为这些服务付费很吃力。基于效率上的考虑而给福利服务定价，就像林德贝克认为的那样，是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冲突。

但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一般均衡尽管用了“楔形”这个说辞，对林德贝克来说还是有点儿遥远，因为他继续支持社会保险的原则（虽然在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且他从来不认可一个无所不包的“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市场模型。他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鉴于“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的微弱的有效性，这对他是有利的。他对激励的论证在分析上不怎么有效，虽然可能有其他的理由能够支持这些观点（甚至是好的原因）。当理论被援引时，同样需要证据。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非常令人信服地写道，公共财政的规则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它代表了特殊的诉求，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当（1978年）他提出了一个与林德贝克非常类似的理由时，除了直觉他没有依赖任何其他证据。[59]最终，在经济激励和福利目标之间的权衡成了一个判断问题，而这种判断必须由政治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学家决定。规范性的论证（在我们看来）是唯一有效的论证形式。理论上的喋喋不休本质上都是骗人的。

林德贝克更加坚信福利服务的免费供给使它们被过度消费。30年市场自由化的经历并没有使这一观点更可信。市场化的美国卫生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非营利性的欧洲医疗体系的两倍，这鼓励了有害的过度治疗，使成千上万人得不到保护，还导致了更差的服务和健康水平。[60]而且也并没有太多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私有化使消费者或者工人受益，证据是混在一起的。获益者是投资者和管理者。[61]

持有瑞典僵化症观点的最积极的学者是英格玛·斯塔尔，他是与林德贝克同时代的一位教授，起初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1963年，他与林德贝克一起（还有拉格纳·本泽尔，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发表了一份关于房屋的研究报告，批评了租金控制制度，并倡导用市场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研究得到了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资助，这是一个由商业资金支持的研究机构。斯塔尔在早些时候转向了右翼，而且表现得比林德贝克更为极端，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支持解除管制。他也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而且在当时是所有成员中唯一一位瑞典籍学术型经济学家。1980年，他加入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那里他担任终身教授的时间（1980—1994年）比林德贝克以外的任何人都要长。[62]与此同时，1994年，当他提名的一位候选人罗伯特·卢卡斯没有被授予奖项的时候，他将林德贝克驱逐出了委员会。[63]

从方法论上来看，“瑞典僵化症”的证据是一个笑话。“瑞典僵化症”是一种伪装的疾病。[64]它受到了沃尔特·科皮（Walter Korpi）的批评，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不懈地批评林德贝克。“瑞典僵化症”是说瑞典的GDP和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科皮认为，之所以存在微小的差异，是因为林德贝克对瑞典经济从巅峰时期的1970年到低谷时期的1992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测算（而后者是市场自由主义下解除管制的结果）。事实上，瑞典的表现并不比竞争对手的表现差。[65]科皮仍然按照林德贝克的规则在进行比较。但是正确的统计比较方法需要考虑令人迷惑的效应，即不同国家在先天禀赋上有很多差异。例如，贫穷国家可以借助科技发展的机遇赶上富裕国家（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年轻的劳动者身上），并且具备更快的成长潜力。从2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来看，原始数据显示，当税收占GDP的比重上升时，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下降得很少；而且在对初始产量的差别进行控制时，税收和增长率二者之间没有统计上的联系；此外，当对税收和年龄分布进行控制时，增长率实际是随着税收而呈现温和增长的。[66]

增长统计数字对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按照统计惯例，公共部门产出的GDP是算作成本的，所以任何改善，比如在教育和健康服务上的改善，都不被看成是生产力的增长。私人提供的相同的服务，如果价格更高（或者是可获利的），则会表现为福利的增加。这种不公平对像瑞典这样具有大量公共部门的国家来说尤其严重，其自身就足以证明林德贝克的生产力比较研究是无效的。事实上，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险相较于疾病、残疾和失业等市场保险而言，价格要更便宜、效率要更高，在一个到两个数量级之间。[67]按照标准的国民收入核算惯例，美国卫生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相当于英国国家卫生署相关价格的两倍之多（从绝对数上看，或者更多），而且健康服务水平相当差，但其对GDP的贡献却相当于英国健康服务体系的两倍。[68]而且，由于良好的公共健康服务水平和较低的出生率，瑞典老年人占据很大的比重。对这样的差异进行控制（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差异）是基本的统计实务问题，而林德贝克和科皮都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如果瑞典的表现滞后（这一点并不确定），林德贝克也从来没有成功地证明其原因在于对劳动或者资本的激励不足。一位更严谨的瑞典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是赞同林德贝克的观点的，但却称他的“瑞典僵化症”观点是“愚蠢的”。[69]

人均GDP并不是一种测量福利的好办法，这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林德贝克也是如此）。[70]这一数据并没有体现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成就，即在同一时期，相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来说，瑞典有更高的就业率（整个时期都是可持续的）、更平等、更安全，普通人也更有尊严。美国的GDP比瑞典高（虽然在同期人均GDP并没有增长），但是在大多数福利指标上都是滞后的，比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公平性、教育、带薪假期甚至中位收入水平，即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71]纲纳·缪达尔坚持认为，瑞典的福利水平是可以精确测量的，而且要比美国“优越得多”。[72]林德贝克应该指出，在这种隐含的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瑞典通过放弃“扭曲”措施所获得的任何微小的经济利益都不可能是用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收入、低劣的社会服务和更差的安全服务换来的。

林德贝克没有从这场争论中很好地走出来，所以在2012年出版的自传中，他用一些新的图表做出回应，仍然只比较了人均GDP而没有其他数据，旨在暴露上述时期瑞典经济增长率的劣势，并且他使用了一种不正确的方法来说明瑞典的经济增长率很低。[73]这种做法仍然遭到我们在此提到的所有批评。但是为了对GDP进行比较，收入水平其实是最牢固的一个比较指标，因为它并不像每年的增长测算那样依赖于初始水平。我们运用自己的数据将瑞典人均经济产出水平与10个富裕的欧洲国家进行了比较，选择这10个国家是为了方便（见图9.4）。[74]

如果瑞典受累于僵化症，则这一缺口会逐渐加大，但是事实上，它没有持续，在1975年、1990年和1997年，缺口停止了扩大。这种非持续性是宏观经济震荡的结果，而不是逐渐停滞。1975年，瑞典赶上了1973—1974年的国际危机，其危害因为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过渡”政策而延误。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也是由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这是实行市场自由主义的一段时期。在令人怀疑的所谓“瑞典僵化症”时期，瑞典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平均水平相当，大概低于平均水平2%，这是一个落在测量误差范围里的差异。主要的瑞典商业智库的一份研究表明，瑞典的人均GDP在1970—1990年大大高于欧盟前15名成员的（平均）水平。[75]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见第十章），随后而来的1990—1997年的经济崩溃与瑞典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由相反的情况导致的，即过度放松管制的做法。[76]

林德贝克很聪明地避免了实证分析，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证据与他所说的是相反的。例如，相较于家务劳动，女性更愿意做市场工作，这就是她们对于市场激励的反应。这让瑞典劳动参与率位于世界最高水平。[77]林德贝克的回应（与他对更小规模福利国家的偏好是一致的）是抱怨：女性不照顾自己的孩子，而是在学校工作或者从事幼儿园工作去照顾别人的孩子。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本应该考虑到，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会给女性带来更高的风险和更多的不平等，而其程度要看他们各自的家庭环境：有几个孩子、收入水平和其他个人特性。幼儿园和学校的集体供给会更加公平而且更有效率：它赋予女性作为母亲和劳动者的权利，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坏处。除了前后矛盾以外，林德贝克的观点还有一点儿家长制的意味。林德贝克总体上认为为了工资而工作比在家工作更有效率；他将这一观点应用于男性，但对女性持相反的观点。而且，他这种杞人忧天的观点并不是天生的。北欧的高税收社会仍然比国际上的大多数社会更有效率、更富裕。《经济学人》杂志是一份右翼期刊，对1991—1993年的瑞典危机幸灾乐祸，最近却承认瑞典取得了持久的成功。[78]而且，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没有效仿英语国家的压制工会的做法。他们的富裕一直与非常团结的工会和劳动力市场管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79]甚至林德贝克在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可怕之处”，即租金控制和农业补贴，都从来没有完全减少过。

图9.4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2011年的价格），瑞典与“欧洲十国”的差别。

资料来源：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总体经济数据库”，2012年9月，人均GDP，以2011年的EKS＄计价。

注：“欧洲十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士、英国。没有德国数据。

在林德贝克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中，一直存在一个说法，即福利国家导致了不诚实。他极力渲染了带薪病假制度的危害。他认为，严格的工作纪律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按理说（考虑到逃避工作的诱惑性）甚至是工人自身的道德福利。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这种传说中的“道德风险”看成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正当理由，这也影响了英国的新工党；偷懒和骗取救济的企图一直就是社会话题中老生常谈的问题。[80]甚至纲纳·缪达尔曾写下著名的论断（1978年）：瑞典正在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国家（他主要是指被中产阶级所利用的减税政策）。林德贝克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偷税漏税的机会使诚信变得很昂贵。[81]1981年，他写道：

例如，瑞典大多数博学的经济学家到现在都非常确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国家在工作、储蓄、资产选择和创业等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激励不足，严重损害了公民个人的诚信，尤其是在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中。[82]

但是他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接下来的研究说明，当对劳动需求量很大（即需要长时间工作）的时候，请病假的情况也会增多，当任职标准提高的时候，由生病造成的旷工率会下降20%。[83]这能成为一件好事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对一个身体不适的人来说，带病坚持工作比在家待着更好，而且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判断，即专业工作者（像林德贝克教授和现在的作者）是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在岗的。耽误工作的经济成本相较于强迫身体不适的人去工作的害处，前者比后者更大吗？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不可能对生产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按照林德贝克的观点，高税率也会助长不诚实行为。社会民主工人党的财政部部长费尔特跟随里根和撒切尔的脚步，追求较低税率。1976年，在大选之前，世界著名的儿童作家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Astrid Lindgren）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预言，以此来探究她为什么要付102%的边际税收。她随后在一次公开的争论中击败了财政部部长。这次事件给那一年大选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带来很大不利（但是在她的余生中，她一直是一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人）。[84]费尔特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我的前任纲纳尔·斯特朗（1955—1976年担任财政部部长）那里，我继承到的负面东西是一种边际税率很高的累进税收制度。它本应该带来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但是我最终的认识是，它并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情况来发展。相反，累进税收创造了一种充满争执、欺骗、特殊操纵、虚伪的欲望和新的不公正的社会。我至少耗费了十年的时间才让政党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85]

但是如果较高的边际税率让诚实变得很昂贵，那么瑞典人并没有有组织地选择欺骗。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这样写道：“现存的很少的证据并没有揭示出猖獗的人和其他欺骗行为。”[86]瑞典人的诚实指数通常很高。[87]缪达尔、林德贝克和费尔特所表达的愤慨仅仅是瑞典人对欺骗行为的一种普遍的厌恶感吗？

在缺乏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林德贝克构建了自己的无稽之谈：瑞典已经迅速工业化，大多数人口已经迁移到充满工作伦理和诚实美德的城镇中去了，而这些特点是与当地没有被破坏的互帮互助精神相称的（或者说有时候也与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相称）。这些美德只存在于第一代城镇居民身上，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消失了，这使福利国家成为不可持续的。林德贝克写了大概十篇学术文章来编织这些谎言。[88]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观点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林德贝克再一次没有拿出证据，只是给出了数学模型，典型的做法就是与熟练的模型构建者共同创作。他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学术成果，即劳动力市场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就是与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Snower）合作编写的。在这些数学模型中，“局内人”有更高的技能和经验，能够结盟来排挤“局外人”，并使“局外人”处于不利地位。[89]很讽刺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瑞典，确定这些局外人的是“新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认为这些“局外人”是残疾人、移民、不适应生活环境的人，这些人通常处境艰难，但人数相对较少，而林德贝克的概念就是从这份1971年的报告中引用而来的。[90]

林德贝克的模型并不是为了团结社会上的“局外人”。其意图是将“局内人”推出来，而不是将“局外人”拉进去。不管他的模型在其他地方和时间是多么具有说服力，它与瑞典的相关性都是很牵强的。大概85%的工人属于工会，工会的工作协议又覆盖了其余部分的大多数人，而失业情况几乎不存在。[91]瑞典20世纪80年代的“局外人”问题顶多就是一个边缘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而言，它更像一个社会问题。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来移民。外来移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短期的高峰，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向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很好地团结了文化同质的工人阶级。然而，新左派的一个持久遗产就是对身份差异和少数族群的尊重。出于道义上的考量，移民特别是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之外的难民被接受，甚至受到欢迎。但是在其他国家，雇主和右翼政党传统上是欢迎这些移民的，因为这削弱了有组织的劳工的谈判能力。英国新工党在1997年掌权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所以，支持移民的政治舆论进一步削弱了体力劳动者的联合，截止到2011年，大约15%的瑞典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92]

[1] Lindbeck，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1977），78－79；idem，The Welfare State（1993），117[first published 1981]，165[first published 1982].Hines，‘Three Sides of Harberger Triangles’（1999）；Banzhaf，‘The Chicago School of Welfare Economics’（2010）.

[2] A variant of the‘Ricardian Vice’（above，22－23）.

[3] Survey and counter－argument in Peterman，‘A Historical Welfar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2014）.

[4] Above，22.

[5] Harberger，‘Three Basic Postulates’（1971），795.

[6] Ibid.，786－787.

[7] Above，170－173.For example，Atkinson，‘The Mirrlees Review’（2012）；idem，Public Economics in an Age of Austerity（2014），ch.2.

[8] Harberger，‘Three Basic Postulates’（1971），785－786.

[9] See Introduction，above，9－10.

[10] Harberger，‘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1954）.

[11] Citations to Harberger Triangles in JSTOR start rising sharply in 1980（after a few earlier scattered ones），peaked in 1991，and settled at less than half this level subsequently.Numbers are small.Citations to‘welfare triangles’（which can also have other meanings）started to rise in the 1970s，also peaked in 1991，and then declined to about a third of the former level.Hines found a similar pattern，‘Three Sides of Harberger Triangles’（1999），181－182.Quote from McCloskey，‘A Neo－Institutionalism of Measurement’（2013），368.On empirical failings，Atkinson and Mogensen，Welfare and Work Incentives（1993），chs.2－3.

[12] Lindbeck，The Welfare State（1993）.

[13] Attempt to measure the distortions，Lindbeck，‘Interpre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Welfare State’（1983）.

[14] Lindbeck，‘Mekanismer för en Bättre Samhällsekonomi’（1983），157.

[15] Lindbeck claimed first use of the term，Ekonomi（2012），214；idem，‘Emer-ging Arteriosclerosis’（1982）.

[16] Giersch，‘Eurosclerosis’（1985）；Ståhl and Wickman，Suedosclerosis（1993）.The latter published by Timbro，the Swedish neoliberal think tank.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 members were the German Herbert Giersch and the Swedish Ingemar Ståhl，respectively.See also Lindbeck，Ekonomi（2012），215－216.

[17] Lindbeck，‘Overshooting，Retreat and Reform of the Welfare State’（1993），10－21.Quote from Lindbeck，‘Problem i Industriländernas Strukturan-passning’（1981），87.

[18] Bly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2001）.

[19]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74－187.

[20] Eklund，‘En Intellektuell Biografi’（1995）.

[21]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75－176；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6.

[22] Tullock，Svenskarna och Deras Fonder（1978）.

[23] Lindbeck quoted in Rydenfelt，‘The Limits of Taxation’（1980），n.p.[5].

[24] Lindbeck，Ekonomi（2012），223.

[25] Hausman，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1992），31，32.

[26] Krugman，‘Irregular Economics’New York Times，25 August 2011.

[27]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28] Wittman，The Myth of Democratic Failure（1995）.

[29] Above，201－202.

[30] Lindbeck，‘Disincentive Problems’（1981/1993），84.

[31] Myrdal，‘Ett Bra Land’（1977），243.

[32] Edin and Topel，‘Wage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1997），fig.4.6，164.

[33] Gustafsson and Klevmarken，‘Taxes and Transfers in Sweden’（1993），131.

[34] Aronsson and Walker，‘The Effects of Sweden.s Welfare State’（1997），253.

[35]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50－52.

[36] Lindbeck，Political Economy ofthe New Left（1977），78－79.

[37] Huberman and Minns，‘The Times They Are Not Changin’（2007），table 1，542；other data source in note 39，below.

[38]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0.69.

[39] Calculated from Conference Board，‘Total Economy Database’（2012）on decadal averages.

[40] Aronsson and Walker，‘The Effects of Sweden.s Welfare State’（1997），204－214.

[41] Mishel，‘The Wedge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Median Compensation’（2012）.

[42] OECD，Growing Unequal?（2008），fig.3.3，82.

[43] Fredriksson and Topel，‘Wage Determination and Employment’（2010），108－109.

[44] Björklund and Freeman，‘Searching for Optimal Inequality/Incentives’（2010），51.

[45] See above，19－20.

[46] Hines，‘Three Sides of Harberger Triangles’（1999），178，n.11.

[47] Jackson and Marks，Mea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1994）；Offer，Challenge of Affluence（2006），ch.2；Philipsen，The Little Big Num-ber（2015）.

[48] This paragraph and the following one are based largely on Hugemark，DenFängslande Marknaden（1994），for example，112，115－119，chs.6－7.

[49] Blyth，‘Transformation of the Swedish Model’（2001），esp.16－17；Lindvall，Politics of Purpose（2004），esp.145－152.

[5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4.

[51] For example，Expertgruppen[ESO]，‘Är Subventioner Effektiva ’（1984），41－47.

[52] 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53] Lindbeck，Ekonomi（2012），125，335.

[54] Offer，‘British Manual Workers：From Producers to Consumers’（2008）.

[55] Chapter 7，above，171－172.

[56] Offer et al.，‘Obesity under Affluence varies by Welfare Regimes’（2010）.

[57] Offer，Challenge of Affluence（2006），chs.3－4.

[58]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15－16.

[59]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53），ch.7；Myrdal，‘Dags för ett Bättre Skat-tesystem!’（1978），493.

[60] 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

[61] Florio，The Great Divestiture（2004），ch.10；Cumbers，Reclaiming Public Ownership（2012），50－55.

[62] On Ståhl and Lindbeck，Söderberg，Constructing Invisible Hands（2013），ch.4，161－188.

[63] 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370－373.

[64] Bogardi et al.，‘Swedosclerosis or Pseudosclerosis’（2001）.

[65] Korpi，‘Eurosclerosis and the Sclerosis of Objectivity’（1996）；Korpi，Halkar Sverige Efter（1992）.

[66] Agell，‘Why Sweden.s Welfare State Needed Reform’（1996），1763.

[67]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17－23.

[68] 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figs.1－2，92.

[69] Agell，‘Why Sweden.s Welfare State Needed Reform’（1996），1769.

[70] Lindbeck，Ekonomi（2012），356.

[71] Fullbrook，Decline ofthe USA（2012）.

[72] Myrdal，‘Ett Bra Land’（1977），243.

[73] Lindbeck，Ekonomi（2012），346－352.

[74] A credible comparative study of raw output measures，is Lindert，Growing Public（2004），I，ch.11.

[75]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fig.1，4.

[76] Below，ch.10.

[77] Meidner，‘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1993），219；Forslund and Kreuger，‘Did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Help Sweden Rebound ’（2010）.

[78] Lindert，Growing Public（2004），I，265；Wooldridge，‘Special Report：The Nordic Countries：Northern Lights’，Economist，2 February 2013.

[79] Schmitt and Mitukiewicz，‘Politics Matter’（2012），fig.2，p.5.

[80] Ryner，Capitalist Restructuring（2002），13，48－50；Taylor－Gooby，Double Crisis ofthe Welfare State（2013），chs.2－3.

[81] Myrdal，‘Dags för ett Bättre Skattesystem!’（1978），500；Lindbeck，‘Dis-incentive Problems’（1981/1993），90－91.

[82] Lindbeck，‘Disincentive Problems’（1981/1993），93.

[83] Aronsson and Walker，‘Effects of Sweden.s Welfare State on Labor Supply Incentives’（1997），244－246；idem，‘Labor Supply，Tax Base，and Public Policy in Sweden’（2010），140－141.

[84] Östberg，När Vinden Vände：Olof Palme 1969－1986（2009），182－183；Barkman，‘Brev från Astrid Lindgren Visar Hennes Stöd för S’（2010）.

[85] Sjöberg，‘Intervjun：Kjell－Olof Feldt’（1999）.

[86] Aronsson and Walker，‘Effects of Sweden.s Welfare State on Labor Supply Incentives’（1997），249－250.

[87] Below，256.

[88] For example，Lindbeck et al.，‘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in the Welfare State’（1999）.

[89] Lindbeck and Snower，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1988）.

[9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3，esp.50－51.

[91] Rydenfelt，‘Trade Unions and Socialist Governments in Sweden’（1985）.

[92] Swedish Bureau of Statistics，‘Utrikes Födda 2012.FortsattÖkning av Utrikes Födda i Sverige’（2013），http：//www.scb.se/sv_/hitta－statistik/artiklar/fortsatt－okning－av－utrikes－fodda－i－sverige/.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当经济学家还在为激励问题感到烦恼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动作发生了，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却没有被注意到。当林德贝克所预言的大崩溃最终发生的时候，它与工作激励和福利国家并没有一点儿关系。像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样，瑞典大崩溃（实际上，是更广大的北欧地区）可以看成是这场危机的一个先兆，只不过它起源于财政问题。[1]林德贝克很少写关于财政方面的文章，只是偶尔为了支持更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才发出一点儿声音。[2]

信贷释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主要的同盟国同意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本国货币汇率。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这一制度的抛弃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无序。20世纪70年代，瑞典和其他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这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打开了信贷闸门，而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人们却知之甚少。[3]传统观点认为市场上放贷者和借贷者会自我约束。尽管许多英语国家汇率是浮动的，但是瑞典仍然集中控制信贷并坚持固定汇率，这被看成是为了应对来自劳动者的工资压力（通过贸易平衡来起作用）。这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货币贬值政策来维持。

随着瑞典公司在海外扩张，放贷业务开始在国有银行以外进行，这导致信贷变得很难控制。政府也已经开始从海外借款。这使市场开放更加难以抵制。信贷控制逐渐宽松，当抵押贷款上限突然解除之后，就好像在某一时刻突然失去意识一样，中央银行解除了对1985年“十一月革命”的束缚。[4]在奥斯布林1957年提升单边费率之后的30年，秉持自由思想的金融专家再一次使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平衡。[5]

失败只有一种结果：财政部部长费尔特是有市场头脑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从欧洲意义上来看）。[6]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十国集团担任瑞典的代表。在回忆录中，他宣称自己一直在世界银行的压力之下工作，而且没有从心烦意乱、筋疲力尽的首相那里得到任何指导。[7]中央银行认为，金融市场已经如此普遍，以致管制不再起作用，所以可以解除管制。本来以为所有的信贷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所以贷款的急剧增加是完全出乎意料的。[8]商业银行只认识到借款人要提供优质担保物，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接受严格的外源性贷款约束。在瑞典利息支付是免税的；鉴于较高的税率和信贷宽松政策，人们非常愿意借钱投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事后来看，后果本应该被预见。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放贷的激增导致房屋和股票价值的上涨。房屋价格在五年之中上升了大概60%，失业率则下降到零，经济繁荣，随后过热。好像是为支持这种新的智慧一样，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金融的三位专家——马科维茨、米勒和夏普。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来自瑞典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成员的暗示，即他们对于本国信贷自由化的沉默与当前最好的理论是一致的。当这一奖项于1990年12月颁发的时候，经济繁荣已经有所逆转，经济开始迅速下滑（见图9.1和图9.4）。

回顾过去，那些支持放松信贷控制的人说，这还远远不够：投资者仍然被限制在国内资产投资上；借款利息仍然可以从税收中扣除，使在高税收的瑞典的资产投资可以很便宜。[9]也许是这样的。国际资本管制在1989年被取消，利息减免政策被废除，后来又被恢复。在回忆录中，克拉斯·埃克隆德（财政部部长的“第三条道路”的顾问）写道：

现实比教科书要困难得多。当我来到贸易部任职时，我经历了不曾预料到的文化震荡。事实证明，理性经济战略无法实施，不是因为那些负责经济政策的人缺乏经济或者理论的专业知识，而是因为在制定富有理论洞察力的政策上有困难。问题不在于财政部部长只有很少的几个好的经济学家可以为之提供建议（这是自觉的但很幼稚的年轻的商学院学生所认为的），而在于部长和他那些毫无疑问很具有天赋的经济学家不能让政府、政党和劳工运动中的其他人跟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10]

这是很有启示作用的。天真的经济学家已经忘记了他的模型和前提，即确保模型有效的唯一前提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原子状竞争，而这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令他吃惊的是，政策必须要考虑现实冲突。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坚持第三条道路是非常不幸的：因为理论很糟糕，那就难怪政策会失败了。财政部部长费尔特和他的门徒埃克隆德被斗争所挫败，两个人都在任职到期之前离任。

1990年，信贷暴涨已经是一种常态，全球萧条已经开始，这使借款人继续承担债务非常困难。自从大萧条之后，瑞典的信贷暴涨开始转入急剧下跌，大萧条持续了近十年，这是经济上的巨大退步（见图9.1和图9.4）。金融部门遭到严重破坏，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以一种很熟悉的方式进行），即对资本主义进行补贴，而且补贴的数额巨大，但这种做法并不是福利国家设计思想中的一部分。林德贝克和他的朝圣山学社的助手斯塔尔乐此不疲地倡导要在住房问题上建立自由市场。[11]但是受监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住房制度持续提供了许多高质量而且可负担的住房，过度拥挤的情况（“标准2”——每个房间超过两人居住）从1965年的33%下降到1985年的4%。金融自由化是从糟糕的房屋价格飞涨开始的，而房屋建造量从社会民主党时期到自由市场时期下跌了一半还要多。市场转向导致空房率上升，拥挤情况加重，公共房屋供给量下降，出现极端的不平等，还导致无家可归人员成倍增加。房屋市场对那些可负担得起的人来说运作良好，但却超出了其余人的承受能力。[12]看一下英国的情况，自由化的住房市场使这个国家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住房情况更加糟糕，债务和违约情况大量发生，社会底层的住房压力比1979年撒切尔上台的时候还要大。[13]

对1973年危机所做的凯恩斯式的反应使瑞典免于遭受最糟糕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节约财政支出来应对新的危机，将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充分就业转到低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下降，但是失业率从几乎为零急剧上升到超过8%（见图9.1），随后稳定在相当高的“常规”的欧洲水平。[14]1991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取代。在选举中，林德贝克为非社会主义政党摇旗呐喊，同时拥护“市场经济、去中心化和私有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广泛的和干预主义的管制，中央集权化和集体所有制”。[15]

1992年，新当选的中间偏右的政府任命林德贝克领导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场危机。他被赋予完全自主权，而且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合作。[16]他多年的合作者英格玛·斯塔尔收到了劳工简报。斯塔尔长期担任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和朝圣山学社的成员。林德贝克委员会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发表了一份报告，附加了27份支撑性的论文。[17]在资本主义出现灾难的情况下[18]，它以这场危机为契机来推动激励机制，而这是林德贝克在大约20年间一直倡导的。但是“严重的抑制问题”与危机关系不大[19]，危机只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挪威、荷兰，丹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发生），这些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放开了信贷。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影响（见图9.4）。在113个建议当中，林德贝克委员会特别强调工作激励，同时削减福利并取消劳动保护。在我们对林德贝克的采访中，他坚信这是他个人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并不需要妥协或者让步。它们表面看起来很严酷，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林德贝克倾向于这样做），林德贝克委员会并没有建议福利国家私有化（就像当时雇主联合会建议的那样）[20]，只是想让它少一点儿同情心，也不要太温柔，同时让市场对工人更严苛一点儿，对雇主更仁慈一点儿。讽刺的是，市场失灵曾被当作市场扩张的理由。现在，经济科学却被用来支持改革，而并不在乎它没有预见危机：“只有经验的失败不足以抹杀一种思想模式。”[21]在回忆录中，林德贝克承认，实证上的支持经常是很匮乏的。[22]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一家有影响力的瑞典商业智库的最新研究检验了改革的有效性。[23]在林德贝克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后，有人认为，紧接着发生了市场改革所导致的生产力的大幅上升。但是经过仔细研究，这一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在测算由低谷期向上走的经济趋势时有一个惯用的花招，即从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开始。[24]如果因此就说瑞典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经历过衰退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除了北欧国家以外）有优越性，那绝对是一种误导。这一比较至少显示了四个完全不同的但是有类似生产力增长纪录的国家（从15个被比较的国家中选取的）的情况，即它们自身的改革不是一个充分的，甚至都不是一个必要的解释。[25]衰退持续时间很长而且非常有害。瑞典经济用了10年时间才恢复，并赶上1970—1989年的增长趋势，用了16年的时间来弥补失去的产量。[26]在另外3年之中，经济又经历了两次连续的衰退。在这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失业率增长了大概4倍，劳动参与率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从高位的85%下降到低于75%。[27]如果能力最差的工人被解雇，生产力就一定会上升。失业工人的持续成本是无法用工作着的人的生产力来测量的，而这也会减少整体福利。

笔者只将生产力激增的很小一部分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改革。而且生产力增长得也不多。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重新掌权，一直执政到2006年。工资方案一直都是集中制定的，劳动力的工会化程度很高。实行的主要改革就是减少对暂时的短期合约的管制。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会被失业所造成的不可测量成本抵消。如果将工资与劳动所得进行匹配是一个好的激励办法的话，那它就不会发生在制造业中。在服务业中，这种相关性更高一些，但还是无法揭示工资的上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因此它与生产力的联系也是不可靠的。[28]生产力的发展，正像过去一样，主要是因为制度政策，而这些制度政策中的大部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被继续执行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水平的教育和普及的信用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性论据，也是社会民主党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瑞典在这一时期比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更好，这也不是市场自由化的一个支撑性论据：瑞典比它所超越的那些国家的管制程度要高。[29]作者认为，“在我们对单一国家的研究中，想要获得一般理论和制度预测之间的因果性证据，是非常困难的”。[30]

评价

瑞典（还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都抵制住了金融自由化的诱惑，而当它屈服的时候，惩罚也很快就来临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几乎完全是由这种自由化导致的，这对实行适度的“激励”机制来说是一个机会，然而，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直到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像其他地方的经济学一样，勾勒出了市场交易所带来的自我调节的社会和谐的画面。[31]这与瑞典工业关系的混乱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得到普选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开始掌权并在劳动、福利和房屋建造上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从而支持它在选举中需要依赖的群体，即体力劳动者和农民。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统治地位（斯德哥尔摩学院的理论家多多少少所期望的）给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这不仅与瑞典的经济表现和福利水平的提升一致，而且还有助于提升经济表现和福利水平。制造业作为有偿劳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峰值，随后，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基础开始减弱。

由林德贝克引领的瑞典经济学观点，积极推动恢复市场激励机制，援引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哈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起抑制作用的“楔形”。从经济表现上来说，瑞典的评级下滑，在1970—1994年是相当反复无常的，大部分产品都是进口的。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工会推动工业民主是不合时宜的，就像英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激励”讨论的另外一个观点是把它看成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一种探索，他们想要强化体力劳动者的纪律，把体力劳动者推回“适合”他们的位置上，并利用他们日益衰弱的市场力量。到1989年，工薪阶层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占据了劳动大军的42%。[32]

最可能使福利国家保持现状的是大量工会化的公共部门的劳动者，他们既是这些部门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受益者，占据了劳动大军的大约1/3。高水平的公共就业率弥补了工厂的衰落。瑞典的失业率虽然一直没有降低至1990年以前的水平，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瑞典存在庞大的公共部门。除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十年和2000年之后的几年以外，瑞典的失业率一直低于美国，贫穷和短板也远没有美国严重，而这还是在没有考虑上百万美国人还在服兵役和坐牢的情况下。[33]

1991—1994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提名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见图5.1）。诺贝尔奖扩大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市场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失效。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定委员会成立25年之后，林德贝克终于卸任。在采访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林德贝克的管理风格和他的一些选择使其自绝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院曾组织了两次秘密的调查，最后决定是时候做出改变了。[34]沃尔特·科皮写道，林德贝克利用他在瑞典经济学的巅峰地位和与媒体接触的便利条件来威胁他的同事服从他或者保持沉默。这几乎不缺少职业技能，他写道：

在瑞典，在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这两个被认为是最好的瑞典经济学研究机构内部（二者都由林德贝克领导），都有强烈支持瑞典僵化症这一结论的人……当专业团体以经济学理论的名义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时，它们应对其负有伦理责任。在相对比较小的瑞典学术圈子中，像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奖委员会这种特别有名望的团体，极有可能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提供基础，它们不一定有利于理论的多元化。[35]

然而一位支持林德贝克的瑞典经济学家承认：“就他们作为政策建议者的能力范围而言，学术经济学家远远超出了研究室研究水平的高标准。”[36]“在瑞典，”两位经济学家就此写道，“菜单上只有唯一的选择。”[37]

经济学有时被贬低为关于更好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对诺贝尔奖的评价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一般化的概念，但是不友善的观察者可能认为林德贝克这些年所倡导的想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1976年以来，他陷入关于工薪阶层基金的争论中。出现阶级冲突并不是常态，尤其是如此狭隘地关注生产方式的控制问题。林德贝克用经济理论来支持雇主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在他担任林德贝克委员会和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因为发起政治讨论而损害了专家的公正性和声誉。

这并不意味着林德贝克或者大多数的瑞典经济学家是完全错误的。林德贝克从来没有用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给他的国际增长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即使正确地使用了这种方法，其本身的有效性仍然值得怀疑。他并没有用证据证明激励机制的正确性，理论仍然无法得到证实。在《经济问题的辩论》中，大多数关于市场自由主义的论证都是来自理论，而不是来自真实测量。但即使理论是无效的，论证依然要有。实际上，如果人们不相信理论，那么规范性的论证就是唯一的指导。这就是林德贝克的前任纲纳·缪达尔在他的研究成果《经济理论中的政治因素》（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Economic Theory，1930年）一书中一贯的主题。林德贝克的论证可能对他不利，但是我们认为他对激进市场主义的抑制是一种美德。也许瑞典公共部门的规模确实太大了（虽然原始数据被夸大了——现金收益要纳税，所以净支出就更低，而且应纳税的税率远远低于边缘税率，这样就可以被不同的抵扣抵消）。也许工作太繁重，闲暇太容易了，并不存在独立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的可以用来做判断的客观标准。林德贝克承认科学的权威，正像诺贝尔奖放射出来的光芒一样。但是如果要做一种解释的话，只能是参考某种价值观。公共部门为什么规模变得这么大呢？代表谁的利益？工作和金钱比闲暇重要多少呢？女性在家照顾孩子比独立赚取工资好多少呢？体力劳动者谈判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用来削弱他们的安全保障呢？这是争论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效率”的欺骗性的论证。效率是为了谁呢？以谁的利益为代价？这些就是纲纳·缪达尔曾经提出的问题。

价值观需要被讨论，林德贝克就在他关于福利国家的论文和讲座中讨论了他的价值观。因为没有确定的经济知识，我们必须用其他方式来做出决定。林德贝克的观点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没有明显的缺陷（不像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那样有明显的缺陷）。他对此感到自豪。然而，“科学”不能承载林德贝克所声称的那么重的任务。他倡导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力劳动者和低报酬的服务业劳动者工作更努力，但赚得更少，保障更差，而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财产所有者却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诺贝尔奖项的公正仲裁者，他的观点和策略并不总是能够经得起检验。但是林德贝克观点中的这种倾向逐渐被北欧的选民和其他富裕社会所分享，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从工厂中走出来，开始从事白领工作。

林德贝克也只是部分地成功了。瑞典社会抵制市场自由化逻辑的诱惑，也许是因为证据并不支持市场自由化。瑞典在1994年重新将社会民主党推上执政党的位置，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了12年。在市场力量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失败了，当这些力量被扼制的时候，灾难也没有随即发生。金融自由化导致了崩溃，工会权力没有破坏经济。瑞典的税收和福利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不平等和贫穷程度虽然在上升，但是绝对水平很低。林德贝克自己从来没有否定过福利国家，也没有提出用与完美竞争的理想市场相类似的做法来广泛地取代福利国家。他说，福利国家是对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但是它正在超出自然的极限。他这样写道，林德贝克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而不是废除福利国家”。[38]在挑战“看不见的手”这一思想的同时，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设法拯救工人阶级选区的衰落，它的政策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如今只能勉强维持，甚至是被它的政治对手勉强维持。[39]

[1] For analogies，Offer，‘Narrow Banking，Real Estate，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UK’（2014）.

[2] Above，chapter 9，note 17；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67.

[3] Wallander，‘En Effektivare Kreditpolitik’（1982）.Wallander was a senior banker；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116－119，141.

[4] Lindvall，The Politics of Purpose（2004），116－119，141；Svensson，November-revolutionen（1996）；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23－224.

[5] Chapter 4，above.

[6] Lundberg，‘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1985），32－33.

[7] Feldt，Alla Dessa Dagar（1991），I，254－255.

[8] Lars Hansson，‘Mot en Marknadskonform Kreditpolitik’，28 August 1985，Stockholm，Swedish Central Bank Archive，Riksbankschefers Arkiv，Box：B.Dennis，Översyn av Kredit－och Valutapolitiken 1985，F1A：236.

[9] Lindbeck interview，3 December 2012.On the crisis，see Jonung et al.，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2009），and Honkaphoja，‘The 1990.s Financial Crisis in Nordic Countries’（2009）.

[10] Eklund，‘En Intellektuell Biografi’（1995）.

[11] Meyerson et al.，Maktenöver Bostaden（1990）.

[12] Clark and Johnson，‘The“System Switch”in Swedish Housing’（2009）；Stenfors，‘The Swedish Financial System’（2014），113－125.

[13] Roberts－Hughes，The Case for Space（2011）；Hills，Ends and Means（2007）.

[14] Ljungqvist and Sargent，‘How Sweden.s Unemployment Became More Like Europe.s’（2010）.

[15] Lönnroth，Schamanerna（1993），269.

[16] Lindbeck，Ekonomi（2012），295.

[17] Soon published in English（without the supporting papers）as Lindbeck et al.，Turning Sweden Around（1994）.

[18] Klein，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2007）.

[19] Lindbeck in 1981：chapter 9，note 82，above.

[20]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28.

[21] Ibid.，235.

[22] Lindbeck，Ekonomi，297－298.

[23]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Our discussion refers to this article.Also argued in Bergh and Henrekson，Varför Går det Braför Sverige（2012）.

[24]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4－6.

[25] Ibid.，fig.2，5.

[26] Calculated from GDP per capita at constant 2005 prices and PPPs，US dollars，OECD，OECD.Stat（2015）.

[27] See figure 9.1，above，and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fig.3，5.

[28] Ibid.，fig.15，24.

[29] Magnusson，‘Globalisering och den Svenska Modellen’（2014）.

[30] Heyman et al.，‘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2015），3.

[31] Myrdal，Political Element（1953），ch.1；Lönnroth，Schamanerna（1993），ch.2；Carlson，The State as Monster（1994）.

[32] Steinmo，Evolution of Modern States（2010），62.

[33] ILO，‘ILO Comparable Estimates’.

[34] Brittan，‘The Not So Noble Nobel Prize’（2003）；Nasar，A Beautiful Mind（1998），368－372.

[35] Korpi，‘Eurosclerosis and the Sclerosis of Objectivity’（1996），1744，nn.43－44.

[36] Agell，‘Why Sweden.s Welfare State Needed Reform’（1996），1760.

[37] In 1993.Cited in Blyth，Great Transformations（2002），238.

[38] Lindbeck，‘Overshooting，Reform and Retreat of the Welfare State’（1993），28.

[39] Wooldridge，‘Special Report：The Nordic Countries’，Economist，2 February 2013.

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市场自由化的倡导者极力想用“华盛顿共识”来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政策控制力，斯堪的纳维亚只不过是这一谋划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他们的理论在此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内部效应、经验绩效和非预期结果。简言之，这些理论并不一致，屡屡失效，将公共领域笼罩在腐败的气氛中，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都是如此。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有缺陷的现实模型上的，而这是本书的中心线索。如果说诺贝尔奖是一个小角色的话，那也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起了作用的。

次优理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到一个流行的无名氏定理（他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任何政府能做的事情，私人部门也能做，甚至做得更好。”[1]这大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的两个理论”相符，这一战后的理论模型，好像是为了将理论放置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之上。[2]这些定理认为，任何阿罗-德布鲁竞争的一般均衡都是指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即没有偷懒），反过来，这样一种帕累托有效配置在任何初始分配的一般均衡中实现，而不会给个人带来损失。[3]然而，关于定理的含义有两个观点。常见的观点是将它们看成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现代化身，这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初始分配。但是模型要求存在一个包含所有商品和风险的市场，未来的价格也是可知的，即市场一直处于完全信息状态，并不受个人行动或者选择的影响。帕累托效率的重新分配还要求转移支付要一次付清，政府能够掌握关于个人偏好和技术，还有凸性（即非常接近于偏好和技术的递减收益）的完全信息。这样的先决条件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所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将这一定理看成是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一种有效的驳斥，有时甚至连定理的提出者都采取这样的态度。[4]

阿罗-德布鲁的成果在1954年一经发表，就被证明很难成立：如果有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即使满足其他条件也不会提高效率或者福利。最优化要么完全成立，要么完全不成立，而“完全成立”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的。它被称为一种“次优”理论，但这是有误导性的：因为不存在次优情况。真实世界与阿罗-德布鲁模型（一般被描述成“扭曲”）的差别很大且不可避免：非竞争性市场、准入壁垒、区位间的不平等、没有弹性的工资和工作、政府管制和税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市场缺失和对其他人的关心。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增长的驱动器，这一因素很显然是不确定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研究工作），但是模型需要确定知识。所以（相对于哈伯格三角假设）在达到最优状态之前没有中间状态。[5]值得注意的是（但并不令人吃惊），阿瑟·林德贝克在消除瑞典扭曲的运动中，并没有提到次优问题，因为这会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经济学家被阿罗-德布鲁的结论所迷惑，但并不打算轻易放弃它。[6]哈伯格证明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它：逐一消除扭曲（主要是政府和劳工犯下的错误），目的是让供给和需求不受妨碍地相交，而不必过多考虑与均衡有关的大量限制性假定中的任何一个是否得到满足。[7]它因为符合经济直觉而有合理性，虽然（就像我们在瑞典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它主要是以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利的政策楔形而起作用。[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人们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了若干努力来运用这种方法。在这些努力中，最突出的是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和詹姆斯·莫里斯，但是他们都渴望“找到合理的价格”。[9]早期的发展重点如强制工业化已经使价格偏离了均衡水平。“项目评估”使发展项目与其他可选方案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关键是要给资本、劳动、金钱和时间定价，即使这些价格并不容易获得。其观点是即使在投入都不是进口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价格还是反映了任何投入的机会成本，即为了在特定项目上使用它们所必须做出的牺牲。这样的“真实世界”价格（市场刺激下形成的工资和利率的“影子价格”）被假定收敛于市场均衡所获得的价格。对哈伯格来说，这意味着假装真实世界与模型大致相符。这是标准的芝加哥学派的程序。[10]虽然被称为“次优”理论，但这是错误的：满足模型的竞争价格并不存在，部分均衡分析的最优属性也是可疑的。[11]用于参考的价格（世界价格和市场工资等）只不过是另外一套可以期望运用部分均衡分析来纠正的“扭曲”价格。

项目评估是我们所谓的混合理论的一种形式，其应用与前提并不一致，这与莫里斯的另一个理论，即最优税收理论是不同的。[12]这一理论有“精神分裂症”的特点[13]，它一方面假定市场的神奇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先决条件并不存在。[14]项目评估教科书是认可次优问题的，但是仅将其作为一种事后问题来考虑。他们认为确定一种最优状态是可能的，但是尽管他们如此自信地表述这一状态，却仍然绕不开“次优”问题。[15]这一点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一般均衡理论适用于整体经济，但是评估者只处理单一项目。严格的分析必须放到一边，而且有经验的分析师也只能为局部的改善而努力。[16]

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还有发展机构和政府都试图运用项目评估方法，但很快就放弃了；其他机构和政府甚至都没有做任何尝试和努力。利特尔和莫里斯抱怨道，忽视这些方法就是经济上的造假，但是必要的数据很难被收集，所以分析遗漏了太多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项目评估与一般均衡并不一致，也没有理论上的次优选择，只有务实的判断。这并不是在否定这些努力：用想象出的机会成本来评估一个项目（即技术所要求的）很可能（在好的方面）就是要产生更大的利益。[17]

华盛顿共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尝试实现自给自足，这部分是因为受到了苏联的激励：用本土工厂和技术来替代进口。[18]外国公司和银行一直被拒之门外，同时，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古巴、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在政治上与苏联结盟。[19]

在美国，“冷战”和对自由市场的追求很容易混淆，而且同样受到热情的追捧。[20]在伊朗和危地马拉的独裁政变是由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煽动的。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古巴和缅甸派遣了军队、盟军和雇佣兵。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掌权（1965年）启动了对被认为与左派有勾结的大约50万人的大规模屠杀，还有超过100万人被关押。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上校和将军执掌政权，他们折磨、谋杀、“消失”他们的对手并驱逐他们。仅在拉丁美洲，估计就有几万人被杀害，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政变源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其经济学思想则来自伯克利大学和芝加哥大学。[21]它们是被随意构想出来的，但是对民主来说并不是胜利。武装力量摧毁了对工人的保护并大幅削减工资，减少一些社会项目，取消了对食物和能源的补贴，把大多数人推向贫穷。但是他们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将政府服务和企业私有化。[22]《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读者都可能会问，怎么能不喜欢呢？[23]

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独裁者已经被罢免或者赶下台了。然而，他们的经济政策继续生效，很多技术专家也继续在位。一次新的浪潮即将开始，这一次发生在苏联和东南亚。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即20世纪80年代末，约翰·威廉姆斯发表了名为“华盛顿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的文章，[24]造就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由外债驱动的全球化的术语。威廉姆斯把这些政策粉饰得非常漂亮，而且为评价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起点。取得“共识”的“华盛顿”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组成，三者共同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定了金融政策。华尔街银行与它们的监管者美联储一起，都是低调的合作伙伴。

威廉姆斯给华盛顿的捐助对象制定了十条“戒律”。

• “财政赤字”——不得依赖预算赤字。实际做法就是大规模削减支出和税收。

• “公共支出的优先事项”——军费开支，否则从对基本商品的价格补贴转向对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补贴。

• “税制改革”——“税基宽泛，边际税率适中”，即税收从中、上阶级向中产阶级和穷人转移，这与莫里斯的最优税收理论是一致的。

• “利率”——由金融市场决定，实际利率是正的，即金融市场自由化。

• “汇率”——由市场力量决定，与宏观目标保持一致。

• “贸易政策”——进口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导致了成本高昂的扭曲。关税比进口配额要好，一些暂时的保护是可以接受的。

• “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流动自由化并不是优先事项，对外直接投资才是，包括用债权换取所有权。

• “私有化”——不仅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而且私有化是比公共服务更好的一种激励因素。

• “解除管制”——促进竞争，减少扭曲和腐败。

• “财产权利”——在拉丁美洲并不足够安全。

总而言之，他写道：“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华盛顿普遍认为，这一政策清单源于古典的主流经济学理论。”[25]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机构都迷恋理论：它与财政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假装严格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同年，资深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拉维·坎伯（Ravi Kanbur）建议将项目评估方法扩展到华盛顿共识项目。他的论文提出，这样的分析目前没有被应用，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不是来源于严格的分析。人们对这一陈述的反应并不热情，而且也没有跟进。[26]

到了1990年，威廉姆斯自己就是高级金融智库的代言人。在对华盛顿共识项目达成一致方面，他比其他人都更努力；在一系列的会议论文、学术论文和书籍中，他的名字重复出现。他一直是一位学术经济学家，一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他受雇于由彼得·G.彼得森（Peter G.Peterson）于1981年成立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彼得森是美国财政部和右翼政治的一位重要人物。作为白手起家的共和党商人，彼得森是尼克松内阁的成员；1973—1984年担任雷曼兄弟银行的行长；还是黑石集团的创始者（1985年），这是一家很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他还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2000—2004年），并且还是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主席（1985—2007年），他的继任者是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主席，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花旗银行的管理者。2006年，彼得森给雇用威廉姆斯的机构10亿美元，把自己的名字加到了机构名称中。对彼得森这样一位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敌来说，削减福利国家是个人的事业，为此他写了八本书并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协和联盟”。[27]

失去的十年

华盛顿共识项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间接地受到了美国军事挫败的影响。1971年，大量美元被支付给越南，越南的货币摆脱了黄金锚的束缚。两年之后，与苏联军队结盟的埃及和叙利亚打击了美国的盟友以色列，阿拉伯石油生产商表示同情，将石油价格提高了四倍。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如果没有用黄金来兑换美元的规则，银行贷款就很容易放出和借入。货币可以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丧失了捍卫固定汇率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向英国和美国银行借款，这些银行因石油生产商而得到大量周转资金，因此资金富足。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利率下降，借款国积累了大量债务。

1979年，美国又一次遭受挫败，伊朗发生了革命，将石油价格再次推高了四倍。同年11月，美联储开始控制美国通货膨胀并收紧信贷。接近20%的利率使债务国摆脱了困境。一些借款国不能周转商业借款，又开始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2年8月，墨西哥用尽了所有的美元。[28]前九名美国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头寸暴露相当于他们自身资本金的1.76倍，而所有不发达国家则是2.88倍。[29]这些债务看上去已经威胁到美国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了，并且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但是仍然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美国和英国银行业的资本水平较低，一般不过是借出总额的3%~5%。[30]银行暴露总体上（它们的“杠杆”）通常相当于它们的资本的20~30倍。在20世纪末，这一数字高达40~50倍。美国监管者（美联储和财政部）对这样的暴露水平过于放松了。没有迹象表明所有不发达国家贷款人会马上违约，即使它们真的违约了，银行也会得到美联储的再注资，银行是不允许倒闭的，就像国内在1984年已经发生过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美国第七大银行）倒闭的情况一样。但是对于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则不能容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借款者必须还款：契约必须遵守（“协议必须履行”）。同样的原则在2015年也残忍地适用于希腊。

20世纪80年代早期，老派的发展经济学家被从华盛顿共识的几个机构中清除出去。[31]在世界银行，自由主义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让位于A.W.克劳森（A.W.Clausen），后者是一位华尔街银行家。他对待债务危机的方法是：

强调自由市场和私人部门的重要性。他看到，在效率和私有产权之间存在清晰的联系，并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私人部门。发展中国家在用昂贵的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和提高出口部门效率的同时，应该提高市场信号和价格的激励作用。[32]

克劳森任命安妮·克鲁格为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她曾经提出“寻租”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向控制收益源的政治权力投资比向生产企业的投资代价更大。这一概念明确针对的是政府失灵，但也被认为是对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效果预测，在这一领域她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倡议者。[33]

各机构的模板都进行了改变，来最低限度地适用于个别国家的情况，而且都被那些只对当地情况了解得很少的经济技术人员立刻投入使用。如果市场均衡理论是通用的而且不受时间影响，那么详细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资金来代替商业放贷者向它的客户国放贷。相反，它为商业银行提供隐性担保。这种有条件的要求使借款人更有能力偿还债务。[34]这样，华盛顿共识的机构信贷就使债务人更能满足它们的商业贷款要求。[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予银行对调整项目的确认和融资以否决权..银行可以运用这一权力来强制进行重大的修改”。[36]当违约即将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执行结算以保护银行：即使判断错误，贷款仍将得到满足。然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也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逐渐成为外国货币中心银行的国际债务的催债人，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它应该被关闭。”[37]这种“大而不能倒”的观点从那时开始就处于支配地位，因而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5年的希腊危机。[38]这些机构（由纳税人资助）充当最后贷款人，但是并不对处于风险中的银行贷出款项（就像历史上的“最后贷款人”原则规定的那样）。相反，公众的钱能够拯救的是借款人，借款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用公众的钱来偿付贷款人，而代价是经济、外交和政治上的痛苦惩罚。

对许多借款人来说，结果就是收入、投资和生活质量崩塌，同时资本外逃，通货膨胀飙升，因为政府在这个时期会大量印制钞票来推迟不良情况的出现。但是债务还是得到了偿还。

1986年，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1982年之后的负的净资源转移总计超过950亿美元。在债务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紧缩计划的若干年中，大多数债务国都面临着极端的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下降的程度令人震惊，1985年的真实工资水平下降到1975年水平的50%~70%。社会和政治混乱极其严重。[3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带来的唯一最持久的影响就是减少了工人收入。”[40]许多贷款都被腐败的掌权人物变成了军费开支或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到2003年，利息总额（债务本息与资本进口之间的正差额）已经上升到接近2 800亿美元。[41]

传统的货币观点是，贷款人受到权益资本和存款规模的制约，他们可以按照一定的倍数进行放贷。对于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重要问题，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广泛的分歧。内生货币理论似乎正在被大多数人接受，它认为贷出款项可以不受权益资本和存款规模的制约，而只受当前债务偿还状况的制约。[42]由于存在主权安全网（华盛顿共识从根本上提供的），审慎约束可以放松，商业银行可以借出他们的更高倍数资本金的贷款。很多借出款项都进入了现存的房地产市场，即并没有用于提高生产能力。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43]然而，对借款人来说，美元贷款就像过去以黄金表现的债务：外国货币都是用出口换回来的。在20年中，贫穷国家以出口商品的形式向美国（还有其他宗主贷款国）输送利息流。

美国银行所面临的系统性威胁（之前作为采取这些行动的借口被提到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图11·1分别说明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周期，这是华盛顿共识贷出款项的主要地区。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很高甚至极高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些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许多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依然存在。加权平均值（“总量”）是由大国的数据决定的。然而一些模式出现了。在这两个地区，外债上升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盛顿共识中出口导向的紧缩政策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在拉丁美洲）或者使其减速（在亚洲）。20世纪90年代债务再次开始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峰值。好几个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都崩溃了，而其他几个国家（印度、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几乎完全避免了各种陷阱。2000年之后，这两个地区的外债都出现下降。东南亚国家继续巩固了出口上取得的成功，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以避免1997年的耻辱重演。在南美洲，债务下降得益于商品繁荣，还得益于政治上的摇摆，而这导致了11个中间偏左的政府上台执政。[44]在华盛顿共识主导的20年中，社会民主主义在外围地带有所回归，与此同时，它也在中心地带逐渐布好了阵地。[45]

图11.1 外国债务占GDP的百分比（拉丁美洲与南亚，1970—2012年），市价

资料来源：债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外债股票”（External Debt Stocks），2014年：按市价计算的GDP来自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Total Economy Database），2014年；GDP总量由"百万现行美元价格表示。

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人们怀疑所有借款人能否在这一次大危机中存活下来，而且提出来一些关于债务重组和解除债务的建议。相关的主要经济学家对此只表现出比较平淡的支持态度。[46]与众不同的是，贝克计划（1985年）提出与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华盛顿共识机构建立起合伙关系，而这一方案得到了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是对贷款强加一些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它们试图通过市场自由化的路线重建债务国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将制约性因素写进了为每个债务国量身定制的“结构调整方案”，二者经常就此进行磋商。[47]制约性因素可能是货币贬值，对美元的可兑换性或者盯住美元；削减公共支出；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对外开放：“保持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成了当时的秩序。[48]人们的愿望也逐步升级：不再只是偿还债务和削减赤字，还有经济发展和增长。实际上，就像在一次磋商中提到的那样，偿还债务和军费支出受到了保护，大多数调整成本都加在了劳动者身上。[49]

这些规则起源于芝加哥大学，还有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博士，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一般均衡微观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模型来训练他们。这些经济学者与他们在北美的导师是合作关系，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起在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推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他们关注静态效率，即用哈伯格提倡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生产要素中的“扭曲”。但是发展的挑战不是如何模拟一个无摩擦的市场，不是如何废除租金，而是如何获得租金。东南亚的成功是靠非完全竞争方式取得的，它把贫穷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工艺设计结合在一起，来生产、出口制造精良且价格合理的制造业产品，同时赚得了市场力量的租金。[50]

诺贝尔奖得主在华盛顿共识的秘密会议上并不突出，但一些人在精神上对它产生了影响。对战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发展问题一直是潜在的资源，特别是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51]这种对闲散劳动者的关注是凯恩斯主义式的，解决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方法，如推动工业投资、外国援助和工业化，优先考虑社会的基本需求（卫生事业、教育和收入）。[52]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的黯然失色也使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失去了影响力。它遭到了新古典主义一元化思想的排挤，新古典主义否认欠发达国家需要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通往发展的道路导致劳动力的全球分工，一个国家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其他产品则依赖进口（按照李嘉图模式）。经济防御上的这种变化也在斯德哥尔摩上演，1979年，诺贝尔奖授予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守旧派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和应用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的西奥多·舒尔茨。

舒尔茨曾经发起对拉丁美洲经济学者的培训项目，20世纪50年代，这一项目由美国政府资助，60年代则由福特基金会资助。[53]米尔顿·弗里德曼向智利的皮诺切特提出建议。詹姆斯·布坎南多次访问智利，哈耶克也去过那里两次，并做了支持皮诺切特政权的讲话。[54]否则，如果没有诺贝尔水平的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制定中来，就可以认为是它的理论基础缺乏诺贝尔奖项的严格水准。显著的例外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担任了一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最持久的批评者。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这位被引用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一个问题上反复强调了30年：“‘看不见的手’必须被当成一个信条，而不是科学上确定的命题。”[55]他的成果（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表明，“只要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的时候，‘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总是很糟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56]华盛顿共识政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

它基于意识形态糟糕的经济和教条（有时似乎是为了勉强掩盖特殊利益）的奇怪组合……我很少看到有关政策如何解决贫穷的预测，也很少看到对替代政策的后果的讨论和分析。只有两个处方。没有人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开放而直率的讨论不受鼓励，没有它存在的空间。[57]

约翰·威廉姆斯创造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后来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个解决方案在理论上并无基础：

一个人不必是某种激进市场主义者，他也可以相信更少的政府是更好的政府，相信外部效应可以被安全地忽略，从而认识到用市场力量来协调活动和激励努力的好处。考虑一种能够确凿确立真理的工作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上述主张恰恰就是这种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但是有许多不同的间接确认的方法。[58]

换句话说，如果华盛顿共识是正确的，那也是从经验上来讲，而不是理论上正确。然后在这项检验中，记录很糟糕。华盛顿共识政策的第一个10年被看成“失去的10年”，在这10年，拉丁美洲的收入比10年初期要低1/10。[59]华盛顿共识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无法证明。[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没有普遍认可的模型或范例能够把特定的结构性政策与宏观经济绩效或外部生存能力联系在一起”。[61]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置的“制约性”因素的国家，实际上经济增长的质量都不高。制约性因素可能已经成为当地掌权者进行改革的一个合理理由，而这种改革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但不符合其他人的利益。[62]

接下来的10年又爆发了一系列灾难。东欧国家对共产主义制度扭转使人口陷入贫困状态。墨西哥于1994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紧随其后，1997—1998年就爆发了东亚和俄罗斯危机，阿根廷在2001年发生了经济崩溃。华盛顿共识政策引爆了这些危机，华盛顿共识机构对这些问题管理不当。到21世纪初期，“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一个“破损品牌”。[63]

20世纪90年代，另一条“戒律”也悄无声息地纳入华盛顿共识，即资本自由流动。[64]这允许华尔街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银行不仅能够赚钱，而且能安全地调整贷款，并且使债务国家的资产更加廉价。华盛顿共识项目强制实行高利率（目的是保持和吸引资本）和低汇率（鼓励出口），同时削减关税意在给当地生产商减负。西方消费商品的进口提升了消费水平，而这要靠外国贷款来提供资金支持。[65]投机货币迅速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引发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然后这些泡沫又冲出国门。

金融恐慌是传染性的。第一次金融恐慌于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外国资本为了寻求较高利率以可兑换货币的形式流入。当外国投资者恐慌的时候，一个管理得当的经济体崩塌了。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笼罩下离开总统位置被流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墨西哥兑现所有的美元债务。同样的戏码在1997—1998年更加生动，在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泰国开始，紧随其后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客户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每个国家实行惩罚，强制它们让步，迫使它们出售当地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实行了紧缩和私有化的标准一揽子计划，这些国家仅需要紧急援助，因为华盛顿共识坚持推动资本自由流动。收入崩塌，骚乱四起，政府倒台。企业关闭，储蓄存款消失，成百上千的人失业，生活成本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但是损害已经形成了。[66]没有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更好地度过了危机。

东欧刚刚从苏联的控制中走出来，华盛顿共识机构（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在此推行了更激进的政策，导致货币贬值，削减政府服务、社会保险和价格补贴，并将政府企业私有化。这些资产由前任官员及其亲友接管，外国投资者进入这些国家获取了自然资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了四岁，犯罪团伙采取恐怖行动并掠夺了俄罗斯的许多生意。[67]总的来说，甚至华盛顿共识机构都承认，他们的政策在那里制造了一场灾难。[68]

华盛顿共识的拥趸回应说，改革还没有进行得足够深远。安妮·克鲁格在2004年所做的一次演讲的题目是“想得很好，做得很少，败得很惨”。[69]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者。她将其他问题归咎于“改革疲劳”。她最大的遗憾是忽略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即没有彻底地取消对劳动者的保护。市场批评家更愿意将应急情况下的福利制度看成是对政府和正式部门中的“内部人”施以恩惠（林德贝克提出的理论），但这恰恰也是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开始的方式：它们起初是帮助内部人的俱乐部，最后才将所有人都包括进来。[70]在新兴国家中以建成这样的俱乐部为目标则又是一次倒退。

腐败爆发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贷款者的俱乐部，把西方国家的钱投资到发展中国家。随着货币的增长，贪污的机会也增多了。到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政策被腐败所淹没。[71]“基层腐败”发生在个人打破规则的时候。“高层腐败”发生在腐败能够被详细描述出来的时候。[72]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低层官员中，“基层腐败”非常常见。例如，在苏联，“打假球是很流行的”。[73]与之相比，华盛顿共识改革引发了“高层腐败”，即大量的高层渎职行为。[74]无论他们有任何滥用职权的行为，那些旧的发展模式的领导者都是在国门向国际金融市场敞开之后才变成了超级富豪。阿塔土克、斯大林、尼赫鲁、苏加诺、尼雷尔和本－古里安都有别墅，都举办宴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巨额财富交给自己的家族，而苏哈托、蒙博托、马可仕和皮诺切特就完全不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巴西和其他地方实行的商业友好策略使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友变得非常富有。被出售的企业通常都是自然垄断的，或者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或者是自然资源行业，把这些企业廉价卖给内部人员并且确保价格不受管制，就足够了，这使富有成为可能。[75]

腐败并不容易测量甚至不容易定义，但是指标很快由几个机构编制出来了，它们召集了会议，出版了许多书籍和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10年间，《经济学人》杂志关于腐败的引用量增加了五倍，在JSTOR上也几乎翻了一番。1993年，世界银行的一位前官员成立了国际透明组织，这是一个监测和防止腐败的组织，10年之中大约有90个国家在当地成立了分会。

腐败破坏了华盛顿共识的承诺。合约得不到信任，交易变得不确定。竞争不再只是围绕价格和质量展开。如果我们把市场结果看成是有伦理的，那么腐败就奖励了内部人员和犯罪分子，损害了公共利益。改革的承诺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民主政府，没有一个是在贸易自由、价格自由和私有化的平台上运行的。推选出的政府所进行的激烈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让拉丁美洲的选民感到震惊。”[76]私有化，无论其所谓的利益是什么，都疏远了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人，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对此怀有敌意。[77]

专家对此感到困惑：在华盛顿共识会议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陈述了腐败的类别，却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78]美国在1978年已经禁止海外贿赂行为，现在有抱怨称一些生意输给了欧洲和日本的竞争者。这促使其在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签署了反腐败条约，华盛顿共识机构开始着手进行代价高昂的反腐败斗争，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指标显示腐败并没有减少，而且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了发达国家。[79]

战后经济学的两个分支都没有提供更多的指导。在这两个分支中，不诚信经济学把腐败看成一种常态，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没有考虑腐败。交易是自愿的和基于特定信息的，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交易者善意行事或强制执行交易也无须付出代价，这两个假设是可以互换的。亚当·斯密指出，竞争本身就抵消了不诚信：在国内谷物市场上，即使交易商不择手段，欺骗也是无效的，因为超出正常水平的价格会很快降下来。[80]这个优雅的模型本身是正确的，但仅适用于有单一同质商品和多个交易者的情况。尽管这个模型很漂亮，但它也只是一个模型。现实经常是不同的：18世纪的工人因为面包而暴乱，20世纪北美的农民成立了合作机构。

基于这样的观念，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提出，消除腐败需要更多的一成不变：“任何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改革都会降低对腐败行为的激励。”[81]这仍然是华盛顿共识的观点。[82]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如果腐败是“为了私利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小公共领域。[83]不要介意那些拥有最大的公共部门的国家也是（一般来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因为北欧国家在税收水平和诚信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84]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有这样的想法，即他们的政策并不是腐败的解毒剂，而是腐败的推动力，“这是一个悖论，即当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为腐败的衰落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时，腐败却爆发了”。[85]批评家看待事物总是更加清晰。[86]

“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也已经衰落了。战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已经抛弃了协调性而将不诚信作为主要动机。[87]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只有自利性是重要的。经济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即协调性和机会主义，都没有超越个人福利来构想公共产品。尽管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政策上的努力，经济学仍然是盲目发展的。对于强调“看不见的手”这种协调性的经济学家来说，腐败不可能存在；在欺诈经济学中，诚信没有意义。

华盛顿共识政策也是从不诚信假设发展而来的。它们想要纠正的“扭曲”源于人们追求不当利益，即通过管制、国家干预、关税和工会等得到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世界银行（1982—1986年）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提出了“寻租”问题，她本人就是“公共选择”理论运动的一分子，这一理论运动与乔治·斯蒂格勒和詹姆斯·布坎南有关。这两个奖项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达成期间授予的，当时的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是由阿瑟·林德贝克担任主席，而林德贝克在瑞典与他在委员会的同事，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朝圣山学社成员英格玛·斯塔尔一起推动了该理论运动。[88]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允许机会主义的官员滥用他们的权威以获得私利。他们不担心任何可能从私人所有权中产生的“租金”。

乔治·斯蒂格勒的“俘获”概念意味着监管者把他们控制的工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布坎南的观点是，公务员为公众服务实际是错误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大多数的穷人会限制少数富人。[89]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提出市场失灵来证明政府干预的正确性。公共选择理论扭转了这一论调，它认为，问题在于政府失灵。[90]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是这样解释的：“经验已经证明非市场方法没有之前所期望的那么有效，而且市场失灵比之前认为的要更容易处理。”[9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经济学家韦托·坦茨（Vito Tanzi）写道，问题不仅是政策糟糕，动机也经常很糟糕：

今年（1987年），当詹姆斯·布坎南因为对公共选择理论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不妨用几个高度私人化的思想来给这篇论文做一个总结……结构性问题不一定存在，因为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犯下了技术性的错误……相反，公共选择理论家会认为，通过这些政策，政策制定者已经尝试着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实现。[92]

类似的谴责是否可以指向他自己的机构，对这一问题，坦茨并没有提到。

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委员会在文件中提出了对华盛顿共识日程的期待。[93]它包括除了私有化以外的全部问题，而在撒切尔大胆地出售国有企业之后不久，私有化问题也包括了进来。从市场激励的角度来看，私有化是合理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在私人产权和效率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94]这是另一种混合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私有制具有“看不见的手”的效率特点，而公共部门受到了机会主义和腐败的损害。但是这样的模型违背了“看不见的手”的完全信息、执行无成本和完全竞争假设。随着华盛顿共识机构突然进入东欧，罗纳德·科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出警告说，他们的私有化政策是不会起作用的。斯蒂格勒对他的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是错误的，经济均衡理论因为忽视了经济摩擦、制度问题和交易成本而误入歧途。[95]在混合理论中，腐败只对公共部门产生影响。但是腐败的巨大机会在资产从政策转移到私人手中时就产生了，这种转移是通过直接贿赂、回扣和宽松的管制来实现的。在没有完全竞争（一个理想的概念）甚至没有竞争性的情况下，私有化的服务也能够很容易地利用垄断地位获利。[96]

在所有权影响效率的问题上，私有化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模棱两可的。[97]在英国和欧洲西北部，公共事业的技术生产力与私有产权长期以来都是相匹配的。[98]这表明，效率不是由所有权这一激励因素驱动的，而是由低水平的技术能力驱动的。甚至私有化的支持者都承认，由腐败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为此所做的市场检验也不令人信服，因为公有制的目的不是使利润最大化。[99]

私有制没有消灭腐败，却起了反作用。让我们回忆一下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1714年提出的动机假设，“私人利益钳制公共利益”。[100]如果自利是唯一的动机，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如何构建和保护公共利益呢？公共选择理论对此做了回应，即用最小规模的政府和严格的规章，但是谁来设计这些规章以及为什么这些规章应该被遵守则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莫西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位著名的倡导者，想靠“强烈的道德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101]但是强烈的道德观念并不是经济学的内容。为什么应该兑现合约？对贪婪经济学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保守派的法律理论家查尔斯·弗莱德（Charles Fried，里根时期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认为，履行承诺是一种超出个人私利以外的道德义务。[102]肯尼斯·阿罗指出，为了让市场起作用，人们需要把私利暂时放在一边。如果法官和警察（还有其他人，比如医生，就是有谨慎义务的）完全按照个人利益来做事，市场就不能发挥作用。[103]市场所需要的美德并不能从市场本身产生。[104]因此，从一开始，由自利所驱动的没有约束的市场改革就深陷腐败泥潭。因为缺乏内在合理性，模型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可能起作用。

腐败自身（曾经被讨论过）并不能改变发展的大趋势[105]。过去的30多年里，它并没有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106]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的腐败源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时还不够完善的法律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地方爆发的腐败是类似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允许这种腐败损害市场经济。它一直坚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和科学的发展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因此受到外来资本的掠夺。[107]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阻止了腐败的蔓延，使腐败处于严密的掌控之中，腐败带来的非法所得收归国库，并没有被外国公司拿走。[108]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尼日利亚，尽管它有大量的石油收入，但并没有将这些收入用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所进行的华盛顿共识金融改革很容易被腐败利益俘获，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109]

倡导华盛顿共识的知识分子用代名词“机构”和“治理”来识别腐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将这一失败归于诚信的缺失，以及缺乏公正和有效的管理。华盛顿共识忽略了这一要求。[110]如果法律允许腐败的话，“法治”就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了。有特权的人制定规则，就会轻易地滥用特权。[111]当法官腐败的时候，揭露腐败就变得徒劳。如果“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的话，剩下的就只有自利，那么很难说清一个人会如何在自利的驱使之下对抗腐败。

华盛顿共识机构也一样没有越过做假账的做法。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学家戴维森·巴德霍（Davison Budhoo）是一位在“贷款条件性”方面有12年经验的老手，他于1988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辞职，以此抗议特立尼拉岛和塔瓦科这两个石油富裕地区瞒报经济绩效以证明改革必要性的做法。[112]他的主张从来没有遭到过反驳，随后被政府的调查所证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告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往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团的散漫行为和他们提出的不合理要求。[113]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告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玩忽职守的做法。[114]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人员有些热情过度。华盛顿共识机构不是一个学术机构，而是一个发出一系列指令的官僚机构，外勤人员预计不会质疑政策。当地重要的利益集团也一定会在商业、财政和政治上获利。

机构经济学家得到的报酬很好，这有助于抑制诱惑。但是他们的薪水是免税的：这些人像其他人一样使用集体和公共产品，却可以不用支付费用。这不是好的榜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劝告希腊人纳税，而她自己却不纳税。[115]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美国财政部官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逃避了美国税收，这只使他在2009年被推迟了一年任命为财政部秘书。两个机构的领导人因为道德失范而辞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从世界银行辞职（有偏袒行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辞职（暧昧的性事件），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2014年因为在之前职位上的违规行为受到调查。2006年，有人公开宣称，在著名的倡导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中，安德鲁·施莱弗（Andrew Shleifer）——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门徒——利用自己在政府资助的派往俄罗斯的哈佛顾问团中的职务，来给妻子进行的内部交易创造便利条件，以顾问团的工作任务做掩饰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哈佛大学向美国政府支付了2 100万美元来为其开脱罪责。萨默斯当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在这一事件曝光之后不久就从哈佛辞职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向他们的校长投了不信任票，尽管他发表过的贬低女性学者的言论已经转移了大家对俄罗斯事件的关注，但是俄罗斯事件还是对哈佛教职员对他投不信任票起到很大作用（他一直是“大学教授”，这是哈佛的最高教职头衔）。[116]安德鲁几乎于同一时间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被大量引用的关于“腐败”问题的分析文章。[117]

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对决

华盛顿共识在社会保险问题上与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是随收随付制：工人所付的税收覆盖了养老金的成本（有时要用到缓冲基金）。这与华盛顿共识对私人利益的偏好考虑是不一致的。[118]但是随收随付制实际上更有效率：它提供了一种综合保障，利用了大规模而稳定的收入流（课税基础），它有最大的风险池子，是一种极其便宜的管理体系。相较而言，私有化的养老金公司一般会将25%~40%的份额作为费用和利润；最终的支付取决于其在金融市场上的绩效。[119]智利于1980年引入一套强制性的私有养老金基金制度。这受到私有化倡导者的赞扬，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费用太高，基金太能赚钱了，养老金很低，而且大约一半人口没有被包括进来。任何重新分配都是朝更好的情况发展。[120]2006年，左派和中间偏右的总统候选人认为这个制度并不起作用，并承诺对此进行改革。[121]另外，瑞典在1991—1994年和2006—2014年由中间偏右的政府执政。它向市场主义屈服了，准许交费者在私人养老金基金公司中进行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适用于1/7养老金交费的第七种情况，而且最近还有所削减。在其他方面，瑞典一直保持随收随付制，在这样的制度中，收益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而是与交费记录和金融市场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122]甚至世界银行都认为，私人养老金本身并不起作用，因此世界银行建议将公共体系与一种由私人进行管理但是被严格管制的强制性制度相结合。[123]

按照加里·贝克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中写的那样，如果我们废除国家，我们就废除了腐败。[124]但是腐败可以在任何经济力量能被滥用的地方出现，在私人部门也会出现。对美国来说，只要提到21世纪初的安然（Enron）、泰科（Tyco）和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这三家提供网络公用事业服务（能源和通信）的公司就足够了，其经理和所有者做出了巨大的政治贡献后掠夺了公司利益。养老金对私人腐败来说也是机会。1986年，撒切尔政府也背弃了英国国家养老金义务的基本原则，将其转到了一个劣质的生活费用指数的计算中，并诱导其成员转到私人养老金计划中。最后，私人养老金变成了如此糟糕的一次交易，以至于政府要求业界补偿储户，从而弥补其“不当销售”的错误。[125]不当销售和补偿的做法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公司的金融产品，包括抵押贷款和就业保障保险（这两者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做法）。[126]

从19世纪早期开始，整个欧洲西北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腐败到廉政的转变。[127]英国结束了“旧式腐败”，建立了公正的公务员制度，按照人的才能来录用和晋升。司法制度也有所改善。[128]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市场自由化期间，高层腐败有所回潮。[129]撒切尔、梅杰和布莱尔废除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共识，并出于对贪婪动机的信仰，在所谓的新公共管理体制下对官员提出了金融激励。[130]一位研究腐败的历史学家写道：“我想不出别的例子，现代民主已经系统地废除了廉洁的公共服务得以形成的制度。”[131]在我们未公开发表的嘲讽杂志《第三只眼》（Private Eye）的分析中，腐败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增加了十倍，最大的子范畴由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互动构成。

在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关于腐败的明确概述，但情况一直不容乐观。[132]他们以某种方式所预示出来的问题是私有化和腐败的结合。在21世纪初的英国，几任执行了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首相在他们曾经监管的行业中找到了工作，而负责监督政府诚信的审计署的领导则因为个人的腐败问题被迫离职。[133]首相托尼·布莱尔在退休多年之后成为一位大富翁（其财富规模可以与皮诺切特相比），其上百万美元的年薪源自J.P.摩根。表面上，没有任何不合法的事情。在德国，总理科尔被牵扯进一桩金融丑闻中；两任德国总理在质疑声中辞职；而在大的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都爆出过内阁和首相的丑闻。[134]以色列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进行了很激烈的市场自由化改革。首相被频繁地牵扯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坐牢或自杀，一位前总理在坐牢，一位总统辞职，另一位总统已经服刑一段时间。一位陆海空三军的总参谋长受到旷日持久的调查，而另一位总参谋长的任命也因为腐败的暴露而搁置。这仅是最高层人物被追查的案例。如此多的调查被启动，而且一些调查最后以定罪结束，这一现象令人惊讶。近期的情况是，2008年的巨大金融危机仍然在蔓延；调查继续深入操纵价格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市场（FOREX）丑闻中——大多数丑闻其实都在通过“解偏价格”获得暴利。对汇丰银行在瑞士的偷税漏税行为，几个国家很多年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135]大众公司公然在美国的排放物检测中作弊。

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税负最重和管制最重的国家，腐败程度也是最轻的，其中丹麦、瑞典和芬兰（没有挪威）在全球腐败感知指数上一直名列前茅。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是通过代际的互惠交易，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平等的生活。重点在于人人平等。结果并不一定完全平等，但是应得的权益是平等的，这能确保即使有人走在前面，后面的人也不会被落下。工作的人供养年轻人和年长者，而他们自己也被别人供养。这就需要对官员和制度有持久的信任。[136]相比于对“看不见的手”的召唤，互惠关系与亚当·斯密的学说更契合。斯密认为，基本的动机是值得认可的，而这一动机可以通过改善公共产品和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来满足。[137]

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一个线索，也是其弱点。如果信任他人是一种美德，社会民主主义好像需要这种美德，腐败却能削弱这种美德。在英国，对团结的普遍信仰已经让位于互相猜疑和对穷人怀有敌意上。[138]北欧式的善良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因为他们善良所以他们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如此，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在瑞典，已经形成了廉洁的制度和高质量的生活，但它违背了市场自由主义学说。

经济学问题在华盛顿共识政策和思想中有所体现，但那又怎么样呢？华盛顿共识机构中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是经济学博士。他们就是托马斯·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家”，在范式内工作，而不探究基础问题。机构本身是由政治和团体规则驱动的。撒切尔、里根、布莱尔和布什在经济学方面的基础很弱，也不能在经济学上实现他们的目标。领导人在扩展自己在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施展空间时，认为他们的学说和政策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一点很重要。像阿瑟·林德贝克和约翰·威廉姆斯这样值得依赖的建议者让他们相信，这个项目是有充分根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像是为政策、职业声誉和经济提供担保的一个至高领地。

2015年10月11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的前一晚，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政治学家博·罗思坦（Bo Rothstein）在一份重要的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腐败与诺贝尔奖之间的联系。[139]他写道：

腐败严重影响着人类福利的几乎各个方面，像婴儿死亡率、经济繁荣、预期寿命、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的数量、干净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分娩时死亡的女性人数、处理环境问题的意愿。腐败最近还被认为是引发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腐败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商业和政府中精英管理者的道德失范，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学习经济学。研究显示，学过经济学的那些管理者比其他学科毕业的人更容易发生腐败。这已经被实验证明了，拥有经济学学位的美国国会议员做出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140]

基于这样的结论，以及他对腐败问题20年的研究，罗思坦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信说：“如果学习经济学会增加对腐败和欺骗行为的容忍度的话，那么根据上述研究结论，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41]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能造福人类的成就给予认可的目的相一致，罗思坦建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应该由皇家科学院中的非社会科学成员进行调查）。他说，在这一调查结束之前，不应该授予经济学奖项。

[1] Stiglitz，‘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2002），46.

[2] Düppe and Weintraub，Finding Equilibrium（2014），xi；above，chapter 1.

[3] On Pareto efficiency，see above，3，17.

[4] Arrow and Hahn，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1971），vii；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1991）；Blaug，‘The Fundamental Theorems of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2007）；above，19.

[5] Lipsey and Lancaster，‘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1956）；Lip-sey，‘Reflection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950），350－351；Stiglitz，‘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Critique of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2002）；anticipated by Little，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1950/2002），preface to 2002 ed.，vii－viii.

[6] 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1991），35；Düppe and Weintraub，Finding Equilibrium（2014）；Blaug，‘The Fundamental Theorems of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2007），198－199.

[7] Harberger，‘Three Basic Postulates for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1971）.

[8] Chapter 9，above，200－203.

[9] 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1974）.

[10] Harberger，Project Evaluation（1972），127；Reder，‘Chicago Economics—Permanence and Change’（1982），10－13；also chapter 1，above，24.

[11] Above，19；below，261－262.

[12] Above，173.

[13] Not in a pejorative sense，but used by several economists to indicate incon-sistent positions.

[14] The term is used in this sense by Blaug，‘Fundamental Theorems of Welfare Economics’（2007），198；Stiglitz，‘Invisible Hand’（1991），7；Samuelson，‘Succumbing to Keynesianism’（1985），5.

[15] For example，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1974），372－373；Lal，Poverty of‘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111－112.

[16] Harberger，Project Evaluation（1972），128－129.

[17] Little and Mirrlees，‘Project Appraisal and Planning Twenty Years On’（1990），372－373.

[18] Hirschman‘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1）.

[19] The term used，pejoratively，by Lal，Poverty of‘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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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b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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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家压制了自己的怀疑，允许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还是对此表示反感。[1]反对的声音在瑞典和其他地方不断爆发。彼得·诺贝尔——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将经济学比喻成诺贝尔巢穴中的布谷鸟的蛋。2004年12月，诺贝尔奖颁布当天，瑞典的重要报纸因为一个观点而独具特色，即经济学奖项削弱了其他奖项。有效市场理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金融市场的应用）方面的一位当红的批评家塔勒布于2007年在《金融时报》上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学术经济学家并不比其他职业更自私。你应该责怪在现实世界中如此认真对待得奖这件事的人，即那些赋予诺贝尔奖光环的人。”[2]漠不关心是另一种形式的批评。2013年，即将离任的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主席珀·克鲁塞尔（Per Krussel）抱怨，瑞典报纸不再关注诺贝尔奖公告。我们已经提到，2015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位成员呼吁暂停颁发该奖项，[3]但是毫无效果。批评家可能是在诽谤，但是（正如他们抱怨的那样）这一奖项的声誉丝毫未减。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向”是有科学基础的，客观上也是必要的。当诺贝尔奖得主出现在出版物中时，他们的获奖总是会被提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获奖的经济学理论为市场转向提供了什么保证呢？作为科学，它们没有提供太多保证。诺贝尔奖可以被看成一种自然实验、一种探索经济科学本质的程序。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经济学甚至获奖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配合好。它充斥着缺乏内在有效性且彼此矛盾的各种学说。揭示出这些问题是诺贝尔奖的一项成就。有三次（1974年、1979年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与其学说彼此矛盾的学者。某些获奖者不接受其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索洛和克鲁格曼对罗伯特·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评价，措辞非常尖刻。八位获奖者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错误的，还有三位表达了保留意见。[4]这样的分歧在其他诺贝尔奖项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颁奖给这些不一致的观点既不主观也不愚笨。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来说，任何公开的偏见都会削弱这一奖项的可信度。所以大多数时间里，它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保持着刻板的平衡。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产生了一种科学的结果：因为需要被视为公正的和可信的，所以它排斥科学经济学。

市场转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击因为市场效率的信条被认为是合理的。这种设想来自经济学，方法是要消除诸如关税、税收和工会等方面的“扭曲”现象。反击的结果有两个。一是降低了富裕人群的税收。通过对消费征收递减税，其他方面征收更少的累进税，使不那么富裕的人负担了更多的成本。[5]不平等问题加剧。二是福利国家的职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逐渐外包和私有化。

结果就是，金钱压倒了工作。一个特征就是工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一现象发生在所有发达社会中。各种类型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占总产业的比例普遍下降了很多，例如，从199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大约60%下降到2011年的50%。[6]拿走的比工作给予的更多：在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比工资增长快；在美国，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力从1975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两倍多，而每小时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此之前的30年中，每小时工资一直与生产力同步增长。[7]对广大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年收入在1979—2007年仅上升了14%，其中2/3是来自更长的工作时间。[8]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则不清楚为什么它必须是社会的中心目标。

市场自由化的突破是政治和智力上的，而不是科学上的，在西方是通过民主化方式取得的。它的目标之一是把不平等问题剔除出经济学。[9]经济学是作为公平世界理论提出来的：当扭曲现象消除之后，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追逐私利的目标被重新包装成技术问题，而技术专家就是经济学家。其目的是破坏性的：取消对富人的限制，并取消对其他人的保护。这个过程遭到了民主力量的抵制。在不那么民主的地方，它一直受到财政力量的推动，受到高压政治和暴力的支持。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对希腊的强制不过是最新的一幕。

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是建立在一系列规则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规则构成了各种各样令人不解的经验现实的基础。每位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10]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作为规律，它们应当在数学运算中同样成立（就像物理规律一样）；从理论上看，在微积分的平稳增量数学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完美，在完美程度上紧随其后的，就是统计学的概率论。经济学的核心观念非常简单：自我利益由“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经济受到个人的驱动，每个人都寻求私人偏好的最大化。人们将商品和禀赋带到市场上，当交易结束时，支出规模对社会总体来说达到最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情况出现了。这个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特别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有两个人的情况，多个人的情况，福利最大化的情况，还有一般均衡情况。除了简单的两个人的情况（或者即使是这种情况），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更不用说在实践中了。[11]芝加哥学派对这种失效的普遍反应（20世纪60年代的哈伯格福利分析和20世纪80年代卢卡斯的新古典主义“代理人”模型）是将整个经济简化成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对福利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一个中肯评价可以代表其他人的观点：“无法建立作为一般原则的准则。”[12]这表明，假设事物具有先天的规律性可能是错误的。观念不仅不能与现实匹配，而且可能是不科学的战略。这样的异端邪说来自异端经济学家并不意外，但也可能是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13]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有理由去解决的问题就总是会有确定的答案。相反，我们应该相信数学问题总是有确定的答案”。[14]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要寻求假定的数学上的终结性。在严谨性和相关性的权衡中，严谨性胜出。[15]但是当理论面对事实时，并不能找到可靠的基础，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黑暗中摸索。[16]

但这确实太苛刻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确定结果，而是受到异常情况的困扰。错误可能在于假装终结性处于可及范围之内，即使对终结性的追寻可能有助于促进研究，这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就像物理学上的“万物理论”一样）。如果无法获得终结性，那么用效率问题来吓唬人就不起作用了，所谓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理论正当性就是要更多地挤压低收入群体，然后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之前的残忍和不确定的世界。对于并不能总是获得内部一致性的真实世界中的应用的信心都没有保证，就更不要提对外部正确性的信心有所保证了。[17]

对均衡经济学失效的另一种理论上的回应是不诚信经济学，它仍然建立在自利基础上，但是并不包含“看不见的手”这一和谐思想的遗产。这种经济学不是确定性的，所以更具现实性，但是（尽管坚持相反的说法）它无从制定积极的政策：它已经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就像在拍卖理论中那样），但是它也支持腐败和约束的转移过程。[18]和谐理论和不诚信理论的混合试图拯救规范的权威性，但是两者配合得并不好。如果为了善良的目的而去约束不诚信，就有必要触及经济学之外的问题。如果这是经济学的全部，那它是令人失望的。它不是经济学的全部。但它确实没有为市场转身提供科学的保证。

经济学的精英人士倾向于忽略甚至压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他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不发声。有时候，这样的批评家[像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会一改受冷落的地位。像维布伦（Veblen）、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这样的中心人物都遭受了长期的轻视和忽略。大多数批评最初都是从经济学内部展开的，有时是由诺贝尔奖得主自己展开的。一开始，我们把自己放到方法论者的对立面，坚持用实证观察和结果来评判经济学理论。而在调查结束的时候，经济学理论在这些标准上似乎表现得并不好。也许方法论者是正确的：经验绩效对经济学来说是太过严苛的检验。为了有效性，它必须转而依赖其他资源。

另一个检验：可计算性

如果经济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个体选择对价格的响应来驱动的，那么就能够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模拟。用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消费者选择可以被比拟成一台计算机，“我们可以向它输入一系列市场价格，相应获得一系列以特定最佳状态表现的‘解决办法’”。[19]偏好的排序决定了经济人的市场选择。实现这一排序的过程可以被模拟成一系列的两两比较，例如，在草莓和香草口味之间做出选择（考虑价格），接下来还要顺次比较其他所有的选项，直到预算耗尽。这样的选择可以体现在一个算法（计算程序）中，从而在计算机上连续运行并得出数字结果。[20]

但是有一个小障碍：一些算法问题不能被数字计算机解决。它们要么需要太长时间，要么不可能进行计算（即不可计算），或者说不知道它们是否能被计算。[21]例如，当计算机算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相继运行时，利息变量可能是以指数方式增长的。一台通用计算机（其雏形就是众所周知的“图灵机”，可以模仿任何计算机）无法完成该算法，并且永远不会停止。这样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看似简单的任务中，例如，“旅行销售员问题”，需要计算经过几个给定地点的最短路线，或者需要设计更广泛的高效路网，每增加一个行动，计算机所需时间就增加一次幂：可能存在一个解决办法，但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计算。[22]在一个更熟悉的例子中，用两个未知素数的乘积来设置的密码可以被破解，但这要花很长时间。

钟表消费者最大化其固有偏好来回应市场价格，但是在设计上有缺陷：钟表不一定产生结果。在做出简单决定之前，它可能一直运行。这已经被正式证明好几次了。个人偏好的排序被认为是“不可计算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也可能是不可计算的。[23]经济学上的不可计算性很少被主流学者提及。从表面上看，它嘲弄了追求理性和严谨的新古典主义观念，理性和严谨都意味着确定结果。然后经济学转移了注意力。在实践中，既然标准的微观经济学从未渴望贴近现实，那么说它包含形式主义的部分，而且各部分可以“各尽其善”或许就是合理的回应。但是不能为这种形式主义辩护的是，在理论、经验、政策规范意义上，科学共识具有约束力，是一种独特的、具有约束力的权威。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理论中，计算问题被提过几次。在第二场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拉格纳·弗里希将经济学家的任务描述成向计算机的经济模型输入政策偏好，以验证和执行它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6年的获奖演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24]哈耶克在“社会主义核算争论”中一举成名。[25]社会主义计划的捍卫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私有制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社会主义核算的要求并不比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所做的那些假设更麻烦。[26]从那以后，争论实际上应该被叫作“新古典主义的计算争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倔强地认为一般均衡经济学的巨大的破坏作用就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批评。[27]一般均衡理论的缔造者肯尼斯·阿罗指出（反一般均衡），就可计算性而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社会主义规划师”——理性地对个人偏好和选择进行排序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哈耶克和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一般均衡情况下，如果单一个人能够确定价格（与接受给定价格不同），“市场对集中规划的优越性就消失了。每个单一的代理人实际上都在使用集中规划者所需要的那么多的信息”。[28]

为了回应社会主义者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哈耶克和他的支持者对合理核算的可能性提出疑问。哈耶克承认所有价格都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消费者和企业家不必无所不知，他们只需要利用当地价格信号和当地知识就可以为其商品和选择定价。问题不在于一般均衡的、静态的、一劳永逸的有效性，而在于处理变化。人们得到的价格远不是最佳的（从帕累托的一般均衡意义上来看）。[29]哈耶克的想法是，这是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并不这样认为。规则可以改善这个结果。[30]哈耶克的立场未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如果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是“无所不知”的情况下很好地运行，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在不是“无所不知”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呢？1920年，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企业家需要利润的驱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发达经济体都是混合经济：它们有庞大的公共部门，其中中央银行、社会保险和基础设施（通常超过经济总量的1/3）都是由政府或者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的。如果用其他方式来管理，效率会低得多。[31]例如，在英国，铁路虽然私有化了，但最大的投资决定仍然保留在政府手里：轨道是公有的，火车由政府委任和购买，主要的高速线路项目（HS2）只能由政府来完成。不管哈耶克怎么说，更小的公共部门与更富裕的经济并没有联系：昂贵的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证明了这一点。[32]

赫伯特·西蒙指出，个人不能应对他们所面临的计算上的挑战。他们尽力做到最好，这就是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在行为经济学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诺贝尔奖得主阿莱斯、泽尔腾、卡尼曼、史密斯和罗斯都已经证明，真实的人都是背离理性选择原则的，因此人们的选择结果不太可能累积到“有效率”的均衡水平。在给不可计算性的提出者维拉·维卢皮莱（Vela Velupillai）的一封信中，西蒙阐明了不同程度的认知能力：[33]

问题的复杂性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存在相应的边界。图灵机的可计算性是最外面的边界，正像你所说明的那样，任何比这需要更多算力的理论一定与人类理性的任何有用的定义不相关。稍微严格一点的边界是由计算的复杂性决定的，特别是当其体现为普遍的“最坏情况”的形式时。我们不能期望人们（和/或计算机）在计算的复杂领域内找到针对重大问题的确切解决方案。这仍然远远超出了人类和计算机实际能做的。下一个边界——我们在这个边界内取得了少许成果——是由计算“平均情况”的复杂性决定的，有时候存在“无所不在”的漏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适用的程序）。这使我们更接近真实世界和实时计算的现实。最后一个边界是经验的边界，即在实验室里测量人类的行为，或观察人类用或不用计算机所能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或许更重要的是，观察他们身处更狭小的边界内时，如何解决超出该边界的问题。

最后一点对经济学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法精确控制的、极其复杂的决策；而这就是试图寻找“足够好的决策”的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认可。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竟然承认最优化是很难的。他的解决办法是顺着这一选择继续进行，就“好像”这个选择已经是最优化的，但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实现最优化（他给出的例子是台球玩家，台球玩家每次成功打入一个球，就是隐含地解决了复杂的物理学问题）。[34]信息不对称是不诚信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能力监控合作者或者对手的行动问题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用“代表性代理人”来代表经济的总需求或者总供给，从而避免了计算的复杂性问题（和从各种各样的个人中累积的困难）。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假想机器”，这种对模型的依赖（即彻底简化的机制）源于处理更加复杂的事情的困难。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在貌似有理的假设下，处于规范经济学（即对“效率”的追求）的核心位置的市场出清程序并不能像计算机一样工作。

在古典分析的检验中失败之后，理论又在可计算性的检验上失败了。这表明，实际的人类选择并没有被经济理论正确地建模，而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虽然也会有很多计算，但还有简化、直觉和其他策略。这并不牵强。人类能做计算机做不了的事，比如开展日常对话。政策不是由计算机制定的，也不是由经济学家制定的，而是由有缺点的政治家制定的。也许从个体出发构建经济理论是错误的——也许均衡（就好像它是）来自外部，来自社会传统和制度的相对稳定性。这种不确定能够解释为什么理解经济问题需要实用主义，需要多元化，而且要对观点和证据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经济史学家可能会说，我们应该接受经验的复杂性。政策问题很难通过计算来处理，但是大多数问题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历史告诉我们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这可以看成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的支持，以及对与实际决策过程类似的制度方法和历史方法的支持。

如果经济学不是科学，那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什么呢？经济学必须被看成许多声音中的一个，它并不比其他权威的地位更高，也不比其他权威的地位更低。在这方面，它更像社会民主主义。它提供了许多技术，是众所周知的“工具箱”，经济学家用它来进行具体的估算，包括不同种类的成本－效益分析。它也有其他大的资产：一个信念体统，这一体统要求忠诚、热情、担当、群体思维和修辞术。它的非道德性吸引着商业、金融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人物。它每年在大学中向数百万人灌输信仰，它的毕业生可以很容易地在智库、政府和企业中找到工作。媒体上全是它的鼓吹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学对论证和证据或许是抗拒的，但是对它们并没有完全的免疫力。它对科学程序名义上的忠诚确保了它能对实证上异常的现象做出回应，虽然很慢，但它会接受新的方法，同时会摒弃那些看上去不能实施的方法。

经济学在伦理上是善良的吗

经济学是规范的：它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告诉我们如何做。它从它视之为不证自明的价值观中获得权威。不证自明的事物对证据是非常厌恶的（按照定义）。那些不证自明的价值观需要被验证。它们有多吸引人？都吸引了谁？当我们在科学之外冒险的时候（有时在科学自身范围内），倾向于对相反观点不予理睬，并且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能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35]

通过列举与经济学观点相反的情况，我们期望看到它通过坚持的信念的强烈抵抗来坚守观点的强度。而且，既然它不是科学，虚假或者真实的问题就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现在，经济学观点对许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影响着政策制定。它被真诚地坚守，而且是一种合理的社会观念。政治左派和右派的支持者在性格甚至生理上可能是不同的，他们的偏好也会受到家族、地域和阶级传承的影响。[36]在战后选举中，右派和左派轮流执政，这种情况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越来越突出，而原来的左派已经接受甚至领导了市场转向。这样一来，市场自由主义就有了社会支持的基础。

既然市场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偏好而不是事实，那么提出反对它的理由就是合适的。首先考虑经济学所坚持的目标[37]，即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偏好。在经济学模型中，假设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目标来说，它很有吸引力吗？从实证上来说，它是正确的吗？前提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但是在早期，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策目标不仅是让个人满意，还要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增长。亚当·斯密坚持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这一最重要的思想。

有智慧和有美德的人乐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他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也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主权国家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局部利益。[38]

请注意美德和知识的重要性：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可以自我克制，并认可超越个人利益的更高的善。

这也是19世纪功利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有指导性的道德学说，其指导原则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被约翰·海萨尼认可）。追随18世纪的先驱斯密、休谟和边沁，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穆勒、杰文斯（Jevons）、希吉维克（Sidgwick）、马歇尔、埃奇沃斯和庇古也持有一种与斯多葛（Stoic）学派不一样的观点，斯多葛学派，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用被私欲左右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要像世界上其他公民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39]这与20世纪帕累托效率的目标有微妙的不同，帕累托效率追求的是福利的最大化，只要没有损失即可，它不关心谁应该受益。

近期的经济学以自私为美德：它标榜自己是反直觉的。为他人考虑是软心肠的，并且可能是道德禁止的“空谈”，而遵守道德准则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怪异偏好。那些想理解世界的人被告知要将“应该”与“是”分开。现代社会科学以“价值自由”为傲。[40]科学家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描述事物，而不是按照它们应该是什么来描述事物。但是不关心伦理问题的硬心肠的经济学家也有道德立场。帕累托效率标准对先天的禀赋未做评论，而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它对公平问题也未做评论。蔑视道德也是一种道德主场，它依赖于反直觉的假设，即幸福是完全主观的，并不能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幸福进行比较。莱昂内尔·罗宾斯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有影响力的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自我优先”的原则建立在“不争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41]遵循罗宾斯的思想，“自我优先”被看成是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在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例如在家庭消费理论中并不需要证明。

但是经验事实并非如此。反直觉如果是错误的，那它就无法令人信服。作为一种经验前提，自利是同义反复：任何观察到的选择都可归为自利。如果它意味着每个人总是最大化自己的物质利益、金融利益或市场利益，那么它明显错了。不受约束地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心理模型也是错误的。[42]个人渴望被接纳且被束缚在一个义务网络中。友谊、爱情、忠诚、宽容、爱国精神、礼貌、团结、正直和公平是普遍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它们证伪了不受约束地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前提。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家族、宗教、职业、就业、司法制度、国家、民族和服兵役——一些最强大和最持久的制度就会失效。责任感经常比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更强烈，偏好并不总是难以理解的主观愿望。

当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经济学家就不惮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因为微观经济学有预测能力，所以有必要“假定偏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重大改变，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甚至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也不会有很大的区别”。[43]他们已经通过“代表性代理人”的策略将这一思想融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典型代理人”的策略是将经济作为总体来考虑的一种模型，在这样的经济中，大量的人都被假定会像一个人一样行动。为倡导解除管制以促进商业发展，市场自由主义者很乐于使用基于“支付意愿”的成本－效益分析法，而且虽然美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观价值，但对美元进行加总也毫无困难。市场价格及其弹性集中展示了一项普遍的社会共识，即什么是有价值的。哈伯格（在他的三角形中）假设效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恒定的、不变的；他不认可边际收益递减的说法，也许因为这样的说法将证明重新分配是正确的。[44]看上去，如果想赋予市场和财产以特权，前提就只是一个选择问题了。

利己主义的参与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博弈论中也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在同一时期又开始在萨维奇的“理性公理”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精确地定义了追逐私利的理性选民并为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年）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曼瑟·奥尔森坚持认为集体行动是无效的。[45]20世纪7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中的标准假设。[46]这些学说如此普遍，以至于很容易就让人忽略它们有多么激进。这种“自私的转向”可以被中立地描述成反社会的，即抵触社会合作。在社会科学的论述中，公共物品的标准只是被放在一边。理性选择理论甚至都不必得到“看不见的手”的保证。[47]这只“手”仅仅是被强加上的。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此极端的“自私”观念竟然使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悉数沦陷，而且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起点，这着实令人想不通。在进化生物学上，也有这样一种潮流，即从群体选择转向个体选择。甚至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1971年）一书，在市场转向的过程中，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起到了支配作用，此书将“无知之幕”后面的个人私利看成问题的出发点。罗尔斯一度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情。他是在1968年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名成为学社成员的，三年以后，就在《正义论》出版之前，他退出了学社。[48]罗尔斯特别将“自由”看成至善，以此与学社的目标保持一致。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追随他的思想。实际上，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与这一观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受到了硬心肠的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同行的鄙视。

也许这种“坚韧”的姿态给了我们提示。果断性是有吸引力的，它跟刚毅这种值得赞扬的美德相似。特别是在美国文化中，坚韧被看成是一种美德。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强烈的宗教虔诚并存于19世纪的美国——实际上这两者被看成是互补的。成功是神圣的，失败也是应得的。[49]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研讨会上的论辩风格（在北美经济学研究领域这一风格更普遍）是充满摩擦而且火药味十足的，弗里德曼高度赞扬商业公司间的“自然选择”，因为这能确保“适者生存”。[50]

坚韧值得赞扬，因为它代表忍受痛苦的能力。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的和政治的修辞中，坚韧已经成了一种遭受痛苦的意愿：相关的措辞是“艰难的选择”（伤害你对我来说很难），“残忍是为了善良”，或者更直接地，“如果没有伤害，就不会有效果”。当与追逐私利的放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坚韧引发的就是警惕而不是赞美。公平世界理论，像经济学，为人们遭受痛苦提供了正当理由。

当“自由”的理想也与坚韧联系在一起时，就意味着大胆的独立精神。自由在反对宗教压迫和暴政的斗争中塑造了辉煌的历史。对自由的追求充满了苦难。在卢梭和康德时期的欧洲传统中，“自由”也涉及道德或个人自治的问题。然而，在英语国家的传统中，虽然以上提到的两个问题也包含其中，但自由主要是指财产安全。[51]在美国和英国传统中，“自由”与奴隶制是兼容的：实际上，它尊重奴隶制。[52]在经济学中，效率意味着“帕累托效率”，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收益都可以被受损失者否决。[53]但是奴隶没有否决权，他们只不过是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皮诺切特因为他实行的市场自由主义而受到称赞，并且得到了三位朝圣山学社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建议。

财产一般是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一些人的财产权限制了另一些人的自由。[54]在20世纪对市场的论述中，“自由”已经成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普遍存在于右派的报头上。在美国文化和政治中，自由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对追逐私利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者来说，自由只不过是一个计算问题：如果别人也是追逐私利的，那么允许他们自私到什么程度是有用的。这取决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免于承担义务对富人和掌权者来说更有价值，因为承担义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更多。就像在坚韧问题中谈到的那样，个人品质问题变成了社会许可问题，摆脱暴政问题变成了免于承担义务问题，在安·兰德（Ayn Rand）的追随者看来，这就像青少年反感家长的管制方式一样。对自由的倡导者而言，“家长式制度”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就所有对自由的表达来说，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新古典经济学都与真实的选择不相适应。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中，代理人有一系列不可改变的天生的偏好，在有些表达中，这些偏好甚至不是个人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现实提供的一系列机会、价格和它们发生的概率。假定天生的偏好和信息是可获得的，消费者仅仅能做出一种选择，即最大化他们的偏好。他们并不比钟表更有自行决定权。这种严格的决定论没有给道德选择留有空间，而只是把任何结果都看成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怀有敌意，他害怕民主会反对财产权利。本着这种精神，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权从当选的政府手中被夺走，而转交给了所谓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技术专家，而他们的自主权力仅限于达到既定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即使狭隘的自主权力是一种让步，它也要设计出一种限制工资上涨的办法。当涉及资产价格膨胀、股票价格和房产价格问题时，就不允许进行干预了：关于工资的法律允许干预，关于资本的法律禁止干预。

真实选择可能是困难的。相较于确定性经济模型的前提，在真实世界中，未来是未知的，选择是棘手的，也没有可供使用的最优化算法。[55]这种不确定为包括道德选择在内的真正的自主权力打开了空间，即“做正确的事”。在没有自动故障时钟程序的情况下，人们就转而依赖熟悉的社会承诺机制，这使他们可以从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更广泛的福利概念。这些承诺机制是确定的惯例和策略，符合道德规范，可以使人们克服短视的偏好。个人层面的例子如婚姻、教育、保险、节俭和爱国主义；社会层面的例子如宪法、法律、宗教、金钱、日历和时钟、政府和税收。其中有一些约束个人品质，而另一些规范社会秩序。在罗宾斯及其继任者的非道德相对主义理论出现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是承诺机制的一种。

许多承诺机制可以看成“道德资本”，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它们形成了一套关于人们可以如何做事的可靠期望。它们形成了信任的基础，使交易更加便利。它们使监测和执行环节更加节省。道德资本将我们带回亚当·斯密时代，以及他对社会利益和先天美德的假设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私的转向”，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和被接受可以看成是对规范的破坏和对道德资本的掠夺。难怪紧接着就是“腐败的爆发”。

这种利己主义的学说从何而来？它们不是客观事实。虽然它们被世俗利益俘虏，而且在世俗利益面前卑躬屈膝，但它们不完全是特殊的诡辩术，而只是某种宗教学说。这样的比较通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56]经济学不像宗教或者教会，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它没有唤起超然性，而且它鄙视精神性。相反，宗教运动、宗教机构和宗教理论（像经济学一样）都能够唤起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世界宗教过去都是如此，信念运动也是如此，比如改革、反改革、文艺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信念运动。如果没有历史的沉思，我们将无法理解这些信仰运动的潮流。“历史上有许多时期，似乎充满了神秘和强大的活力，只有人类才能希望像搭乘巨浪一样借助这种活力，同时希冀这种活力不要消失。”[57]无论它们与什么有关，所有这些运动都以公平世界理论为核心，体现着包容与排斥，拯救与惩罚。回头去看或从外部来看，有时候很难理解那些问题是什么。以宗教改革运动为例：无论神学问题是什么，500年以后，我们依然没有变得更智慧。但是女巫和异端者的热情是足够真实的。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能用信念和热情推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哈耶克这样的人，但这对信仰之外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积极地支持市场自由化改革运动。1969—20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是一群非常有天分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所有人）认可市场分析，但是许多人（比如更广范围内的理论成员）对严格的芝加哥学派的政策规则持怀疑态度。实际上，这种鲜活的观点上的多样性，经常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有所体现，这有助于维护诺贝尔奖的可信度，有助于维护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可信度，可以使其免于步入绝境。

如果你知道的全部就是经济学，那么关于经济学，你知道些什么

如果经济学被法令废除的话，很快就会有其他事物取代它的位置。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去哪儿寻找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调查形式。第一步就是承认知识的局限性。这并不是禁止异想天开，而是按照对它们是什么的想象来接受它们。换句话说，是用有把握的知识来给令人满意的政策奠定基础，如果并不如此，那就说明是什么样的价值在驱动政策的产生。正当的理由随后从政治、伦理、信念、优势甚至性格和生物学中产生出来。这是合法的。我们所确知的事情并不充分，所以行动是必要的，而在利益和目标上，我们又有所不同。价值透明度在很早的时候就由纲纳·缪达尔提出过。[58]如果经济学要实现其作为一门科学的抱负，它需要承认它所驾驭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它是科学以外的事物，那它唯科学主义的外表只会让这潭水变得混浊。[59]

纲纳·缪达尔写道，科学的确实性是无法实现的，它只是一种关于意图的受到驱策的公正而已。他的选择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的女儿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说明了缪达尔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为科学所诱惑的。在他们1934年的一本合作书籍中，她写道：

最令人震惊的观点，有时完全是从他们自己的希望或者恐惧中产生的，但都被陈述成事实。所有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大其词，但是阿尔瓦和纲纳特别确信他们所说的是“科学的”，因此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提出了人口统计学并提供了对抽象事物的个人解释，用同样的自证方法，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猜想，认为未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同时，人们会思考……他们的目标是多么聪明，他们对大多数人从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能理解多少，他们事实上是否经常是正确的，以及了解了如此多的情况之间的联系之后，他们能怎样强有力地阐述一个问题的要点。[60]

这说的是很多经济学理论。缪达尔的女儿指出，所欠缺的就是科学的基础。

让理论家研究理论吧。但是制定政策需要更加谦卑，在理解政策和推动变革上都是如此。经济学有许多强大的传统可以借鉴，其中许多都是由诺贝尔奖得主提出来的。实证调查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及其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时期。这几乎相当于另一种教规。[61]它的理论主张很谦虚，但是它的发现和理解更牢固。它的一个分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统计学调查传统，而统计学调查在最近20年中作为实证革命又重新回归了。[62]德国历史学派的维布伦模仿了北美的学术风格，这一传统随后在其继任者约瑟夫·熊彼特和国家经济研究局身上有所体现，后来它发展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目前又被幸福和福利研究进一步拓展。阿瑟·刘易斯和纲纳·缪达尔的旧式发展经济学也属于这一传统。另外一个完整的思想分支是经济史，这一分支因为在1993年获得了两个诺贝尔奖而得到了适度的认可，并且在其他人身上也有间接的体现。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弗里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ply）的心理学，已经因为授予西蒙的诺贝尔奖得到了荣誉。最重要的是，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上的大量的实证转向、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历史的“自然实验”，都是对均衡经济学的一种无声的抛弃，也是对“没有理论的测量”的回归（即只有统计推断）。虽然有挑战，但它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实可以为自己发声，而且也许已经说得太多了。对这种扎实的工作作用的要求，托马斯·皮凯蒂在其所著的关于不平等问题，同时也是最畅销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年）一书中已经阐述了。书中的理论是具有争议性的，而本书的说服力则来源于两个世纪之久的丰富的历史数据。

经济学教科书，像更普遍的科学教科书一样，隐含着终结性，而这些终结性又被加诸研究上的价值判断所掩饰。如果你不了解过去的理论是不同的，就很难想象得到未来的理论也将是不同的。当前研究以及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将有多少不同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学科可能从地球学和生物学上获得更多的指导，后两者都研究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可逆的运动。[63]在历史叙事学中，关于原因的一套系统几乎不会存在很久，变化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未来会跟过去不同。为了寻求规律性而去研究历史样本可能会有用，但是排斥学科的历史知识就是排斥了大量的知识。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陈述了另外一种令人信服的替代情况：

经济不一定会处于均衡状态：经济代理人（公司、消费者和投资者）不断改变行为和策略来应对他们互相创造的结果。这进一步改变了结果，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调整。代理人的信念和策略不断被“检验”，从而在这些信念和策略共同创造的结果或者“生态”中得以生存，这就是代理人生活的世界。经济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这种非均衡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承认非均衡观点，就会看到在均衡分析中看不到的一些方式或者现象。它们从概率上来看是有可能出现的，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消散，它们与其他领域的复杂结构是相对应的。我们也不把经济看成既定和已然存在的事物，而认为它是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革新、制度和安排中形成的，这些革新、制度和安排又引发了进一步的革新、制度和安排。[64]

为了重新获得有效性，经济学必须重新用争论、证据和抗辩来奠基，而这些是由理性和开放思想支撑的。在寻求有效的知识时，对那些具有启蒙倾向的人来说，忽视黑箱子、奖项的魔力和不变定律的诱惑就是一种正确的做法。纲纳·缪达尔和哈耶克，这两位彼此憎恨但又批判自己获奖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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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rthur，‘Complexity Economics：A Different Framework for Economic Thought’（2013）；idem，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2014）.

注释

在注释中，如果出现两个日期，第一个日期指最初的出版日期，第二个日期指所使用的版本日期。

第六章引用了比约克、奥弗尔和索德伯格（2014年）的研究素材。“时间序列引文数据：诺贝尔经济学奖”，来自《科学计量学》，98，1，185－196，并且已经得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施普林格科学＋商业媒体CAkademiaiKiado线上媒体（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CAkademiai Kiado，Buda-pest，Hungary 2013）的许可。

译后记

逻辑背后的逻辑

我们可能常常会纠结于一个更浅的层面而难以自知。

比如，我先生专注于影视领域，而我专注于经济领域。我常常会因为他不熟知某一位经济学大咖而讶异。他却说，跨界的人没有了解到，可能说明他还不是那么有名。这引发我对责任和义务的思考：如果出于责任，他应该让我们熟知，如果没有，那么他名气可能还不够大；如果出于义务，我们应该积极去捕获，如果没有，那么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而英国人阿夫纳和瑞典人加布里埃尔以实际行动嘲笑了这种纠结于结果的浅层次大脑活动，他们说，这更取决于他们究竟想让你知道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家喻户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避讳表现出一种崇拜，不管你是否愿意主动承认。否则，我们不会时不时听到关于那些还没得奖的遗憾、何时得奖的预测以及为何没有得奖的解释。有些人执着于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他们的理论所行之轨迹，也尝试描绘一条精巧的逻辑。而本书告诉我们，这只是一条浅逻辑，在它的背后，还有一条更深的逻辑，即市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旷日持久的角逐与博弈。重点是，这条逻辑中节点的出现并不是通过天然的胜负来决定的，而是由瑞典中央银行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背后的“金主”来决定的。

在本书中，你能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规则、流程和影响者，从而体会到这些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因此，你能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大咖，也能看到很多惨被埋没的经济学天才和鬼才。瑞典国家银行档案中的相关记载通过阿夫纳和加布里埃尔的笔得以公开亮相，他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相应的理论创新以及这些理论影响力的展现也十分独到。虽然你不得不承受住那些作者可能随时迸发出来的、针对我们通常认定为无可争议的规则的鄙夷和嘲讽，才能体会到本书相当精彩的思辨，但最终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很值得。至少，我与同样为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合作者李海蓉女士都这样认为。

我特别想提到的是本书的封面，它一眼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事实上，在它完成时，也的确波澜不惊：1968年，两位主人公纲纳·缪达尔和他的夫人阿尔瓦·缪达尔正端坐在斯德哥尔摩的办公室。而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被策划创立。1974年，纲纳·缪达尔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82年，阿尔瓦·缪达尔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此，这幅画从平淡无奇晋升为世纪典范。

所以，我们很难预知看似平淡的历史中究竟在哪里以及何时迸发惊奇。这一如本书的观点，它站在一个十分不讨喜的角落，但在北美一石激起千层浪。触动实践，是理性反思应得的回报。而这种褒奖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理论在付诸实践时所得到的满足看上去也如出一辙。只不过，那些经济理论的出现却并不是像本书的论点那样源自什么理性的反思，而更多是源自构造这个奖项的主体始终在讲述的一个他们想要让我们知道的故事。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逻辑背后的逻辑。

苏京春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 （英）阿夫纳·奥弗尔，（瑞典）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著；苏京春，李海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The Nobel Factor

ISBN 978-5086-9842-7

Ⅰ. ①诺… Ⅱ. ①阿… ②加… ③苏… ④李… Ⅲ.①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 Ⅳ. ①F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6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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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

著者：[英]阿夫纳·奥弗尔 [瑞典]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

译者：苏京春 李海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81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842-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与致谢

缩略词一览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引言

第一章 假想机器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第六章 个人声誉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 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注释

译后记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