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亲历记
Author: 萨道义
Date: 2017-06-30T16:00:00+00:00

目录
前言
第1章　作为实习译员前往江户
第2章　横滨社会：官方与民间
第3章　日本的政情
第4章　条约·排外情绪·对外国人的暴行
第5章　理查德逊之死
第6章　正式拜访江户
第7章　赔款要求·日本人的闭港提议·支付赔款
第8章　炮击鹿儿岛
第9章　准备下关行动
第10章　下关行动
第11章　与长州的和谈
第12章　伯德与鲍德温之死
第13章　天皇批准条约
第14章　横滨的大火
第15章　访问鹿儿岛与宇和岛
第16章　初次访问大坂
第17章　大君接见外国使节
第18章　从大坂去江户
第19章　与日本官员的往来
第20章　从七尾去大坂
第21章　大坂与德岛
第22章　土佐与长崎
第23章　幕府的没落
第24章　内战的爆发
第25章　伏见之战
第26章　备前事件
第27章　首访京都
第28章　切腹及就谒见天皇谈判
第29章　堺城法国水兵遇袭事件
第30章　谒见天皇
第31章　回到江户·在大坂递交新的国书
第32章　水户政治纷争
第33章　天皇摆驾江户
第34章　榎本借逃走的德川军舰攻占虾夷
第35章　1869年在江户谒见天皇
第36章　踏上归途
作者传略

版权信息

书名：明治维新亲历记

作者：【英】萨道义

译者：谭媛媛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49620210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本书最初断续写于1885年至1887年我在曼谷担任英国公使期间。在那之前，我结束了在日本的悠闲生活，回到英国已有两年。回首1862年到1882年在日本度过的二十载春秋，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自从1861年11月离开祖国前往东方服役起，我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本素材，而我的回忆则为它增添了更多细节。我在世界各地所度过的外交官生涯，算来已有45年了。但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要一一讲述这段外交生涯的所有往事，而只侧重于那些我亲身经历的最为精彩有趣的部分。这段经历中包含了历史悠久的日本君主在权力被篡夺600年后，重新夺回统治权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当时更为近代化的城市江户被改名为东京，并取代京都成为日本新的首都——在西方人开始深入了解日本之前，京都一直都是日本最古老的都城。

自1887年从暹罗（即泰国）离任后，我便将这部未及完成的手稿抛诸脑后了，直到1919年，几个亲戚家的年轻人来访时我偶尔提起了这件事。他们一致劝说我应该将它写完。我后来写成的部分记述了我在那段漫长时期的全部经历，并增添了一些新的材料，包括当时还属于保密档案的、由我起草的一些官方文书，以及我写给当时的上司巴夏礼爵士[1]的信件等等——它们已经在别处另行出版了。此外，在我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我也重新记起了日记中省略掉的某些部分。

本书的某些章节，看起来与我的朋友雷德斯代尔勋爵（Lord Redesdale）所著的《回忆录》一书的内容或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他在写作时曾借阅过同在日本任职时我所撰写的一些日志。不过，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较少引用他著作中的内容。

萨道义
撰于奥特里圣玛丽
1921年1月

[1]哈里·斯密·巴夏礼爵士（1828-1885），19世纪英国外交家，主要在中国和日本工作。——译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其他注释包括文内注均为译者注）

第1章　作为实习译员前往江户

我对日本发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18岁那年，哥哥从穆迪先生的图书馆[1]带回来一本由劳伦斯·欧里芬特（Lawrence Oliphant）所著的《埃尔金爵士游记：中国和日本》。这本书立刻使我着了迷，并激发起我对日本的一连串想象。那里，天空似乎永远湛蓝，阳光照耀着大地。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就是懒散地斜倚在铺着榻榻米的地板上，透过对面的落地窗，欣赏装饰着精巧假山石的美丽庭院，一群妩媚的樱唇黑眼睛少女围绕在身旁。总之，一切都是那么逍遥自在，胜似神仙。不过，即使在最大胆的想象里，当时的我也不曾料到，自己能有幸亲自踏上那个仙境般的岛屿。之后不久，我又读了海军准将佩里[2]所著的《日本远征记》，虽然这本书早在《埃尔金爵士游记》之前已经出版，书中对日本的描述也更为客观和真实，但它并未打消我对日本的种种美妙遐想和憧憬，反而使得它们变得愈加强烈。从那以后，我脑子里天天萦绕着有关日本的种种念头。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时——当时我正在那里念书，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通知：学校要派遣三名学生前往中国和日本担任见习译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于是，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我选择了前往日本的职位。毕竟，中国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年龄只比考试规定的最低年龄早了几个小时，也幸亏如此，我才得以够资格报名。1861年8月，我终于获得了正式录用，并于当年11月怀着对日本的无限憧憬和喜悦离开了英国。

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大人物普遍认为，中文是学习日语的必要准备。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杰米逊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里逗留数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罗素·罗伯逊也抵达了北京，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虽然我一直对中国兴趣寥寥，那几个月的逗留也因此显得颇为漫长，但我还是学会了几百个汉字，对后来的日语学习实在大有裨益。最后，我甚至打算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了。

然而江户（东京的旧称）发来的一份调令突如其来地中断了我们在中国都城的停留。调令中附带着一份日本要人的批注，几乎没有中国人看得懂。这无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实际关系，使我意识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认为——尽管汉字对学习日语大有帮助，但中文和日文毕竟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正如拉丁文之于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总之，根据调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误。

在派往中国的其他八名实习译员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伦、加德纳和斯特纳三人。他们都是与我在同一年通过考试的，1877年前后，也都分别担任了领事级的职务。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录取的那个家伙在1867年“获准辞职”，另有三人已去世，还有一个公认是最聪明的学生，考试中却只得到了倒数的成绩，他在1872年调任至中国海关，如今已在那里担任最高职务。在人数少、竞争也不甚激烈的情况下，录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别，当录用考试转为公开选拔后——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结果则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至少，这种情况在录用赴日人员的考试中如此，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致无异。

这套选拔制度的明显弊端在于，它全不考虑人的道德品质。用欧几里得定律解出几道习题，或将一段希腊格言翻译成英语，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绅士的教养和情操。考试也无法考察一个人真正的智力水平。只消接受某种特殊的训练，蠢货也能轻松击败没有掌握所谓“窍门”的聪明学生。如今，所有参加公职考试的申请者都会去接受“考试专家”的特别训练，在短短几个月为这场竞争死记硬背，以摘取胜利的果子——录用名额。在我看来，那些被录用的家伙不过都是些应试训练的试验品罢了。大部分被录用的人，在经历过集中训练后已疲惫不堪，之前可能还多少抱有的学习意愿早被抛诸脑后。然而像中文、暹罗语和日文这类语言，必须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由于上述的考试制度并不能真正测试出录用对象学习语言的能力，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才发现学习外语苦不堪言，简直比要他们飞上天还难。我自己之所以后来能顺利地通过考试，大概恰恰是因为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缘故罢。

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的某一天，全体见习译员被邀请去与维多利亚主教共进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鲁斯公使先生暂离北京期间作停留的。席间偶然谈到中文学习对智力的影响，主教问我们，终日埋头学习这种枯燥无味的语言，难道不会使人的头脑也变得迟钝吗？至少，以他本人的经验来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话微妙地触及了一个事实，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当场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应该再多谈些我们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经历。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纵马奔驰的清晨，那些圆明园废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纵然荒芜却仍优美异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环抱中的寺庙——在庙墙之外，无论天气好坏，街道上总是积满了泥土和尘埃。那些石桥下的湖面上盛开着粉红色的莲花。那些叫着“可怜可怜，赏一个吧”的无处不在的乞丐。正阳门外商店街上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天坛。从城墙上望下去的那些绿树环抱之下的黄色、棕色和绿色的屋顶。轮子碾过石子路上深深的车辙、叮叮当当驶过的货车。由放了学的男孩子们、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东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为英国公使馆驻地的华丽显赫的梁公府（即淳亲王府）。这一切美景都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回忆之中。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在此流连了。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是个50岁上下的高个子，长着颇有贵族气质的前额和棕色的眼睛，还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爵士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人们传说他脾气暴躁，十分容易激怒。关于他的易怒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有一次他跟随公使拜访总理衙门，在谈判中与对方发生了争辩，再次大发脾气。总理衙门的大臣讥讽地说：“可是，韦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并不像您那样为此事大动肝火啊。”韦德先生又转向公使问道：“您听见了吗，公使？他们觉得您没有生气。”于是，我们的公使先生，带着温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宽容的态度回答：“哦，请转告他们，我现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们几个人——杰米逊、罗伯逊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动身出发，傍晚到达途中的小镇河西务，次日抵达天津，之后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领事吉布森先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中住了几日。这位吉布森先生后来被调往台湾任职，与当地的中国官员起了纷争，竟要求英国炮艇炮击当地海关，受到了外交部的严厉谴责。之后不久他便伤心地去世了。彼时“炮舰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怜的吉布森成了自己过分激情的牺牲品。

到上海后，杰米逊离开我们去了一家报馆，据说那是比领事馆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罗伯逊则登上“拉斯菲尔德”号汽轮，于9月2日出发前往日本。轮船驶离中国的海岸线后，先是经过了九州岛最南端一个叫做硫磺岛的火山岩小岛，然后在9月7日的雾气中来到了伊豆半岛附近。幸运的是，雾短暂地消散了一阵，船长还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线的情况，他下令让轮船转向，我们便开始在岛屿之间行驶。第二天清晨，我们已经航行在伊豆大岛东面的蓝色碧波之上，船舷右侧是锯山那锯齿状的覆盖着森林的海岸线，左前方则是由浦贺把守着的通往横滨的狭窄入口。沿途的风景几乎与我遐想中阳光灿烂、充满日本风情的景象一模一样。及至船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覆盖着墨绿色森林的形状各异的小山在南岸连绵起伏，远处矗立着美丽的圆锥形的富士山，覆盖着白色残雪的山顶拔地而起，延伸至1万2千英尺的高度。雄伟壮丽的大山及其他山脉将平原包入它的西侧，与其相对，起伏的沙地海岸则急剧地转向我们右侧，并随着船身的移动很快沉没在江户方向的地平线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挤满了形状奇特、用没刷过油漆的原木制成的鸭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叶地缝合在一起，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细布条捆扎着悬挂在船上。我们的船靠近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皮肤晒成古铜色的日本渔夫。他们几乎是裸体的，偶尔会有人穿着白色的兜裆裤。还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围着蓝色的绳结，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后，当密西西比湾（日本称“屏风浦”）白色的断崖愈加接近和明显时，我们绕过条约岬（日本称“本牧岬”），并在港口外不远的海面上抛下锚去。在经历了一年多时日后，我终于踏上了憧憬之地。

[1]出版商穆迪创办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对象的大型民间图书馆，在当时的英国影响较大。

[2]1854年率领黑船打开锁国时期日本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

第2章　横滨社会：官方与民间

那时，日本按1858年与各国签订的条约[1]开放通商口岸已历三个年头。在港口城市长崎和横滨，聚集着大批贸易商人。但同在开放之列的箱馆（今函馆市），对商人们的吸引力却不像现在那么大。它远离日本的政治中心，也缺少其他开港城市那种骚动不安的热闹气氛。

大部分西日本地区的贵族领主都在长崎拥有固定的贸易商，以便销售领地内佃户们缴纳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为购买武器、火药和汽船，贵族的家臣们频繁地与外国商人来往，长崎城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友好的气氛。美国传教士们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关系，他们向贵族的年轻子弟教授英语，并给他们灌输一些未来对日本发挥了重要影响的自由思想。然而在横滨，与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净是些既没钱又不懂贸易的投机分子。对于这些家伙来说，随便撕毁合同、搞些商业欺诈简直是家常便饭。外国商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向当地人购买稻草，对方收了大笔订金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货；他们受对方的委托进口货品，可只要货品的价格稍有波动，主顾们便马上拒绝如约收货，生怕自己遭受一丁点儿损失。生丝里往往掺进了沙子，或故意用压分量的粗纸绳捆扎货物，外国商人们不得不将其拆开，一股一股地仔细检查完毕后才敢付款。购买茶叶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当地人未必会按照样品的标准交货。偶尔也会传来日本商人上当受骗的消息，但大体来说，在这种“比比谁更坏”的游戏中，通常的赢家总以日本人居多。对外国商人来说，“日本人”就等同于“骗子”，横滨城里也因此不可能指望会有丝毫的友好气氛。

海关官员们是腐败之王。他们索要大笔贿赂，帮助外国商人们逃避进口关税。最大宗的贿赂是在葡萄酒、啤酒、烈性酒及日用品进口方面，受贿的官员将其按“私人用品”的名义放行，进口商从而可以免交关税。海关官员的职位十分庞杂：包括两位“奉行”，即关长；两位“组头”，即副关长；两位负责监察所有职员行为的“目付”；若干被称为“调查役”的主管人员；名为“定役”的高级职员。此外，还有一大群身着黑衣或绿衣的文书、译员、进港检查员和警察等。

口头和书面的往来交流通常使用荷兰语，因为当地几乎没有日本人学过英语，而能说日本话的外国人更是屈指可数。但人人似乎多少都懂得一些对方的语言。商人们之间还流传着一种自造的俚语。凭着马来语的“peggi”（不行）、“sarampan”（有破损）就能有效开展交易，倘若再懂得些日语的“Anata”（你）和“Arimasu”（有货）之类，则似乎人人都觉得足以应付最复杂的买卖。这种新语言的明显特征是：省略了日语里那些用以表明对话双方社会地位的多样的词汇和复杂而精妙的动词变化，因此只流传于商人们之间。欧洲人使用这种“日语”，只能令日本人愈发加深他们对“夷狄”们的轻蔑之情。而“夷狄”，即野蛮人，恰是日本人对外国人一贯印象。

按通商条约的规定，神奈川成为最初允许欧洲人定居的地方。不过，由于恰位于东海道——即连接江户和京都两大城市的交通要道附近，当局一直担心各地领主的武装家臣会与外国定居者发生冲突。遗憾的是，冲突的确时常发生。大君的政府努力试图化解这一难题，他们在神奈川以南、仅隔一个浅海湾的横滨的渔村里建起了海关和几排木造的平房，希望将外国人逐渐迁至横滨。相比于日本官员和欧洲商人们的实际方便，各国外交代表更关心日本是否能严守条约的规定，有人因此强烈反对向横滨迁移的计划。然而商人们却很满意：横滨离货船的停泊地更近，人身安全也更有保障。于是横滨的“通商港”地位便渐渐得到了各方的承认。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也许直到现在，各国代表们明明居住在人口已接近十万的神奈川对岸的横滨，却总要在发送公文时将落款写成“寄自神奈川”。也正是从那时起，欧洲发来的货物每每在两地之间发生纠纷，原本要发到神奈川的货物常常被送到横滨，反之亦然。商人们之间常常会因为运费的差额吵闹不休。

为安全起见，外国人聚居区周围开掘了一圈运河（护城河），并在河面上架起了桥。出于“一举两得”的考虑，桥上配置了多处哨卡，由人数众多的士兵把守，严格检查进入聚居区的所有人。如此，不仅能防止危险分子混入聚居区，还可以对从外部进入聚居区内的某些商品征收税金。起初，聚居区对所有的外国申请者开放，申请入住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一块地皮。然而，不少各国领事馆的雇员开始考虑从中牟利。他们将白得的地皮高价卖给那些新来的人获得暴利。后来，当聚居区再次扩大时，便规定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必须为获得聚居区内的土地支付足够的代价。再后来，聚居区又发行了地契，规定土地只能发放给地契的持有人，或者他的继承人、管理人、遗产执行人、指定受让人等。就这样，一种介于动产和不动产之间的，对英国人来说相当新奇的财产形式便诞生了。聚居区中的街道设计完全不曾考虑一般人的出行便利，更缺乏长远规划。那时在日本马车尚不多见，因此道路只留出了足够手推货车通过的宽度。这一缺乏远见的决定，让横滨这座未来日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长期面临交通拥挤的烦恼。凡对50年前的伦敦商业中心区或在首都不断更迭的意大利公国时代陆续成为首都的那些城市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抵都能想象出横滨街头将来的情形。在建筑物方面，外国居民们起初对那些木头搭建的平房已感到心满意足，但从1862年下半年开始，聚居区内渐次出现了两层的建筑物——虽然其数量只有屈指可数的五六栋。

定居点背后是一大片新近填埋出来的沼泽地。除了建起的一个赛马场，大部分都还空着。穿过它后面那片泥泞的泥地，便可望见“吉原”（即妓院）那粗陋的房子。某位显赫的公爵在议会中将其委婉地称为“年轻女子教习所”。而某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社区主教还曾特地前去拜访，并给那里的老鸨递上自己的名片，让聚居区里的年轻人和无良之辈笑破了肚皮——那时聚居区里的外国居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那时，聚居区内已建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聚居区外侧还特地辟出了外国人的墓园。墓园中长眠着的只有几名死于日本武士（即佩带双刀的阶层）那残暴的、被误导的爱国心的俄国军官和两位荷兰船长。欧洲和美国的居民大多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在这个阳光灿烂、风土优美的国度，还没有人因为疾病而丢了性命。

说来也许有些刻薄，某位英国外交官形容当时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为“欧洲的垃圾堆”。脱离了故乡那些唠唠叨叨的道德约束，又突然面对充满诱惑的东方情调，也难怪人们不能像神学院的学生那样严格地保持道德情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地方的同一阶层的人更为品行恶劣。只是，在一个人人行为都半公开化、疏于藏藏躲躲的小天地里，在别处无须特别指责的小恶习在那些尚未受到诱惑的人眼中便显得格外刺目。此外，人人都需要赚钱维持生计，尽量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有不少人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异国，在他们眼中，道德之类的事情远远不及赚钱来得重要。不久，又出现了贸易中使用的“洋银”无法兑换成本地货币的难题。外国商人们纷纷向日本财政当局提出了一系列他们无法满足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问题暂时得到缓解。商人们可在公开市场自由买入当地货币“一分银”（当时日本所用的银质硬币）。同时，外国官方人员则可按自己的薪俸额度——有时还可更多——兑换与“鹰洋”等重的“一分银”银币。这一措施给所有正派人留下了极为丑恶的印象。反对者们称，这无疑是在向各国公使、领事、水手、士兵们提供贿赂，诱使他们对日本方面违反条约的行为听之任之，而将本国非官方人员的利益置之度外。这些指责无疑都是偏见。指责者们混淆了货币本身的性质和功能。事实上，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个人的利益关系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致。按照条约规定，100美元可兑换311个“一分银”。然而根据1862年9月的市场行情，市面上的汇率是100美元兑换214个“一分银”。各国公使馆、领事馆每月可将与雇员工资总额加若干行政费用总额等额的“洋银”兑换成日本货币，其中每兑换100美元将被扣除13个“一分银”作为铸造货币的成本。假使某位外交人员的月薪是100美元，按官方汇率，他可以兑换到298个“一分银”。倘若他再按市场汇率将这298个“一分银”换回美元的话，则实际可换得139.25美元，获利竟接近四成。而一位公使的年俸大约是3000美元，可想而知，他的获利将更为惊人。不仅如此，各国外交机构所获得的可兑换配额与实际支出之间都存在差额，他们将这部分差额按上述方法兑换后套利，将本应归入公账的“额外利润”按薪俸比例发放给馆员们。因此，各外交人员或领事馆的馆员们虽然表面上收入菲薄，实际上却过着优渥有加的生活，家家都养起了矮种马，日日痛饮香槟酒。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流通的“一分银”银币数量不断增加，官方汇率与市场行情之间的落差也逐渐缩小。先前所规定的兑换政策也逐步废除。而至于金钱为什么会大把大把地飞入外交官们的钱包，自有经济学者去加以解释。就我个人而言，回首那段时光，实在难说是问心无愧。虽然在历史的法庭上可能毫无意义，但我唯一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那时的我，不过是官僚机构阶梯底下的无名小辈。我所做的，只是将大人物们分给我的东西放进钱包里罢了。

在这里，我还要再赘述一些当时横滨社会的情形。在外国人聚居区里，鲜有女士们的身影。日本距离欧洲万里之遥，且尚未开通定期的轮船航班。在这里，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时常受到那些身带长短刀的武士的威胁，时刻都有可能遭遇危险。中国的两家大商行——怡和洋行和宝顺行自然都在横滨开办了分号，后者在我来到日本的一两年后便宣布关门大吉。此外，上海的大商号——弗莱彻公司和巴奈特公司也在横滨开了分号，但如今它们早已退出日本市场，为人遗忘已久。其余的商行大多都是日本商行，还有少数外国洋行，如英国的一流商行埃斯皮纳尔·康纳斯公司麦克佛逊公司、美国屈指可数的大商号沃什·豪尔公司等。其他德法荷各国的洋行，则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这里，金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至少表面上如此。每个外国人都养着一两匹矮种马，狂欢宴会无休无止，席间香槟处处飞溅。每到春季和秋季，还会举办赛马会，有时竟可看到各家以纯种赛马来进行比赛。最时髦的周日旅行是沿着东海道策马飞奔到川崎，享受午餐后踏上归途，在傍晚时分安然返回。有些人还会远行到金泽、镰仓、江之岛等地游览。不过，那些竟敢越过条约规定的开放边界，深入到八王子、箱根等地的家伙，通常被人们视为不知死活的冒险家。

日本当局规定，唯有外国机构代表才能享有在离开横滨25英里以外的地区旅行的特权。即使获得公使的允许，不装扮成公使馆馆员也难以前往江户。因为种种原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人对此极为不满，有人公然质疑，无论与公使私交如何，作为“国家公仆”，邀请自己的同胞去一趟江户，并为他们提供食宿，难道不是公使应尽的义务吗？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存在着类似的现实。虽然被称为“国家公仆”，但公使眼下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横滨的人们。既然公使没能满足自己的雇主——即横滨的英国居民——的愿望，人们自然有权在背地里发发牢骚。

那句“欧洲的垃圾堆”在聚居区里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由英国商人组成的横滨俱乐部始终拒绝英国使领馆馆员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这种厌恶之情一直持续到1865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使节全部更换后方才得以平复。聚居区里的英国居民与作为这个小社会首脑的使领馆之间产生对立情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居民们大多是些无知的年轻人。囿于本人的教养和经历，他们对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十分敏感，很容易觉得受到了冒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这种易怒好斗的倾向尤其强烈，只能待他们岁数渐长、积累了一定的修养和阅历后才能有所改观。

按条约规定，各国可在江户设置代表机构。幕府划拨了四座佛教寺院用于充当英法荷美四国的代表机构。其中英国公使埃尔库克爵士[2]（中文名阿礼国）选择了高轮附近的东禅寺，荷兰的珀尔斯布鲁克公使搬进离江户城稍近一些的长应寺，法国公使贝拉克特先生选了济海寺，美国的哈里森先生则安顿在麻布附近的善福寺。后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令外国人胆寒的袭击事件，很多代表机构纷纷将其驻地迁移至横滨。只有美国是个例外，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的忠诚和信任，他们坚持继续留在原地。1862年新上任的佩林将军起初仍沿用了他前任的看法，但后来发生了一场显然是故意纵火导致的火灾，烧毁了美国公使馆的房子，便不得不也像其他国家的代表一样撤回横滨。英国公使团曾在1861年遭到一次谋杀袭击，秘书劳伦斯·欧里芬特和莫里森都受了伤。袭击者主要是水户藩德川家族的家臣，还有一小部分其他藩的藩士，他们中一些人至今仍然健在。事件发生后，阿礼国爵士当即决定撤往横滨，毕竟那里有日本官方配备的警卫队和英国军舰，足以保证馆员们的生命安全。1862年年初，阿礼国爵士回国休假，临时代理他职务的尼鲁上校对我们此前曾经历过的危险一无所知，将公使馆再次搬回了东禅寺。然而不久，一个日本守卫（即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自认为受到了我们最年轻的馆员（十五六岁）的冒犯，出于报复，他杀死了一名担任宿舍警戒的哨兵和一名正在巡逻的下士。事件发生后，公使馆的馆员们不得不立即打点行装，再次撤回横滨，临时在如今被称作格兰特大饭店的那座旅馆中安身。（旅馆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霍伊的英国人，他在1870年因私人纠葛被人在睡梦中杀死。）从那以后，还留在江户的外交机构仅存美国一家。据说哈里森先生认为，日本方面擅自以横滨代替条约中规定的神奈川作为各国外交机构的驻地，显然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他本人坚决反对将美国领事馆迁至横滨。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一原则，直到离任他也不曾踏足横滨一步。

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尼鲁上校正担任公使馆的秘书，并在公使回国期间临时代理他的工作。他是位老军人，曾在伊文思爵士麾下的西班牙军团服役，并参加过战斗。传言说，他对曾作为军医在葡萄牙海上旅服役的公使阿礼国爵士缺乏敬意。尼鲁上校笔锋锐利，时常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措辞严厉的公文——其中一部分已由我的朋友亚当斯（F. O. Adams）在其著作《日本历史》（History of Japan）中有所披露。尼鲁上校之前曾在瓦尔纳和贝尔格莱德担任过领事，因此对“治外法权”的相关事务十分稔熟。根据这条法律，凡在非基督教东方国家里的欧洲人都应享有不受当地法律约束的权利。尼鲁上校身材较一般英国人要矮得多，蓄着浓密的灰色山羊胡，前额上挂着一缕灰白的头发，脾气暴躁而多疑。就其政治手腕而言，他并无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虽然他的文笔简洁明了、巧妙而又不乏辛辣，但他显然对周遭的环境缺乏洞察力，足见出色的口才和精妙的文笔并不等同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心情好的时候，上校也会露出和蔼可亲的一面，会从他珍藏满腹的歌剧选段中挑出一段演唱给周围的人听。

那时，他大概已经有55岁了，病痛开始在他身上显露出一些迹象。几年之后，这些病痛在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要了他的命。

使馆的第二号人物是“日本秘书”。然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既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不具备任何有关日本的知识。准确地说，这个职位的正确解释应该是“负责与日本政府联络往来的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当地公使馆也设有一个类似的被称为“中国秘书”的职位，但那个职位通常总是由一位学者担任。荷兰语是日本政府唯一使用的外语，因此，外交部在为使领馆配置馆员时，无暇顾及出身等其他因素，而只将“精通荷兰语”作为最优先的聘用条件。最终，他们找到了四个合格的应征者。其中一个当即被任命为公使馆的常设译员，后来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职位。除了日常的翻译工作，他还必须承担教授见习荷兰语译员的工作，因此薪水也要高于普通的译员。作为常设译员服役八年后，其间恰逢领事的位置出现空缺，他便立刻抓住机会获得了升迁。这位先生身上具有一切家庭生活所需的美德，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在这位绅士之下，还有一位一等助理官。此人善于社交，多才多艺，通晓多国语言，但对工作缺乏献身的热情。他经手的报告书曾被拖延一年半之久，通信往来的记录也尘封了两年多不曾更新。管理档案室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当他离任后，继任者只能像清理“奥革阿斯的牛圈”[3]一样来整理他留下来的烂摊子。在社交圈里，不时会有人邀请他参加洗礼之类事宜，但除此之外，他似乎也没有特别令人称道的专长和优点。靠着论资排辈，他后来也熬到了领事的位置，然而年纪轻轻便在熟人们的一片惋惜和祝福声中退休了。

除了外交人员，公使馆中还有两位医生，行医之余还承担一些档案室的辅助工作。其中一位不久便辞去了公使馆的职务，在横滨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可观的财产后便返回了故乡。另一个医生威廉·威利斯，则是一位无论在个人品行还是职业操守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绅士，是我毕生的挚友。他在私人社交和执行公务中的表现，证明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正直无私的一个。有幸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无不对他的亲切周到满怀感激。他忠实于自己的职业，也绝不放弃任何增长见识、开阔视野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医生这个职业常常要面对普通文职想象不到的风险，但威利斯对此毫不在意，始终不辞劳苦地四处救死扶伤。此外，在档案室，他也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那个负责打扫“奥革阿斯的牛圈”的人，他耐心地将档案逐一整理归档，每天按时更新档案记录。他总会迅速出现在所有需要他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工作，并对上级怀着坚定不移的忠诚。在公使馆服役九年后，他被提升为副领事。后来，日本人出于对他精湛医术的仰慕之情，以高于公使馆四倍的薪金聘请他，他于是便接受了那个职位。相比于在公使馆里整理档案、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活动的地方定期撰写贸易情况报告书之类的琐事，他的新职位显然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威利斯是个大高个，在横滨的外国人社区中也很引人注目。我初次见到他时，他还只有25岁左右，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动植物等博物学知识也相当丰富。正如谚语常说的“大个头有大心胸”，威利斯也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在之后的章节中，我还会多次提到有关威利斯的种种轶事。不过在这里，就先以这些初步的介绍告一段落吧。

除了上述介绍过的这几位，公使馆的雇员还包括两名见习译员，即罗素·布鲁克·罗伯逊和我本人。

最后，在雇员之外，公使馆的重要成员还包括一些骑兵护卫和由普莱斯中尉指挥的第67团的步兵护卫。不久后，5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接替了步兵护卫的岗位，他们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以“爱国者史密斯”闻名军中的家伙——关于他的事情我会在后面提到。骑兵队由“军事训练所”出身的12名士兵组成，享有“野猪猎人”的光荣称号。他们的军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十分迷恋华丽的制服和漂亮的马儿。我对军队制服的种类——正装、准正装、便服之类知之甚少，也不晓得这位中尉所穿的究竟属于哪一种。但据说他竟老大不避讳地佩戴着校级军官的肩章，这可是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那身亮闪闪的军服让他看起来气势不凡，并时常因此造成别人的误会。据说某次中尉随同公使去拜访大君时，前来迎接的日本官差认定鲜衣怒马的中尉应该是公使大人，对他毕恭毕敬，衣着朴素的公使本人却被当成了随从。中尉的虚荣心所获得的满足感和公使无可奈何的恼怒，哪种感情更强烈？只有那些能洞察人心微妙之处的人才能回答，而当时年轻的我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如果从两人的性格来说的话，我推测，前者的满足感必定大于后者的恼火。因此，若按功利主义者常被他们的反对者所诟病的道德标准——“功利是正当的”——来看，我们也可以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尉的漂亮军装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值得为之鼓掌喝彩。

至此，闲聊就暂时告一段落，该进入正题了。

[1]指1858年江户幕府先后与美、荷、俄、英、法分别签署的《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

[2]本书中涉及的人物，因其职业生涯的不断变迁，难以完全保证其官衔或称号正确无误。文中提及的官衔或称呼，大抵都采用了其在本书完成时的最新官衔或称号。——原作者注

[3]希腊神话故事，传说厄利斯国王奥革阿斯养有3000多头牛而很少清理牛圈，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引来河水才将其冲洗干净。

第3章　日本的政情

当时，最终导致1868年爆发那场革命（即明治维新）的政治运动已初露端倪。在那场革命中，日本的封建体系被颠覆，政权重新回归古老的君主体系。然而，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部分外国人对于这一历史趋势仍茫然无知。他们普遍认为，眼下的政治运动不过是统治者（幕府）与两三个不肯臣服的诸侯（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罢了。起因则是由于大君的软弱和幕府阁老们的无能，大名们对其统治能力产生了怀疑，更对其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放任外族“夷狄”踏足这片“神国之地”、通过贸易获益的举动深感不满。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大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而“御门”，即天皇，则只是单纯的宗教或精神领袖。如是，欧洲人对日本政治的普遍了解实际上与他们一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祖先毫无区别。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以两个短小的章节描述过日本，但并未涉及日本的政治情况。16、17世纪在日本传教的传教士们也一直将天皇视为日本的宗教领袖，大君则是世俗意义上的国王甚至皇帝。著名的日本研究权威坎普法[1]也在他写于18世纪初的著作中，分别将天皇和大君描述为日本的宗教象征和世俗的皇帝。直到我写作本书的时代，坎普法学说的继承者们仍在沿袭这个观点。而事实上，日本的君主政体上溯到12世纪，下至19世纪初期仍在沿用。这种庄严、传统悠久的政体，已深深根植于日本国民的心中，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日本历史如今将被重新书写。虽然有关历代天皇和那些显赫贵族的史料数不胜数，但日本如今正处于试图从传统的汉文束缚中挣脱出来的阶段。而欧洲人却尚未意识到，需要从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思路——绝非像我们这些受训后在东方任职的官方人员的视角——了解日本。直到最近二十年，欧洲人对日本文学仍一无所知，现存的有关学习日语的方法更是少得可怜。外国人能接触到的日本史书只有一本由艾萨克·蒂金[2]在日本荷兰语译员协助下翻译、再由克拉普罗特[3]这位视野有限却又狂妄自信者编辑刊行的《皇居纪事》（Annales des Dairi），书中的内容颇多谬误残缺之处。此外还有霍夫曼为席博德[4]的《日本》（Nippon）一书所翻译的一部日本历史年表。因此，当各国的外交代表开始与日本人谈判条约时，发现自己很难正确把握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试想，一个对患者的病情一无所知的医生，又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呢。

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过程，最初起源于一个由外来种族建立的神权政体，随着这一政体周围逐渐吸引了一批效忠于它的土著部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单一政体和单一民族。随着中国法律和哲学的传入，日本的政体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本地原有的宗教观也被后来传入的释迦牟尼的信仰（即佛教）所取代。在东部、南部的蛮族与统治民族部落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中，武士贵族逐渐崛起。两个同为皇室后裔的武士宗族——平氏和源氏之间又爆发了权力争霸。最终，源氏获胜，其家族成员和追随者们被分封了领土，旧有的文官政治被武家（军事阶层）政治所压制。若要详细追溯日本君主政体的发展情况，则须借助历史文献进行一番相当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总之，随着源氏家族的源赖朝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日本的封建制度终于完全确立下来。而延续着古老的君主政体的“公家政治”则仍徒有虚名地存在于京都，但已丧失了大部分政治权力，沦为摆设。从14世纪起，所谓“朝廷”，几乎就像个活化石，早已被人们逐渐遗忘。从伟大的东亚帝国——中国传入的民法和刑法条例已被彻底废除，军事集团统治着全国，一半的国民被征调入伍，组成人数庞大的军队，而另一半人则辛苦劳作，以便为军队提供衣食。读书写字成了只有佛教僧侣和朝廷中的穷贵族才关心的事，民众的求知欲坠入愚昧的黑暗里长眠不醒。因为不再担心外族的入侵，便也不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如中世纪时期的德国，全国分裂成无数个小贵族的领地，而大君不过是名义上的君王罢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4世纪中叶，直到后醍醐天皇试图恢复正统的君主政体制度。他的倒幕运动引发了日本五十多年的内乱，以另一个武士家族足利氏重新建立幕府告终（室町幕府）。然而，足利的幕府内部不久也发生分裂[5]，对立的两派之间争斗不断。各地群雄趁机崛起，割据一方。16世纪中叶，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风云人物凭借其位于日本中央要冲的领地，号令各地群雄，最终掌握了天下。在他死后，另一位伟大的武将——被后人尊称为“太阁大人”的丰臣秀吉实现了平定天下的大业，将所有敢于反抗他的地方小诸侯全部平灭。这位太阁大人可能还是日本第一次设立“宫相”[6]的统治者。他病死时，因其统治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不得不将毫无执政经验的继承人（即丰臣秀赖）托付给几名辅政大臣，即“宫相”们。然而，这些受命辅佐幼主的大臣们却在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内讧。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德川家康，他当时控制了江户一带的大片领土，本人兼具文武之才，是唯一可与太阁大人分庭抗礼之士。太阁大人去世后，德川家康不出所料地在大名中势力最为强大。仅用两年时间，德川家康便将前两位伟人——即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全部势力，不，甚至更大的势力范围悉数收入囊中。在1600年决定性的关原之战获胜后，德川家康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他借机排除异己，对任何疑心其不忠的大名大加排斥，除了几名重要大名仍允其保留原有领地外，其余各地尽数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分配。被允许保留封地的重要大名包括九州岛南部的岛津氏、最西边的毛利氏，以及本州岛北部的伊达氏、南部氏、津清氏等。而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义直、赖宣、赖房，则被分封于尾张、纪州、水户等地，其他子嗣也获封重要的藩领。至1616年德川家康辞世时，全国土地的二十分之十九尽归德川一脉所有。按英国读者的习惯，这些被分封的子嗣大抵可称为“男爵”，他们之间又分为五六个等级：第一等是指德川家康最宠爱的三个儿子的后裔，称“御三家”。据德川家康本人制定的法律，在大君没有指定合法继承人时，可从“御三家”中挑选继任者（实际上，后来只有纪州一家曾获得过如此殊荣）。第二等则包括了德川家康次子以下的亲戚家族，称“家门”。第三等则是各地诸侯，称“国主”。这三个等级均拥有整藩或数藩的土地，按藩领面积享有领地内的全部收入。在他们之下，还有世代效忠于德川家族的地方诸侯，即“谱代”大名；德川家族的直系家臣，即“旗本”；在德川家康角逐天下过程中稍晚归顺其麾下的“外样”。所有能被称为“大名”的，都是拥有大米产量一万石以上封地的诸侯。德川家直系家臣“旗本”的封地一般为一千石以上、一万石以下。其余封地在一千石以下的封臣，则被称为“御家人”。

大名们的领地，起初也会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即“家来”。对于大君来说，这些效命于大名的家来都是他的“陪臣”。家来中又分为身佩一长一短两柄佩刀的“武士”和作为普通士兵的“足轻”两个等级。除萨摩藩外，大名的家臣每年都可按其官阶领取相应的粮食作为俸禄。作为回报，家臣们须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供养一定数量的士兵，为自己的主君服兵役，如在战争时期参加作战，或在平时提供必要的军事服务等以尽家臣的义务。而在萨摩藩，由于土地的分封已到了细如牛毛的地步，一些等级和俸禄较低的家臣不得不“一手持刀、一手扶犁”，几乎与普通农夫无异。各大名的藩属无须向国家纳税，国主以上的大名对藩领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可任意向农民收取地租，或对境内的商业买卖课税等。在对其藩领内下属官吏处以死刑时，大名们需每年一次定期获得幕府的许可，但也不过是表面形式，领地内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大名手中。不过，大名以外的其他贵族或诸侯并不享有类似的独立权限，而大名们也必须在江户建立家宅，并将妻子儿女永久安置于江户充当人质，大名本人也须每隔一年在江户和藩领内轮流生活。

大名出行时，往返都由自己的家臣护卫。全国主要道路沿途都开设了供他们下榻的驿馆（“本阵”）。其出行所需的一切花费，成为征收重税的名目，最后竟变成大名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抵达或离开江户时，必须遵照礼法前去参拜大君，并按惯例向大君呈献贡品以示效忠。大名之间则很少往来。他们在身边人数众多的侍女或仆从的服侍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部分人几乎一生不与外人接触。一定数量的世袭阁僚（主要是“家老”或“用人”）负责辅佐领地内的政务，其他人则一律无权干政。大名本人生来便娇生惯养，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政治权力往往被那些凭实力爬到阁僚位置上的家臣玩弄于股掌之上。如此，经过数代人之后，曾在德川家康时代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政治家的子孙们已堕落为愚不可及的傀儡。同时，这种世袭制度的恶果也同样发生在那些家老的子孙们身上。因此，大部分大名家族中便出现了与苏格兰山地贵族类似的情形：政治决策权都由那些贫穷的但却出身贵族的寡头统治者所左右。如此，大名名义上拥有的权力，最终全都落入那些相对积极且富有才能的家臣手中，这些人大多都是身份地位低微甚至没有职位的武士。这些实权者操控藩政，左右藩主的政治主张，甚至决定藩主们公开发言的内容。虽然经过多次重复，但大名们确实已沦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既不拥有近代立宪君主的权力，又因不适宜的教育而智力低下——甚至不如普通百姓人家。日本的长期锁国为这种奇异的政治体系提供了生存土壤，但当欧洲新思想的风潮吹拂而来时，它便像从石棺里取出的木乃伊一样，瞬间支离破碎、烟消云散。

天皇权力的衰弱则始于9世纪中期。历史上头一遭，一个9岁的男孩（清和天皇）登上了祖先传下来的宝座。在他成年之前，整个国家实际由外戚——古老的藤原家族的首领（藤原良房）统治着。摄政者把持朝政多年，并篡夺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以确保权力不旁落。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幕府方面。源赖朝最后一个儿子源实朝被杀死后，年幼的继承人们相继成为名义上的大君，却往往在达到登基年龄时被真正的掌权者——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的后裔——废黜，另选更年轻的子嗣继续充当傀儡。篡权的恶习代代相传，北条家族的权力后来也旁落到他们自己的谋臣手中。其间，经过一场讨伐，幕府统治宣告中断，权力短暂地回归到天皇手中。但很快，原本拥戴新天皇的重臣足利尊反叛朝廷，另行建立了新的幕府。继而新幕府内部又发生分裂，分成京都和镰仓两派，原为足利家下属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杉和细川，则分别把持一方的力量。到足利幕府末期，“征夷大将军”——即大君——这个头衔也变得像“天皇”一样徒有其名，天下四分五裂，诸侯林立。各地方省份与京城之间的交通不便是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在德川家康时代，全国首次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军用道路，这些道路为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奠定了基础。此外，他所创立的德川幕府的组织形式，使得日本得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但不久之后，世袭制度又一次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第三代大君德川家光也是个杰出的统治者。他生于关原之战后的第四年，当他的祖父德川家康最后一次征战沙场[7]时，家光已经12岁，并已接受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训练。他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彻底完成了德川家族的称霸大业。前两任将军通常会在江户城外接见前来拜谒的大名们，而家光则敢于将其直接招至府内接见。对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家伙，他则直接命令他们返回领地，并允其准备三年时间，以迎接之后自己的讨伐。结果，领主们没人敢与他开战。然而家光死后，他的儿子（即第四代大君）德川家纲即位时只有10岁。幕府的实际统治权落入由谱代大名们所组成的“阁老”手中，德川家族首领的个人权威因此而遭到削弱。更糟的是，阁老中位置最高的“大老”，即首席大臣之位，从一开始就限于井伊、本多、榊原、坂井四大家族，普通大臣，即“老中”之位也只能从谱代大名中挑选。

在平息内乱和第四代将军正式亲政之前的那段时间，世袭制度的恶劣影响再次发生在阁老的身上。表面上，阁老掌管朝堂，而实际上他们全无主张，任由其下属家臣及谋士“家老”操控权力。而家老的背后，还有其他隐藏的幕后操控者——即从职位更低的旗本中选拔出来的政府官吏“奉行”们手中。这些人中很多是兼具名望与才能之士。然而，奉行们比怠惰不堪的阁老大臣们更愿意将权力推脱给勤勉努力的文士们。结果，德川幕府的一应政务，实际上便由被称为“奥御右笔”的秘书们承担了起来。这套政治体系一经巧妙构建，便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行起来，以至于竟连区区孩童也可管理天下。这种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反而使国民产生了“政情稳定”的错觉。

又经历了一两次不甚成功的叛乱后，日本终于进入了持续238年的和平时期。此时的日本如同一个森林中的睡美人，而对守护着她“天下太平”美梦的保护者来说，最繁重的工作也不过是挥挥扇子，赶走那些恼人的飞虫罢了。当热情而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前来，打断了公主的睡梦时，她身边那些古板、衰老、满脸皱纹的保护者们便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拱手让位给能够应付新局面的领导者了。

其时，日本人被划分为两个社会阶层，当中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佩刀的世家，即武士阶层，其中很多人十分贫困，经常需要借助特权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另一边则是农民、工匠或商人。前一个阶层遵循荣誉准则，犯罪者被准许以自残的方式——例如最出名的切腹——来赎罪。后一个阶层则被严厉和不成文的律条所管束，时常遭受酷刑或死刑的惩罚。他们是带刀阶层最顺从谦恭的奴仆。而不同阶级之间的通婚则被严令禁止。

日本与欧洲人的自由往来始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抵达九州岛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基督教也取代本土宗教吸引了更多的当地人。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接踵而至，但后两者当时关心的只是通商而非传教。说英语的两大西方势力，即英美，直到很多年后才开始大规模传教。回顾历史，1580年前后，西班牙曾一度占了葡萄牙的上风，但不久罗马天主教就遭到了佛教和神道教僧侣的抵触——他们仍相信基督教徒将破坏他们的神社与寺庙，并夺走他们的收入。织田信长曾一度为基督教徒提供庇护，但在后来爆发的大战中，这位耶稣会最重要的支持者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丰臣秀吉毫不掩饰他对外来“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后来，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拒绝成为他的侧室，更点燃了他对基督教的怒火[8]。德川家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上台后延续了他前任在位时的宗教态度。他的政敌丰臣秀赖的拥护者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秀赖本人对待传教士也很友好。加之一直与西班牙人竞争的荷兰人趁机火上浇油，德川家康对基督教的厌恶和迫害情绪达到了顶峰。传教士们无论藏身何处都被毫不留情地搜查出来，与其信徒一起遭严刑拷打，最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被处死。迫害并未因德川家康的离世而停止，一直持续到他孙子即位时才有所收敛。

终于，在饱受当地大名弹压的天草岛爆发了起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加入了反抗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1638年2月24日，反抗者占据的岛原城被攻破，37000名俘虏——其中三分之二是女人和孩子——全部被杀，反抗行动宣告失败。在日本历史文献中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为那些不幸者的遭遇感到锥心的愤慨。他们只是选择了自己信奉的信仰，便被无情地当作了暴力的祭品。该事件爆发以后，幕府下令：葡萄牙人永远不得踏入日本一步。英国人终于领教了商业竞争对手荷兰的幸运和巧舌如簧，仓促地退出了这场商业竞赛。然而当荷兰人成为硕果仅存的、唯一获准留在日本的欧洲人后，不久便被当局勒令只能在长崎城外一座小岛——出岛上活动。从那以后的两百多年里，只有中国人和荷兰人获准从事贸易，而且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更是与日俱减。其间英国人做过一两次尝试，俄国人在19世纪初也曾经试图劝说日本政府放宽对通商的管制，但最后都是白费力气。这一连串失败的尝试中唯一收获的是格洛温船长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出于对日本政府拒绝通商的报复，一批俄国海军军官对日本发动了袭击。由于此事的牵连，格洛温被日本当局逮捕并囚禁在江户。他在《日本幽囚记》一书中所记述的与各级日本官吏打交道的情形，是迄今为止对日本官僚阶层最为生动真实的描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西方国家试图与日本打交道，直到1852年美国舰队踏上了远征日本的旅程。

[1]坎普法（1651-1716），德国博物学者，曾撰写多部有关日本的著作，被公认为“日本通”。

[2]蒂金（1745-1812），又译德胜、铁俊甫，荷兰外科医生、学者、商人、大使。

[3]克拉普罗特（1783-1835），德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东亚研究。

[4]席博德（1796-1866），德国医生、博物学家。长期从事日本研究，著有《日本》等书。

[5]指“应仁之乱”，在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任期内发生在幕府所属的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两大势力之间的争斗。

[6]原文为maire du palais，即法国墨洛温王朝所设立的“宫内总管”一职，有权参与国政，权力极大。

[7]指1615年德川家康灭丰臣秀吉最后势力进行的“大坂夏之阵”。

[8]指武士细川忠兴之妻明智玉子（又称明智珠），当时有名的基督教信徒，受洗名为Gratia。

第4章　条约·排外情绪·对外国人的暴行

佩里将军的远征琉球和日本，并非美国人对外扩张的初次尝试。在刚刚结束的独立战争中，新大陆的居民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和组织松散的民兵，战胜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军团及其德国雇用兵，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虽然公平地说，法国人援助的军队和军舰也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正是由于这段历史的记忆，美国人对于那些想要抵抗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贸易和海军力量的大英帝国的国家，都怀着相当的同情。他们相信，在对希望维护国家独立的各国给予同情的同时，与其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至少可以在贸易通商权方面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地位。因为美国对于开放通商的渴望，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比英国少。

1836年，美国向暹罗和交趾支那[1]派出外交使节，在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顺利与两国签署了通商贸易条约。在中国，他们也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在鸦片战争后的和谈中捞到了好处。而且，他们不但没有动用武力手段招致中国的仇恨，而且通过采取怀柔政策免于在那些顽固保守的满清官员面前低三下四、颜面尽失。他们的目光很早就投向了日本——这片位于太平洋彼岸、与世界最大产金地加利福尼亚州遥遥相望的土地。他们也曾多次试图打破包围着这个“神之国度”的重重隔离，却屡遭失败[2]，于是便决心以武力逼迫日本人开放国门。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明白事理，但对近代化的武器缺乏了解，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炮的威力，会比“天下大同”或“国际义务”之类的说教更容易将日本人拉到谈判桌前。兼具机智和果断的海军军官佩里被任命为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曾有过以随机应变的老辣手段促成和谈的经验，甚至还没动用他的果敢精神就已达到了目的。当他率领舰队第二次驶入江户后，美国人没费多少力气就按初次来访时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进展之顺利大约也出乎佩里先生本人的意料。而长崎的荷兰商人从中斡旋，似乎也对推动这一结果发生了一些作用。另外，日本的低级武士阶级对于了解“神秘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已初现端倪，并迅速朝更高层统治阶级蔓延，也多少为通商谈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妄自尊大的幕府而言，仅凭武力的威慑还不足以迫使其摈弃古已有之、看似完美的闭关锁国政策。

人类的处事动机大抵都复杂难辨。日本人虽一直以慎重之名来为其锁国政策大加辩护，但在受到美国人的武力威胁时，却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英国和俄国纷至沓来，抱着不惜大动干戈的态度逼迫日本签订条约。以保护本国捕鲸船为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城市，旧称贺茂郡）设立了官邸，并巧妙地结合中国的事态发展说服幕府，在佩里将军争取到的利益之外进一步将美国在日本的权益不断扩大。1858年，当中国的战事（即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大沽事件，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一系列《天津条约》）即将走向圆满结束时，额尔金爵士（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和法国大使巴罗·葛罗先生也相继来日，与幕府按稍早前与美荷俄所签条约的内容分别签署了日英、日法通商条约。1859年，长崎、箱馆、横滨等地正式对五国开放通商，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与美英俄诸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幕府内部也不乏反对之声。美国军舰第一次驶入江户港时，引发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一些狂妄鲁莽之辈声称，他们要不顾一切地与胆敢踏足“神之国度”的外国人拼死一战。但在当时，显然没有人能充当这些人的首领。天皇远在京都，并且受到幕府的严密监视。大名们则互不来往，莫衷一是。名义上支持反对派的是水户藩前任藩主德川齐昭，但根据德川家族的家法，他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幕府，并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辅佐和保护幕府。彼时的大君德川家庆在佩里抵达日本时就已病体沉重，不久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德川家定继位。家定是个28岁的青年，性格软弱，不谙世事。考虑到那个年代日本贵族所受的教育，贵族王孙们如此羸弱也并不令人奇怪。

考虑到次年美国军舰会再度光临，幕府开始在都城附近的海岸线构建防御工事，并重新起用已隐退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指挥抵抗外侵的一切准备工作。这位49岁的贵族秉承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奇妙的混合：他既支持将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又强烈反对扩大开放外国通商——即在已准许的荷兰和中国之外向其他国家开放通商。他认为，正是由于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日本才得以保全领土的完整。反观邻邦中国，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引发了内乱，国家陷入四分五裂，之后又因通商问题与英国起了纷争，最终导致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因此，日本打算继续推行已持续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避免与西方各国发生毫无胜算的战争，从而保持国内的和平。然而，咄咄逼人的外国人在次年再次到来，日本人尚未准备好以武力将其击退，于是，他们只得妥协，准许外国捕鲸船在长崎、箱馆和下田停靠并补充给养，同时善待那些在日本海岸遇险船只的船员。但开放通商仍是不被允许的。

尽管被迫做出了不少让步，但日本人仍然坚信，当他们学会西方的军事战术，再大量购入西方的新式武器，凭借日本人固有的聪慧和19世纪的坚船利炮，必定能以武力击败和驱逐那些外国入侵者。这种信念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贯穿于日本的对外政策中，我在后文中也将陆续提及。事实上，当时就有两个日本人（吉田松阴、金子重辅）希望追随佩里将军的舰队。佩里将军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幕府方面对这种过分热情的举止也大光其火，将两人投入了监狱。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在下田开设官邸，并坚持要前往首都拜谒天皇，无疑给幕府的重臣们出了道大大的难题。各方的抗议书信也经由非官方的渠道纷纷提交给幕府。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幕府不得不抬出天皇来推脱这一难题，称签订条约须获得天皇的准许。这种试图借助天皇的权威性的做法无疑打破了幕府数百年来的惯例。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幕府的统治者们历来将天皇视为摆设，德川家康在处理贸易权问题上更是独断专行，从未打算与京都商议。因此，这次破例也被视为幕府权力开始衰落的信号。

天皇的权威一旦重获尊重，他对于国家事务所拥有的发言权便再不容置喙。天皇朝廷的贵族们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对缔结条约之事大唱反调。但他们的反对意见大多不过是作为攻击政敌或其所在党派的政治武器而已。倘若十人中有一个果决有识之士，便可立即形成统一意见，而其他人绝不敢再加反对，更不可能以武力与之抗衡。此刻，一边是哈里斯领事进一步施压，要求修改先前所订的条约，增设神奈川和大坂为开放通商口岸；另一边是天皇朝廷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左右为难的幕府不得不请出最受德川家康信任的家臣——彦根大名的后裔、井伊家族的首领，任命他为阁老中的首席——即欧洲人所称的“执政官”——来应对眼前的困局。于是，哈里斯领事再次使出我在前文中所述的外交手腕，试图以英法联合舰队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为论据，说服幕府方面同意缔结条约。结果，只凭这种“道义性”的压迫，他就取得了最有价值的外交胜利。英法俄荷四国立即如法炮制，迫使日本签订了条约。条约的签订对幕府形成了有效的约束，使其再无倒退回闭关锁国的可能，但也使得反对派的各方空前地团结起来。

新签订的条约墨迹未干，数周前已感身体不适的德川家定便抱病身亡，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迄今已有过两次的惯例，在大君没有子嗣的情况下，通常会从纪州的德川家族中寻找继承人。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及其支持者们——如越前、尾张、土佐、萨摩诸藩，及远在四国、才智谋略远超出其封地面积的宇和岛藩藩主伊达——打算拥立德川齐昭的亲生儿子、后来被过继给一桥家族的德川庆喜，但遭到了主持幕政的阁老们的强烈反对。阁老们不仅坚持拥立自己选定的纪州家族的人选，还勒令齐昭等人归隐山林，从此不得干政。此举进一步激怒了那些原本就对幕政心怀不满的人，如今他们的不满中又新添了对大老本人的私人怨恨。愤懑的情绪还蔓延到上述被斥责的大名们的家臣之间。两年后，大老井伊遭到了流血报复，遇刺身亡。各方对幕府的不满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不久之后直接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水户德川家是“攘夷派”的领袖，他们开始与天皇朝廷合谋以对抗同族的德川幕府。其时，神奈川和横滨的街头渐次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与日本人面对贵族阶层时的畏缩恭顺不同，他们的态度独立而从容，因而被傲慢的武士阶层视为无礼的冒犯。不久便爆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8月26日晚间——适逢美英领事馆在江户开馆六周之后——俄国海军的一位军官和水手外出采买物资时，在横滨街头身中数刀，惨遭杀害；11月，法国副领事的一名中国仆人在横滨的外国人聚居区内遇袭身死；两个月后，阿礼国爵士的日本通译在江户的英国公使馆门前被人从背后刺杀；同月，两名荷兰商船船长在横滨的闹市区被斩杀。杀戮停歇了约八九个月后更加变本加厉。先是法国公使的随从在江户的使馆前被砍成重伤，继而在1861年1月14日，美国公使的书记官赫森在从普鲁士公使馆晚宴骑马归家的路上遇袭身亡。7月5日晚，又发生了迄今为止最大胆的排外罪行：一队武装分子袭击了英国公使团，但遭到了日本护卫的顽强抵抗。类似的谋杀事件还可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而这些不过是开放通商后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每次袭击都是有预谋的，但其动机却毫无缘由。凶手无一例外都来自佩刀的武士阶层。所有的受害者都不曾对凶手有丝毫冒犯，他们的被害显然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凶手们总能逃脱法律的严惩。此刻对于外国人而言，日本已变成一个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危险之地，人们整日战战兢兢，生怕那些血淋淋的罪行某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赴任之前，我曾担心过日本的气候，也考虑到死于刀法高超的武士之手的风险，因此我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不少火药、子弹、雷管之类，以备不时之需。那段时间武器买卖肯定大赚，因为外国人只要置身在聚居区外，必定会随身佩带武器，有人甚至睡觉时也会在枕头下放上一支手枪。柯尔特公司和亚当斯公司这两家军火公司生意兴隆、大发其财。不过，在我冗长的服役期内，我只听到过一件动用过左轮手枪的例子。一个法国人开枪打死了当地的一名木匠，起因是后者在讨要工钱时过于鲁莽。在江户，我记得大概是从1869年起，外国人便不再随身佩带手枪。一来是因为沉重的武器过于累赘，二来是人们发现，如果一个嗜血的武士打定主意想要你的命，他绝不会给你留下扣动扳机的机会。

1862年春天，阿礼国爵士返回英国休假，由尼鲁上校临时接替他的工作。正如我在前文所述，上校对于阿礼国爵士将驻地迁至横滨一直抱有异议，此次便趁机将公使馆驻地再次搬回原来的东禅寺。在上文中提到的那件公然袭击英国公使团事件发生一年后，日本的洋务奉行们前来拜访尼鲁上校，对一年中未再发生威胁外国人生命安全的案件表示庆贺。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公使馆内便发生了哨兵和巡逻兵被杀身亡的案件。上校在暴怒之余，忽然对上午来访的奉行一行人起了疑心。他认为，这些人或许是以拜访和祝贺之名来令他们放松警戒。日本政府，不，那些从日本民众身上将所有文明人该当享受的权利剥夺一空的大君的阁老们，必定与此事有关。上校的怀疑绝非凭空想象。公使馆的日本护卫新近刚刚进行了轮换，之前为阿礼国爵士服务的那些忠诚可靠的卫兵全部换成了新面孔。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猜测缺乏根据。因为行凶的只是那个日本卫兵（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他在行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按日本武士的习惯切腹自杀。假如此事是一桩预先谋划的阴谋，则凶手不应只有一人。大君的阁老们对外交使节被赋予的庄严地位一无所知，但在幕府的政策正面临强烈抵制的当口，再卷入这种可能会招致外国武力报复的事件是不明智的。至少，我本人很难想象此次的惨剧会与将军的阁老们有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他日本护卫知晓了凶手的意图，准备待其达到目的后放任他逃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最终，凶手在杀害第二名受害者时被对方的手枪击中。滴落在地上的血迹从院中延伸出去，显示出他逃亡的路线。另外，凶手在行凶过程中并未隐藏自己身份，心知一旦被捕必然会移交给幕府，索性在负伤后自行了断，以免逮捕后被处以死刑。他的同事们虽事前知晓，却未与他一同行事（即英国法律所称“共犯行为”），也证明了凶手完全是出于私人报复而单独作案。为了事后便于逃亡，他特意选择在夜晚作案。威利斯曾对我说，那天晚上他起床向外眺望时，发现院中一片漆黑。当天是满月的前一天，并且正值日本的梅雨季中期。威利斯还记得，当晚刮起了大风，天空中布满了厚重的乌云。暴风雨来临前的天气，加之时值深夜（11点到12点左右），或许可以解释院中那些熄灭的灯笼，但仍有一点似乎很可疑：灯笼里的蜡烛全都是燃尽了的，而护卫们通常应该随时更换新蜡烛。

我和罗伯逊、杰米逊在从北京南下至大沽的途中听到了公使馆遇袭的消息。早在赴任前我们便已得知，在日本的生活将会充满惊心动魄的时刻。单从错过了一次危险的考验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多少有些遗憾。当然，我们不会为这次的事件而惊慌失措，我们在日本的服役生涯也不会因此而失掉魅力。后来，杰米逊决定另赴上海后，罗伯逊和我便立即动身前往日本。

[1]当时越南南部及柬埔寨东南的部分地区。

[2]佩里入侵日本之前，美国曾多次试图与日本和谈开放通商，均遭粗暴对待。

第5章　理查德逊之死

抵达横滨的次日，我便被派往神奈川，并被介绍给正在编写日语白话文方面著作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和编纂日语词典的赫本博士。布朗先生已在数年前去世，赫本博士至今（1886年）仍居住在日本[1]，准备第三次出版他所编写的那本颇有价值的词典和他耗费多年心血翻译的《圣经》日文版。那时我们前往神奈川只有两条路，要么花上一个银币乘坐当地的摇桨小船横穿海湾，要么沿着海湾的堤岸骑马前往。那些如今已开通铁路的地方，在当时还没有被填平为陆地。本地人通常搭乘公共渡船穿过海湾，只要花费一个天保钱（1个银币=16个天保钱）。但外国人均被禁止使用价格低廉的公共交通。即便你动作够快，刚好赶在开船前跳上船去，船夫也会拒绝开船。他们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等着，直到你自己失去耐心，自行离去为止。直到后来，我在日本已居住数年，日语也变得相当流畅，我才开始敢和他们当场辩论一番，也终于说服了那些不肯搭乘外国人的固执家伙。那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课以专为外国人制定的价格——贵得离谱，远高于当地人享有的实际定价的数倍。在剧院里，外国人必须支付一个银币的门票钱，然后被安排进“龙栈敷”，即走廊后部类似包厢的座位。那里离舞台很远，根本听不清台词。而剧院中最好的位置是“土间”，靠近舞台，既看得到又听得清。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剧院，不失时机地抢占了一个土间的位置，并要求按普通定价买票——不行！他们说，并告知我必须支付一个银币，然后回到外国人专用的座位去。我提出了抗议，坚持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欣赏表演的权利。难道我不是像普通日本人一样，脱掉鞋子坐在地上了吗？——如果你不离开，演出就不会开始。——那就这样好了。我回答，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个外国人而让那些花钱买票的观众坐着干等。我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位置，直到剧院经理不得不让步。周围的观众们亲眼目睹一个外国人说着他们的语言与剧院老板争论不休，而且最后居然获胜，大觉有趣。于是在后来逗留横滨的日子里，我总能在剧院里找到称心的座位。

那时，横滨的剧院通常在上午11点开门，每天营业12个小时。最受欢迎的剧目包括《忠臣蔵》和《皿屋敷》。剧院的内部装潢、服装、表演方式、简单的布景和灯光、剧本的文学风格等并无特别奇怪之处，即使台下坐满了欧洲观众，也无须做太多的变动。曾有某些上流社会的人士提议改造剧院，使其成为像学校一样，能“向年轻人传达道德或礼仪”。但就我所知，大人物们从未敢于将上述理论付诸实现。所以，“芝居”[2]还将会是——我希望它永远是——“芝居”，一个无论男女老幼都可获得娱乐、抚慰情绪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天性，为那悲剧的故事尽情流泪，或借由那滑稽的喜剧舒展笑容，不必为“是否妥当”之类的问题大伤脑筋。

9月14日，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即上海商人理查德逊·何的被杀身亡。理查德逊在陪同来自香港的博罗戴尔夫人和横滨的克拉克、马歇尔两位先生骑马走在神奈川与川崎之间的大路上时，遇到了某位大名家臣的仪仗。对方要求他们靠边让路。他们便沿着路边继续行进，直到遇见了岛津三郎——萨摩藩藩主的父亲——的座驾。对方又命令他们立刻调头回转。正当他们准备调转马头时，对方的队列中突然蹿出几个手持武器的家伙，用锋利的佩刀袭击了他们。理查德逊被砍下马来，当即死亡。另外两位男士身受重伤之余，大声提醒那位女士骑马快逃，他们没办法保护她。幸而博罗戴尔夫人最终安全地逃回横滨，并立刻告知其他人遇袭的消息。聚居区里所有有马有枪的人便立刻武装起来，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

维斯中校顾不上尼鲁上校“原地待命”的指令，当即带领公使馆的骑兵卫队前往事发现场。法国公使贝拉克特先生也派出了六名骑兵护卫。67团的普莱斯中尉则指挥数名法国步兵和公使馆的部分守卫一同出发。不过，威利斯赶在了所有人的前面——职业责任感让他将恐惧抛在了脑后。他沿路骑马前进了大约一英里，与那些刀刃上还沾着英国人鲜血的家伙擦肩而过。拐上通往神奈川的公路后，他又遇上了三四个英国人。之后，朝着生麦的方向策马奔驰了一段路后，他在路边的树阴下发现了可怜的理查德逊的尸体。显然，他身受重伤，无可救治，已经死去多时了。他的喉咙被砍了一道大口子，遍体刀痕，看起来全都是致命伤。人们将他的遗体运到神奈川的美国领事馆里——另外两位受伤者已在那里避难，赫森医生、詹金斯博士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医生忙着为他们疗伤。事发时，附近的海上只停着一艘军舰，但当天晚上，海军上将古柏的旗舰“尤里亚勒斯”号和炮舰“斑鸠”号便陆续赶到。城中的外国商人们人人激愤不已，因为这次的袭击事件意味着日本人已将袭击对象扩大到非官方人员的头上。日本的武士刀像剃刀一样锋利，能造成极深的可怕伤口。而且在对方咽气之前，他们绝不罢手。此次袭击对欧洲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将所有身佩双刀的武士都视为可能行凶的刺客。倘若在街道上与他们擦肩而过而能安然无事的话，人人都要感谢上帝的保佑了。

后来又有报告称，岛津三郎的队伍当夜将在保土谷——一个距离横滨两英里的小镇驻扎。外国居民们都认为，集合停泊在附近的各国军舰上的兵力包围保土谷、捉拿岛津三郎，应该是轻而易举而又合情合理的。从后来幕府方面对赔偿要求的反应以及当时的想法来看，上述要求并无不妥之处。由于当时缺少约束暴躁的带刀阶层的官方机构——如警察或军队之类，各方诸侯间发生相互攻击事件时，受害的一方也必然采取类似的手段予以还击。何况，所有横滨的外国居民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日本的一个藩领，不仅有权按自己的法律原则进行刑法和民法两方面的裁决，更有义务将其成员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在胡佛先生（他是被害者克拉克先生的合伙人）家中，维斯中校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提出，各国海军联合派出1000名水兵前往捉拿凶手，但遭到了否决。于是外国居民们又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向荷、法、英的海军将领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英国海军上将再次拒绝了他们，但同意出席次日早晨6点在法国公使官邸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代表团随后又向尼鲁上校请愿，上校显示了他的宽容大度，搁置下自己的观点，同意出席次日会议。但外国居民们普遍认为，尼鲁上校大概不会同意他们的请求。事实上，虽然上校因其“过分冷静”而不断遭到各方的指责，但他确实表现出了一个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且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商人们不断联络其他国家的公使和民间代表，试图通过舆论向尼鲁上校施压。他们的希望再次落空了。在第二次会议中，尼鲁上校仍带头反对动用武力。他认为，假如各国仍将幕府视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对他属下动武将意味着与日本开战，显然需要慎重。法国总领事也赞同他的看法。最终，理性派占了上风，各国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舰队决定在聚居区内布置巡逻队，并向最近的海湾派出巡逻艇，以便有情况时及时向军舰发出警报。

在时过境迁的25年后再次回顾此事，我仍认为尼鲁上校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武力报复固然是勇敢而大快人心的，甚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纵使萨摩武士的勇武之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我们仍可确保将其击溃，但在大君的主权领土上逮捕一名上层贵族，只能衬托出幕府的软弱，以致留下他无力阻止“夷狄”在境内恣意横行的恶名。如此一来，无疑将加速幕府政权的倒台，而指望四分五裂、争斗不休的藩主们再推举出一个代替他的新统治者更是全无可能。日本将因此陷入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各方豪强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即使外国联军在保土谷达到了目的，藩主们也很有可能以袭击长崎的外国人聚居区作为报复。然后，英、法、荷不得不派遣军队，展开与日本藩主们的血腥战争，最终将天皇的国土瓜分一空。到那时，我们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日本的目的——通商贸易——也将化为泡影。为了一个岛津三郎，还要牺牲多少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呢？

那天傍晚，我站在旅馆外，只听见外面一片人喊马嘶。问起这喧嚣的缘由，人们告诉我：“两名英国人在神奈川被杀了！”至少对我而言，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感到特别震惊——英国报纸上已披露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在我离开北京后也已听闻公使馆遇袭的消息。这些都促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即血腥的袭击事件将是我驻日生涯中极其普通甚至随时可能面对的危险。或许是因为还没亲眼目睹那鲜血淋漓的场面，那时的我还无法充分体会其他人那种激动愤慨的心情。私底下，我也为自己的缺乏同情心而倍感羞愧。但只有如此，我才能保证自己的决心不会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就遭到动摇，从而放弃自己选择的事业。习惯将暗杀视为家常便饭，才能让我将来在遭遇特殊情况——即那些感情尚未因道德的麻醉剂而变得麻木的人们通常会心情激荡的情况——时仍能保持冷静。因此，当周遭的人们都情绪激昂地或声援维斯中校或责备尼鲁上校时，我却能平静地安顿好行李，开始准备我的学习生活。

那时，可用的日语参考书少得可怜，只有利金斯编写的、只介绍了为数不多的长崎方言短语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老麦德赫斯特编译的、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出版的一本词典，但内容也已经陈旧不堪。还有朗德雷斯（Landresse）所著《罗德里克的日本语语法》（Rodriguez' Japanese Grammar）、柯提斯与霍夫曼用荷兰语编著的一本语法书以及佩奇翻译的法语版本——1603年，基于该著作的后半部分又出版了日语—葡萄牙语对照词典。此外就是霍夫曼所著《日语对话》的荷兰语版和英语版，罗西尼的《日语语言概要》（Introduction à la langue Japonaise）等。其中大部分在日本还买不到。我离开伦敦时几乎没携带任何书籍，幸而布朗博士正在准备出版他的《通俗日语》（Colloquial Japanese）一书，他慷慨地准许我在交付上海的印刷局之前借阅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在弁天通和本町一丁目路口拐角的书店里买到了老麦德赫斯特的那本词典的重印版，但随后发现它对我的学习毫无帮助。好在我多少懂些汉字，而且又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本麦德赫斯特编著的汉英词典，于是便很快了解了一些书面日语的含义。一开始学习很不顺利，不仅缺少教员，我们临时寓所的旅馆外还有一个球场，十分嘈杂，很难集中精神。此外，尼鲁上校要求我和罗伯逊每天须到“办公室”（我们那时还未称之为“记录室”）候差，虽然我们通常可做的只有抄抄写写，或无穷无尽地记录账目。不大走运的是，他们对我的手写体颇为满意，可以预计，后面将会有更多令人厌烦的抄抄写写的工作在等着我。作为一名见习译员，我以为学习日语应是我的首要任务，而日常琐事势必会影响我的学习。如果上校一直给我分配日常性事务，我将不得不完全放弃日语学习。最后，我鼓起勇气向他提出了我的看法——实际上我的朋友威利斯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我——但结果毫无作用。上校显然认为我是个偷懒的家伙，当我提及日常工作可能妨碍我的学业时，他回答道，为了公务而耽误学业总比两方面都耽误了要好。不过，上校答应为我和罗伯逊另找一座新的房子，最终还是从公使馆的一座二层小楼中分配了两个闲置的房间给我们。那栋小楼位于河堤和溪流的拐角处，即现在格兰特大饭店所在的位置。房主霍伊看透了我既缺乏经验又爱书成癖的弱点，以比新书还贵好几倍的价钱卖给我一套《彭尼百科全书》[3]。偶尔，我会与阿尔伯特·马卡姆和查尔斯·沃格曼一起打打球。马卡姆曾因北极探险而出名，如今在“半人马座”号军舰上担任中尉；沃格曼是位艺术家兼记者，为《伦敦图片新闻》工作。10月底的时候，我们说服上校同意由布朗博士每周为我们安排两次授课，并用公帑为我们聘请一位日本教员。但这显然不够，后来我们又自掏腰包聘请了另一位日本教员。此外尼鲁上校还答应，上午尽量不向我们分配工作，以便为我们留出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说到日本教员，我须得向读者诸君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力教授任何课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日本，我们雇用的本地人都完全不懂英语，与他们谈话时，要搞清一个句子的意思简直比美国作家爱伦·坡在《金色甲壳虫》中描写的密码破解还要困难。我的日本教员——尽管他一句英语也不会，但最后我还是弄懂了他的意思——他曾是一名医生，现在无所事事，所以愿意不收分文地陪我学习日语。起初，我们通过写出汉字的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意思。他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君爱众人，吾亦敬君如主。我以为它的意思是歌颂君王，但后来才明白，日语中的“君”常常用作“你”的尊称。他声称自己非常有钱，所以我无须为他的“授课”支付报酬。于是我便同意聘请他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来我房间“授课”。但上完第一次课后，此人再也没有露面。

事实证明，这人是个坏家伙。早些时候，我需要一本片假名标注的汉字词典，便打发他出去买一本。他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我说市面上买不到，他必须去神奈川买，那里肯定能买到。他去了整整一天，带回来我需要的书，并对我说四处都没货，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因此破费了四个银币，即差不多两美元。那时我刚到日本，对当地物价一无所知。直到六星期后，我走进一家书店，问及那本书的价格时，店主告诉我是一个半银币。那个“教员”当时买走了一本，但第二天又拿回去退还，声称我——他的雇主——只愿意支付一个银币，于是店主只得同意他的讨价还价。这个贪婪的流氓！不赚够三倍的利润他是不会满足的！后来我发现，他从我付给木匠购买桌椅的钱中也扣了一大笔。我不由怒火中烧：他必须退还这些黑心钱，否则就另谋高就！

过了一段时间，我搬进公使馆分配给我的房间，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我感兴趣的东西。布朗先生的授课使我获益良多：除了反复记诵他那本《通俗日语》里的例句和讲解语法外，他还给我们朗诵《鸠翁道话》[4]开头的部分，我也因此学习到许多书面语的语法。我们还有其他两位教员，其中一位名叫高冈要，是个来自纪州和歌山的内科医生。另一位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那是个愚蠢的家伙，几乎没帮上什么忙。1863年年初，罗伯逊因病返回英国休养，高冈要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专用教员。那时公使馆与日本官方的书信往来都依靠荷兰文，因为日本人只熟悉这一种欧洲语言，但那些有关“荷兰语成为日本的宫廷语言”之类的说法实在荒谬之极。会说荷兰语的只有那些为荷兰人聚居区配备的通译，神奈川和箱馆相继开放通商后，这些人随即又被调到那些地方。我们颇花费了一番力气才找到几名荷兰语通译，其中包括三个英国人、一个开普敦的荷兰人后裔、一个瑞士人以及一个真正的“来自荷兰的荷兰人”，他们获得的薪酬都相当丰厚。当然，我也计划尽快达成自己的目标，即努力掌握日语，取代这些语言上的“中间商”。

高冈要首先教我如何用日文书写信函。授课时，他先手写一封短信，然后用楷书誊写一份，再向我解释它的意思。我将它翻译成英文后暂时放在一边，在草稿上练习阅读。几天后，我再将之前的英文译稿重新翻译成日语。这种学习方法是16世纪英国学者罗杰·阿斯卡姆推荐过的，在我后来当作教科书的乔治·朗作序的《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一书中也有所提及。不久，我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可以勉强拼凑出一些还过得去的书信——实际上那并不困难，因为日本的书信中常含有大量并无实际意义的问候语。此外，我还聘请了一位书法教员定期练习日文的书法。这位老先生患有眼疾，总是泪流不止。若不是学习书道的渴望支撑着我，他那滴滴答答流个不停的眼泪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它们一会儿滴到我的字帖上，一会儿又滴到写字纸上，当他弯下身来纠正我写错的笔画时，又都滴落到桌子上。

日本的书道有无数的流派。当时最流行的是“御家流体”。我很不走运，选择了这种主要是商人们使用的流派。过了几年，我又换了一位教员，写得一手好字，但也是“御家流体”。1868年明治维新后，雅致流畅的“唐样体”开始流行起来，我又聘请高斋单山做我的书法老师。他是东京六位最好的书法家之一，门下多为贵族子弟。然而可能是因为屡次变更书体流派的缘故，或者是由于缺乏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我的书法一直毫无进步，总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奋笔疾书而不出错。七八年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译公文时顺带练习，但流畅书写日文始终是个难题。事实上，这也可能恰与我所从事的工作有所矛盾，因为作为一名译员首先看重的是忠实地翻译原文而非漂亮地书写。日本人尝试参考欧洲语言的表达方式时，日文本身的文法也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

我习得的日文写作知识正式发挥作用是在1863年6月。当时幕府的某位阁老成员发来一封短信，我们必须准确地搞懂他的意思。因此我们三人分别将它翻译了一遍：尤思顿按其荷兰语译文翻译；席博德则在他的日本教员的帮助下从日文原文直接翻译；我也尝试按日文原文翻译。我着手翻译时，我亲爱的朋友威利斯相当为我高兴，简直就像是他自己在做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一样，他那充满喜悦的目光令我永生难忘。译稿完成后，虽然在场的人并没有人能断定哪份译稿更为准确，但我和威利斯自然坚信我翻译得更好。此外，我还记得曾帮助一名同事——他现在已经离开横滨了——翻译过一封日本人写给他的私人信函，当时我的翻译方式还拘泥于字面意思，将其中的“鄙人”一词翻译成“余，粗鄙之人也”。尽管如此，那时的翻译并不能体现出我真正的日语水平。

自从理查德逊·何被杀事件发生后，幕府在条约规定区域内的东海道沿途设立了警戒所，并考虑让大名的仪仗改走另一条途经厚木的路线，但后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我和罗伯逊每周要在东海道往返两次去听布朗先生授课。虽然我们下定决心绝不向恶人示弱，但每每与那些大名的队列擦肩而过时，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有一次，我独自在东海道上享受纵马驰骋的乐趣，有个身佩双刀的大个子日本人径直朝我走来，看起来充满威胁。我当时没有带枪，几乎马上就要开口喊救命了。而他发觉自己居然令一个外国人感到如此恐惧，便心满意足似的走开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公使馆外受到武士威胁的情形，我从而相信，那些有关武士无一不是嗜杀成性者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当然了，如果一个日本武士下定决心要让你流血，他就一定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一年的11月2日，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的地震。据周围的外国居民们称，相比以往，那次地震也可算得上是很严重的了。房屋剧烈地摇晃着，像是有一群大胖子排着队吧嗒吧嗒地从走廊经过。虽然地震只持续了数秒便逐渐减弱、继而停止了，我却出于震惊而觉得晃动持续了很久，以致后来竟觉得有些恶心想吐。我原以为，第一次经历地震的人大抵都会如此，习惯了以后就会好些。但事实却是，愈是那些在日本住得久的人愈是对地震充满神经质的恐惧。后来我听说，数年前日本曾发生过极猛烈的大地震，房屋悉数被毁，大地上满是裂缝，成千上万的人在瞬间死去。随着时间间隔愈来愈长，下一次爆发也愈来愈近。即便逃过了以往的许多次地震，但假若下次遇到的正是那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呢？因此，经历地震次数愈多的人，对遭遇大地震的恐惧就愈为强烈。人们起初还能安然地坐在椅子上静待晃动结束，等到家具的榫头因摇晃而嘎吱作响，瓷器也在架子上叮叮当当地碰撞起来时，便再也忍受不住，急忙从椅子上跳起来夺门而逃。

我在日本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但遗憾的是，我从未遭遇过真正的大地震。希望谈论更多地震话题的读者可直接去拜读《地震学学报》，或者我的朋友约翰·麦林教授出版的专著。他是一位杰出的地震学专家，不仅实地考察过大量自然界发生的地震，还成功地进行了可以与自然地震相媲美的人工地震实验。

[1]赫本博士于1911年去世。——作者注

[2]日本戏剧艺术的起源，指人们席地而坐观看表演的形式。

[3]1828-1843年期间英国出版的综合百科全书，作者乔治·朗，因出版方Charles Knight旗下另外一出版物《彭尼杂志》（The Penny Magazine）而得名。

[4]柴田鸠翁所著心学讲谈录。

第6章　正式拜访江户

1862年年底，就伊藤军兵卫事件（即杀死哨兵和巡逻下士的凶手）和理查德逊·何之死事件，公使馆里的往来公文堆积如山。尼鲁上校也在接二连三地与幕府方面会晤交涉。有关这段时间内的曲折经历，弗朗西斯·亚当斯爵士[1]已早有论述。鉴于我本人不甚了解个中详情，此处就不再赘言。因当时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在江户举行，尼鲁上校每每便带领卫兵和大部分馆员赶赴江户。一些人会搭乘军舰前往，另一些人则骑马沿东海道经由陆路前去。根据条约的规定，当时乃至之后的几年中，进入江户是只有外交人员才能享有的特权。除非作为外交使团邀请的客人，非官方人员最远只能到达一处叫做六乡的渡口处，即神奈川至江户之间的一半路途附近。随着江户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各国使团已纷纷将驻地迁往横滨，因此，我们这些年轻馆员都期盼着能有机会前去江户。12月初，尼鲁上校命令我们作为随员前往江户进行例行拜访时，我们都欢呼雀跃不止。出发那天，我们一行人——尼鲁上校、范·席博德、罗素·罗伯逊、我本人，以及阿普林中尉带领的护卫——在下午1点钟跨上马背，庄严地排成一队，开始向江户进发。天气冷得要命。路过神奈川时，我和罗伯逊顺道去看望了布朗先生。为了抵御严寒，我们从布朗先生家中告辞后便一路打马飞奔，很快就追上队伍。在我们离队期间，他们显然并没走出多远。到了川崎，我们又遇上了小麻烦。一个顽固的船夫没有认出我们是英国公使团，因而拒不让我们乘船。我们于是去找那些负责警戒渡口的官差，希望他们能帮忙说服船夫。但他们一见有外国人朝自己走过去便立刻溜之大吉，气得尼鲁上校火冒三丈。幸而有位神奈川的官吏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自称得知英国公使团经过而没配备日本卫队护送，便赶忙一路追随过来。在这位官员的命令下，船夫重新召集人手，我们才得以登船继续赶路。驶过六乡川大约两英里后，我们到达了有名的花园庭院“梅屋敷”，即梅园，并受到了几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的款待。当时，凡是沿着东海道旅行的体面的游客，无论是否恰逢赏梅时节，都会在梅园停步歇脚，喝上一杯金黄色的茶，抽上几支烟，再跟女孩子们调笑一番。除此之外，梅园还供应以各种手法烹饪的鱼和暖和的清酒，门前时常可以见到前来寻欢作乐的本地士绅喝得满面通红、醉醺醺爬进轿子的模样。欧洲人通常会带上野餐篮来这里吃午饭。即使动身晚了，人们也会找点什么借口在这个令人陶醉、如诗如画的茶屋里小坐。人们对于构思巧妙的日本人曾在无数艺术作品中所描绘过的梅树并不感到陌生，但只有亲眼所见，才能领略它那令人惊喜的美丽。那被黑漆栅栏围在当中的树干奇妙地扭曲着，枝头上树叶稀疏，却覆盖着淡粉色或白色的梅花，散发出缥缈的清香。树下落英缤纷，宛若薄雪。梅花通常在春寒料峭的二月初盛开。那时天气晴朗，阳光明亮——虽然树阴下的地面仍然冻得铁一般坚硬。若论我的喜好，

当以坐在暖和的炉边，透过窗户眺望那衬托在杉树的深绿色背景里的、如云似雪般盛开的梅花最能体会赏梅之乐。而我们经过的时候还是12月，梅花还来不及盛开，枝头上只有刚刚萌出的细长的嫩芽。我们没有耽搁很久便继续赶路，不久便到达了以花街柳巷闻名的品川附近。街上的房子有一半都是俗不可耐的建筑，或者不妨说，就是青楼。有个醉汉站在路中间对着我们狂呼乱叫，护卫们过去把他赶开了。至日落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江户的公使馆驻地。另一批随员和步兵护卫经由海路前来，也在一小时后安全抵达江户。

公使馆坐落于东禅寺里，占据了寺院的一小部分。寺院后面还有一大片墓地。公使馆所占用的是从未用于祭拜瞻仰等宗教活动的部分。每座日本的大寺院里都设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礼拜堂”的部分，每年只在重大庆典时使用那么一两回。不知从何时起，“礼拜堂”就被用作外国使团的驻地——在江户，外国使团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驻地了。不同于欧洲各国的首都，普通日本人——除了劳工阶层——大都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很少会去外面租房子。屈指可数的能够容纳英国公使馆及其随员的建筑只有大名的宅邸或客舍，但政府绝不可能征用贵族的宅邸以供外国机构使用。因此，找到合适的地点并建起自用的馆舍之前，外国使团只能临时借用寺院的精舍。但这样一来又引发了各方的非难。曾有某位作家公开呼吁反对外国公使馆入驻寺院，声称将“神祇的殿堂”变成“外夷”的日常寓所是对日本人宗教信仰的侮辱云云。在与日本往来的初期，被日本人视为“不请自来、强行闯入别人的家宅”的欧洲人处处遭到日本人的排斥。然而若按他们的理论，遭到外国人“玷污”的并不限于寺院，凡外国人住过的地方都会被视为“玷污”。东禅寺位于高轮（今东京都港区附近）近郊的海滨附近，与军舰的联系往来十分方便，军舰上的小艇在炮台附近的海湾停泊后，下船步行至寺内仅有一英里半的路程。不过，因附近的海湾水位较浅，退潮时大型船只无法停靠或起航。一旦发生紧急事态——正如1861年发生的那次一样——军舰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算是放心了一些——不远处就有我们的避难所。并且，毫无疑问，炮舰一旦突破那些专门为抵挡外国军舰而修筑的堡垒的封锁线，将给当地人造成巨大的威慑。当然，对于1861年事件的凶手那样的亡命徒来说，军舰即使近在眼前也于事无补。公使馆的房子后面有个精致的小花园，园中的人工湖里蓄养着金鱼。湖对面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不远处的墓园后面有一栋栋被称为“上洞庵”的小屋，曾作为前任公使秘书的住处。这片地方与我们的住所用一道高高的竹篱笆隔开，并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尽头。我们的临时住处内，房间大多不很宽敞，但稍经改造便可成为舒适的居所。起初我以为屋内必有一两个铁炉子用以取暖，却发现那里用的是烧炭的日本火盆。对尚未习惯的人来说，火盆中散发出来的浓重炭气令人颇感不适。日本人通常会坐在火盆旁不时地伸手烤火取暖。不像欧洲人习惯于四肢伸展地坐在椅子上，日本人更喜欢盘腿而坐，蜷曲身体抵御寒冷。为了阻挡穿堂风，屋里还摆着屏风。地上放着丝绵填充的暖和的坐垫，以免直接坐在冰冷的榻榻米上。有了这些辅助设施，倘若房子又是向阳的，则即便在冬天也可敞着窗户安然度过。但如果打算按纯粹的欧洲方式生活，则须得痛下力气对房间进行一番改造。尤其是冬天，为了保持屋内的温度，必得将纸糊的“障子”（即推拉门）改为玻璃窗，再将门框上面的缝隙一一填满，最后再在屋中修起壁炉或美式的铸铁火炉。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达到预期中的舒适。因为地板只有一层拼接起来的薄木板，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垫，而墙壁则是在木条或竹条扎起的席子表面抹上泥建造的，当冷得像刀一样的西北风从悬空的地板下吹过时，冷风便从脚底下、墙缝里嗖嗖地灌进屋来。我们从住进来的第一天就明白，日式的建筑显然不适于用作公使馆的长期住所。公使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土地以建造固定馆舍。

恰好不久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公使馆于是立即开始动工修建。馆舍完全是按英国的式样建造的，但一应建造的花费则全部由幕府方面负担。法荷美等国也很快选定了邻近的地点开始建造馆舍。我们所选定的那一带原是从江户的一处观光胜地中分割出来的。因此，每逢春天，各阶层的江户人便云集而来，一边眺望着不远处蔚蓝的海湾，一边在樱花树下纵情欢乐。在幕府的历史上，御殿山着实是个有名的地方。幕府早期，大君通常在这里接见每年一次前来拜见的各地大名。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为了彰显霸权在握的自信，将接见地点改在自己居住的城堡后，御殿山便向普通百姓开放了。在各国使团开始构筑馆舍之前，御殿山的作用又发生了变化：山上大部分泥土被挖走，用于修建连接品川和隅田川的航道外侧的堤坝。新建的英国公使馆是一座巨大的两层西洋建筑，矗立在面向大海的高地上，从远处看来仿佛是一分为二的两栋房子。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优质的木料，每个房间都像宫殿一样宽敞。地板是涂了漆的，墙壁上贴着图案雅致的日本纸质地的壁纸。主楼的下方还建有一片平房，作为日本文员秘书们的住所，另一处空地则将用于建造秘书和见习译员们的宿舍。院子南侧有一栋能容纳40匹马的巨大马厩和几栋牛舍，楼上则是英国卫兵的宿舍。附近，法国和荷兰公使馆也在建造他们的馆舍。自然，我们也觉察到日本人对此深为不满。在官吏和武士看来，在这个能够一览无余地俯瞰堡垒背面的地方准许外国人长期居住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一般庶民则由于其游玩享乐之地被“夷狄”侵占而更感愤愤不平。即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也须得尽快完工并搬进去居住，以免中途发生什么变故。为了阻挡袭击者的入侵，馆舍的院子四周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渠重作护城河之用，沟渠内侧还装上了高高的木栅栏。想到馆舍建成后，英国的国旗将在江户高高飘扬，我们心中便对竣工又增添了许多期待的热望。对我个人来说，中西混杂的横滨与我憧憬中的日本大相径庭，我比别人更渴望能早日迁居到江户生活。很久以前我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就开始憧憬的江户这个风情万种的东方城市。

我们每天骑马在江户城四周游览，参观劳伦斯·欧里芬特书中所描写的那熠熠生辉的王子附近的茶舍、甲州街道旁“十二社”的池塘、位于通往丸子途中的“洗足池”和目黑附近的“不动明王”的寺庙。实在地说，那些地方的魅力至少有一半源于当地茶屋里那些美丽的少女。在城中，我们还游览了一直倍受外国人喜爱的浅草观音堂、有美丽的少女用盐渍的樱花瓣泡茶招待客人的爱宕山，以及可以俯瞰整个江户市容的神田神社。但位于芝和上野附近那华丽壮观的大君的家庙是不许外国人入内的，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我才有机会前往入内参观。我们在浅草一带调转马头，途经像欧洲的赛马跑道环绕着的路线望见了“不忍池”，远远地，可以看见池中盛开着大片的莲花。再往里城中去，则是以“天皇的花园”而闻名的吹上一带的“御苑”和经由樱田门通往江户内城和田仓门的近路，这里一律不准平民和外国人通行。紧挨着城墙的大块地方上散布着大名、旗本们的宅邸。从外面望去，只能看到两层的延伸开去的狭长房屋森严地环绕着主人的正堂。从爱宕山的山顶，可以多少看到宅邸内的一些情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大名和旗本们的住所并非百姓们想象中那样富丽堂皇的宫殿。很明显，那里也只不过是些低矮的褐色屋顶和不规则的黑色板壁罢了。当局严禁在爱宕山上使用望远镜，恐怕也是担心人们从山顶窥视贵族们的府邸。我们外出的时候，总有一小队日本骑兵护卫跟随左右。名义上，他们的职责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但同时，防止我们与普通日本人随意交谈大约也是他们的使命之一。护卫队是由阁老们亲自从旗本子弟中经过层层选拔组成，总人数约在1000至1200人左右。他们一般佩带双刀（左侧的腰带上插着一长一短两把佩刀），普通士兵戴着藤编的圆形平顶帽，军官则戴着涂过生漆的山形木制头盔，上身穿着称为“羽织”的外套，下身则穿着像女士衬裙一样宽大的裤子，当地人称为“袴”。卫兵们与他们奉命保护的外国使团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当淡漠，因为他们与大多数当地警察一样，每隔15天便会轮岗，无论亲疏远近重新调动到另一个地方服务。直到1867年，我才好不容易打破规矩，获得了一队专属于我的卫兵。使馆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值班室，日本卫兵们平时就待在那里。一发现使馆有人步行或骑马外出，一个至少由六人组成的小队便会自动跟随前往。我们很难推辞这种殊荣，因为护卫们也需要时刻提防我们擅自与普通市民以上阶层的日本人交谈，或拜访他们的私人住宅。使馆里有个名叫小太郎的年轻日本随从，平时与我们住在一起，还向其他馆员学习英语。某日，两个英国馆员去他家拜访了他的父亲。结果，当他们第二次登门的时候，发现那一家人已经搬走，不知所踪。我们还可以在城中自由采买，甚至与店家讨价还价，但当局明令禁止向外国人出售日本地图和各地大名及政府官吏的名录。我们在店中所购的货品并不随身带走，店家随后会将其送至公使馆，由常驻使馆内的洋务官员负责签收并转交给我们。同样，我们再将货款直接付给这名官员，再由他转交店家。某次，普鲁士公使冯·巴兰德打算突破这一限制。他走进外国人常去买书的那家神明神社前的冈田屋书店，对店员说要买一本《武鉴》，即各地大名的名录。店员回答说那本书缺货。冯·巴兰德明知那是对方的推托之词，索性在店中坐下，扬言如果买不到书他就待在店里不走。他还打发手下人返回公使馆把他的午饭拿来，便像撬杠也撬不动似的赖在书店里不走。日本护卫们对此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派人向城中报信，告诉他们的长官说遇见了一个不肯让步的外国人。最后，快到天黑的时候，城中派来使者，宣布只破例一次，这名外国人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书，此事终于以巴兰德的获胜而告终。事实上，公使先生实在不必如此大动干戈，我们的日本教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帮我们买到各种地图和印刷品。至于复写本则比较难搞到。在日本，正式出版出刊须得经过政府的许可，因此，任何涉及政治或政务的文章无不以复写本的形式流传。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家康百条》，据说详细披露了幕府的官制构成。而事实上，那本书虽然确实记录了自德川家康以来历代幕府设置的官职名称，但它广为流传的真正原因是其中收录的一些德川家康的名言金句，以及有关对尚在“考察期”的高级官吏进行正式任命的若干规定。此外，还有一本详细解说幕府各项律令法规的书，我在明治维新之后买到过一本——此书如今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但那时显然已毫无实际意义了。另一种回避政府监督的办法是用可组合的活字印刷术自行出版禁书。在幕府末期、天皇新政的初期，许多文章，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实录或涉及政治的重要论述，都屡屡以这种方式出版发行。神明神社前的商业街是我们平日最爱光顾的地方，廉价的刀剑、瓷器、着色版画、绘画用的粗糙的和纸、小说等都可以在那里买到。令我最感遗憾的是，我未能趁着版画的底版尚未磨损时及时收集版画作品。那时，一整套品相极佳的葛饰北斋的版画只卖几美元，《富岳百景》则更是只需几先令便可买到。可惜，当时我所有的收入都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实在无力负担这些奢侈的兴趣。

抵达江户两天后，我们前去拜会“御老中”，即大君的阁僚。照字面理解，御老中的意思是“高贵的元老们”。外国人通常省略掉前缀的表示敬意的“御”字，而直接称其为“老中”，多少显得有些不敬。这个词我是从御老中身边的人那里听来的，一直将前缀的“御”字理解成“五”（“御”和“五”在日文中的发音相同），后来才明白自己的谬误。即便这样，我后来担任使馆的翻译时，除了出于礼貌需要使用敬语的场合，即直接与阁僚们会谈的场合，仍沿用了“老中”这一直接的称呼。会见时，由于使馆并未给我配发制服，我不得不向阿普林借了顶镶着金边的军便帽——很久以后我们对这种华丽而俗气的东西大加嘲讽，戏称其为“黄铜帽”。但在1862年，我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很需要借助金光闪闪的装饰来提高自己的尊严感。会见结束后，我还赶忙到商店里买来宽阔的金色镶边，仿照其他同僚的样子缝在自己的衣服上。我们出行时的队列包括六名“黄铜帽”和服色鲜亮的中尉率领的12名陆军护卫。前后左右，还有大约40名日本护卫排成的小队。那种浩浩荡荡的排场如今已很少见到了，随处可见的，反而是外交代表们形单影只、连随从也不带一名，坐着衣衫褴褛的苦力拉着的黄包车前往外务省的情形。会见在老中府邸内一间狭长的房间内举行。屋子的两侧摆着黑漆的小桌子，还为外国人——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和日本人都准备了椅子。每张桌子上分别摆放着陶制的炭盆、黑漆的烟托、黄铜的火壶和烟灰缸、两根长烟管，以及装满切好的烟丝的漂亮小黑盒子等物。三位老中在房间右侧的椅子上落座，一位“御目付”坐在他们旁边。从官名上看，此人的身份是位密探——或应含蓄地称之为“监督者”或“监察官”。他们下首，还有八名洋务奉行，即负责外国事务的官员。我们一直称这些外务省的官员们为“长官”，但实际上，他们的官衔与当初在渡口遇见的那位神奈川的官吏一样，都是奉行。房间正中的矮凳上也坐着一位奉行。另有两名通译，即译员，则直接跪坐在地板上（其中一位是森山多吉郎）。只有最高级别的四位官员面前摆上了桌子。奉行们则坐在四方凳上，双手揣在衣袖中。一番必不可少的有关天气和健康之类的寒暄过后，两列身着淡蓝色亚麻长袍（我们常将其肩部上方的部分戏称为“小翅膀”）的侍者捧上盛着蛋糕和羊羹（豆子制成的甜点心）的黑漆食盒以及蜜橘、柿子等物。接着，作为第二道礼仪，他们又拿来了茶。这道程序倒很简单——用开水冲泡茶粉即可。会谈进行得相当缓慢，因为我们的译员只懂得荷兰语和英语，而对方的通译则只说日语和荷兰语。所有的谈话都要经过两次翻译，因而也时常发生误会，日本的老中们又似乎很乐意借此制造更多的麻烦，常常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尼鲁上校不得不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多次重复从英文到荷兰语再到日文的翻译。老中们在会谈中时常显出困惑不解的神情，每逢此刻，便会有一位“奉行”从矮凳上站起身来，凑到老中们身边低声耳语。那情形仿佛是《格列佛游记》中勒普泰岛上的耳语小人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发生在东禅寺内的杀人事件。尼鲁上校根据罗素爵士的指示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了老中们的反对。当听说英国政府要求幕府向被害者家属支付一万英镑的赔偿金时，老中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们回答说，幕府方面只能同意3000英镑的赔偿。尼鲁上校渐渐失掉了耐心，而这正中对方下怀。最后，上校语气强硬地将己方的观点抛给对方，会谈不欢而散。可叹双方枯坐了三个小时之久，最终竟一无所获。席博德在翻译时，似乎将英语中的俚语“son of a gun”（王八蛋）直接照字面译成“大炮之子”。因为这个词前缀的形容词，在日语中没有对应的解释，席博德大概以为根本没必要翻译。总之，大老们自相矛盾、东拉西扯的本事着实令人叹服，所以是时候给他们一点斩钉截铁、无懈可击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回敬了。

尼鲁上校也没忘了向大老们抗议渡口那些在我们需要帮助时逃之夭夭的官差。谈及当时的情形时，尤思顿直愣愣地用荷兰语说：“他们全都逃跑了！”这是那段沉闷的会议中唯一令我得以舒展僵硬的面部肌肉的一刻。我悄声对邻座的人嘀咕了一句：“他们全都开小差了！”尼鲁上校以他那老绅士的严厉目光瞪了我一眼，警告我不可擅自发言。回到公使馆后，上校立刻通知我，今后不得再出席类似的重要会谈。我反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后来也感到颇为后悔。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9岁半的青年，但毕竟应对年长者多几分敬意。

2月初，传来一个噩耗：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在1月31日晚上发生的一场大火中被毁。几年后，据可靠渠道的消息称，那场火灾系人为纵火，纵火犯是以长州人为首的“攘夷派”分子，其中至少有三人日后都被拔擢到极高的位置，如1886年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伯爵、井上馨伯爵（政治家、明治维新九元老之一），以及我记不起名字的第三人。想必读者们现今都已知晓，他们后来不仅放弃了排外锁关的信念，还纷纷成为提倡吸收西方思想的领导者，并力图借此实现日本国民的意愿和期待。

威利斯和我如今同住在海岸街20号公使馆侧翼的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名叫小林小太郎的年轻日本随从与我们一起开伙。他是为了学习英语而由日本政府分配给威利斯差遣的侍者，为人忠厚，但也并无特别聪明过人之处。1863年春，英国政府向幕府发出最后通牒时，他告假回家后便杳无音讯，我们再也没见过他。日语教员高冈那时成了我的专用教员，开始帮我练习阅读日语文件。聚居区南边的小山后面住着一些僧侣，对日语中所用的梵文有所涉猎。于是我每周拜访他们一两次，以获得一些相关的指导。但不久之后，有关日本与各国开战的传闻甚嚣尘上，我只得终止了这方面的学习。此外，因为那时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已产生了信心，连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那里的授课也一并停止了。

[1]亚当斯爵士（1807-1886），美国作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英大使。

第7章　赔款要求·日本人的闭港提议·支付赔款

关于理查德逊的被杀，以及日本政府拒绝为其身亡和6月发生的袭击公使馆事件进行赔偿等诸般事项的报告提交到英国外交部后，尼鲁上校在1863年3月收到了向幕府将军和萨摩藩两方面继续追索赔款的指令。4月6日，上校派尤思顿乘“海沃克”号炮艇前去江户向幕府提交照会，要求为被害者家属提供约合一万英镑的黄金并向其郑重道歉；同时，鉴于幕府在其领土上竟容许凶手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害英国公民且至今仍未逮捕归案，英国政府还要求幕府另外支付10万英镑的赔偿。同时，尼鲁上校还要求尤思顿警告日本人，如果拒绝上述要求，将给日本招致非常可怕的后果。考虑到大君和他的重要谋臣已于当月3日离开江户前往京都，尼鲁上校同意给予他们20天的宽限期，即幕府必须在20天之内给予回复，否则，英国将立即采取强硬措施。此外，“海沃克”号从江户返航后，“珍珠”号将被紧急派往鹿儿岛，以便促使萨摩藩藩主立即在一名或一名以上英方官员的监督下，审问并处决杀害理查德逊的凶手，并向理查德逊的家人及其他被害人博罗戴尔夫人、克拉克先生、马歇尔先生支付合计2万5千英镑的赔偿。

尤思顿于4月10日从江户返回，带回一张外交照会的收据，以及幕府方面声称无法承诺向萨摩藩派遣官吏并说服藩主接受英方条件的声明。由于摸不准阁老们的真实意图，派遣“珍珠”号前往萨摩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毕竟，如果他们打算负隅顽抗，我们可以随时采取行动。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动用一切手段压制大君接受条件，随后再考虑如何处置萨摩藩方面。尼鲁上校如约等到了4月26日，那时，港口里已停满了我们的军舰：配备35门大炮的古柏海军上将的旗舰“尤里亚勒斯”号、配备21门大炮的“珍珠”号、配备14门大炮并由英勇的罗德里克·丢指挥的“决战”号、配17门大炮的“响尾蛇”号、配6门大炮的“阿耳戈斯”号和“人马”号，还有三艘炮艇。此外还有“赛马”号和“斑鸠”号两艘联络舰往返于横滨和上海之间运送信函和物资，从香港派来的“风情”号不日也将抵达。

不出所料，幕府方面请求我们再宽限30天，而尼鲁上校只同意延期15天。

我的日本教员高冈要与纪州大名有些私人交往。据他说，幕府方面本来并不指望能再得到15天以上的宽限期，考虑到英方一定会讨价还价，因此故意提出了30天的要求。他还认为，幕府方面有意在拖延时间以便为开战做准备。而幕府内部则盛传英国人主动要求延长宽限期，阁老们出于仁慈之心才勉强同意，否则日本将在英国人所定的期限后立即开战云云。江户的居民深信战争不久即将降临，纷纷开始向乡下转移财产。我们的随从、年轻的小太郎也在20日那天被母亲唤回老家去了。恐慌情绪还在江户湾入海口最外侧的小港浦贺蔓延开来，当地人带上所有可携带的细软，纷纷向东海道的保土谷一带逃亡。另一方面，外国人聚居区也人心惶惶，人们数次召开集会，讨论各国外交使团是否有义务保护在日欧洲人的安全。商人们认为，一旦他们擅自逃离，英国政府将不会赔偿他们的财产损失。于是，他们表示，除非尼鲁上校亲自签发命令，否则他们不会离开日本。毕竟，他们对1839年发生在中国广东的事还记忆犹新：当时的商务代表义律命令商人们向中国政府交出鸦片[1]。这一次，他们打算让政府当局承担可能发生的损失。

5月1日，幕府方面再次请求宽限15天。尤思顿再次前往江户，向幕府递交上校的照会。上校称，在决定是否同意宽限之前，幕府必须派出一位阁老成员前来横滨接收一封重要的信函。那时，横滨人也已感觉到事态的严重，神奈川的店铺老板们开始向保土谷转移家财，生怕遭到大炮的轰炸。万一战争真的降临，他们还计划沿着田间小道向更远的内陆撤退。5月2日，幕府发布公告，禁止横滨居民向江户转移财产。政府还挨家挨户散发布告，声称绝不会开战，要居民人等不必恐慌。而与此同时，横滨周围两英里范围内的百姓也收到了公告，要求他们随时准备将自家的房屋上缴军用。可直到那时，横滨周围连一个士兵的人影也不曾出现。

5月4日和5日，英法两国代表、海军将领与两名日本洋务奉行进行了冗长的会谈。竹本甲斐守和竹本隼人正两人代表阁老前来阐述再次请求延长宽限期的理由。他们解释说，幕府之所以迟迟不能做出答复，是由于大名们的强烈反对。而大名们之所以提出反对，似乎是因为英法曾向幕府提议以军事力量协助幕府镇压“攘夷派”，从而确保幕府能够履行条约所致。至于赔款方面，他们提出可以以“采购军舰”的名义向英方支付，即幕府对外声称向英国购买军舰，之后以货款的名义支付赔偿金，而那艘子虚乌有的军舰将“在驶向日本的途中不幸遇难沉没”。最终，会谈达成了协议，英法方面同意将回复期限延长至5月23日。因为大君预计将在那一天返回江户，应该可以就英国的最后通牒给出他的答复。

5月5日下午，我骑马前往保土谷，在路上遇见了正向西而行的某位大名家的女眷，她身边只带了很少几个武装护卫。传言说附近的村庄里埋伏着上万人的军队，但看来显然是无稽之谈。

5月5日晚上，外国人聚居区里的所有日本仆役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踪影，其中很多人还上演了“对埃及人的掠夺”[2]。早晨，我和威利斯一起床便招呼仆人送早餐来，但回答我们的只有一片沉寂。我走进餐室，发现那里已经空空如也。仆人和厨师都已逃走，并顺手偷走了一把左轮手枪、一把日本刀和几根他们必定以为是银制的刀叉。就连前天晚上剩下的食物也被他们用台布包好后拿走。多么不可思议的偷盗！就在前一天，我还打发我的仆人去将一笔相当大数目的钱兑换成墨西哥鹰洋，他老老实实地把钱带了回来。然而似乎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他提前预支了半个月的薪酬，而且还心满意足地领取着直到昨天为止的工钱。高冈和马夫仍是忠诚可靠的，此外还有一个信差，当发现我保存的一个小钱箱没被偷走时，他满心欢喜地向我道贺。在大部分人都纷纷从外国人身旁跑开时，我们的马夫和信差却仍忠诚地守护在他们面临困苦甚至危险的外国雇主身边，使我不由地对这个阶层的人们产生了深切的信任之感。

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鸡蛋和蛋糕勉强充饥。随后，我前去海关衙门，报告我们遭遇的劫掠。海关的官吏自然满口答应，声言一定要捉住那些强盗，但之后便全无下文。整整一天里，城中的居民都在大批逃离。我走进城里，发现很多人家都门户紧闭，还有一些人家的财物都已打好包裹，等待随时运走。我的老相识、弁天通拐角那家书店的老板一家也早已溜之大吉。到了下午，海关方面发布了公告，告知市民不会发生战争，很多人便又跑了回来。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全城的人都处于极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就在这种时候，某个法国人的轻率举动又引发了一场悲剧：一名日本商人和他的两个同伴去向法国人收取一笔微不足道的债务，遭到对方拒绝后试图动用武力。于是，法国人便朝他开了枪。另外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副领事，也开了枪。那个不幸的日本商人身中四枪，幸亏没有丧命。法国海军司令听闻此事后暴怒不已，立即拘捕了那名法国人，并将他送往自己的旗舰看押。结果两个美国人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性袭击，其中一个被八个日本人挟持着带进沼泽地，受到长矛和铁钩恐吓威胁。幸亏我们公使馆的大个子军医及时救了他，否则，那些根本分不清外国人国籍的日本人即便不杀了他，也会将他痛殴一顿。

5月11日，高冈告诉我，有位江户的大人物派来的特使曾拜访过他，希望私下探听尼鲁上校的真实意图，看看他是否能再多等上三四个月，以便大君回来后亲自处理目前的局势。据说，这位大人物的地位还在阁老之上，他答应，如果公使同意再多等上一百天，他将会采取措施恢复横滨的安宁和秩序。这无疑是一招险棋：如果尼鲁上校厌烦了反反复复的拖延，而提议将谈判地点移至大坂的话，那么这位大人物则犯了“擅自串通外邦”之罪，即使本人不情愿，也不得不领受切腹自裁的惩罚。我将此事转告了尼鲁上校，上校回答说，他可没有耐心再等上三个月。

阁老们曾经声言大君将于5月24日返回江户，尼鲁上校因此才同意将期限放宽至他大驾回宫的日子。然而5月16日，阁老们又发来信函称，因有紧急政事需要处理，大君的回归日期暂时难以确定。看来，他们打算无限期地拖延时间了。但尼鲁上校还是没有失去耐心。事情的进展果然应验了高冈要的预言。那位曾秘密派使者来访的大人物——此时我们已经得知——原来是尾张藩藩主。高冈说，藩主已将尼鲁上校的回复秘密通告给京都方面，朝廷也免除了他“擅自勾连外人”之罪。尼鲁上校虽然出于“外国人的固执”否决了他的议题，但藩主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更无需切腹谢罪。

直到16日之前，我们还认为幕府最终很可能会做出让步。但当阁老要求再次宽限后，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一位日本友人告诉我，无论如何，大君终究不能借助外国势力去压制大名，更遑论动摇天皇的崇高威望。如果萨摩藩遭到外国军队的进攻，大君和其他各地大名将不得不与萨摩藩并肩对外。虽然鲁道夫·林道（普鲁士当时外交官）在他1862的公开信中曾质疑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地位，但在我当时看来，各国仍是倾向于支持大君一方的，他们甚至愿意为大君提供援助，支持他反对由天皇和某些大名组成的“攘夷派”。如有必要，他们甚至不惜将大君推上名正言顺的君王的宝座。但我们都忽略了“天皇”这一君王名分背后所代表的无限的权威性。在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日本的知识中不曾提到这样的事实：在以往日本所有的内战中，控制了天皇和国玺的那一方每每是最终获胜的一方。恐怕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君王也不会拥有像天皇那么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25日，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海军将领与竹本甲斐守和新到任的柴田贞太郎再次举行会晤。日方首先以大君的名义就各国提出向幕府提供援助一事表示感谢，又称，大君须以自己的权威和军力解决与大名之间的纷争，对各国提出的援助事宜只能敬谢不敏。此外，幕府认为英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妥当合理的，只是在实际支付赔款时恐招致大名们的反对，因此提议分数次支付以避人耳目。至于其他各项，还请稍待时日另行计议。尼鲁上校此刻正急于回复外交部的指令，既然事态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便也无心纠缠更多的细节。因此，会谈总算达成某些共识。此外，英法两国代表还提出，幕府应尽快向各国通告防止攘夷派进攻横滨的对策等事，日方也一口答应了。

之前，尼鲁上校曾致信驻守上海的布朗少将，请求他派遣2000名士兵赴日。少将回信称，他既无能为力又绝不赞同向日本出兵。事实上，早在尼鲁上校提出请求之前，他就对向日本派兵的想法不以为然。然而他的拒绝只是推迟了英军警备队进驻横滨，1864年春，阿礼国爵士返回日本后，形势的变化又促使少将改变了他的看法。

当时，还有一股势力——即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浪人”阶层——的动向和意图也十分值得警惕。所谓浪人，即未投身于任何一个大名，而以自由之身投入政治狂热运动中的武士阶层。他们的政治诉求主要包括两点：首先，恢复天皇自古以来的权威统治地位，并将大君的地位恢复至其原本与大名同级的臣子身份；其次，将外来的“夷狄”尽数从“神之国度”上驱逐一空。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南部、西部各藩及东部的水户藩，其余则出身各地不等。5月下旬，传闻说浪人们准备攻打神奈川，仍坚持将驻地设在那里的美国使团不得不紧急迁至横滨，对外还声称他们因此拿到了“骚动事件的赔款”。

而从幕府的意图来看，一方面，他们确实打算动用一切手段镇压国内的政敌，另一方面，似乎也有意借此尝试将横滨的外国人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特定区域内——正如长崎那些被隔离在小岛之上的荷兰人一样。不久，便有人将上述想法付诸行动。英国领事馆的一位助理秘书在神奈川小山上的一家茶叶店买茶时，遭到了两名佩刀武士的恐吓。他赶忙掏出手枪对准他们，对方便悻悻地退开了。他趁机逃到码头，总算平安无事地乘船返回了横滨。后来有报告称，码头哨卡的官差曾试图阻扰船夫开船。但事实证明，正是官差们劝阻了追赶而来的暴徒，其中有个家伙已将他的刀拔出了一半。众所周知，一个武士一旦拔出他的刀来，刀刃不染上敌人的鲜血是不会将它收回刀鞘里去的。如此想想，助理秘书的遭遇的确叫人后怕不已。

6月初，又有传言说六名浪人已潜入本地。于是“别手组”——江户专为外国使领馆担任警戒护卫的团体——和一些受过训练的士兵奉命进驻横滨，驻扎在野毛山下新建的兵营里。从那时起直至几年后——事实上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一直跟随在我们左右，护卫我们的安全。我在别手组的队伍发现了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遂记起他们都是在我拜访江户期间结识的朋友。后来，“美洲豹”号和“帕修斯”号两艘单桅帆船式舰艇也驶入了横滨港，加入英国舰队的行列，开战的传言暂时平息下去。幕府公开宣称，由于大君已承诺妥善处置萨摩藩，英国人将不再要求与萨摩藩直接进行交涉。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无论幕府将如何处置萨摩藩，内战恐怕仍是不可避免的。

6月14日，两位洋务奉行菊田伊予守和柴田贞太郎来到横滨，与英国公使馆签订协议，承诺将在六星期内分七次向英国支付44万美元（约合11万英镑）的赔款，其中首笔款项将于18日即刻划拨。但到了18日当天，我们突然收到某位阁老大人的来信，称因发生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意外”，幕府无法按约定履行协议，他本人将在一两天内前来横滨直接向代理公使作出解释。尼鲁上校拒绝再与阁老们纠缠不休。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应将此事的最后决策权转交给海军上将。但上将对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完全不得要领，他从未在战斗中发射过炮弹，对尼鲁上校“应立即扣押日本人新近购买的几艘汽船”的暗示也全无反应。不过，江户的阁老们那时也已惊慌失措，他们的本意不过是再拖延些时间，谁知英国人竟失掉了耐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尽办法避免公开向英国示弱。阁老成员、老中小笠原长行亲自前往横滨拜会法国公使馆，请求法国代理公使和海军司令充当调停。但法国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法军海军司令还劝告他，幕府应尽快满足英国的要求，并提议将横滨的城防交给法国军队负责。实际上，小笠原那时刚刚从京都返回，随身携带着大君按天皇和攘夷派的要求颁发的指令，命他就地与各国协商关闭一切通商港口之事！但小笠原本人似乎对闭港的做法并不赞同，甚至还私下暗示法国代理公使应该如何回复。大君这个毫无道理的决定一经公布，在横滨的外国居民中造成的震惊恐怕用一整页长的咏叹调也难以倾诉。然而他们随即又记起附近港口里停泊着的各国舰队，便又立即放了心，也不再顾虑外交机构如何对付眼前的局面了。日本政府试图拉拢法国方面居中调停的策略完全未能奏效。事情是明摆着的：他们一面要求法国人调停，一面又不由分说地要把外国人都赶出横滨，谁会为如此蛮横愚蠢之辈充当调停呢？6月24日凌晨1点，尼鲁上校收到了日本人的公函，称大君已同意按约支付赔款，请我们通知可以接受赔款的日期。上校回复说，因日方未能按时履约，之前约定的分批付款条件已告无效，日本政府必须在当天一次性付清全部赔款。日本人只得照办。一大早，木箱里满载着价值几千美元钱币的一辆辆马车便陆续抵达公使馆门前。公使馆还从全城调集了中国的钱币鉴定商（为确定金银货币的真伪，远东的商人或银行都雇有专门的鉴定商）。这些精明老练的人挤在档案室里忙个不停，他们叮当作响地敲击钱币，又将它们分类堆成一个个的小堆，又吩咐人将它们装进木箱，准备搬上军舰。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将赔款清点完毕。而尼鲁上校早在24日就已通知海军上将，那让他甚为无所适从的授权可以撤消了。

支付赔款的当天，小笠原还向尼鲁上校转交了大君有关封闭港口、驱逐外国人的命令。我于是第一次得以将我的日语翻译技能用于重要的公事上。虽然我还需要日本教员从旁协助才能完全理解原文的准确含义，幸而，从布朗先生的授课中，我已掌握了日本信函的大致结构，因此，我自信自己的译文应该比其他人的译稿更接近原文。这篇令我大为满意的译文如下所示：

吾特派此使者与尔通信。

因本邦国民无意与外国交通往来，奉京都天皇陛下圣诏，本将军现令即日起闭锁一应通商港口，居港外人亦应择日退出本邦。此令已蒙天皇陛下恩准，即刻生效。在此先行告知，以容后议。

各国使团亲启

【英文原文】

I communicate with you by a despatch.

The orders of the Tycoon，received from Kiôto，are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orts are to be closed and the foreigners driven out，because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do not desire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 countries.The discussion of this has been entirely entrusted to me by His Majesty. I therefore send you this communication first，before holding a Conference as to the details.

Respectful and humble communication.

现在看来，这段译文多少有些拘泥于原文。除对方在荷兰语原文的开头和末尾重复使用的“公使阁下亲启”之类的句子外——我在英译文中将其省略了——其他部分都准确地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翻译。此外，日本人用荷兰语所写的原文里没有直接提到天皇，但我根据其隐含的意思在英译文中添加上了。我本不打算在这本个人回忆录中引用公开发行的资料，但在这里，我仍不禁要附上尼鲁上校的回函以飨读者。

尼鲁中校[3]致日本外务大臣，

1863年6月24日，于横滨

本人，大不列颠女王陛下之代理驻日公使，谨收阁下处转来将军大人之训令，共同僚人等，不胜惊骇。

贵国就此事先全无告知，而悍然令阁下（You）下达关闭港口、驱逐外国公民之举，不禁令我等深感疑惑：日本之神君世主，是否已得悉此违背条约之举将给日本造成何种灾难性后果？

故，本人，大不列颠女王陛下之代理公使，在此特向阁下（Your Excellency）提出如下回复。其一，吾等确信贵国统领仍可采取措施缓和事态发展，否则大不列颠将以有效手段确保条约之履行。其次，如有能更为顺利地履行条约，或为此目的奠定基础之合理之计，务请天皇陛下及将军大人尽快予以首肯并昭告天下。以目下之情势，唯有此举方可救济贵国于战端。

另，本人有义务向阁下提出严正警告，阁下（Your Excellency）所提交之通告将转交由女王陛下及其政府按例处置，虽目下尚无明确定论，但可预计，英国政府将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促使贵国元首收回此令。

最后，本人奉劝阁下（Your Excellency），此次阁下转达之轻率决定，无论文明国度抑或野蛮之邦，均属罕事。而自各条约国立场所见，无疑为贵国与各国宣战之举动。倘不及时阻止，则贵国必将承受各国最严重之惩罚。本人愚见，阁下（You）应及早将此事态之严重性转达将军大人及天皇陛下为要。

谨致敬意。

爱德华·圣约翰·尼鲁

除了在第二节与第五节，我偶然将“阁下”的第三人称（Your Excellency）变为第二人称（You）之外，这篇译文算得上结构精妙、句式工整。措辞方面，如果按现代人的习惯看来或许稍微有些过于强硬，但在当时，一想到我们背后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作为后盾，就很难在行文中完全避免感情色彩。

以笔者看来，原文中“如有能更为顺利地履行条约，或为此目的奠定基础之合理之计”以及“务请天皇陛下及将军大人尽快予以首肯”似乎另有含义。姑且猜测，或许是英方在向大君暗示可以提供某些援助行动，以便压制那些始终反对幕府对外亲和政策的西南诸藩，或者那些为了反对天皇批准对外条约而在幕府和天皇之间挑拨离间的家伙。如果能够获得各国的支持，大君便可稳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江山，1868年那场颠覆了幕府统治的革命也将不会发生，日本也将避免一段血流成河的历史。但它的国民，也将会对那个依靠外国势力来巩固自己地位的统治者充满厌恶和憎恨。如此一来，大君则不得不采取更为严酷的手段确保权力，而日本国民将永远屈服于独裁暴君的淫威之下。以这种结论来看，幕府的大老们在拒绝外国势力支援时所表现出的爱国之心真算得上难能可贵。而如果日本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拯救国家，即使爆发革命，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可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随着革命的成功，日本便可建立起相对文明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日本人民也将获益匪浅。我庆幸日本人最终没有听取欧洲某国（此处指法国）的建议，否则一切希望都将付诸东流。

[1]即“虎门销烟”。义律屈服于压力，被迫要求所有英国商人向中方交出鸦片，后鸦片全部为林则徐销毁，英商“损失惨重”。

[2]《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对埃及人洗劫一空。

[3]中校为此人当时的职务。

第8章　炮击鹿儿岛

顺利解决赔款问题后，我们总算完成了英国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接下来，我们便要着手考虑萨摩藩的问题。

读者诸君应还记得，对于萨摩藩，英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是：第一，在英国官员的亲眼目睹下，逮捕、审问并处决杀害理查德逊的凶手；其次，为理查德逊及其他三名受害者的家属提供合计2万5千英镑的赔款。眼下，两位受害者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伤势虽有所好转，但克拉克肩上的刀伤仍颇为严重，痊愈更是遥遥无期。而那位幸运地逃离现场的女士已经动身返回了中国。

自然，幕府方面仍是大包大揽地答应由他们来解决萨摩的问题。但尼鲁上校出于慎重再三向小笠原追问实情。果然，小笠原含蓄而委婉地透露，幕府实际上对萨摩藩无能为力。于是，为了切实遵守英国外交部要求我们“与萨摩方面直接交涉”的命令，尼鲁上校决定带领公使馆的馆员们亲赴鹿儿岛，向萨摩藩当面递交要求赔偿的照会。他还以代理公使的名义下令舰队为此行护航。

海军上将起初坚持只派遣两艘军舰随行，几经争议，结果决定派遣由“尤里亚勒斯”号、“珍珠”号、“帕修斯”号、“阿耳戈斯”号、“风情”号、“赛马”号以及炮舰“哈沃克”号组成舰队陪同尼鲁上校一同前往。于是，从公使到我这样的见习职员，公使馆几乎所有的馆员都将搭乘军舰前往鹿儿岛。威利斯和我被分配到刘易斯·穆尔指挥的外轮单桅帆船“阿耳戈斯”号上。那次航行期间天气一直很好。舰队于8月11日下午抵达鹿儿岛湾的入口处，当夜就地抛锚停泊。次日清晨又溯湾而上，终于到达鹿儿岛的城郊。

席博德和他的日本教员携手合作，总算将英国要求赔偿的照会翻译成日文。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繁文缛节的套话，我很担心日文译文是否翻译得足够通顺。我们的船刚刚抛锚，便见两名日本官吏乘着小船前来，我们便将照会交给了他们。第二天下午，又有几名日本官员来到旗舰，称无法确定藩主何时能回复我们。为首的官员名叫伊地知正治——数年后，我在江户与他成了密友。然而在当时，他和40名同伴，在喝过他们主公的几杯壮行酒之后，谋划着登上我们的旗舰后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英国军官、夺取军舰。倘若不是我们预先有所防备，他们这个大胆的计划几乎就要得逞了。当他们到来时，我们只将领头的两三个人带进了会谈室，其他人则被集中到后甲板上，由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看守。这些未遂的刺客还未离船时，又有另一艘日本船只靠了过来。我们无从判断他们是来增援的还是阻止刺杀计划的。伊地知与后来的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阵，忽然告诉我们他必须立即上岸去。到了傍晚，我们又收到了日本方面的回函。送信来的信差称，次日他会再次前来听取我们对回函的意见，说罢便告辞了。

查看那封回函，我们发现了信使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满意的原因。萨摩方面称他们没有找到凶手，还不无遗憾地称，大君与各国缔结条约时漏掉了有关外国人不得踏足外藩领土的条款。至于赔款，须得等到将凶手缉拿归案并处决后另行商议。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劝我们立即返航，回到江户与幕府方面重新协调之类。

14日清晨，信使再次到来时，我们对他说，藩主的回复令人失望，而且令我们觉得，非诉诸一战而不能令藩主认真对待此事。海军上将随即下令各舰开始在鹿儿岛湾北部游弋巡逻，对停泊在威尔穆特角（即“大崎之鼻”海角）的几艘西洋式汽船进行了一番侦查，并往返航行至远处的湾头位置进行实地测量。下午，上将返航后召集各舰指挥官到旗舰听候命令。他认为，虽然眼下还没有必要进攻日本人的炮台，但可以先扣押几艘汽船，以使藩主大人能重新作出更令人满意的答复。

按照他的布置，15日一早，在博莱斯船长的指挥下，“珍珠”号与“阿耳戈斯”号、“风情”号、“赛马”号等各舰联合行动，开始扣押附近的日本汽船。当接近那些汽船的时候，我们自然兴奋不已，各自按照事先的分工忙个不停。我们曾预期萨摩人可能会有所抵抗，但当“阿耳戈斯”号靠近一艘叫“青鹰丸”的汽船时，那艘船上的船员们纷纷逃到船另一侧系着的小艇上逃之夭夭。我们本以为不可能逮到俘虏，谁知船上居然还有两个人没有逃跑。他们先是自称名叫五代和松木弘庵，被我们带到旗舰上以后又改口说姓大谷和柏。大谷是个容貌英俊的男子，我猜他大约是那艘船的船长，另外一个则是名医生，据说曾跟随1862年的第一批日本访欧使去过欧洲，那时才刚回国不久。这两个人后来都大名鼎鼎：前者成了投机家和实业家，利用天皇政府的贷款在大坂开设了制造染料的工厂；后者则在1868年临时担任过神奈川县知事，之后又改名寺岛宗则，一度出任过外务大臣。直到如今，他还在东京担任某要职。

我们将俘获的船只系挂在军舰外拖曳到樱岛附近的码头。为避开鹿儿岛城内炮台的射击，舰队的其他船只在12日下午也纷纷驶入同一个码头。“尤里亚勒斯”号和“珍珠”号则在军舰与炮台之间，即海峡的中心位置抛锚。至此，我们亲身经历的头一件大事就这么早早结束了。对于我们的行动，日本方面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们偶尔瞥见陆地上有些动静，但也看不出对方有何打算。及至午后，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声，随即所有炮台上的大炮都朝我们的舰队开了火。虽然当时下着大雨，还刮起了不亚于台风的强风，古柏上将仍下令立即开始战斗，并用旗语通知我们的船与“赛马”号和“风情”号一起将俘获的日本汽船全部烧掉。接到旗舰的命令后，我们立刻冲上俘获的汽船，一场大掠夺开始了。我抄起了几支日本的火枪和黑色的圆锥形帽子，其他几个军官则找到了不少钱币，大多是“一分银”的银币和镀了金的“二分银”。水手们尽可能地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拿走，连镜子、酒瓶、长凳，甚至旧坐垫也不肯放过。乱哄哄的抢劫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凿穿船底，又在船舱内放了把火，然后返回舰上，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过了不久，我们的军舰开始回击。从日本人突然开炮到我们的还击，中间耽搁了两个小时。据说是因为舰上堆满了赔款，装满金币的木箱子挡住了弹药库的舱门。停泊在第九炮台正下方的“帕修斯”号不得不切断锚链，仓促逃离——数月后，萨摩人找到了丢弃的锚并归还给他们。这么一耽搁，“帕修斯”号最后只能排到战阵的最后方去。置身于炮火之中已经令人亢奋不已，而恶劣的天气则使人愈发狂乱暴躁。我们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之后转向左侧，与岸边保持400码左右的距离，一路沿海湾北岸行驶，边行驶边用舷侧炮朝岸上的炮台齐射。45分钟后，旗舰开始转向，随即“珍珠”号（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也退出了战斗队列。有消息说，“尤里亚勒斯”号上的乔斯林船长和维尔穆特中校被第七炮台发射的球形炮弹击中，双双阵亡——他们的军舰无意中行驶到了日本炮台平时训练用的靶子附近，直接进入了对方的射程范围。一瞬间，10英寸口径的爆裂弹在他们的主甲板上纷纷炸裂，七名水手当场阵亡，一名军官负伤。继而，岸上的37门大炮——从10英寸到18英寸——的炮弹一齐向“尤里亚勒斯”号开火，将这艘威风凛凛的军舰推入了绝境。此外，“赛马”号在正对第八炮台的海面上触礁，“风情”号和“阿耳戈斯”号紧急调头前去救援，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总算成功将它救出。在触礁期间，“赛马”号也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幸而最终并未遇难。不过当中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几乎打算放上一把火弃船而逃了。

总之，在我们舰队尚未起锚的间隙里，旗舰头顶那灰色的上空便不断有炮弹呼啸着炸裂开来。当我们的舰队驶入战斗区域后，在满天升腾起来的烟雾中，闪现出一团团暴烈的火光，继而我们便看清一个个奇妙的、圆乎乎的黑家伙直朝着我们飞来。我将终身难忘那一次所体会到的既亢奋又刺激的心情。正当我们觉得那些圆乎乎的黑家伙几乎就要命中我们的时候，它们却划过我们的头顶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事实上，“阿耳戈斯”号只被击中了三次：第一发炮弹打在右舷门，第二发正好穿透了主桅杆，但幸而没有将它截断。第三次，一枚圆形的炮弹击中了吃水线附近的船体，在那里击穿了一个大约3英寸的破洞后落进海里。到5点钟左右，舰队所有的船只再次返回乔斯林角附近停泊，只有“哈沃克”号被派去烧毁停靠在工厂附近海面上的五艘琉球汽船。汽船上燃起的大火很可能也引燃了岸上的工厂，但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那是萨摩人故意纵火所致。萨摩城的后方有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我们一度以为那是萨摩藩藩主的住所，于是倾尽全力试图将其击毁，但后来才得知那不过是一座寺院罢了。藩主和他的父亲岛津久光当时早已逃到我们的有效射程之外去了。我们又朝鹿儿岛城里发射了火箭，打算将藩主的城邦付之一炬。结果火箭的效果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强劲的狂风让大火猛烈地蔓延开来，城中人们试图灭火的一切努力都变成徒劳无功。天空中布满了浓厚的烟云，映衬着城中升腾起的凶猛的青蓝色火焰，那景象既恐怖又壮观。

我们退出战场时，那几艘俘获的日本汽船仍在熊熊燃烧。船上装载的大约140吨煤炭使得燃烧的火势颇为惊人。最后，船身逐渐开始倾斜，几艘船便纷纷沉入了大海。对于海军的家伙们来说，那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仅仅是那几艘船就价值30万美元以上，而如果能将其带走，则船上的每个人都可分得一笔可观的赏金。据说下令烧船的尼鲁上校，作为一名老战士，他甚至额外地牵挂这是否会影响士兵们全力投入战斗的决心。此外还有人称，说服海军上将改变主意、不顾天气恶劣仍坚持开战的，正是那不幸阵亡了的乔斯林船长。

8月16日，即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为乔斯林船长、维尔穆特中校，以及其他九名阵亡的士兵举行了海葬。下午，舰队重新启航，冒着从遥远的城中飞来的炮弹，绕行至炮台和鹿儿岛城的后方，缓速驶离海湾。当夜，我们在距鹿儿岛较远处的海面上抛锚休整，次日便踏上了返回横滨的归途。“阿耳戈斯”号上的人们对如此仓促的退却心有不甘，其他舰艇上的人似乎也大多如此。

在我们离去时，日本人的大炮还在一路尾随着朝我们射击。虽然他们的炮弹从未有一发接近过我们，但萨摩人显然可以通过“穷追不舍”的举动，彰显他们在多处炮台被毁、鹿儿岛城已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直至击退英军的“勇敢精神”。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如果能继续对萨摩人进行炮击，破坏对方的所有大炮，然后或是登陆，或是停靠在城市附近的海面，萨摩人必然会老老实实地服从我们的一切要求。据说尼鲁上校曾向海军上将提议，派遣部分士兵登陆并夺取对方的大炮，但遭到了上将的断然拒绝。另外还有人说，尼鲁上校正为旗舰舰长和中校的阵亡而变得意气消沉——当时他正与他们在旗舰的笕桥上谈话，飞来的炮弹不幸击中了那两个人。这些传闻当然没有正式的记载可以证明，但就我个人的观察，我们的外交官与海军军官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海军方面觉得尼鲁上校对于军方行动未免有些越俎代庖。按管理，一旦将行动的指挥权赋予海军方面，外交人员就应保持沉默，但尼鲁上校那急躁的脾气显然让他超越了通常的界限。此外，煤炭、粮食、弹药的供应不足，也是导致海军方面决定撤退的原因之一。古柏海军上将在写给伦敦“公报”的报告中，将烧毁鹿儿岛城的功劳据为己有，但伦敦的布莱特先生在下议院公开声明，要求他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过于残酷的军事打击。海军上将便不得不再次提笔回信——也可能是由尼鲁上校代笔——解释说，鹿儿岛城中发生的那场大火只是一起偶然事件。但是，在对方炮台已停火的情况下，“帕修斯”号仍向城中发射火箭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海军上将所做解释的真实性，而上将在报告中谈及英国的大炮如何给对方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时那种洋洋自得的腔调，更是与后来的解释自相矛盾。

舰队返回横滨后，我们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与日本的贸易也依旧如常进行。然而不久，幕府的大老们又滋生出新的事端：他们扣押了所有用于出口的生丝。无疑，他们打算用这一招来引发生丝价格的暴涨，把付给英国政府的赔偿从外国商人手中再赚回来。然而在尼鲁上校的强烈抗议下，他们后来又不得不撤回了出口禁令。

不久，我们也得知了京都的叛乱事件。据说长州藩的家来们密谋占领皇宫、挟持天皇。后因事情败露，长州藩出身的武士全部被开除出皇家卫队。动乱分子们保护着参与阴谋活动的七位公卿逃离京都返回长州。这七位大臣中包括三条实美、东久世通禧、泽宣嘉等人，他们后来在“王政复古”[1]时纷纷被委以要职。

带头鼓吹“驱逐夷狄”的长州藩的失败，反而让幕府松了口气。小笠原之前通告过的闭港命令随即宣告废除，令其本人面上无光。横滨的外国居民们却得以恢复了从前的自由生活，又开始前往近郊游览消遣了。

然而，10月14日发生的袭击事件又一次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一位名叫卡缪斯的法国轻骑兵军官，某日下午在距离聚居区仅两三英里远、远离大路的地方骑马路过时，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并被杀害。人们赶到现场时，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他被砍掉的右手，手中还握着缰绳。他的脸颊、鼻子和下颚处布满了刀伤，喉管被刺穿至直接切断右颈静脉的地方。脊柱被完全砍断，左手被砍得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左胸心脏部位也被刺穿。所有的伤口都异常令人惊心怵目，足以证明在训练有素的武士手中，日本刀会是多么可怕的武器。由于找不到任何凶手的线索，恐怖的气氛在外国人聚居区中又一次迅速蔓延。从那以后，我们出门时要么必须携带武器，要么须得三四人同行。然而用来护身的手枪又能有多大作用呢？那些精心埋伏、随时准备袭击外国人的武士们当然会趁人不备时突然跳出来，而他们与大多数性情温和的日本人看来又毫无二致。除了对理查德逊那次的袭击可算得上纯属意外，其他的同类事件显然都是蓄谋已久，凶手们都非常小心地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又过了一个月，萨摩藩方面的两位高官前来拜访我们，我们惊讶地听到了些好消息。藩主不仅同意支付2万5千英镑的赔款，还声称已将杀害理查德逊的凶手捉拿归案，并将按最初的约定在英国官员到场监督的情况下将他们处以死刑。尼鲁上校对此将信将疑，因为下令袭击外国人的正是岛津三郎本人，他根本不可能同意逮捕并处死凶手——毕竟行凶者只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英方怎么可能只要求处死奉命行事的从犯，而放过真正的主使者岛津大人呢？

因此，为了彻底贯彻英国政府的指令，我们须得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进攻萨摩藩，歼灭大部分武士，逮捕作为主犯的藩主。自然，藩主绝不可能活着充当我们的俘虏。在我们之前的炮击中，鹿儿岛的炮台和大半城池已化为平地，对理查德逊事件毫不知情的千万无辜民众也成了炮击的牺牲品。起初发端于一件破坏公共秩序的罪行就这样逐渐扩大为战争的导火索。以万千无辜之人的性命为少数人的罪行赎罪，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实在令人怀疑。况且萨摩藩的使臣已经正式承认了袭击行为是出于藩主的过错，并同意按英国政府的要求进行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公使以讲和的方式了结此事，绝不会遭到任何人的非议。萨摩方面似乎宣称赔款是从幕府的金库中“借用”的，而那之后，我从未听说过他们已将其归还给幕府。

[1]指江户时代后期，废除江户幕府、政权移交朝廷。1868年1月3日（庆应4年12月9日），朝廷发起的宣告将政权交归日本天皇。

第9章　准备下关行动

阿礼国公使于1864年3月初从欧洲归任后，尼鲁上校便离开日本回英国了。公使馆的雇员们为他举办了送别宴会。席间，上校对他曾经的下属们的前途发表了一番看法。对于我，上校预言说，将在未来成为英国某所大学的日语教授，然而可惜的是，这一预言至今仍未应验。大家对重新归来的阿礼国公使普遍抱有好感。而对我来说，他慷慨大度地免除了我记录档案的繁杂事务，以使我能集中精力学习日语。那时我和威利斯在位于日本人街区和外国人聚居区之间的一个巷子里找到了新住处，是一所木制的日式房子。我和三名日语教师朝夕相处，拼命地练习日语。阿礼国公使此次归来时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限，他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戒一下敌视外国人的长州藩。既然武力打击已使萨摩藩有所收敛，我们觉得，是时候对另一个“攘夷派”的带头人——长州藩也采取同样的手段了。就在去年夏天，长州藩胁迫天皇颁布了“攘夷”的敕令，并仰仗这道敕令，先后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荷兰的轻型巡洋舰以及法国的交通船。荷兰的军舰当场开炮还击，美国人和法国人则在事后分别派遣单桅帆船军舰“怀俄明”号和乔莱斯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进行报复，对日本人展开了一些小规模的还击，破坏了一部分长州的炮台。但当外国舰队离开后，他们马上又重新将炮台修复乃至加固，并尽可能地集中了所有的大炮严防死守。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且越战越强。为避开佐多岬的风浪，原先停靠长崎的外国商船通常会轻松地途经濑户内海返回横滨，但随着长州藩的开战，再也没有商船敢于穿过下关海峡，欧洲人的声望遭到了沉重打击。在日本内部纷争四起的局面下，为了向日本国民表示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确保条约如期履行并开展正常通商的决心，唯一的手段就是彻底制服好战的长州藩，并永久性地摧毁他们的一切攻击手段。

因此，阿礼国公使便开始孜孜不倦地着手于准备工作，终日忙于与法国、荷兰、美国方面的代表协商计议，最终圆满地达成了一致。他们联合照会幕府，要求其务必在20日内重新开通下关海峡的航路，否则各国将立即派遣舰队自行解决长州藩的问题。其间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长州藩派往欧洲考察的五名藩士中恰有两人在当时回国。为了了解各大强国的实力，他们遍游欧洲各国，还曾在去年偷偷前往英国考察。这两个名叫伊藤俊辅（伊藤博文）和井上闻多（井上馨）的人深知以卵击石对日本毫无益处，特地赶回日本劝说他们的同伴。而其他与他们一同被派往欧洲的人——远藤谨助、井上胜和山尾庸三——此时还留在英国。伊藤和井上先是拜会了阿礼国公使，告知公使他们此次回国的目的。公使意识到这恰是一次好机会，可以通过伊藤二人向长州藩主转交照会，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长州务必尽快结束敌对行为，如期履行条约的规定。经与各国代表协商，阿礼国公使准许伊藤和井上在适当的地点上岸，并紧急派遣两艘军舰送他们前往下关，以便向长州藩主转交照会。

同时，工兵少校雷、法国军官莱尔少校以及一名荷兰海军军官也被派往下关，尽可能地搜集有关炮台的情报。我和同事J. J. 恩斯利先生作为翻译也将与他们一同前往，这不禁让我们欣喜若狂。7月21日，我们分别搭乘达维尔舰长指挥的轻型巡洋舰“巴罗萨”号和巴克尔中校指挥的炮艇“鸬鹚”号出发，经过丰后水道，在7月26日的黄昏抵达姬岛的浅水处停泊。我们乘坐的“鸬鹚”号一度被冲上了浅滩，撞坏了斜桅，但后来总算又驶回了深海。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两位日本朋友伊藤和井上（他当时的名字叫做“志道”）离船上岸——我们已约定8月7日在离开周防冲的笠户岛重新安排见面。在这次的航行中，我与这二人尽情畅谈，在我的日语教员中泽见作（他原是小笠原门下的家来，因为主人失势而不得不自谋生计）的协助下，总算与他们一起将公使发给长州藩主的外交照会翻译成日文。按事先的计划，他们两人将换乘小船，在周防附近的富海上岸。8点钟左右，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海岸线上。中泽预言，他们两人十有六七将会被斩首处决，此生怕是再难相见的了。

当天傍晚，我们也在姬岛附近上了岸。当地的居民十分友好，卖给我们很多鱼类。但我们想要的蔬菜、牛肉和鸡肉却始终无处购买。当地家畜的种类很丰富，饲养得也很健壮，居民们却十分穷苦，人人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本地的人口大约有3000人，土地看来也不甚肥沃。我尝试着想要买些牛肉，甚至谎称是船上的病人所需（这是一个日本人想到的主意），但仍没有成功。当地村民有一半人靠制盐为生，流通货币大多是价值半便士或一便士的纸币，很少有人见过银币。我在某个店铺把一枚相当于10个便士的“一分银”银币递给店主，他接过去后便翻来覆去地把玩个不停，更证明了银币在当地是多么的罕见。

次日，我们绕到岛的北部停泊，并在那附近再次上岸。我们前往制盐场参观，同样受到了友好的接待。29日，我们乘上了小艇，前往伊予（此处可能为作者笔误，实际应为丰后）的伊美村。那里的村民不大欢迎外国人，但幸好我们在它西面相隔一两英里的竹田津村买到了南瓜、茄子之类的蔬菜。

8月1日，我们在日出前启航朝下关海峡的方向行驶。“巴罗萨”号在抵达下关海峡前10英里处抛锚停泊，我们乘坐的“鸬鹚”号则凭借蒸汽动力继续朝丰前沿岸方向航行，一直挺进至伊崎角附近。驶进海峡入口过半的地方时，我们听到从长府到佐保等北岸沿途的号炮一齐响起。舰队小心谨慎地在对方的射程范围之外行驶，直到田野浦一带。我们在那附近短暂地游弋了一阵，并仔细地观察了岸上炮台的位置和大炮的数量，然后向姬岛返航。

每天，我们都会在姬岛的海边登岸，并在岛上散步游览。岛上的居民对外国人充满好奇心，态度却很亲切友善。只是有一次当我们穿过村庄返回小艇时，在路上遇见了四名武士。他们似乎是从丰前的杵筑那边派来的小分队，专为来岛上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以便在发生“万一情况”时保卫姬岛。我们尽量友好地与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从哪里来”之类，他们只是凶蛮地回答说，“打远处来。”直到我们登船离岸，他们还站在海边不肯离去，横眉立目地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8月6日，我们的“鸬鹚”号再次驶向下关方向进行侦察。到达田野浦附近时，我们又试着深入前行了一段路，结果炮台上不仅发射了号炮，还充满警告意味地朝我们发射了圆形炸弹和榴弹，幸而都落在我们前面一英里附近的海面上。晚上10点半，我们返航到“巴罗萨”号的停泊地时，发现伊藤和志道已经抵达。他们只带了一名随从前来，但称藩主派出了一队护卫一直护送他们到达岸边。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开始交谈，向他们打听藩主的回复。两人先介绍了他们如何在山口直接面见藩主，并转交了四国代表签署的照会，然后奉命向我们传达藩主的命令。藩主在与其谋臣计议后，做出了如下的决定。即：藩主已充分了解照会中所提及的要求的严重性，也深知以己之力绝无与四国军队对抗的可能。但因幕府方面曾经下令、天皇的朝廷也再三要求他们抵抗，他们才不得不奉命行事。因此，他们无法对事态的进展承担责任，而且在未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之前，也无法答复四国的要求。同时，他们打算前往京都，向天皇奏明事态进展，听取天皇的意见。按此行程，他们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藩主希望我们能够耐心等候、切勿单方面擅自采取行动云云。

伊藤两人此次前来没有携带任何公文，甚至连作为藩主的授权代表的委任状也未曾出示。但他们称，如果舰队能等上两三天的话，他们可以准备好相关的文件。我们告诉他们，仅凭二人口头转达的回复显然不可能令各国外交代表满意。于是他们又问，向横滨提交一份附有幕府和天皇命令的正式回复函件是否可行。达维尔舰长对此不置可否，只是说请藩主自行斟酌办理。因为就他本人所获得的权限来说，他无权对外交事务发表任何意见。

后来在私下交谈时，伊藤两人透露，藩主起初对外国人抱有善意，但后来在相反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已毫无退让的余地。此次的事件恐怕只能以战争的手段解决。他们还建议，各国应放弃与幕府纠缠，直接前往京都与天皇签订条约方为上策。对于幕府的统治，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幕府将长崎、新潟等商业发达地区肆意地据为己有，垄断了全部的通商贸易，而且日本国民普遍都抱有类似的看法。我猜测，藩主大人的原话应远比他们作为使臣转达的外交辞令更为强硬。这是我与“倒幕派”之间进行的头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有关“直接觐见天皇”的建议相当大胆，但倘若我们真的采纳他们的建议，则对于长州人而言将绝对弊大于益。因为那时倒幕的时机尚未成熟，幕府的权力虽然有所削弱，但仍受到大多数大名的拥戴。而幕府军队羸弱无能、装备落后的实际情况也尚未暴露出来。几乎就在那前后，长州藩在京都发动的叛乱就因亲幕派的会津、萨摩藩的抵抗而惨遭失败。后来，当我们返回横滨，各国代表尚未来得及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对策时，却传来了长州藩的首脑人物纷纷逃亡或死去，幕府将军重新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的消息。

伊藤和他的同事在当夜就离开了。为了向他们的主公提出劝谏，两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返回故国，却遭遇到如此的失败，我不禁对他们深感同情，却也无计可施。次日，舰队拔锚起航，于10日回到横滨。

一旦认清长州方面不会屈服，各国便开始按之前的协议着手准备工作。外交代表们首先与幕府阁老进行了会谈，以便向其告知，动用军事力量打破下关海峡的封锁已势在必行。就在会谈尚未结束的时候，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1月被派往英国和法国进行交涉的日本外交使节一行（即横滨闭港谈判时的池田筑后守等）已经回国，他们带回了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草案。根据该草案，作为对炮击法国舰艇的补偿，幕府将在三个月内废除对下关海峡航道的封锁，重新修订法国商品的进口税率，并向卡缪斯中尉的家属提供3万5千美元的赔偿金。

得知这一消息后，阿礼国公使为自己的计划是否能如常进行而深感担忧。假使法国政府批准上述条约草案，则至少法国将会退出眼下达成的四国联盟。然而，至少当时在场的人都心中有数，仅仅是草案的第二条幕府方面都绝不可能接受。果然，幕府方面旋即公开声明拒绝签署该条约，并在8月25日向法国公使正式提交了书面照会。同一日，各国代表就诉诸武力一事签订合作备忘录。此后，该备忘录被转交到舰队司令官手中，联合舰队定于四日后按计划出海开始行动。就这样，公使倾力斡旋促成的多国联盟虽差一点便因日本外交使节的回国而分崩离析，但最终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们的最高长官阿礼国公使，此时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当时自锡兰以东尚未开通定期电报通讯，英国政府于7月26日签发的紧急命令尚在途中。据该命令称，除非为了保护英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禁止在日本采取任何军事手段。而当阿礼国公使收到命令时，他的计划已获得完美成功。尽管后来公使因为违反约翰·拉塞尔爵士（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的命令而备受责难，甚至一度遭到召回，但他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对此全然问心无愧。

7月11日，美国汽船“监视者”号在长门北岸的海湾中停泊时再次遭到炮击，毫无疑问又为各国准备采取的行动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10章　下关行动

我被任命为古柏海军上将的翻译。因此，在收拾了简单的必需之物后，我便匆匆登上“尤里亚勒斯”号。我对此相当满意。在舰上，我虽在军官餐厅就餐，但因缺乏足够的寝室，只能睡在沙发上。舰上的军官们都是些让人快活的家伙。其中，现在都已晋升为上校舰长的特雷西和马克莱尔尤其让我记忆犹新。前者是位颇具个性的军官，尤以他热爱读书这一点让我大有知遇之感。他在军舰那闹哄哄不得安宁的环境里仍能坚持不懈地学习，居然掌握了很多现代各国语言的知识。

“风情”号被另行派往长崎迎接作为实习译员赴任的阿礼国公使的继子弗雷德·洛德。与我同乘旗舰的一名非战斗人员叫菲利克斯·毕托，是个有名的摄影师。他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859年还曾参加过英法联军在中国北方的战斗。之后，他便长期居住于日本。出于喜爱社交的天性，他在日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幕府以擅自与外国人（即我本人）一同前往姬岛为借口秘密带走了我的日本教员中泽。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此事是由于某位外国人可耻地向日本奉行们告密所致。好在威利斯把他的日本教员、同时还跟随他学习医术的林朴庵借给我应急。林在学问方面远没有中泽的造诣，但至少忠实可靠，总算帮了我不少忙。

此时英国舰队的编制如下：旗舰“尤里亚勒斯”号，配大炮35门，由亚历山大上校指挥；轻型巡洋舰“鞑靼”号，炮21门，赫兹上校指挥；轻型巡洋舰“巴罗萨”号，炮21门，达维尔上校指挥；双层甲板均配备大炮的军舰“征服者”号，炮48门，卢亚德上校指挥；外轮单桅帆船“美洲豹”号，炮18门，瑞基上校指挥；同型号的“阿耳戈斯”号，炮6门，指挥官莫尔斯比；“风情”号，炮14门，指挥官罗；炮艇“护卫者”号，炮2门，霍尔德上尉指挥。除此以外，法国海军的悬挂乔莱斯海军上将舰旗的“塞米拉米斯”号护卫舰，以及美国租用的、搭载了“詹姆斯敦”号轻型巡洋舰上的机枪和全体船员的“泰康”号汽船也加入了英国舰队。另外，法国的轻型巡洋舰“杜普莱克斯”号（炮10门）、通讯船“唐克莱德”号（炮4门）、荷兰巡洋舰“麦塔仑·克鲁斯”号（炮16门，曼上校指挥）、“占姆比”号（炮16门、范·李思上校指挥）、“阿姆斯特丹”号（炮8门）、“美杜莎”号（炮16门、德·凯斯布鲁特上校指挥）等战舰也于8月28日驶出神奈川湾，与其他军舰同时出发。一路上天气晴朗，海面上风平浪静。9月1日，四国岛的西南端海岸已清晰可见。下午5点左右，我们与牵引着煤炭供应船和装载着邮件而来的“帕修斯”号（炮17门、金斯顿船长指挥）汇合。据说“帕修斯”号遇到了前往上海运送邮递品的“鸬鹚”号的巴克舰长，后者刚好在日本使节回国的时候离开横滨，他对金斯顿船长称，对长州的远征将会无限期推迟。于是“帕修斯”号便丢下煤炭供应船全速驶往横滨。不久又在途中与前往长崎的“风情”号相遇，得知远征推迟的情况全不属实，便马上掉头回转，重新牵引着煤炭船前来加入舰队。次日，我们抵达姬岛，在正午稍过的时候抛锚，发现“占姆比”号和“麦塔仑·克鲁斯”号已先期到达。过了不久，“美杜莎”号和其他三艘法国军舰也到了。到当天深夜，联合舰队的所有船只汇合完毕。不过，据说“风情”号、“鸬鹚”号也要加入舰队，于是我们不得不继续等待他们的到来。

下午，古柏海军上将、亚历山大上校带领军官们上岸散步，我负责担任向导。当地那可怜的村长看到我们的出现吓得要命。他既不了解眼前这些外国人的脾气，又担心过于善待我们会招来本国人的惩罚，一直战战兢兢、手足无措。于是，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他答应送给我们一些鱼类，但同时声明绝不会卖给我们牛肉。他还派人前往杵筑，询问岛民是否可以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向他们出售粮食。

晚间，我们的军舰补充了大约150吨煤炭，其他各舰也在9月3日花一整天时间装载了足够的煤炭。下午，我又上岸前去拜访村长，发现他家里多了三名从杵筑派来的士兵。士兵们并不像被触怒的样子，但个个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其中有一位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开口说话，但显然十分畏惧身旁的另一名同伴。运煤船的船老大和他的老婆正沿着海边大步走着，他们前面跑着两个蹦蹦跳跳、脏兮兮的小淘气。那是幅多么美好的景象啊。村民们总是友善的——假如没有身佩双刀的人在一旁监视的话。

9月4日上午9时，联合舰队出发了。由“尤里亚勒斯”号率领八艘英国军舰居中，左侧是法国舰队和“泰康”号，右侧则依次排列着荷兰军舰，浩浩荡荡地朝下关海峡进发。这支强大的无敌舰队，穿过宛如以青山为框、海面如同镜面一样平滑的内海，寂静而庄严地向前进发。下午3点半左右，舰队到达距离海峡入口两英里附近的位置抛锚，随即开始进行战斗准备。到晚饭快结束时，万事已经准备就绪。一些心急的家伙开始担心起来，追问何时开始行动。所有人都盼着直接投入战斗，不要再节外生枝地出现什么繁文缛节的外交谈判了。

第二天早上，两名普通士兵打扮的长州人来到舰上，询问我们庞大的舰队“是何来意”。海军上将显然不打算理会这两名下级士兵，他立刻命令对方退下并回到陆地上去。其中一名长州人以一副相当天真的模样对我说，如果诸位打算通过这道海峡，请准许我们返回陆地进行准备。我问他要做何种准备，他回答说：战斗的准备。

后来，我又奉命乘小艇前去检查两艘驶入海峡时被我们拦截的帆船。其中一艘是开往平户运煤的伊予松山的“伊势丸”号，另一艘是属于筑后藩久留米地方的商船，满载着各类货物，从大坂一路返航而来。辨别出它们都不属于长州藩的财产后，我们便将两艘船都放行了。

下午2点，之前来舰上的那两个长州人再次返回，并通报说这次有位“奉行”大人——似乎是某种委员类职务——井上闻多（此时志道闻多已经改姓“井上”）前来拜会。事已至此，旗舰已下令各舰随时准备向岸上的炮台开火。而我的朋友井上和他的同事们却来到了舰上。他们再三表示可以开始谈判，请求我们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他们得到的唯一答复是：长州藩已经错过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时机。

4点10分，战斗打响。“巴罗萨”号、“鞑靼”号、“麦塔仑·克鲁斯”号、“美洲豹”号、“杜普莱克斯”号沿着漏斗形的海峡入口的南岸向前进发，直至田野浦一带停船待命。另一侧，“帕修斯”号、“美杜莎”号、“鸬鹚”号、“风情”号、“保镖”号等轻型舰队则沿海峡北岸长州藩附近行驶，“阿姆斯特丹”号和“阿耳戈斯”号则作为预备队待命。“尤里亚勒斯”号、“塞米拉米斯”号、“征服者”号、“泰康”号等则在距离前田村炮台密集区大约2500码左右、位于对方射击范围之外的地方抛锚停泊——在那里，舰上前甲板的110口径重炮和后膛填弹的阿姆斯特朗大炮都能对岸上的炮台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射击。“尤里亚勒斯”号射出了战斗开始的第一炮，紧接着田野浦一侧的舰队一起开始了射击。位于串崎角炮台中的三门日本大炮进行了还击，射来的炮弹几乎要命中我们的旗舰时，另一侧的轻型舰队迅速地将其摧毁。不久，在锚链上安装了发条的“塞米拉米斯”号，用它那令人生畏的后甲板炮开始射击，并且发发命中。“泰康”号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船上仅有的一门炮的威力。“征服者”号射出了三发炸裂弹，其中一枚在人群最为密集的炮台群附近几乎完美地爆炸了。在下午4点10分至5点10分的一个小时里，“尤里亚勒斯”号只发射了16发110口径的炮弹。其间大炮的排气口一度被卡住了，用撬棒将其通开实在是件费时的麻烦事。尽管如此，“尤里亚勒斯”号仍然算是小有收获。后来排气口还因为固定不牢被吹了出去，直飞到前桅附近。

停在海峡南部的几艘船也开始了与岸上炮台的激烈对射。其间，已将北岸炮台全部歼灭的轻型舰队赶来增援，对岸上分别设有4门、7门和9门大炮的炮台分别进行了纵向炮击。“尤里亚勒斯”号射出的最远的一发炮弹打到了4800码远的地方，并且完美地命中了一座炮台。

到下午5点50分，岸上大部分主要炮台全部哑火，并挂出了“停止射击”的信号。前田村炮台的堡垒发生火灾，并引燃了弹药库，整个下午发生了三次猛烈的大爆炸。我们的军舰直到6点还在零星开火。虽然明知后甲板上40磅重的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射程打不到对方的位置，我们还是试着开了一炮。主甲板上的滑膛炮此次没有投入战斗，这未免让那些仍然牢记着在鹿儿岛牺牲的战友们、并一心要为他们报仇雪恨的水手们大失所望。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人是顽强的战士。从前我们曾听说，日本的炮手只有一次实弹射击的机会，之后就不得不轮换给还没开过炮的新手。事实证明那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的射击，虽然起初大部分都打偏了，但在辨别出弹道距离后，便接连不断地命中对方的炮台——从空中不断飞溅起的泥土尘埃便可得知。在对方挂出“停止射击”的信号后，“帕修斯”号的金斯顿舰长和“美杜莎”号的德·凯斯布鲁特上校一同带人登岸，将前田村炮台上的14门大炮全部用铁钉钉死，使其不可能再进行射击。串崎角的小炮台上，三门炮中的两门已被我们摧毁。战斗的第一天，我方共有六人伤亡，全都是被敌人炮火击中的“鞑靼”号上的士兵。

次日清晨，前田村某座炮台上的大炮又开始向停泊在田野浦海边的舰队开火。我们立即应战，迅速将其击毁，炮台后面的兵营里旋即着起了大火。“杜普莱克斯”号上有两人阵亡、两人负伤。“鞑靼”号上的一名海军上尉被球形炸弹击中臀部，负了重伤。军医认为他已危在旦夕，但最后这个人还是保住了性命。

我在炮战打得正酣时尚在熟睡，直到有人把我叫醒，并递给我一纸命令，命我跟随亚历山大舰长指挥的约200人左右的步兵队伍一起登岸。“征服者”号上，除了本船的近百名船员外，还搭载了由苏瑟上校率领的大约450名陆战队员，此次也抽调出一部分人准备登岸。其他舰队也派出了小分队，如法国人派出了大约350人、荷兰人则派出了大约200人等。合计算来，登岸的人数达到1900名，其中英国各舰派出的人数为1400名左右。

我们乘坐小艇和舰上的救生艇朝着面前的陆地进发。船上拥挤不堪，仅留出划桨所需的空隙。9点整，我们终于上了岸。亚历山大上校率领的小队的任务是攀上前田村正东的断崖，并占领装有一门备用炮的炮台。攀登这座陡峭的、荒草丛生的小山是项艰苦的任务，但水兵们都好像是出门野餐一样快活，以分散的队形，各自磕磕绊绊的只顾向前。待到我们终于登上了炮台，才发现那里的大炮已不见踪影——或许已被运走，又或是被藏了起来。堡垒里大约有20名敌兵，我们刚进入掩体他们便忙不迭地逃走了，然后又躲在对面的山头上朝我们开枪射击。我们有一名士兵腿上被打中了一枪，另一个人则从背后误伤了自己的战友。

越过炮台，穿过一片长满蕨类植物和藤蔓的崎岖小路，我们终于登上了炮台后面的小山。天气酷热难当，走在从光滑的草地中踩出来的狭窄小道上实非易事。水兵们满心期盼着能与敌兵遭遇，但却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发现。

我们从另一侧下山，沿着狭窄的山谷，总算走上了一条平坦的主路。根据侦察报告，这座山谷的上方隐藏着相当数量的敌兵，但我们没有去追踪敌人的足迹，而是沿着主路拐向左侧。然后，沿着这条主路经过弹药库，便到达了主力炮台群的中心位置。事后我们才得知自己有多幸运。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另一条线路，则极有可能被困在一个由三门野战炮把守的围栏里，我们那支小小的部队无疑将变成魔鬼的猎物。

我们最初到达的炮台已被法国小分队和一部分英国士兵占领。他们都是在悬崖下方直接上岸，沿着海边，毫不费力就到达了那里。日本人的炮台大多以泥土筑成，带有大约20英尺高的矮护墙，上面布满尖利的竹签围成的网。在第七炮台，大炮被直接安放在装有巨大轮子的炮架上，似乎是通过旋转轴承来进行操作。炮身很长，由青铜铸成，上面标记着24磅的字样，但实际上足以发射32磅重的炮弹。这些大炮上都标着与1854年对应的日本年号，显然是在江户铸造的。除了这些巨型大炮，还有一门较短的32磅重炮。在包括一座小小弹药库的掩体对面，我们又发现了一门同样以青铜制造的10英寸口径的大炮。于是我们将大炮逐一摧毁，接着又毁掉炮架，将炮弹扔进大海，并点燃所有的火药。最后，我们还将两门大炮直接拖至海边沉入大海。破坏工作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们从下午3点一直忙到4点左右。其间，我们的士兵一直不停地朝山上的敌兵扫射，对方也会偶尔露头朝我们开上一两炮。在九号炮台上，我们发现了两门11英寸口径的青铜重炮。从那儿再往下的一座炮台几乎是建在水边的，被弹药库包围着的掩体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侧摆放着一门10英寸口径的榴弹炮、两门32磅炮弹的大炮和一门24磅炮弹的大炮。另一侧则基本相同，还多了一门24磅炮弹的大炮。我们遂同样按之前的方法将这些大炮、炮架和炮弹逐一破坏掉。

山谷上方的日本野战炮阵地一直延伸到沿前田村通往檀之浦、下关方向的小路而建的防护墙前方一些的位置。他们射出的炮弹，虽然由于射程太远的缘故，大多都从我们的头顶飞过落入大海，但也着实形成了威胁，让我们直冒冷汗。此外，日本步枪手一直在朝我们射击，所幸并没有伤到任何人。为了阻止敌人的火力，我们也曾派出过士兵前往狙击对方。但我们的战果并不比对方好多少。战斗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敌我双方相当接近的时候，要尽一切可能来吓住对方。换言之，就是打击对方的士气。每当我看到士兵们明知对方打不到这里，却总是情不自禁地低头想要躲避射击的滑稽样子，便忍不住哈哈大笑。然而我也必须坦白，在从大脑一片空白直至重新恢复理性之前，我也与他们同样滑稽。

“美杜莎”号行驶到十分贴近海岸的地方，朝着敌人的中心位置连开数炮。“帕修斯”号、“阿姆斯特丹”号和“阿耳戈斯”号则从田野浦的前方对着山背后开炮。如此一番，敌方的士气也大受打击。为了让士兵们进餐，我们返回了最初捣毁的那座炮台。我与机械师克劳迪和旗舰的助理军医马克宾一同分享了一块面包和一盒沙丁鱼罐头——罐头是用克劳迪的佩剑切开的。我们坐在掩体内弹药库的台阶上，虽然没有刀叉，我们还是想办法大快朵颐一番。饭后，我们又协助法国人将那座炮台上的四门大炮逐一掀翻。它们都是炮身极长的使用32磅炮弹的重炮，而且全都配有炮车。敌方又开始从山顶的阵地上开始射击，弄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们的士兵也象征性地朝山上开了几枪，但丝毫不起什么作用。

临近傍晚时，旗舰发出了撤退的信号。法国、荷兰以及部分英国的小分队，连同“征服者”号上的步兵队伍已经登上了小艇。6点左右，苏瑟上校的水兵部队，一边朝日本人猛烈扫射，一边从前田村的15门炮台附近撤退下来。敌兵发现了他们的踪影，并朝他们发射了球形炸弹，但所幸无人伤亡。英军士兵接着也发起了反击。整整15分钟里，只听见双方阵地之间净是嗖嗖嗖子弹纷飞之声。随即上校来到亚历山大舰长面前，说：“这些讨厌的敌兵藏在哪里？我带领的兵力，足够夺取任何炮台的了！”“那就行动吧。”舰长回答。“我去攻占山谷左侧的炮台，你负责右侧掩护！”说罢，水兵部队便越过之前法国小分队占领的那座炮台（最东端的一座），然后沿着主路迅速推进。“征服者”号上的水兵们于是也再次上岸，开始前行。我和毕托跟随在亚历山大舰长身边，与水兵们一起沿着狭窄的田埂在水稻田中行进，逐渐接近山谷西侧的小路。水兵们时常会停下来，朝隐蔽在路旁松树后面的敌兵瞄准射击，然后再继续前进。士兵们呐喊高呼着，急速地向前突进，部队的士气一片高涨。但很多人便也因此忘记了纪律和平日所受的训练，往往因为出于恐惧而白白浪费了弹药。我在登山的路上数次从伤员身旁经过，看到有人负了重伤，还有一具死于弓箭的水兵的尸体。

终于，我们到达了炮台。那里的炮手已经被我们的火力驱散。我们照例破坏了炮车，并将大炮翻倒在稻田里。亚历山大舰长右脚的踝关节被子弹打穿，我们不得不用担架将他送回后方。从这里开始，山谷骤然变得狭窄。围着栅栏的兵营出现在我们眼前。许多日本兵就是在这里进进出出，冷不防向我们开枪射击，然后便飞快地逃进屋里。我忽然发现有一队身穿黑色盔甲、外罩白色“阵羽织”（披在铠甲外面的无袖外套）的日本兵正沿着左侧道路急速退却。爱德华兹少校、机械士官克劳迪与“手持军旗、勇敢前进”的博伊斯候补海军少尉一起，立刻率领部队尾随追击。这位博伊斯少尉，虽然年纪尚轻却以作战勇敢而闻名，战争结束后，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十字勋章。

我来到围着栅栏的兵营门前，发现地上倒着三四名日本兵的尸体。还有一名我们的士兵，心脏已被打穿，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悲惨样子倒在那里。我眼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而身上却几乎看不到鲜血淋淋的伤口。我立刻命令周围的几个人，将他的遗体装进旁边一个椭圆形的大篮筐中运走，然后走进已经不见一个人影的栅栏里。日本人在逃跑时放火引燃了弹药库旁边的住房。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希望以此引爆弹药库，好将我们统统炸死。但我们立刻就发现了导火索，从而避免了这场灾祸。

随即，我们对周围各处进行了搜查，并将作为战利品的甲胄、弓箭、刀枪以及带有外国制造者签名的带刺刀的手枪等物逐一搬走，最后点火烧毁房屋，井然有序地撤退。敌方的阵亡者有20人，伤员已经全部撤走。而我方则阵亡了5名士兵，另有十三四人负伤，其中还有两名重伤员。

我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海军的陆战队都做了些什么，眼前发生的一切已经使我无暇旁顾。我宁愿相信，他们在沿着主路进行一番艰苦行进之后，终于安全抵达，却发现比他们更积极鲁莽的水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但鉴于各方都是遵照事先的计划完成各自的使命，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假使我们在那不加防备、轻率的冒进途中遭遇到什么危险，海军陆战队员们当然会施以援手。反言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结束战斗，也真算得上是幸运。假如日本兵决心死守大炮，或者在我们经过山谷时从侧面对我们进行狙击的话，我们的小队必定会死伤惨重。当时日本人手中还掌握着七门小型野战炮，又占据地利的优势——虽然我们的人数至少比预计中敌方人数600人还多出两百人。后来我才从一名当时在军中服役的长州人处听说，他们当时实际人数只有我们预计的一半，即300人左右。水兵们突破敌人的射击线后，便沿着牛角形山谷（这里的地势向东转向，已处于从船眺望的视线之外）的外侧推进。日本兵无力阻止他们的前进，又被他们的一顿猛烈扫射打乱了阵脚，四散奔逃。有几次，双方几乎陷入了白刃战。有个日本人双手举刀躲在门后，打算偷袭进门的人。但事情与他预料的相反，他反而被对方刺穿了肚子，当场倒地身亡，捉迷藏的小游戏也立刻分出了胜负。我们的法国战友对未能参加此次战斗十分不满，他们总是嗤之以鼻地形容其为“无聊”。但我由衷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在战争中，军人的命运总是难以预料的。

自告奋勇前往前田村的海军陆战队中，有一名队员阵亡、两人负伤。他们共销毁了前田村炮台上的15门大炮。

白天，一艘荷兰军舰上的小艇滑到海上，上面坐着两名乘客。潮汐将小船慢慢推向岸边的方向。日本人立刻朝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两人开枪射击。后来，弗雷德·洛德和他的兄弟——为了“开开眼界”一同从长崎来访的乔治，划小船在军舰周围游玩。不料船桨突然出了问题，小船顺水向对岸漂去。兄弟俩急忙跳入海中，游向军舰，总算脱离了危险。否则，恐怕他们也要遭到之前那两个人的不幸命运了。

下关（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赤间关）城里的东边发生了火灾，但房屋损失并不严重。传闻说那是法国人的杰作——作为对日本士兵从那里对法国人开炮的报复，然而我无从判断传闻的真伪。“帕修斯”号在离它最近的一座炮台的对面触礁搁浅，退潮的时候，它的船头甚至高高地翘出了水面，直到第二天涨潮时才得以脱身。

我大约在7点半才回到舰上，浑身泥水、疲惫不堪、腹中空空，喉咙也干得几乎要冒烟。

9月7日，在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水兵们再次登岸，前去搬运我们缴获的10门大炮。在爬上要塞以后，我们又发现了几门野战炮，于是便将它们有的破坏，有的掀翻，有的则运回舰上。此次我们共缴获了60门大炮，几乎全都是青铜炮，其中还有2门迫击炮和6门小型榴弹炮。我们将火药一律点燃烧掉，炮弹则全部投入海中。其间，我们未曾遇见过一个敌兵。搁浅的“帕修斯”号不得不卸载掉所有的大炮和燃煤以减轻船身的重量。终于，它在正午时分重新浮出了水面上。

在历时两天的战斗中，我们已有8人阵亡、30多人负伤。有一两名重伤员显然已时日无多。为了安葬死者，我们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在田野浦附近上岸，发现法国人上午已经在那里埋葬了两名他们的同胞。在挖坑的时候，士兵们发现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起初众人都以为是沙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云母。我还遇见了身佩双刀的小笠原的家臣一行人，他们向我问起诸如有多少人阵亡、昨天的战斗情形如何之类的事。听到我介绍说，要塞里的敌兵被彻底歼灭，他们显出十分满意的表情，于是便将与长州藩之间的纠葛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原来就在前一年，长州兵曾渡过海峡侵扰过他们，抢收庄稼，夺走家畜，赶走佃农，甚至还一度占领了田野浦。直到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各方的公愤，而且出于保护自己领土的需要不得不撤回兵力后，幕府才得以重新收回田野浦。他还担心，如果长州方面一旦得知丰前与外国人往来，必然会在我们撤走后再次前来袭扰。我坦白地对他说，我们已摧毁了长州的炮台，而且还打算占领长州的领土，所以他无需担心。之所以敢大胆明言，是因为我那时对阿礼国公使与各国的下一步计划已有所了解。公使似乎打算占领下关附近的大片地方，作为要求长州方面支付赔款的抵押物。在找到合适的机会将其归还给幕府之前，各国联军还将始终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权。

阿礼国公使一心想要彻底征服长州藩，他向海军上将提议，是否应该进攻被视为长州大名的大本营所在的萩城。但上将是名深思熟虑的老军人，对于自己管辖之外的事情，不大可能听从女王陛下的文官的命令。而且他以为，就他权限允许的范围而言，不可能长期占领长州的领土。如今，敌方的炮台已被摧毁，海峡的航路也重新恢复，他本人的任务应已可说得上是圆满完成了。

出于敬畏之心，小笠原的家臣对我们礼待有加。村民们也都很友善。凭着几个寻常的笑话，我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气氛一时竟颇为融洽。但我终究还是没能说服他们卖给我们一些给养。官吏们搜遍全村，一面敷衍着说只能找到这么点儿东西，一面拿出八个或是十个鸡蛋给我看。水兵们将在要塞里拾到的一些文件交给我过目，其中有几件足以证明长州方面对天皇所采取的阴谋行动。除了这些文件，水兵们还找到了很多丸药，据说都是，或至少看起来都是用熊胆制成的。此外还有些在各个大名领地内通用的小额纸币。看来，银币之类的金属货币只在大君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内流通。

8日，为了装卸缴获的大炮，我们的搬运队再次上岸。在炮台密集区的大炮，除只留下2门外，其余19门全部运走。此外还有前田村炮台上的15门、海峡西口一座较大的岛屿——彦岛的炮台中的15门大炮也要悉数搬走。我们在前田村的海边见到了建造得十分巧妙的炮台：面向海面，用石头层叠着砌成的宽20英尺的矮护墙，并由防弹墙将整个炮台划分成四片区域，每个区域中都三三两两地排列着大炮。炮台后方是弹药库，屋顶已被我们的球形炸弹轰塌，一片狼藉。炮台后面山谷的一侧还有一座石头垒成的弹药库，前一天已经引发了大爆炸。再往上走，就是围绕着栅栏的兵营，早已被法国兵放火烧掉。我试着朝城区附近的前哨方向又靠近了些，对面立刻显出了敌兵的身影，并开始朝我射击，于是我便只得赶紧退后。

第11章　与长州的和谈

中午回到舰上后，我发现老熟人伊藤俊辅来了。他对我们说，长州藩迫切希望与各国和谈，并已全权委托一位家老，即大名的资深谋臣前来谈判。于是，我们便立刻派一艘小艇去迎接这位大人物。不一会儿，他便出现在我们旗舰的后甲板上。

家老大人身披一件黄色底子、点缀着大大的淡蓝色纹章（桐树的树叶和花）的、通常称为“大纹”的礼服，头戴黑色的丝质帽子。走到旋梯附近时，他脱掉了礼服、摘下了帽子。我们看到，他的辫子像流苏一样垂向脑后，而他那件白色的丝绸中衣，简直白得令人目眩。随他一同前来的两名随员也是官职仅次于他的要员，都梳着同样的发髻，但没有穿礼服长袍。

我们将家老一行让进船舱与海军上将会面，杰拉尔德、洛德和我（作为译员）也在一旁列席。家老首先开口称长州藩主已经承认己方战败，希望同各国进行和谈，并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海军上将要求他们出示特使证明文件，但对方回答说此次未能随身携带，如需藩主本人亲自签发的委任状，还需给他们留出48小时的时间准备。那么，海军上将进一步要求道，文件中必须详细记载家老上述谈话的内容，即藩主承认向外国船只擅自开炮这一严重行为，并希望与各国和睦相处。然后，藩主需亲自签名盖章。此外，文件务必以四国海军指挥官为共同收信人。

我们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包括：第一，各国联军将继续拆毁炮台、销毁大炮。第二，对方必须停止任何敌对行为。相应地，我方也将停止行动。如果长州方面再敢擅自开炮，我们将不惜代价地摧毁长州领地内的一切目标。第三，在六天之内，须将落入长州人手中的荷兰水手和小艇平安送回。第四，准许村民们前来售卖鸡鸭或新鲜蔬菜等等。此外，为了证明我方完全处于休战状态，我们将在回复的期限截止前在军舰的主桅杆上悬挂白旗。三名使臣——他们的名字是：长门大名的家老宍户备前的养子宍户刑马（即高杉晋作）、杉德辅、渡边内藏太——随后向我们告辞返回岸上。走之前还留下了写给各国军事指挥官的照会，而这正是在炮战开始之前我们在姬岛会谈时要求他们提交的。对于海军上将的要求，他们说，一定会如实向藩主转告。但考虑到它的内容，藩主恐怕很难接受。

伊藤还交给我一份从幕府和天皇那里收到的有关“驱逐外夷”的敕令的誊写本，宍户本人还在上面亲笔附言，证明其与原文完全相符。文件的英译稿后来已在有关日本的蓝皮书中公开披露，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其内容完全真实可信。观察日本官员态度的变化也是件极有趣的事。最初踏上甲板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像魔鬼一样凶横强硬，然而不久便渐渐显出和缓的态度，对摆在他们面前的要求丝毫不敢加以反对，反而一一接受。似乎伊藤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停战协议一经签署，逃往乡下的人们便纷纷沿着危险的炮台下面的小路涌进下关城里。自然，人们都为战事的停歇而满心欢喜。而那些不同于伊藤和井上二人、仍将欧洲人视为“夷狄”的长州人倒是很忠实地遵守了协议的规定。如此看来，长州人大抵还是言出必行、值得信赖的人。

9月9日，两位海军上将乘坐“风情”号，穿过海峡前往彦岛视察炮台。我照例作为译员陪同前往。海峡被两侧净是树木茂盛的高高的山峰包围着，东部只有600英寻（约1100米）左右的狭窄的海口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北边的岸上是延绵的下关城里的建筑，左侧的海岸则沿着门司村和小仓镇一路向南蜿蜒而去。前方，形状曲折的彦岛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穿越海峡，到达彦岛的西南角附近，转向后再沿着岛的海岸线行驶，途经一个停满了帆船的小海湾，最终停泊在莱姆角（彦岛东岸附近的一个海角）。为了视察炮台的情况，我们在莱姆角附近上了岸。然而这里已被我们的士兵摧毁殆尽：原先摆了6门大炮的炮台已被炸成了断崖，显然还来不及修复，只有矮护墙下面的凹进处还残存着一门大炮。再向东一些的地方，一座有8门大炮的炮台已变成沼泽。旁边一座带有四个炮眼的小炮台上则空空如也，不见一门大炮的踪影。此外，岛上还可算得上“炮台”的就只有莱姆角西边的旧土垒工事而已，也并未装备任何大炮等武器。小仓的防御工事似乎较为坚固，据说长州藩曾要求他们修筑炮台以抵御外国军队，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为了拆除这些炮台，“鞑靼”号、“杜普莱克斯”号、“占姆比”号和“麦塔仑·克鲁斯”号四艘军舰自9月7日起就一直停泊在附近。

告别那几艘军舰，我们的船独自向串崎角附近航行。到达那里后，我们又发现了3门铜炮和4门木头大炮。那些木炮大约长4英尺左右，用整根原木制成，后部带有一个约能容纳一磅半火药的火药舱，炮径约为8英寸。炮身从头到尾都套着竹箍，竹箍又覆盖着一层加固用的木板，木板外面再套着一圈竹箍，木材本身的厚度不过3英寸半左右。而所谓炮弹，不过是在木制的圆盘上绑了一些装满碎石子的布袋，大概只能近距离对付登岸的敌人时充作葡萄弹之用。这种奇特的武器随意地架在土垒的矮护墙上，看来都是些不经一用的器物。

日本民众对前来拆毁炮台的外国军队十分友善，甚至自发地拆下大炮交给我们。他们的心情不难理解：对于这些使他们陷入战争痛苦的玩意儿，人们恨不得早点将其扔进垃圾堆。我们返回旗舰后不久，又有两艘载满鸡和蔬菜的小船驶来，船上的人称那是志道闻多送给我们的礼物。他还交来一封闻多的短信，信中解释说，因为普通日本人大都对外国人充满畏惧，没人敢来向我们叫卖粮食和给养。此外，他还抗议说，近日又有一艘外国军舰擅自开炮，称此举将再度危及双方刚刚建立的友好关系。然而，开炮的事只是他的误解罢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邀请两条小船上的人登上军舰参观，他们对于船上各种新奇的光景目不暇接，兴高采烈地东看西看个不停。至于志道送来的礼物，我们将其分成了两份，一半命人转赠给法国海军上将，另一半则分配给我们旗舰上的军官和水手们。

第二天，长州藩藩主的使团按预定的时间来到“尤里亚勒斯”号，但其中却不见了宍户刑马和杉德辅的身影。对方解释说，那两人因睡眠不足和中暑而病倒了。古柏海军上将讥讽地说，类似的巧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当真叫人难以置信。倘若此次的谈判仍不能解决争端，还盼使团的诸位大人务必保重身体为妙。当时使团的成员包括担任家老的毛利出云、参政山田宇右卫门、波多野金吾（他后来以新名字“广泽兵助”而闻名）、渡边内藏太、长府的参政矶谷谦藏、原田隼二以及志道闻多等人。后来我们查阅了日本的外交蓝皮档案，猜测上一次的来访者中可能有人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方一再解释，声称绝无此事，还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说明。至于蓝皮档案中所记载的“宍户美浓”，他们辩解说，此人近期已改名为宍户备前，并从政治生涯中抽身隐退。因此，如今担任宍户家族族长之位的是宍户刑马大人。他们还向海军上将提交了长州藩藩主的亲笔信，信中明确表达了希望求和的意愿。海军上将回答说：“我方期盼和平的愿望与贵藩藩主完全一致。与贵藩开战也绝非我们的本意。我方的愿望，不过是加强日本与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和继续通商而已。”

毛利回答，藩主对此深表赞同。

海军上将问道：“那么，是否可以做此理解？即，诸位大人今后将不会反对保持海峡自由航行一事？”

毛利答道：“是。”

上将又说：“我们迫切希望拜会藩主本人。某些事项恐在座的诸位难以定夺，只能跟藩主本人协商。虽则我等在本国也都身兼政府要职，但为了在下关拜会藩主大人，亦可亲自登岸会晤。”经过一番商议后双方最终决定，藩主将在9月14日亲临下关，与两位海军上将展开会谈。

随后，上将又提出：“如能与藩主面谈，我们仍将首先请求藩主接受我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其次，为避免将来产生误解，我们还将向藩主尽量介绍外国的风俗习惯。总之，与藩主本人的面谈，不仅能更快地扭转眼下的局面，还能节约双方的时间。毕竟，双方已签订的条约最终仍须获得藩主本人的首肯。”而上将所说的“我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则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在幕府与驻江户的各国使团之间，以及外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应严禁在下关海峡两侧重新建造炮台。

第二，鉴于各国联军首先遭到无故炮击，各国完全有权进行还击，甚至摧毁整个下关城。但是，各国并未采取这一不人道的措施。依照世界各国间的战争法则，对于有权采取而实际未采取的合法还击措施，各国有权要求相应的赔款。至于赔款的具体金额，各国将在面谈时向藩主本人提出。

第三，所有途经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如需补充煤炭、粮食、淡水等给养时，藩主应准许其在当地自由采购。

日方很爽快地允诺了上将的上述要求，甚至还进一步补充说，鉴于下关海峡内地形复杂，海流湍急，时常出现风高浪急的天气，对于不幸遇险的外国船只，藩主将恩准其船员上岸休整。

如此一来，上将干脆提出，目前停泊在附近的军舰急需采购给养，望藩主即刻下令，准许下关城中的百姓前来贸易——即重新开放集市。使者们先是进行了微弱的抵抗，辩称下关城如今已空空如也，城中百姓早不知逃往何方，然而后来还是答应了上将的要求。席间，毛利还突然起身走到我的身边，低声地诉说他的一番苦衷。他声称，眼下双方初步达成的友好关系实属难能可贵，倘若再发生什么不幸事件而影响到到双方的关系，他本人将会非常遗憾。鉴于那些企图袭击外国人的歹徒仍有可能制造事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他建议我们上岸时务必配备足够的护卫跟随。我将他的话翻译给古柏海军上将，上将断然答道，我们绝不畏惧那些狂徒，但倘若再有一个欧洲人遭到袭击，联合舰队将彻底摧毁整个下关城。他又补充说，日本方面似乎总打算以安全为借口阻止我们登岸，在他看来，未免也有些可疑。

毛利对上将的疑虑深表遗憾。他分辩说，日本方面自然将采取一切万全手段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他本人做此提醒不过是出于谨慎。

“既然如此，”古柏海军上将答道，“我们绝不会擅自前往乡村地区。但在下关城里，至少还有管辖的奉行，请下令让他们务必严加警惕，不得漏掉任何不法之徒或纵容他们靠近外国人。假如连奉行都不能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管辖，联军将会登陆替他行使职责。”

毛利回答：“将立即命城中奉行加强戒备。”

至此，会谈基本结束。古柏上将又问起最近在京都发生的事件——传说长州和会津两地的藩士之间爆发了冲突。此前，志道曾向我们详细介绍过整件事情的由来，大意是：

长州方面奉天皇和幕府两方面的“攘夷”之命对外国人采取了敌对行动，然而他们的奉命行事却换来了严厉的惩戒。受此打击，长州藩主愤懑不已，屡次派遣使者前往京都向朝廷讨要说法，却遭致驱逐，朝廷甚至下令命藩主从此不得再进京。君主的不公，不仅使藩主本人满怀悲愤，他的家臣们也对主公的遭遇深感同情。终于，一部分家臣擅自赶往京都向天皇的大臣们请命。因为在他们前一次——也可能是前两次——进京时，会津藩的人曾将滞留京都的长州人全部杀死，此次长州藩士们认为：“此行或仍会遭到会津人的袭击，若真如此，则必先自保，万不可白白送死。”遂人人随身携带武器。藩主风闻下属们的行动，急忙派三名家老前去将其召回，但藩士们拒绝领命回头。最后，京都的官员不得不召见长州藩驻京都的联络官，命他即刻劝说长州藩士们撤退，否则京都方面将动用武力逮捕他们。不料，联络官也拒绝听命，冲突便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巴罗萨”号带着各国代表的书信前去姬岛时，长州藩藩主正打算差遣他的世子前往京都向天皇请罪，但终因事态发展得愈来愈复杂而不得不暂时作罢。

志道对长州藩士颇感同情，认为他们并无丝毫叛逆天皇之心，其过激行为只是想要为自身蒙受的不白之冤讨得些许解释罢了。他还提醒我们，那些小仓的藩士、帆船水手们都是与长州敌对的江户、肥前等藩出身，其所说的话万不可信。

随后，我们邀请使节们参观军舰，并欣赏了军乐队演奏的乐曲。最后，宾主亲热寒暄一番后，他们便离船而去。

对照亚当斯在《日本历史》的第25、26章中对当年夏天在京都发生的事件[1]所做的记述我们便可得知，正当伊藤和志道离开“巴罗萨”号、带着各国代表写给长州藩藩主的书信前往山口送信之时，长州的藩士们也踏上了从大坂向京都进发的旅途，其余长州藩的部队随后也陆续开往京都。积郁已久的内乱的火种，终于在8月20日彻底爆发。年轻的长州藩世子意识到背后将有新的强敌来临，急忙动身前去劝说情绪激昂的藩士们返回故国，但他终于还是没能赶上他们。于是，当联合舰队出现在下关海峡的时候，长州藩最精锐的部队都已不在城中。舰队因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我们不甚确定的是，那些最终从京都败走的藩士们是否及时赶回故国，并出现在我们对面的防御阵地上。

次日，“鞑靼”号的赫兹上校、瑞工兵少校和我一同上岸，在下关城中信步游览。它的东部地区在9月6日遭到了密集的球形炸弹的轰炸，大部分房屋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据说长州人曾在那里架设了一两门野战炮，并朝田野浦前方的舰队开火，因此招致了舰队的报复性回击。

百姓们三两成群、络绎不绝地返回城里。人心已逐渐稳定，但大多数店铺还未开张。很多人远远地尾随在我们身后张望，看来并无恶意。商人们却对我们大敲竹杠。更让我们略感惊讶的是，这里古董店的数量远比横滨要少得多。除此之外，也并没什么特别之处。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长州士兵，有的背着步枪，有的佩带着日本刀，也有的手持长矛。而对于我们这些前不久刚刚开战的“敌人”，士兵们自然不会显露出什么友好的表情。

12日，波多野金吾和两名城中的奉行前来拜访，向古柏海军上将禀报说，将于上午10点至12点之间在一个叫南部滨的码头上开设集市，准许当地人在那里出售新鲜的食材。我们不免猜测，由官府一手安排的官方集市，大约又会尽可能地抬高物价。上将与他们争执了一番，希望将集市的开放时间改为6点至8点。官员们很不情愿，但经不住上将的坚持，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日本教员后来告诉我们，官员们虽对外承诺不干涉集市的买卖，却在背地里鼓动当地的商贩向外国人索要高价。此外，由于担心外国人会将城中给百姓预备的口粮全部买光，他们还特地请我们下令，水兵们采购给养时务必不要到本地人常去的店铺里采买。

13日，因代理舰长亚历山大上校健康状况欠佳，由达维尔上校接替他担任旗舰的舰长，并正式换乘到“尤里亚勒斯”号上。

14日，我陪同两位海军上将再次登岸，去那个叫做“门司”的颇为整洁的小村子游览。途中，我们向路遇的小仓镇的人打听前往海峡附近炮台的路途时，对方反问我们，是否已获得哨所的准许。虽然我们明知他们提到的哨所就坐落在附近不远的寺院里，但我们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的反问：“我们不需要哨所的准许。”

“就是那条路吗？”

“是啊是啊，就是那条路。”

于是，我们便穿过松树林，吃力地登上小山，再向左转，走下炮台。炮台共可容纳3门大炮，处于极佳的位置，可俯瞰从满珠岛到彦岛的整个海峡的动静。虽然十分有利于设置炮位，但也因坐落在山谷的腹地中，射向这里的炮弹，只要射程不是过于高远，必定会落到炮台的内侧。炮台附近开辟了若干炮位，从那里向海峡中的船只开炮，无疑将会获得极高的命中率。加之周围有茂密丛林的掩护，敌人即使借助梯子也很难从陆地攻入炮台。而以大炮进行攻击的话，单凭区区一门炮也很难对其造成破坏。我对现代的炮兵技术一无所知，但据同行的炮兵军官们说，幸亏日本人在战斗时没有注意到此处的地理优势，否则这个炮台将变成一个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

长州藩的使臣在当天下午2点钟抵达。根据他们当天早些时候商议的结果，藩主授权他们作为全权代表与各国进行会谈，而他本人则自行采取“禁闭”（类似软禁的惩罚措施）措施静候天皇的旨意。使臣们的态度恭谨至极，一律使用最高规格的敬语。在此，有必要向诸位读者略作解释：虽然看起来相当可笑，但日本的武士阶层自古以来便有一个传统，当他们本人或他们所代表的人触怒了上级或更高级别的人时，他们会立刻以极其恭顺的态度，采取所谓负荆请罪的法子，听凭对方任意发落自己。在前一种场合，冒犯者本人往往采取自行监禁的方式来赎罪。

然而，此次藩主的举动，在我们看来不过为了逃避亲临下关与各国会谈而刻意制造的借口罢了，我们当然无法接受。现在回想起来，对于下属那明知不敌却仍试图攻入皇宫的举动，老藩主实际上充满了惊惧（同时也为他们的失败颇感悔恨）。假如家臣们知晓后不加反对的话，他打算公开声明自己已准备接受来自天皇的任何责罚，并愿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弥补叛乱事件引发的后果。

作为藩主全权代表参加会谈的使臣包括家老宍户备前、毛利出云，宍户刑马、井元主计，秘书樽崎弥七郎以及伊藤俊辅、波多野金吾等人，此外还有一个人，但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宍户备前赫然出现在使团中，可见之前有关他已“归隐朝野”之说纯属托辞。英法两位海军上将则作为联合舰队的代表出席会谈。会谈一开始，古柏海军上将就单刀直入地质问，自停战以来，藩主明明有足够的时间前来下关，后来虽有变化，但日方为何不提前告知我们有关他自我禁闭的消息？对方解释说，因为舟船行驶缓慢，他们直到前一天晚间才抵达这里。而在此之前，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竭尽全力地劝说藩主前来下关会晤。但藩主认为，必须要遵循朝廷自古以来的惯例，始终不肯同意。出于对天皇的负罪感，他已将自己完全与外界隔离，连他最信任的家臣也不接见，更不可能与外国人进行会谈。尽管如此，使节们接着辩解道，藩主本人实际上对与各位的会面充满期待。

海军上将于是再次强调，各国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确保藩主本人充分了解事态的进展。对方连连表示赞同后，上将又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第一，善待途经下关海峡的各国船只，准许他们在当地采购煤炭、粮食、淡水等必需的补给品。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准许其船员登岸避难。

第二，今后不可再建造新的炮台或修缮以前的旧炮台，并且炮台上一律不能再架设大炮。

与上一次的要求相比，此次的要求或许彻底切断了长州反抗的后路。尤其对于第二条要求，重臣们表示出些许抵触情绪。然而当我们追问“为何还要重修炮台”时，他们除了“因为要抵抗外国人”之外便再也提不出其他理由。于是我们便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摧毁那些炮台和大炮的外国人，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摆上大炮。所以，这一条款必不可少，我们对此绝不让步。”对方便也只得同意。

第三，联合舰队之所以炮击下关城，完全是出于对日本方面首先向我们开炮的还击。况且，我们并未充分行使上述反击的权利——即，我们并未完全摧毁下关城。因此，我们有权就未行使部分的权利要求相应的补偿。除此之外，长州藩还必须负担联合舰队此行远征的支出。至于具体金额，则应由江户的各国驻日使团协商后决定。

日本代表们对第三条条款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他们称，长防（长州藩当时的管辖地包括周防国和长门国两个令制国）二州领地面积狭小，年财政收入不过大米36万石，其中的大部分——即20万石——还要用于供养家臣和藩士，其余则用来建造炮台、购置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假如各国提出的赔款超出长州藩年度收入，他们实际上根本无力支付。同时，他们又表示，藩内还有很多对主公忠心耿耿、不惜赴汤蹈火的狂热分子，虽然和谈是藩主本人的愿望，但要压制属下的暴烈情绪仍是棘手的难题。

那么，古柏上将反驳道，他们行动之前最好先计算一下赔款金额。既然他们选择了发动战争，那么当战争赔款的账单递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理应老老实实地签字付款。日本代表们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提出反对的目的并非出于对条款内容的异议，而只是为了向外国人暗示长州士气尚存，并未因战败而意气消沉。假使各国的要求过于苛刻，他们宁愿选择重新开战而不是屈服。

最后，我们再次申明，此次会谈达成的协议将仅作为临时停战协议，不可与各国代表和日本政府间尚待解决的长州问题混为一谈，并要求他们将此项说明一并记入临时协议的草案。我猜测添加此项条款的原因或许是考虑到法、荷、美各国也有可能另行提出赔款要求。不过，日本方面对此并未在意，也没有提出异议。

协议文本整理好后，两名家老在上面盖章并签名。之后，我们同意给他们两天时间，以便将文书带往山口，请藩主本人盖章和签字。对于上次没能参观军舰的人，我们照例又带领他们在甲板和蒸汽机房里游览一番，代表团便全体告辞而去。

15日，我带着我的日本教员一同登岸，开始我的私人考察之旅。能够安心地旅行本身也反映出当时的局势已日趋安定。上岸后，我们先去拜访了参加会谈的成员之一井元主计，并邀他改日来舰上游览，由毕托为他拍些照片。趁着两周没有剃发、“月代头”已经长成满头黑发的林教员去理发店的当口，我独自在街上闲逛，又信步走进那家与林约好碰头的餐馆。伙计亲热地打过招呼，并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的一侧是完全敞开的，对着一个小小的庭院。隔壁房间里是一群身佩双刀的长州藩士，其中有个斜靠在木制阳台上的家伙朝我甩手，示意我“到别处去”。我不客气地吼了一声：“汝意欲何为？！”结果他们便倏地安静下来。看样子，战胜国的威风到底发挥了效果。

林理过发后便来店中与我汇合，我们点了一些鲍鱼。等着上菜的当儿，我们俩先大嚼了几乎整整一个熟透了的西瓜。后来，店家端来了鲍鱼，还配着提味用的砂糖、店家提供的两种类型的酒，但鱼煮得就像硬铁块，女仆为我们焚起香来，房间里顿时香气四溢。最后，我们又享用了甲鱼汤和米饭。打那以后，在下关逗留的大约一个月里，我时常上岸游玩。城中的居民大都十分周到亲切，我从未与他们发生过纠纷。

藩主本人盖章签字的协约书正本于16日送达，其中还附上了一份日本方面的通知，要求舰队的军官和水手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超出规定的区域，尤其应避免在夜晚登岸。他们还要求联合舰队的指挥官务必在通知上签字。我们误解了通知书的含义，一度产生了不小的误会。杰拉尔德的日本教员认为它应算作是长州方面的备忘录或照会一类的文书，我们这些年轻译员虽对此将信将疑，却不得不尊重这位权威的日本学者的看法。于是众人一同拟定了一份回复，由我誊写好后，上岸递交给当地的奉行。其大致内容为：“贵方所提出的有关限制出行事宜，我方已尽数了解。但前次奉行大人来舰时，已同意不再禁止英国公民进入哨卡和寺院，故此，此次重施限制之举应属无效。今后如有类似事项，请务必以井元主计大人名义签署的正式文本照会为盼。”令人欣慰的是，奉行大人看罢回复后告诉我，我们完全误会了他们的意思，那实际是提醒海军上将应如何回复他们的草稿。

至此，各国联军在下关海峡的行动目标——即破坏炮台、与长州藩藩主进行充分协商——均告顺利完成，舰队主力不久便开始准备撤离。为提防长州藩私下重修炮台等意外情况的发生，海军上将决定留下三艘军舰在本地继续驻守监视。我也接到了留守的命令，不久便换乘到“巴罗萨”号上。

20日，联合舰队的主力全体开拔，经内海驶向大坂，英国军舰“巴罗萨”号、荷兰军舰“占姆比”号以及法国的全部舰艇仍在原地留守。

留守期间的某日，我和几名“巴罗萨”号的军官登岸游览。通过哨所的时候，哨所里的官差大声呵斥要我们脱帽，我反问他“为什么”，对方吼道：“脱帽！这是下关衙门的哨所！”我们反驳那人道：“那又如何？再啰嗦的话，我们就到奉行那里去抗议！”待我们进到城中，果然特地去拜访奉行的官邸，抗议那位过分“忠于职守”的官差对我们的无礼之举。奉行点头不迭，声称定会严加申斥，并立即执行。后来，其他的舰队军官上岸时，那位警卫照旧跳出来要求他们脱帽，但军官们反而告诉他说，奉行大人已经同意，此要求对外国人毫无必要。

当地人对于1863年的战斗[2]中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表现津津乐道，并毫不隐晦地发表他们的看法。据他们看来，“怀俄明”号舰长麦克道格尔对他所取得的战绩——击沉敌舰一艘、摧毁敌方建筑——表现得相当谦逊克制。与之相反，法国人却对自己的“勇敢”大加夸张。在战斗中，“怀俄明”号几乎成了所有炮台的射击目标，却仍击沉了停在下关城附近的“壬戊丸”和另外一艘两桅帆船“庚申丸”。而“勇敢”的法国人的“塞米拉米斯”号却始终躲在田野浦的海湾里按兵不动。

普通日本民众大都深信不疑，下达“驱逐外夷”命令的是幕府。我在集市上偶尔听见一名男子议论道，“幕府采取的是墙头草政策”——“幕府”实际上是当时普通日本人对大君的惯用称呼。当地人常问我，外国军队打通海峡航道、破坏炮台的举动是否是受大君委托所为，我便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告知其事情的原委。即，大君实际上是夹在大名和外国势力之间左右为难，不得不任由形势自行发展。对于我的这番解释，人人的反应往往是异口同声地惊呼：“真的吗？！”

当天晚间，汽船“维多利亚”号带着当地的副奉行和译员从长崎驶来。途经下关城时，副奉行大人先去拜访了法国海军上将，然后驶到我们在田野浦海湾内的停泊地附近抛锚。为了解战事进展，他还特地登上了我们的军舰。他先是询问，长州方面是否已经战败？我们回答，是的。随即他便取出了一份长州藩写给美国人要求和谈的信函的誊本，声称自己是从小仓镇的人手中获得的。我坦率地告知他，书信肯定是假的。但他仍是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不肯透露真实的消息来源。他们还谈及，长州藩接到了大君关于驱逐外国人的命令。古柏海军上将忙提醒他说，事实并非如此，切勿轻信。副奉行又解释说，长崎的奉行大人听闻联合舰队已朝大坂进发，十分顾虑这支刚刚将下关炮台摧毁殆尽的强大舰队的出现会在大坂引起恐慌。同时，为了防止海军上将与大坂奉行之间产生龃龉，特地派他们一行前来一探究竟。他疑虑重重地问，长州方面是否已与各国签订有关开放下关港的决议？——显然，这一重大决定将严重威胁长崎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但我们并未向他透露任何情况。虽然长州人已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但我们反而开始对其产生了好感。或者，至少将他们看做是值得尊敬的对手。而幕府的官吏们不但软弱无能，行事更是心口不一、朝令夕改，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厌烦。实际上，从那以后，我在内心里愈发增添了对大名们的同情，虽然幕府一直试图避免我们双方过于接近。

21日，“塞米拉米斯”号和“杜普莱克斯”号返航离去，只留下“唐克莱德”号留守。我与几个人上岸前往本阵，想为舰上采买一些小牛。地方上官吏们虽然满口应承要尽量帮忙，但却个个面露难色，声称本地人从不舍得杀牛。我们还请他们帮忙将一些鹰洋兑换成当地货币，对方先是同意按长崎的官方汇率帮我们兑换，后来事情却演变成另一种样子。他们说，如果我们急需现金，他们可先借给我们1000个“一分银”银币以备花销，返回横滨时再向他们在横滨的代理人直接偿还即可。他们是如此热情相助，以致我们不禁心生遗憾：看来要赢得长州人的友谊，你必须先跟他们干上一仗才行。长州人也好，萨摩人也好，似乎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毫不记仇。在后来那段动荡和革命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是我们最亲密的同盟伙伴。

那天，我没带警卫，整整一天独自在城中徜徉，偶尔还向横亘在海峡之外的中国海投去一瞥。途中遇到两个佩双刀的男子，他们一边朝海面的方向挥着手，一边粗鲁地朝我吼着“滚回船上去”。我用日语回敬他们，他们便马上闭住了嘴——虽然，我拔出的手枪可能也多少发生了些效果。

又一日，伊藤带着两个自称商人的人来到舰上。从其中一位佩带双刀的人对伊藤的恭敬神色看来，我猜到他们大概都是职位较高的官员。带他们在舰上游览一遍后，我们便开怀畅饮。伊藤曾对我坦言，此次的战事中长州方面的阵亡人数不过七八人、负伤者则大约是其两倍。而据与他同来的人说，实际死者人数大约接近20人。伊藤说，在下关，不仅可以开展长州出产的棉花、石蜡、生丝等的贸易，还可供应北部地区和大坂出产的各类物资。甚至，还可以生产专门面向英国市场的日本纸。藩主本人迫切希望能开放下关作为通商口岸。但眼下的形势是，大君和其他大名的联合势力正在准备入侵长州，长州人不得不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准备抵抗方面。1863年被“怀俄明”号击沉的两艘日本船已被重新打捞起来，并已返航至萩城。我惊讶地得知，不仅是串崎角，连前田炮台都属于长府大名的领地。这位大名虽然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在其家主（即长州藩主）卷入战事时却不能袖手旁观。前一年，荷兰的轻型巡洋舰“美杜莎”号在下关海峡遭到炮击时，下关城后的小山及城正面的两个海角上都设有炮台，但大炮却被转移到后面的海湾和前田村附近，最终落入我们的手中。小仓管辖下的门司村那座仅能容纳3门炮的炮台是由长州人建造的，他们还平整了附近的土地，建起兵营。但后来因长州藩在京都的计谋失败，为了加强自身的防御力量，不得不将长州藩的士兵全部撤回，小仓人便趁机破坏了长州人留下的所有炮台。

其后的某日，我们乘小艇前往小仓。本打算上岸后在城中游览一番，谁知在城门处就被迫等候了约一个半小时。守门人屡次答应开门放行，却马上又改口拒绝放我们通行。后来，大门敞开，从中走出两名男子，通知我们说小仓并非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因此外国人一律不得入内。我禁不住大发牢骚：我们明明替小仓打败了他们的敌人，却遭到他们如此不友好的对待！眼见周围聚拢的人群越来越多，我们意识到，如果强行登岸，恐怕会引起当地人的骚乱。显然，我们没有必要引发事端。

月底，舰上爆发了天花。接替调防至旗舰的达维尔上校担任指挥官的卡明斯舰长决定，一旦做好准备便立刻返航横滨。27日，我们通知长州当局，请他们派遣一位熟悉内海航线的领航员。此外，留守的三艘军舰的舰长将于次日前往井原处拜会，通报舰队回航横滨之事，此事我们已承诺向井原及其他两名官员通报。我带着通知函上岸前去，很快就办完了公文交接，又顺便与伊藤相约小坐。伊藤大费周章地为我准备了欧洲式的宴席：先是特别定做了一张大约7英尺长、3英尺宽的餐桌，又在餐桌上铺好了纹理粗糙的进口桌布。桌上摆着四个盘子，盘子旁边依次摆着锋利的长餐刀、前端又平又浅、盛不了多少汤的黄铜汤匙以及一双筷子。头一道主菜是烧岩鱼，坚硬无比，光是切开它就让我忙得满头大汗。好在后来我终于用尖头的筷子插进鱼头，并用汤勺将鱼肉刮下来才得以食用，全没注意桌上还摆着酱油、盛满米饭的大盆和装满粗盐粒的小碟子。第二道菜是烧鳗鱼和清炖甲鱼，两道菜都颇为美味。紧接着端上来的鲍鱼和鸡肉则又叫人一言难尽——如何用没开刃的餐刀来切开一只整鸡真叫人头痛！更何况那刀的刀身几乎就要从刀柄中脱落出来了。我最终放弃了切开那只鸡的念头，只从鸡胸上撕下一些薄薄的肉来吃。最后，侍者又奉上了用大米做的甜料酒渍过的半熟柿子，带着皮切成四块摆在盘中，味道极其甜美。毫无疑问，那次我所受到的款待可能是当地的第一顿西式宴会。恐怕在全日本也是破天荒头一遭了。

决定前往横滨的日本代表包括井原、参政杉德辅、伊藤和一位秘书，另外还有四名仆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搭乘“巴罗萨”号和“占姆比”号。“唐克莱德”号原定比我们更早些出发，但他们的船上也只能容纳代表团一半的成员。代表团成员宁愿同时抵达，因此原定搭乘“唐克莱德”号的人便转而改乘我们的“巴罗萨”号。10月4日，鲍克瑟中校指挥的“赛马”号前来与我们交接，井原和他的秘书山形圭藏便与我们一同在次日踏上了前往横滨的旅程。

军事行动的巨大胜利，以及与长州方面顺利缔结条约的消息早已通报在横滨的各国代表，代表们立即乘胜追击，纷纷前去约见幕府，以伊藤提供的京都的敕令副本为证据，要求幕府就与长州合谋这一明显的事实作出解释。幕府的阁老对此自然理屈词穷，外交代表们毫不费力地就敦促他们同意：长州方面应向各国提供的战争赔款——无论其最后的详细金额是多少——都将由幕府支付。又或者，幕府必须同意在濑户内海增开一个新的通商口岸。后来，我们的确获得了战争赔款。与其称之为赔款，毋宁说是四国列强及他们的外交代表从大君那里巧取豪夺而来的战利品。仅以阿礼国公使来说，他对战败的长州大名以及待其受过的大君进行“严厉压榨”并非言过其实。但爵士的真正目的在于，以严厉的手段打击那些心存敌意、一直假借天皇名义反对与外国通商的大名，并敦促天皇批准通商条约。如今，攘夷派的两大首领萨摩和长州都已偃旗息鼓，如果大君仍真心实意地打算履行条约，他在全国推行新的对外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比先前要小得多。此外，通过强行索取战争赔款，加重幕府的财政压力，可将迫使他们催促天皇尽快批准条约，某种程度上也可看做是一种扩大通商的手段。

井原一行于10月10日到达横滨，当天便拜会了阿礼国公使和美国的普伦公使。公使们意在通过接见长州的使臣向外界表明，各国对长州大名并无敌意。得知各国已向幕府方面提出赔款要求的消息后，井原一行人明显舒了一口气。同时，由于长州方面忠实地履行了双方的协议，即在下关海峡解除武装和优待外国船只，双方之间的信任得以加强。在这两个方面，长州后来的行动一直无可挑剔。曾经是天下皆知的“天皇之叛臣、大君之敌手”的长州藩藩主的家臣，如今竟踏上了大君的领地横滨，不啻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但在我记忆中，使臣们的活动一直仅限于外国人聚居区内，而且并未受到任何阻止和警告。14日，“鞑靼”号离港启航，他们便搭顺风船回归故国去了。

[1]即“蛤御门之变”，又称“禁门之变”。1864年8月20日，被逐出京都的长州藩及尊皇攘夷派势力，为排除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等人为目标，派兵进入京都，在京都市区内与幕府联军进行激烈巷战的事件。

[2]1863年，美国军舰“怀俄明”号、法国军舰“塞米拉米斯”号在下关海峡遭到炮击，并与长州藩军队交火。

第12章　伯德与鲍德温之死

恰在此时，阿礼国爵士收到了外交大臣罗素爵士的急电，命他立即回国履职。表面看来，召回爵士的理由是“有重要事务需要商议”，但电报文本中包含着的诸如“打通濑户内海航道之行动并非通商之必须条件”之类的词句，显然透露出此次召回隐含着某种谴责性的意味。通常外交部派出的使节因公务处置不当而被召回时，通告中极少会披露其详细原因。而对于大使、特派使节、使团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员，也通常会采取由本人提出休假申请、外交部予以批准的方式含蓄地将其撤回。公开召回，对于公使这一阶层的外交官来说，几乎等同于“公开罢免”。尽管如此，但阿礼国爵士的诸般计划刚刚大获成功，所有在日本的外国人都对爵士孜孜不倦的斡旋活动交口称颂，外交部的小小责难又算得了什么呢。长州军队的惨败——先是被迫退出京都，接着又遭到外国军队的痛击——极大地恢复了幕府方面的信心。他们开始试图向天皇说明，将外国人悉数驱逐出日本、重新闭关锁国无论如何是不可行的。另外，通过几次战斗，欧洲式的军事充分展示和证明了其优越性，我们也得以将两个最顽固的反对派——长州和萨摩变成了我们的同盟。鉴于上述结果，为爵士辩护绝非难事。爵士自己也亲笔撰写了一封书信，平心静气而又令人叹服地对自己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结果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令人庆幸的是，外交大臣收到信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爵士所做的种种努力最终获得了女王陛下的赞许。外交部后来的回函足以令阿礼国爵士感到欣慰，可惜当它寄到横滨时，爵士已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了。

虽然赔款金额仍未确定，幕府方面仍主动承担了为长州藩支付战争赔款的责任。10月22日，一位副阁老代表幕府与四国签订了赔款协议。根据该协议，幕府方面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愿意支付300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假如各国仍有异议，则可选择另一种方案，即开放下关或濑户内海的另一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而至于各国间如何分配赔款等事宜，则交由四国代表自行协商确定。对与各国最终达成的和解，幕府的阁老们深感欣慰，还承诺要在横滨推行种种改善措施，以增进外国人的娱乐和福利。就这样，凭着勇气和不屈的精神，阿礼国爵士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然而正当他开始着手准备行李奉命回国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让爵士不得不推迟了行期。

自我们在下关大获胜利、幕府方面也爽快地承认了条约的合法有效性以来，外国人对他们周边的治安状况彻底恢复了信心，以为只要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便可确保安全无虞。然而，11月20日晚间，神奈川的奉行紧急拜会英国领事温彻斯特先生，告知他二十团的鲍德温少校和伯德中尉两人在镰仓——即一个距离横滨大约12英里的著名游览区——惨遭杀害。此事又让所有的外国人一下子陷入了恐慌。

根据目击者的证言，鲍德温遇袭后当场死亡，而伯德在倒地后还挣扎了数个小时。当时两人正准备去参观当地有名的大佛，他们骑马沿着通往八幡宫方向的道路前行，刚要走上大路时，被两名男子以锋利的日本刀袭击，几乎没来得及还手便身负重伤，跌下马来。可想而知，这一事件给外国人社区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惊。不仅如此，军医检查现场后发现，伯德的致命伤很可能并非来自凶手，而是凶手逃离后的几个小时内由其他人造成的。这个结果使得人们心中的恐惧又加深了一层。军医称，伯德的第二、第三节颈椎处被完全切断，正是这处致命伤导致了伯德的死亡。而各种证据显示，这位年轻人在午夜10点钟左右时仍一息尚存。倘若真的如此，那么是何人、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将其杀害的呢？对军医的判断深信不疑的人们立刻想到，或许是一接到报案便奔赴现场的日本奉行的某个下属所为。有人甚至还进一步推测说，第二次袭击很可能发生在奉行本人从接到报案到前来通报温彻斯特领事之间的三至四个小时里，凶手的动机是担心伯德生还后回忆起遇袭的经过。但我很难相信日本人中会有人做出如此卑劣凶残之事——无论是官方人员还是民间人士。我深信，伯德的死是由于军医在检查伤势时，因伤口流血过多、难以分辨，而不小心使探针之类的器具碰到了脊髓所致。公使馆的威利斯博士和当时在横滨开业、兼任内外科医生的詹金斯博士——虽然官方检查现场时未请他们到场——都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

两位医生对伯德的伤势进行了一番紧急的检查，并根据结果得出了预料之中的结论。自然，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相当可靠，不容置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这起谋杀事件本身是卑劣和怯懦的，但某些与凶手同为一国之同胞、并且一贯仇视外国人的日本官吏或许会将其视作正当行为，甚至亲自付诸行动也未可知。在英国议会后来的案件调查报告中，详细记载了暗示着各种可能性的附加说明，显示此事绝非表面上看来的那么简单。不过，鉴于本书旨在向读者介绍我个人的经历，而非重新整理和披露已公开发表的资料，我便不再一一赘述更多旁枝末节了。

幕府方面这次不遗余力地开始捉拿凶手，结果不到一个月工夫，便将凶手之一的清水清次逮捕归案。他的两名同伙蒲池原八和稻叶丑次郎，——虽然并未直接参与暗杀行动——也已在16日因密谋暗杀外国人和抢劫一位富有农民的罪名被逮捕并处决。

我亲眼目睹了那两人的死刑现场。那是在1864年的12月16日下午，处刑地点就在监狱的围墙外。四周聚集了大批外国人和日本人观刑。3点钟刚过，周围便有人窃窃私语地说，罪犯即将被带进刑场。过了一会儿，监狱的门开了，一名罪犯被蒙着双眼、捆绑着带到众人面前。他被强按在一张粗草席上跪下，后背正对着一个土坑——用来盛他的血。差役上前拉下他的衣领，又把他的头发向上盘起，以便充分暴露出他的颈部，便于刽子手行刑。刽子手则在一旁做着行刑的准备：在刀柄上缠好棉布，并仔细地磨快他的刀刃。准备完毕后，他走到犯人的左侧站定，双手持刀，高高地举过头顶后猛劈下来！犯人立刻便身首异处。刽子手捡起犯人的首级，交给站在一旁的监斩官查验。后者只是简单地说了声“行刑无误”，刽子手便将首级丢入尸体背后的土坑中。接着，又一名犯人被带上来。差役们费了些力气才让他跪倒在合适的位置上，同样的一番整理衣衫、露出脖颈后，另一名刽子手走上前来，仍旧是在犯人左侧站好，举刀，刀落，行刑完毕。差役将没了脑袋的尸身拖到土坑边上不停地揉捏，以使尸身里的血尽快地流光。这骇人的景象令我毛骨悚然，禁不住仓皇而逃，并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出于好奇心而亲临行刑现场。

在实行较为人道的处决方式之前，上述一幕在日本时常上演，极为平常。除了砍头，有时还会用长矛直接将犯人刺死。与“亲眼见证杀害同胞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高尚的理由相比，大部分在场观刑的外国人更多是出于对血腥场面的好奇心而来。

准备归国的阿礼国爵士在临行前的晚上获悉了凶手归案的消息。在幕府的专制统治下，密探是一股很强的势力，外国人对他们的精明强干也评价颇高。我深信，假如幕府真打算追查凶手的话，密探必定会完成他们的使命。以发生在1861年的袭击英国使馆案为例，数年后我们才得知了实情。凶手们的名字已在百姓中人人皆知，而大君的阁僚们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却一直不肯将其逮捕归案。对于镰仓的袭击外国人事件，幕府方面头一回郑重对待，并毫无隐瞒地向各国通报了处置结果。由此看来，阿礼国公使的对日政策显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对此，爵士大感满意，竟情不自禁地取下怀表，扔给前来送信的信使作为奖赏。

12月26日上午10点，在英国公使馆警卫队的见证下，凶手清水清次将被处以死刑。虽然另外两人蒲池原八和稻叶丑次郎也被怀疑参与谋划了刺杀行动，但清水无疑是直接面对面杀害伯德和鲍德温的真凶。我奉命陪同M. O. 弗劳尔斯代理领事前往监狱聆听对他的审判。我们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清水被一名强壮的看守从江户一路押送过来。他立刻被押到目击证人面前接受指认。证人们一言不发，但都仔细地观察着犯人的容貌。官吏们随后逐一向证人们核实，证人们众口一词，认定面前的人正是凶手。其中有个少年——他是本案最重要的目击证人——还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随后，我们又在另一个房间里对犯人进行了审讯，他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且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官差们喝令他不得擅自开口。另外，领事馆的一名雇员弗莱彻也证明他是凶手无疑：作为惩罚手段之一，凶手得在城中游街示众，一面高悬的旗子上则向公众说明他所犯下的罪行。弗莱彻在清水被游街时刚好尾随在他身后，亲耳听见他口吐狂言说：“我干掉那两个外国佬时，还以为其中有一个是外国领事哩！”同僚们都认为，弗莱彻为人正派，应该不会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信口雌黄。此外，在重要的案件上，幕府似乎也没必要玩弄亚洲人那套惯用的把戏，即每当无计可施时便将下属当作替罪羊。

28日上午，警卫队出发前往刑场。到达后，他们便在刑场一侧整齐列队站好。10点钟左右，犯人被带了上来。他一开口便嚷嚷着“拿酒来”。面对官吏的再次讯问，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我问，上次见面时，他究竟想对我们说些什么。他回答，如果鲍德温和伯德当时能让开道路，他决不至于去袭击他们。我无从判断他的话是真是假，但这确实与他的供词不相符。然而我也必须考虑到，日本的法律并未规定要记录犯人的全部供述，一般是由法庭的某位书记员根据历次审讯和调查的情况整理出一份较为简洁的汇总——这倒与英国的刑事判决中由大法官进行的案情综述有些类似。清水又请求差役们不要蒙住他的双眼，随后便开始吟唱起一首诗来。诗的大意说，虽然自己被逮捕并将被处死，但他心无遗憾。因为消灭外来夷狄，正是日本武士精神的神髓所在。

处刑前，仆役照例去整理他的衣服。清水对一旁正在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说，不妨给他松开绑绳，砍头的时候也方便些。“后世之人定会明白，俺清水清次是个大好男儿！”他又补充说。随后，他又要求“别用砍蒲池的那把刀”，而且，因为他的脖颈很粗，刽子手应该把刀磨得更锋利些才行。终于，他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好吧，来个痛快的！”便将脖颈伸到刀落的位置等待受刑。但就在刀即将落下的一瞬间，他朝左边扭了一下头，仿佛想要对官吏们说些什么。这一来，刀自然砍错了位置，刽子手不得不另费周章，再多砍几刀才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没有什么比那情形更可怖且可憎的了。行刑结束后，英国陆军的大炮也一齐轰鸣，宣告凶手的伏法。我们便趁机迅速离开了那里。之后，犯人的首级被带到通往横滨北部的一座桥上，并在绞刑架上示众三日，同时在案发现场和户塚分别张贴行刑告示。几天以后，我在公使馆骑兵护卫队的陪同下，四处核实日本政府是否如约履行这些措施，发现各项约定都执行无误。至此，我在日本所经历过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自然，外国居民们不可能打消对这个凶手的恨意。但从日本人的立场看来，此人显然算得上一位不惜舍身救国的英雄。遗憾的是，他秉承了一个错误的信念，杀戮外国人并不能拯救日本。那些流淌在日本刺客刀刃上的外国人的鲜血，和作为复仇而死于刽子手刀下的日本人的生命最终并没有白费，它们融入了日本的大地，滋养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和成长。在不久后的数年中，他们的牺牲也收获了某种回报。

第13章　天皇批准条约

阿礼国爵士回国以后，由温彻斯特先生暂代他的公使职位。不久，我们从外交大臣罗素爵士处获悉，政府对前公使在任期间所采取的诸般措施甚为满意，阿礼国爵士因此将被委以一个更重要的职位——驻北京的公使。同时，帕克斯爵士将正式继任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爵士是位勇气过人的绅士，曾一度直面死亡挑战，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声誉。在所有身处远东的外国人心中，帕克斯爵士享有的地位要高于以往任何派驻到东亚各国的英国外交官。虽然他在晚年遭遇到某些失败，但人们必须知道，在英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当中，再也没有谁比他更富于献身精神的了。而他对日本所作出的种种贡献，至今尚未获得充分的褒奖，更遑论有所报偿了。假如他在1868年的革命（即明治维新）中支持了另一方势力（即幕府方面），或与其他各国的使节一起随波逐流，放任事态的发展，日本“王政复古”的道路上不晓得要滋生出多少枝节和障碍，更不用说迅速平定内战了！爵士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干家，终日埋头于工作，对周围的事物时刻保持准确的判断，丝毫不曾松懈。他还要求自己的下属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和勤奋投身工作。后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足以证明他的勇气的某桩事件。虽然后来在印度的外交官们也做出了令人赞赏的功绩，但帕克斯爵士在遭遇危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刚毅，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文职人员。他对于公务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显得过于苛刻，但在私人交往中，他热情地帮助每一个有求于他的人。而对于有幸为他所欣赏的人来说，爵士更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很遗憾，我从未能跻身于爵士的友人之列，我们的私人关系也始终是若即若离。不过，在工作方面，我从未给爵士留下“怠惰”或“不称职”的印象，因而也在不久之后便被爵士指定为他的助手，并于1866年底从横滨领事馆（1865年年初时我已被任命为正式译员）调任至江户的公使馆任职。

1865年10月30日，杀害鲍德温和伯德的凶手清水清次的同谋，一名叫间宫一的男子将被处以死刑。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而我和弗劳尔斯一大早便匆忙赶往监狱，讯问犯人有关案件的某些重要细节。间宫也像清水一样被判处斩首之刑。1点钟左右，我们再次回到室外见证他的行刑。如注的大雨、头顶上铅灰色的浓云，恰如其分地映衬着刑场上的阴郁气氛。间宫还是个年轻人，远没有清水那么勇敢。为了能让他坦然面对行刑者，差役们准许他喝些酒来壮胆。刽子手只挥起一刀，他的脑袋便从躯体上滚落下去。其他地方的外国报纸曾根据某些事例对他是凶手的结论提出过质疑，但我坚信他是真凶之一。那时公使馆已经拥有了可靠的情报来源，倘若大君的政府没能捉住凶手，而打算用一些替罪羊来搪塞的话，我们立刻便可戳穿他们的诡计。

帕克斯爵士在7月初到达横滨，温彻斯特领事随即便前往上海赴任——他已被任命为驻上海的领事。同时，麦伯乐先生也从长崎调任至横滨领事馆。帕克斯爵士路过长崎的时候，从一些大名的代理人处获悉，不久可能会爆发旨在推翻幕府政权的内战。爵士已在9月就知会大君的阁老，希望天皇能亲自批准条约的合法性。但这一想法实在应该归功于温彻斯特领事。他在当年4月（当时我还不知情）就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鉴于幕府的阁老已明确表示无力按条约的规定支付赔款（每次50万美元、共4次），可否以放弃部分下关赔款为条件，要求对方以书面文件承诺获取天皇批准条约，并将所有商品的进口关税一律降至商品价格的5%。事实上，阿礼国爵士在炮击下关后不久也力劝外交部说，天皇的准许对条约的合法性来说至关重要。外交大臣罗素爵士同意了他的观点，并将其通报给荷法美各国政府及英国所有的驻日机构。10月底，外交部的通告函抵达了帕克斯爵士的案头。爵士立即召集各国公使进行商议。公使们一致同意通告的内容，并提议带领庞大的舰队前往大坂与大君的重要阁僚直接交涉。至于大君本人，据说他早在6月就去了京都，名义上是“为了亲自指挥军队镇压反叛的长州藩”。后来，京都又发生了一系列叛乱事件，而幕府派驻京都的军队也需要整顿，大君便一直以此为由滞留在京都。

法国公使起初强烈反对以放弃赔款换取开放通商，直到他们的政府发来训令，他才同意接受英国公使的提案。荷兰、美国公使也表示同意追随英国的行动——关于这两国，我们都心知肚明，帕克斯爵士惯于将前者视为自己的“掌中之物”，而后者则常常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老朽的欧洲君主政体”的不以为然。然而既然各方已经达成了明确的一致意见，外交官们便分别通知本国的海军开始着手准备出发。各公使馆的馆员们则忙着把大页书写纸、丝带、羽毛笔和墨水等物塞进自己的行李。四国外交代表在之前拟定的条约草案上签字的当天，便纷纷登上了本国的军舰。帕克斯爵士则挑选了约翰·麦克唐纳、亚历山大·范·席博德以及我本人一路同行。

此次开赴大坂的舰队，虽然不像上次进攻下关时那么大兵压境，但仍可算得上是浩浩荡荡。其中英国军舰包括飘扬着圣·乔治文森特国王旗帜的旗舰“皇家公主”号（炮73门）、“美洲豹”号（炮18门）、“罗盘”号（炮22门）、“护卫者”号（炮1门）等。法国则派出了“盖里埃勒”号（炮36门）、“杜普莱克斯”号（炮12门）和“建昌”号（炮4门）等舰艇。最后，还有荷兰的轻型巡洋舰“朱特曼”号。舰队司令是个热心肠的好人，特地为我们三名文职人员分配了位于正面甲板上的房间。更令我高兴的是，我在船上还遇到了我的好友A. G. 豪斯，他一直在海军中服役，新近才从“塞汶”号上调到旗舰任职。

除了谋求天皇对条约的批准和下调关税，传言我们此行还另有目的，即争取幕府在1866年1月1日前准许将大坂和兵库列为通商口岸。据1858年所签订的条约，这两个港口原应在1863年开港。但到了1862年，幕府以准备不足为由，要求将开港期限推迟五年，各国也表示同意。此刻，各国打算以“免除三分之二的下关赔款”为条件，换取这两个港口的立即开港。究竟作何选择，则交由幕府方面自行决定。这一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在各国使领馆的职员中迅速散播，引发了很大的争执。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来，在附带明确期限的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日本人将必然选择开港而不是赔款，各国因此可再开拓出两个新的通商口岸。而那些一心想要升迁的外交代表们则一面对这个消息满怀期待，一面又对所有外交事务中时常伴随的不确定性疑虑重重。

江户政府对各国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和提出的要求大为震惊。由于大君仍驻留京都，留守江户的阁僚中唯一一位“老中”水野和泉守急忙带着副手、“若年寄”[1]酒井飞驒守一同前来拜会帕克斯爵士，希望他收回成命。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幕府中地位如此之高的重臣竟亲自劳动大驾拜访外国使团，足见其已充分感到了各国打算坚持到底的决心，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两位日本大人希望以自己纡尊降贵的姿态打动各国的强硬态度，但他们还是失望而归。事实上，他们在与各国代表就舰队抵达兵库后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进行讨论时，就几乎已答应了列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11月1日，联合舰队再次启航，沿着海岸线继续我们那相当悠闲自得的海上之旅。4日上午8点，舰队经过和泉滩。考虑到由良炮台可能会阻碍舰队的行进，我们给所有的大炮都装填好炮弹，士兵们也各自进入战斗岗位待命。然而最后什么也没发生，舰上于是又恢复了平静。

11点半，我们终于望见了坐落在江户川河口一片低矮平原上的大坂城。环绕着海湾的山峦一直延伸到陆地的远方，逐渐隐没在雾霭中。大坂城的后部，醒目地矗立着由无数多层白色塔楼构成的大君的城堡。城中的其他建筑都很低矮，从舰队所在的深海水域几乎难以分辨。在“皇家公主”号的引领下，联合舰队的所有舰只排成一列，沿航线掉头转往兵库方向。我们乘坐的军舰于一个半小时后驶入兵库港抛锚，其他船只也陆续驶来，各自停泊靠岸。

兵库港中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小帆船，还有七艘日本蒸汽船。一艘隶属于幕府征长总督府的船载来两名官吏，依惯例前来我们舰上询问情况。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位特别爱寻根问底的海岸巡逻队的官员也来盘查，不停地提问诸如“舰队为何而来”、“从哪里出发的”之类的各种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询问一概置之不理，只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将于次日派遣多位官员前往大坂，请他们转告大坂的奉行，届时需派人在登陆地点迎接。此外，随后还将有两艘军舰驶往大坂，也需大坂方面在港口处安排领航船只等等。官吏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称他们无法做出任何保证。然而根据幕府的法律，凡有外国人来访时，各级官员必须向奉行通报。因此，他们的断然拒绝实际上毫无意义。

那次会见将由法国公使馆的耶稣会信徒奎尚取代杰拉尔德先生——之前在下关时他担任乔莱斯海军上将的译员——担任联合舰队的译员。翌日，他与英国公使馆的麦克唐纳、范·席博德以及荷兰公使的秘书海福特一起，带上各国代表的书面照会，乘“建昌”号前往大坂。英国的“护卫者”号原定也要同行，但它未能在规定的出发时间启动蒸汽机，结果米字旗最终未能升起在大坂城中，反而让法国人抢了先。

奎尚颇有先见之明地预备了一份法国公使照会函的日文译稿。并似乎以四国总代表的身份在照会函后面专门附上了几段很长的文字，以便向大君的阁老们解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其他三国的照会显然没有体现出法国人那样的细心周到。

抵达河口后，有两名（当时幕府规定官吏须得两人同行）官员前来迎接我们，并立刻带我们前去附近一所用作接待处的建筑。大坂的奉行因获知我们此行必要会见某位阁老级的官员，已安排人通知阁老4点钟前来，见我们到来，便立即命人前去迎请阁老大人。

为省去往来等待的诸般麻烦，我们提议直接前去大坂城中拜访阁老。不久我们便动身上路，步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后，方才望见远处大坂城的轮廓，而那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结果，我们不得不又徒劳无功地重新返回船上等候。

大坂奉行果然言出必行。按我们的要求，他请来了两位阁老——小笠原壹岐守（实为“老中”级“长行”[2]）和阿部备后守（实为“老中”级“正外”）。奎尚首先向他们递交了各国的照会。两位阁老态度谦和甚至有些谦恭地听完了奎尚和麦克唐纳的陈述，但显然没打算当场作出答复，反而提议说，鉴于大君本人目前仍在京都，阿部将于9日作为大君的全权代表前往兵库，并在“皇家公主”号上与各国代表进行会商。我本人未能参加与两位阁老的面谈，因为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不那么“高贵”的采买事务。我与琼斯舰长一同上岸，跟当地的官吏们周旋交涉，以便购买牛肉、淡水、煤炭及其他必需的补给物资。我们叮嘱当地的官吏，务必在城中颁布公告，以保证我们上岸后不受到当地民众的袭扰。对方满口应允，又补充说，奉行大人吩咐，所有上岸的外国人都需配备一两名警察随行以确保安全。我们与一位年纪在20岁上下的巡警小队长交谈了一会儿后，又来了几位官阶较高的官吏。仿佛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似的，他们再次对我们的要求满口应承，还仔细地做了笔记以防遗漏。诸事安排妥当后，舰长在下午便对全舰官兵发出了批准登岸的命令，大部分海军官兵也都乐得趁此机会在大坂这个当时欧洲人尚未一睹其面目的城市尽情游览一番。海军上将、帕克斯爵士和我也进了大坂城，步行着从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四处观光。当地人成群结队地尾随着我们，好在并无恶意。

当地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态度显然与官吏们所说的大相径庭。官吏们时常警告我们说，地方大名都很敌视外国人，因而他们的子民也都普遍对外国人怀着厌憎的情绪，要我们时刻小心提防。然而我们的实际经验却表明，无论哪个阶层的日本人，对于外国人都怀着颇为友好的看法。

幕府的担心显而易见：放任大君直接管辖地以外的日本人与外国人自由交往，将会动摇已持续了260年之久的幕府统治制度的权威性。而对英国来说，与日益衰败、软弱无能的幕府政权结为同盟显然绝非良策。日后发生的事还将印证这一结论。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幕府是多么不情愿让他的民众与外国人接触：大坂城中发布了官府的公告，严禁本地市民接近所有的外国船只。幕府当然明白，市民们一旦与外国人接近，便很可能与他们结成友好亲密的关系，而那正是幕府最不愿意见到的。

随后的几天里，我被派去寻找日后用于建造外国人聚居区的土地，终日忙于在大坂郊外四处勘察。其间，为了向阁老们传送公文，通过海路的往来也十分频繁。阿部并未如约在星期四前来，虽然此前他曾通知我们，会有另一位阁老来代替他出席会晤，然而到了当天，我们只等到两位大坂的奉行。而且他们前来的目的也并非会晤，只是一味地以各种借口表达歉意。帕克斯爵士大为愤怒，语气严厉地警告两位奉行：最迟在星期六以前，日方必须安排某位阁老出面会晤。事后，他又考虑到奉行们恐怕只能转达他的意思，而无法左右阁老们的行程，便又命令席博德、海福特和我在次日一早紧急前往大坂，直接与阁老们进行交涉。

第二天，正当我们乘坐的船快要靠近岸边时，发现对面驶来了一艘日本蒸汽船。我们便放下小艇，登上那艘船打听消息。原来那艘船上正是准备前往兵库与各国代表会晤的阿部备后守大人。于是我们只得兵分两路。由席博德陪同阿部一起返回兵库，我和海福特则带着阿部的两名侍从继续赶往大坂城。船靠岸后，两名侍从却拒绝登岸，称须得等到港口的官吏到来之后才能与外国人一起上岸。我们只好坦率地对他们说，我们必须要上岸，哪怕把他们两人独自留在船上也毫无关系。听罢，那两人才很不情愿地随我们跳上了小艇。

我和四名全副武装的水手划着小艇，轻松地通过了前些天因为强劲的西风而封闭的浅滩，从天保山角炮台后面的小溪处登岸。丝毫不理会当地官吏的阻止，我们直接前往麦克唐纳和席博德此前住过的一户人家。官吏们吓唬我们说，那家里有重病人，但鬼才会相信他们那老套的把戏咧。我们径自走进那家的房子歇息——自然，房中一个病人也没有。

不久，我们回到小艇，沿河溯流而上，划了大约30分钟左右的路程便到达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上岸后，先去检查一处被指派给外国代表下榻的房子——代表们原先计划在大坂城的中心地方举行会谈，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那所房子有些逼仄，显然安顿不下外国代表和他们的随员。我便又去与奉行交涉，要他安排其他的住宿地点。官吏们显出很吃惊的样子，但还是答应带我们乘船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我们还需顺路去集市上转转，于是便决定不乘船，而是沿着堤岸步行前往。这不免又让官吏们大为惊骇。一路上，我们身边挤满了黑压压的看热闹的当地人，但周遭的气氛都很安定，没闹出什么乱子。经过安治川桥——即流经大坂城的河流上的第一座桥后，官吏们引着我们来到一座寺院。但那里的地方也不够大，肯定不能用作使团的住处。给我们带路的家伙态度十分傲慢无礼，我虽威胁他说会向奉行大人告状，但他仍是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我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决定返回小艇停放的地方，划船前往市中心游览。乘上小艇后，便沿河继续向城中划去。

经过一段路程后，我们发现河面上横亘着一排小船，首尾相连，封锁了河面，显然是打算阻挡我们继续向前。从岸边的小屋中走出几名官差，大声呼喝着命令我们调头返回。我们把小艇划到岸边系好，便上岸去与他们理论。官差们口称是奉了大坂奉行大人之命，与我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我只得告诉他们，要么放行，要么立即带我们去奉行的府邸。最后，他们到底让步了，命人挪开一两只小船，留出小艇勉强能通过的狭窄水道让我们通行。战胜了40万人口的大城中的小官僚们，似乎也为我们的旅行增添了些许愉快的气氛，我们当即决定，一直要沿河划到城中心去。一名官差提出要与我们同行，我们同意了。待他上了小艇，我们便继续划船前行。

途中我们经过的桥上也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不时有人冲我们大喊大叫或出言辱骂，偶尔还有人朝我们掷石块。海福特被激怒了，掏出手枪朝他们示威。我提醒他赶紧把枪收回枪套——毕竟，我们并没遭遇到真正的危险，没必要因为些许小事就开枪。

除了小艇在水浅处的沙洲上搁浅过一两次之外，一路上我们再没遇到什么麻烦。最后，我们总算来到了大坂城下的京桥一带。左侧立刻驶来一艘挤满官差的小船，船上的人大声招呼我们划过去。青草茂盛的右岸上排列着一队身着改良西式制服的日本士兵，其间还混杂着几名虽做平民打扮、却一望便知是贵族家臣的男子。有个人走近我们的小艇，向我们船中那位官差询问他的名字和头衔。官差毫不客气地反问对方的身份，两人便开始争执起来。我们则对在一旁走来走去的日本士兵们保持警戒，丝毫不敢大意。

在聚集着大量武装士兵的地方上岸显然是不明智的，我们于是不得不调转船头往下游划去。由于是顺流而下的缘故，小艇行驶得很快。那座桥上的人群仍未散去，我们路过桥下时又一次遭遇到他们的袭扰。船上的日本官差先前看到海福特暴怒时的样子便已惊惶不定，此刻更是战战兢兢，唯恐闹出什么乱子。待将这位起初还气势汹汹，后来却变得谦和恭顺的官差大人送上岸后，我们越过浅滩，朝“护卫者”号停泊的方向划去。作为第一批得以深入大坂城一窥究竟，并领教了日本官差的蛮横无礼的欧洲人，我们不久便徒劳无功回到了停泊在兵库的军舰上。对于那些见到几个欧洲人就吓得战战兢兢的本地官差，我头一回生出了深深的蔑视感。

此外，在兵库停泊期间还发生了一次有趣的邂逅。某日，附近停泊着的一艘萨摩汽船的船长有川弥九郎带着几名船员来旗舰上拜访。船员中有个家伙是我在鹿儿岛曾熟识的，于是我与有川等人便立刻亲如弟兄起来。一同开怀痛饮、吞云吐雾之后，他们提出要用一顿日式的晚餐回请我，并约定次日派船来接我上岸，之后便告辞而去。然而后来他似乎将这个邀请忘在了脑后。第二天，从大坂回来的路上，我和席博德准备顺路去他的汽船上时，发现他们正准备起航。有川见了我们倒是大喜过望，他一面不停地为没能兑现的“女御驰走”[3]忙不迭地道歉，一面将我们让到一间原本打算用来狂欢的舱房里。他朝我们深深地鞠躬以示歉意，弄得我们甚至有些不自在起来。不过，相比官差们的冷漠骄横，有川的过度热情仍令人相当愉快。我们一起品尝了生鸡蛋的味道，还喝了点酒，开怀畅谈，十分热闹。席间我谈及将来要去鹿儿岛和琉球看看，有川便立刻兴奋地接话：“让我开船带你去吧！”此外我还记得，似乎在那天，我认识了川村。

几天后，有川的船返航归来，我便又去登船拜访。那次，我又结识了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在船上，我发现卧铺上躺着个高大健壮的男子，眼睛虽不大，一对黑眼珠却炯炯有神。有人告诉我，他名叫岛津左仲。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横着几条刀疤。过了数月，我再次遇见此人，那时他已改回了自己的原名：西乡吉之助。有关此人的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做叙述。

10日，阿部终于来到，与帕克斯公使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又登上“盖里埃勒”号会晤法国公使罗素先生。据席博德说，会谈进行得甚不顺利，对于各国代表提出的方案，阿部的回复——简而言之为——“不接受”。大君唯恐开港会招致全国各方的不满，不敢接受减免赔款的提议，反而主动提出增加第二笔赔款的金额作为补偿。他们称，倘若应允了各国的开港要求，恐引起全国民心不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幕府一直拿这句话来搪塞和逃避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帕克斯公使对阿部再次陈述了各国的观点，但阿部只是简单地回答道，待回去与其他阁老商议后另行答复。

13日，原定再次会晤的阿部因偶染“微恙”（日本人称之为“役病”，及托辞生病）并未现身，而由一位副阁老立花出云守替他前来。立花向各国解释说，有关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之事，此前大君从未向天皇奏报过。但此次他已下定决心与天皇商议，望各国再给予15天宽限期。各国代表听闻此言又惊又怒：他们一直以为，自1864年的下关事件之后，幕府的阁老们会遵守双方的约定向京都奏报有关情况，因此天皇方面对条约诸事大抵已经知情。然而直到片刻之前才得知幕府方面始终在隐瞒实情。事已至此，再怒发冲冠也已于事无补，代表们只得同意再给幕府十天期限。谈判的形势看来非常不妙，前景甚为渺茫。我们突然意识到，假如日本还存在能够左右大君判断的政治力量，各国是否应该与其直接交涉？在目前的局势下，各国似乎不应将自己的谈判对象只局限在幕府一方。但另一方面，此时再抛开幕府直接去与天皇的朝廷交涉似乎也为时尚早。况且，联合舰队现有的兵力尚不足以支持各国强行进入京都。即便兵力充足，帕克斯公使也无权决定是否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因此，各国代表只得暂时等待幕府方面的回复。

相当有趣的是，出于商讨政治形势，或打探情报的目的，有几名会津藩和细川藩的家臣私下里来舰上拜访我们。其中，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正担任京都守护之职，指挥着整个京都的守备部队；细川家族则是九州岛一带地位较高的大名之一，名义上拥戴幕府，实际上已打算倒向幕府的反对派一方。当时，拥立幕府（亲幕派）和支持天皇的朝廷（勤王派）的诸侯已形成对立的两股势力。勤王派认为，大君与外来夷狄为友，未经朝廷敕令恩准，擅自与外邦订立条约，实属大逆不道，并因此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我们的来客谈论了许多有关当下“人心不稳”的情况。据他们称，天皇已大致同意了条约之事，对于开放长崎、箱馆、下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也并无异议。只对开放神奈川一事仍有顾虑，为此特意提出开放下田作为补偿措施。而关于外国商人在兵库一带开展贸易一事，对方确信，至少在眼下很难获得天皇的准许。此外，他们还透露，目前民间的排外情绪虽也相当浓厚，但归根到底，长州藩等倒幕派的目标是夺取幕府的权力，“驱除夷狄”云云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用来鼓动人心的口号罢了。

五天后，立花再次约见帕克斯公使，并告诉我们，大君因头痛的缘故在大坂暂作停留，因此无法如期前往京都，向天皇奏请批准条约之事！阿部和小笠原两位阁老也因身染“微恙”无法出席与英国公使的会谈。公使只能对眼前这位言不由衷的可怜人开诚布公地说，幕府的阁老们看来既无法预计也毫无计划敦促天皇批准条约。那么，假如他们也无法尽快实现开放新口岸的话，则无疑可以证明，幕府方面无力履行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在事态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各国将不得不直接放弃与幕府的谈判，转而与京都方面直接交涉。立花被公使坦率而一针见血的谈话逼得无言以对，只得仓皇起身告辞。

各国所提出的要求在京都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为此，大君的重臣们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几天后我们听说，阿部和松前伊豆守相继被罢免了老中的职位。与此同时，各国代表决定暂时仍以不断的书面照会催促幕府，假如在十天期限内未能收到大君的回复，则将按照幕府拒绝了各国的提议处置。我和奎尚负责一同上岸前去递送往来的公文。据说奎尚那个不知疲倦的小个子逐一将法国公使馆的公文全部由法文译成日文，还请法国公使亲自签名。但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称所有的公函都是发给阁老而非大君本人的，根本无需公使的签名。然而当我们到达奉行衙门，奎尚向对方递交照会时我才发现，所有的公文都裹着一层日本纸做的封面，似乎是为了避免让我看到信函的内容。我又询问了负责收取信函的日本官员，才知道法国公使馆的信函根本不是奎尚所称是“发给阁老们的”。我无从推测奎尚的真实用意，想来无非是些自作聪明的小把戏。对那些习惯于阴谋诡计的家伙来说，事无大小都可用来磨练他们的手腕，大约是怕他们那聪明的头脑会因循规蹈矩而生锈吧。后来我们听说，大君已向天皇提交了陈情书，恳请天皇或出于爱惜国民计，或考虑自身立场计，都应尽快批准已与各国签订的条约。然而朝廷仍驳回了他的请求，大君只得动身返回江户。但在他行至大坂的途中，朝廷又发来了敕令，命他原地候命，不得返回江户。

多名亲欧派阁老的被罢黜，似乎预示着新一轮抗争和战争的开始。停泊在大坂的日本汽船，纷纷吐出了蒸汽向各地驶去，其中有几艘还途经兵库港。我和席博德认出了其中的一艘萨摩船，便前去与他们打招呼。船上的人告诉我们，天皇特地下令幕府调开所有船只，以免在联合舰队动武时遭到损毁。

24日，即各国给予幕府的最后期限日，我们通知当地的奉行，舰队将于次日开赴大坂，听候幕府方面的最后答复。奉行回答说，幕府方面已定于25日由阁老小笠原前来做出回复，但他因偶染“微恙”——多么常见的借口——无法赴约，故，将由另一位老中松平伯耆守代替他前来。结果，在与伯耆守大人进行了数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各国代表获得了如下的回复：经大君（即德川家茂）的竭力劝说，加之大君的堂兄一桥（禁里守卫总督德川庆喜）适时的旁敲侧击，天皇总算同意了批准条约。据说一桥当时还扬言，若天皇不同意他们的奉劝，他宁可当场便剖腹自尽。天皇表示了让步，称“可也，待我与朝廷的重臣再做商议”。而朝廷商议的结果是，兵库港的开放须得延期至1868年1月1日，但准许下调关税，赔款的其余部分仍依照原来的约定如期支付。对各国来说，他们既未损失任何筹码，所提要求的三分之二又得到了满足，而且开港这一最为重要的条件总算有了眉目，都对幕府的回复表示满意。至于赔款，事实上，大君最后并未做到如期支付。明治维新以后，有关赔款的争议还在天皇政府和英国公使之间引发了不小的纷争，使得两者一度交恶甚深。

伯耆守离开“皇家公主”号前与各国约定，会谈内容将会整理成备忘录，并于当晚提交给各国。但因备忘录须得由两位在大坂的阁老同时签字才能生效，文件往来传递十分费时，直至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才收到最终版本。其间我一直保持着清醒，时刻等候即将送达的公文。原件送来后，我立刻被召进船舱，先向帕克斯公使和罗素公使解释文件的大致内容，然后将其翻译成英文。送抵的文件中，除根据会谈内容整理的备忘录外，还有一封天皇颁给“关白”[4]的敕令，词句简短，只有三行字左右，大意是将一应对外事务全权委托给大君处理。此外，伯耆守还应帕克斯公使的要求，在备忘录中添加了“此约定将昭告全国”的条款。那晚，我对日本信函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令我在法国公使面前出尽了风头。倘若不是日本教员在一旁帮忙，法国公使馆的译员奎尚先生根本搞不懂那文件的含义。

几天前还前景黯淡的谈判终于圆满地落幕了。各国代表完全有理由对此额手相庆。我们既没有引发日本的内部动荡，又巩固了日本人民与外国加强交流的通道。虽然在兵库的开港问题上各国做出了些许让步，但老实说，很少有人会乐观到去相信日本政府真会在1866年1月1日后开放兵库港的程度。与小小的让步相比，我们获得了更为意义重大的成果：阁老们再三承诺，将会严格遵守1862年《伦敦条约》[5]的有关规定。此外，前一年由阿礼国爵士推动签订的协议——我们曾一度担心日本方面是否能履行完毕——其全部条款的实施也指日可待。第二天晚餐时，海军上将发表了一通演说，并提议为帕克斯爵士的健康干杯，因为我们此次所取得的成功，大部要归功于爵士的不懈努力。爵士先是表示推辞，并盛赞罗素公使也为此出力良多，最后他说：“最应该感谢的应是我们的舰队司令官。若没有那堂堂的舰队作为后盾，我们又何以能够去威逼和震慑日本人呢？”

待我们回到横滨，发现城中充满了荒唐可笑的流言蜚语。诸如美国代理公使波特曼遇刺身亡、帕克斯公使被捕并遭到监禁，甚至我和席博德也成了光荣的烈士之类。查尔斯·瑞克白主编的《日本时报》（Japanese Times）对各国所取得的成果嗤之以鼻，对天皇发布的公告的真实性大加质疑，甚至将其形容为“加盖封印后即可束之高阁的摆设”。我当即致信报社，打算反驳他的观点，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不过，报社的质疑却指出了一个我们未曾留意的事实，即，迄今为止我们与幕府所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未曾获得天皇的正式批准。天皇所授予大君的，不过是“应对”对外事务的一般权限。在最近的敕令中，天皇甚至还追加了要求大君删除条约中有关开放兵库和大坂两项条款的命令。老谋深算的阁老们故意对各国代表隐藏了事实，直至后来才肯透露实情。他们宣称象征着“天皇已批准条约的签订”而向各国代表提交的那份文件，直到亲眼所见，我们才发现其中确未包含任何清楚表示天皇予以准许的词句。日文中没有“定冠词”的概念，在英文中含义大相径庭的“The treaties are sanctioned”（该条约已获批准）与“Treaties are sanctioned”（条约已获批准），在日文中却是完全相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显然是受了阁老们的蒙蔽：为争取时间，他们故意在遣词用句上模棱两可、含混其词。

[1]“若年寄”：古时日本官名，在“老中”之下，相当于“老中”的高级秘书。

[2]与后文中“正外”均为日本古时官名。

[3]“御驰走”在日文中意为盛宴，此处“女御驰走”为有川自造的词汇。

[4]关白：日本古时官职，为天皇之下第一重臣，负责在天皇成年前执掌朝政（类似“摄政”）、在天皇和幕府将军中传递意见等。

[5]由遣欧使竹内下野守等人所签订的《开市开港延期谈判协定》，其中规定将于1868年1月1日起开放兵库港通商。

第14章　横滨的大火

回到横滨的次日，我又奉命前去江户访查民情，了解一般日本人对于我们在兵库的行动有何看法。遗憾的是，此行收获甚少。人们虽普遍对此事怀着强烈的好奇，但对于谈判结果却仍一无所知。各地大名在江户的代理人之间曾召开了共同会议，得知两位阁老被罢免的消息。此外，坊间还谣传说，大君向天皇提出了辞呈，却被朝廷驳回了。

我将住处安顿在帕克斯公使曾租住过的大中寺内。相比我们之前住过的东禅寺，大中寺离市中心更近，出入也十分便利，只是房间内略显阴暗。寺中的房间并不多，公使一家入住后，便再也腾不出更多的地方安置其他馆员了。正因如此，公使馆在位于东禅寺和大中寺中间的泉岳寺前找到了一块地方用于建造新的馆舍。为避免攘夷派的狂徒们再次纵火行凶，新馆舍不再命名为英国公使馆，而改称“接待处”，即“会见外国人的地方”。此外，据坊间风传，仙台藩藩主因在此次事件中阁老们未曾征求他的意见而勃然大怒，已愤然离京，返回自己的藩领。泉岳寺是江户有名的寺院，寺中还建有著名的“四十七士”[1]的墓和塑像。我在江户停留了两天，便返回横滨领事馆的驻地，因为那时我已承担着领事馆正式译员的职责。

作为一名通晓日语的外国人，我在日本人中开始小有名气，朋友也越来越多。出于了解各国的对日政策，或纯粹的好奇心使然等各种目的，人们不断从江户赶来与我会面。我的姓氏Satow的发音与日文中的“佐藤”（Sato）——即一个相当普遍的日本姓氏——听来十分接近，日本人中间便很快流传开一个姓“佐藤”、会说日本话的洋人的趣闻。很多素昧平生的日本人也常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在来访的客人中，佩双刀的武士们最喜欢葡萄酒、利口酒、雪茄和大发议论。倘若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我与他们的谈话大多集中在政治领域，时常还会爆发激烈的辩论。我也常当着他们的面抨击日本现有的种种弊端，但总要特别声明，我对他们人人都保有善意，痛恨的只不过是幕府的专制制度。客人大多是大名的家臣，从他们的言谈中，我觉察到认为外国人不应将大君视为日本的国家元首、今后应逐渐与天皇直接打交道的观点有所抬头。从他们提供给我的一些公文的誊抄本来看，大君似乎也只将自己看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臣子。然而阁老们仍把持着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他们还一度说服了温彻斯特先生，使得他相信那是德川家族自古以来便被赋予的不可动摇的权力。帕克斯公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阁老们那一厢情愿的小算盘。他下决心寻找适宜的策略，让真正的日本君主成为各国的谈判对象。

为探望夫人和孩子们，爵士抽空去了趟上海。回到日本后，他便立即着手推进兵库协定中有关下调关税的进展。与日本方面的相关谈判开始于1866年1月，6月便完成了新协议的签署。与以往相比，我们的工作效率确实大有提高。但除了帮忙翻译一些文件之外，我并未亲身参与这些会谈。因为进入2月以后，爵士要我在领事馆的日常工作外再承担更多的文书翻译工作。

1865年4月被任命为横滨领事馆的正式译员时，我的薪俸大约为每年400英镑左右。而自从在兵库事件的谈判中初试身手后，我逐渐觉得，自己的价值并不低于那些领着500磅年薪的荷兰语译员。以往在与日本的阁老们会谈时，总要先由荷兰语译员将公使的话翻译成荷兰语，再由日本的荷兰语译员为阁老们翻译成日语，反之亦然。双方的意见每每要经过两次翻译才能传达给对方。但在我或席博德参加会谈时，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进行英语和日语的互译，会谈的速度大大提高，而且意思传达得更为准确。公文书信来往方面也是如此，或借由日本书记员的帮忙，或全凭自己的能力，我大抵可将公文直接译成日文。而且，我还能读懂荷兰语译员看不懂的机密日文文件，甚至将其翻译成英语。我和席博德商议，打算争取自己的权利。1866年8月，当帕克斯公使把一大堆政治文献递给我并要求我翻译时，我和席博德递给他一封信，信中请他向外交部申请，为我们两人增加每年100磅的薪金。爵士愤怒的训斥像炸雷一样落在我们头上，我觉得自己的抗争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便致信给父亲抱怨说，眼下这份工作毫无意义，我已心生倦意。那时从日本发出的电报最多只能到达锡兰，然而父亲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发来了回信，要我立即回国，并提醒我说，我的退役津贴应该足够支持我读大学并成为一名律师。我受到了鼓舞，便再次去找帕克斯爵士，对他说，家中发来电报催我回国，请允许我立即辞职。爵士只是哼哼哈哈地敷衍了我几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对我不理不睬。忽然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克拉兰顿勋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写来的信扔给我，信中同意了我和席博德的请求。于是，我便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1866年3月6日前后，在位于十二天（日本地名）和本牧之间干燥的田野上，由英国公使馆护卫队和洼田泉太郎指挥的日本“传习队”（即接受过法国式训练的幕府的步兵）联合举办了一场阅兵式和模拟演习。演习对象的假想敌设在观众席的位置。日本士兵的队列操练十分精彩，而当得知他们并未接受过实际训练时，观众们的赞叹之情愈发高涨。据说日本的军曹们全凭书本来学习如何操练，只有实在弄不懂时才向英国军官请教。英国的士兵们与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并肩站在一起，更显得威武雄壮、相貌堂堂。舰队上的水兵们则最为滑稽可笑，其中有一两个喝醉了的家伙，竟在假想的敌人面前跳起了角笛舞（一种节奏欢快的独舞，当时在西方水手中颇为流行），引得他们的指挥官——年轻的中尉怒不可遏，大声呵斥。后来，他们还用空炮模拟了开炮射击，当只有一方开炮而另一方没有大炮时，人人看来都极其勇敢地朝敌人的阵地猛冲。总之，仪式进行得非常成功。直到最后，在一片忙乱中既没有人将推弹杆塞进炮膛射出去，也没有人被炮筒塞子击中，可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

3月20日，第20团第2营被调往香港，由第9团第2营换防驻守日本。自杀害鲍德温和伯德的凶手伏法、天皇批准条约以来，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已大为减少，我们开始放心地去附近更远些的地方游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与《日本时报》的查尔斯·瑞克白结伴旅行了数天。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知己，他让我这个新手试着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我最初的投稿是一些在日本国内旅行的散记，但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决定转而撰写有关政治的文章。那显然是有违公使馆规矩的，但当时我已顾不得了。

后来，曾有一艘萨摩藩的商船驶入横滨港，但幕府唯恐船上的人接触到外国人，便下令命其绕道至神奈川停泊。以此事为背景，我在文章中指出，此前各国与大君所签订的条约中，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条约规定与外国人的贸易仅限于大君直属领地的居民，事实上是将大部分日本民众排除在通商范围之外。因此，应对条约进行修改，并改革日本的政府组织机构。我的其他建议还包括：大君应回归其本来的地位，即较大的领主之一；日本应恢复以天皇为领袖的政体，并在由各地大名组成的联合政治力量的辅佐下执政等。后来，我还就应对条约进行哪些方面的修改等话题陆续发表了看法。在我的日本教员沼田寅三郎——他曾是阿波大名蜂须贺齐裕的家臣，多少懂一些英语——的协助下，我将那些文章逐一翻译成日文，并装订成册，以供沼田的藩主借阅。然而后来它竟被日本人纷纷复制，流传到各地。翌年，我在旅行时遇见的各地大名的家臣们也通过这本小册子知道了我，竞相前来问候。最后，这本由英国人“佐藤”以日文写成的小书被冠以《英国策论》之名印刷成册，开始在大坂和京都的书店里出售！“勤王派”和“亲幕派”双方都认为此书无疑表明了英国公使馆的态度，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就我所知的范围来看，我的上司帕克斯公使也并不知晓此事，但在1868年成立的新政府（即明治维新政府）与英国公使馆的交往中，这本小书很可能产生了某些影响。同时，幕府末期最后的几年中，它也显然或多或少地招致了幕府对我们的猜忌。

新的关税协定正式签订后，帕克斯公使在7月动身去拜访萨摩及宇和岛的大名。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我们几名公使馆馆员与9团的三四名军官结伴前往八王子和厚木一带旅行。当时，每条街道上都设有一定数量的哨卡，凡经过的旅行者必须向哨卡中的观察出示旅行证明。

过了八王子再向西走几英里，就是海拔1600英尺高的高尾山。有条平坦的路从山脚下直通山顶，而在山脚下这条路的起点处，正好设有一处官府的哨卡。多亏了步伐稳健的矮种马，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并在高大挺拔的杉树的树阴下享用午餐。下山返回城里的时候，我们迷了路，结果绕到了哨卡外面的一条路上。哨卡里的官差——正如他那些职务低微却蛮横傲慢的同行一样——不准我们通过。我们解释说，我们只是走错了路。但对方的回答依旧是，不行！上峰有令，此地严禁外国人通行。岂有此理！我们分辨说，虽然我们一度的确离开了哨卡规定的活动范围，但现在我们正打算纠正这个错误。拒绝让我们返回原路，岂不是令我们愈错愈远吗？！见官差们仍是一副毫不理会的神情，威利斯终于忍不住了。身高6英尺8英寸（约2米左右）、体重近130公斤的威利斯，撺掇着他的马儿踢向那扇木门。慑于这位巨人的怒火，又担心那扇木门的安危，官差们只得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我们一行人骑在马上，意气风发地通过了关口。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旅行中还发生过一次。那次与我同行的有弗朗西斯·麦博罗、旗舰舰长琼斯上校、查尔斯·沃格曼等人。当时，在横滨至江户方向，外国人可通过的范围以条约中规定的多摩川为限。我们在沟口歇息了一宿，次日骑马登上了关户。在那里，我们没费什么力气便打发了官差，渡过河后便骑马直奔府中城参观当地有名的神社。因为还计划去河对岸的连光寺游览，并在那里过夜，我们必须再次渡河，才能到达位于河对岸稍上游些的地方。然而当我们在渡口招呼渡船时，船夫却断然不肯渡我们过河，因为，“此地不准外国人通过”。“是的是的，我们明白，所以现在才要回到我们该去的地方。”“官府有令，不得摆渡外国人过河！”又是一番同样的拉锯战，而我们仍然无法说服对方。虽然从法律上说，拒绝协助他人违法自然正当无比，但——拒绝帮助想要悔改的违法者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对我们的这番辩解，船夫充耳不闻。眼见天色已晚，我不仅担心起来：我们的行李都不在身边，难道晚上我们要靠着岸边冰冷的岩石等待天明吗？渡口上游不远的地方水位不低，即使骑在马上，想要不打湿衣服过河似乎也不可能。幸而我们发现了一处水位略浅的河面，我和查尔斯·沃格曼脱掉长裤，卷起衬衫，徒步涉水过河。我们到达对岸的河边哨卡时，官差们被我们的胆大包天惊得目瞪口呆。趁他们发呆的当口，我和沃格曼跳上了渡口的小船朝对岸划去，毫不理会背后大声嚷嚷着“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啦（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官差。划到对岸，我们又把其他同伴接了过来。

11月26日，横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火灾。外国人聚居区的四分之一、日本人街区的三分之一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上午9点左右，全城响起了警钟，我和威利斯赶忙跑上屋顶，发现在半英里以外——恰是我们上风的地方，猛烈的火焰冲天而起。

我慌忙套上靴子（不幸的是，那是我最旧的一双靴子）、戴上帽子冲出屋门，朝起火的地方飞奔而去，以便查看火灾的蔓延情况。仆人们说，起火的地方就在前面几栋房子那里，然而当我跑到那里时，发现火灾其实还在更远的地方。又跑了15分钟，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火灾现场。

平日里人流稍一密集便显出狭窄逼仄的街道，那时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惊慌的人群背着好不容易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财物，纷纷向街道的另一侧逃窜。我试着靠近燃烧中的房屋查看火情，但火势蔓延得极快，几乎马上要就烧到我的脚下。我赶忙退开，逃到居民区后面的一片空地上，那里也是一副混乱惊慌的景象。日本人街区中火势最猛的地方是一个被湿地围绕着的小岛，只有一座小木桥与外面相连。桥上挤满了人，岛上的人无论是步行还是游水都很难逃往安全地带。能用的小船只有一两艘，船上已挤满了人，他们都因惊吓过度而形同梦游，船一到对岸便四散而逃，全然记不起应该将小船推送回去救助其他的人。

那一带的居民中有很多女性。我亲眼目睹了她们中不少人绝望地跳进水中试图逃命的惨景，但水很深，她们大约没力气游到对岸了。大火随即向建在堤岸附近的房屋迅速地蔓延，一些尚未充分燃烧的地方突然喷发出猛烈的火焰，景象十分恐怖。不久，附近的半条街如同闪电般发出了一道强烈的白光，随即爆出巨大的火球——原来是油铺也被烧着了。发觉火情已不容片刻犹豫，我拔脚便朝我们的住处奔去。那里处于下风位置，而当时正刮着猛烈的西北风，我们的房子恐怕很难幸免。我冲进小院子，对威利斯大喊了一声“快走”，便催促仆人们帮忙收拾财物。我脑中浮起的第一件事是我的辞典手稿，如果它不幸损毁，我两年间的辛苦劳累便也将付诸东流。我冲进屋子，把手稿小心地装进一个小箱子里，又从衣橱中胡乱扯了几件外套塞进去。然而，还要拆掉院子周围那些碍事的高高的木围栏，才能尽快把屋里的东西搬出去。幸而几位友人也纷纷赶来帮忙，最后总算将屋里的大部分财物——除了地毯、窗帘和笨重的家具外——都抢救到屋外。我的小风琴和大量的文稿也被搬到了街上，得以幸免于难。公使馆护卫队的士兵们随后又将它们运送到更安全些的地方。就在我们忙着将抢救出来的财物搬运到更远的地方时，火势终于蔓延到了我们住的房子。才不过短短五分钟，那里就只剩下一片通红的余烬。显然，聚居区后方的房屋被烧着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财物由于刚好放在外国人聚居区和日本人街区之间的地带，因此不得不再挪到更远些的地方。那次搬运真是场灾难。我的大部分书籍都被装进箱子里运了出来，但其余的就只能匆匆用毯子裹着放在地上。火灾现场游荡着很多小偷，他们假装帮忙搬东西，趁人不备时便将衣物等整箱地偷走。我弄丢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既有欧洲带来的，也有在日本当地购买的。其中最令我痛心不已的是一些我学习中文时留下的笔记。

本以为我们的财物就此会安全无虞，然而大火再次蔓延过来，我不得不将财物又挪到位于外国人聚居区三号的我的朋友威尔金和罗宾逊的仓库里去。此刻，日本人街区的大部分街道已经被火焰覆盖，除了我们住的那所房子，米特福德、席博德、沃尔什和维达尔等人的居所也尽数被毁。简单地以木材建造的、还用窗纸代替玻璃的日式房屋在火灾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只一会儿工夫便燃烧殆尽。火势继续蔓延，已接近外国人聚居区附近的房子。聚居区外的空地上飞舞着无数的火花和燃烧的木屑，很快就引燃了美国领事馆的房子，然后是怡和洋行的房子。最后，聚居区的所有街道上也都燃起了大火。我本以为能够“防火”的那座仓库也未能幸免，我们辛辛苦苦抢救、搬运过来的财物最终还是毁于一旦。场面陷入极度的混乱。水兵们全都上了岸，步兵也纷纷跑出兵营，忙着用水泵灭火。人群乱哄哄地四散奔逃，现场也没人指挥如何应付灾难。既然自己的财产已被烧得精光，我便干脆开始帮其他人抢救财物，做些搬运包裹、汲水、浇灭火头之类的事情。某些英国士兵的行为极为卑劣。他们不知从哪里搞到了酒，在我们这些文职人员正在拼命做着本应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的当口，那些家伙却只是袖手旁观，一边往喉咙里灌着酒，一边对奔走忙碌的人们冷嘲热讽。到傍晚时分，我已身无分文，除了身上穿的衣服，甚至连帽子也没有了。然而我的心情却有些亢奋，大约已经接受了失掉一切的现实，觉得不如索性从头来过罢。万幸的是，我和石桥一同编纂的英日辞典的手稿、以及即将付印的阿礼国爵士所著的日语会话教材Colloquial Japanese注释版的样稿都完好无损——我们原以为它再也没机会出版了。那场火灾中，我蒙受的全部财产损失大约有300至400镑左右，其中一部分后来由英国政府提供了补偿。保险公司遭受了280万美元（大约70万英镑）的损失。其他未上保险的财物便不可胜数了。

汹涌而来的大火席卷了外国人聚居区的仓库、住宅等一切建筑物，到下午4点，靠近海岸的半条街已被全部烧毁，只剩下俱乐部的房子孤零零地矗立着。外国居民们曾预想过最坏的结果——在夜幕降临之前整个聚居区将会化为乌有，所有的欧洲人都不得不逃到船上——幸好没有发生。无论如何，在那样凶猛的火势面前，凭我们的微薄之力，究竟是无力回天的。

我们还试图破坏那些位于火势蔓延路线上的房子，以阻挡大火的前进，然而并未奏效。火势来得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将损毁的房屋材料搬走，而它们一沾上火星后反而又变成了新的火种。107名欧洲人和美国人彻底无家可归，那些对“耐火仓库”深信不疑的人们只穿着身上的衣服逃出家门，没有为自己的货物购买保险的商人更是欲哭无泪，木然呆立。此刻我们才意识到，一度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石头建造的仓库，在火灾面前竟像日本人的木头房子一般脆弱。

风逐渐停了，人们仍在为幸存的财物担心不已。水泵的水管也已破损，即使余烬中再燃起火头，我们也已无能为力，只能等待它们自然熄灭——而这竟花了整整四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想象，城中衣物的价格猛涨，房租也自不必说。当时，横滨城中出售帽子、洋服、鞋子的店铺远不像如今那么繁多，大多数欧洲人的日常用品都是从本国带来的。在火灾发生后的两年里，我的衣柜里一直空空荡荡。我还曾被迫花4美元买过5条手帕，合算成英镑竟要18先令！

灾后，我在时任太平洋行横滨分公司经理的朋友汤姆·福斯特家中借住了一阵。12月9日前后，又搬到江户的公使馆居住。泉岳寺前的新馆那时已基本完工，院子周围建起了一道高高的黑色围栏，让人略感压抑。院中矗立着两座木造的两层楼房，一座是公使的官邸，另一座则充当档案室和官员们的居所。尤思顿已被派往箱馆担任代理领事，馆员只有二等秘书米特福德、会计兼医官威利斯、译员席博德、实习译员维达尔与我。公使馆的护卫队仍由布拉德肖中尉指挥，也一同驻扎在馆内。携家眷赴任的一等秘书西德尼·洛科克和另一名实习译员威金森则常驻横滨。两栋房子建造得十分马虎，门窗松松垮垮，不时倒灌进冷风。所谓的暖炉也根本不起作用。不过，我并没在那里住多久。

1866年秋天，我从横滨领事馆搬到江户公使馆之后，为新上司帕克斯公使所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条约中所用的专门术语。在我们的函件中，我们通常用与英国女王陛下同级的“His Majesty（陛下）”一词来称呼大君。而日本人的译文中则称大君为“Highness（殿下）”。如此一来，则大君与女王为同级，但作为日本最高元首的天皇的地位则实际高于女王。此外，对应英文中的“queen”这个词，在日文中虽也有对应的“女王”一词，但其实际含义是指天皇曾孙辈的女性。为避免这些用词上的歧义，我向公使提议，应统一来往信函中的术语译法，例如查找最适宜于“Majesty（陛下）”的日语称呼，将“queen”一律译为“皇帝”等。汉语和日文中的“皇帝”一词在所有的英语词典中都译做“Empire”，但在东方人的语境中，它的真正含义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且不受性别所限。公使首肯后，我便着手于整理工作，并求助于我的日本教员。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制定出一份更为准确的术语表，并约定在以后的公文信函中统一使用。新译法中某种程度上流露出我们的政治倾向，即将天皇视为日本的最高元首，大君只是代其行使权力的臣子。后来，我又从书中了解到，我们常用的“大君”一词实际上恰与“天皇”同义。从那以后，在与日本方面的公文往来中，我们便不再使用“大君”来称呼幕府将军，但在英国外交部的公函中，为省却解释的麻烦，我们仍沿用了“大君”的称呼。新译法最重要的成果是更加明确了“天皇有权批准条约”的政治理念。在条约未经天皇准许期间，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时常遭到质疑，而一旦天皇准许了条约，各地大名的反对就显得毫无理由了。

[1]参见《四十七士物语》，日本民族史诗，讲述47名武士为主君复仇的忠义故事。

第15章　访问鹿儿岛与宇和岛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以为安顿下来、继续研习日语便是我的主要工作了。然而帕克斯公使却对我说，打算派我搭乘“皇家公主”号穿越濑户内海前往长崎，了解兵库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动态，并在回程时搭乘“阿耳戈斯”号顺路去鹿儿岛及宇和岛一带看看。此前不久，上一任大君德川家茂已经去世，他的堂兄一桥（德川庆喜）接替了他的位置，但地位尚不甚稳固。鉴于庆喜是德川家族的首领，也被视为“王政复古”派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很有必要了解他继位后的施政方针。而在远离政治中心京都的江户，我们很难把握政坛的风向。听闻有机会前往长崎，我不禁欣喜若狂，甚至因此变得患得患失，唯恐自己表现得过于热心而丧失机会。次日，我收到了帕克斯爵士的一封信——那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横滨，信中说，虽然他还没有亲自面见海军上将交代远航的事，但仍希望我能尽快赶到横滨。于是我匆匆抓起几件衣服，将它们塞进一只日本人旅行时常用的柳条箱里，便搭乘公使馆往来于江户和横滨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炮艇，赶往横滨。当天傍晚，一切都准备妥当，“皇家公主”号定于次日或第三天出发。我给威利斯写了封信，请他将他的日语教员林借我一用，以便在兵库上岸时可协助我了解当地的民情。此外，再顺便带些现金和我装文具用的铁盒子过来。然而时间紧迫，我已等不及威利斯的回复，只能先向福斯特借了几百个“一分银”的银币，又临时购买了一箱卷烟和一些用报纸包着的大页书写纸，总算在12月12日按时登上了“皇家公主”号。

出发那天是个好天气，但船一驶出港口，便遇上了强劲的西风，大岛和本州岛之间的航线也因此中断。整整四天里，我不吃不喝，终日躺在吊床上动弹不得。不过是晕船罢了，我安慰自己说，先前我也曾经历过的。最后，还是海军上将派人送来的一盘油腻腻的牛排布丁和一杯香槟酒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后来，海面上的狂风虽有所减弱，但我们乘坐的这艘巨大的双层甲板军舰仍在海浪间剧烈地颠簸摇晃个不停。我们一度曾打消了前往兵库的念头，计划驶向香港，或驶进箱馆、横滨、长崎等港口躲避风浪。强风似乎正在把我们吹离日本海域。几天里，我们在狂风怒涛中颠簸，船头时而逆风时而顺风，终于被海流带到林索登群岛（日本称“吐噶喇列岛”，位于鹿儿岛附近西南诸岛中的一个小岛屿群）附近。在那里，我们掉头向北，3500吨重的巨舰以400马力的动力全速行驶，终于在23日傍晚到达了长崎。

山谷中星星点点的灯火、被“洋电灯”照亮着的长崎的街道和外国人聚居区，不由让我回忆起五年前从“印第安座”号甲板上眺望过的直布罗陀的景色。

在长崎，我结识了几位宇和岛藩的藩士。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日后在天皇的新政府中出任横滨知事的井关齐右卫门。他来拜访时曾向我透露，原定于在京都召开的诸藩会议虽被延期，但仍在准备当中。会议的首要议题就是如何处置长州藩。此外，有关开放兵库港一事，四国地区的大半藩主都表示赞同，但九州岛人则因担心兵库开港会导致长崎的衰落而大加反对。他还说，前一年海军上将、帕克斯公使携“皇家公主”号对宇和岛进行的访问，大大促进了当地人对外国的了解，人们普遍对外国军舰和武器之精良印象深刻。宇和岛藩藩主及其兄长、前任藩主称病谢绝参加诸藩会议。新任大君德川庆喜须得先妥善处理好长州藩的事，他的“幕府将军”之位才能获得京都朝廷的正式任命。他本人也正为此而头痛不已。次日，井关又来拜访，我与他谈到了长州藩与各国关系的问题。我向他解释说，英国政府无意参与任何日本国内的纷争。前一次出动军舰，是由于大君和长州藩之间发生了内战，各国不得不想办法保护下关海峡一带外国商船的安全。而各国与长州之所以能达成和解，是因为长州方面答应了我们的一系列条件，如不再干扰外国商船的通行，允许外国人在当地采购煤炭、淡水及其他必需物资，以及不再重建炮台等。

幕府方面最终同意承担长州方面应付的赔款。但各国想要的并不是赔款，假如能改善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各国随时愿意取消赔款要求。此前大君的家臣曾向各国请求延期支付赔款，各国便趁机以同意延期付款为条件，迫使大君准许日本民众前往外国旅行。被自古以来的锁国政策禁锢已久，日本民间对“开放海禁”的渴望与日俱增。对幕府而言，借此机会打破古老的“规矩”绝非难事。此外，虽然幕府承诺按条约自1866年1月1日如期开放兵库港，但各国的最终意图仍是获得日本君主承认条约的合法性，并确保其逐一履行。事实证明，大君的权力无法鞭及左右诸如下关之类的偏远地区，因此各国不得不与长州藩另外签署条约。而仅凭各国之前与幕府签订的那些条约，尚不足以确保各大名领地内的港口能如期开放。

我们此前曾一度在兵库与幕府阁老们进行过会谈，但那时阁老们故意隐匿了天皇的命令——即要求即刻停止就大坂和兵库开放通商的谈判。故此，各国未能抛开阁老转而与天皇的朝廷直接交涉，至今想来都颇为遗憾。但据某位京都朝廷的官员说，当时天皇实际已下令派出一位公卿前来与各国联络。

在长崎逗留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些土佐藩和肥前藩的官员。他们都断言，日本将不会再出现下一任大君，天皇不久后将恢复国家元首的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不啻是我听到过的最准确的预言。

帕克斯公使分派给我的任务是从长崎前往鹿儿岛及宇和岛，归途中在兵库稍作停留。1867年1月1日，我带着两名仆人——野口富藏和安——登上了伦德中校指挥的“阿耳戈斯”号。野口是个来自会津藩的年轻人，为了学习英语而远离故乡。起初他在箱馆侍奉英国领事怀斯先生，1865年秋，为了继续学业搬来横滨与我同住。跟随我前往长崎的途中，我们结识了旗舰上的亚历山大舰长，野口曾向舰长提出作为舰上的侍者随舰前往英国，舰长也同意了。然而不知是否是被来时途中的大风暴吓怕了，又或者到底不甘于下等仆人的地位，野口又改了主意，恳求我带他回江户。我答应了他，使得舰长颇有怨言。1869年，野口跟随我去了英国，我还为他支付了两年的学费。后来，我再次赴日任职时，他已作为官派留学生前往伦敦求学。后来，他学成归国，在东京当了一名小官僚。虽然地位已有所提高，但他始终对我十分热诚，念念不忘我的“恩情”。1885年年初，听闻他的死讯，我不禁为这个诚实而正派的人倍感难过。至于另一个仆役安，真是个来自下等阶层的野猴子，我根本不记得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伦德中校为我提供的待遇相当糟糕。我的住处被安排在甲板下面的一个小舱房里，舱中挤满了实习水手们的衣柜、行李和吊床。没有单独的房间，更毫无隐私可言，四周的人大多情绪恶劣地挤来挤去。我分到了一张小床，却缺少床垫和枕头，只得借用舰长房间里的靠垫充当枕头，或干脆把外套卷起来枕着睡觉。

次日下午，船到了鹿儿岛。刚一抛锚，便有几名日本官员乘着小船前来，交给我们几面旗子，并叮嘱说，当舰队向岸上的礼炮回礼致敬时，须得举起那些旗子应答。前来拜访的松岗十太夫告诉我们，藩主（岛津茂久）的祖母最近去世了，藩主和他的父亲（岛津久光）正在服丧，因此无法亲自接待我们。我们带来的海军上将的信函——其内容大致是海军上将就萨摩藩善待遇难水手表示感谢——将由藩主的弟弟和两名家老出面接收。前一年夏天帕克斯公使一行访问鹿儿岛时，曾与藩主和他的父亲相谈甚欢。虽然此行藩主将一应事务都交于家臣处理，我们无缘拜会两位大人物，但此次的目的已经达到。上岸后，我与萨特克里夫、哈里森、席林富德三人汇合，一同去参观当地的工厂。辛克福德是位受雇于藩主的英国工程师，正在指挥建造几个当地的纺织厂。另外两人则是来鹿儿岛找工作的。

3日，伦德带领军官们登岸前去递交海军上将的信件，我也作为译员同行。对方的几名高官在码头迎接我们。上岸后大约步行了半英里，我们被带到安排好的住处，那座房子一望便知是专用来接待访问者的客舍。岛津三郎的次子、一位俊秀的青年岛津图书和两位家老新纳刑部（据说他曾去过英国）、岛津伊势正在那里等候我们。藩主的弟弟大约29岁左右，但在智力层面就像个孩子。此后的会晤全部由站在他右侧的家老们出面。我取出海军上将的信函，先将大致内容口头翻译了一遍，随后将正本递交给岛津图书。整个仪式只花了五分钟。

之后便是盛大的宴会。宴会以清酒和两三种日本料理开场，随后侍者又陆续端上了雪利酒、香槟、白兰地和一大堆西式菜肴。我操着日语和周围的人畅谈，不做任何翻译，算是小小地报复伦德中校对我的轻慢。这个可怜的家伙，整个宴会中都百无聊赖，几乎要去数盘子里的橘子解闷了。

散席后，海军军官们去街上闲逛，我则留在住处，帮忙翻译海军上将的信。新纳也没有回去，我便与他谈起那个老话题：被无限期延期的诸藩会议。之后，我又对数月前萨摩藩主进呈给天皇的奏文的优美文体表达了欣赏之情。

“贵使可曾见过那奏折？其实并无甚特别之处。”新纳说。

“何故？吾觉甚好，尤以文体之美值得称颂。”我回答，“其中是否涉及兵库开港之事？”

“否。乃为大君命萨摩出兵协助讨伐长州一事，主公奏称难以遵命。”

“原来如此。此文可是今日面会的岛津伊势大人所撰？听闻大人彼时身在京都……”我又问，“长州反叛一事，究竟是何情形？传言大君已撤回大部军兵……”

“长州势力甚大，且师出正道。诸藩中亦无人拥戴将军，长州藩已势不可破。”他回答。

“然大君若集天下精锐之师，一气攻之，长州能抵挡否？”

“否。将军有悖天道，绝无胜算。”

“萨摩似与长州颇为亲善？”

“否。非亲善矣，不过同病相怜尔。”

新纳以为我已看过那篇奏文，便无所顾忌地发起议论来。从他的话中，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萨摩藩是反对开放兵库港的一方。正因如此，藩主在他的奏折里完全没有提及天皇准许条约之事，反而一力劝说天皇反对开放兵库港。在1865年11月各国代表正与幕府方面谈判时，萨摩藩主恰好向天皇进呈了这封奏折，受其鼓动，天皇于是下令给大君，要求在条约中撤销有关开放港口的条款。搞清这些来龙去脉后，我深感有必要提醒萨摩藩，尤其是新纳，各国绝不可能放弃任何条约中已明确规定的条款，当然也包括兵库港的开放。

正在那时，一艘名为“天道”号的小汽船驶入了鹿儿岛湾。船上有位名叫桂小五郎的乘客，既是长州藩的领袖人物，又在日后的明治维新中以“木户准一郎”之名广为天下所知。我对新纳说，希望能拜会桂小五郎，顺便问候一下我在下关的朋友们（伊藤、井上等）是否安好。新纳告诉我，桂小五郎定于当晚10点与岛津三郎会面，之后还要在凌晨3点与萨摩藩的几名家老商议事情。如果我打算拜访，不妨先去他的住处等候。然而那时我还不像数年后那般习惯于日式的起居，当夜还是宁愿在西式的房间里休息，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谢绝了新纳的提议。不过，通过新纳所透露的种种内情，我得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西部实力最强的藩正在商议联姻之事，今后势必联手对抗幕府。而值得庆幸的是，萨长两藩都与英国交好。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来说，此事也算得上是个好消息。明治维新后，英国公使馆在其他各国与天皇新政府之间充当着调停者的角色。只有法国方面是幕府的支持者。法国人在横须贺设立了兵工厂，为德川家族的军队提供最新武器装备，还派出优秀的军官帮助大君训练士兵。传闻法国公使先生已经或正计划为一桥（德川庆喜）提供更多物资援助。日后日本政局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法国公使的对日政策是多么的愚蠢，然而在当时，普鲁士公使布兰德和意大利公使图尔都曾追随法国人的脚步。与之相反，荷兰公使站在帕克斯爵士一方，而新任的美国公使范·瓦尔肯伯格将军则坚持保持中立。

对日本民情、政情的深刻洞察，确保了英国在制定对日政策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1868至1869年明治维新前后，帕克斯公使在各国驻日使节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藩主的回函原定于1月4日送抵“阿耳戈斯”号，但新纳在中午时分就赶来了，告知我们文件尚未准备好。我们便趁机上岸去参观位于矶（Iso）的大名庭院附近的玻璃厂、炮弹工厂、大炮铸造所和金属锅具制作所。后来，松岗终于带来藩主的回信。按外交礼仪交接完毕后，他们又一次准备了西式宴会，虽比上一次宴会要简单得多，但菜肴烹饪得更好。而待客礼仪似乎比菜肴更值得称道——哦，不，老实说吧，菜很难吃，上菜的顺序也完全不对。

新纳从一早就没有露面，我和萨托克里夫便在下午5点时前去找他。我们步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将近天黑时才走到他的府邸。新纳热情地迎接我们，还端来了茶、蜜橘、啤酒和点心招待。我们与他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他说最近在兵库听到了一些流言，称法国公使将于近日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书面信函前往兵库，并召集那里的各国代表集体会晤。此外，一桥决定继任德川家族领袖的消息也令他的支持者们大失所望，人们不禁怀疑他是否打算借助外国势力来确立自己作为大君的权力。

新纳坦陈，萨摩藩始终对法国怀着厌恶和不信任的态度，并深知与英国为敌的有害无益。因此，萨摩藩今后仍将保持亲英的态度。而在我看来，萨摩人正在努力研习文明世界的科学技术，以期在将来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勇气十足，性格率真。我相信，萨摩将会远远地走在其他各藩前面，成为日本最先进和繁盛之地。

正如我前文中屡次赘述的，“大君”一词在条约中意指“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但日本人自己却绝不使用“大君”来称呼幕府将军。幕府将军一职的正式官名是“征夷大将军”，其含义与字面无异。阁老们在与外国代表的信函往来中一直试图遵循官方的称呼，而普通百姓通常称之为“公方样”。至于倒幕派的各方，他们谈到大君时一般都用“幕府”一词来指代，其含义用英文表达是military establishment，即“军部”，我与各界友人谈话时一般也采用这个称呼。类似的例子还有对阁僚们的称呼，如“老中”，东部的人使用“御老中”的敬称，意为“高贵的老人”，但倒幕派则只简单地称之为“老中”，即“老人”。在倒幕派看来，没有必要对一个他们正打算推翻的政府的阁僚表示敬意。

1月5日，我们离开鹿儿岛，并于次日上午11点左右抵达宇和岛。从甲板上望去，四周景色优美，海湾周围环绕着高低起伏的山峰，最高峰约有2000英尺。城东部的后方耸立着以“鬼之城”——即“魔鬼的城堡”——而知名的高山。藩主的城堡醒目地矗立在城市右侧一座树木繁盛的小山上，临近海岸。那是一座由两道石墙环绕着的三层城堡，雪白的墙壁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之中。城堡的南边是官吏们的府邸，东边和北边的平民街区则由于小山的阻挡而朝着海岸的方向延伸开去。海岸附近的浅水湾里是当地人开辟的盐田。岸上还修筑了堤坝，以保护岸边的稻田。海湾两侧各有一个小炮台，但看来更像是精致的园林而非防御工事。

我们的船停靠后大约一个半小时，从远处驶来一艘小船，船尾坐着的人手擎望远镜，正朝我们张望。我们蓦地认出，那竟是宇和岛藩的藩主本人！伦德中校急忙跳上小艇，前去将藩主迎到军舰上。对于自己的不羁之举，藩主解释说，他一直想来一次不那么兴师动众的微服出行。我们向他转交了海军上将写给他的贺年信，我还口头将信的内容大致翻译了一遍。藩主本人时年只有32岁，中等身材，略有些鹰钩鼻，面孔呈现出些许贵族血统的特征。总而言之，面容俊美，器宇不凡。我们自然少不了带领他在舰内参观一番，其间我还与藩主首席家老的儿子松根内藏——一位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绅士交谈了片刻。他对我说，宇和岛藩与萨摩藩的关系极为紧密，宇和岛上一任藩主伊达宗城和萨摩藩的岛津三郎当初曾共同反对拥立新近去世的前代大君德川家茂。他们也都是因此遭到了大君的惩罚，自然产生了同仇敌忾的友情。一桥至今仍未获得天皇的册封，恐怕今后也不会有机会成为正式的“征夷大将军”了。

藩主离舰时，我也随他一同乘上了小船。在岸边，侍女们带着藩主的子女迎接他的归来。其中最年长的孩子大约7岁，其他的则都还是小婴儿，由乳母们抱在怀里。每个孩子身上都挂着一柄裹着金色织锦的小刀——日本的武士，从幼年起就已习惯与武器相伴了。藩主非常和蔼可亲，与我约定明日还要来舰上拜访，届时已隐退的前任藩主也会同行。辞别了他以后，我顺路进城游览，恰好在城里遇见几名正打算在当地搜罗些古董的海军军官，便与他们结伴而行。与日本其他地方一样，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偶尔会触摸我们的衣服，好奇地问东问西，但看来都颇为友善。而我也感到，自己与日本人的亲近感也在日益加深。

1月7日，一整天都是狂风暴雨的坏天气。但藩主和他的前任仍如约来访。前任藩主面目冷峻、身材高大，长着一只大鼻子。他那时49岁，据说是大名中屈指可数的智者。他原是江户某个旗本家的儿子，后来被伊达（宇和岛藩主的姓氏）家族收为养子，与伊达家族的嫡子，即现任藩主并非亲生兄弟。由于养子身份一经确立便不可废除，为确保弟弟能在他退位之后继承自己家族的姓氏和领地，他只得将弟弟再收为养子，以便未来能将藩主之位传给他。1858年，当前任藩主卷入大君立嗣一事而被迫归隐山林后，他那名为父子、实为弟兄的继承人便继任了藩主之位。所谓“归隐者”，是指那些虽仍健在，却隐居山林、并将其族长地位和财产全部转让给继承人的人，并不限于贵族或平民。在古代日本，归隐通常是一个父亲到了60岁便会做出的决定。但在当时的宇和岛藩，归隐者显然仍掌握着藩内的大权，现任藩主对其尊敬有加，常尊称他为“父亲”，归隐者则亲昵地称呼现任藩主为“年轻人”。我取出在长崎买到的莫塞尔葡萄酒款待两位贵客，我们在觥筹交错中不知不觉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席间，归隐者热心地向我披露了幕府与法国公使之间有着某种奇特的亲密联系。一旁的首席家老松根对他主君这番有欠谨慎的发言颇感顾虑，托辞称鸣放礼炮的时间将至，催促他们起身。于是，藩主父子便在舰上17门大炮的轰鸣声中告辞而去，岸上的一个炮台也发射了礼炮作为回礼。藩主们离去后，他们的妻子们又前来舰上参观。女士们并未对我们流露出恐惧之色，而是像欧洲的淑女一样安详从容，愉快地同我们攀谈。陪同她们上舰来的人中间，还有一位日后出任海军上将的林谦三。

上岸去洗澡和理发的野口给我带来了炮兵队长入江的宴会邀请函，于是我便顶风冒雨地乘上小船前去赴宴。到达那里后，因主人尚未归家，他的妻女便出来招呼我们。15分钟后，主人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了一名姓森的炮兵军官和两名下属。不一会儿，桌上便摆上了盛满鱼肉和汤的杯杯盏盏，宴席从6点一直持续到11点左右方散。

席间众人把酒言欢，还轮流高歌助兴。无论涉及什么话题，他们都会朝我抛出一连串的疑问，我忙着一一作答，趁机把我积累已久的名言警句和谚语大肆运用了一番，不仅引得对方放声大笑，自己也不禁有些飘飘然。不过，我的解答也使得他们对西洋式的哲理思想肃然起敬。11点半，当最后一位客人也离席告辞后，我又吃了一点米饭，便在主人安排的日式的卧房中歇息了。出乎意料的是，在那既无床架也无床垫的“床”上，我竟睡得十分安稳。

次日清晨，吃过一顿日式早餐后，我便动身返回舰上。之后便与伦德中校及同在长崎乘船的第九团的莱特和丹——之前我忘了提及他们的名字——如约前往射击场。大约25名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在码头欢迎我们，随行的还有一位宇和岛藩的海军军官。途中，又有一些卫兵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行人翻越陡峭的小山步行前往射击场。几名英军的射击手也上岸前来，准备演练一下他们的射击术。步行了一段路程后，我们不得不再次爬山。由于缺少开阔的平地，宇和岛藩的射击场最终只能建在一座标高700码的山峰的山谷腹地间。射击场为我们的到来特地搭起了凉棚，前任藩主和他的亲生儿子、现任藩主都已在那里等候。由于不熟悉峡谷周围的地理环境，英国士兵们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射击术，反而被熟悉地形的宇和岛射击手们占了上风。

1点半，射击演练结束。我们又被邀请去藩主的宫殿做客。那座建筑据说已有500年的历史，但其外观样式却很朴素。我们没有走正门，而是从花园旁的侧门进入宫中。松根迎了出来，并带我们走进一间狭长的房间，屋内的四个角落里都装饰着贴满金箔的阔大屏风——其中有一面尤为宽大醒目。藩主介绍说，这是“太阁”赏赐自己祖先之物。屋子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桌，藩主和松根等人坐了右侧的带扶手的椅子，左侧则留给伦德等人。为了替双方翻译，我便坐了两方中间的上座。

主人为我们备下了精美的宴席，菜肴盛在雅致的盘子里端上桌来。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一道被装饰成野鸭的菜：那些由食物雕刻而成的羽毛栩栩如生，野鸭似乎像是能游动或飞起来似的。在它伸展着的双翅之间的背部，铺满了细细切好的烤肉。此外还有无数的小龙虾和日本人用于款待贵客的很大的烤鲷鱼——而且居然是每人一份！酒是烫过的清酒，装在一个像是四方形的茶壶、但壶嘴更长的锡制酒壶里，由侍者逐一斟到我们面前的大瓷酒杯中。前任藩主依次向伦德、我和两名英国军官举杯敬酒，紧接着现任藩主、松根也轮流如法炮制一番。

酒酣耳热之际，前任藩主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漆制大酒杯向我敬酒，我只得一口气干了。我的同伴们早已告辞，但前任藩主竭力挽留我讨论一些政治问题。他首先提到了兵库的事，并说前一年七八月份曾向帕克斯公使坦言过反对开港，但如今已改了主意。他还说，一桥本人似乎也赞同开放兵库，并与法国公使大致商定在9月公布开港之事。但从他个人的立场来说，他更希望幕府能与英国而不是讨厌的法国人签订开港协议。

我回答说，法国所采取的策略大约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日本需要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承认的统治者。就眼下看来，大君无疑是日本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既然法国已与幕府签订了协议，自然希望帮助幕府巩固其势力。但英国的看法则另有不同，我们认为，同日本这个国家缔结的条约并不一定限于与幕府。即使眼下能与幕府签订条约，但倘若幕府将军的职位尚未获得正式册封，条约仍有可能作废。英国绝无意向干涉日本的内政，在日本人自行解决国内纷争之前，英国很难对其妄加评论。

“但是，”藩主说，“倘若日本的内乱长期持续，则贵国的贸易也将受到损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贵国难道不希望尽快结束内乱吗？”

“不，”我回答，“英国一旦卷入日本的内乱，无论我们支持哪一方，都将导致形势愈发混乱，英国恐怕最终不得不退出与日本的贸易。”

藩主又谈到了他的设想，即日本应成为一个以天皇为元首的联邦制国家。他说，萨摩和长州两藩都已对此表示赞同。我则回答说，他的设想虽然实现起来颇有难度，但日本似乎已别无选择。之前我还就此观点在横滨的报纸上发表过类似意思的文章。

“喔！”藩主提高了嗓音道，“我曾读到过那篇文章！”我猜他读的大概是指日文版本——正如我前文所说，它已被翻译成日文广为流传。最后，藩主提议：“找些女人来，我们好好欣赏几段曲子吧！舰长若知道他走后我还有如此安排，必定会嫉妒你的。所以，我们对他保密！万一他风闻此事，你就推说我喝醉了！”

我们的谈话被这样被打断了。一群美丽的女子——既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推门走了进来。一群孩子也涌进屋内。按照礼仪，我须得与每一位女士干杯。喝罢一轮后，我已颇有酒意，头脑也有些昏沉起来。女士们随后取来了乐器，我们开怀畅饮，席间满是欢乐和亲切的气氛。而我们有关政治的讨论只能告一段落。前藩主看来乐不可支，似乎已无心谈论政事，但忽然像是记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我前往‘阿耳戈斯’号拜访的事，切不可透露给报社。先前我才刚刚称病谢绝了京都的诸藩会议，此事传到幕府的耳中甚是麻烦。眼下，我可绝不打算上京哩。”忽然间，音乐响起，我回头瞥见一个刚陪着伦德告辞而去的“阿耳戈斯”号上的军官去而复返，正在滑稽地跳着日本舞。借着兴头，我要他再跳上一段角笛舞，那家伙竟也欣然从命了。49岁的前藩主一扫平日的严肃冷峻之色，跳到那名军官身旁，学着他的样子舞蹈起来，不时还用手挽着他那肥大的日式裤子。两位家老似乎也受了狂欢气氛的感染，纷纷站起身来加入了舞蹈的行列，竟与藩主大人手挽手大跳起里尔舞（苏格兰传统乡村舞蹈）来。

喝完两位贵族和女眷们敬过的最后一轮酒，松根老人便将我搬回——哦，不，引回他的宅邸歇息。一进门，家人又呈上了酒饭，我便与松根的家人欢宴倾谈一番，一个多小时后方才歇息。借着温热的酒意，那夜我睡得十分香甜——虽然同一个房间里还睡着林、松根的儿子等其他三个人。

翌日黎明，我听见军舰上响起了通知起航的号炮，便赶忙起身。松根的儿子陪我一同赶往港口。临别时，我将自己的小风琴赠他作为纪念。前一晚也在岸上歇息的两名仆役——野口和安仍不见踪影，伦德中校又不肯为了等他们而推迟起航。我只得拜托年轻的松根，请他想法子将那两人送回横滨。两人途中需用的花费，也请他一并按实数借予，我日后交还给驻在江户的宇和岛藩的留守使就是。军舰在清晨6点半驶出港口，我因如此匆忙地辞别了一众亲切友好的宇和岛的朋友，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之意。

途中，我们在濑户内海的某个地方稍作停靠，于1月11日正午时分抵达兵库。我上岸前去采买煤炭、牛肉、蔬菜等物。与当地的官吏协商好若干必需品的补给事宜后，我便悠闲地在兵库城中信步。当地的居民尚不惯于与外国人接触，都对我敬而远之。但却有一伙显然是出身双刀阶层的男子当街冲到我面前，口里大声嚷着“我们反对开放兵库”。然而后来发现，那竟是番玩笑。其中一个肥前藩的家伙，虽然我对他毫无印象，却一口咬定与我是“老相识”。后来，我和林谦三又去港口里停泊的一艘萨摩藩的汽船上做客，受到了船长井上新左卫门的热情款待。那艘船自鹿儿岛出发时搭载了一位萨摩藩的重臣小松带刀，此行是为会见萨摩藩的首要领导者西乡而来。船靠岸后，他便要上岸离去，从陆路前往大坂。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拜托船长，希望他能帮忙介绍我拜访这位重臣。井上船长、林和五代才助（此人是1863年被英军在鹿儿岛俘虏的两人之一）三人便代我草拟了一份拜会帖。次日我又听说，西乡本人也将前来兵库，便索性与林一同上岸，沐浴更衣后享用了一顿日式早餐，静候西乡的到来。

沐浴完毕，我们换上了棉质的日式浴衣，顿感通身清爽。我第一次发现，日式浴衣穿来竟如此令人身心愉悦。刚要开始用餐时，听说西乡已经到达，我们只得匆匆扒了两口饭便急忙赶往萨摩藩的会馆。我私下忖度，这位大名鼎鼎的西乡是否就是1865年11月我曾遇见过的那个名叫岛津左仲的人，果然，后来我在西乡面前提到那个名字时，他也不禁仰头大笑。见到西乡后，除了寒暄，我一时竟找不到话题。坐在对面的这个男子看起来冷漠而迟钝，仿佛对任何事都兴趣索然。然而我逐渐发觉，他那黑色的眸子莹然生光，开口说话时脸上泛起的微笑也十分亲切，便尝试着随便找些话题来谈，诸如外国人所雇用的当地仆役，又或者外国居民的行动范围——倘若外国人在条约限定的聚居区或领事馆的管辖区域之外居住，是否会与当地人产生纠葛之类。然而西乡并没有显出感兴趣的神情，我不得不搜肠刮肚地另觅话题。

“法国皇帝真的给一桥（大君）写信了吗？”我试探着问。

“是的。”西乡简短地回答道。他解释说，一桥之前已向天皇奏本告知此事。因前任大君当时正为商议讨伐长州之事驻留京都，未能及时收到法皇的来信。一桥本人正打算召集各国代表前往大坂，并在那时接受法国人递交的信函。因此，幕府将正式通知各国代表于1月22日抵达大坂会晤。萨摩藩方面已通过吉井幸辅获得一桥奏折的誊本，并将其转交给帕克斯公使。公使表示，鉴于英国方面对此事尚不明就里，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能应约前往大坂。

“然而，”我问，“一桥何以有权接受法皇写给‘将军’的信件？毕竟他还不是‘将军’。”

“不，”西乡回答，“前天，他已正式从朝廷领受‘征夷大将军’之职的任命了。”

“哦！”我惊叹不已，“这太出乎意料了！我还以为，他须得先收拾好长州事件的残局后才能获得任命呢。不过，如此一来，他的势力必然大大地加强了。”

“的确如此。”西乡加重了语气，“前几天还像个四处乞怜的浪人大名，今日便已居于‘征夷大将军’之位了。”

“是否有人在背后促成此事？”

“大约是新上任的老中板仓周防守。一桥如今圣眷正浓，如果愿意，他不久还将获封关白之职。他还打算将同宗的水户德川家的幼弟民部大辅过继给没有子嗣的清水家担任族长，并委派他担任全权驻法大使哩。”

“此举的本意是？”

“我们也不甚明了。”

“那么，一桥为何将各国代表召集至大坂？”

“此事我们也一无所知。”西乡答道。

“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竟可不与各地大名商议么？”

“正是如此。我们原也以为，凡所有政事，均应与各地大名事先计议。然最近幕府恣意妄为，长此以往，必将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西乡应道，“天皇陛下也曾召集各地大名前往京都，彼时众人皆以为要商讨分散幕府权力之事。然而会议后才发现，幕府毫无让权之意。此次幕府再借天皇名义召集会议，大名们不甘受此愚弄，断然拒绝前往。就连本欲长期逗留京都的越前藩，经此一事也决意撤回本藩。”

“那么，政局是否就算尘埃落定？”我问。

“目前看来确实如此。然而三年后，一桥又将如何面对政局呢……”

“三年时间太长了。京都会议时，天皇虽授予幕府对外签订条约的权力，但在敕令中也提到：‘现存条约中仍有需与诸方大名另行商议、修订之处’，莫非其中另有他意？”

“绝非如此！”西乡说，“贵使切莫误会。陛下之意——正如我之前所言——是希望各地大名能与幕府共同计议政事之革新。”

“会议可曾提及长州事件及开放兵库之事？尤其是长州事件，目前进展如何？各国对此尚一无所知。”我急急地问。

“全无头绪，”西乡答道，“幕府方面毫无来由地开战、然后又莫名其妙地休战而已。”

“事态已经平息，还是……”

“幕府不过是撤走军队，暂时停止敌对行动而已。然而事态仍未平息。”

“各国至今尚不了解，幕府究竟为何出兵长州？难道是为惩戒长州藩炮击外国商船之故？此外，倘若长州藩确有冒犯天颜之举，则一向尊奉天皇的贵藩藩主为何不出兵助幕府一臂之力？”

“幕府对长州积怨已久。”西乡简短地答道。

“此番内乱，应在年内尽快平定。我对京都会议未能如期举行深表遗憾。因我国与贵国所缔结之协约，并非专属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乃以日本国为合约方。我们无意卷入日本的内部纷争，无论将来日本由天皇陛下抑或幕府统治，抑或由各地大名组成联邦制国家政体，于英国而言并无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了解究竟谁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老实说，英国目前对幕府的政治地位也多少有些心存疑虑。前次他们要求暂缓开放兵库之时，我们已对幕府的力不从心有所觉察，换句话说，他们并非事事都可自行专断。至理查德逊被杀身亡而幕府竟无力惩处凶犯之时，我们方得知幕府的威望尚不能波及到萨摩。再后来，长州藩炮击外国商船，幕府对此无能为力，各国不得不亲自上阵惩戒施暴者。此次征伐长州，幕府军竟败于长州藩之手。凡此种种，更令我们对幕府的实际统治力疑虑重重。幕府与我国所约定的来年开放兵库港一事，倘若地方大名纷纷反对，则幕府又将如何处置？”

“吾家主公并不反对开港，但难以苟同按以往之法开放兵库。开港应裨益国之整体，而非满足幕府之一己私利。”

“那么，贵方希望以何种方式开港？”我于是问道。

“有关兵库开放事宜，应交由五至六名大名所组成的委员会协商决断。如此，便可提防幕府为独占利益而恣意妄为。兵库是各地大名的命脉所系。大名都需向大坂的商人借贷，为归还贷款，每年还需将领地的出产运至大坂销售。如依此前开放横滨之法实行兵库的开港，势必引发各地大名的财政混乱。”

“原来如此。看来，兵库开放大约会触动各藩的底牌。但如开港前仍不能平息内乱的话，实属遗憾之至。”

“本藩曾派吉井面见帕克斯公使，邀其前来大坂面会。为避嫌疑，后又提出前往拜会公使。然而公使回复说，除非能面见所有的大名，否则他不打算与萨摩藩主单独会面。”

谈话间，仆役端上了酒菜，一位据称是五代才助情妇的年轻貌美女子为我们斟酒。西乡借故离席，与随我前来的林一同走出房间。林大约是带来了萨摩藩方面的什么重要指令。第二轮酒菜送来时，西乡面露焦急之色，我便也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但西乡按住我，不准我提前离开。我只得坦言，倘若他另有急事，大可不必顾虑我，尽可随时离去。于是西乡便立刻站起身来对我说：“帕克斯公使如有需要商议之事，可随时与江户的萨摩会馆联络。无论公使希望与何人面谈，我们一定会在京都为公使安排。”说罢，他便向我告辞。我衷心地感谢他远道而来与我相见，并与他话别。他走后，我们的宴会重新开始。仆役们换过数次酒菜后，我和林也起身告辞，在7点半左右返回“阿耳戈斯”号。次日，我们便出发前往横滨。在兵库期间，我们得以自由地在城中漫步，而当地居民对我们十分友善。他们看来正在习惯外国人出现在他们四周。当我们走在街上时，再也没有人冲着我们大惊小怪地指手画脚、窃窃私语了。

第16章　初次访问大坂

1867年1月15日返回横滨后，我将此行的所见所闻悉数向上级做了汇报。次日，我便回到了江户的住处。最新消息称，大君已邀请各国代表至大坂会晤，而代表们大都同意应约前往。而大君此举的用意，据称是要打破过去八年里因循守旧的做法，以切实地履行与各国签订的友好条约。帕克斯爵士深知当前日本的政局，也坚信幕府的权力正在迅速衰落，本打算不参加大坂的会议。然而得知各国代表均已同意出席，他最终不得不也决定前往。故此，为重新安排在大坂的住宿，公使派我和米特福德乘“阿耳戈斯”号去大坂实地探查准备。第九团第二营的卡迪上尉后来也随我们同行。在海上航行了两天，我们于2月9日到达兵库。为了安排在当地的诸般事务，幕府特地从江户派来两位洋务官员与我们同路。船一驶进兵库港他们便立即登岸，为我们办理前往大坂的手续。兵库港中停泊着“皇家公主”号、“蜥蜴”号、“黑蛇”号和“公司”号等几艘军舰，分别为前往福冈和三田尻拜访筑前和长州的藩主而来。“皇家公主”号上的沃尔特·科尔爵士还热心地将几位日本大人物——四位长州贵族和两位首席参赞——的照片赠送给我。前文中所提及的桂小五郎也在其中。在“皇家公主”号的甲板上，我还遇见了几名日本商人。他们对日益临近的兵库开港大感关心，还就外国人聚居区应该建于何处大加议论。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官方刚刚宣布的天皇驾崩（孝明天皇）的消息。传言说天皇死于天花，而数年后某位深悉内情的日本人则偷偷地告诉我，天皇陛下实际上是被毒死的。据说他固执地反对一切对外国人的让步，因而被那些预见到幕府必将垮台、朝廷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各国列强的人秘密除掉了。即使能逃脱谋杀，这位极端保守的天皇的统治也势必恶化日本的政局，乃至引发日本与各国的战争。在东方，重要人物的死因常常被归结为毒死。前任将军德川家茂病死时，坊间也纷纷传说他是因为一桥的继位而被人下毒。不过在当时，我并未听说有人议论天皇的真正死因。不可否认的是，一位不得人心的天皇猝然离世，留下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继承大位这一事实显然对很多人有利。

两位仆役——野口和安，被宇和岛藩送了回来。对于没能及时返回，两人寻出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我轻易地宽容了他们。

从“阿耳戈斯”号上登岸的丹麦海军军官萨尔比茨少尉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至此，我们一行四人，在11日清晨再次出发了。日本当局为我们准备了马匹，并从担任外国公使馆护卫队的“别手组”中抽调九名带刀警卫随我们同行。那些马儿很矮小，营养不足，也缺乏训练，但每匹马都配有一名精干的马夫，引导着马儿们以优雅的步态行进。为确保我们的安全，政府在沿途都布置了军队，士兵们的数量——我猜测，绝不少于1500名。当局如此兴师动众，不免令我们心生得意而又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一路上，道路十分平坦，笔直向前。然而一到大坂，脚下的路变得曲折盘旋，有如迷宫。当时，出于战略防御的考虑，大名城邦郊外的道路都建在稻田的田埂上，使敌人在进攻时难以长驱直入，只能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分散进攻，城中的守军则可趁机以直线火力打击敌方的侧翼。

过了尼崎不久，我们便望见了大坂城的城堡。它那熠熠生辉的白墙和层层叠叠的屋檐醒目地矗立在原野上，从几里格（1里格约3英里）外的远方便可望见，使人忽略了周围的一切景色。终于，我们进入了大坂城。起初，由于向导领错了路，我们的队列屡屡在狭窄的街道上被分散成几段，但我们所经之处，熙熙攘攘的人群总会默默地为我们让开一条道路，看热闹的人群悄无声息地伫立在自家的门前。在街道的转弯处和其他任何地方，照旧聚集着人山人海，道路两侧净是张大着眼睛、热切地注视着我们的面孔。经过一座横穿大坂的河流上的木桥，沿着河岸左转，然后再右转，走过一条长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街路，我们总算到达了当局指定的住处：一座名叫“本觉院”的寺庙。几位洋务官吏早已等在那里，还有两三名地方官吏也前来迎接我们。我在寺中巡视了一番，发现这次当局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来让人住得舒服些。不仅如此，寺院本身的地理位置也相当便利。与1865年那次充满敌意的访问时曾经受到的轻慢相比，这次当局提供的待遇真有天壤之别。可见新的大君上任以来，对外国人的态度明显有所好转。而近期天皇的薨世，大约也或多或少地促使将军开始采取怀柔手段。

官吏们竭尽所能地取悦我们，让我们住得舒适惬意。我们先是畅快地洗了个热水澡，长途骑行的风尘辛劳顿时一扫而光。继而，仆人们又端来了按西洋方式烹饪的菜肴。他们甚至还准备了一些法国葡萄酒，其中一瓶——虽然只有一瓶——竟然是拉露丝葡萄酒！可惜的是，座位仍是日式的四角木凳——在我停留期间，它真叫我苦不堪言。饭后，我们又查看了一下卧室的布置。床似乎是匆匆搭建的，颇为粗陋。但被褥却相当齐整，从棉被到丝床单一应俱全。至于盥洗室，只能以滑稽古怪形容：洗面台上放着两个极小的洗面盆，下面放着一个大水瓮。洗面盆旁边放着一块杏仁肥皂和一瓶古龙水。最叫我们难以适应的是官吏们的态度：他们恭顺谦卑到了可笑的程度，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傲慢无礼简直判若两人。

次日，宇和岛藩的一位官员铃木来访。他带来一封驻大坂的宇和岛家老的书信，信中要求我们近期切莫前往宇和岛藩的会馆。然而铃木的表情和举止却似乎传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我差遣野口去萨摩会馆邀小松来我们的住处相聚，又派人去宇和岛会馆，对他们先前关照我的两名仆役之事表示感谢。下午，我们去游览了大坂最繁华的街市——心斋桥。几名身佩单刀的官差走在我们前面，口中发出如同鸟鸣般的啁啾之声，提示沿途的路人闪避。自打数年前从长崎来过几名荷兰使节后，大坂城的居民再也没见过任何欧洲人的面孔。因此，我们一出门，身后便立刻聚拢了人山人海，市民们挤挤挨挨、争相目睹异国来客的一举一动。而我们对这座异国城市也怀着丝毫不输于当地人的强烈好奇，从书店到和服店，我们逛了一家又一家的店铺，直到天黑方才返回。

第二位来访的客人是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吉井幸辅。我与他在兵库的船上结识，那时正是1865年秋天，我首次见到西乡的时候。吉井是个小个子，性情活泼，操着一口萨摩的土腔，口齿伶俐。那段时间，我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城中游览，官员们则不辞劳苦地竭力满足我们的任何要求——只需开口吩咐，他们便会立即着手去办。过了一两天，我们邀请小松和吉井共进午餐。在我所结识的日本人当中，小松的魅力无人能敌。他虽出身家老世家，却与那个阶层的人迥然不同：富有政治才能，礼貌周到，待人亲切。他的肤色也比大多数日本人更富有光华，只是嘴巴有些略大，稍稍有损他那堂堂的仪表。他毫不拘束地大口品尝着鹅肝酱和小麦酒，很快就显出醺然欲醉的神色。我们不由担心起来——四周布满了幕府的官吏，但愿他不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第二天，我和米特福德前去河岸附近的“藏屋敷”（即货仓）回访小松和吉井。吉井在玄关处迎候我们，并引着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房间内坐着担任本藩大坂代理人的小松和松木弘安。后者是1863年炮击鹿儿岛时被我们俘虏的两个人之一，有段时间还曾在幕府任职。我因此很是疑虑此人是否值得信任。寒暄过后，小松和吉井表示，另有要事想与我密谈。至于松木，他们解释说，此人完全可靠。果然，他后来改名为寺岛陶藏（抑或这就是他的本名），并在明治维新后长期在外交部门担任要职。随后，我和米特福德、小松、吉井四人一起走进里面的一个房间，小松和吉井向我们透露，官方公告称，天皇已于2月3日驾崩，但实际上天皇在1月30日即已离世。新继位的天皇是位15岁的少年（睦仁亲王）。据称，他头脑聪慧，若能接受适当的教诲，充分了解外国和日本的政情，则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幕府方面决不会容许新天皇积累学识，在若干年内，所有政事将由关白以天皇的名义一手操办。关白的人选通常由朝廷从特定的五个贵族家庭中挑选，名义上虽由天皇任命，而实际则由大君和有权势的大名们决定。现任关白二条齐敬是位贤明善良的贵族，但似乎对幕府有过于俯首帖耳之嫌。对于大君召集各国代表前往大坂之事，小松认为，那不过是为了向萨摩、宇和岛两藩私自接待帕克斯公使一事进行示威。因此，会谈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而绝不会涉及兵库开港等关键事项。以幕府的本意，绝不会同意开放兵库，他们深恐开港后天皇和朝廷的臣子会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小松还称，因幕府在交付兵库的土地、知会去年6月签署的关税协定等诸事方面一再拖延，萨摩藩已向幕府屡次提出抗议。此外，萨摩藩在神户附近所购得的大片土地，原拟用作营建货仓。倘若各国建造外国人聚居区需要土地，萨摩藩将十分乐意将其拱手让出。至于兵库开港一事，萨摩藩历来希望能在兵库与各国开展贸易，但开港方式仍需另寻妥当之法。天皇朝廷中也有多名贵族正在商议合理的开放通商之策，这些人大多抱持着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对幕府素无好感。其中有几人还一度遭到过幕府的囚禁，并被严令不得再接近天皇左右。

鉴于时局愈加动荡，大君为收拾局面，或考虑长期驻留京都。因为他一旦返回江户，则必将失掉左右天皇的权力，长州藩再次起兵劝谏天皇也未可知。德川庆喜正式获封“征夷大将军”之日，各藩均只派出本藩的留守使出席册封仪式，大名们竟无一人亲自前往京都观礼。最后，小松请我务必转告帕克斯公使：推翻幕府，绝非萨摩及其联盟诸藩的本意，只是为了防止幕府滥用权力的权宜之计。对各藩而言，恢复皇权，尊奉天皇为日本的最高统治乃是众望所归。上述诸般计划和目的，均出于维护日本国运之计，并非单纯的反抗幕府或引发革命。若帕克斯公使能够前往京都，向天皇当面表明缔结条约的意愿，则各藩将立刻群起响应，并可齐聚京都，一同劝谏天皇，力促天皇准许签约。而其余善后事宜，则均不需公使参与，各藩将以己之力自行解决。

考虑到我们四人已私下攀谈了很久，为避免引人生疑，便决定谈话暂时到此为止。回到原来的房间后，侍者为我们端来精美的日本佳肴。令我惊讶万分的是，自炮击下关以来久未谋面的井上闻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脸上新添了一道丑陋的刀疤，据说是在藩内的党争中负伤所致。他告诉我，眼下长州藩内士气高昂，正准备对幕府进行出奇制胜的一击。他还转达了藩主的口信，希望帕克斯公使能尽早再次访问长州。上次公使路过下关时，因有法国公使临时到访，藩主未能与帕克斯爵士谋面。萨摩藩的人也纷纷表示，希望我和米特福德能尽早拜访鹿儿岛。

就公使正式访问大坂事宜，我们与外务奉行柴田日向守进行了面谈，慎重、友好地商议了一应巨细事项。关于大君接见的仪式，我们产生了一些分歧。对方希望公使能在大君的宫殿外鞠躬行礼，而我们对此难以接受，并希望仪式能尽量遵循欧洲的宫廷礼仪。

正如我在前文所述，我的仆人野口曾是京都最精锐的守卫部队——会津藩的一员。我特地派他前往京都，联络那里的会津藩藩士。不一会儿他便回来了，告诉我有些会津藩的人希望能前来拜访。17日晚间，梶原平马（家老）、仓泽右兵卫、山田贞介、河原善左卫门等四人深夜来访，并带给我数卷淡青色的丝绸锦缎作为礼物和一份礼单，礼单上列着将会另外派人送来的给公使、米特福德和我本人的刀剑等其他礼品。依照日本的传统，正式赠送礼物时，送礼人通常会附上一张以厚而轻的淡米色和纸写成的与实物相符的礼单。尤其是在实物尚未备齐的情况下，通常会先行呈上礼单以表敬意。因事出偶然，我们来不及准备回礼，只得尽量拿出最好的存货款待他们。梶原是个肤色健康的年轻人，礼仪也无可挑剔。他的豪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毫不畏缩地开怀畅饮，香槟、威士忌、雪利酒、朗姆酒、金酒……统统来者不拒。席间，他们提出想要参观英国军舰，于是我便提笔给“蜥蜴”号的休伊特舰长写了一封介绍函。借此机缘，我与会津藩的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这段友谊持续了很久，即便在日后我们对维新运动及日本政治产生诸多分歧也未曾有丝毫动摇。对于英国所采取的政策，即关注日本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非卷入各派势力之争，会津人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并未因此而对英国产生愤恨情绪。

过了两天，我又请这几位新相识来共进午餐。我拿出香槟和腌肉款待客人，席间又是一番畅饮。此处，我须得向诸位读者做些说明：在当时的日本，在正餐中喝到酩酊大醉是极为普遍的事。假如客人在宴席过后仍能头脑清醒地离去，会被视为是主人招待不周。眼下，我们一个客人已醉得东倒西歪，口中胡乱嚷着一些女士和儿童不宜的话题。另一个家伙则掏出一小包春宫画片，“慷慨”地分发给我们。最后，梶原提议，晚餐他将再次回请我们。我马上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一旁的洋务官员却人人面露难色。因为外国公使馆的雇员出席大名家臣的宴会是素无先例的事，哪怕发出邀请的是效忠于大君的大名的家臣。按以往的经验，这一邀请无疑是不合规矩的。我估计幕府的官吏们必定会在背地里玩弄手段，阻止我们前去赴宴。

下午，我们又去查看船只的情况——公使和他的随员们将会搭乘这些船只直达住处。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累得筋疲力尽，总算来到了代表团计划换乘的地点。我跳上船，吩咐船夫们开始划桨。试航的结果十分不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首先，船只停泊地距离下塌处太远，且需逆流而上，航行费时费力；其次，走水路相对与外界隔绝，既不能向当地人展示英国外交代表团的风采，代表团成员也没法欣赏沿途大坂市的人情风貌。而陆路步行的距离虽然很近，但途中总要经过一些狭窄幽暗、不甚整洁的小巷，显然也不大适宜。此刻，天色已然尽黑，码头上仍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算来我们已在大坂逗留了一个星期之久，而且每天都在城中四处往来，但当地人对我们的好奇心却丝毫未减。野口前去与会津藩的人一同寻找适合回请的场所，此时还没有回来。我断定，在官吏们的阻挠下，我们终究是不能赶赴梶原的回请了，便坐下来准备吃晚饭——晚饭是甲鱼汤和蒸甲鱼。然而饭刚吃了一半，野口跑了进来，对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始终跟随我们左右的护卫们都已歇息，我和野口只带了一名在前面提灯笼的差役便匆匆出了门。夜已深，路上不见一个行人，意识到是在冒险，我们不觉抱臂而行。毕竟，在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哪个欧洲人能够享受深夜外出的自由。我们步行了两英里左右，沿着河边的一条路向下游走去，终于到达了大桥附近的一家料亭。会津藩的朋友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见我们到来，便把我让到铺着毛毯的上座。屋子里红烛高照，会津人则坐在我们对面的蒲团上。不久，几名年迈的妇人奉上茶来。我不由得一阵失望：会津人不是答应，定会让我领略大坂城中最有名的艺妓们的芳容吗？幸而旁边有人觉察出我的情绪，对我说姑娘们此刻仍在楼上梳妆，稍后便会前来。果然，上酒时，女孩子们施施然登场。其中有几人确乎姿容妩媚，而另一些则可称得上丑陋。但无论美丑，都抵不过她们那骇人的装饰更叫我目瞪口呆。她们的牙齿都染得漆黑，脸上涂满雪白的铅粉。据说黑牙齿是已婚女子的象征，一些年长的艺妓有了长期恩客后也会将牙齿染黑。后来，我逐渐习惯了面对这闪闪发光的黑牙齿。几年后，皇后陛下又创造了新的摩登潮流，废除了涂黑牙齿的旧习，我便又与所有日本人一道接受了“白牙才是美”的“新”风俗。日本的舞蹈——莫若说是身体的摆动——令我毫无兴趣。这种多少可算得上优雅的（或曰，不自然的）肢体动作，通常由一种三弦琴伴奏，并辅以诗歌的吟唱。事先了解歌词的含义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这种吟唱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像在听意大利歌剧——但闻其声，不明其意。我想，除了狂热的日本歌舞爱好者，大多数外国人绝不肯劳烦自己去学习如何鉴赏这门艺术——他们大可另找一些不那么费时费力的方式去体会日本之美。以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日本音乐十之八九的音节似乎都与我们的音乐天差地别，不成曲调。总之，对欧洲人来说，日本音乐是颇为晦涩难懂的。在印度、缅甸、暹罗、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虽然形式上可能略有不同，但在用餐时辅以歌舞娱乐相当普遍。然而在我这“蛮夷之辈”看来，它们都一般的令人乏味。后来，大坂的地方官们终于寻到了我们的踪迹，不厌其烦地劝说我们回去。拗不过他们的啰嗦，我们只略坐了一会儿，便在11点钟左右起身告辞。我们走后，那场欢宴大约还持续了很久。以上就是我那次离开大坂前最后一个晚上的经历。

第17章　大君接见外国使节

回到江户，我们便得知实习译员维达尔自杀身亡的消息，不由得大为惊骇。显然，糟糕的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做出疯狂举动的唯一原因。他在精神上并不存在混乱癫狂之处——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具备健全理性的人。这位才华洋溢的年轻人不幸罹患了慢性肝病，每日都要忍受病痛的折磨。他最初被派往暹罗任职，未及赴任便又被转调到中国。在中国待了一两年后，因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他又申请调来日本。然而，日本并未令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最终做出了自杀的决定。

几天后，我与几位横滨来的朋友一起前往热海和箱根游览。除了热海，那次旅行着实是乏善可陈。如今（1887年）的热海至少有12家旅馆，是东京（江户）的有钱阶层川流不息的高级度假区。而当时在热海却只有两间旅馆。不过，那时的旅费相当便宜，我们雇来搬运行李的脚夫扛着重物走了10英里，却只索费一又四分之三个银币，大约相当于2先令4便士。箱根的村庄东部还设有关卡，旅行者必须向关卡上的差人们出示旅行证件。关卡外的公示牌上也写着“必须出示旅行证件方可通过”的官方规定，混杂在诸如发现尸体、伤人事件、可疑分子之类的官方通告之中。我们一行人中的某位女士完成了一项壮举：她骑着日本的矮马，顺着陡峭而崎岖的山路一路向下，从山顶一直旅行到小田原附近。我们选择住进官方的驿站，那里的老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驿站是座相当宽敞的平房，还另外设有一个大厨房和玄关，共有10到15间大约12英尺见方的客室。我们在驿站歇息了一宿，次日，野口按官价雇来了驮马和脚夫。按10英里的路程计算，每匹驮马的价钱是464文，脚夫则是每人233文。按当时6600文为一两，即四个“一分银”银币的汇率计算，官价大约为5先令4便士，脚夫的报酬应为全程二又五分之一便士，或每英里五分之一便士左右。为驿站充当脚夫是当地村民必须纳献的徭役。在缺乏劳力的时候，村民不得不按市价雇用替代的人手，再按官价出徭役。那无疑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赋税，明治维新后即被新政府宣告废除。我们一行人在保土谷附近就地解散，有人打算返回横滨，也有人将继续向神奈川一带进发。我也辞别了众人，打算继续前往神奈川的“本阵”——即官方为大名和政府高官准备的高级旅馆——小住。我在保土谷雇了轿子便动身上路。短短5英里的路程，轿子居然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这就是当时旅行者普遍的行进速度了。我的队伍也颇有些小规模：走在最前面的一名男子手提竹子和纸制成的大灯笼为队伍引路，身后跟着公使馆的一名护卫所乘的轿子。我的轿子在队伍最中间，后面还跟着另一名警卫和背行李的脚夫。我的行李装在两只柳条箱里，脚夫用一根长竹竿将两只箱子挑在肩上。野口则步行跟随。第二天一早，我付清了一行人的住宿和进餐等一应费用，大约花了8先令6便士。另外，我还另付了一枚“一分银”银币（约1先令4便士）作为“茶水费”，从店主人的表情来看，他对此相当满意。在日本，“旅笼”，即可供过夜的旅馆，其所收取的住宿费中包含了米饭、茶水、寝具、燃料、蜡烛、洗浴等全部费用，但酒和包含鱼类的菜肴则要另外付费。出于照顾旅馆生意的考虑，出手大方的客人往往会另外点些酒肉菜肴，而那些节俭的旅客则只凭含在住宿费中的两餐便也足够吃饱肚子。而所谓的“含有鱼类的菜肴”，其观赏的意义远远大于食用，不妨说只是用来充作下酒菜。与蜡烛、燃料、洗澡都要另外收费的欧洲旅馆大不相同，日本的旅馆真是体贴周到。而且日本没有人会索要小费，旅客自然也从无付小费的习惯。在有的地方，住宿费则以“茶水费”的名义来向客人收取。

那趟旅行归来后，我和米特福德两人便在公使馆外面另租了一处小房子。新住处位于东海道通向泉岳寺支路上的一个小高台上，周围还有漂亮的园林。事实上，那是一座名为门良院的小寺庙。我们租用了寺中的客舍，享有我们单独的卧室和起居室。房子周围没有围墙，只有几名别手组的护卫担任警戒。平时，他们就住在大门旁的小屋里。

在离我们所住的寺院不远的下方就是公使馆，公使馆的院内整晚都有哨兵巡逻，每逢整点哨兵们还要互相对答口令。我们两人甘冒深夜遇刺的风险在外居住，不啻是一种“过分勇敢”的举动。在外居住的几个月中，我们天天靠日式饭菜度日。而且，由于萨摩的朋友们频繁来访，我竟在某日一天三次光临一家叫“万清”的日本料亭。

米特福德毫不松懈地埋头学习日语——正如他之前在北京学习中文时那样刻苦——很快便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为了帮助他学习，我给他编写了一些例句和对话样例。几年后，这些学习资料被冠以《日语会话篇》之名结集出版。

在外居住的一大好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接待来访的大名家臣。我还经常出入位于三田的萨摩会馆，从两位萨摩藩士——柴山良介、南部弥八郎处获得一些政治情报。不幸的是，柴山在那年年底以一种英勇的方式告别了人世。由于萨摩会馆早已因容留大批浪人和激进政治人物声名在外，幕府的警察在某日突如其来地包围了会馆，并纵火将其焚毁。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很多人死于非命，柴山则遭到当局的逮捕。在审讯中，他毫不畏惧地宣称自己就是带头者，随即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他曾是我最亲密的友人之一，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次有趣的冒险。

4月中旬，各国代表开始陆续向大坂进发。法国的罗素公使，为了推动自己所提出的政策，早在3月中便已抵达大坂，并与大君进行了单独会晤。他无疑是幕府的坚定支持者，或至少不惜为大君进言献策。事实上，我们后来听说，此君在幕府被推翻后，亲自跑去对幕府的人说，他在日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而帕克斯公使则采取了较为淡然的态度，他只将大君看作日本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并决定此后的诸般礼仪安排都将遵循上述原则。从那以后，我们将称呼大君为“殿下”，并在称呼英国女王时采用与天皇同一级别的尊称。

阿普林上尉指挥的骑兵队、唐德上尉和布拉德肖中尉指挥的第九团第二营的50名先遣队员护卫着帕卡斯公使一同前往大坂，帕克斯夫人也随军同行。随员则包括公使秘书西德尼·洛科克、米特福德、作为日语秘书的我本人、威利斯、阿斯顿和威尔金森等人。我们还说服了公使，准许画家查尔斯·沃格曼跟随我们一同前往。总而言之，我们的代表团大约有100人左右，包括70名欧洲人和30名左右中国人、日本秘书、仆役和马夫。幕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必须的新鲜食物。然而也有人因为未能加入代表团而愤懑不已。《日本时报》的瑞克白先生还将嫉恨的矛头指向画家沃格曼先生。诚然，从商界的立场看来，商业代表被排除在会谈之外似乎不甚合理。但平心而论，他们的出席只会使会谈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英国代表团在大坂停留期间，占用了位于寺町街尽头的四座宽敞寺院。其他各国的驻地距离我们不远，但他们分配到的住处看来远不及我们舒适气派——当然，也多亏了英国公使派我们不辞劳苦地预先勘察、安排。米特福德、我和沃格曼挑了长法寺一隅的房间，从房中可以望到大坂的街景，寺中的另一部分则临时充作帕克斯公使的办公室和档案室。就餐处在一路之隔的另一所寺院内——公使及夫人也下榻在此。它隔壁的寺院则供警卫队的军官和两名实习译员使用。至于第四座寺院，则用来接待宾客。一楼、二楼和三楼都有很不错的房间供我使用。一楼住着日本人秘书和我的仆人，二楼的两个房间中，一间是我的卧室，另一间则作为我的办公室。三楼的房间可用来作为接待宾客的客房。那些房间大约长12英尺、宽9英尺，虽然并不宽敞，但因屋里几乎没摆放什么家具，仍可容纳12个人以上。

从早到晚，翻译的工作无穷无尽。我也因此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在午餐或晚餐时也会有日本客人来访，我每天的翻译工作往往要超过11个小时。在此期间，我根本无暇记日记，只能先把一切事情都记在心里，涉及具体日期的事，我只能参考其他资料。

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无穷无尽的谈判中：在兵库和大坂开设外国人聚居区、外国人租借土地所需的条件、在租借的土地上设定自治区域等等。由于帕克斯公使在各国外交使节中最富实干精神，这些棘手的工作便都落到了他的肩上。幕府看来打算倾尽全力“结与国之欢心”，会谈因而进行得十分顺利、迅速。上次在江户会晤时种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怒气冲冲的争论、白热化的僵持（我们的代表怒不可遏，对方的家老则木然不动）——竟统统没有发生。新任“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在演说中称，幕府今后将采取新的策略，切实履行友好条约的规定。

其间，我还接待了萨摩、阿波、宇和岛诸藩藩士们。我试图与他们讨论，以往十三年以来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果？大体而言，似乎幕府一方最终战胜了反对派一方。大君召集各国代表前来大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展示一种姿态，即幕府希望与各国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大君是否因听取了某些人的建议而采取上述策略，但据某位外国公使馆馆员称，有人在背后出谋划策并非全无可能。

有关谒见大君时的礼仪问题，各方进行了一番耗时的争论后，最终决定采用欧洲的方式。首次会面将按私人会晤的形式举行。帕克斯爵士率领全体随员骑马前往大君的城堡，前面由骑兵队开路，步兵队则负责队伍前方和后方的警戒。左右则是大批的“别手组”日本护卫边走边阻挡、驱散围拢过来的人群。城堡前列队迎候的日本士兵误将制服鲜明的护卫队军官认作了公使，纷纷向他举枪致敬，看来十分滑稽可笑。护城河的通路前立着一块写有“下马”两个汉字的木牌，我们征询对方的同意后，继续骑马前行，直至宫殿的大门口。宫殿离城堡的大门很近，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它在1868年2月被溃败的幕府军付之一炬。多么令人遗憾，如今我们再也无缘得见这座号称当时日本最豪华的建筑了——它甚至远比天皇的皇宫还要华丽阔大，走廊的屋顶很高，地面上铺着席子，走廊和房间之间以彩绘的、优质日本杉木制成的屏风隔开。我们沿着长长的走廊，经过几个宽阔的房间，拐向右侧，便是一间由三个房间连通组成的极为宽大的“谒见室”。此外，相邻的其他的房间也分别另有命名，大名们则按礼仪规定分别在那些房间里等候大君传令接见。屏风的上方装饰着雕有鸟类、绿叶纹样的木质“镜板”。参观过位于日光的德川家康家庙的人应该会对这些纹样毫不陌生，只是这里的彩绘更为华丽鲜艳。

由一位负责洋务的高级官吏引领，我们沿着铺着席子的走廊徐徐前行。那位官吏似乎行走得颇为费力——根据宫内的规矩，他穿着一条极为长大，裤脚几乎拖到地面的裤子，穿着它走起路来仿佛是在跪行。最后，我们走进了一间最里面的房间，大君正在那里等候我们。他先是与帕克斯公使握了握手，便在长案一端的首席落座。公使坐在大君的右侧，相当于总理的板仓伊贺守则在大君左侧相陪。其余公使团的成员们一律在公使一侧按顺序落座，我则作为译员坐在大君和公使之间。大君是我所见过的日本人里最具贵族气质的男子，肤色白皙、前额饱满、轮廓分明的鼻子——好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我一时颇感紧张，担心自己的遣词造句有违宫中的礼仪。帕克斯公使谈及英日关系，称“两国之间曾经的不愉快如今已尽付流水”，我虽如实做了转述，但也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在这种场合，双方不应进行任何公务上的商谈。会见结束后，主人邀我们在隔壁一个较小些的房间共进西式晚餐。大君虽仍选了首席坐下，态度却相当殷勤。公使刚对墙上挂着的《三十六位诗仙》的画表示了赞美，大君便立刻命人将其中一幅摘下来赠给他。餐后，侍者端来了威士忌和水，为那位大人物调酒的荣幸则落到了我的头上。会见结束，我们告辞退出时，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

正式的谒见在两三天之后。除外交人员外，海军各舰的舰长也将列席参加。事先，我们还就公使如何致意、大君如何回应等进行了一番安排，并提醒大君，当谒见者列队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应一一向他们简短地问候。至于我的职责，我想大概应该参考《日升之处》（Eothen）一书中出现的那个在重要会见时为土耳其总督担任翻译的外国导游：假设大君像书中人物那样，对前来谒见的极地探险家哈斯维尔队长简单问候说：“听说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旅行。”翻译显然不应将其直译，而应采用更为简短和优雅的问候词句。

此外，我记得西乡和他的朋友们曾经来访。他们对于英国与幕府的日益亲近甚为不满。革新的机会并未因此而丧失，我虽如此安慰着西乡，但内心也隐隐觉得，一旦兵库实现开港，大名们恐怕将丧失发起革新运动的良机。

外国代表们住处外面的街道两端竖起了坚固的木门，街上不分昼夜地聚集着大群别手组的日本护卫。按上头的命令，我们无论去哪儿，他们都必须跟随左右。我们也因此一直找不到单独外出的机会，我和米特福德不禁焦躁难耐。终于，我们在寺院围墙上发现了一个缺口，便时常带着仆人野口从那里溜出去，在夜晚的街道上漫步。对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恐惧以及逃学孩童般的欣喜交织在我们心中，令夜晚的探险更加妙不可言。

某日，在年轻的松根的陪同下，我们将探险延伸到了据称充斥着“歌舞女郎”的花街柳巷。那晚月色皎洁，使得我们的私自外出更容易被护卫们觉察。因此，在照例穿过围墙上的缺口后，我们又折返回去，经过公使住处的后院，再转到与我们所住寺庙前那条街道平行的一条地势较低的路上。我们一路上俯身向前，时而躲在房檐的阴影里，时而沿着直角飞快地蹿到另一条街上。右转过一段路后，我们确定再也没有人会发觉我们的踪迹，便大大地松了口气，开始放慢脚步。穿过河上一座长长的木桥，我们终于到达了探险的目的地。

来之前，松根用自己的名字预订了房间。脸搽得雪白、涂着口红的风尘女郎们原以为来客是日本人，照例在房间里迎接我们。及至看到走进来的是两名欧洲人，她们便不禁尖叫起来——对那时候的大坂女人来说，欧洲人非但引不起她们的丝毫兴趣，反而常使她们惊慌错愕。美人们惊叫着纷纷逃出屋去，松根虽竭力抚慰和劝说，她们始终不肯回来。店家的老板央求说，我们继续留在店中的话将会引来大批的围观者，万一再发生什么骚动他则更加吃罪不起，务请我们尽快离开云云。我们大感扫兴，只得听从他的劝告。虽然只对日本的美人们投去了匆匆的一瞥，但我们仍觉得那次冒险不虚此行——毕竟，我们可是头一批潜入大坂的风俗街区一窥究竟的欧洲人咧。

还有一次，我们带着几名护卫外出游历。当地政府的官员们准许我们出行，甚至——我相信，还试图为我们说情。那次，我们得以与几名艺妓一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而松根作为大名的家臣，与我们同游时还招致了不少怀疑的目光。他不仅与我们这些外国人长时间地并肩而行，甚至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带我们走进一家当地的茶屋（位于现在的造币局对面）——这在当时可需要相当的勇气。总之，大坂的一切都是新鲜和令人愉悦的。从政治到外交，总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兴趣和惊喜。它的街道、店铺、剧院、寺庙……都充满了活力和特别的意趣，与我们已习惯的江户和横滨的风物迥然不同。而独特的方言和衣着，更为大坂的女士平添了特殊的魅力。

我们在大坂整整度过了五个星期，从未感到过厌烦。在公务之余，我们游览寺庙和剧院，边聆听茶汤的做法边品茗，甚至还远行到一个名叫“堺”的繁华商业街区——虽然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在大坂近郊会出现那样一个地方。在我们的住处附近，有一家因兰花而出名的花店。日本人对兰花的欣赏，观叶更重于赏花。这主要是由于在同样喜爱兰花的其他地区——如琉球和中国——兰花的栽培技术更为发达，而日本缺少花朵部分较为发达的兰花品种，因此爱花者们索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改为观赏它的叶子。对欧洲人而言，更为迷人的是在我们逗留期间当地举办的牡丹花展。牡丹花如今在英国已经大为流行，但当时却少有人知。淡红、白以及其他各种颜色的牡丹花美丽异常，花朵的直径往往可达9英寸以上，难怪中国人将其奉为“花中之王”。中国和日本的装饰画中时常将牡丹和狮子画在一起，但欧洲人总将牡丹误认为玫瑰。我们还经常光顾古董店和绸缎庄，但可惜的是，当时日本的织物还远未达到日后那犹如艺术品一般精美的程度。街道上，处处可见佩双刀的武士，但没有人对我们显露出凶狠憎恶的表情，一般市民则更是亲切和善。

各国代表与日本政府的谈判比预期多花了些时间，但仍算得上进展顺利。到5月中旬，双方都对会谈的成果颇为满意，各国公使便纷纷准备返回江户。离开大坂之前，帕克斯公使先去考察了敦贺——日本方面称，那里可以用作新潟的代用港。据说，新潟港的河口有沙洲阻挡，而且常年刮着强烈的西北风，风高浪急，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不适于商船通过。因此，我们与日方约定，在必要的时候，考虑将佐渡岛上的夷港作为商船补给休养的避难港，仅作临时停靠之用。然而在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同时使用新潟与夷港两港实际上并不可能，须得在敦贺或七尾两者中另择一港作为替代。于是，公使便偕夫人及几名随员动身前往敦贺。他们途经伏见，沿琵琶湖北上，返回时则经由湖的东岸一路南下。那次旅行又招致了倒幕派们的愤愤不平：在他们看来，伏见位于京都的近郊，幕府万万不该允许“夷狄”之足踏入圣都的领地。萨摩藩也就此事向天皇提出了奏折，但他们的本意，并非为了表示对外国人的敌意，而是借机指责幕府方面的处事不周——我们后来才搞清这一点。公使还批准我经由陆路返回江户，画家沃格曼先生也可与我同行。幕府的洋务奉行川胜近江守也专程拜见了帕克斯公使，称幕府将在原江户开成所的基础上筹建公立学校，请公使协助招募英语教师。后来，外交部将此事全权委托给坦普尔博士处理，请他以我们公使馆人员看来相当优厚的薪俸招募足够的教师人选。然而博士对此事并未倾尽全力，白白丧失了按英国方式建立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良机。

第18章　从大坂去江户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内陆一直是欧洲人不得涉足的禁区。只有荷兰商会的会长先生是唯一的例外。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经陆路前往江户，向大君和他的阁老呈上贵重的礼物以示敬意。有关这位向大君“纳贡”的民间使节，坎普法在他的书中做了诸般有趣的记述。然而1858年签订的友好条约赋予了各国外交代表在日本国土上自由旅行的权利。阿礼国爵士在他的《大君的宫廷与首都》（Court and Capital of Tycoon）一书中披露，他本人早在数年前就已行使过这一权利。可惜的是，爵士的这本游记，对其后的大多数旅行者来说并无太多可参考之处。实际上，日本民众酷爱旅行。书店中摆满了前往各地的旅行指南，事无巨细地记载着各地的旅馆、街道、路程、轮渡、寺院、出产等有关旅行的知识。旅行者还可轻易买到各式地图，其比例虽并不百分之百精确，却也大致囊括了旅行途中所需的一切详细地理标识。另外，还有一些莫里出版社读者们必定会大加喜爱的“东海道旅行指南”，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传说、历史故事和民间神话的精美插画。本州岛大岛上共有两条连接东西两个都城的交通大动脉：一条是中仙道，意为“山中之道”，连接着中部各藩；另一条即是东海道，意为“沿东部海岸之道”，顾名思义，沿途皆为海岸地带。实际上，“东海道”原非这条道路的名称，人们后来借用了道路途径的行政区划的名称。这条日本第一交通大动脉，据官吏们说，沿途的住宿设施也是全日本最好的。自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设立“参觐交代”[1]制度以来，陆路成为日本内陆最主要的交通手段。干道上每隔数英里便设有宿场（驿站），以便向过往行人提供脚夫和马匹。此外，还有专供大名或政府高官歇息的官方高级旅馆“本阵”。在本阵周围，往往会鳞次栉比地开设着许多普通旅馆和餐馆，以供大名的家臣、随从或行商者使用。不仅是道路沿途各藩的大名，京都以西各藩的大名们也都将东海道视为出行的必经之路。此外，每年大批前往伊势神宫或其他有名的寺院参拜的信众也熙熙攘攘地往来于这条道路之上。因此，无论从政治还是民间角度来看，东海道都是全日本最为繁忙和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日本套色版画的收藏家们，对于描绘东海道沿途风物的成套作品大抵都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在那些绘画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日本人生活的真实景象。最有名的日本小说之一、十返舍一九所著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讲述了两个快乐的男子从江户到京都旅行途中的种种轶事。书中描述的沿途53处宿场的景色，还成为很多日本儿童开始读书认字时的第一篇课文。除了优美的景色，东海道的种种历史传说，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莱茵河之对于古时英国旅行者的意义——在罗蕾莱之崖隧道开通之前，旅行者们都崇尚驾驶四轮马车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而不是像如今那些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们，借助火车在几小时内便将沿途的浮光掠影“游览”完毕。

无论如何深入细致地琢磨地图，世上也没有不经实地考察便可完成的地理学研究。伴随着徒步旅行中所体会的愉悦、疲惫、天气及种种想象，旅行者对于地形或地理的印象将愈加清晰难忘。而历史学者则可透过徒步旅行深入体会时代的变迁，乃至某场战争的过往。

日本这个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后也诞生出特有的政治组织形态。深入了解其内部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敌对各方之间的斗争形势。然而，我向上级申请经由陆路返回江户却并非出于上述公务方面的理由，而是纯粹出于我所怀有的对日本无穷尽的好奇心、对冒险生活的热爱，以及——尤以此项为甚——对军舰生活的厌烦。从加莱港坐船到多佛大约只需一个小时左右，而步行则需花费一整天。但相比闷坐在船舱中发呆，我想，大多数读者也会像我一样宁愿选择后者。

我和沃格曼已经习惯了日式饭菜，因此我们决定，旅行中不再携带食物以及用餐所需的刀叉、洗手杯、餐巾等物。因为找不到马匹，我们便买来两顶旧轿子，并找人略作修理。每顶轿子的价钱是32枚“一分银”银币，大约不到四英镑。轿杠是以长长的松木制成，当地通常称其为“桐木”。轿中铺着外裹锦缎的厚厚的棉蒲团，刚好容得下一个人盘膝而坐。朝向前面的窗户上方有个小架子，窗子下面还有一块可以折起的、充作桌子之用的小搁板。轿身两侧的滑动轿门上都有两层窗户，纸窗用于挡寒，纱窗则用来换气，还能防止尘土的侵入。倘若遇到雨天，还可放下帘子挡住窗户。轿身通体似乎还包裹着一层黑色的油纸，油纸上留有小孔，方便乘轿者查看轿外的情形。另外，轿身外侧挂着油纸制成的窗帘，只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才会用到。我们俩各自将行李塞进两只当地人称为“两挂”的长方形柳条箱里，由脚夫用黑色的扁担挑着。我带的寝具包括两床日式被子——被面是白绉纱的，四周用普通的“大和锦”裹边，一件天鹅绒领子的带花纹的厚实的棉睡衣，以及两只西式枕头。这些大行李统统被塞进柳条箱里交给两名脚夫负责搬运。所有的行李箱上都挂着一块小松木牌，上面用汉字写着我的名字和官衔。从公使馆配备的日本人护卫（别手组）中选拔的10名护卫和日本外务省的两名官吏也与我们同行，后者还将负责沿途的住宿安排——从伏见到江户有320英里的路程，大约要走上16天。出发前，我们先大致确定了每天的用餐和住宿地点，并做了一张旅程表。

5月18日上午9点，与当地的洋务奉行告辞后，我们便离开了那座一直居住的寺院。计划在伏见与帕卡斯公使的队伍汇合的威利斯陪着我们走了一程。之后，我们在河岸的八轩屋码头登上了游艇，护卫们和日本官吏乘另一艘船相随，另有两艘小船载着脚夫们和行李跟在他们后面。河中水流湍急，船行驶得很慢。然而一想到我们须得保持英国外交官的堂堂威仪，我便也只能按捺下自己那天生的急性子。到达某个水深足够停靠的地方后，我们的船便停了下来。船夫跳上岸，拉着帆柱上的缆绳牵引船靠向岸边。舵手则小心地摆弄着船舵，以免船身撞上河岸。待船身转向对岸后，船夫又返回船上，撑着船篙将船向对岸摆渡，然后再次跳上岸用纤绳牵拉船只。河道曲折蜿蜒，而且堤岸高耸。从船中望去，只能看见宽广的河面和远方的山顶。天气晴朗，在抵达箱根之前，我们却对途中的景象一无所知，只能在想象中描画我们所经之地的一切美景。在过去的五星期里一直公务缠身，我已疲惫不堪。但想到接下来将有两星期的假期可以享受，便顿觉欣欣然兴奋不已。

1点钟左右，船队到达位于大坂上游约五英里处右岸的一个名叫吹田村的小村庄，所有人都上岸去吃午饭。午饭只有米饭和豆腐，实在难以下咽。我只得用“战场即地狱”那句话来安慰自己，勉强吃几口。一路上，我们的船队不断与其他船只擦肩而过，既有挤满了乘客顺流而下的客船，也有满载成包大米的十艘驳船。6点半时，我们又在枚方——一个比吹田村大得多的集镇靠岸，享用了一顿有汤有鱼的晚餐。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三名仆役的饭钱一共花了不到一枚银币，我在饭钱之外又多付了一枚作为“茶水钱”。野口负责我们旅途中的一应支出用度，“茶水钱”的多少也全都由他酌情决定。我感叹饭费的低廉，店老板解释说，按当局的规定，凡公务旅行者的花费支出，只能按市价的四分之一收取。吃完晚餐，我们乘着月色继续前行。夜幕中浮起一层薄雾，笼罩着宽广的河面，周围的景物也因而滋生出一缕神秘的氛围。此情此景，正是日本所独有的秘境，若非生于斯长于斯、深谙其美的本地艺术家，绝难以人间之笔将其描绘于纸上。

日间燥热难耐的空气已变得十分清凉。我们叫人从行李船上取来被褥，铺在船两侧的甲板上，便在露天中躺下。凌晨2点，我醒了过来，发现我们的船停在桥本对面、距离右岸的哨卡很远的河面上。哨卡由大君的阁老之一松平伯耆守的军队把守，它的对面则是伊势大名藤堂的地盘。我们的船一度已行驶到淀城附近，却因未审验旅行许可证而被勒令返回。待一切手续办理完毕、再次行驶到淀城时，已是清晨4点。月亮已隐入夜色，四周一片漆黑。淀川在此与木津川汇合，继而被河中心的小岛划分成数条水道。我们的船沿着右岸行驶，大约6点钟的时候抵达伏见。帕克斯公使一行也在那里，正准备出发前往敦贺。一位慷慨的馆员把他保存的最后一盒雪茄烟赠给了我们。在大坂逗留得太久，我们的雪茄早已抽完，一路上只能用日式的小烟管凑合——对于我们那早已习惯雪茄强烈味道的喉咙来说，那简直淡若无物。日本的烟管由金属的烟嘴和结实的竹管制成，最大的缺点是容易淤积烟油，每天至少得用坚韧的桑树皮纸捻清理一回。威利斯在伏见辞别了我们，加入了公使一行。幕府方面对公使的那趟出行大为警惕，唯恐公使顺路私自前往京都。以公使那热爱冒险的性格来说，有此举动也毫不奇怪。

吃过早饭，我们换乘轿子，开始了我们的陆路之旅。一大群“町方”，即各级别的地方市政官，穿着他们名贵的周日礼服护送我们走出城中，并陪着我们在宇治川的河岸与覆盖着优雅竹林、低矮松树的小山之间的小路上走了大约一英里，直到拐上东海道的大路方才离去。从京都到下一个歇息处——大津，沿途都是用石块铺成的、类似某种轨道的道路，以供那些运送较重的货物、车身很宽的牛车通行。我们在途中就遇到了40辆为驻留在京都的大君护卫队运送大米的牛车。追分是个小城，位于山城藩与景色优美的琵琶湖交界处的连绵的小山脚下，以出产烟管、算盘和一种被称为“鸟语绘”的绘画而闻名。路边散落着一些烘茶作坊——与当时的大部分作坊一样，规模都很小。人们先将新茶的嫩叶用水浸湿，平铺在烘板上，烘板下方是石灰垒成的炉灶。在炉灶中加入柴火，烤热烘板，匠人们再逐一用手捻制烘板的茶叶。如此炮制出来的新茶，以温水泡开后，便可生出具有足以与好茶媲美的清爽口感。然而那些作坊的规模实在小得可怜，每家作坊中的劳作者不过一两个人而已。

午后1点，我们到达大津。匆匆吃过午饭，我们便赶往灵山寺观赏天下闻名的琵琶湖的美景。然而在正午的暑气中，湖面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期待中的湖光水色完全没了踪影。倒是我们歇脚的高岛屋的服务十分周到，护卫和洋务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呼应着我们的吩咐。从大津一路前行，湖边的道路十分平坦。通过膳所，即本多隐岐守城堡下的小镇后，我便下轿步行。在濑田那座雄伟的双层大桥上，我望见湖中有两名男子坐在小舟里垂钓鲤鱼。湖边的浅滩上插着许多用芦苇编成的篱笆，将海滩上隔出形状不一的小水湾。当海面上风高浪急时，惊慌的鱼儿们便会争先恐后地游进这些小小的避风港。当夜，我们计划在草津宿营。快要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又钻回了轿子，一来为躲避围观的人群，二来也为了保持官威。在当地人看来，徒步行走对“大人物”来说是不体面的。到了城边，城中的官吏和官方旅馆的老板早已在那里迎候。见我们到来，他们赶忙呼喝驱散早已挤得水泄不通的围观人群，为我们的队伍清理道路。轿夫们也纷纷加快了脚步。这一来不免令我们大吃苦头：那轿子原本就算不得舒适，而当轿夫们甩开脚板飞奔时，坐在轿子里的人更加苦不堪言。

转过街角，轿夫们在一座黑漆大门的建筑前落了轿。大门两侧的门柱旁，整齐地堆放着灭火用的沙子和水桶。这便是被称为“本阵”的官方高级旅馆。在我所见过的日本旅舍中，这座建筑最为气派威严：纹路优美的上等木料、色调雅致的壁纸、铮亮的黑漆木格和掺有金箔的纹样风雅的和纸组成的推拉门，以及色泽青翠、用印花棉布包着边的、看来既坚固又厚实的榻榻米，无一不显示出堂皇的官家气派。最高级的房间虽然只有12英尺见方，地板却比其他房间高出6英寸。充作床铺的地方还另外加铺了一层榻榻米，以使尊贵的客人能正襟危坐。我们的行李则被放在房间两侧的走廊上。可惜的是，推开窗户，却只能望见四周被黑色板壁围起来的内庭中的景色。按日本的习惯，大人物不可随意四处张望，更不能轻易被小民一睹尊容。旅馆老板带着一些小礼物前来请安。他深深地俯首行礼，前额几乎贴到了地板。不久，他再次前来，以同样谦恭的态度对我们支付的两枚银币的“茶水钱”表示感谢。之后，当我们准备依次沐浴时，一位绝非手足无措、却略显拘谨的少女问道，是否可为尊贵的大人们“擦洗玉体”？可惜，我们自幼所受的教养，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习惯在洗澡时享受一位美貌女子的服侍，我们便谢绝了她的好意。

晚餐时，我们点了鱼和清酒，艺术家沃格曼先生还叫他们添了几次饭。店家素来听说欧洲人只吃牛肉和猪肉，见我们大口吞下白米饭的样子都惊诧不已。到了就寝时间，侍女为我们铺好柔软的丝绸被面的被子，在火钵内放进一块烧得正旺的木炭，再用白色的灰盖好，然后将火钵连同一壶新沏的茶一起放进我们的蚊帐，并对我们道晚安。我们第一天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出门在外的日本人都惯于尽可能早地动身。他们在天还没亮时就已起床，从厨房洗碗池旁的笸箩里抓起一把盐擦牙，再用清水洗手洗脸。匆匆吞下几口早饭后，无论太阳是否升起，便都踏上了旅程。早早出发是为了尽早赶到下一站的宿处，因为旅馆给客人准备的浴池只有一个，而且中间并不换水。越早到达，越可挑选更好的房间和享用更清洁的洗澡水。在一些偏僻地方，旅馆的洗澡水甚至接连几天都不更换，浴池里的水浑浊不堪，还散发出阵阵臭气。我们则无须一大清早就与闹哄哄的本地旅行者竞争，直到7点半左右方才上路。以平均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行进，我们每天大约只能走20英里左右。加上途中的歇息停顿，直到晚上6点，我们才到达当天的住处。

每天旅途中必需的停顿首先是午餐（当地人称为“午歇”），至少要花费一个小时。其次，像我们这样“尊贵”的要人的队伍，上下午至少也应各“小歇”一次。此外，途经景色优美之处时，席地而坐，边享用茶水点心边欣赏清风美景，也是日本自古以来旅途中的风雅习俗。第三天途中，我们将轿子停在梅之木，走进一家能够眺望有名的百足山景色的茶屋里略作盘桓。此后，我们又在石部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那里竖着一块木牌，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英国通译官小憩之处”。到了水口，我们又发现了有鱼、汤和米饭的颇为奢侈的便当，于是又花了1小时15分钟吃午餐。在以“味增腌野鸡肉”闻名的大野，我们又停下来喝茶，还顺便享受了美貌女子们故作娇羞的款待。沃格曼先生的装束——宽大的蓝色棉布裤子，松松垮垮的黄色茧绸无领外套，还有头上戴的那顶圆锥形的灰色毡帽——不时引得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他究竟是个欧洲佬，还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到了有名的产茶地前野，我们在茶叶店又歇息了30分钟，品尝了好几种不同的茶。照日本人的规矩，这种行为也有损于“大人物”的体面身份。但我耍了一个花招——让野口前去付账，从而保持了我们的威严。因为据说真正的日本贵族，不仅应该远离金钱，甚至不知世上金钱为何物。茶叶店老板还声称他的茶全都是由处女采摘并烘焙而成，但我明白，他不过是在糊弄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外国佬罢了。

沿途大部分的店面中都贴有写着“诸事节约”的汉字贴纸，言简意赅地表明店主的家族成员和仆役均无意承担交际游乐等不必要的开支。沃格曼把他的一些素描画送给店里的人，因此大受欢迎。画作的题材大多是我们沿途所见的风景、当地美丽的少女之类。那些少女得知自己的姿容将被定格在纸上时，脸上都洋溢着既害羞又得意的微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无处不在而又谦卑恭顺的日本侍女都让我颇感不自在。后来有人告诉我，日本的大人物们通常都有自己的贴身男仆，侍女们一律不准接近他们。我们方不由地哀叹，原来我们这些因公务而被临时拔擢到高位的家伙果真算不得真正的大人物，同时也对那些品行端正、只由男仆服侍的——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贵族王公们大感同情。被当作“要人”的另一种礼遇是：凡我们经过之处，官差们必会为我们的队伍开道，口中呼喝着：“跪！跪！”命令百姓在路旁下跪行礼。在当时的日本，庶民必须对大名——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藩的——行跪拜之礼。一些幕府的高官，例如神奈川的奉行，也趁机要求治下的民众下跪行礼。所有的外国居民都对此深恶痛绝，唯一一位曾屈从于这一陋习的外国人是尤金·范·李德先生，在不幸的理查德逊遇刺身亡的那天，他不幸遭遇了岛津三郎的仪仗，只得按日本的习俗下跪行礼。这种礼节的起源，大约是因为在日本礼仪中，起立被视作某种不敬。另外，下跪也可防止行礼者出其不意地袭击受礼的贵族。日本人对于站立姿势的不满，我在某次参观武士子弟学校时感触颇深。那次拜访时，我先是按规矩脱靴摘帽，并将帽子放在入口处的榻榻米上，在对方礼貌周到的引领下步入室内。屋里的地板上，30名少年正襟危坐，面前放着汉文书籍，在六名教师的监督下，复述另外一些年长的学生背诵的课文。我站立着朝他们行礼问候，但学生们无一人理会——那时我尚不知晓，自己的举动在日本人看来已属无礼至极。多亏一名护卫的提醒，我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便赶忙坐下朝他们再次行礼。这一次，不仅是学生，连教师们也纷纷俯身还礼。他们严格地遵循礼仪的规定，前额贴在地板上深深叩首。从那以后，我决意尽量遵守日式的礼仪，虽然我那僵硬的腿部关节使得我很难保持“跪坐”姿势。然而我到底不能勉强自己像日本人那样将额头贴到地板上般深深叩首——假如对方打算趁机羞辱面前的“夷狄”，故意不俯身向我还礼，又该当如何呢？其实，日本人之间也常怀着同样的疑虑。我经常看到两个人在相互行礼时用目光窥视对方的情形，大抵也是为了观察彼此俯身的高低是否对等吧。

我们走在城中的大街上时，总能引发当地人狂欢节一般的喧嚣热闹。在大名城堡下的小镇龟山，成群结队的武士、欢天喜地的孩童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等待着我们的出现。一些年轻的小姐还按当时的时尚在脸上涂满了白粉，显得格外娇艳妩媚。

我们在当地发现了几种有趣的交通工具。例如一名男子用系在扁担两端的粗绳网兜挑着两个孩子，或者两名妇女合骑在一匹驮马上之类。在关市和桑名之间的平原地带，人们还使用一种类似伦敦的水果小贩所用的敞篷货车。不同之处在于，拉车的不是骡马而是人，车上装的也不是货物而是乘客。它的体积很大，大约能容纳六名成年人，大约是1869年以后开始流行的人力车的雏形。历来不在乎“官威”的沃格曼（要知道，他这次的旅行并非以艺术家身份，而是作为英国政府的外交人员）跃跃欲试地想要乘坐这种新奇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花了三个天保钱（约合两个半便士）的车资，乘着它从富田走到了桑名。在小向的茶铺，店老板送了我们几只粗陋的“万古烧”茶壶。“万古烧”是一种纯粹以手工捏制的珍贵而朴素的陶器，壶身内外都还残留着工匠的指印。

22日，我们到达了德川家最重要的谱代大名之一、松平定敬藩领内的重镇桑名。路上照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让我们的行进极为艰难。队伍急急地拐上岔路，通过一座箭楼下的街道，接着又穿过外城的城墙，总算到达了位于入江岸边的官方旅馆。小贩们蜂拥而至，向我们推销万古烧、美浓的奇石和名古屋的扇子等土产，结果我们那天整晚就在采购货物中度过了。

从桑名到宫的一段路程我们选择了海路，乘船横穿过尾张湾。如今（1887年）那里已开通了定期汽船，但当时（1867年）能够找到的只有用厚木板勉强充作船舱顶棚的破旧帆船。我们7点半出发，大约11点抵达对岸。全程大约7里，约合17.5英里。眼见当天不可能再走到下一处宿头，我便建议下午索性在名古屋城内游览。宫大约位于名古屋的近郊，离城中并不太远。

名古屋城以16世纪末织田信长最初建造的城堡而闻名天下。它的城楼上装饰着两尾巨大的金色海豚，是现存最为雄伟庄严的城堡之一。然而洋务官员们声称，我们的旅游许可中不包括脱离东海道前往名古屋的权利，他们自己显然也不打算承担“越权擅断”的风险。另一方面，带领外国人进入尾张藩藩主的城邦需要事先取得藩主的准许。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尽快奏请藩主，但那不过都是些敷衍的托辞罢了。商人们带着扇子、金属工艺品、漆器和绉纱纷纷来到，我们便也乐得借此打发时间，等着名古屋方面的回复。沃格曼的绘画似乎已名声在外，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大堆中国宣纸和扇子。旅馆老板帮腔说，送礼的是位本城颇有地位的市民，他很希望获得沃格曼的作品。于是我和沃格曼便欣然提笔，他在扇子上作画，我则为每一幅画题上诗文。其间，清酒倒是给了我们不少灵感。然而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精心绘制的扇子居然在市场上以一枚银币一柄的价钱出售，便再也不理会那位利用我们牟利的卑鄙小人了。

晚间，我们换上日本的和服，又招来几名歌舞姬，邀请两位洋务官员和护卫们一同饮宴。护卫们都乐不可支，有人还即兴跳起了戏剧里小丑的舞蹈。性情开朗的大个子佐野还模仿起了名艺人的表演。宴会到9点钟方散，人人都酒足饭饱而归。

次日，我们途经以出产印染棉布——类似于印度的班丹纳——闻名的有松时，前去参观了长崎的荷兰商会会长参拜江户幕府时驻留过的店铺，店家给我们看了记载着荷兰人采购清单的账簿。遵从渊源已久的惯例，在这里购物似乎成了外国人应尽的义务，于是我们按例购买了几匹当地的纺织品。令人诧异的是，那些分明产自本地的名产，却被冠以“鸣海”——即离本地最近的官方驿站——的名号。野口和两名日本官吏出面与店家讨价还价，沃格曼和我则在一旁故作威严地抽着烟不发一言，以示大人物“不涉金钱”的风范。那家店铺看来与官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老板家中甚至持有数支火绳枪。而附近的房屋也明显比普通的日本建筑雅致精巧得多，充分证明了纺织业给当地带来的繁荣。

我们在知立的一家旅馆里用午餐时，店老板偷偷地找到野口，声言阿礼国爵士在1861年光顾此地时曾付过四枚银币的“茶水钱”，并要求我们也须得照此惯例付钱。野口断然拒绝，并告诉他我们只能按其他地方的市价、即半个银币付钱。涉及花费的事我们一律任凭野口全权决定，他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值得信赖。下午，我们的队伍在一家叫“立场”的茶馆略作停留，以便照例让轿夫们歇脚。店家端来了荞麦面，言说是此地的名产。我们品尝了之后却发现，它味道甚至还抵不上其他地方最平常的荞麦面。因久仰沃格曼的大名，店家早早便备好了绘画用的纸笔和墨汁。就在我们品尝当地的荞麦面的功夫，沃格曼已完成了一幅杰作，生动地描绘出我们吃着面条、喝着用葫芦从宫带来的清酒的模样。

因矢作川上的桥已经坍塌，我们只得乘渡船过河。城中的官吏和警察前来迎接我们。警察是当地的大名特意差遣来的，照例在队伍前头喝令着“下跪，下跪”！围观的人群中混杂着不少武士，听到喝令也都立即跪了下去。如此一来，他们的视线刚好可以与轿子的窗户齐平。进城出城，我们都必须依照礼法乘轿而过，而有失身份的徒步行走只有在路途之中或偏僻的乡下地方才被允许。

次日一早，天下起了雨，而且没有丝毫放晴的迹象。我们只能躲在罩上了油纸的轿子里赶路。从轿窗望出去，只能看见附近几码开外的景色。沿途的道路大多很平坦，只经过了一段不足6英寸深的水坑。在新居町附近，有一处靠近滨名湖湾岸边的检查所。旅行者们必须在此下轿，接受严格的检查。为表示尊重，还须脱掉靴帽。前一晚与官吏和护卫们喝酒时，我曾对此发过一通脾气，追问两位日本官员为什么我们也须遵守当地检查所的混账规矩。此刻，我打定主意预备拒绝接受检查，但官差们却只是将轿门拉开一半随意一瞥便挥手放行。原来，两位随行官吏连夜与检查所方面进行了协商，做出了小小的让步，即允许他们“检查”轿子，检查所方面因而算不上失职。同时，拉开轿门进行“检查”的并非检查所的官差，而是其他什么衙门的官员，对我们来说也可勉强接受。如此，我们总算没有下轿接受检查，得以保全了洋大人的体面。

数年前，滨名湾一带的浅滩上已建起相连的土堤和木桥，形成了长约一英里左右的通路。然而在当时，我们只能依靠仅能容纳一顶轿子的小舟摆渡往返。海湾入口两侧向内延伸的山崖包围着海湾，看起来就像一个平静的内陆湖。我们朝海中驶出约一半的路程，才看到海面上泛起了细碎的浪花。幸运的是，那天风平浪静，海面如同镜子般闪闪发光。在滨松西面约两英里处，当地的大名井上河内守派他的家臣前来迎接我们——他们都戴着松饼形状的黑色扁帽。作为幕府的阁老，井上显然打算更隆重地接待我们。行进到城门口时，我发现迎候官员明显又增加了不少。我们的队列因此也产生了变化：原来两位绿衣的“町方”之间又加入了一位身着褐色官服的本地“町方”，三人排成一行，在最前面开道；随后是两位“宿役人”和两位“制止”（传令官）前后分列两侧。他们精明强干，高声呼喝着“回避，回避”！提醒路边过于靠近的一些年轻武士退后。我们的轿子则跟在他们身后，左右各有一名“别手组”的日本护卫步行相随。一名持枪的“同心”，即警察，以及其他的护卫、仆役、脚夫等则顺次跟在轿子后面。

抵达住处后，一些当地的大商人前来拜访，称大名命他们来听候吩咐。此外，厨房里还聚集着几位大名的家臣，准备担任夜间的警戒。厨房位于整栋房子的正前方，十分宽大，能容纳不少人。次日我们出发时，又按与进城时相同的队列出城。走出城门后，一位官员递给护卫一张按礼应呈送我们的名刺。到了城外，官差们进行交接，四名戴着黑帽子的“制止”加入我们的队伍，并一直将我们送到藩领的边界才告辞回去。

下过一天的雨之后，山间的景色益发美不胜收。道路两侧亭亭如盖的松林之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小山脚下。小山的更远处，横亘着连绵的青山。连续两天，我们在路上都遇到了奔赴京都的幕府传习兵第三营。据说幕府方面担心勤王派的西部诸藩可能会以武力对抗大君，特地命令传习兵前往京都护卫大君的安全。

上一座城中的护卫们一告辞，我们便立即下轿步行，朝天龙川方向进发。到了河边，我们又乘渡船过河。天龙川的河面十分宽阔，水流湍急。旱季，河中的水量减少，河床的中心位置会露出一片沙洲，将水流分割为两条水道。忙着写生的沃格曼掉了队，我便与一位随行官吏停下来等他。那名官吏神情紧张地告诫我，再往前走可能会遇到“野蛮人”。所谓“野蛮人”，是指被派往日光拜谒德川家庙、目前正处于归途中的钦差，即“例币使”（奉天皇之命前往日光东照宫的墓园供奉的使者）的一行人。在幕府的朝廷中，例币使的地位要高于所有的大名，凡遇见者一律须立即下轿并行跪拜礼。那名官吏提醒我说，我们最好绕路而行以避开他们，我也同意了。不久，掉队的人陆续赶来，我们便抄了一条田野中的近路继续前进，居然节省了两英里的脚程，在正午之前就到达了午休地。路旁仍是挤满了前来一睹外国人真容的姑娘，旅馆老板身着盛装在门口迎候，朝我们谦卑地鞠躬行礼。侍者们端来油炸的白色鱼干，蘸着酱油汁十分美味。卧室里铺着漂亮的波斯地毯，两名面容清秀、礼数周到的10岁少年奉命在一旁侍奉。

例币使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据说他们还没到达此地，但仆人们仍是惴惴不安。据野口说，例币使的家来常常以对自己的主公不敬等借口向人们勒索钱财。因此，有身份的要人们自不必说，连最下级的武士都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虽然也有传闻说例币使在幕府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我还是打算听从日本人的建议，尽量避免与他们遭遇。听闻他们当晚将在前方四英里处的城镇袋井宿营，我们便决定下午尽快赶路，提前到达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下午，我们在高原的山路上走了两英里，又沿着曲折的坡道走下松林茂密的小山，在稻田之间的平路上走了约两英里后，便到达了袋井。在那里的驿站换过轿夫和脚夫后，便丝毫不敢耽搁地继续赶路。

那天是5月27日，百姓们已开始收麦插秧。算上最后一次休息的时间，我们只用两个小时便走完了到挂川之间五英里的路程，几乎达到我们的极限。路上有位自称正赶往长崎的萨摩藩的年轻武士来与我们攀谈，对例币使及其家臣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极度的轻蔑。据他说，例币使的家来不过是些临时雇来的京都的卑鄙小人，仗着例币使的权力狐假虎威。前几天他们在江户郊外的品川逮捕了18个人，以“对钦差不敬”的罪名向他们勒索罚金。直到6点钟，原定于经过挂川前往袋井投宿的例币使的队伍仍未出现，我们便决定就地宿营，待他们经过后再起身赶路。

我和沃格曼、野口分别在自己的房中睡去，除了一名护卫，其他人都在稍远些的另一栋房子内歇息。1点15分左右，我被一个日本人的叫喊声吵醒：“萨先生！萨先生！赶紧拿刀！那些家伙来了！”我的刀不过是一把老旧的骑兵军刀，摆摆样子尚可，实战却不堪一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站起身来，在黑暗中向床边的凹室中摸索，从刀架上取下那把刀握在手里。那个报警的日本人拉着我的手跑出了房间。仿佛预感到有些异样，我们又一起藏到隔壁房间的墙角里。他叹着气说：“但愿护卫们能赶得及。”正在那时，外面传来一阵喧嚣，似乎有很多人冲进了房间。黑暗中，我无法分辨，只觉得他们是从我房间正对着的那个小花园闯进来的。形势骇人，我们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过了大约三分钟，一切喧嚣又归于平静。外面传来“萨先生”的呼唤。是野口！他提着灯笼跑了过来，告诉我说敌人已经撤退。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开始寻找同伴。沃格曼和档案室的仆役与吉都不见了踪影。那个叫醒我的日本人，原来是最年轻的护卫松下。我们又去野口的房间里查看了一番，发现木门已经被打翻在地——原来凶徒们是从这里闯进来的。我们奔出走廊时，护卫们也都赶了过来，人人身披铠甲、头戴护盔、手持利刃。见我仍穿着猩红色的睡裤，他们便纷纷大笑不止，央求我要么赶紧躲起来，要么去换条裤子。此时危险已经远离，我对他们的嘲讽也只是笑笑，又派了两人前去寻找沃格曼。最后，人们在屋子后面的窄巷中找到了艺术家，他勇敢地挥舞着手枪，吓跑了企图行凶的恶徒。

我们开始感到阵阵凉意。野口大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被暴徒们打破大门的声音所惊醒，便匆忙起身，系好腰带，右手持刀，左手拿枪，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几名暴徒冲了进来，喝令他“交出洋贼”。野口回答说，如果他们敢再靠近些，他就将遵命照办。被他的镇定和凛然所震慑，暴徒们选择了逃跑。据野口的目测，对方大约有12个人，其中两人手持长刀，其余的人则只拿着匕首和短刀。环视四周，沃格曼房间斜对面的那间屋子里的蚊帐已被刀劈得丝丝缕缕，幸而睡在帐中的人早已逃走。也多亏我在睡前熄灭了灯火，暴徒们在暗夜里未能及时辨别我们的方位。

沃格曼在大门被撞破的响动和“交出洋贼”的吼声中惊醒，随即混在四散奔逃的人当中跑了出去。从凶徒丢弃在现场的灯笼来看，他们正是例币使的部署。我们当中幸而没有人受伤，反而有一名凶徒在狼狈逃窜时被自己的同伴所伤。讲述完各自的遭遇后，我重回卧室休息，沃格曼则要来了酒菜，与护卫们通宵畅饮等待天明。

次日清早一起床，我便考虑打发两位随行的官员去当地官府通报我们的损失，并提出赔偿要求。前一晚直到危机过后方才现身的护卫们，此刻倒是表现出了分外的勇敢，跃跃欲试地打算做些什么。有他们做后盾，我于是命令两名随行官吏去与官府交涉，要么将凶手捉拿归案后交给我们，要么干脆由我带领护卫们亲自去捉拿凶手。直到中午时分，我仍坚信，只要一声令下，我的护卫们定会直扑例币使的宿营地。

两名洋务官员不久便返回，告诉我例币使断然不肯交出凶手，但作为交换，他们建议签订一份承诺书，答应一到京都后便惩处凶犯。此外，他们还打算向我们提交一份正式的致歉函。我着急赶路，对他们的提议自然表示同意。然而，两位官员与对方的会谈却拖延了很久，我只得打消了当天继续赶路的念头。后来，我们唤来几名艺妓，与两名随行官吏和护卫们大摆筵宴。席间，沃格曼先生还与一名护卫随着伴奏起舞为众人助兴。而另一名喝得酩酊大醉的护卫则向我恳求，希望能像野口那样成为我的男仆。听说当地的市民得知例币使的恶党被“洋大人”打得落花流水，无不额手称庆。毕竟，以往天皇的使者从未有过中途停步之举，也不曾有因袭扰他人反被教训一顿的先例。借着酒意，四五名护卫身着盔甲冲出门去，扑向例币使的家来们。对方显然以为我们打算报复，惊慌之下赶忙向当地大名的警卫队求助。我们护卫队的头领带着两名护卫，趁势大张旗鼓地将他们威吓了一番。尽管如此，事态并未有所进展，我们不得不在当地再多逗留一晚。

次日清早，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当地的大名同意暂时将袭击我们的暴徒收押在本地，并由大名本人向我们出具收押证明。然而等了一上午，我们仍未收到那份文件。我不由开始担心，大名是否已将凶手擅自放走了？正当我在等待中困倦不已、昏昏睡去的时候，一名洋务官员叫醒了我，递给我一封号称是“例币使的某个重臣”的亲笔信。信中答应，将三名袭击我们的暴徒交由本地大名监押，并由本地的奉行大人签字为证。据说奉行本人也保留了一份抄本，并正准备携带抄本即刻赶去大坂通报。被问到例币使是否可以离开本地时，我表示了同意。不多久，我们便亲眼瞧着例币使及其下属浩浩荡荡地走过我们的门前。队中有两顶较大的和六顶略小的轿子，50名身着绿色上衣、面目凶恶的家伙则随轿步行。就这样，我们算是成为了获胜的一方。例币使一行离去后，我们也在下午3点动身，朝与他们相反的方向重新出发。本地的大名提出，派自己的军队护送我们出城，我回答说，我们的护卫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尽管如此，我们动身的时候，仍有一队士兵在我们的住处前列队，与另外八名警察一起，一路护送我们走出城门。

几个月后，事件中的凶手连同三名同案犯被押往江户受审。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余者则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日本方面邀请帕克斯公使和我前往处决现场观刑，但我一则不想让死刑煽动自己复仇的快感，二则也想尽量避免再回忆起那个可怕夜晚的情形，于是便找人代替我前往。大约我的缺席也不会对那次合法的公开处决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的下一站是日坂，一个群山环绕中的景色秀美的小镇。我们筋疲力尽地沿着险峻的上坡路一路攀登，终于发现自己置身山顶。在我们的右侧，原野低低地朝海边延展开去。左侧则比道路高出许多，自山腰向上直到山顶，层层辟出精耕细作的梯田。我们在山顶的茶屋中歇脚，店里的女孩子为我们端来一种掺了麦芽汁的香软的米饼。那少女虽已15岁，但似仍未长成，身量不过4英尺左右的样子。

越过这片高原，便是我们的宿营地金谷了。而金谷之后，我们必须渡过大井川才能抵达下一晚的宿营地。在河边，一大群赤身裸体的脚夫忙着将我们的行李运到对岸。而我们自己，则被用一个四方形担架似的东西——即日本人所称“辇轿”——抬过河去。为确保安全，每座辇轿由12名脚夫抬起。仿佛为了向我们显示这项工作的难度似的，脚夫们在激流中选择了水最深的地方过河。当时，日本人都坚信大井川的激流既不适合船只摆渡，也无法在河上架桥。然而数年后，河上终于还是建起了一座桥，由此看来，幕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民众影响颇深——河流显然能够有效地隔离不同地区的民众。那些交不起渡河费的百姓，不得不脱掉衣服，冒着生命危险涉水过河，更不必说还得羞愧难当地以半裸的姿态出现在岸边。因此，非到万不得已，除非付得起钱，人们便自然不会轻易想要到对岸去。

我付了一枚银币给脚夫们充作小费。这个价钱既合情合理，又不违反我尽量节约支出的原则。脚夫们为如何分配小费大声地吵嚷着，最后，每个人大约分到了三分之二个便士左右。那天，我们直到晚上8点才抵达住处。店老板十分殷勤，为我们的“大驾光临”不住道谢。我们还没从冒险渡河带来的刺激中平静下来，便立刻吩咐店家排摆宴席，招呼那些快活的护卫们一同享用。其中一个家伙还即席演唱了时下最为流行的民谣，博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那首歌中大肆嘲讽穿着“萝卜叶”上衣的例币使的家臣，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店主人家一名其丑无比的红脸颊少女则在一旁弹着琵琶为我们伴奏。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城市：府中城。这里曾是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归隐后居住的地方，后来改名为静冈。虽然一度曾是茶叶和纸张的主要集散地，城中还有当时日本的主要大学之一，但相比于往昔的繁盛，这座城市如今已衰落了不少。我们在一路的旅途中已品尝过不少各地的风味食物，但还是被这里的所谓“名产”吓了一跳：那是用日本野山药粉煮出来的黏糊糊的粥（即静冈小吃“山药汁”），看起来就像是粘鸟胶。街上照例挤满了围观者，我们不得不钻进轿子里躲避狂热的人群。这座城市出产的日用家具和漆器颇具盛名，得知我们行程的商人们在隔壁的房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然而价格却不比横滨便宜多少。他们大约以为我们都是有钱的阔佬，而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仍遵循着一条古训：愈是有钱的客人，愈应承担高价购买的义务。

次日清晨6点，我一起身便望见了那座号称天下无二的富士山的美丽轮廓。在我们客舍的几乎正背面，它穿过地平线上盘旋流转的云层拔地而起，山顶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下。早饭后，我们前去参观一座“大学”。在一间书屋里，只见30位青年正襟危坐，面前摊开着汉学的书籍，齐声随一名较年长的学生诵读文章。诵读的功课每天上午约为两个小时，每月还由教师分六次对文章的内容进行讲解。校长来自江户的昌平坂学问所（即昌平黌，当时日本政府设立的儒学中心），每年调换一次。诵读中国古文与练习毛笔书法，便是当时日本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全部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固然能训练他们的记忆力，但对培养逻辑推理能力却全无用处。如今，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早已被废除，正如古老的渡渡鸟已不复存在一样。

在前往江户的途中，富士山一刻也不曾脱离出我们的视野。在江尻附近，我们仍可望见它那美丽的山顶浮现在道路左侧连绵的群山之上。1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兴津，并在那里午休。傍晚时分，我们住进了一家临海的驿站，从它二楼的某个房间里，可以饱览远方的无尽胜景。我放弃了店中最为尊贵的“上段间”来交换那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从那里望去，左边是伊豆半岛林木青翠的山崖，远远地朝着大海中延伸，渐渐消失在雾霭之中；右边近些的地方是久能山，山后延绵着长满枝桠茂密的松树低矮的沙丘——正是日本诗歌中广为传颂的“三保之松原”。后窗外，宛然可见富士山那白雪皑皑的山巅，一旁还耸立着箱根附近双子山的两座山峰。

我们怀着流连不舍的心情继续前行，沿着海岸走了两三英里，转过一处山脚后，赫然发现富士山整个儿呈现在眼前。极目远眺，只见它的山脚被连绵的、一直伸展到蒲原附近的海滨的矮山包围着，山腰处则白云翻卷，美不胜收。沃格曼立刻坐下来开始写生，我至今还保留着他那时所绘的一幅作品。一路跋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以“维纳斯之耳”（即鲍鱼）和带有奇特的旋涡状花纹的海螺而闻名的仓泽。自然少不得又与护卫们小酌一番，品尝当地的美食。自挂川遇袭事件以来，兼之一路共同历经磨难，我们与护卫们的关系已相当亲密。略作盘桓之后，我们又继续上路。从仓泽到蒲原的道路都建在海边，沿途的景色可称得上是日本最为风光明媚之处——假如能对那些随处可见的煞风景的破烂渔村视而不见的话。

又一日，我们在清晨早早地出发，途中翻越了几座低矮的小山，8点钟便来到富士川的岸边。当地的官方旅馆已早早做好了准备，不仅在玄关铺好了席子，最为尊贵的“上段间”里也铺上了红色的地毯。在店老板的竭力挽留下，我们不得不同意在此稍作歇息，继而发现店老板竟是沃格曼的老相识。1861年阿礼国爵士经陆路从长崎前往京都时曾路过这里，而那时沃格曼先生作为随从与爵士同行，故此与店家有过一面之缘。如此一来，店老板更是对我们殷勤备至，毕恭毕敬地将我们让进“上段间”，并奉上一大盒点心——据称是本地的名产，是用细磨的栗子粉制成的点心，满满地盛在一个多层的漆盒中，还配着一点萝卜腌菜。另一种本地名产则是砚台，一般人看来很像是玻璃或玛瑙，而实际上是混杂了绿色纹路的水晶。辞别店家，我们乘船渡过了水流湍急、宽阔的河床上满是碎石的富士川——那里如今已通了火车。然后，我们又一次望见了富士山。从我们的角度望去，它像是屹立在海中，拖着长长的裙裾。这一景象颇不常见，但相比它在世人眼中的标准印象——即自山腰以下都隐藏在其他山脉背后，只有白雪点点的山顶分外醒目——反而逊色不少，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鼹鼠丘。

途中，我们还遇见两个12岁和14岁的少年。他们刚千里迢迢地参拜完伊势神宫和赞岐的金比罗宫，正在返回江户的路上。两人都斜背着一个油纸包，里面装着在寺院里求得的护身符。路上都是砂石，天气十分炎热，道路在当地村舍的竹篱笆墙之间曲折蜿蜒，全无美景可言。

当晚我们本打算赶往箱根投宿，但因中途曾一度停下来写生，更不用说还在柏原大大地享用了一顿烤鳗鱼，因此，最后只走到箱根西麓的三岛。

次日早上，我们6点半便动身上路。转过箱根的山崖后走上了大路。正如那条起始于罗马圣公会的著名的阿皮亚古道一样，那条路的路面是用大条石铺成，道路两侧耸立着繁茂浓密的松树和杉树，绿阴如盖，令人心旷神怡。沿路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个小村庄，几名猎人依照古老的习俗送给我们一些鸡蛋作为礼物。又过了三个小时，我们总算来到了箱根。那是个小山村，在一个湖的南侧，四周环绕着草木茂盛、山势险峻的矮山。天气炎热，我们都渴望下水畅游一番，但随行的洋务官员却竭力阻止。他们声称，官府严令禁止在湖上泛舟、游泳——大约是为了提防百姓不须接受盘查便可游水通过哨卡的围栏。我竭力试图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游泳技术绝不会如此高超，下水一游大无妨碍，却反而惹得他们愈发啰嗦不休。

箱根如今已成了住在横滨的外国人最热爱的避暑胜地，而我们却只在那个怡人之地停留了两个小时。越过山口的东侧，我们在下午5点到达了小田原的宿营地。然而从那以后的事，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

刚刚住下，我便收到一封帕克斯公使写来的亲笔信。信中称近期将举行重要的谈判，命我即刻返回。我赶忙找来护卫的头领商议，得知倘若我们立即动身、连夜赶路的话，次日清晨便可赶回江户。如果将八名轿夫按四人一组交替换班，行进速度还可以提高到每小时四英里。于是，我便吩咐他召集轿夫，立刻准备上路。轿夫们也紧急准备起来，他们把宽腰带紧紧地系在腰间，以防止身体的过度摆动，又在额头上缠了一圈布条。从轿子顶端垂下一根结实的布条，轿中的乘客须得仅仅拽住它保持平衡。他们还将枕头被子等严严实实地塞进轿中，以免在他们一路飞奔时我在轿中东摇西晃。因要在沿途的驿站安排更换轿夫等诸般事务，野口和两名护卫也随我一同上路。晚间7点，我们在夜色中朝江户飞奔而去。轿夫们呼喝着口令以统一步调，并尽量保持轿子的平稳。在他们那响亮的号子声中，我也彻夜未眠。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已走了大约26英里，但仍比我们预期的要慢些。于是我又换了一批轿夫，吩咐他们务必在上午10点之前完成剩余的22英里的路程。在轿中蜷曲了太久，最后到达公使馆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无法站立。而更叫我气愤难当的是，我们为之日夜兼程的所谓“重要会议”，不过是一群日本官员的礼节性拜访，公使馆的任何译员都可以胜任翻译工作。

[1]参觐交代：各藩的大名需前往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一段时间政务，然后返回自己领土执行政务。

第19章　与日本官员的往来

万万不曾料到，近来英国与幕府官员的关系忽然亲近起来。毫无疑问，有关英国公使馆与萨摩、长州二藩的家臣们之间的亲睦关系已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大君显然是出于竞争目的而下令阁老们改善与各国，尤其是英国方面的关系。洋务奉行们屡屡邀我赴宴，捧出各类日本美食大加款待。我对日本的就餐礼仪全不在行，每到这种场合总是带上野口同行。交际应酬中，挑选合宜的礼物也需慎之又慎，但横滨的外国商店里却很难买英国“特产”，一度令我为“送礼”一事大伤脑筋。邀请我们的日本官员大多都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接待访客的房间都位于他们宅邸的二层，房间的长宽不超过12至15英尺，并不特别宽大。但因房中几乎不摆放家具，因而倒也并不显得拥挤。客人进门后，首先要沿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再穿过窄小的屋门走入房中。进屋后，须得立即坐下，向主人俯身致意，对方则以同样的方式还礼。主人会竭力礼让我们坐在上首的位置，我们则要再三推辞。反复推让后，当然，我还是在上席——房间最内侧壁龛前的位置——坐定，野口则从一开始就坐在门槛附近。我的腿部关节不像日本人那么灵活坚韧，实在无法坚持日式的跪坐。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后，我便每每采取盘膝而坐的姿势。宾主坐定后，野口便会毕恭毕敬地向前跪行几步，把精心包裹着的礼物放在我与主人之间。日本人从不使用牛皮纸一类的东西包裹商品。每个家庭都至少备有一套大小不一的包袱布。体积小些的东西一般用丝绸或绉纱、大的对象则用绿色的棉布包裹。我一面对主人说些“绵薄之物，不成敬意。唯此物为弊国之特产……”的客套话，一面伸手将礼物小心地推至主人面前。主人则照例回答“承蒙厚赐，实令在下不胜惶恐”云云。之后，便像鹤一样伸长脖子，招呼那些躲在门外或走廊上好奇地朝屋内张望的女人、仆人和孩子们一同来查看所谓“来自万里之外的异国珍品”。一会儿，又来了其他三四名客人。假如是客人不认识的生客，则彼此不免又会有一番客套：一方双手扶地、叩首行礼——额头几乎要贴到手背上，口称“初次觐见，深感荣幸。鄙人乃某某，愿与贵人多相亲近”，另一方则多以“久闻大名，今日得以相见，实乃荣幸”作答。

礼毕后，主人便会命人端来烟盒和茶水点心等物。繁琐的寒暄往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除去礼仪上的需要，这番拖延也另有奥妙：宅邸的仆人通常只会调制家常的饭菜，招待贵客所需的精致菜肴多半会托付给外面的料理店。而当时一般市民既无钟表，也无守时的习惯，送餐的时间很难把握。即便预订了2点钟的餐食，既有可能1点钟便提前送到，也有可能会拖延到3点甚至更晚些才能送来。事实上，日本的时间计算单位每半个月就可能变动一次。除了日出、正午、日落和午夜四个时刻，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都缺乏精确的时间刻度。终于，当楼下传来轻微的碗碟碰撞之声时，仆人便收走茶杯和点心，在每人面前摆下一个四方形的托盘，并在托盘中摆好带盖子的漆碗和用纸包好的筷子。随后，侍女端来一个半满的水盆放在众人围坐的正中间的地方，并在水盆旁摆上一摞浅酒杯。主人先取过一只杯子，由侍女用细长的陶制酒瓶中往杯中斟满热酒，并一饮而尽。之后，他将酒杯在水盆中摇晃清洗干净后，跪行至客人面前，口中边恳切地致辞，边以双手向客人奉上酒杯。客人则须以双手接过酒杯，放在面前的地板上，由侍女再次斟满。

倘若主人或某位客人打定主意劝你饮酒，他会一直双手伏地等着，直到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或至少喝上一大口。向所有的客人敬完一圈酒后，主人会端起汤碗、揭开盖子，示意可以用餐了。客人先端起碗喝上一小口汤，象征性地用筷子在汤内搅上几下，便又放下碗盖好盖子。仆人们开始上菜，端来盛满了鱼糕、糖炖白豆、生鱼片、烤鱼、炖鸡块、烤野鸭肉等美味佳肴的大小盘子。每人面前还另有一个装调味汁的小碟子和一碗加了鳗鱼、大颗白果的蒸蛋羹。生鱼片主要是鲣鱼和比目鱼，蘸着由酱油、海藻和磨得很细的山葵调制的酱汁食用。山葵是与辣根同属一种科目的植物的根茎，味道也大致相近。

筵席末了，仆人们又端来了第二道汤和烧鳗鱼等物。所有的盘子不再撤下，新端上来的菜直接叠放在之前的盘子上，或散置于宾客座位四周。客人对菜肴大可浅尝辄止，每种菜肴稍作品尝也无关紧要，但饮酒却需全力以赴甚至勉为其难方能显示诚意。在特地请来的艺人的歌舞伴奏中，宾主推杯换盏，热闹非常。约莫两三个小时后，众人俱面红耳赤或酩酊大醉时，客人便向主人道谢，并请求备饭——至此表示双方已尽知对方心意。于是，主人便命仆人送上米饭、两种汤和充满仪式意味的鲷鱼做的菜肴——鲷鱼大小代表了主人对客人的尊敬程度。刚刚痛饮过一番的客人此时大多食欲不佳，只是象征性地向口中划拉两三口米饭后便将碗递给侍女，由侍女向碗中倒些几乎像白开水一样无味的淡茶，然后就着腌萝卜或酒糟瓜片之类的咸菜将米饭尽量塞进喉咙。吃罢后，要仔细将所有碗的盖子盖好，推到自己面前一二英尺外的地方，并向主人由衷地致谢。仆人将残席撤到楼下，将剩余的尚可食用的部分装进折叠的食盒内交给来客的仆人带回——倘若客人带了仆人来赴宴的话。最后，主人命人重新沏茶。茶毕，客人再次为主人的款待表示感谢，随即起身告辞。主人全家则在门口俯首相送，直至客人钻进轿子或跳上马背。

那次宴会后的六到七个星期里，公使馆内为与日本方面商议创办海军和大学的诸般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在创办日本海军的问题上，为与年初即已赴日的法国陆军军事顾问团相抗衡，英国政府终于决定派出顾问军官团从中协助；而在大学方面，日本提出由英国的大学毕业生提供指导。前一件事进展十分顺利，数月后，理查德·特雷西（此君如今已升任海军上将）便率领英国海军军官代表团抵达日本。而在教育方面，英国却错失良机，协助日本创办大学的重任最终由长崎的美国传教士接手。因此，目前（即1885年）日本的教育系统大抵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逐渐形成的。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述，帕克斯公使之前已访问过敦贺。此前日本方面已经提议用敦贺代替新潟作为西海岸的通商口岸。在答复他们之前，公使以为有必要再去新潟实地考察一番。于是在7月下旬，公使命我和米特福德同行，一起搭乘军舰前往新潟。我则决定带上公使馆的日本秘书小野清五郎和我甚为信任的野口一同前往。7月23日，我们登上由后来获封威廉爵士的休伊特上校指挥的“蜥蜴”号驶离了横滨港。第四天，我们抵达箱馆，并与当地的奉行——身材矮小、肤色浅黑的小出大和守进行了互访。其间双方谈及在虾夷（北海道）的岩手附近的一座煤矿的事，得知它在我的朋友埃拉斯慕斯·高尔的指挥下近期已开始产出煤炭。那时，古柏海军上将已乘快艇“塞米拉米斯”号抵达箱馆，我们一行便又于8月1日驶离箱馆前往新潟，经过36小时的航行顺利抵港。

从海上望去，新潟的景色十分优美。城的背后，是遥远的会津的山脉横亘左右。城外的平原上是大片的农田，田埂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广袤的沙滩在船头前方延伸开去，并在河口的右侧堆积成一座座沙丘。朝西望去，可以远远地看到高耸的弥彦山的主峰。

我与“蜥蜴”号上的医官威尔逊一同下船登岸。海面上平静如洗，没费什么力气，我们乘坐的小艇便登上了沙洲。沙洲朝向岸边一侧的水位很深，停泊着大约80艘帆船。新潟城距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在河口上游的附近。我们上岸后，立刻有一群身佩双刀的官差出现在我们眼前，并将我们护送至一座寺庙——那里是专门用以接待外国人的地方。

在寺庙中等了一会儿，当地的奉行大人走了进来——那正是白石下总守大人，他曾在1864至1865年期间担任神奈川奉行，是我们在横滨的旧相识。彼时因日本商人不守契约，我们曾就英国公民的损失赔偿问题和关税问题等屡次与他交涉。如今重逢，发现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不仅态度极为亲切，性情也颇为爽朗。他对我们解释说，因不敢悖逆幕府的命令，从前不得不对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他本人内心实在也烦恼至极。而今各国公使既然已拜会过大君，幕府对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也与当初大不相同，自然应以亲厚之情相待。他本人从京都方面收到的训令也是此意。我们就新潟港开港的可能性进行了一番深入讨论后，他决定次日上午亲携全部地图前往“蜥蜴”号与帕克斯公使进行面谈。我们便随之告退了。

在回舰上的途中，我们顺路在一家新开张的旅馆里用餐，还从街上的乡下小贩手中——而不是那些店铺里——购买了一批名贵的会津漆器和内陆村庄出产的苎麻布。我还头一次看到了日本人用来代替冰的冻雪，在炎热的夏天，那无疑是极为奢侈之物。新潟城的形状大抵像是个切掉一块的圆周形，城中河道纵横，岸柳成行，颇似荷兰的小城镇。然而那些水道都相当狭窄，而且肮脏不堪，与其称之为“运河”，倒不如说更像是道道水沟。我们进城时正逢七夕节，街道上挤满了提着纸灯笼的孩童，他们手中的灯笼大小不一、颜色各异，上面画着一些历史、传说、风土人情的绘画。

次日，奉行大人如约来舰会晤。下午，我们又去奉行的官邸回访。奉行搬出连夜赶制的几把椅子请我们坐，椅子上还包裹着红色的布垫，以替代西方常用的皮革。

我与这位白石暌违十二年后又在东京重逢，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日本民谣方面的知识。他的儿子后来成了我的图书管理员，并在我的家中去世。

谈了两个小时后，我们去河中一座小岛实地勘察，幕府正在考虑将其用于兴建外国人聚居区。甫一登岸，热爱冒险、性格急躁的帕克斯公使便攀上了一座小造船厂——里面还有一艘尚在建造中的舢板——的屋顶，观察四周的地形，我和米特福德不禁为他的大胆举动惊骇不已。我们两人彼时的思想已沾染了东方色彩，情愿自己的长官能保持日本绅士那种兼具威严和从容的气度。在一番杂耍表演之后，公使又拉着我们一行人——包括休艾特舰长在内——在城中闲逛，直到傍晚6点半才返回，自然引发了那些连午餐还未及补充的海军军官和水手们的不满之情。我和野口落在众人后面，反而得以享受了一顿日式的午餐，又度过了几小时悠游自在的时光。当夜，我们宿于城内，直到次日下午才返回舰上。我们出发时，码头上还是风平浪静，过了那片沙洲后却发现海面上风高浪急，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小艇划到军舰旁。

不久，我们离开新潟前往佐渡岛。那里自古便以金矿闻名，日本的民谣形容其为“连佐渡的土都是春药”。新潟奉行向我们介绍说，一到冬天，信浓川河口的沙洲附近会刮起猛烈的西北风，船只难以通航，那时外国船只便可在佐渡岛的良港中停留休整。

新潟方面已就英国公使团到访之事通知了当地官府，因此，我们的船一驶进佐渡岛，便看到数名当地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然而那座金矿位于岛另一侧的相川，距离奉行大人的官邸不远，他特地派来了自己的官轿，准备请公使乘轿前往。帕克斯公使既无意打算乘坐轿子，也不想徒步横穿整个岛屿，更不能忍受日式的起居：餐食只有米饭和鱼肉，夜晚则睡在地板上，身上盖着日本人的棉被。于是他派我作为代表从陆路前往，自己则乘军舰去相川。如此安排正合我的心意。相比于跟随在长官身边的拘束，独自旅行自然更令人心情舒畅。到相川只有16英里的路程，当晚我到达后，还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盛情款待。

次日，公使也到了，随行的还有“蜥蜴”号上的几名海军军官、布洛克中校和担任译员的阿斯顿。他们在泽根附近登陆，我得知消息后便赶去迎接。我带领公使一行人徒步翻过小山，来到离金矿不远的小村子。我借住的那户人家本已做好准备欢迎公使，但我们到达时，他们却又情不自禁地摆出了从前对待外国人的那副冷漠骄横的面孔，令我们不由得大为光火。然而当时就是如此。

一名副奉行在门口迎接公使，并将他引至一间侧室。这意味着，在双方会见之前，公使须得在这间类似门房的地方恭候奉行大人大驾光临。帕克斯公使没有理会副奉行，径自抬脚走出门去。我急忙追了过去，向公使询问缘由。公使交代一番后，我便准备转身回去提醒他们，按照礼仪，奉行大人应亲自在门口迎接。却见两名副奉行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口中念叨着一些模棱两可的借口，似乎是在表示歉意。我们便又折返身来，仪态从容地朝那栋房屋走去，好给奉行大人一点儿准备的时间。再次走到玄关时，只见奉行老大人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浑似没事人一般。我们也只得对他的无礼既往不咎，随着他走进一间大屋子。屋中早就为我们摆好了几把椅子，对面还有奉行大人和两位副奉行大人的三把椅子。

双方迅速地转入了友好的外交谈话，并频频以清酒举杯致意。帕克斯公使和奉行大人竞相发言，言过其实地相互恭维了一番。随后便去参观金矿。那座金矿——不知如今还在否——当时只有一些屋檐低矮、湿嗒嗒的破矿坑。几位勇敢的绅士自告奋勇钻进去一探究竟，当他们重新返回地面上时，无一不像是被雨淋了的兔子，堂堂大英子民的威仪荡然无存。我对于地下探险毫无兴趣，只抱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宗旨远远观望。当晚，我们返回舰上，朝能登岛的七尾附近驶去。七尾也是一处良港，我们正考虑是否能用它取代新潟。

8月7日清晨，连绵的越中山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它的主峰是高约一万英尺的立山火山。11点钟左右，军舰驶进七尾港的南入口。七尾港口位于海湾的正面，背倚着一座大岛——能登岛。“大蛇”号一马当先，行驶在最前方执行测量任务。航路上处处都是浅滩，我们的军舰不得不加倍小心行驶。最后，当我们终于在七尾城附近海域抛锚时，已经是正午12点半左右了。

七尾城又被称为“所之口”，当时约有八九千人口，也是一处重要的港口，加贺藩主名下的几艘汽船就长期停泊在那里。担任本城奉行的是年轻的阿部顺次郎（音译），他曾去长崎“留学”，略懂些英语——所谓“留学”，大概不过是在外国洋行里获得一些有关外国的粗浅常识罢了。虽坐拥幕府奉行的职衔，阿部却无权代表本地藩主与我们会谈。因此，藩主特地从藩都派来佐野和里见两位特使接待我们。8月9日，两位特使登上“蜥蜴”号，与公使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会谈。不，与其说是会谈，倒不如说是帕克斯公使滔滔不绝的单方发言，其主要议题是有关是否应将七尾作为新潟的替代港。加贺藩的特使表现出了他们的顾虑：一旦七尾港开放通商，幕府方面立刻会将其据为己有——长崎和新潟正是因此而脱离了原藩的管辖。然而他们也不敢公开言明自己的顾虑，只能以各种借口——诸如本地居民不惯接触外国人，货物出口会导致本地物价上涨、引发民意不满，藩主本人虽不反对开港，但也须顾忌民众的意见之类——搪塞推脱。

帕克斯公使对他们的托辞不予理会，而是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即，新潟不适于当做长期锚地，我们急需新增一处代用港口，而七尾是新潟附近唯一的良港（他并未提及我们此行已经实地考察了另一处候选地佐渡的事）。

在天气恶劣、新潟港不宜于船只停泊时，藩主可否能准许外国船只在七尾停泊避难？公使问。

对方回答，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双方友好关系的考虑，藩主很难拒绝上述请求。

那么，公使接着问道，假如这些船只长期被困在七尾，不得不将船上的货物卸下，以便由其他途径转运到新潟时，藩主是否能允许他们将货物临时保管在当地的仓库里？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藩主应不会加以反对。对方又答。

那么仓库又应由哪一方来负责建造呢？

此事无关紧要。外国方面也好、加贺藩方面也好，各方均可量力而行。

既然如此，倘若加贺藩的民众自愿购买外国商船卸下的货品，藩主恐怕也难以阻止吧？

确有可能。对方承认，但随即又解释说，假若藩主不明令禁止，则七尾将与通商港无异。不过，如果所涉货品为预先订货、且能够与转运新潟的货物分开装运的话，藩主大人应不予限制。

上述回答透露了加贺藩方面的真实想法：他们打算避免幕府的介入，自行管理港口和仓库。七尾自古以来就是前田家族的领地，也是加贺、越中、能登三藩管辖范围内的唯一良港。藩主们对于与幕府分享港口的治理权已经深感不满，更不可能让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财产”落入幕府手中。

帕克斯公使对他们的意见表示赞同，继而又谈起打算派我和其他人陆路前往大坂的事。实际上，在离开江户前，我们在公使馆内部已就讨论过这个话题。新潟的奉行问公使，贵使何不试试从七尾经陆路返回？我们伟大的外交官诚实地回答说，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见官员们对自己询问的前往大坂一事反应冷淡，公使毫不客气地指出，贵藩似乎缺乏与我国交好的意愿，这一点与其他各藩的态度大为不同。他的犀利言辞显然刺痛了对方，他们脸上都流露出明显的不悦之情。沉默了一阵后，他们纷纷声称“腹中饥饿”（大约也是事实）便离席告辞而去。

官员们下舰后，公使当即决定派我和米特福德经陆路前往大坂，他本人则搭乘“蜥蜴”号经长崎返回横滨。自然，我们对这一安排大为满意。不仅能一身自在地四处旅行，还能亲眼一窥外国人从未涉足过的内陆风情——实在没有什么任务能更令我兴奋不已的了。我立刻上岸去找本地的奉行，布洛克则奉命留在“大蛇”号上，继续完成海湾的勘测任务。比我们早一日到达新潟的海军上将则乘坐“塞米拉米斯”号于3点半离港。两小时后，“蜥蜴”号也起航而去。

公使对我们的离去似乎有些不舍，一直将我们送到码头上。我们把行李从“大蛇”号上搬上小艇，正要划向岸边时，见“蜥蜴”号又掉头驶过浅滩，发信号召我们回去。经过一番反复，我们终于告别了牵肠挂肚的公使重新出发，上岸时已是晚间8点。

上岸后，我们又去那家盘桓过数次的旅馆住下。不久，负责为我们打点一应旅途事务的佐野和阿部登门拜访。后来，又来了两位江户的洋务官员。他们原本是跟随帕克斯公使一行从横滨一路而来，本打算留在本地协助布洛克的海湾测量工作。听说我们要从陆路前往大坂，他们便急忙跑来探听消息，并提出由其中一位随我们同路。他们声言，离开加贺藩的领地后，我们必会遭遇到种种麻烦。雇用脚夫之类的杂事自不必说，不幸遇到袭击外国人的狂徒则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他们自己身为洋务官员，时刻跟随在我们左右也是职责所在。按幕府的法律，外国人在日本旅行时必须由洋务官员随行安排旅途中的诸般事务云云。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对他们说，二位既然奉幕府阁老之命陪同帕克斯公使，就应听从公使的安排。公使既然将他们留在七尾辅助更为重要的勘测工作，他们就当谨遵照办。此外，公使已明确指示我们独自完成这趟旅行，自然也不必再劳动他们的大驾。此外，我相信加贺藩、越前藩的藩主将会为我们的旅行提供便利，不仅如此，两位藩主还很可能会致信驻留京都的大君的家臣，请他们酌情以公文的形式通知沿途各地的官员提供关照。至于他们提到的外国人须得由洋务官员陪同外出的训令，我以为当属子虚乌有。那些只能算是既有的惯例，并不具有实际的法律约束力。两位官员发现他们的论据毫无用处，便又改换了套路，试图以同情心来打动我们。他们哀求说，假如让我们独自上路，他们对江户的上司难以交代，甚至还可能官职不保。可惜，我并没有被他们打动。见我如此，他们便决定彻底撇清干系，声称无论我们在途中遇到什么麻烦，他们都一概不承担责任。我痛快地一口应承了。他们随即提出告退，似乎还对我们得知他们须得辅助布洛克完成勘测任务一事颇感疑惑。我们则怀着胜利者的满足安然就寝。

第20章　从七尾去大坂

次日，佐野和阿部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旅行的准备一切就绪，我们随时可以动身。他们还歉意地提醒说，一路或有诸多不便，望我们务必容忍体谅。话虽如此，他们为我和米特福德备下了最上等的轿子，还为野口和米特福德的中国贴身随从、颇具哲学思想的林富准备了普通的小轿。另外还有20名护卫，人人手持长棍、身佩双刀，在一名叫富永的队长的带领下负责沿途的护卫。早上8点半，我们上路了。海面上已不见“蜥蜴”号的身影，只有“大蛇”号悠然地停泊在那里。两名洋务官员没有再来聒噪，我猜他们大约已经彻底打消了与我们同行的念头。就这样，我们离开自己的上司、大君的官员以及其他的欧洲朋友，踏上了朝着全然不为人所知的日本内陆的冒险旅程。陌生的道路、未卜的前途，都将成为我们宝贵的探险经历。

出了七尾城之后，我们便开始下轿步行。天气炎热至极，护卫们边走边扇着扇子，或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不久，我便体会到我们沿途将受到何种程度的优待：刚走了一个半小时，便有人送来了西瓜和茶水，甚至还有桃子——但看来尚未成熟，不宜入口。又走了一小时，我们再次停下来休息。沿途所受到的亲切礼遇，简直到了让人不安的地步。连路上偶遇的农夫都会对我们跪拜行礼、脱帽致敬。我猜测前几天公使对佐野及其同事的大加申斥起了效用，但也未曾料到他们竟会对我们殷勤至此。再往前，我们走入了一条逐渐变窄的山谷中的小路，路边种满了油菜和麻类植物。1点15分，我们在一个小客栈歇脚，并打算在那里吃午饭。叫人惊讶的是，店家已备好了相当丰盛的餐食。午饭后我们略作小睡，3点时重新上路，顺着另一条山谷间的小路赶路。4点半，再次休息；6点半，终于走完了当天18英里的路程，到达当夜的住处志雄。那是个坐落在小溪边的小村子，风景相当优美。由于临近山谷的谷口，在村中可望见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正是无数日本独有的绝佳景致之一。我们沐浴完后，店家一面谦称着“没什么好东西招待贵客”，一面却端上了颇为精致的晚餐。

第二天，我们行进了大约16英里至津幡，从那里转上了大路。大路横跨本藩领地的两端，离海边不远。护卫们在那里换了班。那附近是日本人口稠密的地区，我们甫一到来，便吸引了全城居民的好奇心。在森本，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人们甚至还在道边摆开宴席，欣赏我们这些难得一见的“风景”。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我们终于在松林上方望见了金泽城那雪白的城墙。进城之前，我们又重新乘上轿子，让轿夫前往最近的一间客舍。里见和另一位名叫恒川的官员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看热闹的人蜂拥而至。其中若干好奇心极盛者甚至不惜跳进客舍后的莲花池中朝屋里张望。客舍的主人用美味的甜瓜和苹果招待我们，还拿来了从远山运来的冻雪为房间降温。金色的屏风沿墙摆开，桌上则堆满了水果和点心。正座背后的凹室里摆放着一套精美的金漆彩画的砚箱供客人书写之用——但实际上很少会有客人动用到它，那精美的器具便几乎沦为摆设了。

官员们建议我们自此开始步行前往城里——在当地居民们好奇的注视之下！但我们尚未更衣，仍是一身风尘仆仆的旅行装束，加之旅途困倦，便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仍旧乘轿前行。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在路两边围起两道人墙，其中不乏一些颇为美貌的年轻女子。途中，我们又在另一处高级馆舍略作休息。虽然只是在途中临时通知了店家，但他们还是尽量安排了周到的接待。之后，我们在由充满好奇而又秩序井然的人群包围着的街道继续行进。走过一座桥，又左行右绕了几次，终于到达了当晚的住处。经历了种种喧嚣和繁文缛节的官样礼仪后，我们此刻都已筋疲力尽。

里见在门廊上迎候我们。作为负责接待的官员，在我们到来之前，他已将周围巡视了一遍。我们被引至一个庭院深处的大房间，地上铺着厚厚的天鹅绒地毯，还摆放着中国式的桌子和寺庙高僧在出席盛大法事时所坐的朱红色椅子。客舍的主人赶忙迎上前来，像是面对两位国王似的朝我们俯首行礼。极其恭顺的仆役们随即也走了进来，先是深深地叩拜——前额照例快要贴到地板上了——接着便高高举起双手，将捧着的烟草盒和茶杯放在桌上。退行几步后，又在门口再次叩首退出房间。另外一些同样毕恭毕敬的仆役则分别服侍我们沐浴。因为之后还要接待来访者的缘故，我们都换上了随身携带的最好的衣服（实际上，那些衣服既不新也并不华贵）。第一位到访者是本地藩主的特使，一进门便满口是“各位大人不曾受此炎热之苦，能够平安抵达，吾心甚喜”的客套话。米特福德也拿出大英帝国外交人员的威仪派头，回答说途中一切尚好，并未热不可耐。一路上承蒙多方厚待，望能拜会贵藩藩主，以便当面致谢。特使答称：“事有不巧，主公最近身染微疾。否则必定会与大人相见恨晚。”米特福德只得顺势回答，愿藩主早日康复等等。我猜测，那位藩主大约是担心擅自会见两名外国人不合幕府的礼法，不得不借病推托以免引火烧身。特使还称，藩主特地嘱咐设宴款待两位大人，并令他陪席。米特福德则用更漂亮的辞令回应说，哈利·帕克斯公使也请他代为转达对藩主的问候（事实上，我们的长官对此毫不知情，那当然是米特福德临时起意。但若非如此，将会显得我们非常失礼），英国愿与加贺藩藩主及其子民永远保持友好关系。特使自不必说，在座的其他人等听闻此言似乎也深受感动。特使还专门介绍了一位大夫，称藩主因担心我们旅途中沾惹暑气之疾，特地派了医官前来侍奉。

寒暄完毕后，宴会开始。桌上照例摆满了各种奢华的菜肴。见日本官员们坐在椅子上颇不自在，我们便提议撤去桌椅，按日本习惯坐在地板上。起初，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说些无关紧要之事，待人人都酒意盎然时，话题便自然转到了政治方面，于是人们开始无拘束地交谈起来。

日本的房屋建造十分不利于进行秘密谈话，纸糊的拉门背后时常隐藏着偷听者。因此，在涉及机密话题时，庭院中心反而成了最适宜的谈话地点。但在宴会中，我们显然不可能突然跑到院子里去。随后，我们索性不去顾忌——倘若真的有人打算偷听，姑且就听之任之吧。当晚，我们私下议论的内容大致如下：加贺藩虽希望与各国开展贸易，却无意公开将七尾列入通商港口。因为七尾一旦正式开港，势必将被幕府方面抢走。而若只将七尾作为新潟港的辅港，允许外国船只停泊，并经由陆路将货物运至新潟，则不仅在法律上毫无障碍，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自行决定其他相关事项。假如幕府方面就七尾开港一事征询加贺藩的意见，藩主打算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此，我回答道，英国当然完全赞同加贺藩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我们绝不希望因开放通商而损害加贺藩的利益。对方对我的表态显然大为满意，称其表现了英国的善意。之后——虽然细节部分我记不清了——我们似乎与他们约定，待我们返回江户后仍继续保持往来，双方还郑重承诺对此事保守秘密。会谈至此便结束了。

不久，仆役备好了相当豪华舒适的寝具：四周包着丝绸的柔软的被褥，床铺上方罩着巨大的纱蚊帐。蚊帐的下角还摆着沏满绿茶的茶壶以及茶杯、烟盒等物。仆人们道过晚安便一一退下。第二天清晨，我一睁开眼睛，发现仆役们又已十分周到地准备好了一切所需之物。

那天上午，我们忙着挑选采购漆器和瓷器。前一天晚上我们曾打算去附近的山上转转，但当地官差突然告知我们事有不便，另行安排我们前往金泽的金石港参观。金石离金泽城大约有5英里，3点左右，我们骑马前往。然而我们的坐骑实在不尽如人意：马匹净是些羸弱的矮马，甚至没有钉上蹄铁。马背上的鞍子虽是仿照欧洲样式做的，其材质却不是皮革，而只是黑色的厚纸。马缰绳所用的皮革未经充分鞣制，又硬又涩，很不好用。野口所骑的马匹倒是按日本的习惯装饰的，披着华丽漂亮的马衣。我们的中国“哲学家”林富不会骑马，便乘坐一顶小轿随行。虽然目的地近在咫尺，但为了表示贵人们的玉体尊贵，官差们仍在途中安排了三处歇脚之地：一处在金石，另外两处则在行进途中。那座在当地被称为“港町”（港口小城）的金石，一见之下却令我们大为失望。它位于一条不知名的河流的入海口，只在天气晴朗时才能作为临时的停泊地，天气稍有变化便岌岌可危。

晚餐时，我们与两位官员又进行了一番深谈。他们透露，藩主仔细考虑了前天晚上秘密谈话中的各方意见，认为在开放七尾港后向幕府上缴部分收入不失为上策。因如此一来，幕府对加贺藩的某些走私活动大约也将网开一面。我们表示了赞同，并建议他们应尽快派遣使者前往江户，与幕府及各国代表商议此事。谈及日本的内政，两位官员认为，幕府仍有存续的必要，萨摩、长州及其他诸藩的倒幕企图大大不妥，理应弹压。同时，幕府的权力也应受到一定的制约。他们曾读过我所撰写的那本小书，对其中的观点深表赞同。如此一来，我们也不得不礼貌地表示，完全同意加贺藩的看法。事实上，加贺藩远离日本的政治中心，很难对西南诸藩的伟大抱负产生共鸣之心。他们所在的北部沿海地区，素来被看作是“无知”和“远离现代文明”的大本营。孤零零地偏安于海边一隅，加贺藩的人素来对于与本藩无关的事情毫不关心。加贺藩主，即人称“加贺百万石”的前田庆宁以豪富闻名，其领地的财政收入远超于其他日本大名，他本人对此也相当满足。既然政治改革对于加贺藩来说全然无利可图，藩主的本意自然是希望继续维持现状。

藩主的打算显然与英国公使的意图背道而驰。公使希望能尽力促成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威，以天皇名义准许签订的条约从而不再受到任何一方质疑。因此，必须推动针对幕府的政治改革，将其拥有的绝对权力分散给各地大名（藩主），从而削弱大君的权力。

主人竭力挽留我们多逗留些日子，然而我们必须按计划如期前往大坂，只得婉言谢绝他们的盛意。8月14日，我们再次动身上路。临行前，旅馆的店主人赶来央求我们务必光顾他亲戚的店铺，并力劝我们在那里购买一种专治顽疾的特效药“紫雪”。其主要成分是硝石，佐以麝香调配出奇特的香味，当地人认为它可以治疗筋骨类疾病。我们再次在拥挤的人群中行进，直至出了城，却又不得不再次停步，因为对方特地在城外的料亭里为我们设宴饯行。料亭位于地势较高的地方，从店中可以望见优美的城墙轮廓。城外绿树繁茂，像个大公园，与欧洲通常以城堡自身命名、一片荒凉的“某某城堡”大不相同。我们花了一个小时享用鱼和清酒，并再次重申了双方的友谊牢不可破——虽然就在几天前，我们彼此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中午，我们在松任停下来吃午饭，并在一大堆围观者的众目睽睽之下与当地的町长闲聊了一阵。傍晚，我们抵达了离出发地20英里之外小松。考虑到途中曾数次停下来歇息，当天的行进速度可算是惊人的了。次日，我们越过金泽和大圣寺两藩的边界，护卫们再次换班。大圣寺城中的街道早已清扫得一尘不染，围观的人群井然有序地端坐在自家房屋门前。人群中有不少平民家的女子，身着华服，头插银簪，脸上都涂着漂亮的白粉，唇上染着用红花汁做成的胭脂，皮肤散发出奇妙的金属般的光泽。至此，我们与自金泽一路相陪前来的两位加贺藩绅士冈田和新保便要正式作别了。米特福德的中国随从也参加了他们二位的辞别宴会，然而这位中国“哲学家”却对日本人不分场合、只以叩头为主的礼节相当费解。

又向前走了3英里之后，我们便彻底地离开了“加贺百万石”前田藩主的领地，进入越后藩。藩主派了两位警察前来迎接，但护卫并没有到。于是他们便让我们后退至半英里外的茶屋，以便安排护卫前去迎接。我们谢绝了，觉得没有护卫也可放心前行。大圣寺的“执事”，即藩主的留守使则称，根据法令，他无权调动兵士为领地外的外国人提供护卫。最终，各方还是达成了某种妥协。幸而本应在大圣寺就已完成使命离去的冈田和新保那时仍留在队中，他们亲自出面向执事大人借了10名下属——名义上，那十个人不算我们的护卫，而是加贺藩借用的人手——与我们同行。过了不久，一名职位较低的目付（即副职官员）来迎接我们，加贺的两位朋友方才放了心，与我们辞别而去。对于越后藩只派出低级官员前来接待我们的怠慢之举，加贺人虽看在眼中，却未置一词。后来，我们也渐渐觉察到，越后藩实在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诚然，他们依旧提供了精美的餐食和舒适的住所，但人人态度冷漠，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但在我们当晚所住的金津，人们反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城中处处点起彩色的灯笼，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主街两旁，毕恭毕敬地朝我们俯首跪拜。

我们的住处位于某座寺庙内，房间洁净雅致，还配有桌椅。两名神情庄重的美少年在我们身后端坐，用手中的团扇为我们驱赶蚊蝇。从端来的啤酒和香槟看来，越前藩显然比加贺藩更接近现代文明，且资源也丰富得多。次日，我们抵达越前藩的藩都、大约有四万人口的福井。那里的街道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衣着鲜艳的人们井然有序地列队站在店铺门前，那架势活像恭候亲临英国议院开院仪式的女王的驾临。我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从未见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子同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道路两旁的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着白色的扫帚和水桶，意在向客人表示道路已清扫得纤尘不染。我们被引至一处本愿寺教派的寺院中，那是座崭新而气派的建筑。我们走进一个门楣上挂有越前藩纹章的棉布门帘的大房间里，只见屋角摆着绘有大束莲花的约有6英尺高的漂亮大花瓶，桌子上的盘子里盛满了水果和点心。午餐是日式的，但主人还为我们准备了香槟。除了一名据说曾在长崎的外国人家中服侍、略会几句英语的年轻人外，房间里再没有其他日本人。几名官员——其中好像还有一位职务较高者，只在屋外的走廊上默然守候。于是，我们便效仿日本大人物们的威仪，端然不为周边之物所动，对那些伫立屋外的官员们视若无睹。这已经相当令人不愉快了，谁知后来的情形竟益发变本加厉。

我们离开福井时，当地的官府为我们安排了在前面开道的警卫，但那些家伙们竟窃窃私语，对我大加嘲讽。当晚，我们在府中城宿营，一进城，便有大群喧嚣的人群在流经街路的某条河对岸一路尾随着我们，直到我们抵达的住处。到了预备下榻的旅馆，我们发现店中的上房都大门紧锁，店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些地板上铺着柿漆纸的房间——那种又厚又硬的纸通常是为了防止污物弄脏地板时才使用，就像英国家庭每逢大扫除时用来遮盖家具的防尘纸。自然，此举令我们大为愤慨。不过我后来又猜想，也许是日本人担心我们不了解日本的习俗，唯恐我们会穿着鞋子走上榻榻米，因而采取了这种令人不快的预防措施。

次日，我们登上了一座名为橡木岭的小山。它的山顶就是越前藩与彦根藩的藩界。粗鲁无礼的越前藩的护卫们立即提出告退，声称之后的路途应由彦根藩藩主井伊扫部头的部下担任警戒。他们还递上了一份账单，其中包括我们的住宿费及脚夫的工资，但价格相当低廉。我于是付了账，并提出另外支付啤酒、香槟以及餐食的费用，但他们并不肯受。

很难解释越前藩为何对我们如此冷漠怠慢，但我试图将其归咎于越前藩所处的立场。事实上，越前藩藩主是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之子秀康的后裔，算是大君的直系亲族。现任藩主松平茂昭，以及仍掌握实权的前任藩主松平庆永虽已充分预见到大君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却仍不赞同萨摩、长州诸藩企图拥立天皇的做法。此外，他们虽然也从我所撰写的小册子中了解到英国的态度，但幕府自古以来便秉持排外政策，尽管大君最近对诸国的态度有所转变，但他们显然认为对外国人保持冷淡态度仍为明智之举。更何况，西南诸藩均未表示出与外国修好的意图，“驱逐夷狄”仍是各藩公开对外宣称的政治主张。因此，越前藩自然不愿与外国人过于亲近。越前藩官员所表现出的种种冷落，大抵也是出于对外国人抱有的强烈的戒备之心所致。

那晚，我们住在一个群山围绕的小村庄河内。村中屋舍简陋，餐食除了米饭和茶之外别无他物。因当地地势较高，据说蚊子很少，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搜罗到几顶蚊帐。在我印象中，那一带的景致好像与坎伯兰郡（英格兰西北部郡名）的斯考费山岭颇为相似。再往前走，我们路过一处位于山脚下的关卡检查所。那是一个古怪而陈旧的历史遗迹：女子一律不准通行，男子则须出示旅行证件才能通过。到了长滨，我们遇见了一位名为冢原宽次郎的幕府官员（冢原但马守之弟）。他率领18名护卫前来迎接，并称将担任我们之后旅途的警戒。帕克斯公使在5月访问敦贺的归途中曾经路过长滨，因此当地人对外国人已经见怪不怪，自然也再无恭候款待之意。我们再也无缘享受之前的种种周到服务，境遇简直比囚犯好不了多少。于是我们便愈加急着赶路，以弥补我们在途中耽于享乐所荒废的时间，尽早结束这趟旅行。

中午，我们在高宫歇脚，发现旅店中的上房也都上了锁。我当即唤来客店老板和仆役，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命令他们打开上房的门。他们发觉我们相当熟悉日本的礼节规矩，便赶紧收起无礼的态度，变得恭敬礼貌。我想到即将离开井伊扫部头的领地，便唤来随行的官差，打算支付旅店和脚夫的费用。然而对方坚辞不受，声称藩主有令，不得向我们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已，我只好先写了一封致谢函，并请官差们转告藩主，回到江户后我会另拟书信拜谢彦根藩的诸位大人。在边界上的中宿，彦根藩的护卫队告辞而去，将我们交接给下一藩的洋务官员。然而此人似乎并未尽心履行他的职责，以至于我们后来经过沿途的村庄时，村民们都肆无忌惮地围拢过来，言语态度也都颇为粗暴无礼。行至牟佐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将那位官员狠狠斥责了一番，他才赶忙保证次日起必定严加防范。

第二天，我们行至草津，竟意外地遇见了我的老熟人、在幕府担任官职的高畠五郎和一位精通英语的青年米田庆次郎。据说他们原本是跟随大君的“若年寄”平山敬忠自江户沿陆路而来，途中因奉命接待我们一行专程在那里等候。平山大人还特地叮嘱他们称，濑田桥下游的石山寺颇值得一游，奈何前次帕克斯公使到访时寺院尚未开放，此次务必安排我们前往游览。事实上，冢原此前也已向我推荐过这座寺院。我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打算从草津乘船，沿着一条似乎是从琵琶湖流向早濑的河流顺流而下，中途下船，徒步行走5英里后再次乘舟前往伏见——据平山说，这条线路远比我和沃格曼5月走过的路途要短得多，而且沿途景色更为怡人。之后，我们又与高畠和米田两人讨论了日本的政情，他们认为我在小册子中表达的观点大错而特错，竭力试图说服我改变看法，然而并没成功。

他们离去后，我的仆人野口赶了回来，告诉我翻越山路前往宇治的路途并非平山所称的只有10到12英里，而竟有25英里之遥。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正午之前赶到那里。我心中顿时闪出一些不祥之兆——专程安排我们参观寺院一事，莫非另有隐情？帕克斯公使5月途经大津时，曾与倒幕派之间发生过一些纷争，莫非幕府的官员担心我们重蹈覆辙，因而试图避免我们再次踏上直通大津和京都附近的路途？于是我立即吩咐野口去找冢原，又叫来客栈的人打听路途。客栈老板的回答更加深了我的疑虑，我赶忙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米特福德。与他商议一番后，我们决定大胆地冒一次险，依然按计划从大津返回。当晚，我们邀请高畠和他的同僚共进晚餐。在他们到来之前，野口先回来了。我便将自己的疑虑告诉了他。但他觉得，那只是我的主观臆测，事情断不至此。我们的客人到来后，我便向高畠坦言，我们打算仍按原路前行。他立刻显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一再声称我们计划的路线十分难走，甚至无法同行。我对他说，参观寺院、欣赏沿途景色之类固然多承美意，但我们更急于缩短行程。途经大津的线路距离较短，显然更合我们的心意。见我们主意已定，高畠便走出门外，拉住野口请他帮腔。随后，野口便以有话要说为名将我叫了出去，竭力劝说我听从对方的安排。我断然拒绝，并告诉他，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缩短路程。假如对方再提出安排船只需要花钱之类的借口，请他转告对方，我们将很乐意付钱。说罢，我便转身返回屋内。野口将我的答复告知高畠后，高畠又叫来了米田，对他讲明缘故。米田便又招呼我到门外商议。一出门，他便开宗明义地承认，一切都是他们故意安排的。我回答说，我们早就猜到了。大君的首席阁老（板仓伊贺守）特地将冢原从京都派来，无疑也是为了欺瞒我们。假如各位能早些以实情相告，我们或许会听从安排。然而事到如今，我们绝不可能为尔等之便而特地选择一条绕远的路途。说罢，我便走回屋里继续用饭。

三名日本人看来都垂头丧气。过了一会儿，米特福德突然用英语对米田说，各位大人特地从京都赶来并做此刻意安排，究竟用意何在？倘若能以书面形式道明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另行考虑。否则，即便护卫队不肯随行，我们也将仍坚持从大津返回。听闻此言，对面的日本人显出更加沮丧的神色。略作抵抗之后，他们似乎开始认真考虑米特福德的提议。高畠起身去了另一个房间，开始起草文件。忙了好大工夫，才整理出我们能够接受的文本。其间高畠三易其稿——草稿中不是掺杂了诸如“外国人未经政府批准，擅自出游”之类的无稽之谈，就是文法错乱，语意不明，我们不得不逐一帮他修改。直到清晨3点，总算誊清了一份像样的底稿。原来，5月帕克斯公使途经离京都只有6英里的大津时，一度引得京都人心浮动，喧嚣不止。因此，此次幕府不得不哀求我们避开大津，绕路宇治返回大坂。至此，我们算是获得了小小的胜利，幕府的官吏们则铩羽而归。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清晨7点15分，我们便又出发了。先是乘轿到达濑田桥附近，在那里换乘小船，沿河而下前往石山寺。寺中的僧侣一望见我们的身影便飞奔而来，继而当着我们的面关上了寺门——原来平山大人特意叮嘱的“务必一游”，竟是如此下场。天气酷热难当，我们离开河岸，沿着山腰上的山路走了大约4英里，又再次走到靠近河岸的地方，匆匆用过仅有饭团和茶水的简陋的午餐。在那个荒郊野外之处，能吃上午餐已算是万幸的了。沿着陡峭的、片岩质的山谷间那布满岩石的河床，宇治川轰然咆哮，奔流不息。我们沿着河边的小路走了大约一英里后，便顶着8月的骄阳，用尽全身力气沿着坡道向上攀登。途中遇到的人都告诉我们，那里离宇治还有4英里。我们走走停停，不时将岩石中渗出来的可怜的一点儿泉水灌进喉咙。直至登上山顶后，眼前才现出一览无余的、广袤的大平原全景。在那平原的中心，傲然耸立着神秘庄严、有如日本的“麦加圣地”一般的京都城。对于外国的“异教徒”而言，踏入京都的土地便意味着死亡。在城的左侧，可以望见那如同圣山般的爱宕山背后的伏见城，以及密如蛛网般的水道与河流。4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了宇治。从中午以来一直不停歇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那时我们已是筋疲力尽。在一座断桥边风景甚好的河岸茶屋里歇息了两小时后，我们又在6点钟乘上了舒适的游艇顺流而下，急速向伏见驶去。在伏见的官方旅馆里，我们洗漱更衣，用过了晚餐。野口不经意听见几个人私下计议想要谋害我们，忙跑来向我提出警告。但那几个家伙终究没胆子付诸行动，我们便在9点乘上了大船，飘然而去。船舱内闷热不堪，难以入眠，我整晚都横躺在船舷旁边的甲板上，尽量将腿垂到贴近水面的地方。

次日一早，船驶进大坂。我匆匆用河水抹了一把脸，穿好衣服，便赶往春天时我们曾住过的那座寺院。下午，帕克斯公使来了，带来了两名“伊卡洛斯”号上的水兵在长崎被刺身亡的消息。据说他们喝得烂醉，在下等街区的大街上酩酊大睡，因而招致杀身之祸。这一新近发生的惊人事件，顿时让我们一路积攒的旅行见闻也黯然失色了。

第21章　大坂与德岛

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于应对水兵被杀事件，考虑应采取何种手段捉拿和惩办凶手。可想而知，帕克斯公使情绪激昂，以最为强硬的辞令向幕府的首席阁老——一位亲切和蔼但却绝非懦弱无能的老绅士——板仓伊贺守提出抗议。板仓当时大约45岁上下，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长崎城中人人风传，行凶者来自土佐藩。罪行发生后的几小时里，停泊在长崎港中的土佐藩的帆船和汽船突然相继离港，更加深了人们的上述猜测。而且由于帆船先于汽船一个半小时离去，坊间因此又纷纷猜测凶手先乘坐帆船出海，到了海上又改乘汽船逃走。据我们的观察，幕府方面似乎也疑心此事是土佐藩所为——那里的人素来以性情凶暴而闻名。为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幕府方面答应撤长崎的两位奉行的职以示警告，并将从江户调来500名士兵，为当地的外国人聚居区提供巡逻保护。帕卡斯公使勉强接受了幕府的善后处置，并同意应邀前去谒见大君。此时，为处理发生在长崎的逮捕日本基督徒一事，大君已同意面见法国公使罗素，正从京都动身前来大坂。谒见大君那天，天气十分炎热。因一时找不到像样的马匹，公使、米特福德和我便坐了轿子前去。谒见仪式在一间非正式的接待室（白书院）中举行，大君神色疲惫，在板仓和平山两位阁老的陪同下走进屋中。平山新近才升任高职，是个身材矮小、目光狡黠锐利的老头子。我们私下里送他的绰号“老狐狸”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双方漫无目的地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古柏海军上将也带着他的下属来到，会谈的议题便转移到了海军的问题上。然而我发现，大君对此似乎并不关心。又过了一会儿，大君命人叫来肥前藩前任藩主松平闲叟，将他介绍给公使和海军上将。松平当时47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些，面容严厉，双眼总是眨个不停，说话时总是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突兀地开口，言语也颇为生硬。传说他是个见风使舵、城府颇深之人，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战爆发前夕，人们仍搞不清他究竟支持哪一方。他挨着大君的左侧坐下，仅在言辞中将对同僚所用的“你”换成了“上”，以示对大君的尊敬。公使竭力试图诱导松平邀请我们访问他的藩都佐贺，但对方十分谨慎，只是客气地敷衍说“愿下次有机会与贵使在长崎相见”，公使的小算盘终于还是没能实现。不久，大君显出了倦意，会谈便告结束。侍者将我们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那里早已备好日式午餐和冷的清酒——在日本，未温过的酒则意味着“此场合下不得过量饮酒”。

当天早上，西乡吉之助一早便登门拜访。有关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请容我借用西乡后来写给大久保利通的书信向读者详细介绍。信的原件是数年后从岩仓具视的档案中发现的，1906年，我自北京途经东京回国时，老朋友松方正义特地誊录了一份副本送给我。

以下便是这封信的誊本：

昨日清晨六时，吾已抵大坂。寻英人之居所，方知在贵使今春所下榻之寺中。吾前往探之，询几时拜见可也。萨君回，七时可。七时，遂访之。萨君虽起身未几，仍携吾至楼上相谈。吾告知曰，闻贵国公使移驾大坂，主公今以特使之名命吾前来恭祝贵体金安。寒暄毕，萨君言，发往英国之信函将于十时送出，公使亦将于十一时半前往拜谒将军。吾思此行并无要务，唯为贺其来阪之事矣。遂语于萨君曰，公使多忙，不敢有面会之念。然萨君言，公使甚希与吾一会，只因近日多忙，无暇以顾。思及留阪之期仍余二三日，公使必拨冗择机与吾面会。另，萨君将于来月二日离阪返程横滨（或江户）。

与萨君面谈际，彼言情势安然，诸事无大变，与柴山（柴山良介）君所疑甚有不同。吾遂将前日与君所言之大坂商社已与法兰西协议，欲获巨利一事亦告知萨君。

【以下略有若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处】

吾欲与公使计议借法兰西之力解决国难之事，萨君亦大有此意。吾遂将法兰西之意转告萨君，曰，吾国亦应效西洋诸国之法，建统一之中央政府，削各地大名之权。故，必讨伐萨（摩）长（州）二藩。法兰西国愿助此举。萨君答曰，前二回幕府之征讨长州，结果何如？以今幕府之力，弹压长州一藩尚不能为，更遑论他藩矣。吾又问，以此等羸弱无德之君，以何方能助之？萨君答曰，对此事无一语可言，不敢擅议。思法兰西国既公然言及援助云云，必已决意协助幕府征讨诸藩。据其所闻，二三年内，幕府必将筹金备械，借法兰西国之力诉诸战端。彼时，法兰西国必将调兵协助讨伐各藩，如无有堪能与法匹敌之强国相助，则各藩情势危矣。然，倘英国亦示从中护卫之意，则法必不敢擅动。故此，萨君以为，实有必要与英方先行计议，共谋协商之策。以英方之观点，应以天皇陛下为尊，各藩居其臣下，使吾国国体与万国无异，此为先决要务。先日英王尚有呈送天皇陛下之书简寄于幕府，言惊闻先皇薨驾，特请幕府向新皇转表哀悼之意。然时至今日，书简既未交于陛下，幕府亦未依礼回应英王之意。英王以君礼待之于天皇，而朝廷竟不予理会，且至今仍以污秽之名严禁外国人上京，实属无礼之至。故，日本若欲与万国维持正常之邦交，必先树立稳固之政体。倘有需与英方会晤之事、抑或希求援助之意，均可直接向其提出。吾答曰，日本之政治改革，当由吾等国民自行勉力为之，对列国之观点，实无可辩之处、无言以对矣。

另就法兰西国意欲攫取横滨贸易之利，擅与幕府订立条约事，萨君言，英国以贸易立国，凡有碍公平贸易之事，必全力抗之。法人此举，亦已令英方愤慨莫名。

又，此次长崎二卒遇袭事，罪犯虽未伏法，然世人皆言为土佐人之所为。萨君亦素知土佐人之性情暴烈、声名狼藉，称前次与同僚者途经越前时，便有土佐人埋伏于伏见，意图不轨。吾亦听闻土佐之伙在京都多有暴行，更有勾结一众赌徒凶汉，意欲不轨之举。倘若长崎凶案真为土佐人所为，则其已成大害，实令人嗟叹矣。

萨君一行此前行至越前际，当地竟无人迎候。后至偏僻村下处，当地奉行勉力接待。然至城中，虽饭食丰厚，却不曾有本地属员之一人出面迎候，萨君对此甚为疑惑。

以上，暂将要事节略奉上。萨君拟明日十时前来，再作商谈。吾亦决定暂留此处二三日。萨君言及幕府，其所用辞令多有轻慢不屑之感。备细容改日另行面呈。

七月二十七日
西乡吉之助 拜上

（【作者注】此份誊写本中，有若干含义不明及誊写错误处，万望读者诸君谅解。）

次日，我前去萨摩会馆拜访西乡，希望进一步打听京都的形势。西乡大胆地谈起了他们的新见解，即建立一个取代幕府政权的国民议会。我从年轻的松根处早已听说，类似的观点在倒幕派中间甚为普遍，但仍觉得那是个荒唐的主意。西乡还透露说，幕府正计划将大坂和兵库两地的通商贸易专卖权分配给20名富商组成的买办集团，以便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毫无疑问，此举简直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皇帝在广东的做法的翻版。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公使，公使不由得大为光火，立即前去拜会首席阁老，要求幕府打消主意。于是幕府不得不又颁布了一条新的声明，宣布放弃前一份有关贸易权的公告。自然，那不过是幕府迫于外交压力而采取权宜之计，而实际上毫无真正履行的打算。毕竟，幕府的真实意图是通过买办集团牢牢掌握对外贸易，而买办集团一旦垄断了贸易权，便会尽可能地攫取每一分利润。无论幕府如何鼓吹其专卖体制的益处，垄断也完全有悖于西方“自由贸易”的思想。因此，每逢东亚各国政府打算以专卖制妨碍自由贸易时，英国都不惜动用武力迫使其收回成命。

此外，就之前女王陛下致信日本天皇之事，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女王陛下在信中表达了对先代天皇驾崩的哀悼之情，大君却在回信中使用了相当不逊的言辞。阁老们对我们的抗议诚惶诚恐，一再为遣词用句的不妥道歉，并发誓日后必会谨慎行事。围绕幕府发给英国的致歉函的文书格式问题，我与日本官员们又进行了一番无休止的争论——自明治维新后，我才逐渐掌握了此类公文的奥妙所在——官员们一贯试图玩弄辞藻上的小伎俩，以某些特殊文法向他们的国民暗示：各国外交人员的地位远比阁老们低下。诚然，外交官们交涉的对象往往是政府要员，其中不乏割据一方的诸侯贵族。若论各国公使在自己祖国的地位，自然无法与他们相比。但正如大部分东亚国家一样，日本的民众也很难理解外交官作为本国国家代表被赋予的崇高地位。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曾提到，我在横滨的日本教员曾经是阿波藩藩主的家臣。那年春天我们初去大坂时，曾一度考虑过拜访离大坂不远的阿波藩藩都德岛，但终因事先未及通告而未能成行。后来，阿波藩又发来信函，邀我前去会面。经我从中斡旋，他们最后同意将邀请对象从我转为帕克斯公使。那时，为调查长崎水兵被杀事件，英国公使馆的一行人已决定与大君的特别委员会一同前往土佐。我们的老相识、狡猾的平山和另外两名官员担任了特别委员会的要职，正打算先于我们几日出发，以便在当地事先查访案情。得知阿波藩对帕克斯公使发出了邀请，阁老们极力劝说公使应邀前往。他们的心思——据我猜想——一来是因为阿波藩正位于前往土佐的途中，交通自然十分便利；二来是阿波藩并非阁老们的敌对势力，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幕府的拥护者。帕克斯公使素来喜欢四处游历，于是便欣然接受了阿波藩的邀请。事情确定以后，各方皆大欢喜。只有我不得不小心地掩藏事情的真实来历，即，访问的缘由本是因我那本小小的著作而起，对方希望当面一会的，原本也只不过是《英国策论》的作者而已。

公使和米特福德乘上休伊特船长的“蜥蜴”号出发了。“塞米拉米斯”号则留在原地等候我次日登船。出发时间定于第二天上午11点钟，因此我便必须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李，以便次日能早早动身赶往码头。第二天，我与公使馆的秘书小野一大早便动身出门，将搬运行李之事委托给了野口。然而他照例又迟到了。我们在码头等了好一阵子仍不见他的踪影，便无可奈何地与小野登上了小船。我们的船刚要驶过留作日后兴建外国人聚居区那片地方时，见野口乘着一艘小舢板追了过来——身边却不见我的行李！待到船行驶到下游的河口地带，我们又在浅滩换乘另一艘较大的船朝军舰划去。我们登上“塞米拉米斯”号时，已比原定计划迟到了半个小时，阿波藩前来迎接的两位官员早已在舰上等候。又过了15分钟，装运行李的货船也靠上了军舰的船舷，我在惊喜之余才总算放下心来。军舰于正午时分按时起航，朝着由良海峡的南边驶去，并于下午6点到达阿波藩的一个小港口根井，与先期到达的“蜥蜴”号会合。然而码头上却不见有人前来迎接，公使便命我去德岛一探究竟，打听阿波藩将如何迎接英国公使团的到来。我与一名阿波藩的官员遂换乘一艘大型的日本帆船驶向德岛，另外一名日本官员乘其他的船只赶在我们前面去向藩主通报。

海上微风轻拂，我们的帆船轻快地朝着岸边的山崖驶去，很快就抵达一条流经德岛城内的河流的入海口附近。天色已黑，水面上漂浮着洁白的细浪。行驶在我们前面的一条船忽然调头折返，与我们的船擦肩而过时，船上的人不停地朝我们高喊“前面危险”。然而我们的船长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仍大胆地驾驶船只继续向前行驶。在两侧层层沙洲的包围中，面前的航道变得越来越窄，我们的大帆船也忽然仿佛成了孩童的玩具，在汹涌的巨浪中猛烈地颠簸摇晃。在惊心动魄的几分钟后，我们平安无事地驶入了海湾中相对平静的水面。蓦地，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惊呼声，我们的船随即被激流冲得团团乱转。待船长再次稳住船身驶回浅滩时，发现之前折返的那艘船居然也停在那里。他们以最鲁莽无畏的方式一口气冲上了浅滩，居然幸运地逃脱了巨浪的威胁。

平安抵达后，与众人一同庆祝了一番，我们换乘游艇溯河而上，来到城中的码头。护卫们仍没有到，我们不得不在原地等候。虽然天色已晚，大批民众仍兴高采烈地聚拢来看热闹。过了一会儿，护卫队到了，清一色都是骑兵，士兵们脚蹬长靴，头戴白色的装饰有马鬃毛的圆锥形帽子。他们的头领是一位须发苍白的老军人，名唤蜂须贺美作，据说是阿波藩的创立者、著名的“野武士之首”蜂须贺小六的后裔，现为藩主的家臣。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形，护卫着我们来到一处寺院。院中红毡铺地，摆着匆忙赶制的桌椅、床架等物，以备我们在此过夜之需。但从房间的数量上来看，他们显然以为来访者不过只三四人而已。我遂不得不向他们说明，英国公使在没有海军上将陪同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登岸的，而两位大人上岸也须携带全部随从。对方答应尽力准备更多人的住处，直到我满意为止。我四下查看，见每个房间的门上都写着入住者的官职头衔。而我的房间门上写的则是“舌役”二字，即当地人对译员的委婉称呼。我当即叫人将其抹去，重新写上我的名字。因为在那时的日本，译员的地位相当低下，几乎等同于卑微的家仆——在日本人看来，体面的武士阶层绝不会降尊纡贵地用“夷狄”的语言讲话。正因如此，我在与日本的大人物们打交道时饱受挫折，时常要费尽心思避免他们将我视为贴身男仆或勤务兵之类的角色。

阿波藩的朋友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盛情款待我们，甚至大费周章地为我们准备了欧式晚餐。他们一片苦心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鱼盛在难看的碟子里，味道更是令人难以下咽；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葡萄和甜瓜都是半生的。蛋糕淡而无味，坚硬似铁。餐具则是粗糙的黑把儿刀叉。一个号称曾去过合众国、通晓英语的下等水手被送来充当我们的侍者，但他粗鲁无礼，令人生厌，所谓“通晓英语”，也不过是略懂几句贫民窟的只字片语罢了。阿波藩的官员们大约还不知道我懂得日语，忙不迭地解释说，本藩唯有此人略知道些欧洲礼仪和风俗习惯。最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便向同来的官员口出怨言。那位官员虽也向我解释说，此人是当地人眼中的“见识广博之士”，不可任意轻慢，但最终还是向那位仁兄转达了我的意思。水手侍者于是便停止了花哨的“西洋把戏”，改回他熟识的祖国的礼仪，总算变得体面了些。

自中午以来我就未曾进食，此刻反而更没了胃口，于是便与阿波藩的官员们商量起公使会见藩主时的诸般礼仪之事。毕竟，此次是藩主头一遭在自己的城堡内接待外国官方人员，礼仪方面万万不可有失。双方商定的结果是，公使团一行可以骑马入城，直到内城的城门，而无须像日本人那样，在内城外竖着“下马”牌的地方就开始步行。座位的排序问题也已大致确定：一侧是藩主本人及其世子、一名姓森的家老、“塞米拉米斯”号的萨迪中校、陆军工兵少校克罗斯曼、海军上尉斯蒂文森（参谋上尉）；另一侧则依次是帕克斯公使、古柏海军上将、米特福德、上将的秘书里斯克。我仍坐在公使和藩主之间的上座。至于礼品方面，公使、上将和我将单独获得一份赠礼，给其他人的礼品则归总成一大份，由各人事后自行挑选、分配。安排完诸般琐事后，时间已至深夜，我便匆匆就寝了。

次日一早我便赶往河口，察看是否能渡过浅滩前去迎接公使一行。但见海面上有大浪连绵不绝地从外海汹涌而来，显然不宜出航。等了一阵子，我又返回城里，命人找来九匹马儿，沿陆路前往军舰停泊的根井。沿途的道路在小山间曲折蜿蜒，忽而宽阔平坦，忽而狭窄难行。我们的马都是健壮耐劳的矮种马，虽没钉蹄铁，却惯于走山路。不过它们性子暴躁，很难驾驭。到达根井后，我们又找了几条小船朝军舰划去。公使和其他人在舰上迎接了我，并同意冒着坏天气骑马前往德岛。我们在4点钟出发，在狂风暴雨中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德岛的城中。白天经过的那条干枯的河流此刻已涨满了水，河水深及马腹的位置。众人淋得浑身透湿，一度打算在寺院里更换衣服。然而一想到随后还要继续骑马前往藩主的城堡，途中自然不免还会被淋湿，便决定索性到了会见的地方再换衣服。但米特福德和阿斯顿已经烤干了衣服，我则内穿着两件睡衣，十分不宜于骑马，于是不得不请对方想办法调来三顶轿子。我们等了许久，轿子却迟迟没有着落。公使先生不耐烦起来，不住嘴地咒骂，又抱怨说会见个日本藩主为何竟会如此麻烦！

对于公使的暴躁性子，沼田（我以前的日语教师）和其他阿波藩的人都显得无动于衷。米特福德便改了主意，提出愿意骑马前往，他们便立即动身出发了。急不可耐的公使命令还没做好准备的阿斯顿留在后面与我同行，后者也乐得如此。过了一会儿，轿子终于来了，我赶忙坐了进去。轿夫们健步飞奔，居然与先行骑马的队伍同时到达藩主的宫中。

那时已是晚间九十点钟光景。穿过几道门，经过蜿蜒包围着宫城的城墙时，我发现平日看来不过尔尔的大石块砌成的城墙在夜幕中显得格外壮观。按事先与日本官吏们商量好的礼仪，我们应该在宫外就下轿步行，所幸天色已黑，没有人察觉我们居然在宫城内骑马的僭越行为。进入宫中，内侍将我们领到一处内室，我们便赶忙更衣。然而我们一行人的衣着杂七杂八，既没有正式的制服，也没有体面的晚礼服，实在望之不雅。我只找出了一件衬衫、白上衣和裤子凑合穿着，背心和绶带则一概全免。从根井一路骑马而来，所有人的鞋子都已湿得不成样子，只有公使先生还穿着靴子。

一切准备就绪后，内侍便引着我们沿宽阔的走廊前往宴会厅。阿波藩藩主蜂须贺齐裕亲自迎在门口。他身穿宽大的裤子、织锦的长袍外衣，正是双方事先约好的常便服打扮。依次介绍双方成员后，藩主便招呼我们在餐桌前坐下。主宾席的桌子是椭圆形的——正是上次我和米特福德来访时，对方误以为代表团只有两人时赶制的那张——其余的桌子则都是四方形的。藩主和世子的位置上摆放着两把精雕细刻、风格古朴的椅子，其他人的座位则是一种半圆形椅面的三脚椅，坐来摇摇晃晃，很不舒服。我们照例被让到背对壁龛的上座。壁龛里陈列着各式贡物，其中一座只有2英尺高的青铜雕像尤为惹人注目。

公使和海军上将送给藩主一对左轮手枪作为进见之礼，藩主满心欢喜地收下了。一名内侍随即宣布，藩主将向客人赠送一批织锦、绉纱及其他等物作为回礼。公使恢复了冷静平和的态度，和蔼可亲地与藩主寒暄了几句——无非是“基于双方国民之幸福友好关系”之类的老生常谈，又随意聊了些无关的闲话。藩主在幕府中的正式头衔是“阿波守”，时年47岁，中等身材，除了面上有几点痘痕外，大致是位容貌不俗的绅士。他的态度略显强硬专横，但也不乏幽默感。世子蜂须茂韶的官职是“淡路守”，年纪大约在22岁上下，身材比他的父亲略高些，性情温和，面容饱满，态度也很温文有礼，显然对自己的父亲怀着极大的敬仰之心。

日式宴会的上菜顺序与欧洲恰好相反。最初会上米饭、汤和主菜。之后侍者撤下杯盘，开始上酒。酒盛在红色漆器的酒杯中，第一杯先呈给了帕克斯公使。我小声提醒公使，应该向他们讨要一个洗杯盆，并将喝过的酒杯放入盆中。然而公使不予理会，喝罢后直接将杯子还给了藩主，藩主便继续用它依次向海军上将、休伊特舰长等人敬酒，直到斯蒂文森喝完后，杯子又回到了藩主手中。之后，我们便大快朵颐，开怀畅饮。不一会儿，内侍宣布将要开始娱乐表演，于是所有的桌椅都被移到房间的一端，以腾出地方令众人欣赏表演。演员都是藩主的家臣，一律穿着宫中那种肥大的裤子，但没有穿戏服。第一出戏有三个角色：主人、仆人和客人。主人吩咐仆人凡事都要参照主人的行事礼仪，死心眼儿的仆人只理解字面上的意思，便依主人平日对自己说话的简慢语气接待客人。主人大怒，抬手给了仆人一巴掌。仆人便也有样学样打了客人。经历种种滑稽的冲突之后，主人终于忍无可忍，将仆人踢出了门外。

第二出戏是有名的“三个残废”的故事。某位心地仁慈的富翁宣布，要雇用三个残疾人为自己工作。于是便有一个瘸子、一个瞎子和一个哑巴前来应聘。实际上，三个人都是赌徒假扮的，打算趁机偷盗富翁的钱财。富翁雇了他们，命他们分别负责看守三座仓库。某日富翁有事出门，三个骗子发现彼此竟是老熟人，便合谋先打开存酒的仓库痛饮一番，然后将其余两个仓库里的财物席卷一空。然而骗子们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之际，主人突然回来了。骗子们忘了先前扮演的角色，于是“瞎子”突然不会开口说话，“瘸子”却又双目失明，“哑巴”则声言自己双耳已聋。自然他们的奸计未能得逞。

演出结束后，宾主围坐在几张小桌子旁，毫无拘束地把酒畅谈。藩主以父兄之礼对海军上将和公使礼遇有加，淡路守也像他父亲一样谦恭和顺地与我闲聊。商定次日参观阅兵礼之后，我们便在深夜1点钟趁风轻雨缓之际辞别主人，回到寺院中的住处。藩主早已派人将回礼送了过来，我发现其中连给仆人的礼物也都安排周全，不由得对主人的热诚之意大为感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忘了提到，早在我们准备进城谒见时，藩主便已派人送来了见面礼：两只长3英尺、宽和深各1英尺的木箱，一只装满鸡蛋，一只盛满了素面。此外还有一篮子鲜鱼。为了款待我们，他们所做的努力还远不止这些：得知来访者的人数将数倍于预期时，他们毫无怨言，当即着手准备，不仅连夜赶制了床架、桌椅等物，甚至还特地新建了一处浴室。

第二天天气极好，几乎令人忘了前一晚的狂风暴雨。我们吃罢早餐，便动身前往练兵场。穿过城中的街道，再越过一条流经城墙的、水流相当湍急的河流，便到了练兵场。那里看来颇为气派，只是略显狭窄。藩主告诉我们，他一度打算将其扩大，然而那样一来，就不得不拆掉附近的几所寺院，为了不伤及城中民众礼佛敬仰之心，只得先暂时作罢。参加阅兵的是一支大约500人的队伍，分成大小不一的五组，各自进行操练。士兵们都穿着带红竖条的黑裤子和黑上衣制服，似乎是模仿欧洲的样式，然而除了几名幸运者穿着皮靴外，大部分人的脚上都还穿着草鞋。军官们头戴厚纸做的圆锥形扁帽，帽子上划着两条红线条。操练据说是按英国式的步兵队列进行的，士兵们齐声高喊“开炮”的一幕反而略有些奇妙之感。据懂得军事的人说，他们的操练相当精彩。我们坐在特设的贵宾席上观看士兵们的操演，面前的小桌子上照例摆满了珍馐美味，自然也有美酒。藩主认定性格开朗的红面孔休伊特船长是我们当中酒量最好的家伙，便不停地向他劝酒。宾主们异口同声地赞颂美酒的妙用，称其不仅无害健康，还能使人心情愉悦——就在前一天晚上，我们不都是身心大畅、尽兴而归的吗？

正午时分，我们起身告辞。公使分别向藩主和世子赠送了一枚戒指。海军上将也将另一枚戒指套在藩主手上。显然，这令阿波守大人十分激动。从练兵场回去的路上，主人又带我们前往一座建在轮廓柔和的小山上的寺院，并在那里安排了午餐。我们有幸痛饮了从横滨运来的味道欠佳的香槟。藩主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归隐后，他打算亲自去英国看看。此外，藩主还与公使讨论了兵库开港之事，海军上将则一口应允在当年冬天将“大洋”号和“罗德尼”号派往根井，以便向藩主展示英国军舰的雄姿。回到住处后，我们又用舰上带来的食物准备了一顿真正的午餐。然而我们的阿波朋友似乎意犹未尽，只五分钟工夫，我们又被带到了“最后的送别宴”上，再次与他们在日本的美食佳肴前频频举杯，互道离别之情。最后，我们终于踏上了归途。有人骑马，有人乘轿，在告别德岛三小时后，所有人都平安地返回了舰上。一路迎送帕克斯公使而来的四名高级官吏也随着我们登上了“蜥蜴”号，休伊特船长拿出上等香槟款待他们。之后，官吏们离舰而去。“塞米拉米斯”号随即起航，载着海军上将、米特福德、阿斯顿、克罗斯等人朝横滨驶去。我们乘坐的“蜥蜴”号则留在原地，准备第二天继续朝土佐进发。

第22章　土佐与长崎

9月3日清晨，我们的军舰在土佐藩一个名叫须崎的小港口抛锚停泊。港口中还停泊着幕府的军舰“回天丸”及土佐藩的一艘小型军舰。充分考虑到对方可能对我们怀有敌意，“塞米拉米斯”号上预先做好了战斗准备。不久，高畠五郎和米田庆次郎来了，告诉我们首席阁老平山已到达高知附近。土佐藩的重臣后藤象二郎一度也曾来访，但我们觉得在军舰进入海湾之前暂不宜与他会晤，便谢绝了与他的会晤。随后，两位特别委员会的阁老也来了，称未发现土佐藩与刺杀案件有关的证据。因为传言中搭载凶手逃离长崎的那艘小帆船，已被发现停靠在浦户湾的深处。他们走后，后藤象二郎带着两名地方官员再次前来，声称一定会协助我们追查凶手——哪怕凶手并非土佐藩之人。帕克斯公使内心早已认定凶案为土佐人所为，一面对他们大加斥责，一面又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声称，出于维护英国与土佐藩的友好关系的考虑，我们仍将直接与幕府交涉此事。后藤他们走后，老平山也终于大驾光临。双方进行了一番冗长而激烈的争辩，帕克斯公使严厉指责幕府和平山无所作为，又称平山虽为特别委员会的首脑，却只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平山神色黯然地告诉我们，自从他踏上土佐的土地，当地人无不对他怒目而视，对加在土佐人头上的凶手嫌疑愤愤不平。

不久，我又奉公使之命上岸拜会后藤，并将可能不利于土佐人的证据向他一一禀明。后藤再次警告我说——当天早上的会面中他已数次提过此事——秘书小野和仆人野口都是幕府派来的奸细。次日，我们再次会面，后藤对帕克斯公使颇有怨言，称公使粗暴无礼的言语和傲慢的态度早晚会惹出大祸。老实说，我在担任会晤译员时也常为公使的口出狂言弄得措手不及，但他毕竟是我的上司。于是，我对后藤说，如果他真的认为公使的发言有不当之处，就应直接向其本人挑明。以我的立场，实在不宜于当面指责自己的长官。此外，我还面见了平山，并约定我将以旁听的身份列席当局对从浦户返航的“南海丸”上的军官的讯问。下午3点钟左右，搭载着官员及接受讯问者的两艘小汽船便已驶来，但直到晚上7点，幕府的官员才来“蜥蜴”号上通知我们万事已准备妥当。那时已是舰上的晚饭时间，讯问不得不延期到次日举行。

9月5日，我亲眼目睹了讯问的开始。日本方面出示证据称，至8月6日晚上10点以前，“南海丸”一直停泊在长崎港内，并未如传说中一般“逃离”。而据公使的意见，最为可疑的证据在于，“南海丸”在当天凌晨4点半、即有运送凶手逃亡之嫌的那艘帆船离港后仅一个半小时便也随即拔锚起航。事实上，对土佐人的怀疑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而产生的。（1868年年底，此案告破，凶手是来自筑前藩的藩士，公使为此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会谈结束后，我向公使做了大致的汇报。公使自然对日本人的说辞深感不满。之后，后藤又亲自来舰上面见公使，就维持英国与土佐藩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了一次常规性的会谈。公使提出，希望派我作为信使，正式拜会已归隐的前土佐藩藩主山内丰信。后藤回答道，倘若双方已达成亲善友好的关系，公使最好能亲自前往。仅凭一介信使，恐不足以与前藩主结成长期交通往来之意。我内心揣度，假若公使能将此事全权交由我来处理，我自有办法前去高知拜访，公使也大可不必如此迂回曲折地抬出老藩主做幌子。

以我当时与日本人所结成的关系，大体可以行走于各地而无性命之虞。后来，平山和他的一位同僚又来到舰上会面，双方围绕日本方面所提交的“证据”又进行了一番讨论。公使认为，下一步的讯问应在长崎展开，故此平山也一同前往长崎督办为宜。平山起初并不赞同，提议由他的两名同僚前去即可。但公使完全无视他的看法，只是一味坚持。最后，平山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可怜的老平山，他已被咄咄逼人的公使弄得手足无措，几乎快失掉了理性，竟口不择言地嘟囔说，谋杀事件不过是英国人自以为的大事罢了，可他在江户还有成千上万的国家大事没有处理呢。出乎我意料的是，对于日本人如此无礼的言辞，公使竟没有动怒，反而只是语气冷静地回敬了他。之后，更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晚饭后，后藤又来了，与我们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他谈起日本应如何效仿英国成立国会、制定宪法的事，并称西乡也抱着类似的观点——此前我在大坂时早已从西乡本人口中听说过了。后藤还痛陈幕府之腐败，尤其对幕府欲借财阀之手垄断大坂、兵库两地的通商更是切齿痛恨。我将之前幕府颁发的那份有关废除财阀联盟的声明拿给他看，他匆匆看了一遍后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那不过是幕府玩弄的骗人把戏。事实上，我也隐约有此同感。后藤是我们所认识的最聪明睿智的日本人之一，帕克斯公使也对他赞赏有加。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在日本人中能略胜他一筹的唯有西乡一人。会谈的最后，公使和后藤再次强调了双方保持友好关系的诚意，并约定后藤将按月来函告知我们有关谋杀事件的最新进展。临别前，后藤老大不客气地对公使提出了劝诫，称倘若前次公使大发脾气的对象也是个强硬派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将后藤的逆耳忠言如实翻译给公使对我来说绝非易事，更何况在场的还有休伊特舰长。被一个日本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公使自然颇为恼火，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暴躁脾气，并未怪罪后藤的直率。

可怜的平山老人！自从谋杀事件发生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就日渐衰落。但既然已经答应了公使，他便只得亲自赶赴长崎，督办和指挥当地官员和土佐藩的人全力追查凶手。公使因另有重要公务，须得立即搭乘“蜥蜴”号返回江户，便命我独自前往长崎敦促平山早日破案。一名先前曾负责讯问“南海丸”的官员将与我一同搭乘土佐藩的汽船动身去长崎。公使还授予我此行拥有与长崎领事同等级别的裁夺之权，但对长崎领事已决定的事务不得再做干涉。9月6日，公使动身返回江户，我则带着忠心耿耿的野口一起登上了土佐的汽船。

得知大君的“回天丸”战舰已载着平山出发后，我们便也在次日起航。午夜时分，后藤派来的信差唤醒了我，递给我一封后藤的亲笔信。信中要我立即前往高知拜会前任藩主。我急忙起身，匆匆吃了些茶泡饭权作早餐，在凌晨4点时跳上了后藤派来接我的拖船。在船上的木箱上小寐了一阵后，我在天明时分醒来，发现自己已置身于远离须崎的某个地方。过了9点半，船终于停在了浦户港。港口周遭青松覆盖的连绵的小山不禁让我回想起锡兰（现斯里兰卡）加勒角附近的景色——在科伦坡港开通以前，那里一直是往来于东亚航线的邮船的主要停泊港。

高知湾的海口极其狭窄，海底遍布礁石，更似一个河流的入海口。我们的船朝着海边的沙滩径直驶去，突然在河口处向左调转船头，驶入一条流向大海的河中，在大约水深15英尺的某处抛锚停泊。那条河上游的河面十分宽阔，水位却很浅，只有吃水1英尺以下的船才能通行。我们于是又换乘平底游船继续沿河而上。船行进得十分缓慢，穿过两三处像是小湖泊的地方之后，高知城终于遥遥在望。城堡的四层主楼（天守阁）高高耸立着，从很远处便可望见。很快地，船绕过护城河的堤岸向左转去，停靠在城外一座雄伟的新建筑下的河岸上。后藤在岸上迎接我，并称藩主大人即刻就会赶来。趁着等候藩主的当口，我赶忙换了衣服，又与一大群后藤的同僚们寒暄一番。不久，有人通报藩主大人已经抵达，他们便引着我前往一个二楼的房间去。前任藩主在门口迎了出来，一见面便俯身深施一礼，我赶忙也以同等深度的鞠躬向他还礼。房中背对壁龛的正座上摆着气派的日式椅子，显然是藩主的位置。我便选了正座右手边略显粗糙的藤底的木椅子坐下。后藤和他的高官同僚们则跪坐在两个房间相连的隔断处。

藩主一开口便道，久仰萨君之大名矣。我回答说，承蒙大人拨冗接见，实是不胜荣幸。继而，藩主表达了追查凶手的决心，称行凶者若真是土佐之人，必定会将其捕拿归案，处以极刑。即便是他藩之人所为，土佐藩也将鼎力相助捕拿云云，与前几天后藤所说的毫无二致。那时藩主已收到大君的来函，信中称，证据显示凶手系来自土佐藩，命令藩主尽快处置。藩主回复说，如凶手确属本藩之人，自当尽快遵命办理。然而大君所谓“证据”究竟为何，却仍是茫然无头绪。我回答说，幕府自然不会仅凭英国公使的看法就妄下结论，只怕也多少获取了一些线索或证据。此外，为避免与英国发生争议，幕府大约也乐得顺水推舟将罪名加之于土佐藩身上。听闻此言，后藤脸上浮现出某种欲言又止的愤懑之情，放言说道，势必要在此事上与幕府据理力争。老藩主也称，自己曾收到过友人的书信，信中称英国人对于同胞遇刺一事已群情激奋，并劝他应尽力妥协，以便早日息事宁人。但他本人并不打算接受这一忠告。倘若凶手确系土佐的藩士，他自然绝不包庇，而假如案件与土佐藩无关干系，他定要排除一切阻碍，向大君讨回公道，以保土佐的清白之名。

松根图书（宇和岛藩的家老）告诉藩主，帕克斯公使曾谈到幕府方面似乎确已掌握土佐藩人行凶的罪证。我忙解释说，从幕府阁老们的言行之中，我们确实怀疑幕府已找到了较为确凿的证据。藩主断定，平山阁老能够提供的唯一证据，不过是基于几个人从帆船“横笛丸”上转移到了“南海丸”汽船上那件事所做的诸多臆想，根本算不上什么确凿的证据。我说，那的确是目前唯一可供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但仅凭此事似乎也不能妄下结论。因为假如日后发现凶手非土佐藩之人，英国公使也将会为此蒙羞。尽管如此，至今却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能推翻我们的上述猜测。

就猜疑的性质、人类的猜疑之心，以及何种条件下的猜疑具有合理性等诸般话题，后藤又与我进行了一番争论。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基于以往的诸多事实，外国人对于日本人的不信任感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而，他又强调说，他的上述谅解并不适用于眼前的案件。

之后，老藩主和后藤又向我询问了有关卢森堡危机[1]、宪法、国会的职能、选举制度等方面的事情。显然，效仿依照英国的制度建立宪法的念头已在他们心里扎了根。他们甚至还请求我们——虽然我已不记得他们的请求对象是我还是米特福德了——从中协助，以便说服天皇陛下恩准在日本成立议会。

不久，盛满各式佳肴的大瓷盘端了上来，梳着宫廷式高发髻的女侍开始为我们斟酒。就在我们把酒言欢的当儿，两具真人大小的男女解剖模型被摆了出来！侍者们还当场将那些人体部件逐一拆开说明，似乎打算为我们增添些博物学的知识！隔壁的房间里还安排下了饭食，但老藩主称食欲不佳，谢绝了用膳。他对美酒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此刻大抵宁愿独自小酌一番。在他赠我的几卷亲笔汉诗小札上，大都使用了“醉翁”的落款。

离去之前，我特地前去向老藩主告辞。他送了我七匹白色绉纱作为赠礼，顾及当时的形势，我打算婉言谢绝他的馈赠。但后藤坚持说，赠礼是日式款待的一部分，客人须得笑纳，否则将是对主人极大的不敬。我只得依照从前的惯例，以“已获上司准许”的名义将其收下，并按日本礼仪向其鞠躬致谢。

老藩主是个高个子，面上微有些麻坑，一口颇为糟糕的牙齿，讲起话来口无遮拦。或许是纵酒过度的缘故，看来颇有些病容。但从他所表达的观点来看，此人不抱偏见，政治上也绝非保守。只是，他的开明是否能达到萨摩和长州二藩那般锐意变革的程度尚不可知。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打消了在高知城中信步闲游的念头。我们乘坐一种类似“贡多拉”的小船返回浦户，沿途仍有大批本地居民划着小船一路尾随而来。自1596年西班牙帆船在附近失事以后，本地人从未见过其他外国人。出于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纷纷乘船前来一窥“洋人”的面目。好几次，追逐的小船几乎擦到了我们的船帮。眼前这毫无秩序的袭扰让我庆幸自己没有坚持在高知城内游览，诚如官吏们所担心的那样，我们的出现势必在城中引起一场不小的骚动。

次日，土佐藩的人将我们送至须崎，我们在那里搭乘“夕颜丸”蒸汽船前往长崎。旅途中的两天里，我被甲沟炎的痛苦折磨着，全然无暇顾及周遭的一切。相比于病痛那叫人精疲力竭的纠缠，我对船上粗陋的饮食、肮脏的船舱、难耐的酷暑、怨气冲天的船员竟都视若无睹。“夕颜丸”的锅炉已十分古旧，每小时只能行驶两海里。幸而那几日海上风平浪静，否则我们不得不时刻担心脚下的破船随时会沉入大海。路过下关时，我临时上岸拜会老友，与井上闻多见了一面。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人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下关早已不见任何大炮和军舰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街道上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因土佐藩的官员们也纷纷借故上岸，我们的船便在当地停泊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才重新起航，慢吞吞地继续朝前行驶。9月12日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长崎港。我的住处被安排在时任长崎领事马库斯·弗劳尔斯的家中。抵达当天的晚餐时分，我第一次见到了赫赫有名的、人称“桂小五郎”的木户准一郎。他当时正巧与我在1864年结识的老友伊藤俊辅同来领事馆拜访。作为一个在政治、军事上深具勇气与决心的不凡之人，桂小五郎的态度却是十分温和亲切。晚餐后，我们略讨论了些政治问题，但却话不投机，他似乎对我抱着某些误解。据他说，他的主公对幕府并无恶意，世人却都将其视为谋逆之臣。他必须严正声明，主公大人连做梦也不敢想到要推翻幕府。话虽如此，我们却早已获得了确切的证据，长州及西南诸藩都将废黜“征夷大将军”作为其基本的行动纲领。

次日，我与弗劳尔斯一同前往海关拜访平山和另外两名奉行。对于先前公使的严厉斥责，他们似乎已毫不在意，并无记恨之色。土佐的汽船“南海丸”在公使乘坐的“蜥蜴”号离开后也随即起航而去，但8月19日，当它正朝鹿儿岛方向驶去时突然收到了返航命令，并于20日连夜接受了讯问。讯问未获得任何线索，“南海丸”上的军官和船员于是向土佐藩的联络官（“闻役”）岩崎弥太郎求助，后者出面担保称，可在必要的时候命令“南海丸”再次接受讯问。于是，“南海丸”便在当天晚间奉岩崎之命（至少土佐藩方面的人声称如此）扬帆而去，追查凶手的线索至此全部中断。就我们的所见所闻而言，奉行们的调查显然漫无头绪、毫无进展。

14日，我与弗劳尔斯、桂小五郎在一家名叫“玉川”的茶馆里小坐。那里位于长崎城的背面，挨着一条流经市区的河流。我们就日本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一次长谈，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即，至少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欧洲人与日本人很难和睦相处。在回去的路上，我又顺道去拜访那位有名的滨田彦藏[2]。他向我谈到一份文件的事。据说那是各藩向大君提交的劝诫信，萨摩、土佐、芸州、备前、阿波诸藩藩主联名谏言德川庆喜辞去“征夷大将军”即大君之职，并要求其准许重建新的政权体制。

15日，星期天，我与平山共进午餐。他告诉我，土佐的“目付”（即类似总检察长的职务，但并不具备法律方面的知识）佐佐木三四郎刚刚驳回了当地“海援队”（地方性海军组织）的请求。后者曾要求目付大人拒绝执行土佐藩主颁布的“尽全力搜捕凶手”的命令。他们的要求倒也合情合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土佐藩确与凶杀案无关。

16日，对土佐藩的帆船“横笛丸”的讯问进行了整整一天。讯问中判明，“南海丸”在8月6日傍晚前始终停泊在长崎港中，的确没有擅自驶离。但两名“海援队”队员（其中一名正是“横笛丸”的船长）在当天一直流连在英国水兵遇害地点对面的某家酒楼，直至夜半时分方归。后一件事实看来颇有些可疑，但我并不能确定。于是我对两名日本奉行说，如果他们对此有所怀疑，我也将秉持相同的态度。土佐人似乎并不急于让“横笛丸”返航，幕府方面看来也无意将其召回。我本打算以“追查凶手不利”为由追查幕府官吏们的责任，但还是忍住了，将其交于同与我列席讯问的弗劳尔斯处置。

18日傍晚，我拜访了平山，将我对某位“面目凶恶的年轻人”的怀疑悉数告知。那人就是凶案发生当晚与“横笛丸”船长同在酒楼上的另一个“海援队”的家伙。我还向平山建议，应尽快传唤此人的同伴，以及搭乘“南海丸”前往唐津（位于肥前藩北部、与筑前藩交界的地方）的那四个人。此外，也有必要对酒楼老板进行一番讯问，所有讯问记录——尤其是对上述两名土佐人的讯问记录——均应提交英方备考。之所以仍将土佐人列为首要嫌疑对象，是因为那里的人早已以“刺杀老手”而名声在外。19日，奉行们交来了嫌疑人的口供，我们阅后发现，两名土佐人的供述中存在若干不一致之处。奉行们于是答应，将另行传唤其中一位尤其值得注意的家伙。

第二天，我花了一整天时间翻译奉行们提交的讯问记录。恰巧21日萨摩藩的家老新纳刑部来访，我便拜托他调查一下与凶案有关的萨摩藩藩士。新纳回答说，他们已就此事进行了调查，相关口供等可随时供我借阅。得知讯问中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我便只是随口称谢，并未向他索要记录。不过，我又暗示说，倘若各藩追查不到凶手，则各国极有可能自行采取防范措施，如禁止佩带双刀的人在天黑后进入外国人聚居区等——这是帕克斯公使向我和弗劳尔斯建议的。因为假如幕府方面捉到了真凶，则至少可以证明，萨摩藩方面与凶手或多或少存在着联系。但新纳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我又去见了与我一同从土佐前来的佐佐木三四郎。他说，奉行大人已派出一艘汽船前去土佐，将“横笛丸”的船长和另外那位凶案当天与他同在酒楼的男子带来接受讯问。此外，他本人已下令动员当地全部的密探，并公开悬赏4000枚银币（约合450英镑）捉拿凶手。他忿忿不平地抱怨道，平山大人对土佐藩的热心追查心知肚明，却仍是一副冷眼旁观、不闻不问的模样。

于是，我又去见过平山，请他召集各藩在长崎的联络官，命他们在驻留长崎的本藩藩士中展开调查。原因很简单，凶案的调查已持续了十数天之久，却仍未发现与土佐有关的证据。因此，也不能排除凶手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此外，我还建议他召集所有的双刀武士阶层，要求他们逐一报告案发当晚的活动情况，或下令所有的酒楼老板交出当天的客人名单。如此一来，便不难发现真凶所在。然而次日下午，奉行前来拜会，声称同意采取“天黑后禁止佩带双刀者进入外国人聚居区”的防范措施。他还补充说，如遇紧急事件，双刀武士须在日落后进入聚居区时，可专门派遣督察队一同前往，以约束其言行举止。我们再次督促他们，应尽快对案发当天现场附近所有酒楼的客人进行彻查。奉行则答非所问地说，官府将在外国人聚居区内新设三处警戒哨所。

两天之后，奉行再次前来，承诺说将按我们的提议加强警戒措施，之后便再无新的进展。直到28日，幕府的汽船从高知带来了两名土佐的嫌疑犯，我便急忙赶去海关聆听对他们的审讯。但在审讯后，奉行却宣布，案发当日乘“横笛丸”和“南海丸”离开长崎的人当中并未发现可疑者，围绕这两艘船的动向所引发的对于土佐人的怀疑很难成立。对此，我们表示了强烈的质疑。虽然尚未取得目击证人的证言，但根据现场取得的种种证据，凶案大致发生在午夜过后，凶手是一名身着白色洋装的男子。而此次两位嫌疑人中的一人与其同伴恰在凶案发生时出现在现场附近，且身着白衣。在我们的调查中，案发现场附近再也没发现还有其他人做此打扮。一切都似乎证明了我们的推断。我们随后将上述看法整理成正式的信函书面提交给奉行，强烈要求逮捕上述两名嫌疑人。但幕府的奉行显然无权约束土佐的藩士，他们很难按我们的要求照办。

从那以后，事态进展得益发缓慢。日后想来，倒也不失情有可原——毕竟后来判明，土佐人确与此事无关。10月6日，我获得了一次面见副奉行的机会。我直率地对他指出，土佐藩不仅未遵守老藩主之命彻查此事，反而还多方试图阻挠追查凶手。此举无疑令大君的政府在各国面前威信扫地。一则，此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反映出幕府维护社会治安能力之欠缺；二则，从近期在海关进行的讯问后的结果来看，各地大名似乎享有脱离于幕府管辖的治外法权，显然也大为不妥。副奉行大人答说，上述一切他都毫不知情。我回敬他说，正因如此，我才特地来向您通报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最终，我们关于逮捕两名土佐人的要求被正式驳回。数日后，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袭击事件：一名土佐藩士砍掉了一个喝得烂醉的英国公民的脑袋，还砍伤了一名美国人的手腕。行凶的土佐人事后立即向本藩的官吏自首，当局也迅速公开了案件的经过。我与弗劳尔斯都认为，敦促土佐藩方面承认杀害长崎水兵之事已不可能，因此，我在长崎逗留已毫无意义。10月12日深夜，我搭乘海军上将特地派来接我的英国军舰“贵妇人”号返回江户。

逗留长崎期间，我屡屡听闻附近的浦上村村民因信奉罗马天主教而遭当局逮捕的事情。10月12日来访的萨摩藩的新纳刑部告诉我，不仅是浦上村，邻近的大村藩的部分基督教信徒也被投入了长崎的监狱。根据当时日本的法律，对信奉异教者可处以死刑。大村藩的官吏历来唯长崎奉行衙门马首是瞻，此次原也准备按律尽数将教徒们处死。但奉行大人考虑到“犯人”的数量过多，不宜尽数屠戮，便有意将愿意退教“悔过”的人无罪开释。听闻此事，大村藩的官吏们愤慨不已。在他们看来，信奉异教本属十恶不赦的大罪，倘若只以“人数过多”为由便将这些“罪犯”尽数释放，势必会使朝廷威信扫地。他们于是分别联络九州岛的所有大名，鼓动他们联名向幕府上书，力谏释放这些“罪犯”之种种弊端。不消说，大名们自然乐意借此攻击幕府。我提醒新纳说，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民众信仰基督教而影响国运。即使在信奉新教的英国，政府也不会对迫害罗马天主教徒的事无动于衷，幕府应充分知晓这一点。不过，假如大名们的上书仅限于抗议幕府而不涉及宗教话题的话，英国方面绝不会出面反对。然而，新纳称，内政问题并不会引发战乱。哦，不，他至少相信有这种可能，只是嘴上不肯承认罢了。我去向平山告辞时，他发誓说浦上村的事“绝无二次发生之理”，并答应尽数释放教徒，允许他们继续自己的信仰——自然，须得在不公开宣扬信仰和教义的前提下。他还透露，大村藩也正在考虑释放教徒。看来，平山的意见与新纳所说的情况截然相反。

在长崎，我还有幸结识了一批南方诸藩的近臣，例如我在前文中曾提及的木户准一郎等人。14日，我与木户和伊藤度过了整整一天。数日后，木户又来拜访，并提议说，如果我计划经由大坂返回江户，他可安排汽船送我至大坂。但那时我并未定下日程，只能让他稍等一段时间。后来，我们最终决定搭乘军舰返回横滨，便谢绝了木户的好意。9月23日，伊藤前来与我道别，并带来一位同藩的青年，央我以弟子之名将其带往江户。那人是伊藤的同道中人，人称“长州五人帮”之一的远藤谨助。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远藤是1863年自费前往英国的志士之一，别名山本甚助——当时很多人都使用假名，如伊藤自称林宇一、井上闻多对外宣称名叫高田春太郎等。伊藤还告诉我一件趣事，即1864年10月陪我一同前往横滨的长州藩士山县圭藏已被家老宍户备前收为养子。那本有名的小册子《如今的大名不再是幕府的封臣》，世间普遍认为是由长井雅乐所著，其真正的作者正是山县圭藏的亲生父亲山县太华。而伊藤本人则是另一位以著书来驳斥山县和长井的知名爱国志士吉田寅次郎（吉田松阴）的门下弟子。伊藤介绍说，日本人信奉的中国哲学流派大抵可分为程子学派和（王）阳明学派两支。前者宣扬民众应反抗暴政，后者则强调人的自我修行。山县是后一种学说的信奉者，因此反对一切企图打破现有政治体制的行为（不过，我后来发现，日本最普及的实际上是朱子哲学）。

我与新纳刑部一共见过四次面。其中的一次是在某个日本餐馆一同进餐时遇到的。那次，他声称对岩下左次右卫门雇用法国人之事一无所知。说到岩下其人，他原本是萨摩藩出身，曾在1867年万国博览会时去过巴黎，受到蒙布朗伯爵的感化后归国。听闻他要雇用法国人的消息后，新纳立即投书劝诫他打消此念，然而当他的书信寄到巴黎时却为时已晚。对此，我回答说，英国自然不能反对萨摩藩雇用法国人，但英法两国在日本的内政问题上观点迥异。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英国与萨摩藩的政治观点颇多一致之处。毋须讳言，我们更关心的是，萨摩藩在雇用法国人后是否会改变以往的政治观点。新纳称，英方全然无须担心此事。事实上，自大隅守大人（即萨摩藩主的生身父亲岛津久光，表面上已退隐，实际上仍把控着藩内的实权）下令将英国作为效仿对象以来，藩内人等都热心于与英方的交往，此次岩下雇用法国人一事，在藩内也遭到强烈的反对。他甚至还担心，将来如何将这些雇来的法国人打发回国。几天后，我与新纳前往拉塞尔·罗伯逊（领事馆的助理官）的宅邸赴宴，那里的主厨也是雇来的法国厨师。宴会中不便谈论政治性话题，新纳于是向我们介绍了些藩内的轶事，诸如西乡是藩主的心腹重臣；小松带刀则已跻身萨摩藩的七执政之一；在任藩主岛津茂久的正式官职为“修理大夫”，时年29岁；其弟岛津图书，时年28岁；除前任藩主岛津齐彬的三个女儿外，藩主共有十个兄弟姐妹等等。我与新纳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0月12日，正是在那一次，他向我透露了日本教徒遭到逮捕的情况。

前一年，我在罗伯逊家中还曾见过一位久留米藩的医生。这次，医生带了儿子一同前来，并希望向我介绍更多的同藩人士。10月8日，医生的同伴们前来拜访，其中一位名叫Sakai Imae（以下数名人物未查到日本方面的记载，汉字名不详，此处直接引用原著发音）的，据说与藩主衙门有些亲戚关系、还有一位Nagata Chuhei，是初次来到长崎。还有一位姓田中的，原来是京都的钟表匠，后来成了一名熟练的机械技师，曾为两艘日本蒸汽船组装过引擎和锅炉。我先招待他们喝了些香槟酒，之后便一同去一家日本餐馆小酌。谈及反对兵库开港的缘由，他们称，供应久留米藩的茶叶全部产自兵库以西地区，他们担心兵库港一旦成为通商口岸，周边地区的茶叶将全部流向出口，势必会影响久留米藩的茶叶供应。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假如各地大名不能就内政问题达成一致，则最终只能以战争解决纷争。倘若战乱持续二三十年，日本的国力必将大大削弱，外国便可趁机支持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借此将日本的部分领土纳入囊中。而如果日本与外国开战，京都将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反而有可能缓和日本的内部纷争，实现全面和平。如此一来，各国可直接与天皇朝廷缔结协约，大君的地位也可以通过宪法明确下来。

听了我的看法，已喝得半醉的Nagata大声嚷了起来：“不可攻击京都！要打就打倒幕府！”——反对派们常用“幕府”来代指大君的政府，其间包含着“军事统治权”的意味。他们使用这一称呼，显然表示久留米藩的人对蔓延在西部各藩之间的倒幕情绪怀有深深的共鸣。此后，我们又移席至另一间料亭重开筵宴，其他的久留米藩士也陆续加入进来。有人唤来了娼妓和艺妓，屋子里挤满了人，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喧嚷了两小时后，客人们渐次离去，我便也起身出来，去与“夕颜丸”的船长由井共进晚餐。

肥后藩主之弟细川良之助也是我在那次结识的好友。他是个面容饱满的圆脸青年，大约25岁年纪，看来颇为聪慧。他曾试图向我打听土佐凶杀案的进展，但我只字没有透露。不仅如此，每当他试图挑起政治性的话题时，我都谨慎地闭口不语。在我看来，肥后藩与萨摩藩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细川又邀请我前去他的汽船，以便找机会深谈。然而当我第二天登上他的汽船时，发现他本人却不在船上。又过了一天，他的两名部属前来道歉。后来，细川本人也来了，席间，他透露出有意通过我邀请驻中国舰队司令长官哈利·凯培尔访问肥后藩的意向。原来，肥后藩已向英国订购了一艘铁架战舰和两艘小型军舰，藩主希望邀请古柏爵士前来指挥当地的海军临时演习，以便指导肥后藩海军如何操纵舰艇，应对海战。细川拼命与我拉拢关系，声称不仅他本人是木户（桂小五郎）关系最为密切的至交好友，而且他们兄弟俩任何一家藩主都热爱英国，藩内所有的蒸汽船以及新近购买的16000挺各种型号的步枪全部都是英国造。我回答他说，肥后藩千里迢迢地将英国的舰队司令邀请到自己的领地，假如只打算让他在海上指挥演习，而不打算在藩都隆重接待他的话，未免有失轻慢——好似主人招来的以供消遣的马戏团，只允许他在自己的院子里耍些把戏，却不肯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倘若确有不便，无法在藩都招待客人，至少也应登门拜访，诚恳地告知其缘由。如此借他人之口转达，或事到临头才通知客人都有失体统。我提醒细川，他应立即亲自前往长崎，向凯培尔爵士道明实情。细川回答说，为商议肥后藩与长州藩结成联盟之事，他正打算与一名家老前往下关。

我们准备返航的12日当天，远藤谨助也曾来过。他没有直接来见我，而向我的秘书野口——他是会津藩的藩士——递上了名刺。野口见了名刺，立刻便知晓了来者为何许人也。当晚11点，我们登上军舰，拔锚起航，驶过濑户内海，途中未作停靠，直向横滨驶去。16日深夜，终于返抵横滨。

[1]拿破仑三世曾试图从荷兰手中购买卢森堡，但遭到各方反对。根据1867年5月缔结的《伦敦条约》，卢森堡成为各国保护下的永久中立国，宣告独立。

[2]滨田彦藏（1837-1897），日本漂流民，在美国生活多年后加入美国国籍，据称可能是第一个美籍日本人。

第23章　幕府的没落

在离开江户以前，我曾在那里租住过一间宅邸。宅邸位于一座小山之上，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江户湾的美景，当地人称之为“高屋敷”。房租为每月100个“一分银”银币，约合6英镑13先令4便士。宅邸的主人是位颇有地位的退休绅士，他让长子继承了自己的官位后，便在那里购入土地，按自己的喜好建起了那栋房子，当作退休后的隐居之地。整座宅邸修建得十分精巧，由许多间面积不一的大小房间组成。房子外面的小山和草地上栽满了树木和灌木，营造出美丽的庭院。因为日本夏季多暴雨、而草本植物往往经受不起豪雨冲刷的缘故，院中的观花植物都是木本的山茶和金丝桃。宅邸占地约三分之二英亩，共有上下两层。楼层之间共有三处楼梯，十分便利，即使在夜半受到刺客的袭击也能及时逃走。我将楼上的房间布置成自己的卧室和留宿日本朋友的客房，楼下则设置了一间用以接待欧洲客人的客厅、两间候见室、一间仆人的房子和我的书斋。书斋大约有九平方尺左右，有一扇可以眺望大海的圆窗和望得见庭院的角窗，屋内摆满了堆放书籍的书柜和架子，此外还有写作用的小桌子、我的椅子、日语教师和公使馆中文教师的椅子。宅邸内附带有宽敞的浴室和厨房，还另有一栋两层的小楼，用作仆人们和跟我学习英语的年轻人的宿舍。在餐食方面，除了必不可少的英国啤酒外，我早已习惯了日本的食物，索性将饮食之事全部交由一家名叫“万清”的有名的料理店打理。至于我的“家庭成员”，首先当属前文中一再提到的会津藩藩士出身的野口，他替我管理宅邸中的一切日常事务，诸如支付款项、安排必要的房屋修缮、决定我是否有必要接待访客等等。其次是一名服侍饮食的14岁的贴身男仆，他也出身于武士阶层，出门时享有佩带双刀的权利。还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仆负责打扫寝室、早晚开关门窗、为衣服钉钉纽扣之类的杂务，但因为屋中并无多少家具，她可做的清洁也实在有限。我记得好像还雇有一名杂役，通常做些在附近跑跑腿、为所有人蒸蒸米饭之类的琐事。最后还有一名门卫，负责打扫庭院、照顾马匹和充当马夫。无论是步行还是骑马，我外出时都会有两名骑马护卫贴身跟随。年初我经由陆路从大坂出发踏上旅途时，他们便奉幕府之命沿途保护我的安全。从那时起，他们便一直担任我的贴身护卫。

如上所述，我按自己的意愿打点好“家”中的一切后，便安心于钻研日语和结识日本朋友。我对于日本人思想和观点的理解日益精进，自己的日子也过得相当惬意。回顾那时的日记，11月6日我在新桥附近的“三汲亭”与中村又藏共进晚餐，自然少不了艺妓、音乐相伴，相谈甚欢；7日又与“开成所”的教师柳河春三一起去灵严桥的大黑屋品尝鳗鱼饭，诸如此类。随着政局变化的加剧，帕克斯公使不停地会见各级日本官员，我则全程为他担任译员。此外，需要进行英日互译的公文文书堆积如山，我忙得脱不开身，常常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只在进餐时方能略作小憩。

11月16日深夜，洋务奉行石川河内守前来拜会公使，透露了一个重大消息：大君将向天皇交还大权，幕府今后退居二线，成为执行天皇命令的普通政府机构。事实上，通过其他消息来源，我们已得知大君有意辞职的消息。14日，幕府中担任洋务总裁的老中小笠原长行就已经密告我们，今后的大政方针将由实权派的大名合议后确立，大君所做的所有决定也都须获得天皇陛下的恩准方可实施。实际上，德川庆喜已在11月8日正式辞去“征夷大将军”之职[1]。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详情，请读者另行参阅我的好友伽毕斯（J. H. Gubbins）所著《日本的历程》（The Progress of Japan，1853—1871）一书中的第五章。

两天后，在与帕克斯公使的会晤中，小笠原宣读了一份长长的文告，解释了大君决定将大政奉还的原委。文告中先是冗长地回顾了与各国重开谈判以来历经的诸多事件，最后，自然又将一切责任推给企图叛乱的煽动者们。从文告的内容来看，德川庆喜辞去的仅仅是“征夷大将军”的头衔，他作为德川家领袖的地位并不曾改变。虽然他声称要“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变”，但也强调，自本年年初以来与各国所缔结的开港条约将不会废止，仍将如约履行。两名阁老级的幕府重臣——时任“缝殿头”的大给成谟和“兵部大辅”的稻叶正已——已前往京都禀报此事。

时任“安房守”的胜义邦（即胜海舟）不无担忧地对我说，幕府先发制人的行动极有可能引发日本的内战。酒井飞驒守的家臣金子泰辅也称，各地大名的队伍正在向大坂集结。萨摩藩的5000兵士、长州藩世子毛利广封指挥的长州军和土佐军也已屯兵大坂。因此，我们在此时去大坂监督开港，必将会捅翻马蜂窝。为防止紧急事态的发生，大君已下令将四五千军队调往大坂。幕府内阁通知首席阁老和松平伯耆守，他们可自行决断侍奉大君还是天皇。同时，在旗本（采邑为一万石以下的德川家臣）之间，一份檄文正在秘密流传着，文中称德川庆喜为毒杀前任大君德川家茂的篡位逆臣，号召忠诚于幕府的武士反对庆喜的命令，并尽快向江户近郊的向岛集结待命。受过训练的散兵们则吵闹着要求幕府马上支付他们的军饷。一时之间，京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动乱的漩涡。

旧的统治体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星期后，小笠原带来了另一份文告以取代之前的那份。新文告中毫不吝惜地充斥着对倒幕派的指责。在此期间，事态暂时平静了一些。金子泰辅也来过了，称之前告诉我们的有关各藩军队集结之事纯属谣传。在那之前的一天晚上，我收到了后藤象二郎写来的信。带信来的是后藤久二郎和他的另一名同伴。相熟之后，我才知道后藤久二郎也是个化名，他的真名叫中井弘藏。他拿出一份土佐藩在上个月向大君提交的呈文的誊写本给我看，文中劝告大君应遵循既有的政治方针，并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诸如设立两院议会、在大城市开办教授科学和文学的学校、重新与各国谈判并签署新的条约等等。中井还向我请教有关议会运作的详细知识，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只得与他约定下次去大坂办理开港之事时，另邀米特福德为其详加说明。次日，吉井幸辅从萨摩藩派来的信使也到了，转告我说诸事顺利，并邀我一到大坂便安排时机相见。此外，西乡和小松都已动身前往鹿儿岛迎接他们的首领萨摩藩主的生父岛津久光或藩主岛津茂久本人去了。

那时，我们与萨摩藩在江户的留守使已相当熟识，担任“留守居”（即大名在当地的最高代理人）的筱崎彦十郎对幕府所称的大政奉还的原因嗤之以鼻，称其所谓“以大局来看，以合议制治国更为稳妥”不过是幌子尔尔，其根本原因是幕府已四面楚歌、独木难支。近日天皇就洋务事务发表的诏书中屡次提及“精通洋务的二三藩”字样，土佐和萨摩二藩又分别给我们寄来了书信。由此可见，二藩显然十分渴望我们的支持。于是，我们便开始准备动身前往大坂。11月27日，我带上穿着一身洋服、打扮得活像个少年鼓手的学生小铁南下横滨。与米特福德汇合后，搭乘斯旺船长指挥的英国军舰“响尾蛇”号，在30日黎明驶离横滨。12月2日，我们在纪伊水道遭遇了强劲的西北风，因当时英国军舰的锅炉马力不足，只能以两节的速度向前行驶。当天下午，我们的船在大坂的近海处抛锚。在岸上派来拖船之前，军舰只能在浅滩上等候。次日中午，我们总算想法子先行登了岸，便急忙朝城中的官衙赶去，以便尽快面会奉行。米特福德虽然在日本生活还不到一年，却能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用日语与日本人进行诸般交涉，显示出非凡的语言天赋。

我们那次登岸的目的是为公使团成员寻找适宜的下榻之所。与奉行会晤之后，我们选定了城后的一处宅邸。据说当年春天德川庆喜的首席阁老伊贺守大人曾在那里小住过一阵子。考虑到将跟随公使团前来的骑马护卫和第九团的突击队员大约会有50人之多，我们便立即命人对那座宅邸进行修缮，将其作为临时的兵营，并嘱咐他们尽可能在18日前完工。

平静、纯粹的商业城市大坂，那时挤满了身佩双刀的各地大名的家臣。听说西乡还在鹿儿岛，吉井也还没从京都回来，我便派人分别给他们送信，邀请他们前来相聚。结果，吉井回信说事务繁忙，暂时无法脱身；西乡则希望我能在大坂等到他从鹿儿岛返回。我无事可做，只得先去考察预留作外国人聚居区的那片地方。见那里已经建起了几栋用作保税仓库、海关和警卫室等的房子和一些栅栏。栅栏据说是用来隔离外国聚居区与市区的，这显然有悖于条约的规定，我便立即向奉行提出了抗议。

12月7日，我拜会了两位阁老，以及稻叶兵部大辅正已、松平缝殿头、永井肥前守、川胜备后守等一应重臣。他们正在前往江户的途中，却收到了大君的命令，命他们在本地等候与我们会面。从他们那里，我并未获知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只是一味称德川庆喜早已打算将大政归还给天皇。自然，我并不相信他们的话。据我们看来，庆喜早已对萨摩、长州、土佐、备前各藩的发难疲于应对。之所以决定召开诸藩会议，大抵是准备集结亲幕府派的力量，获得大部分藩主的支持。如此，大君不仅可恢复原有的职位，其权威性也将较之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大坂办妥所有公务之后，我于12月12日乘轿前往兵库。米特福德则一直步行走到尼崎一带，只花了3小时45分钟，比乘轿而行的我快了足有半小时。动身六小时之后，我们在下午3点到达离目的地约有一半路程的地方。我们下了轿子，开始徒步行进。米特福德的日语教师长泽和护卫们不得不一溜小跑以便跟上我们急促的步伐。6点钟刚过，我们便赶到了“响尾蛇”号停泊的地方，在舰上与斯旺船长共进晚餐后再次返回岸上，当晚便在官方驿站“总会所”歇息。次日，新任兵库奉行柴田日向守前来拜会，逐一告知近期的诸般事务。据说，神户居民纷纷穿起彩衣庆祝开港，人们拉着运土车在预留的外国人聚居区前排起了长队。此种庆祝的盛况已持续一星期之久。看起来，当地人对外国人聚居区坐落的位置毫无怨言。而兵库方面也正在准备庆祝开港。从各地喜庆的喧嚣中，我们感到了日本官方和民间对开港的热情，也确信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好感有了相当的提高。

那天，“响尾蛇”号上的诺埃尔上尉（即后来的海军上将杰拉德·诺埃尔爵士）送我们乘船返回大坂。大坂市民倾巢而出，大肆庆祝即将到来的对外通商和开放港口。街市上已陷入一片狂欢的气氛，人们咏唱着“不亦悦乎、不亦悦乎”载歌载舞。处处涌动着身着彩衣的人山人海——大部分人身着红衣，也有人穿青穿紫，舞者们头上都装饰着红色的小灯笼。为避讳官府的不满，庆祝以“祈雨成功”的名头举行——伊势内宫、外宫的两位神祇，在接受供奉后终于开恩普施甘霖。

14日，我的萨摩朋友吉井终于回来了。他告诉我，萨摩、土佐、宇和岛、长州、芸州诸藩已结为同盟，决定不惜一切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肥后、有马两藩大抵也抱相同的态度，但肥前、筑前两藩则反应冷淡。总之，西部诸藩已大体取得一致意见。因老藩主岛津久光身患重病（对外称是腿部水肿，实际上是严重的脚气病），无法赶到京都，藩主岛津茂久本人打算代替他前来，预计两三日内便可抵达。我在长崎结识的土佐藩士才谷梅太郎（即坂本龙马）已于数日前在京都的住处遇刺，三名凶手身份不明。幕府的一万军队、萨摩和土佐藩的五千联军都已在京都和大坂附近集结，其余各藩如芸州藩等也正在调兵遣将。幕府中主张再次开战、将长州藩彻底击溃的论调甚嚣尘上，长州的问题恐怕再也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借此机会，我对吉井说，长崎杀害英国水兵事件仍毫无头绪，捉拿并处决凶手，将是我们对新政府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假如新政府打算维护与各国间的友好关系，防止发生同类案件将是优先要务。吉井回答说，值此眼下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之际，各地大名为激化幕府与缔约诸国间的矛盾，极有可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外国人。我警告说，大名们恐怕打错了算盘，对于非幕府之力所能控制的暴行，我们只会追究暴行者的责任，而不会对幕府兴师问罪。

16日，两名宇和岛的藩士须藤但马、西园寺雪江来访。前者是宇和岛藩的重臣，后者则是我在当年春天访问宇和岛时新结识的一名官吏。因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计划次年正月到访大坂，两名藩士先行前来，以便准备藩主抵京后诸般事务。他们说，老藩主对设立议会的提议甚感欣慰。我对此深表理解——访问宇和岛时，他也曾再三与我议起此事。此外，我还将之前对吉井所说的有关长崎凶杀事件的那些话对他们又重复了一遍，强调英国并未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只是目前事态暂无进展。另外，我们与土佐藩方面仍一如既往保持着友好关系。

二人辞去后，中井旋即来访，称后藤已于前夜抵达，邀我拨冗前往相见。我当即应允，并对他说，如果后藤不便登门，我可以前去拜访。中井闻言大喜。我们遂一同前往土佐藩的会馆拜望后藤。我们的谈话仍以长崎事件开场。我坦言，有关“横笛丸”和“南海丸”两艘船在案发后迅速离港云云已被判明是凭空捏造，由此引发的对土佐藩的涉案嫌疑也已被澄清。但日本人杀害英国公民的事实依然存在。有人似乎认为可以以金钱赔偿的方式草草了事，但不将凶手捕拿归案，英国方面将誓不罢休。在建立新政府乃至有机会向其提出我们的要求之前，英国将拭目以待，暂时静观事态发展。后藤回答说，他自己的两名部署（即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近日也惨遭杀害，故此对英国方面的愤恨之情感同身受，无论是老藩主还是他本人都将不遗余力地追查凶手。我取出一柄小手枪——虽既不名贵，也绝非上等的货色——托藩主转赠给他的父亲，感谢他的一番盛情。之后，我们又谈到了前藩主极力建言的制定宪法和设置元老院的事——老藩主对后者的期待尤甚。藩主称，待帕克斯公使抵达大坂后，他将再次从京都前来拜会，届时会在大坂停留数日，还要向米特福德和我请教有关英国政治机构的详情。我口中应允，心下却有些惴惴——想来我们能解答的，大致不过是诸如内阁的构成、议会立法等方面的粗浅知识罢了。

最后，藩主又提出，希望雇用一些外国人——例如我本人——以做情报搜集、顾问政务之用。我回答说，身为英国政府的公职人员，我不能受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如果土佐藩打算雇用外籍官员，大概可以向公使申请借调。

从内心而言，无论对方提出怎样丰厚的待遇，我也很难接受日本人的聘用。即使将来我不再为女王陛下服务，也绝不可能在日本政府中任职。

当晚，米特福德、诺埃尔上尉和我在一家名叫“TOKAKU”的日本料亭享用了日式晚餐。大约6点半左右，我们出门闲逛。见街上仍挤满了狂欢的人群，两名随同的警卫颇为紧张，请示我们是否需要增派护卫人手。我思忖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有此两人随行已足够，便不置可否，命他酌情处理。我们挤过人群，试图在车道上寻找能够穿行的近路。结果还是不由分说地被护卫们带到一条显然更绕远且通往某个欢宴之所的路上。

街上的狂欢者大都穿着鲜艳的犹如火焰的大红衣裳，嘴里哼唱着“不亦悦乎”手舞足蹈。从他们之间穿过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欢歌、舞蹈和灯笼让人们如痴如醉，我们经过时根本没有人理睬。护卫们（别手组）粗声粗气地呼喝着，推搡着周围的人群让开道路。起初，我担心他们的粗暴言语会引发骚乱，但人群只是纷纷躲闪，为我们让开一条路。

再次回到“TOKAKU”时，我们发现那里最好的房间已被庆祝活动的家伙们占领了，其他的房间则统统关上了门。我们提前派来的仆人刚刚被店家拒之门外。我们站在店中，试图跟店家讨价还价再要到一个房间，却见一群年轻人涌了进来，肩上扛着一顶小轿，轿子里放着个衣着华美、左摇右晃的胖玩偶。店里的客人们乱哄哄地跑了出去（日本的建筑一般没有门，人们只能用分割房间的隔扇来形容房间的“内”和“外”），众人一通狂叫乱舞之后，那队年轻人便又扬长而去。舞蹈的人群中有不少异常漂亮、大约是舞娘的女孩子——看来大坂盛产美女，大大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然而我们还是没能说服店家，他向我们介绍了另一家店，声言走路过去只需要“五分钟”。然而等我们走到那家店门口一看，才发现门是锁着的，店里的人全都到街上狂欢去了。我们不禁泄了气，打算转回住处，让“哲学家”（米特福德的中国贴身随从林富）为我们胡乱做些晚饭了事。幸而一个腿脚利索的小个子向导忽然记起，在回去的路上有一家名叫“松翁亭”的店，不妨前去碰碰运气。到了那里，我们只等了两三分钟，便被让进一间相当雅致的房间，还有一名女仆服侍餐食。她一面同我们聊天，一面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斟满酒杯，而这一切通常是艺妓才会提供的服侍！与江户那些冷淡而充满敌意的侍者们全然不同，大坂侍女们的不卑不亢令我们深感意外。此外，她们也不像江户女子那样以天然的白牙齿示人，而是一律按年长女子的打扮染黑了牙齿——大约也是为了避免客人与之调笑。无论如何，我们对那天的探险心满意足，用过饭后便早早返回住处歇息了。

第二天，诺埃尔返回舰上去了。我和米特福德从寺町的住处出发，前去巡察位于城后的公使团下榻处。那里的主屋十分宽敞，足以容纳公使及其三四名随员——他通常乐于使用在中国之战中的军事用语“参谋”来称呼他们。主屋正堂中附带的一个房间则分配给米特福德使用，寺中另一座建筑用作第九团军官们的住处。此外，第三栋、第四栋建筑则分别供接待来客和骑兵护卫的宿舍之用。我本人住在第五栋建筑里，那是座临时搭建的、原本打算用作步兵护卫宿舍的小屋。

住处安排妥当后，我们前去拜访西乡。恰逢刚从欧洲回国的岩下左次右卫门带着他的朋友蒙布朗伯爵也来面见西乡。谈及英国水兵被杀一事，西乡恭维我道：“萨君不常敲打人，然而一出手必是一击即中。”就今后再次发生类似案件的可能性而言，众人意见不一。从我的日常所见所闻来看，那些期望日本日益进步、并对日本国民怀有深厚情感的外国人普遍相信，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终将减少乃至消失；而另一部分仍对日本抱有偏见的外国人，则很难指望他们放弃怀揣手枪出门的习惯。另外，我再次明白地告诫他们，指望用赔款来解决水兵被杀事件是不现实的。他们急忙分辨说，关于这一点，他们对英国的立场已了然于胸。实际上，早在8月我和米特福德旅行途经伏见时，便有些土佐和萨摩的藩士也曾图谋行刺我们，但被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制止了。我不由暗自庆幸，幸亏我们出于别的原因临时变更了旅行路线。但我也深信，企图行刺之事绝非耸人听闻。野口刚到大坂时，便风闻一些疑似土佐的武士行刺不成、悻悻而去的消息。而我当初在须崎港与后藤谈起此事时，他也透露过，听闻京都藩士欲图谋不轨，因深恐对方得手，特命人前去阻拦——但西乡对此不以为然，称后藤彼时根本就不在京都，其言大不可信。我们赶忙安抚西乡道，我们绝不相信土佐、萨摩两藩的藩士中会有企图谋害外国人者，相信此事也绝不会与两藩藩主有所牵连。只是，偶尔会有些不听号令的狂妄之徒擅自行动也未可知。

18日，洋务奉行石川利政来访，称鉴于诸藩会议的日期尚未最后确定，很多大名恐将推迟行期。少数已经抵达、或将在近期抵达京都的大名们即使先行会谈，定出协议，也将会因众多尚未到场的大名们纷纷反对而无法推行。我从石川的话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战争的危险似乎有所减弱，但迟迟不确定会议日期显然是大君布下的圈套，意在迷惑敌人，令其无所适从。

20日从江户发来的信函中称，世人已趋于相信“征夷大将军”将不复存在，原大君德川庆喜将回归于一介普通贵族的地位。然而在各个地方人们口口相传的风声里，时局的变化也众说纷纭。伊藤俊辅认为，前大君名下仍保有广大的领地，显然不利于维护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应立刻发动讨伐，剥夺大君的部分领地。另外，大君因坚信战争不会爆发，已将援兵全部撤回。眼下驻守京都的只有七个步兵大队。一旦双方开战，兵库自不必说，连大坂的外国人聚居区也难保安全无虞。况且，大坂城必将成为双方激战的中心，城中的英国公使馆也将沦为险地。他向我追问道，公使是否能够推迟前来大坂庆祝开港的行程？西乡是否已向我们做出推迟行期的建议？我回答说：“不，当然没有。”（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伊藤又说，倒幕派完全同意开放两港，履行与各国的条约规定。然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推动日本的政治革新。尽管如此，他们仍打算尽快任命负责开港事宜的官员。我问，现任的奉行有何不妥？他回答说，一旦战争爆发，那些幕府的官吏将立即遭到放逐。我又回答说，只要倒幕军不袭扰外国居民，无论你们如何与幕府激战，我们都将保持中立。但万一倒幕军与各国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在与幕府军战斗的同时，还将面临英军两个步兵团和所有外国军舰的打击。伊藤认为，倒幕派的军队绝不会与各国开战。他还与我们约定，即将采取行动时定会事先知会我们。在德山藩世子毛利元功和福本志摩的带领下，一批长州藩的藩士正在奔赴京都。桂小五郎和吉川监物则因要处理藩内的政事不得脱身，都留在了藩都。

帕克斯公使于12月24日抵达大坂，视察完预定的住处后便又返回了舰上。那可真是忙碌的一整天！我收到了一封筱崎弥太郎写来的书信，信中称日本眼下局势已危如累卵，请我务必劝说小松和西乡维持和平的局面。圣诞节那天，洋务奉行糟屋义明来访。他告知我说，三位重要的大名，即彦根、备前、芸州三藩的藩主已聚首京都。然而对于之后的事态发展，奉行大人却显出一副不解的神态。28日，1月曾与我同乘“阿耳戈斯”号旅行的老友林谦三也来了，转告我荻藩家老毛利内匠率1500名长州兵23日已在西宫登陆。林也不敢断定战争是否会真的爆发，但他认为西乡和后藤都在竭力维持和平局面。我的学生远藤，自然迫不及待地想要赶赴西宫与他的长州同乡们汇合。毫无疑问，他还会将近来江户的动向事无巨细地报告给毛利内匠。毛利素以胸有城府闻名，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在正值盛年时便辞官归隐。29日，老中板仓伊贺守携“若年寄”永井玄蕃头前来拜会公使。后者据称是大君为数不多的可与之商议政务之人。随行的还有兵库、大坂两地的奉行。依日本当时的惯例，行政官员普遍设置正副二职，因此对于随行而来的官员，正式的称呼应为两地的“正副奉行大人”。会谈的唯一议题是1月1日举行的大坂、兵库两港开港仪式的诸般准备事项。

次日，板仓和永井两人再次到访，与公使商议长崎的水兵遇刺之事。但他们并未带来什么好消息。永井试图免除平山再赴长崎之苦，但公使没有同意。平山不得不再次前往长崎亲自督办案件。英国外交部已发来电函，书面肯定了帕克斯公使近期的行动计划。公使似乎也有意将长崎案件当作高悬于幕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准备随时借此敲打他们。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在确认凶手已被缉拿归案并处以极刑之前，英国决不放松追究幕府的责任。两位客人还不谋而合地与后藤询问了许多有关英国宪法的事。看来，幕府和倒幕派双方都在期待英国的支援。公使对他们说，为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请下令将全部军队从撤出大坂。否则，我们也将下令两个英军步兵团开进大坂。公使的要求显然已涉及日本的内政，也将给大君增添新的烦恼。我对此颇觉不妥。各藩的军队虽然已云集大坂，但大坂对他们来说只是进军京都的跳板。除了朝京都进发，他们还能朝哪里撤退呢？然而帕克斯公使仍在继续着他的计划。次日，他派我去面见萨摩藩的留守使木场传内，向他转达公使希望萨摩藩撤兵的理由。木场称，目前大坂的萨摩兵只有250名左右，应可随时调离。他还答应尽快与西乡商议。从那里出来，我又赶去与一位长州藩士长松文辅会面，他从西宫而来，当时借住在某位芸州藩士的家中。那时长州的军队已接到挺进至京都近郊的命令，并被准许暂时驻扎在芸州会馆及西本愿寺内。但他们原本就不打算进驻大坂，公使向幕府方面提出的建议正合他们的心意。然而，长州兵究竟为何进军京都，长松却未对我透露只言片语。

据板仓说，15日从芸州出发的信使带走了命令长州军队停止东进的公文。然而信使选择由海路前往，与经由陆路赶赴芸州的另一名信使擦肩而过——后者正带着长州军队奉之前的命令准备出发的消息（但这都不过是他的某种托辞罢了）。他还声称，满载士兵的三艘长州汽船已于20日驶入芸州藩的御手洗町停泊，长州方面还请求芸州藩的官员与之同行。但芸州方面予以拒绝，反而劝说长州军应即刻返回。长州方面称他们是奉藩主之命进军，若无藩主的召回令，不得擅自退兵云云。显而易见，上述都是芸州藩的一面之词，令人难以置信。我确信那不过是长州、芸州两藩为实现整体作战计划而共同上演的一出好戏。大君下令停止调动长州军队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一件事，即，在当初下达出兵指令时（假如确有此指令的话），幕府对后来提出的“大政奉还”方针尚未真正下定决心。实情正如小笠原长行试图掩饰的那样，幕府是在大名联盟的压力下才不得不痛下决心。公使还打算派我前去西宫核实当地的形势，然而后来长州的朋友们纷纷来访，不断将实际情况详细告知我们，我也因此得以逃过了一次苦差。

1867年的除夕，我们收到了英国外交部发来的一纸公函。我接替已调任箱馆领事的尤思顿的职位，被正式任命为日本事务官，年薪700英镑。

[1]德川庆喜奏请“大政奉还”是在1867年11月9日，次日得到天皇准许。

第24章　内战的爆发

元旦那天，为庆祝两地开放通商港口，在大坂河口的天保山炮台和兵库两地都鸣放了礼炮。自西海岸的新潟港推迟开港的告示颁布以来，很多人都担心位于京都以西的兵库也将无法如期开放。至此，总算大局已定。我构思了一个计划，打算请我的上司出面居中调停对立的双方，以避免日本人同室操戈。我甚至还向公使提出，自己先行一步前去伏见面会西乡和后藤，为调停会议做些准备。然而京都方面的形势发生了骤变，我的计划未及实施便告落空。

接下来的数日里，各地谣言四起。我们先是听说两位长州大名（藩主毛利庆亲、世子毛利广封）已官复原职；又听闻已归隐的前任土佐藩主已于1月1日午后登岸，未及在大坂稍作停留便直奔京都而去；还有消息称，支持大君的只有会津和其他一两个小藩，幕府已经众叛亲离云云。长州军队在占领西宫后，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开始对周围地区进行侦察。管家野口告诉我说，长州军已从西宫开拔，沿着通向京都的道路行进了大约10公里。大坂的会津藩士们全都动身去了京都，幕府对长州藩的宽大处置令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心生不平，有意辞去天皇贴身侍卫之职。1月4日，京都已显露出爆发大动乱的征兆。条约缔约国的各国公使纷纷前来，与帕克斯公使商议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日本内政的了解相当有限，所提看法也大多是泛泛之谈。普鲁士的代理公使冯·巴兰德先生甚至将纪州和芸州混为一谈，而且显然对日本的基本地理情况毫无概念。从西宫返回的远藤告诉我，毛利内匠所率的长州军已经抵达京都，另一路部队则在与萨摩军汇合后攻占了伏见。最令我们震惊的是，萨摩、芸州、土佐三藩已取代会津藩的位置，被委以守护天皇皇宫的重任。传闻称，大君即将南下大坂，并在淀城集结船只，以便运送其新式部队（传习兵）顺流而下。但大名们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与幕府开战，而是希望逼迫大君做出让步。此外，作为对德川家族的惩戒，大名们还提议没收其百万石的领地——远藤认为，此举实属必要。长州问题已获妥善解决，皇宫的守卫工作也已全部由倒幕军接管。野口也告诉我说，会津藩对幕府已心生厌倦，一度提出请辞，但遭到了桑名藩的制止。然大君对会津藩的心思已心知肚明，只待小笠原一从大坂归来，便与其计议将会津藩解职之事。故此，前述三藩才有机会接管皇宫的守卫。大名们还曾提议一同入宫参见天皇，共议时局，但大君拒绝了。他既不想打仗，也不打算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唯一的目的就是在不动干戈的情况下收拾残局。然而，野口的态度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出他的故乡——会津藩已迫不及待地准备打仗了。石川河内守的看法与野口略有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非到最后时刻，两方都不愿打破和平的局面。还有传闻称，关白二条齐敬——此人是1841年薨世的大君德川家齐的外甥——已被解职，由近卫或九条接替其出任关白。长州的军队已于1月2日进驻京都。

京都的局势并未给大坂带来什么影响。5日，我在市中心的一家料亭设宴款待日本护卫们。两名身姿婀娜的艺妓穿梭其间侍奉饮酒。其中一名艺妓的姿容颇为俏丽：高高的鼻梁，小巧精致的下唇，细长的双眼，宛如画中美人。另一位的容貌，从西方人的审美来看则更具魅力，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邪魅。此外，还有一名大约二十六七岁、看来颇为聪慧的稍年长些的艺妓在一旁奏乐。店外的街道上依旧灯火通明，挤满了手舞足蹈庆祝的人群。

6日，石川带来了新的消息。萨摩藩已于3日提出了新的奏议，称不仅应废除“征夷大将军”之职，还应将以往位居天皇和大君之间的“关白”“传奏”“议奏”三职一并裁撤。新政府将由“总裁”（即类似国务卿的角色）、“议定”（石川认为其大概是内阁之类）、“参与”（类似英国的助理国务卿）等职位组成。看来后藤的提议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我们曾向他介绍过的英国政府的体制[1]。石川还说，包括谱代大名[2]在内的大多数大名对上述提议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他们担心，倘若照此推行，极端分子们或将趁机连天皇都一并废除也未可知。我赶忙安慰他说，事情断不至于发展到那种程度。“不，”他坚持说，“如此激进的方案，会议桌上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战争才能决定它是否成立。”他认为，大君本人并不反对上述动议，但他的部属——出于保护主公利益的目的——似乎打算强烈抵制，而大君则已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的局面。

在1月4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我发现了我们在元旦那天的活动记录。我先是与洛科克、米特福德、威利斯医生四人动身前往兵库与海军上将聚餐。按计划，海军的汽艇本应来大坂迎接我们，然而等我们到了外国人聚居区附近，却没发现汽艇的踪影。无奈之下只得雇了一艘很大的日本木船前往。船夫只是一个日本小男孩，人小力单，船因此走得极慢。中途有艘路过的海船拖着我们快速行驶了一段，但后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凭着小男孩的划桨在海面上缓缓前行。那天，海上刮着东北风，天气十分寒冷。我裹着旅行毯蜷缩在船头，用牙齿咬住裹紧的毛毯的一端；另外两人则撑起伞抵御寒风。米特福德那忠实的中国贴身随从林富，则用竹竿挂起了一张席子挡在船舱门上。我们顺流而下，驶出河口，仍未发现前来迎接的汽船的影子。我试着另雇一艘日本帆船横渡海湾——距离不过11英里，而且是顺风——但船夫们纷纷拒绝，因为他们返回时必定遭遇强劲的逆风。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将行李又搬回原先的船上，掉头返回。返回公使馆的航程只有7英里半，但我们途中还得绕行至外国人聚居区内新建的副领事馆略作停留，如此一来，回程又花费了数个小时。晚上，我们在公使馆内一同进餐，公使先生因腰痛病复发，闭门休息，未出席晚餐。不过，我们想到他白天还在骑兵、步兵的护卫下昂然骑马入城，便对他的病症略略放了心。

1月7日，大君终于被逼入绝境。当天一早，为外国使臣和老中们的会晤担任译员的荷兰语老学究森山多吉郎前来向我们通报，原大君德川庆喜已离开京都。我显出一副愕然的样子，假称“大君难道不是来会晤法国公使的吗”，“非也，非也！”森山急忙回答，“大君已被正式剥夺了将军之职，眼下正赶来大坂！”据森山说，大君在四五天前便已下定决心，但在群臣的谏言之下，又撤回了出发的命令，驻大坂的洋务奉行也一度为此欢欣鼓舞。然而最后，出发的命令再次下达，并付诸行动。听闻斯言，我赶忙出门，在城中四处游逛，观察当地人将如何迎接大君的到来。街上，一队队的“新军”（即洋式部队）正分成若干小队列队行进，鼓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狭窄的街道上，并列摆放着一些野战炮。幕府军的士兵们身穿各色军装，头上裹着御寒的头巾，军容颇为杂沓。我又来到春天时常常举办欢宴的河岸附近的那家料亭，发现里面挤满了会津藩的藩士，他们的步枪三三两两地架在店外。见店中还有一位家老大人，我便走上前去与他攀谈。据他说，大君之所以从京都撤兵，是为了避免在天皇陛下的墙根底下开战。况且各大名之间意见不一：萨摩藩自恃兵强将勇，打算以武力实现目标；土佐藩却主张仍以和平解决为优先。不过，大名们的行动目标仍很一致。而在萨摩藩和大君之间进行居中调停的，并非加贺藩而是土佐藩。此外，那位家老大人还就政府组织发表了一番高论，认为后藤的提议倘若真能推行，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日本民众是否能适应如此剧烈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则应另当别论。我对他的观点表示了赞同。自古以来，以代议制政治取代旧有的专制统治时，往往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2点钟左右，我和米特福德再次出门，走到连接通往京都的大路的京桥附近查看动静。大君的队伍随时有可能出现。我们周围站满了成群结队的士兵，人人顶盔挂甲、手持长枪、身披各色彩衣。我们还遇见了幕府新军的指挥官洼田泉太郎和他的两名同僚。其中一人用相当粗鲁的日语对米特福德嚷嚷着：“吾等皆为勇夫，不惧一死！”我低声对洼田说：“真正的勇士，怎么会以这种方式退却？”他向我解释说，大君担心，倘若在皇宫门前交火，万一伤及天皇陛下的龙体，则罪不可赦。我又说，即便如此，你们也不该擅离职守，放弃对皇宫的护卫。他称，他们是奉天皇的御旨撤离的。那么，我接着问道，假如天皇下令不可开战，你们也会服从吗？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将军本人自然会奉旨照办，但他的家臣们可就难说了。”

我们沿着护城河岸刚走到巷口，便听见冲锋号吹响的声音，迎面走来一支长长的新军的队伍。我们在盔明甲亮的仪仗队对面的街角停下脚步，等待队伍经过。新军的队伍后面，是打扮奇特的“游击队”（即敢死队）。士兵中有的戴着装了假发的帽子，白色或黑色的假发一直垂到后背；其他人则杂七杂八地戴着寻常的头盔、水盆形状的帽子、扁平的战斗帽之类。武器也很杂乱：长矛、短枪、斯宾塞步枪、瑞士步枪、老式步枪、武士常用的长短双刀等一应俱全。一瞬间，四周鸦雀无声。一队骑兵列队而来，围观的日本人一齐跪了下去。原来是德川庆喜登场了。我们便也摘下帽子，向这位失意的大人物脱帽致敬。只见他裹着黑色的头巾，戴着顶普通的军帽，面容憔悴，神色哀伤。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但他身后的小笠原和大河内却略显惊喜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会津藩和桑名藩的两位藩主也一同尾随在大君身后。之后，又走过一队服色奇异的“游击队”和负责殿后的新军的大部队。目送大君的队伍远去后，我们又急忙朝城里飞奔，打算继续观看大君的入城仪式。行至半路，我们遇见了帕克斯公使，他也特地赶来一窥大君的真容——那位大人物正是他不遗余力将之驱赶下王位的。大君的队伍走过护城河上的桥之后，又按军服的颜色整齐地列队走进“大手”——即城门，正式进入了大坂城。除大君以外，人人皆下马改为步行。仿佛为了配合这令人感伤的情景似的，老天爷不失时机地下起了雨。

不顾我的反对，公使坚持要派信使前去下书，请求次日拜会大君。我在书信中仍称德川庆喜为“将军殿下”，对方的回信中则只简单地称呼其为“上样”（即“大人”），那是对德川家的领袖尚未被授予“征夷大将军”之前的称呼。

远藤还给我带来了新的消息。皇族中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山阶宫晃亲王和公卿中的正亲町三条实爱、岩仓具视已被任命为“总裁”、尾张藩主德川庆胜、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实为前藩主）、芸州藩主（实为藩主世子浅野茂勋）、萨摩藩主岛津茂久、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实为前藩主）则名列“议定”之位。此外，上述各藩还可分别选出三位代表、与公卿出身的大原重德及其他一些人担任“参与”之职。萨摩藩推选出的“参与”人选是岩下、大久保和西乡三人。至于其他各藩各自选出的藩士，远藤也不得而知。长州藩藩主父子二人也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天皇的皇宫由萨摩和芸州二藩负责守卫，长州军则前去保卫京都。萨摩藩还派出汽船前往筑前藩迎接1864年“禁门之变”时逃走的公卿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壬生基修、四条隆哥和东久世通禧（后来曾担任外务大臣）五人。

世人不能以懦夫之名去贬低德川庆喜。也从未有人借此非难他。他所做出的决定，恐怕只是源于对自己军队的勇气缺乏信心。而一个把德川家族排除在外的新政府将会走向何方？谁也没有把握。摆在德川庆喜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向倒幕派投降，要么被彻底打垮。而后者正是他的对手们更乐见其成的。

次日，德川庆喜回绝了公使的面谈要求，正式会见更是遥遥无期。当初《日本时报》上刊登的我的那篇《英国策论》中提及的种种政策建言，如今似乎正在影响着日本的政坛和时局。而因为洛科克拒绝承担监督条约履行情况的职责，江户的对外开市也不得不推迟了。

1月8日，公使先生整个上午都坐立不安。中午时，他命令我起草一份文件，打算派我和洛科克赶去城内，尽快敲定会见日期。正当我们打算将文件发出时，我收到了木场传内寄来的私人信函，信中要我先确定公使方便与大君会面的时间。我便赶忙重新准备了回信。我们估计，回信大致应在3点左右送到对方的手中，而就在那个时候，冢原和石川两人突然登门，通知我们法国公使眼下正在与大君会面——我们那时仍用“大君”来称呼德川庆喜，帕克斯公使可在次日方便的时候前去与大君会晤，他们将专程派人前来迎接。听闻法国同行抢占了先机，帕克斯公使怒不可遏。他对两位官员宣布，英国外交官应享有外交上的优先权，并立刻命令护卫准备出发。随即，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朝城中一路狂奔。我稍稍比众人晚了一步，走进会见厅时，恰逢法国公使正对帕克斯公使“无端打扰外交会谈”的无礼之举冷嘲热讽，公使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随后，对方向我们引见了会津和桑名的两位藩主。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时年32岁，中等身材，面目清瘦，长着鹰钩鼻子，肤色略黑；桑名藩藩主松平定敬看起来约有24岁上下，是个身材矮小、满脸麻坑的丑陋青年。他们二人走后，会谈正式开始。老狐狸平山坐在大君身后负责记录。精通法语的盐田三郎和我即时将大君的发言翻译给自己的上司。大君先是对过去数年发生的事情含糊不清地解释了一番，称自己是奉天皇圣旨将幕府军撤出了皇宫，而另一道圣旨，则因怀疑天皇陛下是受萨摩藩的蒙蔽所颁，故未能奉旨。自然，从他的立场而言，那另一道圣旨——不仅要废除“征夷大将军”之职，还命令禁止他接近皇宫——的确难以奉命。不仅如此，旨意中还暗示他应辞去内大臣的职位，并奏请天皇请求缩减200万石左右的领地。而当时大名们的领地——无论是德川还是萨摩、长州诸藩——都属于大名的私人财产，且不受行政官职的约束。因此，德川庆喜也决定无视旨意中涉及领地的种种暗示。他似乎认为自己遭到了各地大名们的暗算：他们预先谋划好了一切，却不愿在诸藩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谈判。总之，他愤愤不平地觉得，自己上了当。而大名们提议召开诸藩会议，只不过是为了欺瞒他而已。对于会津藩撤出皇宫护卫一事，他辩解说，1月3日早上，萨摩和芸州各藩的军队占领了原本由会津藩把守的各处皇宫大门，待关白和其他宫廷贵族退朝后，他们便将秘密请回的几名公卿带入宫中觐见天皇。同一天，这些人便发布文告，宣布成立新政府。德川认为，整个事件显然都经过精心谋划，未与任何一方协议便凭借武力强行付诸行动，是一场大阴谋。最后，他还指责倒幕派的五藩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对外则专横跋扈，所有的文告都须经由他们准许后方可发布，等等。讲完上述一大段话之后，大君停了下来，询问两位公使有何高见。两位公使都对大君的行为表示了赞许——无论是为维护和平局面主动交出大权的爱国心，还是通过诸藩会议来解决问题的正当性。然而对于两位公使所提出的问题——无论是法国公使略显阿谀的诱导，还是英国公使公事公办的询问，大君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有关南下大坂的原因，他称是因为担心在皇宫周围引发暴乱，同时也是为了平息部属们激愤的情绪所做出的决定。他还计划在大坂停留一些时候，但也并不确定倒幕派是否会对大坂发起攻击。至于在京都成立的新政府，德川认为，天皇仍然不过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京都的大权已落入一群除了争权夺利、对治理国家一无所知的家伙们手中。但他并未因此表现出丝毫想要重新夺回权力的样子，对能否重新取得各地大名们的支持也似乎并无把握。眼下聚集在京都的大名们当中，有人因为诸藩会议从延期而改为撤销失望不已，已动身返回自己的领地；也有人慑于倒幕派五藩（尾张、越前、芸州、萨摩、土佐）的胆大妄为而继续留在京都观望事态的发展。自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上述各藩至少不再是大君的支持者。

终于，大君口称疲倦已极，宣布结束会面。思及前一年5月觐见时还高傲、英武的统领如今竟如此消瘦、疲倦、语调哀伤，我不禁对他生出几分同情。他对两位公使说，另有要事商议，改日将再次安排会晤。洋务奉行则递给我们一份书面通告，郑重提醒说，大人已辞去“征夷大将军”之职，今后请以“上样”来称呼他。

木场期盼能从我这里获知大君下一步的计划。例如，是否打算返回江户，重新调集军队？抑或继续留在大坂，在合适的时机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军京都？我通过伊藤转告他，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怎么能指望我在这些问题上提供情报呢，真是天真。

各国外交使团竭力试图在纷争的两派之间保持中立。1月9日上午，各国在普鲁士公使馆召开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书和要求日本明确统治权归属的请愿书。法国公使一力鼓吹，万不可使各国的宣言书为倒幕派所利用。我和法国公使馆的盐田负责将这两份文书各自译成日文。盐田采取了忠实于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他将“divers partis”（若干党派）只能译为“反叛者”。我则倾向于不受原文的语法限制、只确保日本流畅通顺的意译。为此，我们两人还起了一番争执。盐田走后，石川来了。我给他看了我的译文，请他核实译文是否准确无误地传达了英国公使的意思。直到深夜，诸般事项仍毫无进展，本应尽快举行的与前大君的会面也被推迟了。次日，帕克斯公使对比了我和盐田的译文，提议将法语原文中容易引发争议的词句全部删除。我和洛科克分别拜访了各国公使，以便逐一取得他们对我所做的译文的同意。在法国公使馆，我们恰巧遇见平山和川胜也在那里。他们向我要了一份译文的誊写本，以便回去后可预先准备前大君的回应。围绕外交优先权的问题，英法两位公使之间产生了分歧。论头衔，罗素先生是“全权公使”，帕克斯公使是“特命全权公使”，按外交惯例来说，后者的地位当然高于前者。但其他各国公使认为，法国公使是最早来到日本的，理应享有某种程度的优先权。这一结论既否定了帕克斯公使在各国外交使团中的领袖地位，又抹杀了英国公使有权先于各国会见日方的权利。然而，在外交场合，凭“先来后到”确定外交优先权从来都是不成立的。

下午3点，全体外交使团齐聚于城内的御白书院——那里的其他房间都被会津、桑名、纪州各藩的人占据着。会见采纳了欧洲宫廷礼仪。前大君稳居中位，背后是垂手侍立的宫廷内侍。他的左侧依次是会津和桑名藩藩主，大坂城代牧野及大河内两位阁老、一位贵族——我似乎认出那是大垣藩的藩主户田氏共，以及平山和冢原。右侧则大部分是些“大目付”级别的官员。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以左为尊。小笠原伊贺守从“大人”身旁立起身来，开始宣读使团进呈的致意函的日本译稿。“大人”的回复因相当冗长，遂由他本人亲自口授。他先是阐明了自己的政治方针，又解释了撤离京都的原因，并再次声明愿意遵守诸藩会议达成的任何决议。对于各国公使随后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回答说，外国人无需为日本的内政问题过分担心，在重新形成稳固的国家政体之前，他仍将对外事务视为自己的责任。一旁的洋务官员们闻听此言如释重负——近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会被随时解职，前大君的话自然令他们欢欣鼓舞甚至有些意气风发。会见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会见结束前，“大人”走下座位，行至外国使团的行列前与各国公使一一寒暄。他对帕克斯公使说，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亲睦关系，并在组建日本海军方面获得英国的支持。公使以相当漂亮的辞藻回应说，他对“大人”的尊敬一如既往，从无动摇。相信“大人”的前途仍将壮丽辉煌，正如窗外升起的灼灼艳阳。公使那华丽的比喻让我在翻译时很费了一番心思，不过从“大人”的神色看来，他大致已明白公使的意思。当晚，大君的秘书妻木中务来到我的寓所，协助我将大君的答复翻译成英语。

我从黑田新右卫门那里获得了天皇圣旨的原本誊件。他告诉我，倒幕派仍在等待前大君对之前那份要求他削减200万石领地和辞去内大臣职务的圣旨的回复。另外，还有一些西部、北部的大名也准备加入倒幕派。我对他说，如果能让幕府不战而降，倒幕派也应尽量避免战争。但假如不通过战争不能解决冲突的话，尽早开战才是明智的。黑田点头称是。据悉，倒幕派将在三四日内宣布对外政策。受此鼓舞，我猜想萨摩的人会无视城中随处可见的哨兵，大摇大摆地到公使馆来找我。为了避免他们的冒险之举，我便与他们约定在萨摩会馆会面。

石川拿了一份文件来找我，声称阿波、肥前、肥后、筑前等地的大名不满萨摩人的过激行为，再次要求召开诸藩会议。从他的言语中推断，拥幕派和倒幕派双方都暂不打算开战。有传闻说，尾张和越前藩主、以及公卿岩仓具视将在一两天内前来听取大君对上述圣旨的答复。“大人”的忠实支持者、酒井若狭守[3]的军队已被调往西宫——萨摩和长州军队也驻扎在那里。远藤谨助认为，战争已势不可免。他透露说，前一天夜间，上百名萨摩藩士已从京都赶到大坂，准备迎接那五名被流放的公卿，并将他们护送回京都。

12日，我去拜访了黑田新右卫门和木场传内，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各国外交使团进呈给大君的致意函及大君回复函的誊本。他们透露，有不少大名已对阿波等十一藩提出的抗议萨摩藩一事表示响应，同时也反对大君将大政归还。我至此才明白倒幕派为何如此急于动手——他们打算在德川的拥护者们发难之前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据说加贺已前往京都为大君召集援兵去了。显而易见，拥幕派也已开始着手为战争做准备。纪州藩士已集结在大坂附近的天王寺、住吉、木津一带，会津藩藩主则率领500名士兵占领了京都以南数英里处的交通要道淀城。幕府刚组建的步兵队“新撰组”[4]的300人也正赶往那里，并在沿途各处分设小队驻守。尾张、越前两藩的藩主和岩仓预计将在1月18日抵达大坂，但倒幕五藩的军队很有可能赶在他们前头先行抵达。

14日，应木场传内之邀，我和米特福德去萨摩会馆与他们见面。席间，我们还遇到了刚从京都赶来的寺岛陶藏（之前我已见过他，但那时他化名松木弘安）。寺岛说，在眼下由尾张和越前两藩出面交涉的有关德川家返还封地一事未圆满解决之前，天皇陛下决定暂时推迟宣布亲政。（此处要向读者诸君做一说明：在我与日本人的交谈中，我们从不使用“大君”一词。它是个外国人自造的称呼，仅限于外国人之间谈论之用。在会谈中，我们通常用“德川”或“幕府”来代指那位大人物。）他还透露，天皇原本只命令会津、桑名两藩经由大坂走海路返回封地，但两位藩主上书称不愿独自离去，天皇遂又准许德川庆喜与他们同行。新政府还打算将勒令德川归还的领地作为国家的岁入来源，土佐和其他几藩还倡议各藩均按此比例归还封地，以个人的牺牲丰盈新政府的国库，但萨摩藩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对。天皇的敕令[5]采用了古文的文体，其大致内容为：天皇是大名联盟的首脑，也是日本唯一的君主。废除“征夷大将军”之位后，国家大政将交由直属于天皇陛下的大名联席会议掌管。与各国签署的条约、协议等，今后也须另行改为以天皇的名义签订。正如寺岛所言，在局面未稳时，新政府公告显然有操之过急之嫌。在京都城中，政府已任命了新的地方官，夜间还派出巡警各处巡逻，缉拿那些抢劫者和捣乱分子。大君仍试图一力推行其诸藩会议的想法。无疑，他打算借助德川家嫡系封臣的势力取得大多数大名的支持，从而恢复他的政治权威和以往的地位。然而萨摩藩大胆果敢地拥立天皇，使得大君的计划最终遭到了惨败。

次日，帕克斯公使再次进城拜见前大君，希望了解他对于有关诸藩会议和政府改革方面的意图。但“大人”先发制人，向公使询问起有关英国宪法的问题。之后，“大人”一直掌握着会谈的主动，公使只能见缝插针地提出一两个小问题。对于公使的提问，“大人”避而不答，只称鉴于上次会面时谈到的几个原因，自己的计划已全部付诸东流。不久，侍者前来禀告说，护卫队已整装待发，我们便不得不告辞。我们正打算返回使馆时又遇见了会津藩主，他郑重其事地向公使行礼致意。公使对他说，自己诚意想要结识各地的藩主，并已经与其中的不少人交上了朋友。又向他问起阿波藩藩主如今是在京都还是大坂？会津藩主冷淡地回答说，他并不知晓。公使接着又说，他在前一年访问阿波藩时，受到了藩主大人的热情款待。然而公使的热诚并未打动会津藩主。

当天，还有一位生于纪州、名叫陆奥阳之助的土佐藩的年轻藩士登门拜访，我与他讨论了一番各国公使是否应承认天皇新政府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合作的第一步不应由外国使团方面迈出。虽然我们已得知政权从幕府转到了新政府手中，但并未收到京都方面的正式通知，有关公务仍不得不沿用此前的旧例，即，继续与德川方面进行交涉。假如京都真的打算执掌国政，则应先通过幕府向各国使团通报政权更迭之事，并将各国公使召往京都，对各国正式宣明天皇的统治地位。陆奥提醒我说，此次他并非以后藤属下的身份前来，因此可以自由地谈谈个人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先派一名皇室成员到大坂，与德川庆喜一同接见各国使团。由德川当场宣布不再接手对外事务，再由那位皇室成员向各国使团公布天皇执政的消息。自然，各藩军队应确保那位皇室成员的安全。我衷心地赞同他的提议，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对外人泄露。

某日，我与米特福德再次前往萨摩会馆时，收到了一份京都发给我们的询问函。对于其中涉及的一系列提问，我们统一做出了答复。即，天皇新政府应召集各国公使上京，并下令前大君声明放弃所有对外交事务的管辖权。他们又问，是否还应要求德川庆喜撤回10日颁布的对各国使臣的回复？我又将先代天皇薨世时，公使代为转交的英国女王陛下的哀悼函，以及板仓对此的回复函副本拿给他们看，然而他们看后都怀疑幕府是否真的向朝廷转交了女王的信函。此外，肥后藩藩主细川当天已抵达大坂，随后将立即赶往京都。西宫方面的守卫之责已交由备前藩承担，被流放的五位公卿也已于当晚抵达大坂，并将乘船前往京都。

按数日前公布的行程，越前和尾张的藩主也来到大坂，入城觐见前大君。越前藩主通过洋务官员发来信函，称希望安排他的家臣观览英军护卫队的操练，不知何时可也。我们回复说，近期没有操练。他的本意，大约是想寻找时机安排“大人”来观看英国骑兵卫队的操练吧。但此类请求原本应与我们直接联络、交涉，大可不必假借洋务官员之手。

23日，洋务奉行石川来访，告知我们说，因江户发生骚乱，他们决定将公使馆的日本护卫再增加100人。据称，16日晚间，一些萨摩藩藩士袭击了来自北部的庄内藩藩主酒井忠笃的兵营，但被对方击退了。之后，酒井的家臣向幕府借兵，前往萨摩会馆捉拿肇事者，却在途中遭到了萨摩藩方面的炮击和步枪乱射，双方彻底开战。战斗的结果是，萨摩藩会馆被烧毁，负隅顽抗者或被击毙、或被俘虏，只有一小部分人逃至港口，乘坐停在港中的萨摩藩军舰逃离。幕府的军舰立刻对其展开攻击，眼下战况不明。除萨摩会馆外，萨摩藩下属的子藩——佐土原藩藩主岛津中宽的宅邸也被焚烧一空。出于报复，逃走的萨摩藩藩士极有可能再在大坂城中掀起暴乱，甚至直接攻打大坂城也未可知。为防万一，幕府可能还会在外交人员驻留的地方派驻军队警戒。对此，帕克斯公使回答说，在向公使馆派驻一兵一卒之前，请对方先将整个事态的由来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提交给我们。石川又警告说，他们已收到船夫的报告，我们留在江户的见习译员遭到了来自田町附近的萨摩会馆的袭击，报告书信的落款日期为1月14日。考虑到这个日期比萨摩藩袭击酒井的兵营还早了两天，我们因此对石川的说法深感怀疑。鉴于德川庆喜此前已公开拒绝了倒幕派的最后通牒，身在大坂的石川深恐遭到袭击，很可能刻意捏造事实。越前、尾张的两位藩主会见“大人”后当天就返回了京都，他们此次的使命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24日，海军上将从江户赶来，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我们方才得知，石川所说的话基本属实。据海军上将说，17日夜间，萨摩藩士在江户城中纵火，还企图掠走先代大君的夫人天璋院[6]。幕府军队将江户城中的萨摩会馆付之一炬，会馆里的人搭乘萨摩的汽船逃往海上。幕府遂下令“回天丸”等军舰攻击萨摩的汽船。经过一番海战之后，那两艘船都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回天丸”的前帆桁遭到损毁，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海军上将的旗舰“罗德尼”号。萨摩的汽船23日在纪州以南的大岛岬附近的海域被找到。12日前后，英国公使馆见习译员奎恩和霍吉思搭乘的日本船只途经萨摩炮台时遇袭的消息也被证实，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

[1]不过，他们似乎仍有所误解：“总裁”应为内阁总理大臣之类的角色，“议定”则应为中央各部的部长。——原作者注

[2]即世袭的大名世家，是指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大将。地位仅次于亲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职。

[3]原为“雅乐头酒井”，为原作者之误，译文中已做修订。

[4]也称“新选组”，幕末时期亲幕府的武士组织，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府人士。在戊辰战争中协助幕府一方作战，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

[5]告示的内容是我向寺岛请教有关宫廷用语时获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份告示最终发表时采用了汉语古文体。——原作者注

[6]即已故德川家定的夫人笃子。

第25章　伏见之战

27日夜，京都方向的天空中燃起了大火。远藤告诉我，那是距离京都三英里的伏见，幕府军和萨摩等倒幕派的军队在那里展开了激战。幕府的“开阳丸”等军舰将萨摩藩的所有船只尽数封锁在兵库港内。在之前一天，我们曾亲眼目睹了两支大部队朝京都方向行进，想来他们眼下正在伏见交战中。传闻称，德川庆喜本人将于数日内御驾亲征。据那天经伏见赶来的威利斯大夫的仆人佐平说，伏见城中已驻扎了大量的萨摩军队，士兵们一面原地待命，一面燃起篝火取暖。但他不知道那附近是否也有幕府的军队。就在离伏见不远的地方，还驻扎着幕府的“新撰组”，背后更有步兵的大部队压阵，想来便令人不寒而栗。次日夜半，我和朋友们时常聚会的那所位于土佐崛川的萨摩会馆也燃起了熊熊大火。有人说是萨摩藩的人在逃走之前自行纵火烧屋，也有人说是幕府军向那里开炮后引发了大火。总之，萨摩藩的藩士们被幕府军一路追击，不得不乘船顺流而下，途中还有两个人死于从河岸上射来的子弹。公使前去拜会板仓，板仓称那是萨摩军在伏见城内故意纵火，企图阻止“大人”的军队进入京都。战斗于下午4点爆发，战况始终不明。沿河岸右侧的鸟羽街道推进的幕府军遭到了埋伏，被迫撤退。至于“大人”何时进军，板仓本人也毫无头绪。在伏见遭遇抵抗的那支部队是“大人”的御林军，受命去攻占京都的二条城[1]——“大人”刚在不久之前应尾张和越前二藩的要求将其交还给了天皇。因其他各藩对萨摩藩的独断专行早已心生不满，此刻在伏见与幕府军激战的，大概只有萨摩藩自己的军队了。石川还向我提供了一份伏见的指挥官来函的誊本，信是写给洋务总奉行冢原和大河内的，其中提到租借大炮以击毁萨摩会所之事。据报告，冢原目前下落不明，而倒幕军在攻占伏见奉行官邸时遭遇伏击，无法确定他们是否会出现在淀城之外更远的地方。

次日，公使前往板仓的府上拜会，那里正位于离公使馆不远的玉造门的里侧。永井玄蕃头恰巧也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截至前一日晚间，幕府军受到双方两面夹击，无法前进，眼下正打算在更西边的竹田街道一带寻找突破。考虑到双方的军力对比——幕府军约有一万人左右，而对方只有6000人，我们也认为幕府军的胜算较大。传闻其他藩的一些浪人武士也加入了萨长二藩的军队，但大名们则始终保持中立。

幕府军方面由陆军奉行竹中丹后守担任指挥官。大河内称之为“大人的御林军”的前头部队的士兵们人人怀揣着《讨萨表》奔赴战场。他还坚信，诉诸武力绝非“大人”的本意，开战实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对于1月26日晚间幕府军炮击萨摩藩的军舰“翔凤丸”一事，他也难以自圆其说。当夜，又有报告说，幕府军已从伏见撤退了7英里，并破坏了淀城下方木津川上的桥梁以阻止萨摩军的进攻。另有七艘满载着伤兵的船沿河顺流而下，驶往下游去了。

30日早晨，我们从得到的情报中分析判断，幕府军的形势大为不妙。下午，从大坂城郊的小山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大坂与伏见之间的枚方和桥本一带都燃起了大火，足见战事正在朝大坂的方向蔓延。公使与我们商议以后决定，尽可能多地雇用船只，将馆内的文件转移到军舰上去。一旦安顿好重要文件，我们便可安心静观时局的变化。

晚餐后，帕克斯公使前去与法国公使会面。9点半钟，他回来了，告诉我们前大君已向各国使馆发出照会，称自己已无力保护各国外交使团的安全，各国应尽早考虑对应之策。11点，幕府的信使前来，向我们出示了正式的照会，并承诺次日将安排足够的船只供我们转运行李。当夜，我们整理好需要运走的公文后便匆匆睡下了。凌晨4点，洛科克叫醒了我，称法国公使派人捎信来说，敌兵将比预计的更早进入大坂，让我们天一亮就带上随身行李迅速撤离。我顾不上清晨的彻骨寒凉，赶忙翻身起床开始收拾行李。但幕府答应提供的船只却一直没来。天亮后，日本护卫们冲了进来，告诉我们说，总算找到了一艘大船。我们便急忙把公文搬到船上。那艘船在9点钟左右起航朝军舰驶去。

不久，石川来了，称自己此时已无能为力，什么忙也帮不上。附近已看不到任何幕府军的踪迹，他建议我们应尽快撤离。我和帕克斯公使赶忙出门寻找脚夫，终于在城门外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他们。正在此时，我望见一列奇特的队伍走进了城门。其中有一顶类似神辇的轿子，轿子上插着一把大伞，两名男子用长杆挑着灯笼走在前面，看来颇像是某种宗教性的仪仗。石川推测说，那大概是天皇特使的銮驾。我们找好几名脚夫后，便带着他们返回公使馆，将大部分的小件行李统统搬到公使馆后面的河岸上。然而，还是没有船来。于是我们又跑到奉行的官邸，请那里的官差们帮忙。但他们人人都兀自惊惶不定，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声称事到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船只。石川急得几乎要落泪，赌咒发誓说再也不打算掺和我们的事了，那原本就与他不相干。无奈，我们只得决定将大部分行李留在城中。幸而，我们马上又发现不必如此牺牲。当我返回公使馆时，公使已是满脸喜色——在我外出的当儿，门外的河上竟已驶来了五艘船。

10点钟的时候，公使馆的馆员们都乘上了船，朝外国人聚居区进发。不过，在六名日本护卫——自1867年我从大坂沿陆路到江户旅行时起，他们就一直跟随在我左右——的陪同下，我留在了原地。一来是因为忙乱中，我自己的行李还没有搬上船，二来我也需要寻找更多的船只，将剩余的公使馆的财物运进城中保管。幸运的是，前来接送的船只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得以将所有的财物都装上船，连盛放肉馅的大瓶子也不曾漏下一只。唯一的纰漏是米特福德新近花800个银币购得的那架漂亮的金漆橱柜，我们竟然忘了把它搬上船去！正午时分，我指挥船只，意气风发地朝着外国人聚居区出发。在当局派来的船只中，居然还有一艘带舱室的游艇！我问旁边一位陌生的男子，那艘船是用来做什么用的。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那是用来接送萨（佐藤）大人的。”我听了不禁感到一阵得意洋洋。也多亏有那艘船，使我不必忍受奔波逃亡之苦，舒舒服服地顺流而下。因前一晚没有休息好的缘故，我在途中一直在打瞌睡。偶尔会有河岸上的哨兵对我们高声盘问，但幸而没有人阻拦我们前行。快到聚居区附近时，刮起了猛烈的西风，所有的船只都困在河口的浅滩处。公使先生、洛科克、威利斯、威尔金逊等人都在船中酣睡，步兵护卫队的指挥官布鲁斯上尉和警卫队打算返回公使馆，再运出一些剩余的财物。见骑兵队的布拉德肖中尉也有此意，我便张罗着替他找到了一艘船。傍晚时分，他们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舰队的汽船都已在聚居区附近的海面上停泊待命。公使馆临时搬进了位于聚居区内的副领事馆里，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在享用过一顿在当时看来颇为奢侈的晚餐后，便心满意足地钻进了被窝。一想到其他各国的外交代表们都被困在河口天保山上简陋的茅屋中，缺衣少食，我们不禁又是自豪，又是怜悯。当地人中间则纷纷流传着德川庆喜已被朝廷宣布为“逆臣”的消息。

第二天（2月1日）早上9点，我和洛科克在九团二营先遣队派来的士兵的护送下，前去大坂城外打探消息。城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却无人把守。我们去了奉行衙门，敲了好几次门，却始终没人出来。显然，奉行大人已携家眷逃之夭夭。周围的人群朝我们发出一阵哄笑。我又命一名日本护卫进城四处打探，看看城里如今还有什么人留守。他回来时告诉我说，德川庆喜已弃城而逃，大坂如今已是座空城。后来，我们又去公使馆看了看，只见那里一切如故。

我们在中午时分开始返回。吃午饭时，一队法国士兵走进店中，约有13个人左右。他们说，因围观的日本人朝他们投掷石块，他们只得开枪还击，射杀了大约八九个日本人。此举固然震慑了那些袭扰外国人的暴民，但也让外国人觉得大坂不再安全，真是令人遗憾。在我们往返城里的途中，当地居民并未向我们表现出任何敌意，可见他们能够分辨出外国人的国籍。法国公使馆遭到了劫掠，里面的家具也悉数被毁。

午饭后，公使、威利斯大夫和我出发去天保山。公使打算去问候一下他的同行们，威利斯大夫则是为了治疗那些从京都送来的会津藩的伤兵。帕克斯公使既幸运地保住了全部财物和文件，又敢于待在远比他的同行们更接近（大约4英里）危险的地方，不免使得各国公使妒火中烧。跟着，他们之间又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帕克斯公使宣布，在公使馆的全部财物被安全运出之前——虽然他并不确定何时能够完成——他绝不离开大坂。其他各国公使则声称，他们早已降下了本国国旗，并打算搬到神户（兵库）去，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与一些会津藩的伤兵们交上了朋友。他们正等着船来将他们接到幕府的军舰上去。据他们说，倘若能得到增援，幕府军定会击败敌兵。可惜津藩藩主藤堂临阵投敌，将最重要的防御阵地山崎（位于河的右岸，正对着淀城）拱手交给了敌方。幕府军的总指挥官竹中丹后守后来也在淀城投敌。受过西洋式训练的新军（传习兵）未能在战斗中发挥任何作用。非但如此，一见有人当了逃兵，其他人便也像羊群般（按英国的比喻来说）尾随而去，逃之夭夭。另外，萨摩军虽然只有区区千人的兵力，却十分善于巧妙的前哨战，而且士兵们都装备了后膛枪。德川庆喜大人早已逃走，虽然士兵们并不知道他究竟逃往何方，但都猜测他一定是逃回了江户。天保山上的要塞、以及河流上游不远处的郡山藩主（九州岛地方的大名[2]）管辖下的要塞均被捣毁，天保山上的大炮也已无法使用——更不用说，所有的炮弹还留在正午已经驶离的德川军舰“开阳丸”上。人们都相信德川庆喜一定也在那条船上。老平山也躲进了天保山的要塞中，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身份。法国的步兵教官夏诺阿（数年后，他曾短暂地担任过法国陆军部长）和另一名法国军官在前一天晚上特地从江户赶来助阵，发现大势已去后便又匆忙返回了江户。他们原本是打算来充当幕府军总指挥官的军事顾问的。

堺城已被焚烧殆尽，大和川上的难波桥附近的房屋也已化为平地。至于起火的原因，究竟是不慎失火还是故意纵火已不得而知。萨摩军尚无一兵一卒开进大坂城。据法国公使打听到的确切消息，德川庆喜已得知大部分大名都或明或暗地反对他，索性便将大坂城让给越前和尾张二藩，只因那两位藩主作为朝廷特使来大坂时，始终对他表现出了亲切恭顺的态度！会津藩的伤兵对救治他们威利斯大夫感恩不尽，在他们眼中，英国人已经成了世上一切善良亲切的代表。

为了避免与同行们争吵，帕克斯公使决意前往兵库。我和代理副领事拉塞尔·罗伯特逊以及布鲁斯上尉指挥的九团二营的半数士兵自愿留在大坂，以守卫我们的国旗。野口和日本护卫们也决定跟随我留下。虽然我已做好了遭遇袭击时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准备，但在内心里，我并不相信会发生那种情况。我思量着，是否应该派我的学生、出身长州藩的远藤前去京都，劝说倒幕派尽快向各国外交使团发表新政府的宣言——我和米特福德已将宣言书的草稿交给了萨摩藩的朋友们；我与土佐藩也已就这个问题交换了个人意见。据要塞里的会津兵说，城中已发现有化了装的萨摩士兵混进来，甚至连幕府军的新军中也有奸细。如果这一切属实，萨摩人可真是些狡猾的魔鬼。

2月2日，帕克斯公使动身前去兵库，以便安排军舰“响尾蛇”号将临时调任横滨公使馆的洛科克送往横滨，以及他本人暂时撤退到神户的诸般事宜。然而就在当天早上8点半左右，大坂城的上空升起了一股白烟，继而便冒出浓重的黑烟。不一会儿，便传来大坂城内起火的消息。早饭后，我与洛科克、布鲁斯上尉、布拉德肖中尉一起带上40名护卫赶往城里查看火情，顺便再去查看公使馆是否安然无恙。我们沿着河岸朝京桥门方向行进，一进城门，便发现城堡的粮仓和本丸[3]都已起火。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是否有人故意纵火，人们却都称不知道。天空中正刮着北风，烈焰蒸腾，从前传习兵们所住的营房中的几间房子随即也开始燃烧起来。我们又绕到玉造门附近查看情况，发现下等人们正在洗劫我们公使馆。我们连忙赶跑了他们，但公使馆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有的家具都被打烂，仓库里也已空空如也。可怜的米特福德，他心爱的金漆柜子自然难以逃过暴民们的劫掠。城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流涌动，进进出出。但他们并未袭扰我们，也没有像我们猜想的那样朝我们扔石头。预料之中的是，暴民们还尽可能地把奉行衙门砸得稀烂。

正午时分，我们回到副领事官邸时，看到我派去联络的远藤已经回来了。他说，大约两三百名长州士兵已经进城，尾张藩正在与德川留下的一名官员进行交城仪式。然而仪式尚未完成，城里便着起了大火。至于起火的原因究竟是暴民纵火，还是德川庆喜的部属从中捣乱，远藤也无从知晓。到目前为止，进入城中的倒幕派军队只有长州兵。

2点钟左右，我与搭乘“响尾蛇”号前往江户的洛科克和威尔金逊一同乘救生船离开了外国人聚居区。沿河走到一半的距离时，遇见了一艘汽艇和另外两艘大船。船上是帕克斯公使和“大洋”号军舰的斯坦霍普舰长。他们以为大坂城中已经全面起火，特地赶来救助我们，并准备正式降下英国国旗。要如何形容我的愤懑之情呢？！我们并不曾面临哪怕是最微小的危险：既没受到叛军的袭扰，也没在大火中遭遇险境，我甚至愿意以性命担保，所有人都将安全无虞。况且，萨摩、土佐、长州不是一再向我们保证，定会保全英国公使馆的安全吗？！然而，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由于很难再找到运送货物的拖船，我们只得派汽艇四处搜寻需要的船只。最后，好不容易找来三艘小船，我们便开始将所有的物品包括副领事的家具搬到船上。副领事馆内的公文和九团二营的行李早已提前运走。6点半左右，所有的物品都运送完毕，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浅滩。我乘坐的汽艇三次搁浅动弹不得。“大蛇”号的巴洛克舰长便将他自己的小船让给了我。负责保管公使馆保险柜的威利斯乘坐的船最终由“大蛇”号上的舰载艇拖着前进，直到午夜才终于登上了军舰。之后，“大蛇”号便用缆绳拖拽上所有装载行李的船只朝兵库方向驶去。

次日，我们在兵库登岸，并卸下行李。大部分人都暂时先在领事馆内栖身。我则找到了一处之前海关官员们住的地方官的宅子。虽然那家的看门人表示出了异议，但还有谁能比我们这些因幕府的无能被赶出大坂、无家可归的人更有权利使用一所幕府官员留下来的房子呢！我毫不客气地搬了进去，并开始整理房间。英国公使下榻在当地的英国领事馆内。法、荷、美、德、意五国的外交代表们则住在了海关那座高大的两层西洋式建筑里。也幸而如此，幕府的官差们才不曾将其付之一炬——他们是绝不肯把它白白留给胜利者的。我们的老熟人、原大坂奉行兼兵库奉行柴田刚中则以每天500美元（约合100英镑）的高价包下了“大坂丸”汽船，当天下午便乘船逃向江户去了。

我听说萨摩藩的藩士五代曾在倒幕军进城的前一天晚上、或我们出发当天早上去过大坂，以便通知公使可继续留在大坂，倒幕军将确保我们的安全。当然，他还是迟了一步，我们那时已经动身了。接着，我们又听说倒幕派已敦促德川庆喜尽快从大坂、京都一带撤兵，否则朝廷将宣布其为逆贼。倘若德川不肯听从越前、尾张二藩的建议而一意孤行，萨摩、芸州、长州、土佐等藩将不惜动用武力前往讨伐。难怪德川会仓皇而逃！但无论在日本人、欧洲人或其他任何人看来，逃跑总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自德川庆喜亲自向各国代表宣布“仍将对外交事务负起责任”以来，幕府的官员们向各国发出的唯一通告就是“幕府已无力保证外国领馆的安全”，而只字不提打算弃城逃跑之事。后来我还听说，新政府曾打算召集各国外交使节前往京都，并命德川庆喜向各国代表转交新政府的邀请。显然，他又没遵守天皇的旨意。德川幕府自始至终奉行“避免外国人接触京都朝廷”的政策，也因此受到了法国公使罗素先生的热心支持。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前去拜会刚刚离开京都的德川庆喜时一位洋务官员冷嘲热讽的嘴脸。他对我们说：“倘贵使以为不久即可前往京都觐见的话，请容在下奉劝：凡事皆有变数，切勿过于乐观为宜。”

不久，我们又接到报告，有人——不知是幕府军还是萨摩军的人——企图炸掉位于兵库和神户之间一条干涸的河流尽头的某座炮台。于是英国军舰“大洋”号、法国旗舰“拉普莱斯”号和军舰“奥涅达”纷纷派出舰上的小艇和水兵，前去锁住那座炮台的大门，并将钥匙拿了回来。

[1]又名二条御所，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也是江户幕府的权力象征。

[2]此处原作者有误，郡山藩为大和地区的大名。

[3]本丸为古代日本的城池，一般由多层构成，本丸即最里面的核心建筑物，一般是城主的居所和军政中心。

第26章　备前事件

2月4日清晨，一支备前藩的军队行军路过神户。下午2点时分，队列中的某位家老大人的属下家臣朝拦在队伍前面的一位美国水兵开枪射击，后者当即死亡。在日本人看来，区区一介平民竟敢拦挡藩主的大军行进，自然是罪该万死。不仅如此，他们还打算将沿途所遇到的一应“夷狄”统统诛杀殆尽。万幸的是，并未发生其他惨剧。后来成为外国人聚居区的那片地方，当时还是一片广袤的原野。在原野前方的尽头横亘着一条大路。沿路行进中的备前军队又突然用手中的后膛枪朝外国居民们开枪射击。惊慌的人们纷纷穿过原野，逃向安全的地方。

美国海军陆战队立刻出发前去追击备前的军队。我们也召集九团二营的警卫队，与一些法国水兵们一同登岸作战。布鲁斯中尉紧急命令英国警卫队的半数士兵占领从神户通向外国人聚居区的入口，其余半数士兵则前去追击敌人。追到原野东端的生田川附近时，发现备前军队正在他们前方六七百码的地方排着密集的纵队向前行进。士兵们便穿过河堤的缺口朝备前的军队开了火。队伍中至少还有六名手持步枪的非军事成员，他们也随着士兵们纷纷开枪射击。我和米特福德、威利斯则只能拿着手枪参加战斗。

在我们的一阵齐射之下，敌人改变了前进方向，冲下路旁的田野，躲在田埂后朝我们开枪还击。我们报以一顿猛烈的射击后，他们便立刻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我们一路紧追，间或向几个来不及隐蔽的家伙开火猛射。然而敌兵们最终还是逃进了山林，踪迹全无。帕克斯公使和骑兵护卫队沿着通往西宫的道路疾驰追击，却没发现任何敌人的踪影。备前军队大约连他们受伤的同伴也一并带走了。威利斯在田埂上发现一名年老的村妇，两个脚踝都中了枪，便将她带回去精心治疗。此外，我们还捉到一名可怜的脚夫，正当他试图从藏身之地跳起来逃跑时，离他不远的一方的左轮手枪至少朝他射出了15发子弹，但他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我们还查看了敌兵们丢弃的行李，除了三支看着像是火绳枪与榴弹炮合二为一的小型武器和一些木匠的工具外并无他物。我们从唯一的俘虏——那个脚夫的口中得知，对方是备前藩的家老池田伊势和日置带刀率领的队伍，约有400人左右，正在赶往西宫增援那里的守备队，途中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兵库。赶回聚居区后，我们发现遍地散落着遭到布鲁斯部队阻击的敌兵丢弃的行李。我们在沿着神户的主街至第一道栅栏门的沿途都安排了步兵哨，栅栏门则由配有榴弹炮的警卫队负责把守。另外，从平地的北侧到东侧，还布置了一道由美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防线。10点钟左右，步兵哨发出了警报。海军士兵们行动敏捷地从军舰上卸下野战炮，大部分手持步枪的士兵也都登岸准备战斗。然而一番兴师动众后，我们却连一个敌兵的影子也没看到。我向公使先生建议，在备前藩对他们的不法行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之前，各国应向日本（而不是备前藩）提出抗议。公使遂与各国使团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正式发表了我们的声明。我誊写了一份声明书的副本交给那个被俘虏的脚夫，命他去追赶备前的军队并递交我们的声明。然而在内心里却并不确定声明书是否能顺利地转交到对方手中。一点半左右，约一百名被派来守卫神户和兵库的长州兵行进到村子中央我们的阵地附近。警卫队大为紧张，立刻准备朝他们开炮。幸而我及时赶到，走到对方的宿营地，对领头的军官说明了情况，要求他们马上撤退。对方很爽快地照办了。

下午，我们扣留了停在兵库和神户的四艘汽船作为“抵押”，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那几艘船分别属于筑前藩、久留米藩、宇和岛藩和德川庆喜的财产。

2月5日一早，我收到了吉井的来信，邀我前往大坂共商时局。因公务繁忙，我便谢绝了他的邀请。长崎的格洛弗洋行下属的“黄埔”号汽船刚刚抵港，传说船上载了800名萨摩藩的士兵，公使便派我乘船前去劝阻他们登岸。然而待我登船看时，船上连一个萨摩人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几名从兵库逃出来的阿波藩的藩士。我们的士兵本打算好好盘问他一番，一来见他们人数甚少，二来他们个个都是一副凄凄惨惨的样子，便也就不再理会。后来，我又奉命起草了一份布告。布告中首先阐明了我方扣留船只的缘由，又劝人们保持冷静、各安生业。最后宣布，准许一切非武装人员正常通过我们的哨卡。1点钟时，又传出一名荷兰人遭到袭击的消息（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不久，住在海关大楼里的各国使节也得知了此事。普鲁士公使冯·巴兰德大呼小叫地称，一支至少由300人组成的队伍正从北侧的小山朝神户进发，又在海关大楼里引起了一阵恐慌。我借用他的望远镜进行观察，也发现了他提到的那支军队，但从士兵的服色看来，似乎是我们的朋友长州藩的队伍。于是，在获得公使的准许后，我便带领“大洋”号上的嘉德少尉和10名士兵前去侦察。我们本打算沿途张贴我们的布告，却发现了长州藩早已在附近贴出了布告。山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家农户，长州兵原来都驻扎在两英里外另一座山上的圣福寺里。显然，他们忠实地遵守了与我们的约定。我们的侦查小队又走进兵库城中，将第一张布告首先贴在备前藩会馆的大门上，接着又在长州兵先前驻扎过四天的那栋房子的四周也张贴上布告。完成任务后，我们便调头返回，好去安抚那些焦灼不堪的各国同伴们。

回到营地，恰逢吉井和寺岛二人来访。公使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建议他们立即派人去京都，请天皇尽快派使者向各国使节颁布朝廷的敕令。那两人则请求公使同意一支300人的萨摩队伍通过我们设置的步兵防线。公使拒绝了，并解释说，因未得到天皇方面的正式通知，我们无从得知萨摩方面的行动是否已获陛下的恩准，故难以放行。对方表示理解，答应另寻其他路线进城。会见结束后，我陪他们一同前往兵库城中的会馆。路上，他们向我讲述了伏见、鸟羽之战的情形。据说，萨摩军从一开始就屡战屡胜。处于被幕府军团团包围、犹如“笼中之鼠”境地的萨摩军背水一战，反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伏见，双方陷入了一场旗鼓相当的拉锯战，但萨摩军终于击败了幕府军，并将其一路驱赶到淀城附近。撤退中的幕府军放火烧掉了淀川上的长桥，继而又将淀城付之一炬。会津藩的军队作战十分勇敢，幕府原本打算借助会津军和新撰组（新近成立的武士组织）的力量拖住长州和萨摩的军队，再由传习兵偷偷绕过倒幕军的右翼夺取京都。与此同时，会津藩藩主松平肥后守也在觊觎京都，想要趁长州、萨摩军形势危急时一举进攻，拿下京都。然而随着幕府军的节节败退，此公的野心已大为收敛，态度也日益变得恭顺起来。萨长二藩一共动员了1500名士兵投入战斗，剩余兵力则用于防卫京都。倒幕军所占据的交通要道地形狭窄，无须占用大量兵力守护。此外，他们还试着用野战炮成批发射步枪子弹，竟取得了奇效。萨摩兵的阵亡人数只有20名，加上负伤者也不过150名左右，却俘虏了大量的幕府军，缴获了不少大炮和步枪。藤堂的临阵归降也帮了倒幕军的大忙。他的队伍原本作战十分顽强，然而一看到对面升起的天皇的御旗——红色的大地上高悬着金色的太阳和银色的月亮——便无心再战，纷纷放下武器宣布归顺天皇。倒幕军的另一张王牌是巧妙的前哨战。皇室成员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亲自担任征讨大军的指挥官，箱根以西各藩俱已归顺朝廷，其余如仙台、纪州各藩也已显出归顺之意。至此，除会津藩外，所有参战各藩基本都倒向京都朝廷一边。他们还向我透露，新政府不久将派岩下（萨摩藩士岩下左次右卫门）、后藤（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及东久世（东久世通禧）——即之前被迎回的五名公卿之一——三人前来神户，向各国代表传达天皇陛下的旨意。据称，新政府将以公正、平等的态度与各国开展外交。不过，对于很早之前就主张拥立天皇的英国，他们自然不可避免地怀有更多的感激和亲睦之情。我与吉井和寺岛两人一直谈到晚上10点半左右。对于我们扣押船只一事，他们似乎也有所谅解，认为“情有可原”。席间，他们还当着我的面提笔给他们在大坂的同伴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各国颁布声明书的始末。此外，他们还致信京都方面，敦促其尽早派遣使者传达圣意。

6日清晨，萨摩军队按前一天与我们的约定，乘大船抵达西宫，并在兵库上岸。

大村藩的两位家臣，渡边升和福坂幸藏二人来访，向我们询问那艘已被各国扣押、现正由法国公使馆保管的大村藩汽船的事。据他们说，那艘船原本属于宇和岛藩，大村藩不过是临时借用。于是我便向他们出示了各国联合发布的有关备前藩袭击事件的声明书的誊本，以及另外一些说明我们扣押船只理由的文件，证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自然具有其明确的合法性。不过，英美法各国水兵的一些小偷小摸行为却大大败坏了各国在日本人中的名声。

我还去拜访了长州军的统帅片野。据他说，备前军队滋事后，两位家老将部队留在当地，自己却逃回大坂或京都去了。

2月7日，在寥寥数位随从的陪同下，天皇的钦差东久世及岩下、寺岛、伊藤等人乘芸州藩的小汽船抵达兵库。收到消息后，我便立即向公使汇报，并提醒他应尽快召集各国代表商定会面的地点和日期。然而各国公使对于由英国公使居中协调一事大为不满，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其中尤以法国公使罗素先生的愤怒尤甚。他们纷纷追问帕克斯公使天皇圣旨的内容，公使虽也所知甚少，却始终连一个字也不肯透露。与钦差的会晤定于次日正午在海关大楼举行。我急忙赶往兵库去通知岩下。有报告说，300名备前藩士兵已进了兵库城，然而我却丝毫未发现他们的行踪。那时，因在建造混编部队的兵营时发生了纠纷，英国的水兵已全部撤回舰上，兵库城中只有一些美国士兵把守着城池的中门。因此，从那以后发生小偷小摸的情况，其责任都要算到美国人头上。事实上，那些美国士兵在执行公务时认真得令人恼火，因为没带通行证，我被禁止从中门同行，不得不绕了一大圈路才赶到目的地。而回来的时候也还得照旧绕远路进城。

2月8日，按既定的地点和时间，东久世庄重地宣读了天皇陛下的旨意。东久世其人，即使按日本人的标准来看，也是个矮个子，但目光锐利，炯然生辉。一口不甚整齐的牙齿上，还残留着些宫廷贵族常用的黑色染料。说话时略有些口吃。圣旨原以文言文写成[1]，翻译后的大意为：

日本天皇特此敬告各国元首及其臣民，朕已准许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之请。自即日起，一应内外国政，皆由朕亲力裁夺。以往与各国所缔结之条约中所涉“将军”称号处，均应以“天皇”之名改之。对应洋务之官员，均由朝廷任命。特此明告诸国使节。

1886年2月3日 睦仁（国玺）

这份旨意中的措辞相当巧妙。文中强调天皇将理所当然地承担所有条约规定的义务，故而有必要将签约方改为天皇。而对于条约本身的内容则轻轻带过。我翻译完后，便将译稿呈送给各国公使们传阅。公使们随即七嘴八舌地向钦差大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东久世沉着地一一做了回复。法国公使问道，天皇陛下的统治是否已经遍及日本全境？钦差神态自若地回答说，因德川造逆，眼下或有天恩未达之处。然天皇隆恩，势将一统天下。罗素的译员是个亲幕府派的家伙，他故意歪曲了钦差的回答，将其翻译为：“如果全国人民不追随天皇的话，则陛下将难以统治这个国家。”我向钦差再次核实了他的回答，并按其真正的意思转告在座的人：“天皇统治全国将是大势所趋，国民全体都将尽忠于陛下。”关于备前藩袭击事件，天皇的新政府回应说，政府将保护所有居住在神户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接受各国关于惩处备前藩的要求。同时，作为交换条件，各国应尽快撤回海军陆战队或水兵部队，并释放扣留的船只。大坂的时局尚不稳定，但终究会恢复常态。届时，政府将会邀请各国代表重返大坂。东久世还代表天皇征询各国政府对此次所传达的圣旨的看法，例如，他们是否会向本国政府汇报此事，抑或向本国民众公开宣布天皇亲政这一日本的“重大消息”等？言下之意是，各国政府是否会承认天皇政府的合法性？法国公使闻言大怒，质问“你们这些人怎么会懂得治理国家！”意大利公使德·拉·图尔伯爵和普鲁士公使冯·巴兰德立刻语气强硬地回敬他说：“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在等着他们前来宣布天皇的亲政吗？！”（自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大坂的萨摩会馆中曾有一番秘密的计议。）其余各国代表也纷纷表示，将尽快通报本国政府有关日本政权更迭的事，钦差大人甚为满意。在等候前来接他回兵库的炮艇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钦差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并未涉及任何重要议题。伊藤邀我前去京都一游，称那里现今已非常安全。我表面上显得淡然，而内心里对那个因顾忌而对外国人闭锁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古老城市充满了向往，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亲眼目睹那些名闻天下的建筑。

次日，应东久世本人的请求，我们邀请他前往“大洋”号上参观。

各国还联名向钦差提交了一份赔偿申请，要求日本政府不仅要为备前军所犯下的罪行郑重道歉，还应将下令开火的军官处以极刑。各国公使——尤其是法国公使——强调，他们不仅受到了冒犯，更遭受了真正的战斗炮火的袭击，后者的性质尤为严重。备前军明知有外交人员在场，仍悍然发动攻击。伊藤估计，备前的那位家老倘若被要求切腹谢罪的话，天皇政府大概不会表示异议。他还透露，长州藩已将他们攻占的两个小藩，即小仓（位于下关海峡的南岸）和石见敬献给天皇。而他本人和桂小五郎则希望，除了供养家族成员所需的部分外，长州藩应将其全部土地、家臣和财产一律归还给天皇。假如各地大名都能响应此举，日本则可形成远比眼下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如果仍放任各地大名恣意玩弄权势，豢养自家的封建武装，则日本将永无强盛之日。发生在北德意志联邦的情形——弱小的诸侯总是难逃被大诸侯吞并的命运——将不断在日本各地上演。土佐藩已自告奋勇前去讨伐远在四国的德川的支持者松山藩和高松藩，两者名下的领地也将被纳入天皇的统治版图。距离兵库只有几英里的姬路，不久之后也将列入政府军的讨伐名单。

岩下、伊藤、寺岛等洋务大臣签发的告示贴满了兵库城中的每一个角落。告示中强调，天皇陛下已应允继续履行与各国签署的诸般条约，各地民众不得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之后，我们又听闻法国公使已命令其秘书布林男爵暂代公使之职，他本人则在当日晚间携译员盐田动身返回欧洲。显然，前一天钦差颁布的天皇圣旨已令他进退维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制定的对日政策遭到惨败。看他的架势，至少打算先退回横滨暂避。然而我疑心以罗素先生的一贯做法，必会又要玩弄些政治手腕以恢复他的外交声誉。后来，此君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决定继续留在日本等待时局的好转。他甚至期待日后能够应天皇政府之邀前往京都觐见天皇，从而可以无损体面地顺势承认天皇政府。至于其他各国的公使，他们无不忠实地追随英国公使的步伐，采取了极为妥当的态度。

2月10日，各国公使与钦差东久世再次举行会晤。岩下和后藤也作为随员列席。会谈中，钦差透露，伊藤将被任命为神户的海关代办和代理地方官。我们不禁深感好奇：伊藤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何以能被同时委以两项重任？而当地的民众，又是否会服从这位出身寒微的大人的管辖呢？然而，正如我后来在日记中所记录的那样，日本的下等民众似乎已经习惯于服从，一旦有人凌驾于他们之上——无论其身份如何、来自何方——他们会很容易产生服从的意愿。而假如新的统治者背后还隐隐闪现出军事的威权，则民众的谦恭之心也会愈发真诚。通晓英语是伊藤的一大利处，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人物中尤为难能可贵。假如能驱逐或压服那些带刀的武士阶层，以普通日本民众温和恭顺的性格而言，即便由外国人来统治日本也并非难事。不过，即便是外国统治者们也必须熟习日语，从言谈到书写，否则便无法治理国家。更何况，日本那庞大的武士阶层永远不可能被消灭，日本为外族统治也因此变得绝无可能。在1919年的今天，回忆我当初闪过的这个念头，任何了解日本精神的人都会发觉它的荒诞不经，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

后藤带着各国代表联名签署的对备前事件的赔偿要求返回了京都。我们猜测，新政府虽不太会反对处死凶手，但凶手日置带刀毕竟是藩主的家老，处刑方式很可能以“切腹自尽”代替“斩首示众”——至少，我的某位日本友人听说情况大致如此。他还叮嘱我们说，在备前事件尘埃落定以前，外国人应尽量避免接近备前藩士驻扎的西宫一带。另外，听说大坂那时的局势已十分稳定，我们便都翘首盼望着不久后能重新返回那里。

之前一直化名为后藤久次郎的中井弘已恢复了他的原名，并担任了对外事务方面的官职。他是个快活开朗的家伙，一开口便是叫人捧腹的笑谈。凡有宴席，他必被委以组织娱乐之职。也因此收获了一个绰号：“洋务局的帮闲”。

11日，在随员们的陪同下，钦差大人拜访英国领事馆，与帕克斯公使和冯·巴兰德会晤。会谈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们将迄今为止涉及开放通商的一应条约、草案、备忘录等尽数提交给钦差大人过目。这些文件日后都需要担任洋务总裁的皇室成员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代表天皇陛下重新予以确定。我们还向对方询问了许多近期在京都发生的大事的详细进展，但钦差回答，将另择他日详述其始末来由，以澄清小笠原等幕府旧臣的不实之言。

德川庆喜称之为“被萨摩藩抢占了先机”的诸藩会议原定在12月15日召开。会议延期后，西部各藩的大名们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子，见始终没有其他人再来出席会议，便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先是要求幕府将政权和维持政权所需的封地一并归还给新政府。即，除旗下谱代大名、旗本的领地之外，德川家还可保有250万石的封地。幕府方面拒绝了这个要求，提出只归还80万石的封地，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负担足以维持天皇政府运转的“补助金”。但德川庆喜本人在离开京都时曾不顾会津、桑名两藩的强烈反对，似乎有意答应新政府的要求。越前、尾张两藩南下大坂时，曾力劝德川庆喜返回京都商定此事，但庆喜彼时又无意命会津、桑名先行上京。因为正是这两藩的上京导致了随后的战争。就在那次会谈举行时，箱根以西的大名几乎全都归顺了天皇，余者或已表现出归附之意，或面临被武力征服的命运。因此，德川家名下的800万石领地，实际上已有近700万石归于天皇的治下。德川家倘若能顺势归降，仍可保有剩余的封地，也可确保自身安然无虞。然而他们仍显现试图收复失地的野心，天皇政府于是决定将其彻底击溃。不久，政府军宣布，将分别从东北方向（北陆道，途经越前、加贺）、中央方向（中仙道，途经信州）和东海道三路进军讨伐德川家。为表示对天皇的忠心，彦根藩及其他勤王派各大名自愿担任讨伐军的先锋。北方的各藩，既不欠德川家任何恩义，也没有继续支持幕府的理由，便也都归顺了阿波藩，协助倒幕派守卫兵库。而在之前的战斗中被俘虏的士兵，新政府没有按日本古来的惯例将他们全部处死，反而在局势稳定后将其遣返回他们原来的藩领。

自然，天皇政府希望各国能在日本的内战中严守中立。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

我在江户的萨摩会馆中的两位旧友，南部弥八郎和柴山良介都在战争中丢了性命。前者被钉死，后者被斩首。听闻他们的惨状，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仇的情绪。在西方人看来，屠杀俘虏真是再残忍和卑鄙不过了。

后来，我们又听说，已经隐退的前肥田藩藩主、人称“墙头草”的松平闲叟不久即将上京。长崎的原奉行大人早已逃离，萨摩、芸州、土佐的军队占领了长崎，肥前藩则负责守卫炮台。

2月13日，我们收到了幕府的小笠原写来的、充满外交辞藻的信，信中将德川庆喜未能前往京都的责任归咎于萨摩藩的阴谋，并委婉地暗示，萨摩藩的一时得势可能导致已签署的诸般条约遭到废除。对于之前洛科克曾提出的“如天皇派人联络各国使节，英国公使应采取何种应对之法”的询问，信中丝毫未作出回答。英国外交部还传来消息称，时任幕府驻巴黎全权公使的向山黄村（1867年为参加法国万国博览会驻欧的“隼人正”）曾前去英国外交部抗议帕克斯公使以“殿下”而非“陛下”称呼大君。斯坦利爵士回复说，他本人已知晓日语中确有高于“殿下”的称呼，然而“陛下”仅限于称呼一国的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小笠原在信中称呼英国女王时固然采取了“陛下”的称号，却也仍以“殿下”来称呼大君——真是活生生的“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好例子。

五代和寺岛两人也来见过我，之后还与帕克斯公使就政治时局进行了一番长谈。他们告诉公使，三个星期、最多一个月后，京都方面便会将诸事准备停当，新政府会邀请各国外交代表前去觐见，以明确双方的亲睦关系。此外，他们还恳求借调我们的外科医生前往京都救治伤员。公使回答说，我们非常乐于帮助人们——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减轻或解除伤病的折磨。公使馆的随队医生已救治了不少会津藩的伤员，自然也不会对其他地方的求助无动于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打算先等等有关备前事件的回复再做决定。之后，双方又谈到英国公使馆重返大坂的问题。鉴于那里的馆舍已毁坏殆尽，对方提议，是否可先借住在当地寺院。对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外交人员来说，无论住在哪里总归都不过是临时栖身之所，寺院当然也不例外。五代和寺岛还力劝我——独自一人——立即赶往大坂。（实际上，那时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但假如目的地是我一直悠然神往的京都，我会毫不迟疑地第二天就动身上路。）五代称，他们迫切希望购买英国的军舰以对抗幕府军。然而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手中会有待价而沽的舰艇？这个念头未免也太古怪了。我建议他们应立即敦促新政府向各国发出通告，要求他们严守中立。如此一来，德川方面打算向法国购买两艘铁甲舰以及向美国公使请求转让“斯通沃·杰克逊”号的如意算盘自然也将落空。最后，五代还告诉我，出羽地方的上杉、佐竹二藩毛遂自荐，愿意承担前去讨伐会津之责，已获得新政府的批准。

次日，两人又带来了一份东久世转来的备忘录副本。备忘录是伊达宗城（前宇和岛藩藩主、时任议定兼洋务总裁）和三条实美（五名起复的公卿之一）发给东久世的，其中以天皇政府的名义对各国代表提出的备前事件的赔偿要求做出了回复，即，处决事件中下令向外国人射击的军官，并向各国正式道歉。回复比预定的截止期限提早了24小时，各国对新政府表现出来的迅速果断大感满意，并对两名使者说，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等待政府方面的进一步消息：谢罪函和处决凶手的详细安排。五代和寺岛两人保证说，如果备前藩拒绝交出凶手，天皇的军队将以武力逼迫其就范。他们另外还带来了一封仁和寺宫的书信，信中称，天皇已恩准了所有已签订的条约及其条款，并任命仁和寺宫亲自担任洋务总裁，伊达、三条、东久世等人则分别担任辅佐的职位。信中还附有一份照会，要求英国政府及其公民务必严守中立。同一份照会还誊写出若干副本，分别递交给其他条约的签订国代表。最后，五代和寺岛再次请求我们协助救治伤员，公使欣然应允，对于我擅自提出的想要与威利斯医生一同前往的请求，公使也爽快地答应了。

当天，我们还收到了长崎方面的报告，称原长崎奉行河津伊豆守的解职已于7日顺利完成，倒幕派十三藩派驻长崎的代理人于次日组成了临时政府。前任奉行曾提议由肥前、筑前两藩临时担任长崎的行政长官，但被两藩以“若无友藩协力，无以担此重任”之由拒绝了。海关的下层官吏、通译，以及原以“守备长崎”之名招募的约500名士兵也都归顺了新的临时政府，长崎港的诸般事务也毫不迟滞地与新政府进行了交接。其间城中曾发生过两三次火灾，但都被迅速扑灭了。

[1]圣旨原文为：“日本国天皇、告各国帝王及其臣人。响者，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制允之。内外政事，亲裁之。乃曰。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庆应四年戊辰正月十日”

第27章　首访京都

第二天，我急急忙忙地采购了供两星期使用的粮食，为准备我的京都之旅忙得不可开交。恰逢宇和岛藩的西园寺雪江登门造访，我便邀他一同乘坐此次为了送我和威利斯而向大坂出发的炮艇。后来，我在江户结识的萨摩人大山弥助也来了，自我介绍说他将担任我们此行的护卫队队长。（此人日后曾被任命为日本的陆军元帅，在日俄战争及1904—1905年期间还曾担任满洲军队的总司令。）欧洲的外科手术在救治伤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寄回家乡的一些书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日本医生对于所有的枪伤，都一律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缝合治疗，从而导致大量伤员死亡。即使在1859年开放对外通商之后，京都都一直严禁外国人涉足。因此，我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未免感到些不安。更何况，按从前幕府官吏们的说法，如今对我们发出邀请的，正是曾经将我们拒之门外的人。

那阵子，帕克斯公使每天都神采奕奕，脾气也好得出奇。与日本官员会见时鲜有言辞激烈的场面，我一直视为苦差的翻译工作也因此轻松了不少。人们常说，成功者都是优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使先生显然是一名成功者。法国公使离去后，帕克斯公使俨然已成为外国使团的领袖，各国代表无不追随他的脚步——人们已亲眼目睹了英国公使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怎样巨大的成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帕克斯公使还说服了他的同行们在天皇和幕府之间保持中立，从而也阻止了幕府购买的美国铁甲舰“斯通沃·杰克逊”号的交付。

2月16日上午9点，我们乘炮艇“金龟子”号踏上了旅程。随行的还有野口、少年阿铁、我的贴身护卫松下、威利斯的忠实仆人佐平等。在大坂浅滩的码头处，大批士兵正从萨摩藩的汽船“春日丸”和另一艘船上开始登岸。在大坂上岸后，我们发现住处安排在了一座寺院里，隔壁就是那间被烧毁的名为“高松”的萨摩会馆。我们刚刚坐定，便有位自称是木场传内秘书的访客求见。他恳请我们在大坂停留两三天，一来是因为有些发高烧的病人需要治疗，二来也由于溯流而上的船只尚未准备停当。我们告诉他，医生没有预料到会有其他病人，此行只携带了用于治疗外伤的医疗器具。而且，战争爆发前这条河上的船只很多，想来如今也不难寻觅。听我们如此说，岩下和寺岛也急忙跳起身来，声明我们绝不可在途中耽搁，须得尽早赶到京都。秘书只得起身告辞，大山也跟了出去。两人在外面嘀咕了大约一小时左右，大山才又返回屋内。我们猜测，大概是我们前去京都的许可出了问题，便决定与其在大坂白白耽误时间，不如改变行程返回神户。4点钟左右，大山回来了，带来一个名叫伊知地正治的容貌丑陋、态度蛮横的老家伙。他先是像个舞蹈病患者一样手舞足蹈地做了一番客套，紧跟着又把木场秘书先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们也依旧按先前的作答，并对他说，倘若眼下不宜去京都，则请尽快安排船只送我们返回神户。见我们主意已定，伊知地只得命人即刻着手安排船只。我们在大坂城的废墟里四处转了转。城门前张贴着告示，称除萨摩、长州二藩的人以外，其他人等均不得入内。而我们一行人中只有萨摩人，却也毫不费力地就进了城。走进城门，我们眼前是一大片荒芜破败的空地。内城的护城河边那白色的城楼和城墙已荡然无存。外城墙南侧的兵营和城楼也被焚烧一空，只有右边的大门还残留着一些石头。我们穿过一道由巨大的石块——其中最大的长宽大约为42/16英寸、或35/18英寸——垒成的城门走进本丸。那里也只有一些石造的建筑还存留着，看起来颇有些希腊梯林斯古城堡（传说中由独眼巨人用巨石建造的城堡）的意味。壮丽的大坂城早已被夷为平地，只有散落满地的焦黑的瓦砾才能证明它曾经存在。通往天守阁最下面一层的小路还完好无损，我们便沿路登上了天守阁的顶楼。楼中的内墙上有些石头剥落的痕迹，是从前的大火留下的。而四周涂满灰泥的墙壁不仅没有被大火破坏，甚至还承受住了城楼下方一个大火药库爆炸的威力。穿过内墙，我们又走到了城楼的外墙边。俯瞰大坂城内，只见一条蜿蜒的大河曲折地穿过城市的街区，河面上矗立着三座壮观的大桥。河流在远方汇入大海，海湾对面连绵的小山也一并尽收眼底——好一番我平生罕见的美景！从城楼的另一侧望去，则可望见从伏见方向顺平原一路曲折延伸而来的河流那闪闪发光的水面。城楼内部已被破坏殆尽，只有几间小库房因为位于大火的上风头而幸免于难。倘若从空中向下俯瞰的话，则可看到三道按同心圆排列的环形墙壁——我们眺望的外墙也是其中的一道，与西方的巴别塔相当类似。我们还试着测量了一下那口有名的、据说会流淌出“黄金水”的水井，发现它竟有140英尺之深。从天守阁下层的门朝外望去，我们发现逃过一劫的仓库周围堆满了被烧坏的铠甲，其中不少已被火焰的高温熔解成不规则的金属块。另外还有数千支火绳枪，其间混杂着几挺新式的来复枪。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公使馆如今的面貌，便又匆匆赶到玉造门附近。那里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整个馆舍已经被烧为白地，

只有我和米特福德之前住过的那所房子还孑然孤立着，但看来也摇摇欲坠，根本不可能再修复如初了。

回到住处，我们又见到了五代。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连声道歉，一面将我们引到附近一处更舒适的住所。他解释说，我们的行程有变，要等到次日清晨才能动身去京都。从他的言谈中我们觉察到，朝廷方面颁布给我们的进京许可几经耽误，或许与仁和寺宫的突然返京有关。但又见五代打发信使前往伏见，保证第二天晚间我们到达那里时能按时拿到进京许可，我们便又放下心来，命人置办酒宴招待客人。席间，我们还请来了六名艺妓助兴。

2月17日上午10点，连同快活的大山和另一名护卫队的军官，我们一行七人走下焚烧殆尽的萨摩会馆的石阶，登上了一艘游船。虽然刚吃过早饭不久，船上还是立刻又摆开了美酒佳肴，我们在欢宴中度过了几乎一整天。那天，天气晴好，风和日丽。正如我与米特福德、沃格曼在5月那次旅行时一样，沿途尽是如诗的景色。不久，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最近的那场大战上。据说幕府军一直在向鸟羽街道附近推进，并于4点钟左右夺取了萨摩军的阵地。萨摩军利用设在小巷（那里狭窄得很难用街道来形容）中的一门大炮以及它左侧的三门大炮朝幕府军猛烈开火，潜伏在灌木丛中的伏兵也一齐用步枪射击。幕府军未曾料到会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当即阵脚大乱，丢下无数死伤者后撤出了阵地。伏见的政府军听到一英里外的鸟羽方向炮声齐鸣后，也朝驻扎在奉行官邸外的幕府军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幕府军的军官首先显露出临阵脱逃的意图，令其下属士兵也无心抵抗，最终酿成了全军的大溃败。淀城被攻破后，战斗便已接近尾声，因此大坂附近并未遭到战火的袭扰。在枚方，溃败的传习兵闯进当地市民的仓库，随手抢夺仓库里的名贵服饰，企图装扮成平民逃跑。愤怒的市民们一路追打这些强盗，还杀死了其中的六个人。

我们于下午4点钟经过枚方，直到半夜才终于抵达伏见的住处。藤堂仍像从前一样负责把守山崎的阵地，加贺藩则占据着桥本。亲爱的吉井老人还特意到住处来迎接我们。我们与他相交已久，但还是头一遭见他鲜衣怒马、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再次设摆酒宴，畅谈到午夜2点钟方罢。也正因很晚才歇息，第二天早上，我们直到10点钟方才动身上路。我们的护卫队增加到88人，负责警戒队伍的前后。轿子也换成了只供高官出行所用的短杆轿子，即带有粗大的桐木轿杠的官轿。然而轿子的容量仍然太小，身高6英尺3英寸的威利斯难以蜷身其中，宁愿下轿徒步行走。走不多时，我们便离开了伏见，走上15英尺宽的竹田街道。沿着为防止河水泛滥而修建的河堤走了一段路，又经过一道桥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京都的管辖范围。在路边的寺院里，我们与一路追寻我们而来的萨摩藩家老小松带刀短暂地碰了个面。下午1点，我们终于抵达了相国寺，那里与建在京都皇宫后面的萨摩会馆只有一步之遥。萨摩藩藩主、时任修理大夫的岛津茂久带着他的心腹顾问西乡前来迎接我们。彼此握手致意后，他便在拉门旁边的椅子上落座，我们只得坐在了上座的椅子上，藩主的随从们则全都跪坐在榻榻米地板上。又是一番寒暄之后，藩主起身离席，我们便也起身恭送他至玄关处。相国寺里庭院宽阔、花木繁盛。整座寺院可称得上是木造建筑结构的典范。举办法事的房间用贴着金箔的水墨画屏风隔开，屋顶的藻井约有15英尺之高。考虑到欧洲人的习惯，屋内还特意摆上了桌子和几把椅子。藩主离去后，侍者们立刻端来了丰盛的酒饭。下午，威利斯出门去救治伤员。我则带了一名护卫前去三条大街的书店闲逛。沿途的市民似乎并未意识到我是个外国人，只有一个孩童跑过来问我“是不是琉球人”。前大君的二条城，即使与“谱代”等小诸侯的城堡相比，也并不显得特别出众。那时尾张藩的军队已经开进了二条城，一度曾作为京都守护者、会津藩藩主指挥部的宅邸里也住进了土佐藩的士兵。晚餐时，我们那个向导大刺刺地径自与我们同桌而坐，而且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在礼仪上有什么欠缺。在此人身上，日本人固有的那种谦顺恭敬的礼仪已荡然无存。我想，这大概也反映出日本正在走向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平起平坐”的社会吧。次日，我去拜访西乡，打听备前事件的进展。他告诉我，事发当日躲在轿子里的家老日置带刀罪不可赦，已被倒幕派的三藩逮捕看押，估计会被判以监禁之刑。而那位骑马的军官大概将会被处以死刑——政府已颁布了对他的宣判书，天皇特命的“检役”（监斩官）将亲自监督他的死刑，宣判书的誊本也已提交给各国代表。之后，宣判书和处刑通告还将在全国各地颁布，以警示其他大名和民众谨慎言行。此外，西乡又说，天皇的新政府决心维护日本全国的正常秩序，以避免外国人擅自动用他们自己的法律。我回答说，帕克斯公使对此深表赞同。备前事件发生后，他始终相信天皇政府会有人出面应对，坚持没有批准当时群情激奋的外国居民关于出兵西宫、捉拿备前藩凶手的要求。可以看出，他给予新政府彻底、完全的信任。关于天皇政府颁布的那份承诺遵守条约的声明书，西乡提醒我说，其中包含有“改革弊政”之类的字眼，实际上蕴含着天皇政府希望修改某些条款的意思。于是，我也提出了三点我们希望“改革”的建议。即：第一，外国使团的驻地不应仅限于江户（主要是考虑到日本今后的政治中心将从江户移至京都）；第二，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不应仅限于通商港口周围10里（约合24、25英里）半径以内的地方；第三，应允许外国货币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关于第二条，后来由日本人自己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废除了对外国人行动范围的限制，同时，凡在日本国内旅行的外国人，仍须申请由本国公使或领事与出发地所在的通商港奉行联名签署的通行证。

当天下午，我还去拜访了萨摩藩藩主，作为对他上一次亲自大驾光临的回拜。在前一天的会见中，藩主几乎未曾开口。威利斯说，1866年帕克斯公使访问鹿儿岛时他也是如此。据说他的家老们深恐藩主大人沦为洋人的笑柄，特地嘱咐他谨慎少言。虽然听起来颇为可笑，但事实确实可能如此。离开藩主的宅邸后，我顺路在城中四处漫步游览。1864年长州藩攻打皇宫（即“蛤门事件”）时造成的破坏仍历历在目，仍未进行任何修缮。

次日，我和吉井一同前去面见后藤，想再了解些备前事件的进展。后藤告诉我们的情况与西乡所言大致相似，有些细节甚至还不如西乡所说的详细。他说，在着火前曾使用长矛的那个家伙已被处决。我们还谈到了新宪法的问题。他称大多数人都颟顸愚钝且自以为是，因此对通过议会确定宪法一事不抱希望。我劝他不妨先尝试一下，议员们自己吃了苦头才会有所觉悟，说不定还会茅塞顿开。后藤似乎认为，假如政府中缺乏能够实现集权统治的政治英雄，不妨由首相与其他贤明之士共同组成与“洪达”（即执政委员会，当时西班牙、南美诸国广为采用的小型议会）类似的机构来治理国家——无疑，他将自己也归为“贤明之士”的一员。在进行上述谈话期间，后藤谨慎地清退了周围的人。中途来访的西园寺自不必说，连吉井老人也被要求暂时离席。事后，吉井愤愤不平地抱怨说，从未有人如此提防过自己。我只得安抚他说，我与后藤要商议有关备前案件的机密事宜，请他回避实属万不得已。西园寺和吉井归座后，后藤又与二人闲谈了一阵。从他们的谈话中，我隐约觉察到，政局的发展仍不甚清晰，各藩大名之间勾心斗角，彼此提防，而且各藩都对萨摩心存戒备，很难团结一致。在修订条约方面，我还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如当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发生纷争时，可尝试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法庭处理，而非简单地按被告方所在国的法律进行裁决等。后来，我又去桂小五郎处拜访，却没能见到他。第二天，他亲自登门拜访，还向我介绍了一位名叫品川的人——他实际上是长州海军的舰长，却以萨摩藩藩士的名义在京都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吉井也来了。但在威利斯从医院回来之前，我们的谈话并未涉及什么重要的内容。午饭时，我们围绕如何防止外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发生冲突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桂小五郎与我的意见比较相似，即日本政府与各国代表应充分讨论有关诉讼程序问题，并应告知所有在日的外国人，冲撞贵族或官府的仪仗在日本人看来属于犯罪行为。同时，日本政府也应告诫本国国民，发生外国人冲撞仪仗的情况时，应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逮捕肇事者，并将其引渡给他本国的驻日外交机构处理。此外，为以防万一，凡有大名的仪仗通过时，当局应在沿途配备由西方人和日本人组成的联合警备队进行安全警戒。威利斯的看法与我们正相反。他认为，避免双方的激进分子发生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将他们隔离开来。例如，可以考虑在神户外侧另外修建一条专供外国人行走的道路。我和桂小五郎反驳道，相比袭击外国人的事件，绝对的隔离政策将更容易引发日本人与外国居民之间相互厌恶和仇恨的情绪。从迄今为止我们在日本的经历来看，一些小摩擦反而会促进很多日本人的觉悟，继而加深对外国人的了解，甚至产生出亲近之情。桂小五郎对此深表赞同。事实上，好医生都会倾向于疾病初发时用硝酸银将病毒一气消灭，而不是任由它们四处扩展，逐渐显示出沉疴重疾的症候时才逐一治疗。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的争论后来并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里，我暂将日本人的诸多看法先记录下来吧。

当晚，我还去拜会了萨摩藩的家老、负责国内事务的“参与”大久保一藏。我们在前一年曾互赠过礼物，但尚未有机会见面。因此，见面后我们省去了礼节性的寒暄，开门见山地直吐胸臆。大久保先向我透露了近期的动向：倒幕军的7000名步兵正在开往箱根，另有5000人也正在向中仙道的山间进发。萨长二藩已决意将战争进行到底，并获得了新政府中“参与”（议员）们的广泛赞同。就连最初反对行使武力的越前、肥后两藩也同意与其他各藩共同行动。掌管财政的“参与”大垣藩藩主不久以前还是德川的支持者，如今也表示可随时派兵讨伐江户。天皇陛下本人很可能会御驾亲征，届时无疑会极大地打击对方的士气。此外，法国公使罗素的宣布回国，也进一步促使德川庆喜萌生归降之意。毕竟，原大君已经失掉了所有物质援助的来源，早一天归降，或许还可保住性命——但会津、桑名两藩无论如何都难逃其罪。此外，最近有人在大坂发现了德川庆喜的心腹之臣所写的日记，其中披露的内容显示，幕府的种种预期是如何地建立在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情报之上。诸如各藩均希望铲除萨摩藩、长州藩内部分裂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后藤象二郎有意向大君妥协、朝廷意欲将大君召唤入京之类，尽是些一厢情愿的可笑之辞。大久保评论道，虽然幕府未免有操之过急之处，但眼下的形势已大为不同，之前还在犹豫不决的家伙们已经看透了幕府的脆弱，如今都在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后来，他还要我尽可能地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度、政府部门的职能、政党的存在、下议院议员的选举过程等诸般事项。至于备前事件，大久保只称一切都在顺利推进，与西乡、后藤提供的情况并无二致。第二天，我收到了公使怒气冲冲的来信。信中抱怨说，备前事件的进展远不如预想中顺利，而大坂方面迎接公使馆回归的准备工作也不尽如人意，他对于是否在大坂重设公使馆一事也拿不定主意。此外，他还命我和威利斯最迟也要在24日前返回。如此算来，我还可以在京都停留一日，但原本打算在京都逗留两星期的威利斯的计划则被全盘打乱。大久保来回访时，恰巧中途吉井也来了。我趁此机会向他二人痛陈尽快解决备前事件的必要性。他们虽称自己并不担当对外事务，但会尽快向后藤或东久世转达我的看法。后来，我不得不动身上路，让威利斯继续留在当地，等候下一步的指示。23日，西乡来与我道别，并送了我两大匹红白绉纱和一匹金色织锦作为赠礼。他说，在我离开之前，

备前事件恐怕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西乡走后，吉井又来了，带给我一连串的新消息，诸如帕克斯公使已知晓了日本方面延期的原因，并应允再多给他们一星期的准备时间；东久世已向公使发去了信函，大约刚巧与公使写给我的那封信擦肩而过；备前事件的最终结果将在明日或后日送达，伊达、后藤二人明日将先行赶赴大坂，东久世一旦拿到备前藩士的判决书后便会前去追赶二人等等。而对于威利斯，西乡和吉井则竭力挽留，恳请他务必再多停留五六天。

根据战报，桑名藩的城邦和藩领均已向天皇的使臣投降，但藩士们却表示，他们不能僭越藩主——藩主松平定敬已追随德川逃亡至江户——擅做决定。汇聚京都的各方都期待着江户人能奋起反抗而不是立刻投降。毕竟，西部诸藩的人们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准备战斗了。

下午3点，我独自出了门，边走边观察城中各处的情形。因此，我走得很慢，花了一大段时间才穿过京都的街市走到五条桥附近。天黑时，我走到了伏见，见到了在那里担任留守使的大山的兄长。还从护卫队队长野津的口中得知，新政府已下令在一两天内向江户进军。

9点时分，我搭乘一艘容量约有50石的平底船前往大坂。那艘船的船身又细又长，所谓的船舱不过是在甲板两头的几根椽子上罩一张芦席罢了，坐来极不舒服，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第二天清晨6点半，船驶入大坂，我便在那里换乘炮艇向兵库驶去。据野津说，之前那场大战中未及逃跑的伤兵全部被斩首处决。如此手段，未免与我们之前听到的“救治俘虏”云云天差地别。当然，倘若那是为了减轻伤者的苦痛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则又当另做别论了。

根据我在2月29日的日记中所记，时任议定兼洋务总督的伊达宗城从大坂赶来会见公使。两人在领事馆共进午餐后，讨论了有关外国使节谒见天皇陛下之事。据说，天皇将于3月13日前后驾临大坂。伊达因与其他各国公使有约，只得匆忙结束谈话。晚间，我又去拜访伊达。他向我透露说，法国公使罗素先生认为西乡、大久保、小松、后藤等人是倒幕运动中的核心人物，特地去请求与他们逐一面谈。而我们亲爱的伊达大人对自己未能跻身罗素公使眼中的“核心人物”行列大感不快，称无论是法国公使本人、还是他的那个“通译官”都是“令人讨厌的家伙”。后来，听说罗素公使将于次日清晨登门拜访，我费尽口舌才说服伊达打消应帕克斯公使之邀前去搭乘“大洋”号的念头，以便留在家中迎接到访的法国公使。当天我还见到了井上闻多。据他说，长崎的法国领事拒绝承认当地的临时政府，还威胁说要动用武力对抗萨摩和长州。对于他们不合时宜的虚张声势，我和井上不禁鼓掌大笑。

第28章　切腹及就谒见天皇谈判

次日，伊达向各国代表引见了1864年被放逐出京的五名公卿中的一人：沢主水正（时任参与兼洋务总督），并称此人已被任命为长崎的地方长官，正与护卫他的大村藩藩主一道赶往长崎赴任。此公虽不能称面目凶恶，却长着一张不太讨喜的面孔。但他的性格却相当富于魅力，一两年后，他出任新政府的外务大臣，很受各国外交使节的喜爱。大村丹后守（即藩主）是个满脸病容的男子，在会谈中始终一言不发，似乎怯于与外国人交谈。随行的还有沢大人的公子，一个肤色像女人般白皙、浪荡公子模样的青年。寒暄已毕，三人离席而出。伊达告诉我们，备前事件中那名肇事的军官已被斩首，事情总算尘埃落定。就在当天早上，帕克斯公使曾询问过我的意见，是否要给予肇事者缓刑或减刑的宽大处分。据米特福德和冯·巴兰德公使打听到的消息，各国公使都已知晓帕克斯公使心生慈悲之意，公使本人还打算通过荷兰政务代办珀尔斯布鲁克向日本政府转达他的请求。但我和米特福德一致认为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当晚，伊达和沢两人前来与帕克斯公使共进晚餐。公使本打算对那次会面保密，但两位日本客人应约赴宴后，便一下子走漏了风声。餐后，他们又一直谈到深夜，主要的话题仍是有关天皇陛下摆驾大坂的事。伊达称，天皇陛下之所以摆驾大坂，其意主要是为历练太子，一来令其体察宫外的民情，二来打算安排他参观英国的军舰，增长见识。因此，届时各国外交官倘能齐聚大坂，陛下自然会恩准接见。帕克斯公使则认为，天皇陛下与其分别会见各国公使，不如集体接见所有的外国使团为佳。那时公使已致电英国外交部申请新的任命书，志在接受天皇接见时充当各国使团的首席代表。伊达还透露，京都四面环山，一应物资全要依靠水路运输，多有不便。日后陛下恩准迁都大坂也未可知。据我个人的猜测，迁都大约也是萨长二藩的主意。一来，他们可在不断进兵的过程中仍能将天皇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来，倘若局势有变，临海的地方更容易撤兵或逃走。之后天皇宣布御驾亲征的消息更印证了我的上述看法。至于原大君的命运，伊达称，只能静观其变。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彼时大坂的市民重新记起了上一代天皇所奉行的排外政策和长州藩曾鼓噪一时的“攘夷政策”，又见天皇和长州藩执掌了朝局、一贯对外国人“逢迎阿谀”的幕府又倒了台，便断定外国人从此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连一般民众也开始攻击外国使领馆。之前的备前军队大约也是抱此心理才贸然向外国人开枪开炮。我们也因此确信，否决对备前凶手的宽大处理是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

那时，罗素公使已返回神户，各国公使无不对其行为嗤之以鼻。众人看来，此君唯恐丢了官位，一面让秘书在神户替自己充门面，一面又偷偷跑回江户发号施令，简直是两面三刀的虚伪小人。

次日下午，五代和伊藤两人前来，为因下令向外国人开枪而被勒令切腹自尽的凶手——日置带刀的家臣滝善三郎求情。我和米特福德硬起心肠，不为所动。各国代表们为此还争论了足足三个小时。帕克斯公使主张宽大处理，其他公使们则坚持认为应遵守判决书的决定。晚上8点半，我们将五代和伊藤叫到屋中，告知他们一切只能依法行事，以寥寥数语拒绝了他们希望减刑的请求。9点钟左右，我和米特福德及一位其他公使馆的代表一同出门前往兵库的永福寺[1]。10点15分，我们到达了寺院，见寺院的中庭和休息室里挤满了警卫队的士兵。我们被引至一个房间，在榻榻米地板上坐着等了大约45分钟。其间，有人来问我们是否还需要对犯人进行质询，继而又要求我们提供监刑者的名单。10点半，有人引我们来到寺院的正殿，并被安排在佛坛前右侧的座位上坐下。随即，日本方面的七名监刑者，即伊藤、中岛作太郎、两名萨摩藩的步兵队长、两名长州军的队长、备前藩的一名“御目付”[2]也都纷纷落座。静默了10分钟之后，走廊里传来了愈走愈近的脚步声。那名凶手长着一张颇具绅士风度的面孔，身材高大，身后跟着一名“介错者”[3]，和两个一望而知担负着同样责任的男子一起从我们的左侧走了进来。

即将受刑的凶手，滝，身穿一件蓝色的麻布长衣，介错者们则都穿着“阵羽织”。他们先走到日本的监刑者们面前跪下行礼，对方示意其起身后，他们又走到我们面前再次行礼，我们也照日本人的样子回应。之后，犯人被带到佛坛前铺着的红地毯上。他面向佛坛，分别在稍远处和近处俯身行礼，然后以极其冷静和淡然的神态，选了个正好能（在死后）向前方倒下的位置，便跪坐在红地毯上。一名身穿黑衣、外罩浅灰色长外套的男子端来一个白色的木质托盘——托盘中放着一柄用纸包好的短刀，朝犯人深施一礼后，便将托盘放在他的面前。滝双手取过短刀，按日本人平时收受礼物时表示谢意的礼节将刀举至额前，再次施礼后又将刀放下。然后，他以相当狂乱、却很清晰的声音——他的狂乱并非出于恐惧或情绪激动，而似乎是出于对不得不认罪的某种悲愤之情——高喊起来：2月4日，于神户，擅自下令对逃走之外国人开枪者，正是罪臣。今吾以切腹之礼谢罪，在场诸位，均是见证！喊说罢，他从衣袖中褪出双臂，又用衣袖绑住两腿，以免身体朝后面倾倒。接着，他将上衣褪至脐下的位置，用右手拿起短刀，在胸口和腹部摸了摸，便将刀子深深地刺入身体，又向右肋猛地横切过去！幸亏有他的腰带阻挡，我们不必亲眼目睹他给自己留下的伤口！做完这一切后，他十分从容地朝前弯下身去，尽量露出他的脖颈。一名“介错者”——就是之前随着犯人走进来，并令他向监刑者行礼的那个人——在犯人拿起短刀时起就已经蹲伏在他的左侧提刀等候，此刻猛地站起身来，朝着犯人的脖颈一刀劈下！随着那一刀落下，我耳中似雷鸣般轰然作响。犯人的首级滚落了下来，尸身向前倾倒。鲜血从动脉中汩汩地涌出，很快就汇成了一汪血池。当血管里已不再有鲜血涌出时，行刑便宣告结束。侍者重新收起小小的白木托盘和短刀，伊藤微鞠一躬，走到我们面前问道：阁下是否已确认行刑完毕？我回答，是。接着另一名监刑者中岛也走上前来，同样地鞠了一躬。几分钟后，有人传令说，监刑者可以告退。我们便站起身来，从凶手的尸体和日本监刑者旁走过，退出刑场。回到领事馆时，已经是深夜12点钟，帕克斯公使还在等着我们的汇报。

关于那场死刑，以及在堺城执行的11名土佐藩藩士的切腹仪式，英国的新闻报道中充满了歪曲事实之处。其责任，则应归咎于《日本时报》的编辑查尔斯·瑞克白先生。他捏造了那场我和米特福德亲眼目睹的处刑的不实报道，并在文章结尾处称，体面的基督教徒不该出现在那种处刑现场，如果日本人打算对这种“以法律名义进行的谋杀”展开报复的话，外国公使馆的绅士们无疑将成为首要的目标。相比于“切腹令人厌憎，故吾耻于临场观之”之类的论调，我反而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不仅促成了对杀人凶手的惩罚，还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亲眼目睹他接受法律的制裁。切腹并非卑劣、残忍的酷刑。相反，它是一种极其高尚和庄严的仪式。与英国人常常在新门监狱[4]公开绞死犯人娱乐市民相比，切腹是更为严肃和庄重的。凶手的备前同乡对我们说，对死者而言，那种形式的处罚不仅公正，而且合情合理。至于在堺城对土佐藩士们的处罚，更算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公正之举：毕竟，他们残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船员，被害者对他们不曾有过丝毫的冒犯。因此，允许其切腹自尽，已是少有的宽大为怀了。那个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原有20名凶手，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其中的11人被处死后，裘·浦迪·图阿尔船长请求终止行刑。在他看来，被害者共有11人，已被处决的犯人也是11人，按“一命偿一命”的逻辑来说，已经足够了。再处死更多的人将有失法律的公正，而法律的制裁也将可能沦为单纯的复仇。

数日后，各国公使纷纷返回大坂。我们也搭乘斯坦霍普舰长指挥的“大洋”号战舰回到了大坂。“大洋”号是一艘排水量4000吨的装甲舰，搭载有26门伍尔维奇型前装线膛炮。在它面前，大坂港内停泊的所有船只都显得不堪一击。伊达和珀尔斯布鲁克也与我们一同乘船而行，另有一艘运输舰“冒险”号则负责运送行李物资。因之前的馆舍已被烧毁，我们只得临时栖身在中寺町的一座寺院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当初撤离后被暴民抢走的部分家具。市民们认出了我们这些“逃走的异邦人”，态度异常恭顺，再也没有出现过幕府军撤走时那种人人喊打的混乱局面。从江户方面传来的消息称，幕府派内部的人认为，只有原大君切腹谢罪并将其主要幕僚砍头示众，才能阻止政府军的继续讨伐。听闻此言，我心中泛起一阵复杂的情感：既有同情，更有愤怒。愤怒的原因在于，大君分明已打定主意撤兵逃跑，却仍口口声声向我们保证要在大坂抵抗到底。倘若他当初以实情相告，凭我们与萨摩、长州的深厚友情，大可不必落荒而逃，狼狈地离开大坂。

我们乘“大洋”号上的汽艇在外国人聚居区附近登岸，在第九团第二营的护卫下前往我们位于城中的新住处。那时城中因天皇即将摆驾大坂、参观外国军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已闹得沸沸扬扬，我却希望他的计划最终能够落空——谒见天皇的仪式，倘若不在国家的都城举行，便失去了其大半的意义。下午，伊达和小松亲自前来拜会帕克斯公使。此举似乎表明，英国已恢复了自1864年因阿礼国爵士被召回而丧失的外交上的优先权。次日，伊达与东久世巡访各国使领馆时，又将最后一站放在了英国公使馆。此举正合帕克斯公使的心意。公使与他们谈到了我们对谒见天皇地点的疑虑。两人表示，谒见确应在京都举办最为妥当，然而仍要与朝廷商议，他们不敢擅自决断。美国、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外交代表则向伊达表示，他们将于三日内离开大坂。听闻此言，日本官员们错愕不已——他们本以为各国代表们会一直在此等候天皇的谒见。帕克斯公使安抚他们说，此次天皇来阪的主要目的是视察几艘日本汽船，接见各国使节不过是顺便之举，美普意三国代表不必为此特地在大坂恭候。最终，日本人接受了公使的意见。实际上，被另有他务的天皇“顺便”接见，似乎也有损各国外交人员的尊严。帕克斯公使的真正目的是敦促日本方面尽快安排在京都的正式接见。只有通过正式接见，天皇政府口头承诺的施政方针和外交政策才能顺利落实。冯·巴兰德私下扬言，他绝不接受日本方面的邀请，但在公开场合却又不肯承认。美国公使似乎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帕克斯公使向他们建议说，天皇应同时接见所有各国的外交使节，避免出现各国单独谒见、分别递交国书的情况。各国纷纷接纳了公使的这一建议。

3月7日，各国代表与日本方面举行了重要会晤。日方的出席者中包括伊达、东久世、新任大坂行政官及起复公卿之一的醍醐大纳言（时任参与兼大坂城总督）及尾张、越前、萨摩、长州、土佐、芸州、肥前、肥后、因州等西南诸强藩的家老等一干重要人物。其中，身为德川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的后裔、如今却加入了倒幕派的越前、备前、因州各藩尤其令人瞩目。会晤在西本愿寺的正殿内举行，某位日本内阁成员首先宣布，天皇政府十分期待能增进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各大名的代表也衷心支持陛下的对外政策。本次会晤将着重商讨有关天皇在京都接见外国使节、外国货币在日本的流通兑换以及大坂兵库（神户）两地的外国人聚居区土地买卖等诸般要务。不久，日本方面又通知说，一两天内，京都方面就会正式宣布天皇接见的日期。帕克斯公使认为，日期一旦确定，我们可花费一天时间提前从大坂赶到京都，在次日接受天皇的接见，之后再返回大坂。如此一来，我们只需暂离大坂三天即可。自然，罗素公使对此又大加反对。美国公使范·瓦尔肯伯格、普鲁士公使冯·巴兰德和意大利公使德·拉·图尔似乎也心怀疑虑，好像不愿与京都方面交往过深。帕克斯公使虽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打定主意要接受日本方面的邀请。珀尔斯布鲁克则显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法国公使原打算立刻向日本方面提出异议，我却牢牢地拖住了他的翻译盐田，公使未能如愿，最后还是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安排。后来，又传出土佐藩的老藩主在京都病重的消息，对方派人来请求威利斯前去医治。公使当即应允，并派米特福德陪威利斯一同前往。于是两人当晚便动身上路。

我与阿波藩私交深厚，由来已久，因此，从前担任江户留守使、如今则在大坂担任同一职务的速水助右卫门3月8日登门造访时，我并未感到意外。速水此次是为了向克罗斯曼少将赠送丝绸等回礼而来——后者曾向阿波藩藩主赠送过有关炮兵战术方面的书籍。从速水处得知那位亲切的老绅士已于1月30日去世的消息，我不禁一阵悲伤。据说，继任藩主尚在服丧期间，原本不得离开藩领，但他已决定近日上京，途中大约会在大坂稍作停留。速水还带来了很多江户方面的消息，诸如板仓因与其他老中意见不合，已自行切腹身亡；各谱代大名和旗本正密谋逼迫德川庆喜切腹自尽，还要斩杀会津、桑名二藩藩主，将两藩斩草除根之类云云，想来不过是些街巷中的小道传闻罢了。速水还未得知天皇已恩准德川庆喜归隐的消息，更不相信在如今的时局下，天皇竟会采取如此令人费解的对策。在他看来，德川庆喜的行为过于卑劣，很难轻易逃脱罪名。原幕府若年寄、洋务总奉行崛内藏头大人曾谏言德川庆喜切腹自尽，并发誓他自己也将切腹追随主公。然而在2月7日，他却只能孤零零地独自切腹自尽了。江户城中人人都将崛内藏头奉为忠臣义士，认为德川庆喜也该有此胆略。但如今幕府内部已人心涣散，毫无再战之意。速水说，阿波藩已加入支持天皇的倒幕大军，也将仿照其他诸藩先前的样子，向各国使节发布公开声明。

下午，我去拜访伊达，询问是否已收到京都方面的谒见通知。伊达称，政府打算在11日召集各国公使，但谒见的确切日期却仍未敲定，因此尚未向各国发出正式通告。我提醒他说，应尽快面见各国公使告知此情。同时，因为他和东久世已致电京都方面，要求将谒见安排在各国代表抵达的次日，倘若各国公使能如期抵达，则京都方面也不得不依次类推，调整谒见日期。于是，伊达当即出门，先去拜访法国公使罗素。罗素邀请伊达共进晚餐，声称在天皇的统治地位得到完全证明之前，他将谢绝谒见天皇的邀请。伊达回敬他说，即便幕府能够恢复其从前的地位，天皇仍是日本唯一的君主，幕府将军仍不过是天皇的代理人。对贵使而言，谒见天皇绝非有辱国体之举。之后，伊达又分别拜会了意大利、普鲁士、美国、荷兰等国公使，前三者均以“横滨发生紧急公务，须速归”为由回绝了邀请，荷兰公使则称他们将与英国采取相同的立场。最后，伊达来面见我的上司时，公使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1]原文为Sei-fuku-ji，系作者笔误，应为永福寺。

[2]官名，监察人员。

[3]介错者：切腹自杀时，有时会出现短时间难以死亡的情况，则由介错者负责为自杀的人砍头来减少痛苦。

[4]位于伦敦市新门街的著名监狱，1783年起经常在监狱外的绞刑架公开处决罪犯。

第29章　堺城法国水兵遇袭事件

不幸的是，恰在此时，传来了一队乘船而来的法国士兵在堺城遭到土佐军袭击的消息，使得各国前往京都谒见天皇一事彻底化为泡影。据报告，遇袭的士兵中有两人当场死亡、七人下落不明、七人负伤、五人幸免于难。就在伊达刚刚离开后，法国公使馆收到了最新报告，称死者实为一人。显然，对备前藩军官的处刑并未起到预期的警示效果。困惑与绝望笼罩着我们，希望在即将实现的刹那再一次灰飞烟灭了。第二天，伊达和东久世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下落不明的那几名士兵也杳无音信。各国公使决定撤下他们的国旗。当两名日本官员“深表遗憾”地前往法国公使馆吊唁时，罗素公使拒绝与他们会面，并以书面照会的形式要求日本当局必须在次日清晨8点之前找到失踪的法国水兵。法、意、普、荷等国的外交代表都已撤回到军舰上，只有英国与荷兰的外交官还留在城中。10日一早，英国也正式降下了国旗，帕克斯公使命令我和拉塞尔·罗伯特逊、第九团二营的布拉德肖中尉及六名士兵在副领事馆内留守，随即自己也转移到“大洋”号上。不久，他们找到了失踪的七名法国士兵的遗体，伊达和东久世只得去法国海军的旗舰“维纳斯”号上向法国公使通报。其间还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装载着法国士兵遗体的棺椁被送到了英国的运输船“冒险”号上，后者则将其误认为是英国公使馆的“古董”。不知他们后来如何发现了这个错误，当天下午，棺椁总算被运到了法国旗舰上。伊达在归途中与我见了一面，称法国公使并未因此恶性案件而失控，采取过激态度，令他深感欣慰。第二天，帕克斯公使上岸来，带走了布拉德肖中尉和士兵们，并命我立即前去伊达处转达他的意见——即，各国代表将在法国士兵的葬礼后会商向天皇政府索赔之事。如各国能够达成统一意见，向日本方面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则日本政府应毫不迟疑地立即应允。假若法国公使提出有失公平的无理要求，其他各国大约也不会赞同他的观点，日本政府可直接向法国政府或其他各国提出申诉。就帕克斯公使的个人看法而言，涉及此事的土佐藩藩士自然是死罪难逃，但金钱赔偿似乎并无必要。对我如此交代一番之后，公使便动身前往兵库参加11名法国人的葬礼去了。我和罗伯特逊则遵照公使的指令前去面见伊达，交代完公务后，我们又与小松和中井二人去了一家日本餐馆。回到副领事馆时，时间刚过晚上7点，我们不由得游兴大发。在一名手提灯笼的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一处花街内的料亭——听说土佐藩的人曾经带着一名外国人来过这家店里。然而店主人却对我坦言，接待外国人会妨碍他的生意，我最好先去官差那里报备后再来。正在我们说话的当口，楼上走下一名土佐藩的藩士，一见我们便朝店家大呼小叫“取俺的刀来”。自然，店中没人肯听从他的吩咐，人们拉拉扯扯地把他劝回楼上去了。我这才明白，店主不愿接待我们，大约正是由于店中还有土佐藩的客人。我们去市政所讨来了所谓的“许可”，再次走入店中。店主仍旧没给我们好脸色。我们正待与他争辩，却见之前那个土佐藩的家伙手持长刀走下楼来，充满敌意地坐在我们面前，朝我们喝问道：尔等何人？因何在此？！我回答说，我们是英国的外交官员……正当我打算说明我们的来意时，那个家伙不由分说便打断了我的话，喋喋不休地嚷嚷着：你们没有权利到这种地方来！他的同伴觉察出事情不妙，赶忙冲下楼来将他拉回楼上，店中的女招待们也急忙把他的长刀藏了起来。随后，那名看来颇为稳重的同伴走来向我们致歉，而那个凶暴的家伙却手持利刃——至少罗伯特逊看到的就是如此——再次从二楼朝我们冲来。他的同伴扑过去将他按住，两人便在楼梯处厮打了起来。我们赶忙逃到街上。店主人拿着提灯追了出来。因为我们的向导已跑得无影无踪，店主人只得亲自将我们送回住处。

12日，米特福德和威利斯从京都返回。帕克斯公使本已致信给威利斯，准许他在京都多待些日子，不料信却在途中错过了。为了安排威利斯再赴京都的事，我们只得去“冒险”号上向公使请示。恰巧伊达和小松也在舰上，正向公使通报法国人提出的赔偿条件。他们的要求是：第一，将参与袭击的凶手全部判处死刑（据伊达二人介绍，他们所谓的凶手共有40人，其中土佐藩藩士20人、手持火钳行凶的平民20人）；第二，向被害人的家属支付12万美元的赔款；第三，洋务局总督（皇室成员山阶宫）亲赴大坂谢罪；第四，土佐藩藩主山内土佐守亲自前往停泊在须崎港内的法国军舰上致歉；第五，将携带武器的土佐藩藩士一律逐出通商港口城市。据说，上述要求已获得各国代表的一致同意。不久，我们便返回岸上，威利斯也再次前往京都去了。

次日，我们乘英国汽艇“冒险”号朝兵库驶去。各国政府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敦促其接受法国公使提出的要求。天皇特使、公卿长谷三位已抵达法国公使馆吊唁。在与法国公使的会谈中，长谷称，他此后还将会见帕克斯公使，待此事妥善解决之后，拟邀各国代表上京谒见天皇。罗素公使明明尚未答复确切的日期，日本方面却觉得16日前万事都将准备妥当。罗素公使深恐其他各国拒绝上京，届时自己单独前往京都反而会陷入被动，便迟迟不肯做明确的答复。小松将罗素公使的反应告诉了我们，认为法国公使的举动似乎是对英国公使的小小挑战。不过，珀尔斯布鲁克却爽快地与日本方面约定：一旦土佐袭击事件得到圆满的解决，他本人将立刻上京拜会。次日6时，伊达携小松前来，登上法国旗舰，向罗素公使递交了日本政府接受法国赔偿要求的正式回复函。按法国人的第五条要求，日本政府不仅撤换了所有担任通商港口守卫任务的土佐军队，还下令土佐的武士——无论出身什么阶层——一律不得踏入通商港口城市半步。在我看来，这一条执行得未免过于严格，大可不必如此。与罗素公使会谈后，伊达又来拜访帕克斯公使，向他通报了相关处置结果。即，2名军官及18名士兵将于次日午后2点在堺城切腹自尽，山阶宫也将亲自前去向罗素公使致歉，并邀请他赴京谒见天皇。此外，同一日下午，山阶宫还将前往停泊在神户的“大洋”号上拜会帕克斯公使。至于前往京都谒见的行程，也已大致确定：各国公使可于19日从神户出发前往大坂，20日在伏见稍作停留，次日进京，22日接待各方来访，23日觐见天皇。不过，这还只是帕克斯公使与伊达间私下订立的临时方案，须得等山阶宫正式发出邀请后才能作为正式的官方日程。18日，按上述日程，直系皇室成员、洋务局总督办山阶宫来到神户与帕克斯公使和珀尔斯布鲁克会面。会谈中，我们从山阶宫口中听说了一些有关罗素公使的事。据说，他先是向日本方面提出，只需要处死与受害者相同的人数，即赦免20人中的9人【注】，又从伊达处听说英国公使已接受上京的邀请，自己便也决定应邀前往京都。我们面前的这位皇室成员，在着装方面与我们所了解的公卿大夫的服饰并无大异。他身穿紫色的丝绸长袍，头戴一顶带有褶皱的黑色小帽。年纪大约50岁上下，留着短须，牙齿上还残留着从前黑色染料的痕迹。陪同他前来的还有东久世及其世子、毛利淡路守的世子毛利平六郎等人。毛利平六郎曾与三条实美的儿子、中御门的世子等一同去过英国。据他们透露，天皇陛下将于本月底前来大坂，直至平定江户后方返回京都。德川庆喜已通过他的直系亲族越前藩向天皇递交了请罪书，但倒幕派自然不会轻易相信，讨伐大军仍在按原计划向前方推进。

*原作者注：此事后来被证实有误。据我们后来了解的情况，被害者所在的“杜普莱克斯”号的舰长裘·浦迪·图阿尔上校命其高级军官代理舰长职务，自己则带领部分下属前往刑场监刑。考虑到全部犯人处刑完毕要在天黑以后，为使上岸的下属能按时归舰，至第十一人被处死后便要求终止行刑。据说因此而免于一死的另外九人反而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了解日本武士精神的人对此丝毫不会觉得讶异。那些已经自尽的人都被尊奉为爱国志士，歌颂他们的歌谣在民间广为流传。以下均为此类“和歌”的译本：

不恨吾身随风散，唯有国愁牵吾心。

吾系神国一子民，今自献身亦为神。为国捐躯告后人，死时方知心地纯。

吾虽卑微，然不敢拒忠心侍主之道，此为臣之忠义也。

虽有世人毁谤或加于吾身，唯忠义者能深明吾心。

惟愿以清明之心，行走于人心浑浊之世。

粉身碎骨浑不怕，愿留清白在人间。

樱花有开亦有谢，何处无觅大和魂？

此处吾魂归，唯留勇者心。

以上均节选自《殉难后草拾遗》

第30章　谒见天皇

3月19日，公使馆的全体馆员搭乘“冒险”号汽船前往大坂，但日本护卫全都留在原地，没有随行。因他们原来都是德川的“家来”，在京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届时反而另生事端。到大坂后，我们都住进了副领事的官邸。次日，我们一同骑马行至伏见一带。担任护卫的是小松和两名肥前藩的军官，其中一人名叫中牟田，是先前肥前藩藩主购入的汽船“孟春丸”的船长。骑马行进的人包括帕克斯公使、布拉德肖中尉、米特福德、我本人和公使馆的骑兵护卫。沿途的道路都很平坦宽阔，我们几人几乎可以并驾齐驱。但淀城的桥已在先前的战事中被毁，我们骑马渡过淀川的支流木津川时颇费了一番力气。6点钟左右，我们到达淀城。寺院里早为我们准备了舒适的住处，几名肥前藩的官差也在那里迎候我们。其余的使团成员与第九团二营的步兵护卫队一起在下午3点从大坂出发，夜间便在船中过夜。他们在次日清晨陆续分批到达，至下午1点时，全部在伏见汇合。我们旅途的前半部分由肥前藩士担任护卫，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尾张藩的士兵。后藤和性格开朗的小个子中井也前来迎候我们。京都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的民众，但秩序井然，人人都恪守礼仪。官方在东山脚下一座雄伟的寺院知恩院中为我们备下住处，并调拨肥后、阿波、尾张各藩的士兵把守。不过，指派来负责我们起居的那位尾张藩的官员却是个相当迟钝的家伙，大约是因为从未接触过外国人，他总是搞不懂我们需要什么。分配给我们的房间无不奢华精致，与前一年我在德岛见过的大名们的宫殿简直毫无二致。据说岛津久光（萨摩藩藩主的生父）初次上京时也曾在此小住。安顿好房间后，主人立刻端来了各式各样的日本菜肴。自然，公使馆的馆员中大多数人吃不惯日本菜，所以我们临行前特地雇了厨师随行，甚至连厨具也都一并携带。病重的土佐藩老藩主经威利斯的治疗已脱离危险，不久即可痊愈。

3月22日，公使一整天都忙于应酬拜访。尾张的那位官吏花了三个小时才备好轿子、找好轿夫。我们首先去拜访山阶宫。这位大人十分亲切和蔼，性情也很爽朗。他已剃掉了先前那略显邋遢的小胡子，并按宫廷礼仪将牙齿全部涂黑。他身着一件日本称之为“直衣”（平安时代以后日本皇族及公家的常服）的长外套，头上仍像先前那样戴着一顶黑色的小帽，口中不停地说着“贵使光临京城，不胜荣幸”之类的客套话。从山阶宫的府上告退出来，恰巧又遇到仁和寺宫的行驾经过，我们停住脚步，在路旁闪避。那位贵族没有乘轿，而是骑马前行。他体格健壮，肤色微黑，嘴唇饱满，看起来年纪尚轻。他的短发茬据说是因为刚刚从僧籍还俗不久的缘故。接着，我们又去拜访三条。他新近刚恢复“大纳言”之职，年纪才不过33岁，面色白皙，仪容清秀，是个小个子。他以相当郑重的口吻与我们寒暄，称朝廷上下都对贵使的来访深表荣幸云云。出了三条的府邸，我们又沿着被称为“九门”的内城城墙经过皇宫附近。皇宫四周环绕着底部约有4英寸厚、精心地涂抹着灰泥的宫墙。宫墙上——正如我们所住的那座寺院一样——设有几个宫门，宫门的顶部整齐地覆盖着茅草。我们下一个拜访的对象是岩仓，他在皇宫西侧的公卿门内对面的地方有一处临时住所。岩仓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看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些，但却言语坦率。他对公使说，天皇和公卿阶层（“公家”）一度对外国人颇为忌惮，在幕府提倡“开国”的时候还曾发起过“攘夷”运动，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时下情况已完全改观。英国在列强中最先倡导“尊王”，尤其值得称道。后来，伊藤告诉我说，我们告辞后岩仓曾对他感叹，是否将朝廷从前的态度形容得过于露骨。他甚至还担心那些话会冒犯我们。随后，我们又前往肥前藩的会馆，在那里遇见一名年方24岁的英俊青年。那是个负责外国人事务的官吏，但很遗憾，我们并未发觉他具备与其职务相配的才能。幸运的是，伊达和东久世恰巧不在。随后，我们又去拜访了长州藩的世子长门守，因为先前曾在海军上将出访长州时拍摄的照片中见过他，我们一眼便认出了他。在那之前我们拜访过的地方，主人都为我们预备了椅子，然而从长门守那里开始，我们不得不像日本人一样跪坐在地板上。起身告辞的时候，我的双腿酸麻，膝盖几乎都伸不直了。但与长门守的谈话是相当愉快和亲密的，双方都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友情深感满意。回到知恩院后，伊达和后藤又来拜访，与我们商议第二天谒见天皇的具体事宜。据说，天皇陛下至今很少与宫外之人接触，恩准各地大名进宫谒见也才不过是十天以前的事。与各国公使的会晤，对陛下来说并非易事，伊达二人因此忐忑不安。最终，关于天皇发言的过程确定如下：首先，天皇的发言将被写在纸上，内侍呈给天皇亲自御览后，再将其亲手交给山阶宫，山阶宫高声宣读后将其转交给伊藤，再由伊藤翻译成英语后提交给帕克斯公使。之后，公使再借助伊藤的翻译口头向天皇陛下进行奏答。公使馆馆员中，只有米特福德一人获准随公使参见谒见——他曾有过在英国王宫内供职的经历。谒见时，山阶宫也将向天皇介绍公使的随员，陛下则以“辛苦了”——大致类似于英文中的“Glad to see you”（幸会）——作为回应。进行谒见的紫宸殿，据米特福德形容，是座宽28码（约26米）、长36码（约33米）的宽阔的殿堂，铺有木质的地板，摆放着天皇的御座和华盖。略低于御座的地方特地摆放了公使的座位——日本官员们坦言，那算得上是极为隆重的礼遇了，大名们觐见陛下时一律不设座位，各位贵族都须直接跪坐在地板上。接受谒见的三名外国使臣，即罗素公使、帕克斯公使和珀尔斯布鲁克公使，则需事先在候见室中等候召唤，谒见时将会被一同带到天皇面前。

激进狂热的爱国分子们的袭扰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尽管我们始终坚持拥护天皇的正统权威，也未能幸免于他们的袭击。

3月23日下午1点钟左右，我们从知恩院出发，朝皇宫进发。骑兵护卫们在队列的前方开路，皮考克警官和中井则走在队伍的最前方。骑兵护卫后面是帕克斯公使与后藤、我和布拉德肖中尉、第九团二营的小分队，随后依次是威利斯、恩斯利和乘坐轿子的米特福德（他不习惯骑马）、以及随行上京的五名海军军官。队伍行至知恩院正门对面那条叫做“绳手”的大街尽头处，恰在最后一名骑兵护卫拐过街角的刹那，街对面冲出两名男子，挥舞着长刀朝我们的人马一阵乱砍。中井见状，急忙跳下马来，冲向右侧的那名男子。对方的身手颇为矫健，中井在打斗中被又肥又大的裤子绊住，仰天跌倒。那人趁机挥刀砍向中井的脖颈，显然打算取他的首级。但中井敏捷地躲过了，只擦破了一层头皮，还顺势将自己的刀插入了敌人的胸口。受伤的凶徒转身便跑，不料肩头又挨了后藤一刀，终于跌倒在地。中井飞身跃起，斩下了他的脑袋。与此同时，左侧的骑兵队已折返回来追击另一名凶犯。帕克斯公使和我那时还没转过街角，凶徒沿着街道朝我们冲来时，我还对事态浑然无知。及至凶徒冲到我身旁时，我头脑中浮现出的唯一的防御措施便是拉转马头，避开对方砍来的那一刀。事后想来，那可真是命悬一线。因为我事后发现，我那可怜的马儿的鼻子上受了些轻伤，而马肩处——即先前我膝盖所在的位置——也被刀划了道约有一两英寸长的伤口。惊魂初定后，我赶忙跑到队伍的最前方，只见身穿鲜亮公使制服的帕克斯爵士神态安然地骑马行进在道路中央，皮考克和一队日本护卫紧紧跟随在他的左右。道路两侧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为我们开道的300名肥后藩藩士和负责殿后的日本步兵此刻全都不见了踪影。然而我们的日本马夫却依然十分沉着，丝毫没有表现出打算逃走的意思。我身后的第九团二营的护卫队也转向左侧行进。凶徒们一度也袭击了他们，并造成一名士兵头部重伤，但凶徒自己也遭到了重创——一名士兵踢在了他的小腿上，他摔倒之后又被扎了几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个家伙居然还能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朝队尾方向逃跑。但米特福德的轿子挡住了他，他便扔下手中的刀，逃进路边人家的院子。布拉德肖中尉追了过去，对准他的脑袋开了几枪。一发子弹射进他的下巴，但并未击穿。最后，那个家伙终于跌倒在院子里，人事不省。我们的九名护卫、九团二营的一名士兵、中井、帕克斯公使的日本马夫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因伤员人数过多，我们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前往皇宫拜谒。米特福德的轿夫早已四散奔逃，我们急忙召集轿夫，整顿人马，全体返回了下榻的寺院，所幸途中未再遭遇任何袭击。查看伤员的情况，发现事态尚不算严重。受伤较重的两个人，一个人是膝盖处受伤，另一个人的手腕则几乎被砍断。幸好我们还有威利斯！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一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更加珍贵的了。后来被捉住的那名凶徒似乎是个僧人，至少从他剃得光光的头皮看像是如此。在三条的家臣的陪同下，我们对他进行了审讯。他似乎充满悔恨，请求我们将他公开斩首示众，以便向民众昭示自己的罪行。我们小心翼翼地将他关押起来，并让威利斯替他疗伤。中井则将自己砍下来的另一名凶徒的头颅装进木桶，

作为战利品随身携带。好一件战利品！光是看两眼就已令人毛骨悚然——那头盖骨的左侧有一个三角形的大口子，脑浆从里面淌了出来。右颌处也有一道明显的刀伤，显然是被护卫队士兵刺伤的。

我的日记中对于此后直至5月中旬发生的事再无记载。我写给父母的几封信——信中记录了我在京都的许多见闻——也不幸丢失了。米特福德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详细记述了我们遇袭的经过，后来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而公使在3月25日对整个事件的详细报告被列为机密文档，至今仍未被公开。读者可参考雷德斯代尔勋爵所著的《回忆录》第二卷第449页，以及亚当斯在其所著《日本历史》第二卷中根据公开资料所做的简单描述。在京都的那段日子里，我整日忙于在公使和日本要员的会晤中担任译员，还要翻译大量的公文信函，无暇写日记。因此，在没有记录资料的情况下，我很难全凭记忆向读者讲述那时的经历。

下午4点，英国公使团遇袭的消息传到了天皇的宫中。已被证明是铁杆“勤王派”的英国公使在天皇的眼皮底下受到狂热分子的袭击，天皇及其政府的错愕和狼狈不堪可想而知。当天已抵达宫中候见的法国和荷兰公使等候良久，却仍不见同行的踪影，谒见仪式便草草结束了。他们离开候见室的时候，恰逢英国公使团遇袭的消息也传到了宫中。6点钟前后，德大寺、越前宰相、东久世、伊达、肥前藩藩主等要臣直接从宫中赶来公使馆探望帕克斯公使，并称此事令天皇陛下“极为痛心”。公使回答道，他愿将此事交由天皇及新政府全权处置。并称，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天皇陛下，他相信新政府自然能够维护他们君主的荣誉。朝廷重臣们既已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与担忧，公使也不必对此事件的重大影响再多做赘述。要员们向公使连连致歉，称警戒护卫方面考虑不足，以致出了疏漏。又哀叹说，陛下特地召集外国使臣进京，却不料发生此等惨剧，朝廷实无颜面以对各国云云。帕克斯公使先是提醒他们依照外交惯例提交书面致歉公文，又再次提起了他屡次宣扬过的观点，即，日本政府应尽早修订法律，对那些无故袭击外国人的暴徒按普通罪犯的方式进行公开处决，而绝不应允许其以切腹的方式自行了断——就像那些在堺城杀害法国水兵的凶手们那样。政府还应颁布公告，将天皇陛下希望增进与各国友好之圣意昭告天下，令国民众所周知。此外，政府官员们有责任彻底杜绝对外国人的敌意。这种无端的敌意，已使许多人沦为牺牲品。其根源在于，某些阶层的人将袭击外国人视作为天皇“尽忠”。次日，我们便收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致歉函，以及一份剥夺凶手的武士身份、并将其公开斩首示众的宣判书的誊本。三条、岩仓、德大寺、东久世等内阁要员先后来访，除表达他们的遗憾之情外，还向我们保证，上述宣判书将尽快在全国各地村镇中张贴公示。他们还自愿提出，负伤者中如有不幸身亡或因此而失掉谋生之道者，日本政府愿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赔款。

至此，遇袭事件很快便圆满地解决了，帕克斯公使于是同意再次前去觐见天皇。第二次觐见的日期定于3月26日。因为我们的骑兵护卫中受伤者颇多，我们的队伍也因此不能像23日那样威武盛大。而当局为确保我们在途中的安全，沿路设置了极为严密的警戒措施。按之前的约定，米特福德是唯一随同公使觐见的馆员。他和公使沿着皇宫北侧的台阶登上紫宸殿，从南门走进大殿。谒见结束后，他们又从南门退出大殿，再沿着南侧的台阶走出皇宫。我和威利斯等其他馆员则沿着紫宸殿的外侧步行穿过中庭，待公使他们退出后与其会合。据说谒见时，由天皇陛下首先开口发言，其内容大致：

愿贵国之君龙体康泰。朕喜见两国交往日益亲睦，愿能持之长久，永世不变。本月23日贵使所遇之不虞之事，竟致大礼延引，朕甚为遗憾。然，今日终得贵使来朝，实乃幸事矣。（原文参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一卷》）

公使回奏道：“承蒙陛下垂询，敝国女王陛下甚为安康。能向吾国政府转达陛下的问候和友好之情，实为本人无上的荣耀。一国之外交，必依托其国内的安定与繁荣。如今陛下正在统一全国、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研讨采纳通行于各国的国际法制度，此种种英明之策，都将为日本的外交关系奠定永久的基石。关于敝人23日所遇之事，蒙陛下不弃，竟能采纳微言，敝人必将感铭肺腑，永记于心。另承蒙各位阁员大人多方协力支援，在此深表谢意。敝人坚信，今日陛下的拳拳盛情，必将抹去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

各国使臣在次日陆续离开了京都。23日被逮捕的凶手三枝蓊（大和净莲寺僧侣）也于27日被处死。他的三名当天尚未来得及出手的同伙也被判决终身流放。对于那三名所谓的同谋的处置令我们颇感疑惑。假如确有证据证明他们参与袭击事件，为何不将其与凶手一同判处死刑？对此，帕克斯公使却并未深究。

公使本打算让我留在京都负责与天皇政府的沟通联络。然而我对公使说，假如是出于沟通联络的目的，米特福德将比我更适合留在京都任职。我推辞任命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我渴望能回到江户那所刚刚安顿好的寓所去；其次，对于京都朝廷上下都极为关注的议会制度，米特福德远比我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京都的武士阶层的领导者们——如后藤象二郎等人——均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希望能将日本的新政府建立在议会制度的基石之上。

第31章　回到江户·在大坂递交新的国书

3月31日，我跟随公使返回横滨。4月1日，又出发前往江户了解形势。野口和六名日本护卫也随我前往。到了江户，我将护卫们安顿在我那所新宅邸的大门旁的一栋建筑中。原德川幕府海军总指挥胜安房守（即胜海舟）历来是我的重要情报来源。为避人耳目，那天我等到天色渐黑才去他的宅邸拜访。那时，政府军的前锋已挺进至江户近郊，小部分先遣队已陆续进入品川、新宿、板桥一带。江户的幕府军队业已解散，只有少量别动队仍在甲州街道、木曾街道一带与政府军发生些小摩擦，政府军的进军速度也因此迟滞了一两天。英国公使馆附近那所较小的萨摩会馆已于3月7日被本藩的小股士兵夺回，萨摩和长州的小分队们意气昂扬地行进在江户的街道上。有传闻说，政府军的统帅有栖川宫（即炽仁亲王）目前尚在离箱根峠山顶向西半日行程的沼津一带。德川庆喜已宣告退出政坛，搬入位于上野的德川家庙中闭门隐居，并试图以种种手段强调自己的退位，如向市民颁布公告、动用武力迫使其家臣归顺天皇等。3月4日，他发布公开声明，称无论天皇及朝廷如何处置，他都决意服从，并对已兵临城下的政府军不做任何抵抗。会津藩主及其家臣放弃了他们在江户的藩邸，逃回自己在奥州若松一带的领地。其余居住在江户的大名，则要么逃回自己的领地，要么前往京都向天皇归降。而那些原为德川直属家臣的旗本们也纷纷仿效大名们，或逃走或归降。江户的市民对德川庆喜突然发布的各种通告仍毫不知情，但有人却回忆起上一年12月萨摩会馆那场大火灾，城中于是蔓延起一阵对再次发生大火的恐惧。但恐慌情绪并不持久，虽然有些人开始向城外转移家财，但店铺仍照常开门营业，城中的日常秩序也并未被打乱。4月4日，江户湾炮台上指向江户城中的大炮被拆毁，并移交给政府军。以上，便是截止到4月8日我们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4月12日，我再次前往江户，并逗留了三天。因世间普遍认为，德川庆喜将接受天皇政府提出的所有条件，江户城中比先前更显平静安宁。胜海舟告诉我，作为原幕府军的统帅，他和另一位高官大久保一翁（原幕府若年寄、内政大臣）已被任命为德川庆喜的代表，负责与政府军方面进行交涉。政府军方面则任命西乡代表彼时尚在骏府的统帅有栖川宫参与谈判。天皇政府对德川庆喜提出的几点要求包括：向政府军交出所有武器、军需品和舰船；让出江户城；将率先发起对伏见攻击的军官悉数处死等。如能无条件满足上述要求，则天皇将考虑对原幕府将军采取宽大处理。而至于所谓“宽大处理”的具体条款，则是胜海舟与西乡吉之助谈判的主要议题。谈判后来在品川的鹿儿岛藩邸举行。胜海舟称，只要不伤及前大君的性命，并准许他保留足够养活一大批家臣的财产和收入，前大君愿意接受任何处置。他还对西乡暗示说，倘若天皇的处罚过于苛刻，不排除德川家及其支持者们产生武力抗争的可能。德川庆喜本人并不想把军舰、汽船及军需品等拱手送给京都政府，为此，他已向天皇提交了请愿书。谈判后，为向有栖川宫转达胜海舟透露的幕府方面的意图，

西乡随后便赶往骏府，从骏府赴京都奏报，预计18日方能返回江户。胜海舟还对我说，为保全德川庆喜的性命，亲幕派的残余分子们不惜死战到底。但如此一来，不仅有损天皇的威名，甚至还可能引发日本新一轮的内战。因此，他相信西乡定会动用各种手段，力阻天皇的政府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他还请求帕克斯公使动用他在京都的影响，以防事态恶化。事实上，公使后来也的确为此尽心竭力地四处奔走调停。4月28日，西乡来横滨拜访公使。公使告诫他说，我们不赞成对前大君采取过于严厉的惩罚，尤其是肉体惩罚。否则，欧洲各国的舆论将为之哗然，人们对新政府的印象也可能随之恶化。西乡回答说，天皇无意伤及德川庆喜的性命，预计对那些怂恿他攻打京都的爪牙也将同样采取宽大处理。那时，德川庆喜本人蛰居在上野的家庙中，同时还严令他的心腹之臣们闭门思过，不得外出活动。但不少人还是偷偷地溜掉了。胜海舟特地点出了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如前洋务总裁小笠原长行、“老狐狸”平山、颇受我们喜爱的洋务总奉行冢原、执掌财政大权的勘定奉行小栗上野介等。而他所透露的消息中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在2月与原幕府阁老的会晤中，法国公使罗素曾极力怂恿幕府顽抗到底，法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还就如何加强箱根峠的防御工事及完善其他军事设施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胜海舟认为，只要他和大久保能躲过德川派中那些狂热分子们的刺杀威胁，他们就定能为自己的主君争取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为与先行出发的步兵协同作战，政府军的海军第一先遣队已提前到达江户。但在江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大。虽然如此，即便双方最后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江户的商业繁荣仍将一去不复返。对于行商小贩或店铺老板来说，他们一直赖以生存的大主顾，即各地的大名和贵族，已纷纷逃回自己的领地，江户城中因此人口骤减。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大城市之一，江户的衰落不免令人叹息。虽然城中连一座像样的公共建筑也不曾有，但在海岸一带，却散落着许多供大名们游乐的精美庭园。江户城城堡下，是日夜流淌的宽阔的护城河，城堡周围，用巨石层层叠叠修筑起雄伟的城墙。城内的街道上，成行的松树投下浓密的绿荫，在繁华的街市旁忽然冒出田园景致……那些如诗如画的景色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许许多多矗立着的达官显贵们的宅邸，用碎石铺成的宽阔道路交错纵横，连接着大片大片的街市和店铺。不过，单就商业区而言，江户仍比大坂略逊一筹。

在官方邸报的基础上，江户和大坂已出现了类似报纸的印刷品，上面时常会披露很多颇值得关注的政治文件。我需将其逐一翻译成英文以供公使参阅。从前，我们只能通过一个住在大名会馆中的日本人获得一些文件的誊本，不仅数量有限，其真实性也时常令人生疑。在政局动荡的年代，日本也像世界上处于同样状态的任何国家一样，漫天飞舞着各种假造的协定书、声明、信札。城中还沸沸扬扬地流传着天皇将迁都大坂的传言——对我们来说，那倒不失为一个好消息。京都地处内陆，物资供应不便，且冬季苦寒，夏季酷热，实在不是开设公使馆的好地方。即便是在靠海的大坂，每年七八月份的酷暑也已令我们几乎难以忍受。然而，正如现今大家已知的那样，江户最终成了日本的政治中心，并被改名为东京。

那段时间，我将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于在江户收集情报，另一半则在横滨从事翻译、撰写报告等工作。在江户根本买不到面包和牛奶，我也无力负担一个西式的厨师，于是便将日常膳食委托给附近一间口碑颇佳的日本料理店供应。不知不觉中，我竟愈来愈喜爱日本饭食，就像那些我从小吃到大的英国食物一样了。

早在1867年年底，帕克斯公使便向斯坦利爵士（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提议，应尽快向天皇及其政府递交国书。外交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迅速准备好了相关手续。1868年3月底，帕克斯公使收到了外交部寄来的新国书。但从那以后直到5月中旬，先是任期已满的西德尼·洛科克携家眷卸任回国，他的继任者弗朗西斯·奥提威尔·亚当斯又前来赴任。横滨诸事纷杂，公使难以脱身。直到5月15日，我们一行——公使、亚当斯、高级实习译员奎恩和我——才搭乘“塞米拉米斯”号从横滨启程赶往京都。出发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纪伊国最南端的海角与大岛之间一个也叫做“大岛”的港口停泊。附近陆地延伸入海的部分都覆盖着优美的林木。港口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庄，却是肮脏不堪、臭气熏人，村中道路犹如迷宫一般。我们在村子里漫步，惊起了一群乱飞的山鸡。傍晚，我们再次起航，并于次日早上9点抵达兵库，恰逢英国战舰“大洋”号和“斑马”号正在进港。随后，我们沿纪伊水道继续航行时，又与古柏海军上将的旗舰“罗德尼”号擦肩而过——战舰都是为了递交国书这一重大仪式助威而来的，他们随后将在大坂附近会合。正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大坂河口附近的浅滩。亚当斯、奎恩和我收拾行李准备上岸。帕克斯公使将在18日才登岸，届时，炮台将鸣放礼炮向他致敬。根据日程安排，英国公使将向新政府递交国书，他的幕僚和海军军官们也要谒见天皇，一应准备工作令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考虑到随时可能要与停泊在河口的军舰联系，我们便住在离海边较近的副领事馆内。递交国书仪式确定在22日举行。为此，须得将国书翻译成日文，并与日方商定参加仪式的海军军官人数等诸多琐碎事项。此外，我也获准出席仪式，对此我不免大感为难——彼时我尚未配发正式的外交官制服。公使借给我一件类似公使馆馆服的带饰扣的蓝哔叽外套和一条带金色镶边的裤子，但后来我还是把它们扔在衣柜里，只穿件普通的夜礼服就走进皇宫里去了。帕克斯公使一上岸便前去拜访后藤——即在23日的遇袭事件中曾勇敢地与凶徒搏斗的那位武士——和伊达，并与后者讨论了新近颁布的“基督教禁令”一事。日本统治者对于传播基督教的禁令古已有之，此番天皇政府的禁制令不过是恢复旧制罢了，且其内容远较从前宽容得多。伊达承认新法令的措辞中有些不妥之处，答应日后在大坂或兵库颁布时将会尽力修改，去除诸如“evil”（邪恶的）或“pernicious”（有害的）之类的字眼（即日文“邪宗门”之称），但完全废除法令是不现实的。帕克斯公使反驳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之一。他还私下里对我们说，不妨利用递交国书的好机会（来改变上述情况）。我与中井就这个话题后来也进行过一次长谈，并向他提议在法令中避免特指基督教的字眼，而将禁止的对象改为“所有不法教门”。但日本政府显然不打算废除这一法令，因为禁令一旦废止，则无异于给了长崎那些过于热心布道而弄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更多自行其是的机会。但帕克斯公使仍不死心，打算竭尽全力改变局面。第二天，我们安排了与三条、伊达、后藤、木户等人的会面。中井提醒我说，虽然他们都是政府要员，但谁也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19日，我们在西本愿寺[1]安排了会谈，除上述大员外，时任洋务局总督的山阶宫也参加了会谈。日本方面称，鉴于民众对基督教的抵制情绪愈加强烈，普遍将其视为善使妖术的邪教，朝廷才下令取缔。我不得不承认，此言或不为虚——从前曾有个日本人执拗地向我追问有关“切支丹”[2]的要义。他相信掌握了这门“法术”后便可在出门时随时知晓家中妻子的一举一动。最后，日本方面做出了一点妥协，承认将基督教归为“邪宗门”终究有些不妥，答应对法令中的措辞进行修改。至于废除禁令，则绝无可能。因为按日本的惯例，凡政府未发禁止的行为皆被视为默许。因此，新政府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任由基督教在国内蔓延。24日，公使与要员们再次会晤，岩仓也出席了会议。记得正是那一次，大隈八太郎（大隈重信），一位出身肥前藩的年轻武士首次在我们面前亮相。他声称，自己已研读过圣经和“草原本”[3]，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后来我听说，他大概是长崎的美国传教士沃贝克博士的学生。帕克斯公使随后还将斯坦利爵士就此事发来的公文信函的抄件及其日文译本提交给日本官员们，其他各国的外交官也纷纷效仿。但外交使节们的集体请愿抗议收效甚微。禁令发布后，政府断然将长崎附近浦上村中笃信基督教的近4000名男女老幼村民全部流放。

英国公使递交国书的仪式在22日举行。当天早上，古柏海军上将、旗舰舰长海内奇、“大洋”号舰长斯坦霍普、炮舰指挥官波拉德和科尔少尉、“塞米拉米斯”号指挥官普赛和他的秘书威廉·里斯克、参谋少校加尼尔等海军代表们纷纷登岸，到副领事馆与我们会合。公使馆方面的出席人员则包括公使、亚当斯、新任二等秘书米特福德和我本人。我们前往皇宫的队伍十分浩大。不仅有“罗德尼”号和“大洋”号上各自派出的100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还有专门给那些不习惯骑马的成员预备的12顶轿子，以及4名公使馆的护卫和负责队列前后警戒的两队日本士兵。在约定的1点钟左右，我们的队伍到达举办仪式所在的西本愿寺——天皇陛下当时是以“讨幕军大元帅”的名义驻留大坂，自然不便过于显露铺张的皇家气派，下榻地点只能设在当地的寺院里。内侍将我们带进一间用屏风临时隔出的会见室内。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描金的大长条桌，似乎是屋中唯一显出些奢华的摆设。我们在桌子一侧落座，日本负责洋务的诸位要员也在对面就坐。侍者为我们端来了茶水和盛在木盒里的糖果。过了约30分钟，洋务总督走进房间，与众人得体周到地逐一寒暄。几分钟后，内侍通报一切准备就绪，坐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日本高官便站起身来，带着我们朝御座所在的房间走去。那是间十分宽敞阔大的大殿，两端各有一排粗大的柱子支撑着屋顶。摆放在内侧的御座之上以黑色的漆柱支起高高的华盖，天皇陛下巍然端坐其中，面前的幔帐已被高高卷起。我们排成两列纵队——一列是以海军上将为首的海军军官们，另一列则是公使为首的外交人员——朝屋中走去，并分别在行至大殿中央、为我们特设的高台前及在高台上就坐前分三次向天皇鞠躬致意。高台上十分宽敞，足够容纳我们所有人。天皇陛下在我们初次鞠躬致意时曾一度从御座上起身回礼。洋务总督和另一名高官则分别跪坐在御座的两侧。御座前左右各摆放着一只木雕的小狮子，历经数代君王，它们已成为日本人眼中的圣物。御座背后，伫立着两排衣饰华美、头戴黑色纸冠的廷臣。天皇起身时，从我的角度看不到他的眼睛和脸庞的上半部分，但在几经坐立之间，我终于得以一览天子的真容。大约是化过妆的缘故，他的脸色看来相当白皙，脸部的整体轮廓颇为分明。只有嘴巴处略显怪异，医生们大约会将其描述为“下颚前凸”。他还剃掉了眉，并在比原来的位置略高处重新画上了两道眉毛。他的服装，则包括一件宽大得向后垂下去的黑色披肩（“肩衣”），一件类似斗篷的白色上衣，和紫色的肥大的裤子（“长袴”）。仪式的顺序如下：首先，公使走到天皇陛下的右前方，其余随员则按年纪长幼他身后依次列队；海军上将率领海军军官们走到天皇的左前方，随员以相同的方式列队站好。接下来，公使以事先准备好的词句问候天皇——不可思议的是，一旦与天皇本人面对面，公使居然显得颇不自在起来。继而，伊藤将公使的问候翻译成日语，我们则一起鞠躬致意。接着，公使走上前去，将女王陛下签署的国书呈递给天皇。然而天皇似乎颇感羞怯，只得由山阶宫上前一步代为接收。此外，天皇陛下似乎还忘了该如何发言，经左侧的高官提示后，才总算结结巴巴地开始背诵起“发言”的第一段来。见势不妙，伊藤忙走上前去，开始直接高声朗读事先准备好的天皇发言的英文译文。之后，公使又依次向天皇引见公使馆成员和海军军官们。天皇回应道，愿上将麾下的舰队永保太平。诸事答对完毕，我们便按来时的顺序再次鞠躬致意，退下高台，重新回到会见室，并在那里庆祝国书递交仪式顺利完成。晚间，我们到伊达处共进晚餐，他煞费苦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欧式宴席。次日，我们在舰上鸣放礼炮，提前庆祝女王陛下的寿诞。大批日本要员涌到“罗德尼”号上参观，海军上将还与他们一起享用了茶点。山阶宫提议为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得到了座中所有人的热烈响应。我们的贵客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举止文雅得体，唯有长州藩藩主仍是一片赤子之心，不由分说便命我坐在他的邻座，高举酒杯，毫无顾忌地痛饮香槟。日本的王公诸侯看似颇为不堪，但他们却不应该因此而受到责难——他们自幼所受的教养才是罪魁祸首。我们时常为他们的古怪要求头痛不已：天皇舅公的儿子曾闹着要一只欧洲的猫，还有一位高官则想要亲眼看到一个黑奴。山阶宫大人是位值得为其鸣放礼炮的可敬老人，然而他一再要求我们在炮中“少放些火药”，因为隆隆的炮声会“震得他耳朵疼”。大受宾客欢迎的还有我们的军乐队，他们现场奏出的激昂曲子令客人们乐不可支。“大洋”号上的乐队指挥特意排练的“献给天皇的进行曲”和一些著名的日本歌谣博得了客人们的满堂喝彩。第二天（星期日），双方又在大坂召开会议讨论基督教问题。会议持续了6个小时。其间，我不停歇地将英语翻译成日语，又将日语翻译成英语，疲惫至极。因此，在25日终于再次搭乘“塞米拉米斯”号返回横滨的时候，我不由生出了深深的“逃出生天”的解脱感。天皇陛下于28日离开大坂返回京都。既然前大君已经投降，他也就没必要远离京城了。

[1]此处原作者有误，应为东本愿寺。

[2]日本人根据基督教的英文发音Chri s tia n自造的单词，其发音为“Kirishitan”，与Christian十分相近。当时日本多有以发音匹配汉字的自造单词，以方便民众记忆。

[3]也是日本人根据英文自造的汉字单词，其日文发音为“Purairie-buuku”，与英文中的祈祷书（Prayer book）一词发音相近。

第32章　水户政治纷争

我和亚当斯住进了横滨领事馆一等秘书的宅邸，但我仍保留着在江户租借的那所日式宅院。我时常回去小住，体察江户的政情民情变迁，并将了解到的情况或是口头通报给偶尔返回横滨的公使，或是直接整理成书面记录。此外，我还要忙着将当地报纸——京都发行的官方报纸《太政官日志》或江户刚创刊不久的民间报纸的内容翻译成英语。报纸上刊载了许多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而我最为关心的是天皇政府于4月27日向德川庆喜提出的条件以及德川对此所作出的应答。在他提交的应答书中，德川庆喜已初步同意在5月3日前退居水户，并由龟之助（田安家主德川庆赖之子）临时接替他担任德川藩的藩主。政府军接收了江户城，萨摩、长州等各藩的军队在城中通行无阻。6月23日，我和亚当斯一同前往江户并逗留了三日。其间，我在江户的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未必真实、却着实有趣的报道。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3月英国公使团下榻过的知恩院院主的家来，他在文章中称，眼下驱除夷狄的行动虽屡遭挫折，但仍应勉力组织新军与洋人对抗，削其高傲怠慢之气，使之养成谦恭顺从之心。此外，作者还对天皇接受外国代表谒见一事表达了明显的不满。另一份类似的报纸上则刊登了长州藩“非正规军”（即当时所称“奇兵队”之流）的观点，明确表达了对天皇接见外国使臣的强烈抗议。他们声称，善待“夷狄”无疑将会打击民众对天皇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尤其是在“攘夷”的关键时刻到来之时。我曾就这两篇文章的观点询问过胜海舟的意见。他说，5月底，朝廷官员与地方大名曾在京都召开过会议。席间，朝廷方面提出，眼下正是驱逐外国人的绝佳时机。长崎的外国教会正在不断扩张，朝廷大可以此为由下令驱除。对此，大名们未发一言，直接前去询问圣意。然而圣上却回答他们说从无有过此意。虽然胜海舟所说的未必全都准确，但天皇确曾在5月14日将政府高官及各地大名招至御前。各方纷纷向天皇禀报了基督教在长崎附近的浦上村日益蔓延之事。天皇遂垂询各方意见，力求寻找最妥善的应对之策。各方的应答自然会在官方报纸上刊出。伊达为此还特地向米特福德进行了一番解释，称那次会议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讨论“恢复排外政策的可能性”。然而，获得准确的情报总是困难的。不仅是我们，恐怕对胜海舟或伊达那种地位的日本人来说也并非易事。实际上，官方报纸也不可能披露所有的真实情况，必定有一些是不宜于对外界公开的。年仅6岁的孩童龟之助的就任仪式于6月19日举行，德川家族的人们在次日一早便侍奉在新的藩主身旁，口中高颂祝辞。但德川藩最终得以保留的领地的面积和范围仍未确定。胜海舟称，在北部和西部各藩的援军到达江户之前，三条恐怕不会就此事明确表态——自13日抵达江户以来，他始终对此避而不谈。胜海舟还给我看了迄今为止幕府的税收统计表，从统计来看，即使天皇政府没收了前大君的领地，也不可能获得任何新的收入。至少在胜海舟看来，天皇政府正面临着因财政短缺而崩溃的危险。而那时已被派到江户的东久世则称，不肃清那些仍企图武力反抗天皇的亲幕派残余势力，德川庆喜的领地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在越后藩的新潟、会津藩一带，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6月25日，南部各藩的大部队开进了江户。他们的出现，无疑粉粹了亲幕派的最后一点希望。亲幕派曾寄望于政府军兵力的减弱，并推断西部诸藩尤其肥前藩，虽不敢公开支持前大君，暗地里却对原大君满怀同情。

罗素先生卸任法国驻日公使之职，由奥特莱先生接替他的职位。6月23日，他从横滨出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还曾打算顺道前往长崎和大坂。他在任期间所采取的支持幕府的政策以惨败告终，但他所推动的由法国技师建造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将法国军官顾问团引入日本等措施却无疑是成功的。直到新政府上台后，上述计划仍延续了数年之久。

我的管家野口有不少兄弟。他的一个弟弟在德川庆喜退居水户后，加入了一批聚集在上野德川家庙内的亲幕派分子（即“彰义队”）的行列。他们常在夜晚出动，大肆袭扰政府军，刺杀军中的士兵。终于，政府军决定围剿他们的大本营，将其一举歼灭。7月4日清晨，双方发生了战斗。其结果造成从外护城河至上野正门一带大片的街区全部烧毁，位于上野山内中心位置的大寺院的大部分建筑也化为灰烬。只有德川家的家庙反而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亲幕派分子们还劫持了那时在寺中担任住持的皇室成员、亲王轮王寺宫，并试图拥立他为新的天皇。战斗自早上8点打响，一直持续到傍晚5点时分方宣告结束。我自6月末从江户返回横滨后一直闭门不出，后来才在横滨听说了那次战斗的消息。当月的月初，我和威利斯曾在江户逗留过数日。其间，威利斯前去为萨摩、土佐、长州、备前各藩的伤员进行过治疗。备前军的驻地位于曾作为英国公使馆馆舍的东禅寺内。威利斯在后来的报告中称，备前藩士十分隆重地迎接了他，并对他始终礼遇有加。他们的举动证明，备前藩士们对外国人不再抱有敌意。对于先前滝善三郎的切腹自尽，藩士们也都认为那是无故杀害外国人应获得的合理惩罚。伤员们的情况则十分悲惨。当时的日本缺乏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对枪伤的治疗也很简单粗陋。伤员中还有极少数人遭受的是刀伤。威利斯提议，将部分危急伤员送往横滨治疗。7月底，176名伤员被转送到由原幕府的汉文学校改造而成的“陆军医院”。伤员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萨摩人，长州和土佐的士兵则占大约四分之一。除了40名在最近的上野之战中负伤的士兵，其余伤员全都是在江户以北的会津藩讨伐战中负伤的。威利斯的精湛医术获得了极高的评价。10月，日本方面再次向公使提出请求，恳请威利斯前去救治越后之战中的伤员。实际上，威利斯当时已被提升为驻江户的副领事，然而他所承担的工作——外国人居留和贸易——却因江户迟迟不能开市而无事可做。因此，公使便答应了日方的请求。此外，威利斯在横滨的工作也在1月初由新到任的公使馆随队医官西德尔博士接手。

7月29日，我和亚当斯前往江户，在四天里接连拜访了大隈、胜义邦、小松等人。自然，与他们会谈的详情都会逐一整理成报告提交给帕克斯公使，但那些资料要么已丢失，要么未曾公开，我手边如今剩下些排斥基督教徒的宣传小册子和一些政治性报道的英译本。8月17日，我再次奔赴江户，抵达后次日便去拜访大隈，却发现他已卧病在床，面容憔悴。据大隈介绍，13日在日光附近的今市发生了战斗，政府军大获全胜，遂乘胜向75英里外的会津进军。从越后出发的信使于8日便带来消息，称新潟仍掌握在会津藩手中。政府军占领长岗后，双方陷入激战，伤亡惨重。政府军坚守阵地，等待增援。只要增援部队赶到，再联合白河和秋田方面的友军，就有可能一举攻下会津藩的藩都若松。已推进至今市城中下野一带的肥前军曾要求大隈的主君、肥前藩藩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藩主的幕僚们却竭力劝阻，不让藩主接近前线一步。自1868年年初，新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若干法令。我曾翻译过6月刊行的最新版法令集，赫然发现它们都深受美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我推测，美国传教士的弟子大隈以及他的同藩好友副岛，在制定那些法令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从“太政官（即政府）的权利应遵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所有的政府官吏均应按四年任期进行更迭……官吏的任命应通过投票决定，得票多者取胜……政府官员的首次更迭应按其任期的一半即两年延期，以确保政务顺利交接”等诸多条款中，我都嗅到了些许“政党分赃制”的气味。据大隈的解释，所谓“行政”之职，理论上是借鉴美国宪法中“由总统及其幕僚组成”的定义，但实际上是指宗教、财政、军事、外交等各政府部门的总管理者。自然，这些法令中的种种规定，现今早已被1889年伊藤博文起草的那部《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所取代了。后来，我去拜访了胜海舟。他对我说，骏府原应在两天前正式交付给德川家，但事实上，那里自古以来就已经是德川家的封地。他从书架上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近数十年来各藩中的贤能有为之士的名单——不少人已不在人世——其中以出身萨摩和长州藩者居多，德川家的人则寥寥可数。幸而，册中提及的我的萨摩、长州、土佐各藩的朋友们都还安然无恙。在我们谈话期间，曾在两个月前以丰盛的晚宴款待过我的妻木中务也登门造访。妻木不久前跟随德川庆喜回到水户“闭门思过”，几天前才刚回到江户。据他说，“大人”如今整日吟诗弄月，对起复官职已不存执念。但我对他的话深表怀疑，倘若德川庆喜的志向不过如此，前大君岂非一池中之物？妻木似乎还要向胜海舟转达德川庆喜的慰劳之辞，但碍于我在眼前，没有多谈。但据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武士更能“提醒”（威吓）胜海舟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了。妻木还透露，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率领500名水户藩士前去投奔会津藩。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大致可以断定，眼下的政局暂无大碍，便也放下心来。德川家的人都希望胜海舟能在龟之助的名下任职，但胜海舟本人却对此毫无热情。我问他，普通的日本民众是否真的对英国人抱有厌恶情绪？他回答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因帕克斯公使劝阻幕府讨伐长州。而法国公使罗素的行为无疑也助长了厌恶情绪的扩大。他曾告诫幕府的阁老们，假如幕府不向英国聘请海军教官的话，英国人必定会转向支持倒幕派。然而幕府仍对英国缺乏信任，还雇用了荷兰人将“开阳丸”驶回日本——那艘船原本是肥后藩藩主通过长崎的格洛弗洋行向英国购置的，后来被收归天皇政府所有。我曾听小松和中井提及，在8月5日、6日前后乘“开阳丸”在平泻登陆的政府军曾在当地一举击溃由仙台藩藩士和德川家浪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妻木的话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19日，我步行至江户城中心的日本桥一带——那里曾是所有交通要道测量里程的起点，之后又从那里步行去了建在外国人聚居区内的一座气派的豪华旅馆。旅馆是原幕府为辖地内的外国人住宿所建，附近显示出繁荣的商业区的气氛。街道上热闹非常，挤满了倒幕军中来自各藩的武士。但在距离它不远处的江户城堡下的大名会馆一带，气氛却刚好相反。那里人迹寥落，冷冷清清。20日，原幕府的洋务奉行川胜近江来访，据他说，骏府的城下已变为一片废墟，没有一家百姓愿意接纳德川家家臣。他本人也打算归降天皇。川胜家的祖先并不是德川家的家臣，实际上，他们的渊源远比德川家更为久远。而川胜本人，如今只求谋得个教育一类的闲差便已心满意足。至于原幕府的横滨奉行水野若狭、以及同为德川家臣的杉浦武三郎等人，因熟识江户外国人聚居区的诸般事务，归降后大约仍会被新政府起用。当时身在法国的德川庆喜之弟民部大辅（即德川昭武），因要继承恰在庆喜“闭门思过”期间去世的水户藩原藩主德川庆笃的职位，已决定近期回国。2月，约130名旗本上京向天皇归降，遂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封地。川胜后悔当初没有追随“那些家伙”的脚步，结果失掉了自己的所有财产。最终，德川家被准许保留约70万石的封地，似乎足以养活庞大数量的家臣，但门下家臣的数量绝不可能再达到从前的三万人之多了。一直跟随我们左右的日本护卫们也都打算归顺朝廷，数年前，他们都是专为护卫外国公使馆而组建的“别手组”的成员，而今，“别手组”已经七零八落，只剩下300人继续履行当初成立时的职责。

21日，小松和中井来访。他们说，经平泻被派往奥州板仓一带的政府军已取得了胜利，朝廷还将即刻向那里派出增援。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500名萨摩士兵从我们的屋外走过。他们将沿着海岸边的道路朝港口行进，并在那里登船北上。木户前去京都通报江户的形势，本应很快返回，但为了说服保守的京都廷臣们同意天皇移驾江户，少不得要多费些时间舌战群儒。当天下午，我再次去探望大隈，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像大部分肥前藩的人一样，他十分拘谨，不太惯于无拘无束的谈话。从大隈家出来，我又去了中井那里，他将前一年10月后藤在推翻幕府时提交的一份公文的草稿拿给我看。草稿的内容与公开颁布的版本略有差异，其中提到聘用英语老师和法语教师、从英国聘请军事教官、废除“征夷大将军”之位、将德川藩降格至与其他诸藩平等的地位等诸多建议。然而后藤和他的政治伙伴们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担心过于亲近外国人会引发民众的疑虑、抑或是为了避免过分贬斥德川家族而招致谱代大名和旗本们的敌意——在公开发表时删除了上述内容。中井还拿出了一份东久世写给三条的信函的草稿给我看，其中提到，会津藩之所以仍能负隅顽抗，皆因有外国船只经由新潟港为其供应武器弹药所致。东久世已向各国代表通报此事，代表们皆已承诺即刻下令本国船只不得为叛军运送武器云云。我对中井说，此法显然不妥。各国已宣布局外中立，因此不能染指任何与战争有关的具体事项。如果政府想要取缔会津藩的武器交易，可以向各国宣布新潟港临时闭港，并请各国军舰在港口停泊，阻断与陆地的交通。中井对我的建议似乎大为吃惊，脸上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也难怪，当时日本人对各国通行的国际法准则尚一无所知。后来，他又把小松就处理长崎的基督教事宜写给京都方面的信札草稿拿给我看，我发现其中引用了大量帕克斯公使散布的观点，并建议朝廷从轻处分基督教信徒们。

第二天，我又找中井，在他家中结识了一个名叫井上石见的性情活泼的萨摩人。井上对开发虾夷岛（即北海道）的自然资源颇有兴趣，打算将其开拓为日本的殖民地，并在一个德国人盖特纳的指导下引进欧洲的农业耕作技术。他还称，一位25岁上下的公卿子弟水谷将出任箱馆府的知事，他打算督促这位年轻的地方官学习英语。后来，我们还肆无忌惮地对当下活跃在政坛的要人们品头论足了一番。我以为，东久世大人虽然位高权重，却不适于担任驻欧洲大使之类的角色。伊达、岩仓，甚至肥前藩的闲叟（老藩主）都是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井上反驳说，岩仓眼下恐怕脱不开身。与他的谈话中，最重要、也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迁都的话题。他认为，只有天皇移驾江户建都，才能彻底打消北部各藩的反叛之心。后来，我和井上、小松两人又去河畔的一家料亭把盏言欢，对于我向中井提出的封锁新潟港的建议，他们都大表赞同。

23日，我又与小松、井上两人共进晚餐，商议与年初向天皇进言迁都江户的萨摩政治家大久保会面之事。毫无疑问，后来天皇下决心迁都，江户终于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并改名为东京——即东部的都城，大久保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他是个极少言寡语的人，他在会面中向我透露的唯一情况是，伊达已赶往仙台，劝说仙台藩藩主及其部属停止对会津藩的支持。谈及原幕府所聘请的英国海军教官一事，小松含混地表示，正在考虑尽快将他们遣散回国。我表示赞同，并对他说，在内乱爆发初期，英国政府已公开声明保持中立，并禁止英国军官为内战中的任何一方提供服务，因此，继续聘用他们将有悖于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后，小松决定，仍将继续聘用部分高级军官，其余下级士官、水兵等将尽快解聘，并把他们送回英国。

两个月前的某日，有几位肥后藩的藩士前来拜访，称他们正要前往北部的津清一带。他们认为，除封建制度以外的任何政治体制都不适合日本。如今我又听说，肥后藩私下向若松派去使者，试图调停会津藩与西部、南部诸藩之间的不睦。但会津藩回答说，为时已晚，各方之间的矛盾除了动用武力别无解决之道。我这才如梦方醒：两个月前登门造访的那几位肥后藩的藩士正是前去调停的使者，难怪他们的看法竟是如此相似。

翻译6月颁布的新宪法——它将取代3月公布的官制——成了我的一项苦差。我苦苦思索，应如何翻译第二个政府部门[1]——“行政”的含义。据大久保的解释，它似乎与英国的帝国议会、枢密院、内阁有所类似，其成员主要包括两位“首相”（日文称为“辅相”）——部门行政官员不过是秘书官，本身无实权，政府的管理职能将分别由“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四个部门承担。显然，这套体系并非最终的理想模式，其构成部分本身就显现出很多需要不断改善之处。此外，大部分重要的职位都被那些出身高贵的“政治花瓶”们所占据，实际工作由其他们的下属完成。我不禁疑惑，既然革新号称已废除了贵族和特权阶层的政治特权，为什么这些朝廷公卿、地方诸侯还会出现在政府官员的名单上？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是治理一个省的才能，却偏偏占尽了政府的要职。而平民则没有一人能够跻身于高级官员的行列。

8月25日，我奉公使之命，与中井进行了整整一天的会谈。我们的议题包括：10月1日江户开放通商、废除对外国人往来江户所需“旅行许可”制度中若干不合理的规定、选聘合格的海军教官在航道中设置航标等等。在德川幕府时代，政府为了接待来日的外国人，专门下令兴建大型旅馆。旅馆建成后，建造方希望能将旅馆转租给外国人经营，但愿意接手的外国人却寥寥无几。我向建造方建议，应考虑从横滨雇用一批懂得为旅客制定账单的会计和负责采买红酒、食材的管家等专门人才。

为联合攻打会津，政府军已开始公开集结队伍。正如中井所言，倘若讨伐大军不能将会津藩一举歼灭，则讨伐会津的整体计划万难成功。政府军还以3000美元的高价雇用了美国的三桅帆船“派遣”号向平泻运送伤员。8月25日，我亲眼目睹了200名增援北部战场的士兵开赴品川的码头。22日，长州军的大部队已抵达江户，驻扎在葬有47名忠义浪人（即“赤穗四十七士”）的泉岳寺内。传说中的萨摩军统帅中原犹介实际上是位炮兵军官，他奉命率领四个炮兵中队前往越后前线作战，各方都对他寄予厚望。

8月26日，我又去找胜海舟。他告诉我，前一天小松刚刚来过，两人的会商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据说，骏府城已于18日转交给德川家的现任家主，但其他应划归德川家的领地却仍被原先的领主占据着。因此，眼下德川家能够动用的领地范围只有8万石左右。龟之助，不，那位年方6岁的幼主的监护人们再也无力负担任何兴建土木或豢养家臣之类的开支。更不用说，由榎本武扬指挥的德川海军的旗舰“开阳丸”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此前也一直由德川家负责供应。榎本武扬，又名榎本釜次郎，曾在荷兰接受过海军军事训练。

我又问胜海舟，先前故去的水户藩藩主的世子因何未能继任藩主之位？是因其本人已经去世，还是为了给民部大辅腾出位子？胜海舟的回答终于解开了令外国政治观察家们困惑数年之久的谜题。

常被人们称为“水户老侯爷”的前藩主德川齐昭为德川治纪之子，俗名敬三郎。因其兄德川齐修已被指定为家族的继承人，身为小弟的敬三郎只分得200石的领地。他自幼耳聋，不喜社交，长期周游全国各地，熟知民情。他晚年时为天下所知的“质朴简约”[2]的习惯，大约也是在周游各地时逐步养成的。父亲死后，他的哥哥德川齐修继位，然而不久便去世了，水户藩藩主之位一时出现了空缺。当时藩中势力分为两派，一派遵循《大日本史》的作者德川光圀提出的尊王论，支持京都朝廷；另一派则唯恐敬三郎继位，便与江户的阁老私下勾结。其时称霸幕府朝堂的是前不久还在担任老中的水野和泉守之父水野越前守。敬三郎的反对派企图依仗水野的势力从大君的家族中过继一位世子继位，将敬三郎逐出领地。然而后来人们发现了前任藩主留下的遗书，出于对血统的尊重，老藩主在遗书中明确声明了敬三郎的继承权。遗书得到了后来被称为“天狗党”[3]的强势一方的支持，敬三郎终于在1834年、年方30岁时被拥立为藩主。

就任藩主后，德川齐昭立志要扫除奢靡浮华的风气，推行改革。他先是按旧时“水户家的家主必须住在江户”的规定搬到了江户。在那里，他的衣衫俭朴、生活清贫与朝中高官们的锦衣玉食格格不入，弄得人人对他敬而远之。如此一来，因少有他人干涉，他推行藩政改革的目的反而更容易实现。随后，他以“指导藩政”为由返回自己的领地，专注于按当时日本独一无二的方式训练本藩的军队。在政治方面，他公开提倡天皇至上、勤王攘夷的观点，却在初次见面后就悄悄聘请荷兰学者，穷尽一切手段学习欧洲的科学技术。还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按荷兰旧书上的图纸建造护卫舰。那艘军舰在横滨港内停泊了很久，用于保护当地的外国人，而齐昭自己却以为它早就七零八落了。齐昭的种种举动都被人密报给幕府。与他敌对的老中们趁机向大君进言，称他训练士兵、制造军舰的目的是为了将水户藩自古便遵循的“勤王攘夷”思想付诸行动——对幕府来说，那无异是谋逆造反之举。1844年，幕府下令，命齐昭“归隐”，由当时尚在年幼的德川庆笃（即前不久去世的藩主）继位。

1851年，荷兰战舰抵达长崎，江户人心震动。坊间传言四起，或称长崎的荷兰人抗拒政府管束，或称荷兰战舰不过是英国——那个令人厌憎、暴虐成性的海盗之国——的先遣队。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幕府意识到，他们将面临不得不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困境。佩里及其远征队的到来（即黑船事件）则更加深了幕府阁老们的恐惧。迫于舆论的压力，幕府将“水户老侯爷”再次召回朝堂商议国政。

1858年，大君德川家定薨世。“水户老侯爷”有意让自己的第七子继承幕府将军之位——鉴于他在幼年已被过继给“御三家”之一的一桥家族充当养子，因此已具备继承大君之位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井伊扫部头的势力也在朝中崛起。虽不确定双方是否已有预谋，但当井伊提议由纪州家族（另一个“御三家”家族）的子嗣继位时，纪州家族当即表示同意，井伊则在朝中宣布继位人选已定。因井伊权倾朝野，“水户老侯爷”又一次败下阵来，再次被强制“归隐”，支持他的越前、土佐、宇和岛各藩的藩主也落得同样的下场。两年后，井伊被水户藩藩士刺杀身亡，大约也是出于对此事的报复。

当时，其他政治势力也在西部各地崛起。萨摩、长州等藩支持京都朝廷，大力鼓吹攘夷思想，并与水户藩中的激进派“天狗党”结成了同盟。每当听闻京都发生骚乱，“天狗党”便在藩主的宅邸前聚众鼓噪，要求藩主实现本藩自古以来遵循的政治理想（勤王攘夷）。因屡屡未能得逞，“天狗党”便索性在常陆的筑波山上扯旗造反，经过一番激战后被幕府的军队击溃。加贺山的“天狗党”的命运尤其被世人所熟知：被周围的人蛊惑而加入叛军队伍的武田耕云斋和他的700名同伴后来一起在敦贺被斩首。“天狗党”的残余后来逃至京都，当时还以一桥家的姓氏住在京都的德川庆喜收留了他们。然而，见形势与前一年1月革命以来已大为改变，残余的“天狗党”们又推举武田耕云斋的孙子武田金次郎为首领，返回了故乡水户藩。一度将“天狗党”称为“奸党”的政敌们见“天狗党”获得了勤王派的支持，自忖胜算无几，甚至还有沦为少数派的危险，纷纷逃往越后藩——其人数竟有500人之多。获胜的“天狗党”为报答曾经庇护过他们的一桥庆喜（即后来的德川庆喜），便驱逐了前任藩主的世子，推举一桥庆喜的弟弟民部大辅为继任藩主，并派遣使者前往巴黎将其迎接回国。

肥后藩藩主的弟弟长冈 也在当天经海路抵达江户，随行还携带了大批家臣。29日，阿波藩藩主也在600名家来的簇拥下来到江户。我与小松、井上石见、宇和岛藩的松根（年轻的那位）在28日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席间，有个家伙狂饮无度，喝得烂醉，当场便呼呼大睡。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忽然睁开眼睛，声称酒意已退，立刻坐起身来继续推杯换盏。

9月8日至10月17日期间，我和亚当斯外出进行了一次徒劳无益的旅行，还美其名曰“见识一下那些占领了虾夷岛北部的俄国人”。途中，我们搭乘的“响尾蛇”号战舰在宗谷湾附近失事。然而，那段经历与日本的政治时局毫无牵涉，就无须在此占用篇幅了。最终，裘·浦迪·图阿尔舰长指挥的法国轻型巡洋舰“杜普莱克斯”号搭救了我们。

[1]新宪法规定，政府（太政官）将由议政、行政、神祇（宗教）、会计（财政）、军务、外国（外交）、刑法（司法）七个部门组成，分别掌控立法、行政、司法权。

[2]原文为“质素简约”，出自《后汉书》，指为人忠厚，行事俭朴。“质素简约者，贵而显之；乱化侵民者，黜而戮之。”

[3]借助德川齐昭改革藩政之机出现的激进势力，主张攘夷。

第33章　天皇摆驾江户

11月6日是天皇的寿诞，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在横滨，第十团第二营的士兵们举行了阅兵式，帕克斯公使邀请当时已经升任右大臣的三条前来观礼。神奈川炮台上鸣放了礼炮，与其遥相呼应，各国的军舰也都发射了皇家礼炮。人们在我寓所二楼的楼梯旁——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观看了双方的礼炮发射。随三条同来的还有长冈、东久世和万里小路（时任大总督府参谋）。公使招待他们吃过午餐后，还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为表彰和感谢他们在3月23日（即公使团遇袭事件）的英勇之举，公使向后藤和中井赠送了象征荣誉的佩剑。中井接过剑后立刻便将其挂在自己的腰带上，又戴上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相比于他的洋洋自得，热烈的节日气氛更令所有在场的人兴高采烈。那天恰巧是横滨赛马季的第二天，有人便提议一同去赛马场观看赛马。身穿白色长袍（“前垂”）、头戴黑色小纸冠的三条和东久世再三推辞，我只得带着万里小路和长冈骑马去赛马场观赛，他们二人都玩得十分尽兴。回到公使馆后，我又邀中井一起吃茶。似乎是作为回礼，他也向我提供了不少消息。如战报称政府军已占领了若松城的外城，但敌方仍占据着内城和本丸，天皇将于11月27日抵达江户等。

次日，我与三条、东久世、长冈、中井等人一同搭乘横须贺兵工厂的汽船前往江户。但中井通知我时弄错了出发时间，结果害得那几位大人不得不临时派人骑马来接我，他们自己则在海关坐等。我一路打马狂奔赶到码头上时，发现他们正在平心静气地吸着烟草。对于我的连声道歉，他们也报之以“思虑不周”的歉意——与某些欧洲人相比，气度何其不同矣！

8月，我和米特福德又去拜访胜海舟。他的妻子刚好去了骏府，他只得留下来充当德川家的“厨娘”。为了收留那些失去俸禄和封地的德川家臣，他正谋划着尽快算好清水一带11万石的封地，并将其划归到德川庆喜的名下。作为原计划中划归德川家的奥州的替代品，天皇政府虽已允诺将三河的一部分及远州的全部土地分封给德川家，但两地原来的领主却始终不愿放手。此外，庆喜已先于龟之助一步去了骏府。胜海舟还对我们说，德川的海军舰队10月4日晚间从江户湾起航时，一名法国陆军教官布鲁内特也随“开阳丸”一同离去。我们对那个法国人早有耳闻，传说他刚刚被法国陆军提升了官职，都觉得胜海舟的消息未必可靠。然而事实的确如此，随“开阳丸”一同逃走的不仅包括布鲁内特本人，还有一个名叫卡兹努的法国军官和其他几名法国人。

我们又去拜访了中井。他命人从旅馆叫来最上等的佳肴款待我们。据他说，政府军已于10月29日攻占了若松城的本丸。此外，他还从木户处获得确切的消息，迁都之事已确定无疑。归途中，我们方才意识到，江户城中早已开始为迎接天皇大做准备。道路和桥梁都被修葺一新，大街小巷里也纷纷冒出许多新设的哨卡。

我们的一名“别手组”护卫佐野几之助为新近被选拔为新政府的“江户外国人护卫队”成员一事，特地跑来向我致谢。事实上，一直跟随我们的16名日本护卫都获得了相同的职位。他还告诉我，清水一带的土地，正如胜海舟所说的，最近都分封给了德川庆喜。11月9日，是德川家臣向天皇政府归降并申请新职位的最后期限。在新政府任职后，他们的收入情况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有人只能领到从前薪俸的一半，有人却能获得比之前好得多的收入。但即便表面上的收入有所减少，能够获得低价米的配给才是更重要的。当晚，我和米特福德在白金的肥后藩会馆邀请长冈共进晚餐，东久世和中井也陪同出席。我们特地委托旅馆安排了西餐——那间旅馆是座风景如画的精巧的两层建筑，周围庭院环抱，穿过长屋还可直接眺望海湾。庭院中绿树苍翠，修剪得十分别致，意趣盎然。会馆的主人、肥后藩的细川也加入了我们的晚宴，他是个大胖子，长着一对小眼睛，性格和蔼可亲，只是有点小毛病——时常会像要捉苍蝇似的忽然张口仰面。10日，我离开江户返回横滨。

在11月16日举行的全体外国代表与东久世和寺岛的会谈中，对方向我们正式宣布，政府军已于11月6日收复若松城。由手持写有“投降”字样的旗子的家臣开道，会津藩藩主父子身着礼服，在同样盛装的侍卫队的陪同下向围城的政府军投降。城内的武器全部由政府军接收，藩主父子则被命令在当地的寺院内“谨慎”（即软禁）。据说政府军的总司令中村半次郎在接收若松城及城内财物时，还曾洒下一掬英雄泪。我们觉察到某些国家的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难看起来，不禁多少有些暗暗得意。有些人一度曾指望会津藩能拼死抵抗，击退政府军，从而也使得英国公使的策略蒙受些打击。如今会津藩的战败表明，幕府的负隅顽抗已接近尾声，而且毫无疑问，北部各藩不久后也将陆续归降。根据《京都公报》刊登的11月16日肥前藩的详细战报称，会津藩的“抵抗力量”中包括武士764名、普通士兵1609名、伤员570名、来自其他各藩的脱藩武士（即浪人）462名、妇女儿童639名、官吏199名、普通民众646名。此外，藩主父子另有贴身侍卫42人、脚夫42人。但战报中未披露战斗中的阵亡人数。11月19日，我与“杜普莱克斯”号的裘·浦迪·图阿尔舰长共进早餐后，便与斯坦霍普舰长、画家查尔斯·沃格曼及西德尔博士一同赶往江户。亚当斯和威廉·马歇尔则从陆路前去与我们会合。一到江户，西德尔博士便被一个名叫Takeda Shingen[1]的日本医生拉住，请他去设在下谷的藤堂会馆内的陆军医院帮忙。21日，亚当斯、米特福德、马歇尔、沃格曼等人去吉原（吉原=妓院）游玩，在“金瓶楼”内大肆挥霍了一番。为迎合喜好“欧风”的日本顾客，那家店的内部装潢全部采用所谓“欧式风格”。一直以来对外国人充满戒心、屡屡将其拒之门外的日本的花街柳巷，如今又以“欢迎外国客人光临”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对外友好关系解冻的曙光。第二天晚上，我又在自己的寓所内举办了盛大的宴会，还特意从神明前请来了三名艺妓和两个帮闲（在宴席中插科打诨、做滑稽表演娱乐宾客的人，类似小丑）。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席间热闹非凡。帮闲即兴表演了一个外国人和他的随从如何在前来江户的途中按例通过川崎的哨卡，又如何与那里的官差纠缠不清的故事。我们的日本护卫也表演了几段滑稽戏助兴。房东的家人们——虽然一家之主只允许他们躲在楼梯的最上面看看热闹——也被宴会中的表演逗得前仰后合。公使给我写来了书信，信中说，为观摩天皇的銮驾（他预计27日抵达江户），他打算在泉岳寺的公使馆原址门前设置观览席，并命我和东久世在24日一同去横滨与他会面。我回信说，按日本的礼法，天皇銮驾经过的地方大约是不准搭建观览席的。此外，如果没有其他的译员来接替我，我不能将西德尔博士独自一人留在江户，自己却跑去横滨。第二天，我和沃格曼去藤堂会馆探望西德尔博士，发现那里已被改造成一座普通的医院。在医院里，我们还结识了一位性情爽朗的萨摩老医生石神——他的妻子正是大名鼎鼎的范·席博德和一位日本女子的女儿。午饭后，我们打算前去实地探访7月4日那场战斗（即天狗党之乱）的遗迹，石神便与另一位日本医生带我们前往上野。然而到了那里之后，一名官差却当着我们的面锁上了大门。我们耐着性子与他交涉了将近一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我们的日本朋友在一旁看起来比我们还要恼火。不过，那扇大门上的累累弹痕至少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当夜的战斗有多么激烈。

当晚，我们在医院借宿，与石神和另一位山下医生彻夜倾谈。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冒着严寒与医生们一起巡视了医院。原藩主的厅房都已被改造成病房，一排排铁架床上铺着被褥。病房里有位土佐男孩，宛如少年鼓手般活泼健壮，却不幸被截掉了一条腿。后来，一位据说是来自长州的小个子医生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他容貌俊雅，颇具贵族气质，挽起的衣袖仿佛是秀美的手腕上的两道褶皱花边。中午，野津兄弟——即野津七左卫门和野津其次——来了。不顾我们与中井另有约会，他们不由分说地便要拉我和沃格曼一同去吉原取乐。西德尔博士为我们调了几杯白兰地，借着酒劲儿，我们便出门探险去了。屋外，猛烈的西北风从信州的浅间山和其他山脉的雪峰上直朝平原地带吹来，想来又是一个大冷天。吉原位于田野的中央，占地极大。人们须得走到狭窄的田埂的尽头，才能从一扇窄门中进入吉原。野津兄弟领着我们到了一家略显寒酸的房子的二楼，显然，萨摩人是那里的常客。我们免不了唤来艺妓，小酌一番暖暖肠胃。黄昏时分，我们又去了那家所谓按“欧式风格”装潢、但看起来不伦不类的“金瓶楼”，但只待了一小会儿，便返回了先前那家店，饮酒、跳舞、玩“何个”取乐。“何个”是一种游戏，其玩法是将一根筷子折为六段，游戏双方各持三根，各人在手心里藏好任意数量的小木棍，然后猜测自己手中与对方手中的合计数量。猜得准者为赢，输家则须饮酒。这个游戏倒是可以迅速把人灌醉的好方法。后来，石神派人送信来，邀我们去另一家店里痛饮几杯。于是我们便起身去河岸上那间叫“有明楼”的料亭，亦歌亦舞，频频举杯。之后又借“何个”痛饮一番。宾主尽欢后，我们便带上三位艺妓乘舟回到医院。次日下午，我和画家辞别西德尔前去拜访中井。但他不在家，我们只得先去旅馆享用茶点，在庭院中小坐。岂料旅馆那丑陋的建筑反而更令人觉得沉闷而无聊。喝过五杯茶、吸过一卷马尼拉雪茄后，旅馆经理向我们索费一美元。在一旁侍奉的日本少年看来也对旅馆经理的贪婪震惊不已——按一卷雪茄20美分计算的话，我们喝掉每杯茶竟要花费16美分！回到我们在高轮的住处后，我得知《日本时报》的主编瑞克白已从横滨乘船来到江户，据说，他也是为了来瞻仰天皇的銮驾。

11月26日，在品川休整了一天之后，天皇的銮驾于上午10点进入江户城。米特福德、画家沃格曼、瑞克白和我在从前曾是帕克斯公使的官邸、如今已成了外交部衙门的那座宅邸新修的大门前的小广场上观看天皇的銮驾经过。然而它远远不及我们想象的辉煌气派。廷臣们的锦衣华服所营造出的东方式的华美都被士兵们不伦不类的“新式”军服和乱蓬蓬的头发破坏殆尽。反而是涂着黑漆的天皇的御轿让我们觉得十分新奇。御轿经过时，周围的人群倏然变得鸦雀无声，着实令人感动。老伊达骑着马缓缓行进在御轿和天皇实际乘坐的肩舆之间，望见我们后便朝我们微微点头致意。两三天后，瑞克白的《日本时报》上刊登出一篇详尽描写天皇移驾江户前后经过的报道。下午，我和瑞克白步行去游览品川的海晏寺——那里种满了枫树，以景色优美闻名。游览完毕，我们又在附近一家名叫“川崎屋”的料亭用餐，一边与女招待们说笑，一边说起前一天晚上住在店中的备前藩藩主的轶事佐酒。店里坐满了西部各藩的士兵，却几乎没有人对我们怒目相视。事实上，即便走在街道上，也不再有人朝我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尽管如此，我在江户外出时仍会带着我的管家、会津藩的武士野口，以及4到6名“别手组”的护卫随行。

28日，帕克斯公使和香港维多利亚大主教阿尔弗德博士一同来到江户。两人在修葺一新的洋务局受到了伊达和东久世的“西方式”的款待。出身萨摩的年轻人町田、毛利等人也随同在场。他们两人都曾去过英国，会说英语，当时只有21岁的毛利则能说一口流畅的英语。

次日，我和米特福德再度前去拜访中井，并在他那里遇见了町田和肥前武士山口范藏。山口还带来了一个刚从庄内藩回来的男子。据那人说，庄内藩已于本月4日向新政府投降。还有两名从箱馆来的一英一美两个外国人列席了归降仪式。江户已改名为东京府，曾在那里任职的中井抱怨说，知事大人对自己和其他官员缺乏信任，只凭两三个寻晦气的商人的几句抱怨之辞，便下令将已安排好的事项推翻重来，他一气之下便递交了辞呈。

我和沃格曼于30日返回了横滨。我们先是步行走到生麦村（即1862年理查德逊被杀的地方），再从那里乘船到外国人聚居区。在品川的川崎屋里，我们巧遇了野津七左卫门和伊集院五郎，以及先前曾一同在吉原游玩的两名黑羽藩的藩士和一名宇都宫藩的藩士。野津和伊集院告诉我，他们正在返回故国萨摩的途中。我们一边品尝川崎屋的日本饭菜，一边又操着乡下人的日语胡乱聊了一阵。饭后，我们又去梅林消磨时光。梅林是江户和川崎之间一处十分舒适的小憩之所，当时的旅人都将在此一坐视为风雅之举。在梅林，我们还遇见了大山。动乱渐渐平息后，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动了归乡的念头，当时正在返回鹿儿岛的途中。我们一起小酌了几杯，便陪大山走回他在川崎的住处。附近的街道上满是人群，既有返乡的萨摩藩藩士，也有去往骏府的德川家的武士。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流言称，萨摩藩和肥后藩之间发生了纷争。肥后藩联合有马、筑前二藩，准备向规模比自己大得多的萨摩发起进攻。萨摩为了先发制人，正在紧急调动军队。另据法国公使传来的“可靠消息”称，会津藩的投降是为了促使萨摩尽快从东北部地区撤兵，天皇决定迁都江户也是当初会津投降的条件之一。然而就在我们的眼前，不仅是萨摩藩的士兵，其他倒幕各藩的士兵们也都踏上了他们的归乡之路。仅凭这一点就可知那些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12月3日，我乘轿子从神奈川行至川崎，又从川崎步行到达江户。途中在梅林茶屋遇见了水野千波[2]，（译注：此人名字原无对应的汉字），他是搭乘英国军舰“马尼拉”号在下田上岸的，正在紧急赶往江户的途中。此外，前幕府的横滨奉行大人也在茶屋歇脚。就在上一年，他还是官威浩荡、差人们喊着“回避、下跪”为他开道的、坐在豪华的官轿内的“大人”，如今身边却连一个仆人也没有，乘着一顶寒酸的租来的轿子赶路。不过，他的神情反而显得十分满足和愉悦。那段时间里，我用编纂英日会话辞典和阅读日本小说来消磨时间。4日，我又去医院探望，见越前的伤兵正在被陆续运来，西德尔终日忙于治疗伤员。威利斯已从越后直接去了若松，以就地医治会津藩的伤员。会津投降后，城中竟留下了600多名伤员。我的新坐骑，一匹叫做“伏见”的马儿，是胜海舟离开江户时送给我的礼物。它训练有素，骑来十分气派舒服。每当我骑马在街上走过时，路上的士兵们都对我戴着的黑色高筒礼帽投以艳羡的目光。5日，我又去了医院，并在石神和山下那里住了一晚。他们对新近任命的医院院长前田杏斋颇为不满。此公无意履行自己的职责，整天只顾坐着两轮马车在城里兜风。曾有气愤的病人一度扬言要“宰了他”。我不禁感慨，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一个半吊子日本药剂师怎么配享有欧洲人对医生的那种敬意呢。

12月9日，我去旅馆与町田一同进餐。在旅馆又遇上了无处不在的中井，与他同座的还有大久保和吉井。吉井12月1日才从若松返回，他说，虽然有威利斯在那里帮助救治伤员，但仅会津一地就有至少2000名伤员，而且在越后和会津一带还下起了大雪。庄内藩已被镇压，如今日本大体已算得上四海平定。自然，对于外交官、商人和倒幕派来说，安定的局面未免也显得有些乏味。不久，又传来消息，1867年8月杀害两名英国水兵的凶手已被捉拿归案。凶手是筑前藩藩士，连同其同伙共有九人。土佐人对此自然大感欣慰，我们则感叹当年正月还受到金舰长盛情款待的筑前藩藩主的家臣，如何能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政府新近发行的名为“金札”的纸币引发了各界的纷纷议论。显然，此事将在全日本的民众之中引发不小的震动。两三天前来拜访的金杉的保长内田就曾对我抱怨说，纸币流通困难，全因官府不肯接受民众以纸币缴纳税金所致。中井否认了官府不接受纸币纳税的说法，但也认为，政府应根据黄金白银等硬通货的储备情况，将纸币发行权委托给三井等大商会，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银行体系。幕府的保险柜中早已空空如也，直到眼下，天皇只能从前大君的阁老那里获得可怜的一点供奉。财政短缺已成了天皇政府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未查到此人日文原名，原文中此人姓名的英文发音与“武田信玄”相同。

[2]原文中此人名字为chinami，未查到对应的汉字原名，“千波”系根据音译。

第34章　榎本借逃走的德川军舰攻占虾夷

12月11日，町田从箱馆传来的消息称，“德川的海盗”——官府如此称呼10月4日从江户湾逃走的德川海军——“开阳丸”率其僚舰在箱馆港登陆。“海盗”的头头是1866年聘请的法国陆军顾问团的一名军官。此人系与德川军一同逃离江户，公然违反本国政府所宣布的“局外中立”原则，无视法国与天皇政府间已缔结的友好关系，投身叛军作乱，令法国公使大感头痛。之后，双方在箱馆附近发生了遭遇战，政府军死伤惨重。横滨的外国报纸虽刊登了政府军在距箱馆约15英里处大获全胜的消息，但领事收到的公函中称，叛军实际上占据了较大的优势。消息传开，聚居区内的外国人无不震惊。领事对人们说：“假如敌人打来，我们就往山里逃；他们再逼近，我们就逃到山上。然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听凭上帝的安排了。”13日，中井来访，就发行新纸币，以及新纸币可能引发的与外国人的纠纷等事与我商议。他之前还曾向格洛弗洋行的汤姆·格洛弗先生询问过有关新货币流通方面的事，但他又不相信一个商人能从政府的立场出发考虑货币问题，更不消说商人本身就是利益相关的一方。纸币原本是面向军队发行的货币，士兵们在向商店或行商小贩采买物资时可以强制对方接受，但在一般民众之间却难以流通。因此，纸币显然难以为继。随后，我们还就外交关系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议论。中井承认，普通日本民众还抱持着自古以来的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将各国代表看做“赶不走的瘟神”，虽然只能无可奈何地忍受他们的存在，但在内心总是持不欢迎的态度。对于天皇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比外交官们住在横滨更让他们高兴的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官员们都能立刻跑去听取他们的建议。事实上，外交代表们被看作是类似于各地大名的驻京留守使一类的角色。各国政府派遣他们来到日本的目的，无非是在发生事件时能随时接受天皇的命令。令日本产生此种误解的责任有一半要归咎于外交代表们自己。气派的住宅、舒适的生活、安全上的保障……人人都会喜欢住在横滨，而不是生活不便、处处充满危险的江户。然而外交官们如果不将精力投向本国与日本间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话，住在日本与住在香港又有什么区别呢？

某日，在金杉的保长内田以及其他四五个人的陪同下，我前往金刚戏班在饭仓町开设的能乐堂欣赏“能剧”和“狂言”[1]表演。在剧场的观众席上，我看到了三并虎次郎的身影。他是会津藩的年轻武士，曾在4月与同藩的广泽一起来拜访过我。当时我与广泽还就日本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我们公使馆在日本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讨论。剧场里的人大约也是头一次见到外国人出现在这种场合，不由发出一阵喧哗。“能剧”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剧，“狂言”则似乎是滑稽喜剧。台上没有道具，演员们都穿着古代的服装。舞台则大约为24英尺见方，左侧有一条长长的甬道通往后台。“能剧”的剧目大约有200部左右，其剧本称为“谣”，已有通行的印刷品，价格低廉，在市面上随处可以买到。演出时，演员在横笛、小鼓发出的不甚协调的伴奏下，缓缓地吟唱出台词。同样身披古风服装的乐队则坐在舞台后方的折凳上。我最喜欢的一出“狂言”是《末广》，讲的是一个类似摩西·普罗姆罗斯[2]的故事：男仆受主人的差遣前去京都买扇子，狡猾的商人骗他花500两银子买了一柄伞。还有一部叫做《伯母酒》的，说的是有个家伙缠着他的伯母——一位有钱却很吝啬的脾气暴躁的老妇人——要酒喝，未果，于是戴上面具装鬼恐吓伯母，伯母无奈，将其引至存酒的仓库，男子于是开怀痛饮。伯母稍有窥视，男子便吓唬她道“我要吃了你”，伯母惊恐不已，连声哭求“饶命”。后来男子酒醉熟睡，伯母发现“鬼”竟是无赖的侄子，不禁大怒……这部戏十分有趣，令全场人大笑不止。“能剧”的意境较为深奥，起初让我很是费解，幸而邻座的日本女士借给我一本剧本，对照文字我才大致理解了表演的内容。原来那天上演的剧目是《钵之木》，故事讲述被没收了封地的佐野源右卫门在深夜收留了一位僧侣的故事。因家中缺少食物和柴炭，佐野便砍掉自己心爱的梅树、樱树和松树盆栽，取其枝干为高僧点火取暖。高僧为感谢他的善举，便向镰仓的将军求情，将没收的封地还给了他。当时，除了金刚戏班，还有观世、宝生、金春三个能乐戏班，观众几乎都来自武士阶层。

12月15日，会津的两位藩主被带到江户郊外的千住。按对待所有叛乱者的惯例，其称号中被剥夺了“守”的头衔，原来的松平肥后守大人、如今的罪臣松平容保被贬到因州，他的儿子若狭则被发配到筑前看押。指挥越后和奥州作战的政府军统帅仁和寺宫定于17日到达江户。16日前后，政府向各国代表发表文告，宣布国内已恢复全面的和平。我们被法国“杜普莱克斯”号救回以后，立即宣布将留在宗谷海峡的“响尾蛇”号上的大炮和军需物资悉数赠送给日本政府，对方欣然接受。以上就是12月16日我在中井家中从大久保和吉井处了解的全部情况。

14日，“卫星”号和“维纳斯”号两艘军舰被紧急派往箱馆保护英法侨民。英国公使馆的亚当斯也搭乘前者一同前往箱馆。在他所著的《日本历史》第二卷中，记述了他在箱馆的见闻和经历。直到12月5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德川的海盗”打算对箱馆发起进攻。

我旧时的书法先生手冢某天来我处拜访，向我展示了一份他所在藩藩主的财政统计表。该藩主的封号是仙石赞崎守，其封地名义上为3万石，而实际的产出只有大米16000石，其中还包括他下属家臣的采邑8000石。剩余的8000石中，4000石为大名的私人收入，另外4000石则用于政务支出——包括官吏的薪俸、前往江户的差旅费用、出征作战时士兵和武器的花费等。在这个藩中，武士家族的数量不过区区60家。家老、仆役的情况也与别藩无异。据《太政官日志》第五卷颁布的法令，旧有的世袭制度将被废除，而代之以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手冢认为，为了推行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必须平均分配家臣世袭的封地。

18日我返回横滨后，得知了一个并不太意外的消息：箱馆已被德川的军舰攻占，知事已携所有官吏出逃。可想而知，帕克斯公使对此深感惊骇。虽然“卫星”号仍在全速朝箱馆行驶，但最新的情况已不容乐观。

12月21日，在横滨的公使馆内，公使与伊达、东久世、小松、木户、町田以及池部五位（九州岛柳川藩藩士）等人举行了重要会谈。政府打算派山口范藏前去与叛军谈判，请求公使下令用英国军舰将其送往箱馆。公使担心，如此一来，英国将卷入双方的纷争，舆论有可能会指责英国偏向天皇政府一方。他提出，可否先将谈判内容写成书面文件，派一名信使从青森横渡海峡将文件送往箱馆。日本方面见公使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只得勉强同意公使的建议，但态度极为冷淡，我怀疑他们是否会真的按公使所说的那样准备书面文件。会议还就基督教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日本人的观点合情合理，帕克斯公使也表示了理解。不幸的是，木户准一郎的发言最终激怒了公使，他忍不住又口吐恶言，甚至将“我不在乎”之类的话重复了好几遍。最终，日本方面答应，为“体现陛下的仁慈之心”，政府将对基督教徒采取宽大处理，并将在随后向各国代表提供书面文告。次日，池部来到我的寓所，向我解释了政府发行新纸币的意图。但我对其中的若干观点表示了质疑。于是，我们又转向其他话题，尤其是基督教问题。池部老人不仅对基督教教义深感叹服，还向我坦言他自己就是一位信徒。当天下午，公使和我打算去回访伊达，我们便朝着伊达家的方向出发了——那里位于横滨郊外的户部，原是幕府奉行的官邸。他们谈了很久，尤其是关于基督教问题和议会制度方面的话题。公使还试图探听有关新国都选址的消息——他猜测必定会是京都、大坂、江户其中之一，因为我们早已拜读过年初大久保一藏就迁都问题撰写的那篇文章。仿佛是为了讥讽公使前一天的失态似的，伊达语带双关地说：谈话时一旦过于投入热情，在旁人眼中似乎就变成了吵架。然而那到底并非吵架，无非是太过认真罢了。毕竟，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公使辩解道，他眼见对方要采取不利于自身的措施，便忍不住急怒攻心起来。对此，伊达回答说，凡让你们为之气恼之事，往往将成为日本的良药。此话似乎让公使有所领悟。我们乘马车回公使馆的路上，公使突然对我说：“倘若我昨日不曾那么激动的话，我想他们是决不会与其他公使馆讨论基督教问题的。”我回答道：“或许如此。不过，您可能伤害了木户的感情。他昨天立刻就闭口不言了，而且从那之后始终保持沉默。”“你这么认为？”公使又说，“倘若真是如此，我真该表现出一点小小的歉意啰。”于是，我又说：“请原谅我的无礼。我认为，您的怒气或许在某些特殊场合能产生意外的效果，但也会令日本人对您心存畏惧。”听罢我的话，公使决定第二天邀请木户共进早餐，并嘱咐我说，请帖要尽量写得亲切周到一些。

[1]能乐，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

[2]18世纪畅销小说《韦克菲尔德牧师传》中的人物，书中描写他与奸诈的犹太商人讨价还价的场景十分经典。

第35章　1869年在江户谒见天皇

1月2日，我回到了江户（与大部分英国人一样，我们不太喜欢革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沿用“江户”来称呼如今的东京）。从1月1日起，这座城市正式开放通商，允许外国人从事贸易和在本地居住。我的老朋友威利斯被任命为副领事。他和亚当斯12月29日才回来：威利斯忙着在越后和会津救治伤员，亚当斯则奔赴箱馆处理紧急事态。1月5日，我们谒见了天皇。公使还邀请“大洋”号的斯坦霍普舰长、第九团二营的诺曼上校以及其他许多陆海军军官一同出席谒见仪式。因此，参加谒见的人数也比原定的12人增加了一倍。这可真是公使的一贯做派！他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从不肯将琐细事务交给下属处理——然而他又偏偏不擅于此。结果，公使连一些出席谒见者的名字都全然不知。舰队派了100名海军陆战队员充当护卫队。然而我们的服装，尤其是公使馆和领事馆馆员们的服装却是五花八门，花样百出。谒见那天，天气十分寒冷，天空中下起了雪，随后又转为雨夹雪。待我们到达城中时，雪又变成了雨。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没有乘坐马车，而是骑马前往。谒见在樱田门内的“西之丸”大殿举行。我们骑马经过了第一座桥和挂有“下马牌”的地方，直到第二座桥的桥墩处方开始下马步行。町田前来迎接我们，并带领我们穿过中庭，走进了候见室。阿波藩藩主、三条、东久世、大纳言中山忠能、大久保等人走了进来，按常礼与我们寒暄。然后，有人将我们带进一个昏暗的大房间，天皇陛下端坐在一座比大坂递交国书时大得多的华盖之下。因为屋内光线昏暗，我几乎无法看清天皇的衣饰穿着，但他那张涂了白粉的脸却益发清晰地浮现在周遭的朦胧昏暗中。首相从御座的右下方站起身来。天皇简短地问候了女王陛下的健康，继而又对公使继续留任江户表示祝贺。之后，首相便开始宣读天皇陛下的发言。帕克斯公使极为得体地进行了回应。谒见仪式只花了5分钟便结束了。之后我们一行人便悠然地骑马前往当时的日本外交部分部，即位于高轮的英国公使馆旧址。那里为我们准备了极其丰盛的上等日本宴席，后来还从旅馆送来了午餐。阿波藩藩主和东久世以主人的身份招待我们，还邀请了美国公使和普鲁士代理公使一同赴宴。席间，东久世提议，为英国女王陛下、美国总统、普鲁士国王的健康干杯。接着，我们又为天皇陛下的健康再次举杯。

胜海舟那时已经回到江户，但为了拟定与进犯箱馆的前德川海军的谈判提纲，他计划在1月初再次返回骏府。8日，为了款待一向与我们交厚的阿波藩藩主和其他的年轻公卿，我们特地组织驻扎在横滨的英国士兵举行了阅兵式。那些公卿们似乎并非重要的政治人物，因为后来我们很少听人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施耐德步枪的发射速度之快，着实让我们的客人大为惊讶。

9日一早，我与公使骑马赶赴江户。公使与岩仓约定在海边原大君的“浜御殿”进行重要的会谈，木户、东久世、町田等人也将列席。他们对公使大加赞扬，并对大英帝国以诚相待、承认天皇政府的合法地位的英明之举深表谢意。之后，双方又进行了若干秘密会谈，称天皇因大婚典礼和先帝葬礼等诸般事务，近期需返回京都。待所有仪式结束后，陛下将返回江户，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虽然具体行程尚未决定，但预计将在日本历的1月或3月。帕克斯公使建议岩仓应尽快将此事通知各国代表。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各国的“局外中立”问题、箱馆的形势等。岩仓毫不客气地指责某国的卑鄙行径，称他们一面承认天皇政府的唯一性，一面却又将在箱馆作乱的“海盗”们视为政府的“交战国”。帕克斯公使当即表明了英法两国的立场，即，日本全国既然已经平定，则“局外中立”存在的意义也已消失。英法不承认榎本等人的所谓“交战国”地位，相信珀尔斯布鲁克也持同样观点。岩仓又问，那么，为何美国至今仍以“局外中立”为借口，拒绝向天皇政府交还“斯通沃·杰克逊”号？帕克斯公使回答说，“局外中立”对天皇政府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假如当初没有发表这一宣言，“斯通沃·杰克逊”号可能早已落入榎本等人之手。而当初竭力促成各国在这一声明上签字的，正是他本人——此话绝非自夸，确为事实。双方对此次谈话都甚为满意。不久，旅馆送来了上等的膳食。黄昏时分，我们便告辞离去。

1月10日，我赶到城市的另一端的医院探望西德尔。威利斯也随我同去。据说，他在从外国人聚居区赶来的途中，受到了一名壮硕男子的威胁。为了请威利斯协助当地建造一所综合性医院，我们打算想办法敦促日本政府聘请他在日本工作一年。我对石神说，西德尔是公使馆的随队医官，不久便要被调回。因此，东久世必然还要请求威利斯接任医院的工作。威利斯如今在日本已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天皇陛下亲赠他七匹精美的金色织锦，东久世本人也曾因协助救治伤兵一事向这位“亲爱的先生”提交了正式的感谢信。

1月12日，我们听说“开阳丸”将舵绑在船尾上驶离了箱馆。据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战火还不曾蔓延到的江差一带。看来，叛军们的确面临资金和给养不足的困境。阿伊努人（即日本北方原住民，也称“虾夷”）与松前藩的立场一致，据说也曾与松前一起顽强抵抗过“海盗”们的进攻。

我在13日拜访了池部五位，与他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在池部家中，我还结识了柳川藩年轻的家老吉田孙一郎。谈到有关基督教的话题时，池部特别以《马太福音》中的“山顶布道”为例，诉说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的圣人之作都不曾如此令他感到喜悦；我则用汉文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阐述基督教的教义；池部又引用了那句“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右脸也伸过来给他打”作应答。过了片刻，他又提到了公使在上次会议中的狂怒：“当那位先生发火时，我可不打算将脸颊送到他的面前。事实上，那时我真恨不得将他一脚踢出门外！”他还告诉我，天皇陛下大约会在1月17、18日左右移驾京都。有关他离开江户、并与次年春返回的计划，政府早在12月上旬的时候就已经颁发了文告。

15日一早，我收到公使的紧急命令，通知我立刻返回横滨，参加岩仓与各国公使的重要会谈。我骑上我的矮种马“伏见”，一路飞奔，只用两个半小时就赶完了20英里的路途。到达公使馆时，会议刚刚开始。岩仓先将9日在浜御殿会谈的内容又向各国公使陈述了一遍。公使们向岩仓提了一些问题，最后称，鉴于事情重大，他们须得深思熟虑后才能做出答复。于是岩仓便开口说道，他希望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新政府诞生的缘由。其意大致为：天皇是已统治日本两千余年之君王的后裔，幕府将军则存续不足700年。幕府长期把握国政，1853年美国战舰抵达日本时，幕府政权仍相当稳固，幕府当局已充分知晓与诸国缔结友好之必要及其中的利害关系，然而广受民众拥戴的天皇朝廷仍秉持攘夷政策，终使日本内乱四起，幕府的权威也受到严重打击。其后，先帝（孝明天皇）与先代将军（德川家茂）相继薨逝，继任将军（德川庆喜）是一带有能之士，甚感尊王才是民心所向。但一国之政权，绝非私相授受之物。德川庆喜决意奉还大政，系因其确信大政归还天皇是打破日本政治困境之唯一手段，实乃诚心之举。天皇政府冒违逆先帝之罪，为其不可为者，令本国的对外政策上下一新，与诸条约缔结国结成所谓国际关系，实为艰难之举。虽此等关系迄今尚限于贸易通商，但政府今后必将竭力改善，望能与诸国达成近似欧洲与其他文明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等等。各国公使们表示，他们将协同会商，并尽快向岩仓提交他们的答复。

19日，为了向岩仓通报在前一日就“局外中立”问题所进行的公使会晤的结果，帕克斯公使从横滨赶到了江户。双方原本约定在浜御殿会面，但当公使赶到时，却发现那里竟是大门紧锁。守卫尚未收到命令，称此地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得入内。公使只得离开，准备返回公使馆。但刚走出不远，森便急忙追了上来，恳请公使掉转马头返回。公使断然拒绝，并称岩仓可到公使馆来找他，说罢便返回了公使馆。森误解了公使的意思，因此又额外多耽误了些时间，但最后总算通知了岩仓。7点半，岩仓与东久世一同来到公使馆。岩仓先前曾派森来邀我前去江户直接面谈，但我未曾留意，以为他只是要邀请公使一谈，或只是请我在19日担任会谈的译员。岩仓向帕克斯公使询问公使会议的结果，但公使除了“会议以休会告终”外便无可奉告。各国公使们虽同意发表声明，承认战争已经结束，却仍似乎无意向日本政府转交“斯通沃·杰克逊”号。为继续扣留那艘船，他们便也不同意废止“局外中立”宣言。在我们看来，他们的看法完全不符合逻辑。岩仓又重复了上次会议时的观点，称天皇政府急需“斯通沃·杰克逊”号用以对抗榎本，他还说，政府甚至打算对榎本提出宽大处理。对此，公使回答说，就他个人的观点而言，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因此，“局外中立”宣言的法律效力也随之终结。而且，他可以随时以书面文告的形式对外宣布上述观点。岩仓说，天皇陛下正在急切等待着各国公使的答复，故此特命他在江户停留五天，待解决这一问题后再于东海道的清水港附近与返京的队伍汇合。他本人也希望能给天皇陛下带去好消息，因此想先私下听取帕克斯公使的意见。他还说，新政府仅用了不足六个月即平定了奥州、出羽，足见其具备充分的治国能力——上一次平定这两个地区可是足足花了12年之久[1]。此外，政府还在考虑对叛贼采取怀柔宽大政策。如骏府和水户的两个德川家族，政府已命令他们前往各地讨伐叛军残余，一旦他们功成凯旋，德川庆喜不仅将获得赦免，甚至还可能沐天恩重新起复官职。岩仓还亲自去见过胜海舟，胜海舟称，如果朝廷能给予足够的宽大，叛军的投降似乎也并非难事。但对于政府来说，不交出武器和军舰的投降到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叛军一昧负隅顽抗，最后也只能诉诸武力。岩仓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最后终于引得帕克斯公使做出了善意和亲切的回复。岩仓似乎还对俄国心存疑虑，询问公使榎本是否可能与俄国结成同盟。公使回答说，当然不会。会谈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告辞前，岩仓再三道谢，又为浜御殿发生的事连连道歉。公使对他说，他将动用一切手段说服各国公使，并保证他们在25日前提交回复。他还将在同一天的《日本先驱报》上公开发表他本人的意见。上述种种，大约是公使在其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所能做出的全部努力了。我高兴地觉察到，我的长官终于要全力出击了。

朝京都进发的天皇的队伍于次日清晨8时左右途经高轮，仪仗的规模似乎比当初进入江户时精简了许多。1月21日，箱馆方面传来消息，“开阳丸”在江差附近触礁搁浅，船上的大炮已被投入海中并用浮漂做了标记。

21日，政府公布了对会津、仙台两藩的处置结果。对其余北部各藩及负隅顽抗到最后的二、三个藩的处罚也在同一日相继发布。会津藩藩主父子虽被免除死刑，但其领地被尽数没收。仙台藩的藩领从原来的62万石降为28万石，藩主被勒令归隐，我们的朋友、宇和岛藩藩主的世子继承了仙台藩藩主之位。22日，各国公使举行会谈讨论废止“局外中立”问题。除23日赶来江户的小个子意大利公使同意与帕克斯公使和珀尔斯布鲁克采取相同的立场外，其他各国公使都反对废除“局外中立”宣言。但后来公使又在来信中说，各国对“战争已终结”的观点并无异议，而对于同时废止“局外中立”一事则需要时间考虑适当的方式，请帕克斯公使准许他们略作耽搁，并同意在此基础上签署联合公告。公使在信中还命我设法安排岩仓面见亚当斯和法国公使馆秘书蒙提贝罗，以便他们能向岩仓转交德川叛军委托英法公使向天皇递交的请愿书。这份文件当即便被翻译好并发出。之后，东久世发来通知，称会见可以安排在下午2点。我和米特福德于是急忙去找木户，将有关“局外中立”联合公告的草稿拿给他看。木户对协议中“略作耽搁”一词略显不满。我只得向他阐述了我的看法，即，那不过是为了达成妥协的一个小手段。对天皇政府而言，这个结果虽不完美，但全体公使毕竟已公开承认“战争已告终结”——这难道不比只有两国承认而其余四国仍坚持“局外中立”要好得多吗？亚当斯又给我们发来一份协议书文告，并在附注中称其是最后的定稿，我们应敦促日本政府将此次谈判中的所有往来文书在官报中刊出，以便让公众知晓其整个过程。我便又赶到东久世处，见亚当斯、蒙提贝罗、杜布斯凯（此人原为法国陆军顾问团的军官，后来专心研究日语，成为法国公使馆的译员）已在那里，他们是2点15分左右到达的。蒙提贝罗首先提交了法国公使奥特莱先生寄来的联合公告，之后双方便开始会谈。岩仓开门见山地问，协议书中的“略作耽搁”是何用意？亚当斯和蒙提贝罗二人只得回答，他们无权对此作出解释，但可以向各自的上司去函询问，尽量核实明确的日期。我对山口范藏耳语道，关于此事我已对木户作出了解释，请他随后转告岩仓。随后，会谈又转到德川叛军请愿书的议题上。我告诉岩仓，虽然两位公使接收并同意转交请愿书，但对此将不会发表任何意见，也毫无居中调停之意。因之前外务大臣曾对两位公使表示，希望尽可能掌握叛军的想法和意图，两位公使此次的举动完全是出于对外务大臣的回应。

岩仓回答说，朝廷早已将箱馆的那些家伙斥为叛党，并命令水户和骏府的两个德川家族前去征讨。因此，请愿书只能通过两个德川家族的首领呈奉给陛下。虽则匆匆一瞥之下，还无法断定对方的本意，但字里行间来看，对方似乎已流露出归降之意，只此一点便甚是可喜。（不过，倘若两位公使将他们收到的那封信的原件——信中净是趾高气扬之辞——直接提交给岩仓的话，不知这位老大人又当作何感想）总之，岩仓对两位公使表示感谢，又称对两位公使转交请愿书之举绝无猜忌之意。但就他本人的立场而言，眼下不宜直接接收。我们不禁猜想，他莫非暗示我们应通过德川家的两位首脑将其呈送给天皇？

亚当斯和蒙提贝罗均表示，英法两国均无意与德川家族有所牵涉。几经劝说之后，岩仓开口道，既然如此，他可暂时收下文件，次日再向英法回复。会谈结束后，我们返回公使馆。亚当斯开始提笔致信公使，汇报与岩仓谈话的结果。

次日（25日）下午，我们收到了新的指示。公使命亚当斯面见岩仓，转达两位公使对于他拒绝接收请愿书的诧异之情，并再次强调，联合公告中“略作耽搁”的含义正如其字面所示，并无内在隐情。我和蒙提贝罗商议后，决定在26日上午10点前去与岩仓面谈，并另以书信通知了东久世。然而，我们还未及收到回复，山口范藏便带来了岩仓的书信，信中再次谢绝接收请愿书，又称岩仓将于明日前往横滨与诸国公使讨论“局外中立”的问题，届时他将亲自面见英法两位公使，另有要事相商。山口走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东久世的回复，称岩仓已决定延期一日出发，故可在26日与我们会面。

26日，因我患病，米特福德代替我以译员身份与亚当斯前去与岩仓会谈。岩仓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坦言随时可以接收两位公使转来的请愿书，但接收后将不予理会，直接退还给德川的叛党。至于“略作耽搁”一事，他将亲自询问两位公使本人的意见。他还说，已向两位公使去信，除向他们转交请愿书一事表示感谢外，还将坦率告知，因觉此事甚为不妥，已决定将请愿书直接退还——这不啻是给了两位公使一记耳光。他们本不该插手此事。看看榎本送来的那份充满威胁意味的“请愿书”吧，其中公然宣称，倘若政府不能任凭他们占领虾夷岛的话，他们将不顾一切地顽抗到底。帕克斯公使看过信后原本也觉得有些不妥，然而他更担心此事被法国公使占了先机，从而有损他的外交声望，于是才决定采取行动。然而如今看来，即便法国公使真的抢先一步，凭岩仓的运气或精明，他的小伎俩也断乎无法得逞。

第二天，因要与各国代表会谈，岩仓匆忙从江户赶到横滨。会谈中，他再次向各国代表追问“略作耽搁”的含义。在他看来，他们已经“耽搁”得够久了。当初发表“局外中立”宣言时，各国一接到日本政府的要求便痛快地付诸实施，却因何要在废止它时如此大费踌躇？代表们略作分辩，便集体走到另一个房间内商议如何作答。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回会议桌旁，答复岩仓说，他们将在两星期内发表联合公告。岩仓只得当场表示同意。无论如何，帕克斯公使总算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因此心情开朗起来。当天下午，岩仓便乘坐“江苏”号从志摩向鸟羽港驶去。（那艘船原为谢拉德·奥斯本舰长的旗舰，李泰国在担任中国小型舰队指挥官时也一度将其作为自己的旗舰，后来它又被萨摩藩买走。）东久世还告诉各国代表，在即将到来的日本旧历新年时，天皇将从京都返回江户，宣布江户成为日本新的首都。不过，此事尚未对外公开。他还拿出一幅江户地图对代表们说，除了将用于建造外务省的尾张会馆一带，从金杉桥到旅馆一带的沿海地区都可用于修建各国的公使领馆。然而除了帕克斯公使外，各国代表都表示无意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给他们的土地。我发现，帕克斯公使正在逐渐改变他的偏见——即，日本人所说的没有一句是真话。

[1]即“前九年之役”与“后三年之役”，合称“奥州十二年合战”。

第36章　踏上归途

一星期前，岩仓为了表达对我长期为他担任译员的感谢之情，特地赠送了我一套漂亮的漆器橱柜。此外，1月28日我回到江户时，收到了鲛岛成藏写来的一封信，随信还一同寄来了萨摩藩藩主、大久保、吉井及鲛岛本人赠给我的礼物。鲛岛在信中说：“对于您长期以来所付出的种种善意和多方努力，萨摩藩主特请我向阁下转达他的感激之情。现特向阁下转交藩主为您准备的两箱礼物。此外，大久保、吉井及在下也有薄礼呈上，以谢阁下厚情。虽是微末之物，还望笑纳，以作纪念。”藩主的礼物为一艘孔雀型的银制小船（日本人称之为“宝船”）、漆器橱柜和两匹白色丝绸。吉井送我一对清水烧的瓷器，其他人则分别送了两匹白缎子的织锦。日本人的姓名是采用古老的葡萄牙语注音的，吉井的名字被写做Ioxy，由此，诸君不难猜到，上面的那封信是用英语写的。

1月30日，《日本先驱报》刊登了我翻译的政府对北部各藩的判决声明的英译稿，标志着拥幕派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拥幕派外交”是日本人发明的专用词，指那些直到最后还在竭力试图支持原大君的外国外交代表。

2月11日是日本的旧历新年，我在江户住处度过了这个节日。我在书房的壁龛前摆上了米糕（镜饼）和按传统方式装饰的橙子和凤尾草，房间里还挂上了干的凤尾草叶子。因为吃杂煮的时候须得端正地跪坐，仆人们于是还专门准备了我和客人用的丝蒲团。杂煮是将数片烤过的年糕放入汤中煮成的食物，按习惯应在大年初一那天吃一碗，初二时吃两碗，初三时吃三碗。此外，人们还会在新年时喝屠苏酒，即一种加了香料的甜酒。喝的时候要用放在托盘上的依次为大、中、小的瓷杯盛着喝。我的“家庭成员”们也依次前来向我问候新年，并对我在年末时送给他们“御岁暮”——即为了感谢过去一年中的辛勤工作而赠送的礼物——连连称谢。第二天晚上，我邀请日本护卫们来家中做客，公使馆的书记员小野清五郎、米特福德的日本教员长沢和我的“家庭成员”们也一同参加了庆祝。米特福德和我分别坐在房间两端的白丝缎蒲团上，中间隔着一个漆器的大火盆。客人们则分别坐在两侧或下首的位置。令我抱歉的是，身为主人的我本不该坐在蒲团上。然而直接蹲坐在地板（榻榻米）上总是让我的膝关节酸痛麻木，我也只能不拘礼数了。起初，席间的气氛有些生硬，谈话也不甚热烈。之后，仆人们端来了酒，料亭的女招待送来了菜肴，艺妓也如约而来。野口的妻子和一个从横滨来的、颇为聪慧的小姑娘布置好宴席后，屋子里的气氛便一下子热闹起来。滑稽的舞蹈、猜谜游戏、放声高歌、为新年的到来大呼“万岁”……我们喝掉了无数的酒，客人们一直到12点方才尽兴而归。

与民部大辅（德川昭武）一同去往法国的亚历山大·席博德总算回到了日本，我因此也将从超期服役两年未能休假的苦恼中得以解放。2月14日，我与席博德一同去拜访胜海舟。自幕府倒台以来，他一直是我们不可多得的情报来源。他对我们说，箱馆的叛军最后必定会投降。临别之时，他将自己的短刀赠给我留念，我们又互道了离别之辞。胜海舟所住的宅邸是纪州会馆的外屋，曾在各藩会馆间为我们收集过消息和文件的纪州家臣竹内老人也住在那所会馆之中。我们须得去他那里小坐、喝上一杯茶才行。恰好纪州名臣伊达五郎的秘书也在那里，我便托他替我向伊达道别。之后，我们又回了一趟公使馆，随后便赶往东久世在旅馆为我举办的告别宴会。除了米特福德、席博德和我，在座的客人还有备前藩藩主、公卿大原侍从、木户、町田、森（后来我才得知他名叫森有礼）、以及开成所的教授兼新近创刊的江户某报纸的总编神田孝平、宇和岛藩的都筑庄藏等人。席间的气氛十分愉快。小个子的备前藩藩主十分郑重地与我寒暄，称“久仰大名，一直不得相见。今日定要趁机与萨君多多亲近”。我被安排在东久世左手的上座，吃完饭后，众人又斟满香槟，为我的健康干杯，并祝我一路旅途顺利。此外，人人都求我“帮点小忙”。光是日本政府就向我预订了六套昂贵的金表和表链。都筑庄藏则拿出伊达老藩主的亲笔书信，信中除了道别外，还托我购买一本刘易斯·赫斯莱特[1]所著的《条约》（Treaties）一书。除了萨摩藩藩主、大久保、吉井、鲛岛等人纷纷赠礼道别外，町田、我的日本护卫和其他很多人也都送了我许多礼物。木户自然也在其中。饭后，他与我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主要围绕在朝鲜开放通商港口后将给日本带来的种种利益，尤其是随着朝鲜人民放眼世界后，将会产生远比物质利益更为可贵的精神收获。此外，他和森两人还就日本当地基督教徒问题征求我的建议。我提议采取较为稳妥安全的方案，即不时以长篇记录的方式安抚各国公使。我坦率地说，凭借一纸法令就让所有日本人接受信仰自由的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在欧洲，西班牙至今仍不肯承认新教教徒的信仰自由。然而，我也不赞成森提出将虾夷的土地分配给基督教徒，令其在划定的范围内自由信教的想法。此外，都筑还向我透露了当时仍被视为机密的事：备前藩打算派一位年轻的家老户仓前往英国考察。总之，虽然我走了一大段路前去赴宴，但那晚的欢宴仍令我感到非常愉快和满足。

次日，整整一天都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经过伦敦警察署派来的公使馆骑兵护卫队驻扎的兵营门口时，皮考克和他的下属们一起走来，祝我旅途顺利。野口、米特福德的教员长沢和我的四名日本护卫一直送我到梅园茶屋，我便在那里与他们举杯话别。东久世也给我写来了道别信，并随信送来一个很大的漆制橱柜，据说是天皇陛下为表彰我在推动外交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赐的赠礼。我还收到了木户的来信，信中称他十分关心欧洲人对于日本的看法，如果我听到什么新消息要务必告知。他定会有信必复。最后，他还祝我一路顺风，平安抵达故乡。

2月24日，我搭乘半岛东方汽船公司的“渥太华”号轮船——船身810吨，船长是埃德蒙德——离开了横滨。帕克斯公使夫人也与我同船返回英国。聚居区里的英国友人们带着一支乐队前来为她送行。当船即将起锚的时候，乐队演奏起了《家，甜蜜的家》那支曲子。眼泪从我的眼眶中滚落下来。很难说得清泪水是为何而流，是听到至爱的音乐时产生的情绪共鸣，抑或是对于眼前这个度过了六年半愉快时光的国度恋恋不舍？幸而，我还有那位忠实的会津武士野口富藏一路相伴。

[1]刘易斯·赫斯莱特（1787-1870），曾任职于英国外交部。围绕英国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著书颇丰。

作者传略

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英国外交家、学者。生于伦敦北部的克拉普顿，父亲是德国人，母亲为英国人。毕业于米尔希尔学校和伦敦大学学院，是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和日本学学者。他于1862—1883年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是伊藤博文的挚友。

他曾先后在世界各国出任英国外交使节，如暹罗（1884—1887）、乌拉圭（1889—1893）、摩洛哥（1893—1895）。在远东地区的英国外交史上，萨道义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日本的幕末时期（1853—1867）、明治初期（1868—1912）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后期（1900—1906）等重要历史时期。1907年，他代表英国出席了海牙会议。

萨道义是一个卓越的语言学家、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旅行指南作者、词典编纂者、登山家、狂热的植物学家和伟大的日本典籍及手稿收藏家。他与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巴塞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三人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日本学学者。

此外，他还酷爱古典音乐和但丁的作品。在他毕生的生涯里，一直坚持不懈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共留下了47卷亲手书写的日记。他声名显赫，曾被选为1903年4月23日出版的《名利场》杂志的封面人物，而他本人却始终淡泊名利。

他娶过一位日本妻子，他的儿子武田久吉后来成为知名的日本植物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