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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论稿/蒋和森著.—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红学经典）

ISBN 978-7-02-011285-2

Ⅰ.①红… Ⅱ.①蒋…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816号

责任编辑 徐文凯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页5

印　　数 1—6000

版　　次 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85-2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插图

·蒋和森先生像

手稿（一）·增订再版后记

手稿（二）·增订再版后记

手稿（三）·增订再版后记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中，红学一直是显学，不仅名家辈出，而且著作如林。

近年来，红学颇有再度升温之势。从文化现象上来讲，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它不仅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而且也表明阅读《红楼梦》、关注红学的人愈来愈多。但另一方面，在这看似滚滚袭来的热潮背后，至少还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作支撑：第一，要熟读原著；第二，要熟悉并了解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倘不如此，这红学新浪潮必然会卷起不少的学术泡沫，未必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在此背景之下，回顾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红学研究历程，精选出一批曾发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论著，推荐给广大读者，就显得非常适时和十分必要。

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红学经典”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论著，固然远不能涵盖红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但却无一不是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引导和启发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五年八月

红楼梦引论

- 一

- 二

- 三

- 四

贾宝玉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林黛玉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薛宝钗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探春论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红楼梦》人物赞

- 小引

- 贾宝玉

- 林黛玉

- 凤姐

- 晴雯

- 贾政

- 妙玉

- 焦大

- 尤三姐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 一 “痴”心的天才

- 二 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

- 三 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 四 荣国府——封建社会的缩影

- 五 平常的生活，不平常的意义

- 六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作家

- 七 对女性怀着无限的同情和赞美

- 八 一个带有历史社会意义的问题

- 九 触动了封建秩序的“谈情”

- 十 “云空未必空”

- 十一 反封建主义，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

- 十二 悲剧的时代，悲剧的天才

《红楼梦》艺术论

- 一 世界性的艺术成就

- 二 逼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

- 三 万象纷呈 浑然一体

- 四 大中有细平处见奇

- 五 寓简洁于繁密从绚丽见朴素

- 六 语言艺术的大师

- 七 “由说话看出人来”

- 八 塑造人物的巨匠

- 九 艺术需要不断更新

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

- 一 “大旨谈情”

- 二 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到一起

- 三 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 四 带有新的色彩的爱情

- 五 反射着时代的投影

- 六 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 七 不能超出时代所划出的界限

- 八 阶级的偏见和同情

- 九 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艺术使命

塑造正面人物

枝叶与花果

人物的阶级性

鸳鸯之死

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

香菱的名字

红楼梦引论

两百三十多年以前，正是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茅屋里，却有一个“半生潦倒”的人，怀着无限的悲痛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泪尽而逝”。

这一天恰当除夕，除了几声爆竹冲破寒夜沉沉的寂静以外，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

他，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的洪流不知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然而，曹雪芹用“十年”血泪写成的《红楼梦》，不但没有被岁月的尘埃掩没，反而更有生命力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里。时间——这位最公正的批评家向人们指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与伦比的杰作。它对全人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辉煌而又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贡献。

一

“古来圣贤多寂寞”，天才往往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曹雪芹虽然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早约一个世纪就对文学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但他不仅没有资格载入“青史”，连在当时多如牛毛的野史遗闻中也找不到他的一篇小传。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仅能窥见他为人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轮廓：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生年不详（推论虽多，但无确证）[1]，卒年为公元1763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说为公元1764年（即次年癸未除夕）。活了大约四十多岁，正当一个人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壮年，便垂下了他那富有创造力的手。

从曹雪芹生前好友的诗中，得知他工诗、善画、嗜酒、狂放。据称他“诗胆如铁”，效法唐代奇诡诗人李贺而又“破”其“樊篱”。至于他是如何写作《红楼梦》的，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完全了解他最大的天才价值。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倒是比他本人的记载为多。据考，其先世本是汉人，后入满洲籍，世居辽阳。从曾祖曹玺到父辈，三代世袭江宁织造（有时任苏州织造）共有五十八年之久。“织造”之职是为宫廷采办丝织用品和其他一些生活用物；另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充当皇帝的耳目，凡地方吏治民情以至米价气象等都要密折上奏。所以织造的官阶虽不很高，却是皇帝的幸臣才能充任。

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曾当过康熙的“伴读”，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可见曹家当年是何等富贵豪华以及与皇室关系的亲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虽系显贵，但并非俗吏。他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勘印的。他自己也能作诗写剧，著有《楝亭诗抄》、《楝亭集》及杂剧《北红拂记》、《续琵琶》等。曹雪芹的父辈曹颙也是一位“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康熙赞语）。由此可见，曹家是个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这自然为曹雪芹提供了天才的摇篮，并带来有益的熏陶。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但为时不长，因到父辈曹任内，积年亏空，再加对曹家特别优宠的康熙死后，宫廷内部发生夺位之争，雍正一登位，曹家即受到削职、抄家、枷号等严厉惩处。从此曹家一蹶不振，并由南京遣回北京。最后曹雪芹流落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

贵族家庭由极盛转向极衰，这一人生巨大变化给曹雪芹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他对贵族家庭有着难以割断的眷恋，并产生了“色空”、“梦幻”之类的虚无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贵族家庭的破败，虽然无情地折磨着这位纨袴子弟，但也使他的文学才能没有埋葬在糜烂的公子生涯里。而平民生活的切身体验，更使他对自己出身的贵族家庭以及所见所闻有了清醒的回顾和认识，从而沉入深沉的有助于创作的人生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题材。因为他所生长的家庭，集贵族、官僚、地主、皇商于一身，又与宫廷关系异常密切，因此比一般家庭更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这里，曹雪芹不仅可以看到封建统治上层内部的种种腐败，而且还可以看到各种人的遭遇和命运。这样，他所经历的一切兴衰变化和世态人情，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活源泉。

《红楼梦》是曹雪芹落魄北京时期写作的，至少在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便已开始。当《红楼梦》快要完成时（前八十回已基本定稿，据说其后尚有三十回在当时即已“迷失”），曹雪芹因爱子早殇，感伤成疾，再加“一病无医”，终于抛下未竟的天才事业，死在正当成熟的壮年。“千古文章未尽才”，人们只能望着历史发出无限的唏嘘、慨叹，又一次沉入天地悠悠、怆然泪下的历史凭吊。

曹雪芹生前凄凉，死神又过早地扼杀了他的呼吸，但他的艺术生命却以永不凋谢的活力战胜了死神。在他死后不久，《红楼梦》最初即以题名《石头记》的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并受到人们的珍爱，不惜重金以求。据载：“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更有一位“好事者”程伟元对在社会上传抄了近三十年但“无全璧”、“无定本”的《红楼梦》竭力搜罗，并称收集到八十回以后的残卷，遂征得友人高鹗的襄助，对各本“细加釐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并用活字排印出来。于是，《红楼梦》第一次以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出版了（通称“程甲本”）。次年，又作了一番“广集核勘”，重新排印（是为“程乙本”）。程、高对《红楼梦》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书出版后更加风行全国，以致“遍于海内，家家喜阅，户户争购”。

根据程、高所说的“补遗”订讹经过，后四十回中似有曹雪芹的遗稿，其中有他们为了“前后关照”所作的“修辑”、增补自是无疑。经过程、高“补遗”的《红楼梦》，虽有不少缺点甚至败笔，但也去除了一些可能在传抄过程中的讹误，此外在文字和个别人物情节上也作了一些修改，显得比较顺畅。总的看来，补书基本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保持了全书的悲剧主题，使很多读者产生连成一体的印象。有些情节也还处理得宜，文采笔致亦有可称处；特别是爱情的悲剧结局，表现得相当出色，以致两百多年来使无数读者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补书的最好评价。

补书的发起人和主持者程伟元（约1745—1819），字小泉，长州人（今江苏吴县，当时属苏州府治）；出身“诗书”之家，多才艺，诗书画皆擅，诗风“清润”，崇尚“情性得真”。他曾被盛京将军晋昌延为幕宾，佐理文书奏牍。有人误以程为“书商”，其实他是一个淡泊名利，并不热衷科场，颇有“东山隐士”和“冷士”之风的诗文之士。

补书的“分任”者高鹗（约1738—1815），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辽东铁岭人。据称其为人“侠气”而又“艳情”，曾一度失意困居，补《红楼梦》即在此“闲且惫”时期。后考中进士，历任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职，著有《兰墅诗抄》、《兰墅十艺》、《吏治辑要》等书。据清代档案所载，其居官曾屡获“操守谨，政事勤”考语。

《红楼梦》风行后，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续书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续书不下四五十种，但大多思想艺术拙劣，无非是将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即所谓“归美君亲，存心忠孝”云云，因此续书虽多，大都不堪一读。

另一巨大影响是《红楼梦》风行后，评论之盛，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曾出现多种带评夹批的本子，其中发现较迟却很有名的是“脂砚斋”评本。脂评并无特别高明的见解，有些批语且不免流于陈腐，但从某些批语的口气看来，因批者似与作者关系甚密，提供了一些与素材、佚稿、创作过程等有关的迹象，故对《红楼梦》研究不无参考价值（但亦不必过信过拘）。除那些沿袭旧习传统的评点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种诗文笔记中的评语，当时有人戏称为“红学”。在那些庞杂的评论中，表现着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其中也可看到一些可取的见解，有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卓识；如谈到《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比较时，指出：“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这比某些胡乱吹捧《金》作的见解真不知高出几多。可惜那些评语大都支离琐碎，不成体系，且多旧时文人谐谑游戏的笔墨。也有些见解陈腐不堪，如把《红楼梦》诋为“淫书”，主张烧毁禁绝；又如把《红楼梦》曲解为“祖《大学》而宗《中庸》”；或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书中的人物情节，以证“全书无非《易》道也”，等等。

发展到民初，《红楼梦》评论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两派，一是“索隐说”（通称“旧红学”），以蔡元培为代表。此说早已有之，其特点是通过猜谜拆字等法，把书中人物附会成当时历史上真人的影射（如说影射顺治与董小宛或宰相明珠家事等等）。蔡氏不同于旧索隐的是：他提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根据是“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此类说法实属牵强比附，但由于种种原因曾流行一时。发展到后来，更有流于极端荒诞者（如说林黛玉是潘金莲的“化身”等等）。

牵强附会的“索隐说”，终于被“自传说”（通称“新红学”）打破，这一说的代表人物为胡适。“自传说”其实也不是胡适首创，早在清代已露端倪，但胡适根据历史记载和新发现的材料，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考证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本来，如果说曹雪芹在创作时主要取材于自己的家事和经历，原是无可厚非，且有助于证明文学创作与生活的联系；但由于胡适沉迷于“考据癖”，把他所谓的“自叙传”说成是“《红楼梦》为记叙曹家事实之书”，将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这样就不仅在很多问题上解释不通，而且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常识，因为创作总是离不开虚构、想象、综合等基本法则，从而取消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创作而不是呆板实录的伟大文学价值及其概括深广的思想社会意义。其后不久（1925年），连最初同是坚持此说的俞平伯也富于自省精神地提出：“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应当说，“自传说”在打破不科学的“索隐说”方面是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的，但它本身所存在的缺点也长期流弊学术界。如这一说的继承者，为求考证之“新”，曾编成“世系表”或“年表”之类，把书中贾府说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这就比胡适更加考据成癖，成了胡适的“俘虏”了。当然，考证家也是作出不少成绩的，对考证自是不可一概反对，需要反对的是那种以主观推测甚至猜想代替证据的考证；或斤斤于细碎、堆砌故实的烦琐考证。总之，谈艺不是解经，亦非稽古。以汉学代替诗学，将创作混同史传，这也是旧学术界（包括红学在内）长期存在、溯源甚古的痼习。

对《红楼梦》评论造成不良影响的还有庸俗社会学。其特点是机械教条、生搬硬套，且每以简单粗暴的“批判”姿态出现，故又常与过左思潮有关。其弊害已为世所共知，不在这里多论。

《红楼梦》的续书之多和评论之盛，正说明这部小说具有不同一般的深远影响，影响之巨遍及社会文化各界。早在清代其影响已不限于国内，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被部分译成英文。此后各种外文译本陆续出现，有近二十个国别语种，几乎遍及全世界。此外，有关《红楼梦》的外文论著也有十多种，它的世界意义已经日益被人认识，以致形成这样的看法：不了解《红楼梦》就几乎等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二

《红楼梦》的最大价值是表现在文学上。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了解《红楼梦》。

这是一部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创作出来的小说。强烈的生活气息，看似“平淡无奇”而实高超卓特的形象表现，是这部小说所以是天才创作的特色。这部小说虽然强调“亲见亲闻”，但它一开始却又假托一块“石头”，因无才补天幻形人世，从而把读者带到书中主人公所生活的“红尘”世界，经历了一番梦幻情缘和荣衰变化。在这里，也只有在现实生活里，才显示出曹雪芹驰骋天才的力量。他以其所特有的自然、逼真而又蕴涵甚丰的艺术笔力，把封建社会里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隐微曲折之处都多彩多姿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书中着重描写的荣国府，像一面透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在这个贵族家庭里，少数主子统治着数百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每天所忙碌的可说只是为了一件事——如何满足封建主子极端豪华但仍感到厌腻的享乐生活。

奢侈，惊人的奢侈，是这个贵族家庭首先令人触目的特征。单是吃一顿螃蟹，就使刘姥姥惊叹：“这一顿的银子，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其实，这还只不过是为了又“便宜”又“有趣”举办的一次家常小宴。更可叹的是那些花了很多银子和人工制作出来的美味珍馐，上上下下都吃腻了，以致吃不了就倒掉“喂猫”，连丫头们都习以为常。至于在穿的方面和用的方面，这个贵族家庭也是极端奢华。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和高贵穿戴，简直使人眼花缭乱，连丫头们都是浑身绫罗包裹。“通房大丫头”袭人获准回家一次，外面穿的是青缎灰鼠褂，已经够讲究了，但管家少奶奶凤姐犹恐有辱贾府门面，立刻赏了她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连那个花绫包袱也嫌寒碜，吩咐换了哆罗呢的。

以上说的是日常生活，如碰到婚丧喜庆，更是肆意挥霍。为孙媳妇办丧事，一口棺材就“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送殡的行列“浩浩荡荡，一带摆了三四里远”，如“压地银山一般”。

更加奢靡铺张的还是元妃归省。为了庆祝这场只在一个晚上归省两三个时辰的“隆恩大典”，贾府特地建造了一个“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的大观园。园中景致馆院的“搜奇夺巧”，竟使贾政等人走进去“都迷了路”。归省之日，更是“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以致元妃看了也不禁深叹：“太奢华过费了。”

对贾府这些富贵豪华的描写，在书中可称比比皆是。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楼梦》并不是单纯铺写“风月繁华”，否则它和那些徒以追华逐丽取悦读者的浮艳之作就没有多大分别了。《红楼梦》所以深刻，是在那些豪华的描写背后，还写出这个封建家族正是在那种“烈火烹油”般的繁华热闹中，加速地走向衰败。正像书中见过“接驾”世面的赵嬷嬷所说，那不过是“虚热闹”，“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但这“罪过”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因为在那些富贵豪华描写的深处，常常使人感到隐伏着一层悲凉。这种感觉，随着情节的运行而在不断加深、显露。

当元春的鸾舆在一派“香烟缭绕，花影缤纷”中来到贾母的正室时，书中写道：

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2]

这段文字虽然不足二百字，但却很有分量，很有内涵，它把许多“说不出”的话都说了。原来，充满在这个贵族家庭里的笙歌笑语，并不是真正的欢乐。那如“鲜花着锦”的“非常之喜”，其实是非常之悲。而以喜写悲，或者说寓衰于荣，这正是《红楼梦》的表现特色。元春说的“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其实是没有再见的时候了，剩下的一次见面是死别。这个少女为什么死得这样早？是很耐人寻味的。这是一个被幽禁在嵌满珠宝的囚笼里，被看不见又说不得的折磨毁灭了的年轻生命。

《红楼梦》通过这个取得特殊尊荣、但却因此带来更多眼泪的少女，把笔锋伸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

《红楼梦》还进一步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必然离不开残酷剥削。这个贵族家庭的浩大开支，主要是依靠向农民榨取数量惊人的地租。这种情形曾生动地表现在书中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遇雹灾的坏年成，但黑山庄农民向这个贵族地主所缴纳的东西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除常米一千石外，还有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之类，甚至连贾府“哥儿们”玩的活鹿、锦鸡等等，都由农民“孝敬”到了，另外还加租银二千五百两。

以上，不过是歉收之年，一个庄子向贾府长房（宁国府）所缴的租子。从乌进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还“现管着那府（荣国府）八处庄地”，那么整个贾府向农民剥削的数量就更惊人了。

可是，当贾府的珍大爷看过那张长长的租单后，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他说得好像很有“理”似的，连那个乌庄头也不断道歉赔笑。原来，他今天踏着四五尺深的雪，走了“一个月零两日”赶来缴租，就是为了“怕爷心焦”。

缴租这一段描写，其意自明，似乎毋需多说。但却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特点，即作者特意把它紧接在前一段描写——即贾府去领了皇上的“春祭恩赏”之后。这样的情节安排，是有着深含的艺术构思的。

原来，贾珍派人去领那“恩赏”时，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只是淡淡地说：“咱们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的天恩。”可是当他一听禀报“乌庄头来了”，真比“天恩”下降要高兴十倍，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他嘴里虽然骂着，其实是兴奋得骂，所以接着便和乌庄头有说有笑地诉起苦来：“再省一回亲，只怕精穷了。”这一笔看似不经意，然而却很有力地点出：“天恩”不但没有使贾府的内囊充实起来，反而更加枯竭了。这个贵族家庭所以能那样热热闹闹地过年、祭宗祠、庆元宵，并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洒满农民血汗的大地。高悬在贾氏宗祠上的那副对联：“兆姓赖保育之恩，百代仰蒸尝之盛”，正好是事实的颠倒；其实这也是千百年历史的颠倒。在这里，曹雪芹继元春归省之后，又一次以他所惯用的深婉笔法，指向那一社会的最高顶端。

《红楼梦》还进一步表现出：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和社会动乱。当荣国府厨房里的燕窝汤煎熬正浓的时候，在大观园围墙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沸腾岁月。当农民的血汗已被榨干而供应不上这个贵族家庭尽情挥霍的时候，连专供贾母享用的红稻米“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了。精明能干的凤姐也不断叫苦：“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弯儿来。”发展到后来，这个家庭不得不依靠典当、借贷、变卖等办法，来维持那虽经一再紧缩但依然是阔绰的生活场面。这个“花柳繁华之地”，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苍老的封建社会一样，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那“树倒猢狲散”的趋势，不仅压迫着封建主子，连丫头小红也有所预感：“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干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即使是局外之人，那个古董商冷子兴也看得很清楚：“外面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外表煊赫、内里干枯的荣国府，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当时统治思想、精神道德的集中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提倡“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等伦理思想，因此，这个上通宫闱下连农村的“诗书簪缨之族”，最是贯彻着那一时代的道统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讲究虚伪冷漠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封建大家族里，父子叔侄之间，姑嫂妯娌之间，嫡庶亲族之间，都没有甚么真正的亲热，而是被冰封在礼教之中，经常处于机心四伏、明争暗斗的状态。在表面的彬彬有礼和笑语融融中，暗藏着算计和倾轧，甚至连奴婢也卷入各种利害关系的漩涡。难怪探春不无愤慨地说：“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若出得去，必早走了。”

是的，时代还没有提供冲出封建家庭的出路；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却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先于五四时代透露出这一历史的呼声。

《红楼梦》还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统治者一面高谈诗书礼义，一面却又道德败坏，尤其是淫欲的放纵已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当贾敬服丹毙命，贾珍、贾蓉一闻此耗立刻急急忙忙奔丧回来。谁知这两个“孝子贤孙”一见尤氏姐妹便淫心顿起，哪管热孝在身，恣意谑浪调笑，种种下流丑态连丫头们也看不下去，不得不出来劝阻。但贾蓉却振振有词地说：“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引起凤姐大闹，谁知闹到贾母那里，这位宗法家庭的“太君”只是一笑置之：“甚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然而也是这位“太君”，却又对人间正常的爱情管制甚严，如防盗贼，连丫头们都不准听“凤求鸾”之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那一社会里，就是存在这样奇怪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纵容通奸，甚至卖淫也可以合法，就是禁止爱情。为了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红楼梦》还着重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书中一开始就写到贾、史、王、薛这四大封建家族互相勾结所造成的熏天权势，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四句歌谣：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句歌谣被地方官奉为“护官符”，如果“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而且这种情况“各省皆然”。果然，薛家的花花公子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当受害者告到衙门时，身为应天府的贾雨村，起初听了还“大怒”道：“那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看来，他刚由一个落拓书生跻身官场，正义感还没有完全泯灭，但当他一看到“护官符”，态度马上就变了，终于“循情枉法，胡乱判了此案”，薛蟠连一个“臭钱”都没有花。而贾雨村也由此开始走向贪酷，追逐权势。

“权势欲”这一“人的恶劣的情欲”，曾和“贪欲”一起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贾雨村在官场上的忽起忽落，其实也是权势欲在起着“杠杆”的作用。而要发展权势又必然要巴结权势，所以贾雨村后来为了讨好贾府的大老爷，便强行夺取平民石呆子珍藏的二十把扇子，并诬以“拖欠官银”关进监牢，直弄得“生死不知”。这个出身贫贱，有着几分文才的封建文人，此时已完全拜倒在“护官符”的脚下，玩权于股掌之上，毫不感到伤天害理了。《红楼梦》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用笔甚简，但却很有深度地写出了一个颇有典型意义的酷吏形象。据脂批透露，这一人物后来还有一段“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的结局；可惜曹雪芹没有来得及把书写完，读者看不到了。不过，他在前八十回中通过凤姐的弄权纳贿，也足以显示出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已到了何种程度，即使是一个身处深闺大院的贵族少奶奶也能左右公堂，接过三千两银子的贿赂，只需给长安节度使去信一封，打个招呼，便轻而易举地拆散了张金哥的婚姻，无辜毁灭了两条誓死相恋的生命。

通过以上种种描写，《红楼梦》生动地展示出：在那一社会里，法律是金钱的奴隶，狠毒是良心的主人；杀人的手上可以不见血迹，而无罪的心上却满是伤痕。在那个充满“诗书翰墨之香”的荣国府里，封建社会的文明只不过给许多犯罪行为披上了一件雅致的、堂皇的外衣；而丰盛的物质财富——那为下层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却成了喂养贪欲与兽性的温床。

《红楼梦》，这是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荒唐”而又“辛酸”的书。面对大地上的呻吟和苦难，曹雪芹发出了悲沉的、谴责的呼声。封建社会里的一切，无论是典章法制、纲常伦理、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以至风俗传统等等，几乎都在书中作了程度不同的反映，并予以艺术的批判。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腐朽。

然而，《红楼梦》的伟大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这部作品所以具有那种高尚的艺术魅力和诗一般的精神境界，还因为在书中有许多更能吸引读者、并且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的艺术表现。

三

像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批判的人。他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并不是为了展览丑恶，而是因为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满歌颂的感情。他从丑恶现实的旁边，从那一时代统治思想所规划的疆线以外，从不为人所注意的“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的身上，发现了美，激起了强烈的创作热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曹雪芹不仅对用祖国的优秀文化教养起来的女性感到美，而且还把那一社会里最受人贱视的小人物——丫鬟婢女，提高到诗意的境界，并且展示了她们平凡而可爱的内心。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像曹雪芹这样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这样细致而深刻地写出她们的希望和痛苦。他是第一个为妇女呼吁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中国作家。

与妇女的命运相联系，《红楼梦》还着重表现了一个在那一时代富有社会内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给妇女带来沉重压迫的问题，这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爱情。为此，他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并通过他们的爱情婚姻悲剧发挥了他的美学理想，同时也对封建制度予以艺术的批判。

首先要提到的是书中主人公贾宝玉。这是作家用力最多、寄托最深而又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他是一个在膏粱锦绣中长大的贵族公子。世人所追求的一切，无论是富贵尊荣、娇妻美妾等等，几乎从他一生下来就已预置在身边。看来，他应当感到很满足了。可是，这位贵族公子在生活中却常常感到迷惘和苦闷，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怨诉：“可恨我为什么生在侯门公府之家？”“我只恨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阻的……”他甚至感到生的痛苦，烦躁地叫喊：“死后要化灰化烟，再不要托生为人了！”

在这里，《红楼梦》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富有哲理的生活现象：丰富的物质，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反而愈填愈空。原来，在这位贵族公子的生活中虽然充满了金光玉色、粉淡脂红，但却缺少一件最宝贵的东西——自由。那从小用溺爱、娇贵、尊宠、诗教和礼法等等所连结起来的一套教养，像一条无形的黄金锁链捆绑着他的一举一动。在这条黄金锁链的束缚下，一切将按照封建主义的原则，斩杀其天然的生机，伤枝损叶地畸形生长。而他的生父贾政，则又作为封建主义的化身，很早就给他的童贞心理带来沉重的压迫。为了使他不越出封建正轨一步，曾不惜施以鲜血淋漓的痛打。当然，同样也是在很早的时候，生活就教导贾宝玉去进行反抗，他最先以“逃学”来摆脱加在他身上的封建教育，即所谓“愚顽怕读文章”。其实他所怕读的并不是真正的文章，而是那些枯燥僵化的封建教义或八股时文之类。

由于封建家长在如何管教贾宝玉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某些不同的主张，这样就造成一些罅隙，使贾宝玉的带有反封建主义倾向的思想行为得到生长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贾母把他溺爱成无人敢管”的爱孙，这不仅可以暂免受到贾政的严厉管制，还造成他特殊的生活习惯——“在内帏厮混”。这道“内帏”，虽然更增添了贾宝玉的娇柔，但也对封建社会里像恶疾一般流行的种种污秽起了隔离的作用，使他较多地保持了最难保持的赤子之心；在“内帏厮混”，还使贾宝玉例外地以男性的身份，长期生活在“大观园”的少女群中。

于是，看惯了贾府里庸俗丑恶男人的贾宝玉，在和许多比较天真单纯的少女的接触中，特别感到她们的清净洁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贾宝玉的这种看似荒唐可笑的怪论，却又并非毫无道理地成为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独特的一个性格特征。它一方面含有生理学上的自然因素，同时又体现了他所特有的那“怡红快绿”式的贵族公子生活情调；另一方面还反映了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怀着急迫、偏激的反逆心理，以致恨不得把男女地位倒置过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种渴求思想解放的曲折表现。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很强烈，所以特别显得失常，而被目为“乖张邪谬”。

贾宝玉除了“爱红”、“逃学”以外，还坚决不走人人奉为立身扬名的正规大道——“仕途经济”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饵名钓禄之阶”。又把那些热衷功名仕途的文人官僚，痛骂为“禄蠹”、“国贼”；自己更是懒与这班人交往。不仅如此，他还把“文死谏、武死战”这类封建最高道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骂得分文不值，说那是“须眉浊物”的“胡闹”，“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等等。

为了急于找到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根据，贾宝玉还“整日价杂学旁收”，煞费苦心地钻到佛家道家的著作中去，进行了一番参禅悟道。但他并没有从中取得真正的思想“解悟”，反而陷入一片迷茫。于是，他干脆对封建传统思想提出大胆的怀疑和否定：“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又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

以上种种表现，使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闪烁着引人注目的奇光异彩。在这位贵族公子的身上，出人意外地、然而又是合乎逻辑地出现了某种反封建的叛逆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贾宝玉的思想有甚么特别超过时代水平的地方。与同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比较起来，他还没有提出诸如“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这类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更何况他的那些思想言论也确实是“杜撰”，甚至显得有点幼稚；然而，在那些思想言论中却又跳动着一股强烈的情绪，这就是对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不满，以及急于摆脱传统束缚的烦躁心情。这些不满的情绪，出现在一个本该感到满足的贵族公子身上，这就不能不特别引人深思了。而这，也正是《红楼梦》所以显得特别深刻独到之处。

由于时代的阶级的限制，贾宝玉虽然在封建传统思想中左冲右突，但在他的头脑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封建观念的顽固影响，如他对“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又如他认为“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机重任与他了”。因此，贾宝玉的反封建倾向不能不又显得软弱和不成熟，常常是愤慨大于行动；他还不敢直接违忤贾政的封建管教。在生活中碰到封建势力肆虐的紧急关头，如王夫人无辜怒逐晴雯，他不敢挺身护阻，甚至连申辩几句也不敢，以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丫环带病抱屈死在芦席上。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反对封建阶级的思想道德，却又离不开这个阶级的优裕供养。这一矛盾是他的最大弱点，同时也使他的反封建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且还有在“温柔富贵”的暖流中软化、消融以至沉湎的可能。当他刚搬进大观园时，每日过着珠围翠绕、“斗草簪花”的艳丽生活，就曾感到“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他还劝探春不要为封建家庭里的种种矛盾烦恼，“只管安富尊荣才是”。

不过贾宝玉身上所存在的这些弱点，并没有削弱《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曹雪芹不等于贾宝玉，他比主人公站得更高，他之所以高明，正是因为他没有把主人公无限美化，而是清醒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如实地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因而也更有说服力地展示出：封建主义已经僵化腐朽到何种程度，即使像贾宝玉这样养尊处优、温柔多情的贵族公子，也感到难以忍受，也要企图反抗！

容易苟安的贾宝玉，所以没有和封建势力妥协，最后终于挣断他和贵族家庭之间所连结的脐带，把他的反封建倾向发展到一个贵族公子所能达到的最强度，这是因为在生活中碰到一个被他深深爱着的、但却被封建势力摧毁了的少女——林黛玉。

林黛玉出身于一个世袭列侯的“书香之族”。官居巡盐御史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便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地位来抚养，从小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不久林黛玉的母亲（贾母的女儿）去世，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很早便离开家庭来到了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接着父亲又去世，她回家去尽了丧礼再来到荣国府时，实际上已是一个无家可归、前来投靠的孤女了。但是，这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这个少女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改变，反而更加挑起了她的“孤高自许”；她依然爱说就说，爱恼就恼，一切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

寄人篱下的生活，特别是那一时代不能自主的妇女命运，在林黛玉的内心深处结成解不开的隐痛，并且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她敏感地注视着四周，唯恐有人对她怀着歧视和轻蔑，以致在这个本来就很自尊的少女心中，造成更多看来好像是不必要的多疑”和“小性儿”。如有一次，她到怡红院去，丫鬟误以为别人拒绝开门，这事本来不难说清，但她却在心里这样想：“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那一夜，她“眼睛含着泪”，木木地倚着床栏，“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到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地写了一篇情致凄婉的《葬花词》。

落花，把她的飘零身世和只能任人践踏的妇女命运，在她的心里唤醒了。

可是，这个少女不能认识得更多，她把这种命运的难以解除，都归因于自己的没有家。因此，她害上了无法愈合的思家忧郁症。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秋雨等都无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无家的哀痛。

于是，“多愁善感”便成为这个少女的性格特征；而眼泪，则成了她终年的伴侣。

毋怪当她一碰到那个也是“无故寻愁觅恨”的表哥贾宝玉，便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立刻产生一种声气相投的心灵感应。在耳鬓厮磨的频繁接触中，他们由两小无猜而“早存一段心事”。爱情的火苗，迅速地在这个少女的心里燃烧起来，她不由自主地愈来愈背离了封建主义的“妇道”。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当她从贾宝玉那里看到被当时目为“淫词小说”而严加禁止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书，更像一阵清风吹开了严闭在心里的礼教帏幕；她惊喜地发现：“戏上也有真正的好文章！”于是，她对“非女孩儿家本分”的读书吟诗益发充满热情，并成为她抒发满怀“素怨”的解痛剂。

可是，这个少女的文学才能，在那个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得不到应有发展。她的带有艺术气质的敏感和灵慧，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而是更多地感受生活中的庸琐和时代的阴暗。毋怪她既以落花自况：“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又在诗中发出《天问》一般的悲询：“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

幸亏贾宝玉理解她，也最能抚慰她孤寂的灵魂；于是，她向这个封建家庭的“不肖”，奉上了一个少女最珍贵的献礼——爱情。

爱情，纯真的爱情，使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然而也是爱情，又使这个少女陷入痛苦的万丈深渊。

原来，出现在林黛玉身上的“纯粹人类感情”，在那一时代里却被视为见不得人的行为。那一社会的圣贤经典上就这样写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可是，父母双亡的林黛玉到哪里去“待命”呢？这正是长期盘结在她心里的痛楚。她毕竟是一位出身官僚家庭的小姐，在她的思想上难以避免地要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于是，在这个少女的内心，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与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爱情，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因此她在爱情上常表现为一种矛盾的、扭曲的心理状态。她既要求爱情的无限忠诚，但当贾宝玉在她面前作出赤裸裸的表白时，她又责怪贾宝玉“竟不避嫌疑”，甚至“气得说不出话来”。爱情，就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好像是“自惹”的折磨和痛苦。不过，爱情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而是经过几番回旋以后，仍然顺着这个少女率真的性格继续向前流泻。

真正对爱情造成威胁的，还是来自林黛玉的外部。当佩着一枚“金锁”而又有才有貌的薛宝钗来到大观园时，她立刻感到如临大敌地紧张起来。猜忌、担心、疑虑几乎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为此，她和贾宝玉所生的气恼和拌嘴就更多了。虽然贾宝玉一再向她保证“疏不间亲，后不僭先”，又向她宣誓决不相信“金玉姻缘”这个“邪说”，但她还是不断拷问着贾宝玉的心，因为她看得很清楚：贾宝玉虽然“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这一枚沉重地压在心上的“金锁”，什么时候才能解除而使她大感舒松呢？生活似乎没有辜负她。有一次她去怡红院，无意间在门外听到贾宝玉正对史湘云、袭人嚷着：“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同她生分了。”所谓“混帐话”，就是指薛宝钗跟他讲“仕途经济”。林黛玉听了以后，不禁又惊又喜，感到贾宝玉这样“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要比在她面前千言万语的起誓更真诚、更可靠，他心中确实没有薛宝钗的位置。果然从这以后，她和贾宝玉之间的气恼少了，更深地沉入两心的默契。

然而，疑虑的消除，爱情的深化，依然没有从林黛玉的心里透出一丝真正的笑意。一直紧压在她爱情上的并不仅仅是一枚“金锁”，更有一尊其重如山的庞然大物，这就是整个封建社会！

林黛玉终于接触到这一痛苦的真理：在那一时代，爱情与婚姻原是漠不相关的两回事。她可以把整个生命交给爱情，却不能把婚姻交给自己。她在爱情的道路上终于走完了她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铁门面前停住了。

怎样才能突破这一重障碍呢？她失去了抗争的能力，只能等待封建家长的决定。

但是，在长期的日常生活接触中，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们对林黛玉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她的不合封建要求的“性儿”，愈来愈感到不喜欢，有时甚至露出厌烦的情绪，当然也就不会把她看做中意的媳妇了。这可以从某些事情上看出来：如那一次贾宝玉误以为她要回南方去，吓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当着贾母等人的面明显地暴露了他对林黛玉的“痴情”，但封建家长始终没有因此提到他们的婚事，用这个最有效的“药方”来彻底治疗他们的“命根子”的“呆病”。而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不久，贾母却起了要把她“说给宝玉”的念头……这处处都表明：林黛玉已在贾府封建家长的眼中失去了位置，再没有初来时被贾母“搂入怀中，心肝肉儿的叫着哭起来”的亲热了。

强烈的爱情过多地吸引去了黛玉的注意力，使她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封建家长心目中的变化。她还在那里用渺茫的希望来填补空虚的期待，把误听来的片言只语“老太太的主意，亲上加亲”、“园中住着的”等都和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是“非自己而谁”了。正当她感到“安心”的时候，凤姐的“奇谋”已布置就绪。封建势力几乎是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略猜得八九”的贾母，探悉到林黛玉犯了最不可犯的“心病”，于是便正式宣布她和贾宝玉“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终于考虑如何来打发她了。封建家长根据那一社会里天经地义的原则——“先自己而后外人”作出决定：“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当林黛玉从傻大姐那里获知事情的真相，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从这个少女的脚下抽去了。她像“踩着棉花一般”地走着，全身如坠虚空，真如一片落花飘谢在人生的风暴里。

现在她只剩下一条生路——放弃爱情，放弃理想，按照封建主义的原则规规矩矩地做人。如何对待这一严酷的命运安排呢？这个少女的性格仿佛立即回答：不，决不！果然，她毫不犹豫地“唯求速死”。

当她撕掉旧帕、焚去诗稿，最后离开人世时，只喊出了一声使人感到加倍沉重的话：“宝玉，宝玉，你好！”

引人深思的是：决定这个少女命运的最高主宰，并不是荣国府中最严厉的封建卫道者贾政（他并不赞成那样用“金锁”来“冲喜”），也不是与薛宝钗亲戚关系最近的王夫人，而是曾经把她疼爱得“口头心头，一刻不忘”的外祖母，而且是在那种“叫人作了难”的情况下决定的；她的决定说起来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因为她也是出于“爱”——为了急于疗救病中的宝玉。总之，这一悲剧就是这样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下，甚至好像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造成的。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只能归之于社会制度——没有爱情自由、没有人的自主权的社会制度。即使是碰到贾母这样“慈祥”的老祖宗”，也难以改变其悲剧的命运。

与林黛玉相对应，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曹雪芹以精雕细琢的笔力所创作出来的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她和林黛玉都长得很美，但又呈现着各自不同的风采和气质。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这两个女性形象便引起人们热烈的谈论。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争吵，还在当时就有人“遂相龃龉，几挥老拳”了。

的确，薛宝钗和林黛玉是两种美，两种难以“合一”的美。但怎样来评价这两种美呢？对这个复杂的、富有时代社会内容的问题，曹雪芹没有去作简单的肤浅的处理，而是通过生动的形象，作了艺术的回答。

薛宝钗出身于“书香继世”的皇商之家。父亲在世时极爱此女，教她读书识字，比哥哥“竟高十倍”。后因为母分忧代劳，便不以读书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因皇上要在世宦名家中为公主郡主征选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浪荡的哥哥正想赴京游逛并顺便探亲，便借机带着她和母亲到荣国府来了。她一来，不仅容貌的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而且“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

在荣国府那样一个人口数百、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上下皆欢、赞声四起，薛宝钗确实首先给人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

随着作者笔触的运转，这一人物形象愈加分明起来。她不但善于待人接物，而且自甘淡泊，“不爱花儿粉儿的”，衣着也常是“半新不旧”；至于她居住的蘅芜院，则是“一色玩器皆无”，布置得十分简朴，使贾母看了也不禁赞叹：“这孩子太老实了！”

善于处群和众而又不失端庄的大家小姐风度，这是薛宝钗的特点。她待人总是不分厚薄，而且还能体贴别人帮助别人。她看到史湘云做东，知道她家里扣得紧，拿不出多少钱来，便从自己家中弄来几篓螃蟹，为史湘云设计了一个“又便宜又不得罪人”的筵宴。当她看到邢岫烟因家贫缺少寒衣，便主动取衣相赠，而且在赠送的方式上又不使人感到难堪。

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个少女不但“品格端方”，而且多才博识。在大观园中，只有她写的诗，可与才气横溢、而又总想“压倒众人”的林黛玉相抗。至于学识（包括生活知识）的丰富，则在大观园中无人可及。此外，她还具有一般富贵小姐所没有的处事能力。她家中屡因哥哥放荡闯祸，闹得家翻宅乱，母亲束手无策，只有啼哭；但她却能沉着对待，颇有决断地应付过去，却又不流于凤姐式的泼辣。在协助探春理家的过程中，更表现了她还颇有“治才”，收到小惠全大体”的效果。总之，这个少女在各方面都显示出她的出众之处。看来，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怀着赞赏态度的。书中所称的“贤宝钗”、“停机德”、“山中高士”等等，并非故作反语，也不是空洞的赞辞。毋怪，这个少女给人的好感超过林黛玉；不知多少读者对她投射着倾慕的目光。有趣的是，即使是对这个少女“时有微词”、不识其“何心”的人，当问起他“子之处宝钗也将如何”时，则坦然答曰：“妻之。”这事虽发生在清代，但今天仍奉薛宝钗为“择偶之楷模”的人又何尝少见？

看来，左钗右黛或褒薛抑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还要反复出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也许原因很复杂，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像其他许多人物形象一样，并不是按照把人看作一个完美的造物这个简单肤浅的格套，而是根据现实生活，对人的复杂性、生活的复杂性作了完整、多面而又富有立体感的艺术表现。当我们透过薛宝钗的各种表现，对这一人物形象作深入观察时，就会发现这个少女有一个重要的个性特征，即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样地任情任性，而是来自一种善于自持的、注重实际的理智。正是这种理智指导着薛宝钗的行动，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端庄”和人人称道的“贤惠”。连那个心术不正、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忌恨的赵姨娘，也唯独对她发出衷心的赞美：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

“会做人”，这也不妨可以说是对薛宝钗的“贤惠”所作的一种通俗注释。但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那一封建社会里，会做人”又怎能不流于虚伪做作呢？薛宝钗正是有意无意地常有这样的表现。只是她的虚伪是一种几乎与真挚没有甚么分别的虚伪，与“温厚贤淑”的美德一同出现的虚伪。如贾母为她做生日，叫她点戏点菜，她并不自擅，而是根据“年老之人喜听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喜爱者说了一遍”，因而贾母“更加欢喜”。又如元妃不喜欢“绿玉”两字，她便催贾宝玉在诗稿中改掉；而当元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谜叫大家分猜，她在心里感到“并无甚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她早猜着了”。以上这些表现，也许是出于一种敬老尊长或宽厚待人的心理，如说虚伪，岂非苛责太过？更何况生活在那一时代，一个少女为了合乎封建社会的做人标准，那样的表现似乎也可谅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这种“会做人”碰到利害关系时常不免损人利己，虽是“贤淑”的薛宝钗也不能避免。如有一次，她在滴翠亭旁追扑蝴蝶，无意间听到两个丫头躲在里面谈私情话，顿使她“吃惊”地在心里想：“今儿我听了她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于是便使了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故意放重脚步”，呼喊着假装追寻林黛玉。这一来便巧妙地摆脱了自己的干系，使那两个丫头误以为：“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薛宝钗在这里为了保持她那一贯远离是非、洁身自好的处世态度，又怎能逃避嫁祸于人的指责呢？

薛宝钗的“会做人”，还有更值得注意的表现。当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钏儿投井自杀时，她和袭人是一同听到这个消息的。一闻此讯，袭人“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但她只是感到“奇”，并且急忙赶到王夫人那里去“道安慰”。其实她还不清楚，此事是由贾宝玉调笑金钏儿引起，贾宝玉负有责任；但王夫人并没有把真情告诉她，只说因金钏儿弄坏一件东西，“打了她两下子，撵了下去”，没想到“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于是薛宝钗便把金钏儿的投井归咎于“糊涂”。如果照王夫人的说法，也确实未免“糊涂”，但薛宝钗接着又说：

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

这里，薛宝钗为了抚平王夫人良心上的不安所说出来的这几句话，固然又表现了她善于体贴人的特点，但又使人不由想起她的哥哥——那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的“呆霸王”，对人命也是“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当然，薛宝钗对她哥哥的粗鄙恶行也很反感，曾为此生过大气，他们毕竟有所分别，不能混为一谈。但她这样的把钱与人命联系起来，又怎能不使人感到她和乃兄如出一气而应受到严谴呢？

总之，在薛宝钗的许多言行中，“贤惠”与“虚伪”、“端庄”与“做作”就常常是这样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从哪一面来看都有根据”，以致使读者评价她时，往往各执一端，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颂之者称她“大雅雍容，望之如春”，贬之者则斥为“其奸雄之毒者乎”！

怎样对待这种现象呢？不能不追究一下：是什么指导着薛宝钗的理智，使她作出那些扑朔迷离、毁誉交加的言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透过这个少女的外在表现，对她的内心世界作深入的观察时，就会发现：在她的一言一行中，始终贯串着一个内在的精神动力，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般包围着每一个人的封建主义思想。

应当说，大观园中的少女（包括那些丫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但薛宝钗显得不同的是：她不仅自觉遵守封建主义的做人标准，而且还谆谆劝诫周围的女伴也一同遵守。她常说女孩儿家应以“贞静”为主，又告诫史湘云、林黛玉：“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她更不止一次地敦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不可荒疏“仕途经济”的“学问”。

封建主义是薛宝钗的最高信仰，她真诚地奉行，并不虚伪。虚伪的是被专制统治者和许多腐儒僵化了的封建教条，特别是那些束缚妇女身心的“女戒”、“闺训”之类。由于这个少女对此奉若神明，躬行不误，所以她也就不得不流于虚伪做作了；因为要实行那些教条训戒，必须“克己”，必须“修身”，很难避免不做作，有时甚至是违反本心地做作。对此，即使是薛宝钗自己也未必意识到，只觉得那是按圣贤的教导行事。

对薛宝钗的思想灵魂作了这样一番考察以后，就可以再来看看她在《红楼梦》着重表现的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复杂关系了。

作为一个青春少女，薛宝钗在和贾宝玉的长期接触中，也很自然地引起了爱情。这一隐藏在内心的秘密，是在她去探望贾宝玉被打伤时透露出来的。当她看到宝玉的伤势很重，忍不住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这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太急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

这样控制不住真实感情的流露，对薛宝钗来说还很少见。很多论者责备薛宝钗不该作为“第三者”插足宝、黛之间，以致造成悲剧；其实，萌动在这个少女内心的爱情不过是那么若隐若现、欲露还藏，并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一泻而不可收止。甚至当她接触到爱情的纠葛时，不但不“插足”，反而有意识地回避。对此，书中曾有明确的描写：有一次她去潇湘馆，看到宝玉先去了，马上转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这与林黛玉看到宝玉去了梨香院，不但不回避，反而当面尖酸地嘲讽，猜忌之情溢于言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又有论者认为薛宝钗不惜费尽心机，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如伪造金锁、故意戴着元妃特赐的红麝串以至其他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夺取一个目标——“宝二奶奶”。好像宝黛的爱情悲剧，其祸因都在薛宝钗。于是大骂她“奸”，大骂她“恶”、“毒”，甚至比之为女中曹操。其实，这些诟詈不仅近于深文周纳，而且也不符合实际。对此，书中也有明确的描写。如有一次，薛宝钗在贾母处碰到贾宝玉，书中这样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话，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可见，薛宝钗不仅对元妃的成双赏赐感到“越发没意思”，还以贾宝玉只念着林黛玉为“幸”。这哪里像是一个一心只想谋取“宝二奶奶”者的心态呢？如果“金锁”确系伪造，她又为何在自己的心里想（而不是对别人说）“是个和尚给的”，并为此“总远着宝玉”呢？其实，书中即使不对人物的心理作这样明确的交代，从其他各种描写中也可看出：曹雪芹在塑造这一典型形象时，并未忘记这一人物最重要的性格特点，即其言行举止都理智地遵奉着封建主义的做人原则，即使是在爱情问题上也不例外。

本来，在两种思想性格、两种人生态度对立的基础上也是难以建立起热烈的爱情的。在薛宝钗的眼中贾宝玉并不是理想的“良人”，只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终日优游的“无事忙”、“富贵闲人”而已。她所以觉得“越发没意思”，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对此前人也有所见：“蘅芜之与怡红，情不相属，本非意中人也明矣。”因此，如果把薛宝钗说成是一个阴险毒辣，专以破坏宝、黛爱情为能事的“大奸”、“大恶”，不仅不符合人物性格，而且倒正是落入曹雪芹在书中一开始就批评的那种俗套：“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

《红楼梦》所以高明，正在于没有把薛宝钗写成“小丑”，她始终是一位在做人上、也包括在“男女大防”上不失“端庄”的大家闺秀。她在对待贾母、王夫人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上，主要也是从封建主义的“尊上睦下”之类的“阃范懿德”出发，即使没有贾宝玉那层关系，她也会照样这样做。

令人感叹的是，这个聪明、理智、善于处人处事而又自甘淡泊、带点“理性主义”色彩的少女，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套在她脖子上的那枚“金锁”，并非幸福的象征，而是一把压死人的封建大锁！（其实它也和“通灵宝玉”一样，不过是作者“伪造”出来的一种形象寓意。）一直到这个少女结婚的时刻，她被拉去充当一个很难堪的“掉包”角色时，也没有怀疑和摔掉那把大锁——说是“冲喜”，实是“添悲”的大锁。

后四十回在这方面的描写基本上是合乎这一人物性格的，也是有艺术水平的。当议亲已定，并且立即成婚，薛姨妈回来把这一消息告诉她时，她不但毫无夺取到“宝二奶奶”的喜悦之色，而是：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这十二个字，堪称字字都有分量。它以精练的笔墨，把这个少女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作了出色而又富于内涵的描绘。以薛宝钗的聪明懂事，不难觉察这将是一场恶婚姻，连袭人都已看出这场婚姻将是“一害三个人”，更何况她也早已深知贾宝玉的心中只有林黛玉。至于“宝二奶奶”的地位也不足羡，因为元妃已死，荣国府的衰象已露，大家庭中的种种矛盾也更趋尖锐，迎接她的将是一个凶险莫测的局面。这一切，似乎连薛姨妈也有所觉，因此问她：“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个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恐怕是最不会为自己打算的人也要认真对待。如果薛宝钗有所表示，哪怕是露出一点为难的情绪，也许事态的发展就要有所不同吧？

然而，这个少女仍然固守着封建主义的原则，她反正色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是不是她故作此语，好借母亲“做主”来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宝二奶奶”呢？假如这样，当早在预料中的婚后悲哀一一出现时，她就不会在“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了。若是自己所谋，又何怨别人呢？其实她母亲后来也“心里懊悔”。

因此，与其说薛宝钗最后嫁给了贾宝玉，还不如说她嫁给了不惜以身殉之的封建主义。

真是“金钗雪里埋”！冷酷的时代，就是这样埋葬了“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这是出于自愿，还是身不由己，或者竟是出于一种麻木的真诚，真是一个难解难分的问题。曹雪芹把这个少女也归入“薄命司”，而且居于“正册”之首，显然他是又同情又赞叹又惋讽的。毋怪他在带有概括全书意义的《红楼梦引子》中，发出了“悲金悼玉”的浩叹。

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的更大意义还在于：《红楼梦》又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封建社会。它深刻地展示出：那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社会，即使是它的忠诚信奉者也难逃悲剧的命运。

《红楼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及其爱情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开辟性的意义。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歌颂爱情，虽历千年而不少衰，发展到明清更是广及于戏曲小说。但那些作品虽然各有冲击封建社会的意义，却总是跳不出一个范围，即大都不脱“郎才女貌”、“夫贵妻荣”、“五花诰封”这类爱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才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局。薛宝钗正是那些作品中所称道的“淑女”和“德、言、工、貌”俱全的“佳人”。然而，贾宝玉却不愿娶这样的“佳人”作为终身伴侣而宁愿去过冷寂的寺院生活，并永远怀念着那个确实有些“尖酸”、“小性儿”，但从不劝他去投身“仕途经济”的林黛玉。因此，《红楼梦》通过爱情描写提出了一个新的恋爱观，这就是不仅要求婚姻自主，而且还要求爱情必须建立在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的核心则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这是《红楼梦》以前的作品所没有的，或者是没有表现得这样深入的。

再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也是出现过不知多少描写爱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莫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这部表现爱情的经典之作，若与《红楼梦》比较起来，则不免显得有些“戏剧化”，人物情节也显得过于夸张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毋怪托尔斯泰曾指摘莎剧“都系特地臆造出来，而不是本于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过程”；即使是英国的评论家也指出莎剧失之“浮夸”，以至“不仅违反了或然律，而且也牺牲了可能性”。而《红楼梦》却从不给人这种感觉，它正是在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上非常真实和令人信服地表现出爱情必然走向悲剧的“自然进程”。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出这一爱情悲剧蕴含着更为深长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它通过爱情以及与其相连的其他各种描写，使之在作品的深处曲折地反映着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它呼唤着个性的解放，妇女的解放，人的解放。

当然，曹雪芹并不具备这类现代思想意识，然而他通过形象思维所发挥出来的思想意义，却可以大于他的思想，甚至是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而且，某些从形象生发出来的意义，有时还能突破他的时代，通向历史的未来。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同时这也是许多伟大作品所以涵盖深远、含义常新的原因。

总之，“大旨谈情”的《红楼梦》谈出了非常丰富的思想社会内容，谈出了许多启人思考的人生问题。

四

《红楼梦》所以如此深刻丰富，固然与作家的思想情操、生活阅历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作者具有极高的艺术才能，也不可能发挥得那样出色。

曹雪芹的天才，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在这个被当时目为小道”而备受歧视的艺术领域中，他却“痴”心地发挥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他把中国的小说创作艺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位大师抗衡的境界。

《红楼梦》在小说艺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表现在善于塑造人物，而且是成群地塑造出来。据统计，出现在书中的人物共有四百多人，虽然有些人物仅是一笔带过，但其中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终生难忘印象的总以数十计，而且不少人物都是具有世界艺术水平的典型形象。

《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妇女，而且大多是在年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少女，但曹雪芹不仅写出了她们各自不同的个性，还对某些类似的性格也能极为分明地刻画出其间的差异，从不使人感到混淆和雷同。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说：“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两只相同的手。”曹雪芹正是卓越地掌握了这一创作艺术。在《红楼梦》中，不仅没有两个性格相同的小姐或丫环，即使是同出一个娘胎，差别也很明显。至于刻画人情之深，描摹世态之透，涵盖万象之广而又出之以平易晓畅的笔墨，尤其是《红楼梦》的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也是这部作品所以经久耐读而又使人感到“不尽”的重要原因。

还有，书中许多人物都是曹雪芹第一次带进中国文学的领域，它不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取材他人的小说或历史传说，而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因此既显得鲜活生动而又富于独创性。应该说，曹雪芹极大地提高和扩展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能力。

在《红楼梦》中，数百个人物的频繁活动以及他们的矛盾纠葛，常常是错综穿插而又连贯一气地展开，从无现代小说中常见的中断、跳跃之感。在那千头万绪的情节和事件背后，都有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远因近果，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而每一个生活面与另一个生活面之间，又无不呈现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和意义。所有这些人物和情节都不断地在扩展、丰富、深化，并向一个总的方向运行，直到完成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巨著。

《红楼梦》的又一巨大艺术成就，是自然逼真，以致使人忘记它是一部小说。这种可夺史笔的艺术造诣，堪称绝无仅有，致使有些考据家以为那是一部照抄生活的“实录”，而大费笔墨地去索隐猜谜，追查事实。当然，《红楼梦》确实主要来自真实生活和作者的深切体验，但由素材到作品绝非仅靠记录所能完成。许多世界著名作家曾多次指出：“在艺术中，对象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有了想象的反映。”曹雪芹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地声明，他的书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这正道出了艺术家共通的创作心灵，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取得“倒海探珠”的艺术效果。这个“珠”就是艺术上的真”，它比原始生活更高，更凝炼，更有概括性，但它又是来自生活的大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处理创作上的“真”和“假”（实际上是现实和虚构）的关系时，虽然在创作过程中经过“不寻常”的十年辛苦”，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和事件，又都天然无饰，好像生活并没有经过作家艰辛的提炼，只不过是随手写来，任其自然地流泻到纸上。这里，正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又一高超境界。这就是大匠运斤，斧凿无痕，恍若一片天籁自然生成。这种只见天工不见人巧的艺术境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难得的。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还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语言不是简单的符号，它往往也反映着一个人的修养、个性乃至品质，对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创作本是语言的艺术，无声无色的文字只有通过作家的心灵独运，才能生发出神奇的动人魅力。正像《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具有“五色花纹”一样，曹雪芹也拥有一支五色斑斓的彩笔。他既汲取了中国文学经过千年发展后所形成的辞章文采，又广为采摘了富有生活气息的俗语方言，并加以融会、化合，从而将中国语言文字的神韵、风采和表现力发挥到极致，使这部用白话（即所谓“村言”）写成的小说，既能深入市井民舍，也能高登大雅之堂；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博雅之士，还是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都把它读得津津有味。

实在说来，在“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以前，《红楼梦》早就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创了白话文学的先声。虽然在它以前已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但大都芜杂生涩，缺乏提炼，没有一部像《红楼梦》这样成熟和具有典范的意义。“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学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有所提高，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那些大量存在的欧化句法，不合大众习惯甚至使人感到难懂的表现方式，反而不及《红楼梦》鲜活自然和雅俗共赏了。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以上所谈不过是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另外也要看到：《红楼梦》在艺术上也是有缺点的，各种疏漏失误非止一端，只是与其巨大成就比较起来，终是白圭之玷。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作品，即使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存在某些曾为有识者诟病的缺点。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它永远等待天才的创造。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产生《红楼梦》的封建社会早已过去了，但这部文学杰作却仍然放射着“万古不磨”的艺术光辉，仍然打动着不同时代的读者。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称《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红楼梦》确是一部长留天地之间的大书，但它所以“大”，并不仅是因为表现了王氏所说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大就大在这“人生”二字。

是的，《红楼梦》是一部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大书。它的最高、最耐久的文学意义，更多地也是在于用形象的语言写出了人生。虽然，凡是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表现人生的，但不少作品往往只是表现人生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而很少能像《红楼梦》那样，把人生的基本方面表现得这样全面、这样深刻而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反映在这部作品中的爱情、婚姻、家庭、社会、生活追求等等，几乎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过程，也是人类生活中常见并常引起哲学探讨的现象。因此，《红楼梦》更使人感到靠近生活，更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感触和联想，同时也更加发挥了文学所特有的以个别反映一般、从有限通向无限的形象概括力，从而起着微尘之中观大千、刹那之间见终古的艺术感染作用。

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红楼梦》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1995年7月—12月

[1] 据友人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前小序“年未五旬而卒”推论，大约出生于公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另据友人敦诚《挽曹雪芹》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推论，则出生于公元1724年（清雍正二年）。

[2] 本书所引《红楼梦》原文，主要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和通行“程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如无特殊情况，不再注明。

贾宝玉论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屈原

一

《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的年代。

这一时代的开始，是用血和火的语言，书写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的。由崛起关外入主中原的清代王朝，用极端野蛮的烧、杀政策，在“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的惨状中，取得了统治的宝座。征服者的铁骑，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中国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和摧残。于是，已经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又延续了它的死期，整个社会匍匐在礼教与王法的重轭底下，封建统治正施展着它最后的也是最暴虐的余威。

这是一个异常沉闷而苦痛的时代；是一切生动的思想、美好的感情得不到一点回旋余地的时代。年轻的、有生气的事物，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僵尸底下，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得不到解放的道路。

这一时代，所以特别显得停滞和沉闷，还因为它正处于大变乱的前夕。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经过了缓慢的历史长途，而行将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虽然，表面看来，这时清代王朝还维持着所谓“康乾盛世”，但这一“盛世”已经接近尾声，而与“盛世”俱来的歌舞升平、穷奢极侈、残酷剥削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却在日益加剧。“人民群众直接从事政治创造的时期”（列宁语）正在深刻地酝酿与激化，在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一次广达数省、震动了清代朝廷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此后，社会动乱一直连绵不绝，终于掀起了一次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农民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一时期，有如暴风雨之前的海洋，表面上似乎是云淡风轻，但大气却显得特别的潮湿和窒闷。……

这，正是我们在《红楼梦》中所呼吸到的空气。

伟大作家曹雪芹，感染着时代的气息，把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现象，以他的旷世奇才所独具的艺术力量，真实地、深广地反映在他的不朽杰作里。

在曹雪芹的面前，封建制度的罪恶碰到了一个无情的宣判者。他透过许多“昌明隆盛”的繁华景象，指点出当时中国生活的悒闷、难受和空虚，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悲伤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运。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贵族统治阶级，发出了彻底失望的声音，他在深沉的调子中宣布了它的衰亡。同时，他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活中进步的、美好的一面，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时代的灵智与感情正在不熄地燃烧，正在咬破四周的黑暗而吐射光明。

这一切，都卓越地表现在曹雪芹对生活现象予以现实主义反映的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书中许多人物形象、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面。

贾宝玉是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而贯串全书始终的人物。从一些史料记载看来，在这一形象中有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但是，这一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个人身世的记账式的“实录自传”，而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它是作者有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经历了巨大的人生波涛之后，在对整个现实社会作了深刻的感受和领会的基础上加以回顾、创造、丰富而趋于完成的。

这一典型形象既是体现了整个《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和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体现着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生活的复杂内容；因此，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人们常常以这一典型形象为争论的焦点，从而提出了对这一人物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的任务。

二

贾宝玉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的贵族，这个阶级曾经用尽一切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力量，企图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忠臣孝子；但贾宝玉完全拒绝了这一番“栽培”，他始终在戒尺与朝笏所规划的范围以外行动；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固定不移的特征。荣国府里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说他“痴”，笑他“傻”；他的生父贾政，一碰到他更是怒目相视，骂不绝口。然而他却以这种“痴”、“傻”挑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了许多同情与关心。原来，正是在他这样的“似傻如狂”和贾政的斥骂声中，我们发现了贾宝玉性格上的动人光彩——与封建主义相背的叛逆精神。

这一叛逆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为什么在那个腐化堕落的环境里，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呢？

曹雪芹非常艺术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深刻地表现出这一叛逆性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环绕在他周围的现实生活取得内在而多面的联系。决定这一人物的各种思想行为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在贾宝玉的身上，正激荡着那一时代的回音。

但是，贾宝玉绝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更不是某种抽象概念的图解，而是一个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复杂、那样丰富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在这一形象的背后，正展示着一幅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生活的图卷。

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评价一切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准则。而从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中，我们正可以看到这一美学原理的辉煌体现。

产生贾宝玉的历史环境，已如前述，是一个表面“隆盛”而内里动荡的时代；是新生的事物正当它积极向前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遭遇到阻压的时代。但是，这一时代并不是表面地给贾宝玉以简单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复杂的历史折光，反射在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个性格中。

这一时期的历史景象，首先反映在这一人物的诞生地——“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荣国府。

荣国府，这是一个由少数主子与数百个奴隶所组成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在那一道“竟将大半条街占了”的围墙里面，正起伏着那一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纠纷与矛盾。私有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互相仇恨、互相猜忌、欺诈、倾轧、争夺等等的现象，在这里是每天每日地发生着。而这一切，都勉强统一在森严的封建秩序和隐藏在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3]里。这里的数百个男女，每天所忙碌的可算只是为了一件事——如何享乐；如何设法让封建主子们排遣掉那感到太长太腻的白日光阴。维持这一家族浩繁开支的，主要是依靠封建地租的剥削。这个家族，除了每年需要向农民榨取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之外，还需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再从凤姐的大放高利贷以及贾府日常生活排场上那些名目繁多的工业奢侈品来看，可以察见：以货币地租的出现为标志，在当时已有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4]，已经深入到贾府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方面既不断地刺激着、扩大着贾府封建主子的穷奢极侈，同时又加强了封建主子对农民的剥削。这种情形，曾生动地表现在书中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又碰到雹灾的坏年成，然而黑山庄农民向贾府所缴纳的租子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当贾珍看过那一大笔账单，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接着，以不作任何掩盖为特色的地主阶级剥削面孔就更加摆出来了：“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荒淫无耻的剥削生活原是与残酷的榨取分不开的，这个贵族家庭内的每一件赏心乐事，每一声温情笑语，无不浸透着农民的血汗。

但是，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必然导致农村的破产。而没落阶级的糜烂生活，也无法收止地拆毁着自己的基石，加速地把自己抛入破败覆亡的深坑。正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当荣国府厨房里的莲子羹煎熬正浓的时候，在大观园围墙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沸腾岁月。当农民的血汗已被榨干供应不上封建主子挥霍的时候，到后来，这个家族就不得不依靠典当、变卖等方法来维持那虽经一再紧缩、但依然是豪华的生活场面了。因此，这样的一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封建社会一样，原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那“树倒猢狲散”的趋势、涣散的人心，不仅压迫着封建主子，而且也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一直深入到底层奴仆们的心里。丫头小红就曾经对这个家族发出这样的愤慨：“‘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哩？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小姐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管家的少奶奶凤姐也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不仅如此，连局外之人，那个古董商冷子兴也看得很清楚：“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外表煊赫内里干枯的荣国府，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当时政治、道统、法制的集中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提倡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等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使得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家”与“国”打成一片，造成家庭政治化和政治家庭化的现象。因此，上通宫闱下连农民的荣国府，它最是贯彻着那一时代的道统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讲究森严的伦常秩序并实行着强硬的封建统治。所以难怪探春这样说：“倒不如小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殊不知这里说不出的烦难，更利害！”

这种“说不出的烦难”，正是流贯在这个贵族大家庭里的那一没落阶级、没落时代的腐朽气息，所带给人们的苦闷感觉。

荣国府，如同一根竖立在封建社会里的水银柱，它的兴衰变化，敏感地标志着那一时代的历史趋势。

三

正是在这个充满了时代矛盾的荣国府里，贾宝玉诞生了。差不多从他的一出世，封建社会所谓的一套“荣华富贵”就已经安排好在他的周围。那为世俗所艳羡、所追求的一切，无论是高官世爵、娇妻美妾、金银财宝等等，几乎无不预置在他的身边。更兼他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父亲贾政是荣国府的最高统治者，姐姐元春是皇帝的贵妃，生母王夫人以他为不可或失的嫡生子，而封建家族的“太君”贾母更把他溺爱成为“无人敢管”的“命根”；就这样，贾宝玉在金光玉色中开始了他的童年，他成了荣国府中独一无二的骄子。——谁能想到，他将有任何的不幸呢？

像荣国府中所有的封建主子一样，贾宝玉也毫无例外地过着剥削者的优裕生活。所谓“画栋雕梁”、“锦衣玉食”的享受自是不必说了，而举凡生活上的一切细节，如穿衣、睡觉、喝茶、梳洗等等，都有人慌忙不迭地侍候代劳。他走到哪里，身后就有一大群丫头、老妈子、小厮跟到哪里。贾府的清客帮闲，一碰到他便如见了“菩萨哥儿”一般，莫不打躬作揖，谄笑巴结；而他的眉毛皱一皱，脸色略变一下，便立刻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慌，当作一桩严重的大事。如此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生活，使得贾宝玉的身上有了非常浓重的贵族公子习气，而且它不时要发作或流露出来。在闹书房中，强迫金荣向秦钟磕头的时候；在枫叶茶被李妈妈吃了，暴躁地摔去手中的杯子，又跳起来要撵走丫头茜雪的时候；在晴雯顶撞了他，执意要赶出怡红院，直到周围的人跪下求情才罢休的时候；……我们都曾碰到过他作为一个“宝二爷”的脾气和威风。书中更有一段描写，生动地画出了贾宝玉的纨袴习气。当苦心攀附的贾芸，初次走进怡红院拜见他时：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

像这样的情节，还可以从书中举出很多。——是的，这是一个“饿了吃、困了睡”的膏粱子弟；一个如薛宝钗所说的“富贵闲人”。在他的生活中常是充满了疏慵、无聊和难堪的闲空，充满了粉淡脂红、春花秋月的王孙公子的生活情调。

但是，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可靠的事实有时不一定得出可靠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对事物加以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抓住它的实质和精神。

当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并从人物灵魂的深处作内在的、多面的观察的时候，那就不难发现：在这一位贵族公子的富贵荣华的生活中，有着一种多么可怕的空虚，有着一种多么沉重的由于正常的生活要求得不到伸展的痛苦！

荣国府的围墙，原来是环绕在这个贵族公子四周的一道铁栏，而那些太多的优宠、繁复的侍应，像在捆缚着、销毁着这个贵族公子所应有的生理机能，以致他能亲自动手倒一杯茶，也感到一阵筋肉活动的愉快。那些为世俗所艳羡的雕梁画栋、锦衣金冠、美器珍玩等等，已经把这个贵族公子的感官刺激得疲劳了，以致在他的眼中失去艳丽的光彩；毋怪当他偶然去了一次郊外，看到一架纺车，便惊喜得了不得，当作一件稀奇的珍宝。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对于这个贵族公子是太新鲜太向往了；但是从他出生以来，那用“溺爱”，用“尊宠”，用“娇贵”，用“诗教”，用“礼法”等等环节所连结起来的链子，却是那么牢固而细密地紧束住他的手指和脚踝。原来，在这个贵族公子的身上缺少一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类不惜用鲜血去换取的产物——自由。

听一听他自己对这种生活所发出的怨诉吧：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得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死后要化灰化烟，再不托生为人了。

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得其时了。……

在贾宝玉的身上，正披戴着一条无形的、经过精工铸造的黄金锁链！

这一条黄金锁链，不仅紧紧地把他捆缚在大观园里，而且更时时刻刻拴住他的思想，把它带进狭窄而僵硬的封建礼教的夹板里去。

在这一条黄金锁链的捆缚下，一切将要按照封建主义的原则，斩杀其自然的生机，伤枝损叶地畸形生长。

然而，束缚愈紧，要求解放的意志也愈强烈；又由于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通过复杂多样的联系作用于贾宝玉这个具体人的身上，更由于时代的启发和冲激，这样就决定了贾宝玉特殊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他特殊的思想性格。

四

当贾宝玉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贾政“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来叫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来玩弄”。这种情形，原是可以理解的。从小在姐妹丫鬟群中长大的贾宝玉，日常所见，无非是这些女人用的东西。根据一个周岁孩子所具有的习惯动作，抓些胭脂、钗环来玩，是一种很可能发生的自然行为。但是，这在封建卫道者贾政看来就大不为然了，“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爱惜”。这一件平常的生活细节，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一时代的反动势力，几乎从贾宝玉一出世，当他还是一个生机未足的孩子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贾政压到他身上来了。

贾宝玉一碰到贾政便“如避猫鼠儿一般”；听到贾政一声叫唤，也“不觉打了个焦雷”；这处处都表现出封建势力对贾宝玉的童贞心理给了多么严重的过早的伤害！而封建社会那种冰冷的人伦关系，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深深刻印在贾宝玉的稚嫩的心灵上了。

当然，同样也是在很早的时候，生活就教导贾宝玉去理解一个生动的字义——反抗！所以，贾宝玉一开始便以“逃学”来摔去最先加到他身上的桎梏——封建教育，而与贾政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形成了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之间更为尖锐、更为深刻的富有社会意义的矛盾。

正像谚语所说：“知子莫如父”。贾政对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是最为敏感最为认识的，因此所采取的镇压手段，也是最为严厉最为彻底。他不但因贾宝玉“在外流荡优伶”（与艺人结交）施行了一场鲜血淋漓的毒打，而且还这样说：“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贾宝玉身上的叛逆嫩芽一萌生出来，其所以没有被贾政的朝靴踩得稀烂，乃是由于封建家族内部不可能不发生的种种矛盾所造成的罅隙，使它能够得到生长和发展的机会。

首先是，贾母对贾宝玉的特别溺爱，使贾政对贾宝玉的封建管制，不得不又在封建主义的“孝道”面前恭顺地松弛下来。看样子，这个善于享福的“老祖宗”，是不很喜欢儿子的，独对这个孙子娇惯得深怕“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睛”。这中间的奥妙，贾母曾在一次与张道士的谈话中透露过：“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有一个像他爷爷[5]的，就只这宝玉儿像他爷爷。”可见，贾母的爱宝玉，除了一般老太太的心理以外，还出于某种封建神秘观念，所以这种爱也终究只是“溺爱”而已。这种爱，碰到某种时候，就会变成残忍的害”。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其次，贾宝玉的叛逆嫩芽，所以能够得到生长的机会，又因为王夫人无论如何要保存住这个唯一的亲生儿子。这使得她不得不在某些严重关头，即当贾宝玉被贾政迫害紧张的时刻，挺身而出，进行一些缓冲和解救。

虽然，这个儿子，在她看来只是“家中的混世魔王”，是一个“孽障”；但她不能失去这个“孽障”，因为失去这个“孽障”就几乎等于失去了像她这样的一位正统夫人所应有的一切。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女人，如果没有儿子，无异是一件奇耻大辱，冷淡凄凉的日子就会等待着她。很明显，庶生公子贾环和赵姨娘所以把贾宝玉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正是为了这一利益上的争夺。

因此，王夫人以贾宝玉为不可或失的“娇子”。当那一次贾宝玉被贾政打得“一片皆是血渍”死去活来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她既怨贾政的无情：“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又恨贾宝玉没有代替贾珠[6]早死，否则就不要“白操这半世的心了”。最后，她还是以哀怨的眼泪，把贾宝玉从板子下抢救过来；因为不管怎样，还是要保存住这个“孽障”。

但是，王夫人在保存第一的前提下，并不就是对贾宝玉放松了那一套封建束缚。相反，她却是极为细心极为严密地注视着贾宝玉的一举一动，直到贾宝玉周身的事物；因为贾宝玉将按照怎样的道路发展，是跟她利害相关的。在希望贾宝玉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将来好光宗耀祖这一点上，王夫人与贾政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贾政把这“仕途经济”放在第一位，而王夫人却放在“首先保存”之后的第二位。或者还可以再稍稍让步一点，而与贾母对贾宝玉的要求接近起来；这就是只希望贾宝玉能够继承祖业，做一个“正正派派”的人也就算了。但这是退一步的要求，也是最后一步的要求。越过这一步，她就要担负起“生子不肖”的罪名，就要直接损害她的尊荣和正统地位。因此，在贾宝玉的反封建斗争中，王夫人与贾宝玉之间也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并且愈到后来表现得愈明显、愈尖锐。她既然是“保存第一”，因此便从宝玉的周围，无情地、坚决地剪除一切有损他们“娘儿两个声名体面”的事物，特别是那些把“好好的爷们”“教坏”的事物。这具体表现在：她先是不辨情由地一掌将金钏打得跳井而死；继又撵走“妖精似的”晴雯，让病魔将她扼死；再有，与贾母直接操纵贾宝玉的婚姻，以不见血的手段杀死林黛玉。——只是她没有想到，同时也杀害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儿子。

尽管如此，这种以利害关系为最大内容的母爱，却在某些场合，对贾宝玉的反封建萌芽，起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尤其是在贾宝玉反封建斗争的初期，使他获得了恢复元气的喘息。

在贾母与王夫人这两大封建势力的如此维护下，既曾使贾宝玉暂免遭到贾政的毒手，又造成了贾宝玉的特殊生活习惯——“在内帏厮混”。

这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在内帏厮混”，除了使贾宝玉可以不必规规矩矩地攻读“四书”而免于过早地、太多地受到封建教义的熏染之外，同时那个社会里像恶疾一般流行着的种种腐化堕落的毒菌，也在这道“内帏”的隔离与王夫人、袭人等的特殊“看护”下，使贾宝玉没有受到急性的传染。当贾宝玉的带有反封建主义倾向的思想情操，还没有发展、巩固起来足以排斥各种庸俗堕落行为的时候，这样的“隔离”与看护”是有意义的；这使他较能保持住在那个社会里最容易失去的天真单纯。又由于周围的人，把这看成是一种“呆性”，只和他说些“没关紧要的话”；这样，贵族家庭内所暗暗流行着的那些肮脏污秽，又少了一道向他身上传染的媒介。同时，还由于贾宝玉长期在内帏厮混”，使他过着如尤氏所说的“饿了吃、困了睡”的“一心无挂碍”的日子，谁都瞧不起他的“不通庶务”，这固然使他有了许许多多的纨袴习气，却没有因像贾琏、贾珍那样的料理家务，懂得了如薛宝钗所称道的“利弊大事”，而变成“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的荒淫无耻的恶少；更没有像薛蟠那样的早年丧父，无人管束，仗着“皇商”的势力，到处“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很快地染透了封建社会上的所有恶习，灵魂腐烂到没有一丝完好的地方。

就这样，出身贵族之家的贾宝玉，比一般公子较长地保留着思想上的童蒙状态，保持着那个社会里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无邪”之心。他不懂得，在他的周围竟是交织着那么复杂的勾心斗角和那么繁多的丑行秽状。当他听到焦大醉后大骂贾府里的封建主子时，不懂甚么叫“爬灰”，甚么叫“养小叔子”；可是一问凤姐，又立刻受到斥责。他“无晓夜和姐妹厮闹”，本是一片无猜，却惹得那个比他大两岁的“渐省人事”的袭人发愁得了不得，用心良苦地使出娇嗔箴戒”的手段（后来袭人还向王夫人建议把他搬出大观园）。他又当着人面，挨在鸳鸯的身上，要吃她嘴上的胭脂，却不觉得这种行为有甚么不好。……

总之，这个贵族公子“痴”、“傻”得令人出奇，以致在荣国府那个污浊的环境里，相对地显得比较纯洁，因而也特别失常。

为此，他受尽了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和唾骂。骂他“顽劣”、“乖张”，又骂他是“孽障”、“不肖”、“祸胎”、“魔王”等等。生活在贵族之家的贾宝玉，却没有最先从他的父母那里接触到人间的温暖。封建社会所谓的“骨肉之恩”，只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迹。

幸亏丫鬟婢女们都喜欢接近他；并且因他较少封建主子的架子，而自然地在他的面前流露着活泼清鲜的真实感情。这样，贾宝玉就从她们中间得到了在贾政、王夫人那里所没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以及共同生活的乐趣。因此，贾宝玉“甘心为诸丫头充役”，乐意为她们“理妆”或“换裙”，唯恐她们把他看作“宝二爷”而让那冰冷的尊卑秩序斩杀了这一团融融乐乐的气氛。这样，贾宝玉便又得了个“爱红”的毛病儿；但那些丫鬟婢女身上所保有的下层人民的优良品质，却也在默默之中使他受到某些感染；而她们来到大观园后所产生的一些不良习气，却因他的“痴”、“呆”而较少给他影响。

于是，看惯了荣国府里丑恶男人的贾宝玉，从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所能找得到的地方，即最被贱视的丫鬟婢女或被封建礼法幽禁的姐妹身上，发现了美和诗意。它像水一样的清澈幽深，它像水一样的照人心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他又凭着一个贵族公子的幻想和热情，希望和那些少女们永远生活在一起，“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他还希望死后浮泳在女儿们的眼泪所造成的水流上，漂到一个无法叫出名字来的“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

女儿们在贾宝玉的心里展开了一个像水晶一般明净的世界，但也培养了他所特有的温柔与娇嫩；有时更使他在生活中浮沉起来，乃至失去对现实环境攻击的锐气。当他刚搬进大观园时，每日过着“描鸾刺凤、斗草簪花”的绮丽生活，就曾感到“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当探春为复杂的封建家庭关系苦恼时，他又曾说过：

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

是的，贾宝玉是颇沉湎于这种珠围翠绕的剥削阶级的生活中的。尤其当封建压力在他身上稍稍松弛的时候，他更会表现得苟安、逃避。原来，他的叛逆性格的巩固和发展，需要获得不断的刺激和推动。而现实生活正是给了他这样的教育。严酷的教育。

环绕在他周围的女儿们，这是一片“清净洁白”的水，但是这一片清白的水无法避免地要遭到那个社会的污弄和溅泼。小尼姑智能的爱情悲剧，金钏儿的投井，平儿的遇非其人，尤三姐的殉情，芳官的出家，司棋、鸳鸯的自杀，更有晴雯的死亡……这许多接踵而来的血淋淋的事实，在他的心上划开了一道伤口又一道伤口，同时也使他一步比一步更为清醒起来。金钏儿的死，曾经使得他“五内摧伤”，后来又偷偷地去郊祭了一番。这时，他似乎还是哀过于恨。是的，他还没有懂得恨。但等到晴雯的死，他的表现就不同了。虽然我们看到他外表似乎很平静，只悄悄地询问两个丫头关于晴雯的死况；他好像连在秦氏死时，那种“心中似戳了一刀”的感觉也没有了。其实这是因为太多的悲痛，已经熬干了他的眼泪。他的感情已由浮浅的表露而转向深沉的内收。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感情与思想底全面和深度是不容许有狂暴的冲动的”[7]，贾宝玉的表现正是如此。当确知晴雯死亡的那一天，他日间还在贾政的面前，从容地和一些门客应酬，写了一篇《姽将军词》；一直到晚上，心中无限的伤痛才汪洋浩荡地流泻出来，写出了那篇感情汹涌的《芙蓉诔》。在那篇《芙蓉诔》中，他一变柔情蕴藉的风格，而写出了这样怒气奔腾的句子：

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这是一篇极其凄婉深情、然而又是愤绝恨透的控诉现实生活的檄文。这正标志着：他的温良的性格、清俊的情操与对现实的激烈抗议结合起来了。他学会爱，也终于学会憎。他的叛逆性格有了更高阶段的发展。

五

显然，大观园里的生活，毕竟限制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如果把他的生活视野，从严闭的内帏引向广阔的世界，这对他是非常有益的。

生活曾经给予他这样的契机。

偶然往铁槛寺去作了一次郊游，偷偷地被茗烟带出去逛了几趟，大观园以外的一切太吸引这个青年人的心了。因此，被禁锢在荣国府里的贾宝玉，很早就有了扩大生活领域的愿望，很早就想到大观园的围墙外面去寻找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当童年时代，第一次碰到了一个陌生的男性——秦钟的时候，竟使他有些少见多怪地惊叹起来：“天下竟有这等人物！”

秦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他心灵的一扇窗子。生活似乎处处都在唤起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和厌恶：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后来，他还不惜以入塾读书为交换条件，与这个品格其实并不很高的秦钟，取得常相接近的机会。

由于贾宝玉在“膏粱锦绣”与“粉淡脂红”的环境中过惯了日子，使他在交朋友时，还不能完全去除这种生活所带给他的影响。他常常是习惯成自然地以对待女性的感觉来鉴别、择交所碰到的男性朋友。当他初次与秦钟见面时，便是为漂亮的外表所吸引。他后来所交结的一些朋友，也大都先是以貌取人，然后才产生较深的友谊。

但是，漂亮的外表，并没有成为他择交的全部内容。如果他一发现他的朋友竟是在漂亮的外表下掩藏着一副不漂亮的灵魂，也会立刻加以斥责或毅然决裂。如在那一次往铁槛寺的途中，看到那架引以为奇的纺车，一个农民的女儿走来摇给他们看，秦钟不怀好意地拉着他说：“此卿大有异趣。”贾宝玉就毫不客气地将他“一把推开”道：“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这种情形，最鲜明地是表现在他后来会晤了那个渴慕已久的甄宝玉时，谁知略一交谈之后，原来这个长得和他一般漂亮的人物，竟是一个十足的“禄蠹”！气得他说：“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

由此可见，贾宝玉决定友谊的真正标准，还是那个从小就萌生出来的反封建思想，以及在反封建斗争中所不断提升起来的情操。这，曾像筛子似的筛去了那些可能把他引入封建“正轨”或堕入封建泥淖中去的肮脏朋友。

可是，贾宝玉的交游范围，只能达到有限的阔度。这是因为除了客观的限制之外，还有他自己主观上的阶级上的限制。他的生活圈子不可能扩展到下层社会中去。在那一时代，像他这样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此刘姥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和同情，相反地还成为他和大观园里的人们取笑的对象。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他所能接触到的人中，交到了一些不无益处的朋友：这里面有“名驰天下”的演员蒋玉函（琪官），有“不为官俗国体所缚”的北静王，有专好“挥拳行猎”的冯紫英，还有“素性豪爽、不拘细事”的柳湘莲；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或多或少地为封建礼法所不取的人物，蒋玉函更是一个被统治阶级当作玩具来戏弄的被压迫者。这些朋友，都或多或少地从各个方面对他的反封建思想起着某些影响。而他对那一社会所贱视的艺人蒋玉函，更是显得一见如故，立即互赠私物。

封建统治者当然不会容许这种友谊，并且要加以狠狠的打击。为了“追索琪官”事件，贾政与贾宝玉之间所存在的长远、深刻的矛盾，曾猛然爆发出来，发生了一场极其剧烈的生死冲突。在这一场冲突中，贾宝玉受到了封建统治者一顿非常残酷的毒打。但是迫害愈深，反抗也愈强烈，被打得死去活来的贾宝玉更加树起了叛逆的决心：“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原是在现实生活多方面的教育下形成的，其中也包括鲜血淋漓的笞挞。

六

统治者的板子，虽然使贾宝玉受到一次皮开肉绽的磨炼，但并没有就此打断他与荣国府之间所连结着的脐带。这，对贾宝玉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等待的过程。过惯了寄生生活的贾宝玉，正像他居住的怡红院回廊上“各色笼子内的仙禽异鸟”一样；太多的束缚与时代风云的征象，固然不断激发着自由生活的意志；但狭窄而温饱的生活也退化着奋飞的毛羽，使他还不能毅然冲破荣国府这个金铸的封建牢笼。

贾宝玉似乎有时也感触到这个家庭即将颓败的趋势，他曾对晴雯气愤地说过：“你不要忙，将来有散的日子。”但是，这种感触愈深，只会愈加痛苦。因为他对剥削阶级的生活还有很深的依赖性，他还无力去开辟一块新的生活天地。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感触只表现为一刹那间的激动，马上又消融在“剪绮裁红”的生活暖流里。

可是，在这里又不能使他的生活重心长久稳定下来。女儿们虽然使他感到“清爽”、感到安慰，但更多的却是给他平添无限的忧伤和痛苦。她们既不能解开纠缠在他身上的那些封建束缚，更是无法理解他心灵上所担负的连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沉重负担——那一没落时代、没落阶级所带给他的种种精神苦闷。因此，在他的浓香繁丽的生活中，总是常常感到空惘与寂寞；正如他在《红豆词》中所歌咏的，那“忘不了的新愁与旧恨”总是连绵不绝地包围住他，像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贾宝玉不能明白，是甚么东西这样紧压着他的人生。他苦恼、思索、寻求解答。

当他听到一段《寄生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便“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仿佛觉得这便是找到解答了；但当他和袭人说起：“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又不禁大哭起来。他仍然没有找到解脱人生苦恼的钥匙，而是更加感到痛苦和空虚。

贾宝玉有着极大的精神上的饥渴，他的灵智和感情需要获得不断的燃烧。在这里，那个“年轻不谙事”的书童茗烟，竟好像成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把精神的火种——那些在广大人民中间流传的文学作品，偷运到荣国府、大观园这个笼罩着封建礼教的阴暗人间。于是，贾宝玉看到了那些“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歌本”。在这些并非都有价值的书中，也有被当时专制统治者目为“淫词秽语”而横加禁毁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从那里面贾宝玉发现了“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的“真正好文章”。于是，在他的精神沙漠里，如同涌进一泓清泉。那些原先沉埋在心底的反抗种子，得到这样滋润的灌溉，不觉一齐抽芽吐叶，破土怒生。这种生长的力量，曾集中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真正好文章”，几乎一下子就掀开严闭在他心里的礼教帏幕，使他赤裸裸地向林黛玉披露了火一般的爱恋：“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这种感情上的跳跃，正表示着他更远地越出封建主义的门槛了。

不仅如此，贾宝玉又从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歌和古典哲学著作中汲取到精神上的营养。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附庸风雅、消闲玩乐，更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他们除了需要一批“清客”以外，还需要一批“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豢养文士”[8]。因此，他们除了把“圣经贤传”列为教科书外，也不一概摈弃文学作品。这样，一些带有民主传统的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就得到了在大观园中存在的空隙，而成为最先哺育贾宝玉的精神乳汁。它不仅丰富了贾宝玉的精神生活，使他摆脱了贵族公子的种种庸俗，具有了比较优美的情操和清丽舒徐的风格；而且更使他在现实斗争中学会如贾政所斥骂的“精致的淘气”，能够运用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并向封建势力展开攻击。那篇文采奕奕的《芙蓉诔》，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离骚》的影响而写出来的。

文学作品是这样有力地提高了贾宝玉的思想感情和发展了他的叛逆性格；但是，并没有提供他所碰到的人生问题的解答。他仍然陷在苦闷的包围中，仍然感到需要找到一条精神上的出路，和找到对抗封建主义的思想形式。薛宝钗说他整日价“杂学旁搜”，正透露了贾宝玉在颇为辛苦地进行探索。

可是，真正的出路，在那一时代是没有的。由于历史发展的不成熟，当时的思想家还无力“总结过去，建立新的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列宁语）。虽然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铸万等，提出了“工商皆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凡为帝王皆盗贼也”、“平则万物皆得其所”等等带有朴素民主思想的学说；但由于当时封建势力还是庞大的存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还很薄弱，因此他们的思想既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和复古倾向，同时更摆脱不开传统思想的束缚。[9]他们还远远不能建立一套为新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严整的思想体系。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在当时专制皇帝严密的思想统治下，也不易广泛传播；[10]生活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更是绝少亲近的机缘。

不过，大观园里的现实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所激起的反封建要求，更加上这个贵族家庭所集中反映着的那一时代的历史趋势，使贾宝玉虽然过着囚笼式的生活，但正像深居在装有暖气设备的温室里终于不能免去冬天季节的感觉一样，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的人们感受到共同的时代气息。因此贾宝玉也提出了一些带有哲学意味的反封建的思想形式，并通过他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富有个性地表现出来。

贾宝玉在精神世界中所经历的道路，是一条非常曲折复杂的道路。由于在大观园里接触不到当时先进思想家的著作，贾宝玉只能跑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去，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因此他沉湎在为薛宝钗所鄙薄的“最能移性”的“道书机锋”里。他特别喜爱《庄子》，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的。因为从主张发扬自然本性的《庄子》中，正可以找到很多跟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东西，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行动旗帜。那些“归返自然”、“全性保真”以及视官爵如“腐鼠”等等思想，正好用来作为自己否定现存秩序、谋取个性解放的精神武器。

在大观园里题对额时，贾政呵责他不爱那个人工造成的“稻香村”，他为了发挥“自然本性”思想，竟情不自禁地冒犯着贾政的威严，讥诮地反问：“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尝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接着又大发了一通把贾政气得喝令“叉出去”的议论：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即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

这一段议论与《庄子·马蹄》篇中的话非常相似：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由此可见，贾宝玉的主张“自然本性”，实际是对虚伪做作的封建道统和人为的现存秩序怀着一种自发的深刻的憎恶。他的酷爱《庄子》，不过是“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11]

当然，贾宝玉所以迷恋《庄子》，又是与他所处的没落贵族阶级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生活使他极易感染上《庄子》哲学中的消极厌世思想。毋怪他对《胠箧》篇中那种“绝圣弃智”、否定一切的虚无观念又感到“意趣洋洋”。

贾宝玉为了探索人生的底蕴和寻求精神上的出路，又曾经痛苦地去进行“参禅悟道”。尽管他作得那么苦心、那么认真，但谈起禅来，连深悔引起他“禅机”的薛宝钗都比他高明。机智的林黛玉更把他问得“竟不能答”。于是他不得不又从“无可云证”的“立足境”中，回返到花团锦簇的现实生活中来，并在心里这样想：

原来她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他不会谈禅，其实并非是“知觉”过于迟钝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在这中间找错了路标。他不是像宗教徒那样的“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12]，而是想用神学来解决世间的问题；因此，他不能不碰壁而返。

对地上的事物付出很大的关心和感情，并把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当作最高原则来讴歌、来保卫的贾宝玉，他对宣传天堂幸福的宗教，原是有着内在的抵抗性的。更何况那个“金玉姻缘”的神秘说法，还时时威胁着他的人间幸福。因此他并不希求那张“以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13]；更没有像他的伯父贾敬那样：虽然也感到贵族生活的空虚和好景不常，却乞灵于丹砂的解救，好超脱他飞登仙境，永远过着与现世一般无二但又不用担忧的享乐生活。贾宝玉对宗教神灵是怀着厌恶的情绪的，他曾经对茗烟说过：

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

袭人曾经要贾宝玉答应三件事，如果依了，则“刀搁在脖子上”也不离开他，其中一条就是：“再不可毁僧谤道”。这种种都是说明贾宝玉一贯对神灵持着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骨子里是对人间“苦难世界”的批判[14]，是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15]。

说来也许会觉得奇怪，贾宝玉既对宗教采取了那么明智的否定态度，但在他的生活中却又常常伴随着一个神灵的世界；并且还常常以神学的眼光，来解释某些生活现象。譬如当他看见龄官钟情贾蔷，便“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看到周围少女的“清净洁白”，便认为“天下灵秀，独钟于女子”。刘姥姥信口开河地编造了一个成了精的女孩子抽柴火的故事，惹得他“盘算了一夜”，并且深怕人们打了塑像，说：“快别如此，平了庙，罪过不小。”……

这些现象又怎么解释呢？原来，贾宝玉心目中的神，并非出于宗教的虔诚，而是苦痛的现实世界在他头脑中的曲折反映。

当时的人们，“除了宗教与神学，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的形式”[16]，因此当贾宝玉被现实生活中的苦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便常常无可奈何地吞食宗教的麻醉剂。这样，神灵的世界便在贾宝玉的思想中矛盾地产生了。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说：“人们的愿望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17]贾宝玉的表现正是如此。当晴雯死后，小丫头骗他，说是晴雯做了芙蓉花神，他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深信不疑：

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过头来，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我就料定她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

在这里，我们完全不觉得他有丝毫宗教徒的愚信，只觉得在他的话声中荡漾着现实人生的血泪。

林黛玉死后，他同样地也有过这样动人的表现。有一次，他和袭人谈起林黛玉的死：

宝玉道：“……又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必是她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虽见过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她没有？”袭人道：“你这话益发糊涂了，怎么一个人不死就搁上一个空棺材当死了人呢？”宝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脱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

可是，“叫了紫鹃来”又有甚么用呢？幻想天国里的圣水，只能使他心里得到片时的麻醉，并不能涤去现实生活中的斑斑血迹。神灵世界，只不过是他临时搭架起来的一所精神避难所。

贾宝玉把宗教当作避难所，除了以上所说的原因之外，更有其深长的历史的阶级的原因。

佛教曾经作为精神上的鸦片被封建统治者不断地利用、宣扬，在中国传播了上千年；并曾经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结合起来，一直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深处，直至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领域中去。到了清代，它仍然起着顽固而又广泛的影响。当时的专制统治者也是把它当作自己“阶级的专利品，作为控制下层阶级单纯的统治手段”[18]来加以利用的（清朝皇帝入关后曾大力宣传迷信）。那一时代的贾宝玉，既无力为自己建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因此佛教思想包括道家思想）不仅会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思想使他接受影响；而且又由于他处在那个每下愈况的贵族家庭中，没落阶级的悲观苦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生活信心的不足，这又极容易使佛、道思想在他的哀伤的混杂的心情下乘虚而入，使他感染上许多虚无幻灭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当荣国府愈是衰败破落的时候，贾宝玉也就愈是想用袈裟当作绷带，来包裹现实的创伤。佛道思想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他的影响是复杂交错的；既曾经在他的身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总之，他在这里仍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精神出路。玄而又玄的佛教哲理和虚无空缈的道家学说，却把他的思想曲线拖引得更长了。

贾宝玉为了急需击破加在他身上的封建的精神压力，当苦于提不出新的思想武器时，便又被挤上了另一条叛逆道路，即对封建传统思想干脆加以大胆的怀疑。他说：

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书中更有一处描写，表现了他的这种怀疑精神，那是在他初次会见林黛玉的时候：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个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可以看出，对封建传统思想除了怀疑、否定之外，贾宝玉同时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创造。当然这种“创造”是粗疏的、不经的、也只能算是“杜撰”而已；但这恰恰说明了贾宝玉企图摆脱封建传统束缚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同时这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焦急和烦躁。

贾宝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厌恶，必然要扩展到受这种思想支配的人，和体现这种思想的某些社会制度。这样，在他的思想性格上，就出现了一道引人注目的奇光异彩。他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所谓“读书上进”的人，痛骂为“禄蠹”、“国贼”；对举世沉迷的时文八股，鄙视为“沽名钓禄”之阶；他自己更是“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一提到“科举”、“仕途经济”便要按捺不住地激愤起来。他甚至把所谓“君子杀身以成仁”的封建最高道德，骂得一钱不值：

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死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

又说：

……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机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至不知君臣的大义。

不仅发了这些言论，而且还有激烈的行动——“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19]

贾宝玉对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所挑起的怀疑和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贵的怀疑和否定。

贾宝玉，这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囚徒，精神王国里的闯将！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又看到：不管贾宝玉如何在封建传统思想中左冲右突，还是要受到它的势力的支配。他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反对纲常伦理，反对一切束缚。”即使在前面所举的那些剧烈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封建君主在他的理念世界中还是据有至尊的位置，而宗法社会的一套伦理观念也对他有着顽固的影响。他虽然“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对于“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只得听他几句”。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贾政、王夫人的面前，总是执礼甚恭，似乎不敢逾矩一步。甚至当他经过贾政书房的门前，明知里面无人，也要下马。周瑞劝他省去此礼，他说：“虽锁着，也要下来的。”……

是的，生活在那一历史时代的贾宝玉，要与旧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还是一个相当长远的过程。不，应该说这是贾宝玉所不能完成的过程。旧的观念，积数千年的沉淀，到了贾宝玉的时代，那厚重的势力是够压人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巨大的力量，是历史的惰力。”[20]而新的思想体系的产生又缺乏足够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生活在那一时代的贾宝玉不仅处在旧观念、旧关系的强大包围中，而且那强大的势力还有把他的生活锐气磨钝，使他渐渐消融、沉埋的可能。这种可能，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并非很长。

使得贾宝玉终于没有松开执着反封建大旗的手指，并且毅然斩断了他与荣国府之间所连结着的脐带，而把叛逆性格发展到一个贵族公子所能达到的最大强度，这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涌起了一道狂澜——碰到了绝代悲剧典型林黛玉。

七

像在茫茫的大海上，两只挂着相同旗帜的船偶然地碰在一起，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发生一种心灵感应的震惊和愉快。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在想：

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

在这里，曹雪芹用他的神来之笔，作了富有诗意的艺术夸张，动人地描绘了这两个青年人从形态上、尤其是从气质上所产生的精神共鸣。

幼丧父母、寄人篱下的林黛玉，与贾宝玉相反，却是太早地就接触到了所谓“人情冷暖”。而在那一时代，一切都得由别人来决定的妇女命运，更是不容转让地要强加在这个纤弱的少女的身上。命运，似乎还不单是在这一点上播弄着这个高傲的少女，更把她抛到那个机心四伏、你欺我诈的荣国府中，让一双双势利的眼睛，看着她在别人的施舍与怜悯下过着日子。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只是愈益衬托出她心里的冷寂凄酸；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只是愈益加重了她心里的孤独哀愁。不肯遭受半点歧视和屈辱的心性，又使得她经常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中，于是她善疑善感，多愁多病；在她的胸中，哀痛繁殖着哀痛，以致填满得让不出些微的空隙而显得“气量狭窄”了。至于那“还”不完的眼泪，更是成了她终年的伴侣。

看来，生命对于这个少女是痛苦的，不可贵的！虽然她是那么聪明地善于汲取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如果说，为争取把自己的命运自由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是那一时代妇女的共同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在林黛玉说来就成为比生命更为要紧的事情了。因此，当她一旦碰到那个稀有的、多情的、有着同一格调的贾宝玉时，这种愿望很快就化升为爱情的烈火，并且永不熄灭地用整个生命燃烧起来。

但是，贾宝玉并非一开始就把全部热情倾注在她的身上。最初，尤其是当薛宝钗刚来到大观园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摇摆在这两个爱情对象之间。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就把理想中的仙子想象为：

其鲜艳妩媚，有似宝钗；风流娜，则又如黛玉。

当他提笔续《南华经》时，更是表现了他处在多方面的爱情纠葛中，甚至为此感到苦恼。所谓：

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这正说明他对林黛玉还没有发生专一的、强热的爱恋。甚至后来当他已经向林黛玉说过：“除了别人说甚么金甚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在作了这样的爱情起誓之后，还是抵抗不住薛宝钗的“缠陷”。如有一次他跟薛宝钗的丫环莺儿闲谈：

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笑语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堪更提出宝钗来？

是的，他一到薛宝钗的面前，总是常常“不觉又呆了”。这种情形，聪明的林黛玉是看得很清楚的。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起誓时，她说得很好：

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真的，这种对姐姐、妹妹都爱的情形，真不知要继续多久！

后来，是甚么决定了贾宝玉的爱情取舍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贾宝玉终于对薛宝钗愈来愈淡漠，甚至在梦中也不忘反对“金玉姻缘”之说，因为薛宝钗对他说了些“仕途经济”、“考举人进士”之类的“混帐话”。这些“混帐话”，使一贯在女孩子面前显得特别温柔的贾宝玉，竟作出了这样粗暴的举动：“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

不仅如此，他后来还骂了起来：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

与此相反，他和林黛玉却愈来愈亲密，终至两心默契，结成生生死死之情，这又是为甚么呢？原来：“林妹妹不说这些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

在这里，《红楼梦》富有思想光辉地表现出：宝黛的爱情不同于以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爱情，它打破了那种“金榜题名”、“德言工貌”式的才子佳人俗套，而把爱情的意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只有当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格愈是发展成为清楚的轮廓时，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才愈是变得坚强起来。

最后，终于在共同的反封建的旗帜下，他们站立到一起，并从内心发展成牢不可破的关系。他们互相以爱情填补着生命的空白，互相以爱情激发着思想的光华。而在很多的时候，林黛玉还以她的“孤标傲世”和“风露清愁”，不断地熏陶着贾宝玉的精神境界，使贾宝玉不由自主地洗脱着那些贵族公子所难免的庸俗和轻薄。譬如有一次，贾宝玉出语随便了一些，戏对紫鹃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林黛玉一听，“顿时撂下脸来，”气得哭道：“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吓得贾宝玉慌忙赔礼，责备自己“该死”。所以，我们看到贾宝玉在林黛玉面前，总是不敢稍近狎亵，常怀着一种“敬重”的心情，似乎有一种把他升高起来的力量。这，正是真正爱情的力量。

贾宝玉在爱情的面前膜拜顶礼，实际上是在灵智和诗情的面前、在反封建主义的生活方向面前膜拜顶礼。

凤姐曾经说林黛玉是一盏“美人灯”，如果我们不从“美人”这个字义上作褊狭的理解，林黛玉确像一盏用自己的血和泪点燃起来的“美人灯”。它照耀着贾宝玉，使他在那个四野茫茫、墨黑如漆的封建长夜里，感到有一线希望的亮光。于是，贾宝玉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找到了生活的重心，找到了心灵的最大慰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

生活的朝霞，在贾宝玉的头上升起。他在那条走得烂熟的通往潇湘馆的道路上，曾经有过多少醉心的、霓虹色的憧憬啊！

但是，这美好的爱情，所得到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更为深重的忧伤和酸苦的眼泪。因为在它的后面，正紧紧地跟随着一道阴影！爱情的火光愈亮，那一道阴影也就愈是分明。

贾宝玉似乎没有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从林黛玉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由形态、情操、灵智、思想所组成的美，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冷淡、所嫌恶、并加以打击直到毁灭为止的东西。有一次，他想“勾着贾母”赞美林黛玉，不想反引起贾母把薛宝钗称赞了一顿，王夫人也在一旁连声附和。他只是感到“事出望外”，一笑走开。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件家常小事的背后，隐布着多么可怕的阴影！更有一次，他误以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因而吓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当着许多人的面前暴露了他对林黛玉的热恋；贾母、王夫人在旁自然看得很清楚，也急得“眼中流泪”，但在那样生死严重的关头，只是安慰他说：“林家的人都死绝了，再没有人来接她，你只管放心吧。”却始终没有就此提到他们的婚姻问题，以这个十分有效的“药方”，来彻底疗救她们的“命根子”。而在这之后不久，薛宝琴来到了大观园，却引起贾母考虑起孙儿的婚事，想把她“说给宝玉”。……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说明了林黛玉已在贾母、王夫人等的心目中失去了位置。她初来荣国府时，那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肉儿叫着哭起来”的亲热，只是暂短的存在；没有多久，这一层封建“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温情脉脉的纱幕”就撕破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日见淡漠的亲戚情面。

更从王夫人与凤姐的谈话中，说晴雯的“眉眼儿有些像林妹妹”，而晴雯在她看来是个“妖精似的东西”；再从贾母说林黛玉“这孩子就是个心细”等等话语中，可以看出封建家长对林黛玉从外貌到内心都不喜欢；同时也不难想象林黛玉在那种碍于亲戚情面因而说得比较含蓄的责难里，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精神上的压力。因为贾府里的人，谁不仰望着贾母、王夫人的鼻息行事？

是的，林黛玉似乎要比贾宝玉更早地就敏感到封建势力加在他们爱情上的千钧重量。因此我们看到：她往往在爱情愈深愈浓的时候，眼泪也就愈多愈苦。

而贾宝玉，似乎对统治者还存在着某些幻想；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正视一下，那矗立在爱情道路上的铁一般的封建闸门。他好像只要以自己的心去换得林黛玉的心就万事大吉了，一切伤痛也消失了，人间又仿佛变得无限美满起来。看来，这个贵族公子，非要经过现实生活不断的教训，才能觉醒过来。

现实生活对这是毫不悭吝的。随着年事的渐长，婚姻提到日程上来；现实的阴霾立刻冲散了贾宝玉彩虹色的幻想，生命的狂风暴雨来了。……

在封建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它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21]

以上所说的情形，在贾宝玉的婚姻上是表现得再明显再深刻不过了。封建家长所以把薛宝钗选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在各方面都够得上封建主义的闺范而大得她们的欢心，而且更是因为存在着“家世的利益”。当贾宝玉的婚姻被提出来时，正是荣国府的衰败迹象已深、极需要一个得力支柱的时候，因此在协助探春理家中曾经显露了颇有“齐家”之才的薛宝钗，就更加成为贾府所渴求的人材了。而薛家这时也正衰势日迫，需要和贾府取得更紧密的依靠。薛蟠又惹下一场人命官司，更是需要借重贾府政治上的权势。薛宝钗在临出嫁之前就曾经说过：“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因此，虽然在她出嫁时是那样的草草从事，那样的使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暗自垂泪”，而未婚夫又是那么一个绝意“仕途经济”的痴顽得难以点化的人物，荣国府的景况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她还是隐忍着一切，完成了“出闺”的大礼”。她是以封建主义的原则和“家世的利益”为第一前提的。[22]

也许从表面看来，封建家长执意要把薛宝钗指定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主要是为了“金锁”可以拯救陷于“神志昏聩、医药无效”病状之中的贾宝玉，好像还是出于一种“爱护”的心理。但是，这不过是复杂的生活现象所造成的一种错觉而已。从下面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真实内容来了：当袭人知道要娶薛宝钗时，曾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害三个人”，“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她感到情势实在紧迫，不得不跑到贾母、王夫人的面前，把事情的严重性作了恳切的陈述。但是，尽管事情如此“催命”，并未丝毫改变封建家长的初衷。这时，封建主义的原则已高过贾宝玉尤其是林黛玉的生命之上。贾母听了袭人的话后，便说：“林丫头倒是没甚么”；至于宝玉，也不过使她略为迟疑了一下，感到有些“作了难”罢了。于是便把作法改变了一下，使出了更加阴狠诡秘的手段，这就是凤姐的得意杰作——“掉包儿”。

于此可见，所谓“金玉姻缘”，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把他们的真正意图变为神灵的意志而已。

其实，即使大观园里没有走来一个薛宝钗，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悲剧的结局，封建统治者必定挑选另外一个合乎标准的女子作为贾家的媳妇，林黛玉早已是她们视野之外的存在了。薛宝钗的插入，只是加强了这一悲剧的紧张性，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

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是那个根本就不容许自由恋爱存在的社会。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向封建主义提出挑战，而发展到结婚阶段，两种力量便形成了一个冲突的集中点。

这时，贾宝玉与封建家长之间，那一道曾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所蒙盖着的分界线，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贾母对贾宝玉已不再是一味“溺爱”和“娇惯”，对林黛玉也不再顾全那些亲戚的情面，而是披着封建礼法的寿衣赫然站立在他们的面前。

婚姻问题，总结了贾宝玉与封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他和林黛玉固然不惜以死来取得爱情的胜利、生活理想的胜利；但封建统治者亦不惜以他们的死来赢得礼教伦常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一场剧烈紧张的决斗中，林黛玉——这一枝迎着中国封建时代的“风刀霜剑”[23]而生长的花朵，终于被统治者毫不怜惜地摧折了。

杀死林黛玉的社会，猛烈地惊醒了贾宝玉的灵魂！

随着林黛玉的死亡，他的美好的生活憧憬也一同归于幻灭。至此，他对封建家庭所存在的种种眷恋，已渐渐汰除干净，并且接近最后的决裂了。这时，他所作的那些忽啼忽笑、若痴若狂的表现，正说明他处于紧张的内心斗争中，对整个人生在作深刻的思考。

叛逆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正当这时，荣国府又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更把贾宝玉推上彻底反叛的道路。

裂痕累累的荣国府，在贾宝玉结婚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更加陷入了支撑不住的困境。农村的“旱涝不定”，大大减少了封建地租的剥削，弄得贾母吃的细米饭也发生恐慌。而且还年年透支，“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世爵官俸早已抵不住那一再紧缩但依然是豪华的开支。靠“皇恩永锡”[24]显然也是不行，它不仅没有使这个贵为国戚的贾府内囊饱满起来；相反，还要在贾府的身上分取油脂。一趟“省亲”，曾把贾府闹得“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后来贾府又为了应付“连年宫里花用”，不得不“在外浮借”。那笔借债想来是个不小的数字，曾使贾政看了“急得跺起脚来”。这一切，都说明贾府在经济上已面临严重危机。

随着贵妃的夭逝，史家的衰败，王子腾的暴亡，这些又大大削弱了贾府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地位，并因此受到其他官僚的排挤，[25]毋怪在这时发生了更把贾府抛入衰亡绝境的“查抄”。

荣国府在经济基础、政治地位上所起的变化，给贾宝玉、尤其是结婚之后的贾宝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随着这个贵族家庭的遽然没落，那“重整祖业、克振家声”的重任，便刻不容缓地搁到刚刚成年的贾宝玉的身上来了。他所深恶的“仕途经济”，要比任何时候更为不容转让地向他紧逼过来。加之，在他的身边，又有了左右不离的薛宝钗和她的得力助手袭人；这时更是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各种手段，来软化他、“规导”他走上封建主义的道路。这一切，曾经把贾宝玉弄得昏昏沉沉，以致使他好像失去了往日那种清新俊拔的神采。甚至，他还曾经有过“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

但是，封建统治者所摇晃的招降旗，只能在贾宝玉的身上投射着一些飘忽不定的暗影，并没有根本摇动他那已像磐石一般沉重的叛逆决心。他没有一刻忘记过那个已经被毁灭掉的爱情和生活理想；只要一提起林黛玉，他的身上就立刻飞回了原有的那种动人的东西。我们就会从他的话声中、眼泪中感到有一种内部的、凝聚的重量。他外态昏沉，“三言倒忘两语”，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正在空前紧张地活动着。他对周围一切的憎恶，变得更为深含更为坚定了。只有薛宝钗才敏锐地看到他“有意无意之间，别有一种冷静光景”。

贾宝玉正被一个丢不开的、重要的念头所占据——彻底决裂！

在各种因素的摧逼下，他最后终于一跃而起，连皮带肉地扭断那一条无形的黄金锁链。封建社会所极力宣扬、夸耀的一切：无论是天恩祖德、功名富贵、娇妻美妾等等，都被他一脚踢开。在王夫人与薛宝钗的哭声中，他“仰面大笑”，夺路而去。……

贾宝玉冲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门槛，但又落入佛家的迷途。

是的，这个贵族公子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遁入空门，与他头脑中早就潜伏着的空幻思想有着联系。他的出家，不过是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并没有对封建社会带来损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出家又并非是“四大皆空”、“六根俱净”的结果，而是背负着一个了却不尽的“尘缘”和带着一个永恒的憎恨踏进寺院的门槛的。不难想象，佛门的清规戒律，对于他也还是难以忍耐的；然而他总算对封建统治者宣示了誓不与同的离心，并找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免去许多烦扰，好让他遥向林黛玉的亡灵，献上自己最珍贵的祭品——一颗破碎的、但永不改变的心。

正是这颗心，使我们听到在他出走时的笑声中，响着悲愤的抗议。他无情地宣布了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破产，即使是那金光灿灿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不值一顾。他更以行动昭示了：封建贵族之家比冰冷的寺院生活还要难受，还要令人厌恶。

因此，贾宝玉的出家，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攻击。这攻击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思想的意义上。它虽然没有损伤封建社会的躯体，但却痛击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只是，在这奋身一击的同时，他自己也沉没了。

八

对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人物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旧胞胎里慢慢地孕育成形的，并呼吸着时代的空气而成长起来。他的思想性格中所弹射出来的火花，是从坚硬的环境燧石上碰击出来的。他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全部结构，曲折而又深刻地体现着那一历史过程的特色。

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所以产生的全部理论根据。

这一人物形象是带着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他的爱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以及他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所跨过的那许多足迹，我们还不曾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过这样丰满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并且以这样一种新鲜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在妇女、爱情等问题上，他更是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但把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女性看得无比圣洁，而且提高到男性的地位以上；同时又在“归返自然”的口号下，响彻着个性解放的呼声。在贾宝玉灵魂的深处，有一种诱发我们思考、引导我们探索的东西——一种可以通向历史未来的东西。正是从这里使我们感到：悠久的中国古代社会，它那漫长的历史脚步，虽然显得十分沉重而迂缓，但还是含蓄着无限的生命力在展步向前；终于有一天会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我们不禁从贾宝玉的身上感到吹来一阵新生活的微风。他的出现，有如世纪最初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夜空。虽然它的光亮还显得微弱，还显得闪烁不定。

曹雪芹以贾宝玉的名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新的意识、新的概念在贾宝玉的头脑中产生和形成的时候，它并不是表现得很纯粹的。往往当我们越是逼近地注意它的时候，就越是发现那里面混和着许多杂质，越是感到难以取得确定的了解。这是因为在那些新品质的芬芳中，我们仍然嗅到了浓重的旧生活的气味：王孙公子的情调、没落贵族的伤感、有闲阶级的雅致以及对于寄生生活难以斩断的眷恋……这些都像无数的纤维，编织在贾宝玉的整个思想性格里。

应该对贾宝玉这软弱的一面给予充分的估计。他始终是一个贵族气味十足的公子。他虽然举着反封建的旗帜，但并未脱去旧的习气、特别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他的带有民主倾向的叛逆性格中，总是感到缺少一件甚么东西——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

当讨论到产生这一人物的社会条件时，有的论者从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寻找它的社会根据。无疑，这有助于对贾宝玉的性格给以物质的诠释。但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究竟达到何种水平，是否足以产生出它的思想代表，特别是在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身上找到它的代表；这些都还是问题。如果只需努力去考证出当时资本主义生长的水平，便可以计算出贾宝玉性格中新因素的强弱和性质，这就未免像恩格斯所指摘的：“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6]。当然，如果与此相反，努力去考查当时的社会经济或思想家的著作中还没有新的成分，从而证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也没有新的东西，这又未免是一种“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7]。

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正像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必须看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或市民阶层纵有发展，其力量也很微弱，而且也很难给成天禁闭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以明确的影响，而足以动摇贾宝玉所属阶级基础的，在当时也仍是广大农民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不能把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当作解释贾宝玉性格的全部根据，应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8]。恩格斯又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9]贾宝玉的性格，正是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促使这一人物行动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固然深秘地贯串着时代的动因，但也包括“单个的意志”和“特殊的生活条件”（如前面提到的在内帏厮混”，即是这种“特殊的生活条件”之一）。此外，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宝玉也起着鲜明的影响。

贾宝玉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传统观念沉淀得最厚重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前代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积累得最丰富的时代。点燃在贾宝玉心里的那一支神明的火炬——那些带有朴素民主色彩的思想，很多是从中国古代进步的文化成果中继承过来的；尤其是从唐宋以后那些具有反传统、求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民主思想倾向的诗词戏曲小说中得来的；还有的则是从更远的古典哲学得到启发，并在剧烈的现实斗争中加以丰富、发展起来的。虽然在《红楼梦》以前的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像贾宝玉这样形象丰满、概括深广的典型，但却可以找到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某些精神。可以看出，贾宝玉性格中的新因素，不仅与当时的中国历史现实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而且在他之前很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就已经孕育着、萌生着的各种社会进步因素，也通过各种联系特别是文化的联系，给予他以深厚的、长远的影响。这样，就使他有可能在前代倾向民主思想斗争所已经开辟的境地上更突进一步；能够在当时纵有发展、也是很微弱的新的经济因素并非很直接有力的触动下，而表现了强烈的对旧秩序的憎恨和对新道德、新世界观的热烈追求。

同时，在这里还必须重复提一下：贾宝玉性格的产生，最主要的还是与他切身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这一环境又是与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清代统治乾隆后期所表现的那种盛中见衰的特殊情况分不开的；或者说，与贾宝玉处于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荣国府分不开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他的性格的成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规定了他性格上的一些优点和弱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性格的形成是与他的生活环境、个人遭遇、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况分不开的。他是吮吸着我们民族的乳汁而生肌长肉，他的骨骼里更是深含着时代的钙质。他是一个直到灵魂深处的中国人，同时又是十八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产物。

是的，贾宝玉的生活斗争道路，已经在里程上落后我们很远了，但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离开很久。一直到五四时代，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仍然有着贾宝玉的苦闷和追求；但是，那时为贾宝玉所不能想象的生活道路，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一个比一个更有决心更有气概地跨出了封建主义的门槛。

贾宝玉是旧时代低气压下的一闪电光，只是他还发不出新历史暴风雨之前的雷鸣。

贾宝玉，这是一个处于将生未死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个贵族公子还未免显得过于娇柔，还称不上是“英雄”或“新人”；然而这并没有降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一个作品的思想高度与主人公的“高大”并不完全等同。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红楼梦》所显示的力量要比它的主人公大得多；它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出：那一社会已经腐朽黑暗到这种程度，即使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

因此，塑造了贾宝玉的《红楼梦》，与结束“康乾盛世”的白莲教农民起义以及动摇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同在清代王朝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们是有某些共同的社会联系的，并在不同的范围内显示着某些新的历史意义；而作为敏感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文学艺术，它又会在某些方面，比政治事件更先地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表现出来。

九

通过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创造，曹雪芹所显示的艺术力量是惊人的。首先，曹雪芹从生活的整个方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人的全部复杂性的人。同时又以这一人物为中心，像心房通向全身每一个毛细血管似的展开了有机的、极为复杂错综的社会联系。正是在这一“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中，十分有力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又如在生活中一样，一般总是体现于个别之中，本质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曹雪芹通过大量的、看来是那么平常的生活现象以及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个人冲突，向我们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全部逻辑以及生活的活的规律性。在曹雪芹的笔下，生活的真理总是非常生动的，可感触的。

曹雪芹还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思想感情的全部结构，并且卓越地表现出它是按照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组织起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具有广阔的典型意义。体现在这一人物身上的那种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在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里，不仅含有那一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东西，而且含有全人类的、能够打动各个时代人们心灵的东西。是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以，塑造了贾宝玉以及其他典型形象的《红楼梦》，不愧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30]；它应当“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31]

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曹雪芹紧紧追随生活真实的结果，是由于曹雪芹像他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突破自己阶级限制的结果。总之，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正像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否定的人。通过贾宝玉，他艺术地提出：封建主义是人类高尚情感、高尚关系以及一切高尚行为的死敌。因此在贾宝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强烈的倾向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说：

精密地分析有创造力的天才作家的作品，你常常在它们里面发现强烈倾向性的特点。有时候甚至于发现对某一件事物的热情，因此这样一位天才就变成一位向你解释已经占据他心灵的事物的人。他使这件事物可以被你理解，对你清清楚楚地唤起你对它的同情心，对它的求知欲。

情形正是这样，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人生追求、爱情悲剧等等，曾经不止一次唤起我们的同情，并且常常把我们带入深沉的思考。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形象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平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生动内容。原来，曹雪芹也是通过贾宝玉来向我们倾诉的，要求我们理解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说得是多么沉重而伤感！

我们是能理解贾宝玉的。尤其在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光照下，我们将比曹雪芹自己更为理解他的主人公。

同时，人们将随着知识、生活的增长，将随着时代的前进，对贾宝玉以及《红楼梦》说出更多更好的话来。

1955年5月起草

1956年2月写成

[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2]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 马克思说：“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47章）

[5] 爷爷，指贾母的亡夫。

[6] 贾珠是王夫人的已故的头生子，他“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是一个按照封建礼教的坯模塑造出来的人物。

[7]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亦持此说。

[8] 鲁迅语，见《集外集拾遗》。

[9] 如黄宗羲既主张“平均授田”，却疾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的理想是回复到“三代”以上的中国古代社会。

[10] 顾炎武的《亭林集》、《日知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著作都曾被禁毁。

[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版）。

[13]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

[1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5]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1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

[18]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19] 焚书一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为通行“程本”所无。

[20] 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21] 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2] 以上描写，皆见于《红楼梦》后四十回。应当说，补书在这些地方还是写出了爱情婚姻悲剧的政治历史意义的。对补书不应一概粗暴否定。

[23] 林黛玉在葬花诗中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24] “皇恩永锡”，这是贾府春祭时，皇帝赐的“小黄布口袋”上写的“四个大字”。

[25] 当抄家后，有人对贾政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有御史参奏。不是珍老爷得罪朋友，何至如此？”

[26]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7]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8]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29]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

[30]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

[31]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重点原有。这里所说的“全人类”，自然是从它的最高意义上而言，也就是指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和倾向进步的分子。本文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全人类”一词。

林黛玉论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一

《红楼梦》第九十八回，是不寻常的一回。

两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读者的感情，都要在这里突然像一道流水跌入万丈深崖似的激荡、回旋起来。

在这一回里，书中女主人公林黛玉终于熄灭了她生命的火焰！

这时，人们仿佛才感到这个少女生命的价值，以及她活着是多么符合人们的心愿！

然而，死神的手掌，却是这么不可抗拒地、不容怀疑地要扼住这个少女的呼吸。在这一无情的真实面前，人们的心情沉重了，泪水游动在眼眶的边缘……

林黛玉，这个为曹雪芹用全生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曾经使多少人失去平静啊！

是甚么一种东西，使人们对这个好哭的、敏感的、“小性儿”的、孤傲得让人感到有些难于接近的少女，这样的动情和无法忘怀呢？

在这个问题的前面，我们不禁变得沉默而深思。虽然，我们曾经用纯净的感情，或者用在读《红楼梦》时那种默然无语的凝视，来感受过这一形象的深度和重量。但是，当我们企图回答上面所提出来的问题时，不禁感到难以找到简捷而完满的话语。

这一艺术形象为甚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不错，这是林黛玉所以能够打动人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爱情这个主题，曾经不知在多少个作品中表现过。为什么并不是每一个有着不幸爱情遭遇的主人公都能引起我们的同情呢？而且不能像林黛玉这样地把我们带入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即以《红楼梦》来说吧，贾芸与小红、贾蔷与龄官、司棋与潘又安等等都是爱情，而且这里面也有悲剧的爱情，但为什么都远远不像林黛玉的爱情那样地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呢？而在全书中被作者用更多的篇幅所着力描写的薛宝钗，就其最后的结局看来，不妨也可以说是悲剧的爱情；但有谁为薛宝钗的爱情流过一滴眼泪呢？包括那些对这一人物怀着欣赏的人们在内。

也许，我们又想到，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不错，这是林黛玉所以值得我们同情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任何时候，真理总是号召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但是，我们也在其他作品中，读到过许多要比林黛玉更为坚强、更为猛烈的反抗黑暗势力的主人公，他们为什么并不一定都能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呢？有些作品，也许在合上书页之后不久，我们就把它连同人物一齐遗忘了。那些人物，似乎不及这个只在深闺中哀愁流泪的林黛玉那样地萦回在人们的脑际，只要稍一回忆，就仿佛立刻看到了她的身影，听到了她的声音。

看来，这一人物形象到底为什么这样生动地活在人们的心中，这样强烈地摇撼着读者的灵魂，不是仅用几句话几个概念所能说得完全的。必须从这一形象完整的艺术创造，从这一人物典型的全部结构来作多面的、内在的艺术分析。

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一个我们好像在哪里碰到过、或者确信曾经那样生活过的活人。

是的，首先必须是一个活人而不是概念的化身，然后才能这样地、或那样地打动读者。而要写成一个活人——富有社会内涵的活人，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在思想的、艺术的、生活的深厚基础上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是富有典型意义的性格。

曹雪芹正是这种善于刻画性格的大师。他所塑造出来的许多典型人物，不仅对于我们很多都是“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语），而且使我们永远不会把这一人物与那一人物混淆起来，即使是在最细小、最微末的地方。林黛玉和惜春都有些孤僻，但我们永远不会把林黛玉的孤僻和惜春的孤僻当成同一的东西来感受。同样的，我们也永远不会把林黛玉的爱情和尤三姐的爱情当成同一的东西来感受，虽然她们的爱情都称得上“强烈”。

人们所以能这样毫不费力地加以区别，乃是因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具有自己特点的性格。林黛玉所以能生根在读者的记忆里，并且打动了读者，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个用爱情、用反抗、也用她的眼泪和痛苦以及她所特有的敏感、多疑等等，所有机化合而成的性格。这是一个由强大艺术天才的手所典型化了的性格；一个你愈是细密地注视就愈是感到同情、引起思索的性格。在这一性格中，既熔铸着人物所属的阶级印记，又反映着那一时代的历史风貌，同时还渗透着我们民族的心理气质，以及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感、所激动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走进这一人物的性格世界中去吧。

二

作为荣国府的至亲贵戚，林黛玉也不例外地是那一社会统治阶级中人。她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支庶不盛的“书香之族”，这就是为那一时代不少人羡慕不已的所谓“清贵之家”。官僚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待遇来抚养，从小便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看来，她有着一段比较娇惯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于先天的体质纤弱，再加上母亲的早丧，使我们又看到在她的童年生活中，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这个清贵的官僚家庭，似乎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养；也似乎没有来得及把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带给她以深刻的感受；而是只给她终身留下一个空洞而温暖的回忆，便让她向社会人生迈开了第一步。——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来到了正是“花柳繁华”的荣国府。

当她一跨进荣国府的大门，立刻就被封建家庭里的“脉脉温情”包裹住了。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叫着哭起来”；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缎子来为她裁衣裳；凤姐也携着她的手说：“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并且又立即叫人去为她收拾住房……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孙女儿，不仅一登门就受到这样盛情的款待，而且此后贾母对她的“万般怜爱”，既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了，而且“饮食起居，一如宝玉”。的确，在荣国府里谁曾受到过这样的宠遇呢，怜爱已经达到至高的程度了。荣国府里的人们，谁不对这个“举止言谈不俗”的姑娘，投过来尊敬的、热络的目光？

不仅如此，那个使她一见之后便发生异样感觉的表哥贾宝玉，又与她“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其亲密处，“亦较别个不同”……

真的，当荣国府的兽头大门，最初为这个少女打开的时候，我们真不易断定，她是跨进了幸福的门槛呢？还是启开了那绝代悲剧的序幕？

复杂的生活现象，首先就为我们展开了这样的“人生之谜”。

三

初到荣国府时，我们看到林黛玉留神地观看着一切，彬彬有礼地应接着一切。她似乎谨记着母亲的遗言：“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因此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

这样谨小慎微地做人，也许自有它的好处吧？

可是，她似乎并没有认真这样做。不久，她就给荣国府的人们，留下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印象。

原来，她初来时的那种“留心”、“在意”等等，只不过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恐被人耻笑了去”。毋怪她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好感，倒是使人感到这是一个高度自尊而又“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少女。

但是，命运仿佛恶意地播弄着她，不久她的父亲又死去了。当她回到故乡去尽了丧礼、再回到荣国府中来时，已经不是来此作客的扬州盐课林老爷的小姐了，实际上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前来投靠贾府的亲戚了。处在这样的情势下，自尊心显然失去了安放的地方，而她的“孤高自许”也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了。

但是，这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这个少女的生活态度也跟着改变起来，而是更加挑起了她的高傲，更加使她多疑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着歧视和轻蔑。周瑞家的送来了两枝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它的“维妙新巧”，而是是否“别人不挑剩下的”。元春归省时，大家赋诗行乐，她本可以与众俯仰、随声歌颂一番，但她却一心只想“大展奇才，好将众人压倒”；后因不能“违谕多做”，便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命”。贾母为薛宝钗庆祝生辰，她心里感到不快，这原是不宜流于言表的，但她偏偏露出“不忿之意”。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众人都笑着附和，她本来也可以一笑付之，但她却敏感地觉得这样的拿她和“戏子”相比，是一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取笑”，因此大为不满，不禁怒形于色……

看来，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是如此狭小。其实，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这就是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看来是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

有一次，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以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这个纯粹的误会，想不到竟是这么严重地挫伤了她。如果她真的在门外“高声问”，事情也就解决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不容她多想，只是立刻在她的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感觉：“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真的，再没有甚么比损害了这个少女的自尊和触痛了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更能使她伤心的了。那一夜，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见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地吟出了那篇有名的葬花诗。

落花，把那一时代，只能任人践踏不能由自己主宰的妇女命运，在她的心里唤醒了。

但是，这个少女不能认识得更多。她把这种命运的不能解除，都归因于自己的没有家。于是，她害上了无可解除的思家的忧郁症。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飞絮、秋风夜雨等等，无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无家的哀痛。整个世界在她的面前，仿佛都变成了制造眼泪与忧愁的原料。

看来，这个外祖母家并没有对她显出厚薄，一切都待她以小姐之礼。她仿佛是用太多的猜疑和过分的褊狭折磨着自己。她似乎看不到，用钱如淌水的贾府，那里会在乎这个外孙女儿的衣食费用？同时又何尝在她的面前露出过丝毫的“小家”气派？更何况封建家族太上权威的贾母，是这样的“万般怜爱”她；她的失去父母，不仅没有因此受到歧视，倒是更加引起了这个老太太的温情与疼爱。的确，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好亲戚的门里，有什么必要，这样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伤痛呢？要是换上另外一个人，不是早已感到非常幸运吗？无怪她的敏感和“小性儿”，要引起某些人的非难了。……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承的境遇下，就愈是坚持自己人格尊严的人。

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和时代，就成为许多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因此，林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私有制，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

在一切以家为起点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等等都是以家私来计算的。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家有万贯，身值万贯”等等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个没有家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全部身价，整个世界就好像在他的面前竖立起来，没有一块是属于自己立足的地方。失去家的林黛玉，虽然在贾府里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处，但是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种种界线、种种观念以及其他许多精神上的障碍，并没有在她的心里消除。同时，更没有在周围的人们心中消除。

而且，私有社会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那许多矛盾、仇视、倾轧、争夺、欺诈等等，每天每日在荣国府的围墙里面、在林黛玉的身边发生着。面对着这种情形，连作为贾府的有钱亲戚薛姨妈也说：“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甚至连那个还不十分懂事的丫鬟佳蕙都发出这样的慨叹：“这地方本也难站！”那么，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林黛玉，又怎能在那许多势利的眼光下安下心来？

其实，即使是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又何尝能够安下心来呢？小姐探春说得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感受，在林黛玉这个外来人的身上自然就更要加深一层了。实在说来，人们恭敬她，只不过是因为恭敬太上权威的贾母。同时，别人所给她的这种怜爱，既然可以慷慨地施舍，当然更是可以合情合理地收回。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果然如此？是的，要是非等到别人露出脸色，才开始感觉到仰人鼻息的悲哀，这已经几乎是每一种人都可以达到的“品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林黛玉的多疑和敏感并不是她自己找来的毫无根据的痛苦。倒是透过她的这种多疑和敏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社会具有一种甚么样的魔力！它可以隐秘地、曲折地折磨着一个人，并且把一个人损伤以后，甚至会使人觉得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

四

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官僚家庭环境里长大起来的林黛玉，投身到荣国府以后，命运又给了她这样的安排：必须去学会如何适应那周围复杂错综的人事关系。

在这里，隐忍曲承、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等等，是最受称赞的美德。而缜密的机心、诡谲的进谗、还有那谄媚的奉承，在这里更是可以换取宠信与奖赏。这就是周围的一切向林黛玉所提出来的做人标准。而寄人篱下的处境，似乎更是要求她必须如此立身行事，才能在这个“本也难站”的地方站稳脚步。这样的做人，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也许并不算是难事吧？因为这既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同时又对自己有好处。

但是，这种“聪明”的做人之道，完全没有牵动过林黛玉的心。她甚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到。我们看到她爱说就说、爱恼就恼、爱哭就哭。任性，的确也是任性的。她不怕得罪任何人，薛宝钗被她不止一次地讥刺过、史湘云被她恼怒过、绘画才能平常的惜春被她打趣过、忙于夜赌的老婆子被她揭穿过、絮聒得令人厌烦的李妈妈被她斥骂过……至于谁该得罪，谁不该得罪，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世间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根据她个性的好恶、凭着她感情的流转，毫无顾忌地任意而行。既不经过任何的修饰，也没有半点掩藏。她心里所想的，也就是口中所说的。而口中所说的，又常常是为别人所不肯说的生活中的真相。譬如袭人与贾宝玉的暧昧关系，大家都是心里领会而不在口上言传的；但是碰到了林黛玉，就会这样当面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这样，她的灵心慧舌，虽然有时能够生出许多引人发笑的“俏语”和“雅谑”，但在大观园里却造成了“尖酸刻薄”的普遍印象。

正因为林黛玉的一言一动，都是这样毫无算计地、直接来自她的没有经过世俗理智雕琢过的纯真感情，所以她虽然轻易地与人生隙，但并不与人结嫌，而是很快地就能与人消除隔阂。当她发现贾宝玉写的偈语，便立刻拿去与史湘云同看，而在这之前刚刚为史湘云说她像戏中的小旦所发生的一场气恼，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似的。她很早就觉得薛宝钗“有心藏奸”，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她发生过冲突；看来，她对薛宝钗似乎在心里存在着很深的芥蒂。但是，这种芥蒂，又是多么容易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因为薛宝钗在她面前说了那一番女孩儿家应懂的规矩和送了她几两燕窝，她便向薛宝钗坦露出一颗赤诚的心，恳切地把一切过错都归于自己；而且以后还把薛宝钗当作亲姐姐来称呼、来看待。

看来，她仿佛被薛宝钗的封建主义和几两燕窝所征服、所收买了。其实，薛宝钗所以能够打动她的心，主要还是因为当她正处于孤单凄寂的时候，那样的训导和赠送，在她的感受上被当成了一种爱护和体贴。所以她对薛宝钗这样说：“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又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姊妹兄弟，……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是的，这个丰于感情因而也特别看重感情的少女，并非只是一味自尊得不能采纳人言。当她感到友情的温暖时，不仅会发出衷心的感激，而且也能够接受别人的责备。所以，在大观园里，独有真心关怀着她的命运的紫鹃，虽然是一个丫头，却敢于当面指责她“太浮躁了些”，又说她“小性儿”、“常耍歪派”；还这样对她说：“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

这个聪明的少女，不仅懂得感情，也能体察人情。她看得出凤姐的“花胡哨”，也看得出荣国府人们之间的“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她更是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她似乎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但独独看不到自己的锋芒毕露将会带来甚么样的后果；更没有想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乖觉一点，就可以利用贾母的“怜爱”和自己的许多有利条件，在这里为自己铺下一块福地。

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林黛玉为人的非常微妙的魅力。

原来，这是一个最容易想起自己，而又最不会为自己打算的人。这是一个只知道信从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顺应世上人情的人。同时，这又是一个永远不安心于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的力量上的人。

由于她在许多表现的背后，总是贯串着这样的性格；因此，这个少女的敏感、“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等，不是把我们和她拉远，而是反而靠近了。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像玻璃一样清澈、透明、不能屈折、但容易碎裂的心。

是的，这是一颗容易碎裂的心！我们总是常常感到在这里面还缺少一点甚么东西——一种经受得起生活磨炼的韧性。林黛玉毕竟是一个出身侯门金闺的少女，她仅是失去那个官僚家庭，并没有失去那一阶级的教养和地位。她虽然感伤地说过：“我原是贫民家的丫头”，但我们不能同意有人据此来断定她的“身份下降”；她依然是一个又娇又贵的小姐。在大观园里，如果有谁不待她以千金小姐的礼遇，这同样也会立刻严重地损伤她的自尊。由于这样，林黛玉就常常不能分别地把某些贵族小姐的尊严与自己的人格尊严，当作同一的东西来感受，来坚持。薛宝钗对此似乎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林黛玉说“错”了酒令，她走来进行“训导”时，便是拿这样的话起头的：“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甚么？”果然，林黛玉也以把《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说了两句，是失了千金小姐的身份，便“羞的满脸飞红”起来。

是的，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因此，这个把生活中的庸俗、污秽憎恨得几乎想用“死”来避开的少女，她有时又不自觉地把生活中的平凡粗朴与庸俗污秽当作同一的东西来嘲笑，来厌恶。高贵的北静王在她的眼中只是个“臭男人”，但粗朴的刘姥姥在她的眼中也只是个“母蝗虫”。

生活在十八世纪封建长夜里的林黛玉，没有能够从阶级偏见、阶级教养中更多地解放出来，与其说这是她的罪过，毋宁说这是她的不幸。那一时代，几乎没有给她一点思想上的营养，《牡丹亭》、《西厢记》已经算是她所能读到的“地下书刊”了。

幸亏，她的明净而单纯的心，没有完全被阶级的尘屑所淹没。她的人生遭遇——这个现实生活的严酷学校教育了她，使她没有沿着封建阶级所规定的方向直线地发展。同时，生活中更有一个世界，吸引住这个少女的纯真和智慧，更能从最深处打动这个少女心灵中的全部弦索。

这就是那个任凭灵智飞翔、任凭感情燃烧的诗的国土。而对于林黛玉来说，这个国土上的最高皇座便是爱情。——是的，爱情！

也许说到这里，我们才真正开始进入这个少女的灵魂吧？的确，林黛玉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少女；或者说，是一个女性气质的诗人。

当刘姥姥初次走进她的闺房，只见“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刘姥姥所看到的是一所“上等的书房”，我们所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少女的情怀？

当贾宝玉走进“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有“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在这里，我们不是也仿佛嗅到了这个少女的清丽而岑寂的灵魂？

当苦心学诗的香菱，十分称赞陆放翁的两句伤于纤巧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林黛玉对她说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于是她介绍香菱读王维，读杜甫，读李白，读陶渊明等人的诗。当香菱读完王维的五律，深深欣赏“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两句诗时，她又对香菱说道：

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一句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

原来，林黛玉在她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哀怨纤秾、清妍雅丽的风格，并不妨碍她欣赏陶诗的自然朴素。

的确，我们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把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丽了。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动、多愁多感之中，发散着一种“美人香草”的韵味和清气逼人的风格。当她翱翔在那种诗情荡漾的生活中时，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有谁把她从生活中的灰暗、琐屑、烦扰里拯救出来，而变得襟怀洒落、鲜活流动起来。

在大观园里结社吟诗，人家常把她写的诗列为第二。这个高度自尊的少女，并没有对此露出过“小性儿”，倒是常常在这种场合，是她笑得最多、笑得最开怀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她与史湘云在凹晶馆里联诗。我们只感到月色生寒，夜气沁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觉，暗袭着我们的心头。但是，在这个玉宇无尘、远避了贾母等“人声嘈杂，有何诗兴”的地方，我们看到她的心境是多么地平和而舒展；就像那池中激起的涟漪，银光闪闪地向四周徐徐散开。那一夜，她的兴致高极了，竟至忘记了病体的疲弱，与史湘云玩了一个通宵。每当史湘云说出两句诗，她总是不断地“起身叫妙”，或者是“又叫好，又跺足”，或者感叹：“我竟要搁笔了”……这个以高傲的眼光凌视着一切的少女，在这里何尝显得有一点“尖酸刻薄”？她是多么容易掏出真诚的赞美，又是多么容易折倒在别人的才华面前。

是的，只有智慧才能懂得智慧；也只有天才才能激发天才。

这个少女只向生活中的灵智和诗情膜拜顶礼；她珍爱别人的智慧，也如同珍爱自己的智慧一样。世俗的理智，永远不能动摇这个少女的心。甚至当她被薛宝钗的封建教义说得“心下暗服”、连声称“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怀疑过她会背叛自己。果然在这之后不久，当薛宝琴用《西厢记》、《牡丹亭》的故事写了两首怀古诗而受到薛宝钗的非议时，她立刻挺身阻拦，并且“尖刻”地指出薛宝钗是：“胶柱鼓瑟，矫揉造作”。

这样的一个少女，本来是应当使青春和生命放出光彩的啊！可是，生命对于她却是一个沉重而又沉重的负担。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是那一社会向她所宣示的做人守则。于是，才禀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使她比一般人招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马克思曾说：“一切中最丰富的东西是精神。”可是，在那一时代，一个人的精神越是丰富，就越是痛苦。或者像契诃夫所说的：“越是高尚，就越不幸福。”

过去的历史，又不断地向我们表明，天才总是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几乎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带着深重的忧伤和痛苦走过他们的人生。伟大的诗人杜甫，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沉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在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中，我们也感到带有如上所说的时代特色。是的，那一社会，根本就不懂得“人类天性中，有一些细腻而柔和的弦，必须爱惜地加以处理”（别林斯基）。这个少女也有着“智慧底痛苦”。她的灵智和诗情，只能幽禁在生活铁栅的一角，寂寞地燃烧。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从这个还正处于生命中稚嫩时期的少女的心底，发出了多么苍凉的人生咏叹啊！而“冷月葬诗魂”，又是多么寒森森地唱出了她的人生归宿！

但是，有人在倾听着她的灵魂，有人在不断地轻叩着她的心扉。……

于是，她向一个封建家族的逆子，呈上了一个少女最珍贵的献礼——爱情。

她用爱情来呼吸、观看、思想、感觉一切。同时，反封建的爱情，也使林黛玉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了。

的确，在那个望不到尽头的黑暗时代里，除了爱情，还有甚么更能使这个少女得到安慰和幸福呢？然而，又有甚么比爱情更能给这个少女带来不幸和痛苦？

五

爱情，这在那一时代，就是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爱情与淫乱原是常常不分的。所谓“万恶淫为首”的“淫”中，就包括着爱情。其实，封建统治者真正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此在那一社会里存在着这样的畸形现象：一方面纵容淫欲，并予以制度上的合法保护（如多妻制、卖淫制等等）；另一方面却又严禁真正的爱情，并予以礼法上的道德谴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呢？这是有其深长的历史社会原因的。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无怪那一时代的道德经典上，对爱情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同时，为了禁绝爱情的发生，封建礼教又规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所谓“男女大防”。

林黛玉和贾宝玉自然也是处于这种“大防”之内。但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总是存在着许多无法弥补的罅隙，不管它所制定的一套统治体系是多么严密，总是阻挡不住生活的发展。正常的、美好的事物，总是从那一社会的罅隙中找到生长的机会。所以，林黛玉和贾宝玉虽然处在那个实行着严格封建统治的荣国府中，他们却是在封建势力失去防范的状态下，开始了初恋。

这并不像有些《红楼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贾母为首的贾府统治者们，十分警觉地注意着贾宝玉在他的叛逆道路上的一切活动，特别注视着他和林黛玉的叛逆性的爱情的每一步发展。”[2]这样说，虽然好像是强调了《红楼梦》的思想性，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书中的情节，而且似乎把《红楼梦》所生动地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复杂内容简单化了。

当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王夫人特别叮嘱她，家里有个“混世魔王”（指贾宝玉），叫“不要睬他”、“只休信他”；当时林黛玉曾这样想：

……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同一处，兄弟们是另院别室，岂有沾惹之理？

谁知，那个封建家族“老祖宗”的贾母，似乎连存在于林黛玉心中的男女界限也没有，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爱情的摇篮——由于她对于孙子、外孙女儿那种出于封建观点的疼爱，便把两人一同安排在自己的房中，使他们“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于是他们得以“耳鬓厮磨，心情相对”，以至“早存一段心事”。

而最后摧毁了这一纯洁爱情的，偏偏不是封建家族里那个最讲究纲常礼法的贾政，却仍然是这个曾经如此为贾宝玉祈求福祉、如此对林黛玉“口头心头，一刻不忘”的贾母；曾经把他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的贾母。

正是从这样的艺术描写里，《红楼梦》更加显示出它的深刻。它富有说服力地展示了这一爱情和那一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使是碰到像贾母这样“慈祥”的祖母，也无法改变它的悲剧结局。

尽管如此，这一爱情悲剧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多有不避嫌疑之处”的自由活泼的接触中，展开了青年男女在初恋时期那种互相试探心灵、互相捕捉对方爱情的微妙情景。曹雪芹以他天才的艺术手腕，对这种“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复杂微妙的恋爱心理，作了极其生色的形象描绘。当林黛玉的薄恼与轻嗔愈是表现得多而变幻的时候，我们也就愈是感到这个少女爱情的真挚、执着、灼热……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那些天才的笔触底下，读到爱情的音乐，爱情的哲学，爱情的诗，还有它的十分奇异的动人力量。

贾母不懂得这两个青年人的“心事”，把他们之间的那些气恼、拌嘴，当成是相处不和；十分可笑地为此“操心”，并且急得抱怨他们是“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凤姐也把他们的这种表现，看成是“越大越成了孩子了”。

的确，正是在这种“孩子”看法的掩护下，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暂时避开了封建统治的“大防”，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那一时代对于爱情的摧毁力量，在最初的时候，不仅贾宝玉毫无所觉，就是十分敏感的林黛玉，也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说，在最初就有甚么压迫着爱情而使林黛玉展不开眉头的话，那就是有着一颗金锁的薛宝钗，其次则是有着一颗金麒麟的史湘云。这两个少女，在林黛玉的眼中，都是作为单纯的情敌而出现的。因为她们两人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成为贾宝玉的婚姻对象。尤其是有貌、有才、有“德”而又在贾府中常住的薛宝钗，更是使她心神不安。因此，她对薛宝钗与贾宝玉之间的一切过从、一切交往，也最是一刻不放松自己的注意力。

正如恩格斯所说：“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本性如此，林黛玉的表现亦复如此。

当她看见贾宝玉从薛宝钗家里走来，她不满：“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当她到薛宝钗家里去，看见贾宝玉在那里，她也不满：“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当贾宝玉听从薛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她又不满：“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得比圣旨还快些？”贾宝玉和薛宝钗各有一颗象征婚姻的宝玉和金锁，更是在她的心里结成不可解的疑问和压迫，为此和贾宝玉所生的气恼和口角就更加繁复了。

至于，人们一说：“史大姑娘来了”，贾宝玉听了“抬身就走”，自然又是引起她的不满。她和史湘云这两种性格，本来是可以相处得很好的，但一当贾宝玉侧身其间就生出嫌隙来了。那一次，史湘云说她像戏台上的小旦，这固然会引起她的多心和不愉快，但这个到底是容易解释和消除的；引起她最不愉快的，还是贾宝玉为了怕史湘云得罪人所使的那个“眼色”。这在林黛玉看来是一种有情意的表现，因此她非常“尖酸”地责问贾宝玉：“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与你何干？”

看来，她仿佛褊狭到如此的地步，好像非要贾宝玉和所有的女孩子尤其是薛宝钗断绝关系才能甘心似的。果然，有一次贾宝玉被她逼问得急了，忍不住这样说道：“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她那里一遭，就说这话。”这几句话，对于一个有道德感的人说来是会感到损伤的；因此她不由急了，连忙分辩道：“我难道叫你疏她，我成了甚么人呢？”于是，她终于被迫挤出了隐藏在心里最深处的一句话：“我为的是我的心。”

是的，正是从这颗心里所颤动出来的爱情旋律，使我们在林黛玉的褊狭中，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热切。

唯其因为她所献给贾宝玉的爱情，是纯真的热切的爱情；所以她对贾宝玉的爱情也就要求得至苛至严。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愿意把贾宝玉只禁闭在自己的身边？凡是在不影响到她的爱情的地方，哪怕是与封建礼教发生严重的抵触，贾宝玉的一切活动她都不加过问；并且在客观上起着支持的作用。贾宝玉为女孩儿们淘澄胭脂膏儿，她非但不加以阻止，并且还劝他“干也罢了”，不要“带出幌子来”。贾宝玉私祭晴雯，她对那篇《芙蓉诔》曾“满面含笑”地加以激赏，并且特别称颂文中的“公子情深”之句。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贾宝玉因与名艺人蒋玉函交接，被贾政毒打之后，他只对林黛玉说出了这样的真心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林黛玉所以对薛宝钗显得特别褊狭，不仅是因为薛宝钗可以使她的爱情完全破灭，而且也因为贾宝玉确实对这个“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少女有着难以斩断的眷恋。的确，这个美貌的“宜室宜家”的薛宝钗，直到今天还引起不少人的爱慕，生活在十八世纪的贾宝玉，似乎就更不容易摆脱她的迷人之处了。所以，他一到薛宝钗的面前，总是“不觉又呆了”。即使是当薛宝钗对他说了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以后，他也并没有完全斩断对她的种种系念，真的从此“生分”。当薛宝钗一旦搬出大观园，还引起了他的怅惘和寂寞。

是的，“见了女儿便觉清爽”的贾宝玉，对于少女们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同情和关心。这种同情和关心，与他所采取的表现方式以及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特殊环境结合起来，常常显得有点泛爱主义。他可以为林黛玉抛弃世俗的一切，但却不能抛弃对其他少女的轻怜薄爱，以至有时与爱情显得有些含混的眷恋。聪敏的林黛玉对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她曾经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实在说来，林黛玉不是埋怨贾宝玉给予她的爱情太少，而是埋怨贾宝玉分出去的太多。

但是，贾宝玉毕竟不是泛爱主义者，也不是“唯美主义者”。[3]他酷爱外貌的美，但只有当这种外貌美用内在的精神美充实起来的时候，才能唤起他真正的爱情。这就是为什么“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始终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一旦失去，整个人生便要颠倒起来。贾宝玉从林黛玉的身上，发现了正是他一生所寻求的东西。而林黛玉也从贾宝玉的身上找到了灵魂的寄托。于是，在反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上，他们互相听到了内心的召唤，互相编结着又编结着那条紧系住两颗心的爱情绳索。

是的，贾宝玉没有因林黛玉而弃绝对其他少女尤其是薛宝钗的系恋；但是，如果当这种系恋一旦危害到他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时，他就会立刻作出决然的表示。所以，他非常忌讳人们提起“金玉姻缘”。有时林黛玉故意提起此话，则更加使他焦躁，使他伤心。无怪他在睡梦里也不忘高呼：“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甚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而在林黛玉的面前更是说得斩截：“除了别人说甚么金甚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

其实，林黛玉又何尝看不到贾宝玉只对她才存在着真正的爱情，她在心里曾这样说过：“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同时林黛玉又何尝不了解她和贾宝玉的命运原是连结在一起的，她曾经这样暗自埋怨过：“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

尽管这样，她在贾宝玉的面前还是从不表示信任。一有机会，仍是不断地测量着爱情。她似乎是永无休止地拷问着贾宝玉的心。而当她把笃实的贾宝玉“逼得脸上紫涨”，她又暗自感到内疚，感到痛苦。原来，这个少女无限地要求爱情的忠贞。她像把爱情放在火上煎熬，要它浓而又浓。正像书中所说，她是“情重再斟情”的。这样，她折磨着贾宝玉，同时更是折磨着自己。

深通世事的曹雪芹，仿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生活的“秘密”：爱情并不是甜的，而是苦的，而且愈浓愈苦；只是人们总是不怕它苦，哪怕是含着眼泪也要喝下这杯人生的苦酒！——比甜蜜更有味的苦酒！林黛玉正是这样，她爱得深沉，爱得美丽，然而她也爱得多疑和痛苦。

这种痛苦，是具有感动力量的痛苦，正如恩格斯所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4]

这种痛苦是来自一个处于封建长夜里的少女身上，因此它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时代的。

六

爱情是这样地使林黛玉感到痛苦，甚么时候，才能让她也尝一尝那苦尽甘来的醇美回味呢？也许是当她完全不需顾虑有“第三者”干扰的时候吧？

生活，曾经给了她这样的时机。

当她正对贾宝玉怀着猜疑而始终放不下心来的时候，曾在他们爱情的边沿盘桓了一下的史湘云，订婚了。于是，最直接压在林黛玉心上的两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金麒麟便完全在她的心里解除了疑虑。而另一重更大的压力——金锁，也在她的感觉上慢慢减轻，乃至接近消失。这不仅是因为她多次试探贾宝玉，而贾宝玉也多次在她的面前吐露真情的结果；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她深恐贾宝玉把张道士送的金麒麟拿到史湘云面前去摆弄，“借此生隙”，以至引出甚么“风流佳事”来。于是她便悄悄地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同她生分了。

她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感到“自己果然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同时又觉得贾宝玉这样的“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是最可信赖的了。这要比在她面前千言万语地起誓，更显得无伪和真情。她终于取得了可靠的证实：贾宝玉的心中的确是没有薛宝钗的位置。

果然，从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她和贾宝玉生过大气、闹过别扭了。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他们进入一种比较平静的、两心默契的恋爱生活。

但是，疑虑的消除、爱情的深化，依然没有使林黛玉从心里透出一丝真正的笑意。

深刻的忧伤，不是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减轻，而是变得更加沉重了。

“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原是疗养疾病最好的环境；但是，她的病不仅没有得到爱情的滋补而转轻，反而在逐日加深着。贾宝玉看她“比旧年越发瘦了”。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真是：“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5]，原来有一种比疾病更加沉重、更加容易使林黛玉憔悴的东西，一直紧压在她的爱情上。当她为薛宝钗而心情紧张以致夺去她的全部注意力时，她曾经暂时忘却、或者减轻了对这重压力的感觉。而当疑虑一旦消除，心神比较集中，这重压力就在她的身上更加显示出重量来了。

这就是那一时代对爱情、对妇女、对自由、对人权的巨大压迫！

这种压迫，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即当她和贾宝玉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隐秘地从她的内心深处狠狠地折磨她了。只是，这种压迫，最初并不是通过贾母、王夫人，也不是通过凤姐、贾政等荣国府里的封建统治者加到她的身上的，而是通过比这些人更要大得多的一种统治力量来对她施展压力；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每一个人的封建传统观念。

这个巨大的“历史的惰力”[6]，不仅存在于林黛玉的外部，同时也存在于她的心中。原来，爱情在那时，即使从林黛玉的眼中看来，也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她经常处于这样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热望贾宝玉对她倾吐衷肠，但当贾宝玉赤裸裸地表白爱情时，她又忽然变得气愤和悲伤。有好多次，贾宝玉在她的面前这样的真情毕露：“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你死了，我做和尚”……当她听到这些话时，总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早把眼圈儿红了”，又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等。更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吐诉之后，感到“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之后，又是“两眼不觉滚下泪来”。……

这些表现，看来真是不可捉摸；甚至使人觉得这个少女不近人情，难以相处。然而正是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红楼梦》的写人之深，虽是描写“儿女痴情”也不失为大匠笔墨。原来，当爱情在林黛玉的心里升起时，随即就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紧紧地捏住它，这就是存在于她心里的封建传统观念。所以她对贾宝玉那些热情的表现总是感到“竟不避嫌疑”，又常在心里这样想：“宝玉与我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是的，当爱情进入这个少女的内心，就像一只闯进幽暗房间的小鸟那样地惶乱和惊恐。

就是这样，在林黛玉的内部，被封建主义所强奸的理智与“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感情，发生了剧烈的扭打和厮杀。——她的心被揉碎了。

七

那一时代的黑暗势力，通过林黛玉的内部给了她许多难堪的折磨。周围的一切，甚至连她自己也包括在内，都在无声地反对她的爱情。但是，爱情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爱情的激流，随着她的纯真感情所提供的道路奔流直泻；在她心中的那些旧观念、旧影响所造成的故障面前，仅是打了几个漩涡，接着又继续向前了。而每冲破一重障碍，她对封建主义的背叛也就走得愈远、愈是不可收止。似乎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甚么可以止住这种生命的奔腾。

真正的爱情，原是可以使人变得勇敢和无畏。因此，当贾宝玉向她直表爱情而被她的“恼怒”和“我告诉舅舅、舅母去”等话吓住时，她又立刻讥笑贾宝玉的胆怯：“一般吓的这么个样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这不是分明鼓励贾宝玉不要在封建势力的面前丧失勇气么？

是的，林黛玉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对封建传统思想提出挑战。而她首先在自己的心里战胜了它。

但是，那一时代对于林黛玉的压迫，正是“一重未了一重添”。当她用无数的眼泪，突破了种种有形无形的折磨而使得爱情愈为澄清、愈为坚定时，那由贾母、王夫人等封建家长所组成的对于爱情的威胁，便日渐分明地显示出来了。坚定的爱情，不仅没有使她得到幸福的可靠保证，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她终于接触到了这一痛苦的真理：在那一时代，爱情与结婚原是漠不相关的两回事。她可以把整个生命交给爱情，但是却不能把婚姻交给自己。

林黛玉在爱情的道路上，终于走完了她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铁门面前停住了。或者说，顶住了。

怎样才能突破这一重障碍呢？她日夜祈求支持的力量。可是在她所生活的天空下，到哪里才能找到这种支持的力量呢？于是她又想到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每当贾宝玉的热恋，向她的心坎直扑的时候；每当更深人静，她在枕边细细咀嚼爱情的时候；她总是来不及浸沉在爱情的甜醪里，而是跌入无家的哀痛中：“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为此，她又不知默默流下多少眼泪。

那个零落的官僚家庭，就这样永远成了折磨她的魔物。

林黛玉不能认识到，那种用封建主义、用私有制度所组织起来的家庭关系，并不是真正温暖和幸福的泉源，而是许多悲哀和不幸的产地。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才把她牢陷在封建社会的网络里，牵引着千头万绪的痛苦。

她是那样地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周围的女伴都有一个家；但是，她却看不到家所带给她们的烦恼和不幸。她既看不到史湘云对于家的恐惧、探春对于家的愤慨、惜春对于家的厌弃，也看不到家在贾宝玉的身上所留下的那许多创痛和伤痕。她暗自悲叹：“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但是，她独独没有看到，这个孀母曾经使双文怎样的“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7]。

林黛玉心目中的家，原是她在沉重的时代压迫下所发出来的一声求援！

可是，这是一声永远听不到回应的求援。她只能怀抱着爱情，静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然而，这又是多么渺茫的命运啊！只在别人的一句话、一个意念之间，便可以使她的整个人生打上几个旋转；便可以使她在爱情上所流的那些眼泪、所经受的那些折磨完全成为一种浪费！

不能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痛苦，严重地摧伤了这个少女的内心。她发出了这样凄楚郁结的声音：“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但是，她这满腔的心事，有谁能了解呢？周围的女伴，都说她太作悲了”，“不该过于作此凄清奇谲之语”，连贾宝玉也曾经这样对她说过：“每天好好的，你必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

林黛玉有着不易被人理解的痛苦。不能被人理解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有时，她显得是多么孤单！即使是她的知心人也不能分担她身上所背负的时代重量。

在山一般沉重的时代压迫下，林黛玉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求得解放的道路。当这种压迫，使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似乎并没有在口头上发表过甚么剧烈的抗议，也没有在精神上去寻找过自我解脱的道路。

看来，抽象的思维方式、人生哲理的探求，跟这个少女的气质是格格不入的。她不像贾宝玉那样地沉湎于人生之谜，不时向往着“解悟”，向往着神灵的世界。对此，这个少女一点兴趣都没有。她问得好：“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因此，她从不倾听那遥远天国里的梦幻的声音，她永远热灼灼地注视着现实人生，她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筑在眼前的生活土壤上。难怪只把青灯古佛当作逃避丑恶现实的惜春，不能理解她的这种生活态度，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

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真起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

是的，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瞧不破”的聪明人。她永远向现实人生睁开眼睛，向欢乐、也向痛苦睁开眼睛。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

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

八

林黛玉身上所背负的时代压力，随着时光的流驶而日益加重。“一来二去的大了”，这愈来愈成为一种威胁。她和贾宝玉之间，那种对躺在枕头上说故事的不拘形迹的恋爱生活，已经不能再有了。表现于形体之外的爱情活动，已经失去童年服装的隐蔽，不得不有所收敛而转向内部深处发展。于是，从这两个青年人的心中，传递着一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变得更体贴、更心会、更深情了。但是，这一爱情究竟甚么时候才能达到美满的婚姻归宿呢？这个随着年事的增长而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愈来愈成为折磨林黛玉的“心病”了。爱情，冻结在茫然的期待里。一种捕捉不到的阴冷感觉，暗袭着这个少女的心头。

她一方面敏感到这种阴冷，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对贾母等封建家长抱着幻想；或者说，还存着侥幸心理。其实，她也只能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8]。

似乎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紫鹃，才能体察到她怀着深秘的苦痛。这个热情、聪慧的丫鬟，暗暗为她作急，曾经见机鼓动薛姨妈去说亲；又借题试探贾宝玉的心。不想那一番“妹妹回苏州去”的假话，竟把贾宝玉吓得人事不知，昏迷过去；李妈妈的手指在他的人中上“掐得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痛”。

看到了贾宝玉的真情流露，热情的紫鹃非常高兴，虽然挨了贾母一顿骂，又“日夜辛苦”服侍贾宝玉，但“并没有怨意”。她在林黛玉面前这样说道：

替你愁了这几年了，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人？赶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早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话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紫鹃的这番话，真是说得如见肺腑。可是，这个丫鬟的赤胆热肠虽然十分感人，但她毕竟太天真了。她把封建家族的“太君”，看成了自由婚姻的保护者。她哪里知道，林黛玉正是因为听不到她的“意思”而暗自苦恼。紫鹃似乎没有看到，贾母“定了琴姑娘”的事虽然没有成功，但这对于从小被安排在一个房里与贾宝玉一道长大的林黛玉说来，正是明显地露出了冷淡和嫌弃。紫鹃似乎更没有看到，当她把贾宝玉吓得“口角流津”、昏迷不醒时，这正是极清楚地在贾母、王夫人等人的面前，暴露了宝玉对林黛玉的生生死死之情；可是当贾母查问出她哄骗贾宝玉的那一番话时，只是淡淡地说：“我当是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却始终没有就此提到他们的婚事，以这个最有效的“药方”来彻底疗救她们的“命根子”的“呆”病。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曾经被“万般怜爱”过的林黛玉，被贾府上下公认是“定了的”媳妇儿的林黛玉[9]，已经在贾府统治者的眼中失去位置，渐渐只剩下淡漠的亲戚情面了。同时，紫鹃又哪里知道，如果林黛玉真的像她所说的到贾母的面前去“作定了大事要紧”，因而把自己的心事透露出来，那将会连这一点亲戚情面也保留不住了（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表面看来，那个封建家族的“老祖宗”，好像是一副老祖母的慈祥面孔，她总是不断在周围制造欢愉的笑声与轻松的气氛。她连快乐都还嫌少，哪里会再去制造悲哀？

当凤姐因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闹到她的面前时，她不但毫不动气，而且还说了这样一段把众人都引得笑起来的话：“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看来，这个“老祖宗”对于男女间的事情，好像是无所谓得很，所持的尺度已经放宽到一般标准以外。然而，正是她，对男女间的真正爱情却执法甚严、如防盗贼。她连丫头都不准听“凤求鸾”之类的才子佳人恋爱的故事，并且这样说道：“这小姐……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她又说：“一个男人家，满腹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个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不成？”

那一时代，就是存在着这样奇怪的生活逻辑：宁可纵容下流的通奸，但却嫉视高尚的爱情。爱情反比通奸显得丑恶、见不得人。不仅如此，照这个“老祖宗”看来，恋爱这种事情，仿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似的，尤其不可能存在于像她所统治的这样有身份的门第中；要有，那也只是说书人的编造而已。她说：“既然是官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这样的大家人口多，奶妈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甚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不是？”

当时所流行的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小说，无力在这个“老祖宗”的面前显示出爱情的存在力量，徒然被她找出漏洞，恣意嘲笑一番。但是，现实生活却十分有力地嘲笑了这个“老祖宗”。它生动地显示着：爱情，这个“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感情关系”（恩格斯语），正燃烧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它那热腾的活力。当贾母正在那里大发议论的时候，哪里知道：一对坚贞的爱情，就在她的身边，最初还是在她的房里，已经由两小无猜发展到生死不渝的境地了。

一切专制统治者，总是这样地对生活不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并且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去设想生活、规定生活。但是，当生活中正常的、美好的事物一旦在他们的面前出现时，他们就会分外地感到“怪”，感到恼怒，而所施以的狠毒打击，反倒觉得很自然、很心安理得了。

同时，旧世界又造就了这样的一批人物，他们可以为扑杀一只苍蝇而大动慈悲之心，但他们的一个意念便可以给人间平添许多泪痕和血迹，却丝毫不能震醒他们的昏沉和麻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一种罪恶。任何时候，他们总是真诚地相信着，他们是道德与秩序的化身，是给人间带来善和福祉的使者。他们用僵腐的旧观念、旧习惯支配着自己，同时也以此支配着别人。看来，他们有时混沌得可笑，甚至使人觉得不屑与他们理论；但是，黑暗势力的顽固和保守，正是常常在这种人的身上取得了可靠的支持。《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等便属于这一类人物。

这就是为什么恰恰是她们，而不是荣国府中最专横、最残暴的统治者，绞杀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和生命；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爱护”的、“不得已”的形式下绞杀的。

九

贾宝玉几次三番地暴露出他和林黛玉的热恋。袭人早已为这事“日夜悬心”，并在王夫人的面前献出“君子防未然”的计策。这曾经引起过王夫人的注意和戒备。由于统治者的庸懈，这事虽被搁起，但已预伏下可怕的阴影。

绣春囊在大观园中的出现，大大地惊动了贾府的统治者。曾经对贾宝玉松弛了的戒备，立刻重新提起注意，并且采取了非常的措施——搜检大观园。可是，在这一场大风波中，那个象征着贾府荒淫腐臭的“香囊”，它的真正主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那些清白无辜的丫鬟却横遭飞祸。贾宝玉的四周也受到一次彻底的清洗。司棋、芳官、四儿等都先后做了这一事件的牺牲者；而“眉眼儿像林妹妹”的晴雯，更是怀抱着无限的屈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晴雯的死亡，是封建力量行将以摧毁之势扑向林黛玉的一声讯号！

已经可以看出，黑暗时代最后将怎样夺去这个少女的生命，曹雪芹快要把这一生活的真实惊心动魄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可惜，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到这些，黑暗时代却首先夺去了曹雪芹的生命——他抛下了未完成的天才事业，死在正当创造力旺盛的壮年。

“千古文章未尽才”，万世千秋的读者都在这里唏嘘慨叹。的确，有甚么方法，可以弥补或者计算出这个天才的死亡给祖国文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呢？

《红楼梦》的续补者高鹗（还应当算上程伟元），大致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增补了后四十回。两百多年以来，广大读者对于增补者所付出的劳动，普遍加以承认，并且受到其中某些描写的感动，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补书保持了作品的悲剧主题，使前八十回不至成为残篇断简，缩小了它的影响；而且也因为补书在一些不算成功的描写之外，毕竟还有写得差强人意的地方。尤其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上，表现了相当出色的艺术才能。

对于续补者的劳绩，有些研究者不从大处加以热情的肯定，而是满有兴趣地去挑剔缺点，从而加以苛刻的贬低，应当说这是不公正的。关于这个问题，可惜不能在这里多谈。现在，让我们继续走到林黛玉这一人物的性格世界中去吧。

随着晴雯的死亡而笼罩在四周的阴霾，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浓结、更加低沉了。林黛玉也比任何时候更显得敏感而心神紧张，乃至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中。窗外老婆子一声不相干的叫骂，也会使她昏厥过去。现实的阴暗，又作用于她的心理世界，造成了一个把她惊出“一身冷汗”来的恶梦……

接着，生活中的阴霾，又随着贾宝玉的婚姻提到贾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而变得更加低压。偏偏在这个不宜害病的时刻，她的病又进一步恶化起来。痰中的血星，带来了可怕的凶兆！

病，在这个少女的身上已经变成一种不能告人的过错了。它不是得到同情，而是招来更多的厌烦和嫌恶。林黛玉似乎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当她“吐了一盂子痰血”后，这样对探春说：“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里，只道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好，不是什么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果然，当探春小心地在贾母面前提起她的病时，贾母当着众人发出这样的责备：“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又说：“这孩子就是心重些，所以身子不结实。”

所谓“心细”、“心重”以及后来所说的“怪僻”等等，都是贾母等对林黛玉的性格，长期以来所产生的印象（这在前八十回中已露端倪）。当贾府的封建家长在做出这样的评语时，还没有探悉林黛玉的心中已经有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爱情呢！这时，林黛玉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还不失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姐，只是“脾性儿”不好而已。

其实，只须在“脾性儿”这一点上，已经足够造成林黛玉的悲剧了。更何况她的病，又直接成了封建家长厌弃的口实。为林黛玉诊视的王大夫，仿佛为她辩解似的说：“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消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可是，良医不能为不良的社会开出药方。时代的弊病，是不能用药草来疗治的。纵然生活中不再涌起其他的波澜，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也会慢慢地耗尽这个少女的生命。

但即使是这种慢性的残害也不可能了！剧烈的折磨，正等待着林黛玉。

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受不起太多的打击。雪雁的一声误传：宝玉定了亲了”，便立刻把她抛入饮食不进的危境中。接着听到这段亲事原是“议而不成”的，她又立刻挣出死亡的怀抱，“心神顿觉清爽许多”。

爱情连结着这个少女的生与死。她也正经历着生与死的回旋。而客观现实，也日益紧迫地把她推入这种生死搏斗中。

当她的生命重又飞回的时候，也正是更大的灾难开始的时候。

她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不禁把内心的秘密作了明显的暴露。这是可怕的暴露！这种暴露，要比来自贾宝玉的身上更为严重、更为惊动，因为她是一个少女。无怪四周飞起了“唧唧哝哝”的“议论”。于是，像扑灭火灾似的，封建势力立即组成回答性的打击。

“略猜的八九”的贾母，首先正式地、公开地提出必须在她和贾宝玉之间加强戒备：“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接着，终于考虑到如何来打发她的事情了。

统治者根据私有社会里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先自己而后外人”作出了决定：“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

爱情，就这样地被宣判了死刑！

可是，这时的林黛玉，还正在那里用渺茫的希望来填补空虚的安慰。她把听来的片言只语：“老太太的主意，亲上加亲”、“园中住着的”等都和自己联系起来，以为是“非自己而谁”了。强烈的爱情冲激着林黛玉，使她失去清醒，以致分不清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当她感到“安心”的时候，凤姐的“奇谋”已经布置就绪了。

封建势力几乎是在她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这沉重的一击，不是通过贾母，也不是通过王夫人、凤姐，而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傻大姐儿加到她的身上的。不懂得隐瞒、只会说实话的傻大姐儿，在这里不自觉地为封建统治者充当了最直接的“凶手”。

当傻大姐儿在林黛玉的面前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时，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个少女的脚下抽去了。她的全身像在无边的空茫里飘浮、下沉、散失……是的，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神志，也失去了悲伤和眼泪。我们看到她只是在那个沁芳桥畔“迷迷痴痴”地走着，“像踩着棉花一般地”走着，“信着脚儿”走着，走过去又“往回里”走着……

像一片落花，林黛玉飘落在人生的风暴里。

然而，从这个纤弱的少女身上，又是突然升起一种甚么力量，来迎接、支撑、抗拒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一击！当紫鹃赶过来问她到哪里去时，她答道：“问问宝玉去！”紫鹃只好搀着她走到贾母的门口：

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身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

说不清的悲痛与愤懑，一齐涌塞在这个少女的胸口。而这一切，都变成了“笑”！生命的火把，在那最沉重的一击过后，不是黯然熄灭，而是更旺盛地燃烧！

可怜的林黛玉已经耗去太多的精力，她的心站着，身体不得不倾倒下来。这个永远追逐着爱情、追逐着生活中的美和诗意的少女，终于在人生的途程上艰难地走了一大圈之后，又仍然被驱回到这个严峻的现实面前——这就是那一社会给妇女所规定的铁律：不准有爱情，只能遵守封建礼教，服从命运的安排！

是的，横在林黛玉面前的只有这一条生路。但是，在这条生路的面前，难道可以低下头来么？这个少女的全部性格好像立即向我们回答：不能，不能，宁死不能！果然，她毫不犹豫地祈求死亡。

但是，就在死亡临近的前一刻，她也没有停止过对现实人生的抗议。她甚么都不愿意留在那个可憎恶的人间了，凡是曾经用自己的心灵所温暖过的东西，都要随着她一同离开那个世界。她撕毁象征爱情的旧帕，又把自己灵魂的歌谱——诗稿投入盆火……

要是可能的话，她也许会把那个世界也一同投入熊熊的烈火吧？

这个少女，她有太多的怨恨，可是她不知道朝哪里喷射；她有太多的话语，可是她不知道向谁去诉说。她最后离去时，只喊出了这样一声使我们感到加倍沉重的话：“宝玉，宝玉，你好！”

她死了！大地沉沉，四周是这么寂静，“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在这一瞬间，我们不禁忘怀一切。呈现在眼前的，只是这一死亡的肃穆、沉重、还有那令人深思的力量。……

是的，死亡不是真正对抗黑暗势力的解放道路；但是让我们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说吧：

“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10]

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林黛玉用她短促的一生，唱出了中国妇女的悲歌。

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是的，这未免显得有点恋爱至上主义。可是，在那个墨黑如漆的历史长夜里，像她这样一个幽禁在封建铁槛内的少女，除了从自身引出爱情的火光来照亮她的人生之外，又能更多地想到和做到甚么呢？爱情，是她在生活激流里所碰到的一根浮木，她不能不用全生命的力量抓住它，并且一旦抓住之后就怎么也不肯松开手来了。

可诅咒的时代，从她的手中打落了这一根浮木，于是造成了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

也许人们要问：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假如能够达到婚姻的结局，又将怎样呢？是不是这一悲剧就将完全改变呢？譬如，当决定婚娶的时刻，贾宝玉不是恰恰处于那样的昏迷状态中，而是可以神智清醒地辨认一切，岂不是凤姐的“奇谋”就无法进行吗？贾母不是也要真的感到“作了难”吗？既然贾宝玉误以为林黛玉要回南方去就急得昏迷过去，难道他可以平平静静地让贾母给他娶上其他任何一个少女吗？既然贾母、王夫人等又以这个“命根子”为不可或失的“福气的材料”（鲁迅语），难道当贾宝玉为爱情而不惜付出生命时，他们不要考虑考虑这其间的得失吗？……真的，那样一来，事情将要怎样发展呢？具体的情形，我们且不去预料，但有一点却可以预先肯定：悲剧的内容仍然不变，只不过是采取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而已。——即使是林黛玉和贾宝玉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个青年人结婚以后，将怎样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安排他们的生活。“孤标傲世”的林黛玉，难道可以永远坐在满架图书的旁边，过着她那灵智与诗情的生活？她将怎样来恭行那一社会对于一个出嫁后的妇女所要求的一套“妇顺”之礼和中馈”之责呢？既然，林黛玉即使为了爱情也不肯在贾母、王夫人等面前去献殷勤、讨欢心，难道她可以为了做媳妇而改变她的这种性格吗？特别是处在那个“说不出的烦难”将更厉害的荣国府中，她和贾宝玉又怎样才能够保持住小夫妻生活的平静呢？……这一切，都是新的问题、新的冲突、新的痛苦。而最后，仍将走向悲剧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结局而已。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这必须是一块对人类的灵智和诗情、对妇女的解放和婚姻自主予以充分尊敬的国土，必须是一块可以让正当的自由和合理的生活要求得到伸展的国土。总之，必须是一块与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等大相违背的国土。——是的，这样的国土，距离林黛玉所生活的时代太远了。她不仅不能用脚步走到，而且也不能用头脑想到。

因此，林黛玉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11]。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这一悲剧，在爱情上找到了最充分最强烈的表现形式。

十一

林黛玉是中国文学上最深印人心、最富有艺术成就的女性形象之一。人们熟悉她，甚于熟悉自己的亲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琴弦一般的回响。林黛玉像高悬在艺术天空里的一轮明月，跟随着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走过了他们的一生。人们永远在它的清辉里低徊沉思，升起感情的旋律。

的确，在我国文学史上（至少在鲁迅以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曹雪芹这样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并且能够这样深刻地发掘她们的美丽、诗情、希望和痛苦。是的，那一时代的哭声和悲愤[12]，曹雪芹是用女性的典型来体现的。我们觉得这样的艺术创造，不仅有着广阔的现实基础，同时还有着这样深长的意义：从那一时代最柔弱、最受历史限制的人们心中所发出来的抗议之声，不能不显得异样的感人和引人深思。

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闪烁着爱情光彩的女性形象。但无论是待月西厢的崔莺莺，还是泣血还魂的杜丽娘，无论是焚香拜月的王惠兰，或是扑坟化蝶的祝英台以及仙山盗草的白素贞等等，一与林黛玉比较起来，就不禁在艺术上黯然失色而显得缺乏饱满的血肉。它们不仅没有能够像林黛玉那样地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轮廓分明、概括深广、有着丰富内在精神面貌的性格；同时，这些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意义也没有达到林黛玉那样的深度。《西厢记》、《牡丹亭》所表现的爱情，基本上还不是与封建制度、精神道德发生根本冲突的爱情。所谓“她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温良恭俭”[13]，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14]等等，都是把爱情建筑在夫贵妻荣”的思想基础和生活追求上。《梁祝》与《白蛇传》所表现的爱情，基本上也还是没有摆脱这样的规格。如果单纯从祝英台、白素贞在行动上的表现来看，她们似乎要比林黛玉显得大胆些、勇猛些，但那些行动（如乔装伴读、大战金山等）毕竟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幻想；而且，人物的行动与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与整个作品的思想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还要看它概括了多深多广的生活内容，以及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祝英台、白素贞要比林黛玉单薄得多，而形象的思想意义也不能不显得比较贫乏。

是的，单薄的、缺乏饱满血肉的形象，不能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

即使单纯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看，以开药铺为生、把爱情寄托在小夫小妻生活方式中的《白蛇传》，也还是把南极仙翁这样的正牌神仙，当成了爱情的救命符，并且最后又以状元及第的封建陈套来冲淡了爱情的遗恨[15]。……

《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显然有着更进一步的社会思想意义。薛宝钗正是“德言工貌”式的佳人、“五花诰封”的追求者，但贾宝玉正是为此而宁愿去过冰冷的寺院生活；永远怀念着那个“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对他的人生主张采取同情或支持态度的林黛玉。

而林黛玉，也正是以这个从封建统治核心里背叛出来的“混世魔王”为她的平生“知己”，以这个不以现存的道德为道德、现存的荣誉为荣誉的“祸胎”为自己的终生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在这一爱情上的生活理想、生活追求，是既不能从曾经引导他们走向叛逆的《西厢记》、《牡丹亭》里面，也不能从现实生活里面找到现成的根据，是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明白、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这是属于前进中的历史上的东西。——一种微微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这就是为甚么我们总是在林黛玉这一典型性格中，感到有一种区别于崔莺莺、杜丽娘等人物形象的地方。或者说，有一种以前的作家所没有达到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时，严格遵循并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因而在人物性格中有着更深、更广的艺术概括，有着更多的超过作家自己所能认识到的形象意义；而且还因为：曹雪芹是生活在一个毕竟要比王实甫、汤显祖向前发展了的历史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进入末期，“康乾盛世”已经掩盖不住各种衰象的暴露；在社会的深处正在酝酿着新的动乱。

是的，“时代需要自己的奴仆”[16]；处于封建社会总崩溃前夕的曹雪芹，以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敏感，充当了这一时代的最好见证。的确，也只有像曹雪芹这样“痴”的天才，才担负得起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艺术使命。他十分深刻地反映了那一阶段的历史面貌、历史情绪、历史心理，以及那种几乎无法看到、抓住，只能用感觉来认识的时代气压——悲沉的、没落的时代气压；即使是“花柳繁华”之地也无法掩盖其趋向衰落的时代气压！

作为一个悲剧形象，林黛玉正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产物。通过这一形象，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等挑起了广泛的怀疑。他带着一个没落贵族的伤感，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社会是如何以它的整个结构，来隐秘地、巧妙地、“仁慈”地毁灭着人；毁灭着青春、智慧和诗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切都是这样的昏沉和愚昧，没有一点人的气味。几乎没有甚么东西，即使是活生生的死亡，也不能惊动那像死尸一般的僵冷和麻木。

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朱丽叶与罗密欧的死亡，曾经使存在于那两个家族之间的愚昧仇恨，得到了“凄凉的和解”。当凯普莱脱向蒙太玖说：“啊！蒙太玖大哥！把你的手给我。这就是你给我女儿的一份聘礼……”而对方回答道：“但是我可以给你更多的；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任何塑像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读到这里时，我们多少感到一点安慰。当林黛玉死后，贾母也“眼泪交流”地说：“是我弄坏了她了！”这一句话好像也透露出一点悔悟；但是，我们的这种感觉，还来不及在心里安放下来就又消失了。因为紧接着贾母还有这样一句话：“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这就是说，一切责任、一切罪过还是归于林黛玉自己。这在那时，持有这种看法的又岂只贾母一人？又岂只荣国府里的统治者？

是的，这个少女的死亡，没有谁为她的忠贞铸一座纯金的塑像，更没有使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之间得到任何的“和解”。几乎不用甚么证明就可以确信，生活中的一切仍是按照古老的陈规和积习在大地上进行。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个比朱丽叶还要落后、还要昏暗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停滞了几千年，而且还要延续好长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代，林黛玉的悲剧，几乎还是原封不动地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坟墓与子君[17]的坟墓之间，虽然在年代上有一个多世纪的间隔，但在社会发展的里程上却只有几步路的距离。

林黛玉没有冲出大观园，而子君走出了专制家庭，并且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这几步路，以及所说的这几句话，是用了多少的鲜血和多少的历史篇幅才提供出来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没有跳出那一黑暗社会的掌心，最后还是陷于毁灭。

从这里不难看到，林黛玉的反抗声音，是需要透过多么沉重的社会压力才能发出的声音！是的，这个声音，在今天听来不免显得低沉、显得柔弱，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

不过，从林黛玉的声音里，我们终于可以听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鲁迅语）

让我们为林黛玉燃起热烈的同情！

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

让我们通过林黛玉懂得祖国的过去，更懂得祖国的今天和将来！

1956年12月底至

1957年3月写毕

[1] 在《红楼梦》问题讨论中，我们觉得很多文章对此注意不够。

[2] 舒芜：《两百年前一对青年的悲剧》，载《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作家出版社。

[3] 日本村松暎《我对〈红楼梦〉二三问题的看法》（见《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有此一说。

[4] 引自《伦巴第漂泊记。路过阿尔卑斯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卷第92页。

[5]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词句。

[6] 恩格斯语，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7] 《西厢记》中句。

[8] 鲁迅：《野草》。

[9] 很早以前，凤姐就这样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这虽是戏言，但善看风色的凤姐如果没有来头，是不会随便这么说的。又奴仆兴儿也曾经和尤氏姐妹这样谈到过贾宝玉的婚姻：“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

[10] 见《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1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2] 即书中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13] 见《西厢记》。

[14] 见《牡丹亭》。

[15] 这里所根据的是《白蛇传》在民间流传得较普遍的故事情节。至于《白蛇传》这一民间故事在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情节的差异，就不在这里一一论及了。

[16] 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17] 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

薛宝钗论

人应当一切都美：容貌、服装、灵魂、思想。

——契诃夫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其天才的艺术笔触，满蘸着血和泪，创造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典型林黛玉；与这一人物对映，曹雪芹又以精雕细琢的腕力，刻画出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薛宝钗。

曹雪芹笔下的这两个少女，留给我们一个相同印象：都长得非常美丽；但她们又在我们面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丰采与气质。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这两个女性形象，便引起人们热烈谈论的兴趣。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常常由谈论又转为热烈的争辩。还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为她们“遂相龃龉，几挥老拳”[1]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这种谈论和争辩，似乎一直没有感到疲倦过。有时，我们仍然会在生活中碰到。

的确，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种美，两种难以调和的美。

但是，在这两种美之间，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美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仿佛故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读者，让人们去引起剧烈的争论。

原来，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单纯的美的问题，在那一时代里却是一个内容深刻的社会问题。在这两种美之间，应该选择何者，曹雪芹虽然没有在书中作出正面的回答，但是，他让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去回答了。——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为损害了这种美，犹豫苟安的贾宝玉，对封建贵族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薛宝钗是虚假的美，因为与这种美同居在一起，娇养尊宠的贾宝玉宁愿去过着冰冷的寺院生活。

曹雪芹在解决这个美学上的问题时，不仅是通过他的主人公，更是通过林黛玉、薛宝钗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本身。在这里，曹雪芹显示出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独具的力量。他从历史的、阶级的深刻联系上，塑造出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他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少女，而且还有产生她们的社会，产生她们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从林黛玉这一典型形象中所感受到的是那个社会的阴暗和潮湿，以及那种令人郁闷的时代气息；那么，我们从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中所看到的，则是封建主义虚伪做作的本来面目，同时在它的上面又蒙盖着一层典丽大方、色泽悦目的外衣。

薛宝钗开始正是披着这件外衣，带着迷人的举止风范在书中出现的。

二

这个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最初来到荣国府时，人们对她的印象是：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在荣国府这样一个数百人口、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这样的赞声四起、上下皆欢，薛宝钗确实首先给了我们一个不平常的印象。

随着作者笔触的运转，我们渐次感到这一人物的轮廓分明起来。这个少女不仅善于待人接物，还善于理财治家、通晓庶务；并且“轻言寡语、端庄凝重”，生活上也是自甘淡泊，“不爱花儿粉儿的”；而她所住的蘅芜院，布置的简朴，连贾母看了也深赞：“这孩子太老实了。”更兼她纵览群书，多才博识，这就给我们补充了最初的印象，简直感到她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毋怪，这个“宜尔室家”的少女，不知曾经有多少人对她投射着倾慕的目光。

但是，仅从表面印象急于作出判断，常常是不正确的判断。而从庸俗的个人心理所发生的倾慕，更是不值一谈。

当我们读《红楼梦》时，愈读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虽然对薛宝钗的印象不断加深，几乎可以感受到这一人物的呼吸；但是她只能占据我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关心和同情，几乎都被林黛玉吸引去了，被她性格上的真挚和深情吸引去了；而在薛宝钗的身上，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愈看得仔细就愈加分明的特点；这就是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样的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经过某种理智的雕琢或深心的考虑，并从而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稳重和平”以及人人称道的“贤惠”。

不但是贾母等人称道，连那个心地鬼祟、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嫉恨的赵姨娘，也唯独对她怀着衷心的赞美：

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

“会做人”，这确是薛宝钗的特点。其实这也是对她的“贤惠”所作的一种通俗的注解。但是，如果从这种“会做人”再仔细观察下去，就会发现这个少女不得不常常流于虚伪。的确，在那一社会里，“会做人”又怎么可以离得开虚伪呢？不过，薛宝钗的虚伪，它的特色之处，是一种几乎与真挚没有甚么分别的虚伪，与所谓“温厚贤淑”的“美德”一同出现的虚伪！

薛宝钗的“品格端方”、“深得人心”等等，在很多地方实质上正是这种虚伪所造成的效果。

由于薛宝钗的虚伪，始终是和她的“贤淑”如影随身地结伴而行，而且有时甚至是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自然习惯；因此，这个少女的由“会做人”而来的虚伪，便常常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暧昧的状态，并且因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而显出种种不同的形式。这不但更加令人难以识别，甚至觉得未可厚非。譬如对于封建家族“太君”的贾母，她懂得这个“老祖宗”唯一关心的事是如何更好地享福；如何在她有限的残年中，尽可能多地享尽那人间的富贵荣华；所以，哪怕是伪装的欢乐与世俗的吉利，也最能满足这个贵族老太太的心理。而薛宝钗正是迎合了这一心理，在这个“老祖宗”的面前表现了她的“会做人”。当她做生日时，唱戏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因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于是果然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贾母更加欢喜”。

也许，薛宝钗在这里的表现，是一种“敬老尊上”，如果说她虚伪，岂非苛责太过？但问题是，当我们联系她的其他许多表现来看时，就会发现她不仅在贾母的面前表现如此，在其他人的面前亦复如此。这已成了她待人行事的一贯作风。例如元妃归省时，命众人赋诗；贾宝玉迟未交卷，薛宝钗一眼便发现那草稿上有元妃不喜欢的“绿玉”字眼，便趁众人不注意的当儿，催帮宝玉设法改掉。后来，元妃从宫中送来一个灯谜，叫大家分猜；她明明在心里感到“并无甚新奇”，但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她早猜着了”。这样的“故意寻思”，怎能不落入虚伪的做作呢？后来元妃赐给众人的东西，独她与宝玉的一样；看来，她的“会做人”还是自有好处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那一社会里，为了“会做人”，一旦碰到利害关系时，便不能不走向损人利己的途径，虽是“贤淑”的薛宝钗也不例外。有一次，她因追扑一只蝴蝶，来到滴翠亭旁边。无意中偷听到小红和坠儿正在那里谈私心话。她听完之后，忽然想起：“今儿我听了她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于是，她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这样一来，她便替自己巧妙地解脱了干系。可是，等她去远后，小红却拉着坠儿说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

有人认为薛宝钗在这里故意陷害林黛玉，但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她和林黛玉原是常常在一起嬉戏，而且此时她又刚从潇湘馆那边走来，所以在情急之中，不免叫出林黛玉的名字，不一定是出于陷害心理。的确，她在这里是否有意陷害，书中没有明确写出她的心理活动，似乎不宜过于肯定。但是，薛宝钗的这种行为，却至少可以向我们证明：她并非像她所表现的那样真心关怀林黛玉，因为一个人不会把自己认为有害的事，去让他所关怀所爱护的人来承担。关怀的感情，会立刻阻止她喊出那一声：“颦儿，你往那里藏？”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薛宝钗的这个“金蝉脱壳”，根本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即使她喊的是“凤姐”或其他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改变她这一行为的损人利己的实质。

薛宝钗所具有的这种虚伪的为人作风，如果仅仅是表现在以上所说的一些生活细节上也就罢了；甚至我们也还可以加以谅解。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里，在旧的历史的、社会的重重影响下，一个少女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合乎封建社会的做人标准，似乎也很难免不受到那一社会的污染。可是，薛宝钗的“会做人”，薛宝钗的虚伪，在它的里面还隐藏着阶级的实质。当金钏儿被王夫人一掌打得投井自杀时，她和袭人曾经一同听到这个消息。一闻此讯，即使是奴性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但她只是感到“奇”，并且急忙撇下袭人跑到王夫人处来。谁知连王夫人这个冷淡寡情的女人也禁不住良心的谴责，独自在那里“坐着垂泪”，感到“岂不是我的罪过”。可是，薛宝钗却走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猛一看来，薛宝钗是多么体贴人、安慰人，以致使人忘了这种体贴，对于死者来说是多么冷漠无情！再听她接下去又说：

姨娘也不劳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在这里，不禁使我们想起她的哥哥，那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对于人命也是这样看的：“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两相对照，说法上容有粗细文野之分，但其精神却是多么酷似！

我们从薛宝钗身上闻到这股铜臭气味，其实并不偶然；这与她出身于皇商豪富之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也正是她的“会做人”的另一特点。我们常常看到她“好施小惠”，正是这一特点的表现。她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有分寸地、有礼貌地施惠，既显得大方得体，而又达到“不加功于无用，不损财于无谓”的效果。譬如对于王夫人这样的人，原是无惠可施的；但她也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当金钏儿惨死之后，王夫人为缺乏葬衣发愁，想起林黛玉做生日时有两套新衣，但又不便说出口去要，怕她“是个有心的”。于是薛宝钗连忙表示自愿拿出自己的两套新衣，立刻帮助王夫人顺利地解决了这场“丧事”。这自然使王夫人要不断称赞她“贤惠”了。可是，她的这种“贤惠”，却在无形中反衬出林黛玉的不贤惠。

当探春发起举办“海棠诗社”，临到史湘云作东道。她知道史湘云的家里扣得紧，拿不出多少钱来；于是便从哥哥的当铺里要来几篓螃蟹，替史湘云设计了一个如她自己所说的“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东道。而这几篓螃蟹不仅赢得了史湘云的一颗单纯爽直的心，更由于史湘云的诚实，终于对众人说出：“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结果还是归功于她，并引起贾母的称赞：“我说这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可见，真正得到“便宜”的，还是薛宝钗自己。

贾宝玉被贾政一顿痛打，躺在“怡红院”里养伤。林黛玉送来的是眼泪，而薛宝钗送来的却是一粒有实惠的丸药；最后终于把贾宝玉弄得“心中感动”。看来，即使是林黛玉也似乎中了她的惠”。林黛玉虽然时刻对她存着警惕；但纯真的聪明，终于难以抵敌虚伪的“会做人”。薛宝钗曾借探病为由，在林黛玉的面前先说了一番十分关怀体贴的话，接着便抓住林黛玉在荣国府中所处的孤零无靠的逆境，一面暗示她这样地常年生病“又不老又不小，成个甚么？”有意无意间加重了林黛玉精神上原是很重的负担；一面又做人情，送了她几两燕窝。终于使得林黛玉感动起来，说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并向她表示忏悔，责备自己原先误当她有心藏奸”，直把一颗赤诚的心向她掏了出来。

薛宝钗所以取得赵姨娘的衷心赞赏，其秘诀也是在于一个惠”字，即“送了贾环些东西”。那是她哥哥到南方去“经商”带回来许多笔墨纸砚、花粉胭脂以及虎丘泥人等物，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然后便“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厚谁薄”。这一送，果然连赵姨娘也叫好了。

对甚么人都好，都不得罪，这正是薛宝钗一贯的处世态度。其实，这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是对甚么人都不好，都没有真正深厚的感情。

然而，“任是无情也动人[2]。”作者借这句诗，是多么深切地说出了薛宝钗的性格特征啊！

以上所述，还不足以说明薛宝钗“好施小惠”的高明之处。她的这一手段达到更高度的发挥，还是在帮助探春理家的时候。探春想利用大观园的出产，弥补这个贵族家庭的浩大开支，在“兴利”的前题下，最难办的是如何去除荣国府中的贪污恶习。于是薛宝钗帮助运筹谋划，她懂得“好与”然后才能“多取”，因此便让出一些小利给那些管园的众婆子，这样不仅可以“除弊”，而且还可以刺激她们积极劳作，扩大剥削收入。她所采取的策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这一策略果然弄得人人服帖、个个称道，而收到“小惠全大体”的效果。

从这里，我们看到薛宝钗不仅是普通的善于待人接物，她还具有封建社会所称道的“治才”。这种“治才”，堪称势将倾倒的贾府的支柱。

薛宝钗在那个即将由盛转衰的封建社会里，也正是处处表现着支柱的作用。

谈到这里，我们感到一开始对薛宝钗的某些做人行事所作的那些分析，还不过仅是接触到这一人物个性的表面，必须进而探索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她那作为一切行为活动枢纽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充分了解薛宝钗的全部性格，认识这一典型的社会意义。

三

作家在塑造典型时，必须善于透过事物外部五光十色的表象，紧抓住它的真正本质；但同时又不一概摈弃表象，而是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多彩多姿地再现出来。对于人物性格真正本质的发掘，并通过它来概括一定社会历史内容，这在变态多姿的阶级社会里，往往显得异常复杂。因为这个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虚伪的社会，在统治阶级真正的面目之上，总是精巧地蒙盖着各式各样好看的伪装。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以饱和着血肉的形象活动在《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曹雪芹在塑造这一人物时，不仅仅是掌握了这一人物的某些外在特征，而且还深刻地洞察了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在错综复杂的状态中，在事物之间的多种联系上把这一人物描画出来，凸现出来。

成为薛宝钗这一典型人物根本的、灵魂的东西是甚么呢？那就是与她的美丽外貌和道德光泽同时出现的封建主义。

薛宝钗的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环境影响、时代因素和阶级根源，但同时又是通过她自己的特殊遭遇和独特个性表现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来到荣国府时，并不像林黛玉那样的孤身投靠，而是因为“探亲被留”；更重要的是因为当今皇上除了选聘妃嫔之外，还要在她这样出身“世宦名家”的小姐当中，“亲名达部，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而她正是来京参加这一竞选的。自然，她的眼光也就很早落到封建社会的最高顶端——皇宫里去了。

其次，她虽然也像林黛玉一样早年丧父，但不像林黛玉一直禁处深闺，却是很早就“留心家计”，“为母亲分忧代劳”，因此接触世面较多，懂得世故人情。史湘云不认识的当票她认识，探春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她加以嘲笑。她虽然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但却变得更加练达人情、精明处世，更加懂得如何巩固自己出身阶级的利益。从帮助探春理家中，已经可以看到她的这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表现中还深贯着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精神。当她问探春：“竟没有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论文么？”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是真有的？”她一听这话，立刻大为吃惊地说：“朱子都有虚比浮词了！”接着又说：“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最后又带着训诫的口气说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她所谓的“学问”，就是中国数千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绝对化了的孔孟之道，而她自己也分明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模范信徒。

贯串于薛宝钗一切行动中的正是这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又是与她所生活的时代——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所谓“康乾盛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清兵入关以后，天下既定，但民族斗争的烽火仍是余延不绝。清代皇帝为了收拾人心，消除反抗情绪，除了采取血腥的高压政策之外，还从精神上进行麻醉，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这就是一方面承袭明朝旧制，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用为束缚天下读书人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又颁发谕旨，禁书毁书，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目为“小说淫词”，一律严禁销毁，同时大力提倡读经尊孔，推行封建道德。于是，那个以注疏孔孟之书和讲究“三纲五常”而出名的朱子，便受到清朝皇帝大大的赞赏；把他所建立的一套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哲学——“理学”，几乎捧到天上。康熙皇帝就曾经对臣僚说过：“日用常行，无非此理。”又谕大学士等：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3]。”此外，又敕令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行全国，并重用李光地、汤斌等“理学耆儒”。康熙五十一年，更把朱子抬进孔庙，尊为“十二哲”。

当时专制皇帝极喜爱的朱子，正是薛宝钗心目中的“圣人”。更从她循循善诱地劝诫史湘云、林黛玉恪守封建妇道，以及敦劝贾宝玉留心功名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等方面来看，她拥护封建秩序，固然有其阶级根源；但从她的“待选”入宫这一特殊情况来说，自然在她的头脑中也更为加固了那一套思想体系。这个少女俨然成了中国数千年封建道统的继承人！

薛宝钗不仅是封建主义的模范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在大观园中，她一有机会，就要传经布道，扩大其思想影响。史湘云、探春等曾被她征服过来自不必说，即如崇尚性灵，任凭感情燃烧的林黛玉也在她的责问与诱导下，被暂时征服过来。有一次林黛玉在行酒令时，念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词句，众人皆不在意，唯有薛宝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越出了封建主义的正轨。她毫不忽略这件事，第二天便把林黛玉叫到蘅芜院中，先用玩笑的口吻半真半假地恐吓：“你跪下我要审你。”继又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甚么？你只着实说吧！”在那个一再明令“小说淫词，严禁销毁”的绞杀一切民主思想的时代里，站在薛宝钗背后的是庞大的黑暗势力，林黛玉哪得不低下头来？她“羞得满脸通红”，满口“好姐姐”地央告她别说与别人，并作了“以后再不说了”的保证。聪明的林黛玉，竟没有想到反问薛宝钗一下，为什么她也知道这两句话的出处？看来，薛宝钗似乎也感到这是需要防一着的，因此她先故装糊涂地说：“我也不知道，听你说得怪生的，所以请教你。”不过，这终是饰词，只能蒙蔽一时，终久要露马脚的，于是她便索性这样说道：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诸如这些《西厢记》、《琵琶记》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应当说，这一番话说得很真率，它使我们看到这个少女有一个“淘气”的、然而是可爱的童年；可惜它仅像电光一闪，瞬即消逝，接着又听她说道：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更好了；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糟蹋了。……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宝钗在这里又以一个道学家的面孔出现，大讲了一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学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她幼年时代也像一般青少年一样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且被《西厢记》等“杂书”吸引住了，只是后来在大人的“打”、“骂”、“烧”下，才把“怕看正经书”的脾气改了。在这里，《红楼梦》深曲地讽谕了当时的一个黑暗现象——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禁锢和摧残。“打”、“骂”、“烧”，其实也正是当时专制皇帝的禁书、焚书和大兴文字狱的反映。而薛宝钗所说的那一番话，又正是体现了当时风靡一世的封建理学精神。那个被专制皇帝尊为“圣哲”的朱子曾说过一句名言：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4]。

所谓“天理”，主要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亦即薛宝钗所说的学问”；所谓“人欲”，则无非是那些企图突破封建束缚的生活要求或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亦即薛宝钗最怕移了的“性情”。从这里又可以发现薛宝钗的一个特点：她虽然也像一般大家闺秀一样受过严格的封建管教，但她似乎对此并无反感。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天理”已经战胜了“人欲”，因此她不但自觉地遵守封建教义，而且还要以此牢笼别人。

自缚而又缚人，这正是一切卫道者的典型特征。

然而，薛宝钗虽然循循善诱，却始终没有羁缚住一个人，那就是封建贵族家庭的“逆子”——贾宝玉。她对这个“多情公子”的一切“劝导”，所得到的却是一句唾骂：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

四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薛宝钗那一套贤淑端庄的待人行事作风，就可以明白无非是封建道统精神的具体实践，无非是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礼之用，和为贵”、“尊上睦下”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一类的修身齐家之道。

薛宝钗，这是一个披着大家闺秀美丽外衣的道学家。但她似乎比她所尊崇的朱子还显得迷人。

原来，统治阶级也并不希望它的拥护者尽是些面目可憎的人物，它很需要一些比较能够“克己”的君子，这样才可以笼络人心，消除阶级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也很重视并谆谆倡导那些修身之道。而那些往往为统治者所难以做到的“德行”，薛宝钗都一一把它完成了。她所以能够这样地守道不渝，并且做得如此出色；固然是由于她城府很深，在荣国府这样一个明争暗夺、你欺我诈的场所，不如此便不能立身其中；同时她的极力讨好上层，也未尝不是为了和贾宝玉有那么一段若即若离的爱情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她这样做是受着深厚的、系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指挥，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行为。而这一切，归根结蒂又是和“独善其身”那句话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看到薛宝钗在任何场合，总是既不得罪人，但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毛羽，唯恐损伤纤毫。当大观园内是非日多，一场查抄之后，她便立即悄悄地搬走。她就是常常这样地把自己暗暗置于是非之外。精明的凤姐对此看得很清楚，曾对她下了这样一个评语：“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这种远离是非而又无所谓是非的处世态度，实际上所是的还是己。同时这也是许多“装愚守拙，随分从时”者的共同特征。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薛宝钗处于另一环境，即使没有碰到贾宝玉这样的爱情纠葛，她也会照样如此待人行事的，而且会照样做得很出色。因此，本质上是利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是薛宝钗的灵魂，是构成她性格特征的决定因素。同时这也是理解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钥匙。

正是因为薛宝钗涂抹了一层封建道德的脂粉，才使得她的虚伪、她的本来面目美化起来，而达到“其容有度，出言有章”的境地，处处不失为一个大家闺范的漂亮风度。

深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已经使薛宝钗渐渐失去一个少女的天真、稚气和单纯。青春的热情和光华，正在她的身上收缩、退却而表现为一种成年人的稳重和世故。从这个少女内心的深处，还使人感到有一个不寻常的特点：那就是只重实利不重感情。当柳湘莲与尤三姐演了一场血的爱情悲剧后，不仅是贾珍、贾琏这些人都感到“不胜悲悼”，而且连薛蟠也悲伤起来。这个花花公子不忘柳湘莲曾经救过他一命的情谊，满面泪痕地跑回来把这事告诉大家。可是，当薛宝钗听到这个几乎使人人都感到凄惨的事之后，只是淡淡地“并不在意”；而且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俗语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注定。……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由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伙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往来几个月了。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礼似的。

是的，这个少女所“在意”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实利的事务。凡是与这没有利害关系的一切，看来已经很难打动这个少女的心。她几乎把人间的泪痕和血迹看得十分平淡；至于为此动感情，更是似乎一种多余的浪费了。

曹雪芹曾经描写到这个少女经常服食一种奇异的药品——冷香丸。看来，这一描写除了可以丰富情节以外，作家更寄寓了一层深意。的确，我们从薛宝钗的心理性格中，常常感到有一种排除一切感情跃动的冷。而这种冷，又常常表现为一种恬淡，有时又表现为一种朴素。在蘅芜院中，人们看到她的卧房好像“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就曾经称叹过她的朴素。但是，这样的一个“雪洞”式的卧房，不也正是反映着主人的内心世界么？

是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薛宝钗的内部深处。一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素净和冷淡，正冰结住这个少女的感情。因此，她像一尊石雕美人似的显得端庄而凝重，可是在这美人的内里，没有流动的热血。她“贞静”，但也是一种没有体温的“贞静”。

但是，我们如果以为薛宝钗永远是那么淡泊、那么“和平厚道”，那就又错了。一旦有谁触犯了她（哪怕是间接地触犯了她），她也会情绪激动地予以厉害的还击。如有一次，贾宝玉无意之间说出有人把她比作杨贵妃，用这个被封建社会目为“祸水”的女人来与她作比，薛宝钗自然是“不由得大怒”。但端庄的风格又似乎使她不便顶面发作，于是便“冷笑了两声”说：“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这一语便把身为贵妃之弟的贾宝玉狠狠地刺了一下。接着，她又借小丫头靛儿来向她寻扇子时，指桑骂槐地说：“你要仔细，我和谁顽过？你来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她们去！”结果又使贾宝玉“更不好意思”，林黛玉也因受到讥刺，“把脸羞红了”；而靛儿则做了她还击的牺牲品——惶恐地跑了。连一向很辣的凤姐看了也有点受不住说：“怎么这么辣辣的！”这真是以辣服辣了。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少女，薛宝钗这样地为保护自己的尊严而刺伤别人，似乎也可不必苛责。但问题是在于，她所保护的不单是自己，还有自己阶级的尊严。如宝玉被打之后，她来探伤；当她问起被打的缘由时，十分谨慎小心的袭人竟不慎地提到她哥哥的挑唆，这自然是触犯了她！于是，她一面替哥哥推卸责任，一面又落落大方地笑道：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甚么口里说甚么的人呢？”

这一番话，直说得袭人“羞愧无言”。可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在书中结识过她的哥哥，单从她口里的这一段话看来，还以为她的哥哥是一位诚实不欺、豪爽洒脱的人物呢，绝不至于会想到原来是那样一个恶俗不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

薛宝钗不但为薛蟠辩护，也为那个流气十足、几乎为人人所不齿的庶生公子贾环辩护。贾环和丫鬟莺儿等掷骰子玩，输了耍赖，莺儿不依，薛宝钗便“嗔”莺儿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莺儿忍不住申辩，她又“不等说完，就忙喝住”。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薛宝钗对是非曲直并不是很关心，只关心维护自己阶级的尊严，而出言吐语又是显得那样的不失大家风度。

的确，荣国府中那些站在封建统治界线以内的人物，无论是正统尊严的王夫人、也无论是精明锋利的凤姐或者是道貌岸然的贾政，与薛宝钗比较起来都不禁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她真无愧是一位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难怪她借诗言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葬花诗相反，在那个黑暗的封建时代，唱出了乐观主义精神。

不过，较之凤姐、王夫人等人，薛宝钗还不是那样的面目可憎、令人生畏。有的论者把薛宝钗说成是一个老谋深算、曹操式的人物[5]，其实大可不必。她到底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少女，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些没有被那一社会腐蚀尽透的东西。她虽然工于心计，但还不像凤姐那样的阴狠毒辣。她虽然受封建礼教的熏陶甚深，但也附带受到一些好的文化教养。在她看来，《西厢记》等固然是不可看的坏书，但她并不像贾政那样的连《诗经》都不要贾宝玉读，因此她对香菱的学诗，并不过于阻止，而她自己就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修养，这不但使她和夏金桂那样鄙陋横蛮的富家小姐有所不同，而且还带着一种大雅雍和、博学多才的风度。至于她的持重、大方、惠人等等，如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未尝不是可称道的美德。

曹雪芹并不是按照“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6]这个简单肤浅的公式来塑造人物的。在薛宝钗的身上，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少女所有的一切。她并不是天生的“会做人”，而是因为她所尊奉的封建主义本质上是虚伪的、做作的，因此她也不得不如此；虽然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至此可以看出，《红楼梦》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深刻地表现出僵腐的封建教义已经把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荼毒到近乎麻木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薛宝钗也是一个受害者。

是的，我们与其否定薛宝钗，不如否定产生薛宝钗的社会。这个少女也有她的不幸，那就是感染了时代的病毒。但医治她的疾病的，并不是“冷香丸”，而是需要有一颗对生活、对理想、对“人的解放”像火一般燃烧的心。

可是，在这个少女的心上，却被癞头和尚套着一把“不离不弃[7]”的金锁——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

五

对薛宝钗的思想性格作了这样的一番巡阅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谈到这一重要方面，即她在《红楼梦》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复杂关系了。

薛宝钗一来到荣国府，就使宝、黛之间原已在“两小无猜”的纯真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爱情，立刻敏感地紧张起来；尤其是林黛玉最先感觉到这种紧张。当薛宝钗的一套待人行事取得上下皆欢时，书中曾这样写道：“黛玉便有些不忿，而宝钗却浑然不觉。”这种“不忿”，正说明了林黛玉的紧张心理；而薛宝钗的“浑然不觉”，也许是因为初来荣国府，她的心思还放在皇宫里吧？所以她一见宝玉之后，并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立刻在心里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当然更没有燃起爱情的火苗。

等到时日稍久之后，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慢慢对宝玉有了爱情了；这是在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之后，她来探伤时，由于一时说话太急而透露出来的。当她看见宝玉的伤势很重，情不自禁地叹道：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太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

这样的控制不住真实感情的跃动，在她还是非常少见的表现。

其实，她对贾宝玉也不过是仅有这么一点欲露还藏的爱意罢了，并无真正强烈的爱情。她之所以会对贾宝玉发生爱情，一方面是因为她到底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时期的少女，“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8]，终于冲出了她心里那一道封建主义堤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贾宝玉是“诗礼簪缨之族”的荣国府的继承人；又是这样一个人品、才智都不差的可以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物；而且也是在大观园里唯一能够找到的爱情对象。

但是，活动在这个少女心里的爱情，并没有随着真挚的感情而汹涌奔腾起来。牢固的封建礼教观念，阻挡了爱情的流泻。而贾宝玉又偏偏绝意仕途，“痴顽”得难以点化，在她看来只是一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而已。这与她所抱的“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志向，似乎是难以匹配了。所以，在她看来，这个宝二爷又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并非十分理想的爱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她和贾宝玉之间常常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表现。

不仅如此，在接触到爱情的纠葛时，她甚至还有意识地采取回避或警戒的态度。如有一次她往潇湘馆去，看见宝玉先去了，便抽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再如有一次她在贾母那里碰到贾宝玉，书中这样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话，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

于此可见，很多《红楼梦》研究者都认为薛宝钗处心积虑地在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以便当上宝二奶奶；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确切的、简单化的。连香菱都曾这样说过：“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贾宝玉），我不如宝姑娘远矣！[9]”但是，薛宝钗的那种“总远着宝玉”的心理状态，与她去探伤因失言而流露出来的爱情，是不是难以理解呢？如果深加分析，又是极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原来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正像这一人物本身一样，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爱情，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与反封建的生活要求互相冲突而又通过别种原因勉强统一起来的爱情。她既不愿意随便放弃这种爱情（因为还希望贾宝玉有转变的时机），但也并不积极追求这种爱情（因为看来贾宝玉是这般地难以醒悟）。更何况在她看来，爱情比认字读书更是大大违背了女孩儿的本分！

然而正像她嘴里虽说“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其实还是做诗写字一样；当她感到爱情有失去的危险时，特别是封建家长看中某个少女有为宝玉谋婚的迹象时，又会在她“贞静”的心中忍不住发出嫉妒的、不平的声音。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立刻得到贾母的喜爱并要把她“说给宝玉”时，薛宝钗曾经这样说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她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她！”她又对薛宝琴说：“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福气？……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这是多么露骨地表现出她那又忌又羡又忿的心情。总之，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就是表现得如此不纯，如此矛盾。这种若即若离、似冷似热的爱情态度，正是深埋在薛宝钗心里的矛盾的具体反映。

这种复杂的矛盾，可以说一直到她与贾宝玉结婚时，都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后四十回补书在有些地方是处理得比较得当的。如当议亲已定，立即成婚，薛姨妈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她时，她“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显然她是有些预感到当了宝二奶奶之后并不是很幸福的。以她的聪明懂事，以及当议婚时贾府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种种衰败迹象，她是有可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不如意的婚姻的。但是，纵然如此，她并没有任何“非礼”的言行，更不用说有何抗拒了。这固然是因为她和贾宝玉还有那么一点爱恋之情，更重要的是：她是始终以封建道德礼法为思想行动的准则。因此当薛姨妈征询她对这段婚事“愿意不愿意”时，她不但拒绝自主，而且还责怪了薛姨妈一通：“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么由起我来？”

可见，薛宝钗不仅是一个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而且还是一个不惜殉之以身的卫道者。

所以，与其说薛宝钗最后嫁给贾宝玉是恋爱上的胜利，还不如说她最后怀着守道者的心情，嫁给了她所认为懔然不可触犯的封建主义。

有人认为这一婚姻是“薛宝钗争取得来的‘现实’”，所谓“争取”的内容，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宝玉夫人，爬到贵夫人的宝座上去”。[10]这样的分析，是不完全符合这一人物性格的内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削弱了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要当贵夫人，在薛宝钗说来并非难事；以她的身家门第及其社会地位，将来的许配不是宝玉，一定也是另一位王孙公子。至于“一家之主”，这用来衡量凤姐倒还恰当；凤姐确是一个热衷于“一家之主”的管家婆。但是，凤姐比之薛宝钗显然还是志量小了一些，只不过是一个关在贾府门里的、受到人人嫌恶的某一方面的弄权者而已。而薛宝钗的志量要比这高雅多了，她的理想乃是沿着封建社会所规定的道路，登上那一时代一个女人所能取得的极高宝座上去（即所谓“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只可惜的是：最后正是这个封建社会对女人所规定的一切，无情地辜负了她的这一理想，而把她推入在那个时代讲来是万分可怕的守寡、抄家、衰败的深渊。

薛宝钗一直到最后，也许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吧，都没有发现或者感觉到自己也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笼里。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原来，吃人的社会制度不仅吃被剥削的下层人民，有时也吃它的忠诚拥护者啊！

如果仅从薛宝钗“并未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11]这一现象看来，似乎也能同意何其芳同志所说的：“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然而，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尤其不能是问题的全部结论。

是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少女，薛宝钗也有值得引起我们同情的地方。她虽然是端坐在封建主义的銮舆上泰然而行；其实还是封建主义驾驭着她自己，而且最后终于把她压碎了。可是，尽管封建主义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的肩上，或者说，她是那么始终不懈地肩负着封建主义；但从这个少女的心底，却听不到一丝与那一社会互相摩擦的声音，也更无一声怨言。现实生活虽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启发过她去认识那压在身上的礼教重轭，可是这非但没有使她背离封建轨道一步，反而更加靠紧了；即使是在与她切身有关的婚姻问题上也莫不如此。尤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她是那样心境舒坦地处在那个社会里的一切生活中，如有一次家常取乐，贾母命制灯谜，很多人都因贾政在座而深感拘束，独她感到“坦然自若”。她不仅和那个社会感不到有甚么抵触，而且是水乳交融，非常相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构成薛宝钗性格的决定性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还要继续沿着固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当她还是一个未曾出阁的闺女，当她的身上还闪发着青春少女的风华，这种倾向以及她所具备的一套才能，也许还看不出有甚么大的作为；但若换上另一种情况，使她足以伸展怀抱的时候，其作用也许就难以逆料吧？……

因此，对于薛宝钗，我们一方面看到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她又是一个为巩固封建制度而牺牲的牺牲品。对这一人物，不能是单纯同情，更不能一味赞美，而是应当有所批判，有所否定。

总之，既是守道者，同时又受害于所奉守的道，这就是薛宝钗的悲剧，一种缺乏感动力量的悲剧。

六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一个写得极其丰满、极其深刻的人物形象。她和林黛玉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度和气质：一个重理智，内心是冷静的，一个重感情，内心是热烈的；一个随分从时，崇尚实际，一个孤高自许，赞美性灵；一个是持重的，但容易流于做作，一个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如果孤立地来评价这两种性格，似乎难以遽下判语。但评论人物不能离开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要看它沿着甚么方向发展，是否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致。在生活中，特别是在旧时代里，前者往往容易讨好，后者每多遭厄；因为世俗总是宁取圆通的做作，而排斥鲠直的率真。“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所留下的沉痛的生活箴言。

总之，这两种典型性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常常引人想得很深很远。

曹雪芹在塑造薛宝钗这一人物典型时，思想上是表现着某种矛盾的。作家对这一人物既怀着深讽、又怀着赞叹与同情。在不少地方，对于薛宝钗的“贤”以及她的美丽、才华等等，是曾经作过一些正面描写的；而对于她的另一面——本质的一面，用笔似乎常常比较含蓄。当然，着墨深微、笔致婉曲，是曹雪芹惯用的艺术手法，他不是采取单线式的简单手法来处理人物。不过作者所声称的“贤宝钗”、“停机德”、“山中高士”等等，我们也还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种反语。而所谓“怀金悼玉”，更是明显地流露了作者对薛、林两人都有着思念的感情。这种感情不能不使得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人们一不小心，就几乎迷失在她的许多表面印象中，以至放松了对这一人物本质的探究。然而，曹雪芹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现实主义作风，那种“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的创作精神，对他的个人偏向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他终于深触到人物的灵魂，创造出富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使之成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礼教的一面镜子。

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是在于无比深沉地控诉了那个社会。他生动地指出：那是一个毁灭一切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的命运，连它的忠诚拥护者也包括在内。

宝钗，宝钗，如果得到“好风”的“借力”，又何尝不能成为一枝宝剑！这是一枝以黄金为外壳并镂刻着美丽花纹的宝剑；一枝适于佩挂在蟒袍玉带上的宝剑；然而，这又是一枝终未出鞘而锈毁掉的宝剑！

是的，冷酷的时代，终于把这个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12]

1954年12月底写于北京

[1] 邹弢：《三借庐笔谈》。

[2] 这是书中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薛宝钗抓到的酒令签上的题诗。此诗出于唐代诗人罗隐的七律《牡丹花》。

[3] 《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

[4] 《朱子语类》卷十二。

[5] 这种看法，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旧时代就有人说：“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还有人把她和伪装谦恭的王莽相比。（见冯家眚：《红楼梦小品》，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6]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语，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7] 这是錾在薛宝钗随身所戴的金锁上的一句话。

[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9] 引自“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此数语为通行“程本”所无。

[10]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形象——林黛玉与薛宝钗》（载《新观察》1954年23期）。

[11] 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载195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12] 《红楼梦》第五回题诗云：“金簪雪里埋。”又云：“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探春论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

——探春

一

莎士比亚的剧中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1]”

的确，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我们曾经碰到过不少有着这个名字的女人。其中，也许最容易使我们想起的是迎春。这个和善、温静、但却懦弱得让人称作“二木头”的贾府二小姐，她的生活态度是：但求息事宁人，连丫头的事也不敢多问；只是抱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毫无抵抗地任人摆弄着自己。可是，这个和善的少女，所得到的却是不和善的待遇。那一社会的婚姻制度，像狼一样地把她衔在嘴里，咬她、嚼她、活活地折磨着她……

难以忍受的现实生活，终于在这个最不懂得反抗的少女心中挑起了怀疑：“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可是，她还是隐忍着眼泪，服从着那一时代给妇女所安排的命运，很快地做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脆弱，你真成了女人的名字啊！

可是，难道女人是天生的脆弱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因为私有社会制度在女人的身上披戴着太多的枷锁，使女人在生理上、心理上蒙受着严重的伤害。千百年来，她们一直用数不清的哀怨和眼泪记载着自己的历史。这样，脆弱就变成了女人的带有继承性的精神特征。所以，莎士比亚的话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旧时代的一句注释；而《红楼梦》中的“薄命红颜”，也无非是作家所如实表现出来的阶级社会里的悲惨图画。

脆弱，脆弱，在你的背后曾经隐藏着多少女人的苦痛！

然而，在大观园娇柔的少女群中，却走来一人，使我们感到一脱胭脂本色，飞射着一股英爽刚毅之气，凛凛然有丈夫之风而又不失为女性的娟秀，这便是迎春的堂妹——探春。

探春，这是曹雪芹用非常经济而又疏密有致的笔墨，所创造出来的又一个深刻的、性格复杂的女性形象。像《红楼梦》中其他许多令人无法忘怀的人物一样，这一女性形象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取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通过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曹雪芹从生活的另外一面，向我们展示了鲜明的历史生活图画和十分丰富的形象意义。

《红楼梦》中有许多人物，常在一出现的时候，作者就向我们揭示出他们性格的基调。但是，这个曾被凤姐连用三个“好”字大为赞赏的贾家“三姑娘”，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她的性格特色，而是随着书中情节的展开和深入，逐步地走进了这一人物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

二

我们第一次在书中看到探春，是在林黛玉初到荣国府的时候。当林黛玉一一拜见了贾府里的老老少少，只听得贾母吩咐道：“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于是，不一时，我们就看到在奶妈、丫鬟的簇拥下，贾府的三姐妹来了。其中有一个是：

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

这便是探春第一次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的，这还是一点非常淡薄的印象。在这以后，作者对这一人物就没有多所着笔。等到我们再一次和这一人物接触，并且微微了解到她的性格内涵时，那已经是在书中隔了一段很长的篇幅之后。

有一次，她正和薛宝钗、林黛玉三个站在一起说话儿，忽然看见贾宝玉来了，她特地避开别人，把贾宝玉拉到一棵石榴树底下；这一定是有甚么事情了，原来这几个月她又攒下十来吊钱，托贾宝玉出门逛去的时候，再替她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这个少女，对那些放在大街上卖的“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雕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深深地爱上了。从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少女有着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爱好和趣味；更重要的是，深闺小姐生活所带来的不自由，正激发着这个少女对外间事物的渴求。

当我们对探春获得了这样一些颇不寻常的印象之后，作者的笔又驰骋在其他许多头绪纷繁的描写上了。稍后，作者才于百忙之中，对这一人物淡淡一点，然而却是富有笔意的一点。那是在贾母领着众人到清虚观拈香的时候，张道士送给贾宝玉一盘子金玉玩器。其中有一只赤金点翠麒麟，贾母一见便伸手拿在手里，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件东西，好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于是薛宝钗在旁应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宝玉听了这话后，便深叹自己粗心大意，竟没有看到史湘云带着这件东西。这时，正在一旁的探春，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

宝姐姐有心，不管甚么她都记得。

这虽是一句普通的日常谈话，然而却不禁使我们感到这个少女目光的明锐；她有着相当精细的察人能力。的确，对于“装愚守拙”的薛宝钗，她的“有心”岂是迟钝的眼力所能识别？果然，当后来薛宝琴用《西厢记》的典故写了几首怀古诗受到薛宝钗的非议时，林黛玉甚为不满，立即指责薛宝钗为“胶柱鼓瑟，矫揉造作”，在旁的人，唯有探春表示附和：“这话正是了。”

探春的这一附和，正反映了她的思想。她并不像薛宝钗那样的视《西厢记》为一读之后“移了性情就不可救”的坏书，所以她才与反封建的林黛玉同声相应。

随着作者笔力的运转，我们对探春的性格不断获得新的、更丰满的印象。这个少女不但不像薛宝钗所谆谆告诫的安于女孩儿的本分——“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而且还有和男子一争短长的雄心。这最先表现在她发起组织“海棠诗社”时写给贾宝玉的信中：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

接着我们又看到，她“素喜阔朗”，自称“秋爽居士”，又深爱大叶舒展的芭蕉。当我们来到她的住处时，只见：

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大理石的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西墙上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

在这里，我们不断看到一个“大”字，案大、花瓶大、挂图大、屋子也大；这正表现出它的主人所具有的那种高朗开阔的风格。确像居处的题名“秋爽斋”一样，这个少女有如秋空一般地风清气爽。

“秋爽”，虽然象征着这个少女的风貌，但还不是全部。在她的性格上，更有其重要的一面；这就是轻易不肯一露的果敢与胆识，以及时时想为女孩儿争一口气的倔强心理。

这种性格，在贾赦无耻追逼鸳鸯为妾的事件中，我们印象极深地看到了它的表现。被逼得无路可走的鸳鸯，跪在贾母的面前，一面哭诉，一面打开头发就铰，以至贾母也不禁“气得浑身打战起来”，仿佛对她儿子的荒淫无耻也引起了莫大的愤慨。其实，她主要不过是从这样的一个动机出发：“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真的，如果她没有了鸳鸯，谁能在打牌的时候，为她省去那些眼力和手脚之劳呢？谁能那么细心地懂得她的心意，事事都服侍得妥妥帖帖的，一切都“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呢？难怪，贾母这一气非同小可，当着众人，竟不顾王夫人的脸面，把她责备得“不敢还一言”。顿时，空气显得窒息而紧张。在这个“老祖宗”的气头上，谁敢多言多语？

但是，这时正在窗外的探春，却突然走进来了。对于眼前的紧张场面，她先在心里作了明快的分析：

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现是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辩；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发不敢辩，迎春老实，惜春小，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

于是，一种道义感在这个少女的心中升起。她沉着而勇敢地担负起明辨是非的责任。只见她面带笑容，走进来向贾母说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果然，这几句简捷扼要而又理明词达的话，立刻就把贾母的怒气驱除了，觉得自己“老糊涂”了，同时大家也一齐从刚才的窒息中重又畅快地谈笑起来。

至此，我们对于探春的性格，可以构成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这是一个有才、有识、有魄力的少女。这个少女不仅有着明于察物的双目，而且还有着一副可以担得起重量的双肩。她不仅时时想为女孩儿争一口气，而且还要使雄才“让余脂粉”！不难看到，这种心理性格，在要求妇女解放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封建时代，是具有怎样的意义。

可是，这样的一个探春，当荣国府感到撑持无人的时候，不禁引起了统治者的垂青和器重。因此，一当凤姐小产病倒，昏庸无能的王夫人感到难以独当家政，便大事由“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又“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

“暂难谢事”的探春，不得不受命而出。在这一场理家的短短时期中，她的才能得到了一次实验和发挥的机会。可是，这并没有使她感到得志；相反的，却是带来了许多烦难、气恼和眼泪。在这里，曹雪芹以细密紧凑的描写，更进一步地表现出这一人物的性格，以及阶级的历史的各种因素在这一人物的性格心理上所造成的复杂影响，从而让我们集中而又形象地读到了这一人物的“灵魂辩证法”（托尔斯泰语）。

登上“议事厅”座位的探春，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局面。在这个既有专横的主子又有刁悍的奴才的贵族大家庭中，首先使她落入上下为难、左右掣肘的窘境。那些执事的媳妇们，大都是在世故场中混了多年的人，连凤姐尚且还要得空“难她一难”，对于这个只“不过是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的探春，自然是更加不放在眼里了，因此对她“都不在意”。

首先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信，然后才能方便行事；锐敏的探春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要建立威信，又必须公正严明、刚强果断，她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她决定先“找几处利害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即所谓“擒贼必先擒王”的法子，以一显自己的令出必行、刚正不阿。于是，她先是揭穿吴新登老婆的存心刁难，大杀了这个女人的锋芒；接着又在她舅舅赵国基的丧事上，不肯徇私违例，多开赏银；而且处理得更加严格，更加铁面无情。更接着她又蠲免了贾宝玉、贾环、贾兰每日浮支的银子和姑娘们每月的脂粉费。……通过这一连串措施，探春在众人面前扭转了“娇客”、“腼腆小姐”等等的看法，那些媳妇们都“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人们遵从她，就如同遵从凤姐一样。——但她和凤姐不同，凤姐给人带来的是恐惧，而探春给人带来的却是敬畏。所以那些人都觉得她“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格和顺而已”。她和凤姐都很锋利，但这里又有不同。凤姐的锋利中满含着杀机，而探春的锋利中却见到严正。

就是这样，探春终于以一个只能被人看得无足轻重的女孩儿的身份，取得了不平常的敬畏和尊重。当玉桂儿媳妇为她婆婆的事，把懦弱的迎春缠得不可开交时，一见探春来了，便“不劝自止”，乘便就走”。不仅是玉桂儿媳妇怕她，就是威盖荣宁二府的凤姐，也“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就只单怕她五分”。

这个贾家的“三姑娘”，真像奴仆兴儿所说的，是一朵“玫瑰花儿”，“又红又香，只是有刺扎手”。难怪那个褊狭、愚蠢、与贾赦沆瀣一气的邢夫人，看到这个“心里口里都也来得”的探春，嫉妒就像一条毛虫在她的心里爬动，忍不住悻悻地对迎春说：“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你反不及她一半？”

三

立身于那个彼此“虎视眈眈”（黛玉语）的荣国府中，探春虽然以“清明”的才识，为自己也为“金闺弱质”的女孩儿们扬眉吐气了一番；可是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时时在内心深处斫伤着这个少女的自尊，就像一块沉重的磐石，紧紧吊住她那高昂的头颅。这，就是她的生母。

母亲会成为一个人的不幸，这正是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怪现象。原来，她的母亲是一个“二老爷跟前的人”，一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小老婆。这在非常讲究“妻妾不分则宗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足够使这个少女感到压力了；而她的生母，又偏偏是一个心地龌龊、上上下下都感到卑劣不堪的女人。

这样的一个母亲，不能不在这个一心好强、处处不使落人褒贬的女儿身上，造成异常复杂的影响。它成了我们理解探春性格矛盾的一个重要关键。而这个母亲，又完全没有对于一个亲生女儿的体贴和慈爱；更不知道珍惜女儿所艰难建立起来的声誉；并且还时时直接地或间接地破坏它，恨不得把她拉过来与那个鄙陋的儿子——贾环结成党羽，做为自己在封建大家庭中争权夺利、营私作恶的得力助手。

因此，这个心术不正的、被人呼作“赵姨娘”的女人，成了探春伦理上的母亲，自尊心上的伤口，道德上的敌人。

这实在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正像哈姆雷特之于他的生母一样，赵姨娘也像乔特鲁德那样的给探春带来许多感情心理上的分裂和痛苦。因此，探春在对待赵姨娘的态度上，常常显得异常的偏激、严峻，甚至令人感到不近人情。这一切，都是由于在这个个性强烈的少女的心上，有着强烈的折磨、强烈的挣扎，但又无法摆脱它。

要摆脱它，必须从根本的社会问题上来解决。可是，这不是探春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真的，除了忘记，她似乎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消去这个内心的伤痛。所以当人们一提起赵姨娘，便如在她自尊的心灵伤口上撒下一撮盐，她立刻就会“沉下脸来”，“益发动了气”。

看来，这并非是一个鲜恩寡情的少女，连那些执事媳妇也觉得她素日“最平和恬淡”；而且我们还记得当林黛玉临死的时刻，在寥寥可数的几个守护人中，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逝者的床前。可是，为什么她对自己的生母，却是结下了这样不可解的怨恨呢？

有些《红楼梦》的读者，往往从“母女天性”这个“人之常情”出发，对探春引起反感；但却似乎很少考虑探春的这种表现，是被赵姨娘的“拉扯”所激起来的。所谓“拉扯”，就是要探春利用当家的职权“额外照看赵家”。如果探春真的这样做，是不是就有“母女之情”呢？再说，在荣国府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贾环更为亲近他的母亲了；但这种“母子之情”又给人一种甚么感觉呢？那不过是把结党营私的关系连上一条天然的纽带。……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同意探春那样地去处理她和赵姨娘的母女关系。当她被赵姨娘纠缠得不可开交时，曾这样说：“我拉扯谁，谁家姑娘拉扯奴才了！”这是她把自己的舅舅当作奴才来看待。虽然她这样说也是夹着一种痛苦的偏激，是被赵姨娘的恶言恶语挤压出来的；但这也表现出在探春的身上存在着出身阶级所带给她的嫡庶观念。矛盾的是，她既反对这种观念，但又摆脱不掉这种观念。正是这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矛盾，严重地扭曲了、涂污了这个少女的感情心理。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她对待赵姨娘的态度上，表现出了一种不易为人谅解的冷漠。

然而，假如仅是根据这一点，便对这一人物加以全部的否定，显然是一种缺乏分析的做法。这个少女并不是没有想到过她和赵姨娘的“母女之情”；她曾经对贾宝玉说：“论理我不该说她，但她忒昏聩得不像了。”她又清楚地看到：由于赵姨娘的愚蠢，“耳朵又软，心里又没算计”，周围的人也就乘势捉弄她。对此，探春并不是冷漠地视若无睹，而是在心里感到气愤的。可是她的心情又是多么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是“越想越气”，曾经追查过欺侮赵姨娘的人；另一方面又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气”，带着又像劝说又像责备的心情对赵姨娘说：

何苦不自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她，她也不寻人去？我看姨娘且回房去杀杀性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帐人挑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弄。

由此可以看出，并不是探春对赵姨娘特别无情，而是那一点母女之情，既被封建社会的嫡庶制度剥夺无几，又被探春的自尊心理损伤，更被赵姨娘的无行彻底破坏了。

通过这一对被歪曲了的母女关系，使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一社会的歪曲。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这样经常扭伤着人们之间的感情，即使是人间最天然的骨肉至情也不例外。

四

失去了母女之情的探春，让封建制度把她和另一个女人连上了一条人工的脐带。这就是探春礼法上的母亲——王夫人。她们之间，当然不会产生出甚么亲密的感情。别的人以及探春自己都把她和王夫人之间“淡淡的”，看成是赵姨娘闹的。其实，寡情的王夫人连对贾宝玉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慈爱，又哪里会给她带来甚么骨肉的温暖呢？

是的，探春从来就没有尝到过真正母爱的温抚。这个少女有着感情上的寒冷！

在这种缺少爱、缺少亲人的空气中倔强地挺立起来的探春，一方面使她脱去了女儿的娇柔；但另一方面又使她在爽朗之中透发着一股逼人的森森之气。而庶生女儿的地位，又常常使她把自己人格的尊严和主子的尊严当作同一个东西来坚持。因此，我们看到她和丫鬟们之间不苟言笑；律己待人，都很严格。当她一有怒色，连平儿也“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待”。她又曾经对赵姨娘说过这样的话：

那些小丫头子原是顽意儿。喜欢呢，和她们说说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她就是了。她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她去责罚。……

是的，探春虽然自己也处于封建嫡庶制度的压迫底下，但封建尊卑观念又在她的心中投射着一层阴影。这个少女仅能认识到母亲的丑恶，却不能认识到她的嫡亲阶级的丑恶。

不过，在这里也应当看到，人格的尊严与主子尊严，这在荣国府中尤其是在探春这样的人的具体处境里，本来也是难于在这中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个少女虽然把两种尊严不能分别地看得同等的重要，但她的许多行动，常常还是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出发，而对于主子的尊严所赖以建立起来的统治权威，却并不是那么热衷；即使是当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因此，探春又和凤姐不同，她虽然当权，但并不擅权。例如，当林之孝老婆为了撵人的事来到她的面前请求发令，她先是问：“怎么不回大奶奶？”接着又问：“怎么不回二奶奶？”明于决断的探春，先前是那样的爽利，未和王夫人等商量，就这个也蠲免那个也革除地办了许多事情，甚至想把凤姐当作“贼中之王”来开刀，为什么现在突然变得这样优柔寡断起来呢？——原来，她不肯专权。直到平儿提出处理的办法，并“请姑娘定夺”时，她才默默地点了一点头。林黛玉看到这情形，曾不胜赞叹地对贾宝玉说：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她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早作起威福来了。

表面看来，探春似乎是“威”多于“情”，有时又显得有些过分的严峻。其实，这都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缺少爱、缺少亲人的空气中，生活在那个人与人的关系被歪曲了的社会里，她的感情只能在内心冷缩起来而得不到融解的温度。因此，哪怕是一点些微的人间温暖，也会出乎寻常地打动这个少女的心。当平儿在她面前说了一声：“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仅仅是这一句略带感情的话，就使她一反平日英爽刚毅的风度，突然变得十分委婉温情，“不但没了气”，“又伤心起来”，并且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的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

话语勾起了压缩在她心里的伤痛，无怪她“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

是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是探春待人行事的基础；以礼还礼、以情还情，更是这个少女屹立不移的做人原则。正像她自己所说：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

沉静地燃烧在这个少女心中的，是一枝尊严的火炬！它，也能给人带来温暖。但是，谁要是向它伸出戏弄的、不尊敬的手指，它就会无情地灼伤他！

抄检大观园时，这个少女的人格受到了严重的侵害，我们看到她率领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秋爽斋中满布着仿佛可以点燃得起来的怒气，正在一触即发地等待着前来搜查的人们。惯于颐指气使的凤姐，在这个少女的威凌之下，也完全失去了她所特有的机灵泼辣，只有唯唯诺诺、连声赔笑的份儿。可是，那个挑起这一场风波的作俑者、陷害晴雯的引火人——王善保老婆，偏不相信“一个姑娘就会这么厉害起来，况且又是庶出的”；于是这个封建统治的爪牙，“乘势作脸”，竟然这样动手动脚起来：

当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甚么。”

面对着这种放肆的带有侮辱性的搜身，不可轻侮的探春岂肯罢休？——但是，她又将怎样来对付这一无礼的挑衅呢？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想好，就“听得啪的一声，王善保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

这一掌，不禁使我们感到目醒神惊；同时又使我们感到爽心快意。

这一掌，两百多年以来，一直在《红楼梦》读者的耳边响着它那清亮的声音。我们从这个声音里所听到的，不是横暴的主子殴打善良的奴隶；而是处于历史压迫下的少女尊严，反击着封建社会里的邪恶。

勇哉，探春！你的名字是刚强。

五

英气勃勃、刚毅有为的探春，她的才能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里，我们同意何其芳同志的分析：“像这样一个聪明的有过人的才干的女孩子，如果生长在合理的社会里，她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是可以作出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的。”[2]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抽象地谈论才能。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才能；而才能总是受命于一定的思想感情。对做坏事特别有本领的人，做起好事来却往往显得心智闭塞。真正的才能与崇高的思想原是一对嫡亲的姊妹。因此，即使是生长在合理的社会里，探春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涤除掉那些封建阶级意识，她的才能仍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幸亏，我们从这一人物的身上所看到的，不是她的特别善于藏奸弄恶的本领；而是她的才智处在历史的压迫下，只能随着她的女儿命运一同囚禁在荣国府大观园中，发射不出真正的光芒。

不仅如此，她的不凡的才具，正像她自己一样，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一社会的污损和歪曲。她既被王夫人利用了一番，又被凤姐用来当作躲避众人怨恨的挡箭牌。[3]

而她的“理家”，更是用痛苦的代价，临时解救了统治者的人手不接。

可是，她的这一场“理家”，却引起了某些《红楼梦》研究者责难的兴趣。把她列入贾府的统治群中，说她是“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忠诚拥护者”，说她“想做一番兴利除弊、巩固封建制度、复兴封建家庭的大事业”，又说她“走的道路，是改良主义的道路”……甚至把她与薛宝钗、凤姐相提并论，而且较之更胜一筹；即所谓“比之于贪婪的王熙凤和利己的薛宝钗能够对维持封建统治作出更多的贡献”。……总之，这些责难都对这一人物作了根本的、彻底的否定。于是，一记“反面人物”的金印，打上了这个少女的脸膛，把她远远地发配到时代所规定的疆界以外。

看来，这个少女的“理家”，本是“暂难谢事”，然而却惹下了一桩不小的罪过！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向这里集中。而这些责难，她又是多么不容推卸；难道在荣国府的账簿上不是可以查出，她为这个封建家族所增加的四百两银子的剥削收入么？

是的，探春的“理家”，在某种程度上确是起了帮助封建统治的作用。可是，假如仅仅从这一现象出发，而完全不估计到历史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联系，就贸然得出如上的结论；这样一来，岂不是《红楼梦》中就没有几个足以值得肯定或同情的人物了。即使是叛逆的林黛玉，也很难不引起那样的责难。

当探春的“兴利除弊”付诸实施时，林黛玉曾以赞同的口吻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去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如此看来，林黛玉岂不也是一个想“巩固封建制度、复兴封建家庭的大事业”而且常在心里忧虑的人物了。但是，奔驰在这样的逻辑平面上，能够不滑倒么？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活在封建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里，有时，有着封建思想的人，甚至是有着比较浓厚封建思想的人，并不完全都是我们所要加以彻底否定的人物。譬如：在人民中间被广泛歌颂的“包阎罗”，他不是一个十分重视封建法制的人物么？而且也是积极地想在封建社会里做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可是，我们又怎能根据这些就把这一人物彻底否定呢？

在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用简单的、非彼即此的分类方法，必然要碰到一堵坚硬的墙壁。别林斯基有一段话，可供我们参考：

在论断中必须避免各种极端。每一个极端是真实的。但仅仅是从事物中抽出的一个方面而已。只有包括事物各个方面的思想才是完整的真理。这种思想能够掌握住自己，不让自己专门沉溺于某一个方面，但是能从它们具体的统一中看到它们全体。[4]

正是这样，“苟有取舍，便非完人”（鲁迅语）。曹雪芹笔下的探春，这个由强大天才的手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些罪恶或仅仅是一些善行底贮藏器”[5]，而是一个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私有制社会里“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6]。必须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体，作多面的、内在的考察与分析，然后才不至陷于一端，以至做出简单片面的评价。

在“理家”当中，一同参与的还有李纨和薛宝钗。但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意义也就各各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实质”。支配着薛宝钗去理家的精神实质，是自觉的封建主义思想，是“常将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的“圣贤之言”。所以她把说这话的朱子——这个被当时专制帝王备加推崇的哲人，在理家中抬出来作为指导的“学问”。可是，探春是怎样来看待这个“学问”的呢？她一句话就把它否定了：“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是有的！”这立刻使薛宝钗大为吃惊，并对她劝诫了一番。可见探春的理家，并不是来自她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忠诚拥护”。她把朱子的学问都看虚了，正是一种不诚的表现。同时，她的“理家”，也不是从“挽救贾府衰颓的危局”这个明确的动机出发，更不是由于她想一脚踏上贾府统治者的宝座。否则，当她取得了上下信服和凤姐的支持以后，正是一无挂碍、可以大展鸿猷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变得“不肯多走一步”了呢？当有些事情（如像撵走奴婢、查出柳五儿的“赃证”等），直接送到她的面前听候处理发落时，为什么又不纳权柄并把它推到凤姐的身上去呢？而她又不是不知道，这时的凤姐正是大病初起，精神体力都很虚弱，一心盼望她能分忧代劳，甚至希望她能够长期如此。她这样的推诿，岂不徒然耽误了“挽救危局”的大计（如果她心里果有此志的话）？总之，如果照那样来说明探春理家的内在动机，是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的。

那么，是甚么东西推动探春去理家的呢？原来在理家当中，在这个少女心里活动得最强烈、最关心的方面还在这里：当赵姨娘缠着她徇私违例多开赏银、给她造成了一个难堪的场面时，她流着眼泪说了这样一些话：

如今因看重我，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贱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连姨娘也真没脸了。

由此可见，她把这一场理家的成败得失，只看成是一个“有脸没脸”的问题。在这里，正可以找到一条连贯着这个少女很多言行的心理线索。——这就是她一再表现出来的那种想为女孩儿争一口气的好强心性；那种时时警戒着不使自己落人轻视的自尊，处于那一社会压迫下的女性自尊。

这就是探春理家的主要精神实质。

当然，问题还有复杂的一面：一个人懂得自尊，原是一件未可厚非的事情；尤其是身为妇女而又庶出的探春，处于这双重的历史压迫底下，她顽强地保卫着少女的尊严，更是值得同情；但可惜的是，这个自强不息的少女，还不懂得应该怎样来建立自尊。她不能走出当时居于强大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道德的精神领土。她的自尊，她的好强，得不到正确的指引，只是随着切身的遭际任其自流地发展。这样，在她的身上，就形成了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并且因其个性的强烈而尖锐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她既对封建社会的嫡庶制度，采取了蔑视的、反抗的态度：“甚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另一方面，她又深以得到正统派王夫人的器重为荣，唯恐辱没她的付托。

封建的意识与反封建的要求，就是这样以一种矛盾而痛苦的形式统一在探春的身上。

但必须看到：那一社会给这个少女带来更多的还是痛苦，一种复杂的痛苦！因而在她的身上更多的也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恨。她说得很沉痛：“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

正是从这里，我们觉得不能把探春和薛宝钗、特别是凤姐用一根评量的皮尺捆扎在一起，而是需要仔细地分别开来。

同样也是作为一个少女形象在《红楼梦》中出现的薛宝钗，在她的身上虽然也负荷着那一时代的压迫；但是这种压迫并没有在她的感情心理上引起不快和冲突，相反地，她却表现得那样的平和而恬静。即使是最活跃、最不能忍受压抑的爱情在她的心里升起的时候，也没有使她感到那一社会的压力，更不用说“有气”和“一头碰死”了。自觉的、并用理性凝固起来的封建主义浸透了这个少女的心。因此她和周围的环境显得很协调，和一切人都相处得很好，即使是那个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怀着嫉恨的赵姨娘，也唯独对她怀着衷心的赞美：“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的确，那一时代对于薛宝钗，就像鱼行水中一样地滑利通达而又从容自得。无怪她唱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同样也是生活在那一时代的探春，她的心境却很难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她感到束缚，感到做一个女孩儿的痛苦。她想冲出大观园的围墙，走向广阔的世界，好去一展自己的抱负。她伤心地说：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话也没有我多说的。

这当然是探春的幻想，是她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叫喊。她还认识不到：在大观园的外面，仍然是密布着束缚女人的罗网，仍然是堆满了陈腐和糜烂；即使“是个男人”，又何能“立一番事业”？不过，从这里，我们却看到了她对自己所出身的封建贵族家庭怀着很大的不满与厌弃。污浊的环境，艰难的处境，更加上那一时代对妇女的沉重压迫，终于在这个少女的心中唤起一种觉醒。她对周围的现实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满腹愤慨的声音：

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地，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

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不禁使我们感到兴奋，因为从这个声音里，可以听到那一没落时代、没落阶级所带来的深刻苦闷，已经渗透到一个深闺少女的心底了。而封建统治内部的腐烂及其行将走向衰败的命运，也在这个少女的心中悲感交集地意识到了：

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这话虽然说得很沉痛，但很有见地。对外表繁华而内里溃烂的封建家庭，探春已经比任何人更少眷恋。“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如果那时在荣国府的外面有一条可行的人生道路，也许锐敏而又果决的探春会比贾宝玉更先地跨出封建的门槛吧？

总之，对自己所出身的封建贵族家庭，对那一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压迫抱着怨恨和反抗的情绪，这正是探春区别于薛宝钗、更区别于凤姐的地方；同时也是探春性格中值得引起我们注目的光彩。

可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虽有不甘雌伏的愿望，怎能一展雄飞的素志？长夜漫漫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在每一个妇女的面前密布着黑色的命运；自强不息的探春，得不到进步社会力量的支持，仍然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她也像《红楼梦》中许多少女一样，只能困守着明知必败的荣国府，等待着那一时代的一个少女的人生课题——出嫁。

出嫁，将会给探春带来甚么样的命运呢？是不是可以使她的处境和烦难得到改善呢？从凤姐对平儿的一次谈话中，我们好像隐隐约约地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

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她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她，不与别的一样了。”

凤姐儿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庶出正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

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个少女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仍然是紧跟着一层不散的阴影。

她的道路不能是别的道路，只能是一条漫长的、悲哀的旧中国妇女的道路。

六

庶出的探春，以“远嫁”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究竟她将怎样踏进这生命中的另一阶段，可惜《红楼梦》八十回以后据说“迷失”了；而补书对这一人物形象也没有能够作出比较深刻的描写。在后四十回中，这一人物形象趋于模糊，以至失去饱满的血肉。应当说，这是补书的不足。

但是，从曹雪芹的“妙在一人不落，事事皆到”[7]的艺术手腕来看，特别是从《红楼梦》中渗透于一切的悲剧色调来看，我们既可以从上面所举的那一段凤姐与平儿的谈话中感到这个少女的命途多舛，不能像后四十回中那样飘然远去而又从容归来。再从现实生活、历史环境等社会因素来考察这一人物的命运时，就益发感到这个少女人生的黯淡了。

曹雪芹也是把探春归入“薄命司”里面的人物。他在《红楼梦》第五回，曾通过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浪漫主义手法，向我们暗示了这一人物悲剧命运的图画。那一幅图画是：

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涕泣之状。

而画中的四句题诗，后两句这样写道：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从以上的诗画里，我们虽然难以具体知道探春后来的遭遇；但是，不难想象，一个充满眼泪、随风飘零的人生途程正横在这个少女的面前。

的确，人海茫茫，长夜漫漫，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探春，她这一只远航的孤帆，哪里才是可以停泊下来而免受时代风雨袭击的幸福港口呢？

一九五七年春

[1] 见《哈姆莱特》。

[2] 何其芳：《论红楼梦》（《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

[3] 在探春理家当中，凤姐曾对平儿说：“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毒行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她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

[4] 《别林斯基选集》，三卷集，第一卷，403页，俄文版。

[5]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

[6]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

[7] 脂砚斋评语。

《红楼梦》人物赞

小引

赞，古代文体的一种，亦作“”，但不完全是称赞的意思。《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又说：“义兼美恶。”今取其义，而不效其体，以赞《红楼梦》诸人物。

贾宝玉

你诞生在清代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同时又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形将衰落的末期。

你本是天生的富贵命，可是却充当了悲剧的主人公。

当你还没有出世，人间的荣华富贵就已一一预置在你的身边。膏粱锦绣，娇养着你的肌体；诗书翰墨，熏染着你的灵魂；更有那说不尽的金光玉色和粉淡脂红，填满了你的日子。

可是，丰裕的物质财富，填补不了你精神的空虚；僵硬的封建教育，斩杀了你的“自然之趣”；而只恨“天天圈在家里”的生活，又使你好像置身于一座黄金铸成的囚笼。

于是，从你那娇嫩的手上，也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

你视功名如腐鼠，疾仕途若污泥。你指着“禄蠹”、“国贼”破口大骂，把八股时文嘲笑为“钓名饵禄之阶”。而望着满壁诗书的荣国府，你却说“无书”、“杜撰”，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教义的书付之一炬！[1]

人们说你“顽愚怕读文章”，可是捧着《西厢记》便“连饭也不想吃”；人们又说你“腹内原来草莽”，可是一夜之间偏能写成文采奕奕的《芙蓉诔》。

对士大夫、诸男人你尤其厌恶，一概痛斥为“须眉浊物”；而对那些被封建社会所贱视的女子，你却奉若神明，认为是“山川日月之精秀”所钟。

你是封建家庭的“不肖”，你是名教礼法的叛徒。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长夜里，你显得是如此的不同流俗；因而也特别显得“似傻如狂”。

好一个贵族公子，在你的身上也激荡着时代的呼声！你不愧是一个向旧思想、旧传统挑战的“混世魔王”。

但是，你虽然背离了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却又离不开朱门绣户的优裕供养。因此，在你身上不能不带着阶级的胎记，你的叛逆性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

你不仅对“父亲叔伯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而且还认为那“朝廷受命于天”，若非“圣人”断不能当此“万机重任”。当你沉湎在珠围翠绕之中，便感到“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又觉得只管安富尊荣才是”。

是的，你还称不上“新人”，而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贵族气味的公子。“温柔富贵”，将会把你的逆性软化、融解以至消失。

然而，你终于握住反封建的旗帜，并举到一个贵族公子所能举到的高度。因为现实生活给了你严酷的教育——封建势力损害了你深深爱着的林黛玉！

你和她从小生活在一起，因此“早存一段心事”。《西厢记》曾经把严闭在你们心里的礼教帏幕一下撕开；而她从不说“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更使你的心和她的心靠得紧紧。

于是，共同的反封建主义思想，加深了你们的爱情；而爱情又加深你们和封建主义的矛盾。

矛盾，由于结婚的到来而找到一个爆发的火口。封建家长在“掉包儿”的奇谋下，企图把你牢牢系上一把“金锁”。于是，当揭去新人盖头的一刹那，你原以为是“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立刻变成了天旋地转的大悲剧。

杀死林黛玉的社会，猛烈地震醒了你的灵魂！冲出这黄金牢笼的念头，在你的心里不停地打转。

你忽啼忽笑，如痴如呆；最后终于一跃而起，扭断了你和封建家庭之间所连结着的脐带，让那满腔的愤懑和悲伤，化作“仰面大笑”，扬长而去。

你“出”了这贵族之“家”，却又跨进佛家的门限。

你并没有真正找到解放的道路。企图用袈裟来包裹现实的创伤，这只不过是没落阶级空幻思想的表现。

是的，你虽然是贵族家庭的叛徒，但你并没有彻底叛离自己的阶级。你是一个封建阶级的“浪子”。

封建统治者虽然骂你“不肖”，可是下层人民却又看你是一个十足的“宝二爷”。你真成了一个“无立足境”[2]的人，一个游离在那一社会里的“浪子”。

然而，可贵的是：你是一个没有回头的“浪子”！

林黛玉

你是眼泪的化身，你是多愁的别名。

潇湘馆的竹影，用幽暗的绿色深染着你的眉尖；时代的大气，把浓重的忧郁渗入了你的灵魂。

幼丧父母、寄人篱下的命运，在你的内心结成解不开的隐痛。大观园里的繁华热闹，只是愈益衬托出你心里的孤寂；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却又加重了你心里的悲酸；而靠着别人的怜悯和施舍来过日子，更是严重地挫伤了你的自尊。

于是，你叹身世如风吹落花；题素怨问谁解秋心？

依人为活的处境，只是使你的眼泪添多，并没有使你的骨格变弯。你依然“孤高自许”，爱说就说、爱恼就恼；从不知道“装愚守拙、随分从时”。

你“心较比干多一窍”，却无一点处世的“聪明”；你身为小姐贵千金，偏多忘闺门的守戒。一切都随着你感情的流转任意而行。它是那样的任情任性，然而又是那样的率直率真。

在你欺我诈、机心四伏的荣国府里，你紧张地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你怀有歧视和轻蔑。于是，你多疑多感，工愁工病。在你的胸中哀痛繁殖着哀痛，以至挤满得更加显得气量狭小。

没落的时代、没落的阶级，又造成了你浓重的哀伤。“锦囊收艳骨”、“冷月葬诗魂”，从你那如花正开的年岁，竟发出如此苍凉的人生咏叹！

然而，你并不向往空寂，而是一个对生活怀着强烈追求的人。

你把全部智慧都用于非“女儿本分”的吟诗；你更把整个生命投向违反礼教的爱情。

一个“混世魔王”闯进了你的生活。他欣赏你的“孤标傲世”，他了解你的“风露清愁”；而你“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更使他对你怀着“深敬”。于是，你成了真正挂在他身上的一块“通灵宝玉”。如果失去你，他就要神魂颠倒、人事不知。而你，也向这个封建家庭的“祸胎”，献上了一颗少女的心。

爱情，成了你生活中的太阳。它给你幽暗的内心带来了光和热。——可是，又有什么比爱情给你带来更多的不幸和痛苦！

当你突破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使爱情发展得愈是深沉坚定，同时也就愈是加重地感到那压在爱情上的封建势力。你虽然三番五次地取得了那个“逆子”的心，可是却一点也听不到封建家长的“意思”。

在爱情的道路上，你终于走完了你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停留在包办婚姻的门前。你终于接触到这一痛苦的事实：你虽然可以把生命交给爱情，却不能把婚姻交给自己。

爱情，连结着你的生与死。可是，你只能静待封建家长的决定。

你似乎没有看出：上面对你的“脾性儿”早已不满，甚至对你的外表也露出嫌意，更何况又知道了你还害着不可告人的“心病”。

于是，瞒消息，设奇谋，封建势力在暗中对你发出狠毒的一击！

当你从傻大姐儿那里获知密谋的真相，一霎间，大地仿佛从你的脚下抽去。在沁芳桥畔，你“踩着棉花”一般地走着，“迷迷痴痴”地走着……

如一片落花，你飘落在生活的风暴里。

封建势力终于把你驱回到这个铁律的面前：不准有爱情！只准服从那一社会给妇女所规定的一切！

这是横在你脚下的唯一出路。但是，难道可以在这条出路的面前低下头来？

你立刻做出了回答：焚旧稿，断痴情；求速死，抗浊世。

你有太多的怨恨，可是不知朝哪里倾吐；你有太多的话语，可是不知向谁去诉说。当你逝去时，只是这样喊道：“宝玉，宝玉，你好！”

你，用充满眼泪的一生，唱出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歌。

但是，由于你是一个出身侯门的千金，在你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阶级的烙印。贵族小姐的清高，金闺弱质的娇柔，还有那许多从香奁绣阁中培养起来的“闲情万种”，使你的爱情不能不显得那样的纤细、缠绵和经受不住生活的磨炼，同时也更加难以避免悲剧的结局。

然而，在你的身上毕竟重压着太厚的历史层岩；你那迎着时代的“风刀霜剑”所发出来的歌吟，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赞赏。

你唱出了自己的悲和恨，也唱出了中国妇女应当有一个充满阳光和诗情的未来。

凤姐

她有一副“粉面含春”的容颜，但顷刻之间就会布满一脸严霜。

她有一张甜如浓蜜的笑嘴，但割玉的宝刀也不及它的口齿锋利。

而她的保养得很好的贵族少奶奶的纤手，权奸的铁腕也比不上它的翻云覆雨之力。

她杀人不见血迹，尤二姐陷在她的圈套里，至死“不敢抱怨”。

她打人犹嫌折手，奴仆兴儿跪在地上，“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她“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只有一条原则：“我说行就行。”

“要干几件刻薄事”，她说到就能做到。能够引起她“爱情”的，只有权力、借票和成箱的金银。

这是一个“有一万个心眼子”的女人，每一个心眼子里都盛满了机巧和毒辣。然而，从她的“丹凤三角眼”里，却随时可以流下温柔的眼泪。而从她那威夺风雷的叱声中，又能立刻发出像画眉鸟儿一般逗人的俏语。

她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和喧闹带到哪里。有她在座，墓道里的空气也会变得活跃起来。因此，封建贵族家庭的“老祖宗”，没有她就不能解闷儿。而一团乌糟的荣国府，更以她为不可或失的能干媳妇和最有“杀伐决断”的当家人。

蛇蝎胆、虎狼心、花柳姿、鸾凤仪，还有那百般的机灵，在她的身上取得了无比巧妙的结合。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杰作，中国宗法社会的特产。

剥削阶级的贪欲和残忍，是造成她的再生父母；而充满矛盾和倾轧的封建大家庭，则又是培养她“才干”的高等学校。

看来，封建社会对于一个女人的压迫和痛苦，在她的身上似乎都不存在。她有一个风流恶少的丈夫，但在她的面前不禁“退了一舍之地”；而“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偌大的宁国府被她闹得天翻地覆，人人畏避。

然而，她并不是封建妇女道德的叛乱者。因为在贾府高大的屋顶下，她充当了一根“恃强”的支柱。在一切剥削阶级的眼里，凡是合乎他们私利的，也就是最道德的；不管她是“辣子”还是“烈货”[3]。所以，封建统治者既要求大家闺范式的“端庄”，但也欢迎威能驭下的“泼辣”。

可是，陈年老朽的古屋，又岂是一木所能撑持？当荣国府里的内囊已经见底，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忽然变得威令不行。那百般的机灵，也忽然变得“一点头脑都没有”。在贾母的出丧大礼上，她终于对那些不听使唤的底下人，发出求饶的声音：“大娘婶子们可怜我罢！”……

裂痕累累的贾府说塌就塌，终于把这根“恃强”的支柱压弯、折断、一同归于毁灭。

“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机关算尽的聪明人，终于反误了自己的性命！

晴雯

你是一个被剥削得干干净净的丫头！

吃人的封建社会，不仅使你从小就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连父母姓氏也一同失去。

贾府的管家赖大，本是买下你的主人；因为贾母喜欢，你又被主人“孝敬”给更高的主人。

像一株生长在野风旷日里的花朵，你被移植于“温柔富贵”的荣国府。

然而，怡红院里的暖阁熏笼，并没有改变你天生的野性；绛云轩中的典丽高雅，也没有冲淡你火红的本色。

凤姐说你是荣国府中最美的丫头，但最美的还是你的性格。你热似炭火，清如晨露，而明艳高爽又如秋天的晴空。

你常常忘记了自己“身为下贱”，一切都随着不可拘缚的性子而敢说、敢笑、敢作、敢为。

既说扇子可撕，你立刻就分为两半；谁谓雀裘难补？你马上用针尖支起沉重的病体。

你嫉恶如仇，瞪着偷镯子的坠儿拿簪子乱戳，大骂她“眼皮又浅，爪子又轻”。

你“心比天高”，讥笑受赏了几件旧衣的秋纹：“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

在宝玉的气头上，你敢于出言顶撞，哪管气得他要回太太把你打发出去。

当着抄检的人群，你更怒冲冲地把箱子掀开“往地上一倒”，何尝畏惧这是上方的旨意？

晴雯，晴雯，难怪作者多么赞美你，称你是“俏丫鬟”、“灵巧”人，又是“勇晴雯”！

可是，美丽成了你的灾难，封建统治者把你看成“妖精似的东西”！而你那敢说敢骂的“勇”，更是招来了杀身的谗言和忌恨。至于你的“巧”，虽然胜似天孙织锦，却丝毫不能弥补你悲惨的奴隶命运。

封建主子早已对你侧目而视，既把你唤来当众辱骂；又一声令下，把你从病床上撵了出去，哪管你“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

你买来了，又撵走了，好像得了个自由身。可是，你走时比来时还惨。封建主子只准带几件贴身衣服，而“余者留下”。

是的，你所能带走的，只有那无限的悲愤和屈辱。

当你挣扎在芦席上和死亡搏斗，没有想到会看见前来偷偷探望的公子。你“气往上咽”，有话难言，只指着那一壶油膻气的茶水要喝。这时，你也许已经无暇想起：那一年夏天，他曾命你到潇湘馆去送一块旧帕，你“一路盘算，不解何意”。是的，你不懂得这种曲折缠绵的爱情，只知道心里有话就明快地向外喷吐。

为了报答这站在眼前的多情公子，你“咯吱”一声，给他送来了一双齐根咬下的指甲！

你的爱情也像你的为人一样，永远是那样的火红，那样的灼热，同时又像水一般的清白。

当你交出了爱情，同时也交出了生命。

是的，你没有“枉担虚名”；可是难道这就是给你的报偿？痴公子为你写出了凄婉的《芙蓉诔》，可是这又怎能告慰你含恨的灵魂？

晴雯，晴雯，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美丽、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人们喜爱你更甚于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因为你没有金闺小姐的高雅和娇贵，你才是真正“平民家的丫头”[4]。

你更靠近我们，更容易被我们了解和同情。

贾政

这是一个思想僵滞、感情枯竭的人。

他“端方正直”得像一块硬板板的石砚，可是从那上面永远磨不出灵慧的墨水。

他威严持重得如一尊木呆呆的泥像，毋怪有他在座，阖家都感到拘束而“箝口禁语”。

他喜爱封建秩序胜过世界上的一切，而黄袍紫绶在他的眼中是最美的东西。

这是一个封建主义最恭谨的信徒，一个被名教礼法雕刻得工工整整的人。

不过，别以为他外表“端正”，内心却很畸形：

他为人笃遵儒教，然而却不肯儿子读孔圣所弦歌的《诗经》；

他做官要博清名，然而却把贪酷的贾雨村待为上宾；

他头脑本很迟钝，然而侍奉贾母的颜色偏能随机应变；

他道貌非常岸然，然而和“心术不正”的赵姨娘又可以和平同居。

在他的身上，思想、感情、行动似乎以一种奇怪的逻辑统一在一起。

是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就是造成了这样不合理的人。

妙玉

你孤僻如深山的石碑，你清冷似冬天的早晨；而爱洁成了你令人不敢接近的“病”。

在花柳繁华的大观园里，你企图用蒲团载着青春去寻找空寂。但是，栊翠庵的大门虽然镇日关得紧紧，并不能阻挡你心里的邪魔”向外冲撞。

你并不是“四大皆空”的出世者，而是一个硬把“五情六欲”苦苦包扎起来的“槛外人”。

多情公子站在棋桌旁边施礼，你低头不理，然而却用脸上的红潮作了最好的回答；

两个猫儿缠在房顶上厮叫，你连忙“收摄心神”，可是打坐的禅床忽又变成梦中的花轿。

你并不是芒鞋破钵的苦行僧，而是一个金枝玉叶的修行者。用的是“瓟斝”、“点犀”，连考古学家也难以识别这样的古器珍玩；饮的是“老君眉”、“梅花雪”，荣国府中何尝有这样的奇享清供？

刘姥姥尝了你一口茶，你差一点连杯子都要砸碎。贵族老太太趁兴到庵中一游，你要打几桶水来“洗地”；可是你开始又为什么笑往里让”，并且亲自捧上了“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

是的，你只不过是贵族社会里的一个别致的摆设。你每日玩赏着古色斑斓的“绿玉斗”，封建阶级也玩赏着你这块“纤尘不染”的“妙玉”。

你当初来到栊翠庵，原是贾府为了贵妃归省之用，在买得的十二个女尼之外又用“请帖”召来的一个。

实在说来，你也是一个被不合理的封建社会歪曲了的人，自是可怜、可悲、可叹！

然而，你却很难感动读者。因为那样的矫情违世，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而在那种特殊的怪僻里，却还深藏着你自身的内因。你本是“仕宦之家”的小姐，因为“自幼多病”便带发修行；并不像芳官、紫鹃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去出家。

清静的空门，虽然解除了你生理上的病患，但并没有解除你大家闺秀的“傲性”和“高洁”。

你是一个身穿道袍的小姐，又是一个心在朱楼的幽尼。

焦大

曹雪芹写你只用了几百个字，但你却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人物。

只因为一声醉骂，你憨直的形象便深印在无数读者的心里。

这“峥嵘轩峻”的宁荣二府，本是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你从小跟“老太爷”出兵，忍饥饿、喝马溺，才救出了他的命。可是，“老太爷”生下的儿孙，每日里只知道“偷鸡戏狗”；不管你只剩一身老骨，还要你当差侍候、作牛作马。

你哪能不火？你哪能不骂？

你骂得好。骂出了人所不敢骂出的话，揭穿了人所不敢揭穿的事。

骂声如穿堂入室的狂飚，猛掀开遮盖污秽的绣帏；

骂声如不及掩耳的迅雷，把众人都“吓得魂飞魄丧”。

你骂的原本句句是实，可是封建主子却说那是“胡诌”。痴公子没有“装作不听见”都有过失。

你看得原本事事皆明，可是封建主子却说你是“醉汉”。为了封闭真相，把你捆起来用马粪填满一嘴。

是的，你充当了“贾府的屈原”；然而你用醉骂所赋出的“离骚”，却无需学究注解，人人都能看懂。

你仿佛在启示人们：俚俗胜似典雅，真理不用藻饰。

你更告诉人们：在那一时代里，只有喝醉的人，才说得真、看得明；而那些“醒”着的人，却在说假、装假、做假。

其实，这不正是一切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尤三姐

在群芳争妍的大观园里，找不到你这朵光飞异彩的奇花。

你没有习礼明诗的教养，“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

你没有题红咏絮的幽情，满嘴里说的是“村俗流言”；

你也没有卜花拜月的清怨，只是“由着性儿”，拿风流公子嘲骂取笑；

然而，你却以这种泼得令人生畏的性格，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同情。

原来，你本是出自小巷寒门，只因为和贾府的珍大奶奶有一姓之亲，于是你有机会来到这“诗礼簪缨”的公府侯门。

可是，有了这门高亲，却给你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不幸。

贾府的爷儿们把你“权当粉头来取乐”，哪管热孝在身，死赖在你身边胡缠。你的软弱的姐姐，抵不住邪恶的压力和诱惑，很快便做了淫欲的牺牲。他们也把你带向欲壑的边缘，以酒为媒，要把你拖下一同葬身。

就在举杯相“敬”的一刹那，你猛然跳起，“站在炕上”破口大骂，又把那吓得发呆的风流公子，揪过来拿酒就灌。

“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你的叫声仿佛震得窗棂都响！

像在湿闷郁蒸的暑夜，突然随着轰雷洒下一阵暴雨，你以肆意放泼然而又爽气淋漓的语言，霎时驱散了一天燠热。

你一个女孩儿家，何尝愿意这么不浑不清地大闹？你说得好：“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侮。”

是的，你本是一道清泉，只因为要和恶浊的封建社会搏斗，才激成一道冲泥夹沙的浑流。

当你击退淫恶而获得真正的爱情，你便变得不动不言，沉静得好像一潭秋水。每日望着挂在床头的宝剑，你心里也珍藏着那像宝剑一般雪亮、坚固而又正直的爱情。

可是，“除了那两头石狮子干净”的贾府，给你的爱情也沾带上一层晦暗的颜色。你的轻信轻疑的情人，听了痴公子一句轻率的戏言，于是你看得比泰山还重的婚约，顷刻之间便被吹散得像一缕轻烟。

你无法挽回这悲剧的发生，正如你无法跳出那像黑夜包围住你的封建社会。

这个社会，使你仅能在偶然的接触里看中一个男人；同时又仅能凭别人去遥传心意。而这个社会对女人、特别是像你这样被称为“尤物”的女人所持的种种成见，你纵使汲干大海也不能把它洗清。

然而，正像你亲手击断的玉簪不可复合，以此铭誓的爱情也不可收回。

于是，宝剑明丹心，热血诉真情，你横锋当颈，竟如一个义烈的壮士。

在剑光飞闪的一刹那，多少《红楼梦》的读者为之触目惊心，为之感动得发热！

尤三姐，尤三姐，在封建社会里没有谁为你建造一座“贞烈牌坊”；然而，伟大的作家却为你树起一尊不倒的形象。

一九六三年冬

[1] 贾宝玉烧书一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六回，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删去此节。

[2] 这是林黛玉为贾宝玉所续的偈语。

[3] “辣子”和“烈货”都是贾府里的人称呼凤姐的用语。

[4] 这原是林黛玉所说的一句气话。

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坟》

比起世界上有些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并不是一个著作特别丰富的艺术大师。他用了毕生的精力，仅写出一部长篇《红楼梦》，而且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红楼梦》。可是，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却充分地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天才，一个丰富而又深刻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可是，在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天才总是受到那一社会的冷淡和遗弃。旧中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带着深重的哀伤和痛苦走过他们的人生。伟大的诗人杜甫，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沉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这两句诗，不想竟为一千多年后的曹雪芹，唱出了他的人生遭际。

一 “痴”心的天才

曹雪芹，这个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已经登上世界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作家，他对人类文化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不仅“青史”无名，而且连一篇比较完整的生平小传也没有。在这方面，他比莎士比亚还要不幸。至今对他生于何年何月，还很难得到一个确切不疑的回答。只知道他大约活了四十余岁，正当一个人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壮年，就垂下了他那富于创造力的手。

少年时代的曹雪芹，出身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里；但这个家庭，还在他父辈一代手里就已经衰败了。当曹雪芹成年以后，已是一个流落在北京西郊的贫民。这一人生巨大的变化，无情地折磨着这位华裔贵胄，但也使他的艺术天才没有被埋葬在糜烂的贵族生活里，能够比较清醒地去回顾所经历过的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题材。

曹雪芹所生长的家庭，是一个与宫廷关系至为密切的百年“望族”，而且还可能在当时皇室内部倾轧的漩涡中受到某些牵连。在“国之本在家”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家庭与政治常常打成一片，从而造成政治家庭化与家庭政治化的现象。曹家集贵族、官僚、地主于一身，它比一般家庭更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道统精神，而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曹雪芹在那里能够感受到某些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现象的投影。这样，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兴衰变化，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而为他的创作先天地准备了生活基础。

由此可见，即使是曹雪芹也不能离开生活——这个培植文学天才的土壤。

可惜，我们对曹雪芹生活的各方面知道得太少，还不能详细研究这个天才的本身。有的考证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但也有的考证不着边际，或失之繁琐，不仅对研究《红楼梦》本身并无多大实际帮助，反而堕入庞杂的材料堆中，离开作品本身愈来愈远。根据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可靠的零星记载，只能窥见曹雪芹为人的一个粗略轮廓：他工诗、善画、豪饮、狂放。其他，特别是与《红楼梦》创作过程直接有关的情况就知道得更少了。

可诅咒的时代，遗弃了这个天才！

对此，不仅是我们今天望着历史慨叹；还在过去的时代里，就有人徒兴此叹了：“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惜文献无征，不能详其为人。[1]”

但是，在这种“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最可征的还是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一部天才杰作——《红楼梦》。纵使其他材料再缺乏，单是这部杰作本身也足够我们研究了。它不仅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美学上的、文艺学上的问题；而且比时人的记载更可靠地告诉我们：写出这部书的人不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和深刻的生活阅历；而且还有一颗高尚的、坚忍的艺术家的心灵。

是的，曹雪芹不仅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一个坚忍的天才。只要回想一下，他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创作的，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要把他的天才和“坚忍”这两个字连结在一起。

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几个作家可以和曹雪芹相比，他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的、物质的、精神的恶劣环境下，展开了他的艺术活动。他写作《红楼梦》时，是处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2]和举家食粥酒常赊”[3]的景况下。穷困，给曹雪芹创作上的压迫，也许是在斯特拉福镇上购置了房产和田地的莎士比亚所不能想象的吧？当然，世界上曾经饱受过贫穷压迫的大作家也是很多的。莫里哀曾经有过十二年的流浪生活，并且在沙特拉的债务监狱里受过监禁；易卜生曾经当过药房里的学徒；狄更斯做过苦工；而巴尔扎克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给人类文化所创造的那许多精神财富，只是为了使债主的手里塞满了法郎。这个“渴望着精神与金钱上的自由”的作家，真是可与“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曹雪芹同声一叹了。但是，巴尔扎克、狄更斯、莫里哀等毕竟还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一直穷困到死，他们后来都挣脱了贫困对创作的威胁，有的甚至变得很阔。

看来，只有处在旧时代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天才活动所遭遇到的困厄，更是不能想象。尤其当我们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来回忆中国文学天才所走过的道路时，不禁感到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都是在饥饿、酷刑、流放等沉重压迫下产生出来的。

坚忍不拔，这原是中国作家传统的精神素质。

曹雪芹继承了这一精神素质，他度过了“不寻常”的十年，终于写出了一部“字字看来皆是血”[4]的《红楼梦》。

可是，这部天才杰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发射出它应有的光彩。它只是在作者周围几个朋友中间传阅着。应该说，这些朋友都程度不同地在精神上支持了这个天才，这是为我们所不能忘记的。

可是，这些朋友并不能真正懂得这部作品的伟大价值。他们只知道这个天才的一些次要方面：“工诗善画”；读过他的《红楼梦》后，也只知道那里面“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曾经对《红楼梦》作过数度评阅的“脂砚斋”，堪称是曹雪芹生前一个最忠实、最热情的读者了。可是，“脂砚斋”也不能真正懂得这个天才。他往往局限于小说所取的素材，或者从形式上欣赏作者的“奇极妙文”，以及“曲折顿挫，笔如游龙”等等；又认为这部作品无非写的是“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见”，等等。

真是，“知音其难哉”[5]！曹雪芹的天才劳动，在当时既听不到社会的回声，也碰不到真正认识他的天才意义的巨眼。在这方面，他的遭遇似乎比世界上许多大作家还要不幸。当托尔斯泰最初的作品《童年》寄到《现代人》编辑部时，立刻得到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赏识，敏锐地感到俄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天才”。又如巴尔扎克，当他的作品受到贵族沙龙文人和各种保守势力的攻讦时，海涅、雨果、斯汤达、乔治·桑和海克多·贝尔丽奥斯[6]等著名艺术家都起来支持他，并盛赞他的作品，使他在文学道路上更有信心地走下去。又如杜甫的诗篇，在当时也是赢得同代诗人李邕、王翰、李白等人的激赏，终于在社会上取得很高的评价。而罗贯中、施耐庵和吴承恩在创作他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时，也还因为作品的题材已在民间广泛流传而首先在创作情绪上得到群众的鼓舞。……看来，只有曹雪芹，他的艺术心灵经受着莫大的寂寞和孤单。他的天才光芒，只能用自己的热力来燃烧。

可是，情况并不仅止于此，更有一重巨大的压力时时威胁着他的创作；这就是旧中国所特有的对小说文学的传统成见，特别是清代专制统治对小说文学所实行的残暴打击。

在中国历史上，清代王朝对思想文化统治之严、手段之酷，是超过以前任何一代的。在曹雪芹所生活的年代里，如顺治九年，康熙二年、二十六年，乾隆三年，都曾经严厉禁止刊行小说[7]。写小说，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不务正业的犯罪行为，人死了还要受到阴司果报[8]。

更恐怖的是，封建统治者屡兴文字狱，一次又一次向曹雪芹提供了许多血腥的前鉴——凌迟、戮尸、充军、祸及妻孥亲友。这些野蛮的暴行，直到现在人们翻开历史还感到毛骨悚然。

然而，就是在这许多压迫下，曹雪芹完全不计得失、不计功利地坚持着他的艺术活动，直到“泪尽而逝”。

是甚么一种力量推动着这个作家的创作热情，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么？

是的，我们不应忘记，曹雪芹除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之外，还是一个精神品质很高的人。

他是一个坚忍的天才！一个“痴”到不惜把生命默默献给艺术的天才！

二 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

天才杰作《红楼梦》的出世，终于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论它、咒骂它、禁它、烧毁它，又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

《红楼梦》逼人注视的天才光芒，就是造成了这样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影响。除此之外，它又激起人们对它进行探索和寻求底奥的兴趣。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一部作品，曾经像《红楼梦》这样广泛地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早在清代就出现了所谓“红学”。

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了探索这部作品的“精义”和“闳旨”，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易经、佛典，到索隐、自传，到叔本华的厌世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几乎所有的唯心主义都对《红楼梦》解释过了。可是，这些解释似乎并不是愈解愈明，反而觉得这部作品是一个不可知的“梦魇”。……

说是“梦魇”，自然不确；不过这倒是证明了一个真理：要正确地认识《红楼梦》这部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伟大作品，只有依靠以客观世界为第一性的科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要把这部作品置入艺术科学的宫殿，也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

随着时代的前进，这部世界文学杰作，将愈益显示出它的不朽光辉；并从那些恶毒的诋毁、轻佻的玩赏以及繁琐考证、穿凿附会等所造成的重重迷雾里解放出来，而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

三 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翻开《红楼梦》，首先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封建压迫所造成的许多社会景象，它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隐微曲折之处，是以这样一种真实、生动而又深细的现实主义笔触把它再现在我们的面前。曹雪芹以一个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形象地反映出封建制度所孵育出来的种种罪恶，以及它对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所具有的摧毁力量。

为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宽阔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人、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的生活的世界。

然而，这是一个甚么样的世界呢？

在这里，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正蒸发着它那令人沉闷的时代气息。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泪痕和灾难。我们古老社会生活数千年的历史陈垢，正厚重地沉淀在这里。生动的思想与美好的感情，在这里得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新鲜的进步的事物，正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压迫底下发出痛苦的呻吟，不知道怎样才能求得解放的道路。在这里，弥漫于整个大地的，是那无往而不遇的悲剧色调。

看来，在这里生活中也不缺少欢乐。听，甚么地方腾起了笑语？而隔墙又传来了不绝的歌声。多少个飘着花香的早晨和挂满红灯的夜晚，正诉说着这里的美好与繁华。然而，“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这种欢笑与歌声的背后，正潜藏着人间多少的不幸和眼泪！而仅在一道围墙的外边，又正是“水旱不收，盗贼蜂起”的沸腾岁月。

在这里，人生显得是这样的空茫和飘忽无定。甚么是幸福？这在人们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只转瞬即将飞逝的小鸟。“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这些曾为那个破落地主甄士隐所唱出来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正是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所信奉的生活真理。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在这里是一个显得非常无聊的问题；只有被大家当作“痴呆”的人，才会去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

在这里，人们成天成日地忙碌着，只是把生命埋葬在那许多毫无意义的琐事里；或者是闲坐在那里，等待那太长太腻的白日光阴缓缓地逝去。在这里，人，不是变成喝血的野兽，就是变成供驱使的牲口。谁都想把别人推开，给自己让出一条道路；谁都害怕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或是让别人插进一只手来。在这里，“装愚守拙”、隔岸观火”，是最明智的处世原则；而为了抢着替人倒一杯茶，也会“啐着脸”爆发一场无情的争吵。人与人之间，是显得这样的拥挤和互相妨碍！

在这里，有的人霸占着别人的青春和美丽，有的人收藏起眼泪去逗取别人的笑声。在这里，刚正是专横的化妆，善良是软弱的别名。在这里，美丽的谎言可以涤去灵魂的不洁，而缜密的机心又可以得到忠厚的夸奖。……

啊，这是一个甚么世界？在这里，法律是金钱的奴隶，狠毒是良心的主人；而权势则可使一切都拜倒在它的脚下。

在这里，爱情与淫乱不分，高尚与卑劣倒置。在这里，憨直诤言的嘴里塞满了马粪，而搬弄是非的手上多添了二两月钱。在这里，少女的爱情需要用赤热的鲜血来证实；而贵夫人的慈悲却可以凭冰冷的白银来收买。在这里，纯真需要向虚伪求赦，美德必须向恶行低头。在这里，杀人的手上不见血迹，而无罪的心上却满是伤痕。……

啊，这是一个甚么世界？在这里，一切是显得这样的昏沉和麻木，然而又是充满了这么多的机心和计巧！生活，在这里是一所不见刀枪的战场；几乎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挖下了一道壕堑；虽是“一家亲骨肉”，也“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那些活动在这个世界里的生灵啊，无论是骑在别人头上的，还是被踩在别人脚下的，似乎都有各自不同的苦恼和不幸在等待着他们。看来，在这里，任何人都不配有好的命运。……

这就是《红楼梦》向我们所揭开的世界！

《红楼梦》，这是一部对封建时代的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面对着大地上的呻吟和苦难，曹雪芹发出了深沉的抗议的呼声。这个作家，对时代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负起了责任。无论是爱情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宗教寺院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在《红楼梦》中作了程度不同的接触，并且予以艺术的判决。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几部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揭露出封建制度的腐败；并使其富有概括力地延伸得更广更远，以至突破时空的限制。

四 荣国府——封建社会的缩影

曹雪芹在揭露封建社会时，特别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深入膜里的艺术解剖；并且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无可如何”地走向没落的命运。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又必然与孕育这个阶级的封建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红楼梦》正是在相当的深度上艺术地接触到这一点。

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像一面透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即将由盛转衰的清代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煊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了。正如管家的少奶奶凤姐所说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弯儿来。”在旧社会里，一个家庭的兴衰本属常见，似乎不足为奇，然而红楼梦》显得深刻的是，它生动地表现出贾府的衰落并不是由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所促成，而是沿着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运行。正如封建阶级的本质无法改变一样，这个贵族家庭的衰落也无法改变。

人们在读《红楼梦》时，首先都对贾府的穷奢极侈感到触目惊心，这个贵族家庭单是吃一顿螃蟹“就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为孙媳妇办一次丧事，送殡的行列就像“压地银山一般”；至于吃不了的珍馐就倒掉“喂猫”，连丫鬟们也习以为常。这类描写可算是有目皆见，毋需在这里多举。但《红楼梦》并不是单纯地铺写这些场面，而是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还有一层不写之写，即这个封建家族正是在这种金光灿灿、笑语融融的豪华声中，加速地走向没落。虽然，这个家族的成员也觉得“咱们太费了”，甚至预感到“盛筵必散”而图谋挽救之法；但事实上还是说不尽的“富贵风流”，还是继续沿着衰败的道路走去。

以盛写衰，这正是《红楼梦》的特点。同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这个社会不可能持久繁荣，它的许多衰败的因素（如穷奢极侈），倒是常常在繁华中更加恶性发展。《红楼梦》中的贾府，正是典型地体现着这个规律。

书中虽然没有多写贾府是怎么发家的，但却透露出这个贵族家庭的兴起，也是“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表面看去，这个家族的衰落，好像是由于“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其实从这个家族的“老祖宗”开始，就一代胜似一代地发挥了封建剥削阶级固有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又是在必须维持一个“诗礼簪缨之族”所不可少的体统、架子、排场等等形式下出现的。它正像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许多封建王朝的衰落一样，总是按照一个相通的规律在进行，即首先在“隆盛”中从内里烂起，然后彻底倒塌。

鲁迅先生曾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荣国府的完结，也是先从“内里蛀空”。当然，它和革命不同，并不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而是由于组成这个家族的大大小小的成员，本身就是“生齿日繁”的蛀虫，无法剔除出去，所以非“空”不可；而且往往不等革命风暴的冲击就已经空了。这种“空”，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红楼梦》虽然只着重写了一个贾府，但充塞在这个封建家族里的那许多腐败现象，那种复杂错综的矛盾关系，还有那种“高标见嫉”、“直烈遭危”的现象，却不是一家所独有，也不是荣枯相连的贾、王、史、薛四家所独有，而是可通于国，可通于整个历史时代。因此，《红楼梦》所表现的盛衰之理、人情之常，便有了包孕无尽的含义，它总是引人感慨万端地想到深处、远处。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红楼梦》里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但是，《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史书，它并不像“红学家”所力证的影射了甚么历史事实，而是曹雪芹以一个天才作家的艺术手腕，反映了历史上常见的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

微尘之中见大千，刹那之间见终古，《红楼梦》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一美学原理。这是一部对封建社会、即使是那富丽堂皇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观察得很透彻并感到“空”的书。

“空”，这看来好像太消极了，其实这也是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存制度的一种绝望的否定。

恩格斯曾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9]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史也像它的王朝史一样，常以这两欲作为它兴起的刺激；但同时又反过来成为它走向没落的因素。

贾府的穷奢极侈，其实就是贪欲的恶性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这种贪欲，可以不惜“九死一生”地去挣，更可以敲骨吸髓地去取。《红楼梦》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它生动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贪欲，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种是非法的巧取豪夺，如凤姐的受贿、放高利贷，贾赦的强夺石呆子的十二把扇子等等；另一种则是“合法”的常规剥削。这看上去好像不像前一种暴虐，不会立即弄得受害者家破人亡；但实际上所榨取的数量更大。这种情形，最突出地是表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

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遭雹灾的坏年成；然而就在那一年，黑山庄农民向这个封建贵族地主所缴纳的各种东西依然有四五十种之多。除常米一千石以外，还有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獐子、狍子、蛏干等等，单是猪这一项，就有暹猪、汤猪、龙猪、野猪、家猪等名目。另外还加租银二千五百两。甚至连贾府“哥儿们”玩的活鹿、锦鸡等等，也由农民“孝敬”到了。

以上所见，还不过是歉收之年，一个庄子向贾府的长房（宁国府）所缴纳的租子。从乌进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还“现管着那府（指荣国府）八处庄地”，那么整个贾府每年向农民所剥削的数字就更惊人了。

可是，当贾府的珍大爷看过那张租单后，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接着又说：“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句话真是活画出封建阶级赤裸裸的剥削面孔，然而它又是显得多么“名正言顺”，连那个乌庄头也连声赔笑，似乎感到理所当然。他今天踏着“四五尺深的雪”赶来缴租，就是为了“怕爷心焦”。

这一段描写，其意甚明，似乎有目共见，但却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特点，即作者是把它紧接在另一段描写——贾府领了皇上的“春祭恩赏”之后。这样的艺术安排，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用意很深的。

贾府所领的皇上恩赏是一个“小黄布口袋”，看来数目有限，因此贾珍只是淡淡地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但是，当贾珍一听禀报“乌庄头来了”，真比见到皇上的恩赏要高兴百倍，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虽然乌庄头送来的租子使他大不满意，但这个封建家族所以能那样热热闹闹地忙着过年，忙着祭宗祠、庆元宵，并不是来自那个小黄布口袋上写的“皇恩永锡”，而是来自千万农民的血汗。高悬在贾氏宗祠上的那副对联：“兆姓赖保育之恩，百代仰蒸尝之盛”，正好是事实的颠倒。其实这也是千百年历史的颠倒。因此，曹雪芹关于乌进孝缴租的描写，除了人所易见的意义以外，还通过如上所说的艺术构思赋予了一层更深的意义。在这里，作家的笔又继元春归省之后，曲折地伸向封建社会的最高顶端。

与贪欲联系在一起，必然互为因果地滋长封建统治阶级的另一特征——权势欲。对此，《红楼梦》也有反映。它出色地创造了两个热衷权势的典型，一个是贾府所器重的能干媳妇——凤姐；一个是贾府待为上宾的酷吏——贾雨村。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红楼梦》可算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权势欲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又各有特色。

不仅如此，《红楼梦》还在书中开始后不久的第四回，对封建权势所造成的罪恶作了鲜明的揭露。这一回通过一段“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梦幻情缘”，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命案，不但首先揭示出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而且还表现了以贾、史、王、薛为代表的封建豪门在社会上所形成的恶势力；它那煊赫的权势，已到了“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

封建阶级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满足贪欲（如凤姐的纳贿、贾赦的夺扇以及薛蟠的强占民女等等），都是依靠权势。有权就有一切，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如果说，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利润，那么封建阶级所追求的则是象征着权势的高官。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可以不惜“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语），而封建阶级为了求得“大贵”也不惜“九死一生”。毋怪随着贪欲的扩大，封建阶级必然对权势引起剧烈的争逐。这种争逐，可以发展到骨肉相残、不择手段的地步。《红楼梦》中赵姨娘和贾环企图用“魇魔法”治死贾宝玉，正是为了争夺一个权字——继承权。这与我们在历史上常看到的争夺皇储（君权）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当然，赵姨娘毕竟是一个蠢女人，她所采取的手段，比起历史上那些权奸显得拙劣多了。

《红楼梦》不仅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熏心，它还在第一回中说：“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根据脂批，这是指“贾赦、雨村一干人”。可惜这部书没有写完，我们不能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描写，不过它已点出了封建社会里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追逐权势（纱帽），常在宦海风波中弄得家败人亡。于是这个曾经作为封建家族发展的“杠杆”，也和贪欲一样，又反过来成为“败家根本”了。

《红楼梦》就是这样深刻地表现出封建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败的本质。然而，它对封建社会所作的艺术解剖，并不仅止于此。

五 平常的生活，不平常的意义

曹雪芹在揭露那一社会的时候，不仅是把那些明显的、容易辨认的丑恶现象拿给人们看，像贾赦、贾珍、贾蓉、贾环、赵姨娘、贾雨村、薛蟠等等，自是一眼就可看出他们的面目可憎；除此以外，曹雪芹还善于从那一社会各个隐蔽的角落里，从那些平淡无奇的、甚至是显得非常好看的生活现象背后，展示出那一社会黑暗的渗透程度。

曹雪芹天才的特色之处，是善于在那些看来是平常的生活现象后面，展示出它的不平常的意义。同时，这个作家还善于在事物外表的直接描写中，深托出它的内在含义，有时甚至是与表面现象好像相反的含义。

只要一打开《红楼梦》，几乎在书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也许，我们现在被作者带到贵族少奶奶秦可卿的绣房里。这里有着精美华丽然而是俗气的陈设。房外屋檐下，日正当午；几个小丫鬟为了侍候主人昼寝，正坐在那里看着猫儿打架。一切是显得这样的恬静和充满睡意。这是一幅在《红楼梦》中常遇到的家常生活图画。然而，这不是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昏沉？多少个美好的青春，就在这种无聊而又迫不得已的闲空里悄悄地消逝了。

也许，我们现在来到了王夫人的上房，正看见一个老妇人跪在那里。原来，这是丫鬟金钏儿的母亲。刚在几天之前，她的女儿被王夫人一掌打得跳井死了，此时王夫人把她叫来，赏了她“几件簪环，又吩咐请几个僧人念经超度”；于是，这个母亲便诚心诚意地拜倒在地，磕头谢恩。这种磕头谢恩，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是这个母亲见利忘情呢？还是她已经被剥夺了仇恨的能力？——从这个母亲的身上，我们不是感到人们还没有从封建统治的长期麻醉下觉醒过来？受害者不但不觉得受害，反而歌功颂德，感激涕零。

也许，我们现在是逗留在封建社会小市民的社会层里。又一幅平常的生活图画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一心想爬到荣国府里去“弄个事儿管管”的贾芸，正从他舅舅卜世仁的药铺里匆匆地走了出来。他来求舅舅帮衬、借贷，受到了一场冷言冷语的拒绝。但是，那个刻薄的卜世仁，又仿佛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便在贾芸的后面喊道：“怎么急得这样？你吃了饭去罢！”可是，他的话声还没有落下：

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道：“再买半斤面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来还的。”

夫妇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里，曹雪芹好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的舅母；其实他更写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在那一社会里，半斤面或四两冰片，就可以使人花费那么多的心机去毫不害羞地说谎。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不能赊欠，但一个人的灵魂却只需几两银子就能收买。大家都在暗中互相防范着、互相警惕着，在表面的亲热上又暗藏着一种内在的冷淡。虚伪、做作、欺骗……人们需要它就像需要衣服似的来遮掩住灵魂的裸体。

这类描写，在《红楼梦》中真是太多了；然而，这不正是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许多已经使人感到平常的生活现象吗？

现在，我们跟着作者的笔触，不知不觉又回到繁华富贵的荣国府，转过一道小角门，看到这里是凤姐的住处。一阵轻柔的笑语飘过院落，平儿和凤姐正在那里叙家常：

凤姐儿笑道：“……如今嘱咐你，她（指探春，其时正在理家——引者）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倘或她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她一强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

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的原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也许我们又一次沉浸在这个贵族家庭的脉脉温情里，不禁感到凤姐和平儿这主奴之间原来相处得这么好，这么温存体贴；谁说阶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主奴两个不是把这道界线打破了吗？……但哪里知道，平儿在上面的谈话中，已经犯了过失了——

凤姐儿笑道：“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便‘你’呀‘我’的起来了！”

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不成？”

这继续着的一段谈话，仍然是轻柔的笑语，仍然是和乐的气氛；但是，我们的感情变了。原来，那条把人与人之间像深沟一般隔开来的阶级界线，不是在微笑底下消失，而是显得更加不可逾越地存在那里。

表面看来，曹雪芹在这里好像写的是“笑”和“亲热”，实际上却是写的“泪”和“冰冷”。

曹雪芹就是常常这样地在事物外表的直接描写后面，同时又写出生活潜在的一面。他常常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这里，但生活的意蕴却在别处。而这一切，又往往出之以自然平淡的笔墨，使人感到更耐咀嚼，更富回味。

现在，丰儿把她们两人的饭端上来了。凤姐说“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于是这主奴两个便坐在一处吃饭了，阶级的界线好像又在这里消失了。然而，饭却是这样吃的，不仅是菜有主奴之分，而且是：

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饭，伏侍漱口毕，……方往探春处来。

这一顿家常便饭，曹雪芹不但写得非常真实[10]，而且更写出它的不平常的意义。它不禁使人想起，一个奴婢生活在主子的旁边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生活在凤姐旁边的平儿，这个柔和、善良的少女，要花费多少心思才能取得凤姐的容纳和欢心。而另外，她还要去应付那个癞皮狗似的贾琏。毋怪前人曾由此想到封建社会的“立朝”，大赞平儿“有古名臣事君之风”[11]。又有人慨叹：“呜呼，可以处忌主矣！”[12]这类“闺闱琐事”，所以会引人发生此类联想，正说明《红楼梦》艺术概括的深广。

然而，平儿是否已经安于这种如伴“忌主”的险恶处境呢？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一次尤氏也来到这里，她是来找凤姐的，恰巧凤姐不在——

只有平儿在房里与凤姐叠衣服。尤氏便点着头儿说道：“好丫头，你这样好心人儿，难为你在这里熬！”平儿把眼圈一红，拿别的话岔过去。

为什么要“拿别的话岔过去”？难道是平儿不愿意说说她的苦处吗？其实，“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说，反而比说更加显出她心里的悲酸。这也正是曹雪芹笔意的深长含蓄之处。

这个作家，就是常常这样在《红楼梦》中教导人们去细细体会生活，去掂掂人们感情的重量。……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万紫千红的大观园。只见“佳木葱茏，奇花烂漫”。突然，在那里爆发了一场哄笑！原来，那个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的刘姥姥，今天忽然变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那里逗人乐趣。她一脸傻气，戴满一头红花，把那些太太、奶奶、小姐们的烦闷都驱散了。尤其是贾母，今天更是过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

“晓翠堂”上，摆满宴席。我们又看到刘姥姥拿着一双沉重的、不听使”的“象牙镶金筷子”，去夹那碗中滑溜的鸽子蛋——

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吧，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的人拣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她取笑。

原来，刘姥姥落进凤姐所安排的圈套，贾府的人就是存心这样拿她戏弄一番，“看着她取笑”的。而刘姥姥在这之前也被人悄悄地拉出去嘱咐过，今天要用她来使贾母开开心。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立刻答应道：“姑娘放心。”于是，一场百趣横生的喜剧，便由她非常出色地扮演成功了。每一个读者的心里，也都留下了永不遗忘的印象。——可是，这个刘姥姥为什么这样的凑趣？是不是因为她能够走进这个像“天宫”一般的荣国府，看见了那些像“神仙托生的”人而感到幸福和变得年轻了呢？

其实，她来到这个“天宫”的深处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今天她本是带了一些“枣子、倭瓜并些野菜”来报答上次这个家庭对她的赒济；不想竟被留下来，而且见到了封建家族最高的“太君”！于是她便真的像在一群“神仙”的面前，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还有甚么尊严，只是奉命在做一种特殊的跪拜——逗笑。是的，只要有可能，她无不尽力让人们笑，让贾母笑，——同时也让我们笑。可是，当她让人们笑得疲倦的时候，她自己也“只觉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了。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原想坐下来“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醉倒在贾宝玉的卧房里。当袭人慌忙把她推醒，我们看到她是多么惊惶，就像玷污了神龛似的忏悔起来：

“姑娘，我该死了，我失错了，并没弄脏床，”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

接着，她又“吓的不敢作声”。不过她所扮演的一场喜剧，也终于结束了。

对于这一幕喜剧，我们笑过以后，如果细细一想，又似乎感到并不可笑。不但不可笑，甚至还产生一种悲悯。的确，在这里，你既可以从“笑”的断面来看，也可以从“悲”的断面来看。那么究竟是应该“笑”呢？还是应该“悲”？这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像我们弄不清：是这个贵族家庭愚弄了刘姥姥呢？还是“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愚弄了这个贵族家庭？然而，伟大的艺术天才正藏在这里。

曹雪芹常常在《红楼梦》里把“繁华”和“衰落”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常常把“笑”和“悲”结合在一起。正所谓“悲喜千般同幻泡”，在这个作家的笔下，“喜”和“悲”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渗透。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善于把悲剧”和“喜剧”交织在同一幅生活画面里的大天才。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一段文字不愧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珍品。读着这段文字，人们忍不住要发笑，那就不妨笑吧，难道你能抗拒曹雪芹天才的力量，他分明是把这一切写得令人发笑的。——然而，我们要笑出眼泪。正如唐·吉诃德的“可笑”一样，在这位骑士的身上，不是也使我们肃然想起有一种虽然朴拙，但却可贵的精神么？屠格涅夫曾把这种精神称之为“真理的信仰”[13]。

刘姥姥和唐·吉诃德自然不一样，但根据第五回以及“脂批”所提供的一些线索，后来贾府破败，刘姥姥曾经患难相助，成为巧姐凤姐的女儿）的“恩人”[14]。可见，这是一个很善良的村妪。

一般都把“刘姥姥进大观园”作为对见闻寡陋者的嘲讽，还有的论者把刘姥姥当作“女清客”来责备；似乎都可不必。对那种含着辛酸去制造笑料的人间喜剧，我们何不寄予深心的同情和感慨？

六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作家

以上，我们在《红楼梦》的世界里所看到的，还不过仅是其中的一角。不过，从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角落里，已经看到隐布着这许多阴暗，也就足以说明那个社会里黑暗的普遍和深透了。

是的，我们还可以在《红楼梦》的世界里看到许多更为丑恶的生活现象。前面已经提到，花花公子薛蟠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贪酷的贾雨村为了巴结豪门，便利用权势把石呆子弄得倾家荡产；满面笑容的凤姐，像游戏一样地害死了尤二姐的性命；而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又在那里毫不掩饰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我们还看到：林黛玉正在那里哭泣；晴雯挣扎在死亡的床席上；锋利的宝剑割断了尤三姐的呼吸；而封建婚姻制度又像狼似的咬着、嚼着迎春……

我们不能在这里把曹雪芹所揭露出来的各种生活现象一一历数出来。总之，这个作家从各方面向我们指出：在那一社会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总是发现生活的糜烂和腐朽，总是遇到人们的悲伤和眼泪，即使在那笙歌满院、繁花似锦的红粉朱楼里，也依然流贯着悲沉的时代气压。

曹雪芹还特别指出：在那一社会装璜、修饰得最漂亮的地方，原来是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所在。在那个金光灿灿、充满了诗书翰墨之香的荣国府里，封建社会的文明，只不过是给许多犯罪行为披上了一件精致的优雅的外衣；而丰盛的物质财富——这个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却变成了培养兽性与贪欲的温床！

柳湘莲曾经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头石狮子干净罢了。”这话也许有些过分。不过，它又确实使人感到，所有被安置在这个大家庭里的器具、物件，好像都沾带着一层不洁的颜色。那大厅柱下的石阶，贾珍曾经“倒背着两手”，站在这里审查那张数目令人吃惊的租单；那挂在灵堂上的孝幔，贾蓉、贾琏曾经依靠它的遮掩，在“稽颡泣血”之余，向尤氏姊妹挤弄着淫荡的眼睛。那井口的旁边，那画梁的下面，都曾经毁灭过年轻的生命……也许，为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一条挂在贾母正室里的帘子吧？这一条帘子，曾经像一块钢板似的隔断了人间父女的天然情感。

那是在元春归省的时候，贾政在帘外与坐在帘内的亲生女儿，像表演似的行着君臣之礼。两人都含着眼泪，一问一答。贾政像背诵台词似的说了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沐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

所谓“君臣大义”，在这里表现得是多么虚伪可笑，然而看起来又是多么庄严神圣！

元春归省，贾府所举行的那一次大庆祝，可算是《红楼梦》中一段最繁华、最热闹的文字了。然而，那种繁华热闹与真正的欢乐有甚么共通之处呢？在这里，欢乐只不过是悲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曹雪芹愈是把那种欢乐浓加渲染，人们也就愈是感到悲哀的沉重。作家在这里又把“喜”和“悲”天才地结合到一起。

同时，在这里，作家还把他的现实主义笔锋，接触到了当时人们所不敢接触的问题——封建帝王！

元春说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曹雪芹通过书中人物这样的对话所发挥出来的形象意义，是非常深长和耐人寻味的。“不得见人的去处”，这七个字不是骂尽了“至尊”所在的地方毫无人气么？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以罕见的尖锐和大胆，向封建最高统治者提出了挑战！在这里，曹雪芹令人赞叹地表现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15]！

“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元春所说的这句话好像是一句问语，然而这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语。其实是没有再见的时候了，留下来的一次见面，不是“再见”，而是“死别”。

这个把青春锁禁在满嵌着珠宝囚笼里的少女，可惜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没有更多地加以描写，因此这一人物的性格面貌、精神状态与贾府其他三个姊妹比较起来，似乎显得模糊一些。但是，她为什么死得这样早？比终年流泪的林黛玉死得还早！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但却值得深思的问题。惯于运用含蓄笔法的曹雪芹，在这里写出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被平白无故地损害掉的形象。这个生命，是用黄金的斧头，在“承恩”的名义下，和在人们所看不见的地方，被慢慢地斫削掉的。《红楼梦》一开始声明“并非怨世骂时之书”，其实曹雪芹在具体描写中完全把它推翻了。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见宫闱”，作者对元春所作的这两句题词，读来似乎有些晦涩；但有一点却很清楚：这个被人们看得极为尊荣的贵妃，曹雪芹却把她归入“薄命司”，这本身就是对皇上的讽刺和大不敬。无怪作者在题词里提出了一个“是非”问题。至于为什么把“是非”和“见宫闱”联系在一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寓意是很深邃的。

是的，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正确的是非观点，特别是在“众人皆曰”的情况下失去辨别是非的视力，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称得上有真知灼见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创作上给予曹雪芹以影响的金瓶梅》，它的作者就是因为缺乏强烈的是非感，因此使作品呈现着非常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金瓶梅》的作者，不仅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缺乏那种内心的、深刻的憎恨，甚至在某些地方竟是带着某种玩赏态度；更有不少描写，看来好像是揭露，其实是堕入低级的恶趣。因此，在《金瓶梅》里读不到诗意，读不到引人深思的生活哲理，它不能不失去高尚的艺术魅力。这部作品的价值，主要不是表现在思想的、审美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历史生活的认识意义上。而且这种意义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

《红楼梦》虽然在某些方面受到《金瓶梅》的一些影响，或者如脂砚斋所说：“深得金瓶壸奥”；但曹雪芹在创作上决不是兰陵笑笑生的后裔，他只是吸取了笑笑生的某些成就，而又在自己的道路上开辟前进，并且远远地超过了《金瓶梅》。这种超过，不仅在于艺术，更是在于思想。正如前人所说：“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脱于秽[16]。”因此，我们在《红楼梦》那些丑恶的生活现象的描写背后，总是谛听到作家高尚的、热烈的灵魂在歌唱。

正是因为曹雪芹具有这种始终未见衰退的道德感情，所以我们觉得在《红楼梦》的深处洋溢着诗意的、抒情的气息，它常常把人们带入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并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一种丰富和提高。

又由于这部作品是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即所谓“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而又经过长期锤炼所写出来的，所以它显示着丰富的形象意义和极高的现实主义概括力，以致常常超过了作家自己所能意识到的范围。那些出色地反映在书中的生活图画，难道仅仅是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它不是更广阔地概括了许多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现象吗？

是的，许多私有制社会里的畸形现象、心理状态、思想意识等等，“不管它表现得怎样纷繁和怎样歧异”[17]，我们总是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某些共同的形态”[18]；触摸到它的隐秘脉搏的跳动。

曹雪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作家！他在北京西郊的荒村茅屋里，默默地为祖国的文化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

七 对女性怀着无限的同情和赞美

曹雪芹对他所生活的社会，艺术地完成了批判的任务。他那曲而能达、微中见大的现实主义笔力，一直伸入到那一社会特别是统治上层最隐秘的褶襞里。这个作家，带着沉重的感伤，用一种深情的然而是谴责的调子，令人信服地指出：在那个梦寐一般的世界里，一切都在沉沦、衰落、破灭。

曹雪芹为那个没落阶级、没落时代，奏起了一阕音调悲沉的挽歌。

但是，《红楼梦》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正像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批判的人。曹雪芹的天才，不仅在于暴露，同时还在于肯定——对生活中美好的、光明的一面，那种充满感情、不遗余力的肯定。所以，《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

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轻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

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的爱情的颂歌；美的人、美的灵魂的颂歌。

由于曹雪芹所着重表现的一个主要题材，是反封建的人和反封建的爱情的美，并且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揭露来歌颂了这种美；所以我们在读《红楼梦》时，不是只见晦暗，而是经常感到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爱情的明丽色彩。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19]暴露与歌颂本是辩证的统一。在生活中，美和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两者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不矛盾，而且常常相反相成地构成一个艺术作品。而从美感的、教育的意义来说，作家在洞察丑恶现象的同时，更应该对美好的事物具有特别的感情，并且能够在生活中而不是在幻想中追求它、找到它。曹雪芹正是这样，他从丑恶现实的旁边，从那一时代统治思想精神道德所规划的疆线以外，从不为人所注意的“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的身上，发现了另有一个道德世界的存在。他对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少女那像水一般纯洁的心灵，深深地感到美。而对于那种走在封建礼教所许可的范围以外、并把灵智和感情诗一般地结合在一起的女性，尤其不可克制地感到美。而这一切，惯于含蓄的曹雪芹，只淡淡地称之谓小才微善”。

是的，曹雪芹的创作热情，是被女性的深受封建损害的“才”和“善”所激发起来的。或者说，对妇女命运深切的关心和同情，是构成曹雪芹天才的基石之一。无怪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薄命女”的形象——甄英莲（真应怜），从而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妇女命运，揭开了序幕。

“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曹雪芹更在开卷第一回发出这样的浩叹。这是一声惊世骇俗的浩叹！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里，其意义等于把“君子”与“小人”倒置，因为那个社会一向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在《红楼梦》中也确实写了许多“难养”的女子，她们总是要越出封建主义的法规。只是曹雪芹是以赞美和同情的态度来描写这种“难养”，因此他成为一个最热情、最有力的为妇女呼吁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作家。他把在那一社会里最受人贱视的小人物——丫鬟婢女，提高到诗意的、崇高的境界，并且展示了她们的平凡而可爱的内心。的确，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看到一个作家，曾经像曹雪芹这样地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并且这样细致而深刻地写出她们的美丽、诗情、希望和痛苦。

然而，曹雪芹对女性并非一概赞美，他懂得一个人的美，不仅在于外貌，更是在于内心；必须把美与真与善融和在一起，必须建立在与封建主义对立的基础上；因此他对凡是不合这种美的标准的女性，又寄予一种深情的痛惜和客观的揭露。

于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出现了一连串多彩多姿的妇女形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个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是表现了多么杰出、多么巨大的艺术才能！是的，曹雪芹是一个塑造典型性格的大师。他深通“灵魂的辩证法”，他有着很多启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如果说，善于创造典型，这是每一个伟大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曹雪芹除了拥有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条件之外，还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他特别善于塑造妇女形象，而且成群地把她们塑造出来，并且极为清晰地分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她们的年龄大体相同、生活环境相同、甚至是出自同一娘胎，曹雪芹也莫不线条分明地刻画出她们各自的个性。

在塑造妇女形象这一艺术成就上，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人可与曹雪芹相比，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首屈一指。

显得可贵的是，曹雪芹不但对于像林黛玉那样的用祖国的优秀诗歌和文化教养所充实起来的女性，深深地感到赞美；那些出身卑微不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女性，在他的笔下也同样显得非常优美动人。那个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感到焦急苦痛的紫鹃，那个不惜用利剑来证实爱情坚贞的尤三姐，还有那个有着炭火一般的热情而被生生扑灭了的晴雯，都曾经把读者感动得滴下眼泪。尤其是晴雯，这个“身为下贱”的婢女，似乎比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还要美丽、还要动人。

《红楼梦》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美主要在于性格——用纯洁和善良照亮的性格，与僵硬的封建道德不相协调的性格。

曹雪芹就是这样通过许多少女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各种不同过程，无比深沉地向那一社会发出了责问的、抗议的呼声。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个作家的胸怀里，荡漾着多少沉痛和伤感！

八 一个带有历史社会意义的问题

与妇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必然要接触到爱情的问题。爱情，这看来好像只是一个个人生活上的问题，然而在曹雪芹的时代里，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自从人类历史出现了阶级社会以后，爱情婚姻问题就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成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制度有关的社会问题。毋怪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当他们向生活作深入的透视时，总是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发现爱情问题的存在，同时也发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

这里正像恩格斯所说：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20]

由此可见，爱情——真正的富有思想内容的爱情（而不是低级庸俗的色情），本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财富，生活诗意的一个源泉。因此它一直在艺术上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不嫌重复的所谓“永恒的主题”[21]。它不知被用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写成了多少个动人的赞歌。在我国文学上，也是从有史以来，就“环绕着”它歌唱了几千年。

但是，爱情这个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使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要数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

在《红楼梦》中，两个爱情的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而出现的。正是因为这个叛逆，才把他们引向爱情；同时，又正是因为这个爱情才加强了他们的叛逆。因此，他们既是情人，又是战友。他们所谈的是情，而所行的是逆；不单单在自由恋爱这一点上与那一社会相逆，而是在很多思想问题上、生活道路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逆。他们一个高声急嚷，对现存秩序、精神道德、特别是“仕途经济”加以强烈的憎恨和否定；另一个虽然没有那些激烈的言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背离了那一社会的礼教和妇道，并对那个封建家庭的逆子奉上了一个少女最珍贵的献礼——爱情。

由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这样一种以反对封建主义（而不仅仅是封建婚姻制度）为其思想基础的爱情，所以它就具有了新鲜的、独特的奇光异彩。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所有写到爱情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表现过的爱情。这一爱情，不仅在它的本身充满了诗意，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思想社会意义。

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著名的表现爱情的作品，如西厢记》、《拜月亭》、《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白蛇传》等等。但这些作品所写的爱情与《红楼梦》比较起来，不仅在艺术上逊色，而且在思想上也显得缺少深厚的社会内容。因为这些爱情，基本上都不是与整个封建制度、思想道德发生根本冲突的爱情。它甚至在某种场合下可以为统治者所容纳、所认可。因为这些爱情多数都是建筑在“夫贵妻荣”这样的封建思想和生活追求上。所谓“她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温良恭俭”[22]、“六宫宣有你朝拜，五花诰封你非分外”[23]等等，都是以封建道德为爱情的结合标准，以封建主义的荣誉为爱情的理想幸福。对封建礼教冲激力量较大的《梁祝》，他们的爱情也还是在“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的封建正规教育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许多地方还没有脱去封建主义的思想色彩。至于，那个以开药铺为生、把爱情寄托在小夫小妻生活方式中的《白蛇传》，虽然这一爱情带有强烈的斗争色彩，但到底幻想多于现实，就其所显示的思想社会内容来说，也还只能达到有限的阔度。它和《梁祝》一样，除了爱情本身以外，并不触动封建主义的其他道德原则。法海和尚曾经作为正统秩序的化身，干涉了这一对情人美满的爱情生活，可是《白蛇传》又把南极仙翁这样的正牌神仙，当作爱情的救命符。这样一来，就容易使人觉得，这一爱情悲剧的原因仿佛只是归于法海个人了。而最后，又以象征着功名富贵的状元及第来消解爱情的遗恨，更是冲淡了这一爱情的思想意义。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爱情故事以外，我们还在其他许多中国古典作家的笔下读到各种描写爱情的作品，这里有夜半私奔的红拂、有离魂随夫的张倩女、有生死相恋的璩秀秀、有大闹樊楼的周胜仙、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以及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等等。这些爱情也像《西厢记》、《白蛇传》等作品一样，它们虽然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反对了封建社会的礼教或其他生活原则；但它们仍然不像《红楼梦》那样，在爱情问题上与封建制度精神道德发生多方面的、根本性的冲突。在那些爱情故事中，有的主人公本来就是那一社会里的正人君子，或者是“仕途经济”的追求者，有的仅是由于某一偶然的、个人的原因才使爱情发生变故，有的则又好像仅仅因为缺少钱（如卖油郎和王十朋[24]）……

总之，这些爱情故事有一个总的缺点，即把生活冲突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所以，这些作品都不能达到《红楼梦》的爱情所显示的思想高度。同时，更由于这些作品，有的并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出来的，或者由于作者对生活的透视不深和艺术概括力不高，因此，通过典型概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内容及其思想意义，就更不能和《红楼梦》相比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薛宝钗，不仅具有《西厢记》等作品中所歌颂的那四件“德、言、工、貌”，而且还有过人的“才”，这该是一个真正的“佳人”吧？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是一个没有感动力量的“佳人”。贾宝玉正是为了她——这个五花诰封”的追求者，才宁愿去过冰冷的寺院生活，而永远怀念着那个“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对他的反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采取同情和支持态度的林黛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贾宝玉爱上了薛宝钗，即使是通过恋爱的方式，也未尝不会得到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的首肯，并且十分可能达到美满的结局。看来，这本是一个才子佳人式的团圆故事，然而曹雪芹却写成一部绝代悲剧的《红楼梦》！

正是在这里，《红楼梦》显示出它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把爱情这个经常被人表现的题材，推进到一个新的、前人从未达到的思想高度。

通过薛宝钗与林黛玉这两种都有人欣赏的美，曹雪芹仿佛故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读者，让人们去引起争论。对于这个问题，作家虽然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却让他的主人公回答了。

这两种美应当选择何者，看来好像是一个“各有所爱”的问题，其实却是一个内容丰富、具有社会意义的思想问题。曹雪芹所以出色地刻画出这两种美（有时甚至使人觉得薛宝钗胜过林黛玉），这并不是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极情场之盛”，而是因为不如此便不能扩深、提高《红楼梦》的思想主题和美学境界。

其实，在《红楼梦》中，除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以外，同时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爱情。——为什么在《红楼梦》中充满了这么多的爱情？这固然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反映，同时曹雪芹在这里也是寄予了一种深意的。“堪叹古今情不尽”，曹雪芹虽然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看到了这是一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但他决不是爱情的毫无原则的歌颂者。

在曹雪芹看来：爱情，只有站在反封建主义的立场上，用人类的精神财富把它充实起来；只有使它摆脱世俗的功利，像水晶一般的纯洁和坚贞，这才是美的爱情，值得歌颂的爱情。凡是不合乎这些标准的爱情，那么就如同它在生活中的情形那样，在《红楼梦》中也没有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但真正把我们带入诗意的境界的却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而晴雯对贾宝玉的爱情，又以它的纯洁和真挚深深地感动了广大读者。其他像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等人的爱情，也以它的纯朴、热烈而闪射着动人的光彩。重要的是，这些爱情都具有控诉封建社会的意义；它所以会付出鲜血的代价，并非“自惹”，更非“宿孽”，而是封建势力摧残的结果。

至于秦钟与智能、龄官与贾蔷、彩云与贾环、小红与贾芸，还有茗烟与那个小丫头等等，他们的爱情或因所爱的人不美、或因缺少思想内容、或因品格不高和带有世俗的气味，于是就显得暗淡、粗鄙和没有光彩了，有的更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是的，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动人。《红楼梦》的可贵，就在于它写了很多爱情却能分出各自不同的格调。通过那些描写，曹雪芹从多方面发挥了他的爱情思想：爱情的美和人的灵魂的美是分不开的；只有在那一社会思想道德之外，才能建立起美的爱情。而最美的、最动人的爱情，便是向封建主义叛逆！

九 触动了封建秩序的“谈情”

曹雪芹通过宝黛所提出来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爱情。

这一爱情，虽然和以前古典作家所表现的许多爱情有其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一爱情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郎才女貌，而是思想一致、志趣相投；而志趣则是坚决不走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

由于《红楼梦》着重表现的是这样一种爱情，所以它不仅要在结合的过程中，受到那一社会多方面的、种种有形无形的阻挠和破坏；而且即使能够如愿地达到婚姻归宿，它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是的，仍然还是一个悲剧。因为结婚仅能改变他们的关系，并不能改变他们所生活的封建社会。封建大家庭对于一个小媳妇将比作为一个亲戚客人的林黛玉限制更多，更需“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时代的风，曾经把浓重的忧郁吹进了这个少女的灵魂，结婚也许可以使她得到一时感情上的温抚，但她却不能再待在潇湘馆里过着那诗意的、灵感的、“孤标傲世”的生活了。等待她的，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结婚，不仅不能改变这种命运，也许只有加重。

至于贾宝玉，结婚以后，便要失去童年服装的掩护；封建社会对于一个成年人的要求，必将比任何时候更为紧迫地向他压来，而不容他再整天“在内帏厮混”了。他所最厌恶的“峨冠礼服”，首先就要使他应接不暇。而在那个日暮途穷的荣国府中，愈来愈艰难的日子，不仅使他和林黛玉难以保持住小夫妻生活的平静，而且“重整祖裘，克振家声”的重任也必将不容推卸地搁到他的肩上。那最使他恼火的“科举”、“仕途经济”等等，便要更加刻不容缓地向他紧逼过来了。成家以后的贾宝玉，将怎样去对付这许多新的生活日程呢？……这一切，都是新的问题、新的冲突、新的痛苦。而最后，必将导致悲剧的结局是无疑的，只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根源，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这必须是一块把人类的灵智和感情从卑琐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国土；必须是一块让人的真正价值和才能（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和才能）得到伸展的国土。总之，必须是一块与既存制度、精神道德相违背的国土。——是的，这样的国土，距离贾宝玉、林黛玉所生活的时代太远了。他们不仅不能用脚步走到，而且也不能用头脑想到。

因此，这一爱情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悲剧。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这一悲剧之中，也包含着这一爱情所依附着的那一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总之，爱情这个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曹雪芹最先把它用这样丰富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

只有曹雪芹才第一次说出：爱情，这在封建时代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由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这样一种带有新鲜色泽和蕴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爱情；又由于这一爱情是与家庭、社会等描写有机地溶化在一起；所以《红楼梦》没有使人从那些“儿女情长”的旖旎之态里感到发腻的浓艳；而是从那些小儿女的“或情或痴”中感到荡漾着无限悲怆、无限深远的生活意蕴。两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人曾经在《红楼梦》中得到某种启示，多少人曾经从《红楼梦》中思考着人生，研究着人生。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是的，这部小说写的是情，歌唱的是情，然而又不仅仅是情。

虽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声明：“大旨不过谈情”，但是还在旧时代里就已经有人不是把《红楼梦》仅仅当作一部言情的小说来看待了。他们有的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25]；有的说：“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26]；更有的说：“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27]这些说法，虽然不足深论，但也说明了《红楼梦》所显示的艺术概括力，已经把一些人的视线从爱情、家庭这个范围内，推向更为阔大的现实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虽然不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文学价值，但却朦胧地感到在那里面含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至于那一社会的统治者和卫道者，更是敏感到《红楼梦》的艺术批判力量，所以觉得“可恨”；不但加以恶毒的咒骂，还一再下令禁毁，而罪名总是所谓——“淫”。

其实，这正说明《红楼梦》的“谈情”，并不像第一回所声称的“毫不干涉时世”，而是深中时忌，大忤世道，触动了当时的封建秩序。它起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28]的艺术作用。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这些社会思潮，常常从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开始；因此爱情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个人小事，但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反封建的问题。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正是通过爱情去控诉了封建社会；或者说，他通过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来歌颂了这一爱情。

在曹雪芹的笔下，爱情的描写与社会的描写始终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当作家愈是写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也就愈是相对地衬映出这一爱情的纯洁和充满诗意的气息。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爱情却又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由于两个爱情的主角都是贵族官僚的儿女，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很深的依赖性。因此，他们的爱情虽然是背叛着自己的阶级，但又不能离开这个阶级。朱门绣户的优裕供养，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经常逗引着他们的“闲愁万种”；于是，这一爱情便在很多地方显得过分的纤细、缠绵和娇柔，同时又常常迷漫着一种空虚、恍惚和梦一般的哀愁。是的，这一爱情虽然叛逆了那一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并未脱去剥削阶级的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感到这一爱情闪射着思想光辉，但另一方面又感到总是有些隔阂和抵触。

是的，爱情也有它的时代标准。如果今天也学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爱情方式，这就是犯了时代的错误。至于那种没有理想、只是以庸俗的物质利益和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爱情”，则比贾宝玉这个贵族公子也不如了，那只能成为新时代里等待清扫的历史陈垢。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红楼梦》并没有完全失去思想教育意义，仍然具有“可以作为教育先进阶级的宝贵材料的批判的成分”[29]。

总之，爱情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生活现象，它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在不断地改变、充实和提高。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如果离开了它的时代就要大大减色，甚至会在很多地方显得不美。这一爱情所以显得动人，是因为在它的内里寄寓着进步的生活理想；同时又因为它是生长在一个不容许任何民主（即使是爱情也不例外）的专制社会里；那一社会愈是压迫，它就愈是生长，愈是变得不可屈服。

在这里，爱情与真理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它体现着那一时代的呼声和合理的生活要求。

是的，只有与时代的前进步伐相一致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曹雪芹通过宝、黛以及其他许多爱情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指出一个真理：封建社会是人类高尚关系、高尚情操的敌人，是青春、智慧与幸福的敌人。

因此，《红楼梦》的“谈情”，不仅谈得非常动人，而且把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扩展到一个深度。它闪射着朴素的民主思想光辉！

十 “云空未必空”

面对着大地上的“春恨秋悲”和“红袖啼痕”，多感的曹雪芹不能不思考：人生为什么这样痛苦？“红颜”为什么这样“薄命”？生活又为什么这样迷茫和飘忽无定？他企图寻求解答。可是，这是他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出身贵族阶级而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里的曹雪芹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在那一时代的历史云雾里，曹雪芹看不见前途的亮光。他对那一社会失去了希望，但同时对整个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在当时佛道思想盛行的情况下，更加上没落阶级的消极影响，于是他不能自拔地陷入思想上的迷途。他对生活现象作出了错误的哲学概括：“色空”。

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引，这是曹雪芹的大不幸。

从文学史上可以多次看到：艺术家的思维哪怕有一些小缺点，就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美学价值上来，破坏艺术的完整。曹雪芹思想上所存在的消极因素，也使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有一层不能抹去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色彩。这不但给种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以插足的空隙，而且还给一些思想感情不健康的人得到某些满足或陶醉。

不仅如此。又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他一方面把人生观察得非常深细、非常翔实，并对宗教采取了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笔下的许多和尚、尼姑、道士都是一些丑恶的形象；书中更通过贾敬的炼丹毙命，讽刺了宗教及其笃信者的愚蠢和荒谬。可是在另一方面，曹雪芹又去谛听那遥远天国里的梦一般的声音——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虚幻”的神灵世界。于是，青埂石、空空道人等便以不调和的形象活动到作品的真实中来，严重地破坏了这部作品艺术上的完整；而且散布了一层神秘主义的烟雾。

更由于在作家的身上，还有着并未脱尽的阶级同情与阶级偏见，尤其给作品带来了许多内在的、渗透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在红楼梦》中，总是感到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还缺少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坚决的革命态度。《红楼梦》虽然常常把人们带入深沉的思考，但它犹少激起人们强烈行动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曹雪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他到底是一个旧时代的作家。

曹雪芹像所有旧时代的伟大作家一样，只有当他对客观世界作形象地反映时，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当他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的宣传者。

幸亏，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曹雪芹虽然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但他也是“云空未必空”[30]的。如果他真是“空”了的话，就不会深怕闺阁中人“一并使其泯灭”，从而费那么大的苦心和时间去写作这部“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了。而《红楼梦》终于以天才的现实主义杰作呈现在我们面前，乃是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除了消极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这就是曹雪芹对生活中的丑恶以及被这种丑恶所压伤、所摧残的美，怀抱着无限深沉博大的爱憎感情。

能爱、能憎才能文。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终于看出了自己出身阶级的罪恶、腐朽和必然没落的命运；并且无情地把它揭露在大家的面前。须知，认识并揭穿自己阶级丑恶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理智。曹雪芹也像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比他笔下的主人公站得更高、更能冲破阶级限制的叛逆者。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始终是一位贵族公子，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却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贫民；因此，他不但对主人公身上的许多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描写，而且比主人公对封建主义具有更强的叛逆性。正是这种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叛逆性，唤起了作家的艺术良心和创作热情，并自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而使整个《红楼梦》具有了比它的主人公更先进更深刻的民主思想光辉。

由此可见，在曹雪芹的思想上，不仅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的。至于曹雪芹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今天看来虽然显得落后，但在当时却是比较平常的现象。而他的叛逆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在当时却显得很不平常；所以，就作家思想的实际总和来说，还是站到了时代水平以上。

是的，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站在时代水平以上，他就不可能辨认时代生活中的事物，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时代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在这方面，中外文学的历史都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而《红楼梦》又一次用生动的艺术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曹雪芹具有时代水平以上的思想高度，所以他不仅打破了“千部共出一腔”的陈套，而且力排思想艺术上的凝固和僵化，把笔触伸向许多前人未曾表现过的新的生活领域，最后终于写出了一部世界第一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在《红楼梦》中，也如在作家思想中的情形那样，积极的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而且又由于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常常大于作家的思想；因此人们读过《红楼梦》后，首先在心里燃烧起来的是“情”，而不是“空”。这部作品并没有使读者万念俱灰、远离尘世，而是更加令人百感丛生地想起生活、想起人、想起各种富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红楼梦》没有把人们和生活拉远，而是更加靠近了。读过这部作品后，人们有时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既痛苦而又愉快的忧郁”[31]，又有时会感到有一种好像失去一件甚么东西的怅惘，这也是为了生活、为了凭吊生活中被毁灭掉的美。

十一 反封建主义，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中的缺陷，正像它的伟大价值一样，只有在我们时代光辉的照亮下，才能加以真正的认识。

我们不应夸大这些缺陷，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缺陷。这部作品虽然对封建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但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问题上都很深入；而且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到作品里。

有些论者称《红楼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甚至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其实当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科——农民群众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这部作品里得到比较具体、比较深入的反映。应当说，在这方面，《红楼梦》较《水浒传》显得逊色。从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屡次看到农民起义受《水浒传》影响的记载；可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一次农民起义受到《红楼梦》这部“阶级斗争史”的影响。

毋庸讳言，《红楼梦》并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它的形象力量；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还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给作品带来某些缺陷或不足。

但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或无所不包（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作品），而是因为作者对他所表现的题材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发掘；他打破了许多在当时说来是很难打破的时代限制，出色地发挥了一个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反封建主义。

正像世界上许多文学巨著一样，由于它所反映的生活面和社会问题比较宽广，其主题思想常常不是那么单纯、那么短浅，而是显得非常丰富深厚；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显示着多种多样的思想意义。《红楼梦》正是这样的，它虽以爱情悲剧作为贯串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但它所反映的生活面并非限于一隅，还交织着其他许多描写，特别是封建家庭的描写，因而也就呈现着复杂而又多样的思想意义。不过，正像一幅景象万千的画卷总有一个统一的光线来源一样，《红楼梦》也有一个照耀全书的主题思想，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反封建主义。

书中所有的描写，无论是爱情悲剧、家族衰亡、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描写，都服务于这个总的主题思想，并使这个主题思想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在中国文学史上达到空前的成就，以至和近代民主思想取得某种联系和呼应。“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浪潮，其中不是依然包含反对封建婚姻、冲破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等等内容么？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红楼梦》的深刻之处，它也像有些伟大的古典作品一样，在它的里面“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32]。

《红楼梦》所以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除作家空前深刻地发挥了思想上的、创作上的各种积极因素以外，还因为存在着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

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毕竟是一个比屈原、杜甫，也比王实甫、汤显祖等古典作家向前发展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经过了缓慢的历史长途，行将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历史末期的一些社会现象，还在曹雪芹生前的明代封建王朝里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而在曹雪芹的时代，虽然受到战乱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并造成所谓“康乾盛世”的景象；但这一“盛世”已经接近尾声。随着封建王朝的“昌明隆盛”，建筑在残酷剥削上的“花柳繁华”也跟着扩大，于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本质日益向表面溃烂，社会矛盾也跟着日益加深。这首先表现在：当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恣意挥霍，如乾隆皇帝的南巡东幸、大兴土木等等；而社会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到《红楼梦》写作时期，竟出现了拥有数十万亩、甚至上百万亩的特大地主。还有，当时蓄奴的风气也很盛，早就有买奴“至一二千人者”[33]。至于清代无官不贪的风气，这时也更变本加厉，曾经产生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贪污著名的宰相和珅。他所搜括的钱财竟达八万万两，比全国二十年税收的半数还多[34]！当时政治的黑暗，不仅人民“皆蹙额兴叹”（尹壮图奏语），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物也感到看不下去了。……这种种自然会促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抗租、罢市、殴官等群众斗争不断发生[35]，整个社会又向“阶级决战”的时期接近。曹雪芹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一次广达数省、震动了清代朝廷的农民起义（白莲教与天理教）；此后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最后终于又爆发了一次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革命运动除了具有总结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意义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而且愈演愈剧的社会问题，即它第一次在中国革命史上提出了并且实施了保护妇女、尊重女权以及妇女参政等崭新的革命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的觉醒；同时也说明妇女问题，在清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需要解决。

具有解放妇女等新鲜思想的《红楼梦》，与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先后同在一个历史阶段出现，是有着某些共同的社会联系的。而曹雪芹又以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敏感，比当时的革命家或思想家更先地在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语）。

十二 悲剧的时代，悲剧的天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36]《红楼梦》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样的情形，连幽禁在深闺的探春都说：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而贾宝玉更以他的“出家”，与封建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

至于那些在《红楼梦》中呼喊得最强烈的声音，如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反对科举制度以及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对女性给予特别的尊重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封建内容，都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生活要求，而是反映了那一历史阶段广阔的社会要求。当时的人们，不管是市民、农民，甚至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只要他们受到封建压迫，或者疾视生活中的黑暗，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某种思想感情上的呼应。

《红楼梦》像一切伟大的作品一样，反映着当时广大人民的呼声，所以它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宁语）。

此外，《红楼梦》还深刻地反映出，整个社会处于崩溃前夕那种低沉的、悒郁的历史情绪、历史心理以及那种几乎无法看到、抓住，只能用感觉来认识的时代气氛，——悲剧的时代气氛。

是的，在曹雪芹的笔下，一切都是悲剧！至于欢笑，那在《红楼梦》的音乐里，只不过是悲剧的变调。

曹雪芹的天才是伟大的悲剧天才。这是时代所提出来的要求；时代也是这样规定了他天才发展的道路。

那一时代的悲剧性就在这里：在那个“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里，腐旧的事物已经为人们所厌弃，但新的生活道路还没有提供出来。曹雪芹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那个没落时代、没落阶级的种种难以收拾的衰败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无路可走，感到生活的空虚和绝望。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因此，他在《红楼梦》中充满了苦痛的声音。这个作家还不能带着一种明朗的革命信心，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含着微笑，向自己的过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别。”[37]

时代，注定了这个作家不能指出什么是可走的生活道路，只能指出什么是不可走的生活道路。——不过，曹雪芹笔下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在寻找道路了。

我们看到贾宝玉这一人物，除了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主义道路以外，并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封建最高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同时他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这在那一时代都是大胆的否定和怀疑。

对旧的否定，自然导致新的探索，因此我们又看到贾宝玉“整日价杂学旁收”，不时沉入哲学式的思考，追求所谓“解悟”。可是，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只能陷入这样的矛盾：一面“毁僧谤道”，一面又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祈求人生的解放，又时而想望着一个“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黑暗的时代，就是这样使贾宝玉如盲人夜行，处处碰壁，他不得不焦急地喊：“无书”！“杜撰”！……

这一切，都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急于挣脱传统束缚而又找不到新的思想形式、新的生活道路的烦躁心情。时代最重要的现象，常常是通过人们的心理世界表现出来的；正是从这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刚刚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创造了叛逆典型贾宝玉的《红楼梦》，是带着一种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

不合理的社会，曾经使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叛逆的典型。如前所说，《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意义都没有达到《红楼梦》所概括的高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创造了很多叛逆典型的《水浒传》又将如何呢？

这部杰作与《红楼梦》显示着不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如果说《红楼梦》所给予我们的艺术感受是深沉含蓄，那么《水浒传》则是激烈飞扬。它曾经把人们燃烧起来、激跳起来。《水浒传》英雄们被封建社会逼得无路可走，挤到了生活中不能转身的死角，于是一声呼啸，愤然而起。他们造反，他们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放起了一把熊熊大火。通过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水浒传》沉重地打击了那一社会。它较《红楼梦》似乎更具煽动的力量。而在如何反抗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一问题上，它较《红楼梦》更是提出了明确的解答——暴动！起义！

在《水浒传》的英雄面前，叛逆的贾宝玉不禁刺目地暴露出他的贵族公子的娇嫩和柔弱。

但是，《水浒传》的英雄们也有局限之处。他们常把一切社会罪恶仅仅归咎于奸臣佞相、贪官污吏，却从来没有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道德加以怀疑过；而且还谨守着某些封建道德，如“忠义”之类。他们一般都希望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以便“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将来好“博个封妻荫子”[38]。如果说，在《水浒传》英雄们高举着的杏黄旗背后所呐喊的，是渴求有一个所谓“河清海晏”的开明封建政治；那么再来看看在同一封建社会的不同年代里所产生的叛逆典型贾宝玉，就会感到有些不同了。

从封建统治阶级核心背叛出来的贾宝玉，原是这个阶级的宠儿。他并没有经受过人世的饥寒和屈辱。知县衙门里的夹板、十字坡上的囚车，对于这个贵族公子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优渥的物质生活，太多的骄贵与尊宠，也使他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把他逼上这条叛逆道路的，是那个既制造肉体上的夹板、也制造精神上的囚车的社会制度。贾宝玉所憎恨、所反对的内容已经有了超过《水浒传》英雄们的地方。《水浒传》英雄们对现实社会还存有某些幻想和希望。是的，他们盼望“招安”。然而，贾宝玉对那一社会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却是彻底的失望，沉痛的决裂。封建统治阶级的招降旗——娇妻美妾、富贵功名等等，并没有留得住这个逆子。

时代向前了，向人们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呼声，已经不是圣君贤相式的专制政治，更不是夫贵妻荣式的封建良缘。贾宝玉所渴求的东西，是既不能从曾经把他引向叛逆的《西厢记》、《牡丹亭》里找到，又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那是属于前进中的历史上的东西。

贾宝玉在封建统治思想领域内所实行的叛逆，已经在某些地方不自觉地闯到了新的历史的门前。

但是，不能不看到：贾宝玉在大胆否定封建社会的精神道德和寻找新的人生道路时，又常常带着空想、虚幻和苟安的色彩。他极易消沉，还缺少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总之，他始终未脱一个贵族公子的本色。

因此，从整体来看，贾宝玉还称不上是“新人”，而是旧人。不过，他却是一个带着某种新思想的旧人。

另外，从这一典型人物的身上，也透露了在争取光明的斗争中，有些知识分子——尤其像贾宝玉这样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的软弱之处。

贾宝玉与梁山泊之间，还存在着一段长远的距离。这段距离，不是时代的距离，而是阶级的距离。

曹雪芹的主人公身上所存在的这些缺点，并没有削弱《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相反，倒是更加显示出《红楼梦》的真实和深刻了。曹雪芹在塑造他的主人公时，并没有“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他始终看到这一人物身上的许多贵族公子的习气和特点，并且予以生动的描绘，这正说明作家的精神境界比他的主人公站得更高。因此，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如果说，作家本人也有弱点的话，那就是他还摆脱不掉没落阶级的伤感和看不到生活中的光明远景；在他的作品中还缺乏“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深刻的悲观主义压伤了这个作家的心！曹雪芹唱不出乐观的昂扬的歌声。历史注定，这个任务只能由他以后的天才来完成。

从“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原，到“时危思报主”的杜甫，到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曹雪芹，在这中间，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家。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用他的笔，从不同角度揭露了那个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封建社会。而这枝笔，到了曹雪芹的手里，已经揭露到那一社会的细微曲折之处，已经鞭辟到那一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

曹雪芹虽然没有斩断没落阶级的伤感，但贫民的生活体验，却促使他清醒地看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是个“末世”，根本没有幸福；即使是“天恩祖德”、“富贵荣华”这些金光闪闪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满藏着痛苦和眼泪，不值得留恋。

曹雪芹还深刻地指出：老大陈腐的封建势力，不仅使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奴婢生活不下去，即使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这样，作家就从根本上挑起了人们对那一社会现存道德、现存秩序的广泛怀疑。因此，《红楼梦》对旧世界的批判就具有了空前的历史意义，而在这部作品中闪烁着带有近代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火花。

如果要问，《红楼梦》有没有反映出“新人”，可以说有；但他不是书中的贵族公子贾宝玉，而是这部书的作者——“举家食粥”的曹雪芹。

曹雪芹，这是封建时代最后的、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天才。

《红楼梦》，这是祖国文学的纯金，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和骄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39]。

一九五八年五月底脱稿

[1] 李放：《八旗画录》（《云在山房丛书》）。

[2]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白。

[3] 敦诚：《赠曹雪芹》（《四松堂集》卷一）。

[4] 《红楼梦》（甲戌本）题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5]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6] 法国大音乐家。

[7] 见《学政全书》（乾隆十九年本）。

[8] 此种看法，在当时相沿甚久。明、清两代都可看到。如田汝成（明）的《西湖游览志余》和石成基（清）的《天基狂言》等书都有此种记载。

[9]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0]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奴婢对待主子“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

[11]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12] 涂瀛：《红楼梦论赞》。

[13] 见《哈孟雷特与堂·吉诃德》（《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题词云：“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又“甲戌本”第六回脂批云：刘姥姥“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事”。又“庚辰本”第四十一回脂批亦提及此事。

[15]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

[16] 诸联：《红楼评梦》。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 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1] 高尔基曾说：“有一些所谓‘永恒的’主题，如死亡，爱情……”又说：“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们原来的意义。”事实证明：爱情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以至将来都仍被文学作品表现；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正在改变它原来的意义”。《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和它以前的作品所表现的爱情其意义也有所不同。本文的后面就是着重论述这个问题。笔者过去引用“永恒的主题”一语时，未加引号，现订正。

[22] 见《西厢记》。

[23] 见《牡丹亭》。

[24] 《荆钗记》中的主人公。

[25] 最早持这一说的是“索隐派”，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开卷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他所说的“政治”，就是“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书中红字多影朱字”云云；其他如阙名《乘光舍笔记》也说：“《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

[26]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27] 梁拱辰：《劝戒四录》。

[28] 《史记·屈原列传》。

[29] 列宁评托尔斯泰语，见《托尔斯泰及其时代》。

[30] 这是书中对妙玉的一句评语。

[31] 契诃夫短篇小说《美人》中语。

[32]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33]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十五。

[34] 旧“红学家”曾说《红楼梦》写的是和珅家事。这种说法自然不足信。但《红楼梦》却概括了以和珅为代表的那一贪赃枉法的黑暗社会，以及权门显贵内部的腐烂。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和珅，主要是因为他标志着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清代王朝的由盛转衰。

[35]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七都有记载。

[36] 见《共产党宣言》。

[37] 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点原有。

[38] 这类思想并非个别，连出身贫贱的阮氏兄弟也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

[39]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红楼梦》艺术论

一 世界性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出现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简直使人感到是一个奇迹。

这部小说在创作成就上，已经达到西欧后期现实主义的成熟水平；可是，它的作者曹雪芹，却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闻全球的艺术大师，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文学高峰。

在曹雪芹从事创作的年代，中国文学虽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但在小说创作上似乎还没有提供足以产生像《红楼梦》这样高度成熟作品的艺术经验。在《红楼梦》以前已出现了《水浒》、《三国》、《西游》这样的杰作，但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风格上，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都和《红楼梦》不同。显然，志在“不借此套”[1]的曹雪芹，必须从事艺术上的开辟和创造，才能把他寄寓了无限感慨的“一番梦幻”，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确是说出了《红楼梦》的独步千古之处。首先，它以细密精工而又深沉阔大的现实主义笔力，对封建社会、特别是贵族统治阶级作了擘肌分理的艺术剖视，并从而展示出这个阶级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会不能不走向衰败的命运。

《红楼梦》，这是一部对封建时代的生活感到绝望和悲愤的书，它的伟大价值首先是表现在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上，这自然是毋需多说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果曹雪芹缺乏极高的艺术表现能力，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对反封建事物的赞美，就不可能这样有力、这样动人地发挥出来。

一个作品，思想性当然是第一重要，但第一并不等于唯一，艺术性也是一个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否则，文艺之所以是文艺就失去存在的特点。真正杰出的作品，总是把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忽略了艺术的提高，不仅“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且还可能因为艺术表现的谫陋而损害到思想内容的表达。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3]

因此，在提高思想性的前提下，同时注意艺术性的提高，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当然职责。曹雪芹正是在这方面显示出作为一个艺术大师的卓越成就。他不但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二 逼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

文学史告诉我们：精湛的艺术，总是来自辛勤的创作劳动，并不是依靠作家的天赋。

为曹雪芹所欣赏的唐代诗人李贺[4]，曾以二十七岁的短促生命，在文学史上留下优异的成绩，这可算是一位天才人物了；可是他母亲责怪他写诗“要呕出心乃已”的故事，每为人所乐道；诗人自己也说：“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5]。可见，李贺也是从艰苦的创作实践中磨练出来的。

较之李贺，曹雪芹在创作上所付出的劳动无疑要艰巨得多。他在《红楼梦》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曾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又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然而，这部用“血”凝成的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全不觉得它是在呕心镂骨的“辛苦”中产生出来的。是的，真正成熟的艺术，应当是得之艰辛，出之舒徐；它不但给读者以思想营养，而且还给读者以艺术享受。

《红楼梦》正是在令人惊叹的程度上，达到了如上所说的艺术境界。这部作品写了那么多的社会生活现象，从封建社会上层的皇亲国戚、王府官衙，到市井商户、小巷寒门、寺庙妓院，一直伸展到村野农家……出现在书中的各色人物，据统计有四百数十人之多[6]。把这么多的人和事安排在一部小说里，不难想象作家曾经费了多少惨淡经营！所谓“字字皆血”，诚非虚语。

然而，那许多大大小小、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画面在《红楼梦》里展开时，却是显得那样地层见叠出，而又从容自如。读着这部作品，完全不需要为它的繁多的头绪而费心思忆，只需愉快地跟着作者的笔触，有如坐在一只随风飘去的船上，看着那些山、水、云、树……互相连结而又变态多姿地交映而过。一切，是显得那样的天造地设，自然浑成。生活，在《红楼梦》中的“再现”，好像并没有经过作家辛苦的提炼和精心的刻画，只不过是按照它原有的样子，任其自然地流泻到纸上；就像一幅天长地阔的自然风光，不加修饰地呈现在窗子面前一样。它是有界限的，然而又是那样的没有界限！

这种妙夺天工而又不露人巧地反映生活的本领，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罕见贡献。

正是由于这个特色，使我们在《红楼梦》里几乎看不见虚构和夸张[7]，好像一切都是“追踪蹑迹”地照实摹写下来的。实际上，艺术总是离不开虚构和夸张，没有虚构和夸张就没有艺术。刘勰曾说：“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8]问题是“夸饰”不能任意为之，必须合乎生活的逻辑。“饰穷其要”的夸张，不仅不排斥作品的真实性，而是更加有助于突出事物的本质。

由于《红楼梦》是以所谓“亲睹亲闻”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的基础，而又经过艺术上的反复锤炼，所以它能把夸张、虚构这些为创作所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天衣无缝的境地，以致只见它的自然逼真，而不见人工斧凿之痕。

像《红楼梦》这样自然逼真到去尽夸饰的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譬如《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有其不可忽视的成就；但它常常是采取特异的行动和令人惊奇的情节来加强故事性或传奇性。夸张，成为它的一个主要艺术手法，即使在许多细节描写上也莫不如此。如关羽使的那把重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不仅于史无据，事实上这样重的刀并不适于作战，违背了古代兵器所要求的锋利轻便。汉代兵书《太公六韬》上规定最重的刀也才八斤；至于明人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更说这种刀只不过是供仪仗之用。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通过艺术上的夸张，不仅大大地加重了关羽的刀，同时也生动地渲染出关羽的勇武绝伦的性格。夸张，在这里起到了它应有的艺术效果。然而，夸张的手法，如果运用不当或过度，又容易使读者产生可观而不可信的副作用。《三国演义》就不免有这样的缺点，即如对关羽的描写就有些近于神化。至于《三国志平话》中张飞的一声怒吼，竟使“桥梁皆断”，其描写虽很惊人，但却更加使人感到那不过是“小说家言”了。

而《红楼梦》却绝少令人产生“小说家言”的感觉。相反地，它却使一些“红学家”以为那是一部“实录自传”，甚至是一部真人真事、按年按月的记录。还有人编成“年表”或“世系表”，把曹家和贾府逐一对照坐实，并以此显示考证之“新”。至于去猜谜详梦、比附史事的新索隐，更是不乏其例。……这里，倒是提出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那样地引起人们的“考据癖”呢？

这生动地说明了《红楼梦》的一大特色——真。它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的程度。

虽然，作者在书中一开始就声明那不过是“假语村言”；可是那些“假语村言”竟好像比生活本身还要真实、还要有迹可寻。它不仅经得住细细咀嚼，反复推敲，而且当推敲得愈深愈细的时候，就愈是感到合乎“事体情理”；无论是人物的活动或情节的发展，都有它可以经得起深究的生活根据，都是所谓“不敢稍加穿凿”地写下来的。仿佛一切都已经在生活中安排好了，作家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照实地记录下来。无怪，“红学家”们在这种极为严密的现实主义笔力底下感到眩惑了，以致煞费苦心地去寻访故址、调查事实，有意无意地尽力取消这部小说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价值，而使之成为一部家谱式的私家故实，或是历史上某一真人真事的影射。

其实，《红楼梦》虽然来自他所“亲睹亲闻”的现实生活，也完全有可能采取了某个生活原型；但从生活的素材到艺术的成品，这中间还有一段艰难的过程。这段过程不是速记员所能完成，而是需要艺术家的提炼、加工和创造。

总之，表现的真实自然，像生活本身那样的真实自然，这是《红楼梦》艺术上的大特色、大成就。

但这里所说的自然，绝非照抄生活的自然主义的“自然”，而是大匠运斤，斧凿无痕的自然。这种艺术造诣，是千锤百炼到出神入化的结果。前人曾说：“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9]，这正是在《红楼梦》中常遇到的境界。在中外文学史上似乎还很少几个作家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三 万象纷呈 浑然一体

与自然逼真、天然无饰的艺术特点相联系，《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它的整个布局和艺术结构上。

中国古典小说一般都是单线式的结构，人物、故事大都是沿着一条线索向前发展。另外还有一种结构：先以某人某事为中心展开情节故事，等此人此事告一结束，再接着另写一人一事；这实际上也是一条线地向前发展，只不过像接力赛跑似的分成几段罢了。这种单线式的结构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艺术手法。外国很多文学名著也常用此法。它的优点是：单纯流畅，不蔓不枝；缺点是容易显得单薄，缺乏层次，不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广阔性和多面性。

《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此书原名《石头记》即据此而来），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串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当然，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了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线索。它与前一条线索互相穿插地交织在《红楼梦》里。从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来看，关于荣国府的各种描写，成为产生这一人物及其悲剧的典型环境。因此更确切地说，它是“面”，而不是线”。而从荣国府这一面来看，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又是发生在这个贵族家庭中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但是，这是作者所着重描写的一件，与其他事件自有轻重主次之分。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红楼梦》还交织着其他许多各有起讫、自成一面、但又无不和整体交相联系的人物和事件。如甄士隐的穷衰潦落，尤三姐的爱情悲剧，贾雨村的宦海浮沉，等等。曹雪芹就是把这许多千头万绪的生活场面一齐抓在手里，然后此起彼伏而又主次分明地展开，从而构成一幅气象万千、变态多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生活图卷。

他时而把读者带到潇湘馆里，听到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绵绵情话；又时而把读者带进小市民的社会层里，看到开药铺的卜世仁和外甥贾芸虚与委蛇的势利嘴脸；又如这里正在唱戏摆酒，为凤姐庆祝生辰；而在荒郊外，“遍体纯素”的贾宝玉却在那里“撮土为香”，悲悼金钏儿的死亡。又如玫瑰露失窃的事件未过，又发现了茯苓霜私赃；晴雯刚刚抱屈死去，迎春又碰到了“中山狼”，而在那边的梨香院里，薛家新过门的媳妇正闹得家翻宅乱。……

在《红楼梦》中，数百个人物的频繁活动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矛盾纠葛，就是这样彼此交织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有如登高纵目，只见万景千象呈于眼底，令人感到远山近水，目不暇给；然而又莫不蹊径相通、主峰时隐时现地连成浑然一体。

曹雪芹如此多面地、立体式地把各种生活场面同时展现出来的表现艺术，其实不仅是一个艺术结构问题，也是一个有关生活本身的美学问题。本来，现实生活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百面贯通、交相连结的整体。因此，作家在书中并不是沿着一个侧面、一条线路把我们带进他所描写的封建世界；更不是把一张张片断的生活图画拿给我们看；作家使我们看到的，乃是一个纵横交错、万象纷呈的生活整体。在那千头万绪、参差错综的生活事件后面，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和连贯的筋络。正是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而每一个生活面与另一个生活面之间，又无不呈现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和意义。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些展现在《红楼梦》中的生活就像雕塑似的，我们仿佛可以环绕着它进行多种角度的观察，并且获得多种的、然而又是统一的形象意义。譬如元春归省，贾府所举行的那一场大庆祝，从一个方面来看，它确是所谓“鲜花着锦的大喜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骨肉分离，终无意趣”的真悲哀。另外，它还是隐伏在繁华之中的衰落。又如刘姥姥游大观园，从一个方面来看，是贾府的太太、奶奶们把这个老农妇当作消闲破闷的工具戏弄了一番；但是换一面来看，又何尝不是“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把贾府的太太、奶奶们逗趣了一番。……

曹雪芹，这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的多面性、整体性以及它的内在联系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大家。而这，也正是《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的又一大特色、大成就。

曹雪芹把森罗万象的生活一齐拥抱在手里，同时展开，相互显现，而又丝毫不见散乱的本领，是非常惊人的。毋怪戚蓼生曾这样感叹道：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10]

其实，《红楼梦》又岂止两歌二牍？它所具有的那种注彼写此、目送手挥的表现艺术，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少有几个作家可以和他相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虽然广阔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但它毕竟还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中、长篇小说组成，而每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故事也显得比较单纯。至于出现在《红楼梦》以前的几部中国长篇小说名著，也都在艺术结构上存在着缺点。如《水浒》就是一个人物故事和另一个人物故事的连接，而且许多人物往往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着饱满的形象，如在前部写得那么生气淋漓的林冲、武松，后来便显得形象淡薄了。另一部长篇《儒林外史》，在艺术结构上的缺点更为明显，它像是许多短篇小说的集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虽云长篇，实同短制。”[11]至于人物更是前后缺乏照应。显然，《红楼梦》完全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缺点。它首尾相连，百面贯通，不但人物形象愈写愈活、愈写愈深，而且全书浑然一体，几乎没有甚么可以从书中单独抽取出来而不损伤周围筋络的故事。

在曹雪芹的笔下，许多故事或情节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组成部分而互相交错地存在着。同时，那些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又在继续不断地扩展、丰富、深化，并向一个总的方向运行，直到完成一部体大思精的《红楼梦》。

曹雪芹不是砍倒一座森林，去塑造一件精美雕刻的艺术家；而是运用千条万条彩线，去编织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

因此，我们如果把一些情节、章节单独地从书中抽取出来，便要像一支折断的经纬，将会感到它的失去联络、失去协调以至失去它的审美价值。唐代的一位诗人曾说：“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正是这样，《红楼梦》的艺术美并不在于一眉一眼，而是举体浑脱、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毋怪前人曾说：“《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红楼》是整章，则无从学步。”[12]

从同时展现多种生活画面的艺术手法来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可以互相媲美。这两个艺术巨匠好像是不谋而合地出自一个创造熔炉。但是，《战争与和平》在生活场面的转换之间，常常是采取突起突收的笔法，虽然它们之间常常是笔断意不断，但在行文上终不免有些停顿、中断之感。而《红楼梦》却极少使人发生这样的感觉。它在由这一生活面转到另一生活面时，常常通过各种不同的、然而又是很自然的手法把它们贯串成章；使人读起来既是一气而下，而又有百转千回之妙。

曹雪芹把读者带进变态多姿的生活画面时，不是由一个陈列室进入另一个陈列室，而是如过小桥，如循曲径，流连间不觉风光已殊；但一回头，刚才的一山一水犹在望中，始知作家的笔致精工，落墨甚远。

至于这个作家把各种生活面贯串起来的手法，似乎连一双蝴蝶、一只茶杯，在《红楼梦》里也有它意想不到的艺术作用。譬如那一年中秋节，贾府阖家赏月，兴尽而散，描写到此似乎可以告一结束了；但忽然“众媳妇收拾杯盘，却少了一个细茶杯”。于是，读者的注意力不由被作家吸引到拿这个茶杯的翠缕身上，接着又由翠缕引到“倒茶给姑娘吃”而又转眼不见了的史湘云身上；而史湘云此时正和林黛玉躲在“凹晶馆”里联诗。于是，一幅中秋团聚的喧闹场面才过，另一幅寒塘月色的清凄景色又比并而来。转换之间，显得是那样的笔致跳脱而又流走自然。

又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里的姊妹丫鬟们聚在一处“祭饯花神”。由于“独不见林黛玉”，引起薛宝钗找到潇湘馆去。半路上，忽然飞来了一双“玉色蝴蝶”，于是作家在这里便插入“杨妃戏彩蝶”这段常被画家取材的生活画面。因为追踪蝴蝶，薛宝钗来到滴翠亭旁，又引出丫鬟小红和坠儿说私情话的一段描写；小红中了薛宝钗的“金蝉脱壳”计后，正在那里担心被林黛玉偷听了话去，忽然看见凤姐在山坡上招手叫她，于是又引出小红去取工价银子以及回来不见凤姐，碰到晴雯、碧痕等吵嘴的场面。至此，作家已经撇下薛宝钗而把笔锋向别处暗移。转换之间，也是显得浑然无迹。更接着，作家又通过小红寻凤姐而把读者带到稻香村，从而生动地描写了小红在凤姐面前那种不慌不忙、应答如流的伶俐口才，以不多的笔墨便很出色地写出了这一人物的性格。至此，作家的笔才几乎使人感觉不出地稍作一顿，又立刻转到潇湘馆去了，最后终于引出了著名的“葬花”描写。……

《红楼梦》就是这样地以金针暗度之笔、移花接木之文，把许多人物和事件贯串起来，既显得那样自然流畅，而又笔致蹁跹，富于变化。其中有顺叙，有倒叙，有补叙，有插叙，有跨叙；或趁水生波，或翻空出奇，莫不疏密相间，布置得宜。

总之，在这部作品里，许多情节的变换和运转，就像百道溪泉，时分时合地顺着一个方向蜿蜒流泻，只见奔流而不见它的生硬、中断或牵合之处。《红楼梦》确实称得上“漱涤万物，牢笼百态”。难得的是，万物百态都在书中有机地组成一体。

曹雪芹，真不愧是文章经纶手！

四 大中有细平处见奇

在中外许多小说中，追求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往往成为作者吸引读者而又容易收效的一个惯用手法。出现在《红楼梦》以前的中国小说，如《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等还特地用“奇”字来作为标榜。这种矜奇炫异，曾经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之一。[13]它的历史相当长久，唐代的小说，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色而号称“传奇”。可见，“奇”与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格或内容，关系甚为密切。然而，曹雪芹却完全打破了这一传统束缚。在《红楼梦》中，无论是人物和情节并不是以奇取胜，而是描写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在那里面活动着的，大都是一些平常的、并没有甚么特异之处的普通的人。但是，这些看来好像是“琐屑家常”[14]的描写，却把读者深深地吸引住了，反而觉得那种追求惊奇的手法实是无味而平庸。

这其中的秘密何在呢？主要是因为：作家所描写的并不是随便一种甚么日常生活琐事，而是经过艺术提炼、具有内在意蕴的生活细节。它有的本身具有诗意；有的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的具有丰富情节和增姿添韵的艺术效果；更有的与全书的巨大思想主题有着联系而起着因小及大、见微知著的艺术概括作用。

因此，在《红楼梦》中，从那些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里，常使人感到充满了美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内容。而且还常常有一种诗意与哲理的形象结合。

前人曾说：“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15]。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发掘不平常的意义，这正是曹雪芹的又一个创作特色。

然而，要把寻常的生活富有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地表现出来而又不失之平淡繁琐，这必须要求作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想修养。所以前人又说：“寻常之景难工，工者频观不厌”[16]。《红楼梦》的日常生活描写，正是达到了这种“频观不厌”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虽以描写日常生活见长，但他绝不是一个目光如豆、只注意细小生活的作家；或者是“一个把他的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的诗人”[17]。曹雪芹是在以重大的反封建主题为整个作品基础这一前提下，来描写日常生活细节的。他既写出那棵封建大树的枯枝朽干，又通过叶片的萎黄来反映出根部的腐烂。因此，这个作家一方面以铸鼎象物的手段写了不少大的生活场面，如元妃归省、宁府治丧等等；另一方面又以细针密缕之笔写了很多精彩的日常生活细节。如书中对贾府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奇馐异馔、衣冠带履以及美器珍玩等等都作了十分细致的描写。这些描写既具有扩大读者生活知识面的作用，同时更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而这种穷奢极侈又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贫困上面。作者曾在贾府的一次家宴上，写到“黄杨根子整雕的十个大套杯”；刘姥姥误把它当作黄松做的，惹得贾府里的人哄堂大笑。殊不知在这哄笑声中别有悲酸。原来刘姥姥所以把珍贵的黄杨当作普通的黄松，是因为她“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饿了还吃它”。这样，关于一套杯子的描写，就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微小意义上了。至于刘姥姥看到这个贵族家庭单是吃一顿螃蟹就惊叹地说：“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这就更使读者感到，作者对贾府的一饮一饭的描写虽然着笔很细，但却具有“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的艺术作用。

整个《红楼梦》所以显得那样的丰满、深厚，是和卓越的细节描写分不开的。一个作品，大处自是不可失之经营；但也不能因此忽视细节的精雕。一个写得好的细节，常常会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细流之汇，可成沧海。作品内容的深厚，常常是得力于精确的、富有意义的细节描写的总和。

五 寓简洁于繁密从绚丽见朴素

生活细节的描写，只有具有内在的意义或服务于巨大的思想主题时，才有表现的价值；同时，细节的描写和描写的琐细，也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

许多人都感到曹雪芹具有精雕细琢的艺术手腕，但在那种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简洁。

简洁，这粗粗看来，仿佛和篇幅浩繁、详情细节的《红楼梦》是漠不相关的事情。然而，如果对这部作品细加观察，就会发现它确是具有这样的艺术素质。无论写人状物、画景抒情，常常仅以寥寥数笔、有时甚至在极少的几个字里，就能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形象，一幅鲜明的生活场景。

脂砚斋曾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表面看来，《红楼梦》在艺术上确和《金瓶梅》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譬如《金瓶梅》也是通过大量的、细致的日常生活描写，暴露了一个封建恶霸家庭的腐朽及其衰亡过程。但是，《红楼梦》和《金瓶梅》却有很多重要的区别。前者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后者则带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在《金瓶梅》里，由于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缺乏提炼，特别是缺乏思想的诗意的照明，因此它细而失之于琐，繁而伤之于冗。而《红楼梦》却完全没有这些缺点，它繁而不见芜杂，密而时见空灵，真是达到“无一复笔、无一闲笔”[18]的境界。因此，这部作品读来只觉明净流畅，毫无粘滞拖沓之感。前人评这部小说：“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19]。应当说，这是颇有见地的见解。

《红楼梦》的用笔简洁，还表现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上。它从不像很多外国小说那样地把情节、事件的进程停顿下来，去进行那种冗长而又抽象的心理描写，但人物心理感情上的种种复杂、细致而又迅速的活动，却又决不放过，常常是略加点染便表现得非常丰满，非常传神。有时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这种例子在书中多不胜举，譬如那一次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送来一盘“法器”，其中有一只赤金点翠麒麟，贾母看见，便伸手拿起来笑道：

“这件东西，好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她这么往我们家来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

在这一段简短的描写里，宝、黛、钗、探虽然都仅仅说了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却生动地显示出她们各自不同的心理性格。宝钗说的一句话，表现出她正像探春所说的“有心”；但探春能够看出宝钗的有心”，却又表现出她的“敏锐”[20]；宝玉说的一句话，则表现出他的心地浑厚，不拘细事；而林黛玉所说的一句话，却又神态毕露地表现出她的“尖酸”，而这种“尖酸”又是因为在她的心里有着非常强烈而真挚的爱情，因而也就特别显得掩藏不住自己的感情。

《红楼梦》就是常常这样以十分经济而又富有内含的笔墨来写人叙事。正是因为它具有一言当百和笔无虚设的艺术素质，所以在这部篇幅并不算特别浩大的小说里，才能那样丝毫不见局促地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和写了那么多的社会生活画面。

契诃夫曾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长篇巨制的《红楼梦》，同样也在这方面显示了天才。只是曹雪芹不仅善于用简，而且善于驭繁。因此，寓简于繁，成为《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的又一特色，又一成就。

与“简洁”联系在一起，《红楼梦》还具有“朴素”的艺术特点。

朴素，这也许粗粗看来与纷华繁丽的《红楼梦》更是漠不相关。但是，它也和“简洁”一样，是隐藏在《红楼梦》内在深处的一个艺术素质。当我们细心阅读这部作品时，就会感到它无论写人叙事常常是几乎不作任何修饰；不仅用的是普通口头语言，而且很多地方是采取的白描手法。曹雪芹就是用这种平朴的笔墨，写出了大观园的“花柳繁华”，写出了深闺少女的“春恨秋悲”。

人们读过《红楼梦》后，心里都深印着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贵族阶级儿女所特有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恋爱情态。但作家是怎样把它表现出来的呢？且看其中的一段描写：

少时袭人倒了茶来，见身边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带的东西必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无存，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她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她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剪破了。宝玉曾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无故剪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荷包解下来了，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曾把你的东西给人来着？”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宝玉道：“你也不用铰，我知你是懒怠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她怀中而去。黛玉越发气的哭了，拿起荷包又铰。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他罢！”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

在这一段描写里，作家虽然把宝、黛的爱情，写得极为缠绵旖旎，但通篇却找不到一句绮艳的辞句，也找不出任何藻饰。作家只是用普通的、朴实的口头语言来描写这一切；然而却把那种“儿女真情”写得极为深婉。

又如元妃归省，是书中写得极为富丽繁华的一段文字。但作家用的也是同一副朴素笔墨。且看贵妃快要驾到时的情景：

忽听外面马跑之声。一时，又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

在这一段描写里，也是看不见任何藻饰，用笔着墨都很简朴，然而读来却感到满纸洋溢着华贵肃穆的气氛。

艺术上愈是出色就愈是显得本色。用纯素的大理石，原是可以雕出比施朱着彩反而显得更美的塑像。《红楼梦》的艺术美，在很多地方恰如一座白玉楼台，它显得是那样的瑰丽多彩，然而构成它的材料，却是纯朴的明白如话的语言。

这部作品，所以读后常在读者心里深印着一层五色缤纷的印象，这并不是因为曹雪芹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是因为作家生动地写出一个富丽繁华的荣国府和许多“粉淡脂红”的青春少女；这些都活在人们的心里，所以才产生如上所说的印象。

当然，在《红楼梦》里也不乏清词丽句，有时也铺陈辞采，但由于这些地方切合描写的需要，是和所表现的特定内容相适应的；因此它非但没有成为僵死的文字堆砌，而且富于表现的力量。所以从整体来看，它并没有破坏《红楼梦》所含有的朴素美。

真正艺术上的朴素，与文字的干瘪谫陋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这两者必须严格区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21]，《红楼梦》艺术上的朴素，是把生花彩笔发挥到极致的结果。

总之，在绚丽中深藏着朴素，这是《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的又一特色，又一成就。

简洁、朴素这两个艺术素质，是和《红楼梦》善于抓住事物特征的艺术表现能力分不开的。只有表现得准确，才能无烦辞费，不需藻饰，自然归于简朴。莫泊桑曾说：“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甚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22]《红楼梦》正是达到了这样的艺术造诣，因此在这部作品里，我们总是常常看到它把简洁、朴素以及准确的雕塑力这三者融然无间地结合在一起。

譬如尤二姐被凤姐害死一年以后，有一天，凤姐突然“笑起来”向贾琏说道：

“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

凤姐所说的这几句话分明是虚伪的做作，但却很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它活现出凤姐的“两面三刀”。但这些话将给那个贾琏带来甚么样的反应呢？他并不是不知道人是她害死的，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可是在这个辣女人的面前，他恼也不是，笑也不是，更不敢当面戳破这一层虚情假意；不难想象，贾琏此时的心理是很复杂的。然而，曹雪芹在表现它时，却只用了短短的一行文字：

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了半晌，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我竟忘了。”

这里写贾琏“没了话”，其实是心里的话很多；而“低头打算了半晌”这七个字，尤其显得笔下有神。它生动地把贾琏在凤姐面前那种又惊、又恨、又惧、又要“感谢”她的复杂心情，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了。

像这样的描写，在《红楼梦》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表现的手法也很多样。譬如当书中写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

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走到角门前。……

在这里，作家只抓住“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这两个富有特征的细节，便把刘姥姥想进荣国府，但又感到踌躇、害怕、不敢冒昧的神情很完满地表现出来了。

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当凤姐第一次在书中出现时，作家也是着墨无多，仅抓住一个富有特征性的细节，便把这一人物的性格浮雕出来。她第一次出现，读者不是先看到她的形体，而是先听到她的笑声，而且这一声笑声又是从隔院飞来的：

一语未休，只听后院中有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是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

这样的人未到而声先到，不仅使读者顿感满纸活跃，而且还感到飞来一股泼气；再从林黛玉的私下暗忖中，又反衬地写出那与泼气俱来的威严。于是，凤姐的为人便很生动地凸现出来了。

还有那个丫鬟小红，也是着墨无多，但却写得形神俱备。作者先是通过她趁四处无人时，敏捷而又大胆地走进来对贾宝玉献了一个小殷勤——倒了一杯茶，给读者留下一个不寻常的印象。接着，又通过她对贾宝玉那段短短的然而是非常伶俐的回话，更进一步写出这个又机灵、又有胆、又热心向上爬的丫鬟。

有时，曹雪芹还用速写式的简练而准确的笔触，勾勒出人物的一姿半影，而且显得非常传神和富有意义。譬如当写到凤姐刚吃过饭的一副神态：

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儿。

这短短的几笔，既很生动地写出这个管家少奶奶的风度气派，同时又写出剥削阶级的饱食悠闲。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以能表现得那样生动准确，是和他深刻地把握住事物的实质分不开的。艺术表现虽然是属于形式问题，它和内容自是不能混为一谈；但这两者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内在的联系性。因此，在谈到《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时，不能单纯从形式上来看问题。富有思想性的内容，常常使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从深处透发出一层动人的光彩。同时，也正是因为曹雪芹把他的艺术才能贡献给富有社会意义的内容，所以他的艺术才显得更美、更富有内在的魅力。

六 语言艺术的大师

谈到《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能不提到这部作品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高尔基语）。没有一部在艺术上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不首先在语言上取得卓越的成就。《红楼梦》正是在这方面出色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同时又作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虽然不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但却是第一部把白话文运用得最好的小说。白话文是口头语言，看上去好像比古奥典雅的文言文易懂、易学，其实并不易工。尤其是从口头语言到艺术语言，这中间还有一段艰辛的锤炼过程。“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白话文曾经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最初出现在那一时期的白话文学，有的就像一个刚刚放足的女子，还显得行走不自如；有些欧化的句法，则似乎比古文还难懂。然而在这以前约一个半世纪，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却已经达到那样纯熟、那样富有艺术魅力的境地，直到今天仍然不失为楷模；这实在不能不惊叹曹雪芹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大师的杰出才能。

《红楼梦》在语言上的特色，主要表现为明畅、纯练、富于表现力。但它明畅而不流于浅露；纯练却又无刻削之痕。至于它的表现力，也不是呈现于辞句的表面，而是常常深含在内里。它用笔平实，往往好像是不经意地随手写来，既显得自然流泻，然而又时见波澜生于腕底。它着墨深细，层层皴染，然而却又不显得琐碎和繁复。

白话文虽然是构成这部小说的基础，但它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优秀的古典散文、诗歌等文言文的精髓，并创造性地把古文那种行文布局、叙事状物的精炼笔法，融化到作品里。无怪前人曾把《红楼梦》与《左传》、《史记》、《汉书》并称，赞道：“足与二十四史方驾”，“非寻常史家所及”。[23]至于《红楼梦》的文采辞章，得力于《离骚》等中国古典诗歌之处，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本文在一开始曾说，《红楼梦》出现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奇迹”，这不过是极言《红楼梦》成就之高罢了。其实，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只有当中国文学发展到十八世纪，诗、文、戏曲，特别是小说提供了一系列的创作经验以后（其中也包括失败的经验，如曹雪芹所指责的才子佳人小说），曹雪芹才有可能写出一部继往开来而又打破传统的《红楼梦》。同时，也只有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末世”，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时，曹雪芹才有可能写出一部深刻地反映了封建主义的腐朽并闪射着朴素民主思想光辉的《红楼梦》。因此，《红楼梦》并不是来自天授，它也是汲取了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文化上的成果，又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即使在语言上也莫不如此。

是的，《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现实生活。

由于作家向生活开发了无穷无尽的语言矿藏，所以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才显得那样的鲜活跳脱，永远发散着一种清新的气息。有些论者把《红楼梦》在语言上的成就，归功于它是用可作“规范化”的北京话写成的；殊不知文学的语言最忌规范化，死板的文法常是语言艺术的大敌。而且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也不是都很生动和使所有地区的人都能听懂看懂。但《红楼梦》却可以使所有中国读者，地无分南北，都感到明白通晓，并能领略到它语言的美妙和韵味。实际上，《红楼梦》并不是全用北京话写成的，它也夹用了其他许多地方的语言。有的论者据此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其实这倒是更加说明了曹雪芹艺术上的可贵之处——博采方言，熔铸成家。

还有的论者，从这些方面来称赞《红楼梦》语言的通俗化，如写某一个人的抱怨是‘嘟嘟囔囔’的；写一个狗的走是‘咈哧咈哧’的；写一个竹桥的响，是‘咯咯吱吱’的”，等等。这种看法并不少见，但似乎比较表面，因为这类俗语方言的运用，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也可以不费多少力气就能掌握；而且未必能使作品生动和富有生活的气息。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古典诗歌，都是用文言、甚至还是相当古奥的文言写成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和具有强烈的民间风味（如《诗经》中的许多名篇）。

看来，仅仅依靠一些方言俗语的运用，还不能使一部作品的语言真正具有生活的、来自民间的艺术素质。譬如，在创作艺术上可能曾给《红楼梦》以影响的《金瓶梅》，也是熟稔地运用了方言土语，而且有些地方还用得颇为生动；但这部小说在语言艺术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因为它虽然大量采用了民间语言，但常常停留在语言的自然形态上，还缺少艺术上的提炼，不免流于芜杂。很多人物对话，更是常常显得拖沓、琐屑，缺少意味。可见，要使作品的语言既通俗又富有艺术光彩，并不是只要采用方言土语就能告成，还必须对丰富的民间语言进行筛选、提炼和必要的加工。如果不加取舍地兼收并蓄，甚至以追求生僻稀奇的方言土语为能事，不仅不会使作品生色，反而读起来费解，失去了文学之所以要从古奥的文言中解放出来的意义。

而《红楼梦》正是一部经过辛苦提炼，把白话文（或者说民间口头语言）提高到美学的、诗意的境界上来的作品。它骋其笔势，一片神行，不为律缚；而且它的好处是表现在全体，并不在于一枝一节。因此很难单独举出某一处来说明它在语言艺术上的丰富成就，最好的办法是去通读全书。

中国古典小说中，在语言艺术上可与《红楼梦》媲美的，也许只有《水浒》。就这部作品语言的表现力和生动性来说，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不过，如果严格以求，《水浒》的语言还间杂着一些未经琢磨的方言土语，读起来每有生涩之感。如果再就语言的富于文采和意蕴来说，《水浒》则较《红楼梦》更为逊色。

《红楼梦》的语言，自然也不是没有缺点。它还夹杂一些文言文的残屑或旧式说书人的笔调。幸亏这些地方与它在语言上的整个成就比较起来，终于显得微末，依然不失为清澈的、纯净的美。读着这部作品，如饮清泉，如品佳酿，只觉得它鲜活、清畅、醇厚，常常好像有一种甘美的回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那流走自然而又绘声绘色的表现力。曹雪芹用单色而无声的文字，不仅使《红楼梦》显得绚烂多彩，而且还使人觉得仿佛回荡着音乐一般的旋律。

七 “由说话看出人来”

谈到《红楼梦》的语言，其实在书中属于作家自己叙说的部分并不多，最多的还是他笔下的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在很多的篇幅中，差不多全是人物的对话，作家只用一些简朴的描写或叙述把它连贯起来。这在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且看藕香榭吃螃蟹那一段；为了说明问题，引文不得不长一点：

贾母喜的忙问：“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东西都干净。”湘云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贾母道：“我说那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一面说，一面又看见柱子上挂的黑漆嵌蚌对子，命湘云念道：“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泻竹桥。”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因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甚么‘枕霞阁’。我那时也只像她姐妹们这么大年纪，同着几个人，天天玩去。谁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上来了，到底叫那木钉把头磞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儿大的一个坑儿，就是那磞破的。众人都怕经了水，冒了风，说‘了不得了’；谁知竟好了。”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么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个坑儿来，好盛福寿啊！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个坑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出些来了。”

未及说完，贾母和众人都笑软了。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拿着我也取起笑儿来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道：“回来吃螃蟹，怕存住冷在心里，怄老祖宗笑笑儿，就是高兴多吃两个，也无妨了。”贾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着我，我倒常笑笑儿，也不许你回屋里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她，才惯的这么样；还这么说，她明儿越发没礼了。”贾母笑道“：我倒喜欢她这么着。——况且她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说说笑笑，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他们神鬼似的做什么？”

说着，一齐进了亭子。……

以上全是用人物的对话组成的，几乎没有任何辅助描写，但却把各个人物的心理性格——凤姐的善于见机讨好献媚，贾母的喜欢吉祥和逗乐，王夫人的讲究上下礼数等等都写得跃然纸上。接下去的一段，还是人物的对话：

鸳鸯等正吃得高兴，见她（指凤姐）来了，鸳鸯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么？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鸳鸯丫头越发坏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钟酒来我喝呢！”鸳鸯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挺脖子喝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那凤姐也吃了。平儿早剔了一壳黄子送来，凤姐道：“多倒些姜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鸳鸯道：“啐，这也是作奶奶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脸算不得！”说着，站起来就要抹。凤姐道：“好姐姐，饶我这遭儿罢！”琥珀笑道：“鸳丫头要去了，平丫头还饶她？你们看看，她没吃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平儿手里正剥了个满黄螃蟹，听如此奚落她，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脸上来抹，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儿……”琥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恰恰的抹在凤姐腮上。凤姐正和鸳鸯嘲笑，不防吓了一跳，“嗳哟”了一声，众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死娼妇！吃离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儿忙赶过来替她擦了，亲自去端水。鸳鸯道：“阿弥陀佛，这才是现报呢！”……

这一段描写，也是通过密接的人物语言把各自的性格写得很生动。它还表现出一个现象，即碰到某些场合，主子与奴婢也会调笑几句，似乎并不是那么等级森严；但这只能在某种限度以内，一不当心，主子是会突然变脸的，像“娼妇”、“你娘”那样的话就会从嘴里“笑骂”出来，只是还不到动怒的程度罢了。《红楼梦》在处理人物的对话时，总是恰到好处，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既不“太平淡”，也不“流于过火”，而是正切合人物的性格和各种情景。像这类例子，在书中真是举不胜举。在那里，人物语言显出了它无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呈现着变化万千的色彩。而它们或长或短、或文或野，大都酷肖某个人物的声气口吻；以至单从那些人物的对话中，就使读者仿佛同时看到了人物的身姿、表情和动作。——虽然这些地方，作家并未多加描写。

是的，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语言，不仅具有声音，而且赋有形态。随声传形，听言知人，这是《红楼梦》艺术上的又一特色、又一成就——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对此，鲁迅先生曾经这样称赞道：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24]

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红楼梦》的人物对话，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模样”，而且还看到了人物的内在精神面貌。这个作家特别善于通过那种密接的、几乎不作任何辅助描写的日常生活对话——那些看来好像很难进入艺术的家常絮语，让人物自己把读者一步一步带入他们的心理世界，带入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深处。

这种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形态和心理性格的艺术手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而《红楼梦》则把它发展到极致。它比作家通过自己的叙述，从旁静止地分析人物的心理性格，更显得跳脱生姿而又富于内涵，同时也更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形。当然，从旁来分析人物性格（这是外国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也有它艺术上的效果，有时会达到非人物对话所能起到的作用；但在一般情况下，终于不及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更富形象感。所以歌德曾说：我们能够按照性格的外部轮廓造出某些形象来，但是关于内心的底蕴，我们却只能从一系列的名字和言词中去认识。”[25]菲尔丁也曾说过，除非在行动中表现人，否则就不会表现得完全。中国也有句古话：“言为心声。”可见，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心理性格，是一种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艺术手法。

但是，这种艺术手法不易掌握，因为它不像话剧那样地只表现在有限的几幕场景里，而是需要构成一部结构复杂、方面广阔的长篇小说；这就要求作家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才能，而且还要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这种表现方法，每一步都要求具体、确切和富有生活的根据。如果作者对所描写的人物稍不熟悉，便要感到呼唤不灵，找不到确切而富有形象感的话语。这时往往只好借助静止的叙述或浮泛的描写，来敷衍弥补生活经验的不足了。《红楼梦》却绝少空泛敷衍之笔，它总是形之以具体、实在而又经过锤炼的笔墨，所以它才能在繁密中见到简洁，而在平实中又时见波澜。

由于在《红楼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总是在紧密的富于动作感的对话深处运行着；因此在读这部作品时，经常感到它充满了行动的节奏，总是被作者不停地带动着前进，从不感到沉闷和滞塞。如果再回过头来重新细读，不但不厌，还常常发现许多在初读时未及细味的东西，即较之作者直白的叙说或议论更为丰富的形象意义。

总之，在流畅中含着深沉，从清澈中见到浑厚；既通俗自然，又文采斐然；这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特色，也是与全书相联系着的出色成就。

八 塑造人物的巨匠

《红楼梦》最令人惊叹的成就，还是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因此它首要的任务是写人。即使是静物写生或神话幻想，也是表现的人的思想感情及其对自然、社会的态度。作为专以描写人物为对象的小说，它的成败得失，就更在于有没有塑造出人物了。只有把人物写活了，作品才能活在读者的心中，赢得长久的艺术生命。

曹雪芹正是一位善于塑造人物的巨匠。他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人物形象，人们一读之后就会留下终生不忘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还体现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常常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或几个粗浅的概念所能说得完全，说得深切。它有时简直使人觉得找不出完满的话语来说出这些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除非是《红楼梦》本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分析几乎是一种“再创作”，只不过是采取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如果说，善于塑造人物，这是衡量一部小说创作达到多高成就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曹雪芹除了具有这个基本条件以外，还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一部篇幅不算特别浩大的作品里竟写了四百数十个人物，而达到典型高度或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总在数十人以上，其中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都是世界文学上第一流的艺术典型。其他像晴雯、袭人、探春、史湘云以及贾母、贾政等放在书中次要地位来描写的人物，也无一不是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他们的典型性或某些性格特点，也都挣脱了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个体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譬如像史湘云那样比较开朗坦率的性格，直到现在不是还可以从一些少女的身上感到它的活跃存在吗？而从贾母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些老祖母的心理，不是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么？

在《红楼梦》中，许多人物形象都是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塑造出来的。或者说，许多生活着的人，被曹雪芹第一次带进了艺术的领域。有些人物形象，譬如像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然在以前描写爱情的作品中，仿佛可以找到他们的一姿半影，但他们绝不是前代作家笔下人物的加工复制品。根据前代作家所提供的人物模型再加创作，这在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少见的现象；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本是来自唐代小说《会真记》，《龙箫记》中的龙女又是来自唐代小说《柳毅传》等等。但《红楼梦》中的人物，却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而且是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那些人物不仅姿态各殊，而且熔铸着阶级的、时代的、民族的特征。产生他们的时代社会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他们却使数百年后的读者仍然可以接触到他们的呼吸，感受到他们的体温。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具有这样不老的艺术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按照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人物。”[26]

对于这些人物，曹雪芹从不加以简单的肤浅的处理，而是深入膜里地写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虽然，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都极为分明，但那些特征并不是直接浮现于表面，而是深藏在各种变态多姿的声容笑貌里；有时还深藏在与人物的本质特征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表现里。譬如，薛宝钗看上去“行为豁达”，而实际是深具机心；林黛玉看上去“小性儿”、“尖酸”、多疑，而实际是真率单纯；同时她的这些表现，又是和封建压迫以及她的不幸遭际有着深曲的联系。

普希金曾说：“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人物那样，是某种情欲、某种恶习的典型，却是充满着许多情欲、许多恶习的活生生的人物；各种情况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他们的多彩的和多方面的特征”[27]。其实，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有时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还要显得富于“多彩的和多方面的特征”。试一闭目凝想：贾宝玉、林黛玉与罗密欧、朱丽叶，谁更能使我们感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呢？贾宝玉与林黛玉，不仅表现了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种生死相共的爱情，而且还有他们的感伤、期待、理想和追求，以及时代社会落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投影。

总之，把人物性格写得非常突出、非常丰满，像雕塑似的承受着各种不同光线的照射，从而呈现着变态多姿而又统一的形象意义，这是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最大特点。

在中外许多小说中，并不乏写得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但性格的丰满性和复杂性往往显得不够，常常是某一性格特征的单纯表现。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反复渲染的是守财奴的“吝”；《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着重表现的是他的“奸”；《水浒》中的李逵，则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莽”；同时这些特点也几乎是构成人物性格的全部特征。但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不是这样一竿到底地就让人看到他的全部。不要说像薛宝钗、袭人那样复杂的性格，即使像史湘云那样比较爽朗的少女，或者像贾政那样一副道貌的封建卫道者，也不完全是由单面特征构成的。《红楼梦》中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被作家放在主要地位来刻画的人物，往往是一个复杂、多面而又合乎生活逻辑统一起来的有机整体。需要对他们细细评量，反复思考，然后才能全面地完整地认识他们的形象意义。无怪，《红楼梦》中有很多人物，往往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论。同一个人物，可以引起各种不同的看法或褒贬；而同是褒贬，又常常来自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例如书中的晴雯，明明是一个被封建主子随时可以像一件东西撵掉的女奴，有人却说她是“半个主子”；而作为封建家族的成员、已经“使三个丫头”并随时想用鬼蜮伎俩来争夺家私的赵姨娘，偏偏又有人称她是“半奴才”。看来，要品评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常使人不禁深感知人论世之难。

这一切，都说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写得很真、很活、很深。这个作家好像要人们去领会他的艺术时，必须具有比只能欣赏流露在形象表面的特征更深一层的美学素养。

人——在阶级社会里“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28]，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曹雪芹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曹雪芹不仅表现出人物具有复杂的个性，而且还具有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之感的普遍性，或称共性。而表现在人物身上的个性与共性，并不是两个互相胶合在一起的东西，而是浑然一体地融成一个有机组织。离开了个性，就无从认识它的共性。正像列宁所说：“一般的东西只在个别的东西之中，通过个别的东西才能存在。”[29]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正是这样的。在那些人物的身上都打着鲜明的阶级的、时代的烙印，但作家并没有使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而是首先使读者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然而正是在这种好像属于他自己的个性里，深沉地激荡着那一时代的回声。譬如林黛玉这个人物，“多愁善感”是她的一个重要个性特征，她几乎在书中一出现就给读者留下一个“泪光点点”的印象；然而，随着作家笔触的逐步深化，使人愈来愈感到：正是在她的这一个性特征里，广泛地体现着那一时代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妇女某些共同的精神状态。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以及她的“好哭”，并不是她的“自惹”[30]，而是那一社会的赐予。

是的，许多重要的时代现象，常常是通过人们的精神状态反映出来的。作家必须善于通过个性鲜明的形象反映出这种富有社会内容的精神状态。虽然，描画衣冠，钩稽文物也是有助于时代风貌的表现，但阿Q头上的辫子，唐·吉诃德身上的斗篷，并不足以反映出那一时代的本质；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和“骑士精神”。

因此，要塑造出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必须善于抓住人物的灵魂。而曹雪芹正是一个深通“灵魂辩证法”（托尔斯泰语）的艺术大师。他有着很多启开人们心灵的钥匙，那些深含在人物内心最隐秘最微妙的东西，他都能纤毫毕露地表现出来，而且赋以具体的、可感触的形式。

与许多外国作家比较起来，曹雪芹很少去细雕人物的外貌。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的去注意到一双眼睛颜色的层次，也不像易卜生那样地一直看到人物身上的“最后的纽扣”。在《红楼梦》中，人物外形的描写常为作家所省略，或者仅是略加点染。有时，作家也采取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即用一些俳偶的句子（如“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之类）去描写人物的外形，这些地方虽然也注意到人物的特点，但终于显得创造较少，未脱陈套。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红楼梦》在塑造人物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那些人物依然给读者留下如见其人的深刻印象。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作家所着重表现的是人物的魂，而不是貌。

因此，超以象外、遗貌取神，这是《红楼梦》在塑造人物艺术上的又一特色。这一特色，也是因为作家并未拘泥真人真事、而是发挥了艺术上的虚构和创造（即所谓“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的结果。这里正如前人所赞：“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曹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31]

所谓“神”（或“魂”），主要就是隐藏在人们外貌背后的心理性格。只有让读者形象地看到人物的心理性格，才能产生神采毕露、姿态横生的艺术效果。否则，把人物的衣冠外貌写得再精细，也无济于事；有时反而使人感到累赘。因此，曹雪芹虽然没有详细去描写人物的外貌，但在读者的心中却都有一个仿佛可以把他们拍摄下来的肖像——读者根据人物的个性结合自己的想象所构成的肖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常是和读者的想象一同来完成的。或者说，只有那些能够勾起读者的想象或联想的作品，才是富有艺术魅力的佳作。

这也许是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些《红楼梦》的插图，特别是那些木刻绣像，常使读者感到失望，甚至大吃一惊：“难道林黛玉就是这个样子么？”其实谁都没有看到过林黛玉。那些插图所以破坏了读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画出人物的性格。还有些《红楼梦》人物图，好像是同一个人穿着不同的服装，分别不出她们所以是某人的特点。应当说这也不是成功之作。是的，要成功地画出《红楼梦》中的人物，必须是一位有才能的画家，他不仅能画出人物的外形，更要画出人物的灵魂。

善于塑造人物，并且成群地塑造出来，这是曹雪芹横绝千古的天才。但曹雪芹在这方面还有显得难能可贵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红楼梦》中描写得最多的是妇女，而着力最多的又是那些年龄相近、生活方式相近而又同处于一个生活环境里的少女。无疑，这种情形会给描写带来很多困难。然而，曹雪芹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且对于某些看上去比较类似或相近的性格，也能把它们的最细致的色泽、最微小的特征，纤毫毕露地镂刻出来，以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从不使人感到模糊或混同。

譬如，平儿的温驯柔和与袭人的温驯柔和不同；史湘云的豪爽与尤三姐的豪爽又不同；而林黛玉与妙玉都是孤高成性，但她们又不同；一种是傲世的孤高，一种是出世的孤高。在林黛玉的孤高中，使人感到热；而在妙玉的孤高中则使人感到冷。

福楼拜尔在谈到描写人物个性时，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砂，两只相同的手。”曹雪芹正是十分卓越地表现出这一点。在他的笔下，同是小姐，有小姐的不同；同是丫鬟，也有丫鬟的不同。看来，即使是两只百灵鸟飞到《红楼梦》里，曹雪芹也能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无怪，在《红楼梦》中，如此众多的少女形象，是以那样一种多彩多姿而又意态各殊的风韵，像一座百花坛似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一朵火红的、野气未脱的山茶，是晴雯；那“有刺扎手”的“玫瑰花儿”，是探春；那直茎大叶、色彩明快的风荷，是史湘云；那有着清冷的白色，喜欢开放在僻静角落里的雏菊，是惜春；那弯弯曲曲、攀着柱子往上爬的紫藤，又是袭人；而那有着丰姿艳色，可使玉堂生春的牡丹，自然是薛宝钗；至于林黛玉的“风露清愁”和“孤标傲世”，则又浑似摇曳在霜晨月下的竹影兰魂。……

曹雪芹就是以这样精细的雕塑力，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所以这样地“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不忍“使其泯灭”，并通过艺术创造使她们获得“永生”，这固然与作家的生活遭际有关，更重要的还是作家对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妇女怀着深刻的同情和了解。同时，这也是他所以能把塑造女性形象这一艺术工作发挥到极致的内在原因。可贵的是，曹雪芹不仅对林黛玉那样的用祖国的优秀文化教养起来的女性，深深地感到美；那些来自下层社会不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女性，在他的笔下也同样显得非常优美动人；甚至更动人。那个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使自己感到痛苦的紫鹃，那个不惜用鲜血来证明爱情忠贞的尤三姐，特别是那个热似火、清如水，但却因此受到更大屈辱和残害的晴雯，都曾经深深地感动了广大读者。

《红楼梦》在写人艺术上所以达到这样高的成就，除了因为曾经付出不寻常的“十年辛苦”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人以及人物所生活的封建世界，有着甚深的观察和体验。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副为贵族公子贾宝玉所不喜的对联[32]，却是“半生潦倒”的曹雪芹创作时的砚铭。正是由于曹雪芹对人情、对世事见之甚明，知之甚深，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富有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而使《红楼梦》成为长留天地间的大文章。鲁迅先生曾称《红楼梦》为“人情小说”[33]，这是很有道理的。

其实，所谓“世事”和“人情”，也就是社会生活。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所以前人曾说：“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抚缣素。”《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正是得力于善师化工。用曹雪芹自己的话来说，即所谓：“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作家通过创作实践，生动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生活是教导作家写作的良师。谁要是违背这位严师的教导，甚至企图使它屈从于自己的主观意图，这只能在艺术上走向失败。即使是曹雪芹也不例外。

九 艺术需要不断更新

《红楼梦》虽然出色地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艺术，并对世界文学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对这部作品迷信到只有拜倒的程度，那也是不正确的。正像世界上不存在绝顶的天才一样，曹雪芹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作家。《红楼梦》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也在艺术上存在着缺点，有时甚至还有败笔。小的地方，如书中人物年龄的增长、时序的变更、事情的过程等等都有一些脱漏或失误之处。另外，也有一些描写并不贴切，如秦氏托梦所说的那一段“多置田庄”以防败落的话，就不很切合这个“性格风流”的少奶奶的口吻。书中还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叙述部分，每显得文字拖沓、平板。如元春归省中有一段文字：

按此四字并“有凤来仪”等处，皆系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之课艺才情耳，何今日认真用此匾联；况贾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撰，竟用小儿一戏之辞苟且唐塞，真似暴发新荣之家，滥使银钱，一味抹油涂朱毕，则大书“前门绿柳垂金锁，后户青山列锦屏”之类，则以为大雅可观，岂《石头记》中通部所表之宁荣贾府所为哉。据此论之，竟大相矛盾了。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下略）

程伟元和高鹗在对《红楼梦》“细加厘剔”时，将“苟且唐塞”以下一段文字全部删去，虽然显得简练一些，但仍然没有完全改变这一节文字冗漫的缺点。另外，前面已经提到，《红楼梦》在行文中还夹杂着一些文言文的残屑，这不能不破坏了全书明白清畅的白话文风格。幸亏这种情况在全书所占的分量很小。至于书中文字疏漏或不够顺当之处也还不少，有的可能是辗转传抄之误。应当说，程本在“厘剔”时，虽然有不够妥善之处，但也有些地方是改得较好的。

总的说来，《红楼梦》的叙述文字远不及描写文字。当作家的笔触一进入人情世态的刻画，就立刻显得满纸生动了，以致使人完全忘记了上面所举的那些缺点。

是的，曹雪芹是一位工于描写生活、特别是描写人物的艺术大家，他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上找到了驰骋天才的广阔天地。如果他去写诗或者作画，纵使“直追昌谷”，也许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艺术家吧？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缺点，还不止如上所述。其他如通灵宝玉以及空空道人、神鬼显灵之类的描写，虽然是作者的故弄玄虚，或者是为了体现作者的某种思想寓意而设的笔墨，但由于这些地方违背了生活的真实，离开了师法自然这一创作原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完整。

谈到《红楼梦》艺术上的缺点，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在总的创作方法上属于旧现实主义的范畴。这部小说虽然提供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不过它终究表现的是旧时代的生活——那种比较静止的、停滞的生活。但艺术的表现手法，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的。旧诗发展为新诗，不仅是文字体裁上的变化，也是现实生活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革新的要求。用《聊斋志异》的笔法，不仅表现不出今天的生活，连《红楼梦》里的生活也反映不好。无怪恩格斯曾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34]。因此，我们如果机械地搬用《红楼梦》里的创作经验来表现今天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就会犯“艺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今天，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了许多空前未有的任务。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思想主题都要求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创作方法。因此，我们时代的文学，一方面必须很好地学习曹雪芹以及其他中外优秀古典作家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予以崭新的、革命的发展。

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它永远等待天才的创造。

[1]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说：“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2]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3] 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 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云：“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四松堂集》）。

[5] 李贺：《长歌续短歌》。

[6] 据诸联《红楼评梦》云：“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伙矣。”（道光元年刊本）这个数字是把后四十回也包括在内的。

[7] 在这里，是把《红楼梦》中那些人人可见的故弄玄虚的笔墨（如通灵宝玉、空空道人之类）除外的。

[8] 见《文心雕龙·夸饰》。

[9] 刘熙载：《艺概》。

[10] 戚蓼生：《石头记序》（有正本《红楼梦》卷首）。

[11] 见《中国小说史略》。

[12] 张新之：《红楼梦读法》（《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

[13] 如梁绍壬在他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中曾说：“小说起于宋仁宗朝，太平已久，国家闲暇，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名曰小说。而今之小说，则记载矣。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出，故号传奇。”

[14] 兰皋居士语，见《绮楼重梦》楔子。

[15]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16] 笪重光：《画筌》。

[17] 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18] 诸联：《红楼评梦》，道光元年刊本。

[19] 诸联：《红楼评梦》，道光元年刊本。

[20] 曹雪芹称探春为“敏探春”。

[21] 苏东坡语，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22] 莫泊桑：《“小说”》（《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

[23] 季新：《红楼梦新评》。

[24] 见《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一）》。

[25] 《歌德全集》，俄文版，第十卷，583页。

[26]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7] 转引自《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

[28]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

[29] 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30] 《红楼梦》第五回诗云：“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31]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32] 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看到这副对联，便不肯待下，忙说：“快去，快去！”事见《红楼梦》第五回。

[33] 见《中国小说史略》。

[34]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

——“宝玉被打”析

一

生活中本质的东西，那些决定事变进程的实在因素，常常不是直接浮现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藏在它的内里。作为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艺术，是通过把生活现象典型化的方法，表现出事物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揭示出生活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作家在塑造形象时，必须善于透过五光十色的表象，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但同时又必须通过丰富的、具体感性的特征和细节，把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连同它的内在含藏一齐表现出来。这样才能使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很好地统一起来。

艺术的真实，必须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而生活的真实又必须通过艺术的提炼，才能得到充分的、完美的表现。

我们在读《红楼梦》时，常常惊叹曹雪芹在他的天才艺术描写中，展示了那么丰富多彩而又含意深刻的生活画面；创造了如此众多而又风神各异的典型形象；这中间的秘奥在哪里呢？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曹雪芹精湛地把握了如上所说的艺术表现方法——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在曹雪芹的笔下，正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本质不是脱离现象而存在。生活的真谛，并非一下子就披露在读者的面前，而是在各种生活现象的深处运行着。

这种情形，几乎在《红楼梦》中随处可以找到说明的范例；“宝玉被打”就是其中之一。

“宝玉被打”是书中给人印象很深的一回。这是贾政与贾宝玉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以剧烈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一场面对面的冲突。通过这一段极其生动的艺术描写，曹雪芹像在《红楼梦》其他许多章节中一样，真实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残暴，及其内部种种复杂错综的矛盾，还有这些矛盾所由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丰富和加强了《红楼梦》全书所表现的主题——反封建主义。

二

被打的发生，开始是贾宝玉为丫鬟金钏儿自杀，正在徘徊懊恨而弄得精神错乱的时候，恰巧碰到贾政走来，和他“撞了一个满怀”！这在普通见面都必须要保持着“垂手肃立”父子之礼的封建家庭里，如此莽撞，已经足够使贾政恼怒了；而刚刚在这之前，贾政为了宝玉没有能与那个封建官僚贾雨村好好应酬，原就大不高兴；更兼喝问之下，又见宝玉那样的精神失常，这一来，气就更加惹大了。

冲突的气氛已很浓烈，恰恰又在这个时候，忠顺亲王府里派人来追查名艺人蒋玉函（琪官）的下落，暴露了宝玉在外结交艺人“表赠私物”，这在贾政看来更是一种“流荡优伶”的下流行为；偏巧又碰上贾环——这个包藏祸心、在封建家族内部阴谋倾轧的庶生公子，乘机进谗，将金钏儿投井的事加以夸大歪曲，说成是宝玉的“强奸不遂”。于是在贾宝玉的“不肖种种”之上又加上了一条“大逆不道”，把个贾政先是“气得目瞪口呆”，接着又“气得面如金纸”……至此，曹雪芹通过情节的层层推展，把象征着封建社会制度的贾府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一齐集中起来、交织起来，形象地说明了以外因为条件，内因为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了作用，于是一场早就潜伏着的冲突便像火山一般地爆发了。贾政那一声大叫：“拿宝玉来！”真是声闻纸上，威如雷鸣。

被贾政喝禁在那边厅上的宝玉，也很清楚地预感到：强大的封建势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他压来。——但是，他将怎样行动呢？在这里，作家必须从若干可能发生的行动中，找出那唯一的、最切合人物性格和客观情势的行动。这，需要艺术才能和生活经验。

在贾政的淫威如此紧逼之下，贾宝玉始终没有求饶，也无悔改的表示，这表现出他不屈服于封建势力；但是，他也没有对贾政作出正面的反抗，连趁隙溜到后面去利用贾母的溺爱来作掩护，也在贾政的喝禁之下不敢轻动一步。这种软弱的表现，在贾宝玉初期反封建的斗争中尤其明显。这样，《红楼梦》就很恰切地写出贾宝玉这一人物的性格：一方面他是封建贵族家庭的“逆子”；另一方面又因为他毕竟是在“温柔富贵之乡”中长大，终于免不了出身阶级和时代历史的限制，正像他居住的怡红院回廊上“各色笼子内的仙禽异鸟”一样，太多的束缚与某些时代风云的征象，固然不断地激发着自由生活的意志；但狭窄而温饱的生活，却也退化着奋飞的毛羽，使他还不能立即毅然地冲破荣国府这个黄金铸造的封建牢笼。

冲突的气氛，随着贾政的怒吼而愈形浓烈。当读者的心情，正随着贾宝玉在厅上紧张地旋转，并热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时，作家忽然挪开一笔，插入这样一段描写：

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正在厅上旋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通信，偏生没个人来，……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住她，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一则急了，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聋，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她跳去，二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甚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呢？”

这是一段写得满有风趣的插曲。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段无关紧要、可加删节的插曲；然而，在大作家的笔下，是不容许有多余的笔墨的。这一段插曲，生动地勾勒出一个老妈妈的形象。这个老妈妈似乎令人感到有些势利，她已经与统治阶级沆瀣一气；但另一方面又不禁使人想到，为什么这个也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老妈妈，对另一个跳井而死的女奴失去了阶级同情？这难道不是长年累月的奴隶生活，已经麻木了她的阶级意识，剥夺了她的仇恨能力？对于这个老妈妈应该同情还是厌恶，这倒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但是，这一段插曲的意义还不仅此。它更有美学上的、艺术结构上的价值。作家通过这一段描写，使读者在轻松中更感紧张，而在笑趣中又转生焦急，从而巧妙地把读者的感情拉得更紧地投入书中的艺术气氛——矛盾尖锐的艺术气氛。

所以这一段插曲，看似荡开一笔，实际是欲紧故松，而且使行文更加显得跌宕生姿。

贾宝玉终于被贾政的小厮逼着走来。“贾政一见，眼都红了，也不暇问他，……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封建社会的一套诗书礼教，既已在贾宝玉的身上失效，于是便不再去讲究“循循善诱”的“先圣遗教”了，索性露出了封建统治本来的狰狞面目——打！

这确是一场鲜血淋漓的毒打，由贾政亲自动手执行的“又狠又快”的毒打！

如果仅从最直接的印象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一场毒打，其中含有金钏儿投井的因素，好像贾政也十分看重这个丫头的人命。——其实，曹雪芹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表面现象上，而是深深地把握住蕴藏在现象内部的实质，并在生动的形象中把它表现出来。在打的过程中，主要支配着贾政的思想动机还是在这里；先看这一段描写：

宝玉……起先觉得打的疼不过，还乱嚷乱哭，后来渐渐气弱声嘶，哽咽不出。众门客见打得不像了，赶着上来，恳求劝夺。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

再看当王夫人出来劝阻时，贾政更是说得明白：“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

打的最根本动机就在这里，就在贾政所忧虑的那个“弑父弑君”。

曹雪芹生动地表现出这一场冲突不是偶然的，是贾政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与贾宝玉的反封建倾向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三

这一场毒打，到王夫人出现时，剧烈紧张的冲突气氛，才开始有了一点缓和。

王夫人，这个真正杀害金钏儿的凶手，一看见贾政把宝玉打得半死，又要把他“用绳勒死”，便抱住放声大哭起来。表面看来，似乎王夫人对宝玉充满了母爱；但是，这种母爱的真实内容是甚么呢？曹雪芹通过生动的形象、特别是通过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把其中的底细揭示出来。当王夫人抱着“一片皆是血渍”的宝玉不禁失声痛哭的时候，她首先想起的不是别的，而是已经死去多年的头生子——贾珠。她叫着贾珠这样哭道：“若有你活着，打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

可见王夫人想从贾政的棍子下把宝玉抢救出来，并非出于真正的爱，只不过是因为她现在只有这一个儿子而已。这个儿子，虽然在她看来是一个不孝的“孽障”，但她不能失去这个“孽障”；因为失去这个“孽障”就几乎等于失去了她的一切，像她这样的一位正统夫人所应有的一切。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的女人，如果没有生儿子，就会落下一个“无后为大”的“不孝”罪名；被冷淡被遗弃的日子就会等待着她。很明显，贾环和赵姨娘所以把宝玉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正是为了这一利益上的争夺。因此，王夫人首先是无论如何要保存住这个“孽障”；无怪她这样哭道：

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如一同死了，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

她又指着宝玉哭道：

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珠儿，也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回子你倘或有个好歹，撂下我，叫我靠那一个？

“叫我靠那一个？”这正是王夫人既恨贾宝玉不肖，但又不能不维护着他的真正原因。

但是，王夫人在首先保存这个“孽障”的前提下，并不就是对宝玉放松了那一套封建管教，相反，她却是极为细心极为严密地注视着宝玉的一举一动，直到宝玉周身的事物；因为宝玉将按照怎样的道路发展，是跟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在希望宝玉学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将来好光宗耀祖这一点上，王夫人与贾政可算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贾政把这“仕途经济”放在第一位，而王夫人却放在“首先保存”之后的第二位。或者还可以再让步一点，只要宝玉能够继承祖业，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名家子也就算了。但这是退一步的要求，也是最后一步的要求。越过这一步，她就要担负起“生子不肖”的罪名，就要直接损害了她的尊荣和正统地位。因此，在贾宝玉的反封建过程中，王夫人与宝玉之间也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着剧烈的矛盾冲突。她既然是“保存第一”，因此便从宝玉的周围，无情地、坚决地剪除一切足以影响宝玉走上和她的意愿相反的道路上去的事物。这具体表现在：她先是一掌将金钏儿打得跳井而死；继又不辨情由地撵走晴雯，让病魔将她扼死；再有，直接操纵宝玉的婚姻，以不见血的手段杀死林黛玉。——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同样也杀害了她的儿子。

这就是曹雪芹向我们揭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母爱，一种以利害关系为最大内容的母爱！

当王夫人在哭诉中一提起贾珠，连正在暴怒中的贾政也突然变得柔情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这个贾珠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物呢？为甚么这样一再被王夫人和贾政提起而怀念不已呢？在《红楼梦》第二回中，古董商冷子兴曾经给我们作过介绍：原来这是一个“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并在科举场中已经显露头角的青年公子，一个按照封建礼教的坯模所塑造出来的人物。

贾政为这个亡故多年的贾珠伤心落泪，恨不能起死回生，而对于眼前存在的贾宝玉却恨不得活活打死，从这样的鲜明对照里，更可以看到：贾政与宝玉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甚么。而与这个根本原因联系着的种种生活现象，曹雪芹一笔一笔地写来，是显得多么丝丝入扣，又显得多么含蓄深沉！

四

王夫人的出现，仅是缓和了这一场冲突，激烈紧张的气氛依然是余威凛冽。真正使这一场冲突暂归平静，还是等到贾母的到来。

这个封建家族的“太君”，在这里几乎是以一个令人喜悦的角色出现的。那一声通报：“老太太来了！”读者已经被曹雪芹的艺术描写拉得很紧的心情，确是大大地舒松了一下。这个把宝玉溺爱得深怕“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睛”的善于享福的“老祖宗”，确是贾宝玉唯一可以利用来反抗贾政的有效力量。贾宝玉也确实在她的维护下，使他的种种反封建主义的思想行为得到了伸展。为此，贾政与贾母之间有时也不免产生一些矛盾。不过，这与他和贾宝玉之间的矛盾不同；它不是两种思想的冲突，所以常以封建主义的“孝道”为其解决方式。然而，贾母的爱宝玉也终究只是“溺爱”而已；它有点近乎高尔基所说的动物性的爱，好似老母鸡爱它的小鸡一样。

贾母用来驯服贾政的那个封建主义的“孝道”，在这一场剧烈的冲突中，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个“孝道”，先使贾政由暴怒复又归于“平静中和”，继又“躬身陪笑”，接着又向贾母保证“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最后甚至“直挺挺地跪着，叩头谢罪”。这时，贾政所深为忧虑的那个“弑父弑君”，已经撇弃一旁。在封建社会所谓的“事亲为大”、“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等伦理思想的支配下，贾政的行为是显得那样前后矛盾而又滑稽可笑。同时，曹雪芹也生动地表现出这个封建主义的忠实信徒，外表看去好像很威严，实际上是平庸迂腐。他对贾宝玉的封建管教，被封建制度本身所规定的种种矛盾牵制着，不禁暴露出统治的无能为力。其实，这也正是一切反动统治的共同特征。

一场激烈的冲突既已结束，正像读《红楼梦》时所常有的情形那样，我们不知不觉地被作者带到他所要引导你去的那个艺术境界里。在那里，我们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历史生活气息。我们所看见的不仅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态，还有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彼此之间以多种联系所构成的生活整体。

曹雪芹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完整性体现在看来是那么平常、好像不加雕琢的生活写照里的艺术家。他在塑造典型和展开故事情节时，始终是把所描写的对象作为一个活的整体来观察来感受；并在对人物内心世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使人物的动作语言都紧紧地环绕着性格的特点，富有生活逻辑地在运行。在曹雪芹的笔下，无论是写人或叙事，从不流于生硬牵强或简单片面，总是从活生生的形象里展示着“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并从而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同时，曹雪芹又是一个善于把倾向性“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2]的艺术家。在“宝玉被打”中，作者的关心和同情放在哪里，虽然没有“特别地说出”，但读者自然会“站在哪一边”却是很明显的。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不对所描写的生活有所褒贬、有所评价。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艺术的力量就是评价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通过真实可信的形象描写，才能艺术地发挥出来；而《红楼梦》正是非常出色地做到这一点。在“宝玉被打”这一回中，应当说，真正被打的不是宝玉，而是作家忠于生活的笔，深入膜里地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肢体上。

不仅如此，从宝玉被打向后发展的描写中，曹雪芹又紧接着施展了这枝笔的威力。

五

贾宝玉被打后，躺在怡红院里养伤。薛宝钗和林黛玉先后都来探望。根据这两个形象的不同描绘，曹雪芹深刻地表现出恩格斯所说的这一美学原理：“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甚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3]

第一个来探望的是薛宝钗。她一进来，只见“手里托着一丸药”，并且吩咐袭人晚上如何为宝玉敷治。她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镇静，那样的安详；我们所熟悉的薛宝钗式的言谈举止风度，立刻在眼前凸现出来了。当她看到宝玉：

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也……”刚说半句，又忙咽住。自知说话太急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

从薛宝钗所说的头两句话听来，她对宝玉带有一点责备的意思，这说明她对贾政的暴虐并没有甚么反感，似乎连奴性的袭人看见伤痕时所说的“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这样的埋怨也没有。

薛宝钗的这种表现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和贾政是站在同一封建主义立场。再看她紧接着说出的几句话，不禁又透露了她对被打得伤痕累累的贾宝玉也感到“心疼”。可是她的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全说出来，便已感到越过“非礼勿言”的界限了，因此“又忙咽住”。不过，她终于不自禁地流露了对贾宝玉怀着爱情。这样明显的爱情流露，在书中还是仅有的一次，但也只是这样淡淡的而已。当然，在两种思想对立的基础上，原是不会发生多么热烈的爱情的。在探伤的过程中，她表现得比较热烈的倒是为自己的哥哥辩护。当她问起被打的缘由时，一向谨慎小心的袭人竟不慎地提到她哥哥的“挑唆”，这不免有损她的尊严，于是就笑着说了这么一段弄得袭人“羞愧无言”的话：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玉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说什么的人呢？

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在书中看到过薛宝钗的哥哥，单从她现在所说的这一段话看来，还以为她的哥哥是一位诚实不欺、豪爽洒脱的人物哩！决不至于会想到原来是那么一个恶俗不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金陵一霸”。

从这里，我们看到薛宝钗所受的封建教养是多么深厚！她在为自己哥哥的丑恶辩护时，言谈举止既显得那样雍容娴雅而又落落大方。这也正是曹雪芹所揭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贤”和“德”。

在探望的人们中，读者已经等了好久的还是林黛玉吧？她的来临比较迟，但却最有吸引力。读者先是跟着昏昏入睡的宝玉听到一阵“悲切之声”，接着便看到“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的林黛玉。在这里，曹雪芹显然作过精密的艺术构思，不多的几笔，就散布了非常浓重的艺术气氛。林黛玉探伤的一节比薛宝钗探伤的一节，篇幅要短得多；但其所显示的内容却更大更深。

人们总以为这两个人碰到一起之后，不知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出乎意料之外的：林黛玉抽噎了半天之后，仅仅向贾宝玉说了一句话：

“你可都改了吧！”

这句话虽短，但意味很长。它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凝聚的重量。这是汹涌的感情流水，跳过悲悒的阻塞而喷溅出来的一句话。这里面有同情、体贴、哀怨、委屈，但也有被摇撼于风暴之中的软弱和惊恐……这一切都化成一句话，一句只有林黛玉才能说出的话。

而贾宝玉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这几句话所显示的意蕴也很丰富。它表现了贾宝玉只把林黛玉看作知心人，因此才对她说出这样的知心话；同时也表现出贾宝玉誓死不向贾政屈服、不向封建主义屈服的决心。

在这里，我们不禁深深感到这个封建阶级的“浪子”那种不回头的叛逆精神。

同时，我们也在这里读到一种艺术上的美和真，——生活中比较进步的、光明的一面，怎样在抗拒着还强大存在的僵腐的、暴虐的一面的美和真。这正是那一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也是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所不断表现的一个主题。曹雪芹继承和发挥了这一主题，使《红楼梦》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而列入世界文学杰作之林。

1955年3月

[1] 两语皆见《孟子·离娄上》。

[2] 见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1885年11月26日）。

[3] 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鲁迅

一

人们常常惊叹曹雪芹的天才，但却似乎很少思索这个天才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如果站在《红楼梦》所达到的文学创作高峰，来回顾一下构成这座高峰的文学发展，就会感到产生出这样的一部天才杰作，需要经过多么长久时间的孕育！这部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是出自曹雪芹一人的创造，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许多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开辟出来的。

是的，如果离开前人所积累的一切，即使是天才也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天才必须创造，不能创造的便不是天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接受，一方面又站在现实的基地上大胆地否定前人，从而在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二

《红楼梦》产生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最盛的“康乾盛世”，同时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提供了这部作品的内容。生活是一部杰作赖以产生的基础，这自是不用多说的了，但生活虽是构成作品的首要条件，却不是唯一的条件。把粗糙的生活素材加工成精美的作品，还需要艺术。而这又必须取得一切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

当中国古典诗歌，在八世纪的唐代，汲取了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创作经验而结出丰硕的果实并登上世界文学高峰时，为什么没有同时也产生出一部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小说杰作呢？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缺少文学上的天才，而是因为缺少产生天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小说文学就其总的情况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刚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活动[1]，因此从这里很难产生出像曹雪芹那样成熟的天才。

不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却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首先，他们渐渐扭转了六朝以前中国小说文学长期流连在神鬼怪异国土里的现象，从而扩展了所反映的生活面积，并发展了小说的创作艺术，使小说在中国文学上具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开始于唐代；在这以前，不过是一些粗具小说雏形的奇闻轶事而已。

当然，在唐代的小说中，仍是不能完全摆脱那种志怪搜奇的传统影响，但活动在小说中的主角，已渐渐由神鬼而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说，人的气息压倒了神鬼的气息。

因此，唐代小说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把中国小说文学拉向人生，拉向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唐代小说所表现的那种清丽幽婉的风格，尤其是那些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如崔莺莺、红拂、霍小玉、李娃、倩女等等），不仅曾经启发了元明戏剧家的创作，而且也给《红楼梦》以思想上的、审美学上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增长起来的群众对文学的需要，产生了用白话文写成的宋元话本。从创作艺术来说，话本小说并不及唐代传奇小说精美，但它的出现却是中国小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群众、走向更高发展的一道桥梁。显而易见，出现于十四世纪左右我国文坛上的两个划时代的大作家——罗贯中与施耐庵，他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无论在取材方面或形式方面，都与话本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这个文学上的私生子，已经在文坛上争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水浒传》，尤能显示我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这是从唐代以后，经过了六百多年的时间，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天才巨星。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作所兴起的章回小说，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虽然，这时瘫痪在“廊庙”或“山林”里的中国古典诗歌还在文坛上维持着正宗的地位，但章回小说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显示了它艺术上的生命力，终于迫使一些封建文士不以“小道”待之了。

标志着文学新时代的章回小说，使我国文学愈益走向群众化、通俗化，所反映的生活面积也愈来愈宽阔了，它负担起非古典诗文所能胜任的文学任务，并且从多方面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需要，同时又提高了文学影响客观社会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还担当起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他们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在探求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的磨炼中，掌握和发展了某些带有世界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从而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小说创作中，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生活中的奇闻逸事或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还有意识地去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并且很明显地把这一工作当作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典型形象来概括生活，这一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特殊法则，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更为明确地树立起来了。像《水浒传》，就是相当充分地表现了这些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金圣叹曾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2]应当说，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颇为难得的。除《水浒传》外，即使像《西游记》这样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神魔小说”，也并非专事幻想，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世故人情为依据创造出富有人性的妖魔形象，并写出了带有社会意义的典型性格。这部小说，远不是六朝以来一直缠绵到宋代以后那些志怪小说所能相比。

时代孕育出天才，而天才的出现又给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带来有力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家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出现于十六世纪我国文坛上的一股文学思潮——公安派，他们的带有革新精神的文艺主张，虽然还有缺点，但在对待戏曲小说等新兴文学的态度上，却提出了值得称道的见解。这个文学思潮的前驱者李卓吾，曾经这样说道：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文学经过作家不断的努力，终于扭转了人们的视线，创造出新的文学世纪。而这一切，又是为《红楼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前所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到章回小说阶段，已经表现得非常显著，而且相当成熟；但在十七世纪以前，还没有发展到最高阶段；它还有一段更加成熟、更加完美的发展过程。

正像各种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始终直线式地上升，而是常常有着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文学运动也是如此。

以《水浒传》为里程碑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它以后的一段发展时期中，曾经羼杂着许多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一些远离生活真实的作品，又涌现出来。如继《西游记》而起，出现于十六世纪的另一部以神魔为题材的小说《封神榜》，就离开了现实人生而过多地沉湎在主观幻想的空间。虽然这部小说也有批判暴政（纣王）的意思，但它更着重地渲染了神的意志以及天命、因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因此这部小说的消极成分较多，不能达到《西游记》那样的创作成就；虽然它们都是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当时这种以神怪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很多，《封神榜》尚是矫矫者，其他就更不足观了。鲁迅先生曾经给这类小说下了一个非常确当而幽默的评语：“侈谈怪异，专尚荒唐。”

但是，人们究竟是注意和关心现实的。当这类神怪小说涌现出来把读者带入幻想的空中世界时，它毕竟不能再像六朝以前那样的具有统治力量了。当时的文坛上，也出现了许多描摹现实生活情态的作品。人生的悲欢离合，少男少女的爱恋钟情，以及市井之间各色人物的嘴脸，常是这些小说描写的对象。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一部几乎与《水浒传》齐名的长篇《金瓶梅》。这部小说，在反映人情世态的细致、多样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就。特别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和社会，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是，这部小说却又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对现实生活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作了无批判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描写，以致在书中充满了许多冗杂琐屑和十分猥亵的笔墨。因此，《金瓶梅》虽然较紧密地靠近了生活，但没有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站在一定美学理想的高度上把生活现象典型化地再现出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金瓶梅》成为一部缺乏美感的带有浓重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

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除了自然主义的创作现象以外，还存在着、而且继续了很长时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这一倾向，是通过许多大团圆式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表现出来的。这些小说不仅多是出于主观臆造，而且还间杂着神鬼怪异、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观点。当然，这类小说不能纳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

然而，这一类“才子佳人”言情小说之所以风行不衰，却也说明了一个社会现象，尤其对《红楼梦》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爱情——这个一直处于封建压迫下的社会问题，有着很大的关心，并且希望求得解决。

可是，这类小说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幻想的、不现实的，并且总是企图在爱情的外面包上一层合法的、封建主义的外衣。这种现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意识水平。它说明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爱情在当时是一个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问题。爱情，除了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以外，尚需要求得理性的发展；尚需要用富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内容把它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而这一切，都等待着天才作家予以艺术上的解决。

四

由于当时的人们，对男女间的爱情关系还存在着许多庸俗的、粗鄙的看法，所以一些作者便在他们的言情小说中穿插着许多色情描写，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所指责的：“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金瓶梅》的作者亦深堕此流。

但是，这部被目为“决当焚之”而又觉得“非人力所能消除”[4]的小说，一方面有其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又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这部小说虽然越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但它却是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下写成的。首先，它取用了《水浒传》中的一段题材，即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并从西门庆这个恶霸地主的家庭生活铺写开去。但它又和《水浒传》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不去追求紧张奇特的故事情节，而是把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角落，去表现一些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当然，这种情形也已经表现在《水浒传》里面，但《金瓶梅》却更进一步地把它发展了。

另外，《金瓶梅》虽然也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它已经摆脱了说书人所留在章回小说上的影响。它写出来主要是为了看”，而不是“说”。当然，这些特点不是全部由它独创出来的，也是集合了其他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不过它却表现得最为充分，最为明显。

总之，《金瓶梅》在创作风格、表现方法以及在更为平实、更为细密地接近生活等等方面，都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无怪，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当时就有人极口称赞为云霞满纸”[5]了。的确，它提供了许多可以为后来的作家继续加以提高和发展的创作经验。

因此，《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一种低落，不如说是一种继续向前发展的转折。经过这一转折，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在创作艺术上又出现了新的、更为成熟的面貌。

我们在这里所以比较着重地谈到《金瓶梅》这部作品，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天才。——这就是所谓“深得金瓶壸奥”[6]的曹雪芹。

五

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7]这是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语，是纵览了中国古典小说之后所得出来的一句评语。如果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8]；那么就会更加感到，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多么高度的估价！

《红楼梦》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的盛评。曹雪芹正是卓越地汲取了前代作家的创作成果，又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曹雪芹把《金瓶梅》以及其他小说所提供的一些创作经验都批判地接受过来，而又加以天才的发展。他在《红楼梦》中，也是不去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故事，而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艺术的宝藏。他不仅在所谓“家常琐屑”、“儿女痴情”中深刻地揭露出那一社会的丑恶和黑暗，而且还找到埋藏在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同时，他无论在揭露丑恶和歌颂光明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崇高的美学理想。而这，正是《金瓶梅》的作者所缺乏的。

不仅如此，《红楼梦》和《金瓶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曹雪芹把他的笔触伸入日常生活角落时，并不是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扬弃了《金瓶梅》中的那些自然主义的糟粕，并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人物，一扫过去那种单线条式的或脸谱化的手法。因此，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一大群具有深厚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则显得非常不足，它几乎没有创造出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典型。其中像西门庆、潘金莲等给人印象较深的人物形象，基本上也还是《水浒传》所塑造出来的性格，《金瓶梅》的作者只是把它丰富了，但是并未予以深化。

二、曹雪芹虽然汲取了《金瓶梅》的一些创作经验，但绝不是仅仅局限在这里。实际上，这个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要比这丰富得多，所打破的方面也要广阔得多。可以说，整个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都给这部作品留下深刻的影响。它那洋溢的诗情，很明显地是受到古典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宋元词曲）的陶冶；至于它的叙事行文又何尝不是撷取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神髓？毋怪前人曾说：“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9]此外，曹雪芹还继承了宋元以来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小说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打破了那些幻想的、不现实的虚构（如“还魂”、“离魂”之类）；使《红楼梦》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和深刻的时代内容；并且环绕着爱情展开了广阔的社会描写。

三、曹雪芹对当时大量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是有意识地去打破这种长期盘踞在文坛上的现象。他在《红楼梦》一开头，就对这种现象予以尖锐的批评。——不过，这类作品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启发”了这个天才，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足为法。

这也是中外文学史上屡见的现象：杰出的作品常常是从成堆平庸的作品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习惯了平庸的人们，还常常对杰出的作品投来诧异的目光，使它受到平庸作品反而从未受到过的指责。

四、曹雪芹除了打破以上所说的各种积弊以外，还打破了一重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难打破的现象，这就是一反中国古典戏曲小说题材因袭（虽《水浒》亦不可免）的顽固现象，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不像许多古典戏曲、小说那样地可以在前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他们的原型，而是曹雪芹独力把他们创造出来的。或者说，许多生活着的人，曹雪芹第一次把他们带进了文学的领域。

五、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又是第一次作为一部带有某种自传色彩（而非“实录”）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在西欧，纯粹的自传文学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如《切林尼·宾文鲁托的生平》）。在这类文学作品中，其思想特色常常是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主张“回到自然”，赞美“心灵的想象”（如卢骚的《忏悔录》）等等。但带有自传色彩的《红楼梦》，又和这些西欧的自传文学不同。它虽然取材于作家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并可能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留下自己的影子，但它却是对生活加以提炼、概括并通过艺术的想象（即所谓“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的出现，除了在思想社会的意义上有其独特的表现以外，同时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表现着这样一个重要特色，即它较之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更加发扬了以亲身体验过的生活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

这是《红楼梦》所独具的创作特色；或者说是唯有《红楼梦》表现得最充分的创作特色。而且这一特色，并不是曹雪芹无意识的表现，乃是作家明确地把它提出来并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

翻开《红楼梦》，首先便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开卷的一段自白里，曹雪芹这样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张：

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在这里，曹雪芹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的是：写实。并且把这作为他创作的最高原则。曹雪芹所谓的写实，绝不是某些红学家所设想的那种把曹家的世系和贾府的世系按年按月排比起来的家事实录。曹雪芹自己说得好：“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这一句话极重要，是曹雪芹用当时所能找到的语言，说出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即对亲身所经历的生活现象（事体），加以剪裁、提炼（取），并展示出内在规律（情理）的创作过程。[10]

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者。这一自觉，是中国文学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作家与当时文学上所存在的自然主义、“千部共出一套”等不良倾向斗争的结果。而现实生活，则是促成这一自觉的最坚实的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可算是《红楼梦》的重大突破和创造，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六

曹雪芹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他“不敢稍加穿凿”地追求“真”，但这个“真”的具体内容是甚么呢？它又是怎样表现在艺术上的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在艺术上追求“真”，应该说，这并不是曹雪芹最先提出来的创见。远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刘勰就已经提出“事信而不诞”[11]、“情深而不诡”[12]。这种求真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传统，在曹雪芹较近的时代里，也不断地有人提出：

夫诗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之言，终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为异；而后之作者，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求之弥深，失之弥远，则求之者之过也。[13]

这段话与曹雪芹所说的“只取其事体情理”，不仅精神一致，连用语都很相像。看来，在主观上要求文学的真实性，似乎不足为奇。问题还在于对“真”的理解。怎样才叫做“真”？它的标准是甚么？它与生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在这里，就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了。

对这些问题，曹雪芹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阐释，但他却通过生动的创作实践作出了精彩的回答。

关于文学的“真”，曹雪芹有着非常艺术而形象的了解。他笔下的“真”，就是生活的完整的、复杂的、本质的再现。

生活中的事物，本来是丑的，曹雪芹就按照它原有面貌连同它的五光十色的迷人外衣，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本来是美的，曹雪芹又按照生活中的原有面貌连同它的看来是不美的缺陷，一同把它表现出来。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4]

此外，《红楼梦》还表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作家的是非爱憎并不作主观的浮浅的表露，常常是深含在客观的形象内里。一切，让活生生的形象去说明，去展现；这就是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也是他对于“真”的艺术理解。

艺术上的真，本是来源于客观现实，但它常因各种主观因素而发生歧异。只有当作家的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统一起来，或者服从于后者时，才有可能反映出生活的真实。《红楼梦》正是这样，它不仅在总的方面表现出客观历史的真实，而且还在生活的细节上追求着严格的真实性。在这个作家的笔下，除了那些故作虚幻的笔墨之外，虽至毫发之微，也几乎很少有脱离生活的夸张。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俱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种细节上的真实，不仅在中国作家中，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几个作家能够达到这样精严的地步。同时，也正是这些细节的总和，才构成了一部体大思深的《红楼梦》。

曹雪芹笔下的真，不仅可以凭借一个普通读者的生活经验得到最直接的心证，而且还经受得起历史科学的鉴定。但这并不是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一切，都要从历史记载中去求得印证，才足以说明这部作品的真实性。那种罗列历史材料以代替作品分析，或者机械地加以比附，其实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文学和历史虽然同是反映客观世界，但它们不能互相代替。文学艺术主要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从而反映出时代的面貌；而历史则是谨严地根据事实的记载去反映出时代的演变过程或社会发展的规律。文学创作所不可缺少的想象与虚构，却是历史科学的大忌。因此，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它的价值绝不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所能评定。历史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帮助人们去了解这部作品。可惜，我们正是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用历史学的、考古学的眼光来对待古典文学作品。他们把古典文学作品当着一件古董或是一件出土的文物来处理。于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切特征，便在这种处理下完全消失了，以至古典作品好像成了历史资料。至于文学艺术所特有的情趣和引人的艺术魅力，也在那种研究方法的“风干”下变得枯燥无味了。

总之，《红楼梦》的价值，包括它的真实性，不是表现在历史学或考据学的意义上，而是表现在美学的意义上。曹雪芹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不仅使我们看到那一历史时代的生活面貌，而且还看到那一时代的心理、感情以及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它使人们从一个有限的世界看到了一个无限的世界，从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许多人，甚至发现了自己。这就是《红楼梦》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同时也是这部作品所以万世不朽的原因之一。

真实性，这本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具有的条件。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

“我们要求文学有一个质，没有这个质，文学就不会有任何价值，这就是真实。”[15]

但是，事实并不等于艺术意义上的真实；而真实也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把真实性与现实主义混为一谈，这似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曾有一个时期，古典文学评论界几乎给每一个优秀作家都佩上一枚现实主义奖章，因为既然是优秀的作家就不能是不真实的作品的制造者。其实，优秀的作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作家，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样也可以写出具有某种真实性的作品。《聊斋》的谈狐说鬼，其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浪漫”得很，然而它不是也真实地反映了人情世态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么？由此可见，真实性只是一切优秀作品所固有的素质，而不是现实主义所独具的素质。

一般地说，只有当作家通过客观事物的精确描绘，而不是凭借幻想、奇特的夸张或主观感受去反映出生活的本来面貌，这才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是在文学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趋向完整的。又由于文学总是客观现实的某种反映，所以即使在浪漫主义的创作中，也常常含有现实主义的因素。至于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则很早就在文学史上出现了。而在小说这一类较后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中，当作家除了对客观现实按照它的实际存在形式予以精确的描绘之外（虽细节亦不容失真），又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并展示出这种性格与历史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就达到成熟的现实主义了。这种创作方法，曾经表现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许多作品中，而且形成文学创作上的一股主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上，现实主义却始终没有成为有意识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套严整的体系。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成熟的、规模较大地反映了时代面貌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并不比西欧为迟。产生于十四世纪左右的《水浒传》，就是一部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品（虽然在它的里面也含有浪漫主义的成分）。这部作品比西欧最先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的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还要早约一两个世纪。而《红楼梦》继《水浒传》以后，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上又有了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发展。但曹雪芹又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红楼梦》较之《水浒传》，除了更为平实地迫近生活以外，并且把笔触更为深细地伸向普通人的日常心理世界中去。“说出关于人的灵魂的真实”，这一著名的为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创作主张，同时也是曹雪芹所表现的主要创作特色。

人类心灵中，许多最细致最微妙的活动；现实生活中许多从来没有被文学照亮过的角落；经过曹雪芹的手，都把它交还了艺术。这个伟大的天才，大大地提示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能力。

《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还在于：历史社会生活是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结构呈现在作品中。它不像《水浒传》或《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是由一段段故事连串起来的。整部《红楼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几乎没有甚么可以单独抽取出来而不损伤周围筋络的情节故事。它首尾相连、百面贯通，有如生活本身那样的气象万千而又浑然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像《红楼梦》如此充分地表现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联系性和它的整体性。这不仅是艺术结构上的巧于安排，也是由于作家对生活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艺术地反映出这一自然辩证法：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至于这部作品所反映的许多现实问题，如像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妇女解放、新旧两代的冲突以及反封建主义的生活道路等等，很多是《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所没有表现过的问题；至少是没有表现得那样鲜明、那样强烈和富有深度。

总之，《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无论就它的艺术表现或所反映的生活深度来说，都已经达到了西欧后期现实主义创作水平，达到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美学要求：“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毋怪这部作品一出世，它那逼真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虽然作者一开始就声明：“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可是人们似乎完全不觉得它是“敷衍”，总是想起现实生活，想起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以致很早就兴起考证索隐之风，好像非要把那个早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甄士隐”抓回来不可。至于那些把这部作品骂成“淫书”的人，也说它“笔墨深微”、“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16]。

《红楼梦》的真正文学价值，在当时不可能被人认识。它不是招来许多恶毒的咒骂，就是被人误解地加以玩赏，不然就是猜谜式的穿凿附会。认识这部作品的美学理论（特别是小说创作理论），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像刘勰、钟嵘、陆机这样优秀的、懂得艺术哲学的批评家，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美学见解；尤其是刘勰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长期成为中国古典作家尊崇的艺术经典；但是，由刘勰等加以总结和创立的一些艺术理论，虽然颇多新警之见，却不能担负起解释《红楼梦》的任务。因为他们在艺术的起源、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还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17]等等，都是把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强调到首要位置。因此，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不能正确解释文学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所谓“政化贵文”，孤立地看来，好像是很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但一当进入具体阐明，就露出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即所谓“必征于圣”、“必宗于经”等等。由于这些局限，古典批评家的文艺理论不能不常常带着形而上的色彩。人的社会生活，或者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一直没有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上提到应有的位置，更没有明确地、充分地认识到这是文学活动的主要对象。

因此，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无力去解释像《红楼梦》这样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由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的总结，还没有来得及对以后发展起来的戏剧小说作理论上的探讨。因此，对于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我们常可以从古典批评家的著作中找到一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显得相当精到的见解；但对戏剧、尤其是小说，在古代批评家的著作里就很少看到比较重要的有系统的见解了。作家总是常常走在批评家的前头。而中国古代文学愈是发展到后来，小说家就愈是走到批评家的前头去了。

七

《红楼梦》的产生，虽然未必得到文艺理论家的指引，但又和整个文学的发展不能分开。前面已经说过，这部作品所以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时间所给予的这种安排是有它深长的历史原因的。只有当中国文学发展到十八世纪，经过《水浒传》、《金瓶梅》等等创作实践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曹雪芹才有可能那样卓越而深刻地反映出他的时代。正像如果没有汉魏六朝诗歌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杜甫就不能那么有力地唱出人民的苦难。在外国文学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奥涅金》和《聪明误》，果戈理就不会感到自己能够如此深刻和真实地描绘俄罗斯的现实”[18]。

同时，也只有中国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当整个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对文学提出了更多、更复杂的任务时，曹雪芹才有可能在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下，写出一部结构复杂、方面广阔、问题众多的《红楼梦》。

正像一切社会现象一样，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不能孤立地脱离各种条件而独自发展。有人机械地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会产生现实主义，这种看法自是经不住文学史的考查。因为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天才杰作的诞生，并不一定都在经济发展时期，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出现在唐代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动乱期中。当然，另一方面也需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常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文学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曾随着宋元城市经济的繁荣，促成了话本小说和古典戏剧的产生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而跟着变得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日益扩大的文学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都向作家提出新的文学任务。有为的作家，就不能不从事艺术上的革新和创造来适应生活的要求。所以，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社会愈是向前发展，生活愈是日趋复杂，文学艺术也愈是在样式上、创作方法上日趋丰富。当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已经感到反映的无能为力时，当然更为高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要在许多作家的努力下创造出来了。

所以，比较完善的、形成一套创作体系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出现在文学史的后期。能够宽阔地反映现实的小说文学，它的成熟与发达更是如此。譬如《水浒传》的出现，已经接近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而《红楼梦》的出现，却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向衰落的前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创作法规，它是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一同发展的。它的许多概括生活、创造典型的方法，并非一朝一夕就臻于完善，而是在许多作家长期的努力下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而且它还要继续向前发展，永远等待着天才来从事新而又新的创造。

因此，尽管曹雪芹无比卓越地发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艺术，但他所提供出来的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却又不能完全胜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了。只要稍有一些创作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如果仅用《红楼梦》所提供出来的创作经验（尽管它很丰富），是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我们时代的旋律的。新的现实，向文学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任务，自然也要求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创作方法。所以，我们时代的文学，一方面必须继承古典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必须作出新的突破和革命性的发展。

是的，曹雪芹只能在旧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从事开辟和创造，继续“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还有待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在这方面已经树立起旗帜的，正是说这句话的鲁迅先生。

[1] 胡应麟在《笔丛》曾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2] 金批《水浒传》（贯华堂本）卷三。

[3] 李卓吾：《焚书（三）·童心说》。

[4] 袁中道：《游居杮录》。

[5] 袁中道：《与董思白书》。

[6] 脂砚斋评语。

[7]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8] 见《坟·论睁了眼看》。

[9]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10] 在这段自白里，作者还说了“亦不过实录其事”的话，这也是为了强调写实的创作精神。如果以为书中所描写的人、事、地都可以一一考证坐实，势必违背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陷入穿凿附会的索隐。还在旧时代里，就有人讥之为“刻舟求剑”了。

[11] 同见《文心雕龙·宗经》。

[12] 同见《文心雕龙·宗经》。

[13] 见（明）冯琦序《于宗伯集》（《宗伯集》卷二）。

[14]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5]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16] 邹弢：《三借庐笔谈》。

[17] 见《文心雕龙·原道》。

[18] 别林斯基：《普希金》第八篇。

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

一 “大旨谈情”

一切伟大的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

作品越是伟大，就越是富有时代的特色，越是敏锐而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所以列宁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

不过，作品在反映它的时代时，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是比较直接的，有的是比较曲折的、深含的。

《红楼梦》更多是接近于后一种情况。

在这部作品的一开始，曹雪芹曾一再声称，他这部书“毫不干涉时世”，“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而是“大旨谈情”。

《红楼梦》确是着重地描写了爱情。它以主人公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2]，用细致深微之笔，刻画着他们的儿女真情”；并以此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这部描写了小儿女“痴情”的小说，竟是给人们带来如此博大深沉的感受。被它所打动的读者，不仅有容易激动的青年人，也有阅世渐深、已经上了年岁的读者；而且似乎正是这部分读者，对它的领会尤深，品味更长。

两百年来的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各阶层，从稍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到学富五车的名流学者，几乎都成了《红楼梦》的热烈读者，以至构成了一个广大的读者群。自然，在这些庞杂的读者中，人们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趣味、想法来阅读这部小说的，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被书中的爱情悲剧吸引住了。即使是那些把这部小说目为“淫书”而必欲禁绝烧毁的封建道学先生，也说它“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3]。

当然，声称以“谈情”为“大旨”的《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它的伟大价值也不仅仅是表现在这里；但为什么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是如此深印人心和富有影响呢？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数计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中，又为什么独有《红楼梦》显得如此不同凡近而给人以深思的力量呢？

这固然是因为，爱情描写在这部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更主要的还是：《红楼梦》的爱情描写，写出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内容——时代的、社会的内容。

二 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到一起

《红楼梦》爱情的时代社会内容，可以先从题材的意义上来看。

由于在封建时代，爱情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感情生活上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因此《红楼梦》的名曰“谈情”，实际上不能不是谈的社会问题，这就使作品首先从题材上取得了积极的意义。

不过，仅是这一点还不够。因为题材虽然是一个作品不可不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但还不是决定一个作品成败的关键。在封建时代里，就曾经出现过很多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可是它们并不一定都动人或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而流入平庸卑俗之作更不少见。

因此，即使是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也要看作家对它有多深的了解，特别是站在怎样的思想高度上来处理它。曹雪芹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爱情这个题材在他的笔下所显示的深度和广度，不仅超过了中国文学史上所有写到爱情的作家，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少有几个作家可以相比。

曹雪芹出色的地方，首先表现在：他不是把爱情问题当作一个孤立的生活现象来处理。

作家在开卷第一回除了声明“大旨谈情”以外，还表明另有一个创作动机：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段话看上去带有一点旧时代小说家的调侃笔调，但颇为重要。它表明曹雪芹不仅旨在“谈情”，还旨在“闺阁昭传”。他不仅写了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而且还写了她们的“或情或痴”。这样，作家就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深有联系地写到一起。

这样地联系起来，并不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表现，而是发自作家的进步妇女观，发自他对被压迫、被卑视的妇女怀着深刻的同情和赞美。这种赞美竟是到了这样的程度，即认为女子胜过男子，而把“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完全倒置过来。这种把对女性的赞美建立在对男性的贬低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仅见的现象。恩格斯曾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因此，《红楼梦》在这里实际上是接触到那一社会的本质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虽然一再声明旨在“谈情”，但当实际进入具体描写时，并不急忙去展开爱情，而是先在书中第四回写出了一个“薄命女”的形象——英莲（即香菱）。对这个薄命女”，曹雪芹虽然用笔甚简，但却从她的童年写到成年，而且还计划一直写到她的“芳魂返故乡”。作家使这个“薄命女”成为全书第一个出现的妇女形象，这在创作上并不是没有用意的。通过这个女子的悲惨遭遇，以及她方喜有人“定情于她”忽又遭到破坏，作家首先使读者看到封建时代妇女的阴暗命运，并为全书启开了时代的气氛。同时，也为他的意义深长的“谈情”先弹起一阕音调悲沉的前奏曲。

另外，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出现在《红楼梦》中的妇女，特别是那些青年女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薄命”的。即以身为“贵妃”的元春来说吧，表面看来，她是何等尊荣！在那一次“归省”中，曹雪芹大事经营地描写了这一场“隆恩大典”，以及那种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妃子家”的富贵风流。可是，那一派香烟缭绕、鼓乐声喧的繁华气象，原是用被严禁在珠宝囚笼里的青春交换来的。因此它丝毫不能冲淡这个贵妃心里的酸楚，只不过使她愈益感到待不多久又要回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而已。实在说来，这个女子正是因为取得了那一社会里的特殊尊荣，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薄命”。至于其他妇女，特别是那些“身为下贱”的丫鬟婢女，其“薄命”就更为悲惨了。她们或如金钏儿的投井而亡，或如鸳鸯的悬梁自尽，或如晴雯的抱屈惨死，或如尤三姐的血染利剑，或如司棋的撞壁丧生……还有像芳官、藕官、蕊官那样地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自愿”把青春埋葬在冰冷的寺院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条“生路”也是经过哀求才得来的，封建主子曾这样对她们说：“佛门也是轻易进去的么？”

曹雪芹又表现出：所有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薄命”女子，几乎没有一个真正享受到爱情的幸福。如前面所提到的香菱，作家既在书中先写了她的一段所谓“梦幻情缘”，后来又写到她被辗转贩卖，在贪夫、悍妇的交相打骂下，挨受犹恐不及，自然更谈不到甚么爱情。至于元春也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玩物，一个戴着凤冠霞帔的高等“姨娘”罢了，自然也无爱情可言。还有像史湘云、迎春、探春以及其他许多青年女子，也无一不是“薄命司”里的人物，同时也无一不是没有爱情的幸福。有的似乎连想都不敢想。至于那些有过爱情的女子，如林黛玉、尤三姐、司棋等等，她们的爱情，不仅没有使她们得到幸福，相反地更给她们的“薄命”史上多添了如许的泪痕和血迹。

《红楼梦》就是通过这许多“薄命”女子的描写，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同时也从多方面去扩深了爱情描写的内容。它生动地表现出：是薄命必蹇于情；因多情更薄于命。这样，曹雪芹就把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富有深度地结合起来，并使《红楼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最懂得妇女的痛苦和希望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最懂得在爱情问题上妇女比男子更受压迫、更没有自由的作品。

三 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红楼梦》注意到爱情问题和妇女问题的社会联系性，这已经高出同时代的同类作品多多；但是，《红楼梦》的伟大价值还不仅止于此。

曹雪芹除了把“谈情”和妇女问题结合起来以外，又对那一时代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家庭问题、奴婢问题、思想道德问题、科举问题、政治法律问题以至典章制度、宗教风俗等等，都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接触。笔锋所至，几乎牵涉到那一社会的整个结构。

旨在“谈情”，为什么又是如此牵涉广阔呢？这是和作家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分不开的。

原来，在封建时代，爱情问题并不仅仅和妇女问题有关，而且还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有着深长的联系。它最初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历史上提出，本是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随着私有制、阶级压迫、家庭形式、男权主义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连带地产生出来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特别是长期居于至高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思想，使爱情问题更加趋于严重。它不仅剥夺了爱情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视之如异端，防之如盗贼。为了禁绝爱情的发生，封建礼教曾经严格地规定了一套所谓“男女大防”，如果越出这道“大防”（特别是女子），那就是最没廉耻的“私情苟合”。在那一时代的道德经典上曾这样写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4]。

于是，自由恋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丑事，这在当时竟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即使在人民中间也莫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正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丫鬟司棋和情人在园中幽会，被鸳鸯闯见了，司棋便哭着哀求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们吧！”而鸳鸯也吓得“心内突突地乱跳”，认为这是一件“关系人命”的事。但是，真正见不得人的通奸行为，在那一社会里却又视为家常。对此，《红楼梦》中也有描写。那个“鬓发如银”、满面“慈祥”的贾母，她对贾琏和鲍二家的通奸，不仅一笑置之，并且认为“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可是，这个封建家族的“老祖宗”，对于真正的爱情却和圣经贤传上的看法完全一样，只不过在说法上有雅俗之分罢了。她认为：如果一个小姐“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便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

在封建时代，为什么容许通奸而严禁爱情呢？这是有它的社会原因的。因为通奸可以作为统治阶级发泄淫欲的一种补充，它本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社会现象”[5]；而爱情则常常牵涉到婚姻问题、妇女人权问题、宗法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就不免要捣乱封建社会的一套伦常秩序和思想道德体系，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损害封建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正像恩格斯所说，在封建时代“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6]。

封建社会所以禁绝爱情，还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专制者不仅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也统治着人们的感情；它敌视任何民主，即使是好像与政治无关的爱情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容许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则往往导致争取最起码的人权，势必捣乱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所以对爱情防范极严，并且从理论上把它提到道德的高度，正因为它是一个与封建社会制度相联系着的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问题。

由于曹雪芹是一个由雕栏玉砌到瓦灶绳床“翻了筋斗过来的人”，他对生活有大阅历、大感慨；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的思想修养，使作家对整个封建社会具有甚深的观察和认识，并从而体验到那一时代爱情问题所包含的深广社会内容。他感到不可将目光仅仅局限于红粉朱楼，而是必须向浩茫的广宇作凝然的探视。只有这样，才能对封建社会作出全面的反映，自然也包括爱情问题的反映。

因此，作家在书中一开始，不但写了香菱这个“薄命女”，而且更把笔触向四周伸开，写到那个号称“金陵一霸”的薛家公子，为了争夺这个“薄命女”，“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由此，作家又写到封建官衙的循情枉法，写到豪门贵族（贾、史、王、薛）在社会上的横行霸道；他们互相扶持掩护即所谓“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谁要是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性命也难保”。因此，当时的地方官奉之为“护官符”。……这一切，虽然着墨无多，但曹雪芹却深刻地表现出：在那一社会里，法律只不过是金钱的奴隶；而封建官僚机构，乃是贵族豪门恣意行凶的工具。这样，《红楼梦》一开始又使读者看到一幅封建黑暗政治的缩影，并由此更为广阔地展示了封建社会里的其他各种黑暗腐朽现象。举凡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剥、包揽讼词、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有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等等，无不在书中作了真实的描写。曹雪芹非常艺术地指出：在那一社会里，装璜修饰得最富丽堂皇的地方，原来是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所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文明，只不过给许多犯罪行为，披上一件漂亮外衣；而丰盛的物质财富——这一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却被统治阶级夺取过来，变成培养贪欲与兽性的温床。通过这一切描写，《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把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腐朽暴露得最深刻、最全面的作品。

一再声言“毫不干涉时世”，却又如此写尽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并不抵牾，正如“甲戌本凡例”中所说：“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所以“不得不叙”，这里面是用心颇深的，正说明《红楼梦》的“大旨谈情”，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去大谈时代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毋怪这部“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的书”，非但毫无狭窄短浅之病，竟是一部对封建社会里的世态人情极为洞明练达之作。

正是在如上所说的对爱情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刻感受上，曹雪芹产生了《红楼梦》的布局和构思，并为全书树起了骨架。

让我们注意一下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这部长达百万言的巨著，虽然人物写了四百多个，生活事件千头万绪、此起彼伏，但它基本上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描写了以贾府为主以及与之荣枯相连的薛、史、王这四大封建家族由繁华而衰落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会“无可奈何”地走向破败的“末世”命运；另一部分则是“谈情”，即以宝、黛、钗为主的爱情描写及其走向悲剧的过程。而这一部分又是贯串在封建家族衰亡史中的一条自成首尾的骨干线索。书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不是和这一部分有联系，就是和那一部分有联系，或两者都有联系。

有的同志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只能有一个，即主人公的恋爱婚姻悲剧。而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描写，不能成为爱情之外的又一个主题。又有的同志所持的看法，恰恰和这相反。其实，一部广阔地反映了现实的文学巨著，它所涉及的生活面和思想内容原是非常丰富的，因而主题也就常常不是那么单纯、那么贫乏[7]。就《红楼梦》来说，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以至妇女问题都是它所着重描写的主要部分，不能把家庭社会描写仅仅看成是为了爱情描写而设。因为《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家庭、社会的描写，如元春归省、宁国府治丧、刘姥姥进荣国府，等等，虽然不能说和爱情描写毫无联系（特别是从展示爱情的社会环境这一点上来说），然而它们并不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具有独立的意义；有时甚至显得比爱情描写具有更高的意义。同样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红楼梦》中所展开的富有社会意义的思想冲突，那些常被研究者所称道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主义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即所谓“仕途经济”等等）的深恶痛绝，如果不是通过主人公在爱情上的抉择和对封建婚姻的反抗，又怎能在尖锐的斗争中得到如此强烈、集中而又动人的表现？所以，这一部分描写，也自有其他描写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和意义。

这样说来，是不是会把《红楼梦》的内容割裂开来呢？或者会“削弱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呢？这不仅不是削弱，而且还是丰富。因为无论是爱情描写或家庭社会描写，都从不同的方面归向一个总的创作意旨，这就是揭露、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这就是控诉封建势力对生活中美好的新生的事物的迫害和摧残。一句话：反封建主义！

因此，《红楼梦》中的两大部分描写，并不是处于彼此分离、自成局面的状态，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它们不仅在思想的、社会的意义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还在艺术表现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8]因此，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愈是深刻地写出那些骄奢淫逸、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就愈是相对地衬托出宝、黛爱情的真挚、洁白和美丽[9]，并从而更加显示出爱情的反封建意义。

总之，一枝笔在曹雪芹的手里，既写尽儿女“痴情”，又写尽封建世态。作家时而把读者带入具有反封建意义的爱情描写里，在那里可以看到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又时而把读者带到贵族豪门的深院内帏以及其他各种生活角落，在那里正堆积着封建社会的各种污垢和腐朽。这样地明暗叠交，正反相映，不禁构成了一部色调丰富、风光无尽的《红楼梦》。

是的，曹雪芹并不是一个只见黑暗不见光明的作家；《红楼梦》也不是一部只让读者看到污浊腐朽而不给人以正面理想光辉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一面通过爱情控诉了封建社会，一面又通过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歌颂了这一爱情。

所以，《红楼梦》中的两大部分描写，它们是相反相成的，是统一于一个总的创作思想的，正像处在同一光源下而分出阴阳两面的整体。如果截去任何一部分，《红楼梦》就要大大减色，甚至不复为《红楼梦》。

试想，如果没有爱情这一部分描写，《红楼梦》怎能具有它那绚灿明丽和不知曾经打动过多少人的悲剧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封建家族以及由此铺开去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红楼梦》又怎能显得如此的博大深沉和富有全面批判封建社会的力量？同时，又怎能如此深刻地显示出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有些根据《红楼梦》改编成别种体裁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缺乏原著那种深厚的思想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改编者往往仅是摘取了或过于孤立地突出了书中的爱情描写，而没有像原著那样地把爱情描写展现在广阔的社会描写上。这样就不免把《红楼梦》缩小为一部仅仅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作品了，而不是像原著那样地对封建社会具有多面的批判意义。

总之，从《红楼梦》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任何时候都不可为爱情而描写爱情。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把爱情描写当作创作的最终目的，总是通过爱情描写去反映出时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而《红楼梦》显得杰出的是：它不仅把社会描写和爱情描写始终深刻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把社会描写作为“大旨谈情”的典型环境，使之与爱情在全书构成线与面的辩证关系。

四 带有新的色彩的爱情

《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社会意义，除了以上所谈到的以外，还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是一种带有新的色彩和具有广阔反封建思想的爱情。

这一爱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反封建传统，和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有着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它又突破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而前进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在某些地方否定了前代作家所表现的爱情，提出了自己的东西。

这主要表现在：书中通过贾宝玉，对“德、言、工、容”俱全的薛宝钗和“从不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这两个爱情对象的选择，展开了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并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恋爱观；即爱情必须建立在以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这样，《红楼梦》便一反只要是“郎才女貌”便可“谈情”的传统陈套，而且否定了许多古典作品（包括《西厢记》、《牡丹亭》这样优秀的作品在内）把“金殿对策”、“五花诰封”作为爱情美满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红楼梦》着重地表现出：两个爱情的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都不是以前戏曲小说中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式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人笑为“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正是因为这个叛逆，才把他们更深地引向爱情；而爱情又更深地使他们走向叛逆。

他们不单单在恋爱这一点上与那一社会相逆，而是在很多思想问题上、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逆。他们一个按捺不住地对举世沉迷的科举制度，提出剧烈的反对；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加以剧烈的憎恨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籍都焚了。此外还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点，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再看另一个，在口头上虽说得不多，但却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她把全部心思都用于“非女儿本分”的读书写诗，又把当时视为邪书的《西厢记》，在心里记得烂熟。更重要的是，她对那个封建家庭里的“孽根祸胎”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视为一个少女的终身寄托。

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塑造，曹雪芹动人地提出：只有建立在反封建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

作家更从多方面发挥了这一爱情思想。他在《红楼梦》中，除描写了以宝、黛为主体的爱情之外，同时还交织着其他许多爱情描写。如智能与秦钟的爱情、龄官与贾蔷的爱情、彩云与贾环的爱情、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更有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等等的爱情，真如作者所说：“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为什么《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爱情？这一方面固然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反映，同时作家也是寄予了深意的。

正是通过这许多爱情描写，《红楼梦》互相衬托地表现出：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美，只有体现了那一时代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值得歌颂的爱情。所谓“美”，在曹雪芹看来，就是向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叛逆。凡是不合乎这个标准的爱情，那么就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在《红楼梦》中也没有什么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但真正把读者带入思想的、诗意的境界的还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而晴雯最后为了“不枉担虚名”对贾宝玉所表现的爱情，又以它的清白如水、热腾似火、特别是富有强烈控诉封建社会的力量而尤其显得感人。其他像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等人的爱情，也以它的义烈、纯朴和控诉了封建社会而闪动着光彩。

至于彩云与贾环、智能与秦钟等等，他们的爱情或因所爱的人不美、或因缺少精神内容和带有市俗的气味，于是也就显得暗淡无光了。

前面已经谈到，几乎在《红楼梦》一开始（即书中第四回），作家就首先使读者看到一个“薄命女”的形象，从而为他的富有社会意义的“谈情”鸣起序曲；此外，作家还在书中开始不久，即在红楼梦》的主要爱情故事展开以前，又先描写了一段爱情，这就是那个封建官僚贾雨村的爱情。那是在他穷愁潦倒的时候，有一次在小康地主甄士隐的家中，看到窗外有一个“却也有动人之处”的丫鬟。这个丫鬟回头向他看了几看，于是这个未来的贪官污吏，便“狂喜不禁”起来，并且口中吟道：“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这真是一个落拓书生的风尘艳遇，本是才子佳人“奇缘”式爱情的绝好题材。像这样一类的爱情故事，在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中不是已经渲染过很多吗？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写来，这个贾雨村虽然也是生得“面阔口方、剑眉星眼”，而且还写得一手颇见功力的五律，似乎才情也不弱；但作家并没有把这一人物加以庸俗的美化，而是真实地写出了那是一个戚戚于贫贱的“才子”，一个为贾宝玉所不齿的“禄蠹”。当他后来穿着“乌帽猩袍”得志而回，并送来两封银子，四匹锦缎”与那个丫鬟偿了夙愿时，看来这本是一段风流佳话”，然而却显得那样的俗气和势利！

曹雪芹所以首先让读者看到这一段“奇缘”，其用心也是很深的。这不但一反庸俗的陈套，而且先从反面为他所欲着重描写的爱情暗施衬笔。

曹雪芹就是这样的在《红楼梦》中写了许多爱情，并且分出它们各自不同的色调，从而多方面地发挥了他的爱情理想。这是很可贵的，曹雪芹虽然是一个描写爱情的圣手，但绝不是爱情的毫无原则的歌颂者。

他把爱情这个题材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一些爱情原则，有了更多的民主思想内容，以至和近代的恋爱观比较接近起来。

五 反射着时代的投影

由于曹雪芹是在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观察的基础上来处理爱情题材的，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即使写到青年男女——特别是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的曲折缠绵的心理状态时，也依然反射着一层时代的投影。

本来，时代的许多重要特征，常常是通过人们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的。它有时比那些直接带着历史标记的事物如衣冠文物等等，更能把时代的特征表现得富有内在的深度。因此，以创造人物形象为其主要工作的作家，必须通过时代的、阶级的联系，深刻地写出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这种心理性格在各种行动上的复杂表现，其中当然也包括在爱情上的表现。

曹雪芹正是深深地掌握住这一点。他不仅表现出作为宝、黛爱情基础的反封建主义的心理性格，从而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呼声；而且还表现出这一爱情那种欲掩还露、忽喜忽怒的心理状态，也和时代有着曲折的联系。

由于宝、黛的爱情从发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封建社会发生了抵触，因此这一爱情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处在时代的压力底下。只是这种压力，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来自贾母、王夫人，也不是来自贾政这些封建家长，而是来自一种巨大的隐蔽势力，这就是那一时代像空气一般包围在每一个人的周围、并且一直渗透到他们心里的传统观念。正像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碍，是历史上的惰力”。因此，当他们的爱情向外倾泻时，首先不能不在自己的身上碰到这一重内在的障碍。这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她是那样热切地盼望贾宝玉倾吐真情，可是当贾宝玉向她说出那一段“不好说出来”的“心事”时，她又忽然恼了，不是“气得说不出话来”，就是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等。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真情吐诉之后，“细细想之，竟比自己腑肺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之后，又是“两眼不觉流下泪来”……

这种爱情心理，真是曲折缠绵得很！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林黛玉的“乖僻”或“小性儿”造成的。原来那一时代普遍存在、而在金闺小姐林黛玉的心中更是难以避免的封建传统观念，首先从内部压迫着她的爱情。所以，当贾宝玉在她的面前剖心铭誓时，她总是觉得“竟不避嫌疑”；或是在心里这样想：“宝玉虽素昔与我和睦，终有嫌疑。”而当她突破“嫌疑”和贾宝玉的爱情发展得愈益坚定、愈益深化时，她又想起“可恨父母双亡，无人为我主张”，于是又为她那像落花一般随风飘零的命运，不知流下多少眼泪。

由于在林黛玉的心里交织着这许多矛盾和苦恼，所以她在爱情的表现上，也常常呈现为一种扭曲的形式，以至好像无缘无故地生出许多气、恼、哭以及其他各种“喜怒无常”的心理表现。然而在这种忽嗔忽喜、曲折缠绵的爱情心理的深处，正隐伏着时代的因素，所以曹雪芹即使在刻画儿女情态时也具有深度。

当然，贾宝玉、林黛玉那种曲折缠绵的爱情心理，又是和他们所属的贵族阶级有着联系的，是带有消极的成分的，后面还要着重谈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所以要谈到这一爱情那种曲折缠绵的时代因素，主要是因为：很多模仿《红楼梦》或专门在恋爱上去制造误会、拌嘴和波折的小说，其所以常常显得风格不高，读起来感到发腻，正是因为那些作品只是徒袭其貌，往往离开了时代、离开了人物所处的特殊环境，而单纯去追求爱情的曲折缠绵，于是不能不陷入为爱情而描写爱情的困境，结果非唯使作品失去社会意义，也写不好爱情。

正是因为《红楼梦》的“谈情”，虽在曲折缠绵之中也不失时代社会的内容，所以还在旧时代里，就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不是一本徒以儿女情态来取悦读者的小说了。他们曾这样说：“《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10]；又有人说：“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11]。更有人直接称它为“政治小说”[12]，并与当时的民族矛盾联系起来。这些说法，虽然都是牵强附会，已经渐开考证、索隐之风，自是不足深论；但可以看出：《红楼梦》所具有的概括深广的艺术力量，已经早就把人们的视线从爱情、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引向广阔的社会了。

六 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由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一种带有新的光彩和具有广阔反封建意义的爱情，因此它特别富于叛逆性，但也特别富于悲剧性。

而曹雪芹也正是通过这种悲剧性，又一次深刻地反映了时代。

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直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时代原因，是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制度。然而，《红楼梦》爱情在悲剧性上所显示的时代深度，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否则，《红楼梦》也许就不能显得如此杰出和光彩独具了。因为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爱情悲剧，这在《红楼梦》以前，早已被很多作家描写过，而且不乏精彩之作。

曹雪芹在处理爱情悲剧时，出色的地方是在于：他不仅表现出这一爱情和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有着冲突，而且还有比这更为深刻的冲突。这一爱情即使逃过包办婚姻制度，也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本是不难理解的：既然这一爱情和封建社会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自然足以使它走向悲剧的时代压力也就更多、更难避免。它不是在这里就要在那里，不是在此时就要在彼时和封建势力展开冲突。所以，即使贾宝玉和林黛玉能够取得封建家长的俯允而如愿地结成婚姻（这并非绝对不可能，后面还要谈到），也不能因此改变悲剧的结局。

原来，他们和封建社会的矛盾既存在于结婚之前，也存在于结婚之后。而且某些矛盾，在结婚之后也许会更为加强。

譬如，几乎一提到就要使贾宝玉跳起来的科举考试和“仕途经济”，在他结婚之后就要不容转身地向他逼来，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成家立业”的人了，岂可再像以前那样地“不通庶务”？在其他方面，封建家庭对他的管束亦将更多更严，这也是不难想象到的。至于林黛玉，当了媳妇以后，身上所承担的封建压力也只会加多，不会减少。首先，她就必须要去掉那种不合时宜的“孤标傲世”的格调，而去躬行那一社会对于一个出嫁后的妇女所要求的一套“妇顺”之礼和“中馈”之责。而如何去到公婆的面前献殷勤、讨欢心以及应付大家庭内那种繁杂的人事关系，这也将成为她婚后的日常生活课题。这就使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地坐在潇湘馆的满架图书旁边，把全部智慧都用于读书写诗了。……

很显然，这一切都会使他们和封建势力之间仍然要发生冲突，而最后也仍然要走向悲剧的结局，只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就是《红楼梦》爱情悲剧所显示的深刻性。其所以深刻，因为它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悲剧发展的必然性。

要改变这一悲剧，就必须在那一时代里，找到一块不仅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而且还要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国土。所以，这一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它的内里，存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3]。

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的悲剧性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作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的、表面的尖锐状态中。

当林黛玉初到荣国府时，封建家长竟是不加“大防”地把她和贾宝玉安排在一个住处。这似乎连林黛玉都有点意外，她曾这样想：“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同一处，兄弟们是另院别室”。封建家长为什么这样把他们放在一起，没有防到他们，“耳鬓厮磨”、“早存一段心事”呢？且不去追究。但可以相信：在最初的时候，如果把林黛玉说给贾家做媳妇，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未必不同意。毋怪，最善于看上头风色的凤姐，很早就用“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这样的话来和林黛玉开过玩笑；连贾府的仆人兴儿也认为贾宝玉将来的婚姻对象“准是林姑娘定了”。

看来，这一爱情与封建势力之间好像并不是那么抵触，也并不一定非要走向悲剧的结局。然而，正是从这种似乎并非悲剧、但终于还是悲剧的发展过程中，《红楼梦》更见深刻地表现出悲剧冲突的不可避免和难以调和；同时把悲剧冲突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内容。

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长，开始对林黛玉本是“万般怜爱”，甚至爱得连自己的嫡亲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后来由于在长期的日常接触中，对林黛玉“脾性儿”上的许多“怪僻”（贾母语）愈来愈看得清楚了，才渐渐产生反感。而“脾性儿”恰恰是封建家长决定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在书中曾有描写。例如，那一次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想为贾宝玉说亲，因对贾母道：“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但不知老太太怎样，小道也不敢造次。”贾母说：“……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贾母的这一番话往往为粗心的读者所忽略，其实很重要。它透露了两点：一是封建家长的择婚标准，“性格儿”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二是封建家长对曾经“万般怜爱”过的林黛玉已经不是很满意的了，否则不会另外考虑。再从封建家长愈来愈喜欢薛宝钗，曾多次赞她“老实”、“稳重和平”等等，更可看出“性格儿”这一点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红楼梦》爱情的悲剧冲突，就不是像《孔雀东南飞》中那种意义较小的恶婆欺媳，硬将夫妻拆散；而是思想性格的冲突，是“孤标傲世”的叛逆性格与封建主义世俗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因此，即使碰到像贾母那样满面“慈祥”、溺爱孙子的老祖母也无法调和。

由于《红楼梦》爱情和时代发生了如此多面的悲剧冲突，所以当它还没有受到封建家长的干涉和破坏以前，当它还处在那种“情重愈斟情”的状态中时，就已经笼罩着一层幽暗的、悲愁的时代色彩了。爱情发展得愈深，所承担的时代压力愈重，这一层悲愁的时代色彩也就愈浓。

这种情形，也是在林黛玉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是的，作为一个处于封建时代而又无家可归的少女，她对时代的压力尤其敏感。因此，当她和贾宝玉的爱情，尽管已经解除了那些误会而进入两心默契、益趋坚定的阶段，可是这非但不能使她得到任何的欣慰，相反地，她的“多愁多病”却随着爱情的加深而一同加深了。正像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看她“比往年越发瘦了”，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眼泪却不多”，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凶兆[14]！

是的，即使封建家长不是像后四十回中那样地为贾宝玉强行娶来薛宝钗，林黛玉距离泪尽命终之日也不远了。那庞大的、然而又是看不见的时代阴暗势力，也会把这个仿佛是天生多愁的少女慢慢地折磨至死。根据“脂批”所提供的线索，曹雪芹似把林黛玉的死亡，写成是由于“泪尽”、“泪枯”；并且安排在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之前。这样的情节构思也是深刻的。因为它表现出这一爱情即使不碰到第三者的干扰也会走向悲剧的结局，从而也就又一次显示出悲剧发展的必然性。——不过，补书把林黛玉的死亡安排在剧烈的婚姻冲突中，也有它强烈的艺术效果，这已经在两百多年千千万万的读者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有些考证家，企图抹煞后四十回的成就以显眼界之“高”，其实这不过是用考据学的目光来评价文学作品，就像用植物学来鉴赏画竹一样，只能是离开艺术愈来愈远。

总之，《红楼梦》从多方面展示出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从而也深刻地写出了时代。

本来，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一个只能产生悲剧的时代。它一方面正当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向崩溃的末期，另一方面又是清代封建王朝用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段造成一些繁荣景象的所谓康乾盛世”。这种又是“末期”又是“盛世”的情况，决定着那一历史过程的许多特征。

由于是“末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显得过分的苍老，旧的事物正在走向没落，已经掩饰不住它那衰亡的迹象；而反封建的要求，也随着历史的继承和生活的发展而愈来愈强烈、愈广泛，并积极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毕竟又是所谓“盛世”，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又残灯复明，它的历史潜力还没有发挥殆尽，正施展着最后的、同时也是最暴虐的专制余威。因此，一切与封建主义相悖逆的事物，由于还得不到足够的新的社会物质力量的支持，只能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躯壳底下，呻吟着、挣扎着，可是找不到解放的道路。

于是，郁闷、不满还有那忧伤的悲剧情调，便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精神特征。曹雪芹正是感染着这样的时代气息，把他的满腔愤懑和“一把辛酸”都倾泻在《红楼梦》里。

他以真实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在那一时代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不幸和悲伤。笼罩于整个大地的，是那无往而不遇的悲剧色调，即使是那些“花柳繁华”的热闹景象，也莫不从它的深处透出一层行将走向没落的悲哀。

是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似乎是特别写了许多富贵繁华和“痴男怨女”；然而，以“盛世”之象而传“末世”之音，挥“谈情”之笔而谱时代之声；这正是曹雪芹的一个天才特色，那一时代给他所规定的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无论是从它的题材本身、表现形式到实际内容以及爱情的悲剧性等等，都无不深刻地反映着广阔的时代社会内容。

没有一个中国古代作家，曾经像曹雪芹这样深刻地表现出：在封建时代，爱情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红楼梦》所以伟大，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它把爱情这个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

七 不能超出时代所划出的界限

《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虽然应当从历史的和文学发展的角度去对它的价值作出充分的估计，但仅是这样又不够；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重要的方面。

正像恩格斯所说，各个世纪的思想家都“不能超出他们的时代给他们划出的界限”[15]。作为艺术家的曹雪芹，同样也不例外。

虽然，曹雪芹曾通过“谈情”以及其他许多描写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批判；但是，他对自己笔下所生动地展开的各种社会现象，还不能加以完全的、充分的理解。

是的，在这个出身没落贵族阶级的作家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时代的、阶级的局限。这种局限，当作家对他所描绘的生活试图作抽象的解释时，就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他对爱情悲剧以及与此相联的种种处于没落状态的生活现象，曾经作出这样的哲学概括：“色、空、梦、幻”。书中第一回有云：“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样地“提醒”，在书中曾不断出现；所谓“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所谓“春恨秋愁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这些咏叹，无非是为“色、空、梦、幻”思想作进一步的诠释。

文学史曾多次告诉我们：作家世界观上的缺陷会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到作品中来。它不仅表现在抽象的议论上，也会渗进具体的描写里。固然，在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作家的抽象议论，有时会和他所创造的生动形象表现为不同的意义；然而如果对他们的作品作深入的观察，仍然可以发现有和作家的议论相一致的地方。《红楼梦》正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着作家那些消极思想而出现的形象，就有青埂石、太虚幻境、空空道人、癞头和尚乃至神鬼显灵、阴魂托梦等一类的描写。这些描写，自然都是虚假的，连作者自己也曾在书中作过这样的暗示。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曹雪芹在书中郑重声称他这部小说“俱是按迹追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那么他又为什么把这些不真实的描写、特别是那带有神仙色彩的一僧一道，屡屡带到这部自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中来呢？

有的论者认为：那一僧一道的出现，是“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和结束的方便”；又认为“这或许不过是小说家言。正如谚语所说的，‘演戏无法，出个菩萨’。”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因为持此论者也认为“这一对神秘的僧道在书中是多次出现的”，这岂不等于说曹雪芹在艺术上曾“多次”感到“无法”，以致不得不一再请菩萨来解救了！果然如此，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才能岂不令人怀疑吗？其实，如果把那些描写删去，并不影响“情节的发展和结束”；而且对曹雪芹来说，把四百多个人物和千头万绪的生活事件一齐写到作品里，尚且显得那样的从容自如、丝丝入扣，又怎么会在一些情节上感到“演戏无法”呢？

看来，那一对神秘的僧道，其所以被作家屡屡带到作品中来，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意识。它本身虽不真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头脑中的某些虚无空幻的人生哲学，而作家是有意识地要宣传这种人生哲学的。因此，他就不惜、同时也不得不违反生活的真实了。

当然，这些描写在全书中并不占很重的分量，但曹雪芹世界观上的消极思想，并不仅仅是通过和尚道人来现身说法；他还颇有手法地把这些思想溶化到真实的生活形象中去，使之看去好像不露圭角，只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感染。《红楼梦》的消极面，正是在这种地方表现得最为深透，同时也最有影响。

譬如当林黛玉第一次看见贾宝玉时，作家曾这样描写：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

而贾宝玉一见林黛玉，也是“心里倒像是旧相识，恍若远别重逢一般”。这样的描写，称得上笔下有神。它生动地表现出这两个青年男女从形态上、格调上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应；并表现出这初次的见面，已经使他们朦胧地有了爱悦之情了。在他们的身上本是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产生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在生活中并非不可能。可是，这一节描写，因为是在特殊的艺术安排下，却又赋予了另外一层意思。

由于在这之前，曹雪芹已经在书中通过大荒山、灵河岸之类的描写，布置下一套宿命的伏线，所以这一节描写就产生了一种暗示或联想，这就是宝、黛的如此相逢，本是前生就已结下的“风流孽债”。这样，那种本是可能发生的“恍若远别重逢”，就被带入一种神秘的境界；而作者的消极思想，也就隐在形象的背后不着一字地表现出来了。

问题是这样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而且成为贯串在形象、情节背后的一条暗线。如贾宝玉看到龄官画“蔷”字，便“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听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句戏文，便深有触动，大为发痴；而贾母说了一句“不是冤家不对头”，更使他和林黛玉好似参禅一般，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这些描写，都一一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征，但也层层渲染了作家对爱情问题所持的一个看法，即把男女之间的万般苦恼常归因于陷在“情”里不能自拔。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宿孽总因情。”重要的是，这些分布在整个作品中的宿命描写，形成了一股特殊的艺术气氛，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爱情悲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意义。

曹雪芹还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某些生活表现，把他的消极思想——“色空”，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形象的体现。作家在书中所以写贾宝玉那样的由听曲文、悟禅机，到读《南华》、占偈语；从“焚花散麝”的意念中跳出来，又复陷入“情”中，直到“欠泪的泪已尽”，才彻底“解悟”过来，而走向“出家”。这一切，本是都写得合乎生活的真实，也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它反映了这个贵族公子精神的苦闷和空虚，急于寻找出路，可是却又冲不出没落阶级所带给他的消极影响，最后不能不走入佛家的迷途。但是，由于作家在描写这一切时，并不是采取的批判笔调，同时这些描写又与他在书中正面宣扬的“空幻”思想取得一致，因此，这些描写也就为他的这种人生哲学作了形象的印证，即所谓：“自色悟空”。——自然，我们是不能根据作家的这种人生哲学，来解释贾宝玉那些“参禅”、“出家”等表现的。尤其不能根据作者的这种“自色悟空”的观念，来解释整个《红楼梦》的创作思想。因为“色空”观念，仅是曹雪芹整个世界观中的一部分。而表现在整个《红楼梦》中，也是仅占一部分。同时，从生活源泉里得来的形象，它所展示出来的客观意义，和作家的主观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恰如高尔基所说，它会“大”于作者的思想。更何况《红楼梦》生动地表现出来的那许多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还有作家对现实世界所持的那种热烈的爱、憎、悲、恨，这显然不是一个五情俱灭、万事已“空”的人所能有的态度，而是和作家世界观中的积极因素——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有着坚强的联系。因此，过去“红学家”用一种无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并以此来解释整个《红楼梦》，完全无视这部作品反封建的广阔社会内容，这自然是错误的。不过，如果因此便认为《红楼梦》中不存在“色空”观念，或者讳莫如深，这也是不必要的。

总之，对于《红楼梦》中所存在的这些消极部分，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夸大这些缺陷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微不足道也不正确。

虽然，像空空道人、太虚幻境那些描写，人们很容易就识破那不过是作者的故弄虚玄，似乎不足为虑；但作家通过这些描写所散布在整个作品中的那种空惘的、迷茫的、人生如梦的思想情绪，就不是一个故弄虚玄的问题了。虽然，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读者，读了《红楼梦》后也盼望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空空道人，但因读了红楼梦》而感染上空虚思想的，却并不少见。即使在今天，这种现象也还没有根绝。空幻、虚无之类的思想，就其实质说来，是没落阶级或个人主义的意识。哪里有旧社会的残余，哪里有个人主义的幻灭或经受不住生活的挫折，哪里就有这种思想寄身的空隙。这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中的这类消极思想，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虽然宣传了宿命、空幻之类的思想，但又远非那些专门虚构一些因果报应的庸劣小说可比，因为作者把这些消极思想都提到一种哲理的高度，而且又通过一些艺术手法，把它渗进某些具有生活实感的形象里，因此它也就特别容易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往往是哲理性的，比较深刻的。毋怪，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修养的王国维，曾较早地打破考证、索隐之风，并从美学的、哲学的角度来阐释《红楼梦》，其识见虽然高过旧红学家多多，可是他也陷入老庄和叔本华的厌世哲学。这固然是反映了这位学者本身的问题，但也应当看到，由于《红楼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为悲观主义的厌世哲学提供了富有形象实感的根据。

八 阶级的偏见和同情

《红楼梦》的局限性或消极面，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表现得最大、最深的地方还在于：曹雪芹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他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同情。

这种阶级的偏见和同情，在《红楼梦》里是表现得很内在、很渗透的，而且和前面所谈到的那些消极面又有着联系。

这部作品，其所以一方面对封建社会作了那样擘肌分理的暴露和批判，可是另一方面又始终带着一种低沉的、感伤的、温情的调子，似乎犹少激起人们战斗的力量，这也正是因为曹雪芹对自己阶级的由繁华而走向没落，还抱着一种惋惜的、哀挽的情绪。在作者的笔锋间，不仅时常流露出所谓“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这类嗟叹；甚至在书中个别地方还明显地暴露出作者的阶级立场，如曾用了这样的一些叙述语：“贾府中从不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又如称贾府是“慈善宽厚之家”，对农民起义则称之为“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等等[16]。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即称曹雪芹或他笔下的主人公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其实是不确切的（特别是后者）。因为作为“阶级的叛逆者”，就必须在世界观或立场观点上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不是仅对本阶级怀着某些不满，更不是怀着同情和惋惜。

以上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曹雪芹对本阶级以及封建社会的批判，还没有站到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封建阶级“浪子”的批判色彩。高尔基曾说：

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到个人存在之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一切历史过程之无意义。[17]

这些话，对于也是表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色的《红楼梦》说来，颇有一些类似之处。由于曹雪芹对充满在封建社会里的那些罪恶、痛苦以及各种腐朽现象，还不能理解产生它的社会根源。因此，他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揭露，可是，当他对自己阶级失去希望的同时，对整个生活、整个社会也失去了希望。

是的，曹雪芹感到“空”。所谓“空”，无非是对人生极度的悲观失望。列宁说得很深刻：“失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是那些不了解恶的原因、瞧不见出路、不能斗争的人们所特有的”[18]；而曹雪芹之所以充满悲观失望，固然深含着对封建世界的痛绝，但也因为他和自己所出身的“行将灭亡的阶级”还存在着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曹雪芹尽管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批判笔力，沉重地鞭挞了自己的阶级和封建社会，可是作品给人的感觉，还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曹雪芹虽然以一种新的姿态走进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但也在很多地方，还是带着旧时代知识分子那种自我狂放、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批判封建社会的。他和我们今天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还有区别。因此，他不能带着一种昂扬的革命态度，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含着微笑，向自己的过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别。”[19]

是的，《红楼梦》写的是一个悲剧，反映的是一个只能产生悲剧的时代，似乎不能要求作家发出笑声来。但是，悲剧虽然离不开“悲”的成分，但有的悲剧给人以激昂的艺术感染，有的悲剧则是弥漫着低沉的调子。《红楼梦》显然还不能完全克服后一点。

渗透在《红楼梦》中的阶级局限，自然不能不反映到爱情问题上来。

这首先是体现在两个爱情主人公的身上。由于他们都是贵族官僚的儿女，他们的爱情虽然背叛了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又离不开贵族阶级的画栋雕梁。因此，他们的爱情不能不带着许许多多剥削阶级的胎记：王孙公子的多情，春花秋月的闲愁，还有那种百无聊赖的慵倦以及从香奁绣阁间所培养出来的绮艳轻柔，这一切，都使爱情带上了浓重的贵族色彩。

这一爱情，其所以显得那样的缠缠绵绵，一方面固然有其时代的因素；但也因为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使两个爱情的主角得以把全部心思都花费在那种所谓“苦苦的互相探索”里，以至爱情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高目标，成为医治他们精神空虚的唯一药方。于是，在爱情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拌嘴、那些“薄恼”与“轻嗔”，以及其他许多曲折缠绵的表现，有时竟成为闲得发腻的贵族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品。而这种爱情方式，正是为某些人所轻佻地欣赏的地方。他们甚至把这视为爱情生活中的一种特殊乐趣。毋怪，一些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人，也欣赏《红楼梦》的爱情描写。他们“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其实，他们所“爱玩”或“艳之”的，不过是产生这种爱情方式的剥削阶级生活。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爱情本身的阶级性，更规定了它的反封建性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朱门绣户的优渥生活，把这一爱情娇养得过分的纤细和温柔，以致经受不住生活的风暴；再加他们（特别是爱情的女主人公）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于是最后不得不在包办婚姻制度的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只是静待着封建家长的意旨。

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阶级弱点，也成为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红楼梦》人物爱情的局限，并不等于《红楼梦》作者本身的局限。人物在爱情上所存在的局限，本是客观的现象，曹雪芹把它表现出来，适足以显示出作家的高度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红楼梦》主人公爱情的阶级弱点，以便对它的反封建性作出恰当的估计，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和作者自己所存在的阶级局限有所区别。

在爱情的问题上，作者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局限，主要是表现在对待这一爱情的缺陷（包括它的阶级局限）所持的态度上。

曹雪芹曾以赞美的态度，描写了这一爱情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精神，这是首要的，也是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只是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在这两个贵族官僚儿女的叛逆性格里，也深染着没落阶级的颓伤情绪。他们的举止言谈和所写的一些诗词里，常流露出很浓的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与那一时代的阴暗结合起来，就更加显得浓重，极易触发。如林黛玉看到落花满地，一方面在诗中唱出“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种带有反抗意味的歌吟，但另一方面也不断发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类带有消极成分的感伤。至于贾宝玉身上所表现的这类“浮生如梦”的思想，似乎尤重。他不仅感到人生的“茫茫”和“纷纷”，而且还企图从“梦”中走出来去找到解脱的归境。必须看到，这种常叹人生如梦、极易颓伤的思想性格也成为他们互相投合的一个爱情基础。同时，这也是他们的性格和爱情容易发生消极感染的一个地方。

不仅如此，即使是宝、黛爱情上那些积极的部分——反封建主义的部分，在今天看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反抗方式，都带着所谓“孤标傲世”以及旧时代那种洁身自好或狂放不羁的格调。他们的反抗，始终没有脱去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而且在很多地方还带着贵族阶级的特点。另外，他们还曾经倚靠封建势力去反抗封建势力（如贾宝玉倚靠贾母的溺爱去逃避贾政的管制）；或对封建势力寄予幻想（如林黛玉曾期望由贾母作主来满足自己的婚姻要求）。因此，他们的反抗，不能不是软弱的、不彻底的，而最后也不能不走向失败。

对主人公在爱情上、性格上所存在的这些弱点和局限，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曹雪芹，还缺乏鲜明的批判态度；相反地，这些方面每与作家思想上的一些消极因素取得了呼应，并且通过它更为发挥出来。由于是通过正面形象发挥出来的，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

曹雪芹在爱情问题上所存在的阶级局限，还表现在他对各种妇女、特别是青年女子几乎大多（但并非所有）都采取了同情或怜悯的态度，即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种人道主义态度，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如反抗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丫鬟婢女的不人道的压迫等等；但由于作家的那种悲天悯人，还不能更好地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而有所区别开来，因此又带来不少局限。如对凤姐这样的人物，也对她的才干流露着一些“爱慕”之情[20]，还因为她没有好的下场而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同情，并把她归入“薄命司”和“金陵十二钗”正册。至于对在爱情悲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薛宝钗，作家的同情、怜惜、甚至赞赏，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书中对这一人物用了些所谓“贤宝钗”、“停机德”、“阆苑仙葩”、“山中高士晶莹雪”等类的赞语，并非出于偶然。这正是反映了作家对这一人物还保留着一些阶级的偏爱。因此，作家一方面对这一人物的封建主义思想性格作了深入的发掘，但另外也对她的“大方”、“贤惠”等做人行事作了一些正面的描写。这样，不仅使得这一人物形象本身更为复杂起来，同时也加强了作者所谓的“怀金悼玉”这种带有两美兼惜的意味，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红楼梦》爱情冲突的思想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封建贵族没落阶级所带来的局限，使曹雪芹在爱情问题上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都留下一层不能抹去的阴翳，使《红楼梦》往往从深处发出一种空虚的、悲观主义的调子。

然而，我们紧接着就要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悲观绝望固然是消极的，应当批判的，但他的这些消极面又是和他的积极面有着内在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正是因为曹雪芹对他所出身的阶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至深的观察和了解，所以他的悲观也深、绝望也深。望着充满痛苦和不幸的封建世界，望着本阶级的腐朽和必然走向破败，曹雪芹一方面如梦初醒，一方面又感到无路可走。是的，时代还没有提供出一条出路。因此，他愈是清醒，也就愈是绝望、愈是悲观。正像鲁迅先生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芹正是陷在这样的境界里，毋怪他在《红楼梦》里充满了痛苦的声音。

在这痛苦的声音里，有悲观，有愤懑，也有抗议。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估价《红楼梦》中积极部分的前提下，才能对它的消极部分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只有把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而不是片面地趋于一端，才能对《红楼梦》作出正确的评价。

九 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艺术使命

像过去许多伟大作家在思想上常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样，曹雪芹也是如此。

这在《红楼梦》里，表现为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常常深刻地渗透在一起。有时竟表现为这样的情况：书中某些表现（如贾宝玉最后为了和贵族家庭决裂而采取的“出家”），既含有积极的成分，又含有消极的成分；既有时代的意义，又夹杂着阶级的影响。

列宁曾一方面称托尔斯泰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称他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21]。列宁的这些话，虽然是对托尔斯泰而说的，但对旧时代的作家却具有概括的意义。曹雪芹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形成像托尔斯泰那样一套“学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如列宁所说的那种矛盾情况：他一方面是一个自觉地采取了并发展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伟大作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被虚无空幻的出世哲学弄得有些迷惘的人；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暴、淫靡和陈腐，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生活中光明的、充满爱情和诗意的处在；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说甚么：“到头一梦，万境归空。”[22]

曹雪芹思想中的这种矛盾也是那一历史时代的反映。如前所说，那是一个陈旧事物已经显得过分苍老而为人所厌弃的时代，可是它又依然维持着顽强的统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一切都处于未死将生之间。适应着这样的历史特点，也就出现了清醒而又迷茫的《红楼梦》。它一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不同于过去的反封建思想（看不到这一点是近视的），如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认为妇女的才智品质都在男子之上，蔑视封建伦理道德和尊卑秩序，以及提出和近代比较接近（而不是相同）的恋爱观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红楼梦》的思想特色——朴素的民主思想特色。构成这种思想的因素，虽然和前代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如此集中、如此凝成一体地表现出来，却是很少先例的。因而也就特别显得可贵和值得注意。它的产生，除了传统的原因以外，还有着现实的、也是更为主导的时代原因，这就是十八世纪中叶行将由盛转衰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过，《红楼梦》所表现的朴素民主思想，还带着朦胧的、自发的性质，还没有形成一套思想体系，因此，它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上升期间所产生的新的东西比较起来，却又显得不够成熟，依然带着浓重的旧生活气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红楼梦》存在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但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那些消极因素将会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群众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愈益缩小它的影响，它“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例的”（马克思语）；而且还因为曹雪芹更有突破了阶级限制和时代限制的地方。而且这一部分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那些用世界上第一流天才艺术家的手腕所创造出来的历史生活图画，特别是通过那许多感人的形象对封建社会所作的深刻批判，以及所提出的富有民主特色的光辉思想，终于使作品中即使是表现得比较严重的缺陷，也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红楼梦》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所允许的历史条件下，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贡献，很多地方都是前人没有达到的。这里正像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3]《红楼梦》正是这样。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反封建的悠久传统，同时又比他的前辈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并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曹雪芹的《红楼梦》，比托尔斯泰的创作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24]。

一九六三年九月写于北京

[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2] 这部书，最初还因贾宝玉的前身是一块下凡了结“风流公案”的“顽石”，作者把它定名为《石头记》。后来补书者才改名为《红楼梦》。

[3] 邹弢：《三借庐笔谈》。

[4] 语见《孟子·滕文公下》。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重点原有。

[7] “主题”，这本是一个从外国传来的文艺学概念，对于这个概念，中外许多文艺学著作所作的解释是很混乱的。有的解释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题材”或“主要问题”；有的解释为“艺术家从现实中选择出来要使读者予以注意的一组生活现象”；又有的解释为“把作品中的全部的具体生活材料概括、综合在一起”的“一个现象或一组生活现象”；又有的解释为“作为该作品基础的生活材料”。高尔基认为：“主题是作家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他又说“文学的‘永恒’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原来的意义”，这里所说的“主题”又含有题材的意思。总之，在运用这个概念时，根据各人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场合，含意常常不尽相同。另外，在用法上还有写为“主题思想”或“思想——主题”的。它和单用“主题”二字又有些分别。在许多文艺学著作中，对“主题”本身也有很多区别，如所谓中心主题、局部主题、正主题、副主题、基本主题、小主题，等等。法捷耶夫曾说，作品“常常包含好几个主题”。本书在运用“主题”这一概念时，多指“主要题材”。

[8] 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9] 当然，这只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今天看来，宝黛的爱情，在很多地方就不能说是“美丽”的了。

[10]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11] 梁拱辰：《劝戒四录》。

[12] 见《乘光舍笔记》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13]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曾通过一个神话故事，说林黛玉的前身原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因受石头日以甘露灌溉之恩，故与它一同下凡为人，把一生的眼泪还它。此即所谓“还泪”。所以“眼泪却不多”，暗示林黛玉活的日子不多了。

[15]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序文的另一草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172页。

[16] 引文分见第十九回、第一回。其他回中尚有这类字句。

[17]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1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点原有。

[20] “金陵十二钗”正册题诗云：“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2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22] 引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

[23]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24]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一句评语，见《列·尼·托尔斯泰》。

塑造正面人物

——《红楼梦》散论之一

一部小说的成败得失，最主要的关键，并不在于故事曲折、情节离奇，而是在于有没有塑造出人物——富于思想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

故事情节，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它应是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才显得更有意义。如果片面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甚至故造惊险的噱头，虽然有时也不无引人之处；但这类作品往往只能迎合不太高的文学趣味，而且读过一遍以后，人们就很少兴致把它重新打开了。因为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在读第一遍时，也许还能使人感到惊奇，引起悬念，而产生“欲知后事如何”的兴趣；可是在读第二遍时，就如同听人重复叙说一件陈旧的新闻，索然寡味得很了。

但是，如果在作品中写出了活生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那么这些人物便会像和读者相处过多年的朋友似的，对于他们的言谈举止、心理性格都一一了然在目。即使这部作品已经读过很久，许多细节已较模糊，但那些人物仍然留在读者的心中；只需稍一回忆，顿觉神采风貌如在眼前。如果再打开这部作品，那些人物更会像故人重逢似的，不仅不会使人感到生厌，而且还常常带来一种新鲜感和一些从前没有发现的意义。

《红楼梦》所以经得住反复细读，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善于塑造人物，而且成群地塑造出来，这是曹雪芹横绝一世的天才。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不仅性格鲜明、生气淋漓，而且常使我们感到那些人物好像在甚么地方碰到过，从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中常常显示着深厚的内在含蕴。这一切，都说明《红楼梦》的人物写得很活，活到几乎令人忘记那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以致引起某些考证家苦心去调查事实、寻访故址。

生活中真的、美的东西总是与假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而这又必须通过人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在文学作品里，人物常有正反之分。《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不仅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也写得好。或者说，尤其好。

这一点，只需从这个事实就可得到证明：这部小说中许多最动人、最富诗意的章节，都是通过正面人物表现出来的。自然，作者通过贾赦、贾珍、贾琏、薛蟠、贾雨村以及其他许多反面人物的刻画，曾经从各个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但是，如果没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鸳鸯这一群正面人物的精工塑造，那么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魅力将要受到多大损失呢？

即使像《儒林外史》那样在思想艺术上很有成就的小说，也因为没有写出、或没有写好正面人物，不能不显得缺少更大的艺术魅力。像严贡生、范进、牛浦郎这些讽刺形象，并非不是出自富有雕塑力的手，但是他们怎么能像林黛玉、晴雯那样富有艺术的打动力量呢？

正面人物形象之所以较反面人物形象具有艺术魅力，乃是因为它是某一历史时代生活中进步的、美好的事物的集中概括，它比反面人物富有审美的价值和教育的意义。因此，很多古典作家，常把塑造他们时代的正面人物形象放在创作中的首要位置，即使像果戈理这样的以塑造反面人物而表现了卓越才能的大师，也曾经企图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创造出正面的人物形象。我国文学史上几部深入人心的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等，也都是因为正面人物写得好而打动了千万读者。其中有些英雄形象，直到今天还在人民群众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正面人物的塑造，却较之反面人物显得困难，更需要创造的才能。这是因为：画魔鬼究竟比画美人要容易一些。偶有败笔，仍不失其为魔鬼；但仅有一笔之差，常会使美人黯然失色，甚至面目全非。

不仅如此，塑造正面人物之所以比较困难，还因为它要求作家必须对正面人物的心理性格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作家的思想品格达到时代的先进水平才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许多作品，反面人物往往写得生动一些，相形之下，正面人物却常常显得苍白无力。毋怪冈察洛夫这样说：“反面形象艺术家创造出来比较容易。果戈理本人也曾经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尝试描写正面的形象，遭到了失败。其他的人更不必说了。”[1]

然而，曹雪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艺术使命。他继罗贯中、施耐庵之后，把塑造正面形象这一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曹雪芹笔下的正面人物，特点是：自然逼真、平实近人，而且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得近乎神化。他们的一言一动，都没有甚么传奇式的超人之处，好像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样子，毫不加以夸饰地描摹下来的。实际上，这些正面人物都是经过作家艺术上的想象和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既包含着作家“亲睹亲闻”的丰富经历，同时又深寄着作家的理想。

是的，没有理想的艺术，只能跟在生活后面爬行，它产生不出动人的魅力。但是，理想必须以生活为根据。画师笔下的马，其所以比牲口棚里的马显得美而有神，乃是因为它是根据生活中千万匹马的悉心观察和临摹，集中了马的各种美，而后表现在画幅上的结果。但是，无论怎样理想化，马的基本形态却不能改变。理想是为了更高地反映生活，而不是离开生活。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能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

真正艺术上的理想化，必须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2]。

曹雪芹正是把“奇”和“真”、“理想”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而又毫无斧凿之痕地塑造出许多极富生活实感的正面形象，使整个《红楼梦》依然表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

自然，曹雪芹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有它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不是那么“正面”了。但是，曹雪芹在塑造正面形象这一工作上所显示出来的匠心和意义，却仍然值得我们取法。

一九六三年春

[1] 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第一册）。

[2] 见《文心雕龙·辨骚》。

枝叶与花果

——《红楼梦》散论之二

《红楼梦》中有很多描写，初看似无深意，细按却有韵味。

有一次，在大观园幽静的一角，史湘云和丫鬟翠缕望着池中的荷花闲谈起来。谈着谈着，不觉扯到“阴”、“阳”的问题上去了。

史湘云告诉翠缕一条自然“规律”：

“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

不想这句话引起一连串的疑问：

翠缕道：“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

湘云道：“‘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

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

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明白了。”

翠缕道：“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虼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

湘云道：“怎么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复下的便是‘阴’。”

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样，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

湘云道：“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

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找几件东西问，因想不起个什么来，猛低头就看见湘云宫绦上系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

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

翠缕道：“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

湘云道：“这连我也不知道。”

翠缕道：“这也罢了，什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

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

翠缕笑道：“这有甚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

湘云笑道：“你知道什么？”

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

湘云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来。

翠缕道：“说是了，就笑得这样。”

湘云道：“很是，很是！”

翠缕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

湘云笑道：“你很懂得。”一面说，一面走。……

这一段对话，大概很多读者都是带着一点微笑把它读完的吧？从那里面，似乎可以读到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艺术的兴味。

然而，也许有人会问，这一段描写与全书主题有何关系呢？它既没有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也没有甚么富有社会意义的内容。如果把它删去，岂不既显得“精炼”而又无损于全书的主题思想？

此说似乎不为无“理”。只是，果然如此删去，恐怕《红楼梦》里要删的地方就相当多了。那结果，《红楼梦》将要变成甚么样子，实在令人怀疑。

是的，“谈阴阳”这一段描写不可删；因为自有它美学上的意义和作用。

虽然，这一段描写，就《红楼梦》全书讲来，是枝叶，不是骨干。但是，枝叶也不可少。有干无叶，那不是树，而是柴。世界上只有画树的艺术家，而没有画柴的艺术家。

枝叶对于树的作用，不仅是生长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从美学的观点来看，含雨带烟，蓊郁葱茏，全仗枝叶的层层相叠。一个画家在画枝叶时，无论是工笔勾勒或泼墨挥洒，都不比画一束鲜花或一湾丘壑少费功夫。因此，中国古代画家，对于枝头的敛”、“放”，叶子的“圈”、“点”，大有讲究。他们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在那些“画诀”、“画论”之类的著作里，曾有许多专门的研究。

曹雪芹是一个工于绘事的人，这不仅曾经帮他支付过酒钱[1]，而且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绘心原合于文心”[2]；绘画的艺术素养，也同样帮助了他对《红楼梦》的创作。

这部小说之所以显得那样的烟霞满纸、多彩多姿，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作家在书中不仅先立起主干，而且对于枝叶也不失于经营。他从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发掘了许多饶有诗意或是富有生活情趣的事件，匠心独运地把它们描画出来、穿插起来，组成了一幅干立参天而又浓荫覆地的巨大画卷。

史湘云与翠缕“谈阴阳”，正是那“浓荫”中的一个枝头。

在这一段描写里，作家用他所擅长的人物对话，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地写出一个天真未凿的小丫鬟。她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问号的心理，不禁使我们感到荡漾着孩子一般纯洁而明朗的诗情。

在这一段描写里，作家也写出了史湘云。她比翠缕似乎显得懂事一点，另外还可以看出：封建礼教对她有着一定的影响。不过她也还是稚气未脱，只是在比她更为稚气的翠缕面前，却又显得通晓得多。因此，她一方面觉得需要开导这个丫头，另一方面又觉得天地间有些“阴阳”秘密，还不能让她知道，只能“啐”她，或含笑称“是”，以便蒙她过去。曹雪芹在这里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情窦初开而又受封建礼教严禁的少女，在接触到男女（阴阳）问题时，那种娇柔、羞怯和似恼非恼的神态。

这一切，使得这一段描写洋溢着一种烂漫的、青春的色彩，并带给我们一种轻快的艺术感染。

然而，这一段描写，其意义还不仅此。

在森罗万象的生活现象面前，并不是随便一种生活细节都可以写进作品，而是必须加以剪裁和提炼。因此，枝叶虽不可少，但切忌蔓衍无节，只有当它能够使作品增姿添韵、特别是与主干发生内在的联系时，才有价值施之于笔墨。

“谈阴阳”这一段描写，正是具有如上所说的艺术效果。它在全书中也起着“阴”、“阳”相衬的作用。因为通过这两个少女的天真烂漫，不是可以更加显出贾赦、贾琏、薛蟠……那般“臭男人”的污秽肮脏吗？同时，从这一段描写里所展示出来的那一幅阳光明朗的画面，不是也可以衬托出包围在这两个少女四周的封建社会的阴暗？

而且，等待着这两个少女的，还有那一时代给妇女所规定的悲惨命运；因此，当作家愈是写出她们的“清净洁白”，也就愈加显出封建势力的黑暗可憎。

可见，这一段描写，对扩深《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并非毫无意义。只是它在天才艺术家的处理下，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3]。它只在默默之中移化着读者，正像枝叶在默默之中助长着树干的发育一样。

总之，枝叶的作用非小，它所需要的是精心修剪，绝不是乱加砍伐。

鲁迅先生说得好：“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4]

一九六三年春

[1] 敦敏《赠芹圃》诗云：“卖画钱来付酒家。”

[2] 清人笪重光语，见《画筌》。

[3] 严羽：《沧浪诗话》。

[4] 见《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人物的阶级性

——《红楼梦》散论之三

在阶级社会里，人往往带着阶级性，这似乎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但是，一个作家要塑造出阶级特征鲜明而又血肉饱满、概括深广的人物形象，却不是仅凭一些常识性的概念所能办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带阶级性外，还有多种多样的个性。另外，在人们的身上，还常常带着由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特殊遭遇所形成的各种独特表现，以及各种时代的、民族的特征，和从别的阶级那里所接受过来的影响。而这一切，又绝不是机械地相加在一起，而是血肉相连地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并呈现着变化万千的姿态。因此，鲁迅先生在谈到人的性格时，曾说：“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

高尔基也说：“单靠‘阶级的特征’还不能烘托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性格。”[2]

出现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正像在生活中那样，他们的身上既带着阶级的烙印，同时又无不极为清晰地呈现着各自不同的个性。即使是处于同一阶级、同一生活环境、甚至是出于同一娘胎也莫不个性分明、意态各殊。而且，那些人物的阶级特征，并不是粘贴在他们身上的附加物，也不是概念的图解，而是深透在他们纷繁多姿而又各有自己特色的声容笑貌里；有如水中着盐，初看似乎无迹，细尝则觉味在其中。

有一次，贾宝玉跑到王夫人的房里，看见王夫人在午睡，丫鬟金钏儿坐在旁边替她捶腿。贾宝玉便和金钏儿互相低声调笑，不想王夫人并没有睡着，猛然翻身而起，“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一个嘴巴子”，又指着骂道：“下流小娼妇，好好爷们，都叫你教坏了。”这样打过、骂过之后，又叫人来把金钏儿立刻撵出去。

于是，金钏儿抱着羞辱，一气之下，跳井而死。

金钏儿跳井自杀的消息，薛宝钗和袭人是同时听到的。但是，同一消息，两人听后的反应却很不同。

袭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吓了一跳”；连忙问明底细，接着又：

点头嗟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

袭人为什么如此悲伤呢？——原来，袭人的悲伤，并非出于女性的多感，而是来自敏锐的阶级同情。她和金钏儿本是同处于奴婢的地位，正是这“同气之情”，触痛了她的“物伤其类”之感。

是的，袭人又是一个向上巴结讨好、一心想当上宝二爷的“跟前人”的苦心奴才。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许多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也抱着忧虑的、不赞成的态度；深怕弄出甚么事来，有失“大家子的体统”，以至使出“娇嗔”箴劝的手段，还跑到王夫人那里去“献策”。袭人的这些表现，自然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否定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对这一人物并没有予以简单的、肤浅的处理。他一方面写出这一人物也信奉封建道德，不过她和封建主义的奉守者薛宝钗却又有所区别。

袭人虽然受到贾母、王夫人等封建主子的另眼看待，又得到宝玉待她“与别个不同”；但是，这些只能使她有了爬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希望，并没有在实际上根本改变她的奴婢地位。她依然要按照一个丫头的身份说话行事，不仅不能在同侪面前露出“与别个不同”之色，而且依然要小心翼翼地侍候着主子；一有疏忽，就要受到一个奴婢所要受到的待遇。譬如那一次，贾宝玉只顾看龄官蹲在花下画“蔷”字，淋了一身雨，急忙回到怡红院来，因嫌门开迟了，便对开门的人猛踢一脚，不想踢的正是袭人！这一脚，自然是踢错了。但当袭人被踢得口吐鲜血时，还装着笑，说是“好好的”，不敢有半点声张。甚至连宝玉叫人去拿药，也连忙制止，深怕“闹”出去惹人说她“轻狂”。

袭人所以要这样做，虽然也是为了怕自己落个“不好”；然而，她所处的丫头身份和地位，也不容许她不这样做。正是因为这种可悲的身份和地位，才使她一听到金钏儿死于非命，便立刻“不觉流下泪来”。

再看薛宝钗听到金钏儿惨死时是怎样表现的，问题就更清楚了。

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说了一声：

“这也奇了。”

只这一句，曹雪芹便以十分简洁而又丰满的笔墨，深托出薛宝钗的性格。

为什么对于金钏儿的横死，薛宝钗只感到“奇”，而不像袭人那样地“不觉流下泪来”呢？这正是因为在薛宝钗和袭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阶级的界线。（或者说，那一条界线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袭人和宝钗看成是“一样地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就会模糊了这条界线。而且，也忽略了曹雪芹刻画人物的精细和深入膜里。

正是因为还有那一条界线，才使薛宝钗不像袭人那样地和金钏儿痛痒相关。金钏儿的惨死，不仅没有引起她一点感情上的悲痛，相反地，却使她立即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上的关注，这就是和她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身为荣国府的女主人、金钏儿的直接主子——王夫人。

最初，薛宝钗也许还不清楚这条人命是王夫人一掌打出来的，但由于人命是出在王夫人的房里，这使她敏感到和王夫人一定有些干系；而阶级的本能，更使她觉得虽可不必为金钏儿的人命落泪，却不可不为这条人命的主人担心。因此，她一闻死讯之后，便立刻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

这一切，在薛宝钗的心理反应上，只是一刹那间的过程。她当然不是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先在心里想好了，然后才那么说、那么做的。然而正是这样，才更见深入地表现出这一人物的阶级性。它是表现得那么自然、不着痕迹、而又充满她自己的个性特点。

再看，当薛宝钗来到王夫人的房里，王夫人正在那里“坐着垂泪”。薛宝钗一见这情景，便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下，装着甚么事都不知道的样子。王夫人终于问道：“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薛宝钗还是装着不知道的样子，答道：“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也把事情的真相隐瞒起来，谎骗她道：“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一下，撵了她下去。我只说气她两天，还叫她上来。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于是，薛宝钗便“笑”着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这一段话，真是说得既使王夫人宽慰，又替王夫人恢复了“慈善人”的面目。至于投井，那完全是金钏儿自己的“糊涂”。

在这里，薛宝钗的阶级立场表现得多么清晰！然而又是多么深地掩藏在她所惯有的那种孝敬长辈、体贴别人的“贤德”背后。

不仅如此，当王夫人还是表示“心里不安”时，薛宝钗又说道：

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的情了。

这一段话，听去口气是那样温婉，然而又是多么森然！原来，在薛宝钗看来，一条丫头的人命，不过是“几两银子”就可以化解的事情而已。这和她的恶霸哥哥“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真不愧是一门而出了。

当然，薛宝钗和薛蟠又有所不同，她毕竟养在深闺，在她的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少女的特点，而且她还受到颇多中国文化教养，因此她不像薛蟠那样的恶俗，也不像凤姐那样的毒辣，而是在她的出身“皇商之家”的阶级本质上，始终蒙盖着一层“大家闺秀”的淑态懿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是这样深刻地写出许多自然生动、个性鲜明而又无不带着自己阶级印记的人物形象。以上所谈，不过是从极其丰富的描写中略举一例而已。

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必须透过他们各自复杂多姿的表现，去作深入的阶级分析。但是，如果仅凭一点粗浅的阶级概念机械地套用一番，又会走向简单化、庸俗化。譬如有人对《红楼梦》中的赵姨娘也怀着同情，就是一个例子。

从表面看来，赵姨娘在荣国府中处于无权无势、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的地位；但是，如果把她看成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这就背离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了。须知，人的阶级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互相转化。在《红楼梦》中，由于赵姨娘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阶级地位，成为一个“使三个丫头”的贵族姨太太。随着这一地位的改变，她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起了变化。譬如那一次为了“茉莉粉”的事情，赵姨娘找到怡红院里来闹事。袭人和芳官见她来了，都“忙起身让坐”，从这里也可略见赵姨娘的身份。再看赵姨娘将那一包茉莉粉摔到芳官脸上，手指着芳官骂的那一段话：

“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里花了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是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看看赵姨娘这样的一副架势和口吻，哪里是什么“半奴才”的身份？在芳官的面前，又哪里显得有一点“卑下”？她明明在那里撑起主子的架子，用极下流的话来侮辱那个后来被逼得出家的芳官。事实是，在这个人物心中所盘算的，只是如何在贵族家庭里争权夺利，如何用“魇魔法”把贾宝玉等害死，以遂其“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这一贪欲。所以，她和王夫人等人的矛盾，并不是主子与甚么“半奴才”的矛盾，而是丑恶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纠纷。

因此，我们说赵姨娘较袭人更是不值得我们同情的人物。不过，她们之间也有区别：一个是已经爬进统治阶级内部当上了“姨太太”，一个是有希望当“姨太太”但还没有正式实现；一个是已经“使三个丫头”，一个还不免被人当丫头来使。正是由于这样，袭人的阶级地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过去。她和荣国府中的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人物，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是这种区别，并没有使袭人成为一个受人同情的丫鬟；因为在她的身上，攀附统治阶级的一面占了上风。但曹雪芹却能把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以及某些尚未丧失的阶级特征，纤毫不失地镂刻出来，这正显示出曹雪芹在塑造人物这一工作上是多么精工入微而又富有深度！

也许有人会问：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曹雪芹，他是不懂得阶级分析的；为什么也能把人物的阶级性表现得如此深刻呢？

这主要是因为：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人和生活，有着深湛的观察和透彻的了解，并把它如实地反映到作品里。既然生活中的人是带阶级性的，那么写出了“真的人”（鲁迅语）的《红楼梦》，自然也就表现出人物的阶级性了。

总之，是生活，这个文学艺术的源泉，灌溉了作家的艺术天才。

不过，生活虽然帮助了曹雪芹的写作，但作家毕竟还不能从思想上用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原理武装起来，又由于作家和自己的阶级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斩不断的联系，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理解所描写的人物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因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一方面对封建阶级作了深入的揭露，另一方面又对本阶级的由繁华而走向没落，流露着感伤的悲悼的情绪。对薛宝钗这类人物的贤”和“德”，也在一些地方怀着赞赏和同情。……

《红楼梦》所以不能除去这些阴翳，这固然是曹雪芹所出身的没落贵族阶级带来的局限，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九六三年冬

[1] 见《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2] 《高尔基论文选》，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鸳鸯之死

——《红楼梦》散论之四

《红楼梦》中有许多放在次要地位来描写的人物，虽然着墨无多，但同样显得血肉饱满，富有内在的形象意义。

鸳鸯，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一。

她是封建家族“太君”——贾母身边的贴身丫鬟。正像大人物所使用的普通物件也会变得无限珍贵一样，由于主子的地位至尊，鸳鸯在丫鬟中的地位也显得最高。不仅一般奴仆皆刮目相看，“见是她来，便站立待她过去”；就是贾府的爷儿奶奶们也对她优容相待，有时甚至还赔着笑脸求她哩！

如有一次，贾琏因筹措不出贾府的浩大开支，便赶着她叫“好姐姐”，自称“兄弟还有一事相求”。原来他想求鸳鸯把贾母房里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不但贾琏，即使是凤姐在这个丫鬟的面前，也好像收起了她那火辣辣的威势，不分尊卑地和她随便调笑；而鸳鸯也敢拿话怄她。如那一次贾府在藕香榭摆下螃蟹宴，凤姐先在贾母席边“胡乱应了个景儿”，又走到廊下丫鬟们的席上来吃——

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作小老婆呢。”鸳鸯道：“啐，这也是作奶奶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脸算不得。”说着，赶来就要抹。凤姐儿央道：“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儿罢。”

丫鬟说“好没脸”，主子说“饶我这一遭儿”；这样的口吻，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很不合乎主婢的身份和阶级分析吧？然而曹雪芹在这里却写得很有艺术情趣而又合乎生活的真实。他好像告诉人们：复杂的生活现象，并不是凭简单的概念所能机械地理解的。

的确，鸳鸯看上去似乎显得有些特殊。一方面，她对与自己处于同一奴婢地位的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如司棋和情人在园中幽会被她撞见了，吓得“恹恹成病”，而她“反过意不去”，连忙安慰司棋，决不会去“献勤儿”；又向司棋起誓：“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可是，另一方面，鸳鸯又无限忠于贾母，尽心把这个封建家族的“老祖宗”服侍得妥妥帖帖的，唯恐有半点差失。曹雪芹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出人物的复杂性、生活的复杂性、阶级关系的复杂性。

然而，正像《红楼梦》中的许多少女最后都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一样，鸳鸯也不例外。当贾母一死，她便“殉主登太虚”——悬梁自尽了！这一情节，虽写在后四十回中；但它却是前八十回所提供的情节必然走向的结果。应当说，它写得合乎生活逻辑，而且富有思想意义。

鸳鸯之死，深刻地表明：吃人的社会制度总是蒙盖着各色好看的外衣，在真正杀人者手上常常看不见有一丝血迹；甚至被害者去赴死好像是出于心甘情愿，是献身于他们所标榜的“大义”！

无怪，在旧时代里，曾有人盛赞这个丫鬟的“殉主”是“返于正而特以义闻”[1]；又说“当随（贾）母入贾氏之祠”[2]。这些腐见，自然不值一论；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在那一时代却起着为杀人者涤去血痕的作用，并为吃人的社会制度添上一圈道德的光晕。

其实，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鸳鸯并不是死于“义”，而是死于封建统治者的淫。

她的死，早在司棋、晴雯之前就已经铸成了。当司棋向她哭诉“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们”时，其实鸳鸯自己也需要“超生”，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而已。因为在这以前，“胡子苍白”的贾赦已经动了要逼她为妾的淫念，而且闹出了一场风波；这事表面上虽然平息，可是在鸳鸯的生活道路上却已预伏下一场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在表现这一悲剧过程时，并没有花很多笔墨，然而却写得层层深入，一笔比一笔更见分明地刻画出鸳鸯作为一个被压迫者的真正性格。原来，在复杂迷离的生活现象面前，曹雪芹并没有忘记这一人物所处的地位和命运；只是他没有去作简单的、肤浅的处理。

封建统治者迫害鸳鸯的第一步，是贾赦派邢夫人到她面前去说合。妻子为满足丈夫的淫欲而奔走，这本身已很丑恶可笑；但更丑恶可笑的是邢夫人并不认为这是加害于人，而且还把它看成是一种赐福。她对鸳鸯这样说道：

开了脸，就封你作姨娘，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终得金子换”，谁知竟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可遂了你素日心高志大的愿了。

邢夫人以为这一说，鸳鸯还有甚么不答应的，盼还盼不到这样的福分哩，因此立刻“拉了她的手就要走”。

谁知大出这个蠢女人意外的是，鸳鸯的表现很特别——“只低头不动身。”

邢夫人感到惶惑了。她简直无法理解天底下竟有这种“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丫头”的“傻人”，不禁替鸳鸯作急起来：

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还是奴才。……现成主子不做去，错过了机会，后悔就迟了！

可是，这个鸳鸯还是——“只管低头，仍是不语。”

邢夫人把这种表现看成是“怕臊”，于是又用话打动一番，最后还说：“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

可是这个鸳鸯还是——“仍不语”。

就在这个丫鬟的连续“不语”中，曹雪芹以十分简练而又富于内含的笔墨，有力地刻画出这一人物的性格。原来鸳鸯已暗暗下定决心：誓死反抗！她的“不语”，其实比千言万语更能说出压缩在她心里的愤懑；同时也更加凸现出她的沉着、坚定而又自有主张的性格。

果然，当后来平儿和袭人问起她对付贾赦的“主意”时，她回答得很干脆：“甚么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

可是贾赦怎肯甘休呢？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家生女儿”[3]？平儿不能不为此感到很担忧。但是，鸳鸯同样也回答得很干脆：

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喝水强按头吗？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少女并无半点奴颜婢膝，而是有着一颗高傲的不为威武所屈的心。在这一点上，她和晴雯可以互相媲美，但她却又比心直口快的晴雯显得深沉、有心计。这一个性特点，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贾赦看到派邢夫人去说合不成，便吩咐鸳鸯的嫂子去逼。这个嫂子也以为是桩“天大喜事”。谁知跑到鸳鸯的面前，刚一开口，就被鸳鸯骂得满脸“没趣”，讪讪而退。

接着贾赦又吩咐鸳鸯的哥哥再去逼，自然也是碰壁而返。

贾赦一见利诱、软化都对鸳鸯无效，不禁“大怒起来”了，终于露出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和凶残：

叫她细想想，凭她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她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她了。

“也难出我的手心”，这话确非虚声恫吓。因为站在贾赦背后的是庞大的封建势力，它像一只巨大的黑手，紧捏住鸳鸯的命运。这个卑微的丫鬟，顶多不过像石呆子的十二把扇子，只要贾府的大老爷说一声要，还不是自有人替他弄来？无怪鸳鸯的哥哥一听贾赦发狠，吓得连声称“是”，连忙跑去警告鸳鸯。

鸳鸯也很清楚难逃毒手，但她并不惊慌失措，而是在心里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她先故意装出回心转意的样子，把嫂子骗到贾母的面前，当着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薛宝钗等许多人都在那里，突然出其不意地一把揪住嫂子，对着贾母，把一切都统统哭诉出来。这无异对贾赦、对邢夫人、也对这个封建贵族家庭，作了一次示众性的揭露和控告。

不仅如此，她还当众抽出早已藏在袖里的一把剪刀，往头发上就铰，以示绝不屈服的誓心：“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个被封建势力步步紧逼的丫鬟，就是这样由沉默的“不语”而走向爆炸一般的抗议！

至此，鸳鸯的为人性格也很丰满地表现出来了。她不仅沉着坚定，而且还懂得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如何采取最有利的反抗手段，从而表现出她的智慧与胆略。

鸳鸯所采取的反抗，果然收到了效果。贾母听了她的哭诉之后，“气得浑身打战”了。她似乎对儿子的荒淫无耻也很义愤。但红楼梦》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表面现象上，它深刻地表现出贾母的“气”，并不是因为她的儿子强逼丫鬟为妾，而是因为强逼为妾的是她身边的丫鬟。原来，鸳鸯是这个“太君”的一根活拐杖；是一个把她服侍得最“省心”以至一旦离开就要“饭也吃不下去”的女奴。无怪贾母不这样感伤地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她对邢夫人所说的一段话，更是不自觉地暴露了自己的心迹：

他要甚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就是要这个丫头不能！留下她服侍我几年，就和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的一般。

正是在贾母这种不能失去活拐杖的自私心理下，鸳鸯得到了“保护”，暂时逃避了贾赦更进一步的威逼。在这里，《红楼梦》又生动地表现出：统治者之间为了各自的私欲，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矛盾，这有时会给被压迫者带来一些“好处”；聪明的鸳鸯就是利用了这种矛盾。不过，她能利用这一点，必须付出无数尽心服侍的辛苦代价。

然而，奴隶的命运毕竟不是依靠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能解除；而建筑在别人自私心理上的避难所更不可靠。当鸳鸯用青春陪伴贾母度过那有限的残年，便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抵抗贾赦的屏障了。真的，她果如贾赦所说的“难出我的手心”。现在，她只剩下一个抵抗的办法，这就是——“还有一死”！

于是，这个丫鬟便把“那年铰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毫不犹豫地走向生命的最后终点——悬梁自尽。

封建统治者不理解这个丫鬟会用死来向他们表示抗议，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是“殉主”。邢夫人甚至大为惊异：“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连贾政也不胜赞叹：“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她一场！”

是的，这种种，不过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麻木不仁。

然而，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事的前因后果么？这又何尝不是表现了他们的凶残而又狡狯？他们故装糊涂，而且顺手蘸着受害者的鲜血，在祭奠贾母的孝幔上大书着一个“义”字！

用奴隶的血来涂饰庙堂上的彩绘，把血腥气化作道德的芳香，这正是一切黑暗统治者的杀人艺术。

[1] 朱作霖：《红楼梦文库》（载《小说月报》一九一五年第七至十二期）。

[2] 涂瀛：《红楼梦论赞》（道光二十二年养馀精舍刊本）。

[3] 所谓“家生女儿”，就是买来的奴隶在主人家所生的女儿。

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

——《红楼梦》散论之五

人们读过《红楼梦》后，常在心里深印着一层“温柔富贵”、“花柳繁华”的绮丽景象。的确，蒙盖在封建家庭关系上的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1]，常使人不禁为之目眩。

然而，当我们愈是细读这部作品，就愈是感到在那一层“面纱”的背后，隐藏着虚伪、做作、冷酷。只是，曹雪芹在表现这一切时，没有流于简单化或脸谱化。他似乎懂得漫画式的丑化笔法，虽然容易收到某种效果，但也容易失之浅露，有时甚至使人化为一笑。作为一部广阔地反映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应当表现出生活的复杂多样及其迷人的外貌，同时又不失其本质；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红楼梦》正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艺术，而使作品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深沉含蓄。但它含蓄并不含糊，那一层“面纱”并没有掩盖了事物的本相，倒正是在那种彬彬有礼或融融笑语声中，更见深刻地表现出在这个贵族家庭里充满了猜忌、算计和倾轧；不仅为了谋取家私会使出恶毒的“魇魔法”，即使在家常取乐中也不忘通过说笑话来暗放冷箭。因此，那种表面的亲热，只不过更加反衬出内在的冷漠；而富贵荣华则愈是助长了彼此的仇视和争夺。难怪探春这样说：“咱们倒是一家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如果说，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2]，那么封建主义则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专制的坐垫。所有的人都按等级编进那个庞大的封建结构，组成了一座社会的金字塔。至于那些处在最低层的人民群众，只有忍受那加在身上的层层压力。

这种压力，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常见的要算是打。

正像在封建社会的公堂上，没有大板就无法问案一样；“诗礼簪缨之族”的贾府，也是离了板子就无法“驭下”。对那些不合主子心意的奴婢，照例都是——“在角门外打四十板子”。凤姐说得很干脆：“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

打，虽然在贾府里已成家常，但不一定都用板子。王夫人把金钏儿打得跳井自杀，便是用手照她脸上“打了一个嘴巴子”。

凤姐则比王夫人精明，她嫌自己打了“折手”，叫奴仆自己打自己。那一次，为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怪兴儿没有报告，便是喝令这个家童跪在地上，“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

打，原是贾府世代相传的“老祖宗的规矩”。它不仅用来对付奴婢，有时也用来对付自己内部的“不肖”。最为人所熟知的，莫如那一次贾宝玉在外和名艺人蒋玉函结交，被贾政视为“流荡优伶”，因而喝令小厮将他“按在凳上”，打得“一片皆是血渍”。

对反封建的贾宝玉，固然少不了“打”；但封建统治者对那些顺着自己的忠臣孝子或亲信帮凶，有时也免不了要打。例如，贾赦想要石呆子珍藏的十二把扇子，贾琏马上遵令去办，可是想了好多法子总是弄不到手；而贾雨村略施小计便立刻把扇子取来了。为此，贾赦责怪贾琏“没有能为”。谁知这个风流恶少一气之下倒也说出了这样的话：“为这点小事，弄得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甚么能为。”这是“拿话堵老爷”，贾赦顿时大怒，连拿板子都嫌慢，顺手抓起东西就照贾琏的脸上“混打了一顿”。

由此可见，对专横的统治者光是尽忠尽孝还不行，还要有“能为”，特别是不能“堵”，否则照样挨打。历史上许多“忠而获咎”的悲剧，也许就是常常这样来的吧？

当然，经常挨打的还是贾府里的那些奴婢们。他们犯了“法”固然挨打，不犯“法”也是挨打。别的丫头不用说，即使是那个颇有点体面的“通房大丫头”——平儿，也还是不免平白无故地挨打。譬如那一次贾琏和鲍二家的通奸，这事本与平儿无关，但凤姐怒不可遏，便用打她的办法来出气，直打得她“有冤无处诉，只是气得干哭”，以至“找刀子要寻死”！但当后来凤姐的气平了，向她表示抚慰时，她却连忙说道：“也没打着。”

被打了还说“没打着”，这更表现出奴婢的痛苦。无怪有一次尤氏对平儿说：“难为你在这里熬。”一语便说得平儿的“眼圈一红”，又“拿别的话岔开去”。

总之，同是打，《红楼梦》却写得各有特色；不但符合各个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而且显示着不同的内含。至于书中打人打得最有“气派”的，还是那个与贾府“连络有亲”的薛公子。这个“呆霸王”打死人“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着家眷走他的路。至于“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兄弟奴仆在此料理”。

除“打”以外，封建统治者常用的压迫手段还有“捆”、“关”、戳”。

焦大酒后大骂，便是把他“揪翻捆倒”，关到马圈里去“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又如两个不听使唤的老婆子，也是捆起来“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至于说到“戳”，最长于此道的莫如凤姐。那一次贾琏要干见不得人的丑事，命令一个小丫头在门外守风，被她拿住了，于是她一扬手先把这个丫头打得身子“一栽”和两腮紫胀起来”，接着便“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

“捆”、“关”、“戳”虽然都比“打”进了一步，但还不是贾府的奴婢们最怕的处罚。他们最怕的是“撵”。

“撵”，就是赶出去。表面看来，那些用银子买来的奴婢，既被撵出去，不是正好获得人身自由，有如开恩赦放吗？

然而，复杂的生活现象往往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试看，贾府里大大小小的奴婢们，一听到“撵”，几乎没有不吓得魂不附体的。金钏儿所以跳井自杀，就是因为王夫人“打了她一个嘴巴子”后，还立即叫人来把她撵出去。她一看要受这样的处分，竟好像比打嘴巴子还难受，连忙跪下哭道：

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

丫鬟春燕的娘也是一听到要被撵出去，便“吓得泪流满面”，这样央求道：

好容易我进来了，况且我是寡妇家，没有坏心，一心在里头服侍姑娘们。我这一去，不知苦到甚么地步！

可见，“撵”这一着是多么令人畏惧！

再看，当荣国府的衰象日深，不得不想出些紧缩开支的办法，于是便把十二个当玩具买来的唱戏女孩子“赏了出去”；还给她们几两银子盘缠，“令其自便”。看来，这好像是把她们自由释放了。谁知那些女孩子蒙了这样的“恩典”，非但毫无喜色，反而“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后来，因芳官留在怡红院里不合王夫人的意，硬要把她“赏了出去”，她的干娘来回王夫人道：

芳官自前日蒙太太恩典，赏了出去，她就疯了似的，茶饭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日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

从这里又可看出，贾府的奴婢们不怕骂不怕打，就是怕“撵”，甚至还为此“闹”起来！

为什么这些女孩子甘当奴婢，连自由都不要了呢？曹雪芹如果把芳官等写成闹着要出去，不是更有“斗争性”么？然而，《红楼梦》之所以写得深刻和引人深思，往往就在这种地方。

原来，贾府的那两扇“兽头大门”，虽然吞噬着那些丫鬟婢女的青春和生命，但她们还是宁愿待在这里挨骂、挨打、挨捆、挨戳，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的觉悟太低，而是因为出了贾府这个“牢坑”（龄官语），必然还要陷入另一个牢坑。

在当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牢坑。它黑暗无边，凶险莫测；相形之下，“花柳繁华”的荣国府就显得是一个好一点的“牢坑”了，想进来还不容易哩！

无怪，那些奴婢们都怕被“赏了出去”，因为“赏”给她们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沦落天涯，不知还要遇到多少磨难的悲惨命运。

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时代里，奴隶们只能在“牢坑”之间选择，而且常因遇到一个聊以栖身的“牢坑”而感到“幸福”。

于是建牢者笑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人造福。贾府的政老不是这样说吗，“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只有恩多威少的。”

[1] 《共产党宣言》中语。

[2] 《共产党宣言》中语。

香菱的名字

——《红楼梦》散论之六

曹雪芹带着悲沉的感情，在《红楼梦》中写了许多“薄命女”。她们之中有的是小姐，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画栋雕梁的生活，可是这“千金”之贵，并不能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因为她们虽然生活在“花柳繁华”的大观园，却离不开“风刀霜剑”的封建社会。冷酷的时代气压，依然通过各种联系加到她们的身上，特别是加到那些不肯“随分从时”者的身上。

当然，在“薄命”的女子中，遭遇最惨的还是那些“身为下贱”的丫鬟婢女。她们除了深受时代的风霜以外，还受着沉重的阶级压迫。

表面看来，她们似乎在生活中也不乏欢笑。在荣国府的华堂绮筵旁边，她们曾和主人一同度过许多佳节良宵。在那些繁华场中，也夹杂着她们的笑语。甚至有时主人还和她们调笑取乐，充满了一片乐融融的气氛。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欢乐。因为当主人笑的时候，她们不想笑也得跟着笑；而当她们想哭的时候，却只能在背地里吞声饮泣。

例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里一片欢笑，都在忙着做“饯花会”，贾宝玉独自走过山坡，忽听得呜咽之声，心里立刻在想：“这不知是那屋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虽然贾宝玉弄错了，那是林黛玉在葬花，但由此可见：丫鬟们的受屈含悲，在荣国府里已成家常，所以贾宝玉一闻哭声才会立即产生那样的联想。

其实，把心里的委屈，悄悄躲到无人处去哭诉，这并不算甚么；最惨的还是在无人处毁掉自己的生命。金钏儿的跳井、鸳鸯的悬梁、更有晴雯的死亡……这些丫鬟都用鲜血写下她们“薄命”史上的最后一页。

与这些丫鬟的“薄命”比较起来，人们也许容易忽略了香菱。其实，曹雪芹倒是比其他丫鬟更为完整地写出了她“薄命”的一生。

这是《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到的一个女性形象。她第一次在书中和读者见面时，还是一个被奶姆抱在手中的三岁幼儿。这时，她的名字叫“英莲”。父亲甄士隐因为年过半百才生她，所以娇惯非常。不想在一个元宵节的晚上，家人霍启抱她去看花灯，把她丢失了。她落到那一黑暗社会的产物——拐子的手中。从此，这个被作者命名为“真应怜”（甄英莲）的幼女，便开始了她一生的“薄命”史。

曹雪芹为甚么一开卷就写了这个“薄命女”？这并不是随意安排，而是反映了作者对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极为重视；同时也为他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红楼梦》揭开了序幕。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曹雪芹接着又在书中写了英莲的一段“梦幻情缘”。原来自从她被拐走后，过了七八年“打怕了的”生活，又被拐子卖给一个对她一见钟情、并且“不以丫鬟相看”的冯渊。英莲正庆幸自己“从此得所”，谁知拐子把她一人两卖，引起另一个买主薛蟠的大怒；于是这个号称“金陵一霸”的薛家公子，一声喝令，便将姓冯的打死，夺了英莲逍逍遥遥地上京去了。

这就是《红楼梦》第四回中所写的——“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英莲到了薛家后，薛宝钗替她另取了个名字，即我们通常称呼的“香菱”。随着这个名字，她开始了“薄命”史的第二个阶段。

当她换了第二个名字在书中出现时，是在荣国府的梨香院中。其时，她还是一个“留了头发的小女孩儿”。周瑞家的拉着手问她几岁投身到这里？父母今在何处？本处哪里人？……香菱只是淡漠地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看来，从小的悲惨遭遇，已经把她的感觉磨钝了，以致提起这些往事并不见她有任何悲伤的表现，倒是惹得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反为叹息感伤了一回”。

香菱的“薄命”史中的第二个阶段，要算是比较好一点的阶段。这时，挨打似乎是少一些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她当了薛宝钗的丫头，一同搬进了大观园，和林黛玉等有了接近的机会。于是，沉睡在这个少女心里的文学才能，像被一阵春风吹醒。

林黛玉把她带进了一个诗的国土。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王维、杜甫、李白、陶渊明……

勤学和苦思，没有辜负这个少女对诗的渴求。她终于探索到了诗的秘奥，并用自己的语言颇有心得地说了出来：

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

不仅如此，她还把书上的诗和生活中的诗，通过自己的亲切体验融合起来。当她读了王维的名句“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便立即回想起那年上京途中村岸晚泊的情景……

诗，把这个“薄命女”的生活照亮了，同时也使她和艺术结下了如痴如醉的“情缘”。为了找到诗，为了寻求美，她常常“两眼睁睁，直到五更”，即使在梦中也不忘推敲字句；醒来更是“怔怔”的，“越发弄成个呆子”。

对艺术的苦恋，终于结出了果实。她写的诗，由“措词不雅”很快转为“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

这样的一个香菱，可惜她生长在封建时代而又沦于奴婢的命运；她那本可以放出更多光彩的诗心，也像她的“老师”林黛玉一样，只能弹射出几点火花，又倏忽消失在封建社会的长夜里。

学诗，只不过是香菱“薄命”史上的一段偶然插曲。然而，通过这一段插曲，曹雪芹却含义深长地指出：封建社会毁灭了妇女的一切，不但毁灭了她们的青春和爱情，而且还毁灭了她们的美的创造才能。

香菱和诗所结下的“情缘”，终于又被拆散了。随着薛家的喜事临门，她重新沦入悲惨的命运。薛公子娶来了“桂花夏家”的小姐，这是出现在《红楼梦》少女群中的一个独特人物。这一人物，除了有其本身的社会意义以外，还说明曹雪芹虽然赞美妇女，但并不是无原则地一概赞美；他也写出在生活中还有像夏金桂那样不美的女子，此人不但“内禀风雷之性”，而且还有一股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戾脾气，即不许人口中带出她的名字“金桂”二字；否则，“定要苦打重罚才罢”。

香菱碰到这样的一个横蛮小姐，真比落在拐子手中还要不幸。果然，夏金桂一进门，便认为她是薛蟠的“才貌双全的爱妾”而顿起杀心。她首先对香菱的名字就不顺眼，必欲除掉才痛快；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名字“不通之极”，理由是“菱角花开，谁见香来？”可是，颇有点诗人气质而又天真未脱的香菱，不懂得对这种似乎说得有“理”的批评，本可以一笑置之；她却从艺术的角度大论起“香”的各种韵味：

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它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花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

这一番话，虽然显示了香菱有一颗清芬四溢的诗心，可是却无一点逢迎讨好、看风使舵的“聪明”；再加她往下“说到热闹头上”，竟脱口说出兰花“桂”花等字眼儿来了！

这是犯讳，立刻被夏金桂陪嫁过来的丫鬟宝蟾指着脸数落了一顿。是的，爪牙有时比主子还厉害！不过夏金桂还是认为“香字倒底不妥”，非换不可，并问她“服不服”？香菱当然“服”，看她说得多可怜：

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

在那一个社会里就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智慧必须向愚蠢低头，美善只有向丑恶求赦。就这样，香菱又有了第三个名字——秋菱。同时也以这个名字为标记，开始了她“薄命”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以“秋菱”为名字的生活，是充满了打骂和屈辱的生活。

夏金桂接连使出又恶毒又卑鄙的诡计来折磨她：先是把薛蟠和宝蟾拉上肮脏关系，故意支使她去闯见以羞怒薛蟠，接着又装病诬陷香菱用符咒害她；于是薛蟠先用足踢，接着又用棍棒向着香菱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

全家都闹得惊动了。虽然悍夫泼妇的恶行人人可见，但罪过仍在香菱。薛姨妈立刻吩咐：“快去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

眼看香菱又要遭到第二次转卖了，幸亏薛宝钗出来阻拦，理由是：“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妈可是气糊涂了”。为了维持“皇商之家”的体面，香菱总算没有被再卖出去，但却永远被逐出了诗的国土。从此，她带着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过着抑郁而悲伤的日子，渐渐“酿成乾血之症”。……

香菱的“薄命”史，以后将要怎样发展呢？显然，这已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可是，后四十回补书，却把夏金桂写成害人自焚，而薛蟠也“立誓”痛改前非，并把香菱扶了正，做了“大奶奶”。这样的处理，也许会使好心的读者为这个“薄命女”舒一口气吧，但这是廉价的安慰。它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同时也使这一人物形象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大为减色，从而削弱了它所应有的动人力量。

当然，后四十回补书也有可取的地方，自是不应一概粗暴否定；但在香菱的结局问题上却是败笔。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香菱的结局应该是：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乡。

这就是说：夏金桂的生，意味着香菱的死！

是的，在邪恶与卑污横行的世界里，自然不容许诗的存在，美的生长。同时，这也正是《红楼梦》反复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真理：在那一社会里，高尚的、美好的事物总是被损伤，总是被扼杀。诗意的心灵是多么感到窒息啊！可惜，曹雪芹没有来得及把它完全描写出来；否则，我们一提起香菱，也许会立刻产生像晴雯那样强烈动人的艺术感染吧？

不过，通过这个“薄命女”的三个名字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曲折而多难的一生。也许这一生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然而曹雪芹却只用了寥寥可数的几段文字（总加起来还不到一回篇幅）。虽然如此，这一人物形象却依然显得如此饱满，如此深刻。如果曹雪芹不是具有“铸鼎象物”[1]的艺术手腕，怎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曹雪芹通过这个一开始就在书中出现的“薄命女”，提出了时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妇女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从而进一步发挥了《红楼梦》全书的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

在这部作品的深处，我们仿佛听到作家热情地在呼喊；他要求妇女的解放，要求“人的解放”（马克思语）。

[1] 这是脂砚斋对《红楼梦》的一句评语。

再版后记

《红楼梦论稿》初版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不觉已经二十年有余了。

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然而它去得这样匆忙，好像只是一转眼的工夫。想起我刚开始写这本书中的论文时，尚未至“而立”之年，学生时代的服装还没有在办公的桌子上磨破；真是“早岁那知世事艰”，居然也对《红楼梦》这部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人生的作品发起议论来了。那时真是幼稚而又年少气盛，只觉得我们中国有《红楼梦》这部书实在了不起，愈是多读了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就愈是感到它了不起。也许还不能说，曹雪芹已经超过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些艺术大师；不过，至少可以说各有所长，而曹雪芹却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文学高峰。

曾有人说，英国宁可不占有印度而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宁可不造万里长城却不能没有《红楼梦》。虽然，万里长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力量；但不能忘记，它也是强迫苦役的结果。它那绵延起伏的壮观，曾经给人间平添了多少苦难和眼泪啊！然而，《红楼梦》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面对着人间的“啼痕”和“辛酸”所创作出来的一件精神上的巨大工程。在它那块通灵的“石头”上，不仅铭记着祖国的历史生活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播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炬。

《红楼梦》，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它比万里长城更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永远不会风化和剥蚀，只有更加焕发出不朽的天才光辉。

当时，我就是怀着这种近于感激的心情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读着《红楼梦》，写着读《红楼梦》的感想。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读这部小说了，但仍然觉得它很新鲜，有许多东西好像第一次才读到。真如前人所说：“譬如日月，终古常见，光景常新。”为了把这些读后感写出来，我常觉得找不出完美的话语。特别是那些通过生气淋漓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含义，好像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形式才能表达，那就是《红楼梦》本身。从这里，我仿佛若有所悟：世界上为什么需要文学，原来人类的生活、思想、感情中有许多复杂、微妙而又深奥的东西，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才能像琴弦似的激起一种心灵的回响。而且，一定的内容只能表现在唯一最好的形式里；如果换一种形式也可以表现，那就说明艺术上还不够成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一首好诗一经翻译便往往诗味索然；而《红楼梦》也只能用《红楼梦》的方式来表现，如果改成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等），总是不及原著深刻丰富，甚至貌合神离。至于用论文（特别是那种堆砌概念的论文）来传达《红楼梦》的神髓，就似乎更加困难了。

然而，我还是“论”下去了。当时也不暇考虑这些“论”会不会贻笑于学者专家，只觉得要把那些横溢在心里的读后感一吐为快。自然这很幼稚，然而也正是靠了这种幼稚，使我对着长夜的孤灯，对着那些仿佛可以听到他们呼吸的《红楼梦》人物，对着这部似乎还不为外国读者领略其神韵的天才杰作，抒写了我的那些议论。

文章写出来了，我仿佛这才想起请谁看看呢？于是想起了何其芳同志。那时我跟他素昧平生，他是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我顶多不过是一介书生，打扰他未免唐突；但稿子还是寄去了。不久，接到他一封用小楷写了五页的长信，而且是写于“夜三点”。我默默地望着这封信，一时想得很多，倒不在于他在信中说了些称许的话，而是在于他那亲切的、平等的口气，就像和一个朋友谈心似的。说实在的，与其说我在读信，还不如说在读写这封信的人。我不由想起他在《夜歌》中的诗句：“以自己的火把去点燃别人的火把。”

我遵照他的嘱咐，把信和稿子送到当时严文井、秦兆阳、葛洛同志主编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摘取了他信中的一段话作为编者的话”，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号上把稿子登出来了[1]。信也就暂时存放在编辑部里。……

“文化大革命”来了，《人民文学》停刊，我写的这本《红楼梦论稿》也上了禁书目录，后来又和何其芳同志一同被一顶“修正主义红学代表”的帽子扣到一起；他给我的那封信自然也就不便再提，只能永远锁在我的记忆中了。

感谢当时在《人民文学》处理我的稿子的编辑高光起同志，他虽然在生活中遭到巨大波折，后来又调往他方，但当他去年行装萧然地回到北京时，却为我完整无损地保存了那封信。信上的字迹已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变淡了，可是我却好像第一次才那样清晰地读到它。当时，我真想立刻急驰到东单裱褙胡同去看看何其芳同志，可是他已经离开人世三周年了！

说来也真令人感慨，当初我因《红楼梦》认识了何其芳同志，后来又一同挨批，再后来可以跟他无顾虑地谈谈《红楼梦》了，却竟是在献给他的一副挽联上：“临书挥雪涕，将夜歌重温，恨天遽夺千秋笔；拊掌话红楼，忆燕园初见，使我顿轻万户侯。”我在这里无意歌颂何其芳同志，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他的局限；但他使我感到亲切的，倒正是他的普通——含着不普通的普通。

现在，对着这本《红楼梦论稿》，除了使我想起何其芳同志以外，还使我不能不想起许多曾经给我以莫大鼓励的读者。他们从天南地北寄来了一封封热情的信。有的告诉我这本书在传抄；有的告诉我为了得到它，故意从图书馆中借去报失；有的说从收废纸的地方捡起登着我谈《红楼梦》的《人民文学》；还有的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看了这些信，真使我又惭愧又感激，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感。我一直把这些信默默地藏在心里，现在，让我趁这次再版的机会，遥向这些同志致以深深的感谢。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途程，再来重读《红楼梦》，不禁更加感到这部书写得深刻，写得意蕴丰富。它所反映的那些“盛衰之理”、“人情之常”以及其他等等，岂仅是限于家庭、儿女之间，不是更为广阔地概括了那一社会里许多带本质意义的现象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楼梦》真不愧是“史笔”，甚至可以说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楼梦》影射了甚么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些考证家和索隐家在这方面大下工夫，好像非把书中所写的人、事、地都一一坐实下来才见“学问”；其实，这顶多不过是把《红楼梦》还原为原始素材。假如真能这样也不是全无意义，真正科学的考证还是有价值的，虽然它不能代替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只可惜有些考证往往穿凿附会、不着边际或流于繁琐，因而不能不愈考愈玄、愈考愈远，以致有意无意地把《红楼梦》的伟大文学价值取消了，使它由一部艺术概括很高的创作，下降为一部呆板的实事记录或可供考古的历史资料。

亚里士多德说：“诗较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价值也较高；因为诗叙述有一般性的事，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2]我觉得《红楼梦》所以比得上二十四史，也是从它艺术地概括了历史上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而言。晴雯的被逐、死亡，贾宝玉在《芙蓉诔》中称她“高标见嫉，闺阁恨比长沙”；的确，通过这个丫鬟的遭遇，使人不禁想起历史上许多正直的、光明磊落的人，总是常常得不到好下场；而那些阴沉的、心地弯曲的人反而讨人喜欢，被誉为“贤人”。这不是很有点生活的“哲学意味”么？而且这种历史残留是多么难以根除啊！毋怪前人曾说：“《红楼梦》所载，闺房琐屑，儿女私情。然才之屈伸，可通于国家用人之理。”[3]

是的，《红楼梦》在创作上所显示的深度，就在于“通”。它由个别通向一般，由有限通向无尽；不仅可通于国，而且可通于整个历史时代。

不仅如此，从《红楼梦》里又何尝不可以看到全人类——至少是处于私有制时期的人类。书中那些刻画入微的人情世态以及各种社会意识、矛盾冲突等等，难道仅仅是十八世纪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不是也可以在其他国土上找到，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4]《红楼梦》正是艺术地表现了这种“共同”。虽然这种“共同”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而消失，然而《红楼梦》却不会消失，倒是更加显得珍贵，因为它把永不复返的人类历史生活如此生动地再现出来，从而显示出“永远的魅力”（马克思语）。

《红楼梦》为什么具有这样长久的艺术生命？我以为主要原因就在于真。虽然曹雪芹在书中一开始就声言，他这部书是“假语村言”，好像唯恐人们看得太真。但千万读者还是被那“一番梦幻”吸引住了，莫不为那些不容置疑的描写深深感动。其实，书中所描写的贾府，现代人谁都没有经历过；有些年轻的读者甚至对作者的生平都不十分清楚，更没有去对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作过考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把《红楼梦》读得真切有味，以至为书中人物的不幸遭遇一掬同情之泪。

《红楼梦》为什么这样真，而作者却又特地声明是“假”，这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巴尔扎克曾称文学作品是“伟大的谎言”，这与曹雪芹所说的“假语村言”可算是不谋而合。其实，他们所说的“谎言”和“假语”，就是艺术上的虚构和想象。没有这种虚构和想象，就不能“敷衍”出一部小说。只是，真正的艺术虚构和想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它是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如果把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去，反而会显得不真实，正如冈察洛夫所说：“在艺术中，对象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有了想象的反映。”

因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假语村言”。它所说的“假”，其实是为了不拘泥实事而求得更真的“假”。它把真和假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为了完成这种艺术上的统一，对人生有大阅历大感慨的曹雪芹，曾经作了“十年辛苦”的创作劳动，最后发“痴”到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真，虽然是《红楼梦》的一个很宝贵的艺术素质，但并不仅止于此，它的伟大价值还表现在美——富有思想内容的美。只是，曹雪芹并没有“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而是从丑恶的事物旁边，从那些深受封建压迫的“小才微善”的女子身上，发现了美。《红楼梦》的最感人之处，往往是在它真实地展示了生活中的美及其被摧毁的过程。晴雯和林黛玉的死亡，不是曾经打动过无数读者么？因此，红楼梦》的真，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真，它和那些照抄生活甚至描摹污秽的自然主义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这种作品也有某种真实性”。

总之，缺乏美感的真，正如脱离真实的美一样，都没有艺术感染的力量。而把真与美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充满诗意的、思想的光辉，这也许就是《红楼梦》所以具有“永远的魅力”的原因吧？

马克思曾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马克思在一百三十七年前说的这个“困难”，同样也适用于《红楼梦》；但这个困难”不正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应该解决的课题么？

是的，《红楼梦》虽是一部文学创作，但它却通过生动的艺术实践提出了许多美学上的、文艺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固然不是用考证、索隐的方法所能解决，但也不是那种生硬地搬弄或牵附某种概念和条文的文艺评论所能解决的吧？

中外有些谈文论诗的名著，读起来不仅使人兴味横生，而且还常带来一种艺术享受；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艺理论仿佛变成一种艰涩难懂的哲学玄理，而古典文学研究也成了埋在故纸堆中的学问；至于文学艺术所特有的那种感情激荡、生气扑人和引人入胜的魅力，却在那种理论研究下变得荡然无存了。这种现象本身不是就很值得研究么？鲁迅先生曾说：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天才的巴士凯尔，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6]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我觉得也不能待以“冰结”的感情或数学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学头脑，应是热烈感情的升华。大哲学家大理论家都是感情丰富的人，只不过是采取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祖国文学遗产，我们不仅要用先进的思想来认识它，还要用热烈的感情来拥抱它。正像《红楼梦》曾经打破传统一样，我们也要用打破传统的方法来研究它。

信笔至此，不觉又发了这样一些浅陋的议论；最后，还是让我趁这次再版的机会，首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帮助我订正疏漏和提供了很好意见的王思宇同志，致以深深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李俊民、魏同贤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一直对这本书的再版给予令人难忘的关怀和支持。“文化大革命”前，刘大杰先生也对这本书的再版多所关注，这也是我应当感谢的。

这些年来，关怀这本书的同志还有很多，恕我不在这里一一提及了；但我记得他们，实未敢忘。

这次增订，除发表在外文刊物上的论文以外，大都收集在这里了。新增的论文都是一九六三年纪念曹雪芹以后写的。原来的各篇，也在保持历史面貌的前提下，作了补充、校订和修改。

杜甫诗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可是我改罢旧文却只感到笔墨生涯如此磨人，殊有力不能胜之叹。据说韩文公曾经“悔少作”，我倒是不悔；这固然说明自己毫无长进，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那里面保留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些印迹；它虽然幼稚，但却天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抛弃这本《红楼梦论稿》，重新回到我那幼稚的、充满幻想和激情的青春时代。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我颇欣赏这两句诗的况味，然而我还是爱听风华正茂的歌声。

蒋和森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雪后记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 这是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二篇《红楼梦》论文——《贾宝玉论》。

[2] 亚里士多德：《诗学》。

[3] 江怡顺：《读红楼梦杂记》。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6] 鲁迅：《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

三版后记

岁月匆匆，《红楼梦论稿》初版至今不觉已经快近三十个年头了。这三十年，经历了不少人和事，也尝到了一些人世的辛酸，可是回忆起来，却又依稀如梦，一片混茫。一种难言的、飘忽的人生之感，不禁袭上心头。这时候，我往往想起《红楼梦》。或者说，我仿佛又听到《红楼梦》里的音乐。

德国有一位作家说，音乐是“真正的诗”，“艺术中的艺术”。但我觉得，使无声的文字在千万读者的心中勾起琴弦一般的回响，这才是最高的艺术。是的，《红楼梦》不仅是小说，也是诗，是无声的音乐，是抒情的哲学，它虽然迷漫着空幻与虚无，然而却又是极其真实、极其深刻的人生图画。

有人说，萧伯纳的作品是伟大的惊叹号，易卜生的作品是伟大的问号；那么，我觉得曹雪芹的《红楼梦》既是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伟大的问号，而且还是伟大的删节号（省略号）。

书中人物刘姥姥说：“这一顿螃蟹的钱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这不是令人骇然的惊叹号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不又是令人思索的问号？至于删节号（……），我是指这部书虽然没有最后写完，然而却如断臂的维纳斯，依然是卓越的艺术品，而且别有一种令人惋惜、引人遐想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写得深沉含蓄、概括深广，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不尽于言外，不是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删节号吗？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对这部小说谈得很多了，似乎都是在为这个删节号上的那些圆点作解释。我看再过两个世纪还是有话可说，还是取消不掉那些圆点。至于好事者费尽心思，企图为她接上断臂，那不过是没有血肉、没有生命的假肢而已。

总之，把有限与无限高度艺术地结合在一起，使之超越时空，涵蕴万象，这也许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我不自量力，对这部天才杰作发表了许多议论，自知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把读后的感受一吐为快而已。不料那些文字发表后，就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热情的来信。“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恐连累无辜，便把那些信都销毁了，但我马上感到很内疚，甚至有一种负罪感，因为这是在销毁真诚的热情。一九八一年《红楼梦论稿》增订再版，又收到各地的来信，而且似乎更热情。这些信，使我意外地发现：精神上的回报，往往比投出去的要多得多。真如山谷回音，大于原声，殊有木瓜琼琚之慨。例如有一封来信，这样叙说读到《红楼梦论稿》的心情：

沙漠里响起了叮咚的泉水，在我的心中泛起了沁人胸怀的层层浪花。……那干涸的心田滋润了，那停滞的血液奔流起来了。快乐的、凄楚的、满足的、感恩的眼泪滴落在心爱的书页上。……我不能抑制我的激动，我的共鸣……我大声长叹，我纵情朗诵。

又有一封来信这样写道：

在大规模焚书坑儒的某一天，我拾到一本《人民文学》，读到了你的著述《林黛玉论》。……你那一篇论文简直就是一只神奇的手，拨动了我心中那些从未发过声的弦。我自己那一片幽沉、蒙昧的天地中，因为你的原故而突然闪出一束奇异的光彩。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呵，我问自己。那时，我刚刚抄了家，被封了门赶出来，穿着一件花格子的短袖衬衫，睡在公园池塘边上，老想着死字。现在回想起来也无法诉说那种心境。我在饥渴中拾起了书读起来……我这才发现书是一个伟大的东西（那时还不会使用“文学”这个词），竟是那么圣洁、高尚……只觉得似大山、似峭壁的深重压迫感，使人连气都透不过来。我站在那儿读着，感动得直哆嗦。后来，我撕下了这篇论文，把它包了又包，藏了起来。

我难以在这里把那些信一一介绍，虽经一再删节也难以去尽那些溢美之辞。说实在的，我更看重的是那流溢在信中的一片赤诚，同时也想通过这篇《后记》再一次表达我真诚的感谢。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谢，它并不是因为受到过誉而沾沾自喜，而是感到沉重、惭愧、甚至有点惶惑。我虽然在一个专门研究文学的机关里工作好多年了，其实并未真正弄通甚么是文学。读了许多文学原理、美学概论之类的书，那上面似乎也说不大清楚，有时反而使人愈读愈糊涂。像我这样的人所写的书，怎么能产生文学的感染呢？甚至使人“从那时起入了教，信仰了艺术，信仰了真善美”？

生活似乎总是令人迷惑，我虽然研究《红楼梦》，可是却又怕谈《红楼梦》。如果一定要问是何原因，我只能回答：最好还是去读红楼梦》；因为它将告诉你甚么是文学，为什么文学特别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这么难谈？假如我的那些谬误的论文，能引起读红楼梦》的兴趣和思考——对人、对生活、对世界的思考我就非常非常满足了。

蒋和森

一九八七年八月记于北京

后记

《红楼梦论稿》初版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九八一年九月修订再版；一九九〇年九月又出了第三版。岁月匆匆，不知不觉到现在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原以为随着学术上的不断拓新，这本书也像人生旅程中的一名过客，到了淡化退出历史的时刻。不曾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去年岁尾决定出版一套《红楼梦》研究丛书，其中包括《红楼梦论稿》。这样就又有了再次出版的机会。恰值和森离开十年整，有幸以此作为一份纪念，私心尤其感到欣慰和感激。除了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深深感谢外，也向许多年来一直关注这本论著的广大读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这次出版，除增入《红楼梦》绘图珍藏本前言——《红楼梦引论》一文外，仅就原著中个别文字作了一些校正，其他均保存原貌。热忱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张晓萃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