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总 序

引 言

第一讲 北京城的“名”与“实”

第二讲 “四九城”及城门往事

第三讲 老城的命运

第四讲 名街文化踪影

第五讲 街名之美丽与沧桑

第六讲 胡同的讲究

第七讲 闻名遐迩

第八讲 小胡同里的大文化

第九讲 巷名拾趣

第十讲 胡同名“排行”

后 记

总 序

北京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和当代政治、文化中心，拥有七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作为一座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灿烂芬芳。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非物质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所有物质文化的解读体。在北京地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为做好北京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传承独具特色的京味语言文化，同时也为北京市民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语言文化活动提供学习参考读本，“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书系”应时而生。我认为书系的策划者、组织者、编撰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书系旨在以生动鲜活的文例，向读者普及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及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优质的语言文化精神食粮，丰富北京市民的语言文化生活；旨在提炼与北京文化相关的语言文化精华，引导读者领略京味文化的情与趣；旨在为读者提供宣传、弘扬北京语言文化的优质素材，从而使大家从语言文化视角熟悉北京、喜爱北京。

书系选材涵盖古都成语、京腔京韵、京城新语、京味美文、京华地名、北京俗语、古迹文踪、古城书法等方面，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意趣盎然，体现了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统一、知识性与京味儿的统一、深挖掘与接地气的统一、小薄本与大文化的统一。我作为一名资深北京市民，得以预览书稿，颇觉先睹为快、开卷有益，每一册恰如一道北京的特色小吃，京味芳香。

“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既是提升语言能力的途径，也是语言能力的表现。2014年6月，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世界语言大会在苏州举行，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四百位代表围绕“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这一主题，就语言能力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语言能力与语言教育创新、语言能力与国际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达成了“语言能力是激发文化活力，促进认知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因素”“以科学研究带动语言教育创新，从而提升语言能力”“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是提升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语言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文明互鉴”等一系列重要共识。语言能力是个体综合能力的基础与核心，阅读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

推动全民阅读，是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两会”，“全民阅读”连续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3月15日，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谈到“全民阅读”两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现在我们国家民众每年的阅读量还不到有些国家人均的十分之一，希望全民阅读氛围能无处不在，这有助于发展创新力量，增加社会道德力量。

建设书香社会，是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的基础工程。这一工程需要一支庞大的会阅读、爱阅读的人群加入，并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大力扶持“公共阅读空间”。201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始实行24小时营业，到年底盈利增长了130%，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逐渐成为北京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作品，是提高国民语言能力的重要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包含诗词、书法、成语等语言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其中承载着强大的道德力量。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我认为“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书系”的推出，也是对社会教育的贡献，有助于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的发展和北京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书系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首发，并启动“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季”，是对“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主张的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立意可谓高远，定位可谓精准，行动可谓扎实。诚望这一活动可持续开展，切实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学校，结出累累硕果。

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界的重镇，精心出版“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书系”是一项很有眼光的举措。希望“北京市民语言文化阅读书系”不断丰富，真正成为广大市民群众爱不释手的文化读本。

是为序。

引 言

说起老北京的地名文化，人们自然想到的是：皇城根、四九城、老街景、小胡同以及其中蕴含的京趣京味儿。以上几个词，老北京人说起来，都是“儿化音”；别人听起来，圆润而亲切。

身为老北京，我对京城的地名文化，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市土地面积16411平方公里，共16个区。北京太大了。我们这里定义的“老北京”，范围仅限于明清以来“内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地域（见图1），1958年以后叫“东、西、文、武城四区”，2010年7月1日起合并为东城、西城两个区。

图1 老北京城轮廓示意图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如今，北京城里是满眼的楼、满眼的车、满眼的行色、满眼的广告；曾经气势恢宏、深厚凝重的北京城，还有城里头不少充满故事的老街胡同，已仅存于文献及人们的记忆之中。

但是，老北京地名文化的根还在。正如外国朋友所说：“在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不远处，传统的胡同街区，显露了这座城市几百年的记忆。”

根据先贤的相关记录，连同本人心底的零星记忆，我以《留存记忆——老北京地名文化寻踪》为题，写成这本小册子。本书沿着城名、街名、胡同名的线索，将相关的老北京地名文化分为十讲，与您们交流。目的是：追寻已逝去或已模糊了的老北京地名文化的踪迹，开掘其蕴含的光阴与情趣。

这个题目不好写。一来，本人见闻有限，而在有限的见闻里，我还想挑点儿有滋味儿的；二来，大家熟知的，不想赘述，实在绕不开了，只可点到为止。因此，这本小册子提到的，只是星星点点。通过这星星点点，我想表达的是：老北京地名文化，挺有意思的。

杨学军

丙申年元月于京西上河村

第一讲    北京城的“名”与“实”

一 北京城的名号

北京城，不凡之城。作为一个古城，一个方国都邑，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自元代起，它成为举国之都，至今也已有700多年了。在历史的沧桑中，先后有不少名称和身份与之相关。

1. 蓟国与蓟城

北京城这块地方，从商周至唐代为“蓟”。

现西城区滨河公园，立有“蓟城纪念柱”。这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城历史源头而建的。额首刻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石碑，有《北京建城记》碑记，是著名历史学家侯仁之先生撰写的，首句即：“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见图2）

图2 蓟城纪念柱

（1） 蓟国（诸侯国）

蓟，商代初为小国。西周时代，成为周王室的封国。《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礼记·乐记》亦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

（2） 蓟城（都城、首府）

战国时期，燕国日趋强大，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随之吞并蓟国，以蓟为燕国的都城。

公元前222年，秦国灭燕，以蓟为县，蓟城为广阳郡郡治；东汉以后至唐五代，蓟城基本属幽州府，是幽州府治所在。[1]

2. 燕京与中都

（1） 燕京（辽陪都）

宋代，辽宋南北对峙。辽统治北方，公元938年，建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改幽州府为析津府，府治蓟城立为陪都。沿用唐幽州城池，城郭周长约13公里，周围有护城河环绕。

因蓟城在上京之南，又称南京；依史上燕国建都于此，亦称燕京。从此，燕京作为北京的别名，流传至今。如北京大学现址即原燕京大学，北京景观有“燕京八景”等等；而“蓟”之名号，至此为止。

（2） 中都（金王朝临时国都）

1125年，金取辽而代之，与大宋南北对峙。金太宗建都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区城南）。

1153年，金王朝海陵王称帝，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在辽燕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建中都城，城郭近正方形，周长18.7公里，设城门13座，地域相当于现在西城南部（原宣武区）、丰台一带。这是北京临时成为一朝国都之始。

谓之“临时”，是指时隔50多年，金宣宗又被元蒙大军所迫，迁都汴梁，即今开封。就是说，金王朝一朝经历了上京、中都、汴梁三个国都。

3. 元大都与北平顺天府（国都）

（1） 元大都（元朝国都）

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建都燕京，年号至元。此为北京正式成为一朝国都之始。

因金中都城毁于战火，至元四年，忽必烈下令在金中都东北营建新城。至元八年，定国号为元。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元大都。至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前后历经18年，于至元二十二年，建成元大都城，即现今北京城前身。

元大都的位置比之金中都，整体向东北迁移，相当于现在：北至北土城沿线，南至长安街沿线，东至东二环沿线，西至西二环沿线。

城郭规模比金中都更为方正宏大：周长28.6公里，城门11座，城墙夯土筑成，护城河环绕周围。

（2） 北平顺天府（明、清两朝国都）

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年号洪武。明初建都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命其四子朱棣主掌北平，封为燕王。1399年，朱棣自北平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后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改元永乐。

北平是永乐皇帝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故永乐元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与南京相对，顺天府升格为北京。现在的北京，从此得名。1421年即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即北平顺天府。

明代全面改建北京城，精心布局，营造城池、宫殿。从永乐至嘉靖年，历经数十年，建成北京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池，环城34公里的北京城。

明代，将北京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坚固壮观的国都。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称京师顺天府，属直隶省，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沿用明城格局。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初、中期，为保障满清王朝统治，实行旗、民分居制度，即满八旗居内城，汉人居外城。

4. 北平与北京

（1） 北平（特别市）

民国初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建都南京。不久，袁世凯夺位，任大总统，坚持在北京就职。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

（2） 北京（首都）

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老北京城，即东、西、文、武城四区所在地；现城四区已合并为东城、西城二区。

二 北京城格局：“内九外七皇城四”

北京为元、明、清三朝国都。其京城格局，统称“内九外七皇城四”，它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见图3-1）

1.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城

1214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克金中都，未想久居，一把火烧了中都城，“大火经月不熄”。50年后，其孙忽必烈称汗，定都北京。

图3-1 元明清城对比图

这时，金中都早已毁于战火，荒芜不堪。为防御外敌，保卫京城，元王朝选择了金中都东北方向、高梁河水系的辽金离宫旧址建设都城。

元都城的设计者是刘秉忠，他以《周礼·考工记》都城建设的理念为指导思想，主持规划建设了宏伟的元大都，被时人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师”。

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元大都城采用夯土版筑，北连健德门、安贞门，东连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连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连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形成28.6公里城垣（开设11座城门）环绕的大都城；蒙古语谓之“汗八里”，“汗”即皇帝，“八里”即都城，是皇帝之城的意思。

马可·波罗游历元大都后，誉之为“宏伟壮丽，气势轩昂”，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见图3-2）

图3-2 元大都城示意图

关于元大都城，有两个问题，说明如下：

（1） 关于“11座城门”

从图3-2可见，大都城东垣、西垣、南垣各3座城门，只有北垣是2座，形成了南北城门不对称。

其实，这与设计者的设计理念相关。

元大都设计者刘秉忠，原名侃，朝廷重臣，秉忠之名为忽必烈所赐。他少时为僧，博学多闻，学问贯通，精于《易经》。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都城四面12门，此为古制。而另一方面，《易经》八卦方位，讲究“北为坎”“坎为隐伏”“不露则吉”。因而，元大都城设城门十一，即北门正中不设城门，是在遵循周礼古制的基础上，规避了《易经》提出的北坎不吉，以求隐伏得吉。

不仅如此，这11座城门的命名，也绝大部分都来源于《易经》之意。如：

南垣——正中为“丽正门”，取《周易·离卦·彖传》“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其东为“文明门”，取《周易·大有卦·彖传》“其德刚健而文明”之意；其西为“顺承门”，取《周易·坤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之意。

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取《周易·文言传》“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之意；其南为“齐化门”，取《周易·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之意；其北为“光熙门”，取《周易·艮卦·彖传》“艮，止也……其道光明”之意。

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取《周易·文言传》“利物足以和义”之意；其南为“平则门”，取《周易·谦卦·象传》“无不利，谦，不违则也”之意；其北为“肃清门”，因元代御史台设于此地，亦称“霜台”，为司法行刑衙署，有肃杀之意。

北垣——东为“安贞门”，取《周易·讼卦》“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之意；西为健德门，取《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

（2） 关于“土城”

元大都城工程巨大，当时的财力所限，城墙整体采用了黄土夯筑的工艺。为保证其牢固，设计为墙根宽而墙顶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城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

为防止土墙被雨水冲刷，城顶设有“苇排”覆盖，如同头戴蓑笠，故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上说：“世祖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

另据《析津志》载：元初，海运大亨朱清、张暄，曾申请以家资，助朝廷以砖石固城，但因二人为招安海盗，上未许。

元大都城，今天已被人逐渐淡忘，但它无疑是我们北京城的雏形。如今在北京北土城一带，还可看到其北垣土城墙的残迹。

2. 明清京城格局：内九外七皇城四

元代仅立朝不足百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定都南京。1368年，明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名北平府。经洪武、永乐、正统、嘉靖几代王朝的营建、改造，完成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我们说的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肇自明朝。

明王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了4次大规模改建。（见图3-3）

图3-3 明清城示意图

（1） 城垣南移

洪武元年，明将徐达攻破元大都。为防御元军余部侵扰，决定缩小防线，放弃元大都北部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肃清门及城垣，将北城垣南移2.5公里，移至今北二环一线，重建德胜门、安定门城池。

永乐年间，又将南城垣自长安街北侧南移0.8公里，延至长安街以南,即今前三门一线。现在的地铁2号线，就是按内城线路设计的。

（2） 营建京城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为突出改朝换代及皇城的中心地位，迁都前后，用15年时间，改建北京城。

一是重建紫禁城、护城河；用挖掘护城河的土方，在紫禁城后堆建“镇山”，即今之景山。

二是宫城外围，完成了完整的皇城建制：承天门（天安门）、北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由红墙环绕，为皇城重地；皇城内“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3） 强化城池防御

正统年间，在永乐年间紫禁城、皇城、内城城池规模化建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城防建设。

一是重建内九城城楼、瓮城、箭楼、闸楼、护城河石桥及内城四隅之角楼，使城池“固若金汤”。

二是将元大都土制夯成的城墙全部砖石加固，进一步强化了城垣防御系统。

三是将内九城门名称确定为：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元 崇仁门）、朝阳门（元 齐化门）、崇文门（元 文明门）、正阳门（元 丽正门）、宣武门（元 顺承门）、阜成门（元 平则门）、西直门（元 和义门）；新的九城之名更凸显文武正德之教化。

从而，北京“内九城”，又叫“四九城”，基本形成。

（4） 在内九城的基础上，扩建外城

嘉靖年间，都御使毛伯温上述：“古者，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凡重地皆然，京师尤重。”给事中朱伯宸上书：“城外居民繁夥，不宜无以围之。”

嘉靖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下旨，为保障京城平安，在“内九城”的规模上，增建外城。原计划外城围绕内城一周，但因工程巨大，财政不足，只得先行向南增筑外城。

历经数年，建成“外七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改称“广安门”，亦名“彰义门”）、西便门、东便门，角楼四座，以城垣系连，筑成京师外城。由于外城只建了南面部分，又称“南城”。

外城城门规格小于内九城，其中，永定门为京城南大门，直对正阳门，规模居外七城之首。

外城建成之后，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达8公里。

从此，北京城完成了“内九外七皇城四”相互辉映的“凸”字形京城格局。“内九外七皇城四”，加上中心的紫禁城，构成了京城内“四层城圈儿”，即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环中环四重结构。宫城周长3.5公里；皇城周长10公里；内城周长23公里；外城只圈到内城南垣，周长14公里；内外城圈儿总周长37公里。其气势，其防御功能，《明实录》誉之为：“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世之瞻矣。”

清代基本沿用此格局未变。现在北京的二环路，就是老城拆除后沿这个“凸”字形轮廓线修建的。（见图4）

图4 二环路及地铁二号线示意图

这种明清两代形成的北京城格局，至今绵延未断。虽说宏伟的城墙、城门，因诸多原因，已所存无几；[2]但是，中轴线上紫禁城、北京二环路及地铁二号线沿途的地名，还或隐或现地向人们诉说着老北京城的模样。[3]

顺便提及，现在大家熟知的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三个地方，早先都没有城门，它们都是清朝灭亡之后，人们在老城墙上凿出的口子。

和平门，1926年冯玉祥属下鹿钟麟为内外城交通便利而开，原名新华门，因与中南海新华门易混，后改称和平门。

复兴门、建国门，是日寇侵占北京时所开。西为长安门，东为启明门，寓“长治久安”“旭日启明”之意。长安门为其交通西郊所建新市区，启明门为其交通东郊所建工厂，具有侵略性质。因此，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大众强烈之要求，改名为复兴门、建国门。

以上三门，与内外城建制，不是一回事。1949年后，随内城、外城城垣一并消失。

3. “皇城红墙”“皇城四门”“皇城复门”

老北京城内城九门、外城七门，都是为了保卫京城重地——皇城。

皇城，明永乐年间建构，是明清两代京城重地。明清皇城，是保护紫禁城的外围城墙，又是朝廷礼仪、内侍机构之所在。如紫禁城为中心，“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后面的镇山（明称“万岁山”，清改名“景山”），明代宫廷二十四衙门，清朝大内的三院六司，均设在皇城内紫禁城周边。故皇城为百姓禁地，平民不可进入。清代中期，始有八旗、汉官被皇帝“赐宅”，入皇城居住。（见图5）

图5 皇城、紫禁城示意图

（1） 红墙

皇城居内城中部，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北侧一线；北城墙在今地安门大街一线；东城墙在今南河沿，即东黄城根一线；西城墙在今府右街、西黄城根一线。[4]皇城圈儿周长大约10公里。

皇城城墙与紫禁城及内城外城不同：紫禁城和内、外城城垣具有战争防御性，夯土包砖，30多米高、20多米厚；而皇城墙是隔离性围墙，城砖砌筑，琉璃瓦覆顶，城高6米，厚度仅2米左右；因为墙面涂红，简称“红墙”。皇城垣的样子，从现遗留的府右街至南河沿南线及北线北海后门一段红墙，可见一斑。

从以上平面图看，皇城西南角缺失，为不规则形。这个缺角，是因为当初建皇城西墙时，为保护这个角上的大庆寿寺所致。

（2） 皇城四门与复门

皇城南北东西各设一门：承天门（清改名天安门），北安门（清改名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与内外城城门系统不同，皇城城门只设单城门，并且除了承天门城楼是双檐两层，其他三门均为单檐单层。

另外，地安门券门与天安门相对，为方形门洞。城门设计者正是以天安门圆形券门与地安门方形券门相呼应，表达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关于“皇城四门”，因天安门城门尚存，其他三处虽然城门不再，但其地名及位置，京城人所共知；东安门、西安门正对东华门、西华门，更是旅游胜地；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要说的是：

其一，天安门向南，经千步廊所至之“大明门”（清代改叫大清门，民国改称中华门）。《大清会典》称之为“皇城复门”，它是进入皇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皇城禁区与市井区域的分界。

大明门居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与双檐双层的天安门、正阳门不同的是，它是单檐单层。

20世纪50年代被拆毁后，它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是“皇城复门”之说流传至今。

其二，明清时期，现在的长安街不是一条大街。天安门前两侧，太庙以东、社稷坛以西，建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形制同大明门，单檐单层，为皇城的东、西复门。门内亦为皇城禁区，常人不可通行。

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间之通道，与大明门以里的千步廊形成了“T”字形宫廷广场。左门为科举皇榜公示之通道，右门为刑部每年秋季审判要犯之地，故合称“龙虎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

其三，天安门向北，经端门，进午门，入紫禁城（即今之故宫）。出宫城北门神武门，是万岁山（清代改名景山）。紫禁城是大课题，论著颇丰，在此从略。要说明的是，北京皇城尊先秦以来古制，在紫禁城东西两侧建太庙和社稷坛。[5]宫门以北，地安门一带为集市。从而，实现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皇城建制布局。

4. 城池系统

京城各城门，由城楼（含城台）、瓮城、箭楼、闸楼（外城无闸楼）组成，连同角楼、护城河，是系统的防御设施性建筑。（见图6）

图6 正阳门

（1） 城门的组成

城楼是城之主体，居高临下，是战时主帅瞭望军情、指挥打仗之所。下有城楼门洞，门扇厚木材料，外包铁皮钉钉，内设巨大门栓，很为坚固。

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一座小城堡，瓮城的墙体和城墙相连，其作用是，把防御线从城楼外移，保护城楼。

箭楼居瓮城之中，正对城楼，面向城外的三面有对外攻击的箭窗，除了正阳门箭楼，内城其他城的箭楼无门洞。

闸楼建在瓮城的左或右，下有门洞，供日常车马通行；闸门洞没有门扇，有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控制门洞开关，故名。一旦敌军进入瓮城，即可下闸断其后路，有如“瓮中捉鳖”。内九城只有正阳门是双闸双洞、左右各一；其他八城均为一个闸门、一个门洞。

内城九门，瓮城内都有庙。正阳门里两座：东为观音庙，西为关公庙。其他八城均一座庙，多为关公庙，只有安定门、德胜门内是真武庙；究其原因，自明以来，历代帝王以真武大帝为兵武佑护之神，安定门、德胜门正是出征凯旋所由。

相对内城，外城城门有城楼、瓮城、箭楼而无闸楼，门就辟在箭楼之下。皇城、宫城无此制。

（2） 角楼

北京内城、外城四隅，各有角楼设于城角四角墩台之上。角楼呈曲尺状，外向墙体各设有四层箭窗，是京城御防的重要设施。

（3） 护城河与皇城“玉带”

中国古代城门文化，讲究“城池相映”。池即护城河，是城池防御系统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供城内部分水源及防火之用。旧来说防守坚固，谓之“金城汤池”；说连带关系，有“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之说；即言城池之连系。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四周有护城河环绕。

1368年，明朝廷将元大都北垣南移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挖土筑城后的沟渠，修成了北护城河；同时开凿了前三门护城河。这样，与原来的东西护城河连通，环绕内城。嘉靖年间，又开辟了外城护城河。其水源，来自玉泉山——长河——高梁河分支。

城池之间，元大都用吊桥，明代以后，改为石桥。其中天安门金水桥、正阳门石桥规格最高，为三座拱桥；其他均为单桥。

北京护城河，总长约41公里，分别环绕紫禁城、内城、外城周围；紫禁城护城河因其规整顺直，人们又形象地称之为“筒子河”。

上文提及，皇城红墙为围墙性城垣，无完整护城河城防建制。但是，我们从今天东华门遗址、皇城根遗址、菖蒲河遗址可见，来自通惠河的南河沿玉河向北，经地安桥，进入什刹海、北海；向西，连接红墙内北池子的菖蒲河、经过金水桥，连接中南海、北海，实际形成了环绕皇城的一条天然“玉河”。

全长41公里，环绕京城的护城河，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修路、建地铁，多处被填为暗沟。如今，只有紫禁城护城河保留完整，还有北护城河和南护城河尚在流淌。当人们看着这流淌的河水，会不会联想起当初围绕京城的那一环环美丽的水波纽带呢？（见图7）

图7 护城河

第二讲    “四九城”及城门往事

一 说说“四九城”

1. “四九城”内外

上文说到，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建筑内九城；后嘉靖皇帝又下旨扩增外七城；其初衷，一是遵从“内城外郭”之古制，二是保障京城安全。

清朝定都北京，沿用明代旧城格局。有所不同的是，清前期，为保障大清国京城防御，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基本政策是：八旗居内城，汉人居外城。[6]皇城重地——皇城四门，在内九城以里，故内城统称“四九城”。（见图8）

图8 内城八旗分布示意图

清初的“四九城”相当于八旗军事驻防地兼家属区，按八旗分驻皇城周围四方八隅，以此作为清廷皇城防卫的重要军事支柱；[7]外城则是汉官官邸和普通的商业区、居民区，分东西南北中五区管理；内城、外城，泾渭分明。故当时的八旗人士，以居处“四九城”、拱卫紫禁城为自豪。人们说到“四九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京城了不起的大人物、大字号。

至清康熙朝以后，逐渐有汉官赐第的制度，如康熙年间，张廷玉之父张英以谕德、朱彝尊以检讨赐第西华门；高士奇以侍讲赐第西苑（今北海一带），其“客中陋巷为家久，忽讶恩辉住苑西”的诗句，表达了沐浴皇恩的兴奋之情。再如，乾隆朝协理大学士汪由敦、军机处行走刘统勋(刘墉之父)、文渊阁大学士陈世信、治水功臣裘日修等汉臣，均由乾隆爷赐第而入居“四九城”。

随着民族的融合和京城经济的繁荣，北京旗、民分城的制度日益弱化。到了清末，内外城均为满汉杂居了。

2. 九门走九车

关于“四九城”，旧来有“九门走九车”之说，并且各城均有特色标识。就是说，内九城城门在北京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往中，除了日常车马人流交通外，还各自发挥着自身的功能。

正阳门，元代叫丽正门，为九门中之“国门”，老北京称“前门”。九门之中，正阳门最为宏伟，正如老北京那个顺口溜：“内九外七十六城，前门楼子第一名。”原因是，它地位特殊，即“前门楼子走龙车”。

正阳门箭楼有城门，但平时关闭。只有皇帝每年率群臣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耕地，以及出巡，才走此门。其他人等，只能走瓮城月墙闸门进城出城。《宸垣识略》：“正阳门设而不开，惟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即指此制。

当时的城楼、箭楼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瓮城气势雄浑，为老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之作。现存的城楼和箭楼，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门。

正阳门下，曾挖掘出一尊石马，之后，地安门下又挖出过一个石鼠；中轴线上的两相对应，正合中轴“子（鼠）午（马）线”。这不是巧合，是设计者的文化智慧。

另，上文说到，各内城瓮城内，都有一座庙，唯独正阳门瓮城有两座。《宸垣识略》记载：“观音大士庙在月城内之东边，有万历壬辰修筑都城碑记。”“关帝庙在月城内之西边，有明万历间焦竑碑记。”其中关帝庙，京城百姓家喻户晓，当年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之日及逢年过节，香火极盛；《都城杂咏》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来往人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城几万关夫子，路窄人皆接踵行。”

故“正阳石马”“正阳关帝”，就成了正阳门的历史标识。

崇文门，元代叫文明门，别称哈德门，据《析津志》载：“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门，由语流音变成“哈德门”。清代取“文治武功”之义，与宣武门相对，居正阳门左右。

崇文门是各城门中最忙的一个。

首先，它是明清两代的税关，明代“京师税务衙门”、清代“监督署”即设于崇文门外。所有进城的货物，都要在此缴税，故俗称“税门”。税官历来是肥缺，以至于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崇文门里当差——发啦”。

崇文门还多走酒车，又俗称“酒门”：崇文门外是酒道，多糟坊，据说，当初过往一路飘酒香。当年的酒，大多是从涿州等地运来，北京南郊大兴一带也多有酿酒作坊。酒车进北京，必走南路；先进外城左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京城卖酒的招牌得写“南路烧酒”，意思就是说，从崇文门进来的，是上过税的正品。

此外，崇文门还掌控内城所有城门开关的时间。城门衙署里设有一口大钟，兵卒每天根据日出日落敲钟开关城门，而内城其他八门的士兵听见钟声，会敲“点”(乐器，又称“云排”），应声报时。老北京“九门八点一口钟”“钟点儿”等说法，即源于此制。

崇文门如此重要，难怪“文革”拆城，发现其门楼大木结构用的是珍贵的金丝楠木。不知是哪位有识之士指点，拆城后，这些木料未被毁弃，基本用在了国家重点文物的翻修工程。

崇文门吊桥东北角，曾有一个一米长的铁龟，据说其因瓮城内镇海寺下有海眼，龟为镇海之用。故“崇文铁龟”成为崇文门标识之物。

宣武门，元代叫顺承门，可能也是语流音变的原因，老北京人俗称“顺治门”。宣武门走囚车，俗称“死门”。

中国古代一般是于闹市行刑，名曰“弃市”，目的是“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现在的话说，叫“杀一儆百”。历史上，元代刑场设于交道口一带的柴市口，明代的刑场在西四牌楼大市，清朝刑场则设在宣武门外菜市口。

在清朝，死囚犯经刑部审核确定，刑车从宣武门出，赴菜市口，午时三刻，监斩官朱笔一挥，刽子手手起刀落，犯人身首异处。行刑后，悬首三日示众。故当初宣武门门洞顶上，刻有“后悔迟”三个大字，告诫世人，行至此处，后悔晚矣。因而民间流传“崇文门要钱，宣武门要命”之说。如“辛酉政变”后，军机首辅大臣肃顺，就是在此被慈禧太后授意处决的。

不过，不少英雄志士，也曾在此发出过惊天之语。如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行刑前，就喊出过“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迈遗言，与他狱中写下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不朽诗句一起，回荡于天地之间。

宣武门的命名，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与东侧崇文门对应，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宣武门取武为意，城门守军训练用的护卫校场就设在宣武门外。宣武门瓮城上，每日中午鸣放一炮，声震京城，故“宣武午炮”闻名京城。现在校场口这个地名即与此相关。

北京城还流传着一句谶语，与宣武门相关：“正阳门，连西东，左边亡明，右边亡清。”这句话指的就是分列前门左右的崇文、宣武两座城门，暗合了明、清两位末代皇帝的国号崇祯、宣统。京城百姓是以市井独特的幽默，阐释了历史结局的某种必然，很有意思。

德胜门，取“得胜”谐音，寓“以德取胜”“旗开得胜”“得胜凯旋”之意。德胜门走兵车，俗称“兵门”。明、清两朝，外敌多来自北方，故城北德胜门，为出兵之门。

明清以来，德胜门所亲历的兵事不少，是“胜”还是“败”？仅举其要：

1449年7月，明英宗率兵亲征北方瓦剌，30万人马，浩浩荡荡，从德胜门出发，却在土木堡惨败。瓦剌生擒英宗，兵临德胜门外。兵部侍郎于谦，指挥保卫京城之役，诱敌深入，大败敌军，英宗获救。不可思议的是，英宗复位后，听信谗言，竟将功臣于谦凌迟处死，地点就在当时的西四牌楼大市街刑场。

1644年，李自成攻克京师，自德胜门进城，走西四，至长安街，进紫禁城；崇祯皇帝亡命不成，自缢于景山。

1696年，康熙皇帝率大军征伐准噶尔，出入皆由德胜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仓皇出逃，由德胜门往山西避难。

德胜门不只见兵戈，还有雅趣。相传乾隆年间某年大旱，乾隆爷路经德胜门，天降大雪，龙心大悦，连赞“瑞雪！瑞雪！”日后下旨，于城门立石，刻御书祈雪诗三首。因而留下了“德胜祈雪”“德胜石碣”之佳话。

安定门，顾名思义，取“安定吉祥”之义。此门本为军队班师回朝的通道，军队打仗由德胜门出征，走安定门回朝；然而，史上未曾实行。

实际上，皇帝每年起驾赴地坛祭祀，祈求五谷丰登，必经安定门。“民以食为天”，难怪安定门别名为“生门”。

安定门还有一个功能，在九门之中最为特殊：走粪车。原因是，安定门外，比较荒凉，京城粪场，多在这一带，城里粪车，运输方便。老北京的顺口溜“安定门，三道坎，粪场、窑坑、乱坟岗儿”，就是当时此地的真实写照。

安定门和德胜门与其他七城不同：瓮城里不是关帝庙，而是真武大帝庙。这可能是因为，此二门事关兵事，而真武大帝历来为兵武佑护之神。故“安定真武”，成了当时此地的特殊标识。

东直门，元代叫崇仁门。东直门走货车，俗称“货门”：当初东直门外多砖窑，南方运来的木材、日常杂货运输，也从东直门进城。最早的东直门大街，大概有三里多长，小摊小贩云集，环境破旧。因此，人称东直门是贫穷之门。

当初，瓮城庙中的药王雕像极为精细，人称“东直雕像”。门内有关帝庙，但无关公塑像，只是用木牌位代替，故北京老话有“九门十座庙，一庙无神道”之说。[8]

传说东直门是北京的第一个城门，是京城九门城楼的“样楼”。北京的老瓦工、老木工提起，肃然起敬。

朝阳门，元代叫齐化门。朝阳门走粮车，俗称“粮门”。朝阳门离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段较近，南方的粮食，由通惠河走水路，先运到通州，再装车由朝阳门进城入库。朝阳门内有几大粮仓，这一带的地名，南新仓、禄米仓、东门仓、南门仓、北门仓、海运仓、新太仓等，都是当年国家粮库所在。其中的南新仓古仓遗址，至今基本保存完好。

南新仓位于朝阳门和东直门中间，和过去的京城东城墙相距百米内，是明、清两朝京都储藏皇粮、俸米的皇家官仓。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代北太仓的基础上起建，至今600余年历史。南新仓现保留古仓廒9座，是全国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现状保存最完好的皇家仓廒，是京都史、漕运史、仓储史的历史见证。

原朝阳门门洞内刻有“谷穗一枚”。“朝阳谷穗”为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

阜成门，元代叫平则门。阜成门走煤车，俗称“煤门”。京西门头沟历来产煤，煤运进京城，为京城送来温暖，阜成门是必经之路。

当时驴车还是一种重要运输工具，故阜成门外驴市兴隆。现在西城有“南礼士路”“北礼士路”，其名与礼贤下士无关。这条街是明、清时代阜成门外热闹的“驴市路”，只是民国时期地名雅化，改名为“礼士路”了。

原阜成门瓮城墙壁上，刻有梅花标记，取梅、煤谐音之雅趣。北京的老人，还知道“阜成梅花”的说法。

西直门，元代叫和义门。西直门走水车，俗称“水门”。明清宫廷用水，多取自京西玉泉山，这里的清泉，被乾隆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泉”。每天清晨，城门开启，一辆辆皇家水车由此经过，把玉泉山的泉水运送到皇宫紫禁城。据说，民国建立后，直到溥仪被逐出故宫前，每天早上，西直门仍然要专为给溥仪送水的水车开门。由于这座城门与水相关，当初城门上方有汉白玉雕刻水纹方砖，人称“西直水纹”。明正统年间，重修城门，水纹方砖被包入箭楼城台。

顺便提及，原西直门外，柳树成荫。中国传统有折柳驱鬼的习俗，北魏农书《齐民要术》即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之记载。故老京城人清明时节，前往踏青折柳，形成了“西直折柳”之典故。乾隆年进士金德英有《郊西折柳》诗一首：“西直门边柳万枝，含烟带露拂旌旗。长是至尊临圣地，世间离别不曾知。”只可惜，如今是城门无影、柳荫不再了。

二 中轴线城门文化逸事

以皇城为中心，南至外城之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形成了北京城南北中轴线。这条8公里长的中轴线，蕴含着丰厚的地名文化，也是世界最长的城市中轴线。（见图9）

图9 中轴线示意图

皇城之内紫禁城，文化博大，前人多有专书论及。以下躲开这大号课题，择宫城以外之逸事，述其一二。

1. 永定门——三件幸事

永定门，京城中轴线最南端，是外七城门规模最大的一个，是进入北京城的要衢。20世纪50年代拆毁，2004年重建。

（1） “燕墩”尚存

旧来说，北京城有5个镇物，涵盖金、木、水、火、土五行：大钟寺钟王镇金，广渠门外皇材镇木，昆明湖铜牛镇水，燕墩镇火，景山镇土。

因而，永定门“燕墩”很有名。《日下旧闻考》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它始建于元代，本是个土台，是当时的烽火台，名“烟墩”；取史上燕京之说，又叫“燕墩”。设计者是依“南方属火，火能生烟”的传统五行说，以烟墩为城南镇物。明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时，改为砖砌高台。清乾隆年间，又于砖台之上立碑，碑体两面，分别刻有乾隆御笔、满汉文对照的《御制皇都篇》《御制帝都篇》。清人杨静山曾作《燕墩》一诗：“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至今，这记录着“大都旧事”的燕墩，完整地耸立于中轴线南端。（见图10）

图10 燕墩

（2） 明朝老匾

清朝建都北京之后，将明代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特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于城门之上，即《燕都丛考》所载：“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只有正阳门箭楼的门洞上方仍嵌有一块。可惜，这不是明朝老匾。

2003年，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一株古柏树下，发现了明代的永定门石匾。此事2003年8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曾有专门报道。这块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

（3） 新城老砖

永定门为北京城南大门，中轴线南端，原北京外城最大的城门。基于其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重建新门，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老城门重建。

可喜的是，重建的永定门，还留有着旧城的根：

1954年拆永定门，同时在附近建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拆下的城砖，一部分就拿去修了仓库院墙。2004年，复建永定门，旧院墙约4000块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运回来，重新砌入新永定门的城台。于是，新旧永定门血脉相连。

2. 正阳门——三句老话

关于正阳门，除了以上提到的“正阳石马”“正阳关帝”，还有老北京民间流传三句话，值得一说，即“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纸糊的”。

正阳门是“国门”，在内外城门中规格最高。

（1） “前门楼子九丈九”

“九”是单数之极，“九丈九”是虚数，是修辞说法，言其高。实际上，正阳门城楼宽50米，进深24米，高42米；箭楼宽62米，进深32米，高38米；瓮城宽88.65米，长108米。规模居各城门之首。

（2） “四门三桥五牌楼”

现存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在布满周边零零散散的商户群中，尚有些庄重气派。但实际上，远非昔日的气势宏伟：连接城楼、箭楼的巨大的瓮城、两边的闸楼、跨越护城河的正阳桥、桥头的五牌楼以及瓮城内东西两侧的观音庙、关帝庙。当初这宏观的建筑群，人们概括为“四门三桥五牌楼”。

四门，城楼、瓮城箭楼及两个闸楼共四个门洞；一城四门，这是其他城门所不及的，如内城其他八城，箭楼均无门，闸门仅一个。

三桥，内城各城均有护城河，而其他城门外都是单桥，只有正阳门外是三座拱桥，旧称正阳桥。

桥头矗立的五间六柱、油漆彩画、木制五牌楼，上书“正阳桥”三字，是“京城第一商街”的入口，也是京城最大的木牌楼。1955年被拆除。现在正阳门外的那座，是2008年前门大街改造时新建的。（见图11-1）

图11-1 四门三桥五牌楼

（3） “前门楼子纸糊的”

这句话说的是，正阳门经历的一场国耻家仇。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皇室出德胜门、地安门仓皇出逃。义和团抗击联军，正阳门毁于战火。慈禧和光绪皇帝在外逃难一年多，于1902年年初，回銮北京城。进紫禁城，必经正阳门御道。可当时城门尚未修复，一片狼藉。于是，随行礼官令工匠扫清路障，临时搭了个牌楼，行此礼仪。当时的情景，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吾奉命承修缮跸路工程，以规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命厂商先搭席棚，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老百姓讽之曰“前门楼子纸糊的”，确是话出有因。

事后，慈禧觉得颜面丢尽，下旨：“门楼为中外观瞻，急需修建。”命袁世凯监理重建事宜。当时国库空虚，只得急令各省摊派，《梦蕉亭杂记》载：“及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两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重修工程1902年勉强开工，直至1906年，正阳门才得以修复。[9]

3. 大明门——门关与门匾

此门建于明永乐年间，名大明门，清代改名大清门，民国后改叫中华门；位于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是明清时代皇城的南外门。 其形制与正阳门、天安门不同，它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建筑，即有门而无楼，坚实壮观。（见图11-2）50年代扩建天安门广场，被拆毁无存；70年代，在其遗址上，建了纪念堂。

图11-2 大明门示意图

大明门，是皇城南端第一道门关。

大门以里，是朝廷重地。由此门至天安门，是一个“T”形广场：一条笔直的南北向石板路，叫“千步廊”；其与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间的横街衔接，呈“T”字形。“千步廊”为帝王御道，只有龙车凤辇才能通过；如皇帝每年带领朝臣赴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由此路。大臣上朝，只能绕过此门，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进入，过金水桥，经天安门，入紫禁城。

门外，与正阳门之间，即今纪念堂至前门楼之间，用石栏围成一个方形广场，中间铺一石路，将小广场分为两部分，恰似棋盘之楚河汉界，故俗称“棋盘街”。《宸垣识略》载，“棋盘街……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可见是商贾、百姓自由往来之地。所以说，大明门是皇城与市井之分界。

关于它的门匾，史上有一段趣闻。中华民国成立，“大清门”之名已不合时宜，于是顺着国号改为“中华门”。大典前夕，本想把原石匾取下，背面刻新名，将原石嵌入城门之上即可。不想翻过来，背面竟已有“大明门”三个大字。原来清人改名时，早已用了这简易之法。无奈，只好重新赶制了一块木制门匾，由京兆府尹王冶秋题写了“中华门”三字，嵌在门上。

时代沧桑，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这木匾随着中华门的拆除，已渺无踪影。但清代的大清门石匾有幸留存，现静静地躺在博物馆展厅。

4. 皇城四门——荣辱相间

天安门，居皇城南垣正中。明永乐年间，由能工巧匠蒯祥设计、监制而成；寓“承天启运”之意，名“承天门”。承天门原本是一个木制牌楼，并非皇宫正门，故《大明会典》谓“大明门为皇城正门”。天顺年间，承天门遭遇火灾牌楼焚毁。成化元年，重建，成为今天这样的城楼式建筑。

清顺治皇帝统一天下，重修承天门，寓“天下平安”之意，改名天安门，为“皇城正门”。天安门以大号城砖建成实心承台，下有一大四小五个券门洞；上为重檐歇山式城楼，东西向九间，前后进深五间，以应《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之意。前有五座汉白玉石桥，雕刻精美，叫“金水桥”。左右各一华表，屹立其外。皇城四门中，此门最为高大堂皇。

天安门最显赫的功能是“颁诏”。

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登基大典，是在太和殿；大典之后，宣诏官恭托圣旨，登上天安门城楼，再度宣诏，向万民宣告，皇帝从此一统天下。

明一代，每月月初，顺天府尹要从朝廷取得谕旨，于天安门向京城各方代表宣布皇帝谕民旨意，如长治久安、遵守法度、春种秋收之类。

清宣统末年，隆裕太后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皇帝退位诏书。这也是天安门最后一次颁诏仪式。

地安门是皇城北门，特点是，门洞为方形，与天安门呼应，寓“天圆地方”之意。地安门，人称“荣辱之门”：明清皇帝北上巡视、出征，及皇室赴地坛祭祀，必由此门；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仓皇出逃；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被赶出紫禁城；均由此门黯然而出。

东安门、西安门并不对称，西安门居西侧偏北，东安门居东侧之中。这不相对称之门，命运却同样多舛。

明天顺五年（1461年），太监曹吉祥及其从子曹钦谋反，纵火烧毁东安门。次年重建。1912年袁世凯兵变，北洋军将东安门放火焚毁。1912年后重建。1926年至1927年，又被北洋政府连同城墙拆除。

1913年起，皇城墙逐渐被拆，西安门寿命较长些，但遭遇更为蹊跷：1949年后，关于它的存与毁，经过数月激烈的论争，1950年北京市政府最终决定拆除。就在动手之前，一把无名大火先将其烧毁无存。虽说不明不白，也就算节省了拆毁成本。

如今，经过天安门，有时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些事，想到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3个京城地名，当初皇城的轮廓还会浮现在脑海里。以后的人们，可能就越来越淡忘了。

5. 钟鼓楼——晨钟暮鼓

下面，说说“钟鼓楼”的“晨钟暮鼓”。

钟鼓楼，位于京城中轴线北端，是明清时代京城的报时中心。鼓楼和钟楼，一前一后相距百米。（见图12-1、图12-2）

图12-1 钟楼

图12-2 鼓楼

元代大都城内的钟鼓楼，数毁于火。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这里重建钟鼓楼。后又相继毁于天火。嘉靖十八年重修鼓楼，清乾隆十年，重修钟楼。就是说，现在见到的鼓楼始建于明，钟楼始建于清。

所谓“晨钟暮鼓”，不是说早敲钟，晚击鼓，而是早晚敲钟击鼓报时之义。这在修辞上叫“互文见义”。

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为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小时：一更，19点至21点；二更，21点至23点；三更，23点至凌晨1点；四更，1点至3点；五更，3点至5点。

以清代为例：一更，叫定更；五更，叫亮更；皆先击鼓，后敲钟。二更至四更，只击鼓，不敲钟。乾隆年后，只在定更、亮更时击鼓敲钟；目的是，定更，关城门，“净街”；亮更，开城门，通行。

俗语说，“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说的是击鼓敲钟的方式：击鼓，18下快，18下慢，18下中速；然后敲钟，也是如此。连鼓带钟，108声，传遍京城。

至今，钟鼓楼尚存，成为老北京的象征之一；而晨钟暮鼓，已成了历史的回忆。

第三讲    老城的命运

明清北京城，在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于国于民，于民生于文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从格局到建筑，从工艺到气势，从防御功能到文化内涵，堪称世界城市文化的极高成就。

梁思成先生，在其193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说：“明之北京，在原则上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1940年代，美国规划古都费城的总工程师、建筑学家贝肯教授对北京城曾有如下评价：“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这个中国城市，乃是作为封建帝王所在设计而成，集中表示这是宇宙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当中。它的设计如此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见图13）

图13 老北京城门示意图

遗憾的是，在历史的风云中，它屡遭劫难。

一 历遭劫难

北京城的损毁，始于清末。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正阳门城楼、箭楼被毁；崇文门箭楼、朝阳门箭楼受损。

民国时期，为打通交通，皇城墙拆毁几尽。1915年，修环城铁路，先后拆毁了正阳门及朝阳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几处瓮城，城前通火车，城墙开洞；（见图14）1921年，拆德胜门城楼和宣武门、崇文门、东直门箭楼；1926年，将内城墙开豁，通和平门门洞；民国时期，共计一座城楼、三座箭楼、五座瓮城被毁。

图14 东直门前跑火车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北京，拆除广渠门箭楼；破坏内城墙，开启明门（建国门）、长安门（复兴门）门洞。

几经周折，北京和平解放，北京城免于战火，保证了北京城的基本面貌。

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北京的老城存留，发生过一场论战。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北京老城的城墙、城门，是北京、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的遗存，应该保留。保留的方法：中央人民政府迁至旧城以西，建设新城；保留北京旧城，使之成为“环城立体公园”；以长安街为扁担，担起新旧二城；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10]另一种意见，城墙作为古代京城防御工事，已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它的存在，还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其结果，紫禁城、天安门，留；其他，拆。

50年代，先是城墙开豁口多处，如雅宝路豁口、东四十条豁口、新街口豁口、官园西豁口、松鹤庵豁口等等；接下来，留存的外城城墙、城门全部拆除；内城城墙拆除大半，朝阳门、阜成门、中轴线上的地安门、中华门和永定门陆续拆除。60年代，仅存的内城城墙、城门在“备战备荒”运动和修建地铁的过程中，拆除殆尽。

北京城楼、箭楼、瓮城、角楼几十座，如今仅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及内城东南角楼侥幸留存。

至今，除了紫禁城、天安门及府右街至南河沿、北海后门等几段皇城红墙外，内外城40公里城墙仅留下崇文门至东南城角楼及西便门两小段明北京内城城墙残迹。

这些，都是老北京城珍贵的文物见证。

二 前世今生

说到这儿，让我们通过下面的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地理位置和饱含沧桑的数目字，回顾一下老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前世今生：

1. “内九门”

正阳门，元代叫丽正门。位于内城南垣正中，俗称“国门”。

分别于明万历、崇祯年间，清乾隆、道光年间，四次失火，重修。1900年，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商铺，箭楼被吞噬；同时，八国联军进北京，正阳门被毁，清政府利用三年时间重修。

1915年民国政府为建前门火车站，瓮城拆除，左右城墙各开两洞。瓮城内的关帝庙和观音庙露出“真容”。

1967年两庙与正阳桥一并拆除，护城河填为暗沟。至今，城楼和箭楼还幸在。

崇文门，元代叫文明门。位于正阳门以东，俗名“哈德门”。

1901年，八国联军炮击崇文门，箭楼及关帝庙被毁，1920年拆除。

1950年拆瓮城，1966年拆城楼。幸存角楼及千余米残垣断壁。

宣武门，元代叫顺承门。位于正阳门以西，俗称“顺治门”。

1921年拆除箭楼及关帝庙，1930年拆瓮城。

1965年城楼拆除。

德胜门，位于内城北垣西侧，俗称“兵门”。瓮城原有乾隆帝御诗碑。

1915年修环城地铁，拆除瓮城及真武庙；1921年因城梁朽坏，拆毁城楼，拆下的材料拍卖充了军饷。

1969年修建地铁，德胜门箭楼万幸没拆。1979年，有人提出交通不畅，拆除箭楼又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先生心急如焚，当即给中央写信，申诉此国宝不可拆毁；经陈云同志批示，得以保存。1990年，箭楼前恢复了真武庙，里面开辟了古钱展示馆。德胜门，箭楼得胜！

安定门，位于京城内城北垣东侧，俗称“生门”。

1915年拆除瓮城。

1953年拆真武庙，1969年城楼、箭楼一并拆除。

东直门，元代叫崇仁门。位于内城东垣北侧，俗称“货门”。

1915年修筑环城铁路，瓮城拆除。1927年箭楼拆除，仅存箭楼台基。

1958年台基拆除。1965年东直门城楼拆除。东直门城楼原是北京唯一的，明成化年间的，雕梁画栋阁楼式的，楠木建筑。想起来，痛心！

朝阳门，元代叫齐化门。位于京城内城东垣南侧，俗称“粮门”。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朝阳门，1903年清政府修葺。

1915年拆瓮城。

1956年拆除城楼，1957年箭楼拆除。

西直门，元代叫和义门。位于京城内城西垣北侧，俗称“水门”。西直门是除正阳门外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门，也是北京城最后拆除的一座城门。

1969年修建地铁，全部拆除。拆城期间，箭楼城台意外发现了元代和义门城门洞，结构完好。这一城托两朝的瑰宝，实为罕见。结果还是一并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迷宫般的立交桥。令人扼腕！（见图15-1、图15-2）

图15-1 西直门

图15-2 和义门

阜成门，元代叫平则门。位于京城内城西垣南侧，俗称“煤门”。1935年箭楼、闸楼被拆。

1953年拆除瓮城、箭楼台基，1965年拆除城楼。

内城四座角楼，形制基本相同。西北角楼，1900年被八国联军击毁；西南、东北角楼1930年代拆除，1969年三座角楼城台拆除，只有东南角楼连同那段明城残垣幸存。

2. “外七门”

永定门，位于外城南垣居中，京城中轴线的最南端，外七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瓮城1950年拆除，箭楼、城楼于1957年拆除。2004年在原城楼偏北的位置重建了城楼。

左安门，位于永定门东。1930年代城楼、箭楼拆除。1953年两楼城台及瓮城全部拆除。

右安门，位于永定门西。1956年瓮城、箭楼拆除，1958年城楼拆除。

广安门，位于外城西。瓮城及箭楼在20世纪40年代拆除，城楼1957年拆除。

广渠门，位于外城东。20世纪30年代日军将箭楼拆除。1953年城楼、瓮城拆除。

东便门，位于外城东北。瓮城、箭楼1930年代失修拆除，城楼1958年拆除。

西便门，位于外城西北。其城楼、箭楼、瓮城1952年拆除。1966年修建地铁，附近城墙拆除。1988年市政府将紧靠城楼东侧残存的195米内城墙予以整修，在与外城相接处修复城楼，共用新制城砖13万块，同时保留7处断面遗迹，即“明北京城城墙遗迹”，并立碑以记。

外城四角楼，西南、东北角楼20世纪30年代拆除。西北、东南角楼1950年代拆除。

3. “皇城四门”及复门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位于皇城南垣中轴线上。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至今，为皇城四门仅存者。

地安门，明代叫“北安门”。位于皇城北垣中轴线上，为皇城后门。1954年至1956年拆毁。

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垣的中部，南北走向，正对紫禁城东华门。明天顺五年即1461年太监谋反，1912年袁世凯兵变，两次被焚毁、重建。1926年至1927年，被北洋政府连同城墙拆除。

西安门，位于皇城西垣偏北，与东安门并不对称。1913年起，皇城墙逐渐被拆，西安门只剩大门。1950年毁于火灾。

“皇城复门”大明门（即大清门、中华门），1954年拆除，现已建成毛主席纪念堂。

长安左门、长安右门，1952年拆除，现为东西贯通的长安街。

4. 护城河

紫禁城护城河，和它保护的宫城，保存完好。

其他河段：1965年地铁一期工程，前三门护城河被填为暗沟。1974年地铁二期工程，西护城河填为暗沟。1984年二环路修成，东护城河填埋地下。目前，剩下南、北两线护城河各自流淌。

三 一点感受

瑞典学者喜仁龙先生，20世纪20年代访问北京后，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表达了他的感受：“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宽，多少皇城周围华丽的粉红色宫殿为了铺设电车轨道而被拆毁。古老的北京城正被迅速的破坏，他已失去昔日皇城的面目，却没有一届政府去设法保护那些最值得骄傲、最珍贵的古迹。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民国，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昔日的美呢？”

前日读书时，首都博物馆韩永先生记录的一段往事，我记忆犹新。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对北京城发表了如下见解：他说，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北京的城墙、城楼，是“一串光彩夺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他特别指出：“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

历史不能忘记。现存的京城遗迹，亟待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加强了北京城遗迹的保护，先后建成元大都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复建永定门城楼，再加上正阳门、德胜门及东南箭楼的维护等等。北京城古韵犹存。

前些天，路过前门，天很热，就走进了箭楼门洞。磨光了的石路，加上阵阵过堂风，挺舒服的；但是，门洞内外满眼的小摊、狼藉的垃圾，使我心里为之一暗。由此想到，我们要留存的，真的不只是城门这个实物，更重要的是，通过正阳门“国门”文化的载体，将京城文明全面地展示于世人。

第四讲    名街文化踪影

上一讲说的是，元明清几代王朝建都北京，逐步形成了“内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格局；皇城是沿袭《周礼·考工记》描述的布局：以紫禁城为中心，“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说完北京城，再说说城里的街名文化。

说起北京有名的大街，还真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街”。

现在说起来，脱口而出的，金融街、王府井、中关村、三里屯、簋街等等。这都是当今信息化、商业化时代，北京城地标性的名街。

我请教过几位老先生，请他们说说他们心目中老北京主要的大街。结果，多数说到：长安街、皇城根、前门大街、地安门大街、单牌楼、四牌楼、国子监街、东交民巷，等等。我发现，大致与老北京城中轴线、皇城前的主街及旧学府相关。

这是老京城街衢文化的延续，其中充满着深厚的地名文化之韵。

一 关于“九经九纬”的随想

北京京城内的街衢，自元大都始，也是遵循《周礼·考工记》提出的“九经九纬”的布局。即南北九条大道为经，东西九条大道为纬。元代建北京城，主要的大街“九经九纬”，整齐明晰。城边东、西、南、北各有顺城街，里边各纵横七条大路。只是东、西向的几条纬路，有皇城相隔，多不是通衢。遗憾的是，那时的街名已无从考证。（见图16）

图16 元大都经纬示意图

明代将元大都北城墙南移2.8公里，北部的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肃清门废弃不用，但是北顺城门和光熙门至肃清门的两条东西纬路尚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仅北京“四九城”内的大街，已是纵横数十条，当初的“九经九纬”难于同现在的大街一一对应出来。不过，以今天中轴线和长安街为坐标，长安街沿线的南北向九条重要道路，不知是否与当初的京城九条经路相关：

现在的南北主路：

中轴线是京城核心线；

南池子、南长街两线，是紫禁城东门、西门前的两条街，东华门、西华门就分别在这两条街上，是东、西宫城路；

南河沿、府右街是两线，是皇城东门、西门前的两条街，东安门、西安门就分别在这两条街上，是东、西皇城根大道；

东单、西单两线，是贯穿京城南北的两条商街通衢；

东、西二环两线，当初应该是城圈里的两条顺城街，至今东直门、西直门内，还分别有顺城街胡同地名。（见图17）

图17 长安街沿线南北主路示意图

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个坐标，说说京城主要大街的地名文化。

二 长安街沿线的街名文化

1. 长安街，往日的辉煌与时变

长安街，人称“十里长街”，笔直而开阔。天安门、中南海、皇城红墙、王府井、十大建筑等等，荟萃于此，堪称“新中国第一街”。

其实，1949年以前，长安街并不是东西贯通，也不是所谓最宽的街道，更不是中西风格几十大建筑聚集之路。长安街来历很特殊。

明清时代，天安门为皇城南门，经千步廊，直至大明门（清改名大清门，民国改名中华门，现纪念堂位置）。千步廊两边红墙外是中央官署，官署位置也是“东文西武”的布局。天安门前步道两边，即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东侧和中山公园正门前西侧，东西各有一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长安街，当初由位于天安门前东侧的长安左门和西侧的长安右门隔开。两门之间与通往大清门的千步廊，构成“T”字形宫廷广场。两门之间的500米横街，面临皇城，故名天街。这两个门非同小可。

长安左门，又称龙门。

明清时代科举，为三级考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是最高级别，在紫禁城举行，皇帝亲自主考。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前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

殿试后，朝臣将写有进士名的金榜，接出午门，在鼓乐御杖引导下，经天安门，东转长安左门，张挂在门外临时搭建的“龙棚”内，即“金榜题名”。举子们犹如“鱼跃龙门”，故此门俗称“龙门”。众进士看榜后，新科状元插花披绸，骑上御赐高头大马经过天街，以示“皇恩浩荡”。

长安右门，又称虎门。

与左门功用相反，这是“秋杀”之地。因中央衙署是按“东文西武”的布局，刑部、都察院均在千步廊西侧，故每年秋季，要将朝廷重犯，押进长安右门，在千步廊右侧审判，谓之“秋审”；审判后，从右门押出，死刑犯于冬初送往刑场行刑。长安右门是体现法律威严的地方，故俗称“虎门”。

此外，两门之外，各有一座牌楼，额首书“长安街”字样。牌楼内，建下马石，并立石碑，上刻八字，“官员人等，到此下马”。文武百官进宫，不论品级多高，须在长安左、右门外下马，步行而入。

民国推翻帝制，科举制度不复存在，长安左、右门不再行使“龙虎门”之功用。 1912年12月，国民政府为便利交通，将二门汉白玉石门槛拆除，由长安门改名长安街，1913年1月，正式通行。

1952年，在梁思成先生的叹息声中，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全部拆除，长安街彻底开通。

长安街的名称，近代以来多有变化，这与政局相关。辛亥革命后，天安门前天街，曾改名中山路；袁世凯窃国后，以中南海为大元帅府，门前一段改名府前街；抗战时期，因东、西长安门各为三个门券，故东、西两侧分别叫东三座门街、西三座门街。1949年后，十里长街才恢复长安街之名。

长安街，还是中国现代几次重大爱国民主运动的经由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1926年“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5·20”反饥饿、反内战大会……

现在的人们，经过这车水马龙的十里长街，恐怕很少想起这些文化过往；很少有人知道东、西长安街之分是源于“龙虎门”；很少有人清楚围绕它们的去留而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论争；很少有人追忆起那些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我们衷心祝愿我们的城市，像长安街这个名字，长治久安。

2. 皇城根的历史痕迹

说到皇城根，老北京备感亲切；初来京的朋友大多要到此一游。这不只是因为它贴近皇城，更是由于东、西皇城根两条大街上，留存着元、明、清三朝几百年的历史痕迹。

北京皇城，南垣是中南海至南河沿一线，北线是地安门、北海后门一线，东垣是南河沿、北河沿一线，西线是西皇城根、府右街一线。

皇城根，是指皇城东线和皇城西线。民国初年起，皇城城墙陆续拆除，并将皇城根改称“黄城根”，以示反对皇权。如现在的南河沿、北河沿一线旧来是东皇城根；现在的府右街和西黄城根一线，旧来是西皇城根。遗憾的是，东、西皇城根的皇城墙、城门现已不见踪影。

说不见踪影，也不尽然。两条街上，还分别留有历史的痕迹。

（1） 东皇城根：两个公园留史迹

第一个：皇城根遗址公园

东皇城根，明清两朝为皇城东门——东安门所在。东安门往西，正对着紫禁城东门：东华门。

上一讲我们已说到，东安门多灾多难，两次成为兵变入口，惨遭焚烧；1926年被北洋军阀连同城墙一起拆除。

如今，走到东安门大街十字路口，往西看，东华门历历在目；路口东南角是东安门遗址，遗址立碑，两旁有零零散散的城砖残迹。南行，为皇城根遗址公园，公园园标东侧，有一段十几米长的人造河渠。

穿行而过的游客们，他们很难想象这当初的皇城东大门、百姓禁地，曾是多么的森严；更想不到这里曾经有一条南北贯通的“玉河”，在皇城根流淌。

第二个：菖蒲河公园

东皇城根，南北走向，南部现名南河沿，北边是北河沿。街南头，还有一个“菖蒲河公园”，这与“河沿儿”之名相关。

与宫城及内城、外城不同，皇城不是战争防御功能，其城垣只是红色围墙，不设护城河。然而，得天独厚，东皇城根有一条来自通惠河的水流。从南向北看，通过崇文门护城河西水闸，向北折到东皇城根南口，分为两支：一支向北，通过南北河沿、地安桥，直通后海进皇城北线护城河；一支向西，经菖蒲河过南池子、天安门金水桥，至中南海至北海、后海，直通北护城河。

这段河流像一条玉带，围绕皇城，被人们誉之为“玉河”；因为是沿皇城根的水流，故又名“御河”。也许是因为东皇城根街名太封建，顺其“玉河”所在，后更名为“河沿儿”。

至今，“玉河”已不复存在。我们沿着皇城根遗址公园那段人造的小水渠，带着心中构拟的水流，走到南河沿南口，往西进红墙内的菖蒲河公园，一眼望去，似乎可以见到“玉河”的灵魂，顺着菖蒲河流向金水桥，向太液池，向北城护城河环城而行。

（2） 西皇城根：两大不对称

西皇城根，为旧皇城西边儿。自北向南，地安门西大街到灵境胡同东拐至府右街一线，后改名“黄城根”。

之一：门不对称

西皇城根城墙，已于民国时期被拆除；皇城西门——西安门，1950年被大火烧毁。不过，从前边平面图可见其当初的位置：因为有太液池（中南海）相隔，设计者将西安门位置北移，至现在的西皇城根与西安门大街交界处；所以它与西华门、东华门不在一条直线上，与东安门东西不对称。可见，尽管是皇城，也得“顺势而为”。

之二：皇城西南缺角

从平面图看，皇城是不规则形，即西皇城根缺一大角，用北京话说“西边儿出了一个拐棒儿”。

比较紫禁城、内城、外城，皇城的轮廓确实不够规整；但说到其中缘由，可视为元、明、清几代王朝重视文物保护的一段佳话：

元代建皇城时，西南角位置有著名的大庆寿寺，高僧海云法师和可庵法师的墓塔即建于此。《顺天府志》录《元一统志》记载：“海云、可庵皆葬于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正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就是说，为保住寺庙和双塔，元朝廷宁可皇城西南角缺失，也必须让开寺庙与双塔。

明永乐年间，在元太液池，即中海、北海的基础上，开拓南海，重筑皇城，还是遵从元制，让开庆寿寺，沿南海西侧建筑红墙围城，皇城缺角如故。

明正统年间，重修此寺，改名大兴隆寺，又名慈恩寺。

嘉靖年间，寺毁于天火，不久就地重建，改名“双塔寺”。寺东建供给大内建设之灰厂。清朝沿用。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将总统府设于中南海，灰厂东侧道路，居总统府右侧，故取名“府右街”。

为保护古寺庙，牺牲皇城之规整，中国古代珍惜文物的优良传统，从中可见一斑。

3. 王府井的“王府”与“井”

东皇城根东侧，就是新北京最有名的现代化商街——王府井步行街。

如今，这里的百货大楼、东安市场、工美大楼、利生体育、盛锡福、同陞和、亨得利、东来顺、萃华楼、四联理发、中国照相等中国名字号，东方广场引领的众多国际大品牌，再加上街东北侧那具有独特文化气息的圣诺瑟教堂，这一道道流光溢彩，吸引着肤色各异、五湖四海的人们。其规模、其闻名、其时尚，堪称“新北京第一街”。

王府井的街名来历很有意思。

元明清时代，这里是不同的景象。元代，此地处于京城东南侧，叫“丁字街”。因紧靠皇城东侧，成为朝廷重要衙署“枢密院”“御史台”所在。前者是国家军机最高机构，后者是中央最高监察部门，换句话说，这条“丁字街”是外朝最高官衙所在。

到了明代，改造北京城，这皇城东侧，建起了十余处王府大宅，统称“十王府邸”。[11]这里由官署变成了皇亲国戚豪宅区，丁字街也更名为“王府街”。现在的协和医院，就是民国期间在十王府之一的豫王府遗址上建设的。

王府街中段路西，有一口井，人称“王府井”，《乾隆京城全图》上专有标名。

这口井不同一般：王府街西通东安门，紫禁城东华门；东面就是东单牌楼集市；人流众多，车马往来频繁。路北横街叫“八面槽”，可知，当初井沿儿北侧路上有大个儿的八角形水槽，供四方八面的朝臣、过客饮骡马牲口而设。王府街的这口水井，人喝、马饮、歇脚、清道、防火，作用重大，路人皆知，连《乾隆京城全图》都专门注明这口井的位置。自然而然，到了清末，因井得名，街名就成了“王府井大街”。

这样的地界儿，皇亲国戚集中、百姓人流密集，南有东交民巷洋人区，北有正月十五万民同乐的灯市口，商机得天独厚，逐渐发展为最繁华的一条商业大街。清末流传一首兰陵忧患生所作《竹枝词》：“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东安，就是以王府井街上的东安市场借代整条商街。

应当说，王府井有今天的繁荣，究其源，这里的王府、这里的井，功不可没。

因此，1998年王府井大街改造施工中，在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标明的位置，挖出了一口井。后来，在井口上做了一个龙饰井盖，周围围上井栏。现已成为王府井大街标志性的景观。

4. 单牌楼与四牌楼

长安街沿线，东、西皇城外扩，即东单至东四、西单至西四两条大街。老北京分开说，叫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单牌楼、西四牌楼。这四个地方，京城之内，无人不知。其得名，其闻名，与当初牌楼文化密切关联。

牌楼，也叫牌坊，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是古代重要建筑、街巷、路口前的装饰门和地域标志。

如今，北京的牌楼，因时代风云，曾被视为新时代的障碍，损毁殆尽。而你走出国门，世界各国的中国城、中华街路口，都有壮观的牌楼，足见其在中华儿女心目中的位置。

北京城里讲究的，当属正阳门前五门六柱的“五牌楼”。它是正阳门前“京城第一商街”的标志和入口。

当然，京城百姓熟知的，还有单牌楼和四牌楼。

天安门以东，过王府井，是东单；以西，过六部口，是西单。明代，两处各立一座四柱三门木牌楼，即东单牌楼，坊额为“就日”；西单牌楼，坊额“瞻云”。

两牌楼各自向北延伸，到东四、西四。两处的十字路口四个口各有一座牌楼，形制与单牌楼同。东四牌楼与西四牌楼，坊额一致：南、北为“大市街”，东、西分别是“履仁”“行义”。（见图18-1、图18-2）

图18-1 东单牌楼

图18-2 西四牌楼

结合图18——1、图18——2，特说明如下：

（1）明代开始，东四、西四路口，分别是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分别是单独一个牌楼。

（2）从东、西四牌楼南北坊额“大市街”三字看，这是两条大集市街的标志和入口；就是说，从东四到东单，从西四到西单，这两条街，自明代起，就是皇城东、西重要商业街。因此，这两条街上的胡同名称，多与作坊、商品相关。以西街为例：沿途有羊肉胡同、缸瓦市、大小酱坊、羊皮市、劈柴胡同（现为辟才胡同）、大木仓（旧名打磨厂）、皮库胡同等等。

老北京俗话说的“东单西四鼓楼前”，就是指连同地安门集市在内的，旧北京皇城周围的三大集市区。

（3）西四牌楼集市，简称“西市”。明代这里还是行刑示众之地。[12]这里有过大快人心的宣判，如明代奸宦刘瑾，即在这里处死，“都人鼓舞称庆”。更经历过千古奇冤，如天顺年间，爱国英雄于谦，被复辟之君朱祁镇，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这里凌迟处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皇太极施“反间计”，在此被处以极刑。最终，大明江山就毁于忠奸不识的崇祯皇帝手里。

（4）今天东单、西单、东四、西四4个地名，旧来全名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现名是简化，是去掉了“牌楼”二字。史上东、西单牌楼及东、西四牌楼，曾先后被烧、被拆，荡然无存。[13]“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的简称，也许是京城百姓对10座牌楼遭遇的无言记录吧！

时至今日，这两条街依然是购物名街，新建的豪华商厦，集中在南半段，如大悦城、中友大厦（现“汉光百货”）、东方广场等；不过越往北走，两条街的旧模样，还依稀可见。

三 中轴线主街上的京城文化符号

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至正阳门，旧来叫“正阳门大街”，又叫“五牌楼大街”。进大清门，入紫禁城，为大内禁地。过景山，到地安门，直至钟鼓楼，是“地安门大街”，旧来叫“鼓楼前大街”。中轴线南北8公里，是京城“金线”。

说它是“金线”，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皇城南北大门、紫禁城、钟鼓楼，还有沿途那一个个闻名中外的、饱含文化底蕴的京城符号。这一节，我们从南向北，沿着正阳门大街、地安门大街，大致以庙坛之行、商民之街、学子之路为序，略举其要。

1. 天地坛、先农坛与天桥

永定门是京城南大门。城门以里，直通正阳门的笔直大道，是中轴线南段的正阳门大街。其最南端，东、西有两大景观：天坛和先农坛。

中国古代帝王，自命“受之于天地”，王朝“如日月长存”，故将祭祀天地日月，视为“国之大礼”。如明代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在中轴线及皇城四周，建成天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到了嘉靖年间，将天坛、地坛分为两坛，地坛移至中轴线北端东侧的“方泽坛”，形成“京城五坛”。[14]

“五坛”之中，天坛祭上天之神，地坛祭山川大地，日坛祭大明之神，月坛祭夜明之神，先农坛祭先农垂范。天地坛和先农坛，明清皇帝须每年亲临祭拜；而日坛、月坛，则可由大臣率众代祭。

（1） 天地坛

永定门城里东侧是天坛，如今已是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园。美丽的景色，天南海北的游客，载歌载舞的京城百姓，还有天坛传奇般的“北漂大洋”和他的“大妈团队”……

不过，想当初，这里曾经与紫禁城里的皇帝密切相关，它是东西南北“五坛”最恢宏的祭天之所，是王朝最为庄严肃穆的地方。

天坛始建于永乐十五年，最初叫“天地坛”，是天神地祇合祭。嘉靖十三年，才把天坛、地坛分开，将地坛移至北郊中轴线东侧。

先说天坛。

皇帝自称“天子”，皇权天授，因此，祭天大典为皇室大礼。每年正月天干地支的第一个辛日，皇帝带领皇族、朝臣、众礼官，浩浩荡荡，出紫禁城，经正阳门大街，过天桥，到天坛祭祀，以求上天保佑，国家风调雨顺。冬至之日，还是这个阵势，再祭来年。

天坛文化，本是皇家文化，博大精深。且不说它庞大的祭祀建筑群格局、声势浩大的圜丘祭典、空灵环响的回音壁；单说那祈年殿，就足以让你为古人的文化智慧折服：

前几讲，我们说到，皇城南门天安门，门洞是圆形；北门地安门，门洞为方形。与之相应，北郊的地坛祭坛“方泽坛”为方形，天坛的圜丘、祈谷坛的祈年殿建筑均为圆形，也是应古人“天圆地方”之义。

“祈年殿”殿高九丈九，是表示“上天九重”的宇宙观；大殿共28根楠木大柱，代表二十八星宿；中央四座圆形支柱，代表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殿内中层、外层共二十四根支柱，代表一年二十四节气；其中中层十二根，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表示一天十二时辰；殿顶周长三十丈，代表一个月三十天……农耕文化，重要的是年景、节气、时辰、钟点儿，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向老天爷请愿的地方，讲究的就是时空。

有时，路过新建的“祈年大道”，向南远望祈年殿的身影，似乎可以听到，我们的先人还在娓娓诉说着他们对上天、对年成以至民生祈盼。（见图19）

图19 天坛祈年殿

再说地坛。

地坛，从永定门内的天地坛，移至安定门外的“方泽坛”，是嘉靖九年；三年后，改名地坛。所谓“方泽坛”，是因方形祭坛周围有渠水环绕而得名。

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大地山川、自然诸神之地。它的格局，与天坛相对：

一是寓“天圆地方”之义。

天坛，门洞、圜丘、祈年殿、回音壁等主体建筑，取圆形；而地坛，门洞是方的、坛围是方的，祭台连同水渠都是方形。设计者表达的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二是取“天阳地阴”之数。

天坛，三层祭坛及台阶，各为阳数“九”。而地坛，都是用“六八阴数”：两层祭台，上层方六丈，下层方十丈六尺（二八之数）；上层祭坛坛面的石砖，中心纵横六六三十六块；围绕中心，外扩八环，每环递增八块砖，共548块；下层坛面在上层基础上，再扩八圈，每圈递增八块石砖，共1024块。两层祭台的台阶，均为八层。

祭祀天地，敬畏自然，在明清王朝，是国之大事。

（2） 先农坛

天坛对面，即永定门城内西侧，是先农坛。古代中国，以农为本，这是皇帝祭祀先农、躬耕垂范的地方。这里的古建筑群，可与天坛比美。因此，它成了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所在。

先农坛的建筑布局，属专门的研究课题；而其中的“一亩三分地”，是老百姓感到很有意思的地界儿。

明清两代，每年仲春，即阴历二月甲子纪日的亥日，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及自然神灵；祭祀礼毕，行“籍田礼”；即旧来所言：“躬行祀礼，亲御来耕。”

其中“籍田礼”很有讲究：皇帝于“佩服殿”更衣后，在这名为“一亩三分地”的“御地”，左手持鞭，右手扶犁，亲自耕耘；而后，上“观耕台”观看手下群臣种植劳作；最后在“庆成宫”休憩，并犒赏随行百官；以示以身作则，鼓励农耕，与万民共甘共苦。秋后“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存入“神仓”，供“京城庙坛”祭祀之用。（见图20）

图20 先农坛

前文讲过，正阳门箭楼大门，平时紧闭，一年只开两次：一次是皇帝率众去天坛祭天，一次就是皇帝去先农坛种地。正阳门的“国门”之誉，即来源于此。

（3） 天桥

沿正阳门大街北行，就是天桥了。著名学者齐如山《天桥一览序》：“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和栖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生活，一斑可见。”

清代以来，这里就是北京有名的民俗文化街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曲艺杂耍、百样吃食，成了天桥的代名词。它给京城百姓带来娱乐，同时滋养了一大批民间艺术家。

说天桥，不能不提“八大怪”：赵瘸子的杠子，万人迷的杂唱，怔米三的铁锤，韩麻子的相声，呼胡李的铁壶，人人乐的口技，醋溺膏的小曲，穷不怕的白土撒字。

其实，这第一代的名家，只是天桥民间艺术的缩影。而后，不知有多少民间艺人，在这里撂地为生，向他们的“衣食父母”尽展才华，可谓是个个好身手，样样真功夫。难怪清末民初的诗人易顺鼎《天桥曲》有言：“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足见其独特的平民特色和浓浓的人气。

以上是喧宾夺主。天桥放在天地坛、先农坛一起，主要是因为它的“出身”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皇家；并且，与二坛有关。

这一带本是北连正阳门大街、南至永定门的中间地段。皇帝赴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经于此。可是，这一段地势低洼，积水成沟，人们只能垫木板通过。自元末起，建起一座南北向石桥，桥身很高，两边有汉白玉栏杆，桥北东西各有一亭。此桥平时有围栏圈封，只有皇帝祭祀之日，带领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一起通过。其他人等南行，只能走两边的简易木桥。石桥是皇上专行，得名“天桥”。

光绪三十二年（1904年），桥身受损，就便改造成低矮的石板桥，君民同用。民国时期，为打通正阳门向南的大街，便利交通，于是下力气铺就此处道路，将天桥拆除。后虽有名无桥，由于地处正阳门以南之黄金地段，反倒造就了这块代表京味儿平民文化的园地。

现在，这里不仅重建了汉白玉“天桥”，更有“北京民俗博物馆”，供人们感受独特的“天桥文化”。

2. 太庙与社稷坛

人们到北京，到天安门、故宫，都顺路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看看。这里既是北京中轴线上有名的园林，更是明清王朝太庙、社稷坛所在，为皇城文化的重地。

北京皇城建制沿袭历代王朝，讲究“左祖右社”。即宫城左侧立宗庙，右侧建社稷坛，以示王朝“以孝治天下”“社稷永固”。如果说，“京城五坛”是王朝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么太庙、社稷坛则是寄托了帝王对王朝的期盼。

元代忽必烈建元大都，将太庙立于齐化门（明改为朝阳门）内，社稷坛立于平则门（明改为阜成门）内。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城，将“左祖右社”贴近紫禁城，建于现在的午门左右两侧。清代沿袭此制。（见图21）

图21 “左祖右社”示意图

（1） 先说“左宗庙”

明清时代，设宗庙于午门以东，即紫禁城左侧，现劳动人民文化宫里。

太庙中心建筑有三：

前有大殿，是举行祭祖大典的地方；中间是寝殿，为平时停放始祖及近六代先帝神主牌位之所；后为祧庙，是收存远祖牌位的地方。只有始祖是“不祧之祖”，祭祀时，居大殿众先帝牌位之正中；平时居寝殿之正中；不进祧庙。

明清帝王，从登基到结婚生子，从出征到凯旋，从每月之初的“月祭”到年末的“大祭”，以至遇到国家大事，都要带领家族、大臣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一是表示“事死如事生”，常尽孝道；一是祈求祖宗在九泉之下保佑：王朝兴旺，长盛不衰。

平时的祭祖，是从中寝殿将始祖及近六代先帝神主牌位移至前大殿拜祀，每个牌位用白帘各自隔为一室，叫“同堂异室”；只有在年末大祭时，才连同后殿祧庙收存的远祖灵位一起移至前大殿“合祭”。

祈祷是一回事，历史终归要向前走。时至今日，当初的代表王朝永存的太庙，已成为百姓休闲、游览、健身的公园。历朝至尊，可以彻底安息了！

（2） 再说“右社稷”

社稷坛即中山公园西门以里的“五色土”，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谷神之所。

我国古来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社，地主（土地之神）也”；“稷，五谷之长”。汉代《白虎通》解释“社稷”为：“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

就是说，“社”代表土地，“稷”代表五谷，二者不可分割；祭社稷坛的目的，一是表示国土安固，二是祈求五谷丰登。

社稷坛为什么是“五色土”呢？这是自古而来的制度。《春秋大传》记载：天子社稷，“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直至明清，还是如此。凡去过中山公园“五色土”的人都知道，社稷坛上，正中是黄土，并有一方“社主石”（又名“江山石”）埋入土中，是代表中央；东、南、西、北四方土的颜色，分别是青、红、白、黑；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东西南北四方归中央所有，代表的是国土江山。

祭祀社稷坛，讲究“春祈秋报”。“春祈”是每年仲春上戊日，即阴历二月上旬甲子纪日的戊日，皇帝要带领群臣到社稷坛祭祀土地、五谷之神，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收；“秋报”是每年仲秋上戊日，即阴历八月上旬的戊日，去社稷坛“汇报”国计民生，求来年保佑等等。

社稷坛和太庙，是皇家重地，每年的祭祀之礼行成，实际是王朝延续、国土稳固的象征。因此，读古书，说到国家大事，常言“事关宗庙社稷”；而一代王朝灭亡之日，也是他们的祖宗牌位拆除、社稷坛“社主石”更换之时。好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帝制，民国政府只是将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太庙建筑群也完好地保留下来。

时代不同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中山公园的“五色土”，既承载着历史，也在默默地提醒人们，祭祀只是仪礼，民主、科学与富强，才是国家前进的基石。

3. 第一商街与市井大集

前门大街、地安门大街，至今都是北京城中轴线上有名的商业大街；但是，明清至民国，两条街商业文化截然不同。

（1） 中轴线第一商街——正阳门大街

今天的前门大街，正对着正阳门，入口立着五牌楼。明清至民国时期，叫正阳门大街，俗称五牌楼大街。

它是明清以来最繁华的商业街，故素有“京城第一商街”之称。旧来北京城的大道多为石渣路，而整条正阳门大街，则是大块青石板铺就。（见图22）

图22 五牌楼大街

这条街北端是正阳门，五牌楼以里，名铺林立，古色古香。正阳门大街两侧的大栅栏（原名廊房四条）、鲜鱼口、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头二三条等街巷，更是老字号集中，戏院、茶楼外加灯红酒绿。最为闻名的可以说是乾隆爷御题的“都一处”、誉满京城的“全聚德”、诚信老铺“同仁堂”以及闻名京城的八大胡同之类了。胡同文化，后文讲说。

这里把正阳门大街商圈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老字号，择主要的，列举如下，以现当初“第一商街”的景象：

街面上：都一处烧麦馆(1738年)、月盛斋酱肉店(1775年)、一条龙羊肉馆(1785年)、长春堂药店（1795年）、谦祥益衣帽店（1840年）、全聚德烤鸭店(1864年)、张一元茶庄（1908年）、大北照相馆（1921年）、庆林春茶庄（1927年）、亿兆百货（1935年）等等。

大栅栏里：六必居酱菜（1530年）、内联陞鞋店（1853年）、瑞蚨祥绸缎店（同治年间）、步瀛斋鞋店（1858年）、同仁堂药店（1869年）、祥义号绸布店（1896年）、大观楼影院（1905年），等等。

清初，为内城安宁，娱乐场所一律迁移外城，正阳门外正是内外城交接之地，众多的戏园名伶荟萃与此，更是吸引京城内外宾客的王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老幼妇孺、三教九流，云集于此，过把戏瘾。广和、中和、庆和、庆乐、三庆、广德、同乐、华乐、开明、文明等名园，名角荟萃，锣鼓相闻，好个不夜之城。

1915年，修环城铁路，正阳门瓮城拆除。城楼与箭楼分离后，中间成了开阔地带；两侧城墙还开了两个交通门洞；加上正阳门车站规模大，客流量可观；正是给正阳门商街，带来巨大的福祉。比如，廊房头条、二条、三条，货栈、会馆日益增多；打磨厂、鲜鱼口，本来分别是石料、鱼市经营的集散地，逐渐都变成了琳琅满目的商街；与繁荣的商业相配套，正阳门右侧的西河沿一带，还开了银行、钱庄、旅馆等等。

如今，北京国际化了，信息化了，世界商业文化涌入北京。毋庸讳言，这条当初的“第一商街”，确已今不如昔：崭新的牌楼与街面之下，老字号逐渐失去旧日的光彩，游客穿梭于商品趋同的商摊及几乎千篇一律的“炸酱面”“羊肉串”的吆喝声中。老牌商街、老字号，如何发扬光大？看来绝不仅仅是投入巨资修缮街面的事；统筹规划的核心，放在信誉、特色、品质上，这是更要紧的。

（2） 市井大集——地安门大街

相形之下，紫禁城大内之后的地安门大街，明清以来，则是百姓集市，为小摊小贩云集、下层百姓集聚之所。宫廷后设集市，是沿袭历代古都“前朝后市”之制。据《周礼》说，其布局理念是，便于朝廷相关部门了解民心民情。

其实，在元代，这里因为有通惠河连接的积水潭、什刹海一线的丰富水源，漕运通畅，也曾是京城大市。时人黄文仲《大都赋》描写这一带为“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当时之兴盛，可见一斑。

明代以后，因为通惠河中阻，水源枯竭，水上运输不畅，地安门一带失去了往日的繁荣，逐渐成了小摊小贩的营生之地。其地位，被交通发达、国门之南的正阳门大街取而代之。

我们从明清北京地图看地安门一带街巷名称，即可见其下层百姓集市之一斑：东侧的碾子胡同、帘子库、酒醋局、织染胡同、铁匠营、帽局；西侧的花炮作、油漆作、米盐库，等等；可谓“三教九流”。

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两地商业文化仍有区别。记得50年代中期，大人带我们去地安门，印象最深的是街东北角的那家清真小吃店，其他就是鼓楼前那些小铺小店了；而去前门，那叫逛大栅栏，老字号一家接一家，是开眼去了。

至今，地安门一带，倒是西侧什刹海后海的酒吧一条街，在古老的亲王府、银锭桥、老胡同的衬托下，以其时尚、休闲的风格，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湖上岸边，人流如潮，风情酒吧、古琴悠扬，堪称京城一景。

4. 江米巷与东交民巷

正阳门以北，天安门广场南部两侧，各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街，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从这一带的一座座洋楼和高耸的东正大教堂，可以看出京城中轴线正阳门以里的这条大街，有其特殊的经历。

元代，东西交民巷本是一条通衢。因其靠近崇文门外运河码头，江南的大米运抵北京，于此卸放，米粮税关也设于此巷东侧。作为南粮北运的关口，这条街本名江米巷。

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在正阳门与大明门之间建“棋盘街”。从而，江米巷一分为二，分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并在东江米巷设置“五部六府”，包括主持外交事务的鸿胪寺、会同馆。其涉外功能，盖始于此。西江米巷，明代有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中央机构；清代以后，则成为一条以金融业为主的银行街。[15]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东交民巷历尽沧桑。

1861年，英法美俄德日比荷诸国先后进入东江米巷，随后各设公馆，建洋房。清末大学士徐桐曾居住于此，他在门首撰联一对，上联是“望洋兴叹”，下联是“与鬼为邻”。可为当时东交民巷情状的写照。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而，东交民巷为列强所辖，他们派兵入驻，清政府衙署大部分迁出。接着，就是列强们在这里立起围墙，建兵营、私立银行、邮政等等。他们还擅自将东江米巷改名为使馆大街；清政府则依“东江米巷”谐音，更名为东交民巷。直到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才收回这片使馆区的管辖权。

1949年以后，东交民巷仍是使馆区，但是中国政府1950年庄严宣布，北京市内各帝国主义兵营占领地一律收回，其建筑一律征用，结束了半个世纪列强在此为所欲为的历史；1959年使馆区东迁后，东交民巷为中央政府机关所用。

可惜，“文革”开始，东交民巷改名“反帝路”，街内的西式建筑遭受了不小的损毁。有幸，不久街名复原，东交民巷里那座当初法国人所建的哥德式建筑“圣米厄尔教堂”（现名“东交民巷天主堂”），也以相对完整的面貌，连同街内的“赫德路”路牌等点点遗迹，各自向人们证明着老北京城那段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见图23）

图23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

5. 国子监街今昔

国子监街，北京中轴线北侧偏东，东西走向，位于雍和宫大街与安定门内大街之间。始建于元朝初年。明代，国子监街无称，只叫“国子监孔庙”；清乾隆时称国子监。1965年称国子监街。

这条街因国子监而得名，因孔庙而闻名。“左庙右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殿堂。

国子监是元、明、清以来中央官学最高教育机构，是最高学府所在，是国家高级人才之所出。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为“祭酒”。

建筑群中轴线：集贤门、大学门、琉璃牌坊、辟雍泮水、彝伦堂、敬一亭，还有两侧的六堂、钟鼓楼、井亭，宽阔而静雅。其中的辟雍殿，泮水环绕，是乾隆朝所建的主体建筑，是皇帝亲临讲经之所；在此之前，历朝皇帝讲经，是在彝伦堂。

当时的人们，如果能在国子监上学，那就算是光宗耀祖了。

它的东邻是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地方。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明永乐九年（1411年）在旧址重建，清乾隆二年（1737年）易为黄色琉璃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祭孔为大祀。

孔庙建制，宏伟而肃穆。

先师门内有进士碑林，共有石碑198座，上刻元、明、清三代进士5万余人的姓名、次第、籍贯，张居正、于谦、袁崇焕、曾国藩、纪昀、刘墉、林则徐、沈钧儒等人的名字均在其上。

大成门内的大成殿，是祭拜孔子之大殿。正中设有“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两侧是其16位最优秀弟子之位。殿内上悬清代历朝皇帝的御书匾额；[16]地面与紫禁城太和殿同制，是“金砖铺地”。后面的崇圣祠为祭祀孔子先人之所。

孔庙内有14座碑亭，为清代皇帝弘扬圣贤、彰表国是的刻碑。

孔庙内古柏成荫。有一株位于大成殿西侧，为元代国子监祭酒、著名学者许衡手植，至今存活了几个世纪。相传明代奸相严嵩代嘉靖皇帝祭孔，行至树下，被树枝掀掉了帽子。于是人们谓此树有知，称之为“除奸柏”。

因有孔庙、国子监，元明清几朝，这里是了不得的地方：

这条东西向的大街，立有四座过街牌楼，均为一间二柱三楼式，绿色琉璃瓦顶。东西口牌楼题有“成贤街”字样；国子监两侧牌楼题字“国子监”；牌楼考究，字体古雅。这一街四座，是至今京城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牌楼。

“国子监”两牌楼前北侧，立有高大的“下马碑”，上有满汉文“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字样，以示国家最高学府之尊严。

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有一片碑林，存有189块“十三经”石刻。这是雍正年间江苏金坛贡生蒋衡历时十二年手写，乾隆年间匠人拓刻而成，后人谓之“乾隆石经”。这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

1905年，光绪改设学部，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的使命终告结束。

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这条街及街里的牌楼，还有孔庙、国子监里建筑群，明清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和十三经碑林，都相对完整地留存下来。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连同街道两旁的古槐、大小宅院、庙宇，古色古香，清幽恬静，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王朝尊崇文化、尊崇教育的理念，记录着那个时代莘莘学子的理想之路。（见图24）

图24 国子监牌坊

以上举例，是涉及明清两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几条大街。只是想说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取向不同，便有各自的名街。

第五讲    街名之美丽与沧桑

一 街名与时代

北京城里，街名众多，并且不断消长。论其缘起，那是巨大的课题。本节仅就平时积累的部分新老街名的案例，说说街名与时代的话题。

1. 名不副实

有的大街，原本的功能变了，名称不变，至今已“名不副实”，但其中留存着历史。如，大家熟悉的珠市口、菜市口、磁器口、灯市口、缸瓦市、骡马市等街道，当初都是颇具规模的专门集贸市场，如今已空有其名了。下面，择几条更具京城文化渊源的街道，述其名实之变。

（1） 西什库大街

西什库，位于西安门大街北侧，旧皇城以里；本是明朝宫廷十大库房所在。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十大库分别名为：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存放宫廷各类物资。这十个皇家仓库位居皇城西侧，故名“西什库”。

后来库房废弃，清末法国人在旧址建了天主教教堂，本名救世主教堂，与宣武门内的“南堂”对应，俗称“北堂”。[17]（见图25）

图25 西什库天主教堂

（2） 琉璃厂街与厂甸

琉璃厂，是北京城南闻名中外的文化街。位于和平门外，东西走向，以新华街为界，分为东琉璃厂、西琉璃厂。

这一带，元代还是郊外，名“海王村”，是专为皇城烧琉璃瓦的工厂所在，故名“琉璃厂”，人称“官窑”。明代营建宫廷，拓展其生产规模，为工部五大厂之一，由工部三品大员主管。其工艺，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赞之曰：“琉璃旧厂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凤吻，绛绳扶上广寒梯。”

街东头有一块平地空场，是晾晒、存放琉璃瓦的地方。古来大面积平地谓之“甸”，因此这个琉璃窑厂的露天库叫“厂甸”。

嘉靖年扩建外城后，城里开窑厂烧窑，渐成不便。清初，将琉璃厂迁到京西门头沟琉璃渠。这里只留下琉璃厂和厂甸的空名。

清初实行“旗民分居制度”，汉官及文人学者多迁居宣武门一带；众多会馆也汇集于此，外官进京、学子赶考当然也多居处左右。随之而来，琉璃厂这块地方，逐渐变成了学子墨客往来的古玩字画一条街。

特别是康乾以来，书籍字画、文房四宝、古玩珍奇列肆而陈，吸引着学者名流集萃于此。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各地书贾更是纷纷在此设摊、建店，出售大量藏书，促进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发展。到光绪年间，书店发展到270多家。民国初年，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及其作坊近200家。名为琉璃厂，实则已因承载中国传统文化而闻名于世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个原本储存琉璃瓦的厂甸区域，已无瓦可存。因处于东西琉璃厂之间，久而久之，又向南北延伸，演变为京城闻名的大年集市——厂甸庙会，成了每年正月里京城最为热闹的地方，并至今不衰。正如《东华镇录》所载：“琉璃厂厂甸，每岁正月元旦至元宵，例有会市。一岁之中仅此数日，故游人之繁，远胜各处庙会。”

身临这比肩接踵的繁华庙会，举着飞转的风车和大糖葫芦，人们很难想到琉璃厂和琉璃瓦的联系。

（3） 隆福寺街

“大隆福寺，在仁寺坊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建。役夫万人，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其白石台栏，乃南内翔凤等殿石栏杆也。本朝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之九、十两日有庙市。百货骈阗，为诸市冠。所居皆喇嘛。有世宗御制碑。”

从吴长元《宸垣识略》这段记载可知：

① 隆福寺街，明清时代有大隆福寺。明代始建，多采用皇宫内的材料建成，并深沐几代皇恩。

② 大隆福寺，明代本是喇嘛、和尚同住的寺庙，清代为喇嘛庙；位于现东四十字路口西北角，隆福寺街即因寺而得名。

③ 当初这个寺庙，香火旺盛，逢九逢十，有庙会。

④ 大隆福寺庙会，不仅市场繁荣，而且是京城最大的庙会。

有一首《京都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间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其中“东西两庙”分别指城东隆福寺庙会和城西护国寺庙会。

不幸的是，清末隆福寺毁于大火，朝廷无力重修而废，这里变成了单纯的商街。不过，新建的隆福大厦琉璃瓦屋顶和庙宇飞檐造型，还在默默地告诉人们，这里曾是大隆福寺的故地。

至于诗中提到的“西庙”，即护国寺庙会，至今已不复存在。人们能见到的，只有护国寺那座破旧庙宇和有名的护国寺小吃店了。

这些街道，虽已“名不副实”，远非初始，但观其名，考其实，即可以了解到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2. 街名旧事

有的大街，名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变化中，记录了历史沧桑。

（1） 投其所好

苏州街，原名万寿街，形成于清代，南起万寿寺，北至畅春园，为帝王后妃赴畅春园、圆明园要道。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南巡，太后随之前往。回銮后，太后对苏州美景津津乐道。乾隆为尽孝心，以庆贺圣母七十大寿为契机，下旨将万寿街按苏州风格改建，以供太后经过时观赏。因此，改街名为“苏州街”。

经历了百年历史风云，归属海淀区的苏州街，江南风格已荡然无存。但这个故事，还是作为一段清宫佳话，流传至今。

（2） 最美丽的街

文津街，原为明清皇城西安门内通道。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将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保存的《四库全书》收藏进街内藏书馆。

《四库全书》，清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等近400名学者编撰，用13年时间完成。丛书收书3460多种，约7.9万卷，总字数约8亿；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基本囊括了古代经典，故名《四库全书》。

乾隆命人手书抄写，完成7部，分别藏于全国南北各地：即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合称“北四阁”；还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因此，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保存的《四库全书》进京，实为国家之文化大事。为纪念此举，北平市政府将大街改名文津街。老舍也曾称文津街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条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津街藏书馆成为“北京图书馆”，是当时国内藏书量最大的综合性图书馆。（见图26）毛泽东主席曾领取过该馆的借书证，其编号为第001号。周恩来总理还曾将一部《资治通鉴》捐赠此馆。

图26 老北京图书馆

1987年，在“北京图书馆”的基础上，又在白石桥新建“国家图书馆”，这里变成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文津街依然美丽。

（3） 抗日英雄路之曲直

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为中华民族的抗日英烈。张自忠，国民革命军33集团军总司令，抗击日寇，屡立功勋；1940年5月，在南瓜店战役中牺牲，享年49岁。佟麟阁，29军副军长；赵登禹，29军132师师长；1937年7月28日，在大红门战役中壮烈殉国；牺牲时分别为45岁、39岁。

1945年抗战胜利，经冯玉祥将军提议，1946年，北平市政府发布训令：为纪念三位民族英雄，交道口南大街的铁狮子胡同改名张自忠路，西直门内的南沟沿改名佟麟阁路，阜成门内的北沟沿改名赵登禹路。 [18]

“文革”前夕，有人提出“不应以人名作为街道名称”，建议更改这三条街道名称。后因“涉及统战问题”，不了了之。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又以“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为国民党将领，均非抗日英雄”的谬说，一夜之间，将“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

直到1972年年初整顿街道名称，恢复了地理特征，“张自忠路”并入“地安门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白塔寺东街”，“佟麟阁路”改为“民族宫南街”。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这三条街又恢复了抗日英雄之英名，并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民主与科学的向往

北京老沙滩一带，有条五四大街。民国以前，这里还不是大街。东段为双碾胡同，西段为沙滩。

这条街的29号有一个中外闻名的“工”字型红色建筑，红砖砌成，红瓦铺顶，坐北朝南，名曰“红楼”。这里当年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址，故又称之为“北大红楼”。这里曾经走出许许多多文化大师：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李四光、马寅初……鲁迅曾受聘在北大红楼讲授《中国小说史》。毛泽东初到北京，就在这里的图书馆做馆员。他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引自《西行漫记》）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从这里出发，到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和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声讨卖国贼，“五四运动”由此开端。所以说，这里更是五四运动的起源地。

为纪念这场举世闻名的民主爱国运动，1949年后，东西两段贯通成一条街，命名为“五四大街”。衷心地祝愿“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北京还有一条街，叫“学院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发展教育成为重要国策。为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级建设人才，国家在高校调整的基础上，于京城西北郊，建立8所专业学院，即有名的“八大学院”，开辟了北京第一条高校街“学院路”。1954年，这条南北向大街建成并通车。当时的“八大学院”，路西依次为：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路东依次为：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陆续以“大学”名之。

想起这两条大街，不禁联想到“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愿美好的梦想早日成真。

3. “文革”遭遇

1966年至1976年整整10年，史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浩劫”。

在所谓“阶级斗争”、“破旧立新”的风暴中，北京的街巷名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文革”初期，北京市各级革命委员会，应红卫兵及“革命群众”要求，把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

这场闹剧，虽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的动乱狂潮，还是令人触目惊心。当年西单街上大喇叭的广播，我记忆犹新：红卫兵们大喊，北京是首都的心脏，应该“全城一片红”。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是“文革”起源地，改为“文革区”,等等。当然这些荒谬，都没变为现实。

北京城里的主要街道名称，“文革”中还是经历了“洗礼”。如：

长安街有天安门，天安门是革命的象征；于是，长安街沿线的南北街道多以革命圣地命名：东单北大街改为瑞金路，西单北大街改为延安路，宣武门大街改为遵义路，崇文门大街改为南昌路，府右街紧靠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改名韶山路。

地安门大街位于北京南北中轴线北段，改名“总路线路”；平行于它左右的安定门内大街、德胜门内大街，改名“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

王府井带有“封建色彩”，改名“人民路”。

三里河路有钓鱼台国宾馆，改名“友谊路”；东西交民巷旧时是帝国主义租界地所在，改名“反帝路”；当初苏联大使馆所在的东扬威路，自然改名“反修路”。

“文革”结束，这段北京地名文化浩劫终于告一段落，北京街道基本恢复了原地名。

二 旧地新街

北京的老街，故事很多，文化很深。而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如今，北京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了，的确是变了。

许多大街已走进了新时代。如城西阜成门以南的街道，已建成了高楼林立的“金融一条街”，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城东的东直门内大街，新生了美食一条街“簋街”，年轻的朋友，特别是喜欢吃辣的，常在此相聚，大快朵颐；城北侧什刹海后海银锭桥一带，也形成了中外游客云集的“酒吧一条街”；京城南侧的马连道，有满街飘香的“茶叶一条街”；中轴线北段的鼓楼东大街，也已逐渐形成了“北京电玩一条街”。

北京城变大了。在人们心目中，三环、四环以内，已不是城外。东三环附近的“三里屯一条街”，豪车、名牌、酒吧林立，充满“洋范儿”；西四环内的金源购物中心是巨型的商城；京北的中关村，当初叫“中官村”，是众太监的坟地所在，现在不仅“地名雅化”了，而且已成为京城有名的科技园区了。

这些大街新的商业化功能产生的新名，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名称。

时代要发展，文化不能丢，北京正在不懈地努力。

第六讲    胡同的讲究

现在的北京城，人们一眼看到的：环路两侧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宽阔街衢的车水马龙，京城中轴线上的天坛、正阳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钟鼓楼，等等。这些，无疑是北京城的标志和气象；而真正流淌着北京城人文血脉的，还得说那古旧而充满故事的大小胡同，以及其间门户相连四合院。

元代的北京城，是由千百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并列有序地组成。为通行方便，院落之间必须留出通道，这就是“胡同”。这通道，对居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防火，因此，又称“火巷”。

当时，北京的胡同排列整齐而宽阔。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元大都后，有如下描述：“规划犹如棋盘，其美善至极，未可言宣。”元代《析津志》记载：元大都的街巷通道，依宽度，24步为大街，12步为小街，6步为胡同。元制，一步相当于现在的1.5米，胡同6步，即9米左右。当时，这样的胡同有400多条。

明清以来，700多年间，人们在中间空地扩院、建房、立商铺，于是大胡同中产生了数千条小胡同；横的、竖的、斜的、方的、圆的、直的、弯的、分叉的、异形的、半截的、大胡同套小胡同的，还有死胡同，等等，形态各异。正如俗语所云，“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那么，北京城的胡同到底有多少？

北京社科院编写的《走进北京》有如下统计：元代有400多条，明代1200多条，清代1800多条，民国时期1900多条，1991年统计城区为3000多条。

毋庸讳言，随着近几十年北京城区的改造，胡同已呈逐步减少的趋势。

老北京地名文化，胡同是重头儿。一来，胡同之名及其形成，始自元代建都北京；二来，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北京的胡同，如同人体的大小血管，遍及京城各个角落；三来，谓之京城血脉的胡同里，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京城文化。北京胡同，是一个固定词语，是北京的重要符号。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说说关于胡同文化有意思的事儿。（见图27）

图27 胡同牌子

一 胡同及四合院

1. 胡同正名

胡同之名，始自元代。前文说到，元大都建设，方圆60里，城门11座；南北和东西各9条主干道，即九经九纬。九经九纬之间，分为50坊，相当于现在的50个社区；坊与坊之间、坊内众多院落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

为什么叫“胡同”？有几种说法：

（1）汉语合音说。明清学者杨慎、朱骏声等学者认为，“胡同”，即南方话“弄”或“巷”的缓读，古谓之“反切”。[19]这一纯语音学的解释，略显依据单薄。

（2）胡人大同说。这是明代顺天府宛平知县沈榜的说法，见于他的《宛署杂记》。这部书，对于研究北京地名文化，很有价值；但是作者对胡同一词的解释，实属望文生义，缺乏根据。

（3）蒙古语“水井”译音说。现代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胡同”是蒙古语“水井”的译音。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专门注明，“胡同二字本方言”。熊梦祥是汉官，他这里说的方言，即指蒙古话。当时，街巷没有通水管道，坊间隔几条通道，必有水井，一是供百姓日常饮用，二是有消防之用，故本书描述元大都为“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逐渐，无论有井无井，多称“胡同”了。从中反映出，身居大漠的蒙古人对水源的重视。

也正因为是蒙古语音译，故古籍中也写作衚衕、胡通、火巷、火弄、火曈，等等。如元代关汉卿著名杂剧《单刀会》，就有“杀出一条血衚衕”的戏文。

胡同与井关系密切，众多带“井”的胡同名，亦可为证。如，北京城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几个；加上大井、小井、东井、西井、南井、北井、前井、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高井等胡同名，不下四五十个。[20]

2. 胡同里的四合院

古代北京，没有高楼大厦。京城各坊（社区）内，大大小小的平房四合院，与胡同相辅相成，是京城人们街里街坊相处，一家子人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应当说，没有一座座错落相间的四合院儿，就不会形成作为院落通道的胡同。有人称老北京文化为“胡同与四合院文化”，实不为过。中外游客来北京串胡同，一是看胡同的样子，二是看四合院。因此，说胡同，就不能不提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始于元代，是京城五十坊民居基本格局。经历700多年的沧桑，现在尚存的，基本是明清两代的建筑。四合院有大有小，上至王府官邸，下至百姓所居，院落、进深各不相同。

大四合院，多为三进四进的深院。至于王府大宅门，还有跨院儿、后花园及山湖亭榭，属凤毛麟角；位于后海北岸的清醇王府、南岸的清恭王府即是。

寻常人家追求有个二进院儿，独门独户，即是体面，就相当于现代人们努力奋斗，住上个三居室、四居室。

汪曾祺先生把北京四合院比喻为一个个“宝盒”。无论盒儿的大小繁简，其间都蕴含着京城的人文喜乐、规矩讲究。

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西城区西单北大街粉子胡同7号，这是北京典型的坐北朝南的二进小四合院。我家不是独门独户，院儿里住着五家儿。下面以此为例，介绍北京普通四合院儿的基本格局：

大门，设在院子南墙东侧。按传统风水说，住宅讲究“坎宅巽门”。“坎”为北，五行属水；“巽”为东南，五行属风；坐北朝南的宅子，门设东南，利于风行水转。两扇大门有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两边有一对儿鼓形门墩。

进门过门洞，就是院子。院子内外两进：

内院儿当初用于本家居住，北房坐北朝南，三大间为正房，前廊后厦；左右耳房是厨房、厕所；东西厢房各两间；中心为庭院。

外院儿南房三间，多用作客房；因为南房与正房相对，门朝里，又叫“倒座”。

内院、外院之间有墙相隔，中间是圆形月亮门相通；与大门相对而言，又叫“二道门儿”。旧话“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言旧时代，大姑娘平时不出大门，外院都不太去。因此，二道门儿，又叫“闺门”。

进二道门儿，正对一座影壁，作用是保护内院私密，古谓之“屏”或“萧墙”。萧墙之内即是居家之地了，故成语“祸起萧墙”，意思是内部出事儿了。[21]

以上说的是最普通的四合院院落格局。（见图28-1）

图28-1 小四合院俯视图

我是在这个四合院长大的，所见不是一家几代独门独院的旧式天伦，而是十几年同院儿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子：夏天各家小饭桌一摆，院儿里边吃边海阔天空；谁家做了新鲜的，“互通有无”；白天“王大妈，我出去一趟没锁门儿”，晚上“还有没回来的吗？插门儿了”；偶尔有点儿误会，说开了就过去了。这情、这景、这动静儿，现在想起来，特别温暖。这温暖，只有这民居四合院才有！

至于京城王府官邸，其格局，大致是小四合院基础上的豪华型放大，如几进的大院、左右跨院、山湖亭台、后花园等。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受的人间冷暖，可能会是另外的滋味。

无论是王府大宅，还是民居四合小院儿，现今已所在不多了。十年前，去粉子胡同寻旧，预料我们旧门牌7号老街坊肯定不在了；想看看原来的门墩儿以及门扇上那“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子都什么样儿了。遗憾的是，恰恰就从旧7号开始，往西，全没了，变成了不很规则的居民小区；7号以东，大部分还留着，没太变。最近听东段的老住户说，也快拆迁了。

还是那句话：珍惜仅存的胡同、四合院这份京城文化吧！它不只是北京的，也是中华民族的，是世界的。如果只落得留几个院子当摆设，供游人参观，那就太可悲了。因为，四合院不只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老北京的血脉文化。

二 胡同之最

胡同与大街的缘起不同。大街是城市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而胡同，本质是坊与坊、院落与院落的通道。它是经几百年京城变迁，随大小街、坊、住宅建设及交通变化形成的。因而，北京胡同，必然是曲直宽窄形态各异。

1. 最长的胡同——江米巷

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居正阳门以里，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新华街。 元朝时，是连在一起的一条胡同。 由于当时，这里有元代控制漕运米粮进京的税务所和海关，因而得名。“江米巷”全长6.5公里，当时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

明代时修建棋盘街，将原来的江米巷截断成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东江米巷是明清两代“五部六府”以及鸿胪寺和会同馆所在地，鸦片战争(1840年)后又历尽沧桑，改名东交民巷，成为举世闻名的重要街衢。本书第四讲已重点论及。

2.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与贯通巷

一尺大街，位于琉璃厂东街东口东南，桐梓胡同东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一段，东西走向。

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名曰大街，实际只有20多米长，是北京最短的一条胡同。

据说，当年胡同路北三个门脸，全是刻字店；路南三个店铺：西边大酒缸，中间铁匠铺，东边理发店，紧挨着樱桃胡同北口。

《燕都丛考》记载：“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曰琉璃厂。”60年代后，这条短大街并入杨梅竹斜街，属“名亡实存”。直至2015年12月26日，“一尺大街”地标揭幕，才恢复了其旧有的印记。

另外，杨竹梅斜街和北侧炭儿胡同之间，有条小巷叫贯通巷，旧名穿堂门。此巷全长仅30多米，当属现今京城里名实俱存的最短胡同。

3. 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

灵境胡同，位于西单北东侧，东西走向。东起府右街，西止西单北大街，中与枣林大院、西黄城根南街、东斜街、新建胡同、背阴胡同相交，全长664米。后经几次拓宽；1992年扩展后，最宽处32.18米，成为北京最宽的胡同。

元、明两代这里是安富坊和小时雍坊两坊的分界处。

明朝时，灵境胡同分东、西两部分，东段有著名的道观，故以观名为称，叫灵济宫；西段南侧是宣城伯府北垣，因此叫宣城伯后墙街。

清朝时，以西黄城根南街为界，东段因“灵济宫”改名“林清宫”，故名为林清胡同；西段则称为细米胡同。

到了民国，东段改名皇城根、西段改名为“灵境胡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西段合并，为“灵境胡同”。

现在，灵境胡同，与辟才胡同东、西相对，成为西单北大街两侧，东起府右街、西至太平桥大街的两条宽敞大道。

4. 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

北京有名的窄胡同，有几条。如崇文门东珠市口北的高筱胡同，南口最窄处仅0.65米，现已无存；永安路北侧的小喇叭胡同，我前日去过，南北走向，北口仅 0.58米，向南延伸渐宽，确是形似喇叭。

从整条胡同的平均值看，最窄的胡同，要数前门外的钱市胡同。钱市胡同地处大栅栏东口珠宝市北段西侧，东西走向，通直而狭窄，平均宽度仅0.7米左右，中间最窄通路只有0.44米。一个人通过可以，两个人相对，只能双双侧身互让，勉强而过。

据清代的《朝市丛载》记载：“银市街，在前门外珠宝市中间路西小胡同。”就是说，这条狭窄的胡同，清代是“银市”，即金融交易之所。

走进这条55米长的窄巷，胡同口有铜质胡同牌，胡同里依然可见当初建筑之格局：北侧是4组独立式房屋，南侧是4组三合院和一间铺面。清代，这里既有官办铸币作坊（俗称“炉行”），金银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均在此作业；另外也有几家银号；到了民国，“炉行”不再，就变成完全的银号街了。“钱市胡同”之名，即源于此。

“钱市”为什么这么窄？有两种说法：一说，两侧扩建门墙，侵占公共空间，致使钱市胡同成为北京最窄的一条胡同；另一说是为防盗贼而有意为之，谁敢作案，插翅难逃。（见图28-2）

图28-2 钱市胡同

其中的奥妙，令人遐想。

5. 拐弯最多的胡同

北京的街衢，素来以正、直、规范闻名；但是，有几条胡同，弯弯曲曲，极富特色。

九道湾胡同，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簋街以南。其西北入口与石雀胡同交结。

名曰“九”，不是9个弯；这里“九”是虚数，言其多。我实地数过，大弯小弯要拐19道：从西巷左转进南巷，南巷东行，由新太仓衔接进北巷，北巷左转进中巷，中巷左转进东巷，东巷北行与北巷相接。有意思的是，19个弯，绕来绕去，是个“G”字形；胡同里宽处可走汽车，窄处仅可一人通过。

九道湾胡同，从1965年起，被划分为5条胡同，即九道湾东巷、九道湾西巷、九道湾南巷、九道湾北巷、九道湾中巷。因此，它已担当不了“拐弯最多的胡同”之名。

现存一条胡同拐弯最多的，当数珠市口西南侧的九湾胡同。

明代，这里因有一小庙得名，称般若寺胡同；清末因其弯曲多变，改称九曲湾；民国后称九道湾。因北京东城、西城、南城都有九道湾胡同，为避重名，1965年，这里更名为九湾胡同。[22]

进校尉营胡同，就是九湾胡同西口。从西口进去，三步一折，五步一弯。细心数下来，这条不到400米的胡同， 9道直弯，4道的斜弯，要拐13个弯，才到胡同东口（与铺陈市胡同相交）。 （见图29）

图29 九湾胡同示意图

近日经过，整条胡同一如既往的静。听到门口晒太阳的老住户聊天儿，说也要拆迁了。走到东口，确实有个“九湾拆迁办”。我当时心里一紧，不过一想，可能是要对这个极具特色的胡同，进行重点维护吧。

6. 最古老的胡同——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位于西四牌楼以南西侧，人称“北京胡同之根”，是目前名见史籍的、北京最古老的胡同。

《析津志》载元大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即加一起400多条胡同；而古籍记载的元代有名有实的胡同，只有砖塔胡同。资料见于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张生的书童与小龙女的丫鬟的一段对话：

“梅香姐，你与我些儿什么信物？”

“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煽煤火去。”

“我到哪里寻你？”

“你去兀那羊市口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砖塔胡同东口，有座八角形灰色砖塔，现在保留的山门石额，依稀可见“元万松老人塔”六字。万松老人，是元代著名的佛学大师。大师圆寂后，人们为他修建了这个七重砖塔，旁边的胡同因此得名。

虽说经历700年沧桑，这条胡同，连同那座砖塔，至今风貌犹存。（见图30）

图30 砖塔胡同

第七讲    闻名遐迩

北京的胡同，人文底蕴深厚。以下几个地方，可以说，京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 南锣鼓巷故事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到北京，南锣鼓巷是必游之地。

如今，南锣鼓巷，已成为北京最红火的胡同，人称“京城最具小资味儿的地方”。行走在街巷，特色酒吧、时尚小店、休闲餐饮、京城风情……它是继三里屯、什刹海酒吧街之后，北京又一条时尚的、有创意的小巷。

其实，它的魅力，远远不仅于此。它的古老、它的得名、它周围的胡同群，都充满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1. 古老

南锣鼓巷是一条很古老的胡同。它始于元朝，是元大都50坊中，“昭回坊”和“靖恭坊”两坊之间的分界巷；明代二坊合并，称“昭回靖恭坊”，南锣鼓巷成为该坊的南北中心线。

南锣鼓巷长约800米，以它为中心的胡同区，是至今为止北京保存最完整的元大都时期的老胡同格局。

它与皇城只有一街之隔。相对于红墙金瓦的皇家文化，这里的灰墙灰瓦，更具京城民间色彩。

2. 得名

南锣鼓巷的得名，有两种说法。

一说，元、明时期，这里本名“罗锅巷”，因这里住过一位名人，是个罗锅儿，因而得名；乾隆年间，绘制《京城全图》，俗名雅化，改为“南锣鼓巷”；并将其北相对那条胡同，称为“北锣鼓巷”。[23]

一说，是因这里曾经集中了几家卖锣鼓的铺子，因经营特色起的名。

南锣鼓巷，还有个别名“蜈蚣街”。这条胡同，南北走向，南起地安门东大街，北至鼓楼大街。其两侧各有8条对称的胡同，整齐排列，向东西伸展，形如一条蜈蚣（北京俗称“钱串子”）。

从北往南数，东侧的八条胡同是：菊儿胡同、后圆恩寺胡同、前圆恩寺胡同、秦老胡同、北兵马司胡同、东棉花胡同、板厂胡同、炒豆胡同；西侧的八条胡同是：前鼓楼苑胡同、黑芝麻胡同、沙井胡同、景阳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蓑衣胡同、福祥胡同。（见图31）

图31 “蜈蚣街”示意图

3. 深宅与名流

这形似蜈蚣的南锣鼓巷胡同区，历史文化，非同一般。此地深宅大院众多，名流大师荟萃，处处充满故事。

洪府

南锣鼓巷65号，明、清两代名臣洪承畴的宅邸。洪承畴曾以“文韬武略”，深受崇祯皇帝信任，后于松山抗清被俘。清帝重其才能，百般感化，致其降清，成为皇太极、顺治两朝重臣。

他曾在厅堂悬有一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后人讥其变节，将此联对句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洪府当初很大，现仅存3间旧房遗址。

僧王府

路东，炒豆胡同、板厂胡同，有几座讲究的四合院，其中最大的宅门，是僧格林沁王府。

炒豆胡同，明代叫炒豆儿胡同；板厂胡同，清乾隆年以前，叫板肠胡同；可能觉得以儿化音和驴大肠小吃命名欠雅；清末改为现名。

僧格林沁，清朝大名鼎鼎的蒙古族王爷，武艺超群，多年征战沙场。道光年间封为郡王；咸丰五年镇压太平军北伐军，九年大沽口抗击英法联军，功勋卓著，加封亲王，世袭罔替，即人们说的“铁帽子王”。[24]

僧府规模巨大，几经扩建，成为东中西三路各四进大院的格局；前门在炒豆胡同，后门在板厂胡同。僧王死后，其子伯彦讷谟祜、其孙阿穆尔灵圭承袭爵位，先后改称伯王府、阿王府。

现在，仅有那斑驳大门、古旧老房，记录着这里曾经的气派。炒豆胡同西口的侣松园宾馆，四合院式，古雅幽静，是在僧王府祠堂遗址上建成的。

荣府

菊儿胡同，南锣鼓巷东侧北端。明代叫“局儿胡同”，乾隆年间叫“桔儿胡同”，清末谐音为现名。这里曾是晚清重臣荣禄的宅邸。

荣禄，是光绪朝慈禧太后的信臣，军机首辅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在帝后两党争斗中，为后党的“中流砥柱”。清末历史上，他做过两件大事，落下千载罪名：他是慈禧遏制戊戌变法、捕杀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的主谋，又是朝廷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大帮凶。

荣禄的显赫地位，决定了其宅第的规模。现菊儿胡同3号、5号和7号院，是荣府原宅；3号是祠堂，5号是住宅，7号是花园，气派非凡。荣府后迁入东厂胡同，旧宅分割几部分出售。

经历百余年风雨，3号、5号旧院落院作为文物保护还在，但已不见往日风光。倒是胡同中段的“菊儿小区”，以其“类四合院”模式，成为胡同改造的范例，1992年，荣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帽儿胡同，名所连连

南锣鼓巷西侧的帽儿胡同，明代因庙得名，叫梓潼庙文昌宫，清代改称帽儿胡同。

这条胡同，除了文昌庙，还是清末民初许多大员的府邸及重要衙署所在。知名大院有：清末武英殿大学士文煜的宅园，末代皇后婉容娘家——承恩公府（俗称“娘娘府”），主持京城防卫的提督衙门，民国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的故居。

如今，文昌庙已成居民大院，但大学士刘墉题写的庙碑还在；另外，婉容故居较为完好，其他大院的遗址尚存，还有文煜府前的“上马石”。不过，从这些遗迹，已很难想象出帽儿胡同当初的情景。

后圆恩寺胡同和雨儿胡同，中国现代名人众多

后圆恩寺胡同，位于南锣鼓巷东侧；雨儿胡同，位于南锣鼓巷西侧。两条胡同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特点：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所在。

后圆恩寺胡同7号，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曾是“蒋介石北平行辕”。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蒋介石来北平居住于此，安排“慰劳北方官兵”事宜。1948年9月，他又一次来北平，应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1949年后“行辕”废止，改作“友好宾馆”；但三路大院布局还在，现正在整修恢复。

与之相距不远的13号院，就是茅盾故居。这是一座两进大院，大门内影壁有邓颖超题字。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晚年一直在这里居住。先生辞世后，这里成为“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记录着这位大师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

关于雨儿胡同，我们要说的是，平凡的名字，平凡的院落，这里留有书画巨匠和共和国战神的足迹。

书画大师齐白石，曾在这里门牌13号院居住。大师迁居西城后，这里成为“齐白石纪念馆”。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所在。

门牌31号院、33号院，本是一个四合院，两家合住。前院是共和国元帅罗荣桓故居，后院是“常胜将军”粟裕故居。忆旧思今，想到两大元勋合居一处的情景，我心中对共和国元勋的风范，充满敬意。

二 百花深处传说

西城区新街口大街路东的“百花深处”，被京城人们誉为“名称具有春意和诗意的胡同”。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曾有张姓夫妇在此以种菜为生，后来有了积蓄，便开始在园中大面积种植树木花草，并修建了假山、水池、甬路、草阁、茅亭等景致，使这一带的景色越来越美，时称“花园子”。每到春天，这里百花盛开，香风扑面，游人至此，顿感心旷神怡。

清乾隆年间，此处成为专门种植花卉的场所，称“花局胡同”；光绪年间的《京师坊巷志稿》，已改名“百花深处胡同”。后因字数过多，叫着不顺口儿，又简称为“百花深处”。这一地名，更富有意境和韵味，给人许多美的遐想。（见图32）

图32 百花深处

因其美名，20世纪90年代，不少年轻人在这里追寻音乐梦想，唱响他们的代表作。据说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升，就是在百花深处得到灵感，创作出广为流传的名曲——《北京一夜》。

前日，笔者曾去新街口，顺路进百花深处看了看。这里虽已古旧，但静如世外，让人不由得想起陈升先生那“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的温婉旋律。

三 大栅栏名由

大栅栏，是北京闻名中外、名铺荟萃的老胡同、老闹市。

先说它的读音。你按字面读Dàzhàlan，几乎无人能懂；你说“Dàshilar”，人人皆知。大栅栏，念起来充满了京腔京韵。

大栅栏始建于永乐年间，从《明北京城图》看，它本名廊房四条，是正阳门外与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并列的4条胡同之一；所谓“廊房”，本是“招民居住，招商存货”的地方。到了清初，廊房四条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街。看《乾隆京城全图》，已改名“大栅栏”。

为什么叫“大栅栏”？

这源自明清时代京城的安防制度。明弘治年间，有臣上奏，建议“于京城内外小巷置立栅栏，夜间关闭”，以防止日益猖獗的盗寇流窜。这项奏折，得到批准。于是，内外城重要街巷，统一建立栅栏，夜间关闭，派兵巡逻。到了清代，外城更为严格。《大清会典》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准奏，外城各街道胡同设有栅栏，职位严密，交五城不时稽查，务令以时启闭，栅顶仍钉木牌，书写街道胡同名称。”

当时廊房四条已成为繁华之地，胡同大幅展宽，这里商铺聚集，财源雄厚，较之附近其他胡同，栅栏高大得多，故因其特点，名曰“大栅栏”。至今，其东口还立有高耸而宽大的栅栏门。

老北京过去有“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的说法。这是因为，这里保存着大量原汁原味的老建筑、老字号、老品牌，有人形象地说，大栅栏是“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可谓“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不仅如此，明嘉靖九年（1530年）开业的六必居、清康熙八年（1669年）创立的同仁堂、清末开设的大观楼，都是在这条老胡同里发扬光大。连同它周围的鲜鱼口、珠宝市、廊坊胡同商圈儿，以及曾经的“五大戏园”“城南旧事”，都是古都北京重要的文化瑰宝。

在新的时代，保护与抢救，传承与发展，将是这一文化圈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 八大胡同那些事

说北京胡同，八大胡同是绕不过去的。它是老北京别具一格的胡同区，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一带，清代至民国，为京城内外有名的“红灯区”。

“八大胡同”狭义说，指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广义说，“八”虚数，言其多，是指珠市口北，煤市街以西区域内的若干胡同。

八大胡同虽是旧京城烟花之地，却也曾出现过状元夫人赛金花在乱世中曲折离奇的传奇经历，以及小凤仙与护国将军蔡锷的一段生死之情。

不仅如此，其中的韩家胡同还与我们的戏曲艺术密切相关。

韩家胡同原名韩家潭，是因明代韩姓巨商家居住此地，家有一个大水潭而得名。

康熙初年，戏剧评论家李渔，就住在此地。他亲自设计的“芥子园”，玲珑别致，潭水清澈；他的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他的《芥子园画谱》，更为传世之作。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全国各大戏班，纷纷进京演出，以示庆贺。徽班三庆班第一次进京，即入住韩家潭；“四喜”“和春”“春台”这些著名戏班也纷纷进京，与“三庆”合称“四大徽班”；随之汉调进入京城。徽汉合流，京剧诞生了，并从此扎根京城。因此，韩家潭堪称京剧发源地之一。

新中国成立，果断地取缔了八大胡同的大小妓院；而韩家潭生发出的京剧艺术之树，则已是根深叶茂，誉满全球。

第八讲    小胡同里的大文化

北京小胡同，京城的血管儿，流动的，是鲜活的历史文化。这一讲，只能择要说说其间的人与事、情与趣。

一 小胡同，大人物

老北京，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环路通衢。明、清以至近、现代以来，不知有多少名人雅客、爱国志士，就是在这一条条京城胡同里，留下不凡的足迹。

1. 菜市口胡同——人杰荟萃

菜市口胡同，位于原宣武区的中部，因临菜市口而得名。1999年8月，菜市口丁字街拓宽成菜市口大街。从而，菜市口胡同成为历史名词。

菜市口胡同建成于明代，当时有制绳为业的工匠居此，故称绳匠胡同。清《乾隆京城全图》标为神仙胡同，大概是口耳相传，将“绳匠”传成了“神仙”的结果。清末时期，大概又将“神仙”传成了“丞相”，这里又叫丞相胡同。民国以后，正式定名为丞相胡同，1949年后仍沿用此称。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因北口为菜市口，故改称菜市口胡同，并沿用至今。

这里被人们称为“名人最多的胡同”。大致统计，这条小胡同先后居住过十几位历史名人，如：

明代官员许维祯故居，后改作京城挺大的会馆——“休宁会馆”。

晚清四大名臣左宗棠、曾国藩，军机大臣李鸿藻、孙毓汶，清代诗人、思想家龚自珍，著名学者徐乾学、毕沅、洪亮吉等，都在此巷居住过。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巷内29号院。

民主革命家秋瑾曾经受聘女子学堂任教习，即现菜市口小学校址，她曾居住在胡同内的“休宁会馆”。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清末任翰林院编修时，曾居住此巷。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多次出入这里。主要是因为李大钊创办并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后改名《晨报》），报址即设于此，成为这些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

菜市口胡同，人杰地灵！

2. 东堂子胡同——致敬大师

东堂子胡同，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这也是一条老胡同，元大都就有，其名无考。明代叫“堂子胡同”，因与金鱼胡同以北的胡同同名，清代改名为现名。清初权臣鳌拜、大学士赛尚阿住过；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25]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也留下过匆匆脚步。49号院至今还保留着当初“总理衙门”的建筑遗迹。

我们说，它更是一条闪光的现代文明长廊。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民国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大师沈从文、妇产科泰斗林巧稚，先后在此巷居住。

在东堂子胡同东口55号（今4号、6号），原来有一幢精致的法式建筑，这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的故居。

伍连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校副校长。1910年冬，西伯利亚发生肺鼠疫，经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祸延整个东北。值此危难时刻，伍连德作为东北防疫总医官，深入疫区，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收容染疫者、火化疫尸的科学措施，及时遏制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鼠疫，赢得了“鼠疫斗士”的称号，清朝廷特赐“医科进士”称号。现在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也是由他创办的北京中央医院发展而来的。

20世纪30年代，伍连德举家移居香港；1960年在马来西亚逝世。

东堂子胡同33号（今75号、77号），是当年蔡元培的故居。

1917年1月4日，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东堂子胡同33号正是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租住的宅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小院，见证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和五四运动的进程；见证了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及其令人敬仰的学术泰斗地位。

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力克旧教育的弊病，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他尊重汉学传统，引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造就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旧貌为之一新，成为中国学术的引领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5月3日，得知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蔡元培连夜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到他东堂子胡同家中开会，通报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从这个意义说，东堂子胡同，点燃了五四运动最初的星火。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许多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蔡元培校长竭尽全力，多方营救，三天后被捕学生保释出狱。

随即，蔡先生向政府提出辞呈，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挽蔡”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组成部分。复职后，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3年1月。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与世长辞。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也作挽联悼念其一生伟大业绩。

如今，33号院保存相对完好，是蔡元培故居纪念馆所在。

东堂子胡同51号，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居。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好大的北京”。他曾在西城达子营28号寓所的老槐树下，创作了文学名著《边城》。

东堂子胡同51号，是沈从文1953年至1980年蒙冤期间的居所。就在这历史博物馆的宿舍小屋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而填补了我国服饰文化史的空白。这部巨作，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成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经典学术成果之一。

东堂子胡同10号，曾经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行医的地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林巧稚和同事全部被遣散。不久，东堂子胡同10号的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刻着：“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这以后，林巧稚一面在东堂子胡同10号挂牌看病,一面到中和医院上班,还要去北大任教。

42年后，1983年4月22日正午时分，林巧稚仿佛进入夜班后的长长梦乡，平静地走了。她的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面上。

林巧稚身后，人们这样赞誉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

东堂子胡同有着太多的感动。如今，虽然这些大师的故居已不很完整，但他们曾经创造的现代文明精神丰碑永存。

3. 史家胡同——享誉中外

东堂子胡同以北，是史家胡同。这700米的巷子，不仅有全国闻名的史家胡同小学，有众多的历史名人故居，更有我国唯一的、英国王室捐资建设的、为一条胡同所建的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享誉中外。

胡同西口，59号院，原为明末良将史可法祠堂旧址，清代曾为皇家“左翼宗学”所在，现在是史家胡同小学校址。

往里走路北，赫然一碑，“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东城区史家胡同51、53、55号宅院，北京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三日公布，北京市文物局二〇一二年六月立”。可知，这三个门牌不同凡响。

51号院，章士钊故居。

章士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博学尚德，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和谐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重。

后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章先生养女章含之结为伉俪，也是在此经历了美好与沧桑、风雨与挚爱。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记录了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53号院，传说是明代民族英雄史可法居所，此说史籍无考；晚清时期，曾一度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外宅，这是事实。

1949年后，这个院子是全国妇联所在地。帅孟奇、邓颖超、康克清等德高望重的前辈，多年在这里办公；门口的“好园”二字，就是邓大姐题写的。因为妇联的关系，人们将“好园”亲切地念成“女子园”。

如今，此地已变成好园宾馆。

55号院，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文辉故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维汉也曾在此居住。

史家胡同的名所还有：

20号院，曾是中国话剧的殿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驻地，焦菊隐、夏淳、于是之等老一代话剧艺术家，在此奉献了他们光彩的艺术青春。

32号院，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北京和平解放的功勋傅作义将军居住过的地方。

47号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先生晚年生活于此。

史家胡同博物馆位于24号院，始建于2013年10月。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为一条胡同建立的博物馆，其修建得到了“查尔斯王子基金会”的支持。院内郁郁葱葱，老房子、老砖瓦、老资料、老物件，极具京城古典四合院的风格。

这里本是凌叔华的旧居。凌叔华，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时称“文坛三才女”。泰戈尔、胡适、徐志摩、沈从文、齐白石等文坛大师，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1947年，凌叔华随丈夫陈西滢移居伦敦。1989年、1990年，她以90多岁高龄，两次回到祖国，探访自己的旧居。

2015年3月英国威廉王子访问北京，专程到此造访。

如今，这家博物馆以其古雅的风貌，向世人展示着史家胡同独有的胡同文化魅力。

4. 处处星光——名人故居举要

近代以来，北京，由京师顺天府到直隶省，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始终是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华艺术的荟萃之地。不知有多少革命先驱、文学巨匠、艺术泰斗，在北京众多的胡同小巷，留下他们生活、奋斗的身影和足迹。

篇幅有限，举要如下：

康有为故居，原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泰斗，他与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后，又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君主立宪，是戊戌变法维新派领袖。在京活动期间他居住于此，南海会馆成为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发源地。

梁启超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教育家，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他终生致力于变法维新、反对帝制、提倡民主与科学。这里是他在京期间曾经住过的地方。

谭嗣同故居，原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浏阳会馆，现胡同已消失，41号故居作为文物保护留存下来。

谭嗣同，字更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康梁维新运动的中坚；在京多年，居住于此。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在狱中，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铿锵誓言。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于菜市口刑场被杀害。

毛泽东故居，除中南海外，有两处，一处是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一处是三眼井61号。这是青年毛泽东在京居住过的地方。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豆腐池胡同15号，位于鼓楼后身儿，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期间的住宅。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一起，参加留法学习活动，曾暂住于此。

三眼井61号，位于景山东街，现为吉安所左巷8号。随着新民学会学员赴京人数增多，毛泽东不久搬出杨宅，与7位同学在这里合租同住，直至1919年春离京赴上海。

斯诺《西行漫记》记述了毛泽东对第一次北京之行的回忆：“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指赴法国勤工俭学），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第一次来京，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他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收获了爱情：这一时期，他与杨昌济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相识相爱，后来结为革命伴侣。

宋庆龄故居，后海北岸醇王府西花园。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的一生，为祖国的建设、两岸的协调、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后，她多次谢绝中央政府为其修建住宅的建议；后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借用醇王府西花园加以改造。从1963年迁入直至逝世，宋庆龄在此工作生活了18年。

鲁迅故居，大家熟悉的，是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那里建有鲁迅博物馆。

鲁迅，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在北京的文化生涯里，他曾经几度搬迁，故居有4处。

一是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1912年5月，周树人随蔡元培先生来京，在教育部任职，寄居于此；至1919年11月七年多时间里，他从金石碑帖学研究，转而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笔为利器，向旧礼教宣战。1918年，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随后，又在这里创作出《孔乙己》《药》等不朽名篇。

二是西城区前公用胡同北侧的八道湾。1911年11月，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倾其积蓄，买下了这里的11号院，与老母、妻子、弟弟、弟媳，全家共享天伦。在这静谧的四合院里，诞生了《阿Q正传》《故乡》等文学经典。这大家庭的生活维持了不到4年，1923年7月，因兄弟失和，鲁迅从这里搬出，迁居砖塔胡同。八道湾11号，一直由弟弟周作人居住。如今，这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已被一所中学所覆盖。

三是西四南大街西侧砖塔胡同。这是一条元大都时期的老胡同，因胡同东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搬出八道湾，鲁迅租了胡同里61号院的三间北房居住。住所狭小，经济窘迫，身体不佳。就在这百般困境中，他没放下手中的笔，陆续创作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多部佳作。遗憾的是，这小院现已不复存在了。

四是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砖塔胡同住了近一年，1924年5月，鲁迅搬入了这个他自名“绿林书屋”的院落。这是个不大的两进旧四合院，但比上一个住所宽绰了许多。鲁迅小说集《彷徨》的大部分和《华盖集》《朝花夕拾》等杂文集，都诞生于这个小院。这期间，他受聘于多所学校讲学，并与爱国学生许广平相爱。两年后，他携手爱侣，离开北京，南下教书，开始新的生活。母亲、妻子一直住在这里，直至离世。

老舍故居，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老舍，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正红旗人，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他出生于新街口南的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这条胡同口小肚大，酷似羊圈，故名。先生的经典小说《四世同堂》，就是以小羊圈胡同为背景展开的。

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是老舍故居纪念地。1949年，老舍从美国讲学归国，第二年住进这个院落。夫人胡絜青曾在院里种下了两棵柿子树，给这里起了个美丽的名字“丹柿小院”。在这里，老舍为中国、为世界留下了《龙须沟》《茶馆》《方珍珠》等多部文学之作。

先生在“文革”惨遭迫害，1966年8月24日，他从丹柿小院走出，默默告别了这个世界。伟大的文学家老舍先生文华永存！

齐白石故居，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以东跨车胡同13号。

齐白石，名璜，字濒生，号白石，湖南湘潭人，我国国画艺术的一代宗师。

自1926年冬季定居北京，直至1957年9月16日逝世，先生一直居处这个小院。这30年期间，他以精湛而独特的艺术，为中华艺术、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3年被中央政府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

梅兰芳故居，位于护国寺街东口北侧9号院。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艺名兰芳；祖籍江苏泰州，出生于北京的京剧世家；是享誉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是京剧旦角艺术的杰出代表，为“四大名旦”之首。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蓄发明志，始终拒绝为日寇演出，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曾多次赴海外巡演，令国外的观众叹为观止；精湛的梅派艺术，被世人誉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并称的“世界三大表演体系”。梅先生为中国京剧艺术、为中国京剧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梅先生的祖宅在宣武区李铁拐斜街（现名铁树斜街）。梅先生自身先后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现名红星胡同）、上海马思南路、香港等地居住过。1949年，梅先生回到北京，全家搬到护国寺街甲1号，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0年。

1961年8月8日，先生与世长辞。为纪念梅兰芳先生为中华国粹艺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护国寺街甲1号（现门牌9号）故居，已成为梅兰芳纪念馆。

二 小胡同，大宅门

北京城作为元明清三朝国都，王公贵胄大多居处皇城周边，因而京城王府大宅众多。据乾嘉年间的《啸亭杂录》记载，光是王府，就有40余处，其他大员官邸，更为众多；延至清末，有增无减。

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明清王府大宅，已所存无几。其中，保存相对完好、尚可领略其面貌的，大概只有什刹海一带的清恭亲王府花园了。雍和宫，前身是雍亲王府，后成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虽闻名中外，但已远非王府的样子。还有十几处王府遗迹，基本上只能作为遗址了。

京城王府是大课题，有多部专书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三 小胡同，大事件

元代建都北京，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700多年的沧桑变化中，不知有多少重大的历史变故，与京城这一条条小胡同密切关联。

这里，我们不说文丞相胡同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三不老胡同郑和的七下西洋、棉花胡同秦良玉的飒爽英姿、东四五条林则徐的抗英禁烟、珠市口街里的阅微草堂……这里仅举例说说，近代以来，北京小胡同里发生的几件事。

1. 贡院街与科举考试始末

建国门内大街路北，有一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它附近的胡同还分别名叫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二条、三条等。这里就是明清时代京城的科举考场——贡院。

北京贡院，始建立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它既是全国明、清会试的考场，也是顺天府(北京)乡试的地方。大门五间，称为“龙门”，寓“鲤鱼跳龙门”之意；内有“号棚”9000多间，院子四角是监考望楼。

宣统元年(1909年)，是北京贡院最后一次会试。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新型的学堂教育制度所替代。

2. 锡拉胡同见识多

锡拉胡同，位于东安门大街以北。本名锡蜡胡同，因有锡焊作坊而得名，后谐音改为现名。

这条小巷，经历了甲骨文的问世。

1898年，居住这里的学者王懿荣，从各地古董商手里购买了百余件刻有符号的“龙骨”，均为龟甲或兽骨，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经研究考证，他有了惊人的发现：龙骨上面的符号就是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后人简称“甲骨文”。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字。锡拉胡同，走出了发现、搜集、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位督守东便门的京城的团练大臣，“义不苟生”，投井殉国，终年56岁。遗憾的是，王懿荣所居院落、殉难的井现已无存。

这条小巷，还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

清朝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出生在这里，而后从这里走入紫禁城，从秀女，直至位居太后、执掌朝纲，控驭大清国近半个世纪。

这里也是革命党实施“诛袁”未成之处。武昌起义后，时任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图谋伺机窃国。革命党人组织京津同盟会义士，谋划诛杀袁世凯。1912年1月26日上午，总理大臣车队经过锡蜡胡同西口，炸弹轰响，袁世凯所乘之车未被击中，窃国者侥幸逃生。

北平解放前夕，居住于此的爱国人士何思源，力促北平和平解放，被国民党军统实施暗杀，致使全家数人受伤，爱女伤重身亡。面对亲人的伤亡，何思源先生化悲痛为力量，一如既往地为祖国和平事业奔走，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勋者。

3. 西总布胡同与和平牌坊

西总布胡同，位于建国门大街以北，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它见证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敌的侵略，经历的荣与辱。

1900年6月20日，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击毙了开枪挑衅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德军在克林德丧命之处，将恩海处决；并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击毙处建造纪念牌坊。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屈从了。这丧权辱国的牌坊，于1901年6月开工，于1903年1月完工，上刻有光绪皇帝的道歉谕旨，名“克林德牌坊”。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北洋政府于1918年11月拆除了这座国耻牌坊。1919年，铲除了上面的道歉诏书，额上改写为“公理战胜”，将其立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之内。1953年，为纪念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又由郭沫若题写，将牌额改为“保卫和平”四个大字。

除了这段悲怆的历史，西总布胡同还记录着不少名人的遗迹。其中27号，是清末军机大臣李鸿章的祠堂；51号院，是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归大陆之后的住宅；74号院，是我国杰出的画家董希文创作大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地方。

4. 外交部街与近代政治外交

外交部街，位于西总布胡同以北，是一条老巷。这里的33号院，曾是明英宗年间的权臣武清侯石亨府邸所在，故本名石大人胡同。

后权倾朝野的石大人忘乎所以，僭越朝纲，被英宗朱祁镇抄家问斩，土地收为国有。天启年间，石府成为工部宝泉局，专门铸造钱币。到了清末，这石府，又由造币衙署，变身成外交重地。

清朝末年，这里改造为朝廷的迎宾馆，由美国建筑师改造设计，是典型的西洋式建筑；1912年至1928年，这里是民国政府外交部所在，从而胡同由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部亦设于此，我国第一任、第二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陈毅，先后在这里办公，直至1966年迁往朝阳门外新址。

不仅如此，这33号院还有如下政治印记：民国初年，袁世凯临时大总统“内阁”所在；1912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回京曾在此下榻；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将军北平警备司令部驻扎之地；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平津前线司令部由通县迁移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在这里商定实施。

外交部街还有几所著名宅院：

36号，30年代为基督教圣经会道胜堂，后来是苏联塔斯社驻北京分社的所在地。

38号，原为英国“仁和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外交部宿舍。

48号院，庭院深深，老树成荫，是北京城现存不多的雅静小院。据说是美国建筑师建设协和医院前，尝试中西结合风格的设计样板。

59号院，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兴建的协和医院专家住宅区。从一栋栋独立小楼楼顶那扁长形的壁炉烟道，即可感受美国乡村式别墅风格。不知有多少中外医学界知名专家在此居住过。如今，这个“洋别墅区”保留完好，是京城独特的历史景观。

第九讲    巷名拾趣

北京胡同名称，始自元代，而写在标牌上，放在胡同口，则是民国以来的事。北京的胡同赛牛毛，其名称更是丰富多彩，妙不可言。

“妙”，原因很简单：胡同、巷子，源于民间住宅之间的通道，老百姓为方便记忆，就根据附近通道的特点、状况，信手拈来，阿猫阿狗的想个名儿，好记、能区别开就行。如前门外弓字胡同，就是因左拐右拐像个“弓”字形而得名；同样是弯曲形，西城福绥境一带有狗尾巴胡同；西单北西侧小巷，有几家劈柴作坊，故取名劈柴胡同。若干年约定俗成下来，就有了老百姓创造的千奇百怪、妙趣横生的胡同名。

这源于“地气”之“妙”，一上雅座，就变味儿了。民国以来，政府部门关注此事，觉得有些胡同名称不雅，有碍观瞻，就端起架子改名，如狗尾巴胡同改称义伯胡同，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等。雅是雅了，历史感丢了。“文革”风暴来临，改名改得更具“时代特色”，如弓字胡同西南侧，本来听起来亲切、形象的羊肉胡同、羊尾胡同，被分别改为耀武胡同、扬威胡同，改得火药味十足。现在这名儿没改回来，可能是为了记录那段罕见的历史吧！

还有，北京人说胡同名，发音别有味道，一出口，便知你是不是老北京。

这一讲，仅以个人所知，叙叙这些事儿。

一 得名——名实之间

北京城，是元明清三代建设而形成，城门街衢是京城门面，其命名必然是朝廷规划，要体现庄严，突出教化，如正阳门、长安街等等。

京城胡同的得名，源于民间，是老百姓为方便记忆起的。因此，富于生活，直观鲜活，可谓千姿百态。

1. 以自然形态为名

象形本是汉字学的用语，如“日”最初是画个圆，象太阳之形。以此说明因形态而得名的胡同，也很为恰当。

比如，地安门以北，鼓楼之前，有一条古老的斜街，叫烟袋斜街。胡同约300米长，东西偏南走向。东入口略显弧形，如同烟袋嘴儿；中间细而直，像烟袋杆儿；西头向南折，通往银锭桥，看上去像个烟袋锅儿；正是“名副其形”。再加上，当年北城一带的旗人，大都有抽烟的嗜好，住在斜街上的人家，看准了行情，一户挨一户地开起了烟袋铺；当时铺面都是高台阶，门前竖着木制大烟袋做招牌。日子久了，“烟袋斜街”越叫越响，从而又“名副其实”了。

正是因为“象形”，又是形、名、实合一的突出特色，如今，这条胡同每天游客云集，已成为京城著名的特色商街。（见图33）

图33 烟袋斜街示意图

过去，崇文区（现并入东城区）、朝阳区还各有烟袋胡同，都是以其呈烟袋形命名。只是现已被广渠门内大街和南小街覆盖。

象形的胡同名，生动自然，好说好记，其中蕴含着民间百姓的直观、自然的生活状态。

多如牛毛的胡同，形态近似的很多。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起名，如胡同较直，则称“烟筒胡同”“扁担胡同”“竹竿胡同”；胡同是弧形的，则称“月亮胡同”“罗圈儿胡同”“牛犄角胡同”等等；形成了北京胡同名称的千姿百态。另一方面，人们的想象往往重合，如“井儿胡同”“花枝胡同”“口袋胡同”等等，各自都是十几个。因此，胡同重名的也不少，容易混淆。[26]

（1） 直言其形

较宽的胡同，自然就叫“宽街”。东城、西城、南城都有，加上南宽街、北宽街，叫宽街的胡同，不下10条。

窄的就叫“夹道”。西城区名夹道的胡同最多，光叫“东夹道”的，就有3条，还有教育夹道、养蜂夹道、北海夹道、后海夹道等等，这些胡同全都很窄。

斜向的就叫“斜街”。如西城西单北的东斜街、西斜街，前门一带的杨梅竹斜街、王寡妇斜街（后改名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宣武门外的上斜街、下斜街，地安门的烟袋斜街、白米斜街等等。

看看《北京市街巷名称录》，东西南北城的胡同，叫宽街、夹道、斜街的，有五六十条之多。

胡同短的，被夸张为“一尺大街”（杨梅竹斜街西口），用词充满谐趣；短而宽的，形象地名之为“盒子胡同”（福绥境地区），即像个长方形。

北京胡同，直溜儿的居多，因此名曰“扁担胡同”的，京城有十几处，现在尚留北新桥的“扁担胡同”。还有“烟筒胡同”，西城、崇文共有4个，至今只有西城丰盛地区的那个保留原名。

与之相对，新街口南街的前罗圈儿、后罗圈儿胡同，均为半截儿直溜、半截儿弧形的胡同，这是拟人化。我去实地走过，两条巷呈“T”形连接，都是先直后弯，活像人的两条“罗圈儿腿”。朝阳门内的东罗圈儿、西罗圈儿胡同，也是这种形状。人们诙谐地称之为“东城西城两对罗圈儿”。而东四六条南侧的月牙胡同，则是将弯弧形的巷子形容为美丽的弯月。老百姓，诙谐而浪漫。

还有些胡同，天工造就，曲曲折折，幽静而神秘。城四区就有十几条以“八道湾”“九道湾”命名的胡同，实际上，“八”“九”都是虚数，言其多而已；里面曲径通幽，不一定是八道、九道。如新街口前公用胡同里的八道湾，十几年前笔者曾进去过，印象是不足八个弯；[27]而北新桥的九道弯胡同、珠市口的九湾胡同，则都是转十几个弯儿。

京城东西都有“下洼子胡同”，西城还有“前泥洼胡同”“后泥洼胡同”等，这是就地势低的特点起的名。说到地势，什刹海东侧有个“一溜儿胡同”，很有意思。这小巷不仅窄小，而且西高东低，人们就用“一溜儿”这一动态，言其坡度不小。传说，明代奸臣严嵩，失势后乞讨于此，不小心顺坡溜进了什刹海；虽此说无史证，但是反映了老百姓对贪官的愤恨和嘲讽。可惜的是，这么富于京味儿、生动鲜活的名字，现已改为“义留胡同”，不仅名实脱节，更是乏味了许多。

直言其形的，还有个“十八半截胡同”（现名什坊小街）。这条西城区的胡同，东西走向，西起太平桥，东与椿树巷交接。它横穿九条南北向胡同，形成沿途南北十八个半截胡同，人称“九条黄瓜切两截儿”，“十八半截”，太形象了！我小学就读于宏庙小学，每天路过这条胡同。据在其中“半截”里住过的几位同学回忆、整理，十八半截胡同两边的十八个半截，是从西向东排列的。（见图34）

图34 十八半截示意图

说到“半截”之名，新街口北街路东的小半截胡同、大半截胡同，从西向东走向，另有特点。小半截胡同是条死胡同，14个门牌号。大半截胡同，有意思。正路不长，北侧有个分叉，很长，走半天，是死胡同，原来是因为叉出个“大半截”而得名。

新街口棉花胡同东侧，有个四环胡同。虽说比五环少一环，却与奥运、奥迪都无关系。四环之名，源于其胡同形态。它就像老北京公交4路环形线路，一条胡同四四方方环绕一周，中心是个大市场，由上俯视，是个完整的“回”字形。这在北京胡同里是独具特色。

前日，笔者曾实地去看：从西口进，沿着胡同绕了一个方形，又从西口出来。胡同四环形态完整保留，中心市场立着围墙，正在改造。（见图35）

图35 四环胡同示意图

（2） 物摹其状。

形态复杂、难以直言其形的胡同，老百姓往往以身边的物件儿或动植物具体描摹。上文说到的烟袋斜街即是。再如：

天桥以北的永安路北侧有条旧巷，北口狭窄，仅60厘米左右，一个人将将过去，往南渐渐变宽，南口已达两米开外，故依其状起名“小喇叭胡同”。相邻的，还有一条“大喇叭胡同”。（见图36）

图36 小喇叭胡同、大喇叭胡同示意图

广安门内报国寺街以南的大星、小星两条胡同，原统名嘴巴胡同。两条小巷由南向北，北出口偏东变窄处像嘴巴，因而得名。民国实行俗名雅化，改名大锥把、小锥把胡同，是因为以北的报国寺街细而长，似锥子头；嘴巴胡同短而粗，像锥把。而后，又几经改名，由谐音的大醉葩、小醉葩胡同，改为现名。可以说，其名称变化过程，充满着“形象思维”。

两头儿窄、中间肚子大的，就叫嘎嘎胡同（现名协作胡同）、罐儿胡同（现名东四十二条）。著名书画家黄永玉曾在罐儿胡同居住，并著有《罐儿斋杂记》。

而两头儿宽、中间窄的，叫如意胡同，也是象形，名为“如意”的胡同，东、西、南城共有6条之多。

护国寺大街西口路东，有个进口儿很窄的小胡同，叫小杨家胡同。其原名很象形——小羊圈胡同。[28]进口窄而弯曲，经曲折，豁然开阔，中间有个方形开阔地带，东西南北都有门排院落，再往前又是窄路，与大杨家胡同连接。这中间开阔地似羊圈，过去的人们就以小羊圈名之。“羊圈”地带的8号院，是著名京味儿文学家老舍的故居，是老舍出生的地方；他经典名作《四世同堂》，就是以这条胡同为背景展开的，书中提到：“说不定，这个地方或许当初就是个羊圈。”（见图37）

图37 小羊圈胡同

与弓箭形相关的，如前门外弓字胡同，是言其曲折往返呈“弓”字形；隆福寺大厦对面的弓箭大院，则是以“弓”字形胡同凹进处的居民大院而得名；美术馆后身儿有个弓弦胡同，其形就像箭弦拉开的弯度；与之相对，福绥境的弓背胡同，是言其弧形胡同中间点凹进，如同箭背儿，遗憾的是，这条胡同90年代已被拆除。

西城太平桥大街西侧，有条东西向的弯胡同，形状就是个打水的辘轳把儿，于是乎就叫了“辘轳把胡同”；并且，这胡同东低西高，就像个辘轳把手在下，正要往上摇动汲水的样子。（见图38）同名而形近的胡同，广安门内还有一个，现已改为车子营北巷。

图38 辘轳把胡同示意图

与辘轳把儿相似，同是一弯一曲，有的胡同，以椅子命名。如府右街西侧的西椅子胡同、陶然亭地区的椅子圈胡同、新街口前公用胡同里南侧的小椅子圈胡同，活脱是一把椅子的侧面图。北京城与椅子相关的胡同名就有十多个。（见图39）

图39 椅子圈胡同示意图

还有厂桥一带，大拐棒胡同，南北向；小拐棒胡同，东西向；看上去，就是一横一竖两根曲棍之形。

一条胡同里边分叉的，有以植物为喻的“花枝胡同”“藕芽胡同”（护国寺地区），以动物为喻的“牛角胡同”“鸡爪胡同”等。名殊义合，说来都很有趣。

这种分叉的胡同，北京不少，仅花枝胡同，就有十来个。如西城棉花胡同东侧的花枝胡同，一入口，就分成两叉，一路向北，通三不老胡同；一路向东，通德胜门内大街，近于“Y”字形，活脱儿就是一个花枝儿。

花枝胡同以南的“藕芽胡同”，则是从西向东一条长巷子，到了东头，向南斜着分为两叉，一叉是死胡同，一叉弯曲着通向护国寺街，真像是藕尖儿上了长芽儿，近似“r”字形。

同是胡同分叉，东四一带还有个吉兆胡同。这条小胡同，清末以前叫“鸡爪胡同”，就是因为胡同北端，内里分叉多，颇似分出两条叉道儿，形似鸡爪，故得名。由于“爪”与“罩”音近，时间久了，又被人称为“鸡罩胡同”，略失本真。民间传说，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曾住于此，吉兆之名，是他下令改的。这与历史记载不符：清宣统时期的北京地图，鸡爪胡同就改为吉兆胡同了。类似的，西城也有鸡爪胡同，现改名为北礼士路西五条。

有进处、无出口的，就写实地名为口袋胡同。其中，“口袋”“东口袋”“西口袋”“南口袋”“北口袋”“前口袋”“大口袋”“小口袋”“口袋底”等等，名称与口袋相关的胡同，京城内就有十几条。当然，当初有的是“死胡同”，有的也可能是因为里边有开口袋铺的而得名。经历上百年的交通变化，大多已开通了。这当然是好事。

笔者近期走过的地方，现存象形胡同比较集中的，有两处：

一个新街口地区。如上文描述过的，大半截胡同、小半截胡同、四环胡同、大罗圈胡同、小罗圈胡同、花枝胡同、藕芽胡同、小羊圈胡同、小椅子圈胡同，等等。

再有就是西单地区。

府右街西侧西椅子胡同，曲折走向，因形得名。本来东面有东椅子胡同，也是椅子形走向，1978年扩展府右街时拆除。

其南有罗旋胡同（也叫罗圈胡同，现名罗贤胡同），很像个螺旋或风车的样子；著名艺术大师张大千先生曾在此居住。现在西侧已改了小区，原形只能在地图上见到了。[29]

向西南走，有东牛角胡同、西牛角胡同。东牛角胡同，也是分叉的胡同，因为两叉张度大，故人们赋之以牛角的形象；由此往西，还有一个西牛角胡同，更像是牛头上两只张开的公牛角，只是现今右犄角还在，左边的一只，已被压在西单商场之下了，成了“独牛角”。

东西牛角胡同之间，有个狗尾巴胡同，现名高义伯胡同。从北进去，是直的，快到南端，向东看有个弧度，恰似狗尾巴上翘。

往南，还有个大秤钩胡同，南北向，中段向西弯曲，有如秤钩，形象得很。清《京师坊巷志稿》记有“大、小秤钩胡同”。《北京地名志》称：“……其走向形似秤钩，故清代得名大秤钩胡同，其南侧的弯曲小胡同得名小秤钩胡同，为厢红旗地界。”这里说的小秤钩胡同，已并入横二条，是条秤钩形的死胡同。

历史记载中，还有以蝎虎（现名协和）、马杓、耳朵眼（现名小六部口）等等命名的，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

2. 以所处环境为名

有的胡同名，是根据所处环境得名的。

北城钟楼西侧，有个铃铛胡同。不是因为胡同形状像铃铛，而是因其东端是钟楼，这胡同是铃铛把儿，连着钟楼这个大铃铛，故称。（见图40）

图40 铃铛胡同示意图

巷内有寺庙的，如护国寺街、宏庙胡同、观音寺胡同等。还有，白米斜街，名见明代的《宛署杂记》；据《燕都丛考》记述，是因胡同里有白米寺而得名。[30]

好的环境标志：

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很浪漫；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椿树巷、枣树胡同、果子巷、水道子胡同等，很绿色；铁狮子胡同、石虎胡同、麒麟碑胡同，很有底蕴；养马胡同、牛房胡同、堂子胡同等，则是它们历史的记录。

当初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居民日常用水是水井汲水，胡同里有水井的，就起名井儿、小井、甜水井、双井、三眼井，等等。

顺便提及，北京有些老胡同名，汉语难于解释。如交道口的菊儿胡同、景山附近的碾儿胡同，北京话用儿化音说很别扭，这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蒙古语“双井”“细井”的音译；西直门内的屎壳郎胡同（现名时刻亮胡同），是蒙古语“甜水井”的音译；朝内的墨河胡同、鼓哨胡同，是蒙古语“有异味的井”和“苦水井”的音译；厂桥一带的马良胡同、蚂螂胡同，是蒙古语“饮牲畜的井”的音译。从中可见，以上名称均为元代的胡同名。

恶劣的环境：

如巴巴（现名八宝）胡同、粪厂（奋章）大院、臭皮（现名寿比）胡同等等，都是当时下层百姓居住状态的写照。随着历史的发展，城市环境改善了，这些地名也就依谐音而改变了。

3. 以日常生活为名

无论哪朝哪代，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给周围的胡同起名，就有了柴棒胡同、细米胡同、油房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劈柴胡同之类。

民以食为天，以吃喝为名的，分得很细：

粮食，如干面胡同、细米胡同、黄米胡同、炒米胡同；

熟食，如烂面胡同、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烧饼胡同、油炸鬼胡同、茶食胡同；

菜肉，如茄子胡同、苏萝卜胡同、豆角胡同、豆芽菜胡同、粉房胡同、牛肉湾胡同、干鱼胡同、熟肉胡同；

喝的，如烧酒胡同、茶叶胡同、汤锅胡同(汤公胡同)。

衣帽穿戴，如帽儿胡同、裤子胡同(库资胡同)、靴子胡同、袜子胡同、蓑衣胡同、宝玉胡同、宝珠子胡同、香串胡同、手帕胡同、钥匙胡同。

锅碗瓢盆，如砂锅胡同、银碗胡同、碗架子胡同、瓢儿胡同、罐儿胡同(广安胡同)、盆儿胡同、 篦子胡同、笤帚胡同、水簸箕胡同、 草篮子胡同(草岚子胡同)、马杓胡同、宝盖胡同、案板胡同、唐刀胡同、桶儿胡同、江擦胡同（姜擦胡同）；

应时用品，如取灯胡同、劈柴胡同、蜡烛芯胡同、炭儿胡同、柴棒胡同、煤渣胡同、铁炉胡同、风箱胡同、棉花胡同、席儿胡同、毡子胡同、烟筒胡同、 铺陈市、新旧帘子、雨笼胡同(雨儿胡同)；

日用工具，如竹竿胡同、 梯子胡同(云梯胡同)、木掀胡同、筛子胡同、口袋胡同、盒子胡同、锁链胡同；

家居文房，如椅子胡同、抽屉胡同、镜子胡同、胰子巷、胭脂胡同、笔杆胡同、笔管胡同、纸巷子胡同、钞纸胡同；

针头线脑，如剪子巷、绒线胡同、 麻线胡同、锥把胡同。

休闲之地，如演乐胡同、戏楼胡同、金鱼胡同、钓饵胡同、香饵胡同、澡堂子胡同，等等。

人的生活，还离不开金、银、铜、铁、锡，有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钟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等等。

这还仅仅是胡同名儿里生活百态之一斑。

4. 以市场作坊为名

因百姓生活所需，故京城的东西南北，五行八作，市场众多。因此，各类大集小市、作坊商贩，就成了胡同名称的重要来源。

以各类市场命名的，如羊皮市、猪市街、鲜鱼口、骡马市、驴驹胡同、菜市口胡同、蒜市口、果子巷、米市胡同、煤市街、柴市口、草厂胡同、瓷器库、缎库胡同、帽局胡同、珠宝市、花市、刷子市胡同、 簸箩仓胡同、车辇胡同、轿子胡同(教子胡同)、 碾子胡同、 水磨胡同等等，无一不有。

还有以小作坊得名的，如大木仓胡同（明代叫打磨厂，音近而误）、木厂胡同、盒子铺胡同、糖房胡同、油房胡同、北草厂胡同、石作胡同、酱坊胡同、皮库胡同、砖瓦胡同、麻刀巷、旗杆胡同等等。反映出当时这里曾经分别是以大小各类作坊为地标而命名。

崇文门外还有一条马尾帽胡同。马尾帽是一种凉帽，用马尾编织而成。夏天戴非常凉爽，式样也很别致。当年，这条胡同集中了制作这种凉帽的人家。

5. 以人物所在为名

京城胡同，多是百姓所居，多为百姓起名。因此，以下层人物命名的，不在少数。如张秃子胡同（现名长图治胡同）、王寡妇斜街（后名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贾三胡同（现名贾家胡同）、李铁拐斜街、陶兽医胡同（初改为收益胡同，现并入棉花胡同）、石老娘胡同（现名西四北五条）、宋姑娘胡同（民国改名颂年胡同；现一分为三，分别叫东颂年胡同、西颂年胡同、南颂年胡同）、五老胡同、哑巴胡同（现名雅宝路）等等。

以小商小贩命名的，如崇文的唐洗泊街，是因巷里有唐家的洗布店。宣武的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以开粉房的刘氏而得名。东城有个姚姓铸锅铺，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莫名其妙地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北城有个做豆腐的陈氏，其住地就被称为豆腐陈胡同，后来改名豆腐池胡同。还有诸如沈篦子胡同、沙锅刘胡同、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已分别变为南篦子、北篦子、大沙果、汪芝麻、黑芝麻胡同了。

还有很多胡同，是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如：

文丞相胡同。原名巴儿胡同，位于交道口南大街路东。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五坡里抗元被俘，第二年被押送京师，囚禁于府学胡同的兵马司土牢，在这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四年后，英勇就义。明洪武年间，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壮举，在其囚禁地建“文丞相祠”。祠堂正门在府学胡同，祠堂东墙的小胡同——巴儿胡同，改名文丞相胡同，给这条小胡同注入了浩然之气。

东单北路东的石大人胡同（现名外交部街），是因明代权臣石亨营地而得名。西单以东的李阁老胡同（现名横二条），是因有明孝宗的文渊阁大学士（俗称“阁老”）李东阳的宅邸而得名。

三不老胡同，原名三保老爹胡同，位于德胜门内大街西侧，明朝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28年间，郑和奉朝廷之命，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中国第一人，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现名三不老胡同，是原名的口头讹传所致。

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以北，因元代雕塑艺术家刘元而得名。刘元以精湛的艺术才华，为太液池西的“玄都盛景”寺观，雕塑玉皇大帝像，闻名于世。时隔两代，清朝人将刘元之名音近误传，成了刘兰塑胡同。

另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身份命名的，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广宁伯胡同、张皇亲胡同（尚勤胡同）、石驸马胡同、马状元胡同等等。

6. 以衙署、厂库、学府为名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帝都，衙署众多，中央五部六府集中在紫禁城周边，更多的内府衙门则分布于皇城四周的街巷里。因此，不少胡同是因设有衙署而得名。

太仆寺街、南北太常胡同、司礼监胡同、宫监胡同（现名恭俭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兵马司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的寺、监、局、司、库所在地。

王府井大街北口的东厂胡同，是因明成祖年间的恐怖衙门东厂所在而得名。东厂，与开国时代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互为表里，是内府的特务机构。明武宗年间的大太监刘瑾、熹宗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都是靠执掌东厂，专擅朝政，残害忠良。随着明朝的灭亡，东厂灰飞烟灭，而东厂胡同之名，延续至今。

东城区东单北大街上的东总布胡同、西总布胡同、北总布胡同，是从明代衙署“总铺”演化而来的。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载，当时北京城区，以“坊”为基本单位；每“坊”有若干“铺”。相邻几铺长官为“总甲”，“总铺”即总甲办公署。到了清代，已无此衙署，故原办公地所在胡同，变成了“总布”之名。

朝阳门一带的禄米仓、旧太仓、太平仓、新太仓、南新仓、北新仓、南门仓、海运仓等胡同，都是因皇家粮仓所在而得名。其中，南新仓胡同至今还保留有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皇家粮仓。

宫廷御品专供所在，如冰窖口胡同（制冰）、饽饽胡同（甜食坊，现名博学胡同）、灯笼库胡同、帘子库胡同、钟鼓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均为皇宫用品专供之所。

浣衣局胡同，是宫廷洗衣房，又叫浆绛房，后改名蒋养房胡同，现为新街口东街。

奶子府则是为皇子皇孙储备、供养乳母的地方。现在叫灯市口西街。明代《宛署杂记》载，奶子府属锦衣卫管辖，从宛平、大兴两县，选15岁到20岁，相貌、身体皆佳，生产后3个月的良家妇女居此待用。平日保证40名，叫坐季，月月给养；后备80名，叫点卯，以备时需。后来随着此制废除，奶子府改名迺兹府。

王恭厂胡同，本是皇家火药厂，属工部；钱粮胡同为钱粮局，即国家造币厂，属户部；演乐胡同、勾栏胡同、本司胡同，则是元代朝廷为外交事务培养官伎的场所。

府学胡同，元代为报国寺所在，明、清时代顺天府学设办于此，因而得名。顺天府学，明初叫大兴县学，永乐年间建都北平顺天府，故名。学生在此学习3年，优秀者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成为监生。

贡院东街、西街、头条、二条，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得名于这里原为明清两代的科举考场——贡院。这座贡院始于永乐年间，京城的乡试、全国的会试，都在此举行。会试上榜者为贡士，可以直接进紫禁城，参加皇上主持的殿试，进而得中进士。可以说，这里是决定莘莘学子终生命运的地方。如今，顺天府学旧址，为府学胡同小学和幼儿园；而明清学子乡试、会试的贡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址。教育与科学，传承很重要。

7. 以吉祥语命名

有些胡同名称，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有喜乐福寿的，如喜庆胡同、喜鹊胡同、乐道巷、乐全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

有平安吉祥的，如平安胡同、平坦胡同、安康胡同、安福胡同、吉照胡同、吉祥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不少含北京儿化音的胡同名，如帽儿胡同、井儿胡同、雨儿胡同、鸦儿胡同、罗儿胡同等等。

二 改名——孰得孰失

北京胡同名称的缘起，是老百姓为了自身易识易记，直绘其形，物喻其状，自然而生，因此生动鲜活，各色各样。

清末以来，政府开始关注此事；胡同名，本是民间生活状态的反映，紧连着“地气”。政府一介入，就难免要“讲体面”。

民国时期，搞了“俗名雅化”，如猪尾巴胡同改称朱苇箔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洋溢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猴尾巴胡同改为侯位胡同等。尾巴没了，高大上了，“雅”了，本真也随之丧失了。

民国以来，还着手解决地名重复易混的问题。如羊圈胡同，东西南城都有；因而，东城的改为小雅宝胡同，西城的改为扬俭胡同，原宣武的改为上斜街。

“文革”当中，地名一片横扫，普通的胡同名也“厉害”了许多，如前门外的羊肉、羊尾胡同被改名耀武、扬威胡同，北新桥的藏经馆胡同被改名反封建胡同。

改革开放以后，虽说大多恢复了原名，但是经过百余年的“雅化”“规范”，与原本的自然鲜活早已相去甚远了。事情就是这样，割断了历史，苍白了许多。

1. 俗名雅化

北京胡同名称俗名雅化，有个基本规律：音近而义殊。具体说，词义上，由朴拙直接，变为冠冕堂皇；语音上，多采用谐音。如：朝阳门外原有个鸡市口胡同，清代曾是卖鸡鸭的市场，因而得名。据清代的《宸垣识略》记载：东城副指挥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北营外西一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头条胡同。民国初年，取其谐音，寓意吉祥，改名吉市口胡同。鸡市口头条胡同亦改名为吉市口头条胡同。

东四牌楼南大街路东，有一条名叫“驴市胡同”的小巷，因此地有牲畜交易市场而得名。清末时，人们用其谐音，将“驴市”改为“礼士”，变成了“礼士胡同”。阜成门内“南北礼士路”，当初是城西的牲畜交易市场，本名驴市路，后改为现名，其实与“礼贤下士”无关。

再如：

棺材胡同，改名为光彩胡同（佟麟阁路东侧）

烧饼胡同，改名寿屏胡同（新街口北大街西侧）

秃子胡同，改为长图志胡同（新街口北大街西侧，后并入中校场胡同）

鸡爪胡同，改名为吉兆胡同（朝阳门北小街东侧）

臭水河胡同，改名为受水河胡同（宣内大街西侧）

大沙锅刘胡同，改名为“大沙果胡同”（复兴门内）

牛血胡同：改名为“留学路”（珠市口西）

轿子胡同：改名为“教子胡同”（牛街东侧）

熟肉胡同：改名为“输入胡同”（牛街东侧）

有的胡同已经消失，只留下俗名雅化的记忆。笔者曾在西城福绥境一带住过，去年寻旧，想顺便转转附近的老胡同。比如当初的牛蹄胡同，后雅化为留题胡同；狗尾巴胡同，雅化为高义伯胡同；我都是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形。因此打算实地看看，它们是否似牛蹄状、狗尾巴状。很遗憾，那里早已楼群林立，没了踪影。

顺着这个线索，我又南行去看看大街东侧的留题迹胡同，它是原牛蹄筋胡同的“雅化”。传说是因里面曾经有家盐水牛蹄筋小店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了名。过去一看，也成了小区。小区的一位老住户说，这条胡同原本窄而短，有五六个院儿，挺静的。

类似的还有，有鬼胡同（有果胡同）、油炸鬼胡同（油炸果胡同）、屎壳郎胡同（时刻亮胡同）等等，均已埋没在城市改造的大潮中。

北京胡同，清末以至民国政府，因实行俗名雅化而改名的，不胜枚举。在此，仅就我儿时居住过的西城区丰盛地区，再列几例（括号内为原名）：

小珠帘胡同(小猪圈胡同)

牛八宝胡同 （牛巴巴胡同）

古直胡同（裤子胡同）

民强胡同 （豆芽菜胡同）

阳光胡同（羊肠胡同）

朱苇箔胡同（猪尾巴胡同）

高柏胡同 （狗尾巴胡同，初改为高义伯胡同，后为区别同名，改为现名）

留题迹胡同（牛蹄筋胡同）

廉让胡同（擀面杖胡同）

颁赏胡同（板肠胡同）

对胡同名称的俗名雅化，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发表过见解。

周作人《书房一角·张皇亲胡同》一文，以北京西城张皇亲胡同改名尚勤胡同为例，指出：这条胡同因明天启年间张皇后娘家大宅所在而得名，“懿安皇后据正史，亦是千古贤媛，留一巷名以纪念其故里，未始不佳，不知何为改之”。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摘抄《晨报·附刊》之文章，对北京改地名之风提出批评，“只消轻轻两个文雅字，就把历史事实扫荡得无影无踪”。 卷十二他进一步举例说：“民国初年，凡认为不雅驯者皆改之，如小脚胡同改为‘晓教’，臭皮胡同改‘受璧’，哑巴胡同改‘雅宝’，犹可也，乃至明客氏所居奶子府改为‘迺兹’，生产磨盘之磨石口改为‘模式’，则抹杀历史，流于妄造矣。”

朱湘在《胡同》一文更加尖锐：“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钱钟书《容安馆札记》：“北京坊巷名此类尤多，以余所知，如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之改杨仪宾胡同，王寡妇胡同之改王广福胡同，羊肉胡同之改洋溢胡同，牛蹄筋胡同之改留题迹胡同，皆欲盖弥彰，求雅愈俗。”

大师们的见解，诚恳而深刻！

2. 时代烙印

时代更替，政局变迁，也是地名更改的重要因素。

宣武门内大街东侧有个未英胡同，明代叫卫营胡同，因皇城护卫营所在而得名。清代避讳原名，用谐音，改为喂鹰胡同，颇有些八旗子弟的味道。到了民国，认为不雅，改为现名。

类似情况，明代有个武功胡同，在西单牌楼以北东侧，本是护卫西城的武功卫衙署所在。清代撤销这个衙署，改名吴公卫胡同。1965年才定名武功卫胡同。

阜成门以南，明朝时有条济州卫胡同，是明初军队编制济州卫驻地。清朝一扫前朝政治痕迹，用谐音叫机织卫胡同，名实之间就莫名其妙了。安定门东边的武德卫营，清朝改为五道营，今称五道营胡同；都属类似情况。还有的直接将已废官府名去掉，如西直门南的水清左卫胡同，清朝改为魏儿胡同，现称北魏胡同；阜成门内的提学察院胡同，清朝改名学院胡同等等。

民国以来，因政治机构设置而改名的现象，也不少见。典型的有：

东单一带有条老胡同，明代武清侯石亨的宅邸在此，故名“石大人胡同”。民国后，外交部部址迁至石亨宅遗址重建，胡同改称外交部街。[31]

朝阳门内南小街西侧的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也是因时代变化而改为现名的。勾栏即妓院的代称。《燕京访古录》：“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即言元代时这里为官妓所在，故名。民国时，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地，更名为内务部街。

西单南铁匠胡同，东起宣武门内大街，西至参政胡同。明清时，称铁匠营，俗称穿堂门。清末设学部于此，民国改名教育部，故胡同改称教育部街；1928年，教育部迁出，这里改作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遂更名市党部街；1949年，复改为教育部街；1965年，教育部已迁至二龙路，这里又改称教育街。一条胡同，五易其名，均与政局相关。

“文革”改地名，尽管是昙花一现，但也是一种时代的记忆。这一时期胡同改名风潮的特点，一改传统的谐音雅化，完全以“革命”色彩为标准。如不少胡同街道的名字，改为向阳、红卫、卫东、为民、永红、反修、反帝等。

在那个时代，长安街沿线的南北两侧街道，一律采用革命圣地的名义。东单到东四一线，改名瑞金路，沿途名称各异的30条胡同，均名之以“瑞金路×条”。如现东单二条改为瑞金路头条，栖风楼胡同改为瑞金路二条，以此类推，排至前炒面胡同，是瑞金路三十条。创京城历史“条”之最。

南锣鼓巷改名辉煌街，东西两侧古色古香的胡同名，统一变成辉煌街头条、二条，直至八条。

还有，戴家胡同改名“红哨兵胡同”，北豆芽胡同改名“红小兵胡同”，豆角胡同改名“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名“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名“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名“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名“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名“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名“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名“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名“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名“喜报胡同”，等等。

因为这是扭曲时代之产物，所以，“文革”以后，“拨乱反正”，恢复了这些胡同原有的名称。

3. 避免重名

尽管北京胡同的千姿百态，但也有一些是形态大体相近的。如四九城内外，弯弯曲曲的胡同不少，因而60年代前，东西文武各区，都有叫九道湾的胡同；名叫八道湾的胡同的，仅西城就有4条，东城、崇文也有。

过去有皇城相隔，人们交通不便，各叫各的，矛盾还不突出。民国以后，皇城打通，京城一统，南来北往，交流便捷，这同名异处的胡同，就给人民生活和市政交通带来不便。

近百年来，由政府统一规划，先后以改名的方式，区别重名。应当说，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下表举例说明： [32]

原名

所在地区

改名

备注

扁担胡同

北新桥

扁担胡同

扁担胡同

建国门

大雅宝胡同

扁担胡同

朝阳门

竹竿胡同

扁担胡同

建国门

栖风楼胡同

扁担胡同

天坛

东半壁街

扁担胡同

东花市

北河漕胡同

扁担胡同

崇文门

刚毅胡同

扁担胡同

厂桥

养蜂夹道

扁担胡同

丰盛

武定胡同

扁担胡同

陶然亭

平坦胡同

扁担胡同

大栅栏

青竹巷

花枝胡同

厂桥

花枝胡同

花枝胡同

丰盛

花枝巷

花枝胡同

西长安街

花园大院

花枝胡同

大栅栏

延寿街

花枝胡同

天桥

赵锥子胡同

花枝胡同

天坛

东晓市街

花枝胡同

前门

小席胡同

井儿胡同

东华门

景丰胡同

井儿胡同

交道口

景阳胡同

井儿胡同

崇文门

镜子胡同

井儿胡同

前门

肉市二巷

井儿胡同

天坛

东半壁街

井儿胡同

天桥

北粉店胡同

井儿胡同

建国门

遂安伯胡同

口袋胡同

北新桥

西羊管胡同

口袋胡同

交道口

东不压桥胡同

口袋胡同

厂桥

天庆胡同

口袋胡同

二龙路

西槐里胡同

口袋胡同

厂桥

西口袋胡同

口袋胡同

二龙路

大木仓北一巷

口袋胡同

大栅栏

棕树斜街

椿树胡同

北新桥

育树胡同

椿树胡同

东华门

柏树胡同

椿树胡同

天坛

刷子市胡同

椿树胡同

福绥境

月树胡同

椿树胡同

丰盛

椿树巷

椅子圈

福绥境

小椅子圈胡同

椅子圈

宣武椿树

椅子巷

椅子圈

陶然亭

椅子圈胡同

椅子圈

天坛

清华街

椅子胡同

东四

椅子胡同

椅子胡同

景山

嵩祝院北巷

椅子胡同

德胜门

1965年并入德外大街

羊圈胡同

建国门

小雅宝胡同

羊圈胡同

东华门

1965年并入南池子大街

羊圈胡同

厂桥

扬俭胡同

羊圈胡同

广安门

上斜街

羊肉胡同

西四

羊肉胡同

羊肉胡同

大栅栏

耀武胡同

羊肉胡同

陶然亭

南大吉巷

羊肉胡同

牛街

牛街四条

九道湾

北新桥

九道湾

1965年一分为五，名九道湾东巷、西巷、南巷、北巷、中巷

九道湾

西长安街

百代胡同

九道湾

珠市口

九湾胡同

九道湾

崇文体育馆

磁器口东二巷

大栅栏

前门

大栅栏

大栅栏

西长安街

钟声胡同

第十讲    胡同名“排行”

一 说“条”

在北京，将同一条街上并列相邻的胡同按顺序命名为“某条”的做法，至少在明代即已出现。明嘉靖年间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有“咸宜坊一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的记载。其位置相当于今西城区辟才胡同北侧。

“一条”往往又叫“头条”，就是“头一条胡同”的意思。如有名的“廊房头条”“西四头条”等等。

京城的人们，一说“条”多，就指东四，因为东四头条开始，一直到东四十四条。初来北京的人，乍一看，有点儿乱，以为是“东—四十四条”。

其实，就北京东西城现在的胡同名称来说，东四排列十四条，确实是序数最多的。而“分条”最多的，当属广安门内的槐柏树街和崇文体育馆路的营房街，都是有21个“条”。槐柏树街是南头条到十一条，北头条到十条，总共21个“条”；营房街是西十一条，东十条，也是21个。其次即是崇文门一带的花市上、中、下、东，共16个“条”，棉花胡同上、中、下共13个“条”，至于西四头条到八条，就远远名列其后了。

二 从“一”至“万”

由数字打头的胡同很多，这些地名由来已久，其中以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居多。如一亩园、二龙路、三里河、四块玉、五棵松、六铺炕等等，从一到万，不下百名。在此，以“留存记忆”为原则，各举一例示之。

一尺大街

北京最短的胡同，仅20来米长，遗址即杨梅竹斜街的西入口。

二龙路

位于西城区中部，今太平桥以东，辟才胡同以南，大木仓胡同以北。

据传明末清初时，都是水坑洼地，清朝中期陆续修建房屋，其中有郑王府和王爷佛堂。因而水坑逐渐缩小，俗称二龙坑。民国时填坑修路，遂名二龙路。

三里河

北京有两个三里河。

一个是现西城区月坛南街三里河。位于玉渊潭公园以东，当初是金元时代的引水河道的一段。三里河这个地名，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三里”，是指此处距金中都北城墙三里而言。附近的钓鱼台和玉渊潭，都是金朝遗留的古迹。

另一个是现东城区崇文门外三里河。位于珠市口东大街，这里原来有条河，因距正阳门三里而得名，明代时是北京城的一条泄洪渠。正因为是古河道，所以附近有不少与河流相关的地名保留至今，如龙须沟、南桥湾、薛家湾、水道子、河泊厂等。如今的三里河路段已成为两广路的一段，只有沿用了500余年的古老地名，仍提示着这里原来有一条河流。

四块玉

四块玉，在天坛东门外，现分为西四块玉胡同和东四块玉北街、南街。清末《京师坊巷志稿》统称为“四块玉”。

相传，这里遗留有永乐时期建造天坛剩余的四块巨大的汉白玉石料。还有一种说法，中山公园内“保卫和平”大牌坊，就是用这四块石料打造的。

五四大街

清光绪时东段称双碾胡同，西段称东、西沙滩（见《京师坊巷志稿》）。宣统年间，东段称双辇胡同，中段称汉花园，西段称沙滩。新中国成立后，因其为五四运动发源地，改为现名。

六部口

六部口，位于府右街对面。明清两代官员，多是经过这里，进绒线胡同，赴“千步廊”左右的六部衙署供职，因而得名。

如今，北京音乐厅就坐落在这里。北京音乐厅富丽堂皇，是一座欣赏高雅艺术的殿堂。时值今日，去六部口听音乐会已成了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

北京音乐厅后身儿，还有个小胡同，弯曲下来，像人的耳朵，故名耳朵眼儿胡同，现改名小六部口胡同。

七贤巷

位于鲁迅博物馆后身儿，小巷不足百米长，“L”形。内有1号至7号七个小院，而且每个小院的大小与格局均相同。传说，此巷曾住着七位教书先生，被称为七贤人，因此叫七贤巷。还说此巷两侧原有两条南北向的小胡同，称为东轿杆胡同和西轿杆胡同，两根轿杆抬着轿子，七贤巷的贤人住在其间，就像是坐在轿子上。

细琢磨，这美好的传说，蕴含着人们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尊崇之情。

现七个小院尚存，个别门楼残缺，6号院似久无人居，最为破败。这条特色小巷目前亟待保护。

八道湾

明清以来，北京名为八道湾的胡同，东西南城都有，均为以胡同曲曲折折而得名。

1965年，北京规范地名，为避重名，只有福绥境地区的八道湾保留了原名；其他几个，都改了新名：新街口的八道湾改名小八道湾，展览路的八道湾改名北礼士西头条，景山一带的八道湾改名道湾胡同，天坛附近的八道湾改名东晓市一巷。

从胡同形态的角度，景山一带的道湾胡同最具特点：它北起什锦花园，呈四层楼梯形，拐八道弯，南至育群胡同。

而其中更有名的当是新街口以南的八道湾，即现名为小八道湾的。这条胡同，除了曲径通幽的形态特点，还是文学大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的旧居。前日去看时，这条胡同已不存在，变成了北京35中学高中部校址。

九道湾

北京城四区各有一个叫九道湾的胡同。东城北新桥的九道湾，大弯小弯19道，现已分为东、西、南、北、中巷5条胡同。宣武珠市口的九道湾，全程13道弯，是目前北京一条胡同弯儿最多的，现改名九湾胡同。崇文磁器口的九道湾，现改名为磁器口东二巷。西城阜成门内的九道湾，现改名为百代胡同。

什刹海

什刹海一带，京城著名的风景区。元、明两代，一直是京城水系的要地；自清代起，逐渐成为游览胜地。

清代高珩有一首咏什刹海的诗：“酒家亭畔唤渔船，万顷玻璃万顷天。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到鼓楼前。”说尽了什刹海的美丽风光。

什刹海共有三片水域，银锭桥以东为前海，银锭桥以西为后海，德胜桥以西为西海。什刹海水域在金代曾称“白莲潭”，在元代曾称“积水潭”，另有个蒙古语名字叫“海子”，自明代渐称为“十刹海”。

关于“什刹海”之名，至今亦无定论。有人说，得自于后海西北岸边 “十刹海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曾提到，他任兵部尚书时，曾在十刹海寺东廊室内住过一夜。有人说，源自沿岸有十座寺庙。清代洋务运动推行者张之洞，其诗集中称什刹海为“石闸海”，实际上什刹海向东流经万宁桥下，那里确有一座元代建成的石砌水闸；这谐音之说，也不无道理。

如今，什刹海更是北京著名的胡同游览区和时尚休闲之地。33万平方米的水域，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时尚风情交相辉映，银锭桥、恭王府、小胡同、四合院，加之烤肉季、烟袋行、酒吧街……年年月月日日，吸引着文人雅士、中外游客。

百花深处

在新街口以南东侧。胡同名浪漫而美丽。其中故事，前文已有论及。

千福巷

在北锣鼓巷路西。胡同里有元代古庙千佛寺，清代名为千佛寺胡同；胡同东曾有清代造币厂，因此又俗称钱局；1965年改名为千福巷。

万明路

在永安路北侧，曾有明代古庙万明寺而得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亲自在万明路的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号召群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就在这里被警察逮捕关押。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亲自赶着马车，将他送出北京，去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世界游乐场旧址于20余年前被拆除，原址现为居民楼房。

后 记

小书大题，很难做。当初接下这个任务，我就把题目范围限于老北京城里。尽管如此，写起来还是觉得基础不足。

如果您觉得还能看下来，以至于还多了一点儿对老北京地名文化的兴趣，那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本小书，凝聚了多位师友的智慧和友情：

书名副标题“寻踪”二字，是策划这个课题之初，本丛书总主编、北京市语委办主任贺宏志先生特别提出的，他的意思是：大家都熟知的，就不说了，避免趋同。

李静纯先生听说本书动意，当即表示愿为作图。如果大家感到本书可读，那大多是因为其中插图的精彩。

谭汝为先生不吝拿出他多年研究地名文化的几部专著，拓展了 我的视野。

袁钟瑞先生热心地从自己的藏书中，选择若干本相关的，供我学习、参考。

孙丕平先生针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

王瑞林先生冒着严寒，引导我去史家胡同博物馆及相邻几条有名胡同，实地考察。

袁晶哲女士从北京近代史的角度，帮我纠正了书稿里的许多差错。

我宏庙小学“六一班”的老师、老同学，多是老北京，古道热肠。得知我做这个项目，都尽力帮忙，提供许多宝贵的资料。

商务印书馆的马志伟先生、陈玉庆女士，以诚恳而精心的工作，提升了本书的质量。

周洪波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他在终审阶段，从“轻松阅读”的理念，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使得这本小书面貌弥新。

写到这儿，我心里真的感到，写书很辛苦，也很温暖。

这本小书，还吸收了前人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析津志辑佚》，[元]熊梦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2.《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明]张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京师坊巷志稿》，[清]朱一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4.《宸垣识略》，[清]吴长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清代北京竹枝词》，路工编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6.《北京市街巷名称录》，严肃编，群众出版社，1986年。

7.《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

8.《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

9.《北京街道胡同地名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

10.《北京地名典》，王彬、徐秀珊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11.《北京百科全书》，本书编委会，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2年。

12.《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张清常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天津地名文化》，谭汝为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14.《北京西城胡同》，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编，方志出版社，2006年。

15.《古都城门》，新京报编，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

16.《北京西城文化史》，傅华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17.《走进北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北京的城垣与城门》，张先得编著，北京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

19.《地名与北京城》，孙冬虎编著，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

20.《皇城史话》，郭京宁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

21.《老北京的记忆》刘秋霖等著，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

杨学军

丙申年孟春于上河村

1　隋朝及唐初，一度归涿郡。郡治、府治，即郡、府的中心城市。

2 至今仅存：①老城墙：除宫城相对完好，崇文门至东南角楼，是现存唯一的一段明北京内城城墙；连同角楼，构成明清城墙遗址。现已建成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②老城门，今天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现在的永定门城楼属新建。

3 二环路、地铁二号线，就是一幅老北京城凸形平面图，内城外城十六城门名，连同下述新三门地名俱全。

4　1924年，溥仪及皇族迁出紫禁城，原“皇城根”改名“黄城根”，其名沿用至今。

5　即今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太庙和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内的五色土社稷坛。

6　内城为数不多的商人店铺、寺院道观等，一如既往。

7 内城以皇城为中心，旗人居住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

8　内城瓮城内各有一庙，只是正阳门有两座庙，故曰“十座庙”。

9　参见《清·正阳门门楼工程奏折》。

10　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1950年2月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11　见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12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西四牌楼者，乃行刑之地也，所谓戮人于世者也。”

13　2008年，于西单文化广场复建一座西单牌楼。

14　《明实录》：嘉靖九年，下旨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著载《会典》，不得混称。”

15　现街内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旧址、中国农工银行旧址；另有大陆银行旧址、北洋保商银行旧址，于2002年改建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新馆。

16　辛亥革命后，将正中康熙题匾移至大成殿门首。殿内上方正中换成黎元洪大总统的题字匾额。

17　北京有名的天主教堂，还有：王府井大街北口东侧的“东堂”，西直门内大街南侧的“西堂”，合称“天主教四堂”。

18 原名南河沿、北河沿。与东皇城根的南河沿、北河沿名同实异。此河沿是指北起西直门里，南至宣武门西侧的人工河道，元代称“金水河”。明清时变为京城下水道，俗称“大明濠”，后改名“沟沿大街”。

19　详见《升庵外集》《说文通训定声》。

20　参见《北京市街巷名称录》（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版）。

21　大宅门，大门正面有影壁，叫“外屏”；院内影壁叫“内屏”。

22　西城区阜成门内的九道弯胡同，改为百代胡同。

23　北锣鼓巷在元明两代为“灵椿坊（明称灵春坊）”与“金台坊”的交界。自清初至三四十年代，巷内的小商铺发达，虽然规模都不很大，但商品品类比较齐全。

24　咸丰十七年，英法联军进攻通州，僧格林沁率军血战，兵败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几个月后，因镇压捻军起义，战死于山东菏泽。

25　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名列朝廷六部之首。

26　为便于区别，民国以来，不断对北京胡同重名现象加以规范、改造，以下有专节论述。

27　这条胡同现已被北京35中高中校区覆盖。

28　其北侧还有个大羊圈胡同，今称大杨家胡同。清宣统元年《详细帝京舆图》上，这两条胡同统称为“羊圈”。民国时将“羊圈”谐音为“杨家”。

29　见《北京街道胡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30　清代“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闻一多，均曾居住于此。

31　详见《燕都丛考》。

32　参见《北京市街巷名称录》（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