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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

请你们别责骂我谈论旧时代。世界又沦入《启示录》的惨淡之光中，血腥味和上次破坏的尘土尚未消失，实验室和工厂已重新加紧工作，通过发明可以炸毁全球的武器来维护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二十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有过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因此，请你们别责骂我回顾那些传说般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希望还像旗帜一样在我们头上飘扬，我们曾经相信过诸如人道主义、正义、宽容这些值得怀疑的东西，我们也曾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一代人的教训必定是足够深刻的。

1

太阳照进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是1923年4月，公司生意兴隆。春天没有把我们遗弃，我们卖得十分顺当，因而更加蚀本，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死神无情，无法抗拒，而办丧事，就得购买砂岩或大理石的墓碑，如若有意欠债，或是遗产相当丰足，甚至要买各面都打磨光亮的名贵的黑色瑞典花岗岩墓碑。秋天和春天是生意人经营丧事用品的黄金季节。在这两个季节里，人死得比夏天和冬天还要多。在秋天，因为人的活力消失，而在春天，这种活力又苏醒，像一条太粗的烛芯消耗太细的蜡烛一样在消耗虚弱的身体。至少，我们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市公墓埋尸人利伯曼，是这样认为的，他当然深知此事。他年已八十，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用自己推销墓碑的佣金购买了一幢房屋，房屋坐落在河边，有花园和放养鳟鱼的鱼池。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他成了明智的嗜酒者。他唯一憎恨的是市火葬场。火葬场是不正当的竞争者。我们也讨厌它。靠骨灰盒赚不到钱。

我看看表。已经将近正午，由于今天是星期六，我便打烊了。我把铁皮盖罩在打字机上，把普雷斯托复印机放到窗帘后，把岩石样品搁到边上，从定影液里取出阵亡士兵纪念碑和艺术墓饰的相片。我不仅是公司广告部主任兼制图员和会计，而且一年来也是办公室里唯一的职员，是个什么事都做的职员。

我乐滋滋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雪茄。一支巴西黑雪茄。上午，维滕贝格金属制品厂的掮客把烟给了我，其目的在于试图塞给我一批青铜花环，雪茄是上等品。我寻找火柴，可是同往常一样，火柴不知搁在哪儿。幸好炉火微燃。我卷起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在火上点着，用它来点燃这支雪茄。四月底的天气，炉子生火本来是多余的，这不过是我的老板格奥尔格·克罗尔做生意的诀窍。他相信穿丧服的人在温暖的房间里比在挨冻时更乐于把该付的钱掏出来。他认为悲哀已经使灵魂挨冻，倘若两脚再挨冻，那就很难付个好价钱。温暖可以解冻，又可以使人解囊。因此，我们办公室的火总是生得暖烘烘的，我们的办事人始终记取这个最高的原则：绝不在冷天或雨天争取在公墓上成交生意——生意总是在温暖的房间里，尽可能在饭后成交。悲哀、寒冷和饥饿是糟糕的生意伙伴。

我把没燃完的那张十马克钞票扔进火炉，站起身。就在这时，我听见街道对面屋子的一扇窗子被撞开。要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用不着朝那边望去。我悄悄地把身子弓到桌子上方，仿佛想在打字机上打几个字似的。同时，我偷偷地斜着眼睛朝一面小镜子里看，这面镜子我早就放在可以观察到窗口的地方。同往常一样，镜子里出现了屠马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萨，她正赤裸着身子站在窗口，伸着懒腰打哈欠。她这时才起床。街道古老而又狭窄，莉萨可以看见我们，我们可以望见她，她是知道的，因此她站在那里。突然，她扭歪自己的大嘴，露齿大笑，手指着镜子。她用自己一对猛禽般的眼睛发现了它。我为自己被捉住而恼火，但是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一阵腾腾的烟雾中走到房间的后部。过了一会儿我才回来。莉萨还咧着嘴讪笑。我的目光望着窗外，但是我没望着她，假装同街上的某个人打招呼。我又多余地朝空中抛出一个飞吻。莉萨这下子上当了。她好奇地探出身子想瞧瞧谁在那里。那里没有人，现在我狞笑了。她生气地用手指着额头退回去。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演出这出喜剧。莉萨是被人称为妖艳的婆娘的那类人，我了解有一大堆人乐于掏出数百万马克，以便能在每天早晨饱饱这种眼福。我也在享受，但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恼火，因为这条懒虫，每天总是睡到中午才从床上爬起来，并且如此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影响力充满信心。她压根儿没想到，不是每个男人都想立即同她睡觉的。在干这种勾当方面，她毫不在乎。她的头发乌黑，留着刘海儿，鼻子高傲，正站在窗口，摆动她的一对像头等卡拉拉大理石雕成的乳房，宛如一个阿姨在一个婴儿面前摆动玩具拨浪鼓一样。假如她的乳房是一对气球，她会兴高采烈地把它们伸出去的。她赤裸着身子，乳房当然也赤裸着，这点她满不在乎。她之所以高兴，非常简单：她活着，而且所有男人都迷恋着她。后来，她把这种事忘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早餐来了。而与此同时，屠马人瓦策克正在宰那些疲乏不堪的、拉过出租马车的老马。

莉萨再次出现。她现在别着一撮胡子，并为这种别出心裁的主意而得意忘形。她行了个军礼，我已经意识到她之所以做出这种怪样，其意是指隔壁的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后来我才想起，克诺普夫的卧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院子。莉萨非常狡猾，她知道邻近几幢房子的人是看不到她的。

突然，仿佛声音之池的大坝决了堤，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教堂在巷子的尽头，钟声犹如雷鸣，就像是从天上直接朝房间里敲打。与此同时，我看见我老板的光头像个精灵般的西瓜从办公室朝着院子的第二扇窗前闪过。莉萨做了个厚颜无耻的表情，把自己的窗子关上。每日对神圣的安东尼乌斯的诱惑又一次被战胜了。

格奥尔格·克罗尔年近四十，但是他的头已经像博尔露天酒馆的保龄球球道那样光亮。从我认识他以来，它就这么灼亮，迄今已经五年多了。它如此之亮，以至于我们的团所待的战壕里，曾颁布过一道特殊命令：格奥尔格即使在前线非常平静时也必须戴上钢盔——他的光头甚至会诱得最温顺的敌人打上一枪，以验证它是不是一颗巨大的台球。

我做了个立正姿势报告：“克罗尔父子公司总部！参谋部在侦察敌情。在屠马人瓦策克区域有可疑的部队行动。”

“哈哈！”格奥尔格说，“莉萨在做早操。稍息，上等兵博德默尔！为什么您每天上午不像骑兵小乐队驮铜鼓的马那样戴上眼罩来保护您的道德？您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三件东西吗？”

“高级检察官先生，倘若我自己还在寻找人生，我怎么会认识它们呢？”

“道德、单纯和青春，”格奥尔格训诫道，“失去一次，永远无法重新获得！有什么事物比经验、年龄和空白的学识更令人绝望呢？”

“贫困、疾病和寂寞。”我回答并稍息。

“这些无非是经验、年龄和未完成的学识的别名罢了。”

格奥尔格从我嘴里抽走雪茄，端详了一会儿，像个收藏家鉴别一只蝴蝶一样地鉴别这支雪茄。“金属制品厂的战利品。”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熏得很漂亮的金褐色的海泡石烟嘴，把巴西雪茄装进去继续抽了起来。

“我对没收雪茄无力抗争，”我说，“你只会使用暴力，你这位前任军士所知道的人生，不过如此。但是为什么要用雪茄烟嘴？我可不是梅毒病人。”

“而我不是搞同性恋爱的人。”

“格奥尔格，”我说，“战时，我从厨房偷来豌豆汤，你就用我的汤匙吃。那把汤匙一直插在我肮脏的靴子里，从来没洗过。”

格奥尔格仔细看着巴西雪茄的烟灰。烟灰雪白。“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半，”他用教训的口吻说，“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所以，你还有第二支巴西雪茄吗？金属制品厂对一个职员行贿，绝不会光送一支雪茄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第二支雪茄给他。“学识、经验和年龄对于某些事似乎还是管用的。”我说。

他狞笑着，递给我一盒香烟，这盒香烟少了六支。“还有没有什么事？”他问道。

“没有。没有顾客。但是我迫切请求提高薪水。”

“又要请求？你昨天才请求过呢！”

“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九点。少得可怜的八千马克。但无论如何，今天上午九点至少还算是一点钱。但这一刻美元又有新的牌价，我这点钱现在买不到一条新领带，只够买瓶便宜的葡萄酒。但是我需要一条领带。”

“现在美元的牌价怎样？”

“今天中午三万六千马克。今天早晨才三万。”

格奥尔格仔细看看他的雪茄。“三万六千！这简直像雌猫在发情！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到普遍破产，陆军元帅先生，”我回答说，“在这期间，我们必须生活。你带钱来了吗？”

“只有今明两天用的满满一小手提箱。一千马克、一万马克的，甚至还有几捆可爱的旧的一百马克钞票。大约有五斤重。通货膨胀现在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

“假如这样持续下去，几个月之后。”

“我的天呀！”格奥尔格叹息着说，“1922年美好平静的光阴在哪里？当时美元牌价在一年里只从二百五十升到一万。更不用说1921年了，当时不过上升了区区百分之三百。”

我从面街的窗子望出去。莉萨现在穿着一件印有鹦鹉图案的绸睡衣站在对面。她把一面镜子挂到窗子把手上，正在梳理头发。

“你瞧那个人，”我尖刻地说，“那个人不播种，不收获，而老天爷却养着她。昨天她还没那件睡衣，绸子的，一米多长！而我竟攒不起钱买条领带。”

格奥尔格微露笑容。“你是个时代的普通的牺牲者。相反，莉萨却驾驶着风帆鼓鼓的快船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浪涛上漫游。她是黑市商人美丽的海伦。经营墓碑如今发不了财，我的孩子。为什么你没像你的朋友维利一样，去做鲱鱼生意或买卖股票？”

“因为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始终忠于墓碑。提高薪水的事怎样了？即使是哲学家，衣着上总还得花费点钱。”

“你不能明天买领带吗？”

“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我要用领带。”

格奥尔格从前院把放钱的箱子拿来。他伸手进去，扔给我两捆。“够了吗？”

我看到绝大多数都是一百马克面额的。“你再给我添半公斤糊壁纸，”我说，“这里最多五千。天主教的黑市商人每逢星期天都把这当作做弥撒时供祭的钱放在盘子上，他们因为如此吝啬而感到害臊。”

格奥尔格搔搔自己的光头——一种返祖的姿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含义。随后他递给我第三捆。“感谢上帝，明天是星期天，”他说，“明天美元没有牌价。每周里通货膨胀休息一天。上帝创造星期日时，他必定没有这用意。”

“我们的情况究竟怎样？”我问道，“我们破产了还是处境大好？”

格奥尔格长长吸了一口海泡石烟嘴。“我相信，在今日的德国，没有哪个人会知道。神一般的施廷内斯也不知道。所有储蓄户当然都破产。工人和拿薪水的人也同样如此。小生意人中的大多数不知不觉地破了产。只有搞外汇、股票或大宗实物的人确实处境大好。我们根本谈不上。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实物！”我往我们堆放存货的花园望去，“我们确实剩得不多了。主要是砂岩和浇铸品，大理石和花岗岩很少。我们仅有的这一点还被你弟弟赔本卖给别人。我们最好是什么也不卖，不是吗？”

格奥尔格无须回答。外面自行车铃响了。旧式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个人在自以为是地咳嗽。这就是老叫这家子担忧的人，海因里希·克罗尔少爷，公司的第二个主人。

海因里希身材矮小肥胖，蓄着一撮蓬乱而又粗硬的胡髭，身穿沾满尘土的条纹裤子，裤脚用骑车裤夹夹紧。他用略带点非难的目光扫了格奥尔格和我一眼。在他眼里，我们是整天到处闲逛的老爷，而他才是管外勤的实干家。他从不气馁。每天拂晓，若是我们的代理商、埋尸人或教师报告哪家死了人，他就到火车站去，然后骑着自行车到最边远的村落。他并非不能干。他的肥胖真讨人喜欢，因此他通过早晚勤快地填食来加以保持。农民不太喜欢外形像饿汉的瘦子，而喜欢矮小的胖子。另外就是他那套西服。他不像墓碑竞争者施泰因迈尔那样穿一套黑色大礼服，也不像霍尔曼和克洛茨公司的掮客们那样穿蓝色的普通西服——前者太显眼，后者太随便。海因里希·克罗尔身穿一套访客时穿的小西服，即条纹裤加毛料上衣，上衣有一个有棱角的老式硬立领，系着一条经蒸汽烫过的深色领带。两年前他定做这套服装时，曾经迟疑过一瞬间，他考虑燕尾服是否更合适他，但他随后就否定了，因为他身材太矮小。放弃这主意是上策，即使是拿破仑穿着一身燕尾服也会看起来很可笑。于是，从今天的装扮来看，海因里希·克罗尔像亲爱的上帝的一个小接待主任——该怎样，就是怎样。骑车裤夹给这一切增添了一种宾至如归的，但又是精明的特征——人们以为在汽车的世纪从这样穿着的人那里购买东西可以讨点便宜。

海因里希摘下礼帽，用手帕擦擦额角。外面相当凉爽，他不会冒汗，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对我们显示一下自己是个干重活的人，而我们则是书桌旁的蠹虫。

“我把十字架墓碑卖了。”他说，话音里带有做作的谦虚，谦虚的后面却默默地吼出凯旋的欢呼。

“哪一座？大理石制的那座小的吗？”我满怀希望问道。

“那座大的。”海因里希回答得更干脆，两眼盯住我。

“什么？那座双基座并带有青铜链条的瑞典花岗岩十字架墓碑？”

“正是那座！我们还有别的一座吗？”

海因里希这么问显然很愚蠢，可他却把它看作绝妙的讽刺幽默而沾沾自喜。

“对，”我说道，“我们没有另一座。这才是不幸呀！这是最后一座。直布罗陀的岩石制的。”

“你卖多少钱？”此时格奥尔格·克罗尔才问道。

海因里希伸展四肢。“七十五万，不包括碑文，不包括运送和包装。这些费用另加。”

“了不起！”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说。

海因里希向我们投来充满傲气的目光，死鳕鱼往往有这样的表情。“那是一场艰苦的较量。”他声明，出于某种原因又再把礼帽戴上。

“我敢说在这场较量中您输了。”我回答。

“什么？”

“输了！这场较量！”

“什么？”海因里希被激怒了，重复道。我的话有点刺激他。

“他认为你本来不该卖。”格奥尔格·克罗尔说。

“什么？这究竟又是什么意思？真混蛋，人家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卖了个好价钱，回到店里，却受到谴责的报答！你们自己到乡下去，去试试——”

“海因里希，”格奥尔格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售货致穷的时代。通货膨胀已经几年了，从打仗那时起，海因里希。但是今年，通货膨胀像得了迅速恶化的肺结核似的。因此数字再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白痴。”

没有人接话，只有白痴才会说自己不是白痴。对这些白痴进行反驳毫无意义。这一点我是星期天到精神病医院才知道的。海因里希抽出他的笔记本。“我们买进这座十字架墓碑花了五万马克。应该说，卖七十五万利润是不少的。”

他又用冷言冷语进行讥讽。他认为对我必须讥讽，因为我曾当过乡村教师。那是在战后不久，我在一个偏僻的荒村里待了九个月，后来我离开了那鬼地方，因为冬天的寂寞像只咆哮的狗追逐着我。

“假使您没卖掉美丽的十字架墓碑，而是卖掉门外窗前那座该死的方尖碑，那么利润就更惊人了，”我说，“那座方尖碑，是您已故的父亲在六十年前成立公司时以更低廉的价格购进的——据说它只花了大约五十马克。”

“方尖碑？方尖碑和这笔生意有什么关系？方尖碑是不卖的，谁都知道。”

“正因为如此，”我说，“对于方尖碑，不会感到可惜。对于十字架墓碑，实在可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钱才能买进。”

海因里希·克罗尔喘着粗气。他的粗鼻子长着息肉，有些肿胀。“您或许想告诉我，买进一座十字架墓碑得花七十五万？”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格奥尔格·克罗尔说，“里森费尔德明天到达这里。我们必须向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重新订货，存货已经不多了。”

“我们还有那座方尖碑。”我挖苦地说。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卖？”海因里希气急败坏地说，“好吧，明天里森费尔德来，我待在这里，我也跟他谈判！那时我们再瞧是多少价钱！”

格奥尔格和我交换一下眼色。我们知道，我们得设法不让海因里希见到里森费尔德，万不得已必须把他灌醉或在他的星期日早餐酒里掺些蓖麻油。这个忠诚的老式商人若是见到里森费尔德，肯定要回忆战争，唠叨美好的旧时代的历史——当时一马克还真正是一马克，况且正如我们可爱的陆军元帅精辟地说过：忠诚是荣誉的精髓——那必定要叫里森费尔德腻烦透顶。海因里希很重视这些无稽之谈，里森费尔德则不然。里森费尔德认为忠诚就是一个人要求别人吃亏而自己占便宜。

“价格每天都在变，”格奥尔格说，“这没什么可讨论的。”

“真的吗？你或许也认为我卖得太便宜了吗？”

“那得看情况而定。你把钱拿来了吗？”

海因里希凝视着格奥尔格。“拿来？这究竟说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交货，我怎能把钱拿来？这办不到！”

“这不是办不到，”我回答，“相反，这么做在今天相当流行。这叫作预付货款。”

“预付货款！”海因里希粗大的鼻子鄙夷地抽动了一下，“您这乡村教师对此有何高见？我们公司的人怎么能要求预付货款？坟墓上的花圈还没枯萎，就要求服丧的家属预付吗？还没交货的东西，您就想要钱？”

“当然！要不，什么时候呢？这时他们神经脆弱，更容易把钱掏出来。”

“这时他们脆弱？亏您想得出来！这时他们比钢还硬！他们才付过医生、棺材、神父、墓穴、花、丧宴种种费用，您要不到一万马克预付货款的，年轻人！这些人首先得休养！在他们付款以前，他们首先一定要看到他们订的东西立在公墓上，而不仅仅看到在目录纸上，即使这目录是您画的，用中国的墨笔和金箔描绘碑文并附上几个服丧家属的名字。”

海因里希又一次出言不逊！我没理睬。的确，我不仅在我们的目录上用铅笔画了墓碑，并用普雷斯托复印机复印，而且为了增强感染力及营造气氛，还用水彩一一画上了周围的垂柳、鬼脸、花坛、松柏以及身穿丧服浇花的遗孀。我的新花样一传开，竞争者们妒忌得眼都发红了，他们除了普通的带基座墓碑的照片以外，一无所有，海因里希当时也认为这主意了不起，特别是应用金箔。为了取得天然美的效果，我特地把用铅笔和水彩画成的墓碑，装饰上用溶于清漆的金箔写成的碑文。同时，我愉快地消磨了时间。我让我讨厌的每个人都死去，给他画了墓碑，例如至今依然快乐地活在世上的、我当新兵时的那个军士：巡警卡尔·弗吕默尔长年历尽人间痛苦，在他一切爱友先其故世以后长眠于此。这么写完全事出有因——此人把我折磨得够呛，在战场上两次派我巡逻，我仅是因为侥幸才能活着回来。诅咒他合情合理！

“克罗尔先生！”我说，“请允许我们再简单地把这时代对您解释一下。您成长时所依赖的那些原则是高尚的，但是这些原则今天会导致破产。如今每个人都会挣钱，但几乎没有人能使钱保持其价值。重要的事情不是卖出，而是买进和尽快把钱收到手。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物时代。钱只是一种假象，每个人都知道它，但是许多人却不相信它。只要这种情况存在，通货膨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彻底的毁灭。人之所以生存，百分之七十五靠其幻想，百分之二十五靠现实——这是人的优点和弱点，因此这种数字的魔舞始终可以找到胜者和败者。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绝对的胜者，但我们也不甘心完全成为败者。您今天卖出去的价钱七十五万马克，如果这些钱两个月后才拿到，其价值不会多于今天的五万马克。因此……”

海因里希的脸涨成暗红色。现在他打断我的话。“我不是白痴，”他再次声明，“您用不着对我做如此无聊的报告。我所知道的人生实际比您还多。我宁可光荣毁灭，也不愿采取卑劣的奸商手法苟存。只要我还是公司售货负责人，生意必须按旧规进行，就这样定了！我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以前是怎样做的，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人家正高兴做了笔好生意就这样来煞风景，真卑鄙！为什么您不继续当个狗屁教师？”

他拿起自己的礼帽走出去，门在他身后碰得乒乓响。我们望着他抬起他那双半军人式、夹着骑车裤夹的X形粗腿走出院子。他以军人的步伐迈步朝着布卢默饭店那张他常坐的桌子走去。

“他做生意既想有乐趣，这个混虫，”我恼火地说，“又想守旧规！假如一个人想保持他的灵魂，那么他做我们的生意，除了真正的玩世不恭，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可这个伪君子却乐于同死人做生意，并认为这是他天经地义的权利！”

格奥尔格笑了。“拿好你的钱，我们也出发吧！你不是想买条领带吗？拿着，前进！今天不能再提薪水了！”

他提起装钱的箱子，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到办公室旁他的卧室里。我把我那几捆钞票堆好放在一个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克勒糕饼店，精美糕点，送货上门。

“里森费尔德真的来吗？”我问道。

“是的，他发来了电报。”

“他要什么？钱？还是售货？”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格奥尔格说着，把办公室锁上。

2

我们走出门。四月末的阳光向我们倾泻了下来，仿佛是从一只盛满光和风的巨大金盒里倾倒出来。我们停住脚步。花园万紫千红，春天像一把竖琴在白杨树的嫩绿枝叶间窸窣作响，已经有一株紫丁香绽出花朵。

“通货膨胀！”我说，“你这次遇到的通货膨胀，是最凶猛的一次。看来就连自然界也知道得用万和百万进行计算。你瞧，郁金香在那里做什么！那边的白花和红花以及到处的黄花！那是什么气味啊！”

格奥尔格点着头，闻闻巴西雪茄的味道，抽了一口。他这时可以抽支雪茄烟，就觉得自然界增添不少秀色。

我们感到太阳照在自己脸上，我们观看这壮丽的景色。屋后的花园同时又是我们的墓碑陈列场。它们竖立在那里，如同一位瘦削的少尉率领的一连士兵那样，它们也由站在紧靠门口的方尖碑奥托率领。这座方尖碑就是我劝说海因里希出售的那座，是公司里最年长的墓碑，是公司的象征，那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并不好看。在它后面，是些用砂岩和水泥浇铸成的廉价峁形小墓碑，它们是给那些生前勇敢正直、辛苦一辈子而且当然也是一事无成的穷苦人用的。接着是些较大的、带有基座的峁形碑，可是总还是便宜货，是给那些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人用的，他们由于在生前不可能过上好日子而希望至少在死后过得好一些。这种墓碑的销路比起普通峁形墓碑的销路要好，谁也说不清死者亲属的这种迟至的虚荣心是感人的还是荒谬的。再后面是砂岩造的峁形碑，它们镶嵌着大理石板，灰黑花岗岩或黑色瑞典花岗岩。对于靠双手劳动为生的人来说，这些墓碑已经过于昂贵。它们的主顾是小商人、小工场主和自己经营的手工工匠，当然也包括那些永远不幸的人，即总是不得不装得比其实际情况更阔一些的小官吏，这些勇敢的穿着立领服装的无产者，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本事时至今日还在苟延残喘，因为他们薪俸的提高总是来得太晚。

所有这些墓碑不过是我们称之为小畜生的玩艺儿，在它们后面才是一座座大理石和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首先是单面磨过的，它们的前面光滑，侧面和背面凹凸不平，基座各面都很粗糙。这个级别的墓碑是供小康的中产阶层、雇主、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店主用的，当然也包括英勇的不幸的人，即高级官僚，他们如同小官吏一样，为了保持排场，死时的开销比之生前所赚的还要多。

当然，墓碑中的贵族还是各面都磨光的大理石和黑色瑞典花岗岩碑。这些墓碑的侧面和背面都不粗糙，不论是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地方，甚至于基座，统统都搞得亮光光的，它们不是仅有一个或两个基座，往往含有倾斜安放着的第三个基座，而如若是真正的磨光墓碑，其上方还有个用同一块碑材雕成的庄严的十字架。当然，这样的墓碑不过是给富裕的农民、拥有实物的大亨、做黑市买卖和搞长期期票的商人用的，这些商人仰赖那个一向以空头支票支付一切的帝国银行生存。

我们同时望着唯一的一座磨光石碑，它在一刻钟以前还是公司的财产。它停放在那儿，颜色乌黑，像一辆新汽车的漆那样闪亮。春天在它周围散发芳香，紫丁香花朵对它低垂着头，它像个高大的女士，冷淡、无动于衷。她的处女期只有一个小时了，随后农场主海因里希·弗莱德森的名字将用镀金的拉丁字体被镌刻在她狭窄的腹部上，每个字母的代价是八百马克。“你去吧，黑狄安娜！”我说，“去吧！”我脱掉礼帽，“诗人永远无法明白，即使是完完全全的美人也得服从命运的法则，而且必须痛苦地死去！你去吧！你将成为骗子弗莱德森卑鄙灵魂的广告，他夺走城里穷困寡妇的最后一张一万马克钞票，只给她们昂贵的冒充黄油的人造黄油，至于小牛排、猪排和红烧牛肉贵得吓人的价格，那就不用提了！你去吧！”

“你把我折腾得饿了，”格奥尔格说，“到瓦尔哈拉饭店去，还是你先去买条领带？”

“不，商店打烊还早。星期六下午，美元没有新的牌价。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至星期一早晨，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究竟为什么呢？这必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马克过周末不往下跌？是上帝把它拦住吗？”

“因为交易所没开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人是由里及外还是从外向里活着？”

“人活着，完了。瓦尔哈拉饭店有辣味红烧牛肉配土豆、腌菜和色拉。我从银行出来时就看到过菜单。”

“辣味红烧牛肉！”我摘了朵樱草花，把它插在我的纽扣洞里，“人活着，你说得对！哪个继续再问，他就输了。来，让我们来气气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吧！”

我们走进瓦尔哈拉饭店的大餐厅。老板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是个肥胖的巨人，头上披着棕色假发，身穿飘逸的晚宴礼服，他看到我们时做了个鬼脸，仿佛他在吃小鹿背肉时咬到一粒霰弹。

“您好，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说，“今天天气好极了！这天气会使人大开胃口的！”

爱德华神经质地耸耸肩。“饮食过饱有碍健康！对肝脏、胆囊以及所有其他器官都有害。”

“在您这儿不会的，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真挚地回答，“您的午餐使人健康。”

“健康！可是太健康了也可能是有害的。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说法就是肉太多——”

我轻轻拍了一下爱德华的柔软肚皮，打断他的话。他缩了回去，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下身。“安静，顺应你的命运，”我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吃穷。诗作得怎样？”

“去讨饭吧！没有时间！这年头！”

我并没有取笑这种愚蠢行为。爱德华不仅是老板，而且也是个诗人，但是他不能这么恶劣地对待我。“哪还有空的桌子？”我问。

克诺布洛赫环顾四周。他的脸突然亮堂起来。“我的先生们，我感到特别遗憾，但是我恰好看到，一张桌子也不空。”

“没关系，我们等着。”

爱德华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看样子似乎暂时还不会有桌子空出来。”他高兴地宣布，“先生们都还在喝汤，你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在旧城酒家或在车站饭店里试试看。那里的饭菜也过得去。”

过得去！这一天挖苦的话似乎是太多了。首先是海因里希，现在是爱德华。但我们要为辣味红烧牛肉斗争，即使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小时——那是瓦尔哈拉饭店菜单上的名菜。

可是爱德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似乎也会读心术。“没有必要等了，”他说，“辣味红烧牛肉从来就不够，总是不到时间就卖光的。或许你们想要一份德式煎牛排吗？这个你们可以在这儿吧台上吃。”

“宁肯死，”我说，“我们也一定要吃到辣味红烧牛肉，哪怕我们必须把你本人宰了。”

“真的？”爱德华真是个肥胖的、多疑的家伙。

“一点不假，”我回答，在他肚皮上又轻轻地拍了一下，“来，格奥尔格，我们有桌子了。”

“在哪里？”爱德华迅速问道。

“就在那位先生坐着的地方，他看上去像个衣橱。对了，就是那个红头发的人，他带着个漂亮的女士。他已经站了起来，在向我们招手。爱德华，那是我的朋友维利。你叫个服务员去，我们要点菜！”

爱德华从我们这里走开，发出吱吱的声响，仿佛他是根爆裂开来的汽车软管。我们朝维利走过去。

爱德华耍这套把戏的原因很简单。从前人家可以在他这里预订饭菜，可以买本十张餐券的本子，这样比起一顿顿购买要稍许便宜些。爱德华当时这么做是为了把生意做活。可是前几周像雪崩一样的通货膨胀搞垮了他的计划。若用餐券就餐，本子上第一张餐券还同预先支付的价钱相当的话，那么第十张餐券就大大低于实际价钱了。因此，爱德华取消了预订本，他在这方面亏损太多了。那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巧妙。我们非常及时地探听到他的计划，因而我们在六星期前就把卖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全部进款用来在瓦尔哈拉饭店购买大批餐券。为了避免爱德华发觉，我们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人——棺材木匠维尔克、公墓看管人利伯曼、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维利，其他几个战时的伙伴和商务上的朋友，甚至于莉萨。所有人都在出纳处为我们购得餐券本。后来爱德华取消预订业务时，他满怀希望能在十天之内了结一切预订事务，因为每一本只有十张餐券，他以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会购买一个本子。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十多本。在取消预订业务后的两个星期，我们仍然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星期以后，他得了轻度恐惧症。这时候我们吃到的等于只付半价。六星期后则相当于十支香烟的钱。我们天天去用餐，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问我们还有多少券。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地回答。他企图抵制餐券，我们便带了个律师去就餐，邀请律师吃维也纳的炸肉排。律师在吃最后一道菜时，给爱德华上了一堂关于合同和义务的法律课，并且用我们的餐券来付了餐费。爱德华的抒情诗蒙上了阴暗的色彩。他试图同我们和解，我们一口拒绝。他写了一首题为《不义之财富不了》的教育诗，投寄给日报社。编辑把它拿给我们看，诗中尖锐地影射了人民的掘墓人，就连“墓碑”和“高利贷者克罗尔”这些词也在其中出现。我们便又邀请我们的律师在瓦尔哈拉吃猪排。他给爱德华讲解了公开侮辱及其后果的概念，并且再次用我们的餐券付了餐费。往昔爱德华纯粹是个专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人，如今开始了创作表示憎恨的诗歌。然而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斗争疯狂地继续进行。爱德华每天都在希望我们的储备即将告罄。他哪里知道，我们的餐券还可以用七个多月。

维利站起身子。他身穿一套崭新的深绿色上等料子的西装，看上去活像一只红头雨蛙。他的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印章戒指。五年前他当过我们连军需官的助手。他和我同年，今年也是二十五岁。

“让我来介绍一下，”维利说，“我的朋友和战时伙伴格奥尔格·克罗尔和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巴黎红磨坊夜总会的勒妮·德拉图尔小姐。”

勒妮·德拉图尔默默地点点头，但并非不友好。我们凝望维利。维利自豪地反过来盯着我们看。“我的先生们，请你们坐下，”他说，“我猜爱德华不想让你们进餐。辣味红烧牛肉很美味，只是还可以多放些洋葱。你们来，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一群人围着桌子坐下。维利深知我们同爱德华的斗争，他怀着天生的投机者那样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战争。

“服务员！”我喊。

有个服务员离我们只有四步远，刚才迈着他的平脚从我们身旁蹒跚而过，突然间他耳朵变聋了。“服务员！”我再喊一声。

“你真是个蛮人，”格奥尔格·克罗尔说，“你侮辱了那个人，侮辱了他的职业。他在1918年是抱着什么目的搞革命的？总管先生！”

我狞笑着。真的，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革命者本身给自己吓坏了，他们立即求救于旧政府的官僚和将军，以防他们遭到自己过激行动的危害，而他们做得也宽宏大量。一大批革命者被处死，王公贵族和军官们领取了大笔养老金，以使他们有时间准备暴乱；官员们得到新的官衔；小学教师成了高级中学教师；学校巡视员成了学校督学；服务员也有权被人称呼为总管；过去党的书记成了阁下；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防部长可以心满意足地把真正的将军安插在自己的部里。德国的革命仿佛陷入红长毛绒，陷入舒适惬意、聚餐会友和对制度及命令的渴望之中。

“总管先生！”格奥尔格又喊了一声。

服务员还是装聋。这是爱德华惯用的幼稚伎俩，他指示服务员别招待我们，试图用这手法把我们弄得兴趣索然。

“总管！你这家伙，耳朵聋了吗？”一个用第一流普鲁士兵营语调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突然咆哮起来，这声音响彻餐厅。它好比对久经沙场的老马吹起一声号角，立即发生作用。那服务员顿时站住，他的背部仿佛中了一颗子弹。他转过身子。另外两个也从旁边奔了过来，有个地方还有人啪嗒一声把脚后跟并拢，附近一张桌子旁有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低声地说：“好！”就连爱德华也拖着飘逸的晚宴礼服走来探寻这上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他知道，格奥尔格和我都发不出这样的命令。

我们默不作声地回头望着勒妮·德拉图尔。她像个少女一样安详地坐在那里，仿佛整个事情同她毫不相干。但是刚才喊叫的人只可能是她——维利的嗓音我们是熟悉的。

总管站到桌子旁。“先生们有何吩咐？”

“汤面，辣味红烧牛肉，两份红甜羹，”格奥尔格回答，“快，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膜震裂，你这懒虫！”

爱德华走了过来。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目光滑到桌子底下。那里没藏人，鬼是不可能这样咆哮的。我们也不会，这他知道。他猜想那是某种诡计。“我不得不请求，”他终于说道，“在我饭店里不能这样喧哗。”

没有人回答。我们毫无表情地盯住他。勒妮·德拉图尔在搽粉。爱德华转过身子走了。

“老板！请您来一下！”先前那雷鸣般的声音猛地又在他身后响起来。

爱德华急忙回头，眼睛盯着我们。我们大家的脸上还是那毫无感情的微笑。他的眼睛盯住勒妮·德拉图尔。“您刚才是……”

勒妮把自己的粉盒盖上。“什么？”她用银铃般脆亮、娇滴滴的女高音问道，“您要什么？”

爱德华直愣愣地望着。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您或许是操劳过度吧，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问道，“您似乎是得了幻觉症。”

“但是刚才明明有人……”

“你疯了，爱德华，”我说，“你的脸色非常难看。给我休假去。我们才没兴趣把仿意大利大理石造的廉价峁形墓碑出售给你的家属，因为你不配。”

爱德华像一只猫头鹰那样眨巴着眼睛。

“您像个怪人，”勒妮·德拉图尔用像笛子一样的高音说，“您的服务员听不见，您还要归咎于您的客人。”

她笑了，笑声像是银铃与悦耳之音的迷人混合，如同从喷泉中涌了出来，犹如童话里林中的溪流。

爱德华搔搔脑门。他最后的怀疑根据消失了。这少女也不可能是喊话的人。这么笑的人是不会有那般军人的嗓音的。“您可以走了，克诺布洛赫，”格奥尔格心不在焉地说，“还是您想一道聊聊天？”

“别吃那么多的肉，”我说，“也许你就是吃太多了！你刚才还跟我们讲过些什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

爱德华迅速转过身子，溜之大吉。我们一直等到他走得远远的，然后维利才无声地笑了起来，魁梧的身子因而在颤动着。勒妮·德拉图尔温柔地微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维利，”我说，“我是个阅历浅薄的人，因此这是我年轻生命中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但是现在请你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维利默然哼了一声，颤动着用手指向勒妮。

“Excusez Mademoiselle，”我说，“Je me…”

我说法语时，维利笑得更加厉害。

“告诉他，洛特。”他扑哧笑了。

“什么？”勒妮羞怯地微笑问道，但是她突然换了深沉的隆隆的低音。

我们凝视着她。“她是个艺术家，”维利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出来，“是二重唱的歌唱家。她唱二重唱。但只是一个人。一节声音高，一节声音低。一节用女高音唱，一节用男低音唱。”

疑团终于解开。“可是男低音……”我问。

“天才啊！”维利解释说，“其次当然是勤奋。你们最好能听一下她是怎样模仿夫妻吵嘴的。洛特真了不起！”

我们表示赞同。辣味红烧牛肉端了上来。爱德华在远处观察，一边绕着我们的餐桌打转。他的错误就在于总要追根溯源。这就败坏了他的抒情诗，使他在生活中变得多疑。眼下他在为神秘的男低音大伤脑筋。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格奥尔格·克罗尔，过去在学校里对女人献殷勤的人，邀请勒妮·德拉图尔和维利作他的客人，庆祝胜利。为了这精美的辣味红烧牛肉，过一会儿他将递给咬牙切齿的爱德华四张餐券，&nbsp；它们总价值还不够购买几根带一点肉的骨头。

黄昏时分。我坐在办公室楼上我的房间里，倚着窗户。房屋低矮、多棱角、陈旧不堪，像这段街道一样，这座房子过去曾一度附属于教堂，教堂就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广场上。教士和教会的职员曾在这里住过，但是六十年前它成了克罗尔公司的财产。它原来由两幢矮房子构成，两幢房屋由一道拱门和一个入口隔开，第二幢房屋里住着退伍上士克诺普夫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接着是供我们陈列墓碑用的美丽的旧式花园，后面左侧还有一间双层的木结构外屋。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就在外屋楼下干活。他给我们出售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塑造挽狮和飞鹰的模型，并且把碑文画在墓碑上，然后再由石匠镌刻。工作之余他弹奏吉他，徒步漫游，做着未来某天著名的库尔特·巴赫荣膺金质奖章的美梦，这种时候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他今年三十二岁。

外屋的楼上我们租给棺材木匠维尔克。维尔克是个瘦骨嶙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家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如同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一切关系一样。倘若我们知道有个死者还没有棺材，我们就介绍维尔克或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张罗；若是他知道有具尸体尚未给贪婪的竞争对手弄走，他同样关照我们。因为，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我们的竞争对手霍尔曼和克洛茨墓碑公司的掮客奥斯卡·富克斯甚至利用洋葱为他服务。他在走进停尸房以前，从口袋里抓一把切碎的洋葱，一直闻到两眼饱含泪水为止——随后他走了进去，做出对高贵的死者表示同情的姿态，并试着做起生意。因此他叫作泪人奥斯卡。事情真怪，但是假如死者亲属在某些死者活着时能对他们表现出像他们死后那样的一半关心——这种死后的关心死者是得不到的——那么死者必定乐于放弃价值连城的陵墓。人的确是这样：只有他没有的东西，他才会真正感到它的可贵。

街道上笼罩着黄昏时透明的烟雾。莉萨已经开了灯，然而这次却把窗帘拉上，说明屠马人已经在家。她的房子和霍尔茨曼酒店的花园毗邻。紫丁香高挂在围墙上，从拱顶上吹来一阵阵新鲜醋味。退役上士克诺普夫从我们屋子的大门走出来。他骨瘦如柴，戴着一顶有帽缘的帽子，手拿一根散步时用的拐杖。尽管他是军人，而且除了练兵规则之外未读过什么书，他的外貌却像尼采。克诺普夫顺着哈肯大街走下去，在玛利亚大街街角向左拐弯。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才会回来，这一次是走右边。他就这样结束他逛城里酒馆的行程，这行程与一位老军人是很相称的，它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克诺普夫只喝烈酒，而且是谷物酿成的酒，别的酒不喝。在这方面，他是仅有的最了不起的行家。城里约有三四家公司酿制谷物酒，我们觉得它们的酒味道差不多都是一个样，但克诺普夫却觉得不同，他闻到酒味就能把酒区别开来。四十年的艰苦工作使他的舌头锻炼得如此细腻，以至他甚至在尝到同一种酒时都能区别它是哪家的产品。他声称，即使酒窖不同，他也能加以区别。当然不是指瓶装谷物酒，而是指装在桶里的酒。他曾经好多次在打赌中获胜。

我站了起来，环顾一下房间。天花板低矮倾斜，房间不大，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在房里应有尽有——一张床、一个摆着图书的书架、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架旧钢琴。五年前我在战场上当兵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还会有过得这么美好的一天。当时我们驻扎在佛兰德，那是在凯默尔山总攻击的时候，我们连队损失了四分之三。格奥尔格·克罗尔在总攻第二天腹部中弹住进野战医院，可是我差不多挨过了三个星期，膝盖才被子弹打中。后来令人崩溃的时候到了，我终于当了教师，那是我患病的母亲的愿望，我在她去世前答应了。她当时病得很重，所以她想，假如我谋得个终身公职，我至少不会再出什么别的事了。她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去世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去参加了考试，并且被派往荒原上的几个村庄，直到我感到厌烦。我向儿童灌输的那些东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我还厌恶整天把自己活埋在那些我宁愿遗忘的回忆之中。

我试着读书，但这不是读书的气候。春天令人不安，人们在黄昏时容易迷离恍惚。一切随即变得无边无际，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迷惘。我开了灯，立即产生一种安全感。桌上放着一个黄颜色的公文夹，夹着我用埃丽卡打字机打出来的三张诗歌。我偶尔把这些诗歌寄给报社，稿子要么被退回来，要么报社不予答复。随后我又打了新的诗歌，又把它们寄出去。只有三次我在本城日报上发表了点东西——当然是靠格奥尔格的帮助，他认识报社的编辑。这一点总算是够我成为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俱乐部在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家的古德意志式样的房间里每周聚会一次。不久前爱德华以我在餐券事情上有伤道德为理由，企图把我摈弃在外，但是俱乐部反对爱德华的主张，说我如同多年来我们亲爱祖国的整个工业和商业一样，所作所为是令人尊敬的，再说，艺术同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我把诗歌搁在一旁。它们突然显得平庸和幼稚，如同几乎每个年轻人曾经有过的典型的尝试。我在战场上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意义——它暂时把我从我目睹的事情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还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我知道，除了某些事物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也知道，两者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为此我不需要自己的诗歌，在我的书架上，那些书里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不知美化了多少倍。但是如果存在放弃某事的理由，某人将会有何遭遇？我们大家应存在于何处？我就这样继续写下去，可是我往往觉得，此刻在屋顶上广阔无垠的变成苹果一般颜色的夜空，是灰茫茫的一片，像是纸糊的，而黄昏时紫色的灰尘已经笼罩着街道。

我下了楼梯，从黑洞洞的办公室走过，到了花园。克诺普夫家的屋门敞开着。他的三个女儿在灯下坐在缝纫机旁干活，犹如坐在一个火红的岩洞里一样。缝纫机嗡嗡作响。我对着办公室旁的窗户瞥了一眼。那里没有灯光，格奥尔格到什么地方去了。海因里希已上酒馆，坐到自己固定座位上，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在花园里转了一圈。有人才撒过尿，泥土潮湿，气味呛人。维尔克的棺材铺里没有人，库尔特·巴赫那里也是静悄悄的。几扇窗户敞开，一头雕好一半的挽狮伏在地上，仿佛它在闹牙疼，旁边两个空啤酒瓶安静地立在那里。

一只鸟突然唱起歌来。那是一只画眉。它停在海因里希·克罗尔已经兜售掉的十字架墓碑的尖顶上，它的声音对于长着黄嘴喙的球状黑鸟来说未免太大了。它在欢呼，哀怨，拨动我的心弦。刹那间我想，它的歌对我来说是生命、未来、梦幻、一切捉摸不定的事物、陌生和新鲜的事物；对于才从花园潮湿泥土中钻出来，现在围着十字架墓碑向上爬的蠕虫来说，那无疑是通过用令人可怕的嘴喙进行捣碎而发出的恐怖死亡信号。尽管如此，我却无法自救，这信号把我驱走，它使一切都变得轻松，我突然束手无策地站立在那儿，我感到奇怪，我并没有碎裂，或像一只气球那样飞往夜空，后来我终于克制住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头穿过花园，重新尝到夜的气息。我上了楼梯，朝钢琴走去，手指按下琴键，抚摸着，我努力使自己成为像画眉那样的鸟，唱出我的感受，使我的感受发出颤音，可是我最终不过奏出一大堆分散的和音、几首支离破碎的感伤流行歌曲、民歌以及风流骑士和《特里斯坦》中的曲子，乱七八糟，简直成了大杂烩，后来街上终于有人喊叫：“天哪，首先要学习弹得准确！”

我中断弹奏，轻步走到窗口。有个黑影在昏暗中消失，他已经离得很远，没法辩白两句了，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个人说得有道理。我弹得不准确，钢琴弹得不对，人生这架钢琴也没弹好，我从来没学会，我总是操之过急，总是太没耐性，其间总要发生点事情，总要半途而废——可是谁能弹得对头！即使他能这么做，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一团漆黑会因此变得不那么黑吗？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会因此变得不那么无望吗？由于永远得不到答案而产生的绝望会因此变得不那么令人痛苦吗？人生在任何时候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掌握，像一匹被驯服的马任人驾驭吗？或者它会像一艘风暴中的巨大帆船，载着我们，而当我们想抓牢它，它就把我们抛下水吗？有时我面前出现一个洞，它似乎通到地球的中心。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是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

3

星期天早晨。所有钟楼响起了钟声，夜晚的鬼火被驱散了。一美元牌价依然停留在三万六千马克。时光屏住呼吸，暖气尚未把天空的晶体融化，一切都是明净的，无限纯洁的。这就是清晨的一个钟头，人们以为就连杀人犯也得到宽恕，善与恶已是无关紧要的字眼。

我慢腾腾地穿上衣服。凉爽的、受阳光照射的气流吹进敞开着的窗户。燕子闪电般地穿过拱门，发出一道道银光。我的房间如同楼下的办公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院子，一个朝街道。我在朝院子的窗户旁倚了片刻，望着花园。突然，一声窒息的喊叫划破宁静，接着就是一声漱喉般的咕噜声和呻吟。那是住在房屋另一翼的海因里希·克罗尔又在做着他的噩梦。他在1918年曾经被掩埋过，如今已过了五年，他还不时梦到这种情景。

我在自己的酒精灯上煮咖啡，咖啡里我放进一点樱桃酒。这是我在法国时学来的，尽管通货膨胀，我总是有酒。我的薪水固然从来不够添置一套新的西装——我委实无法积聚添置衣服的钱，钱很快就贬值了，但是买点小东西是够的，当然，比如偶尔买瓶酒，聊以自慰。

我吃着涂了人造黄油和李子酱的面包。李子酱顶呱呱，它是克罗尔母亲的存货。人造黄油有脂肪臭味，但是那没关系，战争期间我们所有人吃得更差。随后我查看一下我的服装。我有两套便服，都是军装改的。一套染成蓝色，另一套染成黑色——灰绿色要染成别的颜色不好办。此外我还有一套在当兵前做的西装。这套虽然已不合身，但却是地道的便服，不是改过的或翻过的，因而我今天穿在身上。这套西装配上我昨天下午买来的领带很适合，而我今天之所以系领带，目的是让伊莎贝尔看。

我宁静地漫步走过城市的街道。韦尔登布吕克是个有六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其间有木头房屋和巴洛克式建筑物以及令人讨厌的新市区。我穿过市区，朝另一侧走去，沿着一条七叶树林荫大道走，然后爬上一个小山丘，山丘上一个大公园里有个精神病医院。它静悄悄地、真像度周末一样地躺在那里，鸟儿在树丛中啾啾叫，我向那儿走去，我在精神病医院的小教堂里为星期日弥撒弹奏管风琴。这是在我准备当教师期间学的，一年前我才谋得这份差使，作为我的副业。这样的副业我还有几个。我每周给卡尔·布里尔鞋匠的孩子们教一次钢琴课，报酬是我的鞋子免费钉掌并拿到点钱。我每周给书商鲍尔的懒儿子上两次辅导课，同样得到点钱，并取得阅读所有新书的权利，如果我想购买书籍，价格尚可优待。价格上的优惠很自然地为整个诗人俱乐部所利用，甚至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也沾光，他后来一下子就成了我的朋友。

弥撒九点钟开始。我坐在管风琴旁，看着最后一批病人走了进来。他们轻轻走来，各自坐到长凳上。几名看管人员和护士坐在他们中间和两侧。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比起我在乡下当教员时曾为之演奏的农民教堂，声音小得多了。这儿只听得到鞋子在石板上滑动的声响，病人们是在滑动，不是在踩踏。这是人们脚步的声响，这些人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去。

祭坛前燃着蜡烛。外面的光线透过彩色窗玻璃射了进来，光线大为减弱，并且同烛光混合成一种柔和的、上面飘着红和蓝的金光。金光下站着一位身穿云锦弥撒长袍的教士。在祭坛的台阶上，跪着身穿带有白色斗篷的红色法衣的弥撒侍役。

我打开笛子和人声音域的音栓，开始演奏。前面数排精神病患者突然掉过头来，所有人的头都是一下子转过来，仿佛它们是结在一根绳子上被拉过来似的。他们惨白的脸上暗黑的深陷的眼睛，毫无表情地凝望着上面的管风琴。他们的脸像扁平而光亮的圆盘在昏暗的金色光线中浮动。有时，在冬天，在黑暗中，这些脸酷似巨大的圣饼，这些圣饼正等待着圣灵光临。病人们不习惯管风琴，他们没有过去，没有回忆，每逢星期日，为这些被疏远的人举行演出，笛子、小提琴和古大提琴突如其来又一次触动他们的脑子。演奏后，祭坛上的教士开始做弥撒，他们的脸都转向他。

并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跟着做弥撒的。后面几排有许多人坐着不动。他们坐在那儿，仿佛裹着可怕的丧服，仿佛在他们周围空荡荡一无所有，可是或许有人觉得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或许已经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听不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话音。他们麻木不仁地、不知其意地倾听由管风琴惨淡地、粗野地传送到那儿的一种音乐。或许他们什么都不想，像大海、生和死那样冷淡。只有我们才使大自然生气勃勃。自然会是如何，如若自然是她本身——这点或许下面那些人会知道的，但是他们不会泄露秘密。他们看到什么，都默不作声。有时，他们仿佛是巴别塔建造人的末代子孙，他们语无伦次，无法将他们从最高露台上所看到的事物告诉他人。

我扫视一下头一排。在右侧，在粉色和蓝色的闪光中，我看见伊莎贝尔阴暗的头。她笔直地跪在长凳上，身材纤细。她那瘦削的头如同哥特式塑像侧向一旁。我停止演奏大提琴和人声的音域，奏起悠扬的音域。那是管风琴最柔和、最动人的音域。我们面临神灵的变化。面包和葡萄酒转变成基督的身躯和血。这真是个奇迹，这同人是由尘土和黏土造成的那个奇迹完全一样。里森费尔德声称，第三个奇迹是，人除了以规模越来越大的方式充分利用和杀死他的同类，并尽可能自私自利地来填满在生与死之间的短暂时期，对这奇迹的处置方式并没知道多少，尽管有件事开始时每个人都是心中有数的：他必定要死。这是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的里森费尔德说的，他是死神店铺里最严厉的核算员和冒险家之一。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做过弥撒以后，我从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们那儿得到一顿有鸡蛋、香肠片、肉汁、面包和蜂蜜的早餐。这在合同里已经规定好。这样，我中午这一餐可以省去，因为星期天爱德华不收餐券。此外，我还拿到一千马克。如果我要乘车，这点钱正好够我乘电车往返的车费。我从来没有要求增加报酬。究竟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给鞋匠卡尔·布里尔和书商鲍尔的儿子上辅导课，却像一头野山羊为着提高报酬而斗争。

早饭以后，我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那是个有树有花有长椅的美丽而宽阔的地带，一堵高墙把四周围起来，如若没有看到加了栅栏的窗户，还会以为自己是到了疗养院。

我爱这园子，因为它宁静，又因为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我可以平心静气坐着，做着不合时尚的事情，例如窃听风声，细听鸟儿啼鸣，观察着光线是如何渗透过淡绿色的树顶。

被准许外出的病人漫步走过。绝大多数人默不作声，另一些人则自言自语，有几个同来访者和看管的人热烈交谈，许多人静静地独自一人蹲着，一动也不动，他们低着头，如同太阳光中的石像，直至他们又被带回他们的病房。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习惯这种景象，甚至到了现在，我有时仍免不了像开始时那样怀着由好奇、恐惧和不可名状的第三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凝视着精神病患者，这第三种原因使我回忆起我见到第一个死人的那一瞬间。当时我十二岁，死者叫格奥尔格·黑尔曼，他死前一周我还同他一道玩过，而那时他躺在那儿，在鲜花和花圈之间，像黄蜡制成的某种不可言传的陌生东西放在那儿，可怕极了，已经同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已经永远离开，然而那默默的非常冷淡的威胁却仍然留在那儿。后来我在战争中见过许许多多死人，我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间杀猪的房屋里，但是我从未忘却我见到的那头一个死人，如同大家对所有的第一个都忘不了一样。他就是死神，而且是用精神病患者熄灭的眼睛来看着我的那一个死神，是个活着的死神，几乎比别的静静的死神更加不可思议，更加神秘。

只有伊莎贝尔的情况是另一个样。

我看见她从女病区的路上走过来。一条黄色连衣裙像一个用山东绸制的钟形罩围着她的两条腿飘动。她手里拿着一顶平而宽的草帽。

我站起来朝她走去。她的脸庞瘦削，人们只能从她脸上看出一对眼睛和一张嘴。眼睛灰绿，清澈透明，嘴巴像肺病病人的那样红，或者说，仿佛是她涂得这么红的。可是眼睛也突然变得细小、平坦，呈蓝灰色，嘴变得狭小和无情，像从没结过婚的老处女的嘴一样。倘若她是这副样子，她就是燕妮，一个好猜疑的、不讨喜欢的、不满足的人；倘若她是另一副样子，她就是伊莎贝尔。两种情况均是幻想，因为她的真名叫作热纳维耶芙·特霍芬，患一种可恶的疾病，它有着魔鬼一样的名称——精神分裂症，即意识上的分裂，个性的分裂，这也就是她把自己当成伊莎贝尔或燕妮的原因，事实上她不是这样的人。她是精神病医院年纪最轻的病员之一。据说她的母亲住在阿尔萨斯，相当有钱，但是很少关心她。我认识热纳维耶芙已有六个星期，我还不曾见到她母亲。

她今天是伊莎贝尔，我一眼就看了出来。她现在生活在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梦幻世界，轻飘飘的，一点重量也没有，如若到处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停在她的肩上，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你又来了！”她容光焕发地说，“前些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倘若她是伊莎贝尔，她就用“你”来称呼我。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随后她就用“你”来称呼所有的人。

“你到哪儿去了？”她又问一次。

我朝着大门做了个手势。“在某个地方，在那外面。”

她审问似的盯住我片刻。“外面？为什么？你在那儿寻找什么东西吗？”

“我想是的，但愿我知道是什么！”

她笑了。“算了吧，罗尔夫。你永远找不到什么的。”

听到她喊罗尔夫，我不禁吃了一惊。遗憾的是她常常这么称呼我，因为正如她看错自己一样，她也把我看成是别的什么人，并且也不都是看成同一个人。她一会儿叫我罗尔夫，一会儿叫我鲁道夫，甚至有一次叫我拉乌尔。罗尔夫是一个我无法容忍的无聊家伙的名字。拉乌尔像是个诱骗女人那类人的名字。倘若她叫我鲁道夫，她如痴似梦，一片钟情，我是最喜欢她这么叫我的。她无视我的真名路德维希·博德默尔。我已多次告诉她我的名字，但是她没把它放在心上。

在头几个星期里，一切都使我相当迷惑，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对精神病也还抱着流行的观点，我所想象的精神病，无非是慢性癫狂病，有谋杀企图和口齿不清的白痴，热纳维耶芙和这些情况不同，使我非常吃惊。起初我几乎不敢相信她患病，我觉得把名字和身份混淆起来，无非是在做游戏，至今我有时还是这么看的。后来我才明白，尽管如此，在这脆弱的幻想之后，却默默地隐藏着混乱。这种混乱还没有到来，可是它已经快来了，这一点连同她才二十岁以及由于生病使她具有一种几乎是悲剧性的美，赋予伊莎贝尔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来，罗尔夫。”她说着，拉住我的臂膀。

我再一次试图逃脱这可恶的名字。“我不是罗尔夫，”我解释说，“我是鲁道夫。”

“你不是鲁道夫。”

“是的，我是鲁道夫。鲁道夫，独角兽。”

她这样叫过我一次。但是我现在没这运气。她微笑着，完全像对一个傻孩子微笑一样。“你不是鲁道夫，你不是罗尔夫。可是你也不是你所想的人。现在你来，罗尔夫。”

我瞅着她。顷刻间我又感觉到，她并没生病，完全是装出来的。

“别那么无聊，”她说，“为什么你总想做那个人呢？”

“对，为什么？”我惊奇地回答，“你说得对！为什么要做那个人？究竟有什么需要如此迫切地保存在他那里？为什么要自认为了不起？”

她点点头。“你和大夫！风最终会吹遍所有事物的。为什么你们不愿承认？”

“包括大夫吗？”我问。

“是的，就是自称为如此的人。他对我什么都要啊！而他什么也不知道。夜间，如若不朝那里看，就不知道草是个什么模样。”

“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或许是灰的或黑的。有月光照射，就是银白色的。”

伊莎贝尔笑了。“这我想过了！你也不知道。跟大夫一个样。”

“究竟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她停住脚步。一阵风吹过，随之而去的是蜜蜂和花香。黄色连衣裙像船帆飘动。“根本不存在。”她说。

我们继续走。一个身穿精神病医院服装的老太在林荫大道上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的脸色潮红，泪水闪闪发光。两个束手无策的家属傍着她走来。“如果草不存在，究竟有什么东西？”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只有朝那里望去，它才在那里。有时我们迅速转过身子，还可以看到。”

“什么？看到它不在那里？”

“不在那里，但是可以看到它——草和在你身后的一切——迅速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像去参加舞会的差役。你转身时必须特别迅速，那么你还可以看到它们，否则它们已待在那里，装成无辜的样子，仿佛它们从未离开过。”

“谁？伊莎贝尔？”我谨慎地问道。

“事物。在你后面的一切。可是它们只是在等待你转过身子，以便它们可以溜走。”

我思索一会儿。我想，这情形跟我们身后经常有道万丈深渊相似。“假如你转过身子，我也不存在吗？”我问道。

“你也不存在。什么也没有。”

“哦，是这样。”我说，有点不是滋味，“可对我来说，我总是存在的。即使我转身如此神速。”

“你转向错误的一面了。”

“还有不同面吗？”

“对你来说是有的，罗尔夫。”

我听到这可恨的名字，又重新抽搐起来。“对你呢？你怎么啦？”

她瞅着我，心不在焉地微笑，仿佛她不认识我。“我？我可是不存在呀！”

“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的确确存在的。”

她的表情在变化。她又认识我了。

“真的吗？为什么你不经常告诉我？”

“可我总是再三告诉你的。”

“说得不够。”她把身子靠着我，我感觉她在呼吸，感到她薄绸下的胸脯，“从来没说够，”她叹口气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啊，你们这些塑像！”

塑像，我想。究竟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瞧着她，她美丽而情绪激昂，我感觉到她，每次我同她在一起时，仿佛千百个声音在通过我的血管打电话，可是随后就中断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打错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产生迷惑以外什么都没有。人家不会追求一个精神病的姑娘。或许别人会，可我不会。仿佛别人想追求一个自动的木偶，或者是被催眠入睡的某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们感觉不到她就在身旁。

我们走出林荫大道的绿色树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阳光照耀下的郁金香和水仙的花圃。“你必须把帽子戴上，伊莎贝尔，”我说，“大夫要你戴上。”

她把帽子扔在花丛中。“大夫！他什么都要！他要和我结婚，但是他的心已经饿荒了。他是只出汗的猫头鹰。”

我不相信猫头鹰会出汗。但是尽管如此，那情景是有说服力的。伊莎贝尔像个舞蹈家站到郁金香的中间，蹲下身子。“你在这儿能听见吗？”

“当然，”我感到轻松地说，“每个人都能听见。那是钟。敲着升F大调。”

“什么是升F大调？”

“一种音调。所有音调中最甜美的。”

她把自己宽大的连衣裙往花丛上抛去。“现在它们还在我心里响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狭窄的后颈。一切都在你心中响，我想。她摘下一朵郁金香，端详开放着的花朵和涌出液汁的肥硕茎秆。

“这里的这个不甜美。”

“好——那是C大调的钟声。”

“一定是大调吗？”

“也可以是小调。”

“不可以两者都是吗？”

“在音乐上不可以，”我说道，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是有一定原则的。它只可以是这个或是那个。或是一个接着另一个。”

“一个接着另一个！”伊莎贝尔略带点蔑视瞅着我，“你总是有借口的，罗尔夫。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是另一种样子。”

她突然站了起来，扔掉她折断的郁金香。她一跳就越过花圃，使劲抖干净她的连衣裙。然后她把连衣裙向上提，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她的脸由于厌恶而变丑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吃惊地问。

她指着花圃。“蛇——”

我望着花。“那里没有蛇，伊莎贝尔。”

“有！就在那里！”她指着郁金香，“你没看到它们想要什么？我已经察觉出来了。”

“它们什么也不想要。它们是花。”我下意识地说。

“它们碰到我了！”她由于厌恶而颤抖起来，目光一直凝视着郁金香。

我抓住她的两只手臂，把她的身子转过去，使她看不到花圃。“现在你已经转过身子了，”我说，“现在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她拼命呼吸。“不要留情！把它们踩烂，鲁道夫。”

“它们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转过身子了，它们现在都走了，如同夜间的草和事物。”

她的身子靠着我。突然间我在她看来，不再是罗尔夫了。她把脸靠在我肩膀上。她无须再对我解释什么。我是鲁道夫，必定是知道的。“你有把握？”她问道。我觉得她的心脏在我手旁搏动。

“完全有把握。它们走了，像星期日的差役。”

“不要留情，鲁道夫。”

“我不留情。”我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但是也没有必要知道。她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们缓缓地往回走。她几乎没有休息，走得累了。一位穿着平底鞋的护士奔了过来。“您得来吃饭，小姐。”

“吃饭，”伊莎贝尔说，“为什么人总是要吃饭，鲁道夫？”

“为的是不会饿死。”

“你又在撒谎。”她像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儿童那样疲倦地说。

“这次没撒谎。这次说的是实话。”

“是这样？石头也吃东西吗？”

“石头有生命吗？”

“当然啰。是一切东西中最健壮的。那么健壮，所以是永恒的。你不知道晶体是什么？”

“只从物理课上知道的。这肯定是错的。”

“纯粹恍恍惚惚，”伊莎贝尔用耳语的声音说，“不像那里的那个——”

她朝后对着花圃做了个动作。女看管人员抓住她的手臂。“您的帽子在哪里，小姐？”她走了几步后问道，并环顾四周，“您等一下，我把它找来。”

她走了去，以便从花丛中把帽子找出来。伊莎贝尔急急忙忙跟在她后面，六神无主地回头看向我。

“别离开我，鲁道夫！”她低声地说。

“我不离开你。”

“不要走开！我现在必须走。他们来接我了！但是你别走开！”

“我不走开，伊莎贝尔。”

女看管人找到了帽子，现在她像命运那样迈着阔步前进。伊莎贝尔站着，她望着我。这情景恰似永别的样子。每次她总是这样，仿佛这就是永别。谁知道，她再来时会是怎样，会不会把我认出来？

“请您把帽子戴上，小姐。”女看管说。

伊莎贝尔拿着帽子，软弱无力地让它从手上垂挂下来。她掉转身子，走回病区去。她没有回过头来往后看。

三月初热纳维耶芙突然在公园里朝我走来并开始同我攀谈的事就这么开始了，仿佛我们是老知交似的。这并不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在精神病医院里，人们相互之间是用不着介绍的，这儿的人不搞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只要愿意，人们可以相互交谈，不需要冗长的客套。想到什么，就可以立即谈论什么，另一方不理解，也并不碍事——这是次要的。一个人不想说服另一个人，不想解释：人在那儿，说着话，而且两个人的话题常常彼此不同，两个人能相互了解真了不起，因为他们根本不去听对方说些什么。例如，有个自称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两腿像军刀一样的矮小男子，从来不跟人讨论。他无须叫人相信他是教皇。他就是教皇，无须再说。他对狮王亨利非常忧虑。卡诺萨并不远，有时他也说到这件事。他的谈话伙伴可能是个相信自己完全是玻璃做的人，并请求任何人不要去碰撞他，因为他已经有一道裂缝，这并不妨碍格列高利。两个人彼此交谈，格列高利谈论穿着衬衣悔过的国王，那个玻璃人说他对太阳忍受不了，因为太阳能在他身上反光，后来格列高利赐予他教皇的祝福，玻璃人把用来挡住自己透明的头免受太阳照射的头巾取下来一会儿，两人行了数世纪以前的礼节分手。因此，当热纳维耶芙朝我走来与我搭讪时，我并不惊讶，我只对她这么美丽感到诧异，因为她恰恰是伊莎贝尔。

她同我谈了好久。她穿一件轻便的、淡颜色的裘皮大衣，它的价值至少相当于十至二十块由最好的瑞典花岗岩凿成的十字架墓碑，另外还穿一件晚礼服和金黄色的拖鞋。当时是上午十一点，在围墙那边的那个世界里，这是不能想象的。但在这儿只会令人激动不安，仿佛有个带降落伞的人从别的星球被吹落下来。

那是一个有太阳、阵雨、刮过风以及突然平静的日子。它们轮流出现，杂乱无章，一个钟头三月天气，一个钟头四月天气，后来有段时间，五月和六月的天气突然来临。另外，伊莎贝尔从某地来，真的是来自某地——从那没有边界的地方，从那理性之光还面目全非地像飘动的北极光挂在天际的地方，那儿不分昼夜，只有自己的光线回音和回音的回音，以及彼岸和永恒的广袤中惨淡的光亮。

她一开始就把我搞糊涂了，一切有利因素都在她一边。我虽然在战争中失去许多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是这不过使我变得玩世不恭，使我有些绝望，并没使我变得优越和自由。我坐在那儿，凝视着她，仿佛她没有重量，在飘浮着，而我却吃力地朝着她踉踉跄跄走去。此外，她的一言一语常常闪烁着超人的智慧，只是要推迟一些时间，然后就令人吃惊地现出一幅深远的景象，它可以使人的心脏搏动起来。然而每次我想把握它时，轻纱和迷雾又飘来把它遮上，于是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她头一天就吻我，她的动作做得那么自然，因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我没有觉察的事实。我觉察出来了，它使我兴奋，但是后来它却像一个浪头拍打暗礁的障碍物一样——我知道，她所想象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人，是个幻想中的人，一个叫罗尔夫或鲁道夫的人，或许她所想象的也不是那个人，而只不过是些从阴间的暗流里涌上来的名字，没有根源也没有关联。

她从那时起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到花园，如若下雨，她就到礼拜堂来。我从女总管那里得到许可，只要我愿意，可以在弥撒之后练习管风琴。天气不好时我这么做。我实际上不是练习，我弹得太差了，我弹管风琴就像弹钢琴一样：我演奏是为了自己，为了某些动摇不定的幻想，尽可能做到为了某些情调、梦想和对不确定的事物、对未来、对满足和对我自己的渴望。要做到这一点，无须演奏得特别好。伊莎贝尔偶尔也来旁听。她坐在台下昏暗之中，雨拍打着五颜六色的窗玻璃，管风琴声拂过她阴暗的头颅，我不知道她想什么，这情景真奇怪，令人有些感伤，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会突然提出的为何如此的询问，喊叫，恐惧和沉默。每当我们待在昏暗和发出管风琴声的空荡教堂里时——我们只有两人，仿佛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是由半明半暗的光线、管风琴和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是永远分离，没有任何桥梁来沟通，互不了解，没有话语，只有我们之间生命界限上小小守护之火在奇怪地燃烧，我们看到并错误理解这些界限，她以她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像不聋、不哑、不盲的聋哑盲人，并因此变得穷困多了，失去许多关系，我感觉到这一切，我也感觉到生物身上一些不可思议的孤独。驱使她来我这儿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并且永远也不想知道——它已经被埋在瓦砾和山崩之中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何这种特殊的关系尽管如此还这么使我迷惑。然而我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想象中的人并不是我，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渴望我不知道的事物，并使我震惊，使我有时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地幸福或悲伤。

一位身材矮小的护士朝我走来。“女总管想跟您谈谈。”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我心里感到不大舒服。或许有个护士刺探了秘密，女总管想对我说，只许我同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交谈，不然她就把我解雇，虽然主管医师已经说过，伊莎贝尔有社交活动是好的。

女总管在她的会客室接见我。会客室散发出地板蜡和肥皂味，气氛很是一本正经，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女总管是一位瘦削果断的妇女，她亲切地接见我，她认为我是个热爱上帝、相信教会的无可指责的天主教徒。“五月快到了。”她说，直盯着我的眼睛。

“是的。”我回答，并且打量着洁白的窗帘和空荡荡、发亮的地板。

“我们想过，是否可以举办个五月祷告。”

我如释重负，沉默不语。“城里的教会在五月里每晚八点都有个祷告。”女总管说。

我点点头。我了解五月的祷告。黄昏时香烟缭绕，祭器闪烁发光，祷告以后，青年人还在古树参天、金龟子嗡嗡作响的广场上欢腾些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但是在我当兵前，我就知道了。我同少女们初次接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兴奋、神秘与和谐。可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月每晚八点来这儿弹奏管风琴。“我们至少得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祷告，”女总管说，“我指的是一次盛大的、有风琴音乐和谢恩赞美歌的祷告。没有音乐的祷告反正每晚将为护士们举办一次。”

我考虑着。星期天晚上待在城里无聊，再说祷告只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所能给的报酬很少，”女总管解释，“像做弥撒所付的那么多。现在这种时候这点报酬并不算多，是吗？”

“是的，”我说，“这并不算多。现在外面通货膨胀。”

“我知道。”她犹豫不决地站立着，“可惜教会的公事程序尚未建立。教会想的是几世纪以后的事。我们只好将就。我们这么做，最终也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钱。不是吗？”

“可以两者兼顾，”我回答，“那就特别幸运了。”

她叹了口气。“我们受教会当局规定的约束。每年只规定一次，而不是经常调整。”

“对于传教士、神父和主教的薪水也是这样吗？”我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她说，脸色略微变红，“但我相信是的。”

我这时已经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我解释，“我们有个重要业务会议。”

“今天还是四月。但是下星期日——或者，如果您每星期日不行，也可以是别的日子。不时举行个真正的五月祷告，那就太妙了。圣母必定会赐福给您的。”

“当然了。只不过困难在于一顿晚餐。八点钟正好在当中。在这之后吃饭太晚，在这之前又匆匆忙忙。”

“噢，原来是这样！如果您愿意，您当然可以在这儿用餐。神父阁下也总是在这里用膳。或许这是个办法。”

这跟我所想的办法完全一样。这儿的饭菜几乎同爱德华那里一样丰盛，如果我同神父一道用餐，肯定还会再加一瓶葡萄酒。由于爱德华废止星期日使用预购的餐券，所以这甚至是条再好不过的出路。

“好的，”我说，“我试试看。关于钱的问题，我们无须再谈了。”

女总管舒了一口气。“上帝会给您赐福的。”

我走回去。园中的路径空无一人。我等了穿山东绸制的黄色连衣裙的伊莎贝尔一些时候。后来城里中午的钟声响了起来，我知道，伊莎贝尔午睡的时候到了，然后医生要来，四点钟之前无事可做。我走出大门往山丘下走去。下面是带有布满绿锈钟楼和冒烟烟囱的城市。七叶树林荫大道的两侧是广阔的田地，每天都有没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在那里劳动。精神病医院一部分是公家的，一部分是私人的。私人入院病人当然无须劳动。田地之后是一片树林，林中有小溪、池塘和空地。我少年时曾在那里捕鱼、捉水蜥和蝴蝶。如今才过了十年，但是那时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种样子，似乎是在遥远的时代。那时，生活平静地度过，有机地发展，从童年起，一切都有条不紊。战争把它改变了，从1914年起，我们过着一段动荡不定的生活，然后是第二段和第三段。这些生活并不连贯，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凑合在一起。因此要理解伊莎贝尔以及她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就不太难了。只不过她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好些，若是她过着一种生活，她就忘记所有其他的。而我们的生活，每个阶段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的童年由于战争而中断，而后是饥饿的时代和欺骗的时代，是战壕的时代以及渴望生存的时代，这一切阶段中，有些东西给留了下来，并且使人不安。这是无法简单地抛到脑后的。童年的天堂、残杀的知识、被夺去的青春、过早认识玩世不恭，总是令人吃惊地一再出现，并毫不妥协地相互抗衡。

4

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里森费尔德。晚餐我们吃了一碗豌豆汤，汤里炖有肉，很稠，长柄勺可以竖直地插在汤里，另外我们还吃了猪蹄子和猪耳朵，还有一块非常肥实的猪肚。我们需要油脂，是为了防止酒精浸透我们的胃，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比里森费尔德早醉。因此克罗尔老太太亲自给我们掌勺，而且还把一份含油脂的荷兰干酪硬加给我们作最后一道点心。公司的前途面临着危险。我们必须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夺得一宗花岗岩，即使我们为了这个得跪在他面前爬到家去。大理石、贝壳石灰石、砂岩我们还有货，但是花岗岩、丧宴的鱼子酱，我们却奇缺。

海因里希·克罗尔这绊脚石给搬走了。是棺材木匠维尔克帮我们的忙。我们给了他两瓶烈酒，他在晚餐前邀请海因里希打斯卡特牌，喝酒。海因里希上了当，白吃点东西，他是不会拒绝的，随后他痛饮起来，他认为自己如同每个爱国之士一样酒量过人。实际上他喝不了多少，突然间就醉倒了。几分钟前，他还夸口一个人要把社会民主党打出国会，随后他就张开嘴巴打鼾，再用“跳起来，前进，前进！”的命令也无法把他弄醒，特别是因为他正如我们所安排的在吃菜之前空着肚子喝了烈酒。他现在就在维尔克工场的一口用锯木屑垫得软软的橡木棺材中睡觉，对我们已经无害了。我们出于极其谨慎的缘故，没有把他弄到他自己的床上，因为他一睡上去，说不定要醒过来的。维尔克坐在我们楼下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室里，并同他玩多米诺骨牌，两人都喜欢玩这种牌，因为有许多时间可以从容考虑。此外他们还欢饮了一瓶多烈酒，那是在海因里希醉倒后剩余下来的，这也是维尔克所要求的报酬。

我们想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取得那宗花岗岩，当然我们无法预先把款支付给他。我们还从来没有积攒过那么多的钱，况且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荒唐的事，它将像六月里的雪那样融化。因此我们想给里森费尔德一张三个月到期的期票。这即是说，我们打算几乎不花钱就购到这宗货。

当然，里森费尔德也不会吃亏。这条生存在人类泪海中的鲨鱼也想同每个诚实的商人一样赚钱。因此他必定一俟从我们这里拿到期票，就把它交给他的或是我们的银行并叫人把它兑现。随后银行将确认，里森费尔德和我们都有权得到这笔款项，兑现时银行要扣除百分之几，才支付这笔款项。我们立即还给里森费尔德兑现时被扣去的百分率。这样，他出售这宗货全部拿到现款，仿佛是我们预先支付给他的。但是银行一点也不吃亏，它将立即把期票交给帝国银行，帝国银行将支付给它，如同先前它支付给里森费尔德一样。期票到了帝国银行便留在那儿，直到它期满后被提出兑现为止。期票后来还值多少，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是在1922年后才懂得这一切的。在此以前，我们都像海因里希·克罗尔一样干活，却濒于破产。当时我们差不多卖光全部存货，我们不禁大吃一惊，眼见我们所得到的无非是个无用的银行户头和几箱钞票，这些钞票还不够把我们的铺子裱糊起来。我们最初设法尽可能快地卖出和重新购进，但是通货膨胀毫不费力地跑到了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收到售出墓碑的款子，总要拖很长时间，这期间货币贬值快得惊人，以至原来赚钱最多的生意也变得蚀本。后来我们开始用期票来支付，这才维持下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生存。由于德国每个企业都靠这方式为自己筹措资金，帝国银行自然就得不断印刷空头钞票，马克价值越跌越快。政府也乐于这么做，因为它依靠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它的国内债务。破产者是那些不能用期票进行采购的人，是那些有点财产而不得不把它变卖的人，是小店主、工人，是眼睁睁看着其银行存款一天天贬值的领取养老金者，是那些必须靠薪金生活的职员和公职人员，他们那点薪水已经购买不到一双新鞋子了。赚钱者是那些黑市商人、期票大王，能用几块美元、克朗或兹罗提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外国人以及无限制增加自己的股票和财产的大企业家、工厂主和交易所投机商人。对他们来说，一切几乎是不用花钱的。那都是存款者、有正当收入的人和规规矩矩的人削价出售的大宗货物。兀鹰从四面八方扑翅飞翔，只有那些会欠债的人的境况才不错，债务很自然就勾销了。

里森费尔德到了最后时刻才把这一切教给我们，使我们成了大破产中为数甚少的寄生虫。他接受我们第一张三个月期票，虽然至少我们当时没有具备提供期票上这笔款子的条件。但是奥登瓦尔德厂是完好的，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当然感恩戴德。每逢他来韦尔登布吕克，我们就设法像款待一位印度王公那样款待他，当然，那是就一位印度王公在韦尔登布吕克可能受到的款待而言。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画了一幅他的彩色肖像，我们把它嵌在一个别致的真金框里，隆重地递送给他。可惜他并不中意。在那张画像上，他的样子像个候补神父，恰恰是这点他不喜欢。他想外貌上要像个阴险的拐骗者，并且设想，如若他有个尖肚皮和两条弯曲的短腿，他将会成为自我欺骗的榜样，引起人们注意。可是有谁不靠自我欺骗生存呢？至于我，难道就不能依靠我的善良和平庸的能力——特别是在晚间——梦想成为更好的、足够有能力找到一位出版商的人吗？在这种情形下谁会对里森费尔德的O形腿扔出第一块石头？特别是当它们在这年头还穿着真的英国精纺毛料裤的时候。

“我们对他怎么办，格奥尔格？”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光是喝酒，里森费尔德是不满足的。他的幻想太多，性格太不安静。他想看点什么，听点什么，如果可能，还想摸几下。但是可供我们挑选的女士们真令人失望。我们仅认识的几位漂亮女士，对于整晚聆听里森费尔德高谈阔论他在1923年扮演唐璜一角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而乐于助人和谅解人的女士们，可惜都是又老又丑。”

格奥尔格狞笑着。“我不知道我们今晚的现款是否够用。昨天提款时，我在美元牌价上犯了个错误，我当时以为那仍然会是十点的牌价，到十二点挂牌时发现已经太晚。星期六中午银行是停止营业的。”

“可今天牌价一点不变。”

“在红磨坊已经变了，我的孩子。在那里，星期天已经在用两天后的美元牌价了。上帝才知道一瓶葡萄酒今晚要多少钱！”

“上帝也不知道，”我说，“老板本人也不知道。他只有在电灯亮时才确定售价。为什么里森费尔德不喜欢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要是那样，就可以少花点钱了。博物馆的入场券总是二百五十马克。我们本可以带他去看几个小时画作和石膏头像的，或者请他听音乐。今天在凯瑟琳教堂有一个民间的管风琴音乐会。”

格奥尔格笑得呛了起来。“唉，好吧，”我解释说，“在那里和里森费尔德见面确实荒谬，但是为什么他就连轻歌剧和轻音乐也不喜欢？我们本来可以带他去看戏，总比该死的夜总会要省钱！”

“他来了，”格奥尔格说，“你问问他。”

我们打开门。在暮色中，里森费尔德摇晃着身子走上台阶。我们立即看出，春天黄昏的魔力对他没有产生影响。我们虚情假意地向他问候。里森费尔德觉察出来，斜着眼睛看我们，扑通一声坐在沙发上。“您少说废话。”他朝我这面嘟哝着。

“反正我要这么说，”我回答，“只是有点为难。您称之为‘废话’，别的地方却叫作‘礼貌’。”

里森费尔德恶意地狞笑一阵。“现在靠礼貌已经吃不开了。”

“吃不开？那究竟靠什么？”我问道，目的在于激他说话。

“靠铁手腕和橡胶的良心。”

“但是，里森费尔德先生，”格奥尔格泰然自若地说，“您自己的礼貌却是世上最好的！或许按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很不错了。”

“真的？但愿您不至于搞错！”里森费尔德虽然拒绝，却明显表现出已经接受讨好。

“他的举止像个强盗，”我插进来说，格奥尔格正盼着我这么说，我们事先未经排练就演出这出戏，仿佛演熟了似的，“或者毋宁说是举止像个海盗。不幸的是那为他带来了成功。”

里森费尔德在听到“强盗”的这个词时惊颤了一下，这一枪距离太近。听到“海盗”时，他的心情又缓解了。这正合我们的意图。格奥尔格从装有瓷质天使的抽屉里取出一瓶罗特产的谷物酒，斟满酒杯。“我们要为什么干杯？”他问。

通常人家都是为健康和生意兴隆干杯，可是我们这里却有些为难。里森费尔德在这方面的感觉过于细腻，他认为，墓碑公司的人这么说不仅荒谬，而且也是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要是那样，也可为霍乱和战争干杯。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如何来措辞的事托付给他。

他斜着眼睛盯住我们，手里拿着酒杯，但什么也没说。过一会儿，他在黄昏之中突然开了腔：“时间究竟是什么？”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把酒杯放了下来。“生活的辛辣。”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激动。这老家伙用他的诡计要把我制服可不容易。我这个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会员不是白当的，我们对探讨重大问题已经习惯了。

里森费尔德对我毫不尊重。“克罗尔先生，您有何高见？”他问道。

“我是个普通人，”格奥尔格说，“干杯！”

“时间，”里森费尔德坚持说，“时间，不停地流动，不是指我们这糟糕的时代！时间，缓慢的死亡。”

这一次我也把酒杯放下来。“我想，我们最好把灯打开，“我说，“您晚上吃过什么东西，里森费尔德先生？”

“大人说话时请您别插嘴。”里森费尔德回答。我发觉，我有一瞬间走神了。他并不是想叫我们吃惊，他想的和说的一样。谁知道他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我很想回答他，时间就是他必须签字的期票上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宁肯闷头喝酒。

“我现年五十六岁，”里森费尔德说，“但是我还记得起我二十岁时那个年代，仿佛那只是几年前的事。而这期间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醒来，已经老了。克罗尔先生，您的情况又如何呢？”

“差不离，”格奥尔格平静地回答，“我现年四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像六十岁。我身上有过战争创伤。”

为了附和里森费尔德，他撒了谎。“我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我解释说，同样为了表示我的附和，“我也经历过战争。我应征时只有十七岁。现在我二十五岁，我感到自己还像是十七岁。像十七，也像七十岁。当兵夺去了我的青春。”

“您身上没受战争的影响，”里森费尔德回答说，看来今天他在专门跟我作对，因为时间即缓慢的死亡，如今还没有像抓住他那样抓住我，“您无非是智力发育迟缓而已。事实上，战争甚至催您早熟，没有战争，您今天或许还停留在十二岁的阶段上。”

“谢谢这般恭维！”我说，“每个人十二岁时都是个天才。随着性成熟的到来，他才失去他的独创性。关于性的成熟，您这位花岗岩卡萨诺瓦也太过重视了。精神自由的损失，只得到相当单调的补偿！”

格奥尔格再次斟酒。我们意识到这一晚将是困难艰巨的。我们必须把里森费尔德从悲哀的深谷中拉出来，而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在今晚谈论枯燥无味的哲学。我们宁肯坐在七叶树下，悠悠然默默地喝一瓶摩泽尔的葡萄酒，而不愿在红磨坊夜总会同里森费尔德一起为他失去的年华而悲伤。“若是您对时间的现实性感兴趣，”我抱着点希望说，“那么我可以效劳把您带到一个俱乐部去，即我们亲爱故乡的诗人俱乐部，那儿您接触到的尽是这方面的专家。作家汉斯·洪格尔曼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把这问题写成约六十首诗。我们马上可以去，每星期天晚上都有个聚会，有余兴节目。”

“有女士吗？”

“当然没有。妇人写诗就好像马做算术一样。当然，萨福的女学生们例外。”

“余兴节目究竟是些什么？”里森费尔德自然而然问道。

“谩骂其他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

里森费尔德轻蔑地嘟哝着。我已经想退却，这时对面瓦策克屋里的窗户突然灯火通明，宛如漆黑的博物馆里出现一幅照得通亮的图画。我们望见莉萨就在窗帘之后。她正在穿衣服，除了奶罩和一条极短的白绸内裤，什么也没穿。

里森费尔德像只土拨鼠从鼻子里吹了声口哨。他的感伤情绪立即烟消云散。我站起来准备开灯。“别开灯！”他吼了一声，“您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诗意？”

他悄步走到窗前。莉萨开始把一件紧身连衣裙从头上套下去。她像蛇一样蜷曲着身子。里森费尔德气喘吁吁：“多迷人的娘儿！我的天哪，屁股！像个梦！那是谁？”

“浴中的苏姗娜。”我解释说。我想委婉地对他解释，我们此刻正在扮演偷看苏姗娜的老色鬼角色。

“瞎扯！”抱着爱因斯坦观念的窥淫狂病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金色的窗户，“我是说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她。今天中午她还没住在那里。”

“真的？”莉萨已经穿上连衣裙，用手把它拉拉平。格奥尔格在里森费尔德背后给自己和我斟酒。我们把酒一饮而尽。“性格奔放的女人。”里森费尔德说着，又继续贴在窗前，“一位女士，看得出来，或许是个法国人。”

我们知道，莉萨是波希米亚人。“可能是个名叫德拉图尔的小姐。”我回答说，目的是想再进一步刺激他，“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才听到这名字。”

“您瞧！”里森费尔德即刻向我们转过身来，“我就说她是个法国人！一下子就看出来的，je ne sais pas quoi！您也没发现，克罗尔先生？”

“您在这方面真是个行家，里森费尔德先生。”

莉萨房间里的灯熄灭了。里森费尔德把他的酒倒进锁得紧紧的喉咙里，又把脸贴在窗户上。过了一会儿，莉萨出现在屋门口，沿着街道向下走去。里森费尔德目送着她。“走起路来真迷人！她不走小步，而是迈着大步。真是只肥豹子！走小步的女人令人失望。但是我敢为她担保！”

我在他说到“肥豹子”时又很快喝了一杯。格奥尔格无声地冷冷一笑，坐到他的椅子上。我们成功了！现在里森费尔德转过身子。他的脸像一轮苍白的月亮微光闪烁。“开灯，我的先生们！我们还等什么？到生活里去！”

我们随他走进温柔的夜晚。我注视着他那像青蛙一样的背部。我嫉妒地想：若是我也能像这位变幻无常的艺术家一样，也那么干脆地从我单调的时光中摆脱出来该有多好呀！

红磨坊夜总会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找到一张离乐队非常近的桌子。音乐本来已经够响的，在我们的桌子附近简直震耳欲聋。起先我们相互交谈时得朝着对方耳朵喊叫，后来我们三个人只得像聋哑人那样打起手势。舞池拥挤不堪，人们几乎动弹不得。但里森费尔德对这毫不介意。他侦察到有一个身穿白绸的妇女在卖酒柜台旁，就朝她奔了过去。他得意扬扬地用他的尖肚皮把她推到舞池中。她比他高出一个头，无聊地凝视着他头部上方那用气球装饰起来的空间。可是在下面，里森费尔德却像维苏威火山那样沸腾。恶魔已经攫住他。“我们往他的葡萄酒里掺烈酒，让他快点醉倒，你觉得如何？”我对格奥尔格说，“这家伙像头森林里带斑点的驴子拼命喝！这已经是第五瓶了！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两个钟头后我们就要破产。我猜我们已经喝掉几块峁形墓碑了。但愿他不会把那白妖精带到我们桌边，那样我们还得请她喝酒。”

格奥尔格摇摇头。“那女人是卖酒柜台的。她必须回到那儿去。”

里森费尔德再次出现。他满脸通红，流着汗。“这一切完全与幻想的魔术不一样啊！”他在闹哄哄声中对着我们吼叫，“完完全全真的，妙！但是诗歌在哪里？今晚漆黑天空下的窗户，像是在做梦！这样一个女人——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完全明白，”格奥尔格喊着回答，“没拿到手的东西似乎总比手里的东西好。人生的浪漫和愚蠢就在于此。干杯，里森费尔德！”

“我讲得没那么粗鲁，”里森费尔德伴着狐步舞曲《啊，但愿圣彼得知道》吼叫起来，“我讲得要委婉些。”

“我也是。”格奥尔格吼着回答。

“我说得更委婉了。”

“好吧，随您要怎样委婉！”

乐曲的音量越来越强。舞池像个五光十色的沙丁鱼罐头那样拥挤不堪。我突然像触了电。在右边跳舞的人堆里，我的女朋友埃尔娜被一个像身穿衣服的猴子那样的人搂住，正朝着这边移动舞步。她没看到我，但我从远处已经认出她那红头发。她不知羞耻地靠在那十足的小流氓肩上。我不动声色坐在那儿，但是我觉得自己仿佛吞下了一颗手榴弹似的。这畜生居然在那儿跳舞，我尚未发表的诗集《尘土和星星》中有十首诗是献给她的，可她一周以来却在骗我，说她因为轻度脑震荡而不能外出。她说她在黑暗中跌倒了。对，跌倒了，跌到这小流氓的胸脯上，他穿着双排纽黑礼服，他那撑在埃尔娜腰部的手爪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而我这笨蛋今天下午从我们花园里摘了粉红的郁金香，还附上一首题为《潘的五月祷告》的三行诗送给她。或许她此时正把这首诗朗诵给这流氓听！我一眼看到，这两个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您怎么了？”里森费尔德吼道，“您不舒服吗？”

“热！”我回吼了一声，觉得汗水在顺着我的背部往下淌。我怒火中烧，如果埃尔娜转过身子，她会看到我脑门涨得通红，正在淌着汗。但是我现在对世界上的一切需要深思熟虑，冷静而从容不迫像个社交家一样地行动。我迅速用手绢揩抹我的脸。里森费尔德狞笑着，一点也不同情。格奥尔格看着。“您自己也在冒着汗，里森费尔德。”他说。

“我的情况完全两样！那是玩得有味才流的汗！”里森费尔德吼道。

“那是正在消逝的时间的汗水。”我不怀好意、声音沙哑地说，我觉得汗水已经淌到我的嘴角，还带着咸味。

埃尔娜越靠越近。她甜滋滋地看着乐队。我脸上流露出一种略为惊讶、轻蔑的笑意，现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领。

“您究竟怎么啦？”里森费尔德喊道，“您这副模样真像一只梦游的袋鼠！”

我不理睬他。埃尔娜已经转过身子。我冷冷地瞅着跳舞的人，我用一种逐渐醒悟的表情打量着她，装出偶然认出她的模样。我懒洋洋地举起两只手指表示问候。“他发疯了。”里森费尔德吼叫着，吼声透过狐步舞曲《天父》的节奏。

我没有回答。我实际上无话可说。埃尔娜根本没有看见我。

音乐终于停止。舞池里的人慢慢散去。埃尔娜消失在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您是十七，还是七十？”里森费尔德吼叫着。

由于这时音乐已停，他的问话响彻整个大厅。几十个人朝我们这里望过来，就连里森费尔德也大吃一惊。我真想立即钻到桌子底下，可是后来我猛然想到，这里的人会把这问话当成是售价，我冷冷地大声回答：“每个整整七十一美元，一分不少。”

我的回答霎时间引起人们的兴趣。“什么货啊？”邻桌一个长着孩子脸的男子问，“我对好货总是感兴趣的。当然是现金交易。我的名字叫奥夫施泰因。”

“费利克斯·科克斯，”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回答，我高兴自己又能振作起来，“这批货是二十瓶香水。可惜那位先生已经买了。”

一个矫揉造作的金发女郎发出一声“嘘——”。

演出开始了。一个报幕人尽讲无聊话，并且非常恼火，因为他的笑话没有反响。我把坐椅向后拖，让自己藏在奥夫施泰因身后。对于喜欢攻击观众的报幕员来说，我是个合适的目标，况且因为埃尔娜的事今天可能出丑。

一切都很顺利。报幕员扫兴地退了回去。是谁穿着白色新娘礼服披着面纱突然站在那里？勒妮·德拉图尔。我心情顿时轻松下来，重新坐好。

勒妮开始她的二重唱。她羞羞答答地唱着女高音，扮演处女时用颤音唱出几句诗句，然后唱起男低音，立即引起轰动。

“您觉得这女士如何？”我问里森费尔德。

“这位女士不错……”

“您想认识她吗？德拉图尔小姐。”

里森费尔德愣住了。“德拉图尔？你是不是想说，这荒唐的怪物就是您对面窗口的那位女魔术家？”

我正想这么说，以便观察他的反应，这时我看到有一道像天使般的灵光在他那象鼻子周围飘浮。他没有说话，用拇指指着出口处。“那里——在那边——那就是她啊！那种步态，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说得对。莉萨已经走进来了。她由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陪同，她的一举一动，至少按里森费尔德的概念来说，像个最上流社会的女士。她看上去几乎大气不喘、心不在焉、高傲地听着那些献殷勤的人的恭维话。“我说对了吗？”里森费尔德问道，“女人是否可以从走路的姿态上立即认出来？”

“女人和警察都可以。”格奥尔格狞笑着说道，但他同样心满意足地看着莉萨。

第二个节目开始了。一个女杂技演员站在舞池里。她年轻，有一张俏皮的脸，鼻子短短的，两腿健美。她跳着杂技舞蹈，跳跃、侧立、腾空跃起。我们继续望着莉萨。她似乎又想离开这地方。这当然是个假象，城里只有这么个夜总会，其他都是咖啡馆、饭店或酒馆。因此，我们在这儿碰到的每个人，都是带足了钱才来的。

“香槟酒！”里森费尔德用独裁者的嗓音高声叫道。

我吓了一跳，格奥尔格也在发愁。“里森费尔德先生，”我便说，“这里的香槟酒质量很低劣。”

这一瞬间有一张脸从地板上瞧着我。我惊异地回头一瞥，看出那就是杂技演员，她的身子朝后弯，头从两腿之间露了出来，有一秒钟光景，她看上去像个畸形的侏儒。“香槟酒我来付！”里森费尔德声明说，对服务员打个招呼。

“好极了！”下面那张脸说道。

格奥尔格对我眨眨眼。他扮演献殷勤的人，而我却专门应付不愉快的事，这点我们之间早就商定好了。“若是您自己要香槟酒，里森费尔德，当然可以得到，”因此他现在说，“可您现在是我们的客人。”

“不必，我来买！别再说了！”里森费尔德完全是个高级的唐璜。他满意地看着冰箱里的金黄色瓶子。许多女士立即显示出强烈的兴趣。我也同样赞成。香槟酒将使埃尔娜懂得，她过早地把我抛弃了。我满意地为里森费尔德的健康干杯，他兴高采烈地回敬我。

维利出现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他是这里的常客。奥夫施泰因带着他的同伴走了，维利成了我们的邻座。他立即站了起来，欢迎勒妮·德拉图尔。她身边有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漂亮姑娘，过一会儿我才认出她是那杂技演员。维利把她介绍给我们。她叫格尔达·施奈德，朝香槟酒和我们三人轻蔑地瞥了一眼。我们留心观察里森费尔德是否感兴趣，这样我们今晚就可以摆脱他。但是里森费尔德已经对莉萨入了迷。“我可以请她跳舞吗？”他问格奥尔格。

“我不准备劝您这么做，”格奥尔格机灵地答道，“但我们或许过一会儿还可以结识她。”

他用充满责备的眼光看着我。要是我在办公室里没有说过，我们不知道莉萨是谁，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谁能预料里森费尔德会走到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现在再跟他说清楚已经太晚了。浪漫的人是不会有幽默感的。

“您不跳舞吗？”女杂技演员问我。

“我跳得不好。我没有节奏感。”

“我也没有。让我们一道试试吧。”

我们相互扶住对方挤进舞池的人堆里，被人慢慢地向前推去。“三个男人不带太太来到夜总会，”格尔达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我的朋友格奥尔格认为，谁把太太带到夜总会，等于请她给自己戴绿帽子。”

“谁是您的朋友格奥尔格？是那个大鼻子吗？”

“是那个秃头。他是个闺房制度的信徒。他认为不该把妇女带来展出。”

“当然……您呢？”

“我没有制度。我像风里的糠秕。”

“请您别踩到我脚上，”格尔达说，“您不是糠秕。您至少有七十公斤重。”

于是我留神注意。我们刚才从埃尔娜的桌子旁经过，这一次她的头搭在戴印章戒指的那个流氓的肩上，那小流氓搂着她的腰，谢天谢地，她还是把我认出来了。让魔鬼去注意节拍吧！我对着格尔达微微一笑，把她拉得靠我紧紧的。同时我望着埃尔娜。

格尔达散发出玲兰花香味。“请您还是松开我，”她说，“这么做对红头发女士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您正在追求她，是不是？”

“不。”我撒了个谎。

“您根本不该把她看得那么高。您昏昏欲睡地朝着她凝视，后来突然安排同我一起演出这场戏。天哪，您是个新手啊！”

我一再试图止住假笑，我不想为了这一切而让埃尔娜发觉，我在这儿同样上了当。“并不是我安排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我本来不想跳舞。”

格尔达把我推开。“看来您也还是个会献殷勤的男人！我们别再跳了。我的脚疼。”

我考虑是否该对她解释，我指的是别的事，但是谁知道这又会惹出什么事呀！我情愿闭上嘴，昂着头难为情地跟在她后面往桌子那边走去。

那边，酒精在这其间果然发生作用。格奥尔格和里森费尔德相互用“你”称呼。里森费尔德的名字叫亚历克斯。最多一小时后他也会要求我用“你”来称呼他。明天早晨当然又都会忘记这一切。

我心绪不佳地坐在那儿，等待里森费尔德疲倦下来。跳舞的人在乐曲伴奏下，宛如在由喧闹声、身体接触和一群群人组成的河水中缓缓流动。埃尔娜也挑衅性地滑了过去，没理睬我。格尔达撞了我一下。“头发是染的。”她说。我对她想这样来安慰我感到厌恶。

我点点头，发觉我已喝得够多了。里森费尔德终于喊了服务员。莉萨已经走了，他现在也想出去。

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把事情处理好。里森费尔德真的付了香槟酒的钱，我原来猜想，他会把自己订的四瓶酒留给我们来付。我们向维利、勒妮·德拉图尔和格尔达·施奈德告别。反正舞会已到此结束，音乐也停了。所有的人都挤在出口处和衣帽间门前。

我一下子站到埃尔娜身旁。她那献殷勤的小流氓伸长手臂在衣帽间门口像船桨那样拨动着为她取大衣。埃尔娜冷冰冰地打量我。“我不得不在这儿逮住你！你做梦也想不到吧！”

“你逮住我？”我惊讶地说，“是我逮住你！”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她继续说，仿佛我没有回答过，“和不干不净的女人在一起！别碰我！谁知道你已经染上什么东西了！”

我根本没想要碰她。“我是为了做生意而到这儿来的，”我说，“你呢？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做生意！”她尖刻地笑起来，“做生意！究竟谁死了？”

“国家的顶梁柱，小小的存款人，”我回答，我想我是够风趣的，“每天都有人在这儿被埋葬，但他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是陵墓，叫作交易所。”

“我竟然信了你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埃尔娜郑重地说，仿佛我没再说什么，“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博德默尔先生！”

格奥尔格和里森费尔德在衣帽间那里争夺他们的帽子。我发觉我在辩护中无理可说。“你听着，”我吼叫着，“是谁今天下午还告诉我，说她不能出来，她头疼得要命？谁在这儿同一个肥头胖耳的黑市商人跳舞？”

埃尔娜的脸色变得苍白。“你这卑鄙的作诗匠！”她低声地说，仿佛在喷洒硫酸，“你以为你会剽窃死人的诗歌，就比人高明吗？我劝你首先得学会挣钱，以便你可以带个门当户对的女士出门！你可以到野外郊游！到那五月的丝绸旗子那儿！我不会感动得流眼泪的！”

“丝绸旗子”引自我今天下午送给她的诗句。我内心昏昏沉沉，脸上却在狞笑。“我们还是就事论事，”我说，“谁在这儿同两位正正派派的商人一道回家？而又是谁同一个献殷勤的男人在一道？”

埃尔娜瞪大眼看我。“难道我应该在夜里一个人像酒吧间的妓女走上街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你以为我喜欢每个粗鲁的家伙同我攀谈吗？你究竟怎么想的？”

“你根本不必来！”

“原来如此！你瞧，你也想发号施令，是不是？不许我出门，可是你却到处游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要我给你织袜子？”她恶毒地笑着说，“老爷喝香槟酒，对我来说只要矿泉水和啤酒就够好的了，或者是一杯没标明酿造年代的廉价葡萄酒！”

“香槟酒不是我付的！是里森费尔德付的！”

“当然，你总是没错，你这成不了大事的教书匠！你还站在这儿干吗？我同你没有任何瓜葛了！不要再打扰我！”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格奥尔格走了过来，把我的帽子递给我。埃尔娜的那个黑市商人也走过来，两个人双双离开。“你听到了？”我问格奥尔格。

“听到一部分。为什么你要同一个女人吵嘴？”

“我并不想吵。”

格奥尔格笑了。即使整桶酒往肚子里倒，他也从来不曾喝醉过。“你可别任着性子。你总是输给别人的。为什么你还坚持自己有理？”

“是的，”我说，“为什么？或许因为我是德国大地之子吧。你从来没和女人争论过吗？”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给别人提供良好的劝告。”

凉爽的空气像个软锤子对里森费尔德起了作用。“我们用‘你’来称呼吧，”他对我说，“我们都是兄弟，都是死亡的受益者。”他像狐狸那么咯咯笑着，“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斯。”

“我叫罗尔夫。”我回答。我不想把我真正的名字路德维希告诉一夜间认识的酒肉朋友。罗尔夫对亚历克斯来说已经够好了。

“罗尔夫？”里森费尔德说，“多么愚蠢的名字啊！你经常用它吗？”

“我有权在闰年和工作之后使用这名字。亚历克斯也并不特别。”

里森费尔德身子晃了一下。“没关系，”他豪爽地说，“孩子们，我好久没这么快活过！你们这里还有咖啡吗？”

“当然，”格奥尔格说，“罗尔夫是个第一流的咖啡师。”

我们摇摇晃晃穿过玛利亚教堂的影子向哈肯大街走去。在我们前面，有个孤单的游荡者迈着鹤步行走，从我们大门拐了进去。他就是克诺普夫上士，他巡视酒馆方才回来。我们跟在他后面走，正当他在门口的黑色方尖碑旁小便时，我们赶上了他。“克诺普夫先生，”我说，“这样不合适！”

“您可以稍息一下。”克诺普夫喃喃地说，身子没有转过来。

“上士先生，”我重复一句，“这样不合适！这跟猪猡差不多！为什么您不在家里小便？”

他匆匆转过头来。“要我往我房间里撒尿？您疯了？”

“不是往客厅里撒！您家里有个完好的盥洗室，您尽可以用！它离此地只不过十米远。”

“胡说！”

“您玷污我们屋子的象征！此外您亵渎圣物。这东西是座墓碑，是件神圣的东西。”

“它先得成为公墓上的一座墓碑。”克诺普夫说，直挺挺地朝他的屋门走去，“晚安，诸位先生。”

他行了个半鞠躬礼，脑袋撞在门柱子上。嘀咕着离开了。

“他是谁？”里森费尔德问我，我正在寻找咖啡。

“您的对立面。一个抽象的酒徒。他喝酒不带任何幻想，不需要外面任何帮助，没有理想。”

“这算什么！”里森费尔德靠着窗子坐下，“是个酒精桶。人是靠梦想生存的。这您还不知道？”

“不知道。我年幼无知。”

“您并不太年轻。您只不过是战争的产物——情感上不成熟，在杀人方面却已有经验。”

“Merci ，”我说，“咖啡怎么样？。”

热蒸汽似乎正在散开。我们相互间已恢复用“您”来称呼。“您认为对面这位女士已经到家了吗？”里森费尔德问格奥尔格。

“或许到家了。她家里黑洞洞的。”

“这也可能是她还没到家。我们要不要等几分钟？”

“当然。”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时了结我们的事务，”我说，“合同只需要签字。我乘这时间到厨房去把咖啡拿来。”

我走了出去，让格奥尔格有时间再做里森费尔德的工作。这种事最好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我坐到楼梯上。木匠维尔克的工场里传出了安详的鼾声。这必定又是海因里希·克罗尔发出来的，因为维尔克住在外面。爱国商人在棺材里醒来时必定大吃一惊！我考虑是否要叫醒他，但是我已经太累了，而且天边已经发亮了——这时吓吓这位无所畏惧的军人应该采用冰块浴，它将使他身强力壮，并将对他显示出一场愉快战争的结局。我看看手表，等待格奥尔格发出信号，眼睛凝视着花园。黎明悄悄地像从苍白的床上那样从鲜花盛开的树木丛中升起。对面二楼亮着灯的窗户里，站着身穿睡衣的克诺普夫上士，他在喝瓶里最后一口酒。猫在我两腿周围漫步。我想，谢天谢地，星期天结束了。

5

一个身穿丧服的妇女挤进大门，犹豫不决地站在院子里。我走了出去。我想她是个购买峁形墓碑的顾客，便问：“您想看看我们的陈列品吗？”

她点点头，随后又说：“不，不，还没有必要。”

“您可以安安静静地观看。您不买也没关系。如果您愿意，我就让您一个人在这儿。”

“不，不！那是……我不过想要……”

我等候着。做我们这种买卖，催顾客购买毫无意义。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妇女说：“那是给我丈夫……”

我点点头，继续等待。同时我把身子转向一排小块的比利时产的峁形墓碑。“这儿的墓碑非常好。”我终于说了出来。

“是的，很好，只是……”

她又停住了，几乎是恳求地望着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做……”她总算挤出这句话。

“什么？立个墓碑？谁还会禁止呢？”

“墓不在教会墓地里。”

我惊愕地瞧着她。“神父不同意我丈夫葬在教会墓地。”她很快说了出来，声音很低，脸侧向一边。

“究竟为什么不行？”我吃惊地问道。

“他……因为他自寻短见，”她说了出来，“他自杀了。他无法忍受。”

她站立着，凝视着我。她还在担心她刚才说的话。“您认为他不可以安葬在教会墓地里吗？”我问道。

“是的。不可以在天主教墓地里。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

“可这是胡说八道！”我气愤地说，“他应该安葬在双倍神圣的土地上。没有苦难，任何人是不会结束自己生命的。您敢完全肯定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神父这么说过。”

“神父们说得最多，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么神父说他应该葬在什么地方？”

“在公墓的外面。在围墙的另一侧，不是在神圣的一侧。或者是葬在市立公墓。可是这也不行！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的。”

“市立公墓比天主教公墓优美得多，”我说，“市立公墓也安葬着天主教徒。”

她摇摇头。“这不行。他很虔诚。他必定……”她的两眼泪水汪汪，“他肯定没有考虑到他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长眠。”

“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过。但是您不要因为您的神父而悲伤。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不是长眠在神圣的土地上。”

她迅速向我转过身来。“什么地方？”

“在俄国和法国的战场上。他们——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一个紧挨一个在万人冢上长眠，我相信这不会让上帝困扰的。”

“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阵亡的。但是我的丈夫……”

她现在放声哭了起来。眼泪在我们店铺里不算一回事，但是她的眼泪却与众不同。这妇女像一小捆禾草，叫人看了以为一阵风会把她吹跑似的。“或许他在最后时刻还懊悔过。”我没话找话，“那么一切都已得到宽恕。”

她望着我。她多么需要一丝安慰啊！“您以为真是这样？”

“是的。教士当然不知道这个。这只有您丈夫知道。而他又无法再说。”

“神父坚持说，死的罪过——”

“亲爱的夫人，”我打断她的话，“上帝比教士们要仁慈得多，您可以相信我。”

我现在知道什么在折磨她。那并不是非神圣的墓地，而是这样的想法：她丈夫是自杀的，如若他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或许才有可能得救，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是为了钱的缘故，”她说，“这钱是以受监护的未成年子女名义存入储蓄所的，定期五年，因此他取不出来。那是留给我同前夫生的女儿买嫁妆的。他是监护人。他两周前把钱提出来时，它已经毫无价值，未婚夫因而解除婚约。他原来期望我们的钱够备办嫁妆的。两年前这笔钱还是够的，但是现在一文不值。我的女儿一个劲地哭。他忍受不了。他想这是他的过错，他本当留心一些。但是这笔钱还未到期，我们不能提取。利息是非常高的。”

“他究竟该怎么更加留心呢？这种事今天不知有多少人遭遇到。他毕竟不是银行家。”

“是的，他是个会计。邻居……”

“邻居说什么，您别去理会。他们总是不怀好意胡扯一通。您把其他的一切交给上帝处理就是。”

我觉得我的话还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对一位妇女说些什么呢？要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肯定不行。

她擦干眼泪。“我实在不该把这个讲给您听。这和您有什么关系？请您原谅！但是有时真不知道到哪里诉说……”

“这没关系，”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儿只有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才来。”

“是的……但不是这样……”

“确实这样，”我解释，“在这忧伤的年代，这种事比您所想的要多得多。光上个月就有七起。总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也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不安分守己的人过得挺好的。”

她瞅着我。“您以为他不安葬在神圣土地上也可以有块墓碑吗？”

“只要您获准造个坟墓，那就可以。在市立公墓里肯定是可以的。您想要，可以找出一块石碑，若一切没问题，您只管来拿。”

她环顾一下。后来她指着第三小的峁形墓碑。“这样一块多少钱？”

事情总是如此。从来没有哪个穷人立即问最小的石碑值多少钱，他们并非出于对死神和死者特别尊敬才这么做。他们不愿意首先问最便宜的，至于他们后来要不要，那是另一回事。

我无法帮助她，那块墓碑售价十万马克。她吃惊地张大疲倦的眼睛。“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

我可以想象，这售价超出了余下来的遗产。“您可以要这儿这块小的，”我说，“或者单要一块墓穴板，不要墓碑了。您瞧，这儿的一块售价三万马克，而且很好看。您不过是想让人知道您的丈夫长眠于何处，一块石板同一块墓碑完全一样。”

她端详着那块砂岩石板。“好的，可是……”

她或许没钱付下个月房租了，但是她却不想购买最便宜的——仿佛如今这对那个贫穷的鬼魂并非完全无所谓。假使她过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向女儿少诉一些苦，那么他现在或许还在人世。“我们可以给碑文涂上金色，”我说，“这样就显得庄严高贵。”

“碑文另外加钱吗？”

“不。一起算在售价里了。”

这不是真话，但是我只好这么说。她穿着黑丧服，样子那么可怜。如果她现在要一段《圣经》经文，我可糟糕了，刻一长段经文，必然会超出石板的售价。但是她只要求刻上名字和生卒年：1875—1923。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揉皱后又弄平捆扎起来的钞票。我深深吸了口气——预付款子！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她郑重其事地点着三小捆钞票。她自己几乎一点没剩。“三万。您想再点一下吗？”

“不必了，不会错的。”

钞票肯定不会错。她肯定是数了又数。“我想告诉您，”我说，“我们另外加给您一个水泥制的墓框。这样看上去就非常端庄——轮廓清晰。”

她胆怯地看着我。“免费。”我说。

一丝悲哀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别人这么友好地对待我。我的女儿也不……她说，那是耻辱。”

她擦去眼泪。我非常狼狈，觉得自己就是市剧院上演祖德曼的《荣誉》里扮演特拉斯特伯爵的演员加斯东·门希。为了和缓这窘困心情，在她走了以后，我狠狠地喝了一口酒。随后我想起格奥尔格同里森费尔德在银行谈判，这时还没回来，我变得对自己不信任起来，或许我对这妇女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贿赂上帝。一种与众不同的善良举动——墓框和碑文不同于里森费尔德接受三个月期票和卖出一批廉价的花岗岩。我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于是我喝了第二口烈酒。接着我到外面看看方尖碑上克诺普夫上士的尿迹，端来一桶水把它冲掉，大声地诅咒他几句。但克诺普夫正在他房间里心安理得地睡觉。

“只有六个星期。”我失望地说。

格奥尔格笑了。“接受六个星期已经不错了。银行原来不想支付。天知道美元的牌价有多高！为此，里森费尔德答应四星期后再来一趟。然后我们可以订个新的合同。”

“你相信这个？”

格奥尔格耸耸肩膀。“为什么不？或许莉萨会吸引他再来的。他在银行里还起劲地谈论她，如同彼特拉克钟情于劳拉。”

“他还好没在白天和近处看到她。”

“许多事物都是美好的。”格奥尔格愣了一下，望着我，“莉萨怎么了？她实际上并不那么难看！”

“她在早晨有时眼睛下眼袋明显。她一点也不浪漫。她是个粗壮的轻佻女人。”

“浪漫！”格奥尔格轻蔑地咧嘴一笑，“这算什么！浪漫有许多种。粗壮也有它的魅力！”

我敏锐地盯着他。他是不是自己也看上莉萨了？他这人真怪，闭口不谈他的私事。“里森费尔德所理解的浪漫，必定是指在上流社会里的艳遇，”我说，“不会是指同屠马人妻子的来往。”

格奥尔格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这有什么不同？上流社会今天的行为往往比屠马人还更粗俗。”

格奥尔格是我们的上流社会专家。他订阅《柏林日报》，主要是为了了解艺术和社会新闻。他的消息非常灵通。没有哪个女演员结婚他不知道，贵族阶级所有重要的离婚事件，都用钻石在他记忆里划了个印记。他一点不会混淆，甚至于读到三四对夫妻结婚事件以后，他也不会搞混，仿佛他对这些都做了系统记录。他知道所有剧院演出剧目，他阅读评论，对选帝侯大街的上流社会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还密切注意国际生活、上流社会的大明星和女王。他还阅读电影杂志，英国的一位熟人有时还寄给他《闲谈者》和其他一些时髦杂志。随后他就神气活现几天。他自己从来没到过柏林，只有当兵时到过外国，在战争中到过法国。他憎恨他的职业，但是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得不继承这事业，海因里希太单纯，干这职业不适合。杂志和图片帮他渡过一次次失望，它们是他的爱好，他的休息。

“上流社会粗俗的女士可能猎获上等行家，”我说，“但迷不住里森费尔德。这个铁石心肠的魔鬼有着敏感的幻想。”

“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做了个鄙视的鬼脸。这位表面上对法国女士们感兴趣的奥登瓦尔德工厂厂主，对他来说是个令人不快的暴发户。这个粗野的小市民知道洪堡伯爵夫人离婚这桩耸人听闻的丑事吗？知道伊丽莎白·贝格纳最近的首演吗？他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但格奥尔格几乎能把戈塔家谱手册和艺术家百科辞典背诵出来。“我们得送给莉萨一束花，”他说，“她帮了我们的忙，而她却不知道。”

我又一次敏锐地凝视着他。“这个只有你自己来做，”我回答，“告诉我，里森费尔德有没有把一座各面都磨光的十字架墓碑也列入那批订货中去。”

“两座。第二座我们得感谢莉萨。我对他说过，我们要把它竖立起来，使她能永远看到它。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我们可以把它竖放在这里办公室靠窗口的地方。每天早晨她起身时，太阳照到它上面，它将对她产生强烈影响。我还可以用金字写上Mereento mori 。今天爱德华那里有什么菜？”

“德国牛排。”

“就是剁开来的肉啰。为什么剁碎的肉是德国的？”

“因为我们是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通过决斗把脸剁碎。你一股酒味。为什么？不是因为埃尔娜的缘故吧？”

“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虽然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了，可有时这还会令我震惊。”

“这是很光荣的。特别是我们的职业。你知道我想当什么？”

“当然。你想当捕鲸船上的水手；或是在塔希提岛当个干椰子核商人；或是当个北极探险家，亚马孙河考察者，爱因斯坦和酋长易卜拉欣，后者的妻妾包括二十个民族的女人，其中有西尔卡塞女人，这些女人据说像一团火，所以人家只有戴上石棉面具才能拥抱她们。”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另外还愿意自己笨一些，笨得出奇。这是给我们时代最大的礼物。”

“像帕西法尔那样笨？”

“没有他那么像救世主。迷信、宁静、健康、牧歌式的愚笨。”

“来，”我说，“你饿了。我们的缺陷就是：既非真笨，又非真的聪明。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如同树枝间的猴子。这真使人厌倦，有时使人悲伤。人必定知道他自己的归属。”

“真的？”

“不，”我回答，“那也只不过使人定居下来并养得胖胖的。但是假如我们今晚去听音乐会，以便抵消红磨坊夜总会的影响，你看怎样？音乐会上将演奏莫扎特的作品。”

“我今晚要早睡，”格奥尔格解释道，“这就是我的莫扎特。你一个人去吧，勇敢地、孤独地去迎接古典主义音乐的冲击吧。这并非没有危险，所造成的破坏比简单的恶毒行为更加厉害。”

“是的。”我说，同时想到上午那个可怜的妇女。

近黄昏时，我在阅读报上的家庭新闻，剪下讣告。这种事往往使我恢复对人类的信任，特别是在我们不得不招待我们的供货人或代理人的那些夜晚之后。假如讣告上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人就是绝对完美无缺的。那儿全是完美的父亲，毫无瑕疵的丈夫，模范的子女，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母亲，受众人哀悼的祖父母，商人——与他们相比，圣方济各必定是个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者——善良的将军，人道的检察官，几乎像神一样的军火商人。简单地说，倘若我们相信讣告，那么地球上似乎曾经住过一群没有翅膀的天使，而我们对这些天使却一无所知。活着时真是难得出现纯洁的爱，死后却从四面八方放射出光芒，并成了现有的最常见事物。到处充满第一流的道德、忠实的关怀、深深的虔诚、无私的牺牲，即使死者家属也知道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忧虑压弯了腰，损失无法补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死者——读到这里，使人精神振奋，我们真的可以为自己属于有高尚情感的人种而骄傲。

我剪下面包师傅尼布尔的讣告。他被描绘成善良的、慈祥的、亲爱的丈夫和父亲。我曾目睹尼布尔太太披头散发从家中逃了出来，这位善良的尼布尔手拿裤带跟在后面，朝她打去。我看到过他儿子罗兰被这位慈祥的父亲所打断的手臂，那是他在盛怒之下把儿子从底层住房的窗户中扔出去所造成的。这暴君最终中了风，在烘烤早餐小面包和糕点时躺倒不起，照说这对受尽凌辱的寡妇来说，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她却突然悲痛欲绝。尼布尔过去干的坏事，都由于他的死而一笔勾销。他成了典范。一向有惊人的自欺和扯谎天才的人，遇到丧事就会特别淋漓尽致地表露这种天才，他把这称为虔诚。最使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对自己后来所坚持的事物坚信不疑了，好像他把一只老鼠藏进帽里，紧接着就可拉出一只雪白的兔子。

当人家把天天打骂尼布尔太太的烤面包恶棍通过楼梯拖至家里时，她经历了这种魔术般的变化。她没有跪倒在地，没有感谢上帝对她的解放，而是由于他的死，她的内心立即开始变化。她哭着扑向丈夫的遗体，从此以后她的眼泪就流个没完没了。她姐妹曾提醒她所遭受的无数次鞭打和罗兰那条没治愈的手臂，她却愤慨地说，那些都是小事，全怪那只炎热的烤炉，尼布尔从来不辞劳苦为家庭操心，干的活太多了，而烤炉却不时使他中暑。因此她撵走她的姐妹，自己继续哀悼。她一向是个理智、诚实和勤劳的妇女，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现在突然见到的尼布尔现出一副从未有过的模样，她对此坚信不疑，这就是令人钦佩的地方。人不仅永远是个撒谎者，而且也永远是个信仰者，他相信尽善尽美，即使那并不存在或者残缺不全——而这就是阅读讣告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十分乐观的第二个理由。

我把尼布尔的讣告同我剪下来的其他七份放在一起。星期一和星期二向来比平常要多几份。这是周末造成的，每逢周末，大家都在欢庆，大吃大喝，吵架斗嘴，激动不已，而这回他的心脏、动脉和头颅忍受不了。我把尼布尔太太发布的讣告放在海因里希·克罗尔的抽屉里。这是他的事。他从不挖苦讽刺，是个正直人，只要她在他那儿预订一块墓碑，他就会对于死亡的美化效用与她持相同观点。谈到忠实、难忘的死者，特别是因为尼布尔是布卢默饭店的常客，他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轻松。

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格奥尔格·克罗尔带着新的几期《柏林日报》和《上流社会》回到办公室隔壁的小卧室里。我还可以继续用彩色粉笔画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但明天有的是时间。我收好打字机，推开窗户。从莉萨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她这次衣冠整齐地出现在那里，从窗户里挥舞着一大束红玫瑰花。同时她向我这边扔来一个飞吻。格奥尔格！我想，是的，这个伪君子！我指着他的房间。莉萨倚着窗户，嘶哑的嗓音传过街道：“非常感谢送花给我！你们这些死鸟也会献殷勤！”

她露出她那副强盗般的牙齿，对于自己的诙谐笑得身子直晃。随后她拿了一封信出来。“无比仁慈的夫人，”她沙哑地读着，“您那美貌的崇拜者冒昧献给您这束玫瑰花。”她吼叫着深深吸了口气，“还有地址！致哈肯大街五号的喀耳刻。喀耳刻是什么？”

“是一个把男人变成猪猡的女人。”

莉萨颤动着，明显地感到别人在献殷勤。低矮的旧式房子似乎也跟着在颤动。我想，这不是格奥尔格干的。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这封信是谁写的？”我问道。

“是亚历山大·里森费尔德写的，”莉萨沙哑地说，“发信的地址是克罗尔父子公司。寄信人里森费尔德！”她几乎啜泣起来，“他是不是那个矮人，丑人，曾同你们一起去过红磨坊夜总会？”

“他不矮也不丑，”我回答，“他是个坐着的巨人，很有大丈夫气魄。此外他还是个亿万富翁！”

莉萨的脸顿时现出沉思的样子。随后她做个手势示意，又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开。我关上窗户。突然，我无缘无故地想起埃尔娜。我不快地吹起口哨，穿过花园向库房走去，那里是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场所。

他拿着吉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身后那头用砂岩雕成的狮子闪闪发光，那是他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而雕刻的。它像是一只普通的雌猫，正患牙疼，濒临死亡。

“库尔特，”我说，“假如你可以立即实现一个愿望，你将会要些什么呢？”

“一千块美元。”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吉他上弹出个颤动的和音。

“呸，见鬼！我原以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希望有一千块美元。我可不需要理想主义，那个我自己就有一大堆。我所缺的是钱。”

想反驳又无话可说。这个逻辑天衣无缝。“你想用这笔钱做什么？”我问道，带着一点希望。

“我想买一大片房子，靠收房租生活。”

“真可耻！”我说，“说完了？此外，你靠房租无法生活，房租太低了，你又不可以抬高。你收房租，连修理费用也付不起，你只得再把房子卖掉。”

“我要买的房子决不出卖！我会把它们保留下来，直至通货膨胀过去。然后这些房子又可收房租，我只需要收收钱就行。”

巴赫又弹起新的和音。“房子，”他出神地说，仿佛他在谈着米开朗琪罗的画，“今天你花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幢，而在过去，这幢却值四万金马克。这样能赚多少钱啊！为什么我在美国没有一个无子嗣的伯伯？”

“太可悲了！”我失望地说，“看来你一夜之间已经堕落成为可恶的拜金主义者了。房产主！你的不朽灵魂在哪里？”

“房产主和雕刻家。”巴赫即兴奏了一段乐曲过门。楼上，木匠维尔克用榔头打着拍子。他在加班赶做一口白色的儿童棺材。“那么我就用不着给你们雕刻那该死的濒于死亡的狮子和飞鹰了！不刻动物！永远不要再刻动物！动物是给人吃的和观赏的。别无他用。我恨透了动物。特别是动物里的英雄。”他开始扮演库尔普法尔茨的猎人。我看出，今晚同他在一起谈不了正经事，特别是不会谈到那些足以使人忘掉不忠的女人的事。“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走时还这么问。

“睡觉、吃饭和搞女人。”

我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并往回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同维尔克的榔头声交融在一起。后来我觉察到，就改变了我走路的节奏。

拱门下站着莉萨。她手里拿着玫瑰花，把它们递给我。“这儿！你拿着！这种玩意儿我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自然界的美没有意思吗？”

“上帝保佑，我不需要。我不是母牛。里森费尔德！”她带着在夜总会时的嗓音笑了，“告诉那个男孩，我不要人家送花。”

“那么究竟送什么好呢？”

“首饰。”莉萨回答，“其他能有什么呢？”

“送衣服不行吗？”

“知心朋友才送衣服。”她瞟了我一眼，“你哭丧着脸。要不要我来给你提提神？”

“谢谢，”我回答，“我的精神够好的了。你只管一个人到红磨坊去赴鸡尾酒会。”

“我不是说到红磨坊去。你还给那些白痴弹管风琴吗？”

“是的，”我惊异地说，“你从哪里知道的？”

“人家都在这么说。你知道，我想跟你一道去一次疯人院。”

“我不去，你用不了多久就会上那儿去的，不用我陪。”

“好，等着瞧，看我们俩哪个先去，”莉萨懒洋洋地说，把花放在一块峁形墓碑上，“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去！我家里不要这东西。我丈夫会吃醋的。”

“什么？”

“很清楚嘛！像一把刮胡子刀！为什么不会呢？”

我不知道刮胡子刀为什么会吃醋，但是那形象很说明问题。“如果你的丈夫会吃醋，你怎么可以晚上经常待在外面？”我问道。

“他都是在夜里宰马的。这就由我安排了。”

“要是他不宰马呢？”

“那么我就在红磨坊夜总会当个衣帽间管理人。”

“真的？”

“好孩子，你真愚蠢，”莉萨回答，“像我的丈夫！”

“那衣服和首饰呢？”

“一切都便宜，而且是假的。”莉萨咧开嘴笑了笑，“每个当丈夫的都完全相信。瞧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走。你随便送给哪个牛犊。你看上去倒很像是送花的人。”

“你根本不了解我。”

莉萨向我投来深邃的目光。随后她甩开两条美丽的腿，脚上穿着一双邋遢的红拖鞋，穿过马路走了回去。有一只拖鞋上缀着一颗丝绒小球，另一只拖鞋上的那颗小球已经掉了。

玫瑰花在薄暮中闪烁。花束很大。里森费尔德并不小气。我估计它得值五万马克，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像个小偷那样拿了过来，朝我房间走去。

楼上，蓝色的夜幕已经降临到窗口。店铺里一片反光和影子。突然间，寂寞好像握着棒槌，从埋伏的地方朝我打来。我知道这是胡闹，我并不比牛群中的一头牛更寂寞，但是我应该做什么呢？寂寞同缺乏社交丝毫也没关系。我猛然想起，昨天我对埃尔娜的事或许处理得太草率了。双方不伤和气地把一切事情弄清楚，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她还有点醋意，这从她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来。吃醋就是爱情，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我凝望着窗外，心里明白吃醋并非爱情。可是这和什么有关呢？薄暮会把一个人的思想弄糊涂的。格奥尔格说男人不该同女人争论。我偏偏这么做了！我满怀悔恨地闻着玫瑰花的香味，这香味使房间变成汤豪泽诗歌中的维纳斯山。我发觉自己已经融化在一切宽恕、一切和解和希望之中。我迅速写了几行字，没再读一遍就把信封了起来。我走进办公室去拿薄纸——最后一批瓷质天使就是用这种纸包装运来的。我把玫瑰花用薄纸裹起来，去寻找公司年纪最轻的后裔弗里茨·克罗尔。他今年十二岁。“弗里茨，”我说，“你想赚两千马克吗？”

“明白了，”弗里茨回答，“请您给我。还是那个地址？”

“是的。”

他拿着玫瑰花走开，他是今晚第三个明白人。所有的人——库尔特、莉萨、弗里茨都知道他们要什么，只有我心里没底。这事情可与埃尔娜无关，我醒悟过来，这时我无法喊回弗里茨了。但是究竟是什么？祭坛在哪里？众神在哪里？祭品在哪里？我打定主意，即使我一个人，即使音乐会可能把事搞得更糟，我也要去听莫扎特。

我回来时，群星已高挂天空。我穿过巷子，脚步发出回声，我心情无比激动。我迅速打开办公室的门，扭开电灯，发愣地站住了。玫瑰花放在普雷斯托复印机旁，我的信也放在那里，还没拆开，旁边还摆着弗里茨报信的字条，上面写着：“那女士说，您已无可救药。敬礼，弗里茨。”

无可救药！？寓意深刻的戏语！我站在那儿，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内心充满羞愧和愤怒。我把字条扔进冷冰冰的炉膛。然后坐在我的椅子上，默默地沉思。每当我确实感到羞耻时总是这样，愤怒总是大于羞愧，我也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重新写了一封信，拿着玫瑰花，到红磨坊去。“请您把这交给格尔达·施奈德小姐。”我对门房说，“就是那位女杂技演员。”

那个袖口上饰满条纹的人瞪起眼看我，仿佛我向他提出了不正当的要求。然后他把拇指举到肩膀上方，威严地指了指。“您自己去找小听差。”

我找到一个小听差，把事情告诉他。“请您在演出时把这束花递上去。”

他答应了。我想，但愿埃尔娜在那里，看到这情形。后来我就在城里逛了一些时候，一直走到累了才回家。

一阵有节奏的噼噼啪啪溅水声传到我耳里。克诺普夫正好又站在方尖碑前撒尿。我没作声，我不想再和他争辩。我拿了只水桶，盛满了水，把水浇在克诺普夫脚跟前。上士吃惊地呆呆看着。“水淹过来了，”他喃喃地说，“我还不知道下雨了。”他摇晃着身子进了屋。

6

一轮云遮雾漫的红月挂在树梢。天气闷热，万籁俱寂。那个自以为是玻璃制成的人悄悄地走过。他现在可以出门，太阳不能再把他的头当成凸透镜了。为了防止意外，他仍穿上厚厚的橡胶鞋——可能有雷阵雨，他觉得这比太阳光还更危险。伊莎贝尔和我并排坐在重病人病区前花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亚麻布连衣裙，没穿袜子的脚套着金色的高跟鞋。

“鲁道夫，”她说，“你又扔下我了。上次你答应我要留在这儿。你到哪里去了？”

我想，她叫我鲁道夫，真是谢天谢地！罗尔夫这名字我今晚会受不了的。我度过了支离破碎的白天，我觉得，仿佛有人把盐当作子弹，用一杆霰弹铳枪打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扔下你，”我说，“我离开过，但我没有扔下你。”

“你到哪里去了？”

“在外面某个地方……”我差点说出我在外面疯子那里，可我及时地克制住了。

“为什么？”

“啊，伊莎贝尔，我自己也不知道。做了许多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夜我找过你。那时月亮在那儿——不是那边那个，不是那个骗人的不安静的红月。不，是另外一个，凉爽的、明净的、可以喝的那个。”

“我要是能来这儿，那肯定再好不过了，”我说着，身子向后靠，我感到宁静正从她身上朝我散逸过来，“人究竟怎样可以喝月亮，伊莎贝尔？”

“在水里，太简单了。它的味道就如同猫眼石。在嘴里你不太能感觉到它，只有到后来你才会感觉到它在你身上开始闪烁。它从眼睛里又再射出光来。但是你可别点灯，在灯光中它又会枯萎。”

我拿着她的手，把它放在我的太阳穴上。它干燥而又凉爽。“人在水里怎样喝月亮呢？”我问道。

伊莎贝尔把自己的手缩回去。“夜里你把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端出窗外，像这样。”她伸开手臂，“然后月亮就在里面了。你可以看到玻璃杯变亮。”

“你是说它映照在里面。”

“不是映照。它就在里面。”她瞧着我，“映照……你说的映照是什么意思？”

“映照就是镜子里的图像。人可以映照在许多光滑的东西上，也可映照在水里，但是人仍不在里面。”

“光滑的东西！”伊莎贝尔彬彬有礼而又疑惑地微笑，“真的？是这么回事！”

“当然啰！假如你站在镜子前，你也可以看见自己。”

她脱去一只鞋子，仔细端详自己的脚。这只脚又窄又长，并没有因为挤压而变形。“是的，或许。”她说，依然彬彬有礼，可又心不在焉。

“不是或许。是一定。但是你所看到的，不是你，只是映照的图像。不是你。”

“是的，不是我。但是如果它在那里，我在哪里呢？”

“你站在镜子前。否则镜子就不可能把你映照出来了。”

伊莎贝尔又穿上她的鞋子，两眼朝上望着。“鲁道夫，你有把握吗？”

“完全有把握。”

“我没有把握。要是光有镜子，那它们做什么呢？”

“它们映照那里的东西。”

“如果那里没有东西呢？”

“这种情况不会有的。总会有点东西的。”

“夜里呢？碰到是新月——如果完全黑暗，它们映照出什么呢？”

“黑暗。”我说。这种说法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漆黑怎能映照出来呢？要映照，总得有点光线。

“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

“它们或许在睡觉。当光线重新到来，它们也醒过来。”

伊莎贝尔沉思着点点头，撩起她的连衣裙紧贴在两腿上。“要是它们做梦呢？”她突然问道，“它们梦见什么？”

“谁？”

“镜子。”

“我相信它们总是在做梦的，”我说，“这就是它们整天做的事。它们梦见我们。它们是从另一面来梦见我们的。我们这里在右面的东西，在它们那里却在左面，而我们这里在左面的，在它们那里却成了右面。”

伊莎贝尔转过身子对着我。“那么它们就是我们的另一面？”

我思考着。谁确实知道镜子是什么。“你瞧，”她说，“你刚才坚持说，在它们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同时它们里面又有我们的另一面。”

“那只有在我们站到它们面前时才是这样。如果我们走了，就不存在了。”

“你从哪里知道的？”

“是观察出来的。假如我们走开，回头再看，我们的图像已经不在那儿。”

“如果它们把这藏起来呢？”

“它们怎能把这藏起来？它们不过是把一切映照出来啊！因此它们叫作镜子。镜子不可能藏什么东西的。”

伊莎贝尔眉宇间出现一道皱纹。“后来它留在哪里？”

“什么？”

“图像！另一面！它会跳回到我们身上吗？”

“这我不知道。”

“它不可能丢失的吧！”

“是不可能丢失。”

“它究竟留在哪里？”她更急切地问，“在镜子里？”

“不。它已经不在镜子里。”

“它必定还存在的！你从哪里知道得这么详细？你可没有看见它。”

“别人也看见它已经不在那里。当他们站在镜子前，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图像。没有什么别的。”

“他们把它遮住了。但是我的图像在哪儿？它必定是存在的！”

“它确实存在，”我说，我懊悔我开始打开话匣，“如果你又站到镜子的前面，它又会出现的。”

伊莎贝尔蓦地激动异常。她跪在长椅上，向前弯着身子。她削瘦的侧影停在水仙花前，水仙花的黄颜色使它在闷热的夜晚里看上去仿佛是用硫黄制成的。“它就在里面！你刚才说，它不存在。”

她抓住我的手在颤抖。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才可以使她镇静下来。我可不能跟她讲解物理上的定律，她可能会轻蔑地加以拒绝。况且在这瞬间我对这些定律也绝不是那么有把握的。镜子突然间似乎真的有个秘密似的。

“它在哪里，鲁道夫？”她低声地问，催着我回答，“告诉我，它在哪里！是不是到处都留下我的一截，在我所看到的所有镜子里？我看见过许多，数不胜数！我是不是到处分散在镜子里面呢？是不是每个人都从我这儿拿到一点？拿到我的一个薄薄的模型，薄薄的一片？我是不是被镜子切碎了，就像一块木头被刨碎一样？我还留下什么？”

我握住她的肩膀。“你的一切都在，”我说，“相反的，镜子还多添了一点。镜子使它变得明显，并且又把它送还给你——一点空间、一点被照得发亮的我们自身。”

“自身？”她依然抓住我的手不放，“如果它变了呢？如果它到处埋藏在成千上万个镜子里，我怎样才能把它取回来？唉，我永远也别想把它取回来啦！它已经丢了！丢了！它已经给刨得像没有脸庞的塑像。我的脸在哪里？我的第一张脸在哪里？就是那张在所有镜子面前的脸？就是它们开始偷走我之前的那张脸呀！”

“没有人偷过你，”我不知所措地说，“镜子不会偷东西的。它们只会映照出图像。”

伊莎贝尔猛烈地呼吸。她的脸色苍白。在她那双透明的眸子里，闪烁着月亮的反光。“它留在哪里？”她低声细语地说，“一切都留在哪里？我们究竟在哪里，鲁道夫？一切都在迅跑，在飞奔，在沉没，在沉没！抓住我！别松开我！你没看见它们吗？”她凝望着云雾弥漫的地平线，“它们在那里飞！所有死去的镜中图像！它们来了，它们要喝血！你没听见它们吗？灰色的翼翅，它们像蝙蝠在翩翩飞翔！别让它们靠近！”

她把她的头靠着我的肩膀，把她颤抖的身体靠着我的身体。我抱住她，望着越来越深沉的暮色。空气平静，但是黑暗像无声的影子一样正缓慢地从林荫大道的树丛中向前推进。它似乎想包抄我们，从埋伏处出来切断我们的去路。“来，”我说，“我们走吧！林荫大道的那边亮些。那里还有许多光线。”

她不乐意，摇了摇头。我感到她的头发贴在我的脸上，十分柔软，散发出干草味，她的脸也是柔软的，我感觉到细狭的骨骼、下颌和弓形的额头。我突然又感到万分惊奇，在这狭窄的半圆之后却存在着一个有完全不同法则的世界，而我用双手费力地托住的这个头，却看到不同于我的其他一切事物：每棵树、每颗星、每种关系和自己本身。在这个头里，有个不同的宇宙，刹那间，一切都杂乱无章地飘浮着，我茫然不知什么是现实——我看到的那个，或是她看到的那个，或是没有我们却也存在的并且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那个现实。因为，宇宙同头脑的关系就像同镜子的关系一样，我们在那儿，镜子才在那儿，除了映照我们自己的图像以外，从来没映照出什么别的。当镜子单独存在时，我们从来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之后又有什么。它们什么也不是，然而它们却能映照出图像，必定映照出某种事物，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泄露它们的秘密。

“来，”我说，“来，伊莎贝尔。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什么，自己在哪里，自己到哪里去，但我们是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

我拉着她一道走。我想，当一切瓦解时，或许实际上就不存在什么别的，只留下一点点“在一起”，而这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欺骗行为，因为在某人确实需要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无法跟随他，无法支持他，这情况我已经看够了，我在战争中看到过伙伴们死亡的脸庞。人人都有一死，并且必须单独死去，任何人也不能帮助他。

“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吧？”她低声地说。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你发誓。”她说着，停住脚步。

“我发誓。”我不假思索地说。

“好的，鲁道夫。”她叹了口气，似乎现在轻松了许多。

“但是请别忘记。你常常忘记的。”

“我不会忘记的。”

“吻我。”

我把她拉到自己面前。我感到一种非常轻微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用干巴巴的紧闭的嘴唇吻着她。

她举起双手抱着我的头。霎时间我觉得给狠狠咬了一口，我把她推了回去。我的下唇在流血，是她咬破的。我盯住她，她在微笑。她的脸变了。变得凶恶又狡猾。“血！”她低声得意地说，“你又想再骗我，我把你看穿了！现在你已经办不到了，你已经被打上印记了。你再也走不了！”

“就我来说，”我清醒地说，“我已经走不了了！因而你用不着像一只猫那样袭击我。我在流血！假如女总管见到我，我该对她怎么说呢？”

伊莎贝尔笑了。“什么也不说，”她回答，“为什么你总是必须说点什么？别那么胆小！”

我感觉到血在我嘴里温温的。我的手帕无济于事——伤口得靠自己愈合。热纳维耶芙站在我面前。她突然变成燕妮。她的嘴又小又丑，她狡猾地不怀好意地微笑着。后来，五月祷告的钟声响起来了。一个女护理人员顺着这条路走来。她的白大褂在暮色中隐约闪光。

我的伤口在祷告时干了，我拿到一千马克，现在正同神父博登迪克坐在餐桌旁。博登迪克已经在小更衣室里脱下他的绸子长袍。一刻钟前，他还是个神圣的人物——他身穿织锦站在烛光中，香雾缭绕，他把放着基督圣体的金制圣器举过虔诚护士们的头顶和得到许可参加祷告的精神病患者的头颅。可是现在，他穿着旧的黑色上衣，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钉上扣子的白领子略微汗湿，看起来只不过是上帝普通的代理人。他和蔼可亲，浑身是劲，有着标志嗜好葡萄酒的红脸颊、红鼻子和隆起的小血管。他不知道他在战前有几年是听取我忏悔的长老，当时我们按学校的指示，每个月都必须忏悔和接受圣餐。只要不是个蠢人，他就会去找博登迪克。他听觉不好，因为忏悔时我们都低声细语，所以他听不清我们承认了什么过错。因此，他从来不叫我们进行无关紧要的忏悔。我们背诵几句祈祷文，所有过错就一笔勾销，可以去踢足球或在城里图书馆借到禁书。这情形同在大教堂神父那里忏悔截然不同。有一次我有急事，因为博登迪克忏悔室前排起长队，我就去找大教堂神父。真可恶，他布置我进行一次悔过：我在一周之内必须再去忏悔，当我这么做时，他问我为什么又来了。因为在忏悔时不许撒谎，所以我告诉他实话，他给了我几十颗念珠用来祈祷，以此作为悔过，并吩咐我下周再去。后来如此继续下去，我几乎绝望——我已经看出来，我整条命拴在大教堂神父锁链上了，被判处每周进行一次忏悔。幸好这神父第四周得了麻疹，只得卧床休息。当我的忏悔日到来时，我去找博登迪克，拉大嗓门把情况告诉他，说大教堂神父交代我今天再忏悔，但是他生病了，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去找他，因为麻疹会传染的。博登迪克决定我同样可以找他忏悔，并说忏悔都一样，在哪个神父那里忏悔都一样。我照做了，并得到自由。此后我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大教堂神父。

我们坐在自由病人餐厅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并非是真正的餐室，里面放着书架，一盆白天竺葵，几张椅子、沙发和一张圆桌。女总管给我们送来一瓶葡萄酒，我们等候着饭菜。十年前我做梦也不敢相信，我有朝一日会同听取我忏悔的长老一道喝一瓶葡萄酒。但是当时我也不敢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去杀人，而且自己不会被绞死，反而被授予勋章。尽管如此，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

博登迪克品尝着葡萄酒。“普鲁士亨利希王子领地莱哈德豪森堡酿制的，”他祷告似的说，“女总管给我们送来这么好的东西。您了解葡萄酒吗？”

“了解很少。”我说。

“您得学一学。菜肴和饮料是上帝的礼品，应当享受和了解。”

“死亡肯定也是上帝的一种礼品，”我回答，透过窗户望着黑漆漆的花园，这时已经刮起了风，黑压压的树顶在摇晃，“那也要享受和了解吗？”

博登迪克的眼睛兴致勃勃地越过他的葡萄酒杯杯口瞅着我。“对于基督信徒来说，死亡是不成问题的。他根本无须去享受，但是他立即会了解它。死亡是通向永生的入口。那没什么可怕的。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解脱。”

“为什么？”

“是从疾病、痛苦、孤独和苦难中的一种解脱。”博登迪克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这口酒含在他的嘴里，在他红红的脸颊下打转。

“我知道，”我说，“从现世苦海中解脱出来。上帝究竟为什么创造苦海？”

博登迪克此刻的样子看来并非不能忍受现世苦海。他腰圆体胖，把神父长袍臀部以下部分搭在靠背椅的扶手上，以免壮实的臀部将其压皱。这位彼岸和葡萄酒的行家，手里抓住酒杯，就这样坐在那里。

“上帝究竟是抱着何种目的创造现世苦海的？”我又问，“他不能立即让我们永生吗？”

博登迪克耸耸肩膀。“您可以读读《圣经》。关于人、伊甸园、原罪……”

“原罪，从伊甸园里被逐出，继承原罪，因而对十万代人的诅咒。复仇时间最长的上帝，这种复仇过去就有过。”

“宽恕的上帝，”博登迪克回答道，拿酒对着光，“慈爱和正义的上帝，他一再准备着宽恕别人，他为了解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儿子。”

“博登迪克神父先生，”我说，突然抑制不住愤懑，“慈爱和正义的上帝究竟为什么创造出千差万别的人？为什么创造出一些贫病交迫的人，另一些健康又卑鄙的人啊？”

“谁在现世受到轻视，在来世就受到尊敬。上帝就是搞正义的平衡。”

“我可不这样认为，”我回答，“我认识一位妇女，她在十年前得了癌症，动过六次可怕的手术。她从来不是没有痛苦的。当她小孩中有两个死去时，她终于对上帝感到绝望。她再也不去做弥撒、忏悔和受圣餐，按照教规，她是犯了大罪而死的。按照同一种条规，她现在正在慈爱的上帝所创造的地狱里遭受火炼。这就是正义，是不是？”

博登迪克注视着葡萄酒好一会儿。“她是不是您的母亲？”他随后问道。

我盯住他。“这和那有什么相干？”

“她是您的母亲，是不是？”

我咽了一下口水。“倘若她是我的母亲……”

他默不作声。“为了和上帝和解，有一秒钟就足够了，”后来他谨慎地说，“死前的一秒钟。只要有这念头。根本无须说出来。”

“几天前我对一位绝望的妇女也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这念头呢？”

博登迪克瞧着我。“教会有条规。它有预防和教育的条规。上帝则没有。上帝就是慈爱。我们中有谁知道他如何判决的？”

“他判决？”

“我们是这样说的。这就是爱。”

“爱，”我痛苦地说，“一种充满残忍虐待的爱。一种爱，它折磨人，使人痛苦，使人相信用一个虚构的天堂的诺言可以改正世界可怕的非正义。”

博登迪克微微一笑。“您不相信在您之前已经有人思考过这问题了吗？”

“我相信有，有无数的人，而且比我聪明。”

“这我也相信。”博登迪克和气地说。

“这丝毫不会阻止我再进行思考。”

“肯定不会。”博登迪克把酒杯斟满，“您只管彻底地去思考。怀疑是相信的反面。”

我凝视着他。他坐在那里，像个坚固的堡垒，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在他强壮的头颅后面是黑夜，伊莎贝尔不平静的夜，它在飘动着并朝着窗户撞去，它无边无际并充满没有回答的问题。但博登迪克对一切都有解答。

门打开了。一个大盘子上现出菜肴，它们装在圆盆里，朝上堆着。一盆叠在另一盆上，整齐雅观，犹如医院里给病人送饭菜的摆法一样。女厨子把台布摊在桌上，放上刀、汤匙和叉就走开了。

博登迪克把上面的一盆揭开。“我们今晚有什么吃的？肉汤，”他亲热地说，“肉汤加骨髓圆子。第一流的！赤甘蓝加上醋焖牛肉。一种启示！”

他盛满一盘，开始吃起来。我为与他进行辩论而恼火。我觉得他明显占上风，虽然这同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占优势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用寻求。他知道。但是他知道什么呢？他什么也证明不了。尽管如此，他能随心所欲地捉弄我。

医生走进来。他不是那个主任，他是治疗医生。“您和我们一道进餐吗？”博登迪克问道，“那么您得赶紧来。否则我们要吃光了。”

医生摇摇头。“我没工夫。雷雨要来了。病人在这时总是特别不安的。”

“看起来不像有雷雨。”

“暂时不会下，但是一定会下的。病人已经预感到了。我们不得不把一些病人长时间泡在浴池里洗澡。这一夜必定不好过。”

博登迪克把醋焖牛肉分成两份。他自己拿大的一份。“好的，大夫，”他说，“但请您至少同我们喝杯葡萄酒。这酒存放十五年了。是上帝的礼品！甚至赐予我们这里这位年轻的异教徒。”

他对我眨眨眼，我真想把我的醋焖牛肉卤倒到他略微沾上油污的衣领里。医生坐到我们这里来，端起酒杯。脸无血色的护士把头伸到门里来。“我现在不吃东西，护士。”医生说，“请您给我送几个带馅面包和一瓶啤酒到房间里。”

医生约莫三十五岁，他是个肤色暗黑的人，有一张瘦削的脸，一对紧靠在一起的眼睛和肥大的招风耳朵。他姓韦尼克，全名叫吉多·韦尼克，他憎恨他的名字，如同我憎恨“罗尔夫”。

“特霍芬小姐好吗？”我问道。

“特霍芬？噢——不怎么好，可惜。您今天没发觉到什么吗？一种变化？”

“没有。她像往常一样。或许有些激动，但是您刚才说，那是雷雨的关系。”

“我们等着看吧。我们在这上面，不可能预言那么多。”

博登迪克笑了。“肯定不可能。这里不可能。”

我瞅着他。我想，多粗鲁的基督徒啊！但随后我猛然想起，他的职业是灵魂看护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牺牲才干方能丧失某些感觉——医生、护士和经营墓碑的商人也一样。

我听到他同韦尼克闲谈。我突然没有胃口吃下去，我站起身子，走到窗前。在摇曳不定的黑压压的树梢之后，升起了一堵带着白色边沿的云墙。我向外凝望。一切看上去突然非常陌生，在亲切的花园景象后面，有一幅完全不同的、更野蛮的图像默不作声地拥了上来，它像扔掉空壳一样挤掉旧的景象。我回忆起伊莎贝尔的喊叫声：“我的第一张脸在哪里？我的脸在所有镜子前？”我想，是的，我最早的那张脸在哪里？最初的风景，即存在于公园、森林、房屋和人以前的原始风景在哪里？博登迪克成为博登迪克之前的那张脸在哪里？韦尼克在有名字以前的脸呢？我们还知道一点吗？或者是我们陷入概念、话语、逻辑和骗人的理智的圈套里了吗？在那后面是一片我们无法到达的孤单单的熊熊燃烧的原始之火，我们已经把它转变成有用之火和热能，转变成厨房用火和取暖用火，转变成欺诈、确实性、市民阶级习性和围墙，必要时转变成使人汗水淋漓的哲学和科学的土耳其浴。它们都在哪里？在它们成为我们的生和死之前，它们藏在生和死之后，总是捉摸不定、单纯和不可接近的吗？在这幢房子设上栅栏的房间里有些人蹲着或悄悄地走着和呆望，他们感到血液在奔腾，或许只有这些人才跟它们接近吗？区分混乱和秩序的界线在哪里？谁能越过界线而再回来？而如果有人成功了，他后来还会知道什么？这一个不会抹掉对另一个的回忆吗？谁是精神错乱的、被做上记号的和被流放的人？是我们连同我们的边界，连同我们的理智，连同我们经过整理的世界形象？或者是其他人？通过他们，混乱才得以发狂和闪出电光，他们被暴露在毫无边界的场所中，像没有门、没有天花板的房间，只有三堵墙的房间——雷电、暴风雨正是通过这缺口到达里面的，而我们另一些人却待在有门和四堵墙的密闭房间里，自豪地兜着圈子，并且相信我们是高人一等的，因为我们已经逃脱混乱？但是什么是混乱？什么是秩序？谁有秩序？为什么？谁将逃脱？

一道灰白色的亮光在公园边缘上空掠过，许久以后才响起微弱的隆隆声。我们的房间似乎像一个充满光线的船舱在黑夜中漂泊，夜变得阴森可怕，仿佛某处有些被俘的巨人在摇撼着他们的锁链，以便跳起来，消灭暂时锁住他们的那个侏儒家族。黑暗中有亮光的船舱，一幢房屋里的书籍和三个正常的脑袋，无名的恐惧关在这房屋里，像关闭在一个蜂窝的蜂房里一样。失常的脑袋里到处都在闪电！假如在一秒钟之内有一道醒悟的闪电照亮了暴乱中聚集在一起的所有人，假如他们砸烂门锁，炸坏栅栏，像灰色的波涛把泡沫推上楼梯，把这通明透亮的房间，这个船舱包围起来，坚定地把它冲到黑夜里去，冲到黑夜后面更为强大的无名之地，那又会如何呢？

我转过身子。主管信仰之人和主管科学之人坐在照射他们的亮光下。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没有不可名状的令人颤抖的不安，没有从深渊中发出的隆隆声，在冰冷的太空中没有闪电。他们是主管信仰和科学的人，他们有铅垂线、天平和尺，每个人有一样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会使他们不安，他们是安全的，他们的名字像标签一样可以贴到一切东西上去。他们高枕无忧，他们有一个意图，有这一些他们就足够了，就连恐惧、自杀前的黑色帷幕，也已在他们的存在中安排好了位置，它有名有姓，归好了类别，因而也变得毫无危险。只有无名无姓的事物，或是破坏其名字的事物才会毁灭他们。

“闪电了！”我说。

医生抬头望望。“真的吗？”

他正在阐述精神分裂症即伊莎贝尔所患的病的特征。他那暗黑的脸被这股热情稍稍染红了。他解释这类病人如何闪电般地，即在数秒钟内，从一个个性迅速变成另一个个性，古时候他们被看作是先知和圣者，其他时候被看成是给鬼迷住的人，人民对他们抱有迷信的敬重。他分析原因，我突然感到奇怪，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为什么他把这看成是疾病。难道不可以同样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吗？每个正常的人身上不是也有一打个性吗？健康人抑制它们，而病人却放纵它们，其区别不就是如此吗？究竟谁有病？

我走到桌旁，把我那杯酒一饮而尽。博登迪克友好地端详着我，韦尼克则现出漠不关心的表情。我头一次感觉到葡萄酒味，我觉得它味道甘美、实在、成熟，还不是散装的。我想，葡萄酒已经不再乱糟糟了，它已经改变乱糟糟的情况，变得和谐起来。但是是改变，不是替代，它并未消失。突然，一秒钟时间，我无缘无故地感到不可名状的幸福。我想，人也能这么做。人能改变那种混乱！人不仅可以成为一个或另一个，也可以是从这个发展成另一个的。

又一道淡白的光投射进窗户，随即熄灭。医生站了起来。“开始了。我必须到关起来的人那边去。”

被关起来的人就是永远不能出来的病人。他们直到死都被关住，被关在家具用螺钉旋牢、窗户装上栅栏以及门只能从外面用钥匙打开的房间里。他们像危险的猛兽被关在笼子里，没有人高兴谈论他们。

韦尼克盯着我。“您的嘴唇怎么了？”

“没什么。我在做梦时咬破的。”

博登迪克笑着。门打开了，小护士又带了一瓶葡萄酒进来，同时拿来三只酒杯。韦尼克随护士离开房间。博登迪克伸手去拿那瓶酒，给自己斟上。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邀请韦尼克和我们一道饮酒，这瓶酒是女总管吩咐送来的，一瓶酒不够三个人喝。我想，这个机灵鬼！他重复了在山上传教时进餐的绝招。他只不过给韦尼克一杯，而自己却可以捞到一整瓶。“您不想再喝，是吗？”他问。

“要喝！”我回答，坐了下来，“我已经有了胃口。是您教了我。衷心感谢。”

博登迪克带着尴尬的微笑又把那瓶酒从冰里拿出来。他在给我倒酒以前，仔细看了一会儿标签。他只给我斟了四分之一杯，而他自己的一杯斟得差点溢出来。我默不作声地从他手里把这瓶酒拿过来，把我的杯子斟到同他的一样满。“神父先生，”我说，“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还不至于那么不相同。”

博登迪克蓦地笑了起来。他的脸像一朵牡丹花那样开放。“祝您健康！”他柔和而庄重地说。

雷雨哗啦哗啦地下成一片。闪电像无声的军刀砍下来。我倚着我房间的窗户坐着，埃尔娜所有信件的碎片扔在我面前的一只空心的象脚里，它是环球旅行家汉斯·莱德曼——裁缝师傅莱德曼的儿子，在一年前送给我作字纸篓的。

我和埃尔娜的关系吹了。我历数她身上所有令人生厌的地方，我已经在感情上和人性上把她从我心里抹掉了，我还阅读了几章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以作滋补，但是我更渴望有一套黑礼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我渴望在两三个知名女演员陪同下，口袋里装着几亿马克，现在出现在红磨坊，以便在那里给这条毒蛇致命的打击。有一会儿，我梦见明天她将在报上看到我中头彩或从失火的房屋中救出儿童而身负重伤的情景。随后我望着莉萨房间里的灯光。

她打开灯，发出信号。我的房间是黑的，她看不到我，所以那信号不是发给我的。她无声地说点什么，指着她的胸部，然后指着我们的房子，点了点头。随后灯灭了。

我小心地朝外弯下身子。现在是夜里十二点，四周的窗户都是黑漆一片，只有格奥尔格·克罗尔的窗户敞开着。

我等待着，目睹莉萨的屋门被打开。她走了出来，迅速朝两旁瞥了一眼，跑过街道。她穿着一件轻飘飘的花连衣裙，鞋子拿在手里，以免发出声响。同时我听到，我们的屋门也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肯定是格奥尔格。屋门上面有个铃，为了开门时不发出声音，人得站到一张椅子上抓住铃，用脚将门把手向下压，再向上拉，那是个杂技动作，人在做这动作时必须头脑清醒。我知道格奥尔格今晚是清醒的。

喃喃私语的声音响起，高跟鞋咔嗒咔嗒响。莉萨，这轻佻的婊子又把她的鞋子穿了起来，好现出更能勾引人的模样。通往格奥尔格房间的门咯吱一响。原来如此！谁料到会发生此种事呢？是格奥尔格，这个闷声不响的家伙！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搞上的？

雷雨又来了。雷声越来越响，霎时间，雨水像下银币一样，倾盆倒在石子路上。它像泥水喷泉四处飞溅，凉意阵阵袭来，令人心旷神怡。我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望着这湿淋淋的杂沓情景。水通过排水沟迅速流去，电光闪闪，在闪电开始和结束的刹那间，我看到格奥尔格房里莉萨光着上身向雨中探去，随后我看见她的头，听到她沙哑的声音。我没看见格奥尔格的光头。他不是大自然的观赏家。

院子大门被一拳打开。克诺普夫上士浑身湿淋淋地摇晃着身子走了进来。水从他的帽子往下滴。谢天谢地，我想这种天气我用不着端着水桶跟在这猪猡的后面！但是克诺普夫感到失望。他对自己的牺牲品黑色方尖碑看也不看一眼。他咒骂着，像打蚊虫一样拍打着雨水，溜到屋里去了。水是他的大敌。

我端着用作字纸篓的象脚，把里面的垃圾倒在路上。雨水迅速地将埃尔娜骗人的情书冲走。我想，金钱胜利了，依然与往昔一样，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我朝另一个窗户走去，望着花园。那里雨水的盛会正处于高潮，那是初次交配的纵酒狂欢，无耻而又无辜。在闪电的电光中，我看到那自杀者的墓碑。它竖立在一旁，刻上了碑文，金光灿灿。我把窗子拉上，开了灯。楼下格奥尔格和莉萨在窃窃私语。我突然觉得我的房间空荡荡的，非常可怕。我又打开窗户，倾听着无名的雨声，并且决定要书商鲍尔给我一本关于瑜伽断念和自我满足的书，作为下周辅导课的报酬。据说在书中人们用气功已经达到传奇般的效果。

我睡觉以前走过我的镜子。我停住脚步照照镜子。我想，真的存在着什么吗？不存在的远景、迷惑人的深渊、平坦的空间从何而来？那个从里向外张望而又不存在的人是谁？

我瞧瞧我的嘴唇，它肿了起来，结了痂。我碰碰嘴唇，对面那个人也碰碰并不存在的精灵的嘴唇。我狞笑，那个不存在的人也狞笑。我摇头，那个不存在的人也摇着不存在的头。我们之中谁是谁？什么是“我”？是里面的那个，还是前面的穿上衣服的躯体？或者是藏在两者之后的别的什么事物？我打了个寒战，把灯关上。

7

里森费尔德遵守他的诺言。院子里堆满了纪念碑和基座。各面磨光的墓碑都用板条封装，外面再裹上麻袋。它们是墓碑中最娇嫩的一类，对待它们必须特别细心，以免把棱角碰坏。

全体职工都在院子里帮忙或一旁观看。就连克罗尔老太太也走来走去，检验花岗岩的暗黑颜色和精细程度，时不时地对着门旁那座方尖碑伤感地瞥上一眼，那是她死去的丈夫采购的石碑中仅存的一座方尖碑。

库尔特·巴赫指挥人把一大块砂岩搬进他的工场。他要用这块砂岩雕刻一头濒死的狮子，但这头狮子不弯腰，牙不疼，要雕出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咆哮的姿态，腰窝有一杆折断的长矛。这头狮子是给维斯特林根村的阵亡士兵纪念碑用的，这村上有一个由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领导的特别勇敢的老兵组织。沃尔肯施泰因觉得挽狮显得太怯弱。他真想能预订到一只有四个头的狮子，每个头都喷吐火焰。

同时到达的维滕贝格金属制品厂的一批货物也在拆装。四只飞鹰——两只是青铜制品，另两只是用铁铸成的——一只挨一只排成一行立在地上。它们是给其他纪念碑顶部用作装饰的。也是为了鼓舞全国青年打一场新的战争，因为，正如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那么自信地声明：我们总得打赢一次，那么别人就呜呼哀哉了！眼下无论如何这些老鹰看上去只不过像下蛋的大鸡，但是当它们被装在纪念碑顶上时，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将军不穿制服时酷似养鲱鱼的人，甚至沃尔肯施泰因穿便服时，也俨然是个身宽体胖的体育教师。乔装打扮和互相疏远就是我们亲爱祖国里的一切。

我作为广告部的负责人检查纪念碑的排列情况。我认为毫不相干的纪念碑不要靠在一起而应该适宜地分门别类，艺术性地分布在花园里。海因里希·克罗尔坚决反对。他主张石碑得像士兵列队那样排列，他觉得其他的一切排列方式都显得没精打采。幸好他被否决了。就连他母亲也反对他。她向来总是反对他。她直到今日还不明白，为什么海因里希是她的儿子，而不是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的夫人生的。

蔚蓝的天，美丽极了。天空胀得鼓鼓的，像个巨大的丝绸帐篷罩着城市。凉丝丝的晨露还挂在树梢上。鸟儿啾啾鸣啭，仿佛世上只存在伊始的夏天、窝巢以及巢中幼小的生命。美元牌价像个丑陋的海绵状蘑菇膨胀到五万马克，这跟鸟儿丝毫不相干。晨报报道三起自杀事件，同样跟它们没有关系。这些自杀的人生前都是领取少量养老金的人，他们都采用穷人惯用的自杀方式：打开煤气开关。库巴尔克太太连头带身子是在她的烤箱里被发现的；退休会计霍普夫胡子刚刮过，身穿他最后一套洗得干干净净、打了许多补丁的西装，手里抓着四张毫无用处的盖着红印章的一千马克钞票，好像攥住了去天国的入场券；格拉斯寡妇躺在她厨房的过道上，身边有一个撕碎的银行存折，存折上有五万马克存款。霍普夫有红印章的一千马克钞票曾经是最后一丝希望，大家早就传说它们有朝一日会再升值。谣传从何而来，谁也不知道。钞票上没有标明它们可以用金子来支付，即使谣传这么说：国家这个享有特权的骗子，自己鲸吞了多少万亿，却把每个只侵吞它五马克的人投入监狱，它必定会想出一个花招，以便不支付这些钞票。直到前天，报上才刊登一则声明，说这些钞票不能享受任何优待。于是今天报上就有了霍普夫的讣告。

棺材木匠维尔克的工场里传出阵阵笃笃声，仿佛那里栖息着一只巨大的兴高采烈的啄木鸟。维尔克的生意兴隆，每个人，甚至是自杀的人，总需要一口棺材——群葬冢和用帐篷来掩埋的年月随着战争成为过去。人又穿着与他的地位相当的廉价寿衣，或缺少背部的燕尾服，或用白色薄绸做的寿衣，在缓慢腐朽的棺木中腐烂。面包师傅尼布尔甚至还佩戴上他所有的勋章和俱乐部纪念章等装饰品下葬，这是他妻子坚持这么做的。她还给了他一面复制的“和睦”歌咏俱乐部旗子。他在俱乐部里曾经是第二男高音。每个星期六他都在那儿吼叫《树林中静悄悄》和《黑白红旗自豪地飘扬》，啤酒喝得差点撑破了肚子，然后回家揍他老婆。正如神父在墓前所说的，那是个正直的男子汉。

幸好海因里希·克罗尔十点钟就走开了，他骑着自行车，裤管卷了起来，以便于到村上去。新来这么多花岗岩使他那颗商人的心局促不安，他必须离开，把它带给居丧的死者家属。

我们现在可以更自由地安排活动。首先我们有一段时间休息，克罗尔老太太给了我们香肠、黄油、面包和咖啡来提神。莉萨出现在院子的大门旁。她穿着一件鲜红的绸子连衣裙。克罗尔老太太用眼神赶她出去。虽然莉萨不是教堂的女听差，可老太太还是对她不能忍受。“这不干不净的懒女人。”她目标明确地说。

格奥尔格立即插进来说：“不干不净？为什么她不干不净？”

“她不干不净，你没看到吗？没洗澡，但是却披上那件烂绸子衣服。”

我看出格奥尔格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任何人都不喜欢他的情人不干不净，只要他不是个颓废者。他母亲眼中一瞬间流露出胜利的光芒，随后她就换了个话题。我钦佩地望着她，她是个带着机动部队的统帅——她出击迅速，而当敌人缓慢地准备抵抗时，她已采取另外的行动了。莉萨可能是懒散的，但她肯定还没脏到引人注目的地步。

克诺普夫上士的三个女儿匆匆走出家来。她们个儿矮小，身体丰盈灵活，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当裁缝。她们的缝纫机整天嗡嗡响。现在她们在叽叽喳喳谈个不停，手里拿着给黑市商人的装着高级绸衬衣的包裹。老军人克诺普夫拿到的养老金，一个芬尼也不给家里用，生活费用只有这四个女人来操心。

我们细心地拆开我们两座黑色十字架墓碑的包装。本来它们打算放在门口，以显示出公司的富有，冬天，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那里，但现在是五月，也可能发生这种怪事：我们的院子是猫和情人的游乐场。早在二月，猫已经从峁形墓碑上俯首叫春，在水泥墓框后面互相追逐。天气暖和，情人们立即出来幽会——幽会什么时候会嫌冷呢？哈肯大街偏僻又安静，我们的院子大门敞开迎客，宽敞的花园古色古香。虽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陈列墓碑，但对情侣并无妨碍，相反，它们似乎煽起他们特别的激情。两个星期前，有个教士从哈雷村来，他像所有教士一样习惯于鸡鸣而起，早晨七时就到达我们这里，以便为在年内去世的善良的教会信徒坟墓购买四块最小的墓碑。当我睡眼惺忪领他走进花园时，我赶紧把一条粉红色人造丝的裤衩拿掉，这条裤衩是夜间一对热恋的情人遗忘在这儿的，它像一面旗子在我们各面磨光的十字架墓碑右面杆上飘扬。在死亡的场地上播种生命，从广义和诗歌的意义上来说，必定具有某种中和的因素。我把这情形告诉奥托·巴姆布斯，我们俱乐部的一位会作诗的乡村教师，他立即窃取了我的想法，写成一曲带着滑稽幽默的挽歌。但是除此以外，特别是在附近有一个空酒瓶在早晨的阳光中闪闪发亮时，这情形也相当叫人讨厌。

我通观全部陈列的石碑。凡是墓碑，其陈列都令人赏心悦目。两座十字架碑竖立在它们的基座上，迎着晨光闪闪发亮，它们是永恒的象征，是昔日地球燃烧时磨炼出来的部分，已经变凉、刨光，现在正准备着为后人永远保留某个有成就的巨贾或阔绰奸商的名字，因为就连一个骗子也不愿不留一点痕迹地从这星球上消失。

“格奥尔格，”我说，“我们必须留意，别让你弟弟将我们韦尔登布吕克的‘各各他’卖给一些混蛋的农民，他们要待到收获以后才付款。让我们在这蔚蓝的天空下，在鸟儿歌唱声中，伴有咖啡的香味，庄严地发誓：这两座十字架墓碑只能现款交易！”

格奥尔格微露笑容。“事情并不完全那么可怕。我们可以在三星期内兑换我们的期票。只要我们及早进款，我们就赚了。”

“赚什么？”我反驳道，“直到下一次美元挂出新牌价前，这无非是幻想。”

“你有时生意人味道也太浓了，”格奥尔格动作迟缓地给自己点燃一支价值五千马克的雪茄烟，“你更应该把通货膨胀看成是生命相反的象征，而不要叫苦连天。每过一天，生命就少一天。我们靠资本过活，不是靠利息。美元每天都在涨，但每过一夜生命的行程就减少一天。写一首关于它的十四行诗怎样？”

我端详着这位哈肯大街自鸣得意的苏格拉底。细细的汗珠布满他的光头，如同珍珠装饰着一件淡颜色的衣服。“真奇怪，有人夜里不一个人睡觉，竟可以像个哲学家那样高谈阔论。”我说。

格奥尔格连眼皮也不眨一下。“究竟什么时候？”他镇静地说，“哲学应该是快活的，不是苦恼的。把形而上学的投机同这联系起来，好比是把肉体的欢快同你们诗人俱乐部成员所说的理想爱情联系在一起。那将成为大杂烩，难以容忍。”

“大杂烩？”我说道，仿佛身上某个部位被刺伤，“你瞧一瞧，你这个冒险的小市民！你这采集蝴蝶标本的人，什么东西你都要用针来刺！难道你不知道，人死了是没有你所说的大杂烩的？”

“丝毫没这意思。我只是把事物区别开来。”格奥尔格把他的雪茄烟雾吹到我脸上，“我情愿体面而又怀着哲学的忧郁忍受生活上的草率，而不愿一道犯庸俗的错误，把某个明娜或安娜同生存冷酷的秘密混淆起来，并且以为如果明娜或安娜更喜欢另一个卡尔或约瑟夫，或者是一个埃尔娜喜欢一个身穿英国精纺毛料的硕大的毛孩子，世界的末日就将到来。”

他狞笑着。我冷冷地看着他那奸诈的眼睛。“海因里希只配做点小事！”我说，“你这个人，可以办到的，就尽情享受！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那么热心阅读杂志，这些杂志中充斥着无法得到的海妖、上流社会的丑闻、剧院里的女士和电影中的没有良心的女人。”

格奥尔格又一次耗去三百马克把烟雾吹入我的眼睛。“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幻想。你从来没听说过天堂和人间的爱情吗？你自己不久前还在把爱情集中在你的埃尔娜身上，并且得到很好的教训，你这爱情上勇敢的零售商人，想在一家店铺里兼营酸菜和鱼子酱！你还不知道，这么一来，酸菜永远不会有鱼子酱的味道，但鱼子酱却总是变成酸菜的味道！我把它们隔得远远的，你最好也这么做！这么做可以生活得舒适。来吧，我们现在去折腾折腾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今天他供应炖牛肉配面条。”

我点点头去拿我的帽子，一句话也没说。格奥尔格这一记捅得我可不轻，他并没察觉这一点——要是我让他察觉，我可尴尬了。

我回来时，格尔达·施奈德坐在办公室里。她身穿一件绿色绒线衫和一条短裙，戴着镶有假钻石的大耳环。她从里森费尔德送的花束里拿了一朵花插在绒线衫的左侧，这花束必定是特别经久耐用。她指着上面说：“Merci！一切都令人羡慕。这一束曾献给一位歌剧女主角。”

我看着她。我想，这个坐在那里的人或许正是格奥尔格所理解的人世间的爱情吧。她爽朗、坚定、年轻、直率，我把花送给她，她就来了。她看待花朵，如同一位有理智的人一样。她没有装腔作势，而是径直来了。她接受了，本来现在没什么再需要谈的了。

“你今天下午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要工作到五点，然后再给一个白痴上一节辅导课。”

“什么内容？是关于白痴病吗？”

我冷冷一笑。“正确地说，是的。”

“那就要到六点了。六点以后你到旧城酒家来。我在那里排练。”

“好的。”我不假思索地说。

格尔达站起身子。“那么……”

她把她的脸朝着我伸了过来。我吃了一惊。我送去花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意图。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格奥尔格或许说得对：失恋不能用哲学，只能用另一个妇女来克服。我谨慎地吻了一下格尔达的脸颊。“傻瓜！”她说，并尽情地吻了我的嘴，“走江湖的杂技演员是没有多少时间做蠢事的。两星期后我又得走。好吧，今晚见。”

她挺直身子走了出去，两腿坚定有力，双肩带着一股劲。她的头上戴着顶扁圆形无檐帽子。她似乎很喜欢色彩。到了门外，她在方尖碑旁停下来，瞥了一眼我们的“各各他”。“这就是我们的仓库。”我说。

她点点头。“它存进什么东西吗？”

“是的，在这种年代……”

“你在这儿供职吗？”

“是的。可笑，是不是？”

“没有什么事可笑，”格尔达说，“要不然，当我在红磨坊夜总会里把我的头从后面往两条腿中伸出时，我该怎么说呢？你相信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就已经要我这么做吗？好吧，六点见。”

克罗尔老太太拿着个喷水壶从花园里出来。“这姑娘真正派，”她说，目送着格尔达，“她干什么职业？”

“女杂技演员。”

“哦，女杂技演员！”她吃惊地说，“女杂技演员多数是正派的人。她不是歌唱家，对吗？”

“不是。是个真正的女杂技演员。她会悬空翻筋斗、倒立，身体扭斜起来就像一个柔体杂技演员。”

“您对她相当熟悉。她想买点什么吗？”

“还不想买。”

她笑了。她的眼镜玻璃闪闪发光。“我亲爱的路德维希，”她说，“当您七十岁时，您不会相信您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愚蠢。”

“这个我还不能那么肯定，”我解释说，“我现在已经觉得相当愚蠢了。此外您对爱情有何看法？”

“对什么？”

“对爱情。天上和人间的爱情。”

克罗尔太太开怀大笑。“这我早就忘了。上帝保佑！”

我站在阿图尔·鲍尔的书店里。今天是我为他儿子上辅导课的付款日。小阿图尔利用这机会，把几个作业本放到我的椅子上，作为对我的问候。我真想把他那张羊脸浸泡到摆在铺有丝绒的客厅的玻璃金鱼缸里，但是我不得不克制自己，否则老阿图尔不会结账的，小阿图尔知道这一点。

“好的，瑜伽，”老阿图尔和善地说，把一包书推给我，“我们有什么，我都拿给你了。瑜伽、佛教、禁欲主义、看自己肚脐——您想当个修行者吗？”

我不高兴地打量着他。他身材矮小，蓄有小胡子，两只眼睛显得很机灵。我想，他今天还是个射手，还在瞄准着我破损的心！但是你这不值钱的爱耍弄人的东西，我要制服你，你可不是格奥尔格！我尖刻地说：“鲍尔先生，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阿图尔像只卷毛狗充满期望地望着我。“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噱头在哪里？您在讲笑话是不是？”

“不，”我冷冰冰地回答，“这是为了有利于我年轻灵魂而做的一次民意测验。我征求过许多人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应该知道的人。”

阿图尔抓抓胡子，像抓竖琴一样。“您不会是在星期一下午生意繁忙的时候，这么认真地提出这些愚蠢的问题，还想要我回答吧？”

“是的，”我说，“但是您只要立即承认！您自己也不知道！虽然您有那么多书！”

阿图尔松开胡子，接着又搔搔他的鬈发。“上帝啊，有些人操的什么心！这事请您在你们诗人俱乐部里讨论吧！”

“在诗人俱乐部里，这种事只能用诗歌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出来。但是我想知道真理。我为什么而生存？我不是个可怜虫吗？”

“真理！”阿图尔发着牢骚，“去问彼拉多好了！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个书商、丈夫和父亲，这我就满足了。”

我瞅着这个书商、丈夫和父亲。他的鼻子右侧有个疱疹。“是这样，您满足了。”我刻薄地说。

“满足了，”阿图尔坚定地回答，“有时已经嫌多了。”

“您在二十五岁时是不是也满足呢？”

阿图尔尽可能张大他那对蓝色的眼睛。“二十五岁？不。那时我想成为这个。”

“什么？”我满怀希望地问，“成为一个人？”

“这个书店的老板、丈夫和父亲。至于人，我反正已经是了。苦行僧倒还不是。”

放了这无关痛痒的第二枪，他就迅速走开，朝着一个胸脯丰满的女士踏着舞步走去，她正想要鲁道夫·赫尔佐克的一本小说。我匆匆忙忙翻了一下论禁欲主义幸福的书籍，迅速把它们搁在一旁。白天大家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明显地比夜里少，就是因为人们晚上无其他事可做。

我朝着陈列有关宗教和哲学书籍的书架走去。它们是阿图尔·鲍尔的骄傲。人类在几千年中关于生活意义所凝聚的智慧，他这儿几乎应有尽有。恐怕得花几十万马克才能对这方面有足够的了解。当然也可花得少一些，就说花两三万马克吧，因为，假如生活的意义可以认识，那只要有一本书就可解决问题。但是它在哪里？我上上下下一排排看。这一类书籍太多了，我突然感到惊讶。生活的真理和意义似乎像养发水一样——每个公司都在吹嘘它的货是特优产品——但是格奥尔格·克罗尔试过所有养发水，却仍然是秃头一个，他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的。假如有什么真的能使人长出头发的养发水，那么只可能有一种还存在着，其他的早就给淘汰了。

鲍尔走回来。“喂，找到什么吗？”

“没有。”

他注视着推到一旁的书籍。“苦行僧没意思，是吗？”

我没有直接反驳这位说起俏皮话来不太高明的人。“书籍根本毫无意思，”我这么说，“假如我看到这书里所写的一切，又看到现实世界却是另外一副模样，我不如去看瓦尔哈拉饭店的菜单，读读日报里的家庭消息。”

“为什么？”这书商、丈夫和父亲有些惊恐地问，“读书使人有学问，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真的？”

“当然了！否则我们书商又有什么用？”

阿图尔又匆忙走开。一个胡子修剪得短短的男子要《无敌于战场》这本书。那是战后最流行的一本书。一位失业的将军在书中证明，德国陆军在战争中直至结束时是不可战胜的。

阿图尔把一本革制烫金封面的精装本卖给他。他做了这笔好生意之后，心情平静地走回来。“拿些古典书籍好吗？当然是旧书啰！”

我摇摇头，一声不吭地出示一本我刚才在柜台上找到的书。书名叫作《世界之人》，一本关于生活修养诀窍的手册。我耐心等着他免不了又要讲起苦行僧和向女人献殷勤者那些索然无味的笑话。但是阿图尔一句笑话也不说。“有益的书，”他实事求是地说，“应该大量出版。好吧，那我们已经把账结清了，不是吗？”

“还没有清。我还想要一点。”我举着一本薄薄的书，柏拉图的《会饮篇》，“这本还得加上。”

阿图尔脑子里盘算着。“有点不对，但是就这么办吧，我们把《会饮篇》算作旧书结账。”

我叫人把那本关于生活修养诀窍的手册包上纸，用绳子系好。我在世上不愿为此而被人抓住点把柄。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今晚研究这本书。有点教养对任何人都没坏处，埃尔娜的谩骂我记忆犹新。战争使我们变得相当野蛮，今天，假如有一个满满的钱夹来遮掩，我们还可以做些粗野的举动。但是我没有这样的钱夹。

我满意地走到街上。外面吵吵闹闹的现实立即向我迎来。维利乘坐一辆火红的敞篷车从我身旁驶过，他没看见我。我把世人必读的那本选集紧紧地夹在腋下。我想：到生活里去！尘世的爱万岁！去你的梦幻！鬼魂滚开！这对埃尔娜和伊莎贝尔都是适用的。但是对我的灵魂来说，我总是遵循着柏拉图。

旧城酒家是个走江湖的杂耍人、吉卜赛人和车夫出没的酒馆。二楼有十多个房间供出租，后屋里有个大厅，大厅里有一架钢琴和一批体操器械，杂技演员就在里面排练他们的节目。但它的主业还是酒馆。它不仅是流浪杂耍人的聚会地点，而且市里黑社会人物也常出没于此。

我打开通往后厅的门。钢琴旁站着勒妮·德拉图尔，她在练习二重唱。后面有一个男子在训练两条白狗和一条卷毛狗。两个健壮的妇女躺在右侧软垫上抽烟。在秋千上，格尔达两脚放到两手中间的杆子下面，背部挺直，正在像个飞船似的对着我荡来。

那两个健壮的妇女穿着游泳衣。她们在舒展自己的肢体，她们在活动肌肉。毫无疑问，她们是旧城酒家节目单上的角力表演者。勒妮用最棒的命令声音对着我高喊“晚安”，并且朝我这里走过来。驯狗人吹着哨子。几只狗在悬空翻筋斗。格尔达有节奏地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使我回忆起她在红磨坊夜总会里把头伸到两腿间瞅着我的那一瞬间。她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衣，头发用一块红布牢牢结住。

“她在练习，”勒妮说，“她还要回到马戏班去。”

“到马戏班？”我兴趣盎然地看着格尔达，“她在马戏班里待过吗？”

“当然。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可是马戏班破产了，付不起狮子吃肉的钱。”

“她同狮子打过交道吗？”

勒妮像个上士一样笑了，她讥讽地瞅着我。“这也值得激动吗？不，她是杂技演员。”

格尔达又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她一直盯住我，仿佛要催我入眠。但是她根本不是抱着什么目的看我，只不过是使劲地凝视着。

“维利究竟富不富？”勒妮·德拉图尔问道。

“我想是的。他可以称得上今天所说的‘有钱’。他有好些商店和一堆股票，这些股票每天都在上涨。问这为什么？”

“我就喜欢男人有钱。”勒妮用她的女高音笑了起来，“每个女士都喜欢这个。”随后她像在兵营里操场上那样吼叫着。

“这个我已经觉察到了，”我痛苦地说，“一个有钱的黑市商人，总比正直的穷职员来得好。”

勒妮笑得身子都晃起来。“有钱和正直合不到一块，孩子！现在合不到！大概过去也从未合到一块！”

“最多是在继承遗产或中头彩的时候。”

“那也不可能。金钱腐蚀人的品质，您还不知道？”

“这我知道。但是为什么您对这问题看得那么重要？”

“因为我从品质上得不到什么，”她用一种装模作样的老处女嗓音叽叽喳喳叫着，“我喜欢舒适和安全。”

格尔达悬空翻了个漂亮的筋斗呼啸着朝我们而来，在我面前半米处停住，踮起脚尖来回晃动了几下以保持平衡，她笑着说：“勒妮在撒谎。”

“你听到她讲些什么吗？”

“每个女人都撒谎，”勒妮用天使一样的嗓音说，“如果女人不撒谎，她就一钱不值。”

“阿门。”驯狗人说道。

格尔达把头发捋到后面。“我这儿结束了。请你等我换好衣服。”

她朝挂着一块写着“更衣室”牌子的那扇门走去。勒妮目送着她。“她很漂亮，”她实事求是地说，“您瞧她那神态。她走路的姿势优美，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臀部向里，不是向外。杂技演员都得学着这么做。”

“这我已经听说了，”我说，“是从一位识别妇女和花岗岩的行家那里听来的。走路怎样才优美呢？”

“如果一个人感觉到臀部夹着五马克硬币，然后忘了它。”

我试着去想象这种情况。可我想不出，我很久以来都没见过五马克硬币了。但是我认识一位妇女，她能用这种方式从墙里拔出一个中等的钉子。她就是贝克曼女士，鞋匠卡尔·布里尔的女友。她是个壮实的女人，身子骨好像是铜打铁铸一般。卡尔·布里尔靠她与人打赌赢了好多次，我本人也钦佩她的技艺。先是将一个钉子敲入工场的墙上，当然不是太深，但是需要用手使劲猛拉才能把它拔出来。然后叫醒贝克曼女士。她穿着轻飘飘的和服式晨衣，严肃、清醒、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工场的酒友中间。钉子头部裹了点棉花，以使她免于碰伤。随后贝克曼女士站到一个低矮的屏风后面，背部靠墙，略微弯腰，晨服端端正正地包裹着她的身体，两手搁在屏风上。她巧妙地做了个动作，以使用她的大腿夹住钉子，突然身子伸直，站立起来，放松，钉子就掉了下来。通常墙上还随即洒落一些石灰尘土。贝克曼女士一声不吭，丝毫没露出胜利的表情，她掉转身子走上楼梯，就不见了，卡尔·布里尔从目瞪口呆的赌友那里拿过赌注。这是非常严肃的体育活动，没有哪个人不是从纯粹行家的角度来观看贝克曼的姿势。没有哪个人敢于乱议论，因为她会打人耳光，把人家连头都会打下来。她像巨人那样强壮。与她相比，那两个女角力士都是可怜巴巴的毛孩子。

“那么您得让格尔达幸福，”勒妮简明扼要地说，“两星期，很简单，怎么样？”

我站在那儿，有点发窘。这时的情景，在有关修养的手册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幸好维利来了。他衣服穿得笔挺，头上斜戴着一顶灰色轻便帽，然而给人的印象却像是插上人造的一大块水泥花一样。他用高雅的姿态吻了勒妮的手，随后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献给韦尔登布吕克最了不起的妇女。”他鞠了个躬说。

勒妮用女高音叫了一声，疑惑地瞅着维利。随后她打开小盒。一个嵌着颗紫水晶的金戒指对着她闪闪发光。她把它戴到自己左手中指上，兴奋地端详着，然后伸开两只臂膀去搂维利。维利非常自豪地站立在那儿微笑。他倾听着颤音和低音，勒妮一激动起来就把这两种声音混合在一起。“维利！”她叽叽叫着，同时又像雷声隆隆地吼道，“我多么幸福啊！”

格尔达穿着浴衣从更衣室里出来。原来她听到喊叫声，想问个究竟。“孩子们，你们准备好，”维利说，“我们从这儿出去。”

两个姑娘出去了。“你这傻瓜，不可以等一会儿你们单独在一起时再把戒指给勒妮吗？”我问道，“现在我对格尔达该怎么办才好？”

维利突然爆发出善意的笑声。“真该死，我竟没想到！我们怎么办？你们同我们一道用餐吧！”

“好让我们四只眼睛不停地盯住勒妮的紫水晶戒指吗？不行！”

“听我说，”维利反驳道，“勒妮和我的事同你和格尔达的事不一样。我是严肃的。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爱勒妮到了发狂的地步，真的发狂。她真是个美人儿！”

我们坐在靠墙的两张旧转椅上。那两只白狗眼下正在练习用前爪走路。“你想，”维利解释道，“使我发狂的是她的嗓音。夜里妙极了，仿佛你有两个各不相同的女人。一会儿是个温柔的太太，随后又是一个渔妇。不仅如此，若是天黑了她突然发号施令，我就感受到背部阵阵发冷。真他妈的奇怪！我可不是在搞同性恋，但我有时觉得我似乎在亵渎一位将军或那混虫，那个军士弗吕默尔，他在我们当新兵时也折磨过你。当然这种感觉只不过是一瞬间，随后一切又都正常了。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大概能明白。”

“那好，她迷住我了。我想让她待在这儿。我想给她弄幢小型住宅。”

“你相信她会放弃自己的职业吗？”

“她不必这么做。她偶尔也可受人聘用。那时我就跟她走，我的职业是可以变动的。”

“为什么你不与她结婚？你够有钱的。”

“结婚是另一回事，”维利解释道，“你怎么会跟一个随时都可以像一位将军那样对你吼叫的女人结婚呢？如果是突然吼叫起来，哪个人都会吓一大跳，这是我们的天性所决定的。不，我将娶个擅长烹调的文静的矮胖女人。我的孩子，勒妮是个典型的情妇。”

我吃惊地瞅着这个非常世故的人。他高傲地微笑着。关于生活修养诀窍的手册对他来说是多余的。我没有嘲笑他。人家既然能赠送紫水晶戒指，嘲笑也毫无作用。女角力士懒散地站起身子，做了几个动作。维利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看。“这些女人棒极了。”他就像个战前的现役中尉似的，低声说道。

“您现在想什么？向右看！立正！”我们身后有个洪亮的声音吼叫起来。

维利吓了一跳。那人就是勒妮，她戴着戒指在他身后微笑。“我所说的情况，你现在亲眼看到了吗？”维利问我。

我看到了。两人一起走开。外面停着维利的汽车——红色的敞篷车，皮革座位也是红色的。格尔达更衣花了不少时间，我很高兴。这样她至少看不到敞篷车。我在思索，我今天可能为她提供些什么。我除了供世人用的修养诀窍指导书以外，所能提供的就是爱德华·克诺布洛赫的餐券，可惜它们在晚上不能用。我决定还是试一试，对爱德华撒个谎，说那是最后两张。

格尔达来了。“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宝贝？”我还来不及张开嘴巴，她就说道，“我们到野外去吧。乘电车走。我想散散步。”

我凝视着她，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野外散步，这恰恰是那条毒蛇埃尔娜用恶毒的语言对我责备过的。难道她讲给格尔达听了吗？或许她会这么做。

“我想，我们可以到瓦尔哈拉饭店去，”我小心翼翼而又满腹狐疑地说，“在那里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格尔达做个手势拒绝了。“为什么？去散散步太美了。我今天下午做了一些土豆色拉。在这儿！”她高高举起一个包裹，“这个我们在野外吃，我们还可以再买些小香肠和啤酒。好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比刚才疑虑更重。埃尔娜关于矿泉水、小香肠、啤酒和没标明生产年代的便宜葡萄酒的责备还记忆犹新。“九点钟时我必须回到叫人厌恶的烂铺子红磨坊去。”格尔达解释道。

叫人厌恶的烂铺子？我又盯住她。但是她的眼睛是明朗的，天真无邪，丝毫没有讽刺挖苦的意思。突然间我明白了！埃尔娜的天堂对于格尔达来说，无非是个工作场所而已！她憎恨埃尔娜所爱的那个铺子！我想，我得救了。谢天谢地！红磨坊连同它发狂似的价格在下跌，如同加斯东·门希扮演的《哈姆雷特》里的幽灵在市剧院里突然坠落一样。在我面前，出现了吃带馅的黄油面包和自制的土豆色拉的极其宁静的日子！简朴的生活！人世的爱情！灵魂的安宁！终于来了！还为我备了酸菜，但酸菜也可能是美好的东西！例如，它可以和菠萝一起放在香槟酒里煮。我虽然还未这么吃过，可是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坚持说，那是适合在位国王和诗人的一道菜。

“好吧，格尔达，”我郑重其事地说，“如果你一定坚持这么做，我们就到树林里散步。”

8

维斯特林根村彩旗招展，光艳夺目。我们——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克罗尔、库尔特·巴赫和我——聚集在那里。我们提供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即将举行揭幕仪式。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上午已经在教堂里为各自的死者举行了祭典。天主教神父在这方面占了优势，他的教堂大，教堂装饰得色彩斑斓，有彩色的窗户、敬神香、云锦弥撒服装和穿着红白服装的教堂仆役。新教牧师只有个小礼拜堂，礼拜堂墙壁平平淡淡，窗户简朴无华，现在他站在天主教神父旁，像是他的穷亲戚。天主教神父饰有细网状大斗篷，周围是唱诗班的男童；牧师穿着一件黑袍，而这就是他全部的装束。作为广告部的专家，我必须承认，天主教在这方面是远远超过新教的。它偏向幻想，而不是理智。它的教士们穿得像土著人部落中施行魔术的医生一样。在外观方面，天主教礼拜连同其色彩、情绪、敬神香和装饰习俗，是无法超越的。新教牧师感觉到这点，他瘦骨嶙峋，戴着一副眼镜。天主教神父则红光满面，腰圆体胖，一头华发十分好看。

两个人都各自尽力为他的死者们效劳。可惜在阵亡士兵中有两个犹太人，是牲口贩子列维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什么精神上的安慰的。在反对犹太人迁移的态度上，两个对立的教士以及老兵组织的主任、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都是一致的。沃尔肯施泰因是个反犹主义者，他坚信不疑，这场战争是由于犹太人才打输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立刻就把这人当成民族的叛徒。他甚至反对把两个列维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他坚持说他们必定是死在离前线很远的后方。可是最后他被否决了。镇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儿子于1918年在韦尔登布吕克后备军野战医院里患流行性感冒死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想让他作为一位英雄在纪念碑上留个名字，因此他解释说，死毕竟是死，士兵毕竟是士兵。就这样，列维兄弟的名字就占据了纪念碑反面最下面的两个位置，狗撒起尿来大概还够得到呢。

沃尔肯施泰因全身穿着帝制时期的制服。这虽然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谁会反对呢？在停战以后不久开始的罕见的变化，总是继续取得进展。1918年几乎所有士兵一致憎恨的战争，而后来对于那些安然无恙度过战争的人来说，那已经慢慢成为他们生活中重大的冒险经历了。他们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当他们还躺在战壕里咒骂战争时，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天堂。现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又得以恢复，还带着担忧和烦恼，因而战争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离去，成为过去，并且不按他们的意志也几乎没有他们的参与而变异、美化和改头换面。大规模屠杀已成了人们所逃脱的冒险经历。绝望已被遗忘，贫困已经不复存在，尚未降临到某人头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几乎总要发生的事情：某种抽象的事物，但已经不再是现实了。只有当它在近处突然袭击或伸手去攫取某人时，它才是现实。老兵组织成员曾受命于沃尔肯施泰因，在纪念碑前列队行进而过，他们1918年还是和平主义者，可是现在已成了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了。沃尔肯施泰因已经把对战争和几乎每人均有的友谊情感的回忆巧妙地转变成对战争的自豪感。谁不是国家主义者，他就玷污了对阵亡英雄的纪念，这些可怜的、被当成炮灰的阵亡英雄们，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多么想活呀。如果他们还能做到的话，他们多么想把正站在讲坛上讲演的沃尔肯施泰因撵下台去！但是他们已经手无寸铁，他们成了成千上万个沃尔肯施泰因的财产，这些人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利用他们，把他们隐藏在诸如“热爱祖国”和“民族感”的口号下。什么热爱祖国！沃尔肯施泰因所理解的就是重新穿起制服，当个上校，继续让人去送死。

他在讲坛上大声吼叫，谈到内部的无耻之徒，说什么有人用刺刀捅自己人后背，谈到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并向我们死难的英雄宣誓，要怀念他们，为他们报仇，重建德国军队。

海因里希·克罗尔聚精会神听着，每句话他都相信。那头在腰窝里戳着一根长矛的狮子的雕塑人库尔特·巴赫，也被邀请来了，他梦幻般地凝望被蒙起来的纪念碑。格奥尔格一味抽着他的雪茄烟。我穿着借来的上流社会的短西装，心里想宁可待在家里，同格尔达在她那葡萄藤蔓缠绕的房间里睡觉，听着旧城酒家拙劣的管弦乐队奏起暹罗卫队检阅进行曲。

沃尔肯施泰因用三声“乌拉”结束讲话。乐队奏起歌颂好友的歌曲。合唱队分两部唱着这支歌。我们大家跟着唱起来。那是一首持中间立场的歌，没有政治和复仇的内容，纯粹是哀悼一位死去的朋友。

教士们走到前面。纪念碑揭幕了。库尔特·巴赫那头咆哮的狮子在顶部蹲着。四只青铜飞鹰停在台阶上。纪念碑的面板是用黑花岗岩做成的，其他的碑石呈四方形。这是一座非常昂贵的纪念碑，我们期待着今天下午付款。这件事人家已经答应我们了，因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如若我们拿不到钱，我们将濒于破产。美元在上周几乎上升了一倍。

教士们为纪念碑祝福，两人向各自的上帝祈祷。在战场上，每当命令我们做礼拜，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在为德国军队的胜利祷告时，我常常思考着，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日本的教士们也会同样为他们国家的胜利而祷告。于是，特别是有同一种信仰的两个敌对国家在祈祷的时候，我就把上帝想象成为草率又窘迫的俱乐部主任那样的角色。到底叫上帝支持哪个国家呢？支持人口最多的那个吗？或者支持教会最多的那个吗？当他让一个国家打赢，而让另一国家打输，虽然在后一个国家里，人们也祈祷得很勤，这时他的正义又在哪里？有时我也觉得他像个在许多国家里奔走得精疲力竭的老皇帝，他经常得参加社交活动，总得更换制服，按其举行的礼拜情况，现在穿上天主教的制服，然后是新教的、福音派的、英国国家教会的、主教派教会的和改革宗的制服，这情形与皇帝在检阅骠骑兵、特种步兵、炮兵和海军时完全一样。

人们献上了花圈。我们也有一个，是以公司的名义献的。沃尔肯施泰因用走调的嗓音开始唱起“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这支歌。看来这并非事先安排的节目，乐队没有奏乐，只有几个人跟着唱。沃尔肯施泰因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转过身子。乐队里先是小号然后是英国管开始奏响。这两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盖过了此时正使劲挥手的沃尔肯施泰因。其他乐器跟着奏了起来，大约有半数参加者逐渐跟着哼了起来，可是沃尔肯施泰因起的调子太高，叽叽嘎嘎尖叫一阵。幸好女士们插了进来。她们虽然站在后面，却挽救了这个局面，胜利地把这支歌唱到底。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勒妮·德拉图尔，这件事她一个人就能胜任。

下午开始了娱乐活动。我们不得不待在这里，因为我们还没要到钱。沃尔肯施泰因的长篇爱国主义讲演使我们错过了中午美元的行市，或许这是个重大的损失。天气很热，我借来的那套短小的礼服，紧紧地绷着我的胸部。天空挂着厚厚的白云，桌上放着盛有施泰因黑格酒的厚玻璃酒杯，旁边还有装着啤酒的玻璃瓶。大家的脑门上红彤彤的，脸部汗水晶莹发亮。为死者举办的丧宴油水很足，非常丰盛。晚间据说要在下萨克森饭店举行盛大的爱国主义舞会。到处都张挂着纸制的花饰、旗子——当然是黑白红颜色的——以及枞树枝编制的花环。只有村上最后一幢房子的天窗上挂着一面黑红金三色旗子。这是德意志共和国的旗子。黑白红颜色的旗子是旧帝国的国旗，它们是被禁止的。但是，沃尔肯施泰因解释说，死者是在光荣的旧旗子下阵亡的，每个升起黑红金旗子的人都是卖国贼。因此住在那房子里的木匠贝斯特是个卖国贼。虽然他在战争中肺部挨了颗子弹，但还是个卖国贼。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人们很容易被宣判为卖国贼，只有沃尔肯施泰因一家人永远不会是。他们就是法律。谁是卖国贼，是由他们决定的。

场上的气氛高涨。老一些的人离去了。老兵组织的一部分人也纷纷离开。田里的活计召唤他们回去。沃尔肯施泰因称之为铁卫兵的那部分人留了下来。教士们早就走了。铁卫兵由比较年轻的人组成。鄙视共和国的沃尔肯施泰因，却接受共和国给他的养老金，并利用它来反对政府。他又做一个讲演，讲演以“战友们”这个词作为开头。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当沃尔肯施泰因这样的人还在服役时，他们从未叫过我们“战友们”。当时我们是劣等兵、猪猡、白痴，说得好听些，就是部下。有一回，在一次进攻前的傍晚，我们的中尉黑勒这个坏蛋——他过去当过林务官——把我们叫作“战友们”。他害怕第二天早晨有人会在他背后打黑枪。

我们到镇长那儿去。他待在自己家里喝咖啡、吃糕点、抽雪茄，拒绝付款。这个我们已料到几分。幸好海因里希·克罗尔没和我们一道去，他出乎意料地待在沃尔肯施泰因那里。库尔特·巴赫同一个健美的乡妇到田间去享受大自然景色。格奥尔格和我站在镇长德贝林的对面，他有自己的驼背文书韦斯特豪斯给他撑腰。“你们下星期再来，”德贝林愉快地说，请我们抽雪茄烟，“那时我们把所有的都算在一起，全部付清，一个子儿也不少。现在乱哄哄的，做不到这点。”

我们接过雪茄烟。“也许是这样，”格奥尔格回答，“但是我们今天需要钱用。德贝林先生。”

文书笑了。“钱人人需要。”

德贝林对他眨眨眼。他斟上酒。“让我们来干一杯！”

他没有邀请我们参加揭幕仪式。邀请我们的是沃尔肯施泰因，他没想到那可鄙的钱。德贝林必然希望我们之中谁也不来，或者最多只有海因里希·克罗尔来。海因里希比较好对付。

“已经商定在揭幕时付款。”格奥尔格说。

德贝林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下个星期。但愿你们到处都能立即拿到钱——”

“我们要拿到钱，否则我们不供应货物。”

“喏，这次你们已经供货了。干杯！”

我们没有拒绝酒。德贝林对着钦佩他的文书眨眨眼。“好酒。”我说。

“再来一杯吗？”文书问道。

“为什么不呢？”

文书斟上酒。我们喝着。“那么——好吧，”德贝林说，“那就下星期！”

“那么，”格奥尔格说，“今天！钱在哪儿？”

德贝林感到受了侮辱。我们接受了酒和雪茄烟，而现在我们还继续索钱。这是不合情理的。“下星期，”他说，再来一杯酒作为告别？”

“为什么不呢？”

德贝林和文书活跃起来。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我的目光望着窗外。窗外午后的景色宛如嵌在框里的一幅图画——院子大门，一棵橡树，在它们后面伸展着一片淡铬黄和翠绿的田野，无边无际而又宁静。我想，我们干吗在这儿吵嘴？那里在季节的呼与吸中呈现的金色、绿色和寂静，难道不是生活吗？我们是怎样看待它们的呢？

“我觉得很抱歉，”我听到格奥尔格说道，“但是我们不得不坚持。到下星期，钱就大大贬值了。我们已经在这笔订货上亏损了。这笔货比我们所预料的多拖了三个星期。”

镇长狡猾地瞅着他。“现在再多一个星期也没啥关系。”

身材矮小的文书突然发起了牢骚。“如果你们拿不到钱，你们究竟想怎么办？你们不会把纪念碑再带走吧！”

“为什么不？”我回答，“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雕刻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老鹰拿走，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把狮子带走。我们的工人两个钟头后可以到达这里。”

文书微微一笑。“您以为，把举行过揭幕仪式的纪念碑再拆卸下来办得到吗？维斯特林根有数千居民。”

“还有沃尔肯施泰因少校和老兵组织。”镇长补充说，“都是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此外，如果你们想试试，那么今后你们很难在这儿再卖掉一块墓碑。”文书现在公然露出狞笑。

“再来一杯酒吗？”德贝林问道，他同样狞笑起来。他们把我们推入陷阱。我们无能为力。

这时有人迅速越过院子跑来。“镇长先生！”他通过窗户喊叫着，“您得马上来。出事了！”

“什么事？”

“贝斯特！他们把木匠贝斯特——他们要把他的旗子扯下来，因此就出事了！”

“什么？贝斯特开枪了？这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不！贝斯特是——他流血了——”

“除此没有别人吗？”

“是的，光是贝斯特。”

德贝林的脸明朗起来。“原来是这样！那么您也用不着这么吵吵嚷嚷！”

“他站不起来。嘴里流血。”

“他那张烂嘴挨揍了。”身材矮小的文书说，“为什么他要对别人挑衅呢？我们这就来。一切保持镇静。”

“你们通融通融吧，”德贝林庄重地对我们说，“现在出了公事。这事我得调查。你们的事我们只好拖延一下。”

他以为现在彻底地把我们解决了，穿上了他的外衣。我们同他一起出门。他走得并不很急。我们知道这里的奥妙。当他到达时，没人再记得起是谁打了贝斯特。这是惯用的手法。

贝斯特躺在他屋子的狭窄的走廊里。共和国国旗被撕破了撂在他身旁。屋前有一大堆人站立着。铁卫兵一个也不在。“发生了什么事？”德贝林问那个拿着笔记本站在门旁的宪兵。

那宪兵想要报告。“当时您在场吗？”德贝林问道。

“不，我是后来被喊来的。”

“好的。那么您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谁当时在场？”

没有人回答。“您不可以叫人请个医生来吗？”格奥尔格问道。

德贝林不友好地瞅着他。“有必要吗？拿点水——”

“有必要。这个人正在危急关头。”

德贝林急忙转过身子，俯下去看着贝斯特。“快死了？”

“他快死了，他严重咯血。或许他也骨折了。看来仿佛有人把他从楼上扔下来的。”

德贝林用一种迟缓的目光瞅着格奥尔格·克罗尔。“这或许只不过是您的猜想，克罗尔先生，不会是别的。我们还是让县里的医生来确诊吧。”

“此地就没有医生吗？”

“请您别干预我的事。现在，我是镇长，不是您。你们把布雷迪乌斯大夫请来。”德贝林对两个带自行车的小伙子说，“就说发生了不幸的事。”

我们等待着。布雷迪乌斯骑着他们两人的一辆自行车来了。他跳下车子，走到走廊里。当他重新站起身来，他说：“这个人死了。”

“死了？”

“对，死了。他是贝斯特，不是吗？他的肺部有过枪伤。”

镇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是贝斯特。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肺部有过枪伤。但是或许是恐惧——他过去大概有过心脏衰弱的毛病——”

“这不会严重咯血的，”布雷迪乌斯冷冷地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事我们正着手调查。请可以作为证人的人留在这里。”他瞅着格奥尔格和我。

“我们过一会儿再来。”我说。

围观的人几乎和我们一道离去。证人寥寥无几。

我们坐在下萨克森饭店里。格奥尔格愤怒的样子是我很久以来没见过的。一个青年工人走来，他坐在我们这里。“您当时在场吗？”格奥尔格问道。

“当沃尔肯施泰因煽动别人去扯那面旗子时，我正巧在那里。他说那是消灭污点。”

“沃尔肯施泰因一道去了吗？”

“没有。”

“当然没有。可其他人呢？”

“一大群人朝贝斯特冲去。他们所有人都喝过酒。”

“后来呢？”

“我想贝斯特进行过抵抗。他们大概不会真的想把他打死。但是后来这事终究发生了。贝斯特想抓牢旗子，后来他们就把他连人带旗子推下楼梯。或许他们还在他的背脊上狠命地揍了几记。人喝了酒以后，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他们肯定不是有意打死他的。”

“他们只想教训他一顿吗？”

“是的，正是这样。”

“沃尔肯施泰因告诉他们这么做的，是吗？”

这位工人点点头，随后愣住了。“您从哪儿听来的？”

“我想象得出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是不是？”

那工人默默无语。“如果您已经知道，那就算您说对了。”他终于说了出来。

“事情还得详细调查。打死人的案子检察院要管。策划者也算同案。”

这位工人哆哆嗦嗦缩了回去。“这和我一点也不相干。我什么也不知道。”

“很多事您知道。同样，还有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经过。”

工人喝光他的啤酒。“我什么也没说，”他坚决地声明，“我一点也不知道。您想，假如我不闭紧嘴，我会出什么事？不，先生，不要找我！我有老婆，有一个孩子，我必须活下去。如果我多嘴，您相信我还会找到工作吗？不，先生，您另找个证人吧！不要找我！”

他溜走了。“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格奥尔格阴郁地说。

我们等待着。我们在外面看到沃尔肯施泰因走过。他已经不穿制服了，提着一个褐色的箱子。“他上哪儿去？”我问。

“到火车站去。他已经不住在维斯特林根，搬到韦尔登布吕克去住了，当上县里士兵联合会的主席了。他专程为揭幕典礼而来这儿。箱子里放着他的制服。”

库尔特·巴赫和他那姑娘来了。他们带着花来的。姑娘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感到非常失望。“那么舞会肯定不举行了。”

“我想会的。”我说。

“不，肯定的。如果地上躺着死人，那多不幸！”

格奥尔格站立起来。“来，”他对我说，“这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再去找德贝林。”

村子里突然寂静无声。太阳斜挂在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后面。库尔特·巴赫雕塑的大理石狮子放出光彩。德贝林依然摆出他的官架子。“你们已经看到死了人，不会再要钱了吧！”他立即声明说。

“不，”格奥尔格说，“这是我们的职业。我们总是看到死人才要钱的。”

“你们必须有耐性。我现在没时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了解到其他情况。您可以把我们算作证人，德贝林先生。我们待在这儿，不拿到钱不走。明天早晨我们愿意听候刑事警察吩咐。”

“证人？什么证人？你们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是证人。这您只管放心就是。您一定对确证同打死木匠贝斯特有关的一切事情感到兴趣。对凶手和策划者感兴趣。”

德贝林久久地凝视着格奥尔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是讹诈？”

格奥尔格站立起来。“您打算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的意思吗？”

德贝林一声不吭。他继续瞅着格奥尔格。格奥尔格顶住了他的目光。随后德贝林朝着一个钱柜走去，打开钱柜，拿出几捆钞票放在桌上。“请您再数一下，开个收据。”

钱放在红方格纹台布上的空酒杯和咖啡杯之间。格奥尔格把钱复数了一遍，写了一张收据。我朝窗外望去。黄绿色田野还一直发出微弱的光，但是它们已经体现不出生存的和谐了，和谐气氛已经完全破坏了。

德贝林接过格奥尔格的收据。“你们大概心中有数，今后你们别想在我们公墓上安放任何墓碑了。”他说。

格奥尔格摇摇头。“您错了。我们马上就要安放一块。给木匠贝斯特的。免费。这和政治毫无关系。倘若您决定把贝斯特的名字一道安排在阵亡士兵纪念碑上，我们也同样准备免费办这件事。”

“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发生的。”

“这我早已料到。”

我们朝火车站走去。“这家伙明明是有钱的。”我说。

“当然啰。我知道他有钱。这笔钱他在八个星期前就有了，并且用这笔钱搞投机，赚了许多钱，还想再多赚几十万。我们即使到下星期也还会拿不到。”

海因里希·克罗尔和库尔特·巴赫在火车站等候我们。“你们拿到钱了？”海因里希问。

“拿到了。”

“我早料到了。这儿的人是非常正派，非常守信用的。”

“是的，守信用的。”

“舞会已经停止了。”大自然之子库尔特·巴赫说道。

海因里希理理他的领带。“木匠是自食其果。那是个挑衅行动，闻所未闻。”

“什么？是说他挂出官方的国旗吗？”

“那是一种挑衅。他知道别人的想法。他必须预计到，别人会跟他吵的。这才合乎逻辑。”

“是的，海因里希，这合乎逻辑。”格奥尔格说，“现在请你做做好事，闭起你那逻辑的狗嘴。”

海因里希·克罗尔受到侮辱，站立起来。他想说点什么，但当他看到格奥尔格的脸色时，就没吱声。他缓慢地用双手抚去他那毛料上衣的灰尘。然后他窥视着正在等候火车的沃尔肯施泰因。退役少校远远地坐在一条长凳上，恨不得此刻就到达韦尔登布吕克。当海因里希朝他走去时，他并不高兴，但是海因里希坐到了少校身旁。

“这件事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问格奥尔格。

“不会有任何结果。凶手一个也逮不到。”

“沃尔肯施泰因呢？”

“谁也不会动他一根毫毛。如果木匠还活着的话，只有他会受到惩罚，而不是别人。政治谋杀嘛，如果来自右的方面，是光荣的，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们有个共和国，但是我们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旧时代的法官、官员和军官。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们凝望着晚霞。火车呼呼喷出黑烟，像一辆殡葬用的马车开过来又消失了。我想，真奇怪，我们所有人在战争中都见到过许多死人，我们知道，我们之中有两百多万人无谓地战死了，为什么现在却为一个人的死而如此激动，并且几乎把这两百万人遗忘了？但事情可能是这样，因为个别人的死总是死，而两百万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9

“一座陵墓！”尼布尔太太说，“一座陵墓，不要别的！”

“好的，”我回答，“那么，一座陵墓。”

身材矮小的、胆怯的尼布尔太太在尼布尔死后这一段短时间内，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她变得尖刻、健谈并好与人吵嘴，已经成了个祸害。

两星期来，我一直同她商谈为面包师立个纪念碑的事，我对死者的想法，一天天变得温和了。某些人在身处逆境时是好的、勇敢的，一旦他们的境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他们就变得非常叫人讨厌——最低声下气的和最胆小的新兵后来也往往成为最凶狠的下级军官。

“您没有样品给人看。”尼布尔太太尖刻地说。

“陵墓，”我解释道，“是没有样品的。它们是按一定规格完成的，如同女王们的舞会服装一样。这方面我们现有几张图纸，或许甚至可以为您特地再画一张。”

“当然啰！要搞得特别一些，否则我就去找霍尔曼和克洛茨。”

“我希望，您已经到过那里。我们的顾客到竞争者那儿打听情况，我们是欢迎的。陵墓的关键在于质量。”

我知道她早就去过那里了。这是霍尔曼和克洛茨的掮客——泪人奥斯卡告诉我的。不久前我们遇到过他，我们曾想法让他当个内线。他还拿不定主意，但是我们提供给他的佣金提成高于霍尔曼和克洛茨，这是为了在他考虑期间向他表示诚意，他有时也为我们提供情报。“请您把图纸给我看看！”尼布尔太太像公爵夫人那样发号施令。

我们没有陵墓图纸。我拿出几张阵亡士兵纪念碑设计图纸。它们很像个样子，一米半高，用炭笔和彩色粉笔画就，并配上情调谐和的背景。

“一头狮子，”尼布尔太太说，“他像一头狮子！但是像头跳跃的，不像是一头快要断气的狮子。那就要一头跳跃的狮子。”

“一匹跳跃的马，您认为怎样？”我问道，“我们的雕刻家在几年前曾在这方面获得了柏林-特普利茨的流动奖。”

她摇摇头。“一只老鹰。”她沉思着说。

“真正的陵墓应当是一种小礼拜堂，”我解释道，“有像教堂那样的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带青铜月桂花环的大理石棺，供您休息和静默祷告的大理石条凳，周围有花草、柏树和石子路，供我们长羽毛的‘歌唱家’洗澡的鸟儿浴场，矮花岗岩柱子和青铜链条组成的墓栏，带花押字、家族徽章或面包师行业标记的笨重铁门……”

尼布尔太太静听着，仿佛在听莫里茨·罗森塔尔演奏肖邦的夜曲。“说得很好听，”随后她说，“但是你们有没有一些独创的？”

我恼火地盯着她。她也冷冰冰地凝视着我，典型的有钱的老顾客的样子。

“独创的产品已经有了，”我温和而又刻毒地说，“例如在热那亚公墓的那些产品。我们的雕刻家在那里工作了好多年。他的杰作是个哭泣的妇女形象，她的身子弯到一口棺材上方，后面是复活的死者，一个天使在引着他升天。天使回头观看，用那只空着的手在为悲哀的遗孀祝福。这一切都是用洁白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的，天使不是拢翼，就是展翅。”

“非常好。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死者的职业往往还形象地表现出来。例如，可以把面包师傅雕成在揉面。死神站在他后面，敲着他的肩膀。死神带着或不带镰刀，或者穿着长袍，或者赤裸着身体，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等于一副骨骼，这是一项难度非常高的雕刻手艺，特别是在雕刻肋骨时，必须非常细心地一根根雕凿，以免它们折断。”

尼布尔太太默然无语，仿佛她所期待的比这还要多。“当然，也可以把家庭人员补充上去，”我继续往下说，“在一旁祷告或者充满震惊地抵抗死神。这些雕刻得花上几万亿马克，并且需要一两年时间。预支大笔款子和分期付款是必不可少的。”

我突然害怕她或许会接受其中的一个建议。库尔特·巴赫顶多只能仿造出歪歪扭扭的天使，要是再进一步，他的手艺就不行了。可无论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别处预订雕刻品。

“还有呢？”尼布尔太太毫不留情地逼问道。

我盘算着是否应该给这残忍的魔鬼再讲些石棺形状的雕刻品，这石棺的棺盖曾经挪开一道缝，从缝里伸出一只筋骨毕露的手，但是我忍住了。我们所处的地位很不相同：她是顾客，我是售货员，她可以故意刁难我，我则不可以，因为她或许会买点什么。

“眼下就只有这么些。”

尼布尔太太等了一会儿。“假如你们没什么别的，我只好到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去。”

她用她那双甲虫眼睛瞅着我。她把黑面纱掀到黑帽子上。她等待着我动火。我没有那样做。“您到那里去我们将感到很愉快，”我冷冰冰地说，“我们的原则是欢迎竞争，其目的是让人瞧瞧我们公司的真本事。有这么多的雕刻活计要干，当然关键在于艺术家身上，否则人家就会突然发现天使有两只左脚，不久前我们竞争者的雕刻品就有这种情况。上帝的母亲也斜起过眼睛，还出现过基督有十一个手指的情况。当人家发觉时，已经迟了。”

尼布尔太太把黑面纱放下来，就像剧院里的落幕。“我会注意的！”

我深信她必定会注意。她是自己悲哀的贪婪享受者，她大口大口地把悲哀咽了下去。现在离她预订点什么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只要她尚未决定，她可以使所有墓碑店感到烦恼，但最终她只可能在一家店里订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现在还是个劲头十足的悲哀的小伙子，往后她就像个必须保持忠诚的已婚男子。

棺材木匠维尔克从他工场里走了出来。他的小胡子上还挂着刨花。他手里拿着一小盒美味的基尔小鲱鱼，咂着嘴在吃。

“您对生活是怎么想的？”我问他。

他停了一下。“早晨不同于晚上，冬天不同于夏天，饭前不同于饭后，青年时代或许不同于老年。”

“说得对。终于盼来了这个理智的答案！”

“好的，既然您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人呢？”

“好问使人博学。此外，我早晨问人不同于晚上，冬天不同于夏天，与女人睡觉前不同于睡觉后。”

“与女人睡觉以后，”维尔克说，“对了，那时一切总是两样的！我已经把那心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像对修道院院长那样对他鞠了一躬。“祝贺你采取禁欲主义！您已经克服肉体的刺激了！哪个做得到呀！”

“瞎说！我并没有年老力衰。但是我做了棺材木匠，女人们就变得古里古怪。她们害怕。若是有一口棺材放在工场里，她们就不愿进来。即使我摆上柏林薄煎饼和甜的浓葡萄酒，她们也没进来过一次。”

“摆在哪里？”我问道，“在未完工的棺材上吗？在刨光的棺材上肯定是不会的，甜的浓葡萄酒会留下圈圈印迹。”

“在窗台上。棺材上可以坐人。其实那并不能说是棺材。只有里面躺着死人，才能说它是口棺材。在此以前，它不过是件木匠的产品。”

“对的，可是每时每刻都要把它区别开来是困难的！”

“这就要看情况了。在汉堡，有一次我遇上一位女士，她对棺材毫不在乎，甚至觉得是很有趣的。她干脆躺上去。我在棺材里垫上柔软洁白的枞木刨花，垫到棺材一半高。这些刨花总是浪漫地散发出树林的气味。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有说有笑，非常痛快。可是棺材底有一处沾上该死的胶水还未干透，刨花移开了，这女士的头发就沾上胶水，并且粘得牢牢的。她扯了几次，后来就大叫起来。她以为是死人拉住她的头发。她喊了又喊，于是来了好些人，其中有我的师傅。她被弄开了，我也丢了我的饭碗。真可惜，本来我们倒可以建立良好关系的。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真不容易。”

维尔克粗野地瞥了我一眼，傻笑了一会儿，他没跟我客气一下就又津津有味地吃着那盒小鲱鱼。“我知道小鲱鱼中毒有两种情况，”我说，“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慢性死亡。”

维尔克摆了摆手。“这些小鲱鱼是才熏过的。而且很嫩。真是美味佳肴。我和您对分小鲱鱼，如若您能给我搞个漂亮的、毫无偏见的姑娘，就像现在常常来接您的那位穿着绒线衣的姑娘一样。”

我凝视着这位棺材木匠。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格尔达，是我正在等待的格尔达。“我不是拐卖姑娘的贩子，”我严肃地说，“但是我想给您一个忠告。请您把您的女士们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就是不要带到工场里。”

“究竟上哪儿去？”维尔克用鱼骨头剔剔他的牙齿，“难就难在这儿！上旅馆？太贵。另外还怕警察来搜捕。在市里的公园吗？还是要担心警察！到这院子里吗？那不如到我工场里更好些。”

“您没有住宅吗？”

“我的房间并不是不受房东太太限制可以随意留客的。我的房东太太是个恶婆娘。多年前我曾同她有过一点关系。那是迫不得已，您明白吗？只不过很短暂——但是这恶婆娘直至十年后的今天还在吃醋。我就只剩下工场了。那么，介绍朋友的事怎么样？请您把我介绍给穿绒线衣的那个女士吧！”

我默默地指着吃空了的小鲱鱼盒。维尔克把它扔到院子里，去水龙头那里洗了洗手。“我楼上还有一瓶上等甜的浓葡萄酒混合饮料。”

“您把这瓶饮料留给下一个印度舞女吧！”

“到那时就成了墨水了。不过，世上的小鲱鱼要比这一小盒多得多呢。”

我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走到办公室里去拿了个制图本和折叠式单人沙发，打算给尼布尔太太设计一座陵墓。我坐在方尖碑旁，这样我可以听电话，同时眺望街道和院子。纪念碑的图样上我将添饰以下碑文：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身患重病久治无效于1923年5月长眠于此。

克诺普夫有个女儿来到这里，惊讶地看着我在设计。她是孪生姐妹中的一个，这对姐妹几乎难以分辨。母亲可以通过气味辨别，克诺普夫则无所谓，我们这些人谁也分不清。我陷入沉思，如果有人同孪生姐妹中的一个结婚，而另一个也住在同一屋里，那将会怎样啊！

格尔达打断了我的工作。她站在院子进口处笑着。我把图样放在一旁。那一个孪生姐妹不见了。维尔克停止了洗脸。他指指格尔达背后那个被猫拖拽过院子的空罐头盒，然后指指自己，举起两个手指。他压低嗓门细声说：“两盒。”

格尔达今天身穿一件灰色绒线衣，一条灰色裙子，戴着一顶扁圆形的无檐帽。她看上去已经不像一只鹦鹉，她很漂亮，爱好运动，情绪甚佳。我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着她。一个女人如果被别人哪怕只是被一个好色的棺材木匠看中，其身价立即比以前高了许多。现在的人得依靠相对价值来生活，其程度大大超过绝对价值。

“你今天在红磨坊待过？”我问道。

格尔达点点头。“是个臭店！我在那里排练。我多么厌恶冷冷的烟雾缭绕的酒店！”

我赞同地看着她。她身后的维尔克正把他的衬衫纽扣扣上，把小胡子上的刨花抹掉，他的出价增加了三个指头。五盒小鲱鱼啊！这价钱倒不错，但是我不去理会。在我面前有一星期的幸福，确凿无疑，是毫无痛苦的一种幸福——官能和有节制幻想的普普通通的幸福，夜总会聘请两星期的短暂幸福，这种幸福已经过去一半，它把我从埃尔娜那儿解救出来，它甚至使伊莎贝尔成为原来的模样，她从那种毫无痛苦的海市蜃楼中醒来，觉察到不可实现的愿望。

“来，格尔达，”我满怀突然萌生的、实实在在的感激心情说，“今天让我们去吃顿美餐！你饿了吗？”

“是的，非常饿。我们可以随便到哪个地方——”

“今天不要土豆色拉，不要小香肠！我们来吃些第一流的菜，庆祝我们的纪念日：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过了一半。一星期前你第一次到这儿，一星期后你将在火车站招手道声‘再见’。让我们庆祝头一件事，而不要去想第二件事！”

格尔达笑了。“我也没时间做土豆色拉。事情太多了！马戏班同呆板的歌舞表演不一样。”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到瓦尔哈拉饭店去。你喜欢吃辣味红烧牛肉吗？”

“我喜欢吃。”格尔达回答说。

“就这么办吧！我们不再改动！现在让我们去庆祝我们短暂的共同相处时已过半！”

我把制图本从敞开的窗户扔到书桌上。我们离开时，我看到维尔克的面孔无限失望。他用绝望的表情举起他的双手——十盒小鲱鱼，一笔财产啊！

“为什么不？”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忍让地说，我感到惊奇。我曾料想他会激烈地反对。餐券只有中午使用，但是爱德华瞥了格尔达一眼之后，不仅准备今天晚上也接受餐券，他甚至还赖在桌子旁不走，“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我有些迫不得已。他接受餐券，那我只好接受他的请求。“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旅馆主人，饭店老板，诗人，亿万富翁和吝啬鬼。”我马马虎虎这么说，“格尔达·施奈德小姐。”

爱德华鞠了个躬，一半出于献媚，一半出于恼怒。“您丝毫不用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高贵的小姐。”

“也别相信你的名字？”我问道。

格尔达微微一笑。“您是亿万富翁？多有趣！”

爱德华叹了口气。“不过是有着一个商人所有忧愁的商人。请您别听信不负责任的人瞎说！而您呢？是一座美丽光辉的神像，无忧无虑地像只蜻蜒，在忧伤的黑暗的池塘上方飞翔。”

我觉得听来不是滋味，我凝视爱德华，他仿佛在吐出金子。格尔达今天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别那么拙劣地形容了，爱德华，”我说，“女士本人便是艺术家。我哪儿是忧伤的黑暗的池溏？辣味红烧牛肉在哪里？”

“我觉得，克诺布洛赫先生说起话来挺有诗意！”格尔达怀着天真无邪的热情瞅着爱德华，“您怎么会有作诗的时间？您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招待员！您必定是个幸福的人！而且那么有钱，那么有才华。”

“行了，行了！”爱德华容光焕发，“那么，艺术家，您也……”

我看到他突然生了疑心。勒妮·德拉图尔的影子无疑在他心头掠过，就像一朵云彩飞掩月亮。“我想，您是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说。

“比你严肃，”我回答，“施奈德小姐不像你刚才想的是个歌唱家。她会驱赶狮子钻过铁圈，会骑老虎。现在，请你不要充当我们亲爱祖国的孝子贤孙——警察——的角色，赶快上菜！”

“哦，狮子和老虎！”爱德华的眼睛瞪得老大，“真的吗？”他问格尔达，“这个人常常撒谎。”

我踩了一下她在桌下的脚。“我在马戏班待过，”格尔达回答，她还不明白，什么事引起他那样的关心，“现在我又要回到马戏班去。”

“有什么吃的，爱德华？”我不耐烦地问道，“是不是要我们先递上一式四份的履历？”

“我将亲自来瞧瞧，”爱德华献殷勤地对格尔达说，“为了这些客人！跑马场的魔术！啊！请您原谅博德默尔先生那捉摸不定的举止。他是在战争中由烧泥炭的农民抚养长大的，他所受的教育还得归功于一个神经质的邮差。”

他蹒跚地走开。“一个魁梧的男子，”格尔达说，“他结过婚了？”

“结过婚。他妻子离开了他，因为他太吝啬。”

格尔达摸摸锦缎的台布。“她必定是个傻瓜，”她像在做梦似的说道，“我喜欢勤俭的人。他们能把钱攒起来。”

“这在通货膨胀中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当然也得好好筹划。”格尔达端详着镀上厚厚银层的刀和叉，“我想，你这位朋友做得很对，即使他是个诗人。”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可能是这样。”我说，“但是其他人一无所有。特别是他的妻子。他叫她从早到晚当牛做马。跟爱德华结婚就意味着无偿地为他干活。”

格尔达像蒙娜·丽莎那样捉摸不定地微笑着。“每个钱柜都有自己的号码，你还不知道，孩子？”

我凝视着她。我想，怎么回事啊？昨天她和我在“好风景”花园酒馆用可怜巴巴的五千马克，一块儿吃着浓牛奶味的黄油面包，同我谈论简朴生活的魅力，今天还是昨天那个格尔达吗？“爱德华又肥又脏，而且一毛不拔，”我坚定地说，“我多年来看透了。”

妇女行家里森费尔德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联想会把任何妇女吓住的。但是格尔达似乎不是普通的妇女。她打量着庞大的枝形吊灯，它们像透明的钟乳石那样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她的话题未变。“或许他需要有个人照料他。当然不是像只母鸡！他似乎需要一个赞赏他好品德的人。”

这下子给我敲响了警钟。难道我那平静的两周幸福已经走上岔道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牵扯到豪华阔绰的场所里去！

“爱德华品德不好。”我说。

格尔达又是微微一笑。“每个男子总有一些毛病。最好给他指出哪些方面不够好。”

幸好这一瞬间服务员弗赖丹克来了，他气派很大地用一只银盘端来一个馅饼。“这究竟是什么？”我问道。

“肝脏馅饼。”弗赖丹克傲慢地说。

“但是菜单上明明是土豆汤！”

“这菜单是克诺布洛赫先生亲自定的，”弗赖丹克——过去的上等兵——说道，从肝脏馅饼上切下两份，厚的一份给格尔达，薄的一份给我。“或是您情愿要规定的土豆汤？”他亲切地征询我的意见，“那可以办到。”

格尔达笑了。我对爱德华想用吃来赢得她的卑劣企图感到恼怒，正想要土豆汤，这时格尔达在桌下踢踢我。在桌子上，她灵巧地调换盘子，把大的一份给我。“这么做才对，”她对弗赖丹克说，“男子汉总得拿最大的一份。不是吗？”

“那是，”弗赖丹克结结巴巴地说，突然迷惑不解，“在家里……但是在这儿……”这个从前的上等兵不知所措。他接受了爱德华的命令，给格尔达一份大的，给我一小份，他执行了命令。现在他看到结果适得其反，差点昏倒在地，因为他现在该怎么做，一下子必须由他自己作主，这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是不受欢迎的。我们执行命令是不假思索的，这自从几世纪以来就溶化在我们高人一等的血液之中了，但是自己做出决定，那是另一回事。弗赖丹克认识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他那求救的目光对准他的老板，希望得到新的命令。

爱德华出来了。“弗赖丹克，您得招待人，站在那里干吗？”

正当弗赖丹克要忠实于第一个命令，把盘子再调回来时，我拿起我的叉，迅速把摆在我面前的馅饼叉了一块。

弗赖丹克完全吓呆了。格尔达扑哧笑了起来。爱德华像个元帅那样克制住自己，对这情况毫不介意，把弗赖丹克推到一旁，从肝脏馅饼上再切好大一块，迅速放在格尔达面前，酸溜溜地问我：“味道怎样？”

“还可以，”我回答，“可惜这不是鹅肝。”

“是鹅肝。”

“味道像小牛肝。”

“你这辈子吃过鹅肝吗？”

“爱德华，”我回答，“我呕吐掉的鹅肝，甚至与我吃进去的一样多。”

爱德华鼻子里哼地笑了一声。“在什么地方？”他鄙夷地问。

“在法国，在进军路上，当时我正被培养成男子汉。我们当时占领了一家装满鹅肝的店铺。在斯特拉斯堡的特林南，配着佩里戈尔德的黑松露，这东西你这儿是缺货的。当时你还在厨房里削土豆。”

我没讲我当时感到如何不适，因为我还发现这店铺的女主人——一个小老太，她的尸体分成许多块贴在断墙上，灰色的头颅扯断了下来穿在店铺货架的钩子上，就像被一个野蛮的氏族穿在一根矛上。

“您觉得味道如何？”爱德华用青蛙温柔悦耳的音调问道，这只青蛙正快活地蹲在世间悲伤、黑暗的池塘边。

“很好的。”格尔达答道，并吃了起来。

爱德华世故地鞠了一躬，像一头迈着舞步的大象摇晃着走开。“你瞧，”格尔达说道，她高兴地看着我，“他根本不那么吝啬。”

我放下叉。“听着，你这个靠地上铺满锯屑表演马戏的演员，”我回答，“你面前这个人的自豪感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用爱德华的行话来说：因为有个女士跟上有钱的黑市商人逃离了他。再模仿爱德华的巴洛克散文说一下：你如今要往未愈合的伤口上浇上滚烫的油，而且还要做出同样的事给我看？”

格尔达笑着，吃着。“别瞎说，我的宝贝，”她两颊鼓鼓地解释，“别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如果这使你恼火，那你必须变得比别人更有钱。”

“好主意！我应该怎样做呢？变魔术吗？”

“完全像别人那样。他们也做到了。”

“这饭店是爱德华继承遗产得来的。”我痛苦地说。

“维利呢？”

“维利是个黑市商人。”

“什么是黑市商人？”

“一个钻经济有利情况空子的人。他什么生意都做，从鲱鱼到钢铁股票。他做生意无孔不入、无所不及、不择手段，即使他刚从监牢旁走过，他都要做一笔。”

“喏，瞧你这个人！”格尔达说着，用叉子叉取剩下的鹅肝。

“你觉得我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格尔达用她健全的牙齿啃咬着一只小面包。“随你成不成。但是，如果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而别人成了这样的人，请你别动肝火。谩骂是人人都会的，宝贝！”

“是的，”我困惑又突然非常清醒地说，一批肥皂泡似乎突然在我的头脑里炸开了，我注视着格尔达，她观察事物的方式非常现实，“你的确说得很对。”我说。

“我当然说得对。但是，你瞧，那里什么东西送来了，你认为那是给我们的吗？”

那是给我们的。一只烧鸡，还配上芦笋，那是一种供军火商人食用的菜。爱德华亲自监督。他叫弗赖丹克把烧鸡切开。“把鸡的胸脯给女士。”他命令说。

“我情愿拿一条腿。”格尔达说。

“给女士一条腿和一块胸脯。”爱德华大献殷勤，宣布道。

“您向来是个献殷勤的人，克诺布洛赫先生！我早就知道了！”格尔达回答。

爱德华怡然自得地微笑着。我不明白他为何要演出这台戏。我不能相信，格尔达会这么讨他喜欢，以至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他是出于对我们就餐券的恼怒而试图把格尔达从我这儿夺走。这就是公平合理的报复手段。“弗赖丹克，”我说，“请您把我盘子里的鸡肋拿走，我不吃骨头。请您给我另一条鸡腿。难道你们的鸡是截肢的战争受害者吗？”

弗赖丹克像只牧羊犬瞧着他的主人。

“这味道真美，”爱德华解释说，“鸡肋啃起来味道才美呢！”

“我不是啃骨头的人。我是吃东西的人。”

爱德华耸耸他那肥厚的肩膀，慢腾腾地把第二条鸡腿给了我。

“你不想要点生菜吗？”他问道，“芦笋对于酒徒是非常有害的。”

“给我芦笋。我是现代人，我非常爱好自我摧残。”

爱德华像头橡胶犀牛姗姗离去。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克诺布洛赫！”我用勒妮·德拉图尔那将军的声调在他身后吆喝一声。

他突然像背部被一根长矛击中，转来转去。“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我。

“什么？”

“这样吼叫。”

“吼叫？这里除了你以外，有谁在吼叫呢？如果施奈德小姐想要点生菜，是不是过分了？如若过分，那你刚才就别建议我们吃！”

爱德华的眼睛瞪得老大。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一种巨大的怀疑在上升并变为肯定。“您——”他问格尔达，“您叫我吗？”

“要是有生菜，我想要一些。”格尔达说，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爱德华还是站在餐桌旁。他现在确信格尔达是勒妮·德拉图尔的姐妹。我可以看出，他懊悔送上了肝脏馅饼、烧鸡和芦笋。他觉得自己非常可怕地上了当。“那是博德默尔先生，”弗赖丹克才悄悄走过来说，“我看到的。”

但是爱德华根本没有听到弗赖丹克的话。

“服务员，人家问您，您再回答，”我漫不经心地对他说，“这点我想您应该从普鲁士人那里学到了！现在请您走开，把辣味红烧牛肉汁继续倒给那些一无所知的顾客。爱德华，你可得告诉我，刚才这美餐到底是请客，还是收我们的餐券？”

爱德华看上去似乎即将中风。“把餐券拿来，流氓。”他低沉地说。

我撕下餐券，把它们放在桌子上。“这儿谁是流氓，还有待辩论清楚，你这愚蠢的唐璜。”我说。

爱德华没有亲自收餐券。“弗赖丹克，”他说，这回气得语不成声，“请您把这些废纸扔进纸篓。”

“别走，”我说，伸手去拿菜单，“我们已经付过了，有权要求一份餐后甜食。格尔达，你想要什么？果汁麦糊，还是糖水水果？”

“克诺布洛赫先生，您说吃什么好？”格尔达问，她还不知道爱德华心里是什么滋味。

爱德华做了个绝望的手势离开了。“那么，来糖水水果！”我在他身后喊道。

他抽搐了一会儿，随后继续向前走，仿佛蹑手蹑脚地在踩着鸡蛋走路。每秒钟他都等候着兵营喊叫的声音。

我思考着，随后就放弃更有效的策略。“这儿突然发生了什么事？”蒙在鼓里的格尔达问道。

“没啥事，”我若无其事地回答，把鸡排分成两份，“只不过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论策略提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如果对方以为得胜，你就对他发起进攻，而且在他没有预料的地方出击。”

格尔达点点头，依然莫名其妙，她吃着弗赖丹克无礼地撂在桌上的糖水水果。我看着她，心潮起伏，决定再也不带她到瓦尔哈拉饭店来，从现在起遵循格奥尔格的铁一般的准则：别把任何新事物指给一位妇女看，那么她也不会前往，不会从你这儿跑开。

夜里，我在自己房间里倚着窗子。月亮洒下清辉，紫丁香的浓郁香味从花园里飘来，我一个钟头前才从旧城酒家回到家里。一对情侣顺着月光照不到的街道一侧轻步快行，消失在我们花园里。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对的举动。谁自己没有什么渴望，他就会心平气和，而现在，夜是难以抗拒的。为了不致发生什么事，我在一个钟头前已经在两座贵重的十字架墓碑上挂了个牌子，牌子上写道：“注意！当心坍倒，压碎脚趾！”每当地上湿漉漉的时候，情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会喜欢起十字架，或许是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抓得更牢一些，尽管有人相信中等大小的峁形墓碑也同样是方便的。我曾经想过，挂出第二块牌子介绍峁形墓碑，但是我没这么做。克罗尔太太有时起得很早，可能我还来不及对她解释，我在战前是个极其腼腆的人，而这种性格在保护我们亲爱祖国时已经丧失，哪怕克罗尔太太宽容大度，也会因为这一轻薄的举动而打我耳光。

突然，我看到一个方形的黑影在月光下迈着重步走来。我凝神细看。那是屠马人瓦策克，他提前两个小时回到家里。或许老马已经没有了，马肉如今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食品。我注视着窗户。它们亮起灯光，瓦策克的影子像幽灵那样晃动。我在考虑是否要告诉格奥尔格·克罗尔一声，但是打扰情人是件不讨好的事，瓦策克也有可能不假思索就去睡觉。但是事情似乎不是这样。屠马人打开窗子，沿着街道左顾右盼。我听到他在喘着粗气。他把百叶窗关上，不一会儿到了门口，手里端着一张椅子，靴子筒里插着屠宰刀。他坐到椅子上，看起来他似乎是想等候莉萨回来。我看看手表，此时是十一点半。夜间很暖和，瓦策克可以在室外坚持几个小时。相反，莉萨已经在格奥尔格这里待得相当久了，爱情的高潮已经过去。假使她落在他的手里，当然她可以编造个令人相信的解释，而且他或许要受骗，但是最好是不发生这样的事。

我悄悄走下楼，在格奥尔格的门上敲击着《霍亨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序曲。他的秃头露了出来。我报告发生的事。“真该死，”他说，“你看着他，把他从那里引开。”

“就这时候？”

“试试看！施展你的魔力！”

我慢悠悠逛到外面，打个哈欠，停住脚步，然后朝瓦策克走去。“晚安。”我说。

“晚安，狗屎。”瓦策克答道。

“就算是狗屎吧。”我承认。

“时间不会多长了。”瓦策克突然激昂地说。

“什么？”

“什么？您必定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那种肮脏的事！除了这还有什么呢？”

“肮脏的事？”我戒备地问道，“为什么？”

“喏，除了这个还会有什么呢？您自己不觉得吗？”

我瞥了一眼插在靴子里的刀子，看到格奥尔格已经充满恐惧地躺在纪念碑中间。莉萨当然不在那儿，她丈夫的白痴病又发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像个外交家那样说。我没完全弄明白为什么瓦策克在这以前没有爬进格奥尔格的窗子里去。窗子就在底层，又是敞开着。

“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的，”瓦策克悻悻地说，“血要流的。罪人就得受到惩罚。”

我瞅着他。他那矮壮的身体上长着一对长臂膀，看上去特别有劲。我满可以用膝盖去撞他的下颌；或者，如若他踉跄地站起来，去撞他的两腿；或者，如果他开始奔跑，我可以伸出一条腿把他绊倒，把他的头颅狠狠地往石子路上碰撞数次。这么做短时间内是痛快的，但是往后怎么办？

“您听到他讲话了吗？”瓦策克问道。

“谁？”

“您知道的！他！除了他还有谁呢？只有一个！”

我洗耳恭听。我什么也没听到。街道上寂静无声。格奥尔格的窗户现在已经小心翼翼地关闭起来。

“我应该听到谁讲话呢？”我大声地问，以便赢得时间，给别人发出信号，好让莉萨躲到花园里去。

“哎呀，就是他！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我得救似的重复一句，“他呀！”

“什么，他？”瓦策克挑衅地问道，“您不赞成他？”

“赞成！就是现在！您根本无法想象我是多么赞成！”

“为什么您没听到他讲话？”

“他没来过这里呀！”

“他在收音机里讲。我们在屠宰场上听到的。六管收音机。他将改变一切！多精彩的演讲！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必须改变！”

“这很明显，”我说，在这样一个句子里，包含着世界上所有煽动者的全部本领，“一切必须改变！喝杯啤酒怎样？”

“啤酒？在哪里？”

“在布卢默饭店，街角那儿。”

“我等我的太太。”

“您也可以在布卢默饭店那里等她。希特勒讲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详细内容，我的收音机坏了。”

“什么都讲，”屠马人说着站起身子，“那个人一切都知道！我来告诉您这一切，伙计！”

他把椅子放到屋子里走廊上，我们亲热地逛向布卢默花园饭店去喝多特蒙德啤酒。

10

温煦的黄昏，自称玻璃制的人站在一个玫瑰花坛前，一动也不动。那个所谓的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在七叶树林荫大道上散步。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领着一个披着长发的驼背老头溜达，他一再想法拧她那壮实的臀部，而且每次都发出愉快的笑声。在我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两个男人，他们俩都在互相解释对方为什么发了疯，而谁也不听对方说话。三个穿着条纹衣服的妇女在浇花，她们默不作声地提着锡壶在暮霭中忙碌。

我坐在玫瑰花坛旁的长椅上。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安静、愉快。一美元在白天上涨了二千马克，谁也不去关心，因而也没像城里一对老夫妻昨天夜里上吊自杀。这对老夫妻是今天早上在衣橱里被发现的，各吊在一条晾衣绳上。橱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什么东西也没有，所有东西包括床铺和衣橱，都已变卖并将搬走。当买主要来搬运家具时，他才发现死者。两个死者搂在一起，向着对方吐出舌头，舌头肿胀，呈紫色。他们的身体非常轻，因而人家很快就把他们弄下来。死者都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刷得光光的，衣服洗补得干净整齐。买主是个血气方刚的家具商人，他一看到死者就呕吐起来，并且声言不想再要这个衣橱了。到了晚上，他才改变主意，叫人把它抬走。这时死者躺在床上，别人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抬下来，因为床同样也得搬走。于是从邻居那里借来几张桌子，那对老人就停放在桌上，他们的头部用薄纸蒙住。薄纸是这住宅中唯一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留下一封遗书，说他们原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煤气公司把煤气关闭了，因为他们很久没付过煤气费。因此他们给家具商人添了麻烦，并向他表示歉意。

伊莎贝尔走过来。她穿着蓝色的长度不到膝盖的短裤和一件黄色的上衣，颈上挂着一串琥珀项链。“你到哪里去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我已经好多天没见到她了。每次祷告以后，我就从教堂里径直回到家里。放弃同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共进丰盛晚餐和畅饮葡萄酒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我情愿同格尔达一道啃黄油面包、吃土豆色拉，以求安宁。

“你到哪里去啦？”伊莎贝尔又问。

“到外面去了，”我拐弯抹角地说，“到那少不了钱的地方去。”

她坐在长椅的椅背上。她的两条腿黝黑，仿佛经常躺着晒太阳似的。我身旁那两个男人不快地抬头望望，随后站起身走开。伊莎贝尔滑到椅子上。“为什么儿童们要死去，鲁道夫？”她问道。

“这我不知道。”

我没看她。我不想再给她缠住。她此时露着长腿，穿着网球裤坐在那里，仿佛已经预感到我从现在起要按格奥尔格处世方式生活，这就已经够我受了。

“如果他们马上又得死去，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生下来？”

“这个你只好去问博登迪克神父。他断定说，上帝对于随便哪个人头上落下的每根头发都做记录，一切事物都有其意义和准则。”

伊莎贝尔笑了。“上帝做记录？对谁呢？对自己吗？为了什么目的？他什么事都知道的。”

“是的，”我说，突然非常恼火，而且不知道是为什么，“他无所不知，善良可亲，公正而又慈爱——尽管如此，儿童们和他们所需要的母亲却要死去，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

伊莎贝尔猛然把身子对着我。她收敛起笑容。“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幸福，鲁道夫？”她低声地问道。

“我不知道。如若不是这样，或许上帝会感到无聊的。”

“不，”她迅速地说，“不是这样。”

“那么究竟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害怕？害怕什么？”

“如果所有的人都幸福，那么人就不需要上帝了。”

此时我瞅着她。她的眼睛非常透明。她的脸庞也晒黑了，比以前更加狭窄。“他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不幸，”她说，“那样人家就需要他，人家就祷告。因此他害怕。”

“可是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因为他们幸福。”

“有这种事？”伊莎贝尔疑惑地微笑着，“那么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将保不住幸福。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鲁道夫。你不知道吗？”

那个兴高采烈的老头由强壮的护士领着走了过去。主楼的一个窗户里，一架吸尘器发出高亢的嗡嗡声。我环顾四周。那扇窗户敞开着，但是装上格栅——一个漆黑的洞口，吸尘器就像一个该死的精灵在这洞口喊叫着。

“一切都是害怕的缘故，”伊莎贝尔重复地说，“你从来不害怕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对她总是存有戒心，“我想是有的。我在战争中常常感到害怕。”

“我指的不是这方面的。这是有理智的害怕。我指的是无名的害怕。”

“哪一种害怕？是害怕生存吗？”

她摇摇头。“不。更早一些。”

“怕死亡吗？”

她又摇着头。我没继续问。我不愿深入下去。我们默默无语地在黄昏中坐了许久。我又一次感觉到，伊莎贝尔并没有生病，但是我抑制着这种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么又要产生混乱，而我是不喜欢这种混乱的。伊莎贝尔终于激动了。“为什么你一声不吭？”她问道。

“说什么呀？”

“许许多多，”她悄声地说，“什么都说。你害怕吗？”

我思索着。“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对大话有些害怕。有人撒下弥天大谎。或许我们也害怕我们的感情。对于这些感情，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了。”

伊莎贝尔把两腿缩到长椅上。“但是，人是需要感情的，最亲爱的，”她喃喃地说，“否则，人怎样才能生存啊？”

吸尘器不再响了。周围骤然寂静无声。潮湿的泥土气味从花坛那里凉爽地飘来。七叶树中有只鸟在叫，叫声单调。夜晚突然成了一台天平，两边都托住世界，其分量完全一样。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仿佛它毫无重量地在我的胸部保持住平衡。我想，只要我继续如此安详地呼吸，我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你怕我吗？”伊莎贝尔低声地问。

不，我想，并且摇摇头，你是我唯一不怕的人，即使说话也不怕。在你面前，这些话从来不是不可理解的，从来不会是可笑的。你对它们总是理解的，因为你还生活在话语和感情一致以及谎言和幻觉同一的世界之中。

“为什么你什么也不说？”她问道。

我耸耸肩膀。“有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伊莎贝尔。要摆脱常常是困难的。”

“摆脱什么？”

“我自己。我身上有许多抵抗的力量。”

“刀是不可能切自己的，鲁道夫。你为什么害怕？”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

“你别等待过久，亲爱的。否则那就晚了。人需要说话。”她喃喃地说。

我没回答。“来对付害怕，鲁道夫，”她说道，“话就像电灯一样。它们是有用的。你看到一切都在变灰吗？现在血已经不是红色的了。为什么你不帮助我？”

我终于放弃了我的抵抗。“你是我甜美、陌生和可爱的心肝，”我说，“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

她向前弓着身子，两只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你跟我来！帮助我！他们在喊！”

“谁在喊？”

“你没听见吗？是人的声音。他们喊个不停！”

“没有人在喊，伊莎贝尔。只有你的心在喊。但是它喊什么？”

我觉得她的呼吸吹到我脸上。“请你爱我，那样它就不再喊了。”她说。

“我爱你。”

她坐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此刻闭着。天色更暗了，我看到那个自称玻璃制的人又缓慢地直挺挺地走过。一个护士把几个老人集中起来，他们弯着腰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长椅上，像黑乎乎的一捆捆黑纱。

“时间到了。”她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说道。

我点点头，依然坐着。“他们在喊，”伊莎贝尔低声地说，“他们是永远找不到的。谁有这么多的眼泪？”

“没有人有，”我说道，“世上没有人有，亲爱的心肝。”

她没有回答。她像个累坏了的孩子在我身旁喘气。后来我把她扶起来，背着她穿过林荫大道回到她住的病区。

当我把她放下来时，她绊倒了，并且紧紧地抓住我。她喃喃念叨着什么，我没有听懂，她叫我把她送进去。入口处由一盏乳白色无影灯照得通明。我把她放在大厅里一张藤椅上。她闭着双眼在藤椅上躺着，仿佛她是从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护士走了过去。她们正朝着礼拜堂走去。有一会儿工夫，看上去仿佛她们是想把伊莎贝尔抬去埋葬似的。后来有个穿白衣服的女看管人员走来把她带走。

女总管又给了我们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尽管如此，令我惊奇的是，博登迪克在饭后立即悄悄地走了。韦尼克仍旧坐着。天气稳定不变，病人们十分安静。

“为什么不把那些治不好的病人弄死？”我问道。

“您想弄死他们吗？”韦尼克反问我一句。

“我不知道。这情况完全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人们只知道他还要遭受痛苦。您能否给他注射一针，让他少痛苦几天？”

韦尼克默默无语。

“幸好博登迪克不在这儿，”我说，“我们可以进行道德方面和宗教方面的讨论。我以前有个战友，他的肚皮被炸得跟肉铺子一样。他恳求我们用枪把他打死。我们把他送到野战医院。他在那里喊叫了三天才死去。一个人痛苦地号叫，三天是很长的。我目睹许多人像牲畜一样死去。不是像人死去，而是像牲畜那样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韦尼克默不作声。

“好吧，”我说道，“我知道：结束一个生物的生命，总是像谋杀一样。自从我参加战争以后，我甚至不愿打死一只苍蝇。尽管如此，我觉得今晚这块牛犊肉的味道很美，牛犊是别人杀死给我们食用的。这种说法早就成为谬论，是不全面的论断。生命是个奇迹，一头牛犊和一只苍蝇也不例外。特别是一只苍蝇——这个有成千上万个复眼的杂技演员。生命总是个奇迹。但它总是要结束的。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要打死有病的狗，而不杀死一个号哭着的人呢？但是在无益的战争中，我们杀死的竟有千百万？”

韦尼克还是一直不回答。一只大甲虫在电灯四周嗡嗡作响。它撞上灯泡，跌落下来，迅速爬动着，又再向上飞，重新绕着灯光转。它不会吸取教训的。

“教会的神职人员博登迪克当然对一切都有个答复，”我说道，“动物没有灵魂，人是有的。但是如果脑子的一道皱褶受到损伤，灵魂这东西留在哪里呢？假如某人变成白痴，灵魂又在哪里？它是不是已经到了天上？或是在某个地方等待那具依然能流涎水、吃食和排泄的弯曲的残存躯壳吗？我看到您的几个病员被关在屋子里——相反，动物却是神。那些白痴的灵魂究竟待在哪里？它可以分开吗？或是它像个看不见的气球悬挂在可怜的、嘟嘟哝哝的头颅之上吗？”

韦尼克做了个动作，仿佛他在把一只昆虫赶走。

“好吧，”我说道，“这个问题就留给博登迪克，他将不费吹灰之力加以解答。博登迪克依靠伟大的陌生人上帝，依靠天堂和地狱、对受苦人的报酬和对恶人的惩罚，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谁也没有作过证明——按照博登迪克的说法，只有信仰才使人幸福。可是我们获得智力、判断力和对证明的欲望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为了不使用它们？这是对伟大的陌生人异常的戏弄！而什么是对生的敬畏，对死的害怕呢？害怕，总是害怕！为什么？如果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可以提问呢？”

“完了？”韦尼克问道。

“没有，但是我不想问下去。”

“好的。我也不能回答您。至少这些您自己是知道的，不是吗？”

“当然啰。为什么只有您才会，而世界上所有藏书只有抽象推论的答案呢？”

那只甲虫第二次飞行又跌落下来。它的腿又在迅速爬动，开始第三次飞行。它的翅膀像光亮的蓝钢一样。它是一架漂亮实用的飞机，但是面对着灯光，它却像一个酒徒面对着酒一样。

韦尼克把剩下来的摩泽尔葡萄酒倒入玻璃杯里。“您打了多长时间仗？”

“三年。”

“奇怪！”

我没回答。我大约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没兴趣再仔细玩味一番。“您相信智力是灵魂的一部分吗？”韦尼克丢下前面的话题问道。

“我不知道。但是您相信，那些在关闭的病室中满地乱爬、相互侮辱的可怜虫也有灵魂吗？”

韦尼克伸手去拿酒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简单，”他说，“我是个科学家。我什么也不相信。我只是观察。博登迪克则相反，他相信a priori ！您就在这之间摇摆不定。您看到那只甲虫没有？”

那只甲虫正在第五次冲锋。它将这样继续下去，到死为止。韦尼克把灯关了。“这么做，它就得救了。”

夜幕穿过敞开的窗户席卷而来。它是同泥土气味、花香和星星的闪亮一道飘进来的。我立即觉得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那甲虫还嗡嗡飞了一圈，然后稳稳地飞出窗外。“乱七八糟，”韦尼克说，“真的乱七八糟吗？或者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多了一种感官，世界将会是怎样？”

“没有想过。”

“少一种感官呢？”

我思索着。“那可能耳聋或眼瞎，或者什么味道也辨不出来。这有很大区别。”

“而多一种呢？为什么我们偏偏应该只有五种感官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六种呢？或是八种？或是十二种？那么，世界不能是完全另一个模样吗？或许有了第六种，时间概念就会消失，或者空间的概念、死的概念、痛苦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也会消失。今日关于生的概念肯定会消失。现在我们带着相当受到局限的器官徒步通过我们的存在。狗的听觉比任何人都好。瞎眼的蝙蝠凭感觉行路，能通过所有的障碍。蝴蝶身上有个无线电接收机，依靠它可以从许多公里以外直接飞到它的雌蝶那里。候鸟在识别方向方面比我们高明得多。蛇的听觉是靠皮肤。自然科学中这样的例子有好几百个。我们怎样才能肯定知道其中的某些事物？一种器官的扩大或一种新器官的形成——世界就发生变化，上帝的概念就要改变。干杯！”

我举起酒杯喝了起来。摩泽尔葡萄酒发涩，带有泥土味。“那就是说，我们最好一直等到有第六种器官，是吗？”我说道。

“不需要。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必须知道，多一种器官可能会推翻一切结论。呆板的严肃因而会消失。葡萄酒怎样？”

“很好。特霍芬小姐怎样了？好一些吗？”

“更糟。她母亲来过这里，她没把她认出来。”

“或许她不愿意认。”

“这几乎是一回事。她没把她认出来。她喊叫着要她滚开。典型的病例。”

“为什么？”

“关于精神分裂症、对父母的变态心理、逃避自我和休克疗法作用，说起来话很长，您想听吗？”

“好的，”我说道，“今天就听一听。”

“长篇报告您不会听的。只听最必要的东西。个性分裂通常表现为逃避自我。”

“人的自我是什么？”

韦尼克瞅着我。“今天我们别谈这个。逃到另外一个个性中去，或者逃到几个个性中去。多数情况下，病人在这之间总是一再短时间或长时间回到自己的个性中来。热纳维耶芙不是这样。很久以来不再是这样了。正如您所认识的她，一点也不像她实际上的那样。”

“她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像现在这样理智。”我说道，话里缺乏说服力。

韦尼克笑了。“什么是理智？是逻辑思维吗？”

我正在想未来的两种新的感官，没有回答。“她病得厉害吗？”我问道。

“按照我们的概念，是的。但是也可以令人吃惊地迅速治愈。”

“治愈——治愈什么？”

“治愈她的病。”韦尼克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

“她往往是非常幸福的。为什么您不让她自由行动？”

“因为她母亲已经为治疗付了款，”韦尼克简单地说，“此外她也不幸福。”

“您相信，她若恢复健康了，会更幸福吗？”

“可能不会的。她敏感、聪明，看上去充满幻想，大概受遗传性因素影响。这些特性并不一定使人幸福。倘若她过去是幸福的，那么她根本不会逃避的。”

“那么为什么不让她安静呢？”

“是的，为什么不呢？”韦尼克说道，“我也常常询问自己。明知动手术对病人没有好处，为什么还给他们动手术呢？我们要列个‘为什么’的清单吗？这个清单可能很长。有一个‘为什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为什么您不喝您的酒并且最终闭起您的嘴？为什么您用您未开化的脑袋感觉不到黑夜？为什么您在谈论生命，而不去感受生命呢？”

他站立起来，舒展身子。“我必须到那些被关起来的人那里查夜。您想一道去吗？”

“好的。”

“请您披件白大褂。我带您到一个特别的科室去。过一会儿您要么呕吐，要么还能带着深切的感谢心情享受您的葡萄酒。”

“酒瓶已经空了。”

“我的房间里还有一瓶。我们可能需要的。您知道什么事值得注意吗？您今年二十五岁就见到过许多死亡、苦难和白痴病，但尽管如此，您从中除了学会提些想象出来的愚蠢问题之外，似乎就没学到别的什么了。但是这可能是世界的进程——倘若我们终于真的学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已经太老了，无法应用——它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一浪接一浪，一代接一代。没有哪个人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丝一毫东西。您来！”

格奥尔格、维利和我坐在中央咖啡馆里。我今天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韦尼克要我观看我还没见过的精神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伤兵病区。那里有头部受过枪伤、被掩埋过的和全身瘫痪的人。在温和的夏日夜晚中，这个病区的病房犹如昏暗的战壕，四周有夜莺在歌唱。那几乎已经普遍被人遗忘的战争，在这些病房里却依然继续下去。榴弹的爆炸声依然留在这些可怜人的耳朵里，他们的眼睛依然像五年前那样流露出束手无策的恐怖，刺刀不停地戳进柔软的肚皮，坦克每个钟头在辗碎号叫着的伤兵，把他们压得像鲽鱼那样扁平，战斗的轰隆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头骨碎裂声、地雷炸开的响声、正在崩塌的掩蔽壕沟里人们窒息的情景都由一种可怕的黑魔术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这里，如今还默默地在这个玫瑰和夏季中的病区里继续猖獗。有人发布命令，有人在竖耳倾听无法听见的命令，床铺就是战壕和掩体，它们一再被掩埋和掘开，有人死去，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掐死，有人窒息。瓦斯在房间里弥漫，病人由于害怕而陷于濒死状态：他们号叫、爬行、恐怖地喘息、哭泣，而且往往蹲在一个角落里沉默无语，尽可能把身子缩成一团，脸紧贴着墙壁……

“起立！”在我们身后突然有几个青年人吼叫起来。一些顾客劲头十足地从桌子旁站起身子。咖啡馆的乐队奏起“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这在今晚已经是第四次了。那并不是那个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感的乐队，也不是老板，而是一些胡闹的年轻人想显示自己的威风。每隔半小时有一个人朝乐队走去，指定奏国歌。他走过去，仿佛是在出征。乐队不敢违抗，因此就响起了德国国歌，而不是《诗人与农夫》的序曲。“起立！”后来每次都从四面八方响起这声音，因为在奏国歌时人们都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特别是在这支歌引来二百万人死亡、一场打输的战争和通货膨胀以后。“起立！”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家伙对着我喊道，他在战争结束时可能还不满十二岁。

“去你的吧，”我回答，“你给我回学校去。”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这少年喊叫起来，他肯定还不了解那是什么，“这里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伙伴们！”

这些捣蛋鬼的目的就是吵闹。他们一再指定演奏国歌，而每次总有一批人不站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太愚蠢。后来这些爱吵闹的人瞪大眼睛涌了过来寻衅。有几个退伍军官在某处坐着指挥，他们自以为是爱国的。

十来个人现在围在我们桌子周围站立着。“起立，不然就不客气了！”

“什么？”维利问道。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的！胆小鬼！祖国的叛徒！起立！”

“你们滚开，”格奥尔格镇定地说，“你们以为我们还需要小娃娃们的命令吗？”

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从这群人中挤了过来。“你们就不尊敬国歌吗？”

“如果要寻衅吵架，那么不必在咖啡馆里，”格奥尔格回答，“别干些蠢事来打扰我们！”

“蠢事？你把一个德国人最神圣的感情称作蠢事？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这胆小鬼，你战时在哪里？”

“在战壕里，”格奥尔格回答，“可惜。”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拿出证明来！”

维利站起身子。他是个巨人。音乐正好沉寂下来。“证明？”维利说，“在这儿！”他提起裤子，露出一条腿，轻轻地把屁股转向问话的人，发出像一枚不大不小的炮弹爆炸的响声。“都在——”维利接着说完了他的话，“这儿，我是从普鲁士人那里学来的。以前我的态度文明多了。”

这一伙人的头头下意识地跳了回去。“您刚才不是说胆小鬼吗？”维利问道并狞笑着，“看来您自己才胆小呢！”

老板带着三个魁梧的服务员走了过来。“静一静，我的先生们！我不得不来恳求！别在咖啡馆里争吵！”

乐队现在奏起《黑林姑娘》。国歌的捍卫者在这暗示的威胁下退了回去。他们很可能要在外面袭击我们。我们估计一下他们的人数，他们蹲在门口，大约有二十人。打起来我们必定要输的。

但是，救兵仿佛从天而降。一个瘦削的矮小男子走到我们桌子前面。他叫博多·莱德霍泽，是个做兽皮和旧铁生意的商人。我们在法国打仗时和他在一起。“孩子们，”他说道，“我刚才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同我的俱乐部的人来到这里。就在那边柱子的后面。我们的人正好一打。如果这些狗东西想闹事，我们来帮助你们。说定了？”

“说定了，博多。你是上帝派来的。”

“这倒不是。可是这儿不是有头脑的人待的场所。我们来这里不过是为了喝杯啤酒。真遗憾，这老板的啤酒是全城最好的。除此以外，他就是个没骨气的东西。”

我发现，博多有点不顾实际情况，在这样的年头还要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有骨气，但是正因为如此，这才是感人的。在腐败的年代，人们应该提出不现实的要求。

“我们一会儿就走，”博多还说，“你们也走吗？”

“马上走。”

我们付了款，站起身子。我们还没走到门口，那些国歌的捍卫者已经到了外面。他们好像是变魔术一样，手里突然拿着棍棒和石子，手指戴上打人的铜套环。他们组成半圆形站在入口处。

博多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他把我们推到旁边，他那十二个人在我们前面走出门。他们在门外停住。“你们这些杂种，想干什么？”博多问道。

帝国的捍卫者们睁大眼睛盯住我们。“胆小鬼！”想以二十人袭击我们三人的那个司令最后说，“我们还会碰上你们的。”

“肯定，”维利说道，“我们为了这在战壕里躺了几年。可是你们自己瞧瞧，你们的人总是多三四倍。人多，爱国者才有信心。”

我们同博多那个俱乐部的人走下大马路。星星挂在天边。商店已经掌灯。有时当一个人同战时的伙伴们在一起，他总是觉得奇怪、美好、极度紧张和不可思议：他竟可以如此闲游，自由自在生活。我突然明白，韦尼克所说的感谢是什么意思。那不是对某个人的感谢，而无非是庆幸自己幸免于难的时间能延长一些，因为事实上当然没有什么人可以幸免于难的。

“你们得换个咖啡馆，”博多说，“我们那个咖啡馆怎样？那里没有这样的流氓。你们跟着来，我们领你们去！”

他们领着我们去。那里楼下有咖啡、塞尔兹苏打水、啤酒和冰块，楼上有聚会场所。博多的俱乐部是个歌咏俱乐部。这城市有许许多多俱乐部，它们都举办俱乐部晚会，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自负而且办事认真。博多的俱乐部每星期四在二楼集会。

“我们有个第一流的四重唱男子合唱队，”他说，“只有第一男高音比较弱。真滑稽，许多第一男高音歌唱家可能是在战争中阵亡了，而新手还处在童音到成年声音的转变之中。”

“维利是个第一男高音歌唱家。”我说。

“真的吗？”博多感兴趣地瞅着他，“请你模仿这音调唱一下，维利。”

博多像只画眉唱起来。维利模仿着唱。“好料子，”博多说道，“现在唱这个！”

维利也模仿着第二个音调。“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吧，”博多急着这么说，“你若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再退出来。”

维利推辞了一阵，但是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最终接受了。他立即被指定为俱乐部的司库。为了这，他付钱请众人再喝第二巡啤酒和荷兰烈酒，又给大家添了豌豆汤和腌猪蹄。博多的俱乐部成员在政治上是民主派，只有第一男高音里有一个保守的玩具商人和半个共产主义的鞋匠，但是第一男高音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这方面的人太少。在喝第三巡酒时，维利说他认识一位女士，她同样可以唱男高音，甚至男低音。俱乐部的人没说话，他们啃着腌猪蹄，对这表示怀疑。格奥尔格和我插进来说明勒妮·德拉图尔的二重唱本领。维利发誓说，她不是真正的男低音，天生是个纯粹的男高音。他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勒妮在缺席情况下成了俱乐部的一员，并立即被指定为名誉委员。维利为这几巡酒付了钱。博多梦想神秘地安插一个女高音，这么一来，在汇演时其他歌咏俱乐部就要发狂，因为他们只好相信，博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冒充男子的女士，尤其是勒妮自然必须穿着男子服装登场，不然这合唱队就会被列为混合合唱队。

“我今晚还要把消息告诉她，”维利说，“孩子们，她会用各种音调笑呢！”

格奥尔格和我终于走了。维利从二层楼上注视着广场，他作为一个老兵，估计国歌的捍卫者会设下埋伏，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广场一片寂静，星斗满天。四周围的酒吧间窗户敞开着。博多俱乐部的咖啡馆里响亮地传出：“美丽的森林，是谁在那里把你造得高耸入云？”

“你说，格奥尔格，”当我们拐进哈肯大街时，我问道，“你究竟幸福吗？”

格奥尔格·克罗尔脱帽向夜里某种看不见的事物表示致意。“另一个问题！”他说，“人们可以在针尖上坐多久？”

11

雨从天上倾盆而下。花园里雾气腾腾。夏季雨水过多，天气阴冷，一美元达到了十二万马克。咔嚓一声巨响，我们屋子的一部分屋檐水槽折断落了下来，水在我们的窗口前往下倾泻，宛如一堵灰色的玻璃墙。我卖给一位温柔的妇女两个没上釉的瓷质天使和一个千日红花圈，她的两个孩子死于流行性感冒。隔壁躺着格奥尔格，他在咳嗽。他也得了流行性感冒，我给他一壶烫热的甜葡萄酒滋补身体。他身边放着六本杂志。他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戛纳、柏林、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会最近结婚和离婚的情况及其丑闻。海因里希·克罗尔穿着一条耐穿的条纹裤和一件很相称的深颜色雨衣走了进来，裤脚上夹着骑车裤夹。“倘若我给您报几份订单，是否打搅您？”他用绝妙的挖苦口吻问道。

“没关系。尽管开始吧。”

他报了几笔订货，不外乎是红花岗岩做的较小的峁形墓碑，一块大理石板，几个墓框，这些都是日常就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订货。后来，他还犹豫不决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在已经熄火的炉子旁边暖和自己的臀部，观看一批岩石样品，它们二十年来一直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他终于开了腔：“我们快破产了，要是遇上这样的困难，也不足为奇。”

我没回答，我想气气他。“我指的是破产，”他解释，“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真的？”我友好地瞥了他一眼，“为什么还要辩护？每个人都相信您。”

“辩护？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但是维斯特林根发生了什么事？”

“谋杀木匠的凶手找到了吗？”

“凶手？这和我们有何相干？这种事谁说是谋杀？这不过是一次事故。那人是咎由自取！我说您在那里是怎样同德贝林镇长打交道的！还要免费提供木匠的遗孀一块墓碑！”

我把身子转向窗口，望着雨。海因里希·克罗尔属于从不怀疑自己观点的人——这点不仅使他们令人讨厌，而且也使他们具有危险性。他们是我们亲爱的祖国不屈不挠的群众，国家可以一次次征召他们去打仗。他们不可能从什么事物中接受教训，他们生下来两只手就紧贴在裤腿缝上，他们还为能这样死去而感到自豪。我不知道别的国家里是否也有这种类型的人，但是数量肯定没有这么多。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这个矮小的顽固派在唠叨。他同镇长商谈了很久，把事情谈定了。这一点得归功于他个人。我们又可以把墓碑供应给维斯特林根了。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问道，“求他们吗？”

他刻毒地瞥了我一眼。“请您注意，您别太过分！”

“过分？”

“太过分了。您别忘了，您在这儿是个雇员。”

“这点我经常忘记。不然您必须给我三份薪金了，我当绘图员，又当办公室主任和广告部主任。另外，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军队里的关系了，不然您就得在我面前笔直地站着。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的竞争者挂个电话，霍尔曼和克洛茨会立即聘请我。”

门打开了，格奥尔格穿着一套狐红的睡衣裤出现了。“海因里希，你在谈维斯特林根吗？”

“要不谈什么呢？”

“那么你给我到地下室去，你应该感到害臊！在维斯特林根，有个人被搞死了！一条生命就这样湮灭了。对于某人来说，就是一个世界被摧毁了。每一次谋杀，每一次凶杀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凶杀。该隐和亚伯 ，一再重演！倘若你和你的伙伴们能明白这件事，那么在这本来就是幸福的地球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叫嚣了！”

“那么就会有奴隶和仆人！会有对凡尔赛非人道条约卑躬屈膝的人！”

“《凡尔赛条约》！当然啰！”格奥尔格向前跨了一步，热葡萄酒的香气浓烈地在他四周散发，“假如我们赢得了战争，那么我们当然会爱我们的敌人，给他们许许多多礼物，是吗？你和你的伙伴们想把一切都并吞过来，你忘记了吗？乌克兰，布里、隆维和法国的整个铁矿和煤矿盆地？人家把我们的鲁尔区夺走了吗？没有，我们还占有它！你是否想断言，假如我们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一个和平条约，它不会苛刻十倍吗？你关于这方面的高谈阔论，我不是在1917年亲耳听到过吗？你说法国应该沦为三等国家，俄国的大片国土必须并吞过来，所有敌人都必须赔款，交出全部财产！这就是当时的你，海因里希！但是现在你跟着一道高喊什么别人对待我们不公正。你们的自我同情和你们复仇的叫嚣令人作呕！总是别人有罪！你们的自负臭不可闻，你们这些伪善者！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他得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不知道吗？但是你们除了遭遇到这次最大的不公正外，从来没有碰到一点什么别的，你们只在一点上有别于上帝——上帝知道一切，但是你们对一切更为了解。”

格奥尔格环顾四周，仿佛醒了过来。他的脸庞现在像他的睡衣裤那么红，甚至于他的秃头也染上玫瑰红的色彩。海因里希被吓得连连后退，格奥尔格跟在他后面。他怒不可遏。海因里希继续后退。“别传染给我！”他喊道，“你把病菌吹到我脸上了！如果我们两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这会落得怎样的后果啊！”

“没有人会多余地死去。”我说道。

观看两兄弟吵架，实在是大开眼界。格奥尔格穿着红色的缎子睡衣裤，气得冒汗，海因里希穿着短小的晚礼服，忧心忡忡，生怕染上流行性感冒。这出戏除我以外还有莉萨在观看，她穿着印上帆船图案的晨服，冒雨把身子探出窗外。克诺普夫家的门敞开着。雨点像玻璃珠组成的门帘挂在门口。屋子里很黑，姑娘们已经开了灯。人家还会以为是瓦格纳的莱茵河女儿们在那里游水呢。木匠维尔克撑着一把大伞像个黑蘑菇漫步走过院子。海因里希·克罗尔溜走了，确实是叫格奥尔格从办公室里撵出去的。“请您用盐酸水漱漱嘴，”我在他身后喊道，“像您这类人，流行性感冒可是致命的。”

格奥尔格停住脚步笑了笑。“我多么傻呀，”他说，“仿佛这类人都会接受点教训似的！”

“你这套睡衣裤从哪儿弄来的？”我问道，“你是不是加入共产党了？”

从对面传来了掌声。莉萨在给格奥尔格鼓掌——这是对正直的纳粹党人和未来肉铺经理瓦策克的一种大胆的背叛。格奥尔格鞠了个躬，手搁在胸前。“你躺到床上，”我说，“你简直像口喷泉一样在冒汗！”

“冒汗才能康健！你瞧瞧这雨水吧！那是天在冒汗。对面那个生命穿着敞开的晨服，露出洁白的牙齿，正在欢笑呢！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像鞭炮那样炸裂？假如我们能正确知道什么是生命，那么我们也会炸裂的！我为什么出售纪念碑？为什么我不是一颗流星，或者是一只狮身鹰头的巨鸟，它从好莱坞上空掠过，把最漂亮的妇女从游泳池里抢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住在韦尔登布吕克，在中央咖啡馆里斗殴，而不去装备一个骆驼商队到廷巴克图并且带着桃花心木肤色的搬运夫远征到非洲的东部？为什么我们在横滨没有妓院？你回答！立即搞清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同紫色的鱼儿在塔希提岛红色的夜晚里举行游泳比赛？你回答！”

他伸手去拿一瓶谷物酒。“住手！”我说，“还有葡萄酒，我马上放在酒精灯上热热。现在不能喝谷物酒！你发烧了！只可喝热的红葡萄酒，酒里放印度和巽他群岛的香料！”

“好的！你热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亲自到好望角的群岛上去同有肉桂香味的女人们睡觉，如果我们在南十字星座下同她们交媾，她们的眼睛将会变白，她们的喊叫声将如同鹦鹉和老虎一样吗？你回答！”

酒精灯蓝色的火焰如同冒险活动的蓝光在半明半暗的办公室中燃烧。雨声像大海在呼啸。“我们已经上了路，船长，”我说着喝了一大口谷物酒，以便能跟上格奥尔格，“帆船正好通过圣克鲁斯、里斯本和黄金海岸。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本·哈桑·本·瓦策克的女奴们正从她们的房舱里往外观看并招手示意。您的水烟斗在这里！”

我从用来招待最上流经纪人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烟递给格奥尔格。他点着烟，吐了几个无可挑剔的烟圈。他的睡衣裤上有深色的水斑。“在路上，”他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

“我们已经到了。经常到达，什么地方都到。时间是个偏见。这就是生命的秘密。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人们总是努力到达某个地方！”

“为什么人们不知道？”格奥尔格问道。

“时间、空间和原因的法则都是幻想宇宙的面纱，它挡住自由的视线。”

“为什么？”

“它们都是上帝用以阻止我们同他平等的鞭子。上帝用它们来驱赶我们通过一个幻想的全景和二元的悲剧。”

“哪个二元？”

“关于自我和世界。关于存在和生命。客体和主体已经不再是一致的。生和死就是其结局。链条叮当作响。谁拉断它，也就破坏了生和死。让我们试一试，克罗尔法学老师！”

葡萄酒冒着蒸汽。它散发出郁金香香料和柠檬的香味。我把糖加在酒里，我们喝了起来。掌声从海湾另一侧穆罕默德·本·哈桑·本·尤素福·本·瓦策克的奴隶船船舱里传来。我们鞠着躬，放下酒杯。“我们不会死吗？”格奥尔格简单而不耐烦地问道。

“只是假设，”我回答，“理论上，因为不会死的反面是会死——即已经是二元的一半。只有当幻想的宇宙面纱完全撕破，二元才会见鬼去。随后人们就回来了，不再是客体和主体，而是两者合二而一，一切问题全都消逝。”

“这是不够的！”

“还有什么？”

“人们存在着。完了。”

“这也是一对事物的一部分：人们存在，人们不存在，总还是二元，船长！我们必须跳出这个框框！”

“怎样跳？我们一开口便立即又触及另一对事物的一部分。这样下去不行！难道我们应该默默地生活吗？”

“这可能又是‘非默默地’的反面。”

“真该死！又是一口陷阱！舵手，怎么办？”

我没说话，举起酒杯。葡萄酒反射出红光。我指着雨水，从岩石样品中拿起一块花岗岩。然后我指着莉萨，指着玻璃酒杯中的反射——世界上最易逝的事物，指着花岗岩——世界上最稳定的事物，把玻璃杯和花岗岩拿走，闭起了眼睛。就在我玩弄把戏的时候，我的脊梁背上突然袭来一阵寒战。也许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有所发现？我们在痛饮中是否已经获得一把魔术的钥匙？突然一现的房间在哪里？它是否在宇宙中飘浮？世界在哪里？它是否正好通过七姐妹星团？心的红色反射在哪里？它就是北极星、轴线和中心混成的一体吗？

对面热烈地鼓掌。我睁开眼睛。一瞬间什么也看不清。一切都是平的、宽的、近的和圆的，说不出它们的名称。接着它们旋转回去，静悄悄地站着，恢复了它们的常态。这种经历什么时候有过一次？曾经有过的！我从什么地方听到过，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莉萨在窗口摆动一瓶可可利口酒，就在这刹那间响起了门铃。我们匆忙向莉萨递了个眼色，把窗子关了起来。格奥尔格还没来得及走开，办公室的门就开了，市公墓看管人利伯曼走进来。他一眼就瞥见酒精灯、热葡萄酒和格奥尔格的睡衣裤，哇哇地叫道：“过生日？”

“流行性感冒。”格奥尔格回答。

“我表示祝贺！”

“什么事值得祝贺？”

“流行性感冒使生意兴隆。我在外面觉察到了。死人明显增多。”

“利伯曼先生，”我对这个健壮的八十岁老人说，“我们不谈生意。克罗尔先生患了可笑的重流行性感冒，我们刚才正顽强地同这疾病作斗争。您也想喝一杯药酒吗？”

“我习惯于喝谷物酒。葡萄酒淡而无味。”

“我们也有谷物酒。”

我给他斟上满满的一茶杯。他喝了一大口，然后放下他的背包，拿出四条鳟鱼，它们是用大青树叶包起来的，散发出河水、雨水和鱼的气味。

“送给你们。”利伯曼说道。

眼睛破裂的鳟鱼放在桌子上。它们的绿灰色鱼皮布满红色斑点。我们凝视着它们。死神突然又悄悄地闯入房间，房间里刚才还是永生在游动——死神悄然无语，带着生灵对凶手和饕餮者的谴责，这些人口谈和平和仁爱，却割破羔羊的喉管，让鱼类窒息，以便积聚足够的力量，继续谈论和平和仁爱。就连博登迪克这个教士和精力充沛的食肉者也不例外。

“一顿丰盛的晚餐，”利伯曼说，“特别是对您，克罗尔先生。这是病人的佳肴。”

我把这几条死鱼拿进厨房交给克罗尔太太，她像个行家左看右看。“加新鲜黄油、煮过的土豆和生菜。”她说。

我四面张望。厨房里通明透亮，亮光从锅子里反射回来，一只平底锅在咝咝作响，香味扑鼻。厨房总是给人以安慰。那种谴责从鳟鱼的眼睛里消失了。死去的生灵突然变成人们烹调的各式各样食物。看来它们似乎是为了这缘故才生下来的。我想，对于我们更崇高的情感来说，我们扮演了怎样一个叛徒的角色啊！

利伯曼捎来几个地址。流行性感冒事实上已经产生后果。人们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许多抵抗力。战时的饥饿已经使这种抵抗力大为削弱。我突然决定，给自己找个别的职业。我对死亡已经厌烦。格奥尔格拿来他的浴衣。他坐在那里像尊冒汗的菩萨。浴衣绿得刺眼。格奥尔格在家里喜欢鲜亮的颜色。我现在突然明白刚才的谈话使我回想起什么。我回忆起伊莎贝尔不久前说过的某些话。我记不准确了，但它同欺骗的事儿有关。过去我们这里真是个骗局吗？或者是我们过去曾有过一瞬间向上帝更靠近了一分吗？

瓦尔哈拉饭店里的诗人俱乐部设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贴有木板。歌德的一座半身雕像放在装着图书的一个书架上，德国古典主义作家、浪漫派作家和几个现代作家的照片和铜版画像挂在四周。这个小房间是诗人俱乐部和市里文化界名流聚会的地方。每周举行一次聚会。甚至日报的编辑偶尔也来出席，他公开受人恭维或暗中遭人憎恨，这得视他接受或拒绝稿件的情况而定。这个编辑既不高兴也不生气。他像个和蔼的大叔轻轻地穿过烟雾，受到诽谤、攻击和尊敬。只有一点大家对他是一致的：他对现代文学一窍不通。对他来说，在特奥多尔·施托姆、爱德华·默里克和戈特弗里德·凯勒之后，就是一片广大的沙漠。

除了他以外，还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地方法院顾问和退休的官员、阿图尔·鲍尔和他的几个同事、市里的几位诗人、几位画家和音乐家，偶尔还有个外人作为来宾参加。马屁精马蒂亚斯·格伦德正在向阿图尔·鲍尔献殷勤，他希望阿图尔·鲍尔出版他的《关于七个部门中死神的书》。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俱乐部的缔造者，出席了聚会。他往房间里扫了一眼，露出愉快的神情。他的几个批评家和敌人没有到会。他坐到我的身旁，使我感到惊讶。这一点是我从那天晚上发生了鸡的事情以后所没有料想到的。“你好吗？”他充满人情味地问道，而不是用在餐厅里的那种语调。

“好极了。”我说道，因为我知道，那件事使他很恼火。

“我打算写一组十四行诗，”他说，没提那件事，“我希望你不会反对。”

“我能反对什么？我希望，十四行诗要押韵。”

我比爱德华强，因为我已经在日报上发表过两首十四行诗，他只不过发表过两首教育诗。“是一组诗，”他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有些发窘，“事情是这样：我想标题就叫作《格尔达》。”

“你尽管用这标题，随你——”我中断自己的话，“你说格尔达？为什么用格尔达？是格尔达·施奈德吗？”

“瞎说！很简单：格尔达。”

我怀疑地打量这个肥胖的巨人。“这究竟有何意义？”

爱德华假笑着。“一点也没有。只不过是诗人的自由。十四行诗同马戏有些关系。当然并不密切。正如你知道的，它可以使幻想栩栩如生，如果这幻想——即使只是理论上的——以具体事物为基础。”

“别做愚蠢的游戏了，”我说，“说出来吧！这有什么意义？你这冒牌演员。”

“冒牌的演员？”他假装气愤地说，“用这来称呼你倒更贴切！你不是已经装模作样，仿佛那女士就是维利那令人讨厌的女友一类的歌唱家吗？”

“从来没有。是你自己这样想的。”

“那么好吧，”爱德华说，“那件事曾使我不安。我当时跟在她后面。我发觉你在撒谎。她根本不是歌唱家。”

“究竟我对你说了没有？难道我没对你说过，她在马戏班里？”

“这个你说过。但是你讲起这事实如同在撒谎，所以我始终没有相信。而后来是你模仿另一个女士的。”

“这一切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偶然在街上遇见施奈德小姐，我问过她。这样做大概总还可以吧，怎么样？”

“要是她当面欺骗你呢？”

爱德华的娃娃脸上突然现出令人厌恶的自负的微笑，他没回答。“你听着，”我非常镇静地警告说，“这位女士不必用十四行诗去争取。”

爱德华没有反应。他继续摆出一位除了会写诗还有一家第一流饭店的诗人的优越感，而我已经预感到，格尔达会断送在他手里。“你这个流氓，”我愤怒地说，“这一切对你毫无用处。这女士几天后就要离开。”

“她不会走的，”他说，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露出牙齿，“她的合同延长了。”

我凝视着他。这家伙知道的比我还多。“这么说你今天也碰到她了？”

爱德华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偶然在今天——就是这回事！就在今天。”

从他那肥厚的双颊上可以看出他在撒谎。“原来如此，你马上产生为她献诗的灵感？”我说，“对于我这样忠实的顾客，你就是如此来进行报答？这无疑是拿把菜刀往下身砍，你这个洗盘子的家伙！”

“你们这些该死的顾客会对我——”

“你这个又爱虚荣又无能的家伙，是不是也已经把十四行诗送给她了？”我打断他的话说，“别说了，你用不着否认！我反正会见到她，你这个为脏鬼铺床的混蛋！”

“什么？怎样？”

“你的十四行诗，你这个弑母凶手！我不是教过你怎样写吗？真是忘恩负义！你起码也得有点规矩，送给她三行体诗或颂诗！但是你不这么做，你把我自己的法宝送给她，那么格尔达就会把那东西给我看，要我给她翻译！”

“但是这可能是——”爱德华结结巴巴地说，第一次失去自制。

“这可能是枉费心机，”我接着说，“女人们总是这么做的。这我知道。但是既然我把你当作饭店老板看待，我想再对你泄露点别的：格尔达有一个像赫丘利那样的兄弟，他捍卫家庭的荣誉。他已经把两个崇拜她的人打成残废。他特别喜欢打断平底脚。你恰好有一双。”

“瞎说。”爱德华说，但是我看出，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思考着。这种说法尽管难以令人相信，但如果有人坚定不移地坚持，总是难以摆脱的，这是我从瓦策克这个政治榜样那里学来的。

诗人汉斯·洪格尔曼走到我们沙发这边来。他是尚未出版的小说《沃丹的结局》和戏剧《扫罗》《巴德尔》以及《穆罕默德》的作者。“艺术的作用何在，伙伴们？”他问道，“你们读过奥托·巴姆布斯昨天在特克伦堡报纸上发表的劣作吗？平淡无味！鲍尔竟把这马屁精的东西印了出来！”

奥托·巴姆布斯是市里最有成就的诗人。我们大家都羡慕他。他专写幽静角落、邻近村庄、傍晚街角和自己悲伤灵魂的富有情调的诗句。他已经在阿图尔·鲍尔那里出版过两本薄薄的平装本诗集，有一本甚至再版过。洪格尔曼这个强壮的古文诗人憎恨他，但是又试图利用他的关系。马蒂亚斯·格伦德瞧不起他。我正相反，是奥托的知交。有一次他很想到一家妓院去，但是又没胆量。他盼望从那里能给他那贫血苍白的抒情诗输进较多的血液。当他看见我时，立即朝我走来。“我听说你认识马戏班的一位女士！马戏班，这是什么呀！那里的人可能是五颜六色的！你真的认识一位吗？”

“不，奥托。爱德华瞎吹牛。我只认识一位，她三年前在马戏班出售门票。”

“门票——无论如何，她在那里待过！她必定还是有点见识的，知道猛兽的气味、马戏表演台。你可以介绍我同她认识吗？”

格尔达在文学上的运气真不错呀！我瞅着巴姆布斯。他是个高个子，脸色苍白，没有下巴，视力极差，戴个夹鼻眼镜。“她在跳蚤马戏班待过。”我说。

“遗憾！”他失望地退回去。“我一定得干点什么，”他随后喃喃地说，“我知道，我所缺少的是血。”

“奥托，”我紧接着说，“不是马戏班的人可以吗？随便哪个可爱的婊子行吗？”

他摇摇他那狭小的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路德维希。关于爱，我什么都知道。我指的是精神上的爱。那我已经不需要了，我自己有的是。我所需要的是热情、粗暴、野蛮的热情。紫色、发狂的遗忘。谵妄！”

他差点把自己的小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是市郊一个小村庄的教师。在那里他当然找不到那个。在那里每个人都想结婚，或是认为奥托应该娶个会做饭、有一份好嫁妆的规矩姑娘。但是奥托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当个诗人就必须尽情享受。“两者——天上的和地上的爱情——兼而有之是困难的，”他悲观地说，“我觉得爱情立即使人温顺，充满着献身、牺牲和善良。同时性欲也会变得温存，使人喜爱家居。你知道，那是在每星期六晚上、星期日可以睡个够。但是我需要的只是性欲这一点，而不是别人追求的其他的一切。真遗憾，我听说，你有个玩秋千的女艺人。”

我怀着新的兴趣注视着巴姆布斯，天上和地上的爱——他都要！这种病似乎比我所想的还要严重。奥托喝了一玻璃杯车叶草柠檬水，用他那苍白的眼睛瞅着我。他可能是在盼望我会立即放弃格尔达，以便使他的艺术长出生殖器来。“我们什么时候逛一次妓院？”他悲伤地问道，“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我吗？”

“快了。但这不是罪恶的紫色的藏污纳垢之所，奥托。”

“我的假期还剩下两周。然后我又得回到我的乡下去，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们在这以前去。洪格尔曼也想去。为了他的新剧作《卡萨诺瓦》，他需要去。我们一道去郊游怎么样？”

“那可不行！干我这一行的，不能给人看到在那儿！”

“正因为这样，郊游才不碍事！妓院在下面房间里设有酒吧间。那里谁都可以随意进出。”

“我们当然去，”洪格尔曼在我身后说，“大家一道去。我们做一次考察旅行。纯粹科学性质的。爱德华也要一起去。”

我转过身子对着爱德华，以便拿嘲讽的酱油来泼这位自负的十四行诗厨子，但是这已经没有必要了。爱德华突然露出一副表情，仿佛见到一条蝮蛇似的。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刚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爱德华，老朋友！”他现在友好地说，“你好吗？你高兴自己还活着，是吗？”

爱德华凝视着这个颀长的男子。“现在吗？”他费力地吐出话来。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肥胖的双颊突然垂挂下来，他的肩膀耷拉着，他的双唇、他的鬈发，甚至他的肚皮都垂下来了。顷刻间他变成一棵臃肿的垂柳了。

造成这一切的那个人叫作瓦伦丁·布施。他在爱德华生活中是仅次于格奥尔格和我的第三位鼠疫瘟神，而且不仅如此，他是鼠疫、霍乱和伤寒三位一体的瘟神。“你红光满面，我的孩子。”瓦伦丁·布施热情地说。

爱德华闷声笑笑。“外表没什么用。我的底子都叫捐税、利息和小偷扒空了。”

他在撒谎。捐税和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们在一年以后支付，实际上等于没付。它们早就贬值了。而爱德华所说的唯一的那个小偷，就是他本人。

“你这里至少还有什么可以大吃一通的，”瓦伦丁微笑着并且冷酷地回答，“佛兰德的那些可怜虫也这么想，他们已经出发来请你去。”

爱德华身子缩了下来。“瓦伦丁，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来杯啤酒？啤酒是对付炎热最好的饮料。”

“我并不太热。但是用这最好的饮料庆祝你还活着也足够了，你言之有理。给我一瓶朗根贝格产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增加点力气，爱德华。”

“这已经卖完了。”

“没卖完。我在你的酒店管理人那里打听过了。你还有一百多瓶。多走运呀，它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牌子！”

我莞尔。“你笑什么？”爱德华愤怒地喊叫，“笑得没道理。吸血鬼！你们大家都是吸血鬼！你们吸光我的血！你，你这个靠出售墓碑享乐挥霍的人，还有你，瓦伦丁！你们把我的血吸光啦！你们三个寄生虫！”

瓦伦丁对我眨眨眼，依然神情严肃。“那么，这就是酬谢啰，爱德华！你就这样来遵守自己的诺言！要是我知道，当时……”

他把自己的袖子管翻起来，眼睛注视着一道长长的、锯齿形的疤痕。1917年，他在战争中救了爱德华的命。那时，当炊事员的爱德华突然换了班，被送往前线。没几天，这个笨蛋有一次在无人区巡逻时就中了一颗子弹，小腿被击穿，紧接着又中了第二枪，流了许多血。瓦伦丁发现了他，把他包扎好，拖回到壕沟里。这时他自己的一只手臂也被弹片炸伤。但是他救了爱德华的性命，不然他肯定会流血过多而死。爱德华感恩不尽，当时许诺瓦伦丁可以终生在瓦尔哈拉饭店里随意吃喝。瓦伦丁伸出未受伤的左手来握手表示同意。格奥尔格和我当时都是证人。

这一切在1917年看来还是无所谓的。韦尔登布吕克很遥远，战争却近在眼前，谁知道瓦伦丁和爱德华会不会再回到瓦尔哈拉来呢？他们终于来了：瓦伦丁又负了两次伤，爱德华养得滚壮溜圆，又被派去当了炊事员。起初，爱德华真的十分感激，如果瓦伦丁来访，有时甚至拿出已经没有泡沫的德国香槟酒来招待。然而几年过去了。瓦伦丁就在韦尔登布吕克成家。以前他住在别的城市，现在他搬进瓦尔哈拉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而且准时到爱德华这里吃早饭、中饭和晚饭，爱德华不久就非常懊悔他那轻率的允诺。瓦伦丁是个胃口很好的人，特别是因为他已经无忧无虑。爱德华本来或许还勉强可以拿粗茶淡饭来对付过去，但瓦伦丁要喝酒，他逐渐成了美食家，慢慢喜欢上葡萄酒的美味了。以前他喝啤酒，现在他只喝酒窖里取出的葡萄酒，因而当然使爱德华感到一筹莫展，这和我们用自己可怜的餐券完全不同。

“好吧，”当瓦伦丁把伤疤指给爱德华看时，爱德华绝望地说，“但是吃喝的意思是为了吃而喝，不能光是喝。光喝酒我可没有许诺过。”

“瞧你这可怜的小贩，”瓦伦丁答道，碰了我一下，“1917年他不这么想。当时是这么说的：瓦伦丁，最亲爱的瓦伦丁，你救救我，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

“这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爱德华尖声喊叫起来。

“你从哪里得知的？当我把你拖回来时，你害怕得几乎要发疯，并且几乎因出血过多而死。”

“我不会那么说！不是那样！哪怕我马上要死了。我的性格不是那样。”

“这倒合乎情理，”我说，“吝啬鬼情愿翘辫子。”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爱德华说道，他找到救兵，舒了一口气。他揩揩自己的额头。他的一头鬈发湿漉漉的，是瓦伦丁最后的威胁把他吓成这副样子的。他已经预料到为了瓦尔哈拉要打一场官司。“那么好吧，仅此一次，”他迅速地说，以免再纠缠下去，“服务员，来半瓶摩泽尔的葡萄酒。”

“朗根贝格产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一整瓶。”瓦伦丁纠正道，并转身对着我，“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当然啰！”我回答。

“不行！”爱德华说，“这肯定不在协议之内！协议只适用于瓦伦丁！路德维希反正每天已经在花我的血汗钱，他是个使用贬值餐券的吸血鬼！”

“别激动，你这个阴谋家，”我反驳说，“这恰恰是一种因果报应。你用十四行诗对我进行攻击，为了这，我得用你的莱茵葡萄酒来洗我的创伤。你这个靠着你救命恩人发财的暴发户，要不要我采用阿雷蒂诺的方式对这情景写首十二行诗送给某一位女士？”

爱德华给噎住了。“我需要吸吸新鲜空气，”他愤恨地喃喃说道，“敲诈勒索犯！靠女人吃饭！你们难道从来就不知羞耻吗？”

“我们为更难办的事而羞耻，你这个善良的百万富翁！”瓦伦丁和我碰起杯来。葡萄酒味道妙极了。

“逛逛罪恶之屋的事怎样啦？”奥托·巴姆布斯问道，他腼腆地踱过我们身边。

“我们一定去，奥托。我们欠了这种艺术一笔债。”

“人究竟为什么最喜欢在下雨时喝酒？”瓦伦丁问道，重新斟了一杯，“这必定是颠倒过来了。”

“你是不是想解释一切事物？”

“当然不是。不然的话，聊些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想到而已。”

“或许这是群居的本能，瓦伦丁。液体加上液体。”

“可能是。但是我在雨天也常常小便。这至少是奇怪的。”

“你小便多是因为你喝得多。这有什么奇怪呢？”

“对。”瓦伦丁轻松地点点头，“这我没有想到。战争发生得多，是因为人生得多的缘故吗？”

12

博登迪克像只大乌鸦在雾中漫步。“现在，”他和善地说，“您还想改造世界吗？”

“我在观察世界。”我回答。

“哦，哲学家！您发现什么？”

我瞧瞧他那张欢乐的红彤彤的脸庞，它被雨水打湿，在宽边软帽下发出亮光。“我发现，基督教在两千年里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的面貌。”我回答。

一瞬间那副友好高傲的表情发生了变化，随后它又恢复常态。“您不认为做这样的判断您还嫌年轻一些吗？”

“是的。但是您不觉得，责备某人年轻是个绝望的论点吗？您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吗？”

“别的我有一大堆。但是不用来对付这样愚蠢的观点。您难道不知道把每一件事普遍化是肤浅的表现吗？”

“是的，”我厌倦地说，“因为天在下雨，我也只说说这个。再说总有些道理的。几个星期以来，每当我不能睡觉时，我就研究历史。”

“为什么？也是因为有时下雨吗？”

我不理睬这不痛不痒的一枪。“因为我想防止自己过早变得玩世不恭和局部的绝望。在我们刚刚输去一场战争之后——您和您的各个新教教派的同行先生们曾以上帝和对人类的爱的名义，祝福这场战争，并为这场战争揭幕。我必须承认，您说话有些低沉和尴尬，而您的同行们却欢快得多，他们穿着制服，十字勋章叮当作响，为夺取胜利而喘着粗气，用简单的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信仰，使人们不去注意我们正处于准备一次新的战争之中，这不是每个人的事业。”

博登迪克抖去自己黑帽子上的雨水。“我们给过战场上正在死去的人以最后的安慰，这一点您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了。”

“您本来应该阻止战争发生啊！为什么您没有罢过工？为什么您没禁止您的教徒们参战？这本来就是您的任务。但是殉道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每当我在战场上不得不做礼拜，听到为我们的武器进行祷告时，我常常感到厌烦。您相信，基督曾经为加利利的门徒们战胜市侩进行过祈祷吗？”

“雨——”博登迪克严肃地回答，“似乎使您大动感情，并把您煽动起来。看来您已经清楚地知道，人们可以使用巧妙的方式，用斩头去尾、颠倒是非和片面描述对世界上的一切进行攻击或使之可以遭受攻击。”

“这我知道。所以我研究历史。教师在学校里和宗教课上向来就对我们讲述黑暗、原始、残酷和基督以前的时代。我对这进行查考，发现除了技术和科学上的成就以外，我们并没有比以前好许多。但是技术和科学上的成就，我们大部分只是用来屠杀更多的人。”

“如果想证明某事，一切都可以得到证明，亲爱的朋友。反之也是如此。每一种偏见，都可以提出证明的。”

“这点我也知道，”我说道，“教会在解决诺斯替派信徒时，做得非常出色。”

“诺斯替派信徒！您究竟知道他们什么？”博登迪克像受了侮辱，惊讶地问道。

“足够怀疑他们不是基督教宽容的派别。我有生以来所学到的一切就是尊重宽容。”

“宽容——”博登迪克说道。

“宽容！”我重复说道，“照顾别人。理解别人。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宽容’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是个外来词。”

“一句话，就是无政府状态。”博登迪克低声地并且突然非常尖锐地反驳。

我们站在小礼拜堂的前面。灯已经亮了，五颜六色的窗子在风雨中闪烁，令人感到慰藉。从敞开的门里飘来淡淡的祭神香的香味。“宽容，神父先生，”我说，“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您是知道其区别的。但是不容许您承认，因为您的教会就没有宽容。您是唯一正确的！任何人都没占有天堂，只有您有！没有人可以赦免他人，只有您可以！您在垄断。除了您的宗教，就没有别的教了！您专制独裁！您怎么会宽容呢！”

“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人。我们有真理。”

“当然，”我说，指着发出亮光的窗户，“就说那里吧！那是对人生恐惧的安慰！不必再想，我可以告诉你一切！天堂的许诺和用地狱来威胁——靠最简单的感情游戏——我们头脑里的幻景，这和真理有什么关系？”

“漂亮的言辞。”博登迪克说，早就恢复平静和傲慢并略带讥讽。

“是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漂亮的言辞，”我说道，对自己很恼火，“而您也没有什么别的——漂亮的言辞。”

博登迪克走进小礼拜堂。“我们有神圣的圣礼。”

“是的。”

“还有信仰，它在被你们有点头脑的人搞得消化不良的笨蛋看来，无非是蠢事和遁世，您这条普通耕地上善良的蚯蚓。”

“说得好！”我说，“您终于也做起诗来了。当然是带有强烈的晚期巴洛克色彩。”

博登迪克突然笑了。“我亲爱的博德默尔，”他声明说，“在教会存在的近两千年中，某些扫罗已经变成保罗。而在这期间，我们见过并战胜过比您大一些的侏儒。您尽管快活地继续爬着走。上帝站在每一条路的尽头等着您。”

他拿着雨伞消失在休息室里，身上穿着黑色大礼服。半小时后他将穿得比骠骑兵将军更加出众，重新走出来作为上帝的代表。瓦伦丁·布施在喝了两瓶约翰尼斯贝格酒以后说那都是制服，无非是制服而已，而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却沉浸在伤感和凶杀的冥思中。如果你把他们的衣服拿掉，那么再也没有人想当兵了。

我在祷告后同伊莎贝尔在林荫大道上散步。这儿的雨下得更没规律，仿佛有幽灵蹲在树林中，用水往自己身上喷洒。伊莎贝尔穿着一件深色雨衣，纽扣一直扣到颈部，戴着一顶小帽，帽子遮住头发。在黑暗中，她身上除了一张像一弯新月发出微光的脸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天很冷，刮着风，除了我们，花园里再也没有别人了。我早已把博登迪克和满腔恼怒忘得一干二净，它偶尔无缘无故地像肮脏的喷泉一样从我胸中喷射出来。伊莎贝尔紧靠着我走，我听见她在雨中的脚步声，感觉到她的动作和热气，那似乎是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唯一热气。

她突然站住。她的脸色苍白，坚定，她的双眼几乎是乌黑的。

“你爱我爱得不够。”她说了出来。

我吃惊地瞅着她。“已经尽我之所能了。”我说道。

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不够，”然后她喃喃地说，“根本不够！从来不够！”

“是的，”我说，“或许从来不够。一生中从来不够，从来不，没对任何人。或许一向就太少，而这是人世间的不幸。”

“不够，”伊莎贝尔重复地说，仿佛她没听到我说的话，“否则我们也不会还是两个人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人？”

她点点头。

我想起我和格奥尔格在喝热葡萄酒时的谈话。“我们永远必须是两个人，伊莎贝尔，”我小心地说，“但是我们可以相爱，相互信任，我们就不再是两个人了。”

“你相信，我们曾经一度是一个人吗？”

“这我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这事情。人可能会失去记忆的。”

她从黑暗中凝视着我。“是这样，鲁道夫，”她低声地说，“没有记忆。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为什么回忆不起来呢？我们在找啊找啊！为什么一切都不在？过去可真多啊！我们只知道这个！但是再多的就不知道了。为什么不再知道呢？你和我，过去就不存在吗？说吧！说吧！现在在哪里，鲁道夫？”

风吹动一串串雨水噼里啪啦浇到我们头上。我想，许多事就是如此，似曾相识。它们往往又卷土重来，来得那么近，停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同样，我们甚至有一瞬间几乎还知道，它们会如何发展下去，但是随后我们想捕捉它们时，它们就消失了，犹如烟雾或一种湮没了的回忆。“我们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伊莎贝尔，”我说道，“它们如同雨水一样。雨也是由两种元素，即氧和氢合成一体的东西，这两种元素现在已经不知道它们曾经是气体。它们现在不过是雨水，并且回忆不起以前的情况了。”

“或者像泪水，”伊莎贝尔说，“但是泪水充满回忆。”

我们继续默默地走了好久。我想到古怪的时刻：一个在虚假回忆中极相似的脸庞，似乎突然超越许多生命，意外地瞧着某人。沙砾在我们鞋子底下沙沙作响。在花园的围墙后面，一辆汽车响起喇叭声，声音拖得很长，仿佛它在等待某个想逃走的人。“后来它像死亡一样。”伊莎贝尔最后说道。

“什么？”

“爱情。美满的爱情。”

“伊莎贝尔，这谁知道呢？我相信，这没有人会知道的。只要我们每个人还只是一个‘我’，我们永远只能认识某些事物。若是我们的‘我’互相融化在一块，那么它可能像下雨时一样。我们可能成为新的‘我’，而且不可能再回忆起以前的个别的‘我’。我们可能就是某些别的什么了——像雨和空气迥然相异，不再是由一个通过‘你’来升华的‘我’了。”

“要是爱情美满，以至于我们融化，那么它会像死亡一样吗？”

“或许，”我犹豫地说，“但是不会像灭亡那样。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死亡，伊莎贝尔。因而我们不可把它同什么事物作比较。但是我们肯定不再感觉到是‘自己’。我们只不过会再变成一个别的孤独的‘我’。”

“那么爱情总是不美满了？”

“它是够美满的了。”我说，并且咒骂起自己，因为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又那么深地陷入一次学究式的谈话中去。

伊莎贝尔摇摇头。“你不要躲躲闪闪，鲁道夫！爱情必定是不美满的，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它若是美满的，那也会有一次雷击，什么事物也不会存在。”

“还会有某些事物存在的，但是是在我们认识的彼岸。”

“就像死亡一样吗？”

我瞅着她。“这个谁知道呢？”我谨慎地说，以免再使她激动不已，“或许死亡徒有虚名。我们向来只从一个方面来观察它。或许它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美满的爱情。”

风把一串雨水抛到树叶上，树叶用幽灵的手又把雨水向下抛洒。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儿。“因此爱情是那么悲哀吗？”后来她问道。

“它不悲哀。它只不过造成悲哀，因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不可能保持。”

伊莎贝尔站住脚。“为什么，鲁道夫？”她突然激动异常，跺着脚，“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我注视着她那张苍白的紧张的脸。“这是幸福。”我说。

她凝视着我。“这是幸福吗？”

我点点头。

“这不可能！除了不幸，什么也没有。”

她向我扑了过来，我紧紧抓住她。我觉得她的啜泣使她的肩膀颤动起来。“别哭！”我说，“为这点事哭泣，有什么意义呢？”

“不然究竟要为什么哭呢？”

是的，我想，不然为什么哭呢？为一切别的事，为这该死的星球上的苦难，但不是为这。“这不是不幸，伊莎贝尔，”我说，“这是幸福。对于它们，我们只有像‘美满’和‘不美满’这么愚蠢的名称。”

“不，不！”她猛烈地摇着头，并且叫人无从安慰。她哭着，紧紧抓住我，我把她搂在怀里，觉得不是我，而是她有道理，她是个毫不妥协的人，她心中还燃烧着第一个唯一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面对生存那灰浆般的掩埋依然存在，它是正在觉醒中“自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不是不幸，”尽管如此我还这么说，“不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伊莎贝尔。”

“什么？”

“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并非不幸。不幸的是，人们时常、每天和每个钟头必须离开自己。人们知道它，然而无法阻止它，它淌到人们手中，是现存的最宝贵的事物，可是人们握不住它。总是有人首先死去，总是有人留下来。”

她抬头看看。“人们怎么可能离开自己没有的事物？”

“可能的，”我辛酸地回答，“人们会那样的！离开和被离开之间有许多级，每一级都是痛苦的，而许多级像死亡一样。”

伊莎贝尔收住眼泪。“这个你从哪里知道的？”她说，“你还不老。”

我已经够老了，我想，我从战争中回来时，我的一部分已经老了。“我知道的，”我说，“我经历过。”

我想，我经历过。有多少次我曾不得不离开白天、时间、存在、曙光中的树木、我的双手和我的思想，每次总是永远离开，而每当我回来时，我变成另一个人了。人们可能离开许多事物，每当他们不得不朝着死亡走去，始终必须把一切留在后头，总是在死亡面前赤裸着身子，而当人们找到归路时，必须重新去争取他留在后头的一切。

雨夜里，伊莎贝尔的脸庞在我面前闪烁，一种突然的柔情贯穿我的全身。我又感觉到她生活得多么孤独，无所畏惧，孤单单地和她的幻觉在一起，遭受这些幻觉的威胁，在这些幻觉前委身，没有遮掩——她尽可以逃到当中去，没有松弛的时刻，没有消遣，暴露在心灵的各种风暴之中，没有任何人帮助，毫不埋怨，毫不同情自己。我想，你那颗甜蜜的、无畏的心，正独自无动于衷地和像弓箭那般笔直地对着本质瞄准，虽然你射不到它，并且要迷路——但是谁没迷过路？难道不是几乎所有的人早已放弃了吗？错误、愚蠢和胆怯在哪里开始？智慧在哪里开始？最后的勇气在哪里开始？

有一个铃响了。伊莎贝尔吃了一惊。“时间到了，”我说，“你必须进去。他们在等着你。”

“你一道来吗？”

“是的。”

我们朝着房子走去。我们走出林荫大道时，迎接我们的是一阵蒙蒙细雨，几阵劲风像吹动一片湿淋淋的面纱那样把它吹得四处飞舞。伊莎贝尔把身子紧挨着我。我顺着山丘向下朝市里走去。什么也看不见。雾和雨已经把我们孤立了。再也看不到一点灯光，我们完全孤孤单单。伊莎贝尔在我身旁走着，仿佛她是永远属于我的，身上好像没有重量，我又觉得，仿佛她的的确确没有任何重量，像传奇中和梦中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也有与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法则。

我们站在门口。“来！”她说道。

我摇摇头。“我不能。今天不能。”

她沉默无语，瞅着我，目光笔直，清澈透亮，没有责备，也没有失望，但是在她眼里某些事物似乎蓦地熄灭了。我垂下眼睛。我觉得，我仿佛打了一个小孩或打死一只燕子似的。“今天不能，”我说，“以后。明天吧。”

她转过身子，一句话也没说就走进大厅。我看见一个护士陪着她登上楼梯，我突然觉得，我丧失了一生中只发现过一次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

我站立着，心乱如麻。我不是也可以做什么吗？为什么我又陷入这一切中去呢？这是我所不愿意的！这场该死的雨！

我缓缓地向主楼走去。韦尼克身穿一件白大褂撑着一把雨伞走出来。“你把特霍芬小姐交给他们了吗？”

“是的。”

“很好。您还得继续关心她。如果您有时间，也可以在白天来看望她。”

“为什么？”

“这问题您得不到回答的，”韦尼克答道，“但是她和您在一起时，她就安静下来。这对她有好处。够了吗？”

“她认为我是别的什么人。”

“这没关系。我认为我的病人重要，而不是您。”韦尼克对着蒙蒙细雨眨眨眼睛，“博登迪克今晚赞扬了您。”

“什么？他这么做确实没有理由。”

“他断言，您正走在回来的路上，去往忏悔室和圣餐仪式的路上。”

“就这么说呀！”我着实愤慨地说。

“请您不要无视教会的智慧！它是两千年来唯一没有被推翻的专制。”

我朝着市里走下去。缕缕灰雾飘逸到雨中。此时我一心思念着伊莎贝尔。我把她抛弃了，我知道，这就是她此时的想法。我想，我根本不该再上去。这只会把我弄得糊里糊涂，而我已经够糊涂的了。但是如果她不在这儿，将会怎样呢？事情不至于如此，即仿佛我身上缺少青春永驻、消磨不掉、不同凡响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因为从来就没人占有过它吗？

我朝鞋匠卡尔·布里尔的铺子走去。一架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从配鞋底室传来。今晚我应邀来参加一个男子交际晚会。这是贝克曼女士表演杂技艺术的著名晚会之一。我犹豫了片刻——我的确觉得不能去，但是我还是走了进去。这是因为格尔达的缘故。

一缕缕烟雾和啤酒气味迎面扑来。卡尔·布里尔站起身来拥抱我，轻轻地摇动着。他像格奥尔格·克罗尔一样有个光溜溜的头，但是他的所有毛发都在鼻子底下，蓄成一大把海象胡髭。“您来得正是时候，”他说，“赌注已经摆好。我们想听比这愚蠢的留声机播放的更好听的音乐！弹个《多瑙河之波》圆舞曲怎样？”

“好的！”

钢琴早就搬进快速配鞋底室里去了。它放在机器前。在房间的前半部，鞋子和皮革都堆放到旁边，到处——只要可行——都放着椅子和单人沙发。一桶啤酒放到了桌上，已经喝光几瓶烈酒，还有几瓶正放在柜台上。在桌子上一把结实的鞋锤旁边，放着一个用棉花裹起来的钉子。

我弹起《多瑙河之波》圆舞曲。卡尔·布里尔的几个盟友在浓烟中到处摇晃着。他们已经喝醉了。卡尔把一杯啤酒和两杯施泰因黑格酒放在钢琴上。“克拉拉正在准备，”他说，“赌注一共三百万。但愿她竞技状态特佳，否则我就濒于破产。”

他朝我眨眨眼。“到时请您多用点劲弹。这可以把她的劲头鼓起来。她对音乐喜欢得发狂。”

“我将奏起《格斗士入场》。但是给我弄个小赌注，可以吗？”

卡尔抬头望着。“亲爱的博德默尔先生，”他说道，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您不至于赌克拉拉输吧！要是那样，您怎么会满怀信心弹琴呢？”

“不是赌她输，而是赌她赢。一份小赌注。”

“多少？”卡尔迅速地问道。

“可怜巴巴的八万，”我回答，“这是我的全部财产。”

卡尔思考片刻。随后他转过身子。“有没有人想拿出八万来打赌？同我们弹钢琴的人赌？”

“我！”一个肥胖的男人走出来，从一个小箱子里取出钱，啪的一声放在柜台上。

我把自己的钱放在旁边。“愿小偷之神保佑我，”我说，“否则我明天只能吃顿中饭了。”

“开始吧！”卡尔·布里尔说道。

卡尔拿着钉子给众人看。然后他走到墙壁跟前，把它放到人的臀部的高度上，钉进三分之一长度。他敲打时所用的劲，并不像他的姿势所显示的那样大。“钉子钉得牢牢的。”他说道，并且装作用力摇动钉子的样子。

“我们来检查一下。”

同我下赌注的那个胖子走过来。他扳动钉子，咧开嘴笑笑。“卡尔，”他讥笑着说，“我用口气可以把它从墙上吹下来。把锤子拿来。”

“你先把它从墙上吹下来。”

那胖子没有吹。他用劲拔，把钉子拔了出来。“我用一只手，”卡尔·布里尔说道，“可以把钉子钉穿桌子木板。用屁股则做不到。假如你们提出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别赌了。”

那胖子不回答。他拿着锤子，把钉子钉在墙上的另一个地方。“这里怎样？”

卡尔·布里尔检查钉子，大约还有六七厘米露在墙外。“太牢了。用手也拔不出来。”

“要么……要么……”胖子说。

卡尔再检查一遍。那胖子把锤子放到柜台上，没有发觉卡尔每次在检查钉子时都把它松动一下。

“赌注一比一我不能接受，”卡尔最后说道，“只能二比一，即使这样，我也要输的。”

他们以六与四之比取得一致。一大堆钱堆在柜台上。卡尔还愤慨地两次拉拉钉子，目的在于做给别人看：赌注必定要输掉。现在我弹起《格斗士入场》，紧接着贝克曼女士像一阵风似的来到工场里，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和服式橙红晨衣，背上绣有牡丹和一只凤凰。

她是个俊俏的女人，有一个獒犬般的，但毋宁说是漂亮的獒犬那样的头颅。她的头发茂密，乌黑而又卷曲，眼若樱桃闪闪发亮，其余部位特别是下巴和獒犬长得一样。她的身子健壮，真是钢浇铁铸。一对石头般坚硬的乳房像堡垒一样隆起，下面的腰部相对来说比较娇细，再下面就是那出了名的、与这儿将发生的事有关的臀部。它既大而又同样像石头那样坚硬。如果贝克曼女士绷紧，据说就连铁匠也休想拧得动它，甚至于会使铁匠的指头折断。卡尔·布里尔也靠这赌赢过，当然那只限于最熟悉的朋友范围内。今晚那胖子来了，只进行另一种表演——用屁股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

这一切纯属体育运动，而且是高尚的，贝克曼女士固然表示欢迎，但却有些保留，几乎要加以拒绝。她只是从运动、商业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她背部靠着墙，镇定地站到一个低矮的屏风后面，熟练地做了几个准备动作，然后静悄悄地站着，伸长下颌，做好架势，就像在从事大型体育竞赛时所特有的那种庄严的样子。

我中断进行曲，开始弹起两段低沉的颤音，这些颤音犹如布施歌咏俱乐部死神跳跃时的鼓声。贝克曼女士绷紧身子，又放松。她再次绷紧。卡尔·布里尔精神极度紧张。贝克曼女士又收紧身子，两眼仰望天花板，咬紧牙关。随后发出咔嗒一声响，她从墙壁跟前走开。钉子落在地板上。

我弹起《少女的祈祷》，那是她最喜欢的乐曲之一。她优美地点着她那强壮的头颅致谢，用清脆的声音祝大家夜间安好，把和服式晨衣束紧一下，然后走开了。

卡尔·布里尔在收钱。他把我的钱递给我。那胖子检查着钉子和墙壁。“真奇怪！”他说。

我弹起《阿尔卑斯山的夕照》和《威悉河上》，这是贝克曼女士另两首最喜欢的歌曲。她在楼上可以听见。卡尔自豪地对我眨眨眼，他终于成了这把美丽的钳子的占有者。施泰因黑格酒、啤酒和谷物酒在流淌。我跟着喝了几杯，继续弹琴。我觉得此时我并非单独一人是合适的。我真想思考，但无论如何也思考不下去。我的双手充满陌生的柔情，某些事物在飘动，似乎在朝我身边逼来，工场无影无踪，雨、雾、伊莎贝尔和黑暗又在眼前。我想，她没有生病，而且知道她确实是没有病——假如她生病，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病得还要厉害。

一阵喧闹声把我吵醒。那胖子忘不了贝克曼女士的体态。他喝了几杯酒以后，借助酒兴提出愿给卡尔·布里尔三笔钱：五百万换取一个下午与贝克曼女士一起品茶；一百万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以表明他也许会邀请她出席一次卡尔·布里尔不参加的体面的晚宴；两百万换得在这工场里当着欢快的弟兄们的面绝对体面地抓几下贝克曼女士身上绝妙的部位。

但是现在就看卡尔的性格了。倘若胖子的兴趣仅在运动方面，那么他或许可以抓几下，花一些钱，例如花十万马克下个注就行了，但是如若像公山羊那样好色，只是想抓一下那个部位，卡尔会感到那是莫大的侮辱。“太卑鄙了！”卡尔咆哮着，“我想，在这儿我只需要对女人献殷勤的人！”

“我就是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胖子口齿不清地说，“因此我出了这样的价。”

“您是一头猪。”

“就算是吧。否则我也不会是对女人献殷勤的人了。您身边有一位这样的女士，应该感到自豪，究竟您胸膛里可有一颗心？在我身上，我的天性突然腾起，我能做什么呢？您为什么感到受了侮辱？您并没跟她结婚啊！”

我看到卡尔在猛烈颤动，仿佛有人对他开了一枪。贝克曼女士原来是他的女管家，现在他和她过着放荡的同居生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与她结婚——最多是他性格顽强的缘故，由于性格顽强，他居然会冬天在冰上掘洞游泳。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的弱点。

“我——”胖子结结巴巴地说，“将把这样的宝贝捧在手上，给她穿上绫罗绸缎——绸子，红绸子——”他几乎抽噎起来，在空气中比划各种形状。他身旁的那瓶酒已经喝光了。这是一见钟情的悲剧性的一幕。我转过身子，继续弹着钢琴。想象着那胖子可能把贝克曼女士捧在手上的情景，对我来说这太过分了。

“出去！”卡尔·布里尔喊着，“够了！我讨厌把客人们撵出去，但是——”

后面响起一声惨叫。我们跳了起来。一个矮小的男人在那里手舞足蹈。卡尔朝着他冲过去，伸手去抓闸门，关上一台机器。那矮个子男人晕倒了。“真该死！谁知道他喝醉了在快速配鞋底机旁跳舞！”卡尔咒骂着。

我们看着那只手。原来是几根线垂了下来，陷到食指和拇指之间的软肉中去，还算幸运。卡尔往矮子的伤口上倒了点酒，他才苏醒过来。“截掉了？”当他看到自己的手放在卡尔的手上时，他惊恐地问道。

“瞎说，手臂还在。”

当卡尔在他眼前摇动那条手臂时，那人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血液中毒，是吗？”他问道。

“没有。但是机器会被你的血染锈。我们将用酒精洗你的爪子，再涂上碘酒，把它包扎好。”

“碘酒。不疼吗？”

“疼一秒钟。仿佛你的手喝一杯烈酒一样。”

那矮个子男人挣脱自己的手。“酒我宁可自己喝。”

他拿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裹着爪子，伸手去拿酒瓶。卡尔咧开嘴笑了。然后他朝四周看看，变得不安起来。“那胖子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或许他溜走了。”有人说道，因自己的诙谐笑得打了个嗝。

门打开了。胖子出现了，他身子顺着水平方向向前倾，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跟在他后面的是穿着和服式橙红晨衣的贝克曼女士。她把他的两只臂膀向后扳得高高的，并把他推进工场。她使劲一推就松了手。那胖子向前跌跌冲冲摔到女鞋部里去。贝克曼女士做了个动作，仿佛她在掸去她两只手上的尘土。她走了出去。卡尔·布里尔一个箭步窜上去。他把胖子拖了起来。“我的手臂！”这个遭到拒绝的追求者啜泣着，“她把我的手臂扳得脱了臼！还有我的肚皮！哎呀，我的肚皮！那是什么打法啊！”

他无须对我们作任何解释。卡尔·布里尔是冬泳运动员和一级体操运动员，而贝克曼女士是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她曾两次把他的一只手臂弄成骨折，更不用说她手拿一只花瓶或一根捅火棒所造成的后果了。不到半年前，有两个在夜间闯入工场偷盗的家伙被她抓住。后来这两个人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有一个人的头颅遭到一只铁制脚模型一击至今尚未治愈，同时，这一击使他丢了一只耳朵。从此以后，他说起话来便语无伦次。

卡尔把胖子拖到灯光下。他气得脸色发白，但是他已经不能再动手了——胖子已经被打瘫了。那情形恰如他想揍一个得了严重伤寒的病人一样。这胖子想用来犯罪的器官想必是遭到可怕的一击。他无法行走。卡尔不能一下子把他扔出去。我们就把他撂到后面的一堆皮革废料上。

“在卡尔这里，总是无拘无束，心情舒畅。”有个人说，他端着啤酒想给钢琴当饮料。

我穿过大马路走回家。我的头像在游水时一样，我喝得太多了，但是我也愿意喝这么多。雾在商店橱窗里尚亮着的零星灯光里飘动，在罩有灯罩的灯光周围编织着金色面纱。在一家肉铺的橱窗里，一株阿尔卑斯山杜鹃花正在一只杀好的小猪旁边怒放，小猪苍白的嘴衔着一只柠檬。周围香肠摆成一圈，令人感到舒适。这是美感与意图和谐地结合成一体的一幅欢乐的画面。我在橱窗前面站了好久，然后继续迈着步子。

在漆黑的院子里，我在雾中看到一个黑影。那是老克诺普夫，他又站在黑色方尖碑前面。我使尽力气朝他奔过去，他身子摇晃一阵，双臂抱住方尖碑，仿佛他想爬上去。“很抱歉，我把您撞了，”我说道，“但是为什么您也站在这儿？您究竟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解手？或者，如果您是个露天杂技演员，为什么不到街角去？”

克诺普夫松开方尖碑。“真该死，尿撒到裤子里了。”他嘟囔着。

“这对您毫无关系。现在我不反对您把没撒出来的尿撒在这里。”

“太晚了。”

克诺普夫踉踉跄跄朝他家门口走去。我走上楼梯，决定明天拿我在卡尔·布里尔那里赢来的钱买一束鲜花送给伊莎贝尔。虽然这么做一般说来只会给我带来不幸，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许久，我还伫立在窗前，仰望夜空，随后有些难为情地、声音极低地念着那些我很愿意告诉某人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除了或许给伊莎贝尔以外，不是给任何人听的——然而伊莎贝尔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但是谁又知道别人是什么呢？

13

掮客奥斯卡·富克斯，绰号叫泪人奥斯卡，坐在办公室里。“富克斯先生，有什么事？”我问道，“村上流行性感冒怎样？”

“不要紧的。农民吃得饱饱的。城里就不同。我了解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有两笔生意接近成交。一块红花岗岩，单面磨光，是峁形石碑，有两个刻着浮雕的基座，一米五高，二百二十万马克；一块小的，一米一高，一百三十万马克。价格很可观。如果您能少要十万，这两笔生意就给您做。我的佣金是百分之二十。”

“十五。”我脱口回答。

“二十，”泪人奥斯卡说，“我在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也可以拿到十五。那何苦还来通风报信呢？”

他在撒谎。他给霍尔曼和克洛茨当掮客，他们付给他百分之十和附加开支。附加开支他反正拿得到，这样他为我们介绍一笔生意，就可多得百分之十佣金。

“付现款吗？”

“这个您必须自己看着办。这些人境况优裕。”

“富克斯先生，”我说道，“为什么您不干脆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的钱比霍尔曼和克洛茨多，我们也需要一位第一流的掮客。”

富克斯眨眨眼睛。“我觉得这样更有趣。我是个感情用事的人。如果我生老霍尔曼的气，作为报复，我就把一笔生意介绍给您。但若是我完全为您干活，我可能会对您生气的。”

“说得有点道理。”我说道。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我可能把您出卖给霍尔曼和克洛茨的。做墓碑的掮客很无聊，必须搞得活跃些。”

“无聊？对于您吗？您不是每次都做了精彩的表演吗？”

富克斯在扮演《老海德堡》中的卡尔·海因茨以后，他就像市剧院里的加斯东·门希那样微笑。“我尽自己能力去做。”他非常谦虚地说。

“据说您的进展很了不起。不用辅助材料。纯粹靠直感。对吗？”

奥斯卡过去在走进办丧事人家的房子以前要用生洋葱片刺激眼睛，现在他宣称能像大演员那样随意地流出泪水。这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样他就无须像使用洋葱技巧时那样哭着走进屋里，如遇生意迟迟未成交，眼泪就干了，因为只要死者亲属在场，他就不能继续使用洋葱；相反，他现在可以眼睛干着进屋，而且在谈到死者时自然而然地淌出眼泪，这样当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好比是真珍珠和人工珍珠之间的区别。奥斯卡声称他自己可以做得那样使人信服，以至死者亲属反而常常对他进行安慰和劝说。

格奥尔格·克罗尔从他的小房间里出来。一支褪色的哈瓦那牌雪茄在他鼻子下冒着烟雾，他现在洋洋自得。他直截了当地对准目标。“富克斯先生，”他说，“您一听到命令就可以哭起来，是真的？还是我们的竞争者卑鄙的吓唬人的宣传？”

奥斯卡没有回答，他凝视着格奥尔格。“怎么？”格奥尔格问道，“怎样了？您觉得不舒服？”

“稍等片刻！我首先得控制一下情绪。”奥斯卡闭起眼睛。当他再张开眼皮时，眼睛已经有点润湿了。他继续凝视格奥尔格。过了一会儿，他的蓝色眼睛里果然噙着泪珠。再过一分钟，这些泪珠就滚到脸颊上。奥斯卡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擦着。“怎样？”他问道，掏出怀表，“差不多两分钟，有时如果屋里有具尸体，我在一分钟内即可完成。”

“了不起！”

格奥尔格斟了一杯招待顾客的白兰地。“您应该去当演员，富克斯先生。”

“这一点我也已经想过，但是要求流眼泪的男性角色太少。当然奥赛罗算一个，但是除了他——”

“您是怎样做的？一手绝招？”

“想象力，”富克斯简单地回答，“高度形象化的想象力。”

“那么您现在究竟想象到什么呢？”

奥斯卡把他那杯酒喝干。“坦率地说，是您，克罗尔先生。我想象您的两条腿和两只手臂被打得粉碎，一群老鼠在慢慢啃您的脸，而您依然活着，因为手臂折断了而无法抵御这些咬人的老鼠。请您原谅，但是这样迅速的想象，我需要一幅非常强烈的图像。”

格奥尔格用手摸摸自己的脸。它还在那里。“您为霍尔曼和克洛茨干活时，您也想象他们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我问道。

富克斯摇摇头。“在他们那里，我想象他们必将荣华富贵，长命百岁，直到在睡眠中心力衰竭而毫无痛苦地死去，然后我泪水汪汪，但只是出于愤怒。”

格奥尔格付给他最后这两次通风报信的佣金。“最近我还增加了一种人为的打嗝，”奥斯卡说道，“非常起作用。它加速生意成交。人家觉得自己欠下人情，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同情心带来的后果。”

“富克斯先生，您到我们这儿来！”我感情冲动起来说，“您应该到有艺术指导的企业里来，不该到骗钱的光头那里去。”

泪人奥斯卡善意地微微一笑，摇摇头告辞。“我现在不能。没有一点通风报信，我除了是个好哭的胆小鬼，就什么也不是。通风报信使我保持平衡。你们懂吗？”

“我们懂，”格奥尔格说，“我们感到惋惜。但是我们尊重人的个性胜过一切。”

我把需要峁形墓碑的那几家住址抄在一张纸上，把它交给海因里希·克罗尔，他正在院子里给自己的自行车轮胎打气。他轻蔑地看看纸条。对于他这老尼伯龙根来说，奥斯卡是个卑鄙的无赖，虽然他这老尼伯龙根并不是不想靠他来发财。“过去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手段，”他说，“幸好家父没有看到。”

“令尊若在地下有灵，知道我听到有关这位墓碑行业开路先锋的一切以后，必定会喜出望外，用这一绝招来捉弄他的竞争者，”我回答，“他具有战士的性格，不像您待在荣誉的战场上，而是待在无情的商务生活的战壕里。顺便问一下，您四月份卖出去的那座各面磨光的十字架墓碑，它的余款很快可以拿到吗？是不是还差二十万？您知道这二十万现在有什么用？还买不到一个基座呢！”

海因里希嘀咕着，把纸条放进口袋。我走回来，对于已经把他的气焰打掉了一些感到满意。上次下雨时折断的那段下水管，正放在屋前。修理工人刚刚才修好，他们把折断的那一段换上新的。“旧管子如何处理？”工人师傅问道，“你们可能也用不着。我们可以把它拿走吗？”

“好的。”格奥尔格说。

这管子竖着靠在克诺普夫露天小便的地点——方尖碑上。它有几米长，末端弯成直角。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请您把它放在这儿，”我说道，“我们还用得着。”

“做什么用？”格奥尔格问道。

“今晚有用。你将会看到的。肯定是一场很有趣的好戏。”

海因里希·克罗尔骑着自行车走了。格奥尔格和我站在门口，喝了杯克罗尔太太从厨房窗子里递出来给我们的啤酒。啤酒很热。木匠维尔克悄悄走过。他带着几瓶酒，打算在一口用刨花垫得软软的棺材里睡他的午觉。蝴蝶在十字架墓碑周围戏耍。克诺普夫家的花猫怀孕了。“美元的牌价怎样？”我问道，“你打过电话吗？”

“比今天上午高一万五千马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里森费尔德的期票我们用一小块峁形墓碑的钱就可以支付。”

“好极了。可惜我们一点也留不下。它把人的一点必要的热情都带走了，不是吗？”

格奥尔格笑了。“也带走了做生意的严肃认真。当然海因里希除外。今晚你做什么？”

“我到山上去，找韦尼克。那里的人至少一点也不知道做生意的严肃和可笑。在山上只牵涉生存。总是涉及整个存在、完完全全的存在、生活，除了生活一无所有。往下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我们为这些小东西毫无意义地做着肮脏的交易，是要叫人发疯的。”

“妙哉！”格奥尔格回答，“为了这一派胡言乱语，再请你喝杯冰镇啤酒。”他拿起我们的酒杯，把它递进厨房的窗洞里。“夫人，请再来一杯啤酒。”

克罗尔太太伸出她那白发苍苍的脑袋。“你们要不要加点五香鲱鱼卷和一条黄瓜？”

“当然啰！再来块面包。为各式各样悲天悯人的情感吃顿小小的早餐，”格奥尔格回答，并且把我的酒杯递给我，“你也有点悲天悯人吗？”

“像我这样年龄安分守己的人，总是有悲天悯人情感的，”我坚定地回答，“这是青年人的权利。”

“我想，你的青春已经在军队里被窃走了，是吗？”

“是的。我一再寻找它，但是没有找到。因此我有加倍的悲天悯人的情感。正如一只截掉的脚会加倍疼痛一样。”

啤酒冰冷透凉。太阳在我们头顶上像火一样燃烧，突然，抛开一切厌世的情感，另一个可以逼视生命那金绿色眼睛的瞬间出现了。我虔诚地把啤酒喝干。我的所有血管突然似乎洗了一次日光浴。“我们一再忘记，我们居住在这星球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我说道，“因此我们完全错误地理解了世界，以为人会永远活着。你已经发觉了吗？”

“发觉了又怎样！这是人类的基本错误。本来完全有理智的人就以这种方式把几百万美元奉送给令人可怕的亲戚，而不是自己把它们花光。”

“妙！若是你知道明天你一定会死去，你将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好，一天的时间或许太短了。要是你知道，你将于一周后死去，你将怎么办？”

“还是不知道。”

“你肯定会知道一点的！假如你有一个月时间，那会是怎样啊？”

“我或许还会像现在一样继续活下去，”格奥尔格说道，“不然我整个月都可能会痛苦地感到，我错误地度过了我的一生。”

“你可能还有一个月时间来改正。”

格奥尔格摇摇头。“我可能还有一个月时间来悔恨。”

“你可能把我们的店铺卖给霍尔曼和克洛茨，到柏林去，同演员、艺术家和漂亮的妓女过一个月极为惊险的生活。”

“这些钱可能还不够花上一星期呢！而所谓女士，无非只是酒吧间的女郎。此外我宁可读点这方面的东西。幻想从来不使人失望。可是你怎样？若是你知道你在四周后会死去，你将怎么办？”

“我？”我狼狈地说。

“是的，你。”

我环视周围。那里有花园，一片葱绿，天气炎热，呈现盛夏时的各种颜色；那里燕子在飞翔；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蓝天；楼上老克诺普夫从窗里惊奇地呆看，他刚才从醉酒状态中醒来，穿着背带裤和方格子衬衫向我们走下来。“我必须考虑一下，”我说道，“我一下子说不上来。太多了。我现在只感觉到，假如我知道我可能会觉得厌烦，我就会爆炸。”

“别考虑得太多，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把你送到韦尼克那里去了。当然不是送你去弹管风琴。”

“确实是，”我说，“真的，确实如此！假如我们可以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疯的。”

“再要一杯啤酒吗？”克罗尔太太从厨房窗户里问道，“还有糖煮草莓，新鲜的。”

“得救了！”我说，“您刚才救了我，慈善的太太。刚才我像一支箭飞向太阳和韦尼克。谢天谢地，一切都还在！什么东西也没烧毁！甜蜜的生命依然同蝴蝶和苍蝇在我们周围嬉戏，它没有化成灰烬，它还在，它依然有自己的一切规律，还有我们给它安上的那些，如同给一匹纯种马套上马具一样！尽管如此，喝啤酒还是不要配糖煮草莓，请原谅！但是请来一块滑软的哈茨乳酪。早上好，克诺普夫先生！多好的天啊！您对生命有何高见？”

克诺普夫盯住我。他的脸呈灰色，他的下眼皮像口袋一样垂挂着。过了一会儿，他恼火地用手示意拒绝，把窗子关上。“你不是还想从他那里要点什么吗？”格奥尔格问道。

“是的，但是在今天晚上。”

我们走进爱德华·克诺布洛赫的饭店。“你瞧，”我说着就站住了，仿佛我撞到一棵树上，“生命看上去似乎也在戏弄人！我早该预料到！”

在葡萄酒供应部，格尔达正坐在一张餐桌旁，桌上放着一束卷丹花。她一个人坐着，正在切一块鹿背肉，这块肉几乎和桌子一样大。“你对这有什么可说的？”我问格奥尔格，“这里有没有背叛的味道？”

“有什么可背叛吗？”格奥尔格反问道。

“没有。可是，背信弃义怎么样？”

“有什么信义可背弃吗？”

“别说了，苏格拉底！”我回答，“你没看到爱德华的粗爪子在这儿捣鬼吗？”

“这个我已经看到了。但是谁背叛了你，爱德华还是格尔达？”

“格尔达！除了她还有谁呢？这种事从来和那男人毫不相干。”

“同那女人也不相干。”

“究竟同谁呢？”

“你。还有谁呢？”

“好的，”我说道，“你说得多轻松。你不会被人欺骗。你自己在欺骗。”

格奥尔格沾沾自喜地点点头。“爱情是感情上的事，”格奥尔格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不是道德上的事。感情没有什么背叛可言。它增加、消失或变换——哪里有背叛？它不是契约。你有没有对格尔达诉说你曾为埃尔娜痛苦？”

“只有在开始时有过。我和埃尔娜在红磨坊夜总会闹翻时，格尔达就在场。”

“那么你现在不要哀叹。要么放弃，要么行动起来。”

我们旁边的一张餐桌空了出来。我们坐了下去。服务员弗赖丹克收拾桌上的餐具。“克诺布洛赫先生在哪里？”我问道。

弗赖丹克环视四周。“我不知道，他这段时间都在陪着那边那位坐在桌子旁的女士。”

“很简单，不是吗？”我对格奥尔格说，“我们到此为止吧。我自然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牺牲品。已经第二次了。起先是埃尔娜，现在是格尔达。我命中注定要戴绿帽子吗？你没发生过这种事。”

“斗争！”格奥尔格回答，“还没有失去什么。到格尔达那边去！”

“我用什么去斗？用墓碑吗？爱德华给她鹿背的肉，献给她诗歌。她对诗歌是辨别不出好坏的，可惜在饮食方面却能辨别。我这个笨蛋只好自作自受！我把她带到这里来，唤起她的食欲。确实如此！”

“那么就放弃，”格奥尔格说道，“干吗斗呢？反正不能为感情而斗争的。”

“不行吗？那么你在一分钟前为什么还劝我要行动呢？”

“因为今天是星期二。爱德华来了，他穿着星期日的大礼服，纽扣眼里别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你完了。”

爱德华看到我们愣住了。他朝格尔达瞟了一眼，然后带着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向我们问好。

“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说道，“我们亲爱的陆军元帅曾经说过，忠诚是荣誉的精髓，不对吗？”

“这要视情况而定，”爱德华谨慎地回答，“今天有柯尼斯堡土豆酱汁肉丸子。是道名菜。”

“一个士兵可以从背后袭击他的伙伴吗？”格奥尔格无动于衷地继续问道，“兄弟可以对兄弟、诗人可以对诗人进行这样的袭击吗？”

“诗人不断相互攻击。他们是靠这生活的。”

“他们是靠公开斗争，不是靠用匕首捅肚子生活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爱德华得意扬扬地笑着。“胜利是属于胜利者的，我亲爱的路德维希，用尽一切办法。你们用不值分文的餐券来用餐，我痛哭过吗？”

“是的，”我说，“说得多好！”

就在这时，爱德华被人推到旁边。“孩子们，你们来了，”格尔达热情地说，“我们一起吃吧！我曾盼望你们会来！”

“你坐在葡萄酒供应部里，”我带刺地回答，“我们喝啤酒。”

“我宁可喝啤酒。我坐到你们这里来。”

“你允许吗，爱德华？”我问道，“用尽一切办法？”

“什么事要爱德华允许呢？”格尔达问道，“我和他的朋友们一道用餐，他只会高兴的。爱德华，是吗？”

这条毒蛇已经叫他的名字了。爱德华结结巴巴地说：“当然啰，一点也不反对，理所当然的，是高兴。”

他露出一副动人的模样：脸色绯红，愤怒而又勉强地微笑着。“你别着一朵美丽的含苞待放的玫瑰，”我说道，“你是不是要结婚？或者纯粹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喜悦？”

“爱德华对于美有非常细腻的感情。”格尔达回答。

“这一点他是有的，”我证实道，“你吃过普普通通的中饭吗？吃过用随便哪种毫无味道的德国酱汁调味的、一点也引不起食欲的柯尼斯堡肉丸吗？”

格尔达笑了。“爱德华，显示一下你是个对女人献殷勤的人吧！让我来请你的两位朋友就餐！他们经常说你非常吝啬。让我们向他们证明一下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有——”

“柯尼斯堡肉丸，”爱德华截住她的话说，“好的，我们就请他们吃肉丸。我再额外加个好的。”

“鹿背肉。”格尔达说。

爱德华像一部损坏了的蒸汽机。“他们不是朋友。”他声明说。

“什么？”

“我们都是知交，像瓦伦丁一样，”我说道，“你还记得我们在诗人俱乐部里最后一次谈话吗？要不要我大声复述出来？你现在用哪一种诗体作诗？”

“你们谈过什么？”格尔达问道。

“什么也没谈，”爱德华迅速回答，“这两个人从来不说一句真话！他们都是爱开玩笑的人，改不了的爱开玩笑的人！他们对生活的严肃一无所知。”

“我想知道，除了埋尸人和做棺材的木匠以外，有谁比我们更知道生活的严肃。”我说道。

“你们啊！你们只知道一些死亡的可笑，”格尔达突然出其不意地说，“因此你们一点也不理解生活的严肃。”

我们异常惊奇地盯住她看。说话的语气明明白白是爱德华的风格！我觉得自己是在失地上进行斗争，但是我还不肯就此罢休。

“你从谁那里知道的？”我问道，“你这个阴暗的忧郁池塘上的西比勒！”

格尔达笑了。“对于你们来说，生命总是很快到达墓碑那里。对于别人来说，它不会那么快的。例如爱德华就是只夜莺！”

爱德华肥胖的脸颊流露出快乐的表情。“鹿背怎么样了？”格尔达问他。

“那么，好吧，还有什么理由说不呢？”

爱德华走开了。我看着格尔达。“妙极了！”我说，“干得真棒。我们应该怎样评价？”

“别摆出一副丈夫的模样。”她回答。

“你只需为自己的生活而高兴，完了。”

“什么是生活？”

“就是刚才发生的事。”

“妙极了！”格奥尔格说，“衷心感谢你的邀请。我们确实非常喜欢爱德华，只是他不理解我们。”

“你也喜欢他？”我问格尔达。

她笑了。“他多么幼稚，”她对格奥尔格说，“您可不可以给他开导一下，让他明白，并不是一切都是他的财产，尤其是当他自己为此什么也不做时。”

“我将不断设法开导他，”格奥尔格回答，“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障碍，他称它们是理想。如果他一旦发觉，那是美化了的自私自利，他自己会改正的。”

“什么是美化了的自私自利？”

“青年人的妄自尊大。”

格尔达笑得餐桌都在颤动。“我不是不喜欢这样，”她解释，“但是不换换花样，它就不会持久的。事实总归是事实。”

我留神别去问这究竟是否属实。格尔达坐在那里，诚实而坚定，手握刀子，等待着第二份鹿背。她的脸比以前更圆，她在爱德华这里就餐后已经胖了不少。她的目光对着我，一点也不尴尬。为什么她也应该？难道我真的对她有什么权利吗？此刻是谁欺骗谁？“真的，”我说道，“我身上沾满了自私自利的返祖现象，犹如一块岩石长满青苔。Mea culpa！”

“对了，宝贝，”格尔达回答，“享用你的生命吧，必要时要好好想想。”

“什么时候必要呢？”

“当你必须赚钱或想前进时。”

“妙极了。”格奥尔格又说。这时端来鹿背，谈话中止了。爱德华监视着我们，犹如母鸡看管小鸡。他还是第一次恩赐给我们一顿饭吃。他那微笑的样子从未有过，我被弄得莫名其妙。这种微笑充满着对肥胖的优越感，偶尔他也偷偷地把它传送给格尔达，如同一个犯人在监牢里把秘密书信塞给某人。但是格尔达微笑的样子依然如故，完全是开朗的，每当爱德华移开视线时，她就像圣餐仪式上的小孩那样清白无邪地向我粲然一笑。她比我年轻，但是我觉得她至少比我多四十年的阅历。“吃吧，乖乖。”她说。

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和强烈的疑惑吃起来，突然觉得烤鹿肉这道头等名菜淡而无味。“还要一小块吗？”爱德华问我，“还是来点越橘酱汁？”

我盯住他看。我觉得，这好比是我以前的负责管理新兵的军士在建议我吻他。格奥尔格也是心神不安。我知道，他过后会说，爱德华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地慷慨，证明了格尔达已经同他睡过觉，但是这回我知道得更清楚。只要她还能吃鹿背肉，她就是尚未做过那种事。一旦他把她搞到手了，她只能吃柯尼斯堡肉丸拌德国酱汁了。我用不着操心，格尔达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我决定在餐后同她一起离开。信任固然是信任，但是爱德华酒吧间里各式各样的利口酒太多了。

夜幕伴随星星静悄悄地悬挂在城市上空。我蹲在我房间的窗口等着克诺普夫，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下水管。它正好伸进窗子里，从那里跨越过大门口一直伸到克诺普夫的房屋旁。在那里，那短短的一段形成一个直角形的弯度通到院子里。但是从院子里看不到管子。

我在等候，看着报纸。每美元又继续上涨了一万马克。昨天只有一起自杀案件，但是为此发生两起罢工。公职人员经过长时间谈判以后终于提高了工资，所提工资在这期间已经贬值，现在他们在这一星期里拿这些钱几乎买不到一升牛奶了。下星期或许只可以买到一盒火柴了。失业的人数继续增加十五万。整个帝国更加动荡不安。有人鼓吹利用厨房余渣的新烹调法。流行性感冒继续蔓延。关于提高老人和残疾者的保险金问题已经提交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人们盼望在几个月后可以有个报告。领取养老金的人和残疾人在这期间试图通过行乞或亲友接济免遭饿死。

外面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小心翼翼地从窗里向外窥视。那不是克诺普夫，那是一对情人，他们在踮着脚悄悄地穿过院子走进花园。现在正是谈情说爱的旺季，情人们的困难比以往要大得多。维尔克说得对：他们去什么地方可以免受干扰呢？假如他们企图躲进他们带家具的房间里去，那么房东太太早已埋伏以待，打着道德和妒忌的名义像个持剑的天使把他们驱赶出去；在公共场所和花园里，他们会遭到警察的训斥和逮捕；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他们又没钱——究竟他们可以到哪里去呢？在我们院子里，他们不受干扰。大一些的纪念碑可以提供他们藏身之处，免受其他一对对情人的干扰。他们不会被人发现，他们可以靠着纪念碑，在纪念碑阴影里喁喁私语，互相拥抱，而大型十字架墓碑始终是为那些在潮湿天气里狂热的情人预备的，如果他们不可能在地上躺着休息的话。姑娘们紧抓着它们，受到追求者的逼迫，雨水打在她们灼热的脸庞上，雾在飘，她们的呼吸断断续续在飞扬，而她们的头发被情人们抓住，头就像正在嘶叫的马那样朝上挣脱。我最近才挂上去的牌子一点也不起作用。要是一个人的整个身子都陷进火海，他还会去想他的脚趾吗？

突然间我听到克诺普夫的脚步声在巷里响起。我看看表，现在是两点半，这个训练过许多代不幸新兵的教官，必定是喝得酩酊大醉。我关上灯。克诺普夫目标明确地立即朝那座黑色方尖碑走去。我拿着伸到我窗户里来的下水管这一端，我的嘴紧贴着管口，叫了声：“克诺普夫！”管子的另一端，即在这位上士的背后，响起沉闷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克诺普夫环视四周，他不知道这声音从何而来。“克诺普夫！”我又喊了一声，“猪猡！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把你创造出来，是为了你可以酗酒和往墓碑上撒尿吗？你这猪猡！”

克诺普夫又巡视四周。“什么？”他口齿不清地说着，“是谁啊？”

“狗东西！”我叫了一声，这声音像是幽灵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你还提什么问题？你想对上级提问？现在我在对你说话，立正！”

克诺普夫凝视着他的房子，这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屋子所有窗户都是黑洞洞的，都已经关闭。门也紧闭起来。他没看到墙上的管子。“立正，你这个失职的恶棍上士！”我说，“我颁发给你肩章上的金银绦和一把长军刀，是为了让你玷污用于墓地的石碑吗？”我又更严厉地咝咝地用发布命令的语调喊道：“立正，你这不知羞耻的尿墓碑的家伙！”

命令产生了作用。克诺普夫笔直地站着，两只手贴在裤脚管侧缝上。月光映照在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克诺普夫，”我用幽灵的声音说道，“若是我再一次逮住你，你就得降为二等兵！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玷污了德国士兵和现役上士协会荣誉！”

克诺普夫静听着，头部稍许向一侧伸过去，像只患夜游症的狗。“皇帝吗？”他低声地说。

“扣上你的裤子，滚开！”我声音沉闷地轻轻答道，“你记住：下次胆敢胡作非为，就要降你的级，割除你的生殖器！把你阉割了！现在你走，你这个放肆的平民，前进，前进！”

克诺普夫昏昏沉沉地踉踉跄跄朝他屋门走去。紧接着那对情人像两只受惊的小鹿从花园里闯了出来，朝着街上奔去。这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

14

诗人俱乐部的成员在爱德华那里聚会，已经决定去逛妓院。奥托·巴姆布斯盼望通过这次活动为他的抒情诗增添点血液；汉斯·洪格尔曼想为他的《卡萨诺瓦》和一组叫作《恶魔女》的自由体诗征求改进意见，就连专写死亡书籍的诗人马蒂亚斯·格伦德也相信可以为一个偏执狂最后的神志昏迷捕获几个轻松的细节。“为什么你不一起走，爱德华？”我问道。

“没有必要，”他高傲地说，“我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真的？你都有了？”我知道他想制造什么假象，我也知道他在撒谎。

“他同他饭店里的所有女招待都睡过觉，”汉斯·洪格尔曼说道，“如果她们拒绝他就把她们解雇。他真是个民众之友。”

“女招待！你才会这么做！自由的节奏，自由的爱情！我不！在自己家里从来不！这是古老的格言。”

“同客人也不？”

“客人嘛——”爱德华举目眺望天空，“那自己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了，这是很自然的。例如贝尔-阿明公爵夫人。”

“例如什么事？”见他不往下说，我就问道。

爱德华装腔作势。“一个向女人献殷勤的人说话是谨慎的。”

洪格尔曼突然爆发一阵咳嗽。“好一个说话谨慎！她几岁了，八十？”

爱德华轻蔑地一笑，可是霎时间他的笑容如同一个扯去结扣的假面具一样立即从脸上掉了下来。瓦伦丁·布施走了进来。他虽然不是个文人，但是他决定一道参加。他想看到奥托·巴姆布斯失去他的童贞。“爱德华，你好吗？”他问道，“很好，你还活着，不是吗？否则你就不能享受同公爵夫人的那种乐趣了？”

“你从哪里得知那是真的？”我十分惊异地问道。

“我不过是在外面过道里听到的。你们说话的声音相当响。你们大概什么酒都喝过了吧。无论如何，我从心底里为爱德华有个公爵夫人而高兴。我很荣幸，我是个救过他的人。”

“那已经是战前很久的事了。”爱德华急忙解释说。他已经嗅到，他的葡萄酒窖将再一次遭受浩劫。

“好，好，”瓦伦丁让步说，“战后你必定也忠于自己的行当，经历了风流韵事。”

“在这种年代？”

“正是在这种年代！一个人在绝望时，就更容易接受冒险行动。而公爵夫人、公主和伯爵夫人恰恰在这种年代非常绝望。通货膨胀，共和国，没有皇室的军队，这些足以撕裂一颗贵族的心！来瓶好酒，爱德华，怎么样？”

“我现在没时间，”爱德华沉住气回答，“很抱歉，瓦伦丁，今天确实不行。我们俱乐部的人要去郊游。”

“你究竟要不要一道去？”我问道。

“当然啰！我是司库！必须去！我以前没想到！职责就是职责！”

我笑了。瓦伦丁对我眨眨眼，没说他也要去。爱德华笑了笑，因为他相信，一瓶酒已经省了下来。一切都是在非常和谐中进行的。

我们出发了。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们朝铁路街十二号走去。这城市有两家妓院，但是铁路街的一家较雅致。它坐落在城外，是一幢矮小的房子，周围白杨树环抱。我对它很熟悉，我在那里度过我一部分少年时代，却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每天下午不上课时，我们通常就在城郊的小河和池塘里捕捉水蜥和鱼，在草地上抓蝴蝶和甲虫。有一天天气炎热异常，我们寻找饭店想喝点果汁汽水，无意之中来到铁路街十二号。楼下大餐厅看上去也和其他餐厅一样。餐厅里很凉爽，当我们要塞尔兹苏打水时，有人就送到我们面前。过了一会儿，几个穿着晨服和花衣服的妇女走了过来。她们问我们干什么，上几年级。我们付了苏打水的钱。第二天天气依然挺热，我们又来了，而且把我们在小河旁露天里温习的书本也带了来。那些友好的妇女又在那儿，并且像母亲一样地关心我们。我们觉得那里凉爽宜人，因为下午除了我们没有别人来，我们就坐着做起了作业。妇女们的眼睛越过我们肩膀看着我们，给我们辅导，仿佛她们就是我们的老师。她们留心我们做书面作业，检查我们的成绩，她们听我们背课文，若是我们表现好，就给我们巧克力，若是我们懒惰，她们偶尔也不轻不重打我们一记耳光。我们在那里什么也不想，当时我们还处在幸福的年纪，女人对于我们是毫无意义的。不久以后，那些散发紫罗兰和玫瑰香味的女士，在我们这里占据了母亲兼教师的职位，她们呕心沥血，只要我们出现在门里，几个穿着丝绸衣服和漆皮皮鞋的女神就热情地询问我们：“地理课课堂作业怎样？好还是差？”我的母亲当时经常住在医院里，因此我的一部分教育是在韦尔登布吕克的妓院里接受的，我只能说，这种教育比起我在家里所受的教育还要严格。我们有两个夏天到这里来，后来我们开始游历，时间少了，而我家又搬到城市的另一个地区。

后来我在战时还到过铁路街一次。那是在我们奔赴战场之前的一个白天去的。我们当时才满十八岁，有几个还不满十八岁，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还没有跟女人有过什么关系。我们不甘愿在对这种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被人打死，因此我们五个人来到我们早年所熟悉的铁路街。那里非常繁忙，我们要了烈酒和啤酒。我们喝酒壮胆，等到有了足够胆量，我们就想试试我们的运气。我们中间胆子最大的维利开了头。他拦住在场妓女中最有魅力的弗里齐。“宝贝，怎么样？”

“当然啰，”弗里齐在一片喧闹声和烟雾中回答，没有仔细看他，“你有钱吗？”

“够多的了。”维利拿出他的饷金和他母亲给他的钱，这是用来请人做弥撒的，祝福他战争中走运。

“好，就这样，祖国万岁！”弗里齐心不在焉地说，朝着啤酒柜台的方向看看，“到楼上去！”

维利站起来，脱下帽子。弗里齐愣住了，她盯住他火红的头发。它的光亮度是独一无二的，她当然认得，甚至在隔了七年之后，还立即认了出来。“等一会儿，”她说，“您不是叫维利吗？”

“一点没错！”维利容光焕发地说。

“你不是还在这里做过作业吗？”

“对了！”

“原来如此，你现在想和我一道到房里去？”

“当然啰！我们早就相识了。”

维利整个脸部都在狞笑。转眼间他挨了一记耳光。“你这只小猪猡！”弗里齐说，“你想同我睡觉？放肆到了极点！”

“为什么？”维利结结巴巴地说，“这里其他所有人——”

“其他所有人！其他人和我有什么相干？其他人我也考问过教义问答手册吗？我给他们写过作文吗？我为他们不致受凉操过心吗？你这该死的野孩子！”

“但是现在我已经十七岁半——”

“住嘴！你这畜牲，这跟强奸你母亲有什么两样！滚出去，你这乳臭未干的野小子！”

“他明天就要去打仗，”我说，“您就没有爱国主义感情吗？”她留心瞅着我。

“你不就是那个放走蝮蛇的家伙吗？我们在找到这些毒蛇以前，不得不把妓院关闭三天！”

“我没把它们放跑，”我为自己辩护，“它们是从我这里逃走的。”我还来不及再说下去，同样挨了一记耳光。“捣蛋鬼！你们滚出去！”

吵闹声把鸨母引了过来。愤怒的弗里齐把这件事讲给她听。她也立即认出维利。“红毛人！”她气喘吁吁地说。她的体重有二百四十磅，笑起来像一座肉冻的山在地震中颤抖。

“你，你不是叫作路德维希吗？”

“是的，”维利说，“但是我们现在是士兵，我们有权跟女人睡觉。”

“原来如此，你们有权利！”鸨母的身子再次抖起来，“弗里齐，你可知道，他害怕人家告诉他父亲说他在上宗教课时扔一颗恶臭炸弹吗？现在他有权利跟女人睡觉！哈哈哈！”

弗里齐没有察觉到事情的幽默之处。她感到受了污辱，怒不可遏。“仿佛我自己的儿子。”

鸨母必须两个人扶着才能站直身子。她泪流满面。她嘴角粘着唾液泡沫，两手捧着咕噜咕噜直叫的肚皮。“果汁汽水，”她费劲地说出来，“车叶草汽水！这不是过去——”她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最喜欢的饮料吗？”

“现在我们喝烈酒和啤酒，”我回答，“每个人都会长大成人的。”

“成人！”鸨母的窒息再次发作，她养的两只猛犬一个劲地狂吠，它们以为她会受到攻击。我们小心翼翼地退出来。“滚，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猪猡！”弗里齐毫不退让地叫道。

“好，”维利在门口说，“那我们就到罗尔街去。”

我们穿着制服，带着我们的杀人武器，挨了耳光后站在外面。但是我们没有到罗尔街即市里的第二家妓院去。到那里去有两个多钟头路程，要横穿过整个韦尔登布吕克，我们宁可不去那里，而是去刮刮胡子。这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的头一次，由于我们从未与女人睡过觉，我们觉得两者的区别并不像后来那么显著，尤其是因为理发师也污辱我们，介绍我们拿橡皮来擦胡子。后来我们遇见其他熟人，我们很快喝了个够，忘记了一切。我们这些童男就这样奔赴战场，我们当中有十七个人阵亡，他们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维利和我是在佛兰德-豪特豪尔斯特一家酒店里失去童贞的。维利因而得了一种淋病，进了野战医院，并因此逃过佛兰德战役。那十七个童男就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我们当时已经看到，道德好不一定有好报。

我们在温煦的夏夜中漫步。奥托·巴姆布斯寸步不离我这个唯一承认到过妓院的人。其他人也到过妓院，但装成清白的样子，唯一声称几乎每天光顾妓院的人，是剧作家和专著《亚当》的作者保尔·施内魏斯，他在撒谎，他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奥托的手在冒汗。他等待着快乐的女祭司、女酒徒和恶魔般的猛兽，担心自己的肝脏会被掏出来，或者至少被割去睾丸，装进爱德华的欧宝牌汽车里送回来。我安慰他。

“受伤的事在一周里最多发生一两次，奥托！随后她们就几乎没有什么危险了。前天有个客人被弗里齐扯掉耳朵，但是据我所知，耳朵可以重新缝上，或者用可以乱真的塑料耳朵来代替。”

“一只耳朵？”奥托站住了。

“当然也有不会撕扯的女士，”我回答，“但是那种女人你是不想结识的。你要的是标致的原始女人。”

“撕掉一只耳朵是个相当大的牺牲啊。”瘦高个奥托冒着汗说，他擦干自己夹鼻眼镜的镜片。

“写诗需要付出牺牲。你的耳朵被扯下来，将成为真正的一个热血沸腾的抒情诗人。来！”

“不错，可那是一只耳朵啊！这东西人家一眼就看到了！”

“坦率地说，”汉斯·洪格尔曼说，“假如我可以选择，我宁可被扯去一只耳朵，而不愿被割去睾丸。”

“什么？”奥托又站住了，“你们在开玩笑！根本没有这种事！”

“有过，”洪格尔曼说，“感情一冲动，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你放心，奥托，割除睾丸是要受法律制裁的。那女人为此至少得坐几个月牢房，而你就得以报仇了。”

“瞎说！”巴姆布斯结结巴巴地说，勉强微笑着，“你们尽跟我开愚蠢的玩笑！”

“我们为什么开玩笑？”我说，“那么做是卑鄙的。正因为这缘故，我把弗里齐介绍给你。她是个崇拜耳朵的人。如果她感情冲动，她就两手痉挛地紧紧抓住对方的耳朵。因此你别的任何部位都不会受到损害，这一点你可以绝对放心。她没有第三只手。”

“可是还有两只脚，”洪格尔曼说，“她们用脚有时也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她们指甲留得长长的，很锋利。”

“你们在骗人，”奥托痛苦地说，“别再胡说八道了。”

“你听着，”我回答，“我不希望你搞成残废。那样你在感情上赢了，但是在心灵上却大大地输了，而你的抒情诗将变得拙劣起来。我这里有个袖珍指甲锉，小巧灵便，是为整洁的、衣着入时的享乐者制造的。你把它放在口袋里。在事情开始前，把它藏于空手或者放在床褥里。如果你发觉将发生危险，轻轻地、毫无危险地刺一下弗里齐的屁股就够了。不要刺出血来。每个人挨了刺，甚至只是叫一只蚊虫咬一下，都会松开手去挠挠被刺的部位，这是世界的基本规律。这其间你就乘机溜走。”

我拿出一个红皮革制的小袋子，里面放着一把梳子和指甲锉。这些东西是背叛了我的埃尔娜赠送的。梳子是用假玳瑁壳做的。我把它拿出来时，沉积在我心里的余怒又再次升起。“你把梳子给我。”奥托说。

“你可不能用梳子去戳她，你这个清白的色鬼，”洪格尔曼说，“这不是在两性搏斗中使用的武器。它一碰到女酒鬼绷紧的肉就会折断。”

“我不是用它来戳人。我想事后拿它来梳理头发。”

洪格尔曼和我两人面面相觑。巴姆布斯似乎不再相信我们。“你身上有没有带几个急救包？”洪格尔曼问我。

“我们不需要。鸨母有个药物齐全的药箱。”

巴姆布斯又停了下来。“全都是瞎说！可是性病是怎么回事？”

“今天是星期六。所有女士今天下午都检查过。没有危险，奥托。”

“你们什么都知道，不是吗？”

“我们知道生活中必需的事物，”洪格尔曼回答，“通常这些事物是与学校和教育机关所教授的完全不同。因此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奥托。”

“我被教得太虔诚了，”巴姆布斯叹了口气，“我是怀着对地狱和梅毒的害怕心理长大起来的。怎样才能使抒情诗踏踏实实地取得进展呢？”

“你可以结婚。”

“这是我的第三种变态心理。害怕夫妻生活。我的母亲把我父亲搞垮了。完全是通过哭泣。这不奇怪吗？”

“不奇怪。”洪格尔曼和我异口同声地说，接着我们握握手。这意味着生命又过了七年。不论坏或好，生命就是生命，这只有当人们被迫拿它去冒险时，才会察觉到的。

我们走进那幢使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那儿白杨树环绕，挂着红色灯笼，窗台上天竺葵含苞待放，进去之前，我们喝了几口烈酒来增强一下自己的精力。我们带来一瓶烈酒，这瓶酒依次轮流传了下去。就连开着欧宝汽车先到这里等候我们的爱德华，也跟着喝了几口，他难得吃白食，所以此刻就享用起来。同样一种酒，我们现在喝的一杯成本大约一万马克，一秒钟以后在妓院里就得花四万，因此我们把这瓶酒带在身边。在我们跨进门槛以前，我们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以后我们就掌握在女士们的手里了。

奥托开始时非常失望。他盼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客间，而是一个东方舞台式样的房间，它用豹皮、摇曳的灯光布置起来，散发着浓烈的香水气味。虽然这些女士穿着轻盈，但是她们却更像是女佣之类的人。他低声问我这里是否有黑女人或黑白混血女人。我指着一个瘦高个子的黑发女人。“她是白人与黑人生的混血儿。她才从牢房里出来。她谋杀了亲夫。”

奥托对此表示怀疑。直到铁马进来，他才欢快起来。铁马是个动人的女士，她脚蹬系鞋带的高筒靴，身穿黑色衣服——驯狮人穿的一种制服，头戴一顶阿斯特拉罕皮帽，满口金牙。几代青年抒情诗人和编辑都在她身上进行过人生的测验，理事会决定她也来接待奥托。她或者弗里齐。我们坚持要她来时浓妆艳抹，她没辜负我们的期望。当我们介绍她与奥托认识时，她愣住了。她大概原来以为别人会把更富有朝气、更年轻的人送到她面前。巴姆布斯看上去像是纸做的，脸色苍白，身子瘦削，脸上生有疱疹，蓄着稀疏的小胡子，他已经二十六岁了。此外，他这时正在冒汗，如同一个腌过的白萝卜一样。铁马张开那张满口金牙的大嘴善意地笑笑，给了正在打战的巴姆布斯的腰部一下子。“来，拿瓶白兰地。”她平静地说。

“一瓶白兰地多少钱？”奥托问女侍。

“六万。”

“什么？”洪格尔曼吃了一惊问道，“四万，一芬尼也不多！”

“芬尼，”鸨母说，“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昨天是四万，宝贝。”铁马解释。

“今天早晨是四万。今天早晨我受委员会委托来过这儿。”

“什么委员会？”

“通过直接经验革新抒情诗的委员会。”

“宝贝，”铁马说，“那是在美元牌价公布以前。”

“是在十一点公布美元牌价以后。”

“是在下午牌价公布以前，”鸨母解释说，“你们别这么吝啬。”

“六万已经是按后天的牌价来计算了。”我说道。

“按照明天的。每个钟点你都向前靠近一点。你别激动！美元牌价像死神一样。你无法躲开它。你是不是叫路德维希？”

“我叫罗尔夫，”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路德维希战时一去不回。”

洪格尔曼突然预感到事情不妙。“那商定的价钱呢？”他问道，“现在怎样了？当时讲定二百万。包括脱衣服和后来的半小时谈话。这谈话对我们这个初次来的人相当重要。”

“三百万算是便宜的。”铁马冷淡地回答。

“伙伴们，我们被出卖了！”洪格尔曼高声喊道。

“你知道，一双几乎高到臀部的长筒靴子今天售价多少？”铁马问道。

“二百万，一生丁不多。如果连这儿的协定都不算数，那么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呢？”

“协定！牌价行情都像醉鬼那样摇摆不定，协定算什么呢？”

专写死亡作品的诗人马蒂亚斯·格伦德，其天性决定他一直沉默到现在，这时也站了起来。“这是第一家感染国家社会主义流行病的妓院，”他愤怒地说，“协定不过是废纸，不是吗？”

“协定加上钱，”铁马毫不动摇地说，“但是长筒靴还是长筒靴，黑色的漂亮衣服还是黑色的漂亮衣服。也就是说贵极了。为什么你们不为你们这个初来妓院的青年安排一个中等级别的？殡葬时也有用和不用羽饰的情形。二等对于那个人已经足够了。”

再反对下去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协商出现僵局。突然间，洪格尔曼发现，巴姆布斯不仅悄悄地把他自己的，而且也把铁马的白兰地喝光了。“我们输了，”他说，“那么这些华尔街贪得无厌的人要我们多少钱，我们只得乖乖支付了。你不该给我们闯祸啊，奥托！现在你走上生活，我们只好安排得马虎一些。不用羽饰，而用一匹铁铸的马。”

幸好维利这时进来。他出于好奇对奥托变为男子汉很感兴趣，他眼睛也没眨一下就付了这笔钱的差额。随后他给大家订了酒，宣告他的股票今天赚了二千五百万。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痛痛快快地喝个够。“你现在就走，男童，”他对奥托说，“成了男子汉再来！”奥托悄悄地走开。

我坐到弗里齐那里。往事已经忘却，自从她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以后，她不再把我们看成是半大孩子了。她儿子当过军士，是在停战前三天饮弹身亡的。我们谈到战前的年代。她告诉我，她儿子在莱比锡攻读过音乐。他想成为双簧管演奏家。那肥胖的鸨母在我们身旁打盹，膝盖上抱着一只狗。突然，楼上发出一声喊叫。接着是不停的喧闹声，随后穿着短裤头的奥托出现了，怒发冲冠的铁马在追赶，她拿着白铁皮做的脸盆朝他砸去。奥托跑起来体态优美，他夺门朝外奔去，我们三人把铁马拦住。“这该死的小人！”她喘着气说，“用刀子来刺我！”

“不是刀子。”我心中有数，说道。

“什么？”铁马转过身子，指着黑色衣服上的一个红点。

“不会流血的。那不过是一把指甲锉。”

“一把指甲锉？”铁马凝视着我，“这种情况我还没遇见过！我没刺他，这坏家伙倒刺了我！难道我会无缘无故穿上长筒靴？难道我会毫无目的地收藏鞭子？我想安分守己，想给他另外做个性方面轻松的试验，不过开玩笑地对他枯瘦的大腿轻轻打了一下，而这狡猾的眼镜蛇就用袖珍锉刀来算计我！真是个性虐待狂！我需要性虐待狂吗？我梦寐以求的难道是做个性受虐狂吗？简直是一种侮辱！”

我们用双份和兰芹酒来安慰她。然后我们望望巴姆布斯。他站在紫丁香花丛后面，正在抚摸着自己的脑袋。

“来吧，奥托，危险已经过去。”洪格尔曼喊道。

巴姆布斯不肯。他要我们把他的衣服扔出来。“没事了，”洪格尔曼说，“三百万就三百万！我们代你付过了。”

“你们把钱要回来！我不想挨揍！”

“对女人献殷勤的人是不要求一位女士还钱的。我们一定要使你变成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人，哪怕我们必须敲碎你的头颅。鞭子抽打是友好的表示。铁马是个性虐待狂。”

“什么？”

“一位严厉的女按摩师。我们忘了把这告诉你。但是你应该高高兴兴去体验这种事。这在小城市是千载难逢的！”

“我不愿意。把我的衣服扔给我。”

他在紫丁香花丛后穿好了衣服，我们好说歹说把他叫了进来。我们给他喝点酒，但是劝说不了他离开桌子。他坚持说那种兴致已经过去。洪格尔曼终于同铁马和鸨母订了个协议，巴姆布斯有权在一周内再来一趟，无须再补付什么钱。

我们继续喝酒。过了一些时候，我发觉奥托似乎不顾一切地动了情。他现在不时斜眼瞟瞟铁马，丝毫不管其他女士。维利叫人继续把和兰芹酒端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发觉爱德华失踪了。半小时以后他头上冒着汗再次出现，他声称自己刚才在散步。和兰芹酒逐渐产生了它的效力。

奥托·巴姆布斯突然拿出纸和铅笔，偷偷地记笔记。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着他。“母老虎”，标题这么写着。“你不想等一会儿再写自由体诗和赞美诗吗？”我问道。

他摇摇头。“初次新鲜的印象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只不过屁股上挨了一鞭，后来头上被脸盆揍了几下。这点事哪里有老虎的特性？”

“这件事尽管让我来做！”巴姆布斯通过他那稀疏的小胡子把一杯和兰芹酒灌下去，“现在幻想的威力来了！我的诗句已像玫瑰花丛一样开放。什么叫作玫瑰花丛？像热带丛林中的一朵兰花！”

“你认为自己已经体验够了吗？”

奥托满怀欢快而又恐惧的心情瞟了铁马一眼。“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写个硬纸面平装本小册子肯定是够了。”

“你尽管把话说完！已经为你投资三百万了。假如你不需要她，我们宁可同她一块痛饮。”

“我们就同她痛痛快快地喝吧！”

巴姆布斯又给自己灌了一杯和兰芹酒。我们看到他这副样子还是第一次。过去他像躲避鼠疫那样避开酒精，特别是烈酒。他的抒情诗都是喝着咖啡和醋栗葡萄酒写成的。

“你对奥托说什么？”我问洪格尔曼，“当时是用白铁皮脸盆打的脑袋。”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奥托狂叫着回答。他又喝了一杯双份和兰芹酒，拧一下正走过的铁马的臀部。铁马像触电一样站住。然后她缓慢地转过身子，瞅着奥托，像看一只罕见的昆虫。我们伸出手臂，以便减轻铁马打击的力量，这一击在我们意料之中。对于一位穿长筒靴子的女士来说，这样一拧是一种下流的侮辱举动。奥托踉踉跄跄地站立起来，不自觉地透过他那双近视眼流露出笑意，绕着铁马走着，出其不意地又往她那黑色的漂亮衣服上使劲地打了一记。

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等待着一起凶杀。但是奥托若无其事地又坐下去，头枕在双臂上，顷刻间睡着了。“从来不杀睡着的人，”洪格尔曼央求铁马，“这是上帝的第十一诫！”

铁马张开大嘴无声地狞笑着。她所有金牙在闪闪发光。随后她抚摸着奥托稀疏、柔软的头发。“你们这些家伙啊，”她说，“还这么年轻，还会这么傻啊！”

我们出发了。洪格尔曼和巴姆布斯由爱德华驾车送往城里。白杨树沙沙作响。狗在狂吠。铁马站在二楼窗口，挥动哥萨克人的便帽示意。惨淡的月亮挂在妓院的后面。专写死亡作品的诗人马蒂亚斯·格伦德突然在我们前面使劲从一条沟里爬出来。他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像基督跨过加利利海那样跨越这条沟。这是个误会。维利走到我身旁。“什么样的生活啊！”他犹如梦呓般地说，“多有意思，人确实在睡觉时可以赚钱！明天美元又将继续上涨，接着股票会像快活的猴子一样直向上蹿！”

“你别使我们晚上的聚会扫兴。你的汽车呢？是不是像股票那样在生儿育女？”

“勒妮在用。她在红磨坊夜总会混得不错。在演出间隙，她用车子把她的同行带出去兜风。他们忌妒得肚子都要炸裂了。”

“你们结婚了？”

“我们订婚了，”维利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象得出。”

“真滑稽！”维利说道，“她现在还常常使我强烈地回忆起我们的中尉黑勒，那该死的家伙，在我们英勇战死之前，他把我们这条命折腾得够受的。暗地里同样如此。一种可怕的巨大快感，抓住黑勒的颈项，侮辱他一通。我从来不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快乐，这点你可以相信！”

“我相信你。”

我们穿过阴暗的、鲜花盛开的花园。不知什么花儿的香味飘了过来。“山丘上的月光睡得多甜啊。”有个人说道，他像个幽灵从地里站立起来。

那是洪格尔曼。他像马蒂亚斯·格伦德那样浑身湿漉漉的。“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我们这里刚才没下雨。”

“爱德华把我们甩了。当时他觉得我们唱得太响。这个可敬的饭店老板！后来我想让奥托凉爽一下，我们两人就落到了小河里。”

“你们也下水了？奥托在哪里？他在找马蒂亚斯·格伦德吗？”

“他在捕鱼。”

“什么？”

“该死！”洪格尔曼说道，“但愿他不致跌倒。他不会游泳。”

“瞎说。小河只有一米深。”

“奥托在小水坑里也会淹死的。他爱他的故乡。”

我们发现巴姆布斯正紧紧扶住小河上的一座桥，对着鱼在说教。

“你觉得不舒服吗，圣方济各？”洪格尔曼问道。

“是的。”巴姆布斯回答说，一边吃吃地笑着，仿佛那滑稽得要命。然后他牙齿咬得咯咯响。“冷得要死，”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适宜待在室外。”

维利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和兰芹酒。“谁又挽救了你们一次？维利叔叔想得真周到。他使你们免患肺炎并且不会受凉而死。”

“可惜，爱德华不在这儿，”洪格尔曼说，“要不然您也可以救他的命，并且和瓦伦丁·布施先生一道在爱德华饭店里用餐了。你们都是爱德华的救命恩人。这可要他的命。”

“请您别开这种荒唐的玩笑了，”站在他后面的瓦伦丁说道，“资本对您来说也该是神圣的，不然，您是共产党人吗？我不和什么人分享。爱德华是属于我的。”

我们大家喝着酒。和兰芹酒在月光中像颗黄色金刚钻闪闪发光。“你还想到哪里去？”我问维利。

“到博多·莱德霍泽的歌咏俱乐部去。你们一起走。你们在那里可以把自己的衣服烘烘干。”

“了不起。”洪格尔曼说。

谁也没有想到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家去。就连专写死亡的诗人也没想到。酒在今天晚上似乎发挥了强大的吸引力。

我们继续沿着小河走去。月亮映在水里发出微光。它是可以喝的——谁过去曾这样说过？

15

夏末降临这座城市，天气闷热，一美元又继续上升两万马克，饥饿遍增，物价提高，整个形势非常简单：物价比工资上升得快——因而靠工资、薪水、日常收入和养老金生活的那一部分人，在绝望的贫困中越陷越深，另一部分人则窒息在巨富之中。政府在旁观。它由于通货膨胀而摆脱债务，同时它失去了人民，那是没有人察觉到的。

尼布尔太太订的陵墓已经完工。陵墓很简陋，不过是一座石头房屋，配有彩色玻璃，周围有青铜链条，铺有小石子路。我对她讲过的雕刻项目，一样也没有。然而，她现在却突然拒绝取货。她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把花布阳伞，头上戴着一顶饰有樱桃的草帽，头颈挂着一串人工珍珠。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有些窄小的方格纹西装、鞋子上方扎着绑腿的人。闪电已经划过，悲哀已经过去，尼布尔太太又订了婚。在她心目中，尼布尔突然变得无足轻重。那个男人叫拉尔夫·莱曼，自称是工业顾问。这套西装对于那漂亮的名字和职业来说，显得相当陈旧。领带是新的，橙色的袜子同样是新的——或许这是给幸福的未婚妻的第一批礼品。

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尼布尔太太起初断言根本没有订过陵墓。她得意扬扬地问：“你们有没有字据？”

我们没有任何字据。格奥尔格慢条斯理地向她解释，我们这一行不需要字据，办丧事是以守信用为准则的。他说，我们可以找到十来个证人。尼布尔太太向我们的石匠、我们的雕刻家和我们提出各式各样要求，把我们弄得够呛。此外她预付了一笔钱。

“正是如此，”尼布尔太太用她那绝妙的逻辑说，“我们来拿这笔钱。”

“这么说，您订过陵墓没有？”

“我没订。我只付了一笔钱。”

“您对这个解释有何高见，莱曼先生？”我问道，“请您以工业顾问的身份谈谈。”

“这是有的。”好对女人献殷勤的拉尔夫回答，他想给我们解释一下区别。格奥尔格打断了他。他声明，预支款子也没有任何字据。“什么？”拉尔夫转向尼布尔太太问道，“埃米莉！你没收据吗？”

“我不知道，”尼布尔太太结结巴巴地说，“谁会料到这里这些人突然声称我没付过款！这些骗子！”

“太傻了！”

埃米莉软了下来，拉尔夫气愤地盯住她。霎时，他不再是向女人献殷勤的人了。亲爱的上帝啊，我想，刚才她抓到一头鲸鱼，而现在却捕到一头鲨鱼了！

“没有谁说你们没付过钱，”格奥尔格说道，“我们只是说，这和订货一样，都没有什么字据。”

拉尔夫感到一阵轻松。“原来是这样。”

“此外，”格奥尔格声明，“如果你们不要这个陵墓，我们准备收回。”

“原来是这样。”拉尔夫重复一句。尼布尔太太一个劲地点头。

我朝格奥尔格看看。陵墓必将成为公司的第二个滞销品，方尖碑的难兄难弟。“那么预付的钱呢？”拉尔夫问道。

“预付的钱当然无效，”我说，“这是惯例。”

“什么？”拉尔夫把背心脱下来，挺直身子。我看到他的裤子也太短太窄。“笑话！”他说，“我们那里不会这么做的。”

“我们这里也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顾客通常都把他们预订的货取走。”

“我们什么也没预订，”埃米莉重新鼓起勇气插进来说，她帽子上的樱桃在摆动，“此外，价钱高得吓人。”

“住嘴，埃米莉！”拉尔夫大声责骂道。她低下头来，对男人的如此威严诚惶诚恐，又感到幸福。“还有法院来管呢。”拉尔夫带着威胁的语气补充了一句。

“我们正希望如此。”

“您结婚以后还继续开您的面包店吗？”格奥尔格问埃米莉。

她异常恐慌，默默无语地看看她的未婚夫。

“毫无疑问，”拉尔夫回答，“当然同我们工业企业一样继续办下去。为什么提这问题？”

“小面包和糕点味道向来特别好。”

“谢谢，”埃米莉装模作样地说，“预付的钱究竟怎么办？”

“我给您提个建议，”格奥尔格说道，突然施展起他的魅力，“请您整整一个月每天早晨供应十二个小面包，下午供应六块果子饼，然后我们在月底退还预付的钱，这样您就不必取货。”

“行。”尼布尔太太立即说道。

“住嘴，埃米莉！”拉尔夫轻轻撞了撞她的肋骨。“您当然希望这么做，”他刻毒地对格奥尔格说，“一个月以后偿还！这笔款还有什么价值？”

“您把墓碑取走。”我顶撞道，“我们是在理的。”

斗争还持续了一刻钟。我们一致同意折衷方案。我们立即退还一半预付款，另一半两周后退还，供应面包和糕点不变。拉尔夫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通货膨胀这一次对我们是有利的。在法庭上，数字就是数字，无论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总是一样的。如果他要上告退款，说不定埃米莉要一年后才能拿到法庭判给她的钱——钱数当然和原来的相同，然而已经毫无价值了。我现在已经理解格奥尔格——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捞到好处。预付款现在的价值只相当于我们拿到时的一小部分。

“可是我们如何处理陵墓呢？”在他们两人走后，我问格奥尔格，“我们想把它作为私人小礼拜堂来使用吗？”

“我们把屋顶略微改变一下。库尔特·巴赫可以装上一只挽狮或一个正在行进中的士兵，必要时还添个天使或象征德国的哭泣着的女人，窗子我们弄掉两扇，用大理石板来填补，板上可以镌刻名字，因此这座陵墓——”他顿了一下。

“就是一座小型的阵亡士兵纪念碑，”我补充说，“可是库尔特·巴赫不会制作自由站立的天使，也不会塑造士兵和象征德国的女人。他最多只能搞浮雕。到头来我们只得依旧雕我们的狮子。可是屋顶又太窄，雕只老鹰比较适合。”

“为什么这样呢？可以让狮子的一只爪子垂挂在基座上。这是可行的。”

“用只青铜狮子怎么样？金属制品厂供应各种规格的青铜狮子。”

“用一门大炮，”格奥尔格若有所思地说，“一门打坏的大炮倒有点新意。”

“那只能给阵亡者尽是炮兵的村镇使用。”

“你听着，”格奥尔格说道，“你尽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画几张画，尽可能是大幅，而且最好是彩色的。然后我们再看吧！”

“我们把那方尖碑也安排进去，可以吗？那样我们就一举两得了。”

格奥尔格笑了。“你把事情办好了，我给你整整一箱莱哈德豪森堡1921年产的葡萄酒作为酬谢。葡萄酒使人富于幻想。”

“如果你能事先一瓶瓶给我，那就更好了。那么灵感就来得快些。”

“好的，我们先来一瓶吧。我们到爱德华那里去。”

爱德华见到我们时，脸上布满愁云。“克诺布洛赫先生，您尽可以高兴，”格奥尔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来，“今天，现钱会叫您眉开眼笑！”

爱德华的愁云顿散。“真的？好哇，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坐个靠窗口的位置吗？”

在葡萄酒供应部里，又坐着格尔达。“你在这里是常客？”我恼火地问道。

她放声笑了起来。“我来这里搞业务。”

“业务？”

“业务，预审法官先生。”格尔达重复一句。

“允许我们这次请您用餐吗？”格奥尔格问了声，用胳臂碰我一下，暗示我的举止不能像头笨驴。

格尔达盯着我们看。“这次我再请你们肯定不行，是吗？”

“肯定行不通，”我说道，但是我又克制不住补充一句，“爱德华宁可解除婚约，也不会答应。”

她咯咯笑了，没说什么。她穿着一件烟草颜色生丝做的漂亮连衣裙。我想，我以往多么蠢啊！生活本身就在那里，我竟胡思乱想，没能领会！

爱德华走过来，他瞥见我们同格尔达在一起，脸上又布满了愁云。我发觉他心里在盘算。他以为我们撒谎，又想白吃一顿。“我们邀请施奈德小姐吃顿饭，”格奥尔格说，“我们要庆祝一下路德维希的坚信礼。他正慢慢地长大成人。他已经不再认为世界只是为了他而存在的。”

格奥尔格比我有威望。爱德华的脸上又亮了起来。“有美味可口的仔鸡！”他说话时噘着嘴巴，仿佛要吹口哨。

“你尽管照常上午餐饭菜，”我说，“你这里的菜肴总是美味可口的。另外再来一瓶莱哈德豪森堡1921年产的葡萄酒！”

格尔达抬头望望。“午餐喝葡萄酒？你们中了彩票吗？为什么你们不再到红磨坊去？”

“我们只中了末彩，”我回答，“你还经常到那里去吗？”

“这你不知道吗？真难为情！爱德华知道的。我已经十四天没活干了。但是下月一号我要接受一项新的聘请。”

“那我们就来，”格奥尔格说道，“哪怕我们得把一座陵墓当掉！”

“你的女朋友昨晚也去过那里。”格尔达对我说道。

“埃尔娜？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当时同谁在那里？”

格尔达笑了。“如果她已经不再是你的女朋友，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重大，”我回答，“战栗直至停止，总得经历很长时间，即使只是机械性的，例如像青蛙的腿部碰上电流一样。当人们分道扬镳时，一个人对于关系到另一个人的一切，才会真正发生兴趣。这就是恋爱的一个荒谬逻辑。”

“你想得太多。这有百害而无一益。”

“他的思维不正确，”格奥尔格说道，“他的理智抑制了他的激情，而不是引导。”

“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得聪明些！”格尔达说道，“你们在这方面也知道一点人生的乐趣吗？”

格奥尔格和我面面相觑。他笑了。我感到愕然。“思考就是我们的乐趣。”我说道，我知道自己在撒谎。

“你们这些可怜虫啊！那么你们至少得吃好啊！”

莱哈德豪森堡的葡萄酒帮我们又恢复常态。爱德华亲自打开酒瓶品尝起来。他装作是个葡萄酒行家，检查这瓶酒有否软木塞味道。他把一只中等大小的酒杯斟得满满的。“好极了！”他带着法语的尾音说道，酒在喉咙里咕噜咕噜响，眼皮一张一闭。

“真正的葡萄酒行家品尝时只需要几滴。”我说道。

“我则不然。这种葡萄酒不是如此易辨的。我一心一意想拿最好的来招待你们！”

我们没有反驳，我们手里握有一张王牌。格尔达和我们同吃这一餐，我们将用用之不尽的餐券来支付。

爱德华斟上酒。“你们也想请我喝一小杯吗？”他厚着脸皮问道。

“过一会儿，”我回答，“我们不止喝一瓶。用餐时你可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你像个伯恩哈德教派的僧侣在数人家嘴里吃了几口。”

“那只是在你们作为寄生虫带着餐券来的时候。”

爱德华像个练习圆舞曲的中学教员绕着格尔达踏着舞步。

格尔达强忍住笑。我用脚在桌子下碰她一下，她立刻领会到我们为爱德华准备了什么。

“克诺布洛赫！”一声高亢的命令蓦地喊了出来。

爱德华吃惊地挺直身子，仿佛他的屁股被踢了一下。这一次站在他身后的是勒妮·德拉图尔本人，她天真地微笑着。他克制着自己，没有骂出来。“我每次都上当受骗！”

“你别恼火，”我说道，“这是你忠于德意志的本性，你驯服的祖先最宝贵的遗产。”

两位女士像面带微笑的刑警在相互问候。

“多漂亮的连衣裙，格尔达，”勒妮像鸽子咕咕地说，“可惜这连衣裙我不能穿，我穿起来嫌大。”

“那不要紧，”格尔达说道，“我觉得去年的式样也有更美的。特别是你脚上穿的那双好看的蜥蜴皮鞋。我一年比一年更喜欢它。”

我往桌子下看。勒妮果真穿着蜥蜴皮做的鞋。格尔达坐着如何能看清楚，始终是女人身上难解的谜。实在无法理解，女性这种天赋在实践中从未更好地加以利用，例如炮兵部队可让她们蹲在系着的气球上侦察敌人，或者用于类似的文化上的目的。

维利打断这次小小的争论。他一身淡灰色打扮：一套西服、衬衣、领带、袜子、兽皮手套，而上面则像维苏威火山爆发一样，是一头红发。“葡萄酒！”他说道，“掘墓人在豪饮！你们在为一家人的痛苦而开怀畅饮！可以请我吗？”

“我们的葡萄酒不是在交易所里赚来的，你这个榨取人民财产的寄生虫，”我答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乐意同德拉图尔小姐分享葡萄酒。每个可以吓住爱德华的人，我们都是欢迎的。”

这些话唤起格尔达快活的情绪。她又在桌下撞撞我。我感到她的膝部顶住我的膝盖。一股暖流升到我的颈部。我们坐在那里突然就像在策划阴谋一样。

“要是爱德华来结账，”格尔达说道，“你们必定会吓得他心惊肉跳。我看出来了。我有第二视觉。”

她的话好像是经过魔力锤炼，具有新的音响。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爱情令人恐怖地升到我的甲状腺里，或者是以前那种离间别人同某种事物之间关系的兴致吗？餐厅霎时间已经不再是个散发菜肴香味的场所，它像秋千那样以惊人的速度飞过宇宙。我从窗户内朝外望去，感到惊讶，市里的储蓄所还在老地方。即使没有格尔达的膝盖，它老早也该消失了，通货膨胀会把它冲垮。但是，石头和混凝土比起一大堆人类的事业和人来要存在得长久。

“上等葡萄酒，”我说道，“像是藏了五年的样子！”

“更久，”维利说道，他对葡萄酒一窍不通，“再来两瓶，爱德华！”

“为什么要两瓶？我们喝完一瓶再喝一瓶。”

“好的！你们喝你们的！爱德华，尽快给我一瓶香槟酒！”

爱德华飞快跑开。“怎么啦，维利？”勒妮问道，“你以为把我灌醉，皮大衣就可免了？”

“皮大衣你照样有！现在我在这儿这么做有更高的目的。我想教训一个人！路德维希，你没看到他吗？”

“没有。我不要香槟，我情愿喝葡萄酒。”

“你真的没看见他？在那边，柱子后的第三张桌子？那个长满鬃毛的猪头，那双奸诈的鬣狗眼睛和那隆起的鸡胸？残害我们青年人的凶手？”

我的目光在搜寻这种动物学的特征，很快就找到了。那人就是我们高级中学的校长，他老多了，而且衣衫更加褴褛，可的确是他。还在七年前，他对维利说，维利将被绞死，对我说，我必定要被终身监禁。他也发现了我们。他那双红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们。我这时才明白维利为什么要订香槟酒。

“爱德华，你弄软木塞时，尽可能让它发出响声，越响越好！”维利命令说。

“这么做不文明。”

“我们喝香槟，不是要装文雅。我们喝这种酒，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

维利从爱德华手里拿过那瓶酒，摇晃着。软木塞像手枪射击一样爆发出巨响。餐厅里刹那间鸦雀无声。长满鬃毛的猪头伸了上来，维利高高地站立在桌旁，右手拿着酒瓶，一杯接一杯地斟酒。香槟酒冒起泡沫，维利的头发亮光光，脸上容光焕发。他凝视着席梅尔，我们的校长，席梅尔好像被人催过眠似的凝望着我们。“见效了，”维利低声地说，“我原以为他会装作不认识我们。”

“他是个热心办学的人。”我答道。

“他不会不理睬我们的。即使我们六十岁，在他的心目中我们仍然是学生。瞧，他的鼻翼在扇动！”

“你们别像十二岁的小孩那样。”勒妮说道。

“为什么不？”维利问道，“要变老我们总是会的。”

勒妮无可奈何地举起戴紫水晶戒指的手。“就是这样的人保卫了祖国！”

“他以为是在保卫祖国，”我说道，“后来他发现，他只是保卫了祖国那部分该去见鬼的人，其中也有坐在那边的民族主义的猪头。”

勒妮笑了。“你们保卫了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可别忘记这个。”

“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从来不需要保卫——倒是需要反对那边那个猪头及其同类，他们在诗人和思想家活着的时候，把他们投进监狱，而当他们去世后，就利用他们来自吹自擂。”

格尔达伸长脖子。“今天真是实弹射击，不是吗？”

她又在桌下碰碰我。我仿佛从讲坛上爬了下来，又立即坐到飞越地球的秋千上。我觉得，餐厅是宇宙的一部分，甚至那个为了提高酒账而像喝水那样喝着香槟酒的爱德华，也有一圈尘埃光环绕着他的头部。

“你饭后跟我来吗？”格尔达低声问道。

我点点头。

“他会来的！”维利兴奋地低声说道。“我就知道！”

这头长满赘肉的肥猪忍受不住了。他吃力地站了起来，眨眨眼睛走近我们的桌子。“霍迈尔，是吗？”他说道。

维利坐着。他没站起来。“什么？”他问道。

席梅尔已经被激怒了。“您一定是以前的学生霍迈尔。”

维利细心地把酒瓶放过去。“请您原谅，男爵夫人，”他对勒妮说，“我想，那个人指的是我。”他转身对着席梅尔。“我怎样可以为您效劳？您想说什么，我的好人？”席梅尔顿时不知所措。他刚才大概自己也没仔细想过他要说什么。纯粹是满腔怒火使这老实的学究来到我们桌边。

“来一杯香槟酒吗？”维利抢先问道，“是不是也来尝尝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呢？”

“您想到哪里去啦？我不是酒徒！”

“遗憾，”维利说，“可是您在这里究竟想要干什么？您在打扰人家，您没觉察到吗？”

席梅尔愤怒的目光射向维利。“我的学校以前的学生在大白天纵酒宴乐，”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有绝对必要吗？”

“纵酒宴乐？”维利惊讶地望着他。“请您再次原谅我，男爵夫人，”随后他对勒妮说，“这位鲁莽人——现在我认出来了，是一位叫席梅尔的先生，”他用斯文的语态介绍说，“德拉图尔男爵夫人，”勒妮谦和地点了一下她那布满鬈发的头，“他认为我们在纵酒宴乐，就因为我们在您生日时喝了一杯香槟酒。”

席梅尔有些迷惘，他也只能这样。“生日？”他呱呱地说，“那么……无论如何，这是个小城市，您作为过去的学生蛮可以……”

他看上去仿佛是迫不得已要给我们赦罪似的。德拉图尔男爵夫人对于这个崇尚等级观念的老家伙不是没有作用的。维利急忙截住他的话说：“作为你过去的学生，我们应该每天早晨喝一杯烈酒，或是在吃咖啡时喝上两杯，”他说：“以使我们有朝一日知道‘快乐’这个词的含义。这一点永远不会写在你的教学计划里，你这个屠杀青年的凶手！你这个只知道‘责任’的老顽固，使得我们的生活黑白颠倒，以至我们竟相信普鲁士人是解放者，你这个管德语作文的混蛋上士！就因为你，我们才成了酒徒！你一人必须负全部责任！如今你却要推卸，你这个无聊的军士！”

“那可是——”席梅尔结结巴巴地说。他的脸现在红得像只番茄。

“你给我回家去，好好洗个澡，你这只生活中的汗脚！”

席梅尔上气不接下气。“警察！”他终于把话吐了出来，“粗暴的侮辱，我将要给你……”

“你做不到，”维利说道，“你总是相信，我们一辈子会做你的奴隶。你将要做的一切，就是在上帝最后审判时承担责任：你教唆无数青年人仇恨上帝，仇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席梅尔，就是来世你也摆脱不了我！你一个人将遭到我们全班的拳打脚踢！而后你当然要倒霉，受到地狱炼火的焚烧！你尽可以把它描写得这么美妙！”

席梅尔窒息了。“关于我，你会听到的！”他吐出这句话，像艘风暴中的快艇掉头就走。

“席梅尔！”一声强有力的命令在他身后咆哮起来。

勒妮像往常一样，发挥了作用。席梅尔被这亲切的命令声搞得晕头转向。“什么？有什么事？谁呀？”他的目光搜索着邻近的桌子。“您和自杀的席梅尔是亲戚吗？”勒妮叽叽喳喳地问道。

“自杀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喊我？”

“您的良心，席梅尔。”我说。

“这可是——”

我期待席梅尔的双唇上泛起白沫。看到这位无数次控告别人的大师终于被搞得哑口无言，真是一次享受。维利对他举杯祝酒。“祝您幸福，您这讲坛上勇敢的猎狗！请您别再到陌生人的桌边去审查他们。特别是女士们在场时，更不要那么做。”

席梅尔发出一声奇特的叫声走开了，仿佛他肚子里不是香槟酒，而是塞尔兹苏打水密封时发生了爆炸。“我知道他不会就此罢休的。”维利得意地说。

“你真了不起，”我说，“为什么如此巨大的聪明才智会降临到你身上？”

维利咧开嘴在笑。“这番话我至少说过一百遍！可惜总是独自在说，席梅尔不在场。因此我背得滚瓜烂熟。干杯，孩子们！”

“我不行了！”爱德华战栗着，“生活中的汗脚！这情景太可怕！香槟酒的味道突然像睡着的汗脚一样。”

“他以前也这么干过。”我镇定地说。

“你们真是小孩啊！”勒妮摇着头说。

“我们愿意一辈子做小孩。要变老容易。”维利咧嘴在笑，“爱德华，结账！”

爱德华拿来账单。一份给维利，一份给我们。

格尔达紧张起来。她在等待今天的第二次冲突。格奥尔格和我默默无语地掏出餐券放在桌上。可是爱德华并未跳起来——他微笑着。“喝点葡萄酒，”他说，“没关系！”

我们失望地坐在那里。女士们站了起来，身子微微摇摆，像从沙坑里钻出来的鸡一样。维利拍拍爱德华的肩膀。“您是个会讨好女人的家伙！若是其他老板，会因为我们赶走他们的顾客而放声痛哭。”

“我不会。”爱德华微微一笑，“这个挥动藤条的人在这儿从未付过一次像样的酒钱。你们是受欢迎的。”

“来。”格尔达低声地对我说。

烟草色的连衣裙随便扔着。一双棕色兽皮鞋放在椅子下，其中一只倒了下来。窗子敞开。葡萄枝叶挂了进来。电子琴低沉的乐声从楼下的旧城酒家传来。它在演奏《溜冰者》圆舞曲。音乐时不时被沉浊的跌落声音打断，这是正在训练的摔跤女运动员发出的声音。

床边放着两瓶冰冷的啤酒。我把它们打开，拿一瓶给格尔达。“你怎么会这么黑？”我问道。

“太阳晒的。几个月来一直出太阳。你没发觉吗？”

“我发觉到了。可是坐在办公室里是无法变黑的。”

格尔达笑了。“要是在夜总会里干活，那就简单多了。白天没事做。你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

“随便什么地方，”我说，我猛然想起，伊莎贝尔也经常这样问我，“我想，你和爱德华在一起。”

“这就是你躲开的理由吗？”

“这不是理由吗？”

“不，你这个傻瓜，”格尔达说，“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太难了。”我回答。

格尔达没回话。她伸展四肢，喝了一口啤酒。我环顾四周。“这里很美，”我说道，“仿佛我们就在南太平洋上一家酒馆的顶楼上。你那黝黑的皮肤就像当地人一样。”

“那你就是卖印花棉布、玻璃珠、《圣经》和烈酒的商人？”

“说得对，”我吃惊地回答，“我十六岁时经常做这样的梦。”

“以后不再做了吗？”

“以后没再做过。”

我安详地和她并排躺着休息。这时已近黄昏，透过屋脊之间的窗户，可以望到一片蔚蓝的天空。我什么也没想，我一无所求，我留着神别去问什么。消除了疲劳的身体宁静地躺着，生活是简朴的，时间停住了，我们就在某个上帝的附近，喝着味道很浓的冷啤酒。

格尔达把酒瓶递还给我。“你相信勒妮会拿到皮大衣吗？”她懒洋洋地问道。

“为什么不呢？维利现在是个亿万富翁。”

“我早该问她想要一件什么样的大衣。也许是麝鼠皮或是海狸皮的。”

“狐狸皮，”我漠然地说，“照我的想法，或者豹皮。”

“豹皮冬天太薄。海豹皮式样太老。银狐皮太厚。最理想当然是水貂皮。”

“是这样？”

“是的。这才适用，但是太贵。贵极了。”

我把我的酒瓶放在地上。谈话的气氛变得有些不愉快。“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支付能力，”我说，“我连一条兔皮领子都付不起。”

“你？”格尔达吃惊地说，“究竟哪个在说你？”

“我。处在我们这种处境，每个感情细腻一点的男子都会认为谈话是与自己有关的。而我对于我们时代的生活，有着极其细腻的感情。”

格尔达笑了。“我的小乖乖，你有那种感情吗？可我真的不是在说你。”

“究竟说谁呢？”

“说爱德华。还会有谁呢？”

我站起身。“你想从爱德华那里要一件皮大衣？”

“当然，小绵羊。要是我有一件多好啊！可如果勒妮搞到一件，或许……男人们是这样。”

“在这儿，我们还一起躺在床上时，你就给我讲这个？”

“为什么不？这时我的思路总是特别好。”

我没说什么。我感到惊讶。格尔达朝我转过头来。“你大概觉得受侮辱了？”

“我至少感到愕然。”

“为什么？如果我想问你要一件大衣，你尽可以感到受了侮辱。”

“你想向爱德华要大衣，我难道应该自豪吗？”

“当然啰！这就表明，你不是个Freier ！”

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哪些人是Freier？”我问道。

“有钱的人。乐于助人的人。如爱德华。”

“维利是个Freier吗？”

格尔达笑了。“半个。对勒妮来说。”

我沉默不语，我觉得自己相当愚蠢。“我说得没道理吗？”格尔达问。

“道理？道理和这有什么关系？”

格尔达又笑了。“我想你确实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而在生气。你真是个孩子啊！”

“我也乐于永远是个孩子，”我说道，“否则——”

“否则什么？”格尔达问道。

“否则——”我在考虑，我心里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试一试，“否则我会以为自己是半个乌龟。”

格尔达咯咯地笑了起来。“但是你还不够格呢，我的小乖乖。”

“我希望事情永远也是如此。”

格尔达把脸朝着我。她把蒙上水气的玻璃瓶放在两个乳房之间。她用一只手抓牢，享受着乳房上冰凉的感觉。“我可怜的小乖乖，”她总还是笑着说，话中带着令人难堪的、母亲般的同情，“你还会常常受骗的。”

见鬼，我想，热带岛屿的宁静到哪里去了？我突然觉得，我仿佛赤裸着身子，听任猴子把带刺的仙人掌扔到我身上。谁愿意听人说他是个未来的戴绿帽子的人呢？“我们等着瞧吧。”我说道。

“你以为当个乌龟那么容易吗？”

“我不知道。但是这肯定不是什么特别的荣誉。”

格尔达气炸了，发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嘘声。“荣誉，”她喘着气说，“还有什么？我们是在军队里吗？我们是在说妇女。我可怜的乖乖，在这里荣誉是非常无聊的。”

她又喝了一口啤酒。我看着啤酒从她那拱起的喉管流下去。要是她再叫我一声“可怜的小乖乖”，我就一声不吭地把我这瓶啤酒浇到她头上，以便证明我也可以像个乌龟那样行动，或者至少像我所想象的，乌龟将采取行动。“说得好极了，”我说道，“而且正好在眼下这个时候。”

我似乎具有潜在的幽默感。格尔达又笑了。“这样说那样说都一样，”她说道，“我们既然这样躺在一起，说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难道还有法律，我的——”

我伸手去抓啤酒瓶，等待着她说“可怜的小乖乖”，可是格尔达有第六感官，她又喝了一口，没再吱声。

“我们或许不需要谈皮大衣、乌龟和戴绿帽子的人，”我说道，“在这样的时刻，也还有其他的话题。”

“当然，”格尔达附和道，“可是我们没在谈论那些。”

“哪些？”

“皮大衣、乌龟和戴绿帽子的人。”

“没有吗？那么我们谈了什么呢？”

格尔达又笑了起来。“谈论爱情，我的心肝。就像有理智的人一样谈。究竟你想要什么？朗诵诗吗？”

我被击中了要害，伸手去抓啤酒瓶。我还没把瓶子举起来，格尔达就吻了我。这是喝过啤酒湿漉漉的一吻，但这是健康的一吻，是那样的光芒四射，以至于热带岛屿在眼前重现了片刻。当地人也在喝啤酒。

“你知道，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格尔达说道，“你是只有那么多偏见的绵羊！你从哪里学来这些愚蠢的举动？你对待爱情像个武装的大学生会会员，相信用决斗来替代跳舞。”她笑得身子都在颤动，“你这个响当当的德国人！”她含情脉脉地说。

“这又是一种侮辱吗？”我问道。

“不，是一种确认。只有白痴才相信，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优越。”

“你不是响当当的德国人吗？”

“我的母亲是捷克人，这使我的命运轻松了一些。”

我打量着身旁这个赤身裸体、无忧无虑的人，突然产生至少要有一两个捷克祖母的愿望。“宝贝，”格尔达说道，“爱情不认尊严。但是我担心，你没有世界观，尿也会撒不出来的。”

我伸手拿了一支香烟。我想，一个妇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格尔达看出来了。“一个妇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是吗？”她说道。

我抬起肩膀。她伸展身子，对我眨眨眼。随后她慢慢地闭上一只眼睛。我看着她另一只张开的凝视着我的眼睛，突然觉得自己像个乡村教师。她是对的——为什么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鼓吹原则呢？为什么不去接受现实呢？爱德华同我有何关系？那一句话和我有什么关系？一件水貂皮大衣和我有什么关系？谁在欺骗谁？是爱德华欺骗我，或是我欺骗他，或是格尔达欺骗我们两人，或是我们两人欺骗格尔达，或是谁也没欺骗谁？格尔达一个人是纯朴的，而我们却自以为了不起，做了陈词滥调的应声虫。“你以为我做乌龟行不通？”我问道。

她点点头。“女人们不会听你安排同别人睡觉，并且把赚来的钱带给你。但是你别介意，关键是她们同你睡觉。”

我为了谨慎起见就谈到这里为止，但是我还是问道：“爱德华呢？”

“爱德华同你有何关系？这点我刚才已经对你说了。”

“说什么？”

“说他是个Freier，一个有钱人。你没有钱。可是我需要一些钱。你懂吗？”

“不。”

“这你也不需要，小绵羊。请你放心，还没发生什么事，而且还有很长时间不会发生什么事。我现在对你说了。你别大做文章。生活同你所想的不同。你只要记住：谁同女人睡觉，他总是有理的。你知道我现在想要什么？”

“什么呢？”

“再睡一个小时，然后给我们炖个五香羊肉拌大蒜，加许多大蒜。”

“你在这里可以做吗？”

格尔达指着一个放在衣柜上的旧煤气炉：“如果必要，我接着给你煮顿供六个人吃的正餐。捷克式的！你会惊奇的！我们再从楼下酒店里去取桶装的啤酒。这同你对爱情的幻想一致吗？或是想到大蒜就会破坏你心里宝贵的东西吗？”

“不会的。”我答道，我感到自己已经被收买了，而且那么容易，这是很久以来从未有过的。

16

“这样突然袭击！”我说道，“而且是在星期天清晨！”

我原来以为是听到一个强盗于破晓时在胡闹，但是当我清晨五点下楼去时，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的里森费尔德已经坐在那里。“您必定是搞错了，”我说道，“今天是属于上帝的。就连交易所也不干活，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不信上帝的人。哪里失火啦？您需要钱给红磨坊吗？”

里森费尔德摇摇头。“一般性的友好访问。我从勒纳去汉诺威途中有一天空闲。刚才到达这里。现在我何必去找旅馆呢？喝杯咖啡，您这里也有。对面那位迷人的女士在干什么？她是不是很早起床了？”

“原来如此！”我说道，“是情欲把您驱赶到这里来了！祝贺您有这么多的青春活力。但是您不走运。她的丈夫星期天在家。他是个运动员和飞刀艺人。”

“我是飞刀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里森费尔德无动于衷地回答，“特别是当我就着咖啡吃点农民的肥猪肉和喝一杯谷物酒以后。”

“您跟我一道上楼。陋室看上去虽然杂乱，可是我可以在那里给您煮咖啡。要是您乐意，也可以在水开以前弹弹钢琴。”

里森费尔德一口拒绝。“我待在这里。我喜欢盛夏、清晨和墓碑合在一块。这种混合使人感到饥饿，增添生活乐趣。此外，这里还有烈酒。”

“我楼上还有许多更好的。”

“这种酒就够了。”

“好，里森费尔德先生，随您便！”

“您为什么大喊大叫？”里森费尔德问道，“我现在耳朵又没变聋。”

“见到您很高兴，里森费尔德先生。”我回答得更响，而且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希望这么喊叫可以把格奥尔格喊醒，使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情况我无法跟里森费尔德解释清楚。就我所知，屠马人瓦策克昨天晚间乘车去参加国家社会党人的会议，而莉萨就乘机到这边来，以便在她情人的怀抱里睡个够。里森费尔德坐在通往卧室的门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当了门卫。莉萨只有越窗而出了。

“好的，那么我去把咖啡拿到下面来。”我说着，就往楼梯上跑，拿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用一条细绳子结好，让它从我的窗口垂下去，在格奥尔格的窗前摆动。在这同时我用彩笔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警告：“里森费尔德在办公室”。我在纸条上弄个洞眼，把它穿在绳子上，让它随着康德的书往下悠荡。康德的书敲了几下，随后我从楼上看到格奥尔格的秃头。他给我发个信号。我们演出了一出短小精悍的哑剧。我用手势告诉他，我无法摆脱里森费尔德。我不能把他撵出去，他对我们的生存可太重要了。

我又把《纯粹理性批判》拉上来，并把我的一瓶酒放下去。一只丰满漂亮的手臂伸出来抓酒瓶，格奥尔格还来不及拿走，这只手臂就把它拉了进去。谁知道里森费尔德什么时候走开呢？情人们熬了一夜，到清晨时分已是饥肠辘辘。于是我把我的黄油、面包和一块猪肝肠放下去。绳子末端沾上口红以后，我又把它拉上来。我听到一声叹息，接着软木塞打开发出声响。罗密欧与朱丽叶转瞬间得救了。

当我给里森费尔德端上咖啡时，我看见海因里希·克罗尔穿过院子走来。这个爱国商人除了其他可鄙的个性以外，还有早起的习惯。他把这称之为：把胸脯呈献给上帝的大自然。他心目中的“上帝”，自然不是蓄有长胡须的善良的寓言人物，而是一个普鲁士陆军元帅。

他毕恭毕敬地与里森费尔德握握手。里森费尔德并不特别高兴。“别因为我而妨碍您，”他声明道，“我在这儿只喝我的咖啡，然后打个盹，直到我应该离开。”

“但是这并不妨碍！您是一位可爱的稀客！”海因里希转身对我说，“我们就没有新鲜的小面包给里森费尔德先生吗？”

“这一点您得去问面包师尼布尔的遗孀或您母亲，”我回答，“看来在我们共和国里每逢星期日是不烤面包的。如此偷懒真是闻所未闻！过去在皇帝的德国里完全两样。”

海因里希向我射出一道凶恶的目光。“格奥尔格在哪里？”他简短地问道。

“我不是您哥哥的保护人，克罗尔先生。”我精通《圣经》一般地大声地回答，目的在于告诉格奥尔格有新的危险。

“不，但是您是我公司的雇员！我请您不要答非所问。”

“今天是星期日。星期日我不是雇员！我今天仅仅是出于自愿，出于对我的职业无比的热爱和出于对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主人的尊敬，才这么早从楼上下来的。我连胡子也没刮，您或许发现了，克罗尔先生。”

“您看到了，”海因里希·克罗尔尖刻地对里森费尔德说，“我们正由于这样而输了这场战争。由于知识分子的懒散，由于犹太人。”

“以及骑自行车的人。”里森费尔德补充说。

“为什么说骑自行车的人？”海因里希惊奇地问道。

“为什么说犹太人？”里森费尔德反问。

海因里希目瞪口呆。“原来如此，”随后他灰溜溜地说，“说着玩的。我去叫醒格奥尔格。”

“要是我，就不这么做。”我大声地喊道。

“您最好别劝告我。”

海因里希走近房门。我不阻拦他。格奥尔格如果在这时候还没准备好，那他必定是耳聋。“您让他睡好了，”里森费尔德说，“我这么早对于长谈没有兴趣。”

海因里希停住了。“为什么您不同里森费尔德先生到上帝空旷的大自然中去散步？”我问道，“您过一会儿来，家里所有人都醒了，肥肉和鸡蛋已经在锅里煮熟，小面包已经专门给您烤好，一束刚摘下来的水仙菖已经装饰在死神的阴暗的用具上，而格奥尔格已经在那里，刮过胡子，散发出科隆香水的香味。”

“愿上帝保佑，”里森费尔德喃喃地说，“我留在这里睡觉。”

我束手无策地耸耸肩膀。我不能把他从店里赶走。“要是我的话，”我说，“我就在这时去赞美上帝。”

里森费尔德打着呵欠。“我不知道，宗教在这儿享有这么高的声望。您抛出上帝就像扔石子一样。”

“太不幸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同上帝太亲密了。他始终是所有皇帝、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把兄弟。而我们本该不敢直呼他的名字。但是我不去祈祷，我只弹管风琴。您跟我来吗？”

里森费尔德打个手势拒绝了。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格奥尔格得靠自己救自己了。我只能走了，或许另两个人也会跟着出去。我对海因里希不操心。里森费尔德会把他打发走的。

城里空气新鲜。离做弥撒还有两个多小时。我漫步穿过街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风轻轻地吹，而且那么柔和，仿佛美元在昨天是下跌而不是上升了二十五万马克。有一会儿工夫，我凝视着宁静的河流，然后观看博克父子公司的橱窗，这家公司生产芥末，装在非常小的桶里陈列。

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唤醒了我。在我身后站着一个双眼肿胀的瘦高个男子。他就是绰号叫“多芽孢毛状菌”的赫伯特·舍茨。我闷闷不乐地瞧着他。“早上好还是晚上好？”我问道，“您还没睡还是已经睡过了？”

赫伯特打着嗝，声音响极了。一股呛人的水汽几乎吹得我要落泪。“好哇，也就是说您还没睡过觉，”我说道，“您不觉得害羞吗？什么原因？开玩笑，当真，讽刺或者单纯是绝望？”

“入会纪念日。”赫伯特说道。

我不喜欢拿人家的名字开玩笑，但是别人喜欢跟赫伯特开玩笑。“别开玩笑！”

“入会纪念日，”赫伯特自鸣得意地重复一遍，“我加入一个俱乐部，成了新会员。我请理事们吃饭。”他盯着我有一会儿，然后得意扬扬地说了出来：“老战友射击俱乐部！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赫伯特·舍茨是个收藏俱乐部的人。其他人收藏邮票或者战争纪念品，而赫伯特收藏俱乐部。他已经是超过一打俱乐部的成员。这并不是因为他需要那么多的娱乐，而是因为他是死亡和在死亡上显示排场的狂热信徒。他一心一意向往死后举办一个全城排场最大的葬礼。由于他没有足够的钱遗留下来举行这样的葬礼，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因而他就想了个主意：参加一切可以参加的俱乐部。他知道，俱乐部在其成员死时会送个带有挽联的花圈，而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目的。此外，总是有一批代表举着俱乐部旗子跟在棺材后面，这一点他坚信不疑。他已经计算出来，现在他已经可以从他所参加的俱乐部得到两车子花圈，而这远远不是最后的数字。他现在还不满六十，今后的美好日子还长，还可以参加其他俱乐部。不言而喻，他已经加入博多·莱德霍泽的歌咏俱乐部，而他一个音符也没唱过。同样，他在“下得好”象棋俱乐部里，在“全九”保龄球俱乐部和神仙鱼饲养水族生物和陆地动物俱乐部里，他是个有同情心的、不参加活动的会员。他参加饲养水族生物俱乐部是我介绍的，因为我相信，他为了酬谢我们，会向我们预订墓碑的。他并没预订。如今他又参加一个射击俱乐部。“您当过兵吗？”我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我现在是会员，这就够了。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吗？如果施瓦茨科普夫知道，肯定会气弯了腰。”

施瓦茨科普夫是赫伯特的竞争者。他在两年前听说过赫伯特在这方面的激情，并开玩笑地声称要与他竞争。舍茨当时对这事认真起来，以至施瓦茨科普夫果然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几个俱乐部，以便观察赫伯特的反应。后来他陷进自己设置的罗网，他对这主意感到欢欣，而现在他自己变成一个收藏者——当然不完全像舍茨那么公开，可是暗中却在背后搞肮脏的竞争，这使得舍茨大伤脑筋。

“施瓦茨科普夫不会那么容易就弯下腰的。”我说道，目的在于刺激他。

“他必定如此！这次不仅有花环和俱乐部旗子，而且还有穿着制服的俱乐部弟兄们——”

“制服是禁止穿的，”我温和地说，“我们打了败仗，舍茨先生，您把这忘了吗？您倒应该参加警察俱乐部，那里还允许穿制服。”

我看出舍茨已经把“警察”记在脑子里，如若他在几个月后作为秘密成员而出现在“忠实的手铐”巡警俱乐部里，我也不会吃惊的。此刻，他才第一次否定我的怀疑。“用不着等到我死，就重新会允许穿制服的！否则，祖国的利益放在哪里？人家不能永远奴役我们呀！”

我端详那张青筋暴突、肿胀的脸。真奇怪，对于奴隶制度的观点多么不相同！我觉得，我穿上新兵的制服离这制度最近。“此外，”我说，“在一个老百姓死时，人家无疑不会穿着礼服，佩带军刀、头戴钢盔和带着防腐剂来列队的。只有对职业军人才有这种情况。”

“对我也有！昨天夜里已经有人明确答应我了。是主席亲口说的！”

“答应！一个人在狂饮时，人家什么都会答应的！”

赫伯特似乎没听到我的话。“不止这个，”他得意忘形地低声说道，“而且还有最伟大的：在墓穴的上空鸣放礼炮！”

我笑了，望着他那熬夜的脸。“礼炮？用什么来放？用塞尔兹苏打水瓶吗？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武器也是被禁止的！《凡尔赛条约》，舍茨先生，放礼炮是做梦，您尽可以忘了它！”

但是赫伯特毫不动摇。他狡猾地摇摇头。“您该有预感啊！我们早就又有了一支秘密军队！非法的帝国国防军。”他咯咯地笑，“我会得到我的礼炮！几年以后我们反正一切又会有的。普遍兵役制和军队。否则我们该如何生存呢？”

风把一阵芥末的香味吹到街角，河水突然从下面把银光映到街上。太阳已经升起。舍茨在打喷嚏。“施瓦茨科普夫终于被打败了，”他自鸣得意地说，“主席已经答应我，他永远不会被接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

“他可以参加以前重炮部队的一个俱乐部，”我回答，“那么大炮将在他墓穴的上方轰鸣。”

舍茨顿时神经质地眨眨右眼。随后他反驳说：“笑话，城里只有一个射击俱乐部。不，施瓦茨科普夫完蛋了。我明天还要再次来您这里观看墓碑。我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的。”

自从我到这公司以来，他已经做过决定。这件事使他获得“多芽孢毛状菌”这个绰号。他长期以来扮演尼布尔太太的角色，他从我们这里转到霍尔曼和克洛茨那里，又从那里转到施泰因迈尔那里，处处都叫人把所有墓碑给他看，讨价还价几个小时，但是却什么也不购买。我们对这种类型的人已经司空见惯，总有许多人，多半是妇女，他们对在生前就为自己预订棺木、寿衣、墓地和墓碑，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在这方面，赫伯特堪称为世界冠军。他的墓地最终在六年前已经买妥。这块墓地是沙土地，地势高，干燥，远望景色很美。赫伯特安葬在里头，将会比葬在地势低而又潮湿的公墓里，更加缓慢和更加有条理地腐烂，对此，他很自豪。每星期日下午，他总是带着一热水瓶咖啡、一张折叠椅和一包发面糕点到那里度过愉快的几个钟头，仔细观察常春藤是如何生长的。可是订购墓碑的事他总是一再在各个墓碑公司面前摇摆不定，犹如一个骑士把胡萝卜挂在他驴子的嘴前那样摆动，我们拼命追赶，可是永远抓不到胡萝卜。赫伯特不敢作出决定。他总是害怕会错过某一项神话般的革新，例如用于棺材的电铃、电话或其他事物。

我满怀厌恶瞅着他。他迅速对大炮这件事向我进行报复。“您有没有进一些新货？”他傲慢地问道。

“您可能感到兴趣的一样也没有。除了——可是这同已经出售是一码事。”我带着突然萌生的敏锐的复仇目光和突然燃起的做生意念头回答道。

赫伯特开始上钩。“什么？”

“给您用的一样也没有。是第一流的货，而这东西等于已经出售了。”

“什么？”

“一座陵墓。一座大型的艺术工程。施瓦茨科普夫对此特别感兴趣——”

舍茨笑了。“您没有使用过去的兜售手法吗？”

“没有。在这笔货上没用。这是一种人死后用的俱乐部。施瓦茨科普夫想在遗嘱上安排每年逝世纪念日在里面举行一次限于亲友范围内的小规模纪念会。这么做，好比他每年又再举行一次葬礼。因而陵屋里很富有情趣，有长凳和彩色玻璃。每次纪念会后，也可以在那里休息和吃点心。很难超过它，不是吗？永久性的纪念，再没有人去看老式的坟墓了！”

舍茨继续笑着，可是进一步陷入沉思。我让他笑。阳光从河里反射出毫无分量的苍白的银光，射到我们两人中间。舍茨止住笑。“那么，您有一座这样的陵墓？”他说道，已经带着正牌收藏家的几分忧虑，这位收藏家在担心会错过一次大好的时机。

“请您忘了它！它算是已经卖给施瓦茨科普夫了。我们不如来观赏一下河面上的鸭子！多好的颜色啊！”

“我不喜欢鸭子。有股霉味。喏，我来看看您的陵墓。”

“请您别着急。您不如等到施瓦茨科普夫把它布置好了，再看看它在自然环境中是什么样子。”

舍茨又笑了，但现在笑声相当沉闷。我也笑了。我们两人谁也不相信谁，但每个人心里都感到不安。他想胜过施瓦茨科普夫，而我则想这次或许可以抓住他。

我继续走着。烟草和变质的啤酒味从旧城酒家飘来。我漫步穿过大门走进这家酒馆的后院。那里呈现出一派宁静的景象。星期六晚上喝醉的酒鬼躺在那里晒着早晨的阳光。苍蝇在喝过樱桃酒、施泰因黑格葡萄酒和谷物酒的人的喘气声中嗡嗡飞舞，仿佛芳香的信风从香料岛屿上吹来。蜘蛛从野葡萄的树叶里出来，像荡秋千的杂技演员顺着自己做的绳索在人们脸庞的上方爬上爬下。一只甲虫正在一个吉卜赛人的胡须里翻腾，仿佛胡子就是竹林似的。我想：至少在睡梦中，这就是失去的天堂，伟大的博爱！

我抬头望着格尔达的窗户。窗子敞开着。

“救命！”突然躺在地上的一个人开了腔。此人叫得镇静自若，声音很低而且温顺。她没有喊，然而正是这点像一种以太光击中了我。这一击是没有力量的，它击在胸脯上，像X射线穿透胸部，可是随后又击中呼吸，以至呼吸不畅。救命！我在想，不然我们喊什么呢？喊得叫人听见，听不见，还是不停地喊下去？

弥撒已过。女总管把我的报酬给我。这点钱不值得放进口袋里，但是我不能拒绝，那会叫她生气的。“我早餐时已经给您送来一瓶葡萄酒，”她说道，“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给您。但是我们为您祈祷。”

“谢谢，”我回答，“可是您怎么会想到送高级葡萄酒？酒也是用钱买来的。”

女总管微微一笑，笑容掠过她那布满皱纹的象牙色的脸，脸上皮肤毫无血色，修道院修女、监牢里的犯人、病人和矿工都有这样的肤色。“那是别人送的。城里有个虔诚的葡萄酒商人。他的妻子来这儿已经很久。从那以后，他每年送给我们几箱。”

我没问她为什么他要送酒。我想起，那个上帝的斗士博登迪克，也是在弥撒以后用早餐的，于是我迅速走开，目的是想抢出一点食品。

那瓶葡萄酒当然只剩下一半。韦尼克也在那里，可是他只喝咖啡。“阁下，您刚才那么毫不吝啬地给自己斟的那瓶酒，”我对博登迪克说道，“是女管家作为我的附加工资而给我一个人送来的。”

“这我知道，”神父说道，“但是，您这乐观的无神论者，您不是宽容的使徒吗？您尽管心平气和地让您的朋友们喝一滴。早餐喝一瓶酒对您的健康很有害。”

我没回答。教士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立即转守为攻。“什么会造成对人生的恐惧？”他问道，并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口。

“什么？”

“对人生的恐惧，它从您所有骨头里冒出来，就像——”

“像细胞外质。”韦尼克插进来帮着说道。

“像汗水。”博登迪克说道，他不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话。

“若是我对人生感到恐惧，那么我就是有信仰的天主教徒了。”我说着，同时把酒瓶拿到自己面前。

“瞎说！要是您是个有信仰的天主教徒，那么您就不会对人生感到恐惧了。”

“这是教父钻牛角尖的论点。”

博登迪克笑了。“您这个年轻的未开化的人，您究竟对我们教父完美的心灵有何了解？”

“看看教父们长年对亚当和夏娃有无肚脐的争论，这种说法可以休矣！”

韦尼克咧开嘴在笑。博登迪克做出一副感到厌恶的脸相。“最廉价的无知和平庸的唯物主义，总是成了难兄难弟。”他朝着韦尼克和我之间的这个方向说道。

“您对科学可不能如此高傲，”我反驳说，“若是您得了急性盲肠炎，而且远近只有唯一的一个第一流的，可又是无神论的医生可以帮忙，您将如何是好？是祷告，还是让一个异教徒来动手术呢？”

“两者都要，您这个辩证法的新手！这倒是给那异教的医生创造一个机会，在上帝面前立功。”

“您根本没有必要请医生治疗，”我说道，“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么您干脆死去好了，不要想法改正。”

博登迪克表示拒绝。“现在来看看自由意志与上帝全能的问题。聪明的六年级学生以为这样可以驳斥整个教会学说。”他态度和蔼地站起来。他的头颅发出健康的光亮。面对着这个爱炫耀信仰的人，韦尼克和我显得瘦弱不堪。“祝您胃口好！”他说道，“我还必须到其他信徒那里去。”

没有人回答“其他”这个词。他急急忙忙走了。“教士和将军通常都长命，您仔细观察过没有？”我问韦尼克，“怀疑和忧虑不会咬噬他们。他们呼吸很多新鲜空气，终身被聘用，而且用不着思想。一个有教义问答手册，另一个有训练守则。这使他们永葆青春。此外，两者都享有崇高威望。一个有资格见上帝，另一个可以见皇帝。”

韦尼克点燃一支雪茄。“您有没有发现神父与人争斗总是占便宜吗？”我问道，“我们必须尊重他的信仰，而他无须尊重我们的无信仰。”

韦尼克把烟雾朝我这个方向吹来。“他叫您受气，而您对他无可奈何。”

“这就对了！”我说道，“正是这一点使我气不过！”

“他知道的。他心里很踏实。”

我把剩下的葡萄酒斟入酒杯。还不到一杯半——另外的已经给上帝的斗士喝掉了，这是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1915年生产的——这种葡萄酒只应在晚间同一个女人一道喝。“而您呢？”我问道。

“这一切同我无关，”韦尼克说道，“我是精神生活上的一种交通警察。我尝试着在这儿的交岔路口指挥——但是我对交通不负责任。”

“我总觉得我对世界上的一切负有责任。究竟我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韦尼克发出带有侮辱性的笑声。“您大概也想得精神病！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对您完全不感兴趣。您是个完全正常的普通青年人！”

我来到大马路上。一支游行队伍缓缓地从市场那里推移过来。一群身穿浅色服装的星期日游客，带着小孩、一包包食品、自行车和五颜六色的琐碎物品，像一片乌云到来前的海鸥，急匆匆地在游行队伍前面飞来——随后游行队伍到了，把马路阻塞得水泄不通。

这是一支战争残疾者的队伍，他们抗议养老金过低。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辆滑轮小车，车上有个躯体，只有躯干和头，而无四肢。从这躯干来看，已无法判断这个人过去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甚至从他的双肩也无法推断出来，因为双臂截肢的位置太高，已经没有留下装假肢的余地。此人的头是圆的，有一对活跃的褐色眼睛，蓄着一撮小胡子。想必是有人天天在照料他——他的脸已修过，理了发，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那辆小车实际上只有一块木板带上滑轮，由一个独臂的人拖着走。这个截去四肢的人坐得端端正正，而且对此很留神。跟在他后面的是坐着截去双腿的残疾人的车辆，每三辆车子排成一排。这些车子有大橡皮轮，靠双手操纵前行。用来遮掩本来是双腿部位的皮革围裙，以往通常是闭合的，而今天却掀了开来。他们的躯干可以看清。裤子细心地折叠起来。

再后面是撑着拐杖的截肢残疾者。那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歪得出奇的轮廓、笔直的拐杖以及这两支拐杖之间有点倾斜地垂挂着的身体。后面跟着的是双目失明的人和独眼龙。人们听到白色拐杖落在石子路上的响声，看到带有三个圆点的黄臂章。失去双眼者的臂章像单向行驶车道或死胡同被封闭入口处的标志一样——画有禁止车辆通行的三个黑色圆点。许多残疾者都举着标语牌，即使是双目失明的残疾者，虽然他们永远再也看不到什么，也举着这样的牌子。一个牌子上写着：“这就是祖国的感谢吗？”另一个牌子写着：“我们在挨饿”。

有人把一根贴着纸条的木棒插在坐小车的那个男子的外衣里。纸条上写着：“我每月的养老金只值一个金马克。”两辆其他车子之间飘着一面白旗：“我们的孩子没有牛奶，没有肉，没有黄油。我们是为此而战的吗？”

这些人都是通货膨胀最不幸的牺牲者。他们的养老金贬值，几乎毫无用处。政府不时给他们提高，但是为时太晚，因为在提高的当天，其收入又降了许多倍。美元发了疯，现在它每天已经不再是跳跃几千或几万，而是几十万。前天一美元还是一百二十万马克，昨天已经一百四十万。明天它有望到达二百万，而月底将是一千万。现在工人在白天领两次钱，一次在上午，一次在下午，每次有半小时休息，以便让他们跑出去采购，因为他们如果把钱留到下午，将遭受巨大损失，致使他们的小孩还吃不到半饱。这是填饱，不是营养好，用一切可以填到肚子里的东西——不是用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来填饱。

这支游行队伍比其他一切游行队伍要缓慢得多。在队伍后面，星期日游客的汽车被堵塞。于是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前面是一大批灰蒙蒙的无名的战争牺牲品，他们默默无语地拖着自己的身子前进；接着是死难士兵的未亡人，她们带着自己的小孩，瘦弱、饥饿、憔悴和恐惧；不耐烦地紧跟在她们后面的是靠战争发财者被堵住的汽车，喇叭声、马达声此起彼伏。汽车里呈现夏季的景色，双颊肥厚、手臂粗圆和红光满面的人身穿亚麻布或丝绸服装。这些人表情尴尬，因为他们已经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人行道上行人的处境要好一些，他们干脆把视线移开，拖着停下脚步并想同残疾者说话的孩子们一道走。谁有可能，就躲开去走旁边的马路。

太阳高挂，天气炎热，残疾者们开始冒汗。这是贫血人冒出的不健康的白色粥状汗水，汗水淌到他们脸上。突然，在他们后面响起一声喇叭尖叫声。有个人忍受不住了，他想节省几分钟时间，因而试图使车子的一侧在车道，另一侧在人行道上开过去。所有残疾者都转过身子。没有人说句话，但是他们把队伍散开，堵住马路。若是汽车想通过，那么它就得从他们身上压过去。一个身穿浅色西服、头戴一顶草帽的青年男子带着一个姑娘坐在汽车里。他做了几个愚蠢尴尬的手势，点燃一支香烟。每个残疾者从他身旁走过，都要朝他看看。他们不是出于责备，而是看着香味飘到马路上的那支香烟。这是一支高级香烟。没有哪个残疾者还能够经常抽上一口烟。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也要嗅嗅。

我跟随队伍一直走到玛利亚教堂。那里站着两个穿制服的国家社会党人，他们扛着一块大牌子：“伙伴们，到我们这里来！阿道夫·希特勒会救你们的！”队伍围着教堂绕圈。

我们坐在红磨坊里。一瓶香槟酒摆在我们面前。这瓶酒售价二百万马克——相当于一个锯去腿的残疾军人及其全家在两个月里所拿到的养老金。酒是里森费尔德订的。

里森费尔德坐的位置可以俯视舞池。“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他对我说，“我只不过想看看，你们会怎样捉弄我。贵妇人是不住在小小墓碑店的对面的，而且不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这在一个像您这样的大人物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我说道，“可是您该知道，贵族们的居住情况几乎只能如此。这是通货膨胀安排的。住宫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里森费尔德先生。即使某人还有一座宫殿，他也会把房间租出去。继承的钱财已经耗光。王室住在摆有家具的租房里，军刀铿锵的上校们已经咬牙切齿地变成保险公司代理人，伯爵夫人……”

“够了！”里森费尔德打断我的话，“我都要掉泪了！没有必要再解释。但是有关瓦策克太太的事，我了如指掌。有幸看看你们拙劣的骗局，使我感到好笑。”

里森费尔德看着正在同格奥尔格跳狐步舞的莉萨的背影。我避免让这位奥登瓦尔德的卡萨诺瓦回忆他曾把莉萨看作是步态像只肥豹子的法国女人——这么做可能引起我们的关系立即破裂，而我们正迫切等待着一批花岗岩。

“再说，这于事无损，”里森费尔德和解地说，“相反，给她的分数还可以评得更高！这个娘儿们，完全与众不同！您瞧，她是怎样跳的！像一只——一只——”

“一只肥豹子。”我帮他说了出来。

里森费尔德斜着眼睛看我。“有时您对女人也算有些了解。”他嘟哝着。

“是从您那里学到的！”

他对我祝酒，出乎意料地来讨好我。“我有一件事想向您讨教，”我说道，“我觉得您在奥登瓦尔德家里是个第一流的安分守己的公民和家长。您以前给我们看过您三个孩子和您那玫瑰花环绕着的房子的照片，房子的围墙基本上没有用过一块花岗岩，我作为一事无成的诗人，对于您这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可是为什么您在外面却变成这样一位夜总会的国王呢？”

“为了在家里能尽情享受当个公民和家长的滋味。”里森费尔德脱口而出答道。

“是个很妙的理由。但是为什么偏偏要绕个圈子呢？”

里森费尔德狞笑着。“这是我的恶魔在作怪。人的双重天性。从来没听过，不是吗？”

“我没听过？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里森费尔德傲慢地笑笑，同早上的韦尼克差不多。“您？”

“即使在有更多智慧的这一级人里，也会有这种事的。”我解释道。

里森费尔德喝口酒，叹了一口气。“现实和幻想！永远在追逐，永远分离！或者说，”他恢复常态，带着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处在您的位置，即作为一个诗人，当然是渴望和实现，上帝和肉，宇宙和厕所——”

幸好这时小号又吹起来，格奥尔格和莉萨从舞池里回来。莉萨穿着杏黄色薄绸衣，像个童话里的人物。里森费尔德在知道她的普通出身以后，作为和解，要求我们大家接受他的邀请来到红磨坊。此时，他向莉萨鞠个躬。“跳个探戈，尊贵的夫人。您想……”

莉萨比里森费尔德高出一个头，我们等待着精彩的表演。但是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花岗岩皇帝显示出他是个跳探戈舞的大师。他不仅擅长阿根廷的，而且也掌握巴西的探戈舞，似乎还会一些其他变异的跳法。他像个花式滑冰运动员带着不知所措的莉萨在正厅里打圈。“你的心情怎样？”我问格奥尔格，“别太难受。金钱对感情！我在前几天也获得这方面的一大堆教训。甚至从你这里，火辣辣的。今天早上莉萨是怎样从你的房间里出去的？”

“当时的情况很糟。里森费尔德想把办公室作为他的哨所。他想观察她的窗户。我想，如果我告诉他莉萨是什么人，或许可以把他吓跑。但这无济于事。他像个大丈夫一样忍受着。最后我终于把他拖进厨房喝了几分钟咖啡。这就给莉萨提供机会。当里森费尔德又回到办公室来观察时，莉萨已经从她窗子里往外亲切地微笑着。”

“她穿着印有仙鹤的和服式晨衣吗？”

“穿着印有风车的和服式晨衣。”

我看着他。他点点头。“衣服是用一块小的峁形碑换来的。这是必要的。因为，里森费尔德老是点头哈腰，朝着马路对面喊叫，说今晚要邀请她。”

“只要她还被认为是‘德拉图尔’，这一点料想他还不敢。”

“他邀请时很有礼貌。莉萨接受了。她想，这或许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

“你相信吗？”

“是的。”格奥尔格愉快地回答。

里森费尔德和莉萨从舞池回来。里森费尔德头上冒着汗。莉萨像修道院的一朵百合花那样冷淡。突然间我大吃一惊，我看到酒吧间柜台后面，在气球之间出现一个新来的人。他就是奥托·巴姆布斯。他在嘈杂的人声中茫然若失地站着，他大概是觉得来这里合适，如同博登迪克也想来一样。随后，在他身旁出现维利的红脑袋，我听到勒妮·德拉图尔的口令从某处传来：“博德默尔，您可以稍息！”

我如梦方醒。“奥托，”我问巴姆布斯，“究竟什么人把你打发到这里来了？”

“是我，”维利回答，“我想为德国文学做点贡献。奥托不久就得回乡下去。那时他就有时间凑出关于罪恶社会的诗篇。但是目前他还得看看这个社会。”

奥托温顺地笑了笑。他眨眨那对近视眼。额角上冒出一些汗珠。维利和勒妮以及他就在邻桌旁坐下。莉萨和勒妮的目光发生了一次飞快的持续几秒钟的短兵相接。之后，两人又若无其事并且高傲地微笑着把目光转向各自的餐桌。

奥托朝我靠过来。“我已经把《母老虎》组诗写好了，”他用耳语的嗓音对我说，“昨天夜里完稿的。我现在已经在写一组新的《深红色的女人》。以后我或许会把它叫作《启示录的大动物》，改为自由体诗。这工作真了不起。我的灵感又来了！”

“好！可是你在这里盼望得到什么？”

“一切，”奥托容光焕发地回答，“我总是盼望一切，假如什么也还不知道，那就是美的。再者，你不是也认识马戏班里的一个女士！”

“我所认识的女士，不会为新手而做这方面的训练的，”我说道，“看来你的确还一无所知，你这异想天开的色鬼，否则你也不至于这么笨得不知羞耻！因此请你记住头条法律：不去碰别人的女士——你在这方面还没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

奥托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他随后说，“资产阶级的偏见！我又不是说有夫之妇。”

“我也不是，你这色鬼。要是有夫之妇，法律不是这么严格的。究竟为什么说我想尽一切办法认识马戏班的一个女士？我已经对你说过，她在一个跳蚤马戏团里当过售票员。”

“维利对我说那不是真的。他说她在马戏班里当杂技演员。”

“是这样，维利！”我看见那红发头颅像个南瓜在舞厅的人海之上摇晃，“你听着，奥托，”我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维利的女士是马戏班的。就是那个戴蓝帽子的。而且她爱好文学。这就是机会！看准了就上！”

巴姆布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真心诚意跟你说，你这愚蠢的唯心主义者！”我说道。

里森费尔德已经又和莉萨朝舞池走去。“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格？”我问道，“那边有个业务上的朋友试图把你的女士从你这里拉走，而这里刚才有人要我以德国诗坛为重把格尔达出借。到底我们是笨蛋，还是我们的女士的确值得这样追求？”

“两者都是。此外，别人的老婆总是比一个未婚女子更值得花五倍力气去追求。这是一条古老的道德准则。但是莉萨在几分钟后头部会剧烈疼痛，出去一会儿，到更衣室去拿阿司匹林，然后叫个侍应生来送信，说她不得已回家去了，叫我们继续在这里消遣。”

“这是对里森费尔德当头一棒。里森费尔德明天会什么也不再卖给我们。”

“他必定卖得更多。你应该知道。为了格尔达。格尔达在哪里？”

“她的聘约三天后才开始。我希望她在旧城酒家。但是我担心她会坐在爱德华的瓦尔哈拉饭店里。她把这说成是节约一顿晚餐。我没有什么理由可反对的。她有充分的理由，我要回答她，得再长三十岁。你倒是要留心莉萨。她为了在业务上再帮我们的忙，或许不会头疼。”

奥托·巴姆布斯又往我这里靠过来。他的一对眼睛在眼镜玻璃后，像受惊的鲱鱼眼一样。“‘马戏场’也许是一卷诗集的一个好标题，不是吗？加上图卢兹-劳特累克的插图。”

“为什么不用伦勃朗、丢勒和米开朗琪罗画的呢？”

“这些画家画过马戏班吗？”奥托兴致勃勃地问道。

我没理会这问题。“喝吧，我的孩子，”我用父辈的口吻说，“并且为你的短命高兴，因为你随时都可能被谋杀。出于忌妒，你这个傻瓜！”

他讨好地向我祝酒，随后沉思地瞟瞟那边的勒妮，她摆动着那顶戴在金色鬈发上的小巧玲珑的翠蓝帽，看上去像个星期日的驯兽女郎。

莉萨和里森费尔德走回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莉萨说，“我突然间头疼起来。我去吃一片阿司匹林——”

里森费尔德还来不及跳起身来，莉萨已经离开桌子。格奥尔格非常得意地瞅着我，伸手去拿一支雪茄。

17

“甜蜜的阳光，”伊莎贝尔说道，“为什么它变弱了？因为我们疲劳吗？每天晚上我们都失去阳光。每当我们睡觉时，世界就离开了。那么我们在哪里呢？鲁道夫，世界会经常再来吗？”

我们站在花园边缘，通过栅栏大门眺望外面的景色。从七叶树大道两旁一直往下伸延到树林的田地上，长着渐熟的庄稼，田地上这时已是薄暮时分。

“世界会经常再来的，”我说道，小心地再补上一句，“经常，伊莎贝尔。”

“我们呢？我们也会吗？”

我们？我想，谁知道呢？每个钟点都在给予、拿走和变化。但是我没吱声。我不想卷进突然会滑入深渊的谈话中去。

在田地上干活的病员从外面回来。他们像疲乏的农民一样归来，最初的晚霞已经落在他们的肩上。

“我们也会，”我说道，“经常，伊莎贝尔。存在的事物，没有哪一样会丢失的。永远不会。”

“你相信吗？”

“我们除了相信，别无其他办法。”

她转身对着我。在这薄暮时分，她披着空气中秋天最初的明朗的金辉，显得格外美丽。

“我们以往曾经丢失过吗？”她低声地说。

我盯住她。“我不知道。”我终于说。丢失——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啊！这么多！

“鲁道夫，我们以往曾丢失过吗？”

我犹豫不决地沉默。“是的，”然后我说道，“但是生命就从那时开始，伊莎贝尔。”

“哪一个？”

“我们自己的。那时一切——勇气、深切同情、人道、爱情和美的悲剧性彩虹——才刚刚开始。那时我们知道，什么也没留下。”

我注视她那张被夕阳照射着的脸庞。刹那间，时间静止了。

“你和我，我们也没有留下吗？”她问道。

“不，我们也没有留下。”我回答，从她身上一直望到充满蓝、红、金三种颜色的远处风景。

“要是我们相爱，也没有留下吗？”

“要是我们相爱，也没有留下，”我说道，有些犹豫，小心地补充说，“我相信，人们因此而相爱。否则，也许人们不可能相爱。相爱意味着想继续给予什么，人们无法阻挡。”

“什么？”

我耸起肩膀。“这方面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我们的自我，这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心。让我们说：我们的心。或是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心。”

从田里来的人已经走到这里。门卫打开大门。突然从围墙边闯出一个人来，他肯定是躲在墙那边的一棵树背后，此人迅速从我们身旁走过，挤进从田间回来的人群里跑了出去。有一个门卫发现了他，有气无力地跟在他后面追去；第二个门卫镇定地站着，让其他病员继续通过，然后他把大门锁住。这里的人可以望到闯出去的人在下面跑。他比起追他的人跑得快多了。“您相信您的同事以这种速度会赶上他吗？”我问第二个门卫。

“他会带着他回来的。”

“看来不是这样。”

门卫耸耸肩膀。“这个人叫吉多·廷佩。他每个月至少要逃跑一次。最远总是跑到‘森林之屋’饭馆。在那里喝几杯啤酒。我们每次在那里找到他。他从来没再往前跑，也从未跑到别的地方去。正是为了两三杯啤酒。他总是喝黑啤酒。”

他对我眨眨眼睛。“因此我的同事不跑快。他只需盯住他就行了。我们总是让廷佩有充足的时间喝完他的啤酒。为什么不呢？随后他就像只羊羔回到家来。”

伊莎贝尔没留心听。“他想到哪里去？”她此时问道。

“他想喝啤酒，”我说道，“没有别的。谁抱有这样的目的就好了！”

她没听我说话。她盯住我。“你也想跑吗？”

我摇摇头。

“没有什么需要跑的，鲁道夫，”她说道，“也没有什么需要来。所有的门都是相同的。而在门的后面——”

她顿住了。“伊莎贝尔，门的后面是什么？”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只有门。一直光有门。而在门的后面没有什么。”

门卫关闭大门，点燃烟斗。廉价烟草的香味向我扑来，像变魔术一样唤来一幅图像：朴素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规矩的职业，一个规矩的老婆，规矩的子女，规规矩矩干到老以及规规矩矩地死——一切都作为理所当然来接受，白天、下班和夜间，从来不问，在这些的后面是什么。顷刻之间，一种强烈的对于这方面的渴望抓住我，并且有点像忌妒。然后我看着伊莎贝尔。她站在大门口，双手抓住栅栏门的铁棒，头紧贴在铁棒上，眼睛朝外望。她久久这么站着。阳光越来越浓艳，越来越红，越来越呈现金黄色，树林失去蓝色的影子，变成黑色，我们头上的天空呈现苹果绿色，布满映成形状像帆船一样的淡红色云彩。

她终于转过身子。在这种光线中，她的眼睛几乎成了紫色。

“来。”她说着，抓住我的臂膀。

我们走回来。她把身子靠着我。“你一定永远不离开我。”

“我永远不离开你。”

“永远不，”她说道，“永远不是这么短暂。”

弥撒侍者的银色香炉烟雾袅袅。博登迪克转过身子，圣体匣捧在手里。修女们穿着黑袍像一小堆一小堆黑压压的投降的人跪在条凳上，她们低垂着头，双手敲着被遮住的乳房，它们从来不许成为乳房。蜡烛燃着，而上帝就在厅内一个圣饼里，周围放射出金色光芒。一个妇女站起来，穿过中间通道向前一直走到圣餐台那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大多数病员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金色的奇异景象。伊莎贝尔不在那里。她拒绝进教堂。以前她去过，几天以来她不愿再去。她对我解释过。她说，她不愿再看那淌着血的人。

两个修女把那倒在地上并且双手拍打着地板的女病员扶起来。我弹着大圣礼乐曲。精神病患者苍白的脸庞猛地一下抬起来对着管风琴。我奏出大提琴和小提琴音色。修女们唱了起来。

白色螺旋形的香雾在旋转。博登迪克又把圣体匣放回到圣柜里。烛光在他那绣着一个大十字的织锦弥撒礼服上闪烁，并随同香雾一道往上飘向近两千年来挂着血淋淋的救世主的大十字架。我机械地继续弹奏，想着伊莎贝尔和她说过的话，然后想到昨天晚上读过的基督降生前的宗教史。那时在希腊的众神很快活，他们在云彩间漫游，他们有些流氓习气，总是像隶属他的人一样背信弃义和反复无常。他们是生活中富裕、残酷、无所顾忌和美的化身和夸张。伊莎贝尔说得对：我头上那个留着胡子、四肢流血、面色苍白的男人不是这样的神。两千年，我想，两千年了，生活总是随着灯烛之光、激情的喊叫、死亡和欣喜若狂环绕着石头建筑物旋转，在这些建筑物内矗立着那个苍白死者的塑像，这些塑像忧郁，流着血，它们的周围有千百万博登迪克。而教堂的铅灰色阴影遍布各个国家，扼杀生活的乐趣，从欢乐的性爱制造所谓秘密的、肮脏的、罪恶的私通丑闻，尽管高唱什么爱和宽恕，却什么也不宽恕——因为真正宽恕，意味着证实别人是怎样的人，意味着在说出“我今生到此为止”以前，不去要求忏悔、忠诚和服从。

伊莎贝尔等在外面。韦尼克允许她在晚间有人陪伴时到花园里去。“你在里面做什么？”她怀有敌意地问道，“帮忙把一切遮盖起来吗？”

“我演奏乐曲。”

“乐曲也会遮盖。胜过说话。”

“也有会揭露的乐曲，”我说，“鼓和号的乐曲。它把许多不幸带到世界上来。”

伊莎贝尔转过身子。“你的心呢？不是也是一面鼓吗？”

是的，我想，是一面缓慢和低沉的鼓，但尽管如此，它所造成的噪声是够响的，会带来许许多多不幸，或许我也会因此听不见生活甜蜜的无名的呼唤，这呼唤对于某些人是仍然存在的，他们不以华丽的自我同生活对立起来，不要求任何解释，仿佛他们是好辩的债权人，而不是不留踪迹的过往浪游者。

“你按一按我这儿，”伊莎贝尔说着，抓住我的手放到她乳房下方的薄衬衣上，“感觉到吗？”

“是的，伊莎贝尔。”

我把手抽开，但是我做得似乎没抽开一样。我们环绕着一处小喷泉走，这喷泉在晚间噼里啪啦溅着水，仿佛它已被人遗忘。伊莎贝尔把她的双手浸到池里，捧着水往上泼。“鲁道夫，白天梦在哪里待着？”她问。

我朝她看看。“梦也许在睡觉。”我小心谨慎地说，因为我知道她这样的问题会引到哪里去。她把手臂伸进水池，让它们泡在水里。两只手臂上布满小气泡，在水下射出银光，仿佛它们是用陌生的金属制作的。“梦怎么会睡觉？”她说道，“梦是活的睡觉。人只在睡觉时看到。但是白天梦待在哪里？”

“也许像蝙蝠一样挂在地下巨大的洞穴里，或者像小猫头鹰躲在树洞深处，等待着黑夜。”

“要是黑夜不来呢？”

“黑夜总会来的，伊莎贝尔。”

“你有把握吗？”

我盯住她。“你像个小孩在提问。”我说道。

“小孩怎样提问？”

“像你一样。他们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很快就会问得大人无言对答，难堪或是恼火。”

“大人为什么会恼火？”

“因为他们突然发觉，有些和他们有关的事是非常不对的，并且也因为他们不愿再回忆。”

“你也有些不对的地方吗？”

“几乎一切事，伊莎贝尔。”

“什么事不对啊？”

“这我不知道。问题恰好在这里。假如我们知道，那么就不会再这么不对了。我们只是感觉到。”

“唉，鲁道夫，”伊莎贝尔说道，她的嗓音突然压低，并且软弱无力，“没有什么事不对。”

“没有吗？”

“当然没有。不对和对只有上帝知道。假使他是上帝，那就没有不对和对。上帝就是一切。那么只有离开上帝才会有不对。但是若有什么事物离开他或反对他，那么他不过是个无能的上帝。而无能的上帝就不是上帝。因此，要么一切都对，要么没有上帝。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吃惊地看着她。她所说的，实际上简单而又明了。“那么也没有鬼和地狱？”我说道，“或者有的话，那就没有上帝。”

伊莎贝尔点点头。“当然没有，鲁道夫。我们有这么许许多多的话。是谁发明的呢？”

“糊涂的人类。”我回答。

她摇摇头，指着小礼拜堂。“是那里那些人！他们把他关在里面，”她悄声地说，“他出不来。他想出来，但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谁呀？”

“那些教士。他们牢牢抓住他。”

“那是从前别的教士，”我说道，“两千年前。不是这些教士。”

她把身子靠着我。“总是这帮人，鲁道夫，”她紧贴在我前面耳语，“你不知道？他想出去，但是他们把他关住。他流着血，流着血，想从十字架上下来。可他们不放他。他们把他关在四周筑有高塔楼的监牢里，给他烧香、祈祷，而不让他出去。你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此时，月亮惨淡地悬挂在灰蓝的树林上空。“因为他很富，”伊莎贝尔低声地说，“他非常非常富。但是他们想占有他的财产。一旦他出去，他会把财产弄回去的，那么他们就会突然变穷。情况和关在这里上面的某个人一样，别人掌管他的财产，为所欲为，过着像富翁一样的生活。情况和我一样。”

我凝视着她。她的脸绷得紧紧的，但是没有流露什么。“你指的是什么？”我问道。

她笑了。“一切，鲁道夫。你也知道啊！人家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我碍事。他们想占有我的财产。一旦我出去，他们得把财产还给我。没关系，我不想要这财产。”

我还是凝视着她。“如果你不想要这笔财产，你可以对他们声明，那么就没有理由把你留在这里。”

“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情形都一样。为什么不在这里呢？他们至少不在这里。他们像蚊子一样。谁想同蚊子一道生活呢？”她弯下身子。“因此我伪装自己。”她用耳语的嗓音说。

“你伪装自己？”

“当然！你不知道？我不得不伪装起来，否则他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很蠢。我可以欺骗他们。”

“你也欺骗韦尼克吗？”

“他是谁？”

“医生。”

“原来是他。他一心想娶我。他与其他人一样。有这么多的俘虏，鲁道夫，外面的人感到害怕。但是他们最害怕那边十字架上的那个。”

“谁？”

“所有利用他并靠他生存的人。数也数不清。他们标榜自己是好人，但是他们做了许多坏事。谁坏，就做不了什么事。人家看得清，对他保持警惕。但是那些好人——他们什么事没做啊！唉，他们沾满血迹！”

“就是他们，”我说道，在黑暗中耳语的声音甚至显得特别激动，“他们干尽了坏事。谁自以为言行正确，他就是残酷无情。”

“你别再去了，鲁道夫，”伊莎贝尔继续耳语，“他们应该把他释放！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也想笑，想睡，想跳舞。”

“你相信吗？”

“每个人都想这样，鲁道夫。他们应该把他释放。但是他对他们太危险了。他不像他们。他是所有人当中最危险的人——他是最善良的人。”

“因此他们把他抓牢吗？”

伊莎贝尔点点头。她的呼吸轻轻地擦着我。“此外他们必定会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是的，”我说道，“我也相信。他们，即今天还崇拜他的那些人，又会把他搞死。他们会把他搞死，正如他们以他的名义搞死无数的人一样。以正义和博爱的名义。”

伊莎贝尔打了个寒噤。“我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她说着，指着小礼拜堂，“他们总是说，人必须受苦。那些穿黑服的修女。鲁道夫，为什么？”

我没回答。

“是谁使我们注定要受苦？”她问道，身子紧紧向我靠来。

“上帝，”我做出一副苦相说，“要是真有的话。就是那位创造我们大家的上帝。”

“而谁来惩罚上帝？”

“什么？”

“因为上帝使我们受苦，谁来惩罚他呢？在这里，在人类中间，如果有人做了这种事，他就得坐牢或被绞死。谁来绞死上帝？”

“这问题我还没想过，”我说道，“我以后问一下博登迪克神父。”

我们从林荫大道回去。几只萤火虫在黑暗中飞舞。伊莎贝尔突然站住。

“你听见了吗？”她问道。

“什么？”

“地球。它像一匹马跳了一下。我小时候，每当睡觉时，我就害怕我会跌下来。我想把自己绑在床上。重力可信吗？”

“是的。完全和死亡一样可信。”

“我不知道。你还从来没飞过吗？”

“是乘飞机吗？”

“乘飞机，”伊莎贝尔带点轻蔑的语气说，“这每个人都会。在梦里。”

“是的。但是这不是每个人都会吗？”

“不。”

“我相信每个人会有一次梦见自己在飞翔的。这是所有梦中最常见的一种。”

“你瞧！”伊莎贝尔说道，“你相信重力。假如它有一天停止了呢？那么又是怎样？那么我们就像肥皂泡四处乱飞！那么谁是皇帝呢？是那个脚上铅绑得最多的人，还是那个手臂最长的人呢？而人又是怎样从树上下来的？”

“这我不知道。但是铅也无济于事。它也像空气那样轻。”

她突然变得活泼起来。月光照到她的眼里，仿佛在眼睛后面燃起了白光。她把头发甩回去，在冷光中，头发好像没有色彩似的。

“你看上去像个巫婆，”我说道，“一个年轻而又危险的巫婆。”

她笑了。“巫婆，”她悄声地说，“你终于认出来了？这已经很久了！”

她用劲把她臀部周围摆动的宽大蓝裙扯开，让它滑落到地上，然后跨了出来。现在她除了一双鞋子和一件敞开的白色短上衣以外，什么也没穿。她站在黑暗之中，苗条而又洁白，不像是个女人，而更像个男孩，有着灰白的头发，灰白的眼睛。“快来。”她耳语着。

我环顾四周。真该死，我想，要是这时博登迪克或韦尼克或随便哪个修女走来就糟了！我恼怒自己会萌生这样的念头。伊莎贝尔从来不会这么想的。她像个获得一个躯体的空气精灵一样，正准备飞走。

“你得把衣服穿上。”我说道。

她笑了。“鲁道夫，我得穿上吗？”她嘲笑着问道，没有一点重力，可是我却承受着世界上的一切重力。

她慢悠悠地走近。她伸手抓我的领带，把它拉开。她的双唇没有色彩，在月光中呈灰蓝色，她的牙齿像石灰那样白，甚至她的嗓音也失去它的色泽。“把这拿掉！”她低声地说，而且把我的领子和衬衣扯开。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我光溜溜的胸脯上怪凉的。这双手并不柔软，而是又纤细又硬，它们紧紧抓住我。一阵寒战掠过我的皮肤。我在伊莎贝尔身上从未料到的某种东西，突然从她那里迸发出来，我觉得这东西像是一阵猛烈的风，它从遥远的地方吹来，压缩在她身上，宛如一望无垠平原上的和风在经过狭窄的山口，压缩成强劲的风暴。我试图抓住她的双手，一面环顾四周。她把我的手推开。她已经收住笑容，在她身上突然出现了人临死时的严肃，对于这个人来说，爱情无非是多余的附属物，她现在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目标，她觉得就是死了也不冤枉。

我没办法阻止她。从某处给她传来一股强力，为了抵挡这强力，我或许只好对她使用暴力。为避免事情发生，我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这样更加孤立无援，但是此时她离我更近，她的乳房向我的胸脯紧靠过来，我感觉到她被我双臂搂住的身体，我发现我更紧地把她拉到我身上。不行，我想，她有病，这是强奸，但是哪一样不是强奸呢？她的双眼紧对着我的双眼，空虚而又毫不相识，呆滞而又透明。“害怕，”她耳语地说，“你总是害怕！”

“我不害怕。”我喃喃地说。

“什么？你害怕什么？”

我不回答。突然间，害怕已不复存在。伊莎贝尔的灰蓝嘴唇对着我的脸紧贴过来，冷冷地，她身上没有哪处是热的，可我由于一种冰冷的热感而哆嗦起来，我的皮肤在收缩，只有头部在发热，我感觉到伊莎贝尔的牙齿，她是只枯瘦的、站立起来的动物，是个月光下贪婪的鬼怪、精灵，是个死人，一个活着的、复活过来的死人，她的皮肤和双唇冷冰冰的，恐惧和被禁锢的性欲交织在一起，我使劲挣脱，把她推回去，以至她跌倒在地……

她没站起来。她蹲在地上，像只白蜥蜴，喃喃地对我诅咒、辱骂。那是一阵像水流一样低声的车夫的诅咒，士兵的诅咒，妓女的诅咒，这些诅咒不是所有我都能明白的，她的辱骂像刀子和鞭子一样落在我身上，她的言语我从来也没料到过，对于这样的言语，一般人只用拳头来对付。

“安静。”我说道。

她笑了。“安静！”她模仿我说，“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安静！你见鬼去吧！”她蓦地拉大嗓门骂起来，“给我走，你这可怜虫，你这个阉去睾丸的人。”

“住口，”我动火地喊道，“否则……”

“否则什么？你可以试试！”她在地上朝着我像张弓一样拱起身子，双手在后面支撑着，表情下流，嘴巴张开，形成一副可憎的鬼脸。

我凝视着她。她的举动照说应该使我厌恶，可是我并没有厌恶。即使她做出这种下流的姿势，但她与妓女毫不相干，尽管她说出并做出这一切，但其中以及在她身上却包含一些绝望、粗野和天真无邪。我爱她，我真想把她举起来背走，可我不知道走向何处，我举起我沉重的双手，我觉得自己毫无希望，束手无策，有小资产阶级习气，目光狭隘。“你给我滚！”伊莎贝尔在地上低声地说，“你给我走！走！永远不要再来！别再来，你这老头子，你这教堂侍者，你这没教养的人，你这割去睾丸的人！走，你这蠢货，你这傻瓜，你这唯利是图的人！你别再来！”

她盯住我，现在跪着，嘴变小了，双眼平平的，呈现蓝灰色，恶狠狠的。她轻轻一跃跳了起来，抓住宽敞的蓝裙，迅速而又轻飘飘地走开。她抬高双腿从林荫大道走到月光下——一个赤裸身子的舞蹈演员，手里挥舞着蓝裙，像一面旗子。

我想追她，喊她穿衣服，但是我站着没动。我不知道，她下一步会做什么。我突然想起，这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上面曾有人赤条条地站在门口。特别是女病员常常这么做。

我缓步从林荫大道走回去。我把衬衣理理好，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我不知道为什么。

深夜，我听到克诺普夫走来。他的脚步声证明他喝得醉醺醺的。我的心绪确实恶劣。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就走到下水管那里。克诺普夫在院子的门前停住脚步，作为一个老兵他首先扫视一下这一地带。四周万籁俱寂。他小心翼翼地走近那座方尖碑。我没指望这个退伍上士经过那么一吓之后会放弃他的恶习。他摆好架势站立在方尖碑前，并继续张望。他的头小心地再转动一圈。接着这个老奸巨猾的人施放起烟幕：他的两只手垂下，可是这只是个假动作，实际上是在静听。随后，当他发现四处依然寂静无声时，他就得意地站过去，那尼采式的胡子四周流露出胜利的微笑，并且放肆起来。

“克诺普夫！”我压低嗓音通过下水管咆哮起来，“你这只猪猡，你又来这里！我没警告过你吗？”

克诺普夫的脸上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我向来不相信，有人由于恐怖会把眼睛张得大大的，我想，为了看得更清楚，眼睛宁可眯细。然而克诺普夫确实像由于一枚重磅炮弹打来而受惊的马一样张大眼睛。他的眼睛甚至在骨碌碌乱转。

“你不配当退伍工兵上士，”我闷声地宣告，“因此我降你的级！我把你降为二等兵，尿鬼！下去！”

一声沙哑的号叫从克诺普夫的喉咙里迸发出来。“不，不！”他像乌鸦在叫，并且想看清上帝到底在哪里说话。这里是大门和屋墙之间的拐角处，没有一扇窗，没有一个开口。他不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

“你的长军刀、大檐帽和领章花边无效！”我低声地说，“你的特别制服无效！从现在起你是个二等工兵，克诺普夫，你这只猪猡！”

“不！”克诺普夫被击中要害号叫起来。一个真正的条顿人宁可让人砍断一根手指，也不愿被人取消他的军衔。“不，不！”他低声地说，把两只手举到月光中。

“你给我规规矩矩地穿好衣服。”我命令他，我突然想到伊莎贝尔对我喊的一切，我觉得胃里阵阵刺痛，令人呼号的痛苦像冰雹一样对我打来。

克诺普夫已经听到了。“只是不要这么做！”他再次哇哇地叫道，把头朝后仰，对着月光照射着的卷毛云朵，“不要这么做，主啊！”

我看到他站在那里像拉奥孔群像中间的那个雕像，在同丧失荣誉和降级处分这无形的蟒蛇搏斗。此时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猛然想起，他站在那里犹如我在一小时前一样。一种意外的同情攫住了我——对克诺普夫和对我。我变得人道一些。“就这样吧，”我低声地说，“你不配当上士，但是我还给你一次机会。你只降为一等兵，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如果你到九月底像个文明人撒尿，你就回升为士官，到十月底回升为下士，十一月底提为中士，到圣诞节再提为退伍编制的连队上士，懂吗？”

“是的，主啊，主。”克诺普夫在寻找一个恰当的称呼。我担心他在陛下和上帝之间摇摆不定，就及时打断他的话。“这是我最后的话，一等兵克诺普夫！你这猪猡，别以为在圣诞节以后又可以重演！到那时天寒地冻，你无法抹去你的尿迹。这些尿迹会冻得牢牢的。你只要再站到方尖碑那里，你就会触电，会得前列腺炎，你会疼得弯下腿来。现在你走，你这军队的败类！”

克诺普夫异乎寻常地飞快地消失在他屋门洞的黑暗中。我听见办公室里发出轻轻的笑声。莉萨和格奥尔格观看了这场演出。“军队的败类。”莉萨沙哑地吃吃笑着。一张椅子倒了下来，发出咕隆咚声响，通向格奥尔格休息室的门关上了。里森费尔德有一次送给我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供我在非常难受的时刻饮用。这时我把它拿来，四方形瓶子上贴着醒目商标：吕伐登，弗里舍尔杜松子酒，P.博克玛制造。我打开瓶子，斟了一大杯。这“热纳芙”性烈，掺有香料，而且不骂我。

18

棺材木匠维尔克惊异地看着一位妇女。“为什么您不买两口小的？”他问道，“钱也不会多花的。”

这妇女摇摇头。“他们应该睡在一起。”

“但是您可以让他们葬在一个墓穴里，”我说道，“那么他们两人就在一起了。”

“不，不行。”

维尔克抓抓自己的头。“您有何高见？”他问我。

这位妇女失去两个孩子。两个人死于同一天。她不仅要给他们弄一块合用的墓碑，而且要让两人共睡一口棺材，即一种双人棺材。因此我把维尔克喊到办公室里来。

“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我说道，“一块墓碑刻两条碑文任何时候都有。甚至还有刻着六条、八条碑文一家人合用的墓碑。”

这位妇女点点头。“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睡在一块。以往他们就是在一起的。”

维尔克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木匠画笔。“那样的棺材式样太奇怪。可能太宽。几乎呈正方形。孩子还很小。几岁了？”

“四岁半。”

维尔克画了起来。“像个正方形的木箱，”随后他说，“您不想——”

“不，”这妇女打断他的话，“他们应当在一起。他们是双胞胎。”

“也可以给双胞胎做小巧美观的单人棺材，漆上白漆。这式样更讨人喜欢。这么短的一口双人棺材给人以粗笨的感觉——”

“我觉得这无所谓，”这妇女倔强地说，“他们过去共睡一个双人摇篮，共用一辆双人儿童车，现在他们也应该共睡一口双人棺材。他们应该在一起。”

维尔克又画起来。画来画去，即使加上棺材盖上的常春藤枝蔓，无非还是一个正方形的木箱。若是两个成人共睡的棺材，或许他还比较顺手，但是小孩身子太短。“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被许可。”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为什么会不被许可呢？”

“因为不常见。”

“两个小孩死于同一天也不常见。”这位妇女说道。

“真的，尤其是一对双胞胎。”维尔克突然对这事情关心起来，“他们也患同一种病吗？”

“是的，”这妇女生硬地回答，“同一种病。他们生在战后，当时没有什么吃的。双胞胎，我甚至没有足够的奶喂养一个。”

维尔克朝前弓着身子。“同一种病！”他眼睛里闪烁着科学上的好奇，“有人说，双胞胎经常遇到这种事。占星学的——”

“棺材的事怎样了？”我问道。这妇女看来似乎对维尔克感兴趣的问题不愿意多谈。

“我可以试试，”维尔克说道，“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被许可。您可知道？”他问我。

“可以到公墓管理局询问一下。”

“教士的事怎样？两个小孩是怎样受洗礼的？”

这位妇女踌躇着。“一个按天主教，一个按新教，”后来她说，“我们早就商定好。我丈夫信天主教，我信新教。我们商定他们双胞胎俩最好分开。”

“就是说，您让一个按天主教一个按新教方式受洗礼吗？”维尔克问道。

“是的。”

“同一天？”

“同一天。”

维尔克对这事情的奇特性又发生了兴趣。“当然是在两个不同的教堂了？”

“当然，”我非常不耐烦地说，“不然在哪里？而现在——”

“可是您怎么能把他们区分开？”维尔克打断我的话，“我是指任何时候。他们是长得相像的双胞胎吗？”

“是的，”这位妇女说，“长得一模一样。”

“我所指的也是这！您怎样能把他们区分开？特别是他们那么小啊。您做得到吗？我是说在他们生下来没几天，什么都乱糟糟的时候，能区分开？”

这妇女沉默不语。

“现在都无所谓。”我说着，暗示维尔克别再说下去。

然而维尔克毫不感伤，有着科学家的好奇心。“不是无所谓，”他回答，“他们必须安葬啊！一个按天主教仪式，一个按新教仪式。您知道哪个按天主教仪式吗？”

这位妇女沉默不语。维尔克热衷于这个话题。“您相信您可以同时给他们举行葬礼吗？当然，如果您用双人棺材，必定是同时举行的。那么在墓地也必定要有两个教士，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个新教牧师！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他们对亲爱的上帝比我们对我们的老婆还嫉妒得厉害。”

“维尔克，这一切跟您毫不相干。”我说着，在桌子下用脚踢他一下。

“而双胞胎，”维尔克大声地说，他没有注意我，“那么，信天主教的同时得按新教仪式安葬，而信新教的同时得按天主教的仪式安葬！您可以想象混乱的情景！不，您用双人棺材不行！必须用两口单人棺材！那么每种宗教都可以有一口。那样做，两个教士相互间可以不理不睬，各管各祝福。”

维尔克显然认为一种教派对于另一种来说是有害的。“您已经同教士们谈过吗？”他问道。

“这事情我丈夫去办。”这妇女说道。

“我对这确实感到好奇——”

“您想不想做双人棺材？”这妇女问道。

“做，可是我告诉您——”

“双人棺材多少钱？”这位妇女问。

维尔克挠挠脑袋。“什么时候必须做好？”

“尽可能快。”

“那么我得通宵干。加班加点。这棺材得用特殊方式做。”

“多少钱？”这妇女问道。

“我在交货时告诉您。因为科学的缘故，我尽可能便宜些。不过，假使有人禁止您用双人棺材，我可不能再收回。”

“没有人会禁止的。”

维尔克惊讶地看着这位妇女。“您从哪里知道的？”

“假如教士们拒绝给他们祝福，我们就在没有教士的情况下安葬他们，”这妇女生硬地说，“以往他们在一起，现在他们应该睡在一起。”

维尔克点点头。“好吧，谈定了。棺材一定交货。退货我可不能接受。”

这位妇女从她手提包里掏出一只带镍制碰锁的黑色钱包。“您要定钱吗？”

“这是惯例。用来买木料。”

这位妇女瞅着维尔克。“一百万。”他有点发窘地说。

妇女把钞票给他。钞票折得很小。“我的住址——”她说道。

“我跟您走。”维尔克说，“我要量量尺寸。他们应该有口好棺材。”

妇女点点头看着我。“墓碑呢？您几时交货？”

“您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交货。通常得等到安葬后几个月。”

“我们可以立即提货吗？”

“可以。但是最好是等一等。墓地过些时候会沉降。最好是在沉降以后再立墓碑，否则还得再搞一次。”

“原来是这样，”这位妇女说，她的瞳孔似乎颤动了一瞬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立即就要墓碑。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做得使墓碑不往下陷？”

“那么我们就得加做一个基座。一个在安葬前用于墓碑的基座。您想要吗？”

妇女点点头。“您得把他们的名字刻上去，”她说道，“不能草草率率地让他们睡在那里。最好把他们的名字马上刻上去。”

她把墓位的编号给我。“我想立刻付款，”她说道，“多少钱？”

她又把黑色皮革钱包打开。我像维尔克一样不好意思地把价格告诉她。“今天一切东西都上几百万、几十亿。”我补充一句说。

事情很怪，有时人们可以从人家怎样折叠钞票看出他们是否整洁和诚实。这妇女把钞票一张接一张摊开，把它们放到花岗岩和石灰岩样品旁的桌子上。“这些钱我们专门留着上学用的，”她说道，“现在早就不够了，但是用来买墓碑恰好还够。”

“不行！”里森费尔德说道，“您究竟知道瑞典黑花岗岩值多少钱吗？年轻人，这种花岗岩来自瑞典，可不能持期票按德国马克来支付啊！是用外汇买来的！用瑞典克朗！我们还有几大块，是提供给朋友的！最后几大块！它们像蓝白金刚钻一样。我给你们一大块，作为同瓦策克夫人待一晚的报酬。但是你要两大块！您发疯了吗？要是这样，我同样可以要求兴登堡加入共产党。”

“想到哪里去了？”

“就这么办吧！您要名贵石碑，别想比您的老板从我这里要得多。由于您身兼跑街和办公室主任两职，您用不着为晋级的事犯愁。”

“这肯定不会。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对花岗岩的爱。甚至是出于柏拉图式的爱。我甚至不愿意自己卖花岗岩。”

“不愿意吗？”里森费尔德问道，并给自己斟上一杯烈酒。

“不愿意，”我回答，“我就是想换换我的职业。”

“又想换？”里森费尔德把一张单人沙发移到可以望见莉萨窗户的地方。

“这一次是真的。”

“回去当乡村教师吗？”

“不，”我说，“我已经不那么天真了。我也没那么多幻想。您对我一点也不了解吗？您可是游历过许多地方的！”

“什么？”里森费尔德漠不关心地问道。

“在大城市里随便做点事。就我个人来说，更想在一家报社当跑腿。”

“您得留在这里，”里森费尔德说道，“您在这儿合适。否则我要想念您。为什么您想走？”

“这我无法对您解释清楚。倘若我可以解释，或许就不那么必要了。我也不是每时每刻都知道，只不过偶尔。但是过后我知道得极其清楚。”

“现在您知道了吗？”

“现在我知道了。”

“我的天啊！”里森费尔德说道，“您还会想到这里来的！”

“肯定。因此我想离开。”

里森费尔德突然大吃一惊，仿佛他的潮湿的手碰到了电触点。莉萨在她房间里已经开了灯站到窗口。她似乎没有看到我们在自己半明半暗的办公室里，慢悠悠地脱去她的上衣。上衣底下没穿什么。

里森费尔德喘着粗气。“天哪，哎呀，什么样的乳房！乳房上完全可以放半公升啤酒，酒杯不会落下来！”

“想到哪里去了！”我说。

里森费尔德的眼睛闪着光芒。“瓦策克太太经常这么做吗？”

“她才不在乎。当然，除了我们，什么人也看不见她。”

“哎呀！”里森费尔德说道，“这样一个职位您想放弃，您这大傻瓜？”

“是的。”我说道，这时里森费尔德像维滕贝格的印第安人一样，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拿着那瓶烈酒，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口，我沉默无语。

莉萨梳理着她的头发。“我真想当个雕刻家，”里森费尔德说，目光始终不离开她，“能观看这情景，真是不虚此行！活见鬼，过去竟把这一切耽误了！”

“您想当花岗岩的雕刻家吗？”

“这和那事情有什么关系？”

“用花岗岩雕刻，所刻的艺术品尚未完成，模特儿已经老了。”我说道，“花岗岩那么硬。您这种气质最多只能做陶土的。否则您只好把未完成的作品作为遗产留下来。”

里森费尔德哼了一声。莉萨已经脱去裙子，但立即把灯关上，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奥登瓦尔德厂的老板还在窗口流连片刻，然后转过身子。“您倒快活！”他嘟哝地说，“魔鬼没附您的身。最多是一只奶羊。”

“Merci！”我说道，“您那里也不是恶魔，而是一头公山羊。除此还会有什么？”

“一封信，”里森费尔德说，“您愿意给我送一封信吗？”

“送给谁？”

“瓦策克太太！还会是谁呢？”

我默不作声。

“我也会给您张罗个职位的。”里森费尔德说道。

我继续默不作声，望着这个出了点汗有些难堪的“雕刻家”。即使我付出我的前途为代价，我也要对格奥尔格保持尼伯龙根人的忠诚。

“这事我反正也可以自己来做。”里森费尔德虚伪地解释。

“我知道，”我说，“但是您为什么要写信？写信无济于事。再说，您今晚也要乘车走。请您把这事推迟到您回来时吧。”

里森费尔德把烈酒喝完。“您可能觉得可笑，但是这样的事情人们最不愿意推迟。”

这时，莉萨从她的屋门里走出来。她穿着一身紧身的黑衣服和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高跟鞋，我过去看到她穿过。里森费尔德和我一样同时发现了她。他抓起桌子上的礼帽，冲了出去。“时机到了！”

我看见他一个箭步沿着马路疾跑下去。他一只手里拿着礼帽，彬彬有礼地与莉萨并排走着，莉萨两次掉转头来看看。然后两人在拐角处消失。我感到惊奇，这事情的结局不知如何。格奥尔格·克罗尔以后必定会告诉我。或许这幸运儿因为此事还可以再搞到第二块瑞典花岗岩纪念碑。

外面，木匠维尔克走过院子。“今天晚上聚会一下怎么样？”他对着窗子喊。

我点点头。我已经盼着他提出这建议。“巴赫也来吗？”我问道。

“当然。我正给他去拿香烟。”

在维尔克的工场里，我们坐在刨花、棺材、栽着天竺葵的花盆和胶水罐之间。空气中弥漫着树脂和刚劈开的枞木的气味。维尔克在刨双胞胎用的棺材的盖板。他决定免费添加一条花带，甚至镀金，用金箔代用品。只要他兴头来了，他是不计较收入的。而这时他正在兴头上。

库尔特·巴赫坐在一口漆成黑色的棺材上，棺材有假的青铜饰物。我坐在一口天然橡树做的非常豪华的棺材上，棺材经过加工处理变得暗无光泽。我们有啤酒、香肠、面包和干酪，决定与维尔克一起度过鬼魂出没的时刻。棺材木匠通常在夜里十二点至一点之间心情忧伤，感到困倦和恐惧。这个钟头他意志最脆弱。本来不该信这一套，可他却害怕鬼怪，那只挂在刨台上鹦鹉笼里的金丝鸟，这时作他的伴显得不够了。于是他垂头丧气，诉说人生毫无意义，喝着烈酒。我们早上经常发现他喝得酩酊大醉，睡在最大的一口棺材里刨花堆成的床上打鼾，四年前，他为了这口棺材吃了个大亏。棺材是为布莱希费尔德马戏班的巨人特制的，这个巨人有一次在韦尔登布吕克客串演出，吃了林堡奶酪、煮得很老的鸡蛋、瘦肉香肠、粗面包，喝了烈酒，这一餐以后他突然死去——假死。维尔克悖逆一切鬼神连夜为巨人赶做这口棺材，可是巨人突然叹了一口气从床上站起来。但是他没有按照礼节上的惯例立即去关照维尔克，而是喝光了剩下的半瓶酒，躺下睡大觉。第二天早晨，他坚持说没钱，并说他没有为自己订过棺材，对于这样的拒绝，确实毫无办法。马戏班转移到别处，由于没有人肯承认订过棺材，因而维尔克找不到买主，有段时间他对世界的看法有些灰溜溜。维尔克对青年医生维尔曼特别恼火，他认为维尔曼该负完全责任。维尔曼当过两年战地助理医生，变得喜欢冒险。他在野战医院里治疗过许多半死不活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而没有哪个人要他对他们的死或把他们的骨骼接歪负责任，所以他最后能累积一大堆有趣的经验。因此他在夜里又一次蹑手蹑脚地到巨人那里，给他打了一针——他在野战医院里经常见到死人再次苏醒——而这巨人也立即复活过来。自那以后，维尔克不知不觉地对维尔曼怀有某种厌恶，即使后来维尔曼的行为像个明智的医生，并且把在他手里死去的人的家属送到维尔克那里，这种厌恶情绪依然消除不了。对于维尔克来说，巨人的棺材经常告诫他不要太轻信。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同双胞胎的母亲一起到她家里的原因——他想亲自证实一下死者这时是否又骑着木马玩耍了。假使除了无法出售的巨人棺材以外再增添一口正方形的双胞胎棺材卖不出去，并因而让他在未来扮演巴纳姆的角色，维尔克的自尊心可能会受不了。涉及到维尔曼的这件事上，最使他大为恼火的是他没有机会同巨人私下进行长谈。倘若巨人能给他介绍彼岸的情况，一切他都可以原谅他的。无论如何，巨人有几小时像死了一般，而维尔克这个业余科学家和怕鬼的人，为了获得彼岸生活的情况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库尔特·巴赫对这一切不感兴趣。这个大自然之子还是柏林自由信仰教义团体的成员。该团体的口号是：“在世尽管享受，不存在彼岸，没有再见”。尽管如此，他却成了为彼岸创作天使、挽狮和鹰的雕刻家，这很奇怪，但这并非一直符合他的本意。他年轻时认为自己是米开朗琪罗的侄子一类的人。

金丝鸟在歌唱。灯光使它保持清醒。维尔克的刨刀发出咝咝的响声。敞开的窗子前是一片夜空。“您觉得怎样？”我问维尔克，“彼岸已经在敲门了吗？”

“一半对一半。现在才十一点半。这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留着大胡子穿着袒胸露肩的贵妇连衣裙在散步。非常不舒服。”

“您最好做个一元论者，”库尔特·巴赫建议，“如果什么也不相信，那么从来不会感到特别糟糕的，也不会觉得滑稽可笑。”

“也不觉得好。”维尔克说道。

“可能是。但肯定不会觉得自己留着大胡子，穿着袒胸露肩的贵妇连衣裙。只是每当我在夜间从窗里向外眺望时，我才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天上布满星星，天空有几百万光年，我会相信有一种超人坐在这一切之上，这种人认为库尔特·巴赫成为怎样的人是头等大事。”

自然之子快活地切下一块香肠嚼了起来。维尔克变得更加神经质。午夜已经临近，这时他不喜欢这样的话。“冷，是吗？”他说道，“已经是秋天了。”

“您尽可以让窗户敞开，”当他想关窗时，我回答，“关窗对您毫无用处，鬼会穿过窗玻璃行走。您宁可望着外面的槐树！它是槐树中的莉萨·瓦策克。您听，风在树上沙沙作响！像穿着绸裙的少女在跳华尔兹！但是总有一天，它会被人砍掉，而您将用它来做棺材——”

“不用槐树木头。棺材是用橡树、枞树和桃花心木粘上薄板做的。”

“好，说得对，维尔克！还有烈酒吗？”

库尔特·巴赫把酒瓶递给我。维尔克突然全身抽搐起来，差点把一只手指头刨下来。“那是什么？”他吃惊地问道。

一只甲虫朝着电灯飞去。“放心，阿尔弗雷德，”我说道，“不是来自彼岸的使节。仅仅是动物界一出普普通通的把戏。一只屎壳郎，它在奋力奔向太阳——对于它来说，太阳的化身就是哈肯大街三号后屋里的一百瓦灯泡。”

我们已经谈好，从午夜前不久至鬼魂出现的那个钟点结束时用“你”来称呼维尔克。这样他觉得心里更踏实。一点以后又按礼节称呼。

“我不明白，人们没有宗教怎样能够生活。”维尔克对库尔特·巴赫说，“每当人们在黑夜里下雷阵雨时醒来，他们会做什么呢？”

“在夏天吗？”

“当然在夏天。冬天没有雷阵雨。”

“喝点冷饮料，”库尔特·巴赫回答，“随后再睡。”

维尔克摇摇头。他在鬼魂时辰里不仅害怕，而且非常虔诚。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下雷阵雨时总是去逛妓院。”我说道，“是雷阵雨迫使他去的。往常他阳萎，只有下雷阵雨时才会发生变化。他觉得最重要的大事是观看雷雨云和挂个电话预约弗里齐。1920年夏天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那年雷雨多极了。有时一天有四五次。”

“他现在做什么？”维尔克这位业余科学家关切地问道。

“他死了，”我说道，“死于1920年10月后几次大雷雨的时候。”

夜风砰地闭上对面屋子里的一扇门。塔楼上响起钟声。午夜到了。维尔克把一杯烈酒喝了下去。

“现在到公墓上散散步怎样？”不信上帝的巴赫问道，有时他有些粗鲁。

维尔克的小胡子在从窗外吹进的风中恐惧得嗦嗦颤抖。“这也能称作朋友！”他责备地说，随后他又害怕起来，“那是什么？”

“一对情人，在外面。现在你别刨了，休息一下，阿尔弗雷德。吃东西！鬼不喜欢吃东西的人。你这儿有没有小鲱鱼？”

阿尔弗雷德朝我投来一瞥，那是一只叫人踩痛的狗投来的目光，这时他正好在倾听大自然的呼唤。“这会儿你一定要我回忆那桩事吗？回忆我那痛苦的恋爱史和一个男子在最佳年龄时的寂寞吗？”

“你是你职业的牺牲品，”我说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你来进晚餐！在上流社会里，这一顿饭就是这么叫的。”

我们拿了香肠和奶酪，打开啤酒瓶。金丝雀得到一叶生菜，高兴得欢蹦乱跳。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无神论者。库尔特·巴赫抬起那张泥土颜色的脸在嗅什么。“有星星的味道。”他说。

“什么？”维尔克把自己的酒瓶放到刨花里，“这究竟又是什么？”

“午夜时分，世界有星星的味道。”

“别说笑话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信仰，而且还这么高谈阔论，他想如何生活呢？”

“你想叫我改变信仰吗？”库尔特·巴赫问道，“你这天国里图谋遗产的人！”

“不，不！或者说，就我个人而言。那里有什么发出了簌簌的响声？”

“是的，”库尔特说，“爱情。”

我们听到外面又有人在小心翼翼地潜行。第二对情人在碑林中消失。我们看见正在飘动的少女连衣裙的白点。

“为什么人们死了看上去这么不一样？”维尔克问，“甚至是双胞胎。”

“因为他们不会再被改变形状。”库尔特·巴赫回答。

维尔克暂时停止咀嚼食物。“究竟被什么改变？”

“被生命。”这个一元论者说。

维尔克把小胡子一抹，继续咀嚼起来。“这段时间你们也许可以不说那些无聊的话了！你们就没有正经话吗？”

库尔特·巴赫无声地笑笑。“你这可怜的东西！你总是要点什么，以便自己有所依托。”

“你呢？”

“我也一样。”黏土脸蛋上的一对眼睛闪闪发光，仿佛它们是玻璃制作的。这个自然之子平常沉默寡言，无非是个做着失败梦的失败雕刻家，可是有时，例如他在二十年前做过的梦，其原始图像会蓦地破脑而出，随后他突然成了个充满梦幻的姗姗来迟的法翁。

院子里又发出耳语、蹑手蹑脚行走和沙沙的声音。“两周前外面发生一起争斗。”维尔克说道，“一个钳工忘了把自己的工具从口袋里取出来。在他们做出疾风暴雨式的亲热动作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姑娘突然被一支锋利的锥子刺了，她猛一跳，站立起来，抓起一个青铜小花环，对着那钳工的脑勺砸过去。这事情您究竟听说过没有？”他问我。

“没有。”

“青铜花环正套在他的两只耳朵上方，他无法把它取下来。我开了灯，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家伙怕得要命，脑袋上箍着青铜花环像个古罗马政治家，他如同一匹马似的飞奔而去。你们究竟有没有丢了青铜花环？”

“没有。”

“是这样，他拼命奔跑，仿佛他背后有一群马蜂跟着。我走下来。那姑娘还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血！’她说道，‘他刺了我！而且还是这样的时刻！’”

“我看到地上的锥子，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锥子捡起来。‘这会引起血中毒的，’我说道，‘非常危险！一个手指可以包扎，一个屁股则不能。何况是一个如此诱人的屁股。’她的脸变得绯红——”

“黑夜里你怎能看见呢？”库尔特·巴赫问。

“当时有月亮。”

“月光下也看不到人家脸红。”

“可以感觉到，”维尔克解释，“她的确脸红，但总是提着连衣裙，以免碰到身体。她穿着浅色连衣裙，血会留下痕迹，血迹不容易洗去。‘我有碘酒和橡皮药膏，’我说道，‘我不传出去。您来吧！’她跟着我来，一点也不害怕。”维尔克朝我转过身来。“这就是发生在你们院子里的风流韵事，”他兴致勃勃地说，“谁在墓碑之间谈情说爱，对棺材也不会害怕。于是，在涂了碘酒，贴上药膏和喝口浓甜葡萄酒以后，那口巨人棺材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棺材成了做爱的场所？”为了更有把握，我问道。

“对女人献殷勤的人默不作声地享受着。”维尔克答道。

这时月亮在云海之间露了出来。下面，大理石碑发出白光，十字架碑微微闪烁着黑影，我们看见四对情人散布在其间，有两对在大理石碑丛中，两对在花岗岩墓碑中。一瞬间，万籁俱寂，一切在惊异之中僵化——此刻要么逃走，要么就是完全无视已经改变的环境。逃走不是没有危险的，固然一时逃了，但是神经机能会因此而休克，以至于引起阳萎。我听说有个一等兵就遇到这种情况，他有一次在树林里同一个女厨子幽会，突然被一个工兵中士吓了一下，一辈子就完了，他老婆两年后同他离了婚。

那几对情人做得很对。他们像在观察有无险情的鹿一样转动着头，然后他们停住了，眼睛对着那唯一发出亮光的窗户，那是我们的窗户，它以前就在那儿，仿佛是库尔特·巴赫雕刻出来的。这是一幅清白无邪的图画，犹如巴赫的塑像，最多有些滑稽可笑。随后一片云影把部分月光挡住，花园的这一部分变暗，只有方尖碑依然发亮。但是谁在那里？是闪闪发亮的喷泉吗？是正在撒尿的克诺普夫，他像布鲁塞尔的一尊塑像，每个到比利时休假的士兵都看到过它。

要是采取一些行动会有些过分。我今天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像家庭妇女那样作出反应呢？我今天下午决定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因而此时生命以双倍的强度向我涌来，我感到它在四面八方：在刨花的气味中，在月光里，在院子里唰唰和沙沙声响中，在不可言状的“九月”这个词里，在我活动着并可抓住它的双手里，在我的眼睛里——没有眼睛，世间一切博物馆都将是空空的——，在精灵鬼怪身上，在时光的流逝中，在地球从仙鹤星座和七星团疾驰而过的时刻里，在对陌生星辰下漫无边际的陌生花园、对外地大报报社里的职位和对地下红宝石正在结晶成一片红光的预感中，我感觉到生命的存在，而这就阻止了我朝“三十秒钟喷泉”克诺普夫扔去一只空啤酒瓶。

此时响起了钟声。正好是一点。鬼魂的时辰已经过去，我们又可以对维尔克称呼“您”，并可以继续豪饮，或是沉入梦乡，宛如沉入一个有煤、尸体、白色盐宫和埋着金刚钻石的矿山里。

19

她坐在她的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身子靠在窗子旁。“伊莎贝尔。”我叫了一声。

她没有回答。她的眼睑像被儿童活活穿在针上的蝴蝶一样在抖动。

“伊莎贝尔，”我说道，“我是接你来的。”

她吓了一跳，身子朝着墙壁贴去。一阵痉挛之后，她僵直地坐在那里。“你不认识我了？”我问道。

她静静地坐着，只有一对警觉的黑眼睛在朝我这边转动。“你是那个冒充大夫的人派来的。”她低声说。

这是真的。韦尼克派我来这儿。“他没有派我，”我说道，“我是偷偷来的。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她缓缓地从墙上松开。“你也把我出卖了。”

“我没出卖过你。我没法见到你。你没出来过。”

“可我却不能出去，”她低声地说，“他们都站在外面等。他们想抓我。他们打听到我在这里。”

“谁？”

她凝视着我，一言不发。她多么瘦啊！我想，在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多么瘦小，多么孤单啊！她从来没感到有自己。从来不觉得她那“自我”的孤单。她在一个陌生、危机四伏、捉摸不透地令人惊恐的地方，像一发炮弹炸成一片片纯粹带尖棱的恐惧碎块。

“没有人等你。”我说道。

“有。”

“你从哪里知道的？”

“声音。你没听见吗？”

“没有。”

“声音知道一切。你没听见？”

“那是风，伊莎贝尔。”

“是的，”她顺从地说，“我不反对那是风。但愿那不至于这样疼痛！”

“什么会叫人疼痛？”

“锯。他们也可以切，切来得快。但是他们用钝锯锯得这样慢！如果他们慢慢地锯，一切又会重新长在一块的！然后他们又从头开始，就这样没完没了。他们锯肉，随后锯开的肉又长在一块，没完没了。”

“谁在锯？”

“声音。”

“声音不会锯的。”

“这些声音会锯。”

“它们在哪里锯？”

伊莎贝尔做了一个动作，仿佛她在剧烈疼痛。她把双手夹在大腿之间。“它们要把他锯出来。它们说我不该有孩子。”

“谁？”

“外面那个女人。她说她生了我。现在她又要把我拉回到肚子里去。她在锯啊，锯啊。而他把我抓牢。”

她在战栗。“他，在她身上的他……”

“在她身上？”

她在呻吟。“你别说——她要杀死我——不许我知道——”

我朝她走去，绕着一张带有灰白色玫瑰图案的靠背椅转圈，这图案在这空荡房间里，与它仿造的甜蜜生活丝毫没有联系。“不许你知道什么？”

“她要杀死我。不许我睡觉。为什么没有人同我一起醒着？一切我都得一个人做。我累极了，”她像一只鸟在诉苦，“火光熊熊，我睡不着，我累极了。但是，如果火光熊熊又没人醒着，谁能睡觉呢？就连你也离开了我。”

“我没有离开你。”

“你跟他们说过话。他们把你收买了。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蓝树和银雨。可你不愿意。从来不愿意！你本来可以救我的。”

“什么时候？”我问道。我发觉我身上有什么在颤动，我想抑制住，但是它还是在动，房间似乎变得不牢固了，仿佛四周的墙在震动，仿佛墙不是用石头和三合土砌成，再刷上泥灰，而是用弧线，即由亿万根线丝汇集成很粗的弧线组成的，这些线条从这一水平线流到另一水平线以至更遥远的地方，在这儿压缩成一个用吊绳和绞索构成的四方形牢房，渴望和对人生的恐惧就在绳索中翻动。

伊莎贝尔转回自己的脸对着墙。“唉，完了，已经很久很久了。”

暮色突然降临窗户。它给窗户蒙上一条由几乎看不见的灰色织成的面纱。一切还像以前那样存在着——外面的亮光，绿色、黄色的道路，大型彩画盆里的两株棕榈，布满云朵的天空，树林后城市遥远、拥挤的灰红屋顶——不像以前那样，现在什么也不在那儿，暮色笼罩了它们，给它们涂上暂时性的油漆，像家庭妇女准备把牛肉醋溜了给人吃，暮色也准备把它们供给夜狼吞咽。只有伊莎贝尔还在那里，她紧紧抓住亮光最后一根绳索，但是就连她也被这根绳索拖入晚间的戏剧里，这种戏剧在过去从来就不是戏，只有一种戏剧我们知道，它就叫作消失。自从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要死以后，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了，田园景色才成了戏剧，圆圈才成了矛，发展才成了消失，叫喊才成了恐惧，逃跑才成了判决。

我两只臂膀牢牢地抓住她。她在颤抖，凝视着我，紧紧贴在我身上，我搂住她，我们抱在一起——两个陌生的人谁也不知道谁就相互搂住，因为他们误解了对方，都把对方认作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从这种误解中汲取一瞬间安慰，这是一种双倍、三倍以至无穷无尽的误解，不过这也是唯一的误解，它就好比彩虹虚构出一座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桥来，它成了两面镜子之间的一种反射，被继续抛到越来越遥远的真空里去。“为什么你不爱我？”伊莎贝尔耳语地说。

“我爱你。我心中的一切都在爱你。”

“不够。其他人还一直在那里。如果爱得够，你会把他们打死的。”

我把她搂在怀里，越过她望着公园，在那里，阴影像紫石英色的波浪从平地和林荫大道飘上来。我心里的一切清晰而又明朗，但同时我觉得自己似乎站在一个非常高而又狭窄的平台上，我脚下是发出喃喃自语的深渊。“但愿你不会容忍我离开你生活。”伊莎贝尔低声地说。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每当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有些什么搅得我不能平静，仿佛在这些话的后面隐藏着比我所认识的更为深刻的真理，仿佛这真理来自事物的彼岸，来自无名之地。“你觉得天气变冷了吗？”她靠在我的肩上问道，“每逢夜间，一切都死去。心也如此。他们把它锯碎了。”

“什么也没死，伊莎贝尔。永远不会。”

“会的！石头做的脸——它裂成碎片。第二天又恢复原状。唉，它不是脸！我们撒谎，就是用我们可怜的脸！你也撒谎。”

“是的，”我说道，“可是我不愿意这样。”

“你必须把脸彻底刷一刷，直到脸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光滑的皮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它总还留在那儿。还会再长起来。假如一切静止，人就不会有疼痛。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同一切锯开？为什么她要我回去？我什么也没出卖！”

“你可以出卖什么？”

“会开花的东西。它沾满污泥。它是从沟渠里来的。”

她又颤抖起来，把身子紧贴着我。“他们把我的眼睛粘牢。用胶水，然后他们用针刺穿。但尽管如此，我也不能把视线移开。”

“从什么移开？”

她把我推开。“他们派你来的！我什么也不泄露！你是个奸细。他们把你收买了！如果我说出来，他们会搞死我。”

“我不是奸细。如果你把这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搞死你？他们直接杀你更方便。假如我知道，他们也会杀死我的。那么，就不止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她听懂了，又盯着我，并且在思索。我克制自己保持安静，以至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我发觉我们站在一扇门前，而门后可能就是自由。韦尼克把这称作是自由。从精神病医院回到正常的街道、房屋和关系里来。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好得这么多，但是当我看到这受折磨的生灵就在我面前时，我无法进行思索。“假如你告诉我，他们会让你安静的，”我说道，“若是他们不让你安静，我会求援的。向警察、报纸求援。他们会害怕的。而你用不着再害怕。”

她把手贴在一块。“还不止这件事。”她终于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

一秒钟后，她的面孔变得生硬，板了起来。痛苦和犹豫不决似乎已经一扫而光。嘴巴变得又小又窄，下颌突出。此刻她倒有点像个瘦削的、凶恶的清教徒处女。“别再谈这个！”她说，就连她的嗓音也变了。

“好的，我们不谈这个。我不需要知道。”

我等待着。她的眼睛发出淡淡的光亮，像最后一道光中的潮湿的油页岩一样。晚间的一切灰色似乎都聚集在她的眼睛里，她高傲地、面带讥笑地凝视着我。“你大概很想知道，不是吗？没完全成功，奸细！”

我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尽管我知道她有病，这种意识上的毛病像闪电一样突然爆发出来。“见鬼去，”我恼火地说，“这一切关我什么屁事！”

我看到她的脸又变了，但是我满怀无法理解的激动心情迅速地走出去。

“还有呢？”韦尼克问道。

“全说了。为什么您叫我进去找她？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我不适于当看护。您也看到——当我应该小心翼翼地同她谈话时，我却对她喊叫，并且跑开了。”

“情况比您预料的要好。”韦尼克从他的书堆后拿出一个瓶子和两只玻璃杯斟了起来。“法国白兰地，”他说道，“我只想知道一点——她从哪里发觉她母亲又在这里？”

“她母亲在这里？”

韦尼克点点头。“前天来的。她还没有见到她，也没有从窗子里看她。”

“为什么她看不到她？”

“为此，她得往窗子外把身子伸得老长，得有一对像望远镜的眼睛。”韦尼克仔细观察他的白兰地酒的颜色，“可是这类病人有时会感觉出来的。也许她已经猜出来了。我逼她往这个方面想。”

“有什么目的？”我说道，“她现在比我过去看到时病得更厉害。”

“不。”韦尼克反驳说。

我把酒杯放回去，对他藏书室里厚厚的书籍瞥了一眼。“她现在非常痛苦，会叫人反胃的。”

“是痛苦，但不是病得更厉害。”

“您应该让她休息，像她夏天时那样。当时她很幸福。而现在——真可怕。”

“是的，是可怕，”韦尼克说道，“事情几乎就是这样，仿佛她所想象的一切，都真的发生了。”

“她坐在那里像坐在刑讯室一样。”

韦尼克点点头。“外面的人总相信，这种刑讯室已经灭迹。可它还是存在。就在这里。每个人脑子里都有自己的刑讯室。”

“不仅在这儿。”

“不仅在这儿，”韦尼克毫不掩饰地承认道，并且喝了一口白兰地，“但是这儿许多人都有刑讯室。您想证实一下吗？请您穿件白大褂。晚上查房的时间到了。”

“不，”我说道，“我想起了上一次。”

“那是战争，它还在这儿怒吼。您想到另一个病区看看吗？”

“不。我也会回忆起来的。”

“不可能什么都回忆的，您只看到几个。”

“这也够了。”

我回忆起那些可怜虫，他们好几个星期身子僵直，呆呆地站在角落里，或是不停地朝着墙壁奔去，从床上爬过去，身穿疯子的上衣，翻着白眼呼哧呼哧直喘气，大喊大叫。纷杂的雷雨无声地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脑海里出现蛀虫，利爪，鳞片，黏黏糊糊、蜷成一团的无脚爬行动物，以至兽类尸体从下面伸出爪子来抓他们的五脏六腑、睾丸和脊椎骨，把他们拉到混沌初开时的分崩离析中去，成为鳞片状身体和没有眼睛的怪物——他们像惊恐万状的猴子呼喊着，逃到他们脑子里的最后一些光秃的枝条上，他们被越升越高的内脏驱逐着，发出嘎嘎的叫声，惊恐万状，那不是脑子的惊恐，比这更糟的是细胞面临衰亡、喊叫之上的喊叫、恐惧中的恐惧、对死亡的惊恐，这惊恐不是个体的，而是血管、细胞、血液和潜意识智力的惊恐，这种智力默默控制着肝脏、腺体、血液循环以及头骨下面的激情。

“好的，”韦尼克说道，“那么，您喝您的白兰地。别逃到潜意识中去，赞美生活吧！”

“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美妙吗？因为一个人在吃另一个人，而后吃自己吗？”

“因为您活着，您这天真的海怪！对于同情的问题，您还太年轻，没有经验。如果您一旦上了年纪，您将会发觉，这问题是不存在的。”

“我有某些经验。”

韦尼克表示不同意。“请您别自以为了不起，您是个参加过战争的人！您所知道的，与玄妙的同情问题毫不相干，同情问题属于人类性格上的普遍愚昧。伟大的同情在别的地方开始，也在别的地方停止，即在像您那样哭丧着脸的人的彼岸，也在像博登迪克那样兜售安慰的人的彼岸。”

“妙，您这超人，”我说道，“但是您就有权为所欲为地在您病人头脑中煽动地狱、净罪之火或挑起冷漠的死神吗？”

“权利。”韦尼克怀着极端仇视反驳道，“可是一个诚实的凶手反对像您这样的权利维护者，是多么兴高采烈呀！您知道权利吗？肯定比知道同情还要少，您这学究式的感伤主义者！”

他举起他的酒杯，咧嘴笑了笑，平静地望着暮色。房间里的电灯照在棕色和彩色的书籍背面越来越呈现出金黄颜色。夜也是脑子里的极地之夜，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珍奇和这么具有象征性的景象。“在宇宙规划图里，都没有规定这一个和另一个权利，”我说道，“但是我对此并不满意，假如您觉得这是人类的缺陷，我倒是乐于一辈子这么坚持。”

韦尼克站起身，从衣帽钩上取下帽子戴上，他脱去帽子向我致意，然后又将它挂在钩子上，又坐了下来。“善与美万岁！”他说道，“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现在请您出去，晚上查房的时间到了。”

“您可以不把安眠药发给热纳维耶芙·特霍芬吗？”我问道。

“我可以这么做，可是这于她无益。”

“为什么您今天一会儿也不让她安静？”

“我给她安静。我也要发给她一份安眠药。”他对我眨眨眼睛，“您今天做得比整整一组医生还要出色。非常感谢。”

我茫然地瞅着他。他的任务见鬼去吧，我想，他的白兰地见鬼去吧！他那些神一般的言辞见鬼去吧！“一种药性很强的安眠药。”我说道。

“现有最好的。您到过东方吗？到过中国吗？”

“我怎么会到中国？”

“我到过那里，”韦尼克说道，“在战前。在洪水泛滥和饥荒的时候。”

“是的，”我说道，“我可以想象得出，您现在要说什么，我不愿意听。关于这一方面，我读得够多了。您立即到热纳维耶芙·特霍芬那里去吗？头一个找她？”

“是的。我要让她休息。”韦尼克微微一笑，“为此我现在得稍许打扰一下她的母亲。”

“奥托，你想要什么？”我问道，“我今天没有兴趣讨论颂诗的韵律！你去找爱德华吧！”

我们坐在诗人俱乐部的房间里。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是排遣一下，避免去想伊莎贝尔。但是这里的一切突然使我感到厌恶。讨论韵律有何目的？世界充满恐惧和鲜血。我知道，这不过是狗屎不如的结论，何况这结论还是错的——但是我讨厌自己长时间参与逢场作戏的无聊的闲谈。“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奥托像一只用黄油牛奶喂养起来的猫头鹰盯着我。“我到过那里，”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又去了一次。你们先是把人赶到那里去，然后不闻不问！”

“生活总是这样。你去过哪里？”

“铁路街。逛妓院。”

“有什么新闻？”我心不在焉地问，“我们大家一起去，给你付了钱，而你却临阵脱逃。难道我们为此得给你竖个雕像吗？”

“我又去过一次，”奥托说道，“自己一个人去的。请你注意听。”

“什么时候？”

“在去红磨坊夜总会那一晚上以后。”

“好，还有呢？”我兴趣索然地说，“你又在生活的事实面前溜之大吉？”

“不，”奥托声明，“这次没有。”

“佩服！是铁马吗？”

巴姆布斯脸色泛红。“这可无所谓。”

“好的，”我说道，“那么你为什么谈它呢？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经历。世界上相当多的人和女人睡觉。”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后果。”

“怎样的后果？我相信铁马没有病。特别在开始时，总会往这方面想的。”

奥托做出一副难受的面孔。“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完全可以想象。我的两组诗进展很好，特别是那首《穿着鲜红服装的女人》，但是我想，我需要有更多的灵感。我想在回乡下以前把那组诗完成。因此我又到铁路街去了一趟。这一次顺顺当当。你可知道，自那以后，什么也没做，一点也没有！没写过一行。好像是切断了！真是事与愿违。”

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心情，可我还是笑了。“这可是艺术家倒了大霉啰！”

“你说得挺轻松，”巴姆布斯激动地对我说，“但是我坐在那里！十四行诗写完第十一行，行行无可挑剔，可在写第十二行时发生不幸！根本写得不行！失去幻想！结束了！完了！”

“这是心满意足之后的诅咒，”洪格尔曼说，他已经凑了过来，对这事情似乎已经有所了解，“人满足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饿汉梦想痛痛快快吃一顿。饱汉对这感到厌烦。”

“饱汉又会再饿的，他又会做梦的。”我反驳道。

“你才这样，不是奥托，”洪格尔曼得意忘形地说，“你这个人不多愁善感，是个正常人，而奥托感情丰富。奥托原来的变态心理被另一种变态心理所替代。别笑，他的作家生涯也许到此寿终正寝。倘若允许我说，那次在妓院就是一次下葬。”

“我感到空虚，”奥托颓丧地说，“从来没有过这么空虚。我把自己毁了。我的梦幻在哪里？满足是渴望的敌人。我应该早知道呀！”

“可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说道。

“这主意挺不错！”洪格尔曼抽出他的笔记本，“我早就有这想法。可这对奥托毫不合适。他在这方面的风格还不够成熟。”

“他可以写成挽歌。或者是哀歌。宇宙性的悲哀，星球滴下金色的眼泪，上帝本人在抽泣，因为他把世界搞得这么糟，秋风用竖琴奏起安魂曲。”

洪格尔曼热心地写着。“多么巧合，”他插进来说，“一星期以前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几乎只字不差。我的太太可以做证。”

奥托耳朵略微竖起听着。“再说我还害怕染上什么病，”他说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出来？”

“得淋病三天，梅毒四星期。”洪格尔曼这个有妇之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不会染上什么病的，”我说道，“十四行诗不害梅毒。但是你可以充分利用这情绪。马上改变方向！如果你不作诗赞成，可以作诗反对！可以用辛辣的控诉来代替歌颂穿着鲜红色和紫色服装的女人的赞美诗。脓从星球上滴下，约伯躺在脓疮里，或许他是第一个梅毒患者。在宇宙的碎块上，爱情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上甜蜜地微笑，另一副上有个啃坏的鼻子。”

我看到洪格尔曼再次写着。“一星期前你也把这些讲给你太太听吗？”我问道。

他容光焕发地点点头。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记下来？”

“因为我又忘了。小事情我常忘。”

“你们取笑我倒快活，”巴姆布斯委屈地说，“我可不能作诗反对什么，我是个赞美诗人。”

“写篇赞美诗反对。”

“赞美诗只能赞美什么，”奥托教训我说，“不能反对什么。”

“那么就写赞美诗歌颂道德、纯洁、寂寞和修道士的生活，现有的‘自我’沉没到最近和最远的时期中去。”

奥托像一只猎狗歪着头倾听了一会儿。“我已经这样做过，”他垂头丧气地说，“这不完全是我的特性。”

“你的特性见鬼去吧！不要过分要求！”

我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瓦伦丁·布施坐在那里。“来，”他说，“和我一起喝瓶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这会把爱德华气坏的。”

“我今天不想气人。”我答道，继续走去。

我走到街上时，奥托·巴姆布斯已经在那里站着，痛苦地凝视装饰瓦尔哈拉进口处的石膏金发女郎。“这样的事。”他茫然地说道。

“别哭，”我说，目的在于摆脱他的纠缠，“你显然属于很早结束作诗生涯的克莱斯特、毕尔格、兰波、毕希纳——诗人中最优秀的人物——这个行列，因此别把那事情放在心里。”

“可他们死得也早！”

“你愿意，也可以这样。兰波在停止写作以后还活了许多年。他在埃塞俄比亚当了冒险家。不错吧？”

奥托像一头三条腿的鹿看着我。然后又凝视那石膏金发女郎肥厚的臀部和高高隆起的乳房。“你听着，”我不耐烦地说，“写一组诗《圣者安东尼乌斯的诱惑》！性欲和断念，两者你皆有之，还有一大堆别的什么。”

奥托脸上有了生气。紧接着这张脸像一头怀有官能欲念的星宿羊那样尽可能全神贯注。德国文学一瞬间似乎又得救了，因为我对他来说，已经明显地变得无所谓了。他心不在焉地向我挥手示意，加快脚步顺着街道走下去，朝家乡的写字台而去。我忌妒地目送着他。

办公室漆黑宁静。我打开电灯，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里森费尔德已动身。你今晚无公事。请你利用这时间弄好纽扣，修剪指甲，清醒一下头脑并为皇帝和帝国祷告。上士和普通的人克罗尔留条。谁睡觉，也是犯罪，又及。”

我朝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钢琴龇着白牙迎着我。死人的书籍从四面墙上冷冰冰地凝视着。我向街道对面弹去一串七和弦。莉萨的窗子打了开来。她站在炽热的灯前，身穿一件晨衣，衣服敞开着，手里高高举着一把车轮状的花束。“里森费尔德送的，”她沙哑地喊着，“真是个白痴！你需要这种菜吗？”

我摇摇头。我若是拿了，伊莎贝尔会以为她的敌人用这种手段来达到某种卑劣的目的，而我好久没见到格尔达，她也会认定这么做是错的。此外，什么人我都不理会。

“真的不要？”莉萨问道。

“真的不要。”

“不幸的人呀！但是你得快活起来！我相信你会长大成人的！”

“什么时候算是长大成人？”

莉萨考虑片刻。“到了想自己要多于想别人的时候。”然后她沙哑地喊着，砰的一声关上窗子。

我又弹去第二串七和弦，这一次声音减弱，只出了窗子。这回钢琴声没有明显的效果。我把钢琴关上，又从楼梯走下去。我看到维尔克那里还亮着灯。我朝他那里走去。“双胞胎的事结果怎样？”我问道。

“好极了。那位母亲胜利了。双胞胎用双人棺材安葬了。当然是在市立公墓，不是在天主教公墓。真滑稽，那位母亲起先在天主教公墓买了一块墓地。本来，她应该知道在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双胞胎之中有一个是信新教的。现在她手头还有头一次买的墓地。”

“在天主教的公墓里吗？”

“当然啰。这块墓地好极了，是块沙土地，地势高，干燥。占有这块墓地，她可以感到高兴了！”

“为什么？给她自己和她丈夫用吗？现在由于双胞胎的缘故，她死后也想安葬在市立公墓上。”

“作为资产，”维尔克说道，他对我的迟钝感到不耐烦，“一块墓地在今天来说是第一流的投资，这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她现在想出售，可以赚几百万马克。实物总是发狂似的上涨！”

“说得对。我有一会儿工夫把这给忘了。为什么您还在这儿？”

维尔克指着一口棺材。“给银行家维尔纳做的。死于脑溢血。纯银、最优质的木材、真丝、加班费，用多少算多少。帮我一点忙行吗？库尔特·巴赫不在这儿。您明天一大早可以卖块墓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知道。维尔纳是在下班以后死的。”

“今天不行。我累死了。您将近午夜时可以到红磨坊夜总会去，一点以后回来继续干活。这样，鬼魂时辰的问题就解决了。”

维尔克思索着。“主意不坏，”他说，“可是我到那里去要不要一套晚礼服？”

“根本用不着。”

维尔克摇摇头。“尽管如此，不行！一个钟头所花的钱要比我整夜赚的钱还要多。可是我可以到小酒馆去。”他感激地瞧着我，“请您把维尔纳的住址记下来。”他随后说道。

我把住址写下来。奇怪，我想，今晚已经有两个人听了我的建议。只是对我本人，我还不知如何是好。“真滑稽，您对鬼魂那么害怕，”我说道，“亏您还是个温和的自由思想家。”

“只有白天才是，而不是晚上。谁晚上还当自由思想家？”

我朝着下面库尔特·巴赫的房间做了个手势。维尔克示意不同意。“年轻时当个自由思想家容易。但是我这样的年纪，加上得了疝气，还有个硬结的肺病病灶。”

“您换个地点吧！教会喜欢愿意悔改的罪人。”

维尔克耸耸肩膀。“我的自尊心往哪里放？”

我笑了。“夜里您没有自尊心，不是吗？”

“谁在夜里有自尊心？您有吗？”

“不。但或许巡夜的人有，或是夜里烤面包的面包师。您一定要有自尊心吗？”

“当然。我也是一个人。只有动物和自杀者没有自尊心。这种矛盾，也是一种痛苦！无论如何，我今天夜里去布卢默饭店。那里的啤酒好极了。”

我迈着步子回来，走过黑漆漆的院子。方尖碑前闪着淡光。那是莉萨的花束。她去红磨坊以前，把它放在那里。我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捡起来。我没有过多担心克诺普夫会亵渎它。我把它拿到我的房间里，插在我从办公室里拿上来的一个淡橙色的坛里。整个房间立即飘逸着花香。如今我伴着散发泥土和公墓气味的棕色、黄色和白色的菊花一起坐着，仿佛我要埋葬人似的！可我不是真的已经葬了点什么吗？

午夜时分，我忍受不住花的香味。我看见维尔克到小酒馆去度过鬼魂的时辰。我拿起花束，把它带到他的工场去。门敞开着，灯还亮着，这个怕鬼的人回来时就不至于害怕了。一瓶啤酒竖放在巨人棺材上。我把这瓶啤酒一饮而尽，将玻璃杯和酒瓶放在窗台上，打开窗子，以便造成假象，仿佛有个鬼魂曾经口渴似的。然后我把菊花从窗口直撒到银行家维尔纳那口已经完成一半的棺材上，在末端放一把毫无价值的千元马克钞票。叫维尔克在上面做首诗才好！若是维尔纳的棺材因此而完不成，那也并不是什么不幸——银行家已经用通货膨胀的钱使数十个小业主丧失了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

20

“你想看件像伦勃朗的画那样动人的东西吗？”格奥尔格问道。

“一向准备着。”

他从手帕里把东西拿出来，让它落在桌上发出响声。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把它认出来。我们看着它，心潮起伏。这是一枚二十马克金币。我上次看到这样的金币，还是在战前。“那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说，“当时国泰民安，亵渎圣上还要判以城堡监禁，钢盔这玩意儿无人知晓，我们的母亲们穿着紧身胸衣，上衣的高领缝上鱼骨针，存款有利息，马克像上帝那样不可侵犯，每个季度从容不迫地从公债上把息票剪下来，所得到的是金币。让人来吻你吧，你这湮没的年代闪光的象征！”

我掂一掂这枚硬币有多重。硬币上铸着威廉二世的肖像。如今他在荷兰锯木头，留了山羊胡子，可在肖像上他还蓄着卷曲的胡须，样子十分傲慢。当时这胡须意味着：目的已经达到。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你从哪里搞到的？”我问道。

“从一位寡妇那里，她继承了一整盒这种硬币。”

“仁慈的上帝呀！值多少钱？”

“四十亿纸币马克。一座小房子，或一打漂亮的女人。在红磨坊待一个星期。供一个重残疾军人八个月膳宿。”

“足够。”

海因里希·克罗尔走进来，条纹裤子上夹着骑车裤夹。“这里这个玩意儿必定会使您忠诚臣民的心大受感动的。”我说着，把这只金鸟向空中抛去，让它在他面前打转。他把它抓住，湿润的眼睛凝视着它。“陛下，”他激动地说，“那还是过去的年代呀！当时我们还有军队！”

“对每个人来说，看来年代是不同的。”我回答。

海因里希责备地望着我。“您大概也会承认，那个年代比今天好！”

“可能！”

“不是可能！是肯定！当时我们有秩序，我们的货币稳定，我们没有人失业，而且经济繁荣，我们是受尊敬的民族。这个您也不想承认吗？”

“这明摆着。”

“那么，好吧！今天我们怎样了？”

“我们没有秩序，五百万人失业，经济不景气，我们是战败的民族。”我回答。

海因里希愣住了。他没有想得这么轻松。“那么，好吧，”他重复一句，“今天我们处境糟糕，当时我们生活优裕。答案可能您也会找出来，是吗？”

“我没有把握。答案是什么？”

“简单极了！我们必须再有个皇帝，有个正派的民族政府！”

“住嘴！”我说道，“您忘了一点。您把重要的词‘因为’忘了。这可就是祸害的核心。这就是今天数百万像您这样的人张大狗嘴又再鼓吹这样无稽之谈的原因。小小的词‘因为’。”

“什么？”海因里希莫名其妙地问。

“因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因为’！我们今天有五百万失业者，通货膨胀，我们被打败了，因为以前我们有过您那亲爱的民族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妄自尊大发动战争！因为它输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今天处处倒霉！因为有您爱戴的傻瓜和穿制服的傀儡组成我们的政府！为了我们过得好些，我们切不可再要这样的政府，还得防范它卷土再来，因为不然，它还会再次把我们赶到战争和厄运里去！您和您的伙伴说：过去我们很好，今天我们糟糕——于是又要把旧政府招来！事实上应这么说：今天我们处境糟糕，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旧政府——让它见鬼去吧！懂吗？小小的词：因为！您的伙伴乐于把这忘记！因为！”

“胡说！”海因里希恼怒地喊道，“您这个共产党！”

格奥尔格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对于海因里希来说，每个不笔直站在右边的人都是共产党。”

海因里希挺起胸脯准备毫不客气地回答。皇帝的肖像壮了他的胆。但是这时库尔特·巴赫走进来。“克罗尔先生，”他问海因里希，“天使应该放在‘白铁匠库瓦茨在此安息’碑文的右边还是左边？”

“什么？”

“库瓦茨墓碑浮雕上的天使。”

“当然在右边，”格奥尔格说，“天使总是在右边。”

海因里希又从一个爱国的预言家变成墓碑商人。“我跟您走。”他情绪低落地说，把那枚金币放回到桌子上。库尔特·巴赫看到了，伸手去拿。“那是过去的年代。”他如痴似醉地说。

“您也认为是这样，”格奥尔格说道，“究竟您觉得那是什么年代？”

“艺术自由的年代！面包才值几个芬尼，一杯烧酒五芬尼，生活充满理想，有几个这样的金币就可以到人们向往的国家意大利去旅游，用不着担心在到达那儿时这些金币会变得一文不值。”

巴赫吻吻金币上的鹰，把金币放回去，又增加了十岁。他和海因里希溜走了，分手时海因里希肥胖的脸上现出阴郁的威胁表情，喊道：“脑袋要搬家的！”

“这是什么话？”我惊异地问格奥尔格，“这不是瓦策克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吗？是不是我们面临着敌对的表兄弟要结成一伙啦？”

格奥尔格沉思地看着海因里希的背影。“也许是，”他说道，“那么将变得危险起来。你知道什么事如此令人失望吗？1918年，海因里希还是个狂躁的反战者。这其间，他把一切造成他如此境遇的事物忘得一干二净，战争对他来说，又成为新鲜愉快的惊险举动。”他把二十马克的金币塞进背心口袋，“人熬受过的一切，就变成了冒险经历。这真叫人作呕！事情越恐怖，它留在记忆里也越来越惊险。对于战争，只有死者才能真正作出判断，只有他们才完全经历到。”

他瞧瞧我。“经历？”我说，“是死。”

“他们和那些把它忘记的人，”他回答，“但是那是少数。我们该死的记忆力像个筛子。它想保存下来。而要保存下来只能通过遗忘。”

他戴上帽子。“来，”他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金鸟在爱德华的记忆里会唤起怎样的年代。”

“伊莎贝尔！”我惊异万分地叫道。

我看见她坐在患不治之症的病人病区前面的平台上。我上次所见到过的那个抽搐着经受折磨的人儿，如今已不复存在。她的双眼明朗，脸部安详，我觉得她似乎比我以前所见到的还要漂亮，但是这种感觉可能是由于上次的对照而产生的。

下午落过雨，花园里潮气弥漫，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在城市上方，蔚蓝的中世纪的天空中飘浮着云朵，所有窗户正面都变成明亮的画廊。伊莎贝尔穿着晚礼服和金色的鞋子，服装是用非常柔软的黑色料子制成的，很不合时宜。右手腕垂挂着一条绿宝石链，其价值比我们整个公司，包括仓库、房屋和今后五年的收入还要高。以前她从未戴过。我想，今天是个展示贵重物品的日子。先是金制的威廉二世，现在是这个！但是这条链子没有打动我。

“你听到它们了吗？”伊莎贝尔问道，“它们喝过酒，喝了很多很多，现在它们喝饱了，安静而又心满意足。它们深沉地嗡嗡响，像数百万蜜蜂一样。”

“谁啊？”

“树和所有灌木。昨天天气那么干燥，你没听到它们喊叫吗？”

“它们会喊叫吗？”

“当然。你听不到吗？”

“听不到。”我说道，看着闪闪发光的珠链，仿佛它有绿色的眼睛。

伊莎贝尔笑了。“唉，鲁道夫，你听得这么少！”她温存地说，“你的耳朵像黄杨树丛一样在生长。随后你也在大吵大闹，因此你什么也没听见。”

“我大吵大闹？为什么？”

“不是说话。可除此以外，你还吵闹得非常可怕，鲁道夫。你常常几乎叫人难以忍受。你比绣球花渴的时候吵闹得更凶，它们确实真能吵闹。”

“我这儿是什么在吵闹？”

“一切。你的愿望、你的心、你的不满、你的虚荣、你的优柔寡断……”

“虚荣？”我说道，“我并不爱虚荣。”

“当然爱。”

“一点也不！”我回答，我知道自己所说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伊莎贝尔迅速吻我一下。“别把我搞得精疲力尽，鲁道夫！你对你的名字总是弄得那么丝毫不差。你原来根本不叫鲁道夫，是吗？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路德维希。”我惊讶地说。她这么问我还是第一次。

“是的，路德维希。你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名字感到厌烦吗？”

“已经厌烦过。对我自己也如此。”

她点点头，仿佛这是世上一桩最理所当然的事。“那么你把它换了吧。为什么你不想叫鲁道夫？或者叫别的。你给我出去旅游，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个名字都来自一个国家。”

“我现在叫路德维希。为什么还要改动？这儿每个人都知道。”

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我很快也要走，”她说道，“我感觉到了。我感到厌倦，我厌倦自己疲乏。一切都有些空虚，充满离别、忧伤和等待。”

我瞅着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她的话是指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常改变的吗？”我问道。

她朝着城市望去。“我的话不是指这个，鲁道夫。我相信，还有别的改变。一种比较大的改变。像死亡一样的改变。我相信，它就是死亡。”

她摇摇头，没有看我。“到处都嗅到这样的味道，”她耳语地说，“即使在树林里和雾中。夜间天上下着雨。阴影处尽是水点。浑身关节疲乏。疲乏悄悄袭来。我不想再走了，鲁道夫。即使你对我不理解，你还是好的。你至少还在这儿。否则我就是孤单单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这一瞬间确实罕见。万物骤然寂静无声，树叶纹丝未动，只有伊莎贝尔留着长指甲的手在柳条椅边上晃动，镶有绿宝石的手镯发出轻轻的响声。西下的太阳给她的脸镀上一层温暖的色彩，因而它成了每个关于死的念头的明显对照。但尽管如此，我觉得仿佛确实有一股凉气像一种无声的恐惧在展开，仿佛风重新刮起时，伊莎贝尔可能已不在那儿。但是后来，风突然往树梢里吹，发出沙沙响声，幽灵已经过去，伊莎贝尔站起身子微笑着。“死有许多途径，”她说道，“可怜的鲁道夫！你只知道一种。幸福的鲁道夫！来，我们进屋去吧！”

“我非常爱你。”我说。

她微笑得更甜。“你想说什么就说。风是什么？寂静是什么？它们是如此不同，可两者都是同一种事物。我曾经在旋转木马上骑了一会儿，坐在饰有蓝色天鹅绒的金色吊篮里。这些吊篮不仅在旋转，而且还上下浮动。你不爱它们，是吗？”

“是的。过去我宁可坐在上了漆的鹿和狮子上。但是我也乐于和你一道坐吊篮。”

她吻我。“音乐！”她低声地说，“在雾中旋转木马的光亮！鲁道夫，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哪儿？”

“是的，在哪里？”我说道，突然发觉自己眼睛里噙着泪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青年时代吗？”

“谁知道？”

伊莎贝尔站起来。在我们上方的树叶里发出簌簌的响声。在夕阳炽热的亮光下，我看见一只鸟在往我的衣服上拉屎。大约拉到我心脏所在的部位。伊莎贝尔看到这情况，笑得直不起腰来。我掏出手绢，抹去这只捉弄人的燕雀的粪便。“你就是我的青年时代，”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是隶属于它的一切。这一个，那一个，还有许许多多。也就是那种，只有当它从人们手中滑掉了，人们才知道它是何物的东西。”

她会从我这里滑掉吗？我想。我在说什么呀？我真的有过青年时代吗？为什么它会滑掉？因为她说了吗？或是因为这冷冰冰的、无声的恐惧突然袭来吗？她说了这么许多话，而我也有过这么多的恐惧。“我爱你，伊莎贝尔，”我说，“我爱你超过我之所知。它犹如一阵风在刮起，而人们相信它这么刮不过是在戏耍，顷刻间，心像一棵风暴中的垂柳弯了下来。我爱你，我心中的心，所有骚动中唯一的寂静；我爱你，你在听花儿是否饥渴，时间是否像黄昏的猎狗那样疲倦；我爱你，我的话从我心里流了出来，就像从一扇刚开启的大门流出，大门之后有一个陌生的花园敞开着。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我感到惊奇，为我所说的大话而觉得有些害臊，可是这些话是粗声粗气说出来的，发出回声，没有询问我，我不认识的某个人说出我的心里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位四流的歌剧作家，或者是我的心已经不再恐惧……”

伊莎贝尔猛然停住脚步。此时我们所走的马路，就是她在夜里赤裸着身体走回去的那一条路，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样。这条马路披着黄昏时的红霞，充满没有经历过的青年时代、忧伤和在呜咽和欢呼之间动摇不定的幸福。这条马路已经不是树木茂盛的林荫大道，而是一条由虚幻的光组成的马路，树木在这种光中像暗黑的扇子一样相互偎依着，以便把这种光捧住，我们站立在这种光中，仿佛几乎没有重量，被这种光线所渗透，犹如新年前的鲤鱼在朗姆酒里沐浴被酒精渗透，直至它们破碎溶解。

“你爱我吗？”伊莎贝尔耳语道。

“我爱你，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像爱你一样去爱别人，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像现在消逝的这一瞬间那样，而我正在谈论这一瞬间，即使我付出我的生命，我也无法把这一瞬间抓住。”

她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现在你终于知道了！”她耳语道，“现在你终于感觉到无名的幸福、悲伤、梦幻和双重的脸！这是彩虹，鲁道夫，人们可以跨着它行走，但是如果怀疑，会跌落下来！你现在相信吗？”

“是的。”我喃喃地说，我知道我是相信的，一瞬间以前我也相信过，而现在已经不再完全相信了。光还很强，但是在边沿地带已经变成灰色了，暗黑的斑点缓慢地向前推移，思想上的麻风病在其下面又发作起来，它只被掩盖，而没有治愈。奇迹从我身旁经过，它碰到过我，但没有使我改变，我的名字还是原来那个，我知道，我或许得到处背着这个名字，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不是凤凰，我不会再生，我曾经试图飞翔，然而如今，我却像一只受迷惑的笨重的鸡又摇摇晃晃落回到地上，回到铁丝网之中。

“你别伤心。”伊莎贝尔说道，她已经仔细端详过我。

“我不会在彩虹上行走，伊莎贝尔，”我说道，“可是我喜欢这么做。谁会呢？”

她把脸靠着我的耳朵。“没有人。”她低声地说。

“没有人？你也不会？”

她摇摇头。“没有人，”她重复一句，“但有这种渴望就够了。”

光现在迅速变成灰色。这一切情景在某个时候曾有过，我想，但是我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我感觉伊莎贝尔靠近我，突然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相互吻着，像被诅咒的人和绝望的人，像那些生离死别的人。“我耽误了一切，”我屏着气说，“我爱你，伊莎贝尔。”

“安静！”她细声地说，“别说话。”

林荫大道出口处灰白的斑点开始发红。我们朝它走去，在公园大门口停住脚步。太阳已经下山了，田野毫无色彩，但是换来了树林上空一大片晚霞，城市条条街道仿佛都点上了灯。

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相信生命有开始和结束，”伊莎贝尔随后突然说道，“是多么高傲啊！”

我没有立即听懂她的话。在我们后面，花园正等待着度过夜晚，但是在我们前面，铁栅栏的另一侧，原始炼金术火光熊熊，在沸腾。开始和结束？我想着，后来才理解她的意思，想从这种沸腾和咝咝作响之中裁出一小部分存在并划定界限，使我们那一丁点儿意识作为审判其持久性的法官，而这最多不过是在里面漂浮片刻的一片雪花，这就是高傲之所在！开始和结束，就是由一个虚构的概念“时间”和变幻不定的意识而虚构出来的字眼，这种意识不愿湮没在更大的意识之中。

“伊莎贝尔，”我说道，“你是甜蜜而可爱的生命，我相信我终于感觉到什么是爱情！它就是生命，完全是生命，是波浪向着夜空、向着被遗弃的星星、向着自己奋力扑去——濒死的东西扑向不朽的事物总是徒劳的——但是有时，天空也向着波浪迎去，刹那间两者相遇，随后就不再是一个在海上劫掠而另一个束手无策，不再是匮乏和过剩，不再是诗人们的伪造，它是——”

我突然停住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随后我说，“话像流水一样，流啊流，或许其中有谎言，但是后来只是谎言，因为话具有欺骗性，像人们想用来接喷泉的杯子一样。可是即使我不说话，你也会理解我，这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所以我没有能力表达，我不知道我的呼吸、我的指甲以至我的死神是否会恋爱，见鬼去吧，这情况要持续多久，我能否把握住它，我是否会把它表达出来。”

“我听懂了。”伊莎贝尔说道。

“你听懂了？”

她点点头，眼睛闪出亮光。“我为你操过心，鲁道夫。”

为什么她要为我操心，我想。我并未生病。“操心？”我说道，“为什么替我操心？”

“操心，”她重复一句，“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操心了。再见，鲁道夫。”

我瞅着她，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为什么你想走？我说错了话吗？”

她摇摇头，她的双手试图挣脱。“不！”我说，“是错了！那是高傲，是空话，是谣传。”

“别破坏它，鲁道夫！为什么你想要的东西一旦到手，总是要立即破坏？”

“是的，”我说道，“为什么？”

“无烟无灰的火焰。别破坏它。别了，鲁道夫。”

这是什么？我想。像是在演戏，但不可能这样！这是别离吗？但是我们也经常这样告别，每天晚上都告别！我牢牢抓住伊莎贝尔。“我们在一起。”我说道。

她点点头，把头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突然感到她在哭。“为什么你在哭？”我问道，“我们很幸福呀！”

“是的，”她说道，吻吻我，挣脱身子，“别了，鲁道夫！”

“为什么你说‘别了’？这还不是离别呀！我明天再来。”

她瞧着我。“唉，鲁道夫，”她说，仿佛又有些事对我解释不清，“要是连告别都不能，那怎样能去死呢？”

“是的，”我说道，“怎样？这我也不懂。一窍不通。”

我们站在她所住的病区前。大厅里没有人。在一张柳条椅上铺着一块色彩鲜艳的布单。“来！”伊莎贝尔突然说。

我犹豫了一会儿，但是此刻我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会说声“不”，因而跟她走上楼梯。她头也不回地走进她的房间。我待在门口。她迅速地把两只金色的轻便鞋从她脚上抛出去，躺到了床上。“来！”她说道，“鲁道夫！”

我坐到她身边。我不想再让她失望，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倘若有个护士或韦尼克走进来，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来！”伊莎贝尔说道。

我向后躺下去，她靠在我手臂上。“总算来了，”她喃喃地说，“鲁道夫。”几次深呼吸后她就睡着了。

房间里黑了下来。入夜后窗户隐去了颜色。我听着伊莎贝尔在呼吸，偶尔也听到从邻近房间里传来的低声细语。突然间，她动弹一下醒了过来。她把我推开。我发觉她的身体已经挺直。她屏住呼吸。“是我，”我说道，“是我，鲁道夫。”

“谁？”

“我，鲁道夫，我刚才待在你身边。”

“你在这里睡过觉？”

她的嗓音已经变了。声音高亢而且上气不接下气。“我在这儿待过。”我说道。

“走！”她低声地说，“马上走！”

我不知道她是否认出我。“灯在哪儿？”我问。

“没有灯！没有灯！走！走！”

我站起身，朝着门口摸去。“别害怕，伊莎贝尔。”我说道。

她在床上移动，仿佛想把被子拖来盖在身上。“走呀！”她用那变了调的高音细声地说，“否则她会看到你，拉尔夫！快！”

我在自己身后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走下楼梯。楼下坐着那个守夜的护士。她知道我是准许看望伊莎贝尔的。“她安静吗？”她问道。

我点点头，穿过花园向健康人出入的大门走去。这又是什么呢？我想。拉尔夫，指的是谁呢？她从来还没有这样称呼过我。她要我别让人看见，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经常晚上待在她房间里。

我朝城里走去。爱情，我想，我猛然又想起那些言过其实的套话。我感觉到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渴望，一种遥远的恐惧以及像出逃之类的事，我越走越快，迎着城市，披着城市的灯光，带着它的热、它的庸俗、它的苦难、它的平淡无奇，以及它对秘密和混乱合理的遗弃，无论人们给混乱安个什么名称。

夜里，我被许多声音闹醒。我打开窗户，看见克诺普夫上士被人弄进屋里。这情况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以往，即使烈酒从他眼睛里淌下来，他总是靠着自己的力气回到家里。此时他大声呻吟。四周围有几扇窗户亮了。

“该死的酒鬼！”一扇窗户里有人尖声叫道。这是寡妇科纳斯曼，她在那里埋伏着。她闲得发慌，是这条街的一个饶舌妇。我怀疑她早就在监视格奥尔格和莉萨。

“闭起您的狗嘴！”一个不知名的英雄从街道的黑暗处回答。

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科纳斯曼寡妇。无论如何，在默默地愤怒了一秒钟之后，一瓢骂人的脏水浇在那个人，浇在克诺普夫的身上，浇在城市、国家和人类的风俗道德上，以至整条街发出回响。寡妇终于沉默无语。最后她叫道，她将报告兴登堡、主教、警察局和那位无名英雄的雇主。“闭住您的狗嘴，您这叫人讨厌的泼妇！”这男子回敬说，他在黑暗的掩护下，似乎显示出非凡的抵抗能力，“克诺普夫先生得了重病。您要是病了才好呢！”

寡妇立即狂怒起来，这次以双倍的力量，谁都意想不到会如此发作。她试图从窗子里用手电筒把那捣蛋鬼照出来。可是手电的光太弱。“我知道您是谁！”她大声地叫骂，“您是海因里希·布吕格曼！您侮辱无依无靠的寡妇要坐牢的，您这凶手！您的母亲已经……”

我没继续听下去。这寡妇的观众可不少。几乎各家的窗户都打开了。吼叫声和掌声传了出来。我走下楼去。

克诺普夫刚刚被拖进来。他脸色苍白，有人把水浇在他脸上，他那尼采式的胡须湿淋淋地贴在双唇上。突然，他大叫一声挣脱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几步，令人意外地朝着方尖碑扑过去。他像只青蛙用四肢围抱着黑色方尖碑，把身子紧贴在这块花岗岩上号叫起来。

我环顾四周。穿着紫色睡衣的格奥尔格站在我身后，后面是没有牙齿的克罗尔老太太，她穿着一条蓝色睡裙，头发里还夹着卷发器，再后面是海因里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穿着睡衣，没戴钢盔，也没别勋章。可无论如何，睡衣是条纹状的，呈普鲁士的黑白颜色。

“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格问道，“发酒疯？又来一次？”

克诺普夫像这样发酒疯已经有过好几次。他胡说自己看见白象从墙里出来，飞船从钥匙孔里驶过。“还有更糟糕的。”刚才顶撞过科纳斯曼寡妇的男子说道。他真的是海因里希·布吕格曼，是个暖气设备安装工。“他以为肝脏和肾脏都裂开了。”

“为什么你们把他拖到这里来，不送到玛利亚医院去？”

“他不愿意去医院。”

克诺普夫的家属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克诺普夫太太，三个女儿跟在她后面，四个人头发蓬乱，睡眼惺忪，她们给吓住了。克诺普夫又一次发作，号叫着。

“你们给医生打过电话吗？”格奥尔格问道。

“还没有。我们把他弄到这里来，忙得不可开交。他想跳到河里去。”

克诺普夫家的四个女人围着那上士，一片苦苦的哀怨声。海因里希同样朝他那里走去，并试图以男子汉、伙伴、士兵和德国人的身份劝说他放开黑色方尖碑去睡觉，何况此刻黑色方尖碑在克诺普夫重压下摇动起来。海因里希解释说，克诺普夫这样摇动方尖碑不仅危险，而且一旦它出了事情，公司反而要克诺普夫承担责任。这方尖碑是块贵重的、磨得精光的瑞典花岗岩，它若倒下来，必定会碰坏的。

克诺普夫没听懂他的话，他像一匹见到鬼神的马，睁大眼睛在嘶叫。我听到格奥尔格在办公室给医生挂电话。莉萨穿着一件用有些褶子的白缎缝制的晚礼服走到院子里来。她身体健康，散发出和兰芹酒的味道。“格尔达衷心问候你，”她对我说，“她要你打个电话给她。”

这时，一对情人从十字架碑的后面跑出来。维尔克穿着睡衣和雨衣出现了，跟在他后面的是第二个自由思想家库尔特·巴赫，他穿着一件带有俄国式短外套和腰带的黑色长睡衣。克诺普夫继续在号叫。

幸好这里离医院不远。医生很快就来了。有人迅速地把情况告诉他，依然无法叫克诺普夫松开方尖碑。因此他的伙伴们只得扒下他的裤子，他那瘦窄的屁股露了出来。参加过战争、对于更困难处境也习以为常的医生，用棉花球蘸蘸酒精擦擦克诺普夫的屁股，递给格奥尔格一支小手电筒，对着克诺普夫被照亮的屁股打了一针。克诺普夫把头转过一半看看，放了个响屁，从黑色方尖碑上滑下来。医生往后一跳，仿佛克诺普夫一枪打中了他。

陪伴克诺普夫的人把他扶起来。他还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方尖碑的底部，但是他的反抗彻底崩溃了。我明白他是出于害怕而向方尖碑冲去的，他曾在这儿度过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刻，肾脏没有绞痛过。

人们把克诺普夫弄到屋内。“这事情可以意料到的，”格奥尔格对布吕格曼说，“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布吕格曼摇摇头。“不知道。他刚刚与明斯特来的一个男子打赌赢了。他猜对了一瓶酒出自Spatenbräu ，另一瓶出自布卢默饭店，酒是明斯特来的那男子从汽车里取出来的。当时我是公证人。正当明斯特来的那个男子抽出他的皮夹时，克诺普夫突然脸色苍白，开始冒汗。紧接着他就躺在地上，身体蜷缩，一边呕吐一边号叫起来。其他的情况您已经看到了。您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在混乱之中，明斯特那家伙悄悄地溜走，没有付赌注。没有人认识他，我们在忙乱中也没有注意这家伙的汽车号码。”

“实在可怕。”格奥尔格说道。

“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说是命运。”

“命运，”我说道，“您若想反抗您的命运，布吕格曼先生，那么您别从哈肯大街回去。科纳斯曼寡妇一只手里拿着借来的一支强光手电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啤酒瓶作为武器，在那里监视来往的行人。莉萨，是吗？”

莉萨快活地点点头。“那啤酒瓶装满酒。若是这瓶啤酒碰到您的脑袋碎了，您立即可以清凉一些。”

“真该死！”布吕格曼说道，“我在这儿怎样出去？这是条死胡同吗？”

“幸好不是，”我回答，“您可以从后面绕道经过花园转到忠诚大街。我劝您立即动身，天很快就要亮的。”

布吕格曼走开了。海因里希·克罗尔检查完方尖碑的损坏情况，也同样离开。“人不过如此。”维尔克泛泛而谈，朝上对着克诺普夫的窗户，对着布吕格曼蹑手蹑脚经过的花园那边点点头，又登上楼梯朝他的工场走去。这一夜他似乎在那儿睡了一大觉，而没干活。

“您又用鲜花表演招魂吗？”我问。

“不，但是我订了这方面的书。”

克罗尔太太突然发现她把自己的假牙忘了，她早就悄悄走了。库尔特·巴赫锐利的眼睛瞟着莉萨袒露的褐色肩膀，但对方没有反应，于是又把视线移开。

“这老头死了？”莉萨问道。

“大概是的，”格奥尔格回答，“他老早没死，倒是个奇迹。”

医生从克诺普夫家里出来。“怎样了？”格奥尔格问道。

“肝脏。他的寿数早就到了。我想他这一次活不成了。一切都坏了。一两天后就完了。”

克诺普夫太太走出来。“一滴酒精也不能给！”医生对她说，“您检查过他的卧室吗？”

“检查过，大夫先生。我的几个女儿和我都检查过。我们发现这鬼东西还有两瓶。在这儿！”

她拿来两瓶酒，揭开软木塞，要把酒倒掉。

“住手，”我喊道，“这样做没必要。关键在于克诺普夫弄不到酒，大夫，是吗？”

“当然啰！”

一股上等烈酒的浓郁香味散发开来。“酒放在家里我该怎么办？”克诺普夫太太诉苦说，“无论藏在哪里，他都能找到。他真像猎狗。”

“我们可以给您分忧。”

克诺普夫太太递给医生和我每人一瓶酒。医生对我投来一瞥。“造成一个人堕落的东西，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却像是夜莺。”他说着走开。

克诺普夫太太在身后把门关上。只有莉萨、格奥尔格和我仍然站在外面。“医生认为他会死，是吗？”莉萨问道。

格奥尔格点点头。他那紫色的睡衣在深夜里呈现黑色。莉萨打了个寒战，站着不动。“再见。”我说，让他们单独留在这儿。

我从楼上观察科纳斯曼寡妇，看见她的身影，她在自己屋前巡逻。过一会儿我听见楼下的门轻轻关上的响声。我凝望夜空，想着克诺普夫，然后想到伊莎贝尔。正当我困倦欲睡时，我看见科纳斯曼寡妇穿过街道。她大概以为布吕格曼躲了起来，想在我们院子里找到他。在我前面的窗口，我用来吓唬克诺普夫的那根旧水管依然放着。如今我几乎有些懊悔，但我随后望见院子里移动的光束，便无法克制自己。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去，对着水管低声地说：“谁在这儿扰乱我？”而且又叹了一口气。科纳斯曼寡妇呆若木鸡站住不动。随后光束发狂似的抖动着照到院子和墓碑那边。“愿上帝也怜悯你的灵魂。”我低声地说。我原想说话时用布吕格曼的口音，可我抑制着自己——即使科纳斯曼发现是怎么回事，她对我直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是无可奈何的。

她并没发现。她蹑手蹑脚顺着围墙走到街上，飞快地朝她屋门走去。我还听到她还打了个嗝，随后一切沉寂下来。

21

我小心翼翼地把以前的邮差罗特打发走，他个子矮小，战时给我们区送信。罗特过去是个感伤的人，当时他不得不经常传递噩耗，这件事他老记在心上。在和平的岁月里，每次他来送信，人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望着他，可是在战时，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几乎只给人以恐惧的形象。他带来征兵的命令和可怕的官方信件，信上写着：“在战场上光荣阵亡。”战争打得越久，他所送的这种信件也越多，他的到来唤起哀叹、诅咒和眼泪。后来有一天，他不得不也给自己带来一封可怕的信件，而且一周以后又来第二封，于是他垮掉了。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轻度失常，邮局管理部门不得已叫他退休。因此，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通货膨胀时被判处慢性饿死，因为各种退休金总是调整得太晚。几个熟人照顾这个孤老头。战后没有几年，他又开始外出，可是他的精神依然错乱。他以为自己还是个邮差，戴着一顶旧邮差帽走东家串西家，继续给人家传递信息。但是，经过多年传送噩耗之后，如今他想给人送去好消息。他收藏他四处捡来的信封和明信片，把它们当作俄国战俘营的来信分发。他还补充说明，那些人们以为已死的人，事实上还活着，他们没有阵亡，不久就会还乡。

我留心瞧着这次他塞到我手里的明信片。这是一张古老的印刷品，它招揽人家参加普鲁士的有等级彩票娱乐。这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是个愚蠢的笑话。罗特必定是在某个地方的废纸篓里捡到的，这明信片是寄给一个名叫扎克的屠夫的，他已经死了好久。“多谢，”我说道，“这确实令人高兴！”

罗特点点头。“他们现在很快从俄国回来，我们的士兵们。”

“是的，当然啰！”

“他们全部回来。不过时间稍长一些。俄国那么大。”

“我希望您的两个儿子也回来。”

罗特暗淡的眼睛活跃起来。“是的，我想也是。我已经有了消息。”

“再一次感谢您。”我说道。

罗特微微一笑，没有看我，继续走着。邮政局管理部门开始时试图阻止他外出，甚至打算把他关起来，但是遭到众人反对，所以现在没人理会他。当然，在一家政治上持右派立场的小酒馆里，不久前有几个常客曾经想了个主意，叫罗特把谩骂攻击的信件送给政治上的反对派，同样，也把不堪入目的下流信件送给单身妇女。他们认为这么做会叫人笑破肚皮。就连海因里希·克罗尔，也觉得那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绝妙的幽默。海因里希在小酒馆里，在他那一类人中间，与在我们这里判若两人，他在那里甚至被看成是个爱说风趣话的人。

哪些家里有人阵亡，罗特自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他不加选择地投递他的明信片，虽然喝啤酒的爱国者派了个观察员跟罗特一道去，防止常客们侮辱人的信件不致投错地址。他把那些住家指给罗特看，随后自己躲藏起来，然而偶尔还会发生差错，罗特把几封信投错了。比如有一封给莉萨的信，他投给神父博登迪克。信里约定夜里一点在玛利亚教堂后的灌木林里来性交，报酬是一千万马克。博登迪克像印第安人一样蹑着脚步走近窥视的人，突然站到他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把两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狠狠地踢了正在逃跑的第三个人一脚，踢得他飞了起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逃脱。博登迪克在迫使人迅速忏悔的艺术上是个老手，后来他在打他们耳光的同时，又用他那双农民的大脚来踢他们。他们立即坦白供认。由于这两个被抓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他问起他们的姓名，命令他们第二天要么去忏悔，要么去警察局。他们自然情愿去忏悔。于是博登迪克开释他们的罪责，但同时遵循他当教堂神父时对待我的办法——他命令他们一周不饮酒，以表示悔过，一周以后再去忏悔。两个人担心，若是他们不履行悔过，会给教会除名，由于他们不愿使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只好再去一趟。博登迪克毫不留情地吼叫着要求他们每个星期都得去忏悔，而且不喝酒，就这样把他们造就成为咬紧牙关戒酒的第一流基督教徒。他做梦也没料到，这第三个犯罪的人竟是沃尔肯施泰因少校。少校被踢了一脚以后，前列腺不得不进行治疗，而政治立场上变得更加鲜明，终于加入纳粹党。

通到克诺普夫家的几扇门敞开着。缝纫机嗡嗡作响。上午，买来了一叠叠黑布，现在做母亲的和做女儿的正在缝制丧服。上士还没有死，但是医生已经断言，那只不过是数小时或者最多是数天的问题。他放弃给克诺普夫治病。由于穿淡颜色衣服见死人在克诺普夫家看来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所以妇女们正赶紧做准备。在克诺普夫断气的那个时刻，全家人都要穿着黑色丧服，克诺普夫太太戴上一块黑面纱，四个人都穿上不透明的黑袜，甚至戴上黑帽。一定得使小资产阶级名誉感得以满足。

格奥尔格的秃头像半块奶酪一浮一沉地漂过窗子边沿。泪人奥斯卡陪他一道前来。

“美元的牌价怎样？”他们进来时我问道。

“今天十二点时正好十亿，”格奥尔格答道，“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大典来庆祝一番。”

“我们可以这么做。那我们什么时候破产呢？”

“如果我们把货都卖光。您喝什么，富克斯先生？”

“您有什么就喝什么。可惜在韦尔登布吕克这地方没有伏特加酒！”

“伏特加？您战时在俄国待过？”

“怎样啦！我在俄国甚至还是公墓的司令。多么美好的年代啊！”

我们惊异地注视着奥斯卡。“美好的年代？”我说，“您这个多愁善感，人家叫哭就能哭的人，您认为是这样吗？”

“那时是美好的年代，”泪人奥斯卡斩钉截铁地说，一边闻闻他的酒，仿佛我们要毒死他，“吃得多，喝得多，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干着轻松的活——此外还有什么要求呢？死亡就像传染病一样司空见惯。”

他像个花花公子在品尝他的酒。对于他深奥的哲学，我们有些困惑。“有些人见惯了死，就像见惯玩斯卡特牌时的第四个人一样，”我说，“例如埋尸人利伯曼。他觉得埋死人好比在公墓上种花。但是一个像您这样的艺术家——”

奥斯卡怀着优越感微笑着。“这里还有个天大的差别！利伯曼缺少真正玄妙的敏感：永恒的死和变。”

格奥尔格和我吃惊地面面相觑。难道泪人奥斯卡是个被埋没的诗人？“那您经常有了？”我问道，“这种死和变？”

“多少有一些。至少是不自觉的。我的先生们，你们这里就没有吗？”

“我们偶尔有，”我反驳，“主要是在就餐前。”

“有一次事先通知说陛下要驾临我们这里，”奥斯卡梦幻般地说道，“上帝啊，太令人激动！幸好在附近还有两座别的公墓，我们可以借用。”

“借用什么呢？”格奥尔格问，“墓地的装饰品？还是花？”

“哎呀，一切都办妥了。地地道道的普鲁士方式，您听懂吗？不，是尸体。”

“尸体？”

“当然，是尸体！自然不是尸体本身，关键是尸体生前是什么身份。士兵，当然每座公墓都过剩，上等兵、军士、士官和少尉也太多，但是，更高的军阶，那就困难了。例如，附近公墓上我的同行有三个少校，我一个也没有。可我有两个中校和一个上校。我跟他交换，拿一个中校换两个少校。另外我在做这交易时，还捞到一只肥鹅，因为我的同行觉得没有中校是个耻辱。要是没有已故的中校，他真不知怎样去欢迎陛下。”

格奥尔格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事情我现在想也不敢想。”

奥斯卡点点头，点燃一支细雪茄。“当时还没必要与第三个公墓司令交换什么，”他乐滋滋地说，“他根本没有更高级的货色，就连一个少校也没有，少尉当然一大堆。他感到绝望。我的花色品种齐全，最后多半出于迁就，我把用一个中校换来的两个少校中的一个，再换得两个上尉和一个护卫联队的上士。上尉我有的是，只有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才稀罕。您知道，这些猪猡总是蹲在离前线远远的地方，几乎不上战场，他们也算是虐待士兵的军官，于是我出于迁就要了三个，因为我很乐于得到一个不会再咆哮的护卫联队的上士。”

“您没有将军吗？”我问道。

奥斯卡摇头否定。“将军！阵亡的将军稀奇得像……”他在找个比喻，“你们收集过甲虫吗？”

“没有。”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可惜，”奥斯卡说，“也就是像只大甲虫，即深山锹形虫，或者，你们若是收集蝴蝶，那他就像只人面蛾。不然哪有战争？我的上校是死于中风的。但是这个上校。”

奥斯卡突然咧开嘴笑了。这种效果很独特，由于经常哭泣，他像只英国猎犬一样，脸上有许多皱纹，而且他的表情通常也总是那么阴郁严肃。“因此，第三个司令当然得有个校级军官。他愿意提供我所要的一切，我都齐全了，甚至在编的护卫联队的上士我也有了，我在一个显眼的角落给了他一个墓地。最后我让步——换三十六瓶最好的伏特加。为此，我当然给的是上校，而不是中校。三十六瓶呀！因此，我的先生们，如今我特别喜欢伏特加。在这儿，无论哪里都搞不到。”

奥斯卡勉强表示愿意再拿一瓶谷物酒作为补偿。“您对尸体做了这么多工作，有何目的？”格奥尔格问，“您还得给这些尸体改葬。为什么您不干脆立几个十字架碑，刻上假造的姓名和军阶？这么做，您甚至可以弄个中将。”

奥斯卡被激怒了。“可是，克罗尔先生！”他略带点责备口吻说，“这么做可是一种伪造啊！或许甚至是对尸体的亵渎——”

“如若您让一个死去的少校充当一个军阶更低的军人，那才算是亵渎尸体，”我说，“但是，让一名士兵当一天将军，不能算亵渎。”

“那您可以在空墓穴上立些假的十字架碑，”格奥尔格补充说道，“那么就不会亵渎尸体了。”

“但伪造的事实始终存在。总有一天会败露的，”奥斯卡反驳道，“或许是通过埋尸人。尔后会发生什么？此外——一个冒牌的将军？”他内心在颤动，“可陛下必定认识他的将军的。”

我们把这问题搁在一边。奥斯卡也一样。“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笑吗？”他问道。我们默不作声。他的问题只是反问，并不要求回答。

“参观前的一天，一切都被取消了。陛下根本没来。我们可栽植了无数樱草花和水仙花。”

“您交换的尸体退回了没有？”格奥尔格问道。

“那样事情就麻烦了。证件已经改过了。而且死者迁葬的事，已经通知过他们的亲属。这是常有的事。公墓成了战场，后来一切都得重新规划。唯有司令在为伏特加恼火。他甚至试图勾结司机来撬开我的门，再把这几箱酒拿回去。但是我早就把它们藏好了。藏在一座空墓穴里。”奥斯卡打了个哈欠，“是的，这就是当时的年代！那时我手下有数千埋尸人。今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两块嵌上大理石板的中型峁形墓碑，克罗尔先生，可惜全部就这些。”

我穿过夜幕已经降临的精神病医院的花园。很久以来，伊莎贝尔没去做祷告，今天算是头一次。我找她，可是没找着。我倒是碰到博登迪克，他身上散发着神香和香烟的气味。

“此刻您算是什么？”他问道，“无神论者，佛教徒，怀疑者或是已经回头走在通往上帝的途中？”

“每个人总是在通往上帝的途中，”我厌倦地回答，“问题在于，这话怎么理解。”

“妙极了！”博登迪克说，“另外，韦尼克在找您。为什么您还这么固执地为了像‘信仰’这类简单的事情而斗争呢？”

“因为在天国，对于一个战斗不已的怀疑者，比之对于九十九个从儿童年代起就唱着赞美诗的神父，有更多的欢乐。”我回答。

博登迪克微微一笑。我不想跟他争论，我回想起他在玛利亚教堂树丛里的成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忏悔室里见到您？”他问道。

“完全像玛利亚教堂那两个罪人一样？”

他愣住了。“一样，您知道了？不，不一样。您是自愿的！请您别观望过久！”

我没有答话，我们客气地告别。在通往韦尼克房间的那条路上，树叶像蝙蝠在空中飞舞。到处都弥漫着泥土味和秋天的气息。夏天到哪里去了？我想。它几乎还没来过！

韦尼克整理好一堆文件，把它们搁在一边。“您见过特霍芬小姐吗？”他问道。

“在教堂里。不是在别处。”

他点点头。“您暂时不必关心她。”

“好的，”我说，“别的命令呢？”

“您别那么傻！这不是命令。我认为怎么做对我的病人有利，我就怎么做。”他更仔细地端详我，“您还没有爱上吧？”

“爱上？爱上谁？”

“特霍芬小姐。还会有谁呢？她是个漂亮的少女。真该死，在这件事上，我压根儿没有料到。”

“我也没有。在怎样一件事上？”

“那就很好。”他哈哈笑着，“此外事情于您丝毫无损。”

“是吗？”我回答，“我一向认为，在这儿只有博登迪克是代表上帝的。现在我们又添上了您。什么事有害，什么事无害，您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吗？”

韦尼克沉默片刻。“确实如此，”他随后说道，“这没关系！真遗憾，我一次也没听到过！偏偏是您！傻瓜的对话必定精彩！您拿支雪茄。您没注意到现在是秋天了吗？”

“是的，”我说，“这一点我同意您的意见。”

韦尼克把烟盒朝我伸来。我拿了一支，若是我拒绝，他会说这是恋爱的一个征兆。我突然感到异常难受，真想呕吐。尽管如此，我还是点燃雪茄。

“我想我有责任对您作一番解释，”韦尼克说，“她母亲！我在这儿观察她两个晚上。她终于一蹶不振。母亲年轻漂亮，丈夫早死，她有个情夫，女儿显然也热恋着他，母亲和情夫行为不检点，女儿就妒忌。有一次他们正打得火热时，她出其不意地来找他们，或许她注意他们已经相当久了——您明白吗？”

“不。”我说。我厌恶这一切，犹如我讨厌韦尼克发臭的雪茄一样。

“我们刚才说到这里，”韦尼克兴味盎然地继续说道，“女儿的恨、厌恶、心理变态在个性分裂中得救，专业上叫逃脱一切现实和过着梦幻生活的那一类型。母亲后来还跟她的情夫结婚，这就使得事态变得尤为严重——您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

“可是这件事那么简单，”韦尼克不耐烦地说，“过去，要了解事情真相是困难的，但是现在——”他搓搓双手，“现在我们倒很幸运，她的第二个丈夫，即以前的情夫，叫拉尔夫或鲁道夫或类似这样的名字，现在再也不是障碍了。三个月前他们离婚，两个星期前他死于车祸。根子已经铲除，道路已经畅通——现在您明白了吗？”

“是的。”我说道，我真想往这得意忘形的科学家喉咙里塞块浸过氯仿的抹布。

“好，您瞧！现在已经到了解决的时刻。她母亲已经不是情敌，母女两人见面，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我为这件事准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很顺利，您已经亲眼看见特霍芬小姐今晚又去祷告了——”

“您以为是您使她改变信仰？是您这无神论者，而不是博登迪克吗？”

“胡说八道！”韦尼克说道，他对我的迟钝有点恼火，“风马牛不相及！我觉得她变得更开明，更容易接近，更不受约束——您最后一次来这儿时，还没察觉吗？”

“是的。”

“好，您瞧！”韦尼克又搓着双手，“这是继第一次长时间休克之后又一可喜的结果。”

“如今休克也是您治疗的结果吗？”

“也算是。”

我想到伊莎贝尔还在她房间里。“我祝贺您。”我说道。

韦尼克虽然留心听着，却没察觉这是反话。“第一次草率会面和治疗当然使一切有所倒退，这也是我的意图，但是自那以后，我抱着巨大希望！您明白，如今我不需要什么来转移注意力了。”

“这我明白。不需要我了。”

韦尼克点点头。“我知道您可能会明白的！您也有点科学家好奇的心理。有一段时间，您的用处可大呢，但是现在——您怎么了？您觉得太热吗？”

“是雪茄，味道太浓了。”

“正相反！”这个不知疲倦的科学家说，“这种巴西烟看上去味道浓，可却是现有的烟中最淡的了。”

这雪茄就是浓，我想。随手把它放在一边。“人的脑袋呀！”韦尼克如痴如梦地说，“以前我想当个水手、原始森林里的冒险家和探索者——真可笑！最伟大的冒险就藏在这儿！”他敲敲自己的额头，“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从前对您说过一次。”

“是的，”我说，“经常说。”

绿色七叶树树皮在我脚下沙啦啦作响。像个傻子堕入情网，我想，这个对事实糊里糊涂的人怎样理解呢？若是那么简单就好了！我朝大门走去，差点儿擦到一位缓缓向我走来的妇女。她穿着一件皮大衣，不是精神病医院的病员。在黑暗中，我望见一张苍白的模糊不清的脸，一阵香水味从她身后飘来。“这是谁？”我问门口的值班人。

“韦尼克大夫请来的一位夫人。她已经来过这里几次。我想她家有个病人在这里。”

是位母亲，我想着，并且希望不是她。我站在外面，凝望着医院。我气愤极了，为自己的幼稚而恼火，随后又怜悯起自己，但是最后，无非是感到孤独无援。我把身子靠在一棵七叶树上，感觉到树干的凉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希望什么。

我继续走，走着走着，心绪好了一些。伊莎贝尔，我想，让他们议论吧，让他们笑我们是傻子吧！你这甜蜜的、可爱的生命，你这展翅飞翔、无拘无束的生命，你平安地踏上其他生命都沉没的地方，你在炮火蹂躏过的地方漂浮，但是你卷到其他生命瞧不见的蜘蛛网里和边界线上去，为了挣脱而淌着鲜血——他们对你有何要求？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把你拖回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即我们的世界上来？为什么他们不让你在原因、作用、时间和死亡的彼岸像蝴蝶一样生存呢？这是不是忌妒呢？是不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真的像韦尼克说的，他一定要挽救你，以免你的健康变得更糟糕，以免无名的恐怖向你袭来，这些恐惧比他自己召唤来的还要强烈，最后，以免你像癞蛤蟆一样，昏昏沉沉地变成痴呆？但是，他有把握做到吗？他在救援时，有把握不让你毁坏，或者有把握不把你推向他原想使你避开的地方吗？这有谁知道呢？这位科学家，这个蝴蝶收藏家，他知道什么是飞翔、风暴、危险以及没有时空、日日夜夜的兴奋吗？他认识未来吗？他饮过月光吗？他知道植物在呼喊吗？他对此付之一笑。他觉得这一切无非是对残暴经历的一种回避的反应。但是，他是预见什么事将发生的先知吗？他是知道什么事一定发生的神吗？关于我，他知道什么？假使我有点儿堕入情网，他知道这是好事吗？但是对此我自己知道什么呢？事情已经开始，在向前奔流，没完没了，我预料到什么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献身于某人？在这几个星期里，日子就像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可企及的落日一样，难道不是我自己一再将这经历赶跑吗？可是我埋怨什么？我害怕什么？难道不是一切都可以变好，伊莎贝尔可以恢复健康，以及—

我在这儿顿住了。后来怎么啦？她不想离开吗？后来，她母亲不是暗中突然来了，她穿着皮大衣，身上洒了一些不太浓烈的香水，以亲属名义为女儿提出种种要求吗？对于我这个连买一套西服的钱都积不起来的人来说，是否意味着失去了她？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迷惘？而其他的一切，由于麻木不仁的自私自利，就只不过是装饰吗？

我走进一家地下室酒店。几个汽车司机坐在那里，一面哈哈镜把我的怪脸从柜台那里反射回来，在我面前的一个玻璃柜里，放着半打风干的沙丁鱼小面包，沙丁鱼由于放久了，尾巴翘得高高的。我喝着谷物酒，觉得自己的胃裂开一个深洞。我吃了沙丁鱼小面包，再吃几块别的面包，这些面包涂着厚厚的搁了很久的瑞士奶酪。它们的味道很可怕，但是我把它们填到肚子里，随后吃着小香肠，香肠很红，几乎像马一样要喊叫出声，我会越来越不幸，越来越饥饿，甚至会啃起柜台来。

“哟，您的胃口可真大。”老板说道。

“是的，”我说，“您还有什么东西吗？”

“豌豆汤。您放点面包屑进去，就是稠豌豆汤了。”

“好吧，您给我来碗豌豆汤。”

我把豌豆汤喝下去，老板额外心甘情愿地再给我加一块猪油面包。我也把它吃下去，比以前更饿、更加不幸。司机们开始对我产生兴趣。“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人，他能一口气吃三十个煮得很老的鸡蛋。”一个司机说道。

“完全不可能。那他就死了，这在科学上已经得到证明。”

我恶狠狠地瞪了这个“科学家”一眼。“您看见了吗？”我问道。

“靠得住。”他回答。

“根本不可靠。科学上只不过证明当司机死得早。”

“为什么呢？”

“由于汽油蒸气的缘故。慢性中毒。”

老板端上一份意大利生菜。他已经睡意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体育方面的兴趣。他从哪儿弄来拌有蛋黄酱的生菜，这是个谜。生菜甚至很新鲜。或许他把自己晚餐的那一份贡献出来。我还是把它吃光，带着好像依然空空的灼热的肚皮以及无所慰藉的心情动了身。

街道上的灯光灰白黯淡。到处站着乞丐。如今这些人不是以前人们常见的乞丐，而是截肢者、打着寒战的人、失业者和默默无声的老人，他们的脸像揉皱的无色纸。我突然为我如此无聊地暴食而羞愧。若是我把我吃下去的东西分给两三个人，那么他们可以一个晚上饱着肚子，而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饿。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把它们分光。钱已经没有多少，但我不甘心让它遭受损失，明天上午十点，美元行市揭晓时，这笔钱反正要贬值四分之一。德国马克到了秋天就像恶化的肺病。乞丐知道这点，立即离开，因为每分钟都很宝贵，汤的价格在一小时以后可能涨几百万马克。这得看老板明天是否需要购进而定，也得看他还是不是一个处处想赚钱的生意人或者自己就是个受害者。假使他本人是个牺牲者，那么他对更小的受害者就是甘露蜜汁，他提高价格总是太晚。

我继续走着。市立医院里出来一些人。他们把右臂高高地绑上夹板的一位妇女围起来。包扎物的气味随她飘逸过去。医院像座明亮的城堡屹立在黑暗中，差不多所有窗户都亮着灯，每个病室似乎都住满了人。在通货膨胀中，人死得快。我们也是知道的。

我还到了大马路上的一家海外土产商店，通常别处打烊后，它还开着。我们同这家店的女主人订过一个协议。她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块中等大小的峁形碑给她丈夫，为此，我们有权按九月二日美元的牌价用马克在她店里购买价值六美元的货品。这是一笔长期性的交换生意。交换到处流行，由来已久。人们把旧床和旧的床上用品换金丝鸟和小玩具，瓷器换香肠，首饰换马铃薯，家具换面包，钢琴换火腿，旧刀片换菜渣，旧毛皮大衣换改过的军用上衣，死者的遗物换粮食。四星期前，在出售一根带基座的折断了的大理石柱时，格奥尔格甚至有个机会可以买进一套几乎崭新的黑礼服。但他后来忍痛放弃了，因为他很迷信，相信死人的衣物里，长时间还留有死者的某种东西。这位寡妇对他解释，这套黑礼服她已经叫人用化学方法洗涤过，因此等于全新的一样，由于氯气烟雾已经把死者从每道衣缝里赶出去，所以可以把礼服收下来。格奥尔格犹豫不决，因为礼服他很合身，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放弃了。

我按下店门的门把。门锁住了。当然，我考虑了一下，像只饿狼盯着橱窗内的样品。最后，我疲倦地朝家里走去。院子里竖放着六小块砂岩石碑。它们依然是处女，身上没有刻上名字。是库尔特·巴赫把它们做成这个样子的。固然这对他的天才是个侮辱，因为这种石刻作品太一般化，但是我们眼下没有挽狮和阵亡士兵纪念碑的订货任务。因此，库尔特做些价廉的小石碑存放着，这种石碑我们一直需要。特别是现在，秋天已经来临，这季度同春天一样，又是死亡的旺季。人们死于流行性感冒、饥饿、饮食低劣和缺乏抵抗力。

克诺普夫家屋门后的缝纫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灯光从缝制丧服的起居室里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射出来。老克诺普夫的窗子一片漆黑。他或许已经死了。我想，我们应该把黑色方尖碑立在他墓上，它像个漆黑的石制手指，从地上直插天空。对于克诺普夫来说，这座方尖碑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克罗尔父子两代人也没能将这黑色的公诉人出售。

我走进办公室。“进来！”格奥尔格在房间里喊道，他已经听到我的响声。

我打开门，感到惊异。格奥尔格坐在躺椅上，像往常一样看着画报。他参加的那个上流社会读书会，刚才给他送来了新的精神食粮。但这并非全部，他坐在那里，身穿黑礼服、上浆的衬衫，甚至还有一件白马甲，酷肖画报里的翩翩少年。“瞧你这样子！”我说，“你把对你娱乐欲本能的警告忘得干干净净。寡妇的黑礼服！”

“一点没忘记！”格奥尔格得意地伸展四肢，“你在这儿所看到的，恰好证明妇女们的主意比我们高明。黑礼服不是原来的那套，这一套是寡妇在裁缝那里换来的，并且用交换这种方式付款，丝毫无损我的周密考虑。你瞧，寡妇原来那套黑礼服上装的衬里是绸缎的，而这件是真丝。这件的腋下部位也更合身。按金马克来计算，即使通货膨胀，价格依然未变，这一套更神气。因此，我这种周密考虑也例外地得到好报。”

我仔细端详。这套黑礼服质量很好，但也不是全新的。我避免搞乱格奥尔格的周密考虑，没再坚持说这套黑礼服也可能是从一个死人那里弄来的。但究竟有什么不是从死人那里弄来的呢？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绝望——哪样不是？的确，格奥尔格在战时，特别是在去年，穿过许多死人的制服，有的还留有淡淡的血迹，被子弹击穿的洞眼是修补过的，所以至今他仍不由自主地习惯进行神经质的周密考虑——这就是对过去的背叛，对和平的渴望。他觉得和平的象征就是不再穿死人的衣服。

“电影界女演员亨妮·波滕、埃尔娜·莫雷娜和令人难忘的莉娅·德普蒂现在怎么了？”我问道。

“她们所操的心与我们相同，”格奥尔格说，“即尽快使自己逃避到实物中去，拥有汽车、毛皮大衣、王冠、狗、房子和股票，成为影片制作者，不过她们比我们来得容易。”

他津津有味地观看好莱坞一次聚会的画片。画片上，舞会场景的豪华，是笔墨难以形容的。男士们都像格奥尔格一样穿着黑礼服或燕尾服。“你什么时候弄一套燕尾服？”我问道。

“等我穿着黑礼服参加过一次舞会以后。另外，我为此还要到柏林去一趟呢！去三天！在通货膨胀结束后，钱又成为钱而不是水的任何时候。在这之前我做好准备，这你已经看到。”

“你还没有漆皮皮鞋。”我说，使我吃惊的是，我对于世界上这个自鸣得意的人感到困惑。

格奥尔格从背心口袋里拿出那枚二十马克金币，把它朝上抛去，接住它，默默无语地再放进口袋里。我怀着忌妒的心情端详着他。他坐在那里，没有几多忧虑，一支雪茄插在胸口口袋里，它并不像韦尼克给我的那支巴西雪茄那样苦如胆汁。马路对面住着莉萨，她迷恋着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儿子的那个家里早已有一爿商店，而她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打零工的工人。还在格奥尔格年幼时，他穿着翻领衣衫，卷发上——他当时还是有头发的——戴着一顶水手帽，而莉萨则拖着用她母亲的裙子改成的连衣裙，惊奇地凝望着他。直到现在，这种惊奇依然发生作用。因此，格奥尔格没有必要再美化自己。莉萨压根儿不知道格奥尔格是个秃子，我想，她心目中的他，总是穿着水兵制服的市民王子。

“你很走运。”我说。

“这是我应得的。”格奥尔格回答说，一边合上时尚读书会的画报。随后他从窗台上拿来一盒小鲱鱼，手指着半块面包和一块黄油。“来一顿简便的夜餐，饱览一下中等城市的夜生活，你意下如何？”

这种小鲱鱼我在大马路一家商店橱窗里看到过，我为它们垂涎三尺。现在我突然看不见它们了。“你这个人真叫我摸不透，”我说道，“为什么你才吃晚餐？为什么你不穿着你的黑礼服在那家以前叫霍亨索伦，现在称之为帝国宫廷的饭店用餐呢？吃鱼子酱和海味？”

“我喜欢对比，”格奥尔格反驳说，“否则，我这个渴望大城市的小城市墓碑商，又该如何生活呢？”

他穿着漂亮，伫立在窗口。突然，一声沙哑的赞许叫声越过街道传了过来。格奥尔格往前面一站，双手插在裤袋里，白马甲发挥了它的作用。莉萨兴奋异常。她裹着那件便服，跳起一种阿拉伯舞蹈，脱去和服式晨衣，蓦地光溜溜地站立在灯前，显出她暗黑的侧影，然后又披上晨衣，把灯放在自己身旁，照得暖烘烘的，春情荡漾，贪婪的嘴像一朵白花在欢笑。格奥尔格像个司令在接受这种崇拜，让我这个充数的太监在旁观看。一瞬间，那个曾经给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以深刻印象的穿着水兵服的少年，其地位又将重新得到长期巩固。当然，对于经常出入红磨坊，与黑市商人经常交往的莉萨来说，一套黑礼服并不稀罕，但是穿在格奥尔格身上，自然与众不同，它像金子那么可贵。“你真走运，”我再说一遍，“很简单！里森费尔德可以咬开自己的动脉、作诗、毁掉他的花岗岩，但是，你作为橱窗模特儿所取得的成就，他可能还办不到呢！”

格奥尔格点点头。“这是秘密！但是我想泄露给你。你千万别把简简单单的事情复杂化。这是现存最伟大的处世哲学之一。要运用非常困难。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浪漫主义者。”

“还有什么吗？”

“没有。但是，假如一条新裤子能够达到同样的作用，你就别充当精神上的赫拉克勒斯。你别把你的伙伴搞糊涂了，他用不着卖劲跟在后面跑。你保持镇静，泰然自若，而你想要的事物，用形象的语言来说，会顺顺当当落到你手里。”

“请你当心，别让油滴到绸翻领上，”我说，“小鲱鱼容易滴油。”

“你说得对。”格奥尔格脱去外衣，“幸福的事儿莫催促。又是一条应当铭刻在心的格言。”

他又伸手拿小鲱鱼。“为什么你不为日历公司编纂格言录？”我尖刻地问这位轻率的处世之道空谈家，“这样老生常谈的格言只对着宇宙谈论，实在可惜。”

“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我来说，那是兴奋剂，不是老生常谈的格言。谁天性忧郁，而且还从事这职业，必须竭尽全力使自己乐观起来，不应该如此爱挑剔。又是一句格言。”

我看出我无法制服他，因而当小鲱鱼吃光了，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可是即使在那里，我也不能尽情欢乐——因为垂死的或者已故的上士的缘故，我不能弹奏钢琴——唯一可能弹奏的哀乐，我已经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了。

22

老克诺普夫的卧室突然出现一个幽灵。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在中午明镜般的亮光中认出那就是上士。他仍然活着，从床上拖着身子爬到窗口。灰色睡衣上的头呆滞地望着这个世界。“瞧！”我对格奥尔格说，“他还不愿去见上帝。这匹老战马想再最后看一眼韦尔登布吕克酒厂。”

我们仔细观察他。他的胡子像悲哀的灌木林从嘴上垂挂下来。一对眼睛呈现铅色。他还惊奇地凝望好久，然后掉转过身子。

“这就是他最后的一眼，”我说，“真叫人感动，就连这受病魔折磨的残暴家伙，在他永远离开世界以前，还想再看看这个世界。这是社会诗人洪格尔曼的好题材。”

“他又看了第二眼。”格奥尔格回答。

我正在为我们的代理人复印目录，我离开普雷斯托复印机，朝窗子走回来。上士又站在那里。在闪着亮光的窗玻璃后面，他把什么东西举得高高地喝了起来。“他在吃药！”我说，“这个垂死的家伙多么想活啊！洪格尔曼第二个好题材。”

“那不是药，”格奥尔格回答，他那对眼睛比我还锐利，“药不会装在酒瓶里。”

“什么？”

我们打开窗户。反光消失了，我看到格奥尔格说得对：一点没错，老克诺普夫是用酒瓶在痛饮。“那是他老婆的好主意，”我说，“把水装在酒瓶里给他，让他喝起来更方便。因为在他家里已经没有酒，一切都搜查过了。”

格奥尔格摇摇头。“要是水，他早就把瓶子扔出窗外了。从我认识这老家伙的头一天起，他只有盥洗才用水的——而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喜欢。现在他喝的必定是烈酒，肯定是藏在某个地方，搜查时没有发现，而你，路德维希，你正在观看一场崇高的表演：一个人勇敢地与自己的命运搏斗。老上士想在战场上手捏敌人的喉咙光荣阵亡。”

“我们要不要喊他的妻子？”

“你相信她会把他的酒瓶拿走吗？”

“不。”

“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天。这里的区别是什么？”

“基督徒的区别和宿命论者的区别。”

“克诺普夫先生！”我喊道，“上士先生。”

我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但是他做了个动作，看上去像是用酒瓶问候。随后他又端着瓶子喝起来。“克诺普夫先生！”我喊道，“克诺普夫太太！”

“太晚了！”格奥尔格说。

克诺普夫停住没喝。他还拿着酒瓶做了第二个旋转的动作。我们等待着他彻底完蛋。医生说过，每一滴酒精对他都是致命的。过了一会儿，他才在房间的后部消失，犹如一具尸体缓慢地沉入水里。“死得多美呀！”格奥尔格说。

“我们告诉他家属吧！”

“别打搅她们。老头以往是个瘟神。她们正高兴他去见阎王。”

“这我不知道。忠诚有其独特的方式。她们本可以叫人把他的胃抽空。”

“他会坚决反抗，结果是他要么中风，要么肝脏破裂。但是，你打个电话给医生，这么做你的良心也说得过去。希尔施曼医生。”

我拨通医生的电话。“老克诺普夫刚才把一小瓶酒喝光了，”我说，“我们从窗子这里看见的。”

“一口气吗？”

“我想是分两口。它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纯粹是好奇。他必将长眠。”

“有救吗？”

“丝毫没有。”希尔施曼说，“他无论如何会死的。他还能坚持到今天，我觉得是个奇迹。请您仿照酒瓶形状，给他立块墓碑。”

“您真是个冷酷的人。”我说。

“不是冷酷，而是玩世不恭。您应该知道其区别！您是做生意的人呀！玩世不恭是带有消极征兆的好心，它给您以安慰。为了这酒鬼的升天，请您喝一口酒作为纪念吧！”

我把电话听筒挂上。“我想，格奥尔格，”我说道，“现在确实迫在眉睫，是我们放弃自己职业的时候了。这个职业只会使人变得野蛮。”

“不是使人变得野蛮，而是使人麻木。”

“还更糟糕。这个职业对于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的成员毫无益处。假如诗人的价值是用现金或墓碑来衡量，那么，对于死亡的震惊，恐怖和畏惧又在哪里呢？”

“这方面够多的。”格奥尔格说道，“但是我理解你。我们现在到爱德华那里去，品尝老鹿肉，再干上一杯。”

下午我们回到家来。一小时以后，喧哗声和喊叫声从克诺普夫屋里传出来。“愿他的骨灰安宁，”格奥尔格说，“来，我们到对面去，说几句通常安慰人的话。”

“但愿她们已经把丧服缝制好。这才是此刻她们所需要的唯一安慰。”

门没有锁上。我们没有按门铃就把门打开，并立即止住脚步。我们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老克诺普夫站在房间里，衣服穿得好好的，手里拄着拐杖，正准备出门。在三架缝纫机后面，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挤在一块，克诺普夫愤怒地发出沙哑叫声，拿着拐杖朝她们打去。他一只手紧紧抓住前面一架缝纫机的机头，以站稳身子，另一只手在打人。打人的力气虽然不特别大，但是克诺普夫是尽了自己的力量。周围地上放着丧服。

这情景一目了然。酒没有把克诺普夫的命送掉，反而使他恢复生气，他穿好衣服，并要像往常一样去逛酒馆。由于没有人告诉他已病入膏肓，他妻子也因怕他而没把教士请来准备超度他的灵魂，所以克诺普夫从来没想到死这个念头。他已经战胜许多次疾病发作，而这一次就是许多次中的一次。他现在暴跳如雷，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什么人，目睹自己家里人对自己已经完全绝望，以至将血汗钱用来制作丧服，他绝对不会高兴的。

“该死的臭娘们！”他沙哑地叫道，“你们那么高兴，妈的！我来教训你们！”

他没打中他妻子，气得直喘粗气。她牢牢抓住拐杖。“可是，孩子他爹，我们不得不做准备，医生——”

“医生是个白痴！把拐杖松开，你这妖精！放开拐杖，我说，你这畜生！”

身材矮小而丰满的妻子真的松开拐杖。在她前面直喘粗气的丈夫挥动拐杖，打中一个女儿。三个妇女本可以不费力气地夺去身体虚弱的老头手中的武器，但是他完全控制住她们，犹如一个上士控制他的新兵。女儿们如今抓住拐杖，泪水汪汪地苦苦解释。克诺普夫根本不听。“把拐杖放开，你们这些杂种！你们浪费钱财，挥金如土，我来教训你们！”

拐杖放开了。克诺普夫又挥打起来，他一棒没打中，扑通一下跪了下来。唾液呈泡沫状挂在他那尼采式胡须上。他站起身子，按查拉图斯特拉的训诫继续鞭打他的妻女。“父亲，您这样激动，会死的！”女儿们含泪喊叫着，“请您息怒！您活着，我们感到幸福！要我们给您煮咖啡吗？”

“咖啡？我来给你们煮！我打死你们这些杂种！挥霍了这么多的钱——”

“可是父亲，我们可以再把东西卖掉！”

“卖掉！我要把你们卖掉，你们这些该死的娘们——”

“可是父亲，这些东西还没付过钱！”克诺普夫太太在极端痛苦中叫道。

这句话起作用了。克诺普夫把拐杖放下来。“什么？”

我们走上前去。“克诺普夫先生，”格奥尔格说，“我祝贺您！”

“您给我滚！”上士回答，“您没瞧见我正忙吗？”

“您操劳过度了。”

“是吗？这和您有何关系？我在这儿要给我家里人害死了。”

“您太太做了一笔赚钱的生意。她明天若把丧服出售，由于通货膨胀，可以赚得几十亿马克——尤其是，这些衣料她还没付过款。”

“是的，我们还没有付过款！”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您应该高兴，克诺普夫先生！您患病时，美元牌价猛涨。您在睡觉时，不知不觉就在实物方面赚了钱。”

克诺普夫静听着。通货膨胀的存在，他是从酒越来越贵这个事实知道的。“是这样，赚钱了。”他喃喃地说，随后他转向他那四个沾沾自喜的宝贝，“你们有没有给我买一块墓碑？”

“没有，父亲！”四个人默契地瞥了我们一眼，轻松地嚷道。

“为什么没有？”克诺普夫沙哑地喊道。

她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

“你们这些蠢货！”他嚷道，“要是那样，我们现在又可以把它再卖出去！可以赚钱，不是吗？”他问格奥尔格。

“那只有在墓碑付过款以后。否则我们不过把它回收而已。”

“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卖给霍尔曼和克洛茨公司，并从中付清你们的款项！”上士又掉转头对他的一窝人说：“你们这些蠢货！钱在哪里？衣料的款你们没付，那么你们必定还有钱！给我拿来！”

“来，”格奥尔格说，“精彩的戏已经演完。在生意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做了。”

他弄错了。一刻钟以后，克诺普夫站在办公室里。他身上散发出酒的香味。“我全知道了，”他说，“谎言无济于事。我太太已经承认了。她向您买过一块墓碑。”

“她没付过钱。请您忘了它。现在您再也不需要它了。”

“她买过了，”上士威胁说，“这里有证人。请您别想抵赖！有还是没有？”

格奥尔格看看我。“好的。您的太太与其说是买过，不如说是打听过。”

“有还是没有？”克诺普夫大声呵责。

“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所以您想要什么，可以拿什么，克诺普夫先生。”格奥尔格这么说，目的在于叫老头放心。

“原来是有。请您给我个字据。”

我们又面面相觑。这个服满兵役的老家伙很快学会了。他想敲诈我们。

“为什么要有个字据？”我说，“您只要付过墓碑的钱，它就属于您的了。”

“请您别开口，您这个骗子！”克诺普夫骂起我来了。“要有字据！”他沙哑地喊叫，“八十亿！太贵了！就一块石头呀！”

“假如您想要，您也得立即付款。”我说道。

克诺普夫作了英勇的斗争。十分钟后，他才被斗败。他从妻女拿来的钱中取出八十亿付款。“现在给字据！”他咕噜道。

他拿到了单据。透过窗户，我望见他家里的妻女们守在门口。她们胆怯地望着这边，发出信号。克诺普夫把她们最后一点钱都抢来了。这时克诺普夫拿到收据。“那么，”他对格奥尔格说，“这块墓碑您现在肯出多少钱？我卖给您。”

“八十亿。”

“什么？您这骗子！我自己付的是八十亿。通货膨胀在哪里？”

“通货膨胀在这儿。这块墓碑今天值八十五亿。我按批发价付给您八十亿，而售出时我们必须赚五亿。”

“什么？您这高利贷者！而我呢？我赚的钱在哪里？您把它塞进腰包，不是吗？”

“克诺普夫先生，”我说，“假如您买一辆自行车，一个钟头后再转卖，那您拿不到不折不扣的批发价。这是零售商、批发商和顾客之间的事，我们的经济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去你的经济吧！”正直的上士声明，“买来的自行车即使不骑，也算用过的。但是我的墓碑是新的。”

“理论上说，它也是用过的，”我说，“可以说，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此外，不能仅仅因为您还活下来就要我们蒙受损失。”

“骗人！无非是骗人！”

“您可以把墓碑留着，”格奥尔格建议，“它是第一流的实物。您将来某个时候用得着的。没有哪个家庭不死人的。”

“我会把它卖给您的竞争者。如果您不立即给一百亿，我就把它卖给霍尔曼和克洛茨。”

我拿起电话听筒。“您来，我们为您效劳。在这儿，请您打电话。电话号码624。”

克诺普夫犹豫起来，示意拒绝。“他们和你们一样是骗子。墓碑明天值多少钱？”

“或许上涨十亿。或许涨二十或三十亿。”

“一星期以后呢？”

“克诺普夫先生，”格奥尔格说，“要是我们早就知道美元行情，我们也不会坐在这儿，并为墓碑而同您讨价还价了。”

“一个月以后您非常可能成为亿万富翁。”我解释道。

克诺普夫考虑一下。“墓碑我留着，”他随后嘟哝着说，“可惜我已经付过款了。”

“我们随时可以买回。”

“你们大概想要吧！不赚钱，我不考虑！我把它留着，用来投机。请你们给它一个好位置。”克诺普夫忧虑地从窗子里向外张望。“也许正在下雨。”

“墓碑不怕雨淋。”

“废话！那么它们就不是新的了！我要求把我那块放到仓库里，放在禾草上。”

“为什么您不把它搬到您的屋里去？”格奥尔格问道，“在那里，冬天可以防寒。”

“您大概疯了吧，不是吗？”

“一点也不疯。世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人，他们甚至把棺材放在家里。主要是圣人和南意大利人。许多人甚至长年把棺材当作床铺。上面那个维尔克，若是喝醉酒回不了家，总是睡在他那口巨人棺材里。”

“你们别走！”克诺普夫决定，“娘儿们！墓碑留在这儿。好极了！您来负责！请您给它保险！保险费您出！”

我对这种上士语调感到讨厌。我问他：“您每天早晨可以对您的墓碑点一次名，看看它是否擦得光亮，方向是否站得对，是否对准了前立者，基座是否像人的肚子一样往里缩，周围的灌木林是否笔直挺立，好不好？假如您坚持，海因里希·克罗尔也可以每天早晨穿着制服站在您的墓碑前报到。那肯定会很有趣的！”

克诺普夫恶狠狠地盯住我。“要是到处采用普鲁士训练方式，这世界就好得多了。”他回答，可怕地打着嗝。罗特产谷物酒的气味也跟着喷了出来。看来上士已经几天没吃东西。克诺普夫又打了一次嗝，这次较柔和，有点旋律，用一位退役上士无情的目光再次凝视着我，然后转过身子，差点跌倒，他稳住脚跟，随后目标明确地迈开步子，往院子外向左拐——口袋里放着家里余下的数十亿钞票，朝着第一家酒馆的方向走去。

格尔达站在自己的小炉前做白菜肉卷。她光着身子，脚穿一双磨坏的绿色拖鞋，右肩上挂着一条红格子的厨房用的揩手巾。室内，弥漫着白菜、油脂、扑粉和香水的气味；室外，野葡萄的红叶垂挂在窗前，秋天已经用它蔚蓝的眼睛朝里面凝望。

“很好，你又来了，”她说，“明天我就搬走。”

“真的？”

她毫不难为情地站在炉子前面，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是的，”她说，“你对这感兴趣吗？”

她转过身子瞅着我。“我感兴趣，格尔达，”我回答，“你到哪儿去？”

“到瓦尔哈拉饭店去。”

“找爱德华？”

“是的，找爱德华。”

她抖动白菜肉卷。“你反对吗？”她随后问道。

我望着她。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我想。我本来是想反对的呀！一瞬间，我想撒谎，但是我知道，她已经看穿了。“你也不想待在红磨坊了？”我问道。

“我早和红磨坊一刀两断了。这种事你就是没放在心上。不，我不待在那儿。干我们这一行要饿死人的。我待在城里。”

“在爱德华那里。”我说。

“是的，在爱德华那里，”她重复一句，“他把酒吧柜台给我。我要当酒吧柜台的招待。”

“那么你也住在瓦尔哈拉饭店里？”

“我将住在瓦尔哈拉，在顶楼屋架下，而且在瓦尔哈拉干活。我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年轻，在没有人愿意聘请我以前，我必须找个固定的工作。马戏班没什么指望。当时我不过是最后一次尝试。”

“人家还会聘请你干许多年，格尔达。”我说道。

“这方面你一点不理解。我知道我做什么。”

我望着在窗前摆动着的红葡萄蔓。我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但是我觉得自己像个逃避责任的人。我同格尔达的关系已经不像一个士兵在休假时同一个女人睡一两夜的关系了，对于两人中的一个来说，这种关系总是比后一种更密切一些。

“我想告诉你本人。”格尔达说。

“你想告诉我，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

她点点头。“我规规矩矩干活。爱德华是唯一能提供我一个固定工作，即一个职位的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撒谎。”

“为什么——”我截住她的话。

“你想问为什么我现在还跟你睡觉？”格尔达回答，“你不知道所有浪游艺人都是易动感情的吗？”她突然笑了。“与青年时代告别。你来，白菜肉卷已经好了。”

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我在一旁看着她，骤然感到悲伤。“怎么，你伟大的、美妙的爱情怎样了？”她问道。

“没有的事，格尔达，完全没有。”

她盛满盘子。“要是你跟这姑娘有点关系，”她说，“你千万别把跟其他人的恋爱经历告诉她。你懂吗？”

“是的，”我回答，“很遗憾，格尔达。”

“为了上帝的缘故，只管吃！”

我瞅着她。她安静地、大方地吃着，脸部表情明朗而又坚定。她从童年起习惯于独立生活，深知自己的处境，并且很知足。我所缺少的，她样样都有，我真想要她，爱她，那么生活将像水一样清澈，我将永远知道我需要的一切，当然不要过多，可必须是无可争辩的。

“我要求不高，你知道吗？”格尔达说，“我这个人是在鞭子抽打下长大的，后来我从家里跑出来。如今我尝够了我的职业的滋味，我想安定下来。爱德华并不是最坏的人。”

“他轻浮而又吝啬。”我说，并立即悔恨自己说了这种话。

“这比吊儿郎当、恣意挥霍好一些，假如一个人想同另一个人结婚的话。”

“你们想结婚？”我吃惊地问道，“你真的相信他？他会利用你，尔后同某个有钱的饭店老板的小姐结婚。”

“他对我没有任何许诺。我不过为了酒吧柜台跟他订了个合同，期限是三年。三年后他将会发觉，他少了我是不行的。”

“你变了。”我说道。

“哎呀，你这个傻瓜！我不过是下了个决心而已。”

“用不了多久，你将同爱德华一道咒骂我们，因为我们总还有便宜的餐券。”

“你们还有吗？”

“还可以用一个半月。”

格尔达笑了。“我不会咒骂的。再说你们当时购买餐券也没少付过钱。”

“这是我们唯一做得成功的投机生意。”我瞧瞧格尔达，她正在收拾盘子。“我将把餐券留给格奥尔格，”我说，“我再也不去瓦尔哈拉。”

她转过身子。她的脸微笑着，但是她的眼睛并未笑。“为什么不去？”她问道。

“我不知道。我想是这样。但是我或许会来的。”

“当然你得来！为什么你不该来呢？”

“是的，为什么不来呢？”我沮丧地说。

楼下响起低沉的电子琴声。我站起来，走到窗口。“这一年过得多快呀。”我说。

“是的。”格尔达答道，把身子靠着我。“真特别，”她喃喃地说，“人家对像你这样的人有好感，而你偏偏和人家合不来。”她把我撞开，“你给我走，到你那美妙的情人那里去——你对女人知道什么？”

“一无所知。”

她微微一笑。“你也先别去试，孩子。这样好一些。现在你走吧！这东西你把它带上。”

她拿来一个硬币给我。“这是什么？”我问道。

“是个把众人背过河的男子。他带来幸福。”

“他给你带来幸福吗？”

“幸福？”格尔达回答，“那可能有一堆呢！或许有。现在你走。”

她把我推出去，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走下楼去。在院子里我遇见两个吉卜赛女人。她们现在要在酒店里表演节目。女摔跤演员早就走了。“年轻的先生，给您算个命好吗？”年纪小一些的吉卜赛女人说。她散发着大蒜和洋葱味。

“不，”我说道，“今天不。”

卡尔·布里尔家里气氛极其紧张。一堆钱摊在桌上，必定有几万亿。对手是个长着海狗脑袋的男子，一双手非常细小。他刚刚检查过钉在墙上的钉子，此刻走回来。“再加两千亿。”他用爽朗的声音说。

“行。”卡尔·布里尔回答。

对赌的人把赌注放上。“还有人赌吗？”卡尔问道。

没有人吭声。大家觉得这回赌注太大。卡尔冒着晶莹的汗珠，但是充满信心。赌注他出四成，对方六成。他允许海狗再在钉子上轻轻地敲一锤，所以赌注才由五比五变成四比六。“您演奏《小鸟夜歌》好吗？”卡尔问我。

我坐到钢琴旁。紧接着贝克曼女士穿着粉红色和服式晨衣登场。她与往常不同，不像一尊铸像，她那山峰般的胸脯在起伏，仿佛山下爆发一次地震，她的眼睛也与往常不同。她没看卡尔·布里尔。

“克拉拉，”卡尔说道，“这里的先生们除了施魏策尔先生以外你都认识。”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这是施魏策尔先生。”

海狗带着惊异的、有点担忧的表情欠欠身子。他斜起眼睛瞟着钱，然后看看像布伦希尔德一样壮实的女士。钉子用棉花裹着，克拉拉摆好姿势。我演奏起二重颤音，随后停止。全场鸦雀无声。

贝克曼女士镇静地站着，全神贯注。接着她的身子抽动两次。突然，她对卡尔·布里尔投去一束狂乱的目光。

“抱歉！”她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无能为力。”

她从墙根走出去，离开了工场。“克拉拉！”卡尔喊道。

她没回答。海狗哈哈大笑，开始收钱。布里尔的酒肉弟兄们像触了电。卡尔·布里尔叹着气，扑向钉子，又折回来。“等一会儿！”他对海狗说，“等一会儿，我们还没有完呢！我们赌赛是试三次。现在才两次。”

“已经三次了。”

“您可不能这样武断！您在这方面还是新手。刚才是两次！”

汗水从卡尔的额头上淌下来。酒肉弟兄们又找到话说。“刚才是两次。”他们证明。

于是发生了争吵。我没留心听。我觉得自己像是坐在别的星球上。这感觉是短暂的、紧张的、可怕的，我高兴我又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海狗充分利用这形势，他只有在再加一笔三比七即海狗出三成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第三次。卡尔·布里尔冒着汗，接受一切条件。就我所观察的情况来看，他把半个工场，包括快速钉掌机都押了上去。“请您来一下！”他在我耳边说，“您跟我上楼！我们必须使她改变主意！她是有意这么做的。”

我们爬上楼梯，贝克曼女士在等卡尔，她穿着印有凤凰的和服式晨衣躺在床上，心情激动，作好战斗准备，对于喜欢胖女人的男人来说，她显得格外美丽。“克拉拉，”卡尔耳语地说，“为什么要这样？你是有意这么做的。”

“是这样？”贝克曼女士说。

“肯定是这样！我知道！我对你起誓。”

“别假宣誓！你这无赖跟霍亨索伦饭店的女出纳睡过觉！你这只叫人作呕的猪猡！”

“我吗？弥天大谎！你从哪里知道的？”

“你瞧，你承认了。”

“我承认？”

“你刚才承认的！你问我从哪里知道的。要是没有这回事，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同情地望着这个蛙泳运动员。再冰冷的水，他从不惧怕，但是他在这儿无疑是输了。在楼梯上，我劝他别拌嘴，干脆跪下来求贝克曼女士宽恕，当然什么也不承认。现在他没这么做，而是指摘她跟一个叫克莱策尔先生的事。回敬他的是鼻子上可怕的一击。卡尔往后一蹦，用手去捂他的大鼻子，检查鼻孔是否出血，狂叫一声俯下身子，准备像个老战士抓住贝克曼女士的头发，把她拖下来，一只脚踩到她的颈项上，用他沉重的裤带猛抽她那肥大的屁股。我不轻不重地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他转过身子，准备对我进行攻击，瞥见我那恳求的目光、我举起的双手和我默默念着的嘴，立即从寻衅斗殴中猛醒过来。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人的理智又发出亮光。他点点头，血从他鼻孔里喷了出来，又再转过身子，在贝克曼女士床沿旁俯下身子叫道：“克拉拉！我什么也没做呀，可是请你饶恕我吧！”

“你这猪猡！”她喊道，“你这笨猪猡！我的衣服！”

她把那件贵重的和服式晨衣拖到一边。卡尔的血淌到床单上。“该死的骗子！”她说，“还有那一件！”

我发觉，卡尔这个诚实的头脑简单的人，在这一跪立即产生效果之后，又要狂怒地站起来。若是他鼻子淌着血去扭打一场，那么一切都完了。贝克曼女士或许可以原谅他跟霍亨索伦饭店女出纳的事，但若把她的衣服扯破了，她永远也不会宽恕的。我从背后踩了他的脚，一只手把他的肩膀往下摁，说道：“贝克曼女士，他是无辜的！他为我作出牺牲。”

“什么？”

“为了我，”我再说一遍，“在一道打过仗的伙伴们之中，这类事是经常有的。”

“什么？你们该死的战斗友谊，你们这些骗子要我相信这种事！”

“这是牺牲！”我说道，“他介绍我同女出纳认识，事情就是这样。”

贝克曼女士站了起来，眼睛冒着火花。“什么？您不会劝说我相信像您一样的年轻人会飞去找那又老又弱的贱货，例如霍亨索伦饭店那具僵尸吧！”

“不是飞，夫人，”我说道，“但是，饥馑时鬼也会吃苍蝇！假如一个人非常寂寞——”

“一个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其他人呀！”

“年轻，可是穷，”我回答，“妇女们今天都想让人带到酒吧间去。我们谈论此种事，您也得对我承认，假如您不相信我这个在通货膨胀风暴中的单身汉同女出纳的事，那么要求受到全韦尔登布吕克最美最令人感兴趣的女士宠爱的卡尔承认这种事也是不公正的。”

最后几个字起了作用。“他是个无赖！”贝克曼女士说，“不公正倒是真的。”

卡尔动了起来。“克拉拉，你是我的命根子！”他在染上血的床单上低声号叫着。

“我是你的摇钱树，你这冷酷的石头！”贝克曼女士又把身子转向我，“和霍亨索伦那半死不活的婆娘怎样了？”

我矢口否认。“没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感到恶心。”

“这件事我本可以事先告诉您的！”她心满意足地回答。

战斗的大局已定。我们都在后撤，只有一些零星小磨擦。卡尔答应给克拉拉一件印有荷花的海蓝色和服式晨衣和天鹅绒拖鞋。然后他去用冷水冲洗鼻子，贝克曼女士站起身子。“赌注下了多少？”她问道。

“非常多，”我回答，“几万亿。”

“卡尔！”她嚷道，“分给博德默尔先生一份，两千五百亿。”

“当然，克拉拉！”

我们走下楼梯。楼下坐着那只海狗，卡尔的朋友们看守着。我们获悉在我们离开时他曾企图耍花招，但是卡尔的酒肉弟兄们及时把他的锤子夺走。贝克曼女士轻蔑地笑了笑，三十秒钟之后，钉子已经落在地板上。她在《阿尔卑斯山的夕照》乐曲声中像帝王一样威严地离开了。

“伙伴就是伙伴。”卡尔·布里尔后来激动地对我说。

“这事情义不容辞！但是，那女出纳的事怎样？”

“怎么办呢？”卡尔回答，“您知道，有时晚间一个人心绪恶劣！即使垂死的人也得说话！我想从众人中把我的顾客夺回来。但是您，亲爱的朋友，您要什么，就挑什么！”他指着皮革制品，“送给您一双一级皮鞋，无论您喜欢什么样的，黑色鹿皮、棕色、黄色、漆皮、野兽皮，您要什么？我亲自来做。”

“漆皮。”我说道。

我走回家，看见院子里有个黑影。这真的是老克诺普夫，他刚巧比我早一些到达这里，并且准备亵渎那座方尖碑，仿佛要宣告自己未死。“上士先生，”我说着，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根据您自己幼稚的主张，现在您已经有您自己的墓碑了。请您使用吧！”

我带他到他所买的那块峁形碑去。我在房子门口等着，目的是不让他使用黑色方尖碑。

克诺普夫凝视着我。“用我自己的墓碑？您发疯了？它现在值多少钱？”

“按今天美元牌价是九十亿。”

“而您要我朝碑上撒尿？”

克诺普夫的眼睛不知所措地张望了几秒钟之久，然后他抱怨着摇摇晃晃进了屋。任何人无法办到的事，所有制这个普通概念办到了！上士使用自己的盥洗室了。他不需要共产主义了！所有制意味着秩序！

我还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并思考着：自然界从阿米巴开始，用了几百万年时间，经过鱼、青蛙、脊椎动物和猴子才产生出老克诺普夫，一个生物，里面全是物理和化学上的奇迹，一套具有高度创造力的血液循环系统，一颗令人崇拜的心脏，一个肝脏和两个肾，与它们相比，IG 颜料工厂简直是令人可笑的粗制滥造的工厂。而这一切，这个经过数百万年一点点完善起来的杰作，被称之为编内上士克诺普夫，它之所以产生，不过是为了在地球上榨取可怜的农民数十年，尔后用从国家那里领来的微薄养老金终日酗酒！的确，上帝有时也辛辛苦苦地做了无用功！

我摇头晃脑地扭开我房间里的灯，凝视着镜子。那又是自然界的另一个杰作，它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关了灯在黑暗中脱去衣服。

23

在林荫大道上，有个年轻的女士朝我迎面走来。今天是星期天，早晨，我已经在教堂里见过她。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非常合身的上衣，戴着一顶小毡帽，脚穿一双灰色兽皮鞋，名字叫热纳维耶芙·特霍芬，对我来说特别陌生。

她同她的母亲到过教堂。我见到过她和博登迪克，还见到韦尼克，他的成功只是从嘴角边流露出来。我绕了花园一圈，我无所希求，而如今伊莎贝尔突然独自一人在几乎光秃的林荫大道上走来。我停住脚步。她来了，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优美，突然，所有渴望、天堂和我自己的血液随着她的来临而一齐涌来。我说不出话。我从韦尼克那里知道她已恢复健康，阴影已经驱散，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她突然来了，和从前判若两人，可确实站在那儿了，在我们之间丝毫没有疾病的痕迹，我的双手和双眼里迸发出缕缕情丝，一阵晕眩如同一股无声的旋风通过动脉而上升到脑袋里。她看着我。“伊莎贝尔。”我叫道。

她又看着我，眉宇间露出一道皱纹。“什么？”她问道。

我没立即领会。我认为必须提醒她。“伊莎贝尔，”我又叫了一声，“你认出我来了吗？我是鲁道夫呀。”

“鲁道夫？”她重复一遍，“鲁道夫——请说吧！”

我盯着她。“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话。”随后我说。

她点点头。“是的，我来这儿很久了。许多事我忘了，请您原谅。您在这儿也很久了吗？”

“我？我不住在这山上！我只在这儿弹过管风琴。而后来——”

“管风琴，是的，原来如此，”热纳维耶芙·特霍芬彬彬有礼地回答，“在小礼拜堂里。是的，我想起来了。请您原谅，我刚才把这忘了。您弹得非常出色。多谢。”

我像个白痴站在那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走。热纳维耶芙显然也不明白。“请您原谅，”她说道，“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马上要去旅行。”

“您马上旅行？”

“是的。”她惊异地回答。

“您什么也记不起来？记不起那些在夜间降临的名字，记不起那些有声音的花朵吗？”

伊莎贝尔觉得莫名其妙，耸耸肩膀。“诗歌，”随后她微笑着说，“我总是喜欢。但是有那么多诗歌！不可能把所有的都记住。”

我没再问下去。情况和我所预料的一样！她恢复健康了，我从她的手里滑掉，宛如一张报纸从一个正在酣睡的农妇手里落下来。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犹如从麻醉中醒来。在山上的日子已从她的记忆里消失了。一切她都忘了。她现在是热纳维耶芙·特霍芬，已经不知道谁是伊莎贝尔。她没撒谎，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我失去了她，并非像我所担心的，是因为她出身于和我不同的阶层，如今又回到这个阶层中去，而是更糟糕、更彻底、更加无法改变。她死了。她活着，还呼吸着，很美丽，但是在这一瞬间，在这患病的陌生人被弄走的时候，她死去了，永远淹死了。有一颗热情奔放的心的伊莎贝尔，已经湮灭在热纳维耶芙·特霍芬——一个出身于上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里了，她总有一天会嫁到殷实人家，甚至成为一位好母亲。

“我得走了，”她说道，“再次谢谢您演奏管风琴。”

“怎样？”韦尼克问我。“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对什么？”

“您别装糊涂了。对特霍芬小姐。您不得不承认，三星期您没见到她，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惊人的成就！”

“这种事您称作‘成就’？”

“要不称作什么呢？她回到人生中来，一切都已正常，以前那段时间像个噩梦一样湮灭，她又成了一个人，您还有别的要求吗？您已经见到她了。怎样？”

“是的，”我说道，“怎样？”

一个有着农民那种红彤彤脸庞的护士送来一瓶葡萄酒和酒杯。“我们是否还能荣幸地见到神父博登迪克先生阁下？”我问道，“我不知道，特霍芬小姐是否信仰天主教，由于她是从阿尔萨斯来的，我们可以假定她信天主教，那么您在大乱之中又把一头小羔羊送回羊群，神父阁下必定也会欢呼的！”

韦尼克冷笑一声。“神父阁下已经对她表示满意。特霍芬小姐一周来天天都去做神圣的弥撒。”

伊莎贝尔！我想，过去她曾说过，上帝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他的不只是不信神的人。她认识并鄙视那些饱食终日的信教者，他们从他的苦难中得到一份肥缺。“她也做过忏悔吗？”我问道。

“这我不知道。有可能。一个人在他患精神病时所做的事，也要忏悔吗？对我这个未启蒙的新教徒来说，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问题在于对精神病如何理解，”我尖刻地说，我看着这位灵魂的装修工把一杯莱哈德豪森堡的葡萄酒灌下去，“在这问题上，我们无疑会有不同的见解。再说，忘记了的事，如何忏悔呢？因为特霍芬会突然忘记某些事情。”

韦尼克给自己和给我斟上一杯。“趁神父阁下还未来，我们喝了吧。神香的气味固然圣洁，可它会败坏这种葡萄酒的香味的。”他喝了一口，眼睛骨碌一转说：“突然忘记？那么突然吗？早就有过征兆了。”

他说得在理。过去我也已经觉察到了。曾经有些时刻伊莎贝尔似乎没有把我认出来。我回忆起最后一次的情景，恼火地把葡萄酒一饮而尽。我觉得今天的酒也不香。

“这情形像地底下的地震，”扬扬得意的韦尼克惬意地说，“像海底地震。先前还在那里的岛屿甚至大陆都消失了，而其他的又浮上来。”

“第二次海底地震的情况如何？是不是又倒过来了？”

“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情况几乎总是两样的，那种情况是和不断变得痴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您在这儿已经看到了。您希望特霍芬小姐发生这情况吗？”

“我希望她健康。”我说道。

“那么，很好！”

韦尼克斟上剩下的葡萄酒。我想到那些绝望的病人，他们无所事事地站在和躺在各个角落里，他们的唾液从嘴里流出，蓬头垢面。“当然，我祝愿她永远不再生病。”我说道。

“还不能这样认为。她这种病症，是我们许多只要消除其病因即可以治愈的病症之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母亲和女儿现在有了共同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由于那个人的死、两人感到受骗而产生的，两人都孤苦伶仃，因而比以前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我凝视着韦尼克。我从未听到他说话如此富有诗意。他讲这话并不十分严肃。“您今天中午将有机会亲自证实，”他说道，“母女两人将一道进餐。”

我想走开，但是有点事迫使我留下。假如人可以自己折磨自己，那么他不会这样轻易地错过时机。博登迪克来了，他富有惊人的人情味。跟着来的是母亲和女儿，于是开始寒暄起来。母亲约莫四十五岁，有点发胖，还算漂亮，谈话时，她轻而易举地使用一大堆轻松愉快的辞藻。对于一切问题，她不假思索对答如流。

我仔细看着热纳维耶芙。有时，当然是一瞬间，从她那脸部的表情，我以为看见一个溺水女人另一张可爱、狂乱、惊慌失措的脸庞浮出水面，可是这张脸立即又消失在讨论疗养院现代化设备的对话声中。两个女士无非谈论美丽的风景，古老的城市，以及斯特拉斯堡和荷兰的那几个叔伯和姨母，谈论艰苦的年代，信仰的必要性，洛林葡萄酒的质量和美丽的阿尔萨斯。她们没有一句话谈到以往使我如此震惊和激动的事。那种事已经湮灭，仿佛它根本从未存在过。

我很快就告别。“祝您幸福，特霍芬小姐，”我说道，“听说您本周要去旅行。”

她点点头。“您今晚不是还要来一次吗？”韦尼克问我。

“是的，来做晚祷。”

“那么，请你们到我这边来喝杯酒。我的女士们，好吗？”

“很愿意，”伊莎贝尔的母亲回答，“我们反正要去做晚祷。”

晚上比中午还要糟糕。柔和的灯光产生假象。我在小礼拜堂里见过伊莎贝尔。烛光飘过她的头发。她一动也不动。在演奏管风琴时，病人们的脸庞像明亮的、扁扁的月亮在晃动。伊莎贝尔在祷告，她身体健康。

后来情况并没有好转。我终于找到机会在小礼拜堂出口处会见热纳维耶芙，单独同她向前走了一段路。我们穿过林荫大道。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热纳维耶芙周身披着大衣。

“晚上多冷呀。”

“是的。您这星期出发？”

“我早就想走。我很久不在家了。”

“您高兴吗？”

“当然。”

接下去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无能为力，脚步、黑暗中的脸、温柔的猜想依然如故。“伊莎贝尔。”在我们走出林荫大道以前，我说道。

“您说什么？”她吃惊地问道。

“哎呀，”我说，“那不过是个名字。”

她停止脚步，站了一会儿。“您必定弄错了，”她随后回答，“我的名字叫热纳维耶芙。”

“是的，当然。伊莎贝尔不过是某个别人的名字。我们过往谈到的。”

“是这样？或许是。所谈的事那么多，”她抱歉地解释，“不是忘了这，就是忘了那。”

“是的。”

“那是不是您认得的人呢？”

“是的，大概是。”

她轻声笑着。“多浪漫呀！请您原谅，刚才我没有立即回忆起来。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注视着她。我看到，她一点也回想不起来。出于礼貌，她在撒谎。“在前几个星期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她轻声地说，说话时若有所思，“这一切总叫人觉得有点混乱。”随后，为了弥补不礼貌的行为，她问道：“最近这段时间，事情究竟变得怎样了？”

“什么事？”

“您所说的伊莎贝尔的事情。”

“哦，这事情！没有什么变化。她已经死了。”

她吃惊地站住。“死了？非常抱歉！请您原谅，我不知道……”

“这没关系。我对她的认识很肤浅。”

“突然死的吗？”

“是的，”我回答，“但是死得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这样当然也是值得的。”

“当然，”她把手递给我，“我感到非常抱歉。”

她的手坚硬、纤细、冰冷。它不再发热了。那是一个年轻小姐的手，她刚才有点失礼，此时加以改正。“一个美丽的名字，伊莎贝尔，”她说道，“从前，我总是憎恨我自己的名字。”

“现在不恨了吗？”

“不恨。”热纳维耶芙友好地回答。

她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是一种令人恼火的礼貌，它被人家用来对付小城镇的人，随时捡来用之，又随时把它遗忘。我突然发觉，我穿了一套由裁缝祖尔茨布利克用一套旧制服翻新的军服，很不合身。相反，热纳维耶芙穿着考究。她一向如此，但是从来没引起我这么注意。热纳维耶芙和她母亲决定先乘车到柏林住上几个星期。母亲是个热情亲切的女人。“剧院！音乐会！还有商店！时新的衣服！人们来到真正的大城市，总是这样开始生活的。”

她轻轻抚摸热纳维耶芙的手。“我们将在那里痛痛快快地享受一番，好吗？”

热纳维耶芙点点头。韦尼克容光焕发。他们把她制服了。但是他们制服的事物是什么呢？我想。或许，它掩埋、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而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否也留在我的身上？我身上的是否也被制服了，或是永远不得自由？它现在是否存在？是否在我以前存在过，在我之后将要存在下去，而且是比我更重要的某种事物？或者，如同韦尼克所见，这一切无非是一些表现得深刻的混乱，一种思想上的转化，一种欺骗，表面上意义深刻的无稽之谈？但是，为什么我偏偏喜欢它，为什么它像一只豹扑向一头牛那样向我扑来，为什么我忘不了它？尽管有韦尼克，它不是还存在着吗？仿佛一个被封闭的房间里开了一扇门，人们可以观看雨花、闪电和星星。

我站起身来。“您怎么了？”韦尼克问，“您心情那么不平静，就像——”

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说：“就像美元的牌价。”

“哎呀，美元，”热纳维耶芙的母亲说着，叹了口气，“真不幸！幸好加斯东叔父……”

至于加斯东叔父做了什么事，我没再听下去。我突然跑到外面，只知道我对伊莎贝尔说过：“多谢。”她惊奇地问道：“可是感谢什么呢？”

我慢步走下山岗。晚安，你这甜蜜而又任性的心肝，我想。祝你幸福，伊莎贝尔！你并没淹死，关于这点我猛然醒悟过来。你没有湮灭，没有死亡！你只是退了回去，你飞走了，你根本不是这个，你突然像古代的众神一样隐去身形，一种波长已经变化，你仍然存在，但是人家已经抓不住你了，你总是存在的，你永远不会消灭，一切始终存在，任何事物，无论何时都不会消灭，只是亮光和阴影从它们上面掠过而已，生前死后的面容总是存在，有时它从我们视之为生命的事物里照射出来，刹那间使我们眼花缭乱，此后，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同原来一样！

我发觉自己走得更加快。我做了深呼吸，然后跑步。我被汗水湿透了，我的背部湿漉漉的，我来到大门口，又折回头，我总还有这种感觉，它就像一次巨大的解放运动，所有轴线突然都穿过我的心，诞生和死亡不过是泛泛而谈，我头上的野鹅从世界开始的时候一直在飞，已经不存在问和答了！别了，伊莎贝尔！向你问候，伊莎贝尔！别了，人生！向你问候，人生！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在下雨。我仰起脸迎向水滴，品尝雨水的滋味。然后我朝大门走去。那里弥漫着葡萄酒和神香的气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在等候着。我们一起走出大门。门卫在我们身后把门关上。“怎么？”博登迪克问道，“您从哪里来？您寻找上帝吗？”

“不，我已经找到他了。”

在宽边软帽下，他疑惑地眨巴着眼睛。“在哪里？在自然界吗？”

“我压根儿不知道在哪里。他是不是可以在一定地点找到？”

“在祭坛上，”博登迪克瓮声瓮气地说着，并指着右边，“我走这条路。您呢？”

“每一条，”我回答，“每条路，神父先生。”

“您还不至于喝得这么多呀。”他走在我身后，吃惊地嘟囔着。

我回到家里。在门后，一个人猛然向我扑来。“我总算等到你了，你这只猪猡！”

我把他撂倒，我以为是人家跟我开玩笑。但是眨眼间他又站起来，脑袋对准我的肚子撞来。我朝方尖碑跌去，正好还踢了这个不速之客的肚子一脚。由于我是在跌下时踢的，所以这一脚不很有力。那人又对我冲来，这时我认出他就是屠马人瓦策克。“您疯了吗？”我问道，“您没看见您袭击的是谁？”

“我看清楚了！”瓦策克抓住我的喉咙，“我已经看清你这个混蛋！但现在我要跟你算账。”

我不知道他是否喝醉了。我也没时间去思索。瓦策克个子比我矮小，可他的肌肉跟公牛一样。我成功地翻转到右侧，把他挤向方尖碑。他的手松动一些，我同他一道扑到旁边，同时，我的身子将他的头撞向方尖碑的基座。瓦策克这才完全松手。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用肩膀撞了一下他的下颌，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扭亮电灯。“这样干什么意思？”我说。

瓦策克慢慢地站起来。他还有点眩晕，摇着头。我凝视着他。突然，他又低头向我的肚子冲来。我闪在一旁，伸出一条腿去绊他，他发出低沉的响声又朝着方尖碑撞去，这次是撞在磨得光亮的中间基座。要是别人，肯定要失去知觉的，但是瓦策克的身子几乎没有摇晃。他转过身子，手里握着一把刀。我在灯光下看清那是一把锋利的长屠刀。这把刀是从靴子里拔出来的。他对我奔来，我没有试图表现一下不必要的英雄举动，与一个会耍刀的屠马人对着干，等于是自杀。我跳到方尖碑后面，瓦策克跟在我后面。幸好我比他更快更机灵。“您疯了？”我叫道，“您想杀人抵命吗？”

“我来教你如何跟我老婆睡觉！”瓦策克喘着气说，“血流定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瓦策克！”我喊，“您在对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行凶！”

“放你的狗屁！我切断你的喉管！”

我们围着方尖碑转来转去。我压根儿没想到呼救，一切来得太突然，谁能真的救我呢？“您受骗了！”我克制地喊道，“您老婆关我什么屁事？”

“你和她睡觉，你这魔鬼！”

我们继续跑着，一会儿向右转，一会儿向左转。瓦策克脚穿长筒靴，比我笨重。我想，真倒霉！格奥尔格在哪里？我将在这儿顶替他被杀死，而他却和莉萨蹲在屋里。“您去问您老婆，您这白痴！”我气喘吁吁地说。

“我把你宰了！”

我环顾四周寻觅武器。什么也没有。若用小型峁形碑，在我举起来以前，瓦策克早就把我的咽喉割断了。突然，我发现一块大理石，大约有拳头大小，在窗台上闪烁发光。我抓了过来，绕着方尖碑手舞足蹈，把大理石朝瓦策克的头部扔去。大理石命中他的头部左侧。他的左眼上方立即淌出血来，只能用一只眼睛观看。“瓦策克，您搞错了！”我喊道，“我和您老婆没有关系！我对您发誓！”

瓦策克现在慢了一些，但是他总是危险的。“这样对待一个伙伴！”他吼骂着，“真卑鄙！”

他像彩饰画上一头公牛出击。我跳到旁边，重新捡起那块大理石，又一次朝他扔去。可惜没有命中，大理石落到紫丁香花丛里。“我才不在乎您老婆呢！”我喊道，“请您放明白！不在乎！”

瓦策克默默地继续追赶。他的左额鲜血直淌，因此我就向左边跑。这样他看我就看不太清楚，而我在危急的关头可以在他膝盖上狠狠地踢一脚。与此同时，他持刀刺来，但只能划到我的鞋底。我这一踢帮了忙。瓦策克静静地站着，淌着血，手握着刀。“请您听着！”我说，“请您站在那里别动！我们停战一分钟！您当然可以立即再干，那我可要打坏你另一只眼睛！喂，请您留神！安静，您这个糊涂虫！”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瓦策克，仿佛我想催他入眠。我读过一本论述催眠的书。“我——和——您——老——婆——没——有——关——系——”我声音尖利，一字一顿缓缓说道。“我对她不感兴趣！别动！”当瓦策克做出一个动作时，我喝道，“我自己有个老婆——”

“那就更坏，你这个色鬼！”

瓦策克开始冲过来，由于他转的弯太小，所以撞到方尖碑的基座上，他摇晃着身子，我又给他一脚，这一次踢到胫骨。固然他穿着长靴，但是这一踢也发生了作用。瓦策克又静静地站立着，两条腿叉开，可惜他手里还握着刀。“请您听着，您这头蠢驴！”我用诚挚的催眠嗓音说道，“我迷上别的女人了！请您等着！我把这女人指给您看！我这里有一张照片！”

瓦策克默不作声地穷追不舍。我们绕着方尖碑转了半圈，我才把皮夹子拿了出来。格尔达告别时赠给我一张她的玉照。我迅速去掏。几张十亿马克的钞票花花绿绿地撒在地上，然后我才掏出照片。“在这儿！”我说着，走过方尖碑，把照片递给他看，我留心与他保持足够距离，以免他砍伤我的手。“这是您老婆吗？请您仔细瞧瞧！读一读签名！”

瓦策克斜着那只没受伤的眼睛瞅着我。我把格尔达的照片放在方尖碑的基座上。“喏，您拿着看看！是您老婆吗？”

瓦策克沮丧地试图抓住我。“您这笨蛋！”我说，“您仔细瞧瞧这照片！谁有了这样的人儿，还会去追求您老婆吗？”

我说得太过分了。瓦策克受到侮辱，狠命地追击。然后他停住了。“有个人和她睡觉！”他犹豫不决地说。

“胡说！”我说道，“您老婆对您是忠诚的！”

“那么她经常在这儿干吗？”

“在哪里？”

“在这儿！”

“您所说的，我不知道，”我说，“大概有几次她在这儿打电话，这完全可能。妇女喜欢打电话，特别是当她们寂寞的时候。您也得给她装个电话机呀！”

“她连夜里也来这里！”瓦策克说。

我们仍然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方尖碑。“最近，人家把得了重病的克诺普夫弄回家时，她在夜里来过几分钟，”我回答，“否则，她夜间都在红磨坊干活。”

“她是这么说的，但是……”

刀子放了下来。我捡起格尔达的照片，绕过方尖碑朝瓦策克走去。“好吧，”我说，“现在，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对我刺过来。可是我们也可以谈谈心。您想怎么样？想刺死一个无辜的人？”

“不是这样，”隔了一会儿，瓦策克回答说，“可是……”

很清楚，这是科纳斯曼寡妇告诉他的。这件事很容易牵连到我，因为她认为我是整个房子里唯一可能犯罪的人。“喂，”我对瓦策克说，“假使您知道我在忙些什么，那就好了！那您就不会怀疑我！还有，请您比较一下照片上的人，您看到了什么？”

瓦策克惊奇地凝视着格尔达的照片，照片上写着：“亲爱的路德维希留念——格尔达赠”。他用一只眼睛究竟看见了什么？“像您的太太，”我说，“一样高。再说，您太太或许有一件铁锈红的宽外套，有点像披肩？”

“明白了，”瓦策克答道，话中又带着点威胁，“要是有，又怎样？”

“这位女士也有一件。大马路上的马克斯·克莱因商店里可以买到各种尺码的这种大衣。现在正时行这式样。哎呀，那个科纳斯曼老太太实在是半个瞎子，我们总算解决了。”

科纳斯曼老太太有老鹰一样的感觉器官，但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人只要愿意相信，又有什么能不相信呢！“她与她混淆起来了，”我说道，“这里这位女士来看过我几次。在这方面，她究竟有没有权利？”

我给瓦策克省点麻烦。他只需回答“是”或“不是”。这次他甚至只需点点头。“好的，”我说，“就因为这样，我在夜里差一点给刺死。”

瓦策克艰难地在楼梯上坐下。“伙计，你把我整得不轻呀！你瞧我这副样子。”

“眼睛还在那里。”

瓦策克摸摸正在发黑变干的血。“您要是这样继续下去，您很快就会去坐牢的。”我说道。

“那我该做什么？这是我的本性。”

“如果您一定要刺人，那就自己刺自己。这样您也可以省去一大堆烦恼。”

“有时我真想这么做！伙计，我该做什么呢？我爱妻子爱得发疯。而她对我却不能忍受。”

我觉得自己突然受了感动，阵阵倦意袭来，就在楼梯上靠瓦策克身旁坐下来。“这是我的职业，”他绝望地说，“她讨厌那种气味，伙计。可是一个人长期宰马，身上就有血腥味。”

“您没有第二套衣服吗？即您离开屠宰场后穿的一套？”

“这样不好。其他屠夫会以为我想比他们优越。气味也会渗透，并一直留着。”

“可以洗澡吗？”

“洗澡？”瓦策克问，“在哪里？在市里大浴池吗？每天早晨六点，我从屠宰场回来时，它总是关闭着。”

“屠宰场没有淋浴吗？”

瓦策克摇摇头。“只有冲洗地板的软管。现在已是深秋，用软管冲洗可不行。”

这点我已经看出来了。十一月冰冷的水并不舒服。假如瓦策克是卡尔·布里尔，当然不用发愁。卡尔这个人在冬天可以挖开河上的冰，同他俱乐部的人在河里游泳。“用热水怎么样？”我问。

“这我可不能试。别人会认为我是个同性恋的家伙呢。他们不认识屠宰场的人！”

“您换个职业怎样？”

“别的我干不来。”瓦策克阴郁地说。

“当马贩子，”我建议，“这职业和你的行当很相近。”

瓦策克示意拒绝。我们坐了一会儿。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想。怎样可以帮助他呢？莉萨爱红磨坊夜总会。这并非格奥尔格的缘故，而是她一心想避开屠马人。“您必须成为一个会讨好女人的人，”我最后说道，“您收入丰厚吗？”

“不坏。”

“那么您还有办法。隔一天到市浴室一趟，买一套衣服专门在家里穿。买几件衬衫，一两条领带，您做得到吗？”

瓦策克陷入沉思。“您认为这有用吗？”

我回想起那天晚上见到的特霍芬夫人审视的目光。“穿上一套新衣服会觉得好一些，”我答道，“我亲身体会过。”

“真的？”

“真的。”

瓦策克感兴趣地抬头望望。“但是您的仪表无可挑剔。”

“这要看情况。对于您行，对别人则不行。我已经注意到了。”

“真的？最近吗？”

“今天。”我说。

瓦策克张大嘴巴。“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情同兄弟，人家会惊奇的！”

“我在哪儿读到过：世人皆兄弟。若是人们看看这个世界，那就更令人惊奇了。”

“我们差一点互相残杀。”瓦策克高兴地说。

“这是兄弟间常有的事。”

瓦策克站起身子。“我明天去洗澡。”他抚摸自己的左眼，“我原想订一套冲锋队制服。这种制服刚在慕尼黑出售。”

“深灰色双排扣的时新西装更好。您的制服没有前途。”

“非常感谢，”瓦策克说，“但是，或许我两者都可以弄到。伙计，请你别见怪，我刚才想刺杀你。明天我送给你一份上等马肉香肠。”

24

“我们说，”格奥尔格说道，“王八像只可食的家畜，一只鸡或一只兔子。一个人只要本人不识这家畜，吃起来总是津津有味。但是，假如一个人同这畜生一道长大，一道嬉耍，饲养并照料它，那么，只有野人才会用它做成烤肉。因此，最好永远不要认识王八。”

我用手指着桌子，一声不吭。桌上，在岩石样品之间，放着一段红颜色的粗香肠——马肉香肠，那是瓦策克送的，是他在早晨给我留下的。“你吃吗？”格奥尔格问道。

“我当然吃。在法国，我吃过更差的马肉。但是你别支支吾吾！那里放着瓦策克的馈赠。我进退两难。”

“那只是由于你对这种把戏感兴趣而引起的。”

“好的，”我说道，“我坦率地承认。无论如何，我救了你的命。科纳斯曼老太太必定会继续盯梢。这件事你看是否值得？”

格奥尔格从橱里拿出一支巴西雪茄。“瓦策克现在认为你是他的弟兄，”他回答，“这是不是你内心的矛盾？”

“不。他还是纳粹党人——这又把单方面的兄弟情谊抵消了。所以我们保持原状。”

“瓦策克也是我的弟兄，”格奥尔格说着，把巴西雪茄的白烟往卡塔琳娜彩画石膏像脸上吹去，“莉萨骗他，同样也骗我。”

“这是你现在虚构的？”我惊异地问。

“一点也不。她从哪里弄来这些衣服？瓦策克作为丈夫，在这方面可没有操过心，那么大概是从我这里弄去的？”

“你？”

“我没问她，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不喜欢在我们之间存在欺骗行为。她说话诚恳，不是开玩笑。”

“而你呢？你用你幻想中和你画报上的虚构人物欺骗她。”

“当然。究竟什么叫欺骗？这个词只有那些正在遭遇什么事的人才使用。感情同道德什么时候起才会相互联系？关于这方面，我在这里，即在暂时性的象征中，没给过你战后的教育吗？欺骗——对于那细微的最后的不满，对于更多、越来越多的追求来说，是个多么粗俗的字眼——”

“是赠送的！”我打断他的话，“刚才在外面，你看到头上带着个肿块进门来的那个短腿、健壮的汉子，就是才洗过澡的屠夫瓦策克。他的头发才剪过，白兰洗发水还未干。他想讨好他的妻子。你就无动于衷吗？”

“当然，但是他永远不会叫他妻子喜欢的。”

“那么她为什么嫁给他呢？”

“那是六年前的事。她在战时嫁给他，当时她忍饥挨饿，而他又能弄到许多肉。”

“为什么她不跟他分手？”

“因为他威胁她，要是那样他就把她一家人全杀死。”

“这一切是她告诉你的？”

“是的。”

“天哪，”我说，“你就相信！”

格奥尔格吐出烟雾，吹成一个精巧的烟圈。“你这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旦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但愿你也会发现，‘相信’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往往甚至是合乎事实的。”

“好的，”我说道，“但是，瓦策克的宰马刀怎样？科纳斯曼寡妇的眼睛又如何？”

“伤脑筋，”他回答，“瓦策克是个白痴。他日前的生活比以前更好，由于莉萨要欺骗他，因而对他也好些。你等着瞧，要是她重新忠实于他，对他发泄自己的怨气，那他必定会大喊大叫的。现在嘛，一道吃饭去！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件事。”

爱德华看见我们，好比当头挨了一棒。美元牌价已经接近万亿，而我们似乎还有用之不尽的餐券。“餐券是你们自己印的！”他坚持说，“你们伪造有价证券！你们秘密印刷！”

“我们餐后想要一瓶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格奥尔格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在餐后？”爱德华狐疑地问，“又搞什么名堂？”

“你最近几个星期供给的饭菜不值得配这种酒。”我解释说。

爱德华拉大嗓门说：“用去年冬天的餐券就餐，少得可怜的六千马克一顿，餐后还提一大堆意见，太无法无天了！得喊警察来！”

“你去喊吧！还有一句话，我们只在这儿吃饭，葡萄酒到霍亨索伦饭店去喝！”

爱德华做出一副要气炸的样子，可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就克制着自己。“胃溃疡，”他喃喃自语，迅速地离开，“为了你们，我得了胃溃疡！现在我只可以喝牛奶！”

我们坐了下来，环顾四周。我内心有愧，偷眼窥视格尔达，可是没有发现，却快活地狞笑着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穿过大厅中央朝我们踱来。“你瞧，我看见什么人了？”我问格奥尔格，“里森费尔德！又到这里来了！只要谁念念不忘……”

里森费尔德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您现在来，正是致谢的好时候，”格奥尔格对他说，“我们这位年轻的唯心主义者，昨天为了您而与人决斗。美国式的决斗，刀子对大理石块。”

“什么？”里森费尔德坐下来，叫了一杯啤酒，“为什么？”

“瓦策克先生，就是您用鲜花和夹心巧克力糖追求的那个莉萨的丈夫，以为这些事都是我的伙伴干的，因而手持长刀埋伏着等候他。”

“受伤了？”里森费尔德简短地问道，一边打量着我。

“只有他的鞋底，”格奥尔格说，“瓦策克受了轻伤。”

“你们又撒谎了？”

“这一次没有。”

我佩服地瞅着格奥尔格。他太放肆了。但是要敲打里森费尔德是不容易的。“他必须走！”他像个罗马皇帝一样作出决定。

“谁？”我问道，“瓦策克？”

“您！”

“我？为什么不是您？或是你们两个？”

“瓦策克必然还要斗下去。您是个天生的牺牲品。他不会进攻我们的。我们头都秃了。就是说，您必须走。明白吗？”

“不。”我说道。

“您反正不是想走吗？”

“那不是为了莉萨的缘故。”

“我是说‘反正’，”里森费尔德说，“您不想到大城市去过放荡不羁的生活？”

“干什么事呢？大城市不可能白白养活人。”

“在柏林当报社职员。开始时，赚的钱不会很多，但是够您维持一般的生活。然后您可以再看情况。”

“什么？”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说道。

“您几次问我能否为您找个事做！现在，里森费尔德有了关系。我为您找到工作。因此顺路来一下，您可以在1924年1月1日开始工作。职位低下，但是在柏林，行吗？”

“住嘴！”格奥尔格说，“他在这里聘期五年。”

“那么他用不着解约就可以走。谈定了？”

“他的薪水多少？”格奥尔格问。

“二百马克。”里森费尔德慢条斯理地回答。

“我想这魔术变错了，”我恼火地说，“您就喜欢捉弄人？二百马克！哪儿还有这样令人发笑的数目？”

“这样的数目又有了。”里森费尔德说。

“是吗？”我问，“在哪里？在新西兰吗？”

“在德国。黑麦马克。没听说过？”

格奥尔格和我面面相觑。曾经谣传过，说要实行新的币制。据说，一马克的价值相当于一定数量的黑麦。但是在这些年里，谣言多如牛毛，令人难以置信。

“这次是真的，”里森费尔德说，“我的消息绝对可靠。之后黑麦马克将换成一种金马克。政府就是后台。”

“政府！它对货币贬值负有责任！”

“可能是。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政府已经没有债务。一万亿通货膨胀马克相当于一个金马克。”

“而金马克又会走下坡路，不是吗？那么这场舞蹈还会重演一次。”

里森费尔德喝光他的啤酒。“您愿意不愿意？”他问道。

饭店似乎骤然寂静无声。“好吧。”我说，这话仿佛是坐在我身旁的什么人说的。我不敢抬头去看格奥尔格。

“这才是明智的。”里森费尔德说。

我看着台布。它似乎在游动。后来我听到格奥尔格说：“服务员，马上把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送来。”

我朝上望着。“你救过我们的命，”他说，“所以才这样！”

“我们？为什么是我们？”里森费尔德问。

“永远不会单独救一条命的，”格奥尔格沉着地说，“它总是和另几条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时刻已过去。我感激地凝视格奥尔格。我背叛了他，因为我不得不背叛他，而他对此是谅解的。他留了下来。“你以后来看我，”我说道，“我给你介绍柏林上流社会女士和电影演员。”

“孩子们，这都是以后的事，”里森费尔德对我说，“葡萄酒在哪里？我刚才救了您的命。”

“在这儿究竟谁救了谁？”我问道。

“每个人都救过一次别的什么人，”格奥尔格说道，“正如他也杀过一次别的什么人一样，即使他对此毫无所知。”

葡萄酒放在桌上。爱德华来了。他脸色苍白，心神不宁。“你们也给我一杯。”

“给我滚！”我说道，“寄生虫！我们的葡萄酒我们自己来喝。”

“不是这样。这瓶酒算我的。我来付钱。但是请你们给我一杯。我得喝一点。”

“这瓶酒你想付钱？你考虑一下你在说什么！”

“我是这样说的。”爱德华坐下来。“瓦伦丁死了。”他说。

“瓦伦丁？他究竟害了什么病？”

“心脏病。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他伸手抓了一杯酒。“你这恶棍，你想喝酒庆贺？”我愤怒地说，“因为你把他摆脱了？”

“我对你们发誓，不！不是因为这样！他确实救过我的命。”

“什么？”里森费尔德说，“也救过您？”

“当然救过我，否则还有谁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里森费尔德问，“我们是救命人的俱乐部了。”

“这是时代造成的，”格奥尔格回答，“在这些年代里，许多人被救，许多人没有得救。”

我凝视着爱德华。他的眼眶里确实噙着泪水，但是谁知道他呢？“我不相信你，”我说，“你盼望他早死！我经常听你说的。你想节省你那该死的葡萄酒。”

“我向你们发誓，不！有时，别人怎么说，我也跟着说。可是不是认真的！”爱德华眼眶里的泪珠变得更大，“他的的确确救过我的命。”

里森费尔德站起来。“我听够了这种救命人的无稽之谈！您下午在办公室里吗？好吧！”

“您别再送花来，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警告说。

里森费尔德示意拒绝，带着一副难以形容的面孔走了。

“让我们为瓦伦丁喝一杯，”爱德华说，他的双唇在颤动，“谁会想到呢！整个战争他都熬过来了，而现在却突然躺在那儿，一秒一秒地躺着。”

“你已经那么伤感，这是对的，”我答道，“去拿瓶你从来舍不得给他的葡萄酒！”

“是的，来瓶约翰尼斯贝格的高级葡萄酒。”爱德华热情地站起身，蹒跚地走开。

“我相信他真的难受。”格奥尔格说。

“真的难受，而且真的松了一口气。”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能再有更多要求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转眼工夫发生了不少事，不是吗？”我最后说道。

格奥尔格看着我。“干杯！你迟早要走。而瓦伦丁呢？他已经多活了好几年，大家原来猜想他只能活到1917年。”

“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是的，因此我们得有所作为。”

“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吗？”

格奥尔格笑了。“假使一个人在一刹那间除了正在做的事以外，没有任何希求，那就照做。”

我敬了个礼。“那么我这个人是成不了什么的，你呢？”

他眨眨眼睛。“来，别等爱德华回来，我们先走。让他的葡萄酒见鬼去吧！”

“温柔的人儿，”黑暗中我对着墙说，“温柔的和粗野的人儿，就像含羞草和鞭子，我多么愚蠢，想占有你！风可以关起来吗？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废气。去吧，走你的路，到剧院和音乐会去，嫁给一个预备军官兼银行经理，一个通货膨胀的胜利者，去吧，青年时代，你只离开想离开你的人，飘扬可又捕捉不住的旗子，蓝天下的船帆，海市蜃楼，形形色色话语的游戏，去吧，伊莎贝尔，去吧，我姗姗来迟的青年时代，你是补来的，经过一次战争又被夺回，你见识太多，过于早熟，去吧，两者都去，我也要去，我们相互之间无可指摘，方向不同，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人无法欺骗死神，只能经受死神考验。别了！每天，我们向死亡迈得更近一点，但是我们每天也活得长一点，你们把这教给我，我绝不把它忘记，世上没有灭亡，谁不想攫取任何东西，将占有一切。别了！我用空闲的双唇吻你们，我用我的臂膀拥抱你们，可它们抓不住你们。别了，别了，你们在我心中，只要我没忘记你们，你们就将长存……”

我手里拿着一瓶罗特谷物酒，坐在林荫大道最后一条长椅上，从这儿望去，精神病医院尽收眼底。一张三十瑞士法郎硬通货的支票在我口袋里窸窣作响。奇迹终于发生：两年来我接连不断给一家瑞士报社寄去诗稿，它在一次狂热之中采用了一首诗，并立即给我寄来支票。我到银行去打听，情况果然不错。银行经理立即表示愿意按黑市马克比值支付给我。我的支票放在胸口口袋里，靠着心脏。它晚来了几天。否则我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套衣服和一件白衬衣，因而可以在特霍芬母女面前显示自己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完了！十二月的风在呼啸，支票窸窣作响，我坐在这儿下面，身穿一套虚幻的黑礼服，足登一双卡尔·布里尔还未给的虚幻的漆皮鞋，在赞美上帝，崇拜你，伊莎贝尔！我胸口口袋里一条精细亚麻手帕在飘动，我是个漫游途中的资本家，若是我愿意，红磨坊夜总会就屈服在我面前，无所畏惧、永不知足的酒徒所喝的香槟酒、上士克诺普夫用来赶跑死神的饮料在我手里闪着光亮。我对着灰墙，在那后面同你畅饮，伊莎贝尔，青年时代，在这后面，同你母亲，同上帝的司库博登迪克，同理智的少校韦尼克，同一片混乱以及永不休止的战争一道畅饮，我饮着，望着对面，我左前方是县产科医院，那里有几扇窗户依然发出亮光，母亲们在生产，此刻我才注意到，它与精神病医院靠得如此之近，同时我认识它，也应该认识它，因为我就出生在这医院里，况且直至今日几乎没有想到过它！向你致敬，你这可爱的产科医院，多产的蜂巢，我母亲被送到你那里，因为我们贫苦，未来接生员进行实习时，在那里可以免费生产，因此，在我诞生时我已经为科学服务过！敬礼，不知名的建筑师，是他把你建筑在另一建筑物的附近，意义多深远呀！他如此做，大概没有讽刺的用意，因为世界上最诙谐的笑话，往往出自最严肃的显要人物之口。无论如何，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理智，但不可对它过于自豪，过于自信！你，伊莎贝尔，重新得到理智这一危险的礼物，而上面坐着韦尼克，正为自己做对了而沾沾自喜。但是每做对一次，就向死亡靠近一步。谁总是做得对，就变成一块黑色方尖碑！一块纪念碑！

酒已喝完。我把酒瓶尽可能扔得远远的。它落到松软的犁过的田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站起来。我喝够了，准备好去红磨坊。今天，里森费尔德在那里举行一次告别救命恩人的四人晚宴。格奥尔格、莉萨要去，另外加上我，我个人还得跟一些人话别，此外，我们大家将隆重举行一次盛大的告别会——与通货膨胀告别。

夜阑人静，我们像喝醉酒的丧葬队伍沿着大马路走动。稀疏的路灯闪烁。我们提前一些把今年送进坟墓。维利和勒妮·德拉图尔加入我们的队伍。维利和里森费尔德两人发生剧烈争论：里森费尔德发誓通货膨胀已经结束，即将使用黑麦马克，维利表明那样他会破产，因而不能发生那种事。勒妮·德拉图尔对此默不作声。

远处，我们看见第二支队伍在刮着风的黑夜中移动。他们顺着大马路朝我们走来。“格奥尔格，”我说，“我们得让女士们留在后面！看来他们是来寻衅的。”

“好吧。”

我们来到新市场附近。“你若看到我们吃败仗，立即跑到马茨咖啡馆，”格奥尔格吩咐莉萨，“你去打听博多·莱德霍泽歌咏俱乐部，就说我们需要他们。”他转身对里森费尔德说：“您最好装成和我们不是一伙人。”

“你给我躲开，勒妮，”在她身旁的维利说，“别靠近出事地点！”

另一支队伍已经靠近。人人穿着长筒靴，这是德意志爱国者巨大的希望。他们中除了两人以外，都没超过十八至二十岁。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一倍。我们相互擦身而过。“这条红狗我们见过！”一个人突然叫喊起来。维利的头顶在黑夜中闪闪发亮。“还有那个秃头！”另一个叫着，把手指向格奥尔格，“上呀！”

“走，莉萨！”格奥尔格说。

我们看到她的鞋跟在转动。“这些胆小鬼要去喊警察。”一个脸色像小面包那样蜡黄的戴眼镜的家伙喊道，并想跟在莉萨的后面。维利伸出一条腿，这个人就跌倒在地。紧接着我们投入战斗。

我们一共五人，不包括里森费尔德。实际上只有四个半人。赫尔曼·洛茨只能算半个，他是一道打过仗的伙伴，左臂已经截肢。他和另一个一道打过仗的小克勒在中央咖啡馆加入我们的队伍。“注意，赫尔曼，当心，别摔倒！”我嚷道，“你待在中间。而你，克勒，要是跌倒在地上，你就咬人！”

“掩护背后！”格奥尔格下了命令。

命令本是好的，但是此时我们的背后掩护是马克斯·克莱因时装店的大橱窗。这帮怀着爱国主义的德国人向我们冲击，哪个愿意被挤进橱窗里去呢？那样，背部会给玻璃碎片刮伤，而且还有赔偿商店损失的问题。若是我们坐在玻璃碎片里，那么赔偿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无法逃走。

我们暂时紧挨在一起。橱窗半明半暗，从这儿观看我们的对手相当清楚。我认出其中一个较年长的，他是在中央咖啡馆和我们吵过架的人当中的一个。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我对着他喊：“过来，你这个长着耳朵的屁股！”

他没想到这点。“把他拉出来！”他命令自己的队伍。

三个人向前扑来。维利猛揍一个人的头部，使他跌倒在地。第二个人有一根橡皮棍，他用它打我的手臂。我碰不到他，但是他却能打到我。维利眼明手快，跳到前面，打得他的手臂脱了臼。橡皮棍落在地上。维利想去捡它，被奔过来的人一下撞倒。“克勒，抓住棍子！”我喊道。克勒扑到在地上打成一团的人堆中，维利穿着浅灰色西服正在那里战斗。

我们作战的阵列被突破。我被人一推，飞向橱窗，窗玻璃震得咯咯响。幸好安然无恙。我们上面的窗子敞开着。在我们身后，马克斯·克莱因那些衣着漂亮的木偶从幽深的橱窗里盯着我们。它们穿着最新式的冬季时装，一动也不动，宛如古日耳曼人的女人们奇特的哑巴形象，她们正从自己的车营中给战士们鼓劲。

一个长着疱疹的大个子年轻人卡住我的喉咙。他散发出鲱鱼和啤酒味，他的头紧靠着我，仿佛要吻我。我的左臂挨了棍子一击，此时还在发麻。我想用右拇指去抠他的眼睛，但是他的头紧紧贴在我的面颊上，阻止我抠，仿佛我们是两个反常的情人。他站得离我太近，我无法移动，因而他使我束手无策。正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试图朝下滑落的时候，我看见有样东西，它就像我正消失的感官的幻觉出现在我眼前：一株盛开的天竺葵突然从有疱疹的头颅那里长出来，宛如长自一堆特别具有生殖力的粪便里。同时，他的眼睛略带惊愕的表情，抓住我喉咙的手松开，花盆碎片在我们周围纷纷落下，我身子沉下去，摆脱开，又迅速站立起来。我觉察到一声清脆的噼啪声响，我从下面抓住他的下颌连同头颅，他慢慢跪了下来。说来真奇怪，从上向下对着我们抛来的天竺葵根，紧紧地缠住害疱疹的日耳曼人的脑袋，以至他头上罩着花跪下来。他的模样活像他那些以牛角作头饰的老祖宗可爱的子孙。他肩膀上留着两块绿色陶器的碎片，犹如被打坏的钢盔残片。

这是个很大的盆，但是这位爱国者的头颅似乎是铁做的。我感觉到他在跪着时还企图伤害我的生殖器，我抓起连根带泥的天竺葵，把泥巴往他眼睛上砸。他松了手，揉着眼睛，由于我用拳头奈何不了他，所以我用脚踢他的生殖器。他蹲下身来，两只手垂下去护着。我再次将粘泥带沙的天竺葵根对着他的眼睛砸去，并等待着他重新抬起双手，以便我再一次重复我的全部动作。但是他却把头低下来，仿佛东方人在鞠躬。紧接着的一刹那间，我周围的一切在嗡嗡作响。我一不留神，侧面挨了狠狠一击。我缓缓地顺着橱窗滑下去。一个披着海狸皮大衣高大的模特儿瞪着描过的眼睛，无动于衷地凝视着我。

“冲到厕所那边去！”我听到格奥尔格的声音。他是对的。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背部掩护。可他说得倒轻巧，我们已经被逼得动弹不得。对方已经从某个地方请来援兵，看来我们将被打破脑袋，倒在马克斯·克莱因的时装模特儿当中。

刹那间，我看到赫尔曼·洛茨跪在地上。“帮我把袖子松开！”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迅速动手，把他的外衣左侧袖子向上卷。发亮的假手臂露了出来。它是个镍支架，一只戴上黑手套的钢制假手固定在支架的下端。赫尔曼因而有个绰号叫“铁手格茨·冯·贝利欣根”。他迅速把手臂从肩上卸下来，然后用真手抓住假手，站了起来。“让开！格茨来了！”我从下面大叫。格奥尔格和维利马上腾出地方让赫尔曼通过。他左右挥动假手臂，犹如挥动打禾棒，头一棒就打中一个头目。对方进攻的人顷刻间退了回去。赫尔曼跳到他们中间，转动自己的身子，把假手臂伸得远远的。紧接着他转动手臂，以便紧紧握住肩膀部分，用钢制的假手猛打。“走！到厕所那边去！”他喊道，“我掩护你们！”

赫尔曼用假手揍人的情形非同寻常。我经常看到他用这种方式打架，但是我们的对手没有见过。他们以为是魔王撒旦来到他们中间，愣着站了一会儿，这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们突了围，朝新市场的厕所奔去。在奔跑中，我看见赫尔曼往第二个头目张大的嘴巴上狠狠地揍了一下。“走，格茨，”我叫道，“跟我们来！我们已经突围了！”

赫尔曼再次转动身子。他那松开的外衣袖子在身子周围飘动，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的手臂残留部分剧烈抖动着，两个穿长筒靴来拦路的，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一个人的下颌挨了一击，另一个人看到黑假手对着自己砍来，惊恐万状地尖叫起来，捂住自己的眼睛跑开了。

我们到达漂亮的四方形的砂岩建筑物，以女厕所的一侧为工事据守。这一侧比较容易防御。而男厕的一侧，人们可以通过小便处入内，袭击我们的背部，女厕窗子则又小又高。

对方追了上来。他们现在至少有二十人，他们得到其他纳粹组织的支援。我看见有几个人穿着粪便色似的制服。他们企图从克勒和我站着的一侧突破。但是在拥挤中，我发现我们的援兵从后面来了。一秒钟后，我看到里森费尔德用折叠公文包——我希望包内放的是花岗岩样品——朝某人打去，而勒妮·德拉图尔脱去一只高跟鞋，抓住鞋掌，用鞋跟打人。

我在观看时，有个人用头对着我的肚子撞来，我肚子里的空气扑哧一声从嘴里冲了出来。我左右挥打，显得软弱无力，但仍然是野蛮的，一种熟悉的奇特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我下意识地抬高一只膝盖，因为我等待着这头冲撞的公羊再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幅在这处境中所能想象到的最为美妙的景象：莉萨像萨莫色雷斯岛上的胜利女神越过新市场冲上来，她身旁是博多·莱德霍泽，莱德霍泽的后面跟着歌咏俱乐部成员。在同一刹那间，我又发现那头冲撞的公羊，看见里森费尔德的公文包像一面黄旗降落下去。同时，勒妮·德拉图尔闪电似的朝下猛砸，那头冲撞的公羊跟着号叫一声。勒妮用将军的嗓音大喊：“立正，猪猡！”一部分进攻的人不由自主吓了一跳。随后歌咏俱乐部的人投入战斗，我们得救了。

我站立起来。突然寂静无声。进攻者已经逃之夭夭。他们拖走了他们的伤员。赫尔曼·洛茨走了回来。他像个半人半马的怪物追赶逃跑者，还用铁手揍了一个人一记耳光。我们离开时也好不了多少。我头上弄了个像梨子样的肿块，我还觉得自己的手臂已经骨折，事实上不是。此外，我真想呕吐。我酒喝得太多了，肚子被撞了几下觉得很不舒服。记不清楚的回忆又在折磨我。这究竟是什么？“我真想要杯酒。”我说。

“酒会给你的，”博多·莱德霍泽回答，“趁警察还没到，你们现在来吧。”

霎时间，响起一声清脆的噼啪声。我们吃惊地转过身子。莉萨打了某个人。“你这该死的酒鬼！”她平心静气地说，“这就是你对家里和老婆的关心。”

“你……”那人咕噜着。

莉萨的手第二次打下去。此刻，我的记忆结节才突然解开。瓦策克！他站在那儿，怪模怪样地抓着自己的屁股。

“我的丈夫！”莉萨对着新市场那边说，“我就和这样的东西结了婚呀。”

瓦策克没吭声。他淌着血。他额头上被我打伤的伤口，现在又裂开了。血又从头发里汩汩流出。“是您打的？”我低声地问里森费尔德，“用公文包？”

他点点头，仔细端详瓦策克。“真是狭路相逢啊。”他说。

“他屁股上怎么了？”我问道，“为什么他抓得紧紧的？”

“给马蜂蛰的，”勒妮·德拉图尔回答道，把一根长长的帽针又插在她发卷上一顶冰蓝色天鹅绒小帽上。

“我向您致敬！”我在她面前欠欠身子，接着就朝瓦策克走去。“原来如此，”我说，“现在我知道谁用脑袋撞我的肚子！这就是对我好心好意教您如何生活的报答吗？”

瓦策克盯着我。“是您？我没把您认出来！我的天哪！”

“他从来不认人的。”莉萨挖苦地说。

瓦策克显露出一副苦相。这时我发觉他真的听从了我的劝告。他把头发理得短短的——结果使里森费尔德得以更狠地给他一击——他甚至穿上一件洁白的新衬衫，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使他身上的血迹比其他人更加清晰而已。他真是个倒霉鬼！

“回家去！你这个酒鬼，好斗的公鸡！”莉萨说着就走。瓦策克乖乖地跟在她后面。他们漫步经过新市场，一对孤独的夫妻。没有人跟着他们走。格奥尔格帮助洛茨把他的假手臂勉强再弯曲回去。

“你们来，”莱德霍泽说，“我们还可以在酒馆里喝酒，小范围的聚会！”

我们同博多以及他的歌咏俱乐部成员坐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回家去。灰蒙蒙的早晨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报童走过来。里森费尔德向他招招手，买了一张报纸。报纸头版是大号铅字：

通货膨胀结束！一万亿马克变成一马克！

“怎样？”里森费尔德对我说。

我点点头。

“孩子们，我破产可能成了现实，”维利说，“我还做卖空投机。”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灰色西服，然后瞧瞧勒妮。“哎，来得快，去得快——钱是什么，嗯？”

“钱非常重要，”勒妮冷淡地说，“特别是当人们没有的时候。”

格奥尔格和我沿着玛利亚大街走着。“奇怪，瓦策克挨了我和里森费尔德痛打，”我说，“而没挨你打。要是你和他打，那才更自然。”

“已经很自然了，但还不是更合理。”

“更合理？”我问道。

“含义错综复杂。现在我太累，懒得去探讨。秃头的男子不应该相互斗殴。他们应当侃侃而谈。”

“那么你的生活一定非常寂寞。这年代就是好斗。”

“我不相信。可怕的狂欢节已经结束。今天难道不像是宇宙性的圣灰礼仪日？一个大肥皂泡已经破裂。”

“还有？”我问道。

“还有？”他说。

“会有人吹个新的、更大的肥皂泡。”

“或许。”

我们站在花园里。乳白色的晨曦灰蒙蒙地弥漫在十字架碑周围。克诺普夫最小的女儿出现了，她没有睡够。她在等候我们。“我父亲说，你们用十二万亿马克可以再把那块墓碑买回去。”

“请您告诉他，我们出八马克。而这价格只维持到今日中午。钱将越来越少。”

“什么？”克诺普夫从他卧室往外问道。他已窃听到了。

“八马克，克诺普夫先生。今天下午只剩六马克。钱在下跌。谁会预料到呢，对吗？而不是上涨。”

“墓碑我情愿永远留着，你们这些该死的盗尸者！”克诺普夫沙哑地尖叫着，“砰”一声关上窗子。

25

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在瓦尔哈拉饭店的旧式德国客厅里为我举行告别晚会。诗人们情绪不安，个个做出似乎激动的表情。洪格尔曼头一个朝我走来。“你了解我的诗。你亲自说过，这些诗是你感受最强烈的创作经历之一。比施特凡·格奥尔格更强烈。”

他紧张地看着我。我从没说过。这些话是巴姆布斯说的，为此，洪格尔曼说他认为巴姆布斯是比里尔克更著名的诗人。但是我没有反驳，我充满希望瞅着这位卡萨诺瓦和穆罕默德式的诗人。

“好的，”洪格尔曼继续说，但马上换了话题，“你这套新西装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我用一笔瑞士汇来的稿费购买的，”我带着一种自负的谦虚回答，“从我当了皇帝的士兵以来，这是我的第一套新西装。这不是军装改的。是地地道道的正牌平民服装！通货膨胀已经过去！”

“一笔瑞士来的稿费？那就是说你已名扬世界了？那么，”洪格尔曼诧异地并立即带点恼怒地说，“是报社寄来的？”

我点点头。卡萨诺瓦式的作家做了个轻蔑的动作。“我想是的！我的作品当然不是供每日消费的东西。最多只能投给第一流的文学刊物。我以前说过，我的一卷诗集在三个月前不幸被韦尔登布吕克的阿图尔·鲍尔出版了！犯罪！”

“是别人强迫你做的吗？”

“是的，这是道德问题。鲍尔欺骗我。他想大做广告，扩大出版社，就把默里克、歌德，里尔克、施特凡·格奥尔格，首先是荷尔德林的作品同我的作品一道出版，但他没守信用。”

“他出版了奥托·巴姆布斯的作品。”我回答。

洪格尔曼不同意。“巴姆布斯——在我们当中是草包，是庸人。这对我有害无益。你知道我的著作鲍尔售出多少？不超过五百册！”

我从鲍尔那里得知出版总数才二百五十册，共卖出二十八册，其中有十九册是洪格尔曼暗中购买的。被迫出书的人不是洪格尔曼，而是鲍尔。洪格尔曼是高级中学的德语教师，他对鲍尔进行讹诈，说如若不出版他的书，他将向校方介绍别的书商。

“你现在到柏林报馆去，”洪格尔曼说，“你知道，在艺术家中，友谊是最珍贵的财产！”

“我知道。也是最罕见的。”

“就是这。”洪格尔曼从口袋里抽出他的一册诗歌，“这里有题辞。你在柏林写写关于我作品的东西。送给我两份样稿。我在韦尔登布吕克会对你恪守忠诚。你在那边找个好出版商——我准备发表我的第二个诗集。”

“一言为定。”

“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洪格尔曼庄重地同我握手，“你不是也想在最近发表点东西吗？”

“不。我放弃了。”

“什么？”

“我还想等一等，”我说，“我想首先得对世界进行观察。”

“非常聪明！”洪格尔曼加强语气说，“但愿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而不是粗制滥造拙劣的作品并以此妨碍能者！”

他目光炯炯地环顾房间四周，我等待着他逗人发笑地眨眨眼睛，但是他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我对于他来说，成了可以左右他的事业的人，于是他的幽默感立即消失。“我们这个协定，一点也别告诉他人。”他还提醒我。

“肯定不会。”我回答道，看见奥托·巴姆布斯悄悄走近。

一小时以后，我口袋里装着从巴姆布斯那里拿来的附有他阿谀奉承题辞的《寂静的声音》，另外还有我要在柏林诵读的外国十四行诗《母老虎》的打字复本；佐默费尔德的描写死亡的作品抄本，作品用自由韵写成；其他成员给的十多种作品的复印本；爱德华拿来的歌颂他朋友死亡的一百六十八行赞歌打字复本，这首赞歌是献给瓦伦丁、伙伴、战友和人们的。爱德华的笔头快。

突然，一切都离得远远的。

它像两周前消逝的通货膨胀，或者像一天天被窒息在军装里的童年那么遥远。它像伊莎贝尔离得那么遥远。

我望着这些人的脸庞。难道仍然是面对混乱或奇迹惊讶不止的孩子的脸庞，或者已经是雄心勃勃的俱乐部成员的脸庞？在这些脸上，还留着伊莎贝尔那张兴奋而又恐惧的脸庞的痕迹，或者他们仅仅是有那么一点儿才干的模仿者和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人，这点儿才干每个青年人都有，他们对于这点才华之光渐渐熄灭不是默不作声地旁观，不是去将那一星火花保留在他们的生存中，而是大言不惭地、怀着忌妒心情加以颂扬吗？

“朋友们，”我说，“我现在退出你们的俱乐部。”

所有脸庞都转向我。“不！你依然是俱乐部在柏林的通讯员。”洪格尔曼声明。

“我退出。”我说道。

诗人们沉默了片刻。他们望着我。是我误会了，还是我从几对眼睛里看见害怕被人摸了底的表情？“你当真这样？”洪格尔曼问。

“我当真这样。”

“好的。我们接受你的辞退，并且委任你当诗人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洪格尔曼环顾四周。他的话博得雷鸣般的掌声。一张张脸顿时轻松下来。“一致通过！”这位卡萨诺瓦式的诗人说道。

“谢谢你们，”我回答，“这是个令人自豪的时刻。但是我不能接受。这好比是一个人变成自己的雕像。我不想做个什么名誉会员走向世界，压根儿不想做个我们在铁路街那家店铺的名誉会员。”

“这比喻欠妥。”专写死亡的诗人佐默费尔德说。

“他有权这样说，”洪格尔曼反驳道，“那么你想做个什么走向世界？”

我哈哈笑了。“做一星生命的火花，并设法不致熄灭。”

“你这可爱的人，”巴姆布斯说，“类似这个，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不是也有吗？”

“可能是，奥托。可能有一些。这方面我不想写，我想设法如此做。”

“欧里庇得斯没有写过，”学者洪格尔曼声明，兴高采烈地瞥了乡村教师巴姆布斯一眼，“那就是说，你想——”他问我。

“我昨晚点了个火，”我说道，“火烧得旺。你们熟悉过去行军的一条纪律：轻装。”

他们都热情地点点头。我猛然醒悟过来，这条纪律他们已经“不”熟悉了。“那么，”我说，“爱德华，我这里还有十二张餐券。通货紧缩已经使它们过时。但是我相信，若是我向法院坚决要求用餐券就餐，我还是有合法权利的。你愿意把它们换成两瓶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吗？我们现在想喝。”

爱德华飞快地计算起来。他把瓦伦丁和我口袋里描写他的诗也算了进去。“换三瓶。”他说。

维利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用自己舒适的住宅换来的。这是朝贫困跃了一大步，但是维利还能忍受。他挽救了自己的衣服，一些首饰，因此他还可以长期当个阔绰的向女人献殷勤的人。他不得不将红汽车卖掉。他投机过于冒险，每况愈下。他用通货膨胀时期的钞票和不值分文的股票裱糊房间的墙壁。“这比糊墙纸还来得便宜，”他说，“而且更加富有生活乐趣。”

“还有呢？”

“我很可能在韦尔登布吕克银行里谋个小职位。”维利咧开嘴巴笑着，“勒妮在马格德堡。她来信说，她在‘绿鹦鹉’成绩卓著。”

“她至少还给你写信，好极了。”

维利表情豪爽。“一切都无所谓，路德维希。走的走了，去的去了！此外，前几个月，我已经没法再叫勒妮在夜里冒充将军了。因此，乐趣只剩下一半。她首次重喊口令，是在新市场厕所旁的那场值得回忆的殴斗中。再见，小伙子！作为临别礼物——”他打开一箱股票和钞票，“你要什么就拿吧！几百万，几十亿——真是个梦，不是吗？”

“是的。”我说。

维利一直陪着我到街上。“我抢救了几百马克，”他轻声地说，“祖国还没有输掉！现在轮到法国法郎了。我做卖空的投机。你带点钱去，有没有兴趣？”

“不，维利。我只做买空的投机。”

“买空。”他说道，仿佛在说：波波卡特佩特。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这是最后一个白天。夜里我就乘车走。我翻开一本目录，盘算着我是否要将瓦策克的名字写上我描画的一块墓碑上，以示告别，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是路德维希吗？”一个沙哑的声音在问，“就是那个采集过青蛙和无脚蜥蜴的路德维希吗？”

“可能是，”我回答，“得看有什么事了。您究竟是谁？”

“弗里齐。”

“弗里齐！当然我就是路德维希。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奥托·巴姆布斯——”

“铁马死了。”

“真的？”

“是的。昨天晚上。心脏衰竭。在干活的时候。”

“这么死不痛苦，”我说道，“可惜太早了。”

弗里齐在咳嗽。后来她说：“你们那些人有一家墓碑店，是吗？你们过去说过这桩事！”

“我们的墓碑店是城里最好的，”我回答，“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天呀，路德维希，你自己心里有数！夫人自然想把这笔生意交给一个顾客。你不是也同铁马——”

“我没有，”我打断她的话，“但是我的朋友格奥尔格可能是——”

“一回事。这笔生意该由一位顾客来做。你来！但要快一些！有一个来竞争的掮客，已经到了这里。他泪水汪汪，坚持说他也同铁马——”

泪人奥斯卡！毫无疑问！“我就来！”我说道，“这个逢场作戏的人在撒谎！”

夫人接待了我。“您想见见她吗？”她问道。

“遗体停放在这里？”

“在楼上，在她房间里。”

我们走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每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我看见姑娘们正在整装。

“她们今晚还干活？”我问道。

夫人摇摇头。“今晚不。这些女士不过是整装罢了。这是习惯，您懂吗？再说也不是什么大损失。自从一马克又成为一马克以来，生意就断了。现在再没有哪个人有钱。奇怪，是吗？”

这并不奇怪，这是事实。通货膨胀已经变成通货紧缩。过去充满数万亿的地方，如今人们又用芬尼来计数了。到处都缺少钱。可怕的狂欢节已过去。艰苦的圣灰星期三已经来临。

铁马安卧在盆栽常青草木和百合花中。她的脸骤然变得严肃、苍老，我是从一颗金牙才把她认出来的，双唇之间，那颗金牙在一侧闪烁，并不醒目。先前她经常站在它前面梳妆打扮的那面镜子，如今已经蒙上白纱布。房间里弥漫着陈旧香水、枞树叶和死亡的气味。五斗柜上竖放着几张相片和一个磨平的水晶玻璃球，磨平的一侧贴着一张画。若是摇动玻璃球，画上的人仿佛是在暴风雪中。这玩意儿我很熟悉，它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当年我在铁路街做我的作业时，我真想把它偷来。

“对于你们来说，她跟继母差不多，不是吗？”夫人问我。

“我们尽可以说与母亲差不多。没有铁马，我很可能成为生物学家。但是她爱好诗歌，我经常得给她捎些新的诗，所以就把生物学搁置在一旁。”

“的确如此，”夫人说，“您过去老跟水蜥和鱼类打交道！”

我们走出去。在路上我看见一顶哥萨克便帽放在柜子上。“她的长筒靴究竟在哪里？”我问。

“现在归弗里齐所有。弗里齐对别的什么不感兴趣。用鞭子抽打比较省劲。收益更大。此外，我们也需要有人接班。一位严格的按摩姑娘，她的顾客不多。”

“铁马的事究竟怎样发生的？”

“在上班时。她对那事兴趣总是太浓，这就是根本的原因。我们有个顾客是荷兰商人，独眼龙，是个非常好的人，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可是这个人就愿意挨揍，每星期六他都来。如果他被打够了，就像最出色的公鸡啼叫，非常滑稽。他结过婚，有三个可爱的孩子，自然不能要求自己的妻子来抽打，因此他是个常客，又有外汇，他付荷兰盾。我们对这个人几乎到了景仰的地步，他给了很多外币。唉，昨天终于出事了。玛尔维内过于激动，她突然晕倒了，手里握着鞭子。”

“玛尔维内？”

“她的名字。您不知道，是吗？那位先生，当然吓得要命！他再也不来了，”鸨母悲伤地说，“这样一个顾客！真是个宝贝！用外汇我们总是可以买到肉和糕点，够吃一整月。再说，现在行情究竟怎样？”她转向我，“如今已经值不了那么多了，不是吗？”

“一盾大约相当于二马克。”

“真是呀！过去那是几万亿！这样的话，就算那顾客不再来，也不那么糟糕了。您不想拿件小东西，作为对铁马的纪念吗？”

刹那间，我想到那个在摇动时出现暴风雪情景的玻璃球。但是，我不该拿走什么纪念品。我摇摇头。

“那么，我们到楼下去喝杯上等咖啡，选块墓碑。”

我原来设想一小块峁形碑，但是情况表明，铁马可以通过荷兰人积蓄外汇。她把荷兰盾钞票放在一个盒子里，没有兑换。现在钞票都在，数目相当可观。这商人多年来是个忠实的顾客。“玛尔维内没有亲戚。”夫人说。

“那么，”我回答，“我们可以考虑上等的墓碑。大理石和花岗岩。”

“大理石对铁马不合适，”弗里齐说，“它多半用于儿童，不是吗？”

“早就改变了！就连将军我们都让他们在大理石墓碑下安息。”

“花岗岩！”鸨母说，“花岗岩更好。更适合于她那铁的个性。”

我们坐在大房间里。咖啡冒出热气，还有自制的奶油糕点和一瓶橘子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童年时代。女士们越过我的肩膀观看墓碑目录，宛如往昔看着我的练习本。

“这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墓碑，”我说道，“漆黑的瑞典花岗岩，是座双基座的十字架碑。也许现在全城最多只有两三座。”

女士们留心察看样品图。这是我最后一批图中的一张。碑文上写着：沃尔肯施泰因少校于1915年身先士卒阵亡。这座墓碑给在维斯特林根被谋杀的木匠更加合适。“铁马信天主教吗？”弗里齐问道。

“十字架墓碑不光用于天主教徒。”我回答。

鸨母搔搔头。“我不知道，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墓碑对她是否合适。没有别的吗？比方说，一种天然的岩石？”

一瞬间，我停止了呼吸。“若是您要这样的石碑，”我随后说，“那我可有样完全特别的。第一流的！一座黑色方尖碑！”

我知道，这好比向夜空打出一枪，但是我用自己由于狩获猎物的冲动而突然勤快起来的手指把这位元老的图样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女士们默不作声地研究着。我控制住自己。往往有一种意外的发现——专家们感到始终无处可寻的事物，一个儿童却随手拈来。突然间，弗里齐笑出声来。“这给铁马并不坏。”她开腔说。

鸨母同样咧开嘴笑了，“这东西要多少钱？”就我在这公司工作至今，这座方尖碑从来没有定过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是非卖品。我迅速盘算着。“定价一千马克，”我说，“给你们这些朋友，六百马克；给铁马，一个曾经教育过我的人，三百马克。今天我反正是自己在公司里的最后一天，我可以贱价出卖，在其他情况下我会被解雇的。当然得付现款！碑文另加！”

“有什么不可以的？”弗里齐说。

“我不反对！”鸨母点点头。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决定了？”我问。

“一言为定，”鸨母回答，“三百马克合多少荷兰盾？”

她开始点钞票。布谷鸟从墙上的挂钟里跳了出来报告时间。这时是六点钟。我把钞票塞进口袋。“喝杯烈酒作为纪念，”鸨母说，“为了玛尔维内。明天早晨她就要入葬。这地方我们明晚用得着。”

“遗憾，我在葬礼前就得走。”我说。

我们大家喝一杯搀有少量薄荷烈酒的法国白兰地。鸨母揩去眼里的泪珠。“我很难过。”她说道。

我们大家都很悲伤。我站起身告辞。“立墓碑的事就让格奥尔格·克罗尔来办。”我说。

女士们点点头。我从未像在这里见到这么多的信任。她们倚窗招手。凶猛的狗在吠叫。我沿着小河疾步朝城里走去。

“什么？”格奥尔格说。“不可能！”

我默不作声地把荷兰盾掏出来摊在书桌上。“你卖了什么东西？”他问道。

“稍等一会儿。”

我已经听到自行车铃声。紧接着，门口响起一声咄咄逼人的咳嗽。我赶忙收拾钞票，又把它们放进口袋里。海因里希·克罗尔出现在门口，他的裤子边缘沾了点泥浆。“哟，”我问，“卖了什么？”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您自己出去兜售！在这不景气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有钱！谁有几个马克，就攥在手里不放！”

“我到外面去过，”我反驳道，“我卖了——”

“真的？什么？”

我把身子转到可以看清两兄弟的位置，说：“方尖碑。”

“瞎说！”海因里希不假思索地说，“您到柏林去开您的玩笑吧！”

“在这儿，固然我已经同做生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声明，“因为我今天中午十二点已经结束我的工作。尽管如此，我感到有必要向您显示一下，出售墓碑多么轻而易举。纯粹是额外的工作。”

海因里希马上要冒火，但是他尽力克制。“谢天谢地，我们不用再听这无稽之谈！祝您一路平安！在柏林，会有人教您学得规矩一点。”

“他真的把方尖碑卖了，海因里希。”格奥尔格说。

海因里希狐疑地盯着他。“证据！”随后他吼叫起来。

“在这儿！”我说着，把荷兰钞票撒出来，“而且是外币！”

海因里希愣住了。随后他伸手抓住一张钞票，把它翻转过来，检查是否真的。“幸运，”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莫名其妙的幸运！”

“我们可以利用这幸运，海因里希。”格奥尔格说，“没有这些钞票，我们付不了明天到期的期票。你应该表示衷心感谢才是。这是我们拿到的头一笔真正的钱。我们非常急需。”

“感谢？我才想到！”

海因里希，一个真正的、正直的、对任何人都不道谢的德国人，砰一声把门关上溜走了。“我们果真那么急需这笔钱吗？”我问道。

“够急的了，”格奥尔格回答，“可现在让我们结算一下。你有多少钱？”

“足够了。人家给我寄来乘三等车的旅费。我改乘四等车，从中节省十二马克。我把自己的钢琴卖了——我无法把它带走。那架旧琴卖了一百马克。两笔共一百十二马克。这样，我在领取第一次薪水以前，足够维持生活了。”

格奥尔格拿出三十荷兰盾递给我。“你作为特别代理商工作，因此你像泪人奥斯卡有权要求一笔佣金。特殊贡献附加百分之五。”

于是发生了短暂的争执。后来我把钱接过来，作为我头一个月在新的工作岗位可能被解雇的备用金。“你已经知道你在柏林得做什么了？”格奥尔格问我。

我点点头。“报道火灾，写盗窃案件，评论小册子，给编辑端啤酒，削铅笔，校正印刷错误——并努力取得进步。”

有人一脚把门踢开。上士克诺普夫像个幽灵站在门框里。“我要八万亿。”他沙哑地叫着。

“克诺普夫先生，”我说，“您做梦还没全醒。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两星期前，您用八十亿买进的那块墓碑，可以卖到八万亿。今天它只值八马克。”

“你们这些无赖！你们是存心这么干的！”

“什么？”

“停止通货膨胀！就是要吸干我的血！但是我不卖！我等着下一次！”

“什么？”

“下一次通货膨胀！”

“好，”格奥尔格说，“让我们为这干一杯。”

克诺普夫第一个伸手去抓酒瓶。“打赌吗？”他问道。

“赌什么？”

“赌我可以品尝出这瓶酒是哪里产的。”

他把软木塞拔出来，闻了闻。“您根本闻不出来的，”我说，“桶里的谷物酒或许闻得出——我们知道，您在这方面是这个地区最优秀的行家——但是瓶里的酒办不到。”

“您赌多少？赌那块墓碑的价钱吗？”

“我们突然变穷了，”格奥尔格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三个马克作赌注。这也是为您着想。”

“好，请您给我一杯。”

克诺普夫闻着，品尝着。然后他要了满满的第二杯，第三杯。“您还是算了吧，”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您用不着付钱。”

“这酒是玛利亚大街布罗克曼美味商店产的。”克诺普夫说。

我们呆望着他。他说得对。“拿钱来！”他用沙哑的嗓音说。格奥尔格给他三马克，上士一溜烟走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这老酒鬼有超感官的本事吗？”

格奥尔格突然笑了。“他把我们算计了！”

“怎么回事？”

他举起瓶子。酒瓶背面下方贴了一张很小的标签：布罗克曼美味，玛利亚大街十八号。“这个骗子！”他乐哈哈地说，“他的眼睛多好呀！”

“眼睛！”我说，“后天夜里，他回家看不见方尖碑，会起疑心的。他的那个世界也会倒塌的。”

“你的世界也倒塌吗？”

“每天如此，”我回答，“不然，人们该怎样生活？”

动身前的两小时，我们隐约听到外面有快步小跑声、说话声和歌声。

紧接着街上响起了四重唱：

神圣的夜啊，你给这颗心

倾注天国的和平——

我们走到窗口。博多·莱德霍泽的歌咏俱乐部成员站在街上。“这究竟是什么？”我问，“格奥尔格，开灯！”

在从窗子里映到街上的微弱亮光中，我们认出博多。“是为你的，”格奥尔格说，“你的歌咏俱乐部成员给你唱小夜曲送别。你可别忘记，你还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分子呢！”

他们放开歌喉唱下去：

赐予疲乏的朝圣者宁静，

给他痛苦的心振作精神——

有人打开窗子。“安静！”科纳斯曼老太太叫道，“已经半夜了，你们这些酒鬼！”

星星已经发出明亮的光，

照耀着蔚蓝色的远方——

莉萨走到窗口，鞠了个躬。她以为这小夜曲是给她唱的。

一会儿，警察来了。“你们散开！”一个有力的声音命令道。

随着通货紧缩，警察也变了。他们变得严厉、坚决。古普鲁士精神卷土重来。每个平民永远是新兵。

“破坏夜间安静！”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穿制服者大声呵责。

“逮捕他们！”科纳斯曼寡妇大声吼叫。

博多的歌咏俱乐部有二十个身体结实的歌手。而警察只有两个人。“博多，”我忧心忡忡地喊道，“你们别碰他们！你们不要自卫！否则你们要坐几年牢！”

博多做了个叫人放心的手势，张大嘴巴唱着：

我多想追随你，飞向天堂。

“安静，我们要睡觉！”科纳斯曼寡妇喊道。

“喂！”莉萨对警察喊道，“别打扰这些歌手！为什么你们不到失窃的地方去？”

两个警察给搞糊涂了。他们又下了几次命令：“所有人立刻一道去警察局！”但是没有人动一动。博多开始唱第二段。警察终于做出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每人逮捕一名歌手。“你们不要自卫！”我喊道，“那么做是反抗国家权力！”

歌手们没有反抗。他们听凭警察带走。

留下的人继续唱下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警察局离此不远。两个警察又跑步回来逮捕另两个歌手。其他人继续唱，可是第一高音部变得相当弱。警察是从右向左逮捕人的，第二次维利被带走，随着第一高音部完全沉默下来。我们从窗子里把一瓶瓶啤酒递出去。“坚持，博多！”我说。

“一点不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警察返回来，在第二高音部中逮捕人。我们已经没有啤酒，就把谷物酒递出去。十分钟以后，只有低音部还在唱着。他们岿然不动，至于怎样逮捕人，他们不屑一顾。我曾经在书里读到，猎人在海象群中用棒杵击毙海象，近旁的海象群居然无动于衷——我目睹各个国家人民在战争中的作为也是如此。

再过一刻钟，博多·莱德霍泽一个人站在那儿。汗流满面的、愤怒的警察最后一次奔过来。他们把博多夹在中间。我们随他来到警察局。博多继续哼着。“贝多芬。”他简短地说，又再哼着，像只孤单的会唱歌的蜜蜂。

但是突然间，仿佛有许多风神琴从无垠的远方为他伴奏。我们侧耳细听。这时响起神奇的声音——但实际上似乎是天使们在和唱，他们分成第一和第二高音以及两部低音，天使们的歌声环绕烘托着博多，悠扬婉转，我们越往前走，歌声越是清晰，我们拐过教堂时，甚至可以听清这飞舞的、没有形体的声音。他们唱着“神圣的夜啊，你给这颗心倾注——”，又拐了一个弯，我们方才辨认出歌声来自何方——来自警察局，在那里，博多被捕的伙伴无所畏惧地挺立着，他们继续歌唱，毫不在乎其他事情。指挥博多站到他们中间，这仿佛是世上最平常的事，他们接着唱：“赐予疲乏的朝圣者宁静——”

“克罗尔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警察局长慌乱地问。

“这是音乐的力量，”格奥尔格回答，“是支小夜曲，为了送别一个走向世界的人，无害的，本应提倡。”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这是破坏夜间安静。”一个捕人的警察说。

“若是他们唱‘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也是破坏夜间安静吗？”我问他。

“那是另一回事了。”

“谁唱歌，他就不偷，不杀人，没有企图推翻政府。”格奥尔格对局长解释。

“因为合唱队不干这一切，您就把他们统统关起来吗？”

“让他们滚！”局长吼道，“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安静。”

“他们会安静的。您不是普鲁士人，对吗？”

“法兰克人。”

“给我猜到了。”格奥尔格说。

我们站在车站上。风呼呼地吹，除了我们，再没有人在月台上了。“你一定得到我这儿来，格奥尔格，”我说，“我将竭尽全力结识你梦想中的那些女士。到你来时，会有两三个在等待着你。”

“我会来的。”

我知道他不会来。“你那套黑礼服自己没穿过，”我说，“你若不来，在哪儿才可以穿呢？”

“真的。”

列车在黑夜中透出几只闪闪发亮的眼睛。“高举旗帜，格奥尔格！你知道，我们是不朽的。”

“我们确是这样的人。你往往都得救，因此你有义务继续经受考验。”

“明白了，”我说道，“为了没有得救的其他人。也为了瓦伦丁。”

“瞎说。很简单，因为你活着。”

列车隆隆开进车站大厅，仿佛有五百人在等候它。但是只有我在等着。我找个车厢上了车。车厢里弥漫着昏昏欲睡的气氛和人的气味。我拉起过道的窗子，倚窗探出身去。“假如人们放弃某物，那就无须把它输了，”格奥尔格说，“只有白痴才这么做。”

“谁讲到输呢？”我回答，这时列车在启动，“由于我们反正最后要输，因而我们可以像被侮辱的林中之猴先取胜。”

“它们总是胜吗？”

“是的，因为它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列车车轮已经滚动。我握着格奥尔格的手。这只手太小太软，它在厕所那次战斗中被划伤，至今未愈合。列车开得越来越快，格奥尔格留在后面，他蓦地比我想象的更老，更苍白，我只望见他那只苍白的手和他那苍白的头，后来只剩下天空和飞翔着的黑暗。

我走回车厢里。一个戴眼镜的旅客在一个角落里哮喘，一个森林管理员待在另一个角落里。一个蓄着小胡子的肥胖男子在打鼾，在第四个角落里，一个两颊下垂、歪戴着一顶礼帽的妇女发出叹息的颤音。

我感到一阵悲哀，发觉腹中饥饿难忍，于是打开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克罗尔太太给了我夹着猪肝肠的三明治，足够我吃到柏林。我手伸进去摸，但没有找到，就把箱子从架上取下来。歪戴着礼帽和发出颤音的妇女醒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随即挑衅般地继续发出颤音。我这才看清为什么我拿不到三明治。格奥尔格的黑礼服盖在面包的上面。他大概是在我卖掉方尖碑时把它装进去的。我对黑礼服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我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是极美味的三明治。整个车厢的人闻到面包和高级猪肝肠的香味，醒过来一会儿。我什么也不顾地继续吃着，随后我把身子靠回到我的坐位，望着黑暗，黑暗中偶尔有灯光掠过，我想着格奥尔格和这套黑礼服，后来我想到伊莎贝尔和赫尔曼·洛茨以及那座遭到尿淋而最后拯救公司的方尖碑，终于我什么也没再想。

26

我没再见过什么人。有时我想回去，但在这之间总发生点事，我以为时间多的是，但是时间突然没有了。黑夜笼罩着德国，我离开它，我再来时，它已成了一片废墟。格奥尔格·克罗尔已经死了。科纳斯曼寡妇曾继续侦察，弄清了格奥尔格和莉萨的关系。十年后的1933年，她给当时当上冲锋队队长的瓦策克告密。尽管瓦策克五年前已经同莉萨离婚，他还是指使人把格奥尔格关进集中营。几个月以后，格奥尔格就死了。

汉斯·洪格尔曼当过新党的文化监督和突击队的中队长。他用热情的诗篇来为这个党歌功颂德，因此在1945年以后，由于他失去校长的职务，颇有些焦虑。其间，他申请退休金早已得到国家批准，于是他像其他党徒一样无须工作，靠退休金过着极其舒适的生活。

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在集中营里待了七年，回来时成了丧失劳动力的残废者。在纳粹崩溃后十年的今天，他像这个政权的无数牺牲者一样，依然为一点点养老金而奋斗。要是他走运，可望每月得到七十马克养老金——这点钱相当于洪格尔曼所得到的退休金的十分之一，也相当于国家多年来给盖世太保大头目——即建立把库尔特·巴赫鞭打致残的集中营的那个人——退休金的十分之一。当然，付给将军们、战犯们和以前党的高级官僚们的高额退休金和赔偿费，那就用不着提了。这段时间一帆风顺的海因里希·克罗尔，由此充满骄傲地看到我们亲爱祖国坚不可摧的法律意识得以显示。

沃尔肯施泰因平步青云。他成了纳粹党员，参与制定犹太人法案，战后沉默了数年，如今和其他许多党内同志在外交部供职。

博登迪克和韦尼克把几个犹太人在精神病医院里藏了许多年。他们把这些犹太人安排在患不治之症病人的病室，削光他们的头发，教他们如何装疯卖傻。博登迪克后来被调到一个小村镇任职，因为他的主教接受一个政府授予的国家顾问头衔，而这个政府把谋杀鼓吹为神圣的职责，他曾经不恰当地表示过愤慨。韦尼克被撤职，因为他拒绝对他的病人注射致死的针剂。在此以前，他还成功地把藏匿起来的犹太人转移出来送走。他被人送去当兵，1944年阵亡。维利于1942年，奥托·巴姆布斯于1945年，卡尔·布里尔于1944年阵亡。莉萨在一次空袭时被炸死。克罗尔老太太也遭同样厄运。

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一切都度过来了，他为好人和坏蛋服务都是第一流的。他的饭店遭到破坏，但是又重新造了起来。他没跟格尔达结婚，谁也不知道她后来怎样。关于热纳维耶芙·特霍芬，我从来也没再听到任何消息。

泪人奥斯卡的发迹有趣极了。他入伍后到了苏联，第二次当上公墓司令。1945年，他给占领军当翻译，终于担任了几个月韦尔登布吕克市长。后来他与海因里希·克罗尔合伙，又做起生意。他们成立一个新公司，生意兴隆——墓碑在当时几乎同面包一样受到欢迎。

老克诺普夫在我离开韦尔登布吕克三个月后死去。他是在夜里被汽车压死的。他的妻子一年后与棺材木匠维尔克结了婚。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婚后非常美满。

韦尔登布吕克市在战时遭受炸弹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一幢房子安然无恙。这城市是个铁路交通枢纽，因此它经常受到袭击。我在一年以后路过时曾在那儿逗留了几个小时。我寻找旧时的街道，但是在我住过那么久的城市里，我竟迷了路。除了瓦砾，什么也没留下，昔日的人，我一个也没找到。在靠近火车站一间木板棚里的小摊子上，我买到几张印有这个城市战前风景的明信片。这就是遗留下来的一切。过去，若是一个人想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回到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去。今天在德国几乎做不到。一切都被破坏，是重新建设起来的，并且面目全非，得靠明信片来弥补。

唯一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物，就是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坐落在城外。这两所医院战后立即住满了人，现在依然如此。它们的规模甚至明显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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