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时,我常会涉猎一些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是生理学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皆会如此。因为所谓文学或哲学、艺术,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引用动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就能使作品更客观,当然,这些知识不会影响创作本身。
有一个在热带地区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一句话常被创作者引用,法文conitumanimaltriste,中文译为「做爱後动物性感伤」。
我觉得用「做爱」这个字并不准确,coitum指的是「性的极度高潮」,不是情色的剌激而已,是生理学所界定的性快感的颠峰、可能会呼吸停止的一种状态。
或许你也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经历,在高潮过後,感觉到巨大的空虚,一刹那间所有的期待和恐惧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过,情慾孤独的本质和死亡意识相似,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紧紧拥抱的一方,完全无法与你沟通,你是一个全然孤独的个体。
产後忧郁症是另一种相似的状况,很多妇人在生产後感到空虚,好像一个很饱满的身体突然空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产後忧郁症」形容一个完成伟大计画的创作者,比如导演在戏剧落幕的那一刻,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忧郁状态。
写小说时,我不会想读小说或文学作品,反而会乱翻一些奇怪的书籍,例如关於动物、人类生理结构的书,从书中发现一些东西,使其与作品产生一种有趣的连结,例如〈热死鹦鹉〉以及接下来要谈的〈舌头考〉。
天马行空的世界在写〈舌头考〉之前,我读到一些有趣的知识。
书上写有些两栖类动物会用舌头舔卵,或是用舌头将卵移到植物体上,使其在阳光下曝晒孵化。读到这一段前,我从未想过舌头会和生殖行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舌头和语言的关系,但对动物而言,舌头还有其他的用途。如果你也有过在草丛中观察青蛙或蟾蜍的经验,你会发现牠们的舌头很惊人,可以伸得很长,且很精准地抓住飞行中的蚊子,卷进嘴里。舌头不完全是语言的功能,在许多动物身上,它是捕捉猎物的工具。
动物语言和舌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麽密切,我们常用狗吠、狼嚎、狮吼、鸟鸣来形容动物的声音,说的就是牠们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辨识。语言也许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也会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部分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偶或觅食,但相较之下,人类的语言复杂了许多。因为人类的语言极度要求准确,主词、动词、形容词,每一个字词的发音都要精准,所以我们会说「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过程中,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舌头也和器物有关。我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有一种舌头很长的动物图象,没有人知道那是什麽动物,有人称它为龙,有人说它是螭,又和一般所谓龙、螭的造形不同。如果你有机会到台北市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参观,你会看到有些青铜器两边的耳,会有一只像爬虫类的动物雕刻,舌头和身体一样长,青铜器的底座也有一只吐舌的动物。
约莫在八、九○年代,大陆文革之後,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约一、二公尺的木雕镇墓兽,有两个红绿灯般大的眼睛,中间拖了一条舌头至两脚之间,造形相当奇特。春秋战国时代,从位於今日河南一带的郑国,到位於湖南一带的楚国,都曾经大量出现吐舌的动物,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搞美术的人会说是为了玩造形,但我相信早期的人类在雕刻这些动物图象时,关注祭祀、信仰的目的远胜於造形,这些吐舌动物图象应该具有特别的象徵意义。
不论如何,当我意图写一篇与舌头有关的小说时,这些就成为我的题材。这是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创作者可以莫须有之名,去组合人类尚且无法探讨的新领域。
不管在西方或是在中国,以前小说都不是主流文化,因为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创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谈生命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不受主流文化的监视与局限,包括金圣叹所谓四大才子书,或中国古典名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或是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都是呈现一个天马行空、无法归类的世界。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我发现人的语言很奇怪,可以从舌头在口腔里不同的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出复杂的、表意的行为工具。而且不同的语言系统,运用舌头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所使用的舌头发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学法文时,很多人会觉得卷舌音发不出来,或者d和t、b和p的声音很难区别。
话说回来,使用汉语系统的人,舌头算是很灵活,尤其是和日本朋友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构造很简单,所以当他们学习外语时会觉得相当困难,很多音都发不出来。许多人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五○年代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论文。说完,台下有人说:「请问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呢?」这个日本大使很生气地回答:「我刚刚说的就是英文。」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
什麽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农族的话,当你置身在布农族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农族的语言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特别,甚至想用发出这种声音的方式,去练习舌头的动作。
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也有少数的客家人。我家附近还有一个眷村,眷村里的语言天南地北,有云南话、贵州话‥‥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语言的世界真是精采,虽然我听不懂。
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南边租了一栋房子,是地铁的最後一站,下车後还要走一段路。房东是宁波人,开餐馆的。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国,法文说得结结巴巴,很惊讶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与人对话,可是仔细一听,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ReMi的宁波话。
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的中文、一点点的日文;这一点点听不懂的语言,反而让他们的对话洋溢着幸福感。我突然觉得很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麽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麽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现在很多call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
谨言慎行的民族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象,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到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作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藉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後,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後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譁然。
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於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
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慾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麽是有身分的话,什麽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後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後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後纳闷:「怎麽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於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麽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麽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後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麽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於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麽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语言的局限性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里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视的是什麽?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後就没有多余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於今,有败於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三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当语言愈来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棱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麽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後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後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後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麽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後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
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後,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六祖惠能颠覆语言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值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後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即所谓的「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种颠覆?
公案文学可说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发轫。佛法发展至中国唐朝已逐渐模式化,包括佛经的翻译、佛说法的内容,皆不复见悲悯与人性的关怀,读佛经的人可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直念下去没有阻碍,声音中没有感情,没有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读一部佛经。
於是有了禅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後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禅宗可以溯源自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故事。当释迦牟尼佛拿起一朵花给大弟子迦叶,不讲一句话,把这朵花传下去,迦叶笑了,心心相印,完全不需要语言。达摩初祖是禅宗的第一代,他从印度到中国来,在少林寺苦修面壁九年,不用语言文字传道,而是以行为。
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麽?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於孤独的状态,内心的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所以不管禅宗或西方教派,都有闭关的仪式(天主教叫闭静、静修),参加的人通常在第一天会很难过,有人形容是快疯掉了,可是达摩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让语言从一种向外的行为变成一种向内的行为,而将佛法传递给二祖、三祖、四祖、五祖,直到六祖惠能。
五祖弘忍传六祖惠能的故事是对语言最精釆的颠覆。禅宗到了五祖弘忍时已经变成大教派,众多弟子想要承其衣钵,争夺法嗣的继承权,所以五祖弘忍在找接班人时很苦恼。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六祖坛经》中,读起来像武侠小说,看众僧争夺六祖地位,如同武侠小说里争夺武林盟主,我想五祖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超脱语言文字真正悟道的人。
在众多接班人选中,神秀呼声最高,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弟子们争相背诵,五祖听了不表示意见,继续让大家去猜。这首偈传开了,传到厨房一个叫惠能的伙头师父耳中,这个每天劈柴煮饭,不识字的文盲和尚,没有机会听到佛经,也没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的文化,却马上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修行者若怕脏,修行的意义何在?
五祖听到惠能的偈,依旧不动声色,口头上说了一句:「胡说!」然後在惠能头上敲了三下,背着手就走了。故事发展到这边就变成神话了,惠能因为被敲了三记竟懂了五祖的意思,夜半三更跑去敲他後门。要注意的是,这里唯一的语言就是「胡说」,其他都是行为动作。
惠能夜半三更去敲五祖弘忍的门,五祖叫他坐下来,念《金刚经》
给他听,因为传法最重要的就是《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留念、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时,惠能这个大胆的伙头和尚就跟弘忍说:「师父,我懂了,你不用讲了。」五祖真的不讲了,立刻将袈裟和钵拿给他,要他立刻逃走,以免被人追杀,五祖告诉他,必要时连衣钵都可以不要,「带法南传,遇梅则止」,後来惠能就在广东黄梅传教,成为新一派的禅宗--南宗。
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麽多人在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劈柴师父所颠覆,并因为颠覆开创新的格局。
何谓语言孤独?
语言孤独系产生於一个没有丝毫颠覆可能性的正统文化下,而这个正统文化必然僵死,包括所有的学院、道统、政党都是如此,一个有入有出的文化结构,才能让语言有思辨的能力,惠能就是对语言文字产生了思辨性,使他对於语言、对於佛法的存在,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始能回到自身去思考佛法是什麽?语言是什麽?
惠能在逃亡的过程中,连五祖传承给他的衣钵都弄丢了,後来躲在猎户之中,猎户吃肉,他就吃肉边菜,打破了佛教茹素的清规,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自知心中有法,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了。
後来六祖惠能的金身供奉在韶关南华寺,我到寺里参观时,看到许多人一入寺便行五体投地跪拜大礼,我想,惠能应该不想要这些吧!
在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易懂非懂的对话。例如一个小徒弟可怜兮兮地跟着师父旁边问:「师父,什麽是佛法?」老师父老是卖关子,不肯对小徒弟说。最後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吃饭了。」「那就去洗碗。」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一下《指月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我们到日本禅宗的寺院会看到「吃茶去」三个字,这也是白话。常常你问什麽是佛法大义,他就说:「吃茶去」,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如果没有禅宗的颠覆,佛法到了唐朝已经变成固化的知识体系,接下去就会变成一种假象。西方的宗教也同样经过颠覆,基督教在文艺复与时期最重要的颠覆是圣方济(SanFrancesco),就是用当时义大利的土语写了一些歌谣,让大家去唱,把难懂的拉丁文《圣经》
变成几首歌,颠覆了整个基督教系统。
这些都和语言的颠覆有关,可是语言的颠覆并不是那麽容易拿捏,就像年轻人在电脑网路上所使用的火星语言文字,有些人感叹这代表了国文程度退步了,有时候我会想,禅宗的公案在唐宋时代,应该也是被当成国文程度退步的象徵吧!因为他用的都是很粗俗的民间白话,并不是典雅的文字,直到唐朝玄奘大师翻译佛经都是用典雅的文字,但禅宗公案一出来,就是质朴得不得了的白话,从《指月录》
和《景德传灯录》可见一斑。
藉着语言打破孤独感於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语言究竟要达到什麽样的精准度,才能够真正传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与亲近的人,如夫妻之间,所使用的又是什麽样的语言?
关於夫妻之间的语言,《水浒传》里的「乌龙院」有很生动的描绘。人称「及时雨」的宋江看到路边一个老婆子牵着女儿要卖身葬父,立刻伸出援手,但他不愿趁人之危,娶女孩为妾,老婆子却说非娶不可,两个人推来送去,宋江最後还是接受了。他买下乌龙院金屋藏娇,偶尔就去陪陪这个叫做阎惜姣的女孩,因为怕人说背後话,常常是偷偷摸摸。阎惜姣觉得自己这麽年轻就跟了一个糟老头,又怕兮兮的,爱来不来,很不甘心。一日宋江事忙,派了学生张文远去探视阎惜姣,两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好起来了,变成张文远常常去找阎惜姣。
流言传进了宋江的耳朵,打定主意去乌龙院探查。
阎惜姣对宋江是既感恩又憎恨,感恩他出钱葬父,又憎恨大好青春埋在他手里,所以对他说话便不客气。那天宋江进来时,阎惜姣正在绣花,不理宋江,让宋江很尴尬,不知要做什麽,只能在那里走来走去,後来他不得不找话,他就说:「大姐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麽?」(「大姐」是夫妻之间的昵称,可是让一个中年男子唤一个小女孩「大姐」,就非常有趣了。)阎惜姣白了他一眼,觉得他很无聊,故意回他:「杯子啊!」宋江说:「明明是鞋子,你怎麽说是杯子呢?」阎惜姣看着他:「你明明知道,为什麽要问?」这部小说就是把语言玩得这麽妙。想想看,我们和家人、朋友之间,用了多少像这样的语言?有时候你其实不是想问什麽,而是要打破一种孤独感或是冷漠,就会用语言一直讲话。
宋江又问:「大姐,你白天都在做什麽?」他当然是在探阎惜姣的口风,阎惜姣回答:「我干什麽?我左手拿了一个蒜瓣,右手拿一杯凉水,我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话,阎惜姣要传达的就是「无聊」两字,却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语言拐弯抹角地陈述。
像这样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水浒传》是一本真实的好小说,可是我不敢多看,因为它也是一本很残酷的书,写人性写到血淋淋,不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是撕开来的、揭发的,它让人看到人性荒凉的极致。
相较之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OzuYasujiro)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诠释得温暖许多。他有一部电影《早安》,剧情就是重复着早安、晚安的问候。接触过日本文化的朋友就会知道,日本人的敬语、礼数特别多,一见面就要问好,电影里有一个小孩就很纳闷,大人为什麽要这麽无聊,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事实上,这些礼数敬语建立了一个不可知的人际网路,既不亲,也不疏,而是在亲疏之间的礼节。
但这种感觉蛮孤独的。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於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尴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水浒传》的乌龙院那段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两者都是无意义语言。我称它为「无意义语言」,是因为拿掉这些语言,并不会改变说话的内容,但是拿掉这些语言後,生命到底会发生什麽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水浒传》是用较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如拿掉吧!最後宋江在乌龙院里杀了阎惜姣,是被逼迫的,使他必须以悲剧的方式,了结这一段无聊的生活、不可能维系的婚姻关系。而小津安二郎则是让一个男子在火车上爱上一个女子,在剧末他走到她身边,说:「早安!」说完,抬头看天,再说:「天气好啊!」就这样结束,让你觉得无限温暖,实际上他什麽也没讲。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文学应该是藉语言和文字去传达作者的意思、理想、人生观。是,的确是,但绝不是简单的平铺直述而已。
倚赖变成障碍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麽,要看他没有写什麽。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麽,要听他没有讲什麽。」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对不对?
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面是羞於见人的,所以它都是伪装过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角色而改变。语言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必须放到一个情境里去解读,而所有对语言的倚赖,最後都会变成语言的障碍。
写〈舌头考〉这篇小说时,写到吕湘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中他看到来自爱沙尼亚的乌里兹别克教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的嘲笑,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便联合退席抗议,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要退席呢?还是留下来?他所反映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处境,既是共产国家,又已经和老大哥闹翻,进退两难。
吕湘一生总是在考虑「要站对边」这件事,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站错边的悲剧下场,被关在牛棚里,挨饿了很久。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湘坐过三年的牢。有一阵子,红卫兵搞武斗,鸡犬不宁,吕湘给关在牢里忘了,饿了好几天。他昏沉沉在牢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的时候从胃中上腾一种空乏的热气。他知道,是胃在自己消化自己。吕湘有点害怕,便开始啃牢房上的木门。像小时候看老鼠?咬木箱一样。把一块一块的木屑嚼碎,嚼成一种类似米浆的稠黏液体,再慢慢吞咽下去。
大陆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把吕湘斗进牛棚里,又去斗另一个人时,就把吕湘给忘了,让他待在牛棚里啃木头,活了一段期间,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语言这个东西。
外面的年月也不知变成什麽样子。吕湘觉得解决了「吃」的物质问题之後,应该有一点「精神」生活。
他於是开始试图和自己说话。
吕湘在很长的时间中练习着舌头和口腔相互变位下造成发声的不同。
这非得有超人的耐心和学者推理的细密心思不可。
到了文革後期,出狱之後的吕湘练就了一种没有人知道的绝活。他可以经由科学的对舌头以及唇齿的分析控制,发出完全准确的不同的声音。
我们小时候都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模仿老师或是父母的声音,而有些人确实模仿得很像,就像鹦鹉一样,但是他只是准确地掌控了声音,没有内容。
玩起语言游戏一个人无事的夜晚,他便坐起来,把曾经在文革期间批斗他的所有的话一一再模仿一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嗓音还没变老的小红卫兵,缺了牙的街坊大娘‥‥吕湘一人兼饰数角地玩一整夜。
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後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有时候荒谬到难以想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甚至也是一种绝活。周文王遭到幽禁时写出《周易》,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後完成《史记》,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像的潜能,吕湘亦同,在一个人被囚禁的寂寞中,他开始与自己玩起了语言的游戏。
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大龙峒的保安宫前看布袋戏,尤其喜欢站在後台看,发现前台的各种角色,貂蝉、吕布、董卓其实都是操作在同一个人的手里,那个人通常是个老先生,当他换上貂蝉的人偶时,老先生的声音、动作都变得娇滴滴,不只是动偶的手,连屁股都扭了起来。
你会看到,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整个语言模式和内心的状况,是一起改变的。
这类的偶戏在西方也有,我在东欧的布拉格看过,日本也有一种「文乐」,也是偶戏的一种。搬演偶戏的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如黄海岱,这麽大把年纪,但在搬演过程中,可以瞬间转换为一个十五、六岁娇俏的小女孩。我写吕湘时,思绪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经验,想像他在模拟别人批斗他的神情,如同操作一具人偶。不同的是,他把这些声音变成一卷录音带,不断地倒带,在一生中不断地重复,好像他也必须靠着这些当年折磨过他的语言活下去,即使文革结束了,惯性仍未停止。
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语言是一定要的,有时候那些折磨我们的语言,可以变成生命里另一种不可知的救赎。大概也只有小说,可以用颠覆性的手法去触碰这样的议题。
吕湘,你还赖活着吗?
吕湘,看看你的嘴脸,你对得起人民吗?
吕湘,站出来!
吕湘,看看你的所谓「文章」,全无思想,文字鄙陋!
吕湘!吕湘‥‥这些声音、这些嘴脸是他在斗争大会上所看到,在牛棚里一一模仿的,慢慢地这些声音消失,变成他自己的声音,变成一个人类学学者研究语言的范例,他开始思考语言是什麽东西?他很仔细地观察舌头和声音的关系。
那些声音,多麽真实,在黑暗的夜里静静地回荡着。住在隔壁的吕湘的母亲常常一大早爬起来就说:「你昨晚又做梦啦?
一个人嘀嘀咕咕的‥‥」但是,那麽多不同的声音只来自一个简单的对舌头部位发声的科学分析原则而已。
舌头在发声上的变化看来极复杂,但是其实准则只有几个。
大部分的发声和情绪的喜怒哀乐有关。因此,舌头发声虽然只依靠口腔的变位,但是,事实上是牵动了全部脸颊上乃至於全身的肌肉。
吕湘在这一系列关於舌头的探索中最後发现连声音有时都是假的。
声音表情都是假的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声音是假的,有时候只是虚张声势。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最感谢的一个人,是在文革批斗大会上,抢过别人手上的鞭子,狠狠抽他的朋友。原本他在那场批斗大会上是必死无疑,朋友知道後,故意抢过鞭子,说出最恶毒的话,将他抽打得全身是血,送到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他说,那些恶毒的话和不断扬起落下的鞭子,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暖。
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觉得毛骨悚然。
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戏剧里也有相似的情节。《赵氏孤儿》
里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保护赵盾的遗孤,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顶替献出,由公孙杵臼假意收留,程婴再去告密。
然而,奸人屠岸贾怀疑两人串通,要程婴亲手鞭打公孙杵臼。为取得屠岸贾的信任,程婴将公孙杵臼打得血肉横飞,最後公孙杵臼被斩首,而屠岸贾则视程婴为心腹,并收他的儿子(真正的赵氏孤儿)为义子。十六年後,赵家遗孤长大了,从程婴口中得知家族血泪史,便杀义父屠岸贾报仇。
我很喜欢经历过文革那一代的大陆学者,他们所拥有的不只是学问,而是学问加上人生的历练,纠结成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有时候你看他装疯卖傻,圆滑得不得了,可是从不随便透露内心里最深层的部分,你无法从他的表情和声音里去察觉他真正的心意。
感觉的转换因此,吕湘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经由发声而用触觉去认识自己模仿不同骂人口形时脸部肌肉的变化。
写这部小说时,我自己会玩很多游戏,例如用触觉替代听觉。我曾经在史丹佛大学教学生汉语时,教学生用手指头放在嘴里去感觉舌头的位置,虽然不发声,但是只要舌头位置放对了,就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这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可以矫正学生为了发出和老师一样的声音而用错发音方式,先让学生学会舌头发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龈底下,先用手去感觉,最後再发声。吕湘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她听不到声音,可是她针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过一篇伟大的评论。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随着节奏、旋律所产生的振动,用触觉去听,再写出她的感觉。她证明了人类的感觉是可以互相转换,听觉不只是听觉,也可以变成触觉。尤其在汉文系统里,任何一个声音都是有质感的,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铿锵有力」,是说语言有金属的质感;我们说这个人的声音如「洪钟」,或者「如泣如诉」,都是在形容语言的质感。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钟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为ㄥ、ㄤ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这个研究远比直接模仿发声要困难得多。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约莫两公分宽的一条肌肉便和舌根的运动有关。
这一段内容也是我杜撰的,读者可不要真的对镜找那条肌肉。然而,发声所牵动的肌肉,甚至内脏器官,的确是微细到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例如发出震怒的声音或无限眷念时的声音,会感觉到身体内有一种奇妙的变化,所谓「发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时候我演讲完回家,会觉得整个肺是热的,而且三、四个小时不消退。
语言与情绪的关系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
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好个吕湘!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麽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链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这里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麽,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麽,这是文学最精釆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於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上那一条细致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
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後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麽,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麽」,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
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这里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系。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里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产生的意义会是什麽?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阳」,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
这种暧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里抽了一支签,你很希望这支签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签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里求了一支签,签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後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後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麽这支签究竟是好或不好?
语言的暧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鹦鹉〉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後,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赞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麽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里得来的启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里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众口铄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後,一直记挂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里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夥跑去看。
乡里的人因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三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三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
吕湘死後,「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里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麽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写到这里,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後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里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诠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後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麽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
最後,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
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里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麽研究价值。为了纪念,便做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
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
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後,终於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
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