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情慾孤独

  孤独,是我一直想谈论的主题。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翻开报纸,在所有事件的背後,隐约感觉到有一个孤独的声音。不明白为何会在这些热闹滚滚的新闻背後,感觉到孤独的心事,我无法解释,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有一种长期被忽略、被遗忘,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孤独。

  我开始尝试以另一种角度解读新闻,不论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而是去找寻那一个隐约的声音。

  於是我听到了各种年龄、各种角色、各个阶层处於孤独的状态下发出的声音。当岛屿上流传着一片暴露个人隐私的光碟时,我感觉到被观看者内心的孤独感,在那样的时刻,她会跟谁对话?她有可能跟谁对话?她现在在哪里?她心里的孤独是什麽?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旋绕了许久。

  我相信,这里面有属於法律的判断、有属於道德的判断,而属於法律的归法律,属於道德的归道德;有一个部分,却是身在文学、美学领域的人所关注的,即重新检视、聆听这些角色的心事。当我们随着新闻媒体喧哗、对事件中的角色指指点点时,我们不是在聆听他人的心事,只是习惯不断地发言。

  台湾是愈来愈孤独的社会我的成长经历台湾社会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小时候家教严格,不太有机会发言,父母总觉得小孩子一开口就会讲错话。记得过年时,家里有许多禁忌,许多字眼不能讲,例如「死」或是死的同音字。

  每到腊月,母亲就会对我耳提面命。奇怪的是,平常也不太说这些字的,可是一到这个时节就会脱口而出,受到处罚。後来,母亲也没办法,只好拿张红纸条贴在墙上,上面写着:「童言无忌」,不管说什麽都没有关系了。

  那个时候,要说出心事或表达出某些语言,受到很多约束。於是我与文学结了很深的缘。有时候会去读一本文学作品,与作品中的角色对话或者独白,那种感觉是孤独的,但那种孤独感,深为此刻的我所怀念,原因是在孤独中,有一种很饱满的东西存在。

  现在资讯愈来愈发达了,而且流通得非常快。除了电话以外,还有答录机、简讯、传真机、e-mail等联络方式——每次旅行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往往得先杀掉大多数的垃圾信件後,才能开始「读信」。

  然而,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

  感觉到社会的孤独感约莫是在这几年。不论是打开电视或收听广播,到处都是callin节目。那个沉默的年代已不存在,每个人都在表达意见,但在一片callin声中,我却感觉到现代人加倍的孤独感。

  尤其在callin的过程中,因为时间限制,往往只有几十秒钟,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

  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里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

  我忽然很想问问那个被打断的听众的电话,我想打给他,听他把话说完。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主持人也会很慌。於是到最後,连callin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以选择的方式:赞成或不赞成,然後在萤幕上,看到两边的数字一直跳动一直跳动……我想谈的就是这样子的孤独感。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机会面对自己,只是一再地被刺激,要把心里的话丢出去,却无法和自己对谈。

  人害怕孤独我要说的是,孤独没有什麽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

  当你被孤独感驱使着去寻找远离孤独的方法时,会处於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因为无法和自己相处的人,也很难和别人相处,无法和别人相处会让你感觉到巨大的虚无感,会让你告诉自己:「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我必须去打破这种孤独。」你忘记了,想要快速打破孤独的动作,正是造成巨大孤独感的原因。

  不同年龄层所面对的孤独也不一样。

  我这个年纪的朋友,都有在中学时代,暗恋一个人好多好多年,对方完全不知情的经验,只是用写诗、写日记表达心情,难以想像那时日记里的文字会纤细到那麽美丽,因为时间很长,我们可以一笔一笔地刻划暗恋的心事。这是一个不快乐、不能被满足的情慾吗?我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不一定是,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着跟自己恋爱。

  对许多人而言,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就是自己。在暗恋的过程,开始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发展出来了。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站在绿荫繁花下,呆呆地看着,开始想要知道生命是什麽,开始会把衣服穿得更讲究一点,走过暗恋的人面前,希望被注意到。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暗恋一个人时,你的生命正在转换,从中发展出完美的自我。

  前几年我在大学当系主任时,系上有一个女学生,每天带着睡眠不足的双眼来上课,她告诉我,她同时用四种身分在网路上交友,每一个角色有一个名字(代号)及迥异的性格,交往的人也不同。我很好奇,开始上网了解这种年轻人的交友方式,我会接触电脑和网路也要归功於她。

  情慾的孤独,在本质上并无好与坏的分别,情慾是一种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你渴望在身体发育之後,可以和另外一个身体有更多的了解、拥抱,或爱,你用任何名称都可以。因为人本来就是孤独的,犹如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写下的寓言: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成两半的一个不完整个体,终其一生在寻找另一半,却不一定能找到,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

  有时候你以为找到了,有时候你以为永远找不到。柏拉图在《飨宴》里用了这个了不起的寓言,正说明了孤独是人类的本质。

  在传统社会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找到了另外一半,那是因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找对,找不对,都只能认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如我的学生,她用四种身分在寻找,她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去寻找最适合的那一半,可是我在想的是:是不是因此她的机会比我的多?

  我是说,如果我只有一种身分,一生只能找一次,和现在她有四个身分,找错了随时可以丢掉再找,是不是表示她有更多的机会?我数学不好,无法做比较。可是我相信,如柏拉图的寓言,每个人都是被劈开的一半,尽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但孤独绝对是我们一生中无可避免的命题。

  「我」从哪里来?

  後面我还会谈到伦理的孤独,会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谈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谈孤独的,所谓五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都是在阐述一个生命生下来後,与周边生命的相对关系,我们称之为相对伦理,所以人不能谈孤独感,感到孤独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麽在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里,都不应该有孤独感。

  可是,你是否也觉得,儒家定义的伦理是一种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种「你只能找一次,不对就不能再找」的那种东西,而不是你内心底层最深最荒凉的孤独感。

  「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觉到非常孤独。」我想这是一句触怒儒家思想的陈述,却是事实。在我青春期的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麽,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麽。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

  在十二岁以前,我听他们的语言,或是他们听我的语言,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发育之後,我会偷偷读一些书、听一些音乐、看一些电影,却不敢再跟他们说了。我好像忽然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私密的,我在这里可以触碰到生命的本质,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这些东西。

  曾经试着去打破禁忌,在母亲忙着准备晚餐时,绕在她旁边问:

  「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个年代的母亲当然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只会说:「捡来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问下去,母亲就会不耐烦地说:「胳肢窝里长出来的。」其实,十三岁的我问的不是从身体何处来,而是「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关於生与死的问题,犹记得当时日记上,便是充满了此类胡思乱想的句子。有一天,母亲忽然听懂了,她板着脸严肃地说:「不要胡思乱想。」这是生命最早最早对於孤独感的询问。我感觉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发问,却立刻被切断了。

  因为在儒家文化里、在传统的亲子教养里,没有孤独感的立足之地。

  我开始变得怪怪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母亲便会找机会来敲门:「喝杯热水。」或是「我炖了鸡汤,出来喝。」她永远不会觉得孤独是重要的,反而觉得孤独很危险,因为她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做什麽。

  对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独是一种渴望,可以让我与自己对话,或是从读一本小说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却在房外臆测着:这个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麽问题?为什麽不出来?

  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坏事。以前读张爱玲的小说,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长的传统社会就是如此。跟我同样年龄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镇或是村落里,应该会有串门子的记忆,大家串来串去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说的隐私,要拜访朋友前还要打个电话问:「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会这样问。我记得阿姨来找妈妈时,连地址也不带,从巷口就开始叫喊,一直叫到妈妈出去,把她们接进来。

  儒家文化不谈隐私,不注重个人的私密性。从许多传统小说中,包括张爱玲的,都会提到新婚夫妻与父母同住,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他们连晚上做爱,都不敢发出声音。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允许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

  因而我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不允许孤独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已经慢慢消失,我不以为然。时至今日,若是孤独感仍然不被大众所了解,若是个人隐私可以被公开在媒体上,任人指指点点,就表示儒家文化还是无远弗届。我在欧洲社会里,很少看到个人隐私的公开,表示欧洲人对於孤独、对於隐私的尊重,以及对於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楚,同时,他们也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孤独。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里拉出来,接受公共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一九四九年,大陆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七○年代我到欧洲读书时,认识了很多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五○年代、六○年代时都在大陆。他们告诉我: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後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也不能做最後一个,因为容易受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我要特别申明的是,并不是认为歌颂群体的文化不好,事实上儒家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一定和群体有关。所谓的群体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规则,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而特立独行是在破坏群体,就会受到群体的谴责。

  五四运动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称它是白话文运动,但我不认为是这麽简单。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五四运动喊的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但在群体中,无暇顾及少数的个体,不要说一个,就是三分之一的人,还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

  鲁迅是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离婚〉或〈在酒楼上〉,都是讲一个孤独者面对群体压力时痛不欲生的包袱。〈狂人日记〉里快发疯的主角,他用了「礼教吃人」指控,村落中从三个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变成一群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最後不通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就在祠堂里给她刀子、绳子和毒药,叫她自己了结。这就是群体的公权力,远大於任何法律。

  沈从文在一九二○年代也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说,讲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对男女在路上走,握着手,稍微靠近了一点,就被村人指责是伤风败俗,抓去见县太爷。县太爷当下拍板说:

  「你们这对狗男女!」结果这是一对侗族的夫妻,不似汉族的压抑,他们恋爱时就会唱歌、跳舞、牵手。我们现在读沈从文的故事,会觉得很荒谬,竟然村人会劳师动众,拿着刀斧出来,准备要砍杀这对狗男女,最後才发现他们是夫妻。

  对抗群体文化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朋友刚到巴黎时会觉得很不习惯。巴黎的地铁是面对面的四个座位,常常可以看到对面的情侣热烈的亲吻,甚至可以看到牵连的唾液,却要假装看不见,因为「关你什麽事?」这是他们的私领域,你看是你的不对,不是他们的不对。

  我每次看到这一幕,就会想起沈从文的小说。这是不同的文化对孤独感的诠释。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甘犯奥林匹克山上众神的禁忌,将火带到人间,因此受到宙斯的惩罚,以铁链将他锁铐在岩石上,早上老鹰会用利爪将他的胸口撕裂,嚼食他的心肝肺;到了晚上,伤口复元,长出新的心肝肺,忍受日复一日遭到猎食的痛苦。

  这是希腊神话中悲剧英雄(hero)的原型,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从来不会觉得一个因为特立独行而被凌迟至死的人是好人。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是秋瑾的故事。当时村子里有个孩子生了肺病,村人相信医治肺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用馒头蘸了刚刚被砍头的人所喷出来的血,吃下去。强烈的对比是这部小说惊心动魄之处,一方面是一个希望改变社会的人被斩首示众;另一方面是愚昧的民众,拿了个热馒头来蘸鲜血,回去给他的孩子吃。我相信,五四运动所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种存在於群体文化中,愚昧到惊人的东西,使孤独的秋瑾走上刑场,值得吗?她的血只能救助一个得肺痨的孩子?

  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等,都是在触碰传统社会所压抑的孤独感;他的散文更明显,如〈孤独者〉、〈酒楼上〉等,皆是以孤独为主题。鲁迅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孤独使他一直在逃避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最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特立独行、维持他的孤独感,因为他成名了,影响了那麽多人。他最早发表作品在《新青年》杂志上,所以《新青年》这一批人便拥护他为旗手。可是孤独者不能当旗手,一旦成为旗手,後面就会跟着一群人,孤独成了矛盾,他必须出走。他走出去了,却又被左翼联盟推为领袖,共产党并认为他是最好的文学家,他害怕被卷入群体之中,只好再次出走……他一直在出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他必须保有长期的孤独。

  破碎的孤独感前述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因为重视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压抑个体的孤独感,使之无法表现。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文化就是正统文化,为历代君主所推崇,祭孔成为君主的例行性行程,儒家文化不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因为政治力的渗入成为「儒教」,而成为维持群体架构的重要规范,连孔子也莫可奈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孤独感是破碎的,个体完全无法与之抗衡。

  幸好,我们还有老庄。老庄是比较鼓励个人孤独、走出去的思想,在庄子的哲学里,明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活着,孤独地与天地精神对话,不是和人对话,这是在巨大的儒学传统中的异端,不过这个了不起的声音始终无法成为正统,只成为文人在辞官、失意、遭遇政治挫折而走向山水时,某一种心灵上的潇洒而已,并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完整的时代氛围。

  历史上有几个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儒教的势力稍式微,出现了一些孤独者如竹林七贤,可是这些时代不会成为如汉、唐、宋、元、明、清等「大时代」。我常对朋友说,读竹林七贤的故事,就能看见中国在千年漫长的文化中鲜少出现的孤独者的表情,但这些人的下场多半是悲惨的。他们生命里的孤独表现在行为上,不一定着书立说,也不一定会做大官,他们以个人的孤独标举对群体堕落的对抗。我最喜欢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的「啸」,这个字後来只保留在武侠小说,因为「侠」还保有最後的孤独感,「士」则都走向官场了。

  武侠小说里也有巨大的孤独感,所以许多人喜欢阅读。你看黄药师可不是一个怪人?所有金庸的人物都是如此,他们是孤独的,闭关苦练着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招式,像古墓派的小龙女,何尝不是一个「活死人」?所谓「活死人」就是要对抗所有活着的人,当活人不再是活人,死人才能活过来。这是一种颠覆的逻辑。我们都曾经很喜欢读武侠小说,因为当小说中的人物走向高峰绝顶时,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和荒凉。

  寻找情慾孤独的宣泄口中学时代大概是我情慾最澎湃的时候。当时班上虽然也会流传着一些黄色照片、黄色小说,但是不多。班上男同学一边吃便当一边看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远比黄色小说多得多,很少有老师会知道这件事情。情慾是会转换的,在极度的苦闷当中,会转换成孤独感,否则很难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情慾的发泄很容易,看黄色照片、读黄色小说可以轻易解决生理上的冲动,孤独却依旧在。我们常忽略了一件事:青少年时期情慾的转化是非常精采的过程。

  我比较特别,那个时候不是读武侠小说,受姊姊的影响,读了《红楼梦》,读了《简爱》,读了一些比较文学的作品,但情慾转化的本质是相同的。情慾最低层次的表现就是看A片、看黄色小说,诉诸感官刺激,而感官刺激往往会使自己愈孤独,所以转为阅读武侠或其他文学小说。

  记得班上同学常常在研究要去哪里拜师、台湾哪座山上可能有隐居高人、什麽样的武功可以达到《达摩易筋经》的程度……有个同学还真的写了一本厚厚的「达摩易筋经」出来。那是不可思议的情慾的转换,他们在积极寻找生命的另一个出口。

  女性的身体构造与心理和男性有很大的不同,我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那个时候流行看的《窗外》等小说,做个整理,应该也可以发现情慾转换的端倪。

  《窗外》说的是一个女子学校的学生爱恋老师的故事,通俗的剧情却让许多人落泪,这不是文学价值的问题,而是读者心里不可告人的孤独感得到了初步层次的满足。我讲的是「初步层次」,它可以更高的,当我们面对孤独的形式不一样时,得到的答案也会不一样。

  所以谈情慾孤独,青少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如果说情慾孤独是因为受到生理发育的影响,那麽传统经典中有哪一些书是可以使情慾孤独得到解答?《论语》吗?《大学》吗?《中庸》吗?或是「十三经」的任何一部?也许《诗经》还有一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借用鸟类来比喻男女的追求,可是到末了却说:这是「后妃之德」,不是情慾。

  传统经典里没有情慾孤独的存在,都被掩盖了,那麽处在这个文化下的青少年,该如何解决他的孤独?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背《论语》、背《大学》、背《中庸》,这些绝对不是坏东西,但是和青春期的对话太少了。

  反而是《红楼梦》比较贴近当时的自己。当我看到十三岁的贾宝玉也有性幻想,甚至在第六回里写到了梦遗,我吓了一跳,「宝玉怎麽会发生这种事?」即使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耸动。但这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他告诉你宝玉十三岁了,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生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意外。然而,这是一部小说,一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人禁止小孩阅读的小说。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十三岁的宝玉、黛玉偷偷看的书,是古典文学里的《牡丹亭》、《西厢记》,他们两个人偷看《西厢记》,後来闹翻了,林黛玉说:「我去告诉舅舅,他一定会把你打个半死。」因为那是不能看的禁书。

  若连最古典、最优雅的《牡丹亭》、《西厢记》都是禁书,我们就能窥见在传统文化中情慾孤独受到压抑的严重性。

  竹林七贤里的孤独然而,历朝历代不乏有人对儒家教条提出反击,如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贤,他们做了很大的颠覆,但是痛苦不堪;我提到了「啸」这个字,口字边再一个严肃的「肃」,那是一个孤独的人走向群山万豁间,张开口大叫出来的模样。我们现在听不到阮籍和其他竹林七贤的啸,可是《世说新语》里说,当阮籍长啸时,山鸣谷应,震惊了所有的人,那种发自肺腑、令人热泪盈眶的呐喊,我相信是非常动人的。很多人以为「啸」是唱歌,其实不然,就像鲁迅的集子取名「呐喊」一样,都是从最大的压抑中,狂吼出来的声音。而这些孤独者竟会相约到山林比赛发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啸声,大家不妨看看《世说新语》,便会了解「啸」其实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字,後来保留在武侠小说《啸傲江湖》中,但後人都以谐音字讹传为「笑傲江湖」,不复见从心底嘶叫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

  竹林七贤一生没有完成什麽伟大的事业,他们没有达成儒家文化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从我五岁时开始背诵,但到了十三岁情慾混乱时,读这些会让内心翻搅的慾望沉淀吗?当然不会,这些经典是伟大的思想,但不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去感受的。

  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麽阮籍会跑到山林里大叫?父母师长都不觉得阮籍在历史里是重要的人物。

  特立独行等於大逆不道阮籍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到朋友家,朋友不在妻子在,而这妻子长得特别美丽,阮籍没有马上告辞反而跟她聊得很开心,最後趴在桌上睡着了,因而闹得沸沸腾腾,流言四起。後来这起流言传到竹林七贤之一的耳里,他不以为然地说:「阮籍哪里遵守你们这些人的礼教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到今天还是如此。美如果加上特立独行,就会变成罪,记得小时候头发稍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受到指责,因为大家应该遵守共同的标准。例如我家有鬈发的遗传,常被误会是烫发,爸爸还曾经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教官,证明鬈发不是烫的,但教官把信揉了,大声说:「你们还说谎。」那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事,为什麽头发不一样有这麽严重?

  大家有没有发现,要求群体规则的社会,第一个害怕的歧异就是头发,不管是军队或是监狱,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头发,犹如神话中的大力士参孙,一剪了头发就没有力气,头发是一种象徵,是个体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现。所以清兵入关时,公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竟然和头有同等的重要性。

  高中时,女生流行穿迷你裙,我们经常在校外看到一个女生的裙子好短好短,可是一接近校门,她把宽皮带解开,裙子竟然变长了!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女生有这麽多秘密。

  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群体社会里,却变成众人之事。当群体思想大到一个程度时,没有人敢跟别人不一样;女孩子想要展露自己美丽的大腿,却不愿违反学校的规则,情愿麻烦一点在进校门前解开皮带。因为在这样的规则下,特立独行就是大逆不道。

  然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特立独行,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当群体对特立独行做最大的压抑时,人性便无法彰显了。我们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给这个社会,同时也把生命价值的多元性牺牲了。

  文化对情慾的压抑我最常讲阮籍的四件事,除了登高长啸、穷途而哭以及在朋友妻子前睡着了,还有一件事,是母亲过世时,他不哭;按儒教传统,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哭墓,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无动於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升……这是他表现忧伤的方式,他认为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为什麽要哭给别人看?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当中国传统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individual)就产生了竹林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麽要这麽坚持呢?」这个社会上的阮籍愈来愈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

  回想我在大学时,也曾经特立独行,我的老师对我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这句出於善意和爱的话,对孤独者有什麽帮助?或者,反而是伤害了他们,让他们的孤独感无法出现。

  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麽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虽然後来她们还是跳出来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不关不住。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麽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

  无法仰天长啸後来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学运刚刚开始,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敢跟校长意见不同,还有人就在後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便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後来我保住了这个学生,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麽要这样做?你为什麽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麽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

  活出孤独感竹林七贤之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分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後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麽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於今,有败於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後叹曰:「广陵散於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麽这麽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

  竹林七贤的孤独感,毕竟曾经在文化中爆放出一点点的光采,虽然很快就被掩盖了,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权威下,个人很快就隐没在群体中,竹林七贤变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疯子,除了疯子谁会随身带把锄头,告诉别人,我万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给埋葬?

  然而,孤独感的确和死亡脱离不了关系。

  生命本质的孤独儒家的群体文化避谈死亡一如避谈孤独,一直影响到我母亲那一代腊月不谈「死」或谐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腊月,我们也会用各种字来代替「死」,而不直接说出这个字,我们太害怕这个字,它明明是真实的终结,但我们还是会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过世、西归、仙游、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辞。

  死亡是生命本质的孤独,无法克服的宿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说过,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采的小说〈墙〉,写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反应。他一直在探讨死亡,死亡是这麽真实。庄子也谈死亡,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凝视一个骷髅,最後他就枕着骷髅睡觉。睡着之後,骷髅就会对他说话,告诉他当年自己是个什麽样的人。这是庄子迷人的地方,他会与死亡对话。

  相反地,孔子好不容易有个特立独行的学生,问他死亡是什麽?

  马上就挨骂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麽可能不问死亡呢?死亡是生命里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文化如果回避了死亡,其实是蛮软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乐观、积极、奋进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始终不敢正视死亡。

  儒家谈死亡非得拉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如「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自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

  小时候我总是认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加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们会为我立一个铜像,题上「舍生取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最後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教条。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况下,对其感到不忍、悲悯而去救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绝对是人性价值中最惊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为了要「成仁」而「杀生」,就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没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报国了?

  孤独与伦理规范忠、孝究竟是什麽?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文化的成熟,来自於多面向的观察,而不是单向的论断;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後,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检视这些问题并非去否认问题,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而这里所说的「儒家」早已跳脱哲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我习惯在校园发现问题时,立刻以系主任的职权去维护学生,这也是「儒家」,为什麽我不让它成为一个议题,公开讨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议题,包括情慾都可以成为一个议题。

  从法国回来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後才能通过。这件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後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後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後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麽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辞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对生命的怀疑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忏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为我们认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後,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於我们的想像。包括我自己,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麽自我?谈什麽情慾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麽不能说的?」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为这把剪刀,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後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舍身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生、舍身之後,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痨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

  生命的意义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後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於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後,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麽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只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麽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里,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

  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後,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麽,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缪(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里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麽荒谬,是谁恶意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为重要的命题。

  抛开结局的束缚卡缪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

  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枪,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枪无关,而是举证他在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後,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後的祷告和忏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枪,不要说那麽多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後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准。

  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为主角,最後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里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里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里,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枪毙後屍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为我们总认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後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後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里,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众不能接受,因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後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是往後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历这麽多事件後,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里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里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里?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於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於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後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产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里,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里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睐——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所以,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相反地,一个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乱闯的生命,最怕孤独。七○年代,我在法国时读到一篇报导,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他们也不看也不听,只是要有个声音、影像在旁边;这篇报导在探讨都市化後的孤独感,指出在工商社会里的人们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

  後来我再回到法国去,发现法国人使用电脑的情况不如台湾的普遍,我想那篇报导及早提醒了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到巴黎去,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家里没有电视,很少人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机。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与深远似乎是冲突的,当你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一种情感、酝酿一种情感时,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麽做时,永远都在孤独的状态,你跑得愈快,孤独追得愈紧,你将不断找寻柏拉图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却总是觉得不对;即使最後终於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对的」另外一半需要时间相处,匆匆来去无法辨认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们往往会列出一堆条件来寻找符合的人,身高、体重、工作、薪水……,网路交友尤其明显,只要输入交友条件,便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可是感觉都不对。

  凡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

  阅读《金瓶梅》了解情慾孤独我们谈情慾孤独,出发点是一个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们急於解放、使情慾不孤独,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从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有这样的渴望,中国在明代不也出现了《金瓶梅》。

  我常建议朋友要了解情慾孤独,就要阅读《金瓶梅》,张爱玲也同意,她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重要。

  你在坊间看到的《金瓶梅》是删节本,不能看到书的全貌,建议读者去找万历年本的原着,你将会发现,明朝是建立商业文明的时代,商业一来感官的需求就会增加;台湾亦是如此,我记得小时候,台湾还是农业社会,情慾刺激比较少,虽然存在却隐藏着,但是商业化之後,就变成一种行为,就变成到处可见的「槟榔西施」,情慾成为具体的视觉、听觉刺激着每一个人,难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渐变成我们今日所说的「色情泛滥」,在书摊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图像文字。

  可是我们回过头看明朝的《金瓶梅》,内容一样让人觉得瞠目结舌,你会发现感官刺激变成在玩弄身体。让自己的情慾压抑在释放的临界点是最过瘾的,所以说痛快,痛快,有时候痛与快是连在一起。

  在《金瓶梅》中有些情慾就变成了虐待,以各种方式获得肉体的快感。

  然而,他们并不快乐。

  《金瓶梅》、「槟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慾的底层,无法纾解内心的孤独感,实际上孤独感的纾解必须透过更高层次的转化,例如前面所说,我的中学时代男孩子们会看武侠小说来转化情慾孤独。

  从小说谈孤独谈到情慾孤独,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孤独的缘故》中第一篇小说〈热死鹦鹉〉来谈。这则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告诉我的,他暗恋着他的老师,这是他的隐私。我不会把它变成公共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把它写成小说。

  在学校任教,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们会把心事说给我听,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当我听到她用四种身分在网路上交友时,我蛮惊讶的,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一旦我表现出惊讶,他们便不会再说。我只能倾听,做一个安静的听者。

  听者是一个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个学生突然跑来,从一语不发到泪流满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个钟头,消耗掉一包卫生纸後,才开始说一点点话,四个小时後,他才可能说得更多。

  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在解剖学的课上,他看着老教授的秃头,听着他用冷静的声音讲孔德哲学和实验研究的结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恋。当时的我无法了解,一个年轻人何以会对秃头、稀疏的头发产生情慾上的迷恋,因为那并不是我会迷恋的东西。这就是孤独感的一个特质——旁人无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会刻意将它隔离,於是整个社会的孤独感因此而破碎。

  在〈热死鹦鹉〉里,当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听到老师引用实证主义者的话,说:「你应该用绝对冷静、客观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东西,不能沾带任何主观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质性的存在本质去做分析。」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他发现之所以会迷恋他的老师,是因为老师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带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迷恋老师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迷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却无法接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小说里一只学人讲话的鹦鹉热死了,大家无法从解剖分析中找到牠热死的原因,而在牠热死前所说的三个字究竟是什麽?也引起各界的关切。不过小说最後没有结局,鹦鹉只是一个符号!

  鹦鹉的出现是因为写作小说时,我到动物园玩,炎热的夏天让鹦鹉也热晕了,站在那边不动,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牠又会学人说话,牠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

  你或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和朋友聊天失神时,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动,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又不会影响你继续对话。

  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我记得日本小津安二郎有一部电影,是说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妻子已经习惯先生发出一个声音後,她就会「嗨」跑过去,帮他拿个什麽东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觉得听到丈夫在发出那个声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应跑去,但丈夫说:「我没有叫你。」一次、两次,在第三次时,丈夫觉得他好像该让妻子做点什麽了,所以在妻子出现时,对她说:「帮我拿个袜子吧。」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丈夫没有发出那个声音,但是妻子却一直觉得丈夫在叫唤,或者她终其一生就是在等着丈夫的叫唤。

  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幕非常动人。它其实不是语言,而是关系,我们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有一段关系,卡缪在《异乡人》里也写到,他在巴黎街头观察带宠物出门的人,他发现怎麽每一只宠物都跟主人那麽像!这也是一段关系。

  意识到身体的存在我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就用了鹦鹉作为一种符号,去代表医学院学生某种无法纾解的情慾。他去度假、晒太阳回来,躺在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想像手指是老师手上的解剖刀,划过他年轻的二十岁的身体,骨骼、腰部、乳房……这绝对是情慾,但是纠结着他在解剖学里学到的冷静,也纠结着他自己无法抑制的热情。他感觉到在精致的肋骨包围着一个如灯笼结构的体腔,里面有心脏的跳动,牵动血液的循环,他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肺的呼吸、胃的蠕动,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泄情慾,所以最後他射精了。

  我在十六岁时读《红楼梦》,看到宝玉的遗精,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一个认知身体的过程,也许在好多好多年後才会爆发。情慾孤独也可以说就是认知身体吧!在认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带着两种情绪,一个是绝对的客观和冷静,一个是不可解的与身体的纠缠。

  从死亡意识里出来的身体,是一个肉体、躯壳,而死亡就是和身体告别。人要和身体告别很艰难,一来可能是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感情,一来也表示人们意识到「原来我的身体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平常我们都只是在运用身体,却没有意识到它真正的存在。

  我认为,真正的情慾就是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包括所有的部位,从外表看得到的到内脏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结论。

  或许有些人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读到了耸动的师生恋,有的人则是好奇鹦鹉死前说的三个字——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读出书中以罗马拼音留下的谜,那三个字就是「後现代」,调侃当时各界把「後现代」当作口头禅的现象,没有特别的意涵。新书发表时,大家对那三个字都很感兴趣,我自己倒是没有做什麽回应,我期望把这本书作为与孤独者的对话,因为我蛮珍惜这种孤独感,所以也没有多谈。

  孤独并非寂寞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这个「独」,李白也用过,在〈月下独酌〉里,他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孤独,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独才是圆满的。又好比你面对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顶峰,会产生一种「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情会打扰,那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於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後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麽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