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富有帝国的衰落与复兴

[美]托德·G.布赫霍尔茨 著

杨清波 译

中信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他17岁时参加美国海军，并随第七舰队出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击败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

序

时间：温暖的夏夜

地点：泽西海岸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后院里一边用力驱赶着腿上的蚊子，一边等着爸爸把汉堡包放到我的纸盘子中。一位邻居冲着爸爸大声说道：“如果尼克松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几年之后的一天，另外一个家伙在我们家后院威胁说：“如果卡特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四个夏天过去了，这次换成了一位大学系主任。他问大家：“诸位不会认为罗纳德·里根有任何机会当选总统吧？我正在展望加拿大的生活。”

我猜想，现在加拿大一定是人满为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邻居当时只是虚张声势，而心里想的则是喝上一杯迈泰鸡尾酒、威士忌酸酒、莱茵黄金啤酒以及人们在系列剧《广告狂人》和迪斯科舞厅中喝的所有其他饮料。他们的妻子大多是教师和护士，而他们本人大多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人不会放弃国家这艘大船。他们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或者猪排山战役中替战友挡过子弹，因而根本不会在“不合适的”家伙赢得总统大选时选择逃避，撤退到北部雪原加拿大。

今天我也听到了同样的言论。朋友们向我谈起他们在新西兰，甚至在巴拿马所购买的房产。“这只是以防万一。”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她移民到新西兰，那她跟丈夫就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任时那样抚养孩子，尽管我们都不曾生活在那个年代。之前我也曾听到过这种虚张声势的言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怀疑这种言论到底是不是在吓唬人。在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有4200多名美国人宣布放弃他们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一数字是几年前的4倍，尽管美国国务院把申请费提高了5倍，增加到了2350美元。诚然，这件事微不足道，并且许多人这样做是为了避税。但是，当有人自愿放弃美国护照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时，我们应当感到一丝担忧。纵观整个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美国护照的价值难以估量：193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柏林犹太人可以避免被抓进集中营；1965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南非索韦托黑人可以避开种族隔离；197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列宁格勒[1]天主教徒可以避免被关进劳改营。

许多人曾撰文讨论过那些因为贫穷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比如海地、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但在我看来，富裕的国家同样可能遭遇分裂。许多这样的国家已经分裂了。诸位，最后一次见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人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是什么时候？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在达到鼎盛之后更有可能分裂。身为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历史研究人员，我曾就政策问题为政府领导人提供过建议，也曾就金融市场的最新变化为亿万富翁的对冲基金经理提供过咨询。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那就不可能理解金融市场变化或政府政策抉择，因为毕竟现在的世界经济不仅仅是由当前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它还是由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在早先的一本经济史著作中，我曾提到过3位思想巨匠，他们都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发表过意见：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马克思撰写随笔、小册子和鸿篇巨制，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冲突。在20世纪，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位竞争对手采取的路线截然相反。凯恩斯预测说，经济将会极度发达，到2030年，他的子孙会沐浴在奢华的生活中，无所事事，几乎没有工作的必要。曾经有人写过一本名为“每周工作4小时”的书，但凯恩斯在8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建议自己的后人开始从事园艺工作，在田野里欣赏百合花。熊彼特认为富人的子孙将会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世界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确，许多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父母都参加过时髦的乡村俱乐部。而今天，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附近的农场工人相比，“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牛津大学更受欢迎。

但是，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对这3位学者都不满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会“危害”大多数人。凯恩斯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会让其受益人无所事事，变得古怪疯狂，或开始谴责抗议。他们这些结论听起来与其说是严谨的分析，倒不如说更像是那些端着白兰地酒杯的大学教授的胡乱揣测。

在本书中，我尝试探寻那些对富裕国家造成分裂威胁的力量。为了达到目的，我将对经济学和史学展开研究，同时也将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动态。有时候，音符要比统计数字更为重要。我将会解释清楚，与关于进口商品价值的所有数据相比，在《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中，巧巧桑的高音降B调是如何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明治维新更多的故事的。

我曾有幸（或者说也并不算幸运）在近些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受邀在白宫、华尔街、一些企业的董事会以及学术会议中担任首席专家。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我四处旅行，寻找思路，试图弄清楚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力量。我曾在阿布扎比海滩发表演讲，不料却被焰火和埃米尔的出现打断；我也曾在澳大利亚偏远的卡尔古利演讲过，这里用波纹金属搭建的妓院自1893年淘金热以来一直让矿工们流连忘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演讲时，一位神经质般的旅馆老板一直在向我打听51区外星人飞船的事情（由于我曾在白宫工作过，也曾在哈佛当过老师，因此他觉得我参与了这一阴谋）；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对我欢呼过，爱达荷州的州长也曾向我表示感谢，送给我一箱30磅[2]的生土豆。我希望能够与诸位分享我的收获，但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诚惶诚恐，虚心向大家学习。

写作本书时我雄心勃勃，但也可能相当愚蠢。然而，这本书或许恰好解释了那些曾叫嚷着威胁要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跑到别的国家的邻居这次可能要付诸行动的原因。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告诉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护和复兴我们的国家。

[1]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编者注

[2]1磅≈0.454千克。——编者注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海因里希·施特拉塞尔少校邀请里克·布莱恩在美式酒吧同他一起坐下来喝上一杯。

“你是哪国人？”这位纳粹军官问道。

“我是个酒鬼。”

“那里克就是个世界公民了。”法国人雷诺上尉开玩笑说道。

这段诙谐讽刺的对话与当时的情景非常贴切：这座城市在1941年饱受战争蹂躏，到处都是绝望的难民，大家都在盘算着如何伪造身份，获取自由。里克当然是美国人，但他当时要么是醉意醺醺，要么就是非常世故圆滑，不愿向纳粹透露真实身份。对此，谁又能指责他呢？但是，如今生活在相对和平繁荣时代中的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否有着强烈的感情呢？许多美国人仿佛对其他事物感情更深。如果被问及“你是何许人也”，他们内心可能会说“我是个苹果手机控”，或者说“我是个狂热的橄榄球球迷”，或者可能会说“我只吃无谷蛋白食品，并且以此为荣”。如果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发生侧滑，必须迅速疏散乘客，此刻有多少人会首先带好他们的苹果手机、橄榄球装备或者美味的无谷蛋白松饼，而不是保护好美国国旗呢？“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曾出现过一阵挥舞国旗的浪潮，但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主义热情持续走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尽管64%的老年人说他们非常自豪自己是美国人，但只有43%的年轻人认同这一点，并且对近一半的“Y一代”（1984—2000年出生的人）声称“美国梦”已经死亡。其他富裕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趋势。

里克·布莱恩是位“世界公民”，因为他是个“酒鬼”。但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即使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是世界公民。U2乐队主唱博诺声称自己为具有爱尔兰血统而十分自豪，讲话时依然带着爱尔兰口音。但他绕过了都柏林，这样一来他的乐队就可以并入荷兰，从而为音乐版税收入支付较低的税金；罗杰·摩尔（007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的别墅或者时尚的摩纳哥；而脸书网的投资人爱德华多·萨瓦林在2012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后，经常穿梭于巴西、哈佛大学、硅谷和新加坡之间。这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属于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而不属于某条铺着鹅卵石的美国大街——街头的路灯杆上飘扬着国旗，当地的商贩同亚马逊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不但酒鬼、音乐巨星和演员会有如此想法，所有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或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也会这么想。

本书既不是要长篇累牍地哀叹爱国主义热情的消减，也不是要指责他们的敌对情绪，更不是要攻击现代经济制度。事实上，它是要引导人们思考有关爱国主义和国家稳定的诸多传统概念。本书针对经济繁荣的国家，诊断其问题、研究其历史，并呈现研究结果。诸位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最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会提供一份路线图，帮助我们避免国家动荡。在本书尾声部分，我将引入“爱国者”这一新术语，我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是：那些思想积极、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件好事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我们想让孩子们觉得身为美国公民这一件事就可以让他们生活优裕……这并非要让我们对自身的缺点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不断地努力纠正错误。”有多少人完全赞同罗斯福关于缺点的阐述呢？我们可以把罗斯福的观点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这名教授开设了一门名为“‘9·11’文学”的课程，称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死亡国家”（Necropower）。他所加的这个希腊语前缀（necro）的意思是“死亡或尸体”。这位教授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正在死亡，而是说它通过破坏性行动或其他军事手段，把死亡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事实上，每一个发达国家，从日本到意大利，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和文化地雷。本书不仅仅针对美国人。我在撰写本书时，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百万难民正偷偷爬上火车、汽车，甚至趴在车顶，穿过欧洲边境。他们会成为德国公民吗？或是成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永远沦为难民，成为21世纪被隐藏起来的“隐形人”？或者情况更糟？2014年，英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3年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是参加英国军队人数的2倍。在英国穆斯林学生中，40%的人支持推广伊斯兰教法。我们或许认为法国是个还算统一的国家，但在其早期历史中，法国曾想方设法阻挠诺曼人、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加斯科涅人以及萨瓦人等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后来，夏尔·戴高乐曾感叹道：“有谁能够治理好一个有着246种不同种类奶酪的国家呢？”就像戴高乐对法国所抱怨的那样，美国也不再那么协调一致。我们有上千个电视频道，10亿家网站，3.3亿彼此互不相让的公民。出席微软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受访者互相攻击，仿佛他们是在参加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当所有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力时，我们就很难让这个国家“团结在国旗周围”。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轻松获得连任，但他从这个国家成年人那里获得的选票不足28%。美国官方的“国树”是橡树，但美国的象征或许应当是分化的碎片。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这种分化现象甚至更加严重。

许多时事评论员指出，社会分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它提供了无尽的选择和分裂。互联网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威胁：它能够让独来独往者成为激进分子，也能够分裂社会。纽约警察局发表的一份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推动并促成了激进化进程”，吸引意志薄弱者和意志坚强者加入边缘群体。奥巴马前政府官员兼哈佛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警告说：“当意气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常常会产生更为极端的想法，超越他们之前的行为。”同时，新技术也促成了社会分化。想象一下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围拢在客厅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家用收音机旁，聆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令人敬畏的声音。甚至连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吉祥物——一个名叫“尼佩尔”的小狗也在侧耳倾听。我们再看一下现如今的家庭生活：每个人都在摆弄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家人聚在饭店中，表面上看是要聚餐聊天，但实际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件电子产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电子设备的运算能力远超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与此同时，社会机构开始瓦解，大量城乡报社开始倒闭，其速度大约是每年150家。

很显然，在分裂社会方面，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部归咎于技术是最近才有的一种太过草率、贪图方便的说法。在本书前面几章中，我将告诉大家，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曾遭遇过明显的趋势：分歧，分裂，然后丧失其统一的使命——即使没有无线电子产品的推波助澜。这种混乱解释了国家分崩离析的原因，即使当时他们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对稳健。事实上，本书所要展示的是，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国家同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一样，都有分裂的可能。我将提出5种关键力量，这些力量常常会在国家取得经济成功后破坏国家稳定，并共同造成繁荣的代价。尽管保罗·肯尼迪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是部畅销书，其中讲述了许多国家穷兵黩武的故事，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国家的腐朽堕落源自国家内部，而不是由于军队跨境四处征战而造成的。最近的一些畅销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针对的是不平等制度；詹姆斯·A.罗宾逊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重点关注的是努力实现经济繁荣的贫穷国家。但我们必须还要关注那些无力继续发展或停滞不前的“成功”国家。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人之间的分化也是个重要因素：它会诱使人们出现作弊、欺诈行为，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忽略长远责任，最终破坏国家经济，危害社会和谐。新闻报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说，长岛铁路公司的几乎每一位长期雇员在退休时都申请并获得了伤残津贴。随着民族精神的减弱，机会主义就会悄然而至，并出现在各个方面——从房地产市场到招生录取，乃至议员处理国家预算。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泡沫年代，购房者和房地产经纪沆瀣一气，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次级房贷，他们没有缴纳任何房款，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任何纳税申报单。但即便这样，银行还是照签不误，因为它们乐于收取高额费用，把风险转嫁到不知名的投资者或纳税人身上。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丑态百出。

有人认为当经济相对繁荣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一种常见的危险想法。大多数读者，甚至连一些社会学家都认为，经济形势下行会引发犯罪率上升。但是，与收入减少相比，低迷的国民精神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容易引发绑架、盗窃和谋杀等犯罪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家庭围坐在一起，聆听罗斯福总统令人欣慰的讲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强大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激增，尽管当时人们的钱包更鼓了，工作也更容易找了。为了阐明相对繁荣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分裂，我们将回顾历史，研究一下一些强大国家的分裂过程，比如17世纪的中国明朝、18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川幕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看一下那些分裂国家的目标是如何引发投机行为，助长欺诈和盗窃行径，削减储蓄和投资的。我们将看一下这5种引发混乱的力量如何对国家造成威胁，让繁荣付出代价。这些帝国都曾强盛一时，极度繁荣，然而最后却都从内部开始瓦解。在这本书中，我选择的例子跨越不同文化范畴——从儒家文化到伊斯兰文化，再到天主教文化；涵盖不同地理属性——从航海发达的低地到群山环绕的高原地带；并且，当然也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河。本书中的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不受具体时间、地点、地区或宗教的限制。

包装泡沫和泡囊

相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能够瓦解传统，破坏民族精神。全球化趋势已经点燃了混沌（熵）的力量。什么是混沌（熵）？当然，这个词出自自然科学，是衡量混乱和不可测性的标准。因此，让我们用自然课上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我们有一块包装泡沫，上面有193个泡囊（这一数量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每个泡囊都是独立的，里面装着不同颜色和口味的液体。比方说，其中有加拿大人的枫糖汁，墨西哥人的龙舌兰汁，秘鲁人的雪莲果汁和中国人的蚝油。每个泡囊中的液体保持均衡的密度、色调和口味。现在，我们拿着锋利的飞镖猛戳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开始溢出，互相混合在一起。当然，这样做有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因为这些混合物或许突然之间看起来赏心悦目，尝起来美味可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丧失了预测行为的能力。我们一旦戳破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就失去了控制，获得了自由，这增加了不确定性。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泡囊里面装的不是液体，而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里面装的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巫术魔法，不同的女权观点，不同的军事行动理念以及对孝敬父母的不同认识。此时，泄露出来并混合到一起的不同思想会引发局势动荡不安。难怪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全球化世界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行为、国家分裂以及无政府状态要多于“二战”之后到1990年期间的次数。即使暂时把全球化政治搁置不管，只关注经济、金融危机，我们也能够列举出令人震惊的一份经济危机和经济泡沫清单，它们在过去20年里伤及无辜、毁灭家庭：墨西哥破产和救市（1995年）；东亚经济危机（1997年），俄罗斯破产（1998年），互联网股市危机（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2年），房地产泡沫危机（2004—2009年），商品期货泡沫危机（2007—2008年），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引发的世界股市崩盘（2008年），冰岛破产（2009年），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危机（2009年），塞浦路斯破产（2013年），能源危机（2014—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2015年）。所有这些经济泡沫或经济危机都是由混沌的力量引发的。本书前几章将对这些力量展开讨论。

各个国家都在疲于应对，试图理解全球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在努力应对有关国内移民的争论。当这么多背景各异的新来者都在打开行囊的时候，国家又如何能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呢？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阐述那5种能够毁灭富裕国家的强大力量：（1）下降的出生率；（2）全球化贸易；（3）增加的债务负担；（4）下滑的职业道德；（5）多元文化国家中爱国主义所遭遇的挑战。在第二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有关个人和国家的有趣历史个案，这些是在整合千疮百孔的国家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几乎难以摆脱的宿命。在本书结尾，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我还有一些过时的做法，要提倡老套的精神。的确，就连“老套”这个词听起来也够老套的了，它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祖母手工缝制的被褥，闻起来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不管怎样，顺其自然吧。

卷起的迎宾毯

全球化经济削弱了爱国主义热情。孤注一掷的金融市场鼓励人们拿他人的钱财进行赌博。学校中的溺爱文化消除了逃避兵役者的耻辱感。在美国，类似美国人集体野炊和爱国游行的社会传统被当作古董或极端爱国行为而遭到抛弃。2010年，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卷起了迎宾毯，解雇了其手下2000名迎宾员。这些迎宾员（后来被称作欢迎代表）过去常常敲开新婚夫妇和新搬来邻居的门，向他们提供邻里间的建议、礼品篮以及当地商铺的优惠券。而如今，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剩余的员工会把广告信件塞进邮箱，由邮局连同其他五颜六色的垃圾广告一同投递。媒体数量的激增也对民族文化造成分裂。当然，媒体数量增加并不总是坏事。YouTube（视频网站）、网飞公司、脸书网、“阅后即焚”软件（Snapchat）、谷歌以及照片墙（Instagram）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引发了广阔的言论自由。你可以瞬间了解克罗地亚古城斯普利特的历史、当前天气和交通状况。但是，成立数百万家网络媒体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以往的岁月中，每家只能收看10个频道，电视可以让人们感到更团结。当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或者里根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即使你更换频道，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形象，因为国情咨文演说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频道中。197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位名叫鲍勃·霍普的主持人在圣诞特别节目中吸引了全国将近2/3的观众，即使用1970年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笑话也是乏善可陈。1983年，77%的电视都被调成只能收看一个节目——《陆军野战医院》的最后一季。电视台曾经是统一民众、团结社会的机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超级碗比赛曾跻身收视率最高的20个电视节目榜单。我们急需新的能够统一民众的机构，或者需要重建已有的机构。

但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当今世界同所谓的最伟大的那代人以及他们在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社会的统一呢？“一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多元化时代”。

我将从历史和流行文化之中，不断利用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例子来阐明主要观点。我们在思考某个现代国家及其人民的时候，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各种隐喻的形象：熔炉、色拉盘以及马赛克，等等。我想让大家近距离仔细研究一幅油画，比如乔治·修拉的点彩派作品《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如果站得离画太近，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不同颜色的小点，它们或许很漂亮，但没有意义。然后我们慢慢后退，此时塞纳河畔欢快的场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你就可以看清楚其中的人物。你看，那是一条狗，这是一艘船，场面十分热闹。现在你意识到，油画中的每一个点都融合在更大的点里面。但是，假如你后退之后看到的还是那些同样的小点，它们根本没有构成图画，你根本无从理解，此时又会怎样呢？我想，在产生分化的国家中，一盘散沙似的人们的工作和兴趣爱好恐怕也不再能够有多大成就。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过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或许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交替变化。有时我们会看重秩序，尊重法律；有时又会倾向理想主义，对我们的国家抱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你或许认为19世纪末期属于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梳着圆髻的严厉女教师会用山胡桃教鞭抽打不听话的顽童。20世纪20年代，打扮时尚的女孩和浪漫分子冲破藩篱，打破了有关时尚和约会的规定。作曲家科尔·波特曾经写过、歌手埃塞尔·默尔曼也曾高声演唱过——在过去的岁月中，“瞥一眼丝袜都会被看作不雅之举”。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开始展现出来的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更为现代的混乱趋势，比如表现主义艺术，那此时这个国家该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或者再比如像抽象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某幅作品那样，其中的滴画手法并不连贯？我曾参加过著名演员文森特·普莱斯举办的一次演讲，此人对美术的爱好甚至超过了电影。观众中一位女士抱怨说，她刚刚参观了一次毕加索画展，无法理解其中扭曲的人物形象——脑袋与身体位置发生位移，大腿弯曲、偏离臀部。她对普莱斯说：“画中的那些古巴人看起来可怕极了！”普莱斯哑然失笑。当然，她提到的是立体派艺术，但对于一个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现了立体主义的国家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确无法彻底了解彼此。或许，那就是美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已经不再崇拜古典主义名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是开始担忧人类距离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所表现的另一场人间悲剧近在咫尺。

修复与重建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50岁。当时几乎没有抗生素，只有低劣粗糙的牙医诊所。然而年轻人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当地的磨坊、工厂、农场或矿场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如果他们无意中卷入麻烦，他们的邻居或教会就会插手干预，提供食宿，帮他们振作起来。传统“旧经济”模式下的工作已经在逐渐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那种鼓励人们冒险和志存高远的社会精神。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而不断恶化的混乱局面对社会构成分裂威胁，正如它对德川幕府、威尼斯、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强大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吗？今天，美国和欧洲能否重新修复社会精神呢？在随后的内容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历史经验教训，阐明这是可以修复的。我们无法重新像祖辈那样在古老的磨坊或矿场工作，但我们可以接受独特的美国传统，为新时代的繁荣创立新的基础。通过利用神经科学和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制定政策，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更有能力在让人困惑、突出个性的高科技时代开拓进取，获得丰厚的收入，收获更加美满的人生。

亚历山大大帝从埃及征战到土耳其，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之前的“恐怖分子”把哥斯达黎加改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地位极高，做了指挥官，但一直努力想要摆脱妈妈放在地下室里的睡椅——我们将沿着这些人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展开研究。这将是一场国家的复兴之旅。

第一部分 分裂力量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富裕国家不喜欢生孩子

美国所拥有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比麦当劳的数量多，但这并不是说与草饲牛肉相比美国人更喜欢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说明那4000万处于退休年龄的在婴儿潮时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正在寻找散步和锻炼的场所。这批人比“X一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人）和Y一代更具影响力，也更有钱。这种趋势并不十分令人不安，但现在我们注意一下下面这则信息：日本零售商所卖出的成人尿布数量多于婴儿尿布数量。这两件事——高尔夫球场和尿布，告诉了诸位所需要知道的有关“第一世界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信息。

下面我用7个简单的句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人口平均年龄会提升。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公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无论是医院中的神经外科医生、饭店中的服务员，还是美甲店里的美甲师。这就需要引入新工人，意味着向更多移民打开国门。新移民会分化国家主流文化，除非该国拥有强大的公民文化机构。因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两大问题：（1）相对财富减少；（2）文化结构受损。富裕国家如果不变得文化多元，那它们就无法享受繁荣果实，但如果变成多元文化国家，那它们就要努力贯彻统一的国家目标。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财富和生育率是如何联手分化国家的。

美国故事：宝宝们都去哪儿了？

20世纪60年代，一首伤感的流行民谣唱道：“鲜花都去哪儿了？”彼得·席格的歌词充满哀伤，仿佛在说越南战争以及繁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手为美国男人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要么身着军装，在东南亚地区用汽油弹摧毁鲜花盛开的原野；要么戴着安全帽，指挥推土机践踏鲜花盛开的原野，为的是铺设横跨美国牧场的柏油公路。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无辜的水仙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鲜花只是一种隐喻。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暗示，“二战”之后的繁荣对孩子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无论从空气污染和核武器威胁来说，还是从体现重商主义的那些数量泛滥的塑料芭比娃娃和风火轮赛车来说，都是如此。演唱此类歌曲的不仅仅有彼得·席格，还有彼得、保罗和玛丽（美国民谣三重唱组合）。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也开始提出警告——“人口爆炸”可能会毁灭我们的星球。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是位备受赞誉的研究蝴蝶的专家，他曾20次参加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节目，一直呼吁“人口零增长”，并预测说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会有上亿人饿死。甚至连华特迪士尼公司也参与到行动中来，制作了一部短片，唐老鸭在影片中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家庭中孩子太多，那么母亲就会“疲惫不堪，脾气乖戾……而孩子们也会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家庭也“没钱置办现代化生活设备”；影片中随即出现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收音机。谢天谢地，埃尔利希关于全球范围大规模饥荒的预言是错误的，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就在埃尔利希和唐老鸭强烈要求节育的同时，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父母也毅然决定少生孩子，婴儿潮逐渐平息下来。1960年（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好批准生产避孕药）之后，美国生育率开始出现长时间的大幅下降，下降比例高达47%。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到了知更鸟和其他鸣禽的死亡。有人说，这种珍稀鸟类具有神秘功能，能够接生婴儿。

尽管民谣歌手或许能够影响到某些事情，比如手鼓和口琴的销量，但如果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数量剧变过多地归因于彼得、保罗和玛丽，那就错了。同样，单纯地把避孕药看作引起人口剧变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更加便捷的生育技术只会让父母更容易进行生育选择，而技术本身并不会做出选择。我将在本章中指出，人口剧变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早在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我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每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在社会中形成的时候，社会就会产生节育的趋势。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古代城邦斯巴达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人口变化——大约在公元前460年。我们还会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所产生的同样的变化——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但是在回顾历史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给现代国家所造成的困局。

在美国，没人曾录制过一首名为“狗和猫都去哪儿了”的歌曲，这是因为流行音乐尽量不以宠物为主题。1953年，歌曲《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名列美国《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并保持了8周之久。之所以没有人录制《狗和猫都去哪儿了》，是因为在过去的55年中，美国人所拥有的宠物数量直线飙升，而婴儿出生率则直线下降。现在美国大约有7550万名儿童，但是有9000万只猫、7500万只狗和1.7亿条淡水观赏鱼。宠物卖场（Petsmart）和宠物超市（Petco）两家的宠物商品销售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最大的儿童商品零售商儿童天地的收益只有1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人花在蛇、龟和蜥蜴这些宠物身上的钱。的确，儿童天地现在正同沃尔玛、塔吉特、诺德斯特龙以及其他服装销售公司展开竞争，但是宠物的主人们也从沃尔玛、塔吉特和杂货店购买商品。在距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专门经营宠物狗洗浴和宠物美容的商店，其中既有自助模式（DIY），也可以雇用别人，根据客户需要进行洗剪吹，并承诺交还狗狗时它们身上会散发出杧果、椰子或柠檬马鞭草香波的味道。但是要想找人给你的孩子洗头、吹发则要困难许多。2015年，我的狗需要做手术，它的兽医体贴温柔，他是从印度移民来美国的。他把我的狗称为“我的孩子”。我问他这种称呼在他的家乡是否很常见，他说不是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郊区学会这种称呼的。此外，这次手术采用了高科技放射技术，名叫“射波刀”——这家动物医院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医院共用这一设备。想必某个人类病人可能不得不等上一天才能做手术，因为当时我的狗正四肢伸展开被固定在手术台上。我并不想讨论谁有优先手术权的问题，只是在观察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对宠物越来越上心，而对孩子则越来越不耐烦。

美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大约是1.89个婴儿，这一数据低于稳定的人口置换率2.1（2.1的置换率把疾病、婴儿死亡以及战争等因素考虑在内）。请注意，这数量偏低的生育率（1.89）出现在代孕、体外受精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生育治疗手段让数百万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可以拥有孩子的时代。每年有6万多名婴儿是在实验室工作人员、注射器和培养皿的帮助下出生的。尽管如此，依然有17%的美国白人女性无法生育。这一数量几乎同20世纪80年代一样多。相比之下，黑人女性的比例是15%，亚洲妇女的比例是13%，西班牙裔妇女的比例是10%。这些无法生育的妇女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法律条文的规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出，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现在更多无法生育的妇女将会选择不要孩子。

尽管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整体生育率却在下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在生育方面表现得尤其不积极。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美国有孩子的家庭数量不足5.5%，这一比例是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家庭的一半。很显然，取得大学学位是一种极佳的避孕手段。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母亲平均每人只有1.6个孩子，比没上过大学的中国妇女平均每人1.54个孩子的数量高不了多少。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2015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在美国许多夫妇在实行他们自己的“独生子女政策”。

为什么育龄期的美国人会选择不要孩子？任何父母都知道，孩子意味着乱七八糟、吵吵闹闹、令人担心，并且花费不菲。宠物狗主人平均每年需要负担378美元的兽医医疗费，养一个孩子每年的医疗费用是990美元。宠物狗单独训练每小时花费50美元，而4年大学教育的花费则超过25万美元。除却经济负担，即使是愤怒到极点的八哥也不会尖叫着说“我希望没有被生下来”，并“砰”的一声甩上房门。当然，孩子也会带给我们充满爱与情感的甜蜜瞬间，并且在父母年老或生病时给予照顾，而鸟、猫和狗则不能。即使是最聪明的雪纳瑞犬或最敏捷的猴子也难以填写医保报账单。

然而孩子总是乱七八糟、吵吵闹闹、花费不菲。1900年，美国白人女性人均有3—4个孩子，她们整天被哼哼唧唧、不停哭闹而可爱的孩子们包围着。自1936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每年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的理想生育人数是多少？”1957年的理想人数是3.6个，到1978年骤降到2.5个，这一数字一直保持至今。但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并不总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际的平均生育人数低于2个。因此，是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不喜欢孩子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其生育率较美国更低。例如德国是1.4个，意大利是1.39个。德语“Schrumpfende Stadt”，即为“收缩的城市”之意。2014年，意大利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高出17%，新生儿的数量降至1861年加里波第和维克托·伊曼纽尔统一南北，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卫生部长在研究了最近的统计数据之后宣称：“我们是一个正在迈向死亡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并没有排在死亡国家之首。日本的生育率降到了1.3个，2015年政府面向7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单身男女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谈情说爱的想法”，认为“爱情太麻烦”，或者他们宁愿选择培养其他爱好。日本家庭计划协会报告说，21.6%的男性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对性爱“不感兴趣”，或者“鄙视”性爱。

尽管日本的Y一代不喜欢性爱，更喜欢发短信，但年长的一代寿命更长。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向当年所有的百岁老人每人颁发一个包装精美的银碗。1963年日本厚生省共送出了153个银碗。2015年，大约有3万名日本人活到了100岁。厚生劳动省宣布，由于年轻纳税人的数量日渐萎缩，因此无法支付这么多银碗了。未来的世纪老人可能得到锡碗或锌碗。最终这些老人都会去世，因而200年后，“消失的日本人”或许能够在史密森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得到他们自己的展位，用于纪念“消失的文明”。我们可以在此进行一个想象实验：我们随便拿一个出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来说，有97%的可能这个孩子所生活的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

传统与婴儿强制措施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只有4个字：罪在繁荣。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更细致的答案。因此，在进一步解释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首先这样问：在过去的岁月中，生育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相对贫穷的年代，儿童充当着重要的劳动力，父母需要他们来帮助收割庄稼、打谷扬场，帮助拖运成袋的小麦，或者像19世纪那样，需要他们佝偻着身体爬进矿井劳作。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把儿童看作经济动物的做法令人反感，但是孩子多的家庭的确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组合。可能第一个孩子非常精明，能帮助父母在交易市场做买卖时不受欺骗；第二个孩子或许非常强壮，能够帮忙抛套索捕牛或圈羊，或者耐力十足，能够蹲在地里采摘草莓；第三个孩子或许长得十分英俊，吸引附近富人家的追求者，可以优化家族基因；第四个孩子或许能赢得摔跤比赛，长大后成为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人物（最近《体育画报》中的一篇文章称林肯是“一位出色的摔跤手和世界级的垃圾话大师”）；第五个孩子或许会浪荡成性，逃离家乡，但后来能给家里的老爸、老妈寄钱。甚至今天，生活在国外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金额占亚美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1%，占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在现代社会，我们把孩子看作必要时刻的保险，为的是以防万一。在早期社会，孩子就是保险。

在很多情况下，在自己家庭组合中扮演某种角色的年轻男子常常会娶上一位在其他家庭扮演相反角色的年轻女子为妻。他们两人一起组建起一个更有能力、更稳固，也更丰富多彩的家庭。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是以男女双方浪漫的邂逅冲突为基础的。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从维罗纳一路走来，目的是“娶妻发财”，对美女和金钱充满渴望。他遇到了凯特，一位冰雪聪明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盆摔碗的姑娘。凯特的父亲急于把她嫁出去。最后，两个年轻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现代的浪漫喜剧电影也把差异很大的双方拼凑在一起，无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还是贾德·阿帕图的电影，比如《一夜大肚》。

或许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当年轻夫妇决定要孩子时，情况会怎样呢？此时传统社会与21世纪就不那么同步了。在传统社会中，爱情就像游乐场中播放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先有爱情，再有婚姻，之后就是婴儿车中的宝宝。”人们认为结婚之后很快就该生孩子。假如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一年后还不生孩子，那么造谣者就会四处散布谣言，要么说他们身体有病，要么说这是来自诸神的不祥之兆。（如果不到9个月就生孩子那就表明道德低劣。）我跟妻子成婚一年之后，我爷爷萨姆（1901年出生于伦敦）给我们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跟你奶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准备当曾祖父、曾祖母了。现在你们——马上办这件事！”说完“哐”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对高生育率由来已久的偏见听起来像是一种狂热崇拜，但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都存在。当然，《圣经》鼓励夫妻“多子多孙”。如果传统社会想要历经暴风雨、干旱、侵略者以及惊人的婴儿死亡率而存续下去，那么它就需要大量新生婴儿。社会文化也鼓励造人计划。甚至连鄙视婚前性行为的人也鼓励生孩子，因为这可以让年轻夫妇对新婚之夜充满期待，到时候不至于只会紧张，而能够释放被压抑多年的欲望。传统的爱尔兰新娘会手持一束用“魔力手帕”包裹的鲜花。10个月之后，这位新妈妈会用同一块手帕作为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洗礼帽。按照中国的古代传统，婚礼前一天，婚床将由某个“好运当头”的人进行装扮，说白了也就是曾生过许多孩子的人。这位“好运当头的亲戚”会在婚床上撒上象征生育的食物，比如石榴和莲子。

在古代文化中，孩子越多代表男子气概越强，社会地位也越高。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可以炫耀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接生婆和保姆来照顾这一大家子。劳拉·贝齐格是一位研究专制君主的人类学家，她调查了六大人类古文明的数据：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明、封建时代的印度和古代中国。贝齐格发现，在4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洲的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稳定。她发现，随着权力等级的降低，孩子的数量也随之减少。每位王子拥有数百名王妃和姬妾，将军每人大约有30名妻妾，而上流社会的男人妻妾数量不超过12人，中产阶级的男人只有数名妻妾。在美洲地区，秘鲁的印加王公至少有700名妻妾，“她们负责打理房间，供他取乐”。而小酋长则可能只有7名。这么多女人会生许多孩子。男人的地位越高，其孩子的存活率也就越高，因为同贫苦农民或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

如果测试古代知名统治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人的基因特征。在面对敌人时，成吉思汗挥舞的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很显然，他在卧室中还有另外一件工具。最近一项染色体研究表明，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爱尔兰，每12个人中就有1个是5世纪被称作“9个人质的尼尔”的军阀的后代。在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经典戏剧《国王与我》（该书以19世纪的真实人物暹罗国王拉玛四世为原型）中，当国王吹嘘自己有106个孩子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剧院观众发出阵阵惊呼，而当数十名可爱的孩子快步向前，跪在他脚下磕头的时候，观众们又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男人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能庇护自己妻子或姬妾的男人将被阉割。如果不是真正的阉割，那也会是象征性的。在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男人通常会喜欢那些与自己长得最像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能让他确信彼此间的亲缘关系。时至今日，与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也非常明显。有人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635名男性和1169名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的孩子。结果表明，这些父亲花在亲生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多于花在养子或他们怀疑不是亲生子女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对亲缘关系有怀疑的男性的那些孩子，只有大约13%能像被父亲认定有亲子关系的孩子那样得到大学学费。在南非开普敦和坦桑尼亚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有关针对不同孩子进行不同投资的想法以及只有男人才拥有的性解放，清楚地表明了性别偏见的存在。传统社会歧视女性，这主要体现在遗产继承、教育投资以及食物分配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依然能够表现出性别间的微妙差别。我父亲有个妹妹，名叫罗达。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一位参加葬礼的邻居对另一位邻居低声耳语：“幸亏她还有个儿子。”这位邻居根本没有提及我姑姑罗达。对儿子的渴望引发了各种各样为人不齿的行径。在整个亚洲，人口统计学家都声称出现了“女性短缺”现象。传统的印度文化重男轻女，因为印度宗教要求父母必须由儿子埋葬。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令人恐怖的人口预测比保罗·埃尔利希早了将近2个世纪。他引用印度的一条法律来说明问题，该法律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因为有了儿子，男人就胜过了所有人；因为儿子又有了儿子，男人就获得永生；当孙子又有了儿子，这个男人就与日月同辉……儿子把父亲从地狱之中解放出来。

财富带来的是生育哺乳的减少

繁荣是如何破坏传统的呢？随着社会变得相对富裕，儿童不再被看作招人喜欢的劳力和听话的田间帮手。相反，他们更像是奢侈品，就像宠物或名贵的手提包一样。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时候，我们对动物的观点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900年，阿拉斯加一位勤劳的猎人可能想要6只长毛耐寒的阿拉斯加犬来牵引雪橇，穿越雪地。而如今，安克雷奇的居民可能会很惬意地抱着一只博美犬，坐在依靠天然气取暖的舒适的家中观看网飞的视频。在那些可能要孩子的父母眼中，现在的孩子已经由昔日充当劳力的“阿拉斯加犬”变成了“博美宠物犬”。时代在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社会可能会以孩子的数量来衡量男人的社会地位，但如今衡量社会精英地位的手段可能是根据他抽屉中劳力士手表的数量，他累积的常旅客飞行里程，或者他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声称，父母们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利弊。中、高等收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需要父母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养孩子可能需要请家教、拼车、支付大学学费，因此父母常常宁愿孩子少但有大出息，也不愿孩子多但都碌碌无为。并且，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越多，就意味着剩下用来度假滑雪和购置豪车的钱越少。约瑟夫·熊彼特在负责哈佛商学院之前曾掌管奥地利财政部。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熊彼特清楚，成功人士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知名度很高，经常身着马裤、脚蹬马靴在哈佛大学招摇过市。他曾高调宣称自己生活中有3个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炫耀说自己在离开祖国前往马萨诸塞州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三个理想中的两个。

纵观整个世界，数据表明受教育越多，意味着生的孩子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贝克尔所提出的“机会成本”选择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接受小农意识。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巴西，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大约只有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一半。

一个世纪之前，一些社会评论家曾预见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萧伯纳1903年的戏剧《人与超人》中，身处地狱之中的唐璜担心，“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迷恋，对成功、艺术和爱情的膜拜最终会反对孕育生命，成为不孕不育的工具”。萧伯纳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有时也提倡优生优育。他发现了繁荣带来的风险，也看到了农夫们走出农场，洗手净面，迈着华丽的舞步涌进社交沙龙和客厅。但是，这种现象甚至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再翻看一下更为久远的历史日历吧。

斯巴达人都去哪儿了？

我们用“斯巴达人”这个词来表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人能够设法应付极其简陋的条件，不需要任何奢侈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维京人橄榄球队教练巴德·格兰特不允许自己的队员用场边加热器来暖手——即使是在冬季的明尼阿波利斯。这就是斯巴达人的精神。他们极具侵略性的防守队伍被称作“紫色食人魔”。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过去的35年里，维京人队一直在带顶棚的室内场地比赛，而他们自1976年以来再没有赢得超级碗决赛的胜利，那时他们采用格兰特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在室外比赛。

古代的斯巴达战士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维京人队一样，他们以野蛮的防守著称，防线几乎固若金汤。2014年上映的影片《300勇士：帝国崛起》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战士（连同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士兵）同薛西斯大帝率领的一支波斯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超斯巴达人，人数比大约是20：1。斯巴达人的军队行动迅速、暴戾冷血，战斗力极强。可以说他们从在摇篮里就开始接受军事化训练。在斯巴达，人们推崇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们有一个公共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新生婴儿进行体检，由此决定是继续喂养这个婴儿还是将其杀死。假如这个婴儿通过了第一关的体检，但如果婴儿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懦弱胆怯，那她有权将其杀死。从7岁开始，年幼的男孩儿就要离开父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吃在军队肮脏的大厅，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他们也不大说话，这可能让他们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洁”（laconic）一词就起源于斯巴达的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士兵身披猩红色的战袍，行军时排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密集队形，手中挥舞着青铜盾牌和青铜长矛。这支军队在公元前5世纪几乎所向披靡。

在征服了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之后，斯巴达人把他们的俘虏强行带回了斯巴达，充当农场里的奴隶或完成日常体力劳动。斯巴达的男人们无须再进行田间劳作，女人们也无须再做家务。斯巴达的女人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和遗赠权，这些权利都是雅典之前闻所未闻的。在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斯巴达的女人们可以管理农场，因为这些工作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她们无须再进行手提肩扛式的繁重劳动，而是开始统筹安排，比如挑选种禽种畜，或者买卖作物种子。斯巴达通过征服邻国获得了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斯巴达人可以更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劳动。

可是，强大的斯巴达人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他们已经消失了，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巴达人到哪里去了呢？简单来说就是，底比斯人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重创斯巴达人，并于第二年侵占了斯巴达。但底比斯人怎么能够击败所向披靡的斯巴达人呢？毕竟斯巴达人从摇篮里就开始接受杀戮训练，且可以依靠少量补给存活下去。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人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有意不进行房事，这导致没有足够的孩子来继续补充社会人口和军队数量。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尽管国家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人的重装部队，但部队数量甚至不足1000人”。人口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在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开始依赖俘获的奴隶进行体力劳动。于是富裕家庭开始决定少生孩子，这样一来土地和金钱就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历史史实证明了他们土地所有制中的缺陷——国家经受不起一次打击，人口太少导致国家灭亡。”由于斯巴达人控制着土地，奴隶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斯巴达人自己孩子的劳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再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就提高了。再多一个孩子意味着管理庄园的时间就会减少，外出旅游或享受奢华生活的时间也会减少。这还可能意味着要与众多的女婿或儿媳分割财产。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大约80%。随着人口的减少，强大的斯巴达军队方阵也在萎缩。等到了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不再害怕斯巴达人，他们征服了斯巴达，解放了麦西尼亚奴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这些奴隶一直“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主人”。斯巴达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获得财富之后丧失了繁衍的需要和渴望。

先人们是如何避免生孩子的呢？生育控制手段包括单身生活、体外射精、堕胎、使用像罗盘草那样具有避孕功效的植物，以及令人痛心的杀婴行为。假如哪个婴儿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被生了下来，那他就会被送人（寄养）或者被遗弃，成为孤儿或被活活饿死。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一生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在公元1世纪初，他考察了古斯巴达遗址。在其代表作《地理学》中，斯特拉博指出，这是“一个几乎彻底被遗弃的国家……与古代大量人口相比，现在这个国家人口严重不足。在斯巴达城邦之外，保留下来的城镇数量大约只有30个，而在古代，人们称斯巴达是一个‘百城之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每年举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牛就有100头”。

你或许认为获胜的底比斯人和雅典人会吸取斯巴达的教训。我们在第6章中将会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把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置于希腊的掌控之下。拥有大量土地、劳动力和战利品的希腊人开始尽情享乐，而无心繁衍后代。如果你今天到雅典参观，想要爬上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那你就必须要排队等候拥挤的旅游大巴或者跟在成群的背包客身后。此处当然是个重要景点，因为它至少会让你片刻想起“西方文明”这个词。斯特拉博也曾考察过这个地方及其周边环境，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不用排队等候。他所看到的雅典几乎被完全遗弃。他说自己看到的雕像数量比看到的人还多。

当然，我并无意想要把文明的兴衰完全归为一种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致命的瘟疫、残暴的侵略者、作物歉收以及政府无能这些因素也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想说生育率降低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而是要说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这会带来新的，有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得国家难以维持运转。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前118年）认识到，国家衰亡有多种原因。他没有一味地将其归咎于官僚体制、瘟疫或者庸医，而是采取当时社会的通行做法，将其归咎于天神。波里比阿恳求统治者在面对旱灾、霜冻和瘟疫时，“通过祭祀来平息上苍的雷霆之怒，请求诸神暂缓用那些灾害来折磨人类”。但在其他事情上，波里比阿采取了比较现代的做法。他先是这样写道：“儿童数量不足通常会引起人口衰减，由此导致城市居民严重匮乏和生产力下降，尽管当时没有旷日持久的战争或严重的瘟疫。”之后，他把责任归咎于人类，而不是天神。他这样写道：“人类的行为变得扭曲，崇尚炫耀和金钱，拒绝养育孩子，或者最多养育一两个孩子，为的是可以让他们过得富足或者在极度奢华的环境中长大……最终家庭必将后继无人——这就像蜂群一样，城市会逐渐变得人口稀疏，不堪一击。”

1800年之后，美国南方大种植园中的房屋走廊都建有爱奥尼柱（1900年后，作家威廉·福克纳描绘了再次上演的希腊式悲剧）。当地奴隶制对生育造成了类似的影响。随着19世纪初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奴隶替代了白人孩子在田间劳作。随着收入的增加，富裕家庭把重点放在畜养和炫耀他们的马匹和仆人上面，而不是婴儿车上。1800年至1850年，白人生育率下降了20%。

企业经理和经济学家经常会引用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区域中“每平方英尺[1]销售额”的零售率，或者宾馆行业中“单位客房营收”。我将沿用斯特拉博的做法，提出一种有用的新数据来解释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每位年轻公民所占有的雕像数量。同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最终眼看着这一数据上升，目睹他们的繁荣景象衰败。

奥古斯都大帝领导古罗马走向极度繁荣，他吹嘘说自己“接手的是砖石建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大理石砌成的罗马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判断说，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治下的古罗马像1700年后的英格兰和荷兰那样富裕。奥古斯都兴修水利，鼓励贸易，发展教育。我们之所以知道古罗马人的教育水平较高，是因为庞贝古城中的石刻和商业标识告诉了我们这一切。我曾数次前往庞贝古城，因为那里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妓院（the lupanar）是深受游客喜爱的一处景点，位于维克女妓院和维克男妓院附近的拐角处。“lupanar”一词来自拉丁语单词“lupus”，意思是“狼”。当然，传说中古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是由一头母狼哺乳长大的。但在庞贝城，lupanar是家著名的妓院。一位妓女在书面拉客广告里这样写道：“花上两枚‘爱思’铜板（Asses Cash），我就是您的了。”而当时要想找回“一只丢失的铜壶”需要付出65枚银币。附带说一句，这里的“爱思”（Asses）不是指毛驴，而是指古罗马的铜币，它被称作“A”。

然而，古罗马富人阶级的财富和教育却引发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趋势：国人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奥古斯都对此十分担忧。于是在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9年，元老院通过法律，惩罚那些不结婚的人、独身主义者和没有孩子的人。按照这一法律，没有孩子的男人将会失去50%的遗产继承权（《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历史学家把古罗马极低的生育率归咎于很多事情——从上流社会的铅中毒（来自铅制炖锅）到男性流连于温泉浴（水温过高，杀光了他们的精子）。尽管这些基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奥古斯都和元老院认为，生活优越的古罗马人有意选择少生孩子，因此他们颁布法律，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指出，大多数古罗马人认为“一个孩子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了，最好不要让孩子来加重生活负担”。“proletarius”这个词曾经是个褒义词，意思是“生孩子的人”。但这种褒义显然已经坠入了贫民窟。同时，婚姻仿佛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戏或一种特殊的荣幸，而不是一种具有任何目的的神圣行为。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位在12个月的时间内闪婚闪离8次的妇女。

波里比阿曾哀叹说，性交和生育活动的缺乏也对古罗马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不利影响。他指出，随着人口的减少，古罗马人或许充当“世界霸主，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装备船只，也无法派遣庞大的舰队出海征战”，没有足够的军力维护他们的领地。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兵源，古罗马被迫招募日耳曼部落人员。但这些“野蛮人”公然违背罗马将军们的军纪。在帝国西部地区，野蛮人的数量几乎占了战斗部队的一半，他们也无心替罗马打仗。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假如斯巴达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有通过征服邻国获取财富和权力，那他们或许就不会破坏自己繁衍后代的动力。

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以及“25年法则”

工业革命给法国和英格兰带来了飞速发展。最终，在奥古斯都统治的1800年之后，罗马人的成就和财富被现代欧洲超越。但是几乎就在法国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高收入的同时，法国太太们开始减少生孩子的数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人口大国，仅次于印度和中国。法国人口的数量比德国人口多将近40%。但是到了1850年，发展缓慢的德国追了上来。由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这是事实）、个人卫生习惯的提高（这也是事实）、营养的改善以及流行性疾病的减少，法国婴儿的死亡率极低，这就意味着无须生养更多的孩子。但是法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工业经济需要上班的父母能够说走就走，这对那些孩子太小的父母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当这些父母想要出门到工厂上班时，孩子会成为拖累。当然，宗教和文化也有一定影响。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丧失了权威，“自然控制生育法”不再背负“非自然行为”的污名。最后还有一点，就像在斯巴达一样，继承法也对生育决定产生了影响。按照旧制度的规定，长子继承权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无论有多少孩子，通常只有长子才能够得到遗产。然而根据《拿破仑法典》，所有孩子都有继承权。这就对遗产造成分化，使得父母在决定要多于1个或2个孩子的时候会考虑再三。1750年到1800年间，1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停滞不前，并在之后的150年里一直下跌。当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在影片《琪琪》中唱到“感谢上帝带给我们女孩们”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在进行宗教宣传，而可能是在哀叹1899年的时候人们在巴黎街头只能见到寥寥无几的女孩儿。事实证明，在“一战”之前的美好时代中，美女寥若晨星。

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法国那些最富有、社会地位最高的家庭率先决定减少生育。乔治·芬利是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他把19世纪的法国人口和那些古代国家进行了比对。他指出，在古代，独裁者没能增加他们后人的数量，而在现代，这一同样的趋势“影响了20万选民，他们构成了法国的寡头政治”。没过多久，普通百姓也开始效仿那些节育的达官贵人。

在英吉利海峡对面，英国人从不控制生育到开始控制所花费的时间稍长。然而，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最后10年里，英国中高收入阶层已开始少生孩子，享受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登基时，英国的生育率相对稳定，每1000名妇女大约能生170个孩子。当这位女王加冕为英国女皇时，英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动机。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英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由原来的10%左右攀升到了25%，而其经济规模增长到了原来的3倍。但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880年左右，生育率开始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生育率骤降了70%。这种变化跟政府指令、瘟疫或全球气候变化无关，而是与人们的选择有关：英国家庭认为（由于天然避孕法带来的好处），需要喂养的人越少，他们就会越幸福、健康和富有。由于英国人在农场劳作的人极少，因此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手来干农活。在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看来，谁家门前如果停放着两三辆婴儿车的话，那就标志着他家社会地位的下降。

我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经验法则：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在连续两个25年的时间内（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5%，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降至人口置换率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妇女有2.5个孩子。假如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增长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其生育率通常会降至2.1以下，该国就需要通过移民来保持稳定的工作人口。

在过去的几年内，像法国、新加坡、韩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些国家都在努力说服年轻夫妇多做“床上运动”，为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比如免费入住旅馆，以及更多的“房事”休假。俄罗斯政府承诺，新晋父母有机会赢取崭新的冰箱！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政府高级官员亲自调暗灯光、调高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特拉的歌曲更令人扫兴的行为了。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温馨浪漫的夜晚，只能带来噩梦。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有所提升，比如日本提升到了1.43，而法国在移民的帮助下，其生育率接近2.0。尽管如此，把生育率推升到置换率以上的努力看起来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这会造成什么差异呢？下面就是这一悖论

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国家就会出现大量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会有人购买大量的伊卡璐染发剂。如果说像降压药、核磁共振、计步器这样的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那么老年人就会变得非常高寿。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人们的寿命从1900年的47岁左右一跃提升到现在的80岁左右。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聚集到一起的话，那么他们将会组成这个星球上的第三大人口大国。

寿命的增加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人们活得越长，可能越不想多要孩子。我们可以想一下：假如你知道自己会活到90岁，那么你对早婚的要求就不会感到压力太大，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推迟结婚年龄，直至生育“黄金期”过去之后。在美国，初婚年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在增长，从原来的21岁左右增长到将近27岁。到了27岁，妇女怀孕概率开始下降，这样一来27—29岁的女性怀孕的可能性同19—26岁的女性比起来就低了很多。但对这一数据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人们花在婚姻生活中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100年前，人们早早就过世了，美国人在结婚前需要等待大约半辈子的时光。而今天，美国人结婚时，他们的一辈子仅仅过去了35%。放眼全球，随着收入的提高，平均结婚年龄也在提高。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从1970年到2005年，女性结婚年龄从25岁增长到将近29岁。当然，许多妇女生孩子时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甚至没有同孩子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是，假如看一下美国妇女生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年龄从1970年的21.4岁上升到了2006年的25岁。推迟生育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弗吉尼亚大学的阿马利娅·米勒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不生孩子是有好处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妇女每延迟一年生孩子，她在职场中的收入就会增加9%，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提高自己抚养孩子之外的技艺。总而言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不断增加的收入抑制了人们多生孩子的倾向。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老化，未来逐渐看起来就像是1980年左右的一张以迈阿密海滩为背景的过时的明信片，里面的老人们在寻找漂亮的公园长椅，或者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蹒跚着走向他们的汽车，参加先到先得的特别晚餐。那个餐厅的女招待们会提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买一赠一的优惠券。假如你不喜欢吵闹的婴儿，讨厌制造巨大噪声的顽童，那么中位数年龄接近老年人的人口构成或许是件好事。但是，假如你希望既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够维持其特点和传统，那么上述人口转型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谁将为老年人开公交车呢？谁为他们抽血做胆固醇检验呢？谁来为他们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呢？谁来传承类似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和社区音乐会这样一些地方传统呢？

迈阿密海滩现在不再显得老态龙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已有的大量古巴裔移民的基础上，该地区涌入了来自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地的年轻拉丁美洲移民，重组了该地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在非迈阿密本地人到来之前，迈阿密海滩周围人口一直在老化，发展在减速。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老龄化、富裕的群体需要输入来自异域的年轻人。我承认，身为游客，我非常喜欢迈阿密海滩。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比在迈阿密南海滩散步更让人惬意的了：夜空中繁星点点，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装饰风格的旅店色彩斑斓，棕榈树随风摇曳，当地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桑巴舞曲。名为“林肯大道”的购物步行街热闹非凡，有时很难在户外咖啡馆找到座位，也难以订到弗兰克·盖里设计的金碧辉煌的新世界交响乐中心的演出票。我的好朋友吉米·莫拉莱斯是当地一所学校的门卫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迈阿密海滩引以为傲、深受大家喜欢、雷厉风行的市政执政官。最近，当我跟吉米一起沿着林肯大道散步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业精神让我非常震惊。吉米陪着我的时候，一家古巴人开的饭店给我们上了一份鲜嫩美味的烤牛排。吉米对我说，这里面的黑豆和白米被称作“莫洛和克里斯蒂亚诺”，翻译过来就是“摩尔人和基督徒”。这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该城市的文化融合：来自许多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但是，为游客提供的这种丰盛午餐以及所有这种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总体上迈阿密已经发展得十分繁荣了。现在迈阿密市一半的人口（110万人）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他们主要来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在美国城市中，迈阿密的收入中位数排在倒数第二，贫穷指数排在正数第二。尽管工资相对较低，迈阿密市民却在彼此分享他们的收入，虽然不完全如此。在向原籍国家汇款数额方面，该城市名列前茅。每年，迈阿密大约有3/4的古巴裔美国人向他们在古巴的亲戚汇款，总数大约是10亿美元。古巴裔美国人不是唯一向加勒比海地区汇款的人。萨尔瓦多人和多米尼加人向他们家里汇去的自己收入的比例甚至更高。考虑到拉丁美洲移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可以说相当慷慨。但这种慷慨针对的是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美国当地。

在最近一项有关志愿奉献精神的研究中，迈阿密名列美国最后一名，只有14.8%的人愿意经常帮助他人。迈阿密同拉斯韦加斯竞争最后一名的位置。人们也许能够理解拉斯韦加斯，因为这个地方流动人口居多，人们对其恶习习以为常。但对于迈阿密来说，人们难以找到借口为其极低的排名辩解。由于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都不属于寒带气候，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舒适的气候让人们不愿意帮助他人呢？或许吧。在气候寒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居民中，大约有37%的人参加志愿者行动，而在气候潮湿的西雅图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大约是35%。不但如此，在气候更为干燥和温暖的俄克拉何马市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也相当高。我认为，问题的答案与这些地区已经确立起来的文化传统关系更大。提到文化，我并不是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与信奉路德教的德国人，而是指宗教、社会、学校组织等团体。父母们自愿参加家长教师联合会的活动吗？邻里之间是否培养起参加巡游、历史剧演出、农贸市场以及慈善长跑活动的兴趣呢？

这里就引出了本章中的一个问题：较低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带来更多移民，进而导致社会精神分化或下行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也并不意味着需要采取应对之策，阻止移民登陆机场或码头。正如我们在本书结尾部分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做的是成立更好的社会机构、打造更持久的传统。

当富裕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时，谁来工作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了未来10年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1）医疗卫生；（2）商业；（3）建筑；（4）技术；（5）社会服务行业。但当我们对这些数据展开调查时，我们发现增长最快的3类工作分别是：（1）个人保健助理；（2）家庭健康助理；（3）口译译员/笔译译员。我们对这些工作了解多少呢？在这些工作中，移民比例占了绝大多数。比方说，在医疗卫生方面，有250万人在老年人家中照顾老人，其中23%的护工都是外来移民。当然，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新近移民的孩子，他们也可能从事保健助理或护理工作。在增长最快的就业岗位中，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也位居前列。同样，在这些职业中，外来移民工人数量也占到了建筑工人总数的23%，其中超过82%的人来自拉丁美洲。大约有将近27%的建筑工人在家里不讲英语。这些移民或许曾听人说过，美国遍地铺的都是黄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要亲自动手重新铺设。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年轻力壮，却食不果腹到甘愿俯身低头、面对从热搅拌机里流出的温度高达135摄氏度的沥青混凝土的蒸烤呢？在美国出生的人当中，只有14%的男性的年龄在18—39岁。这批人是用铁铲翻动滚烫沥青的首要人选。但是，35%的非法移民（以及18%的合法移民）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男性。建国之初以及当其人口构成较为年轻、生育较为旺盛时，美国没有太多西班牙裔移民。182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只有16.7岁。那一年，有多少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呢？只有1个人。不是100万人或100人，而是只有1个人。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这个例子中来。这个例子将把我们引入第2章和第5章的主题：外来移民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他们的愤恨。当时的英格兰生育率骤降，越来越依赖移民为这个世界工厂工作。工厂里的外国工人、技师和企业主改变了伦敦东区的人口构成。从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到1914年“一战”爆发，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相继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在俄国，为了躲避大屠杀，大约有12万名犹太人移民来到英格兰安家落户。这在加入工会组织的英国工人之间引发了紧张关系和情感冲突。码头工人领袖本·蒂利特是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他本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曾经一边挠着脑袋一边对刚刚移民过来的工人们说：“不错，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但是，我们真心希望你们没有移民过来。”这是相当不错的欢迎词了。

[1]1平方英尺=0.09290304平方米。——编者注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种植开心果的果农们问我是否可以在他们的大会上讲话，地点在卡梅尔市附近。我喜欢开心果，而且由于曾携带超大左轮手枪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担任该市市长，因此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风险。听众们很友好，许多与会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戴的帽子上印着“约翰迪尔”“卡特彼勒”或者“新奇士”等公司的名字。我在讲话中提到了全球化问题。我抓起放在讲桌上的一瓶“斐济矿泉水”，举到空中，然后说道：“大家想一下，今天，从南太平洋进口矿泉水，一直运到加利福尼亚，这样做是非常划算的。这是新的运输技术——集装箱和现代物流技术——所创造出的奇迹。”在我对全球化的力量赞不绝口、高度评价长方形的斐济矿泉水水瓶的时尚设计时，我注意到前排坐着一位举止优雅的先生。此人身着时髦的西装，不断地点头、微笑，十分专注。接下来我停顿了一下，盯着这个矿泉水瓶，就像哈姆雷特盯着约里克的骷髅头一样，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没有去过斐济，即便我非常向往那里。但是我确信，灌装这些瓶子的家伙一定是穿着大裤衩，站在自家后院，手持给花园浇水用的软管。”观众哄堂大笑，我感觉棒极了。然而他们一直在笑，还有人不断吹口哨起哄。最后，会议主持人走上演讲台，拍着我的肩膀，指着前排那位优雅的先生说道：

“托德，让我们有请‘斐济矿泉水’的老板上台！”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此人名叫斯图尔特·雷斯尼克，也是主营石榴和无花果的“石榴红”公司的合伙人（同他妻子琳达一起）。我也很喜欢石榴的味道。雷斯尼克曾慷慨解囊，资助医学研究，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和其他观众想当然地认为我很有勇气，故意在舞台上拿他开涮。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事物对我们来说都近在咫尺。我们从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下来后，不必再步履蹒跚地找生锈的公共饮水处，而是可以依赖一个住在贝弗利山庄、名叫斯图尔特的家伙送来瓶装水。瓶子是由杰出的美术设计师设计的，而水则灌装自热带地区。瓶装水是个价值120亿美元的产业，消费者们都有他们自己钟爱的品牌——尽管其基本成分都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我既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斐济矿泉水，或是其他任何品牌的水。毕竟，人类生存史与寻找可饮用水资源密切相关。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优质水源。在最近1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一直渴望能够喝到没有污染的瓶装饮料，无论是非洲的可口可乐、苏联的百事可乐或是中国广东的蓝带啤酒。人们很容易忘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曾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象征性力量。如果某个政府——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议会制政府——能够把美国人的碳酸饮料送到其人民手中，那么这个政府就更有可能巩固其政权。可口可乐公司在1926年仿照美国国务院成立了自己的海外业务部。1959年，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贸易博览会，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在这次博览会上，百事可乐的一位高管设法偷偷地把一杯可乐递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手中。摄影师把这一镜头抢拍了下来。经过此次破冰之旅，百事可乐公司后来开始在苏联销售软饮料。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开始销售红牌伏特加。但是，起初苏联政府鄙视这种西方财富的象征，左翼批评家称之为“可乐殖民行为”。为了与可口可乐公司展开竞争，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们在传统的“格瓦斯淡啤酒”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他们自己的泡沫酸饮料。这是一种浑浊的带酸味的啤酒，用发酵的黑面包制成。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士兵们称其为“猪猪柠檬汁”。苏联的这种民族品牌或许深受开车兜风的国内苏联人民委员们的喜欢，他们开着锈迹斑斑的65马力的拉达轿车四处转悠。这些人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959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中的中坚分子暗中发现他们国家的击剑冠军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喝了可口可乐。他们以此为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并公开抨击这种饮料，称其为官方认定的“资本主义运动饮品”。最终，可口可乐通往东欧地区的障碍被清除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红白条纹图案突然出现在各个商铺的店面招牌中。影星詹姆斯·贾克内所塑造的人物在比利·怀尔德1961年所拍摄的喜剧片《玉女风流》中对此做了全面的预言：“拿破仑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但是可口可乐即将成功。”

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创造出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面包与马戏。它的意思是说，只要恺撒能够给人们提供吃喝玩乐的生活必需品，他就可以保住王位。在埃塞俄比亚，可口可乐就成了罗马式的面包。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当东非制瓶股份公司瓶盖告罄、上千名工人下岗的时候，“可口可乐的短缺被视作全国的紧急事务”。在国家信用危机中，“据说街头的孩子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小巷搜集急需的瓶盖”。在1980年拍摄的一部喜剧电影《上帝也疯狂》中，一个可乐瓶子从飞机上掉了下去，落到了喀拉哈里沙漠中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布须曼青年“基”的身边。基从没有见过这么闪闪发光、让人神魂颠倒的东西。他觉得这肯定是神圣之物，是来自诸神的礼物。最终，这件礼物破坏了部落的和谐，基奔跑着穿过喀拉哈里沙漠，试图把这个瓶子扔出地球。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全球化对国家和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此处我们一定要当心，因为即使我们回答说全球化对和谐造成了伤害，我们也必须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是否可以不需要全球化？这就让我们接触到本章的一个悖论：不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国家无法实现和保持富裕，但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必将动摇该国的传统和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像那个最开始对可乐瓶子感到好奇的基一样。或许让我们着迷的不是饮料瓶子，而是三星Galaxy（盖乐世）系列手机拍摄的超清照片，或者是达明安·赫斯特位于伦敦的艺术工厂出品的彩绘点状作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好奇。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像后来幻想破灭的基那样问我们自己：“这些世界奇迹是否干扰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同邻居们之间的关系呢？”那些三星手机拍摄的照片确实精美无暇，但或许我们会怀念过去在街上开照相馆的那个家伙，可后来他破产关张了。

这种怀旧情绪并非新鲜事物。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年）一书中，人到中年的叙事者（马塞尔）在品尝到泡在茶水里的蛋糕时，情绪激动，全身战栗，怀念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

这听起来有些伤感和忧郁，但对我们来说现实更为残酷。同马塞尔不同，我们之所以怀念那些饼干，是因为纳贝斯克公司替代了面包师傅！我们怀念的是早些时候的味道，以及带来这些味道的邻居和师傅们。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我们大多数人偶尔会感到惋惜和痛心。我称这种感受是“蛋糕忧郁症”，因为在我们个人成长过程中总有某一时刻，我们会像马塞尔或者喀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一样。“蛋糕忧郁症”是个综合征，它使得国家很难保持统一。

的确，现在的烘焙“师傅”、橄榄油“手工”装瓶工以及“本地”甘蓝菜农都随行就市，趋从于富裕的顾客开出的高价。然而，技术最为精湛的师傅们常常会马上把他们的企业出售给更大的急于要向世人展现他们的前沿优势的品牌公司。那些有勇气的优秀师傅出售自家企业这件事虽无可厚非，但是让人伤感的怀旧情绪还是令人难以自已。比如，有家名为“10桶酿”的啤酒公司“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俄勒冈州的本德市酿造啤酒。可是2014年，这家公司悄无声息地把所有业务并入其收购者百威公司旗下了。

让我们像普鲁斯特笔下手捧蛋糕的叙事者那样，再次回顾历史。在本章中，我将向诸位展示一些古老国家，这些国家（诸如拉古萨和威尼斯）通过贸易变得富裕，但随后就四分五裂了。我们也会看一下19世纪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哈布斯堡王朝，该王朝曾统治过奥匈帝国，但却像腐烂的林茨蛋糕那样土崩瓦解了。我们还会看一下全球化经济是如何消耗爱国主义热情的。尽管如此，全球化经济也并不全是坏事。分裂国家的这些力量，同样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其他的好东西，比如救命用的青霉素和简陋的铅笔。

没有贸易，就难以富裕起来

我曾在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来宣扬贸易的好处。我可以很自豪地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支持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经济学大师们》[1]，内容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而当我在为白宫服务期间，曾经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的反对者进行过辩论。其间，一位粗暴的工会领导人真的脱掉鞋子，敲打着讲台，引起了在芝加哥一家庞大而光线昏暗的宾馆中的观众哄堂大笑、嘘声四起。在其经典著作《自由选择》的封面上，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以此作为自由贸易思想的象征。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个人知晓铅笔的制作方法。要想制造出一支铅笔，你需要能够前往像俄勒冈州这样的地方去了解如何砍倒一棵大树。但是，你首先需要制作钢锯的钢铁。因此，你需要飞往巴西的一家铁矿，戴上矿工的安全帽。然后，你需要前往匹兹堡，弄清楚如何把铁矿石冶炼成钢。你还不能忽略铅笔上的金属圈、石墨笔芯以及橡皮擦。这就需要你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经过所有这些旅行，掌握了所有这些有关化学、工程学知识以及必要的贸易外语之后，你认为自己能够造出一支迪克森公司定价为13美分的铅笔吗？况且，这种铅笔还要装在便利的纸盒中，上面还要配以精美的图案，吸引忠诚的粉丝。（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在给卢克·天行者激光剑之前挥动着的就是一支迪克森公司生产的铅笔，而《欢乐糖果屋》的创作者、作家罗尔德·达尔每天上午开始写作之前，总会先削好6支这样的铅笔。）值得注意的是，制作铅笔时，无须让铁矿工人、伐木工人、橡胶园工人以及美术设计师聚集到一起开会研究，也不需要政府官员集中调控和指导生产。价格体系和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协调好这一切。在你一生当中，你是否听说过有铅笔短缺现象，或者有过铅笔制造商哄抬物价的现象？当然，铅笔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物（除非你在上午参加SAT考试时进了考场却没带铅笔）。但是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事物，比方说阿司匹林药片（每片1美分）或飞机发动机（每台1100万美元），都是以同样的运作方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历经时间的洗涤，现在市场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实惠的价格。

或许，关于如何看待贸易带来的好处，最好的办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人平均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满足生活和购物需要？根据这一标准，在过去的150年间，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1870年，儿童一般从13岁就开始工作，直到死亡才能退休，每年需要工作3000个小时。美国人每年做家务的时间是1800个小时，他们起床后61%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到了1950年，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是17.6岁，而成年人只把起床后45%的时间用来工作。而今天，我们从20岁开始工作，可以有16年的退休生活，工作时间只占起床后时间的28%。

下面我们看一下购买力是如何飙升的。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翻看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圣诞节“愿望手册”。我不知道圣诞老人是否也喜欢这种手册，但事情看起来相当神奇。我13岁时（当时已不再相信关于圣诞老人的故事了）想要学会如何冲洗、放大胶片，当时我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手册中发现了一套柯达设备，售价大约是100美元。这对我来说有点儿贵，于是我给GAF公司（柯达公司的竞争对手）的总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一下柯达公司的系统，并询问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该系统是否是个不错的初学者工具包。不出所料，几天之后，我家门前驶来一辆棕色的联合包裹快递公司（UPS）的卡车，司机递给妈妈一个红色盒子，里面是GAF公司提供的免费工具包，还有公司总裁写的一封温馨暖人的信。他祝愿我刚刚起步的摄影生涯好运连连。（我运气并不太好，因为假如你是在那个令人难堪的“纯真年代”长大的，那你一定很容易弄翻临时充当暗室的那个房间里的有毒化学物质，因为这间暗室事实上是你父母的洗衣房。）经济学家马克·佩里帮我们查阅了西尔斯百货公司以前的宣传手册，对比了不同时间段的价格。比方说，在1959年，普通工人需要工作100多个小时才能买得起一台洗衣机，而今天需要的工作时间不足当时的1/4。当时买一台吸尘器，需要工作一个多星期，而今不到一天就可以了。尽管最近有人争论说这不公平，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它给贫穷家庭带来的好处。1971年，只有大约20%的美国家庭拥有洗碗机，只有大约40%的家庭可以看彩色电视。到了2005年，大约40%的“贫穷”家庭拥有了洗碗机，几乎所有家庭至少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其他国家也享受着类似的美妙变化。直到1965年，1/3的英国家庭还没有冰箱。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接受常温啤酒。

那些回避贸易的国家最终都停滞不前或逐渐衰败。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我向白宫请假，前去参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信步穿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破败不堪的大厅时，我意识到该国的问题不是无法跟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是没能跟上1917年俄国的生活水平。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发动革命之前，古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排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首。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古巴经济下滑到拉丁美洲国家末尾，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们或许将这种下滑归咎于美国政府的贸易禁运政策。但这恰恰说明了我的观点：断绝贸易的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最多只能是停滞不前。总体来说，自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翻了一番，但古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原地踏步。如果你看到一些照片中瘦骨嶙峋的农民艰难地推着1956年的老式雪佛兰Bel Airs汽车，你就会明白谁应当为这种经济停滞负责。现在，美国开始解除贸易禁令，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经济更加繁荣的古巴。

我们在第8章中将会看到，19世纪伊始，当令人恐怖的德川幕府统治者看到英国和葡萄牙商人乘坐着黑烟滚滚的燃煤商船驶进他们的港口时，他们感到惊讶、好奇和恐慌。日本统治者闭关锁国数百年，但他们当即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受到了阻滞。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完全不同道路的国家。每一组中的前一个国家选择了面向全球开放的道路，后一个国家选择了故步自封：越南和缅甸、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一般说来，选择开放的国家在80年代的年均增长速度是3.5%，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5%。而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在80年代的增长速度只有0.8%，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1.4%。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个国家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时，其经济发展会变得年迈无力、衰败不堪，更像是一个通风不畅的动物养殖场，或者像一座潮湿阴冷的监狱。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北方比南方略微富有一些。日本人曾在三八线以北建过工厂，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中国、波兰，甚至阿尔巴尼亚都曾向朝鲜运送过大量援助物资。尽管得到过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今天的韩国却比朝鲜富裕17倍，韩国人的寿命比朝鲜人长10年，身高也高几英寸[2]。韩国人称其为“汉江奇迹”。韩国现在制造出了超清三星平板电视、超智能化LG冰箱、性能优良的现代和起亚轿车，韩国魅力四射的流行音乐组合风靡全球。相较之下，朝鲜制造出了什么呢？

自由贸易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实惠。从腓尼基人时期开始，从事贸易的国家就非常繁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评论家认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或者说得更文雅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这种想法非常错误。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全球的情况。荷兰本来是片沼泽地，以色列本来是片沙漠，一根欧芹也没有，石油就更少了。而今，与那些国土面积比它大10倍的国家相比，荷兰成功孕育了更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技术公司，其海岸线上的科研大楼星罗棋布，科研公司的名字都是来自硅谷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包括谷歌、苹果、思科、微软和脸书网。这些国家崇尚贸易，它们所进行的贸易不仅仅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和那些你整天不离手的电子产品，还包括自由的思想交流。

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

但是，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开放其市场的时候，有些人会蒙受损失。现在很难找到在美国制造的鞋子。2015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了耐克公司位于俄勒冈州的总部，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新的全球贸易协定对美国有益。假如当时奥巴马看一下自己所佩戴的腕表来确定演讲时间的话，他可能不会看到“美国制造”的字样。美国的手表制造业风光不再，先是落后于瑞士，接着落后于日本，然后是中国，之后再次落后于瑞士。或许底特律的Shinola腕表或者苹果公司的iWatch智能手表能够重振雄风（尽管大部分零件产自亚洲）。

本章的悖论提炼起来就一句话：国家需要贸易，但贸易却会瓦解忠诚。

什么是拉古萨？

即使对那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人来说，拉古萨这个名字在今天也没什么意义。或许它听起来像是一种流行的意大利面酱的牌子（Ragú）。20世纪30年代，一对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移民夫妇开始在他们位于纽约的地下室里把这种酱品装瓶，后来销往联合利华、立顿和Best Foods食品公司。在文艺复兴时期，拉古萨共和国是富人聚集的天堂，背靠壮美的悬崖，悬崖壁立千仞，俯瞰大海。此地气候宜人，拥有平静的港湾和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在《第十二夜》中，当薇奥拉在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的海边洗脸时，可能会指着浪漫之地拉古萨好奇地问道：“朋友，请问这是哪个国家？”今天，拉古萨有了一个不同的名字：杜布罗夫尼克。每年1500万名游客接踵而来，他们背靠巴洛克式的建筑，手指橙红色的黏土屋顶，举着自拍杆拍照。16世纪，一位多米尼加的名叫塞拉菲诺·拉齐的修道士记录了拉古萨美味的葡萄酒、甘甜的梨、饱满的西瓜以及亚得里亚海里的鲜鱼。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拉古萨率先建造了排污和排水系统，其所遭受的瘟疫和饥荒也相对较少。1358年至1806年，拉古萨在其旗帜上打出了“自由”的字样，而它也是达尔马提亚海岸唯一一个不受威尼斯统治的城市。当时，拉古萨的管理者是个自信的行政官。每次出国访问时，他都穿着红色的长筒袜和红色的鞋子。希腊人曾以此来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位拉古萨行政官会在军乐伴奏下信步穿过外国港口，尽管有12名未带武器的保镖在“保护着”他。

然而，拉古萨并不完全是人间天堂。它四周强敌环伺，危机四伏，经常受到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形形色色的土匪的威胁。（在第9章中，我们将看到哥斯达黎加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类似局面。）拉古萨不但要应对来自亲王和苏丹海军的入侵，还要对付来自周边封建领主和海盗的袭扰。为此拉古萨人修筑城墙来保护自己。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拉古萨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贿赂、间谍活动、阴谋诡计以及伪造事实。他们递交给外国首领的公函极尽谄媚之能事，但同时也有些居心叵测。请看下面的例子：

拉古萨议院给奥地利的统治者送去一封公文急件，里面写道：“作为陛下您忠心耿耿的奴仆，我们有义务告诉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目前，威尼斯人正在对您图谋不轨。”

他们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坚决效忠陛下。”

他们在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信中写道：“教皇的12艘战船已经同西班牙国王的49艘战船联合起来，同时还打算联合威尼斯人的舰队。”

拉古萨人向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斐迪南解释说，他们向苏丹进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整个基督教共和国……在基督的旗帜下”。通过向苏丹缴纳贡金，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区保持基督教的活力”。但是随后一转身，拉古萨的大使便对苏丹谄媚道：“与所有的基督徒相比，我们更关心的是殿下您治下的那些最卑微的奴仆。”

拉古萨向其驻君士坦丁堡[3]的大使发出命令：“如果土耳其官员告诉你说苏丹想要增加我们的贡品数量，那你们就跪倒在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用最谦卑的语言乞求他收回成命。”随后大使又接到命令，用5000达克特金币进行贿赂，支持这种哭诉行为。

这种可以理解的两面派手段非常奏效，拉古萨得以在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的威胁中多方周旋，游刃有余。但是，1806年，拉古萨在拿破仑面前倒下了，共和国被迫降下其堡垒上悬挂着的写着“多少黄金也买不来自由”的旗帜。拉古萨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它太过贫穷，而是因为它太过富有，无法继续保持自由的共和国。首先，同我们在前一章中见到的趋势一样，拉古萨急剧上升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出生率，尤其是在那些爱争吵的内部通婚的贵族之间。从1500年开始，在那些“黄金岁月”中，拉古萨大兴土木，建筑数量空前绝后，之后拉古萨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由原来的将近90000人下降到17世纪末的26000人。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由10人减少到5人。在有迹象表明流动性上升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可以得到42%的银行贷款，并且同贵族相比，他们拥有的船只数量遥遥领先。拉古萨的历史记载并没有表明当时出现过我们今天在希腊所看到的那种国家债务违约危机。罪魁祸首并非贫穷。

尽管旗帜上印有拉丁语的警句，但拉古萨的“自由”却的确被黄金所破坏。随着拉古萨居民财富的积累，谁还会对拉古萨共和国保持忠心呢？来自全世界的成袋的香料、成箱的武器装备和成群的流动商人涌入码头，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逃跑路线。在大街小巷中，商贩们操着拉丁语、阿拉伯语、俄语以及各种非洲方言高声叫卖。加泰罗尼亚人带着羊毛前来销售，埃及人带来了小麦，从德国萨克森过来的是矿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忠诚遭到破坏。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对自己的上帝讲西班牙语，对我的女人讲意大利语，对我的手下讲法语，对我的战马讲德语。”商人们对贵族心怀怨恨，贵族们则发现他们自己的数量在减少。拉古萨无心自卫，用于国防的预算大约只有其他国家的1/4到一半。当拿破仑的军队登岸展开征服时，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谴责了“拉古萨人和资产阶级的昏庸无知，他们伸开双臂欢迎法国人的到来”。1808年，在法国军队占领王宫的当天晚上，拉古萨市民举行了一次舞会，庆祝这一切的结束。

哈布斯堡王朝的人都去哪儿了？

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一幅破碎的油画一样，哈布斯堡人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顶汉堡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或许每10个美国人之中就有1个人的祖籍可以追溯到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过的城镇或村庄。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统治着中欧大部分地区，沿着亚得里亚海穿过拉古萨，到达黑山共和国，东面最远到达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古拉城堡。现如今，除了曾在彼得·谢弗的剧本（以及后来的电影）《莫扎特》中露过面以外，哈布斯堡王朝很少出现在流行文化中。在这部影片中，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告诉年轻的莫扎特说，他喜欢这位天才音乐人最新创作的那部歌剧，但是觉得里面“音符太多，删去一些音符就完美了”。莫扎特面对这位统治者讥讽道：“陛下，您脑子里知道哪些音符呢？”历史几乎完全将哈布斯堡王朝屏蔽掉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王朝的人格外邪恶、贪婪或者音乐品位低俗。哈布斯堡王朝无法把一个由太多民族、太多风俗和太多土地组成的帝国凝聚起来。

同他们的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我们将在第7章中探讨这一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分崩离析。但是在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走上了没落之路——在经历了400年的强盛之后。该帝国跨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其最后一位强大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以及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都是奥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生来坚忍克己，具备军人素质，喜欢军装，而家族历史霉运不断。大家听一下这一连串的灾难吧：尽管他在1853年躲过了刺客刺向他脖子的利刃（多亏上了浆的硬衣领的帮助），但他的弟弟于1867年在墨西哥的一次叛乱中被行刑队刺杀；他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以一种罗密欧–朱丽叶式的方式，和17岁的情人相约自杀；1898年，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中了他妻子伊丽莎白的心脏；1914年，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这位皇帝治下的经济状况远比其家族生活更有前途。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济一直持续发展。19世纪初，奥地利纺织工人开始从英国进口机器，用来纺织棉花和亚麻，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1851年，政府提高关税壁垒，把奥地利和匈牙利分裂开来。1859年，政府取缔了同业公会，这就使得新企业主和店主更容易同已有行业展开竞争。帝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1850—1873年，现代化趋势突飞猛进，发展迅速。奥地利人把这一时期称作“创建期”（字面意思是“创始人时代”）。这一时期也为维也纳带来了一座新的歌剧院、市政厅、议会大楼，以及大量移民和商人，他们搬进了设计相同的成批建造的住宅内。如果你到维也纳参观，或许无意中会走进浪特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始于1873年，曾向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提供过薄皮苹果卷。咖啡馆的开张表明当时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1870年到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的这段时间里，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奥匈帝国内部的人均收入增长得更快。最终，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飞速发展，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符合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模式。同1817年至1845年相比，生育率在1850年至1910年有所下降。

1870年至1910年，奥地利——匈牙利的经济飞速发展，增长了128%。你或许认为更加富裕的国家可以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但是，与之前停滞不前的收入相比，不断增加的收入引发了更多的种族冲突。1897年，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到美丽的萨尔茨堡，都爆发了种族暴乱。莫扎特曾在萨尔茨堡学习过小提琴，玛丽亚·冯·特拉普后来也曾在此地演唱过当地的歌曲。当波兰伯爵、当时的首相巴德尼宣布所有官员必须讲德语和捷克语的时候，甚至连6000英里[4]之外的报纸都听到了暴乱的喧嚣声。《洛杉矶先驱报》报道：“波西米亚地区动荡不安……军队在布拉格街头巡逻……上周四晚上在德国皇家剧院附近发现了一枚炸弹……监狱人满为患……布拉格、克拉科夫和克拉茨发生了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30家报馆遭到查抄。”

马克·吐温在探访维也纳时写过一篇有趣的（但从政治角度来讲并不正确的）文章，记录了发生在其议会中的争斗。他描绘了一场“野蛮、疯狂、震耳欲聋的喧闹，自从北美印第安的科曼奇人最后一次在夜间袭扰白人定居点之后，这个星球上再没有人听到过如此的喧嚣”。随后马克·吐温描述了一个名字恰巧叫“沃尔夫”（英文是wolf，意思是“狼”）的议员：

“此人衣冠楚楚，英俊潇洒……一头黑发蓬乱无章……喜欢用利剑和手枪表达友好之情。他最近刚与政府首脑巴德尼伯爵决斗过，击穿了对方的胳膊，然后彬彬有礼地走向前去审视自己的猎物、握手致歉，诸如此类。”马克·吐温报道，沃尔夫要求全体议员公开宣布：“此时此刻，我们想要看一下，是波兰人的头骨硬还是德国人的头骨硬！”在一片嘘声之后，沃尔夫断然宣布：“休会！因为我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我并不是为我自己担心，只是担心激怒我的那个人的安全。”

尽管帝国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皇帝本人人气也颇高，会说多种语言，但是奥匈帝国还是无法维系下去。随着边境贸易往来越发便利，维也纳的人口数量在1850年至1910年之间增加了3倍，大量移民和农民蜂拥而至，来到这座以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著称的文明之城。尽管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开启的香槟酒数量却寥寥无几。事实上，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人就开始抱怨遭到某种“围困”——但据称他们的奥地利同样携带多种疾病，并且工资较低。所有不是来自维也纳的人（包括萨尔茨堡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被看作“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警察报告说，购物者之间的斗殴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刚到此地的顾客“把玩商品，然后放下，讨价还价，最后却没有购买”。这也难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的将军们把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之外，远离城内的平民战争，以此保护他们的军队。

在奥匈帝国其他地方旅行的维也纳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嘲笑，拥有类似遭到围困的心理。这里有个非同寻常的观察报告，是由卡尔·维特根斯坦在1902年做出的。此人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朋友，也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在报告中说：“当维也纳音乐家和歌唱家在布达佩斯演出时，常常引发公众不满。”《魔笛》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非常令人厌烦，这些作品的旋律能够引发骚乱！因此，卡尔指出：“我们国家的孩子们移民去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和语言让他们感到更亲切。”大家想象一下这种景象：奥匈帝国里的奥地利孩子打点行囊，登上客船，穿过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发现与自己的“国人”相比，他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点更多。

英勇而迷惘的苏格兰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中解释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悖论：（1）富裕国家生的婴儿少，因此需要外来移民；（2）国家要想富裕起来并保持下去，必须同外国人进行贸易。今天，这两种悖论正在全球引发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土耳其有库尔德人；意大利有北方联盟支持者；比利时有瓦龙人和佛兰德人之间的对抗。几年前在参观罗马时，我听到一位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自己反对多元文化：“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全色彩的贝纳通’。”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涌入投票站，决定是否宣布独立，脱离英国。甚至连007的首位扮演者、曾为女王陛下效忠的肖恩·康纳利也在公开呼吁苏格兰独立。这场独立运动获得了大约45%的支持票。鉴于保守党和工党联手反对，因此这一结果还是令人震惊的。并且，苏格兰主要的银行和企业也威胁说，如果支持者获胜，他们将把母公司从苏格兰撤走。

你或许认为，贫穷和绝望驱使许多苏格兰人想要摆脱英国。但事实上，苏格兰比1970年或1950年时要富裕得多，当时独立之火刚刚露出一点儿苗头。苏格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000美元左右，超过英格兰和德国的平均值。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苏格兰人认为取得这种财富所付出的代价太高：有太多的外国人、英国人企图分享北海石油的收益，有太多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领取救济金，并且在苏格兰的领土上部署了太多的武器，时刻准备用于对外战争。苏格兰吟游诗人罗伯特·彭斯曾经写道：“拿英国钱把我们做了交易。”随着苏格兰越来越富裕，这种不满的情绪也逐渐升温。许多苏格兰人不再承认他们自己的祖国。在反映苏格兰人历史的戏剧《麦克白》中，麦克达夫问道：“苏格兰现在何方？”回答令人不安：

哎，可怜的国家！

几乎不敢想象。

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混乱造成的分裂力量刺激了苏格兰人，让他们撩起自己的苏格兰短裙。

从“美国制造”到“哪里便宜哪里造”

父亲被解雇了，从技术层面来说他失业了。他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了12年。它解雇了他，用一个能做他所做的所有工作的小装置取代了他，只不过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令人沮丧的是我母亲也出去买回来了一台同样的装置。

——伍迪·艾伦，1968年

如果那家公司今天解雇了伍迪的父亲，用一个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能言善辩的工程师取代他，那他的母亲是否会出去给自己弄一个彬彬有礼的戴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呢？自从第一个古罗马酿酒师利用木板和巨石来捣碎成桶的葡萄，而不是让妇女用她们磨出老茧的脚趾来踩压葡萄时，我们就一直在与机器替代人力的思想做斗争。公元前160年，罗马思想家老加图写了一部有关农业的著作。这是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拉丁语著作。在这部书里，他解释了在酿酒过程中如何利用石块来取代脚。今天，有关机器和电脑窃取人类工作机会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人们乐此不疲。出租车司机不喜欢优步抢夺他们的客源。优步司机利用复杂的全球定位技术和评级系统，把粗鲁无礼的出租车司机抛弃在路边，让他们无客可拉。在不久的将来，优步司机会对谷歌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心生不满。有关人机对抗的辩论还会持续下去，但在出租车和优步对抗这件事上，双方司机都是在同一时区和同一国家内进行较量的。

工人们感受到来自外国机器和外国人的威胁。进一步来说，更为全球化的、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会产生威胁，把爱国主义精神从国家中清除出去。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今的美国。美国现在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达到2.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波音公司拖欠的待造飞机订单超过5000架，价值48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之外的客户购买的。为波音公司欢呼吧！但美国也出口就业机会。如果你看一下波音公司新款机型波音787的引擎罩，你会发现飞机70%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波音747只有2%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机翼翼尖来自韩国，货舱门来自瑞典，而日本在几年前就开始为波音公司生产马桶和前几年总是起火的令人讨厌的锂电池。我们已经从“美国制造”进入到“哪里便宜哪里造”的时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曾邀请我参观百思买公司的一家商店，随行的是一个摄制组。我们像一个笨拙的杂耍艺人一样翻看着收音机、电视机和DVD播放机。我们希望能至少找到一台印有美国制造字样的机器。结果我们看到的字样是中国、马来西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只有在购买电池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美国制造的字样，但它并没有被印在电池上，而是印在收银员递给我的闪亮的黄色塑料袋上。我询问来这家百思买商店的购物者，他们在购买外国货的时候是否犹豫过。他们的回答当然是没有。甚至有几个人坦言，美国制造的标记可能会让他们担心质量不好。多么讽刺啊！20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在美国海关工作人员那里遇到麻烦，因为当时该公司试图用尽可能小的字号来遮掩“日本制造”的标记。

最初，20世纪90年代的业务外包大潮伤害的只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人，他们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因为来自中国广东的农民能够像克利夫兰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熟练地使用螺丝刀。不久，来自印度呼叫中心的打工者淘汰了罗得岛州戴尔医疗保健部的工作人员。但这种趋势不断拓展、深化，朝着高收入阶层发展。事实证明，来自印度的放射科医师能够像美国人一样精确地读懂癌症筛查报告；来自菲律宾的会计能够完成1040号纳税申报表的填写工作，而且不会弄错一个小数点。国际纸业公司是一家有着117年历史的公司，它在2008年拥有的员工总数同2012年大致相同，大约是61500名。但在这4年时间里，该公司解雇了8000名美国工人，雇用了8000名非美国籍工人。

从长远来看，业务外包可能对美国经济有益，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可利用的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估算，美国公司在印度每花费1美元，美国可以获益1.14美元。当沃尔玛在中国开一家新超市时，它需要雇用大量中国工人，但随后需要更多的美国员工在物流、国际营销以及人力资源方面提供帮助。下面，让我们进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思维实验。比方说，圣诞老人开始在美国全境派送免费玩具和衣服。这样一来美国会更富裕吗？是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用到生产其他事物上，而我们的孩子可以享受这些礼物。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更富裕吗？不是的。美泰公司和孩之宝公司的员工可能会认为圣诞老人是个十分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下岗了，被送往州失业办公室，排队等候领取救济。

虽然业务外包对21世纪来说可能是个新的表述，但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屡见不鲜。比方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新英格兰的许多棉纺厂悄然搬到南方，同去的还有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业务外包都会威胁到国家统一，但当外包国雇用别国人员来从事其最有价值的工作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空洞、虚弱，易受攻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当时其官方称呼是“宁静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宣扬的是宁静，然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为了争夺对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威尼斯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交战，有时也会同罗马教廷、奥地利、法国以及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诸多邻国发生冲突。尽管面临外国威胁，威尼斯还是设法通过航运、金融、香料贸易、装订业以及玻璃吹制业为其人民带来了财富（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吹制业至今依然备受赞誉）。威尼斯曾经是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的确，如果没有威尼斯，马可·波罗或许就无法从中国带回面条。

那么威尼斯在哪些方面实施业务外包，最终让共和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肯定不是面条或玻璃制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容忍的。事实上，威尼斯的总督们外包了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军队。这个以海防为主的共和国依赖来自法国和荷兰的雇佣兵充当其海军。雇用来的海军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假如你的敌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佣金，那么你的水兵就会掉转炮口，瞄准你自己的要塞和广场。因此，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威尼斯海军面前用重金进行引诱的时候，这支部队马上改旗易帜。威尼斯议会随即决定对工人和商人提高赋税，希望可以买回海军的忠诚，这种做法却打压了经济发展。在不断受到海盗袭击的情况下，1600年，威尼斯的货主们被迫交付更高的保险费，费用从货物价值的5%左右上升到35%。1615年，法国雇佣兵密谋兵变，占领了总督府，杀死了议员。

就在此事发生的几年前，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写到了威尼斯雇佣兵的故事。在该剧开头，英勇的摩尔人奥赛罗刚刚在塞浦路斯挫败了土耳其人的攻击。当然，这部戏剧是围绕着“诚实的伊阿古”的谎言展开的。此人编织了一张大网，诱骗悲剧人物、轻信的“犯错的野蛮人”奥赛罗陷入谋杀之中。但威尼斯真正的悲剧历史源于他们相信军队的忠诚是可以通过购买得到的，即使他们的敌人资金雄厚，挑起了一场竞标战争。

什么是美国品牌？

业务外包可能让公司效率更高，但美国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像可口可乐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宣布不再是美国品牌，肯德基更关心在越南岘港，而不是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销售鸡腿。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把美国消费者视作“递耗资产”——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下降，就像金属车床一样被灰尘和铁锈覆盖。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发现，在18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31%的人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43%的Y一代认为他们自己“非常爱国”。难怪《纽约时报》会报道，只有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基本的“美式”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59%下滑至54%。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公司发现它们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之中。外国人将其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即使这些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商业目标瞄准了美国之外的市场。它们把更大的赌注下在了外国消费者身上，对外国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看法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外国的影响。我们来思考一下百胜餐饮集团这个案例，该集团是肯德基和必胜客的母公司。几年前，百胜餐饮集团做得风生水起，集团一半的销售额和绝大部分增长额来自它在中国开办的4260家餐厅。2009—2012年，其股票价格涨了1倍，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市场。我曾向一位此集团的高管询问企业经营的成功之道。他解释说，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店面开始，肯德基与其他鸡肉产品销售商相比，就享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消费者喜欢吃带骨头的鸡肉，这是麦当劳的鸡胸肉所无法提供的；第二，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的那种老爷爷的形象，让中国人想起了受他们爱戴的长辈，接近崇尚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然而，中国人现在不再带着这样的情感来看待桑德斯上校了，这个品牌的“吸引力”由2012年的42%下降到2015年的19%。仅在2013年第一季度，其销售额就下降了20%。这位步履蹒跚的上校可能让人联想到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德基占据了4层楼的空间，大小相当于一座小宫殿。公司偶尔也有犯错的时候，比方说，它曾把“美味吮指”翻译成“我们会吃掉你的手指”。

2012年，百胜餐饮集团惹上了更大的麻烦。当时，官方媒体指控公司向鸡的体内注射了不安全的抗生素，尽管随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并没有此类添加剂。后来，百胜餐饮集团起诉3家中国公司，因为它们声称肯德基改变了鸡的基因，能让鸡长出8条腿。一夜之间，当这家美国快餐连锁店还挣扎于可疑的鸡腿事件时，中国的家禽销售商迅速抢占了肯德基的市场份额。2015年10月，百胜餐饮集团宣布拆分中国业务，把中方业务从美方分离出去，这样它将被称作百胜中国。百胜餐饮集团陷入了自身的悖论之中：它通过瞄准中国市场发展壮大，变得不那么美式化，但是随后由于中国的新消费者认为它太美式化又开始每况愈下。

全球化经济打破了美国制造或英国制造的概念，也消除了曾经伴随着这些标识的自豪感。拉尔夫·纳德曾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先是在1996年，而后又在2013年，给1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席下一届年会，并代表公司“面对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国旗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正义”。只有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公司——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几乎每一位法律总顾问和首席税务官都劝阻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要照纳德所说的去做。为什么要拿他们公司的全球销量、贸易许可和租赁协议冒险呢？之后，纳德又向20家主要的工会提出了这一挑战，但没有一家愿意照做。

当然，我们挑战的目的并非要阻止美国公司在国外抢夺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要禁止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中任何一种做法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种挑战要求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制度，能够在精神上和工作中把人们团结起来。

也有一些好消息。在许多领域中，美国公司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排行榜中，苹果、谷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波音以及脸书网名列前茅。在中国上海，警方被迫关闭了苹果公司的一家商店，因为当时顾客为了能够买到新款的iPad（平板电脑）发生了骚乱。这种骚乱不是抢劫和盗窃，而是争相掏钱购买美国技术。然而，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美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一问题超出了人们所熟悉的“99%和1%”收入不均的辩论范畴。自信心和职业道德的分布出现严重失衡，这十分危险。为了都能够成为宅在宿舍里的马克·扎克伯格，数千名年轻人身着卫衣，坐在母亲地下室的沙发里，勇敢地追逐着《魔兽世界》里的虚拟替身。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从地下室爬出来，报名参加培训课程，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机械师执照。在地下室中他们可能位高权重，成为最高统帅，但走出房间他们什么都不是。这种收入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错位，在处于两个极端的群体中，都滋生出了怨恨和自私情绪。富人们认为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因为最富有的10%的人缴纳了超过70%的税款。同时，处于底层的那90%的人担心自己永远也达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连辍学的中学生都能够达到。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丧失了自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只有大约50%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会比现在更美好。最让人惊讶的是，甚至连他们对过去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变得留恋过去，因此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29%的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超过50%的Y一代认为，假如他们在40年前就长大成人的话，那他们可能生活得更富裕。这些看法颇具影响力，并且难以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10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相对较短的寿命现在看起来却是更好的一种生活。

蛋糕忧郁症在美国全境爆发，并蔓延至全球。要想重拾过去美好的心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杯香茶和贝壳形状的饼干。

[1]《经济学大师们》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编者注

[4]1英里=1.609344公里。——编者注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债务问题

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尽管他声称“简单明了是智慧的灵魂”，但是他对儿子雷欧提斯唠唠叨叨地提了一大堆建议，包括他的名言“别借债，莫放债”。即使是在中世纪腐朽的丹麦，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建议。作为大学生，雷欧提斯可能已经知道《圣经》不赞成借债，而且《利未记》中也记载了免除债务的大赦年。古老的希伯来语中借债“利息”这一词语来源于“蛇咬伤”一词。中世纪的牧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义项，当然，莎士比亚也精心刻画了图谋“一磅鲜肉”的放债人夏洛克。宗教和经典作品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债务害人。当我们考虑债务问题时，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几幅画面：挂着“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牌子的房屋、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前面挂着3个传统金球的当铺、19世纪的债务人监狱或者是衣衫褴褛的契约雇工。本章我们将不再陈述有关债务和破产的所有历史，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专著、期刊和神职人员的布道中得知这些。取而代之的是，我将提出一些你们在上述资料中可能没有发现的我个人的观点。首先，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债务可能具有积极作用，这取决于债务的种类和等级。其次，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陷入债务麻烦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而是更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最后，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们会建立起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将加剧其债务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债务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更像是对戒酒互助协会信条的滑稽模仿。下面是债务观念的三个阶段：

1.前工业化国家：债务不是好事。

2.工业化国家：债务还可以，但破产不是好事，会带来污名。

3.后工业化国家：债务和破产都不是坏事。

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人们的观点从波洛尼厄斯的“别借债，莫放债”演变成这样一句话：“管它呢，反正我们都已经搞砸了，对不对？”这句话更适合用来描述现代喜剧中的懒汉。你也许可以看出来，2016年的美国就很好地反映了第三个阶段。

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吗？

当然，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对于个人而言，借钱并不总是坏事。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从公民和邻国借钱也并没有那么糟糕。让我们先从向企业和个人贷款来快速入门，然后我们再谈政府借债问题。假如我正在做鞋子生意，想找一些黑色的细高跟鞋来吸引顾客，那么我最好有这样一些黑色细高跟鞋可以用来展示。高跟鞋制造商自然希望在把鞋子运到我的零售店之前得到货款。因此，为了能够将货物用来展览，我可以借钱付款。当顾客们脚蹬高跟鞋，努力保持着平衡，跌跌撞撞地走出鞋店时，我迫切希望卖掉那些黑色高跟鞋来偿还货物欠款，同时也能多挣点儿钱。如果我没能卖掉那些高跟鞋，破产了，出借人至少可以收回货物，把崭新的、没有卖掉的鞋子带回去（律师称之为“担保物权”）。自从第一位地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大市场展示柏柏尔地毯开始，这种借款方式就一直在运作。

现在，比方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有一份工作，想买一辆福特野马跑车。我可能拿不出3万美元现金，因此我想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这个周买个方向盘，下个周买条安全带，但是这不仅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集齐所有零部件，而且我也不是个熟练的技师，无法完成组装工作。在电视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的一个片段中，剧中人物拉达尔·奥赖利给他在艾奥瓦州奥图姆纳的父母“寄去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每次寄一个零件。艾奥瓦人通常比加利福尼亚人更善于机械组装。银行或汽车公司不会让我一下子拿出全部的购车款，而是会借钱给我来购买汽车，而我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比方说，5年时间里付清全款。假如我丢了工作，没有能力在这一时间内还款，经销商或者银行就会收回野马跑车，该车依然有利用价值（除非我把车开得跟我那个19岁的表弟一样糟糕）。这种借贷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工作稳定，并且没有仅靠红辣椒快餐店厨师那样的薪水就贷款30万美元购买一辆兰博基尼。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贷款购房这件事。

如果没有借贷行为，国家就难以向前发展。有息贷款开创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价值置于未来，促进投资。我第一次去希腊克里特岛时看到许多盖了一半的房子，对此十分不解。难道是房地产危机或者是海啸彻底摧毁了这些家庭？事实上，这是因为房屋抵押贷款没有到手，于是这些家庭只能利用手头上的现金来盖房子，盖到哪儿算哪儿。每个月，这些家庭可能会返回建筑工地，带着所需现金购买门窗或屋顶。只有当这个家庭积攒够了盖房子所需要的全部资金，他们才能搬进盖好的房子里。当然，他们或许没有坐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购买沙发或椅子。这种做法看起来相当谨慎，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相当原始。

如果说借贷通常是合理可行的话，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或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两个具有欺骗性的词语：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所谓举债经营（或者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所说的“齿轮作用”），指的是借钱投资，因为你相信投资带来的收益会高于贷款利息。举债经营对那些自认为比其他任何人都精明的人格外具有吸引力。举债经营者通常相信“博傻理论”。即使他们犯下愚蠢的错误，购买了价格过高的资产，他们也还会认为有一个更傻的傻瓜会从他们手中买走它。想象一下，假如你看到一幅带画框的蜡笔涂鸦画，认定这是杰克逊·波洛克的一件未被发现的作品。画的主人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而你以10%的利率借了100万美元，因为你相信一年之内一定有人会出超过11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幅作品。比这更离奇的事情都曾发生过。与此同时，你冒的风险也相当大。不要忘了，在你将其挂在自家乒乓球台上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等待价格上升的时候，这幅作品并不会带来任何收入。此外，你还应当考虑到假如这幅画的价值骤然下跌，你该怎么办。比方说，艺术鉴赏家认定你手里的波洛克的作品，其实只不过是幼儿园里一个名叫波拉克的孩子画的。这样一来，第一年结束之后，你还欠债权人10万美元的利息，外加100万美元的本金，这是你永远无力偿还的。

对更傻的傻瓜来说，外推预期是另外一个危险的陷阱。我经常发现，甚至连投资者都把“老于世故”的跟风投机视作投资理念，其原因仅仅是因为统计图表显示其价格走向持续升高。1995—2008年，许多高校基金会和养老金计划受托人都坚信商品价格只会涨得更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印度将需要更多的锌、石油和玉米。这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有笨蛋才会唱反调，但最终笨蛋赢了。这种“板上钉钉”的赌注是双重的外推预期：亚洲快速、持续的发展刺激了该地区对原材料的快速、持续需求。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前经济顾问赫布·斯坦（也是演员本·斯坦的父亲）举止滑稽古怪。他曾公开宣称：“如果某件事情无法继续下去，那它就会停下来。”偏激的商品投资人忽视了斯坦啰唆的教诲。在2008年和2009年，一揽子商品的价值缩水了一半。经济大衰退结束之后，商品价格试图再次攀升，结果在2011年再次跳水下行。当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联手出现时，它们常常显得既诱人又致命。大约在莎士比亚塑造波洛尼厄斯这个人物时，另一位名叫约翰·布里奇斯的英国作家这样写道：“傻瓜和他的金钱很快就会分手。”每当我看到一个更傻的傻瓜和他的金钱，我就想：“他们一开始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当更傻的傻瓜讨好政府时

过去，在波洛尼厄斯自以为是、武断地发表意见的年代，欠债不还是要背负恶名的。破产的个人会被投进监狱，卖身为奴，甚至被迫交出自己的孩子充当奴隶。1604年和1623年颁布的《英国破产法案》规定，某些破产者是要被游街示众或者割掉耳朵的。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惩罚。意大利的欠债者会在广场被当众羞辱，被迫光着屁股撞击特制的石头（想必是那种表面粗糙的石头）。我反对所有这些做法，它们太残忍了。并且，在我们这个“自拍”时代，迫使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屁股撞击石头的做法可能，甚至会鼓励那些自恋的借款人对他们的债务充耳不闻，无所顾忌。

在任何允许借贷行为的经济制度下（也应当如此），一些借款人由于运气不佳或判断失误会铸成大错。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富裕国家通常是怎样助长了民众内部不计后果的借贷行为，以及政府本身这样的行为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短语需要注意——风险共担。风险共担指的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中承担个人风险。这有助于在社会中创建信任契约。比方说，风险共担的借款人有还清贷款的动力。过去，割掉一磅肉或一只血淋淋的耳朵的做法有助于促使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失去自尊和名誉也同样管用。但现如今，破产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大部分恶名。甚至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破产公司数量在短短几年里激增了85%。在老辈人的眼里，一想到破产离家，那是很耻辱的。但现在，这或许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那些狡猾的债务人甚至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说法：“叮当邮件”——寄给银行一封信，信封里面装着被遗弃的房屋钥匙。

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我们知道了当房地产借款人在贷款协议所产生的后果中，不承担足够的个人风险时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购房夫妻通常需要准备好20%的购房款（首付款）。假如这对夫妇无法偿付抵押贷款，治安官将会把他们驱逐出他们所购的房屋，而他们先期投入的20%房款自然就丧失了。在随后的20年间，首付款比例逐渐降低，而联邦政府又出台了刺激政策，让银行把越来越多的钱塞入高风险的借款人手里。例如，1995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特许经营的两家金融公司）购买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强迫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有问题的贷款，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在告诉银行家们：不用担心，假如你们的购房者赖账不还，或只是投资失败，我们会担着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有意降低行市，让银行向那些风险性高的借款人贷款。到2006年，将近1/4的新增抵押贷款被视作次级抵押贷款。在加利福尼亚州，90%的新增抵押贷款都属于利率可调型，这很快就对国内购房者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影响。借款人有更多渠道获取更多贷款，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去顾及是否能够还款，也就是说，风险共担意识越来越淡薄。

圣迭戈市的房价从2001年到2006年涨了1倍，随后在2008年仅一年里就骤降了40%。这就是发生在圣迭戈市的真实一幕。我们以“X夫妇”为例。“X夫妇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尽管他们一生中从没有攒下一分钱。”他们前去拜访抵押贷款经纪人和银行家，前者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佣金，而后者则清楚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会从自己手中接过抵押贷款。“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的X夫妇”没有交付一分钱，并且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我曾询问过银行的相关人员，对没有审核纳税申报表就提供抵押贷款的做法银行会如何解释。他们说，在泡沫经济环境下，外加宽松的贷款标准、更傻的傻瓜以及外推预期的共同作用（虽然存在风险，但极具诱惑力），当地银行根本无暇应付各种文书工作。每个人都在交易中获利。电台广告宣传说，普通的外行也能通过炒房“赚得”数百万美元。一位银行家曾对我坦言：“我们当时并不想要求对方出示纳税申报表，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客户感到难堪。”难堪并不是多大的风险，真正可怕的风险是无法收回贷款。美国的纳税人在非法操作中失去的不是耳朵，而是信任。

尽管股市崩盘，数百万人失业，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国会也不断举行听证会，但看起来联邦政府并没有从举债经营、外推预期、更傻的傻瓜或者风险共担中吸取太多教训。2014年10月，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梅尔·瓦特宣布，这两家金融公司应当再次资助抵押贷款计划，首付款比例降低至3%。甚至连那些必须同政府政策制定者保持良好关系的房地产建筑商也对此举感到惊讶。托尔兄弟公司总裁罗伯特·托尔称瓦特的计划“相当愚蠢”。瓦特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讲建议采取更低的首付款的呢？地点就在拉斯韦加斯的曼德勒海湾酒店——孤注一掷的首选之地。

随着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以及人们表现得好像不那么愿意风险共担，人们的信任感也随之下降。那什么上升了呢？答案是一夜暴富的想法。当我们驱车在美国境内行驶，收听调频广播时，你会发现许多电台之所以要广播，完全是因为它们在推销公司广告，这些公司兜售黄金投资，大肆宣扬美元必将贬值。的确，在经济大衰退期间，黄金价格一路飙升，但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金价又一路下挫。最近在纽约一家宾馆住宿时，我打开电视，惊讶地发现埃德·克兰普尔（棒球运动员）出现在镜头中。在我小时候，动作迟缓的克兰普尔为大都会队效力，司职一垒。克兰普尔通过电视镜头要向观众讲些什么呢？购买黄金。我当时盯着屏幕在想：“克兰普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一辈子的长打率才是0.26。如果黄金公司雇用皮特·罗斯的话，我或许会听他的。罗斯是个狡诈的赌棍，但至少他的长打率是0.30。”黄金广告的终极主题是这样的：未来前景惨淡，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占你的便宜。因此你最好一夜暴富，否则在下一次插播广告之前你就会身无分文。

为什么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糟糕？

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说，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加危险。假设你父亲是个赖账的人，一直在家庭购物网和亿贝上疯狂购物。在他去世时你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只是收到葬礼通知，要求把他埋在他生前买的一口略显夸张的棺材里，棺材盖子上安装着利伯雷斯式的烛台。在葬礼上，当抬棺人把棺材降到墓穴中时，一位代表那些心情悲痛、权利受到侵害的零售商的律师把你拖到一边对你说：“请您节哀，我们也很难过。可是您父亲欠下了数百万美元的购物款，我们要求您来偿还。”此刻你可以对他说：“那请跳下去跟父亲要吧，因为我没有责任偿还他的债务。”你的回答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父母一死，他们的债务就不存在了。你可以继承自己父亲眼睛的颜色、下垂的嘴角或者超宽的下巴，但是无须继承他的债务。假如他欺骗或诈骗了百货公司或汽车经销商，让它们提供了贷款，那么它们应当为此负责，承担责任，因为这是它们的调查技术不过关所导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比债务人经验更加丰富，也更善于在贷款前核查申请者的信用等级、房契和所得税申报表。

然而，当国会议员和总统欠债时，债务并不会因为他们卸任或离世而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债务会自行增加，对他们的孩子，乃至那些还没有选举权的后代造成巨大的负担。自1961年以来，除了其中的5年时间，美国的预算每年都出现赤字。这并不仅仅因为时运不济，而是体制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打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号开战的。但是，谁来代表那些尚未出生、根本找不到投票箱的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子孙，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必须依靠爱国主义精神、道德标准，或者像田纳西·威廉斯所说的“陌生人的仁慈”。顺便说一句，威廉斯在酗酒中孤独地死去。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全球的各大政治中心，人们经常听到一些主题为“献给明天的年轻人”的演讲。难道今天的政客和选民无意保护他们子孙后代的权利吗？不是的，他们是要保护的，但并不多。

汉密尔顿对决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斗志旺盛的勇士。他是个私生子，从圣克罗伊岛的货务员做起，一步一步地，最终在178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竞争和野心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同时也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他建议民众应当推举“合适的人”担任立法者，这样的人会在某些方面超越渺小的个人利益。他是这样说的：

德才兼备者品德高尚，值得人们信任。他会感到欣喜，因为命运女神让他生逢其时，为提升人类福祉而奋斗……他高瞻远瞩，心系人类利益，鄙视争名夺利的卑劣行径。

汉密尔顿面见达官贵人，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他甚至努力争取，让联邦政府还清独立战争期间各个州累积下的2500万美元的欠款，外加7000万美元的国债，以及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在独立战争期间签发的大约价值700万美元的借条。当时，许多州的债务是以大约15美分对1美元的比率进行交易的。汉密尔顿认为，还清各个州的债务有利于提升美国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声望，可以在将来利用更优惠的条件进行借贷。他还认为，通过发行债券，可以让富裕阶层同新成立的国家结盟。换句话说，贷款人与借债国可以同舟共济。汉密尔顿曾宣称：“只要不过量，国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民族财富。”这种说法让性格执拗的辉格党人震惊不已。当然，汉密尔顿也的确设定了借贷的上限，提出设立一种“偿债基金”，规定美国在还清原有债务之前不能产生新的债务，并且国家开支（包括债务利息）不能超过其预算收入。

在美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时，汉密尔顿的思想十分有效。到19世纪30年代，国家还清了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巨额债务。到了20世纪初，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债务也有所减少。但随着国家在20世纪发展得越来越富裕，债务清偿制度逐渐淡化。今天，公众掌握的美国联邦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5%。如果把政府信托基金欠财政部的钱，例如把社保加上的话，那么美国的欠债就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这就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假如富裕国家对财政制度抱有认识上的偏见，并对爱国主义情感造成强烈扭曲，那么政客和选民如何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呢？为了能够得到一些清晰的线索，我们不再研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转而研究20世纪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

当政府被赋予借贷的权力时，它就有权来约束那些对它来说是陌生人的未来公民。然而，人类生来并非一定要去细心照顾陌生人，尤其是那些还未出生的抑或是陌生人的孩子。我们在生活中偏爱我们的直系亲属，关注当下生活。我在前一章中曾指出，父亲们更愿意为他们亲生的孩子交纳学费，而不是那些养子养女。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英国一位名叫威廉·汉密尔顿的12岁孩子，正在摆弄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一些残留物品。不幸的是，这些物品不是军用水壶或者莱茵兰[1]地区的地图，而是手榴弹。其中一枚手榴弹爆炸了，炸飞了这个孩子的几根手指。孩子的母亲接受过急救训练，她赶忙把小威廉送到了医院。医生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但无法保全他全部的手指。后来，这个孩子到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家人如何互相照顾”这个问题。汉密尔顿逐渐形成了一套杰出的原创进化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汉密尔顿意识到，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过于自私、夸张，也过于严酷，而且对许多行为都难以解释。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父母会为子女做出牺牲，其中某些牺牲可能是突如其来和致命的，比如跳到汽车前面推开命悬一线的孩子。另外一些牺牲可能没那么惊心动魄，比方说，母亲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为的是在自己死后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孩子。

汉密尔顿指出，人们能够做出巨大牺牲，但这种牺牲取决于他们与受益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父母与自己的孩子有50%相同的基因，祖父母有25%，直系表兄妹有12.5%，第二代表兄妹有3.125%，而陌生人为零。在研究汉密尔顿的内涵适应性理论的数学表达式之前，我们可以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人可以为了救2个亲兄弟的性命而甘愿牺牲自己，或者是4个直系表兄妹，或者是8个第二代表兄妹。汉密尔顿使用了c<br这个表达式，意思是说某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前提是牺牲产生的好处b，乘以与受益人的亲密程度r，超过了牺牲的代价c。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兄弟乔希跟你要10美元，他相信自己可以用10美元赚到25美元。此时，你所牺牲的c是10美元。你同乔希的DNA有50%是相同的。25美元×50%=12.5美元，超过了10美元，因此你很有可能会给乔希10美元。现在，假如你的第二代表兄鲁斯蒂犹犹豫豫地前来跟你要10美元，他也相信可以赚到25美元。在这种情况下，25美元×3.125%=0.78美元。对不起，鲁斯蒂，你不会为他所动。汉密尔顿并不傻（尽管他曾玩爆过手榴弹），他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过于刻板。许多人为慈善事业捐款，在度假期间也会匿名向小费罐和救世军组织的存钱罐里投钱。我和妻子曾赞助过学校戏剧演出。当女童子军前来敲我家门时，我也曾争着买她们的饼干。这并不是因为我十分喜欢吃饼干，而是因为这样做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我妹妹以及我女儿儿时也曾穿着幼年童子军军服这样做过。虽然如此，从广泛的人口结构来看，汉密尔顿的基本方法还是有用的。在1620年感恩节的那批清教徒移民中，50%的人在第一个冬天过后就死掉了。与幸存者相比，死掉的这些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数量更少。最近有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洛杉矶的300名老年妇女：“当你遇到困难时，谁对你帮助最大？”最普遍的回答是“至亲”。甚至连松鼠对亲属都更友善。野外生物学家曾报告说，当松鼠发现丛林里有郊狼的时候，它就会警告自己附近的亲属，并冒险把郊狼的注意力引向自己。但如果附近没有它的亲戚，那么松鼠就会悄悄溜走，选择自保。

在本书尾声部分，我们将讨论为了倡导牺牲精神，鼓励见义勇为并形成兄弟情深的社会风气，国家如何能够创造出超越DNA的关系纽带。如果缺少这些新的纽带，人们就会表现得更像松鼠那样，不会有怜悯之心或英雄之举。在威廉·汉密尔顿所处的这种国富民强、人口多样、家庭关系简单的国家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借贷制度事实上更加危险。

有关节俭的悖论与有关盗窃的悖论之间的比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享乐主义者。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同时也是大约1930—1980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概念，后来被称作“节俭悖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储蓄是件糟糕的事情。假如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节省在汽车上的开支，转而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账户，那么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看好像不对，但事实上人们最终用于储蓄的额外收入会减少。凯恩斯说：“我们越是道德高尚，就越会决定勤俭生活……而我们的收入也就会越来越少。”对从波洛尼厄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说法都是有力的打击。在凯恩斯的世界中，存一分钱就等于浪费一分钱。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把节俭悖论写进全世界的教科书里，并在后来利用它来鼓励政府在对付经济衰退时进行消费支出而不是削减税收。当然，假如所有的购物者突然之间都开始罢工，那么经济肯定会产生剧烈震荡。但是，节俭悖论也有自身的缺陷。比方说，如果储蓄增加，利率就会下降，这可能刺激更多的投资行为。经验性实例表明，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同较强（而不是较弱）的经济增长相互关联。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去争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想要讨论这一问题，请大家阅读我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学大师们》。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一下节俭悖论的另外一方面，我将其称为“盗窃悖论”。通常说来，一个家庭若变得越来越富裕，那这个家庭就越不大可能陷入债务深渊，出现违约和破产情况。一般情况下，收入处于前5%的家庭所欠债务相当于收入处于后95%的家庭所欠债务的一半（这里指的是债务与收入的比例），但大家都听说过例外的情况，如尤里塞斯·S.格兰特（此人的面孔出现在面值50美元的纸币上），到破产歌星密特·劳弗以及黑人歌星50美分（他们的面孔都没有出现在任何纸币上）。总体来说，富人们睡觉睡得更安稳，并且有关幸福指数的调查发现，金钱确实能够买到心理上的安宁。那么这一悖论又是什么呢？我的研究表明，对于单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事实通常是相反的——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累积的债务比例更高！2010年，在经济大衰退的打击下，像墨西哥、越南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所欠债务要少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美国累积起来的债务相当于其年产值的75%左右，而俄罗斯仅为10%。当美国的年度预算赤字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时，俄罗斯的赤字不到4%，墨西哥不到3%，而印度尼西亚则炫耀自己收支平衡。俄罗斯尽管远没有美国富裕，但它也没有像美国以及美国那些“富裕的”盟国那样从外国大肆借债。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夕，美国的负债比率为39%，墨西哥低于17%，而俄罗斯则大约为10%。

此刻，我并不是说生活在贫穷国家要比生活在富裕国家好，或者说贫穷国家的政府比富裕国家的政府更精明或者更诚实。它们并非如此，而且其中许多国家有时候会陷入债务危机（当商品价格在2014—2015年大幅下跌时，俄罗斯经济也遭遇了滑铁卢）。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克服盗窃悖论，并弄清楚为什么富裕国家常常累积下更多的债务。为什么这一点成了富裕国家的必然结果？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因为富裕国家能够借到更多的钱。银行和债券买家更愿意把钱借给富裕国家，因为富裕国家通常能够偿还银行和买家们的贷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通过展现还清债务的历史，国家可以树立起更高的声誉，这反过来可以让国家借到更多的钱。此外，富裕国家也拥有实物资产，可以为贷款提供支持：火车、飞机、过路费收入以及铁路，等等。由于美元依然被视作世界上主要的外汇储备，因而银行家们愿意接受以美元标价的银行本票。事实上，美国政府每印一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都可以从中赚钱（被称作“货币铸造税”）。全球各国的人们付给美国铸币局价值100美元的物品，可以换到一张6英寸的薄纸，而这张薄纸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像蒙古这样的弱小国家不会用本国货币发行太多债券，因为很少有债权方会接受用蒙古图格里克作为抵押品。相反，蒙古会承诺使用美元来偿还其债务。

其次，富裕国家之所以开始累积起更多的债务，是因为他们的生育率下降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见到的那样。随着退休者比例的增加，这些人需要的产品数量也在增加，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日本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50%左右飙升至今天的245%。假如生育率降至人口置换率以下，那就几乎不可能还清不断累积的债务。

最后，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束缚子孙后代的契约经常会遭到破坏。在盗窃悖论中，谁遭到了盗窃呢？年轻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下面这两个美国人的情况：第一个人出生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2016年年满65岁；第二个人尚在襁褓之中，刚从医院产科病房回到家中。婴儿潮出生的这个人会在有生之年从社保和医疗福利中直接获取32.7万美元，超过他所支付的联邦税款，而这个新生儿只能向自己借钱。她将支付42.1万美元的联邦税款，超过她从未来福利中得到的收入。为了给政府项目提供资金，她一生的税款需要向上微调，每赚1美元需要缴纳60美分税款，而想赚到那些美元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的女儿最近要求我给家里买一辆电动车。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

她解释说：“就是你看到的、人们在好市多公司骑的那种电动车。”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说道：“这太荒唐了。第一，我们都需要增加锻炼；第二，电动车太贵了，我不会买的。不要再想了。”

她是有备而来的。她说：“不要担心，老爸。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医疗保险会为此买单的！”

很显然，电视广告并没有解释谁会为医疗保险买单。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现在许多政客愿意牺牲年轻人的利益，不仅让他们为老年人买单，而且为他们自己那种目光狭隘、短命的政治声望买单。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金融票据和国库券等名目繁多的东西借债。但是这些借据通常会持续多久呢？70%的美国债务的持续期不超过5年，其中许多债务在到期时会延期付款，利率可能会高出许多。今天的政客们就像是娱乐节目的参赛选手，根本不会认真地考虑他人的未来。的确，自从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20世纪50年代在参赛选手面前晃动一只玩具鸭开始，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了娱乐节目的天地。无论是在观看娱乐节目《惊险交易人》还是《幸运之轮》时，美国所有人大概都曾经对着选手高声喊道：“别傻了，快拿钱走人！”这实际上应当是美国公民在过去几年里对美国财政部发出的呼声，也就是从2009年（当时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到201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累积到了7.5万亿美元。奥巴马之前所有总统所欠债务的总和累积起来大约是10.6万亿美元。美国人民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偿还这笔巨额债务。然而，世界还是愿意向美国贷款，10年期贷款利率大致低于3%，在有些年份，利率低至1.6%。

既然这样，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不采取办法，发行50年或者100年期的债券，一辈子锁定那些微不足道的利率，让明天的孩子们得以喘息呢？你可能会想，没人会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存续50年或100年。但是很多公司已经成功拍卖了长期债券。华特迪士尼公司发行了“睡美人”债券，市场对此全盘接受。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市场需求比公司预期要高出许多。”2010年，当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发行百年债券时，该公司也享受到了类似的礼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金融机构投资者像发疯一样地购买，这使得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增加了1倍多的发行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从铁路公司购买百年债券啊！在22世纪，世界上还会有铁路存在吗？另外数十家公司，包括可口可乐、IBM、联邦快递以及福特公司，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

想要理解发行超长期债券带来的好处，不需要才智超群就可以做到。但是，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耶鲁大学，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世界上的一些政府也彻底领会了这一概念。2010年，购买者甚至争相购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百年债券，尽管该国曾在1827年至1994年有过货币贬值和违约赖账的不光彩历史。

日本、法国和英国政府也都销售过40年期或更长期的债券。

美国财政部没有效仿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墨西哥政府的做法，而是毫无顾忌地借贷短期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却要延期付款。英国政府的债务平均到期年限是美国的3倍。奥巴马政府声称政府已经从低收益中获利，并且事实上也延长了平均债务期限。但这种说法纯粹是吹牛，不足采信。不错，债务期限大约延长到了5年，但这依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也低于2001年创纪录的6年左右的时间期限。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对照一下2001年的情况。2001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16%。2012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停留在1.6%，直到2015年才攀升到2%以上。假如政策制定者对子孙后代多一些考虑、多一点儿责任，那么他们本应该打破2001年的纪录，而不是只能望其项背。根据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的记录，负责债务管理的代理局长曾表态说，财政部希望能够“保持灵活性”。有时候，灵活性是件好事，比方说，假如你是一根橡皮筋、一个玩具弹簧，或者是大苹果马戏团里的一个小丑。但是，假如你是债务管理局局长，有机会锁定借贷利率，协助避免金融灾难，那么此时你最好还是立场坚定一些。

为什么政府选择扮演才智平庸的娱乐节目参赛选手的角色呢？答案可能并非是他们才智平庸。我们汇总一下常见的疑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狡猾的政治私利和对短期贷款的偏爱。因为短期的债务收益通常处于收益曲线的最低点（这种曲线常常表明长期贷款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短期贷款能造成预算赤字较低的假象，凸显总统良好的财政状况。美联储可以大笔一挥，把短期利率降至零，这样现有债务的利息成本看起来就相当微不足道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但是，这是一种可怕的权宜之计，尽管可以让奥巴马总统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子孙会每况愈下。发行百年债券，或者哪怕是50年债券，需要更高的利率，可能是3%或4%。当然，这会给近期的赤字报告带来更多的压力，但是假如这种做法能够明显地有益于选民，那么领导者就应当愿意承担个人形象方面的某些损害。把百年借贷利率锁定在3%或4%，应当是自米开朗琪罗同意为尤利乌斯教皇在教堂顶部绘画以来最合算的一笔交易了。

奥巴马总统的顾问们其实应该承认，我们的时间相对较短的债务对美国公民造成了伤害。假如收益回归正常水平，那么在未来10年间赤字将会飙升4.9万亿美元。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买房，你会建议他接受在随后几年会快速增加的可调整的引诱利率进行抵押贷款吗？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引诱利率是为那些不可靠的推销员准备的，而美国不应当是个不可靠的国家。

很显然，挑战和风险要比鲍勃·巴克或德鲁·卡雷在《价格猜猜猜》节目中曾经提出的任何挑战和风险都要大得多。今天，如果政府试图延期支付美国国债，那么利率就会快速增加，而全球金融体系也会盯着美国纳税人，然后宣布：“游戏结束，你输了。”

要想解决盗窃悖论，我们需要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把社会在纵向和横向上联系起来，不仅是那些不同种族和不同职务的人，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不同时代的人。在国会筹款委员会那间气氛友好的密室中，婴儿们有发言权吗？政客们常常展示他们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们精神抖擞，在国家公园中跋山涉水。他们说自己支持环境保护，为的是子孙后代可以在星光下享受野营带来的乐趣，可以拍摄栖息在高高的白杨树上的白头鹰。倘若我们的债务发生雪崩，把我们的子孙深深埋葬，以致他们不得不廉价抛售国家宝藏来勉强维持生计，那将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短期流动资金带来的风险

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金融时代，债务管理不善变得更加危险。“热钱”（短期投机性流动资金）加速了全球市场发展，就好像一根失控的消防水龙带开始向货币交易平台喷洒冰毒一样。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华尔街之狼》中，男主角吹嘘自己吸食了“大量的毒品，结果让曼哈顿、长岛和皇后区平静了一个月”。这句台词写得棒极了。但是根据我在对冲基金行业的工作经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北京根本不平静。如果那样倒好了。可问题是他们极度兴奋，靠的是阿得拉、红牛饮料和乌龙茶。

想要理解热钱的流通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家庭场景入手：在过去播放的黑白电视节目中，比如电视剧《反斗小宝贝》，想要买房的爸爸妈妈会开车前往当地冷冷清清的银行。他们认识银行家，而银行家也清楚他们的信用风险是否良好。他们的孩子还会从银行家那里得到棒棒糖。（我依然记得那些棒棒糖。）甚至在电视剧《贝弗利山人》中，那个可怜的乡巴佬出身的亿万富翁杰德·克莱皮特也认识自己那个滑稽的银行家德赖斯代尔先生。假如克利弗家或者克莱皮特家贷款了，那么银行就被套牢了。因此，银行家就会十分上心，关注他们每月的还款情况。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与房利美合作的华尔街把贷款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易的证券，切断了储户、银行家和借款人之间的联系。到了2006年，发行抵押贷款的银行可以把98%的债务转嫁给华尔街，从而让银行几乎失去了监管贷款的动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那样，银行家不再共担风险。这种关系上的疏远推动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房价飙升，也引发了经济大衰退。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国际热钱问题也加剧了这一灾难。

在当今世界，投资者的眼睛一直瞄着电脑屏幕，寻找“下一个重大事件”。这有可能是高科技股票、石油钻井平台，或者甚至是某一特定国家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准备就绪、下定决心、蓄势待发，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在经过交易大厅时，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喋喋不休：“哥斯达黎加要反弹了！”“如果脸书网股票超过80美元，我就全部出手！”“我要全部购买巴拿马债券！”当短期投资者嗅到一丝股价暴涨的迹象，他们就会马上猛扣扳机，向目标抛出数十亿美元。这种狂轰滥炸式的投资会让资产价格飙升。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这其中的许多股票，乃至许多国家容量太小，根本无法稳妥地吸收数十亿、上万亿的激情投资。（我在担任具有传奇色彩的、价值15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总经理时，我们实际上购买了加拿大公债标售的2/3，而加拿大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啊！）大家请记住，激情是会消失的。或许导致激情消退的是一则有关某个政客的负面报道，或者是像沃尔玛那样的大玩家取消的库存订单。假如那些喜欢四处乱扣扳机的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感到不安，开始撤资，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非常明显——血淋淋的破产。

20世纪90年代，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开始腾飞。华尔街投资顾问们叫嚣道：“投资‘亚洲四小虎’，大家一定不会吃亏。它们是不可阻挡的超级出口明星！”1996年，私人投资者向这四个规模不大的国家注入了930亿美元的资金。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是，向这些国家注入这么多的资金拉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使其难以出口廉价商品。因此，在1997年，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感到不安，投资者一下子撤资超过120亿美元。这种180度的大转弯所带来的资金流出比它们总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还要多。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开始崩溃，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买车买房了。印度尼西亚国内发生了暴乱，上千名平民丧生。新闻报道触目惊心，充斥着趁火打劫、大规模强奸等内容，最后出现了一种仇视外国人的形象说法——“华尔街奸商强奸了亚洲”。充满暴力、混乱的世界经济残害了普通百姓，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华尔街那群极度兴奋的恶狼的左右。

尽管本书重点并非关于环境恶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看一下当代经济是如何更加容易地传播病毒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们离家外出的距离不会超过几英里。正如科学家兼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动物、植物和人都保持了一定距离，被高山和海洋分割开来。但是离家外出者，无论是流离他乡的犹太人、参加东征的十字军，还是移民者，他们都携带着病毒，并把它传染给了那些脆弱的群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死于敌人偶然传播的细菌的人要多于直接战死的人。全球化进程打开了世界大门，开始接受服务、商品以及病原体的自由贸易。自1800年以来，人类的流动性增加了上千倍。与此相同的是，病菌和瘟疫的传播也增加了上千倍。登革热病毒原本在亚洲虎斑蚊之间传播，但这种蚊子乘坐装有废弃轮胎的集装箱漂洋过海，被带到了其他地区。在巨型油轮的压舱水中，具有攻击性的斑马贝从俄罗斯来到了北美五大湖。每一架降落在英国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或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飞机，都会携带数不清的病菌，并在此登陆，寻找新的宿主。30年前，棕树蛇来到关岛，它们在这里杀死了森林里大部分鸟类。如今，它们又作为偷渡者，藏在空中客车的轮胎里，搭顺风车来到夏威夷。美国农业部估计，这些四处乱窜的蛇每年能造成6亿至21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医疗事件和电力故障。为了抵御棕树蛇的入侵，美国农业部向森林地区派遣直升机，投放体内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死老鼠，它们可以毒死这种爬行动物。当然，这种解决方法并没有取缔空客飞机的飞行。那些无意中运输令人心烦的棕树蛇的飞机可能在货仓里运输的就是宝贵的疫苗和救命用的医疗器械。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悖论，并且找到办法，既要最大限度地运输医疗设备，同时也要阻止棕树蛇登机。

对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贫穷国家在过去看起来相当遥远。这些国家被视作远在天边或处于原始蒙昧之中，只有那些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敢于冒险的探险家或推销员才能够见到。但如今，世界在变小，病菌成了飞行常客，贫穷国家遇到的问题在富裕国家中也显现出来，而富裕国家反过来在其内部也产生了它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正被转交给新的一代人。

[1]莱茵兰，旧地区名，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编者注

第4章 工作问题

滞留在一挡

大约在5年前，佛罗里达州一家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向我咨询关于她儿子的事。她儿子乔希20多岁，已经大学毕业了，仍然住在家里，他在佛罗里达州所谓太空海岸的可可比奇根本找不到工作，那个州的整体失业率高达10%。

“他有抵押贷款吗？”我问道。

“没有。”工程师回答。

“有配偶吗？”

“没有。”

“有孩子吗？”

“也没有，乔希几年前刚毕业。”

“那么告诉乔希，买一张西南航空公司的廉价机票到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去。他中途需要转机并在奥马哈搭乘灰狗巴士，但那里的失业率只有2.9%。只要一下车，乔希就能找到工作了。”我还问了一下乔希是否喜欢滑雪或枫糖浆，因为佛蒙特州的失业率只有4.5%。

我与乔希妈妈的谈话是一个富裕、无债、过度官僚主义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缩影。当一个富裕国家开始分化，人们通常不会挨饿，只是不愿早早醒来准备早饭。当富裕国家开始分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很少有人能摆脱它。随着自信的衰退和债务的积累，职业道德深受其害。每个月劳工部都会公布一个名为劳动参与率的烦人数字，那是反映愿意工作的成年人的比例。近17年来这一比例已经降至大约63%，现在这一比例已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为什么这一现象会如此令人震惊？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数百万妇女还没有被算作工作人口，她们许多人自称“家庭主妇”，或者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现在因为妇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成年人的整体劳动参与率应该远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在西弗吉尼亚州，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参与工作，相当于40年前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章中引用的许多统计资料只涉及男性。20世纪，鉴于性别歧视和文化规范的影响，雇用妇女工作的趋势遭到曲解，这明显降低了企业愿意雇用妇女参与工作的意愿。20世纪50年代伊始，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开始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其比例翻倍，由35%涨到75%。尽管如此，从2000年开始，甚至连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也开始下滑。

在过去的15年中，为什么成年人工作的比例如此迅速地下滑？根据芝加哥和费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只是部分原因（并且只是从2010年开始才产生影响的）。许多X一代和Y一代距离退休还有很长时间，但他们已经摆脱从事全职工作的想法。大约有1100万名美国人已经辞职并成功登记领取残疾救济金。该数量是1995年的2倍，这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现在的工作较以前更安全，也更省力，对此，我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进行讨论。我们不能把大衰退之后疲软的经济复苏仅仅归咎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2015年春，劳工部报告有540万个就业岗位空缺，处于自2000年汇总以来的最高峰。的确，并不是每个就业岗位空缺都与求职者相匹配，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也需要呼吸治疗师来帮助病人，而不需要那么多为借款人呐喊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德勤的一份报告发现：2011年，即使在整体失业率平均超过8%的情况下，制造业仍然存在60万个岗位空缺。现在，或许因为这些岗位的薪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恰如人们口味的变换。正如人们决定喝低脂奶而不是全脂奶一样，数千万的人决定不再看重从早到晚做好本职工作的想法。与此同时，新闻报道在鼓吹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埃隆·马斯克和其他企业家佼佼者的巨大成功。可悲的事实却是，在美国，即便是创业也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昔日人人都在工作

如果把日历翻回到1850年至1900年的贫穷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绝大多数人除了工作别无选择，否则就得挨饿。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6岁以上的男性中大约有90%都在工作。那么人们要工作多少年呢？平均退休年龄是“死亡”，因为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要低得多。在贫穷的南部各州，经常连孩子也要工作。在亚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年龄在10—15岁的孩子有50%以上都在全天工作。

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居民相比，移民们的工作更为艰辛，他们也更愿意工作。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国人（除非他们很富有）为了有资格登上通往美国的颠簸的小船，他们通常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强壮的后背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只有那些最狡猾的懒虫才能够潜入横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船只。1912年，“泰坦尼克号”还是一艘真实存在的船，它的统舱甲板上挤满了数百名找工作的移民，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扮演的“无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在20世纪之前，社会需要尽力解决老年人问题。尽管老年人年老体弱，难以自食其力，但他们饿了也得吃饭。我们听过古老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他们将老年人送到大海的冰川上；也听说过之前被称作马德拉斯（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金奈）的南部地区那些白发苍苍的印度教徒的故事，他们被迫大量饮用椰子汁，导致肾衰竭。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反乌托邦小说《固定期限》（1882年）中，他虚构了一个脱离了英国殖民地的名为“布里坦努拉”（Britannula）的岛国。198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年龄达到67岁的公民都必须被送到大墓地，在他们68岁时被火葬。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克拉斯韦勒的农民，他60多岁时仍然健康且充满活力，因此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谎报年龄。另外一部讽刺作品，2015年的电视连续剧《第二春》描述了一位40多岁、容颜不再的女性。她为了在出版社找到工作，避免心理死亡而谎报年龄，声称自己26岁。这部剧的主角由莎登·福斯特扮演，她曾因为在两部不同风格的影片（《夜夜春宵》和《仙乐美人》）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百老汇托尼奖。福斯特在这两部反映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中扮演了特立独行的女主人公。

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在20世纪初拥有了一个粉丝，他就是“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190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奥斯勒身着告别退休礼服，建议医生对60岁的人强制性使用氯仿（三氯甲烷），并声称“世界上现行的、有活力的工作都是25—40岁年龄段的人做的”。他的医学教科书称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奥斯勒自己也是70岁时因肺炎去世的。奥斯勒说强制性使用氯仿，他是认真的吗？很可能不是。奥斯勒以恶作剧著称，他曾经捉弄《费城医学新闻》的编辑们刊登了一篇有关阴茎钳持症的虚假论文。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疾病，其性交类似于手指网套恶作剧。奥斯勒对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的支持可能只是个玩笑，但近百年来，很少再有其他人发现老年人的困境或他们的救济来源。

如果总结一下20世纪富裕国家最显著的功绩，你会发现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确保老人即使不工作也能够生活下去。像年老的印度教徒被迫喝椰子汁和奥斯勒用氯仿的可怕想法不复存在。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男人的劳动参与时间有所缩短，65岁的男性开始用到“退休”一词，这一术语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闻所未闻的。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部分灵感来源于奥托·冯·俾斯麦1889年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后，大约一半的65岁老人便不再工作。埃莉诺·罗斯福猜想这些老人会无所事事地坐在摇椅中。她不可能预见游艇上的沙狐球游戏或今天无数老人从事的悬挂式滑翔和激流皮划艇等极限运动。她的愿望仅仅是老年人能够舒舒服服、懒洋洋地待着，而不用到救济院去。“周一晚间俱乐部”是一个华盛顿团体，他们总是在周一晚上出去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直到1970年才有《周一橄榄球之夜》这档电视节目。人们努力想象着埃莉诺·罗斯福就坐在主持人霍华德·科塞尔旁边的沙发上）。埃莉诺·罗斯福在周一晚间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热爱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老年人愿意坐在坐过多年的椅子里，凝视着他们所熟悉的同一幅图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帮助下，大部分老年人都不再工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更了不起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坐在塑料沙发上盯着墙壁发呆。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仅允许个人为自己购买食物，而且可以买到休闲时光。问问自己，为什么棒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受人们喜爱？因为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拥有了经济自由，他们可以在大白天中断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为棒球明星卢·格里克和贝比·鲁斯（这是在棒球比赛延长到3个多小时和出现晚间比赛之前的情况）呐喊助威。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美国总统们在棒球比赛中开球的黑白照片画面：1910年，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开此先河，他想方设法让胳膊绕过了他那340磅重的身体。不断提高的收入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既让塔夫脱展现了勇气，也让数千粉丝有机会观看华盛顿国民队与费城运动家队的比赛。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开来，不仅仅局限于富豪聚集的长岛和芝加哥北岸草场。1930年，博比·琼斯一举赢得美国公开赛、英国公开赛、美国业余锦标赛和英国业余锦标赛的冠军，在他的鼓舞下，从事高尔夫球运动的人数增长了2倍。随着网球运动员比尔·蒂尔登和海伦·威尔斯夺得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网球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我的爷爷博比获得过1927年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我有奖杯为证），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至少在我们布赫霍尔茨家族人人皆知。

哪儿也不去的一代

最近几十年，在国家的分化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行为更像是退休人员，他们不愿工作。问诸位一个问题：你认识最近毕业的、没有驾照的中学生吗？自从影星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开始在银幕上展现叛逆形象之后，年轻人的行为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Y一代不愿费劲儿考取驾照。几年前，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上有一篇被广泛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哪儿也不去的一代”。我和我女儿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在同样年纪时相比，现在只有不到25%的年轻人愿意考取驾照。不要把人数的减少归咎于越发昂贵的汽车——家庭汽车拥有量较以前更多，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今天我们买一辆汽车所需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也不要归咎于优步，因为这种趋势早于优步就已经出现了。

再问诸位另外一个问题：你认识前往其他州工作的年轻人吗？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18—24岁年龄段的人搬去其他州的可能性下降了40%。麻雀不离屋檐的心理不仅迎合了大学毕业的美国人，而且包括那些中学没毕业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悖论：当本土出生的人们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外来人口时，他们就更不愿意探索自己的国家乃至世界了，成为居家一族。经济大衰退之前的1980—2008年，待在家里的年轻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并且这种趋势在持续上升。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占领运动。

不考驾照或不搬到其他州去，跟局面混乱与民族精神低迷有关系吗？当时局艰难之时，每个人都表示愿意坐以待毙，而不愿站起来、走出去寻求新的机会。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为了带家人逃离俄克拉何马州的沙尘暴，到阳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亚州去，年轻的汤姆·乔德将猪肉点心和亲戚装上自己的破车。奶奶在途中去世了，而乔德继续坚持前行。然而在过去30年中的某一刻，有人已经踩下刹车，停止不前，并拒绝从舒适的沙发和躺椅上爬起来继续前行。这一刻非常可怕。即使在经济大衰退严重到失业率高达10%时，即使那些同乔德一家处境相同的家庭注意到房屋有可能被查封时，美国人也不愿整理行囊，搭上汽车，前往阳光明媚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便汽车上每个座位背面都装有蓝光DVD播放机。

对于穷人来说，搬迁可能至关重要。拉杰·切蒂、纳撒尼尔·亨德伦和劳伦斯·卡茨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向随机抽取的父母发放住房代金券，抽中的人可以搬出贫困区，搬到一个富有一些的地方。10年后，与那些没有搬家的孩子相比，搬迁父母的孩子的收入要高出31%。

Y一代是否正变成“何苦要自找麻烦”的一代？自1980年以来，青少年在暑期打工或课后兼职的比例急剧下降。1994年，有2/3的青少年在暑期打工，到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打工者比例不到1/2。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白人、富人、黑人、低龄、高龄、中学辍学或上大学的青少年身上，而且整个青少年群体基本上都“罢工”了。

现在，我必须承认，在人行道上做热狗和在超市中堆放奶酪和酸奶几乎不算是智力开发活动。作为在泽西海岸长大的少年，这些工作我和我兄弟都干过。我们在奶制品部辛勤工作又能学到什么呢？除了能穿一件制服（并了解到最新鲜的牛奶放在货架后面）之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工作教会年轻人准时上班，也教会他们最好开发新的技能，以免将来从事在太阳底下烤热狗或在寒冷的奶制品部的过道里堆放奶酪之类的工作。课余或暑期工作有助于青少年树立纪律观念，帮助他们走向成熟。如果一个孩子18岁之前从来没干过任何工作，那么到他19岁、20岁或25岁时就很难理解自己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整天辛勤工作。最近位于波士顿市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同龄人相比，打工的贫穷中学生（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毕业，打工的女性青少年怀孕的可能性更低。

许多青少年不愿到车辆管理局排队，甚至连自行车的销售量也比1973年下降了很多。Y一代简直哪儿也不想去。所有这一切与美国传统截然相反。美国是一个喜欢搬家、崇尚移居的国家。当年欧洲的清教徒跳上千疮百孔的小船来到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迷惘的一代”跟随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来到巴黎。20世纪40年代，“伟大的一代”纷纷报名乘船到纳粹德国去抗击法西斯，或者像我爸爸那样到中国去抗击日本侵略者。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纷纷加入美国和平队，甚至连杰克·凯鲁亚克也放下大麻上路了。我们已经从《萨米为何逃跑？》到了“乔希，从沙发上起来”的阶段，但乔希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放下手中的网络游戏。

即使在中学选修课程中，职业道德和理想的分化也显露出来，因为美国本土学生表现得缺乏理想，不愿选修学起来费劲儿的学科。即便企业雇主对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毕业生给出了奖金，那些黑人和白人学生也基本上都会两手一摊，说：“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学数学吧。”当然，这种情况有数据为证。在亚裔美籍学生中，有43%的人选修高等代数或微积分。这一比例是白人学生的2倍，黑人学生的4倍。然而松懈的态度是具有传染性的。第三代亚裔美籍学生对有难度学科的热情开始逐渐降低，他们大都会说：“让那些刚来美国的新人学数学吧。”从某种糟糕的意义上说，他们变得更像身边的白人和黑人孩子了。

伤残真的如此美好吗？

萎靡不振的职业道德观传播开来。那些不工作的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让交税的人心怀不满。人口分化使得人们开始欺骗，并关注那些一夜暴富或迅速退隐的机会。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引用过一份2008年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几乎“每一名”长岛铁路公司的长期雇员退休后都申请并领取了伤残补贴。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曾经说过：“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声称自己伤得太重，无法站立、坐下、行走或上下楼而要求赔偿的员工，退休之后开始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骑自行车，做健身操。”当然，这一丑闻不仅仅局限于长岛。最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告指出：在亚拉巴马州的黑尔县，有1/4的成年人领取了残疾证。在政府支票到账的那些日子里，黑尔县银行要营业到很晚。2003—2011年，新墨西哥州的伤残补贴激增了59%。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伤残补贴申请总数增加了2倍。2000—2013年，美国的伤残补助金增长了43%。即使在大衰退结束之后，美国领取伤残补贴的人数也在大约以10%的速度攀升。1980年以来，法官批准伤残补贴申请的概率猛增了50%，因为每一个在职的美国工人，还有之前退休的工人都在领取伤残补贴。美国并不是特例，荷兰、瑞典、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伤残索赔也都在激增。

现在的工作真的比以前更危险吗？这真的可能吗？现在，锈迹斑斑的工厂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雇员们只需要坐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前工作，而且许多在家里工作的人也避免了通勤的危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作场所死亡数量下降了1/3。公司和工人都有动力去避免伤到手和骨头。在过去的20年中，泰森鲜肉食品公司与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合作，采用改良的人体工程学技术，淘汰了危险的旋转刀片，改用带有防护装置的自动修剪机，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了包括扭伤和拉伤在内的70%的车间工伤。但是从迅速增长的伤残补助金数量来看，这些受到工会和雇员追捧的改良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外，最近几年的索赔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明显的、可查证的损伤。1961年，领取伤残补助金的工人中只有8%是因为患有背痛或骨骼问题。2011年，超过1/3的伤残补助金领取者是这种情况。同一时期，因为心理疾病致残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9%。迅猛增长的伤残索赔不仅局限于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要求伤残索赔的比例也很高，即使他们更有可能是在旋转舒适的转椅，而不是在操作带锯时受的伤。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关于黑尔县的报告中记录了一次听证会。一位名为桑尼·瑞安的法官在法官席上问道：“只是出于好奇问一下，你的伤残是什么？”

“我有高血压。”那个人回答道。

“我也有。”法官说，“还有别的吗？”

“我有糖尿病。”

“我也有。”

许多人的曾祖父母在建筑工地工作，他们用铁锹铲土来挖掘隧道。今天，有100万名从事各种工作的美国人患有腕管综合征，无论他们患上此种综合征是因为在海鲜加工厂切鳟鱼，还是因为穿着睡衣写了篇博客。这其中也存在着体制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当一个人被诊断出有残疾、开始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来补偿失业时，他可能再也不会具备任何能力重返劳动者大军了。伤了脚踝的交通协管员即便可以灵活地从事一份文案工作，也几乎不会去申请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在大约1000万名领取伤残补助金的美国人中只有2%的人尝试着去工作，其中只有0.3%~0.5%的人每个月都在努力找工作。在已经退出伤残补助项目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转换成了其他福利，或者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为了推动那些伤残人士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美国联邦政府时常修订伤残补助规则。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推动措施都被人耸耸肩不予理睬，有的人甚至声称他们受伤太重，以至难以耸肩。一个名为“就业之道”的项目表面上帮助1%的伤残工人中的1/10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看起来收效甚微。

让任何人回到工作岗位都是一种挑战。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提交伤残申请的人来说，经济的起伏变化也会耗尽他们适应环境的意愿。一旦失业，很多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失业补偿金制度对激励人们返回工作岗位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人们失业之后，通常会得到26周的失业补偿金。他们通常会在什么时间接受一份新工作呢？答案是在26周结束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我提议把失业福利变为签约奖金来吸引失业工人早日返回工作岗位。根据这一建议，工人越早接受新工作，得到的钱也就越多。当就业趋势低迷之时，像专业运动员和华尔街那些家伙得到的奖金那样（尽管少几个零），签约奖金有时可能会起到不错的推动作用。

不工作会杀死脑细胞

人类不曾像树懒那样进化。树懒长着弯曲的爪子，即使加勒比地区的风速接近飓风的速度，树懒也能把自己固定在树枝上。但是假如树懒一生都只是在树上闲荡，吃些嫩枝和水果，它也不会变得更愚蠢，但人类却能。一项有趣的跨国研究表明：当人们早早退休之后，他们就会丧失认知能力，即便他们控制人体机能衰老进程且对其他健康问题采取预防措施。例如，研究者对美国和12个欧洲国家60多岁的老人展开研究，要求他们看一张常见词汇表（例如：湖泊、汽车、军队），并于5分钟之后让他们回忆那些名词。在那些人们早早退休的国家，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那些名词，并且在数字加减计算方面也表现得能力不足。与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相比，美国人和丹麦人倾向于晚退休。在美国和丹麦，大多数60岁出头的男性仍然在工作。而在奥地利和法国，3/4以上的同龄男性已经退休了。与美国人和丹麦人相比，法国和奥地利60多岁人的认知能力低了2/3。如果你曾经上过益智问答游戏节目，节目中你有机会“打电话向朋友求助”，电话千万不要拨往巴黎或维也纳。

不工作降低了大脑敏锐思考的能力。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被迫应付一些新的挑战，即使这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挑战，例如复印机坏了，或者遇到了一位烦人的接待员。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刻板时，大脑陷入了更像树懒一样的状态。这就是退休人员应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挑战自我的原因。无论是踏上一条通往布鲁塞尔的“马路学者”旅程，还是拿起自己的巴松管，他们都应该保持运动和思考状态。退休并非宣告退休人员陷入愚蠢状态。当然，他们可以保持心理健康，但最好投入精力来做到这一点。

或许更重要的是，当身强体壮的人们不再工作、不再保持活力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抱负，也降低了抓住幸福瞬间的能力。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人们在活动的时候，多巴胺和血清素会流动起来，提升人的精气神。处理信息的灰细胞得以恢复活动，大脑也会焕发生机。雄心不老、行动积极就如同让大脑抿了一口青春的活力之泉一般。阿瑟·C.布鲁克斯的报告数据显示，如果你选取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特征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但如果其中一个在享受着福利，那么在过去一个月的某一时刻这个人有16%的可能性曾感到过“悲伤无助”。我认为，假装残疾的人真的会残疾，因为他们破坏了自己关键性的神经递质。

是工作让我们建立并维持着国家的存在。在第9章中我将讨论果尔达·梅厄以及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坚信，如果没有犹太人民耕种土地、努力战胜干旱、灌溉龟裂的农田、解决资源匮乏问题，那么以色列就不可能诞生并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维也纳南部的一个名叫马林塔尔的奥地利小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面对全球贸易危机，镇上于1820年开张的亚麻纺织厂突然关门倒闭了。男人们挥舞着斧头和大锤砸毁了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工厂被砸毁后场面凄惨的黑白照片。同时被毁掉的不仅仅是纺织厂厂房，马林塔尔镇有1200名工人被解雇，整个小镇陷入了低迷的状态。全镇478家住户中大约有400家没有能养家糊口的人，只有几个本地店主还在继续营业。收入的锐减使那些极度绝望和贫穷的人公然偷捕他人的宠物来吃。确实，低迷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在纺织厂倒闭之前，小镇以拥有图书馆和社交俱乐部而自豪。没有了工作，人们生活的精气神也慢慢消失了。即使不收取费用也很少再有人从图书馆借书，戏剧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和摔跤俱乐部都关门歇业了。3/4的家庭在领取政府救助，而州政府在极力阻止马林塔尔市民从事任何工作。如果官僚们发现有人砍木头或送牛奶，他们会从违法者手中夺回救助支票。根据当时由玛丽·雅霍达和她丈夫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有个人仅仅因为往口袋里装了几个自己吹口琴换来的硬币就失去了政府救助。研究者引用了一位妇女的话，她回忆说：“过去我们夏天经常去参加……各种美妙的舞会！现在我不再愿意出门了。”这真是音乐消亡的时代。

马林塔尔市民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失去了时间观念。的确如此。绝大多数家庭思想狭隘保守，无论去哪儿，大部分人只会选择步行。研究者开始观察并记录他们的步行时间。研究者发现，男人们穿过街道时很少直接大步流星地走，2/3的人会无缘无故地停下脚步。女人们走得比男人快一倍半。请记住，妻子们还需要带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她们想方设法地做到这一切，而男人们面对粗茶淡饭开始变得磨磨蹭蹭。人们在晚上9点就早早上床睡觉，而不是晚上11点，但他们报告说，即使睡得再多也还是感觉疲劳。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恐惧，这抑制了他们的理想和天生的想象力。研究者安排老师提问孩子们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曾经的那些典型的、乐观的男孩儿主题不见了，没有人想成为船长或飞行员。有一个孩子仍然希望成为印第安酋长，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一领域找到空缺的位置。许多孩子渴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父辈们念念不忘的那种工作。

不工作也影响了人们的信任和诚实。随着形势的恶化，更多的马林塔尔市民控告他人骗取政府救济。真正的欺骗率上升了，而由他人发起的、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欺骗指控也随之上升。1928—1929年，当时工厂还在运营（但一半员工已经失业），9位居民被告发没有如实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其中3起指控后来被证明是切实的。现在我们来与1931—1932年做一下比较，当时工厂已经被毁。在这更加悲惨的时期，28人被指控欺骗，其中21人被判无罪，7人被证明有罪。没有了工作，社会结构被撕裂。当然，这种撕裂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刺耳，而且残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加入了进来。在德国和奥地利，对纳粹党的支持与失业率密切相关。因依赖政府救济，马林塔尔成为心理疾病和致命的纳粹主义社会疾病繁衍的沃土。

威尼斯的衰退与没落

马林塔尔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崩溃如何毁灭了人们的精神和职业道德。历史也告诉我们，在经济相对健康的时代，政府的官僚们也能够阻止就业、创业及创新。我们可以想一下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6世纪中叶，威尼斯经济繁荣，在着色玻璃、染色纺织品和鞣制皮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之后，威尼斯政府开始通过关税盘剥商人。其关税使纺织品的成本提高到了原来的2倍，而且纵容英国窃取其市场份额。工人们受到打击，于是产品产量下降，创新意识不足。各行业协会更加严格地控制就业机会，导致劳动力逐渐老化，就业机会锐减，年轻人士气低落。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和工会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高级会员和那些交会费的会员，而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例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教师工会坚持签订这样的合同：付给一位有着10年教龄的资深体育教师的工资高于只有5年教龄的微积分老师。17世纪时，年轻的威尼斯人越发觉得自己被挡在工厂大门之外，无论是打铁、锻造之类的工作，还是给马蹄钉蹄铁之类的就业机会。1600年，只有15%的工人年龄超过45岁。到1690年，几乎有一半的工人年龄在45岁以上。请记住，在那个时代，50岁人的生产能力远远不及现代人，他们通常因为佝偻病、梅毒或蠕虫病已经变得步履蹒跚。

威尼斯陷入了被史学家称为威尼斯历史上“颓废的年代”。贵族和生意人热衷于租赁土地，剥削农民，不愿扩大生产规模或开发新产品。商人们喜欢奢侈的别墅，而不是破烂的会计室。在繁重的租金压力之下，农民们只能勒紧腰带，即使在各行业协会阻止年轻有为之人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们的理想衰退了，随之下降的是渴望每天兢兢业业工作的工人的比例。威尼斯共和国变成了赌博和纵情声色的主题公园。努力工作和收入上涨不再是共和国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轻佻的狂欢节面具和浪荡的卡萨诺瓦式公子哥。最终，威尼斯的经济崩溃了，其原因既不是运河水泛滥之类的天灾，甚至也不是缺乏制造穆拉诺岛玻璃的石英砂。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对工作的渴望，当那些有工作的人阻止他人与自己竞争时，这个国家就开始分化了。

官僚们可以阻止人们工作，导致债台高筑

你可能认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公民的生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规模将会缩小，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3700年前，汉谟拉比为巴比伦牛仔制定了工资和价格监管制度（《汉谟拉比法典》第261条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牧民放牧牛羊，那么他每年需要支付给这个牧民6戈尔玉米。”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26蒲式耳）。从那以后，谴责官僚机构就变得极为容易。今天，喜剧演员只需对观众发出几个首字母缩略词就能赢来阵阵大笑。我相信官僚机构并不是原本就有害或者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国家逐渐繁荣，官僚机构越来越僵化死板。官僚们控制着经济命脉，压抑了乐观主义精神。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富裕国家混乱的前兆。庞大的官僚机构可以毁掉国家，因为它是隔在公民和领导者之间的一个楔子。楔子越大，国家分化的危险也就越大。

中国：宦官倒下之后

这不是个简单的20世纪的美国故事，也不是17世纪的威尼斯童话。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儒家学者蔑视地称中国商人为“寄生虫”。难怪当时他们会扩大官僚机构来强化对商人的监管，最终把商人踩在脚下。这种做法扼杀了明朝的经济，导致王朝内部瓦解。然而，要雇用并训练更多的官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明朝的达官显宦靠什么负担这笔费用呢？很简单，首先发展经济，随后配备庞大的官僚机构。

明朝早期，欧洲的来访者对中国的富有和技术感到非常惊诧，这其中既有火药、活字印刷术、条播机，又有能搭载1000名士兵的400英尺长的大船。中国水手使用磁性罗盘比意大利人早了几百年。15世纪时，他们就知道如何远洋航行至红海和桑给巴尔。一个出访东非的外交使团带回一批长颈鹿来取悦当时的皇帝。与见过世面的京师市民相比，1400年时的伦敦人可能还在丛林中游荡。因此，当中国人称西方人为“蛮夷”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到了15世纪中叶，明朝的科学和航海趋于停滞。1433年，在促进了贸易发展的头号宦官郑和去世之后，官僚们禁止造船专家建造船舶。学究气十足的儒家学者鄙视贪财的商人，定期查抄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关闭了印刷机，只允许印刷学术著作，并禁止那些被他们视为“文盲”的人从事公职。在每一道诏书、每一次扣留、每一条禁令之下，中国官僚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万里长城”，把政府同人民分离开来，这最终削弱了人民对皇帝的支持。尽管明朝又缓慢吃力地前行了200多年，但它已经停止向前发展。面对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明朝变得更加脆弱。政府的财政亏空和沉重的赋税使明朝雪上加霜。军队士气消沉，怨声载道。1644年，满族人闯过万里长城的隘口，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叛军打败后，在树上自缢身亡。假如明朝的官僚们没有自建“万里长城”，把自己与人民割裂开来，那么万里长城的石墙本来可以更好地保护明朝，使之免于被倾覆。

监管者在保护谁？

在非常棒的《国家的兴衰》（1982年）一书中，曼瑟·奥尔森描述了法规和官僚机构如何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权力。棉农和码头工人团队都想成立组织并游说国会、国王和首相保护自己免受竞争之苦。这种保护要求有更多的政府部长及下属。在华盛顿，你会发现美国的脱水洋葱和大蒜协会，保护本地产品对抗进口调味料。气球委员会在为政府的氦储备而斗争。有时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而创建的官僚机构最终都成了他们所监管公司的保护伞，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他的“俘虏理论”中所描述的例子那样：即便弗兰克·辛纳特拉的《伴我飞翔》唱片集是1958年最畅销的唱片，到1965年也只有1/5的美国人坐过飞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能花得起钱坐飞机，因为美国民用航空局管辖着一个垄断联盟，使机票价格居高不下。新航线申请常规性地遭到拒绝也给在职者带来了挑战。1938年成立的美国民用航空局会指定哪条航线允许飞，它经常查询旧铁路地图，以便联合航空能够从芝加哥获得东西航线，环球航空公司控制着圣路易斯航线。即使是新兴的货物运输公司也对起飞时刻感到很灰心。直到1977年的《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和1978年的《民航放松管制法》颁布之后，联邦快递才能使用大型喷气式飞机。现如今半数美国人每年都坐飞机往返出行。

奥尔森指出，战争和革命之后国家发展得更快，这恰恰是因为这些激烈事件推倒了阻止自由贸易的旧制度。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就比以前发展得更快。奥尔森（卒于1998年）论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积聚了更多的官僚。而我的研究表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吸引了官僚，繁荣本身也能吸引官僚。

在1964—1975年的约翰逊和尼克松–福特时代，美国的官僚机构得以迅速发展，当时，非国防政府雇员数量攀升了46%。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一段时间。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属于“二战”后的繁荣。战后的繁荣发展为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提供了资金，这些新部门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1953年成立，1979年改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5年）和交通部（1966年）。（由于某些原因，美国真正的周薪制还没有恢复到1973年的顶峰时期，这说明新的政府官僚机构可能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之后，联邦官僚机构确实缩减了1.1万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雇员总体减少了50多万（尽管联邦政府雇员数量有轻微上升趋势）。关键的一点是，官僚机构通常在经济繁荣之后发展最为迅速。在经济不景气或贫穷时期发展得就没有那么快。

当官僚机构发展时，它们可能以各种方式阻止私营部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爸爸鼓励孩子们成为“专业人士”，不做公司职员。他曾在沃巴什铁路公司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公园大道的泛美大厦，我们经常称之为“爸爸的大楼”。但爸爸并不拥有办公大楼，也不拥有铁路。每当我家的座机铃声响起，打断我们的晚饭时，爸爸总是鼻孔大张，脱口而出“告诉他们我不在家”。这很管用，直到有一天，我小妹妹接到电话，她转向爸爸，用6岁孩子稚气的声音大声问道：“爸爸，你在家吗？”那张镶在相框里的蒸汽火车头的照片挂在墙上，当时爸爸的双耳边似乎可以看到蒸汽。爸爸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长大了能成为律师或医生，那他们就不用在晚饭时间被打扰了。当然，他并不能预见未来会有移动电话、电话销售员，或者卫生维护组织把医生变成纯粹的“工资奴隶”。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爸爸经常说的话：“如果是专业人士，那你就能挂出自己的招牌。”确实，我哥哥的名字印在一家加利福尼亚律师事务所的信笺抬头上。我怀疑，圣迭戈和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司是否都有自己的木头招牌，但我可以在大厦大堂的公司名录中看到它们的名字。

当然，一个人在挂上律师招牌之前，他需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获取执照。我们希望律师有执照，我们要求心脏外科医生和飞行员也有执照。在职的律师和外科医生很高兴设置这些障碍阻止竞争者进入本行业，这有助于保持高额的收费。但是其他哪些工作应该要求政府批准，并需要为考试和申请执照付费呢？理发师，摔跤比赛售票员，还是播放数字硬盘录像机的人？事实上，许可证在美国很流行，这是政府官僚和在职从业者沆瀣一气的结果。这种趋势剥夺了人们获取工作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和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对于每一份“职业”来说，都有贸易协会和政府部门在努力工作来发展和打造阻止其他人参与竞争的枷锁。我们再谈一下威尼斯共和国的行业协会，它们高举的不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而是保护公众利益的旗帜。1900年，只有4%多一点儿的工人从事专业性工作，但到20世纪中叶，各州为内科医生、入殓师等超过75种职业颁布了1200多条国家职业资格法令。现在，大约1/3的职业要求有政府颁发的职业许可或证书，包括15%由中学辍学人员从事的工作。亚利桑那州要求发型师要在政府认可的美容学校上够1600个小时的课堂教学课程。上这些学校可不便宜，上完规定的1600个小时的课程需要花费1万~1.5万美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菲尼克斯，想当警察只需上600个小时的训练课！显然，手持露华浓电吹风机比使用40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几乎要危险3倍。在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执照就不能从事插花。如果你确实想要申请插花许可，那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比挑剔的插花资格考试通过率高多了，插花考试还包括手工设计测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奥尔良市，你可以在波庞街上流连忘返，街道两侧尽是些辣身舞的下流招牌和出售色情T恤衫的商店。但如果你没有执照，请放下那些牵牛花。

所有这些看似愚蠢实则狡猾的规则损害了谁？首先，是那些年轻的求职者，他们必须到处折腾，仅仅为了开始学习做一份工作而存下一大笔钱。职业许可的流行对女性伤害特别大，因为她们不太可能成为在职一族的代表。一项研究表明，过度的职业许可负担使女性殡葬礼仪师的数量减少了18%~24%。其次，由于竞争的减少，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多费用。最后，负担不起高昂费用的消费者，只能自己动手胡乱地给自己理发或修剪郁金香。然而还有更严重的例子，包括“自助根管治疗术”。一项细致的研究表明，在一些对电工职业许可要求最为严苛的州里，许多房主试图自己来干电工活儿。结果，有时因为接错了电线而把自己电死了。荒诞派喜剧演员史蒂夫·赖特在许多滑稽的表演中呈现过这样的小插曲：“我在自己公寓里安了个天窗，住在我上面的人很愤怒。”

“回顾过去”并不是一种经济政策

进步非常棒，但也可能是痛苦的。如果你要参观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你可以花些时间跟蹄铁匠和蜡烛制作工聊聊。他们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分别被汽车制造商和灯泡厂代替了。但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在职人员而试图阻挡革新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有时革新确实能够推倒旧秩序。19世纪80年代，母牛不是非常喜欢铁路。火车头前面的那些钢栅被称为“捕牛器”，它能瞬间将一头活生生的小牛变成速食晚餐。有关经济进步的故事非常多，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在此过程中，经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大部分都是值得的。19世纪80年代，当爱德华·贝拉米发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回顾》时，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45岁，而现在大约是80岁。

你想要回到美好的旧时光吗？当时你曾祖父牙疼时会让理发师帮他拔牙，理发师会用冲洗梳子的水为他麻醉。我投现代口腔医学一票。我们应该担心那些保护当前利益的政府政策，无论是挥舞着梳子的理发师还是野牛。想想最近的两个头版故事：2014年，新泽西州禁止特斯拉汽车公司出售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根据当年《消费者报告》的排名），因为特斯拉汽车公司还没有与地方独立经销商签订合同。最初的禁令显然是为了让那些令人尊敬的地方竞选财团的钱包变得更鼓（2015年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撤销了禁令）。然而那些地方汽车经销商有多么令人尊敬呢？根据2013年1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在对22个不同职业的诚实度和职业道德的调查中，汽车经销商的排名并没有垫底。他们勉强胜过国会议员和说客，但是败给了其他所有人，包括汽车修理工和律师。因此，新泽西的消费者为什么要被迫坐在当地汽车经销商的接待室里，而不能直接与特斯拉汽车公司交易呢？既然特斯拉汽车的购买者的收入远超收入中位数，他们不是更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吗？

第二个故事是，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一些出租车行业管理者对优步和来福车宣战，这些公司允许消费者使用快捷时髦的打车软件，也可以使用先前经过认证的信用卡付款。与城市出租车司机不同的是，消费者可以当场为优步司机评级。在1—5分的评级系统中，司机的平均评分如果没有达到4.7分，优步公司就会撕毁他的合同。如此说来，以下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优步司机会提供瓶装水，他们服务周到，谈话态度和蔼可亲。城市出租车司机愿意把他们的职业许可交付给这样严格的评级程序吗？在这种整洁干净、技术先进的交通工具中，消费者会感到更舒服吗？为了保护优步司机，他们开始给顾客排名，淘汰那些不良顾客。在洛杉矶，一位城市监察员抱怨说，城市出租车司机“每个轮班大约失去15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因为路上的优步车越来越多了。在此，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洛杉矶的居民和游客会发现，这个城市是个更加适合居住、工作和旅游观光的好地方。

在职者和面临风险的孩子们

大多数情况下，在职者都想“回顾过去”，保持现状，甚至反对改革浪潮。几年前，7000名教师在芝加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关闭学校，因为10年间适龄学生人口减少了14.5万人。在芝加哥，把大人和孩子都算在内，单单是黑人人口就已经从2000年的10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887608人。我承认，关闭学校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当人们纷纷选择搬去郊区、导致市区人口下降时，校区也不能用假人来填满那些空荡荡的教室。谨慎的做法显然是：把剩下的学生送到附近最好的学校，并把他们列入财政储蓄的额外资源。

固执的学校官僚们能够阻止孩子们接受更好的学习方法。根据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与控制着90%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传统公立学校的官僚们相比，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们更愿意接受新思想。作为专利矩阵“数学箭头”（Math Arrow）的发明者，我曾经深入研究过数学教育。许多学校的教室里挂着“数学箭头”的宣传海报，它是像“凯尔计数”（Kyle Counts）之类的iPad平板电脑应用程序的基础。“数学箭头”和应用程序赢得了知名教育与技术评论家和一线教师的赞许。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珀称这一矩阵“巧夺天工”。杨百翰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学箭头”能够提高考试分数。但是当我和同行们试图预约课程监管员时，我们注意到，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比公立学校的官僚同事更愿意试验新创意。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哈勒姆区的伦诺克斯大道上有一家名为“成功学院”的特许学校（离我家2800英里远），该学校几乎立刻就把“数学箭头”引入它的幼儿园教室里。相反，办公地点离我家4个街区远的当地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无视众人的要求，只是召开了一次介绍会！通常情况下，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提升自己的行动力或执行力。

当然，声称所有的新观点都是有价值的或所有的进步都是好的，这也不对。新观点和新行业也不可能只创造好处而不会造成痛苦。自由市场不是无痛市场。成功的经济政策也会产生失败者，但成功者要么数量更多，要么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整体利润，借此来补偿失败者。

一味回顾和固守那些昔日的工作和古老的建筑不能带来成功。这是绝望退缩、故步自封的做法。最近杰瑞·宋飞表演了一段滑稽节目，调侃美国邮政局，他说，当一个行业因为因循守旧、恪守17世纪30年代的模式（舔信封、邮差靠步行、赚不了几美分）而丧失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宋飞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只需要拆开信件，读一读，然后把信上的内容发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就行了。”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许多有工作能力的人决定不去工作吗？还是官僚们告诉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待在家里等邮件里的支票呢？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下面讲个笑话。在开始讨论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这些严肃的话题之前，我们先笑一笑：

森林中有两个新泽西州的猎人，其中一个倒在了地上。他看起来似乎停止呼吸了，双眼翻白。另一个家伙掏出手机拨打911报警。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您先静一静，我可以帮助您。首先，让我们确定他的确死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筒中传来一声枪响。这个人又拿起电话说：“好了，现在该干什么？”

如果你开怀大笑，那你可能是德国人。如果你根本没笑，那你可能是加拿大人。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曾经做过这样一项研究：他向全世界的人征集了4万个笑话和200万条投票，然后宣称这本猎取来的故事书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德国人笑得最开心。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发现，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德国人的幽默感——提出“超人”观点的尼采在大街上抱住马的脖子后就发疯了，他的余生都在自我陶醉的酒神仪式中赤裸裸地狂欢。现在，说德国人是最喜欢大笑的，这太有意思了。怀斯曼的发现存在争议，因为他宣称人拥有“民族性格”或人格，这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民族性格的批评家们宣称，这种讨论只会引起或反映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会使个体丧失人性化，并且把人类学和政治学泛化成唐·里克斯式的单口喜剧：“我看到这个黑人家伙追赶着两个爱尔兰人进了酒吧……”

我们许多人发现关于民族性格的笑话令人尴尬，而那些最龌龊的笑话简直令人作呕。但是我们的敏感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去发现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我那位临街居住的德国出生的邻居行动敏捷。对他来说，“时髦的迟到”意味着“准时”。我爸爸和他爸爸也喜欢早到。我们总是第一个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家庭，有时航班甚至还没有从上一个机场起飞。布赫霍尔茨家族饰章上的座右铭应该是“赶快，然后等着”。蔡美儿的《虎妈战歌》荣登2011年畅销书榜单，书中有威胁女儿要烧毁她的毛绒玩具以报复她在钢琴练习中表现欠佳的可怕故事。蔡美儿的“最亲爱的妈妈”的故事相当野蛮，但严谨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确发现，亚洲家庭倾向于使用羞辱作为鼓励谦虚和发展自律与责任的方法。羞辱的结果在后来的成人行为中会显现出来。例如，与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或非裔美国人相比，当人们在其面前大笑时，亚裔美国人更可能多疑，并且他们更可能避开那些给自己留下尴尬印象的地方。而白人更可能避开舞池，他们害怕自己看起来很滑稽。这就是比利·克里斯托在《当哈利遇上莎莉》中让人们大笑的原因。剧中，他扮演的角色在解释约会时说：“你遇到了某个人，你们安全地吃完午餐……你们去跳舞，你做了白人男性最不擅长的事。”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移民带来的文化规范，的确因不同地域、不同的人而不同。当然，对没有事实根据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这一话题：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中生存下去，那它最好向自己国家的孩子和移民传递一种意识，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性格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仪式和故事。没有这样做的社会都消亡了，只留给后人一堆凌乱的遗骸，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大约6万年前，几个智人家庭走出非洲，形成许多部落、社群和最终的国家。但是我们真正了解比较多的还是那些留给后人的共同的教义、语言、原创神话和文化。我们对比他们还早到来的尼安德特人一无所知。我们对几千年前居住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人也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的原因是他们的文牍显然没有兴趣记下他们的神话、文学、科学思想以及他们冶金术的技术进步和小数的应用。相反，我们对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和犹太教徒了解很多，但假如没有他们的书（里面记载着他们的习俗、法律和故事），犹太人就不可能延续5000年，他们可能早早就被遗忘了，就像那些孤立的、没有突出额头的尼安德特人一样。即便是最健全的文化，也无法保证历经数千年的时代变迁而存活下来，因为其间困难重重、意外不断。

1817年，《伦敦主考官》的编辑听说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古代雕像要运到大英博物馆，于是他举办了一场诗歌竞赛。勇敢的珀西·比希·雪莱和他的朋友马上为这位古代暴君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雪莱的朋友名为霍勒斯·史密斯，是一位喜爱创作打油诗的股票经纪人。雪莱以一首《奥西曼提斯》（这是拉美西斯的名字在希腊语中的叫法）赢得了比赛。到目前为止这首诗流传并被赞美了200年之久。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绝命毒师》的结尾，主角背诵了《奥西曼提斯》。但是这首十四行诗的主题是荣耀终将消失，即使对强大、傲慢的国王来说也是如此。雪莱描写了一位来自古老大陆的旅行者，他在沙漠中偶然见到“两条巨大的、没有躯干的石腿”。石腿的底座上写着这些话：

“吾乃万王之王是也，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寂寞平沙空莽莽，

伸向荒凉的四方。

如果连强大的法老及其令人敬畏的文明都分崩离析，成了广阔沙漠中的一捧黄沙，那么美国或任何其他现代国家又有什么长远的希望呢？让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创作于1814年之前，它甚至比《奥西曼提斯》还有名。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年轻律师在巴尔的摩港的一艘英国轮船上，正就人质释放问题进行艰苦谈判。此刻，麦克亨利堡轰炸开始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港口发射了火箭和1500多枚炮弹。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写了一首诗。我们所熟知的倒数第二行不是一句宣言，而是一个问题：“你看星条旗是不是还高高飘扬？”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明白答案可能是“不”。就在38年前美国已经宣布独立了。国家是可以消亡的。1790年，比利时共和国只持续了325天。1814年，热那亚共和国存续了211天。年轻的国家和古老的国家可以消亡。星条旗至今确实依然在飘扬，然而你再怎么努力搜寻，也难以找到任何有关哈拉帕或米诺斯文明的破碎旗帜。让我们回到拉美西斯二世，讲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法老有个儿子，公元前1200年执政。1896年，一位考古学家挖出一块10英尺长的黑色花岗岩，上面刻着法老的这位儿子战争胜利的记录，还有这位伟大领袖的题词，他这样写道：“以色列变成了废墟，它的种子已随风飘散。”他错了。拥有传世书籍的人们比拥有士兵、财富和纪念碑的国王存活得更为长久。当西罗科风吹过撒哈拉沙漠时，国王的纪念碑随风散落。

因此，对于如今的那些富裕国家来说，希望在哪儿呢？答案在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世代传诵的故事中。即使全球化的离心力让我们分化，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仍然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谁是陌生人？我们该如何对待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见过用来测量我们为他人牺牲的意愿的威廉·汉密尔顿表达式。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所以能识别出家人。我们都知道，狼有敏锐的嗅觉，对亲属我们也是如此。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通过嗅觉辨认出自己的兄弟姐妹，但认不出异父或异母同胞。为了救出一个亲近的家庭成员，我们会潜入激流漩涡中。而对陌生人，我们只能让他被鲨鱼啃噬了。然而健康的社会要求人们愿意为他人冒险并接受损失。例如，参军作战，缴纳重税，或者即使知道不会被抓也会放弃偷100美元的想法。但是仅仅通过理性的呼吁很难说服人们做出牺牲。在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给陆军突击队队员们灌输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家所炮制的严谨的三段论，他就没有机会说服他们爬上奥克角垂直的百米悬崖，对抗纳粹德国机关枪的密集扫射。

除了血缘和气味，如果人们不能找到另外一些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方式，那么现代国家就难以存续下去。从前，城镇广场上的教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特别是当一种宗教主宰着一个民族时。就像传说中的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孽而牺牲了自己那样，中世纪的牧师能够号召全体教徒为了彼此而牺牲。18世纪的圣歌《基督的战士们，站起来》遵循使徒保罗的教义，教导正义的人们“穿上铠甲”，与魔鬼的阴谋做斗争。保罗在教义中提到头盔、护胸甲和宝剑。那些不参加战斗的人被视作异教徒。共同的宗教能够取代血缘和气味。“宗教”（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religare，意思是“团结”。“牺牲”（sacrifice）一词的词根“sacer”意思是“神圣的”。然而这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现在美国每周参加教堂礼拜的人不到20%。甚至令人更为不安的是，我们人口中的另外20%显然撒谎说参加了每周的礼拜！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参加礼拜的人数更少，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中，这一比例还不到10%。如果一个国家不再信奉上帝的神圣，不再关心城镇广场的教堂，那它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把人民凝聚到一起，也就是说要在国家历史、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和故事中寻找。

把一群人变成团体和国家：一次快速的华盛顿之旅

“我们”（we）这个词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一次有趣的实验表明，当人们看到“我们”这个词和像“xeh”这样的生造词时，他们更愿接受毫无意义的“xeh”。即使我们是内向又孤僻的人，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陌生人变成了“我们”，我们会感觉到一些联系或情感。2015年7月4日，我和几千名陌生人站在乔治城的一个草坪上，观看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燃放的烟花。骤然升起的烟花映照出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的背景。所有人都跟随着烟花放射的轨迹，同时期待着烟花绚烂“绽放”的那一刻：五颜六色的火花变成太阳光芒、国旗或耀眼的柳树形状。当燃放人员准确无误地放射出一个快乐笑脸的形状时，我们都震惊了，一起大声欢呼，不时地彼此会心一笑。约翰·亚当斯眼光独到，要求在美国独立日当天燃放烟花进行庆祝。1776年7月3日，他给妻子阿比盖尔写信说，应该“从东到西，在整个美国大陆举行各种活动，包括壮观的游行、展览、各种游戏、体育运动、鸣枪、撞钟、点燃篝火，庆祝美国独立。从现在就开始，直至永远”。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亚当斯的亲笔书信，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美国初获新生、脆弱而充满希望的那一刻吧。

林肯纪念堂、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这三座建筑为当天的烟花表演提供了背景。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三座建筑中的每一座都曾把陌生人团结起来（之后又分裂了他们）。这些建筑只是一堆堆的砖头、大理石和灰浆，本来可以用这些原料建造零售商场或污水处理厂。但是，现在这些建筑材料充满了象征意义，也形成了美国灵魂的基础。让我们从林肯纪念堂说起。这里不是明确的宗教场所，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说，林肯纪念堂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林肯坐像雕塑上面的碑文称此建筑物为庙堂，而不是纪念堂：

亚伯拉罕·林肯

为国人拯救了联邦，

在这座庙堂之中，

正如在人民的心中，

他将被永远铭记。

当然，林肯纪念堂也是1963年25万人聚集在一起聆听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大家一起唱《我们要战胜一切》的地方。1970年5月的一天早上4点15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没有通知办公厅主任，溜出白宫，突然现身林肯纪念堂，秘密地向在此守夜的越南战争抗议者讲话。无论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对美国人来说，林肯纪念堂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如果你站在林肯纪念堂向西看，可以隐约看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的故居，还能看到40万个十字架、大卫之星和新月标志（甚至有几个代表巫术的五芒星），表明这里是美国人的墓地，埋葬着从美国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阿拉伯半岛或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举办歌剧、交响乐、戏剧和舞蹈表演的艺术殿堂。它于1971年落成，当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弥撒曲》在此首次公演。这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这部音乐作品既包括罗马天主教弥撒的拉丁语短文，也包括流行歌手保罗·西蒙和斯蒂芬·施瓦茨（后来《魔法坏女巫》的作曲家）的英语歌词。伯恩斯坦不是特别虔诚，据他的传记作家所说，他至少违反了十诫中的数条。在《弥撒曲》中，喜欢争吵的唱诗班成员反抗上帝，并把圣餐葡萄酒和面包扔到地上。但是当唱诗班成员们摔倒在地时，一首长笛独奏使唱诗班起死回生，不知不觉地恢复了他们的信仰。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伯恩斯坦最终在仪式中发现了和谐和优雅。当伯恩斯坦创作《弥撒曲》时，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宗教每个人都需要——在有些事情上，信仰比随意的或系统的生物存在都要伟大。”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个不关心宗教的公共机构，然而只要观众一起欢呼、鼓掌或大笑，这就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的文化能够做到这一切。

我们通过水门事件了解了水门酒店。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白宫愚蠢地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掩盖其真相。这一丑闻分裂了国家，此时的越南战争已经使美国支离破碎。然而随着对理查德·尼克松不利证据的累积，美国人民在总统必须辞职的共同观点之下开始联合起来。1974年8月7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巴里·戈德华特和休·斯科特大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对尼克松说他必须走人。甚至连他忠诚的同盟者也转移到反对他的战线上来。8月9日，当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总统时，他坚定有力地说：“美国同胞们，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的梦魇已经结束了。”注意单词“我们的”（our），即使是像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一个共同的梦魇，也有助于将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福特继续说：“我们的宪法在发挥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乃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在这里人民治理着国家。但还有一种更为崇高的力量，我们可以用很多称号来对它加以尊崇。”在福特的演讲中，宪法相当于美国永恒的文献，它像古犹太人的“书”一样，古犹太人依靠“书”指引他们战胜内忧外患。

共同的经验也可以来自不那么重要的领域，例如体育。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安眠着乔·路易斯的尸骨。1937—1949年，乔·路易斯主宰着拳坛，通常被评为最伟大的重量级冠军，虽然穆罕默德·阿里对此多有不服。1936年，路易斯被马克斯·施梅林打倒，施梅林是希特勒的宠儿，也是表现雅利安人优越性的海报男孩儿。1938年，几乎每个美国人和每个德国人，还有其他72名粉丝都想收听电台广播或到现场观看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路易斯与施梅林的复赛。比赛的前几周，路易斯来到白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弯下身体，乔，好让我能摸摸你的肌肉……乔，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肌肉来打败纳粹德国。”“打败纳粹德国？”这是一种不详的措辞。请大家注意，这场拳击赛的比赛时间早于美国参与“二战”三年半，早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一年。但是战争的压力一直存在。这场拳击赛的过程是这样的：路易斯首先向施梅林进攻，并在前2分钟内发起了一轮有效的头部打击。施梅林双膝弯曲，路易斯又来了一记右交叉拳，对手被击倒在地。施梅林摇晃着站起来，接着又被击倒，他再次蹒跚着站起来。路易斯再来一记右交叉拳打向对手的下颌，这次施梅林彻底被打趴下了。一条表示投降的白毛巾从德国一方的角落里飞进拳击场内，但裁判又把它扔了出去。施梅林没有再爬起来。当然，在一些有种族歧视的美国人为施梅林加油的同时，路易斯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团结到了一起。2015年7月5日，我再次体会到了体育的力量。那天，我路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美国队队员刚刚将球踢过了鱼跃扑救的日本队门将。暂时路过机场的陌生人互相击掌，体会到情感和心理上的团结。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在分手的那一刻，随着足球滑过日本队守门员，他们感受到如同兄弟会、妇女联谊会、“四健会”或教堂唱诗班一样的凝聚力。

我们是最好的，否则等明年再说

有时，凝聚力需要找出一个共同的障碍或敌人，并且需要具有优越感。战争或世界杯比赛就是这种情况。此外，允许团体和国家感觉优越（“民族优越感”）可能是政治性错误。然而那是历史教训，已经为现代心理测试所证实。犹太人称自己为“被选中的人”，而不是“落选者”。许多受马库斯·加维鼓动的塔法里教徒相信耶和华（上帝）选择黑人作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优胜者。当自己的团体取得成功时，人们感觉更好。心理学家使用首字母缩略词“BIRG”（沾光效应）来形容人们都想要成为自己团队中的一员，“沐浴在间接的荣耀中”。一场足球赛获胜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穿上印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标志的T恤衫以示庆祝。学校的校歌中经常混合着战争口号、宗教教义和优越宣言，即使仅为了在争先赛中获得触地得分6分，情况也是如此。我仍然能够背诵我在南汤姆斯河中学上学时的一首斗志歌。在这首歌中，三者皆有体现：

尘归尘，土归土，

我们不愿打败你，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皆因东是东来西是西，

而我们来自南部，南部才是最棒的！

不知为什么，《英国国教祈祷书》中的内容（“尘归尘”）在泽西海岸被改编成了同义反复的地理课堂用语（“东是东”）。不管怎样，我们当时尽情地高唱斗志歌，并且真的相信我们中学就是比其他竞争对手好。（事实也的确如此！）

像中学、妇女联谊会、兄弟会、交响乐团和国家团体可以走温和路线，只需坚持自己积极的特性，而不用鼓吹自己比其他团体伟大或优越。但是它们通常不会走谦卑路线。为什么？因为即使在困难时期，团体认同感也必须要加强自尊。当一个团队输掉了比赛或一个国家战败，其士气和凝聚力就会受到损害，队员和球迷们也会感到没有那么眷恋球队了，更不可能穿上队服，昂首挺胸。失败是对一个团队可持续性的真正考验。如果团队要生存下去，队员们必须坚信失败只是暂时的。对自己团队或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功感觉良好很容易，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团队都会不时地遭遇失败或陷入困境，这是一个历史无法违背的规律。1942年3月，日本军队向美国与菲律宾士兵发起攻击，这些士兵当时正在努力保卫菲律宾人不受火箭、炸弹和鱼雷的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骄傲自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他所在的科雷希多岛要塞，抛下9万名缺少供给的士兵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许多人被俘，被迫进行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几千人被杀害。为了避开战火、地雷和狂风巨浪，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家人乘坐一艘小型鱼雷快艇航行了500多英里。麦克阿瑟对船长说：“你终于把我带出了鬼门关。”但是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后，麦克阿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还会回来的。”他的士兵和美国人民相信了他的誓言。一年半之后，麦克阿瑟涉水登上菲律宾莱特岛以履行自己的诺言。当美国人攻占马尼拉后，他宣称：“我来得晚了点儿，但我最终还是来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利用自己卓越的声望重新把部队团结起来，反败为胜的。

坚持优越性（或例外论）可以让人们觉得任何失败都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要战胜一切”不仅暗含着挫折，而且承诺了随后的成功。犹太历史学家开玩笑说，他们的整个历史（布满了从哈曼到哈德良，再到希特勒杀戮的疤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们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但我们活了下来。让我们吃饭吧。”

在世界拳坛，假如乔·路易斯被施梅林打败后没有再还击，穆罕默德·阿里自1971年战败后再没有找乔·弗雷泽报仇，那么路易斯和阿里都不会被看作“最伟大的”拳击手。拳坛史学家始终将路易斯和阿里排在洛基·马西亚诺之前。洛基·马西亚诺被称为“布拉克顿巨型炸弹”，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称霸重量级拳坛。到他退役时共获得49场胜利（包括43场击倒制胜），无一场败绩。但是评论家们指出，在获得49连胜的征途中，马西亚诺并没有遇到伟大的对手。我认为，如果马西亚诺曾被打败过，然后通过一次残酷的激战报仇雪恨，那么他今天的排名一定会更高。

无论在什么领域，几乎每个团体都会坚持某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优越性：日本的流水线工人更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西雅图海鹰队擅长敏捷的快攻打法；纽约爱乐乐团比费城管弦乐团能更好地理解马勒。阿比盖尔·亚当斯一定向往美国。1786年她从伦敦给妹妹写信说英国的鸟比不过美国的鸟：“你知道吗？欧洲鸟类的歌声不及我们的鸟类一半优美，他们的水果也没有我们的一半甜，他们的花没有我们的一半香，他们的礼貌没有我们的一半真诚，他们的人民没有我们的一半善良。但是请帮我保密。”阿比盖尔·亚当斯确实真的认为美国的鸟唱得更动听。毫无疑问，当济慈1819年创作《夜莺颂》时，他还是个音盲。1961年当纳·京·科尔用悦耳的颤音演唱“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时，他应该已经加上了副词“悲伤地”。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很好笑，但通常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当面对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团队没有另一个团队优秀时，我们的团队会做何反应呢？还是让我们说说英国鸟和美国鸟做的一次双盲演唱表演吧，其中裁判和鸟儿们都被蒙上了眼睛。如果英国鸟赢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又会做什么呢？很有可能她会为此结果找借口并建议进行其他方面的优越性测试，或者为美国鸟的失败找个理由：也许是美国鸟思想过于深刻而没有通过机械记忆唱出一首愚蠢的歌曲，也许是它们过于热衷自由而没有按照指令鸣叫。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当他看到一位12岁的天才大学期末考试的成绩为A时，他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有正常的社交生活。”1858年，纳撒尼尔·霍桑到佛罗伦萨旅行并游览了乌菲齐美术馆。美术馆中陈列着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的作品。霍桑惊异于意大利人“对绘画和雕塑真诚的热爱”。但是霍桑不能轻易承认他们在画布和大理石上的杰作，只能用手中的笔或心中的恼怒来玷污它们。因此他在日记中争论说，意大利人创作出巨型艺术，恰恰因为他们是道德侏儒：意大利人“什么社会罪行都能犯下，他们在自己的品性表面涂上了一层精细坚硬的瓷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品位是人造的，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因此与自然朴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换句话说，意大利的大师们画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不诚实，对朴素之美视而不见。我们比他们优越是因为我们不擅长舞弄画笔。

同霍桑一样，人们经常蔑视其他团体，说他们更原始或者更加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蛮夷。古希腊人提出“蛮夷”这个词是因为它的发音听起来像非希腊人所说的胡言乱语。我们说服自己说，其他文化显然具有宽松的着装规则、不加限制的卫生标准和放荡的女人，并且他们什么都吃！有些英国人仍然称法国人为“青蛙”。法国人有一种礼节是不要问盘子里是什么，这被称作葡萄干布丁。英国人把梅毒称作“法国病”，而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外国人气味不好，如果他们过多使用肥皂和古龙水，气味会更糟。在伊朗，毛拉宣称基督教徒都是虚伪的猴子或猪猡。在电影《决战猩球》中，大猩猩嘲笑查尔登·海斯顿的气味，直到他对它吼道：“把你恶臭的爪子从我身上拿开，你这该死的脏猩猩！”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那么我们便会开始把对方看作“该死的脏猩猩”。自修昔底德以来的军事领袖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把一队人变成“兄弟”，那么就难以唤起牺牲和冒险的勇气。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的战斗口号是：“吾等人数堪少，而幸运备至！情同手足，与子同袍。”这鼓舞着弱小的英国军队打败法国的重甲骑兵。亨利五世许诺：“凡与我浴血并肩者，皆吾之亲兄弟也，不论其怎样低微卑贱。”当然，这些话实际上是莎士比亚说的，而不是历史上的国王所说的。但是翻开300年前的历史画卷，你会看到一位名叫鲁珀特·布鲁克的年轻小伙子，他是一位真正的士兵和诗人，被威廉·巴特勒·叶芝称为“英国最英俊的年轻男子”。在他1914年的诗歌《士兵》中，布鲁克写道：“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士兵为国牺牲，无论他是否相信上帝。士兵、国家和英国的人民三者牢不可破、三位一体。让我们给这首诗加个尾声。布鲁克的诗得到温斯顿·丘吉尔的赞美，“一战”期间丘吉尔曾出任英国海军大臣。1914年，布鲁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开赴希腊参加加利波利战役（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此次战役），途中受到感染，死于爱琴海的一艘船上。1915年4月23日，布鲁克被安葬于希腊斯基罗斯岛的橄榄林中。当晚11点，在6英尺见方的坟墓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他的思想和他的牺牲，这都成为英国的一部分。

选择爱国主义还是自我陶醉

盲目乐观的人可能会说，团体和国家应该保持谦逊，放弃任何感觉优越的冲动。但是那也会有相当的风险。当然，印度贱民（不可接触的人）并没有因为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而从中获益。这些所谓的“乌合之众”甚至被禁止在高等阶级成员面前穿凉鞋，更不用说共用杯子、桌子或墓地了。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极度亢奋的优越感也能引起麻烦，甚至是种族灭绝，就像纳粹一样。但是“二战”中纳粹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给我们的教训其实是谨防基于血统的征服要求。美国独立战争的爱国主义不是基于血统的，实际上是基于自由的原则和纯正血统的淡化的（当然，奴隶们例外）。相互制衡的宪法体系做出了清晰的表示：没有任何人、任何一条宪法规定具有对真理和权力的最终决定权。我们在詹姆斯·麦迪逊的文件中，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首次讲话中，甚至在喜剧电影中都可以听到这些话。在电影《杂牌军东征》的一段独白中，比尔·默瑞扮演的不靠谱的角色概括了上面的原则：第一，美国的伟大不是基于血统的；第二，伟大的信念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

省省吧！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我们不是瓦图西人，不是斯巴达人，我们是大写字母为“A”的美国人，是吗？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你明白吗？那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被踢出了世界上每一个正派的国家。我们是悲惨的被拒绝者。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是笨蛋！我们是士兵，但我们是美国士兵！200年来没人敢惹我们！我们百里挑一！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伟大的美国战士。现在照我做的去做，照我说的去说。让我感到自豪吧。

绝大多数个体都怀有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认为，我们甚至过分夸大了自己祖先的名声，并称其为“家庭罗曼史”谬论。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哀叹无法阻止“对荣誉的渴望……从摇篮中就跟随我们，从未离开，直至我们走进坟墓”。有时，对个体优越感的追求可能伤害他人。像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H.弗兰克之类的经济学家们争辩说，我们在进行徒劳的竞争，不是仅仅跟上别人而是把他们踩在脚下，这就导致了嫉妒和绝望。对优越感的渴望不仅仅呈现在经济、贸易和体育这些领域。除了渴望让妈妈或爸爸看到我比兄弟姐妹更好，兄弟姐妹的竞争是什么呢？过去骑车的孩子会高声喊道：“看，妈妈，我不用握车把！”这实际上就是在高喊：“其他孩子需要握住车把，而我比他们做得更好！”

当我们禁止或践踏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时，我看到这样一种危险：个体将把对优越感的追求内化，变得更加自我陶醉。在美国，随着自我陶醉的上升，爱国主义下降了。过去，公立学校每天通常不仅从“效忠誓言”开始，而且从爱国歌曲《我的国家属于你》或《美丽的亚美利加》开始。在许多学校中，那些歌曲逐渐成了口号性标语，被贴到墙上，目的是为了建立孩子的自尊，声称“每个人都是明星”。我家车库里堆满了女儿们的足球和垒球奖杯。请各位注意，我并没有说她们是通过比赛赢得奖杯的，她们只是玩而已。她们可能比我爷爷博比积攒的奖杯还要多。我爷爷曾经打过拳击，还是他们篮球队的中锋，并且赢得过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可怜的爷爷应该一直等到21世纪，那就不用在卡尔文·柯立芝时代竞赛了。在喜剧电影《拜见岳父大人2》中，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角色愚弄本·斯蒂勒扮演的角色说：“我不知道他们为第九名制作了绶带。”

我们减少了对国家的尊敬，转而关注个体的自尊。一些学龄前儿童把《雅克兄弟》的歌词换成了“我很特别，我很特别，请关注我”。这种转变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错误的。第一，老师们失去了教授孩子们一点儿外语的机会；第二，他们把“兄弟”用“我”代替，失去了温暖友爱的感觉；第三，他们把学龄前的孩子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者。并不是每个4岁的孩子在艺术课上用手指涂画的“作品”都值得被关注或值得用磁铁压在冰箱上。发展自尊的最佳途径是去做一些值得尊重的事情。想象一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发誓自己的生命将与“兄弟连”休戚相关，而只是提到一群“特别的”年轻人，情况又会怎样呢？

20世纪60年代，孩之宝公司想出了“特种部队”（G.I.Joe）的点子，以此挑战那些声称男孩儿不愿意和布娃娃玩的营销天才。该公司指出，如果你把玩具手榴弹或玩具剑放到布娃娃手里，男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筹划战争场景。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上小学时带到学校里的那个会讲话的特种兵玩具了，但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我拽住它身上的身份识别牌时，这个特种兵玩具就会发出紧急呼叫：“敌机来了！快卧倒！”“医生，医生，把担架抬过来！”尽管特种部队的品牌相当值钱，而最近的电影《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和《特种部队：全面反击》的票房收入已接近7亿美元，但我怀疑如果“特种部队”这个术语是今天被创造出来的，那它一定会身价倍增。术语的前两个字母“G.I.”代表“经政府登记注册过的”，术语后面的“Joe”只是个普通的平民化的名字，像“老兄”（buddy）或“伙计”（fella）一样。有这样一个测试：把一群70岁的人聚到一张桌子周围，面带微笑地指着其中的一位说：“他是常客乔（Joe）。”被选中的同伴可能也会面带微笑地接受恭维。试着对一群20岁的年轻人采用相同的手段，你会听到《红色警戒》游戏中的报警声，或者会说话的特种兵玩具会尖叫着高喊：“回到战斗岗位！”没有哪个20岁的年轻人愿意被称为“常客乔”。20世纪50年代，一个行为出格的年轻人会被父亲、老师或教练拍打脑袋并厉声斥责：“你以为你是谁？你特别吗？”一项针对1960—2008年出版的近80万本书籍的研究表明，最近的作家们经常会写一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词语或语句，诸如“鹤立鸡群”“老子天下第一”“特立独行”等，其使用频率大约提升了20%，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提升了42%。或许美国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像“很特别”之类的个人自我。

在这个自拍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会设计自己的电脑头像，其个性签名也常常显得与众不同。孩子和大人们经常为自己精心编制一个纯粹的前哥白尼式的网上世界——全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娱乐活动、兴趣爱好以及他们的朋友圈。为了待在自我太阳系的中心，有些人甚至以牺牲朋友为代价。一项针对1500名成年女性的调查显示，有1/4的女性曾在脸书网上传过一张朋友的不好看的照片（想必是要让自己显得更有魅力）。当这些朋友要求她们删除难看的照片时，有20%的人拒绝了。

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简·腾格对过去60年中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进行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的说法。到20世纪80年代，80%的人勾选了这一选项。与过去相比，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赞同这个令人惊讶的大话：“如果我在泰坦尼克号上，那么我配坐第一艘救生艇。”毫无疑问，年轻的自恋狂们可能想象着自己同阿斯特家族的人一起在头等舱沙龙中优雅踱步，而不是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和一群下层平民被困在统舱中。

什么是美国性格？

如果我们能够为追求优越感找到借口，那么美国人应该在什么方面感到优越呢？当然，美国人不应该宣称自己每件事都精通，也不该否认自己的缺点。本杰明·富兰克林推崇火鸡的象征意义在白头鹰之上，因为火鸡“尽管有点儿自负和愚蠢，但它是‘勇气之鸟’，如果身着红色上衣的英国近卫军掷弹手敢擅自闯入农场，火鸡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发起攻击”。相反，富兰克林认为白头鹰“品质恶劣”，面对麻雀它是个胆小鬼，它还是从勤劳的鱼鹰那儿偷食的窃贼。当然，我们能够举出一些获得巨大成功和彰显勇气的例子。例如，邦克山战役和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我们也能说出一些展示宽宏大量的例子，包括马歇尔计划，以及像人类登陆月球或低流量抽水马桶之类的技术成就。但是这些都是著名的事件或成就，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当爱国者说起“美国例外论”时，我想提出三个要素来定义美国的民族性格。我们可以用令人难忘的首字母缩略词“GMC”来表示这些要素。它们是坚毅（Grit）、机动性（Mobility）和自信心（Cofience）。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在被逐渐毁坏。美国人显然工作得更少，努力得更少了（坚毅）。不论在实际还是比喻意义上，他们都被卡住了（机动性），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抓住机会到其他州或其他国家工作。缺少了坚毅与机动性，体现出来的就是自信心不足。2015年，尽管失业率刚过5%，不是很高（官方观点），但还是有2/3以上的美国人对民意调查员说，美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必须恢复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这三个特征，否则国家可能灭亡。其他国家可能提升了一些其他特征，并达到更高的级别，例如，节俭、善良或对手工食品的热情。这些都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然而，是GMC造就了美国。今天，如果连美国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发现这些特征，那么乘坐飞机、卡车和轮船来到美国的移民又怎么可能在此定居呢？

美国人的坚毅究竟怎么了？

除了合法的司法系统和可靠的货币体系，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需要能够表现出坚毅的人民。坚毅不仅仅是约翰·韦恩电影海报上的标题，它应当是特有的、可衡量的心理特质，表现为坚持不懈、坚持到底和坚韧不拔。具有坚毅品质的人无论遇到任何障碍都会奋力抗争，最终实现长远目标。他们很少怨天尤人，而且更有担当。具有坚毅品质的个体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购买住房、培养出成功的孩子。缺少这种品质的个体只会勉强完成学业，难以偿还信用卡债务。到目前为止，对坚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身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杰拉·达克沃思曾做过一项被人广泛关注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在西点军校的新学员中，那些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从可怕的“野兽营”中“逃出来”。那些残酷的新生训练活动强迫学员扛着45磅重的帆布背包跑步、攀爬、踩着别人的鼓点行进。与智商量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俯卧撑得分，甚至是自律相比，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能够更好地预测西点军校学员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坚持不懈置于过高的位置。面对显然不可逾越的困难或巨大代价时，坚持不懈可能是鲁莽的或愚蠢的。例如，如果从气质和天赋来看，西点军校的一位一年级新生更适合在朱莉亚音乐学院演奏双簧管，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军校坚持到底。）

坚毅是一种民族特征，不仅仅是个体的特质。国民更坚毅的国家玩“怪罪游戏”的可能性更低，继续掀起使后代破产的不计后果的国家消费狂潮的可能性也更低。更加坚毅的国家提倡某种程度上的自力更生。剑桥大学2013年的一次研究探索了被称为“控制点”的心理学概念。内在控制感较低的人认为外部世界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好像自己是一颗被球杆和其他球突然撞击而离散跌落的台球。“如果我无能为力，那么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剑桥大学的研究总结说，内在控制感低的个体通常希望由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在第3章和第4章中我们讨论了在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债务中，缺乏坚毅的现象也显露出来。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弥合了与美国的“坚毅鸿沟”，这让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显得更加脆弱。

在历史上，美国人以坚毅和勇气而闻名。“一战”歌曲《到欧洲去》的歌词明确指出了美国人的特征：

约翰尼，拿起你的枪。

约翰尼，让德国佬看看你是枪的儿子，

举起旗子让它高高飘扬，美国人要决一死战。

打起你小小的行囊，拿出你的坚毅，做你该做的事……

让妈妈为你和古老的红白蓝国旗感到自豪。

早期的美国公司和个人为他们的坚持不懈感到自豪。安飞士汽车租赁公司承认自己排名“第二”，但公司员工声称：“我们会更加努力。”在为E.F.赫顿股票经纪公司所做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广告中，演员约翰·豪斯曼吟唱道：“我们的钱是用老办法得来的——我们挣的。”欧洲国家过去常常嘲笑美国永不停息的工作热情。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胆的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高雅的英国方式。在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半官方的座右铭是“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从前，只要收入提高，就能带来舒适的生活，20世纪的美国人并不介意付出汗水与不懈的努力。1900年，41%的美国人在农场里辛苦劳作。到2000年，只有1.9%的人口从事农业，而且这种工作更有可能是只需要操纵装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而不是手持干草叉叉草，用铲子施肥。可以理解，21世纪我们期望付出更少的辛苦，而收获更多的回报。让我们像第2章那样，回顾一下以前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宣传手册。1949年要买一台冰箱，普通工人需要付出四周半的劳动（税前）。今天，一台好得多的西尔斯冰箱只需要付出大约两天半的工作时间。1949年，一个工人要工作13.5个小时才能买一台烤面包机，今天，大约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能买到一台更好的烤面包机。当然，这些都是奇迹般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显然大大降低了我们相信坚持不懈的必要。在大众文化和自助世界中，8分钟的腹肌锻炼就相当于每周工作4小时。几年前，戴尔公司的一则流行广告刻画了一个懒虫，他用悠闲的冲浪者的语气说，“老兄，你得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以此暗示戴尔笔记本电脑是送给了对方，而不是挣钱买的。

短期的、迅速抽身的心态在公司董事会中也显露出来，传递出一种令人沮丧的信息，一直影响到公司梯队的底层。高管们通常做好短期成功的准备，而不是为了获取市场份额而长期奋战。就像高管的股份一样，公司会按季度增加收入，这使高管的财富在短期内迅速增加。那么，毫无疑问，这家公司通常会忽视长期的挑战。在美国，公司在研发上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只占世界的4%。

惠普前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曾经是一名争强好胜的网球运动员，更是一位求胜心切的执行官。2006年他接管公司后，马上削减薪水，把工作岗位削减了10%，并把办公室的灯设定为每天下午6点自动关闭。华尔街热衷于这种降低成本的故事，因此推高了惠普的股价。然而除了削减办公室电费账单外，赫德也削减了研发费用，从总收入的9%降到只有2%。意志消沉的惠普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申请的专利数量降到原来的1/3。为什么当苹果平板电脑高歌猛进之时惠普毫无动作与反应呢？因为惠普用在个人电脑上的研发经费已经跌至总收入的0.7%。想到华尔街赞同这种对未来的展望，这真是令人悲哀。

移民的艰难岁月

如果本土出生的美国人都表现得不够爱国，更加自恋，更多地去追逐短期收益，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存续的国家，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对移民抱更多期望呢？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中，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分歧的议题，无论是经由狡猾律师帮助的合法移民，还是通过贿赂“蛇头”，由他帮助偷越边境、躲过路障，藏在汽车车厢里入境的非法移民。在离我家不远处的彭德尔顿军营的海军基地附近有一个移民入境关卡。警卫们站在通往洛杉矶的八车道5号州际公路中央，盯着车窗往里看，并决定什么时间打开后备厢插锁或解开盖在皮卡车后面的防水布。黄色的交通标志显示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手牵着手在田野上奔跑的轮廓。这个标志没有说明文字，但大概意味着“不要开车碾轧逃跑的非法移民”。尽管本书无意解决棘手的移民问题，但移民能够导致富裕国家的分化——除非他们被邀请、被激励，甚至被授权，把新的国家当成他们自己的国家。

1950年，将近80%在国外出生的美国居民选择向美国国旗致敬，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据美国国家科学学院报告，自2000年以来，只有半数符合条件的移民愿意“多此一举”（与加拿大的89%和瑞典的82%相比）。我们很钦佩他们前来美国找工作，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不仅仅是一长串不相干的工人把自己的卡插进老板的打卡钟里。

我们很容易怀念过去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移民潮：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并带来口味独特的卤特非食的挪威人；把意大利面带到费城，把乔·迪马吉奥带到扬基队的意大利人；建造铁路并调制出一种适合美国大众口味的“炒面”的中国人；还有像名叫罗斯福的荷兰人。当然，每个孩子都知道所有这些群体都要面对各种歧视，这里面既有“爱尔兰人不必申请”的招工广告，也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酒店。他们高薪邀请阿尔·乔尔森和伯特·威廉姆斯来参加舞台娱乐节目，但演出结束后，酒店很可能让他们从服务员入口溜出去。19世纪40年代，一无所知运动企图阻止天主教徒到达美国海岸。甚至在美国建国初期，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表现出了他的偏见。尽管富兰克林组织了第一批代表奴隶的废奴主义运动，并捐款在费城建了一所犹太教堂，但他对德国新教徒存在严重偏见，称他们为“德意志乡巴佬”，并说他们绝不会接受英语或者“获得我们的肤色”。富兰克林有一套奇特的肤色观，他甚至坚持认为瑞典人是黑色皮肤。显然，他没有预见到瑞典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中金发女郎那永不停息的尖叫之旅。

这些早期的移民面临着巨大压力，需要学会“美国方式”，其中许多是内在压力。20世纪60年代前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很少会他们移民父母的语言。许多人因为父母操着一口带方言的英语而感到羞耻。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这显示了他们接受自己国家的无法抗拒的渴望。父母是爱尔兰人的乔治·M.科汉宣称自己是7月4日出生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声明编进了他的歌曲《扬基男孩之歌》中。奴隶的孙子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使用了相同的爱国主义技巧（他出生于8月4日，比国庆日晚了一个月）。体育场挤满了蓝领移民，他们在为像布兰科·纳古尔斯基、芭比·扎哈利亚兹、汉克·格林伯格和菲尔·里祖托这些“全美明星队”英雄们加油喝彩。在内尔·西蒙的舞台剧《布里顿海滩》的开场中，十几岁的主人公正在向布鲁克林区一座小房子的墙上掷棒球，邻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遗憾：“顶着像尤金·莫里斯·杰罗姆一样的名字，我怎么可能进入扬基队呢？你得叫乔……或者托尼……或者弗兰基……所有最棒的扬基队队员都是意大利人……我妈妈做意大利面时用的是番茄酱，我能有什么机会？”此处的重点是，尤金想要在美国的全民娱乐项目——棒球中表现得更出色。

还有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肖像画廊中挂着一幅名为“下村横渡特拉华河”的彩色画作。罗杰·下村并没有在1776年的圣诞夜和乔治·华盛顿一起横渡冰冷的特拉华河，也没有出现在德裔美国画家伊曼纽尔·鲁茨于1851年创作的传统油画中。下村利用卡通木版画的形式，把华盛顿的殖民地部队刻画成身穿和服的武士。“二战”期间，下村和家人从家乡西雅图被带走，被迫迁移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日裔美国人集中营”中。他阐明了下面这样一种观点：尽管我们确实没有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但我们也是美国人，我们有权把他以及他的勇敢说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与强大的、装备精良的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并肩作战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真实写照。在意大利和法国，大部分年轻士兵倒在了纳粹的机枪和坦克之下，同时他们的父母则住在美国后方“日裔美国人集中营”里。14000名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获得了将近1万枚紫心勋章。

战争是人间地狱。然而战壕和坦克确实有助于团结不同的人。“一战”时，有18%的美国士兵都是在外国出生的（总人口中这一比例约为15%），其中意大利裔美国人占了12%。今天，4.8%的现役军人是在外国出生的，11%的人是西班牙裔。有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突出了不同种族的人被迫进入同一条战壕、同一艘潜艇或同一个野战排。有一个动听的故事讲到1917年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一个陆军上士像说绕口令一样地点名，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听出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上士打了个喷嚏，结果有10个新兵站了出来。在剧作家内尔·西蒙的《布里顿海滩》的续集《天才大兵》中，剧中主人公动身前往密西西比州进行基础训练，在那里他最终明白了国家的多样性。首先，他面对的是南方的气候。“伙计，天儿真热，像非洲一样热，泰山也难以忍受这种热。”接下来他见到了同寝室的伙伴：罗伊·塞尔里奇来自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是个浑身散发着臭味儿的家伙，他的“32颗牙中有19颗蛀牙”；约瑟夫·维克瓦斯基的生殖器能够“持续勃起”；阿诺德·爱泼斯坦是个爱放屁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都是地道的美国人。如果你能想象出他们并肩作战的情景，那么你就能明白赫尔曼·梅尔维尔那句话背后的真相：“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美国政府通过语言、音乐和艺术来鼓励这种情绪。如果非要我指出两幅最著名的表示美国建国的画作，我会选择伊曼纽尔·鲁茨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和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在费城所创作的《签署宪法》。克里斯蒂通过刻画西奥多·罗斯福在圣胡安山的战斗场面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纽约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任命他为开国元勋们作画，除了一位天主教徒，其他所有人都是白人新教教徒。然而在“一战”不久后的1919年，克里斯蒂为美国财政部的“胜利公债”画了一幅风格迥异的肖像画，这幅画现在挂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名为“都是美国人”。画中突出了一位身着低胸黄色长裙的优雅女士，她一只手紧握美国国旗，另一只手高高举着桂冠。桂冠下面是“光荣榜”名单，这些名字听起来好像是被随便从埃利斯岛码头拉来的：“杜布瓦、史密斯、奥布赖恩、切伊卡、豪克、帕帕德里科普勒斯、阿德拉西、维洛托……冈萨雷斯。”

“熔炉”一词来源于比《天才大兵》还早70年的一部戏剧，这部剧就是由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1908年轰动一时的《熔炉》。该剧为我们塑造了俄国犹太人大卫和俄国东正教徒薇拉的形象，他们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视下相识相爱。当“凯尔特人和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种人”团结起来“向前看”时，大卫让薇拉听“咕嘟咕嘟”的冒泡声。社会学家对“熔炉”是否是个恰当的比喻争论不休，许多人建议用“色拉盘”或者某种红烩牛肉来表示，其中的风味和成分从未真正合并过。不论人们从游戏《烹饪的乐趣》中提取的比喻效果如何，塑造与唤起美国特征的挑战已经变得越发严峻和紧迫。在此我们要面对另一个悖论：对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来说，其移民的同化难度更大，而国家的分化却更容易。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要素：老茧、噪声和通信。在“二战”之前的大移民潮期间，移民的手上都有老茧，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也是如此。1900年，在农田、森林、工厂或矿井中艰苦工作的美国人占69%。当移民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学会了如何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去工作，即使要面对来自工会和老板的种族歧视。我的爷爷萨姆过去经常说，当爱尔兰移民在曼哈顿走下他们的小船时，他们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要钩子还是棒子？”这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从船上卸箱子，做码头装卸工人（钩子），或者申请做警察（棒子）。入职的障碍不是身体或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方面。爱尔兰人控制着纽约市的政坛和工会。入职的障碍也不是教育方面的问题。1900年，美国人中学毕业的不到14%，大学毕业的不到3%。到20世纪末，83%的美国人从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生占25%。如今，一个来自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更别说经历半导体革命的国家的移民，几乎不可能和本土美国人一起在服务部门找到工作，因为这些部门非常注重类似市场营销中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在美国还比较贫穷时，当小贩们在街上操着本国的意大利语、波兰语和中国广东方言叫卖着兜售他们的商品时，移民制造出了刺耳的噪声。20世纪早期，在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不苟言笑的女教师通常具有爱尔兰血统，她们没有耐心用外语授课。即使她们想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学生们自己也意识到为了与人交往，他们必须学会英语。年轻的戴维·萨尔诺夫是俄国移民，他一边在电车站旁边卖报纸，一边自学英语。他在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参与创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电视网络。如果萨尔诺夫当年没有刻苦学习英语，我们现在可能还停留在爱迪生的留声机时代。今天对于移民来说，回避英语更容易了，尤其是因为刺耳的噪声已经安静了下来。1910年，移民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小语种。没有哪一种语言的“市场份额”大到足以控制和创造一块儿巨大、持久的“飞地”（德国人占了18%）。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曾独创出“区域融合”这一术语，用以形容那些融入美国社会某一部分而不是主流社会的移民。这要容易一些，因为在新近移民中，西班牙裔优势明显，仅仅墨西哥移民就占了29%。现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比例约占半数。波特斯自己身为古巴移民，他很担心飞地这种现象，因为那里的移民讲自己的母语，可能过于舒适。他说：“你可能出生在一家古巴诊所，受雇于古巴工厂或企业，并被埋葬在古巴人的墓地中。”2013年，西班牙语环球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收视率打败了有着18年至49年历史的英语电视网福克斯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可以说，最近的移民“缺乏多样性”，如果新来的移民带着刺耳的噪声，那我们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三，计算机到处都是：办公室里、家里、电话和手表里。通信价格一落千丈，结果导致“距离之死”。过去，我们的祖父母一般不会煲电话粥，担心贝尔大妈（指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电话账单会耗尽他们毕生的积蓄。现在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跨州或跨国电话花了他们多少钱。2014年，即使在贫穷的家庭中，85%的家庭拥有手机，77%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这一比例还在持续攀升。这非常好，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个第一世界的问题：为什么移民要切断与自己祖国的联系，献身于一个全新的地方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情况看，交通费跟通信费一样，也在大幅下降。因为查尔斯·林德伯格并没有在1927年拍卖掉他的旅客席位，因此很难计算出最近90年的航空费用。但自1978年以来，飞机票价格大约下降了50%。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经常询问在外国出生的出租车司机和优步司机多长时间回自己的祖国一次。根据我简单的调查，亚非移民每两三年回去一次，除非他们从特别混乱的地方逃出来，不敢回去。新泽西州卑尔根社区学院的一对教授夫妻写道：“他们的许多学生确实过着双重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和他们在美国的第二故乡之间周旋。”这种双重生活在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上暴露无遗：我应该在哪儿结婚？我死后他们应该把我埋在哪儿？100年前的移民没有退路，他们大部分人负担不起回去做客或回去安葬的费用。20世纪初，移民团体经常共同出资组成帛金会，并以他们出生地的村庄名字命名。因为在美国的城市中，如果没有成本分摊，墓地的维护费非常昂贵。像德古拉总是随身携带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作为自己的根的象征一样，1900年时的移民也只是保存着自己祖国的象征，大部分人既负担不起也难以想象实现双重国籍或双重忠诚。相反，1996年，根据城市死亡报告统计，一半以上在纽约市去世的多米尼加人和墨西哥人被空运或船运回家乡安葬，厄瓜多尔人也有1/3回到家乡的故土安葬。由于交通与通信费用相对很低，为什么不在最终的长途返家之旅中挥霍一回呢？

本地人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由于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公民认为新移民对他们的第二故乡贡献较少，因而他们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不再欢迎移民，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移民会发自内心地接受自己的第二故乡。借助鼓动反移民及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最近成立的英国独立党迅速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和令保守党担心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英国和美国，70%以上的人愿意削减或更好地控制移民。这种情绪（特别是在欧洲）部分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因为随时可能遭到“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炸弹袭击而加剧。面对如此多的移民数量，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最为痛苦，约有80%的人想要减少英国移民的数量。正如我在第1章中谈论的那样，富裕国家的人口日趋老龄化，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常常不愿结交新朋友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文章中，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大学生说，移民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辐射性的话题，能在她和自己开明的母亲和祖母之间引起争吵”。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生说，与年长的亲戚讨论移民问题就像“拿自己的脑袋撞砖墙”一样。毫无疑问，她年长的亲戚愿意在南部边境建起更高更结实的砖墙。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童年时期认识的加翁纳夫妇，那是个意大利家庭，临街而居。圣诞节期间，50多岁的加翁纳先生会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坐在消防车上向邻居的孩子们扔糖果。有几次，我和哥哥坐在消防车的后面帮忙。（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失望，因为当年12月的那一天特别暖和。为了能更顺畅地呼吸，加翁纳先生摘下了假胡子。）每年当我父母去度假，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时，我姨妈凯就会待在我们家照料我。每年我们家的门铃都会响起，加翁纳夫人都会给我们送来一大盘自制的、用意大利乳清干酪做的番茄沙司烙通心粉。我们会拥抱着感谢她，但我们讨厌她做的食物。看着她沿着小路走远后，我们就会像每年举行仪式一样，奔赴卫生间冲走加翁纳夫人做的通心粉。加翁纳夫妇人很好，他们慷慨、有同情心，在社区中欢迎新邻居。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加翁纳夫妇慢慢变老，他们不再分享这种美意。我们这群邻居的孩子会在他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玩棒球。当有人击出全垒打或者一个滚地球穿过草丛时，球会滚进他们家的院子里。加翁纳夫人会走出屋子并捡起球。如果我们踩着他家的草坪自己去捡球，加翁纳先生就会大喊：“离开我的草坪！”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害虫。同时，他们在我们眼里也成了脾气暴躁、不记得年轻活泼是什么的老家伙。我们常常想：“圣诞老人是怎么了？”

我们和加翁纳一家的关系同美国移民历史相似。有时，美国非常欢迎移民，涌现出各种支持性团体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民主，如北美公民联盟和基督教青年会。但是最近几年，尽管移民的数量更多了，许多美国人听到的却更像加翁纳的叫嚷“离开我的草坪”。事实上，要想既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强化移民控制，又不会听起来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已然忘记年轻、雄心勃勃、有点儿鲁莽是什么样子的老人，这是很困难的。今天的加翁纳一家不应当喊“离开我的草坪”或“离开我的国家”，他们应该喊一些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内容，例如“到国家档案馆去读读《独立宣言》吧！”

在南斯拉夫和哈布斯堡王朝游戏竞赛节目主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没有民族性格、没有流传下来的故事和神话的国家很快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国家面临混乱与无序的强烈趋势。200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凭借他撰写的《独自打保龄》一书获得了国际声望。他沮丧地发现，更为异质化的社区滋生了怀疑，导致人们退出公民生活。在多元化社区中，居民往往“不信任自己的邻居，无论他们的肤色如何，甚至连好朋友也要回避，常常杞人忧天……自愿付出得更少了，慈善捐赠也减少了”。在钱币和纪念碑上所能见到的所有口号中，也许最难践行的格言就是“合众为一”。从1918年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其间，我曾经有机会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个加盟国家：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南斯拉夫因为长期存在的种族猜忌而分崩离析。过去南斯拉夫人经常开玩笑说，南斯拉夫有“8个不同的民族、6个共和国、4种语言、3种宗教、2种字母表，但是只有一个南斯拉夫人：铁托元帅”。随着铁托在1980年去世，所有的一切开始土崩瓦解。然而南斯拉夫是个小国家，是美国和苏联“玩弄”的一枚不可靠的“冷战棋子”。

还是让我们从哈布斯堡王朝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曾努力做到合众为一。正如我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波希米亚，领导权掌握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手中。哈布斯堡家族来自瑞士的一个城堡，1279年开始统治奥地利。尽管如此，后来一连串精心安排的婚姻把伊莎贝尔和斐迪南的女儿胡安娜从西班牙诱骗到家族中来，与她们一道前来的还有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其他统治家族的子女们。如果哈布斯堡家族没有成功地登上君主之位，那么他们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绯闻传播者和媒婆。

可是除了血亲和姻亲之外，还有人会把自己看作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自1848年开始统治了68年）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宇宙力量（像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并且接受格言“团结必胜”（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但他从来没有想出如何在他的子民中创造或逐渐灌输团结的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虽然他是一个兵工厂里有几千门大炮的皇帝，但他也只是另一个日耳曼人而已。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个人很受欢迎，但此处的关键词是“个人”。他的王冠不受那些把自己看成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等人的欢迎。皇帝手下的一位学者罗伯特·卡恩写道，哈布斯堡君主制“主要由各个国家的躯干组成”，但缺少民族的头脑或心脏。

很难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君主制喝彩。对许多人来说，哈布斯堡家族是个抽象的概念，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信仰、历史、语言或家庭关系。人们又怎么能团结在一个陌生的抽象概念周围呢？这让我想起了喜剧演员罗伯特·克莱恩的观点。他在纽约的学校没有名字，只有像PS406这样的数字。他曾取笑他们学校的斗志歌“亲爱的406，我们爱你”，以及“80号，你的名字将超越79号”。这几乎无须取悦观众就能达到喜剧效果。

哈布斯堡家族的努力甚至还没有PS406成功。对于各个民族团体，他们尽量赋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奥地利《宪法》第19条保证学校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是，哪些力量能够对付混乱局势——也就是人们试图摆脱中央控制的趋势呢？如果没有维护真正的民族意识的社会公共机构，哈布斯堡家族走进历史的垃圾箱只是时间问题。

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号令之下，大部分军队都参战了。但他们显然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而不是在为维也纳的那个想象中的团结的国家而战。捷克部队的士兵在离开布拉格、奔赴战场时这样唱道：“我不得不跟俄国人作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在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边境，抗议者和士兵造反了。当然，他们都被枪毙了。

哈布斯堡家族输了战争，丢了王位。一个未能设法创造出共同语言、共同传统和共同价值观的强大帝国留下了什么呢？只有一些褪了色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照片，照片中他蓄着蓬松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是奥匈帝国末代皇帝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他于1912年出生在皇宫，几年前去世了，享年99岁。然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卡尔主持的电视游戏竞技节目《谁是谁》。的确如此。

除非今天的富裕国家重新发现并接受自己的民族性格，否则它们将分崩离析，而那些国家的名字也只能用来为我们的子孙玩益智问答游戏提供答案。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美国人对权威总是有着大胆的看法。在亚瑟王的宫廷中，马克·吐温笔下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声称：“国王还不如流浪汉呢。”领袖必须赢得我们的尊敬，单靠名声很难让人钦佩。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电视真人秀明星只是展示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吸脂的大腿晒黑的，就能够得到上百万美元的支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关注一下世界上的领袖们。他们被迫冒着枪林弹雨，或在失业率高涨，或在帝国摇摇欲坠的形势下重新恢复或建立民族统一。我没有选择司空见惯的人物。例如，如果扼要描述一下伊丽莎白一世、彼得大帝、拿破仑·波拿巴、约翰·亚当斯、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堂叔侄这些人物，那要更容易一些。但是书架上已经塞满了像《CEO伊丽莎白一世》或《拿破仑的项目管理》之类的学术性论文和流行书籍。我无意把《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维基百科中记录的那些最具影响力、最著名的人物抬得更高。相反，我采用了另外一套标准。

首先，我选择了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领袖。我认为，在生意场中，自我淘汰总比等待被竞争对手淘汰要好。成功的政治领袖也必须理解新的趋势，即使他们对过去念念不忘。这里所描述的领袖没有无所事事地等待，也没有站在行进的队伍前面，举起坚定的右臂高呼“停下来”。在土耳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并推翻了哈里发的统治。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导者们冒着激怒自己工匠的危险，搜集英国丝绸制造方面的消息。当然，长野县的工匠们可能丢了脸，但那总比日本人失去整个国家要好得多。其次，我选择的领袖们代表着时代和地域的多元化，从公元前33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到公元1948年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这本书的目标并不是片面地盯着2016年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具体缺陷，其目的是要发现普遍规律，以便我们可以向这些昔日的领袖学习借鉴，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袖呢？在第6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挥起宝剑，斩断传说中戈耳迪之结，而此时其他人还在浪费时间试图解开绳结。

首先，伟大的领袖必须足够勇敢，能够坚定地把传统智慧踢到一边。1980年，几乎每一位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即使苏联无法存续几百年，那它也会持续几十年。冷战战略是“遏制”，只要能够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就能让美国很高兴了。而要妄图击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简直是笨蛋和鲁莽牛仔们所做的危险的白日梦。但是就在1977年，也就是罗纳德·里根上台的前4年，里根曾对一位对外政策专家说，他对苏联的政策“十分简单，也可以说是过于简单，那就是：我们赢，他们输”。一位曾在白宫做过亨利·基辛格副手的专家承认，他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其次，伟大的领袖必须敢于冒险，敢于对整个社会重新洗牌，特别是当顽固的权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阻止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与自己竞争而反抗时。我们将看到明治维新时期的领袖们是如何降服数百万受过杀戮训练的日本武士的。

最后，伟大的领袖必须能够想出办法，借助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模因”（memes）或者对未来的憧憬，打动人民的心灵。果尔达·梅厄的双手很粗糙，双脚布满老茧，踩着贫瘠的土地干活儿时很疼。因此，当她号召自己的人民做出牺牲时，他们知道她也躲避过子弹，在干旱面前会站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坐在遥远的宫殿里发号施令。

每一位领袖都曾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压力：人口危机、债务问题、官僚机构和文化混乱。他们当中没有谁是圣人，也没有谁近乎圣人。事实上，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手上都曾沾染过难以洗清的火药痕迹。但是关键问题是，当他们退出舞台中心，无论是退休还是去世时，他的人民对下面这几个尖锐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吗——今天在我们国家中你感到更加自豪吗？你认为我们国家在面对内部和外部的破坏性力量的袭击时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吗？当今，我们面临的危机布满陷阱和障碍，充斥着刺耳的反对声。下面，让我们借鉴一下历史上那些肯定的声音吧。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他的使命

· 找到能团结不同民族的象征物

· 身先士卒，而不是畏缩不前

· 尊重非希腊人过去的象征，以此在非希腊人中缔造忠诚

· 欢迎例外主义并且不会为此感到内疚

· 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展示创造力和灵活性

如果你站在你们当地小学操场的围墙边喊“亚历山大”，通常会有一群男孩子从秋千上猛地转过头来看着你。如果你喊“亚历克斯”，则可能吸引一个叫亚历克西斯、亚历克西娅或亚历山德拉的孩子的注意。许多年来，在美国，亚历山大一直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名字。2009年，它在男孩子的名字中排名第4位（在希腊，这名字没有那么受欢迎，排名第21位）。虽然那个马其顿人已经去世了2300年，但他的影响持续至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我猜一些父母可能是在纪念其他著名的亚历山大，却很少想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许多年轻的父母可能以为是史蒂夫·乔布斯发明了电话，而不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大众文化中，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名字出现在电视连续剧和重金属音乐（“铁娘子乐队”）中。在《托尼·霍克职业滑板4》电子游戏中，它甚至成了理发店的名字。

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是“保护”或“避开”的意思。如果你了解了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你可能会担心，即使从安全的操场围墙后面喊他的名字也可能引发一阵猛烈的军事冲锋，前面是20英尺长的锋利长矛开路，而后是洗劫一空。但丁把亚历山大大帝放在第七层地狱，在血水中蒸煮，同时半人马在用箭射他。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解释但丁为什么会如此愤怒。中世纪的其他作家都很钦佩亚历山大大帝。

因此，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家里的电视中、在电子游戏中、在操场上、在煮沸的血水中都曾出现过，那么在一本关注富裕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又有什么位置呢？亚历山大大帝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挑战自古有之，有些挑战甚至对于历史上最勇敢、最博学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克服的。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我们能够吸取有关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压力的教训，并有必要逐渐培养国民的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他还教育我们，杰出的领袖必须认同并更加尊敬那些能够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的文化象征，尤其是在混乱年代。在本章中，我将概述亚历山大大帝精彩而富有争议的一生，同时也讨论一下今天动摇富裕国家的不稳定因素。让我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早期生活开始吧。我们这个世纪最成功的商业战略类著作名为“从优秀到卓越”。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可以被称为“从老好人到伟大人物”。他赢得了这个称呼。

是妈妈的孩子还是宙斯的孩子？

亚历山大大帝的妈妈是个与蛇共眠的女巫，他的爸爸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这只眼睛经常在帅气的年轻男子身上转来转去。是什么造就了亚历山大大帝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他为这两个古怪之人所生。他的妈妈名叫奥林匹娅丝，她一定是真的非常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她编造故事说，自己真的是被宙斯的雷电击中而怀孕。她说，公元前356年，在亚历山大出生前9个月时，宙斯一定是从奥林帕斯山上下来，趴到了奥林匹娅丝的身上。亚历山大大帝那一只眼的凡人父亲是腓力二世国王，他统治着马其顿，有另外6个妻子。然而至少有那么几年他宠幸着来自西部地区伊庇鲁斯王国的奥林匹娅丝。用现在的话说，也许腓力二世国王很难称得上是个称职的父亲。在扮演父亲角色的同时，他还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冲锋陷阵。同时，他还要策划覆盖不同地区的税务制度，这太难了。国王的许多爱好（酗酒、骑马、讨伐伊利里亚部落）转移了他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父亲的角色。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那一天，腓力二世收到三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他的一员爱将已经征服了伊利里亚，他们答应由马其顿控制其西部边境；第二个消息是，国王最喜爱的马在奥林匹克赛马比赛中获得头奖；第三个消息是，国王有了一个新儿子，名叫亚历山大。国王命令其财务大臣铸造一枚新硬币以示庆贺——纪念获胜的赛马。

奥林匹娅丝把自己美好的愿望灌输到儿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心中，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在发展自信方面没有问题。罗马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长大后成为一个帅小伙，但个头不是很高。他有个习惯，脖子常常是倾斜的，有人将其解读为傲慢。他头发卷曲，可能是黄褐色的，但并不接近理查德·伯顿（1956年）或科林·法瑞尔（2004年）在电影中所扮演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那种可笑的、漂白的、色彩鲜艳的金发。普鲁塔克描述说，一位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的希腊人说亚历山大闻起来气味好极了，“他的皮肤散发出令人愉快的香味，他的整个身体都散发着芳香”。甚至当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个婴儿时，奥林匹娅丝给他唱摇篮曲都是那些能发扬其未来国王荣耀的曲子。但是要统治马其顿和希腊绝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复杂，北部住着高山牧民，南部住着低地农民。尽管马其顿幅员辽阔，但是来自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拜占庭的敌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向马其顿发起进攻。

希腊人蔑视马其顿人，认为他们是永远不会爱好民主或欣赏文学珠玑妙语的乡巴佬和恶棍。当希腊剧作家想要描写一个乡巴佬时，他们就会让那个乡巴佬说马其顿方言。为了让亚历山大具备令人生畏的领导能力，腓力二世为他找来一位导师。这位导师长着罗圈腿，说话口齿不清，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这很像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帮你的孩子做物理作业。亚里士多德曾经师从柏拉图，但当柏拉图从雅典学院退下来之后，亚里士多德没有被列为院长人选。亚里士多德原本就是马其顿人，因而在腓力二世的王宫中过得逍遥自在。据中世纪的传说讲，腓力二世对亚里士多德说：“把我这个儿子带走，教他荷马的诗！”亚里士多德教授亚历山大文学、哲学、科学和医学。多年之后，身为战争统帅的亚历山大曾用亚里士多德传授的一些医术照料伤病员。当然，《政治学》一书的作者也教给亚历山大有关政策以及他对民主、道德伦理和奴隶制度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批注本《伊利亚特》送给亚历山大后，亚历山大就被荷马深深吸引住了，怀揣此书奔赴战场。在野外露营时，他的枕头下面会放两样东西陪他入睡：《伊利亚特》和一把锋利的匕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教学不仅是优雅的沉思，还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在迈达斯花园散步时，他希望这位年轻人成为“希腊人的领袖和蛮夷的独裁者，像照顾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希腊人，像对待动物或植物一样对待后者”。尽管亚历山大大帝有时行为残暴，但总的来说，他对待外国人比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要宽容许多。

腓力二世国王在亚历山大的教育中又做了另外一件好事：要求他学习格斗术、射箭和军事。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喜欢长笛和里拉（一种七弦琴），不喜欢擒拿格斗。腓力二世看不起这些女人才会的玩意儿，于是告诉教官要粗暴地对待他那没有男子气概的儿子，不要心软。奥林匹娅丝同一个纵欲狂欢的酒神教派有来往，她自己担心的是亚历山大不会像其他年轻的士兵一样自然而然地具有男子气概。因此，她安排了一个漂亮的妓女前去“治疗”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治疗的或治疗效果如何，只知道后来人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跟男性和女性都有暧昧关系，并且至少做过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是在他死后不久出生的。尽管如此，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传记作家愿意说他特别放荡、好色或生殖力旺盛。他可能有自己的方式与无数的奴隶、嫔妃和被征服的美女相处，但通常都是一掠而过，视他们如石雕一般，而不是迷人的肉体。人们逐渐意识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主要缺点是，他没有考虑过生育儿子，培养继承人，甚至是在他死后帝国的命运等问题。

在身体训练中没有手下留情之说，他经常被占尽优势的斗士摔得灰头土脸。最终，亚历山大变得坚强起来，学会了作为一名勇士的技能。他逐渐开始佩服一位行为古怪、名叫列奥尼达的年长导师。此人对早饭的态度是晚上唤醒他急行军，对待晚饭的态度则是给他提供一顿清淡的早餐。他也会闯进亚历山大的卧室嗅来嗅去，寻找他妈妈偷偷放进来的好东西，例如糖果，而不是妓女。不久，亚历山大便表现出了聪明才智。亚历山大的才智和无限勇气最初体现在关于一匹黑马的故事中，这则故事是普鲁塔克与我们分享的。今天，卢浮宫里挂着一幅夏尔·勒布伦的画，画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战马正纵横驰骋，撕裂波斯人的军队。（亚历山大大帝看起来像勒布伦的恩人路易十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当时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个孩子），一个养马人出现在众人面前，表示愿意以13塔兰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万美元）的天价把这匹名叫布塞弗勒斯的漂亮种马卖给腓力二世。此人的鲁莽行为激起了腓力二世的兴趣。但当那匹马开始打响鼻、弓背踢腿，证明自己不可驾驭的时候，腓力二世挥手示意让商人离开。亚历山大冲进现场直奔国王，对自己的父亲说，一个富于勇气和技术的男人应该能够驯服那个庞然大物。腓力二世转向他训斥道：

“你这是看不起自己的长辈喽？你是觉得自己比他们懂得还多，还是觉得更有能力驯服这匹马呢？”

男孩儿回答说：“不管您怎么说，就这匹马，我一定能比别人驯服得更好！”

亚历山大跟父亲打赌他能驯服那匹烈马。腓力二世大笑着接受了。但对亚历山大来说，他并不只是虚张声势。他一直在密切观察布塞弗勒斯，注意到了这匹马的一些行为。当太阳在种马的身后时，它就会变得狂躁起来。然而，当面对太阳时，尽管光线刺眼，它也会安静下来。亚历山大意识到，马的巨大身躯在地上投下了很大的影子，威猛的布塞弗勒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男孩儿拉着缰绳，把布塞弗勒斯的脸转向太阳。他轻抚马的鼻口和嘴唇，低声说着悄悄话，温柔地拉着马转过身。然后凭着某种天赋，他撩衣跃上马背。马开始突然弓背跃起，人们确信男孩儿随时都可能跌下马背遭到践踏。但是亚历山大紧紧抓牢缰绳，并驾驭着马小跑、飞奔，然后越过田野。当他骑着马快速安全返回之后，观众欢呼起来，腓力二世开始流泪。普鲁塔克引用腓力二世眼含热泪、充满自豪、具有先见之明的话说：“我的儿子，你一定能够开创属于你自己的王国——马其顿太小，没有你施展的舞台。”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在战争中的胜利，人们把他刻在硬币、绶带和雕塑上以示纪念，通常他都是骑着布塞弗勒斯的。

有爹和没爹的生活

不幸的是，随着亚历山大与自己的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与父亲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腓力二世变得越发耽于酒色，无视宫廷秩序。他允许自己的皇宫传播谣言，说奥林匹娅丝是个不贞洁的女巫，亚历山大可能是个私生子。在亚历山大20岁的时候，腓力二世决定和纯马其顿血统的克莱奥帕特拉结婚。她是腓力二世一员爱将的侄女，不像奥林匹娅丝那样以与蛇同眠而出名。克莱奥帕特拉家族同卡里亚（现在土耳其的一部分）具有政治上的联系，这点可以被利用。一次不光彩的宴会最终毁掉了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之间早已千疮百孔的关系。在庆祝腓力二世和克莱奥帕特拉的订婚宴会上，将军向国王和他的侄女敬酒，祝愿他们婚姻幸福。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是致命的：那位将军带着恶毒与狡猾，祝愿他们能有一个王位继承人，这位继承人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是个私生子。亚历山大跳了起来，愤怒地将杯子向那个将军扔过去。一如既往喝得醉醺醺的腓力二世站了起来，拔出宝剑，想要攻击自己的儿子。他步履蹒跚地向亚历山大走过去，宝剑在空中挥舞着。亚历山大会出于自卫而杀死自己的国王父亲吗？对父子两人来说幸运的是，酒赢得了战争。腓力二世在够着满腔怒火的亚历山大之前被绊倒在地。亚历山大喊道：“现在看看吧！那个准备横跨欧洲和亚洲的人甚至不能从这把椅子跨到那把椅子！”腓力二世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嘲讽的话，但是当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时，他暂时免去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更糟的是，腓力二世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来自伊庇鲁斯王国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也叫亚历山大。当还不是“大帝”的亚历山大返回王宫时，他被迫与名叫亚历山大的妹夫坐在一起，担心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疯狂的母亲的心愿。

公元前336年，在新的家族纽带和他们的军队的帮助下，腓力二世制订了入侵波斯的计划。他给自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其中包括运动会、音乐比赛、宴会以及更多的宴会。他邀请了许多希腊人，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友善和良好的品位。他的建筑师们建造了一处新剧院，四周环绕着奥林帕斯十二主神的镀金雕塑。但是参观者吃惊地发现在宙斯、阿波罗等诸神中有一座新的第十三座神像。这座新神像是谁？那是腓力二世自己的雕像。腓力二世身着宽松的白色长袍，趾高气扬地走进竞技场，没有任何人环绕左右。好像受到诸神的保护似的，腓力二世把保镖推到一边。欢呼声、喝彩声震撼着剧院。正当亚历山大把谨慎而嫉妒的目光投向他的新妹夫——另一个亚历山大时，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卫冲向国王。每个人都认识那个年轻人。腓力二世忘记了带羊皮纸书，还是又临时想要一瓶酒呢？但是那个年轻侍卫看起来紧张而狂暴。腓力二世的表情由傲慢变为困惑再到恐惧，那个年轻人突然拔出一把凯尔特匕首，把刀刃深深插进腓力二世的肋骨之间并扭转起来。然后他向门口跑去，想跳上等在那儿的一匹马。国王的警卫终于意识到这是叛变，于是开始追赶那个年轻侍卫并向空中投掷标枪，年轻侍卫还没有跑到用来逃跑的马跟前，标枪就刺穿了他的身体。与此同时，腓力二世的白色长袍迅速被鲜血浸透了。国王——这第十三位神，死去了。他统治了24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在马其顿，国王通常不被看作神。而且，按照风俗也不确保他的儿子会继承王位。亚历山大必须通过战斗或辩论才能登上王位。当亚历山大在努力争取继承父亲的衣钵时，许多人想知道那个名叫帕萨尼亚斯的年轻刺客为什么要攻击国王。那是一个龌龊的故事，但为了理解卑鄙污秽、背信弃义的宫廷生活，还是值得听一听的。正像皇室有两个亚历山大一样，皇宫中也有两个帕萨尼亚斯。二人都是腓力二世宠幸的情人。第一个情人，也就是那个刺客，传播谣言说第二个帕萨尼亚斯是个阴阳人、懦夫和娼妓。但事实上第二个帕萨尼亚斯是个骄傲、勇猛的战士。为了揭穿恶意的懦夫谣言，这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自己，救下了腓力二世国王，使他免受致命一击。死去的帕萨尼亚斯是腓力二世最喜爱的将军阿塔罗斯的好朋友。阿塔罗斯是腓力二世新王后的叔叔，就是他在订婚宴会上说出那险恶的祝酒词的。为了替那个死去的士兵报仇，阿塔罗斯为那个造谣的帕萨尼亚斯安排了一个残酷的夜晚。阿塔罗斯邀请他参加一次豪华晚餐，并给他灌了太多酒。马其顿人通常在酒中掺水稀释，但阿塔罗斯给那个造谣的帕萨尼亚斯的是未稀释的酒。然后，在那个帕萨尼亚斯没有自卫能力的情况下，阿塔罗斯把他交给了自己的骡子车夫们，车夫们把他扔进马厩并轮奸了他。帕萨尼亚斯清醒过来后，向腓力二世报告了这一可怕的罪行。腓力二世表示他对这种野蛮行为也很愤怒，但他拒绝惩罚阿塔罗斯。从那一刻起，帕萨尼亚斯便开始磨刀霍霍，准备谋杀报复。

在腓力二世被杀的时候，帕萨尼亚斯已经控制了马其顿，还有塞萨利和希腊的主要城邦，包括底比斯和雅典议事厅里的势利小人。在他被刺的前一年，他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手腕，创建了科林斯联盟（或希腊联盟）。联盟成员保证不会互相发动战争。考古学家发现了联盟誓言的碎片，拼凑起来的誓言是以向诸神虔诚致意开始的：“我以宙斯、盖亚、赫利俄斯、波塞冬和所有诸神和女神的名义发誓，我将遵守共同和平，既不会违背与腓力的协议，也不会在海上和陆地上兴兵作战。”这份誓言中包含了一个亚历山大不可能漏掉的关键词：“我也不会摆脱腓力二世或其后人的领导。”然而誓言会保持下去吗？在好莱坞，坊间流传制片商塞缪尔·戈德温曾经采用矛盾修辞法，不屑一顾地说道：“口头契约还没有写契约的纸值钱。”雅典的律师们并不认为蚀刻在石头上的誓言会万古长青。他们马上开始攻击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在雅典，腓力二世的伟大雄辩家和无情批评家狄摩西尼宣布放假并戴上花环以庆祝腓力二世被杀。公民大会铸造了一枚特殊的金币来纪念刺客帕萨尼亚斯。斯巴达人不是科林斯联盟的成员，他们开始磨剑备马，蠢蠢欲动。与此同时，在马其顿，腓力二世的将军和臣子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亚历山大本人。他们说亚历山大具有策划谋杀父亲的动机和手段。许多人怀疑他是同谋者，即便不是主谋。亚历山大表现出了篡位野心，这比后来卡西乌斯盯上恺撒早了290年。当帕萨尼亚斯被四肢展开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妈妈奥林匹娅丝在他头上戴了一个金冠，然后又在腓力二世坟墓附近为他建了一座坟，但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当亚历山大和希腊城邦在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时，人们能听到奥林帕斯山上隆隆的雷声。

亚历山大大帝将何去何从？

面对反叛和邻邦军队可能进行的压制围攻，亚历山大大帝投入到了战斗中。但他知道战争既牵涉武器，也涉及外交手段。他的行动教导我们，处于压力之下的国家必须果断地行动起来，但有时最有力的武器是象征和姿态。首先，他必须表现出对腓力二世的忠诚。他为父亲举办了一场配得上第十三神的葬礼，在全体马其顿军队面前的柴堆上火葬了他，尸骨用酒清洗后放进一件皇家的紫色长袍中，然后放进坟墓中的金箱子里，箱子上装饰着像神一样的狩猎场景和表示胜利的大勋章。在场的人们注意到，亚历山大是个对父亲充满敬意和悲伤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太多时间低头悼念父亲，那太危险了。亚历山大听说，雅典的吹牛大家狄摩西尼已经跟阿塔罗斯将军——也就是曾经侮辱过亚历山大并把帕萨尼亚斯扔给强奸犯的阿塔罗斯——互通消息。并且此人与马其顿王国的许多贵族家庭联系密切，他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亚历山大命令自己最喜爱的将军找到阿塔罗斯并杀掉他。当这一使命完成后，亚历山大把注意力转向反叛的希腊城邦，并对就近的塞萨利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塞萨利军队封锁了通往城里的唯一道路，亚历山大命令军队修建了一条新路并威胁要彻底消灭那些村庄。塞萨利人败下阵来，许多人加入了亚历山大的骑兵队。然后，亚历山大转战北部，穿过多瑙河，镇压那些反对其统治的叛乱，而后又降服了西部的伊利里亚各部落。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他转战底比斯。这是一座让俄狄浦斯引以为傲的城市，底比斯的市民相信古老神话，认为这座城市是从龙的牙齿中成长起来的。底比斯人讨厌充当马其顿商业区的角色，因为马其顿人可以很方便地在这儿找到可交易的商品，但没有人尊敬或赞美他们。有谣言说亚历山大在北方被人杀死了，受此蛊惑，底比斯人攻击了马其顿的一个要塞。但是亚历山大没有死，他的军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吓坏了底比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底比斯军队迅速投降，但亚历山大的部队还要证明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假借科林斯联盟的命令，把整个城市烧成平地。狄摩西尼和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后，派了10名使节带着一封致歉信和祝贺照会来到马其顿。亚历山大仍然心怀怨恨，要求狄摩西尼本人和其他几个反叛首领亲自前来。狄摩西尼在公民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引用了一只绵羊的寓言故事。公民大会又派了另外一批使节来安抚亚历山大。第二封致歉信奏效了，雅典幸免于难、甘拜下风。此时的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养尊处优的王子了。

我们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们不想利用本章的其余部分按时间顺序来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凯旋，从北非到叙利亚、波斯以及印度边界，还是让我们来整理一下他的一些对我们今天有帮助的方法和教训吧。首先，我必须承认，按照我们现代对“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解，亚历山大大帝可能被认为是狂妄自大、奴役成性、倒行逆施的变态狂。有时，他烧毁村庄，带走奴隶，处死他人却不提供国家任命的法律顾问。米兰达权利在他手中并没有持续很久。本章的目的并非要把亚历山大大帝从但丁沸腾的血水中营救出来，尽管我将解释为什么但丁对他如此冷酷。我们的目的是从一位伟大领袖身上学习策略。在面对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协调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时，他也有自己高尚、善良和慈悲的时刻。

找到团结不同民族的象征物

2015年3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学生会投票决定禁止校园里出现美国国旗，指责说国旗鼓舞了象征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且在非法入境移民和其他学生中引起“种族主义和仇外”的有害情感。迫于校长的压力，学生很快推翻了自己的决议。但是这一行为确实提醒我们思考，怎样才能使象征物既具有统一功能又具有保持各部分独立的功能。诚然，美国国旗的最初意图和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国旗可以把分布广泛的公民凝聚到一起。当然，13条线条和50颗星星代表着早期殖民地和50个州的共同而庄严的誓约。游客来到华盛顿特区，会排队拍摄硫磺岛纪念碑（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这座青铜雕像描述了5个水兵和1个随军医务兵的故事。几天的轰炸之后，他们爬上危险的折钵山山顶，设法把旗杆插进坚硬而陡峭的火山岩中。并不是所有美国的旗子都值得如此赞美。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南方邦联旗会激起人们的紧张感和痛苦感。2015年，当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在州议会大厦运动场降下并撤掉他们的旗子时，这一观点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亚历山大大帝特意选择了统一的象征和富于象征意义的话语。他称自己的同胞和士兵为同伴。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术语。他跟他们一同吃饭，一同睡在野地里，并能记住几千个人的名字。同伴不是家庭影院（HBO）《明星伙伴》中的跟班男孩子们。同伴（在希腊语中是骑兵的意思）是一个荷马式的术语，在宫廷中长大的年轻男子理解它的含义：它既表达了荣耀，又包含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荷马史诗》中，同伴们在奥德修斯旁边划桨，与阿伽门农在特洛伊出生入死。死后，同伴们会得到英雄般的葬礼并被葬在有人守卫的坟墓里。当失去一位同伴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垂头丧气、悲伤哭泣，就像阿喀琉斯为普特洛克勒斯哭泣那样。但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通过将他的手下视为同伴，亚历山大大帝保证他将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没有人怀疑这种约定。

身先士卒，而不是畏缩不前

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大帝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入侵波斯时，他指挥着60艘战船。他本可以畏缩不前，待在第60艘战船上或待在舰队的中间。但他没有，他抓住第一艘船的船舵，一副要为波塞冬献祭的样子，直奔阿喀琉斯曾对抗赫克托耳的海滩而去。他身着铠甲，把剑插在地上（很像攻占硫磺岛的战士），以希腊诸神的名义宣誓主权。在有关亚历山大大帝作战的镶嵌图案和画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最著名的镶嵌图案在庞贝古城，他在那儿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穷追不舍。这并不是宣传，也不是有所乞求的艺术家在自己的恩人面前谄媚讨好。每一份历史资料都勾画出相似的肖像。如果有任何怀疑者，亚历山大大帝会挑战他的士兵：“来吧，你们随便哪一位脱下衣服展示一下自己的伤痕，我也展示一下我的……我曾经在短兵相接中为剑所伤，被箭射中过，被石弩击中过。”他忘记了自己头上的刀疤，那个刀疤是有据可查的。他不是神，也不是超级英雄，但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挣扎着从所有这些战斗伤痕中挺了过来。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亚历山大大帝有脱掉衣服的嗜好，他们会说这是为了保持希腊传统。在获得特洛伊的控制权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同伴们全身涂油，围着奉献给阿喀琉斯的墓碑裸奔。

通过尊敬他们过去的象征而在非希腊人中缔造忠诚

亚历山大大帝并不是一个羞辱村民并进行抢劫的战争狂人（尽管有时他允许自己的士兵这样做）。当他征服某一地区时，他会对村民的神表示尊敬，在他们的神殿里祈祷，或者举行运动会和节日活动，以示纪念。当他在巴比伦驱赶波斯人时，女人和孩子们像迎接救星一样欢迎他，并向他脚下扔花。他并没有把自己信仰的神强加给人民。他命令手下逮捕抢劫者，而后命令他们修复被波斯人践踏的巴比伦神殿。从古埃及尼罗河赶走波斯人后，亚历山大大帝到孟菲斯游历，向金字塔鞠躬，然后骑马到供奉埃及孟菲斯城主神卜塔的神殿。根据古埃及传统，祭拜卜塔包括一头特意挑选出来的圣牛，称作阿皮斯神牛。朝圣者从此动物身上寻求祝福。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王宰杀受人尊敬的神牛，以此羞辱埃及人。亚历山大彻底改变了这种亵渎神明的做法，他为卜塔神殿带来了祭品。为此，古埃及人向他行礼，有些人称他为法老。他还建立了巨大的亚历山大港，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在的位置。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写道，亚历山大大帝甚至到耶路撒冷朝圣过一次，在那儿他碰上了希伯来人的大祭司并在神庙中表达了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他的征服意义最深远的象征是坚不可摧的硬币。当他的军队夺得城邦铸币厂后，冶金家便开始打造带有亚历山大大帝肖像并混合有希腊诸神和地方杰出人物肖像的硬币。随着商人带着货物和硬币巡回推销，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声传播开来——从鱼市到妓院。一枚典型的亚历山大硬币的一面印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头像，反面是坐在王位上的宙斯，这种硬币是由亚历山大大帝26个官方铸币厂中的一个发行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身着狮子皮，代表着被他徒手杀死的尼米亚猛狮。亚历山大大帝相信自己可能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有时会穿上狮子皮作战。在东方铸造的硬币上，宙斯的姿态可能像闪米特人的神那样坐着，例如太阳神巴力。在埃及打造的硬币上，亚历山大大帝可能骑在一头大象上或戴着埃及阿蒙神的羽饰。

西部遇到东部：文化移入、亚历山大大帝、布什和奥巴马

除了战争危机外，亚历山大大帝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怎样统治如此多样的文化？傻瓜会采用两条僵硬路线中的一条：（1）无论诸侯还是盟友，强迫所有人服从自己的语言、神和文化；（2）让他们分化成四散的多元主义，而不关心任何统一的主题或各种势力的涌现。在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争论。一面是那些想要阻止任何移民、要求忠诚于过去的人；另一面是那些头脑简单之人，他们认为，即使每个人都跟随着自己的鼓手：无论是雷鬼舞、伦巴舞、林戈·斯塔尔还是吉恩·克鲁帕，即使每个人都各奔东西，国家也能够同心协力。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傻瓜，野心勃勃、机敏聪明的他选择了一个具有创新性但有时让人紧张不安的第三条路线，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衡的希腊化”。他带来了自己的硬币、希腊语言，他的工程师设计的城市街道笔直、传统。但他知道，他没有那么多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来占领已知的世界。因此，他训练并任命可信赖的埃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来管理帝国。他甚至调整了自己的皇室头衔以适应不同的地理位置。例如，当他骑马进入马其顿城时，他被称作“国王”，但在阿拉伯半岛时，他是“宗主”。在波斯波利斯，他系着波斯人的腰带，戴着装饰有宝石的皇冠。接下来他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波斯人加入他的军队，如同他的马其顿部队一样，以相同的、有组织的战斗方式训练波斯人。最后，亚历山大大帝自己与来自许多不同国土的女子结婚，以使他的帐篷成为团结的象征（如果你能容许一夫多妻制的话）。夺取了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王位后（此人设法逃跑了），他把大流士三世的母亲、妻子、未婚的女儿和儿子保护起来，并保证当其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拨付嫁妆。他亲吻大流士三世的儿子，向太后馈赠珠宝，甚至称呼她为“母亲”。一个本来有机会屠杀和掠夺的男人，却选择了舒舒服服地，而不是胁迫地披上了父亲和儿子的外衣。

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把二者做一下比较：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所受到的欢迎及其政策，以及到达巴比伦[1]的美欧武装力量，2003年到伊拉克，2015年到叙利亚。2003年，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拉克人民将会把美国人当成“解放者”一样欢迎。他的顾问们预测，伊拉克人会向他们脚下扔鲜花。显然，亚历山大大帝比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受到的欢迎更热烈。这是为什么呢？或许大家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前任比萨达姆·侯赛因更懦弱，抑或是与现代空军的“震慑”相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看起来没有那么暴虐。另外，许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国防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在2003年5月解散了伊拉克军队，把25万绝望的年轻人扔到了大街上。这些人脆弱、愤怒，容易受到军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诱惑。这被称为“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CPA）2号令”。一天之前，CPA1号令规定，除最基层的政府职位外，全面禁止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布什总统自己也承认这个错误：“政策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伊拉克）军队，但我没有那样做。”奥巴马总统也没有做得更成功。2015年1月，他派了几百名美国士兵到叙利亚去招募、训练反政府武装。美国国防部计划第一年装备5000人。但是在2015年9月，奥巴马的国防部副部长惭愧地向国会承认，耗资5亿美元训练叙利亚人与“伊斯兰国”作战，结果只有“四五名”士兵准备战斗。不是四五千，只是一小撮。几个星期后，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周五下午，奥巴马低调地放弃了这一计划。亚历山大大帝就会避免这些错误。为了帮助维持秩序，他会把最好的当地武装招募进自己的队伍。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有时在同一面旗帜下向着文化整合理想主义推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士兵一度担心他训练了太多的波斯士兵，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新雇用的外国人所取代。当马其顿人抗议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的反应是给他们更多的养老金、薪酬和假期。

欢迎例外主义并且不会为此感到内疚

或许亚历山大大帝喜欢其他文化，但他在鼓吹自己或希腊文化的优越性时，并没有感到内疚。这个带着《伊利亚特》投入战斗的男人既没有因为英雄气概也没有因为文化底蕴而心怀歉意。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了解到的，例外主义（或优越性）可以在团队内部形成忠诚团结的氛围。在穿越叙利亚沙漠追击他的主要对手大流士三世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伪造了一封大流士三世侮辱马其顿人的信件。当他在会议上宣读这封伪造的信时，听众群情激奋，要求报复。然后亚历山大大帝送了一封信来刺激这位即将倒台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写了个简单的称呼：“亚历山大国王致信大流士”，对他的敌人避免使用任何头衔。然后他指控大流士三世贿赂雇佣兵，在希腊人中煽动起义，雇刺客杀死他的父亲腓力二世。接着，他开始炫耀自己：“首先，我在战争中打败过你的将军和总督们；现在我已经打败了你以及你领导的军队……我对从你队伍里逃到我这儿避难的幸存者负有责任……他们将在我的领导下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斗。”最后，亚历山大提出，在答应一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大流士三世的家人和财产还给他：“所有你想与我进行的沟通都务必要尊称我为全亚洲之王，不要把你视作与我平起平坐。”

我们已经明白，在最恶劣的岁月里，特别需要优越感来把团体凝聚在一起，以便使团体成员相信他们有机会夺回失去的荣耀或疆土。在兴都库什山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大帝的部队面对过这种情形。当他们进入被称为索格迪亚纳的地区后，士兵们遭遇的不是编成团的波斯士兵，而是疯狂的、无所畏惧的、骑在马背上的游击战士。一支箭射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腿，有好几天都需要步兵抬着他走。当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士兵试图攻破一座名为居罗波利斯（以居鲁士二世的名字命名）的城堡时，他们面对的是几千名准备挨家挨户作战的勇士。正当亚历山大大帝站在一座城墙的地基上时，一个索格迪亚纳人举起一块大石头猛地扔过来，直接砸向亚历山大大帝的头部，将他打昏。他看起来好像死了，但后来苏醒过来，当时他东倒西歪、狼狈不堪。不久，另外一群来自北部斯基泰部落的骑兵勇士加入了索格迪亚纳人的队伍，他们合在一起的数量超过了马其顿人。更糟糕的是，马其顿人的饮用水即将用完。他们历经数月高温炙烤，气温超过43摄氏度。当时痢疾在同伴中蔓延，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自己也倒在病床之上，并且很有可能一病不起。那次撤退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战斗中最难熬的一次。索格迪亚纳人和斯基泰人残杀了数千名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伴。闻到了马其顿人的血腥味，另外一个叫斯皮塔米尼斯的部落冲了过来，对他们放箭和石弩。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完全有可能终结于那一刻。但是在昔日荣耀和坚定信念的感召下，亚历山大大帝恢复了力量，他从床上起来，带领着自己的轻骑兵，三天内进行了近200英里的艰苦跋涉，走到了索格迪亚纳城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已经要求增援了，但不确定能来多少人。看到21000人的增援部队，他松了一口气。亚历山大骑兵所特有的马蹄重踏声震撼了游击队的勇士们，令他们怀疑这是一次无法阻挡的大规模入侵，于是掉转马头，向着荒漠平原退去。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伴和敌人眼中，他显然死而复生了。同伴和敌人都相信这样一次复活能够发生，因为他们都听说过亚历山大大帝的优越感主张以及他对此的支持。

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展现创造力与机动性

当代政治家经常叹息“棘手的”问题。他们回避重整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障是美国政治的第三轨——谁碰谁死。”40年前，吉米·卡特称免税代码是“人类的耻辱”，但它现在有几千页长。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100%，国会议员看起来对此感到很满意。关于如何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对抗，美国并没有新颖或强有力的办法。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被现状所吓倒，也不愿意限制自己对常见妙策的选择权。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我们获得了戈耳迪之结的隐喻和为了创造新的解决方案而重新架构棘手问题的真实故事。

戈耳迪之结的神话比亚瑟王的圣剑还要早1000年，然而它讲述了一个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英格兰、威尔士或康沃尔的传说中，魔法咒语规定，只有亚瑟能够从岩石中拔出王者之剑，亚瑟因此成为王位继承人。相反，亚历山大大帝面对的是牛车上打结的树皮，不是皇家物品，而是凡人难以解开的结。亚历山大大帝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魔咒。因此他挥起宝剑斩开了这个死结。这就是那个传说。但是在理解亚历山大大帝为我们留下的教训中，其中的隐喻比树皮更重要。亚历山大大帝告诉我们：旧的解决方案失败后，杰出的领袖和强大的国家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亚瑟王像其他人一样尽力猛拔那把剑，但他有魔法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没有依赖魔法，他采取的办法与那些想要费力解开死结的人不同。在太多的商务会议上过度使用的陈词滥调是“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或者更差劲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确信任何说这些话的人都确实应该被锁进箱子里，扔到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找一个空调坏掉的日子，把他扔到在车辆管理局内排的长队里）。当风险比牛车上一块儿打结的树皮更致命时，亚历山大大帝会想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对亚历山大大帝来说，机动性需要发明创造。

临近黎巴嫩海岸的是提尔城，它是古代腓尼基最强大的城市之一。提尔城的中央区位于一座离岸半英里的岛上，受高高的石墙、呼啸的大风、汹涌的海浪保护海浪能够粉碎一支不知如何驾驭海浪的登陆小分队。荷马曾经描述过来自提尔城的嗜血海盗和绑匪。亚历山大大帝得知提尔海军正在骚扰他的商队路线，因此决定必须拿下提尔城，于是要求自己的船长们制订入侵计划。船长们对他说，这太危险了，那个岛固若金汤。此刻，正如被吓到的地方治安官在电影《大白鲨》里所说的那样，亚历山大大帝可能需要一条更大的船，或者，他可以寻找更有经验的船长。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凝视着岛屿，让他的手下想象那不是一个岛。想象他们可以带着马匹、石弩和梯子开赴提尔城。这听起来像白日梦，但对亚历山大大帝来说并非如此。他命令自己的工程师们铺设一条堤道，一条穿越海浪直达彼岸的人造之路。修堤道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亚历山大大帝亲自上阵拖运石头。刚开始，提尔人嘲笑这种愚蠢的行为，但随后他们开始比较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了。他们在一条快散架的破船上装满了易燃的木片、硫黄和木屑，并让这条燃烧着的破船驶向堤道。这引发了大火，毁掉了部分堤道。之后，马其顿人重新开始修建堤道。当他们接近岛屿时，提尔人发射的燃烧箭和吹制玻璃厂里大片大片的硅片如雨点般落下。最终，亚历山大大帝的攻城槌到位，城市沦陷了。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看到了一条其他人看不到的路。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备受赞誉的军事胜利都是以智力胜利为先导的。有时他的智力胜利源于他对历史的研究。结果证明，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400年，在一次年代久远的战争中，领袖狄俄尼索斯曾经建过一条堤道。在另外一次与特里巴利部落的争斗中，亚历山大大帝把特里巴利战士追到多瑙河中间的一个岛上。他既没有船渡河也没有技师建浮桥或堤道。这是一次比提尔围城战规模要小的战斗。通过回顾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亚历山大大帝想起了70年前色诺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次战争中用到的把戏。他命令手下人取下帐篷外层，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告诉他们把四周缝起来，这样基本上就做出了救生用具或小的“救生艇”。尽管士兵们怀疑这个把戏到底能否管用，也害怕被淹死，但那些出自好裁缝之手的“救生艇”顺利渡过了多瑙河。

当我们看待当今富裕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时（养老金义务、低劳动力参与率等），我们可能希望重新建构这些问题，并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创新。

他也会失败

亚历山大大帝最大的失败，如果你能原谅他有时残酷地围攻一个城市，在他临终前到来了。其他人怎么能把他所征服的广袤土地团结起来，并尽力用他平衡的希腊化方式来管理呢？他会把指定继承人的旨意藏在哪儿？他有子嗣吗？这些问题没人知道，即便他展现出一些长远计划：为他的技师和科学家们配备工具以研发架桥和改良武器的新方法；他着眼未来，让自己的士兵放假回家，与妻子恩爱，从而保证了新一代兵源；他甚至还上了与阿拉伯放高利贷者交易时欠下的债务。

但应该还有更多。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相信他的舆论好评，认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他大脑的某一小部分确实真的相信自己身上流着赫拉克勒斯和宙斯的血液。最后，傲慢与自负使他陷入麻烦，也解释了但丁把他放进煮沸的血水中的秘密。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侄子，名叫凯利斯尼兹，他成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好朋友。凯利斯尼兹很有文化修养，成为一名宫廷历史学家，是一个同时带着剑和笔的同伴。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也崇敬荷马和希腊文学。但他反对亚历山大大帝倾向于波斯的风俗习惯以及偶尔渴望得到与波斯领袖相同的来自他人深深的、卑躬屈膝的鞠躬（朝拜，类似于中国的叩头）。凯利斯尼兹坚持认为，这不是马其顿人或希腊人的方式。历史学家不鞠躬，这让亚历山大大帝大为恼火。他构陷凯利斯尼兹，使其陷入一个犯罪阴谋。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杀害了凯利斯尼兹，很可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怀恨在心。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保存在亚历山大、科尔多瓦和巴比伦的图书馆中。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经由这些途径传播到北欧和中欧。但丁崇拜亚里士多德，称他为“智者的大师”，并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他的仰视。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杀死了凯利斯尼兹，而凯利斯尼兹又是大师的后裔，所以但丁决定把恶魔般的亚历山大大帝归为不可宽恕的暴君之列。

至于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但丁把他扔进血水之前很久便死于高烧，年仅32岁。在所有的征服之后，他安静地走了。他最后的遗言回答了“谁来接任”这个问题：“传位给最强大的人。”他一死，“已知世界”再一次危机四起。现在，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哪些国家足够强大（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强大到足以再存续一个世纪？

[1]这里是指巴比伦所在地区。——编者注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阿塔图尔克

他的使命

· 用科学和文化取代传统宗教

· 摘掉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 用新字母表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 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伊斯坦布尔市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个经过改装的仓库里。这是我最喜爱的博物馆之一。首先，它不是很大，所以你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参观完大部分展览。第二，博物馆的墙上是菲克雷特·穆阿拉创作的五彩缤纷的绘画，画中的女人们在快速转动裙摆，孩子们举着气球，男人们在拄着手杖漫步。那是一个政治与文化上的奇迹。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没有一个名为阿塔图尔克的男人颁布的法令，那么在公开场合展现男女一起嬉戏的充满活力的画面可能是非法的。在阿塔图尔克之前，土耳其艺术是几何或书法形式的，并且必须取悦哈里发。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清真寺内部为我们提供了线条、曲线和阿拉伯字母的绝妙展示。圣训和法令禁止描绘轻浮活动的人类画像。苏丹甚至禁止展示他们自己的画像，不仅因为画像可能亵渎信仰，而且画像有助于蓄意谋杀的阴谋者进行某些大逆不道的勾当。阿塔图尔克不是艺术家，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拿起过画笔。但他确实清除了设置在艺术家面前的宗教障碍，而且这是他清除的所有障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希腊的萨洛尼卡。前面这个句子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错误的。“阿塔图尔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多年之后他才在自己出生时的名字上加上了“凯末尔”和“阿塔图尔克”。他特意选择5月19日作为他的生日，因为在1919年的这一天，他在黑海的滨海小镇萨姆松走下船，发起了他领导的土耳其独立运动。1881年，萨洛尼卡不是希腊的一个城市，而是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的事迹难免会弄虚作假，或是民间传说，但阿塔图尔克仍然是已知的最勇敢、最率真的领袖之一。当然，他在今天的美国或年轻的欧洲人当中知名度不高。我女儿读中学时，925页厚的大学预修课本的世界历史部分只用了几个句子来描写阿塔图尔克，这大约和描写“艾薇塔”贝隆夫人的篇幅一样——它告诉了我们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和麦当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严肃的历史学家。阿塔图尔克对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腐朽帝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努力将其文化和性格向西北方向推进了2000英里，这样一来，它就和巴黎的艺术展览大厅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远远胜过巴比伦的露天剧场。在苏丹（同时也是哈里发）的注视之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试图尊奉并保护伊斯兰教，而不是振兴哪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是异教徒的图腾，是分裂的象征。民族的旗帜比圣经禁止的雕像好不到哪里去。阿塔图尔克并不关心他的前辈或过去，他将是未来所有土耳其人之父。当阿塔图尔克开始他的追求之时，妇女的权利等同于牛，而牧师们则是国王。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清除了清真寺的伊玛目，邀请妇女到国民大会任职，让土耳其人用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字母写字，建立大学，鼓励土耳其人随着贝多芬和贝西伯爵的音乐跳舞。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令人烦恼的悖论：不断变化的人口、不稳定的贸易、多元文化的裂痕和胡乱干预的官僚。阿塔图尔克57岁去世，没有时间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他57年的不懈努力把具有700年历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破旧残骸改造成了一个国家。

阿塔图尔克赢得了将军的军事头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拿起武器反抗“一战”时的欧洲征服者，反抗希腊、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士兵，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他被弹片击伤过、坐过牢、被刺杀过，最终活了下来。但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挑战是建立并治理一个全新的国家。对我们来说，他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热爱科学和西方文明就足以把人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吗？在这一章里，我将首先概述一下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介绍一下阿塔图尔克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地位卑微的职员的不满现状的儿子最终成长为新共和国之父。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他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期间留给我们的意义深远的经验教训。

来自萨洛尼卡的男孩儿

亚历山大大帝认为他是奥林帕斯山上的神的后裔。阿塔图尔克却没有这种幻想，尽管他爸爸阿里·里扎是负责那座著名山峰斜坡上木材产量的税务职员。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祖布德已经生过3个孩子了，但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家庭。唯一活下来的儿子通常会得到过度关注，因此阿塔图尔克从来也没能避开关注。尽管萨洛尼卡（在马其顿的区域内）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但穆斯林占少数。从邻居门前走过时，人们可以闻到空气中飘散着阵阵肉香，有亚美尼亚的红烩牛肉、保加利亚的瓦罐肉、俄国的斯特罗加诺夫牛肉、土耳其的乳酪炖锅和希腊的小洋葱炖肉。如果你看一看小阿塔图尔克的脸，你可能猜不出他在什么样的饭桌上吃饭感觉最舒服。他长着蓝色的眼睛、浅色的头发，这位“土耳其之父”看起来更像是斯拉夫人。因为在萨洛尼卡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穆斯林，而且许多犹太家庭为了逃避迫害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被称为“东马派”），所以有些学者甚至推测阿塔图尔克可能具有犹太血统。这似乎不可能，因为他爸爸不是这个城市的原始居民（他的祖父来自阿尔巴尼亚）。萨洛尼卡兴旺而热闹，而非穆斯林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经济支柱，这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职业道德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俄国农民耕地，马其顿人种棉花、贩羊毛，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打鱼、在餐馆工作。大约13万的人口中接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装船、卸船，做装卸工人。1907年，萨洛尼卡码头是帝国的第三繁忙的港口，它装卸的货物量是巴格达港或亚历山大港的2倍。20世纪初，萨洛尼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超过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它控制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40%的原材料贸易，包括烟草和棉花。

阿塔图尔克注意到，铁路刺激了萨洛尼卡的经济，减少了把货物或人送到遥远的目的地所花费的时间。火车比轮船速度更快，并且使陆运商队看起来像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位未来的军事领袖也注意到，如果敌人获得了铁路的控制权，那么火车也能够运来敌兵。1869年，美国已经建成了横贯大陆的铁路网。阿塔图尔克把铁路看作繁荣和等级的象征。他对通向东方一直到阿勒颇的铁路不是那么感兴趣，而对那些能把他带到维也纳和更远的地方的铁路很着迷。20世纪60年代的时髦阔佬们常常乘坐喷气式飞机到处旅游，但在这之前，能够成为东方快车的贵宾乘客则是相当时髦的一件事。1900年，欧洲人可以在巴黎看完歌剧后搭上火车，在61个小时后悄悄地或尖叫着（这取决于自己手里钱的多少）走进君士坦丁堡著名的西鲁克兹火车站去喝土耳其人的黑咖啡。车费相当于69美元，卧铺再加18美元。《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使得东方快车家喻户晓，比它的老板们强多了。她兴奋地写道：“我要坐着它走了！我就在它里面！我就坐在蓝色的车厢里，外面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加来——伊斯坦布尔。”1890年，西鲁克兹火车站开始运营，地点就在托普卡帕宫附近。今天你如果去车站参观，可以去看一下东方快车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些特殊的就餐瓷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包括一个穿着时髦制服的时装模特。东方快车成为一种象征，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投资发起了一场铁路建设运动。

阿塔图尔克没有在多元文化的天堂中长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多元文化的天堂，除非你算上1982年开放的奥兰多迪士尼主题公园“未来世界”。然而100年前在萨洛尼卡，不同种族的人们设法做到了融洽相处，没有互相杀戮。雇主有时抱怨雇用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一起工作会产生混乱，不是因为他们互相憎恨，而是因为每个团体会在不同的宗教节日缺席，并且因为每种宗教使用不同的日历，要想做个缺席时间表也是不可能的。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宗教平等：每个种族的所有底层贫民都挤在臭烘烘的贫民区，而富人不是。一位势利的英国观察家说，当比较贫穷的萨洛尼卡人表现出种族歧视和怨恨时，富人们就会与之亲切交谈，“社会地位较高的希腊和穆斯林官员……资助犹太人的教育设施”。她描述了为一所学校举办的慈善舞会，重点突出了花园里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跳舞、吸烟、玩牌的场景。总督德维什帕夏和他的儿子在舞者间穿梭，与此同时，“希腊大主教戴着高高的圆柱形帽子，身着黑色长袍，显得很高贵。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是头戴黑白头巾的首席拉比”。

沉默寡言但十分自信的小阿塔图尔克住在一幢粉红色的房子里。或许这影响了他的穿衣风格，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自己在照片中因穿着最为得体而显得与众不同。在长大后的一些最著名的照片中，他总是身着白色领带和燕尾服，额头的发尖呈“V”字形，看起来非常像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经典电影中饰演吸血鬼的匈牙利裔演员贝拉·卢戈西。阿塔图尔克是个骄傲的男孩儿，他拒绝玩跳背游戏显然是因为不想让其他孩子跳过他。尽管有时他在咖啡馆玩西洋双陆棋，但他的一位后来任国民大会主席的同学回忆说：“你很容易就能发现，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喜欢输。”假如后来阿塔图尔克的对手们听说过这些故事，那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沮丧了。

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

阿塔图尔克的父母有时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儿子上学的问题上。妈妈是比较传统的穆斯林，在附近的教会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阿塔图尔克刚开始上学时同其他孩子一起，胸前挂着《古兰经》穿过大街小巷，然后开始祈祷仪式。他父亲耐心地等待了几天，然后让孩子从学校退学，在一个由东马派成员谢姆西·埃芬迪开办的非宗教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不幸的是，几年后父亲去世了。妈妈和儿子搬到了一个农场，在那儿阿塔图尔克先试着上了一所希腊学校，然后请了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家庭教师，最后返回萨洛尼卡上了一所当地预科学校。所有这些对阿塔图尔克来说都不成功，他羡慕地看着附近一所军校的孩子们，他们脱下宽松下垂的东方人的裤子，穿上干净利落的制服，行进时佩带着剑和步枪。他说道：“就在我进入那所军事预备学校，穿上制服的那一刻，一种力量感油然而生，仿佛我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许通过进入这种环境，阿塔图尔克重新获得了自父亲去世后他所缺失的男子气概。中学阶段他一直穿着军装，直到进入军事学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培养得优秀高雅、朝气蓬勃，深受大家喜欢。他数学学得快，但跑步跑得并不快。然而他会跳舞并学习华尔兹。跳华尔兹让年轻的男性穆斯林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被禁止与女孩儿一起跳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选择来概括有关阿塔图尔克忠诚度的争论：“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独自旋转是加入托钵僧行列，沉迷于神秘的祈祷，而跳华尔兹则是悄悄地向维也纳和巴黎靠近。在学校的一个假期中，阿塔图尔克二者都参与了。但他对西方方式的忠诚很快就会胜出。

帝国垮台

如果阿塔图尔克不喜欢失败，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历史学家们观点一致，他们告诉我们，帝国当时正在失去领土、失去市场、失去任何希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今天的摩尔多瓦）和黑山悄然脱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在几十年之前现代希腊的部分地区也早已分离出去。随着欧洲版图的减少和难民数量的增加，帝国人口中穆斯林的数量越来越多。尼古拉一世说，帝国“已经陷入腐朽状态”，这催生出了一种称号——“欧洲病夫”。从那之后，这种称号就像旅游观光车一样走遍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停留在英国，而最近又停留在葡萄牙和希腊。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风光无限，经历了500年的峥嵘岁月。16世纪，苏莱曼大帝的军队越过地中海，攻占了匈牙利的许多地方，在维也纳城墙下展开决战。而在东方和南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席卷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巴格达、开罗和索马里更不在话下。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尼罗河，整片区域都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通过控制麦加和麦地那，苏莱曼大帝成了神的伙伴：

神的力量和穆罕默德的奇迹是我的同伴……在巴格达我是伊朗国王沙，在拜占庭王国我是恺撒，在埃及我是苏丹。我把舰队派往欧洲、马格里布和印度。我是头戴匈牙利王冠、身居匈牙利王位的苏丹……彼得鲁试图带头反叛，但我的马蹄把他碾成齑粉，我征服了摩尔多瓦地区。

即使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也会对这种自夸感到脸红。民众必须对苏丹保持忠诚，因为他是所有神圣事物的保护者。

对苏丹来说，独立的民族没有任何意义。直到19世纪“青年土耳其党”政变时，他可能根本没把自己看成“土耳其人”。这个术语听起来有贬损之意，使人想起流浪的乡巴佬形象。后来是阿塔图尔克把这种沿袭下来的形象提升为高贵而光荣的形象。

除了锋利的刀剑和高速的战船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建立在农业和行会上。这与工业革命完全不一致。当像蒸汽机和火车这样的现代化机器从欧洲来到帝国时，它们与较为原始的方式有匹配的地方，也有不匹配的地方。火车到达安卡拉时，迎接它们的是成千上万头骆驼。19世纪，当英国和法国的识字率迅速提高，很多工人能够掌握蒸汽机之类的新机器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识字和识数水平落在了后面。然而要说在苏丹统治下的最后50年里，帝国的经济出现崩溃或者甚至说是下降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认为与其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分裂了帝国，倒不如说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多数领地内，经济都在持续增长，虽然增长率低于英国、法国和美国。随着家庭购置了织布机、收割机等新工具，帝国的生产力猛增。1876—1908年，农业出口额激增了45%，丝织品和地毯的出口额也大幅增加。1860—1900年，伊拉克地区的贸易翻了两番。1853—1856年，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借债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政府还没有债台高筑，直到19世纪下半叶帝国变得越来越富裕之后，政府才负债累累。

那时，与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确实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劣势。第一，水的问题。欧洲有大量小溪、河流，可以转动水车来磨面、造纸、纺织。由于没有同样数量的可以航行的内陆水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交通费用无法像欧洲一样降得那么快。即使骆驼也必须偶尔停下来喝水，并且它们也不能像莱茵河上的船只那样运载那么多货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人们可能乘船从阿姆斯特丹漫游到布加勒斯特，但很少有人建议骑着骆驼从安卡拉长途跋涉到穆拉。收取部落通行费的人也妨碍了快速运输的发展。第二，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苏丹不会轻易支持签订有偿借贷生意合同。基督教专家很早就想出办法规避《圣经》中禁止借钱给他人的禁令。只有在最近几十年，为了方便贸易，银行才推出复杂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债券。第三，帝国地域过于辽阔，许多部落争斗不休，政府管理者面对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战争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时期）要听从以苏丹的名义发布的战斗号令日益困难，因为几乎没人见过苏丹本人或他的照片和画像。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傻子。1876年，他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尽力推动自前任马哈茂德二世和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就开始的现代化努力。他负责一项被称为“坦齐马特”的改革运动，努力争取建设现代化学校和更加现代化的军队。坦齐马特改革还废除了奴隶买卖、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允许非穆斯林人员参军，并根据法律给予非穆斯林同等的权利。然而，尽管收入增加了，尽管实际上公民的权利得以发展，并在1876年开始的第一次制宪时代达到顶点，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崩溃了。在下议院的115个席位中，46个是非穆斯林，包括美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幸的是，几乎就在国会开会的那一刻，帝国陷入了与俄国的战争并遭到英国海军的包围。此外，许多阿拉伯人不信任他们的新宪法权利，将其看成在纵容无法无天的行为。烟草、鸦片和伏特加酒走私犯感觉他们也获得了新的权利。反宪政主义者把矛头指向吸食大麻的异装癖妓女，并散布谣言说这全都是共济会的阴谋。他们称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娼妓”。土耳其现代诗歌奠基人陶菲克·菲克雷特称那座城市是“为一千个男人守寡的处女”。面对俄、英两国的枪炮和内陆地区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式废止了宪法。然而尽管如此，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开始传播开来。虽然当苏丹站在耶尔德兹宫中，表面上用暴君的口吻嘲笑这种精神时，伊兹密尔市的一位校长却赞美了这种事实上的自由：

当一个保加利亚人进入土耳其之后，最打动他的因素是人们所呼吸的自由空气。在理论上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人们明显享受到比宪政国家更多的自由……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没有烦人的警察、让人受不了的赋税和繁重的公民义务。

新发现的自由激励着各种民族主义者聚集在集市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上，他们憧憬着，甚至密谋着把分裂的帝国转变成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国家。土耳其人也有相同的看法：为什么土耳其人不摆脱这个摇摇欲坠、绵延数千英里的没落帝国呢？帝国为土耳其人做过什么好事呢？况且，它还在不断战败，丧失领地。

回忆一下我们从第5章开始讨论的关于优越感的主题。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和经济动荡，但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法构建一种持久的、广泛的或强烈的团体优越感（除了求助于宗教手段）。当市民们看到有轨电车上印有“德国制造”的字样而不是苏丹的印章（图格拉），看到运来的机械织布机带有英语说明书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变得消沉起来（虽然那些有轨电车和织布机增加了收入）。当帝国开始屡战屡败、失去疆土时，人们的士气丧失了，再难振作。因为几乎没人相信帝国能击败它的对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更没有人相信帝国会从失败中复兴。

尽管他是忠实的臣民，并在军队中被授予上尉军衔，但阿塔图尔克还是支持并加入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宪政革命。此次革命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和选举。安德鲁·曼戈曾写过一部内容翔实的有关阿塔图尔克的传记，他描述了阿塔图尔克加入革命团体的入会仪式，它类似于大学兄弟会入会或者电影《教父》中“黑手党”的入会过程：蒙着眼睛的新成员被带进一间屋子，“一只手按在《古兰经》上发誓效忠，另一只手举着一把手枪，如果有谁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将用这把枪来对付他……入会候选人身穿红色斗篷，而其他成员则用黑色面罩遮住面部”。

尽管宪政革命再次创建了涉及不同民族的下议院，但接下来发生了更多的战争。首先是国内战争，因为反宪政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煽动了一次军队兵变。当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溜上了一列火车，藏匿在萨洛尼卡（在阿塔图尔克的一个朋友的保护下），让他兄弟穆罕默德五世负责管理帝国。此人的统治也不是非常和平的统治。1911年，意大利人宣战并拿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西北部地区）。一年后，巴尔干同盟（希腊、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征服并建立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克里特也消失了，帝国几乎被完全挤出了欧洲版图。

还有别的乱子吗？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来自距离君士坦丁堡600英里远的地方，他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塞尔维亚人，被告知长得太小了不能参军。他来到萨拉热窝，拔出手枪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引发了一场让1600万人送命的战争。这也彻底摧毁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使得穆斯塔法·凯尔末·阿塔图尔克得以宣布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战争爆发

20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纪念日，我带着女儿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一项特殊的展览几乎占据了一整个楼层。展览的主题是“自由的代价：战争中的美国人”，为自1754年以来的每一场重要的战役和战争提供了证据和解释。你可以看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的火枪、新奥尔良战役中安德鲁·杰克逊的上衣和“二战”时红十字会的制服。“一战”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呢？有关“一战”的展览被安排在一处昏暗的角落里。刚开始我认为这是一种冷落，直到我注意到角落里张贴着令人压抑的死亡数字，他们都是被大炮、芥子气和疾病害死的士兵和平民。那时我才认识到，博物馆之所以提供这么小的空间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即便是博物馆的专家也没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地敷衍过去，不要去深究当时那些国王之间的协议、误会和长期的积怨。这些国王彼此之间几乎都有关系，包括表兄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可怜的穆罕默德五世是局外人，并没有受邀参加任何夏日社交聚会，但被邀请，事实上是被迫，在“一战”中为了自己的王位而战。

我一定要给诸位讲述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加入德国一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了。战前几十年，苏丹与德国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德国派顾问进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和大学，同时也在努力激起协约国的敌意。德皇威廉二世看不起他的表弟乔治五世，命令他的助手公开“从英格兰的脸上撕下基督徒和平的面具”。他告诉他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代理人“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这个可恨的、骗人的、没良心的小店主的疯狂的反感”。如果没有第三方面的原因，也许德国人的哄骗和金钱并不能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卷入这场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难以抗拒血染自己的主要敌人俄国的机会，而俄国站在英格兰一边作战。在过去的300年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先后13次与俄国交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护送德国军舰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进入黑海，甚至允许他们悬挂土耳其的旗帜。当德国皇帝的军舰开始轰炸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时，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苏丹的士兵进展并不顺利。1914年12月，在荒凉陡峭的安拉胡阿克巴（意思是“真主至大”）山脉上，8万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的战士顶着暴风雪，步履维艰地与俄国人作战。最后只有1万人返回，其中许多人被冻伤，再也不能服役了。在埃及前线，18000人穿过西奈沙漠，试图穿越苏伊士运河，结果被英国人打了回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损失了3000人。埃及的穆斯林没有和他们一起努力击退英国异教徒。

几年前在位于利比亚进行的意土战争期间，阿塔图尔克试图把反复无常的阿拉伯部落成员组织起来，制订侦察任务计划，并在北非沙漠中保持大致头脑清醒。一位年轻时就认识他的战友给朋友写信说：“你应该看一下穆斯塔法·凯尔末为厨师挑选干豆的场面。”阿塔图尔克抱怨说，阿拉伯酋长表面上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边，但他们对拖延战争更感兴趣，并因此持续不断地接收资金，而不在乎是否取胜。

加利波利战役

1915年，当战争的鲜血肆意横流的时候，阿塔图尔克大步迈入红色的血河之中。加利波利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该战役导致大英帝国的溃败，同时展现了阿塔图尔克的军队令人震惊的勇猛。英国战争委员会清楚，如果英国能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那么就能卡住君士坦丁堡和苏丹统治地区的咽喉。3月，英国派军舰和炮艇高速穿越爱琴海。阿塔图尔克和他的部队负责守卫东海岸领土，与此同时，土耳其海军及陆军士兵向入侵军舰开火，仅3月18日一天就击沉3艘军舰，使对方1/3的舰队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英国人又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英国人伙同澳大利亚军人和新西兰军人（澳新军团）、一个来自印度的步兵团、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族兵团以及纽芬兰军人一起计划派登陆艇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并通过枪、刺刀和肉搏战拿下此岛。澳大利亚公众为士兵们加油，后方的人们四处展览五颜六色的战地地图和爱国纪念陶器。他们没有想到将会发生什么。4月25日早上6点，4000名澳大利亚军人登上船向岸边划去，对面是深谷和陡峭得难以攀爬的悬崖。阿塔图尔克将自己的骑兵团集合到位，配备了机关枪。他下令开火，澳大利亚军人被击退。到上午8点时，8000人登陆，后来的澳大利亚军队看到了当天早上先来的650名同伴的残肢断臂及尸体。然而这时，一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开始撤退，他们没有弹药了。

“如果没有弹药了，你还有刺刀。”阿塔图尔克告诉他们。

阿塔图尔克后来回忆说，他命令大家“装上刺刀后卧倒。当他们这样做时，敌人也卧倒了。我们赢得了时间”。

但现在堑壕战开始了。他的整个骑兵团几乎被炸散了。阿塔图尔克对手下喊道：“我没有命令你们进攻，我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死了之后，其他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新的部队确实赶到了。在8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没有让英国和澳新军团夺取立足之地。1916年1月，协约国最终撤退了。在那个时候，威廉二世早已授予阿塔图尔克铁十字勋章。

随着沾满人类血肉的加利波利计划的失败，计划的主人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用可能引起亚历山大大帝注意的话问道：“高高在上的诸神正给我们新的伊利亚特带来悲伤吗？历史将把责任归咎于谁，由谁来为我们所陷入的无助、无望的困境负责呢？”

澳大利亚政府对其之前的敌人阿塔图尔克的官方描述是：“他对战略极佳的把握以及通过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敢行为来鼓舞队伍的能力，提升了土耳其人的士气，在阻止协约国计划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的勇敢，阿塔图尔克被授予帕夏头衔。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能迅速将其推上新共和国总统位置的声誉。

“一战”后，通过发表演讲赞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英雄主义以及国家间兄弟般的关系，阿塔图尔克确保了自己在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中的声誉。演讲被雕刻在位于堪培拉澳新军团大道的阿塔图尔克纪念碑上。尽管有人怀疑演讲稿是否是一字不差说的，但里面的内容激动人心、切中要害。正如英国军方吹捧、欢呼他们的约翰尼们一样，土耳其人也能为他们的穆罕默德们、为那些活下来的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欢呼、表达敬意：

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现在你们躺在一个友善国家的土壤里，因此请安息吧。对于我们来说，约翰尼和穆罕默德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他们肩并肩躺在这个国家的地方……从遥远国度送别儿子的妈妈们，请你们擦干眼泪，你们的儿子现在正平静地躺在我们的怀抱中。在这块土地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后，他们也成了我们的儿子。

他的演讲内容让我想起了鲁珀特·布鲁克的一首诗《士兵》，我在第5章中引用过。布鲁克死在前往加利波利作战的路上。他那有预见性的诗承认，士兵死去的地方将成为士兵祖国的土壤。阿塔图尔克加了个动人的结尾：当那个士兵死在外国的土地上时，他也成了那个遥远地方的儿子。

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的勇敢并不能拯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尽管他富有激情，极具说服力，但30万名不归他指挥的士兵还是开了小差。T.E.劳伦斯是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懂得催眠术的英国人，在他的影响下，阿拉伯部落改变了立场，开始轰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铁路线。俄国人继续前进。奥斯曼政府驱逐了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述人，把他们的命运交给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对种族清洗没有丝毫的羞耻感或犯罪感，他们大约杀掉了150万人。

1918年10月30日，在一艘名为“阿伽门农”的船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投降了，完成了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呼应。你可能会想起阿伽门农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国王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打了一场持久战，然后他被杀死了。这对穆罕默德五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瓜分开始了

年老的苏丹比阿伽门农做得稍微好点儿。尽管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袭扰和协约国胜利者的羞辱，苏丹还是坚持在自己的宫殿里又住了几年。协约国胜利者肆意践踏君士坦丁堡，好像他们在杰西潘尼百货公司购买上一年的减价货一般。当苏丹向窗外看去时，他看到了奇怪的景象：法国指挥官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骑着一匹白马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他被当成了笑柄，因为英国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已经骑着白马比他早一天来到这里了。一位英国军官嘲笑说，这就像“舞台上有两位表演者在一起，如果我们能把一位关在化妆间里，剧情会更好看”。正如从前的杂耍演员吉米·杜兰特所说的：“每个人都想进行表演。”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向安卡拉和君士坦丁堡行进。他被一只宠物猴拦住了。国王正带着他的德国牧羊犬“弗里茨”散步，这时他看到那条狗突然与宠物猴撕咬起来。或许出于对争斗的厌恶，国王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但那只猴子却咬伤了他的胳膊。国王染上了急性传染病，精神错乱时大叫着自己的妈妈死去了（牧羊犬弗里茨受伤不重）。国王的继承者把希腊又带回到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丘吉尔评论说：“25万人死于这次猴子的咬伤。”为什么希腊国王的狗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弗里茨”？是的，还是那些亲戚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妈妈是德皇腓特烈三世的女儿，威廉二世的妹妹。

协约国带着刻刀和笔开始着手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辽阔领地（诸多省份）。

今天我们看中东地图或联合国的花名册，可以看到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以色列这些不同的国家名字。但很难想象100年前这些国家及其边界根本不存在。今天，对外政策评论员可能会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时的边界或者甚至会说这个国家是非法的，但他们是否认识到直到“一战”之后才有了真正分隔这些国家的边界呢？“一战”后，英国和法国大笔一挥，以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开始拟定边界，并向那些帮助最大的部落首领奖赏封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从一个地区引进有权势的阿拉伯家族，任命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执政，例如，地图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一些地理学家把突入约旦境内的奇形怪状的尖角解释为“温斯顿之嗝”。他们猜测，1921年，正当身为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拿着笔试图画一条笔直的边界线时，他一定打了一个威士忌酒嗝。墨迹是永恒的，人们难以说清楚这些人造的中东边界。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出生在麦加（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城市）、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费萨尔一世被任命为伊拉克国王，因为英国人信任他，他曾骑着骆驼和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一起战斗过。工作日志告诉我们，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在讨论他们对国家和几百万人的控制权时是相当随意的：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当他们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散步时，克列孟梭问乔治。

“我想要摩苏尔。”英国首相乔治回答。

“你会得到它的。还要别的吗？”克列孟梭问。

随着对帝国的瓜分，他们还决定沙特阿拉伯应该由沙特王室控制，这个家族在阿拉伯沙漠中根基很深，他们也曾帮助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负责此事的英国代表的名字确实叫威廉·莎士比亚。根据一个家族的名字给国家命名这个主意听起来像喜剧节目。事实上，在电影《谁与争“疯”》中，萨沙·拜伦·科恩扮演一位假的街舞记者阿里·G，他在采访一位联合国代表时说得非常有道理：

阿里·G指着一个标有“Jordan”（乔丹）字样的座位说：“让一个运动员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座位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联合国官员说：“那不是迈克尔·乔丹……是约旦（与乔丹同音）这个国家。”

阿里·G说：“让一个人拥有和整个国家一样的权力是不是很荒谬？”

又回到前线的阿塔图尔克——然而是哪一个前线？

阿塔图尔克的飞黄腾达并非偶然。他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与在战争中一样精明且富有智慧。在君士坦丁堡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占领期间，阿塔图尔克调查了用于接待东方快车旅客的佩拉宫酒店。他要求酒店经理安排一次与乘坐“阿伽门农”号来的《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会面。阿塔图尔克身着礼服大衣、头戴毡帽出现在了记者面前。那位记者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位英俊而有男子气概的人物，举止内敛，嗓音低沉而从容。”见面后，阿塔图尔克解释说，与法国人相比他更喜欢英国人，希望自己能够在重建被征服的领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查尔斯·金曾写过一段有关佩拉宫酒店的动人历史，他说：“阿塔图尔克几乎会见所有接受他的人：军官、内阁大臣、心怀不满的国会议员，并同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本人接触过4次。”

当协约国给出一张大师级的创造性的地图时，战斗重新打响了，因为亚美尼亚和希腊试图蚕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尸体。阿塔图尔克和其他官员让部队击退了它们。阿塔图尔克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能力，但此刻他有些茫然。他在为谁而战？从表面上看，他还在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战并接受指挥，但他也站在想要推翻苏丹王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一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斗争。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发表的英雄主义演讲迅速传播开来，他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象征，并成立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庭抗礼的国民大会，政府设在安卡拉。如果苏丹无法对付骑着白马闲逛的欧洲纨绔子弟，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那么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再作为首都。阿塔图尔克想知道：我应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余势力而战斗吗？或者为了土耳其民族而战斗，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种族诽谤？答案变得清晰起来。他首先要抵抗亚美尼亚和希腊新一轮的进攻，然后才是为他称为土耳其的新实体而战斗。直到在“阿伽门农”号签署了停战协议后，土耳其这个术语才被正式使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会死多少人？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会和谁站到一起？在士麦那[1]，希腊企图入侵的行为激怒了穆斯林，他们已经对希腊大主教处以私刑。23岁的《多伦多星报》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为帝国首都感到担心：“君士坦丁堡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居民从来没有遭到入侵，他们无法想象这种紧张气氛。”他报道：“外国人很紧张……他们几个星期前就预订了外逃的火车票。”他笔下的阿塔图尔克是一个“矮个子、古铜色面庞、金色头发的土耳其人，有一支30万人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海明威面对阿塔图尔克的手下问道：“加拿大很担心，阿塔图尔克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可能会对基督徒进行大屠杀。”

“基督徒害怕什么？他们有武装而土耳其人已被解除武装。不会有大屠杀。”此人说道。

而在1922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他哥哥去世，由他继位）和海明威一样担心。他害怕阿塔图尔克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逮捕他、审判他，以叛国罪绞死他，或者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纵容无法无天的土匪们闯进宫门绞死他。因此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做了一件安全而合理的事情。他安排英国士兵绑架并带走自己。当他与儿子散步时，士兵们把他们扔进一辆救护车，快速来到港口。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们带到马耳他，从那儿他们沿海岸航行到达意大利里维埃拉地区风景秀丽的圣雷莫。苏丹把5个妻子都撂在了后面。当统治者缺席了君士坦丁堡惯常的星期五宗教仪式时，英国人才承认皇宫的床是空的。国民大会任命穆罕默德六世的表兄为哈里发，但没有授予他苏丹的头衔。自1299年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首次成为一座空房子。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国际联盟在希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残存领土之间实行了一次人口交换。希腊和土耳其都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从安纳托利亚发送150万正统的希腊人到希腊，50万希腊的穆斯林前往土耳其。

阿塔图尔克走马上任，被任命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这与俄狄浦斯故事中的情节有着隐喻性的相似之处：他消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父亲），并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新的领袖和父亲。他的改革进程比他从德国人那儿学到的任何闪电战战术都要快。

共和国的诞生：用科学与文化取代宗教

阿塔图尔克在成长过程中希望自己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挥舞军刀，但1923年他就任总统后，他对土耳其的统治几乎像一个对邻居们伸出橄榄枝的人那样。尽管已经证明自己的军队依然能够打垮希腊军队，但他从来没有试图夺回他的出生地萨洛尼卡（现在的塞萨洛尼基）。他也没有利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占领者的反感或以阿拉伯半岛的政治震荡为借口发兵抢劫油井。帝国时代结束了。我认为，这是在过去200年的政治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阿塔图尔克将领导一个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会成为帝国式的征服者，即使对其比较弱小的邻国也是如此。民族主义批评家想当然地认为或公开宣称，这种感情总是会转变为践踏国家边界与掠夺邻国的行为。当然，20世纪30年代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是法律的力量还是人民的选择呢？阿塔图尔克证明这是一种选择，并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无须历经战争浩劫就可以恢复低落的士气。

阿塔图尔克执政时42岁，他知道自己最大的挑战在国内。之前的12年很残酷，所有事物都打了1/3的折扣，但这与零售减价无关：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相比，国际贸易大幅下跌了1/3，人口数量下降了1/3，国土面积减少了1/3。阿塔图尔克决心领导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但土耳其人跟不上他的逻辑。他们过去一直被教导为他们自己民族的名字感到耻辱。阿塔图尔克怎样才能说服他们、让他们感到自豪与自信呢？报纸作用不大，因为识字率低得可怕，男人约为10%，女人还不到5%。在国际化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多数报纸使用的都是外语。即便是印刷技术，穆斯林接受得也很慢：直到1727年才有了第一台穆斯林自己的印刷机，这台机器是从一个匈牙利人那儿得到的。犹太人和美国人分别从1494年和1567年开始，就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城市中使用印刷机了。

穆斯林重视手写体，而不是印刷体，因此他们舍弃了莎士比亚、艾萨克·牛顿和伽利略。当然，穆斯林学者提醒阿塔图尔克注意早期伊斯兰教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光辉历史，包括代数和成像光学。一些伊斯兰教哲学家甚至声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起源于《古兰经》及其对单词“nur”（光）的使用。但阿塔图尔克没有耐心上历史课，也没有耐心听取那些奇怪的宗教宣传。他需要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带领土耳其进入未来世界。在阿塔图尔克看来，日历显示的是1923年，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还停留在1299年。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奥斯曼人使用的历法与西方的公历纪元不同，是一种以太阳为基础的鲁米历法，该历法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那一年作为纪元的开始。根据鲁米历法，时间还是1339年，而不是1923年。阿塔图尔克没有时间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说对时间的国家里失败。他不能依赖于报告祷告时间的人对祷告者一天五次的召唤，因为确切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这取决于城镇的经度和纬度。

总而言之，阿塔图尔克面临着两个迥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一，创建一个让土耳其人引以为豪的国家。

·第二，推动国家接受科学并学习西方文明。

各地出现了世俗学校，大学纷纷涌现，阿塔图尔克从英国、法国和德国聘请科学家来讲课。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执政时期，土耳其邀请犹太学者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逃亡者到土耳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阿塔图尔克发现自己几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我在第2章讨论过这种困境。他清楚地看到，传统伊斯兰教和保守思想威胁着土耳其的经济进步。当他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前经过时，他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到阿拉伯语版的书籍，因为它们的数量远远不及用西方语言撰写的图书数量。但是这儿存在另外一个困境：本书第2章告诉我们全球化经济和世界贸易是如何瓦解传统、分化公民凝聚力的。他和土耳其如何才能避开这种危险的困境呢？他必须想出一种办法来消解传统，但同时还要为新国家设计或发现具有统一民众作用的神话、故事和主题。

土耳其共和国在101响的礼炮声中诞生了。接下来的攻击是口头上的，目标瞄准的是哈里发。不久，阿塔图尔克废黜了哈里发，解散了负责所有事务——从债务到离婚——的伊斯兰教法庭。新法庭将实施瑞士民事法典。哈里发乘东方快车溜到了保加利亚。当火车就要驶出车站时，君士坦丁堡总督塞给哈里发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并跟他和他的两个妻子挥手告别。阿塔图尔克很遗憾，因为东方快车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牧师。对宗教，他的态度很明确：宗教阻碍了土耳其人的自豪感、个人责任心和科学发展。他对一位采访者解释说：“我希望所有的宗教都沉入海底，我的人民将学会民主主义原则、真理的要义和科学学说。”阿塔图尔克并不介意其他人有信仰，只是不想让信仰蒙蔽他们的双眼，无视为国家建设付出的真正艰苦的工作。“迷信必须走开。”他又加了一句。对阿塔图尔克来说，传统的伊斯兰教就像有毒的浮云一样，能够毁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心：“期望得到死人的帮助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但阿塔图尔克也清楚，宗教能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给人以动力。在战壕中，他对自己虔诚的士兵宣传神秘的神灵感应，使他们比敌人更强大，并愿意执行命令，慷慨赴死：

他们只看到两种超自然的结局：为了信仰或殉道的胜利。你知道殉道意味着什么吗？是直接上天堂。在那儿，天堂女神（神圣的处女），也就是上帝最美丽的女人们，将迎接他们并永世满足他们的心愿。

这向非宗教领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于圣灵，我怎样才能鼓舞民众？一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军队的将军根本无法以天堂女神的面貌来向战士许诺。但他最好还是许诺一些东西，并且这种东西要超过与战时妓女滚床单和对付梅毒用的一小瓶砒霜这样的事情。

在把宗教从政府中分离出去这件事上，阿塔图尔克也不得不十分谨慎，不能过于激烈，以免刺激到伊斯兰教徒，以至他们可能对新成立的脆弱的国家政权宣布“圣战”。他采用一种灵活的说法辩解说，更世俗的西式教育最终将有助于伊斯兰教学习。他声称，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学者深入探究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他们甚至比禁止质疑长者的伊斯兰教牧师研究得更加深刻。显然，欧洲的社会公共机构正投入资源来保护、研究伊斯兰教经文。阿塔图尔克可能会很高兴听到，2014年伯明翰大学在其收集的《古兰经》经文中发现，它至少有1370年的历史，很可能为穆罕默德生前所写。

除去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繁荣如何使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如何受到劳动力萎缩的威胁。阿塔图尔克并不担心自身的生育能力，但他知道，土耳其劳动力遭遇两大问题：（1）缺乏努力工作的精神；（2）男性人口受教育程度太低。他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他要教育、解放广大妇女，鼓励她们成为劳动大军。1923年时阿塔图尔克显然不是妇女权利的热心支持者，他把时间都花在学校的男孩儿和战场上的男人们身上。当阿塔图尔克宣誓就任刚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42岁，刚刚结婚。尽管他与妈妈关系很好，但当他背着妈妈参加军事训练的考试之时，他对妈妈的“依赖”就早已被切断了。在他就任总统的前几个月，妈妈就去世了。阿塔图尔克去墓地祭拜母亲时，他为妈妈一生所遭遇的苦难而谴责以前的苏丹是“特务、间谍和残暴的刽子手”。但他鼓励土耳其妇女克服苏丹、牧师和传统堆积起来的障碍。他为此计划了很久。191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土耳其应该勇敢地面对妇女这一问题……用严肃的知识和科学来武装她们的头脑。”

解放妇女是大胆而高明的做法，其影响是长远的。历经战争、人口互换和领土割让，土耳其已经损失了几百万人口，职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土耳其采取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禁止一夫多妻制，同时推翻了伊斯兰教法律，允许妇女离婚、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接下来，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早些年，土耳其国民大会中妇女的供职职位是西欧国会的2倍。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阿塔图尔克把注意力转向妇女，并将她们视为爱国者单独向她们致辞：

致妇女：“为我们赢得教育战争的胜利，你们也将为你们的国家做得更多，比我们所能做得还要多。”

致男人：“从今以后如果妇女不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绝不会获得全面发展，也将无可救药地落后，不能与西方文明平等相处。”

在阿塔图尔克开始实施改革之前，他在母亲的坟前说：“很遗憾我失去了母亲，但‘母亲’（国家）拥有自己的自由，她在发展，这减轻了我内心的痛苦。”几年前，我参加了土耳其担保银行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其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大，远远大于我在美国、英国的董事会上所见到的。然而她们有些人担心阿塔图尔克的改革会被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政府改回去，因为他代表的是基于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因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解除了知名的世俗主义者法官和支持阿塔图尔克的法官们的职务而遭到批评。在土耳其南部边界外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形势更加紧迫。土耳其的女性专业人士明白，就在边界外几英里远的地方，“伊斯兰国”控制了许多村庄。

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并加入劳动力大军，这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统计学数据，降低了生育率。土耳其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妇女通常不上那么多年的学，她们的生育率是其他土耳其妇女的2倍。在比较繁荣的土耳其西部地区，生育率只有1.5，远远低于人口置换率。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在使土耳其走上一条获取更多财富之路的同时，可能也加剧了土耳其人口存续的风险。

帽子问题

今天，我们很难去重视一顶帽子的力量。在阿塔图尔克时代，百老汇电影院座椅后面都有为绅士们挂帽子的钩子。从一张1923年扬基体育场开放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戴着一顶帽子，除却一两个人手里拿着帽子在晃。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斯塔滕岛渡轮上的习俗，在夏日的最后一天，男人们会把他们的草帽扔进港口。《圣经》规定教徒必须戴头巾，虔诚的犹太人仍然遵守着这一戒律。天主教的主教们戴着无檐帽。伊斯兰教教导男女都必须表现出恰当的谦逊（这可以被理解为一条妇女头巾、阿拉伯头巾，甚至是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巾）。在世界各地，帽子绝不仅仅是时尚之物，它们规定了人的地位、宗教、性别和军衔。从19世纪初期以来，以摩洛哥城市命名的土耳其毡帽（fez）已经成为土耳其社交礼仪中的装束。毡帽经常戴在无檐便帽上面，它不仅仅是时尚需求，而且具有实用的宗教目的。毡帽没有边，有助于人们祈祷，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向真主证明自己的谦逊，同时也让人们将前额触碰到清真寺的地板上。

对阿塔图尔克来说，土耳其毡帽表现了一种不同的恭顺——对老派“东方主义”的恭顺。阿塔图尔克认为，文明的西方人看不起头戴毡帽的土耳其人，他们同打着油纸伞的“中国人”或拿着长矛的非洲人一样，都不被西方人重视。他再一次使用别出心裁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毡帽也损害了经济：“无檐便帽、毡帽和头巾——这些都要花钱，这笔钱跑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买汉堡帽和巴拿马草帽的钱不会流向外国人的腰包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废除了土耳其毡帽，鼓励男人们戴有边的西式帽子。

西方的罪恶和西方音乐的优点

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程伴随着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卖淫和饮酒。在饮酒方面他有亲身体验，曾经举杯痛饮。当有些人对官方许可持照经营妓院的想法感到震惊时，阿塔图尔克解释说：“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在文化方面仍然非常原始。”大概他们的原始冲动需要得到照顾。法国人在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已经向该市的妓院发放许可证并执行每周医疗检查制度。他们把平等的观点扔到一边，为高级官员留出了最奢华的房间。妓院的大部分顾客是海员和旅客。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管理下，土耳其设立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一行业。该行业盛极一时，到处充斥着爵士时代的夜总会。政府偶尔也会逮捕或驱逐那些性质特别恶劣的人，因为他们同时涉足爵士乐、酒和性，其中有个被驱逐者，他的行业身份被官方划归为“钢琴家和皮条客”。

阿塔图尔克不是爵士迷，但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他喜欢维也纳的华尔兹，不喜欢托钵僧式的独自摇摆。小提琴出现在土耳其家庭中。阿塔图尔克提倡交响乐并邀请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到土耳其巡回演出，包括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选择欣德米特表明阿塔图尔克不是在装模作样，对尘封的莫扎特和巴赫的古典音乐假装表示怀旧。他不像那些装腔作势之人，书架上摆满了歌德和莫里哀的皮革封书籍，却从来没有打开过。众所周知，欣德米特把阿诺尔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等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搬上了舞台，他们的作品能让那些喜欢曲调优美、音调平和的观众感到抓狂。后来，纳粹把欣德米特本人的现代主义作品判定为“堕落”。约瑟夫·戈培尔认为他是“无调的噪音发生器”，将其彻底封杀。如同勋伯格一样，欣德米特努力改造音乐作品，把不和谐音与和谐音之间的起伏看作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用以排列和声结构。通过认可欣德米特，阿塔图尔克证明了土耳其将推进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一味臣服于它的过去。

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激发爱国主义

阿塔图尔克一定感觉到与欣德米特之类的人有着兄弟般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愿意彻底改变传统。在作曲家于20世纪30年代到土耳其巡回演出时，阿塔图尔克已经为土耳其人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字母表，他相信这套字母表将会提高人们的识字率。孩子们不用阿拉伯字母表，改用拉丁（西方的）字母学习土耳其语言，这更有利于顾及土耳其语言中的多重母音。他不叫这种字母是“拉丁”字母，而是将其说成是“土耳其”字母，使之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象征。阿塔图尔克不愿意依赖教师，而是亲自手提黑板走遍全国，参加全国范围的土耳其识字宣讲会。从1923年到1938年，土耳其的识字率翻了一番。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土耳其语有个缺陷——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词汇缺口”。土耳其语词典列出4万个词语的时候，法语和德语的词典则列出2倍多的词语（英语的词汇更多，因其词汇来源更为复杂）。土耳其语需要更多词汇，对此阿塔图尔克不会袖手旁观。他在自己的餐厅里放了一块黑板，请客人提交新词汇。在过去的90年间，土耳其语已经填补了词汇缺口，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阿塔图尔克的餐厅。

什么是土耳其人？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妇女的权利、世俗化的公众教育、新字母表——这些能够构成土耳其民族的基础吗？阿塔图尔克意识到，除了摒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开创出全新的未来之外，土耳其还需要感受到来自过去的一种情感纽带，剧作家称之为背景故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出现之前，土耳其来自何方？他与历史学家一起合作，编撰了一部《土耳其历史概览》，意在展现现代土耳其人是如何起源于高贵的史前游牧部落的。并且，据说这批早期的土耳其人数量成倍增加，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开疆拓土。当然在这个背景故事中也存在着一些虚构成分。就在阿塔图尔克着手这次历史冒险，尝试赋予“土耳其”这个名字以自豪和荣耀之时，他从法国和奥地利语言学家那儿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他们告诉他说，土耳其语早期的某种形式是所有语言的母语！这对阿塔图尔克的背景故事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根据太阳语言理论，远古时期的土耳其人崇拜太阳，他们称太阳为“ag”，而“agh”的喉音成为人类语言的原始基础。后来证明这是伪科学，但阿塔图尔克是不可阻挡的。

他已经规划好过去与未来、创造出新字母表与语言理论，但仍需要重新定义现在的“土耳其”这个词。他使用了“优秀的土耳其人”这个短语。优秀的土耳其人将充满自豪、勤奋和自信。玩世不恭者会说这听起来像童子军的誓言，然而象征和语言很重要。“优秀的土耳其人”既适用于泥瓦匠，也适用于艺术家。优秀的土耳其人能够学会音乐演奏技法，也能够按时上班。阿塔图尔克告诉自己的国民，“土耳其”（Turk）这个词来源于“图尔卡”（turka），意思是“强壮”。土耳其旅游局的任何人都会用厌恶的眼光看待《午夜快车》这部影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囚禁的美国人与其他狱友一起整天围着一个大石头轮子顺时针走动，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神志不清或疯掉了。有一天，这个美国人决定反抗，开始逆时针走动，其他人试图劝阻他或推着他按正确方向走动。其中有个人想要帮他，抓住他的衣服说道：“优秀的土耳其人总是向右走。”这儿的关键不是方向问题或令人烦恼的监狱，而是即使是囚犯也认为他应该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土耳其人”。

然而这能起作用吗？西方科学和一丁点儿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伪科学就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吗？经济迅速发展，使土耳其没有卷入如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或像20世纪30年代助长了法西斯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大萧条，土耳其比其他“一战”战败国运行得都要好。

今天，土耳其因为与库尔德分裂分子的危险关系而发生流血冲突。2015年10月，土耳其遭遇到其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恐怖分子攻击，当时与“伊斯兰国”有关的人体炸弹炸死了97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举行亲库尔德和平集会而聚在一起的。许多库尔德人谴责埃尔多安总统没有保护他们，谴责他打击他们的分离主义事业。在几周后的一次竞选中，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在国会中为其党派赢得了多数选票。尽管阿塔图尔克也不赞成库尔德斯坦独立，但他的确使许多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相信他们也是合法的土耳其人并拥有土耳其人的所有特权。像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这些小群体也在阿塔图尔克民族主义思想范围之内。他写信给库尔德领导人，保证他们是“神圣合一中携手联合的亲兄弟”。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概念可能并没有消除库尔德分裂分子的渴望，但它确实阻止了极端分子采取更为暴力的行动，并且鼓励他们参与到新兴的土耳其经济建设中来。

我们无法讨论“阿塔图尔克经济学”，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相当不拘一格的，换句话说，是杂乱无章的。曾经有一个名为“自由共和党人”的在野党短期内异军突起，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土耳其也曾有过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随后又出现过类似美国新政式的管制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经济以每年接近5%的健康速度增长，尽管当时世界经济正赶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逆风时期。

遗产

阿塔图尔克深受国内民众崇拜，并得到外国领导人称赞。批评家称他独裁，他确实常常如此。直到阿塔图尔克去世之后，多党政治才得以出现。他不承认库尔德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又有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委员会或哪一伙人会做得更好呢？我曾经与一位土耳其政治学者交谈，他告诉我说，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展太快”，我的这位朋友认为他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展开改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土耳其共和国在开始改革时先组建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由它们开会决定妇女是否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或全国的学校是否应该教授世俗科学，那么那些会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阿塔图尔克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极端主义者。但一个极端主义者在追求什么呢？这使我想起了巴里·戈德华特那饱受争议的说法：“以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恶行，而以温和手段追求正义也不是什么美德。”阿塔图尔克不是圣人，他的动机可能受到利己主义的影响。然而他设法把一个战败的、由多种语言组成的帝国带向了西方文明，并且同时恢复了它的荣耀。这种荣耀并非建立在上天的意志之上，而是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的辛勤工作之上。

阿塔图尔克勇敢而乐观。1926年，一群刺客策划着要谋杀他，警察把其中一个受雇的刺客拖到阿塔图尔克面前审问。这位同谋者不知道阿塔图尔克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他承认自己被雇来射杀阿塔图尔克，因为这位领导人据说已经危害到了国家。阿塔图尔克问道：“可你怎么杀死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你可能会误杀他人。”刺客解释说，在他开火前另一位同谋者会指出阿塔图尔克。阿塔图尔克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交给那位刺客说：“好吧，我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来吧，现在拿着这把枪杀死我吧。”那个人哭泣着瘫倒在地。

我希望阿塔图尔克对文明共和国的持久性不会太过乐观。他曾经说过：“文明是一场可怕的大火，能够烧光那些忽视它的人。”“可怕的大火”听起来更像是《圣经》里的说法，而不是世俗的说法。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类的激进组织，他们唤起人们的宗教狂热，激起年轻人心中的亢奋、鲁莽和愤怒，在许多城市燃起熊熊烈火。有一点可以证明阿塔图尔克是错误的，这一点很危险：与文明的力量相比，极具煽动性的反文明力量可能更强大或者至少更容易被激发。在夏天的晚上，文明的人们会走出家门，欣赏交响管弦乐队用重音炮乐器伴奏的《1812序曲》，但反文明的人们则会走上街头，用真正的大炮射击。

1938年，阿塔图尔克生病了，被诊断为肝硬化，不久就去世了。他的批评家们自然抱怨说这都是饮酒造成的。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卧室里的钟现在依然定格在上午9点05分，也就是他去世的时间。后来证明这也是某种胜利，因为古老的奥斯曼钟使用的是混乱的老式奥斯曼数字符号，“5”是用“0”来表示的。即使在死后，阿塔图尔克也使事情变得更具现代气息。

阿塔图尔克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是赢家。他的婚姻只持续了2年，但多年来，他收养了7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女儿长大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战斗机女飞行员。阿塔图尔克是他8个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是整个土耳其共和国的父亲。

[1]士麦那，伊兹密尔的旧称。——编者注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明治维新

他的使命

· 推翻封建幕府统治

·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

·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

·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要说日本人比美国人或欧洲人更重视合作，这都是陈词滥调了。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期间，当丰田、本田、达特桑（日产）打败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时，管理专家们赞美日本的“品质圈”，甚至鼓励美国的装配线工人模仿日本人，每天早晨早早来到公司，一起边做跳跃运动边反复高喊公司口号。日本人做得没有任何失误。1987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企业的书，其副标题就是“没有失误的管理艺术”。20世纪90年代，这种狂热逐渐消失，当时日本飙升的经济增长已陷入了长达25年的停滞。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日本人“集体主义心态”的思想提出质疑，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日本人比西方人更能感受到集体精神。不管怎样，我们在调查世界历史上最剧烈的改革之一——明治维新时，发现了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不重点研究某一个人，而是要关注几个异常勇敢的领袖，他们设法推翻了已有政权，同时降服了200万名挥舞着刀剑的武士。

突破重围

午夜，坂本龙马睡着了，身旁放着一把宝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把剑。几英尺外的榻榻米垫子上躺着他的朋友，也死死地手握着剑。他们已经熄灭了蜡烛，关上了百叶窗。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们都很早熟——已经结下了仇家，真正的仇家，不是心怀怨恨或嫉妒的运动场对手，而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仇敌，其中包括一些这个国家中最可怕的武士。这个晚上或许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应该像哨兵一样保持清醒。但如果你一直在逃亡，那么体内的肾上腺素最终会让你陷入嗜睡状态，强迫你闭上眼睛。1866年的这个深夜，住在京都外的寺田屋旅馆是个失误。

大约有20个武士正在包围旅馆，预判敌人可能逃跑的路线，以防伏击出现纰漏。一位名叫楢崎龙的年轻女佣认识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朋友。当他们来到旅馆时，她注意到他们黑色眼睛中的紧张不安与疲倦的表情。当晚他们住下后，她泡了个热水澡，把头向后仰去，这时突然听到一扇门被踢开。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长矛在烛光中闪闪发亮。她够不着挂睡袍的钩子，于是赤身裸体跑上后楼梯，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给他报警。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跳了起来，扔了条毯子让楢崎龙裹上，并把她送下秘密楼梯。他们提上宽松的裤子，抓起剑，但坂本龙马同时也抓起了另外一样东西——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左轮手枪）。如果这将是一场野蛮的西部决斗，那么坂本龙马一定会全副武装。他想美国已经激起了这所有的疯狂。

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蹲伏在角落里，听到入侵者冲上楼梯并迅速进入隔壁房间。随后进攻的武士们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举剑猛砍。坂本龙马躲到一件家具后面开始用左轮手枪射击，6发子弹全部射中，6个人倒下了。但武士们还在不断地往里冲，坂本龙马想要重新装上子弹，但武士的剑越来越近。一个年轻的武士扑向坂本龙马，一剑劈向他的左手，他扔掉了子弹。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挥动宝剑，砍落了几个进攻者手中的长矛。但是还会有多少进攻者出现呢？对方人数占优，他们陷入了困境。还好有一扇窗户。他们抓住窗框，纵身跳到了一个空院子里，但这所院子没有通往大街的出口。由于他们比进攻者的动作快了几步，因此得以从一楼的窗户爬回房间，刺破用来分隔房间的纸门（障子门），冲了出去。其中有个卧室不是空的，一对年轻夫妇吃惊地看到两个大汗淋漓、慌不择路的武士冲过他们的榻榻米。最后，他们一路砍过去，找到出口，匆匆穿过大街，纸屏风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形和他们宝剑的形状。攻击者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再回来找坂本龙马算账的。下一次坂本龙马会为应对他们做好准备吗？

坂本龙马的真实故事和过人勇气给人以灵感，人们创作出了7部电视连续剧、6本小说、5部电影、无数个电子游戏、若干长发飘逸的超级英雄玩具和拿铁咖啡上的艺术雕花。但坂本龙马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历史课本，不是因为他锋利的武士刀，而是因为他英勇而精明的政治活动。日本主要电视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民把坂本龙马看作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比拿破仑略胜一筹。沃尔特·迪士尼位列第40位，莎士比亚位列第87位，很轻易地被排在第52名的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默克里打败。马修·派瑞名列最后，此处的马修·派瑞不是《老友记》的演员马修·派瑞，而是1853年驶进东京港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1]坂本龙马和佩里这两个人物在日本政府和文化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使日本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不再那么封建。日本从以小乡村和稻田为代表的与世无争的同质文化转而迈向以炼钢为基础、依赖外国商人的喧嚣的城市文化。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明治维新以及德川幕府的瓦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当某个社会明确选择要颠覆其所有的传统秩序时，这种选择却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内战或血腥的革命。很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统治家族会被迅速处决（像1917年的俄国），或者他们会被枭首示众（像1789年的法国）。

在前面的故事中，坂本龙马从寺田屋旅馆逃跑的那一幕提出了两个关键主题，这值得讨论：第一，武士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深仇大恨；第二，史密斯–韦森手枪。如果没有野蛮的西部美式左轮手枪及其步枪兄弟，日本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让我们弄清楚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对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要。

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刀光剑影中的日本社会

自1603年以来，德川幕府一直统治着日本。是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天皇的地位在幕府之上，但天皇就像镶嵌在长剑手柄上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但毫无用处。德川幕府凌驾在覆盖日本四个主要岛屿、组织严密的封建制度之上。幕府统治者表面上对天皇忠诚，但有权命令天皇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京都。这就使得天皇无法建立一支独立的武士拥护者队伍，甚至让天皇不能大声抱怨自己所受的待遇。1900年美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名为“她只是一只被关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这本该是一首描写天皇生活的日本歌曲：奢华但受制于人。

让我花点儿时间来讲述一下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等级制度。首先是270个地区大名，他们是封建领主，负责自己封地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大米）。大名可以强制推行他们自己特殊的法律和税收政策，然而需要把部分收入作为“礼物”进贡给幕府。为了阻止大名密谋反对自己和秘密分流大名的资源，幕府强迫大名每隔一年需要住到江户（就像路易十四强迫其他贵族们住在凡尔赛宫一样），要求他们花钱供养几个家庭。甚至更为严格的是，幕府强迫大名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要住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在这期间大名要待在他们各自的封地。大名是最高级别的武士，享有大约5万蒲式耳大米的俸禄。儒家学说重视等级制度和有秩序的阶级结构（这就类似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信奉的“存在巨链”的概念，该概念提出了一种社会结构：天使、国王、普通工人、野兽）。在日本，大领主（大名）之下是武士主体，他们担任政府官员和荣誉士兵。武士及其家人的数量在3000万的人口中占到了200万。政府向每位武士支付固定津贴以保持他们的忠诚。低级别的武士包括只在战时参战的农民。低级别的武士中最有趣、在某些方面最可怜的是浪人。他们没有主君或封建领主。他们是流民，因为他们的主君死了或他们被遣散，四处漂泊。浪人这个词的意思是“浪尖上的人”，就好像他们是被海浪推来推去。如果一名武士的主君过早地去世了，那么这个武士就该切腹自杀，因为他一定有过错。如果浪人不自杀，那他就可能会逃走，不光彩地四处游荡。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再回头讨论坂本龙马，看看他如何决定从荣誉武士变为浪人。

非武士平民也有级别，从村长开始，往下是农民和打磨武士剑的工匠。让我们跳过一层，暂时到最底层看一看。这里尽是些憔悴污秽的乞丐（“非人”），以及不可接触的“秽多”，他们搬运死尸、处理人类粪便、充当刽子手。人口普查员甚至都懒得统计这些人，因为他们被归为动物一类，强迫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分居。1871年，政府正式废除了“秽多”和“非人”这些称呼，但耻辱仍然存在。

谁杀死了武士？地位低下的商人的报复

我们略过一个底层阶级，是为了深入了解社会这个大染缸肮脏的底层：商人（町人）。他们的作用对理解德川幕府为什么瓦解至关重要。武士看不起敛财的商人，因为他们缺少荣誉感并且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身体攻击。只有武士才允许佩带武士剑。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大将军强迫农民们上交武器。商人不是不可接触者，而是被视为寄生虫，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阴影中。

武士与商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内爆。简单说来，就是武士欠下商人巨额债务。因为商人不仅仅处于社会底层，而且是社会贱民，这让武士觉得蒙羞。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位于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人能够击败上层人物，这本身就破坏了社会的合法性。

电影《金刚》最初由菲伊·雷和一个22英寸高、外面包着兔皮的橡胶玩偶主演。在影片的结尾，男主人公若有所思地说道：“是美女杀死了那怪兽。”可怕的武士并没有从摩天大楼上落下或用爪子抓飞机，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被一些我们认为美丽而美好的事情——和平与繁荣——消灭了。与斯巴达人相似，武士规则（后来称之为“武士道”，即勇士之道）强调自律、自我牺牲、勇敢并蔑视那些一味谋求物质财富的人。武士是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前冲锋，劈开对手的肚子或者战败后剖开自己的肚子。他们是一支常备军，但问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备而不战、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这不是他们的错。当幕府成功遏制了国内战事并阻止外国人从港口入境时，日本没有了敌人，让武士去做什么呢？同时，和平的城镇与乡村使得商人可以运输货物并创造出一种重商文化，商人的财富必然攀升。最终，商人显然不像寄生虫，而是更像出现在市中心和偏远山村中的那些能够成功获取大米、草屐和丝质和服的人。对武士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化不支持他们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结果，武士表面上受到尊敬，实际上却失业了。他们这伙人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因为他们手头有太多时间。他们的困境让我们回想起第4章中讨论过的奥地利的马林塔尔，该地倒闭的工厂让人们意志消沉。武士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们可能被称为武士，但很难保持武士精神。他们失去了自尊，武士精神不断下降，就好像推着小车下坡一样。”

武士的债务和死亡螺旋

当武士甚至是大名为了撑门面而开始向商人借钱时，下坡的小车开始倾斜，失去控制。因为幕府开始炫耀财富，因此大名到江户拜访幕府以及回到自己的领地时，也被迫炫耀自己奢侈的服装和珠宝。他们从哪儿弄到这笔钱呢？大名们通过商人运送更多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商人们变得更具影响力，但也更受鄙视。武士们也需要炫耀他们在19世纪时的华丽衣服和珠宝：绫罗绸缎、耀眼的宝剑，等等。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在不断发展，每个人都想要炫耀自己很富有，甚至连餐桌旁也出现了这种压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德川幕府初期，来吃饭的客人通常自带食物，主人提供冷汤。到1816年时，一位亲历者描述说：“人们在喝酒吃饭时非常奢侈，他们的点心包括各种美味佳肴。”因此主人不能再用冷汤来打发客人了。“例如，随便在什么地方，一顿讲究的饭菜，人均消费从2—3袋到4—5袋大米不等……现在，即使住在不起眼的房屋和偏僻小巷里的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拒绝食用冷汤。”请注意观察者是如何将一顿饭的价格转换成大米的。大米是当时的交换媒介。但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很快变得更为复杂，要求由银行家和经纪人操纵现金和贷款，他们管理着东京和大阪的大米仓库及市场。贵族和武士当然很想把商人一脚踢开或砍掉他们的脑袋。一个大名每年赚30万蒲式耳大米，但其债务相当于50—60年的粮食产量。“过高财务杠杆作用”（过度举债）不是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发明的术语。武士可以干脆拒绝还债、偷窃货物或杀害商人。但即使是死去的商人也能报复，因为幸存的商人很快就会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中断向欠债不还的大名或无耻的武士贷款。商人从武士鞋子里的石子变成了捆绑得更紧的鞋带。

德川幕府的垮台不是因为所有事情都出现了问题。它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收入消失、贸易枯竭、疾病或战争等状况。恰恰相反，德川幕府的垮台是因为它在面对收入提高、贸易扩大、寿命延长和相对和平的局面时，没有为其统治的社会秩序提供法律保障。偶尔也会发生乡下农民反抗腐败的地方政府，或与那些农作物减产后取消贷款赎买权的商人发生冲突之类的事情，但这些只是特例。

税收制度也没有损害财富，相反，它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它是这样规定的：农民根据过去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往年的产量缴纳了一定数量的年税，如果他们能够设法增加大米、黄豆、小麦等作物的产量，那么他们只需缴纳很少的赋税。这一规定促使农民采用新技术，包括使用更好的肥料和犁具。增加的农作物产量的税率缩小到几乎为零。随着农作物产量进一步增加，城市得以扩大，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农民来种庄稼了。在大阪，棉纺业开始兴起，发展得欣欣向荣。识字率猛增，接近半数的男人能够阅读（但女人只有大约15%）。尽管商人被视为粗俗愚钝之人，但他们还是在城市中引领了一股艺术潮流，开始投资并赞助艺术家和剧作家。那些赋予埃德加·德加和爱德华·马奈灵感的木版画印刷作品大多刻画了19世纪的城市生活，包括色情的女人、相扑运动员和日本艺伎。这些木版画被称为“浮世绘”（ukiyo-e），翻译过来就是“虚浮世界”，指的是城市中出现的朝生暮死的快乐世界。但我想揭示另外一层意思，它表明以前幕府时代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崩离析，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壁垒开始转换、混合，最终像失事船只的漂浮残骸一样漂向大海。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德川幕府垮台中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远隔重洋，日本爱国者能够看到闪烁的灯光。随着灯光越来越近，日本哨兵能辨认出一面旗帜：美国星条旗。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美丽的景象，因为新的虚浮世界将带来更多危险。

西方人如何胜出？幕府又是如何失败的？

200年前，日本人就见过大鼻子、圆眼睛的西方人。1542年，在莎士比亚写《暴风雨》之前半个世纪，呼啸的狂风把葡萄牙探险家吹离了航线，他们的船撞碎在九州岛的海礁上。当时手举长矛的日本人警惕地看着这些陌生人。过了一会儿，水手们显然饿了，因为他们拿出一个长长的、奇怪的金属工具向天空瞄准，然后射中了一只野鸭。当鸭子掉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也放下了他们的长矛。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此后几百年的历史：第一，外国商人开始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日本的陶器、漆器、铜币和银器，随后源源不断的基督教传教士乘船来到日本。第二，17世纪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的发展日益受到传教士的干扰，并且受到外国商人的剥削，因此收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吊桥，迫害传教士及其皈依者，并在随后的200年关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白鲸》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称日本是一个“上了双重门闩的陆地”。日本人把自己孤立起来[除了出岛（Dejima），那是长崎湾上一个人造岛屿上享有特权的荷兰人贸易站]。他们偶尔会听到新思潮的风声。1720年，政府解除了对有关医学、军事和地理方面西方书籍的禁令。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以中医为基础的医书不如欧洲人的解剖术。

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驶进江户湾的时候，日本人面临着难以抗拒的压力。他是被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和美国国会派往日本的。当记者霍勒斯·格里利提出他著名的建议“到西部去，年轻人”时，他指的是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方。截至1850年，那些地区已经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白宫找到佩里，告诉他“到真正的西部去”。他照做了。四艘烧煤的大船冒着滚滚黑烟，带着撬开日本贸易大门的使命起航了，就像当年英国成功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样。此外，美国还想要得到一个安全的港口，以便于捕鲸船得到补给（捕鲸是美国的第五大产业）。日本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上强国。如同16世纪被葡萄牙人的火枪所惊呆的岛民一样，日本精英阶层既感到敬畏、憎恶，又感到惊愕、气馁。佩里留下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来信后离开了，6个月后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着7艘蒸汽轮船和礼物，包括一套玩具火车。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甚至连玩具火车也没见过。他们很快认识到蛮夷已经遥遥领先了，于是成立了一家“蛮夷书籍调查学会”。该学会研究什么呢？学会的研究者不是研究那些与野蛮这个词语有关的战斧、掠夺和匈奴王阿提拉等事情，而是研究火车、有轨电车和黄包车。大部分日本人从来没见过车轮，因为德川幕府禁止那种装置，害怕车轮能使反叛者把大炮运到江户。没有车轮和蒸汽机，1853年的日本人怎么能够进行军事或商业方面的竞争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哲学问题，迫使日本人重新思考并推翻其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那些体味难闻、长满体毛的蛮夷怎么能够比神圣天皇的子民更善于思考呢？”在研究了西方大口径枪炮、比较了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日本人意识到他们误解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然而日本内部的有关阶层又怎么样呢？难道日本领导人就没有可能误解每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位置吗？不可接触者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或者武士为什么不能倒台呢？如果武士在社会上倒台的话，他必须倒在自己的剑下吗？

刚开始的那几年，德川幕府试图回避这些问题，只是对美国人做出很小的让步，有时结果非常可笑。日本政府把第一位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打发到下田，这是一个刚被海啸摧毁、与外界隔绝的港口。美国人连续14个月没来看望哈里斯，也没有给他运送物资。日本人把硬得嚼不动的公鸡卖给他，并要求他住在一座旧庙里。庙里尽管老鼠横行，但显然还是相当凄凉的。哈里斯体重大减，以至他说自己看起来好像从身上劈出去一个副领事。尽管如此，哈里斯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个称职的外交官。他最终促使了德川幕府在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也成为俄国、丹麦、法国和英国代表团的模板。协议开放了更多港口，削减了关税，减少了鸦片贸易。触犯日本法律的美国人在美国法庭接受审判。包括坂本龙马在内的许多武士变得怒不可遏。一位有名望的大名——水户市的前领主，只要看到美国人驶入江户湾鸣枪示威就感到厌恶，更别提他们还从事未经许可的调查活动。这位大名说：“这是有史以来我们遭受到的最大耻辱。”为了报复德川幕府的让步，一群浪人跟踪并杀死了哈里斯的翻译。

日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选项一：对西方开放，学习他们的技术，但这很没面子；选项二：坚决拒绝西方人。面对这种重大选择的德川幕府将军只有29岁，他体弱多病，没有子嗣。但他做出决定，同哈里斯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因为他知道，假如同美国进行海战，一定会丧权辱国。他也清楚自己同武士们的关系不牢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贬黜，于是他向天皇的妹妹求婚，以此征得处于象征性地位的天皇的同意，支持自己的决定。

许多大名反对《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拒绝接受孤立的终结。他们谴责幕府，强烈要求结束德川幕府的统治，因为他们觉得江户过于软弱。他们也向天皇呼吁，并在“尊王攘夷”的呐喊声中游行示威：“恢复皇权，驱除蛮夷。”

推翻封建幕府：坂本龙马的反抗游行

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开始反抗西方人，也开始反抗江户懦弱的幕府。萨摩藩的武士杀死了一名在横滨旅游的英国游客，美国和英国则轰炸其封地内的要塞作为报复。长州藩的大名出动自己的炮艇，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步枪向西方人的船只开火。但后来出现了最令人震怒的羞耻一幕：幕府允许那些侧倾的、冒着浓烟的西方船只在日本船坞修理。武士们认为这是卖国行径！

现在让我们回到坂本龙马这个人物。在我们开场的故事中，幕府的部队奉命刺杀坂本龙马，袭击了寺田屋旅馆。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坂本龙马是一位剑术大师，住在土佐藩，也就是大约200个武士喊着“尊王攘夷”战斗口号的地方。他们称自己为“石狮”——具有崇高目标的人。坂本龙马加入了这个被激怒的团体，谋划要推翻或行刺一位地区领导人。但坂本龙马认为，焦点应该在德川幕府，而不是幕府的地方代理人。坂本龙马离开了他的主君成为浪人——接受训练，进行暗杀活动的流浪叛徒。他的首个刺杀目标是幕府的一位最高级别的军事与政治顾问，名叫胜海舟。当时坂本龙马对治国理念几乎一窍不通。他说自己出生于种植土豆的贫穷农民家庭，根本没有学习兴趣。孩提时代他在学校被人欺负，或许是因为他看起来弱小，或许是因为他爸爸只是个卖清酒的低级武士。像许多在操场上被虐待的孩子一样，坂本龙马想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于是开始学习剑术和搏杀。孩子们不再欺负他。但作为成年人，他憎恶幕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暴行。

在面对他的刺杀目标胜海舟时，坂本龙马可以说武艺超群，令人敬畏。但当他开始与胜海舟讨论日本的未来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理智的洞察力还只是个孩子的水平，他必须学习更多东西。胜海舟解释说，只是摧毁幕府还不够，驱除蛮夷也不够。日本必须学习蛮夷的方式、武器和技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海军称霸海洋。胜海舟由坂本龙马的刺杀目标变为他的高级导师。胜海舟教授他军事战略、企业结构和美国的《人权法案》。坂本龙马很快认识到他必须超越“尊王攘夷”，日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外国人的知识，而不是杀戮他们。在搭乘一艘日本战舰出海期间，他为新日本制订出《八点计划》，即所谓《船中八策》：结束幕府政权、支持天皇、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创办现代海军等。所有这些都将实现，其中有一些更为急迫，新型海军的建设不能等待政治决策。坂本龙马创立了一支私人海军（三菱公司的前身）。这支海军的首个使命是：袭击幕府的武装力量。时至今日，坂本龙马依然被认为是“日本帝国海军之父”。

作为没有根基的浪人，坂本龙马意识到，对自己所追求的一切，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甚至与胜海舟一起合作也无济于事。他需要招募大名。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大名们正在内讧，忙于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战斗。长期以来，长州藩和萨摩藩一直在互相争斗，然而双方都对幕府允许敌方的外国军舰在江户船坞修船的命令和意愿感到愤慨。坂本龙马不是凭借手中的长剑，而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中斡旋，最终在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达成了军事联盟。德川幕府领导人获悉坂本龙马在进行谈判，于是当即将其列为刺杀目标，派忠诚的职业杀手前往追杀。当然，坂本龙马和那两个反叛的大名的谈判也处于麻烦与危险之中。正是在这些谈判间隙，坂本龙马及其保镖想在寺田屋旅馆休息一下，不料却被幕府凶残的刺客惊醒，好在他们没有得手。大家还记得在我们讲述的寺田屋故事中，坂本龙马抓起了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一位发起“驱除蛮夷”运动的领导人用蛮夷的武器向正抵御蛮夷入侵的同胞射击，方才得以逃命。然而，这确实讲得通，因为坂本龙马的政治策略就是提倡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他们最好的工具，包括那天晚上对付武士同胞的手枪。

在下关港口附近，坂本龙马指挥着一艘战舰并协助领导长州藩农民自卫队击溃幕府海军。萨摩藩也在准备自己的进攻。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日本即将陷入自己的内战。接下来萨摩藩和长州藩谋划出了一个聪明而大胆的计划。他们实际上是劫持了天皇，却宣布已经恢复了帝制。突然之间，这些反叛者看起来像是真正的爱国者。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被传到幕府那儿，而此时的幕府看到自己的人正遭到屠杀。其家族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将军接受了坂本龙马的计划，并宣称该计划是自己提出的。1867年11月，德川幕府让位，宣布“奉还大政”，由14岁的天皇负责掌管国家。

在坂本龙马令人惊叹的妙举发生之后几个星期，他和一个朋友及其保镖中途停留在京都的一家旅馆中，他的保镖是以前的相扑摔跤手。又有一群刺客闯进他的房间，坂本龙马再次抓起剑，但没有找到逃跑的路线。他们被刺杀了。后来，遭到废黜的幕府特警队前任队长最终因为谋杀坂本龙马这一罪行被处决了，但是难以找到真正的证据。犯罪动机不是因为坂本龙马通过自己的剑、自己的狡猾，特别是自己的外交手腕摧毁了幕府政权。

今天，政客们在互相竞争中几乎都想利用人们对坂本龙马的怀念，这令人捧腹。几年前，日本前法务大臣从执政的自民党退出，因为他“想充当坂本龙马的角色”。但其对立党的一位领导人反驳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在扮演坂本龙马的角色”。随后国土交通大臣承认他“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是坂本龙马更大的粉丝。看起来每个人都是坂本龙马的粉丝，因此当政府把坂本龙马严肃而光辉的形象铸造在1000日元硬币上时，收藏者马上抬高其价值，使其比法定面值高出很多倍。

明治维新还是明治革命？

天皇的名字叫睦仁，但人们称其为明治天皇（开明的天皇）。天皇不知道如何舞剑、射击或骑马。幕府不在了，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没有了儒家秩序以及由刺刀和羞辱强制推行的等级制度，这个僵化的社会能够运行下去吗？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部名叫“Eijanaika”的电影再现了当时混乱的狂热，描绘了农民、妓女、皮条客和以前的武士在街上、在妓院、在啤酒屋放纵地唱歌。他们不是在为新的民主权利和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而欢呼，而是在为废除了封建障碍而欢呼。其中有一个镜头，女人们疯狂地跳舞，对着警察掀起和服，扭动屁股。影片的片名被译作“为什么不呢”。未来完全开放——要么更好，要么更糟。

对那些使用“明治维新”说法的历史书我不能认同。凸显“维新”这一说法是政治煽动者的一种宣传手段，他们想要争取民众支持天皇。事实上，自12世纪以来天皇便不再掌权。明治天皇不是垂帘听政，也不是等待从恶毒的篡位者手中夺取王位的哈姆雷特。幕府政权瓦解之后，与其说天皇是傀儡大师不如说是牵线木偶。他在皇位上是为了见证革命，而不是导演一场维新。“明治革命”消除了封建障碍，采用宪法来保护人民，颂扬西方文明，解散了武士并以应征军队取而代之。新政府将《五条誓文》公之于众，承诺将广开言路，结束“过去的恶习”。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远不及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那样血腥。我主张历史学家们不要总把明治时期称为一场革命，因为战场上尸体的数量太少了。日本应该为付出如此少的生命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被称颂。

明治革命让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几个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经历一场革命而同时既保持爱国主义观念，又几乎对每件事都进行彻底革新吗？在明明知道大量人员（200万名武士）经年懒散、不参加生产、士气低落时，国家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回答这些与当前相关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在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革命中，年轻的明治天皇看到了什么。

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明治天皇本人。对于那些想做进一步了解的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德·基恩教授写了精彩的厚厚一卷书。简单来说，明治天皇没有正常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远离皇宫的普通小房子里，因为当地习俗认为出生过程是“污秽的”。他由父亲的皇后养大，而不是自己的生母。他自己的妈妈并没有死于分娩，但因为她是妾，因此注定在照料这个婴儿时要称其为“殿下”，而不是“儿子”。睦仁长大后，他会去拜见父亲的皇后，但“从来没有迈进自己亲生母亲的门槛”。这段话出自睦仁的德国医生之口。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帝国皇帝放弃了中医，而选择了西医。

一路向西：岩仓使团

在明治天皇上台的时候，“尊王攘夷”的口号也被废弃了，以“文明开化”（文明和启蒙）取而代之。这部分源于由坂本龙马《船中八策》发展而成的《五条誓文》极力主张人们放弃“不合理的习俗”，以“世界的习惯做法”取而代之。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狂热爆发了。这种症状时而肤浅时而深入。昔日的武士砍掉他们的顶髻发型，采用由理发师设计的西式发型。一首流行歌曲震耳欲聋：“如果你拍拍理完发的脑袋，它会发出‘文明与开化’的回声。”已婚妇女和昔日的贵族不再剃掉眉毛、染黑牙齿。牙刷流行起来。因为西方人吃牛肉，因而佛教僧侣也被要求吃牛肉。政府开始阻止杀婴和流产，而这在德川幕府时代很普遍。

一位名叫岩仓的官员认为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第一手经验，于是他乘坐一艘崭新的363英尺长、耗资100多万美元的燃煤的大船开始旅行。它几乎与当初的公主邮轮一样宽，一等舱有30个座位，二等舱有16个座位。船的名字很能说明问题，叫作“亚美利加”号。这艘船在布鲁克林建造。岩仓与48位官员、学者一起，历时2年，带领使团到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英国，法国和欧洲各港口，返程时途经埃及、印度和中国考察。在华盛顿，他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递交了一封天皇和首相的签名信，信中许诺日本将“进行改良运动”，这样就可以“与最文明的国家站在相似的基础之上”。当时的场景一定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比美国东道主个子明显矮得多，头戴高高的帽子、身着燕尾服走进会场，而美国人则穿着很随意。一位先前曾访问过美国国会的日本人评论过国会议员，说他们“互相大声争吵”，并且其穿着打扮像“我们鱼市”里的工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代表团参观了水晶宫和杜莎夫人蜡像馆。他们对世界第一条地铁网羡慕不已，由他们指定的历史学家记录道：“列车在我们宾馆所在街道的下面飞驰，因此我们能够听到它们雷鸣般的隆隆声。”在描述铁路时，这位历史学家说：“上车的乘客像蜜蜂一样拥挤，而下车的乘客像蚂蚁一样奔向四面八方。”日本人好好上了一课。一个世纪之后，东京的地铁闻名世界，因为他们在上下班高峰期雇用“推手”（oshiya）将乘客塞进车厢。访问者还参观了地毯厂、印染厂、钢厂和棉纺厂。日本人试图实现现代化，也试图阻止被更先进的贸易伙伴吞并。一位高官问一位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说：“兰金教授，请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在日本建立制造枪械的工厂呢？”那位教授回答说，日本应该创办大学，把年轻人培养成工程师。

并不是所有的讨论都充满溢美之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同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的会面中，日本人在讨论宗教自由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恼怒。日本的副大使非常恼火，称那次讨论“无法忍受”。但随后他改变了想法，在回国时说，“（外国人将一直）把我们看作野蛮民族”，除非日本废除反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规定。

岩仓的出访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日本人深受启发，回国后开始彻底改革经济政策，重新安排社会优先事项。几年后，他们造出了“亚美利加”号的姊妹船，被命名为“日本”号。马克·吐温称之为“豪华之舟”。

今天，日本1万日元纸币上印的是多产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的照片。如果说坂本龙马是斩断德川幕府统治者执政权的剑，那么福泽谕吉就是在全日本各地传播新文化的笔。福泽谕吉也出身于低级别的武士家族。他到西方旅行的时间甚至比岩仓使团还要早，回国后写成《西洋事情》一书，创办了一所大学，开办了一家报馆。他的《物理学图解教程》成为学校的通用教材。福泽谕吉认为，妇女在家庭财产分配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妇女应该接受教育，特别是有关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教育。他说：“这就像给文明社会的妇女们提供了一把用来自卫的匕首。”然而最重要的是，福泽谕吉鼓励独立精神。他相信，金钱能够买到学校和工厂，却买不到文明。文明必须靠争取才能得到：“除非我们能够慢慢地给人们灌输一种独立的精神，否则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的外在表现只能成为无用的附属品。”这话听起来像是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里根的组合。他批评政府官僚干涉贸易、文化等所有事情，把普通百姓当作“纯粹的寄生虫”。在西方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哪项贸易或工业上的发明是政府创造的。所有有价值的发明都是伟大思想的产物……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铁路是罗伯特和约翰·史蒂芬森脑力劳动的产物”。起初，明治政府忽视了福泽谕吉的许多经济建议，接管了造船厂、丝绸纺织厂和棉纺厂。政府发行债券负担它们的费用。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账单开始积累，于是政府开始了180度的大转变，把那些生意卖给私人投资者并把工作转包给他们。

让我们弄清楚日本学习西方文明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们主要的动机是强化日本这个国家，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托马斯·杰斐逊和埃德蒙·柏克的民主政治训令。“文明开化”的口号与“富国强兵”相伴而生，意思是“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从根本上说，与赢得道德哲学家的喝彩相比，日本对发展经济、财务和军事实力更感兴趣。比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日本领导人更喜欢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日本的核心挑战是要汲取西方的知识，使之与日本的传统遗产相结合，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国家。这能够实现吗？对于一个200年来一直躲在薄薄的纸屏风、肥胖的相扑摔跤手和致命的武士剑后面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不大可能。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谁拉着牵线木偶的线？

岩仓和其他约100位明智人士（几个不太明智的人也溜了进去）在王权背后负责管理。当然，尽管有些人可能也会受到贪婪、自大和渴望报复过去所受怠慢的鼓动，但总而言之，他们的声明和所做决定的结果展示了他们对民族未来所做的卓越贡献。其中许多人很年轻，大部分人出身于低层或中层武士。《五条誓文》为他们正在形成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平台，但这个平台并不稳定。革命开始时，政府没有力量以金钱的形式征税，而且国家也没有本位货币。幕府习惯于征收蒲式耳大米。大名拥有大部分土地，200万名武士期待着他们定期的固定薪俸。正式宪法直到1889年才被制定出来（以德国宪法为样板）。因为《五条誓文》坚持“高层和底层全都联合起来执行”事务，因此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必须废除封建社会结构。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是无所畏惧的。曾参加起草《五条誓文》的前激进分子木户孝允走遍全日本，说服强大的大名把自己分封的土地交给天皇，以此换取公债以及在新政府里的发言权。木户孝允不虚此行，大名搬到了东京的住宅并告诉自己忠诚的士兵听从天皇的指挥。

接下来要面对最大的挑战：怎么应付200万名武士？

武士是骄傲而不安分的，他们身边一直放着宝剑，尽管在历经大约20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他们的宝剑已经锈迹斑斑。在这轮船、火车和受教育的妇女所在的新世界中，武士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些新领导人以天皇的名义宣布等级制度结束，现在日本公民可以从事任何自己想做的工作。那些一生都在搬运人类粪便的底层人民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可以学习医学和法律。接下来是真正英勇的、视死如归的决定：终结武士阶层。政府把他们的传统固定薪俸砍掉一半（并很快将其转换成债券）。一个社会只有三种商品可以分配：权力、财富和声誉。明治时期的领导人从武士身上把这三样都扯了下来。武士现在被称为“士族”，这是一个空头衔，没有特殊权利，只有声誉日渐衰退后留下的悲伤。1876年，政府禁止士族佩剑，尽管有些人把剑拿在手里，试图以此来打擦边球（这一做法不起作用）。随着新规则的颁布，木户孝允说武士把他看作“极端危险分子，那些从来没有心怀怨恨反对我的人开始对我表示愤怒，世界上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到我身上……我准备为这项事业牺牲自己”。

愤怒的武士开始反抗，他们组织了一次针对东京，和岩仓、木户孝允等人的袭击。但这些新领导人又采取了另外一项勇敢而精明的措施。在废除武士阶层之后，他们宣布组建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帝国军队，准备用来对付武士的反叛甚至是外国人的入侵。其中有位军队领导人指出，彼得大帝已经在圣彼得堡建造军舰并指挥着数百万常备军。对此，他写道：“我们现在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有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兵……制造并储备武器。”在新军队能够考虑对付俄国之前，它不得不面对萨摩藩2万名愤怒的武士。新的帝国军队粉碎了叛乱，反叛领袖西乡隆盛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2]他通常被称为“最后的武士”。原则性极强的西乡隆盛曾经领导反抗德川幕府的斗争，但对新政府羞辱武士的做法感到不满。他的那些剩余的追随者举起长剑，冲进天皇平民军队的精准瞄准范围内。武士可能会在神话、电影和书中复活，但绝不会再出现在真正的战场上。12年后，也就是在宪法颁布的同一年，为了显示宽宏大量和对共同历史的尊敬，明治天皇在西乡隆盛死后宽恕了他。

武士反叛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明治政府领导人勇敢地决定彻底改革他们的封建制度，而且冒着惹怒装备精良的选民的风险。今天，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太过胆怯，不敢改革权利保障计划或重新讨论政府计划，因为有太多的受益者和太多的官僚会面临风险。这些领导人应该考虑一下武士的例子，这或许能够给他们一些勇气。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选择时，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明治经济得以解放

在本章前面我说过，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并没有失败，也没有栖息在悬崖边上等待崩溃。像美国南方一样，尽管日本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并没有停留在奴隶制阶段。税收制度甚至鼓励乡下农民在自己的土地里投资，种植更多庄稼。但明治时期的日本也需要一次工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机动性。我的意思不仅仅是需要火车、轮船来运输货物，而且需要人们在居住环境、职业和精神方面更加灵活。打破等级制度是关键性的第一步，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变换职业，而且可以到不同地区从事新的工作。一些昔日的武士放下宝剑，拿起了锄头、锤子和铆钉，其他一些人离开农村来到城里。新政权废除了道路通行费，形成了流动性更强的国内市场。当年日本人看到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来的礼物时，他们曾艳羡不已。那是一套按照1/4比例制作的玩具火车，带有一节旅客车厢和370码[3]长的轨道。此后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为连接东京和横滨的真火车剪了彩。政府解散了阻止年轻人从事新行业并抬高物价的行会。此处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改革家对抗强大而有组织宗派的典型实例。今天，那些抱怨自己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妨碍的国会议员应该留意，公众选择理论家也应当留意。因为明治时期的生产力甚至比德川幕府时代提高得更快，所以日本很少进口粮食。这不是挨饿的征兆，而是表明日本人想出了办法，可以利用数量更少的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农业的兴旺释放出更多资源，企业家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工业中。日本从出口大米之类的原材料商品转变为出口精美的纺织品成品。日本的繁荣部分源于桑蚕这种小虫的辛勤工作，它使日本成为最大的丝绸输出国。棉纺厂的数量迅速增加，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棉纱锭的数量增长了好几倍。一位英国棉花关税谈判员把曼彻斯特和大阪的工厂做了一下比较，得出结论说，日本的优势并非来自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漫长的劳动时间”，而是因为“大阪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生产的经济价值”。一位关注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称其优势“令人吃惊”。1889年，日本棉花产量几乎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原来的10倍。为了吸引工人，厂方提高了薪水，并持续增长到20世纪。为了支持福泽谕吉早期关于创业的观点，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有趣的新研究，他们利用精确的、分别从每一家公司得来的数据，指出那些最兴旺的公司并不曾接受政府的资金资助或援助。随着更多企业的成功运作，公司开始向公众出售股票，股东的数量从1886年的10.8万人猛增到1898年的68.4万人。企业家的数量增多了，而且他们大多不是来自精英家庭——大约3/4的企业家来自以前被归为平民阶层的家庭。最重要的是，公众变得越来越聪明，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五条誓文》宣称：“全国将没有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成员是愚昧无知的文盲。”截至1900年，包括女孩在内，大约全体日本孩子都接受过学校教育。同时，政府开办大学，并把优秀学生送到国外学习，把商科学生送到美国，理科生送到德国，法学专业的学生送到法国，航海类专业的学生送到英国。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现在日本的棉纱锭比英国的转得快，日本的孩子们在学习自然科学，日本政府官员头戴礼帽、身着燕尾服四处走动。这必然会遭到强烈抵制。

与我们前面的发现相一致的是，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很快带来了较低的生育率以及更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其所遭到的抵制主要表现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日本人变成了什么人？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德国人，装腔作势的人，还是想变成重要的人？日本群岛曾经以团结有序的精神而自豪。日本现在还有顽强的个人主义、暴发户和武士死魂灵的空间吗？长期保持的传统何去何从，是好还是坏？日本人能够坦然地坐在世界领先国家之间，为他们的歧视性观点（通常是将女性当作幼儿对待）辩护吗？明治政府如何既保护了独特的日本性格又使国家团结一致，同时还鼓励其人民借鉴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人怀疑日本需要学习更好的方法来种植棉花，掌握更快的方法来操作机器，学习更耐用的方法来建造可以抵御海啸的房屋，以及掌握更先进的能够战胜疾病的西方药品。但是那些富士山下从东京高速开往京都的火车带走日本的灵魂了吗？明治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写了一本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心》。小说描写了在混凝土建造的城市中、在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上人们的寂寞心境。一位老人说：“你看，既然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孤独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其间，贾科莫·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讲述了放弃传统、接受转瞬即逝的西方方式所遇到的风险。尽管普契尼是意大利人，但这故事来源于日本人向传教士讲述的真实故事。在演奏了抄袭自美国国歌的几个旋律音符之后，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的年轻美国海军中尉来接15岁的巧巧桑做他的新娘，巧巧桑以前做过艺伎。他还带来了一份为期999年的房屋租约，这所房子可以俯瞰长崎港。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租约就可以取消，这是日本方式。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婚姻也可以取消。他暗示说这也是日本方式。在第一幕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提醒说，他将“与蝴蝶一起玩，即使这样做会毁坏它的翅膀”。巧巧桑愿意放弃自己的佛教信仰，转而信奉基督教。但之后，她丈夫返航回到美国。她等了他3年，尽职尽责地养育他们的儿子，等待中尉返回。随后传来一声炮响，巧巧桑唱起高昂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在令人心碎的“等你归来”处达到高潮。平克顿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驶入了港口。巧巧桑开始装饰屋子，“到处都是鲜花”，并穿上了婚礼礼服。但中尉不是来和她共度第二个洞房花烛夜的，而是要来带走孩子，交给他的美国妻子抚养。在歌剧最痛苦的一幕中，巧巧桑给她年幼的儿子戴上眼罩，在他的小手中放了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拿起匕首自尽了。她放弃了所有的日本传统，只保留了一条——体面的死亡：“当一个人不能够再光荣地活着，那就光荣地死去。”

明治政府展开讨论，避免把全体国民都变成孤独的有轨电车乘客和巧巧桑。日本及时回头，复兴神道教和日本的神话传说。在明治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神道教牧师已经被佛教徒和儒家学者挤到了边缘地带。但与其他那些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信仰相比，神道教故事提供了更加令人振奋而独特的日本哲学。《古事记》是公元8世纪的典籍，记载了几千年前日本神话的形成。在通往天国的浮桥上，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举起一把“天国的珍珠矛”，把它投入海中搅动。当伊耶那岐把矛举到空中时，4滴结晶盐掉回海里，形成了日本国土。因此，根据这个故事，日本是神性行为的结果。政府开始提升神道教和以太阳女神为首的万神殿神明的地位，设立了神道事务办公室和礼部。太阳女神的儿子是谁？明治天皇。因此，现在那个瘦瘦的年轻人有了三个妈妈：自己的生母、父亲的皇后和太阳女神。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几乎没有日本人真正相信他是天意神授的结晶——直到1905年天皇的海军大败俄国人。在那一刻，神授帝国统治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

明治时期的领袖们做了四个艰难的选择：第一，为了保持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撬开国门，发展贸易。第二，他们降伏了那些从社会等级、行会和其他妨碍社会机动性中受益的人。第三，他们废除了武士阶层，这些可怕的敌人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经济与社会进步。第四，他们认识到只有金钱和遗传还不够，为了保持四个岛屿的统一，他们必须提升某种团结一致、独一无二的日本精神。

1912年，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和肠胃炎，这证明了他毕竟还是人类。此时的日本比明治天皇执政前繁荣得多，只是多了点儿困惑。社会等级障碍已经消除，现在年轻的男男女女需要游走于“wa”音和“yo”音之间，[4]挣扎于日本传统和西式风格之间。今天，在东京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斗争——年轻人在神社中祭拜祖先，但随后就会戴上Beats耳机，踩着滑板回到大街上，口中发出街舞音乐中的变音“yo”（呦）。

[1]二人英文名均为Matthew Perry。——编者注

[2]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失败后，以“介错”而死。——编者注

[3]1码=0.9144米。——编者注

[4]日语中，“wa”音意为“和”，指代日本；“yo”音意为“洋”，指代西方。——编者注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唐佩佩与果尔达

他的使命

· 废除腐败的军队

· 创立持久的民主

· 让黑人移民的孩子成为公民，让妇女获得选举权

·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德国、意大利、法国、匈牙利、斯里兰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王权统治。而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宣言》。相比之下，1948年被《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定为一个时间分割线，目的是让学生们记住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件，一个名叫彼得·戈德马克的人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第二件还没有第一件那么重要，那就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召开了一次会议。然而，对我们来说，1948年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一下两个人物，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一点——这两个人物上台时，他们的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并且，这两个人都曾遇到过一些常见的借口，那些平庸的政客经常为自己国家的衰败找的借口。

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人称“唐佩佩”[1]。此人发动革命，与腐败政府进行斗争，给国家带来了长治久安的民主局面，这比中美洲地区的其他邻国早了40年。他本来可以轻易地利用那些陈腐低劣的借口，说什么“周边国家如此腐败，根本不可能期望我们比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做得更好”。我们会发现，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唐佩佩的双手沾满污秽，他甚至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他的这些行为是否否定了他后来的功绩呢？第二个可以利用的借口是：“哥斯达黎加无法为一个穷兵黩武的现代奠基人感到自豪。”唐佩佩通过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国家可以充满自豪和爱国热情，即使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不那么圣洁高尚。

果尔达·梅厄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开垦葡萄园和花园。她发现整个地区遍布巨石、干旱和带有沙文主义的男人。我们经常听说有些国家因为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变得繁荣昌盛——委内瑞拉的石油、埃塞俄比亚的黄金以及海地的铜。但巴勒斯坦地区一无所有。果尔达曾开玩笑说，这里唯一的自然资源就是沙子。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以及以色列总理，她本来也可以利用那些陈腐的借口，说什么“我们没有自然资源”。但是，果尔达坚持垦荒，并招募其他人也参与其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她居住的地区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水果和蔬菜。近些年来，曾被果尔达戏称过的沙子已经被制成了硅，而以色列自己的“硅溪”（Silicon Wadi）所推动创建的高科技企业数量（人均）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多。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唐佩佩和果尔达·梅厄。同发明慢转密纹唱片的那个家伙相比，这两个人无疑使得1948年显得更为与众不同。

唐佩佩：是什么造就一个魔头，是什么造就一个人？

唐佩佩肩膀瘦削，鼻头下垂，身材不高，肤色黝黑，有些秃顶，并不完全具备领袖气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特工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夫妻糖果店店主。但在1971年的一天，唐佩佩不是在搬运士力架巧克力棒，而是手持冲锋枪在扮演英雄的角色。一架飞机从迈阿密起飞后不久，一伙尼加拉瓜恐怖分子冲进驾驶员座舱，拿枪对准机组人员，要求在哈瓦那降落。一位乘客试图反抗，结果被他们射伤。飞行员对劫机者说他们必须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补给燃料，他们相信了。当时唐佩佩正担任自己第二任期总统（第一任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警察一起冲到了停机坪，手里牢牢攥着一挺冲锋枪，吓得恐怖分子不敢正视他们。他同警察一起对着飞机发动机开火，并把飞机轮胎打瘪了。他后来说：“我当时看到机舱里面的一个恐怖分子正把枪对准一名女乘务员，于是我当机立断，下令向飞机内投掷催泪瓦斯。”他们击毙了两名劫机者，打伤了另一名，所有乘客获救了。

此人为什么如此擅长使用冲锋枪？为什么这个人能够把哥斯达黎加变成拉丁美洲地区最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洲唯一的民主国家。他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反战主义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唐佩佩的政治生涯开始时，他亲自引爆建筑物，恐吓百姓。因此，在攻击恐怖分子时，他抱有怎样的道德立场呢？律师或许会援引“金盆洗手”的理论来解释，而文学教授或许会提出那个极端的例子，说什么麦克白夫人永远也无法清洗干净自己手上的血迹。对我们来说，唐佩佩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否重建其荣耀、民主和经济，即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曾打打杀杀，其行为可以被看成恐怖主义呢？

从公共图书馆走出的令人自豪的毕业生

尽管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并非来自纯正的贵族家族，但他父亲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位移民医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家庭。他的母亲是位教师，也来自西班牙。1906年唐佩佩出生时，哥斯达黎加十分原始和落后，在随后的50年时间里也没有太多改观。道路是土路，苍蝇横行，没有厕所，儿童赤身裸体，农民用水采用限时供应的方法。唐佩佩是个聪明的孩子，数学、物理成绩优秀，他甚至选修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一所学校的函授课程。他一定是在函授学校学习期间喜欢上了他所接触到的美国事物，因为几年之后，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指示，而是跳上船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工程和水电，同时在一家茶叶公司打工，担任翻译。不久，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随后制定了自己的课程表，经常出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读工程学著作以及塞万提斯、马蒂和康德的作品。尽管唐佩佩中途辍学，但今天，麻省理工学院依然声称他是该校的学子。唐佩佩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说自己的母校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而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爱情，然后是战争

1928年，唐佩佩回到哥斯达黎加，几年之后定居在距离圣何塞骑马大约7小时路程的一处农场。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农场主，种植咖啡豆、大麻和龙舌兰仙人掌。他从仙人掌中提取卡布耶叶纤维，将其制成绳子和麻袋。很显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的工程教育最终派上了用场。1940年，很不般配的一对新人结合了。一个女孩在看望住在圣何塞的姨妈时出席了一场晚宴。这个女孩22岁，来自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长老派信徒，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她的名字恰如其分，叫亨丽埃塔·博格斯。唐佩佩也受邀前来参加晚宴。姑娘的姨妈认定了两件事：第一，这两个年轻人会结婚；第二，唐佩佩将来会当上总统。亨丽埃塔后来解释说，她姨妈对许多事情都曾做过相当古怪的预测——飓风、干旱，但这些预测从没有成真。然而，她对唐佩佩的预测是个例外。亨丽埃塔回忆说，她姨妈之所以这样预测，是因为“他脑袋后面的曲线轮廓同希腊雕像一样美丽，这就证明他会成为总统”。亨丽埃塔很快接受了唐佩佩的求婚，憧憬着自己将在种植园里开始一段富有异国情调、迷人而传统的生活，嫁给一个温和的拉丁美洲人，尽管此人生就一副非常弯曲的头骨。但故事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唐佩佩是个不安分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潜艇横跨大西洋，投放间谍，并在墨西哥湾和西大西洋攻击过往船只。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知道纳粹德国潜艇曾从巴拿马运河入口处秘密潜入长岛海峡。1942年7月30日，一艘纳粹德国潜艇在距离密西西比河河口只有45英里远的地方炸毁了“罗伯特·E.李”号游艇，船上有406名乘客。几个星期之前，另外一艘U–161潜艇潜入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港口利蒙港。纳粹德国海军指挥官通过潜望镜发现码头工人正在从“圣巴勃罗”号汽轮上卸货。他指挥手下发射了2枚鱼雷，直接击中了“圣巴勃罗”号汽轮的一侧。轮船爆炸了，大火吞噬了码头。此次袭击杀死了23名哥斯达黎加平民，外加1名海员。那年，在墨西哥湾，20艘纳粹德国潜艇在执行纳粹所谓的“击鼓行动”或“第二段欢乐时光”任务中，击沉了70多艘船只。

随着“圣巴勃罗”号汽轮的爆炸，哥斯达黎加也被引爆了。7月4日，2万名哥斯达黎加人冲到一处公共广场，聆听总统拉斐尔·卡尔德隆对德国背信弃义行为的反应。但卡尔德隆没有出现，抗议演变成了骚乱，演讲者谴责卡尔德隆没有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轴心国武装的攻击。暴徒们向大楼扔石块，打劫者趁机闯入123家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些西班牙人开的商店，把货架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警方逮捕了100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几代人之前就已经移民到哥斯达黎加的家庭，他们主要经营糖、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购买了这个国家40%有价值的咖啡作物。）在珍珠港遇袭4天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要求下，哥斯达黎加开始在首都建立外裔人拘留营，用来关押可疑的外国人和移民家庭。《论坛报》（La Tribuna）将其称为“集中营”，能够容纳400人。

亡命天涯，走私枪支

当时的首都一片混乱。成为众矢之的的卡尔德隆说，示威游行让他感到“相当高兴”。可能他指的是对德国企业的攻击，而不是声讨他领导不力的示威者。唐佩佩的一些店主朋友在骚乱中丧失了生计，而他则出钱购买当地一家电台的广播时间，开始抨击卡尔德隆昏庸无能，纵容抢劫犯破坏百姓财产。在唐佩佩长时间慷慨陈词、抨击政府之后，警察捣毁了播音室大门，扯断了麦克风，把他抓起来扔进了监狱。政府指控他叛国，向纳粹泄露军事机密。亨丽埃塔前往监狱探视他，她说自己的丈夫全身血污，蓬头垢面，身体虚弱得连牢房的栏杆也抓不住。但是，唐佩佩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政府无法让他“消失”。相反，卡尔德隆把他流放到萨尔瓦多，他从那里设法前往危地马拉，而后又到了墨西哥。亨丽埃塔带着蹒跚学步的女儿和年幼的儿子，陪着他一路同行，历尽艰险。在随后两年的流放岁月里，他们风餐露宿，在大山里同叛徒和游击队员混在一起。“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亨丽埃塔问道，“我应当回到伯明翰，为一家报社工作，参加乡间俱乐部，过着南方女人的正常生活。可是，我现在却穿行在深山老林，如同惊弓之鸟，担心随时可能被枪杀。”她活了下来。2011年，在93岁高龄时还撰写了一部精彩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年的悲惨岁月。

唐佩佩密谋要返回哥斯达黎加，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在自己的披风里面挂上一腰带的机枪子弹。他向哥斯达黎加走私武器，悄悄溜出来参加午夜会议，甚至拖着亨丽埃塔一起，把她当作掩护，前往码头提取装有枪支的货物。唐佩佩曾经说过：“没有可可豆（武器）就做不成巧克力（反抗）。”与此同时，卡尔德隆在圣何塞组建了一个荒唐、庞大的联盟，其成员包括共产党、法西斯警察恶棍、天主教大主教以及一些咖啡种植园封建地主。1944年，唐佩佩流放归来，被允许组建社会民主党。这给了他一个舞台，可以以此来指控卡尔德隆及其继任者特奥多罗·皮卡多监守自盗。

当时，中美洲所有国家都狼烟四起，形形色色的起义者纷纷拿起武器，组建武装力量。这有点儿像好莱坞影片《十二金刚》里面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21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被其他人视作自我中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记者们称这些人是“加勒比联盟”。在一次预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行动中（此次行动得到古巴总统的秘密支持），卡斯特罗遭到逮捕，被押上了一艘军舰，但他从船上跳入海中游走了。唐佩佩同一群“二战”老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一起训练，1945年到1946年间，他同一些地主和学生革命者密谋，计划推翻卡尔德隆–皮卡多政府。士兵们在他的农场里训练，该农场被称作“La Lucha Sin Fin”（意思是“永不停止的斗争”）。他的一位盟友（一位前总统）称唐佩佩是“战争酋长”和“疯子”。他们的策略中就包括恐怖主义手段。

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卡尔德隆竞选连任，但以微小劣势失败了。街头暴力事件突然爆发，存放选票的大楼被烧毁，卡尔德隆所在的政党宣布选举无效。抢劫者再次冲上了大街。唐佩佩开始向首都进军，此时的首都已经由于罢工而陷入瘫痪。他的部队沿途占领了卡塔戈和利蒙，手段非常残忍。他们的对手包括卡尔德隆的军队和“流浪汉编队”。这个编队是些滑稽的乌合之众，其中有法西斯分子和倾向共产党的香蕉采摘者。这些香蕉采摘者来自哥斯达黎加低地平原，为了能在山地保暖，他们肩上都裹着毯子。在持续40天的内战中，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卡尔德隆下台后，内战结束，唐佩佩上台，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二共和国执政委员会主席。如果说他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那上面也一定会有火药的痕迹。接下来这个大麻种植者、游击战士、武器走私者、暴乱煽动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哥斯达黎加人能够对这样一个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府感到自豪吗？

改革三部曲

唐佩佩在1948年上台时，未来那些拉丁美洲领导人看起来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像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要么自称是大元帅，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大饭店门前的门卫，而不像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唐佩佩不用再同肩章、绰号和武器打交道了。作为领袖，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废除军队。他象征性地推倒了贝亚维斯塔要塞的一堵城墙，把要塞的钥匙交给了教育部部长，他要在此地建立一家博物馆。从那一天开始，哥斯达黎加人就开始自豪地援引唐佩佩的话，炫耀说他们教师的数量比士兵多。当唐佩佩向一群人宣布他要废除军队时（事实上哥斯达黎加的军队是一支很小的武装力量），亨丽埃塔向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询问：为什么听众没有鼓掌的？这位部长回答，听众认为她丈夫一定是疯了，因为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都必须依靠军队才能活命。唐佩佩的行动不仅仅是出于宽容仁慈的考虑。他很清楚，一支现役部队既能够支持他，也同样可以在政变中轻易地谋杀他。通过解散军队，他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除此之外，唐佩佩的其他改革措施也同样引人注目。在担任领导人的18个月里，他赋予了黑人移民的孩子公民身份，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确保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取缔了共产党，发布了用简明语言撰写的宪法。之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唐佩佩把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护送到总统府，然后返回了自己农场的家中。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从绝对权力中主动退位是一种考验，只有相当自信的领袖才能够通过考验。率先这样做的是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是古罗马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公元前458年，他在地里耕作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元老院议员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执掌共和国。当时，罗马正同马背上的敌对部落作战，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屡屡失利。元老院授予他“独裁者”头衔，而他也接受了这一头衔。辛辛纳特斯在战场上同步兵一起向古罗马的敌人发起攻击，获得了胜利。随后他解散了军队，放弃了王位。他担任独裁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天，而他本来可以在位数十年。大约20年之后，元老院议员再次寻访到他，而他也再次成为独裁者，挫败了政变，而后又解甲归田。乔治·华盛顿也曾两次放弃终极权力。一次是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另一次是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拜伦勋爵称赞华盛顿是“西方的辛辛纳特斯”，而美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则写下了如下狂热的诗句来向华盛顿表示敬意：“怀揣昔日罗马军团的自豪，他退隐到山村田园之遥。”这些诗人或许也可以为肩膀瘦削的唐佩佩撰写类似的赞美诗。

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唐佩佩的改革是否只是一种狡猾的临时性策略，可以让他夺取权力，并让他自己及其盟友在总统府中长盛不衰？或者他们计划在哥斯达黎加的民族文化中永远刻上稳定的民主标记？证据有力地指向了后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哥斯达黎加周边危机四伏，形势十分凶险。20世纪50年代，尼加拉瓜试图入侵哥斯达黎加。30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携带苏联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AK–47冲锋枪占领了尼加拉瓜，并把这种突击步枪刻在他们的艺术壁画中。萨尔瓦多人则腹背受敌，一方面是暗杀敢死队，另一方面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些手段残忍的朋友。曼努埃尔·诺列加把巴拿马经营成了自己的专营毒品店。在唐佩佩改革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哥斯达黎加人有无数合法的理由重新武装部队，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唐佩佩领导他们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应当改变这种路线，尽管狭长的国土两边危机四伏。时至今日，哥斯达黎加用在国防上的花费比例远远低于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在唐佩佩上台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的教育投资从占预算的3%左右攀升到大约20%。每当开展一项新的文化项目时，他就会问道：“为什么拖拉机上不配备小提琴呢？”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向《纽约时报》投稿，文章名叫“你们的恐怖分子，还是我们的自由斗士？”（我从没收到过《纽约时报》的回信，但他们的确应当刊登那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在某个有争议的人物上台之前，你不能武断地将其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自由斗士。我们要看他们上台之后做了什么。他们是建立医院和学校，还是购买更多的坦克和机枪？他们是努力利用制度维护和平，还是对内对外穷兵黩武？唐佩佩、乔治·华盛顿和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都说自己是行为高尚的人，但我们不能轻易相信——除非不再有炸弹爆炸。我们必须等待，听听下一次巨响是否来自兴建学校和医院的工地，是否来自交响乐大厅。对于唐佩佩来说，是的，他在上台时手中还掌握着武器。但1998年，他的那些自豪的选民在贝亚维斯塔要塞附近为一座青铜雕像揭幕——唐佩佩曾于1948年在此推倒过一堵城墙。雕像中的唐佩佩身着平民服装，双手看起来相当干净。

穿休闲鞋的领袖：果尔达·梅厄

她的使命

·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 接受科学技术，但保持情感纽带

·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果尔达·梅厄本来可以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度过舒适的一生。在那里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曾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1909年，11岁的果尔达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为贫穷的移民儿童购买书籍。理查德·尼克松后来曾与果尔达·梅厄开玩笑说，尽管密尔沃基失去了勇士棒球俱乐部，但它很幸运还拥有她。尼克松补充说道：“事实上，勇士队现在可以利用你来担任替补击球手。”果尔达·梅厄并不是在俱乐部桑拿房闲逛的替补击球手。她会在比赛最后一局，在队伍士气低落、需要反败为胜的一击的时候上场。她的每一次击球都非常有力，在以色列早期历史上都具有冒险色彩——旱灾让农民乞求得到水源；枪击杀死了坐在她身边的司机；英国士兵阻止全身湿透的大屠杀幸存者下船，强迫他们返回拘留营。果尔达眼睛下方的眼袋证明了她所见到的一切。1969年，她在宣誓担任以色列总理时，看起来同刚刚从白宫卸任的、疲惫不堪的林登·约翰逊十分相似，彼此身高相差不到一英尺半。

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本书这一部分的重点不是要关注以色列无数次具有争议的战斗，也不是要关注它今天同巴勒斯坦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果尔达·梅厄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来审视下面这个常常被人提起的借口，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苦难——“我们缺乏自然资源”。果尔达经常嘲笑这一问题，并承认人们难以原谅摩西，因为他费尽心血率领犹太人在沙漠里前进了40年，结果却把他们带到了中东一处没有石油的地方。但这些只是玩笑话，并非领导策略。只要能睡上短短的4个小时，外加一盒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她就会表现得坚韧不拔、无所畏惧、不可阻挡。对于外行人士、历史学家，甚至专业经济学家来说，人们自然会担心自然资源问题。小时候在翻阅地图册的时候，我有些嫉妒苏联，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比美国的国土面积更广阔，而且黄金也比美国多，就连铝土矿也比美国多。我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是铝土矿，但既然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将其在地图上标注出来，那它一定是个好东西。经济学教科书经常提及“要素禀赋”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地下埋藏的矿产资源可以决定经济发展。贾雷德·戴蒙德的那些畅销书指导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理解了国家的兴衰：欧亚大陆得益于驯化的野马，但非洲受制于不听话的斑马。羊驼游弋在智利高原，但安第斯山脉太过艰险，难以逾越，因此阿兹特克人就得不到丰富的羊毛和强壮的驮畜。欧洲人在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时，加勒比地区看起来比北美大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古巴和巴巴多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比美洲殖民地高出50%。伏尔泰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和英国要在18世纪50年代费尽周折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加拿大只不过是个“野蛮人、狗熊和海狸生活的”国家。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嘲笑欧洲人，说他们为了争夺“几英亩的雪原”而展开了一场“美丽的战争”。一些专家仿佛只关注那些貌似样板间的国家，他们只在乎“位置，位置，位置”。好像这些东西可以决定经济健康发展：“澳大利亚太遥远了！”“看，委内瑞拉有石油！”然而，澳大利亚显然比腐败的委内瑞拉更富裕，尽管需要乘坐12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达（还需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并且当地最初的居民都是些被流放的犯人。对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果尔达·梅厄以及以色列的缔造者们的态度是努力工作，他们在开始时并不十分在意地下有什么资源，也不在乎沙子、岩石里可以生长什么。马克·吐温曾到过巴勒斯坦地区，描写过一片令人失望的荒原：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想巴勒斯坦地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那里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缺乏美感。山谷是难看的沙漠，沙漠边缘生长着一些荏弱的植物，看起来令人悲伤绝望。死海和加利利海波澜不惊，沉睡在群山和平原之中。人们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丝毫令人愉悦的色彩，没有引人注目的亮点，没有柔和美丽的画面，没有梦幻般的紫色雾霭，也没有斑驳的彩云的身影。每一处景象都不优美，每一处地貌都不和谐，这里没有景致可言——距离也无法产生美感。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沉闷的、令人伤心的土地。

成长：爆米花、热狗和哥萨克骑兵

果尔达所见到的景象甚至比马克·吐温见到的更凄惨、更没有希望。她出生在俄国的平斯克（现在属于白俄罗斯）。当时的犹太人要么被关进了充满恶臭气味的村庄里的特殊区域，要么被沙皇士兵及其打家劫舍的帮凶成群地屠杀。当果尔达还是个小姑娘时，有一天她同一个朋友一起走在街上，这时一个喝醉酒的农夫抓住她俩的脑袋猛烈撞击，同时说道：“这就是我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果尔达回忆说，她父亲保护家人的唯一武器就是钉在一起的几块木板。摩西·马波维奇是个木匠，但据大家所说他并不是个十分出色的木匠。碗柜里空空如也，晚饭只是几勺稀粥。在基辅做了短暂而痛苦的停留后，摩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带着果尔达和她的母亲、姐妹逃离俄国，逃往密尔沃基。当然，此次旅行十分危险，需要签证。单单是申请签证的过程就足以遭到敲诈勒索（说起来像这样的家庭好像还有什么可以被敲诈的似的）或者绑架，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到达密尔沃基的时候，他们并不孤单，因为附近住着成千上万的其他移民，包括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生活几乎没有奢侈可言，尽管施利茨啤酒公司表面上在提供免费的蒸气浴。移民们学唱美国歌曲，为爱国游行呐喊欢呼，好像在相互比赛，看一下哪个民族比其他民族表现得更像美国佬。果尔达所在的犹太教会在感恩节那天举办了特殊的仪式，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11月的第4个星期四就是神圣的纪念日。在俄国留下的一些创伤依然存在。果尔达记录了劳动节那天在路边为游行队伍加油时的情景：“铜管乐队、花车，以及爆米花和热狗的味道——这些都象征着美国人的自由。”但当警察骑马经过时，她的小妹妹开始“颤抖并大叫起来：‘那是哥萨克骑兵！哥萨克人来了！’我所了解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警察可以骑马保护游行的人们；而我所了解的俄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家：骑马的人滥杀无辜”。她妹妹哭喊的声音很大，不得不被送回家上床休息，而果尔达留在了现场。

果尔达生性倔强，她母亲经常抱怨她话太多，称其为“大勺”，也就是搅动汤锅的勺子。有时候她搅动得太厉害，就像自己的姐姐舍娜一样。舍娜比她大9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好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她耳边窃窃私语一样。果尔达的父母对此不太理解，但让他们这样的老派父母更烦心的是，果尔达和舍娜要求上学。为了能够上中学，果尔达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私人抗议。她父亲希望她穿有褶边的裙子，试图安抚她，并悄悄告诉她“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孩”。父母建议她到一家制帽厂上班，或者到文秘学校上学。当她发现父母已经给她挑选了一位老男人，要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果尔达回忆说，此人“30岁出头”），她突然之间发作了，跟着叛逆的姐姐去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舍娜认为丹佛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下一个热点城市，但是落基山脉清新的空气有助于缓解她的结核病症状，而果尔达也发现此处的社会风气比父母居住的小板房更为进步。她偷听舍娜朋友们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论，听他们讨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追随“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思想。果尔达的母亲说舍娜来自丹佛的男朋友“满嘴跑火车，精神错乱，穷得叮当响”。她对果尔达的男朋友莫里斯·迈耶森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时，他就绘制一下广告牌，其余时间则是个敏感的家伙，偶尔崇拜一下拜伦和威廉·华兹华斯。果尔达对自己在密尔沃基最好的朋友说：“他不十分英俊，但他有一颗美丽的心灵！”莫里斯做了一次浪漫的求婚，16岁的果尔达曾想到过要接受，但是她的人生计划与莫里斯提出的不一样。他设想他们俩独善其身，伴随着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摇篮曲逍遥一生。而果尔达设想的是，他们俩一同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白天掘沟挖渠，晚上睡在集体农场的营房中，而其他集体农场成员从他们的上铺盯着他们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果尔达接受了他的求婚，但提出了一个不能更改的条件：他必须同她一道前往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51年莫里斯去世。人们对他们的婚姻不太理解，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内。

逃往不毛之地

多年以来，为了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逃离俄国和欧洲。果尔达准备亲自去帮助他们。但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可谓大费周折，用了很长时间。她和莫里斯在纽约登上了一艘邮轮，这条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改作美国海军的运输船。为了纪念一位著名的女英雄，邮轮的名字叫“波卡洪塔斯”。但在前往那不勒斯的一个月的航行中，它却是声名狼藉、多灾多难，听起来像是黑手党的“杰作”。据同时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艘船在波士顿撞上了码头；两天之后，轮机舱被淹，一名水手被指控在另外一艘船上纵火，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第二天，一台发电机起火，几名电工被监禁起来。轮船驾驶员被告知要“同船上的医生一起待在他的船舱里，因为他精神压力过大”。后来，他的尸体在水中被找到，双手被绑在一根大管子上，因而他无法游泳。同一天，船上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随身携带200枚偷来的银币，随后锅炉工也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同时被抓起来的还有1号和4号轮机员。等邮轮到达那不勒斯时，底层甲板被淹，水深8英尺。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果尔达和莫里斯或许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可能更安全、更舒适。当他们步履蹒跚地从那不勒斯下船后，发现阿拉伯船员控制了前往以色列海法港的交通，不允许任何犹太人乘船外出。果尔达和莫里斯被迫乘船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设法从那里乘坐吉普车、火车或者骆驼到达巴勒斯坦地区。

当他们最终在特拉维夫车站走下巴勒斯坦人的火车时，一脚踩进了没过脚踝的沙子里。他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特拉维夫只有几条人工铺成的街道，四处散发着毛驴的味道，茅厕是露天的，到处尘土飞扬。该市市长骑着一匹白马四处转悠。果尔达只看到一棵树。他们没有自来水，同另外40个人共用一间室外厕所。然而与他们试图加入的以色列集体农场相比，这里提供了更多的私密空间。我用了“试图”这个动词，因为他们最初被拒绝了。集体农场中的人认为他们看起来太软弱。此外，农场里的男人更喜欢单身女性，而不是已婚女人。一些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婚姻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法律概念。当果尔达证明自己可以爬上水塔、清除堵塞物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接受了他们俩。果尔达前往工作的地方被当地阿拉伯人称作“死亡沼泽”。茅厕就是在地上挖了4个坑，中间没有隔墙，距离临时工棚400米。农场要求他们种树，但地里情况复杂，一会儿是沼泽，一会儿是岩石。夏季开工时间是早晨4点钟，因为每天下午都会有成群的苍蝇来侵袭。工人们在自己身上涂上厚厚的一层凡士林来保护，但这些昆虫会糊住他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孔。果尔达也曾在鸡舍工作过，并试图保持一些尊严，会穿着礼服和长筒袜参加周五晚餐。其他妇女对她的这种显得不那么土气的做法感到不满。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让我们拿出一点儿时间看一下相互交叉在一起的两个主题——工作和土地。对果尔达来说它们是主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谈论过的那样，工作能够带来尊严，可以提升自己和社区的生活水平。但对果尔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工作还有其他用途：它帮助创建了民族文化，把他们同土地联系起来。早期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A.D.戈登曾撰文称，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现用语言、没有文化的民族”。因此，他坚持认为，犹太人自己必须挽起袖子、辛苦劳作、耕田开荒，不要“让伊万、约翰或穆斯塔法做这些工作，而我们只是一味忙于创造文化”。汗水必须成为文化的核心。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在1934年对一位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导人说：“我们并不想制造一种类似南非当前的局势——白人是主人和统治者，而黑人是劳动者。假如我们不从事各种劳动——无论是轻松的工作还是繁重的工作，无论是熟练的工作还是不熟练的工作——假如我们只是成为地主，那么这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国。”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他在开创自己的契约理论时引用了大卫王的例子，声称只有那些接近自然环境，并“参与其中劳动，付出自己的心血的人……才能够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播种、耕作和收获能够最终让长期以来备受怜悯或蔑视、四处流浪的犹太人体验到归属感。犹太国家基金会拓展了这一活动，于1901年发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运动，开始在以色列植树、修建水库。本–古里安说：“我们必须让每一座山坡都披上绿装，在每一处不适合耕作的丘陵和沙地、在每一处沿海平原的沙丘、在内盖夫的所有地区植树造林。”当一个孩子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出生时，父母和亲戚就会被要求种植一棵小树，他们会得到一张证书，显示这个孩子的名字和这棵树之间持久的联系。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其著作《风景与记忆》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孩子们用6便士硬币的捐款装满盒子，为了纪念这件事，孩子们会把一棵用纸做成的树钉在墙上，树上粘着小小的绿色树叶：

当这棵树粘满叶子时，这一整箱硬币就会被寄出去。大人们向我们保证，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加利利的土地上会种上一棵小树，我们班级的名字会被钉在这棵树的绿色树枝上。在整个伦敦北部地区，伴随着6便士硬币叮咚作响的声音，纸做的树都长出了叶子，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森林也日渐茂盛起来，令人欣慰。

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种民族文化最终都与土地联系起来。乔治·H.W.布什总统曾开启一项计划，要种植10亿棵树。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91年访问白宫时，布什邀请她种了一棵小菩提树。原来，在1937年的时候，为了庆祝她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加冕，白宫曾种了两棵菩提树。在最近一次暴风雨中，其中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布什说：“我想不出比再种上一棵菩提树更好的办法来展示我们的友谊，以及向我们两个国家的孩子致敬。”我当时站在草坪上观看了这一仪式。这件事变得有些有失体面，因为勤务人员忘记在演讲台后面放置箱子，好让女王站在上面。女王身高比总统矮了大约1英尺。因此当她开始讲话时，观众只能看到她紫色的帽子。那些等着获普利策摄影奖的媒体摄影师们开始骂娘，这些话在面对女王陛下的时候你通常是听不到的。关于皇家礼仪还有一个细节。我的一个朋友组织了此次活动。她名叫埃米莉·米德，来自新罕布什尔州，是个极好的、精神饱满的人。她给白金汉宫打去电话，想要知道女王是否愿意手持铁锹。对方告诉埃米莉：“请稍等。”然后，对方首席礼仪官针对这一重要事情宣布：“是的，女王陛下可以手持铁锹，但只能铲两下。”

土地的呼唤与生俱来，就像三文鱼洄游到产卵地一样。这种呼唤在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中都有体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最为经典、高潮的场景都浓墨重彩地描写精神上的联系，把人民与土地联系起来。李尔王站在狂风呼啸、渺无人烟的荒野中号啕大哭，后悔自己愚蠢地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权力。郝思嘉回到塔拉农场，从地里拾起一颗干瘪的小萝卜，郑重地说道：“我再也不会挨饿了！再也不会了。我的家人也不会挨饿了……上帝做证。”甚至连吸血鬼德拉库拉也需要一捧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才能够在棺材中安眠。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一点非常明确：2000年来，那些流落他乡的犹太人彼此问候的时候都会说：“明年耶路撒冷再见。”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古叙利亚语中，“锡安山”（Zion）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回到那片等待了2000年的土地上去，尽管这片土地曾经被罗马人、十字军、奥斯曼人和贝都因人蹂躏过、耕种过。

锡安山的土地和阿尔比恩悬崖

果尔达的丈夫莫里斯清楚，英国诗人有个悠久的传统，喜欢把土地同民间寓言故事和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英国人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能够深切体会到他们千百年来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向往。下面，我们利用几段文字，把土地、人民、英国文学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起来。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丁登寺》中，人必须让自己适应关于某个地方无法逃避的恒久记忆，尽管“五个长长的冬天过去了！我终于又听见这水声，这从高山滚流而下的泉水，带着柔和的内河的潺潺”。在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二世》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台词：“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镶嵌在银色海水之中的宝石……这一片国土，这一个英格兰。”这段话非常震撼，乃至几年前，英国旅游业官员利用这些台词作为旁白，在美国进行电视宣传。但让我们再进一步，阅读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在冈特的约翰的演讲中，我们听到来自这片土地的人“远离家园，但以其对基督的侍奉和真正的骑士精神而彪炳于世”。大家一定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通过所谓的委任统治，控制着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对冈特的约翰的讲话中提到的“远离家园”的呼应，英国士兵和公务人员被召集起来，前往管理这一动荡骚乱的地区。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很高兴，感觉像是亲人归来一样。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留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落在伦敦客厅中的炸弹，英国证明了自己是历史上最勇敢、最侠义的岛国（1565年的马耳他大围攻可能是个例外）。本–古里安曾经说过：“这个优秀民族内心的自信让我感到惊叹。”当果尔达恳求美国人支持以色列时，她特意借用了丘吉尔那震撼人心的誓言：“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她发誓说，自己的人民“将在加利利战斗，将在耶路撒冷郊区战斗，直至最后一刻”。

《理查二世》中的下一句台词让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倔强的犹太人的坟墓。”这句话并非恶意侮辱（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上帝称以色列人是“顽固的”，因此我们不应指责莎士比亚剽窃经典）。但此处，在莎士比亚的严厉斥责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犹太复国主义者崇拜英国人，因为他们勤劳勇敢，永不放弃自己的岛屿。并且，犹太复国主义者信任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才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尽管数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到谋杀，但英国政府阻挠离散的逃亡者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相反，英国士兵强迫饥饿的幸存者进入拘留营，或者就像《出埃及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把他们装上船，命令这4500名犹太人返回德国。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尤其令人恼火。在大屠杀期间，英国殖民局认为巴勒斯坦地区面积太小，无法接纳欧洲的犹太人。战争结束之后，当时犹太人数量大幅减少了600万人，但此时贝文依然认为巴勒斯坦地区不是个合适的地方，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甚至连10万犹太难民也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193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承诺接受10万犹太人）。贝文就是不相信犹太人能够建国，只是将其视为另外一支宗教团体。贝文的同僚、议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对他提出质疑，向他保证“这些人能够像一个国家一样战斗”。贝文回答道：“也许吧，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犹太人了。”但是，犹太人的历史、典籍、流传下来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果尔达·梅厄和她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一道挖沟修渠，尝试植树造林。当时，形形色色的欧洲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犹太人挖错了地方。他们认为，新国家的选址最好选在乌干达、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或者加拿大中部的马尼托巴省。同时，1934年，苏联人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模范家园，地点设在犹太人聚居区之外的西伯利亚一个名叫比罗比詹的地区，距离中国不远。在像基辅、敖德萨这样的城市里，反犹太暴乱活动十分血腥残忍，因此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宁愿长途跋涉，跨越苏联6000英里长的国土，前往这一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像是为濒危物种设立的动物园。今天，该地区依然保存着一些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以及根据犹太小说改编的歌舞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的雕像。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游客将其比作“侏罗纪公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植树造林、精耕细作，把拖拉机和经济都挂上前进挡。果尔达曾经说过，她在巴勒斯坦地区所见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两个生物在一个阿拉伯农场拉犁：其中一个是妇女，而她的伙伴是一头牛。果尔达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替代了辛苦疲惫的家畜（包括人力和畜力），破坏了充满浪漫色彩的乡村景象。但她并不感到遗憾。现代化机械把当地的资金储备从10世纪的水平提升到20世纪的水平，差异极大。从1922年到1935年，实际人均收入激增了160%；从1931年到1933年，电话机数量增加了3倍；从1921年到1939年，在犹太人自己的土地上，农业和制造业产量增加到了原来的15倍。当时还可能产生了一些溢出效应，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所拥有的财产翻了一番。这些巨大成就把埃及以及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吸引过来，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新兴的富饶之地。拓荒者和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别无选择，只能改革创新，保护自然资源。假如一件新工具可以提高杏子或扁桃采摘数量，并且不会累坏采摘者的腰，那他们就会采用这种工具。当以色列国在1948年宣布成立之后，改革创新的速度变得更加迅速。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色列人尝试滴流灌溉技术，在地里铺上塑料薄膜以保持湿润，并开发杂交植物。同时，他们寻求向欧洲市场出口，尤其在冬季。迦法柑橘成为以色列的象征，特拉维夫则变成了“大橘子”，与纽约市的绰号“大苹果”遥相呼应。在过去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旱灾，居民们被要求不要浇灌他们的草坪，并且在洗澡时要限定时间。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斯巴德建立了一家海水淡化工厂，就位于圣迭戈北部。这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厂的目的是每天生产5000万加仑饮用水，这些水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可以灌满3个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游泳池。有17个类似的工厂正在该州进行建设。一家名为“IDE”的以色列公司牵头进行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项目，所使用的技术就是多年以前他们在以色列沙漠中研发出的技术。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果尔达开始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地方旅行，为这个新生而古老的国家募集资金。在同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公民见面时，她强调说，植树造林不仅仅与植物学有关，而且是在建设国家，创造自由。这听起来或许有悖于直觉，但树木甚至能够带来机动性。1935年，她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来到哈代拉，弄干这里的沼泽，种植桉树。现在，这些树已经长大成材，让犹太人可以制造船舶”。大家还记得果尔达曾乘坐混乱不堪的“波卡洪塔斯”号邮轮，结果被告知如果想要潜入巴勒斯坦地区，必须先乘船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前往埃及。对她来说，从以色列海法港下水、在地中海劈波斩浪的“犹太船”发出的声音，就像当年美国开国元勋们在费城听到的独立钟的钟声一样。船舶带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自由，而这些船舶都来自沙漠中的小树苗。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沙漠都开花结果，而果尔达也一直没有忽视那些不毛之地。1946年，她到内盖夫一处集体农场看望女儿。她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方圆几英里之内，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没有一只鸟，除了黄沙和烈日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男人很有男子气概，带有狂热的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但他们也需要妇女参加劳动。如果哪个妇女不够强壮，无力开荒种地建设葡萄园，或者无法头顶烈日帮助筑石铺路，那她就会被派到某个妇女团体，参加树木苗圃的养护工作。果尔达拒绝被划到妇女团体那边从事任何工作或参加聚会。人们不应当低估精神方面甚至身体方面的勇气，这些勇气可以不断突破国家创立者和政客们所设立的性别障碍。喜剧演员杰基·梅森曾开玩笑说，他第一次前往以色列时，认为以色列男人们看起来皮肤黝黑，很有男人味儿，确信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果尔达成为本–古里安的主要顾问，他后来称果尔达是“内阁中的唯一男士”。面对男人，果尔达毫不怯场。英军司令官在同她会面之前收到同事发来的警告：“迈耶森夫人十分难对付，你要当心了！”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时，果尔达是最初24名签署者中的一员，她说自己当时落泪了，认为这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来自平斯克和密尔沃基的女孩儿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事情。本–古里安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采用希伯来语的名字，为的是进一步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他本来姓格林。果尔达把“迈耶森”改成“梅厄”。随后，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精心地进行遣词造句。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不同的是，《以色列独立宣言》没有提及上帝。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是向“造物主”表示敬意，结尾是请求“上帝”的庇佑。稍等一下，2000年来，犹太人一直渴望建立新的犹太国家，把祈祷词塞进哭墙的缝隙中，但2000年后，以色列的建国文件中竟然没有向上帝表达敬意？本–古里安坚持认为（果尔达也同意），以色列必须是一个包容不信上帝的人和虔诚的世俗主义者的国度。建国者们没有明确提及“上帝”或“全能的神”，而是换了一种说法：“以色列磐石”。“万古磐石”（基督耶稣）这个短语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赞美诗中都可以找到（从2009年起在百老汇音乐剧中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以色列磐石”可以指《圣经》，或者是上帝的允诺，或者也可能指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曾经耕耘、播种和收获过的那片土地。

《以色列独立宣言》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来庆祝，因为阿拉伯国家马上宣战了。本–古里安命令果尔达负责耶路撒冷地区的防务工作，获取武器、分配食物。果尔达采取每日配给制，每人只有3盎司的鱼干、扁豆、通心粉和黄豆。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经常冒着风险穿梭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子弹在马路上横飞。有一天，子弹猛烈扫射她乘坐的汽车，她捂住了双眼。一位同伴问道：“您这是在做什么？”果尔达回答说：“你知道，我并不害怕死亡。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如果我没死，眼睛却瞎了怎么办？我将怎样工作呢？”几天之后，她的汽车在耶路撒冷城外拐弯时遇到伏击，她身边的那个男人被子弹击中，死在她腿上。

尼克松与约旦国王

由于她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态度，世界上一些强大、智慧的男人认为果尔达魅力四射。尽管理查德·尼克松的心理状况复杂而不得体，但他很钦佩果尔达，表现出了自己性格中少见的温和一面。在果尔达担任总理时，军事问题趋向精明务实，尼克松命令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展开穿梭外交，满足果尔达的要求。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利用苏联新型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重创以色列空军战机。此刻基辛格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尼克松命令道：“亨利，你看，我们派遣3架飞机会受到指责，派遣30架或100架也同样会受到指责……因此，我决定派遣所有能飞的飞机参加战斗。”

同她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果尔达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儿子侯赛因之间的亲密关系。她常常同他们秘密会面，进行坦诚、友好的对话。就在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前，果尔达悄悄来到约旦边境，穿上黑色礼服，戴上面纱，同约旦国王的司机一起乘车前往山中一处安全屋内。国王问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建立国家？”

果尔达回答说：“我们已经等待了2000年，我不是这样定义‘迫切’的。”

后来，在她担任总理期间，果尔达同阿卜杜拉的儿子侯赛因国王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1970年，侯赛因请求果尔达派遣以色列空军炸毁了集结在约旦边境的叙利亚人的坦克。有时候侯赛因会悄悄进入以色列来看望果尔达。他驾驶自己的直升机，降落到死海附近的约会地点。就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前几天，这位国王驾驶着自己的贝尔直升机，来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处安全屋，警告她可能马上要发生袭击。尽管他派遣了一个旅加入叙利亚部队，但他将此事告诉了果尔达，并保证自己的士兵一定会行动迟缓。果尔达和侯赛因都很遗憾，因为侯赛因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法打造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广泛的和平协议。1973年的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导致果尔达从总理位置上被排挤下去。4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开启勇敢之旅，来到以色列，对欢呼的议会说道：“我们真心欢迎你们同我们一道永享和平。”果尔达站在欢迎的队伍中，多么希望萨达特是在自己担任总理期间访问以色列的。

萨达特来访后的一年，果尔达·梅厄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80岁。她身后所留下的沙漠已经郁郁葱葱，她把这样一种思想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中——国家只能依靠地里的资源才能够强大起来。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品质。

1948年这一年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两个来自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的领袖对现成的借口置之不理，而是行动起来，逐渐向一直畏缩不前的民众——他们惧怕子弹、贫穷、饥饿以及存在死亡威胁的地缘政治环境——灌输全新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唐佩佩，意为“何塞先生”。——编者注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袭击安达曼群岛时她80岁。她个子很矮，皮肤黝黑，浅色头发。她还记得当时村子部落里的老人警告她说：“地球要裂开了，不要四处乱跑。”但当海浪席卷村子时，她爬到树上救了自己一命。她的名字叫博阿。当邻居们在2010年2月埋葬她时，他们也埋葬了她这个民族的语言、法律、童谣、丧葬仪式以及未来的梦想。她是最后一个讲一种名叫“博”的古老部落语言的人，也是同一种具有6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有着直接联系的最后一人。我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博”这种语言的灭亡，我也没有发去悼念卡，因为谁会打开这张卡片呢？

博阿部落里的老人们错了，因为地球并没有真正裂开，但博阿的部落被其他力量吞噬了，包括欧洲定居者带来的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安达曼群岛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文明世界的诱惑，这些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长辈。任何一个现存的国家在经历下一个100年或1000年之后，都会同“博”这种消失的语言一道被埋葬掉。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阻止“国家变得混乱不堪”？这些强大的力量能够找到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拖拽、破坏和撕裂国家。每个国家必须明确表态，决定自己是否能够应对繁荣带来的代价。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当然最关心自己的国家。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发现，持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工作机会的减少以及激增的债务已经使得美国变得千疮百孔。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繁荣带来的后果。诸位不要误解我。繁荣当然是件好事。我们正在享受着更长、更健康的生活，更好的药物，可以选择不同的水果、蔬菜、鲜花和平板电视，这些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修复国家出现的裂缝，还是任由繁荣带来的力量把这些裂缝撕裂得更大。据说，贝齐·罗斯缝制了美国国旗。但现在已经没有面料可以交给哪个裁缝，让她再次把国家重新缝合到一起了。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像亚历山大大帝、阿塔图尔克以及其他那些领导人是如何战斗，保持国家统一或者创建新的国家的。现在来看这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相当困难。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9年告别演讲中，为美国经济复苏感到自豪，但他也意识到社会使命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他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在总统离任时都会提出某些警告。我这个警告在我头脑中考虑了好久。”乔治·华盛顿警告美国人不要因为遥远的外部势力而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要人们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但里根提出的警告更细微，影响也更深远、更强大，超过了B–52轰炸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国主义精神有逐渐弱化的倾向。他说：“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倾向是以过去8年时间里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开始的，也就是被我称为‘新爱国主义’的民族自豪感的复苏。这种民族感情的确很好，但意义并不大，并且也不会长久，除非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在里根执政的两届任期内，他的容貌似乎变成了老式海报中山姆大叔的形象（尽管头发更黑一些）。里根在2004年去世时，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对手、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里根本人就是美国。尽管如此，里根还是意识到，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爱国者的无所作为。

里根不仅仅是个爱国者（patriot），他还是我所谓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ist）。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爱国者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而爱国主义者则认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是件好事。同理，孩子自然会爱自己的妈妈，但像坚持哲学原则那样坚称孩子必须爱自己的妈妈则是另外一回事。如今，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一种警告：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具体的妈妈或国家理应得到这样的情感，而那些虐待孩子的妈妈或者行为残暴的国家则得不到这样的情感。人在理论上可以是爱国主义者，但依然可以谴责拥护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人。对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来说，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我在本书前面所讨论的那些经济力量正在发生作用，分裂国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却拒绝接受公民本应遵守的爱国主义的原则。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这是参与到了文化战争中，常常把我同电视上那些争执不休的专家学者联系起来，其实这是有差别的：保守派通常会把我们的社会裂痕归咎于那些越南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左翼教授或学者，这些人利用反美仇恨影响了几代人。保守派常常拿比尔·艾尔斯的名字以及他同奥巴马总统之间令人怀疑的关系做文章。而我认为，社会裂痕是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所造成的。（有趣的是，我的指责带有某种“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那么，那些“反美”教授们让人担心吗？畅销书《美国人民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在一份国庆日电文中宣称：“我们必须放弃民族主义及其所有象征物：国旗、效忠誓言、国歌……我们需要向人类宣誓效忠……需要驳斥那种认为我们国家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道德上超越这些国家的想法。”津恩让人担心，但并不完全因为他严厉批评美国，并将其历史功绩同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相提并论。像津恩这样的思想家之所以让人担心，是因为他们同时还是反爱国主义者，抨击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旧金山一间教室里目前的局面：那里的学生不向美国宣誓效忠，而是在背诵“效忠世界宣言”。我也喜欢我们的地球，但问题是，我们的地球无须爱国者就可以不停地旋转。假如战争或瘟疫毁灭了所有人，地球照样会不停运转，太阳照样会从东方升起。而国家要脆弱得多。假如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么请到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广场走一走，挥舞一下拉古萨（灭亡于1808年）国旗或南斯拉夫（灭亡于2003年）国旗。然后前往火车站，向列车员打听一下下一趟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于1992年）或波西米亚（灭亡于1918年）的火车是什么时候。或者你可以尝试同博阿（死于2010年）聊聊天。

在本章最后，我将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入手，尽量提出一些简单的方法，修复我们所看到的裂痕，并提出一份《爱国主义者宣言》。

这仅仅是土地、鲜血和勇气

我一直非常喜欢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比方说，有部小说扣人心弦，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一位阿拉斯加丛林飞行员的故事。小说开始时却在介绍数百万年之前，大陆板块是如何互相碰撞挤压，造成大块儿土地从北纬34度移动到北纬64度的。我不会回顾这么久远的历史，但我们都认为北美大陆并没有为其居民设定任何特殊的文化或价值观。换句话说，美洲土著人、因纽特人以及欧洲移民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当然，北美大草原、荒芜之地以及河流分布影响了他们寻找食物的方式以及他们信仰的诸神。但这片土地并没有告诉他们必须尊崇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下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诸如自由、一夫多妻、教育、赌博、旅行以及剃腿毛和腋毛。岩层结构并没有教导路德教会的先驱们把他们的死者单独埋葬，却告诉达科他州部落成员把他们的死者“埋在树上”（或架子上），下面埋上一匹死马，这样一来这匹马就可以驮着尸体赶往“来世”。当然，进化演变在文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清除掉了那些做出错误抉择的个人和群体。例如，有些部落或许鼓励无节制的滥交行为，这样的部落更容易感染性病，最终灭亡。

通常来说，文化品位也不是由土地赋予的，甚至也不是由我们的基因赋予的。大多数高加索人不喜欢发酵泡菜的味道，但在韩国长大的高加索人喜欢这种味道。大多数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粉丝不喜欢中国京剧，认为它喋喋不休，但大多数喜欢鲍勃·迪伦那种喋喋不休嗓音的粉丝却不喜欢威尔第的歌剧《弄臣》。画家鲁本斯和波提切利认为完美的女人都是曲线优美的，但假如这些完美的美女从画中走出来，走进今天瑜伽服装品牌露露柠檬的商店，那人们对她们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她们太胖了。她们会被放在体重指数测量尺的预警区。每年，数百万游客前往欧洲，拍摄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的照片。但是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口中的“哥特式”是一种侮辱：它们看起来丑陋、野蛮、守旧。既然人们对教堂和臀部大小的喜好能够发生改变，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对所谓的美国价值观的情感依恋就不是脆弱不堪的呢？像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这样的文化价值观是需要培养的，否则它们就可能被废除或被取代，或者完全发黄褪色，就像最后那家伍尔沃斯商店里最后一个冷饮柜台前的油布地板那样。

神话和有关进步的悖论

我们正处在网络空间时代，业务外包、内销以及全球化进程发展很快。国际巨星为了避税很少定居在任何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国家都感到有些东西仿佛在悄然流逝。在20世纪中叶，就像亚哈船长追逐白鲸一样，杰出的小说家都在争相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术语最初是在1868年被提出来的，当时能成为一名美国人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美国文学中，最出色、最生动的开篇语可能出自1953年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灰暗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所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尽管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但他欣然接受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那种狂放、坚毅的价值观。然而，等到了2004年，诺曼·梅勒指出，“人们已经无法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了。菲利普·罗斯早已退出了写作竞赛，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讽刺的手法，给自己1973年的作品命名为“伟大的美国小说”。但今天，又有谁能够塑造出可信的人物，理解我们国内的动荡局势，同时还能够把握住关于美国特性的那种不明确的思想呢？在梅勒看来，不是小说本身，而是美国特性变成了那头难以捉摸的白鲸，横冲直撞，无法掌控。

1958年，在梅勒、贝娄和杜鲁门·卡波特驰骋文坛的时代，伦纳德·伯恩斯坦站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上，面对纽约爱乐乐团，为年轻人举办了举世瞩目的电视直播音乐会讲座。一开始，他利用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来吸引观众中的儿童。孩子们齐声高喊：“《独行侠》！”他在第二场音乐讲座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音乐？”伯恩斯坦当年精力充沛，在思想上敢于冒险，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黑白视频体现出《广告狂人》中的那种20世纪中叶的氛围。伯恩斯坦调动起管弦乐队，在演奏20世纪作品时尝试打破欧洲协奏曲的传统束缚，把爵士乐、印第安人音乐韵律、黑人的灵歌以及体现伟大的西部拓荒者的震撼高潮融入其中。随后，在数百万人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转播时，他把指挥棒交到了阿龙·科普兰手中，由他来挥臂指挥自己的《众人信号曲》。今天，又有谁能够提出“什么是美国音乐”这一问题呢？什么样的号角声能够代表今天的芸芸众生呢？又有哪些人常常不理解改变自己的各种经济力量呢？这些力量把自己从全职员工变成了顾问，从受法律保护的养老金领取者变成了依赖不稳定的联邦医疗保险金的老人。

因此，我们还能继续传播美国价值观吗？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听起来太老套过时了。这让我们接触到最后一个悖论：我们的经济进步得益于毁灭昔日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和魔法巫术，得益于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但我们还需要保留一些神话传说，目的是能够维持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在现实生活中，当科学参与进来的时候，魔法就出局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患上流感时会去看医生，而不会去找部落中的巫医。农民们不会依赖祈雨舞，而会求助于孟山都公司。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把火从奥林帕斯山上带到人间。但是我家厨房中密西西比州制造的维京牌煤气灶能够释放出18978300焦的热量，却不需要我向诸神祭祀什么。在被工作单位解雇或得到晋升时，我们很少有人会问一下这是否表明我们属于“上帝的选民”，会在来世得到回报，就像早期的加尔文教徒那样。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态度，这是好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两条腿生活同四条腿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运动的出现使社会快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世界，这里充满了机遇。人类长得更高，活得更长，并且想方设法摆脱了穷困潦倒的农村生活。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存在巨链”这样的哲学等级观念已经断裂，这种观念曾使得当时的农民不敢冲破藩篱，摆脱他们在生活中的低下地位。让–雅克·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在说这句话时，可能指的是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束缚限制了男人和女人的雄心壮志。

然而，摆脱枷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清醒过来”（disenchant）。这里用的这个词是马克斯·韦伯从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那里借来的。在自己的诗歌《转折》中，华兹华斯哀叹道：

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

理智却横加干扰，

它损毁万物的完美形象——

剖析无异于屠刀。

苏格拉底教育我们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我认为，过于透彻的生活也不值得过。我们需要某种神秘来保持情感健康。由于我们已经把神话和魔法从职场和经济中排挤出去，因此人们开始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它们。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互联网上出现了无数条理分明的最佳运算法则，而当时的畅销书都重点刻画巫师（《哈利·波特》）、吸血鬼（《暮光之城》）以及据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留给后人的密码。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看待这一悖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点儿魔法，但现代文明在科研探索的驱动下，开始揭露魔法师的欺骗手段。威廉·巴特勒·叶芝发现：

文明被拼凑起来，

以规则的名字，

靠和平的伪装，

假借各种错觉；

但人是思考的动物，

虽然心存恐惧，

但无法停止劫掠，

累世经年掠夺、狂欢、铲除一切，

但最终陷入现实的废墟。

阿塔图尔克曾面临过这一悖论。他把牧师赶出教堂，推翻苏丹的统治，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他知道，科学上的工具——试管和烧杯，无法填补真空，无法创造“土耳其特性”。因此，他采取激进措施，包括推行新字母，歌颂令人怀疑的人类学。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很少有人讲希伯来语，大多数人讲德语、俄语、意第绪语或者英语，其中许多人是科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是位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然而，他们恢复了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古老语言，在祈祷时使用，但通常不会在犹太人社区和犹太人村庄使用。狡猾的明治维新革命派从行动上看仿佛是在让强大的神圣天皇重新复位，但实际上是把一个懵懂少年扶植上台。甚至连柏拉图都曾说过谎话，或者他至少鼓励杰出领导人利用他所谓的“高尚的谎言”之类的神话，来创造凝聚力。有时候这些高尚的谎言被翻译成“华丽的神话”。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证明那些能让公民更愿意彼此关心的神话传说的确存在。但在21世纪这样一个“蛇鲨时代”，如果拙劣模仿出来的电视新闻报道比郑重其事的新闻报道能够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那么还会有人相信华丽的神话吗？

关于神话传说的故事

华兹华斯曾描述过一种“神秘的技巧，可以调和不和谐群体，让他们在社会中联合在一起”。想要从迥然不同的群体中激发出忠诚和爱国情绪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作。血统相近能够有所帮助，而不断地接触也同样有帮助。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与人接触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喜欢我们。这一点甚至对动物和抽象图形也有效果。假如你每天都盯着一张坐在窝里的鹪鹩照片看，那你有可能会对鹪鹩和鸟窝产生好感。尽管如此，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亲近关系带来的心理效果，还必须依靠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他人表现得像是家庭成员一样。即使有这种可能，那也一定会令人毛骨悚然。同陌生人相处，我们无须在理想、宗教或者形而上的方面有共同之处。坦率地讲，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去调查我在十字路口停留时所遇到的，或者在纽约地铁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信仰。毫无疑问，他们对我头脑中的想法也没有丝毫兴趣。我在《冲刺》一书中指出，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以一种违反直觉的方式做了一件好事，敦促我们要善意地对待陌生人。在市场经济中，买方和卖方常常需要多次打交道。这种“重复原则”促使他们彼此更加诚实。尽管如此，单凭诚实和亲近无法建设国家。

没人能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来传授美德或让迥然不同的人们变得亲近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件事关乎良好的习惯，而马克·吐温认为这有点儿像人们对诗歌、扑克或跳蛙比赛的爱好。遗憾的是，用于向孩子们传授传统美德（坚毅、机动性、自信心、爱国）的基本方法一直在遭受抨击。那么，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讲故事。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在21世纪，我们已经抛弃了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就像人类一旦走出洞穴，参与激烈竞争之后，就会告别家乡长辈那些古老、朴素的想法，告别篝火边的故事。

然而，我们现在同原始社会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人类依然喜欢讲故事、听故事。甚至连我们的权威机构都以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为中心。最高法院中除了那些身穿法袍、重复讲述我们社会内部冲突故事的老人之外，还有什么呢？国会选举中的那些玩世不恭的资深老兵也会提到一些竞选“故事”。亚里士多德把原始人类（智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我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是没有羽毛的、喜欢讲故事的两足动物。当然，其他生物也互相交流。蜜蜂通过嗡嗡声来确定方向，狗通过叫声来示警。但人类学会了如何在开始时交代故事背景，而后逐渐达到高潮，最后完成故事结局。

从美国诞生之日起，学校老师就通过民间故事和美国英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依然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往家跑的情景，手里挥舞着用剪刀从彩纸上剪出的帽子和旗帜，上面粘着厚厚的白色糨糊，许多小孩子都喜欢把它当零食舔。我们用装饰品和故事来庆祝哪些节日呢？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感恩节、华盛顿诞辰日、情人节以及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还有学校放假的前一日）。

今天，许多大人们认为不值得庆祝这些节日以及这些节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就在2015年感恩节之前，布鲁克林PS169学校的一位年轻校长禁止举行纪念活动，同时被取消的还有效忠宣誓活动。副校长发了一份通知，支持这一决定，并要求学校教职工“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多样性”。批评者声称，我们不能忽视残酷的历史“事实”。哥伦布和感恩节的清教徒们自身存在缺陷，这无法从我们历史画卷中被抹去。哥伦布和清教徒来到美洲之后，印第安人发现自己的家园遭到洗劫。一些历史学家说，哥伦布生性恶毒、蓄养奴隶、携带疾病，并且是个种族主义者。（当然，另外一些史学家声称，哥伦布是个受害者，试图躲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血腥清洗”。）尽管华盛顿将军帮助美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他随后鼓励美国蹂躏他国，扩张领土。

坦率地说，因为所有这些后来的问题而批评哥伦布、清教徒以及乔治·华盛顿，就好比批评马可·波罗，原因是高档饭店一份意大利面就卖30美元。

对待历史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而且也不是一时的流行。神话传说的丧失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分裂力量，这种力量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节日和国家的神话传说遭到破坏？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寻找建国之父和建国之母身上的瑕疵呢（比如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了解到的，繁荣的国家需要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并最终需要外来移民。但这些并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一开始，这个国家会嘲笑外国人。这种偏见受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驱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威廉·汉密尔顿关于为家人和陌生人做出牺牲的论述）。同时，这种偏见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教育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希腊人看作“朋友和族人，但要把其他民族看作植物或动物”。几千年来，各国一直对其他民族抱有厌恶心理，常常认为其他民族具有民族劣根性。有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外国人身上气味难闻，是同猪和猴子一起喂养的，或者像猪和猴子那样被养大的。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假如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繁荣，那它必须同外国人打交道，成为贸易伙伴或将其作为移民。此时此刻，现有的国家神话传说和建国英烈们就显得太过陈旧，性质太过单一，也太过狭隘了，无法被由多个文化组成的群体平等共享。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对这一点的阐释令人难以忘怀：“我们当时没有在普利茅斯岩登陆，而是普利茅斯岩砸在我们身上。”（作曲家科尔·波特在他1934年的作品《万事成空》中也用了同样的话。）此外，与本国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和外国人通常能够接受更脏的工作，工作环境也通常更肮脏危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里遍地铺的都是黄金，但我们发现这里到处是马粪。现在我们要亲自动手铺路。”因此，对于新来者而言，现有的神话传说看起来不那么适用了。假如神话传说看起来不大适用、不大令人信服，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珍惜它们呢？

今天，将近一半的英国公民不知道《大宪章》——一部近似神圣的自由法典。英国卡迪夫大学一位教授说，只有大约20%的英国大学生能够说出来19世纪的一位首相的名字。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不超过1/4的大学生能够把詹姆斯·麦迪逊的名字同美国宪法联系起来。但不要担心，99%的大学生能够准确辨认出《瘪四与大头蛋》里面的角色。

共同的故事和欢庆的节日都是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对抗国家的混乱局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会写道：“作为解放纪念日，独立日那天应当举行纪念活动……隆重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行活动。”1776年7月，亚当斯没有被庆祝胜利的烟花所迷惑，也没有被闷热的费城中洋溢的苹果酒香所迷醉。他在同一封信中警告说，争取独立的斗争肯定要付出“辛苦、鲜血和财富”。他清楚，历史会有缺陷、瑕疵和伤疤，但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未来分裂的威胁，美国人才更应当提升独立日的地位。

有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坚持认为，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孩子都了解开国元勋身上那些全部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对此，有人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告诉我们，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他们需要不同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一位优秀教师教育一个5岁孩子的方法不能跟教育14岁的孩子一样。因此，掩盖一些瑕疵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在小学阶段纪念和庆祝那些英雄和传统节日，可以向孩子们逐渐灌输各种美德和价值观，并鼓励他们探索真理，长大之后能够尊重诚实的辩论。下面就是我同柏拉图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理想国》中，强大的领袖们提倡高尚的谎言，目的是让普通百姓看不到重要的真相。例如，他们会说：“我们窃取了我们生活的土地。”而我拥护爱国主义神话故事，目的是帮助国家团结起来，同时知道大人们能够理解其中的虚构元素。要求公民偶尔搁置他们的疑问是正确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纪念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传统逾越节上，人们会聚在一起朗读摩西带领奴隶奔向自由的故事（有人可能会怀疑青蛙是否从天上掉下来）。《出埃及记》要求人们“应当告诉自己子女”的是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犹太法典》强调指出，“人应当把自己看作仿佛是当时正在离开埃及的人。”每年主持逾越节的神父都会通过想象再现这次旅程，尽管真实事件（这或许存有争议）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参加家庭盛宴的人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同那些穿越红海的逃离者有着基因上的联系。正是这种“仿佛”把只是出席逾越节的人变成了参与者，就把他们同几千年前的历史连为一体。

我们的感恩节的故事同样值得尊重。在庆祝这一节日时，我们应当表现得仿佛我们自己就是清教徒和万帕诺亚格人中的一员。当然，当初的清教徒认为自己同逃离埃及的希伯来人一样，他们恶毒的法老是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当年詹姆斯一世发誓要“让这些异教徒归顺”，否则就要打击他们，直到他们逃离英国，或者境遇更加悲惨。后来，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美国国徽上面应当包含摩西在红海上方伸开双臂的图案，这可以撼动乘坐在敞篷战车上的法老。托马斯·杰斐逊则刻画了荒野中的以色列儿童，白天由云彩引领，夜晚由火柱引领。（杰斐逊建议在国徽背面印上亨吉斯特和霍萨，传说这兄弟二人建立了英国。杰斐逊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对此我并不感到失望。）

传统节日真正代表了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符合振兴民族精神的需要的呢？与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是为了歌颂那个热那亚水手，不如说是为了颂扬有关勇气、探索、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的美德；与其说万圣节是为了纪念异教徒，不如说是为了吸引儿童，庆祝发现像南瓜这样的新大陆的农作物。一边敲门一边高喊“不给糖就捣乱”的做法教育人们，孩子们表现得越有礼貌，大人们就会越慷慨；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这种做法也利于引导孩子们明白该如何面对他们内心的焦虑（门后面会有什么怪物？）。感恩节教给我们的是有关礼让和工作的美德，以及对馈赠的感恩。与其说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是要把那些带着战争假发的将军们奉为神明，不如说是要教育孩子树立自由意识，培养他们的勇气。情人节赞美的是爱情。阵亡将士纪念日歌颂的是牺牲，鼓励孩子了解历史。

这些是那些手拿南瓜、头戴卡扣帽子的孩子所受到的真正教育，学到的真正美德：自由、探索、礼让、工作、勇气、牺牲和传统。受错误思想引导的大人们没有倡导这些常见的教育，没有分享传统，而是常常告诉孩子们去追寻那些与他们特殊的种族构成相一致的行为榜样。黑人不应当梦想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白人不应当试图效仿马丁·路德·金。这种趋势分裂了社会，损害了孩子们的梦想。小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不是跟我一样的来自新泽西海滩的蓝眼睛男孩，而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退休黑人，名字叫威利·梅斯。当我收到少年棒球联赛运动服时，我要妈妈在衣服背面缝上号码“24”。妈妈不是个灵巧的裁缝，而我也不是个身手敏捷的中场手。但我很高兴，因为我的教练没有为了让我的肤色同我偶像的肤色一致，就强迫我改变球衣号码。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工作也包括移民。比方说，一位来自波兰的新移民必须能够称乔治·华盛顿是自己的前辈，同弗吉尼亚州最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家族有着同样坚定的信念。感恩节的火鸡必须看起来同样美味可口，无论它周围摆的是成盘儿的波兰香肠、热气腾腾的成碗儿的酱牛肉，还是黑豆或米饭。那些勇敢面对惊涛骇浪和官僚阶级的移民体内的基因中有着更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参与到我们国家的故事中来，把他们看作仿佛是来此已久的群体，那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伤害。

要警惕当下，而不是过去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国家或许会做得十分过分，开始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美化过去呢？是的，但公民应当更加警惕，提防执政君主和首相们歌颂当下的自己。许多暴君和蛊惑民心的政客围绕他们自己鼓吹个人崇拜、调集军队，利用监狱作为个人游戏手段来镇压反对派。有时他们甚至声称自己具有神圣之力。卢浮宫内悬挂着一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的画作。画家安托万–让·格罗描绘了这位将军看望雅法地区感染鼠疫士兵的场景。这些人身形憔悴、面带恐惧，皮肤上全是癍疹。两个黑人用担架抬着一具尸体。拿破仑无视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伸手触摸死人腋下的水疱。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首先，它剽窃了《福音书》的创意，把拿破仑置于同耶稣同等的地位。在《福音书》中，当一个麻风病患者蹒跚着走向耶稣恳请他的帮助时，耶稣伸手触摸了这个人，结果他痊愈了。其次，这幅画是在1804年面世的，当时正值拿破仑称帝，马上要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这太过分了。拿破仑不是神，也不是圣人，而人们对在任领导人的公开崇拜危害性极大。

与把当前政客奉为神明的做法相比，我不大担心美化过去。我反对以健在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任何建筑或纪念馆。布伦丹·贝尔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的一位碌碌无为的州长。但不知何故，当1981年一座能容纳20000人的新泽西篮网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主场篮球馆在梅多兰兹建成开放时，它被命名为布伦丹·贝尔纳篮球馆（后来改名为埃佐德中心球馆）。我不相信贝尔纳先生个人出资修建了这座体育馆，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运球。此类显眼的做法容易招致腐败。在汤姆斯河的泽西海岸小镇上，一位野心勃勃的学校负责人在2004年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新体育馆，并主办了魔力红乐队、演员比尔·考斯比和凯丽·克拉克森的一些活动。6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闯进他的家中以受贿罪逮捕了他。该学区马上用一块儿油布把体育馆前带有他名字的标记遮盖了起来。

尊重国家神话和节日可以帮助把一个国家重新缝合起来。我担心目前我们用来缝合的布料正被人们胡乱翻找、乱挑毛病，就像对待Filene’s Basement（一个时装品牌）最后倒闭之前打折货架上的商品那样。我们国家的故事和我们国家的孩子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希望能够挽救国家，那么我们必须万众一心，不要陷入多元文化的致命陷阱之中。

当然，仅仅在学校中挥舞感恩节所戴的帽子是无法塑造民族性格、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在下面这一部分，我将会提出一些新策略，同分裂势力进行斗争。尽管这些思想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但它们也适合其他国家。我的《爱国主义宣言》是一种通用文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这些策略适用于所有事物，从免税代码到失业者的责任，再到新移民的责任。其中的一些建议在面对强大的混乱力量时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有时候，简单的象征性动作可以撼动重要目标。我们可以想一下约翰·F.肯尼迪在1963年6月访问柏林这件事。当这位年轻的总统到达柏林时，联邦德国民众正感到自己陷入共产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称西柏林对自己来说是“如鲠在喉”，发誓要拔掉这颗“欧洲心脏地带的楔子”。赫鲁晓夫威胁要同民主德国签署条约，阻止西方人前往西柏林。肯尼迪向数千名柏林市民只说了4个单词：“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他借此坚定了柏林人的决心。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来到柏林时，甚至连他自己的国务院都警告他不要激怒苏联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但里根坚决不同意自己外交官的观点，而是大声疾呼：“Mr. Gorbachev，tear down this Wall！”（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此时，他在自由的德国人心中，以及在那些实际上被民主德国政府扣为人质的人心中，激起了新一轮希望的浪潮。肯尼迪和里根总共说了10个单词，讲话时间加起来不到6秒钟，但这改变了柏林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下面这些想法，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可以帮助美国同对富裕国家构成威胁的混乱力量进行斗争。

战胜移民悖论，同不尊重我们历史的行为做斗争

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求本国的年轻人服兵役，或者参加其他全国性的活动。我们都认为芬兰不是一个特别充满压迫的地方（寒冷的冰雪除外），但芬兰政府要求年轻人要服6个月到1年的兵役；瑞士向梵蒂冈的教皇提供衣着整洁的卫兵，在国内则要求年轻人服兵役，或者用其他活动来替代兵役，比如向老年人提供帮助或者重建文化遗址。2013年，73%的瑞士选民投票反对取消强制性服务。我引用这些例子不是想要说美国应当制定征兵法或强制性为民服务条例，但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其他发达国家对其公民推行6个月到一整年的强制性服役，那么如果对那些申请公民身份的移民推行某种略显不便的措施是否太糟糕呢？尤其是这种“不便”能够提升他们对自己渴望加入的国家的了解。下面就是我的想法：

要求所有申请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人，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不少于5个下面这些历史遗址、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印章：

·保罗·里维尔故居（位于波士顿）、独立大厅（位于费城）、葛底斯堡古战场、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阿拉莫要塞。

·国家“二战”博物馆（位于新奥尔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宽容博物馆（位于洛杉矶）、珍珠港纪念堂、国家民权博物馆（位于孟菲斯市）。

·总统图书馆。

我还要对所有通过联邦计划申请学生助学贷款的美国公民提出类似的要求：

·效仿“以色列生存权”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私立机构，为年轻人提供游历以色列的机会），美国私人机构也应当成立“美国生存权”项目，向应该得到资助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参观我所说的“自由走廊”：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对那些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我们不仅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STEM）的人，而且应当考虑那些在美国历史和公民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

战胜有关盗窃、对下一代的掠夺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悖论

·同他们的孙子们相比，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从社会保障计划中获取的利益要大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只有在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国家债务状况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够增加福利。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应当推迟退休年龄，以利于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

·年轻父母应当享受高额税收抵免，但这只适用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同时自动将这笔资金存入为他们孩子设立的储蓄账户。尽管我们欢迎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但纳税人无须为此花钱作为额外奖励。

战胜工作分配不均，与僵化制度做斗争

如果再有悲观主义者抱怨政府从来没有改进他们的政策，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所通过的、由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利改革方案。尽管克林顿自己的一些顾问用辞职来表示抗议，但这一方案成功推动（或迫使）数百万福利受益者从福利名单中被删除，重新开始工作。旧金山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这项改革甚至让那些最无助的单身妈妈能够在经济上更加自给自足。”我们在此并不是要全方位讨论两党政策问题，但法律的确让人们看到，政策有时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如果求职者到另外一个州工作，那就给他们职业流动贷款。修改各个州的失业计划，让求职者看到在自己国家之外和自己所在州之外还有就业机会。

·向那些在失业救济期满之前找到工作的求职者发放“奖金”。几年前，我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周日版》“展望栏目”的头版中提出过这一建议。

·取消那些没有危险性工作的从业许可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极大地增加了从业成本。

·改革联邦伤残计划。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可以继续工作，而不是退休，只不过是从事更适合他们的工作。

·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年轻人遵守工作纪律。比方说，那些在21岁以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在退休时可以获得额外的社会保障奖励。

应对繁荣的代价需要脑力和体力，需要努力工作、缜密思考。同时它也需要投身于共同的目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值得我们去捍卫。历史告诫我们：几乎每一个国家最终都会变得疲惫不堪、缺乏自信，或者过于分化，难以凝聚到一起。但这并不是一项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爱国主义宣言》既是一种呼吁，也是一项行为准则，可以引导那些相信自己国家的存在可以为世界带来更多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爱国主义宣言

一个幽灵正出没于那些自由的国家中，但这个无形的怪物并非是由疾病、杀戮或贫穷滋养长大的。相反，它是从现代社会的繁荣中汲取营养，从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人中汲取营养。这些人抛弃、排斥或贬损那些能够把国家凝聚起来的神话、魔法和敬畏之心。尽管人类可能能力不足，无法重新点燃这些稍纵即逝却曾经强大无比的力量，但是我们应当努力确立原则，用自由、正义和共同防卫来约束自己。因此，我们庄严宣布：

1.热爱自己的祖国——心怀深厚的感情，与祖国荣辱与共。这应当是无比高尚之举，只要我们的祖国捍卫自由与正义。

2.一个国家的品德不是来自这个国家的高山和平原，也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人民的基因种族，而是来自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信仰。

3.从道德和法律角度来说，人民有权抵御攻击、侵略或者那些破坏民族性格的来势汹汹的文化入侵。

4.国家必须为“出国”和“言论”敞开大门——允许公民从这个国家自由地移民国外，允许公民在国内表达不满。

5.外来移民有义务理解和接受他们新国家的历史。本国出生的公民应当鼓励外来移民，让他们感到他们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去庆祝民族节日和传统，就像那些可以把祖先追溯到来到新大陆的第一批船只或马车的家庭一样。

6.不应当用时间来限制文化，而应当招引新故事和新英雄，因为他们提升了该民族对国家信仰的重视和忠诚。

7.国家应当成立一些服务子孙后代的组织和代言机构，就有关债务以及他们可能承担的义务等问题代表他们讲话。

8.尽管国家可以同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国家寻求建立防御联盟，展开贸易活动，但是不应当同那些持对立立场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者分享其出口奖励金。

怀揣着这些信仰，我们可以迈向未来，保全和振兴国家。国家也可以继续发展，不仅仅会变得更加繁荣，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稳固和自由。

有没有第二幕呢？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他是在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写下这句话的，当时他目睹了繁荣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思想，如何撕裂他同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的。有些读者错误地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意思是说生活中没有第二次机会。实际上，菲茨杰拉德所提到的是戏剧中的第二幕，就是在这一幕里剧中人物的世界坍塌了：安逸的生活被粉碎，朋友也背叛了他。那个一只眼睛失明、浑身血迹斑斑的拳击手必须抓住绳子，从拳击台上爬起来；那个之前天真单纯的家庭主妇遭到丈夫的欺骗和遗弃，为了赚钱供孩子上学，她不得不在夜间工作，累得眼圈发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物无不需要面对他们自身的恶习，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卑鄙的恶棍、躲过明枪暗箭、避开税务人员。他们回忆过去的奢华生活，试图从他们在昔日黄金岁月中狂饮的威士忌和果汁中寻找到一丝智慧。菲茨杰拉德不相信美国人的坚毅是真实存在的。他债台高筑、嗜酒成性，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或许美国和美国特性也都只不过是个神话传说。但即便如此，我们最好也要把握住它，利用我们的历史和理想避开国家分裂所遗留下来的深渊。是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但假如我们蔑视自己先辈的勇气，那就太愚蠢了。过去是个幽灵，但它也是个朋友。美国文学中有一部最出色也最发人深思的作品，其结尾写得令人拍案叫绝，其中所用的代词是“我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最后说道：“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到回到美好纯真的往昔岁月。”

让我们握紧船桨，奋力前行吧！

致谢

在深入研究经济史期间，我的家人一直耐心地关注着我，并表现得十分幽默。在研究第二部分简要描述的那些世界领袖时，我尽量依靠日记、杂志、书籍、年代久远的电影片段以及上等咖啡的芳香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比方说，在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时，我告诉当地咖啡店的咖啡师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斯，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写到纸杯上。之后我又成了图尔克和佩佩。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果尔达”要困难一些，于是我含糊其词，说自己叫“果阿”，但有些咖啡师认为这是印度的一个省。这样做可能有些傻，但让我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

我妻子黛比，女儿维多利亚、凯瑟琳和亚历克西娅都很漂亮、聪慧，她们让我心情愉悦。并且应当感激的是，我的女儿们都很能容忍她们的爸爸，因为他常常在陌生人面前戏弄她们。我的母亲琼则用她的智慧和活力鼓舞着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金斯伯格，她为人忠诚、足智多谋，把我引荐给绝顶聪明、十分和蔼的编辑霍利斯·海姆鲍奇。我还要感谢斋藤仁和约翰·卡拉季奇，他们对涉及明治革命和阿塔图尔克的章节提出了独到见解。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小时候上学时，我有幸师从一些优秀的老师。我现在依然把专栏评论的草稿寄给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丁·梅萨罗斯，因为他比任何参加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家庭聚会的人都更了解“迷惘的一代”。戴维·科雷尔把令人鼓舞的内容带到历史课堂，每年都会把一伙儿荷尔蒙分泌过剩的青春期顽劣少年改变成一群心怀爱国主义的中学生。萨莉·豪、文斯·赫克尔、珍妮特·盖尔泽和杰克·米尔科维奇从没有让我轻易得到优秀，但一直督促我更加努力，走得更远。我最喜欢的两位小学老师都已经不在了：一位是不苟言笑的非裔美国女士玛丽·克拉克——我曾在《冲刺》一书中称赞过她；另一位是我五年级的老师雷蒙德·斯内顿，他教会了我运动中的数学。秋天里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交流我们为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设定的选秀权，以及为赌球者设定的分差。我现在也不清楚学校负责人是否赞同这种赌博式的教学方法，但我认为这种方法收到了效果：受到斯内顿老师对数学热爱的启发，几十年之后我发明了一种向儿童传授数字的新方法——数学箭头。一想到某个孩子可能会因为斯内顿老师认为绿湾包装工队能够击败赌球者设定的分差而发现学习代数更简单了，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在本书中遇到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经受得起挑战而延续下去呢？

注释[1]

序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第4章 工作问题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致谢

[1]以下注释部分数字为英文原书页码，详见英文原书。——编者注

繁荣的代价：富有帝国的衰落与复兴

[美]托德·G.布赫霍尔茨　著

杨清波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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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字 数：24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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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816-0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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