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 译者：赵德明

- 出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ISBN：9787208112025

-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圣西尼

我与圣西尼友谊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非同寻常。那时，我二十几岁，穷得赛过老鼠，住在赫罗纳郊外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姐夫去墨西哥之后给我留下的。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1]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这种比赛是面向西班牙语作家的，无论国籍和家住何方。奖分三种：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后来，我想参加散文赛，但是我收到比赛规则时发现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周围环境、历史、名人、对未来的展望。这超出了我的掌握范围。于是，决定参加短篇小说比赛，把我最佳作品（那是不多）一式三份投寄出去。然后坐等结果。

评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根本没人卖什么手工艺品）上当流动小贩。我获得第三名鼓励奖。阿尔科伊市政府及时地给了我一万比塞塔[2]。不久，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不乏印刷错误），包括一等奖和六部入围奖作品。当然了，我的小说比一等奖好，这让我怒骂评委，心里想，说到底，这类事经常发生。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同一本书里发现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阿根廷作家，获得第二名鼓励奖，作品讲述的是叙述者前往农村，因为儿子在农村垂死挣扎，也许是讲述叙事者之所以去农村，是因为儿子死在城里了，没有说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作品的质量超出一等奖作品，超出第一名鼓励奖，也超出第三名鼓励奖和第四、五、六名鼓励奖的作品。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向阿尔科伊市政府索要圣西尼的住址。此前，我读过圣西尼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拉美杂志上的几篇短篇小说。那部长篇小说属于可以口耳相传的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说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某个阶段的故事，此人是18世纪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3]的行政官员。有些评论家，特别是西班牙评论家把《乌加特》说成是殖民时期的卡夫卡之类的人物；但是，这部作品逐渐造就出来自己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阿尔科伊市政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发现了圣西尼。这时的《乌加特》已经在美洲和西班牙各个角落拥有了人数不多，但态度热情的读者，他们之间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当然了，圣西尼在阿根廷或者在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出过其他一些著作；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萨瓦托、穆希卡·莱伊内斯之后，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间的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至少在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是《阿罗多·贡提》，此人在魏地拉[4]及其帮凶的独裁政权设立的特别集中营里失踪了。这一代人（也许用“一代人”有些过分）所剩无几，但不乏闪光之处，或口不乏才华；他们追随罗贝托·阿尔特，他们是记者、教师、翻译工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告未来的打算，宣告的态度都有些悲凉和怀疑，到了最后他们都一一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

我喜欢他们。早年间，我曾经读过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剧作，鲁道夫·沃尔什（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短篇小说集、丹尼尔·莫亚诺的短篇小说集，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阅读，是从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从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找到的：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作品集，可能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他们形成的文学一代，而不是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那一代人的文学，后来出现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很快把他们那一代人甩在后面去了。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读者奉献出了聪明而坚实的力作，作品中有密谋策划的故事，也有欢乐的情绪。不用多说，我最喜欢的是圣西尼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以容易冒犯别人和又讨别人喜欢的方式参加了一次省级文学征文比赛的经历，促使我跟圣西尼建立了联系，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他我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

后来，阿尔科伊市政府很快给我寄来了圣西尼的住址——他住在马德里——一天夜里，我吃过晚饭（也许是吃点心），给圣西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乌加特》，谈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的短篇小说，谈到了我自己，我在赫罗纳郊外的破屋，谈到了文学征文比赛（嘲笑一等奖作品），谈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国独裁政权依然稳定），谈到了鲁道夫·沃尔什的几部短篇小说（在喜欢圣西尼的同时，我也喜欢沃尔什），谈到了在西班牙以及普遍的生活状况。出乎预料，刚刚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一开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接着说他也收到了阿尔科伊市政府寄的获奖作品集。但是，与我不同，他还没时间（后来，情绪比较平静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没有“足够的劲头”）翻阅一等奖和鼓励奖的作品。可是，他就在这几天里阅读了我的小说，认为是佳作，“上乘之作”，他说，“我要保存这封信”；同时，他希望我坚持下去（不是起初我理解的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征文比赛）；他保证他也要坚持下去。接着，他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比赛，委托我一旦有什么消息就通知他一下。作为交换，他给我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大赛的参赛条件，一个在普拉森西亚，一个在埃希哈[5]；一个奖励两万五比塞塔，另一个奖励三万。后来，我从马德里的报刊上弄到了评奖规则：只要一桩罪行或者一个奇迹就行了。这两个评奖的要求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罗西尼的信结尾处热情洋溢，好像我和他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比赛除去艰苦和无意义之外，还没有尽头。他写道：“振作精神！工作吧！”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封信真奇怪啊！我记得又重新阅读了几章《乌加特》。那几天，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出现一些流动书贩，他们把书陈列在广场四周，大部分是滞销的存货，不久前倒闭的出版社的剩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书，爱情小说，牛仔小说，明信片集。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短篇小说集，立刻买了下来。书像是新的——真是新书，是出版社降价处理给专门收这类书的流动书贩，因为书店和经销商已经不愿意冒险了。那一星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圣西尼周。有时再看看他那封信（读了一百遍了），有时翻翻《乌加特》，如果想看看故事情节，就看看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虽然题材、情节各异，但通常都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农村、潘帕斯草原，就是早年间说的“马背汉子的故事”。《乌加特》里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有的审慎态度；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

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聊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赛里，改名叫《高乔人[6]》；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人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

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7]。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有好长一段时间摆在我工作的案头上。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两张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拿到卧室去，看着看着直到入睡为止。圣西尼也在信中跟我要照片。我没有新照片，就去火车站自动拍照亭照了一张，那个年月赫罗纳只有火车站有那么一处。但是，我不喜欢那些自拍的照片。样子很丑，很瘦，一头乱发。这样一来，寄照片的事就一再拖延下去，花在自动拍照亭的钱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信手挑了一张，装进信封里，又放入一张明信片，就寄出去了。复信姗姗来迟。这期间，我记得写了一首长诗，非常蹩脚，里面充满了呐喊和面孔，表面上各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脸：米兰达。等到我终于辨认出是她的样子，就说：米兰达，是我，我是你父亲的笔友。她转过身跑了，去寻找她哥哥格雷戈里奥，寻找他在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长廊里面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很热情。他说，他和他老婆都觉得我让人有好感，跟他们想像的样子一样，也许有点瘦，但是，模样很好；他俩也很喜欢那张有赫罗纳大教堂的明信片，希望不久的将来，只要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家务事少一点，就来赫罗纳亲眼看看大教堂。信里的意思是，不仅来看我，而且要住在我家里。他顺便提出，如果我想去马德里，也可以住在他家。圣西尼在信中模仿70年代初在南美很有名气的连环画人物（一位高乔人）说：家穷，也不大干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什么也没说。对那些评奖活动也是只字未提。

一开始，我本打算把长诗给米兰达寄去。但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心里想，我一定要疯了，要是把长诗寄给米兰达·圣西尼就不会回信了，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没有寄出去。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圣西尼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在一封信里，圣西尼告诉我：他担心绳子要断了。我错误地理解了他这番话，以为没有足够的文学比赛可以让他投稿了。

我一再邀请他们来赫罗纳。我说，他们可以住在我家里。我甚至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擦擦洗洗，因为相信（毫无根据）他们一家随时会进门。我的理由是，圣西尼有那张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用票，只要再买两张票即可（一张给老婆，一张给女儿）我强调，加泰罗尼亚地区可以让游客看到许多美景。我说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以及可以肯定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圣西尼在长长的回信里说，感谢我的邀请，告诉我暂时不能离开马德里。他第一次把信写得意思模糊。但是，到了中间，又开始说起了文学比赛（我估计他又获奖了），鼓励我别泄气，继续参赛。写到这里，他又谈到了写作这个行业，谈起了职业。我的印象是，他这些话一部分是说给我听的，一部分是给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余部分，如上所述，意思模糊。我感觉信的结尾处是说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有一处最近刚被人发现的乱葬坑，其中一具尸体可能就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在信中不大言说痛苦，仅仅告诉我：某月、某日、某时，一群法医和人权组织成员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我第一次不想给他写信了。更想给他打电话，可是估计他没有电话，就算有，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写了一封短信。我说，真痛心，还大胆表示，他们也并没有肯定那就是格雷戈里奥。

后来，夏天到了。我开始在一家海岸旅馆干活了。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短训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是，圣西尼一次活动也没参加。就算他参加了什么活动，我看到的报纸上也没提到他。

到了八月底，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夏天结束后，我有可能去拜访他。仅此而已。等到我回到赫罗纳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在门底下不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圣西尼的，日期是八月七日。这是一封告别信。他说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没人会拿他怎么样了；还说，再待在国外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真的想知道格雷戈里奥的归宿，就只能回国。他说，老婆自然是跟他一道回去了，但是，米兰达留下。我立刻给他那惟一的住址去信。但是没有回信。

渐渐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圣西尼永远回阿根廷了，既然他不从阿根廷给我写信，就可以认为我俩的通信关系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是在盼望他来信的。但是，圣西尼一直没给我写信。我安慰自己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节奏太快，是爆炸式的，没时间干别的事，能呼吸和眨眼就不错了。我再次给他在马德里的住址写信，盼望有人能把信转交给米兰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邮局把信退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于是，我打消了再写信的念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忘记圣西尼了。但是，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会在旧书店里跑上整个下午，寻找圣西尼的著作，寻找那些知道书名但没有阅读过的作品。可是书店只有《乌加特》和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那家出版社早就停止支付版税了），这差不多就是发给圣西尼和我的一个信号。

一两年后，我得知圣西尼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也许小是看报纸，而是有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跟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因此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他去世的讣告。那讣告很短：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一度流亡西班牙数年，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估计消息的末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消息没有让我很惊讶。不知为什么，圣西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我觉得合情合理。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圣西尼和他老婆、女儿的照片以及格雷戈里奥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与我的其他纪念品一道躺在一个纸箱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烧掉这个纸箱），有人登门来拜访了。时间大约是夜里十二点了。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在我赫罗纳的熟人中（不多），除非发生了不寻常事件，绝对不会有人来家里找我的。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长发，身穿黑大衣。她是米兰达·圣西尼。自从她父亲给我寄来了照片，岁月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位男士：金发，高个子，长发，鹰钩鼻。她笑着对我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我邀请二位进门。他俩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从那里再过业得里业海去希腊。由于钱不多，就采取拦车搭乘的方式旅行。那天夜里，二人就睡在我家了。我给他俩做了点晚饭。男子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住在马德里。他帮助我做晚饭。米兰达则在屋子里转悠。科恩问我：你很早以前就认识她吗？我回答说：从前只见过照片。

晚饭后，我为他俩准备房间，告诉他俩随时可以上床睡觉。我也打算进卧室睡觉，但是我明白就算是能睡，可能也很困难。于是，我估计二人已经入睡后，就到一楼去看电视。我打开电视，音量调得很小，开始想圣西尼了。

片刻后，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是米兰达。她也无法成眠。在我身边坐下后，跟我要香烟。起初，我俩谈他俩的旅行，谈赫罗纳（整个白天，二人一直在城里，我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俩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后来，说起了她父亲和她哥哥。据米兰达说，格雷戈里奥之死一直没能让圣西尼的情绪恢复正常。他回国就是为了寻找儿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我问她：你母亲也知道啦？米兰达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他除外。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我看着她。她转过脸去了。她问：你在写东西？我说：没有。我在看电视。米兰达说：我是说，我和塞巴斯蒂安敲门的时候，你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的。她问：写小说？我答：不是。是诗。米兰达说：啊。我俩静静地喝酒，长时间地望着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我问她：你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要给格雷戈里奥起名叫格雷戈里奥呢？米兰达说：当然是因为卡夫卡了。我说：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个格里高利·萨姆沙吗？米兰达说：当然了。我说：我早就猜到了。后来，米兰达大致给我说了说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圣西尼已经病了。他不顾几位免费为他治疗的阿根廷医生的反对（他们甚至为他在社保医疗的医院里弄到了住院床位），还是走了。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痛苦又高兴。从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忙于奔走调查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愿意回大学教书。但是，层层官僚手续，种种嫉恨、冤仇，都成为他回大学的障碍。他只好为两家出版社搞翻译。他老婆的情况相反，她找到了当教师的工作。到了最后，夫妻都依靠妻子一人的薪水生活了。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据米兰达说，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甚至有时还似乎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神。至于格雷戈里奥的消息，没有一个能做结论。据几位法医说，格雷戈里奥的遗体可能就在那堆从乱葬坑里挖掘出来的遗骸中；但是，更可靠起见，应该做DNA检测。可是政府没钱，不想做这种测试，于是一天天拖延下来了。圣西尼还寻找一个姑娘——可能是格雷戈里奥的女朋友。但这姑娘也没露面。后来，病情恶化，只得住院了。米兰达说，他也不写东西了。对圣西尼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天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是的，他是这种人。接着我又问她：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文学比赛？米兰达瞅瞅我，笑了。当然了，你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他认识你也是在一次比赛里。我想，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有她父亲的全部地址，可是直到这时她方才意识到我是谁。我说：我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人。米兰达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她父亲有一年的时间，直说起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大概让他感到厌烦了吧。她说：哪里！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喜欢您的信，经常给我母亲和我朗读您的信。我不大有信心地说：但愿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米兰达说：非常开心。我母亲甚至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名字？、给谁起名字？米兰达说：给我父亲和你起了名字，叫你们是“枪手”或者“捞奖金的人”，我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长发猎人”。我说：我想像得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我认为真正捞奖金的人是你父亲，因为我只不过给他提供出信息而已。忽然间，米兰达严肃起来了，说道：对，他是个专业作家。我问：他获得过多少次奖？她神情恍惚地回答说：大约十五六次吧。她问：你呢？我说：眼下只有一次。只有阿尔科伊那次鼓励奖，就是认识你父亲的那一次。米兰达望着白兰地酒杯说道：知道吗？博尔赫斯给我父亲写过一次信，是寄到马德里的，赞扬他的一篇小说。我说：我不知道。科塔萨尔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穆希卡也写过。我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米兰达：嘿，他妈的！说罢，她起身去了院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稍稍等了片刻，拿起白兰地瓶子，跟着她到了院子里。米兰达靠在墙头上，望着赫罗纳的万家灯火。她说：从这里望去，视野开阔。我为她斟满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俩静静地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俩已经和好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俩早就和睦相处了，从今以后，事情会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生变化。仿佛世界真的动起来了。我问她多大岁数，她说：二十二岁。我说，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甚至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怪异。

1　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的城市。——中译注，下同

2　西班牙在2002年以前使用的货币。

3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Virreinato del Rio de la Plata）是西班牙于1776年在南美洲建立的总督辖区，包括今天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

4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1925－　），阿根廷前总统，于1976－1981年统治阿根廷，被认为通过严酷手段制造白色恐怖。

5　均为西班牙中等城市。

6　高乔人（Gaucho），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混血种，大多从事牧业或过流浪生活。

7　格里高利·萨姆沙（Gregor Samsa），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名字。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主人公名叫勒普兰斯，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很适合他，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子”[1]（那种日渐没落的中产阶级，缺钱，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群体面的朋友），他是作家。

当然了，他是个失败的作家，就是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蹩脚诗人认为蹩脚的诗；优秀诗人根本不看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个出版社——或者说读者群，那些讨厌的下等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居然会厌恶他。他的书稿总是被否定。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心怀厌恶（或者嫉妒），打心眼儿里厌恶。读阿尔丰斯·都德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慰藉），出于忠于作者的父亲，也读令人遗憾的莱昂·都德的作品（散文不错）。

1940年法国投降后，原来百花齐放、四分五裂的各派作家，风暴后，组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主张抵抗派（又分为少数积极抵抗派和多数消极抵抗派，还有抵抗派的同情分子，还有那些通过失职、危险行动、越权、公道、礼貌等手段进行抵抗的人）和主张合作派，又分为许许多多小派别——都是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在许多人看来，政治报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报复。主张合作的通敌分子控制了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勒普兰斯（表面上不参加任何一派，或者自以为不参加任何一派）忽然明白了自己的领土（自己的祖国）是属于笔杆子们的，属于怨天尤人派，属于下等作家们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通敌分子们企图把他拉过来，天经地义地把他看成是同类。他们对他不仅友好，而且慷概大方。他工作的报社的新社长约见他，给他解释报纸根据新欧洲政治格局制定的新策略，许他一个更好的职位，还有金钱，名望，以及起码的，但是勒普兰斯从未见过的报酬。

那天上午，他终于明白了几件事。此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坛的金字塔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此前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经过一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拒绝了社长的邀请。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呢。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纸，或者字里行间时时发出神秘的信号。试着读书，但无法聚精会神，无法学习，无法享受阅读的快感。噩梦折磨着他，有时自言自语而不知晓，只要能走，他就沿着非常熟悉的小区街道长时间地漫步，让他吃惊的是，小区依然如故，它们拒绝德军占领和政权更迭。不久，他与抵抗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认识了收听BBC广播并且相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

一开始，他参加和出现在有抵抗活动的地方只有很少几次。他那副谨慎和平静的样子（对于他这个样子，人们的看法不一）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但是，那些抵抗运动的负责人（虽然担着抵抗运动的责任，但仍旧属于作家协会）不久就注意到他，信任他了。这种信任可能与准备去冒险的人少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勒普兰斯进入了抵抗组织内部，他活动的能力和冷静的气质很快就能去完成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和不十分重要的冲突，当然对于作家协会来说是个例外）。

对于作家们来说，勒普兰斯确实是个谜团和意外。那些在法国投降前有些知名度的人们，那时根本不把勒普兰斯放在眼里，如今常常在各个地方见到他，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得到勒普兰斯的掩护和完成逃跑计划，还要服从勒普兰斯的指挥。勒普兰斯仿佛来自净界的圣人，出手帮助这些作家，拿出拥有的一切（数量不多）供作家支配，表现得处处合作，积极努力。作家们跟他聊天。谈话的时间是夜里，地点在房间里或者漆黑的过道上，始终是低声交谈。有人建议他写小说、诗歌、散文。勒普兰斯告诉他们：早在1933年他就写作了。作家们希望了解（等待出逃的黑夜漫长而令人心焦，有些人就是想说说话而已）他的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勒普兰斯提了几个糟糕的报刊的名字。仅仅这些名字就让听者感到恶心或者难过。他与这些作家的见面常在黎明时分结束。他把作家送到一个安全住处。作家们说几句感谢的话，握握手，或者迅速拥抱一下，就分手了。那些感谢的话是由衷的。但是，分手后，作家们都想离开勒普兰斯，把他忘掉，好像他是一场噩梦，尽管令人不快，但很容易忘记。

勒普兰斯的在场令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无法界定的反感。虽然他们知道他是来帮助他们的，但骨子里还是百分之百地不肯接受他。也许他们意识到勒普兰斯在那些下流报刊界的炼狱里煎熬了好多年，知道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无法得救，或者只有那些强壮、有智慧和优秀的人们才能逃脱出来。

当然了，勒普兰斯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优点。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没人过党，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也许这些作家把他看成是“暴发户”，看成是倒过来的投机分子（因为正常的投机分子应该是告密，谩骂抵抗分子，与警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淡。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认识的人；我那时在想：您在那些人家里做什么呢？她又说：您像是不显眼的人，总是安安静静，总是听人支配。

女小说家的坦率让勒普兰斯高兴，他开始吐露心声。他说起了自己的作品。对方大大地吃了一惊。不可避免地二人谈到了勒普兰斯被边缘化的问题。几小时后，女小说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她说得粗鲁，意思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脸上，说话的方式，眼神，让大多数男人产生排斥感。解决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办法是如此地朴实无华，肯定有用。勒普兰斯惊讶地听着，点点头。他明白自己不会听从女小说家的劝告，有些吃惊，也许是有点生气，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听他倾诉并理解他。

次日，一辆由抵抗运动组织派来的车把勒普兰斯接走了。告别前，女小说家握握他的手，祝他好运。接着，亲亲他嘴唇，哭了。勒普兰斯什么也没弄明白，慌乱地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走了。女小说家站在窗前望着他：勒普兰斯转进车子，没有回头看。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勒普兰斯可能在某地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在他不寻常的作品想像着）女小说家在一门心思想念他，同他一道想像未来，对他说：我爱你，直到最后困倦压倒了她，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后来，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勒普兰斯谦卑而令人反感地活到了战后。1946年隐居到皮卡迪区某个小村庄去当老师。他为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写稿的数量不多，但是经常会写。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他还赢得了在两三家杂志发表文章的权利。当然啦，有时候，他也打算再见见那位女小说家，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等他再去女小说家那里时，发现住户已经换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勒普兰斯当然还在寻找她，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他见到的是那些巴黎作家。不是像他心里希望的那样见过很多面，但是见到他们了，有时还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知道（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看过一两篇勒普兰斯的散文诗。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勒普兰斯的容貌、弱体质、惊人的光辉是个激励或者是个备忘录。

1　勒普兰斯（Leprince），字面上有“王子”之义。

恩里克·马丁

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1]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怪信。实际上不能说是信。在两页白卡纸上印着请柬，是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在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我没有出席；有人在请柬上画了一些草图，旁边写了一些如下的数字：

3860＋429777－469993?＋51179－588904＋966－39146＋498207856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显然，这位匿名信作者参加了我长篇小说的首发式。我当然不打算去破译这些数字：但显而易见的这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作者应该是我的某位朋友。也许除去旁边的草图，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草图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一条分岔的河流，一座桥，一座大山或者小山，一个山洞。一侧有个原始的航海罗盘指示南北。路旁，与大山（我最后判定应是大山）和山洞相反的方向，一个箭头指向通往安普尔丹地区一座村庄的路。

那天夜里，我在做饭时，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肯定是恩里克·马丁写的。我想像着他在出版社酒会上的样子：与我的一些朋友聊天（其中某人肯定给了他我邮箱的号码）；他严厉批评我的小说，手里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高声询问我是否出席酒会。我觉得他口气里有股蔑视的意味。我认为我是把那件遥远的事件、把我排斥在《白绳》之外一事联想起来了。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还是那种白卡纸上的请柬（参加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他大概拿到了好几张），但是这封信上，我发现了几处变化。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人事先抄录了一句米盖尔·埃尔南德斯的诗，内容说的是幸福与劳作。背面，在第一次的数字旁边，图画有了彻底的变化。起初，我以为没有什么意思，线条很乱，有的地方纯粹是线条和省略号、惊叹号、随意乱画或者添加的素描的交叉。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以及与前一封信的比较之后，我明白了其中的明显意思：新图是旧图的延续，新图画的是山洞。

我记得那时在想：我们已经不是开这种玩笑的年龄了。我记得，一天下午，我在报刊亭翻阅《问与答》杂志，但是没买。在撰稿人名单里，我没发现恩里克·马丁的名字。过了几天，我再次把他和他的信件给忘掉了。

我想大约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吧。一天夜里，我听见有汽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动静。我以为大概是什么人迷了路。于是，带着狗出去看看是谁。汽车停在一块欧洲黑莓地旁边，发动机还在运转，车灯亮着。在一会儿的工夫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见车里有几个人。但我不害怕。那只狗可是在汪汪乱叫，急不可耐地要扑上前去。这时，车灯熄灭了，发动机停了。车里只有一个人。他打开车门出来，口气亲热地问候我。原来是恩里克·马丁。现在想起来，我问候的口气比较冷淡。他开口就问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我说：收到了。没人拆信封吗？信封是不是严丝合缝？我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一边望着身后的村庄灯火以及山洞那边的采石场，说道：有问题啊。我说：走！进家吧！可他原地不动。他指指灯火和采石场那边的声音，问道：那是什么？我说是采石场，解释道：至少一年有一次，不知原因，要工作到过了半夜才成。恩里克说：真奇怪。我再次请他进家门。可是他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他让狗嗅嗅之后，说道：我不想打搅你。我说：走吧！进去喝点什么。恩里克说：我不喝酒。又说：我参加了你小说的首发式，本以为你会到场的。我说：我没去。我本以为，现在恩里克可要批评我的作品了。他说：我希望你帮我藏点东西。这时，我才发觉他右手拿着一个包裹，是一包稿纸，我想，他又写诗了。他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不是诗。”说着无助但勇敢地一笑，这样的笑容确实多年不见了，至少在他脸上没看到过。我问：里面是什么？“没什么。我的东西。不想让你看。只想让你保存。”我说：行啊。进去吧。“不了，不了，不想打搅你。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恩里克说了一个我俩都认识的熟人，就是那个说第一期的《白绳》里有两个智利人就太多了的智利人。我说：这个混蛋怎么敢把我的住址随便给人呢？恩里克问：“你俩不是朋友吗？”我说：就算是吧。但是好久没见了。恩里克说：“那我很高兴他能把你的住址给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本该说一句：我也很高兴。可是我没说。恩里克说：“好了。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采石场方向传来了轰隆声，像是爆炸，这让他感到紧张。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在夜里这个钟点听见爆炸声。他说：“好啦。我走了。”我说：多加小心啊。他问：能拥抱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那只公狗不咬我吗？我说：是母狗，不会咬你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生计而住在村外那座房子里），那包稿纸我始终没动，因为这是恩里克的委托，那包东西是用绳子加胶带捆好的，与旧杂志以及我的稿子（无需多说，那段时间大量增加）放在一起。关于恩里克的惟一消息来自《白绳》的那位智利人，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白绳》，谈起了那些年间的事情，他澄清了他在我的诗没有被刊登这件事中的作用。他断言说：没起任何作用。这事算是弄明白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了。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在希腊区有家书店，就在几年前我和那墨西哥女友五次造访过的那所房子附近。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已经离婚，已经不与《问与答》合作了，他前妻跟他一道在书店干活。他告诉我，他们不住在一起了，就是朋友关系，恩里克给她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她失业了。我问：书店怎么样？智利人说：很好。他好像从那家年轻时就工作的公司拿到了一大笔补偿费。他说：他还住那个地方。书店里面有两间房，不很大。后来我得知两个房间面朝一个有阳光的院子，恩里克种了天竺葵、橡胶榕、勿忘我、白百合。书店有两扇门，到了晚上，拉下铁帘，上锁，此外还有一扇通向大楼走廊的小门。我不想问他地址，也不想问他恩里克是不是还写诗。不久，我收到有恩里克签名的长信，告诉我：他在马德里（我以为这封信是他在马德里写的呢，不敢肯定）参加了著名的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不对，他不写科幻小说（他用的是缩写SF）。他去那里的身份是《问与答》的特派记者。信的其余内容乱七八糟。他说起一位法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断言：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后来，又说到这位法国作家得出如此可笑的结论走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部分难以卒读。他还提到了“智力警察”，对“时间隧道”做了推测，文字混乱，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信的结尾处是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智者得救。”最后是例行的问候和怀念。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

关于恩里克随后的消息，还是那位智利朋友提供的，十分偶然，平平常常，因为我去巴塞罗那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那里遇到了那位智利人，我俩就一起吃了午饭。

恩里克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天上午，他前妻（如今是店员了）来到书店门前，发现门是锁着的。这让她感到奇怪，但也不特别奇怪，因为恩里克有时会在里面睡着。为对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自己有一把钥匙。她先开了铁帘上的锁头，然后打开书店的玻璃门。接着，走到书店里面去，进了卧室，发现恩里克吊在卧室的房梁上了。看了此情此景，她差点吓死，但她克制住了，赶忙打电话报警，然后关闭店门，坐到人行道上边哭边等候（这是我猜测）。后来，第一辆警车来了。等她再回卧室时，没想到恩里克还在房梁上吊着呢。警察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发觉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数字，有的是用标签机画的，有的是用气雾剂罐喷上去的。他回忆说，警察们给那些数字（659983＋779511－336922，一些难以理解的玩意儿）拍了照片，还给从高处用毫不尊重人的眼神看着大家的恩里克拍了照片。前妻兼店员认为：那些数字是积累的欠款数额。的确，恩里克是有外债，但不太多，还不至于因此有人追杀他，但的确有债务。警察问她：那些数字前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墙壁上了？她说：没有。后来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不会有的。她老早就不进那个房间了。

警察检查了几扇门。通向大楼走廊那扇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说明门是从外面强行撬开的。除去前妻兼店员的那串钥匙，惟一一串钥匙是在收银机旁边找到的。法官来到以后，警察把恩里克从房梁上放了下来，尸体运走了。解剖的结论是自杀，悬梁自尽在巴塞罗那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在很多个夜晚，在安普尔丹那个村外孤独的房子里（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经常思考恩里克之死。我很难理解一个希望生儿育女，而且是自己分娩的男子，会那么不文雅地让前妻兼店员发现自己上吊的样子——是裸体吗？是穿好了衣裳？是睡衣？也许是吊在卧室中央摇来晃去的样子——对那些数字的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很容易想像出恩里克整夜从事密码研究的样子，他从书店八点关门开始，一直干到清晨四点。这可是自杀的好时间。当然，我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明他死亡的假设。第一个假设直接与最后那封信有关系：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第二种假设从两个方面考虑有他杀的可能性。但这两个方面都过分夸张。我会想起我和他在我家对面最后那次见面的情形：他很紧张，好像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者是在追捕他。

后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我把我掌握的恩里克的情况与别的朋友进行核对。在他生前，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他没把手画的草图和手稿交给过别人。而我发觉这里面有矛盾和疑问，正是他在《问与答》活动时候的事情。有人说恩里克很久以前就与《问与答》杂志没有任何联系了。有人说，他死之前一直为《问与答》定期撰稿。

一天下午，我在巴塞罗那办完几件事后，没别的事情了，就去了《问与答》编辑部。社长接待了我。我本来以为会遇到什么奸人，结果不是，社长像个卖保险的，样子与—切杂志社社长相同。我告诉他：恩里克死了。他不知道此事，吐出几句悲痛的话，等着我说下去。我问他：恩里克是不是经常给杂志撰稿。正如我所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提醒他说，不久前在马德里举行了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是否派人参加了？他同答说：没派人前往，他解释说，《问与答》不搞科幻小说，而是从事科研报道。他还说：他个人很喜欢科幻小说。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那恩里克是自费参加大会的。社长说：应该是吧。至少不是为本社工作的。

就在大家还没有忘记恩里克之前，就在大家——他的朋友们——还在想念已经去世的恩里克之前，我弄到了他前妻兼店员的电话号码。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记得是我。我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去过你家五次。那时我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住在一起。她说：啊，想起来了。接着，就沉默了。我以为电话出了什么毛病呢。但她还在。我说：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她说：恩里克参加了你的作品首发式。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他想见见你。我说：我俩见面了。她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你。我说：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她说：太晚了。我说：是太晚了。

我和她又谈了一会儿，我记得说到了她的不安和焦虑。后来，我的硬币用完了（我是从赫罗纳打过去的），电话断了。

几个月后，我出门了。那只狗跟我一道走。那儿只猫留在邻居家里了。出门前一天夜里，我打开了那包恩里克托付给我的书稿。我本以为可以找到数字和草图，那可能是可以说明他去世的信号。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儿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

1　爱德华多·桑奎内蒂（Edoardo Sanguineti，1930－2010），意大利诗人。

一件文学奇事

B写了一本书，嘲笑某些作家，确切地说，是嘲笑某些作家的原型。有个故事里涉及了A的形象。A与B同龄，不同的是A有知名度，有钱，有读者，有更大的抱负，是在这个领域里一个文人能拥有的抱负。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但是，B与A之间并非完全不同。二人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说都来自比较安逸的无产阶级家庭。二人同属左派，都有共同的求知欲，都缺乏系统教育。但是，A的一举成名赋予他作品一种虚假的神态。这让B（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难以忍受。起初，A在报刊上，后来更多地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武断地发表一切关于生存、人类和神的看法，口气沉重得如同院士，心态如同那种争取高升、赢得别人尊敬的文学家；还站在新贵的宝塔上，抨击可能玷污那面如今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镜子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在B眼里，A已经变成了伪君子。

大家都说，B在写一本书，其中一章是嘲笑A的。这嘲笑没有血腥味（尤其是考虑到是在一本大书里的一章里）。B塑造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是位成功的作家。B借助梅纳的嘴巴说出对A的看法来。背景有所变换：A乱批色情文学，梅纳乱批暴力；A攻击当代艺术中的唯利是图，梅纳列出种种理由批判色情文学。梅纳的故事与别的故事相比并不突出，书中多数故事较好（就算写得不很好，组织结构不错）。B的书一出版——这是B首次在一家大出版社出书——就听到了评论。起初，他的书被人忽略了。但不久，国内一家大报上，A发表了一篇绝对是赞誉和热情的书评，一下子就吸引了别的评论家出来说话了，把B的作品变成了较为成功的畅销书。B当然有些坐卧不安了。至少是开头如此。后来，就像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他觉得A夸奖他的书也正常（或者至少合乎逻辑）；这本书肯定在不止一个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就本质而言，A肯定不是一位坏评论家。

但是，两个月后，在一篇刊登在另外一家报纸（不像发表书评的那家报纸重要）的访谈中，A再次提到了B的作品，除去赞扬之外，还特别推荐此书是“一面没有被玷污的镜子”。但是，B从A的口气中发现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信息，好像这位著名作家在说：“别以为你把我给骗了；我知道你给我画了像；我明白你在嘲笑我呢。”B想：他把我的书拾得高高的，然后摔得狠狠的。要不然夸奖这本书是为了没人能把他跟梅纳这个人物对号入座。要不然就是他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俩之间的作者一读者相遇就是幸会而已。他觉得所有上述任何可能性都是不祥的。B不相信什么幸会（就是说单纯幸运的见面），开始设法要亲自见见人。B内心知道A已经发现自己被描绘成了梅纳这个人物。至少B有充足的理由相信：A已经把书看完了，其阅读方式正是他希望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提到他呢？为什么赞扬别人嘲笑你的东西呢？（现在B认为嘲笑得不仅有些过分，或许还有点不近情理了。）他说不清楚。惟一说得过去的就是A至今没发觉这是嘲笑，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因为A越来越愚蠢（B每天看A的文章，自从那篇赞扬性的书评后出现的A文章，他都读；有些上午，要是可能的话，他真想给A一拳，给A那张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充满神圣真理、充满了义愤的面孔一拳，仿佛A自以为是乌纳穆诺[1]金身再造或者类似的什么神圣）。

于是，B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A。但是，不成功。二人住在不同的城市罩。A经常外出旅行，不能保证一定在家。电话总是占线，或者是自动答录机接待呼叫。只要是答录机的声音一响，B连忙挂上话筒，因为他害怕这种玩意儿。

过了一段时间，B决定再也不找A了。B打算忘掉A，几乎就真的忘记了。他又写了一本书。书一出版，A第一个出来写书评。B想，他速度可真快啊，简直打破了任何一种读书纪录。新书是周四寄给评论家们的。周六，A的书评就发表了，至少有五页之多。另外，文章的内容表明：A做了深层阅读，追问情理，洞察力强，甚至对B本人都有启发，因为A看出了B此前忽略的方面。起初，B心怀感激之情和得意。后来，觉得可怕。突然意识到A不可能在出版社寄书给评论家之日和报纸发表他文章之间的一天里阅读他的新作：周四寄书，按照西班牙邮局的做法，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下周一才能寄到。B想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性是：A没读书就写了书评，但是他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A肯定看了他的新书，读得很深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说得通：A是直接从出版社拿到新书的。B给出版社打电话，与销售部女经理通话。女经理不记得有此事（但她看了书评，表示满意），答应调查。B几乎是跪下了（如果谁能把这个姿势通过电话传递出去），恳求女经理当天晚上给他回电话。由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他就胡思乱想，而且越发离奇。晚上九点钟，女经理从家里打电话给他。其实，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B的新书上市前儿天，A碰巧来过出版社，拿走了一本，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安安静静阅读和写书评。女经理这个消息让B恢复了平静。他本打算做晚饭，可是冰箱里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去外面吃饭。带上了那份有书评的报纸。起初，漫无目的地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后来，找到一家他从来没有去过的饭馆，门是开着的。他进去了。所有的餐桌都没人。他在一张靠近窗户但旁边有壁炉（大概是饭馆取暖用的）的角落坐下来。一个姑娘前来问他要点什么。B说要吃饭。姑娘很漂亮，留着长发，没有梳理，像是刚刚起床。B点了一个汤和一盘青菜炒肉。饭菜没来之前，他又看了一遍书评。心想：应该见见A。应该告诉他：我很后悔啊。他想：本来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书评没有伤人之处：说的内容都是后来别的书评家要说的话，只是A写得更好些（B不高兴地，也许是无可奈何地想到：A很会写文章）。饭菜里有股土腥味、腐烂味、血腥味。饭馆里冷得深入骨髓。夜里，他胃痛。次日，尽量拖着身子到了医务所。接待他的女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抗生素，嘱咐他一周内吃清淡食物。B不想出门，卧床休息，决定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说这个故事。一开始，他在犹豫：打给谁好呢？他想：要不要打电话给A？给他说说怎么样？不行。即使是最佳的情况下，A会把一切说成足偶然，而且会立刻把他的故事推翻。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不予理睬。B最后决定：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很快他心里又冒出另外一种担心：某位匿名读者可能早就发觉了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就是A的写照。情况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太可怕了。他想，如果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在两个以上，那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可是，有能力发现阿尔瓦罗真实身份的潜在读者会是谁呢？从理论上说，他作品第一版三千五百册只能送到寥寥读者手中，他们是些A的铁杆读者，是些喜欢玩猜字谜的人，像他一样，早就听厌了千年末日的道义和道德说教。但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发现这个秘密，B又能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考虑了几种可能性：从写一篇高度赞扬A下一部著作的书评开始，到写一本“小书”评论A的全部著作为止（包括那些该死的报刊文章）；从打电话和摊牌（什么牌呢？），到夜里登门拜访、把他堵在门厅到强迫他坦白交代为什么要死死纠缠他的作品，居心何在，这态度背后究竟要求什么补偿。

到了最后，B什么也没做。

他的新作获得评论界好评，但销量不佳。A对他寄予厚望，没人奇怪。实际上，A不写对西班牙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时，对脱颖而出的新作家是相当宽宏大度的。过了一段时间后，B把整个事情给忘记了。可能由于在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而对未来充满想像，可能出于自己莫名的种种担心，可能出于多年来劳作又默默无闻的折磨，神经衰弱，所以忘却可以自我安慰。因此忘记了一切，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件事的确就只是记忆深处的区区小事了。但一天，有人邀请他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新文学座谈会。

B高高兴兴地前往。他另外一部作品要完成了，他想，此次座谈会可以为他的新书首发式铺路。当然了，旅费和住宿费都有人掏钱。B希望利用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和放松放松。座谈会为期两天。B出席开幕式，第二天当观众。座谈会结束后，全体作家一起前往巴哈蒙特斯女伯爵家中做客。这位女伯爵是位女才子和各种文化活动的赞助人。她办了一本诗歌杂志，可能是首都范围内最好的诗歌刊物，还赞助成立了一项用她名字命名的文学奖。B在马德里没有熟人，就前往参加女伯爵府举行的闭幕式晚会。晚会前有晚宴——清淡可口的饭菜，有自家酿造的美酒。晚会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起初，参加晚会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五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都来了，其中不乏作家，但是也能看见电影导演、演员、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斗牛士。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B特别荣幸地被引见给了女伯爵，后者把B单独领到一个可以俯视花园的露台的角落里。女伯爵面带微笑，用下巴点点花园的凉亭（四周种植着香蕉、棕榈树、松树），说道：“有位朋友在下面等您呢。”B不解地望望女伯爵。心里想，女伯爵在早年间一定是个美人，但如今就是一团活动的骨肉罢了。B不敢问那位“朋友”的身份。点点头，答应马上下楼去，但是没有动弹。女伯爵也没动弹。刹那间，二人都没说话，面面相觑，好像从前见过（或者爱过或者恨过）。突然间有别人在找女伯爵。她去了。剩下B自己。他担心地看看楼下的花园和凉亭。过了一会儿，他看出来亭里有个人，或者说有个人影在里面晃动。心想，大概是A吧，很快又得出来合乎逻辑的结论：A可能带着枪吧。

起初，B想逃走。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的惟一出口就在凉亭附近。为此，要想逃走，惟一的好办法就是藏在女伯爵府上的某个房间里（多得不计其数），等候天亮。B想，不过也可能不是A，也许是某位希望认识我的杂志主编、出版人或者作家。B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离开了露台，拿了一杯酒，下楼到花园里去了。一进花园，他点了一根烟，不慌不忙地向凉亭走去。走进凉亭，没发现有人，但他相信肯定有人来过，他决定等候。一个小时后，他等烦了，回楼上去了。他向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客人（像梦游患者一样晃悠，或者像独幕剧里慢镜头一样走动的演员）打听女伯爵在哪里。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位侍者（也有可能是女伯爵请来的客人）告诉他：女主人肯定回自己房间去了，众所周知，年龄不饶人，这是她的习惯。B点点头，心想，确实年龄不允许过于疲劳。后来，他告别了侍者，二人握握手，走了，回旅馆去了。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B没有乘飞机回自己的城市，而是用上午的时间换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好像要在首都逗留很长时间的样子。下午，他不断地给A家打电话。前几次，他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里面是A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二人先后喜气洋洋地说道：不在家，过一会儿回来，请留言，如果事情重要，也请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会同电话的。经过几次拨打后（没留言），B对A和他女伴的陌生存在形成了一些想法。首先是那女人的声音。她年轻，比A和B都年轻，可能精力旺盛，准备在A的生活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得到尊重。B想：可怜的白痴！然后是A的声音。极其沉静，是那种卡顿[2]的声音。B想，这小子比我小一岁，可是听起来好像比我大十五岁甚至二十岁。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口气是喜气洋洋的？为什么他俩会认为：如果电话重要，打电话的人就不再打了而只是留下号码呢？为什么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演戏？难道是为了说明那里住着两个人吗？抑或为了表明他俩同居生活幸福？当然，B的上述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的。但是，B继续呼叫，每半个小时一次。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在一家便宜餐馆的投币电话间里，他终于打通了，是个女人接的。起初，B吃了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女的问：您是谁？她重复问了几次，接着不说话了，但是没挂电话，好像在给B是否说话的选择。后来，女子挂了电话，好像动作缓慢而又在沉思。半小时后，B从一条街上的电话亭里再次拨打。提问和等待回答的还是那个挂了电话的女子。B说：我要见见A。他本应该说：我想找A谈谈。至少，那女子明白了这个意思，也让他觉察出来了。B没回答他是谁，只说“对不起”，坚持要见A。女子问：您是谁？B说：我是B。女子迟疑片刻，好像在想：B是谁呢？过了一会儿，说道：好吧。请您稍等。B想，她的声音和口气没有变化，没有流露出害怕或者受到威胁的意思。从电话里判断，那女子大概把话筒放到小桌或者椅子上，或者挂在厨房的墙上了，他听见有人在说话。B想：那些声音——实际上听不清楚——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就是A和他年轻的女伴吧。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另外声音参加进来了，是个男的，声音低沉得多。起初，他们好像在谈话，内容非常有趣，以至A不能离廾，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后来，B认为他们更像在争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在A最终不得不拿起话筒之前，他们很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等待或者踌躇之间，有人喊了一声，大概是A吧。后来，突然冷场了，好像有个无形的女子一下子用蜡堵住了B的耳朵眼。后来（十块钱的硬币都花完了），有人悄悄地、满怀同情心地把话筒给挂上了。

那天夜里，B睡不着觉了。他怪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办成。起初，他想坚持呼叫下去。后来，出于迷信，他决定换一换电话间。接下来，他找到的电话间都被人破坏了，（首都缺乏管理，脏、乱、差）。等到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电话间，在投币时发觉双手在发抖，好像突然抽搐起来。看见双手这个样子，他很难过，险些放声大哭。他想，这在情理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力气，为此，最好办法就是进酒吧。于是，上路，片刻后，开始一一否定几家酒吧，理由各异，有时互相矛盾，最后选中一家小店，那里已经有三十多人挤在一起了。他很快感觉到小店里的气氛兄弟般的亲切友好，热热闹闹。他突然发觉自己竟然在跟完全陌生的人谈话，通常情况下（在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里）与生人绝对是保持距离的。小店里正在庆祝本地一支足球队的胜利或者是在举行某人的单身汉生活告别会。天亮时分，B回到了旅馆，因为没有继续坚持打电话，有种朦朦胧胧的羞愧感。

第二天，B没去找吃饭的地方（毫不吃惊地发现自己可以不吃东西），直接进了一条相当吵闹的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给A打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子。出乎B预料，他的声音立刻被对方辨别出来了。女的说：A不在，但是他愿意见你。沉默了一下，她又说：我们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B坦诚地问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女的说：我们让你等了半天，可是又把电话给挂了。就是说，我把电话给挂了。A想跟你说话，可我觉得时间不合适。B问：为什么不合适？说话的口气完全丢下了谨慎小心。女的说：原因有好几个，A的身体不太好……一打电话就特别激动……他正在工作，打断他不合适。B觉得女子的声音已经不年轻了。实际上，她在撒谎：根本不想找个更有说服力的谎言；再说，那个声音低沉的男子，她根本没提。尽管如此，B觉得她还是蛮可爱的。她像一个被宠爱的女孩一样撒谎，她事先就知道我会原谅她的谎话。另外，她保护A的方式让她更有魅力。女的问他：你在马德里还要待多久？B说：见到A之后，我就走。女的说：好，好，好。（B听了以后毛骨悚然），悄悄地想了一会儿。B用着几分几秒的时间想像着对方的长相。结果模模糊糊，相当混乱。女的说：最好今天晚上来这里一趟。有地址吗？B说：有。女的说：很好。晚上八点，我们等你吃晚饭。B说：行。声音很轻。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B到处闲逛，像个流浪汉或者精神病患者。当然了，他没进博物馆，但是，进了两家书店，买了A最近出版的新书。接着，钻进一处公园里，读书。新书很吸引人，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哀伤。B想：A真是个好作家。想想自己的作品，被冷嘲热讽玷污，比起A的新作来差得很多。后来，晒着太阳，他睡着了。醒来时，公园里到处是乞丐和瘾君子。初看上去，他们好像在动弹，其实没动，但是也绝对不敢肯定他们是老老实实的。

B回旅馆去了。洗澡，刮脸，穿上来马德里第一天时的衣裳，因为是最干净的了，接着，再次上街。A住在市中心一座五层的老楼房里。他用门上的对讲机说话，一个女子的声音问他是谁。B说：我是B。女的说：请进！开门声一直响个不停，直到B进了电梯为止。甚至电梯上行的过程中，B都觉得开门声还在响个不停，仿佛自己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蜥蜴或者蛇的尾巴。

到了A住的楼层，A站在开门处等着他呢。A高大，苍白，比照片上略胖。笑容里带着些许羞怯。B立刻觉得支撑他来A家的全部力气顷刻间消散了。喘喘气，努力微微一笑，伸出手去。心里想：一定要避免别扭的场面，尤其是避免伤心落泪。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B说：很好。

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著名诗人和领袖。

2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的化名，他青年时期是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沉静、优美、幽默。

通话

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X跟B吹了。是用电话跟他说分手的。起初，当然啦，B难受啊。可是时间一长，像通常那样，就恢复正常了。正如电视剧里常说的，生活继续。岁月流逝。

一天夜里，B无事可做，打了两次电话后，跟X联系上了。他和她都已经不再年轻，从西班牙一头到另外一头的电话声音里就可以听得出来。再次萌发了友情。二人决定几天后再见面。双方都已经离婚，都有病，都有失意之处。B上车前往X所在的城市时，还谈不上爱情。见面的第一天，二人关在X家里谈各自的生活（其实，说话的是X，B只管倾听，偶尔提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X邀请B同床共枕。B打心眼里不想跟X睡觉，但是，接受了邀请。B次日醒来时再次爱上了X。但是，他爱上了X吗？还是爱上了这个恋爱的想法呢？这种关系有问题，而且很紧张：X每天都有自杀倾向，她正在进行精神病治疗（吃药，吃很多药片，但是不管用）；常哭，而且无缘无故。于是，B要照顾X。他的照顾热情而无微不至，但是方法很笨。他的照顾是模仿真正爱人的照顾。B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着要X摆脱精神压抑的状态，但结果把X领进了死胡同，或者X认为是死胡同。有时，B一人独处或者望着X的睡态时，心里也想：这真是死胡同啊。他试着把回忆失恋的往事当做解毒药，试着说服自己：没有X照样活下去，自己也能得救。一天夜里，X要求他离开。B上了火车，离开了那座城市。X还去车站为他送行呢。送别是亲热和绝望的。B坐的是卧铺，但是一直到很晚方才入睡。终于睡着以后，他梦见有个雪猴走在荒原上。那猴子走的路与他国接壤，可能失败。但他并不知晓，把机灵变成了意志：走夜路，寒冷的星星照耀荒原时才上路。B醒来时（列车已经驶入巴塞罗那地区的桑特斯站），以为理解了梦的意思（就算它有意思的话），他能怀揣着一点点安慰回家去了。当天夜里，他给X打了电话，讲述了梦中的故事。X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B再次给X打电话。次日又打。X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好像B每打一次电话，就距离过去越来越远。B想：我正在逐渐消失。她正在把我从心中抹去，她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干。一天夜里，B打电话给X，威胁说要上火车，第二天就到她家门口。X说：想都别想！B说：我马上动身。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通话了。我要见到你，望着你的脸说话。X说：我不会给你开门的。说罢就挂了电话。B什么也没闹明白。B在很长的时间里思索：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怎么可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呢？后来，他借酒浇愁或者到书里寻求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半年后，一天夜里，B给X打电话。X用了好长时间才听出他的声音来。她说：啊，是你。X的冷淡简直叫人心寒。但是，B觉得X有话要说。B想，她听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岁月没有流失，好像我俩昨天刚刚说过话。B问：你好吗？说点什么事听听。X极其简单地问答一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B蒙了，又重新拨号。可是等到有声音回答时，B偏偏不说话。电话那一头是X的声音：喂，哪位？这一头不说话。那一头：请讲话！这一头沉默。时间——把B和X分开而B始终不明白的时间——在电话线里游走，缩小，拉长，B可以看到时间的部分特征。B不知不觉哭了起来。他明白X知道打电话的人是他。后来，他悄悄挂上了电话。

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平淡无奇，令人遗憾，但平淡无奇。B明白永远也别给X打电话了。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的是A和Z。他们是警察，要问他几个问题。B打听为什么要询问他。A执意不肯说。Z笨拙地兜了一圈子，说出了理由。三天前，在西班牙的另一头，有人杀死了X。起初，B精神崩溃，极度痛苦，后来才明白：自己是嫌疑人之一，生存的本能迫使他警惕起来。两个警察问他有两天的时间具体做了什么。B想不起来做了什么，那两天见过什么人。他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自己寸步没离开过家门，可是他没有证据。警察把他给带走了。那一夜，B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以为警察会把他转移到X所在的城市去呢，奇怪的是，他觉得这想法有诱惑力。但最后没有转移。他们让他按下指纹，要他抽血和验血。B同意了。第二天放他回家。按照官方的说法，B并没有被逮捕，只是被请来与警方合作查清一桩杀人案。他一回到家中，立刻上床，很快就入睡了。他梦见了一片荒原，梦见了X的面孔。醒来之前，他明白了两个梦是一回事。很容易就推测出：自己在荒原里迷路了。

晚上，他把一两件衣裳塞进旅行袋里，向火车站走去。到了那里，登上了一列开往X所在城市的火车。途中，从西班牙一端到另外一端，他无法成眠，决定想一想此前自己能做什么而没做，想一想本来可以给X的而没给的东西。他还想：如果是我死了，X会不会也坐火车去看我呢？还想：因此活着的恰恰是我。途中，由于失眠，他还第一次欣赏X的实际身高，再次对X产生爱慕之心，很瞧不起自己，尽管不乐意，尽管是最后一次。到站后，天很早，他直接去X的弟弟家里。X的弟弟吃了一惊，有些慌乱，但是，还是请他进门，请他喝咖啡。X的弟弟刚刚洗过脸，正在穿农裳。B发现他并没洗澡，只是洗洗脸，头发上抹抹水。B接受了咖啡，告诉对方：自己刚刚得知X被害的事情。还说警察传讯了他。他请对方讲讲发生了什么事情。X的弟弟一面在厨房里煮咖啡一面说道：“事情很糟糕。可是我看不出这一切跟您有什么关系。”B说：警察以为我可能是凶手。X的弟弟哈哈笑了。他说：“你的运气一向不好。”B想：真奇怪，他怎么跟我说这个呢！活着的恰恰是我。不过，他还是感谢对方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X的弟弟要去上班了。B就留在他家了。片刻后，他感觉筋疲力尽，就沉沉入睡了。X自然而然又出现在了他梦里。

醒来时，他以为自己知道谁是凶手。他看到了那张脸。当天夜里，他跟着X的弟弟出门去喝酒。进了一家又一家酒吧，说些家长里短，无论多么想一醉方休，就是没醉。二人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空空荡荡。B说，他给X打过电话。可他没说话。X的弟弟说：你为什么这么干？B说：我就打了一次。但当时我就明白了：X经常接到这种电话。B说：她以为是我。明白吗？X的弟弟问道：凶手就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吗？B说：正是。当时，X以为是我。X的弟弟皱皱眉头，说道：我认为凶手是我姐姐从前的哪个情人。追求我姐姐的人很多。B想：还是不答为好（他觉得X的弟弟什么也没弄明白）。二人默默地一直走到家中。

在电梯里，B想吐。他说：我想吐。X说：忍一忍！很快穿过走廊，X的弟弟开了房门。B飞也似的蹿进去找卫生间。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他又不想吐了。他在冒汗，胃痛，可是吐不出来。马桶盖是掀开的，像是一张大嘴在嘲笑他。洗把脸，照照镜子，发现脸色白得像纸。那一夜剩下的时间几乎没睡着，试着看看书，一面听着X弟弟的鼾声。第二天，二人道别。B回巴塞罗那去了。他想：再也不来这座城市了，因为X不在这里了。

一周后，X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警察抓住了凶手。弟弟说：那小子经常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姐姐。B没吭声。X的弟弟说：是她过去的情人。B说：知道这事我很高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接着，X的弟弟挂上了电话。B孤独一人了。

毛毛虫

他头戴草帽，嘴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看上去像条毛毛虫。每天上午我钻进克里斯塔尔书店乱翻书时，总是看见他坐在白杨树大街旁边的长凳上。每当我抬头看看玻璃窗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在树丛中，静静地望着天空。

我估计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每天上午八点半到达。他总是老早就坐在一条长凳上了，无所事事，抽烟，看天。从来没看见他手里拿着报纸、点心、啤酒、书。从来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说话。有一次，我从法国文学书架旁边看看他，心里想：他大概睡在白杨树大街的什么长凳上，或者临街的某个屋檐下。但是，后来我推测，他穿得干干净净，不可能睡在大街上，估计住在什么附近的小公寓里吧。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跟我一样，是个习惯性的动物。我习惯早起，跟父母、姐姐一起吃早饭，假装去上学，搭乘一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午的前半段看书和闲逛，下半段看电影，带点性爱的影片。

我常常在克里斯塔尔和索塔诺两家书店买书。如果钱少，就去克里斯塔尔，因为那里总有特价书。如果钱够，就去索塔诺，因为那里总有新书。如果没钱（常有此事），就不管哪一家，偷书。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这两家书店是“必修课”。（索塔诺就是地下室的意思，位于白杨树大街对面的一处地下室里）。有时候，书店还没开门，我提前到了，就找一个流动小贩子，买一个火腿饼和一杯芒果汁，等候商店开门。有时，我在白杨树大街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就是那种隐蔽在树丛中的长凳，开始写东西。所有这些活动大约持续到上午十点半。这之后，市中心几家电影院的早场就要开演了。我爱看欧洲电影，有时灵感一来，也不歧视新的墨西哥色情片或新的墨西哥恐怖片，场合反正都一样。

看得最多的电影，我想还是法国的一部吧。故事说的是两个姑娘一起居住在郊外。一个金发；一个红发。金发姑娘刚刚被未婚夫抛弃，就在痛苦的同时，还有身份问题没解决：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室友。红发姑娘比较年轻，比较天真，比较不负责任，就是说，比较幸福（尽管那时我也年轻，也天真，也不负责任，可是却感到极不幸福）。一天，有个逃犯悄悄溜进了她俩的家门，把她俩给绑架了。奇怪的是逃犯闯入的时候，恰恰是金发和红发做爱之后，金发决定自杀的那个晚上。逃犯是从一扇窗户钻进室内的，他手持刀子，悄悄走遍了整个单元，最后闯入红发的房间，压倒了她，捆上了手脚，问她房子里一共住了几个人。红发说：只有她和金发。逃犯堵住了她的嘴巴。但是，金发不在她自己的房间。逃犯开始搜查，时间越长他越紧张，终于他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金发正躺在地上，已经昏迷，显而易见的是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个逃犯不是杀人犯，至少不是杀害女人的家伙。他救下了金发姑娘：强迫她呕吐出来，给她煮了一大杯咖啡，强迫她喝牛奶，等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两个姑娘和这个逃犯开始亲近起来。逃犯给她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抢过银行，蹲过监狱，同伙把他的妻子给杀害了。这两个姑娘是歌舞厅的演员，不知道是一天下午还是一天夜里了，她俩拉上窗帘，给逃犯表演：金发姑娘身穿漂亮的熊皮；红发姑娘假扮女驯兽师。起初，狗熊是听话的，但是后来造反了，动手动脚，一点点剥光了红发姑娘的衣裳。最后，红发全裸，被打倒在地，狗熊扑了上去。不是要杀死她，而是做爱。接着怪事来了：逃犯看完表演后，没爱上红发，而是爱上了金发，就是说爱上了狗熊。

结局可以预料，但不乏些许诗意：一个雨夜，逃犯杀死了以前的两个同伙，带着金发姑娘逃跑了，目的地不详。红发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看书，给逃犯和金发姑娘足够的时间走远，然后才报警。等到我第三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才发现红发姑娘看的是加缪的《堕落》。我还看过一些风格差不多的墨西哥电影：被凶狠但骨子里善良的人绑架的女子；绑架了年轻富婆的逃犯，经过一夜情后，被乱枪打死；美丽的女用人从零开始，经历了各种犯罪阶段，进入了权贵高层的领域。那个时候，丘鲁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几乎都是色情惊悚片，但是也不乏色情恐怖片以及色情喜剧片。恐怖片一直遵循墨西哥5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如同墨西哥壁画艺术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墨西哥大地上。他们崇拜的偶像从圣徒、科学狂人、乡下的吸血鬼到无辜女孩（打扮成现代裸体模特，特别由北美、欧洲、阿根廷不知名的女演员演绎出来，性交的场面差不多都加以掩饰，残酷的程度都在滑稽可笑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是难以避免的）。我不喜欢色情喜剧片。

一天上午，我在索塔诺书店里找书的时候，发现白杨树大街里侧在拍电影。我出去看热闹。我立刻认出了演员里面有雅格丽娜·安德莱[1]。她独自一人，望着左侧的树丛，几乎一动不动，好像在等候什么信号。在她周围竖起了几盏聚光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闪出要她签名的念头，可从前我对名人签名一直不感兴趣。我等着她拍完电影再说。有个家伙走到她身边。二人说话（那家伙是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塔尔索吗？）。那家伙嘟囔了几句什么，然后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路走远了。雅格丽娜犹豫了一下，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她刚好冲我这个方向走来。我也迈步向她走去。走到中间，我俩相遇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简单：没人拦住我的路，没人对我说什么，没人插在我和雅格丽娜中间，没人问我在那里干什么。雅格丽娜在与我相遇前，停步，回头，看看摄制组，好像在倾听什么，其实，没有技术人员跟她说话。随后，她继续前进，神情依然悠闲自得，方向是美术馆。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步，问好，请求签名，一发现她即便穿着高跟鞋也身材矮小的时候，连忙掩饰起我的惊讶。刹那间，周围只有我和她，心想：完全可以绑架她嘛。仅仅一想这种可能性就吓得我毛骨悚然了。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她的金发里有我不熟悉铅灰色（大概是染发的结果），眼睛很大，很甜蜜，呈杏仁褐色。说甜蜜不对，应该说宁静，令人惊叹的宁静，仿佛吸了毒品，或者像是做了脑电图，或者是个外星人。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

她说：笔，签名用的笔！我在外衣口袋里找到了一支圆珠笔，请她把名字签在《堕落》的首页上。她把书拿过去，看了一会儿。她两手很小，很瘦。她问：怎么签？签“阿尔贝·加缪”还是签“雅格丽娜·安德莱”？我说：随你便。尽管她视线没离开《堕落》，我发现她在笑。她问：你是学生？我答：是的。那你不去上课，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永远也不会回去上课了。她问：你多大了？我答：十六。父母知道你不上课的事吗？我答：当然不知道了。她说：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呢。说着视线从书上抬起来盯着我的眼睛。我问：什么问题？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又说：我年轻时逃学是为了去弹子房或者保龄球场。我说：我是看书和看电影。再说了，我这不算逃学。她说：你已经逃学了。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她问：这个钟点看什么电影？我答：什么都有。也有你主演的影片。这话好像她不爱听。她又看看书，咬咬下嘴唇，瞅瞅我，眨眨眼睛，好像眼睛在疼。后来，她问我的名字。她说：好吧。那就签名吧。她是左撇子。她写的字很大，不清楚。她把书和笔递给我说：我得走了。我俩握握手。她转身沿着白杨树大街，朝着摄制组的方向走去。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身影，看见有两个女人从五十米开外向她靠近。那两个女人身穿修女服，像是墨西哥修女，她俩把雅格丽娜拉到一棵杉树下去了。后来有个男子走过去说话。接着，四个人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远了。

雅格丽娜在《堕落》的第一页上写道：“给阿图罗·贝拉诺，一位被解放的学生，雅格丽娜吻你。”

忽然间，我感觉在书店里没劲，看书没劲，闲逛没劲，看早场电影没劲（尤其没劲）。首都市中心上空出现了一大片船头形的云，与此同时，城北响起了头一阵雷声。我明白雅格丽娜正在拍摄的电影已经被迫在眉睫的雷雨给打断了。我感觉孤独。片刻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向何处去。就在这个时候，“毛毛虫”过来跟我打招呼了。我猜测，多日以来，他也一直在注意着我。我转过身去。他依旧坐在老地方：那条长凳上，清晰可见，头戴那顶草帽，身穿那件白衬衫，绝对真实可信。摄制组的人员一走，我吓了一跳，发现原来的舞台有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如同海平面敞开一个口子，现在可以看到海底世界了。空空荡荡的白杨树大街就是海底，“毛毛虫”就是海底的珍宝。我也冲他招招手，大概我还说了一句空泛的评论。大暴雨下来了。我俩一起离开了白杨树大街，朝着伊达尔戈大道走去，后来沿着拉萨罗·卡德纳斯大街走到秘鲁大街。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模糊不清了，好像望着雨水冲刷街道的情景，同时看起来又特别自然。那家酒吧名叫“山茶花”，里面挤满了玛丽阿芝乐队的队员和女歌手。我要了一些玉米辣椒肉馅饼和一瓶啤酒。“毛毛虫”要了一瓶可口可乐。过了一阵子（时间不太长），他从一个流动小贩手里买了三个大海龟蛋。他想谈谈雅格丽娜。很快我吃惊地发现，“毛毛虫”不知道雅格丽娜是电影演员。我告诉他：她恰好就在这里拍电影呢。可是，“毛毛虫”一点也想不起来什么摄制组人员什么道具了。雅格丽娜出现在“毛毛虫”所在的长凳位置的小路上的情景，把一切都给抹掉了。雨停后，“毛毛虫”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了钱就走了。

第二天，我俩又见面了。从他一见到我时的表情上看，我以为他还没认出我来，或者是不愿意跟我打招呼。不管怎样吧，我还是走过去了。虽然他是睁着眼睛的，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他很瘦，除去四肢外，肌肉显得松软，甚至软塌塌，如同那些不再锻炼的体育运动员一样。不管怎么说吧，他的松弛是精神多于肉体。骨架小，但结实。很快我得知他是北方人，或者是在北方住过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回事。他说：我是索诺拉地方的人。我觉得奇怪，因为我祖父也是那里的人。“毛毛虫”对此感兴趣，想知道我祖父是索诺拉哪个地方的人。我说：圣特莱莎的。“毛毛虫”说：我是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一天晚上，我问父亲是不是知道比利亚维西奥萨。我父亲说：当然知道。距离圣特莱莎没有几公里。我让父亲讲讲比利亚维西奥萨。父亲说：是座很小的村庄，住户大概超不过一千人（后来我知道不到五百人）。相当贫困，生计来源很少，没有工厂。我父亲说：这个村子注定是要消失的。我问：怎么消失？我父亲说：因为移民，人们纷纷去圣特莱莎、埃莫西约这样的城市，或者去美国。我把这话说给“毛毛虫”听，他不说同意，其实，对他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没任何意义。“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但并非那种不尊重别人的人，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者也许仅仅是倾听，随后，由于注意到了与别人不同的领域，就忘记了听见的话。他的声音柔和而单调，但有时也抬高嗓门，于是就像模仿疯子的疯子。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是有意为之、是他自己才能明白的一种游戏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他不得不如此，抬高嗓门仅仅是心情乱糟糟的一部分。他坚信比利亚维西奥萨是那个古老村庄的延续；他还相信周围经济的落后与对这座村庄的侵害、就是我父亲说的对这座村庄的存在构成的威胁。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弄明白的。

他不是个好奇的人，但很少有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他看看我抱着的一摞书，一本一本地翻阅，好像很吃力，或者像是不认字。后来，他对我手中的书再也不感兴趣了，尽管每天我都拿着新书出现。有时，也许他拿我当老乡了吧，就谈谈索诺拉，其实我不大熟悉那里，仅仅为给祖父送葬才去过一次。他历数那里的村镇，什么纳格萨利、巴格阿切、富隆特拉斯、伊达尔戈镇、巴塞拉克、巴维斯佩、黑水村、纳克。对我来说，它们有着同样的含金量。他还说到小纳克萨利和巴卡的瓦切地区已经消失的村庄，在边境附近，靠近奇瓦瓦州。说着，不知为什么，他捂住了嘴巴，好像要打喷嚏或者打哈欠。看样子他走过和露营过所有的山脉：帕洛马斯山、谢内基塔山、吉哈斯山、拉马德拉山、圣安东尼奥山、西部塔山、杜马卡高丽山、协力塔山（已经属于亚利桑那州地界）、古爱娃山、奥奇塔吴爱卡山（奇瓦瓦的东北部）、拉珀拉山、拉斯塔布拉斯山南部，通向锡那罗亚州、拉格洛里亚山、埃尔比那卡特山西北方向，像是要去下加利福尼亚州[2]的样子。他熟悉整个索诺拉州，从加利福尼亚湾的瓦塔万博和恩帕尔梅，到消失在沙漠里的小村庄。他会说印第安人的亚基语和帕帕戈语（一种通行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的语言），能听懂塞利语、比马语、马友语和英语。他的西班牙语说得斩钉截铁，发音是经过训练的，有时与眼神矛盾。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像个无依无靠的影子，在你爷爷（愿老人家安息）的家乡兜了好几圈。

每天上午我俩见面。有时，我打算假装没看见他，也许是想独自闲逛，想看早场电影。可“毛毛虫”总是在老地方，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安安静静，嘴里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头戴草帽，遮住半个前额（白毛毛虫一样的前额）。我钻在书架里，不免看到他，盯着他看一会儿，到了最后还是得去找他。

我很快就发现了他是带着枪的。起初，我以为他是个警察，或者有什么人在追捕他。但后来得知他显然不是警察（至少现在不是了）。我还很少见过什么人是不在乎旁人的：他从来不回头看，从来不环顾左右，很少有时候是看着地面的。我问他为什么总是带枪。他说：习惯了。我立刻就相信了。他的枪别在身后，腰间。我问他：这枪，你常用吗？他好像做梦一样地说道：对，常用。“毛毛虫”的枪让我着迷了好几天。有时，他掏出枪来，拿掉弹夹，让我仔细看看。像是老枪，很沉。通常，我总是看一下就立刻还给他，要他藏好。有时，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跟一个带枪的男人聊天（也许是他独自）让我有顾虑，不是说他能拿我怎么样，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和“毛毛虫”会成为朋友，而是因为担心让联邦警察看见，担心警察会对我俩搜身，会发现“毛毛虫”身上的枪，会最后把我俩送进大牢里去。

一天上午，“毛毛虫”病了，还跟我谈比利亚维西奥萨。此前，我是从书店里看见他的，表面上他跟以前一样，可是我走近前一看，发现他衬衫是皱皱巴巴的，好像是和衣而睡的样子。坐到他身边以后，发觉他在颤抖。片刻后，他浑身越发抖得厉害起来。我说：你发烧了，应该卧床休息。尽管他一再说“不”，我还是送他回到他常住的小公寓。我说：上床躺下。“毛毛虫”脱下衬衫，把手枪放到枕头下面，好像立刻就睡着了的样子，但眼睛还望着天花板。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床头桌、一个破衣柜。我看见衣柜里有三件跟刚才脱下来那件一样的衬衫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条颜色一样的长裤挂在衣架上。我看见床下有一个高级皮箱，就是那种好像保险箱一样、有锁的皮箱。没看见房间里有报纸杂志。房间里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跟公寓楼梯里的气味一样。我说：给我点钱，我去药房给你买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给我，又一动不动了。他时不时地浑身打着冷战，好像要死的样子。但仅仅是偶尔发作。有一阵工夫我想：还是找大夫看看为好。但我明白“毛毛虫”不喜欢看医生。等我拿着药、抱着可口可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我让他服下大剂量抗生素和退烧药。又让他喝下去半瓶可口可乐。我还事先买了一些薄饼，放在了床头桌上，让他饿了吃。我正要离开时，他睁开了眼睛，谈起比利亚维西奥萨。

他讲起细节来丰富多彩。他说：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住户超不过六十户，有两家酒馆，一家食品店。他说住房是砖坯的。有些院落里是水泥地。他说，院子里散发出一股臭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说，心里难受，甚至没心肝的人也会难受，甚至没嗅觉的人也受不了。他说，所以有些院落里铺了水泥。他说，这个村子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本地人给人当杀手和保镖。他说，杀手不害杀手，怎么害呢，就像蛇咬自己的尾巴一样。他说，有那种自己咬自己尾巴的蛇。他说，甚至有自己把自己整个吞下去的蛇，要是你看见自己吞自己的蛇，那赶快跑开，因为早晚会发生坏事，就像现实生活里的爆炸事件一样。他说，村边有条河，因为水黑，所以名叫黑河。黑河一靠近坟地，形成了三角洲。他说，村人有时呆呆地望着地平线，望着渐渐消失在蜥蜴山后面的太阳，看见地平线是肉色的，像是垂死者的脊背。我问：他们盼着什么出现在地平线上？我问话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他说：不知道。又说：一个鸡巴。接着又说：也许是风和尘土。后来，似乎平静下来了。片刻后，我以为他睡着了。我轻声说，明天我上午来。想着吃药，别起床。

我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去“毛毛虫”住的公寓之前，我像往常一样，进克里斯塔尔书店看看。我正要走出书店的时候，透过大玻璃窗看见了他。他坐在往常的长凳上，穿了一件干净整齐的白衬衫和雪白的长裤。草帽遮住了他半张脸。嘴唇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他一如往常，望着前方，看上去是健康的。到了中午，我俩要分手的时候，他粗鲁地递给我几张钞票，说了几句前一天给我添了麻烦之类的话。钱很多。我说：你不欠我什么，为了任何一个朋友，我都会这么做的。“毛毛虫”坚持要我收下。他说：这样你可以买几本书了。我回答说：我有很多书。他说：至少在短时期内，你可以不偷书了。最后，我从他手里接过钱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具体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墨西哥比索多次贬值，只知道这笔钱买了二十本书和两张大门乐队的唱片，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那个时候，“毛毛虫”不缺钱。

后来，他再也没跟我说起过比尔亚维西奥萨。在长达一个半、也许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俩每天上午见而，中午分手，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坐公共汽车回家。有时，我请他看电影。他从来都不愿意去。他喜欢跟我坐在白杨树大街旁的长凳上聊天，或者在附近的街道上闲逛，时不时地顺便走进酒吧找找有没有卖大海龟蛋的小贩。从来没看见过他喝酒。就在他突然永远消失之前的几天里，他忽然跟我说起雅格丽娜来。我明白这是他怀念她的方式。我谈到她那铅灰色的金发，把她在影片里显露出来的浅金色头发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比较。“毛毛虫”轻轻点头，视线盯着前方，好像要把雅格丽娜留在视网膜上，或者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有一次，我问他：喜欢哪种女人？这是一个没话找话说的少年提出的愚蠢问题。但是，“毛毛虫”认真对待，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想了又想。最后说道：安静的女人。后来又补充说：可只有死人才安静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死人也不安静。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天上午，他送我一把折刀。在骨制的刀把上，刻着镍银的漂亮字母：“卡波尔卡”。我记得我对他再三表示感谢。那天上午，无论是在白杨树大街旁聊天还是沿着市中心的街道闲逛，我不断地打开、合上刀片，欣赏刀把，试试在我手心里的分量，对它恰到好处的尺寸表示惊叹，那天其余的事情与平常都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毛毛虫”就不在了。

两天后，我去他住的公寓找他。有人告诉我，他去北方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

1　墨西哥著名女演员，主演《叶塞尼亚》。

2　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墨西哥最北部的州，北面与美国加州接壤。

安妮·穆尔的生平

从1943年到1945年，安妮·穆尔的父亲在太平洋的一艘医疗船上，为民主而战。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就在航行在菲律宾海面上的时候，他的长女苏珊出生了。后来，他回到了芝加哥。1948年安妮出生。但是，穆尔大夫不喜欢芝加哥。三年后，他和全家去了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

安妮是在大瀑布城长大的。童年平静，但也有怪事发生。1958年，她十岁的时候，看见了现实中的“煤脸”，被土地染黑的面孔（她不加区别就下的定义）。她姐姐有个男朋友，名叫弗莱德，十五岁。一个星期五，弗莱德来到穆尔家，说他父母外出旅行去了。安妮的母亲说，扔下一个男孩（勉强算个少年）一人在家里不妥当。安妮的父亲认为，弗莱德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会照顾好自己的。那天晚上，弗莱德在穆尔家吃的晚饭。后来在门廊跟苏珊和安妮聊到十点钟。走前，他跟穆尔太太道别。那时，穆尔大夫已经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苏珊和安妮坐弗莱德父母的车去公园兜了一圈。据安妮对我说，弗莱德的情绪与前一天夜里的表现大相径庭。一副沉思的样子，除去蹦出一两个单词外，一言不发，看样子是跟苏珊吵架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三人在车里沉默不语，什么事也没做。弗莱德和苏珊坐在前排，安妮在后排。后来，弗莱德提出去他家。苏珊不吭声。于是，弗莱德发动车子。三人在安妮不熟悉的一个贫民区兜圈子，好像弗莱德迷了路，或者是虽然邀请她俩去他家，但是心里并不情愿。安妮记得，途中，苏珊一次也没看弗莱德。她一直望着车窗外面，好像缓缓退后的房屋和街道是惟一可看的画面。弗莱德始终注意前方，也一次没看苏珊。二人始终一言不发，也不看看后排的安妮。但是，安妮（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捕捉到弗莱德从后视镜快速瞥过她一眼的闪光。

终于到家了。弗莱德和苏珊都没有下车的意思。甚至弗莱德连停车的方式（停在马路牙子上，而不是车库里）都意味着活动的临时性，意味着连续活动中的一个暂停。安妮回忆说，他停车的方式意味着给我俩，同时也让他自己额外有时间想一想。

后来（安妮不记得过了多久），苏珊下了车，吩咐妹妹也下车，拉起妹妹的手，走了，不辞而别。走了几米远之后，安妮回头看看，看见了弗莱德的后脑勺：他还在原地，坐在方向盘前。安妮说，好像还在开车的样子，盯着前方，但也有可能闭着眼睛，或者可能眯缝着，或者可能看着地面，或者可能在哭泣。

她俩是走着回家的。不管妹妹怎么追问，苏珊就是不肯说明她这么做的原因。那天下午，安妮没有在自家花园里见到弗莱德，她并不感到奇怪。在此之前，她也目睹了姐姐和弗莱德吵架的情景，赌气的时间从来不长。但是，那个周六，弗莱德依然没有露面。礼拜天没有。星期一，弗莱德也没去上学，这是苏珊后来说出来的。星期三，警察逮捕了弗莱德，原因是酒后驾车，地点在大瀑布城的下区。经审讯后，警察去弗莱德家，发现了他父母的尸体：母亲在卫生间里，父亲在车库里。父亲的尸体裹了一半毛毯和硬纸板，好像弗莱德准备几天后就去抛尸。

一向沉着、冷静的苏珊，自从这桩凶杀案发生后就精神崩溃了，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常要去看精神科医生。相反地，虽然这件事也断断续续对安妮后来的生活产生阴影，但她一如既往。眼下，她甚至没有梦见过弗莱德，就算梦见了，她也有所提防：只要一醒来，立刻忘掉了。

到了十七岁，安妮去旧金山读书了。苏珊在两年前就先去学习了，攻读医学，地点在伯克利大学。苏珊与另外两个女大学生合租一个公寓，地点在奥克兰南部，圣莱安德罗附近。她时不时地总给父母写信。安妮来到后，发现姐姐的状况非常可悲。苏珊不念书，白天睡大觉，夜里不知去向，直到天亮才回宿舍。安妮读英语文学，还上印象派绘画的课程。下午，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里打工。最初几天，她就住在姐姐的房间里。本来，她可以这样无限期地住下去。苏珊白天睡觉，而这个时候安妮正在大学里。晚上，姐姐很少回宿舍。安妮甚至没必要另外搭床铺。但是，一个月后，安妮搬到哈吉特大街去了，就在伯克利，距离她打工的咖啡馆很近，这样就见不到姐姐了。但是，她还是经常打电话给姐姐（安妮记得接电话的总是她的室友），想问问她的情况，想把大瀑布城的消息说给她听，想问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安妮跟苏珊能说上话的寥寥几次里，姐姐都是醉醺醺的。一天上午，有人告诉安妮：你姐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安妮连续十五天在整个伯克利寻找姐姐。没有找到。最后，一天夜里，安妮给在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竟然是苏珊。安妮大吃一惊。她在某种程度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苏珊说，她彻底不读书了，打算在一座安静、整洁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安妮回答说，你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好的，其实她心里认为，姐姐的状况很糟糕，此前把好端端的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不久以后，安妮认识了保罗，是个画家，祖辈是俄国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安妮和保罗同居了。保罗有座两层小楼。一层是保罗的画室，里面堆满了永远没完成的大画。二层是客厅兼餐室兼卧室，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问。保罗当然不是她第一个上床的男友，此前她还跟印象派绘画课上一个男生交往过，正是这男生把她介绍给了保尔。此前，在大瀑布城，她还有个男友是篮球运动员，还有个男友是在面包房干活的小伙子。有一段时间，她以为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叫雷蒙德，面包房是他父亲的。实际上，雷蒙德的祖辈们都是面包师，可以连续追溯到好几代人。雷蒙德半工半读。但是，他毕业后决定成为全职的面包师。在安妮看来，雷蒙德不是优秀的人，但也不坏。她记得雷蒙德最多的事情，是在那几年里，一说到面包行业、他家族的行业，就露出自豪的神情。那个地区的人们自豪的事情很多，但是不会以当面包师为荣。

安妮和保罗的关系很特别。那时，安妮十七岁，很快要满十八岁了，保罗二十六岁。从一开始，二人就在床上不是很和谐。夏天，保罗常有阳痿的毛病，冬天早泄，秋天和春天又对做爱没兴趣。这是安妮说的。安妮还说，她从来没见过像保罗这样聪明的男人。保罗什么都会，会画画，懂美术史，知道文学和音乐。有时，他简直让人受不了，但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能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能关在画室里，在整个让人受不了的时间里画画。等到又成为往常的保罗时，让人喜欢、健谈、热情的时候，他就停笔，走出画室，跟安妮去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听讲座，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那时伯克利举行这些活动似乎是要培养人们将来以对付关键岁月所需要的精神。起初，二人依靠安妮在咖啡馆赚的钱以及保罗拿到的奖学金生活。但是，有一天，二人决定去墨西哥旅行。安妮辞了工作。

二人到过的地方有：蒂华纳、埃莫西约、瓜伊马斯、古里安干、马萨特兰。到了马萨特兰后，二人停了下来，在海滩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天天上午下海游泳，下午保罗画画，安妮读书，晚上去一家酒吧，那里惟一的美国酒吧，名叫“青蛙”。经常光顾那里的人有加州的游客和大学生，他们在那里一直喝到深夜，和通常可能根本不搭话的人们争论不休。在“青蛙”二人从一个总是身穿白衣的墨西哥瘦小子手里买大麻。有人不让这小子进酒吧，他就把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在一棵枯树旁边等候买主。枯树那边没有建筑物，一片漆黑，是海滩和海水。

瘦小子名叫鲁本。有时用磁带交换大麻，他就在车里试试磁带的质量。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天下午，保罗正在画画的时候，瘦小子来到小屋前，保罗请他摆了个姿势。从此以后，保罗和安妮就再也不用花钱买大麻了。但是，有时瘦小子上午来，直到深夜才离开，这让安妮感到厌烦，因为除去要多做一个人的饭之外，而且按照安妮的说法，这个墨西哥人闯进了他俩设计的天堂般生活中的私密空间。

起初，鲁本只跟保罗说话，好像意识到了他的出现让安妮感到不快。但是，几天过去以后，三人成了好朋友。鲁本能说些英语。安妮和保罗就跟他练习初级西班牙语。一天下午，安妮和鲁本下海游泳的时候，安妮觉得鲁本在水下触摸她的大腿。保罗在海滩上瞅着他俩。鲁本浮出水面后望着她的眼睛，说道：我爱上了你。就在那一天（后来得知），有个常去“青蛙”的小子（此前他们还跟这小子说过几次话）溺水身亡。

不久后，保罗和安妮回到了旧金山。对保罗来说，那是个好时期。他办了两次画展，卖了几幅画，与安妮的关系比从前稳定多了。到了年底，二人去大瀑布城旅游，在安妮父母家过圣诞节。保罗不喜欢安妮的父母，但是与苏珊和睦相处。一天夜里，安妮醒了，发现保罗不在床上。走出卧室去找他，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一下楼，她就听见保罗和苏珊在谈论弗莱德。是保罗在倾听和发问。苏珊在讲述她与弗莱德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大瀑布城里的贫民区里乘车兜风。她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变换着讲述的角度。安妮记得，姐姐与保罗之间的谈话让她觉得特别不自然，好像翻来覆去地在讲述电影故事情节，而不是生活中的真事。

第二年，安妮退学了。一心一意给保罗做全职伴侣。为他采购画布、画框、颜料，做饭，洗衣裳，打扫卫生，洗刷盘子，做一切能做的家务事，让保罗有一个利于创作的清静地方。她的性生活不尽如人意。保罗的性功能越来越差。安妮在床上已经毫无感觉了，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同性恋。那时，他俩认识了琳达和马尔科。琳达像马萨特兰的那个鲁本，依赖卖毒品过活，有时也写写儿童故事，但从来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马尔科是诗人，或者至少是，琳达的说法。那个时期，除去偶尔的例外，马尔科整天待在家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通常上午，他上街买三四种报纸，有时去大学里看看，因为那里有老同学，或者听听著名诗人顺访伯克利时的一两堂课。据安妮回忆，马尔科的其余时间都关在家里，如果琳达有客人，他就钻进自己卧室，听广播，看电视，一心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出乎安妮预料，保罗的绘画事业突然停滞不前。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先是失去了奖学金，后来是旧金山湾区的画廊老板对他的画作失去了兴趣，最后他放弃了绘画，开始研究文学。通常下午，保罗和安妮要去琳达和马尔科家。在那里，一说起越战和外出旅行来，会花去好几个小时。虽说保罗和马尔科始终没能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二人能在一起长时间互相朗诵诗歌（安妮记得，保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诗的，模仿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二人在帕洛阿尔托听过雷克斯罗斯的诗歌朗诵），喝酒。相反地，安妮和琳达的友谊则不知不觉但牢固地发展着，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基础。安妮喜欢琳达的自信、独立、对既定规则的蔑视，对别的规则的尊重、兼收并蓄的生活方式。

琳达怀孕后，她和马尔科的关系突然结束了。琳达搬到多那孙大街一个公寓去住，直到分娩前的几天（也许是几小时前，安妮记不清楚了）还在干活。马尔科留在老房子里，越发得自闭起来。起初，保罗继续拜访马尔科，但不久意识到他俩之间无话可说，就不再去看马尔科了。安妮则相反，与琳达越发密切，有时甚至留在琳达那里过夜，通常是周末，帮她照看孩子。琳达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接待顾客，不可能想跟孩子待多久就多久。

在保罗和安妮第一次去墨西哥之后又过了一年的时候，二人又回到了马萨特兰。这一次的旅行与上次不同。保罗本想还租下海滩的小屋。但是，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二人只好凑合住进一座平房，距离海滩有三个街区之遥。一到马萨特兰，安妮就病了。腹泻，发烧。三天不能起床。第一天，保罗留在家里照顾安妮。但是，后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夜里，甚至不回家过夜。倒是鲁本来看望她。安妮明白了：保罗夜复一夜地去看鲁本，一开始，她恨这个墨西哥小伙子。但是，到了第三夜，她感觉好一些了。凌晨两点钟，鲁本出现在屋子里。二人一直聊到凌晨五点。后来，上床做爱。安妮仍然感觉体虚，刹那间觉得保罗在虚掩着的门口望着他俩，或者是从窗户外面观察。但是，后来她把一切都给忘记了。她说，面对柔情似水的鲁本和长时间的做爱，忘记了一切。

第二天，保罗露面后，安妮把发生的一切都说给他听了。保罗骂了一声：妈的！没再多说一句。在随后的一两天里，保罗打算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写点什么（这个本子从来不让安妮看），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跑到海滩上去喝酒睡觉。有几个夜晚，他跟鲁本出去闲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有些夜晚，他留在家里，打算跟安妮做爱，结果留下很多遗憾。安妮再次跟鲁本做爱。一天夜里是在海滩上，另外一次是在家里，那时保罗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两天后，安妮发觉鲁本开始嫉妒保罗了。鲁本的嫉妒常常发生在三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在安妮和鲁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但从没发生在鲁本和保罗夜里出去逛马萨特兰的酒吧之时。安妮记得，那个时候二人像兄弟。

到了动身回国的日子，安妮决定留在墨西哥。保罗表示理解，什么也没说。分别时很难过。她和鲁本帮助保罗打点行李和装车，二人送给保罗礼物。安妮送的是一本老相册，鲁本送的是一瓶龙舌兰酒。保罗没礼物可送给他们，但是他把剩下的钱分了一半给安妮。后来，只剩下安妮和鲁本了。二人关在小屋里，连续做爱三天。不久，安妮的钱花光了。鲁本再次回“青蛙”酒吧门前贩卖毒品。安妮离开了小屋，搬到鲁本家里去住，那是城里的一个小区，看不见大海。房子是鲁本奶奶的。奶奶跟长子住在一起。长子是单身，四十岁。另外就是她孙子鲁本了。事情很快就变得别扭起来。奶奶不喜欢安妮在家里半裸着走来走去。一天下午，她正在卫生间，鲁本的大伯突然进来，提出要跟她上床，答应给她钱。安妮当然拒绝了，但是不够坚决（她记得是不想让大伯生气）。第二天，大伯再次提出给钱睡觉的要求。

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鲁本，没意识到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当天夜里，鲁本从厨房拿起一把刀，要杀死大伯。安妮记得，他们的喊叫声大得能把左邻右舍都吵醒。但奇怪的是，似乎没人听见。幸亏，大伯力气人，有打斗经验，很快就夺下了那把刀。但是，鲁本不肯罢休，冲着大伯的脑袋砸过去一个花瓶。大伯一闪，躲过了花瓶。恰恰在这个时候，奶奶走出了卧室。她身穿一件大红的睡衣，安妮从来没有见过。糟糕的是，花瓶打在奶奶的胸口。大伯打了鲁本一顿，立刻把母亲送到医院去了。母子俩回来后，鲁本的大伯不敲安妮和鲁本的门就闯了进去，要他俩在两小时内滚出家门。鲁本浑身是伤，几乎动弹不得，可是他实在太怕大伯了，只好在两小时内把行李装进了汽车。

鲁本有亲人在瓜达拉哈拉。他带着安妮去了那里。二人在瓜达拉哈拉最终待了四天。第一天，睡在鲁本姐姐家中。房子很小，孩子多，吵闹得厉害，热得让人受不了。他俩跟三个小孩一个房间。第二天，安妮决定搬到旅馆去住。可是没钱。不过，鲁本还剩下一点大麻以及本打算在瓜达拉哈拉卖的迷幻药。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鲁本不熟悉瓜达拉哈拉，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摆货，疲倦地回到了旅馆，一分钱也没挣到。那天夜里，二人谈到很晚，出于一时的受挫，鲁本问安妮：要是弄不到房钱和油钱，那该怎么办？安妮说（显然是开玩笑）：她可以卖身。鲁本没理解成玩笑，给了她一个嘴巴。这是她第一次挨男人打。鲁本说：那我宁可抢银行。说罢，把她扑倒在床上。安妮记得，那是她一辈子最奇怪的性爱之一。旅馆的墙壁好像是肉做的。是准备烧烤的牛肉，无一例外。她一面做爱，一面望着墙壁，看见了有些东西在活动，它们在不规则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好像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片，其实我一点也不记得那些片子的情节了。

第二天鲁本卖掉了剩下的大麻。二人去了墨西哥城。他俩住在鲁本母亲家中，地点在维亚镇的居民区里，距离我那时住的地方不远。很久以后，我对安妮说：要是那个时候我见到了你，肯定会爱上你的。安妮说：天晓得。她又说：要是那时候我是个男孩子，我也不会爱上自己。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吧，安妮以为自己爱上了鲁本，准备跟他永远住在墨西哥。但是，一天，她给父母打电话要钱买机票，跟鲁本说了一声“永别了”，就回旧金山去了。她在找到做服务员的工作之前，一直住在琳达的公寓里。有时，安妮下班回来的时候，琳达还没睡，二人就聊天，一直谈得很晚。有些晚上，二人说起了保罗和马尔科。保罗独自生活，已经重新拿起了画笔，但是时间比从前少了许多，对展览自己的作品丝毫不抱希望。据琳达说，问题在于保罗的画很糟糕。马尔科仍然关在家里，整天听广播，看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几乎不和朋友往来。安妮记得，过了几年后，马尔科出版了一本诗集，在伯克利的大学生里获得成功，举行了几场朗诵会，参加了几次讲座。如果那个时候他认识什么女孩并且同居，倒是合适。可是传言过后，马尔科仍然关在自己家里，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后来，琳达跟一个名叫拉里的家伙同居了。安妮就在咖啡馆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地点在伯克利。表面上，事情正常，其实安妮明白自己要崩溃了。梦里她能感觉到，梦境越来越奇怪，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忧伤，情绪在变化，越来越任性。那些日子，她跟两个男人交往，但经历都令人沮丧。有时，她去看看保罗，但是很快就不去了，因为开头还好，但最后总是以粗暴的场面结束（保罗撕画），或者嚎啕大哭，自责，难过。有时，她也想念鲁本，嘲笑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天真。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男人。二人成了情侣。

安妮记得，查尔斯与保罗完全不同，尽管本质上一模一样。查尔斯是黑人，没有任何收入。喜欢聊天，善于倾听。有时，二人彻夜做爱，聊天。查尔斯喜欢说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似乎他领会到了过去曾经忽略的秘密。安妮则相反，喜欢说说此时此刻生活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还想说说心中的担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爆发的危机。安妮记得，像往常一样，床上的关系总是不如意。开头几天，可能是新鲜吧，感觉还算愉快，有一天夜里，甚至觉得销魂，但是后来的一切就变成老样子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安妮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从某种角度说）。她把现在床上的事情、从前跟男人睡觉的感觉，统统说给查尔斯听。起初，查尔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但几天后，他建议，既然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那至少可以从眼下的情况捞点物质好处。安妮几天后才明白查尔斯是在暗示她去卖淫。

她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喜欢他，接受了建议。或者因为她觉得试一试会很刺激。或者因为她估计卖淫可能加快危机的爆发。查尔斯给她买了一条红裙子和一双红色高跟鞋，给自己买了一把手枪。他对安妮说，他认为，拉皮条的没枪是不行的。二人准备开车从伯克利前往旧金山的时候，安妮拉开车里的小物箱找什么东西，大概是香烟吧，看见了那把枪，吓了一跳。查尔斯安慰她说：用不着害怕，手枪是用来给她和他保命的。后来，查尔斯指给她看应该把嫖客带进去的旅馆。接着，在那个小区里带着她兜了两圈，然后把她放到男人经常寻找女人的酒吧门口。他走了，可能是去另外一家酒吧，找他的朋友们开心去了，但他对安妮说：他会随时在暗中保护她。

安妮记得，一走进酒吧，一在柜台前坐下来，她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钓第一个客人，明白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恨那条红裙子，恨那双红色高跟鞋，恨查尔斯的手枪，恨即将爆发，但迟迟不来的危机。但她有足够的力气要一杯双料马提尼酒，有足够的勇气开口跟酒保说话。二人说起了厌倦、无聊的情绪。这个问题，酒保好像知之甚多。不久，加入谈话的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很像她父亲，就是个子矮一些，胖一些，安妮不记得他的名字，也许始终就不知道，但是就管他叫杰克吧。杰克付了安妮的酒钱，然后邀请她出去。正当安妮要从吧椅上下来，酒保过来，告诉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安妮以为他关于厌倦的情绪想起了什么悄悄话要说。果然，酒保从柜台里面探出身子，在她耳边说：永远也别踏进这家酒吧的门。当他回到柜台里面以后，他和安妮对视了一下。接着，安妮说：行。就走了。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着她。二人坐着男人的车前往查尔斯事先指过的那家旅馆。短短的途中，安妮不停地望着街道，好像一个游客。她不抱什么希望，等着看到某处能有查尔斯的身影。但是，无论门口还是巷口都没看见查尔斯。于是，安妮估计查尔斯大概还待在某家酒吧。

与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的做爱时间很短，让安妮惊喜的是，那人还挺温柔。那人走后，安妮搭上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了。当天夜里，她对查尔斯说，一切都结束了，她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安妮记得，那时查尔斯很年轻，从表面上来看，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个妓女。他虽然要哭，可态度还好。过了一段时间，安妮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上夜班的时候，再次见到了他。他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都笑她。这让安妮很恼火，生气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几次吵架。查尔斯穿着低档的衣服，看来很有可能没有继续干拉皮条的勾当，但安妮宁可不打听。

安妮记得，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段时间，她跟几位朋友住在马尔蒂斯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重新与保罗同居，在大学里上了一门文学创作课。有时，给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有时，她父母也来旧金山，和她在一起过上几天。苏珊已经跟一位药剂师结了婚，住在西雅图。保罗在卖电脑。有时，安妮问他：为什么不重新开始画画呢？保罗不肯回答。她还出国旅游几次。有两次到了墨西哥。一次，她开了旅行车和几个朋友到了危地马拉，警察拘留了她二十四小时。有一个朋友挨了打。五次去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住在一位女友家，她像琳达一样也写儿童故事，希望远离尘世。但是，她最终还是回旧金山。在那里，她认识了托尼。

托尼是韩国人。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里面的多数工人是非法移民。托尼是保罗朋友的朋友，或者是琳达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伯克利那家咖啡馆同事的朋友。安妮记不清楚了。她只记得二人一见钟情。托尼很温柔，很真诚，是安妮认识的第一个真诚的男人，他实在太真诚了，刚一走出电影院（是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第一次在一起看电影），就大大方方、毫不尴尬地说，电影太无聊了。他至今还是处男。但是，二人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托尼的表现让她大喜过望，赛过此前她认识的所有情人。

不久，二人就结婚了。此前，安妮一直没考虑过结婚。但是，她结婚了，为的是托尼在美国的身份可以合法化。可二人的婚礼不是在加州举行的，而是动身去了台湾，因为托尼在台湾有亲戚。婚礼是在台湾举行的。后来，托尼回韩国探亲。安妮去菲律宾看望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后者几年前定居在马尼拉，跟一位菲律宾大律师结了婚。托尼和安妮再回到美国时，定居在西雅图，因为托尼在那儿有亲戚，托尼用自己和安妮的储蓄，加上父母给的钱，开了一家水果店。

安妮记得，与托尼在一起如同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外面的世界，天天有暴风雨，人们生活在时时会发生亲历地震的担心中，大家都在谈论集体宣泄情绪。而她和托尼一头扎进平静的洞穴里。安妮说，平静是短暂的，但是可能的。

一件怪事是：托尼喜欢看色情电影，常常带安妮一起去看。此前，她当然没想进这种影院看这种电影。色情影片里，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男人总是射在女人的胸上、屁股或者脸上。开头几次，她走进这种影院感到很难堪。托尼似乎没有这种感觉；他认为，既然这种影片是合法的，你就用不着感到难堪。到了最后，安妮拒绝陪他去看这种电影了。托尼自己照看不误。另外一件怪事：托尼特别勤劳，比安妮从前认识的任何一位男友都勤奋。还有一件事：托尼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吵架，似乎认为极力让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是无用的，似乎认为众人皆迷失了方向，一个迷路的人还给别人指路，实在是太自以为是。而且那条路不仅没人认识，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一天，安妮不再爱托尼了。她离开了西雅图。她回了一趟旧金山，又跟保罗上床了，又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还在琳达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托尼急得要命。每天夜里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抛弃他。每天夜里，安妮都给他解释原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仅此而已，爱情结束了，也许让他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别的什么。托尼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地给安妮打电话，问她到底为什么离婚。有一次，托尼的姐姐给安妮打了电话。安妮记得，他姐姐态度非常谦卑地恳求她：再给她弟弟一次机会吧。托尼的姐姐告诉她，已经给她大瀑布城的父母打过电话了，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听了这个消息，安妮惊呆了，但是觉得此人太热情了。最后，托尼的姐姐哭了，为深夜打电话道歉，然后就挂了电话。

托尼两次去旧金山，打算劝说安妮回家。电话已经打了无数次了。到了最后，似乎托尼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他继续打电话给她。他喜欢说他们的那次台湾之行，说他们的婚姻，说二人看见的事情。他问安妮菲律宾怎么样，然后他再给她讲讲韩国的事情。有时，他后悔没有陪同安妮一道去菲律宾。安妮不得不提醒他，那是她自己乐意的事。安妮问到他水果店，问生意怎么样，托尼三言两语作了回答，迅速转移话题。一天夜里，托尼的姐姐再次给她打电话。起初，安妮只听到一阵低语，于是请求对方声音大一点。托尼姐姐提高了嗓门，但是不大，说托尼上午自杀了。接着，她问安妮（声音里听不出来丝毫怨恨的意思），是否打算参加葬礼。安妮说：参加。第二天上午，安妮没坐去西雅图的那班飞机，而是上了一架飞往墨西哥的飞机。几小时后，她到了墨西哥城。时年二十二岁。

在安妮到达墨西哥城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再次见到她并爱上了她。但是，安妮怀疑此事。她回忆说，那些日子不像真的，好像生活在梦里，但实际上，她利用全部时间观光，就是说，参观首都的所有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哥伦布来到新大陆前的遗址（至今依然坚持屹立在楼群和车流两侧）。她打算去找鲁本。但是没找到。两个月后，她搭乘一班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去给托尼扫墓。到了墓地，她险些晕倒。

在随后的几年里，时间过得飞快。经历了太多的男人，从事了太多的工作，一切都太多太多。一天夜里，她正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与拉尔夫和比尔兄弟交上了朋友。当天夜里，她与兄弟二人上床。但是，与拉尔夫做爱时，她看着比尔的眼睛，而与比尔做爱时，她闭上眼睛，但仍然看得到比尔的眼睛。次日晚上，比尔出现在咖啡馆，但是独自一人。当天夜里，二人上床，但不仅做爱，更多的是聊天。比尔是建筑工人，看待世界有勇气，也有悲伤，其方式差不多与安妮一样。二人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都出生在1948年，甚至长得有点像。没过一个月，二人就决定同居。那时，安妮收到苏珊一封信：她已经离婚，正在接受戒酒治疗。信中说，她每周一次（有时更多）参加匿名戒酒会。这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安妮用一张旧金山的风景明信片回了信，说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但是，一写完明信片，她想起了比尔，想起了她自己，觉得她终于找到了生活里的什么东西，她自己的匿名戒酒会，找到了她可以抓住的结实东西，找到了她可以锻炼身体、施展才华的高枝。

在与比尔的关系里，惟一让她感到不快的就是拉尔夫。有时已经半夜了，拉尔夫会来，酩酊大醉，把比尔从床上拉起来，说些奇怪的事情。二人说起北达科他[1]的某村庄，那是他俩少年时去过的地方。二人说起死亡，说起死后有什么。拉尔夫说，死后一片虚无；比尔说，连虚无也没有。二人说起男人的一生，就是念书，工作和等死。有时候（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减少），安妮参加谈话，她不得不承认，拉尔夫在发现别人话中的弱点时表现得聪明或者机敏，这让她高兴。但是一天夜里，拉尔夫要跟她睡觉，从此二人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后来拉尔夫就不再来她家了。

安妮和比尔同居六个月后，搬到西雅图去了。安妮在一个家电经销公司找到了工作；比尔在一处正在兴建的三十层大楼工地上找到了工作。二人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了起来。比尔建议买房，在西雅图定居。但安妮则希望买房的事以后再说。于是，二人在一座楼房里租下一个单元聊以自慰，楼房里只住了三户，共享一座漂亮的花园。安妮记得，花园里种着一棵橡树、一棵欧洲山毛榉，楼房的墙壁上爬满了蔓生植物。

安妮记得，那几年是她在美国度过的最平静的岁月。但是，有一天，她病倒了。医生们诊断说：病情严重。那些日子，她情绪变得易怒，忍受不了比尔说话，不愿意见他的朋友们，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每天回家的样子：身穿工地上那套衣服。甚至也受不了自己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辞了工作，把几件衣服放进行李箱，去了西雅图机场，但是还没决定去哪里。在某种程度上，她想回大瀑布城，回老家，跟当医生的父亲谈谈，父亲肯定会给她一些建议的。但是，真的到了机场，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在西雅图机场的五个小时里，她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二者都很空虚，像构思巧妙的恐怖片，那种电影一开始并不可怕，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吓得叫出来，还得闭上眼睛。她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她掉头，回西雅图的家去了。她等着比尔下班。比尔一进门，她就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说了，请他发表意见。比尔说：一头雾水，但是他会支持她的。

但是，一周后，事情再次发生变化。她和比尔都喝醉了。二人争吵，做爱，开车去陌生的居民区兜风，但是安妮对那些地方有些模糊的记忆。安妮记得，那天夜里，有好几次可能会出车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情越来越糟糕。几个月后，安妮做了手术，但是没有最后的结果。病情暂时抑制住了。但是，安妮必须坚持吃药，经常接受医生的检查。据安妮说，如果复发，可能致命。

关于那几个月，值得记下来的事寥寥。安妮和比尔去大瀑布城过了圣诞节。苏珊再度酣酒。琳达继续在旧金山贩毒，她经济情况良好，感情生活不稳定。保罗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不久又卖了。有时，尤其是晚上，安妮和保罗互通电话，说起话来，冷冰冰，形同路人，按照安妮的说法，话题绝对不重要。－天夜里，安妮和比尔做爱时，比尔建议要个儿子。安妮的回答简短而平静，就是一个字：不！因为她太年轻。但是，她内心觉得要喊叫出来，就是说，感觉到给她看到了喊与不喊之间的分界线。安妮记得，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地球最大的洞穴里睁开了眼睛。那几天，她旧病复发。医生们决定再次做手术。她情绪低落。比尔也是。有几天，二人的样子好像机器人。安妮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读一切落到手里的书，尤其喜欢看美国的散文和小说，但是也看诗和史书。夜里，她难以成眠，常常睁着眼睛一直到早上五六点钟。一旦入睡，也是在沙发上，不能进卧室跟比尔上床。安妮记得，不是她拒绝做爱，更不是她厌恶做爱，有时也进卧室，留在那里看看睡梦中的比尔。但是不能睡在他身边，因为找不到安宁。

第二次手术后，安妮再次把衣服和书放进两个行李箱中。这一回，真的离开西雅图了。先到了旧金山，接着坐飞机去了欧洲。

她到达西班牙时，口袋里的钱刚好够两周的生活费。在马德里待了三天。接着来到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她手里有保罗一个朋友的住址。但是，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她等了一周的时间，天天打电话给保罗那位朋友，上午打，下午打，晚上打。还长时间漫步在城市街头，总是独自一人，或者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她住在兰博拉步行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吃饭时，去老城区一家便宜餐馆。失眠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她给比尔打电话（对方付费）。人不在。后来，打电话给父母，也不在。走出电话局，在市内电话亭里再次打给保罗的朋友。没人接听。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已经死了。但是，她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孤独是一回事，死亡与孤独迥然不同。安妮记得，那天夜里，她努力要阅读一本关于薇拉·凯瑟生平的书，那是旅行前琳达送给她的。但是，睡意战胜了她。

第二天，她给保罗打电话（让对方付费）。保罗在。她把联系不上保罗那位在巴塞罗那朋友的事情说了。但是，没提自己的经济状况。保罗想了一会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来：让她给一个熟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打电话。这位朋友住在马略卡岛，但是在赫罗纳有一套房子。她名叫格洛丽亚，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学音乐，如今在帕尔马交响乐团之类的地方演奏。保罗说，很有可能你找不到她，或者至少安妮记得的意思是如此。后来，她给在大瀑布城的苏珊打电话，求她寄钱到巴塞罗那来。苏珊答应当天就办。她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好像电话铃响时，她在睡觉，或者是喝醉了。这后一种可能性吓了安妮一跳，因为苏珊有可能会忘记寄钱的事情。

那天夜里，安妮从步行街的电话亭里给格洛丽亚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通了。安妮讲了自己的处境。二人谈了十五分钟。最后，格洛丽亚告诉她，可以住到她在维拉德穆尔斯的那套房子里。维拉德穆尔斯是班有莱斯附近的一个小村，著名的班有莱斯湖就在那里。不必担心房租，等你有了工作以后再支付好了。安妮问她，如何进家门。格洛丽亚回答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美国人呢。估计你到了那里以后，其中一个会在家里。安妮记得，格洛丽亚的声音不热情，不做作，有一点新英格兰口音，但她立刻猜出对方不是新英格兰人。那声音不偏不倚，很像琳达（鼻音没有琳达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女子声音。这个形象与西部片一致，尽管那里有少数女人是特立独行的，但这是安妮运用的形象。

于是，安妮在巴塞罗那又等了两天，直到收到苏珊寄来的钞票为止。她交付了小旅馆的房钱，前往维拉德穆尔斯。那个小村冬天的住户不超过五十人，夏天二百多人。正如格洛丽亚所说，有个美国人正在家里等她。那人叫丹。他在巴塞罗那教英语，但是每个周末都返回维拉德穆尔斯，正在写侦探小说。那个冬天，安妮除去上巴塞罗那看医生，没有离开过小村。周五晚上，丹就回来了。另外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美国女人也回来了。很少有别的人来这里。即使来人，多数也是美国人。一般情况下，丹和克里斯蒂娜来这里是为了清静。丹是带着书稿的，克里斯蒂娜带着手上的毛活。从周一到周五，安妮写信，看书（格洛丽亚的书房里有大量英文书），打扫卫生，或者修理老房子需要经常修理的一切。春天开始后，克里斯蒂娜在赫罗纳语言学校为她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开头几天，安妮本来和一个英国女人及一个美国女人同住，但是后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便决定在赫罗纳租一套房子。但是，周末她还是回到维拉德穆尔斯。

那个时期，比尔曾经来看望过安妮。那是比尔第一次出国。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游览欧洲。他不喜欢欧洲。安妮记得，他也不喜欢维拉德穆尔斯的氛围，尽管丹和克里斯蒂娜平易近人，实际上，丹很像比尔。丹也曾经在建筑行工作过，也有类似比尔的经历，自认为是条硬汉子（毫无根据）。但是，比尔不喜欢丹。可能丹也不喜欢比尔，尽管他没有表示出来。安妮记得，她和比尔的重逢美好又凄凉。她又说，“美好又凄凉”这五个字几乎不能给这难以下定义的事下定义。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安妮。那时，我在赫罗纳林荫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就是拉阿尔喀达咖啡馆。我看见比尔进来了，接着看见了安妮。比尔高大，皮肤黝黑，头发全白。安妮瘦高，颧骨突出，头发栗色，很直。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不久，我再次见到了比尔。那时，他正走在赫罗纳一条街上，当然已经不再显得那么漂亮。更像是在做梦，好像有急事。几天后，我正在从家里（位于采石厂大街）出来，看见了安妮。我下坡，她上坡。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妮记得，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语言学校，当私人英语老师，收入颇丰。比尔已经走了。她住在奇想咖啡馆对面，对面还有歌剧电影院，位于赫罗纳老城区。

我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安妮经常见面。虽说此前没说过话，但是互相认识。我估计，如同小城市居民的习惯，在某个时刻，我俩互相打了招呼。

一天上午，我正在步行街跟赫罗纳一位老画家（名叫贝普·克罗梅尔）聊天，安妮停下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记得我和她都说了什么，大概是姓名国籍之类，最后，我邀请她晚上来我家共进晚餐。那是圣诞节，也许差几天，我准备了比萨饼，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俩聊得很晚。就是在那一次，安妮告诉我她多次到过墨西哥。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突然之间，安妮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头的两周里，性爱是个托辞，后来我明白了：超越我俩性爱之上的是友谊在互相吸引对方。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八点去她家，那时她已经下了最后一节课，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其间，她准备一些点心，打开一瓶葡萄酒，听听音乐，或者下楼去奇想咖啡馆喝酒，聊天。在这家咖啡馆门口常常聚集着赫罗纳很多瘾君子，而且看见本地一些坏小子在周围转悠也并非怪事。但是，安妮常常回想起旧金山的坏人，真正的坏蛋。我常常回想起墨西哥的坏人。于是，我俩哈哈大笑，但说真的，至今不知道在笑什么，也许因为庆幸自己还活着吧，仅此而已。凌晨两点，我俩分手。我回采石厂大街高地的住处。

有一次，我陪安妮去巴塞罗那德赛乌丝诊所看医生。那段时间，我常常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安妮跟赫罗纳的建筑师走动。一走进候诊室，安妮轻声对我说，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我丈夫了。这话听起来并不奇怪（让我高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维拉德穆尔斯。安妮希望我认识一下格洛丽亚。但是，那个周末格洛丽亚没露面。但是，在维拉德穆尔斯，我发现了此前一直仅仅是怀疑的事：安妮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末。安妮不停地喝酒。丹不加解释地进进出出他的房间（他正在写作）。而我则不得不忍受着克里斯蒂娜或者丹从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存在——巴塞罗那或者赫罗纳典型的白痴，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第二年，安妮去了美国。她要去大瀑布城看父母和姐姐，然后打算去西雅图看比尔。我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一张来自蒙大拿的明信片。但是，没有西雅图的。后来，收到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她告诉我，在西雅图与比尔的会面糟透了。我想像着她在琳达或者保罗的住处写这封信的样子：喝着酒，也许还哭着，虽说安妮不常哭泣。

等安妮再回西班牙的时候，她带回来几件美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让我看看那些东西：是日记，她从到旧金山不久开始写起，直到第一次与比尔和拉尔夫见面不久之后为止。一共三十四本，每本不到一百页，两面都写，字体很小，写得很快；里面不乏图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设计图的时候，问她是哪里的图，她回答说是理想的住宅、想像中的城市规划图或是居民区设计图、一个女人应该走的路线图道路图，还有语录。

那些日记本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了。我当着安妮的面，一本本翻阅，后来我的拜访成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进门后，我坐在客厅里，安妮放音乐，或者开始喝酒，我静悄悄地埋头阅读日记。我俩偶尔说几句话，通常都是我问她看不明白的地方，什么短语啊，生词啊。当着日记作者的面前，埋头阅读那些文字，有时感觉非常痛苦（真想放下日记，跑到她身边去拥抱她），但更多的时候备受鼓舞，尽管无法细说是哪一类的鼓舞。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知不觉中浑身在发烧。真想大喊，或者闭上眼睛。但是，安妮的文字有种力量，能让你闭上嘴巴，能给你眼皮上下支上火柴棍，让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第一批日记中有一本是专门谈苏珊的，用“可怕或者姐妹之情”等字眼都不能概括它。有两本是在托尼自杀后写的，内容是对青春、爱情和死亡的质问和探究，还有对台湾和菲律宾景物的模糊描写（托尼没跟她去菲律宾），还有西雅图的街道和影院以及墨西哥特有的晚霞。有一本日记中叙述了她和比尔初期的交往。我没敢看。当然了，我的意见微不足道。我对她说：你应该发表这些日记。后来，我想我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

那些日子，安妮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年龄、岁月，还差几年就满四十岁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在撒娇（一个像安妮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担心快到中年的事呢？），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担心有实际意义。有一次，安妮的父母来西班牙。当时我不在赫罗纳。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三口已经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了。

不久，安妮和那位建筑师的关系就非常文明地结束了。她开始跟一个过去的学生，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来往。那人不爱说话，个子矮小，对安妮来说就太矮小了，二人的差距，如果说得附庸风雅些，可以说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是形而上的，但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太无礼了。我想，那个时候安妮三十八岁，那技师四十岁。他比她大，这是主要的优点。一天，我彻底离开了赫罗纳。等我再回来时，安妮已经不住在歌剧电影院对面的房子里了。我没大在意，因为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可是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在我没有见到安妮的那几个月里，她在欧洲和非洲旅行，出过一次车祸，甩了那位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接待了保罗的来访，接待了琳达的来访，开始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手臂上由于神经方面的原因，有过感染，阅读了几本薇拉·凯瑟、尤多拉·韦尔蒂、卡尔森·麦卡勒斯的作品。

终于，有一天，安妮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在院子里除杂草，忽然，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那天下午，我俩做爱，好像是用它来掩饰再度相逢的快乐。几天后，我去赫罗纳看她。如今她住新城里了，是一间小阁楼。她告诉我，邻居是位俄罗斯老人，名叫阿列克谢，她从来没见过如此温柔和有教养的男人。他头发很短，丝毫不掩饰白发。我问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怎么不见了。她说，剪掉了，现在像个老嬉皮士了。

她就要去美国了。这一回，陪同她的是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我估计他俩要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领馆去拿签证，恐怕有麻烦。我说，这下子事情严重了。她没吭声。她说，领事馆的人以为这位阿尔及利亚人打算永远留在美国。我问：难道不是吗？她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后来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说了一些什么，互相通报了什么情况，大概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吧。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见到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一封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地点是美国大瀑布城。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她说，在离开西班牙前不久，接到了比尔打来的几次电话，以此为苏珊之死画上了句号。

据安妮说，比尔白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几乎每次总是以骂她告终，几乎总是以互相对骂结束。在最后几次通话里，比尔威胁说，要去赫罗纳杀了她。她说，荒谬的是，跑到西雅图的却是她，而仔细想一想，在西雅图她实在没什么朋友可看望的。关于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推测，那人已经到了美国，就在她身边，或者，这宁愿是推测，免得做噩梦。

后来我就没有安妮的消息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搬了家。搬到海边去了，住到了一座60年代胡安·马尔塞[2]捧上天去的小村庄里。我工作很多，问题很多，很难做点什么与安妮有关系的事情。我记得后来我就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乘火车回到了灰色的赫罗纳，回到安妮住过的小阁楼。正如我想像的那样，给我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当然想不起来那位老房客是谁。临走前，我问她楼里是否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先生。那陌生女子回答说，是的；她让我去敲二楼的一个门。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我开了门。他费力地拄着一根特别引人注目的圣栎木拐杖走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件武器。他记得安妮。实际上，他记得几乎所有在20世纪发生的事情，但他承认，这并不值得夸奖。我解释说，好久没有安妮的消息了。我来找他，就是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消息不多，只收到几封美国来信，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想在美国多生活一段时间。他趁机简要告诉我他在纽约度过的岁月以及在大西洋城当赌场总管的经历。后来，他想起了那些信，赶忙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花工夫去找信。终于，老人拿着三张明信片回来了。他说，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他完全疯了。在一切范围里，我觉得都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合情合理，提前走到尽头，心身放松下来了。

那位俄罗斯老人从热茶上方递给我三张明信片。是按照到达的时间排列的，用英文写成。第一封来自纽约。我认出那是安妮的字。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最后希望老人多多保重，天天吃饭，她保证一定会想念他，亲吻他。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纽约第五大道。第二张明信片来自西雅图。是港口的空中俯瞰图。文字比第一封简短，更加难以看明白。我看懂的是说到了流亡和犯罪。第三张来自伯克利，是放荡不羁的伯克利的一条平静的街道。根据图片上的说明，安妮用明快的文字写道：我正在看望老朋友和结识新友人。最后的结束语与第一张相同：劝告亲爱的阿列克谢：多多保重，别忘记每天要吃饭，哪怕吃得很少。

我怀着伤心又好奇的心理看看那位俄罗斯老人。他则用亲切的眼神看看我。我问他：您听从她的劝告了吗？老人回答说：当然，我一向听从尊贵女士的忠告。

1　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

2　胡安·马尔塞（Juan Marse，1933－ ），西班牙著名作家。

“小眼”席尔瓦

献给罗德里格·品脱、玛丽亚和安德烈斯·布莱耶怀特

这事真稀奇：毛里西奥·席尔瓦，人称“小眼”，总是想逃避暴力，哪怕被人骂做胆小鬼。可是，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不可能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二十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1]

“小眼”的问题有范例效应，有典型性，重新回忆一下也许并非无用，尤其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以后。

那是1974年1月，政变发生后四个月，“小眼”席尔瓦离开了智利。首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邻国的形势逆转[2]。“小眼”不得不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在这里，我认识了他。

“小眼”与那时大多数住在墨西哥城的智利流亡者不同：不拿参加过一场虚幻多于真实的抵抗运动吹牛，不常去流亡者聚会的圈子。

我和他成了朋友，至少每周在布卡雷利大街的哈瓦那咖啡馆，或者在凡尔赛大街我和母亲、妹妹的住处，见面一次。起初几个月，“小眼”席尔瓦依靠打零工度日。后来，在墨西哥城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摄影师的差事。我不记得是哪家报社了，也许是《太阳报》吧，如果墨西哥有过这样名字的报社，也许是《世界报》，我更希望它是《民族报》，该报的文化副刊主笔是西班牙老诗人胡安·莱哈诺，但不会是《民族报》，因为我在《民族报》工作，可我从来没看见“小眼”在编辑部里出现过嘛。但他的确在一家墨西哥报社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初不明显，因为“小眼”早就习惯了简朴的生活。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他经济状况改善的迹象。

比如，我记得他刚到墨西哥城的时候是穿着运动衫的。可是后来他买了衬衫，甚至还看见过他打领带——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我和诗歌界的朋友们，是不打领带的。结果，在哈瓦那咖啡馆我们这些人中，惟一打领带的就是“小眼”。

那一阵子，有人说“小眼”是同性恋。我的意思是：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这样的传言，一部分原因是有人爱说别人坏话，另一部分原因是来个新绯闻可以给流亡者烦人的日子来点“调料”，左派和那时控制着智利的右派，对裤腰以下的想法完全—样。

有一次，“小眼”来我家吃饭。我母亲欣赏他。“小眼”回报这份感情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给我们拍张全家福：我母亲、我妹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次，他告诉我：人人都喜欢他的照相。我觉得都一样，或者这是我的想法。不过，“小眼”说这话的时候，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最后认定他是对的。他说，只有几个印第安人不喜欢拍照。我妈认为，“小眼”指的是马普切人[3]。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印度的印度人。后来，印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天夜里，我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了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没有顾客了。“小眼”坐在面朝布卡雷利大街的窗前，桌上摆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哈瓦那咖啡馆才有这种粗制大玻璃杯，别的咖啡馆我还真从来没见过呢。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半透明的。这是我那时的印象。“小眼”像是玻璃制作的。他的脸和他眼前的牛奶咖啡玻璃杯好像在交换信号，仿佛在广阔的宇宙中两个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刚刚相遇，以更多的意愿而不是希望，要找到共同语言。

那天夜里，他坦白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跟流亡者们的传言一致。他还说，要离开墨西哥。刹那间，我以为他离开墨西哥是由于同性恋。但并非如此。有个朋友在巴黎一家摄影社为他谋得一份工作。这差事可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他想说话。我洗耳恭听。他说，多年以前他就有同性恋倾向。痛苦吗？小心翼翼地吗？尤其是因为他自认是左派，而同志们对同性恋者可是有些偏见的。我俩说到了“性倒错”（如今不用这个说法了），它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孤寂的风景，还说到了colisa[4]。我说里面有个s。“小眼”说，是个z。

我记得聊到最后，我俩信口开河，大骂智利左派。我记得，我还为“漂泊在外的智利斗士”干杯，为一部分“拉美漂泊在外的斗士”干杯，这是孤儿们的幻想，漂泊者就是四处漂流的意思，在世界各地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而出价最高者往往是最坏的家伙。我俩哈哈大笑。随后，“小眼”说，他不喜欢暴力。他说：你喜欢暴力，我不喜欢。那口气很悲伤，那时我不理解。他说：我讨厌暴力。我向他保证：我也讨厌。后来，我俩谈起别的事情来，什么书啊，电影啊。从此以后，我俩再也没见面。

有一天，我得知“小眼”已经离开了墨西哥。告诉我这事的是他报社的一个老同事。他不辞而别，我并不奇怪。“小眼”从来不跟什么人道别。我也从来不跟什么人说“再见”。我的墨西哥朋友们也是如此。可我妈妈认为，不辞而别，没有教养。

两三年后，我也离开了墨西哥。我到了巴黎。找过他（不是十分起劲）。没找到。时间一长，我就把他给忘了，甚至连模样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脑海里始终有个他走过来的样子、站立的姿势、从较远的地方发表看法的样子，还带着些许哀愁，让我联想到“小眼”席尔瓦、一个没有面孔的“小眼”席尔瓦，或者是一个脸隐没在阴影中的“小眼”，但精气神还是他的，或者还记得他某个动作——一种几乎是抽象出来的本质，里面容不下安静。

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

一次，我不得不去一趟柏林。最后一夜了，与海因里希·冯·贝伦贝格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前都是海因里希每天夜里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没到达旅馆前，我要司机停车，因为我想散散步。出租车司机（一位上了年纪的亚洲人，正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在距离旅馆有五条街之遥的地方停了车。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但时间并不太晚。我穿过了一座广场。“小眼”坐在一条长凳上。起初，我没认出他来。是他喊住了我。他叫我的名字，然后问我：你好啊。于是，我才转身。瞅了他好一会儿，不知他是谁。“小眼”仍然坐在长凳上，瞅瞅我，瞅瞅地面，或者是瞅瞅两侧、柏林这座小广场周围的大树以及身边的树影，其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我的注意（这是我的感觉）。我回身朝他走去，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毛里西奥，席尔瓦。我问：是智利人？“小眼”席尔瓦吗？他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见他的笑容。

那天夜里，我俩差不多聊到天亮。几年前“小眼”就住在柏林了。那里能找到整宿开门的酒吧。我问他生活如何。他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自由摄影师的经历。他早就在巴黎、米兰买下了房子，如今又在柏林买下了存放图书的简易房——长期闲置不住。直到我俩迈进第一间酒吧的门后，我才看出来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瘦多了，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我发现他的酒量可比在墨西哥大多了。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了，我俩的相逢也绝非偶然。我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报刊上了。“小眼”看到过，或者是什么人告诉他：你有个同胞在举行讲座或者报告会，而他不能参加，于是打电话问主办单位。这样就拿到了我住的旅馆地址。他说，我在小广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消磨时间，盼望着我的出现。

我笑了。心里想，重新见到他是一件喜事。“小眼”还是那副怪模样，但是可以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是那种你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跟他说“再见”、他跟你说“晚安”的人，绝对不会责怪你，不会骂你。他是一种有理想、生活简朴、和蔼可亲的智利人，是楷模，这种人在智利可从来就不多，但是在智利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有。

重读上述文字，我知道自己犯了说话不准确的毛病。要是让“小眼”看了这段文字，他肯定不同意这么笼统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吧，我俩到了一个又一个酒吧，喝了威士忌和不带酒精的啤酒，与此同时，我俩的谈话基本上是在回忆往事中展开的，就是说，是一种带忧伤色彩的情况汇报。谈话，实际上是独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俩在回旅馆路上、凌晨两点钟时，他讲述的故事。

就在我俩穿越几小时前见面的那座小广场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讲述起来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很冷，忽然间听见“小眼”对我说，他愿意给我讲一件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我看了他一眼。“小眼”的视线落在了广场上那些用瓷砖铺就的弯曲小径上。我问他，是什么故事啊？他很快回答说，是一次旅行中的事。我问，旅行中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小眼”停下脚步。有一阵工夫，他好像只是为了欣赏那些德国树冠以及树冠上方蓝天与白云活动的碎片而存在似的。

“小眼”说，是可怕的事。他问：你还记得我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咱们在哈瓦那咖啡馆里的谈话吗？我说：记得。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对吗？我说：你说了你是同性恋。“小眼”说：咱们坐下说吧。

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坐的地方还是原来那条长凳，仿佛我还没有到达广场，而他还在等我、还在思考人生以及命运或者偶然性迫使他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呢。他竖起大衣的领子，讲了起来。我点了一支香烟，站着听。“小眼”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是工作，而不是旅游者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印度。他必须在印度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报道，是一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赫尔曼·黑塞的混合物。我和“小眼”都笑了。他说，就有这种喜欢在《印度之歌》与《悉达多》之间看印度的人。那你就满足出版商的要求吧。于是，第一篇报道就是照片，上面有殖民时期的房屋、破败的花园、各式各样的饭馆，以下等餐厅或者家庭餐厅为主，看上去有些下九流，都是印度人开的；还有郊区的照片，真正的贫民窟；随后是交通线、公路、铁道铁轨站、公共汽车、进出城市的火车；也没忘记隐藏在四周的自然景观，一种与西方冬眠概念无关的冬眠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树木、大河与小溪、耕地或者干涸的田野。“小眼”说，这是圣徒们的天地。

第二篇报道是关于印度某座城市妓女区的，区名我始终不知道。

从这里开始才真正是“小眼”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住在巴黎。他那些照片是给一位著名法国作家的作品做插图用的，该作家是专门研究卖淫社会的。实际上，“小眼”的报道仅仅是包括世界各地红灯区或者容忍卖淫区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每个红灯区有不同的摄影师拍摄，但是所有的文字说明都由那位作家一人完成。

我不知道“小眼”去的是哪座城市。可能是孟买、加尔各答，可能是贝拿勒斯或者马德拉斯。我记得问过他此事。他不予理睬。实际情况是，“小眼”独自到了印度，因为那位法国作家已经写好了报道，“小眼”惟一的任务就是给报道插图。他去了报道指定的地区。随即开拍。按照他的计划——以及出版商的计划——工作期限（含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他下榻在一个安静小区的旅馆里，住的房间有空调，有一扇窗户面向不属于旅馆的院落，那里有两棵树，树之间有一眼泉水。还有一块露天地，有时有两个女子身前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出现在那里。两个女子的服装是印度式的，或者在“小眼”看来如此，但是那几个孩子，有一次他却看见他们打领带。到了傍晚，“小眼”去红灯区走走，拍些照片，跟妓女聊一聊。有几个妓女年龄很小，非常漂亮。另外一些妓女年纪大些，或者说老一些，样子有些发胖，不爱说话。那里的气味，起初让他感到不快，但是后来就喜欢了。拉皮条的家伙（他没看见几个）态度友善，尽量表现得像西方皮条客，或者也许是西方皮条客从印度皮条客那里老早学会的手势和表情（但这是“小眼”在回到有空调的旅馆房间后想出来的）。

一天下午，拉皮条的邀请“小眼”跟一位妓女上床。他有礼貌地婉拒了。那皮条客立刻就明白了“小眼”是个同性恋。到了第二天夜里，就把他拉到了有男妓的妓院里去。当天夜里“小眼”就病了。他望着柏林公园的暗处，说道：我是在印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我问他：你怎么办了？他说：毫无办法。我什么也没做。瞅一瞅，笑一笑。如此而已。那时，有个年轻人想到：也许这位客人愿意看看别的场所。这是“小眼”猜测出来的，因为几个年轻人之间是不讲英语的。于是，大家离开那家妓院，穿过几条狭窄、肮脏的小巷，来到—处小房子前。那里面是一个过道、小房间以及暗处时不时会突出一座佛龛或者祈祷室组成的迷宫。

“小眼”望着地面告诉我，印度有些地方有这样的风俗：把小孩献给神灵，神灵的名字不记得了。我不合时宜地一时冲动，提醒“小眼”：你不仅忘记了神的名字，也忘记了那座城市的名字，甚至故事里任何一个人物的名字。“小眼”看看我，微微一笑。他说：我是故意忘掉他们的。

那时，我担心还会有更糟糕的内容。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有一阵子，我俩竖起大衣领子，默默地坐着。他看看昏暗的广场，好像担心有陌生人走来，随后又继续讲起故事来：他们要把一个男孩献给神灵，我不知在多长时间里，那男孩就是神的化身。可能是一周，可能是在有宗教游行的那几天里，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我不清楚。反正是一种野蛮的节日，印度法律是禁止的，但人们照旧庆祝。节日期间，那男孩的父母收到了一大堆礼物，欢天喜地，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平时过的都是穷日子。节日一结束，男孩被送回家，或者送回他住的脏窝里，等一年后再重新开始。

从表面上看，这种节日像拉美的迎神游行，只不过显得更快乐，更热闹，可能参加的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而感情更强烈。只有一点不同。在节日来临前，那男孩要被阉割。节日期间化作男孩的神要求男孩的身体不得有半点男性特征——尽管男孩还没过七岁。但是，男孩的父母就把儿子交给了几个节日医生或是节日理发师或是节日祭司。这些人就把男孩给阉割了。等到男孩的伤口愈合之后，节日就开始了。节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等都结束的时候，男孩就回家了。但是，他已经被阉割了。父母不让他进门。孩子最后流落到妓院里。“小眼”叹息一声，说道：妓院有各式各样的。那天夜里，他们拉我去的是最糟糕的一家。

有一阵子，我俩没说话。我点了一支香烟。后来，“小眼”描绘了那家妓院，像是描述一座教堂。天井里有屋顶。走廊是敞开的。两侧的小房间里有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可能不到十岁的男孩。“小眼”说，那孩子像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孩。吓坏了，可是又强作笑颜。他问我：能明白吗？我说：想像看吧。我俩又不吭声了。等到我又能开口的时候，我说：不行，想不出来。“小眼”说：我也想像不出来。谁也想像不出来。无论受害者、害人者，还是旁观者都想不出来。只有一张照片说明了问题。

我问他：你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小眼”好像浑身一颤。他说：我拿出了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这样做会永远感到自责的，可我还是拍了。

不知道我俩默默地坐了多久。我知道天冷，因为有一阵子浑身发抖。有两次，我听见身边的“小眼”在啜泣，但故意不看他。我看到有一辆车开着灯驶过广场一侧的大街。透过枝叶，有一扇窗户里面亮着灯光。

后来，“小眼”继续说了下去。他说，那男孩冲他一笑，后来就顺从地溜进了那迷宫之家的什么地方去了。有一阵工夫，一个皮条客对“小眼”说，如果觉得没意思，那就离开吧。“小眼”没有接受建议。他不能走。原话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还不能走。这是真心话，虽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在阻拦他永远离去。可是，那皮条客明白了他的意思。二人要了茶水或者类似的仆么难闻的饮料。“小眼”记得，他和那皮条客席地而坐，也许是坐在一块席子上，或者是一块破旧的地毯上。光线来自两支蜡烛。墙上挂着一张有那位神的肖像画。“小眼”看看那位神，起初有些害怕，后来感到生气，也许是仇恨吧。

他一边点烟，吸了一口，吐到柏林的夜空里去，一边说道：我从来没恨过什么人。

就在“小眼”望着那张神像的同时，一直陪着他的那几个人都消失不见了。陪着他的只有一个男妓，二十几岁，说英语。过了一会儿，有人击掌后，那男孩又露面了。我以为我哭了，“小眼”说，或者是那个男妓以为我在哭，但都不是真的。我故意面带笑容（是一张不属于我的脸，是一张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走了的面孔）。可是心里惟一想的是策划点什么。不是计划，不是朦胧的公正样子，而是一种意愿。

后来，“小眼”、男妓和男孩起身，走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通道，又走过一条光线更糟糕的通道（男孩走在“小眼”身边，冲着他微笑，男妓也冲他微笑。“小眼”点点头，慷慨解囊），来到一个房间。那里面有个医生在打盹。身边有个男孩，皮肤比那被阉割的男孩要黑，年纪要小，六七岁的样子。“小眼”听医生（也许是理发师，也许是祭司）详细讲解何为传统、民间节日、特权、领圣餐、醉酒和神圣。他能看到那天黎明或者次日准备给男孩阉割用的外科器具，不管怎么说吧，男孩已经到了庙宇或者妓院；他能明白有一项预防感染的措施、一项卫生措施；男孩已经饱饱地吃了饭，仿佛已经化作神灵，其实“小眼”看到的是一个半睡半醒正在哭泣的孩子；“小眼”还看到了那个已经被阉割的男孩——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半开心半恐惧的眼神。于是，“小眼”变成了不是别的而是“妈妈”的角色。

他说了“妈妈”之后，出了一口长气。这就是结果：“妈妈”。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就很普通啦：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暴力。就是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拉美人的命运。当然了，“小眼”没有什么太大信心地要试一试对话，试试行贿，试试恐吓。惟一确凿的是有过暴力事件。不久，他就离开了那红灯区的大街小巷，样子像做梦，像大汗淋漓。他清楚地记得离开时精神上升起的激情，越来越强烈的快感——似乎是威胁着某种清醒意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清醒的。还有感觉到自己的身影以及两个男孩的影子——他牵着他俩的样子投射到了破落的墙壁上。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地方，他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那时和那地，没人注意到他。

故事情节的剩下部分就是一条旅游路线了。“小眼”回到旅馆后，把东西装进箱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先乘坐出租车到了郊区一个村庄，也许是小区。从那里乘坐公交车到了另外一个村庄，换乘另外的公交车，又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在逃走的过程中，有时还上过火车，坐了整整一宿外加部分白天时光的火车。“小眼”记得两个孩子望着晨光照耀下车窗外面景物的面部表情：灿烂和恭顺，好像那神秘列车的窗外风景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

后来，三人又乘坐公交车、一次出租、一次大巴、一次火车。“小眼”说，我们甚至挥手拦车。他说话时，望着柏林的树影，实际上，他脑海里想着别的树影、别的无名树影、不可能见到的树影。最后，三人到达印度某个村庄，租下一间房，休息。

两个月后，“小眼”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走到一个村庄，他发信给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十五天后，他收到一张汇款单；但是需要去另外一个更大的村庄兑现——不是他发信的村庄，更不是他租房的村子。两个男孩情况很好。他俩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不上学。有时，带着左邻右舍送的食物、蔬菜回家。两个孩子不叫他“爸爸”，免得引起好奇者的注意，这是他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是叫他“小眼”，跟我们的叫法一样。但是，“小眼”在邻居面前说他俩是他儿子。他编造说，孩子的母亲是印度人，不久前去世了，他不愿意回欧洲。这故事听起来像真的。但是，夜间做噩梦时，“小眼”梦见印度警察半夜突然出现了，逮捕了他，罪名很丢脸。常常醒来时浑身发抖。于是，走到两个孩子睡觉的席子旁，一看见两个孩子的模样，他浑身又有了可以继续上路、休息、起身的力气了。

他当上了农民。种了一小片果园，有时为村子里的富农打工。说是富农，其实也是穷人，只不过比别人的日子稍微好一些罢了：工余时间，他用来教两个孩子学习英语、一点数学，看着他俩做游戏。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我吃惊地问“小眼”：你在印度逗留了多长时间呢？

“小眼”说，一年半。但准确的时间他也不知道。

一次，他那位巴黎的朋友到了那个村庄。“小眼”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呢，虽说我不在巴黎期间他已经跟雷诺公司的一个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同居了。“小眼”说完这话就笑了。我也笑了。“小眼”说，一切都太令人伤心了。他朋友是乘坐一辆布满尘土的出租车进入村子的。那时，那两个男孩在干燥的灌木丛中追一个小虫。清风似乎送来了或好或坏的消息。

不管那位法国朋友如何苦苦相劝，“小眼”就是没回巴黎。数月后，“小眼”收到了法国朋友一封信，告诉他：印度警察已经不再追捕他了。看来那家妓院的人也没有报警。这消息没能阻止“小眼”不再做噩梦，只是梦中追捕和嘲笑他的那些人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不再是警察，而变成了那位去势的神灵宗派的打手。“小眼”说，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不过我早就习惯于噩梦了，总是可以这样、那样地知道：这是梦里，不是现实。

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

“小眼”养病的地方是座每天都在让雨水毁坏的茅屋，痊愈后，他离开了那座村庄，又回到了原来认识两个孩子的城市。他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那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遥远，他们三人的逃跑路线是螺旋式的，返城就快多了。他回到城里的当天下午就去了那家阉割男孩的妓院。那里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家又一家拥挤在一起的住所。他记忆中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过道里，如今云集着还几乎不会走路的娃娃以及无法动弹和匍匐在地的老人了。这景象简直像天堂！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现在，这位法国朋友与一位保加利亚前举重选手同居了。“小眼”请法国朋友寄一张机票和一点支付旅馆费用的钱过来。

法国朋友说：行。当然。马上就办。还问“小眼”：那是什么声音？你哭了？“小眼”回答说：是的。哭个不停。不知怎么回事。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了。法国朋友于是说：好啦，好啦，别哭了！ “小眼”哭着说，照办，照办。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可是随后仍然痛哭不已。

1　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殉职，死因有多种说法。

2　指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

3　马普切人（Mapuche），南美洲南部主要印第安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

4　西班牙语，在智利俚语中指同性恋男子。

戈麦斯帕拉西奥[1]

我去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时候正是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那时二十三岁，知道自己在墨西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的朋友蒙特罗，在文学美术馆工作，为我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谋得一个差事。戈麦斯帕拉西奥这个城市的名字真可怕。这份工作包括先要跑一遍文学美术馆系统分布在那个地区的各个工作室。可以说这样的出差是一种愉快的上岗方式，蒙特罗对我说，先到北方各地玩一玩，然后去戈麦斯帕拉西奥上班，就把什么都给忘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同意了。那时我明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定居的，知道自己不会在墨西哥北部任何一个偏僻村镇领导什么文学工作室。

一天早晨，我乘坐一辆满载旅客的公交车离开了首都墨西哥城，开始出差之旅。我到过的地方有：圣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卡连特斯、瓜纳华托、莱昂，我说的这个顺序是混乱的，不清楚先到了哪座城市，也不知道逗留了几天。后来到过托莱昂和萨尔蒂约。到过杜兰戈。

最后，到了戈麦斯帕拉西奥，参观了文学美术馆的办公室，认识了我未来的学生们。天很热，可我一直发抖。馆长是位鼓眼泡、丰满的中年妇女，身穿大印花布长裙，上面有本地几乎各种花卉图案。她把我安置在郊外一家汽车旅馆里——一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公路旁边的旅馆。

她总是上午亲自来接我。她有一辆大轿车，天蓝色的。她驾车的方式也许属于鲁莽型的，但总的来说技术尚可。那车是自动挡的，她双脚几乎不碰踏板。我俩一成不变地要先去路边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远眺我的汽车旅馆，一个在黄蓝地平线上泛红的突出物。我俩喝橘子汁，吃墨西哥式煎蛋，喝几杯咖啡。我估计女馆长从来不用现金，而是拿美术馆的代金券买单。

随后，她靠在椅背上，说起自己在那座北方城市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她已经在由本州文学美术馆赞助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诗集。她还谈到丈夫，既不懂诗歌创作，也不懂写诗本身承载的痛苦。她一面说话，我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巴利牌香烟，同时望着窗外的公路，心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灾难。之后，我俩再上车，向文学美术馆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总部进发。总部设在一座二层楼里，毫无魅力可言，但有个院落，只种着三棵树；还有座废弃或未完工的花园，里面聚集着毫无生气的少年：他们学绘画、音乐、文学。初次到那里，我几乎没注意那座院落。第二次，我感到战栗。心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可是内心深处明白这是有意义的，即令人心碎之意，这表达方式似乎有些夸张，但我不认为夸张。也许那时我把意义与需要混淆了。也许就是神经紧张而已。

到了晚上，很难成眠。做噩梦。上床前，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把房间的门窗都要关严。口干舌燥，惟一的办法就是喝水。连续不断下床，去卫生间打水喝。既然下了床，那就趁机再查查门窗吧。有时忘记了害怕，就站在窗前看看沙漠里的夜空。然后，再回到床上去，闭上眼睛。可是因为喝水太多，很快再次起床，是去撒尿。既然起床了，那就再次检查门窗，再次听一听来自远方沙漠的动静（南来北往的车辆声），或者看看窗外的夜空。这样折腾到天亮，才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如此。

一天上午，我和女馆长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眼睛怎么是红的。我说，因为睡觉太少。她说，是的，眼睛红了。随后，改变了话题。那天下午，她送我回汽车旅馆的时候，问我是否愿意开一会儿车。我告诉她，我不会开车。她笑了，把车子靠路边停下来。有一辆冷藏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我看见白色的车身上写着蓝色的大字：“帕迪亚寡妇肉铺”。是从蒙特雷伊方向开来的。我觉得那司机的目光很放肆。女馆长开了车门下去。她说：你坐到司机位子上来！我照办了。扶着方向盘的时候，我看见她从车前方绕了一圈。然后，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命令我开车：咱们走！

沿着连接戈麦斯帕拉西奥与我住的汽车旅馆的灰色高速路，我开了好大工夫。到了汽车旅馆的时候，我没有停车。我瞅瞅女馆长，她笑笑，不介意我再开一会儿。起初，我俩一直静悄悄望着公路。离开汽车旅馆后，她开始说起她的诗歌、工作、理解力差的丈夫。等到没话时，她打开磁带放音机，放一盘兰切拉民歌。女歌手的声音悲伤，她总比乐队伴奏的速度快两拍。女馆长说：她是我朋友。我没听明白，便问她：什么？女馆长说：我是这女歌手的好朋友。啊，明白了。她说：她是杜兰戈人。你到过杜兰戈，对吧？我说：是的，去过杜兰戈。她问：那边的文学工作室怎么样？我说：不如这里。尽管这是客套话，她好像不赞同。她说：她是杜兰戈人，可是住在华雷斯城。有时，她回家看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我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去杜兰戈跟她住几天。我说：好。视线不离开公路。女馆长说：我住在她家，就是她母亲那里。我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聊天和听她的唱片，一下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我俩中有一个去煮咖啡。每次去她家，我总要带上快慰牌饼干。她最喜欢这种饼干了。于是，我俩吃饼干，喝咖啡。我俩从十五岁就认识。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一天下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女馆长不在场。工作室有五人，都是学生，四个男孩，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衣着极寒酸。那女生又矮又瘦，打扮俗气。提问的小伙子本来应该上大学，却在一家肥皂厂当工人（可能是本州惟一的大肥皂厂）。另外一个男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当服务生。头两个男生准备读预科。那女生不念书，不工作。

我回答说：出于偶然。有一阵子，我们六人都不吭声。我盘算了一下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工作和长期生活的可能性。此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两个学美术的女生，我觉得还漂亮。如果走运的话，也许能跟其中一个结婚呢。她俩中比较漂亮的那个像是最传统的那种女人。我没想出一种漫长又复杂的恋爱期。设想出一套昏暗、空气新鲜的房子以及种满了植物的花园。那个制造肥皂的小伙子问道：您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本来我可以随意回答。但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我说：不知道。我问他：你呢？他说：老师，我写诗是因为诗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面带笑容，难以掩饰自豪与决心。这样的回答染上了含糊的毛病，总想慷慨激昂。但是，在这答话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工，不是看他现在，而是看他十五岁或者十二岁的样子；看见他飞跑或者行走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街道上，头上的天空像有石头落下。我还看见了他的伙伴：我觉得他们能活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活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们念诗。他们中惟一有才华的是那个女生。但我已经什么也不能肯定了。下课后，女馆长在等我，她身边站着两个家伙，结果竟然是杜兰戈州府的官员。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是来抓我的。学生们跟我说了“再见”。那瘦姑娘跟一个男孩，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走了。我看见他们穿过了一条墙皮剥落的过道。我跟在他们身后，到门口，仿佛有话忘记了说的样子。在门口，我看见他们分别消失在戈麦斯帕拉西奥那条大街的两头。

这时女馆长说了一句：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接着就不吭声了。公路已经不是笔直的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了我们离去的城市有一道大墙。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夜幕。放音机里传出来那女歌手咿咿呀呀地演唱的另外一支歌曲。歌词说墨西哥北方有个偏僻的村庄，人人都幸福，只有她除外。我觉得女馆长在哭。悄悄在哭，很有尊严地哭，但抑制不住地哭。可是我无法证实。我眼睛紧紧盯住公路，一秒钟也不离开。后来，女馆长掏出手帕，擤擤鼻子。我听见她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请打开车灯！我继续驾驶。

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打开车灯！不等我回答，她就俯身到仪表盘上，亲自打开了车灯。片刻后，她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减速！与此同时，那女歌手已经唱到最后几个音符了。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

车子停靠在路边了。我打开了车门，下车。天还没全黑，但已经不是白天了。我周围的土地、公路两侧的山丘，已经是深黄色，我从未见过的深黄。仿佛那亮色（不是亮光，而是颜色）满载着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但很有可能是永恒的什么。很不好意思联想到了某种相似的玩意儿。我舒展一下两腿。有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驶过。我挥手骂了一句：他妈的！也许不仅是挥手。也许喊了一句：操你妈！那司机看见我了，或者听见我的声音了。但这在这整个故事里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想到那司机，我惟一看见的是他那面后视镜里我僵硬的形象：长发，消瘦，身穿结实的棉布夹克衫，戴着大眼镜、令人恶心的眼镜。

那辆车在前面几米的地方刹车，停住不动了。没人从里面下来。车子也没后退。我也没听见喇叭再响。但是，那辆车的出现似乎充实了我们眼前以某种方式占有的空间。我谨慎地向女馆长的位子走去。她落下车窗，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她眼睛鼓胀得更加厉害了。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是个男的。然后，她挪到了驾驶座位上来。我上去坐到她腾出来的位子上。位子上还是热的，潮乎乎的呢，好像女馆长发烧了。从车窗望去，我看见那是个男的身影，某人的后脑勺，他像我们一样，正在望着开始向山丘蜿蜒伸展过去的公路线。

女馆长好像自言自语似的望着前面停着的汽车，说道：那是我丈夫。接着，她把磁带的另一面放好，调大音量。她说：我那位女友去陌生城市巡回演出的时候，有时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她从马德罗市打给我，那天夜里她整宿都在石油工人俱乐部演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钟。还有一次，她从雷诺萨打来。我说：她人真好。女馆长说：不好不坏。就是打电话而已。有时，她有这个需要。只要我丈夫接电话，她就挂上。

有一阵工夫，我俩谁都没说话。我想像着女馆长的丈夫手持电话的样子。他拿起电话，说一声“喂”，“谁呀？”一听对方挂了电话，他也就挂上了，好像条件反射。我问女馆长是不是想要我下车去对那辆车的司机说点什么。她说，没必要。这回答我觉得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回答里有火气。我问她：既然他真是你丈夫，那你认为他会怎么样？女馆长说：他会待在这里等到咱们开车。我说：既然如此，那咱们最好马上开车吧。女馆长好像陷入了沉思中，而实际上，后来我很久才猜出来：她惟一做的就是闭上眼睛，表面上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她那位杜兰戈女友歌声的结尾。后来，她发动车子，缓缓驶过前面几米处那辆停着的轿车。我从车窗望去。那驾驶员刚刚好转过身去。我没能看见他的脸。

等到那轿车再次消失在群山方向的时候，我问她：你肯定那是你丈夫吗？女馆长说，不能肯定。说完大笑起来了。我认为不是。我也笑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中，她说道，车子像他的，但我觉得人不是他。我问：你仅仅是觉得吗？女馆长说：除非他换了车牌子。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都是玩笑。于是，我闭上了眼睛。后来，我们驶出群山，进入沙漠。向北或者开向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车辆灯光扫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天已经黑了。

女馆长说：咱们就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了。她就是这么说的：“特别的地方。”

她说，我一直希望你看看这里。这是我家乡让我最喜欢的地方。车子离开了公路，驶入一个休息区，其实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停靠卡车的大片空地。远处，可能是村子或者餐厅的灯光闪烁。我俩没下车。女馆长指指一个不清楚的地方。那是一段公路，距离我们停车点的距离大约有五公里左右。她还用手帕擦擦前玻璃窗，让我看得更清楚些。放眼望去，我看见许多车灯，因为那边可能是弯道，车灯转向的缘故。后来，我看到了沙漠和一些绿色的东西。女馆长问我：看见没有？我说：是的，看见灯光了。女馆长看看我，她那鼓起的眼睛熠熠生辉，很像是杜兰戈州、戈麦斯帕拉西奥荒郊野外的小动物的眼睛。接着，我再次向她指着的地方张望：起初什么也没看到，只是一片漆黑，只有那个村镇或者陌生餐厅的灯火。后来，过去了几辆汽车，它们的灯光以令人恼怒的缓慢速度剪开了夜幕。

那速度慢得令人生气，但是已经对我们没有影响了。

后来，那辆汽车或者运输卡车一经过那个地方之后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车的灯光如何转了一圈，一道像是吸气般的绿光，冲破种种束缚，转瞬之间通过反射作用生动地悬挂在空中，那是一道类似大海、像海浪一样摇晃的光线，但仍然保持着土地的易碎性，像是绿色的波纹、奇特非凡、离群索居；那弯道上有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块招牌，破旧的屋顶，摊放在地上的硕大塑料布发出来的光线；但是，由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那光线像梦境，像奇迹，说到底，二者是一回事嘛。

后来，女馆长发动汽车，转了一圈，回我住的汽车旅馆去了。

次日，我就应该回墨西哥城去。到了汽车旅馆，女馆长下车，送我一程。没等到进房间，她握握我的手，与我告别。她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荒唐言行。归根到底，咱俩都喜欢看诗嘛。我感激她没有说咱俩都是诗人。进房间后，开了灯，我脱下夹克衫，直接从水龙头那里喝凉水。后来，走到窗前。她的轿车还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一打开房门，一股沙漠风迎面吹来。那轿车里没人。稍远一些的地方，靠近公路旁，女馆长如同欣赏外星风光那样或者望着河水一样，双臂微微举起，仿佛与空气对话，或者在朗诵，或者像一个年轻女孩那样玩木头人游戏。

睡得不好。天亮后，女馆长来接我。她一直送我到汽车总站，对我说：如果最后决定接受文学工作室的差事，永远欢迎你。我说，我得想想。她说，那好吧，应该好好想想。接着，她说：拥抱一下吧！我俯身抱了她一下。我应该坐的位子在另外一侧，所以她离去时没能看见她。我依稀记得她的身影：站在那里望着公交车，或者是在看手表。后来，我不得不坐下来了，因为别的乘客要走通道，或者要在旁边的位子上落座。等到我再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

1　戈麦斯帕拉西奥（Gómez Palacio），墨西哥中北部大城市。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1]度假。一大早，清晨六点，父子俩就要出发。那天夜里，B睡在父亲家里。没梦，或者就算有梦，一睁眼也忘了。听见父亲在卫生间。向窗外望去，一片漆黑。B不开灯，穿衣裳。等走出卧室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桌旁看前一天的体育报纸了。早饭已经做好了。咖啡，牧场煎蛋[2]。B问候父亲后，走进卫生间。

B父的汽车是1970年的福特野马。六点半，父子俩上车，开出城市。城市就是墨西哥城联邦区。B和父亲出城短暂度假的那一年是1975年。

一般来说，旅行总是愉快的。父子俩离开联邦区时有点冷，开始进入格雷罗州的炎热地区，热起来了，他们不得不脱下毛衣，打开车窗。起初，车外的风景完全吸引了B的注意力（他觉得令人感到惆怅）。但是，几小时后，群山和森林变得单调乏味了。B决定还是看书为好。

在到达阿卡普尔科之前，B父把车停在了路旁的一个饭摊前。摊子上在出售绿鬣蜥。B父问儿子：咱们尝尝，好吗？B父走近绿鬣蜥，看见它们还活着，微微动弹。B靠在野马车的挡泥板上，看着父亲。B父不等儿子回答，就要了一块绿鬣蜥肉。到了这个时候，B才离开野马车，向露天饭摊走去。就是四张餐桌和一个清风吹得微微摇动的遮棚而已。他在距离公路最远的位子上落座。B父要了啤酒。父子俩卷起了袖子，敞开了怀。父子俩穿的是白衬衫。为父子俩服务的男子则相反，身穿长袖黑衬衫，好像炎热并不影响这位服务员。

服务员问：是去阿卡普尔科吧？B父点点头。父子俩是这饭摊上仅有的食客。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不停车。B父起身，向饭摊后面走去。起初，B以为父亲是去解手的，但很快就明白了：父亲是钻进厨房去看如何烹饪绿鬣蜥的。服务员悄悄跟在B父后面。开始讲话的是B父，接着是那服务员，最后是个女子的声音。但B没有看见她。B满头大汗。眼镜又湿又脏。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擦。等到再把眼镜戴好的时候，发现父亲正在从厨房那边望着他。实际上，他只看见了父亲的脸和肩膀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被一块有黑点的红门帘挡住了。有一阵子，B觉得红门帘不仅分开了厨房和饭摊，还分开了两个时代。

于是，B转移视线，回到书上来。书在餐桌上，是打开的。是本诗集。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选，译者是阿尔多·贝叶格里尼，阿根廷超现实主义诗人。两天前，B开始阅读这本书。他喜欢。喜欢里面诗人们的照片。有于尼克、德斯诺斯、阿尔托、克勒维尔的照片。书很厚，有个透明的塑料封皮。包书皮的不是B（他从来不包书皮），而是一位特别讲究细节的朋友。这时，B转移了视线，偶尔翻翻诗集，他看到了居伊·罗塞的照片和诗作。等到他再抬头找父亲的时候，父亲不在那里了。

真热得喘不过气来。B很想回首都去，但是不走，至少现在不走，他心里明白。过了一会儿，父亲来到了他身边。二人吃起辣酱绿鬣蜥肉来，喝更多的啤酒。黑衬衫服务员为父子俩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朦胧的热带音乐与树林的沙沙声以及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声混合在一起了。绿鬣蜥肉有鸡肉的味道。B不大肯定地说：比鸡肉柴。父亲说：味道很好嘛。又要了一块。父子俩喝加了肉桂粉的咖啡。端来绿鬣蜥的是黑衣服务员。但是，送来咖啡的却是厨娘。她年轻，像B一样年轻，身穿白色短裙和带白花的黄色衬衫。B认不出那是什么花，也许根本不存在吧。喝咖啡的时候，B感觉不舒服，可是没说什么。他抽烟，看看微微摇动的遮棚，好像有一线水丝下雨后挂在遮棚上不动了。B想：这不可能啊。父亲问他：你瞅什么呢？B说：遮棚。像是静脉，B这么想，可没说出口来。

黄昏时分，父子俩到了阿卡普尔科。二人在临海的街道上闲逛了一会儿。车窗已经落下，海风吹乱了父子俩的头发。他俩把车子停在一家酒吧旁边，进去喝点什么。这一回，B父要了龙舌兰酒。B想了想，也要了龙舌兰酒。酒吧很现代，有空调。B父跟侍者聊天，问他海滩附近有什么旅馆可住。父子俩回到野马旁边的时候，天上已经有了星星，B父看上去一天以来第一次有了倦容。但还是跑了两家旅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父子俩都不满意。到了第三家方才看中。第三家名叫“清风”，不大，有游泳池，距离海滩只有三五步之遥。B父喜欢。B也喜欢。由于气温低，旅馆空空荡荡，价位可以接受。父子俩的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以及带淋浴的小卫生间；惟一的窗户面朝旅馆庭院，那里有游泳池。B父本希望窗户面对大海才好呢。二人很快发现空调没开。但是，房间里相当凉快，因此没投诉。于是，安顿下来，打开各自的行李箱，把衣服放进衣柜。B把书放在床头桌上。开始换衣服。B父去洗冷水澡。B只是洗洗脸。洗漱完毕后，父子俩出去吃晚饭。

在旅馆服务台，他俩看见一个矮个，长着兔牙。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态度友好，建议父子俩去一家旅馆附近的餐馆吃饭。B父向他打听什么地方好玩。B明白父亲的话。那服务员不明白。B父说，就是有活动的地方。B说：就是能找到姑娘的地方。服务员说：啊，明白了。片刻间，父子俩没动，没说话。服务员弯腰，消失在柜台后面去了。再露面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卡片，递给了B父。后者看看卡片，问这地方是不是安全可靠。问完之后，掏出一张钞票。服务员立刻抓了过去。

但是，那天夜里，晚饭后，父子俩还是直接回旅馆了。

第二天，B醒得很早，悄悄淋浴后，刷牙，穿上泳衣，离开了房间。旅馆食堂没人。B就决定在外面吃早饭。旅馆所在的街道向下直通海滩。那里只有一个少年在出租冲浪板。B问一小时收费多少。少年说了一个数。B觉得价格合理。于是，租了一个冲浪板之后，就下海了。海滩对面有座小岛。B踏着冲浪板向那里进发。起初，有些费力，但很快就掌握要领了。这个钟点的海水清澈透亮。到达小岛前，B觉得冲浪板下有红鱼，长约半米，成群结队地涌向小岛。B也冲向小岛。

从海滩到小岛全程需要刚好十五分钟。B不知道，他没表，觉得时间很长。游到小岛，他觉得遥遥无期。就要到达小岛之前，意外的大浪拦住了他的去路。小岛沙滩的沙子与旅馆前的沙土大不相同。后者的沙土也许是早晨的缘故，是金褐色的（但B并不觉得如此）；小岛的沙子是雪白的，闪闪发亮，看时间长了，感觉刺眼。

B于是停止划水，不管风吹浪打，纹丝不动。海浪缓缓地把他从小岛附近推开。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冲浪板已经退到了半路中央。B算计了一下距离，决定返回。这一次，回头路愉快多了。到了海滩，出租冲浪板的小伙子问他是否有问题。B说：没有。一小时后，B还没有吃早饭，回到了旅馆，看见父亲坐在食堂里，眼前摆着咖啡和一个有剩余面包片和鸡蛋的盘子。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过得相当混乱。开车瞎转，从车里看人；有时下车，喝冷饮，吃冰激凌。下午，B父卧在躺椅上睡觉的同时，B重读居伊·罗塞的诗歌、生平简介。

一天，一群超现实主义者来到法国南部。他们打算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和西部。南部在贝当政府保护下。美国领馆日复一日拖延办理签证的时间。在这群人中，有重要的诗人，例如，布勒东、特里斯坦·查拉、佩雷，但是也有次要的诗人。居伊·罗塞就属于次要诗人。B想，从照片上看，他属于次要诗人。居伊人丑，但衣着讲究，像个部委低级官员或者银行职员。B想，到此之前，虽说有不和谐音，一切正常。每天下午，这群超现实主义者们都在港口附近一家咖啡馆里聚会。制订计划，聊天。居伊场场必到。但是，有一天（B觉得是黄昏时分）居伊失踪了。起初，没人想起他来。他是个次要诗人，这些人常常被人忽略。但几天后，大家开始找他了。在他居住的旅馆里，没人知道他的情况。他的行李、书，没人动过。为此，如果说居伊不交房钱就走了，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蓝色海岸地区的有些旅馆里，也是常有的事。朋友们在找他。大家走遍了医院和宪兵拘留所。没人知道居伊的情况。一天上午，签证下来了。大部分人上船去美国了。留下的人是那些永远拿不到签证的人。大家很快忘记了居伊，忘记了居伊的失踪，个个忙于找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年月群体性失踪和被杀事件是家常便饭。

晚上，在旅馆吃了饭后，B父提出去个有活动的地方看看。B瞅瞅父亲。父亲是金发（B是黑发），灰眼睛，身体还很结实。样子很快活，准备快乐快乐。B问：什么样的活动啊？其实，他很清楚父亲的意思。B父说：一如既往吧，酒和女人。B一时没吭声，好像在想如何答话。父亲瞅着他。可以说眼神里有期望，但实际上，只有父爱。最后，B说，对那档子事没兴趣。B父说，不是那种事，而是去看看，喝喝酒，跟朋友聊聊天。B问：这里咱们谁也不认识，哪来的朋友？B父说：幽会的场所总能交上朋友的。“幽会场所”的说法让B想起了马交配的地方。七岁时，父亲给他买过一匹马。B问：我那匹马是什么地方的？B父不知道儿子说的什么，吃了一惊。他问儿子：什么马？B说：我小时候，在智利，你给我买的那匹马。父亲说：啊，是萨法兰桥[3]。父亲又说：是一匹奇洛埃马，奇洛埃省出产的。想想之后，B父又说起了妓院。B想，从父亲回想往事的样子看，大概说的是舞厅。但后来两人都不吭声了。

那天夜里，父子俩什么地方都没去。父亲睡觉的时候，B去游泳池旁边的旅馆露天茶座看书。茶座只有他一人。茶座干净，空空荡荡。B从座位上可以看到服务台的一部分。昨天夜里那个服务员站在柜台前正在阅读什么，或者是在算账。B看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阅读居伊·罗塞。说心里话，他不喜欢罗塞。喜欢德斯诺斯和艾吕雅远远胜过罗塞；但是，到了最后还是回过来再读罗塞，再看他的照片——一张读书照，罗塞显得痛苦又孤独，眼睛很大，目光呆滞，系着一条像是要勒死他的黑领带。

B想，他肯定自杀了。罗塞一听说永远拿不到去美国或者墨西哥的签证，就决定在当地了却一生。B想像，或者说努力想像法国南部一座海滨城市的样子。B还从来没去过欧洲呢。他走遍了几乎整个拉美，但是没到过欧洲。因此，他脑海中的某座地中海城市的形象就直接受阿卡普尔科印象的影响了。炎热，一家廉价小旅馆，金沙滩，白沙滩。远处传来的音乐。B不知道自己脑海里的形象缺少声音，或者说缺少决定性的声音：每座海滨城市常常用来拴住小船的绳索声。尤其是在小城市，就算海水安静得像汤盆，这种声音也清晰可闻。

忽然，有人进了露天茶座。看身影是个女子，在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坐下了，身边有两个立式大花瓶。过了一会儿，那个服务员端着饮料向那女子走去。随后，服务员没回服务台，而是来到了B身边。B是坐在游泳池旁边的。服务员问B:您和您父亲过得怎么样？B说：很好啊。服务员问：喜欢阿卡普尔科吗？B说：很喜欢。服务员问：圣迭戈怎么样？B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圣迭戈？刹那间，他以为服务员在问旅馆，可是他立刻想起来旅馆不是这个名字。B问：什么圣迭戈？服务员笑了，说道：就是有妓女的夜总会。B于是想起来服务员给他父亲的那张名片来了。他说：我们还没去呢。服务员说，那地方可靠。B点点头，那意思怎么解释都可以。服务员说，它在修宪大街上。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家夜总会，名叫拉马达，不可靠。B重复道：拉马达，一面看看角落里的那个女子：一动不动地待在两个大花瓶中间，花瓶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一直到隔壁的桌子下面；她的饮料好像没动。服务员说：最好别去拉马达。B没话找话地问道：为什么？其实，两家夜总会，他哪一家都不想去。服务员说：不可靠。他雪白之极的兔牙在突然笼罩了露天茶座的昏暗中闪闪发亮，好像有人从服务台那边关掉了一半的灯。

服务员走了以后，B再次打开诗集，可是看不清字母了。于是，放下书，闭上眼睛，没听见绳索声，听见了空中的风声，热浪落在旅馆、落在旅馆周围树木上的沙沙声。他很想下游泳池。刹那间，他以为可以下水。

这个时候，那角落里的女子起身向茶座与服务台相连的石头台阶走去，但走到半路上停住了，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手扶着没有花只有杂草的花坛。

B注意观察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衣裳，是薄料子的，袒胸露臂。B以为女子会继续走下去。但是，她没动，手扶着花坛，目光低垂。于是，他起身，拿着书，走过去。一看见她的脸，先吃了一惊。B估计她有六十岁，但是如果从远处看，会以为她只有三十多岁。是个美国人。他一靠近，她就抬起头来了，冲他一笑。她说：晚上好！声音有些不连贯。B问：有什么事吗？她不明白他的话。B只好重复一遍，但这一次说的是英语。女人仍然笑着说道：我只是在想事。B在几秒钟里想女人刚说的话。想啊，想啊，想啊。突然，他明白了她的话里有一种威胁。从海那边靠近的威胁。是穿过阿卡普尔科海湾无声无息的乌云带来的威胁。但是，他没动，丝毫不想打破这迷人的魅力。这时女人看见他左手里的书，问他在看什么。B说：诗集。在看诗集。女人注视着他的眼睛，总是面带微笑（B越来越紧张地想到，这笑容既灿烂又苍老），说道：过去她也喜欢过诗歌。B纹丝不动地问道：喜欢哪些诗人呢？女人说：不记得了。接着又陷入只有她一人能欣赏的场景中去了。可是B以为她在努力回忆，因此就静静地等着答案。过了一会儿，她再次注视他的眼睛，说道：朗费罗[4]。随后，她就朗诵起一段过分亲热的抒情诗，B觉得像儿歌，不管怎么说，距离他阅读的诗人作品太远了。女人问他：您知道朗费罗吗？B摇摇头，但实际上他看过朗费罗的作品。女人仍然笑容可掬地说道：我在学校学过。接着，她又问：您不觉得天太热了吗？B说：太热了。女人说：可能暴风雨要来了。对这话，她很自信。这时，B抬头望天：没有看见星星。看见的只有旅馆的几盏灯。他看见自己房间的窗户上有个身影在望着他和女人，这吓了他一跳，好像热带暴雨骤然天降。

起初，他什么也不明白。是他父亲站在窗内，身穿一件蓝色的睡衣，家里带来的睡衣，B不认得。总之，不是旅馆的睡衣。父亲在注意看着他和那女子。但是，等到B发现时，父亲已经后退到房间里面去了，好像被蛇咬了一样（胆怯地挥挥手），就消失在窗帘后面去了。

那女人说：这是亚瓦查[5]之歌。B瞅瞅她。女人说：是朗费罗创作的诗歌，题为《亚瓦查之歌》。B说：啊，是吗？

那女人道了“晚安”就慢慢走开了：先是登上石头台阶，进了服务台，停了片刻，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B看不见那人。最后，那女人进入过道后，消瘦的身影出现在一扇又一扇窗户后面，随后拐入走廊就不见了。

半小时后，B回到自己房间，看到父亲睡着了。进卫生间刷牙之前，他站在床脚处看看父亲（他站得笔直，像是准备战斗）。他说，爸爸，晚上好。B父没有动静，好像没听见。

在阿卡普尔科逗留的第二天，B和父亲准备去看悬崖跳水[6]的表演。他们有两个选择：或者从露天平台上看表演，或者进入可俯瞰拉克布拉达的那家酒吧餐厅看表演。B父打听价钱。被问到的第一个人不清楚。B父坚持要问个明白。终于问到了一个从前跳水的老人。后者正在闲逛，说了两个价位。如果坐到酒吧餐厅的暸望台去看，那收费比在露天平台上贵六倍。B父不再犹豫。他说：去酒吧餐厅！那里要舒服些。B跟着父亲进了餐厅。一进酒吧，父子俩的衣着与美国或者墨西哥观光客的打扮不协调。后者的衣着显然是来消夏的。B和父亲的衣着是地地道道首都打扮，像是从一场无休止的梦境里出来的人。侍者们意识到了，他们知道这种人给小费很少，因此不及时上来招待。更糟糕的是，从他们坐的地方看不清楚跳水表演。B父说：要是坐在平台上，可能好得多。不过，这里也不赖。B点点头。看完表演之后，父子俩每人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走到外面，商量余下的时间做什么。这时，平台上已经没人了。B父看见那位跳水老人坐在一段护墙上，便走了过去。

跳水老人矮个子，宽肩膀，正在读一本西部牛仔小说，直到B父子二人到了他身边方才抬起头来。他认出了父子俩，问感觉表演如何。B父说：不赖，但是在悬崖跳水中，要想有正确的判断，必须有更多的经验。先生是运动员吗？B父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后，说道：从事过体育活动。跳水老人猛然站起来，仿佛再次来到悬崖边上准备跳水的样子。B想，老人大约有五十多岁，不比父亲大多少，但是，脸上的皱纹——好像带伤——增加了老态。跳水老人问：两位是出来度假的吗？B父笑着点点头。可以知道您从事过什么体育项目吗？B父说：拳击。老人说：啊，肯定是重量级的吧？B父笑得更加灿烂了，说道：是的。

B不知怎么回事，发现父亲和老人还有自己是在朝着停放“野马”的地方走去。接着，三人上车。B好像听收音机一样听见老人在给父亲作指示。有一阵工夫，“野马”奔驰在米盖尔·阿雷曼大街上；但是，后来转向内陆，旅游区的旅馆和餐馆就变成了热带城市一景了。然而，“野马”继续爬坡，逐渐远离阿卡普尔科的U形黄金海岸，沿着沥青铺得很差或者没有沥青的街道前进，一直来到一座类似饭馆的房子面前（B想，要是普通餐馆，这地方又显得太大了）停在布满尘土的人行道上。老人和B父立即下车。途中，这二人不停地说话，在人行道上等候B的时候，继续聊天，还比划着什么。B磨蹭了一会儿才下车。B父说：咱们去吃饭吧。B说：好的。

饭馆内部很黑，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摆放了餐桌。其余部分像是舞池，还有乐队舞台，用粗木栏杆围住。B一进门，由于明暗反差，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他注意到有个男人很像跳水老人，正向他和父亲走过来。听了那人一番介绍（B没听懂）之后，那人握握父亲的手，又把手伸给B。后者伸手握住了那陌生人的手。那人说了一个名字，用力握住了B的手。表情是友好的，可用力太过粗暴。那人没笑。B也不笑。B父与老人已经落座。B在二人身边坐下。很像老人的那人，结果是老人的弟弟，站在一旁，听候指示。老人说，这位先生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冠军。那人问：那你们是外国人？B父说：智利人。老人问：有红鲷鱼吗？那人答：有。老人说：上一条格雷罗地方风味的红鲷鱼！B父说：给大家，也给您，上啤酒吧。那人低声说，谢谢，一面拿出一个小本，费力地写下菜名。可B觉得，一个小孩都能很容易地把菜名记下。

老人的弟弟送来啤酒的同时，还带了一些咸饼干和三盘（不大）牡蛎。它们很新鲜，老人说着，边给三盘牡蛎都抹上了辣酱。老人说：真怪，对吗？这种辣椒叫“智利”！说着，指指那瓶装满红辣椒酱的瓶子。B父随和地说：的确，让人觉得奇怪。又说：我们智利人一直觉得很奇怪。B用难以觉察的怀疑眼神看看父亲。直到红鲷鱼上来之前，谈话始终围绕着拳击和悬崖跳水展开。

后来，B和父亲离开了那家饭馆。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他们上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老人也跟着上了“野马”。起初，B以为他和父亲甩不掉这老人呢。但是，车子到了阿卡普尔科市中心，老人在一家台球馆下了车。只剩下父子二人的时候，B父说吃红鲷鱼花钱不多，味道很好。要是咱俩在海边旅馆吃海鲜，价格贵得能吓死人。同到房间，B换上泳衣，去海滩了。在海里游了一阵子，打算借助晚霞看书。看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什么也看不懂。一个平和又孤独的人面临死亡。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这是他惟一看明白的地方。实际上，那些形象像落日一样逐渐淡出，剩下的只有伤痕。一个二流诗人在等候去新大陆的签证时失踪了。一个二流诗人滞留法国地中海边某村镇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失踪了。没人去调查。没发现尸体。B正要阅读多马尔的作品时，夜幕降临到海滩，他合上书，慢慢回旅馆去了。

晚饭后，父亲建议他出去玩玩。B婉拒了。B建议父亲自己单独出去走走，他不想玩，只想留在房间看电视、电影。B父说，真难以置信，你这么年轻像个老人。B看看父亲——已经洗了澡，正在穿干净衣裳——就笑了。

父亲走之前，B说：注意安全！父亲站在门口看看儿子，说，就是喝两口而已。还说：你也注意安全。然后，轻轻关好了门。

室内只剩下自己了，B脱下鞋子，找香烟，开电视机，重新上床躺下。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梦见自己住在一座巨人城里（也许是参观）。梦中只有不停地走来走去，走在黑乎乎的长街上，他记得别的梦里也有这些长街。梦里有一种姿态，他知道清醒时没有过这样的姿态——一种站在楼群前的样子，它们之间巨大的影子好像互相冲撞；不一定是什么有意义的姿态，更像是冷淡。

片刻后，就在电视剧结束时，B突然醒了，仿佛被火焰烤醒的。他起床，关掉电视机，去窗户那里看看。露天茶座上，那美国女人还坐在昨天夜里那昏暗的角落里，眼前摆着一杯酒或者是果汁。B看了一眼，没有兴趣，离开窗户，在床上坐下来，打开那本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品集，打算看下去。可是不行。于是，打算想点什么，为了能想点什么，再次上床躺下，闭上眼睛，胳膊伸直。他以为很快能入睡呢。甚至能看到一条梦中的斜街。但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在回忆梦境。于是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房间的天花板。随后关掉床头灯，再次来到窗前。

那美国女人仍然在那里一动不动。两个花瓶的影子延长到了旁边的桌子下面。游泳池水闪烁着来自服务台的灯光。与露天茶座相反，服务台灯火辉煌。忽然，有辆汽车在距离旅馆门前几米处停下来了。B以为是父亲的“野马”。但是，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没人出现在旅馆门口。B以为自己错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认出了父亲的身影正在登上石阶。先是头，接着是宽宽的肩膀，然后是腿，最后是一双白帮皮鞋，B平时很不喜欢的鞋子，但现在却有一种亲切感。他想，父亲走进旅馆的样子像是舞蹈。父亲像是从守灵仪式回来的人，感觉继续活着真好。但最奇怪的是，父亲在服务台稍一露面，就转身向露天茶座的方向走去：走下台阶，绕过游泳池，在美国女人附近的座位上落座。终于，服务台那边来人送来一杯饮料，B父给了钱，不等服务员完全离去，就起身，端着杯子走到美国女人桌旁，站在那里说话，比比划划，喝饮料。最后，那美国女人打个手势，B父就在她身边坐下了。

B想，对父亲来说，她太老啦。随后，B回到床上，躺下，很快就意识到脑海里储存的梦境都消散了。但他不愿意开灯（尽管很想读书），不愿意父亲以为（哪怕是一分钟）儿子在监视他。有好大工夫，B用心在想。想女人，想旅游。最后睡着了。

夜里，他有两次惊醒过来。父亲的床铺是空的。第三次醒来时，天亮了。这时，他看见了父亲的脊背：睡得很香。于是，开灯，有好大工夫没下床，抽烟，看书。

那天上午，B再次去海滩，租了一个冲浪板。这一回，没任何问题就到了对面的小岛上。上去后，喝了一杯芒果汁，在海里（没人）游了一会儿。然后返回旅馆前的海滩，把冲浪板还给那小伙子（满面笑容地望着他），溜达了一圈回去了。在旅馆餐厅里，他看见父亲在喝咖啡，便在他旁边坐下。父亲刚刚刮了脸，皮肤上有一股B喜欢的廉价须后水味。父亲的右边脸颊上显出一道从耳边到下巴的抓痕。B打算问问父亲昨夜出什么事了，但到最后决定还是不问为好。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稀里糊涂。有一段时间，B和父亲去了机场附近的一处海滩。那海滩很大，四周有大量用芦席天棚搭盖的茅屋，里面存放着渔民的渔具。大海在翻腾：有一阵子，B和父亲欣赏着撞击侯爵港湾的浪涛。旁边有个渔民告诉父子俩：天气不好，别下海游泳。B说：对。但是，他父亲下海了。B在沙上上坐下来，支起膝盖，看着父亲迎着海浪深入海水。那渔民一手举到前额，说了一句什么。B没听懂。有那么一会儿，B父的头部、划水的双臂从B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渔民身边这时来了两个孩子。他们都站在那里看海。B除外，仍然坐着。这时，天上飞来一架民用客机，样子特别安静。B不看海了，看天上那架飞机一直飞到青山绿茵之后。B回想起一次梦醒的经历：那刚刚好是在一年前的事，就是在阿卡普尔科机场。他从智利来，在阿卡普尔科中间停留。他记得自己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一道橘黄色光线，里面有紫蓝色，像老影片，颜色正在淡化。于是得知已经到了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脱险了。此事发生在1974年，那时B不满二十一岁。如今，他二十二岁。他父亲大约四十九岁。B合上了眼睛。海风吹得渔民和那两个孩子的惊叫声变得模糊不清。沙土是凉的。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正在上岸。B又合上了眼睛。再睁开时，父亲的大手湿漉漉地放在了他肩膀上。父亲说：走！去吃海龟蛋吧。

B萎靡不振地想，有些事可讲，有些事不可讲。从眼下起，他明白那灾难临近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用B父的话说，过得真有“度假的概念”：平和，愉快。（B不知道父亲是在笑他呢，还是认真的。）父子俩每天去海滩，在旅馆餐厅或者洛佩斯·马特奥斯大街一家便宜饭馆吃午饭；下午，租上一条船——一条橡皮艇（小型的），驶过旅馆附近的海域，驶过出售小玩意儿的商贩跟前——他们在木筏或者浅水小船上像走钢丝的演员或者木偶一样从一处沙滩到另外一处沙滩推销商品。在回程的路上，父子俩吃了一点苦头。

B父划的小船距离岩石太近，结果翻船了。当然，这点事故无关紧要。父子俩都会游泳，游得相当好。小船的构造不怕翻船，不费力气就可以翻转过来，再爬上去就行了。他们就是这么干的。B想，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危险的。可是，父子俩回到船上后，B父发现钱包没了，就对儿子说了。父亲拍拍胸口：钱包没了。接着，毫不犹豫就一猛子扎进了水里。B不由得哈哈一笑，但随即趴在船上，望着水面，没看见父亲任何动静，刹那间想像着父亲潜水，或者是更糟地直落海底，但眼睛是睁开的，闯过一处深海洼地；水面上则是小船摇晃的位置，B已经从笑到惊慌了。于是，B直起身子，先看看小船另外一侧，没发现父亲的动静，随后准备下潜，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B下水；B父上来。二人都睁着眼睛（可以说几乎擦肩而过）。B父右手拿着钱包，与儿子相遇的时候，互相对视一眼。但是，两人都无法立即改变游泳的方向，结果父亲默默地向上游去；儿子默默地向下潜水。

对于鲨鱼，对于大部分鱼类（飞鱼除外）来说，水面是地狱。对于B来说（对于大多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有时就是地狱。B在与父亲留下的尾波相对下潜的同时，心想，恰恰此时此刻更有理由哈哈大笑。到了海底，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有沙子，而是看到岩石，只有岩石，层层叠叠的岩石，好像这个地区的海岸地貌就是一座下沉的大山，从下潜一开始，他就在山顶上呢。后来，他转身向上面回游，从下面看小船，它时而轻飘飘的，像是飞翔；时而要沉船，带着坐在船中央的父亲一道下沉，而父亲正在努力吸一支受潮的香烟。

随后，这令人愉悦的四十八小时结束了。其间，他们到了几家酒吧，睡过海滩，吃了，喝了，甚至乐了；接着一个冷冰冰的时期、一个正常时期开始了，但这个时期是由几位冷冰冰的神统治的（而这些神却丝毫不干涉阿卡普尔科的炎热），要统治几个小时，要是在过去，比如小的时候，B会说“烦人的时期开始了”。但如今，绝对不会这么说了，而是称之为“灾难来临”、一种特别的灾难、一种压倒一切、会让B离开父亲的灾难，是父子俩为生存而付出的代价。

一切始于跳水老人的出现。B立刻就意识到老人是来找他父亲的，而不是找他，哪怕父子二人是一家子。姑妄说之吧。B父邀请老人到露天茶座喝上一杯。老人说有个地方比这里更好。B父瞅老人一眼，笑了，说了一声：行啊！上路后，天色开始暗下来。有一瞬间，B觉得身上有种无名的刺痛，认为要是留在旅馆里就好了，让父亲独自去玩。但是为时已晚。“野马”奔驰在修宪大街上。B父从口袋里掏出几天前服务员给的那张卡片。他说，那地方叫圣迭戈。老人说那地方太贵了。B父说：我有钱。从1968年起我就住在墨西哥城。这是我第一次出来休假。B在父亲身边坐着，想从后视镜里看看老人的表情，没看出什么。于是，三人先去圣迭戈。接着就是吃饭和跳舞。每跳一次，需要给舞女一张舞票（事先在柜台买好）。起初，B父只买了三张。他对老人说：这套办法有点不实在。但后来他兴奋起来了，一下子买了整整一叠。B也跳了。第一个舞伴是个瘦姑娘，模样像印第安人。第二个是个丰乳的女子，样子忧心忡忡或者为B永远无法得知的什么事情而生气。第三个是个快活的胖丫头。跳了一小会儿，她就在B耳边说她吸毒了。B问：吸的什么？女的说：迷幻剂。B笑了。B父也在跳舞，是跟一位印第安人模样的姑娘。B时不时地看看父亲。那舞女笑起来很漂亮。父亲在和舞女说话（其实一直说话）。但B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后来，父亲不见了。B走到柜台旁，跳水老人在那里呢。二人聊了起来。聊过去的年代。聊勇气。聊海水冲刷的悬崖。聊女人。这些话题，B都不感兴趣。至少那个时候不感兴趣。但是在聊。

半小时后，父亲回来了。金发是湿的，刚刚梳理过（梳向脑后），面色发红。笑一笑，什么也没说。B看看父亲，什么也没说。B说：该吃饭了。三人向“野马”走去。他们走进一家餐厅吃海鲜，那地方又深又窄，像一副棺材。吃饭的时候，B父看看儿子，像是寻找什么答案。B顶住了父亲的眼神。对父亲的眼神有心灵感应，心说：没答案，因为问题不成立。这问题是愚蠢的。后来，B不知怎么的就跟着父亲和那老人（路上一直在谈拳击）来到了阿卡普尔科郊外一个地方。那建筑物是砖木结构的，没有窗户，室内有个自动点唱机，播放着鲁恰·比利亚和洛拉·贝尔特兰[7]的歌曲。忽然，B感觉恶心。只是这时，他才离开了父亲，去找卫生问或者后院或者出口，方才意识到自己喝多了。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有人伸手表面上好客地拦住他不许上街。B想，有人担心他会逃跑。接着，在一个敞开门的院子里（那里堆放着成箱的啤酒，有条拴着链子的猛犬），他连着呕吐了几次。肚子里轻快了一点之后，他抬头看看星星。很快他发觉身边有个女子。她影子很黑，但是衣裳很白。这让B一下子就辨认出来了。她问：舒服舒服？声音显得年轻但沙哑。B呆呆地望着她，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女子跪下，解开了他的裤子扣。B明白了，让她去做。完活以后，B觉得发冷。女子站起来了。B拥抱了她。二人看夜幕。B说要回到父亲身边，女子没跟着。B拉住她的手，说道：走吧！她拒绝了。这时，B才发觉自己没看清楚对方的长相。这样更好，他想，我只抱了她一下，可还不知道她的模样呢。进入室内前，回头看到那妓女走到狗身边，摸摸狗头。

室内，B父正围着一张桌子，坐在跳水老人和另外两名男子中间。B走到父亲身后，在他耳边轻声说：咱们走吧！父亲正在玩牌，说道：我正赢着呢。不能走。B想：这几个人要把我们的钱全都骗走了。接着，他看看那几个女人，后者也正在看他和他父亲，眼神里有着可以感觉到的怜悯。B想，她们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父亲要牌的时候，问他：喝醉啦？B回答：没有，没有。父问：嗑药啦B:没有。父亲于是笑了，要儿子去买一杯龙舌兰酒。B起身去柜台。他从柜台方向发疯般地注视着那犯罪的舞台。此时，B明白了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旅行了。他睁开眼，又闭上眼。那几个妓女好奇地望着他，其中一位请他喝酒，他摆摆手拒绝了。有时，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父亲手持双枪正从一扇门后出来，而那个地方是从来不会有门的。但是，父亲从那里出来了，动作很快，灰眼睛发亮，头发没有梳理。B想，再也不能跟父亲一道旅行了。就是这么回事。自动点唱机里正在放鲁恰·比利亚的歌。B想起了居伊·罗塞，那位在法国南部失踪的二流诗人。B父在发牌，在笑，讲故事，听故事，一个比一个下流的故事。B回想起1974年从智利回来，去看父亲。此前，父亲足部骨折，正在卧床看报，一份体育报。父亲问他旅行怎么样。他说了一路上的经历。简而言之：拉美发生的战争。他说：我差点被打死。父亲瞅瞅他，笑了。问他：有几次？B答：至少两次。此时，父亲正在大笑。B极力想弄个明白。他想，居伊·罗塞自杀了；他想，也许是被杀害的。尸体是在海底。

B说，来一杯龙舌兰酒。一个女的递给他半杯酒。她说：年轻人，别又喝醉了！B很清醒地说：不会的，我很好。很快，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B问：两位想喝点什么？其中一个年轻的，黑黑的长发，也许就是刚刚为他口交的那一位，说道：您父亲和蔼可亲，很友好。B回忆（或者是努力回忆）一些表面上一些不连贯的场景：第一次当着父亲的面抽烟；那时他十四岁，烟是总督牌的。他和父亲在父亲的卡车里等候货运列车的到来；外面天很冷；武器，匕首；家事。两个妓女在喝掺可乐的龙舌兰酒。B问：我在外面吐了多长时间？一个妓女说：像是发疯。你来一点吗？B问：来点什么？他觉得浑身冷得像冰块。那女人大约有三十岁，像她同伴一样也长发，但是染成了金黄色。B喝了一口龙舌兰酒，问道：是阿卡普尔科黄金[8]吗？与此同时，那两个妓女又靠近他一些，摸摸他的后背和大腿。金发女郎说：是，可以用于镇静。B点点头，接下来他记得的就是一道黑烟把他跟父亲给分开了。一个女人说：您很爱您的父亲。B说：不是很爱。黑发女人问：怎么不是很爱呢？柜台里服务的女子笑了。B透过黑烟发现父亲扭头在望着他呢。他想，他望着我的样子严肃得要死啊。金发女郎问道：喜欢阿卡普尔科吗？只是到了这个时候，B才发觉这里面已经空了一半。一张桌子旁边有两个男人在静静地喝酒。另外一张桌子就是他父亲、跳水老人和两个陌生男子在玩牌了。其余的餐桌全都是空的。

院门开了，进来一个身穿白色衣裳的女子。B想，这是那个给我口交的女人。她样子有二十五岁，但实际上肯定小得多，也许十六七岁。跟所有的妓女一样，也是长发，脚蹬很高很高的高跟鞋。走过室内（她去卫生间）的时候，B仔细研究她的鞋子：白色，很脏，两边有泥巴。B父也抬头看了她好一会儿。B看看那妓女（已经推开卫生间的门），又看看父亲。他闭上了眼睛，等到再睁开的时候，发现妓女不在了，父亲已经聚精会神地玩起牌来了。一个女子在他耳边说：最好把您父亲带走。B要再来一杯龙舌兰酒。她说：不行。那女人把一只手伸进他肥大的有夏威夷图案的衬衫里。B想，她这是在检查我带没带枪啊。女人的手指头向上摸着他的胸膛，到了左边乳头处打圈。她捏捏乳头。B说：喂，干吗？女人间：不相信我啊？B问：会出什么事？女人：坏事。B:比如多大的坏事？女人：不知道。我要是你，早就跑了。B笑笑，第一次注视着她的眼睛，说道：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说罢喝了一口龙舌兰酒。女人：我还没疯呢！B于是回想起，有一次，在他去智利之前，父亲说：你是艺术家。我是工人。他纳闷：这话是什么意思？卫生间的门开了。那个白衣妓女又露面了。这一次，高跟鞋一尘不染。她穿过整个房间，一直走到玩牌的桌子旁边停下来，在一个陌生男子身旁站立。B问：为什么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呢？那女人瞥他一眼，没回答。B想，有些事情可讲，有些是不能讲的。他闭上了眼睛。

好像在梦里一样，他又回到了酒吧的后院。那个染了金发的女人拉着他的手走路。B想，这事我已经干过了。我醉了。永远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重复一些动作：那女人在一把散了架的椅子上坐下，为他解开了裤子扣；像致命毒气一样的夜幕笼罩在空啤酒箱子上面。但是，有些东西不在：比如，那条狗不在；东边的上空没有悬挂着月亮，只有几丝黎明前的光线。二人办完事后，那条狗来了，也许是被B的呻吟声吸引来的吧。狗在距离二人几米远的地方停下，冲着他俩龇牙。女人说：它不咬人。女人起身，整理整理衣裳。狗拱起脊背，嘴巴里淌出一缕透明的口水。女人反复说：老实点！刺头！老实点！刺头！二人一面向门口退去，B一面想：它会咬人的。后来的事情就混乱了：父亲玩牌的桌子旁边，人人都站了起来。一个陌生人扯着嗓子大喊一声。B立刻就明白了那家伙在骂父亲。为采取预防措施，B去柜台要了一瓶啤酒，咕咚咕咚喝下去，噎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向父亲那边走去。B想，父亲看上去很镇静。父亲身边有一大堆钞票，他数数以后装进口袋里。那陌生人喊道：这钱你别想拿走！B看看那位跳水老人。想从老人的表情上看出他站在谁一边。B想，大概站在陌生人那边吧。啤酒正在顺着他脖子流下来。于是才明白自己在发热呢。

B父把钱数完了，瞅瞅眼前这个男人和那个白衣女子。说道：好啦，先生们，走吧！又说：儿子，来！站在我身边！B倒掉剩下的啤酒，攥住瓶颈。B父问：儿子，你干什么？B听出父亲的声音里有责备的意思。B父说：咱们安安静静地出去。然后，转身问那几个女人他该付多少钱。柜台里面那个女人拿出一张纸，报了一个很高的数字。那金发女郎（正走在牌桌到柜台的半路上）说了一个数字。B父掏出钱来，给那金发女郎，说道：给你的。这是洒水钱。然后，又额外加了两张钞票：小费。B想：该走了吧。那两个陌生男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B不想看那白衣女子，但是看了：她正坐在牌桌前的空位子上检查散乱的纸牌。B父低声说：别妨碍我！B很慢才明白父亲是在对他说话。那跳水老人双手插在口袋里。那陌生人再次谩骂B父，硬要他回牌桌去再玩。B父说：不玩啦。有一阵子，B一面看着那白衣女子（第一次觉得她很美），一面想起居伊·罗塞：无声无息、温顺得像绵羊一样失踪了，同时响彻云霄（天空如血）的是纳粹的进行曲，想像着自己就是居伊·罗塞，一个被埋葬在阿卡普尔科荒郊野外的居伊·罗塞，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时，他听见父亲在斥责那跳水老人，方才明白：与居伊·罗塞不同，他可不是独自一人。

后来，B父有些驼背地向出口走去。B让出足够的空间，为的是父亲可以随意活动。B快活地想：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们就回首都墨西哥城去了。这时他们动手打起来了。

1　墨西哥面向太平洋的海滨城市。

2　牧场煎蛋（ranch-style egg），墨西哥传统风味早餐。

3　马的名字有吵吵嚷嚷之义。

4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5　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6　阿卡普尔科一项吸引游客的表演活动，起源于1934年。最有名的地方在拉克布拉达（La Quebrada），表演者从不同高度的悬崖纵身跃人大海。

7　二人都是墨西哥著名女歌手。

8　一种鸡尾酒，色泽金黄，在龙舌兰酒中加入热带水果的果汁调制而成。

1978年的几天

有一次，B在欧洲参加了一次智利流亡者聚会。B刚从墨西哥来，大部分与会者不认识。与B估计的相反，聚会是家族式的：客人们不单单是友人，而且还有亲戚。兄弟们与表姐妹共舞；姨妈们与外甥们共舞。葡萄酒流水般地传送。

在某个时刻，大概是黎明吧，有个年轻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要跟B争论。看样子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也会是令人遗憾的。那人名叫U，一味地炫耀他博览群书，但是，他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把切·格瓦拉说成弗朗兹·法依[1]，把罗多[2]说成马里亚特吉[3]，把马里亚特吉说成安东尼奥·葛兰西[4]。另外，争论的时间也不十分合适，巴塞罗那曙光初上往往让一些熬夜的人发疯，让另外一些夜游神会态度冷漠。B想到此，心里说：这不是我说的；因此答话就冷冰冰，就有讽刺意味，就足以成为U想吵架的开战理由。但是，眼看就要吵起来的时候，B起身，拒绝迎战。U拍桌子（也许是拍墙壁）瞪眼，骂人。一切都无济于事。

B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

B讨厌巴塞岁那的智利侨民，尽管不可避免地他也是其中一员。是巴塞罗那智利侨民中最穷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者这是他的看法。在记忆里，那次要发生的争吵更像是小学生打架。但是，U的粗暴态度让B得出一些痛苦的结论，因为U当过兵，也许还入过党——是B那个时候看好的左派政党。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

但是，B忘记或者努力忘记那次争吵，继续活下去。

模模糊糊，如同大家说起某个故人那样总是定期有关于U的消息传到B耳中。B打心眼里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但是，既然你与某些人经常往来，就不可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们认为发生的事。于是，眼下B就知道了U拿到了西班牙国籍，或者一天晚上U和妻子看了智利民间歌舞团的演出。还有，B刹那间想像着U和妻子坐在某个观众陆续上座的剧院里，等候着大幕拉开民间歌舞团上台的时刻，团员们个个留着长发和胡须，有些像U的样子。他还想到U的妻子——只见过她一次，觉得还漂亮，有点令人惊讶，是个在另外场合的女人，是在另外场合打招呼的（就像在那次聚会上跟B打过招呼一样），她望着尚未拉开的大幕，望着丈夫，那是在另外的场合，一个被她温和、愉快的大眼睛透视过的不定形的地方。B想，可那女子怎么能有温和、愉快的眼睛呢？没有答案。

但是，一天夜里，答案来了。但不是B希望的答案。B与一对智利夫妻共进晚餐时，得知U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因为他企图杀妻。

也许B那天夜里喝得太多了。也许那对智利夫妻讲述的故事夸张到了讽刺漫画的水平。但实际情况是，B特别高兴地听了U身处逆境的故事；然后，不知不觉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非理性、阴暗的胜利感，种种怨恨和失望的阴影纷纷出场亮相。B想像着U在智利（或许拉美）一条什么大街上疯跑的样子：一路咆哮或者喷吐着叫骂，与此同时，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在冒浓烟，持续不断地冒烟，尽管无论什么时刻都无法分辨出有一点火焰。

于是，从此，B每当与那对智利夫妻见面，就一定会打听U的情况，仿佛那些消息为了悄悄满足他的愿望就每隔两周或者一个月给他斟满酒，这样，他就逐渐得知U已经离开了疯人院，得知U已经不再工作，得知U妻没有抛弃丈夫（B觉得真是女英雄之举），得知U和妻子有时说起回智利的事。当然，在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看来，回智利的想法是很吸引人的。B觉得无法忍受。但是，B问：U不是左派吗？不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吗？

B同情U的妻子，但没说出口。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人会爱上那样一个家伙呢？有时，他甚至会想像着二人做爱的情形。那家伙身材高大，头发金黄，孔武有力。他想，要是那天夜里真和他动手打起来，自己恐怕要吃亏了。U妻苗条，纤细，黑发。B在想：她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是碧眼。一双很美的眼睛。有时，B一想起U和U妻就生气，如果有可能，真想把那对夫妻永远忘掉（仅仅见过一面啊！）。可实际上，那对夫妻的形象出现在那样一次令人遗憾的聚会，却神秘地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中了，仿佛他俩在他脑海里要对他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无论B任何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

一天晚上，B在林荫大道的步行街上散步，偶然与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相遇。同行的还有U和U妻。B不得不跟四位打招呼。U妻冲B微微一笑，她的问候可以看做是热情的。U则相反，几乎不跟B说话。片刻间，B想，U假装不好意思，或者假装心不在焉。但U的态度里没有丝毫咄咄逼人之处。实际上，那样子好像U与他初次见面。U在假装？冷淡的样子是自然流露抑或精神病症状的苗头？U妻好像有意要引起B的注意，说起一本刚从步行街书亭买来的新书。她拿出书让B看，问他对作者的看法如何。B坦率地说，没看过。U妻说：你应该看看。接着又说：我看完，如果你想看，可以借给你。B不知说什么才好，耸耸肩膀而已。低声说了一句不置可否的“行”。

分手时，U妻亲吻B的面颊。B握握她的手。说了一句：回头见。

剩下B自己的时候，他想，U好像也没在那次聚会上那么高大、强壮了，实际上，只比他高一点点。反之，U妻的形象变高了，光彩照人，不容置疑。当天夜里， B很难成眠，原因与这次相遇无关；失眠的某个时候，再次想起U。

B想像着U在圣博伊精神病院的样子，想像着U被捆绑在椅子上，狂怒地扭动着身躯。与此同时，几个医生（或者是医生的身影）在U头部使用电极。B想，这种性质的疗法很可能会让高个子变矮。一切都显得荒唐。入睡前，他意识到自己与U的恩怨已经结清了。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

B知道没有结束。还知道，他与U的故事不是一个平常的恩怨故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起初，B怀着一种类似自我毁灭的冲动，企图找到U和U妻。为达此目的，他走访（此前从未这样干过）认识的家住巴塞罗那的智利侨民，倾听他们的诉说，怀着一种隐藏在假装关心的眼神下的恐惧与冷漠混杂的情绪，倾听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U和U妻一直不在，没人见过这对夫妻，当然，大家都有话可讲，都对这对夫妻身上的不幸有相关的看法。但是，经过几天的家访，B最终得出的结论是，U和U妻避免与智利同胞来往。后来，这股冲动没了尽头，疲惫了，B就恢复了往日的习惯。

但是，一天，他在河口市场看到了U妻。老远就看见了她。她身边有个B不认识的姑娘。她俩站在一个出售外国水果的摊位前站着。B一面向她俩靠近，一面注意到U妻的表情深沉了许多。她不仅美丽，而且如今显得深沉有趣。他上去打了招呼。U妻的回应相当疏远，好像没有认出他来。刹那间，B想，她真的没认出他来。于是做了自我介绍。他提醒她：最近见过面，她给他还推荐了那本书。他甚至说到了他们相识的那次倒霉的聚会。U妻对B说的一切都点点头。但是，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越来越不耐烦，好像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走开。B有些慌乱，仍然站在她俩身边，但是，心里明白：最好赶快说“再见”。实际上，B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信号，一句证明自己错误的话。但是，对方不发信号。U妻就是不想见他。而另外那个姑娘则仔细地望着他。B抓住这个眼神，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姑娘名叫K，不是智利人，而是丹麦人。西班牙语说得不好，但是可以听懂。住在巴塞罗那的时间不长，对这座城市基本不熟悉。B自告奋勇愿意做介绍。K同意了。

于是，当日晚上，B与丹麦姑娘见面，二人在哥特式建筑区散步（B不大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那姑娘很高兴，她有点喝多了，因为二人连着进了两家老酒铺），聊天。K让B注意看二人在老城墙上和砖石铺路的街道上留下的身影。可说，影子也有自己的生命。一开头，B没大在意。后来，仔细看看自己的影子，也许是丹麦姑娘的影子，突然感觉到那长长的黑影在斜视着他。这让他吃了一惊。后来，三个或者四个影子都沉没到无形的黑暗里去了。

当天夜里，B和K睡在一起了。这丹麦姑娘与U妻一道攻读人类学。但U妻不能算是她的亲密朋友（实际上，仅仅是大学同学）。天亮时，她说起了U妻，可能因为U妻是他和她惟一的熟人。谈话后，B弄明白的事很少。K提供的情况都是大路货。K说，U妻是个好人，总是愿意给人帮忙，是个聪明学生（B从来没上过大学，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尽管这话惟一的根据是她那女性的直觉，可她没根据地断言：问题多多。B问：哪类的问题？ K说，不知道。各式各样的问题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B不再去巴塞罗那智利流亡者的住处寻找U和U妻了。每两三天，他与K见面一次，做爱，但是不再谈U妻，个别时候K提到U妻，B佯装糊涂，或者努力保持距离或者不感兴趣的样子听K说到这话题，努力做客观状（对他来说这无需费力），仿佛K在谈社会人类学或者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然后，他回到经常性的话题上来，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回到他发疯状态或者自己烦闷的状态。另外，跟K在一起的时候，不参加社交活动，这样就可以不参加一切他不愿意或者命运安排的会晤了。

有一天，那是经过长时间没去看那对智利夫妻朋友之后，B身不由己地去那对朋友家里了。

B希望单独见那对朋友，B希望与那对朋友共进晚餐，为达此目的，去的时候，他带了一瓶葡萄酒。到那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对朋友之外，还有一位智利女士，年龄有五十多岁，以用塔罗纸牌算命为生。还有一位大约十六岁的姑娘，面色苍白，神情冷漠，在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杰出人物之称（后来得知这个称谓没有根据），是一位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的工人领袖之女。还有这姑娘的男友，一位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领导人，比这姑娘至少大二十岁。还有U妻，面色通红，眼睛里有哭过的痕迹。还有U，他坐在客厅里的扶手椅上，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

B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马上带着那瓶葡萄酒离开。但是，他好好想想（尽管说实在的，找不到可以留下来的理由），他还是留下来了。

那对朋友家里的气氛是凄凄惨惨的。室内的氛围，人们的动作，都有秘密集会的特点，不是一般形式的秘密集会，而是小型会议，或者是三三两两在不同房间的密谈，仿佛大家一起开会是被人人遵守的难言之隐给禁止掉了。家里的女主人和那位算命“女仙”躲进了男主人的书房里。那位脸色苍白的姑娘、男主人和U妻关在厨房中。白脸姑娘的男友和女主人关在卧室里。U妻和白脸姑娘关在卫生间。算命“女仙”和男主人关在过道。这太夸大了。B在大家来来往往的过程中，竟然发现自己跟女主人还有白脸姑娘关在客房里，同时又透过板墙听见“女仙”对U妻发出的尖声警告，这两位居然在板墙外面的后院！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惟一在客厅里坐在扶手椅上岿然不动的就是U，好像他来自世外桃源。B听了大量就算不是互相矛盾但也相当混乱的情况介绍之后，也向客厅走去。B从这些介绍里惟一弄明白的就是，那天早晨，U企图自杀。

在客厅里，U对B打招呼的样子不能说是友好的，但也没有敌意。B在U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有一阵子，二人都保持沉默，眼睛望着地面，或者注视着别人来来去去。最后，B才发现U前面有台开着的电视机，没声响，U好像对节目感兴趣。

B想，从U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自杀的迹象或者企图自杀的样子。恰恰相反，从U的表情里可以感受到一种陌生（或者至少是B感到陌生）的平静。留在B记忆中的U面孔，仍然是聚会那天的样子：通红，充满了恐惧与愤怒；要么就是那天在步行街遇到U的样子：没有表情的面具（也不能说眼下有什么特别的表情），那后面隐藏着恐惧与愤怒的鬼脸。他觉得眼下这张脸是洗过的。好像U曾经一连几个钟头或者几天躺在流水湍急的河床上。只有那台无声的电视机以及U仔细跟随屏幕上来回动作的无神眼睛，让B确信那里的确正在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与此同时，室内，智利人徒劳地低声议论再次把U送进疯人院的可能性）。

后来，人们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行动起来了（确切地说是——行动起来），明显是条件反射性的动作：B从座位上看到片刻前还在三三两两议论纷纷的每个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进入男女主人的卧室。只有那白脸姑娘（被害工会领袖之女）例外，不知道她是出于叛逆呢，还是厌烦，抑或担任监视任务，而留在客厅里，坐在距离U看电视不远的椅子上。卧室门关上了。窃窃私语声结束了。

B想，或许这是离开的好时候。B没走，而是打开一瓶葡萄酒，递给那姑娘一杯。后者，不动声色地接了过去。递给U一杯。U抿了一口，似乎表示对B的尊重，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喝，也不能喝。于是，三人一面喝酒或者装作喝酒，白脸姑娘侃侃而谈，给两位男士讲述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她说，特糟糕。后来，她问二人，是否看过什么好影片，推荐推荐。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话找话。提这问题时，白脸姑娘同时在暗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还算谨慎。这问题本身就隐含着意志（她的意志，一种高人一等的意志，与大家无关，但个别例外），认定B和U属于同一等级，有同为一体之意，包括眼下这种环境。

U第一次开口，他说有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与B预料的相反，U的嗓音完全正常。抑扬顿挫，透出淡淡的哀愁，是智利口音，有穿透力的声音，不会让白脸姑娘感到不快。如果关在卧室里的人们有机会听见U的声音，也不会不快的。B也没有不快的感觉，U的声音让他联想起一些奇怪的回音，一部黑白默片：影片中，突然间，所有的人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震耳欲聋地喊叫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片子的中央，一个红色的凹纹越来越深，越来越向银幕四周发展。如果可以称之为视线或者预感，它让B感觉紧张得很，结果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说了一声“是的，最近看过一部影片，很不错的电影”。

立刻（尽管打心眼里他想起身离开客厅，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居民区）讲起这部影片来。他讲给白脸姑娘听。她在听，脸上的表情是不乐意和感兴趣（仿佛不乐意和感兴趣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B是讲给U听的，或者这是B在笨拙但快速的讲述过程中意识到的。

他记得这部影片的标志是火焰。至今他还能记得小细节。那时，他刚看过不久，因此讲述起来应该是生动的。影片讲述的是中世纪俄罗斯一位画圣像的修士故事。B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封建领主、东正教神父、农夫、被烧毁的教堂、嫉妒与无知的人们、彻夜狂欢、怀疑的情绪与时代、对艺术的肯定、难以避免的流血事件。其中有三人是中心人物，就算在影片中不是，那在这智利人讲述的故事里也变成了中心人物。这智利人在一对智利夫妇家中，在巴塞罗那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给一个自杀未遂的智利人讲述道：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位画家修士；第二位是讽刺诗人，实际上是个垮掉的一代，是个行为放荡的教士、一个愚昧的穷鬼、一个小丑、一个迷失在俄罗斯辽阔土地上的维庸[5]，画家修士借助士兵无意中逮捕了这位讽刺诗人；第三位是个少年，铸造铜钟匠人之子，此人经历了一场瘟疫之后，声称继承了父亲铸造术的秘密。修士是位全面的艺术家，为人正直。那位行吟诗人是宫廷小丑，但是脸上总是愁眉不展、脆弱无比。那少年、造钟匠之子，就是兰波，就是说，是孤儿。

影片的结尾——追根溯源——是铸造铜钟的过程。那位封建领主想要一座新钟。但是，一场瘟疫消灭了居民点。铸造工匠死了。封建领主的人去寻找那工匠。但是，找到的仅仅是一间破屋和惟一的幸存者：匠人的孩子。这少年极力说服他们：他知道如何造钟。领主的那些爪牙有些疑惑，随后把少年带走了，但是警告他：如果造钟失败，要他拿命来偿。

那位画家修士，已经自动放弃了绘画，立下了哑誓，时不时地去铸造铜钟的工地上转转。少年有时看见了修士，就嘲笑修士（这小子嘲笑一切）。他提一些修士不回答的问题。他笑话修士。在那座有大墙围起来的城市附近，铸造铜钟进展的同时，在工人们的脚手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庙会。一天下午，那位画家修士在别的修士陪同下从那儿经过。他停下来听一位诗人说话。那诗人就是垮掉的一代。多年前由于画家修士的过错，诗人被捕入狱了。诗人认出了画家修士，当面责骂后者过去的行为，用粗暴和孩子气的语言给画家修士讲述了吃过的苦头，死神如何日益逼近他身边。画家修士由于立下了哑誓，不回应诗人的责骂，但从修士看诗人的眼神判断，人们会发现，无论该不该修士担待的，他都承担责任并且请求诗人原谅。周围的人们瞅瞅诗人和画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都央求诗人继续讲故事，别打搅画家了，接着让大家开心。诗人正在哭泣，等到面对听众时，又恢复了好情绪。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有时，封建领主和贵族们来到临时铸造铜钟的工地上，看看工作情况。他们不和少年说话，而是找一个充当中介的领主爪牙。画家修士也从那里经过，兴致勃勃地观看造钟的工作。修士的兴致连修士自己也不明白由来。另外，听从少年指挥的工匠班子在为少年担心。他们都给他打气，让他开心。天长日久都有了感情。终于，伟大的时刻来了。铜钟吊起来了。挂钟的木制脚手架（也是将来首次敲钟的地方）的周围，大家聚在一起。全村的人都来到了大墙这一边。那位领主和贵族们，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大使（他觉得俄国人野蛮），都在等待。还有那位画家修士也混迹于人群里在等待。开始敲钟了。钟声完美。铜钟没有裂纹，声音洪亮。众人纷纷向领主道喜，包括那位意大利大使。村民一片欢腾。

等到一切都结束后，原来是庙会的地方，如今成了一大片废料堆积地，只有两个人站在那废弃的铸造工地上：少年和画家修士。少年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修士站在少年身边看着。少年望着修士，说道：父亲是个醉鬼，从来没有传授给他铸造铜钟的技术，老爹宁可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那技术是少年自学的，说罢看看修士。接着还哭。这时，画家修士俯身对少年说（打破了哑誓）：走！跟我去修道院！我要重新拿起画笔。你给教会铸造铜钟吧！别哭了！

影片到此结束。

B说完后，U正在哭泣。

那白脸姑娘还在椅子上坐着呢，瞅瞅窗外的什么，也许就是夜幕而已。她说，可能是好片子，继续看着窗外的什么。B看不见。这时，U喝了一口杯中酒，冲白脸姑娘微微一笑，又冲B一笑，双手抱住脑袋。白脸姑娘起身走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U妻和家中的女主人。U妻在U身边跪下，摸摸U的脑袋。男主人和那算命的女人在过道里露面了，没说话，后来，算命的女人看见了桌子上有一瓶被忘记的葡萄酒，拿起来倒了一杯。

此举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大家纷纷出来倒酒。算命女人举杯祝酒。男主人祝酒。白脸姑娘祝酒。等到B来倒酒的时候，就没了。男女主人于是对大家说：再见吧！B于是动身。

只是到了门廊（漆黑一片）和大街上，B才意识到没有给U讲电影故事，而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个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实际生活可比小说艰苦多了。

B再也没见到U和U妻。实际上，B已经不再需要U了，也不需要U潦倒的形象留下的明亮幽灵。但有一天，B得知U去巴黎拜访一位党内老同志。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出发时，U有个智利人陪伴。二人坐火车旅行。快要到巴黎前，U从卧铺上起来，什么也没说，出去后，再也没回卧铺。列车开动后，U的旅伴睡醒了。找U，没有找到。跟列车员说过此事后，旅伴的结论是：U已经在前一站下了车。在黎明的这同一时刻，U家的电话铃响了。等到U妻终于被铃声吵醒之后，起床，去客厅，电话又不响了。不久，一位朋友家的电话响了。还不错，这位朋友及时拿起了电话筒，与U说上了话。U说他在法国一座陌生的村庄里，本来准备前往巴黎的，但是，忽然之间没了兴致，现在准备返回巴塞罗那。那位朋友问他是否有钱。U做了肯定的回答。据这位朋友说，U似乎很平静，甚至因为下了这样的决心而“轻松”。这样一来，原来U乘坐的列车继续向北，开往巴黎的同时，U开始从那座村镇出发向南步行，仿佛此前忽然睡着了，现在才愿意梦游回巴塞罗那。

U没有再打电话。那座村庄旁边有一片森林。夜里的什么时候，U离开了正路，一头钻进了森林。第二天，一位农民发现U吊在一棵树上了。U用的是自己的皮带。看起来，此举并非易事。U的各类证件：护照、驾驶证、保险存折，是巡警找到的，都一一远离尸体的位置，好像U一路走在森林里一路抛撒证件，或者好像故意隐藏证件。

1　弗朗兹·法依（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2　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1871－1917），乌拉圭诗人。

3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秘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创始人。

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作家、政治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

5　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著名诗人。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B进了法国。在法国转了五个月，花光了手中的钱。宗教礼仪，无偿活动，无聊的事情。偶尔，写写笔记，通常不写东西，只是看书。看什么？阅读法文的侦探小说。他刚会点法文，这让他觉得那些侦探小说更加有趣。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在结尾之前就能发现谁是杀手。此外，法国的危险系数低于西班牙。B需要感受一下什么是危险系数小的地区。实际情况是，B进了法国，手里有钱，因为刚刚卖掉了一部没写完的书稿。百分之六十的稿酬打入儿子的银行账户之后，他就去了法国，因为他喜欢法国。仅此而已。B坐火车离开巴塞罗那前往佩皮尼昂。他在佩皮尼昂火车站转悠了半小时，应该听懂的话，他都懂。后来，他去城里一间餐厅吃饭，又去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后来，夜幕降临时，他乘上一列火车，直奔巴黎去了。

现在到了巴黎，他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一家小旅馆。第一天参观卢森堡花园，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书。然后，返回圣雅克大街，找一家便宜餐馆吃饭。

次日，看完一部杀手住在养老院（但很像刘易斯·卡罗尔[1]的《魔镜》）的小说，B决定去逛旧书店，终于在老哥伦布路上发现了一家。在书店里，他发现了一本叫做《月亮公园》的旧杂志，是第二期，专门刊登手绘图和手写符号，图文并茂（或者说文图并茂），作者有：罗伯特·奥特曼、费德里科·巴尔、罗兰·帕尔特、雅各·卡隆、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米尔塔·德米萨奇、克里斯丁·都特雷蒙、皮埃尔·居约塔、波里温·吉辛、亨利·勒菲弗以及索菲·波多尔斯基。

在马克·达奇倡议下，这本杂志每年出版三期，由TRAN-SédITION在布鲁塞尔出版，杂志社位于亨利·范·苏里大街59号。罗伯特·奥特曼一度是个有名的艺术家。B想，如今还有谁记得罗伯特·奥特曼。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也是如此。皮埃尔·居约塔一度是著名小说家。但“著名”，不一定“难忘”。实际上，从前，B希望当个居约塔那样的作家，那时B还年轻，正在阅读居约塔的作品。那时的居约塔已经谢顶，但强壮有力。那个居约塔随时准备在黑暗的女佣房间里跟随便什么丫头上床。他不记得那个米尔塔·德米萨奇，但是这个名字耳熟，可能是个美人，几乎百分百肯定是个高雅女士。索菲·波多尔斯基是位女诗人。B和他朋友L早在墨西哥城就给索菲很高评价（甚至可以说爱上了她），那时，他和L住在墨西哥城，岁数不过二十出头。至于罗兰·帕尔特，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关于都特雷蒙，消息模模糊糊，可能在某本破烂的诗集里看过都特雷蒙的作品。波里温·吉辛一度是布胡格斯的朋友，后者就是那个给小丑出主意的人。最后一位是亨利·勒菲弗。B一点也不了解勒菲弗。这是B惟一不了解的作者。勒菲弗的名字在这家旧书店里忽然像一根蜡烛那样照亮了黑暗的房间。至少B是这样感觉的。他更希望勒菲弗能像松明火把一样照亮什么。不是黑暗的房间，而是一座山洞。而实际上，勒菲弗这个名字是以那样而不是别样的方式微微闪光。

这样，B就买下了这本杂志，走进了巴黎街头，漫步在大街小巷，看一看如何度过时光，虽说B对这逝去时光的印象就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写照，但这个形象闭合起来了，仿佛这本旧杂志（装帧设计很好，虽然岁月久远、尘封的时间很长，却依然保存如新）引发了一次日食。B明白，这日食就是勒菲弗。这日食就是勒菲弗与文学的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勒菲弗与写作的关系。

漫无方向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B回到了旅馆。感觉很好。休息好了，很想念书。此前，他在路易十六中心广场中央的小花园里的长凳上，打算破译勒菲弗文字之谜，没有成功。此事很难。勒菲弗画出来的语言，就像草屑。话语仿佛在风中飘动，是东风，是高低不平的草原，是一个正在破碎的锥体。就在B看（因为第一道关就是看文字）这些文字的同时，想起了少年时，好像看电影一样，在南半球的荒野里，漫不经心地寻找有四片叶的三叶草[2]。后来，他觉得这样的回忆可能真的是电影里的事情，而不是实际生活。另外，勒菲弗的真实生活朴实动人：出生于马尼·圣—让，时间是1925年。1973年于布鲁塞尔去世。就是说，他去世那年正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一年。B于是回想起1973年的事情了。没用啊。他走的路太长了，虽说休息过来了，可是仍感觉疲倦，眼下需要睡觉和吃饭。但是，B不能睡觉，出去吃些东西吧。穿上衣裳（光着身子呢，可是不记得什么时候脱下的了），梳头，下楼到大街上。在学校大街一家餐馆吃饭。

在他餐桌旁边，有个女子也是独自吃饭。二人相视一笑。饭后，一起走出餐馆。他邀请她去旅馆房间。女子大大方方地接受了邀请。她说话。B好像雾里看花似的望着她。尽管他注意听，可听懂的不多。她提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一群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一位老太太缝补衣裳；云彩飘动；物理学家说，外部空间一片宁静。她说，那是没有声音的世界，连死亡也是寂静的。有一阵工夫，B没话找话地问她：您做什么工作啊？她回答说：我是妓女。B说：啊，很好。但是，这话是没话找话呢。其实，都一样。等到那女子终于入睡后，B寻找那本《月亮公园》，在地上呢，几乎就是床下了。他看到亨利·勒菲弗，出生于1925年，1973年去世，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地点在比利时深绿色的原野上。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名叫朱丽亚·尼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又嫁人了。继父性格开朗，给亨利起名叫梵高。自然并非继父喜欢梵高，而是为了嘲笑这个继子。勒菲弗决定自谋生路。但不久就又回到了母亲身边，直到1973年6月母亲逝世为止。

母亲死后两三天，人们在勒菲弗的写字台旁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过量服药。B下床，开窗，看街道。勒菲弗死后，人们发现了十五公斤的书稿和画稿。文献目录上的短评说：“可出版的作品甚少。”实际上，勒菲弗生前仅仅发表过一部著述：《安德烈·迪·布歇诗作分期》，用的是笔名：亨利·德马尼，刊登在1962年3月的《综合》杂志第190期上。B想像着勒菲弗在老家马尼·圣—让的情景。想像着勒菲弗十六岁的样子：一艘德国运输船，上面只有两名德国士兵在抽烟和看信。那是亨利·德马尼，就是亨利·马尼·圣—让的亨利。在他转身的时候，那女子正在翻阅那本杂志。她说：我得走了。说话时也不望着他，不停地翻阅那本杂志。B不抱很大希望地说道：你可以留在这里啊。女子不说“好的”，也不说“不行”。但是，片刻后，她起床，开始穿衣裳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B漫步在巴黎街头。有时，走到什么博物馆门前，但是从不进门。有时，走到某个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照片，走了。买书，翻一翻，从来不读完。在陌生的餐厅吃饭，饭后在桌边度过的时间很长，仿佛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农村，最惬意的就是吸烟和品尝甘菊茶。

一天凌晨，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之后，B乘坐火车去布鲁塞尔。那里他有一位朋友，是个黑人姑娘，父亲是智利流亡者，母亲是乌干达人。但他决定不给她打电话。他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逛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向市北区走去，最后找到一家小旅馆，那条街上除去这家小旅馆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旅馆旁边有一堵矮墙，保护着一片荒地，那里面有野草和垃圾。旅馆对面有一排房屋，像是被轰炸过。大部分是没人住的。有些房屋，玻璃已经碎了，门摇摇晃晃，好像风把门上的钉子早已经拔掉。B想，可是那条街上几乎没风啊，这时他正站在自己窗前向外张望。他还想：也许应该租一辆车。又想：我不会开车。第二天，他决定去看那位朋友。她叫M。眼下一人生活。看见她的地点是在她家里。她身穿牛仔裤和衬衫，光脚。她一看见B，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没有认出他来。不知道他是谁，她说的是法语，她望着他的那个样子，好像知道B会伤害她，而她并不在乎。

犹豫片刻后，B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他说：我是B。于是，M想起来了，冲他一笑，但不是因为见到他而表示高兴，而更多的是困惑，好像B的突然造访不在她的计划之内，觉得这意外见面十分有趣。于是，邀请B进门喝点什么。二人落座，面面相对，有一阵工夫，B打听她母亲的情况（父亲早已经去世了），询问她在比利时读书和生活的情况。M没直接回答，而是用问B的健康、写书、在西班牙的生活代替了回答。

到了最后，二人无话可谈，沉默起来。M觉得不说话很好。她二十五岁左右，又高又瘦。眼睛是碧色的，跟父亲一样。甚至M的黑眼圈，十分明显，都很像B很久前认识的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黑眼圈，认识那人有多久了？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时M是个大约两岁的女孩，她父母（母亲是攻读政治学的乌干达大学生——中途辍学）分文无有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住在朋友们家中。

刹那间，B想像着M的父母和两三岁的碧眼M，三人身边是吊索桥。B想，实际上，我从来就不是M父的好朋友。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桥，没有什么吊索。

B临走前把旅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M。当天夜里，B走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想找女人，但遇到的只是一个个鬼怪般的身影，好像银行的官员和职员推迟了走出办公室的时间。回到旅馆时，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看门人是个干瘦的年轻人。B给了他一点小费。然后，沿着黑乎乎的楼梯爬上自己房间。

第二天上午，M的电话吵醒了他。邀请他共进早餐。B问：去哪里？M说：随便什么地方吧。我去接你，然后找地方吧。B穿衣服的时候，想起了勒菲弗的母亲朱丽亚·尼斯，给儿子最后写的文章做过插图。B想，他们母子二人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啊——布鲁塞尔这个居民区的某栋楼房里。脑海里一闪，隐隐约约出现了记忆中的居民区房屋。刮完脸后，他到窗口前向外张望，看到了对面的建筑物。一切和昨天一样。街道上走着一位中年妇女，可能比B大几岁，推着一辆还是空的购物小车。几米前的地方有一只狗是拴着的，扬着狗头，眼睛像储钱罐的狭缝，注视着旅馆的某扇窗户，说不定就是B这一扇窗吧。B一面穿上白衬衫、黑西装，一面想，一切和昨天一样。然后，下楼，在旅馆的过厅里等候M。

二人上了轿车后，B指着《月亮公园》杂志上勒菲弗的几页文章，问M：你认为这是什么呢？（M答：像串串葡萄。明白里面的文字吗？M说：不明白。她再次看看勒菲弗的文字，说道：也许，仅仅是也许，说的是生活方式吧。）那天早晨，实际上是M在谈生活方式。她说，生活就是一系列错误；说她病得厉害（没说是什么病），讲述了纽约之行，简直就是下地狱啊。M的西班牙语里面掺杂着一些法语词汇，说话期间，面无表情。有时，为了强调某种情况的荒谬，或者说，她觉得荒谬（B也觉得有些荒谬），才微微一笑。这是B心里的想法。

二人一起在东方街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饭，那儿离圣母大教堂很近。M似乎很熟悉那座教堂，好像近几年来她已经变成了天主教徒。后来，她说带他去参观自然博物馆，地点在利奥波德公园旁边；还要参观欧洲议会大厦。B觉得这不是互相矛盾嘛。但是，为什么矛盾？他不知道。可M说，她得先回家去换衣裳。B对看任何博物馆都没有兴致。另外，他觉得M没必要换什么衣裳。他把这想法说了出来。M哈哈一笑，说道：我像个瘾君子吧。

M换衣服的时候，B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开始翻阅《月亮公园》，但很快就厌倦了，仿佛《月亮公园》和M的小单元房水火不容，于是起身，去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图画。后来，又去看客厅里惟一的书架，上面摆放的书籍不多，西班牙语的很少，他认出来其中有M父的著作，M肯定从来没有读过，那些著作是政治论文，有一本政变史，有一本关于马普切社会的著作。这些书让B难以相信地笑笑，还有一种不大理解的微微的震撼，可以说是柔情或者恶心或者简单的预感：情况不妙。后来，M突然出现在客厅，或者确切地说是穿过客厅，是从卧室出来的，那道门可能通向浴室，或者通向晾衣服的洗衣间。B望着她半裸穿过客厅。他觉得这一切加上M父的旧书是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是个可怕的信号。

二人走出M的住处时，M身穿紧身黑裙子（长及膝盖以下）、白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系上，乳沟依稀可见，脚踏高跟鞋，这让她比B至少高出两公分。走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M说起了自己的母亲，指指一座路过的建筑物，但没有停步。直到走出五条街以外的地方，B方才明白M母、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遗孀就住在那座建筑物的某个单元房里。本来他想问问M母的情况，但没问，而是说，实际上没兴致参观一个主题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他讨厌这样的主题。但是，他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只好被M牵着走。M突然间变得朝气蓬勃，尽管有点冷冰冰的模样，最后来到博物馆门前。

那里还有让他感到惊奇的事呢。M买了入场券后，在博物馆咖啡厅等着他，一面读报，眼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双腿交叉，姿势优美，同时又显得孤单，这让B（转身去看她的时候）产生自己衰老的感觉。后来，B进入大厅内，最后来到一间有波浪形机器的房间。他一面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感觉胸口微微疼痛，一面想：M会出什么事情呢？很想吸烟，但那里禁止。疼痛越来越强烈。B合上了眼睛，那些机器的侧影像胸口疼痛一样地持续存在，那些机器也许不是机器，而是不可理解的雕塑，是人类走向虚无的苦笑。

B返回博物馆的咖啡厅，M还坐在那里，双腿交叉，用一支银色圆珠笔在报纸上画着什么，大概是招工栏吧。B一露面，M就小心地合上了报纸。二人在贝基内斯大街一家餐厅吃饭。M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几乎没说话。等到开口时，只说可以一起去公墓看看。她说，这一带街区，我常来。B瞅瞅她，明确表示：任何公墓都不想看。但是，刚一走出餐厅，他就打听公墓的位置。M没理他。二人上了轿车。没过三分钟，她用手（B觉得秀美）指指城堡、摩伦贝克公墓以及有网球场的体育中心。B笑了。相反地，M保持严肃，不动声色。但是，B想，她心里在笑呢。

她送他回到了旅馆，问他：你今天晚上干什么？B答：不知道，也许看书吧。有一刹那，B以为M想要说点什么。但她最终没说话。的确，B那天夜里想要读一本没有丢在巴黎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他泄气了，扔到了床脚下。下楼，出了旅馆。走了好大工夫之后，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个有色人种很多的居民区。心里这样想着，也就睁大了眼睛，发现自己走在那些街道上。他一直不喜欢“有色人种”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的字眼会出现在脑海里呢？黑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对，他想，不能说有色人种。片刻后，B走进一家有女招待的酒吧。他点了一杯甘菊茶。女招待看他一眼，笑了。是个美女，三十来岁，金发，修长。B也笑了。他笑着说：我病了。女招待为他沏上了甘菊茶。那天夜里，B带回一个爱说梦话的黑人女孩睡觉。B记得那女孩的声音柔和、优美，说梦话时低沉而急促，好像夜里的某个时刻（B没有了时间概念）女孩的声带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正是女孩的声音吵醒了他，好像有人用锤子敲了他一下。后来，意识到是身边睡觉的女孩在说梦话，方才直起身子听她说什么，最后决定叫醒她。他问：梦见什么了？女孩说：梦见不久前去世的母亲了。B在床上躺好，想：死人安静了。女孩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反驳说：生前和死后都安静不了。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人人如此。这话说得让B想哭，可没哭，而是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女孩走了。他没吃早饭。没走出房间，一直念书，直到清洁女工问他能不能整理床铺。就在他坐在旅馆门厅时，M来了电话。问他打算干什么。没等B明白过来，M说：我去旅馆接你。

正如B事先猜到的那样，那天二人参观另外一座博物馆，后来在一家餐厅吃饭，位于一座公园旁边。公园里面有一群孩子在滑旱冰。M问他：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啊？B回答说，打算第二天离开。不等M问他去哪里，他就回答说：去马尼·圣—让。她说不知道这个村子位于比利时的什么地方。B说：我也不知道。M说：要是距离这里不远的话，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去啊。你那边有什么朋友吗？B摇摇头。等到二人终于在旅馆门口分手以后，B向小区里走去，最后找到了一家药房。他买了避孕套。后来去了前一天夜里去过的有女招待的酒吧。但是，无论他怎么转悠（好几次迷路），就是找不到。第二天，他和M在公路旁边一家餐厅吃早饭。M告诉他：有时她难过的时候，就开车出来胡乱兜风，仅仅为了在活动中好受一点。她说：有一次，我到了德国的不来梅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仅仅知道是在德国，仅仅知道上午就离开了布鲁塞尔，眼下已经是夜里了。B尽管猜到了答案，还是问她：你后来怎么办的？M说：掉头回去了。

到了马尼·圣—让，二人看到了母牛群。看到了树林。看到了休耕地。看到了活动板房。看到了三层的住宅。B请M向一位卖菜和明信片的老太太打听一下朱丽亚·尼斯家在什么地方。老太太耸耸肩膀，但后来哈哈一笑，随即滔滔不绝地说出来一大堆话。B是从车窗里听见的。看着M和老太太打手势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说天气或者雨情。这是B的判断。尼斯家在科隆比大街，有座疏于管理的大花园和改造成车库的大棚。墙壁是黄色的；有—棵树荫很大、很长时间无人修剪的参天大树，左边全是树影；墙壁上没有窗户。M说，这老太太疯了，尼斯家可能在这里，也可能是别处。B下车，叫门。院内响起来一种铃舌敲击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身穿牛仔裤，头发湿漉漉的。M问她：这里是不是朱丽亚·尼斯和她儿子亨利的住所。姑娘说：这里住的是马尔托夫妇。B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姑娘说：一直住在这里。M问：你在洗头发？姑娘：我在染发。她俩又继续了短暂的对话。B听不懂。但是，M穿着高跟鞋站在栅栏这一边，姑娘身穿牛仔裤站在那一边，很像一幅油画上的两个主要人物：表面上平和，实际上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后来，二人从村子的北边到南边，又从南边到北边，跑了两趟，最后驶入像是图书馆的地方。亨利会来这里看书吗？好像不大可能。图书馆是新的。勒菲弗大概去过战前的那座图书馆吧。M说，亨利那个图书馆加上这个图书馆，至少有两座图书馆。M似乎很熟悉比利时的公共服务设施。吃饭时，B吃牛排；M吃了一半沙拉。M惆怅地说：你朋友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B说：他不是我的朋友。M微微一笑，嘲讽地说道：可是你已经出生啦。B说：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旅行呢。

后来，二人吃饭的餐厅只剩下他和她坐在靠近窗户的位子，M在看《月亮公园》第二期，翻到最后一页停下来了，上面有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如果能出版的话）的撰稿人名单。她高声念出未来撰稿人的名字：让—雅克·亚伯拉罕斯、皮埃雷特·贝尔图、西尔瓦诺·布索提、威廉·巴洛斯、约翰·凯奇，—直念到亨利·勒菲弗、朱丽亚·尼斯和索菲·波多尔斯基。M嘲笑道：个个都是名人啊。

B想：都已经去世啦。

后来，真遗憾，M不再总是微笑了。

他说：你笑得真美。M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想引诱我？B嘟囔着说：没有，没有，上帝保佑！

下午的时光过了多一半，二人才离开餐厅，回到车上去。M问：去哪儿？B说：回布鲁塞尔。M想了想，最后说：这主意不错。立即发动车子。B说：这里我已经没什么要做的了。这句话在返程中一直像幽灵般的车灯那样萦绕在他脑海里。

一到布鲁塞尔，B想回下午离开的那家旅馆。M觉得她家里有一张沙发床可用，为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乱花钱，太愚蠢了。车子停在M家附近，二人在车里说了一阵子。最后，B同意在她家过夜。他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出门乘坐开往巴黎的头班火车。晚饭，二人是在一家素食餐厅吃的，经理是一对巴西夫妇，清晨三点打烊。二人又是最后离开餐厅的人。

晚饭时，M谈起了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阵子，B甚至以为M在分析一生的经历呢。并非如此。她只说说少女生活，说说来去纽约的经历，说说她的不眠之夜。不说男朋友，不说工作，不说疯狂的生活。M喝酒。B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二人不望着对方，而是看看窗外驶过去的车子。回到家中，M帮助B打开沙发床。然后，她就关进自己的卧室里去了。B没脱衣服，看着看着一本好像用外星人语言写的小说，就睡着了。M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B想，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那个女人说梦话把他给吵醒了。但是，没等他打起精神下床去叫醒做噩梦的M，他又睡着了。

次日，他上了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

他仍然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那家旅馆，但是换了房间。开头几天，跑旧书店，寻找安德烈·杜·布歇的随便什么著作。一无所获。布歇如同亨利、那个马尼的亨利一样，已经从地图上被抹掉了。到了第四天，他不再上街了。他让服务台把饭送到房间里，但几乎不吃。他看完了买来的小说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睡觉，做噩梦，醒来时确信没说梦话。第二天，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淋浴之后，出去逛卢森堡花园。后来，下了地铁，在皮加勒站下车。在拉布鲁大街一家餐馆吃饭，后来在纳瓦林大街一家小旅馆跟一个妓女睡觉。她后脑勺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面很长。女人说，她住在四楼。没有电梯。到了那里，显然没人居住。那里有一间不属于某个具体个人的房间，而是那女人和她女友们共用的屋子。

二人做爱的时候，女人给他讲笑话。B笑了。他用蹩脚的法语也给她讲了一个笑话，但她听不懂。办完事后，女人进了卫生间，她问B是不是愿意洗澡。B说：不。早晨洗过了。但他还是进了卫生间，去吸烟，看看她淋浴的样子。

没有意外的惊喜（或者至少是只能隐约可见），他看见她如何摘下假发，然后放在马桶盖上。她里面是光头，头皮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两个新伤痕。B点了一支烟，问她这伤痕是怎么回事。女人在喷头下冲澡，没听明白。B不再问了。但也没离开卫生间。而是斜靠在白瓷砖墙上，望着从塑料拉帘一侧冒出来的热气，感觉惬意和放松，最后连假发套、马桶盖、拿香烟的手都看不清楚了。

二人走出楼房，已是夜色沉沉。分手后，B不慌不忙地走起来，一直不停步，走了一条还算熟悉的路线，从蒙马特公墓走到皇家大桥，中间经过圣拉扎尔火车站。走进旅馆，他照照镜子。以为会看到一条丧家犬，但看见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瘦，走路出了汗，刹那间，躲开了那寻寻觅觅的眼神。第二天，他给布鲁塞尔的M打电话。本来不指望M来接电话。不指望有人接电话。但是有人接了。B说：是我呀。M问他：你怎么样啊？B说：很好。M问：找到亨利·勒菲弗了吗？B想：可能她刚才还在睡觉呢。接着，他说：没找到。M笑了。笑声好听。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立刻，他想：这话不该说。又想：M要挂电话。他咬紧牙关，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但是，M并没有挂上电话。

1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代表作为《爱丽丝梦游仙境》。

2　在西方传说中，四片叶的三叶草象征好运气。

牙科医生

他不是兰波，只是一个印第安小孩。

我认识他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在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待了几天，原因不便说，或者眼下我觉得无关紧要。伊拉普阿托是草莓之都。我住在一位牙科医生家里。这位朋友那时正处于危难之时。实际上，那时倒霉的是我（未婚妻突然决定中断我俩多年的关系）。但是，我到了伊拉普阿托之后，本以为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却看到我的牙医朋友（一向为人小心谨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进门十分钟后，他就告诉我：他杀了一位女病人。由于我根本想不到牙医还能杀人，就请求他：别着急，慢慢把故事全都讲出来。故事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我朋友没条理的讲述中，我推断出：谁的死也归罪不到他头上。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朋友除了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工作之外（收入颇丰），还在一种类似医疗合作社的地方工作，合作社是为穷人和贫困家庭开办的，穷人和贫困家庭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朋友，尤其是从事卫生福利机构的思想家们，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家合作社只有两名牙医，工作很苦。由于合作社里没有牙科诊室，两位牙医只好在各自的诊所看病，在非商业时间接待患者（这是那位朋友的用词），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由牙科大学生志愿者做助手。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左派，很想实习一下。

死者是个印第安老太太，一天夜里，前来看牙床脓肿。我的牙医朋友自己没有开刀。但手术是在他诊所里做的。主刀的是个大学生。老太太休克了。大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另外一个大学生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牙医朋友。等我的朋友到达诊所后，方才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只笨手切开了牙床上的肿瘤。很快他就意识到：没有办法了。大家把老太太送进了伊拉普阿托总医院。一星期后，老太太去世。

根据我朋友的讲述，这种案例相当稀少，可以说万分之一吧。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牙医都不希望遇上这种情况。我对他说，这事我懂，其实我什么也不懂。那天夜里，我俩出去喝酒。我俩走遍了城里的酒吧，确切地说，是中上等酒吧。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那位印第安老太太，想她牙床上的肿瘤。

我朋友再次给我解释那个故事，做了一些重要改动，我估计原因是我俩喝了酒。后来，上了他的大众牌汽车，前往位于郊区的一家小饭馆吃自助餐。环境大变：此前我俩周围是工商专业人士、政府职员，眼下是工人、失业人员、流浪汉。

此外，我朋友的忧伤越发加重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开始骂卡维尔纳斯了。这是一位画家。几年前，我朋友购买了卡维尔纳斯两幅作品，是铜版画，悬挂在家里客厅的显要位置。一天，他偶然撞上了那位多产画家，地点在另外一个牙医在自己玫瑰区住宅里举办的晚会上。如果我没记错，后一位牙医是专事修补墨西哥第七艺术（我朋友的说法）明星们笑容的。我朋友想要跟画家谈谈。

据我朋友说，起初画家不仅同意谈谈，而且向我的朋友吐露了一些生活里的隐私。那天夜里的某一刻，画家建议与我朋友共同分享一个小姑娘的爱慕。这丫头不合常理地爱上了牙医而不是画家。我朋友完全不在意那丫头的追求，并且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态度。他不要什么三人共度良宵，而是再购买画家一幅铜版画，不要中介，直接从画家手里买进，随便哪一幅，随便什么价位，随便什么时候，只要画面上有画家的题词即可，例如“献给潘乔，纪念疯狂的一夜”之类的字样。

从那一刻起，画家卡维尔纳斯的态度变了。我朋友说，他开始用生气的眼神望着我了。他对我说：牙医不懂什么狗屁艺术。他问我：是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就是一时的轻浮？我朋友没有马上意识到画家这是在骂人。等到我朋友反应过来，准备向画家说明他的仰慕之情仅仅是一位艺术品爱好者对一位没有被世界画坛理解的天才的崇敬而已，卡维尔纳斯已经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朋友才找到画家。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考虑应该对画家说什么。他远远看见画家在住宅的阳台上，身边有两个歹徒模样的家伙。画家看见他过来了，就对身边的人说了一些什么。我的牙医朋友笑了一笑。画家身边的人也笑了一笑。我朋友喝醉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超过他的记忆力。实际情况是，画家骂了他，身边人揪住了他胳膊和腰部，把他悬空举了起来。我朋友吓昏了。

他懵懵懂懂记得画家又叫他同性恋，记得举着他的人在笑，记得一些轿车停在天上，记得那灰色天空很像塞维利亚大街。确信“你死了，你无谓地牺牲了，你愚蠢地完蛋了，确信你的生命、就要丧失的生命”等等的声音是一堆蠢话，是屁话。最后，确信这些话毫无尊严可言。

上面这番话是我俩在喝龙舌兰酒时，他对我说的，地点就在那家自助餐饭馆里（当然没有出售酒精类饮料的许可证），位于伊拉普阿托的下等区里。接着，话题延伸，中心议题是对艺术的怀疑。我知道，卡维尔纳斯的铜版画还挂在他家客厅里呢，没听说我朋友有什么要卖画的打算。我试图指出他和卡维尔纳斯的买画交易属于私事，而不是艺术故事，因此这样的私事可以用来怀疑人性，而不是艺术家，更不能用来怀疑艺术。我朋友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他说，艺术是私事的一部分，比真正的艺术史要早远得多。他说，艺术就是私事。这是惟一可能的私事。是私事，同时又是私人史的母体。我问：什么是私人史的母体呢？立刻，我想到：他会说，就是艺术本身。我还想，这是一种亲切的想法；我还想，我俩醉了，该回家了。可是我朋友说：私人史的母体就是秘史。

有一阵工夫，他望着我的眼睛发亮。我以为那位有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之死，比我原来想的对他的打击要大很多。

我朋友问我：你大概在想什么是秘史吧？告诉你，秘史就是咱们永远无法了解的，就是咱们以为天天生活其中，以为一切在掌控之中，以为身边忽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傻瓜，一切都很重要啊！问题是咱们没意识到。咱们以为艺术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生活，咱们的生活走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没有意识到：这是欺骗。

他问我：一条人行道与另外一条人行道之间有什么？我大概答了一句什么，不记得了，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朋友看见一位熟人，冲他招手，所以就不管我了。我记得我俩待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我记得那里的墙壁是绿瓷砖的，好像是公共小便池；原来没人的柜台处，现在挤满了面带倦容或者笑容或者恶相的人们。我记得有个盲人在角落里演唱一首歌曲或者那首歌是关于一个盲人的。本来没烟，现在我们头顶上烟雾缭绕。这时，我朋友打招呼的那位朋友走到我们餐桌旁边来了。

那位朋友十六七岁。面少。个子比较矮，样子很结实，圆墩墩，没棱角。穿着寒酸，但衣服肥大，有动感，好像衣服从各个方位同时在说些什么。脚蹬一双磨损厉害的网球鞋，这样的网球鞋如果是在我朋友圈子里，确切地说是在我朋友儿子们的圈子里，早就被扔进衣柜或者垃圾箱里去了。

那位朋友在我们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朋友说：想要什么，你就点吧。那位朋友第一次微笑。不能说他笑得多么甜美，而是恰恰相反：是那种不信任人的微笑，那种不指望别人会带来好事而都是坏事的微笑。就在那位朋友坐在我们身边，露出冷笑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朋友本来是个不可救药的单身汉，几年前定居在首都，而此前是不愿意离开老家伊拉普阿托的，可能那时成了同性恋，或者一向就是，恰恰就在我们说到印第安老太太之死、说到牙床肿瘤的这个夜晚，全然意外地露出来一个真相、掩盖多年的真相。但是，很快我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聚精会神地注意这个刚刚坐下来的小伙子，或者也许是小伙子的眼睛（此前我没注意）迫使我丢下我的疑虑（一想到我朋友有可能是同性恋，哪怕这种可能十分遥远，就让我感到害怕），还迫使我去注意观察那个介于可怕童年和少年之间的人物。

他的眼睛，怎么说呢，有力度。这个说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显然说明不了他内心深处反映在眼神里的印象，那是眉宇间的痛苦表情，可是我找不到更好说明我心境的词汇。如果说（前面说过）随着年龄增加他肯定会发胖，眼睛会向锐利的目光发展，是一种动态的“锐利”。

我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小伙子名叫何塞·拉米雷斯。我伸手过去（不知为什么我不会这些繁文缛节，至少不是在夜间的酒吧里）。他伸手过来的时候有些犹豫。握住他的手时，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本以为他会像任何少年的手一样应该是柔软和犹豫的，右手上却有一层老茧，像是铁手。实际上，他的手不大，如今想一想，如今再回忆那伊拉普阿托郊外的夜晚，眼前出现的是一双“小”手、一双酒吧光线昏暗下装点出来的小手，从一个陌生地方冒出来的小手，如同闪电的触须，但是坚硬，坚硬之极，是铁匠铺里锻炼出来的手。

我朋友在微笑。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出现的喜气，仿佛何塞·拉米雷斯的出现（圆滚滚的身材、锐利的目光、坚硬的双手，都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驱散那位牙床上有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怪罪、由于回忆起画家卡维尔纳斯而引起的烦恼。仿佛猜到了我可能提出问题，但出于礼貌教养而不会提，我朋友说，他认识何塞·拉米雷斯是职业原因。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看牙。这时，小伙子说话了，那声音就像他的眼睛和手一样与身体其他部分不协调：他给我免费看病。我朋友说：在合作社的诊所里，我给他补了七颗牙，做得很细。何塞·拉米雷斯点点头，低下头来。好像再次变成了本来面目：十六岁的小伙子。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要了更多的饮料。何塞·拉米雷斯吃了一盘辣烩饼（不肯吃别的，尽管我朋友一再坚持要何塞随便要些什么，坚持他请客）。

我们待在饭馆里的那整段时间里，他俩一直在谈话。我置身事外。零零星星听到这样一些话：艺术；就是说，我朋友又捡起卡维尔纳斯的故事来，把印第安老太太随意掺和进来，说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备受可怕病痛的折磨，或者也许并非如此，而是注射了麻醉剂，可能什么人给她用了常规剂量的吗啡，但形象是这样的：印第安老太太，缩成一团，躺在伊拉普阿托医院的病床上无人照看；还有卡维尔纳斯的笑声和他的铜版画，安装画框之后，悬挂在牙医家客厅的墙壁上，年轻的何塞·拉米雷斯访问过的住宅客厅，这是我推测出来的；何塞见过卡维尔纳斯的那些铜版画，那是私人画廊的珍品，他喜欢。

后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饭馆。我朋友付账。他带头向出口走去。他醉得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厉害，用不着建议他我俩调换座位，不必由我来开车。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些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是很久。最后，我记得有一大片荒地，有一条没有沥青的路，最后伸向田野。到了那里，何塞·拉米雷斯下了车，与我俩道别，没有握手。

我说，这小伙子住在这种地方，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没有房屋，只有黑暗，也许只有一座山丘的轮廓在远处，月光下有个模糊的剪影。我说，咱们送他一段吧。我朋友（说话时不瞅着我，手扶方向盘，一副疲倦，但平静的神态）回答说，用不着送他，不必担心。那小子非常熟悉这里的路。随后，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在他倒车前，我看见了一幅黑白影片里才有的不真实画面：枯树、杂草、马车道、垃圾堆的混合物以及墨西哥典型的农村风情。

没有任何那小伙子的踪影了。

后来，我俩就回家了。入睡很费劲。客房里有一幅伊拉普阿托某位画家的作品，是一幅印象派画作，画面上有一座城市和一个山谷，黄色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那幅画有点邪。我记得自己辗转反侧，疲倦，不能成眠：记得窗外射进一线微光，确实是“点燃”了画上的风景，让景物起起伏伏。不是佳作。不是那种让我着迷的作品：不是那种让我睡不着觉的画面；不是那种让我充满莫名而无可救药的悲伤作品，尽管我甚至试图下床去把它摘下来，把画面对着墙壁；甚至想当夜返回首都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直到午饭才看见我的朋友。家中只有那位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人。我决定最好出门去城里转转。伊拉普阿托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没人能否定城市街道的魅力，没人能否定市中心的平静气氛。在市中心，伊拉普阿托人装成十分操心的样子，我们首都人觉得纯粹是在消磨时光。我没事可做，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橙汁后，开始读报。与此同时，从我身边过去了中学生，或者是善于偷懒和闲聊的公务员。

自从我开始这次旅行到如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些多愁善感的问题显得多么遥远。那座伊拉普阿托的广场上甚至还有鸟群。后来，我进了一家书店（费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买了一本埃米利奥·卡兰萨带插图的作品，卡兰萨是出生在埃尔奥斯皮塔尔的一位风景画家，在距离伊拉普阿托不远的村庄里。这本书我打算送给我的牙医朋友，估计他会喜欢的。

我俩约定下午两点见面。我去诊所找他。女秘书客气地请我等一等，因为医生有临时来访的客人，很快就会空闲下来的。我在会客室坐下来，开始看杂志。室内无人。寂静不仅笼罩着我朋友的诊所，而且还有整座大楼。在一瞬间里，我以为刚刚女秘书说的是谎话呢，以为我朋友不在诊所，以为出了什么坏事，以为他匆忙离开前的明确指示就是别让我惊慌。起身，朝着会客室里面走了几步，当然了，我觉着很荒唐。

那位女秘书已经不在接待室了。我想拿起电话，打出去，这完全是自发的冲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我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打给谁呢：后悔之极，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伊拉普阿托，咒骂自己的感觉迟钝，决心只要一回到首都，就立刻找一个美丽、聪明，尤其是讲究实际的女子，跟她迅速恋爱，免除过分的表示，举行婚礼。在女秘书的位子上坐下来，努力镇定、镇定。有一阵工夫，我望着打字机、会客簿，放着铅笔、夹子、橡皮（似乎都摆放得井然有序）的木盘，我觉得不可能有谁头脑清醒的话会整理这些东西（摆放铅笔和橡皮有可能，夹子不可能），直到看见我的双手在打字机上发抖，才一跃而起，才毫不犹豫地去找我朋友（但心跳剧烈）。

但是，教养往往比突发的神经紧张更有力量。就在我一路推开一扇扇房门，一路高声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一路向诊所内部前进的同时，我记得，一路在想如果找到我朋友说些什么才好。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下午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我从首都带出来、到了伊拉普阿托就开始消散的烦恼与悲伤，最后一次对外宣泄吧。

我朋友当然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了。他旁边有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身材苗条。还有他的女护士，一个矮个子、混血模样的姑娘，此前我没有见过她。对于我的出现，三人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我朋友笑着对我说：马上就完啊。

后来，我给我朋友说明我在他诊所里的感觉（即疑惧、恐惧、失控的不安）后，我朋友声称，他常有这事，是发生在表面上无人的大楼里。我明白朋友这番话是在好意安慰我。于是，尽量不再想这事。可我朋友一旦开口，就谁也拦不住他了：整个吃饭期间，从下午三点到六点，没完没了地就是这个话题：表面上无人的大楼，就是说，你以为大楼里面没人，你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没听见任何动静，但实际上，并非无人；即使听觉和视觉告诉你无人，你知道也并非如此。于是，焦虑，恐惧，不是由于你认为的原因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你待在空楼里，不是由于你真的被关在、禁闭在空楼里，而是由于你知道，内心深处就知道没有空楼，所谓的破烂空楼里总有人躲避我们的视线而不闹出动静来，而是我们并不孤单，我的牙医朋友这样说道，而是由于种种合理迹象表明：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孤单。

后来，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单吗？我说：是在人群里，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我该想到这话），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那天夜里，我俩都喝醉了。我把礼物给了他。他说，不认识这个卡兰萨。我俩出去吃饭，都喝醉了。

我俩从市中心的酒馆开始喝起，然后去郊外，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年轻的拉米雷斯的地方。我还记得，就在我俩古怪的活动期间，我以为我朋友是在寻找拉米雷斯呢。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不是。我说，你可以向我坦白交代，无论你说什么，只有你知我知。他说，他对我一向坦诚相见，片刻后，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补充说，绝无半点隐瞒。我信了他的话。可是，他寻找拉米雷斯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存在。那天夜里，我俩睡得很晚，直到清晨六点方才上床。此前什么时候，我的牙医朋友还回忆起我俩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念书时的情形，那时我俩都盲目热情地钦佩萨尔瓦多·埃利松多[1]的作品。那时，我在文学、哲学系学习；他在攻读牙科。我俩相识在我们系的电影俱乐部里，时间是在看完一部玻利维亚影片之后的座谈会上，导演好像是桑希内斯。

座谈会上，我朋友起立发言。不知道他是否是惟一一个，但肯定是第一个说不喜欢那部电影的人，还说了为什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部影片。但那时绝对不承认。我俩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当天夜里，我得知他敬佩埃利松多，我也崇拜埃利松多。到了第二个夏天，我俩想效法《纳尔达或夏天》[2]中的人物，在马萨特兰[3]附近的海边上租一个小房子，就算马萨特兰不是意大利海边，稍稍想像一下，也可以像是意大利海滩[4]了。

后来，我俩年龄大了。年轻时的冒险活动显得比较讨厌了。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上层的青年注定要模仿萨尔瓦多·埃利松多（而埃利松多则模仿无法模仿的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5]，或者慢慢经商发财，或者从政当官，或者轻率地搞什么暧昧的左翼组织、暧昧的慈善机构。从埃利松多（已经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了）到画家卡维尔纳斯，折磨我们的是没完没了的饥饿，每吃下一口东西，我们就越发贫困，越发瘦弱，越发丑陋，越发荒唐可笑。后来，我朋友返回伊拉普阿托，我留在了首都。我俩都以某种方式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墨西哥、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但是，我俩的友谊保持了下来，这很重要。尽管已经相当醉了，我俩还在聊我们的青春生活。忽然，我朋友想起了那个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想起了我俩关于艺术史、私人史的谈话；他说起了那上下两条人行道（这话题我几乎给忘记了），最后来到自助餐厅，在那里遇到了何塞·拉米雷斯，那恰恰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问我对他的看法，问得奇怪，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指谁，是他自己呢，还是何塞呢？为了稳妥，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或者也许我有了什么表情。立刻，我朋友问我是否以为，是否想过他和何塞之间有什么事、什么不言而喻的事，这是很可怕的墨西哥人的表述法。我说，没有想过，向上帝保证；哥们儿，亏你想得出来啊，别折磨自己！也许现在我说得夸张，记忆力夸张，也许没夸张，也许那时真的黑洞开了，就是此前我在那并非无人的建筑物里预感到的那种黑洞，就是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见到的那个黑洞，恰恰就在那时我俩正在或者他正在说到了那个印第安老太太、那具越来越小的尸体；于是，一切从我脑海里闪过，可能是酗酒的原因吧，闪过我俩往昔的青春岁月，闪过我俩阅读埃利松多（民族的荣誉）的《纳尔达或夏天》的情形，闪过我俩想像出来的马萨特兰的夏天，闪过我的未婚妻（突然改变她处事谨慎的风格），闪过岁岁月月，闪过卡维尔纳斯，闪过我朋友的私人画廊，闪过我的伊拉普阿托之旅，闪过伊拉普阿托如此宁静的街道，闪过我朋友在他出生的城市定居、行医的神秘决定，而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

这时他说道：你必须认识何塞。他特别强调“认识”二字。你必须认识他！还说：我不是、不是那种人。你是知道的。我不是。随后，他说起了那位死去的印第安老太太，说起他在合作社的工作。他说：我不是。当然不是。对吗？我说：对。接着，我俩换到别的酒吧去。路上，他说：明天。我知道：这不是醉话，明天他会想起来的，说话算话，对吧？对。于是，我俩寻找别的话题。我说，有一次，是小时候，我被关在我们大楼的电梯里了。我说，那可真是孤独一人了。我朋友面带微笑地听着，大概心里在想：嘿，你怎么这么傻。在首都待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书、研究和教授了那么多学问，都干什么用了？可我还是坚持说下去。我孤独一人。待了很久。至今有时我还有当时我在电梯里的感觉（很少啦，还要多少真话啊！），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摇摇头，表示宁可不知道。我照样说下去：因为是小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转过身去，寻找停车的地点。他说：蠢话。明天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好话了。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忘记。恰恰相反，他还记得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从他说到何塞·拉米雷斯的方式看，好像是何塞的保护人。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俩打扮成要寻花问柳的样子：他穿上一件栗色灯芯绒夹克，我穿上一件打算去郊外旅行穿的皮夹克。

先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喝了两次威士忌，是个散发着润肤膏气味的场所。后来，我俩直奔何塞·拉米雷斯常去的地方。我俩到了两处吵吵闹闹的咖啡馆、自助餐饭馆（打算吃饭，尽管不饿）和一家名叫“天空”的酒家。没有半点何塞的身影。

就在我俩以为这一宿白白浪费的时候（奇怪的是我俩一直没说话），我俩看见了何塞，或者是猜出来何塞正走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街道上。我朋友按按喇叭，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动作。何塞站在街角静静地等着我俩呢。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我朋友从我上方探出头去，请他上车。何塞没说话就上了车。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记得是愉快的。不假思索地说是愉快的。好像我俩是在给这位小伙子过生日。我俩像是他的父辈人物。我俩像是在为他拉皮条。我俩像是在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当保镖的伤心白人。我们哈哈笑。我们喝酒，大笑。没人敢过来嘲笑我们，因为即使我朋友不杀人，我也会动手的。

我俩听何塞·拉米雷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片断。故事让我朋友很兴奋；过了开头困惑的几分钟，我也兴奋起来了。但是，后来，随着到了下半夜（坡的诗歌里说是“夜幕陌生的一面”），故事逐渐模糊起来了，仿佛何塞的话语在我俩的记忆中无依无靠，因此几乎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说参加过诗社活动，那是一个不收费的诗歌创作室，差不多和穷人的医疗合作社一样，只是谈文学而已。何塞一首诗也没写过。这话让我朋友笑弯了腰。而我是不理解的，不觉得好笑。后来有人告诉我，何塞是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不写诗。于是，我问：为什么不加入小说创作室呢）我的牙医朋友说：因为根本没有小说创作室。明白吗：这个操蛋村子只是免费教人写诗。明白吗？

随后，何塞说起了他的家庭，或者也许是牙医说起了何塞的家庭。关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明白吗？没别的了。大部分听不懂，可是为了不当局外人，我说起了空楼和假象。但我的朋友打个手势，让我闭嘴。没什么可说的。农民们。饿死了很多人。半点消息也没有。明白吗？我点头称是，为的是不惹人生气，其实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朋友断言：身边这位年轻人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写。百分之百真话：很少有人写。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解读这个让我感到惊愕的何塞·拉米雷斯。

他说：何塞比所有的人水平都高。墨西哥小说家，如果跟这个微微发胖、不善言辞、有着因为在地里干活而有粗硬双手的小伙子比，顶多就是吃奶的婴儿。我问：什么地里？我们周围的地里。牙医用手一挥说道。他的手挥成一个圆圈，好像伊拉普阿托是开进蛮荒之地的先锋，是印第安领土上的堡垒。于是，我斜了一眼那小伙子，看他时我心里有点害怕，看见他在微笑。后来，我朋友开始讲何塞写的短篇小说，说的是有个男孩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小弟弟。故事就是这样的，至少起初如此。后来情节转了方向，成了碎块，小说变成了一个教师自闭在瓶子的记忆；还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故事；还出现了别的人物：有两个更像地痞的小贩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吸毒女孩、一个读萨德作品的家伙，住在公路边一辆废弃的汽车里。我朋友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在一部短篇小说里。

我如果出于礼貌本可以说“写得好”、“听起来有意思”，可是我却说：需要读读作品才能形成完整的意见。我就是这么说的。可如果不这样说，也许就没了麻烦。这时，我朋友站起来，对何塞·拉米雷斯说：咱们去找作品！我记得，何塞看看他，没有站起来，然后又看看我，二话没说，就站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反对。本来我可以说“没必要啦”。可那时我呆住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打心眼里说，从内心深处说起，我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看到了近乎超自然完美地谱写出的姿态。但是，我明白这些姿态推动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真正危险；还明白我们正以某种方式进入易受攻击的领域，如果不交痛苦或者惊讶的买路钱、今后永远会抱怨的买路钱，是无法离开这个领域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三人出了酒吧，上了我朋友的汽车，驶入标志着伊拉普阿托边界线的街道——只有警车和夜间公交车来来往往。据我朋友（情绪兴奋地开着车）说，何塞·拉米雷斯每天夜里或者黎明时分，干完城里的活计之后，徒步走过这些街道回家。我不想多言，一心望着照明昏暗的街道以及车灯闪光投射到工厂到墙上的车影，或者是投射到工厂废弃仓库墙上的车影，这些工厂和仓库如今是城市一度企图工业化的历史遗迹。后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厂，好像是那些废弃建筑群的补充。街道变窄了。没有路灯。我听见狗们在叫。牙医问：有点像《桑切斯的孩子们》[6]，对不对？哥们儿。我没回答。我听见了身后的何塞在说话：右拐！再直行！

车灯扫射到两间简陋的茅屋，外面有木头和铁丝网栅栏，还有一条土路。转瞬间，我们就到了像是田野又像是垃圾山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鱼贯而行，何塞·拉米雷斯开路，牙医居中，我殿后。我看见远方有一条公路，看见串串车灯漠然地从我们前方经过，但是，我从远处车辆的活动中发现了一种与我们的目的形似之处（是难以忍受的相似之处）。我看见一座山峦的轮廓。感觉到灌木丛中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活动，毫无疑问，肯定是老鼠了，当然完全有可能是鸟群。后来，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山坡上有些孤零零的小房子。再过去一些，是黑黢黢的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公路的转弯处为止，那里仿佛人造的突起，是一片森林。忽然，我听见那小伙子在对我朋友说些什么。我们停住脚步。黑暗中出现了何塞的家，一栋黄色或者白色墙壁的房屋，屋顶很矮，模样与伊拉普阿托郊外的破旧房屋一样。

片刻间，我们三人一动不动，可以说中了魔法，呆呆地望着月亮，或者是难过地看着小伙子的破茅屋，或者努力区分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我只认出来有一只木板箱。后来，我们走进了一间有烟熏气味的低矮房间。何塞·拉米雷斯开了一盏灯。我见到一张桌子、一些靠在墙壁上的农具、一个睡在扶手椅上的男孩。

牙医瞅瞅我。眼里闪烁着激动的亮光。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该做这事：仅仅为了欣赏别人的不幸而消磨夜间的时光。我想这是欣赏别人同时又是自己的不幸。何塞·拉米雷斯拉过来两把木椅，接着消失在一扇像是斧凿出来的木门后面。很快我就明白了：那是一间最近添加上去的小屋。我俩坐下来等侯。何塞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摞纸，足足有五公分多高。他神情专注地在我俩身边坐下来，把稿纸递给我俩。他低声说：随便看吧！我看看我朋友。牙医已经从稿纸中拿走了一部短篇小说，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页码呢。我说，应该把稿子带走，回到他家舒舒服服地去看。可能话不是这样说的。但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无法用别的方法看问题，于是说道：最好走吧，等回到环境好点的地方再看吧。牙医用死刑犯般的凶狠目光盯住我，命令我：快点！随便挑一篇小说看看就是啦！

我照办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选了一篇小说，开始阅读。小说有四页。可能正因为它短小，才选中它吧。但是，读完之后，觉得看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瞅瞅何塞·拉米雷斯。他面对着我们，正在打盹。我朋友也随着我的目光，看到了何塞的样子，于是低声说：这位年轻的作家每天起得很早。我点点头，拿起了另外—部作品。再看何塞时，他已经头枕着胳膊睡着了。此前，我也感到困倦，但是这时完全清醒了，完全冷静下来了。我朋友递给我另外一篇小说，小声说：看看这篇吧！我接过来，先放在一旁。把手中的读完，才开始阅读牙医刚才递给我那篇。

就在我要读完那天夜里看的最后一篇的时候，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年龄与我俩相仿的男子，但是面相老得多，踮着脚走出房外之前冲我俩微微一笑。我朋友说，他是何塞的爸爸。我听见室外一阵罐头盒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脚步声、什么人在露天撒尿的声音。这要是换了别的场合，我会警觉起来，会全神贯注地去破解和用什么方式破坏外面的响动。但我仍然在读稿子。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但是，为了说明白点，在某个时候，稿子看完了。我朋友已经有一阵子不看稿了。他脸上露出了倦容。我说，咱们可以走了。起身前，我俩看看何塞·拉米雷斯的甜蜜睡容。走出屋门，我俩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院子里没人。四周的田野像是荒原。我在想何塞的父亲在什么地方。我朋友指指轿车，让我注意看：奇怪的是轿车在那个环境里并不显得怪异。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他说道，声音已经不再低沉。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嗓子哑了，好像一整宿都在大喊大叫。他说：去吃早饭吧！我点点头。他说：谈谈发生的事情吧。

但是，离开那偏僻的地方之前，我明白关于那天夜里的经历我俩能说出来的甚少。我俩感觉很快活，但是毫不怀疑地知道（无需多说）对于我俩这番经历的性质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识别。

到家后，睡觉前，我在给两个杯子里斟上威士忌的时候，我朋友呆呆地在看墙上的卡维尔纳斯的作品。我把他那一杯放在桌子上，就在扶手椅上躺下了。我一言不发。牙医先是叉腰看那些铜版画，接着是一手托腮，最后是摇摇脑袋。我笑了。他也笑了。刹那间，我以为他会摘下画来，一点点把它撕碎。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我身边坐下来，喝威士忌。后来，我俩就睡觉去了。

睡的时间不长。有五个小时吧。我梦见了何塞·拉米雷斯的家。我看见他家的房子盖在荒地、垃圾堆和墨西哥的不毛之地上，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正如在那归根到底还是文学之夜的氛围里我早就见到的一样。我立刻明白了这艺术的秘密、艺术的秘密性质。但后来，在同一个梦境里，出现了那位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尸体。我把一切都给忘记了。我估计人们在何塞家里为老太太守灵呢。

起床后，我把梦境或者记得的部分说给牙医听。他说：你脸色不好啊。实际上，脸色不好的是他，但我宁可不说出来。忽然，我发现他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我告诉他我要进城转一圈，看见他脸上露出松快的表情。下午，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睡着了。我梦见我俩要自杀，或者是强迫别人自杀。回家后，我朋友在等着我呢。我俩出去吃晚饭，打算谈谈昨夜发生的事情。没谈成。最后说起首都一些朋友来，我俩以为认识那些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晚餐与种种预测相反，是愉快的。

第二天是个周六，我陪我朋友去他诊所。他得为穷人医疗合作社工作两小时。我俩上车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是我对社区的贡献，是我自觉自愿的工作。我打算礼拜天回首都。我心里说，要跟朋友尽可能多待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他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敢计时），我们三个：牙医、一位牙科大学生和我，等候患者出现。但是，没人来。

1　萨尔瓦多·埃利松多（Salvador Elizondo，1932－2006），墨西哥诗人，作家。

2　埃利松多的短篇小说集。

3　墨两哥海岸。

4　埃利松多笔下的人物在意大利海边租房。

5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法国作家、画家，著有《尼采与恶性循环》等作品。

6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于1961年出版的作品，主要记录了居住在墨西哥城一个贫民窟的桑切斯一家的牛活。另有基于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79年上映。

邀舞卡

1．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1]2．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1961和1962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2]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1968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3]。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房间里头。我原以为他闭着眼睛呢，心想如果我拔腿就走，他是听不见的。谁知那鬼子听见了我的动静，大喊一声“万岁”之类的禅机冲我扑过来了。11．我父亲一度是重量级拳击冠军。他长胜不败的天下局限于智利南方。我一直不喜欢拳击，但是从小就学会了打拳。无论在智利还是墨西哥，家里常有一副拳击手套。12．那鬼子喊叫着朝我扑过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想伤害我，也没有料到我会主动起来自卫。他用木棍敲打通常是为了解除弟子们麻木的神经。可是，我没有麻木的神经啊，我只不过是一走了之。13．既然你认为有人要攻击你，你就会自卫，这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尤其是在墨西哥城。高田却天真得像聂鲁达。14．据佐杜洛夫斯基说，是他把高田引进墨西哥的。有一段时间，高田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区的丛林里寻找瘾君子（大部分是美国人），那些人由于幻觉出走而无法回家。15．另外，与高田在一起的体验并没能计我戒烟。16．我喜欢佐杜洛夫斯基原因之一是，他一说起（通常是批评）智利知识分子的时候，总要把我包括在内。这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尽管我当然没有半点想当智利知识分子的打算。17．一天下午，不知为什么我俩说起了智利诗坛。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4]。立刻，他朗诵起尼卡诺尔一首诗，接着又是一首，最后又是一首。佐杜洛夫斯基很会朗诵。但那些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是个特别敏感的年轻人，但也荒唐，也傲慢。我声称：智利最好的诗人当然是巴勃罗·聂鲁达了。我又说，别的人都是侏儒。争论大约持续了半小时。佐杜洛夫斯基摆出来葛吉夫[5]、克里希那穆提、布拉瓦茨基夫人[6]；后来又谈到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又说到托波尔[7]、阿拉巴尔[8]和他自己。我记得他说尼卡诺尔·帕拉前往某地时顺便在他家住过。从他的话里，我隐约看到一种幼稚的自负，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大部分作家身上都能感到这种毛病。18．在巴塔耶[9]，什么文章里，他说：眼泪是交际的最后手段。于是，我放声大哭，不是正常的哭法，即让眼泪缓缓流下面颊，而是粗野的哭叫，泪如雨下，跟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差不多，要淹没一切。19．离开佐杜洛夫斯基家之后，我明白今后再也不去他家了。这让我很难过，如同他说的那些话一样。我一路走一路哭。我还明白——不过方式比较阴暗——将要失去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一位戴白手套的窃贼、一位高级骗子。20．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态度：居然为巴勃罗·聂鲁达辩护，其方式可悲又缺乏理由，但毕竟是辩护了，而我仅仅读过《二十首情诗》（那时我无意中觉得它很滑稽）和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其中的《告别》可以说是装腔作势之极。但是，如今我对这首诗却感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忠诚。21．1971年我读了巴列霍[10]、维多夫罗[11]、马丁·阿丹[12]、博尔赫斯、奥肯多·阿玛特[13]、巴勃罗·德·罗卡[14]、希尔贝托·欧文[15]、洛佩斯·贝拉尔德[16]、奥里维洛·吉隆多[17]。甚至读了尼卡诺尔·帕拉。甚至读了巴勃罗·聂鲁达。22．那时的墨西哥诗人（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玩闹和读书）大体上分为巴列霍派和聂鲁达派。毫无疑问，我是孤立的帕拉派。23．但是，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24．1973年我经过海上和陆地跋涉，历尽艰辛，回到了智利。结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后来很快席卷中美洲的烈焰这时已经在我朋友们的眼里闪烁了，他们说起死亡来，如同讲述电影故事一样。25．1973年8月我来到智利。我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买的第一部诗集是帕拉的《厚书》。第二部是《装置》，也是帕拉的。26．我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享受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建设。那时，我是个天真的帕拉派。27．看了一个展览会，见到了几个诗人。令人惊奇。28．9月11日我志愿参加所在居民区的惟一行动支部会议。主任是一位工人共产党员，微胖，神情茫然，但准备斗争。他老婆好像比他勇敢。我们大家都挤在铺地板的饭厅里。主任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到餐具柜上有书。数量不多，大部分是西部牛仔小说，跟我父亲读的书一样。29．9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30．我在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上站岗。忘记了我的口令。我的同伴们或者只有十五岁，或者是退休老人，或者是下岗工人。31．聂鲁达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穆尔琴[18]，跟我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在一起。11月，在从洛斯安赫莱斯到贡赛普西翁的旅途中，我在一处车辆检查站被捕入狱。我是惟一被拉下公交车的人。我以为会当场被杀呢。我在牢房里听见了检查站站长（一个年轻的警察，长着一副龟儿子样，披着一张绿皮）跟贡赛普西翁领导的谈话。他说：抓住了一个墨西哥恐怖分子。后来，他知道错了，改为外国恐怖分子。他提到我说话的口音、身上的美元、衬衣和裤子的牌子。32．我的曾祖父母、弗洛雷斯家族的先辈们曾经妄图驯服阿劳科人[19]（但连驯服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为此，可能就成了过分夸大的聂鲁达派；我外祖父罗贝托·阿瓦洛斯·马蒂当过上校，多次被派遣到南方军营，直到早早地悄悄退休为止；这让我想起来外祖父是个穿蓝白军装的聂鲁达派；我祖父母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和加泰罗尼亚，把命丢在了智利的比奥—比奥省，他俩在写景技巧和慢工细活方面是聂鲁达派。33．在贡赛普西翁，我被关押了几天。后来，把我给放了。没有折磨我（原来有这个担心），也没偷我的东西。但是，也没给我食物和夜间的被盖，为此，我只好依赖难友的好心施舍活命：他们分给我食物和被褥。黎明时分，我听见有难友受拷打的声音，没法入睡，没有书可看，只有一本不知谁丢下的英语杂志，里面惟一有趣的文章就是诗人狄兰·托马斯住过的房子。34．帮助我摆脱困境的是两名警探，他俩是从前我在洛斯安赫莱斯男子中学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他二十一岁，比我大一岁，其冷酷的神情肯定可与英国人的理想形象媲美，这样的形象是智利人特别渴望又难以企及的。35．1974年1月我离开了智利，再也没回国。36.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37．在墨西哥，有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姑娘事迹：军警把活老鼠塞进了她的阴道。这姑娘终于逃了出来，流亡到了墨西哥城。她住在这里，越来越感到难过，终于因伤心过度而死。这是有人说的。我本人不认识她。38．这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我们知道有许多危地马拉妇女惨遭蹂躏的事。这个故事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的普遍性。在巴黎，有人告诉我，有个智利女子到了那里，此前也受过类似的蹂躏。这个女子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跟墨西哥的那个智利女子同岁，这女子跟那女子一样都因为过度伤心而死。39．不久以后，我又听到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智利女子的故事，年轻，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1973年11月也被老鼠那一套糟蹋过，让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吃惊的是，她死于伤心、忧郁症。40．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饥饿能死人（但很痛苦）。甚至厌世也能死人。41．这个陌生的智利女子、备受折磨和死亡的囚徒，是同一个人呢？抑或尽管是同党的同志，尽管同样美丽，也还是三个不同的女子呢？据一位朋友说，是同一人。按照巴列霍诗里的说法，她虽然死了，却可以变成多人。（实际上，在巴列霍的诗里，那位死者没有变成多人。是那些不愿意死者去世的人们、苦苦哀求上帝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多了。）42．从前有位比利时女诗人，名叫索菲·波多尔斯基。出生于1953年，1974年自杀。只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法国蒙福孔研究中心，1972年出版，280页影印本）。43．热尔曼·努沃（1852－1920），兰波的朋友，晚年以流浪乞讨为生。人称“受辱者”（1910年出版《受辱者诗歌》），住在各个教堂的门洞里。44．一切都是可能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45．一次，有人问我：你喜欢的智利青年诗人有哪些？也许说的不是“青年”，而是“当代”。我说，我喜欢罗德里格·里拉，但他不可能是“当代”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但肯定年轻，比我们大家都年轻）。46．智利新诗的舞伴们：聂鲁达的数学后裔和维多夫罗的残忍后代；米斯特拉尔的喜剧传人与巴勃罗·德·罗卡的谦卑弟子，帕拉之骨与林恩[20]，双眼的继承人。47．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48．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看见希特勒从我家门前走过。希特勒只是在走廊前来来去去，他从我卧室门前走过去的时候，根本不瞅我。起初，我以为他是魔鬼（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以为我疯得不可救药了。49．十五天后，希特勒没了。心想：下一个出现的可能是斯大林吧。但斯大林没出现。50．在我走廊里落户的是聂鲁达。不是像希特勒那样是十五天，而是三天，相比之下时间少多了，表明我的抑郁症减轻了。51．相反的是，聂鲁达有动静（希特勒安静得像一块浮冰），怨天尤人，嘟嘟嚷囔，说些别人不懂的话语，双手伸出，皱着眉头，呼吸着走廊的空气（那种欧洲走廊的冷空气），他那痛苦的表情和第一天夜里乞丐似的举止渐渐改变，到最后幽灵打扮成一个有尊严和庄重的宫廷诗人。52．到了第三天夜里，聂鲁达从我门前走过，停下来，瞅瞅我（希特勒从来不瞅我），这是最不寻常的事了，他想开口，可是无法张嘴，他拍拍无能的嘴巴；最后，在与曙光一道消失之前，他冲我微微一笑（是不是想告诉我：任何交际都不可能了，但尽管如此，总该试试吧？）。53．我在很早前认识了三位阿根廷兄弟，他们后来在拉美不同的国家试图闹革命而牺牲。老大和老二互相背叛，顺便出卖了老三。老三没背叛任何人，据说是喊着哥哥们的名字死的，但很有可能是悄然去世的。54．西班牙勇士的子弟们，鲁文·达里奥[21]，这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说。惠特曼、何塞·马蒂、维奥莱塔·帕拉[22]的子弟们被伤害、被遗忘，被扔到乱葬坑，被扔进海底，他们如特洛伊人命运一般交错的尸骨使幸存者感到惊骇恐怖。55．这些日子，就在我想念这些人的时候，当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兵们游览西班牙，这些老人举着拳头从长途汽车上颤巍巍地下来。当年他们有四万人之多，今天来西班牙的只有三百五十人多一点。56．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23]，想念罗德里格·里拉[24]，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25]，想念雷伊纳多·阿雷纳斯[26]。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我在想念他们的作品，可以让左派脱离耻辱和徒劳泥坑的作品。57．我在想我们空洞而僵化的脑袋壳。我在想伊萨克·巴别尔的惨死。58．等我长大以后，我想当个合作共进方面的聂鲁达。59．睡前要提问的是：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卡夫卡？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里尔克？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德·罗卡？60．他喜欢巴尔布塞吗？一切都会让人想到他喜欢那位法共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还有阿尔贝蒂[27]。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28]。炼狱之旅由这么一群人陪伴真是怪事啊。61．可是他还喜欢艾吕雅，此人也写爱情诗。62．如果聂鲁达生前是个吸食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假如1936年马德里被包围时，一块碎砖砸死了聂鲁达，假如聂鲁达是洛尔卡的爱人并且在洛尔卡死后自杀身亡，历史就得改写了。其实大家并不了解聂鲁达，的的确确不了解他啊！63．在称之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埋伏着乌戈利诺[29]准备吞食自己的孩子。64．他丝毫不感到内疚啊！毫无恶意啊！仅仅就因为他饿了！就因为他不想死。65．他没有孩子，可是人们爱他。66．难道我们非得要转过身来面对聂鲁达跪下，膝盖流血，哭得撕心裂肺，就像我们对着十字架跪下时一样？67．将来我们的名字已经毫无意义，聂鲁达的名字依然闪光，依然盘旋在一种想像出来的文学、所谓的“智利文学”上空。68．于是，所有的诗人将生活在被称为监狱或者疯人院的艺术家公社里。69．我们想像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均为智利城市名。

2　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蜘蛛女之吻》等。

3　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1929－　），智利裔剧作家、电影导演，导演作品有《凡多与丽丝》、《鼹鼠》等。

4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　），智利著名诗人，2011年获得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5　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1877－1949），俄国第四道修行团领袖。主张质疑一切，亲身体验。

6　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1831－1891），俄国19世纪“女预言家”。

7　罗兰·托波尔（Roland Topot，1938－1997），法国画家，作家。

8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特兰（Fernando Arrabal Terán，1932－　），西班牙艺术家。

9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2－1962），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10　塞萨尔·巴列霍（Cesar Vallejo，1892－1938），秘鲁著名诗人。

11　维森特·加西亚－维多夫罗·罗·尔南德斯（Vicente García-Huidobro Fernández，1893－1948），智利著名诗人。

12　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先锋派诗人。

13　卡洛斯·奥肯多·德·阿玛特（Carlos Oquendo de Amat，1905－1936），秘鲁先锋派诗人。

14　巴勃罗·德·罗卡（Pablo de Rokha，1894－1968），原名Carlos Diaz Loyola，智利诗人。

15　希尔贝托·欧文·埃斯特拉达（Gilbetto Owen Esttada，1904－1952），秘鲁先锋派诗人。

16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著名诗人。

17　奥里维洛·吉隆多（Oliverio Girondo，1891－1967），阿根廷著名诗人。

18　智利南方城市。

19　智利印第安人，即马普切人。

20　恩里克·林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著名诗人，曾获多项文学大奖。

21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领袖。

22　维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1917－1967），智利女艺术家，智利新民谣运动的倡导者。

23　贝尔特兰·莫拉雷斯（Beltrán Morales，1945－1986），尼加拉瓜诗人、散文家。

24　罗德里格·里拉（Rodrigo Lira，1949－1981），智利诗人。

25　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1953－1998），墨西哥诗人。

26　雷伊纳多·阿雷纳斯（Reinaldo Arenas，1943－1990），古巴诗人，小说家。

27　拉斐尔·阿尔贝蒂·梅雷洛（Rafael Albeti Merello，1901－1999），西班牙著名诗人。

28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9　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斯（Ugolino della Gherardesca, 1220－1289）。意大利比萨13世纪时的贵族，传说他在牢狱中因饥饿难耐而啃食自己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