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极简史

［英］詹姆斯·霍斯　著　舒云亮　译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James Hawe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极简史/（英）詹姆斯·霍斯（James Hawes）著；舒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ISBN 978-7-5404-8912-0

Ⅰ．①德…　Ⅱ．①詹…②舒…　Ⅲ．①德国—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0838号

Copyright © 2017 by James Hawes

Illustrations and maps by James Nunn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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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7-227

德国极简史

DEGUO JIJIAN SHI

［英］詹姆斯·霍斯　著　舒云亮　译

出 版 人　曾赛丰

出 品 人　陈　垦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刘诗哲

封面设计　曾国展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84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8912-0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目录

前言

原初

1 第一个500年 前58—526

2 第二个500年 526—983

3 第三个500年 983—1525

4 第四个500年 1525年至现在

鸣谢

纪念我逝去的父亲莫里斯·霍斯，

献给我第三个儿子卡尔·莫里斯·霍斯·奥彭的未来，

他们的生命在2015年2月25日短暂交会

前言

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会是何时？

西方正在全面衰退。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不管是大是小，已经退缩到没落的空想之中。全欧洲的民粹主义者都在叫喊移民和全球化是邪恶系统的产物，是由那些对国家不忠的幕后大佬操控的。普京不大相信自己的运气，注视着他的“大博弈”在列队等候；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忧心忡忡。1998年至2005年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约施卡·菲舍尔认为希望渺茫：

欧洲太弱、太分散了，难以在战略上替代美国；而且，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是活不下去的。因此，今天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知道，西方世界几乎肯定会在我们眼前灭亡。

——约施卡·菲舍尔，《西方的结束》（The End of the West ），2016年12月5日

同时，《纽约时报》用醒目的标题询问，“自由西方的最后卫士”会不会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德国？在我们的记忆中，那可是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民主投票上台执政（虽然只是多亏一个非常特殊团体的投票，这个我们会在后文中看到），继而为实施邪恶的法西斯统治而发动全面战争的地方。德国真的已经在一代人之后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是的，德国变了。但要明白这一点，以及为什么现在的德国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就得抛弃我们自认为对德国历史的认知，重新开始。

所以，我们不妨从头开始。或者再早一些，从“原初”开始……

原初

我们猜测，大约在公元前500年的铁器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或德国最北部的一些茅舍里，欧洲一支印欧人种的某些辅音的发音开始与其他地区产生差别。

我们虽然尚不（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差别于何时、何地，因为什么发生在哪些人身上，但可以大致推定公元前500年这一带发生了什么。彼时，其他的语言继续使用“c”“k”“qu”音（相当于拉丁语里的“quis”“quid”“quo”“cur”“quam”），而且今天依然在使用（“quoi”“que”“che”“kakiya”等）；丹麦人、英格兰人、德国人的祖先则分离出去，开始使用“hv”“wh”“h”音，这些音后来演变为现代的“hvad”“what”“was”等发音。

日耳曼人的部落很可能是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形成的。

日耳曼语系的第一次语音转变，是由搜集整理童话的格林兄弟中的兄长雅各布·格林系统化地记录的，因此也叫“格林规则”。该规则的影响在现代英语中最为显著，英语使用日耳曼语音和源自拉丁语的非日耳曼语音。

p转为f：paternal—fatherly（父亲般的）

f转为b：fraternal—brotherly（兄弟般的）

b转为p：labia—lip（唇）

c/k/qu转为hv/wh/h：century—hundred（百年）

h转为g：horticulture—gardening（园艺）

g转为k：gnostic—know（知道）

t转为th：triple—three（三）

d转为t：dental—teeth（牙齿）

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使用这些新辅音的部落，我们称之为“原初日耳曼人”（proto-Germans）。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与地中海人打交道，而彼时的地中海人已经创造了包含沟渠、图书馆、剧场、选举和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文明。

原初日耳曼人与地中海文明

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原初日耳曼人已经开始与地中海人交往。从那个时候起，古罗马人酿制的葡萄酒在日耳曼地区出现。我们还知道，购物对日耳曼人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因为在所有的日耳曼语言中，“购物”这个词（“kaupa”“kopen”“shopping”“kaufen”等）是直接从拉丁语的“caupo”转换过来的，意思是“小商”“小贩”。我们可以想象“初次接触”发生在莱茵河畔或多瑙河畔的集市，在那里，原初日耳曼人的精英商贩出售皮革、琥珀和金发（古罗马假发制作人的宝贝），以及奴隶，来换取葡萄酒。

这样的交易似乎是以和平的方式持续着。但从公元前112年起，北方的辛布里（Cimbri）和条顿（Teutones）部落给了罗马共和国致命的恐吓，直至公元前101年才最终被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将军消灭。后来，一些爱国者称这些部落人为“早期日耳曼人”，但在古罗马人看来，他们只是一些野蛮人。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在公元前58年之前，没有人称呼任何人为“日耳曼人”。

我们的这个故事，应该从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讲起。

1
第一个500年　前58—526

古罗马人称他们为“日耳曼人”，而后日耳曼人接管了古罗马

恺撒始称他们为“日耳曼人”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西塞罗（Cicero）写道，公元前60年3月，古罗马受到了野蛮难民的威胁。由于北方的动乱和战争，难民潮水般地涌入业已罗马化了的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北方地区。未被征服的阿尔卑斯山北侧的高卢，似乎有一股新的、让人困扰的力量。公元前58年，阿尔卑斯山南侧高卢的新总督尤利乌斯·恺撒急于通过武力征服来建立威望与清偿债务。他给北边的那群人起了个名字：日耳曼人（Germani）。

恺撒之前的古罗马和高卢

在畅销历史书《高卢战记》（Gallic War ）中，恺撒在第一页第一次提及日耳曼人时便坚定地宣称他们“居住在莱茵河彼岸”。他绘制的地图，和后来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绘制的中非地图一样令人感到陌生。他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古罗马与高卢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是相交的，但在莱茵河对岸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这个观点贯穿《高卢战记》全书。

恺撒很快就发现，情势确实很不妙。有些高卢部落已经买通莱茵河对岸15000名好战的日耳曼人，帮助他们与在高卢占主导地位的埃杜伊人（Aedui）作战。在取得胜利之后，日耳曼人的头领阿利奥维斯塔（Ariovistus）从莱茵河对岸招来更多的人，他事实上成了未被罗马共和国征服的高卢地区统治者。在高卢已有12万日耳曼人；不久，还会有更多的日耳曼人过来，把当地人挤走，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恺撒是爱国者，立即觉察到了危险。罗马共和国的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行省——甚至是罗马共和国本身——可能会被野蛮的移民淹没。恺撒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鼓动怯战的罗马军团去作战。他们一路行军，谨慎地避开阴森恐怖的小路和森林。公元前58年，被恺撒称为日耳曼人的部落卷入了由罗马军团发起进攻的孚日山战役（Battle of Vosges）。

日耳曼人惨败，而且与现代文明出现之前通常的战争结果一样，溃败即意味着遭到大屠杀。幸存的日耳曼人逃过河，恺撒想乘胜追击。乌比人（Ubii，日耳曼人的一支，但与罗马共和国结盟）主动提出要把罗马军团渡运到莱茵河对岸。恺撒决定，为安全起见，还是由自己人来建桥渡河。罗马军团奇迹般地在10天时间内搭建出一座便桥。

罗马军团装备精良，但现在是要进入异域作战。日耳曼人了解自己的地盘，逃进林中。恺撒获悉，日耳曼人打算聚集所有的力量迎战罗马军团。恺撒认为罗马军团已经深入敌后，为国家、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于是率军返回高卢，并拆毁身后的桥梁。

《高卢战记》接下来的章节记载，日耳曼人是任何意欲反叛的高卢人的潜在同盟者。在恺撒看来，对待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日耳曼人尝尝罗马共和国的厉害。于是在公元前55年，当日耳曼人试图跨越莱茵河大规模移民时，恺撒决定“向日耳曼人宣战”。

恺撒吹嘘，罗马军团把43万敌兵逼入莱茵河与马斯河 [1] 汇合处的险境，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没有损失一兵一将。即使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标准来看，这也是“屠杀”，而不是“战争”。伟大的演说家加图（Cato）公开要求把恺撒交给日耳曼人去接受惩罚。但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辩解，这场屠杀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当反叛的高卢人再次试图买通日耳曼人时，日耳曼人回答说，上次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再也不想冒险了。

这些新近出现的野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恺撒在关键时刻暂停讲述刀光剑影的故事——这是公元前53年，他站在莱茵河畔的第二座桥头堡上——在历史上第一次就日耳曼人的情况作了他那著名的描述。

恺撒眼里的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的习俗（与高卢人）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既没有德鲁伊特教士（Druid）来担任神职，也不重视祭祀。他们崇敬他们所看到的太阳神、火神和月神，并由此获利；他们没有听说过其他的神明。他们尚武，除此之外生活中只有狩猎……他们在河里男女同浴，（只）用小块鹿皮遮羞，而裸露出大部分身体。他们不重视农耕，主要食物是牛奶、奶酪和肉类；他们也没有数量明确和疆界分明的私人土地……他们认为，最能表现勇气的事情，莫过于把邻人逐出家园，因此谁也不敢与他们比邻居住……抢劫他人，如果是发生在领地以外，就不会令他们感觉羞耻……他们认为，客人是绝对不能出卖的，不管客人做了什么错事，只要是来避难的，就应被敬为上宾，所有的门户都为之敞开，客人的各种需求都应得到满足……海西森林（Hercynian forest）的宽度大约等于腿脚灵便的行者走上9天的路程——日耳曼人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办法，也不知道如何测量道路……那里肯定有其他地方没有的野兽出没。

——《高卢战记》第六卷第22～28条

没有真正的神灵，没有财物，没有社会秩序，没有玉米地和麦田，没有丈量距离的方法，却有猛兽出没的大片森林、无休止的部落战争，确实是蛮荒之地。罗马共和国去统治那个地方是无利可图的，也是没有前景的。

这不是人类学，这是政治学。关键是将（恺撒已经取得胜利的）莱茵河左岸与（恺撒两次入侵但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莱茵河右岸作对比。左岸是高卢人：他们在沃土上精心耕作，崇尚可以绘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殿里的神灵；他们有基本的法律、原始的选举制度和各种社会秩序，他们的德鲁伊教士甚至能用古希腊语写作，而这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恺撒已经为自己的人民挣来这片疆土，完全能够将其罗马化并向它收税；但在莱茵河的那一边，则属于日耳曼人。

莱茵河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分界线。恺撒告诉我们，莱茵河对岸居住着至少一个高卢人部落；反过来也一样，“近来才从日耳曼人中间冒出来的”比利其人（Belgae）居住在莱茵河的这一边。生活在莱茵河日耳曼人一边的乌比人，是罗马共和国忠实的同盟；而在高卢一侧生活着对罗马共和国含有敌意的部落，他们显然也是日耳曼人。在整部《高卢战记》中，人们一直在跨越莱茵河征战、结盟、逃难或移民。恺撒本人也使用一支日耳曼人骑兵作他的精英卫队。

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3年间，莱茵河沿岸的局势是扑朔迷离的、不稳定的、血腥的，很像当前的叙利亚。这不算什么利好消息吧？于是恺撒宣称，他已经发现了罗马共和国势力范围与日耳曼人地盘之间的一条天然界线。莱茵河成了罗马共和国版“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沙漠分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和法国商定的中东地区分界线）。莱茵河的那边是不可驯服的野蛮人，他们的土地一片荒凉。更糟糕的是，他们特别仇视罗马共和国，一直乐意帮助罗马共和国的反对派。因此，罗马共和国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盯住莱茵河，如果他们想越过它，就狠狠地打击他们。

是尤利乌斯·恺撒创造了“日耳曼人”这个概念。

恺撒眼里的高卢和日耳曼

日耳曼人差点成了罗马人

在恺撒遭暗杀之后，罗马共和国经历十余年的内斗，而后成为帝国。罗马帝国坚持恺撒划定的莱茵河分界线：这边是文明的高卢人，那边是日耳曼人。当然，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也是有利用价值的。与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的大希律一样，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也仿效尤利乌斯·恺撒，起用北莱茵兰日耳曼人（North Rhineland Germans）作侍卫。然而在公元前17年，大群好战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缴获罗马第五军团的圣物——鹰，凯旋返回莱茵河彼岸。新生的罗马帝国哪里能够容忍这样的羞辱，于是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动员，目标是彻底征服日耳曼尼亚（Germania）。

奥古斯都皇帝的第二个养子德鲁苏斯（Drusus）奉命统帅罗马军团出征。罗马军团在莱茵河沿岸建造据点，由此形成了今天的波恩（Bonn）、美因茨（Mainz）、奈梅亨（Nijmegen）和克桑滕（Xanten）等城市。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从这些据点发起进攻，在今德国西北部地区连续打了几场胜仗。

德鲁苏斯的进攻路线（前12—前9）

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抵达易北河。根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和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说法，一位体形庞大的妇女在河畔现身，劝说德鲁苏斯，要他停止无休止的征战，撤兵返回，因为他的日子不多了。

德鲁苏斯抵达易北河
［爱德华·本德曼（Eduard Bendemann）创作的版画］

这是德国和欧洲历史的萌芽时刻。在易北河止步，不是正常的政治、军事决策，而是由当局更高层下达的命令。跨过莱茵河是可以的，但易北河是雄心壮志的休止符。

罗马帝国计划在公元6年发动对多瑙河、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尼亚的最后征战。这也许是罗马帝国策划的最大规模的战役，动用了12个军团，即帝国40％的军事力量，在西方的莱茵河与南方的多瑙河之间开展一场巨大的“钳形运动”，准备包围最后一批不听话的部落人。

罗马帝国公元6年的宏伟计划

就在大规模军事进攻开始前几天，在今波斯尼亚境内的一支辅助军团哗变，激发了巴尔干地区的伊利里亚大革命。集结在莱茵河—多瑙河畔的罗马帝国军队，匆忙赶赴南方平定叛乱。

在日耳曼尼亚，虽然这次战争没有打响，但罗马化的进程一刻也没有停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写道：“一批城镇建立起来，野蛮人渐渐习惯在集市上做生意，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开会讨论。”这听起来像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沙漠风暴”之后关于伊拉克和平的美梦——一般而言，这样的话会被认为是夸大其词而被置之不理的。然而，最近考古学家发现的确凿证据表明，古罗马人确实曾建设日耳曼地区。在莱茵河以东约100公里的瓦尔德吉尔梅斯（Waldgirmes），一座军民合用的城镇遗址被发现，城内设施完善，有集市、街巷和会场。在那里出土的硬币可追溯到公元5年到公元9年的罗马人占领时期。

公元9年这个年份，多少年来一直被深深地刻进德国学生的脑海里，它是德国历史上不容遗忘的年份。

阿尔米纽斯及其后

与英国19世纪在印度的做法一样，为方便管理，在日耳曼尼亚的罗马人把互相交战的小国合并起来，目的是形成一个大民族。与英国人一样，罗马人也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半罗马化的领导阶级，并认为这些人对罗马帝国是忠心耿耿的，是可以依赖的。

公元9年的夏天，罗马帝国在日耳曼尼亚的总督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尼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一直在边远地区活动，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收税（据后来的说法，工作担子太重了）。在返回莱茵河冬季住宅的路上，他犯了一个错误，听信了酒肉朋友阿尔米纽斯［Arminius，“赫尔曼”（Hermann）的拉丁语写法］的提议。这位阿尔米纽斯是西北地区切鲁西人（Cherusci）部落首领的儿子，在罗马帝国接受过教育，已经完全罗马化。阿尔米纽斯告诉总督附近发生了小叛乱，罗马人应该再去显示一下军威。阿尔米纽斯的岳父警告过瓦鲁斯别相信阿尔米纽斯，但这位总督还是听信了他。瓦鲁斯认为自己身处已被平定的疆域，于是出发了，甚至没让他的3个军团排成战时行军的队形。罗马帝国大军和随行人员渐渐进入小路和浓密的森林，这是50年前恺撒小心翼翼避开的地方。他们中了埋伏，遭遇惨败，这就是“条顿堡森林战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即使是现代的电影制片人，面对已经被证实的该战役的恐怖场面，也会吓得半死。在英国业余考古人员托尼·克鲁恩少校（Major Tony Clunn）1985年的突破性发现之后，考古学家确定战场是在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卡尔克里泽（Kalkriese）。

在卡尔克里泽战场遗址发现的罗马帝国骑兵面具

此后，莱茵河东边罗马人的据点差不多全都被摧毁了。这对罗马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征服和统治日耳曼的雄心没有就此终止。从公元14年到16年，德鲁苏斯的儿子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复仇洗劫了这个地方，把阿尔米纽斯及其盟军赶到威悉河（River Weser）河畔这一绝境。战斗打响的前夕就像一则传说。阿尔米纽斯与他的一个忠于罗马帝国的兄弟用拉丁语隔河对骂。而日尔曼尼库斯的行为为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提供了蓝本：他率领化装后的部队在黑夜里行军。第二天早上，日耳曼人被打垮并遭到屠杀，“方圆约16公里的地方尸横遍野，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兵器”（塔西佗）。此后不久，阿尔米纽斯，日耳曼民族的第一位英雄，离奇地被同胞暗杀。

莱茵兰又安全了。与所有其他军队一样，罗马军团也喜欢招收来自艰苦的农村地区而不是城镇的小伙子，日耳曼人成了最受欢迎的兵员。在罗马帝国征战不列颠尼亚（Britannia）期间，泰晤士河沿岸到处都是身着甲胄的日耳曼军队，他们赢得了关键的梅德韦战役（Battle of the Medway）。罗马帝国皇宫的卫队里是清一色的日耳曼人，恐慌的罗马帝国臣民称这支卫队为“日耳曼军团”。在莱茵兰的某些地区，为罗马帝国提供兵员成了当地的经济支柱。

在“五贤帝”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统治下，罗马帝国享受了难得的近一个世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帝国的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各条战线推进，包括日耳曼。我们只是在最近才发现彼时罗马帝国军队的推进范围。大约在公元20年，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眼里的日耳曼是这样的：

斯特拉波绘制的欧洲地图

斯特拉波写道：“罗马人还没有跨过阿尔比斯河（易北河）。”但在公元150年亚历山大的大学者托勒密绘制的地图上，“大日耳曼尼亚”的范围已经远远越过易北河：

托勒密绘制的“大日耳曼尼亚”地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托勒密的地图完全出自想象。然而在2010年，柏林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借助新近发现的这张地图的某一版本与现代的计算机技术，提出观点：这份地图远比它一直以来被认为的准确——确切地说，是很准确，它不可能是由一个坐在北非海岸书房里的人闭门造车绘制出来的，除非他能够获得军用测绘的信息。该小组得出结论，在公元2世纪初叶，罗马帝国的军队肯定已经完全弄清楚了东方远及维斯瓦河（Vistula，位于今波兰境内）的地形。

界线依然存在

虽然罗马人似乎已经探究过日后被称为“德国”的一切，但他们从来没有征服过那一切。事实上，日后的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在罗马帝国能够真正统治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界线依然清楚无误地刻写在德国的土地上。

具体日期有点模糊，但最晚在公元100年，罗马人已经完全控制今德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公元160年前，罗马人已经在此实施正式统治，建起被称为“日尔曼尼库斯界墙”（limes Germanicus）的古罗马边境城墙。它沿着莱茵河，转向东方进入腹地，沿着美因河（River Main，今天众所周知的德国南北分界线）东行，再朝东南方向抵达今天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

德国历史上的这条虚线，是欧洲的“长城”：长达560公里，沿线大约有1000座谯楼和瞭望塔，许多遗迹今日依然可以找到。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界墙一直被历史学家所忽视，最近10年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在阅读本书余下的部分时，我们应该记住今日德国之领土中有多大面积曾被古罗马人统治。

如果在现代的德国地图上沿着这道古罗马界墙画一条线，那这条线会经过科隆、波恩、美因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在线条的东边，杜伊斯堡（Duisburg）等地也曾是罗马人的据点。换句话说，日后的奥地利和西德的所有大城市，除了汉堡，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或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日尔曼尼库斯界墙位置图（虚线所示）

高贵而野蛮的日耳曼人

罗马人对早期日耳曼人最著名的描述出自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约公元103年）。与恺撒一样，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也是罗马人的对手。但在塔西佗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他声称，因为恶习难改和追求奢华，罗马人已经垮掉了，只会在帝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没错，日耳曼人是野蛮的，但也是高贵的，不会因公共娱乐的诱惑而腐败。

后来的爱国者误读了塔西佗的著作，把它当作日耳曼人从来没被罗马人同化的证据；事实却恰恰相反。罗马人与后来的许多帝国主义者一样，在被打败之后，喜欢研究与他们对阵的野蛮和高贵的部落人。如果真刀真枪打起来，那么对手越高贵越好。1745年，当高地苏格兰人（Highland Scot）入侵的时候，英格兰人吓得浑身颤抖。没人认为苏格兰人是罗曼蒂克的。但苏格兰人在卡洛登（Culloden）战败之后，英军几乎立即把他们当作突击队使用，英格兰公众还喜欢上了苏格兰人那种原始而自然的冒险故事。这类似于公元100年时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关系。日耳曼尼亚最后一次反叛发生在公元69年或70年，起因是罗马帝国的精英日耳曼部队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皇家卫队“日耳曼军团”被解散了。在塔西佗时代，罗马帝国的读者喜欢关于他们自己的狂野日耳曼人的故事。

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最知名、遭到最多非议的陈述，是说他们是一个纯粹的种族，没与其他种族混合，身型、外貌都是一样的：大个子、碧眼金发或赤发。而塔西佗从全书一开始就洞察的关于日耳曼的一个重要事实却较少被提及：日耳曼尼亚的北边是大海，西边是莱茵河，南边是多瑙河。然而，日耳曼人与其东边鲜为人知的民族的界线，是由双方对彼此的恐惧界定的。塔西佗触及了日耳曼历史的一个重要层面：日耳曼尼亚到底向东延伸了多远。

在后文中，我们将回过头来讲塔西佗的这个疑问。现在，公元100年的时候，重要的是罗马帝国虽然在条顿堡森林惨遭失败，但依然完全控制着日耳曼尼亚最富饶的地区。

走向终结

在近东征战的罗马帝国军队返回时，带回一个可怕的“纪念品”。在公元165年至180年肆虐的安东尼瘟疫（The Antonine Plague）很可能是一种天花，横扫西欧大地。与此同时，在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人遭到了更为凶猛的另一支日耳曼人——哥特人——的进攻。哥特人向南方扩张，逼向躲藏在城堡里的兵员不足的罗马人。

马可·奥勒留是“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他在任期间能够指挥作战的只有遭受瘟疫肆虐的军团。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描述，奥勒留“不得不让士兵在冰冷的多瑙河畔打了8场冬季战役，严酷的战争最终对罗马帝国的衰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或一个民族，而是一幅疯狂的政治拼图，其中，“日耳曼尼亚”只是不同部落的通称。

公元160年左右的罗马界墙和大日耳曼尼亚地区

12岁男孩巴塔利乌斯（Battarius）领导的一些部落承诺结盟，这些部落收到作为礼物的金钱。其他的部落，如夸迪人（Quadi），则请求和平，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他们没有获得参加集市的权利，因为罗马军队害怕雅斯基人（Iazyges）和马科曼尼人（Marcomani）混到他们中间，来侦察罗马的阵地和采购食品……阿斯廷基人（Astingi）和拉克林基人（Lacringi）都来协助奥勒留，希望能得到金钱和土地。拉克林基人进攻阿斯廷基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阿斯廷基人承诺不再对罗马人采取敌对行动……

——卡西乌斯·迪奥《罗马史》

奥勒留双管齐下，用武力和诱惑控制局势。一部分在与罗马帝国交战中战败的日耳曼人受邀成为帝国的同盟，为了军事援助和现金补贴去攻打其他日耳曼人。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罗马帝国拥有不断地实施军事打击的能力。

虽然马可·奥勒留自己死于战争之中，但他奉行的策略最后还是奏效了。但从公元3世纪初叶起，罗马帝国开始受到波斯萨珊帝国为争夺近东巨大财富而发起的挑战。由于力量分散，罗马帝国越来越难以控制日耳曼边境。

公元235年，驻扎在莱茵河流域的罗马帝国军队哗变，声称要拥立哥特人后裔、可怕的巨人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Maximinus Thrax）为新皇帝。色雷克斯是仅得到军队拥立的第一位皇帝，也是第一位“文盲皇帝”（爱德华·吉本），有一半的日耳曼人血统。他是罗马帝国走向终结的开始。他的当政开启了“3世纪的大危机”，49年里相继出现了约20位皇帝。公元284年，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疆土都丧失了，必须花巨资沿着河岸修建一道新的界墙。这条界线又维持了一个世纪，但日耳曼人已经“揭开遮掩虚弱的意大利王权的面纱”（爱德华·吉本）。从现在起，罗马帝国纯粹是在防御，而纯粹的防御战只会有一个结果。

光明还是黑暗？

我们一般认为，伴随着“黑暗时代”（Dark Ages）的来临，文明的罗马帝国是在野蛮的日耳曼人手里走向衰落的。但早在日耳曼人触碰开关之前，欧洲的光明已在逐渐熄灭。

公元235年之后，大家都在猜测，一个皇帝在被杀死之前还能在位多久，以及什么时候会有一场摧毁所有行省的内战。罗马帝国此时的形势，可以从著名的“四陛下”雕像（公元300年）看出来。在我们的眼里，它更像是一组挪威人的棋子，而不是一尊经典的雕像。

“四陛下”雕像

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城市序列，使罗马城降级为次于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其政治企图的实现主要得益于有大量日耳曼人军队。在公元312年接管罗马帝国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的第一个行动，是废除传奇的禁卫队，代之以由他自己的精英骑兵卫队组成的“皇家卫队”（Scholae Palatinae）。古希腊—古罗马最后的伟大异教徒思想家利巴涅斯（Libanius）和佐西姆斯（Zosimus），一致指责君士坦丁大帝使用日耳曼的野蛮军队征服罗马文明。君士坦丁大帝是古罗马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因此从一开始就编造了日耳曼军阀与古罗马基督教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

但更大的变化正在到来，与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一样，是由划时代的人口迁徙推动的。

流浪的日耳曼人

公元300年后，日耳曼军队似乎受到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居他处，历史上一般称作人口迁徙。

由于唯一的见证人是罗马人，我们对这次迁徙的所知只源自罗马人在边境的见闻。至于在日耳曼内部发生的事情，则众说纷纭。气候变化是导致人口迁徙的一个明显因素，还有人口的增长，以及对罗马帝国财富的追求。在某些情况下，来自远处东方的压力也是人口迁徙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后文会看到的哥特人西迁便是如此。也有人说，人口迁徙是由罗马帝国缓慢衰落，进而导致的边境地区权力真空引发的。但没有人真正知道日耳曼人的迁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更不用说是为什么了。马可·奥勒留在公元2世纪遭遇的麻烦或许是最早的迹象。不管怎么说，前面那张19世纪的地图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很难明白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张19世纪的地图 [2]

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确认的，19世纪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景象［比如布尔人（Boer）或美国西部拓荒者的迁徙］是误导人的。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长途跋涉，对于欧洲大陆的语言图谱几乎没有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充分显示流浪者绝大多数是男性。也许他们中的几代人能够在贫穷的农民或手无寸铁的城镇居民面前逞威风，但没有日耳曼妇女相伴，在被打败或同化后，他们会消失——几乎不会留下语言痕迹（语言通常是由母系传递给下一代的），而当地的语言会再次浮出水面。

这样的事情在整个欧洲和北非都发生过。唯一一个有读写文字的、已经罗马化的、基督教文明被一整代未接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抹去的地方，是莱茵河河口西北方向群岛中的最大岛屿的低地，也就是英格兰。但那是另外一则故事。

说到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我们知道的最早历史，是属于哥特人的。

哥特人——罗马帝国的救星？

从年轻人的时尚到恐怖电影，再到建筑风格，但凡是阴暗的、非理性的和反经典的均可以冠之以“哥特式”这个定语。哥特人肯定会被这种境况吓坏。

没错，他们是第一批杀死罗马皇帝的野蛮人，但那是在3世纪的危机时期，也就是在公元251年。到4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第一批信仰基督教且有文化的日耳曼人，甚至把圣经从希腊语翻译成哥特语。他们是罗马帝国忠实的“盟友”，“世世代代附属于君士坦丁王室”（爱德华·吉本）。他们摧毁罗马帝国，始于向帝国提出避难的请求。

公元375年，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匈奴大兵压境，把哥特人从现在的乌克兰赶到多瑙河北岸。哥特人嚷嚷着要求渡河到他们为之辛勤服务的罗马帝国定居，哪怕是到最贫困的地区也可以。罗马人不得不做出“是否同意把大批绝望的、饥寒交迫的野蛮人安顿到帝国的文明人中”（爱德华·吉本）的选择，结果他们做出了最坏的决定。哥特人被允许渡过多瑙河，但罗马帝国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于是，饥饿与绝望的哥特人开始从内部反抗帝国。

公元378年，他们杀死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并在哈德良堡（Adrianople，今土耳其埃迪尔内）洗劫了帝国军队，成为帝国君主的真正缔造者。在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维斯哥特人（Visigoth） [3] 在公元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是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之间的战争导致的附带损害。阿拉里克的一个主要对手斯提里科（Stilicho）是来自今奥地利的汪达尔人（Vandal）。当罗马城在公元455年再次遭到洗劫之后，西罗马帝国在最后苟延残喘的20年里，如果不是“在法理上”，那么就是“在事实上”由具有一半维斯哥特人血统的军阀里西默（Ricimer）统治，他随意拥立或杀死皇帝，对待他们像对待普通使者。西罗马帝国最后在公元476年被奥多亚塞（Odoacer）所灭，奥多亚塞有可能是日耳曼人。此后直至公元800年，“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是以君士坦丁堡（又名“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

奥多亚塞本人在公元493年被哥特人中罗马化程度最深的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oric the Great，454—526）所杀。名义上，身为东哥特国王的狄奥多里克臣服于东罗马帝国，但他实际上成了意大利的独立统治者。狄奥多里克以拉韦纳（Ravenna）为都城，给了意大利自200年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再无人给予的30年的稳定统治和完全和平的环境。他那独特的陵墓在拉韦纳依然保存完好，与马其诺防线相比，看上去像是由学徒打造的经典建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陵墓的顶部是重达300吨的一整块石板。

狄奥多里克的陵墓

下图的两枚硬币，大约是在公元500年铸造的。一枚是为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在与狄奥多里克的交战中幸存）制作的，另一枚是为他名义上的下属，东哥特国王和意大利的实际统治者狄奥多里克制作的。两位帝王都有自己的宫殿，都能发号施令，而且都是喜欢建造教堂的基督徒。

左为芝诺纪念币，右为狄奥多里克纪念币

右边的那枚东哥特硬币不是野蛮人的形象，左边的东罗马帝国硬币也不像出自哈德良的时代。罗马帝国的衰落与日耳曼人的兴起或多或少有所交织。

公元235年，日耳曼人的各个部落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蜷缩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日耳曼地区。到公元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时，他们已经是控制着整个前西罗马帝国地域的强大基督徒了。

公元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时的几个日耳曼王国

其实，他们中最成功的，是留在已经罗马化的日耳曼尼亚家乡的那些人。他们比汪达尔人、维斯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Lombard）和奥托哥特人（东哥特人）存续更久，重新启动了欧洲的文明进程，并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但那不是德国。

注解：

[1] 　马斯河（Meuse），也作“默兹河。”——译注

[2] 　图例中的地名自上而下依次是：Jüten（朱特人）、Angeln（盎格鲁人）、Sachsen（萨克森人）、Burgunder（勃艮第人）、Franken（法兰克人）、Langobarden（伦巴第人）、Alemannen（阿勒曼尼人）、Ostgoten（东哥特人）、Wesigoten（西哥特人）、Wandalen（汪达尔人）。——编注

[3] 　维斯哥特人，也称“西哥特人”，是哥特人的一支；另有奥托哥特人（Ostrogoths），即“东哥特人”。——译注

2
第二个500年　526—983

日耳曼人恢复古罗马的荣光

古罗马的继承者

公元297年，法兰克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被罗马帝国认可为忠诚的“盟友”，被允许在莱茵河三角洲的西部安顿，那里就是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在阿昆库姆（Aquincum，遗址位于今布达佩斯境内）有一篇著名的碑文，虽然成形于公元4世纪，但其镌刻者清楚地表达了自我意识：Francus ego，civis Romanus，miles in armis（我是法兰克人，是罗马帝国的公民，是军队的战士）。

公元4世纪和5世纪，游牧民族的骑兵大军从东南方向过来，扫荡欧洲。通常情况下，地理位置决定命运，法兰克人远在西北部，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他们在南欧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大力开展与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航海贸易。与罗马帝国军队长期相处的经验，教会他们在疆土上构筑城墙和城堡来守疆卫土，那些流浪的远亲只得转而去向更易踏足的目的地。因此，日耳曼人中唯独法兰克人没有加入大迁徙的队伍。他们留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军队将领早就能够说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了。由于这种独特的二元文化基础，他们得以在混乱中缓慢却稳步地朝南方和西方拓展疆土，直至他们的王族以墨洛温王朝（the Merovingians）的名义进入历史。

墨洛温王朝的自我定位，可从该王朝的创立者奇尔德里克一世（Childerich Ⅰ，公元482年去世）的陵墓清楚地看出来。当该陵墓在1653年被发现的时候，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他的骸骨散布在罗马帝国军事指挥官的披风里，墓葬中还有供他在来生使用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钱币。墨洛温王朝的这第一任国王自己及其吊唁者都认为，他是以罗马帝国的军事王子的身份去世的。公元486年，他的儿子克洛维（Clovis）击败声称代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的敌手，然后皈依基督教（公元496年）。罗马帝国在理论上的消亡，对莱茵兰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哥特战争（Gothic Wars，535—554）中，东哥特人被彻底击败（虽然拜占庭帝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墨洛温王朝是很大的受益者。王朝在7世纪稳固了现在的法国疆土，而在日耳曼人的整个历史中，不能失去祖先在莱茵河两岸的根据地成为他们的重要目标——公元700年，莱茵河不再是公元前58年那样的文化边界了。法兰克人采用混合了日耳曼部落法律和古罗马司法的拉丁法典，来统治他们的法兰克—日耳曼帝国。

公元732年，法兰克人成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者。貌似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超现代化的伊斯兰教势力，以倭玛亚王朝（Ummayad Caliphate）的形式从西班牙一路传播到法国，但在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之后止步。打败穆斯林军队的并不是国王，因为在墨洛温王朝后期，国王普遍软弱，实权落到重臣手中。公元732年击败阿拉伯军队的英雄，是宫相（Mayor of the Palce）查理·马特 [1] 。

马特的儿子丕平（Pepin）在公元751年解除墨洛温王朝名存实亡的权力，建立自己的法兰克王朝。由于是篡位上台，丕平需要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要快；而罗马教皇需要一位强大的朋友帮助教会重新从君士坦丁堡获得独立。公元753年，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成为第一位走向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教皇。丕平承诺，法兰克人会保护教皇的职位，并“捐赠”土地给罗马教皇。作为回报，公元754年1月在圣但尼（Saint-Denis）的一次盛大仪式上，斯蒂芬在众人的见证下亲自把圣油涂抹在丕平和他的两个儿子身上。

罗马教会与法兰克国王的这次交易，为未来的几个世纪奠定了基础：各地的军阀把他们的一些实际权力和财富交给教会；教会反过来声称他们不仅仅是军阀。这种模式的权力共享，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欧洲依然时有发生，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德·瓦莱拉（De Valera）的爱尔兰。

公元754年的圣但尼交易

西欧大地再次出现光明。教皇斯蒂芬在圣但尼保佑的那两个男孩中的一个后来赫赫有名，影响了许多代人。直到1971年，英国还在使用他制定的货币系统；即使是今天，德国东边的斯拉夫语言以及匈牙利语中表示“国王”（king）的词语，也是源自他的名字：卡尔大帝（Karl the Great）。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查理大帝”（Charlemagne）。

约公元160年的罗马帝国高卢和日耳曼尼亚

公元768年查理大帝即位时的法兰克王国

关键的延续

查理大帝留下的历史印迹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他是桥梁，欧洲的古罗马文化因他传至中世纪的世界，进而传递给现在的我们。

他继承的疆域差不多完全就是500年前罗马帝国在高峰时期统治的高卢和日耳曼尼亚。

他是法兰克人，来自一个早就被（别人）认可的、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文化共同体。他能说西日耳曼语，但不管他的母语是什么，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确保他治下的多民族接受拉丁语的教育，使拉丁语成为政府语言、司法语言和宗教语言。

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是关键延续的顶峰，意味着生活在罗马界墙内或附近的日耳曼人一直在认可罗马帝国的精英人士的统治之下，这一境况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这些精英不管是异教的罗马人、帝国后来的基督教盟友，或者是基督教的墨洛温王朝和法兰克人，都认为罗马帝国是司法、宗教和外交的源头。今德国的广袤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一直与西欧相连。

实际上，查理大帝即位时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完全是罗马人曾遭遇的问题：怎么对付帝国疆界东部尚未罗马化的异教徒日耳曼人？对此，查理大帝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他本人并不将自己视作查理大帝的传记作者之一）是这么描述的：

萨克森人，与几乎日耳曼所有的部落一样，凶悍，崇拜魔鬼，敌视我们的宗教，对违背法律和人伦，以及亵渎神灵的行为并不感到羞耻。

经过30年的残酷征战，在处决了几千人并以拒绝接受洗礼就是杀头罪相威胁（公元785年颁发命令）后，查理大帝终于做到了罗马人没能做到的事情：征服、改造和统治易北河以西所有的日耳曼人。他已经准备好跨出最重要的一步。

古罗马的荣光恢复了，日耳曼毁灭了？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皇帝”。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Ⅲ）公开赞赏他，称他为“最高统治者”（imperator）和“奥古斯都”（augustus）。在整个欧洲大陆，这次加冕典礼被视为一次伟大的复兴，查理大帝的都城亚琛（Aachen）被称为“新罗马”。他的玉玺上清楚地刻写着：重生的罗马帝国（Renovatio Romani Imperii）。刻有“加洛林皇帝奥古斯都”（Karolus Imp Aug）字样的铸币，被刻意地模仿为从前罗马帝国辉煌时期的钱币模样：查理大帝不像有些已故的皇帝那样凝视人们，而是头戴花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以经典的侧面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刻有“加洛林皇帝奥古斯都”字样的铸币

西罗马帝国回来了，今德国西部是其权力中心。查理大帝勘定其查理曼帝国东部与东方异教徒的边界时，甚至使用了古罗马曾使用的名字：界墙（limes）。

公元9世纪初叶的“萨克森界墙”（虚线），差不多就是20世纪中叶的东德边境线。

现在，一个日耳曼人坐在恺撒大帝的宝座上，在一座日耳曼的城市统治着整个西欧。与此矛盾的是，日耳曼文化正面临消亡。

查理大帝的帝国用拉丁语进行统治、审判和从事宗教活动。至于他私下很可能会说的日耳曼语，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没人做过记录。

记录于约公元800年的日耳曼语

我们所知道的差不多都是宗教词语和译自拉丁语的一些文字片段，加上少量的魔法咒语，以及残存的两页神奇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Hildebrandslied ）——说的是命运安排父亲和儿子代表各自的军队交战。日耳曼语最引人注目的遗产是一批日常用语（也就是所谓的“注解”），它们被记录在拉丁语宗教读物的页边空白处，配上了拉丁语译文。这些读物就像现代的指导手册，能够为受过教育的旅行者提供快速的帮助，他们也许会用这些日常用语对不会说拉丁语的下人发号施令或说脏话：“修剪我的胡子（skir minen part）”“把宝剑递给我（gimer min suarda）”“猎狗的屁股长在你的鼻子里（vndes ars in tino naso）”。

后来成为“德语”（deutsch）的这个词，最初与日耳曼没有丝毫的关系。查理大帝的牧师在公元786年写道，在英格兰，教会事务以拉丁语和民间语言（这里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进行。后来，“民间语言”被用来表示非拉丁语的法兰克语言，最后演变成德语和荷兰语。

现在，一大批新人来到这个帝国的东部边境，来到欧洲：斯拉夫人。谁也不清楚斯拉夫民族是从何时、在何地发展起来的（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爱国历史学家全都声称知道），但在公元8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东至易北河，甚至超越易北河的土地。

在公元814年，也就是查理大帝驾崩后，罗马人于公元150年称之为“大日耳曼尼亚”的地方，被新生的以莱茵兰为中心的、以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帝国，以及从东方逼近的斯拉夫人完全分割了。

假如查理大帝的帝国能够再延续一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景况是完全可能的：在西法兰克地区（日后的法国），精英人士的语言传承下来，这样东法兰克地区（日后的德国）就会采用一种“洋泾浜”拉丁语作为日常用语。那么西日耳曼人也许会像他们的近亲——曾经强大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那样，连同他们很少被记录的语言，进入尘封的历史书架。

公元814年的欧洲：没有日耳曼人的地盘

德国的诞生

然而，查理大帝死后，局势变成长达30年的“权力的游戏”：叛乱、结盟、篡位、复辟、家族纷争、庄严宣誓和公然违背誓言使这个伟大的帝国四分五裂，现代欧洲各国的雏形就此出现。

公元842年，查理大帝的两个交战中的孙子，德意志人路德维希 [2] （统治着莱茵河以东地区）和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统治着现在的法国）各自率军来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他们要达成一项针对另一位兄弟洛泰尔（Lothair）的交易。这次会谈很重要，不单单是这兄弟两人和他们的高级顾问（自然，他们都会说拉丁语）要达成交易，同时，双方都需要让自己的支持者知道双方分别应允了什么。但问题来了：西法兰克地区和东法兰克地区的普通人听不懂彼此的话。由尤利乌斯·恺撒正式划分的莱茵河东西两岸，现在真的不同了。对查理和路德维希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先用拉丁语形成协议文本，然后由抄写员把协议分别翻译成东法兰克语和西法兰克语，最后各自当众以在场的对方士兵的语言朗读——真的是欧洲历史上很精彩的场面。《斯特拉斯堡誓言》（Strasbourg Oaths ）在语言历史学家的眼里是很珍贵的：这一天，法语第一次以书写形式出现，而德语成为外交语言。

公元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

每条誓言以“看在上帝和基督教民众的分上……”开始。

德意志人路德维希（对查理的西法兰克军队士兵）：Pro Deo amur et pro christian poblo…（看在上帝和基督教民众的分上……）

秃头查理（对路德维希的东法兰克军队士兵）：In godes minna ind in thes christianes folches…（看在上帝和基督教民众的分上……）

一年之后，《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 ，公元843年）把帝国一分为三，分别给了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查理、路德维希和洛泰尔。

《凡尔登条约》划分的帝国势力

现代意义上的德国由此诞生，塔西佗的疑问终于摆在了人们面前。谁都明白，路德维希的疆土从哪里开始——当然是沿着莱茵河，但终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凡尔登条约》只是简单地把莱茵河以东的“一切”地方给了路德维希。但这个“一切”是不是到易北河，即日耳曼人自己停步的地方为止？或者这“一切”是不是包括易北河往东、往北更远的地区，也就是那些向查理大帝朝贡，但从来没被他征服的地方？

萨克森人的接管

公元870年，路德维希和查理把洛泰尔的国土瓜分了，由此创建了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它们以后将分别演变为德国和法国。洛泰尔的领地只剩下一个名字——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给将来像拿破仑那样的政治家和欧盟的发起人留下一个念想：一块合并了法国、德国和古罗马的疆土，就像一个包括了今荷兰、比利时、莱茵兰、阿尔萨斯（Alsace）、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巨大的卢森堡大公国。

易北河现在属于东法兰克人（从此刻起，我们称之为“德意志人”，虽然当时没有人那么称呼他们）了，就像莱茵河曾经属于恺撒那样。这是一个诱人的边界，让人很想去跨越，但它的首要功能是阻止制造麻烦的野蛮人。后来的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876—911）不得不花大力气在易北河畔征战，以阻挡异教徒斯拉夫人的入侵，让他们继续向自己朝贡。斯拉夫人还相当落后，他们进贡的礼品常常不是用金钱而是用蜂蜜来计算的。

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10世纪上半叶，北欧和东北欧遭遇严重的风暴灾害。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就在这段时间，两支仿佛拥有超自然力的流浪异教徒侵袭了德意志。他们对德意志的打击就像处于活跃期的活火山，年复一年地摧毁庄稼。在长达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维京人（Viking）的长船扫荡北海沿岸，并进入莱茵河；而马扎尔人（Magyar）的骑兵洗劫了德意志的东南部。这给了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孩童路德维希” [3] （又叫路德维希三世、路德维希四世，这些称谓足以说明局面是何等混乱）致命的打击。德意志人急于寻找一位强大的统治者——王朝是不管用的，无论有多大的威望，它常常会分封遗产，还会因为想恢复古罗马的荣光而分心。

公元911年“孩童路德维希”去世之后，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制定了西欧独特的德意志王位制度：放弃世袭制，恢复远古日耳曼选举国王的做法。他们选择了法兰克尼亚公爵（Duke of Franconia）康拉德（Conrad），这个人只是加洛林王朝的母系远亲。

从此以后，德意志的王位问题导致了王族成员与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国王自然想让儿子来接班继位，但无论国王强势或软弱，各地的诸侯都会提醒：德意志的王位是选举产生的。

康拉德在公元918年去世，生前没能说服贵族让他的亲属继位。经选举产生的继任者是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据说当选的消息传来时，这位热衷捕猎的贵族正在设陷阱捕鸟）。亨利对罗马帝国没有兴趣——他自己的部落在一个世纪前皈依了基督教——专注于东部边境的安全，防止斯拉夫人作乱。

亨利集中精力打理内部事务，提高王国的防御和进攻能力，树立威望。圣物，尤其是最著名的“命运之矛”（据说是刺穿十字架上耶稣的那支矛）被有序地转移到萨克森；东部边境兴建了一个个新的边防城镇，例如迈森（Meissen）。王权得到重振，远及易北河的领土都受制于它。至于骑在马背上游牧的马扎尔人，德意志人发展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去对付他们，并在公元933年给其致命打击。胜利巩固了亨利的地位，他迫使贵族放弃选举，同意他把王位传给儿子奥托（Otto）。

位于莱茵河、多瑙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尼亚第一次有了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王，而且王位是基于血统来继承的。德意志似乎走上了形成国家形态的道路。

白银时代

麻烦在于，德意志的国王总是忘不了查理大帝时代的辉煌。公元936年，奥托大帝（他以此称呼为人所知）在亚琛加冕，坐上了查理大帝的御座，虽然他与查理大帝没有丝毫关系。这体现了一种倾向。

还没顾得上去考虑罗马，奥托就不得不处理东部的问题。在他当政期间，阿尔卑斯山北侧第一次出现了“条顿人”（teutonicis）这个词语，在法庭文件里用作区分奥托的德意志臣民与斯拉夫人；斯拉夫人针锋相对，造了“nemoy”一词（意思是“不与之说话的人或不予理睬的人”），用在所有德意志人的身上。该词语进入了斯拉夫人的语言中。在德鲁苏斯“听从劝告”止步之后过了差不多1000年，易北河依然是“面朝罗马的”我们与“明显不同的”他们（反过来也一样）之间的一条天堑。

不久，奥托的统治范围跨越了易北河。公元948年，他在哈弗尔贝格（Havelberg）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教教区。易北河畔一个叫“大城堡”（great castle）的边境要塞成了他的宗教、政治和军事首都马格德堡（Magdeburg）。易北河与奥得河（Oder）之间的地区被划分为几个“马奇”（march，“马奇”是欧洲中世纪的用语，意指边境地区，国王的命令在那里只得到部分的执行，半独立的“马奇”领主通过武力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统治）。这些边境地区合起来后的面积约等于日后的东德。

公元960年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争夺的地区

在“莱希战役”（Battle of Lech，公元955年）击溃马扎尔人之后，奥托的东部边境安全了，他有了更大的目标：像查理大帝那样，当罗马帝国的皇帝。

但有个问题。中世纪的欧洲讲究合法性，没有合法的称号就难以实施实际的统治——奥托需要证明自己有资格当皇帝。他与查理大帝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血缘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也不能声称自己统治着查理大帝曾领导的帝国，因为他没有控制西法兰克（后发展为法兰西王国）。那他凭什么当皇帝呢？他的侍臣和教会人士找到一种激进的、将回响几个世纪的解释：德意志的皇权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有一种神秘的、意义深远的关系，即所谓“帝国转移”法理。

公元962年，奥托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他与帝国关系的问题接踵而来。教皇可以在名义上美化你，使你的统治合法化，但无法帮助你实际统治广袤的疆域；而且在这样利用了教皇之后，作为回报，你就得去保护他。

“帝国转移”法理示意图

奥托在德意志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去意大利用武力扶持教皇，这样他在自己地盘上的控制力就相对减弱了。他的儿子奥托二世更是以罗马城为中心，公元983年死在那里，抛下了还是婴儿的奥托三世。而在德意志的边境地区，易北河对岸的人抓住了机会。

公元983年的“斯拉夫人大起义”是斯拉夫人历史上的大事件，就像公元9年是德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是斯拉夫文明得以存续的契机。与罗马人在公元9年丧失莱茵河以东的疆土相似，德意志人在公元983年被赶回到易北河以西。几十年间，波兰人和曾经凶悍的马扎尔人（今匈牙利人）建立了独立的基督教王国，原先向波兰人称臣的波希米亚人（今捷克人）紧随其后。这些新的王国不向德意志统治者朝贡，并且与教皇有直接的联系。

突然间，欧洲的疆域扩大了许多。德意志的脚步依然停留在1000年前德鲁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在易北河边止步的地方。不过，现在的边境以东是基督教徒的领地。德意志已经不是欧洲的边缘，而是欧洲的中心。

德意志如何适应新近扩大了的欧洲？神圣罗马帝国是否决定了包括德意志在内的整个欧洲发生的事情？德意志的统治者是否真如奥托大帝所言，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有特殊关系，因此成为整个欧洲理所当然的领导者？

注解：

[1] 　宫相，即宫廷总管。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德语拼作“Karl Martell”，即“卡尔·马特”。——译注

[2] 　德意志人路德维希，原文为“Louis the German”，其中“Louis”在东法兰克地区对应的名称为“Ludwig”，译作“路德维希”。此处指东法兰克国王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Ⅱ der Deutsche）。——编注

[3] 　孩童路德维希，德语为“Ludwig IV das Kind”，原书中为“Louis the Child”，也译作“孩童路易”“童子路易”。路德维希于893年出生，父亲是东法兰克王国国王阿努尔夫，在其父于899年去世后继位为国王，并于900年加冕。911年，路德维希去世，年仅18岁。——编注

3
第三个500年　983—1525

战乱频仍的德意志

三方争斗

接下来6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是国王、贵族和教会三方拉锯的历史。在某些方面，英国、法国某些历史阶段是相同的；但在德意志，事情要复杂一些，一是因为德国有选举制而非世袭制的传统，二是因为德意志国王坚信自己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国王、贵族、教皇

斗转星移，人事沧桑，但几个世纪以来，这样一股潜在的驱动力不曾改变：

所有的国王：都想让德意志的王位成为世袭的，都想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想得到诸侯和教皇的支持，但都不想对他们作出太多的让步。

所有的诸侯：都想选举一位足够强大的国王来保证德意志的秩序和防御能力，但都不想让国王太强大以致废除选举制。

所有的教皇：都想有强大的皇帝来保护并有求于教会，但都不想让其太强大以致控制教廷。

起先，最后一位奥托国王（亨利二世）在无嗣去世之后，由大军阀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创建的萨利安王朝（Salian dynasty） [1] 似乎能够掌控局势。康拉德的儿子亨利三世没受到贵族的阻挠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他相继安排了四位听话的德意志人担任教皇，由此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在1056年，亨利三世像中世纪所有的国王那样“犯下了大错”：他在儿子幼年时去世。由于亨利四世还是儿童，事情难办了。

德意志贵族开始争权夺势；易北河对岸的斯拉夫人向异教徒发起反攻，杀死了他们那已经改信的国王，并围攻汉堡。这时候，亨利四世已经是成年的统治者，他恢复了易北河边境的和平，并与贵族达成妥协，只有新教皇意大利人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不配合——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强权政治人物。

格列高利认为，亨利四世的麻烦是教会摆脱德意志统治的一个机会。自加洛林王朝早期，政教交易就开始实行，高级宗教人士往往也是皇帝面前的重臣，握有实权。现在格列高利宣称，只有教皇可以选择和任命主教。这个“叙任权危机”对皇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亨利四世回击说，教皇是不是教皇，由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说了算。格列高利拿出王牌反击：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一举解除了臣民之前对亨利四世的效忠宣誓。

亨利四世指挥不动自己的贵族，无力对抗这样的威胁。他只得在冬天踏上艰苦的旅程，此行被绘入中世纪的画作。1077年1月，德意志国王暨罗马皇帝只带上家人和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翻越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亨利四世身披麻毡，赤脚在卡诺萨城堡（castle of Canossa）前站立3天悔罪，最后教皇格列高利宽恕了他，教会重新接纳了他。

亨利四世乞求卡诺萨城堡的主人马蒂尔德（Mathilde）调停他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关系。

这只是暂时的缓解。教皇支持的贵族再次叛乱；亨利四世挥师入侵意大利，却以与自己儿子的战斗告终；宫廷内部分成教皇派和国王派两大派别。最后双方都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教会和帝国努力弥补，在1122年订立了著名的《沃尔姆斯协约》（Concordat of Worms ），规定各地的主教由谁任命和如何任命。唯一的赢家是德意志的封建大领主和教会人士，他们利用教皇和国王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僵局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性。

东征文德人

有一件事情是德意志的国王（皇帝）、封建领主和教皇全都同意的：组建一支基督教东征军——旁边就有一块容易征服的土地。

12世纪初，欧洲的天气发生巨大变化，从10世纪初的寒冷转暖。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地球变暖。中世纪暖期（950—1300）对北欧的农民来说，是绝对的利好，富庶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易北河东岸”（East Elbia，德语称Ostelbien）没有德意志人或波兰人，居住在那里的异教徒斯拉夫人部落，被统称为“文德人”（Wends）。过去，那里一直是严酷和寒冷的边远地区，遍布沼泽、森林和河流。现在，气候变暖使得那个地方充满诱惑，德意志的封建领主开始蚕食那块土地。

1147年，教皇和他所信任的顾问、克莱尔沃（Clairvaux）的牧师伯纳德（后来的圣伯纳德）正式宣布成立针对文德人的基督教东征军。教会试图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必须去征服作为魔鬼代理人的异教徒，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与皈依自由的教义相矛盾）。”圣伯纳德写道，“把他们的文化或民族消灭干净后”才会收兵。

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异教徒的顽强抵抗迫使德意志的基督教东征军开始接受象征性的皈依，例如在被围困的城堡上匆匆展示一下十字架。教皇的观察员回到罗马城，愤怒地报告说，德意志封建领主在搞他们自己的领地征服和朝贡那一套，没有遵照教会更为严厉的宗教信仰原则。对易北河东部地区的这次征战，没有像圣伯纳德预计的那样干净利落，而是演变成一系列与当地领主的特别交易。

易北河东岸的移民地区（公元1200年）

德意志在易北河对岸征战的不彻底，对该地区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许多渴望土地的德意志人现在定居在易北河东岸，但原先的斯拉夫居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在整个地区还是零星地得到保存。这零星的保留对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来说是个提醒：这里曾是殖民地，是掠夺者用武力从现在依然居住在周围的人那里抢走的。这些人有一天也许会开展反击。 [2]

即使在今天，文德人的后裔，即索布人（Sorbs），仍居住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北边。

索布人的建筑

移民们在居住区修建了一种特别的建筑——可能是为了防御——房子呈圆形布局，有一条土路将其与外界连通。

这些圆形的村子非常特别，以至于德国的考古学家在德国村庄或城镇随机航拍的时候，能很快发现它们，并马上确定其方位：易北河东岸。同样，任何一位德国地理学家都可能告诉你，如果你家乡的地名是以字母“in”结尾的，例如柏林（Berlin），那么你很可能是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如果你家乡的名字是以“ow”或“itz”结尾的，那么几乎可以确定你就是那边的人。

作为西欧一部分的德意志已经存在一千年，但这种崭新的德意志殖民地将会永久地与之明显不同。

黄金时期

然而情况前所未有地好。公元1152年，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也叫巴巴罗萨（Barbarossa）］ [3] 被选为国王，与之前和之后许多国王一样，他也选择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他接受了两元君主制。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处理政务时，允许自己的表弟，即在东征文德人期间势力壮大的“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担任德意志实际上的统治者。

这样的权力分享方法效果不错，这个时期在后来者看来特别美好。在德意志人的想象中，巴巴罗萨就像不列颠的亚瑟王——黄金时期的大领主，有朝一日，当德意志需要，他会从在屈夫霍伊瑟山脉（Kyffhäuser mountains）的酣睡中醒来。

在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的统治下，帝国的威望达到新的高峰。亨利六世最漂亮的举措是在1193年俘获了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迫使他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英格兰的封建领主。然而，亨利六世在1197年早逝，局势回到大日耳曼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固守古代的国王选举制度。

此后，只有7位最强大的诸侯和大主教才有选举权。这7个人成了著名的“选帝侯”（Prince-Elector），他们是德意志后来500年历史的中心人物。其中3位选帝侯是教会人士——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同时，他们三人在帝国的官阶均是首相。另外4个选帝侯是世俗人士：波希米亚国王（王室膳食总管）、莱茵河普法尔茨伯爵（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王室总管）、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大元帅）和勃兰登堡侯爵（Margrave of Brandenburg，御前大臣）。3位教士的驻地全都在罗马界墙内；4位世俗选举侯中有3位驻地在原德意志的边境，甚至在边境以外。

腓特烈二世是经一致同意选举出来的君主，他在当政时期似乎达到了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威和荣耀的顶峰。他甚至在1229年兵不血刃地解放了耶路撒冷，使之回归基督教。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伦巴第国王、西西里国王、勃艮第国王和耶路撒冷国王，被赞誉为“世界的奇迹”。虽然有那么多的头衔，他在阿尔卑斯山北侧的统治却依靠那些选帝侯的力量。1231年，这些选帝侯让腓特烈二世签署了《沃尔姆斯特权协定》（Privilege of Worms ），确认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实施统治的权力。

7位选帝侯和他们的盾形纹章（其中戴帽子的是教会人士）

4个世俗选帝侯的势力范围

马格德堡骑士（约公元1240年）：
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欧洲第一座独立的骑马雕像

诸侯们似乎成了德意志真正的统治者，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但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这样的安排似乎可行，因为这是德意志真正的黄金时期。现在，这个国家是欧洲的中心。经济繁荣，举国是古罗马风格的经典建筑，其雕塑和绘画作品可与彼时任何文明的最佳艺术品相媲美。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德意志成为整个欧洲文学最丰富多彩的国度，其文学以下述三个不同的形式大放异彩。

恋诗歌手

恋诗歌手是贵族的吟游歌手，他们追随最前沿的法国行吟诗人，创作了短小精美且形式工整的抒情诗歌，字里行间充满夜莺、悲情和几乎是宗教画面（不是亵渎宗教）的情色内容。这些诗歌至今依然令人陶醉。

民族史诗——尼伯龙根的故事

德意志的古代民间故事已经与人口迁徙的历史大事件结合，包括了像匈奴领袖阿提拉（Attila）和西奥德里克（Theoderic）那样的人物。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的兴盛时期，这些故事被收录进文学作品，诞生了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 ）。这是可与《伊利亚特》（Iliad ）媲美的德意志史诗，说的是战无不胜的勇士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爱上美丽的公主，后来陷入宫廷阴谋并被出卖。在他死后，德意志人受引诱去了多瑙河东岸，在史诗般的最后一战中被阿提拉的匈奴消灭——丝毫没有得到基督的慰藉。

齐格弗里德与公主

宫廷叙事诗

这种文学形式是从法国最新版的亚瑟王故事衍生而来的，内容包括对宫廷生活荣耀，以及对奇特的、半宗教性质的、带有色情意味的探索，考验和使命的长篇描述——涉及圣杯、爱、纯洁等主题。最著名的宫廷叙事诗是后来由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改编为同名歌剧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和《帕西法尔》（Parzival ）。

这个时期德意志活力和信心的最好体现，是两个虽然有联合但截然不同的组织的兴起：条顿骑士团（The Teutonic Knights）和汉萨同盟（The Hansa）。

条顿骑士成为普鲁士人

在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以北的地方，居住着“普鲁士人”（Pruscie）。与差不多13个世纪之前诞生的“Germani”（日耳曼人）这个词语一样，“Pruscie”（普鲁士人）也是拉丁语中一个含义笼统的名词，适用于各种野蛮的部落人。他们是异教徒，生活在波罗的海附近，大致上是在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和里加（Riga）。年轻的波兰王国管不住这些人。

波罗的海异教徒部落（公元1220年）

122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签署了东北欧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件：《黄金诏书》（The Golden Bull of Rimini ，这么称呼是因为诏书是用黄金封缄的） [4] 。

诏书授权的对象是条顿骑士团，其成员原先是吕贝克（Lübeck）和不来梅（Bremen）的商人，早先去圣地照料受伤的东征军战士。现在，腓特烈二世特许条顿骑士团去征服普鲁士。之前很多入侵者都没有成功，如果他们成功了，就可以统治那个地方，并且只须对皇帝本人效忠。

普鲁士人是没有文化的异教徒野蛮人，不是基督徒，所以没有权利。实际上，条顿骑士团对他们的描述，使人回想起13个世纪之前恺撒对日耳曼人的描述。

他们不知道上帝，所以错误地把所有造物都当作神灵来崇拜。雷电、月亮、星星、禽鸟、其他动物，甚至蟾蜍……他们是魔鬼的门徒，不信仰上帝……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他们会竭尽全力（这是他们最大的美德）。

——尼古拉斯·冯·耶索辛，《普鲁士编年史》，公元1320年

条顿骑士走得太远了，超出了《黄金诏书》规定的范围，也超出了波兰人要求的范围。公元1266年，英格兰著名的修士和学者罗杰·培根（Roger Bacon）对条顿骑士明显的世俗野心提出了抱怨。

罗杰·培根的抱怨，公元1266年

在普鲁士和德意志的边境地区，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兄弟骑士团严重打扰了异教徒的皈依，因为经常性的征战和这些势力想完全支配异教徒的企图……异教徒部落多次准备在布道之后和平地接受信仰，但条顿骑士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而是希望征服他们，把他们降为奴隶。

结果是，在基督教波兰东边的一个高度（但没有完全）德意志化的地区，产生了“条顿骑士国”，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与德意志的其余部分没有关系。骑士团设在马林堡（Marienburg）的可怕的总部，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城堡。他们要征服真正的异教徒部落，这场征战一直持续到1413年，渴望冒险的封建领主从欧洲各地赶来协助他们。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1380—1400）中描述过“完美、温雅的骑士”在普鲁士征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骑士以他们征伐的对象的名字而闻名，在德意志本土以外的一个崭新的公国诞生了：普鲁士。

普鲁士公国

这群全副武装的人，与他们在“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完全没有战士风范的同胞联起手来。

汉萨同盟：自由市场的传说

汉萨同盟是由德意志一些商业城市组成的一个同盟，有两个中心：科隆和吕贝克。科隆主要与英格兰和低地国家 [5] 发展贸易，吕贝克控制着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

在波罗的海，汉萨同盟与条顿骑士团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骑士团的大团长是汉萨同盟会议里唯一的非商人代表。

汉萨同盟的商人和正在搞殖民化的骑士联手，垄断了东北欧边境地区的商贸往来，流通的商品主要有：皮革、琥珀、焦油、来自气候转暖后的波罗的海地区源源不断的鲱鱼、瑞典的铁矿以及西欧发展经济所需的俄国木材。这是已知的历史中，现代货币经济与未开化的异教狩猎者的最后一次交集：精明的汉萨同盟商人，在令人胆寒的骑士团保护下大发横财。

汉萨同盟富得流油，他们提供贷款、行贿，甚至让亨利四世的英格兰那样的大国给予减税待遇、垄断经营的特权，甚至半独立的飞地。英格兰人称汉萨同盟的商人为“Easterlings”，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指称一种稳定的货币：英镑（Pound Sterling）。

如果你惹恼了汉萨同盟，那么它能调动现代的大公司望尘莫及的力量针对你。1368年，汉萨同盟向挪威和丹麦宣战，并赢得战争。在欧洲，没有一个非国家的机构拥有过那么大的能力。

得意扬扬的选帝侯

当然，条顿骑士团和汉萨同盟并不是没有对手。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北部的边远地区获得成功，是因为有可能挑战他们的国家正遭受着来自东南方向的全面入侵，这股力量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可汗（Batu Khan）统领的蒙古游牧部落。

公元1241年，在重创俄国（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俄国此次遭受的创伤是永久性的）之后，蒙古人横扫欧洲大平原，抵达距离今天的波兰—德国边境不足65公里的地方。在“莱格尼察战役”（Battle of Legnica）中，他们消灭了一支由波兰、德意志和捷克组成的联军，然后南下去扫平今天的匈牙利。

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欧洲人感到世界末日正在来临。在腓特烈二世于1250年去世之后，德意志处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各方觊觎王位的势力向愿意支持他们的人做出各种承诺。1257年，经过大规模的贿选之后，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理查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这位说法语的英格兰领主在1272年去世之前，只到过德意志两三次，而且从来没有越过莱茵河，是盎格鲁—诺曼贵族对手可怜的囚徒。德意志的王室头衔差不多成了笑话，王位已经空缺几十年之久。

选帝侯在德意志没有受到挑战，他们接下来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随意控制的人来当德意志国王。这是一位年长的德意志贵族，还没够资格担任选帝侯，他就是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尔夫（Rudolph，Count of Habsburg），时年55岁。哈布斯堡家族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地登上政治舞台的，并在日后成为帝国的同义词，其子孙后代将决定直到1918年之前的欧洲历史。

1278年，在中世纪经典的骑兵战“马希费尔德（Marchfeld）战役”中，鲁道尔夫对其主要对手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尔（Ottokar）的处置，使人们大跌眼镜。鲁道尔夫从来没有成为皇帝，选帝侯们拒绝让他的儿子继承王位。选帝侯依然掌控着德意志的权力，无意选举一位真正实施统治的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已经登场，但他们的好日子还没有开始。

此刻的选帝侯意气风发，能够左右三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已经准备切断皇帝与教廷的关系。他们在1338年宣布，不管谁当选为德意志国王，都可以自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教皇同意与否。选帝侯们实际上是在宣布，他们的选票（经常高价出售）是“神谕（divine will）”的直接工具。

查理四世此前因贿选而债台高筑，现在他依据1356年的《纽伦堡黄金诏书》（Golden Bull of Nuremberg ，后文简称为《黄金诏书》）努力维持秩序和消除混乱。《黄金诏书》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直到帝国于1806年解体。诏书表面上讲的都是皇帝的荣耀——“波希米亚国王、膳食大总管骑着马来了，手里拿着12马克重的银杯或圣杯”，等等——但实际上把所有的权力授予了选帝侯：

我们和我们的继承人，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做出让步。帝国皇帝和国王……不能或不得以任何形式违反教会和世俗选帝侯的一切自由、管辖、权利、荣誉或在自己领地的统治权……

——《黄金诏书》（1356年）

这个时候，皇权实际上已经很弱了，因此在查理四世的儿子、能力不强的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当政时期（1378—1400），德意志又陷入混乱，贵族领主图谋不轨。鲁珀特二世（Rupert Ⅱ）是试图通过武力获得皇权的最后一位德意志国王，1402年，他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路上耗尽钱粮，军队溃散。

15世纪初叶，法兰西或英格兰的中央王权政体在德意志似乎寿终正寝，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几个独立王国并存，可能还有一个有名无实的统治者。但易北河沿岸不曾停歇的争战再次扭转乾坤。

15世纪：东方的阴影

15世纪开始的时候，德意志的政权似乎能够完全控制整个易北河界线和波罗的海海岸地区。条顿骑士团在北方似乎是战无不胜的；布拉格是选帝侯之首波希米亚国王的都城，在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与科隆差不多的角色。然而，斯拉夫人杀回来了。

有些人认为，是“黑死病”（1348—1349）给了斯拉夫人机会。德意志移民倾向到有围墙保护的城镇生活，而黑死病却在那里夺走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命。德意志的统治突然间受到威胁。

1410年，新近联合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现称“斯滕巴尔克”）彻底击败条顿骑士团。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并肩作战的一位勇士叫约翰·特洛斯诺夫斯基（John Trocznowski），也叫扬·杰士卡（Jan Zizka，绰号为“独眼龙扬”）。在“阿让库尔（Agincourt）战役”中协助英王亨利五世之后，杰士卡成为起义军领导人，对德意志的统治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就是波希米亚捷克人的胡斯战争，打的是改革家扬·胡斯（Jan Hus）的旗号。

胡斯因抨击罗马教士的特权，被认为是新教改革的先驱，但实际上他抨击的是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为争夺易北河［捷克人称之为“伏尔塔瓦河”（Vltava）］沿岸控制权而不停争战。胡斯运动使布拉格成为不欢迎德国教师和学者的城市，成千上万人集体离开，这座城市著名的高等学府由此降格为默默无闻的普通大学。在胡斯遭火刑处决之后，他的众多追随者义愤填膺，在杰士卡的领导下，在1419年爆发了起义。技术娴熟的冶金工人最早改造了野战火炮，在步兵和骑兵都惧怕大炮的年代，他们生产的移动式炮车把贵族的重装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击败了帝国的4支基督教东征军部队，多次劫掠萨克森和弗朗科尼亚（Franconia），甚至抵达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在那里在水瓶里灌满海水，以此显示那里的主人是他们，而不是德意志人。

最后，胡斯运动的参与者内部分裂，出现内讧，德意志人得以收复失去的土地。战争在1436年结束，德意志贵族妥协，允许温和的胡斯分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崇拜。但对4个世俗选帝侯的其中3个——波希米亚国王、勃兰登堡侯爵和萨克森—维滕贝尔格公爵——来说，斯拉夫人的这次反击，是对他们核心领地实实在在的威胁。

只有这一次，他们对稳定的渴望甚于对强权皇帝的惧怕。因此，当西吉斯蒙德皇帝（Emperor Sigismund）在1437年驾崩之后，选帝侯例行公事地批准了他的女婿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ert Ⅱ，也译作艾伯特二世）继任，继之是他儿子腓特烈三世。从此，名义上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来自哈布斯堡家族。斯拉夫人的复兴使得权力回到了国王和皇帝那里，德意志全境由一个王朝来统治似乎名正言顺。

哥伦布扬帆远航了，就像法国或意大利一样，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毫无争议地是西欧的一部分。但易北河依然是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痛苦争夺的殖民地边疆区，结果依然没有确定。

已经存在1400年的德意志西部，与只有两三百年历史、还没有完全被征服的易北河东岸，很难走到一起。甚至，二者之间的裂痕在扩大，并且显而易见。德意志易北河东岸殖民地的这种不安全状态，导致一个叫“容克”（Junkers）的独特的贵族阶层崛起。

容克及其世界

“容克”这个词语原先的意思是年轻的贵族，因为德意志贵族领主的年轻一代不顾安危，敢于冒险在对其有敌意的易北河东岸实施武装扩张。他们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排他的团体、一批精英勇士，生活在独立的领地里，周围是小冰河时期替代中世纪暖期之后再次变得荒凉的土地。根据易北河东岸独特的“农场领主统治”（地主统治）制度，他们实际上是自己领地上的独立统治者，受他们管辖的人不仅有经济上的穷人，往往还有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外来者（波兰人、俄国人以及波罗的海人）。东普鲁士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结束。由于斯拉夫人从来没被完全征服过，在这片殖民地上的非贵族德意志人全心全意地依靠容克地主为他们提供保护；而且和美国南方的贫苦白人一样，他们在主人面前表现得忠心耿耿，甚至奴性十足，对下层外族人则表现出强烈的鄙视。

15世纪的时候，与其他人的观点相反，容克认为自己不是德意志人。但这个想法会发生变化，而且在痛苦的变化过程中，这些完全不同的德意志人，即易北河东岸人，将会形成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

宗教改革

1517年的万圣节那天，在易北河畔的大学城维滕贝尔格，当地一位（声称自己）刚刚获得重大启示的著名牧师把一份针对罗马教廷的、内容包含多条纲领的挑战书钉在大教堂的大门上。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 ）被认为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的肇始。从字面上来看，这是对教会一些做法的“抗议”，目的只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马丁·路德

路德的思想基于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唯独《圣经》”（through scripture alone）是整顿教会（清理一切不能由《圣经》解释之事物）的根本要求。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就常常被引用。路德思想的第二个支柱是他私下里得到的启示——“唯独信心”（by faith alone）。这在当时真的是很激进的思想。他声称，向牧师忏悔和苦行，甚至做许多善事，都无法使我们进入天堂。只有在忘掉人世间的一切，放弃“乱世妖姬和借口”，接受真正的信仰的神秘瞬间，我们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拯救，就像得到一份不应该得到的礼物。

这些原则对公元754年由教廷和查理大帝的父亲所确定的西欧教会和皇权的平衡构成挑战。这个平衡现被一点一点地打破，欧洲逐步分裂为依然忠于罗马天主教的地区和信奉新教的地区（后者除了都否认教皇的权威，常常缺乏共同点）。我们不应该混淆目标和效果。路德的行动之所以这么有力，不是因为神学，而是因为政治，因为在1517年，选帝侯、教廷和德意志国王（皇帝）之间的较量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

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1493—1519年在位）的统治不仅囊括西班牙、荷兰、卢森堡、法兰西的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南方，还包括“新世界”。现在，“新世界”的范围之大和财富之多，已经很明显。马克西米利安铁了心要让自己的孙子查理（1500—1558）继承这一切。欧洲其他的统治者决心挫败他称霸世界的计划：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宣布，他们要竞争德意志的王位。选帝侯们知道，这次肯定能够从哈布斯堡家族那里拿到惊人的贿金和好处。

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勃兰登堡新的霍亨索伦公爵（Hohenzollern Duke）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想买美因茨红衣主教的职位，因而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富格尔（Fugger）家族银行借了一笔巨款。他如愿以偿，成了7个选帝侯之一，为今后收取巨额的贿赂做好了准备。按程序，这位新的红衣主教还需要获得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批准，而利奥十世正好同样债台高筑，向富格尔银行借了许多钱，雇用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大搞美化工程。利奥十世雄心勃勃，还想建造一座新的圣彼得教堂。于是在1516年，利奥十世、阿尔布雷希特和富格尔家族达成交易：利奥十世同意阿尔布雷希特升级（成为美因茨红衣主教），而在新的挣钱大项目中，他们五五分成。

约翰内斯·台彻尔（Johannes Tetzel）是一位著名的修士，受雇来到阿尔布雷希特的领地，推销圣彼得大教堂的赎罪券。据说，这种赎罪券能够使罪人在死后避开炼狱的磨难，直接升入天堂。富格尔银行的一位代表始终与台彻尔同行，密切注视钱箱。1517年，这个推销小组在鼓乐声中抵达阿尔布雷希特的领地——靠近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的一个地方，也是路德布道的地方。

看到自己的萨克森老乡成群结队涌入勃兰登堡去购买这种赎罪券，路德大吃一惊。他是牧师，也是受过训练的律师，经过细致的准备，他发起了进攻。毋庸置疑，他发表主张时使用的是拉丁语，观点中融合了虔诚的神学道理，表达中带有乡土特有的尖刻措辞（“他们声称，钱币‘哐当’一声掉入钱箱，灵魂就瞬间飞出炼狱”）。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没有说明炼狱是捏造出来的，没说兜售赎罪券是骗钱的，也没指出教廷本身是腐败的，可是但凡有耳朵的人，都能听出他暗示了这些。

突然间冒出来一位宣传员和语言大师，他具备丰富的神学知识，可以用拉丁语辩论，还能用民间的语言与贩夫走卒交流。他的随从运用新发明的印刷技术，以一骑绝尘的速度把他的话传播出去。

如果说《九十五条论纲》中有一条线是贯穿始终的，那这条线就是“钱”。许多论纲直接谈钱，更多论纲则使用隐喻的方式谈论财富、珍宝、收入、支付、债务和罚款。路德的语言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契合，他的巨大影响其实与神学无关。通过当面传播和撰写文章，路德很快变身古老战争中的锋利武器，足以决定谁能真正统治德意志，进而收税。

宗教改革变成政治改革

1519年6月，选帝侯决定接受由富格尔银行撑腰的查理提供的巨额贿赂，选举他为德意志国王查理五世。

此前，选帝侯逼迫查理签署了所谓的“当选承诺书”，让他做出保证：在他的治下，德意志由德意志人管理，且不接受外国军队驻扎。但事情有点复杂，因为查理五世统治的是一个“日不落”（该说法本用来形容查理五世治下的辽阔疆域而非后来的英帝国）的庞大帝国。他是国王，也是皇帝，他的权威和财富真的可以使他成为新的“查理大帝”。谁知道查理在登基之后会不会履行对德意志选帝侯的承诺呢？

浮雕《查理大帝生平》刻画的是他把权杖传给查理五世（科隆，1521年）。

为对付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保证自己的地位，德意志的诸侯们需要找到新资源。他们不得不谋求德意志普通百姓的支持，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民族”（nation）的利益。“民族”是一个很新潮的概念，在德意志有据可查的历史中首次出现在1450年后，1512年时才被赋予“神圣”的地位——这一年，马克西米利安把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

路德很快采纳并应用这个理念。1520年，他启动把《圣经》翻译成德语的划时代工程。他的译文的韵律和节奏有意识地借鉴普通老百姓的语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以“上帝的磨盘转动缓慢”这一句为例，即使是著名的詹姆斯国王的英译本《圣经》也难以与路德的译文媲美：英文“the mills of God grind slowly”被大声朗读出来时听起来是很妙，但仍然会输给德译本的“Gottes Mühlen mahlen langsam”。路德拿起他那支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之笔，书写作为历史受害者的民族的故事。

以前，可怜的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皇帝，以及德意志的其他许多皇帝，受到教皇的蔑视和压迫……因此，我们必须觉醒，德意志同胞们，我们应该敬畏上帝，而不是人。在邪恶的、魔鬼般的罗马天主教政府统治下迷失的所有灵魂，责任不在我们。

——《致德意志基督教新贵族的公开信》（1520年）

路德及其支持者崇尚新近被重新发现的“日耳曼尼亚”，他们将自己想象为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尼亚人”，热爱简朴的自由和美德，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奢侈和堕落。路德本人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教士，他高兴地声称，要与公元9年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帝国的一位异教徒部落首领“联手”（在其所谓的漫谈中说道）：“在编年史中，我们读到车茹喜人（Cherusci）部落一位王子的故事，他来自哈尔茨山区（Harz），名叫赫尔曼，他打败了罗马人，杀了他们中的21000人。现在路德和那位车茹喜人一起打击神圣罗马帝国！”

疏远罗马教廷，掌握钱财，控制自己的教会和管理教会土地，这些做法对德意志诸侯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以及支持路德的其他选帝侯，看到了管理教会及其土地的优势。在由教皇和皇帝出资的情况下，他们增强了自己的权力，由此诞生了路德教。

——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欧洲极简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 ）

但对德意志的统治者来说，风险也是存在的。路德的宗教激进主义会不会煽动臣民否认世俗当局？

路德很快就着手处理这个问题。1522年，一些自认为拥护路德的中小贵族发动起义，但路德拒绝支持这次起义。他发现了《圣经》的一些段落，由此声称，所有的统治者之成为统治者都是上帝的旨意。由于现在人们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唯有通过信仰才可以得到拯救，那么他们就能够、应该和必须把政治完全交给世俗当局。他在1522年的《论世俗当局》（On Temporal Authority ）中写道：真正的基督徒“应当自愿服从统治，缴纳税赋，以当局为荣，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政府”。

3年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起义者希望路德支持他们。然而，路德选择更加坚定地支持法律和秩序，不管它们背后是什么人，不管这些人采取了什么过激的行动。他在1525年的《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Against the Thieving ，Murderous Mob of Peasants ）一文中写道：起义者“是没有信仰、说谎话、不顺从、反叛的杀人犯，是强盗和亵渎神灵者，即使是异教徒的统治者也有权对他们施加惩罚……无论什么人，只要力所能及，都应该暗地里或公开地把他们粉碎、扼杀和刺死，就像打死疯狗那样”。

成千上万的起义农民遭到屠杀，支持新教改革的牧师在战场上鼓励和保佑诸侯的军队。宗教改革——前景是管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现在对德意志统治者而言，是安全的了。

第一批冒险的是远离罗马的条顿骑士团。他们的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勃兰登堡—安斯巴赫（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见过路德，声称自己再也不属于天主教，不会听从教皇和皇帝。这位基督教新教的普鲁士公爵在名义上只听从波兰国王。

这事发生在1525年4月10日，这是德意志历史中公元800年至1866年之间最重要的日子。这个远离易北河，甚至远离波兰的特别的殖民地，真正的非基督徒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才开始生活的地方，自查理大帝征服萨克森人之后，成为第一块拒绝拥护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疆域。

普鲁士和政治改革在同一时刻诞生，这是对长久不变的西方的直接挑战。

注解：

[1] 　萨利安王朝，也叫法兰克尼亚王朝。——译注

[2] 　如果一个地方既是农村又是殖民地，恐惧和敌意很容易通过一代一代人的传递延续几个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在爱尔兰的最南端，一位小个子的天主教农民悲愤地向笔者指出，地上的那栋新教大房子是他家的。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遭到了抢夺或欺骗，仿佛是他父亲的生命被掠夺了。那栋争议中的房子是18世纪中叶的老建筑。（原注，下文若无特别说明，则脚注均为原注。）

[3] 　腓特烈，德语为“Friedrich”，一般译作“弗里德里希”；其对应英文为“Frederick”，常译作“腓特烈”。当指12—19世纪欧洲王侯、君主时，本文统一译作“腓特烈”。——编注

[4] 　该《黄金诏书》签署于意大利里米尼（Rimini）。——编注

[5] 　低地国家，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译注

4
第四个500年　1525年至现在

德国走两条路

僵局

其他地方仿效普鲁士的做法，新近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诸侯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c League，1531年），该组织限定只有路德宗的统治者才能加入，还有常规军队。建立一个完全由德意志人组成的、非罗马的德意志这一理念传播迅速。但联盟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1543年，查理五世取得与法国作战的伟大胜利，并阻止了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向欧洲扩张。他不想妥协。1547年，自公元16年以来第一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外国步兵部队——可怕的“西班牙大方阵”（Spanish tercios） [1] ——打着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旗号，跨过多瑙河，深入德意志腹地，要进行最后的征服。他们在易北河畔的米尔贝格（Mühlberg）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罗马帝国皇帝再次站在易北河畔，居高临下地俯视日耳曼尼亚。

威尼斯画家提香所作的油画，画中人是米尔贝格战役之后的查理五世。实际上查理五世患有痛风，是躺在担架上上战场的。

尽管德意志的许多贵族大公互相看不顺眼，但他们更不喜欢失去独有的特权。不管是信奉新教还是天主教，他们联合起来告诉查理五世，他们要寻求法国人的帮助，不允许他独断专横，查理五世最后只得同意签订《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 ，1555年）。该和约规定，德意志各邦诸侯，无论强弱，均有权选择其自身及臣民的信仰，即“教随国定”。粗看之下，这个结果似乎很混乱，但里面隐藏着一个老故事。

1555年订立《奥格斯堡和约》之后的德意志

德意志真正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全都在公元768年时的法兰克王国境内。这个王国的人也不全都信奉天主教——虽然在倾向新教加尔文派的符腾堡（Württemburg）和普法尔茨，居民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但总体上不会让查理大帝或者马可·奥勒留为难，这些地方没有像北方和东方那样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欧洲的这次基督教大分裂不会有新的变化。但欧洲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德意志在世界的地位则不然。

德意志的边缘化

在哥白尼（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位教士，后来成为天文学家）之后，地球再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在哥伦布之后，欧洲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未来属于七大洋 [2] 。

德意志在新开辟的远洋贸易航路上没有立足之地。因此，突然间，在世界上第一次横贯大陆的帝国意识形态斗争中，德意志成了一个跑龙套的。斗争发生在哈布斯堡家族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之间。同时，德意志的新教和天主教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平衡，在1555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一方破坏和平。

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灾难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变弱了。虽然有秘鲁和墨西哥的所有财富，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也只能在1595年拖欠债务。德意志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感觉局势会有变化，气氛变得紧张了。

到了1618年，危机爆发了。波希米亚新国王和皇帝候选人斐迪南（Ferdinand）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试图撕毁与波希米亚新教徒达成的协议。斐迪南的重臣在布拉格被扔出窗外（欧洲历史上最令人记忆犹新的场景之一），“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爆发了。

大灾难

从源头来看，三十年战争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强权企图真正统治德意志的古老战争的新一轮争战。但这一次，斗争表现为天主教与新教的对抗——在战争初期是如此。

到1630年，帝国军队在荷兰人蒂利伯爵约翰·采克拉斯·蒂利（Johann Tserclars Tilly）和波希米亚人阿尔布雷希特·华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将军的统帅下，眼看就要获胜了。但信奉新教的瑞典和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控制德意志感到恐惧。巴黎的天主教政权资助新教的瑞典人去干涉信奉天主教的帝国。163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第一个充分利用训练有素的步兵火力的将军，在布莱登菲尔德（Breitenfeld）打了个大胜仗，然后命令部队去“踏平整个巴伐利亚（Bavaria）”。次年，他在吕岑（Lützen）阵亡之后，法国直接卷入冲突。

1618—1648年的欧洲战场

冲突演变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之间的战争，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诸邦仅仅是卒子，或者是为比它们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战场而已。整整一代德意志人放弃商贸，甚至农耕，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支饥饿的军队经过，除了致命的瘟疫、遍野的尸体和满目的疮痍，什么也不留下。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很难对德意志进行描述，只能使用《圣经》的词汇。今天的叙利亚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消失了，局部地区消失人口的比例甚至更高。奥托大帝最钟爱的城市——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1631年的人口超过2万，到1649年时只剩下450人，其余的大都在街上遭到屠杀。即使在今天，德国孩子在吟唱“瓢虫瓢虫，飞离家园”时，指的并不是一处着火的房子，而是整个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

《绞刑》，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创作的版画（1633年）

战后混乱严重，以致没有人能确定到底出现了多少个小邦国，有些人估计有1800个之多。此外，还有50多个自由市（free cities）和60多个教会公国（ecclesiastical principality）。没有一张地图可以标示出所有这些政治实体。

这个无望的、衰落的民族将会如何？也许会变好，也许会变坏，但答案在东方。

走向东方

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产生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霸主。如果1660年的欧洲人口与今天相同，那么当时法国人口按其所占比例，应超过两亿。这么大的地方合起来，由“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了72年（1643—1715）。一切靠近法国的地方，都在法国的强大的影响之下，而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无数个小国，都离法国非常近。

德意志有三大王朝是幸运的：属于奥地利一支的哈布斯堡王朝、起源于萨克森的韦廷王朝（the Wettins）以及新来者——自1415年后成为勃兰登堡边疆侯爵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些王朝全都有弥足珍贵的特点，即与法国相隔遥远；此外，它们的核心地区与莱茵河对岸的法兰西巨兽之间，都有几个小国作为缓冲。地理又一次决定了命运。

勃兰登堡—普鲁士（两地在1618年合并）的统治者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新人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他在名义上依然仅仅是波兰王国的一个公爵。波兰人、瑞典人和俄国人都认为，在他们互相争斗时，普鲁士也许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小同盟。腓特烈·威廉在这些大国之间巧妙周旋，在1657年宣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独立君主，并悄悄地建立起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彼时不可战胜的瑞典盯住他，1675年6月18日，他让整个欧洲目瞪口呆：在柏林附近的规模虽小但场面壮观的费尔贝林（Fehrbellin）战役中打败了瑞典人。这位后来被称为“大选帝侯”（Great Elector）的腓特烈·威廉已经掌握实权：作为普鲁士公爵，他是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位独立统治者（虽然普鲁士名义上是波兰的附庸国）；作为勃兰登堡边疆侯爵，他是一位极有威望的选帝侯。

德意志幸运的王朝

同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威望达到了顶峰。首先，他们联合起来，在1683年把土耳其人赶出了维也纳；然后在1697年，萨伏伊（Savoy）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在森塔（Zenta）粉碎了奥斯曼军队，一举赢得了整个匈牙利王国。其面积比今天的匈牙利要大得多。

萨克森的韦廷王朝统治者是“铁腕”奥古斯特（Augustus the Strong），他力大无穷，可以徒手折弯马蹄铁。据说，他生了300多个孩子。现在他也把目光转向东方。通过皈依天主教、向波兰贵族行贿和取得俄国彼得大帝的支持，他在1697年当上波兰国王。

当东部的选帝侯风生水起的时候，分裂的西部也在努力联合。维特尔斯巴赫家族（the Wittelsbach）的两个分支控制了巴伐利亚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他们现在联合特里尔、美因茨和科隆的选帝侯，与法国结成联盟，不单单是为了维持德意志的和平与法律，而是为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新的天主教联合体被称为“第一莱茵同盟”（First Rhine League）。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联合起来，与东部断了联系。

问题是法国非常强大，同盟很快就变成法国施政的工具。这个困境重现了罗马人或查理大帝统治之下的局面（也成为1945年后美国占领的前兆）：德国能不能既是德意志的德国，又是西方真正的一部分？

如果说莱茵兰太靠近西面，受法国影响太大，那么萨克森、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不是太靠东面了？这些地区都在易北河或多瑙河的对岸，哪个可以声称自己是查理大帝的继承者？那么，真正的德意志又在哪里？

法兰西的太阳在继续上升，这个问题急须解答。

法兰西世纪

18世纪的欧洲是属于法国的。在整个德意志，造价昂贵的、模仿凡尔赛宫的建筑物修建起来，德意志统治阶层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都有一帮奉承讨好的廷臣，他们全都开始说法语了。到了18世纪中叶，这种时尚自上而下流行起来，德语就像1066年之后的英语：日耳曼语中充满罗曼语 [3] 的词汇。最明显的外来语有：champignon（蘑菇）、kostüm（服装）、parfüm（香水）、polizei（警察）、toilette（厕所）、omlett（炒蛋）、serviette（餐巾）、etikette（标记）、charme（魅力）、salon（沙龙）、eleganz（优雅）、kompliment（恭维）、promenade（步行道）、sofa（沙发）、balkon（阳台）、onkel（叔叔）、tante（婶婶）、armee（军队）。

已经是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写道，德语是一种半野蛮的语言，即使是天才的作家也无法用德语创作优雅的文学作品。于是，他把法语确立为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正式语言，甚至给自己在柏林郊外新建的行宫起了个法语名字：Sans Souci（无忧宫）。

德意志的法式建筑：无忧宫

爱国的德意志人想方设法寻求改变。新一代的作家崇尚莎士比亚，喜爱自然，讨厌从法国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宣称只有运用感性才能理解事物。“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德意志伟大的作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如是说。

伟大的天才文学巨匠

歌德是德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和济慈，并将三人合而为一。1773年，歌德24岁，他创作的莎士比亚式悲剧《葛兹·冯·伯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 ）引起轰动，改变了法国戏剧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年后，他那书写年轻人爱情悲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整个欧洲畅销，颠覆了“启蒙文学”的口味。这本书也是年轻的拿破仑最喜欢的读物，在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怪人正是通过阅读这本书来学习人文知识的。对个人感情的“罗曼蒂克”式膜拜促进了歌德早期的抒情诗创作，使他写出了无与伦比的美丽诗篇，表达对自然和爱情的渴望。他创作的叙事诗能够让人体验到古老民歌给予的奇特感受，只有极少数自觉的诗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现代的中篇小说和长篇成长小说差不多可以说是歌德发明的。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作品是长篇诗剧《浮士德》，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青春、性和权力。20世纪初，年轻的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写道，与伟大的歌德相比，德国的其他作家就像是瘸子；时至今天，有文化的德国人还是会在不同场合大量引用歌德的话语。

德意志文化回来了，是时候彻底改变规则了。“普遍主义”，即相同文化准则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地方的观念，遭到谴责，被认为只是法国“文化统治”的遁词。相反，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之路。有些人认为，自德意志的精英人士法国化以来，德意志文化得以保留的唯一净土，是尚未遭到侵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他们的民间故事。人们宣称，德意志文化已经在土地、语言、神话传说和故事中深深扎根，格林兄弟只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当中最著名的。这个观点在今天被广泛接受，使得很多人忘记了，它产生时是濒临灭亡的德意志文化对抗法国“文化统治”的最后武器。

爱国者如此狂热地追寻真正的德意志是什么，普鲁士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容克国家

这似乎是一个不大可能的结果。1750年的普鲁士，不但有法式宫廷——甚至比其他地方更法国化，而且有军国主义“强盗国家”的恶名。

腓特烈大帝从他那令人畏惧的暴君父亲那里继承了高效运转的官僚机构和超级强大的军队。伏尔泰一度是颇受腓特烈宫廷欢迎的法国专家，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别人是国家拥有军队，普鲁士是军队拥有国家。”腓特烈大帝还背负着心理创伤：目睹好友，即传闻中的情人遭斩首。这些经历导致他的精神错乱（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将来会说他“其实是上帝的洗脚水，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从地狱泼到人世间来”），而这样一个精神错乱的人掌控着欧洲最高效的军队。

普鲁士的军事基础，也许源于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与容克们达成的一个交易。现在容克们比西欧的大多数贵族贫穷得多，因为他们的头衔已经给了他们的男性后代及男性后代的男性后代，而家族的土地——往往很贫瘠——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法律规定，容克的不动产不能出售给非容克，这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抵押来改善生活。最终结果是，大量出身优越但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依附军队和半殖民统治者。他们的姓氏前都有一个珍贵的“冯”字，这是金钱买不来的。尽管财富和地位差异很大，但普鲁士的“冯氏”依然互相认可这独特的身份，许多人宁死也不肯放弃。

这些年轻人成了优秀的军官。为了普鲁士君主，他们会冒着敌人的炮火带领士兵冲锋陷阵，只要他们的身份能被大家当作特权。腓特烈大帝履行自己在这项交易中的承诺：虽然他废止了国有土地的分封，但允许容克的地产维持不变；在他的整个当政时期，他亲自做出保证，只有贵族的子孙才可以成为普鲁士军队的军官。王室和容克的这项交易使得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成为一个独特的王国。

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基的时候，动用他那支庞大的军队抢劫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province of Silesia），由此开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东欧列强之间长达125年的战争。战事基本上完全是在易北河或易北河周围展开的，从1741年的莫尔维茨（Mollwitz）打到1866年的柯尼格拉茨（Königgratz）。

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中，奥地利成功地与法国和俄国组成大联盟，差点就要赢得战争。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德意志人对普鲁士的看法，就像古代希腊人对斯巴达的看法：严酷的土地上到处是凶猛的战士。但就像斯巴达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拯救了古希腊那样，而今在德意志内部享有极高威望甚至是令人崇拜的普鲁士，于1757年在罗斯巴赫（Rossbach）把法国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在对文化的绝望之中，许多德意志人渴望一股德意志的力量，不管它模样难看与否，只要能够站起来在欧洲称霸就行。对腓特烈大帝的崇拜溢出普鲁士，即使他本人根本没时间去在乎这个——他依然在欣赏法国的一切。

普鲁士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是从“七年战争”开始的。后来的普鲁士—德意志史学家和一般民众皆认为，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来犯之敌，多亏战士和容克军官严明的军纪以及为强大的国王战死的精神。事实上，腓特烈大帝被俄国人和奥地利人打败过几次。1759年在库勒斯道夫（Kunersdorf）遭到惨败之后，他亲自在战场上写信给柏林（当然是用法语）说：“（一切都完了，）我不应当在祖国毁灭之后苟活。永别了！”

腓特烈大帝（右二）在库勒斯道夫哀悼一位他钟爱的年轻人（1759年）。

只是因为英国卷入法国发动的全球战争，向柏林提供巨大资助，以及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讨厌腓特烈大帝）死后由彼得三世（崇拜腓特烈大帝）继位，普鲁士才得以幸存。腓特烈大帝本人称之为“勃兰登堡王朝的奇迹”，但后来普军的吹捧者们很轻易地就忘记成功逃跑是何等的奇迹，以及军事上的战无不胜是何等的无稽之谈。

腓特烈大帝很快就找到了与昔日的冤家俄国和奥地利的共同点：瓜分波兰（1772—1795）。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共同否认波兰的存在一直是普鲁士和俄国避免互相掐脖子的原因。

18世纪接近尾声，西德意志夹在莱茵河对岸强大的法国和东方的奥地利、普鲁士这两个绝对列强之间。奥、普两国都处在历史上德意志的范围之外，都统治着众多非日耳曼民族，而且现在都有漫长的国境线与俄国直接交界。

1800年的德意志，西部受到挤压

获得平衡的唯一机会是德意志西部联合起来——有些人已经开始尝试了。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古罗马城市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帝侯卡尔·冯·达尔贝格（Karl von Dalberg，1744—1817）。他声援所谓的“第三德意志”（Third Germany）策略，即德意志各邦国联合起来，抗衡普鲁士和奥地利。

一时间，达尔贝格成为西德意志的“头号选帝侯”（prince-primate）——但他所主张的“第三德意志”最终名声败坏。与恺撒大帝在公元前58年起了“日耳曼尼亚”这个名字一样，为世人所铭记的“第三德意志”，是被许多人称为“新恺撒”的那个人创建的，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

法国最后的放纵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期间，大多数欧洲国家试图摧毁这个新生的、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法兰西共和国，但都没有成功。

所谓的战无不胜的容克军队在瓦尔米（Valmy）战役（1792年）中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此后，普鲁士在欧洲君主国中第一个退出反法同盟，并准备与革命的法兰西达成交易。在《巴塞尔和约》（Treaty of Basel ，1795年）中，普鲁士秘密承认法国是莱茵河西岸唯一的政权［自1615年起，普鲁士在莱茵河西岸的克利夫斯（Cleves）有个微小的王朝立足点］；作为回报，法国答应让出莱茵河东岸。

这样的单边媾和，意味着普鲁士公开背叛由奥地利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此举是想在中立的北德意志成为一个独立强国。所以在1804年，莱茵兰天主教诸侯们派出一个代表团，欢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拿破仑来亚琛作查理大帝式的巡视，并称他是“跨过莱茵河驱逐野蛮人的第一人”。莱茵兰天主教会此举释放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他们把法国人当作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

不久，拿破仑让“第三德意志”成为现实。革命的英雄成了皇帝，他在1805年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中击败俄奥联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人物。普鲁士让他过路去征战，当他要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普鲁士希望能从他那里正式获得北德意志领主的地位。拿破仑逼迫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es Ⅱ）退位，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取而代之的是，拿破仑宣布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成为自由王国，与普鲁士平起平坐——普鲁士极为悔恨。此外，拿破仑还在普鲁士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组建了“莱茵联邦”（Confederation of Rhine）。

拿破仑损害普鲁士：1806年的莱茵联邦

拿破仑博览群书，读过许多经典和历史作品。如果说他心目中有个英雄，这个英雄的帝国概念可以支撑他的每一个举措，那么这个英雄就是查理大帝。查理大帝以中世纪的洛泰尔尼亚王国为中心，征服欧洲大陆，达到权力巅峰。

——艾伦·福里斯特（Alan Forrest）

许多德意志人拥护法国的封建君主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拿破仑改革，比如结束旧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犹太人）。歌德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他自豪地佩戴着他称之为“我的皇帝”的拿破仑亲自颁发给他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但一个联合的西德意志意味着普鲁士在北方称霸的计划落空。柏林弥漫着渴望战争的氛围。火冒三丈的容克军官在法国使馆的台阶上磨刀霍霍。腓特烈·威廉三世寄希望于普鲁士军队、俄国的援助承诺以及季节的延迟，人人都推测法国人不可能在年内发动进攻。1806年9月26日，他给拿破仑发去最后通牒：解散莱茵联邦。

结果本可以让普鲁士不再能决定德意志的历史。拿破仑在俄国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或者说在秋天的雨季来临前动手了。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虽然动员了超过10万人的军队去对付拿破仑的8万法军，但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dt）的战役中溃败了。

耶拿战役后，普鲁士王后路易丝（Louise）写给孩子们的信

一天之内，命运摧毁了先辈们用了两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厦。普鲁士国家没有了，普鲁士军队没有了，民族的荣耀也没有了。

奥地利曾多次被拿破仑打败，但每次都能够反弹；与奥地利不同，普鲁士一下子崩溃了。似乎让伏尔泰说中了：没有了军队，普鲁士就什么也没有了。拿破仑的铁骑未遭遇抵抗便进入柏林。普鲁士还指望能得到俄国人的救援，但当1807年6月俄军自己在今天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之前是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附近的弗里德兰（Friedland）被击败后，希望破灭了。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碰面了，在一艘特制的驳船上，船漂浮在作为东普鲁士与立陶宛古老边界的梅默尔河（River Memel）河面上，留下腓特烈·威廉国王守候在岸边，在滂沱大雨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拿破仑想要彻底废除普鲁士王室。但他急于与沙皇媾和，甚至期望与俄国王室联姻，所以不能表露扶植傀儡王室的企图。他最后同意，普鲁士可以存活，但只能是作为俄国在易北河东岸的一个总督辖地。

根据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 ），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属地，回到1525年的开始之处，降为一个小国，退缩到恺撒和查理大帝认为的西欧自然边界以外。普鲁士还被迫把土地割让给对手和冤家——近邻萨克森，于是在易北河东岸，普鲁士的地盘也缩小了。最糟糕的是，它还被迫放弃许多原先的波兰领土，眼睁睁地看着波兰人建立了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

到1808年时，莱茵联邦已经名不副实，版图远超“莱茵”范畴，已经扩展到易北河对岸，包括奥古斯都称为“日耳曼尼亚”的所有土地。

陷入困境之中的普鲁士：1812年的莱茵联邦和华沙大公国

最后，拯救普鲁士并因此决定了德意志命运的，并不是普鲁士自己的英雄主义，而是奥地利。奥地利打错了算盘。

不久，拿破仑政权的军事性实质、贪得无厌的征税和征兵举措，以及禁止莱茵兰与英国进行贸易的做法，摧毁了德意志人心目中“法国至上”的热情。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没有机会挣脱羁绊。同样，普鲁士也只能乖乖地跟随法国：1809年英奥联军与法国交战时，保持对拿破仑的支持；1812年顺从地让拿破仑取道，并作为其进攻俄国的安全基地；1812年10月回绝了奥地利关于与俄国一起参加反法联盟的提议。即使当拿破仑的残兵败将从莫斯科败退，俄军已经追赶到东普鲁士的边境，普鲁士国王还是谨慎地选择了继续效忠拿破仑，并在1812年12月30日把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urg）将军送进军事法院接受审判，因为他擅自宣布自己的军队保持中立。总而言之，普鲁士没有公开反叛拿破仑，直至他明显已被打败，而且俄军已大兵压境。所以，在普鲁士很难谈得上有什么英雄传奇。

但轮到哈布斯堡家族出错了。与许多前任皇帝一样，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瞄上了德意志之外的利益。他和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认为，与法国相比，他们更害怕的是俄国。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一直在反对拿破仑，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则一直低着头。但这一次奥地利犯下了历史上的又一个大错，它唯恐真正的赢家是俄国，犹豫着要不要参加联盟去进攻已经步履不稳的拿破仑。虽然奥地利最终及时地加入了大规模的“莱比锡战役”（Battle of Leipzig，1813年），每一方损失的兵力都超过了英军在1916年索姆河（Somme）战役第一天的损失，但哈布斯堡错过了爱国主义的班车。德意志此刻已经摆脱法国的统治，但奥地利似乎在德意志解放的过程中没起到什么作用。

随着“第三德意志”的构想沦为法国统治的工具，以及奥地利打错了算盘，普鲁士获得成为德意志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的机会——尽管困难重重。

普鲁士急速膨胀

在拿破仑于1814年第一次战败之后，英俄两国翻脸的速度甚至比1945年后美苏翻脸还要快。这次得利最多的渔翁是普鲁士。

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因为揭竿而起（虽然晚了一些）反对拿破仑，普鲁士要求得到萨克森作为奖励。俄国把普鲁士当作附庸国，支持它的要求；奥地利反对；英国支持奥地利。在拿破仑逊位和被流放到厄尔巴岛（Elba）后还不到6个月，英国就与法国、奥地利结盟反对俄国和普鲁士，如有必要就开战。俄国退让了，普鲁士别无选择，只得跟着退让，强压怒火接受了英国提供的安慰奖：萨克森的一半加上莱茵兰的一大块。

伦敦有个宏大的计划。某个面积较大的德意志邦国应该有横跨莱茵河的更多领土，可以成为抵挡将来法国扩张的天然卫士。巴伐利亚、奥地利和普鲁士都不想担当这个角色，因为这会使他们处在风口浪尖。普鲁士也不情愿接受完全的天主教土地，那里全然没有普鲁士的社会和法律传统。但除了接受，普鲁士别无选择。

英国的大错：让普鲁士得到莱茵兰（1814年）

莱茵兰人甚至没有被询问过。而普鲁士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安慰奖奖品也许是全世界除英国之外工商业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

1815年，普鲁士行大运了。拿破仑从流放地回来，在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结盟反对他的时候，他唯一的机会是立即打败其中的一两个。他在北方寻衅滋事，选择首先迎战英国和普鲁士。由此，在滑铁卢彻底打败拿破仑的光荣任务，落到英国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和普鲁士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ücher）将军的肩上。日后，英国和德国历史学家会激烈地争论，究竟是谁打赢了这场战役；但当时是没人在乎的。现在，普鲁士是强大的英国的亲密盟友。在赴伦敦参加战胜拿破仑的庆功会时，布吕歇尔首先看到的是那里的巨大财富，不由得发出感慨：“哇，真是一个华丽、壮观的大都会！”他的话引得英国人开怀大笑。

滑铁卢之后的德意志：凛冬中的土地

滑铁卢会战之后，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获胜的国家都要求把时钟拨回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在法国，这显然意味着王朝的复辟，但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在1806年灭亡——无人为之惋惜。在帝国原有的土地上，简约的、现代的德意志邦联诞生了，由奥地利的代表担任邦联议会的永久主席。

它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也不是真正的邦联——如果说“邦联”是内部成员地位相等的联盟。38个成员国的代表包括丹麦国王和荷兰国王［他们的头衔分别是荷尔斯泰因公爵（Duke of Holstein）和卢森堡公爵］。成员国里还有两个大角色——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在邦联之外拥有大片领土。

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普鲁士和奥地利互相对立，弱小邦国寻找足够的理由放弃古代的排他主义从而组建高效的联盟，这些事情都决定或影响了德意志的政治格局。

有一件事足以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王室团结起来，并联合了欧洲其他的国王和王侯，那就是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仇视。在那个年代，“民族主义”被视为激进的和政治自由的代名词，因为民族主义要求一个民族（从人种层面界定）的命运由自己掌握，不应该由之前世袭的帝王左右。自然，全欧洲世袭的统治者都讨厌和恐惧民族主义。

滑铁卢战役（1815年）之后的德意志邦联

起初，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立还有这个共同点来遮掩。两国与强大的邻国俄罗斯一起，创建了“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1815年9月26日宣布成立），以维护旧有的君主政体。然后他们引导德意志邦联的小邦国通过异常苛刻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该法令规定，任何散布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的行为，即使是在体育俱乐部或大学的宣讲，都属于蛊惑和煽动行为，都是非法的。

使人愚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僵化的官僚主义笼罩着整个德意志。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在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Germany ：A Winter’s Tale ）里的描述。诗人逃离德意志，而后带着浪漫主义的思想返回，却发现莱茵兰已经由普鲁士军人统治：

仍旧是同样的木头老夫子

仍旧是一个只会移动的国家

在正确的角度，冷若冰霜的脸上

挂着昔日的傲慢

在这样的德意志，社会流动是不存在的，政府高官和部队军官的位置只向贵族开放。政治活动是禁止的。拓展职业生涯的道路之一是上大学，勤奋地学习语言、历史、神学、音乐或科学——只要与政治无涉，任何学科都可以。中产阶级对“内涵”和“文化教育”的追求日益增长；作为实现社会抱负的唯一途径，德意志的大学迅速成为世界著名学府。由于讨论现实中的政治是禁止的，德意志大学的哲学教授成了嘲弄抽象自由、义务和归属之类问题的大师。其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G.W.F.黑格尔（1770—1831），至今依然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和他的思想。

黑格尔

黑格尔用“毫无意义的语言网”（叔本华）把自己的思想遮掩起来，常常让人猜不透他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思想的核心是历史辩证法：各种思想常常是处于公开或秘密的冲突中；这些冲突创造了变化，不是缓慢的进化，而是突然的巨变，其结果是很难预测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兴起）。这确实是激进的思想，听者常常感到恐惧。然而，黑格尔否认冲突与巨变是随机的过程。他相信，“世界精神”（world spirit）总是引领事物朝着完美的“理性状态”（rational state）这个大方向发展。他说现在“理性状态”是不存在的，但他常常说，普鲁士——西欧最血腥和最军事化的国家——最接近这个状态。黑格尔对德国19世纪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今天某些思想家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

黑格尔：万恶之源？

面对贫穷和压抑之下的德意志，如果你要说批评国事的话，或者写批评国事的文章，甚至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那么只有一个简单的选择：离开德意志。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需要大量的劳工，不设门槛，不论国籍，不论户口，而且不会以任何理由把任何人遣返至任何国家。于是，伦敦成了德意志游民最喜欢的目的地，不管是来寻求政治避难的，还是纯粹地经济移民。

把英国作为跳板，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甚至到更为自由的美国——许多人这么做了。到英国、美国重获自由，成了德意志人逃离由俄国支持的“警察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本能愿景。

德意志贫儿雨（或曰“约翰牛”的坏天气 [4] ）

英格兰的天然同盟

有些德意志人没有逃往英国，而是寻求与其建立特殊关系。

1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

英国的威望和国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各地的政治自由派认为，宪法制度、节制型政府（light-handed government）、自由贸易、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几乎是无限制的个人自由，并不应是英国（和美国）独有，而是世界发展的必然之路。所有国家最终都会走上盎格鲁—撒克逊之路，如有必要，或许可以借助见效最快的武装干涉。持有这种思想的健在的大佬，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比如海湾战争的“设计师”迪克·切尼（Dick Cheney）。

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揭示，欧洲有明显的语言族群。因为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所以有人声称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之间有某种永恒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的前75年，英格兰人和德意志人常常称呼对方为“表兄弟”。这使得一些德意志人相信，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实际上发源于古代日耳曼的观念，而不是像法国人（还有古罗马人）那样的外国人或其他西方人施加给德意志的。

黑格尔在考虑一个可能性，即接下来的世界历史将会展示“日耳曼民族的北欧原则”，即一个航海和殖民的“日耳曼帝国”。他指的是滑铁卢之后的一个新教日耳曼联盟，领导者自然是普鲁士和英格兰。

这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的梦想，还有一位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力的德意志人，也为此着迷。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她本人当然也属于日耳曼家族）的丈夫、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的阿尔伯特亲王不遗余力地追求所谓的“科堡计划”。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和其他人的支持下，阿尔伯特和德意志的顾问们建议，普鲁士应该首先按照英国的宪法制度改革，然后联合整个德意志，在此过程中德意志将会成为（如维多利亚所说的）英国“一个最有用的同盟”。

阿尔伯特的“科堡计划”

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的时候，时机似乎成熟了。到处是粮食歉收，一波革命浪潮横扫整个欧洲。对德意志而言，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法国的“二月革命”，示威游行者在莱茵河畔的曼海姆（Mannheim）聚集，提出实际的要求，这些要求以英国和美国（主要是美国）关于改革的宣言为基础。

德意志革命的要求

1.军队要自由选举军官。

2.无条件的出版自由。

3.陪审团制度采用英格兰模式。

4.立即建立代表整个德意志的议会。

5.起草民权法案。

6.制定宪法。

——《三月要求》（March Demands ），1848年2月27日

1848年3月18日，300名游行示威者在柏林街头与军队发生冲突时被杀（勃兰登堡门前的“3月18日广场”是后来为纪念这一事件而命名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获悉死亡的人数后惊慌失措，向革命者鞠躬，公开采纳他们提议的黑红金三色旗，并答应“普鲁士从现在起就融入德意志”。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者似乎已经胜利。普鲁士有了一位施政宽松的国王和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the Landtag）。同时，一个更大的全德国民议会（the Reichstag）在法兰克福开会讨论“德意志统一”的模式问题：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奥地利，并接受其领导），还是“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奥地利，接受普鲁士的领导）？

结果这两个方案都没有成为现实。1849年4月13日，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决定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担任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但今时不同往日，腓特烈·威廉四世断然拒绝加冕。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手头上握有一张王牌：俄国。这两个国家都可以招来忠于沙皇、没受到自由思潮影响的俄国农民军。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被粉碎了，德意志完全恢复了专制统治，多亏了俄罗斯帝国的强大君主政权。

剩下的问题是，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来统治德意志——自然，首先要得到俄国的同意。普鲁士迅速行动，以武力逼迫德意志北方的萨克森和汉诺威等王国加入“爱尔福特联盟”（Erfurt Union）。但奥地利不同意，并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普奥都动员起来。强大俄国的沙皇尼古拉支持维持现状。普鲁士不得不放弃努力，接受诞生于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的重新建立，且邦联的领导者依然是奥地利，这一事件被称为“奥尔米茨之耻”（Humiliation of Olmütz，1850年11月29日）。

发展迅速的西部

1850年，德意志的政治形势恢复到1815年的状态：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峙，俄国一直盯着这两个国家。德意志的流亡者，包含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继续逃往伦敦。有一位政治避难者在伦敦安家落户，著书立说，其目标（如他自己所说）不止于理解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记者和报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莱茵兰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在冲突中取得进步”的学说，认为真正推动历史的斗争，发生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将持续到黑格尔提出的“理性国家”的马克思版，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然后一切冲突停止，真正的自由（相对于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将普遍存在，历史将终结。晚年时期，马克思认为自己不是辩论家，而是科学家，像他所崇拜的达尔文那样——达尔文提供了“历史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他在巨著《资本论》中称，他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突然崩溃。他谈论“必然性、历史、真正的自由和斗争”等。马克思常常能够准确地洞察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欧洲大国间的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1853年，“西方列强”（westmächte）这个词语进入德语语汇。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法国和英国联合起来阻止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英法视之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沙皇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了败仗，使俄罗斯帝国威望扫地。此后不久，英国粉碎了“印度叛乱”（1857年） [5] 。随着英国在全球取得胜利和美国尚未因“南北战争”而跃升为资本主义大国，未来——在19世纪50年代看来——似乎是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的。

在德意志，亲英氛围达到新的高度。1856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女儿（也叫维多利亚）与普鲁士第二顺位王位继承人腓特烈订婚，这一事件将亲英气氛推向高潮。一位当时知名度不算高的容克律师，也就是后来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厌恶地写信给一位朋友：

俾斯麦抱怨德意志英国化

每个德意志人都对英国的贵族和货币表达了愚蠢的羡慕，议员、媒体人、运动员、地主和大法官都是亲英的。现在甚至发展到如有真正的英格兰人与柏林人讲标准的英语，那个柏林人会感觉自己的档次提高了。如果我们这里的第一夫人是英国女人，不知道亲英的潮流会狂热到何种程度？

——1856年5月2日至4日的书信

如果说柏林是亲英的，那么在普鲁士统治（自1815年起）的莱茵兰，亲英氛围就更加浓烈了。总部设在科隆的“民族协会”（National League）认为，未来会形成新的，英国、美国和德意志三足鼎立的海上霸权，与老旧的普鲁士—俄国轴心没有任何关系。

日耳曼种族命中注定要统治世界。这个种族在体格上和精神上都优于其他人种，地球的一半事实上已属于日耳曼人。英格兰、美利坚和德意志，是日耳曼大树的三个分支。

——《民族协会周报》（Wochen-Blatt des Nationalverreins ），1865年9月7日

莱茵兰在向西看。俄国的影响正在日渐减小，而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差不多是俄国附庸国的普鲁士，再也不是战无不胜的了。易北河东方老旧的普鲁士及其新的莱茵兰殖民地的冲突突然爆发。

冲突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普鲁士的财富绝大多数由莱茵兰创造，而如何支配税收则由柏林宫廷决定。随着工业发展带动人口的快速增长，普鲁士议会中越来越多的议员，以及柏林国库中越来越多的金钱，都来自西部的这个地区。权力斗争的焦点集中到向普鲁士军队拨款的问题上。在1849年自由主义运动被粉碎之后，普鲁士议会几乎只剩下一个真正的杠杆作用，那就是可以批准或否决国家的财政预算。莱茵兰的议员和来自首都柏林的议员认为，如果普鲁士的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军官由议会任命，议会就可以批准增加军备开支。这是国王和容克最讨厌的提议。

普鲁士境内权力、财富和人口集中示意图

到了1862年，要求自由的声音迫使威廉开始考虑退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这会使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钟爱的女婿、以改革闻名的腓特烈登上普鲁士的王位。威廉周围的保守势力认为，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他们提议孤注一掷：委任一位正宗的易北河东岸容克，让他去对付西部的议员。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人选。

“铁血宰相”登场

与其他容克一样，奥托·冯·俾斯麦决心维护普鲁士原有的威望。一方面，他的成功来自对抱负执着到近乎无情的追求；另一方面，他知道怎么对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只能引导，不能阻挡。1862年6月，去普鲁士政府上任之前，他在伦敦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告诉了英国未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对于俾斯麦的开诚布公，迪斯雷利深感震惊（人之常情），他在日记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记录下来，警告奥地利人：“当心那个人——他说到做到。”

俾斯麦的直言（1862年6月）

我很快就要在普鲁士政府任职……一旦军队士气高涨，我会马上抓住机会向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那些小邦国，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

“普鲁士领导下的”是关键词。俾斯麦要给德意志的似乎是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却是普鲁士的统治。他大胆下注：许多德意志人渴望统一，只要巧妙地装饰一下，他们不会察觉、不会在乎——实际上是普鲁士的接管。

不久，他就有机会劝说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普鲁士不属于西方，普鲁士是他们真正的朋友。1863年下半年，丹麦似乎要完全接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这一地区虽然归丹麦国王管辖，但大多数居民说德语。德意志邦联发动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军队入侵丹麦，但收效甚微。在接下来的僵持阶段，英国放言说，如果德意志邦联与丹麦重新开战，英国就支持后者。

爱国主义的怒潮席卷德意志。为什么拥护希腊和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英国人，现在不维护与德意志的关系了？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叫英国不妨放马过来试试看，同时设法让奥地利一起参加只会引起争议的联合行动。他以德意志邦联的名义派遣普鲁士军队，奥地利别无选择，只得跟着出兵，不然的话就得放弃理论上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丹麦人很快就被打败，连原先答应驰援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影子都没见到。

俾斯麦赌赢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还没准备好打仗。1864年后，德意志许多民族主义者抛弃原先对英国的崇敬，把英国看作一头颓废的、浑身长着疥癣的老狮子，只关心自己的银行账户。

《稀里哗啦》杂志讽刺英国的无能（1864年）

俾斯麦虽然聪明地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但并没有把他们驯服。在柏林，围绕普鲁士军队拨款和改革的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1865年6月，在议会会议上，俾斯麦愤怒地向自由主义的伟大领袖、细胞生物学权威鲁道尔夫·魏尔啸博士（Dr Rudolf Virchow）发出挑战，要求决斗。据说，魏尔啸知道不管是用剑还是用手枪，面对这位体格高大、生性凶猛的容克，他都没有胜算的机会。于是，他选择了两根德式小香肠作为武器，其中一根是有毒的。决斗没有发生，但俾斯麦决定再也不这样下去了，必须实施他在1862年向迪斯雷利大胆透露过的计划了。

普鲁士统一德意志

1866年6月9日，俾斯麦率领的军队进入了荷尔斯泰因。他的计划并不是依靠并非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军队，而是确保外交努力先做到位。6月16日，战斗打响时，俄国和法国保持中立，意大利则去进攻奥地利在威尼斯的驻军。哈布斯堡王朝两面受敌。

德意志大多数地区，包括巴伐利亚王国、汉诺威王国、萨克森王国和符腾堡王国，都支持奥地利。与普鲁士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打算打仗，所以都没有做好准备，但还是参战了。6月27日，汉诺威人在朗根萨尔察（Langensalza）迎战普鲁士人。普鲁士军队出兵迅速且在人数上占优势，汉诺威失守；其他军队也节节败退。但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

要命的是，与之前罗马帝国时期的许多德意志国王一样，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优先在德意志地盘上巩固地位。他们本可以让意大利人攻下威尼斯，自己全力以赴去迎战普鲁士；然而，他们把兵力分成差不多完全相等的两部分。1866年7月3日，当决定性的战役在易北河畔的克尼格雷茨［Königgratze，今捷克共和国的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 Králové）］打响时，奥地利只有一半战士参战，所以普奥双方兵力相等。

但武器就不同了。由于莱茵兰地区创造的财富，普鲁士装备了后膛装填子弹的最新来复枪，而奥地利人虽然想要这种武器，却碍于成本巨大没有将武器升级换代。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奥地利军队还是只使用前装枪。普鲁士步兵可以反复地跪射，乃至匍匐射击，就和现代的军队一样；奥地利人则不得不站着用通条压装弹药，和半个世纪前的滑铁卢战役时一样。当交战双方所持武器的杀伤力比率为4︰1时，即使弱势一方是军事天才，也难以在兵员数量相等的情况下取胜。奥地利人成片成片地倒在沙场上。

在巴伐利亚人的领导下，南方几个邦国又与普鲁士人进行了3个星期的小规模战斗。但在奥地利倒下之后，这几个邦国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法兰克福和拿骚公国（Nassau）都被普鲁士吞并了。在抵抗最强烈的汉诺威，欧洲最古老君主国的韦尔夫（Guelph）家族被废黜。汉诺威王国降格为普鲁士的一个行省，其宫内一个大型金库被盗。这就是征服，干脆利落的征服。

整个德意志都要看普鲁士的脸色了。普鲁士国王想乘胜追击进军维也纳，军队也跃跃欲试。但俾斯麦要的只是德意志，而且要安全地把德意志普鲁士化，于是叫停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普鲁士现在应该做的，是消化已经得到的巨大收获。

“北德意志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成立了，为普鲁士“事实上”的霸权提供了一块宪法上的遮羞布。名义上，这是一个邦联国家，成员独立，自由选举，但普鲁士国王永远是邦联的首脑，普鲁士的首相永远兼任邦联的首相，邦联80％以上的人口和领土是普鲁士的。

萨克森被迫加入邦联，但美因河以南的国家——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Baden）和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还是自由的。俾斯麦筹划在柏林建立一个全德“关税议会”（Customs Parliament）。他想借助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依然自由的统治者接受普鲁士领导下的联盟。但他失望了，南方4个选区都把选票投给了反普鲁士的候选人。对他们来说，“统一”和“普鲁士化”的区别是明显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仅仅两年前他们还在与普鲁士交战。

北德意志邦联（1867年）

事情还未成定局。为完成1862年的宏伟计划（征服几个小邦国），俾斯麦需要法国来挑战普鲁士——只有这样，他才能扮演西德意志卫士而非征服者的角色。

年老体弱的拿破仑三世在晚年加冕失败，他来帮忙了。1870年7月13日，俾斯麦的容克土匪手段和对现代化的理解结合，产生了一个崭新的怪兽：大众媒体引导的战争。他亲自修改一份无关紧要的外交电文——“埃姆斯电报”（Ems telegram），使电文看上去像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侮辱了法国大使。然后他公开这份电报，在“巴士底日” [6] 那天最大限度地触怒法国公众。拿破仑三世认为这是重振自己威望的机会。在得到将军们所作的军队已经准备好的保证后，他向普鲁士宣战了。

外界对俾斯麦的计划浑然不知，因此上当了，认为这纯粹是法国荒唐的进攻。许多人认为这将是德意志领土上的一场持久战，法国的职业化军队将战胜普鲁士的应征士兵。在伦敦，人们唱着《观望莱茵河》（The Watch o’er the Rhine ）。奥地利搓着双手，打算在普鲁士被法国打败后为自己在1866年战败复仇。

谁也不知道，其实俾斯麦和普鲁士总参谋部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7年来一直在策划这场战争。俾斯麦谨慎地确认了俄国的中立态度，所以东线不需要布防；毛奇用铁路运送兵员到前线，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普鲁士使用克虏伯崭新的后装式线膛炮（命中注定似的，英国于1815年将这种炮的铸造交给普鲁士的工业区），拥有了军工技术上的巨大优势。而法国作战方案落后、武器落后，加之每次战役中兵员都不及对方，绝对没有胜算。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果令他们震惊。因为笼罩德意志几个世纪的法兰西霸权阴影突然消失了，德意志掀起一波民族主义热潮。巴黎遭到围困。在狂喜或者说狂妄之中，普鲁士军方不顾俾斯麦的反对，坚持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多少年来，这两个地区一直属于法国（从接下来的20年里，那里民众的投票习惯可以判断），那里的绝大多数人会支持继续留在法国，尽管他们基本上讲德语方言。吞并这两个地区将造成法德关系僵化。

德意志南方几个王国的代表发现普鲁士已经获胜，于是开始与普鲁士洽谈参加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协议中的一些条款有利于保护他们的自治。1870年12月10日，北德意志邦联突然宣称自己成为帝国，普鲁士国王是这个帝国的皇帝。俾斯麦让西南的几个王国明白：后退已经来不及了。

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出现在凡尔赛宫的镜厅（Hall of Mirrors）。他们的心情都不好，头天晚上在会议室里待了一个通宵，拍着桌子争论威廉应该是“德意志皇帝”还是“德国皇帝”。巴登的大公一句情不自禁的简单欢呼“威廉皇帝万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讲，这一天并不比柏林墙的倒塌更有意义，但历史不活在法律术语中。德意志第二帝国自此成为事实上的存在。

自公元100年以来就是西欧一部分的德意志西南方，现在完全处于在易北河东岸只存在了3个半世纪的政权统治之下。欧洲的中心戏剧性地向东移动了。迪斯雷利立即认为：这是“比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更重要的政治大事件”。

新模式

在令人陶醉的胜利气氛中，新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从被占领的法国出发的火车，源源不断地运来一车车金锭，德国的经济立即繁荣起来。这个帝国从诞生伊始，就是一头怪兽。

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没有将在1871年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的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Moravia）人收入麾下——他们有超过800多万人——但收服了300万波兰人，还有刚刚征服的一大片丹麦和法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事实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阿尔萨斯—洛林，这些地方的人不想成为德国人。

没有哪个德意志人能想象到，德意志会成为这个样子。此后的许多年里，外国观察家一直称这个国家为“普鲁士—德意志”，或者干脆称其为“普鲁士”。

1871—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图中浅色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

这个帝国被完美地设计成除俾斯麦谁都无法领导的样子。帝国除了设有驻地柏林的“帝国议会”（reichstag），每个邦还有自己的“邦议会”（landtag） [7] 。但因为此时的普鲁士地域辽阔，普鲁士邦议会（办公地点也设在柏林）的日常工作有2/3是处理整个帝国的事务。帝国有一个独特的三级选举制度，一位公民的选票等级取决于他缴税的多少。在易北河东岸的农村选区，每个选区通常有两三个典型的地位很高的选民，没有中产阶级，有许多顺从的农民，所以容克地主选出来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保守党”议员。

而在同一条路上的帝国议会由男性选民普选产生。但议会议员不能罢免首相，只有皇帝才能这样做。俾斯麦只要与威廉国王搞好关系，全体议员能做的只是否决他的法案或预算，推动重新选举。俾斯麦本人常常暗示，如果真的不得不重新选举，他也许会让听命于他的疤面容克武士、农场彪形大汉来捍卫他的地位。

辩论结束、快要进行投票时……一扇门打开，身着骑兵胸甲制服、足蹬马靴的俾斯麦首相大步走进来，一把巨大的佩剑在地板上拖动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议会遭践踏，这些军人出身的政治家身后好像有一队士兵，准备用刺刀逼迫议员们就范。

——亨利·维泽特利（Henry Vizetelly），《新帝国统治下的柏林》（Berlin under the New Empire ），伦敦，1878年

俾斯麦有能力在表面上维护民主，因为帝国议会中有一个只忠于他一人的大党。这个党叫“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党员集中在普鲁士和几个信奉新教的小州。他们对1871年之后德国政治历史至关重要。

在1866年战争之后，民族自由党已经从老的自由派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特的、追随维多利亚自由思想的政党。他们信奉进步和自由，但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他们来说，进步并不意味着提供更多杂乱的、个性化的所谓的“自由”。人类真正的自由（一如黑格尔所说），是服从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像普鲁士主导的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这一思想当然还不够完美，但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这些达尔文式的证据说明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按照民族自由党的逻辑），俾斯麦应该得到全力支持。

在俾斯麦的新帝国和“在冲突中取得进步”的这个“联盟”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每一个成熟的现代独裁制度处于胚胎状态时的支柱：

德意志帝国独裁政权的形成

进步的失败

俾斯麦几乎立即向天主教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宣战，这就是“文化斗争”（cultural struggle）。学校要脱离教会的控制、允许世俗婚姻 [8] 、禁止牧师从事任何反政府活动。

外国的观察家们迷惑了：平白无故地斗争刚刚并入帝国的德意志南方，以及普鲁士境内的少数民族波兰人，成为这个新帝国寻求团结的奇特做法。但俾斯麦要的不是统一，而是普鲁士化；他的重要同盟——民族自由党——要的是进步。与天主教会作斗争是确保实现这些政治目标的手段。

但没过多久，帝国这个奇特的新项目就乱成一团。经济繁荣是建立在从法国掠夺来的黄金的基础上，这个来源一枯竭，马上就出现大混乱。柏林股票交易市场花了40年时间才恢复到1872年下半年的高点。这段历史对应德语词汇中的“gründerjahre”（开创之年），其中的开创者指的不是新帝国的开创者，而是不靠谱的投机公司的开创者。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奋起反抗“文化斗争”。政府的镇压非常残酷，导致连普鲁士保守党也拒绝支持政府。最后，俾斯麦所有的成就反而帮助了天主教的新政治工具——中央党，该党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大的党派。1875年，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开始在选举中取得一些胜利。

俾斯麦考虑再发动一场战争来维护他的统治。1875年，他让听话的媒体释放信号，法国会再爆发一次罢工。“危机中的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英国和俄国采取行动，与法国组成对抗德意志帝国的联盟。俾斯麦不得不迅速作罢，愤怒地称“那个英国女人”——皇储妃子——把他出卖给了维多利亚女王。

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开局并不顺利。而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俾斯麦灭亡德国

从1876年起，一波泛斯拉夫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仍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南欧。俄国在1877年成功发动对土耳其人的进攻，俨然是各地斯拉夫人的保护者。这对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是潜在的致命因素。在1866年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奥地利帝国几近崩溃。现在如果在俄国的支持下，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都起来造反，那奥匈帝国就会完蛋。统治这些地区但也是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肯定想逃往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而所有的德国人肯定都会要求政府同意他们进入。

对俾斯麦来说，这将是灾难。他从来不想要一个统一的德国，要的只是普鲁士的德国。如果800多万天主教德意志人被接纳进帝国，如果维也纳联合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与柏林对抗，还有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指手画脚，那普鲁士的游戏就会结束。

为让普鲁士继续统治德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继续存在。如同俾斯麦在1878年6月17日告诉迪斯雷利的那样，他“已经与奥地利绑在一起了”。

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终结

所以俾斯麦来了个180度转弯，令世界大跌眼镜：终止“文化斗争”，与自由派决裂，放弃自由贸易，并在1879年10月与老冤家、天主教的奥地利签订反俄防御同盟条约。

1879年的《双边盟约》（Dual Alliance ）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交易。外交气氛中根本没有俄国会进攻德国的迹象；相反，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摩擦倒是真实的。哈布斯堡王朝如果能刺激俄国先动手，就会有强大的、统一的德国来支援他们在多瑙河沿岸的冒险行动。

在1815年和1850年，维也纳就想维持一个辽阔的、只有部分德意志人、能够决定整个德意志政策的王朝帝国。这样，奥地利就能够得到利益了。1879年，奥匈帝国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对在1866年遭普鲁士打击的奥地利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逆转。任何神经正常的德国政治家都不会同意这么做。

俾斯麦并非神经不正常，但他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而是普鲁士人。为保持普鲁士对德国的统治，他与奥地利结成军事同盟。他完全明白，“巴尔干的一些蠢事”（他自己的话语）能把整个德国拖入与俄国的战争。

德国西部原来的一些王国和公国，现在面临着被普鲁士拖入东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在巴尔干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本来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前景黑暗

俾斯麦在1879年的转向是很猛烈的，由此引起历史学家对“帝国第二个基础”的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一个特殊群体：自我定义为新教德国人的人。他们集中在德国的北部和东部，但在统治者支持路德宗的各邦，或者是后来发展成为普鲁士管理阵地的城镇，都有他们的势力。国家支持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锻炼了他们，但在1879年，他们发现自己被俾斯麦抛弃了，因为俾斯麦支持与天主教徒、保守派达成交易。这些“进步”的追随者很痛苦，于是把“争当新教德国人”的运动推进为“纯净德意志”的新运动，以去除外来人为任务。反天主教是他们的第二个性质，这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崭新的反犹太主义。

运动的领导人是普鲁士官方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他是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威望很高，美国观察家说他那“鼓点般的尖叫”常常能迷住帝国议会的议员们。特赖奇克在1879年发表的文章《我们的前景》（Our Prospects ）——其在1880年的精简版《关于犹太人的话》（A Word about Our Jews ）更广为人知——是现代政治中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文件。由此，仇视犹太人并不单单是一种情绪，而成为一套思想体系，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

在特赖奇克看来，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犹太人与英格兰人（他同样一直痛恨）有一种深深的神秘的关系。他认为，与英格兰人一样，犹太人在人格上已经退化，而且是懦夫，在心理上是当店员的料，不配当英雄。然而——与所有真正的“进步”相矛盾！——“退化”的犹太人在统治世界。残酷无情、全球化、没文化和利益驱动的现代化，是英格兰人—犹太人的宏伟计划。更健康和单纯的民族，如德意志人，成了他们手里的面团。自特赖奇克之后，每一次反犹活动都没脱离这一阴谋论：威廉二世皇帝谈论“犹太英格兰”（Judaengland），和现代反犹活动中“纽约”（New York）被称为“犹约”（Jew York）并无二致。

特赖奇克又对他的读者做了一次普鲁士式的洗脑。他说：“从波兰不知疲倦的子宫，每年产出数不清的野心勃勃的年轻犹太小商贩，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控制德国的媒体和股票交易。”他由此清晰地把所谓的现代人恐惧犹太人和英格兰人，与古代普鲁士殖民地恐惧和仇恨波兰人结合在一起。犹太人被描绘成三合一式的人物，兼具国际主义者、英格兰土财主、身无分文但很会生孩子的波兰移民的特点。

在激进的基督教新教徒看来，此后犹太人与天主教会组成一个黑色联盟，这个联盟是在普鲁士德国的一个外来机构。激进的新教徒大声叫嚷：“没有犹太人，没有罗马，我们照样建造日耳曼尼亚的大教堂。”

这个新的日耳曼大教堂里没有老容克贵族的位子。年轻而狂热的图书馆管理员奥托·博克尔（Otto Böckel）博士于1887年从容克的保守党那里赢得帝国议会的一个席位。他提出一个迷惑人的口号：“犹太人、容克和神父全都在同一口锅里”。他的盟友编撰了一本臭名昭著的手册《半哥达》（Semi-Gotha ），列出据说已被犹太血统污染的所有贵族的名字。

这新的反犹主义是一次激进的社会运动。该运动宣称，真正纯洁的德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贵族人种，而不是一个个贵族家庭。反犹人民党（Anti-semitic People’s Party）、德国社会反犹党（German Social Anti-semitic Party）、泛德联盟（Pan-German League）和德国改革党（German Reform Party）等党派的领导人常常为自己虚构头衔。1908年，一个叫兰茨·“冯”·利本菲尔斯（Lanz“von”Liebenfels）的假冒贵族，在自己的城堡上插上万字旗。“民族新教”（National Protestantism，历史学家常常这么称之）有时候会滑入纯粹的日耳曼异教。

民族新教的愿景（1902年）

日耳曼部落的信仰是改革的基督教。基督教新教的信仰与德意志天性没有冲突，这种天性里充满力量和抵抗，但其内在是……新教是基石，德意志的部落文化和日耳曼种族是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的。新教是政治力量、伦理道德、勇敢无畏和科学技术的基础。

——C.韦克斯哈根（C.Werkshagen），《19世纪末叶的新教图文》（Der Protestantismus am Ende des XIX Jahrhundert in Wort und Bild ），柏林，1902年

1893年，把反犹立场作为主要政治资源的候选人（其中一半人居然在选票上自称反犹者）赢得帝国议会的16个席位。他们都来自信奉新教的普鲁士、萨克森和黑森的农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所有有闹哄哄激进少数派国家的教训。

这16个席位本身的意义不大，但普鲁士容克的政治羽翼保守党担心自己的根据地不保。1892年，“蒂沃利纲领”（Tivoli Programme ）成为保守党的官方政策，用以反对“犹太人对我们民族生活的常常是生硬而腐败的影响”。在最高层社交圈，公开反犹现在是种会得到赞赏的行为。

纳粹思想1914年之前的逻辑

俾斯麦反英

就在反犹运动肇始时，俾斯麦认为，有一个英国犹太人也许能够把普鲁士帝国从与俄国的战争之中解救出来。

他深信在本杰明·迪斯雷利 [9] 出任首相之后，英国终于有一位真正的领导人了——一个能够勇敢地面对俄国的人。俾斯麦心怀一个很大的愿望：全球的德英联盟。英国的保守党看到了这一点。

俾斯麦未公开仇英心理 [10]

这是类似联姻的提议，德英双方的考虑都符合地缘政治逻辑。俄国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威胁到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威胁到普鲁士在波罗的海的利益。三国联合起来，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挫败俄国。

德英联盟的动机

1880年4月，英国的大选震惊了所有人（包括维多利亚女王）：迪斯雷利下台，政权落入自由派的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手中。他与俾斯麦互相看不顺眼。

俾斯麦的计划泡汤了。就在英国大选结果揭晓那天，他派遣使者急赴圣彼得堡，努力减小计划落空造成的损失。他故意转向对英国不利的殖民主义。这样做至少可以安抚一些民族自由派，长久以来他们一直要求分得殖民地。过去，俾斯麦一直对民族自由派说不行，唯恐与这一派纠缠会影响他的欧洲战略。

就在1884年的帝国议会大选之前，俾斯麦唯独一次被描绘为帝国水兵（而非普鲁士战士）的模样，去干涉胖子“约翰牛”的行动。

现在他说行，因为他要去与遥远的英国人纠缠。这会使德国的一些亲英者，诸如王储和他新近联合的自由派反对者，在大选的时候为难他。俄国沙皇对这样的政治诡计深感惊讶，俾斯麦亲自向沙皇做了解释。所以，是他开启了德国殖民运动，并确保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的第一个殖民地，在英国认为属于他们的地区。

俾斯麦还有一招。俾斯麦觉得，他也许可以说服法国和俄国放弃针对阿尔萨斯—洛林和巴尔干地区的报复性计划，加入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去对付英国。

在188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俾斯麦确实获得了胜利。但不容否定的是，法国和俄国走得很近了：1885年至1886年间，法国想向德国报仇，而俄国再度转向巴尔干地区，对奥地利构成威胁。同时，俾斯麦的仇英战略成本很高。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自发投入共同的事业——反对德国在南太平洋扩张。1889年，战争差点就爆发了。这就是美英之间“特殊关系”的开始。

俾斯麦期望的出路：联合法国和俄国去折磨“英国狮”（格莱斯顿）

沙皇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野心，与共和派执政的法国希望为1870年报仇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俾斯麦和奥匈帝国在1879年结成双边联盟，法国和俄国就有了非常明显的共同利益。

法国与俄国共同利益的形成

1887年元旦，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诸多迹象已经显现。毛奇的接班人、普鲁士军队未来的总司令瓦尔德泽（Waldersee） [11] 在日记中写道，与法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次战争也许会演变为“世界大战”。他开始制订与法国、俄国两线作战的计划。

这个时候，俾斯麦则在尽力阻止战争爆发。他知道，普鲁士在1864年战胜丹麦、在1866年战胜奥地利和在1870年战胜法国，依赖的都是他的外交努力。看在普鲁士领导德国的分上，俾斯麦不能违背1879年订立的与奥地利的盟约，因此他施展巧计，与俄国签订一份秘密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 ，1887年），约定如果奥地利进攻俄国，德国将保持中立。俾斯麦清楚地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一旦爆发战争，条约只会把水搅浑，并“把俄国拖住6～8个星期”（俾斯麦的儿子、外交大臣的说法），直至法国被打败。

但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对自己制造的舆论坚信不疑。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完全是依靠普鲁士的军事天才和意志。普鲁士大多数年轻外交官相信神话，赞成向俄国摊牌。下面的这段话并不出自不能控制自己的疯子，而是战争十有八九要打起来时，未来的帝国首相从圣彼得堡的使馆写给柏林外交部二把手的信：

普鲁士领导人重新规划东欧（1887年12月）

我们要狠狠地打击俄国人，使他们在25年的时间里站不起来。我们必经摧毁他们的煤矿省份，轰炸他们的沿海城市，最大限度地捣毁他们的工商业，以此切断他们接下来数年的资源。最后，我们必须把俄国从他们得以立足于世界的两大阵地——黑海和波罗的海——赶出去。我能够描绘的前景是，如果让出从奥涅加湾（Onega Bay）经瓦尔代丘陵（Valdai Hills）到第聂伯河（Dnieper）这些西线领土，俄国就真的永远地变成弱国了。我们如果能够站在伏尔加河畔，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和平——除非俄国在战争期间发生大规模的内乱，这是很难预测的……我们必须抓住战争赋予我们的机会，把波兰人从我们的波兰省份全都赶走……（他继续描述比波兰和乌克兰更加东方的一个新的缓冲国，建议德国按照天主教和东正教居民平衡的原则对它进行划分和统治。）

——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致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1887年12月10日）

只因年迈的威廉一世含泪坚持他与俄国沙皇的兄弟关系，一场欧洲大战才在彼时彼地得以避免。威廉一世在1888年去世，被自由派寄予厚望却身患重病的腓特烈三世终于继位。在“三皇之年”（1888年）结束时，腓特烈三世就走了，御座的继位者是尚武好战的年轻皇帝威廉二世。

只要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俾斯麦就能够继续大权在握，因为只有皇帝才有权力解雇他。俾斯麦与帝国议会所有的政党玩权术游戏，但从没有真心帮助过他们，所以一旦失宠，不能指望有人会来支持他。他的王牌一直是以辞职要挟皇帝。1890年，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头脑发热，不甘受制于俾斯麦，铁了心要当真正的统治者。他批准俾斯麦的请辞，让他走人。现在，没有一个德国人敢去询问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计划，更不要说去挑战计划了。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繁荣与挫折

俾斯麦走了。他给德国打下了工业大发展的基础。

俾斯麦在1880年建立的关税壁垒旨在保护本国工业，使之免于和外国公司竞争。比如，只有德国公司能从需要巨额公共资金的铁路投资中获利［到了1913年，普鲁士国有铁路（Prussian State Railway）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国家政策与私有企业的紧密关系给了德国公司很大的安全感，帮助其建立了长期发展的观念。当时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这与英、美的经济模式很不相同。

摘自欧内斯特·埃德温·威廉姆斯（Ernest Edwin Williams）的《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 ，1896年） [12]

再投资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德国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贫穷的劳动力大军。德国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习惯于服从军纪、接受低工资。1902年，一位美国观察家做了这样的记述：

世界上任何文明社会的工人很可能都不愿与德国工人交换身份。很少有人愿意过一种住宅拥挤、工资低廉、饮食粗糙和劳动时间长的生活。在一个规章制度繁多且言论自由被剥夺的社会，没人愿意为政府多作贡献……德国造船厂的一个木匠，一天工作11小时的工资是90美分；在美国，一个木匠干8小时的活，通常的工资是2.5～3美元。

——R.S.贝克（R.S.Baker），《德国见闻》（Seen in Germany ），纽约，1902年

工资低、国内消费不旺、纪律严明、依靠政府补贴且设置关税壁垒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富裕的、不设关税壁垒的经济体来购买其出口产品。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是英国。这种单边贸易关系很容易产生摩擦。对英国人来说，“德国制造”的标记已经是威胁本国经济的严重警告。在普选的最初年代，群情开始决定国家的政策。

低工资和出口型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看不到“涓滴效应” [13] ，很可能会变得激进。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 ，1891年）的目标是团结无产者，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斗争，这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社会民主党在几次大选中赢得席位。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把德国看作共产主义的摇篮。

外来贫儿问题

政府取悦工人阶级的经典做法是保持主食价格的低廉。对经济高速增长、出口型的工业国德国而言，从美国大农场和俄国黑土地地区进口低价粮食是个取悦工人阶级的好办法。德国的企业家都神志清醒、聪明能干，当然想要这些粮食，但没能得到。因为他们不管多富裕，终究没有掌权。掌权的是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容克，他们能掌权，是因为在普鲁士议会的优势，以及在行政高层、军队中的势力。

易北河东岸的容克依然掌握着权力

打农村地区特别权益主意的首相，甚至皇帝，都会遭到强烈的、有组织的反对……三层体制加重了东西部的分歧，扩大了工商业发达的都市与基本上是天主教的西部、普鲁士易北河东岸“亚洲大草原”之间的情感距离。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e），《钢铁王国》（Iron Kingdom ），第561～563页

容克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断然拒绝进口廉价粮食，担心那样做会损害自己的农业生产。我们这时认识到德意志帝国致命的二元性。

不可能的二元国家

在19世纪末，还很难判断20世纪的世界文化会是英语引领的还是德语引领的。德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就连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也用上了克虏伯公司的专利装甲钢板。从莱茵河到第聂伯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德语是商贸、学术和科技等领域的通用语言。然而，俾斯麦的几位接班人把事情搞砸了。

从1897年起，德国的外交政策显得很荒谬。知名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原始文件，但最后只能举起双手，无奈地求助心理学。

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承受着法国和俄国敌视的巨大压力。然而，对海军武器装备的追求使德国至少又多了一个新的仇敌——英国。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外交政策，因为外交政策是要精打细算的。

——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1866—1918年的德意志历史》（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

普鲁士神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上帝

德意志帝国与其易北河东岸地区的对比

我们一旦丢开德国在1871年由普鲁士统一的神话，马上就能得到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德国并不是在那年统一的。事实上，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金融体系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从自由的、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西南部收取财富，交给易北河东岸的容克，老普鲁士1815年前的精英。西部德意志企业家缴纳赋税，西部德意志工人购买标价过高的面包，补贴农村地区和易北河东岸为军队服务的容克，而这些容克蔑视西部德意志人。

从1898年起，这两种拥有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基础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德国人，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

掌舵人是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威廉二世皇帝，他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二元分离的状况。作为普鲁士国王，他喜爱自己的军队，很害怕斯拉夫人，越来越倾向于在东欧未来会有“种族斗争”的基础上看问题。 [14] 然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他积极推动建设一支新的、由他直接指挥的、强大的舰队。众所周知，舰队是针对英国的。

1897年，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的宣传员开始在德国四处游说，得到皇帝本人的支持，还获得最先进的媒体技术（放映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影）。听了介绍之后，几百万民众爱上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想法，原因非常简单：一支帝国的海军实际上是普鲁士陆军的对手。

德意志帝国海军和普鲁士陆军的对比

这可以解释为何帝国海军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效果。自由派、天主教徒、民族自由党、泛德意志党人，甚至社会党人都表达了对德意志的爱国情绪，投票反对普鲁士容克的统治，支持建设海军舰队。如此一来，税收就得重新分配，有部分要从普鲁士陆军中撤出，转而投入德国西部的钢铁厂、实验室和造船厂。

就这样，建设海军舰队运动成了“防弹巴士”，装载了左派和右派一切激进的、现代的和反容克的东西。

海洋利益和农业利益还会引起一场场争论……工业与农业集团的矛盾将会日益尖锐……最后，因为更能解决现实压力，工业将会胜出。

——奥古斯特·冯·黑林根（August von Heeringen），1990年

这听起来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授的分析，呼吁把容克地主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但冯·黑林根海军上校（后来晋升为海军上将）其实是德意志帝国海军宣传部的负责人。

1898年3月26日，帝国议会通过第一部意义重大的《舰队法》（Fleet Law ）。此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自掘坟墓，准备在同一时间打两场完全不同且互相矛盾的仗。海军欢呼这是“我们向英国提出主张的日子”（正如1911年的一首歌所唱）；陆军只想立即打败法国，随后对俄国发动全面进攻。1904年4月，英国和法国签订政府间《友善谅解备忘录》（Entente Cordiale ），由此消除分歧，解决了有关非洲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争执。不久，英法两国的将军开始对话。尽管如此，普鲁士总参谋部却没有对自己详细制订的、快速征服法国以便继而全力进攻俄国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做出任何重大调整。

即使是现在，由于克里米亚战争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俄罗斯和英国，似乎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同盟。通过适当的外交努力，德国本可以让这两方敌对。但由于普鲁士谋求攻打俄国而帝国想进攻英国，而且没人能够控制这个二元帝国，伦敦和莫斯科——这个不可能的同盟在1908年硬是结成了。

军事和外交政策明显缺乏理性，导致了“大战”的爆发，但这并不是德意志统一的结果，而是普鲁士统治下德意志事实上不“统一”的结果。

二元帝国两场完全矛盾的战争

世界强国或完全毁灭

从俾斯麦去世10周年的1908年开始，普鲁士王室和容克集团不但面临不可能战胜的英—法—俄联盟，而且还在内部遇到了麻烦。

左翼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非常自信地等待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在德国取得胜利。

即使是老派、温和的自由党人，也对补贴容克的做法不耐烦了。容克全副武装，在街上徘徊，如有体面的中产阶级人士朝他们多看一眼，他们就会寻衅滋事，挑动决斗；有人不小心撞上他们，他们就认为这是侮辱，直接砍人。而且他们往往可以逃脱处罚，因为他们是普鲁士军官，只有容克贵族才有资格审判他们。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律师和政治家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写道，德国如果真的想西化，就必须“彻底解决容克问题”。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910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思想家。作为一名进步人士，她当众撩开体面妇女垂挂在帽檐下的面纱。

右翼方面，俾斯麦原先的支持者、新教中产阶级党派民族自由党也反对容克，但原因与左翼不同。民族自由党想要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国家，领导人不能是皇帝，应该多少知道些人民的诉求——按照该党领袖、社会学创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也就是“人民领导的民主”。德国到处修建“铁血宰相”皱着眉头的雕像。其中最大的、至今依然在怒视汉堡的那尊雕像，似乎来自一个全新但更加黑暗的时代。

1906年，33米高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俾斯麦雕像俯视身下的汉堡。

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是一位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在1908年爆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威廉二世身边的容克小集团是同性恋团体，这个团体私下里称呼那位49岁的君主为“小亲亲”。哈登声称，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普鲁士贵族集团，在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德国人称他为“包围者爱德华”（Edward the Encircler）］那样狡猾的现代政治家斗争时，不能捍卫德国的利益。

威廉二世自身也步履不稳。面对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来势汹汹的右翼俾斯麦民族主义、公众对他身边同性恋团体的指责，以及“红色革命”，威廉的对策是更加坚定地走普鲁士化和军国主义的道路。

一切都一触即发。这个时期的德语艺术作品大都充满紧张的气氛，令人惧怕，回荡着对解放的强烈渴望和大难临头的危机感。

德皇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封建统治集团根本无法与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花言巧语和现代意识匹敌。“亲爱的舅舅，你口袋里装着什么？”倒霉的威廉二世问道。“欧洲，亲爱的外甥。”长着一对肿眼泡的爱德华回答说。 [15]

作为晴雨表的艺术（1908—1914）

在视觉艺术中，那些反对普鲁士柏林当局艺术政策却无果的艺术家——包括那些已经愤而辞职的［由此产生“脱离者”（secessionist）这个名词］——都把德累斯顿的“桥社”（Die Brücke）和慕尼黑的“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团体当成家园。威廉二世称他们的作品是“低级趣味的艺术”。剧作家拓宽了严格审查的界线；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和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等作曲家，试图消除和克服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宿命论式德国歌剧的影响，创作了相当夸张和冗长的音乐作品，采用《复兴》（Resurection ）、《死亡与净化》（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这样的标题。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弗兰茨·卡夫卡、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差不多都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令人着迷的作品的鼓舞。尼采预言了“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价”和“超人”的到来。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被“完全堕落的疯狂”惊得目瞪口呆，比如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 e，1912年）中的描述。

普鲁士容克也意识到了危机。只有战争才能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对他们来说，这是成为“世界强国或完全毁灭”的背水一战，这也是普鲁士骑兵上将冯·伯恩哈迪（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的畅销书书名（War Power or Total Downfall ）。在1912年12月8日的臭名昭著的“军事会议”上，冯·毛奇将军恳求“开战越快越好”。但他知道，他只能把普鲁士对俄国的战争强加给德意志人民。

1912年12月8日“军事会议”

冯·毛奇上将说：“我认为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开战越快越好。但我们必须做好工作，取得民众对进攻俄国的支持，这也是皇帝的指示。”威廉二世确认了这一点，并要求国务大臣利用媒体推进获得民意支持的工作。

如有人认为德意志是天生好战的民族，那他应该记住，普鲁士领导的德国，是1914年前夕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其精英阶层非常担心发动战争时，人民会拒绝参战。

据记载，毛奇最后一次重复“开战越快越好”论调是在1914年6月1日。6月28日，从萨拉热窝传来消息，奥匈帝国的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遭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身亡。1914年7月5日，威廉二世给了奥匈帝国总参谋部一张他们自1879年起就一直在盼望的“空白支票”：在解决斯拉夫人问题上，奥匈帝国无论采取什么行动，普鲁士军队均予以全力支持。

奥地利人认为，俄国人会退缩；但他们没有，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威廉二世在最后时刻试图阻止战争爆发，但毛奇歇斯底里地告诉他，绝对不可以改变普鲁士总参谋部神圣的铁路运输时刻表。于是，就像俾斯麦预见的那样，东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巴尔干地区的某件蠢事”，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民族分裂

德国本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它的工业比协约国强，是最前沿、最先进的。英国于1916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坦克时，德国军队已率先使用其他先进武器：毒气、火焰喷射器、超重型大炮、远程重型轰炸机（齐柏林飞艇）、真正具有实用性的潜艇以及可在飞机螺旋桨之间进行扫射的机关枪。协约国的部队在技术上奋起直追，但由于在1914年至1915年间指挥失误，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灾难。

1915年秋天，普鲁士领导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眼看就要获胜：从俄国获得大片疆土，意味着东线最高司令部有了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那里发行货币、设立媒体机构——完全不是文官能够控制的。

普鲁士东线政策的最终目标，和1887年12月比洛写信给荷尔斯泰因时所述的一样，28年来没有改变过：把曾经是波兰的（现属俄国）一块领土直接并入普鲁士，在目前俄国统治的其他地方创建一个新的波兰，把普鲁士土地上所有的波兰人驱赶到那里去。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每一个人都将在德意志帝国的公开或非公开（但事实上的）统治之下，或者说在普鲁士的统治之下。首相高级顾问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帝国精英中，许多人依然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而不是德国人。

（上）：东部殖民地的宣传海报
（下）：东部殖民地的钱币

（我们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有限公司，普鲁士是大股东。每有一个新股东加入帝国，都会削减普鲁士霸权在帝国内部的股权。因此，我们在帝国周围建立一个国家联盟，帝国是其中的大股东，就像普鲁士是帝国的大股东那样，从而保证普鲁士在这个联盟中也有实际领导权。

——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1915年4月18日）

1916年下半年，在最后一次向奥匈帝国进攻时，俄国耗尽国力，想退出战争。曾经受鄙视的英国陆军刚刚在索姆河大战中震慑德国陆军，成为德国的头号敌人。这是迅速与俄国议和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 Hollweg）和皇帝本人看到议和的可能，想抓住这个机会。只有一口气是俄国人无论如何都咽不下的，那就是德意志帝国的“东线计划”是将波兰纳为附庸国。

从1916年8月起德国真正的统治者：兴登堡（左）和鲁登道夫（右）

现在德国真正的统治者是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在1914年粉碎俄军入侵东普鲁士计划的战役中，他们成了民族英雄。来自仍保持中立的美国的记者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cken），见证了他们两人在公众中和在军队中偶像般的地位：“兴登堡依然是民族英雄和十全十美的典范，不，几乎是民族的救世主……他的画像和威廉二世画像的售价比例是10︰1；每一个食堂都挂有鲁登道夫的画像，他是每一个年轻军官心目中的偶像。”他们两人都在普鲁士最波兰化的地区波兹南向人群欢呼。在他们看来，解决波兰问题是战争的关键目的。他们执行心目中的计划，不与俄国人接触，在1916年11月5日建立一个被称为“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的傀儡国家，该国理论上是在德国的摄政统治之下。俄国气坏了，在1916年12月14日的一份公开声明中宣布“德国宣称波兰子虚乌有的独立”，发誓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德军最高司令部拒绝放弃或延迟其酝酿已久的新东欧计划，于是错过了赢得战争的一个真正机会。

坦率地说，这样的事情在一年后又发生了。在西线，德国因为决策错误平白无故地树立了另一个潜在的敌人。德国海军持续用U型潜艇在大西洋攻击商船，激起美国舆论的愤怒。普鲁士外交大臣阿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的不当行为，更是使事情雪上加霜。他接触墨西哥，提出一个几近荒唐可笑的建立反美同盟的建议。英国情报部门截获这则消息，高兴地通知华盛顿。美国被拖入一场许多政治家和民众原本均竭力回避的战争。

不过东线的情况看来对德国有利。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领导人希望以和平巩固政权。面对西线出现的一个新的强敌和东线一个仇敌的崩溃，任何理智的德国领导人都会立即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合理的交易，把50多个师的兵力腾出来调往西线。

普鲁士重整东方版图：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但对鲁登道夫来说，仅仅打败苏维埃俄国是不够的。1918年2月13日，他宣布了他那令人眩晕的宏伟计划：粉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让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复辟，继而让俄国成为普鲁士的附庸国。那50多个作战师重新冲向东方，在易北河东面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古老的冲突中追求最后的胜利；而此时，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已抵达西线。

从地图上看，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样的胜利也被告知给了德国人民。但这样的胜利其实没有丝毫意义。100万人依然在东方，在广阔而无用的土地上维持秩序，而英军已经在1918年8月8日攻破德军在法国的战线。

兴登堡论1918年8月8日的亚眠战役（Battle of Amiens）

一支强大的英军坦克部队发动进攻并立即取得胜利……这些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坦克震惊了指挥部的参谋人员，还扯断了用于和作战前线联络的电话线……各种谣言在我们的战线上传播。据说英国的骑兵大部队已经抵达德军步兵战线的后方。有些战士吓坏了……对于我们在8月8日战败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我是不抱幻想的。

是普鲁士的战略导致了普鲁士战败。轻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备战和着迷于重塑东北欧版图的野心，注定了德国在西线的战败。

德国战败的原因

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的终结

兴登堡担心的“政治影响”确实是巨大的。截至此刻，英国的封锁，加上庄稼歉收、收获粮食的劳动力短缺，使得许多德国人差不多食不果腹了。

柏林教师工会分支学校关怀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题为《饥饿》的报告说：“在许多案例中，道德受到动物般挣扎求生的巨大影响。身体的疼痛、饥饿和口渴，体力的消耗和衰弱，几乎支配了所有感觉，常常影响人的需求和行动。”由于食物越来越少，德国公民开始为了填饱肚子任由自己受本能支配，对食物的需求支配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该报告还说，人们公然违背道德规范、文化传统和法律法规，去获取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存所需。其中包含平常遵纪守法的公民为填饱肚子而去实施偷窃、欺骗和攻击他人等非法行为。

——戴维·A.贾尼基（David A.Janick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封锁：贫困之为武器》（The British Blockade During World War I ：The Weapon of Deprivation ）第6卷

支撑人们继续忍耐的是对最后的胜利的希望。1918年8月时，大多数德国人都真切地以为他们能够获得胜利。即使到了1918年9月，帝国政府还在向人民出售据说是保证高利率的战争债券，从而筹集到大量款项。德国人民也许不喜欢易北河东岸的容克，但通过经受严格审查而让他们接触的渠道，他们依然相信，自己的军队在战场上战无不胜。 [16]

真相——德国军队的士气和鲁登道夫的神经都已崩溃——揭露时，德国民众就像遭到雷击。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突然告诉皇帝需要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因为“军事灾难不可能长久地隐瞒下去”。1918年10月3日，兴登堡向帝国议会确认了这一点，议员们目瞪口呆。在过去两年里统治德国的将军们从容不迫地把权力交给平民，如同鲁登道夫所说，他们正好有时间“接受责备”。

普鲁士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时，德国站起来了。各地的反叛和哗变震惊全国，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11月3日至4日：基尔港的水兵拒绝扬帆出航与英国皇家海军作最后的自杀式战斗。

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哗变的水兵欢呼“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9日，皇帝出逃。他最后的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亲王（Prince Maximilian von Baden）没有遵照适当的法定程序，只是简单地把钥匙交给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曾经支持战争）。当天晚些时候，在帝国议会大厦的一个阳台上，共和国宣布成立。再晚些时候，在勒斯特加滕公园（Lustgarten Park）一辆卡车的车厢里，艾伯特的对手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再次宣告共和国成立。李卜克内西是社会民主党左翼所谓的“斯巴达克派”领导人，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

在混乱中，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经过不到50年的时间，1871年诞生的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成为了历史。

短命的共和国

新总理艾伯特委任20年前曾号召“彻底解决容克问题”的胡戈·普罗伊斯为德国起草新宪法，提交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讨论表决。普罗伊斯认真参考西方宪法的传统：议会（帝国议会）和总统应该互相平衡，并且两者应按照美国模式，各由全国选民——无论男女——选举产生。普罗伊斯还计划把普鲁士化解在新德国之内。1919年1月，审议宪法的国民议会经选举产生。由于柏林时局动荡，议会选举在柏林南方约290公里处的文化名城魏玛（Weimar）的国立剧院进行，因此“魏玛”成了共和国的名字。

普罗伊斯疯狂地工作，为的是赶在被打败的德国被迫签订和平条约之前通过宪法草案。他知道，新体制如果看起来是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这新体制一定会打折扣。为抓紧时间，普罗伊斯放弃分割普鲁士的计划。但他的努力白费了。1919年6月28日，德国还没来得及正式讨论宪法草案，就在胁迫之下签署了《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 ）。

《凡尔赛和约》

这是一个详细而复杂的和约，其要点是，德国必须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向协约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放弃其在欧洲以外的所有殖民地，把多块领土交给欧洲各邻国，把武装力量降低到永远不能威胁其他国家的规模。

8月15日，艾伯特签署由普罗伊斯起草的新宪法，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很容易声称——而且立即就声称——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其实是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的产物：共和体制符合外国人的行事方法，是西方列强用枪口逼迫德国就范的。普罗伊斯是犹太人的事实，使他和他的工作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普罗伊斯决心（就像自由派在1848年做的那样）让普鲁士在德国内部西方化；但西部的一些德国人认为，普鲁士没有希望，想与之完全脱离关系。天主教中央党的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正式要求结束他认为的普鲁士占领现象。

《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德国

普鲁士曾经统治德国，在西部德意志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西部人的总体思路是同情“协约国”人民。如果普鲁士遭分割，德国的西部地区联合起来，德国就不会再受“东方”精神统治。

——康拉德·阿登纳（1919年2月1日）

1923年10月，阿登纳再度尝试，努力游说法国最高层，争取他们对西德意志联邦（他对这个组织的称呼）的支持。与在1804年邀请拿破仑“跨过莱茵河驱逐野蛮人”的那些大主教一样，他从来没有怀疑德国西部与法国的共同点多于与普鲁士的共同点。

普鲁士陷入困境

普鲁士一直与众不同，现在变得狂暴了。普鲁士失去比利时那么大的一大块领土，这块土地给了其鄙视的波兰人。普鲁士也失去了心理平衡。

在这个边疆地区，自1525年以来，生活一直有条不紊，事事都讲原则。普鲁士统治者说一不二；容克都是统治者毋庸置疑的臣民，是他们自己领地上的主人；地主也是教会的领导人，是人们精神的和世俗的监护人，领导人们对付周边的天主教波兰人。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谁来保护和指引这里的人民呢？持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艾伯特总统？得到西南部天主教徒支持，亲手签字把普鲁士的大片疆土出卖给波兰的艾伯特？

这似乎是容克集团的末日。他们世世代代在国家和军队中占据要职的好日子结束了；操纵三级选举进而支配普鲁士议会的好日子也结束了。现在，他们的选票与普通农民的一样，他们的头衔在法律上一钱不值，工作也丢了。他们战前鄙视蛊惑人心的反犹政客，将其视作咋咋呼呼的垃圾，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准备加入那些人的行列。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选择继续战斗。

易北河东岸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个地方一直与其他地方不同。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期间和签订之后，这里的战斗仍在继续。自由军团（Free Corps）的几个作战师和炮兵部队等还在波兹南和西里西亚与波兰人交战。他们实际上是想征服波罗的海国家。1919年5月，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汉斯·冯·曼陀菲尔（Hans von Manteuffel）在里加的暴风雨中倒地死去，他的葬礼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条顿骑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的宣传。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宣传海报，标题是“拯救东部”，显示了一位条顿骑士遭到波兰人和社会主义者的袭击。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在1919年成立的，由前容克领导的保守党和军队资助的祖国党（Fatherland Party）成员组成，还是诸如泛德意志和反犹团体的保护伞。该党派禁止犹太人加入，奉行君主主义，完全在易北河东岸活动，而且党员几乎都是基督教新教徒。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2月）

被该党认定为敌人的政治家在公共场合被指责为叛徒——收受了犹太人的好处，为天主教的利益效劳。一些政治家遭到暗杀，杀手显然与该党有联系。1924年，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第二大党，但其在全国选举中的两成得票，大都来自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获胜的选区

只要德国保持1871年的状态，易北河东岸的独特单一文化就会损毁一切。据说在未能成功把西部德国分出来之后，阿登纳每次坐火车跨过易北河东行时都会拉上窗帘，嘴里还咕哝着：“我们又到了亚洲。”

普鲁士想联合俄国

《凡尔赛和约》把德国陆军的兵员数量降低到和平时期的10万人，但选择士兵的人没有改变。

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留下来负责军队的编制。他是一个大容克——父亲统治过现在已经失去的波兹南地区——要确保让合适的人占据所剩不多的几千个军官岗位。知情者都知道，听上去现代化的防御部队“第九步兵团”前身是普鲁士帝国的王室警卫团。

结果是，1919年之后的德国军队，即魏玛防卫军（Reichswehr）中，普鲁士容克所占的比例甚至比1914年之前还要高。如果不大规模扩军，军队中许多尚武的年轻军官绝对得不到提升。他们看到自己敬爱的普鲁士已经走向共和，大片疆土割让给了以前的附庸国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他们的领导人泽克特就已经在展望有一天扭转乾坤。

他的措施是重建之前的普鲁士—俄国轴心。君主主义的容克军官与苏俄布尔什维克展开合作，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但事实上，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意识形态不同，但在文化上却有相似之处：反对所谓的民主的西方及其公开的享乐。

早在1920年4月，苏俄派驻柏林的一位外交官就已经提议“德军和红军展开合作”。泽克特兴致勃勃。在他看来，俄国依然是俄国，不管是沙皇俄国还是苏维埃俄国。他相信俄国和普鲁士可以摒弃前嫌，就像在19世纪那样，共同对抗与两国有着恩恩怨怨的波兰。

波兰的存在对德国而言是不可容忍的，波兰与德国的重大利益格格不入。波兰必须消失，因自己内部的虚弱和苏俄的外力作用（在我们的帮助下）而消失。苏俄甚至比我们还难以容忍波兰，苏俄绝对不可能容忍波兰……这个目的必须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成为德国政策最坚定的指导原则之一；这个目的也是能够达到的——但只能通过苏俄或借助俄国的帮助。

——汉斯·冯·泽克特（1922年）

在苏俄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的容克是“一类古怪的反革命分子”。1922年在拉帕洛（Rapallo），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就赔偿问题公开达成协议。但世人不知道的是，魏玛防卫军和苏俄红军也谈成了一项合作：苏俄允许泽克特的军人租借苏俄内陆的训练营地，以避开西方的窥探。在这些秘密的营地里，双方军人可以学习使用现代化武器，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的坦克。

1931年，在莫斯科以南约320公里喀山附近的卡马训练场，苏俄和德国联合测试一辆德国制造的坦克。许多德国军官对苏俄红军的纪律和士气，以及军队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重要地位留下深刻印象：“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军队领导人推行了一种新的军国主义社会概念，意在推动军民结合，最终建设一个军事极权国家。”［《魏玛共和国》作者埃伯哈德·科尔布（Eberhard Kolb）］

强硬的右翼反对西方模式的共和国，强硬的左翼也反对共和国。由于普遍的饥饿和失业，以及复员军人到处徘徊，德国共产党人试图效仿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1919年1月举行“斯巴达克起义”，并在1920年掀起“三月行动”。

新政府没有可靠的军队，不得不求助于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是未遭到“清洗”的普鲁士将军。他们镇压了“红色暴动”，然后试图在1920年3月通过所谓的“卡普政变”［最近的研究表明，从公务员转变为记者的怪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其实是前将军鲁登道夫本人的代表］接管共和国。领导政变的其中一支部队“埃尔哈特旅”（Erhardt Brigade）此时已在钢盔上佩戴“万字饰”了。

“万字饰佩戴在我们的钢盔上，黑白红三色旗是我们的旗帜，我们是埃尔哈特旅，粉碎一切敌人，去死吧，去死吧，你这个人渣。”这首歌以及埃尔哈特旅的很多成员，后来被纳粹接收了。纳粹只是简单地把歌词中的“埃尔哈特旅”改为“希特勒冲锋队”。

卡普政变由于一场总罢工和官员拒绝服从命令而失败。但共产党人又发动了一场左翼武装起义——在工业中心鲁尔区。政府动用自由军团更多的士兵镇压了起义。

所谓的“魏玛联盟”（基本上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温和派因此被夹在极左和极右两股势力之间，两派都想通过武力来推翻新的民主政权。

魏玛共和国急需一个有实力的中间和平集团。不幸的是，这个团体现在遭受了新的创伤。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党派

货币的崩溃

从1921年到1923年，程度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把千百万人民终生的积蓄一扫而空。其根源是德意志帝国为了战争发行了债券——政府向人民借钱，慷慨地承诺了不现实的高利率。政府计划通过洗劫被征服人民的财产清偿债券，但这个计划落空了。

因此魏玛共和国刚刚诞生就背上国债，其负债率与2013年的希腊相当（国民生产总值的175％）。没人出来相救。协约国要的是一个新的德国，但也坚持要求新德国要为老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共和国不但背负着巨额旧债，现在还要向战胜国支付赔偿款，而且要用硬通货支付。

德国在政治上是很脆弱的，不能选择大面积提高税收或呼吁民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放弃债权。于是政府开动印钞机，疯狂地印制德国马克（Reichsmark） [17] ，以支付欠老百姓的内债和购买外汇。德国马克印得越多，其购买力就越低；于是只能再多印德国马克，德国马克再贬值……

灾难般的通货膨胀从外汇兑换市场蔓延到德国街头。1914年，1美元可兑换4.2德国马克；到了1921年1月，1美元可兑换191.80德国马克。使货币崩溃的最后打击发生在1923年1月。法国占领德国重要的工业区鲁尔河谷，强制要求德国政府支付赔款，并且主要以煤炭的形式支付。柏林政府鼓励开展消极抵抗，宣称罢工是爱国行动，并答应支付罢工者工资。这意味着在工业生产（和由此产生的税收）停滞的情况下发行更多纸币。1923年11月，1美元理论上可兑换4.2万亿德国马克。

100万亿面值的德国马克 [18]

1924年，在发行由地产支撑的新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后，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但到那个时候，几百万省吃俭用和信任政府的德国中产阶级，已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终生积蓄（包括那些应该绝对可靠、由国家支撑的战争债券）全都化为乌有。这对文明社会中最重要阶层的打击是最大的。如果你是农民、房东或实业家，你的财产的基础价值最终没有被影响；如果你是挣工资的打工族，本来就没有储蓄，也不会受到真正的影响。但如果你是富裕的德国人，没有实体资产，但一直省吃俭用存钱并相信政府，比如你是公务员、医生、教师、白领、商铺老板等，那你就会感觉自己被新的共和国抛弃了。

在慕尼黑，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从军队拿到一笔秘密经费后，小打小闹地搞过一些反对左翼前军人的鼓动宣传。他发现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天赋——善于表达被政府出卖的那些人的感受。

纳粹的兴起

即使在最后的自由选举中，希特勒都没在慕尼黑获得超过25％的得票，但这个德国南方城市与纳粹脱不了干系（后文再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独特的环境条件下，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短暂地成为右翼极端分子的天堂。

革命战士在慕尼黑街头巡逻（1919年）

在1919年的5个月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震慑了慕尼黑的中产阶级居民。该政权起先是平和的，后来变得激进，最后被右翼的自由军团残酷镇压。1920年到1924年间，慕尼黑当局（其中一些人谋求独立）决心反抗由共产党控制的柏林，即使这意味着拒绝把逃到慕尼黑的政治犯交出去。

在这样的气氛中，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年轻的纳粹党（希特勒不是其缔造者）只不过是1920年在慕尼黑避难的十几个死硬的右翼团体之一。纳粹党的政策和语言，甚至旗帜，也只是1914年之前泛德意志或民族新教组织各种东西的混合。当希特勒很快成为纳粹党的实际领导人之后，纳粹党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其街头斗殴形式，以及现代化的政治活动。

希特勒：黑暗的现代主义

汉斯·冯·泽克特的普鲁士容克军队因失败而变得激进。与欧洲所有传统的保守主义相比，希特勒的思想也很激进。希特勒滥用19世纪伟大的自由思想：“在斗争中进步，进而实现乌托邦。”这个观念与保守主义的思想格格不入。纳粹主义在1914年之前的思想基因被“大规模战争”的工业级屠戮歪曲和强化。希特勒对任何个人命运的关注，不会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位将军给予个人的关注。他把“进步”限定于“群众”——这个“群众”是“德意志人种”；他谴责——实际上是咒骂——他认为的阻碍“进步”的人。希特勒着迷于“福特主义”，崇拜新式生产线时代的高科技领袖亨利·福特推动的机械现代化。 [19]

但与此同时，希特勒试图使人们相信，他只想把他们带回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许明白纳粹主义谎言的最好途径，是观察其建筑。下图是著名的“包豪斯大厦”（1925年）。它是对现代主义宗教的颂歌，由多位激进的偏左翼的建筑师设计。这些设计师声称，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工业味十足的、工厂模样的住宅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

包豪斯大厦

接下来的图片显示的是10年后纳粹的“帝国航空部”办公楼。它也采用了工厂模样的线条和现代化建材——钢筋和混凝土，与“包豪斯”一样——但添加了经典的白色装饰。

帝国航空部办公楼

在保守主义的表面涂抹激进的现代主义之后，希特勒所做的一切看上去都是为了人民。他声称他只是想恢复德国往日的荣耀，但他那些自称“移动党”（Movement）的手下把怒气撒到“反动派”头上，在疾驰的卡车上散发传单，并挑起街头斗殴。

纳粹很快引起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上尉的注意。此人在战场上负伤，脸上留有疤痕，在慕尼黑的名号是“机关枪王子”，因为他能搞到巴伐利亚军队秘密的报废武器。他喜欢纳粹这个小党派，最后加入其中，并成为该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的领导人。

罗姆是个重要的中间人，与原先的普鲁士精英人士有联系。这对纳粹的成功起到重要的作用。1922年至1924年，希特勒顶多是鲁登道夫将军身边的一个二流人物，而鲁登道夫是1917年至1918年间德国实际的当家人。接近鲁登道夫使希特勒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还让他结交了一批富裕而体面的朋友。这些境遇极大地改变了希特勒的思想。正是在那个时候，普鲁士人关于东部殖民地“生存空间”的想法，才成为希特勒思想的一个中心部分——这在1920年的纳粹宣言中根本没有被提及。

纳粹思想的形成

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搞了一场“啤酒馆暴动”，意图此后向柏林进军。暴动失败，希特勒的“革命”生涯本应该就此结束，但反柏林的巴伐利亚法官只给了他一年的城堡禁闭，作为对他武装暴动罪行的惩罚。这样的处罚通常适用于军官违反民法，但还够不上违反军人荣誉守则。这样的并非实质判罚的处理，对前下士希特勒来说是一项荣誉，根本不是惩罚。

但那个时候，这次“失败”似乎仍然是他“事业”的结束。由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改革，以及由美国提供贷款给德国的“道威斯计划”的实行——就像21世纪初欧盟的施救——人们准备给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一次机会。就连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最终也参加了执政联盟。魏玛共和国的柏林成了欧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会集之地。

魏玛文化

自1819年以来，德国文化第一次摆脱普鲁士的绝对主义以及奥地利的“因机能不全改善的专制主义”（维克多·阿德勒）。现在，德国终于成为西方的地域。没有了征兵。妇女有了选举权。欢乐的夜生活不再被禁止了。犹太人也能够在大学教书或者从政。美国文化受到欢迎——也被改造。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 ）和《马哈哥尼城的兴衰》（Mahagonny ）被改编成爵士乐，还被改编为深受大众欢迎的崭新的舞台剧。视觉艺术从海报和街景中获得灵感。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1929年）那样的小说赞美了城市生活，并且试图模仿城市疯狂的节奏。最重要的是，德国电影触及了连好莱坞都从来没有碰过的神秘、情欲和想象的领域。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年）海报、《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1922年）剧照和《蓝天使》（The Blue Angel ，1930年）剧照

西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德国摆脱了普鲁士的束缚，再次成为许多事情的中心。

以后见之明，或者从最近欧洲政治悲观的气氛中，很容易觉得叱咤风云的肯定仅限于大都会柏林的精英人士，很可能其他人被排斥在外了。但历史并不是那样。在1928年的国民选举中，最认同新生共和国的中左翼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919年巅峰时刻以来的最佳成绩，使得它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党派。而来自外地的纳粹党，虽然抱怨并大声指责、抗议美国化和自由主义，却只得到微不足道的2.8％的支持率。

然而两年之后，纳粹党成了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大党派，1933年就上台执政了。问题是，怎么会从1928年的这样——

1928年，纳粹党在国民议会的议席占比 [20]

变成1933年的这样——

1933年，纳粹党在国民议会的议席占比

纳粹的突破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萧条”冻结了美国的经济，导致美国给德国的贷款中断。失业人数攀升到160万（1931年9月），后来又飙升到600万（1933年1月）。系统崩溃。但希特勒因此获利，因为他已经塑造出自己独特的形象。

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成就了他。该政党有能力号召名门望族和富豪踊跃捐款，但自己在本质上是普鲁士团体（也就是基督教新教徒团体），因此从来没有花大力气去争取德国其他地区的右派选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新领导人、媒体大亨、克虏伯公司前董事会成员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认为，纳粹只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微缩版和粗鲁版，能当成基层活动的中坚力量使用。“没错，他们是暴徒，但是我们的暴徒。说不定那些能说会道、看上去洋气但实际上保守的褐衫队员能从德国的其他地区争取来选票，把处在社会最高层、戴高顶大礼帽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易北河东岸天然的统治者——推上德国真正的掌权者地位呢？”这样的幻想一直延续到希特勒之前最后一位总理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当政时期。他最后的著名言论是1933年1月4日向政府官员们保证：“是我们雇用了希特勒。”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与纳粹党在1928年结盟，希特勒从此如虎添翼，因为胡根贝格掌握着庞大的媒体网络和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希特勒知道单张照片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力量，因此确保自己在每张胶卷里都像模像样。人们经常看见一些没有媒体意识的老人在照片里身穿帝国军服、头戴高顶桶帽高谈阔论、挥舞双手，但希特勒爱照相，以怒目喷火的新人形象出现在镜头前面。华尔街股市1929年崩盘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全国知名人物；重要的是，他不是容克和“体制”内的人。

“大萧条”来临后，部分德国人将希望寄托于一个有魅力的人身上。他经常出现在屏幕上，身后总有一群疯狂的追随者，而且他清清白白，没有污点，能够当场答应一些简单的事情。宣传报道都围绕他展开，而不是他的纳粹党。从1928年开始，纳粹的独特做法是把领导人的名字作为副标题写在国民议会的选票上：“希特勒运动”。

在10号打上一个叉，就是投票给“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运动）。

但这个人和他的运动对哪些德国人有吸引力呢？与往常一样，答案在依然把国家划分为两部分的宗教和地理的界线里。

谁给希特勒投了票？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给你看一张照片的反面，照片上是随机选择的1928年处于选民年龄段内的某个德国人，你要做的是猜测这个人在1933年会不会转向支持纳粹。猜对得大奖。

只是简单地猜“不会”，你的获胜概率只略高于五成，因为纳粹党在1933年的得票率是43.9％。但你可以问一个答案只有“是”或“否”的问题，提高猜中的概率。

你会问什么问题呢？你想不想缩小选民年龄、阶级、性别、受教育程度或工作的范围？

德国一位著名的现代选举学学者，对数量浩瀚的表格和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只有一个问题会真的有帮助。他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唯一值得提出的问题

显然，预测纳粹在魏玛共和国得票率的关键，是当地人口的新教徒比例……希特勒的堡垒是信奉路德教的农村地区。影响得票率的最大因素几乎总是选区的教派组成，天主教选民与其他教派选民的比率……教派因素证明了其自身惊人的坚定性和相对的恒常性；与阶级分类相比，在德意志帝国的城镇和社区，教派有更大的影响。

——于尔根·W.法尔特（Jurgen W.Falter），《1932—1933年的选举和极权政党的崛起》（Die Wahlen des Jahres 1932/1933 und der Aufstieg totalitärer Parteien ）

德国最大的新闻杂志把上述结论归纳为：

1932年7月，只有17％的纳粹选票来自天主教人口占主流的地区。

——《明镜》（Der Spiegel ）周刊，2008年1月29日

这个结论值得深思：如果你试图预测1928年随便某个德国选民会不会转向支持希特勒，根据其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以及是不是受过教育等来作判断，都没有什么帮助。唯一真正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此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

所以，质疑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神话很重要。因为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在德国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在德国，一个人的宗教归属不单单是其个人身份或神学信念的表现，更是他来自历史上的德国何处的标记。因此，探寻纳粹为何取得突破（或没能突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看地图。

下图展示了纳粹在1930年获得的选票。突然间，纳粹的得票率从2.8％飙升到18.3％，成为第二大党，占据所有报刊的头条。它在哪里突破了呢？

资料来源于《魏玛德国的选区地理》，作者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行为科学学院教授约翰·奥洛克林（John O’Loughlin）。

我们在图内放上了古罗马的界墙和易北河这条界河。在公元100年的罗马帝国范围内，纳粹获得的选票基本上都没有超过20％，在其中许多地区，他们的得票率甚至不到15％（巴伐利亚是纳粹大本营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再来看奥托大帝在公元940年的帝国（到易北河），包括社会地理学家所称的中部德国，纳粹在有些地区根基坚实，但也有许多地方对他们的支持甚少。然后是易北河以东地区，这里是纳粹的支柱选区，其获胜率在1930年就已经突破30％。纳粹在全国范围大突破，主要依靠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选民。

两年后的1932年7月，情况还是一样，在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纳粹的得票蹿上最高点，使其轻松地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大的政党（虽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票）。

纳粹在各选区的得票率（1932年）

1932年7月，希特勒在易北河东岸各地区得票率几乎全都超过40％，在其中许多地方甚至超过50％。界线清楚得令人吃惊，因为天主教人口集中地区情况差不多正好相反。

1933年，最后的决定性大选来临。希特勒已经掌权了。在兴登堡总统的东普鲁士庄园密谋之后，希特勒已经在1933年1月30日当上总理。理论上，他已经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结盟。副总理弗兰茨·冯·巴本承诺控制希特勒。冲锋队的暴徒——现在的人数是5万，都由国家养着——破坏左翼和自由派人士正常选举时，在他们身后的纳粹宣传机器和整个政府都在竭力争取中间派选民。

德国境内天主教信徒为主的地区（据1934年人口普查记录）

1933年纳粹的宣传海报，左边海报上的文字是：“只要你们能够团结一致和充满信心，帝国就永远不会毁灭”（来自1897年竖立的一尊威廉一世的著名雕像上的文字）。右边海报上的文字是：“陆军元帅和下士，为和平与平等，与我们并肩战斗。”

这时希特勒深受民众欢迎。毕竟，受人敬爱的年迈的战斗英雄兴登堡在德国需要时转向了希特勒！

大选进行到高潮的时候，2月27日，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在国会大厦纵火。他点燃的大火是希特勒的一次重要胜利。

我们来到了大选日，1933年3月5日。选民们从来没有听过希特勒这么充满诱惑的演讲，他宣称纳粹真的只是传统右翼的一个“粗鲁版”，因为纳粹必须粗鲁地阻止共产党上台执政。到目前为止，魏玛共和国的国民议会选举一直是在讨价还价和政治结盟，但3月5日的选举更像是一次直截了当的全民公决或总统选举，因为每个人都事先知道了他们选票的意义。为纳粹或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打上一个叉，意味着“我同意希特勒留任”；为其他党派打叉，意味着“我要求希特勒下台”。选择的时刻到了。

即使在这个阶段，在公元100年形成的古罗马界墙内的许多地区，希特勒也没能获得超过35％的选票，他在这里的平均得票率远低于40％。即使身后有整个国家机器撑腰，即使有兴登堡的祝福，即使有在国会纵火案之后开展的大规模恐吓行动，即使经仔细策划之后展开的选战行动尽可能使他看上去像一个普通人，但希特勒还是没能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获得胜利。事实上，在公元940年奥托大帝帝国之内，只有两个选区［东汉诺威和开姆尼茨—茨维考（Chemnitz-Zwickau）］给了希特勒超过半数的选票——这两个地区都在奥托大帝帝国的东部边界上，易北河西岸。

易北河，一直以来都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条重要界线。一过这条河，事情就不一样了，千年来一直如此。希特勒在这里的柏林（一直是易北河东岸的一个政治孤岛）以外取得胜利。纳粹仅在整个德国境内的三个选区获得55％以上的支持率，这三个选区都在易北河东岸。希特勒虽然没能在西部赢得多数票，但易北河东岸这个广袤的地区的选票，把他在全国的支持率提高至43.9％。

1933年纳粹在各选区的得票情况（颜色越深，得票率越高）

希特勒还是需要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容克的政党。该党获得了7.95％的选票。这些选票与往常一样，几乎完全来自易北河东岸。把纳粹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得票加起来，柏林之外的易北河东岸地区把约60％的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联盟。这个地区的这种畸形投票情况，使纳粹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联盟在国民议会刚刚达到微弱多数的51.9％的支持率。

希特勒立即要求议会通过《授权法案》（Enabling Act ）。这是魏玛宪法中的利器，允许内阁在危机期间绕开议会通过各种法律。希特勒需要2/3的多数同意才能维持《授权法案》所谓的合法性。1933年3月23日，部分在野党议员进入国民议会会场，言辞犀利地嘲笑那些穿制服的纳粹暴徒。社会民主党勇敢地投了反对票。天主教中央党经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之后认为，他们如果投票反对51.9％的国民委任的政府，那么德国的天主教徒又会被当作人民意志的叛徒，并遭受新一轮邪恶的“文化斗争”。希特勒得到了2/3以上的支持，德国的民主结束了。

究竟是谁扼杀了民主？假如在1928年至1933年间，德国上下都像莱茵兰、斯瓦比亚（Swabia）和巴伐利亚那样投票，那么希特勒就永远不可能当上总理，更不用说成为独裁者了。易北河东岸的选票使他在1930年取得突破，然后又在1933年确立了地位。没有易北河东岸，就没有“元首”，事情就这么简单。

自从英国人在1814年把莱茵兰交给普鲁士以来，整个德意志一直在缓慢地向着易北河东岸的运行模式前进和转变。1933年，德国被打败、被截肢，但还没死，可终于被易北河东岸拖入深渊。

希特勒小心谨慎的日子

起初，希特勒表现出一个正常领导人的姿态，行事极为小心——“正常”的意思是遵照普鲁士的传统。

国王打江山，亲王定江山，元帅保江山，士兵救江山、统江山

最大的危险来自希特勒自己的激进组织。恩斯特·罗姆是他的老朋友，也是纳粹党准军事组织、人数达几百万之众的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想在德国社会中掀起一场真正的纳粹革命。根据1920年纳粹原始党纲第22条，他计划吸收以精英自居的保守的军队加入冲锋队。

军队坚决反对。军队领导人、容克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将军坚决拥护纳粹党。1934年2月，他亲自保证，陆军中个别具有犹太血统的军官（已经皈依基督教）已经被辞退。但他不能接受容克的军队归属冲锋队的暴徒。

希特勒两边做工作，但两边都不肯让步。最后，兴登堡总统出面，直接命令希特勒解决这事。兴登堡时年已经87岁，权势正在衰微，但依然具有宪法赋予的解雇总理的权力。1934年4月9日，在崭新的“德意志号”战列舰上，希特勒与布隆贝格达成交易——他会去教训冲锋队；如果将军们在兴登堡死后支持他成为德国的绝对领导人，他就同意大力扩充军队。为完成这项交易，罗姆和冲锋队150～200名领导人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被处死。

兴登堡总统公开向总理表示祝贺。希特勒知道，在危机期间，自己已经完全被将军们掌控，于是公开向他们道谢。他宣称，军队是“国土上唯一的武器持有人”，还说所有士兵都不必来“找我们”。这意味着，军人即使不加入纳粹党，也可以在军中得到晋升（确实有许多人晋升了）。希特勒的这一让步意味着，德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依然可以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处在肮脏的政治事务之上。

容克军官对这个交易感到很高兴。希特勒毕竟只是个文官领导人，是他们自1919年以来或多或少期盼的那种领导人。年迈的兴登堡去世那天（1934年8月2日），布隆贝格未经希特勒要求，就炮制出新的誓言，下达命令：军人必须宣誓“无条件忠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普鲁士的平方

1871年至1918年间，普鲁士努力想做到却几乎没做到的事情是，赋予整个德国独特的标识：建设军事化的社会，民众崇拜国家、领袖，像奴隶般顺从；脸上有疤痕的年轻容克身着军装、手拿武器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耀武扬威，违背法律寻衅滋事。1934年之后的纳粹德国更擅长做这些事。

所谓的优等人种成了新精英，故意模仿容克的傲慢无礼、简短的阅兵讲话和在街头相遇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的行事作风。党卫队（Schützstaffel，简称SS）设立自己的培训学校时，将之命名为“党卫队容克学校”。学校采用的其中一本教材教他们“只能用手指头去拿餐具，不能用整只手”。因为这是社会的基本原理：所谓的“雅利安人证书”替代了贵族的家谱，成为上位的敲门砖。不管你的头衔多么古老，如果你的家族中混有犹太血统，那你就有麻烦了；而拥有纯正德意志血统和党员证的养鸡场工人或银行职员，则可以与容克平起平坐。从来没有接触过马的党卫队军官，煞有介事地模仿过去的骑兵穿上马裤；他们的黑色制服常常由雨果·博斯（Hugo Boss）的著名裁缝定制，他们的骷髅帽饰则直接来自皇家第一近卫骑兵团。

左：威廉皇帝身着骷髅轻骑兵的制服
右：他的长子威廉与党卫队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一起

这些未来的新贵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制订了法律，自信地认为，他们只要激进，就是在“向元首靠拢”，因为元首就是激进的代名词。但贵族应该有可辖制的人。所有所谓的纯正血统的德意志人现在似乎成了“民族共同体”平等的一分子。当然，有“人民的叛徒”，即左翼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但在把他们关押、流放，或通过恐吓使之闭嘴之后，纳粹需要“发现”或“发明”德国境内的“非德意志人”。没有孤苦伶仃的犹太人，1939年之前的主流人种当不了主人翁。之前由普鲁士激进人士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并由普鲁士保守分子定义为“光荣任务”的反犹主义，现在成了纳粹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凝聚力。

希特勒一路畅行

邪恶的纳粹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完全是因为没有骨气的其他列强。

1919年之后，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德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武力来篡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然而，美国没有站到世界舞台上来，选择了孤立主义。苏联因内部事务而无法分身。同时，斯大林害怕刺激德国发起进攻——他知道这一天肯定会来到。筋疲力尽的英国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德国竟然会有人想再发动一场战争。直到1938年，英国领导人还昏庸愚昧地深信，他们如果公平地大方地对待德国，希特勒会满意的。法国更是被战争吓破了胆，而且国内左翼与右翼的政治斗争不断，比起德国军队，许多法国人更担心他们自己的法国共产党人的挑战。

没有遭到反对的希特勒一路畅行，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如有大国出面阻止，他很快就会完蛋。

1936年：莱茵兰的再度军事化与柏林奥运会

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军队不能进驻莱茵兰地区。但希特勒直接进去了。他当时承认，德军还没有做好任何对抗准备。英国和法国只要出兵稍微干涉一下，他就会动弹不得。但英、法按兵不动，希特勒在德国的威信达到新的高度。为办好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下令暂停对犹太人实施暴力行动，以便让他向世人展示纳粹德国。在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认可达到高点。

1938年：德国与奥地利合并

1919年，战胜国已经宣布，像波兰人和捷克人那样的民族有权利组织起来一起生活。希特勒争论说，为什么德意志人不可以呢？德军进入奥地利的时候，国际上没有反对的声音。希特勒在维也纳受到狂热的欢迎。他的威望更高了。

1936年，纳粹德国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可接受的伙伴。图中文字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饮料（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38年：《慕尼黑协定》

生活在奥地利王国波希米亚（1919年之前由奥地利统治）的德意志人一直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直想脱离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德国。现在，希特勒要求把这个说德语的“苏台德”地区纳入德国。捷克人已经在准备打仗。他们在面向德国的山坡上修建了一些坚固的堡垒，并在附近的地面上布置坦克和反坦克火炮。许多德国将军相信，如果英、法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必然战败。其中一些将军已经打算暗杀希特勒，这样就可以避免注定的失败——他们甚至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英国。但英国实在太害怕传闻中战无不胜的德国空军。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期间（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奉行绥靖政策，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不放一枪就放弃苏台德地区。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电报给他，说他是个“好人”。

1935—1939年间德国的扩张

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实现了所有德意志人的统一。他受到人民和军队无与伦比的欢迎。将军们放弃原先的暗杀计划。

希特勒显露真面目

《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再也不需要装作保守了。他真正的意图在1938年11月10日（这一天是路德的生日）前夕暴露。“水晶之夜”计划开始执行，在整个德国，纳粹暴徒疯狂冲击犹太人住所，焚烧犹太教堂。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得意地欢呼：“激进观点已经取得胜利。”

这样的“激进观点”贯穿1939年1月18日希特勒在国民议会的长篇演讲。“在欧洲消灭犹太人种”的预言臭名昭著。希特勒还声称要“消灭”敢于站出来反对他的任何一位牧师或神父。关于曾经帮助他掌权的容克，他答应纳粹，他将“无视没落阶级的挣扎，让他们自己分化”。

现在每个人都能够看出，纳粹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是战争的本质使纳粹德国变得激进（这个说法把纳粹主义的辩解者与主张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和平主义者拉在了一起）。但真相正好相反：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他自己说过好几次——他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有能力做一些真正激进的事情；在战争时期，他可以立即让任何反对者闭嘴。

1939年3月，希特勒撕去一切伪装，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接着把立陶宛一小块有一半德意志人的地区划入东普鲁士。随后苏联与德国达成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波兰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让斯大林与希特勒联手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普鲁士和后来的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一直想瓜分波兰，这是两者唯一的共同目标。在此之前不久，泽克特还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一些军事协议。分割波兰以稳住苏联，希特勒的做法与腓特烈大帝以降的每一个普鲁士领导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稳住苏联之后，希特勒可以发动战争了。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激进行动了。1939年9月1日，他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进攻波兰；第二条命令为一个净化德意志人种的秘密项目开了绿灯。毫无疑问，是希特勒本人而非任何其他人下令执行这个项目的。他认为这事非常重要，也非常激进，因此极为罕见地签署了一份书面授权书给杀人者。

大屠杀

最好只是用纯黑油墨把这一切印在一张纸上，然后无忧无虑地坐到英国某个花园里，努力忘掉发生在铁路分叉线和“中欧”桦树林里的一切。发生在这些地方的事情是可怕的，也是难以理解的，以致不易就其开展理性的讨论。可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一切印在纸上。

杀人毒气室

起先，有些受害人天真地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冲澡。其他人在最后的时刻开始反抗和叫喊……过了一会儿，戴防毒面具的操作员打开门。迎接他们的是恐怖的场面……火化场的操作员有时也被叫成焚烧员，负责把尸体送进炉膛……死者的金牙齿在核对名单时就已经被确认过，这些金牙要被拔出来交给管理员，聚集后熔成金锭。

——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2000年）

上面说到的受害人，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而是德国残障人士，他们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8月所谓的“T4行动”（T4 Aktion）中被杀死。

在此期间，虽然在波兰有枪口和刺刀下的大屠杀，但德国犹太人还没有遭到系统性的屠杀，也尚无处死他们的专用设施。这一时期的浩劫是对所谓的“没有存活价值”的德国人进行“清洗”。

纳粹德国里仅存的一点西方文明阻止了奥斯威辛的这一前奏曲。海因里希·希姆莱抱怨说，这样的秘密谋杀在德国是瞒不住的。诚如党卫队总部在1939年6月所描述，“人们可以肯定地宣称，与天主教地区相比，路德教地区的人更能够理解党卫队的斗争和使命”。德国依然有一条界线，天主教不想跨越，也无力跨越这条界线。

1941年8月3日，明斯特红衣主教冯·加伦（Cardinal von Galen）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T4行动”，后来他的讲道被印成传单，由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散发到德国城市。

我们有发自良心的神圣责任，没人有权取走这责任，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也要去履行这责任……现在施行的教条是，一个人也许可以摧毁所谓的“不该活着的生命”，也就是说，可以杀戮无辜的人，如果他们的生命对于民族和国家已经没有价值。

——冯·加伦

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在战争结束之前，冯·加伦一直被监视，但最终活了下来（他手下的三位神父则惨遭斩首）。这是因为，即使到那时，在纳粹化程度最低的德国天主教地区，纳粹如果要暗杀天主教著名人物，还是要三思而行。

“如对主教采取任何行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直截了当地说，“那么在战争期间，明斯特人民以及整个威斯特伐利亚州，就会不复存在。”希特勒同意取消行动是最明智的选择，但私下里发誓要在战后取加伦的首级。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德国人的战争》（The German War ）

由于加伦的勇气和纳粹对天主教地区民情的畏惧，纳粹对残障人士流水线屠宰作业式的大屠杀终于在1941年8月停止。

但到那个时候，已有10万到20万德国成年男女和儿童被屠杀，其中许多人是在毒气室里被集中毒死的，然后被转移到特制的设施里焚烧成灰烬。一切都为犹太人准备妥当了。但“T4行动”使纳粹明白，即使在战争时期，他们也不能在德国境内实施大规模杀戮。

党卫队需要一个没有神父干扰、可以秘密工作以及欧洲文明不再发挥作用的地方。1941年下半年，波兰和苏联西部地区落入纳粹手中之后，党卫队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上，纳粹高级官员聚集在一起，谋划根除欧洲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党卫队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尖锐地谈及“在东方新的前景”。他的意思是，在那片被征服的支离破碎的土地上，没人会反对他们。

在这栋被称为“黑屋”（House of Darkness）的别墅里召开的万湖会议，决定了“最终解决方案”。如今的人在离开这个博物馆时，会对从噩梦中醒来感到欣慰，但随即意识到一切全都真实发生过。

海德里希可以底气十足，因为在1941年年底，在军队的支持下，针对犹太人的可怕的大屠杀已经开始。下面的命令不是来自党卫队，而是来自一位贵族出身的普鲁士陆军元帅。该命令被下达给他所指挥的所有军人：

在东方战区……军人必须学会完全理解严厉地但也是公平地施予犹太劣等人种的报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担当起我们的历史使命，从犹太人和东方人的邪恶之中，“一次性地、永久性地把德国人民解放出来”。

——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下达给第6集团军的命令（1941年10月10日）

我们知道，几十年来，诡计多端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一直惦记着将波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随着激进纳粹主义的发展，波兰的处境是可以预测的：首先，称这个东方邻居天然是个没有国家和没有文化的地方（全然忘记了普鲁士是在波兰王国之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俄国在1807年将其从拿破仑手中拯救出来，让其避免了灭顶之灾）；然后，系统性地摧毁当地所有的设施，杀害任何可能的当地领导人，并且用最独断的和最残酷的手段实施统治。由此创建一个隐蔽的、无序的殖民地，当地刺头自然会起来反抗。只有在这个时候，施行纳粹激进主义的条件才算成熟：

只有征服东欧，希特勒才有机会创建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进而没有限制地在这样的社会中开展征用、谋杀和终结行动……纳粹在其他国家的屠杀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国家及其机构的生存能力。在比利时和丹麦的大多数犹太人躲过了屠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机构是由君主掌控的，并且大部分在有效运作……与此相似的是，虽然维希政权也反犹，但法国犹太人在战争中设法幸存下来了。

——理查德·J.伊文思（Richard J.Evans）对蒂莫西·辛德勒（Timothy Snyder）著《黑土》（Black Earth ）的评论，英国《卫报》，2015年9月10日

在其创造的东普鲁士以外的“末日世界”里，纳粹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因此，“T4行动”被从德国搬到波兰来作全面试验：同样的负责人、同样的杀人技术、同样的官僚说辞、同样的秘密，甚至同样的挣钱计划。在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马伊达内克（Majdenek）和索比堡（Sobibor），犹太人被像德国残障人士那样残忍对待，但数量更多。他们被当成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不利于进步之物，必须被以“进步”的名义消灭。

今天柏林勃兰登堡门旁的大屠杀纪念馆

这场大屠杀完整体现了纳粹的黑色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把人分成群体，把“进步”当作唯一的价值——这一主义在实践中突破了西方文明构建的、排斥“个人的残忍”的“思想防线”。它不需要捏造罪名，也不允许宽恕。某个民族所有人被当成“害虫”，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他们被归到这一类别里。没有与这场大屠杀相似的人类惨剧。

纳粹为何失败

1940年6月，在德国内部和欧洲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挑战希特勒了。英国似乎很快就要屈服。英国即使没有崩溃或者妥协，也缺乏进攻的能力。希特勒可以巩固其在整个欧洲的掌控力，且不会遇到严重的干扰。然而，他对苏联发动了进攻。

他对此给出了各种理由：为了消除英国最后的希望；能够使他得到油田；他不动手苏联也会动手。不过最接近真相的猜测是，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深信这会是鲁登道夫1918年快速东进的重复，而且此刻没有西线的干扰。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在1914年至1918年间普鲁士领导人的心目中，发动战争真的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确立东方的所有事情。1941年6月，德国将军（“一战”期间，他们几乎全都在东线作战或是担任自由军团的低级军官）中极少有人觉得德国会输。进攻苏联完全是普鲁士的决策。

结果是，到1941年年底，德国陆军陷入与在数量上不可战胜的苏联红军之间致命的消耗战，而德军的非洲军团正与其明显无法打败的英帝国在埃及厮杀。然而在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还是毫无理由地向美国宣战。他的决定也许令人感到似曾相识：

德国在“二战”中战败的思想根源

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由陆军少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领导的几个军官一直在策划推翻希特勒。1943年3月，特莱斯科夫只差一点就成功了——他把一颗炸弹安置到希特勒乘坐的飞机上，但炸弹没有爆炸。策划刺杀处于权力巅峰的希特勒，是真正的英勇壮举。

但不久，反对希特勒似乎成了共识。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1943年1月）意味着希特勒急需一次大胜仗来振奋士气；他蔑视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所以他相信可以在英国人那里获胜，在北非的德军未曾交锋过的美军也会被打败。希特勒不顾王牌将军隆美尔（Erwin Rommel）的恳求，把最精锐的部队派去突尼斯；接下来的战败（1943年5月），从德军的观点来看，几乎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败一样糟糕。 [21] 苏军在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中得胜，所有尚有理智的德国人都看到了不祥之兆。现在，秘密反对希特勒的势头发展很快，领头的是很有魅力的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y）。

策划者中的许多人无疑是勇敢正直的，但他们的拖延，使他们中最勇敢正直的人也遭到怀疑：如果希特勒一直打胜仗，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许多人希望西线和平，只是为了在东线继续打仗。甚至是像施陶芬贝格那样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难以理解德国已经失败到何种地步，难以理解其他国家多难明白一个容克好人与一个纳粹坏人之间的区别。 [22] 他们的组织已经完全无望。一向精明的康拉德·阿登纳（后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拒绝加入他们，问道：“你们听说过聪明的将军吗？”

1944年7月20日，在被称为“狼穴”的纳粹欧洲大本营，施陶芬贝格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最后一分钟制作出一颗炸弹，把它装进公文包后放在希特勒身边，然后找借口走出会议室。在经过岗亭、离开“狼穴”时，他听到爆炸声，由此确信独裁者希特勒已经死了。

即便做出了这些努力，密谋暗杀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对自己的合法性也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告诉世界他们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而是古怪地宣称他们只是在接管权力，因为希特勒已经被反叛的党卫队杀死。

实际上希特勒没死。那颗炸弹的威力只有计划的一半，而且炸弹与希特勒之间有巨大的橡木会议桌相隔，他逃过一劫。由于策划者没有切断“狼穴”与柏林之间的通讯，希特勒亲自与陆军少校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Ernst Remer）通话，雷默旋即逮捕所有参与者。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施陶芬贝格和其同党都有武器，已知末日来临，却都不愿意公开反抗。这次贵族军人的叛变，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被平息，希特勒不会让柏林的老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希特勒暗地里对所有与策划者有牵连的人采取报复行动。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运作。德军在诺曼底和苏联战场都遭受失败。德国城市遭到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然而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在1944年8月达到战时高峰：希特勒依然拥有资源，依然控制着很大的地域。

1944年年底德国依然掌控的地域

他可以把所有的武器都砸向苏联，使德国免遭所谓的“劣等人”斯拉夫人的入侵。但他不顾所有的证据，完全沿袭普鲁士的传统，相信没落的和民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遭到重击是会崩溃的。于是最先进的武器不是砸向苏联，而是砸向伦敦：这些“V型武器”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大型军用火箭，远比盟军拥有的其他任何武器先进。

V-2火箭，世界上最早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

然而，在全面对抗的残酷战争中，这些火箭的打击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用最先进技术研发出来的9000枚V-1火箭和1100枚V-2火箭，平均每枚炸死不到一个人。

同时，希特勒最后一支真正有效的打击力量——40多万军人和1000多辆坦克及自行火炮，在纳粹空军全部飞机的支援下——在法德边境的“阿登战役”（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中，徒劳地冲向美军。兵员众多的美国军队大吃一惊，不得不退防，守住巴斯托涅（Bastogne）那样的重要城市，直至援军和大批飞机闻讯赶来挡住德国人，并把他们赶回去。

纳粹这次赌博失败后，再也没有办法抵挡苏联。苏军报复性地横扫北欧平原，挺进德国。希特勒否决所有的疏散计划。

苏军和美军会师了——西方和东方在哪里会师呢？除了易北河，还能是哪里呢？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开枪打死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之后，饮弹自尽。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结束。

恢复原来的边界

因为德军顽抗到底，所以盟军自然地认为，战后会面临抵抗运动的麻烦。然而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整个体系似乎一夜之间崩溃了。

德国的一位当代著名作家这样回忆道：

费格特马雅（Feigtmaier）是纳粹的一个地方头目，两天前还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现在穿着棕色工作服，站在马路上扫街。美军的吉普车队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他赶紧跳到人行道上，衣服蒙上一层尘土……看到胜利者英军士兵，那些人必须脱帽致敬……不久前还接受简短问候并大声下达命令的那些人，突然间轻声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乌韦·蒂姆（Uwe Timm），《以我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

这个仿若“零点”的时刻被写进德国的史书：一切都停止了，必须重新启动，从零开始。

战胜国把西普鲁士给了波兰，把东普鲁士划分给波兰和苏联，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并把德国的其余领土分割成事先商定好的几个军事占领区。

“二战”后德国被划分示意图

奥得河东岸被永久地排除在德国领土之外，但没人想让其余部分长久分裂。在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1945年7月至8月）期间，盟国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使德国部分地去工业化和彻底地去纳粹化，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并在有德国参与的国际社会中最终实现和平合作。为此，在德国，一切有权组织集会和开展公开讨论的民主政党，都应该被允许活动，得到鼓励”。

其他人很快就发现，苏联另有打算。苏联不想分割德国，苏联要的是一个统一的，但无法对抗自己的德国。因此苏联提出把苏占区的工厂设备和原材料用作给苏联的战争赔偿，还要求共管英占区——英占区是德国工业中心。

英国迫切希望德国重新运转起来，因为英国养不起停工的莱茵河和鲁尔工业区，以及英国人民。1946年，英国被迫在国内实施面包配给制度，这是在战争期间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绝望潦倒的英国建议——或恳求——英占区与美占区合并。美国人也已经决定，德国应该重新运转起来。他们相信，斯大林想让德国保持贫穷的计划，只是苏联接管德国的序幕。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最好的方法是让资本主义繁荣昌盛。与1919年不同，美国现在站出来了。

我们原先认为可以不插手欧洲的战争，因此失去了可从欧洲事务中赢得的利益。后来我们被迫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也不会重复之前的错误……美国已经正式宣布，我们要把自己的占领区与愿意加入的其他甚至所有占领区合并起来，共同开展占领区的经济建设。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政府同意英占区加入美占区。对他们的合作态度，我们深为赞赏。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1946年9月6日于斯图加特

当原先的盟国发展为对阵的英美和苏联阵营时，事情朝着计划外的方向发展了。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声称（1947年3月12日）：“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1947年6月，美占区和英占区正式合并，在以前与柏林合称“两京”的陪都法兰克福合署办公，“双占区”由此创立。同月，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宣布实施：由美国提供巨额贷款，用以重振欧洲的经济（以及欧洲购买美国产品的能力）。苏联立即反对这个计划；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并把自己在德国的法占区加入美、英的“双占区”，“三占区”由此形成。

突然间，未经任何人策划，欧洲看上去不可思议地回到查理大帝去世时（公元814年）的状态：易北河是北方边界——几乎完全就是查理大帝“萨克森界墙”的走向；外面是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文化，斯拉夫人的影响延伸到易北河西岸的南方纵深地区。

西方世界的当务之急是，让德国的美、英、法联合占领区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德国马克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已被香烟替代。没有正常通行的货币，就没有经济恢复的可能。

英、法、美将在德占领区合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92年11月14日）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欧洲分界线让人觉得，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查理大帝去世1130周年时仔细研究了他那个时代的疆域。”

1947年下半年，根据“猎鸟狗行动”（Operation Bird Dog），新钞票在美国被秘密印制出来，然后在1948年2月至8月间被装进2534个木条箱，标上假唛头后运到德国，秘密地放进法兰克福原“国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问题是，没人认为使用这种新钞票有什么好处。

绝望之中，美国人求助于那些应该真正理解德国经济和人民的人：德国人自己。而德国人有一个现成的计划。

算不上奇迹的经济发展

早在1943年，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已经秘密下令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在武装党卫队 [23] 中将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lendorf，因领导过一个杀人小组，后来被盟军绞死）的领导下，筹备在战争胜利后回归正常的自由市场规则。奥伦道夫的小组成员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未来的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63—1966年在任），以及著名银行家和后来的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雷辛（Karl Blessing，1958—1969年在任）。

这个专家小组很快就发现，纳粹经济之所以能够继续运转，只是因为疯狂地印刷钞票。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商店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奢侈品出售，基本商品的供应和价格一直受到严格控制。所有的余款因此一直都安全地存放在民众的银行账户里。德国人不管愿意与否，不得不省吃俭用积存了10年钱。但在控制取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艾哈德、布雷辛和他们的同事们无疑都知道答案：如果附庸国在枪口逼迫之下还是不接受估价过高的德国马克（如法国人在1940年至1944年的做法），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艾哈德的解决办法是激进的。他建议将德国马克作废，从而消灭过剩的纸币，并引进一种崭新的货币：“德意志马克”（Deutsche Mark）。私人储蓄的兑换率为15︰1；但工商业的兑换率为1︰1，减去象征性的资本税，使兑换看上去比较公平。这样，普通老百姓的现金储蓄实际上会大大缩水，但工商资本得以保留。

这个方案是基于“最后的胜利”不属于德国的假设，在1944年被悄悄地搁置。但到了1948年，西方盟国急于重振德国经济，执行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1944年的计划在1948年得以执行

艾哈德和他的同事们从抽屉里拿出他们原先的计划……1948年4月28日，一辆车窗遮掩得密密实实的大客车，在重兵押运下，把他们送到卡塞尔附近罗特韦斯滕（Rothwestern）的一个空军基地。在那里，德国专家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说服和解释，盟军代表终于批准执行他们的方案：1948年6月20日，普通储户几乎丧失一切，而股东和货主几乎毫发未损……艾哈德的策略有且仅有一个目标：支持工商业积聚资本。他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康庄大道。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 ），2006年6月25日

德国在经济上的对手法国和英国那样的国家，做梦也不敢采取如此极端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人民绝对不会容忍这种做法。这样的政策只可能在1948年的德国施行，因为普通公民目光所及是一片废墟，能够自由地活着已经满足。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成为废墟的几乎都是住宅，而不是工厂。英、美飞机狂轰滥炸德国城市，炸死了几十万平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与纳粹毫无关联；但到1945年5月时，只有6.5％的工厂设备被炸毁。德国依然是个工业巨人，强壮到可以很快恢复。到1948年，只需要唤醒这个巨人就行了。

盟军尚未批准，艾哈德就毫无保留地全面推进市场化，取消配给供应和物价管控。他与美军当局的对话成为一则传奇：

美军上校：在食品依然普遍短缺的时候，你们怎么敢放松配给制度呢？

艾哈德：上校先生，我们可没有放松，而是取消了配给制度！现在，人民需要的唯一票证是德意志马克。他们会努力工作去赚取德意志马克，你就等着瞧吧！

这办法奏效了。这一代的德国人都记得，几乎在一夜之间，商店的货架上又摆满商品，工厂的车间又响起隆隆的机器声。

这样显而易见的奇迹算不得什么。美、英、法的“三占区”现在有了硬通货，其固定兑换率对出口相当有利。工商业资本得到艾哈德计划的保护。一支有技能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因为可同化的、来自易北河东岸和苏台德地区的几百万工人的加入而更加兴旺——他们庆幸自己还活着，即使工资低也愿意工作。大多数机器设备依然可以运转。更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也来了。

核心成果是：1944年，德国的国债是3790亿德国马克，大约是德国193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在美军的支持下，1948年的货币改革消灭了国债。“归零”……从1947年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为“三占区”还外债创造了“黄金假期”……消除了4650亿德国马克/德意志马克的债务，德国还可延期支付利息……希腊知道这件事会沮丧吗？也许吧。

——艾伯特·里奇尔教授（Professor Albert Ritschl），《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12年6月25日

重振经济的条件这么优惠，所以成果不会真的令人惊奇，更不能说是经济奇迹。“三占区”的企业家很快就准备好再次挣钱了。

真正的统一——再见，柏林？

突然间，人人都在展望未来。但国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该怎么向前走呢？每一个幸存下来的企业都与纳粹政权有关系，至少是与之和平相处。在几乎半数医生都曾是纳粹党员的情况下，该怎么医治这个国家呢？大学里10年来普遍讲授“种族理论”，其他教师怎么与持此论点的教师相处呢？怎么对国民进行再教育呢？对杜鲁门或斯大林来说，答案很简单：除了罪大恶极者，其他人都应该被遮上遗忘的面纱。

康拉德·阿登纳不管这些，下决心加快前进的步伐。1948年6月，针对艾哈德的新版德意志马克，苏联的反制措施是封锁西柏林，迫使盟军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用飞机向这座城市运送供应品，这就是“柏林空运”的成因。阿登纳利用东西方之间强烈的敌意为自己赢得空间，来实现他终生的雄心壮志——建设一个真正面向西方的德国。波恩险胜法兰克福，成为临时首都。1949年5月24日，《基本法》颁布。1949年8月14日，73岁的阿登纳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首任总理，并在这个位子上坐到1963年。他主政的年月被人们称为“阿登纳时代”。

两德的形成

阿登纳掌舵的西德看上去很像当年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尼亚、查理大帝的日耳曼人帝国和拿破仑的莱茵联邦。西德与波兰人之间有一个缓冲区，与苏联不接壤，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只有一条短短的边界。

1871年所谓的统一，终于由于易北河西岸几乎所有德意志地区的联合而结束。

阿登纳决心开展“西部整合”运动，因为这是他的政治基石。他的决心那么大，在1949年11月的一次著名争论中，社会民主党人大声叫嚷，说他是“盟国的总理”。他们假如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肯定会叫嚷得更加响亮。

1955年12月1日，英国驻西德的高级专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patrick）爵士给英国首相送去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备忘录：

康拉德·阿登纳真正想做的事情

西德大使昨天告诉我，他想与我进行一次特别秘密的谈话……阿登纳博士对西德人民没有信心。他担心自己卸任后，未来的西德政府会与苏联达成交易，从而出卖西德的利益。由此，他感觉与德国的统一相比，更重要的是西德与西方的整合。他希望我们知道，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将不遗余力……一旦他向我传达的如此坦率的观点被西德人知道，那么他的政治生涯肯定会变成灾难。

换句话说，阿登纳只是不能相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一个包括他一直不喜欢的易北河东岸的德国——能够留在西方。

他自己的西德确实走上“西方化”的轨道。西德在1954年赢得足球世界杯冠军；1955年，西德重新建立军队后成为美国领导下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1957年，根据《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 ）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由阿登纳的亲密盟友、西德法学家和外交家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担任首任主席。西德确实在面向未来，美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当时这么记录：

在对比相关地图之后发现，公元814年查理大帝的帝国地盘，与目前已经加入欧共体的6个国家的地盘，几乎一模一样……对这样的高度重合，不能异想天开地以为是巧合而置之不理。

——雨果·O.英格曼（Hugo O.Engelmann），《欧洲帝国：从查理大帝到目前的市场》（The European Empire ：from Charlemagne to the current market ），刊登于1962年《社会力》（Social Forces ）期刊第14期第297页

如果有机会，阿登纳会走多远？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答案。1945年，柏林不同于当时德国的其他区域，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四国实施共同管理。1949年，苏联扶持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柏林的美、英、法占领区成了一个深入东方集团腹地的、警备森严的“西方怪人”。在建造柏林墙（1961年）导致的危机期间，阿登纳向美国人提出一个绝密建议：用不着保卫西柏林，干脆放弃西方位于老普鲁士的这个立足点。

阿登纳希望美国人在与苏联人秘密谈判时做出交换：拿西柏林换取图林根州（Thuringia）以及萨克森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部分地区。在柏林墙开始修建的几天前，他向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提出这个建议……美国当局认真评估了这个建议。

——“《明镜》在线”，2011年8月15日

但事情已成定局。柏林墙修建起来，东德已被当成既成事实接受。我们不妨来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东德（或者易北河东岸）极简史

东德并没有因为苏军在1945年至1989年的占领而变得不同；苏联占领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与众不同。

公元935年，奥托大帝跨越易北河入侵东岸；公元982年，斯拉夫人把德意志人赶了回去；1127年，德意志人又开始东征，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基本上成功地把斯拉夫人排挤到奥得河（但从未彻底成功）。条顿骑士团往东走得更远，直至在1410年被波兰人打败。普鲁士在脱离波兰的宗主权后诞生。普鲁士崛起源于1525年一次反叛神圣罗马帝国的行动，在与瑞典的战争中出名，并因在易北河和奥得河的胜利而变得强大，然后在1807年多亏俄国沙皇才免于灭亡。西部德意志没能统一，因而在1866年的一次战役后被普鲁士征服。普鲁士在1870年打败法国，然后逼迫德意志人出钱出力助其解决与斯拉夫人的千年斗争。斗争在1945年结束，易北河东岸部分地区永久脱离德国的版图，剩下的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疆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易北河东岸这块土地上的民主德国，位于东欧斯拉夫人边上，说德语，却与西德有着巨大不同。在1961年柏林墙建起之前，东德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东德年轻人——开启了一波新的流向西德的“东部移民”潮，平均每年的移民人数大约为20万，与1850年以来的“东部移民”年平均人数大致相当。如果苏联的卫星国不去建造和维护一道坚硬的，甚至致命的壁垒，用以阻止人员流出，那么到1989年时，易北河以东地区的东德人恐怕所剩不多。

那些留下来的人就得看“斯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恩赐了。斯塔西拥有9万名全职员工，还有20万名“非正式工作人员”协助。斯塔西之厉害和无处不在，在于拥有无数的“检举揭发者”和“通风报信者”。这些人为微薄的奖励而向斯塔西提供协助，他们的一句话可以毁了你的职业生涯，让你上不了大学，身陷囹圄或见不到孩子。

斯塔西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厉和最高效的国家安全机构，一些与之打过交道的东德人谈及它时表现出苦涩的幽默。有一个玩笑说，以色列摩萨德（Mossad）、美国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和东德斯塔西都接受了辨认骨骼残骸的任务，但只有斯塔西成功了——通过套取忏悔。在反间谍方面，斯塔西也成就卓然。他们曾经在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办公室安置了“一只鼹鼠”（间谍），事情暴露导致勃兰特在1974年引咎辞职。然而，与东德其他所有机构一样，斯塔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就四分五裂了。

——波尔·欧·杜恰泰［Pól Ó Dochartaigh，《大屠杀之后的德国人和犹太人》（Germans and Jews since the Holocaust ）作者］

宽容的西德人和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左翼分子，似乎不想了解东德的现实；而心理正常的经济学家则选择接受明显是拼凑出来的东德国民生产总值数字；聪明的社会学家声称，东德虽然不完美，但与西德相比，没那么物质化，公有化程度更高。

慢性近视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在1977年总结说，东德是“福利国家楷模，是东欧国家现在变成的模样”。那些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保守人士，在谈论东德时，当时与今天的口气截然不同。那个时候，“斯塔西”这个词语他们是极少提及的。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7年

文艺评论家在对待东德艺术家时尤为谨慎，如果有人发表作品，只要不是明显的政府宣传，他们都会称之为“天才的杰作”。

一位西德文艺评论家迷惑地回顾

我们突然间发觉，被成功地推广了那么多年的东德文学，原来大体上一文不值……今天我想：“假如我写过一篇关于我为什么对其不感兴趣的小文章就好了。”可是，不，我不能奢望这样的荣誉。东德的作家在西方得奖时，我们全都微笑着说：“哦，是的，这是给东德的奖励，当然了。”

——约瑟夫·冯·威斯特法伦（Josef von Westphalen），《德国人的贪食》（Von deutscher Bulimie ），1990年

在最后的年月里，东德奋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德国，因为其继承了马丁·路德的传统。东德还说，所谓的普鲁士美德——在剥离了容克的军国主义之后——在面对美国战争贩子的“可口可乐殖民主义”行径时，是个积极的选择。这些声音在西德的强硬左派中引发了某种程度的共鸣。但任何反西方的事物似乎都能够在西德强硬左派和右派中引发不同程度的共鸣。这种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尤为明显。

麻烦的年代

1960年，西德已经是北约和欧共体的坚强支柱。它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而且正积极地从南欧和东欧引进“外来工人”，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但西德依然是个低工资和低消费的国度，拥有汽车的家庭数量只有英国的一半。

然而，时代在变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对有工作机会、能存钱、能忘记战争等充满感恩的一代人，已经被“婴儿潮”一代替代。新一代要求获得一切——包括真相，而且要快。

整个西方的年轻人对于老一代人的虚伪、无聊和自以为是感到很不耐烦。在西德，代际矛盾尤其苦涩，因为老一代人多多少少与纳粹有牵连。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兰克福审判（1963—1966），把西德年轻人惊得目瞪口呆。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更使他们愤怒。一些年轻人的头脑里形成了共同的反叛想法：他们所鄙视的父辈是前纳粹，也是资本主义西方的忠实走狗——他们刚才还在屠杀犹太人，现在就对“美国佬”点头哈腰，让西德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麦当劳文化”消费者。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化”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条路径是面对普鲁士或纳粹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选择。现在，“西方化”带上了“西统化”的色彩，开始有了消极的内涵，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强硬左派和强硬右派联合起来了。

极端分子聚焦地

从1965年下半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游行示威者手里的标语牌上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阿道夫·希特勒两人的图片，他们还在美国“野蛮的文化产业侵略”与野蛮的战争之间画上等号……任何奇谈怪论都是受欢迎的，只要符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则……人们总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美国—救世军—纳粹”的口号……在许多情况下，西德批评家听起来就像东方宣传机构的成员。

——贝恩德·格雷纳（Bernd Greiner），《西贡、纽伦堡和西方：1960年代末期美国在德国的形象》（Saigon ，Nuremberg and the West ：German images of America in the late 1960s ）

这是文化大海洋，在其中试水的有巴德—梅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这是一个恐怖团体，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所作所为把西德吓坏了。这或许可以解释该组织主要成员之一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为什么后来会成为有名的新纳粹分子。

乌尔里克·梅因霍夫（Ulrike Meinhof）和古德兰·恩斯林（Gudrun Ensslin）是年轻的女学生，深受正直和激进的新教影响。组织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安德列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是一个有魅力却生性残忍的人，扬—卡尔·拉斯沛（Jan-Carl Raspe）则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这两个男人读书不多，容易冲动。四人全都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满怀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压迫”西德的仇恨，但没有形成连贯的政治思想体系。

——《纽约时报》，1988年1月3日

这个团体是在1967年6月2日诞生的，当时有一场抗议伊朗国王来访的游行示威，西柏林的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在后来的一场学生集会上，古德兰·恩斯林宣布：“这个法西斯国家要把我们全都杀死！对暴力的唯一回应也是暴力。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奥斯威辛’，用不着与他们争论！”

在20世纪60年代，西德并不是唯一的朦胧的理想主义快速衍生出暴力的地方。但巴德—梅因霍夫帮是独特的，因其对个人下毒手，特别擅长制造麻烦。在“运动”的高峰期，也就是在1977年的“德国之秋”期间，该组织看似随机地暗杀了包含企业家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s-Martinn Schleyer）和德累斯顿银行总裁尤尔根·庞德（Jürgen Ponto）在内的著名人物。西德境内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承认对这个团伙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个疯狂的杀人团伙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要求释放他们的被关押的领导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抱有这种怪异的同情？当然，反美运动起到主要作用，但旧的因素或许也在起作用：

梅因霍夫试图解释其团体的使命……他们并未盲目地认为自己会在德国掀起革命，或者他们不会被关押被杀。重点是要“历史性地唤醒整个国家对1967年至1968年运动的理解”；他们的行动是“为了不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些话在德国的过去长久回响……从命中注定的斗争传统出发，为留个信息给未来而战斗到底。

——尼尔·阿谢森（Neal Ascherson），英国《卫报》，2008年9月28日

阿谢森（他本人认识梅因霍夫）肯定是对的。以这个世界观为前提，无论我们在此时此地对谁做了什么好事，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树立了榜样，为了某种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紧握枪杆子。这种念头，想想也很奇怪，而且没有认识到这是从路德的见解传承下来的，即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而仅仅是因为“信仰”。

作为战场的西德

幸好在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里，西德的政治领导人不是眼睛盯着未来可能出现之悲剧的英雄，而是一位擅长幕后交易的典型的偏左中间派烟民——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在施密特的领导下，西德处理了绑架、杀人的恐怖分子，但没有严重妨碍公民的个人自由。他通过允许借贷增长，带领西德度过1973年“油价冲击”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西德的民主气氛令人欢欣鼓舞，工业和技术得到保护。

由于在西方阵营强硬推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施密特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这是在东西方关系特别紧张的时期：1977年，施密特警告北约，苏联升级版的大型短程导弹破坏了战略平衡，容易造成噩梦般的后果。他建议美国在不放弃谈判的同时予以回击。

不过施密特的政党对阿登纳的“绑定西方”计划一直兴趣不大。党内有些人依然令人费解地深信，虽然苏联入侵了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但美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美国1979年同意在西德部署一批陆基短程“潘兴”（Pershing）导弹时，民众爆发了强烈抗议。现代的绿党（Green Party）也是在这个运动中诞生的，很难理解他们担心的仅仅是美国会发动世界末日大决战。更可信的是，阿登纳的担心是正确的，即某些西德人缺乏对“绑定西方”这一政策的基本同情，诚如绿党创始人之一马锐鲁斯·贝克（Marieluise Beck）最近所指出：“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反‘潘兴’战役既是和平主义运动，也是与前一个目的极为矛盾的反对美国和北约的抗议运动。”

到了1982年，施密特失去来自党内的广泛支持，他认为需要缩紧预算时，社会民主党没有支持他。施密特走了，接替他的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erat，简称“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科尔完全赞同阿登纳的路线，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火箭出现在西德境内。其结果并不是世界末日大决战，而是东西方之间认真严肃的谈判，最终在1987年，美国和苏联的所有短程导弹都撤走了。

这个时候，一切都已改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已经上台执政，接管了战后的苏联，但这个庞大的国家很快就将四分五裂。

易北河东岸的回归

1989年刚开始时，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 Honecker）宣布，柏林墙还会存在“50年或100年”，戈尔巴乔夫也没想到这个国家会倒台。当局信心十足地计划在1989年10月7日举行40周年国庆，并继续贯彻既定的方针政策。

5月，匈牙利当局允许人民前往奥地利，继而进入西德。几十万东德人感觉有了离开的机会，纷纷制定去匈牙利度假的计划。西德驻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大使馆，突然间挤满申请避难的东德人。9月11日，匈牙利干脆打开国门。月底，3万东德人潮水般地涌进西德。

东德在绝望中封锁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线。1989年10月6日至7日的国庆活动期间，东德强硬派不喜欢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到访东柏林，告诉昂纳克：“生活会惩罚迟到者。”

人群欢呼“戈比”（戈尔巴乔夫）；在他离开后，警察开始驱赶人群。10月9日，莱比锡民众举行集会，他们已经做出决定，但还是害怕：谁也不知道当局会镇压他们还是采取“波兰办法”（妥协）。

1989年10月，柏林，戈尔巴乔夫在东德

人群中没人扔玻璃瓶，警察和部队也没人开枪。1989年10月17日，昂纳克下台。11月3日，东德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重新开放。两天之内，15000人离开东德。11月9日，显然是因为意外，东德宣布打开柏林墙，人群纷纷由此穿越，或正带着榔头赶来。赫尔穆特·科尔对此没有准备，他正在华沙参加国宴。

事态发展迅速，但大家都认为，东德暂时还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国家。毕竟，两德统一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国际伙伴的参与，需要在两德内部举行全面的和公开的辩论，继而还要进行特别选举。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在1990年3月的东德国会新选举中，科尔的基民盟东德支部领导的一个爱国联盟（年轻的安格拉·默克尔是其中的著名人物），轻易地获得胜利。依然没有人投票要求两德统一，但东德人用脚投票。光是1990年1月，就有20万人移居西德。莱比锡示威游行者的口号正从呼吁爱国（“我们是一个民族！”）转变为要挟：“给我们西德马克，我们就留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们就自己拿！”

新一波“东部移居潮”危机正在酝酿。西德同意东德马克以1︰1兑换西德的德意志马克，也许会让人们留在原处。但前东德的国有企业怎么付得起这样的工资？这些新地区怎么付得起几近同等的养老金和福利？结果——西德需要支付巨额补贴——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联邦银行主席奥托·波尔（Otto Pöhl）因此辞职。但科尔的团队态度坚决。东德在1990年7月1日获得德意志马克。西德必须付钱让易北河东岸的德国人留在原地（尽管自1850年以来，即使在和平时期，政府都没能阻止他们离开）。

还是没有为统一而进行投票。西德内部的政治形势为政治家们做出了决定。民意测验显示，科尔将会在下次西德大选中落败。但如果不单单是“西”德进行选举呢？

两德的统一在1990年10月3日离奇地完成了。东部或西部都没有进行投票。许多人认为，科尔为获得法国人的同意，（私底下）承诺不久就放弃钟爱的德意志马克，启用欧元。

法国总统密特朗允许西德东扩，帮助科尔成为“统一后的总理”，科尔可以借此减轻西德的货币负担。这是密特朗当政时期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明镜》周刊，2010年9月30日

科尔大开爱国支票，许诺再创经济奇迹，为新加入的东部各州带来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即使如此，在1990年12月的大选中，他在西德还是战绩不佳，与1987年相比，他在大多数地区的支持率都下滑了。人们显然不欣赏这位“统一后的总理”的所作所为。在东部，情况当然不同了：科尔横扫5个新州，在其中4个州的支持率遥遥领先，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新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人。

现在议会要做出是否从波恩迁都柏林的重大决定。1991年6月20日，在冗长而紧张的辩论中，双方始终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当最终表决时，原西德议员投票赞成波恩的为291票，赞成柏林的有214票。许多观察家说，前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nble）在几个月之前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坐上轮椅，这次多亏他发表赞成柏林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才使得票数这么接近。

在德国的历史上，西部处于下风往往是因为自身的分裂。西部议员明显赞成波恩，但还不够明显。然而，几近是单一文化群体的易北河东岸，虽然选票数量很少，但这不多的选票勉强扭转了决定：东部各州80％的选票赞成柏林，所以最终波恩和柏林的得票数是320︰328。德国的政治中心从古老的、曾属于罗马帝国的莱茵兰地区，转移到柏林——如果1871年的统一是真正的统一，那柏林自那时起就是德国首都。

自腓特烈大帝以来的德国政治极简史

不是第二次奇迹

西德似乎咬住——或者说是未经询问就被塞进嘴里——太多，超过了咀嚼能力。从来没有过神秘的西德“经济奇迹”模式，只有残酷的自由市场经济，由艾哈德在1948年特定的条件下推出。1990年的货币接轨情况则与那一次相反：有利于短期满意度，但不利于工商企业发展。

既然工资、福利和养老金几乎与西部相同，大多数东德人决定待在东德不走了。但由于那里的生产力很低，几十年里几乎没有投资，工商企业竞争力低下，西德不得不来付账。

就像1871年到1933年那样，富裕的、生产力很强的西部德国人被告知要为国家承担义务，支持易北河东岸疲软的经济，还要维持首都柏林官僚机构的运转。

德国税收流转梗概

不久西部德国人就有了疑问。笑话开始传播：

土耳其人与东部德国人有什么区别？土耳其人会说德语、会干活。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高兴？他们的长城还在。

奔驰新车在急刹转弯能力测试中侧翻。

经济负重运行。1997年，崭新的梅赛德斯—奔驰A级轿车在验证汽车急刹转弯能力的“麋鹿测试”中侧翻。“麋鹿测试”这个词语开始流行并成为笑柄，因为这似乎表明了德国的无能。在第二个千年结束时，牛气十足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布莱尔和布什非常自信地认为，未来应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当经济再次停滞的时候，德国被打上了“欧洲病夫”的烙印……德国的软弱是在推行欧元的特别尴尬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自1月份推行以来，新货币比对美元几乎是一路下滑，主要是由于德国经济的疲软……给东部的补贴，大约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一比例自1990年以来极少回落……德国在短期内不大可能甩掉“欧洲病夫”的称号。

——《经济学人》，1999年6月3日

第三个千年（新千年）

盎格鲁—撒克逊人喜滋滋地通过借贷实现繁荣，其实这种繁荣景象与冰岛银行一样不结实、不可靠。这个时候，德国悄悄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也是偏左中间派，也擅长幕后交易，他在2005年推行系统性的福利调整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在德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哈茨4”（Hartz Ⅳ）。该方案对长期领取国家失业救济金的人极为不利，他们被推向新成立的“就业中心”。施罗德还说服绿党伙伴，德国如果一直不参与任何战争，意味着德国允许类似巴尔干地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所以德国必须做点什么。他利用恐美症修理了强硬的左翼人士，说德国不会参加第二次海湾战争，因为不宜去冒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很不高兴。施罗德在国内摇摇晃晃、勉勉强强地赢得第二个任期。

到2005年，德国看上去不再是病夫的模样。南欧国家花费大量欧元购买高质量的德国商品，自己的廉价产品则积满灰尘。远东突然变富，那里的人民也像欧洲富人那样讲究了。他们的新产业需要定制专用机床、起重机和皮带输送机，而这些都是德国的拳头产品。美国贪婪地进口德国制造的小汽车。德国在借钱成风的世界里竭尽全力地工作。

2008年，人们突然明白借来的钱只是借来的，德国似乎要遭殃了。然而，德国的经济衰退只持续了刚好一年。德国断定风暴很快就会过去，于是给予工业基地扶持，而不是任其死去。德国许多产业依然由家族拥有（多亏艾哈德在1948年的政策），而不是依赖基金会的投资，这对工业很有利。即使在艰难时期，这样的人也不想放弃企业家的身份。国有银行——与大众集团一样，是许多产业的大股东——伸出援助之手。具有西德独特传统的、真正有效的劳资谈判解决了其余的问题。由雇主提供且被工人接受的兼职工作，缓解了失业的压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复苏后，美国依然着迷于进口商品；远东依然是新晋的“富人”；欧洲人更加仔细地选择他们认为能够保值的优质产品。在希腊债务危机的高峰时期，希腊人焚烧德国国旗——但购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德国汽车作为防护手段，以免被挤出欧元区。

德国看上去稳定而有活力。在连续三次大选（2005年、2009年和2013年）中，安格拉·默克尔出任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大联合政府”总理；在每次选举中，她都是慢慢地进入极为罕见的状态，从而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国家是世界的“出口专家”，享有崇高的声誉，可获得免息贷款。人们说“欧洲”应该帮助弱国摆脱困境时，这个“欧洲”指“德国”；美国人说“欧洲”需要站出来对抗俄罗斯时，这个“欧洲”指“德国”；英国政治家要“欧洲”做出特别让步时，这个“欧洲”也是指“德国”。

德国的社会也在进步。令人惊奇的是，从个人财富角度来看，德国人的平均财富比不过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很少拥有自己的住房，许多来自前东德的人，其净资产实际上是零。但诚如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所言，他的德国同胞其实一点也不穷，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

社会状态是德国财富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共同体内，人民不需要严重依赖个人的财富，不像其他国家的老百姓那样必须掌握财富，生活才有保障，才能安心过日子。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汽车和房子的数量。

——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Werner Abelshauser），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2013年3月27日

阿贝尔斯豪塞的说法里暗含警告。假如典型原西德人对经济和公共机构的信任降低了呢？确实有迹象表明，富人正从阿贝尔斯豪塞所称的“运作良好的共同体”中脱离。从2012年开始，有钱的德国人突然开始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挤进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高涨，甚至超过臭名昭著的英国房价。私立教育（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在德国从来没人重视）突然间兴旺起来。一个新的、赞赏自由市场、反福利、反救援希腊、批评欧盟的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诞生了。创建人贝恩德·卢克是大学教授，党内一半成员是教师（他们中许多人是知名人士），他们公开签署该党的第一份宣言。富人似乎怀疑古老的信条。如果穷人——“40％的德国人实际上一无所有”——也不相信这些信条了呢？

在默克尔赢得第三个任期时，这些都只是杂音而已。但唯一的真正的麻烦，与往常一样，是易北河东岸。

支撑不住的东部

科尔承诺的“繁荣昌盛的景象”靠呼吸机一样的巨大援助支撑。相关的累计数字已经变得相当可怕了：

光是1991年，就在德国东部投入了1430亿德意志马克，用以保证收入、支持企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到1999年，这个数字飙升为1.634万亿德意志马克，即使考虑到资金回流，那也有1.2万亿德意志马克的净值……数额如此巨大，使德国的国债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德国统一后开始的这个趋势，到今天依然没有很大改善。

——联邦政治教育署（2009年6月23日）

支出是巨大的，收效却很小。没错，大柏林地区似乎欣欣向荣。作为首都，柏林是政府花钱的地方。其蹩脚的高雅和廉价的房租，吸引了游客和刚刚参加工作的人。然而这一切都是靠债务和补贴支撑的。虽然每年能从中央政府收到大约35亿欧元，但柏林（约400万人口）的州债比巴伐利亚州（约1250万人口）高了许多。欧洲其他的首都能够资助自己的国家；唯有德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在易北河东岸腹地，事态相当严重。从1991年到2012年间，巴伐利亚州的人口增加了8％，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人口却减少了20％。联邦经济和能源部2016年的一份报告用干巴巴的语言描述说：“人口统计反映的情况，在欧洲和整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事实证明，即使是2万亿欧元也改变不了易北河东岸自1850年以来的一个事实：在这个地方，只要有机会，大多数人还是不想留下。

官方预测人口流失还会继续。由于离开易北河东岸的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所以那里的问题之严重非这些数字所能描述。

联邦建筑、城市、空间规划研究所预测的2009—2030年德国人口变化

试试再在未来可能的德国地图上来画一下那两条线——公元100年的罗马界墙和易北河。

那些留守的人——相对年长，受教育不多，主要是男性——投票选的人与西部人完全不同。德国大范围投票意向调查结果出来时，数据总是按地理区域分成两部分：西部德国和东部德国。必须这样，不然结果就有误导性。在2003年和2005年，易北河东岸选民把几乎公开的新纳粹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NPD）——送进两个州的议会。在好多人支持极右党派的同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支持德国共产党继承者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地理依然决定命运，地图是最好的证据。

强硬左翼和新纳粹的堡垒（2013年）

很容易把这个情况归咎于1949年至1989年间苏联对易北河东岸的控制。但易北河东岸的投票不同于西岸已经持续几代人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支持保守党，魏玛共和国时期支持德国民族人民党，1930年至1933年间支持纳粹党，2009年支持左右两翼的极端派。

怀念原来的东德（怀旧），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也许是无害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旅游体验，但萨克森和波美拉尼亚的不少人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倾向：渴望一个与西方价值或联盟毫无关系的纯粹德意志。

2015年的德国依然安全而繁荣，所以虽然身上绑着经济上暮气沉沉、政治上气氛紧张的易北河东岸，似乎能够过下去。那年4月份，默克尔的支持率达到75％。令人惊讶，因为这是已经在位10年的民主党领袖。她对待希腊态度强硬，南欧国家都不喜欢她，但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和她自己的选民则赞赏她对希腊的态度。

2015年9月，她把德国社会“运作良好的共同体”以及整个欧盟，直接逼上她自己的“麋鹿测试”。

默克尔的奇怪举措

1997年的《都柏林公约》规定，前来欧盟避难的难民必须登记，而且应该留在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国家。2015年9月，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地区的难民涌向北方和西方时，安格拉·默克尔单方面违背该公约。这使得德国成为中东地区无家可归难民的首选目标。

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出于道义责任感，真诚地希望帮助难民，并减轻希腊和意大利的压力。或许她认为新来者能为人口老龄化的德国社会带来新鲜血液。或者是出于更为复杂的政治原因。她的政党一直拒绝来自阿尔巴尼亚、黑山和科索沃的难民——理由是现在“那里是安全的国度”——并一直受到其在联合政府内的社会民主党伙伴阻挠。有些人认为，默克尔的打算是带头接纳叙利亚内战的难民，她可以因此站到此事的道德高地。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她单方面宣布，东南欧是难民的中转站，然后难民可以经东南欧去德国，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会微笑着与他们一同自拍。默克尔似乎完全打错了算盘，根本不知道难民的人数会有多少，也不知道欧盟其他国家的反对意见会有多大。

许多德国人的“欢迎文化”让世人着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巨大的难民人流中只有极少数是逃离叙利亚纷飞战火的家庭，他们中有些甚至不是叙利亚人，于是欢迎文化很快就达到极限。2016年元旦前夜，许多现场报案声称科隆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作案者是“来自阿拉伯地区或北非的”（警方的说法）年轻男子，根本没把德国当局放在眼里。这事件敲响了开门政策的丧钟。

默克尔继续声明“我们能够处置”，同时要求欧盟其他国家也接纳一些难民。除了瑞典，谁都没有做出响应；即使是瑞典，不久也关上国门。在东欧，反应尤为激烈。

去年9月，安格拉·默克尔为滞留在布达佩斯的难民打开德国边境时，正处于权力巅峰。但在欧洲，她的财政紧缩要求已经使许多国家转而反对她——现在她又在欧洲大陆强制推行她的难民原则：新教牧师住宅政策和德国情感的奇异混合。她为这个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新右翼民粹政党在德国兴起，而且德国社会比过去多年来更为分裂和更不和谐。她还塑造了一个再也不会团结的欧洲。

——德国《明镜》周刊，2016年3月10日

新的民粹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该党在2015年的转变令人不安，此后接近新纳粹国家民主党。2016年，选择党在西南部经济发达的巴登—符腾堡州获得15.1％的支持率。从表面上看，哪里似乎都不安全。但巴登—符腾堡州以有宗教分歧闻名（盟军在1949年把3个不同的地区合并为巴登—符腾堡州）。从地图上看，该州2016年的选举似乎是1930年至1933年间整个德国选举的翻版：激进的右翼在基督教新教地区成绩斐然。选择党的成功如同希特勒的成功——英国脱欧成功和特朗普的成功也一样，会让人们惊慌失措和易受蛊惑的，不单单是收入，还有文化。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地恐惧和极权主义的混合，使易北河东岸早已成为民粹主义的沃土：选择党在这里赢得了2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20.9％（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票。国家民主党在这两个州也获得了3％的选票。补贴，自1990年以来高达2万亿欧元的补贴（每年可以救援一个希腊），都收买不了一种古来有之的理念。

一次袭击难民营事件之后，德国《世界报》在2016年2月发表文章，称问题不是难民能否融入德国文化，而是“萨克森人”（德国西部广泛使用“萨克森人”这个词指代德国东部所有的人）能否融入德国文化。10月3日，德累斯顿的“统一日”（国庆节）庆祝活动遭到新纳粹燃烧弹的破坏和右翼强硬派的示威反对。德国的媒体，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都大声提出疑问，“萨克森人”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东部德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一个绝望的玩笑是这么说的：如果欧洲可以来个英国脱欧，那么德国为什么不可以来个“萨克森脱德”？

2016年12月发生的事情则不是玩笑，且令人绝望。一个申请留下但遭拒的难民驾驶重型卡车碾压柏林圣诞集市上的人群，造成多人伤亡。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个人早就应该被驱逐出境了。在众怒的影响下，选择党很可能会在2017年的大选中冲出易北河东岸的根据地。

结论：真正的德国历史

如果不能照亮现在，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意义了。在西方对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时，德国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息：德国历史上简短的普鲁士—纳粹时期（1866—1945）必须被视作一个可怕的偏差。

自公元100年起，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就属于西方。直到1525年，一个新的、本质上非西方的德意志——普鲁士——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西部的德意志人根本不是天然的战争贩子或者天生的国家崇拜者，所以是不可能团结起来的。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强大的邻居变成战场和潜在的殖民地。然后在1814年，只是俄国附庸国的普鲁士，因为一个愚蠢的举动突然间变得非常强大。英国，像今天的特朗普主义者一样，积极谋求欧洲保持混乱的竞争状态，所以赐予普鲁士莱茵河畔的一个现代工业区。1866年，德意志南部和西部战败，此后不久就被强大且好战的普鲁士给吸纳过去。普鲁士这个地方，按照欧洲国家的正常标准——历史、地理、政治、宗教——来看，完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外来者。这是一个严重畸形的国家。此后，德国西部和南部所有的财富、产业和人力都流向普鲁士，去为普鲁士的野心服务。普鲁士一直有一个目标：实现霸权，征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中北欧，如有可能，就与俄国结盟，如有必要，就与俄国摊牌。千年的斗争在1945年结束，普鲁士流尽最后一滴血，连名字也消亡了。西部德国最后获得自由，在1949年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1949—1990），很像罗马皇帝在公元1年所策划的日耳曼尼亚、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规定的东弗兰西亚（东法兰克），以及1808年的莱茵联邦。

康拉德·阿登纳、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德国，不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临时国家，哀伤地等待着另一半的加入。与历史不长的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不同，西德是有真正根基的。西德是一个政治实体，东部的边界是易北河，首都在莱茵河畔，“德国的门户向葡萄园中的西方敞开……”（阿登纳）。这是德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时期：一个显然与地中海地区不同的地方，但毫无疑问是西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但在1991年，葡萄园被放弃了，西德选择了柏林。柏林离华沙比离美因茨和斯图加特更近。结果，德国大地上有抹不掉的普鲁士痕迹。所谓的“统一”，仅仅是再创一个缩小版的德意志帝国。而当时所谓的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在1871年强迫西部德意志人和世界接受的普鲁士谎言。许多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本能地支持这个所谓的“统一”；他们未经商量就认定，柏林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首都；他们认为，资助一个破产的易北河东岸是他们应尽的国民义务，就和他们的先辈在容克和纳粹的逼迫下所做的事一样。1990年时，大多数西德人尚不明白，他们在用未曾被遗忘的普鲁士的调子唱歌。

回顾这个故事，也许能够帮助德国人在不是太晚时关注真正的朋友，以及真正的利益，就像阿登纳那样清醒。德国——实际上就是西部德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尤其是在欧元区内。德国在2016年至2017年度的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德国政府能够得到超低利息的贷款。2016年发行的德国10年期国债是“负利率”，但还是销售出去了，意味着国际投资商付钱给德国借他们的钱。然而德国没去担任欧元债券的担保人，反而坚持要在重要的邻国、出口市场和天然的朋友中间扮演一个（财政上）正直的角色，把几万亿欧元无望地投向常常拖累自己的易北河东岸地区。普鲁士在坟墓里说话。

与以往一样，易北河东岸与西岸投票选的人是不同的。德国东部地区大约35％的选民要么支持强硬右翼的选择党，甚至是更右翼的国家民主党，要么支持强硬的左翼党，这些政党全都强烈反对欧盟且厌恶北约。不同于和俄罗斯领土实际接壤的那些国家，易北河东岸的德国极端派显然认为，相比华盛顿和巴黎，莫斯科是更为天然的合作伙伴，是在精神上更为亲近的兄弟。再说一遍，这个想法与整个德国的历史无关，完全是源于普鲁士的历史。德国前外交部部长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并不盲从阿登纳（费舍尔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强硬左翼的暴力示威游行而出名），但现在改变了初衷：

选择党代表了德国右翼的民主主义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想当政并与俄罗斯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基民盟与选择党合作，会出卖阿登纳的遗产，相当于波恩共和国的结束……人们希望，将来不会上演那样的悲剧，默克尔会在2017年后继续执政。德国的未来、欧洲的未来，乃至西方的未来，也许全都指望这个了。

——约施卡·费舍尔，《处于悬崖边缘的西方》（The West on the Brink ），2016年10月3日

不管谁赢得2017年的总理职位，都会面临西方在蹒跚摇摆的局面。我们希望默克尔或舒尔茨能够回顾古罗马的“界墙”，查理大帝的复兴，中世纪德意志的辉煌时期，西南部地区为脱离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而在1866年奋力抵抗普鲁士人且失败，不幸的德国西部和南部被俾斯麦拖进与俄国的战争，西部和南部的德国人没把选票投给希特勒，但由于易北河东岸的支持他依然当选，以及阿登纳遗留下来的令人遗憾的西德。

这是德国历史的真相。这个国家一直对国家崇拜、清教徒式的狂热和满脸伤疤的军队主义感到陌生，从普鲁士人开始掌权的1871年，到1945年是其历史的异常阶段。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希望。这个国家似乎命中注定是西方心脏地带的一个强国——德国应该被这样对待，也应该为此而努力。

注解：

[1] 　查理五世同时是西班牙国王。——编注

[2] 　那时的七大洋指北冰洋、南冰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译注

[3] 　罗曼语属印欧语系语族，自拉丁语衍生，主要有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等。——译注

[4] 　根据漫画上的文字，这则漫画刊登于英国《讽刺便士报》（1840年3月14日），标题为《德意志贫儿雨，或曰“约翰牛”的坏天气》。画中3处地名“GERMANY”“THE ENGLISH CHANNEL”“ALBION”依次为“德意志”“英吉利海峡”“阿尔比恩”。其中，“约翰牛”是英格兰或英国的绰号，阿尔比恩是古不列颠岛的旧称。——译注

[5] 　此处指的是1857年至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此后印度处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这是一次独立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编注

[6] 　巴士底日，每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译注

[7] 　此处原文为“landtag”，其中“land”在有些作品中译作“州”。但德意志第二帝国下层政权应为“邦”（staat），每个邦有自己的邦议会。根据上下文，此处应指“邦议会”。——编注

[8] 　世俗婚姻，不采用宗教仪式的婚姻。——译注

[9] 　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犹太人。——译注

[10] 　该段文字是1879年10月19日《泰晤士报》的通讯稿。标题：英格兰、奥地利和德国。正文：索尔兹伯里勋爵星期五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使我们感到很满意。这是英格兰、奥地利和德国之间完全互相理解的一个保证。——编注

[11] 　瓦尔德泽，也称瓦德西，曾任八国联军侵华总司令。——译注

[12] 　图中文字为：例如，一家莱茵制铁厂规定，不管利润多少，分红比例不会高于5个百分点。其余的利润都纳入生产发展基金，该基金用于购买新的先进工厂和机器。——编注

[13] 　涓滴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给予贫困阶层或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的消费、就业等带动贫困阶层或地区发展，或认为政府补贴可通过大企业流入小企业或消费者之手的理论。——译注

[14] 　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5日写给德国航运巨头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的信中如是说。

[15] 　英王爱德华七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舅舅。——译注

[16] 　我们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想象当时的政府控制媒体其实很容易，因为当时的媒体只有报纸和胶片。

[17] 　德国马克，此处“Reichsmark”中“reich”有“帝国”之意，但在“魏玛共和国”这一语境下，“reich”指与“land”（州）对应的中央。故将“Reichsmark”译作“德国马克”，它不同于日后西德币制改革时发行的“Deutsche Mark”（译作“德意志马克”）。——编注

[18] 　德国的万亿是“billion”，美国的万亿是“trillion”。这张面值100万亿的德国马克，约等于23美元。——译注

[19] 　亨利·福特（Henry Ford）本人是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资助过年轻的纳粹党。希特勒对他满怀感激和崇拜，1922年至1924年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过福特的肖像。

[20] 　此图与下图均显示纳粹党在国民议会中所拥有的议席与议席总数的比例。彼时德国国民议会的议席总数有600多个。——编注

[21] 　北非战败不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败那样为德国民众所知悉，因为向英、美投降的13万德军全都活下来，而被苏联俘虏的9万德军几乎全都死了。

[22] 　一个已经去纳粹化的德国可以继续与斯大林作战的想法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1944年年底之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同意“不可思议的行动”：开展英、美在1945年对苏联发动奇袭的可行性研究，并要求研究报告必须假定英、美会得到德军协助。英军称这个想法没有成功的机会。

[23] 　武装党卫队（Waffen-Schützstaffel），党卫队中的作战部队。——编注

鸣谢

人们常说，英国出版界再也没有真正的编辑了。本·亚德—布勒（Ben Yard-Buller）是活生生的反证，我很高兴我的代理人卡斯比亚·丹尼斯（Caspian Dennis）那天接到他的电话。与詹姆斯·纳恩（James Nunn）、马特·贝里斯（Matt Baylis）一起制图是愉悦的，贝里斯的建议总是很有用，有时候至关重要。我与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博士、牛津大学的卡伦·利德（Karen Leeder）教授、密歇根大学的斯蒂芬·西曼克西（Stefan Szymanksi）教授以及弗林德斯大学的马修·菲茨帕特里克（Matthew Fitzpatrick）博士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和通信往来。彼得·汤普森还拍摄了许多照片——我很感激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出资让我与他一起旅行。汉堡的俾斯麦纪念碑照片是菲利普·v.奥本（Philip v.Oppen）专门拍摄的。我与岳父卡尔·v.奥本（Karl v.Oppen），以及亲爱的妻子、巴斯大学的卡罗琳·v.奥本（Karoline v.Oppen）博士就德国历史进行了许多次有趣的谈话。她陪我度过了写作本书的漫长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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