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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继《追风筝的人》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21周之后，卡勒德·胡赛尼带着这本优美动人、令人难忘的新书，再度走进我们的视线……《灿烂千阳》同样表现出卡勒德极高的叙事天分，它是一部“阿富汗30年历史的揪心记录，一部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因爱得救的极其动人的故事”。……胡赛尼让我们看到，女人对家庭的爱竟能够让她们投入不可思议的英雄般的自我救赎，而依凭对爱的回忆，就能让苦难中的女性活过沧桑。

令人晕眩的伟大成就……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出版商周刊》

很难想像还有比超越《追风筝的人》更艰难的事：作为一位无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且描写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所知甚少的国度，《追风筝的人》在全球的销售量已奇迹般地高达600万册。然而，当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灿烂千阳》出现在亚马逊的时候，读者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热情。一些读者认为，《灿烂千阳》甚至比《追风筝的人》更胜一筹，它更突出地体现了胡赛尼极具感染力的叙事能力，以及他对个人和国家悲剧的敏锐感受力。在这个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中，绝望与微弱的希望同时呈现。

——亚马逊网站（Amazon.com）

作者胡赛尼由此证明，在以畅销书扬名文坛之后，他有能力再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胡赛尼熟练地勾勒出了其故土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微妙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双重肖像。他的写作简单，朴实无华，但是他的故事却动人心弦。强力推荐。

——《图书馆杂志》

在以畅销书开场之后，胡赛尼继续回顾20世纪后期阿富汗的风貌。这一次，是通过两位女性的眼睛。……胡赛尼的第二本鸿篇巨制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剧风格，是对阿富汗的苦难与力量悲伤而又优美的告白。喜爱《追风筝的人》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这一令人难忘的续作。

——《书目报》

不管书评怎么写，《灿烂千阳》肯定会大为畅销。但或许你有兴趣听听在下的意见。它是否和《追风筝的人》一样好？答案是不是。它更好。……《灿烂千阳》是通俗小说的精品，是一部有关勇敢、荣誉与宽容的书。

——《华盛顿邮报》

胡赛尼凭借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一举成名，虽然他的第二本小说让其忠实读者苦苦等待，但《灿烂千阳》的确没有令他们失望。胡赛尼在小说中展现出了更为精湛的叙事才能，讲述了一个为了留住希望与快乐而作出必要牺牲、用爱的力量战胜恐惧的故事。真是精彩极了！

——《纽约每日新闻》

胡赛尼对于日常生活本质的洞察及对人类情感细致入微的刻画增添了小说的生动性与曲折性。……《灿烂千阳》不愧是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又一佳作。

——《洛杉矶时报》

继超级畅销的《追风筝的人》之后，卡勒德·胡赛尼在新作《灿烂千阳》中通过两位女性的视角，精心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祖国的故事……阿富汗的兴衰对于略知国际新闻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通过小说的渲染，这一切以全新的方式震撼着我们。它迫使我们思考：如果注定要面对惨淡的人生，我们将何去何从？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出生于阿富汗，在美国受教育，反而敢于拥抱被很多人视为过气的老式说故事艺术；不畏煽情催泪、安排巧合的剧情转折，这些都是被当代美国作家视为禁区的东西。……即使通俗与文学性的界线在此被模糊，至少我们很幸运拥有胡赛尼这样的作家。他拥有说故事的远大抱负，用这部宽宏的小说为我们诠释了阿富汗的文化和历史。……为了探寻已吞噬了阿富汗的暴力的根源，胡赛尼透过这些女性的生命片段为我们揭示了几许微弱的希望之光。

——《迈阿密先驱报》

个人在困境中挣扎的旅程，家庭里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秘密。胡赛尼的两本小说以及小说中的各个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追问以上的问题，而答案也不尽相同。在阿富汗，在美国，我们每个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本略显散乱却更为睿智的小说中，胡赛尼延续着他那富有同情的叙述方式，以及简练、引人动情的语言特色。

——《圣路易斯邮讯报》

卡勒德·胡赛尼完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灿烂千阳》的力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通常，第二部作品相较于前作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成功地把读者带进了那个残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世界，同时又以希望、救赎和爱来抚平痛苦……

——《夏洛特观察家报》

《灿烂千阳》获得了《出版人周刊》、《柯克斯书评》、《图书馆杂志》和《书目报》的热情赞扬，所有的表扬无疑都是应得的。故事线索清晰，写作言语简练，隐喻精当，读者宛如走入故事主角的生命之中，感同身受……胡赛尼对语言的表现能力有着非凡的鉴别力和控制力，总是能以极准确的描述来反映现实，同时又能引发读者内心深层的感触。

——About.com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他们是我的眼睛之光。

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妇女。

第一部

第一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王后[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作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3]。”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迷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

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4]有地产，在法拉[5]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

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1]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译者注，下同

[2]Gauhar Shad（1378～1457），也作Gawar Shad或Gohar 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

[3]Lahman 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

[4]Karokh，赫拉特附近小城。

[5]Farah，阿富汗西南部城市。

第二章

“对扎里勒和他的妻子来说，我是一丛狗尾草。一丛艾蒿。你也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艾蒿是什么呀？”玛丽雅姆问。

“杂草，”娜娜说，“就是人们拔起来扔掉的东西。”

玛丽雅姆暗暗皱眉。扎里勒可没有把她当杂草。他从来没有这样。但玛丽雅姆觉得这句反驳的话不说为妙。

“跟杂草不一样，他们得把我重新栽种，你看到了，给我食物和水。这都是因为你。这就是扎里勒和他的家人达成的交易。”

娜娜说她拒绝住在赫拉特。

“住在那儿干什么？看他整天开车载他那些明媒正娶的老婆在城里晃悠吗？”

她说她也不会住进她爸爸的空房子，那座房子在古尔德曼村，坐落在赫拉特城北两公里外一座陡峭的小山丘上。她说她想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邻居盯着她的大肚子，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甚或更糟糕的，用虚伪的善意来攻击她。

“相信我，”娜娜说，“我离开你爸爸的视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巴不得这样呢。”

提议娜娜住到这片空地的，是扎里勒和第一个妻子卡迪雅所生的长子穆哈辛。它位于古尔德曼村外围。人们若要到这个地方来，得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向山上走，这条土路是赫拉特到古尔德曼村的主干道的分岔路，两旁长满了膝盖那么高的杂草，点缀着白色和鲜黄色的花朵。土路向山上盘旋，通向一片平坦的田地，那儿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树和胡杨树，还有一簇簇的野生灌木。从那儿往上看，山顶有古尔德曼村的风车，那些锈迹斑斑的转叶尖尖的末端依稀可见；至于左下方和右下方，则是开阔的赫拉特城景。山路的末端和一条宽阔的溪流垂直相交；这条山溪从环绕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奔流而下，生长着很多鲑鱼。朝着群峰的方向，再往上游两百来米，有一圈围成圆形的垂柳。树林中间，在柳荫的掩映之下，便是那片林中空地了。

扎里勒到那儿看了一眼。当他回来之后，娜娜说，他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个不停地吹嘘监狱的墙壁有多么干净、地板有多么光亮的典狱长。

“就这样，你的父亲给我们盖了这个老鼠洞。”

十五岁那年，娜娜差点结婚了。提亲的男孩来自信丹德[1]，那个年轻人以贩卖鹦鹉为生。故事是娜娜自己说给玛丽雅姆听的，虽然娜娜说起这件事时总是若无其事，但从她眼里渴望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看得出她也曾快乐过。也许娜娜这辈子惟一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婚礼之前那段日子。

娜娜讲这个故事时，玛丽雅姆坐在她的膝盖上，想像着她母亲正在穿结婚的礼服。她想像她骑着马，穿着绿色的长裙，在面纱之后羞涩地微笑，手掌用指甲花涂得红红的，扑了银粉的头发被分开，扎成的几条辫子用树液粘在一起。她看见奏乐的人吹着笛子，敲打着皮鼓，街头的小孩大呼小叫地在后面追逐。

然而，就在举办婚礼那天的前一个星期，妖怪进入了娜娜的身体。无需描绘，玛丽雅姆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亲眼见到过很多次了：娜娜突然瘫倒，她的身体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不断翻白眼，手舞足蹈，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左冲右突，嘴角冒出白沫，有时候还混着鲜红色的血。接着是昏昏欲睡，茫然若失和胡言乱语。

消息传到信丹德之后，卖鹦鹉的那家人取消了婚礼。

“他们被吓跑了。”娜娜这样解释说。

结婚的礼服被束之高阁。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前来提亲了。

扎里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空地上盖了一座泥屋，玛丽雅姆将在泥屋中度过生命中的十五个春秋。他们用土砖将它垒起来，然后抹上泥土，盖上几把稻草。泥屋里有两张草席，一张木头桌子，两张直背的椅子，一扇窗户，还有几个固定在墙上的架子，娜娜在架子上摆放陶罐和那套她珍爱的中国茶具。扎里勒搬来过冬用的崭新生铁炉，在泥屋后面堆起砍好的木材。他在屋外加了一只可以用来做面包的烤炉，用篱笆围了养鸡场。他带来了几只绵羊，给它们修了饲料槽。他让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柳树圈外百来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在上面盖了座厕所。

扎里勒本来可以雇人来盖这座泥屋，娜娜说，但他没有。

“他觉得这么做算是赎罪。”

按照娜娜的说法，她生下玛丽雅姆那天没有人来帮忙。那是1959年一个阴暗潮湿的春日，她说，那年是查希尔国王[2]登基第二十六年，也是他在位四十年中最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娜娜说，扎里勒尽管知道妖怪可能会进入她的身体，使她在分娩的时候发作，但他却没有请来医生，哪怕接生婆也没来一个。她孤孤单单地躺在泥屋的地板上，旁边摆着一把刀，身上汗如雨下。

“后来我痛得厉害，只好咬着枕头，哭喊得连嗓子都哑了。但就算这样，还是没有人来帮我擦擦脸，或者给我喝一口水。而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你一点都不急着要出来。你让我在又冷又硬的地板上躺了足足两天。我没有吃也没有睡，我只能推自己的肚子，祈祷能把你生下来。”

“对不起，娜娜。”

“我切断了连着我们的脐带。这就是我要一把刀子的原因。”

“对不起。”

每逢说到这里，娜娜总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至于它究竟是余恨未消的责怪，还是心有不甘的宽宥，玛丽雅姆未曾分辨得出。年幼的玛丽雅姆并没有想到，为自己出生的方式道歉，对她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等到十岁左右，她确实有了这种想法；那时玛丽雅姆再也不相信这个关于她出世的故事了。她相信扎里勒的说法。扎里勒说他虽然外出了，但他安排人将娜娜送到赫拉特的一家医院，那儿有个医生照料她。她躺在一张干净而舒适的病床上，房间光线明亮。玛丽雅姆说到刀子时，扎里勒悲哀地摇摇头。

玛丽雅姆还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折磨了母亲两天。

“他们跟我说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了，”扎里勒说，“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甚至在出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乖女儿。”

“他都不在的！”娜娜吐口水说，“他当时在塔赫提沙法尔[3]，跟他那些高贵的朋友骑马呢。”

当人们跟他说他又多了一个女儿时，娜娜说，扎里勒耸了耸肩，继续擦洗马儿的鬃毛，在塔赫提沙法尔又待了两个星期。

“实际上，在你一个月大之前，他甚至都没抱过你。然后只是看了你一眼，说你的脸太长了，就把你交还给我。”

玛丽雅姆也不再相信这一段故事了。是的，扎里勒承认当时他确实在塔赫提沙法尔骑马，但是，当人们把消息告诉他之后，他没有耸肩膀。他跳上马鞍，一路骑回赫拉特。他把她拥在怀中，用拇指抚摸她若有若无的眉毛，哼催眠曲给她听。玛丽雅姆觉得扎里勒不会嫌弃她的脸太长，虽然它确实很长。

娜娜说给她取名玛丽雅姆的是她，因为它是她妈妈的名字。扎里勒说是他选了这个名字，因为玛丽雅姆，也就是晚香玉，是一种可爱的花朵。

“是你最喜欢的吗？”玛丽雅姆问。

“嗯，之一吧。”他微笑着说。

[1]Shindand，阿富汗西部城市，位于赫拉特南边。

[2]Mohammed Zahir Shah（1914～ 2007），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

[3]Tahkt-e-Safar，赫拉特城郊的一个花园度假区。

第三章

玛丽雅姆最早的记忆中有一段是独轮车的铁轮在石头上咔嗒、咔嗒响的声音。独轮车每月来一次，载满大米、面粉、茶叶、白糖、食油、肥皂和牙膏。推车的是玛丽雅姆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通常是穆哈辛和拉明，有时是拉明和法尔哈德。沿着这条上山的土路，男孩们轮流推着车，碾过岩石和卵石，避开坑洼和灌木丛，来到那条山溪。到得溪边，他们必须把独轮车上的东西统统卸下，用手搬到溪那边去。然后男孩们会把独轮车推过溪，再次把货物装上。还得再推两百来米，这次要穿越茂密的杂草和避开丛丛灌木。青蛙跳开给他们让路。哥哥们挥手将蚊子从他们汗津津的脸上赶走。

“他有佣人，”玛丽雅姆说，“他可以派佣人来呀。”

“他觉得这样算是赎罪。”

独轮车的声音将娜娜和玛丽雅姆引到屋外。玛丽雅姆将会永远记得他们送东西来时娜娜的样子：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赤着脚斜倚在门口，她那只视力不佳的眼睛眯成一道缝，双手抱胸，满脸戒备和嘲弄的神色。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不包头巾，也不加梳理，就袒露在阳光之下。她会穿着不合身的衬衣，纽扣直扣到喉咙。口袋里装满胡桃大小的石块。

男孩们坐在山溪旁边，等待玛丽雅姆和娜娜把供给品搬进泥屋。尽管娜娜的准头很差，而且多数石头离目标还很远就落地了，但他们知道最好别接近泥屋三十米之内。娜娜一边把一袋袋的大米往屋里搬，一边大声咒骂那些男孩，用一些玛丽雅姆听不懂的名字称呼他们。她辱骂他们的母亲，对他们黑口黑面。男孩们从来不回应她的侮辱。

玛丽雅姆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男孩。推这么重的东西，她怜悯地想，他们的手脚肯定累坏了。她希望娜娜允许她送水给他们喝。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而且如果他们对她挥手道别的话，她也不会向他们挥手。有一次，为了让娜娜高兴，玛丽雅姆甚至还骂了穆哈辛，说他的嘴巴像蜥蜴的屁股——但是后来她悔恨不已，害怕他们会告诉扎里勒。不过娜娜笑得很开心，笑得她那蛀蚀的门牙全都露出来了，笑得玛丽雅姆害怕她的病痛又会再次发作。玛丽雅姆骂完之后，娜娜看着她说：“你真是一个乖女儿。”

独轮车空了之后，男孩们跌跌撞撞地推着它走开。玛丽雅姆会等待，一直等到看见他们消失在那高高的杂草和开花的野草之中。

“你还不走吗？”

“来啦，娜娜。”

“他们在嘲笑你。真的。我听到了。”

“我来啦。”

“你不相信我吗？”

“我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

每天早晨，远处传来绵羊的咩咩叫，还有古尔德曼村那些赶着羊群到绿草如茵的山坡放牧的牧羊人清越的笛声，她们就在这些声音中醒来。玛丽雅姆和娜娜挤出山羊的奶，饲养母鸡，收集起母鸡下的蛋。她们一起做面包。娜娜教她怎样和面粉，怎样给烤炉生火，怎样把擀好的面团涂抹在烤炉的内壁上。娜娜也教她女红，教她煮米饭和做各种米饭的浇头：炖芜菁，菠菜糊，生姜花椰菜，等等。

娜娜从不掩饰她对访客——实际上，几乎是对所有人——的厌恶，但是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其中之一就是古尔德曼村的头人，也就是村长，哈比伯汗。他脑袋很小，留着一把胡子，大腹便便，大约每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会跟着一个仆人，仆人会带来一只鸡，有时是一罐菜饭，或者一篮染色的鸡蛋，当作礼物送给玛丽雅姆。

然后还有一位胖乎乎的老太婆，娜娜叫她亲爱的碧碧；她最后一任丈夫当过石匠，是娜娜父亲的朋友。亲爱的碧碧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她六个儿媳中的一个，还有一两个孙子。她气喘吁吁，蹒跚地穿过空地，猛力揉揉她的屁股，沉重地叹一口气，矮身坐在娜娜拉给她的椅子上。亲爱的碧碧也总是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礼物，一盒糖果，一篮子榅桲之类的。至于她带给娜娜的东西，先是一连串抱怨，诉说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再就是来自赫拉特和古尔德曼村的流言蜚语，手舞足蹈地说个不停，而她的儿媳则会坐在她身后，虔敬地静静聆听。

但玛丽雅姆最喜欢的人——当然，除了扎里勒之外——是法苏拉赫毛拉。他是一个老人，村里的阿訇，也就是讲解《古兰经》的法师。他每个星期从古尔德曼村过来一两次，教玛丽雅姆每日五次的朝拜仪式，教她背诵《古兰经》的段落。娜娜小时候，他也曾这样教过她。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教会玛丽雅姆识字，他总是耐心而专注地看着她的嘴唇无声地念出那些字词，看着她的食指在每个字下面移动，看着她用力地压得指甲发白，仿佛这样她就能把那些字眼的意义给挤出来。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握着她的手，教她用铅笔写出第一个波斯字母向上的一撇，第二个波斯字母的一弯，第三个波斯字母的三点。

他是一个形容枯槁的驼背老人，总是微笑着，露出没有牙齿的嘴巴，还留着长及肚脐的白胡子。他通常会一个人到泥屋来，不过有时也会带着他那个黄头发的儿子哈姆萨，他比玛丽雅姆大几岁。当法苏拉赫毛拉来到泥屋时，玛丽雅姆会亲吻他的手——感觉就像亲吻两根蒙着一层薄皮的树枝；他则会亲亲她的额头，然后在屋里坐下，开始一天的功课。功课结束后，他们两个坐在泥屋外面，吃松子，喝绿茶，看着夜莺从一棵树扑向另一棵树。有时候他们会沿着山溪，在青铜色的落叶和低矮的桤木丛中漫步，向群山走去。他们漫步的时候，法苏拉赫毛拉会转动念珠，用他那颤抖的声音给玛丽雅姆讲故事，说起他年轻时见过的各种东西。比如他在伊朗见到的一条双头蛇，那是在伊斯法罕[1]的三十三拱桥上看到的；还有那个西瓜，有一次，他在马扎[2]的蓝色清真寺外面把一个西瓜劈成两半，发现其中一半的西瓜籽排出了“真主”的字样，另外一半的西瓜籽则排成“伟大”的字样。

法苏拉赫毛拉坦白地对玛丽雅姆说，他也经常理解不了《古兰经》的字句的含义。但他说他喜欢那些阿拉伯单词在舌头上打滚发出的迷人声音。他说它们让他宽慰，舒缓了他的心灵。

“它们也会安抚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传唤它们，它们不会让你失望。真主的言语永远不会背叛你，小姑娘。”

法苏拉赫毛拉既讲故事给玛丽雅姆听，也听玛丽雅姆讲故事。当玛丽雅姆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缓缓点头，面带笑容，感激地看着玛丽雅姆，仿佛他得到了一种令人觊觎的特权。玛丽雅姆总是能够很轻松地把她不敢跟娜娜说的话告诉法苏拉赫毛拉。

有一天，他们在散步，玛丽雅姆对他说，她希望能够得到允许，可以去上学。

“我说的是真正的学校，阿訇老爷。要在一间教室里面。像我父亲的其他孩子。”

法苏拉赫毛拉沉默了。

上个星期，亲爱的碧碧带来了消息，说扎里勒的女儿萨伊蝶和娜希德就要到赫拉特的梅赫里女子学校上学了。自那以后，玛丽雅姆的脑袋里就总是回荡着有关教室和老师的念头，她总是想到那些横线纸笔记本，一排排的数字，还有能写出又粗又黑的笔画的钢笔。她幻想自己坐在教室里面，身边都是和她同样年纪的女孩。玛丽雅姆渴望将一根尺子摆在纸张上，画出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线。

“那是你想要的吗？”法苏拉赫毛拉说，迷蒙的眼睛和蔼地看着她，他的双手背在身后，头巾的影子落在一丛枝繁叶茂的毛茛上。

“是的。”

“那你是要我征求你母亲的同意了。”

玛丽雅姆笑了起来。她认为除了扎里勒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比她的老师更加了解她的心事。

“那我该怎么办呢？圣明的真主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缺点，而在我的许多缺点中，最为严重的一点是，我没有能力拒绝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用一根僵硬的手指轻轻敲打她的脸颊。

但后来，他跟娜娜提起的时候，她放下了正在切洋葱的刀。“上学干什么呢？”

“如果这个姑娘想学习，让她去吧，亲爱的。让这个姑娘受点教育。”

“学习？学习什么，毛拉老爷？”娜娜厉声说，“那儿有什么可学的？”她狠狠盯着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像你这样的女孩去上学有什么意义呢？那就像擦亮一个痰盂。你在那些学校一点有价值的知识都学不到。像你和我这样的女人，这辈子只需要学会一种本领就好了。学校不会教你这种本领。看着我。”

“你不该这样和她讲话，我的孩子。”法苏拉赫毛拉说。

“看着我。”

玛丽雅姆听从了。

“只有一项本领。就是这个：忍耐。”

“忍耐什么呀，娜娜？”

“啊，你就不用为这个烦恼了，”娜娜说，“你要忍耐的东西多了去。”

她接着说到扎里勒的那些妻子如何贬称她为丑陋的、下贱的石匠的女儿。她们如何逼她在冰天雪地中浆洗衣服，直到她的脸都变麻木了，她的指尖都磨破了。

“玛丽雅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像我们这种女人。我们忍耐。我们只能这样。你明白吗？再说了，你要去学校，他们会嘲笑你的。肯定会。他们会叫你哈拉米。他们会用最恶毒的言语来辱骂你。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玛丽雅姆点点头。

“别再提什么学校了。你是我的一切。我不会把你交给他们的。看着我，别再提什么学校了。”

“理性点。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姑娘想要……”法苏拉赫毛拉开口说。

“你，阿訇老爷，你这么受人尊敬，应该知道最好别鼓励她这些愚蠢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关心她，那么请你让她知道她是属于这里的，只能在家和她妈妈一起。外面根本不适合她。外面的人只会拒绝她，让她头疼。我知道，阿訇老爷，我知道。”

[1]Isfahan，伊朗城市。

[2]Mazar，阿富汗北部城市。

第四章

玛丽雅姆喜欢有客人到泥屋来。她喜欢村长和他的礼物；她喜欢亲爱的碧碧、她那发疼的屁股和无穷无尽的闲话，当然，也喜欢法苏拉赫毛拉。但是，玛丽雅姆最最最想见到的人是扎里勒。

从星期二晚上，她就开始焦虑了。玛丽雅姆会睡不着，生怕星期四会有什么事情导致扎里勒无法过来；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得再等上一整个星期才能见到他。到了星期三，她会到外面走走，绕着泥屋，心不在焉地将一把把鸡饲料撒到鸡圈里面去。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捡起掉落的花瓣，和那些叮咬她手臂的蚊子作斗争。星期四终于来临，她什么都不做，背靠一面墙壁，静静地坐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山溪，等待着。如果扎里勒来迟了，一阵可怕的张皇会点点滴滴涌上她的心头。她的膝盖会变软，她将会需要找个地方躺下来。

然后娜娜会说：“他来啦，你父亲。人模狗样的。”

每当见到他踏着石块穿过溪流，玛丽雅姆会一下子跳起来，露出灿烂的笑容，兴奋地挥舞着手臂。玛丽雅姆知道娜娜一直在看着她，观察她的反应。可是想不向他奔去，而是留在门口等待着、看着他慢慢向她走过来太难了。她约束自己，耐心地看着他走过那片高高的杂草，他的西装衫甩在肩膀上，和风吹拂起他的红领带。

扎里勒走进空地之后，他会将外衣放在烤炉上，伸开双臂。玛丽雅姆会朝他走过去，然后猛跑起来，他会抓住她的腋下，将她高高地抛向空中。玛丽雅姆会高兴得尖叫。

悬在半空的玛丽雅姆能够见到扎里勒在她身下仰起的脸，弯弯的微笑，额头的发尖，下巴上因为笑而出现的酒窝——正好可以容下她的指尖，还有他的牙齿。这个地方的人都蛀牙，他的牙齿算是最白的了。她喜欢他那修剪得很齐整的胡子，她也喜欢他不管天气怎么样，每次来都穿着一套西装——暗棕色的，他最喜欢的颜色，胸前的口袋放着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打着袖钉，系着领带。领带通常是红色的，系得松松垮垮。玛丽雅姆也能看到自己，她的样子反照在扎里勒棕色的眼睛中：她的头发飘扬着，脸上散发着兴奋的光芒，天空在她身后。

娜娜说迟早有一天他会失手，她，玛丽雅姆，会从他的手指间溜下来，掉在地上，摔断一根骨头。但玛丽雅姆相信扎里勒不会让她摔下来。她相信她总是能够安然无恙地降落在父亲干净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双手中。

他们坐在泥屋外面，在阴凉处，娜娜泡茶给他们喝。扎里勒和她都是生硬地一笑，点了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娜娜从来不会对扎里勒掷石头，也不会咒骂他。

尽管扎里勒不在的时候，娜娜总是骂骂咧咧的，但他来了之后，她显得温顺而有礼。她把头发洗干净。她刷牙，为他穿上最好的长袍。她安静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从不直视他，也不在他身边粗言秽语。笑的时候，她会用手遮住嘴巴，掩饰她的坏牙齿。

娜娜问起他的生意，也问起他的几位妻子。她告诉扎里勒，亲爱的碧碧说他最年轻的妻子娜尔吉斯就要生下第三个小孩了；这时他礼貌地微笑着，点头称是。

“嗯。你肯定很高兴，”娜娜说，“你现在有多少个孩子呀？真主啊，十个了，对吧？十个？”

扎里勒说是的，十个。

“十一个，如果你把玛丽雅姆算在内的话，当然。”

后来，扎里勒回家之后，玛丽雅姆和娜娜就这件事小小吵了一架。玛丽雅姆说娜娜耍了他。

跟娜娜一起喝过茶之后，玛丽雅姆和扎里勒总是到山溪去钓鱼。他教她如何把线甩开，如何卷动钓鱼线把鲑鱼收上来。他教她宰杀鲑鱼的正确方式，如何把它洗净，如何一刀就把鱼肉从骨头上起出来。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他会给她画画，教她如何笔不离纸、一气呵成地画出一只大象。他还教她唱歌。他们一起歌唱：

盆儿盆儿像百合

安然伫立泥路旁

鱼儿盆沿来解渴

掉进水里扑通响

扎里勒从赫拉特的报纸《伊斯兰教统一报》上剪下新闻，带来念给她听。他是玛丽雅姆和外界的联系，向她证明在泥屋之外，在古尔德曼和赫拉特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领导人有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念的名字，这个世界有火车、博物馆和足球，有绕着地球运转和在月球登陆的火箭。每个星期四，扎里勒带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到泥屋。

正是他告诉玛丽雅姆，在1973年，她十四岁那年，统治了喀布尔四十年之久的查希尔国王被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了。

“国王去意大利接受治疗，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做了这件事。你记得达乌德汗的，对吧？我跟你说起过他。你出生的时候，他是喀布尔的首相。反正阿富汗不再是君主国啦，玛丽雅姆。你知道的，现在它是共和国了，达乌德汗是它的总统。有谣言说喀布尔的社会主义分子帮他夺取了政权。我提醒你，人们不是说他本人是个社会主义分子，而是说他们帮了他的忙。反正这也只是谣传而已。”

玛丽雅姆问他什么是社会主义分子，扎里勒开始解释，可是玛丽雅姆没有听进去。

“你在听吗？”

“在听啊。”

他见到她在看着他外套侧边鼓起的口袋。“啊。对了。嗯。给你。不用再惦记啦……”

他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盒子，把它递给她。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给她带来一些小玩意。这是一个玛瑙手镯，下次是一条缀着天青色珠子的围巾。那天，玛丽雅姆打开盒子，看到一件树叶形状的挂坠，上面有几个被雕刻成月亮和星星的硬币。

“戴上它看看，亲爱的玛丽雅姆。”

她戴上了。“你觉得怎样啊？”

扎里勒笑逐颜开。“我觉得你像个女王。”

他走了之后，娜娜看到玛丽雅姆脖子上的挂坠。

“这是游牧部落的饰品，”她说，“我见过他们制作它。他们把人们丢给他们的硬币熔化了，做成饰品。他要对你好，干吗不给你带点金的啊，你这个宝贝父亲。我们来看他下次带什么来。”

每当扎里勒离开的时候，玛丽雅姆总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出空地；想到她和他下次来访之间横亘着像一件巨大的、无法搬动的东西般的七天时间，她心下不禁难过。玛丽雅姆看着他离开的时候总是屏住呼吸。她屏住呼吸，心下计算过了多少秒。她假装认为她屏气的时间每多一秒，真主就会让她和扎里勒多待一天。

夜里，玛丽雅姆躺在她的草席上，寻思他在赫拉特的房子是什么模样。她寻思和他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她幻想在他刮胡子的时候，她自己递给他一条毛巾；当他刮破自己的时候告诉他。她会给他准备茶水。她会缝上他脱落的纽扣。他们会一起在赫拉特散步，在那座穹顶市场中散步，扎里勒说人们想买的东西那儿全都有。他们会乘坐他的轿车，人们会指着说：“那就是扎里勒汗和他的女儿。”他会带她去看那株下面埋着一位诗人的著名的树。

玛丽雅姆决定了，总有一天她要跟扎里勒提起这些事情。当他听到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走了之后她有多么怀念他的时候，他肯定会把她带走。他将会带她去赫拉特，让她在他的房子里生活，就像他别的孩子一样。

[1]Mohammed Daoud Khan （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1978年被刺杀。

第五章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玛丽雅姆对扎里勒说。

那是1974年春天，那年玛丽雅姆十五岁。泥屋之外，柳树的树荫下，他们三人坐在排成三角形的三张折叠椅上。

“说到我的生日……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真的啊？”扎里勒说，他微笑着，带着鼓励。

两个星期前，在玛丽雅姆的追问下，扎里勒透露说他的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美国电影。那是一部特殊的电影，他说叫卡通片。整部电影是一系列图画组成的，他说，成千上万张画，所以它们能够拼成一部电影，投射在银幕上，让人们产生一种幻觉，觉得那些画会动。扎里勒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制作玩具的人的故事，他年纪大了，又没有孩子，感到很孤单，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所以他刻了一个木偶，是个男孩，它奇迹般地获得了生命。玛丽雅姆求他告诉她更多的内容，扎里勒说老人和他的木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还说电影里有个地方叫快乐岛，坏男孩到岛上会变成驴子。在电影的结尾，他们，木偶和他的父亲，甚至还被一条鲸鱼吞到肚子里去了。玛丽雅姆把这些统统说给法苏拉赫毛拉听。

“我要你带我去你的电影院，”这时玛丽雅姆说，“我想要看那部卡通片。我想看见那个木偶男孩。”

话声刚落，玛丽雅姆察觉到气氛有点变化。她的父母坐不安席。玛丽雅姆能够感觉到他们彼此对望。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娜娜说。她的声音很冷静，依然是扎里勒在场时她使用的那种克制而礼貌的语调，但玛丽雅姆能感觉到她那严厉的责备眼光。

扎里勒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他咳嗽一声，清了清喉咙。

“你知道吗，”他说，“这部电影的画面不是太好。声音也不好。放映机最近一直失灵。也许你妈妈说的对。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礼物，亲爱的玛丽雅姆。”

“要别的，”娜娜说，“你知道吗？你爸爸会同意的。”

但后来，在山溪旁边，玛丽雅姆说：“带我走。”

“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扎里勒说，“我会派人来接你，带你过去。我保证他们会给你一个好位子，你想吃什么糖果都可以。”

“不要。我要你亲自带我走。”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想要你也邀请我的兄弟姐妹。我想和他们见面。我想要我们所有人都去，一起去。那就是我想要的。”

扎里勒叹了口气。他移开了目光，望着群山。

玛丽雅姆记得他跟她说过，银幕上人们的脑袋看上去大得像房子，当轿车冲过来时，人们会感觉到金属车身正在压碎自己的骨头。她想像自己坐在电影院的包厢里，舔着冰淇淋，身边是扎里勒和她的同胞手足。“那就是我想要的。”她说。

扎里勒悲哀地看着她。

“明天。中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接你。好吧？明天？”

“到这里来。”他说。他弯下腰，把她拉过去，久久地抱着她。

一开始，娜娜在泥屋周围走来走去，她的拳头不断握紧又松开。

“我可以生各种各样的女儿，真主怎么会给我一个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呢？我为你忍受了一切！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敢这样就把我抛弃，你这个恶毒的小哈拉米！”

然后她晓之以理。

“你真是一个笨女孩！你以为你对他来说很重要啊，你以为你想住进他的房子啊？你以为你是他的女儿啊？以为他将会让你住进去？让我来告诉你。男人的心是一种狠毒的东西，玛丽雅姆。它不像母亲的子宫。它不会流血，它不会为了给你多点空间而扩张。我是惟一爱你的人。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玛丽雅姆；要是我走了，你就什么也没有啦。你将会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

接着她动之以情。

“你要是走我就会死。妖怪会来，我会发作。你将会看到的，我会吞下自己的舌头，然后死掉。别离开我，亲爱的玛丽雅姆。请你留下。你要是走了我就会死。”

玛丽雅姆沉默不语。

“你知道我爱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说她想出去走走。

她害怕自己要是留下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她知道所谓妖怪是骗人的，扎里勒跟她说过，娜娜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有名字的，吃药就能缓解病情。她也许会问娜娜，既然扎里勒坚持要她去看医生，她干吗不去看呢？为什么不吃他为她买的药片呢？如果能够说出来的话，她还想对娜娜说，她已经厌倦了被当成一件工具，被当成撒谎的对象，被当作一项财产，被利用。她还想说，娜娜扭曲她们生活的真相，将她，玛丽雅姆，变成她自己厌憎人世的又一个理由，这让她觉得恶心。

你害怕，娜娜，她也许会说，你害怕我会得到你从未拥有的幸福。你不想我幸福。你不想我过上好日子。心灵狠毒的人是你。

空地的边缘有一个能够眺望远处的地方，玛丽雅姆喜欢到那儿去。这时她就在那儿，坐在温暖的干草上。赫拉特从这儿清晰可见，就像儿童的积木游戏般在她身下展开：城市的北边是女子公园，夏尔苏克市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城堡遗址在南边。她能够辨认出远处的尖塔，像是巨人污秽的手指；还有一些街道，她想像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她看到燕子在头顶盘旋飞翔。她妒忌这些飞鸟。它们去过赫拉特。它们曾经在它的清真寺、在它的市场上方翱翔。也许它们还曾降落在扎里勒家的墙壁和他的电影院前面的台阶上。

她捡起十块卵石，将它们竖着排成三列。每当娜娜没有看着她，她私下会一次又一次地玩这个游戏。她在第一列放了四块卵石，代表卡迪雅的孩子；三块代表阿芙素音的孩子；第三列的三块代表娜尔吉斯的孩子。然后她加上第四列。孤独的第十一块石头。

翌日早晨，玛丽雅姆穿了一件垂到膝盖的奶白色裙子，一条棉布裤子，头发上披着绿色的头巾。这条绿色的头巾和裙子并不相称，但只好将就——白色那条被虫子咬出好几个洞了。

她看了看时钟。时钟是法苏拉赫毛拉送的礼物，很老的发条钟，黑色的数字，翠绿色的钟面。它显示九点了。她寻思娜娜在哪儿。她想到外面去找她，但她害怕和娜娜起冲突，也害怕那些伤人的眼神。娜娜会指责她背叛了她。她会嘲笑她痴心妄想。

玛丽雅姆坐了下来。为了打发时间，她一次又一次地画大象，以扎里勒教给她的方式，一笔就画成。她坐得浑身都僵硬了，却不敢躺下，因为害怕她的裙子会被弄皱。

指针终于指向十一点半，玛丽雅姆把那十一块卵石装进口袋，走到外面。走向山溪途中，她见到娜娜在一株迎风摆舞的柳树之下，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玛丽雅姆不知道娜娜究竟有没有看到她。

到了溪边，玛丽雅姆就在他们前一天说好的地方等待。天空飘过几朵花椰菜形状的阴云。扎里勒教过她，乌云之所以是黑色的，是因为它们太厚了，它们的上边吸收了阳光，把它们的阴影投射到底部。那就是你所看到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它们的底端是黑色的。

一段时间过去了。

玛丽雅姆走回泥屋。这次她沿着空地朝西的边缘走，以免碰到娜娜。她看了看时钟。将近一点了。

他是个生意人，玛丽雅姆想，肯定碰到什么事了。

她走回溪边，继续等待。山鸟在头顶盘旋，扑进某处的草丛。她看见一株尚未成熟的蓟草下面有一条毛毛虫在慢慢地爬啊爬。

她等到双腿发麻。这一次，她没有走回泥屋。她将裤管卷到膝盖，趟过山溪，这一生中第一次下山朝赫拉特走去。

娜娜说的赫拉特也是错的。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没有人嘲笑她。玛丽雅姆沿着人群拥挤、柏树夹道的喧闹马路走，步行的、骑自行车的、赶骡车的潮水般从她身边涌过，没有人朝她扔石头。没有人叫她哈拉米。甚至几乎没有人看她。始料未及而又值得庆幸的是，她在这儿是个平凡无奇的人。

玛丽雅姆来到一个大公园中央，几条卵石路交叉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她站了好一会。水池旁边有些美丽的大理石马匹，它们迷蒙的眼睛俯视水面；她艳羡地用手指去抚摸这些石马。她还偷偷地看着一群男孩把纸船放到水里去。玛丽雅姆看见到处都有花儿，有郁金香、百合花、牵牛花，它们的花瓣沐浴在阳光中。人们沿着卵石小径散步，坐在长凳上，啜饮着茶水。

玛丽雅姆简直不相信自己就在这儿。她的心兴奋地怦怦跳。她希望这时法苏拉赫毛拉能够看到她。他会发现她有多么大胆。多么勇敢！她憧憬自己正在这座城市等待着她的新生活，一种和父亲、兄弟姐妹共同度过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她将会毫无保留地、没有附加条件地、不感到耻辱地付出爱与得到爱。

她欢快地走回到公园旁边那条宽敞的主干道。沿途种着悬铃木，树荫下是摆摊的老人，他们满脸沧桑，在一堆堆的樱桃和一串串的葡萄后面漠然地看着她。几个赤脚的男孩追逐着轿车和公共汽车叫卖，装满榅桲的袋子在他们身上晃来晃去。玛丽雅姆站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看着过往的行人，无法理解他们何以对身边的这些奇观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她鼓起勇气，去问一个赶马车的老人，问他是否知道扎里勒，那个开电影院的人，住在哪儿。老人的脸胖乎乎的，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袍。“你不是赫拉特人，对吧？”他友好地说，“大家都知道扎里勒汗住的地方。”

“你能跟我说怎么走吗？”

他剥开一颗包着纸的太妃糖，说：“你就一个人吗？”

“是的。”

“爬上来。我带你去。”

“我付不起车费。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他把太妃糖给她。他说他有两个小时没拉到客人，反正打算回家了。扎里勒的家正好顺路。

玛丽雅姆爬上了马车。他们并排坐着，一路无语。玛丽雅姆看到沿途有些药草铺，还有些敞开的货架，买东西的人能够从上面买到橙子、梨、书籍、围巾，甚至猎鹰。玩弹球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圈，踢得尘土飞扬。茶馆外面，在铺了地毯的木板平台上，男人们喝着茶，抽着水烟袋。

老人架着马车拐上一条宽敞的、两旁种着松树的街道。走过一半街道之后，他把马车停下。

“那边。看来你很走运哦，亲爱的小姑娘。那是他的轿车。”

玛丽雅姆跳下车。他笑了笑，继续赶车走了。

玛丽雅姆从来没有碰过轿车。她用手指抚摸扎里勒的轿车的前车盖。黑色的，闪闪发亮。轿车的轮毂光可鉴人，玛丽雅姆从轮毂上看到一个扁平的、拉伸的自己。轿车皮椅是白色的。玛丽雅姆看到方向盘后面有几个圆形的玻璃仪表，里面有一些指针。

刹那间，娜娜的声音在玛丽雅姆脑海中响起，嘲弄着她，试图浇灭她内心深处的希望的光芒。玛丽雅姆双腿发抖，向那座房子的前门走去。她把手放在墙壁上。它们是这么高，这么森严，扎里勒家的墙壁。她得把脖子伸直了，才能见到墙头有从另一边伸出来的柏树树冠。树冠在和风中微微晃动，她想像它们是在点头欢迎她的到来。玛丽雅姆抑制心中阵阵慌乱，稳住了自己。

开门的是一个赤脚的少女。她的下唇有一个刺青。

“我来这里探望扎里勒汗。我是玛丽雅姆。他的女儿。”

女孩脸上掠过一丝不解的神色。接着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时她嘴唇挂上浅浅的笑容，似乎对玛丽雅姆有些渴望，有些期待。“在这儿等等。”女孩匆匆说。

她关上了门。

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有个男人来开门。他很高，肩膀宽宽壮壮的，双眼睡意未消，不过脸色很平和。

“我是扎里勒汗的车夫。”他说，态度并不差。

“他的什么？”

“他的司机。他不在家。”

“我看到他的车了。”玛丽雅姆说。

“他有急事出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说。”

玛丽雅姆说那她等着。

他关上了门。玛丽雅姆坐下来，膝盖屈到胸前。天已经薄暮，她的肚子开始饿了。她吃了赶马车的老人给的太妃糖。过了一会，司机又出来了。

“你现在得回家去啦，”他说，“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天就全黑了。”

“我习惯了黑暗。”

“也会变冷的。我开车送你回家怎么样？我会跟他说你来过。”

玛丽雅姆只是看着他。

“那好吧，我送你去酒店。你可以在酒店舒舒服服睡一觉。明天早上我们再看能怎么办。”

“让我进去。”

“有人吩咐我不能让你进去啦。喂，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可能要好几天呢。”

玛丽雅姆抱起了手臂。

司机叹了口气，略带责备地看着她。

多年以后，玛丽雅姆将会有很多机会去设想，如果她让司机开车送她回泥屋，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她拒绝了。那天夜里，她是在扎里勒的房子外面度过的。她看着天空变黑，阴影吞噬了邻近房子的正面。那个有刺青的女孩给她带来几片面包和一盘米饭，但玛丽雅姆说她不想吃。女孩把食物留在玛丽雅姆身边。一次又一次，玛丽雅姆听到街道那边传来脚步走动的声音，房门摇晃着打开的声音，人们压低嗓子相互问候的声音。各处的电灯点亮了，微茫的光线从窗户透射出来。狗儿吠叫。等到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玛丽雅姆吃了那盘米饭和面包。然后她倾听着各家各户的花园中蟋蟀的叫声。上方，几朵云彩飘过苍白的月亮。

早晨，她被人摇醒了。玛丽雅姆发觉夜里有人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毯。

摇晃她的肩膀的是司机。

“够啦。你这样太招人注意啦。该死。你该走了。”

玛丽雅姆坐起来，揉揉眼睛。她的后背和脖子都很酸痛。“我还要继续等他。”

“看着我，”他说，“扎里勒汗说我必须现在就带你回去。你明白吗？这是扎里勒汗说的。”

他打开轿车后排座位的车门。“乖啦。走吧。”他轻声说。

“我想见他。”玛丽雅姆说。她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司机叹了口气。“让我送你回家。走吧，亲爱的姑娘。”

玛丽雅姆站起来，朝他走过去。但随后，在最后的刹那间，她改变了方向，奔向前门。她感觉到司机的手指猛然伸过来，想抓住她的肩膀。她避开了，冲进了那扇敞开的大门。

没过几秒钟，她便来到扎里勒的花园。玛丽雅姆匆忙间瞥见一个里面种着植物的闪亮玻璃缸，一个爬满葡萄藤的木架子，一个用灰色的石块砌成的鱼池，几株果树，还有到处都是的开着鲜花的灌木丛。看见所有这些东西之后，她的眼光碰到了一张脸庞，在花园对面，在一扇楼上的窗户里面。那张面孔只在那儿停留了一瞬间，一闪而过，但是已经足够长久了。长久得玛丽雅姆能够看清那双眼睛变大，那个嘴巴张开。接着它突然消失在视线之外。一只手出现了，忙乱地拉着一根绳索。窗帘拉上了。

然后有一双手伸进她的腋下，她被抬离地面。玛丽雅姆双脚乱踢。那些卵石从她的口袋掉下来。玛丽雅姆不停地踢，不停地哭，却被带到轿车那边，有人降低她的身体，把她放在后排冰冷的皮椅上。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压低了嗓子安慰她。玛丽雅姆没有听他说话。坐在后座的她一路上颠簸，哭个不停。她流下的是悲哀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是梦想破灭的眼泪。但更是深深的、深深的屈辱的眼泪；她曾经那样思念扎里勒，为穿什么衣服烦恼，为那条不相称的头巾烦恼，一路走到这里，拒绝离开，像流浪狗般露宿街头，现在才明白这一切有多么愚蠢。她也为自己曾经对母亲严厉的眼神、哭肿的双眼不理不闻而惭愧。娜娜早就警告过她，娜娜一直都是对的。

玛丽雅姆一直想着他那张在楼上窗户后面出现的脸。他让她露宿街头。露宿街头。玛丽雅姆哭喊着躺下。她没有坐起来，不想被人看到。她觉得今天早上，赫拉特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如何自取其辱。她希望法苏拉赫毛拉就在身边，这样的话她就能够把头埋进他的膝盖，让他来安慰她。

过了一会，道路变得更加崎岖了，汽车的前端向上翘起。他们已经来到赫拉特和古尔德曼村之间那条上山的道路。

她该对娜娜说些什么呢，玛丽雅姆心想。她该如何道歉呢？现在她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娜娜呢？

轿车停下了，司机把她扶出来。“我陪你走过。”他说。

她让他走在前方，穿过马路，走上那条泥土路。沿路的金银花生机勃勃，那些萝藦草也是。蜜蜂绕着明艳的野花嗡嗡响。司机牵着她的手，扶她蹚过山溪。然后他放开她的手，跟她说赫拉特著名的季风就要开始吹拂，从上午一直吹到黄昏，持续一百二十天；还说到处觅食的白蛉将会变得非常吓人，接着，突然之间，他在她前面站住了，试图蒙上她的眼睛，将她沿着他们来的路往回推，不停地说：“往回走！别。现在别看！转过身！往回走！”

但他不够快。玛丽雅姆看到了。一阵大风吹过，吹开了那像窗帘般垂着的柳树枝条，玛丽雅姆见到了树下的景象：那张直背的椅子，翻倒在地。一条绳子从高处的树枝垂下来。娜娜在绳子末端晃荡着。

第六章

他们在古尔德曼村墓地的一角安葬了娜娜。当法苏拉赫毛拉在墓边念诵祷文、几个男人把娜娜穿着寿衣的尸体放进墓穴时，玛丽雅姆就站在亲爱的碧碧旁边，和女人们在一起。

事后，扎里勒和玛丽雅姆走回泥屋，在泥屋中，他当着陪伴他们的村民的面，表现得对玛丽雅姆关爱有加。他收拾了几件她的物品，把它们放进一个行李箱。玛丽雅姆躺在草席上，他坐在草席边，给她的脸扇风。他抚摸她的额头，脸上带着极其悲哀的神色，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吗？需要什么东西吗？——他就是这样说的，说了两次。

“我想要法苏拉赫毛拉。”玛丽雅姆说。

“好的。他在外面。我帮你请他进来。”

当法苏拉赫毛拉瘦削的驼背身形出现在泥屋的门口时，玛丽雅姆哭了起来，当天第一次。

“啊，亲爱的玛丽雅姆。”

他在她身边坐下，双手抚着她的脸。“你哭吧，亲爱的玛丽雅姆。哭吧。痛哭没什么丢人的。但是，小姑娘，你要记住《古兰经》上说的：‘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1]《古兰经》说的都是真理，小姑娘。真主不管让我们承受什么考验和悲哀，他总有他的理由。”

但那一天，那个时刻，玛丽雅姆无法从真主的言语中听出安慰。她只听到娜娜不断地说，你要走了我就会死。我就死给你看。她只能哭啊哭，任凭眼泪掉落在法苏拉赫毛拉那双长满老人斑的、皮肤像草纸的手上。

在汽车驶回扎里勒家的途中，他和玛丽雅姆一道，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手臂搂着她的肩膀。

“你可以和我一起生活，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我已经让他们给你打扫了一个房间。房间在楼上。我觉得你会喜欢它的。你在房间里能看到花园的景色。”

玛丽雅姆第一次能够用娜娜的耳朵来听他说话。现在她能够清晰地听出那总是隐藏着的虚伪，能够清晰地听出他的安慰都是些虚情假意。她无法让自己看着他。

轿车停在扎里勒家门前，司机替他们打开车门，提起玛丽雅姆的行李箱。扎里勒扶着她的双肩，引领她走进大门。两天之前，为了等他，玛丽雅姆就在这扇大门的门口睡了一夜。两天之前，人世间玛丽雅姆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扎里勒一起走进这个花园。但现在想来，那一切恍如隔世。她的生活怎会这么快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玛丽雅姆问自己。她沿着灰色的石板小径前进，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盯着自己的双脚。她知道花园里有人在窃窃私语，走向旁边，给扎里勒和她让路。她能感觉到在楼上窗户俯视着她的眼光的重量。

走进房子之后，玛丽雅姆还是低着头。她走上一张不断出现蓝色和黄色八角形图案的栗色地毯，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些雕塑的大理石底座，几个花瓶的下半部，还有墙上挂着的五颜六色的壁毯磨损的末端。她和扎里勒走上的楼梯很宽敞，铺着同样的地毯，每一节楼梯都有钉子把地毯钉紧。上了楼梯之后，扎里勒领着她拐向左边，沿着一条也铺着地毯的长长通道走下去。他在一扇门之前停下了，把门打开，让她走进去。

“你的妹妹妮洛法尔和艾迪耶有时候在这里玩，”扎里勒说，“但多数时间我们用它来当客人房。我觉得你在这里会很舒服的。它很好，你说呢？”

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有一条带花朵图案的绿色毛毯，是依照蜂巢花样编织而成的。窗帘也是绿色的，一拉开便露出楼下的花园。床边有一只带三个抽屉的橱柜，上面摆着一个花瓶。墙边有几个架子，摆着一些相框，相片中人都是玛丽雅姆所不认识的。玛丽雅姆见到其中一个架子上摆着一套模样相同的木头公仔，从大到小排成一列。

扎里勒发现她在看着。“俄罗斯的套娃。我在莫斯科买的。你要想玩就拿去玩吧，没有人会说你的。”

玛丽雅姆坐在床上。

“你还想要什么东西吗？”扎里勒说。

玛丽雅姆躺下。闭上她的眼睛。过了一会，她听到他轻轻把门关上的声音。

除了洗澡的时候必须去楼下的浴室之外，玛丽雅姆整天都待在房间里。那个文身的女孩，就是曾经给她开门那个，用托盘给她送来食物：烤羊肉，烩蔬菜，清汤面条。多数食物玛丽雅姆没有吃。扎里勒每天过来好几次，挨着她在床上坐下，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你可以到楼下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啊。”他说，但语气并不是很坚定。当玛丽雅姆说她宁愿一个人吃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太过善解人意了。

隔着窗口，玛丽雅姆木然望着她活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梦想见到的景象：扎里勒每天进进出出的生活。佣人匆匆忙忙地在前门奔出又走进。有个园丁总是在花圃中修剪灌木，浇灌花草。一些有着长长的、圆滑的引擎盖的轿车在街道上停下来。车上走下的是穿着西装或长袍、戴着羊皮帽的男人，蒙着头巾的女人，还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儿童。每当玛丽雅姆看到扎里勒和这些陌生人握手，每当她看到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向这些人的妻子点头致意，她就会想到娜娜说的确实没错。她并不属于这里。

但我属于哪里呢？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玛丽雅姆，要是我走了，你就什么也没有啦。你将会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

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黑暗，像吹过泥屋旁边柳树的风那样，不停地吹拂着玛丽雅姆。

到扎里勒家的第三天，有个小女孩走进了房间。

“我得来拿一些东西。”她说。

玛丽雅姆在床上坐起来，盘起双腿，拉过毛毯盖住膝盖。

女孩匆匆跑过房间，打开壁柜的门。她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灰色盒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她打开盒子。“它叫留声机。留。声。机。它可以放唱片。你知道的，就是音乐。一台留声机。”

“你是妮洛法尔。你今年八岁。”

小女孩笑起来。她笑起来很像扎里勒，下巴也有一个酒窝。“你怎么知道的啊？”

玛丽雅姆耸了耸肩。她没有跟这个女孩说她曾经给一块石头取了她的名字。

“你想听歌吗？”

玛丽雅姆又耸了耸肩。

妮洛法尔插上留声机。她从盒盖下面的袋子掏出一张小小的唱片。她把唱片放好，扶下唱针。音乐开始响起。

我将会用花瓣来代替纸张

给你写一封最甜蜜的信

你是我的心灵之王

我的心灵之王

“你知道这首歌吗？”

“不知道。”

“它是一部伊朗电影的插曲。我在我爸爸的电影院看过那部电影。喂，你想不想看一些东西？”

玛丽雅姆还没有回答，妮洛法尔的手掌和额头已经抵在地面上。她脚跟一蹬，脑袋和双手形成一个三脚架，倒立了起来。

“你会这样吗？”她粗声说。

“不会。”

妮洛法尔双腿着地，把她的上衣拉好。“我可以教你，”她一边说，一边抹去红扑扑的额头上的头发。“你会在这里住多久啊？”

“我不知道。”

“你说你是我的姐姐，但我妈妈说不是真的。”

“我可没说过。”玛丽雅姆撒了谎。

“她说你说过。我无所谓咯。我的意思是，我不在乎你有没有说过，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我姐姐。我不在乎。”

玛丽雅姆躺下。“现在我累了。”

“我妈妈说有个妖怪让你妈妈吊死了自己。”

“你现在可以把那个停掉了，”玛丽雅姆侧过身说，“我说的是音乐。”

就在那天，亲爱的碧碧也来看她了。她来的时候下着雨。胖乎乎的她在床边的椅子坐下，脸庞痛苦地扭曲着。

“这场雨，亲爱的玛丽雅姆，害得我的屁股痛死了。我告诉你，害得我痛死了。我希望……啊，好了，过来，孩子。过来亲爱的碧碧这里。别哭了。喏。可怜的家伙。啧啧。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当天夜里，玛丽雅姆久久不能入睡。她躺在床上，望着天空，听着楼下的脚步声，还有那些被墙壁和敲打着窗户的雨水模糊了的说话声。当她迷迷糊糊间入睡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叫嚷吵醒。声音是楼下传来的，尖利而愤怒。玛丽雅姆听不清在说的是什么。有人砰地把门甩上。

隔日早晨，法苏拉赫毛拉来看望她。见到她的朋友在门口出现，见到他白色的胡子，还有和蔼的、没有牙齿的微笑，玛丽雅姆再一次泪如泉涌。她的双脚甩向床边，匆匆跑了过去。她亲了他的手，和以前一样，他亲了她的额头。她给他拉了一张椅子。

他把随身带来的《古兰经》给她看，把书打开。“我想我们不应该中断平常的功课，对吧？”

“你知道我不需要再学什么功课啦，毛拉老爷。几年前你就把《古兰经》里面的每一章、每一段教给我啦。”

他微笑起来，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那好吧，我坦白。我撒谎被抓住了。可是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借口来探望你。”

“你不需要什么借口。你想来就来。”

“你能够这么说真好，亲爱的玛丽雅姆。”

他把《古兰经》交给她。依照他过去的教导，她亲了它三次——每次亲完就用它碰碰额头——然后交还给他。

“你怎么样了，我的小姑娘？”

“我……”玛丽雅姆开了口。她觉得如鲠在喉，只好停下来。“我一直想着我离开之前她对我说的话。她……”

“不，不，不，”法苏拉赫毛拉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你的母亲，但愿安拉原谅她，是一个烦恼而悲惨的女人，亲爱的玛丽雅姆。她自己造了孽。她的所作所为，对她自己，对你，还有对安拉来说都是造孽。安拉会原谅她的，因为他宽宏大量，但她的作为让安拉伤心了。他并不赞成人们取走生命，不管这生命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因为他说过，生命是神圣的。你知道的……”他把椅子挪近玛丽雅姆，捧起玛丽雅姆的双手，“你知道的，我认识你母亲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我告诉你，当时她就不幸福了。我觉得她的这种结果，恐怕是很多年前种下的种子造成的。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我的姑娘。”

“我不应该离开她的。我应该……”

“别再这么说了。你这么想是不好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你听到我说的话吗，孩子？是不好的。这么想会毁了你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

玛丽雅姆点点头，但她虽然极其希望相信他所说的话，却做不到。

一个星期后，有天下午，有人敲门，然后有个高个子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的肤色很浅，有着一头红发和长长的手指。

“我是阿芙素音，”她说，“妮洛法尔的母亲。你为什么不梳洗一下，到楼下去呢，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说她情愿待在房间里。

“不，不，天哪，你不知道的啦。你必须下去。我们有话跟你说。很重要的话。”

[1]《古兰经》第67章。本书所引《古兰经》均由译者自英译本转译，下面不再注明。

第七章

他们——扎里勒和他的三个妻子——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暗棕色的长桌子。桌面中央摆着一个水晶花瓶和一大罐蒸汽腾腾的热水，花瓶中插着新鲜的万寿菊。阿芙素音，也就是那个自称是妮洛法尔母亲的红头发女人，坐在扎里勒的右边。另外两个，卡迪雅和娜尔吉斯坐在他的左边。这三个太太各自围着一条薄薄的黑色围巾，她们的围巾并没有蒙在头上，而是围绕脖子，故意系得松松垮垮的。玛丽雅姆没有想到她们居然会给娜娜披麻戴孝，在她想来，应该是就在把她叫下来之前，他们之中有个人——说不定是扎里勒——提议这么做。

阿芙素音提起罐子，倒了一杯水，将玻璃杯放在一块方格花纹的布质杯垫上，推给玛丽雅姆。“这是泉水，煮开了的。”她说。她的手扇了扇热气。

“你在这儿过得舒服吗？”娜尔吉斯问，她的下巴很小，长着黑色的卷发。“我们希望你在这里过得舒服。这……这件事肯定让你很难过。太折磨人了。”

其他两位太太点点头。玛丽雅姆看到她们紧蹙的眉头，也见到她们对着她露出浅浅的、宽容的微笑。玛丽雅姆脑袋中响起了一阵令人难受的嗡嗡声。她的喉咙发干。她喝了几口水。

透过扎里勒身后宽敞的窗户，玛丽雅姆看到外面有一排繁花满枝的苹果树。一只黑色的木柜靠着窗边的墙壁。木柜中有一个时钟和一个相框，相片中扎里勒和三个男孩扶着一条大鱼。阳光照得鱼儿的鳞片闪闪发亮。扎里勒和那几个男孩满脸笑容。

“嗯，”阿芙素音开口说，“我……实际上，是我们……请你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玛丽雅姆抬起头。

她匆匆和扎里勒左边的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扎里勒则靠着椅背，心不在焉地望着桌子上的大水罐。把眼光移向玛丽雅姆的是卡迪雅，三人中看起来最老的那个，玛丽雅姆心里清楚，这肯定也是他们在把她叫下来之前就商量好的。

“有人来向你求婚。”卡迪雅说。

玛丽雅姆的心一沉。“什么？”这两个字从她麻木的嘴唇中脱口而出。

“有人来向你求婚。就是想娶你。他的名字叫拉希德。”卡迪雅接着说，“他是你爸爸做生意认识的一个熟人的朋友。他是普什图人，原籍坎大哈[1]，不过现在住喀布尔[2]，他在德马赞区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

阿芙素音点点头。“他跟我们一样，跟你一样，也能说法尔西语。所以你不用学普什图语。”

玛丽雅姆胸口发紧。她觉得天旋地转，双脚发软。

“他是个鞋匠，”卡迪雅还在说个不停，“但不是那种在马路旁边摆摊的小贩，不，不是的。他有自己的店铺，也是喀布尔最忙不过来的鞋匠。找他做鞋的都是外交官，或者总统的亲属——反正就是那一类人啦。所以你知道的，他供养你完全没有问题。”

玛丽雅姆盯着扎里勒，心中忐忑不安。“真的吗？她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但扎里勒没有看着她。他只顾咬着嘴角，凝视水罐。

“他年纪比你大一点点啦……”阿芙素音插嘴说，“但他的年纪不可能超过……四十岁。最多四十五。你说呢，娜尔吉斯？”

“是啊。不过，玛丽雅姆啊，我还见过九岁的女孩嫁给比来向你求亲那人大二十岁的男人呢。我们都见过。你多大啦？十五岁？像你这么大的女孩，是该结婚啦。”另外两个忙不迭地点头表示赞同。玛丽雅姆心想，你们怎么不提我的同父异母姐妹萨伊蝶和娜希德呢？她们也跟我一样大，但都在赫拉特的梅赫里女子学校上学，都准备去念喀布尔大学。显然，对她们来说，十五岁不是应该结婚的年龄。

“还有啊，”娜尔吉斯说，“他也失去过亲人。我们听说他的老婆十年前难产去世。而且又过了三年之后，他的儿子在湖里淹死了。”

“真是很惨，是的。过去几年来，他一直在找一个新娘，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不想要。”玛丽雅姆说。她看着扎里勒。“我不想要这个。别逼我。”她痛恨自己的声音中哽咽的、哀求的语气，但却抑制不住。

“喏，想开点，玛丽雅姆。”有位太太说。

玛丽雅姆再也听不清是谁在说什么话了。她继续盯着扎里勒，等待他开口，等待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假的。

“你不能在这里过完一辈子。”

“你不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吗？”

“对啊，家庭，还有你自己的孩子呢？”

“你得往前看呀。”

“说实在话，你要是跟一个本地的塔吉克人结婚可能会更好。但拉希德身体健康，对你又有兴趣。他有家，有工作。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对吧？再说了，喀布尔是一个美丽的、令人兴奋的城市。你要错过了，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啦。”

玛丽雅姆把目光转移到几位太太身上。

“我要跟法苏拉赫毛拉一起生活，”她说，“他会接纳我的。我知道他会的。”

“那可不好，”卡迪雅说，“他太老啦，而且离得……”她想找个合适的字眼，玛丽雅姆已经知道她真正想说的是“他离得太近了”。她明白他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你要错过了，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啦。他们也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一直以来，她们视她的出生为奇耻大辱；她们丈夫的丑闻就剩下这最后一丝痕迹了，这是她们一劳永逸地将其抹掉的机会。她们要把她送走，因为她是她们的耻辱的一个会走路、会呼吸的体现。

“他那么老，身体也不好，”终于，卡迪雅打破沉默，“他要是走了，你该怎么办？你会变成他家的负担的。”

就像你现在是我们的负担一样。玛丽雅姆几乎看到这句未曾说出口的话像寒冷的日子里雾蒙蒙的呼吸那样，从卡迪雅的嘴巴冒出来。

玛丽雅姆想像自己身处喀布尔，一个陌生而拥挤的大城市，扎里勒曾经跟她说过，喀布尔在赫拉特以东六百五十公里。六百五十公里。她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是从泥屋步行到扎里勒家的两公里。她想像自己生活在那儿，在喀布尔，在这段难以想像的距离的另一端，生活在陌生人家里，而她必须屈从于这个陌生人的心情和他说出的要求。她将会为这个人，拉希德，打扫卫生，为他做饭，为他洗衣。也还会有其他家庭杂务——娜娜跟她说过丈夫都对妻子干些什么。在她的想像中，这些亲密关系是反常的行为，会给她带来痛苦，所以她一想到就不由心里害怕，浑身冒冷汗。

她又望着扎里勒。“告诉她们。跟她们说你不允许她们这么做。”

“实际上，你父亲已经答应拉希德这门亲事了，”阿芙素音说，“拉希德在这儿，在赫拉特；他专程从喀布尔来的。明天早上就会把你许配给他，然后你们中午乘坐去喀布尔的汽车。”

“告诉她们啊！”玛丽雅姆哭喊起来。

那些女人安静了下来。玛丽雅姆察觉到她们也在看着他。等待着。房间陷入了沉默。扎里勒不停地旋转他的结婚戒指，铁青的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柜子里面，时钟滴答、滴答响。

“亲爱的扎里勒？”终于有个女人开口了。

扎里勒的眼光慢慢抬起，碰上玛丽雅姆的眼神，和她对望了一会，然后又垂下。他张开嘴巴，但什么也说不出，只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你说话啊。”玛丽雅姆说。

扎里勒说话了，语音几不可闻。“该死的，玛丽雅姆，别这样逼我。”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才是那个被安排了某些事的人。

他的话一出口，玛丽雅姆察觉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消失了。

扎里勒的几位太太开始了新一轮的——更为轻快的——说服和劝慰，玛丽雅姆始终低头看着桌面。她的眼睛沿着细长的桌腿，望向刻工精细的桌角，望见光滑的暗棕色桌面反射出的光芒。她注意到每一次她呼气，桌面就会蒙上一层水汽。她从她父亲的桌子旁边走开了。

阿芙素音送她回到楼上的房间。阿芙素音把门关上的时候，玛丽雅姆听到钥匙把门锁上的咔嗒、咔嗒声。

[1]Kandahar，阿富汗东北部城市。

[2]Kabul，阿富汗首都。

第八章

那天早晨，玛丽雅姆穿上了别人给她的深绿色长袖裙子，裙子下面穿着白色的棉布裤子。阿芙素音给她一条绿色的头巾，还有一双相称的凉鞋。

她再次被带到棕色长桌所在的房间，只不过现在桌子中间摆着的是一碗杏仁糖，一本《古兰经》，一条绿色面纱和一面镜子。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玛丽雅姆没有见过的男人——是证婚人吧，她猜想——和一个她没见过的毛拉。

扎里勒给她拉过一张椅子。他穿着淡棕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洗过了。给她拉过椅子时，他试图露出鼓励的微笑。卡迪雅和阿芙素音这次跟玛丽雅姆坐在桌子的同一边。

毛拉指了指面纱，娜尔吉斯将它蒙在玛丽雅姆头上，然后让她坐下。玛丽雅姆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现在你可以把他叫进来了。”扎里勒对某个人说。

玛丽雅姆还没见到他，就先嗅到他的气味。一股香烟的味道，混杂着古龙水香味，很浓郁，不像扎里勒的那么淡雅。玛丽雅姆觉得这古龙水的香气很刺鼻。隔着面纱，她的眼角余光瞥见一个高高的汉子正弯腰走进门口，他的肚子很大，肩膀很宽。他的个子差点吓了她一跳。她垂下眼光，心跳越来越剧烈。她感觉到他在门口逗留了一会。接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进了房间。他的脚步震得桌子上的糖碗叮当响。他闷哼一声，在她身边的椅子坐下。他的呼吸很吵人。

毛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这将不会是一次传统的结婚仪式。

“我知道拉希德先生订好了车票，很快就要去喀布尔。所以，为了节省时间起见，我们将会省略掉一些传统的步骤，尽早完成这个仪式。”

毛拉说了几句祝词，又说了几句关于婚姻的重要性的话。他问扎里勒对这门亲事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扎里勒摇摇头。然后他问拉希德，是否真心实意地愿意娶玛丽雅姆为妻，拉希德说“是的”。他的嗓子很粗哑，让玛丽雅姆想起秋天的落叶在她脚下被踩碎时发出的声音。

“亲爱的玛丽雅姆，你是否接受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

玛丽雅姆什么都没说。有几个人假咳起来。

“她接受。”桌子末端有个女人说。

“实际上，”毛拉说，“这必须由她自己来回答。她可以等到我问第三次的时候才开口。毕竟，这是他来向她提亲，而不是她在追求他。”

他又问了两次这个问题。玛丽雅姆依然没有回答，他再问了一次，这一次语气更加迫切了。玛丽雅姆能感觉到身边的扎里勒坐不安席，能感觉到桌子下面有几只脚不停地伸出缩回。再也没有人假咳了。一只白皙的小手伸出来，掸掉桌子上的一点尘灰。

“玛丽雅姆。”扎里勒低声说。

“我接受。”她说，嗓音颤抖。

有人将一面镜子递到面纱之下。从镜子中，玛丽雅姆先是看到自己的脸庞：平直而且并不匀称的双眉；黯淡无光的头发；一双忧郁的眼睛靠得很近，人们或许会误认为她是斗鸡眼。她的皮肤很粗糙，长着斑点的脸看上去有点呆滞。她觉得她的天庭太宽，下巴太尖，嘴唇太薄。这张脸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一张长长的三角脸，有点像猎犬。然而玛丽雅姆也看到，由平平无奇的五官构成的这张脸虽然总体来说并不漂亮，但非常奇怪的是，它看上去也不会让人产生不快的感觉。

在镜子中，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了拉希德：红红的大国字脸；鹰钩鼻子；脸颊也是红扑扑的，给人一种既狡猾又兴奋的感觉；迷蒙的双眼充满了血丝；牙齿长得密密麻麻，突出的两个门牙活像隆起的屋顶；发际线极低，和浓密的眉毛几乎只有两个手指那么宽的距离；粗硬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

他们的眼神在镜子中匆匆一碰，又迅速地分开了。

这就是我的丈夫的脸，玛丽雅姆心想。

他们交换了拉希德从外套口袋中掏出来的两只薄薄的金戒指。他的指甲黄得像烂苹果的果肉，而且有几个弯曲的指甲尖还向上翘。玛丽雅姆试图给他戴上戒指时，双手不停颤抖，拉希德握住她的手，让她稳定下来。她自己的戒指稍微有点紧，但拉希德毫不费力地将它滑过她的指节。

“好了。”他说。

“这个戒指好漂亮呀，”有一位太太说，“它很好看，玛丽雅姆。”

“现在只要在婚约上签字就可以结束了。”毛拉说。

玛丽雅姆签下了她的名字——玛、丽、雅、姆，她知道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她的手。玛丽雅姆下一次在一份文件上签下她的名字，将会在二十七年之后，到时也将会有一位毛拉在场。

“你们现在成为夫妻了，”毛拉说，“恭喜你们。”

拉希德在那辆五颜六色的客车中等待。玛丽雅姆和扎里勒站在客车尾部的防撞杆旁边，看不到他，只见到他的香烟的烟雾自打开的车窗袅袅飘出。在他们身边，有些人在握手道别。有些人亲吻了《古兰经》，从它下面走过。几个赤脚的男孩在旅客之间兜售东西，他们的脸被装着口香糖和香烟的托盘遮住了。

扎里勒喋喋不休地跟她说喀布尔有多么美丽，莫卧儿帝国的国王巴布尔曾经要求自己身后安葬在那儿。玛丽雅姆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起喀布尔的花园、商店、树木和空气；也知道不用多久，她将会踏上客车，而他会跟着车走，欢快地、若无其事地、断断续续地挥舞着手臂。

玛丽雅姆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过去很崇拜你。”她说。

扎里勒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又放了下来。一对年轻的印度夫妻从他们中间走过，女的怀里抱着一个男孩，男的拖着一个行李箱。扎里勒看上去很感激他们打断了对话。他们道歉，他报以礼貌的微笑。

“过去每到星期四，为了等你，我一坐好几个小时。我总是心绪不安，担心你不会出现。”

“路途遥远，你应该吃点东西。”他说他会给她买一些面包和山羊奶酪。

“我总是不停地想着你。我常常祈祷你长命百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觉得我是你的耻辱。”

扎里勒低下头，像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用鞋尖挖着地面。

“你觉得我是你的耻辱。”

“我会去看你的，”他低声说，“我会到喀布尔去看你的。我们将会……”

“不，不，”她说，“别来。我不想看到你。你不要来。我不想听到你的消息。永远不想。永远。”

他伤心地望了她一眼。

“你和我到这里就结束了。跟我道别吧。”

“别这样离开。”他软弱无力地说。

“你甚至连让我跟法苏拉赫毛拉说再见的度量都没有。”

她转过身，走到客车的另一边。她听到他在后面跟着。她走到液压车门时，听见他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亲爱的玛丽雅姆。”

她踏上了客车，虽然眼角的余光见到扎里勒在车外和她并排走动，但她没有向窗外望去。她沿着过道走到车的后部，拉希德就坐在那儿，她的皮箱放在他的脚下。扎里勒的手掌按在玻璃窗上，指节不断地敲打着它，但她没有扭头去看一眼。客车猛然开动，她没有扭头去看追着车跑的他。客车越驶越远，她没有回头去看他逐渐向后退去的身影，也没有回头去看他消失在阵阵尾气与灰尘之中。

拉希德一个人占了窗口和中间的两个座位，他把厚实的手掌放在她的手背上。

“好了，姑娘。好啦。好啦。”他说。他一边说，一边眯眼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某些令他更加感兴趣的东西。

第九章

他们到达拉希德家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

“我们在德马赞区。”他说。他们在外面，在人行道上。他一只手拉着她的行李箱，另外一只手去开屋前木门的锁头。“在城市的西南边。动物园就在附近，大学也是。”

玛丽雅姆点点头。她已经知道的是，虽然她能够听懂他说的话，但他开口的时候，她还是得专心听才行。他说的是喀布尔的法尔西语，而且还带着普什图语——坎大哈方言——的口音，这让她听起来很不习惯。不过，他好像能听懂她的赫拉特的法尔西语，一点都不费劲。

玛丽雅姆匆匆看了一眼拉希德房子所在的狭窄泥土路。两边的房子挨得很紧，每户人家的墙壁都是共用的，房子前方和马路之间隔着小小的、带围墙的院落。多数房子有着平坦的屋顶，由烧砖砌成；也有由土砖砌成的，灰不溜秋的颜色和环绕城市四周的山脉一样。

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把车道和人行道隔开，排水沟中流淌着肮脏的污水。玛丽雅姆看见马路上到处散落着一堆堆苍蝇飞舞的垃圾。拉希德的房子有两层。玛丽雅姆看得出它原先是蓝色的。

拉希德打开前门，玛丽雅姆走了进去，发现院子很小，而且蓬乱，几堆枯黄的杂草东歪西倒。玛丽雅姆看到房子右边有个厕所，左边有个手摇井和一排枯萎的树苗。井边是一间摆放工具的小房子，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

“你父亲跟我说过你喜欢钓鱼。”他们穿过院子向房子走去时，拉希德说。玛丽雅姆发现没有后院。“这里的北边有一些山谷。河里有很多鱼。找一天我带你去吧。”

他打开前门，让她走进屋子。

拉希德的房子比扎里勒的小多了，但跟玛丽雅姆和娜娜的泥屋比起来，却已算得上是豪宅。屋里有一条走廊，客厅和厨房都在楼下；他把她带进厨房，里面有几个罐子和平底锅，一只高压锅，还有一台煤气炉。客厅有一张浅绿色的皮沙发。沙发的一边有裂缝，倒是缝起来了，但缝得很粗糙。墙壁上什么也没挂。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桌子，两张藤椅，两张折叠椅，角落里摆着一只黑色的铁炉。

玛丽雅姆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在泥屋，她伸手就能碰到屋顶。她可以躺在草席上，根据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的角度来判断一天到了什么时候。她知道房门推得多开它的铰链就会吱嘎、吱嘎响。她知道三十块木地板上的每一道裂痕和缝隙。现在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都不见了。娜娜死了，而她在这儿，在初来乍到的城市中，她所熟知的生活已然被峡谷、山顶白雪皑皑的群峰和不见人烟的荒漠阻断。她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家中，所有的房间和原来的都不相同，弥漫着烟味，悬挂着厚重的深绿色窗帘，陌生的橱柜中摆满了陌生的器皿，还有一片她知道自己无法触及的天花板。它的空旷让玛丽雅姆感到窒息。她心中一阵阵地发痛，为娜娜，为法苏拉赫毛拉，也为她以往的生活。

然后，她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呢？”拉希德粗声地问。他把手伸进裤兜，然后掰开玛丽雅姆的手指头，把一条手帕塞进她手里。他自己点了一根烟，依靠在墙壁上。他看着玛丽雅姆用手帕去擦眼泪。

“哭完了？”

玛丽雅姆点点头。

“真的？”

“真的。”

然后他抓住她的手肘，把她拉到客厅的窗户旁边。

“这扇窗朝北，”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弯曲的指甲轻轻敲着玻璃，“我们正前方就是阿斯麦山——看到了吧？——左边那座是阿里·阿巴德山。大学就在它的山脚下。雪达瓦扎山在我们的后边，也就是东边，你在这里看不到。每天到了中午，他们会从那座山发射一发大炮。别哭了，快点。我是说真的。”

玛丽雅姆揉了揉眼睛。

“我无法忍受的东西有好几种，”他满脸怒容地说，“其中之一就是女人哭泣的声音。我很抱歉。我没有耐心听女人哭。”

“我想回家。”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他呼出的一口浓烟扑在玛丽雅姆脸上。“我不跟你计较。这一次。”

他又抓住她的手肘，拉着她向楼上走去。

楼上有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走廊和两间卧室。面积比较大那间卧室的房门虚掩着。透过那扇门，玛丽雅姆能见到里面的情况：和这座房子别的地方一样，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墙角有一张床，床上有一条棕色的毛毯和一个枕头，此外还有一只衣柜，一个梳妆台。墙壁上除了一面镜子，什么都没挂。拉希德把门关上。

“这是我的房间。”

他说她将要住在客人房里面。“我希望你别介意。我习惯了一个人睡。”

玛丽雅姆如释重负，至少这句话让她宽心了一些，但她没有把这种感受说出来。

即将属于玛丽雅姆的房间比她在扎里勒家所住的那间小得多。它有一张床，一个古旧的灰棕色梳妆台，一只小小的衣柜。从窗户中可以看到院子，还能看见外面的街道。拉希德把她的行李箱放在角落里。

玛丽雅姆坐在床上。

“你没看到吗？”他站在门口，微微弯腰，以免头撞到门框，“看看窗台。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去赫拉特之前，我把它们摆放在那儿。”

这时玛丽雅姆才发现窗台上有个篮子。白色的晚香玉从篮子边缘伸展出来。

“你喜欢它们吗？它们让你觉得高兴吗？”

“是的。”

“那你应该感谢我。”

“谢谢你。对不起。谢谢你……”

“你在发抖。可能我吓到你了。我吓到你了吗？你害怕我吗？”

玛丽雅姆没有看着他，但能听出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狡猾的挑逗意味，所以赶紧摇了摇头。她认为这是她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所说的第一个谎言。

“没有？那很好。对你来说很好。嗯，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你会喜欢上这里的。你会明白的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有电？白天大多数时候和每个晚上都有？”

他转身，好像要走，但在门口停住了。他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眼睛被烟雾熏得直眨巴。玛丽雅姆以为他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他关上房门，留下她独自一人，和行李箱与晚香玉做伴。

第十章

起初几天，玛丽雅姆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每天黎明，她在远处传来的祷告钟声中醒来，做过早祷之后，她就会爬回床上。当她听到拉希德在浴室洗漱时，她没有起床；当拉希德在去鞋店之前到她的房间来看看她时，她依然躺在床上。从窗户中，她看见他走进院子，把午餐在自行车后面的车架上绑紧，然后推着自行车，穿过院子，走上街道。她看见他踩着自行车离开，看着他肩膀宽厚的身形消失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

这些日子里，玛丽雅姆多数时间都待在床上，总有着空荡荡的、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候，她会走下楼，到厨房去，用手去摸摸那黏糊糊的、满是油脂的橱柜，碰碰那印着花朵图案的塑料窗帘。窗帘散发出一股烧肉的味道。她打开那些做工粗糙的抽屉，看着不成套的勺子和刀具，还有漏锅和有缺口的木头锅铲，这些都将成为她的新生活中的工具。所有这些令她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使她觉得自己身处他乡异里，不知身在何方，好像闯进了别人的生活。

在泥屋，她的肚子每到该吃饭的时候就饿了。在这里，她很少想起来要吃饭。有时她会带着一盘隔顿的白米饭和一片面包到客厅去，站在窗口旁边。从那儿她能看到他们那条街上那些平房的屋顶。她还可以望见它们的院子，见到各户人家的女人在晾衣服、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孩子，看见小鸡在啄食泥土，看到铁铲和铁锹，还有那些系在树上的牛。

她想起过去那些夏夜，她和娜娜睡在泥屋平坦的屋顶上，看着古尔德曼村上空皎洁的月亮；那些夜晚很热，衬衣就像粘在窗户上的湿树叶一样紧贴在她们胸前。她怀念那些冬日的下午，她和法苏拉赫毛拉在泥屋中看书，树上的冰柱叮当、叮当地掉落在她的屋顶，屋外积满雪花的树枝上传来乌鸦的啼叫。

玛丽雅姆独自一人在屋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从厨房走到客厅，爬上楼梯，走到她的卧室，然后又走下来。她最后会回自己的房间做起祷告，或者坐在床上想着她的母亲，心中充满眩晕和想回家的感觉。

太阳慢慢向西边爬去的时候，焦虑才真正开始蚕食玛丽雅姆的心。一想到夜晚，她的牙齿就会打颤，因为到时拉希德或许会决定要跟她做那些丈夫对妻子做的事情。当他独自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紧张得不敢动弹。

他总是在她门口停下，把头伸进来。

“你不可能已经睡着了。才七点呢。你醒着的吧？回答我。快点。”

他不停地追问，直到玛丽雅姆在黑暗中说：“我在这里。”

他蹲下来，坐在她的门口。在床上，她能看见他高大的身形，长长的双腿，鹰钩鼻的脸庞附近烟雾缭绕，香烟末端的蓝色光芒一会闪亮一会黯淡。

他跟她说起当天的情况。他给外交部副部长度身定做了一双休闲鞋。拉希德说，这个副部长只在他这里买鞋。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请他做凉鞋。他跟她说起人们关于鞋的种种迷信：把鞋放在床上，会导致家里有人死亡；如果先穿左脚的鞋，会引起吵架。

“除非这么做是无心的，而且那天是星期五才不会，”他说，“你知道吗，人们认为把两只鞋绑在一起挂在钉子上会带来厄运？”

拉希德自己一点都不信这些。在他看来，基本上只有女人才会把迷信当真。

他跟她说起一些他在街头听来的消息，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如何因为一桩丑闻而引咎辞职。

玛丽雅姆可没听说过什么尼克松，也不知道是什么丑闻迫使他辞职，于是她没回他的话。她紧张地等待拉希德结束谈话，掐灭香烟，转身走开。只有当她听到他穿过走廊，听到他的房门开启关上的声音，只有这个时候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能落地。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掐灭了香烟，却没有说晚安，而是斜靠在门口。

“你不打算把那件东西打开吗？”他说，扬了扬下巴，指着她的行李箱。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想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这太荒唐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嗯，我希望从明天早上开始，你能够表现得像一个妻子。你听明白了吧？”

玛丽雅姆的牙齿开始打颤。

“我想知道答案。”

“明白了。”

“很好，”他说，“你在想什么呢？这里是旅馆？我是开旅馆的？嗯，这……好啦，好啦。我的真主哪。你还哭，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的？玛丽雅姆。你还哭，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的？”

第二天早晨，拉希德去工作之后，玛丽雅姆打开了行李箱，把衣服放到衣柜里。她从井里汲了一桶水，拿起一块抹布，擦净了她房间的窗户，也擦了楼下客厅的窗户。她拖了地板，清理了悬挂在天花板四角的蜘蛛网。她打开了窗户，让屋子通通风。

她用一个罐子泡了三杯小扁豆，找出一把菜刀，切了几根红萝卜和两个土豆，也把它们泡起来。她寻找面粉，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面粉在一排脏兮兮的香料罐之后。她和了面团，依照娜娜教她的方式搓着它；她用手掌的末端揉着面团，把外围的面叠起来，翻过它，继续接着搓。面团和好之后，她用一块湿布把它包起来，戴上面纱，然后出去找那个公用的烤炉。

拉希德跟她说过烤炉的位置，沿街道走下去，先向左转，紧接着向右转，但玛丽雅姆只能跟随一群沿着同一条路前行的妇女和儿童。玛丽雅姆看到那些小孩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有的在他们的母亲身后追逐，有的跑在她们的前头。他们的裤子看上去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脚下的破拖鞋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他们用棍子滚着废弃的旧自行车轮胎。

他们的母亲三五成群地走在一起，有些穿着布卡[1]，有的则没有。玛丽雅姆能听见她们尖声的交谈和越来越响的笑声。她低着头向前走，听到零碎的片言只语，她们的闲聊似乎总是离不开谁家小孩子生病了、谁的丈夫既懒惰又邋遢之类的话题。

好像饭菜都是自己做好的。

真主知道呢，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他对我说，我不骗你们，这是真的，他确实对我说……

这无穷无尽的交谈，这平淡但偶尔兴奋的语调，不断地在玛丽雅姆耳边回响。她就听着这些闲聊，沿着街道走下去，转过街角，排到烤炉前面的队伍中去。有些丈夫喜欢赌钱。有些丈夫对他们的母亲有求必应，却不愿在她们——这些妻子——身上花一分钱。玛丽雅姆心下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有着相同的悲惨遭遇，她们怎么都跟这么可怕的男人成为夫妻。又或者这只是一个她所不了解的、妻子之间的游戏，一种日常的仪式，就像浸泡大米和揉面团一样？她们会希望她很快也加入吗？

在烤炉前的队伍中，玛丽雅姆见到有人朝她侧目，听到有人对她窃窃私语。她的手心开始冒汗。她想像她们全都知道她是哈拉米，给她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带来耻辱。她们全都知道她背叛了自己的母亲，使自己蒙受羞辱。

她抓住面纱的一角，擦了擦上唇的汗珠，试图使自己镇定一点。

几分钟过去了，一切如常。

然后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玛丽雅姆转过身，看见一个丰腴的女人，这个女人肤色较白，和她一样，也戴着面纱。她有一头既短且粗的黑发，一张欢快的、浑圆的脸庞。她的嘴唇比玛丽雅姆的丰厚，下唇稍微有点下垂，好像是被紧接着下唇的那块大黑痣拉下去似的。她一双明亮的绿色大眼睛带着期盼向玛丽雅姆看来。

“你是亲爱的拉希德的新婚妻子，对吧？”这个女人说，露出大大的笑容，“赫拉特来的那个。你这么年轻啊！亲爱的玛丽雅姆，对吧？我的名字叫法丽芭。我就住在你们那条街，你们家左边第五座房子就是我们的，大门是绿色的那间。这是我的儿子努尔。”

她身边的男孩有一张扁平而快乐的脸，头发像他母亲一样粗硬。他的左耳耳垂上有一小撮黑色的毛发，双眼闪烁着淘气而顽皮的神色。他举起手说：“你好，亲爱的阿姨。”

“努尔今年十岁。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男孩，叫艾哈迈德。”

“他十三岁。”努尔说。

“十三岁快接近十四岁啦，”这个叫法丽芭的女人哈哈大笑。“我老公的名字叫哈基姆，”她说，“他在德马赞区这边教书。你有空来我们家坐坐啊，我们会给你泡一杯……”

突然之间，其他女人好像胆子大了起来，纷纷推开法丽芭，向玛丽雅姆挤过来，极其迅速地在她身边围成一圈。

“原来你是亲爱的拉希德那个年轻的新娘啊……”

“你喜欢喀布尔吗？”

“我去过赫拉特。我有个表亲在那边。”

“你希望头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那里有尖塔！啊呀，它们多漂亮呀！那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男孩好一点，亲爱的玛丽雅姆，他们可以传宗接代……”

“呸！娶个媳妇死个儿子。女孩会留在家里，等你老了照顾你。”

“我们听说你来了。”

“生对双胞胎。男孩女孩各一个！这样大家就都高兴了。”

玛丽雅姆往后退了一步。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的耳朵嗡嗡响，脉搏突突跳，目不暇给地看着一张又一张的脸庞。她又退了一步，但没有地方可退了——她被围在一个圈子的中央。她看了看法丽芭；法丽芭看出来她很紧张，正在皱眉头。

“别烦她！”法丽芭说，“走开啦，别烦她！你们吓坏她了！”

玛丽雅姆紧紧地把面团抱在胸前，推开身边的人群走了出去。

“你要去哪里啊，好姐妹？”

她只顾往前推，不知道怎么样走出了人群，然后沿着街道一番猛跑。她一直跑到交叉路口才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她转过身，低着头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她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一大片，然后爬起来，继续跑，从那些女人身旁冲过去。

“你怎么回事啊？”

“你在流血啊，好姐妹！”

玛丽雅姆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她发现这条路是对的，但突然想不起来哪间才是拉希德的房子。她沿着街道跑上跑下，气喘吁吁，泪水差点就要夺眶而出，开始盲目地去推推那些房门。有的上了锁，有的打开了，但露出的只是陌生的院子、吠叫的狗和吓坏了的小鸡。她想像拉希德走回家，发现她膝盖流血，在自己的街道上迷了路，依旧这样茫无头绪地找自己的房子。她哭了起来。她推开一扇又一扇大门，张皇失措地求真主保佑，脸上泪水涟涟，直到有一扇门被推开了，她看到那个厕所，那口井，还有那间摆放工具的棚屋，终于松了一口气。她走了进去，砰地把门甩上，上了门闩。接着她在墙边躺下，不断作呕。喘过气之后，她爬了起来，靠墙壁坐着，双脚伸展在前方。有生以来，她第一次觉得如此孤独。

那天晚上，拉希德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一个棕色的纸袋。他没有发现窗户变干净了，地板擦过了，蜘蛛网不见了，这让玛丽雅姆很失望。但当他看到玛丽雅姆已经在客厅地板上铺了干净的桌布，给他摆好晚餐，他显得很满意。

“我做了豆汤。”玛丽雅姆说。

“很好。我饿了。”

玛丽雅姆从一个圆形的敞口盆给他倒了水，让他洗手。他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她把一碗蒸汽腾腾的豆汤和一盘松软的白米饭端到他面前。这是她为他做的第一顿饭，玛丽雅姆心想，要是做饭的时候她的状态更好一些就好了。煮饭时，她还在为烤炉边发生的事情颤抖。她一整天都在害怕豆汤不够浓，颜色不够好看，担心他会认为她放了太多的生姜或者放的姜母不够。

他把调羹放进金黄色的豆汤中。

玛丽雅姆有点忐忑。要是他失望或者生气该怎么办？要是他不高兴地把盘子推开该怎么办？

“小心点，”她努力说，“很烫。”

拉希德撅起嘴唇，吹了吹气，把调羹放进嘴里。

“味道不错，”他说，“盐放少了，但味道不错。甚至说得上美味。”

玛丽雅姆松了一口气，看着他吃饭。她心中闪过一丝骄傲，放松了警惕。她做的不错——甚至说得上美味——这让她喜出望外，他这句小小的恭维令她很激动。这一天早些时候的不快稍稍减少了。

“明天是星期五，”拉希德说，“我带你到处看看怎么样？”

“在喀布尔吗？”

“不。去加尔各答[2]。”

玛丽雅姆眨眨眼。

“开玩笑啦。当然在喀布尔。还能去哪里呢？”他把手伸进那个棕色的纸袋。“但是，我有些事情要先告诉你。”

他从袋里拿出一件天蓝色的布卡。他提起布卡，这件褶皱的衣服散落在他膝盖上。他把它卷起来，望着玛丽雅姆。

“我有一些顾客，玛丽雅姆，男的，他们带着老婆到我店里来。那些女人来的时候没有蒙着脸，她们直接跟我说话，毫不害羞地看着我。她们化妆，穿着露出膝盖的裙子。有时候她们甚至还把脚伸到我面前，这些女人，让我量尺寸，而且她们的老公就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认为陌生人摸摸他们老婆的光脚也没关系！他们觉得自己是现代人，是知识分子，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吧。他们并不明白，这样做是在破坏他们的名誉和尊严。”

他摇摇头。

“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喀布尔的富人区。我会带你去那边。你会看到的。但是这里也有这种人，玛丽雅姆，就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教师住在这条街，他叫哈基姆，我总是看到他的老婆法丽芭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头上什么也没有，只戴一条围巾。坦白说，看到一个男人无法控制他的妻子，我觉得很不爽。”

他严厉地盯着玛丽雅姆。

“但我是一个身体流着不同血液的男人，玛丽雅姆。在我来的地方，要是错误地看了人家的女人一眼，或者说了不得体的话，那就会引起流血。在我来的地方，女人的脸只有她的老公能看到。我希望你能记得。你明白吗？”

玛丽雅姆点点头。他把袋子递过来给她，她伸手接住。

他刚才称赞她的厨艺给她带来的快乐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玛丽雅姆觉得这个男人的意志既强大又不可动摇，就像俯视着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

拉希德把纸袋交给她。“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喏，再给我盛一碗豆汤。”

[1]布卡是穆斯林女性穿的一种从头包到脚的服装。

[2]Calcutta，印度城市。

第十一章

玛丽雅姆此前从未穿过布卡。拉希德只好帮她穿上。加了衬垫的头套很沉重，紧紧裹着她的脑壳；隔着一层网状的屏障看世界也是很奇怪的体验。她穿着布卡，在她的房间里练习走路，老是踩到裙边，步履蹒跚。由于看不到周边的境况，她变得很紧张，而且她也讨厌那褶皱的布料总是不断地以令人窒息的方式盖住她的嘴巴。

“你会习惯的，”拉希德说，“过一阵子，我敢打赌你甚至会喜欢上它的。”

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去一个地方，拉希德说那儿叫沙里诺公园。一些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把排球拍过几张系在树上的破烂球网。他们一起散步，看男孩们放风筝。玛丽雅姆走在拉希德身边，时不时踩到布卡的裙边。中午时分，拉希德带她去一家小小的烤肉店吃饭；烤肉店附近有一座清真寺，他管它叫哈吉雅霍。烤肉店的地板脏兮兮，空气弥漫着烟雾。墙壁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生肉味道，音乐放得很响，拉希德说它是用一种叫洛戈里[1]的乐器伴奏的。厨师是几个瘦弱的男孩，他们一只手给烤肉串煽火，一只手猛拍小虫子。玛丽雅姆从未到过饭店，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和这么多陌生人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坐在一起真古怪，把布卡抬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也很奇怪。她有点担心会碰到前一天在烤炉前发生的情况，但拉希德的在场多少带来了一些宽慰；没隔多久，她已经不介意这么吵的音乐，这么呛的烟雾，甚至也不害怕有这么多的人。而且，出乎她意料的是，布卡也让她安心。它就像一面只能看出不能看进的窗户。在这面窗户之内，她是一个旁观者，陌生人评头品足的眼光统统被挡住了。她再也不担心人们一眼就能看穿她过去所有那些耻辱的秘密。

在街道上，拉希德准确地说出各座建筑物的名字；这是美国大使馆，他说，那是外交部。他指着一些轿车，说出它们的名字和出产地：苏联的伏尔加，美国的雪佛兰，德国的欧宝。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他问。

玛丽雅姆犹豫了一下，指着一辆伏尔加，拉希德哈哈大笑起来。

比起玛丽雅姆曾在赫拉特街头见过的那点景象来说，喀布尔的街头热闹多了。这儿的树比较少，骡马拉的车也更少，但是轿车、高楼、红绿灯和铺了石板的人行道都比赫拉特多。无论走到哪里，玛丽雅姆都能听到这座城市特有的方言，和赫拉特的方言稍微有点区别。

拉希德在马路边的一个小摊给她买了冰淇淋。这是玛丽雅姆第一次吃冰淇淋，她从未想像到人世间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她把整个冰淇淋都吃下去了，包括上面撒的碎开心果，还有底部那些细小的米线。她对冰淇淋迷人的口感和香甜惊奇不已。

他们走进一个叫小鸡街道的地方。它是一个狭窄而拥挤的市场，拉希德说它所在的区域是喀布尔的富人区之一。

“在这儿附近住的，都是些外交使节、有钱人和皇亲国戚——诸如此类的人。不是你跟我这样的人。”

“可是我没看到什么小鸡呀。”玛丽雅姆说。

“小鸡街道上恰恰找不到小鸡。”拉希德笑着说。

街道两旁都是店铺和小摊，出售羊皮毛和五颜六色的长袍。拉希德在一间店铺停下来，观看一把雕花的银匕首，又在另外一间看了看一把来复枪，店主信誓旦旦地跟拉希德说那是第一次抗英战争[2]时遗留下来的枪支。

“看我像不像莫夏·达扬[3]。”拉希德咕哝着说。他露出一丝亲密的笑容，在玛丽雅姆看来，这个笑脸是只给她看的。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微笑。

他们漫步走过一些地毯店、工艺品店、点心店、花店，也经过几间出售男人穿的西装和女人穿的裙子的商店，隔着带花边的窗帘，玛丽雅姆看到有些少女在里面缝纽扣和熨衣领。拉希德时不时和他认识的店主打招呼，有时候说法尔西语，有时候说普什图语。每当他们握手和亲吻脸颊的时候，玛丽雅姆便会退开几步。拉希德从不招手让她过去，也从不介绍她是谁。

他让她在一家刺绣商店外面等。“我认识这个店主，”他说，“我进去一会就出来，跟他寒暄几句。”

玛丽雅姆在外面拥挤的人行道上等他。她看着那些轿车慢慢驶进小鸡街道，在兜售东西的小贩和行人之间蜿蜒前进，朝那些没有及时让路的小孩和毛驴鸣喇叭。她见到那些小摊里面的商人满脸疲惫，或者吞云吐雾，或者朝黄铜痰盂吐痰，他们的脸时不时从阴凉处露出来，向过往行人推销纺织品和皮领大衣。

但最吸引玛丽雅姆注意的还是女人。

她和拉希德居住的那片城区比较破落，那儿很多女人的头和脸都蒙得严严实实的，但喀布尔这片城区的女人就不同了。这些女人很——拉希德用过那个词是什么来着？——“现代”。是的，现代的阿富汗女人嫁给现代的阿富汗男人，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子化了妆，头上什么也没戴，独自行走在一群陌生人之间。玛丽雅姆看着她们无拘无束地沿着街道闲逛，有的身边跟着一个男人，有的单身一人，有的带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那些孩子穿着闪亮的皮鞋，戴着皮质表带的手表，踩着有金色轮辐和高高把手的自行车，他们和德马赞区的孩子不一样——后者的脸颊上都是白蛉叮咬出来的伤疤，用棍子滚破旧的自行车轮胎。

这些女人都提着晃来荡去的手提包，穿着沙沙作响的裙子。玛丽雅姆甚至还看到有个开着轿车的女人在吸烟。她们的指甲很长，涂上红色或者橙色，她们的嘴唇红得像郁金香。她们穿着高跟鞋，永远步履匆匆，好像有什么急事。她们戴着黑色的太阳镜，每当她们一阵风似的从身边走过，玛丽雅姆还能闻到她们的香水味。在她的想像中，这些女人全都念过大学，在写字楼上班，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打字、吸烟，打重要的电话给重要的人物。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女人很神秘。她们让她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姿色平庸、胸无大志、知识贫乏。

接着拉希德拍了拍她的肩膀，递给她一些东西。

“给你。”

那是一条栗色的丝绸披肩，首尾两端缀着珠子，两边绣着金色的丝线。

“你喜欢它吗？”

玛丽雅姆抬头看着他。这时拉希德做了一件让她感动的事。他眨了眨眼，避开了她的目光。

玛丽雅姆想起了扎里勒，想起了他把珠宝送给她时那副喜形于色的样子。他总是兴高采烈，让她除了温顺地表示感谢之外，再也无法作出别的回应。关于扎里勒的礼物，娜娜说的没错。它们都是并非真心实意的礼物，而是一些赎罪的象征，一些虚伪的、无耻的姿态，与其说是为了让她快乐，毋宁说是为了使他自己心安理得。这条披肩，玛丽雅姆心里明白，是一件真正的礼物。

“真好看。”她说。

那天晚上，拉希德又到她房间去了。但这次他没有在门口抽烟，而是走进房间，坐在躺在床上的她身边。床被压得向他坐的这边倾斜，弹簧吱嘎作响。

他犹豫了一会，然后伸手去摸她的脖子，用厚实的手指慢慢按压它后面突起的骨头。他的拇指向下滑去，这时它正在爱抚着她的锁骨上方的凹陷处，接着是锁骨下方的肌肤。玛丽雅姆浑身激灵。他的手掌还在不断向下摸，向下摸，他的指甲已经碰到她上衣的棉布了。

“我不行。”她低声呻吟，借着月光，看到他的脸庞、厚实的肩膀和宽阔的胸膛，也见到敞开的领口露出几撮灰色的胸毛。

这时他的手摸上了她右边的乳房，隔着上衣，不断地捏着它，她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

他钻进毛毯，躺在她身边。她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解开他的皮带，松开她的裤子的拉带。她自己的双手死死抓住床单。他翻身趴在她身上，蠕动着，扭动着，她发出一声低喊。玛丽雅姆闭上双眼，咬紧牙关。

突然传来一阵锥心的剧痛。她的眼睛猛地张开，倒抽了一口冷气，咬紧自己拇指的指节。她另外一只手甩到拉希德的后背，手指抓住他的衬衣。

拉希德把脸埋在她的枕头上，玛丽雅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肩膀上方的天花板，颤抖着，嘴唇紧闭，肩膀上能感觉到他短促的呼吸的热气。他们周围的空气弥漫着烟草和他们早先吃下的洋葱以及烤羊肉的味道。他不时用耳朵磨着她的脸颊，她脸上阵阵刺痛，知道他已经刮了胡子。

完事之后，他从她身上滚下去，喘息着。他把一只手的前臂搭在额头上。黑暗中，她能看见他的手表的蓝色指针。他们就这样躺了好一会，仰面躺着，彼此没有看着对方。

“这没有什么可觉得羞耻，玛丽雅姆，”他说，语音有点模糊，“结婚的人都会这么做的。先知本人和他的几个妻子也干这种事。没什么可觉得羞耻的。”

又过了片刻，他把毛毯放回原来的样子，离开了房间，留下她陪伴着那个被他的脑袋压得塌了下去的枕头，留下她等待痛楚慢慢平息，望着夜空中的寒星和一团婚纱似的、遮住了月亮的脸的云彩。

[1]Logari，一种类似吉他的阿富汗民族乐器。

[2]指1838～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

[3]Moshe Dayan（1915～1981），著名的以色列军事领导和政客，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第十二章

那年——也就是1974年——秋天，斋月来临。有生以来，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新月初升如何影响到整座城市，改变了它的节奏和气氛。她注意到一片寂静接管了喀布尔。路上的行人变得无精打采，零零落落，甚至还很安静。商铺空无一人。饭店关掉电灯，大门紧闭。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没有人吸烟，窗架上也没有冒着袅袅水汽的茶杯。每当太阳西下，雪达瓦扎山的大炮响起，便到了开斋时分，此时这座城市的斋戒就会中止，玛丽雅姆也开始进食，吃一点面包和枣椰子，十五岁的她第一次尝到和他人分享一种共同文化的甜蜜。

除了少数几天，拉希德并没有遵守斋戒的规定。遵守斋戒的那少数几天里面，他总是带着一副臭脾气回家。饥饿让他变得寡言寡语，暴躁易怒。有一天晚上，玛丽雅姆准备晚饭迟了几分钟，他便就着萝卜吃起面包来。即使玛丽雅姆把米饭、羊肉和秋葵汤摆到他面前，他也不去碰这些食物。他什么也不说，只顾吃着面包，太阳穴高低起伏，额头血管暴露出来，满脸怒气。他不停地咀嚼，盯着前方看，当玛丽雅姆跟他说话时，他对她视若无睹，又往嘴巴里塞了一片面包。

斋月结束时，玛丽雅姆如释重负。

斋月结束之后就是三天的开斋节了，当年在泥屋，节日的第一天，扎里勒会去看望她和娜娜。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带来一些开斋的礼物。有一年，他送给玛丽雅姆一条羊毛围巾。他们三人坐下来喝茶，完了之后扎里勒便会告辞。

当他涉过山溪，挥手作别时，娜娜会说：“跟他真正的家人一起过节去啦。”

法苏拉赫毛拉也会来。他会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用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一篮子曲奇和染了颜色的水煮蛋。等他离开之后，玛丽雅姆会带着他送的这些食物，爬到柳树上去。她会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吃起法苏拉赫毛拉的巧克力，把糖纸往下面扔，直到它们像银色的落英一样散布在树干周围。吃完巧克力，她会开始吃曲奇，还会用一支铅笔在他送的鸡蛋上画几张人脸。但她这么做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快乐。玛丽雅姆害怕开斋节，这是个迎来送往的喜庆节日，很多家庭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彼此串门。她会想像赫拉特的空气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兴高采烈、眼睛发亮的人们互致问候和祝福。孤单的感觉会像冷战似的在她心中升起，而且要到开斋节结束之后才会消散。

这一年，玛丽雅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她童年想像中的开斋节。

拉希德和她喜欢街道上的情景。玛丽雅姆从未在如此热闹活泼的气氛中行走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畏缩，他们涌上这座城市的街头，无休无止地走亲访友。在他们住的那条街上，玛丽雅姆见到了法丽芭和她的儿子努尔。努尔穿着西装，法丽芭系着白色的围巾，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那人个子很小，戴着墨镜，看上去有点腼腆。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也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玛丽雅姆居然还记得第一次去烤炉那边的时候，法丽芭跟她说过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他眼眶凹陷，目光深邃，一张心事重重的脸庞看上去比他弟弟更加严肃，这张早熟的脸更加衬托得他的弟弟依然童稚未脱。艾哈迈德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安拉项链。

法丽芭肯定认出了穿着布卡、走在拉希德身边的玛丽雅姆。她挥挥手，大声说：“开斋节快乐！”

玛丽雅姆裹在布卡里面，像鬼魂一样，跟她点点头。

“原来你认识那个女人，那个教师的老婆？”拉希德问。

玛丽雅姆说她不认识。

“最好离她远点。她喜欢搬弄是非，那个女人。她丈夫以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他其实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他。他的样子很像老鼠吧？”

他们走到沙里诺区，那儿的孩子穿着新做的衬衣和缀着珠子的、颜色鲜艳的马甲，彼此追逐打闹，比较着开斋节的礼物。一些女人则慷慨地摇晃着一盘盘糖果请行人吃。玛丽雅姆看见节日的灯笼在商店的橱窗中晃荡，听到音乐从大喇叭中喧闹地播放着。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陌生人大声朝她说“开斋节快乐”。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察曼大道，玛丽雅姆站在拉希德身后，看着烟花点亮了夜空，发出绿色的、粉红的、黄色的闪光。她想起了从前，她曾和法苏拉赫毛拉坐在泥屋外面，看着烟花在远处的赫拉特上空炸开，那些突然爆发的焰火映照在她的老师那双柔和而迷蒙的眼眸之中。但是，她最为怀念的还是娜娜。玛丽雅姆希望她的母亲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切。看到在这一切之中的她自己。看到满足和美丽终究并非无法获取的东西。就算对她们这样的人而言。

他们在家里接待了开斋节的客人。他们全都是男的，拉希德的朋友。每当有人敲门，玛丽雅姆就知道她得走上楼，到她自己的房间去，把门关上。那些男人和拉希德在楼下喝茶、抽烟、聊天，她则留在房间里。拉希德跟她说过，只有客人离开之后，她才能下楼。

玛丽雅姆并不介意。实际上，她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拉希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对他来说，她的尊严是值得保卫的东西。他的保护让她觉得很光荣，觉得自己很宝贵，很重要。

开斋节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拉希德外出拜访几个朋友。玛丽雅姆的肚子一整夜不舒服，她烧了一些开水，给自己冲一杯绿茶，茶里泡了一些碾碎的豆蔻子。在客厅中，她发现前一晚的客人来访留下一片狼藉：茶杯倒扣着，嚼了一半的南瓜子塞在床垫之间，盘子上沾满了昨晚的残羹冷炙。玛丽雅姆一边收拾这脏乱的客厅，一边想：这些懒惰的男人倒是精力充沛得很。

她本来没想到要走进拉希德的房间。但她从客厅打扫到楼梯，接着又清理了楼上的走廊，来到了他门口。神差鬼使地，她第一次走进了他的房间，坐在他的床铺上，感觉自己擅闯了别人的地盘。

她依次看见两面厚重的绿色窗帘，几双光亮的皮鞋在墙边整齐地一字排开，衣柜的柜门，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她还看到他床边的梳妆台上有一包香烟。她抽出一根，放在双唇之间，站在墙上椭圆形的小镜子前面。她朝镜子吐了一口气，假装敲了敲烟灰。她把香烟放回去。她学不来喀布尔的女人吸烟时那种流畅而优美的动作。她自己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很粗俗，很荒唐。

怀着愧疚，她打开了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

最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把手枪。它是黑色的，木质的枪柄，短短的枪管。在拿起枪之前，玛丽雅姆确保自己记住了它是怎么摆放的。她双手来回拿着这把枪。它比看上去要重一点。手里握着的枪柄很滑，枪管则是冷冰冰的。想到拉希德居然拥有这种惟一的用途就是杀害其他人的东西，她忐忑不安起来。但他持有这把枪，肯定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她的安全。

手枪下面是几本边角卷起的杂志。玛丽雅姆打开其中一本。她的心一沉。她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杂志上每一页都是女人，美丽的女人，她们没有穿衬衣，没有穿裤子，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内裤。她们根本什么都没穿。她们躺在床上，周围是凌乱的床单，双眼半开半合地看着玛丽雅姆。在多数图片中，她们的大腿是张开的，玛丽雅姆能清楚地看到大腿之间的黑色地带。在有些图片里面，那些女人趴在地上，好像——但愿真主原谅这个念头——五体投地在做祷告。她们还回过头来，带着令人心烦意乱的挑逗眼神。

玛丽雅姆匆匆把杂志放回刚才她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她觉得大惑不解。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她们能够容许自己拍这样的照片？她恶心得反胃。那些他没有到她的房间找她的夜晚，他就在看这些东西吗？他既然都这样了，是不是对她有所不满呢？他那些女顾客只不过是为了做鞋而把脚伸出来让他量尺寸而已，他就对她们加以蔑视，说什么尊严和礼节，他说的都是放屁吗？女人的脸，他说，只有她的丈夫才能看。杂志上那些女人当然也有丈夫，有几个肯定有。退一万步说，她们总归有兄弟吧。既然如此，既然拉希德认为看看其他男人的妻子或姐妹的私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她把脸蒙上呢？

玛丽雅姆坐在他的床铺上，既尴尬又迷惑。她用双手捧着脸，闭上了眼睛。她不停地呼气吸气，直到觉得安宁一些。

慢慢地，有个解释自行冒了出来。毕竟，他是男人，在她搬进来之前，独自一人过了那么多年。他的需求和她的需求不同。对她来说，虽然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交欢依然是一种忍受痛苦的活动而已。但另一方面，他的性欲却很强烈，有时甚至显得很粗暴。他常常紧紧地把她压在身下，使劲捏她的乳房，屁股迅速地抬上压下。他是男人。这么多年来没有女人。她能因为真主赋予他的天性而怪罪他吗？

玛丽雅姆知道自己永远不能跟他提起这件事。它是不能被提起的。但它是不可以原谅的吗？她只得想到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扎里勒当时是三个女人的丈夫，九个孩子的父亲，可他还是跟娜娜发生了婚外的关系。拉希德的幻想和扎里勒的作为，哪一种更糟糕呢？再说了，她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哈拉米，她又有什么权利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玛丽雅姆打开了梳妆台下面的抽屉。

正是在这个抽屉里面，她看到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相片。他看上去只有四岁，也许五岁。照片中的他穿着条纹衬衣，系着蝴蝶结。他是英俊的小男孩，鼻子笔挺，棕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凹陷的眼珠黑黝黝的。他看上去有点分心，好像相机闪光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相片下面，玛丽雅姆又看到另外一张，也是黑白的，比起上一张，它稍微有点模糊。照片中是一个坐着的女人，她后面则是拉希德，一头黑发，比现在瘦一点，也更年轻。那个女人很漂亮。可能没有杂志里面的女人漂亮，但是挺好看的。当然比她玛丽雅姆好看多了。她的下巴很精致，黑色的长发从中间分开。高高的颧骨，柔美的额头。玛丽雅姆想起了自己的脸庞，想起了她那薄薄的嘴唇和长长的下巴，她心中闪过一丝妒忌。

她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照片中，拉希德好像压制着那个女人，这让玛丽雅姆隐隐觉得有点不安。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他嘴唇紧闭，露出得意的微笑；她则板着脸孔，一副阴郁的模样。她的身体稍微有点前倾，仿佛想摆脱他的掌控似的。

玛丽雅姆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位。

后来，在洗衣服的时候，她后悔自己偷偷跑进他的房间。为了什么呢？她对他多了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呢？了解到他有一把手枪，了解到他是一个有需求的男人吗？她不该对着他和他的妻子的合影盯了那么久。刹那间拍下来的身体姿势本来很随意，可是她的眼睛却看出了别的意义。

这时，晾衣线在玛丽雅姆身前跳动，她正在把衣服往上面挂，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拉希德。他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他的生活充满了厄运和苦难。她又想起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面堆雪人，曾经砰砰地爬上这同一条楼梯。湖水将他从拉希德身边夺走，就像鲸鱼吞噬《古兰经》中那位和这男孩同名的先知那样，将他吞没。一想到拉希德恐慌而无助、在湖岸上来回奔跑、哀求湖泊将他的儿子吐回陆地的样子，玛丽雅姆就觉得心中一阵发痛——痛得很厉害。她第一次觉得和她的丈夫血脉相连。她告诉自己，他们终究会休戚与共。

第十三章

看完医生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玛丽雅姆碰到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无论她望向何处，无论她看着的是单调的灰色水泥公寓，还是铁皮屋顶的、前面完全敞开的商店，抑或污水横流的沟渠，她都看到一片鲜艳的五颜六色。仿佛有一道彩虹溶进了她的双眼。

拉希德戴着手套，十指轻轻敲动，哼着小曲。每当公共汽车驶过路面的坑洼，猛地向前冲去，他就会伸手护住她的腹部。

“叫察尔迈伊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普什图人名字。”

“如果是个女孩呢？”玛丽雅姆说。

“我想是个男孩。是的。是个男孩。”

公共汽车里面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些乘客在指着某些东西，其他乘客从座位上侧身去看。

“快看，”拉希德说，用指节敲着玻璃窗。他在微笑，“那边。看到了吗？”

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了下来。在交通灯之下，人们的脸庞从轿车的车窗中露出来，转向上方，迎着那一片飘落的柔软。玛丽雅姆心想，这个季节的第一场雪怎能如此迷人呢？是因为它让人有机会看到一些依然洁白无瑕、未受糟蹋的东西吗？抑或是它让人在积雪被践踏、变黑之前，能够感受到新季节稍纵即逝的优雅，感受到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是女孩的话，”拉希德说，“尽管其实是个男的，但，如果是个女孩的话，那么你想给她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第二天早晨，玛丽雅姆被锯子和铁锤的声音吵醒。她裹上披肩，走进雪花飞舞的院子。昨晚的鹅毛大雪已经停了。这时只有零散的细小雪花飘落在她脸庞上。空气很沉闷，弥漫着木炭燃烧的味道。喀布尔银装素裹，寂静无声，几缕零落的炊烟袅袅升起。

她发现拉希德在工具房里面，将铁钉敲进一块木板。他看到她，把嘴角叼着的一枚铁钉拿下。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他到时会需要一张婴儿床。我本来想做好再给你看。”

玛丽雅姆希望他别这样，板上钉钉地认为肚子里的胎儿是个男婴。怀上了孩子虽然让她很高兴，但他的期望却令她不堪重负。昨天，拉希德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件男孩穿的羊皮冬大衣，大衣里面缝着柔软的绵羊皮，衣袖上还有用很好的红色、黄色丝线绣成的图案。

拉希德举起一块狭窄的长木板。他一边把它从中间锯开，一边说有点担心楼梯。“等他大到能爬楼梯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对楼梯进行改建的。”炉子也让他担心，他说。餐刀和叉子必须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你必须小心再小心。男孩子都是捣蛋鬼。”

玛丽雅姆拉紧了身上的披肩，以抵御彻骨的寒冷。

隔日早上，拉希德说他打算请几个朋友过来吃顿晚饭，庆祝一下。玛丽雅姆一整个早上都在洗小扁豆和淘米。她切开茄子，准备做凉拌茄子；还做了韭菜牛肉饼。她拖了地板，拍打了窗帘，不顾外面的大雪又开始落下，打开窗让房间透气。她沿着客厅的墙边，摆放了一些床垫和坐垫，在桌子上摆了几碗糖果和烤杏仁。

傍晚时分，第一个客人还没到的时候，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欢呼声、笑声和嬉闹声越来越响。她的双手总是忍不住抚摸着腹部。她想着肚子里生长的胎儿，幸福像开门板的风那样冲进她的心房。泪水涌上她的眼眸。

玛丽雅姆想起了她那段六百五十公里的客车之旅，和拉希德在一起，自西方的赫拉特，临近和伊朗交界的国境线的地方，来到东边的喀布尔。他们沿途经过一些小城镇和大城市，一座又一座的小村落彼此相连，此起彼伏地出现。而如今，她在这里，越过那些岩石和贫瘠的山脉，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家，属于她自己的丈夫，向着一个宝贵的终点站出发：成为母亲。想到这个婴儿，她的婴儿，他们的婴儿，她快乐得无法形容。知道自己对它的爱已经使她有生以来拥有过的任何东西相形失色，知道她再也不需要玩那卵石游戏了，她光荣得容光焕发。

楼下，有人在调试风琴。接着又传来调试皮鼓的拍打声。有人清了清喉咙。接着是口哨声、掌声、欢呼声和歌声。

玛丽雅姆轻轻抚摸着柔软的腹部。最多像一个指甲那么大，医生说。

“我要当妈妈了。”她说。接着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说着这句话，快乐地品味着这几个字。

每当玛丽雅姆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心就会膨胀起来。它膨胀，再膨胀，直到她生命中所有的失落，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孤独，所有的自责统统都消失无踪。这就是真主让她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原因。现在她知道这个原因了。她记得法苏拉赫毛拉曾经教给她一句《古兰经》的诗句：真主既在东边，也在西边，无论转向何方，你们都能领略到真主的旨意……她铺好祷告用的毛毯，做起晚祷。完了之后，她双手在面前合十，恳求真主别让这好运从她身边溜走。

去洗土耳其浴是拉希德出的主意。玛丽雅姆从未去过公共浴室，但他说没有什么比从浴室中走出来、吸入第一口冷空气、感受着热气从皮肤升起更爽的事情了。

玛丽雅姆在女性浴室里面，几个身形在她身边的蒸汽中走来走去，她不是瞥见一个屁股，就是看到一个肩膀的轮廓。女孩子的尖叫声，老太婆的哼哼声，还有洗澡水流动的声音在墙壁之间回荡着；这些女人就在这片声音之中擦着后背，用香皂洗着头发。玛丽雅姆独自坐在偏僻的角落，用一块浮石擦洗自己的脚跟，一道水帘将她和过往的身形隔开。

然后她看到了鲜血，开始尖叫起来。

这时她听到了脚步踩踏在潮湿的卵石上的啪啪声。几张脸庞探过水帘来看她。几个人啧啧有声。

那天夜里，深夜时分，法丽芭躺在床上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听到了喊叫声，赶忙跑过去，发现拉希德的老婆缩在一角，抱着自己的膝盖，脚下是一摊鲜血。

“那个可怜的女孩颤抖得很厉害，哈基姆，人们都能听到她的牙齿相互撞击的声音。”

法丽芭说，当玛丽雅姆看到她的时候，她以苦苦哀求的语气，尖着声音不断地问：这是正常的，对吧？对吧？这是正常的吧？

再一次和拉希德坐公共汽车。再一次雪花飞舞。这一次雪下得很大。它在人行道上，在屋顶上累积起来，在枝叶蔓生的树木上叠成一堆堆。玛丽雅姆看到商人把雪从商店门前铲开。一群男孩追逐着一只黑色的狗。他们使劲地朝这辆公共汽车挥舞手臂。玛丽雅姆侧眼去看拉希德。他的双眼紧闭。他没有在哼曲子。玛丽雅姆把头靠在椅背上，也闭上了双眼。她想脱掉那双冰冷的袜子，想脱掉那刺痛她皮肤的湿透了的毛衣。她想离开这辆公共汽车。

回家之后，她躺在沙发上，拉希德给她盖上被子，但是他的动作很生硬，敷衍了事。

“这他妈算什么狗屁回答啊？”他又说，“那是毛拉才会说的话。我既然付了诊疗费，就希望医生给一个更好的回答，而不是说什么‘真主的意愿’。”

玛丽雅姆在被子下面屈起双膝，说他应该休息一下。

“真主的意愿。”他慢慢地说。

他一整天都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吸烟。

玛丽雅姆躺在沙发上，双手塞在膝盖之下，看着窗外的雪花旋转着、飞舞着。她想起了娜娜曾经对她说过，每一片雪花都是人世间某个悲哀的女人叹出的一口气。她还说所有这些叹息飘到天上，聚成了云层，然后变成细小的雪花，寂静地飘落在地面的人们身上。

雪花让人想起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要承受多少苦难，她当时说，我们多么安静地忍受一切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灾难。

第十四章

悲哀的延续出乎玛丽雅姆的意料。她一想到工具屋中那张未完工的婴儿床或者拉希德衣柜中那件羊皮外套，就忍不住悲从中来。那个胎儿仿佛活了过来，她能听到它的声音，能听见它饥饿的哼哼声，听到它在咯咯笑，听到它在牙牙学语。她甚至还觉得它在吮吸她的乳房。这悲哀让她身心皆疲，颠三倒四。为了一个未曾见过的生灵，玛丽雅姆竟然会如此昼思夜想，神魂俱碎，这让她自己也大吃一惊。

然后，有那么一段日子，玛丽雅姆心中这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有所消退了。在这些日子中，她不再一想到要重新过上先前的生活就觉得浑身无力，而且也无需再作半天思想斗争才能挣扎着下床，才能做祷告，才能洗衣服，才能给拉希德做饭。

玛丽雅姆害怕出门。突然之间，她妒忌邻里那些女人，妒忌她们有那么多小孩。有的生了七八个，却不知道她们有多么幸运；她们的孩子得蒙受多少恩宠，才能在她们的子宫中茁壮成长，才能活着在她们的怀抱中蠕动，吮吸她们的乳房。她们并没有流产，并没有将这些孩子混在香皂水和陌生人身体的污垢之中冲下公共浴室的下水道。每当听到她们说出儿子做错事、女儿太懒惰之类的抱怨，玛丽雅姆便忍不住憎恨她们。

她脑海中有个声音好意地安慰她，结果却适得其反。

你还会再怀上孩子的，如果安拉允许的话。你还年轻。你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机会。

但玛丽雅姆的悲哀并非没有对象，或者无所指向。玛丽雅姆的悲哀是为了这个婴儿，这个特定的孩子，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胎儿。

在一些时日中，她相信这个孩子不会受到真主的保佑，她相信这是报应，惩罚她对娜娜做过的事。难道将绳索套上她母亲脖子的，不正是她本人吗？忤逆的女儿不配当母亲，这是罪有应得的报应。她时不时做梦，梦见娜娜体内的妖怪在夜晚溜进她的房间，它的爪子伸进她的子宫，窃走她的孩子。在这些梦境中，娜娜高兴地咯咯笑，还为自己辩护。

在另外一些日子里，玛丽雅姆怒火攻心。这全都怪拉希德过早的庆祝。这全都因为他那愚蠢的信念，以为她怀着的是一个男孩。干吗急着给孩子起名呢。把真主的赏赐视为理所当然。这全都怪他，让她去公共浴室。导致发生这种事情的，正是那儿的某些东西：蒸汽、脏水、香皂。不。不怪拉希德。应该怪她自己。她为自己睡觉的姿势不对、为自己吃了太辣的食物、为自己没有吃足够多的水果、为自己喝了太多的茶而自责不已。

这是真主的错，因为他如此摆布她的命运。这全都怪真主，没有把他赏赐给许多其他女人的东西也赏赐给她。用他知道会给她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在她面前摇摇晃晃地引诱她，却又将其取走。

但是她脑海中回荡着的所有这些怪罪、所有这些指责全都没有带来什么帮助。这些念头亵渎了真主。安拉并不恶毒。他并不是卑鄙的真主。法苏拉赫毛拉的话在她脑里低响：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

玛丽雅姆心中诚惶诚恐，屈膝跪下，为这些念头祈祷安拉的宽恕。

与此同时，自在公共浴室那天开始，拉希德就发生了变化。多数夜晚，他回家之后，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他吃饭，抽烟，上床，有时候，在三更半夜，他会走进玛丽雅姆的房间，草草地和她过一阵短暂的夫妻生活。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更容易发火了，挑剔她做的饭不够香，指责她收拾的院子不够整洁，或者甚至为屋子里一点点污迹而大发脾气。他偶尔会跟过去一样，在星期五那天带她去城里逛逛，但他在人行道上步履如飞，总是比她走快几步，一言不发，丝毫不顾玛丽雅姆几乎要跑起来才能跟得上他的脚步。在这些外出的场合，他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哈哈大笑了。他再也不给她买糖果或者礼物，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跟她说某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她的问题似乎总是让他不耐烦。

有一天夜里，他们坐在客厅，听着收音机。冬天的日子就要过完了。将雪花吹到人们脸上、吹得人们眼泪直流的寒风已经平息了。银白色的积雪已经开始从榆树的枝头融化成水滴下来，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被刚冒出头的浅绿色嫩芽取代。收音机在播一首哈马汉[1]的歌曲，拉希德心不在焉地跟着歌曲中的鼓声摇晃着他的脚，香烟熏得他双眼眯了起来。

“你在生我的气吗？”玛丽雅姆问。

拉希德什么也没说。歌曲结束了，接着是新闻。一个女人的声音报道说总统达乌德汗又将一个苏联顾问团打发回莫斯科去了，并且意料之中，激怒了克里姆林宫。

“我担心你在生我的气。”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你在生气吗？”

他向她看去。“我干吗要生气呢？”

“我不知道，但自从孩子……”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认为我是那样的男人？”

“不。当然不是。”

“那就别再烦我！”

“对不起。原谅我，拉希德。对不起。”

他掐灭了香烟，又点燃了一根。他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不过，我一直在想。”玛丽雅姆说，为了自己的嗓音能盖过音乐声，她提高了嗓门。

拉希德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显得更加不耐烦了，他又调低了音量。他疲倦地揉了揉额头。“想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应该办一个合适的葬礼。为孩子，我是说。就我们两个，做一些祷告，这样就可以了。”

玛丽雅姆思考这件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她不想忘记这个孩子。这么做似乎并不对，起码以某种永久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死婴并不合适。

“干吗呢？这么做很傻。”

“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我想。”

“那你去做吧，”他严厉地说，“我已经埋葬了一个儿子。我不会再埋葬一个。好了，请你别烦了，我要听收音机。”

他再次调高了音量，把头靠在椅背上，合上了双眼。

就在那个星期，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玛丽雅姆在院子里选了地方，挖了一个洞。

“安拉在上，奉安拉之名，以及奉安拉的使者之名，愿安拉使亡灵蒙恩及安宁。”她一边将铲子插进地面，一边低声念诵。她把拉希德给孩子买的羊皮大衣放进洞里，铲了些泥土将它盖住。

“你让黑夜转为白天，你让白天变成黑夜；你让亡灵成为生者，你让生者成为亡灵，你慷慨地赐予你所喜欢的人支持。”[2]

她用铲子的背面拍实泥土。她在土堆之旁蹲下，闭上眼睛。

赐予我以支持，安拉。

赐予我以支持。

[1]Ustad Hamahang，乌斯塔德·哈马罕，阿富汗歌唱家。

[2]《古兰经》第3章。

第十五章

1978年4月

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她看见法丽芭斜倚着她家房子的墙壁，和一个刚搬到德马赞区的女人聊天。法丽芭面带笑容，双手的手掌抚摸着她那怀了孩子的隆起腹部。玛丽雅姆忘记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了，她的模样比法丽芭年纪大，她的头发染了紫色，看上去很古怪。她手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孩。玛丽雅姆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塔里克，因为她曾听见这个女人在马路上用这个名字呼喊他。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没有加入邻居的行列。大约有一万人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喀布尔政府所在的区域进发，他们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拉希德说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生前是个杰出的共产党人，他的支持者谴责达乌德汗的政府谋害了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这些天来，他从不拿正眼瞧她，所以玛丽雅姆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跟她说话。

“共产党人是什么？”

拉希德哼了一声，双眉一扬。“你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呸。我不知道我干吗觉得意外。”说完他双脚交叠，脚后跟架到桌子上，不耐烦地说共产党人就是那些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谁啊？”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收音机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塔拉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正在马路上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布煽动性演说。

“我想问的是，他们想干什么？”玛丽雅姆问，“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

拉希德咯咯笑起来，摇了摇头，但玛丽雅姆见到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向别处，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像个孩子。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它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问是因为……”

“闭嘴！”

玛丽雅姆乖乖听从了。

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忍受他把她当作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经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玛丽雅姆清楚地看到一个心存恐惧的女人的忍耐度有多么大。玛丽雅姆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女人。她害怕他反复无常的心情和暴烈的脾气，她也害怕他的专横，甚至平时买点油盐酱醋也会惹他发火，一次又一次地招来他的耳光和拳打脚踢，而过后，他有时候会说着脏话道歉，有时候则不会。

自从公共浴室那天之后，四年来，又曾有六次希望从玛丽雅姆心中升起，但后来都告破灭，每一次都是流产，每一次都是瘫倒在地，每次都是比上一次更加匆忙地去看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她更加疏远和怨恨。现在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法令他高兴。她清扫屋子，确保他总是有一些干干净净的衬衣可穿，烹调他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万般无奈的她甚至还买来了化妆品，为他上了妆。但当他回家时，他看了她一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她赶忙跑进浴室，把脸上的妆全都冲掉，耻辱的泪水和香皂水、口红、睫毛膏混在一起流下来。

如今，玛丽雅姆害怕听到他夜里回家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嗒声，房门打开的吱嘎声——这些声音都让她心跳加速。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清脆的鞋跟落地声，听着他把鞋子脱掉之后沉闷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光凭耳朵，她能听出来他在干什么：椅子的脚被拖着擦过地板；他坐在藤椅上，不堪重负的藤椅发出凄凉的叫声；他拿着调羹敲击盘子的声音；他翻阅报纸时报纸发出的沙沙声；喝水时发出的啧啧声。她的心怦怦跳，脑里思索这个晚上他又会找什么借口来殴打自己。总会有些事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会让他大发雷霆；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无论她有多么死心塌地地听从于他的要求与命令，她总是做得不够好。她无法把他的儿子还给他。就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来说，她已经让他大失所望——七次让他大失所望——如今，对他来说，她只是负担而已。从他看着她的眼神中——假如看着她的话——她能看出这一点。她是他的负担。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她问他。

拉希德朝她瞟了一眼。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叹气与闷哼之间的声音，双腿从桌子上收下来，关掉了收音机。他带着收音机回到了他的房间。他把房门关上。

4月27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她光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玛丽雅姆走到窗边，站在他身旁。她看到战斗机在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它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耳朵发痛。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烟尘升向空中。

“发生什么事了，拉希德？”她问，“这是怎么回事？”

“鬼知道。”他不耐烦地说。他调了调收音机，但什么频道都没收到。

“我们该怎么办？”

拉希德焦躁地说：“只好等待了。”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在厨房做米饭和菠菜汤，拉希德仍在调试收音机。玛丽雅姆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甚至期待给拉希德做饭。但现在，做饭成了一件令她提心吊胆的事情。做出来的汤，他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米饭不是太烂就是太生，面包不是太软就是太脆。由于拉希德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她在厨房里总是战战兢兢，对自己毫无信心。

当她把饭菜端给他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国歌。

“我做了菠菜饭。”她说。

“放下，别吵。”

一曲终了，收音机中传来一个男声。他声称自己是空军将领阿卜杜拉·卡迪尔。他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起义的第四武装部队已经夺取了机场，控制了城里几条交通要道。喀布尔广播电台、交通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楼也被占领。他骄傲地宣布，现在喀布尔落在人民手中了。起义部队的米格战斗机袭击了总统府。坦克已经开到总统府前，那儿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达乌德的御林军全都在那儿，但必败无疑，阿卜杜拉相当有把握地说。

几天之后，起义军匆匆处决了那些和达乌德汗政权有所瓜葛的人，喀布尔城里流言纷纷，说波里查尔奇监狱里面的囚犯被挖掉眼珠，生殖器也遭到电击，玛丽雅姆还听说总统府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达乌德汗被处决了，不过在他一命呜呼之前，起义军还干掉了他家族的二十来个成员，包括妇女和他的孙子。但有人说他是自尽的，也有人说他在白热化的战斗中中弹倒下，更有人说起义军留下他一条狗命，让他看着自己的家人相继被处决，然后再一枪将他击毙。

拉希德调高了音量，靠近收音机。

“武装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祖国将更改国号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阿卜杜拉·卡迪尔说，“各位同胞，独裁、任人唯亲和不平等的年代终结了。我们结束了数十年来的专制统治。权力现在掌握在热爱自由的人民群众手里。我们祖国的历史，从此开启了光辉的新时代。新的阿富汗诞生了。新的政权将会对伊斯兰教义和民主的理念保持最崇高的敬意。这是一个值得欢呼和庆祝的时刻。”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玛丽雅姆问。

“听起来，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来说是坏事，”拉希德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糟糕。”

玛丽雅姆不由想起了扎里勒。她心里寻思，这些共产党人到时会不会革他的命。他们会把他关进牢里吗？把他的几个儿子关进牢里？关闭他的生意，没收他的财产？

“这是热的吗？”拉希德看着米饭说。

“我刚从锅里盛上来的。”

他哼了一声，让她给他端一盘米饭过去。

夜空中突然亮起几道红色、黄色的闪光，街道那边，精疲力竭的法丽芭正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她凌乱的头发沾满了汗水，一颗颗的汗珠从她的上唇边缘滴了下来。床边是一个叫瓦吉玛的年老接生婆，她看着法丽芭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婴儿。他们欣喜地看着婴儿那颜色淡淡的头发、粉红色的脸颊、皱皱的玫瑰花蕾似的嘴唇，看着她眯成一道缝的碧绿色眼珠在圆鼓鼓的眼睑后面滴溜溜地转动。当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他们相视而笑。她起初像猫叫那样低声啜泣，然后啜泣变成健康的、洪亮的号哭。努尔说她的眼睛像宝石。艾哈迈德，他们家信教最为虔诚的人，在他的婴儿妹妹耳边唱起了祷文，对着她的脸庞吹了三口气。

“那么，就叫莱拉了？”哈基姆问，怀里抱着他的女儿轻轻地摇晃着。

“就叫莱拉，”法丽芭说，露出疲惫的微笑，“夜美人。这是个完美的名字。”

拉希德用手指将米饭揉成一团。他把饭团塞进嘴里，嚼了一口，两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把它吐在餐垫上。

“怎么了？”玛丽雅姆问，对自己的低声下气感到厌烦。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加速，皮肤收缩。

“怎么了？”他学着她的口气，嘲弄着说，“没怎么，你再煮一次。”

“可是我已经比平常多煮了五分钟。”

“说谎倒是不脸红啊你。”

“我对天发誓……”

他愤怒地用手指搅了搅米饭，推开盘子，把菜汤和米饭都倒在餐垫上。玛丽雅姆看着他在客厅里大肆发泄，然后走出屋子，砰地甩上门，扬长而去。

玛丽雅姆跪在地上，试图拾起饭粒，把它们放回盘里，但她的手抖得很厉害，只好停下来，等手不再发抖。她害怕得胸口发紧。她试着深深吸进几口气。她从客厅阴暗的窗户中见到自己的模样，又把目光移开。

然后她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拉希德回到了客厅。

“站起来，”他说，“过来。站起来。”

他抓过她的手，掰开她的指头，在她的掌心放了一把小石头。

“把这些放到你嘴巴里面去。”

“什么？”

“放进去。这些。在你的嘴巴里面。”

“别这样，拉希德，我……”

他的手使劲捏住她的下巴。他插了两根手指在她嘴里，将她的嘴巴撬开，然后把那几块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块塞进去。玛丽雅姆挣扎着，不断求饶，但他只顾把石头塞进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好了，你嚼啊。”他说。

满嘴粗沙和碎石的玛丽雅姆口舌不清地向他求饶。泪水从她的眼角不断滴下来。

“快嚼！”他咆哮说。他呼出一口充满烟味的空气，扑在她脸上。

玛丽雅姆咀嚼起来。她嘴巴里面有些东西发出被咬碎的声音。

“很好。”拉希德说。他的脸颊抖动着，“现在你知道你做的饭是什么味道了。现在你知道你跟我结婚之后给我带来什么了。只有难吃的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玛丽雅姆在那儿吐出石块、血，还有两个被咬碎的臼齿的碎块。

第二部

第十六章

喀布尔，1987年春天

九岁的莱拉和往常一样，从床上爬起来，渴望见到她的朋友塔里克。然而，她知道，今天早上将看不到塔里克。

塔里克跟她说过，他的父母将要带他去南方，到加兹尼[1]去看望他的叔叔，当时莱拉问：“你要去多久呢？”

“十三天。”

“十三天这么久啊？”

“不算很久啦。你撇什么嘴啊，莱拉？”

“我没有啊。”

“你不会哭起来吧？”

“我才不会哭呢！不会为你哭。再过一千年也不会。”

她踢了他的小腿，不是踢了假的那条，她踢的是真的那条，他淘气地打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十三天。将近两个星期。时间才过去五天，莱拉就已经学到有关时间的一条重要原理：时间就像塔里克的父亲有时候用来给古老的普什图歌谣伴奏的手风琴，能够拉伸和收缩，取决于塔里克在不在她身边。

楼下，她的父母正在吵架。又在吵。莱拉知道他们吵架的模式：妈妈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走来走去，不断咆哮；爸爸一直坐着，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乖乖地点点头，等待这阵风暴过去。莱拉关上门，换上衣服。但她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她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终于，一扇门砰地关上。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妈妈的床吱嘎、吱嘎响。看来爸爸今天又逃过了一劫。

“莱拉！”这时他大声喊，“我上班要迟到啦！”

“一分钟！”

莱拉穿上鞋，对着镜子，匆匆梳了梳她那头齐肩的金色鬈发。妈妈总是说莱拉的头发颜色——包括睫毛弯弯、眼珠碧绿的双眸，带着两个酒窝的脸颊，高高的颧骨，外加妈妈也有的翘翘的下唇——像极了她的曾祖母，也就是妈妈的祖母。她是一个美女，风华绝代，妈妈说。整个峡谷的人都在谈论她有多么倾城倾国。我们家族已经有两代的女人没有她的风姿啦，但是，你绝对遗传了她的美丽，莱拉。妈妈所说的峡谷就是潘杰希尔大峡谷，那个地方在喀布尔东北一百公里，住的都是些说法尔西语的塔吉克人。妈妈和爸爸是表兄妹，他们都在潘杰希尔峡谷出生成长。20世纪60年代，爸爸被喀布尔大学录取，新婚不久的他们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搬到了喀布尔。

莱拉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希望妈妈别从她的房间出来挑起新一轮骂战。她发现爸爸跪在纱门旁边。

“你见过这个吗，莱拉？”

纱门上的裂缝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莱拉在他身旁蹲下去。“没有啊，肯定是刚裂开的。”

“我跟法丽芭也是这么说的，”他看上去畏首畏尾的，每当妈妈拿他出气之后，他总是这副模样。“她说这道裂缝一直让蜜蜂飞进来。”

莱拉偏袒他。爸爸是个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双手又嫩又细长，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夜里，每当莱拉走进爸爸的房间，总能看到他的脸庞向下的轮廓，埋在一本书中，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有时候他甚至没有发现莱拉走进了房间。他若发现了，便会给看到的那一页书做上记号，嘴唇紧闭，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爸爸能够背诵鲁米[2]和哈菲兹[3]的多数诗篇。他能详细地说起阿富汗抗击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战争。他能分辨钟乳石和石笋的差别，能告诉人们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喀布尔和加兹尼之间距离的150万倍。但如果莱拉需要打开一个盖得很紧的糖果罐，她便只能去找妈妈了，这让她觉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样。爸爸连日常的工具都不会用。他从来不会给吱嘎响的房门铰链上润滑油。他修补的天花板照样漏水。霉菌在橱柜里疯狂地生长。妈妈说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艾哈迈德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你有一本书，想尽快知道它的内容，”她说，“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对了。”

尽管她这么说，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啦？”这时他说，露出戏谑的微笑，“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箱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霍斯特[4]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5]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手枪的枪管。

[1]Ghazni，阿富汗东南部城市。

[2]Mowlana Jalaluddin 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诗人。

[3]Shamseddin Mohammad Hafez（约1320～约1388），古代波斯诗人。

[4]Khost，阿富汗东南部城市，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

[5]Lahore，巴基斯坦城市。

第十七章

手枪是红色的，扳机护环是鲜绿色的。手枪后面紧贴着卡迪姆的狰狞笑脸。卡迪姆和塔里克一样，都是十一岁。他很粗壮，个子很高，下巴向前突出得很厉害。他的父亲是德马赞区屠夫，卡迪姆臭名远扬，经常拿小牛的内脏去扔过往的行人。有时候，如果塔里克不在莱拉身边，卡迪姆会把莱拉堵在学校操场的墙壁凹陷处，眼光淫荡地看着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有一次，他拍拍她的肩膀说，你真美呀，黄毛丫头。我想娶你。

这时他摇晃着手中的枪。“别担心，”他说，“我不会打你的啦。不会打在你的头发上。”

“别这样！我警告你。”

“你打算怎么做呀？”他说，“找你那个残废来对付我？‘啊，亲爱的塔里克。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帮我对付这个淘气鬼呀！’”

莱拉开始向后退，但卡迪姆已经扣动了扳机。细小的温热水流一次又一次地射在莱拉的头发上；莱拉抬手护住脸庞，手上也沾满了水。

其他几个男孩从藏身之处走出来，纷纷起哄，哈哈大笑。

一句从街上听来的粗口涌到了莱拉嘴边。她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十分清楚它怎么就成骂人的话了——但她急怒攻心，那几个字脱口而出。

“你妈吃鸡巴！”

“至少她的男人不像你的男人那么蠢呀，”卡迪姆不动声色地反击说，“至少我爸不是胆小鬼。顺便说一句，你干吗不闻闻你的手呢？”

其他几个男孩纷纷大叫起来：“闻闻你的手！闻闻你的手！”

莱拉闻了，但她甚至还没闻，就知道他刚才为什么说不会拿它来射在她的头发上了。她发出一声尖叫。听到她的惊叫，那些男孩起哄得更加厉害了。

莱拉转过身，哭喊着跑回家。

她在井里汲了一些水，走进浴室，把水倒进一个盆子，脱掉身上的衣服。她用香皂洗头发，手指疯狂地抓着头皮，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恶心不已。她往头上浇了一勺清水，用香皂洗起头发来。有好几次她差点就呕吐出来了。她不停地哭，不停地颤抖，用一块沾满香皂泡沫的毛巾一次又一次地擦自己的脸庞和脖子，直到它们变得通红。

她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裤子，换的时候，她心想，要是塔里克和她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当然，妈妈本该去接她的，如果她去了，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有时候，莱拉想不明白妈妈干吗要把她生下来。现在她认为，如果人们的爱全都给了他们已经生下来的孩子，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生其他的了。太不公平了。她心中升起一阵怒火。莱拉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

稍微平息之后，她沿着走廊，来到妈妈的房间门口，敲敲门。早些年，莱拉常常在这个门口一坐几个钟头。她会轻轻敲门，像一个试图解开魔咒的魔法师，一次又一次地低声叫着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但妈妈从来不会打开这扇门。这回她也没有把门打开。莱拉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

妈妈也有心情好的日子。她双眼发亮，轻松愉快地起床。她那低垂的下唇向上弯成一个微笑。她洗澡。她穿上干净的衣服，涂上睫毛膏。她让莱拉替她梳头——莱拉很喜欢这么做，把耳环穿进她的耳洞。她们一起去曼戴伊市场购物。莱拉和她一起玩“毒蛇爬梯子”的游戏，她们吃着从大块的黑色巧克力削下来的刨花，这是少数她们两人都喜欢的东西之一。妈妈心情好的日子里，最让莱拉高兴的是爸爸回家的时刻，她和妈妈会从游戏板上抬起头，朝他咧嘴而笑，露出缀满黑巧克力的牙齿。每当这个时候，房间就会飘过一阵愉快的气氛，莱拉便能体会到一丝令她终生难忘的柔情；从前，当这座房子还很拥挤、充满喧闹和欢乐的时候，围绕着她父母的，该是怎样的温柔和浪漫啊。

在她心情好的日子，妈妈有时候会烘焙一些点心，邀请住在附近的妇女过来喝茶和吃饼干。当妈妈给桌子摆上茶杯、纸巾和盘子的时候，莱拉会帮忙把一些碗擦干净。然后，当这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话，恭维妈妈做的点心很好吃时，莱拉会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下，试图也插上几句。不过她的话向来不多，莱拉喜欢坐下听她们聊天，因为在这些场合，人们把她当成稀世珍宝，她还可以听到妈妈充满感情地说起爸爸。

“他原来是个第一流的老师，”妈妈说，“受到学生的爱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像别的教师，从来不用戒尺打他们。他们敬重他，你们知道吗，是因为他也尊重他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妈妈喜欢说起他们之间的情史。

“那时我十六岁，他十九岁。我们两家人在潘杰希尔住隔壁。哎，是我看上他的！我常常爬上我们两家中间那堵墙，我们在他父亲的果园里面玩。哈基姆总是害怕我们会被人撞见，也害怕我父亲会打他耳光。‘你父亲会扇我一个耳光的，’他总是这么说。早在当时，他就是这么谨慎，这么认真。然后，有一天，我对他说：‘表哥，你打算怎么办啊？你来我们家提亲，还是打算让我向你求婚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可惜你们看不到他的表情！”

妈妈会和其他女人，还有莱拉，一起鼓掌，一起哈哈大笑。

听着妈妈说起这些故事，莱拉知道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妈妈总是这样谈起爸爸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的父母还没有分房睡。莱拉心想，要是在那些时候她已经这么大就好了。

妈妈的定亲故事总是不可避免地转向相亲的话题。等到阿富汗摆脱苏联的魔掌，那些男孩回到故里，他们将会需要新娘，所以，这些女人把邻居的女孩一个一个列出来，看她们配不配艾哈迈德和努尔。当她们说起莱拉的两个哥哥时，她总是觉得无从插话，好像这些女人在谈论的是一部只有她没看过的精彩电影。那年艾哈迈德和努尔离开喀布尔，前往北方的潘杰希尔，投到艾哈迈德·沙·马苏德将军麾下参加圣战，当时她才两岁。关于他们的一切，莱拉几乎全都忘记了。艾哈迈德脖子上悬挂着一条安拉链子。努尔的一只耳朵上面有一小撮黑色的毛发。她只记得这些。

“阿兹塔怎么样？”

“她父亲做地毯的那个啊？”妈妈佯装愠怒，轻轻拍打她的脸庞，“她的胡子比哈基姆还浓！”

“有一个叫阿娜西塔。我们听说她在萨格胡纳中学的班级名列前茅。”

“你们见过那个女孩的牙齿吗？跟墓碑一样。她嘴巴里藏着一个坟场呢。”

“瓦西迪家的姐妹怎么样？”

“那两个侏儒啊？不行，不行。哎呀，不行啦。配不上我的儿子。配不上我的国王。他们应该找更好的姑娘。”

她们聊啊聊，莱拉的心飘飘荡荡，和往常一样，结局又系在塔里克身上。

妈妈已经拉起了黄色的窗帘。黑暗之中，房间里散发出好几种味道：睡眠的气息，未清洗的亚麻布的味道，汗酸味，脏袜子的臭味，香水的芬芳，昨晚吃剩的饭菜的馊味。莱拉站稳了，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这才穿过房间。就算这样，她的双脚还是老被一些丢在地板上的衣物绊到。

莱拉把窗帘拉开。床尾摆着一张旧的金属折叠椅。莱拉坐在椅子上，望着那一堆纹丝不动的、盖着毛毯的东西：她母亲就在毛毯下面。

妈妈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不管莱拉看向哪个方位，总有两个陌生人朝他微笑。有一张是努尔踩着三轮车的照片。在另外一张照片里，艾哈迈德正在祷告，身旁摆着一个他十二岁那年爸爸和他一起做的日晷。还有一张照片，他们两个——她的哥哥们——在院子里一棵古老的梨树下面背靠背坐着。

在妈妈的床底，莱拉看到艾哈迈德的鞋盒伸出来一角。妈妈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看鞋盒里面那张皱巴巴的剪报，还有几本艾哈迈德设法从那些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起义团体和抵抗组织搜集来的宣传小册子。莱拉记得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正在把一根棒棒糖递给一个没有双腿的小男孩。照片下面的标题是：苏联地雷战故意残害儿童。那篇报道说，苏联人还喜欢将炸药藏在颜色鲜艳的玩具里面。如果孩子捡起这样的玩具，它就会爆炸，炸掉小孩的手指或者一整只手。这样一来，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没办法投身圣战了：他只得留在家里，照顾他的孩子。在艾哈迈德的盒子里面另外一篇文章中，有个参加圣战的年轻人说，苏联人在他家所在的村落投放了毒气弹，灼伤当地人的皮肤，使他们变成瞎子。他说他看到他的母亲和妹妹向溪流跑去，边跑边咳出血来。

“妈妈。”

那堆东西轻轻一动。它发出一声呻吟。

“起床啦，妈妈。三点了。”

又是一声呻吟。一只手像潜水艇的潜望镜露出水面那样伸出来，然后又放下去。此时这堆东西的蠕动更加明显了。毛毯一层一层被揭开，发出沙沙的响声。慢慢地，妈妈一段一段地出现了：先是凌乱的头发，然后是扭曲着的白皙脸庞，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一只手向床头板摸去，她哼哼唧唧地起了身，盖着的几张毛毯从她身上滑落。妈妈费力地抬起头，害怕光线似的畏缩着，脑袋低垂在胸前。

“你上学怎么样？”她咕哝说。

就这样开始了。敷衍塞责的问，漫不经心的答。两人都在假装着。她们两个，这对并不热心的舞伴，在厌倦地跳着这陈旧的舞步。

“上学很好。”莱拉说。

“学到什么了吗？”

“跟平常一样。”

“吃东西了吗？”

“吃了。”

“很好。”

妈妈再次抬起头，望着窗户。她双眉一蹙，眨巴着眼睛。她右边的脸庞是红色的，这一边的头发都被压平了。“我头疼。”

“要我给你拿几颗阿司匹林吗？”

妈妈揉了揉太阳穴。“等一会再说。你父亲回家了吗？”

“才三点呢。”

“哦，对。你刚才说过了。”妈妈打了个哈欠。“刚才我做了个梦，”她说，她的声音比她的睡衣摩擦毛毯的沙沙响稍微大一点，“就在刚才，你进来之前。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梦到些什么了。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妈妈。”

“真奇怪。”

“我想跟你说，就在你做梦的时候，有个男孩用水枪把尿液射在我的头发上。”

“射了什么？那是什么？我没听清。”

“尿啊。”

“这……这太可怕啦。天哪。对不起，可怜的孩子。明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算账。或许找他母亲。对，那样会好一点，我觉得。”

“我还没跟你说那人是谁呢。”

“啊。好吧，是谁？”

“用不着费心了。”

“你生气了？”

“你说好去接我的。”

“我说了，”妈妈的话哽在喉头。莱拉分不清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句。妈妈开始揪她自己的头发。这是莱拉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之一，妈妈不停地揪头发，怎么不见她的脑袋变得像鸡蛋一样光秃秃呢？“你那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塔里克？对了。他怎么样？”

“他走了一个星期了。”

“哦，”妈妈假模假样地叹了一口气，“你洗过了吗？”

“洗过了。”

“那你现在身上干净了，”妈妈又向窗口望去，“你干净了，那就没事了。”

莱拉站起来。“我去做作业。”

“好啊，好啊。走之前把窗帘拉上吧，亲爱的孩子。”妈妈说，她的声音渐渐变弱。她已经开始钻到毛毯下面去了。

莱拉走过去拉窗帘时，看到街道上驶过一辆轿车，车尾卷起一阵烟尘。那辆悬挂着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终于开走了。她盯着那辆车，后面的车窗反射出阳光，接着它转了一个弯，消失了。

“明天我不会忘记的，”妈妈在她身后说，“我向你保证。”

“你昨天也是这么说。”

“你不知道的，莱拉。”

“知道什么？”莱拉转过身，脸朝着她母亲，“我不知道什么？”

妈妈把手抬到胸前，拍拍那儿。“这里面。这里面的东西。”接着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你就是不知道。”

第十八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然后，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莱拉修补了那扇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纱门。她搬下爸爸的书籍，掸去上面的灰尘，按字母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她和哈西娜、吉提，还有吉提的母亲妮拉去小鸡街道。妮拉是个裁缝，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一起干活。就在那个星期，莱拉开始相信，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他将不会回来。他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他们说去加兹尼，原来是在耍花样。这是大人精心设计好的，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得死去活来。

他又踩到地雷了。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当时他才五岁，他父母上一次带他去加兹尼也是在那一年。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那次他很走运，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一个介于尖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从她嘴唇里跑出来。她匆忙从床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但它没有亮起来。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咒骂那该死的电池。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他回来了。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她坐在床沿，晕晕乎乎的，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时明时灭。

第二天，在去塔里克家的路上，莱拉看见卡迪姆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在街道对面。卡迪姆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当看到她的时候，他丢掉棍子，晃动他的手指。他说了几句话，引来一阵笑声。莱拉垂下头，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塔里克开门时，她脱口而出。这时她才想起来他的叔叔是理发师。

塔里克用手摸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摸看吗？”他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他那扎手的粗硬发茬。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癞痢，但塔里克和他们不一样。塔里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而且头上没有癞痢。

他抬起头，莱拉看到他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来啊，进来啊。”

他领着她，沿着走廊，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沙发上的补丁，还有塔里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他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她那些插在线团上的针，那些旧杂志，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啊？”

他母亲在厨房问。

“莱拉。”他说。

他给她拉过一张椅子。客厅光线明亮，有两个开向院子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塔里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胡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他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他是个木匠，身材颀长，头发花白，年纪六十出头。他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双眼眯斜，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他张开双臂，莱拉扑进他怀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锯屑芬芳。他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她就不来我们家了。”塔里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一把大勺子，还有四个小碗。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别跟这个老头较真啊，”她双手捧起莱拉的脸蛋，“亲爱的，看到你真好。来来，坐下。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1]。”

桌子很大，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没有刷上油漆——塔里克的父亲做了这张桌子，那些椅子也是他做的。它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里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莱拉一边对塔里克的父亲说，一边把调羹放进她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是啊，不过他现在好了，感谢真主。”

“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了。”塔里克的母亲说，责备地盯了她丈夫一眼。

塔里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朝莱拉眨眨眼。莱拉又一次发现塔里克双亲的年纪其实足够当她的爷爷奶奶了。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

塔里克的母亲看着她的碗，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亲爱的？”

自从莱拉认识她的时候起，塔里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随着年月的流逝，它已经变成暗紫色的了。今天，她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莱拉能够看到她两鬓苍苍的白发。有些时候，假发戴得很高，露出整个额头。但在莱拉看来，塔里克的母亲戴着假发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莱拉所看到的，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一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令人愉快的、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莱拉说，“当然，还在塞罗上班。他挺好的。”

“你母亲呢？”

“她呀，还是老样子，心情时好时坏。”

“倒也是。”塔里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把她的调羹放进碗里，“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塔里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他母亲说，“我做了肉汤。”

“不，不打扰你们啦。”

“不会吧？”塔里克的母亲说，“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那我留下。”莱拉红着脸说，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莱拉喜欢在塔里克家吃饭的程度，就跟她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在塔里克家，没有人会单独吃饭；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兰色塑料杯，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漂着几片柠檬。他们每次吃饭，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奶；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甚至在酸奶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谈谈心。虽然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但莱拉在场的时候，为了照顾她，他们用法尔西语交谈，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爸爸曾经说，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百五十年，莱拉，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九个月，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旧事了。

“你呢？”莱拉问，“你觉得低人一等吗，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角擦了擦眼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诸如我是塔吉克人、你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她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阿富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肯定的。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但在塔里克家里，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莱拉觉得她和塔里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那么毫不费劲，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而且跟她自己的家不同，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恶和争执的影响。

“来打牌怎么样？”塔里克说。

“好啊，你们去楼上。”他母亲说，嗔怪地挥手扇了扇她丈夫吐出来的烟雾。“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里克的房间中央，轮流出牌，玩起潘吉帕[2]。塔里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跟她说起这次的旅途。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里克做作业的地方，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相互画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如果外面下起雨来，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喝着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橙味芬达汽水，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啦，我有一条谜语，”莱拉洗着牌说，“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塔里克把自己撑起来，那条假腿甩向一旁。他身子一缩，侧过身躺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给我那个枕头。”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好了。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里克第一次让她看他的断腿的情形。当时她六岁。她伸出一根手指，去戳他左边膝盖下面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她的手指头摸到一些小小的硬块，塔里克说它们都是些骨刺，人们在截肢之后有时候会长骨刺。她问他这条断腿痛不痛，他说它本来和假肢接合得很好，但如果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和假肢接合不好，就会变得酸痛。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有时候它会磨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到时我就会发皮疹和起水疱，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可以治这些。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爱哭的小孩。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啊。谜底是邮票。吃过午饭后，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啊？”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真的吗？那你说，下象棋的时候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

“谁数学考不好呀？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干吗还老要来找我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啦。”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好啦，闭嘴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去啊。”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塔里克转过脸来，半是怪笑、半是讨厌地做着鬼脸。“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她、哈西娜和吉提相互之间该把这三个字说了多少遍？她们只要两三天没有见到对方就会说出这句话，说的时候毫不犹豫。我想你，哈西娜。啊，我也想你。从塔里克的鬼脸中，莱拉知道男孩在这一点上和女孩不一样。他们不会表达友谊。他们觉得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莱拉的想像中，她两个哥哥也是这样的。莱拉终于明白了，男孩对待友谊，就像他们对待太阳一样：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它的光芒最好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骚扰你一下。”她说。

他瞪了她一眼。“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他的脸色变得和缓了。她认为也许是他脸颊上太阳晒出来的黝黑暂时变深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实际上，她早就知道说给他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有人会受伤的，因为塔里克肯定会追究到底。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街头、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她又见到卡迪姆靠在墙壁上。他身旁围满了狐朋狗友，他们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腰带。他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她告诉塔里克了。她还来不及细想，故事已经一股脑从她嘴里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她又跟他说了一次。

他指着卡迪姆。“他？这个人？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塔里克牙齿一咬，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莱拉没听明白的话。“你在这里等我。”他说，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

“别，塔里克……”

他已经向街道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他。他的笑容消失了，不再靠着墙壁，站直了身子。他双手从腰带上抽出来，站得更笔挺了，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其他人纷纷顺着他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如果他们群殴他怎么办？他们有几个人呢——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如果他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里克在卡迪姆和他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莱拉想，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当他弯下腰的时候，莱拉想像他会假装鞋带松开了，走回她身边。接着他的手动了起来，她明白了。

等到塔里克挺起腰，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他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一边责骂着他，解下来那条腿扛在他的肩膀上，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他们在塔里克和卡迪姆之间清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拳打脚踢，哭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跟多数夜晚一样，莱拉在桌子上摆了两个人的晚饭。妈妈说她不饿。在她觉得饿的夜晚，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莱拉和爸爸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通常已经睡着了，或者清醒地躺在床上。

爸爸从浴室走出来，他的头发——回家时头发上有很多灰尘——洗得干干净净，向后梳起。

“我们有什么吃的，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他说，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叠了起来。“那么，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好的。”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爸爸会指导莱拉解答题目，也给她布置一些他自己安排的作业。这只是为了让莱拉比他们班的同学多学一点东西，而不是由于他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尽管那只是一些洗脑式的教育。实际上，在爸爸看来，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他们办的教育，而讽刺的是，他正是从这个职业中被他们开除掉的。更为确切地说，爸爸认为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这个政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爸爸说，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女生了，她们学习法律、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莱拉，但现在，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她们也许更自由了，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爸爸说，说的时候总是压低嗓音，他知道就算对共产党作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但这是真的，爸爸说，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莱拉。当然了，妇女的自由——说到这儿，他悲伤地摇摇头——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他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由和进步的地方。在喀布尔这里，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当中小学校长，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不，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毗邻巴基斯坦国界的普什图人聚居地。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妇女，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有男人陪同。在他指的那些地区，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这些人反抗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信条——解放妇女，废除强迫婚姻，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六岁。爸爸说，政府——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上学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但那儿的男人认为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会叹气说，莱拉，我的孩子，阿富汗人惟一不能打败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拿面包去蘸他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开始学习分数之前，把塔里克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但她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就在那时，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

[1]指浸泡在水里的果肉。将果肉浸泡在特制的水里可以延长保鲜期，国外常使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水果。

[2]Panjpar，一种扑克游戏。

第十九章

莱拉把门打开，那人说：“我想见见你的父母，亲爱的小姑娘。”他是个结实的男人，一张瘦削的脸看上去饱经沧桑。他穿着土豆色的外套，头上戴着棕色的毡帽。

“我能跟他们说你是谁吗？”

然后爸爸的手出现在莱拉肩膀上，轻轻地把她从门口往里拉。

“你到楼上去吧，莱拉。快去。”

她爬上楼梯的时候，听到客人对爸爸说他有一条潘杰希尔传来的消息。这时妈妈也在客厅里面了。她一只手掩住嘴巴，眼睛来回看着爸爸和那个戴毡帽的男人。

莱拉从楼梯上方向下偷看。她见到那个陌生人和她父母一起坐下。他的身体倾向他们。说了几句莱拉听不见的话。然后爸爸脸色灰白，越来越白，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而妈妈则哭喊起来，不停地哭喊，拉扯着自己的头发。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一群邻居的女人突然来到家里，承担起准备葬礼之后那顿晚餐的任务。妈妈整个早上一直坐在沙发上，手中抓着手帕，脸庞都哭肿了。两个不停抽鼻子的女人在照料她，她们轮流轻轻地拍拍妈妈的手，仿佛她是全世界最为珍稀、最为脆弱的洋娃娃。妈妈好像没有察觉到她们的存在。

莱拉在她母亲前面跪下，握住她的双手。“妈妈。”

妈妈恍惚地向下看。她眨眨眼。

“我们会照顾她的，亲爱的莱拉。”这两个女人中，有一个以自负的口气说。莱拉曾在她去过的几个葬礼上见识到这样的女人，这些女人喜欢应付一切跟死亡有关的事情，她们的爱好就是劝慰死者的亲属，决不会让人侵犯她们这点自我指派的职责。

“我们应付得来。你忙去吧，姑娘，做点别的事情。别理你的母亲。”

被支开的莱拉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她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她在厨房瞎混了一阵子。哈西娜乖乖地跟着她的母亲来了。吉提和她母亲也来了。看到莱拉的时候，吉提匆匆跑过来，用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抱住她，久久地抱着，莱拉没想到她能够抱得这么紧。当她松开手时，眼里充满了盈盈欲滴的泪水。“我很难过，莱拉。”她说。莱拉感谢她。这三个女孩走出屋外，坐在院子里，直到有个女人安排她们去洗玻璃杯，还有把餐盘叠在桌子上。

爸爸也是茫然地在这座屋子走进走出，好像是在找一些可做的事情。

“别让他靠近我。”一整个早上，妈妈就说了这句话。

爸爸最后独自坐在走廊的一张折叠椅上，看上去凄凉而渺小。然后有个女人说他挡到路了。他连忙道歉，回到他的书房去。

那天下午，男人们都到爸爸在卡德察区租来办出殡仪式的礼堂去了。女人们则到莱拉家里来。根据传统，死者的家属应该坐在客厅门口，莱拉和妈妈坐在那个地方。前来致哀的人在门口脱了鞋，一边走进客厅，一边和熟人点头打招呼，在沿墙边摆放的折叠椅上坐下。莱拉看到瓦吉玛，那个在她出世时给妈妈接生的老婆婆。她还看见塔里克的母亲，在假发上披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她朝莱拉点点头，嘴唇紧闭，慢慢地露出悲伤的微笑。

录音机传出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朗诵《古兰经》经文的声音。每当他念完一段经文，那些女人有的叹气，有的挪动身体，有的啜泣。也有人捂着嘴巴咳嗽，窃窃私语，时不时还有人发出一声戏剧性的、一点也不悲哀的号哭。

拉希德的妻子玛丽雅姆走了进来。她戴着黑色的头巾。额头上有几绺头发从头巾之下垂下来。她在莱拉对面的墙边找了个位子坐下。妈妈在莱拉身边，不停地前后摇晃着身体。莱拉把妈妈的手拉到自己的膝盖上，用双手捧住它，但妈妈好像没有注意到。

“你想喝点水吗，妈妈？”莱拉在她耳边说，“你渴吗？”

但妈妈什么都没说。她只顾来回摇晃着身体，冷漠无神的双眼盯着地毯看。

莱拉坐在妈妈身边，不停地看看周围，又把眼光垂下，满屋子都是哀伤的表情，莱拉总算明白她家里遭遇的这场灾难有多么深重。各种可能性消失了。各种希望破灭了。

可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很久。莱拉很难感受，很难真的感受到妈妈的痛苦。莱拉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活着，所以也很难因为他们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和哀悼。对她来说，艾哈迈德和努尔一直以来就像是传说。就像是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书中的国王。

塔里克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塔里克教她用普什图话骂人；他喜欢吃盐渍的苜蓿叶；他吃东西的时候会皱眉，慢慢地发出呻吟声；他左边的锁骨下方有一块淡红色的胎记，形状像一把倒放的曼陀林[1]。

所以，她坐在妈妈身旁，尽她的责任去哀悼艾哈迈德和努尔，但是，在莱拉心中，她真正的兄弟还活得好好的。

[1]一种类似琵琶的乐器。

第二十章

将会折磨妈妈余生的病痛出现了。胸痛，头痛，关节痛，夜间盗汗，双耳痹痛，还有别的人摸不到的肿块。爸爸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做了血检和尿检，给妈妈的身体照了X光，但没有找到什么身体上的疾病。

多数日子里，妈妈躺在床上。她穿黑色的衣服。她揪自己的头发，掐她的嘴唇下面那颗痣。妈妈醒着的时候，莱拉会发现她跌跌撞撞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每次到了最后，她总会走进莱拉的房间，好像只要在那两个男孩睡过、玩过、用枕头打过架的房间里不停地走啊走，她便迟早有一天能够找到他们。但他们已经人去楼空。她所遇到的只有莱拉。莱拉相信，在妈妈眼里，她跟两个哥哥一样，也是不存在的人。

妈妈惟一没有忘记的任务，是每日五次的礼拜。每次礼拜结束的时候，她总是低垂着脑袋，双手抬到面前，掌心向上，低声祈祷真主保佑圣战组织取得胜利。莱拉只得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家务活。如果她不清理房间，那么她很快就会发现家里到处都是衣服、鞋子、打开的米袋、大豆罐子和污秽的盘碗。莱拉给妈妈洗裙子，给她换被套。她哄妈妈起床洗澡吃饭。给爸爸熨衬衣、叠裤子的也是她。慢慢的，她还负责做饭。

有时候，做完家务活之后，莱拉会爬上妈妈的床，在她身边躺下。她会伸手抱住妈妈，手指扣着她的手指，把脸埋在她的头发之中。妈妈会惊醒，喃喃自语。她总是不可避免地说起有关那两个男孩的故事。

有一天，她们就这样躺着，妈妈说：“艾哈迈德本来可以成为将领。他有这种魄力。年纪比他大三倍的人也很敬重地听他说话，莱拉。那是能够料到的事情。还有努尔。嗯，我的乖努尔。他总是画下一些房子和桥梁。你知道吗，他本来可以成为建筑师的。他本来可以改变喀布尔的城市布局的。现在他们两个都殉难了，我的儿子们，都殉难了。”

莱拉躺在那儿，静静倾听，希望妈妈会意识到她，莱拉，还没有殉难，意识到她还活着，在这儿，和她一起躺在床上，意识到她还有希望和未来。但莱拉知道她的未来根本无法和两个哥哥的过去相提并论。他们给她的生活投上了阴影。她至死也忘不了他们。他们的生活如今成了一个博物馆，妈妈是馆长，至于莱拉，莱拉只是一个访客。一个用来盛放他们的故事的容器。一张妈妈用来写下他们的传说的羊皮纸。

“那个送信来的人说，当人们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回营地的时候，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葬礼。他在墓地为他们念了经文。你的两个哥哥就是这样勇敢的年轻人，莱拉，连马苏德将军，潘杰希尔的雄狮，愿真主保佑他，都亲自主持他们的葬礼。”

妈妈翻过身，仰面躺着。莱拉挪了挪位子，把头靠在妈妈胸膛上。

“有时候，”妈妈嗓音嘶哑地说，“我听见走廊的时钟滴答、滴答响。然后我就会想到，还有这么多秒钟、这么多分钟、这么多日子、这么多个星期、这么多个月、这么多年在等着我。而且所有这些时间里面都不会有他们。我一想到这个就喘不过气来，莱拉，好像有人在践踏我的心脏。我变得这么虚弱。虚弱得我只想随便找个地方倒下。”

“我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莱拉说，她是真心的。但这句话听起来很空泛，虚情假意的，就像是陌生人说出来的安慰。

“你是乖女儿，”妈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妈妈对不起你。”

“别这么说。”

“唉，真的是这样。我知道的，我很抱歉，乖女儿。”

“妈妈？”

“嗯。”

莱拉坐起来，朝下看着妈妈。现在妈妈的头发出现几绺灰白了。莱拉猛然发觉本来一直很丰满的妈妈已经瘦掉了很多。她穿的上衣变得松松垮垮，领口和脖子之间出现了一道很大的空间。莱拉不止一次地看见结婚戒指从妈妈的手指上脱落。

“我想问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

“你不会……”莱拉开口了。

她跟哈西娜提起过这件事。在哈西娜的建议下，她们两个把一瓶阿司匹林倒进了下水道，把菜刀和用来烤肉的尖铁条藏在沙发下面的地毯之下。哈西娜在院子里找到过一根绳子。当爸爸找不到他的刮胡刀时，莱拉跟他说了自己的担心。他瘫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插在膝盖之间。莱拉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宽慰。但爸爸只是无奈而空洞地看了她一眼。

“你不会……妈妈，我担心……”

“我们得知消息那天晚上我就想到了，”妈妈说，“我不想骗你，自那之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但我不会自杀的。别担心，莱拉。我想看到我的儿子梦想成真。我想看到苏联人灰溜溜地滚回家、圣战组织胜利地走进喀布尔的那一天。当阿富汗解放的时候，我要亲眼看到，这样那两个孩子也就看到了。他们会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

妈妈很快睡着了，留下莱拉和自己的心情搏斗：她既为妈妈决定活下去而感到宽慰，又为妈妈活下去竟然不是因为她而心疼。她将永远不会在妈妈的心灵留下两个哥哥已经给它烙上的印记，因为妈妈的心像一片惨白灰暗的海滩，悲伤的波浪扑上来，摔得粉碎，扑上来，摔得粉碎，永远地将莱拉的脚印冲得不见痕迹。

第二十一章

司机将出租车停在路边，好让一大队苏联吉普和装甲车通过。坐在前排的塔里克向司机那边靠过去，趴在他身上，用俄语大声喊道：“请啊！请啊！”

有一辆吉普揿响了喇叭，塔里克报以一声口哨，容光焕发的他高兴地挥舞手臂。“多漂亮的枪啊！”他高声说，“多么棒的吉普啊！多么了不起的军队啊！可惜你们连一群拿着弹弓的农民都打不过！”

车队已经过去。汽车猛地向前一冲，重新上路了。

“还有多远？”莱拉问。

“顶多一个小时，”司机说，“如果没有更多的车队和关卡的话。”

他们——莱拉，爸爸和塔里克——在这一天外出旅游。哈西娜本来也想去，求了她父亲，但他不肯答应。是爸爸提议出来玩的。尽管他薪水微薄，出来玩又需要很多钱，但他还是在这一天请了个司机。至于他们要去哪里，他半点都没跟莱拉透露，只说要去的那个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那天早上，他们五点就出发了。莱拉坐在窗边，看着车外的景色从峰顶覆盖着白雪的山脉变成沙漠、峡谷，再变成被太阳烤得干裂的、盘踞在地面上的大岩石。一路上，他们经过一些用茅草搭成屋顶的泥屋和散落着一捆捆小麦的田地。莱拉时不时还能见到游牧部落的黑色帐篷，安扎在尘土飞扬的泥地上。更为常见的是被烧毁的苏联坦克和坠毁的直升飞机的残骸。她心里想，这就是艾哈迈德和努尔的阿富汗了。原来真的发生过一场战争，就在这儿，在这些乡下地方。喀布尔没有战争。喀布尔大体上平安无事。在喀布尔，如果不是那些时不时爆发的枪声，如果不是人行道上总是有苏联的士兵在吸烟，街道上总是能见到苏联的吉普摇摇晃晃地前进，战争可能也只是一段传闻而已。

他们又通过两个关卡，来到一座峡谷，这时早晨已经过半。爸爸让莱拉从座位上趴过来，指着远处几堵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红砖墙。

“那个叫红城。原来是一座堡垒。九百年前，人们盖了它，用来保护峡谷免遭外来的侵略。13世纪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孙子向它发起进攻，但他阵亡了。然后成吉思汗亲自出马，把它给毁了。”

“两位小朋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啦，络绎不绝的侵略者，”司机把烟灰弹出窗外，说，“马其顿人。萨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现在是苏联人。不过我们就像那边耸立的城墙。伤痕累累，看上去一点都不漂亮，但依然屹立着。我说的没错吧，老兄？”

“确实没错。”爸爸说。

半个小时后，司机让车停了下来。

“走吧，你们两个，”爸爸说，“到外面来看看。”

他们下了车。爸爸指着远处，“在那边。快看。”

塔里克张大了嘴巴。莱拉也一样。当时她觉得自己就算再活一百岁，也不可能再看到这么壮观的东西了。

她见过这两尊大佛的照片，但它们极其庞大，高高耸起，规模之宏伟远远超出她先前的想像。大佛是在一片被阳光晒得发白的石壁上被开凿出来的，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莱拉想像将近两千年之前，它们也是这样俯视着路过这座峡谷的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两尊大佛的两旁，峭壁上还有无数个洞穴。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塔里克说。

“你们想爬上去吗？”爸爸说。

“爬上那两尊佛像？”莱拉问，“我们可以爬上去吗？”

爸爸笑了起来，伸出他的手。“走吧。”

塔里克爬得很吃力，他只能一边扶着莱拉，一边扶着爸爸，三个人沿着蜿蜒而狭窄的昏暗楼梯一点点向上爬。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阴影憧憧的洞穴，还有向四面八方伸出的隧道，蜂巢似的分布在峭壁上。

“当心你们的脚下，”爸爸说。他的声音产生了很大的回声。“地面很崎岖。”

在有些地方，这条楼梯通向大佛藏身的洞穴。

“别往下看，孩子们。一直往前看就好了。”

向上爬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们，巴米扬曾经是昌盛繁荣的佛教中心，后来在九世纪的时候，它落进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里。这儿的砂岩峭壁过去是很多和尚的家园，他们在峭壁上凿开洞穴，当成自己的住所，也供过往的香客暂住。爸爸说，这些和尚在洞穴的墙壁和洞顶上绘了很多美丽的画。

“有一段时间，”他说，“有五千个和尚在这些洞穴中隐居修行。”

他们登顶的时候，塔里克几乎喘不过气来。爸爸也在喘息。但他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们站在他的头顶，”他边说，边用手帕擦额头。“那边有一个神龛，我们可以站在那边瞭望。”

他们沿着那条崎岖的悬道走过去，并排站着，爸爸在中间，俯视着下方的峡谷。

“快看这个！”莱拉说。

爸爸笑了起来。

下方的巴米扬峡谷遍布着长势繁茂的农田。爸爸说它们是绿色的冬小麦和紫花苜蓿，也有一些是土豆。田地四周是高耸的白杨树，中间纵横交错的是溪流和沟渠，几个细小的女性身影蹲在岸边洗衣服。爸爸指着一片水稻田和几乎没有种植什么作物的山坡。已是入秋天气，莱拉能够看见一些人穿着颜色鲜艳的束腰外衣，站在泥砖屋的屋顶上晾晒谷物。通往城里的大路两旁也种着白杨树。路的两边有小店铺、茶馆和在路边给人剪头发的理发师。莱拉的眼光越过小山村，越过河流和沟渠，看到一片低矮的褐色土丘，光秃秃的；而在这片土丘之外，在阿富汗的一切之外，是白雪覆顶的兴都库什山脉。

所有这一切上方，是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的天空。

“真安静。”莱拉吸着气说。她看得见细小的绵羊和马匹，但听不到它们的咩咩声和哞哞声。

“在我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这样的，”爸爸说，“寂静。祥和。我希望你们来感受一下。但我也希望你们来看看祖国的遗产，孩子们，来了解它丰富的过去。你们知道的，有些东西我可以教你们。有些东西你们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有些东西，怎么说呢，得你们亲自去见识和体会。”

“看。”塔里克说。

他们看见一只老鹰在村庄上空翱翔。

“你带妈妈来过这里吗？”莱拉问。

“哎，来过很多次。在你两个哥哥出生之前。后来也来过。你妈妈当时很喜欢外出探险，也很……活泼。她以前简直是我见过最活泼、最快乐的人。我告诉你，莱拉，我跟她结婚，就是因为她笑口常开。我被她的笑声虏获了。毫无抵抗之力。”

莱拉心中泛起一阵温情。从那时候起，她将会永远记得爸爸的这副样子：手肘放在岩石上，双手托着下巴，头发被风吹得零乱，眼睛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一往情深地回忆着妈妈。

“我想去看看那些洞穴。”塔里克说。

“当心点。”爸爸说。

“我会的，亲爱的叔叔。”塔里克的声音回荡着。

莱拉看到下方远处有三个男人，在一头系在篱笆上的耕牛旁边聊天。他们身边的树已经开始换颜色了，树叶是赭色的、鲜黄色的、猩红色的。

“你知道吗，我也想那两个男孩。”爸爸说。他的眼睛泛起了泪花。他的下巴在颤抖。“我也许……说到你妈妈，她的欢乐和悲伤都很极端。她掩饰不了。她向来是个真情流露的人。至于我，我想我不一样。我倾向于……但它也让我心碎，那两个男孩的死。我也怀念他们。我没有一天不……真难过，莱拉。真的很难过。”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等到试图再次开口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咬紧嘴唇，等待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她。“但我还有你，这让我很高兴。每一天，我为了你而感谢真主。每一天。有时候，在你妈妈心情最糟糕的那些日子里，莱拉，我觉得你就是我的一切。”

莱拉将爸爸拉过来，靠在他的胸膛上。他好像有点吃惊——跟妈妈不同，他很少用肢体语言表达感情。他匆匆在她额头上印了一个吻，然后尴尬地把她推开。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俯视着巴米扬峡谷。

“我虽然深爱这片土地，但我想终究有一天，我会离开它的。”爸爸说。

“去哪呢？”

“哪都行，只要能够摆脱过去。我想最先考虑的是巴基斯坦。再过一年吧，也许两年。等我们的手续办好。”

“然后呢？”

“然后，嗯，外面的世界可大了。也许去美国吧。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

爸爸说美国人是慷慨的民族。他们会用钱和食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直到他们能够自立。

“我会找工作，干上几年，等存够钱了，我们就开一家阿富汗餐厅。不是什么高级餐厅，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小地方，几张桌子，一些地毯。也许可以挂几幅喀布尔的照片。我们将会让美国人尝到阿富汗的美味。就凭你妈妈的手艺，我看他们排队会排到马路上去。

“还有你，你当然要继续上学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让你得到良好的教育，绝对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先上高中，然后上大学。不过在你空闲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忙打打杂，写菜单啦，给客人倒茶水啦，诸如此类的事情。”

爸爸说他们的餐厅将会承办生日宴会、订婚仪式和新年聚会。它将会变成一个供那些和他们一样逃离战争的阿富汗人聚会的地方。每到深夜，当所有客人走了、做完清扫工作之后，他们会坐在空桌子旁边喝茶，他们三个人，他们会很累，但为他们的好运气而心怀感激。

爸爸说完之后，他安静了下来。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他们知道妈妈哪儿都不愿意去。当艾哈迈德和努尔还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阿富汗。如今他们殉难了，收拾细软逃难变成了更加糟糕的行为，那是背叛，是对他们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的否定。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莱拉仿佛听到她在说，他们的死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吗，表哥？惟一能让我觉得安慰的是，我知道自己走在这片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上。不。你别想了。

而她不走，爸爸也不会离开，这一点莱拉很清楚，即使妈妈现在既不像是她的母亲，也不像是他的妻子。为了妈妈，他会像他下班回家之后弹开外套上的面粉一样，把自己的白日梦抛开。所以他们会留下来。他们会留下来，直到战争结束。而且不管战争结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留下来。

莱拉记得妈妈有一次对爸爸说，说她嫁了一个没有信念的男人。妈妈不明白。她并不明白，其实她自己就是他生命中最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中午到了，他们吃了水煮蛋、土豆和面包；午饭后，他们来到一条水声潺潺的沟渠旁边，塔里克在岸上的一棵树下面打盹。他把外套整整齐齐地叠成枕头，双手交叉在胸口，呼呼睡去。司机到村里去买杏仁。爸爸坐在一株粗壮的金合欢树下面看着一本平装书。莱拉知道那本书，他曾经读给她听。它讲的是一个叫圣地亚哥的老人抓住一条大鱼的故事。等到他安然返航时，他获得的那条大鱼已经没什么剩下的了，鲨鱼已经把它撕成碎片。

莱拉坐在小河边，双脚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在她头顶，蚊子嗡嗡叫，三叶杨的花絮飘来飘去。一只蜻蜓在旁边飞舞。莱拉看见它的翅膀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嗡嗡地从一片草叶飞向另一片草叶。蜻蜓的翅膀反射出紫色、绿色、橙色的光线。小河彼岸，一群本地的哈扎拉男孩从地面上拾起晒干的小块牛粪，将牛粪丢进系在他们背上的粗麻袋。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驴叫。发动机突突开动的声音。

莱拉又想起了爸爸的小小梦想。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

在大佛上面，她有些话没跟爸爸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她为他们走不成而高兴。她会怀念吉提和她那张紧绷的、真诚的脸庞，是的，她也会想起哈西娜，怀念她那肆无忌惮的笑声和到处寻人开心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莱拉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塔里克离开她去加兹尼的那四个星期中她的日子变得多么难熬。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时间过得有多么慢，她自己有多么心烦意乱。她如何能够忍受永远和他分离？

在这个自己的哥哥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的国家，也许像她这样如此渴望和某个人相处是毫无意义的。但莱拉总是忍不住想起塔里克扛着他的假腿向卡迪姆走去的画面，然后，世界上再也没有能让她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六个月后，1988年4月，爸爸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回家。

“他们签署了协定！”他说，“在日内瓦。官方签署的！他们要走了。再过九个月，阿富汗再也看不到苏联人了！”

妈妈在床上坐起来。她耸耸肩。

“可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还在，”她说，“纳吉布拉是苏联的傀儡总统。他又不会倒台。不，战争将会继续。这不是战争的结束。”

“纳吉布拉的日子不会长久的。”爸爸说。

“他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真的走了！”

“你们两个如果想庆祝就庆祝吧。但我的心将不会安宁，直到圣战组织在喀布尔这里举办胜利的游行。”

说完之后，她又躺下了，盖上了毛毯。

第二十二章

1989年1月

那是1989年1月，再过三个月莱拉就满十一岁了。这一天天气阴冷，她、她的父母和哈西娜去看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这座城市。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附近的军营外面那条通衢大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他们站在泥泞的积雪中，观看一排由坦克、装甲车和吉普组成的车队，细小的雪花在移动的车前灯射出的灯光中飞扬。人们纷纷咒骂和嘲笑。阿富汗士兵将人们挡在马路两侧。他们时不时鸣枪以示警告。

妈妈把一张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在头顶高高地举起。照片就是他们背靠背坐在梨树下面那一张。还有像她一样的女人，高高举起她们殉难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照片。

有人拍了拍莱拉和哈西娜的肩膀。是塔里克。

“我想我最好还是为这个场合打扮一下。”塔里克说。他戴着巨大的俄罗斯皮帽，带着耳罩那种，他把耳罩拉下来了。“我的样子怎么样？”

“太搞笑了。”莱拉哈哈笑起来。

“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你爸妈没有穿得像你一样过来啊？”

“实际上，他们在家里呢。”他说。

前一个秋天，塔里克在加兹尼的叔叔死于心脏病发作，隔了几个星期，塔里克的父亲自己也得了心脏病，这让他变得心力交瘁，精神虚弱，他经常变得焦虑和压抑，坏心情每次总是持续好几个星期。莱拉很高兴看到塔里克现在这副样子，又像以前的他了。他父亲生病之后，莱拉看到他一连几个星期整天无所事事，拉着一张闷闷不乐的脸。

他们三个悄悄走开了，爸爸和妈妈还站在那儿看着苏联人。塔里克在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三盘撒着芫荽酱的煮大豆。他们在一家关门大吉的毛毯店的遮阳篷下面吃了起来。吃完之后，哈西娜找她的家人去了。

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塔里克和莱拉坐在她父母后面。妈妈的座位靠窗，她望着外面，紧紧地把照片贴在胸前。爸爸坐在她身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个男人瞎扯，他说苏联人虽然离开了，但他们将会出售武器给喀布尔的纳吉布拉。

“他是他们的傀儡。他们会通过他继续发动战争，不信你就走着瞧。”

旁边有人附和他的说法。

妈妈正在喃喃自语，一口气低声念出一长串经文，直到她再也喘不过气来，气若游丝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去了电影院公园，莱拉和塔里克，买票看一部苏联电影。电影用法尔西语配了音，出乎意料的是，配音效果相当搞笑。电影中有艘商船，船上的大副和船长的女儿好上了。她的名字叫做阿里安娜。然后碰到了一场猛烈的风暴，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起伏颠簸。船上的水手急得抓狂，其中有一个大喊了一句话。有个冷静得离谱的阿富汗人的声音翻译说：“我亲爱的先生，能劳驾您把那根绳子递给敝人吗？”

听到这句话，塔里克爆发出一阵笑声。跟着，他们两个笑得前俯后仰，停不下来。好比有一个人打了个哈欠，另外一个人也会受到传染，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笑着。前面两排有个人从座位上回头来，朝他们嘘了一声。

临近剧终时，电影里出现了婚礼的场面。船长回心转意了，让阿里安娜嫁给大副。这对新婚夫妻相视而笑。所有人都在喝着伏特加。

“我永远不会结婚。”塔里克低声说。

“我也不会。”莱拉说，但她说出这句话之前，紧张地犹豫了好一阵。她害怕她的声音会出卖自己，让塔里克听出她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很失望。她的心怦怦地急跳着，她又加上一句，这次语气更加坚定。“不会。”

“办婚礼很傻。”

“傻到家啦。”

“要花那么多钱呢。”

“买什么？”

“买一些你永远不会再穿的衣服。”

“哈哈！”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结婚了，”塔里克说，“那么人们得在婚礼台上留出三个人的空间。我，我的新娘，还有那个拿枪指住我的头的家伙。”

前排那个人又回过头来，嗔怪地看了他们一眼。

银幕上，阿里安娜和她的新婚丈夫在接吻。

看到他们在接吻，莱拉马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一切都敏感起来。她十分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感觉到血往她的脑袋上涌，看到身边的塔里克那慢慢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的身形。接吻的双方松开了。突然之间，莱拉手足无措，生怕自己会引起或者发出什么杂音。她察觉到塔里克在观察着她——一只眼睛看着接吻，一只眼睛看着她——就跟她在观察着他一样。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听着空气从她鼻子吸进呼出的声音，是不是在等待她的呼吸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显示出她的慌乱，以便能够看穿她的想法？

亲吻他会有什么感觉呢？他嘴巴上毛茸茸的胡子扎着她自己的嘴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然后塔里克不安地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他生硬地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在西伯利亚擤鼻涕，那么它还没掉到地上就变成冰柱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起来，不过这次笑得很仓促，很紧张。电影结束之后，他们走到外面，看到天色已经变暗，莱拉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不想在明亮的天光中看到塔里克的双眼。

第二十三章

1992年4月

三年过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塔里克的父亲中过几次风。他的左手落得不听使唤，口齿也变得稍微有点不清。他要是一着急——他经常发急——说出来的话就更加听不清楚了。

塔里克的断腿又长得比假腿大了，红十字会给他制作了新的义肢，不过他得等六个月才能拿到。

哈西娜担心过的事情终究发生了，她的家人把她带到拉合尔，她在那儿和开汽车店的表哥成了婚。他们带走她的那个早晨，莱拉和吉提去哈西娜家里道别。哈西娜告诉她们，说表哥，也就是她的未婚夫，已经着手张罗他们两个搬去德国的事情了，他有兄弟住在那儿。她想在一年之内，他们就会去法兰克福。当时她们三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吉提非常伤心。莱拉最后一次看到哈西娜的时候，她正在她父亲的帮助之下，挤上坐满人的出租车的后排座位。

苏联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分崩离析。在莱拉看来，每隔几个星期，爸爸就会带着又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消息回家。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苏联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诞生了。

在喀布尔，纳吉布拉改变了策略，设法将自己描绘成虔诚的穆斯林。“他做的太少了，而且也太迟了，”爸爸说，“你不能今天当国家情报局的头头，明天就跟一些有亲属被你折磨和杀害的人去清真寺做祷告。”纳吉布拉察觉到喀布尔周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设法想招安圣战组织，但圣战组织对此嗤之以鼻。

妈妈躺在床上说：“但愿真主保佑他们。”为了圣战组织，她经常彻夜未眠，一心等待她的游行。等待她儿子的敌人溃败。

他们终究溃败了。那是1992年4月的事情，那年莱拉十四岁。

纳吉布拉最后投降了，逃到喀布尔南部，在达鲁拉曼宫殿附近的联合国办公楼避难。

圣战运动结束了。自莱拉诞生那天晚上以来执掌政权的各个政权统统都被打败了。妈妈的英雄，艾哈迈德和努尔的战友，胜利了。十余年来，圣战组织的成员牺牲一切，抛弃家人，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阿富汗的主权而战斗，如今，久经沙场的他们有血有肉地来到了喀布尔。

妈妈知道他们都叫些什么名字。

乌兹别克人杜斯塔姆，他是个作风浮夸的将军，全国伊斯兰运动党的领导人，以狡猾多变、见风使舵闻名。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激情澎湃的伊斯兰党领导人，念大学时主修工程学，曾经杀害过一个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学生。塔吉克人拉巴尼，伊斯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当阿富汗还处于君主制年代时，他在喀布尔大学讲授伊斯兰教义。有阿拉伯背景的普什图人沙耶夫，他来自帕格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也是伊斯兰联合党的领导人。哈扎拉人阿卜杜拉·阿里·马扎里，统一党的领导人，跟伊朗的什叶派有紧密的联系，他的族人都叫他马扎里老爹。

当然少不了妈妈的英雄，拉巴尼的盟友、传奇的塔吉克将领、总是满脸沉思的潘杰希尔雄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妈妈在她的房间悬挂了一幅他的肖像。在喀布尔，马苏德那英俊而深沉的脸庞、倒竖的眉毛和那顶歪歪地戴在头上的标志性毡帽将会随处可见。广告牌上，墙壁上，商店前面的橱窗上，甚至出租车天线悬挂的旗帜上，都能看到他那双深邃的黑色眼睛。

对妈妈来说，这是她渴望已久的日子。她这些年来所有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天开花结果。

她终于不再彻夜难眠，她的两个儿子终于能够安息了。

纳吉布拉投降隔日，妈妈从床上起来，变了一个人。自艾哈迈德和努尔殉难之后，五年来她第一次没有穿上黑衣服。她穿上深蓝色的亚麻布裙子和白色的紧身上衣。她擦了窗户，拖了地板，给房子通风，洗了一次很久的澡。她的声音欢乐得微微发颤。

“我准备举办一个宴会。”她说。

她让莱拉去邀请邻居。“跟他们说明天中午到我们家来吃一顿大餐！”

妈妈站在厨房里，双手放在屁股上，四下环顾，友善地责备说：“你看看你把厨房都弄成什么样了，莱拉？哇。所有东西都摆错地方了。”

她开始到处搬动锅碗盆瓢，动作很夸张，好像现在她是归来的王者，要再次宣布她拥有这些东西，重新接管她的领地。莱拉没有阻拦她。这样才识相。妈妈兴奋起来跟她发怒的时候一样，最好不要去惹她。妈妈带着使不完的力气，做起饭菜。她煮了面汤，加了芸豆、干莳萝和肉丸，蒸了热气腾腾的包子，将它们浸在新鲜的酸奶中，然后再撒上薄荷叶。

妈妈在厨房的一角打开一大麻袋大米，对莱拉说：“你修过眉毛了？”

“拔掉一点点。”

妈妈把大米从麻袋倒进盛着水的大黑锅。她卷起衣袖，开始淘米。

“塔里克怎么样？”

“他父亲生病了。”莱拉说。

“他现在到底多少岁？”

“我不知道。六十多吧，我想。”

“我是说塔里克。”

“哦。十六。”

“他是个好男孩。你说呢？”

莱拉耸了耸肩膀。

“但他不再是个小男孩了，对吧？十六岁。差不多是个男人了。你觉得呢？”

“你说这些干吗，妈妈？”

“不干吗，”妈妈说，坦然地笑了起来，“不干吗。只不过你……哎，算了。我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

“我看你想说得很。”莱拉说。看到妈妈兜着圈子开她的玩笑，莱拉着急了。

“好吧。”妈妈双手交叠起来，放在那个锅口。莱拉发现妈妈说出这两个字时有点不自然，双手交叠也好像是演练过的。她担心妈妈将要说出什么话来。

“你们小时候在一起玩是一回事。那没有关系。我也赞成的。可是现在。现在。我发现你穿了乳罩，莱拉。”

莱拉完全没料到她会说出这句话。

“既然说了，我就再说一句吧，你戴乳罩应该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你提都不提，这让我很失望。”妈妈感觉到她有理了，于是继续说，“反正，我想说的话跟我没关系，跟乳罩也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你和塔里克的事情。你知道的，他是男孩，那么他哪里会在乎什么名声啊？可是你呢？女孩的名声，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的名声，莱拉，是微妙的东西。就像抓在手里的八哥。你一松开手，它就飞走了。”

“那你以前还爬墙跟爸爸在果园里偷偷摸摸呢？”莱拉说，很高兴自己找到这个挡箭牌。

“我们是表兄妹。而且我们结婚了。这个男孩上门向你提亲了吗？”

“他是一个朋友。一个哥们儿。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关系，”莱拉反驳说，但语气并不是非常坚定。“对我来说，他就像一个哥哥。”她补上一句掩饰的话。甚至在妈妈的脸上飘过一丝阴影、脸色变得阴沉之前，莱拉就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他不是你的哥哥，”妈妈面无表情地说，“你以后别拿一个独腿木匠的儿子跟你两个哥哥相比。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你的哥哥相提并论。”

“我没有说他……我不是那个意思。”

妈妈哼了一声，咬紧牙关。

“反正，”她继续说，但刚才那种欢快的语气已经不见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检点，人们会说三道四的。”

莱拉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妈妈说的也不是半点道理都没有。莱拉早知道那些和塔里克在马路上无拘无束地嬉闹的天真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因为现在有时候，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人前的时候，她会有一种以前没有的陌生感觉。莱拉会意识到有人在看着他们，打量着他们，低声谈论着他们，这种感觉原来是没有的。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最要命的事实，她连现在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她已经爱上了塔里克。无助地，绝望地爱上了他。每当他在身旁时，她脑子里总是忍不住充满一些羞耻的念头，总是想着他瘦长的裸体和她自己的裸体纠缠在一起。到了夜晚，躺在床上的她会想像他正在亲吻她的腹部，想知道他的嘴唇有多么柔软，想知道他的手摸着她的脖子、胸脯、后背和更低的部位是什么感觉。每当这样想起他时，她心里会充满罪恶的感觉，但小腹也会升起一丝特殊的暖流，直到她感觉到好像自己的脸庞在发烧。

是的。妈妈说的没错。实际上她清楚得很。莱拉怀疑邻居就算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几个人已经在说她和塔里克的闲话了。莱拉看到过那些不怀好意的笑脸，也知道邻居私下说他们是一对。例如，有一天，她和塔里克手拉手走在街道上，遇到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穿着布卡的妻子。和他们擦肩而过时，拉希德开玩笑说：“那不是赖里和玛姬浓吗？”他说的是内扎米[1]那首妇孺皆知的12世纪浪漫诗中一对命运悲惨的恋人——爸爸说那首诗是法尔西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他还加上一句，内扎米创作这个凄恻爱情故事的时间，比莎士比亚早了四百年。

妈妈说得有道理。

但让莱拉愤愤不平的是，妈妈根本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这个问题如果是爸爸提出来的，那是一回事。可是妈妈？这么多年来，她不闻不问，只顾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点都不关心莱拉去哪里、碰到什么人、有什么心事……太不公平了。莱拉觉得她跟厨房里这些锅碗差不多，是一种可以被置之不理、等到心血来潮的时候再理睬的东西。

但今天是个好日子，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重要的日子。她不想为了这件事闹得不愉快。为了顾全大家的心情，莱拉忍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说。

“很好！”妈妈说，“那就说定了。喏，哈基姆哪儿去了？我这个亲爱的小个子丈夫在哪里呢，在哪里呢？”

这一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正是举办宴会的好日子。院子里，几个男人坐在破旧的折叠椅上。他们喝茶吸烟，大声谈论着圣战组织的计划。从爸爸口中，莱拉知道这个计划的大概：阿富汗现在的国号是阿富汗伊斯兰国。几个圣战组织的派别在白沙瓦组成了伊斯兰圣战委员会，在接下来两个月间，该委员会将在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的领导下全权负责处理一切事务。接着是以拉巴尼为首领的领导委员会，这个组织会掌权四个月。在这六个月间，他们将会召集各派领导人和长老，召开大国民议会，选出过渡政府，两年后再举行民主选举。

这些男人中有一个正在给一个滥竽充数的烤炉架上嗞嗞响的肉串扇风。在那株古老的梨树的树荫之下，爸爸和塔里克的父亲在下棋。他们显得全神贯注。塔里克也坐在棋盘旁边，轮流看看双方的局势，然后听着其他人在附近的桌子上谈论政局。

那些女人则聚集在客厅、走廊和厨房。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哄着在怀里哭喊的孩子，满屋子走来走去，熟练地相互避让，她们的屁股时不时轻轻地相擦而过。录音机播放着一首乌斯塔德·萨拉罕的歌曲。

莱拉在厨房，和吉提一起用蔬果和酸奶做饮料。吉提不像以前那么害羞和古板了。过去几个月来，她额头那永远皱着的双眉松开了。这些天来，她开怀大笑的次数比过去多了，而且让莱拉吃惊的是，她有时还会卖弄风情地笑起来。她不再日复一日地扎着马尾辫，而是让头发散开，还挑染了几绺红色。莱拉最后弄明白了，吉提之所以改头换面，是为了一个被她迷住的十八岁男孩。他的名字叫做萨比尔，是吉提的哥哥所在足球队的守门员。

“哎呀，他笑起来最迷人了，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吉提当时对莱拉说。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相互倾心。吉提已经偷偷地和他出去喝了两回茶，每次十五分钟，那家茶馆在塔伊马尼区，城市的另一边。

“他打算向我提亲，莱拉！快的话，说不定就在这个夏天！你相信吗？我发誓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他。”

“你们不上学了？”莱拉问。吉提歪过脑袋，望了她一眼，好像在说，你还不了解我啊。

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哈西娜曾经说过，吉提和我，我们每人将会生下四五个孩子。可是你，莱拉，你将会成为我们这两个傻瓜的骄傲。你将会成为一个人物。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能够在报纸的头版上发现你的照片。

这时吉提就在莱拉身旁，切着南瓜，脸上露出神游天外的表情。

妈妈就在附近，穿着她那条漂亮的夏裙，和接生婆瓦吉玛、塔里克的母亲一起给水煮蛋剥壳。

“我打算把一张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送给马苏德将军。”妈妈对瓦吉玛说，瓦吉玛点着头，装出一副果真感兴趣的样子。

“他亲自主持了葬礼。他在他们的坟墓前面念了经文。它将是一番心意，表示我们感谢他的看重。”妈妈敲碎了另一个煮熟的鸡蛋。“我听人家说他是一个为人周到而且值得尊敬的人。我想他会喜欢它的。”

在她们身边，其他女人在厨房里挤进挤出，端出一碗碗的肉汤，一盘盘的羊肉和鹰嘴豆炒饭，一条条的面包，将所有这些食物都摆在铺了餐垫的客厅地板上。

塔里克时不时偷偷地走进来。他拿起这个，咬咬那个。

“男士免进。”吉提说。

“出去，出去，出去。”瓦吉玛大声说。

面对这些女人开玩笑的驱赶，塔里克笑了起来。他似乎很高兴带着一脸倨傲的男性坏笑来这儿感受女性的氛围，以被人赶走为乐事。

莱拉尽量控制自己别去看他，这些女人的闲言碎语已经够多了，她不想再给她们什么把柄。所以她只顾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跟他说，但她想起了前几天晚上她做过的梦，她梦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盖着柔软的绿色纱巾，他的脸和她的脸都出现在镜子中。一些谷粒从他的头发上往下掉，在玻璃镜上弹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塔里克伸出手，打算尝一口土豆烩牛肉。

“别碰！”吉提拍了他的手背。但塔里克还是偷走了一点牛肉，笑了起来。

如今他比莱拉高出差不多一英尺。他刮了胡子。他的脸变得更瘦削、更加棱角分明。他的肩膀变宽了。他喜欢穿西裤，闪亮的黑色休闲鞋，短袖衬衣——为的是炫耀他手臂上最近刚长出来的肌肉，那是他每天在院子里苦练一把破旧生锈的杠铃的成果。最近，他的脸上挂上了争强好胜的神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故意微微地把脑袋歪向一旁，发笑的时候则会扬起一道眉毛。他把头发留得很长，而且还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毫无必要地甩动那头蓬松的黑发。这一脸坏笑是新近才出现的。

塔里克最后一次被赶出厨房时，他的母亲发现莱拉偷偷看了他一眼。莱拉的心怦怦地猛跳起来，双眼愧疚地四处乱转。她赶紧让自己忙起来，把切好的南瓜丢进那罐加了盐的酸奶里面。但她能感觉到塔里克的母亲在看着她，还有她那会心的、鼓励的微笑。

那些男人填满了他们的盘子和玻璃杯，带着食物去院子里吃。他们各自取走他们吃的那一份之后，女人们和孩子们就在地板上围着餐垫坐下，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她们清理了餐垫，把盘碗堆到厨房里，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茶水，回忆着谁要喝绿茶，谁要喝红茶。这时塔里克脑袋一晃，悄悄走出了房门。

莱拉等了五分钟，然后也走出去。

她发现他在街道下方，和她家隔着三座房子的地方。那边两座分开的房子夹着一条小巷，他就靠在巷口的墙上，哼着一首乌斯塔德·阿瓦勒·米尔演唱的普什图老歌：

这儿是我们美丽的祖国。

这儿是我们深爱的祖国。

而且他还在吸烟，又是一个新的习惯。莱拉最近看到他和一群家伙厮混，吸烟是跟他们学来的。莱拉受不了他们，塔里克的那些新朋友。他们的打扮全都一个样，西裤，紧身的衬衣，紧紧地裹着他们的手臂和胸膛。他们全都喷了太多的古龙水，全都吸烟。他们成群结队，在这个街区附近招摇过市，大声说笑，有时候甚至还跟在女孩后面喊她们的名字，脸上全都带着一模一样的、自以为是的笑容。塔里克有个朋友非要人们叫他蓝波，原因是他长得和史泰龙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相似之处。

“你妈要是知道你吸烟，她会杀了你的。”莱拉说。她朝一边看过去，接着看看另一边，然后溜进了小巷。

“可是她不知道。”他说。他侧了侧身子，给她让出一点空间。

“迟早会知道的。”

“谁会告诉她？你啊？”

莱拉跺了一下脚。“把你的秘密告诉风儿，但别怪它说给街道听。”

塔里克笑了，扬起一道眉毛。“这是谁说的？”

“纪伯伦。”

“你真臭屁。”

“给我一根烟。”

他摇头拒绝了，双臂交叉在胸前。这也是他新近才学会的姿势：后背靠墙，双臂交叉在胸前，嘴角叼着香烟，那条完好的腿不经意地弯曲着。

“干吗不给？”

“你吸烟不好。”他说。

“那你吸就好了？”

“我是做给那些女孩看的。”

“哪些女孩？”

他咧开嘴巴说：“她们觉得这样很性感。”

“不性感。”

“真的？”

“不骗你。”

“不性感啊？”

“你看上去很蠢，像一个脑残。”

“这句话很伤人哦。”他说。

“到底是哪些女孩？”

“你吃醋啊？”

“关我什么事，我好奇而已。”

“要不关你的事，你就不会好奇啦。”他又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吐出烟雾。“我敢打赌她们现在肯定正在说我们。”

妈妈的声音在莱拉脑海中响起。就像抓在手里的八哥。你一松手，它就飞走了。一阵愧疚的感觉涌上心头。莱拉关掉了妈妈的声音。她喜欢塔里克说“我们”这个词的口气。它从他口中说出来，听上去像是他们在共同密谋什么事情，多么令人战栗啊。听着他毫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说出这个词，莱拉感到非常欣慰。我们。这个词认可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使其变得透明起来。

“她们会说些什么呢？”

“说我们在罪恶之河划船，”他说，“吃着忤逆的蛋糕。”

“乘坐邪恶的人力车？”莱拉跟着说。

“煮着亵渎神明的肉汤。”

他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塔里克说她的头发又长了。“你的头发很好。”他说。

莱拉希望她没有脸红。“你把话题扯开了。”

“从什么扯开了？”

“那些认为你性感的白痴女孩啊。”

“你知道的。”

“知道什么？”

“我只看得上你。”

莱拉内心欣喜若狂。她本想看穿他的心事，却碰到一个她无法读懂的表情：他眯着眼睛，露出一丝近乎绝望的目光，嘴角挂着欢乐的傻笑。他这个表情很聪明，准确地计算好了的，正好介于嘲弄与真诚中间。

塔里克用他那只完好的脚的后跟踩灭了香烟。“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宴会啊？”

“到底谁才是白痴啊？我说的是圣战组织，莱拉。他们到喀布尔来的事情。”

“哦。”

她开始告诉他一些爸爸说过的话，正说到那些执掌兵权的人可能会谋取私人利益时，她听到家里传来一阵骚乱。有人在大声争吵。有人在尖叫。

莱拉拔腿便跑。塔里克一瘸一拐地跟在她后面。

有人在院子里打了起来。正在扭打的是两个不断咆哮的男人，他们在地面上翻来滚去，他们之间有一把刀。莱拉认出他们来了，一个刚才在桌子上谈论政局，另外一个就是早先在给烤肉串扇风的人。好几个男人在旁边劝架。爸爸不在其中。他站在墙边，离扭打的双方远远的，塔里克的父亲站在他身旁，正在大声叫喊。

身边的人兴奋地吵吵嚷嚷，莱拉把听到的片言只语拼了起来：在桌子上谈论时局的那个家伙是个普什图人，他说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是个卖国贼，因为他之前与苏联“达成了一项交易”。烤肉的男人是塔吉克人，他觉得被冒犯了，要求前者收回这句话。那个普什图人拒绝了。塔吉克人说如果不是马苏德，另外那个人的妹妹可能还在“把它”献给苏联士兵呢。他们拳打脚踢起来。其中有个人挥舞着一把刀，但究竟是谁出了刀，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莱拉见到塔里克也加入了混战，不由吓坏了。她还看到一些本来在劝架的人现在也挥舞着拳头加入战团。她想她看到了第二把刀。

那天深夜，莱拉想起了那场群架的混乱局面：那些男人一个倒在另一个身上，不断地叫喊哭骂，而在他们中间，塔里克表情痛苦，头发凌乱，假肢和断腿分开，挣扎着想爬出来。

一切都乱了套，速度之快让人目瞪口呆。

领导委员会仓促登台。它推举拉巴尼当总统。其他派别大哗，指责这是任人唯亲。马苏德呼唤大家维护和平，多点耐心。

被排挤在领导委员会之外的古勒卜丁勃然大怒。长期以来被压迫和忽略的哈扎拉人群情汹涌。

他们开始相互辱骂，相互指摘。各种谴责满天飞。他们愤怒地取消会议，关上和谈的大门。这座城市屏住了呼吸。崇山峻岭之间，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装满了弹药。

武装到牙齿的圣战组织如今已将外侮御于墙外，却相互内阋起来。

喀布尔猜测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当火箭弹开始如雨水般降落在喀布尔的时候，人们赶忙寻找掩护。妈妈也一样。她重新穿上黑色的衣服，走进她的房间，拉起窗帘，拖过毛毯盖住她的脑袋。

[1]Nezami Ganjavi（1141～1209），古代波斯诗人。

第二十四章

“我最讨厌的是呼啸声，”莱拉对塔里克说，“那该死的呼啸声。”

塔里克会意地点点头。

其实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呼啸声本身，莱拉后来想，而是从它响起到爆炸之间的那几秒钟。这短促的瞬间让人觉得永无止境。不知道结果。只能等待。就像被告在等待法官的审判。

当她和爸爸坐在餐桌上吃晚饭时，经常能够听到呼啸声。每当它响起，他们的脑袋就会猛地抬起。他们会听着呼啸声，刀叉停在半空，嘴里尽是未咀嚼的食物。莱拉看到黝黑的玻璃窗映照出他们被照亮的脸庞，他们的影子在墙壁上移动。呼啸声。接着是爆炸声，幸好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然后他们会松一口气，明白他们暂时逃过一劫，但在某个地方，在一片哭喊声和呛人的烟雾之中，有人正在挣扎地爬出来，疯狂地用双手去扒一堆废墟，从里面将他们的姐妹、兄弟或者孙子拉出来。

但幸免遭难也带来了担心到底是谁死于非命的烦恼。每一枚火箭弹爆炸之后，莱拉总会冲上街道，磕磕巴巴地做祷告，而且确凿无疑地相信，这一次，肯定是这一次，人们将会发现埋在废墟和烟雾之下的正是塔里克。

每当到了晚上，莱拉就会躺在床上，看着她的窗户反射出的几道突然亮起的白光。屋子摇摇晃晃，几片石灰从她房间的天花板掉下来，而她静静地倾听冲锋枪开火的嗒嗒声，数着有多少枚火箭弹划过上方的天空。有时候，火箭弹喷射出的火焰很亮，人们甚至可以借着它的光线看书；在这样的夜晚，莱拉便会彻夜难眠。而在莱拉能入睡的夜晚，她又总是梦到炮火、和身体分离的手或脚，还有不断呻吟的伤者。

天亮了也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宣布祷告开始的钟声响起，圣战组织的人会放下武器，面朝西方，做起祷告。然后他们会收起跪拜用的地毯，重新装上弹药，炮火从群山射向喀布尔，喀布尔也朝群山发射炮弹；莱拉和城里其他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就像老迈的圣地亚哥看着鲨鱼将他那条宝贵的鱼撕成碎片一样。

无论莱拉走到哪里，她总能看见马苏德的人。她看到他们在马路上巡逻，每隔几百米就拦住一些轿车进行盘问。他们坐在坦克上面吸烟，穿着迷彩服，戴着那顶无处不见的毡帽。他们在交叉路口叠起沙包，躲在后面观察过往的行人。

莱拉出去的次数并不多。她若出去，总是有塔里克陪在身边。塔里克看上去很乐意充当护花使者。

有一天，他说：“我买了一把枪。”他们坐在屋外，就在莱拉的院子中那棵梨树之下的地面上。他把枪拿出来给她看。他说这是贝瑞塔手枪，半自动的。在莱拉看来，它只不过是一把黑色的杀人武器罢了。

“我不喜欢它，”她说，“我害怕枪。”

弹夹在塔里克手里翻来翻去。

“上个星期，他们在卡德察区发现了三具尸体，”他说，“你听说了吗？姐妹三人。全都被强奸了。她们的喉咙被割开。有人将戒指从她们的手指上咬下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们上面有牙印……”

“我不想听这件事。”

“我不是想吓唬你，”塔里克说，“但我就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带上这个。”

现在他成了她和外界联系的救生索。他听到人们说的话，然后再告诉她。例如，正是塔里克让她知道，驻扎在山上的士兵以向山下的市民开枪来练枪法，以是否打中为胜负标准下赌注，至于靶子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则由他们随机挑选。他还告诉她，说这些人朝轿车发射火箭弹，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却从不射击出租车——莱拉这才明白最近有很多人把他们的轿车喷成黄色的原因。

塔里克把喀布尔城里各处变化莫测的危险地带说给她听。例如，她从他那儿得知，这条路直到左边第二棵金合欢树的地段属于一个军阀；但从那儿到被炸毁的药房隔壁的面包坊为止的四个街区，是另外一个军阀的地盘；如果她穿过那条街，向西再走半英里，那么她便会发现自己到了又一个军阀的领地，因此可能成为狙击手射杀的目标。人们现在都这样称呼妈妈的那些英雄。军阀。莱拉还听过有人称他们为枪手。也有一些人依然称他们为圣战者，不过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会做鬼脸——满脸讽刺和呕吐的神色，带着深深的憎恶和轻蔑说出这个词。就像说出一句粗口。

塔里克把弹夹拍进他的手枪。

“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什么？”

“使用这件东西啊。用它来杀人。”

塔里克把枪插进蓝色牛仔裤的裤腰。然后他说了一句既甜蜜又吓人的话。“为了你，”他说，“为了你，我会开枪杀人的，莱拉。”

他悄然靠近她，他们的手相互碰了一下，又一下。塔里克犹犹豫豫地用手指去勾莱拉的指头，莱拉一动不动。突然之间，他身体前倾，吻上她的嘴唇，她还是一动不动。

那一刻，妈妈说的所有那些什么名声、八哥的话在莱拉心中已经无足轻重。甚至荒唐透顶。在这一片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中，坐在一棵树下面和塔里克接吻是一件无伤大体的事情。一件小事情。一次不值得苛责的放纵。所以她任由他亲吻，当他向后退开时，她靠了过去，回吻着他，心头鹿儿撞，脸上发烧，小腹中有一股灼热的感觉。

那一年，也就是1992年的6月，军阀沙耶夫的普什图武装部队和统一派的哈扎拉部队在西喀布尔大战一场。轰炸毁坏了电力系统，将大量的商店和平民百姓的住所夷为平地。莱拉听说普什图士兵到处袭击哈扎拉人的家，他们破门而入，满门抄斩；哈扎拉人也大肆报复，绑架普什图族的市民，强奸普什图族的女孩，轰炸普什图族的居住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普什图人。每一天都有尸体被人发现吊在树上，有时候还没有家属来认领就被草草掩埋。他们通常是头部中枪，眼珠被挖出来，舌头被割掉。

爸爸又开始游说妈妈离开喀布尔了。

“他们会解决分歧的啦，”妈妈说，“这场战争是暂时的。他们将会坐下来，达成某些协议。”

“法丽芭，所有这些人只懂得打仗，”爸爸说，“他们学走路的时候，一手拿着奶瓶，一手拿着枪。”

“你算老几？这么说话？”妈妈反驳说，“你参加圣战了吗？你抛弃所有，去冒生命危险了吗？你要记得，如果不是这些圣战组织，我们还是苏联人的奴隶。现在你倒好了，要我们背叛他们！”

“背叛他们的又不只是我们一家人，法丽芭。”

“那你走吧。带上你的女儿，逃之夭夭吧。给我寄明信片。但和平就要来了，像我这样的人打算等待它。”

街道变得极其不安全，促使爸爸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让莱拉辍学了。

他亲自承担起教育莱拉的责任。每天太阳下山之后，当古勒卜丁在喀布尔南郊发射火箭弹轰炸马苏德的时候，莱拉到爸爸的书房去，他和她会讨论哈菲兹的诗篇，也会分析深受爱戴的阿富汗诗人乌斯塔德·卡里卢拉·卡里里[1]的作品。爸爸教她怎样解二次方程，教她运算多项式和画出参数曲线。给莱拉上课的时候，爸爸变了一个人。在书本中，爸爸如鱼得水，在莱拉看来，他比平常要高一点。他的声音素来比较和缓低沉，现在似乎更响亮了；而且他眨眼的次数也比以往少。莱拉心想，原来的他肯定也曾一边动作流畅地擦着黑板，一边回过头看着他的学生，眼神充满了慈父般的关爱。

但很难集中精力。莱拉总是分心走神。

“正三棱锥的体积怎么算？”爸爸问。可是莱拉只顾想着她感受到的塔里克丰润的嘴唇、炙热的呼吸。自树下那次之后，他们又亲吻了两次，这两次持续的时间更久，更有激情，而且她觉得也更加有技巧。她两次都是偷偷在一条阴暗的小巷和他幽会，妈妈举办午宴那天，他就在那条小巷吸烟。第二次的时候，她让他摸了她的乳房。

“莱拉？”

“啊，爸爸。”

“正三棱锥。体积。你在想什么？”

“对不起，爸爸。我在……嗯……让我想一想。正三棱锥。正三棱锥。底面积的三分之一乘以高。”

爸爸疑惑地点点头，眼睛盯着莱拉看；而莱拉心中想着的却是塔里克的双手。那双手在他们接吻的时候，捏着她的乳房，滑进她的后腰。

那个六月的一天，吉提放学之后和两个同学一起走回家。在离吉提家只有三条街的地方，一枚偏离目标的火箭弹击中了这几个女孩。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后不久，莱拉得知，妮拉，吉提的母亲，在吉提被杀害的那条街跑上跑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用一条围裙收集她女儿身体的碎片。两个星期后，人们在一座房子的屋顶发现吉提那条腐烂的右脚，依然穿着尼龙袜和紫色的跑鞋。

吉提死后隔日是出殡的日子，那天莱拉呆呆地坐在一屋子抹眼泪的女人之间。这是第一个和莱拉相识相知、亲密无间的人去世。她无法接受吉提已经不再活着这个残酷的现实。吉提，这个莱拉在课堂上和她悄悄交换字条的人，这个莱拉曾给她涂指甲油的人，这个莱拉用镊子拔掉她下巴的毛发的人。吉提，这个本来将要嫁给守门员萨比尔的人。吉提死了。死了。被炸成碎片。想到这里，莱拉终于为她的朋友哭了起来。她在自己两个兄长的葬礼上没能流出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

[1]Ustad Khalilullah Khalili（1908～1987），阿富汗诗人。

第二十五章

莱拉几乎无法动弹，仿佛全身的关节都被水泥凝固了。有人在说话，莱拉知道话是说给她听的，但她觉得这次谈话和她无关，好像她只是无意中听到的一样。塔里克说话的时候，莱拉感觉她的生活就像一条烂绳子，寸寸断裂，散成碎片，几股丝线不再交织在一起，消失无踪。

那是1992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他们就在莱拉家的客厅。妈妈的胃痛了一整天，就在几分钟之前，爸爸不顾古勒卜丁从南郊不断往城里发射火箭弹，带她看医生去了。塔里克在这儿，和莱拉一起，坐在沙发上；他低头看着地板，双手放在膝盖之间。

他说他要离开了。

不是离开这个城区。不是离开喀布尔。而是离开阿富汗。

他要走了。

莱拉觉得眼前一黑。

“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先去巴基斯坦。白沙瓦。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印度。伊朗。”

“多久？”

“我不知道。”

“我想问的是，你知道这回事多久了？”

“几天了。我一直想跟你说的，莱拉，我发誓，但我不敢来找你。我知道你会有多么伤心。”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

“莱拉，看着我。”

“明天。”

“这是为了我父亲，他的心脏再也忍受不了这些战斗和杀戮。”

莱拉把脸埋在双手中，一阵恐惧不断填充她的胸膛。

她本该料到有这样的结局，她想。几乎她认识的每个人都收拾东西离开了。这个街区本来到处都是熟悉的脸庞，可现在，圣战组织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才持续四个月，莱拉在马路上已经很难遇到认识的人了。哈西娜一家五月份就逃走了，去德黑兰。瓦吉玛和她的家族也在那个月去了伊斯兰堡。6月，吉提被杀害之后不久，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离开了。莱拉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她听人说他们去了伊朗的麦什德。人们离开之后，他们的房子会空上几天，然后要么被士兵侵占，要么有陌生人搬进去。

每个人都在离开。现在塔里克也要走了。

“我妈妈也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他在说着，“他们一直担惊受怕。莱拉，看着我。”

“你早该告诉我。”

“请你看着我。”

莱拉发出一声哽咽。接着号啕大哭。她哭泣的时候，他用拇指帮她擦眼泪，她把他的手推开了。这个动作很任性，很不理智，但她为他抛弃自己而生气，塔里克，这个和她心心相印的人，这个她时时刻刻挂在心头的人，他怎么可以离开她？她甩了他一巴掌。然后她又打了他一个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他只得抓着她的手腕，说了几句话，但她没有听清楚，他柔声地、通情达理地说着话，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变得额头抵着额头，鼻子碰着鼻子，她的嘴唇又一次感觉到他那火热的呼吸。

就在那时，他突然向前靠去，她跟着躺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间，莱拉将会拼命地挣扎，拼命地想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全部事情。她将会像一个艺术爱好者在一座起火的博物馆中奔跑那样，抓住一切——某个眼神，一声低语或呻吟——她能够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东西，予以保存。但时间是最不能原谅的大火，事到头来，她终究未能完整地挽回记忆。尽管如此，她还记得这些：最先想起的是，下面传来一阵锥心的疼痛。斜斜地照在地毯上的阳光。她的脚后跟不断地摩擦着他匆忙解开、放在他们身边的那条冰冷粗硬的假腿。她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肘。他锁骨下方那块像倒放的曼陀林的红色胎记。他的脸在她的面庞上方晃动。他那黑色的头发垂下来，不停地拂着她的嘴唇和下巴。生怕他们会被人发现的恐惧情绪。他们自己的大胆和勇气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形容的、奇怪的快感。还有塔里克脸上的表情，那无数个表情：恐惧的、温柔的、愧疚的、尴尬的神色，但最最主要的，是饥渴的表情。

完事之后他们手忙脚乱。匆匆扣上衬衣的纽扣，系上皮带，用手梳理头发。然后，他们坐下来，挨在一起坐着，闻着对方的气息，两张脸泛着红晕，他们两人都呆呆的，两人都说不出话来，想着刚刚发生的罪恶。想着他们做过的事情。

莱拉看见地毯上有三滴血，她的血；她想像过一会她的父母也会坐在这张沙发上，对她犯下的罪行一无所知。羞耻的感觉涌了上来，还有犯罪的感觉，楼上的时钟转动的声音在莱拉听来极其响亮。就像法官的木槌在不停地敲打、不停地指责她一样。

然后塔里克说：“跟我一起走。”

刹那间，莱拉几乎认为这件事确实可行。她、塔里克和他的父母一起启程。收拾他们的包裹，爬上一辆客车，把所有这些残暴抛在身后，去寻找幸福或者麻烦，而无论碰到什么麻烦，他们将会共同面对。现在等待着她的是荒凉的孤独，是无尽的寂寞，她没有必要过这样的日子。

她可以走。他们能够在一起。

他们将会有更多像今天这样的下午。

“我想娶你，莱拉。”

自从他们躺在地板上到现在，莱拉第一次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她打量着他的脸。这次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味。他脸上是坚定的表情，极其认真，一点都不狡诈。

“塔里克……”

“让我娶你，莱拉。今天。我们今天就可以结婚。”

他开始说出更多的话，说什么去清真寺，找一个毛拉，找一对证婚人，举办一场仓促的成婚仪式……

但莱拉在想着的却是妈妈，一想到她和那些圣战者一样冥顽不化，她就感到一阵怨恨和绝望；她也在想着爸爸，他和妈妈恰好相反，长久以来忍气吞声，过着悲惨凄恻的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的一切，莱拉。

这些都是她生活中的遭遇，她的生活中无从逃避的事实。

“我会请求哈基姆叔叔把你许配给我。他将会祝福我们，莱拉，我知道的。”

他说的没错。爸爸将会这么做。但这件事会让他心魂俱碎。

塔里克还在说个不停，开始他的声音很小，然后越说越响亮，苦苦哀求，接着说起道理来；他的脸起初充满希望，然后黯淡了下去。

“我做不到。”莱拉说。

“别这么说，我爱你。”

“对不起……”

“我爱你。”

为了听他说出这句话，她等了多长的时间？她有多少次梦到他说出这几个字？他终于说出来了，可是她觉得异常讽刺。

“我不能抛下我爸爸，”莱拉说，“他只剩下我了。我要跟你走，他的心脏也会受不了。”

塔里克知道。他知道她跟他一样，也无法推卸生活的责任，但事情还在继续，他一再哀求，她一再拒绝，他不断求婚，她不断道歉，他泪如泉涌，她满面泪痕。

最后，莱拉只好让他离开。

在门口，她逼他答应走的时候不要前来道别。她把他关在门外。莱拉背靠被塔里克的拳头撞得直摇晃的房门，一只手捂住嘴巴，一只手抱着腹部，听着他在门外说他将会回来，将会为了她回来。她就站在那儿，直到他累了，直到他放弃了，然后她听着他凌乱的脚步声，直到再也听不到，直到一切都平静了，只剩下山中传来的枪炮声，还有她的小腹、眼睛和骨头所感觉到的心脏跳动的突突声。

第二十六章

那一天是夏天开始以来最热的日子。群山围住炎热至极的空气，整座城市热得像要冒烟。电力已经停了好几天。喀布尔各个地方的电风扇都停止运转，仿佛在嘲弄着世人。

莱拉静静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汗水浸透了她的上衣。每一次呼气都使鼻尖灼痛。她知道她的父母在妈妈的房间里谈话。前天晚上，还有昨天晚上，她都是半夜醒来，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在楼下交谈的声音。自从大门被子弹打穿一个新的洞孔之后，他们每天都在交谈。

屋外，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然后，比较近的地方传来一长串机枪发射子弹的嗒嗒声，跟着又是一阵这样的声音。

屋里的莱拉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一边是伴随着羞愧的罪恶感，另一边则是认为塔里克和她这么做并没有罪的坚定信念；那只是一件自然的、有益的、美妙的、甚至不可避免的事情罢了，他们这么做，全都因为知道今生再也无缘相会。

莱拉在沙发上翻了个身，试图想起某件事：他们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在某个时刻，塔里克的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然后他喘息着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我把你弄痛了吗？也可能是这样你觉得痛吗？

莱拉想不起来他说的是哪一句。

我把你弄痛了吗？

这样你觉得痛吗？

他离开才两个星期，她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时间，磨钝了那些锐利的记忆的边缘。莱拉的头脑累得想不动了。他说过什么来着？突然之间，知道答案对她来说变得至关重要。

莱拉闭上眼睛。拼命地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将会慢慢厌倦这种行为。她将会明白，召唤死去已久的回忆、掸走它上面的灰尘、使它重新浮现是一件越来越耗费精力的事情。实际上，多年以后，将会有一天莱拉再也不会因为失去他而哀泣，或者说她将再也不会这样无休无止地悲伤。肯定不会。终有一天，她的脑海再也不能清楚地浮现他的脸庞；终有一天，她再也不会因为听到一个母亲在街道上用塔里克的名字呼唤儿子而怅然若失。她将不会像现在这样思念他；但此时此刻，他的远走高飞带来的痛苦如同附骨之蛆，一刻也不间断地啮食她的灵魂。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等到莱拉变成一个成年妇女，当她熨烫衬衣或者推着孩子荡秋千的时候，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某个炎热的日子里脚下的地毯传来的温热感觉，又比如某个陌生人的额头的曲线，会让她想起一个两人共同度过的下午。这段回忆会一下子涌现出来。完全不受莱拉的控制。他们的胆大妄为。他们的笨手笨脚。那个动作带来的痛苦，它带来的欢乐，还有它带来的悲伤。他们纠缠的身体产生的灼热。

这段回忆会漫过她的心田，偷走她的呼吸。

但然后它会过去。那一刻会过去。留下瘪了气的她，除了一阵模糊的不安，她将没有其他感觉。

她想起来了，他说的是我把你弄痛了吗？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莱拉很高兴她想起来了。

然后爸爸来到走廊，在楼梯上面叫着她的名字，要她快点上去。

“她同意了！”他压制心中的兴奋，声音颤抖地说。“我们要离开了，莱拉。我们三个人都走。我们要离开喀布尔了。”

在妈妈的房间中，他们三个坐在床上。外面，古勒卜丁和马苏德的部队不断交火，很多火箭弹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莱拉知道城里某个地方有人刚刚死于非命，一阵黑烟正在某座被炸成一堆飘扬的尘土的建筑上方袅袅升起。第二天早上，人们将会发现一些尸体。有的尸体会有人认领。有的不会。然后，喀布尔那些已经吃惯了人肉的狗将会饱餐一顿。

与此同时，莱拉很想冲上这些街道。她简直无法抑制住心中的快乐。她费了很大劲才能坐下来，让自己不因为快乐而颤抖。爸爸说他们将会先到巴基斯坦去，在那儿申请签证。巴基斯坦，塔里克就在那儿！塔里克才走了十七天，莱拉兴奋地计算着。要是妈妈在十七天前作出这个决定就好了，那他们就可以一起走。那她现在应该和塔里克在一起！但现在这一切都变得没关系了。他们将会到白沙瓦去——她，妈妈和爸爸——他们能够在那边找到塔里克和他的父母。他们肯定能找到的。他们会一起申请签证。然后，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欧洲？美国？也许像爸爸经常说的那样，去某个靠近大海的地方……

妈妈半躺着，上半身靠着床头板。她的眼睛浮肿。她正在揪自己的头发。

三天之前，莱拉曾经到外面去透气。她站在前门，倚着门板，当时她听到一阵爆裂声，有东西擦着她的右耳穿过，使得一些细小的木屑在她眼前飞舞。在吉提死后，在几千轮炮火之后，在无数火箭弹降落在喀布尔城里之后，她家的大门终于被打穿了一个洞孔。洞孔离莱拉的脑袋只有三个手指那么宽的距离，它让妈妈醒了过来。让她明白已经有一场战争夺走了她两个儿子，而最新的这一场将会夺走她仅剩的一个女儿。

艾哈迈德和努尔在房间的墙壁向下微笑。莱拉发现妈妈的眼睛在瞟来瞟去，带着愧疚，从一张照片看到另一张照片。仿佛在征求他们的同意。他们的祝福。仿佛在请求他们原谅。

“这里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爸爸说，“我们的两个儿子走了，但我们还有莱拉。我们还有对方，法丽芭。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新生活。”

爸爸在床上伸出手去。当他抓住妈妈的手时，她随他去。挂在她脸上的，是一副让步的表情。屈从的表情。他们握着对方的手，轻轻地，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安静地摇晃着身体。妈妈把脸埋在他脖子中。她的一只手死死抓住他的衬衣。

那天晚上接下来几个小时，莱拉兴奋得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看着橙色的、黄色的炮火在远处绚丽地升起。不过，尽管心内兴奋，屋外炮声连连，她还是在某个时刻睡着了。

还做梦了。

梦中是一抹蓝色的海滩，他们坐在一张棉被上。天很冷，阴沉沉的，但她和塔里克坐在一起，肩膀盖着毛毯，她觉得很暖和。她看到一排被风吹得弯下腰的棕榈树下有一道低矮的篱笆，篱笆是白色的，油漆有些剥落，后面停着几辆轿车。海风吹得她眼泪直流，将他们的鞋子埋在沙中，还将一些枯死的草从一座弧形的沙丘刮向另一座弧形的沙丘。他们看着帆船在远处颠簸。他们身边，海鸥叽叽喳喳地叫着，羽毛被风吹得打颤。海风又从那些迎风的平缓沙丘上刮起一阵沙子。然后有一阵像圣歌的声音，许多年前，爸爸跟她说过沙子也会唱歌，她跟他说了起来。

他擦了擦她的眉毛，把上面的沙粒抹掉。她看到他戴的戒指反射出一道光芒。他的戒指和她的一模一样——黄金的，上面刻满了某种迷宫似的纹路。

真的，她告诉他，那是沙粒摩擦着沙粒的声音。你听。他听了。他皱眉。他们等了一会儿。他们又听见那种声音了。当风柔和的时候，是一阵低吟的声音；当风劲吹的时候，则变成一阵如泣如诉的合唱。

爸爸说他们只带走那些必不可少的物品。他们将会把其他的东西卖掉。

“到了白沙瓦之后，在我找到工作之前，这笔钱应该能维持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两天，他们把准备出售的物品收集起来。他们将这些东西叠成几大堆。

在她的房间里面，莱拉收拾她的旧衣服、旧鞋、书籍和玩具。她向床底望去，看到一只小小的黄色玻璃牛，那是五年级的一次课间休息时哈西娜交给她的。还有一个系着微型足球的钥匙扣，那是吉提送给她的礼物。一只小小的木头斑马，四只脚下面安着轮子。一个陶瓷宇航员，那是有一天她和法里克在排水沟中捡到的。当时她六岁，他八岁。莱拉记得他们还为谁先发现了它而小小吵了一架。

妈妈也收拾了她的东西。她的动作很迟缓，恍惚出神地看着它们。她放弃了她那些漂亮的盘子、餐巾、所有的珠宝——留下了结婚戒指——和多数旧衣服。

“你不是打算把这个卖掉吧？”莱拉提着妈妈结婚时穿的裙子说。裙子散披在她的膝盖上。她抚摸着领口周围的花边和彩带，还有那手工缝制在衣袖上的珍珠。

妈妈耸了耸肩膀，把它从她手里拿走。她随手将它扔在一堆衣服上面。就像一下子撕掉一张创可贴，莱拉想。

收拾得最为痛苦的是爸爸。

莱拉发现他站在他的书房里，望着他的那些书架，满脸悲伤。他穿着一件二手的恤衫，恤衫上印着一张旧金山那座红色大桥的照片。浓雾从浪花中升起来，吞噬了那座大桥的桥塔。

“你听说过那个古老的故事，”他说，“你在一座荒岛上。你可以拥有五本书。你想选择哪五本呢？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非选不可。”

“我们必须回头再买一些新的书，爸爸。”

“嗯，”他悲伤地笑起来，“我无法相信我就要离开喀布尔了。我在这儿上学，在这儿找到第一份工作，在这座城市成为父亲。一想到我很快就要在另一个城市的天空下面睡觉，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首关于喀布尔的诗歌整天都在我脑里跳来跳去。我想它应该是大不里士的赛依伯在17世纪写的。我以前全部背下来，但现在只能想起其中两句了：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1]

莱拉抬起头，发现他正在抹眼泪。她伸出一只手，抱住他的腰。“啊，爸爸。我们会回来的啦。等这场战争结束。我们就会回到喀布尔，奉安拉之名。你将会看到的。”

第三天早上，莱拉把一堆堆的东西搬到院子里，然后把它们摆在前门。他们将会雇来一辆出租车，将所有这些物品送到一间当铺。

莱拉不停地在房子和院子之间走进走出，来来回回，搬着成堆的衣服和盘碗，还有爸爸的书，一箱接一箱。等到中午时分，摆在前门的那堆物品已经齐腰那么高了，她本该感到精疲力竭。但她知道自己每搬一次东西，和塔里克的重逢就更接近一点，所以她越搬脚步越轻快，越搬双手越有劲。

“我们得去雇一辆出租车。”

莱拉抬起头。原来是妈妈在楼上的卧室朝她大喊。她的身体伸出窗外，手肘支撑在窗台上。明亮而温热的太阳照耀着她日渐灰白的头发，她那张瘦长的脸洒满了阳光。妈妈身上穿着四个月前她举办午宴那天穿的深蓝色裙子。一条年轻的裙子会让女人显得很年轻，但是那一刻，在莱拉眼中，妈妈很像一个老太婆。一个双臂纤细、太阳穴深陷、双眼无神、累得眼圈发黑的老太婆，和那些发黄的结婚照片中那个容光焕发、体态丰腴的圆脸女人完全是两个人。

“两辆很大的出租车才装得下。”莱拉说。

她也看到了爸爸，在客厅里面把装着书籍的箱子叠起来。

“你那边事情做好之后就上来，”妈妈说，“我们坐下来吃顿午饭。水煮蛋和吃剩的大豆。”

“都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莱拉说。

她突然想起了她的梦。她和塔里克坐在一张被子上。海洋。海风。山丘。

这时她心里奇怪，是什么声音那么像沙子的歌声呢？

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她看见一只灰色的蜥蜴从地上的一道裂缝爬出来。它的头左右摇晃。它眨了眨眼，冲到一块石头之下。

莱拉又想起了那个海滩。只不过现在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而且越来越响。每一秒都变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大声。它涌进了她的耳朵。把其他一切声音都淹没了。那些海鸥变成了长羽毛的哑剧演员，它们的嘴巴不停地张开闭上，却没有啼叫；海浪扑打上来，水花和泡沫四溅，却没有涛声。沙子唱起了歌。这时歌声变得很凄厉。听上去像是……清脆的叮当声？

不是叮当声。不是的。是呼啸声。

莱拉手中的书籍掉落在脚边。她抬头看着天空。伸出一只手挡在眼睛前面。

然后传来一声巨响。

一道白光在她身后闪起。

某些灼热而猛烈的东西从后面扑到她身上，把她撞得双脚离地。把她抬到空中。这时她飞了起来，身体在空中不停地扭曲着，旋转着；她看见天空，然后是陆地，然后是天空，然后是陆地。一大根燃烧的木头从她身边飞过。同样从她身旁飞过的还有一千块玻璃的碎片，莱拉觉得自己似乎能看清每一块在她周围飞舞的碎片，慢慢地、一块接一块地不停翻动，每一块碎片上面都有阳光在闪耀。像是细小而美丽的彩虹。

然后莱拉撞上墙壁。摔倒在地上。一大堆泥土、碎石和玻璃倾洒在她的脸和手臂上。她记得最后看到的是一件东西轰然掉落在附近的地面上。一大块鲜血淋漓的东西。在那件东西上面，一座红色大桥的塔尖穿过一阵浓雾。

人影在身边走动。荧光灯在天花板上照射下来。一张女人的面庞出现在她的脸部上方晃动。

莱拉昏迷过去，回到黑暗之中。

另外一张脸。这次是一张男人的脸。他的脸看上去很宽，皮肤有点松弛。他动了动嘴唇，但没有发出声音。莱拉听到的只是一阵铃声。

这个男人朝她挥了挥手。皱眉。他的嘴唇又动了起来。

很痛。呼吸很痛。浑身都痛。

一杯水。一颗粉红色的药片。

回到黑暗中。

又是那个女人。脸很长，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很窄。她说了几句话。莱拉什么也听不见，只听到一阵铃声。但她能看到那些字词，像稠浓的黑色药水一样，从那个女人嘴里流出来。

她的胸膛发痛。她的手臂和双腿都很痛。

身边到处是人影晃动。

塔里克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在这里？

黑暗。一些星星。

爸爸和她坐在某个很高的地方。他指着一片麦田。有个发动机启动了。

那个长脸的女人站在旁边，俯视着她。

一呼吸就发痛。

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

谢天谢地，又是一颗粉红色的药片。然后是一阵深深的寂静。一阵深深的寂静掩盖了一切。

[1]全诗见本书附录。

第三部

第二十七章

玛丽雅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女孩的眼睛眨了眨。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女孩的嘴唇动了动。她闭上眼睛。咽了一口唾液。她的手摸了摸左边的脸。她说了一句话。

玛丽雅姆弯下腰，靠近一些。

“我的耳朵，”女孩气若游丝地说，“我听不到声音。”

第一个星期，在粉红色药片的帮助下，女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拉希德支付了她的医疗费用。她在睡觉的时候喃喃自语。有时候她会含糊地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呓语，大喊大叫，呼唤着一些玛丽雅姆并不认识的名字。她在睡觉的时候哭了起来，变得暴躁不安，踢掉毛毯，玛丽雅姆只得把她按在床上。有时候她不断作呕，把玛丽雅姆喂她吃下去的一切都吐出来。

当她不焦躁的时候，盖着毛毯的女孩总是忧郁地瞪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出几个字，回答玛丽雅姆和拉希德的问题。有些天，当玛丽雅姆和拉希德先后喂她吃饭时，她活像个小孩子，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若见到玛丽雅姆拿着调羹走过来，她就会变得很顽固。但她很容易觉得疲累，最终会屈从于他们连哄带骗的不懈劝告。投降之后，她会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拉希德让玛丽雅姆给女孩脸庞和脖子上的伤口涂上抗生素药膏，也给她的肩膀、前臂和小腿上缝合的创口涂上了。玛丽雅姆给它们包扎上绷带；绷带脏了她就洗干净，循环利用。当女孩忍不住呕吐的时候，玛丽雅姆就把她脸上的头发抹掉，用手把它拢到她的脑后。

“她会在这里待多久？”她问拉希德。

“待到她好一些。你看看她，都不像个人样了，能去哪里呢。可怜的东西。”

发现这个女孩，把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正是拉希德。

“幸好我在家。”他对女孩说。女孩躺着的是玛丽雅姆的床铺，他就坐在床边的一张折叠椅上。“我的意思是你很幸运。我亲手把你挖出来。那儿有一块金属碎片这么大……”说到这里，他伸开拇指和食指，比画给她看；按照玛丽雅姆的估计，至少比它的实际尺寸大两倍。“这么大。就插在你右边的肩膀上。它真的就插在那儿。我当时想这下得用上老虎钳才行。但是你现在没事啦。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好的跟没碰到过这回事一样。”

拯救了几本哈基姆的书籍的，也正是拉希德。

“大多数都变成灰烬啦。剩下的恐怕也被人抢走了。”

第一个星期，他帮玛丽雅姆照料女孩。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带来一条新的毛毯和一个新的枕头。另外一天带回来一瓶药片。

“维生素。”他说。

拉希德还告诉莱拉，说她朋友塔里克的家现在被人侵占了。

“被当成一份礼物，”他说，“沙耶夫将军赏赐给他手下三个男人。礼物，哈哈！”

那三个男人实际上都是男孩，他们的脸看上去很年轻，被阳光晒得黝黑。路过塔里克家的时候，玛丽雅姆能看到他们，总是穿着迷彩服，蹲在前门抽烟打牌，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靠在墙上。领头那个身体强壮，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最年轻那个最安静，他看起来对他朋友顾盼自雄的架势很不以为然。玛丽雅姆经过时，他会笑着朝她点头问好。每当这个时候，他脸上骄横的神色会消退几分，玛丽雅姆看得出来他其实童稚未泯。

然后，某个早晨，火箭弹击中了那座房子。后来有人说火箭弹是统一党的哈扎拉人发射出来的。好一阵子邻居总是不断地发现这三个男孩的尸体碎片。

“他们死有余辜。”拉希德说。

玛丽雅姆觉得女孩极其幸运，因为那枚火箭弹将她家炸成一堆冒着烟雾的废墟，她却逃过死劫，只受了一点轻伤。就这样，女孩慢慢地康复起来。她吃下去的东西更多了，也开始给自己梳头发。她自己洗澡。她开始到楼下和玛丽雅姆、拉希德一起吃饭。

但某些往事会冒出来，毫无征兆地，随之而来的是石头般的沉默或者中邪般的粗暴。消沉和崩溃。迷茫的眼神。噩梦和突然袭来的悲哀。呕吐。

有时候是后悔。

有一天她说：“我甚至都不应该在这里。”

玛丽雅姆正在换床单。女孩坐在地板上，两只受伤的膝盖抵着胸膛，抬头望着她。

“当时我父亲想把那些箱子搬出去。那些书。他说它们对我来说太重了。但我不肯让他搬。我太迫不及待了。火箭弹爆炸的时候，在房子里的那个人本来应该是我。”

玛丽雅姆抖了抖干净的床单，把它铺在床上。她看着女孩，看着她金黄色的鬈发，瘦长的脖子，绿色的眼珠，高高的颧骨和丰润的嘴唇。玛丽雅姆记得在这个女孩年幼的时候，她曾在街道上见过她，摇摇晃晃地跟着她母亲向烤炉走去，有时则骑在她哥哥——年纪比较小、耳朵上有一撮毛发那个——肩膀上。有时和木匠家的男孩一起投掷石头。

女孩也望着玛丽雅姆，仿佛在等待她说几句有见识的话，说一些鼓励她的话。但玛丽雅姆能说出什么有见识的话呢？能给她什么鼓励呢？玛丽雅姆还记得娜娜下葬那天，她觉得法苏拉赫毛拉念给她听的《古兰经》经文一点安慰作用也没有。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她内疚的时候，他说的话也没有给她安慰，你这么想是不好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你听到我说的话吗，孩子？是不好的。这么想会毁了你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她要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个女孩的负担呢？

玛丽雅姆终究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女孩的脸扭曲着，仰面躺倒，然后说她想呕吐。

“等一等！忍住。我去拿一个盆子来。别吐在地板上。我刚刚拖过的……啊。啊。天哪。”

女孩的父母被炸死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有个男人来敲门。玛丽雅姆把门打开。他说明他的来意。

“有个男人来找你。”玛丽雅姆说。

女孩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来。

“他说他的名字叫阿卜杜拉·沙里夫。”

“我不认识什么叫阿卜杜拉·沙里夫的人。”

“好吧，但他说要找你。你下去跟他谈谈吧。”

第二十八章

莱拉

莱拉坐在阿卜杜拉·沙里夫对面。他身材瘦弱，脑袋很小，鼻子很大，整张脸遍布着凹凸不平的伤疤。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很短，竖在头皮上，活像很多插在针垫上的铁针。

“你一定要原谅我，小姐，”他说，摆了摆松垮的领口，用一条手帕擦了擦额头，“我怕我还没有完全康复。还得再服用五天这些名字叫做……磺胺药的药片。”

莱拉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以便用她那只完好的右耳对着他。“你是我父母的朋友吗？”

“不，不是的，”阿卜杜拉·沙里夫匆忙说，“请你原谅。”他举起一根手指，喝了一口玛丽雅姆放在他前面的水。

“我想我应该从头说起，”他用手帕擦了嘴巴，接着又擦额头，“我是个生意人。我开了一家服装店，主要卖男装。长袍、帽子、棉袍、西装、领带——反正你能想到的全都有。在喀布尔有两家店，分别在塔伊马尼区和沙里诺区，不过我把它们都卖掉了。巴基斯坦有两家店，在白沙瓦。我的仓库也在那边。所以我经常在两地之间奔波。这些日子……”他摇摇头，疲惫地笑起来，“让我们说这只是一场冒险吧。

“我最近在白沙瓦做生意，忙一些接订单、核对库存之类的事情。当然也会看望我的家人。我们有三个女儿，感谢真主。圣战组织开始自相残杀之后，我把她们和我妻子接到白沙瓦。我可不想让她们成为殉道者。老实说，我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成为牺牲品。我很快就要去跟她们相会了，真主保佑。

“反正我本来打算在上个星期三回喀布尔一趟。可是很不走运，我病倒了。我不想跟你多说我的病情，小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当我去处理一些私人事情的时候，这两条该死的腿沉重得让我寸步难行。希望古勒卜丁别患上这种病。我的妻子，亲爱的娜迪雅，安拉保佑她，她要求我去看医生。但我以为喝些水、吃点阿司匹林就可以把病治好。亲爱的娜迪雅坚持要我去医院，我说不去，我们就这样争来争去。你知道的，有句俗话叫犟驴还得犟人赶。不过这次赢的恐怕是那头驴。那头驴就是我。”

他喝掉剩下的水，把杯子递给玛丽雅姆。“不麻烦的话请再给我一杯。”

玛丽雅姆拿走玻璃杯，倒水去了。

“不用说，我应该听她的话。她看问题一直比我更清楚，真主保佑她长命百岁。等到我决定去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发烧了，浑身发抖，像一棵风中的苦楝树。我连站都站不稳了。医生说我的血液中了毒。她说要是再迟两三天，我妻子就得当寡妇了。

“他们让我住进一间特殊病房，那是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我想。啊，谢谢。”他从玛丽雅姆手中接过水杯，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出一颗很大的白色药片。“这些东西有这么大。”

莱拉看着他把药片吞下去。她注意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觉得双腿很沉重，好像被灌了铅一样。她告诉自己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到现在为止还没说出什么话来。但他马上就会继续说下去，她强行压制住心中那个站起来离开、在他说出她不想听的话之前离开的念头。

阿卜杜拉·沙里夫将水杯放在桌子上。

“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你的朋友，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

莱拉心跳加速。塔里克住院了？住在一个特殊的病房？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特殊病房？

她干咽了一口，在位子上挪动着身体。她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否则的话，她担心自己会情绪失控。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着医院和特殊病房，却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很多年前他们两个参加法尔西语冬季班以来，她还没听见有人用全名称呼塔里克。上课钟响之后，老师会点名，这样叫他的名字——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听到老师叫出他的全名，她觉得真是古板得很好笑。

“我从护士那儿听到他的遭遇，”阿卜杜拉·沙里夫继续说，他用一个拳头拍打着胸膛，好像是为了让药片通过食道。“我在白沙瓦住了很久，已经完全能听懂乌尔都语。反正我听到的情况是，你的朋友当时乘坐一辆载满难民的大货车，总共有二十三个人，他们都要去白沙瓦。接近边境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枪战。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大货车。说不定那是偏离了靶子的火箭弹，但你永远无法了解那些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只有六个人活了下来，他们全都住进了同一家医院。有三个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去世了。有两个还活着——听说是一对姐妹——出院了。你的朋友瓦里扎伊先生是最后一个。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已经住院将近三个星期了。”

这么说他还活着。但他们把他伤得多重呢？莱拉疯狂地想知道答案。伤得多重？显然重得需要让他住进一个特殊病房。莱拉意识到她开始浑身冒冷汗，面孔发烫。她试图想起别的事情，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和塔里克、爸爸一起去巴米扬看大佛的旅程。但塔里克父母的样子自行浮了上来：塔里克的母亲被卡在翻转的大货车之下，隔着烟雾凄厉地呼唤着塔里克，她的手臂和胸膛都着火了，假发在她的头顶熔化……

莱拉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

“他的病床就在我的病床旁边。我们之间没有墙壁，只有一道帘幕。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

阿卜杜拉·沙里夫突然发现自己很想摆弄他的结婚戒指。这时他降低了语速。

“你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伤得非常——非常严重。他身上到处都插满了橡胶管。起初……”他清了清喉咙。“起初我以为他在那次爆炸中失去了双腿，但有个护士说不是的，只是失去了右腿，左腿是在先前一次受伤中失去的。他的内脏也受了伤。他们已经给他动了三次手术。取出一部分内脏，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还被烧伤了。非常严重。他的病情我就说这么多。我相信这些已经足够让你夜里做噩梦了，小姐。我再说也没意义了。”

现在塔里克两条小腿都没有了。他只有一个躯体，加上两条残余的大腿。没有腿。莱拉觉得她要崩溃了。她故意绝望地让她的思绪飘出这个房间，飘到窗外，离开这个男人，飘到外面的街道之上，飘到城市上空，飘过它那些屋顶平坦的房子和市场，飘过它那些迷宫似的、通向一片片沙漠的狭窄街道。

“他多数时间都处于麻醉状态。不然会很痛，这你明白的。但当麻醉药的药效消退时，他也有头脑清楚的时候。很痛，但头脑清楚。我会躺在病床上跟他聊天。我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想他很高兴有个祖国同胞在他身边。

“多数时候是我在说话。他说话挺费劲的。他的嗓音嘶哑，我想他的嘴唇动起来会发痛。就这样，我跟他说起我的女儿，说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房子，我跟我的小舅子正在那座房子后面盖一条走廊。我告诉他我卖掉了喀布尔的商店，打算回来完成移民手续。我说的话不多。但最少能让他分心。至少，我希望能让他分心。

“有时候他也说话。有一半时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一个大概。他跟我描绘他住的地方。他说起他在加兹尼的叔叔。他母亲的厨艺和他父亲的木工手艺，还说他父亲会弹手风琴。

“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你的事情，小姐。他说你是——他怎么说来的——他最早的记忆。我想应该是这样吧，是的。我能看出来他非常关心你。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说他很高兴你不在那儿。他说不希望你看到他那副样子。”

莱拉又觉得双脚沉重，牢牢地钉在地面上，似乎她全身的血突然间都倾注到那儿去了。但她的思绪却在远方，自由地飘荡着，像一枚飞速前进的导弹，冲离喀布尔，飞过棕色的崇山峻岭，飞过散布着一丛丛鼠尾草的沙漠，穿越红色岩石犬牙交错的峡谷，飞过白雪盖顶的山峰……

“我跟他说我要回喀布尔，当时他请我来找你。跟你说他一直在想着你。说他思念你。我答应他我一定做到。你也能看出来，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有教养的男孩。”

阿卜杜拉·沙里夫用手帕擦了额头。

“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他一边接着说，一边继续摆弄那个结婚戒指，“我想应该是晚上吧，在那些地方可说不清楚。太阳出来，太阳下山，里面的人都看不到。但我醒了过来，我旁边那张病床周围有一阵骚动。你一定要明白，当时我也被麻醉了，总是不停地醒过来昏过去，所以很难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到的。我只记得医生围着那张病床，一会喊这个，一会喊那个，警报器响个不停，地板上到处都是针管。

“第二天，那张病床空了。我问了护士。她说他很勇敢地搏斗，但输给死神了。”

莱拉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正在点头。她已经知道了。她当然已经知道了。自从她在这个男人对面坐下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要带给她什么消息。

“起初，你知道吗，起初我甚至觉得没有你这个人，”这时他在说话，“我以为那是他麻醉之后说的胡话。也许我当时甚至希望没有你这个人；我一直害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但我答应过他。再说了，就像我说的，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几天之前，我来到了这里。我在附近打听你，跟一些邻居聊天。他们让我到这座房子来。他们还跟我说起你父母的遭遇。我听了之后，嗯，我转身离开了。我不想告诉你。我想你肯定会受不了的。谁都受不了。”

阿卜杜拉·沙里夫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放在莱拉的膝盖上。“但我还是回来了。因为，最后我觉得他会希望你知道的。我相信这一点。我很抱歉。我希望……”

莱拉再也听不进去了。她想起了那一天，有个从潘杰希尔来的人到她家报丧，说艾哈迈德和努尔已经阵亡。她记得爸爸脸色苍白，瘫倒在沙发上；妈妈听到噩耗的时候，猛地用手掩住嘴巴。那天，莱拉亲眼见到妈妈情绪失控，她自己吓坏了，但并不真的感到难过。她当时并不理解妈妈的丧子之痛有多深。如今，另外一个陌生人带来了另外一个人的死讯。如今，坐在椅子上的人正是她。那么，这是她的报应吗？惩罚她曾经对亲生母亲的悲痛无动于衷？

莱拉记得妈妈如何瘫倒在地、如何尖叫起来、如何抓住她自己的头发。但莱拉却连这副样子都做不出来。她几乎不能动弹。她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

她没有像妈妈那样，而是坐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上，眼神迷茫，任由自己的思绪翻飞。她任由它翻飞，直到它找到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好地方，那儿的麦田绿油油，那儿的流水很清澈，成千上万的杨絮在空中飞舞；爸爸在那儿的合欢树下面看着书，塔里克双手交叠在胸前睡午觉，而她在那儿把双脚伸进沟渠中，在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古代石头神像的凝视之下做着美梦。

第二十九章

玛丽雅姆

“我很遗憾。”拉希德对女孩说，他看也不看玛丽雅姆，把那碗炒饭和肉丸从她手中接过去。“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你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自从你们小时候开始。这太悲惨了，这件事。以这种方式死去的阿富汗青年男子太多了。”

他不耐烦地抬了一下手，眼睛依然望向女孩，玛丽雅姆递给他一块餐巾。

这么多年来，他吃饭的时候，玛丽雅姆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使劲地咀嚼着，太阳穴一起一伏，一只手把米饭捏成小饭团，用另外一只手的手背去擦掉嘴角的油脂和粘在上面的饭粒。这么多年来，他吃饭的时候从不抬头，从不说话；吃完之后，他会沉默地板着脸，仿佛正要作出什么审判；接着会责备地哼一声，要么是不满地啪嗒一下舌头，或者用一个字索取更多的面包、更多的水。

现在吃饭的时候，他拿着调羹。使用餐巾。想要水的时候说“劳驾”。谈话。兴高采烈，说个不停。

“照我说啊，美国把枪给古勒卜丁是给错人了。中央情报局在八十年代给了他很多枪，支持他抗击苏联人。苏联人走了，但枪还在他手里啊，现在他把枪口对准一些像你父母这样的无辜百姓。他还说这是圣战呢。太讽刺了！杀害妇女儿童跟圣战有什么关系呢？要是中央情报局当年扶植的是马苏德将军就好了。”

玛丽雅姆情不自禁地扬了扬眉毛。马苏德将军？在她的脑海中，她能听见拉希德对马苏德破口大骂，指责他是卖国贼。但话说回来，马苏德是个塔吉克人，当然了。和莱拉一样。

“喏，他才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家伙。一个值得尊敬的阿富汗人。一个真正对和平解决感兴趣的人。”

拉希德耸了耸肩，叹一口气。

“可是在美国没有人在意这些，我跟你说。他们怎么会在乎普什图人、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正在自相残杀呢？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区分这几个种族呢？照我说，指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是没戏了。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我们只能自生自灭。对他们来说，阿富汗是一个粪坑。请原谅我说粗话，但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呢，亲爱的莱拉？”

女孩含混地说了几句话，搅着碗里的一粒肉丸。

拉希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她刚才说的是他听过最为聪明的话。玛丽雅姆只好望向别处。

“你知道吗，你的父亲，真主让他安息，你的父亲和我常常讨论这样的问题。当然，那是你出世之前的事情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政治，也会聊到一些书籍。对吧，玛丽雅姆？你记得的。”

玛丽雅姆赶忙喝了一口水。

“反正，我希望这一通关于政局的长篇大论没有让你觉得厌烦。”

后来，玛丽雅姆在厨房，用肥皂水浸泡餐具的时候，心中出现了一个极其伤人的疑问。

它无关乎拉希德所说的话，无关乎那些无耻谰言和惺惺作态，甚至无关乎这样一个事实：自他把女孩从那些砖块下面挖出来之后，他还没跟她——玛丽雅姆——打过招呼。

让玛丽雅姆产生疑问的是那一通假模假样的演说，像唱戏一样。他既狡猾又可怜地企图感动莱拉。吸引莱拉。

突然之间，玛丽雅姆知道她的怀疑是对的。她如遭五雷轰顶，心中充满了恐惧；她知道正在她眼前上演的，恰恰是一场求爱的好戏。

玛丽雅姆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他的房间。

拉希德点燃了一根香烟，说：“有何不可？”

玛丽雅姆立刻就知道自己一败涂地了。她刚才怀着一半期待，一半希望，以为他听到她的质问之后，将会矢口否认一切，佯装大吃一惊，甚至说不定还会大发雷霆。那她或许能占到上风。她也许能如愿以偿地让他感到羞愧。但他冷静地承认了，不动声色，令她勇气顿消。

“坐下。”他说。他躺在床上，背靠墙壁，一双粗壮的长腿伸在床垫之上。“在你昏倒之前坐下来，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玛丽雅姆木然地在他床边的折叠椅上坐下。

“把烟灰缸给我，好吗？”他说。

她听从了。

拉希德今年至少六十岁了吧——玛丽雅姆心想，实际上，拉希德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纪。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依然和过去一样粗硬。他的眼睑下垂，脖子长满皱纹，皮肤粗糙，也有点下垂。他的脸颊比过去更松弛了一些。每天早上，他的背会稍微有点驼。但他依然有着宽厚的肩膀，粗壮的身体，强劲有力的双手，和一个比他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先进入房间的隆起腹部。

总的来说，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年来自己衰老了不少，相比之下，他的情况好得太多了。

“我们需要让这种情况变得合法。”这时他说，把烟灰缸摆在他的肚子上。他嘟起嘴唇，做出一个可笑的亲吻状。“人们会说三道四的。一个未婚的少女住在这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将会败坏我的名声。她的名声。我想还可以加上你的。”

“十八年了，”玛丽雅姆说，“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一件事。一件都没有。现在我有事要求你。”

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将它呼出来。“她不可能仅仅是住在这儿，如果你想提出这个建议的话。我不能继续给她饭吃，给她衣服穿，给她地方睡觉。我不是红十字会，玛丽雅姆。”

“但这样？”

“这样怎么了？怎么了？你以为她太年轻了？她十四岁了。算不上是孩子了。你当年十五岁，还记得吗？我母亲在十四岁那年怀上我。她十三岁就结婚了。”

玛丽雅姆带着轻蔑和无助，木然说道：“我……我不希望这样。”

“这件事不需要你同意。只要她情我愿就行了。”

“我太老了。”

“她太年轻了，你太老了。这些都是屁话。”

“我是太老了。老得你都不肯这样对待我。”玛丽雅姆说，她用拳头紧紧地攥住她的裙子，紧得双手直发抖。“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都不肯把我当成妻子。”

“别这么激动。这是常见的事，而且你也知道的。我有的朋友娶了两个、三个、四个妻子。你自己的父亲就娶了三个。再说了，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认识的人大多早就做过了。你知道我说的不假。”

“我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听到这句话，拉希德阴郁地笑起来。

“那有另外一个选择，”他说，用粗糙的脚跟摩擦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底，“她可以离开。我不会挡住她的路。但我怀疑她走不了多远。没有食物，没有水，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处都有子弹和火箭弹在飞来飞去。她可能被拐卖、强奸，或者被人割开喉咙，扔进路边的臭水沟。也可能同时遭遇这三种情况。你认为她能撑多久呢？”

他咳嗽起来，调整了背后靠着的枕头。

“相信我，玛丽雅姆，外面那些道路太险恶了。每一个拐角处都有军犬和强盗。我相信她没那么走运，肯定没有。但就算她奇迹般地到达白沙瓦，那又怎样呢？你知道那些难民营是什么样子吗？”

他从一道烟柱后面盯着她。

“人们生活在纸板搭起来的破棚子下面。肺结核，痢疾，饥荒，犯罪。这些都是冬天之前的情况。然后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肺炎。人们变成冰柱。那些难民营变成寒冷的坟墓。”

“当然，”他甩了一下脑袋，带着戏谑说，“她可以在白沙瓦的妓院里面取暖。我听说那儿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她长得那么好看，应该能发一笔小财的，你说呢？”

他把烟灰缸放在床头柜上，双腿甩到床边。

“看吧，”他带着胜利者特有的抚慰口气说，“我知道你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怪你。但这是最好的选择。你肯定会明白的。你想想看，玛丽雅姆。我给你带来一个帮忙打理家务的人，也给她一个栖身之所。一个家庭和一个丈夫。这些日子，顺其自然吧，女人需要丈夫。你没注意到所有的寡妇都睡在马路上吗？她们会为了这个机会去杀人的。实际上，这是……嗯，我觉得这完全体现了我的仁慈。”

他笑了起来。

“在我看来，我应该得到一块奖牌。”

稍后，在黑暗中，玛丽雅姆告诉了女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女孩什么都没说。

“他希望明天早上得到答案。”玛丽雅姆说。

“他现在就可以得到，”女孩说，“我的答案是，我愿意。”

第三十章

莱拉

隔日，莱拉一整天都没起床。那天早上，拉希德把头伸进来，说他要去理发，当时她盖着毛毯。那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给她看他的新发型、那套新买的二手西装——蓝色的，带着乳白色的线条——还有他买给她的结婚戒指，她还在床上。

拉希德挨着她在床上坐下，煞有介事地慢慢解开彩带，打开盒子，仔细地将戒指拿出来。他还透露说，为了买这个戒指，他把玛丽雅姆那个旧的卖掉了。

“她不在乎的。相信我。她甚至不会发现。”

莱拉缩到床铺的另一端。她能听见玛丽雅姆在楼下熨衣服发出的嘶嘶声。

“反正她也从来不戴。”拉希德说。

“我不想要它，”莱拉虚弱地说，“不要这种东西。你得把它退回去。”

“退回去？”一抹不耐烦的神色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露出笑脸。“我还加了一些钱的——实际上，加了不少钱。这是一个更好的戒指，22K的黄金。感觉一下有多重？来吧。感觉一下。不要啊？”他盖上盒子。“鲜花怎么样？那也很好。你喜欢花吗？你有最喜欢的吗？雏菊？郁金香？丁香？不要花啊？太好了！我也觉得要花没意思。我只是觉得……喏，我认识德马赞区一个裁缝。我在想明天我可以带你去那边，让他给你做条合身的裙子。”

莱拉摇摇头。

拉希德扬起了眉毛。

“我只想尽快……”莱拉说了起来。

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脖子上。莱拉忍不住发抖和畏缩。被他触碰的感觉就跟光着身体穿潮湿而且扎人的旧毛衣一样。

“怎么？”

“我只想尽快把事情办好。”

拉希德张开嘴巴，接着笑了起来，露出满口黄牙。“那最好不过了。”他说。

阿卜杜拉·沙里夫来访之前，莱拉曾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去巴基斯坦。现在莱拉认为，就算在阿卜杜拉·沙里夫来报丧之后，她也可能已经一走了之。去某个远离这儿的地方。让她自己离开这座城市，这儿的每个街角都是陷阱，每条小巷都藏着一个会出其不意地朝她跳出来的鬼魂。她可能冒死也要走出去。

但是，突然之间，离开不再是一个选择。

因为她每天呕吐。

因为她的乳房新近变得丰满起来。

还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月经竟然停了。

莱拉想像自己身处难民营，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临时竖起的支柱上挂着几千张塑料布，在刺人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在草草搭建而成的帐篷之下，她看到她的婴孩，塔里克的婴孩，看到它面容消瘦，下巴松垮，皮肤布满灰蓝色的斑点。她想像在这片北风凛冽的土地上，一群陌生人挖了个地洞，然后擦洗它的小小身体，给它穿上茶色的寿衣，在几只秃鹰失望的注视之下，将它放进洞中。

现在她如何能够跑开？

莱拉凄凉地想起她生命中的人。艾哈迈德和努尔，死了。哈西娜，走了。吉提，死了。妈妈，死了。爸爸，死了。现在塔里克……

但是，奇迹般地，她原来的生活还有一点东西留存下来，在她变得如此彻底地孤独之前，她和曾经出现在她生命中的那个人还有最后一丝关联。塔里克的一部分仍在她体内活着，萌发出细小的手臂，生长出晶莹的双手。这是塔里克和原来的生活给她留下的惟一，她如何能带它去冒险？

她匆忙作了个决定。自从她和塔里克发生关系到现在，已经六个星期过去了。再迟的话，拉希德会产生怀疑的。

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光彩的。不光彩的，虚伪的，可耻的。对玛丽雅姆尤其不公平。但即使她体内的婴儿仍只不过只有一颗桑葚那么大，莱拉已经知道身为母亲的她必须牺牲什么东西。品德只是第一件罢了。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闭上了眼睛。

莱拉将会零零碎碎地记得那一场悄然的婚礼。拉希德的西装上的奶白色条纹。他的发胶的刺鼻气味。他的喉结上刮胡子刮破的细小伤口。他给她戴上戒指时那些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钢笔。它写不出字来。寻找一支新的钢笔。婚约。签字，他的坚定的手，她的颤抖的手。祷告。在镜子中发现拉希德修剪过他的眉毛。

还有，在屋子里某个角落，玛丽雅姆在看着。玛丽雅姆的反对让她觉得呼吸艰难。

莱拉鼓不起勇气去看这个比她老的女人的眼睛。

那天晚上，她躺在他那床冰冷的被子之下，看着他把窗帘拉起来。甚至在他的手指解开她的衬衣纽扣、拉开她裤子的细绳之前，她就已经浑身发抖了。他很兴奋。他的手指摸索着去脱掉他自己的衬衣，解开他的皮带。莱拉清楚地看到他那皮肤松弛的胸膛，突出来的肚脐，肚脐中间蓝色的小血管，胸前几撮白色的粗毛，他的肩膀，他的上臂。他感觉到他的眼光在她身上到处游走。

“天哪，我想我爱上你了。”他说。

她牙齿打战，请求他把灯关掉。

后来，等到确信他已经睡着之后，莱拉悄悄把手伸到床垫之下，拿出一把她早先藏在那儿的小刀。她拿着刀，划破自己的食指。然后她掀起毛毯，让手指的血滴在被单上那个他们刚才一起躺着的地方。

第三十一章

玛丽雅姆

白天的时候，女孩无非是头顶吱嘎的弹簧床响声，急促的脚步声。她是浴室中的泼水声，或者是楼上卧室的茶匙敲击玻璃杯的叮当声。有时候，她是玛丽雅姆眼角余光看到的东西：裙子摆动，匆匆前进的碎步，抱在胸前的双臂，扑打着脚后跟的拖鞋。

但她们终究无法避免碰到对方。玛丽雅姆在楼梯上、狭窄的走廊中、厨房里碰到女孩，有时她从院子走进屋里也会在门口碰到她。每当她们这样相遇的时候，她们之间就会充满尴尬的紧张气氛。女孩提起裙子，低声说出一两个字的道歉；当她匆匆走过时，玛丽雅姆会瞟她一眼，看见她脸上的红晕。有时候她能嗅出女孩身上有拉希德的味道。她能嗅出女孩的皮肤上有他的汗酸味、烟草味和情欲的气息。谢天谢地，在她自己的人生中，性生活这一章已经结束了。玛丽雅姆早就觉得那些躺在拉希德身下的难受的过程很恶心，现在她甚至只要一想起来就反胃。

然而，晚上的时候，她无法和女孩跳起这场两人共同编排的躲避之舞。拉希德说他们是一家人。他坚持认为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必须一起吃饭，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手指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和女孩成婚之后，隔了一个星期，他就再也不玩那套刀叉游戏了。“难道我娶了两身石像吗？说话，玛丽雅姆，跟她说几句话。你的礼节哪儿去了？”

他吮吸着一块骨头的骨髓，对女孩说：“不过你也别怪她。她不爱说话。这是美德，真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话要说，最好还是少开口。我们是城里人，你和我，但她是乡下人。农村的女孩。甚至连农村的女孩也算不上。她是在农村之外一座用泥土盖的小茅屋里面长大的。她父亲把她放到那里。你没告诉她吗，玛丽雅姆，你没跟她说过你是哈拉米吗？嗯，她真的是。但话又说回来，她也并非一无是处。你将会亲眼看到的，亲爱的莱拉。首先，她身体很强壮，是一个好工人，一点要求都没有。我可以打个比方：如果她是轿车的话，那么她是一辆伏尔加。”

玛丽雅姆这时已经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了，但那个词，哈拉米，依然让她觉得心痛。听到这个词，她觉得自己是一条害虫，一只蟑螂。她记得娜娜抓住她的手腕。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至于你，”拉希德对女孩说，“你就不一样了，你应该是一辆奔驰。全新的、第一流的、闪闪发亮的奔驰。哇。哇。不过。不过。”他竖起一根满是油脂的食指，“人们必须小心……照顾……一辆奔驰。你知道的，因为要尊重它美丽的外观和精湛的工艺嘛。啊，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汽车的话，你们肯定觉得我疯掉了。我不是说你们是轿车。我只是在打比方而已。”

说完之后，拉希德把他捏好的一个饭团放在盘子里。他表情严肃，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下方，双手在他的饭菜上面晃来晃去。

“人们不该说死者的坏话，更别提死者还是为国牺牲的烈士。我想让你知道，我这么说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但我对你父母——愿真主宽恕他们，让他们得以进入天堂——那么……嗯，那么娇惯你……的方式确实有所保留。对不起。”

女孩脸上闪过的那一抹冰冷而憎恨的神色没能逃过玛丽雅姆的眼睛，但他低着头，所以没有注意到。

“没关系啦。关键在于，现在我是你的丈夫，所以我要守护的不仅是你的名声，还有我们的名声，没错，我们的名誉和尊严。这是丈夫的责任。你让我对此很担心。拜托。至于你，你是皇后，这座房子就是你的宫殿。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请玛丽雅姆帮忙，她会帮你做好的。对吧，玛丽雅姆？如果你想要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我会买给你的。你知道的，我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丈夫。

“我只有一个要求，嗯，这个要求很容易做到。我要求你不得在没有我陪同之下离开这座房子。就这样。很简单，对吧？如果我不在家，你突然需要某些东西，我说的是绝对必需的东西，而且不能等到我回来，那你可以指派玛丽雅姆，她将会出去，替你把它拿回家。你肯定注意到我对待你们两个有区别。嗯，人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驾驶一辆伏尔加和一辆奔驰。那样的话就太蠢了，对吧？我还要求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必须穿上布卡。当然，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这样最好了。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下流男人太多了。那么多猥亵的念头，甚至连结了婚的女人也有人朝思暮想地渴望玷污她们。好了。就这么多。”

他咳嗽一声。

“我想说的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雅姆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说到这里，他匆匆瞟了玛丽雅姆一眼，毒辣的眼光让玛丽雅姆觉得好像被一只铁鞋踢中太阳穴。“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我不信任你。恰恰相反。坦白说，你比你的年龄聪明多了，聪明得让我吃惊。但你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亲爱的莱拉，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的女人会作出一些倒霉的选择。她们容易红杏出墙。反正，玛丽雅姆将会负上这个责任。如果你犯了什么错误……”

拉希德不停地说啊说。他那些专横独断的言语像轰炸喀布尔的火箭弹一样落在她们身上，玛丽雅姆只是静静地坐着，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女孩。

有一天，玛丽雅姆从院子里的晾衣线收起拉希德的几件衬衣，然后在客厅里把它们折起来。她不知道女孩在门口站了多久，但当她提起一件衬衣，转过身的时候，发现女孩就站在那儿，双手捧着一杯茶。

“我没想到要吓你，”女孩说，“对不起。”

玛丽雅姆只是盯着她看。

太阳照射着她的脸庞，照耀着她那双绿色的大眼睛和光滑的额头，照耀着她那高高的颧骨和两道迷人的浓眉；她的眉毛一点都不像玛丽雅姆自己的那样稀疏而平凡。她那头黄色的秀发，这个早晨没有梳理，从中间分开。

女孩捧着茶杯的姿势很生硬，肩膀绷得紧紧的，玛丽雅姆看得出她很紧张。她想到女孩坐在床上鼓起勇气的画面。

“树叶正在变颜色，”女孩讨好地说，“你注意到了吗？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当人们在他们的花园焚烧落叶时，我喜欢那股秋天的味道。我母亲，她最喜欢的是秋天。你认识我母亲吗？”

“不是很熟。”

女孩把一只手放在耳朵后面。“你说什么？”

玛丽雅姆提高了嗓音。“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母亲。”

“哦。”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想……那天晚上他说的那些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说这件事。”玛丽雅姆打断了她的话头。

“好啊，说吧。”女孩诚恳地说，甚至还带着一丝渴望。她向前踏上一步。她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屋外，一只黄鹂正在啾啾叫。有人正在推着一辆车，玛丽雅姆能听见它的滚轴发出的嘎嘎声，还有它的铁轮滚过地面的辘辘声。从一个不是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枪炮声，先是一声枪响，跟着又响了三次，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会当你的仆人，”玛丽雅姆说，“我不会。”

女孩吓得身体一缩。“别这样。我也不想！”

“你可能是这座宫殿的皇后，而我是一个乡下人，但我不会听从你的命令。你可以向他抱怨，他可以割断我的喉咙，但我不会服侍你。你听到我说的吗？我不会当你的仆人。”

“别这样！我不希望……”

“如果你想利用你的外貌来把我赶走，那你就错了。我先来到这里。我不会被赶出去。我不会让你把我赶出去。”

“我没想过要那样。”女孩虚弱地说。

“我看到你的伤口现在已经痊愈了。所以你应该开始分担一些家务……”

女孩连忙点头。有一些茶水泼了出来，但她没有注意到。“是的，这是我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来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好了，我不会照顾你的，”玛丽雅姆断然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会两面三刀，偷走我的丈夫，我就不会喂你吃东西，给你洗衣服，也不会照顾你的病情。”

“偷……”

“做饭和洗碗还是我来做。你得洗衣服和拖地板。其他的家务我们每天轮流做。还有一件事。我不用你陪着我。我不想要你陪着我。我希望一个人独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会管你。这就是我们以后相处的方式。这些都是规则。”

说完之后，她的心怦怦跳，觉得唇干舌燥。玛丽雅姆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从来没有如此坚定地说出她的意愿。这本来是扬眉吐气的事情，但女孩的眼睛泪水涟涟，神情萎靡不振，不知道怎么回事，玛丽雅姆从这场爆发中得到的满足感减弱了，而且觉得有些负疚。

她把那几件衬衣递给女孩。

“不要把他们放在衣柜里，放在梳妆台上。他喜欢白色的放在上面的抽屉，剩下的和袜子一起放在中间的抽屉。”

女孩把茶杯放在地板上，伸出手去捧衬衣。“我为这一切向你道歉。”她说。

“你本来就应该，”玛丽雅姆说，“你本来就应该觉得对不起我。”

第三十二章

莱拉

莱拉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妈妈心情很好，请邻居到家里聚会。那些女人坐在花园中，吃着一盘新鲜的桑葚，那是瓦吉玛从她家院子的桑树上摘下来的。那些丰腴多汁的桑葚是粉红色的，有一些是暗紫色的，和瓦吉玛鼻子上冒出来的细小血管一个颜色。

“你们有没有听说他死过一个儿子？”瓦吉玛说，费劲地将又一把桑葚往她那松垮的嘴巴里面塞。

“淹死的，对吧？”吉提的母亲妮拉说，“在加尔格哈湖，对吧？”

“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拉希德……”瓦吉玛竖起一根手指，点了点头，让她们等待她把桑葚吞下去，“你们知道他以前经常喝酒吗？那天他醉得发酒疯。是真的。我听说他醉了，还发酒疯。当时还是早上呢。等到中午的时候，他醉倒在一张长沙发上。你可以在他耳边开午炮，包管他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莱拉记得当时瓦吉玛伸手掩住嘴巴，打了个饱嗝，舌头在仅剩的几颗牙齿之间舔来舔去。

“剩下的你们也想像得到啦。那男孩跳进湖里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没隔多久人们看见他，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人们冲过去帮忙，有一半人去弄醒那个孩子，另外一半人去通知他的父亲。有人在男孩身上弯下腰，对他做那种……嘴对嘴的动作。但是没有用。他们全都看到了。那个男孩已经走了。”

莱拉记得瓦吉玛竖起一根手指，声音惋惜地发抖。“所以啊，神圣的《古兰经》禁止人们喝酒。因为醉鬼的罪行，总是由清醒的人来偿还。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莱拉跟拉希德说她怀上了孩子之后，脑里回荡着的正是这个故事。他立即跳上自行车，向一座清真寺骑去，祈祷生个男孩。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莱拉见到玛丽雅姆一直搅着碗里的一块肉。当拉希德兴高采烈地把消息告诉玛丽雅姆时——莱拉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欢快的残忍——莱拉也在场。玛丽雅姆听到之后，睫毛不断扑动。她的脸涨得通红。她愠怒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很凄凉。

后来，拉希德上楼去听他的收音机，莱拉帮玛丽雅姆收拾盘碗。

“我可想像不出来你现在是什么，”玛丽雅姆一边说，一边捡起饭粒和面包屑，“如果你过去是一辆奔驰的话。”

莱拉试着用欢快的语气和她说话。“一列火车？也许是一架很大的喷气机。”

玛丽雅姆挺直了腰板。“我希望你不要拿这个当作不干家务的借口。”

莱拉张开了嘴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提醒自己，在这件事上，玛丽雅姆是惟一无辜的一方。玛丽雅姆和肚子里的孩子。

后来，莱拉躺在床上，泪如泉涌。

怎么回事？拉希德想知道答案，扬起了下巴。她生病了吗？是胎儿吗，胎儿有问题吗？不是？

是玛丽雅姆欺负她了吗？

“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

“天哪，我要下去给她一点教训。她以为她是谁啊，那个哈拉米，对你……”

“别！”

他已经站起来了，她只得抓住他的前臂，把他拉回来。“别这样！不关她的事！她对我很好。我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会没事的。”

他在她身旁坐下，抚摸着她的脖子，喃喃自语。他的手慢慢沿着她的后背摸下去，然后又摸上来。他侧过身，猥亵地笑起来，露出满口的牙齿。

“那么，让我们来试试看，”他嗓音颤抖，低声说，“看我能不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起初，金黄色的叶子从那些树——那些还没有被砍下来当柴火的树——上纷纷飘落。然后阵阵猛烈的寒风刮了起来，扫荡过整个喀布尔。它们吹掉最后那些挂在树枝上的叶子，在暗棕色的群山的映衬之下，那些树看上去形如鬼魅。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很小，雪花飘落在地上不久就融化了。然后各条街道结了冰，雪花在众多屋顶积聚成堆，冰霜凝结的窗口也已被积起的雪花堵住一半。随着雪花而来的是风筝；风筝曾经是喀布尔冬季天空的统治者，如今这片领域已经被呼啸而过的火箭弹和战斗机所占领，它反倒成了胆怯的越境者。

拉希德不停地把战争的消息带回家，拉希德试图向莱拉解释各种不同的派别，但她被弄得稀里糊涂。沙耶夫和哈扎拉人战斗，他说。哈扎拉人和马苏德开火。

“当然了，他和得到巴基斯坦人支持的古勒卜丁厮杀。这两个人是死敌，马苏德和古勒卜丁。沙耶夫，他和马苏德站在一边。古勒卜丁暂时支持哈扎拉人。”

至于那个按兵不动的乌兹别克将军杜斯塔姆，拉希德说没有人知道他会站在哪一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杜斯塔姆和圣战组织一起抗击苏联人，但他叛变了，在苏联撤兵之后，他加入纳吉布拉的傀儡政府。他甚至还得到一块军功章，纳吉布拉亲自颁发给他的，后来他再次翻脸，重新加入了圣战组织。根据目前的情势，拉希德说，杜斯塔姆支持的是马苏德。

在喀布尔，尤其在喀布尔西部，炮火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一缕缕黑色的烟雾从积雪盖顶的建筑物上方袅袅飘散。大使馆关门大吉。学校停课。拉希德说，在医院的候诊室，受伤的人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而在手术室中，手脚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被切除。

“别担心，”他说，“跟我在一起你很安全，我的花儿。要是有人试图伤害你，我会把他的肝掏出来，逼他吃下去。”

那年冬天，不管莱拉转向哪个方向，总有墙壁挡住她的路。她渴望地想起儿时开阔的天空，那些和爸爸一起去看风筝大赛、陪同妈妈去曼戴伊市场购物的日子，那些和吉提、哈西娜一起自由自在地走在街头、谈论男孩的日子。那些和塔里克相处的日子，他们在某条溪流的堤岸上，屁股下面坐着一大片苜蓿，交换谜语和糖果，看着太阳下山。

但想起塔里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她把思念切断之前，她总是看到他躺在一张病床上，离家万里，烧伤的身体插满了管子。一阵撕心裂肺的哀痛将会从莱拉的胸膛升起，就像这些天不停地在她喉头翻滚的胆汁那样。她的双腿将会软弱无力。她得扶住某样东西才能站稳。

莱拉这样度过1992年的冬天：打扫房间，擦拭她和拉希德共享的卧房那四面南瓜色的墙壁，在屋外用大铜盆浆洗衣服。有时候，她仿佛灵魂出窍，在头顶看着自己，看到她自己蹲在铜盆旁边，衣袖卷到手肘，粉红的双手将肥皂水从拉希德的内衣上拧出来。她会茫然失措，四下环顾，好像一个逃过海难的幸存者，放眼望去看不到海岸，只有无穷无尽的海水。

每当天气太冷、不能到屋外去的时候，莱拉就在房子里面晃荡。她不洗脸，也不梳头，用一个指甲抵着墙壁，沿走廊走过去，又走回来，走下楼，又爬上来。她走啊走，直到撞见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冷漠地看她一眼，继续把一个甜椒的果柄切下来，将一块肉上面的脂肪割掉。房间中会充满一阵伤人的沉默，莱拉几乎能看到无言的敌意像沥青上蒸腾的热浪那样从玛丽雅姆身上发散出来。她会退回她的房间，坐在床上，看着纷飞的大雪。

有一天，拉希德带她去他的鞋店。

他们一起出门，拉希德走在她身边，一只手抓住她的手肘。对莱拉而言，到外面的街道上来变成了一种逃避伤害的活动。她的眼睛仍在适应布卡那栅格状的狭窄视野，她的双脚依然不断踩到裙边。她走路的时候总是担心会绊倒和摔倒，或者踩进地面的坑洼把脚崴了。尽管如此，掩盖了她的真面目的布卡依然给她带来一些安慰。这样的话，就算碰到她的老熟人，她也不会被认出来。她将无须看着他们为她沦落到如此地步、为她那些远大的抱负都已经烟消云散而露出惊奇、怜悯或高兴的眼神。

拉希德的鞋店比莱拉想像中的更加宽敞和明亮。他让她坐在那张凌乱的工作台后面，工作台上散落着废旧的鞋跟和一些用剩的皮料。他给她看他的铁锤，给她看砂轮是如何运转的，激昂的声音中充满了骄傲。

他摸了摸她的肚子，不是隔着衬衣摸，而是把手伸到衬衣下面，他的指尖像树皮般冰冷而粗糙，摸在她隆起的肚皮上。莱拉记得塔里克的手，柔软而有力；也记得他手上清晰可见的弯曲血管，她总是觉得那些血管很迷人，很有男子气概。

“肚子大得这么快，”拉希德说，“肯定是个男孩。我的儿子将会是一个英雄好汉！跟他父亲一样。”

莱拉拉下她的衬衣。他说出这样的话，让她心里充满恐惧。

“你跟玛丽雅姆相处得怎么样？”

她说她们相处得很好。

“很好。很好。”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她们已经真的打起架来了。

那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莱拉走进厨房，发现玛丽雅姆不停地打开抽屉，再用力把它们关上。玛丽雅姆说她在找一把她用来搅米饭的长木勺。

“你把它放哪里了？”她转过身来质问莱拉。

“我？”莱拉说，“我没碰过它。我很少到这里来。”

“我注意到了。”

“你这是在指责我吗？这是你自己想要的，你别忘了。你说一日三餐由你来做。但如果你想改变……”

“那你是说它生出几条腿自己走掉了。得。得。得。得。事情就是这样的，对吧？”

“我说的是……”莱拉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是在平时，她能够迫使自己忍受玛丽雅姆的嘲笑和指责。但那天她的脚踝肿了起来，脑袋发痛，心也疼得难受。“我说的是或许你把它放错地方了。”

“把它放错了？”玛丽雅姆打开一个抽屉。它里面的铲子和菜刀叮当做响。“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几个月？我在这座房子住了十九年，亲爱的小姑娘。自从你还把屎拉在尿片上的时候起我就把那把勺子放在这个抽屉里面了。”

“就算是这样，”莱拉说，她咬紧牙关，已经快抑制不住怒火了，“那也有可能是你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并且忘记了。”

“更有可能是你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来跟我捣蛋。”

“你真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莱拉说。

玛丽雅姆不由一愣，随即恢复了常态。“那你是一个婊子。婊子和小偷。偷东西的婊子，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她们大叫大嚷起来。她们举起了锅，但没有摔出去。她们用其他名字称呼对方，现在莱拉一想到那些名字就会脸红。自那以后，她们再也没说过话。莱拉依然为自己的情绪那么容易失控而感到震惊，但事实上，她内心的某个角落也喜欢这样，喜欢冲着玛丽雅姆叫嚷，咒骂她，为她积聚已久的愤怒和悲哀找一个发泄的目标。

莱拉有某种直觉，她觉得对玛丽雅姆来说，情况可能也是一样的。

吵完架之后，她跑上楼梯，躺到拉希德的床铺上。玛丽雅姆还在楼下大喊大叫：“你去死吧！你去死吧！”莱拉当时躺在床上，对着枕头不停地呻吟；突然间，她想起了父母，自从那枚火箭弹爆炸之后这些可怕的日子以来，她第一次如此深深地怀念他们。她躺在那儿，双手死死抓住床单，然后，始料未及的是，她呼吸变得艰难了。她坐起来，双手不断朝下抚着腹部。

肚子里的孩子刚刚第一次动了起来。

第三十三章

玛丽雅姆

1993年初春的一天清早，玛丽雅姆站在客厅的窗户旁边，看着拉希德陪着女孩走出房子。女孩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只手护着绷得紧紧的鼓起腹部。她的肚子大得隔着布卡也清晰可见。拉希德十分紧张，露出极度关心的神色，抓住她的手肘，像一个交通警察那样扶着她穿过院子。他做了一个在这儿等等的手势，冲到前门，一只脚把门踢开，然后挥手让女孩向前走。她走到他身边，他拉着她的手，扶她穿过大门。玛丽雅姆几乎能听到他的说话声：“当心脚下，喏，我的花儿。”

第二天傍晚，他们回来了。

玛丽雅姆看见拉希德先走进院子。他没把门完全推开就走进来了，门差点摔到女孩的脸。他三步并做两步，跨过院子。玛丽雅姆察觉到他脸上有一抹阴影，在黄昏的棕黄色光芒中黑着脸。进了房间，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在沙发上。他匆匆从玛丽雅姆身旁走过，粗暴地说：“我饿了。去准备晚饭。”

屋子的前门打开了。身在走廊的玛丽雅姆看到女孩，左手挽着一个襁褓。她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踏进来，顶着门板，以免它自行弹回去。她弯下腰，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伸手去拿刚才她为了开门而放在地上的一个装着随身物品的纸袋。她的脸因为用力而扭曲着。她抬起头，望着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转过身，走向厨房给拉希德热饭去了。

“就好像有人拿着螺丝刀在我耳朵里面转来转去。”拉希德揉着眼睛说。他站在玛丽雅姆房间的门口，双眼浮肿，只穿着长袍，松松垮垮地系着一条腰带。他满头白发蓬松而凌乱。“这哭声。我忍受不了。”

楼下，女孩抱着婴儿在房间中走来走去，试图唱歌哄她别哭。

“两个月了，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拉希德说，“房间闻起来像是下水道。粘了屎尿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昨天晚上我刚刚踩到一件。”

玛丽雅姆心里幸灾乐祸。

“把她带到外面去！”拉希德转过头，大声说，“你能把她带到外面去吗？”

歌声暂时停止了。“她会得肺炎的！”

“现在是夏天！”

“什么？”

拉希德咬牙切齿，提高嗓音说：“我说，外面很暖和！”

“我不会把她带到外面去！”

歌声重新响起。

“有时候，我对天发誓，有时候，我真想把那个东西放进一个盒子，让她在喀布尔河里面漂流。就像摩西小时候一样。”

女孩给女婴起了个名字叫阿兹莎，就是宝贝的意思。但玛丽雅姆从未听拉希德这样称呼过他的女儿。他总是叫她那个婴儿，每当他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就会叫她那个东西。

有些夜晚，玛丽雅姆会偷听他们争吵。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们房门外面，听着他责怪婴儿——总是婴儿——无休无止地哭喊；抱怨气味太难闻、玩具绊了他的脚；还埋怨莱拉不停给婴儿喂食、换尿布，抱着她起来走路，都顾不上搭理他。女孩则反过来责骂他在房间里面吸烟，不让婴儿跟他们一起睡。

还有其他一些争吵他们压低了声音。

“医生说六个星期。”

“还没好，拉希德。不行。放开我。快点。别这样。”

“都两个月了。”

“嘘。别吵。你会吵醒孩子的。”然后声音变得更加严厉。“这下你高兴了？”

玛丽雅姆会悄悄走回自己的房间。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这时拉希德说，“你肯定可以帮忙做点什么事情的。”

“我哪里知道怎么照顾孩子啊？”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你能把瓶子拿下来吗？就放在梳妆台上。她不肯吃奶。我想再试试那个瓶子。”

婴儿哭喊声越来越响，听上去极其刺耳。

拉希德闭上双眼。“那个东西是一个军阀。古勒卜丁。我告诉你，莱拉生了一个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玛丽雅姆冷眼旁观，看着女孩整天忙于给婴儿喂食，抱着她摇摇晃晃，来回走动，哄她睡觉。就算婴儿睡着了，也还有一大堆脏尿布等着女孩去浆洗。在女孩的坚决要求之下，拉希德买回来一些消毒水，女孩把尿布洗过之后，就会浸泡在滴了消毒水的木桶里面。她还得用砂纸把指甲磨钝，还有很多外套和睡衣等着她去洗净和晾干。那些衣服，和其他关于婴儿的事情一样，也成了他们争吵的理由。

“它们怎么啦？”拉希德说。

“它们是男孩的衣服。给男孩穿的。”

“你以为她懂得区分啊？为了买这些衣服，我可花了不少钱。还有啊，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警告你。”

女孩会在一个黑色的铁盆中点上火，撒进一把芸香的种子，让袅袅升起的烟雾朝婴儿的方向飘过去；她用这种方式来辟邪，每周一次，从不间断。

看着女孩这样忙上忙下，玛丽雅姆真替她觉得累——必须承认的是，暗地里也觉得有一点点羡慕。她惊奇地发现，就算女孩为了哄婴儿而彻夜未眠，隔日早晨醒来的时候肤色苍白，但她那双惺忪的睡眼中依然会闪烁着慈爱的光芒。每当婴儿放屁的时候，女孩会笑个不停。婴儿身上哪怕最细小的一点变化，也会让她着迷；而她若有什么发现，总会大声地说那真是少见的奇迹。

“快看！她伸手去拿拨浪鼓耶！她太聪明了。”

“那我来打电话向报社报料。”拉希德说。

每一天晚上都有展演。女孩坚持让拉希德抬头看，拉希德会抬起下巴，不耐烦地沿着布满蓝色血管的鹰钩鼻朝下投去一瞥。

“快看。我一打响指她就笑了。喏。看到吗？你们看到了吗？”

拉希德会哼一声，继续埋头大吃。玛丽雅姆还记得从前女孩只要一现身，他就会点头哈腰。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乐不可支，大感兴趣，从盘子抬起头来点头称是。

奇怪的是，女孩的失宠本应让玛丽雅姆觉得很高兴，给她带来报仇雪恨的快感。但它没有。它没有。玛丽雅姆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女孩生出了怜悯。

晚饭之后，女孩会不断地大惊小怪起来。首先，婴儿每一声小小的咳嗽，都会令女孩怀疑她是不是得了肺炎。每当她发现婴儿拉稀，总担心是不是患了痢疾。皮肤上的每个红点都是水痘或者麻疹。

某天晚上，拉希德说：“你不该投入这么多的感情啦。”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我在听收音机。美国之音。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他们说在阿富汗，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活不过五岁。他们是这么说的。喏，他们……什么？什么？你要去哪里？回来。马上回来这里！”

他茫然地望了玛丽雅姆一眼。“她怎么回事？”

那天夜里，当玛丽雅姆躺在床上的时候，吵架又开始了。那是一个夏夜，又干又热，是典型的喀布尔萨拉坦之月[1]的气候。早先玛丽雅姆打开窗户，但飘进来的没有凉风，只有蚊子，所以她又关上了。她能感觉到热气从屋外的地面升起来，穿过院子里的厕所那些发黄的木板，沿着墙壁一路升起，进入她的房间。

平时他们吵几分钟就结束了，但半个小时过去，争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变得越来越激烈。玛丽雅姆能听见拉希德的叫嚷声。女孩的声音比他的低一些，颤抖着说了几句。接着传来了婴儿的啼哭。

然后玛丽雅姆听见他们的房门砰地打开的声音。等到第二天早上，她将会发现走廊的墙壁上多了一个门把手的圆印。这时她的房门猛地被推开，拉希德走进房间，她在床上坐了起来。

他穿着白色内裤，还有一件和内裤配套的内衣，腋下的部位有发黄的汗渍。他脚下趿着一双拖鞋。他手中提着那条为了他和女孩的成婚仪式而买回来的棕色皮带，皮带打孔的一头缠在他的拳头上。

“这是你干的好事。我知道的。”他咆哮着，向玛丽雅姆走过来。

玛丽雅姆溜下床，连忙倒退。她的双手本能地交叉在胸前——他经常先打她这个部位。

“你在说什么？”她慌张地说。

“她反抗我。肯定是你教她的。”

这么多年来，玛丽雅姆已经学会了横下一条心，忍受他的轻蔑和责骂，他的嘲弄和斥责。但她依然没能控制这种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他做出这副样子，狞笑着，拉紧系在拳头上的皮带，血红的双眼露出凶光，把皮带扯得啪啪响，玛丽雅姆依然害怕得浑身发抖。她好比一只被关进老虎笼子的山羊，而拉希德就是那只咆哮着准备大开杀戒的老虎。

这时女孩也走进了房间，她瞪大了双眼，脸庞扭曲着。

“我早该知道你会教坏她。”拉希德朝玛丽雅姆吐口水。他挥起皮带，在自己的大腿上试了一下力道。皮带扣一阵叮当响。

“别这样，别！”女孩说，“拉希德，你不能这样。”

“回你的房间去。”

玛丽雅姆又向后退。

“不！你别这样！”

“现在就回去！”

拉希德又举起了皮带，这次甩向玛丽雅姆。

接着，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女孩向他扑过去。她用两只手抓住他的手臂，使劲地往下拉，但拉希德的力量带得她双脚离地。她成功地拖慢了拉希德走向玛丽雅姆的脚步。

“放开我！”拉希德大叫。

“你赢了。你赢了。别这样。求求你，拉希德，别打她！求求你别这样！”

他们就这样挣扎着，女孩挂在拉希德手臂上，苦苦哀求，拉希德试图将她甩开，死死地盯着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则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玛丽雅姆知道她不用挨打了，当天晚上不用。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又那样站了一会，手臂高举，胸膛一起一伏，额头上渗出一大片汗水。慢慢地，拉希德放下了手臂。女孩双脚落地，但还是不肯松手，好像信不过他似的。他只得猛然把手臂缩回去，摆脱她的纠缠。

“我警告你，”他说，把皮带甩到肩膀上，“我警告你们两个。这里是我的房子，我不会被你们愚弄的。”

他恶狠狠地看了玛丽雅姆最后一眼，然后推了一下女孩的后背，走出了房间。

听到他们的房门关上，玛丽雅姆重新爬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下面，等待颤抖平息下来。

那天晚上，玛丽雅姆醒了三次。第一次是西边的火箭弹爆炸声，从卡德察区方向传过来的。第二次是楼下的婴儿哭喊声，女孩的嘘嘘声，调羹碰撞奶瓶的叮当声。最后，口渴将她从床上拉起来。

楼下，客厅一片黑暗，只有一抹月光从窗户渗透进来。玛丽雅姆能听见一只苍蝇在某个地方嗡嗡叫，能看出屋角那个铁炉的轮廓，一根铁管从炉嘴突出来，斜斜地向上伸去，刚好伸到天花板下面。

玛丽雅姆向厨房走去，路上差点被某件东西绊倒。她脚下有一团东西。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她看到地板上铺了被子，女孩和她的孩子就躺在上面。

女孩侧过身子，睡得呼呼响。婴儿醒着。玛丽雅姆点亮了桌子上的煤油灯，蹲下身去。借着灯光，她第一次如此接近地看着这个婴儿：几撮黑色的头发，睫毛长长的褐色眼睛，粉红色的脸庞，嘴唇红得像熟透的石榴。

玛丽雅姆觉得这个孩子也在打量着她。她仰面躺着，脑袋歪向一边，专注地看着玛丽雅姆，眼光中混杂着高兴、迷惑和怀疑。玛丽雅姆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脸吓坏了她，但婴儿随即高兴地叫了一声，玛丽雅姆知道她的行为得到了欢迎。

“嘘，”玛丽雅姆低声说，“你会吵醒你母亲的，虽然她是半个聋子。”

婴儿的手捏成拳头。她把手升高，放下，颤抖着往自己的嘴巴塞去。婴儿吮吸着自己的手，对玛丽雅姆露出笑脸，一些细小的唾液泡沫在她嘴唇上闪闪发亮。

“看看你。你的样子多可怜呀，穿得像一个该死的男孩。而且天这么热，你还穿这么多。难怪你还醒着。”

玛丽雅姆揭开婴儿身上的毛毯，吃惊地发现下面还盖着一层，她啧啧有声，揭开第二层毛毯。婴儿轻松地咯咯笑起来。她像小鸟一样挥舞着双臂。

“好多了，对吧？”

玛丽雅姆正打算往后走，婴儿抓住了她的小指头。那些细小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它。她那些粘了口水的手指湿漉漉的，温暖而柔软。

“咕噜。”婴儿说。

“好啦，别这样，放开。”

婴儿抓着不放，又踢了踢腿。

玛丽雅姆把她的手指拉出来。婴儿露出笑脸，发出咯咯的声音。她又吮吸着她的指节。

“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啊？嗯？你在笑什么？你没有你母亲说的那么聪明。你有一个畜生父亲和一个傻瓜母亲。你要是知道这些，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啦。你肯定不会的。快睡吧。快睡。”

玛丽雅姆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听到婴儿开始发出呃、呃、呃、呃的声音。玛丽雅姆知道她很快就要放声大哭，所以走了回去。

“干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婴儿笑了起来，露出没有牙齿的嘴巴。

玛丽雅姆叹了一口气。她坐下来，让婴儿抓着她的手指，看着婴儿吱吱叫，看着她把肉乎乎的小腿弯到屁股上，然后向空中踢去。玛丽雅姆坐在那儿，就这样看着婴儿，直到她不再动弹，开始发出轻微的呼呼声。

屋外，反舌鸟正在高兴地歌唱，这些歌唱家时不时飞起来，玛丽雅姆能够见到月光穿越云层，照射在它们的翅膀上，反射出闪闪的蓝色磷光。虽然她的喉咙渴得发焦，双脚酸痛得跟被千万根针刺着一样，她还是待了很久才把手指从婴儿的手中抽出，站起身来。

[1]萨拉坦即法尔西语中的“癌症”。萨拉坦之月指喀布尔每年最为炎热的6、7月。

第三十四章

莱拉

人世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莱拉最为喜欢的是躺在阿兹莎身旁，脸贴着她女儿的脸，看着她两个大瞳孔扩散和收缩。莱拉喜欢用指头抚摸阿兹莎那令人愉悦的柔软皮肤、那肉乎乎的指节和手肘。有时候，她让阿兹莎躺在她的胸膛上，对着她那柔软的小脑袋低声说起塔里克，这个将会和阿兹莎永成陌路、素昧平生的父亲。莱拉告诉她，他擅长解谜，喜欢恶作剧，非常淘气，动不动就哈哈大笑。

“他的睫毛最漂亮了，跟你的一样。还有好看的下巴、笔挺的鼻子和饱满的天庭。哎，你父亲很帅的，阿兹莎。他很完美。和你一样完美。”

但她极其小心，从来不提他的名字。

有时候，她发现拉希德以怪异至极的眼神看着阿兹莎。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磨着他脚上的鸡眼，漫不经心地问：“这个小东西像你们两个中的哪一个啊？”

莱拉茫然望了他一眼，仿佛听不明白似的。

“赖里和玛姬浓。你跟那个残废。这小东西是谁的？他和你？”

“他是我的朋友。”她说，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声音泄露天机。她拿起一个奶瓶，给婴儿冲调奶粉。“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拉希德把磨下来的东西放到窗台，在床上坐下。弹簧被压得吱嘎、吱嘎响。他叉开双腿，抓着胯下。“你们既然是……朋友，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做过什么出轨的事情啊？”

“出轨？”

拉希德若无其事地笑起来，但莱拉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冰冷而警惕。“喏，让我想想。对了，他有没有亲过你？也许把他的手放到他不应该碰的地方？”

莱拉身体一缩，她希望自己装出的确实是愤愤不平的样子。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都提到喉咙了。“对我来说，他就像哥哥。”

“那他是你哥哥还是朋友？”

“都是。他……”

“是哪个？”

“两个都是。”

“但哥哥和妹妹是好奇的生物。是的。有时候哥哥会让他的妹妹看他的小鸟，妹妹会……”

“你真恶心。”莱拉说。

“这么说你们之间没什么了。”

“我再也不想听你说起这个话题了。”

拉希德脑袋一歪，撇了一下嘴唇，点点头。“人们当时都在说三道四，你知道的。我记得。他们说了各种各样关于你们两个的话。但你现在说你们之间没有什么。”

她强迫自己盯着他。

他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她看了好久；莱拉觉得真难熬，她使劲握紧奶瓶，握得指节都变白了，只有这样，她才能鼓起勇气，让自己别发抖。

她一直在偷他的钱，她害怕要是被他发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自从阿兹莎诞生之后，趁他睡觉或者上厕所，莱拉会偷偷打开他的钱包，拿走一张阿富汗尼钞票，每个星期一次。有时候，如果钱包里面没多少钱，她就只拿一张五元的纸币，或者一分钱也不拿，因为担心他会发觉。如果钱包满满的，她会取走一张十元或者一张二十元的钞票，有一次她甚至还冒险拿了两张二十元。她在她那件格子冬大衣的衬里缝了一个暗袋，把钱都藏在里面。

要是得知自己打算明年开春——最晚到明年夏天——就逃跑，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莱拉心想。莱拉希望到时能存起来一千阿富汗尼左右，其中一半将会用来支付从喀布尔到白沙瓦的车费。前一年她还是拉希德的宫殿中的皇后，他给她买了一些珠宝。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她会把这些珠宝和结婚戒指一起拿去当铺换钱。

“反正，”他终于说话了，手指敲着他的腹部，“你可不能怪我。我是一个丈夫。这些都是丈夫想知道的事情。他那样死掉算走运的了。因为如果他还在这里，如果我来对付他……”他恶狠狠地吸进一口气，摇了摇头。

“不说死人坏话会怎样吗？”

“我就怕有些人还没有死透。”他说。

两天后的早晨，莱拉醒过来，发现她的卧室门口有一堆婴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那儿有一条连衣裙，胸口处绣着一些粉红色的小鱼；一条蓝色的印花羊毛裙子，还有相称的袜子和手套；几件黄色的睡衣，上面布满了胡萝卜色的圆点；还有几条绿色的棉布裤子，裤管下面缀着带圆点的花边。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拉希德一眼都不看阿兹莎，更没有注意到莱拉给她穿上了睡衣。他一边舔着嘴唇，一边说：“有人说杜斯塔姆准备反水，加入古勒卜丁的阵营。到时马苏德就忙不过来了，要应付两边呢。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哈扎拉人。”他咬了一口玛丽雅姆在那个夏天腌制的茄子。“让我们祈祷这件事只是人们的谣传而已。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场战争，”他挥起一只油腻的手，“将会像帕格曼的星期五野炊。”

后来，他压在她身上，一言不发，匆匆地发泄自己的兽欲，甚至连衣服都没脱，只把短裤拉到脚踝。当那阵疯狂的晃动结束之后，他从她身上滚下来，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莱拉悄悄下了床，在厨房找到玛丽雅姆，她蹲在地上，正在宰杀两条鲑鱼。一锅大米已经泡上了。厨房里弥漫着孜然、炊烟、浸过黄油的洋葱和鲑鱼的味道。

莱拉在一个角落坐下，掀起裙边盖住膝盖。

“谢谢你。”她说。

玛丽雅姆没有看她。第一条鱼已经杀好了，她拿起第二条。她用一把锯齿状的刀把鱼鳍砍掉，然后把鱼翻过来，鱼腹对着她，熟练地从鱼尾到鱼鳃划了一刀。莱拉看着她把大拇指塞进鱼嘴，按住它的下颚，把刀插进去，朝下一划，把鱼鳃和内脏都清了出来。

“那些衣服很好看。”

“我留着它们也没用，”玛丽雅姆咕哝着说。她把鱼扔在一张沾满灰色汁液的、黏糊糊的报纸上，然后切掉它的头。“不给你的女儿，它们也会被蛀虫吃掉。”

“这样杀鱼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啊？”

“小的时候，我住在一条小河旁边。我常常自己去捉鱼。”

“我还没钓过鱼呢。”

“钓鱼不是很好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

莱拉看着她把鱼砍成三段。“那些衣服是你自己缝的吗？”

玛丽雅姆点点头。

“什么时候？”

玛丽雅姆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面清洗那几段鱼肉。“在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第二次。十八年、十九年以前。反正很久之前啦。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留着它们也没用。”

“你真是一个好裁缝。也许你可以教我。”

玛丽雅姆把洗过的鲑鱼段放进一个干净的碗。几点水珠从她的指尖滴下来，她抬起头，看着莱拉，好像第一次看到她似的。

“那天晚上，他……之前从来没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她说。

莱拉端详着玛丽雅姆脸皮松弛的面部，因为劳累而生出眼袋的眼睑，还有她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皱纹——她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她也是第一次看到玛丽雅姆。破天荒以来头一遭，莱拉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敌人的面孔，而是一张自认命苦、忍辱负重、隐藏着无尽悲哀的脸庞。如果她留下来，莱拉心想，再过二十年，她的脸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呢？

“我不能让他那么做，”莱拉说，“我不是在人们会做出那种事情的家庭长大的。”

“现在这个才是你的家啦。你应该学会适应它。”

“我现在适应不了那种事情。将来也不会。”

“他也会对付你的，你知道的，”玛丽雅姆说，用一块抹布擦着手，“就快了。你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你知道的，你的罪行比我的更加不能得到他的饶恕。”

莱拉站起来，“我知道外面很凉，但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到院子里喝一杯茶怎么样？”

玛丽雅姆露出惊讶的神色。“我可不能去。我还得切肉和洗大豆。”

“这些事情明天早上我来帮你做。”

“我还得把这里清扫一下呢。”

“等我们一起来做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还有一些吃剩的甜饼。用来配茶简直太棒啦。”

玛丽雅姆把抹布放在灶台上。她卷起衣袖，调整了头巾，将一绺头发抹到后面；莱拉察觉到她很紧张。

“中国人说宁可饿三天肚子也不能一天没茶喝。”

玛丽雅姆笑了起来，“这句话说得好。”

“就是。”

“但我不能待太久。”

“就喝一杯。”

她们坐在屋外的折叠椅上，用手指从一个碗里拿甜饼吃。她们每人喝掉两杯茶，当莱拉问她要不要来第三杯的时候，玛丽雅姆说好。山中枪炮声连绵不绝，她们看着云彩飘过月亮，这个季节最后一批萤火虫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明亮的黄色弧线。当阿兹莎哭着醒过来、拉希德大声喊莱拉上去让她闭嘴时，莱拉和玛丽雅姆交换了一个眼神。坦诚的、会意的眼神。在和玛丽雅姆这次匆匆的无声交流中，莱拉知道她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

第三十五章

玛丽雅姆

自从那晚之后，玛丽雅姆便和莱拉共同做家务活。在厨房，她们坐下来和面粉，切绿洋葱，剁蒜头，弄几口南瓜喂在旁边敲木勺、玩胡萝卜的阿兹莎。在院子里，阿兹莎躺在一个藤篮里面，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脖子盘着一条温暖而舒适的围巾。玛丽雅姆和莱拉一边洗衣服，一边不时关注地向她望去；她们揉搓着衬衣、裤子和尿布，两人的指节不断相互碰撞。

玛丽雅姆慢慢适应了这种不无顾忌然而令人愉快的相处。她渴望和莱拉在院子里分享三杯茶，如今这已成了一个晚间仪式。每天早晨，玛丽雅姆总是等待莱拉下楼吃早餐，渴望听到她的拖鞋在楼梯上的啪嗒声，渴望听到阿兹莎欢快的咯咯笑声、见到她那八颗小小的牙齿、嗅到她皮肤上的奶香味。如果莱拉和阿兹莎赖床不起，玛丽雅姆就会坐立不安地等待。她洗刷那些并不需要洗刷的盘碗。她重新摆布客厅的窗帘。她拿掸子清扫一尘不染的阳台。她让自己忙个不停，直到莱拉走进厨房，背上驮着阿兹莎。

每天早晨，当阿兹莎第一眼看到玛丽雅姆时，她总是眼睛一亮，开始在她母亲的怀里扭动叫喊。她伸开双臂，要求玛丽雅姆抱她，两只小手焦急地张开合上，脸上流露出爱慕而又紧张得发抖的神情。

“你看看你，”莱拉会说，把她从怀里递给玛丽雅姆，“着急什么呀！安静点。玛丽雅姆阿姨哪里都不去。来了，你的阿姨。看到吗？去吧，喏。”

一到玛丽雅姆怀里，阿兹莎的大拇指就会马上伸进嘴里，把脸埋在玛丽雅姆的脖子中。

玛丽雅姆生硬地抱着她摇晃，嘴唇上挂着既迷惑又感激的微笑。玛丽雅姆从未碰到如此需要她的人。从未有人如此天真地、如此毫无保留地对她表达爱意。

阿兹莎令玛丽雅姆想哭。

“你为什么要把心系在一个像我这么丑怪的老女人身上呢？”玛丽雅姆的嘴巴埋在阿兹莎的头发中，喃喃自语，“嗯？我是小人物一个，你不知道吗？一个乡下人。我能给你什么东西呢？”

但阿兹莎只会更加高兴地咕哝着，把她的脸埋得更深。她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会高兴得几乎晕过去。她的眼睛会充满泪水。她的心会飘然飞起来。玛丽雅姆这一生所遇非人，多年来心如死灰，讵料却在这个小小的生灵身上找到了人世间的真情。

第二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94年1月，杜斯塔姆果真反水了。他加入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阵线，在巴拉·希萨堡垒附近安营扎寨。这座古老的城堡就在雪达瓦扎山脉上，俯瞰着下方的城市。他们一起朝驻扎在国防部与总统府的马苏德和拉巴尼的部队开火。隔着喀布尔河，双方发射了一轮又一轮的炮弹。马路上开始散落着尸体、玻璃和变形的大块金属碎片。有人被狙击手射杀，有人被谋杀，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奸——强奸被用来惩罚市民和奖励士兵。玛丽雅姆听说有些女人因为担心失去贞操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男人则因为妻子或者女儿被士兵奸污而打着名誉的幌子将她们杀害。

听到迫击炮的轰隆声，阿兹莎会惊叫起来。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玛丽雅姆把米粒撒在地板上，摆出房子、公鸡或者星星的形状。她还给阿兹莎画大象，用的是扎里勒教给她的方法，笔不离纸，一气呵成。

拉希德说每天惨遭杀害的平民百姓多达数十人。那些医院和供应药品的商店遭到轰炸。运送救济食品的车辆则被拦在城外，他说，车上的物资被洗劫一空不说，运输人员还会遭到射杀。玛丽雅姆想知道赫拉特的战况是否跟这里一样；如果是的话，法苏拉赫毛拉——假使他还活着——会如何应付；还有亲爱的碧碧和她那些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女。当然，她也想起扎里勒。玛丽雅姆想知道他是否跟她一样，也躲了起来闭门不出？或者带着他的妻小逃离这个国家？她希望扎里勒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希望他设法逃过了这场浩劫。

有一个星期，战火甚至迫使拉希德也留在家里。他锁上了通往院子的房门，在门后设置了陷阱；他把前门也锁上了，并用沙发把它堵住。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把头探出窗外打探情况，擦拭他的手枪，一次又一次地装上子弹。他有两次朝外面的街道开枪，宣称他看到有人试图爬过围墙。

“他们强迫那些年轻的男孩加入战斗，”他说，“那些圣战组织。光天化日之下，用枪对着那些男孩。他们从马路上直接把那些男孩拉走。这些男孩要是被敌对阵营的士兵抓住，就会受到折磨。我听说他们给这些男孩上电刑——我听到的情况是——他们用老虎钳夹碎他们的卵蛋。他们威逼这些男孩带他们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就会破门而入，干掉他们的父亲，强奸他们的姐妹和母亲。”

他把枪举到头顶，挥舞起来。“让我们来看看谁敢闯进我的房子。我会捏碎这些人的卵蛋！我会把他们的头砍掉！有我这么一个连魔鬼都不怕的男人，你们实在是太幸运了，你们知道吗？”

他低头看向地面，发现阿兹莎就在他脚边。“走开，别在我身边！”他气急败坏地说，用手枪做了个驱赶的姿势，“别老跟着我！别那样转着你的手腕。我不会抱你的。走开啦！快走开，不然会被我踩到的。”

阿兹莎吓坏了。她向玛丽雅姆爬去，一副受伤而迷惑的表情。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她无精打采地吮吸着大拇指，双眼忧郁而深邃地望着拉希德。有时候她会抬起头，玛丽雅姆总觉得她带着渴望得到安慰的眼神。

但她需要得到的是父亲的安慰，玛丽雅姆实在是无法可施。

战火再次平息下去，玛丽雅姆松了一口气，主要是因为她们再也不用和拉希德共困一室了。他的臭脾气影响了整个家庭，再说了，他那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总是在阿兹莎身边摇摇晃晃，这也让玛丽雅姆担心得要死。

那年冬季的某天，莱拉说她要给玛丽雅姆扎辫子。

玛丽雅姆纹丝不动地坐着，看着莱拉修长的手指在镜子中收紧她的发束，莱拉的脸因为全神贯注而紧绷。阿兹莎身体蜷曲，睡在地板上。夹在她腋下的是一个玛丽雅姆亲手绣给她的布娃娃。玛丽雅姆用大豆填充了布娃娃，用茶色的布料给它做了裙子，又用线把几个小小的空线轴串起来，给它做了一条项链。

然后睡梦中的阿兹莎放了一个屁。先是莱拉忍俊不禁，跟着玛丽雅姆也笑了起来。她们就这样哈哈大笑，镜子中，她们两人笑得眼泪直流；这一刻是多么自然，多么轻松；突然之间，玛丽雅姆开始跟莱拉说起扎里勒、娜娜还有娜娜身上的妖怪。莱拉站着，双手轻轻地放在玛丽雅姆的肩膀上，眼睛盯着镜子中玛丽雅姆的脸庞。那些话倾吐而出，如同鲜血从血管中喷涌出来一样。玛丽雅姆跟她说起亲爱的碧碧、法苏拉赫毛拉、那次去扎里勒家自取其辱的经历、娜娜的自杀。她提到扎里勒的几个妻子、和拉希德匆匆的婚礼、前来喀布尔的路途、她的几次怀孕、那些希望与失望的无尽循环、拉希德对她的虐待。

听完之后，莱拉挨着玛丽雅姆的椅子坐在地板上。她心不在焉地将阿兹莎头发上一块小小的碎麻布拿掉。两人默默无语。

“我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莱拉说。

玛丽雅姆那天晚上彻夜未眠。她坐在床上，看着雪花无声地飘落。

一年年秋去冬又来，几个总统在喀布尔上任又被谋杀；一个帝国入侵阿富汗又被打败，旧的战争才结束新的战争又开始。但玛丽雅姆从没留意，从不关心。她躲在自己心灵的一个遥远角落，独自度过了这些岁月。那儿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这几个月来，莱拉和阿兹莎——原来她本人也是哈拉米，和她一样——变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但现在，玛丽雅姆突然觉得，若没有她们，她似乎无法忍受自己业已忍受了这么久的生活。

我们开春就走了，阿兹莎和我。跟我们一起走吧，玛丽雅姆。

这些年来，玛丽雅姆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也许，她想，仍有一些较为好过的年月在等着她。一种新的生活。娜娜曾说过，像她这样的哈拉米永远得不到幸福，但在这种新生活中，她也许能找得到。玛丽雅姆看着雪花纷纷飘下，两朵新的花朵始料未及地在她的生命中生长出来，她仿佛看到法苏拉赫毛拉转动着念珠，侧过身来，在她耳边用他轻柔的声音颤抖着说：但种下它们的正是真主，亲爱的玛丽雅姆。要你照料它们，正是真主的意愿。这是真主的意愿，我的姑娘。

第三十六章

莱拉

1994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随着光线逐渐漂白天空中的黑暗，莱拉越来越担心拉希德随时都有可能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质问她是不是真的把他当作一头蠢驴，真的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等到祷告的钟声响起，早晨的阳光洒落在平坦的屋顶上，公鸡开始咯咯啼叫，什么异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能听见他在浴室，刮胡刀锵锵地敲击着洗脸盆边沿。然后下楼，来回走动，加热茶水。钥匙叮当响。现在他正在穿过院子，推着他的自行车。

透过客厅窗帘的一道缝隙，莱拉偷偷望出去。她看着他踩着自行车离开。一个大男人蹬着一辆小自行车。早晨的阳光从自行车的把手上反射出来。

“莱拉？”

玛丽雅姆在门口。莱拉看得出来她也是彻夜未眠。她不由寻思，玛丽雅姆是否也被一阵阵兴奋和令人唇干舌燥的焦虑折磨了一整夜。

“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走了。”莱拉说。

她们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一言不发。阿兹莎坐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抓着她的布娃娃，睁大了眼睛，迷惑地望着不断后退的城市。

“那边！”她大叫起来，指着一群正在跳绳的女孩，“玛丽雅姆！那边。”

无论望向哪里，莱拉总是看到拉希德。无论她看到的是窗户像煤尘一般乌黑的理发店，出售鹌鹑的小摊档，还是前门敞开、旧轮胎从地面堆到天花板的破落店铺，她总是望见拉希德从里面走出来。

她坐得更低了，以免被窗外的人看见。

玛丽雅姆在她身旁，喃喃念着一段经文。莱拉希望能够看到玛丽雅姆的脸，但她穿着布卡——她们两人都穿着布卡——莱拉只能看见面罩里面她那闪烁的眼光。

这是莱拉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不算前一天她去当铺的短暂旅途——在那儿的玻璃柜台上，她把结婚戒指推过去；等到交易完毕，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胆战心惊地走了出去。

最近这场战争，莱拉在家中只闻其声，但如今触目所及，尽见其影。房子没有屋顶，变成一堆堆碎砖裂石的废墟；楼座被炸开大洞，梁柱从各处洞口伸了出来；焦黑而扭曲的轿车外壳头下脚上，有的还叠在一起；墙壁上布满了各种口径的弹孔，遍地都是玻璃碎片。她看见一列送葬的队伍正在朝一座清真寺进发，后面有个浑身黑色的老太婆正在揪她自己的头发。她们路过一片墓地，坟墓都是岩石垒成的，破碎的灵幡在和风中飘扬。

莱拉把手伸过行李箱，张开五指，握住她女儿那柔软的手臂。

拉合尔门客运站在喀布尔东部，临近马哈穆德汗大桥，那儿的人行道旁边停着一排熄了火的客车。一些身穿长袍的男人正在忙着把包裹和箱子搬上几辆客车的车顶，用绳子绑紧行李箱。车站内的售票窗口之前排了一长队男人。穿着布卡的女人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她们的行李堆放在脚边。有人上下摇晃怀里抱着的婴孩，有人责骂走得太远的儿童。

圣战组织的士兵在车站内和人行道上巡逻，时不时厉声呵斥，发号施令。他们脚踏皮靴，头戴毡帽，身上的迷彩服沾满灰尘。他们全都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莱拉觉得有人盯着她。她不敢去看任何人的脸，但感觉好像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内情，都不满地看着她和玛丽雅姆正在做的事情。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莱拉问。

玛丽雅姆换了一只手抱着阿兹莎。“我在看呢。”

莱拉知道，这是第一个冒险的部分：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来假装她们的家人。妇女在1978年至1992年之间享受到的自由和机会如今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莱拉依然记得爸爸对共产党当权那些年所作的评论：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莱拉。自从1992年4月圣战组织上台以来，阿富汗的国号被改成阿富汗伊斯兰国。拉巴尼统治下的最高法院充满了态度强硬的毛拉，他们取消了共产党统治时代那些赋予妇女权利的法令，代之以严厉的伊斯兰教法，要求妇女蒙面，严禁妇女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出远门，以石刑严惩通奸。只不过这些法令最多只是偶尔落到实处。但如果他们不是忙于自相残杀和戮害我们，莱拉先前对玛丽雅姆说，他们会更加严格地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我们。

等她们真的到了巴基斯坦，将会碰到这段旅程第二个冒险的部分。巴基斯坦被将近两百万阿富汗难民压得不堪重负，已经于那年元月封锁了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莱拉听说那些持有签证的人才能入境。但边境线有很多缝隙可钻——向来如此——莱拉知道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通过贿赂或者阐述人道理由而得以进入巴基斯坦——再说到了那儿，还可以花钱请蛇头帮忙。等到了那边，我们会找到办法的，她曾这么告诉玛丽雅姆。

“那人怎么样？”玛丽雅姆说，用下巴指了指方向。

“他的样子不可靠。”

“他呢？”

“太老啦，而且还有另外两个男人和他同行。”

最后，莱拉发现了一个人。那人坐在车站外面的长凳上，旁边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和一个戴着无边便帽的男孩。男孩和阿兹莎差不多年纪，坐在他膝盖上上下晃动。那人高高瘦瘦，留了一把胡子，穿着开领衬衫和缺了几个纽扣的浅灰色外套。

“在这里等我。”她对玛丽雅姆说。走开的时候，她听到玛丽雅姆低声祈祷。

莱拉走到那个年轻汉子面前，他抬起头，伸出一只手为眼睛挡住阳光。

“打扰了，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去白沙瓦吗？”

“是的。”他眯着眼睛说。

“我想请问您能否帮帮我们。您能帮我们一个忙吗？”

他把孩子交给他的妻子。他和莱拉走到旁边。

“什么忙，小姐？”

看到他眼神柔和，表情友好，莱拉勇气大增。

她把她和玛丽雅姆编好的故事告诉他。她是一个寡妇，她说。除了母亲和女儿，她在喀布尔再也没有亲人了。她们打算去白沙瓦投奔她的叔叔。

“你想跟我们一家一起走。”这个年轻的男人说。

“我知道这样很麻烦您。但您看起来是个好心的大哥，我……”

“别担心，小姐。我能理解。一点都不麻烦。我去给你们买票。”

“谢谢您，大哥。您做了一件好事。真主会记得的。”

她从布卡下面掏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他。信封里面装着1100阿富汗尼，差不多是她过去一年偷偷存起来的钱加上卖掉戒指的钱的一半。他把信封塞进裤兜。

“在这里等我。”

他看着他走进车站。隔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

“你们的车票最好让我来保管，”他说，“客车十一点出发，还有一个小时。到时我们一起上车。我的名字叫瓦基尔。如果他们问起来——他们应该不会问的——我会跟他们说你是我的表妹。”

莱拉跟他说了她们的名字，他说他记住了。

“别走开。”他说。

她们坐在瓦基尔和他的家人旁边那张长凳上。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温暖早晨，天空一碧如洗，只有远处的山峰上方飘荡着几朵淡淡的白云。她们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玛丽雅姆没忘带了一些饼干，她开始拿饼干喂阿兹莎。她递了一块给莱拉。

“我会吐出来的，”莱拉笑着说，“我太兴奋了。”

“我也是。”

“谢谢你，玛丽雅姆。”

“谢什么呀？”

“谢谢肯这样。谢谢跟我们一起走，”莱拉说，“要是一个人，我想我肯定走不了。”

“你不用谢我。”

“我们会好起来，对吧，玛丽雅姆，我们要去哪里呢？”

玛丽雅姆的手从长凳上伸过去，握住她的手。“《古兰经》说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

“车！”阿兹莎叫起来，指着一辆客车，“玛丽雅姆，车！”

“我看到了，亲爱的阿兹莎，”玛丽雅姆说，“没错，那是车。我们很快就要乘坐一辆车啦。哎呀，你将要看到的事情多着呢。”

莱拉微笑起来。她见到马路对面有个木匠正在他的店里锯木头，锯得木屑四溅。她看见轿车闪电般驶过，它们的车窗蒙着煤灰和尘垢。她看见轰鸣的客车停在人行道旁边，车身两侧涂着孔雀、狮子、朝阳和闪闪发亮的刀剑。

在煦暖的早晨阳光中，莱拉觉得眩晕而自信。她心中又闪起一阵兴奋的火花，一只黄眼睛的流浪狗一瘸一拐从旁边走过，莱拉身体前倾，轻轻抚摸它的脊背。

再过几分钟就十一点了，有个男人拿着大喇叭喊话，让所有到白沙瓦的乘客开始上车。客车的液压车门发出咝咝声，猛地打开。一群旅客朝它冲了过去，相互推搡，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

瓦基尔一边抱起他的儿子，一边朝莱拉招了招手。

“我们要走了。”莱拉说。

瓦基尔走在前面。他们朝客车走过去，莱拉看见车窗之后有几张脸庞，那些乘客的鼻子和手掌压着玻璃。他们身边都是大声道别的人们。

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车门检票。

“车！”阿兹莎大叫说。

瓦基尔把车票递给士兵，那人把它们撕掉一半，然后还给瓦基尔。瓦基尔让他的妻子先上车。莱拉看见瓦基尔和士兵交换了一个眼色。瓦基尔站在客车的第一节脚踏板上，弯腰在士兵耳边说了几句话。士兵点点头。

莱拉的心一沉。

“你们两个，还有那个孩子，站到旁边去。”士兵说。

莱拉假装没听到。她踩上脚踏板，但那人抓住她的肩膀，粗鲁地把她拉出了队列。“你也走开，”他对玛丽雅姆嚷道，“快走开！你挡住后面的人了。”

“怎么回事呀，大哥？”莱拉透过麻木的嘴唇说，“我们买了票的。我的表哥没有把票给你吗？”

他用手指做了一个噤声的姿势，低声朝另外一个士兵说话。第二个士兵身形圆胖，右边脸颊下面有一块伤疤，他点点头。

“跟我来。”这人对莱拉说。

“我们要上车了，”莱拉大声说，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我们有票。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不能上车。你最好接受这个事实。乖乖跟我走。除非你希望你的小女孩看到你被人拖着。”

这人领着她们向一辆卡车走过去，莱拉回过头，看见瓦基尔的儿子坐在客车的后部。那男孩也看见她了，高兴地朝她挥了挥手。

在托拉巴兹汗路口的警察局，她们被迫分开坐下，分别坐在一条狭窄的长走廊两端；她们之间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那人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时不时噼里啪啦地敲打着打字机。就这样过了三个小时。阿兹莎跌跌撞撞地从莱拉走向玛丽雅姆，然后又走回去。她玩弄一个办公桌旁边那人给她的回形针。她吃了几块饼干。最后，她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睡着了。

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莱拉被带进提审室。玛丽雅姆被安排和阿兹莎一起在走廊等待。

提审室中，坐在办公桌那边的男人三十来岁，穿着公务员的制服——黑色的西装，领带，黑色的休闲鞋。他有一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短头发，眉毛长到一起了。他盯着莱拉，拿着一支铅笔，用带橡皮那一头轻轻敲击着桌面。

“我们知道，”他礼貌地用拳头掩住嘴巴，清了清喉咙，开始说话了，“你今天已经说了一次谎言，小姐。车站那个年轻人不是你的表哥。他亲口这样告诉我们的。现在的问题是你今天是否还会说更多的谎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坦白一点好。”

“我们要去投靠我的叔叔，”莱拉说，“这是真的。”

这个警察点点头。“走廊里面那位女士，她是你的母亲？”

“是的。”

“她说话带赫拉特口音。你没有。”

“她是在赫拉特长大的。我在喀布尔这里出生。”

“当然了。你是寡妇啊？你自己说你是的。我替你感到遗憾。这个叔叔，他住在哪里？”

“在白沙瓦。”

“没错，你说过。”他舔了一下铅笔尖，把铅笔放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可是在白沙瓦什么地方呢？哪个区？请你告诉我。街道名，门牌号。”

莱拉的胸膛冒起一些恐慌的泡泡，她努力压制着。她只知道一条白沙瓦街道的名字。当年圣战组织第一次来到喀布尔时，妈妈举办了一个宴会，莱拉在宴会上听到那条街道的名字。她把它告诉他：“雅姆鲁德路。”

“哦，是有这条路。珍珠洲际酒店也在那条路上。或许他提起过。”

莱拉抓住了这个机会，说他确实说过。“没错，就在那条马路上。”

“可惜那个酒店在开伯尔路。”

莱拉听到阿兹莎在走廊哭泣。“我女儿吓坏了。我能去抱抱她吗，大哥？”

“你还是叫我‘警官’比较好。你别去太久。你有这个叔叔的电话号码吗？”

“我有。我以前有。我……”尽管他们之间隔着布卡，莱拉还是无法抵挡他那锐利的目光。“我太难过了。我好像忘记了。”

他哼了一声。他问这个叔叔叫什么名字，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工作？他多大年纪？他的问题让莱拉狼狈不堪。

他放下铅笔，十指交叉，身体前倾，那姿势活像父母将要对刚学走路的孩子说话。“你知道的，小姐，妇女逃跑是犯罪的行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那些女人独自出远门，宣称她们的丈夫已经死掉。有时候她们说的是实情，但多数时候不是。逃跑的罪名可以把你关进监狱，我想你知道这一点，对吧？”

“让我们走吧，警官……”她看到他胸牌上的名字。“拉赫曼警官。您大人有大量，请您高抬贵手。就放两个女人走，对您来说没什么关系吧？您放我们走也没什么坏处啊。我们又不是罪犯。”

“我不能放你们走。”

“我求求你了，拜托。”

“这跟法律有关系，小姐。”拉赫曼带着一种自大的语气，煞有介事地说。“你明白的，我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

尽管急怒欲狂，莱拉还是差点哈哈大笑起来。圣战组织的各个派别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严刑拷打、处决、轰炸、彼此发射成千上万的火箭弹、难以计数的平民百姓在他们的交火中死于非命，而他面对这一切，竟然还能说出这个词，实在令她目瞪口呆。秩序。但她没有把愤怒发泄出来。

而是慢慢地说：“如果你把我们送回去，他会怎样对待我们，我想你也清楚的。”

莱拉看得出来他费了好大劲才能让他自己的目光保持镇定。“一个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么法律不管吗，拉赫曼警官？”莱拉泪如泉涌，“您会去那里维持秩序吗？”

“政策规定我们不会干涉家庭的私事，小姐。”

“你们当然不会了。因为那样对男人有益。难道这是你所说的‘家庭私事’吗？是吗？”

他推着桌子站了起来，拉直了他的外衣。“我认为这次提审已经结束了。我不得不说，小姐，你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真的非常严重。现在请你到外边去，我有几句话要问你的……你的……管她是你的什么人呢。”

莱拉开始抗议，然后大叫起来，他只好唤来两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她拖出办公室。

玛丽雅姆的提审只持续了几分钟。当她走出来时，她一副浑身颤抖的样子。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她说，“对不起，亲爱的莱拉。我不像你那么聪明。他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玛丽雅姆，”莱拉无力地说，“这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警车停在那座房子之前时，已经过了六点。莱拉和玛丽雅姆被迫在后排座位上等待，有圣战组织的士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管她们。司机则下了车，敲门，跟拉希德交谈。招手让她们过去的也是他。

前排座位上那人点起一根香烟，说：“欢迎回家。”

“你，”他对玛丽雅姆说，“你在这儿等着。”

玛丽雅姆安静地在沙发上坐了下去。

“你们两个，上楼。”

拉希德抓住莱拉的手肘，将她推上楼梯。他仍穿着那双他穿去上班的鞋，还没换上他的拖鞋，还没脱掉手表，甚至外套也还穿在身上。莱拉想像得到在一个小时之前，或者也许在几分钟之前，他肯定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猛力把房门推开关上，暴跳如雷却又难以置信，心里不停地咒骂。

上了楼梯之后，莱拉转身面对着他。

“她不想这么做，”她说，“是我逼她的。她没想过要走……”

莱拉没有看见拳头打过来。这一刹那她还在说话，下一刹那她就四肢着地，眼睛放大，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就好像一辆轿车全速撞上了她，被撞中的地方正是她那柔软的小腹。她意识到她把阿兹莎丢下了，阿兹莎正在哇哇大哭。她再次试图呼吸，却透不过气来，只发出一丝嘶哑的声音。鲜血从她嘴角冒出来。

然后她的头发被拖住了。她看见阿兹莎被抬高，看见她的凉鞋掉下来，她那双小脚不停地踢动。莱拉被扯下一些头发，痛得眼泪直流。她看见他一脚把玛丽雅姆的房门踢开，看见阿兹莎飞到床上。他松开了莱拉的头发，她感觉到他的鞋尖踢到了她左边的屁股。她痛得号哭，他砰地把门关上。一把钥匙咔嗒、咔嗒把门锁上。

阿兹莎仍在放声大哭。莱拉身体蜷曲，躺在地板上，费力地喘息着。她双手撑地，爬向躺在床铺上的阿兹莎。她伸出手去抱她的女儿。

楼下，殴打开始了。对莱拉而言，她听到那些声音是一种机械的、习以为常的程序的声音。没有咒骂，没有哭喊，没有哀求，没有突然的大叫，只有对称的殴打与被殴打，只有某种僵硬的东西反复击打肉体的扑扑声，某件东西、某个人砰地撞上墙壁的声响，伴随着衣服被撕裂的声音。莱拉时不时听到奔走的脚步声，一阵无声的追逐，家具被掀翻，玻璃摔裂成碎片，然后扑扑声再次响起。

莱拉抱起阿兹莎。阿兹莎失禁了，一阵温暖从莱拉前面的裙子向下传开。

楼下，奔走与追逐终于结束了。传来一阵木棒不停地拍打着牛肉的声音。

莱拉摇晃着阿兹莎，直到那阵声音结束，当听见纱门嘎嘎打开又砰地关上时，她把阿兹莎放到地上，从窗户窥望出去。她看见拉希德抓住玛丽雅姆的脖子，拖着她穿过院子。玛丽雅姆光着双脚，弯下了腰。他的手上有鲜血，玛丽雅姆的脸庞、头发、脖子和后背之上都有鲜血。她的衬衣前面被撕开了。

“对不起，玛丽雅姆。”莱拉对着玻璃窗哭了起来。

她看见他把玛丽雅姆推进工具棚。他走进去，拿着一根铁锤和几条长木板走出来。他关上了棚屋的双层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锁头锁上。他用手推了推门，然后绕到棚屋后面，搬出一把梯子。

几分钟后，他的脸出现在莱拉的窗户中，嘴角咬着几枚铁钉。他的头发凌乱不堪。他的额头有一道血痕。一看到他，阿兹莎吓得直哆嗦，把脸埋在莱拉的腋下。

拉希德开始用木板将窗户钉死。

房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拉希德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把木板之间的缝隙塞得严严实实，又将一件难以搬动的巨大物品放在门口，所以门缝也透不进光线来。有些东西塞住了钥匙孔。

莱拉发现如果凭着她的眼睛，她不可能判断过了多长的时间，所以她用那只完好的耳朵来完成这个任务。祷告的钟声和公鸡的啼叫意味着早晨。楼下厨房盘碗叮当的声音和收音机的声音意味着夜晚。

第一天，她们在黑暗中彼此摸索。阿兹莎哭的时候，爬动的时候，莱拉看不到她在哪儿。

“牛奶，”阿兹莎嘤嘤地哭着，“牛奶。”

“很快就有啦，”莱拉向她的女儿亲去，她对准的是前额，亲到的却是头顶。“我们很快就会有牛奶啦。你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你为妈妈当一个耐心的乖女孩，妈妈给你弄一些牛奶。”

莱拉给她唱了几首歌。

祷告的钟声第二次响起，拉希德依然没有给她们任何食物，更糟糕的是，也不给她们水。那天，一阵闷热降临在她们身上。房间变成了一个高压锅。莱拉干涸的舌头舔过发焦的嘴唇，想起了外面那口水井，想起了冰凉而清甜的井水。阿兹莎不停地哭泣，莱拉发觉当自己去擦拭她的脸颊时，抽回来的双手竟然是干的，她不由一惊。她脱掉阿兹莎身上的衣服，却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给她扇风，只好对着她吹气，直到吹得自己头昏脑涨。很快，阿兹莎不再满地爬。她不停地睡去又醒来。

那天，莱拉好几次用拳头猛敲墙壁，拼尽全身力气高喊救命，希望有邻居会听见。但没有人来，她的尖叫只吓坏了阿兹莎，她又哭了起来，发出一阵微弱的哽咽。莱拉无可奈何地瘫倒在地上。她心怀愧疚地想起了玛丽雅姆，玛丽雅姆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被锁在同样炎热的工具棚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莱拉睡着了，她的身体在炎热中渐渐变干。她梦见她和阿兹莎碰到塔里克。他在一家裁缝店的遮阳篷之下，和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拥挤的马路。他蹲在地上，品尝着一盘无花果。那是你的父亲，莱拉说，那边的男人，你看到他了吗？他才是你的爸爸。她喊出他的名字，但马路上的噪声盖住她的嗓音，塔里克没有听到。

她醒过来，听见火箭弹从上空呼啸而过。在某个地方，她无法看见的天空爆发出一道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猛烈的冲锋枪开火的声音。莱拉闭上了双眼。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她听见走廊传来拉希德沉重的脚步声。她扑向房门，使劲用手掌拍打它。

“只要一杯就好，拉希德。不是我要喝，请你给她一杯水。你也不想双手沾上她的鲜血啊。”

他走了过去。

她开始哀求他。她求他原谅，许了几个诺言。她咒骂他。

他的房门关上，收音机响起。

祷告的钟声第三次响起。炎热再次袭来。阿兹莎变得更加有气无力了。她停止了哭泣，一动不动。

莱拉把耳朵凑到阿兹莎嘴边，每次都害怕再也听不见那气若游丝的呼吸声。即使抬起身体这样简单的动作也会让她头昏目眩。她睡着了，做了很多她想不起来的梦。每当她醒过来，她会检查阿兹莎的情况，抚摸她那焦裂的嘴唇，感受她脖子上微弱的脉搏，然后再次躺下。她们将会死在这里，这一点莱拉现在很清楚，但她真正害怕的是年幼脆弱的阿兹莎会先她而去。阿兹莎还能再忍耐多久呢？阿兹莎会死在这炎热之中，莱拉将会躺在她那逐渐僵硬的小小身体旁边，等待死神降临在自己头上。她又睡着了。醒过来。睡过去。梦境与清醒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

再次将她惊醒的，既不是祷告的钟声，也不是公鸡的啼叫，而是某些沉重的东西被拖开的声音。她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突然之间，房间充满了光线。她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莱拉抬起头，哆嗦着，用手掩住眼睛。透过指缝，她看见一个巨大而模糊的身影站在一片长方形的光线中。那个身影动了起来。这时有个人形蹲在她身边，俯视着她，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再试一次这样，我还会找到你的。我以先知的名义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要是被我找到，这个见鬼的国家将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我会先对付玛丽雅姆，然后是她，你留在最后。我将会让你看着。你听明白了吗？我将会让你看着。”

说完之后，他离开了房间。但在走之前，他狠狠地踢了一下莱拉的侧腰，让她尿血尿了好几天。

第三十七章

玛丽雅姆

1996年9月

两年半以后，9月27日那天早晨，玛丽雅姆被一阵欢呼声、炮仗声和音乐声吵醒。她跑到客厅，发现莱拉已经站在窗边，阿兹莎坐在她的肩膀上。莱拉转过身来，微微一笑。

“塔利班来了。”她说。

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塔利班，是在两年之前，1994年的10月，当时拉希德带着一条新闻回家，说他们已经推翻了坎大哈的军阀，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是一支游击队，拉希德说，抗击苏联战争期间，有些普什图家庭逃往巴基斯坦，这些家庭中的年轻男子组成了塔利班。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巴基斯坦边境的难民营长大的，有些甚至还是在那儿出生的，念的也是巴基斯坦的教会学校，由毛拉教授他们伊斯兰教义。他们的头目是个文盲，总是把一只眼睛蒙住，名字叫做奥马尔毛拉，拉希德不无调侃地说，那人自称为“信徒的首领”。

“说这些男孩没有根倒是真的。”拉希德说，他既不看玛丽雅姆，也不看莱拉。自从两年半前那次失败的逃亡，玛丽雅姆知道对他来说，莱拉和她变成了同样的生物，同样无耻，同样活该受他的怀疑、嘲弄和鄙视。当他说话的时候，玛丽雅姆总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或者他的聊天对象是房间里的某个隐形人，这人跟她和莱拉不同，值得他与之倾谈。

“他们也许没有过去，”他说，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天花板，“他们也许对世界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是的。跟他们比起来，玛丽雅姆可以算是大学教授了。哈哈！这些都没错。但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看到什么？腐败的、贪得无厌的圣战组织将领，武装到牙齿，靠海洛因发财，彼此宣战，滥杀无辜——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至少塔利班正直廉明。至少他们是有教养的穆斯林男孩。哇，等他们来了，他们会清理这个地方的。他们会带来和平和安定。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出去买牛奶而被子弹打死。再也没有火箭弹！想想看吧。”

两年来，塔利班向着喀布尔高歌猛进，沿途攻城掠地，圣战组织节节败退，无论到了哪里，他们都会结束当地的派别战争。他们虏获了哈扎拉人的将领阿卜杜拉·阿里·马扎里，并且处决了他。几个月来，他们在喀布尔南郊安营扎寨，朝城里开火，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相互发射火箭弹。1996年9月上旬，他们夺取了贾拉拉巴德和索罗比两地的各座城市。

塔利班有一种圣战组织所缺乏的东西，拉希德说。他们很团结。

“让他们来吧，”他说，“到时我第一个给他们撒玫瑰花瓣。”

那天他们到外面去了，他们四人。拉希德领着她们，坐了一路公共汽车，又换了一路，去迎接他们的新世界，他们的新领导。在每一片饱受战火摧残的街区，玛丽雅姆看到人们从断垣残壁中冒出来，走上街头。她看见一个老太婆抓着一把大米，撒向过往的行人，皮肤松弛的脸上挂着微笑，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两个男人在一座倒塌大楼的残骸中相互拥抱，在他们的上空，几枚烟花发出尖叫声、咝咝声和爆炸声，发射烟花的是屋顶上的男孩。阿富汗国歌从几个录音机飘扬而出，和一阵阵轿车的喇叭声争鸣。

“看，玛丽雅姆！”阿兹莎指着一群沿雅德梅湾大道跑下去的男孩。他们的拳头在空中挥舞，拖着绑在绳子上的生锈铁罐。他们不停地大叫大喊，说马苏德和拉巴尼已经撤出喀布尔。

到处都有人高声称颂：真主伟大！

玛丽雅姆看见有一条床单自雅德梅湾大道的一个窗户悬挂下来。床单上，有人写上了五个又黑又大的字：塔利班万岁！

他们走过一条条街道，玛丽雅姆沿途看到更多同样欢呼雀跃的符号——有的画在窗户上，有的钉在门板上，有的在轿车的天线上迎风招展。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和拉希德、莱拉、阿兹莎一起，来到了普什图广场，第一次看到了塔利班。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玛丽雅姆看见有的人伸直了脖子，有的人拥挤地围着广场中央的蓝色喷泉，有的人站在它干涸的泉台上。他们来到广场的末端，在原来那家开伯尔餐厅附近占了个地方，试图看个究竟。

拉希德利用他的身材推开旁观者，从他们之间走过去，领着她们来到一个正在拿着扩音器讲话的人前面。

阿兹莎一看，发出一声惊叫，把脸埋在玛丽雅姆的布卡之中。

拿着扩音器讲话那人是个下巴留着胡子的青年男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他站在临时搭起来的脚手架上。他的另外那只手提着火箭炮，两个血淋淋的男人被绳子吊在交通灯柱上。他们的衣服被撕碎了。他们肿胀的脸变成青紫色的。

“我认识他，”玛丽雅姆说，“左边那个。”

玛丽雅姆前面有个年轻的女人转过身来，说那人是纳吉布拉。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弟弟。玛丽雅姆还记得在苏联统治那些年，纳吉布拉那张留着小胡子的胖脸在宣传板和商店临街橱窗上微笑着。

后来，她听说纳吉布拉本来在达鲁拉曼宫殿附近的联合国办公楼中避难，但被塔利班拖了出来。他们折磨了他好几个小时，然后把他的双腿绑在一辆卡车后面，拖着他已经呜呼哀哉的身体穿过大街小巷。

“他杀害了很多、很多穆斯林！”那个年轻的塔利班通过扩音器大喊。他说的是带普什图口音的法尔西语，然后又用普什图语说了一遍。他停了下来，用他的武器指着两具尸体。“他的罪行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叛国贼。这就是我们对付那些冒犯了伊斯兰教法的叛徒的方式！”

拉希德咧嘴而笑。

在玛丽雅姆怀里，阿兹莎放声大哭起来。

接下来那一天，大量的卡车涌进了喀布尔。在卡尔卡纳区、沙里诺区、卡德帕湾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和塔伊玛尼区，红色的丰田卡车在各条马路蜿蜒前进。留着大胡子的男人穿着黑色的长袍，拿着武器，坐在它们的车斗里面。每一辆车都有一个大喇叭，轮流用法尔西语和普什图语播放通知。各座清真寺顶端的大喇叭，还有那个如今叫做伊斯兰教法之声的广播电台也在反复播放一段同样的宣言。这段话还被写成传单，丢进各条街道。玛丽雅姆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张。

我们的祖国现在改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下面是我们将要颁布、你们将要服从的法律：

所有的市民必须每天祷告五次。如果你们在祷告时间做其他事情，而且被人发现的话，你们将会挨打。

所有的男人必须留起大胡子。正确的长度是下巴之下最少一个拳头那么长。如果不遵从这条规定，你们将会挨打。

所有的男孩必须穿长袍。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孩将会穿黑色长袍，六年级以上的穿白色长袍。所有的男孩都必须穿伊斯兰教的服饰。衬衣的领口必须扣上纽扣。

禁止唱歌。

禁止跳舞。

禁止打牌、下棋、赌博和放风筝。

禁止写书、看电影和画画。

如果你们养鹦鹉，你们将会挨打。你们的鸟将会被杀死。

如果你们盗窃，你们的手掌将会被切掉。如果你们再偷，你们的脚将会被切掉。

如果你们不是穆斯林，别在任何穆斯林能看到的地方做礼拜；否则，你们将会挨打，并被关进监狱。如果你们被人发现正在拉拢一个穆斯林改信你的宗教，你们将会被处决。

女人请注意。

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待在家里。女人在马路上瞎逛是不合礼节的。如果你们要到外面去，必须有男性的亲戚陪同。如果你们被人发现私自上街，你们将会挨打，并且被押送回家。

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们都不能露出面孔。你们若到外面，必须用布卡把脸蒙起来。否则的话，你们将会被毒打。

禁止使用化妆品。

禁止佩戴珠宝。

你们不得穿迷人的衣服。

如果没人跟你们说话，你们不得说话。

你们不得和男人对视。

你们不得在公众场合发笑。否则的话，你们将会挨打。

你们不得涂指甲。否则的话，你们会失去一根手指。

禁止女孩上学。所有的女子学校将会很快被关闭。

禁止所有的女人工作。

如果你们通奸被发现，将会被石头投掷至死。

听着，听好了。要服从。真主伟大。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吃晚饭，这时距离他们看见纳吉布拉的尸体悬挂在绳子上还不到一个星期。

“他们不能强迫一半的人口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莱拉说。

“为什么不可以？”拉希德说。这一次，玛丽雅姆倒是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他不就是这么对待她和莱拉的吗？莱拉肯定也明白这一点的。

“这里又不是农村。这里是喀布尔！这里的女人过去当律师、当医生，在政府部门上班……”

拉希德不屑地笑起来。“瞧你说的，果然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书呆子所生的傲慢女儿。你真是一个城里人，真是一个塔吉克人。你以为这些观念是塔利班新发明的啊？你有没有离开你在喀布尔的宝贝小窝，到外面去生活过，我的姑娘？你有没有去过南部、东部，去分布着各个部落的巴基斯坦边境，去看看真正的阿富汗人？没有吧？我去过。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

“我拒绝相信，”莱拉说，“他们不是认真的。”

“我看塔利班对付纳吉布拉的方式挺认真的，”拉希德说，“你觉得呢？”

“他是叛国贼！他当过秘密警察的头头。”

拉希德笑了起来。

玛丽雅姆从他的笑声中听到了答案：在塔利班的党羽眼中，和女人比起来，曾经统率神憎鬼厌的阿富汗情报局的纳吉布拉应该受的惩处只多了那么一点点。

第三十八章

莱拉

当塔利班开始行动的时候，莱拉很高兴爸爸没能看到这一切。否则的话，他的心灵将会饱受摧残。

那些男人挥舞着斧头，冲向破败已久的喀布尔博物馆，将伊斯兰文明之前的雕像砸得粉碎——都是圣战组织还没来得及抢走的文物。塔利班关掉大学，打发学生回家。他们把挂在墙壁上的画作摘下来，用刀剑将它们劈成碎片。他们踢碎电视的屏幕。除了《古兰经》之外，所有的书籍都被成堆地烧掉，书店被迫关门大吉。卡里里、帕吉瓦克、安萨里、哈吉·德赫坎、阿什拉奇、贝塔伯、哈菲兹、雅米、内扎米、鲁米、迦亚谟、贝德尔等诗人的作品被付诸一炬。

莱拉听说有的行人因为漏掉祈祷仪式而开罪塔利班，被他们从街头拖进各处清真寺。她得知小鸡街道附近的马可波罗餐厅已经变成了提审中心。它那些漆成黑色的窗户后面，有时候会传出阵阵惨叫。大胡子巡逻队无所不在，他们乘坐红色的丰田卡车到处游荡，将一些刮掉胡子的人打得鲜血淋漓。

他们还关掉了电影院。电影公园。阿里亚娜电影院。阿里尤伯电影院。他们洗劫了放映室，放火焚烧一卷卷的影片。莱拉记得她曾和塔里克坐在这些电影院之中欣赏印度片；记得她曾看过的那些讲述悲欢离合的爱情片；她记得影片中恋爱的一方被流放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另一方则被迫与他人成婚；她记得那些恋人在万寿菊盛开的田野中且歌且哭、渴望重逢的场景。她记得每当她为这些电影哭泣时，塔里克总会取笑她。

有一天，玛丽雅姆对她说：“我在想，如果我父亲的电影院还在，如果他还是那家电影院的主人，他们会怎样处理它呢？”

喀布尔历史悠久的音乐家聚居区卡拉巴特变得鸦雀无声。塔利班毒打那些音乐家，将他们投入监狱，踏碎他们的雷布巴琴、冬不拉和手风琴。塔利班还走到塔里克最喜爱的歌唱家艾哈迈德·查希尔墓前，对着他的坟墓开枪。

“他死了快二十年，”莱拉对玛丽雅姆说，“他死了一次还不够吗？”

塔利班没给拉希德带来太多的麻烦。他只需留上一把胡子，并且定时去清真寺，这两点他都做到了。对于塔利班，拉希德既感到困惑，却又持关切和宽宏的态度；对他来说，塔利班好比一个行为怪异的亲戚，时常出其不意地搞些恶作剧。

每到星期三晚上，拉希德会收听伊斯兰之声电台，塔利班会在那个时候宣布等候处分的人的名单。然后，到了星期五，他会去伽兹体育馆，买一罐百事可乐，看塔利班行刑。上床之后，他会强迫莱拉听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看到谁的手被砍掉，谁挨了鞭子，谁被吊起来，谁的脑袋被砍掉。

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今天我看到有个人切开害死他哥哥那人的喉咙。”

“他们真残忍。”莱拉说。

“你这么认为啊？”他说，“跟什么比较呢？苏联军队杀了一百万人。你知道仅仅过去四年，圣战组织在喀布尔干掉了多少人吗？一万五千。一万五千啊！相比之下，砍掉几个小偷的手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血债血偿，以牙还牙。这是《古兰经》里面说的。再说了，你告诉我：如果有人杀了阿兹莎，难道你不想为她复仇吗？”

莱拉憎恶地瞪了他一眼。

“我只是打个比方。”他说。

“你跟他们一样。”

“她眼睛的颜色很有趣，阿兹莎。你不觉得吗？你和我的眼睛都不是那种颜色。”

拉希德翻过身，脸朝着她，用食指弯曲的指甲温柔地刮着她的大腿。

“让我来解释一下，”他说，“如果那种奇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说它将会落在我身上，但它可能已经发生，我只是说可能——我将有权利把阿兹莎赶出家门。你觉得那样如何？或者我可以在某一天去找塔利班，我只要走进去，说我对你有所怀疑。我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的话呢？你认为他们会怎样处理你呢？”

莱拉把大腿从他身边抽开。

“我不会那么做的啦，”他说，“我不会的。不。也许不会。你知道我这个人的。”

“你真鄙秽。”莱拉说。

“这个词还真文绉绉，”拉希德说，“我向来很讨厌你这一点。早在你小时候，早在你和那个残废玩乐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和诗歌。可是现在，你所有这些才华对你有什么用呢？你不用流落街头，靠的是我还是你的才华？我很鄙秽？这个城市里有一半女人做梦都想嫁给我这样的人。我要肯娶她们，她们为我杀人也愿意。”

他的身体翻了回去，朝天花板吐了一口烟。

“你喜欢掉书袋是吧？我也来跟你掉一个：前景。我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它，莱拉。你别把前景丢掉。”

拉希德说出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尤其是最后一句，这让莱拉在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极其不舒服。

但是，第二天早上，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早上，她体内这种翻江倒海的晕眩一直在持续，然后恶化，变成一种令莱拉错愕的熟悉感觉。

不久之后，在一个阴冷的下午，莱拉仰面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在她的房间午睡。

莱拉手里拿着一根金属辐条，那是她用钳子从一个废弃的自行车车轮上剪下来的。她在小巷中找到那个车轮，多年以前，她曾和塔里克在那儿接吻。莱拉在地板上躺了很久，双腿张开，不停地倒抽着冷气。

自从察觉到阿兹莎的存在那一刻起，她就对她充满了爱意。当时并不存在这种自我怀疑和犹豫不决。母亲如果无法爱上自己的孩子，莱拉想，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该是多么有悖天理的事情。她躺在地板上，汗津津的双手将辐条摆好了位置，却不由自主地想：她真的能够像爱塔里克的孩子那样爱拉希德的孩子吗？

最后，莱拉下不了手。

她放下辐条，并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流血致死，也不是觉得这么做会遭天谴——她怀疑确实会。莱拉放下辐条，是因为她无法接受圣战组织已经造下的孽：有时候，战争会殃及无辜者的生命。这是她和拉希德之间的战争。胎儿是无罪的。而这个世界的杀戮已经足够多了。莱拉已经见过太多的无辜者在敌对双方的交火中死于非命。

第三十九章

玛丽雅姆

1997年9月

“这家医院已经不给女人看病了。”门卫咆哮说。他站在楼梯的顶端，冷冰冰地看着聚集在马拉拉伊医院前面的人群。

人群大哗。

“但这是一家女子医院！”玛丽雅姆身后有个女人喊道。人们纷纷大声表示赞同。

玛丽雅姆换了一只手抱着阿兹莎。她用另外一只手去扶莱拉。莱拉不断呻吟，她自己的手揽着拉希德的脖子。

“已经不是了。”那个塔利班说。

“我老婆怀孕了！”有个粗壮的男人说，“老兄，你不会让她在马路上把孩子生下来吧？”

那年元月，玛丽雅姆听到一个公告。公告说男人和女人将会到不同的医院看病，喀布尔的医院将会清退所有的女性员工，把她们送到一个医疗中心上班。当时没有人相信，塔利班也一直没有落实这项措施。直到现在。

“那阿里·阿巴德医院呢？”另外一个人喊道。

门卫摇摇头。

“瓦兹尔·阿克巴·汗呢？”

“只限男性。”他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去拉比亚·巴尔奇医院。”门卫说。

一个年轻的女人推开人群，向前走去，她说她已经去过那儿了。他们没有干净的水，她说，没有氧气，没有医疗器材，没有电。“那儿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门卫说。

人群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开始骂娘。有人扔了一块石头。

这个塔利班举起他的冲锋枪，朝空中开了几枪。他身后另外一个塔利班挥舞着皮鞭。

人群很快散开了。

拉比亚·巴尔奇医院的候诊室挤满了穿着布卡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污秽的身体、脚丫子、尿液、香烟的烟雾和抗生素的味道。天花板上挂着一动不动的巨大吊扇，几个孩子在下面相互追逐，不停地跳过正在打盹的大人伸出来的长腿。

玛丽雅姆扶莱拉在墙边坐下，墙上剥落的灰泥形状活像一些外国地图。莱拉前后摇晃着身体，双手按在小腹上。

“我会让你看上医生的，亲爱的莱拉，我保证。”

“快点。”拉希德说。

挂号窗前有一大群女人，她们相互推搡拥挤。有的还抱着她们的婴儿。有的离开人群，推开通向诊室的双重门。一个持枪的塔利班挡住她们的去路，把她们赶回来。

玛丽雅姆挤了进去。她双脚踩进去，推开陌生人的手肘、屁股和侧肩。有人用手肘撞了她的肋骨，她还了一手肘。有一只绝望地挥舞着的手甩到她脸上。她将它拍开。为了往前挤，玛丽雅姆伸手去抓别人的脖子、手臂、手肘和头发，有个女人嘘她，她嘘了回去。

玛丽雅姆现在看到母亲所作出的牺牲了。庄重只是其中之一。她悔恨莫及地想起娜娜，想起她也曾作出的牺牲。娜娜本来可以把她送给别人，或者把她丢进阴沟，然后一走了之。但她没有。娜娜忍受了怀着一个哈拉米的耻辱，用尽心血来抚养毫无感念之情的玛丽雅姆，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她。而事到头来，在玛丽雅姆心中，她居然还比不上扎里勒。就在玛丽雅姆使尽浑身解数朝前挤去的时候，她为当初没有对娜娜更好一点而懊悔不已。如今她总算明白母爱的伟大了，可惜当初她对此一无所知。

她发现自己对面是一个护士，那人穿着污秽的灰色布卡，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护士正在跟一个年轻的女人说话，这个女人的布卡头套上渗出一块血迹。

“我女儿的羊水破了，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玛丽雅姆大声说。

“我在跟她说话！”带血的年轻女人喊道，“还没排到你呢！”

她们这一整群人左右摇晃，像和风拂过空地时泥屋周围那些高高的杂草一样。玛丽雅姆身后有个女人大声说她女儿从树上掉下来，把手给摔断了。另外一个女人说她大便出血。

“她发烧吗？”护士问。玛丽雅姆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在问她。

“没有。”玛丽雅姆说。

“出血？”

“没有。”

“她在哪儿？”

隔着一片裹着头套的脑袋，玛丽雅姆指向莱拉和拉希德坐的地方。

“我们会给她看的。”护士说。

“要等多久？”玛丽雅姆着急地说。有人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往后拉。

“我不知道。”护士说。她说这个时候只有一两个医生在忙活。

“她很痛。”玛丽雅姆说。

“我也痛啊！”头上出血的那个女人说，“排你的队去！”

玛丽雅姆被人拉得直倒退。她看不到护士了，只见到很多人的肩膀和后脑勺。她嗅到一个婴儿带着奶味的饱嗝。

“扶着她走走，”护士高喊，“再等一等。”

等到天全黑了，终于有个护士来叫她们进去。产房有八张病床，几个妇女在病床上呻吟和扭动着身体，照顾她们的是一些浑身包裹起来的护士。有两个女人正在生产。病床之间没有帷幕。莱拉被指派到一张最里端的病床，在一扇被人涂成黑色的窗户下面。病床附近有个已经裂开的水槽，里面一点水也没有，上方一根绳子挂着几对脏兮兮的医用手套。玛丽雅姆见到房间中央有一个铝架。上面的搁板放着一条煤灰色的毛毯，下面的搁板上什么也没有。

有个女人发现玛丽雅姆正在看着铝架。

“她们把活的放在上面。”她有气无力地说。

医生是个矮小的女人，形容枯槁，穿着深蓝色的布卡，动作像鸟儿一般迅捷。她说话总是带着一副不耐烦的、焦急的口气。

“第一个孩子。”她就是这么说的，一点都不像是询问，而像是说出一个陈述句。

“第二个。”玛丽雅姆说。

莱拉发出一声惨叫，侧过身子。她的十指紧紧抓着玛丽雅姆。

“生第一个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是她母亲？”

“是的。”玛丽雅姆说。

医生掀起她的布卡的下摆，掏出一件像圆锥体的金属器具。她揭开莱拉的布卡，将这件器具较大的一端放在她的肚子上，小的那头插进自己的耳朵。她听了足足有一分钟，换了几个部位，又接着听，又换部位。

“现在我必须感受一下胎儿，小姐。”

她戴上一双用晾衣服的夹子吊在水槽上的手套。她用一只手压着莱拉的肚子，另外一只手伸进她的体内。莱拉痛苦地呻吟着。医生检查完了之后，她把手套交给一个护士，护士用水冲洗了一下，又把它夹在绳子上。

“你的女儿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必须切开她的子宫，把胎儿取出来，因为胎儿的臀部对着子宫口。”

“我不懂。”玛丽雅姆说。

医生说胎儿的体位不对，所以它不会自己出来。“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去手术室。”

莱拉扭曲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脑袋歪向一边。

“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医生说。她走到玛丽雅姆身边，侧过身，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她的声调带着一丝丝尴尬。

“她说什么？”莱拉呻吟着说，“胎儿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她怎么受得了？”玛丽雅姆说。

从医生变得愤愤不平的语气判断，她肯定听出了这个问题的指责意味。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她说，“你要我怎么做？我需要的东西，他们不肯给我。我还没有X光机，没有抽吸器，没有氧气瓶，甚至连简单的抗生素都没有。每当非政府组织捐了钱，塔利班就把钱拿走。或者把钱挪用到给男人看病的地方去。”

“但是，尊敬的大夫，难道你就不能给她开一些药吗？”玛丽雅姆问。

“怎么回事？”莱拉痛苦地说。

“你可以自己去买药，但是……”

“把药名写下来，”玛丽雅姆说，“你把它写下来，我去买。”

在布卡之下，医生微微摇了摇头。“来不及了，”她说，“首先，附近的药店都没有这种药。所以你必须乘坐交通工具从一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地方，说不定要找遍全城，而且能找到这种药物的概率很低。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所以你很可能会因为犯了宵禁令而被抓起来。就算你找到了，你也未必能买得起。或者你会发现自己正在跟一个同样绝望的人竞相抬高价钱。来不及了。这个胎儿必须现在就取出来。”

“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莱拉说。她用手肘把自己撑了起来。

医生吸了一口气，然后跟莱拉说医院没有麻醉药。

“但如果我们拖延的话，你会失去这个孩子。”

“那么把我切开吧。”莱拉说。她躺倒在床上，屈起膝盖。“把我切开，把孩子给我。”

破旧而污秽的手术室中，莱拉躺在轮床上，医生正在水盆里面洗手。莱拉浑身颤抖。护士把一块布浸泡在黄褐色液体中，然后用它来抹她的肚子，每擦一次，她都会倒抽一口冷气。另外一个护士站在门口。她推开吱嘎作响的房门，偷偷看着外面。

这时医生把布卡脱掉了，玛丽雅姆看见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浮肿，嘴角的皮肤松弛，看得出来很是疲累。

“他们要求我们穿着布卡做手术，”医生解释说，朝门口的护士扬了扬下巴。“她在那边把风。如果她看到他们过来，我就得穿上。”

她说出这句话的语调平静得近乎漠然，玛丽雅姆明白这种口气代表了一个女人平息已久的愤怒。这是一个早就明白能继续工作已经足够幸运的女人，她想，这个女人肯定也明白，如果她胆敢反抗，塔利班能够夺走她的其他权利，其他东西。

莱拉肩膀两边各有一根垂直的金属棍。清洁莱拉腹部的护士用夹子在两根棍子上挂起了一张床单。床单在莱拉和医生之间形成了一道帷幕。

玛丽雅姆走到莱拉的头顶之后，蹲下身子，脸贴着莱拉的脸。她能感觉到莱拉的牙齿在打战。她们的手指扣在一起。

隔着帘幕，玛丽雅姆看见医生的身影在莱拉左边移动，护士在右边。莱拉的嘴巴一直是张开的。唾沫形成泡泡，在她咬紧的牙齿表面破裂。她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嘶嘶声。

医生说：“勇敢点，小妹妹。”

她在莱拉身上弯下腰。

莱拉的眼睛猛地睁开，然后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她就这副样子，使劲，使劲，再使劲，不停地颤抖，脖子上的血管突出，汗水从脸上滴下来，她的手指死死捏着玛丽雅姆的手指。

玛丽雅姆将会永远钦佩莱拉隔了那么久才开始叫喊起来。

第四十章

莱拉

1999年秋天

挖洞是玛丽雅姆出的主意。某天早晨，她指着工具棚屋后面的一块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挖一个，”她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她们轮流用铁锹插地，然后把松开的泥土铲到旁边。她们本来就不打算挖一个很大或者很深的洞，所以挖掘的工作本不该如此费劲。那场大旱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到处都是一派民生凋敝的景象。去年冬天几乎没有下雪，而且整个春天一滴雨水都没有。全国各地的农民被迫离开焦裂的土地，卖掉家当，从一个村庄流落到另外一个村庄找水喝。他们去了巴基斯坦或者伊朗。他们来到喀布尔。但这座城市的地下水位也很低，比较浅的井都干涸了。那些深井前面则排起了长队，莱拉和玛丽雅姆得耗上几个小时才轮到她们打水。往年每到春天就河水泛滥的喀布尔河露出了河床。如今它成了公共厕所，里面除了人类的排泄物和垃圾一无所有。

所以她们不停地挥舞铁锹，不停地插进土地，但被太阳烤干的地面硬得像一块岩石，她们几乎铲不动泥土。

玛丽雅姆已经四十岁了。她那一头盘起的头发已经出现几绺灰白。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半月形的、松垮的棕色眼袋。她的门牙有两颗不见了。一颗自行脱落，另外一颗是她失手把察尔迈伊摔在地上时被拉希德打掉的。她的皮肤变得很粗糙，而且由于她们经常冒着烈日坐在院子中而被晒得发黑。她们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察尔迈伊追逐阿兹莎。

完成之后，洞掘好之后，她们站在它旁边，朝下看。

“应该可以了。”玛丽雅姆说。

察尔迈伊两岁了。他是一个鬈发的胖小子。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很小，不管天气如何，脸颊上总是有两抹红晕，跟拉希德一样。他头发茂密，发际线也像他父亲，半月形的，离眉毛很近。

当莱拉独自陪着察尔迈伊的时候，他会很乖，既快乐又淘气。他喜欢爬上莱拉的肩膀，在院子里和阿兹莎玩捉迷藏。有时候，他会安静下来，坐在莱拉的膝盖上，要求莱拉唱歌给他听。他最喜欢的歌曲是“亲爱的穆罕默德毛拉”。当她对着他的鬈发歌唱时，他会摇晃着那双肉乎乎的小脚；莱拉若唱到合唱的部分，他就会加入，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他懂得怎么唱的歌词：

来吧，我们去马扎吧，亲爱的穆罕默德毛拉

去看开满郁金香的田野，啊，我尊敬的同伴

莱拉喜欢察尔迈伊湿漉漉的嘴唇亲吻她的脸颊，喜欢他肉乎乎的手肘和结实的脚趾。她喜欢挠他痒痒，喜欢用坐垫和枕头搭一条隧道让他爬过去，喜欢看着他总是一只手抓着她的耳朵在她怀里呼呼入睡。每当想起那个下午，她躺在地板上，大腿之间摆着一条自行车车轮的辐条，她就会浑身难受。当时她差点就做了那件事。如今她为自己当初产生那样的念头而觉得不可思议。她的儿子是真主的恩赐，莱拉如释重负地发现她先前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她对察尔迈伊爱之入骨，就像她爱阿兹莎一样。

但察尔迈伊崇拜他的父亲，因为这一点，当他父亲走过来逗他玩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人。察尔迈伊会赶忙走过去，然后咯咯大笑或者露出放肆的笑容。他父亲在场的时候，他很容易发脾气。他故意捣乱。他不顾莱拉的责骂，不停地胡来；拉希德不在时他从来不会如此。

拉希德对此赞赏有加。“这表明他很聪明。”他说。察尔迈伊莽撞的时候——当他把石块吞下去再吐出来的时候，当他点火柴的时候，当他咀嚼拉希德的烟草的时候——拉希德也都这么说。

察尔迈伊出世之后，拉希德把他抱到他和莱拉同睡的床上。他给他买了一张新的婴儿床，四边的木板上画着狮子和潜伏的猎豹。他花钱买了新的衣服，新的拨浪鼓，新的奶瓶，新的尿片，尽管这些东西都很贵，而且阿兹莎原来的那些东西都还能用。有一天，他带了一个装电池的可移动玩具，他把它挂在察尔迈伊的婴儿床上。玩具是一朵向日葵，用绳子系着一些黄色和黑色的蜜蜂。那些蜜蜂一捏就会发出吱吱声和咯咯声。这个玩具打开之后，会有音乐响起来。

“你不是说过生意不好吗？”莱拉说。

“我找朋友借的钱。”他不屑一顾地说。

“你拿什么来还债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看，他喜欢这个玩具。看到了吗？”

多数日子里，莱拉被剥夺了和儿子相处的机会。拉希德带他到鞋店去，让他在那乱糟糟的工作台周围爬来爬去，玩着废旧的橡胶鞋跟和多余的皮革碎片。拉希德一边敲着铁钉和转动砂轮，一边关爱地看着他。如果察尔迈伊把一堆鞋子给弄倒了，拉希德就会温柔地责备他，心平气和，而且还带着微笑。如果他又推倒一堆鞋，拉希德会放下铁锤，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桌子上，轻声细语地跟他说话。

他对察尔迈伊的耐心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深井。

晚上他们一起回家，察尔迈伊的脑袋趴在拉希德的肩膀上一跳一跳，他们两人身上都散发出胶水和皮革的味道。他们狡猾地笑着，好像两人之间有什么秘密，好像他们一整天坐在那个阴暗的鞋店，什么都没干，只顾着商谈什么阴谋似的。吃晚饭的时候，察尔迈伊喜欢坐在他父亲身边，当玛丽雅姆、莱拉和阿兹莎把饭菜摆到餐垫上时，他们就坐在那儿玩游戏。他们轮流伸手去捅彼此的胸膛，咯咯地笑着，不停地用面包屑投掷对方，低声说一些其他人听不见的话。如果莱拉不识相地和他们说话，拉希德会抬起头来，不高兴地瞪着她。如果她想抱察尔迈伊——或者更糟糕的是，察尔迈伊朝她伸出手——拉希德就会对她怒目而视。

莱拉心里发痛，转身走开。

察尔迈伊满两周岁之后几个星期的某天晚上，拉希德带着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录像机回家。那天很暖和，几乎有点热，但傍晚就冷下来了，随着夜色渐深，又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寒冷夜晚。

他把电视机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说这是他从黑市买来的。

“你又找人借钱了？”莱拉问。

“这个可是美国货。”

阿兹莎走进了客厅。看到电视机，她朝它跑了过去。

“当心点，亲爱的阿兹莎，”玛丽雅姆说，“别碰它。”

阿兹莎的头发变得和莱拉一样是金黄色的。莱拉从她脸上看到自己的酒窝。阿兹莎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静忧郁的小女孩，莱拉觉得她的举止不像一个六岁的女孩。莱拉吃惊地发现她女儿说话的方式、抑扬顿挫的声音、若有所思的停顿和语调是那么像成年人，和说出这些话的幼小身体是那么不相称。每天早上，阿兹莎总像个小大人般，高高兴兴地叫察尔迈伊起床，给他穿衣服，喂他吃早餐，给他梳头发。她还会哄他睡午觉，心平气和地为她这个脾气暴躁的兄弟扮演和事佬。在他身边，阿兹莎常常像成年人那样恼怒而坚决地摇摇头。

阿兹莎按了电视机的开关按钮。拉希德大声呵斥，抓起她的手腕，把它按在桌子上，一点都不温柔。

“这是察尔迈伊的电视机。”他说。

阿兹莎走到玛丽雅姆身边，爬到她的膝盖上。现在她们两个已经形影不离了。最近，在莱拉的要求下，玛丽雅姆开始教阿兹莎《古兰经》的经文。阿兹莎已经能够背诵《古兰经》的“忠诚篇”和“开端篇”，还知道如何履行早祷的四次仪式。

我必须把这些教给她，当时玛丽雅姆对莱拉说，这种知识，这些祈祷。它们是我惟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这时察尔迈伊走进了房间。拉希德带着那种人们等待街边魔术师变戏法的目光，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察尔迈伊拉拉电视机的电线，揿揿各个按钮，把他的手掌按在空白的屏幕上。他抬起双手，玻璃上两个小小的手掌印慢慢消失。拉希德骄傲地微笑着，看着察尔迈伊不停地把手按在屏幕上再抬起来，一遍又一遍。

塔利班禁止人们看电视。录像带被当众毁掉，他们把胶带扯出来，挂在篱笆上。卫星电视接收器则被挂在灯柱上。但拉希德说东西遭到禁止，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买不到。

“明天我会开始找一些卡通片录像带，”他说，“不会很难找的。在黑市，你想买什么都能买到。”

“那你最好给我们买一口新的水井。”莱拉说，这句话招来了他恶狠狠的目光。

由于天气大旱，他们现在只能用茶水送白米饭来充饥。买回电视机之后的某天晚上，拉希德吃过饭，抽了一根烟，跟莱拉说起了他的决定。

“不行。”莱拉说。

他说他不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反正就是不行。”

“要是知道我的难处，你会答应的。”

他说他已经无法再向朋友借债了，而且鞋店的收入再也不够他们五个人过日子。“我怕你担心，所以没有早点告诉你。”

“再说了，”他说，“他们每天带回家的钱多得能让你大吃一惊。”

莱拉再次说不行。他们在客厅。玛丽雅姆和两个孩子在厨房。莱拉听见盘碗的叮当声，察尔迈伊的尖笑声，还听见阿兹莎用她那冷静的声音对玛丽雅姆说了几句话。

“有的孩子跟她一样大，甚至比她还小，”拉希德说，“喀布尔每个孩子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莱拉说她不关心别人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

“我会看好她的啦，”拉希德说，语气有一点点不耐烦，“那个角落很安全。街道对面有一个清真寺。”

“我不会让你把我的女儿变成街头乞丐！”莱拉大声说。

他结结实实地甩了莱拉一个耳光，发出啪的一声巨响。莱拉被打得头昏脑涨。厨房里的声音消失了。刹那间，屋子里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走廊传来匆忙的脚步声，玛丽雅姆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客厅，他们的眼睛在莱拉和拉希德身上打转。

然后莱拉用拳头打他。

这是她第一次打别人。以前她也曾跟塔里克开玩笑地打来打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握紧拳头，与其说是捶打，不如说是轻拍，其中包含的是意犹未尽的爱怜。他们会瞄准一块肌肉，塔里克会用一种专业人员的口气，说那是三角肌。

莱拉看见她的拳头从空中挥了出去，她的指节感受到拉希德毛茸茸的粗糙皮肤上的皱纹。这一拳击中拉希德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像是把一袋大米扔在地板上。她使的劲道很大，实际上冲击力让他跌跌撞撞地倒退了两步。

房间的另一边传来一声惊呼、一声大叫和一声哭喊。莱拉不知道哪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那一刻她自己吓呆了，顾不上去留意或者关心，脑子里还没弄清楚她的手刚刚做了什么动作。等到她回过神来，她觉得自己一定笑起来了。当她吃惊地发现拉希德一言不发走出房间时，她可能狰狞地笑了起来。

突然之间，在莱拉看来，她们——她，玛丽雅姆和阿兹莎——的生活中共同的困苦就这样退却了，像电视机屏幕上察尔迈伊的手印那样消失无踪。尽管这么想很荒唐，但因为这胜利的一刻，因为这奋起反抗将会终结所有的含羞忍辱，莱拉觉得她们所吃的那些苦头似乎都没有白吃。

莱拉并没有注意到拉希德回到了客厅。直到他的手扼住她的喉咙。直到她被举得双脚离地，被摔在墙壁上。

他那张狰狞的脸就在莱拉的脸上面，离得很近，看上去大得不可思议。莱拉发现岁月已经让他的脸皮变得松弛，在他的鼻子上留下一道道皱纹。拉希德什么也没说。实际上，当你把枪管塞进你妻子的嘴巴，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还需要说什么呢？

促使她们在院子里挖洞的原因是抢劫。有时候是每月一次，有时候是每周一次。最近几乎是每天一次了。多数时候，塔利班会在某人的屁股上踢一脚，或者在后脑勺上敲一两下，然后就把财物取走。但有时候也会当众毒打遭到劫掠的人们，拿鞭子抽他们的脚掌和手掌。

“轻一点。”这时玛丽雅姆说，她跪在洞口边缘。她们各自抓住包裹电视机的塑料布的一端，把它放了下去。

“应该可以了。”玛丽雅姆说。

放进去之后，她们拍实泥土，又把洞填上了。她们在它附近撒了一些泥土，以免它会招人怀疑。

“好了。”玛丽雅姆说，在裙子上擦了擦手。

他们说好了，再过一两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等到安全的时候，等到塔利班不再到处抢劫的时候，他们再把电视机挖出来。

在莱拉的梦中，她又一次和玛丽雅姆在工具棚屋后面挖洞。但是，这一次，她们放进洞里的是阿兹莎。阿兹莎的呼吸在她们用来包裹她的塑料布上结成雾气。莱拉看到了她恐慌的眼睛，莱拉看见她那双发白的手掌不断地拍打和推着塑料布。阿兹莎苦苦哀求。莱拉听不见她的哭喊声。这是暂时的，她朝下说，这是暂时的。都是因为抢劫，你不知道吗，我的乖女儿？等到抢劫结束之后，妈妈和玛丽雅姆阿姨会把你挖出来的。我答应你，我的乖女儿。到时我们就能一起玩了。你想玩什么都可以。她把泥土铲进洞里。当第一铲土块落在塑料布上的时候，莱拉醒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嘴巴里充满了泥巴的味道。

第四十一章

玛丽雅姆

2000年夏天，大旱进入了第三年，也是最糟糕的一年。

赫尔曼德、扎布尔和坎大哈的农民变成了成群结队的游牧民族，四处迁徙，寻找水源，也为他们的牲口寻找草地。但他们两样都没找到，山羊、绵羊和耕牛纷纷死亡，于是他们便到喀布尔来。他们占据了阿里亚娜山，住在临时搭建的贫民窟中，每十五或者二十个人挤一间破屋。

这个夏天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季节。这年夏天，玛丽雅姆和阿兹莎抱在一起翻来覆去，咯咯地笑个不停，阿兹莎坚持要当杰克。

“安静点，亲爱的阿兹莎。”

“杰克！你叫我的名字啊，玛丽雅姆阿姨。叫啊。杰克！”

“你要是把你父亲吵醒，他会生气的。”

“杰克！你是露丝吗？”

玛丽雅姆最后会投降，趴在她的后背上，再次同意扮演露丝。“好啦，你是杰克，”她怜爱地说，“你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就能活到七老八十。”

“对啊，但我是一个英雄，”阿兹莎说，“你呢，露丝，你会一直想着我，度过悲惨的一生。”然后，她会骑在玛丽雅姆的胸膛上，大声宣布：“我们要接吻了！”玛丽雅姆摇晃着脑袋，阿兹莎则因为自己的过火行为而兴高采烈，撅着嘴巴咯咯笑起来。

有时候，察尔迈伊会走进房间，看着这场游戏。他能扮演什么啊，他问。

“你可以当冰山。”阿兹莎说。

那年夏天，一阵《泰坦尼克号》狂热席卷了喀布尔。人们从巴基斯坦走私盗版碟——有时候放在他们的贴身衣服里面。宵禁开始之后，每个人都把房门锁上，关掉电灯，降低音量，擦着眼泪，哀悼杰克、露丝和那艘倒霉的轮船上的乘客。如果有电的话，玛丽雅姆、莱拉和两个孩子也会看这部影片。她们在深夜把电视机挖出来，关掉电灯，用被子蒙住窗户，把这部电影看了十几遍。

在喀布尔河，小贩把地摊摆到干裂的河床上。没隔多久，从被太阳烤焦的河道中，人们能够买到泰坦尼克地毯，泰坦尼克衣服，这些东西成捆地堆在独轮车上。那儿有泰坦尼克除臭剂，泰坦尼克牙膏，泰坦尼克香水，泰坦尼克炸蔬菜，甚至还有泰坦尼克布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职业乞丐还开始自称“泰坦尼克乞丐”。

一座“泰坦尼克城”横空出世。

最吸引人的是主题曲，他们说。

不，是大海。奢华。那艘船。

是色情啦，他们低声说。

列奥，阿兹莎羞怯地说，全都是因为列奥。

“每个人都想要杰克，”莱拉对玛丽雅姆说，“这是电影这么流行的原因。每个人都希望杰克回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没有杰克。杰克不会回来。杰克已经死了。”

夏季将尽的时候，有个布匹商人睡着了，忘记掐灭他的香烟。大火没要去他的生命，但是吞噬了他的店铺。隔壁的布匹商店也未能免难，同样遭殃的还有一间旧衣店，一间很小的家具店和一家面包店。

后来他们告诉拉希德，如果当时风朝东吹，而不是朝西吹，那么他那间街角的鞋店或许能幸存下来。

他们变卖了一切家当。

最先卖掉的是玛丽雅姆的东西，接着是莱拉的衣物。阿兹莎的婴儿服，还有几件莱拉当年吵闹拉希德去买给她的玩具。阿兹莎温顺地看着她的东西被处理掉。拉希德的手表、破旧的调频收音机、领带、皮鞋、结婚戒指也都卖掉了。沙发、桌子、地毯、椅子也出售了。拉希德卖掉电视机的时候，察尔迈伊气得直撒泼。

火灾之后，拉希德几乎每天都在家。他打阿兹莎耳光。他踢玛丽雅姆。他砸东西。他看莱拉不顺眼：她的味道很臭，她的衣服很难看，她的头发梳得很凌乱，她的牙齿发黄。

“你怎么回事？”他说，“我娶回来一个美人，现在却骑着一个老太婆。你变得越来越像玛丽雅姆了。”

他在哈吉雅霍广场附近的烤肉店找到一份工作，但因为和顾客发生争吵而被炒了鱿鱼。那个顾客抱怨拉希德把面包丢在他的桌子上，一点礼貌都没有。他们对骂起来。拉希德说那个顾客是猴子脸的乌兹别克人。有人掏出一把手枪。有人挥舞着烤肉的铁叉。按照拉希德的说法，拿铁叉的人是他。玛丽雅姆对此很是怀疑。

他被塔伊玛尼区一家餐馆解雇了，因为顾客抱怨等待的时间太久；拉希德说厨师动作很慢，为人又懒惰。

“我看你被解雇，很可能是因为打盹吧。”莱拉说。

“别惹他，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

“我警告你，贱人。”他说。

“不是在打盹，就是在吸烟。”

“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我没有。”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然后他就对莱拉动粗，挥起老拳击打她的胸部、脑袋和腹部，拉扯她的头发，推她去撞墙。阿兹莎尖叫起来，拉着他的衬衣；察尔迈伊也哭喊了，试图让拉希德离开他母亲。拉希德推开两个孩子，把莱拉放倒在地，不停地踢她。玛丽雅姆扑在莱拉身上。这时他不停地踢着玛丽雅姆，嘴角唾沫横飞，双眼放出恶狠狠的光芒，一脚又一脚，直到他再也踢不动。

“我敢保证，有一天你会逼得我杀了你，莱拉。”他喘息着说。然后他气鼓鼓地走出房间。

钱花光了，他们的生活开始蒙上了饥饿的阴影。如何填饱肚子竟然很快成为他们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让玛丽雅姆措手不及。

如今，别说肉菜，光是白米饭也成了罕有的盛宴。他们每天用餐的次数越来越少，吃进的食物少得令人担忧。有时候，拉希德会买回一罐沙丁鱼和一些吃起来像木屑的面包。有时候，他冒着被砍掉双手的危险，偷来一袋苹果。他在杂货店小心翼翼地把罐装的馄饨装进口袋，他们把馄饨分成五份，最大的一份给察尔迈伊。他们生吃撒了食盐的芜菁。晚饭则吃发烂的莴苣叶和变黑的香蕉。

突然之间，饿死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有些人选择了在饿死之前自尽。玛丽雅姆听说邻居有个寡妇捏碎了一些干面包，拌上老鼠药，给七个孩子全都喂了毒面包。她给自己留下了最大的一份。

阿兹莎的肋骨开始从皮肤之下显露出来，脸颊上的肉也消失了。她的小腿变细了，皮肤变成淡茶色。当抱起她的时候，玛丽雅姆觉得她的屁股骨头好像要刺穿皮肤似的。察尔迈伊在房间里到处乱躺，无神的眼睛半开半闭；或者像一块破布那样趴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哭喊着说他要睡觉——当他有这个精力的时候——但是他睡得很浅，经常睡着、睡着就醒过来。玛丽雅姆无论在什么时候起床，总是有一些白点在眼前冒出来。她头昏脑涨，耳朵一直鸣个不停。她想起了当年每逢斋月开始的时候，法苏拉赫毛拉总是跟她提起的一句话：人们就算被毒蛇咬到也能入睡，但是饥饿的时候会睡不着。

“我的孩子就要死了，”莱拉说，“就在我的眼前。”

“他们不会死的，”玛丽雅姆说，“我不会让他们死的。一切会好起来的，亲爱的莱拉。我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极其炎热，玛丽雅姆把布卡穿上，和拉希德一起步行到洲际饭店。如今，公共汽车的车费也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等到爬上那座陡峭山丘的峰顶，玛丽雅姆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在爬坡的时候，她感觉到阵阵眩晕，有两次她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眩晕的感觉过去。

在酒店门口，拉希德和一个门卫打招呼、相互拥抱。那人穿着红色的西装，戴着大盖帽。他们聊起天来，看上去彼此很友好。说话的时候，拉希德的手放在门卫的手肘上。他指了玛丽雅姆一下，他们两人朝她匆匆看了一眼。玛丽雅姆隐隐约约记得这个门卫很面善。

门卫走进酒店，玛丽雅姆和拉希德在外面等待。从这个高地，玛丽雅姆能见到理工学院的景色，再远处是古老的卡尔卡纳区和通往马扎的公路。朝南看，她看到久已废弃的塞罗面包厂，连年的战火在它那灰黄色的墙面炸开几个大洞。南边更远处，她能望见达鲁拉曼宫殿的空旷废墟；许多年前，拉希德曾带她去那儿野炊。有关那天的记忆是一段往昔的遗迹，只是看上去，她仿佛不曾度过那段日子。

玛丽雅姆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和显著的建筑物上。如果不让自己的思绪游荡开去，玛丽雅姆生怕自己会失去勇气。

时不时有吉普车和出租车驶到酒店门口。门卫跑上来迎接那些乘客。他们都是些男人，带着兵器，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他们下车的架势全都一样：顾盼自雄，耀武扬威。他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进酒店大门，玛丽雅姆零零碎碎听到了一些话。她听到了普什图语和法尔西语，但也有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

“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拉希德压低嗓音说，“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塔利班是他们的傀儡。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棋手，阿富汗则是他们的棋盘。”

拉希德说他听到一些传闻，据称塔利班允许这些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秘密的营地，一些年轻人在那儿被训练成人体炸弹，为圣战组织卖命。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呸的一声，踢起泥土盖住那口痰。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玛丽雅姆和拉希德——跟在那个门卫后面，走进了酒店。他们穿过凉快的大堂，鞋跟一路嗒嗒地踩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玛丽雅姆看见两个男人坐在皮椅上，中间摆着两把来复枪和一张咖啡桌，他们喝着红茶，吃着一盘涂着糖浆的饼干和撒着糖粉的面包圈。她想起爱吃饼干的阿兹莎，然后移开了目光。

门卫领着他们走到外面的露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无线电话，还有一张上面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他跟拉希德说那是他的领班的卫星电话。

“你最多只能打五分钟，”他说，“不能再长了。”

“谢谢你，”拉希德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门卫点点头，走开了。拉希德拨了号码。他把电话交给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听着咔嚓、咔嚓的铃声，思绪翻飞。她想到了最后一次见到扎里勒的情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1987年的春天。他站在她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拄着拐杖，身边是一辆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一道白线从中间将车盖、车顶和车厢分成两半。他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她，不时呼唤她的名字，就像她曾经在他的屋子外面呼唤他的名字一样。玛丽雅姆曾有一次把窗帘分开，只分开了一点点，朝他看了一眼。只是一眼，但足够看清他的头发变得蓬松而灰白，看清他已经有点驼背。他戴着眼镜，系着红领带，胸前的口袋依旧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最令玛丽雅姆吃惊的是，比起她记忆中的他，扎里勒消瘦了，瘦了很多，暗棕色的西装上衣松松垮垮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裤管在他脚踝堆积起来。

扎里勒也看见她了，只不过是刹那间。隔着窗帘的缝隙，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多年以前，他们的目光也曾隔着另一道窗帘的缝隙相遇。但当时玛丽雅姆匆匆把窗帘合上。她坐在床上，等待他离开。

如今她想起了扎里勒临走时留在她门口的信。那封信她保留了几天，放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把它拿出来，两只手轮流拿着它。最后，她没有把信拆开，而是撕成碎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她来到这儿，给他打电话。

现在，玛丽雅姆为她年轻时那愚蠢的骄傲而后悔不已。她希望当时她请他进屋。请他进去，陪他坐下，让他说出他想说的话，这样有什么害处呢？他是她的父亲。他曾经不是一个好父亲，这没错，但是时至今日，和拉希德的恶毒比起来，或者和她已经见识过那些男人之间彼此冲突的残暴比起来，他那些错误显得那么平常、那么值得原谅。

她希望她当初没有毁掉他的信。

有个浑厚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通知她说已经接通了赫拉特市长办公室的电话。

玛丽雅姆清了清喉咙。“您好，大哥，我在找一个生活在赫拉特的人。他以前住过赫拉特，很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扎里勒汗。他住在沙里诺区，拥有那家电影院。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那个男声中的愤怒清晰可闻。“这就是你打电话到市长办公室的原因？”

玛丽雅姆说她不知道还能打给谁。“原谅我，大哥。我知道您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通电话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死。”

“我不认识他。电影院很多年前已经关闭了。”

“或许您那边会有人认识他，有人……”

“这里没有其他人。”

玛丽雅姆闭上眼睛。“求求你，大哥。事关几个孩子的生命。很小的孩子。”

一声长长的叹息。

“也许那边有人……”

“这边有个大院管理员。我想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好啊，求求你问问他。”

“明天打过来。”

玛丽雅姆说不行。“这个电话我只能打五分钟，我不……”

电话那端咔嗒一声，玛丽雅姆以为他挂掉了。但她能听到脚步声，说话声，遥远的汽车喇叭声，还有一些不时被滴答的声音打断的机器嗡嗡声，也许是电风扇。她换了一只耳朵听电话，合上了眼睛。

她想像扎里勒对着她微笑，把手伸进他的口袋。

啊。对了。嗯。给你。不用再惦记啦……

一件树叶形状的挂坠，上面有几个被雕刻成月亮和星星的硬币。

戴上它看看，亲爱的玛丽雅姆。

你觉得怎样啊？

我觉得你像个女王。

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是脚步声，吱吱声，还有咔嗒声。“他认识他。”

“真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在哪儿？”玛丽雅姆说，“这个人知道扎里勒汗在哪儿吗？”

那人沉默了一会。“他说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1987年。”

玛丽雅姆的心沉了下去。当然，她原本也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扎里勒如果还活着，应该是七十几将近八十岁了，但……

1987。

他当时快死了，从赫拉特一路开车过来道别。

她走到露台的边缘。在这儿，她能看见酒店那个曾经远近闻名的游泳池，如今变得干涸而污秽，满是弹孔和剥落的瓷砖，显得伤痕累累。那儿还有荒芜的网球场，破旧的球网无精打采地挂在球场中央，如同毒蛇蜕下的死皮。

“我要挂电话了。”电话那端的声音说。

“很抱歉打扰到您了。”玛丽雅姆说，她对着电话，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看见扎里勒向她挥手，跳过一块又一块的石头，穿过山溪，鼓鼓的口袋中装满了礼物。她曾为他屏住呼吸，祈求真主赐予她更多与他相处的时间。“谢谢你。”玛丽雅姆说，但另外一端的男人已经挂掉了电话。

拉希德正在看着她。玛丽雅姆摇了摇头。

“真没用，”他说，一把将电话从她手中抢过去，“有其女必有其父。”

走出大堂的路上，拉希德匆匆走到已经空无一人的咖啡桌旁边，把最后一块饼干装进口袋。他把它带回家，拿给了察尔迈伊。

第四十二章

莱拉

阿兹莎把这些东西收进一个纸袋：她的花衬衣和一对长袜，两只不配套的羊毛手套，一条缀满星星和彗星的南瓜色毛毯，一个已经有裂痕的塑料水杯，一个香蕉，一套骰子。

那是2001年4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莱拉23岁生日之前不久。天空灰蒙蒙的，阴湿的寒风一阵阵的，吹得纱门吱嘎、吱嘎响。

几天之前，莱拉听说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已经去过法国跟欧盟议会沟通。马苏德现在回到他出生的北方，领导着北方联盟——惟一仍在抵抗塔利班的部队。在欧洲，马苏德警告西方国家说阿富汗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他还请求美国帮助他抗击塔利班。

“如果布什总统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将会很快给美国和欧洲带来灾难。”

前一个月，莱拉已经知道塔利班在巴米扬大佛的洞穴中安置了烈性炸药，指责大佛是偶像崇拜和罪恶的物体，将它们炸得粉碎。从美国到中国，举世哗然。全球各地的政府、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写信，请求塔利班别毁坏这两件阿富汗最大的历史文物。但塔利班不管不顾，引爆了埋藏在已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大佛里面的炸药。每一声爆炸都引来他们“真主伟大”的赞颂，每当佛像在烟雾升腾之中失去一根胳膊或者一条腿，他们就会齐声欢呼。莱拉想起了从前，1987年，她曾和爸爸、塔里克站在两尊大佛中比较大那一尊的头顶，任凭和风吹拂着他们洒满阳光的脸庞，凝望着一只老鹰在下面开阔的山谷上方来回盘旋。但当听到佛像被毁的消息，莱拉无动于衷。自己的生活已然成了一堆尘土，她如何还能关心什么佛像？

拉希德跟她说该走了，莱拉依旧坐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不言不语，脸上木无表情，一头鬈发凌乱地散落在脸庞前方。莱拉不管多么用力地呼吸，似乎总是不能给她的肺充上足够的空气。

前往卡德察区的路上，拉希德抱着察尔迈伊，阿兹莎握紧玛丽雅姆的手，和她并排匆匆地走着。风吹起系在阿兹莎脖子上那条脏兮兮的围巾，也吹皱了她的裙摆。阿兹莎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仿佛她已经察觉到每踏出一步，她成为弃儿的时间就近了一点。莱拉没有勇气告诉阿兹莎真相。她说要送阿兹莎去学校，那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学生在那儿吃饭和睡觉，下课之后不回家。这时阿兹莎连珠炮般向莱拉提问，这几天来她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学生是分开房间睡觉还是统统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会有人跟她交朋友吗？莱拉确信老师会很友善吗？

问的最多的是这个：我得在那边待多久？

他们在离那座仓库似的矮房子还有两个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

“察尔迈伊和我在这边等你们，”拉希德说，“啊，我差点忘记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口香糖，一件分别的礼物，装出慷慨的样子，生硬地把它递给阿兹莎。阿兹莎接了过去，低声说了句谢谢。阿兹莎的善良和宽宏让莱拉吃惊不已。她泪水盈眶，心如刀绞。想到今天下午阿兹莎将不会在她身旁睡觉，阿兹莎骨瘦如柴的手臂将不会放在她的胸膛上，阿兹莎的脑袋将不会靠着她的肋骨，阿兹莎的呼吸将不会温暖她的脖子，阿兹莎的脚跟将不会搭在她的肚皮上，莱拉难过得几乎就要昏过去。

阿兹莎领头走开，察尔迈伊哭喊起来。兹莎！兹莎！他扭动身体，在他父亲怀抱中挣扎着，呼唤着他的姐姐，直到马路对面一只流浪艺人的猴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她们三个人，玛丽雅姆、莱拉和阿兹莎，走过剩下的那两个街区的路程。她们离那座房子越来越近，莱拉能看见它的墙面已然开裂，屋顶坍塌，几扇没有玻璃的窗户上钉着木板，倾颓的墙壁后面，是一个秋千架的顶部。

她们站在门前，莱拉把她早先跟阿兹莎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如果他们问起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回答？”

“他被圣战组织的人杀害了。”阿兹莎小心谨慎地说。

“很好。阿兹莎，你能明白吗？”

“因为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阿兹莎说。如今她们就在这里，这座房子已经出现在眼前，她显得很慌张。她的下唇不停地颤抖，泪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莱拉知道她正在挣扎着让自己更勇敢一些。“如果我们说真话，”阿兹莎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他们不会接纳我。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我想回家。”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莱拉勉强地说，“我保证。”

“我也会，”玛丽雅姆说，“我们会来探望你的，亲爱的阿兹莎，我们还会一起玩，就跟过去一样。你只是在这里待一阵，等你父亲找到工作就回家。”

“他们这里有东西吃，”莱拉声音颤抖着说。她庆幸自己穿了布卡，庆幸阿兹莎看不到布卡之后的她已经肝肠寸断。“在这里，你不会饿肚子。他们有米饭、面包和水，说不定还有水果。”

“但你又不能在这里。玛丽雅姆阿姨也不会在这里陪我。”

“我会来看你的，”莱拉说，“我会常常来。看着我，阿兹莎。我会来探望你。我是你的母亲。就算杀了我，我也会来看你的。”

恤孤院的负责人是个背有点驼的瘦小男人，面容和蔼可亲。他秃顶，留着乱蓬蓬的胡子，眼睛小得像两粒豌豆。他的名字叫察曼。他戴着无边便帽。他的眼镜的左边镜片已经碎了。

领着她们去办公室的路上，他问莱拉和玛丽雅姆叫什么名字，也问起阿兹莎的名字和年龄。他们穿过阴暗的走廊，一些赤足的孩子纷纷给他们让路，站到旁边看着他们。他们不是剪了平头就是剃了光头。他们穿着衣袖磨损的毛衣，膝盖磨破的破旧牛仔裤，用胶带打补丁的外套。莱拉嗅到肥皂、滑石粉、氨水和尿液的味道，也察觉到阿兹莎越来越紧张，她已经开始抽鼻子了。

莱拉朝院子瞥了一眼：杂草丛生的空地，歪斜的秋千架，废旧的汽车轮胎，瘪下去的篮球。他们路过的房间空荡荡的，窗户都蒙着塑料纸。有个男孩从其中一个房间冲出来，抓住莱拉的手肘，试图爬到她的怀里。有个护理员正在清理一摊看上去像尿的液体，他放下拖把，把那个男孩赶走。

察曼看上去对那些孤儿很和善。从那些孤儿身边走过时，他伸手拍拍他们的脑袋，关怀地跟他们说一两句话，摸摸他们的头发，一点都不造作。那些孩子喜欢跟他交流。莱拉觉得他们全都期待得到他的赞扬。

他请她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里面只有三张折叠椅，还有一张凌乱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张。

“你是赫拉特人，”察曼对玛丽雅姆说，“我从你的口音听出来的。”

他靠着椅背，十指相扣的双手放在肚子上，他说他有个姐夫以前生活在那儿。尽管这些都是寻常的姿势，但莱拉注意到他的行动有点不便。尽管他脸上挂着微笑，莱拉还是察觉到微笑下面隐藏着的麻烦和伤痕，这副高兴的样子掩饰着的失望和挫折。

“他是个做玻璃的，”察曼说，“他做过一些漂亮的翠绿色的天鹅。你要是对着阳光把它们举起来，它们的内部会闪闪发亮，好像那玻璃里面填满了很多小小的宝石。你有没有回去过？”

玛丽雅姆说她没有。

“我本人是从坎大哈来的。你去过坎大哈吗，夫人？没去过啊？那里很漂亮。那儿的花园很美！葡萄很甜！啊，那些葡萄。我一想起来就流口水。”

几个孩子聚集在门口，朝房间里窥探。察曼用普什图语温和地叫他们走开。

“当然，我也喜欢赫拉特。艺术家、作家、苏非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城市。你知道的，过去有个笑话，说你要是在赫拉特伸出一条腿，肯定能踢中一个诗人的屁股。”

阿兹莎在莱拉身旁忍俊不禁。

察曼假装舒了一口气。“啊，好了。我让你笑起来了，小姑娘。我通常很难让人发笑哦。喏，刚才我还在担心呢。我以为我得学鸡叫或者学驴鸣。不过你已经笑起来啦。你真是太可爱了。”

他唤来一个护理员，让他照顾阿兹莎几分钟。阿兹莎跳上玛丽雅姆的膝盖，伸手抱住她。

“我们有些话要说，乖女儿，”莱拉说，“我就在这儿。好吗？我就在这儿。”

“我们去外面走一会吧，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你母亲有些话要在这里跟察曼叔叔说。一会就好。走吧。”

待得只剩下他们两人，察曼问起阿兹莎的生日、病史，以及对什么药物过敏。他问起阿兹莎的父亲，莱拉怀着奇怪的感觉说了一个其实是实情的谎言。察曼听着，他的脸色既没有流露出相信，也没有表示怀疑。他抱着尊重他人的心态开了这家恤孤院，他说。如果有一位夫人说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又无法抚养孩子，他将不会追究这句话的真假。

莱拉哭了起来。

察曼放下了钢笔。

“我真丢人。”莱拉哽咽着说，她的手捂着嘴巴。

“看着我，夫人。”

“抛弃自己的孩子，这算什么母亲啊？”

“看着我。”

莱拉抬起了目光。

“这不是你的错。你明白吗？不是你的错。应该受到责备的是那些野蛮人。他们让我觉得身为普什图人很丢脸。他们玷污了我们这个民族。而且又不只你一个人这么做，夫人。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碰到像你这样的母亲，这些母亲无法抚养她们的孩子，只好来到这里，因为塔利班禁止她们出去谋生。所以你不用自责。这里没有人会责怪你。我能理解。”他身体向前倾，“夫人。我能理解。”

莱拉用布卡的一角擦眼泪。

“好了吗？”

他和蔼地微笑着。“别哭，夫人。别让她看到你哭。”

莱拉又擦了擦眼睛。“真主保佑你，”她郑重地说，“真主保佑你，大哥。”

但是等到道别的时间来临时，发生的场面果然不出莱拉所料。

阿兹莎张皇失措。

莱拉靠着玛丽雅姆走回家，一路上她总是能听见阿兹莎的哭喊。在脑海中，她看见察曼伸出厚实的、长满老茧的双手去拉阿兹莎的手臂；她看见他起初轻轻地拉着她，然后用力拉，然后使劲将阿兹莎从她身边拉开。她看见察曼抱着阿兹莎匆匆拐进走廊的转角处，阿兹莎双脚不停地踢着；她听见阿兹莎撕心裂肺的哭喊，仿佛她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似的。莱拉看见自己沿着走廊奔下去，低着头，一声号哭从她喉咙升出来。

回家之后，她对玛丽雅姆说：“我闻到她的味道。”她那迷茫的眼光穿过玛丽雅姆的肩膀，穿过院子和围墙，落在那颜色像吸烟的人吐出来的浓痰般的褐色群山。“我闻到她睡觉的味道了，你呢？你闻到了吗？”

“啊，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别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

起初，拉希德讲笑话给莱拉听，陪同他们——她，玛丽雅姆和察尔迈伊——去恤孤院，只不过他一路上不停地装出悲伤的表情，唠唠叨叨地抱怨她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困难，说他的后背和小腿疼得不得了，来回恤孤院的路也让他的脚板发痛。他要莱拉知道，她让他吃了很多苦头。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说，“这一点你都不关心。如果你有门路可走，我看我是追不上你了。可惜你没有门路，莱拉。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路可走的。”

他们在离恤孤院两个街区的地方分开，他给她们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你们要是迟了一分钟，”他说，“我就会走开。我是说真的。”

为了和阿兹莎相处的时间能久一点，莱拉只得和他纠缠，苦苦哀求。她这么做，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玛丽雅姆。阿兹莎的离开让玛丽雅姆伤心欲绝，但是和过去一样，玛丽雅姆选择了独自默默忍受自己的苦楚。也是为了察尔迈伊，他每天都为找不到姐姐而大发脾气，有时候还会哭个不停。

有时候，在去恤孤院的路上，拉希德会停下来，抱怨他的腿很酸。然后他会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家里走，一点脚酸腿软的迹象都没有。要不然他会吧嗒一下舌头，然后说：“我的肺，莱拉。我喘不过气来。说不定明天我就会觉得好一点，或者后天。我们等等看。”他连一声喘息都懒得装出来。每当他转身走回家时，他常常会点燃一根香烟。莱拉只得无助地跟着他回家，心中既恨且怒，气得浑身发抖。

然后，有一天，他说再也不会带莱拉过去了。“为了找工作，我一整天都在马路上走，”他说，“我累得不行了。”

“那我自己去，”莱拉说，“别拦我，拉希德。你听到吗？你想打的话，随便你怎么打，但我一定要去。”

“随你的便。但你避不开塔利班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我跟你一起去。”玛丽雅姆说。

莱拉不肯答应。“你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察尔迈伊。万一我们被拦住了……我不希望他看到。”

就这样，突然之间，如何见到阿兹莎成了莱拉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一半时间，她没能走到恤孤院那边去。往往她在横穿马路的时候，就会被塔利班撞见，遭到盘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你的丈夫在哪里？——然后被押送回家。如果走运的话，她只会受到一声责骂，或者屁股被踢一脚，后背被推一把。在其他时候，塔利班会用木棒、刚折断的树枝和短皮鞭抽她，扇她耳光，用拳头打她。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塔利班用一根收音机的天线抽打莱拉。打完之后，他又在她脖子上猛击一拳，对她说：“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打得你妈的奶汁从你骨头里面喷出来。”

那一次，莱拉回到家里。她趴在地板上，觉得自己活像一只既可怜又愚蠢的动物；玛丽雅姆拿着一块湿布给她擦净后背和大腿的血迹，她不时痛得倒抽冷气。但是，莱拉通常拒绝受困家中。她装出一副回家的样子，然后换了一条路线，沿着马路的边缘走。有时候她会被逮住，受到盘问和斥责——每天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然后皮鞭和天线会劈头盖脸抽过来，她带着浑身血迹挣扎着走回家，至于阿兹莎，她连一眼都没看到。很快，莱拉就习惯了多穿几件衣服，就算天气很热，她也会在布卡下面穿两三件毛衣，为的是减轻一点挨打的痛苦。

但是对莱拉而言，如果她能避开塔利班，终于见到阿兹莎，那么挨打也是值得的。到那个时候，她可以尽情地和阿兹莎待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一待几个小时。她们坐在院子里的秋千架附近，周围是别的孩子和前来探视的母亲，聊起阿兹莎过去一个星期学到的知识。

阿兹莎说察曼叔叔每天总会教他们一点东西，多数时候是阅读和写作，有时是地理学，一点历史学或者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关于动植物的知识。

“但是我们必须把窗帘拉起来，”阿兹莎说，“这样就不会被塔利班发现了。”察曼叔叔准备了毛线针和线团，她说，以便应付塔利班的检查。“我们把书本藏起来，假装织毛衣。”

有一天，莱拉去探望阿兹莎，她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那女人来看望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把布卡的头套掀在背后。莱拉认出那张尖尖的脸庞和浓黑的眉毛，但她的嘴巴已经瘪了下去，头发也已灰白。莱拉还记得这个女人当时系着围巾，穿着黑色的裙子，说话声音尖利；也记得她常常把一头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人们能看见她脖子后面黑色的鬃毛。莱拉记得这个女人曾经禁止女学生把脸蒙起来，她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既然男人不用把面部遮住，那么就没有理由要求女人这么做。

画家阿姨有一次抬起头，和莱拉对视了一眼；但莱拉发现，她原来的老师并没有盯着她看，并没有认出她来。

“这些是地壳上的裂缝，”阿兹莎说，“它们叫断层。”

当时是2001年6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天气很温暖。他们四个人——莱拉、察尔迈伊、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坐在恤孤院的后院。拉希德这次变得很宽厚——他有时候会这样——送她们三个过来。他在马路下方的公共汽车站等他们。

光着脚丫的男孩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他们踢着一个瘪气的足球，无精打采地彼此追逐。

“在这些断层两边，是构成地壳的岩石层。”阿兹莎说。

有人把阿兹莎脸上的头发拢到脑后扎起来，整整齐齐地盘在她头上。莱拉嗔怪地看了坐在她女儿后面给她扎辫子的玛丽雅姆一眼，要她安安静静地坐着。

阿兹莎正在演示地壳的构造，她伸出双手，掌心朝上，相互摩擦。察尔迈伊很感兴趣，专注地看着她的动作。

“它们叫地壳碎片，对吧？”

“地壳板块。”莱拉说。她一说话就觉得痛。她的下巴依旧酸痛，她的后背和脖子也很疼。她的嘴唇发肿。两天前，她牙齿下排的一个门牙被拉希德打掉了，这时她的舌头不断伸进那个缺口。在爸爸和妈妈去世、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莱拉无法相信一个人的身体竟然能够承受如此恶毒的、经常的殴打，而且还能保持继续运转。

“对。当它们滑动的时候，它们会相互碰撞——看到吗，妈妈——并释放出能量，这些能量会传到地球的表面，令它抖动。”

“你变得这么聪明啦，”玛丽雅姆说，“比你的笨阿姨聪明多了。”

阿兹莎笑逐颜开。“你不笨，玛丽雅姆阿姨。察曼叔叔还说过，有时候，岩层的移动发生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在那儿引起非常猛烈的变化，但我们在地表上只能感受到一点震动。只有一点点震动。”

上一次，她们谈论的是大气层中的氧原子分散了来自太阳的蓝色光芒。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阿兹莎说话的语速有点快，天空根本不会是蓝色的，而是变成一片漆黑的海洋，太阳则会变成黑暗中的一颗大星星。

“阿兹莎这次跟我们一起回家吗？”察尔迈伊问。

“就快啦，乖儿子，”莱拉说，“就快了。”

莱拉看着他走开；他走路的样子像他父亲，身体前倾，脚趾朝内。他走到秋千架那边，推起空荡荡的座位，最后坐在水泥地上，拔着从裂缝生长出来的杂草。

水从树叶上蒸发——妈妈，你知道吗？——把衣服挂在晾衣线上也是这个道理。这促使水向上流到树内。从地面经过树根，然后一直向上流到树干，通过树枝流进树叶。这个过程叫做蒸腾作用。

莱拉不止一次地想，要是塔利班发现察曼叔叔偷偷给孩子上课，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

每次来的时候，阿兹莎总是不愿意给沉默留下太多的空间。她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总是不停地说啊说。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双手飞舞，夸张地做着手势，紧张兮兮的，一点都不像她原来的样子。阿兹莎的笑声也变了。莱拉怀疑这种笑声是不是隐含着什么，但她又宽慰自己，觉得那只不过是因为紧张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变化。莱拉会注意到阿兹莎指甲下面的泥土，阿兹莎会注意到她在看着，然后把双手埋在大腿里面。每当她们周围有孩子哭起来，擤鼻涕，或者有个孩子光着屁股走过去，头上沾满灰尘，阿兹莎便会眨着眼睛，匆忙解释几句。她就像一个因为家里乱糟糟、孩子脏兮兮而在客人面前觉得尴尬的女主人。

若是问起她在那儿的生活，她用欢快的语气搪塞过去。

我在这里很好，阿姨，我很好。

那些孩子欺负你吗？

没有，妈妈。他们都很好。

你吃饭了吗？晚上睡觉了吗？

吃了，也睡了。是的。我们昨晚还吃了羊肉。也可能是上个星期吃的。

当阿兹莎这样说话的时候，莱拉觉得她像是一个小小的玛丽雅姆。

这次阿兹莎说话有点磕巴。这是玛丽雅姆先发现的。不是很明显，但能察觉出来，当她说到发音以T开头的字时尤其如此。莱拉问察曼这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说：“我想她一直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五下午，他们带着阿兹莎离开恤孤院，让她去跟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们的拉希德见上一面。看到他的父亲，察尔迈伊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在莱拉怀里扭来扭去。阿兹莎和拉希德打招呼的口气很生硬，不过并没有敌意。

拉希德说他们应该快点来，再过两个小时，他就得回去上班了。他在洲际饭店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这是他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工作时间是每周六天，从中午到晚上八点。拉希德的职责是替客人开车门和提行李，清扫偶尔溅在地上的液体。有时候，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自助式餐厅的厨师会让拉希德带一些剩菜回家——只要他不把这件事说出去。通常是一些浸在油里的冷肉丸，外壳变得又干又硬的炸鸡翅，变得难以嚼动的贝壳意粉，坚硬的、混着沙子的米饭。拉希德曾经答应莱拉，等他存够钱就把阿兹莎接回家。

拉希德穿着他的制服，酒红色的涤纶西装，白色的衬衣，用夹子夹住的领带，遮住他一头白发的大盖帽。穿着这身制服，拉希德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看上去脆弱而迷茫，几乎不露一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可怜。就像一个对生活施舍给他的屈辱照单全收的人。一个老实得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佩的人。

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泰坦尼克城”。他们走进河床，两边是临时摆在干涸堤岸上的摊档。他们沿着桥边的阶梯朝下走，看到一个赤足的男人被吊死在起重机上，他的耳朵被切掉了，脖子垂在一根绳子的末端。他们走进了喀布尔河，周围到处是招徕生意的商人，兑换外币的人，满脸疲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卖香烟的小贩，还有一些蒙着脸的妇女将伪造的抗生素处方给过往的行人看，跟他们讨钱去开药。挥舞着皮鞭、嚼着烟草块的塔利班在泰坦尼克城里面巡逻，随时准备给那些放肆的笑声和未曾遮住的脸庞一点教训。

有个卖玩具的小摊夹在一个卖外套的地摊和一个卖假花的档口之间，察尔迈伊在玩具摊挑了一个橡胶篮球，上面画着黄色和蓝色的螺旋花纹。

“你挑一件吧。”拉希德对阿兹莎说。

阿兹莎没有反应，她尴尬得浑身僵硬。

“快点，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得上班了。”

阿兹莎选了一个投币糖果机——投一枚硬币便会吐出一颗糖果，打开机器下面的小门便可以把硬币取出来。

当小贩说出价钱的时候，拉希德双眉一扬。他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拉希德恶声恶气地对阿兹莎——好像跟他讨价还价的人是她——说：“把它放回去，我买不起。”

回去的路上，越接近恤孤院，阿兹莎的兴奋就减弱一分。她双手不再挥舞。她的脸色变得沉重。每次都是这样的。现在轮到莱拉说个不停了，玛丽雅姆也会插嘴说几句。莱拉会紧张地笑着，慌张地用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来填满那令人忧伤的安静。

后来，等到拉希德和他们道别、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之后，莱拉看着阿兹莎挥手和他们道别，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恤孤院后院的围墙走过去。她想起阿兹莎的口吃，想起阿兹莎刚才跟她谈到的断层和地壳深处猛烈的碰撞，想起她说有时候地面上的我们只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震动。

“走开，你！”察尔迈伊大喊。

“嘘，”玛丽雅姆说，“你在朝谁大喊啊？”

他伸出手指着。“那边。那个人。”

莱拉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房子的前门有一个人，斜倚在门口。当看见她们走过去时，他把脑袋扭开了。他松开抱在胸前的双臂，趔趄地向他们迈上几步。

莱拉站住了。

她喉咙发出一声哽咽。她的膝盖发软。莱拉突然想——突然需要——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抓住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能够让她依靠。但她没有。她不敢。她丝毫不敢动弹。她不敢呼吸，甚至不敢眨眼，生怕他只是一个在远方闪闪发亮的奇迹，生怕他只是一个稍微扰动就会消失的脆弱幻景。莱拉纹丝不动地站着，看着塔里克，直到喘不过气来，直到眼睛一眨眼就发痛。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吸了一口气、把眼睛闭上又睁开之后，他居然还奇迹般地站在那儿。塔里克依然站在那儿。

莱拉容许自己向他迈上一步。然后又是一步。又是一步。然后她跑了起来。

第四十三章

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把察尔迈伊带到楼上的房间。他拍了一会新买的橡胶篮球，先是在地板上拍，接着又对着墙壁拍。玛丽雅姆让他别玩了，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不听玛丽雅姆的话，所以他继续拍着篮球，叛逆地盯着她的眼睛。他们推着他的玩具车，又玩了一会。那是一辆救护车，两边有红色的字母；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分开，来回推着它。

刚才，当他们在门口和塔里克见面时，察尔迈伊把篮球紧紧地抱在胸前，一根拇指伸进嘴里——他只有紧张的时候才会做出这个动作。他疑惑地打量着塔里克。

“那人是谁？”这时他说，“我不喜欢他。”

玛丽雅姆开始解释，说他和莱拉一起长大，但察尔迈伊打断了她的话头，要她把救护车掉个头，以便让车头对着他。等到玛丽雅姆这么做之后，他又说他想要篮球了。

“它在哪里？”他说，“亲爱的爸爸买给我的球在哪里？它在哪里？我想要它！我想要它！”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尖厉。

“它就在这里，”玛丽雅姆说，他哭了起来。“没有，它不见了，我知道的。我知道它不见了！它在哪里？它在哪里？”

“给你。”她说，把球从它刚才滚进去的壁橱中拿了出来。但察尔迈伊不停地叫骂，用拳头擂地，哭着说它不是那个球，它不可能是那个球，因为他的球已经不见了，这个是假的，他那个真的篮球哪里去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他不停地哭喊，莱拉只好上楼把他抱起来，摇晃着他，用手指抚摸他那头黑色的鬈发，擦干他沾满泪水的脸颊，在他耳边吧嗒舌头给他听。

玛丽雅姆在房间外面等着。从楼梯的上方，她只能见到塔里克的两条长腿，真的那条和假的那条，穿着卡其裤，伸展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到了这个时候，她才想起来那天她和拉希德去洲际饭店给扎里勒打电话时，为什么会觉得那个门卫很面熟。他当时戴着帽子和太阳镜，所以她没有早点想起来。但玛丽雅姆现在记得了，她记得九年前，那个人就坐在楼下，不断用手帕擦额头，跟她要水喝。现在她脑海中涌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磺胺片也是骗局的一部分吗？他们中哪个人想到了这个谎言，编出了这些细节？拉希德花了多少钱请阿卜杜拉·沙里夫——如果他真的叫这个名字的话——来用塔里克已经死亡的故事摧毁莱拉？

第四十四章

莱拉

塔里克说他有个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经因为画火烈鸟而遭到公开的鞭打。他——那个表哥——对它们的爱好好像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画了整整一本写生簿，”塔里克说，“用油彩画了几十只火烈鸟，有的在湖里散步，有的在沼泽地晒太阳。还画了一些在落日下飞翔的。”

“火烈鸟。”莱拉说。她望着靠墙而坐的他，他那条完好的腿屈了起来。当早些时候朝他跑过去之后，她在前门有一种想摸摸他的冲动，现在这种冲动又出现了。此时此刻，她很想双手抱着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但这种念头让她觉得很尴尬。她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她寻思，太过绝望了？也许是这样吧。但她情难自禁。现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证明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梦，不是幽灵。

“真的，”他说，“火烈鸟。”

塔利班见到那些画的时候，塔里克说，看到那些鸟裸露的长腿，他们很生气。把那个表哥的双脚绑起来，用鞭子抽得他脚底出血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把画毁掉，要么把火烈鸟画得雅观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画笔，给每一只鸟画上了裤子。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东西：伊斯兰教的火烈鸟。”塔里克说。

说完他们两人哈哈大笑，但是莱拉强行抑制住笑声。她为自己缺了一个门牙的发黄牙齿而感到脸上无光。为自己苍老的面容和肿胀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刚才她有机会洗脸，哪怕梳理一下头发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个表哥，”塔里克说，“他用水彩画上了那些裤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们洗掉了。”他笑了起来——莱拉发现他自己也缺了一颗牙齿——望着自己的双手。“真的。”

他戴着毡帽，穿着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进卡其裤的裤腰。他微笑着，慢慢点头。莱拉不记得他从前说话是不是这样的：“真的”这个词，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盖上搭成帐篷，连这点头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词语，如此成熟的动作，她为什么会觉得吃惊呢？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个动作迟慢、笑容中带着疲惫的二十五岁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胡子，比她梦到的他要瘦一些，但双手看上去很强壮，一双劳动者的手，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管。他的脸依旧瘦削而英俊，但肤色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浅了；他的额头有风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这是一个终于结束了劳累的漫长征途的旅人的额头。他的毡帽被推向脑袋后面，她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更加阴郁，更加苍白，或者这只是由于受到房间里光线的影响。

莱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亲，想起了她那从容不迫的举动、机灵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发。也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诙谐的个性。刚才在门口，莱拉泪如雨下，声音颤抖着，跟塔里克说起她还以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难，塔里克当时摇了摇头。所以现在她问他，他们——他的父母——过得怎么样。但塔里克望着地面，稍微有点心烦意乱地说：“过世了。”这时她后悔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

“嗯。是的。我也对不起你。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袋，把它递给莱拉。“阿里安娜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块用塑料袋包扎的奶酪。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真好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别颤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带着期待的眼神冲她微笑，仿佛在等待她想起什么事情来。

然后莱拉想起来了。那部苏联电影。阿里安娜是船长的女儿，那个和大副谈恋爱的女孩。那一天，她、塔里克和哈西娜看着苏联的吉普和坦克离开喀布尔，那一天，塔里克戴了一顶搞笑的俄罗斯皮帽。

“我得把它系在插进地面的木桩上，”塔里克说，“还修了一道篱笆。因为有狼。我住在一个山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树林，估计有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吧，主要是松树，也有一些冷杉和雪杉。那些狼主要生活在树林里，但一只喜欢到处乱晃的咩咩叫的山羊会把它们引出来。所以我修了篱笆，打了木桩。”

莱拉问他住在哪座山的脚下。

“皮尔潘甲山。在巴基斯坦，”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叫穆里；那儿是个避暑胜地，距离伊斯兰堡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有很多山和植物，有很多树，海拔很高。所以夏天很凉快。是一个旅游胜地。”

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他说，因为那儿临近英国军队在拉瓦尔品第的司令部，英国人就把它建成避暑用的山区营地。人们还能看到一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残迹，塔里克说，茶馆啦，铁皮屋顶的平房啦，那些所谓别墅啦，诸如此类的东西。城市本身很小，但是很宜人。主干道叫做摩尔街，街上有一个邮局，一个市场，几家餐厅，还有一些靠出售绘了图案的玻璃和手工编织的地毯来敲诈游客的商店。还有一点很奇怪，摩尔街是单行道，一个星期车朝这个方向开，一个星期车朝另外一个方向开。

“当地人说爱尔兰有很多地方的交通也是这样的，”塔里克说，“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个好地方。生活很平淡，但我喜欢它。我喜欢在那儿生活。”

“和你的山羊。和阿里安娜。”

莱拉说出这句话，本意倒不是为了开玩笑，而是暗暗希望他会把话头接下去，说说还有什么人和他一起担心山羊会被狼群吃掉。但塔里克只是点点头。

“我也为你的父母觉得难过。”他说。

“你听说了。”

“我刚才跟几个邻居交谈过。”他说。他停顿了一会，莱拉心想还有哪个邻居会告诉他这些。“我一个人都没认出来。原来那些熟人，我是说。”

“他们全都走了。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的。”

“我认不出喀布尔。”

“我也认不出，”莱拉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妈妈交了一个新朋友。”察尔迈伊在那天晚上说。塔里克已经离开，他们刚吃过晚饭。“一个男人。”

拉希德抬起头。“真的吗？”

塔里克问他能否吸烟。

他们在临近白沙瓦的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住了一阵，塔里克一边说，一边把烟灰敲进碟子。他和他的父母到达时，已经有六万名阿富汗人生活在那儿。

“和其他一些难民营比起来，比如说连真主都唾弃的加洛扎难民营，它不算太糟糕，”他说，“我猜它曾经是某种模范难民营，早在冷战年代就建起来的，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可以指着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向阿富汗输送的不仅仅是武器的地方。”

但那是苏联战争时期的光景，塔里克说，当时圣战组织抗击苏联，全世界对此都很关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来访也带来了大量的捐助。

“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的，莱拉。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四分五裂，西方继续发展。阿富汗再也不值得他们下血本了，钱很快用完。现在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到处是帐篷、灰尘和敞开的下水道。我们到那边之后，他们交给我们一根木棍和一张帆布，要我们自己搭帐篷。”

塔里克说他们在纳西尔·巴格赫待了一年，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颜色：褐色。“褐色的帐篷。褐色的人。褐色的狗。褐色的粥。”

他每天爬上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坐在树枝上，看着那些难民躺在阳光之下，伤口和残肢一目了然。他望着一些瘦小的男孩用汽油罐输送清水，收集狗屎用于生火，用钝刀雕刻木头的玩具冲锋枪，搬运一袋袋面粉，那些面粉已经结成硬块，谁都无法用它来做面包。风一吹过，整个难民营的所有帐篷就会噼啪作响。风儿还吹弯了随处可见的丛生杂草，吹起了在各处泥屋屋顶之上飘扬的风筝。

“很多孩子死掉了。痢疾，肺结核，饥饿——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死于该死的痢疾。真主在上，莱拉，我真的看到很多小孩被埋葬。一个人不可能看到比这个更糟糕的景象。”

他双腿架在一起。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父亲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了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一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的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的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

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

“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那个店主给了他一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一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我应该记住他知道我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我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了。”

“你走了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我开始以为我没事的，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的外貌像一个会计，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那人低头看了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我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一些代价了，这个人。’”

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的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

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了，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笑得那么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的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一个瘸子。”察尔迈伊说。

“那么我猜的没错了？”

“他只是来坐坐。”玛丽雅姆说。

“闭嘴，你，”拉希德指着玛丽雅姆怒喝。他转向莱拉。“嗯，你都听到些什么了？赖里和玛姬浓重逢了。就像过去一样。”他的脸色变得冷冰冰。“这么说你让他进来了。进来这里。进来我的房子。他在这里，见到我的儿子。”

“你骗了我。你对我撒谎，”莱拉咬牙切齿地说，“你请那个人坐在我对面……你知道如果我以为他还活着，我就会离开。”

“难道你就没有对我撒谎？”拉希德咆哮起来，“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的那个哈拉米？你真把我当白痴啊，你这个婊子？”

塔里克说得越多，莱拉越害怕他会停下来，越害怕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意味着轮到她说话了，轮到她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轮到她亲口说出他肯定已经知道的事情。每当他停顿下来，她总是感到一阵眩晕。她避开他的目光。她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看着离别这些年在他的手背上长出来的黑色的粗毛。

关于他坐牢那些年，塔里克没多说，就说他在里面学会了乌尔都语。莱拉问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个姿势中，莱拉看见了生锈的铁栅、肮脏的身体、粗暴的男人、拥挤的监房和长满霉菌的天花板。从他脸上的沧桑，莱拉看得出那是一个卑劣、无耻和绝望的地方。

塔里克说在他被捕之后，他母亲试图联系上他。

“她来了三次。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她。”他说。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之后又写了几封，尽管他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到不了她手里。

“我也给你写了信。”

“真的吗？”

“写了很多啊，”他说，“你的朋友鲁米说不定会妒忌我的高产呢。”然后他又笑了，这次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仿佛他既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吃惊，也为自己直承其事而觉得尴尬。

察尔迈伊在楼上大哭起来。

“那么，你们两个，”拉希德说，“又像过去一样了。我想你应该给他看了你的脸吧。”

“是的。”察尔迈伊说。然后，他对莱拉说：“你给他看了，妈妈。我看到了。”

“你的儿子不欢迎我嘛。”塔里克对回到楼下的莱拉说。

“对不起，”莱拉说，“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别理他了。”察尔迈伊是一个孩子，一个爱戴他父亲的小男孩，他对这个陌生人的本能厌恶非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合情合理。想到这一点，莱拉有一种做错事和内疚的感觉，她匆忙转移了话题。

我也给你写了信。

写了很多啊。

写了很多啊。

“你在穆里住了多久？”

“还不到一年。”塔里克说。

他在狱中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交了朋友，他说，那人叫萨利姆，是巴基斯坦人，原来是曲棍球球员，多年来是监狱的常客，当时他因为刺伤一个便衣警察而被判了十年。每个监狱都有像萨利姆这样的人，塔里克说。这种人为人圆滑，而且门路很广，能够买通官员，替狱友办一些事情。这种人身边既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险。萨利姆找人替塔里克在外面打听他母亲的情况。萨利姆让他坐下来，像父亲般用温和的口气告诉他，由于流落街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塔里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度过了七个年头。“我算判得轻的，”他说，“我比较走运。原来那个审理我的案件的法官娶了一个阿富汗的老婆。或许是他可怜我吧。我也不知道。”

2000年冬天，塔里克服刑期满，萨利姆把他兄长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塔里克。他兄长的名字叫萨伊德。

“他说萨伊德在穆里开一家小旅馆，”塔里克说，“二十个房间和一个大堂，是个接待游客的小地方。他说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

塔里克一下车就喜欢上穆里：积雪压枝头的松树，寒冷而清爽的空气，窗户紧闭的木屋，自烟囱袅袅升起的炊烟。

在敲着萨伊德的房门时，塔里克曾经想：这个地方没有他所了解到的那种悲惨，生活的艰难和悲哀在这个地方全然成了天方夜谭。

“我对自己说，这里是一个人们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地方。”

萨伊德聘请塔里克看管大门和干一些杂活。第一个月是试用期，只拿一半薪水，他说他干得不错。塔里克说起这些的时候，莱拉仿佛看见了萨伊德；在她的想像中，他是一个眼睛很小、脸色红润的男人，站在住宿登记室的窗边看着塔里克劈柴和铲掉车道上的积雪。她仿佛看见萨伊德站在塔里克后面，弯下腰看着塔里克钻进一个水槽下面修水管。她仿佛看见他在柜台清点钱币。

塔里克的棚屋在厨师那间小小的平房旁边，他说。厨师是个好管闲事的年老寡妇，叫做阿狄芭。他们两人的栖身之所和酒店的主楼是分开的，中间隔着几株杏树，一张长椅，还有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石头喷泉。每到夏天，喷泉会整天往外冒水。莱拉似乎看见塔里克在他的棚屋之中，坐在床铺上，望着窗外郁郁苍苍的世界。

过了试用期之后，萨伊德付给塔里克全额的薪水，告诉他午餐不要钱，给了他一件羊毛外套，还给他做了一条新的假腿。塔里克说这个人的和善让他感动得流泪。

拿到第一个月的全额薪水之后，塔里克到市区去，买了阿里安娜。

“它的毛皮是纯白色的，”塔里克笑着说，“有时候，如果整天晚上都在下雪，第二天早晨你望出窗外，只能看见它的两只眼睛和一对鼻孔。”

莱拉点点头。又是默默无语。楼上，察尔迈伊开始对着墙壁拍打篮球。

“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死了。”莱拉说。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莱拉说不出话来。她只得清了清喉咙，鼓起勇气。“前来谎报噩耗的那个人，他说得跟真的一样……我相信他了，塔里克。我希望我没有，但我确实相信他了。当时我觉得很孤独，很害怕。不然的话，我不会同意嫁给拉希德。我不会……”

“你不用这么做的。”他柔声说，避开了她的眼光。他坦诚地说出这句话，口气中并没有隐藏着责备或者怨怼。没有谴责。

“但我答应他了。因为我嫁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塔里克。有个人你还不知道。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也坐下来跟他说话了吗？”拉希德问察尔迈伊。

察尔迈伊什么也没说。莱拉发现他眼里闪烁着犹疑的神色，仿佛刚刚才意识到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

“我在问你话呢，孩子。”

察尔迈伊吞了吞口水。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我在楼上，和玛丽雅姆一起玩。”

“你母亲呢？”

察尔迈伊满怀歉意地看着莱拉，双眼充满了泪水。

“没关系，察尔迈伊，”莱拉说，“告诉他。”

“她……她在楼下，和那个人说话。”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明白了，”拉希德说，“合谋好的。”

离开的时候，塔里克说：“我想见见她。我想看到她。”

“我会安排的。”莱拉说。

“阿兹莎。阿兹莎。”他微笑着，品味着这个名字。每当她女儿的名字从拉希德口中说出来，莱拉总觉得它很难听，甚至很下流。“阿兹莎。这个名字真美。”

“她的人也很美。你看到就知道了。”

“我迫不及待。”

将近十年过去，他们终于又见到对方了。他们在小巷幽会、偷偷接吻那些事全都在莱拉脑海中闪起。她想知道如今在他眼里她是什么样。他还觉得她很漂亮吗？或者他觉得她已经人老珠黄，是个忧心忡忡、动作迟缓的可怜老太婆？将近十年过去了。但是，和塔里克站在阳光之下，莱拉刹那之间觉得这些年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父母的死亡，和拉希德的婚姻，杀戮，火箭弹，塔利班，挨打，饥饿，甚至她的两个孩子，所有这些恍如一场大梦；这将近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一条奇怪的时间岔道，隔开了最后相处的那个下午和重逢的这一刻。

然后塔里克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沉重。她认得这副表情。很多年前，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解下他的假腿，朝卡迪姆走过去，脸上挂着的也是这副表情。这时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嘴角。

“他竟然这样对你。”他冷冷地说。

在他的触摸之下，莱拉想起了他们怀上阿兹莎那个疯狂的下午。他的呼吸喷在她的脖子上，他屁股的肌肉绷紧又松开，他的胸膛压着她的乳房，他们的手指紧紧相扣。

“当时我把你带走就好了。”塔里克近乎呢喃地说。

莱拉只得垂下目光，努力让自己别哭起来。

“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结了婚的妇女和一个母亲。而我来到这里，隔了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来到你的门前。也许我这么做并不合适，或者不公平，但为了来探望你，我走了很长的路……唉，莱拉，我希望当时没有离开你。”

“别这样。”她哽咽着。

“我应该努力争取。我应该把握机会，和你结婚。那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别这么说，求求你。这让我心痛。”

他点点头，向她迈上一步，然后自己站住了。“我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我不想扰乱你的生活，不想这样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如果你希望我离开，如果你希望我回去巴基斯坦，请你开口，莱拉。我说真的。请你开口，我一定走。我不会再次打扰你。我……”

“别！”莱拉的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还要尖锐。她看见自己伸出手，看见自己抓住他的手臂。她放下手。“别。别走，塔里克。别走。求求你留下来。”

塔里克点点头。

“他每天中午到晚上八点去上班。明天下午你过来。我带你去见阿兹莎。”

“我并不怕他，你知道的。”

“我知道。你明天下午再来。”

“然后呢？”

“然后……我不知道。我得考虑。这……”

“我知道，”他说，“我能理解。我对不起你。我为很多事感到抱歉。”

“别这样。你答应过我你会回来的。你做到了。”

他双眼充满了泪水。“看到你真好，莱拉。”

她望着他走开，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她想，写了很多啊，然后又一阵冷战漫过她的身体。她心中涌起一阵悲哀而凄凉的感觉，但也升起一丝渴望，一丝不计后果的希冀。

第四十五章

玛丽雅姆

“我在楼上，和玛丽雅姆一起玩。”

“你母亲呢？”

“她……她在楼下，和那个人说话。”

“我明白了，”拉希德说，“合谋好的。”

玛丽雅姆发现他绷紧的脸松开了，他额头的皱纹变平了。他的眼神不再带着怀疑和忧虑。他直挺挺地坐着，坐了好一会，他只是显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像一个获知手下即将叛变的船长在仔细考虑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他抬起头。

玛丽雅姆想说些什么，但他抬起一只手，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说：“太迟了，玛丽雅姆。”

他冷淡地对察尔迈伊说：“你到楼上去，孩子。”

在察尔迈伊的脸上，玛丽雅姆看到了惊慌的神色。他神经兮兮地看着他们三个。现在他察觉到他的告密已经让房间里充满了严肃——成人的严肃——的气氛。他沮丧而懊悔地看了玛丽雅姆一眼，然后看着他的母亲。

拉希德语气一变，厉声喝道：“快去！”

他抓住察尔迈伊的手肘。察尔迈伊温顺地让拉希德领着他走上楼梯。

她们——玛丽雅姆和莱拉——浑身僵硬地坐着，眼睛望着地面，仿佛彼此对望将会证实拉希德心中的猜测：当他为一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开门和提行李时，在他的家里，当着他心爱的儿子的面，一个猥亵的阴谋正在形成。她们两人也都没有说话。她们听着楼上走廊两种脚步声，其中一种沉重而隐含着不祥之兆，另外一种则像是小动物蹦蹦跳跳的走路声。她们听到几句低声的交谈，颤抖的哀求，严厉的斥责，门关上的响声，钥匙转动的咔嗒声。然后脚步声又响起了，这次显得更加焦躁。

拉希德走下来，玛丽雅姆看见他的脚沉重地踩在楼梯上。他看见他把钥匙放进口袋，看见他的皮带，打孔的一端紧紧地系在他的拳头上。那个仿黄铜的皮带头拖在他身后，随着他的脚步一蹦一跳。

她走过去拦住他，但他把她推开，从她身边走了过去。他一言不发，挥起皮带对着莱拉抽过去。皮带甩过去的速度很快，她来不及后退或者蹲下，甚至来不及抬手挡住。莱拉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太阳穴，看到了血迹，看到了拉希德，吓得呆住了。但她脸上这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只延续了一两秒钟，紧接着就被一种憎恨的神色取代了。

拉希德又挥起了皮带。

这次莱拉用小臂挡在身前，伸手去抓皮带。她没抓到，拉希德再次抽了过来。莱拉抓到了，但拉希德随即大喊一声，把它抽回去，又甩了她一下。然后莱拉在房间里跑了起来，玛丽雅姆边跑边哭喊着说话，苦苦哀求拉希德，拉希德则追逐着莱拉、挡住她的去路，不停地用皮带抽她。莱拉有一次蹲身躲开，挥起拳头打在他的耳朵上；这让拉希德破口大骂，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打她。他抓住她，把她举起来，向墙壁撞去，用皮带一次又一次地抽她，皮带头打中她的胸膛、她的肩膀、她抬起的手臂和她的手指，无论打中哪里，总是打得莱拉鲜血直流。

玛丽雅姆已经数不清莱拉被皮带打中多少次了，也数不清她已经哀求拉希德多少次，更数不清她有多少次扑到咬牙切齿、挥舞着拳头和皮带的拉希德身边，然后看见十根手指抓着拉希德的脸，断裂的指甲挖着他的下颚、拖着他的头发和抓着他的额头。过了很久她才又惊又喜地发现，那些手指竟然是她自己的。

他放过了莱拉，转而对付她。开始，他迷茫地看着她，然后他眼睛眯了起来，专注地打量着玛丽雅姆。他的双眼先是露出迷惑的神色，接着是震惊、愤怒，甚至还有一闪而过的失望。

玛丽雅姆想起她第一次看到这双眼睛，在婚纱之下，在镜子之中，伴随着扎里勒的注视，他们的目光在玻璃镜中相遇，他的很冷漠，她的则温顺而服从，甚至还带着歉意。

歉意。

现在，同样面对这双眼睛，玛丽雅姆发觉她曾经是多么愚蠢。

她是一个狡诈的妻子吗？她问自己。自满的妻子？声名狼藉的女人？不值得信任？下流？这个恶毒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殴打她，经年累月地折磨她，她又何曾做过什么蓄意伤害他的事？当他生病的时候，她难道没有端药送饭吗？她没有做饭给他吃，给他的朋友吃，老实本分地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吗？

难道她没有把青春献给这个男人吗？

难道她活该受他这么卑鄙的对待？

拉希德把皮带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朝她走过来。那声巨响说，他将要空手来对付她。

但是，正当他试图把她压倒，玛丽雅姆看见莱拉在他身后，从地面上捡起了一件东西。她看见莱拉的手高高举起，停在头顶，然后猛然朝他的脑袋砸下去。玻璃碎裂，玻璃水罐参差不齐的碎片纷纷撒落在地面。莱拉手上有血，鲜血从拉希德脸颊上的伤口流出来，流到他的脖子上，流到他的衬衣上。他转过身，咬紧牙齿，双眼放出凶光。

他们——拉希德和莱拉——摔倒在地上，相互扭打。结果拉希德压在上面，双手扼住莱拉的脖子。

玛丽雅姆抓他。她捶打他的胸膛。她用自己的身体去撞他。她使劲想掰开他扼住莱拉脖子的手指。她咬它们。但它们依然紧紧地掐着莱拉的气管，玛丽雅姆看出他并不打算松手。

他打算扼死她，她们两人对此无计可施。

玛丽雅姆后退几步，离开了客厅。她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啪啪声，她知道那是一双小手在拍打着锁上的房门。她奔过走廊。她从前门冲出去。穿过院子。

在工具棚屋中，玛丽雅姆抓起了一把铁锹。

拉希德并没有发现她已经回到客厅。他仍压在莱拉身上，疯狂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他的双手卡住她的喉咙。这时莱拉的脸色已经变紫，翻着白眼。玛丽雅姆看到她已经不再挣扎了。他就要杀死她了，她想，他真的要杀死她。玛丽雅姆不能也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结婚二十七年来，他已经从她这儿夺走太多。她不会看着他把莱拉也抢走。

玛丽雅姆站稳了脚步，双手抓紧了铁锹的把手。她举起它。她喊了他的名字。她想要他看着。

“拉希德。”

他抬起头。

玛丽雅姆挥了过去。

她打中他的太阳穴。打得他从莱拉身上滚下来。

拉希德用他的手掌去摸自己的脑袋。他看着指尖上的血滴，然后看着玛丽雅姆。她觉得她看到他的脸色变得柔和了。她幻想他们之间有了某种交流，幻想这一下也许真的把他的脑袋给打醒了。也许他也从她脸上看到某些神情，玛丽雅姆想，某些让他望而却步的神情。也许他终于有点明白，玛丽雅姆要付出多少自我否定、牺牲和心血，才能够默默地忍受他的呵责和暴力、他的鸡蛋里挑骨头和他的卑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她在他眼中看到的是尊敬吗？是后悔吗？

但是他的上唇向上翘，露出恶毒的狞笑；玛丽雅姆立即明白，如果她不完成这件事，那么将会前功尽弃，甚至将会对不起莱拉。如果她容许他现在走开，他需要多久来把口袋里的钥匙掏出来，走到楼上，打开他关住察尔迈伊的房间，拿出那把手枪呢？要是确定他一枪把她自己打死就会心满意足，确定他有可能会放过莱拉，那么玛丽雅姆说不定会放下铁锹。但从拉希德的眼神，她看得出来他想杀了她们两个。

所以玛丽雅姆高高地举起了铁锹，拼命地把它高高举起，拼命地将它向后面伸出，乃至铁锹碰到了她的后腰。她转动铁锹，让锐利的边缘垂直于自己的腰部；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突然想起，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

打定主意之后，玛丽雅姆把铁锹砸了下去。这一次，她使尽了浑身的力气。

第四十六章

莱拉

莱拉意识到自己上方有一张脸，她清楚地察觉到那些牙齿、烟草味和恶狠狠的眼睛。她也迷迷糊糊地意识到玛丽雅姆的存在，在那张脸之外，她的拳头雨点般落下来。他们之上是天花板，莱拉觉得天花板越来越近，布满天花板的黑色斑点像是裙子上的墨迹，而灰泥上的裂缝则是冷漠的微笑或者紧皱的眉头，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站在房间的哪一头看着它。莱拉想起了曾经有多少次她把一块破布绑在扫把的末端，用它来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她和玛丽雅姆曾三次给它涂上白色的油漆。现在那道裂缝不再是一个笑脸了，而是变成了一道嘲弄而鄙夷的目光。它消失了。天花板抖动着，越来越高，离她越来越远，向着一片模糊不清的阴暗飞升而去。它不断地抬升，直到缩小得只有邮票那么大，它是白色的，发出明亮的光芒，而它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遮蔽了。在黑暗中，拉希德的脸像是太阳的黑点。

这时，她眼前闪起一些短暂而刺眼的光芒，就像银色的星星正在爆炸一样。光线中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几何图案，蠕虫，鸡蛋状的东西，上下左右移动，彼此融合在一起，裂开，变成其他东西，然后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

她听到的说话声模糊而遥远。

在她眼睑之后，两个孩子的面孔闪了出来。阿兹莎惊慌的脸、压抑的脸、会意的脸、诡秘的脸。察尔迈伊极其渴望地抬头看着他父亲的脸。

就这样结束了，莱拉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可惜的结局啊。

但随后黑暗渐渐散去。她感觉有人把她扶起来，把她抱起来。天花板慢慢降下来，慢慢变大，现在莱拉又能看见那道裂痕了；它依然是那个呆滞的笑容。

有人在摇晃着她。你没事吧？回答我，你没事吧？玛丽雅姆的脸，满是伤痕，忧心忡忡，在莱拉脸上盘旋。

莱拉吸了一口气。这让她喉咙发痛。她又吸了一口气。这次痛得更厉害了，不止喉咙，连胸口也发痛。然后她不停地咳嗽和喘息。张开嘴巴吸气。不断地吸气。她那只完好的耳朵嗡嗡响。

她坐起来，最先看到的是拉希德。他仰面躺着，嘴巴张开，眼睛眨也不眨，眼神空荡荡的。一丝淡红色的泡沫从他的嘴巴流下他的脸颊。他裤子的前面是湿的。她看到他的额头。

然后她看见了铁锹。

她发出一声呻吟。“啊，”她嗓音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啊，玛丽雅姆。”

莱拉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双手不停地相互撞击；玛丽雅姆则镇静地坐在拉希德身旁，一动不动。玛丽雅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莱拉唇干舌燥，说话结结巴巴，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她强迫自己别去看拉希德，别去看他那张开的嘴巴、睁开的眼睛，别去看他锁骨凹陷处正在凝结的血块。

屋外，光线渐渐消逝，天色暗了下来。在这黄昏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的脸庞显得又瘦又长，但她并没有流露出激动或惊惶，她只是神情专注，心事重重，浑然忘我，连下巴停了一只苍蝇也丝毫没有反应。她只是咬着上唇，坐在那儿；她沉思的时候总是这副样子。

她终于说话了：“坐下，亲爱的莱拉。”

莱拉听话地坐下了。

“我们得把他搬走。不能让察尔迈伊看见这些。”

玛丽雅姆从拉希德的口袋掏出房间的钥匙，然后她们用床单把他裹起来。莱拉把手伸到他的膝盖后面，抱着他的双脚，玛丽雅姆则抓住他的腋下。她们试图把他抬起来，可是他太重了，结果她们只好把他拖走。她们拖着他穿过前门，走进院子，拉希德的双脚被门框卡住了，他的腿弯向一旁。她们只得走回去，再次试着把他拖起来；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巨响，莱拉双腿发软。她倒在拉希德身边。她趴在地上，啜泣着，浑身颤抖。玛丽雅姆只好站在她身边，双手叉腰，说她必须坚强一点。说事情既然做了就做了。

过了一会，莱拉站起来，擦掉脸上的眼泪，和玛丽雅姆一起，顺顺当当地把拉希德拖到院子里。她们把他拖进工具棚屋。她们把他藏在工作台之后，工作台上摆着一把锯子、几枚铁钉、一把凿子、一把铁锤，还有一块圆柱体形状的木头。拉希德本来打算为察尔迈伊把这块木头雕刻成某种东西，但他一直没有完工。

然后她们再次走进屋子。玛丽雅姆洗净双手，用它们抹了抹头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将它呼出来。“让我来看看你的伤口。你身上到处都破了，亲爱的莱拉。”

那天晚上，玛丽雅姆说她要考虑一些事情。她要把思绪理清楚，想出一个计划。

“肯定有办法的，”她说，“我只要找到这个办法就行了。”

“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莱拉心碎地说，她的嗓音很嘶哑。她突然想到铁锹打中拉希德的脑袋肯定发出很响的声音。她的身体向前倾斜，胆汁涌了上来。

玛丽雅姆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莱拉感觉好一些。然后她让莱拉躺下，轻轻抚摸着莱拉的头发。玛丽雅姆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他们应该离开——她，莱拉，两个孩子，还有塔里克。他们将会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悲伤的城市。他们将会彻底离开这个让人绝望的国家，玛丽雅姆一边说，一边用手梳理着莱拉的头发。她说他们应该去一个遥远而安全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的地方，去一个能够摆脱过去、找到栖身之所的地方。

“去一个有树的地方，”她说，“是的。一个有很多树的地方。”

她们将会去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住进一座小小的房子，玛丽雅姆说，或者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那儿的道路很狭窄，而且没有铺路面，但是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草丛。也许那儿还有一条小径，一条通向草地的小径，孩子们可以在草地上玩耍；又或许那儿有一条铺了沙砾的道路，她们可以沿着那条路，来到一个澄蓝的湖泊，鲑鱼在湖里游泳，湖面上生长着芦苇。她们将会喂养绵羊和小鸡，她们将会一起做面包，教两个孩子读书识字。她们将会过上新的生活——安宁的、孤独的生活，卸下长久以来所承受的重负，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莱拉满怀希望地喃喃自语。她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困难，但这些是令人愉快的困难，她们将会解决这些困难，将会像对待传家宝一样珍重这些困难，将会从中获得她们的尊严。玛丽雅姆慈祥的柔和声音再次响起，宽慰着莱拉。肯定有办法的，她将会说，等到第二天早晨，玛丽雅姆将会跟莱拉说她们需要做些什么事，她们将会完成它；也许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她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她们将会知难而上，去拥抱充满各种可能性和欢乐的生活。莱拉感激玛丽雅姆清楚而镇定地，为了她们两个人的将来而安排了这一切。她自己则心绪不宁，头脑一团糟。

玛丽雅姆站起来。“你应该去照顾你的儿子了。”莱拉从未曾在人类的脸孔上见过像她那么严肃的表情。

房间一片漆黑，莱拉发现他蜷曲着躺在床垫上拉希德先前睡的那一边。她钻进被窝，在他身边躺下，拉过一条毛毯，盖住了他们两人。

“你睡着了吗？”

他没有把脸转过来对着她。他说：“我睡不着。亲爱的爸爸还没有念驱赶巴巴鲁[1]的经文给我听。”

“今晚我来念给你听吧。”

“你讲的没他好。”

她捏了捏他那小小的肩膀，在他脖子背面亲了一下。“我可以试试嘛。”

“亲爱的爸爸哪里去了？”

“亲爱的爸爸已经走掉了。”莱拉说，她的喉咙又哽住了。

就这样，她第一次说出了这个该死的谎言。这个谎言，她将会说上多少次？莱拉悲哀地想。她能够蒙骗察尔迈伊多少次？她想起了从前，每当拉希德回家，察尔迈伊会兴奋地朝他跑过去；拉希德会抓住他的上臂，把他提起来，不停地转着圈子，直到察尔迈伊的双脚笔直地飞了起来；然后察尔迈伊会站立不稳，像醉汉那样跌跌撞撞，他们两人会咯咯笑个不停。她想起了他们的胡闹、放纵的笑声和神秘的眼神。

莱拉为儿子感到一阵羞愧和悲哀。

“他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乖孩子。”

他什么时候回来？亲爱的爸爸回来的时候会带着礼物吗？

莱拉和察尔迈伊一起念了经文。二十一声“奉慈悲的安拉之名”——每一声代表七根手指的每一个指节。她看着他捧起双手放在面前，对着它们吹了一口气，然后把两只手的手背放在额头上，做了一个扔东西的动作，嘴里念念有词：巴巴鲁，走开，别来找察尔迈伊，他跟你没有关系。巴巴鲁，走开。然后，为了完成这个仪式，他们会说三次“真主伟大”。后来，夜阑更深的时候，莱拉被一个低微的声音吓了一跳：亲爱的爸爸是因为我才走的吗？是因为我说的话，因为我说了你和楼下那个男人的事情才走的吗？

她朝他侧过身去，正打算安慰他，正打算说跟你没有关系，察尔迈伊。跟你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错。但他已经睡着了，小小的胸膛不停地一起一伏。

睡觉的时候，莱拉的头脑还是一片混乱，无法冷静地进行思考。但当她被早晨的祷告钟声唤醒时，心情已经开朗很多了。

她坐起来，看着入睡中的察尔迈伊，他的拳头抵着下巴。她想像昨天半夜玛丽雅姆悄悄溜进他们的房间，一边看着熟睡的她和察尔迈伊，一边在心中盘算对策。

她滑下床。她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身上到处发痛。她的脖子、肩膀、后背、手臂和大腿上都有拉希德的皮带头打出来的伤口。她忍着痛楚，安静地离开了房间。

玛丽雅姆的房间有些阴暗，这种蒙蒙亮的光线总是让莱拉想起啼叫的公鸡和玻璃窗上滴下来的露珠。房间的一角，玛丽雅姆坐在祷告用的毛毯上，脸朝窗口。莱拉慢慢地蹲下身体，坐到她对面。

“你今天早上应该去探望阿兹莎。”玛丽雅姆说。

“我知道你要我去干什么。”

“别走路去。坐公共汽车，你可以混上去的。出租车太引人注目了。你肯定会因为一个人乘坐而被拦下的。”

“你昨晚所做的承诺……”

莱拉无法说完这句话。树木，湖泊，无名的村庄。她明白这些是一个幻境。一个意在安慰她的谎言。就像哄一个难过的孩子。

“我的意思是你将要过上那种生活。”玛丽雅姆说，“那是你将要过的生活，亲爱的莱拉。”

“如果没有你，我不要那种生活。”莱拉哽咽着说。

玛丽雅姆惨然一笑。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玛丽雅姆，我们大家一起走，你，我，两个孩子。塔里克在巴基斯坦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边躲避一阵，等到事情平息下去……”

“那不可能。”玛丽雅姆耐心地说，像一个母亲劝说一个好心但糊涂的孩子。

“我们将会相互照顾，”莱拉泣不成声地说，双眼充满了泪水，“就像你说过的。不。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走，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唉，亲爱的莱拉。”

莱拉继续磕磕巴巴地说着。她乞求。她许诺。她会包下所有清扫房间的活儿，她说，加上做饭。“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再也不用做了。你可以休息，睡觉，种花。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只要开口，我肯定会把它找来给你。别这样，玛丽雅姆。别离开我。别让阿兹莎伤心。”

“偷面包会被他们砍掉双手，”玛丽雅姆说，“你想想看，要是发现一个丈夫死了，两个妻子不见了，他们会怎么做？”

“没有人会知道，”莱拉低声说，“没有人会找到我们。”

“他们会的。迟早的事情。他们是猎犬。”玛丽雅姆的声音低沉而警惕，这让莱拉的承诺显得荒唐、虚伪和愚蠢。

“玛丽雅姆，拜托……”

“如果他们发现了，你将会和我一样，逃不过他们的处罚。塔里克也一样。我不会让你们两个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如果你们被逮住了，你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莱拉双眼刺痛，泪如泉涌。

“到时谁来照顾他们？塔利班？为你的孩子考虑，亲爱的莱拉。为你的孩子考虑。别管我。”

“我做不到。”

“你必须做到。”

“这不公平。”莱拉哭泣着说。

“但这很公平。过来。来，躺在这边。”

莱拉向玛丽雅姆爬过去，再次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她记得所有那些共同度过的下午，她们相互给对方扎辫子，玛丽雅姆耐心地听着她随口说出心中的想法或者寻常的故事，一副满怀感激的样子，仿佛很感谢莱拉把她当成一个独特而亲密的人。

“这样很公平，”玛丽雅姆说，“我杀了我们的丈夫。我夺走了你儿子的父亲。我不该逃跑。我不能逃跑。就算他们抓不到我，我也永远……”她的嘴唇颤抖着，“我也永远逃不过你儿子的悲哀。我如何能面对他？亲爱的莱拉，我如何能够鼓起勇气来看他？”

玛丽雅姆捻起莱拉的一绺头发，把粘在一起的鬈发分开。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终点。我已经无欲无求。我小时候所渴望的一切，你们都已经给了我。你和你的两个孩子已经让我感到如此的幸福。没关系的，亲爱的莱拉，没关系的。别难过。”

莱拉不知道该如何理智地回答玛丽雅姆所说的话。但她只顾断断续续地、孩子气地胡言乱语，说什么水果树等着玛丽雅姆去种、小鸡等着玛丽雅姆去养。她继续说着什么无名小镇的小房子、散步到生满鲑鱼的湖泊之类的话。到了最后，她的话都说完了，眼泪却还流个不停，莱拉只好投降放弃，像一个孩子被大人无懈可击的逻辑压倒那样哭了起来。她只能蜷起身体，最后一次把脸埋在玛丽雅姆温暖的大腿之中。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玛丽雅姆收拾了一些面包和晒干的无花果给察尔迈伊当午餐。她也给阿兹莎一些无花果和几块动物形状的饼干。她用纸袋把这些食物装起来，交给莱拉。

“替我亲亲阿兹莎，”她说，“跟她说她是我的眼睛之光，是我的心灵之王。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莱拉双唇紧闭，点了点头。

“听我的话，坐公共汽车去，一路低着头。”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玛丽雅姆？我想在出庭作证之前看到你。我将会告诉他们那是怎么发生的。我将会解释那不是你的错，你只能那样做。他们会理解的，你说呢，玛丽雅姆？他们会理解的。”

玛丽雅姆柔和地看着她。

玛丽雅姆在察尔迈伊身前蹲下。他穿着红色的恤衫，破旧的卡其裤，和一双拉希德从曼戴伊市场买给他的旧牛仔靴。他双手抱着那个新买的篮球。玛丽雅姆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但愿你成为一个强壮的好男孩，喏，”她说，“要好好对待你母亲。”她捧起他的脸。他后退，但她依然捧着。“很抱歉，亲爱的察尔迈伊。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痛苦和悲伤，我真的很抱歉。”

莱拉握着察尔迈伊的手，两人一道沿着街道走下去。就在他们拐弯之前，莱拉回头看，见到玛丽雅姆站在门口。玛丽雅姆头上蒙着白色的围巾，穿着前面有一排纽扣的深蓝色毛衣，和一条白色的棉布裤子。一些灰白的头发散落在她额前。几缕阳光洒落在她的脸庞和肩膀上。玛丽雅姆依依不舍地挥了挥手。

他们转过拐角，莱拉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玛丽雅姆。

[1]巴巴鲁，吃小孩的恶魔。

第四十七章

玛丽雅姆

所有这些年过去之后，仿佛又回到了泥屋。

瓦拉雅特女子监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褐色建筑，位于沙里诺区，临近小鸡街道。它位于一座更大的男子监狱中央。一扇上了锁的门将女子监狱和外面的男子监狱隔开。玛丽雅姆数出那儿有五间监房。这些监房里面都没有家具，只有灰泥剥落的肮脏墙壁和开向院子的小小窗户。窗口被封起来了，但监房的门并没有上锁，这些女人可以随意进出院子。那些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这意味着在院子里巡逻的塔利班能够看到监房里面的情况。有几个女人抱怨这些卫兵在窗外吸烟，带着淫笑和猥亵的目光朝里面看，还相互拿她们开一些下流的玩笑。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女人整天都穿着布卡，只有等到太阳下山、大门锁上、士兵出去站岗之后才把它们脱下。

玛丽雅姆和五个女人、四个孩子共居一室。入夜之后，她所在的监房一片漆黑。在那些有电的夜晚，她们会把娜格赫玛举到天花板。娜格赫玛是个身材矮小、胸前扁平的女孩。天花板上有一根绝缘外衣被剥掉的电线。娜格赫玛会用手把电线接上电灯泡的底座，然后打开开关。

监房里面的厕所很小，水泥地面也已经裂开。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洞底是一堆粪便。苍蝇嗡嗡地在洞口飞进飞出。

女子监狱中央是一个露天的长方形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口水井。水井没有排水口，这意味着院子里通常积满了水，井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院子里拉满了相互交叉的晾衣线，上面挂着手洗的袜子和尿片。这里也是女囚会见访客的地方，她们就在这儿用亲友买来的大米煮饭——监狱不提供食物。这个院子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玛丽雅姆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孩子是在瓦拉雅特里面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高墙之外的世界。玛丽雅姆看着他们相互追逐，看着他们没穿鞋子的脚丫踩进泥土。瓦拉雅特弥漫着屎尿的臭味，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臭烘烘的，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也不理会那些塔利班士兵，只顾整天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地玩游戏，直到被塔利班殴打方肯罢休。

没有人来探望玛丽雅姆。这是她向这儿的塔利班办公室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要求：别让人来探望她。

玛丽雅姆监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为犯了暴力罪而服刑的——她们背着诸如“离家出走”之类的常见罪名。因此，玛丽雅姆在她们之中获得了一些威望，成为某种杰出人士。那些女人崇敬地、甚至惧怕地看着她。她们把自己的毛毯给她。她们竞相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最为热切的是娜格赫玛，她总是拉着玛丽雅姆的手；无论玛丽雅姆走到哪儿，她总是跟着她。娜格赫玛是那种以传播倒霉事为乐的人，不管那倒霉事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说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三十来岁的裁缝。

“他有一股屎味，牙齿比手指还少。”娜格赫玛这么形容那个裁缝。

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人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他们试图私奔到加德兹，但还没走出喀布尔就被抓住了。被送回家之后，毛拉的儿子受不了鞭刑，后悔莫及的他反咬娜格赫玛一口，说娜格赫玛用她的女性魅力勾引他。她对他下了蛊，他说。他承诺自己将会重新献身于研读《古兰经》。毛拉的儿子被释放了。娜格赫玛被判了五年徒刑。

娜格赫玛说把她关进监狱正合她的心意。她的父亲发了毒誓，说等到她释放那一天，他将会用一把刀子切开她的喉咙。

听着娜格赫玛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玛丽雅姆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沙菲德山上寒星点点，天空中飘过几抹粉红色的云朵，娜娜对她说：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

“我承认。”玛丽雅姆说。

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战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

“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

“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

“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

“没有。”玛丽雅姆说。

“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

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

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

“我所害怕的，夫人，是真主将我召唤到他跟前，问我：你为什么不依照我的吩咐行事，毛拉？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律法？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夫人？我该如何为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辩解呢？我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在真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中，遵从他为我们设置的法令。我对我的结局看得越清楚，夫人，我就越接近我接受审判的日子，我执行他的旨意的决心就越大。不管执行他的旨意有多么困难。”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露出痛苦的神色。

“你说你丈夫脾气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你，”他接着说，戴着眼镜的眼睛看着玛丽雅姆，目光既严肃又同情，“但我忍不住为你的粗暴行为感到震惊，夫人。你做过的事让我很为难，你做这件事时，他的儿子在楼上为他哭喊，这一点也让我为难。

“我心力交瘁，来日无多，我希望自己仁慈一些。我想宽恕你。但如果真主召唤我，并对我说：难道轮到你来宽恕吗，毛拉，我该怎么回答？”

他的同伴点点头，钦佩地看着他。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夫人。但你做了一件邪恶的事。你必须为你做过的这件事付出代价。伊斯兰法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它说我必须把你送去那个我很快会追随你而去的地方。

“你听明白了吗，夫人？”

玛丽雅姆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她说她听明白了。

“但愿安拉宽恕你。”

在把玛丽雅姆带走之前，他们给了她一份文件，要她在自己的供词和毛拉的判决之下签字。在这三个塔利班的注视下，玛丽雅姆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玛，丽，雅，姆。签名的时候，她想到上一次在文件上签名是在二十七年之前，在扎里勒的桌子上，在另一个毛拉关切的注视之下。

玛丽雅姆在监狱待了十天。她坐在监房的窗边，望着院子里的监狱生活。当夏风吹起时，她看着一些碎纸片在风中疯狂地旋转，一会朝这边飘动，一会朝那边飘动，飘过监狱的高墙。她看见风儿卷起尘土，卷着它猛烈地旋转着扫荡过院子。每个人——那些卫兵、囚犯、孩子和玛丽雅姆——都降低脑袋，抬起手臂挡在面前，但却挡不住尘土。风儿把尘土吹进他们的耳道和鼻孔之中，吹落在他们的睫毛之上，吹进他们的嘴巴之内。只有到了黄昏，风儿才会平息。如果夜里刮起和风，它会轻柔地吹拂着，好像为了弥补它的同胞白天的过错一样。

玛丽雅姆在瓦拉雅特的最后一日，娜格赫玛给了她一个橘子。她把橘子放在玛丽雅姆的手中，让她的手指握紧它。然后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她说。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玛丽雅姆在铁窗旁边看着外面的囚犯。有人在煮牛肉，一股带着孜然香味的炊烟和热气从窗口飘进来。玛丽雅姆能看见几个孩子在玩蒙眼睛游戏。两个小女孩唱着一首歌，玛丽雅姆记得她小时候听过，记得当时她和扎里勒坐在溪边的石头上钓鱼，他唱了这首歌给她听：

盆儿盆儿像百合

安然伫立泥路旁

鱼儿盆沿来解渴

掉进水里扑通响

最后那个晚上，玛丽雅姆做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梦。她梦见一些石头，总共十一块，排成一列。扎里勒又变得年轻了，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下巴笑出一道缝，身上有几块汗渍，外套甩在肩膀上；他终于开着那辆闪亮的别克路王轿车来接走他的女儿了。法苏拉赫毛拉转动念珠，和她一起沿着山溪走，他们两人的影子滑过水面，滑过长满青草的溪岸，溪岸上散落着一些蓝紫色的野生鸢尾花，在梦中，它们发出丁香的芬芳。玛丽雅姆还梦到娜娜站在泥屋的门口，用听起来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呼唤她回家吃晚饭；而她则在一片凉爽的杂草丛中玩耍，那儿有慢慢爬行的蚂蚁、匆匆移动的甲虫和到处跳来跳去的蚱蜢。有人费劲地推着一辆独轮车沿着泥路上山，发出辘辘的声音。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响。绵羊在山坡上咩咩叫。

前往迦兹体育馆的路上，每当卡车避开坑洞或者车轮压上石块，车斗上的玛丽雅姆就会颠簸起来。她的尾骨被颠得发痛。一个持枪的年轻塔利班坐在对面监视她。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友好，他眼眶很深，眼神明亮，下巴稍微有点尖，指甲乌黑的食指不停地敲打着卡车的车斗。玛丽雅姆寻思行刑的人是不是他。

“你饿了吗，阿姨？”他说。

玛丽雅姆摇摇头。

“我有一块饼干。它很好吃。如果你饿了，你可以吃掉它。我不介意。”

“不用了，谢谢你，小兄弟。”

他点头，和蔼地看着她。“阿姨，你害怕吗？”

她喉咙哽住了。玛丽雅姆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了真话。“是的。我非常害怕。”

“我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他当过自行车修理工，我只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记得他走路的样子，你知道吗，也不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或者他的声音。”他望向别处，然后又看着玛丽雅姆。“我母亲过去经常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就像一头狮子，她说。但她跟我说，共产党把他带走的那一天，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跟你说这些话，是想让你知道害怕是正常的反应。你不用为此觉得羞愧，阿姨。”

玛丽雅姆哭了起来，那天第一次。

上千双眼睛盯着她看。露天看台人头涌动，人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而伸直了脖子。有人啪嗒着舌头。当玛丽雅姆被人从卡车上扶下来时，一阵窃窃私语掠过整个体育馆。扬声器宣布了她的罪名，玛丽雅姆想像人们摇晃着脑袋。但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们摇头时究竟是带着反对还是仁慈、谴责或是怜悯。玛丽雅姆不去看所有这些人。

那天早晨，玛丽雅姆曾害怕自己会出丑，害怕她会不顾一切地哀求哭喊。她担心自己可能会尖叫、呕吐甚至屎尿直流；也担心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动物本能或身体痛楚会背叛她。但当她被迫走下卡车的时候，玛丽雅姆的双腿没有变软。她的手臂没有挥舞。她无需被人拖下车。当察觉到自己站不稳的时候，她想起了察尔迈伊。她夺走了察尔迈伊生命中的爱，父亲的失踪将会给他今后的日子蒙上一层忧伤的阴影。然后玛丽雅姆的步伐变得坚定起来，不用别人扶着也能走路。

一个持枪的人走过来，让她走到南边的足球门柱。玛丽雅姆能察觉到人们在期待中变得紧张。她没有抬起头。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看着她的影子和跟随着它的刽子手的影子。

虽然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刻，玛丽雅姆知道她的日子大部分过得不好。但当她走过人生这最后二十步的路程时，她忍不住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她希望能够再次看见莱拉，希望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在星光点点的夜空下，再次和她坐下来喝一壶茶、吃几块饼干。她将不会看到阿兹莎长大成人，将看不到她会出落成一个何等漂亮的少女，将不会给她的双手涂上指甲花、在她的婚礼上分发喜糖；想起这些，她感到悲哀。她将不会陪阿兹莎的孩子玩耍。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老人，陪伴阿兹莎的孩子，她将会非常乐意。

到了门柱旁边，她身后那人让她停下来。玛丽雅姆站住了。透过布卡的面罩，她看见他手臂的影子举起了冲锋枪的影子。

在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后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

玛丽雅姆最后想到的是《古兰经》上的几句经文，她默默地在心中念诵：

他用真理创造了天地；他让黑夜覆盖白天，让白天接管黑夜；他让日月循规蹈矩，各自依照划定的轨道运转；所以他确实无所不能，是伟大的宽恕者。[1]

“跪下。”那个塔利班说。

真主啊！宽恕我，怜悯我，因为你是最为慈悲的。

“跪在这里，夫人。头朝下。”

玛丽雅姆最后一次听从了别人的命令。

[1]见《古兰经》第39章。

第四部

第四十八章

塔里克脑袋发痛。

有时候，莱拉在夜里醒来，发现他坐在他们的床沿，内衣蒙在脑袋上。头痛在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就开始了，他说，然后在监狱变得更加严重。有时候头痛会让他呕吐，让他一只眼睛失明。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有把屠刀插进他的太阳穴，慢慢地钻过他的脑袋，然后从另外一边穿出来。

“头痛发作的时候，我甚至能尝到那把刀的味道。”

莱拉有时会浸湿一块布，把它放在他的额头上，这样会让他感觉好一些。萨伊德的医生给塔里克开的药片也有助于缓解头痛。但在某些夜晚，塔里克只能抱着脑袋呻吟，眼睛充满血丝，鼻涕直流。当头痛如此折磨他的时候，莱拉会坐在他身边，按摩他的脖子，抓住他的手，手掌感受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

他们到达穆里那天就结婚了。塔里克说他们打算结婚的时候，萨伊德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将不用跟塔里克讨论一对未婚男女在他的酒店同居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莱拉曾想像萨伊德是个脸色红润、眼睛细小的男人，但他的长相与此完全两样。他留了两撇灰白的八字胡，胡子的两端朝上翘，被他修剪得尖尖的。他一头灰白的长发向后梳起，露出整个额头。他很有礼貌，声音轻柔，说话很有分寸，举动从容不迫。

结婚那天，萨伊德请来了一个朋友和一位毛拉；他还把塔里克拉到旁边，塞给他一笔钱。塔里克谢绝他的好意，但萨伊德执意要他收下。塔里克走到摩尔街上，买回来两个薄而简单的结婚戒指。那天晚上，等到两个孩子睡觉之后，他们完了婚。

在镜子中，在毛拉披在他们头上的绿色纱巾之下，莱拉和塔里克两人的目光相遇。没有泪花，没有喜庆的微笑，也没有低声说出的山盟海誓。莱拉默默地看着他们在镜子中的模样，看着两张早衰的脸，他们曾经年轻光滑的脸庞如今皮肤松弛，长着皱纹和眼袋。塔里克张开嘴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就在此时，有人抽走了那条纱巾，莱拉错过了他打算说出口的话。

那天晚上，他们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躺在床上，两个孩子在地上的床铺呼呼睡着。莱拉记得年轻时他们相处的情景，当时塔里克和她总是轻松自如地交谈，漫无边际地闲聊，不时打断对方的话头，为了强调某句话而揪着对方的衣领，乐此不疲地开玩笑，发出欢快的笑声。自童年的那些日子以来，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要说的话。但第一夜，巨大的幸福感却让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一夜，能够在他身边已经足够幸福的了。能够知道他在这里，和他并排躺下，感受着身边的他的温暖，能够和他头抵着头，左手和他的右手十指相扣，这一切已经足够幸福的了。

那天深夜，当莱拉因为口渴而醒来，她发现他们的手仍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指节发白，就像儿童紧张地抓紧气球的绳子一样。

莱拉喜欢穆里雾蒙蒙的寒冷早晨、落霞满天的黄昏和星光点点的夜空，苍郁的松树，在粗壮的树干蹦上蹦下的褐色松鼠，让摩尔街上的店主手忙脚乱地撑起雨篷的阵雨。尽管当地人对无穷无尽的建设颇有不满，他们说这些建筑物的扩张会破坏穆里的自然景观，但莱拉喜欢那些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和各种各样的接待游客的旅馆。人们居然会为盖房子而哀叹，莱拉觉得这太奇怪了。要是在喀布尔，人们庆祝还来不及呢。

她喜欢他们有一个浴室，不是一个室外的厕所，而是一个真正的浴室，里面有抽水马桶、淋浴器，还有一个洗脸盆。洗脸盆上有两个水龙头，她只要用手腕一撞，就有热水或者冷水流出来。她喜欢早晨醒来听见阿里安娜的咩咩叫，还有阿狄芭——那个脾气急躁但没有恶意的厨师——在厨房忙个不停的声音。

有时候，当莱拉看着熟睡的塔里克，看着两个孩子在睡梦中翻身或者喃喃自语，一阵感激之情会涌上来，让她喉咙哽咽、泪水盈眶。

每天早晨，莱拉跟着塔里克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钥匙在他腰上的扣环上叮当作响，一瓶喷雾玻璃窗清洁剂在他的牛仔裤的裤耳上晃来荡去。莱拉提着一个水桶，桶里放着抹布、消毒液、马桶刷和梳妆台的喷蜡。阿兹莎紧紧跟在后面，一只手拿着拖把，一只手拿着一个填充了大豆的布娃娃，那是玛丽雅姆做给她的。察尔迈伊总是落后几步，神情抑郁、不情不愿地走在他们后面。

莱拉吸尘，铺床，抹去灰尘。塔里克清洗浴室的洗脸盆和浴缸，擦马桶，拖亚麻油地板。他把干净的浴巾、小瓶的洗发水和杏仁味的香皂放在浴室的架子上。阿兹莎主动要求给玻璃窗喷清洁剂，并将其擦净。她干活的时候，布娃娃总是放在身边不远的地方。

结婚之后几天，莱拉跟阿兹莎说了关于塔里克的事情。

莱拉觉得阿兹莎和塔里克之间的关系很奇怪，甚至让人不安。他们两人已经心有灵犀。他还没有开口，她已经把他想要的东西递过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朝对方露出笑脸，仿佛他们根本不是陌生人，而是失散多年之后重逢的老友。

莱拉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阿兹莎心事重重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喜欢他。”

“他爱你。”

“他说的吗？”

“他用不着说出口，阿兹莎。”

“把剩下的都告诉我，妈妈。你说我才知道。”

莱拉说了。

“你父亲是一个好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万一他离开呢？”

“他永远不会离开。看着我，阿兹莎。你父亲永远不会伤害你，他永远不会离开。”

阿兹莎如释重负的神情让莱拉心碎。

塔里克给察尔迈伊买了一只木马，给他做了一辆玩具汽车。他从一个狱友那儿学会了用纸张做动物，所以他折了无数张纸，把它们剪开，给察尔迈伊做了许多狮子、袋鼠、马儿和羽毛丰满的鸟儿。但察尔迈伊对他这些套近乎的行为一概不理，有时候还会大发脾气。

“你是一头驴！”他大声说，“我不要你的玩具！”

“察尔迈伊！”莱拉呵斥他。

“没关系，”塔里克说，“莱拉，没关系啦，随他去。”

“你不是我亲爱的爸爸！我真正的亲爱的爸爸去旅游了，等他回来，他就会揍你！你逃不掉的，因为他有两条腿，你只有一条！”

夜里，莱拉将察尔迈伊抱在胸前，和他一起背诵驱赶巴巴鲁的经文。他若问起来，她会再次对他撒谎，说他亲爱的爸爸走掉了，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讨厌这件任务，憎恨自己这样欺骗一个孩子。

莱拉知道她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说出这个可耻的谎言。她别无选择，因为当察尔迈伊从秋千上跳下来，当他从午睡中醒过来，他会问起这个问题，直到他年纪大得能够自己系鞋带，能够自己走路去上学，他还将会问起这个问题，她将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个谎言。

莱拉知道，终有一天，这些问题将会消失。察尔迈伊将会慢慢地不再寻思他的父亲为什么要抛弃他。他将再也不会在红绿灯下面见到他的父亲，再也不会误认为那些在马路上走动或者在前门敞开的茶馆中喝茶的驼背老人是他的父亲。总有一天，当他沿着一条弯曲的河流散步，或者望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时，他将会吃惊地发现，父亲的失踪已经不再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伤口，它完全变成别的东西，某种不再那么刺痛的东西。像某种传说。某种被崇敬、被神化的东西。

莱拉在穆里的生活很幸福。但这种幸福来之不易。它并非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幸福。

下班之后，塔里克会带莱拉和两个孩子去摩尔街。街道两旁是一些出售小饰品的商店，还有一个始建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国教教堂。塔里克在街边的小摊给他们买香辣的炸羊肉饼。和他们一起在街道上闲逛的有本地人，拿着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欧洲人，还有逃避平原的炎热来到这里的旁遮普人。

他们偶尔会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克什米尔角。到了那边，塔里克会带领他们参观杰赫勒姆河的河谷，覆盖着松树的山坡，还有森林茂密的峰峦，他说在这些山里面，人们还能看到在树上跳来跳去的猴子。他们也去长满枫树的纳狄亚杰里；那个小城离穆里大约三十公里。在那儿，塔里克会拉着莱拉的手，在那条通往总督府的林荫路上散步。他们在古老的英国公墓逗留，或者乘坐出租车到一座山脉的峰顶，在那儿观看下方被云雾笼罩的青翠山谷。

在这些外出的旅行中，当他们路过商店的橱窗，莱拉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它里面的身影。男人，妻子，女儿，儿子。她知道在陌生人眼里，他们肯定显得像一个最为寻常的家庭，没有秘密、谎言和悔恨。

阿兹莎经常从噩梦中惊醒。莱拉只得走到她睡觉的床边，在她身旁躺下，用衣袖抹干她脸上的泪水，抚摸她的后背，安慰她再次入睡。

莱拉自己也做梦。在梦中，她总是回到喀布尔那座房子，穿过走廊，爬上楼梯。只有她一个人，但她听见门后传来有节奏的熨斗嘶嘶响，还有床单展开和叠起的声音。有时候，她听见一个女人低声哼着一首古老的赫拉特歌谣。但当她走进去时，房间里面没有人。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这些梦让莱拉浑身发抖。她总是浑身大汗地从梦中醒来，眼里充满了泪水。她伤心欲绝。每一次梦醒，她都伤心欲绝。

第四十九章

那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莱拉正要把感冒的察尔迈伊放到床上睡午觉，这时塔里克冲进了他们住的平房。

“你听到了吗？”他说，稍微有点喘息，“他们杀了他。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死了。”

“什么？”

塔里克站在门口，把他知道的说给她听。

“他们说他接受了两个自称原籍摩洛哥的比利时记者的采访。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一枚藏在摄像机里面的炸弹爆炸了。杀死了马苏德和一名记者。另外一个记者打算逃命，但被他们用枪打死了。他们现在说那两个记者可能是基地组织的人。”

莱拉想起了妈妈钉在她卧室墙壁上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画像。马苏德身体前倾，扬起一道眉毛，脸上神情专注，仿佛正在恭敬地听着别人说话。莱拉记得妈妈十分感激马苏德在她儿子墓边念经文，把这件事说给每个人听。甚至在马苏德和其他派别交战之后，妈妈依然拒绝责备他。他是一个好人，她过去常常说，他想要和平。他想要重建阿富汗。但他们阻挠他。都怪他们阻挠他。对妈妈来说，即使到了最后，即使一切都变得极其糟糕，喀布尔成为一片废墟，马苏德依然是潘杰希尔雄狮。

莱拉没有这么宽容。马苏德的惨死没有令她高兴，但她无法忘记的是，在马苏德掌权的时候，各处城区被夷为平地，尸体从乱石堆中被扒出来，已经下葬的儿童的手脚在屋顶或树木的高枝之上被人发现。她也清楚地记得那枚火箭弹飞进来之前妈妈脸上的表情，还有那想忘也忘不了的场景：爸爸那失去脑袋的躯体落在她旁边，印在他的恤衫上的桥塔刺穿了浓雾和血迹。

“他们会给他举办葬礼，”塔里克说，“这一点我敢肯定。也许在拉瓦尔品第。葬礼将会很隆重。”

差点睡着的察尔迈伊坐了起来，用拳头揉着眼睛。

两天之后，他们正在打扫一个客房，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塔里克丢下拖把，匆匆跑了出去。莱拉跟在他身后。

喧哗声来自酒店大堂。酒店前台右边有一个休息区，里面有几张椅子，两张缀着小羊皮的沙发。角落摆着一个正对着沙发的电视机，萨伊德、接待员和几个客人聚集在电视机前。

莱拉和塔里克走了过去。

电视机上正在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屏幕上有一座大楼，大楼上部冒着滚滚的黑烟。塔里克跟萨伊德说了几句话，萨伊德的回答还没说完，电视屏幕的一角出现了一架飞机。它撞上了旁边的塔楼，爆发出一团令莱拉之前见过的任何大火都相形失色的火球。大堂里面每个人都发出一声惊呼。

不到两个小时，两座大楼已经倒塌。

很快，所有的电视台都在谈论阿富汗、塔利班和奥萨马·本·拉登。

“你听说塔利班怎么说了吗？”塔里克问，“关于本·拉登的？”

阿兹莎和他面对面坐在床上，思考着棋局。塔里克已经教会她下象棋。她皱着眉，用手指轻轻敲打下唇，这个动作是跟她父亲学来的。塔里克每当考虑下一步怎么走时就会这样。

察尔迈伊的感冒好了一些。他睡着了，莱拉用药水按摩着他的胸膛。

“我听说了。”她说。

塔利班宣布他们不会将本·拉登交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在阿富汗避难的客人；拒绝客人有悖普什图人的道德观念。塔里克苦笑起来，从他的笑声中，莱拉听得出他对这种曲解普什图人的传统、让他的族人蒙羞的行为十分反感。

那次袭击之后几天，莱拉和塔里克又来到酒店大堂。电视机的屏幕上，乔治·布什正在发表演讲。他身后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说到中途，布什的声音颤抖着，莱拉以为他就要哭起来。

会说英语的萨伊德向他们解释说布什刚刚宣战。

“对谁？”塔里克问。

“首先是对你们的国家。”

“也许那不算什么糟糕的事情。”塔里克说。

他们刚结束做爱。他躺在她身边，头枕着她的胸膛，手臂放在她的小腹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试了几次都没做成。塔里克不停地道歉，莱拉不停地宽慰他。现在还是有困难，但不是身体有问题，而是客观条件不许可。他们和两个孩子同住的房子太小了。孩子就睡在他们身边的床铺上，所以他们没有隐秘的空间。多数时候，莱拉和塔里克默默地做爱，无声地压抑着心中的激情，穿着全套衣服，盖着毛毯，以防突然被孩子打断。他们总是担心床单的沙沙声和弹簧床的吱嘎声。但对莱拉而言，只要能够和塔里克相处，忍受再多的焦虑她也心甘情愿。当他们做爱的时候，莱拉有一种靠岸的感觉，一种找到庇护的感觉。她一直担心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一种短暂的幸福；每次做爱之后不久，这种焦虑就会丝丝点点地涌上心头；但做爱的时候，她会放下这个重担。她不再害怕两人会分开。

“你指的是什么？”这时她说。

“家乡那边发生的事情啊。也许结果不会太糟糕。”

家乡那边，炸弹再次落下来，这次是美国的炸弹——每天换床单和洗尘的时候，莱拉一直从电视机上看到战争的画面。为了赶走塔利班，找出本·拉登，美国人再次武装那些军阀，征集物资援助北方联盟。

但塔里克说的话让莱拉牙齿打颤。她粗鲁地把他的脑袋从胸前推开。

“不会太糟糕？人们死去？女人、孩子、老人？房子再次被毁掉？这还不算太糟糕？”

“嘘，你会吵醒两个孩子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塔里克，”她愤怒地说，“在所谓卡拉姆村大错[1]之后？一百个无辜的老百姓！你亲眼看到了那些尸体！”

“不。”塔里克说。他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的脑袋，往下看着莱拉。“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你不会懂的。”莱拉说。她清楚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也清楚这是他们成为夫妻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圣战组织开始战斗的时候你走了，还记得吗？留在后方的人是我。我。我知道战争是怎么样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我的父母，塔里克。现在你居然对我说战争不算太糟糕？”

“对不起，莱拉。对不起。”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你是对的。对不起。原谅我。我想说的是，也许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也许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莱拉说。她为自己竟然朝他发火而感到吃惊。这不公平，她知道，她所说的话对他并不公平——他的父母不也是被战争夺走的吗？——她心中的怒火已经渐渐平息。塔里克继续温柔地说着，当他把她拉过去时，她没有反抗。她任凭他亲吻她的手、她的额头。她知道他说的可能没错。她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也许这场战争是必须的。也许当布什的炸弹不再落下来时，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但现在，爸爸和妈妈的悲惨遭遇正在某些阿富汗人身上重演；某些毫无心理准备的女孩或男孩回到家中，却和她一样，发现自己被一枚火箭弹炸成孤儿；此时此刻，她怎能说出这句话？莱拉无法让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来。她无法感到欣慰。此时此刻，欣慰是一种虚伪的、缺德的感觉。

那天晚上，察尔迈伊咳嗽着醒过来。莱拉还没反应过来，塔里克已经把双腿甩到床边。他系上假腿，朝察尔迈伊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莱拉躺在床上，看着塔里克的身影在黑暗中来回走动。她依稀看见察尔迈伊的脑袋靠着他的肩膀，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双脚在他的屁股旁边上下晃动。

当塔里克回到床上时，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莱拉伸出手，去摸他的脸。塔里克的脸颊是潮湿的。

[1]2001年10月11日，美军飞机轰炸了位于贾拉拉巴德的卡拉姆村，造成大约200名平民死亡。当时美国军方称这一事件为“卡拉姆大错”。

第五十章

对莱拉而言，穆里的生活舒适而安宁。工作并不繁重，下班之后，她和塔里克会带孩子乘坐缆车上帕特里亚达山，或者去品第角。若是天气晴好，人们在品第角能看到远方的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市区。他们在那儿的草地上铺开一条毛毯，吃着肉丸夹饼和南瓜，喝着冰冻的姜汁饮料。

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莱拉告诉自己，一种值得感恩的生活。实际上，在她和拉希德共同度过的日子中、在那些她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中，她所梦想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莱拉每天都提醒自己想到这一点。

2002年7月某个温暖的夜晚，她和塔里克躺在床上，低声说起家乡发生的一切变化。那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联军把塔利班赶出了每一座大城市，把他们逼到邻近巴基斯坦的边境和阿富汗东南部的山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开进了喀布尔。现在这个国家有了一位临时的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莱拉决定现在把事情告诉塔里克。

一年前，只要能离开喀布尔，她愿意付出一只手的代价。但过去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开始怀念那座童年的城市。她怀念熙熙攘攘的索尔市场、巴布尔花园、那些挑水的人提起羊皮袋时的呼喊声。她怀念小鸡街道那些卖衣服的商人和雅德梅湾那些卖甜瓜的小贩。

但是，令莱拉在这些日子里如此怀念喀布尔的，并不是单纯的乡愁。她变得心绪不宁。她听说喀布尔盖起了学校，重新铺设了路面，女人再度获得工作；而她在这儿的生活，虽说非常愉快，虽说她对它满怀感激，却似乎……不能让她满足。她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并不重要。更糟糕地说，在这儿生活是一种浪费。后来，她开始听见爸爸的声音在她脑里响起：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他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需要你。

莱拉也听见妈妈的声音。她记得当爸爸提议他们离开阿富汗时妈妈的回答。我想看到我的儿子梦想成真。当阿富汗解放的时候，我要亲眼看到，这样那两个孩子也就看到了。他们会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这是莱拉现在想返回喀布尔的部分原因，为了爸爸和妈妈，为了让他们能够通过她的眼睛看到这一切。

然后，对莱拉而言，最迫切的还是为了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因为她的生活而死去了吗？莱拉问自己。玛丽雅姆为了她——莱拉——能够在外国当一名女服务员而牺牲了吗？也许只要莱拉和她两个孩子平安快乐，无论莱拉做些什么，玛丽雅姆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但莱拉认为有关系。突然之间，她认为非常有关系。

“我想回去。”莱拉说。

塔里克在床上坐起来，俯视着她。

莱拉再次为他的英俊感到吃惊：额头的完美曲线，手臂上修长的肌肉，深邃而聪慧的眼睛。一年过去了，莱拉有时候依然无法相信他们已经重逢，尤其是在像这样的时刻，她会无法相信他真的就在这里，和她一起，成为她的丈夫。

“回去？回喀布尔？”他问。

“只有你也想我们才回去。”

“你在这里不高兴吗？你看上去很开心。两个孩子也是。”

莱拉坐了起来。塔里克在床上挪了挪身体，给她让出空间。

“我是很开心，”莱拉说，“我当然很开心。但……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去哪里呢，塔里克？我们会在这里住多久？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喀布尔是，而且那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数变化是好的。我想参与它的变化。我想为它做点事情。我想作出贡献。你能理解我吗？”

塔里克慢慢地点头。“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你确定吗？”

“是的，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确定。但还有别的原因。我觉得我必须回去。我不再认为留在这里是正确的选择。”

塔里克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看着她。

“但是……只有……只有你也想，我们才会离开。”

塔里克笑了起来。他紧锁的眉头松开了，刹那间他又是原来那个塔里克了，那个还没有患上头痛的塔里克，那个说在西伯利亚鼻涕还没甩到地上就变成冰的塔里克。也许这仅仅是她的想像，但莱拉认为她最近更加频繁地见到这个往日的塔里克。

“我啊？”塔里克说，“我会追随你到天涯海角，莱拉。”

她紧紧地抱着他，吻上他的嘴唇。她相信在这一刻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他。“谢谢你。”她说，她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我们回家吧。”

“但我想先去一趟赫拉特。”她说。

“赫拉特？”

莱拉解释起来。

他们需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安慰两个孩子。阿兹莎依然做着噩梦，前一个星期，有人在附近的一场婚礼上朝天空开了几枪，她还被吓得眼泪直流；莱拉只好和激动的阿兹莎一起坐下来。莱拉只好向阿兹莎解释说，当他们回到喀布尔，塔利班将不会在那儿，那儿将不会有任何战斗，她将不会被送回恤孤院。“我们将会一起生活。你父亲，我，察尔迈伊。还有你，阿兹莎。从今以后，你将永远不会和我分离。我发誓。”她对她的女儿微笑。“直到有一天你想离开我。等到你和某个小伙子谈恋爱并想嫁给他的时候。”

他们离开穆里那天，察尔迈伊十分难过。他紧紧地抱着阿里安娜的脖子不肯放手。

“我可没办法劝他离开它，妈妈。”阿兹莎说。

“察尔迈伊，我们不能带一只山羊坐客车。”莱拉又解释了一次。

直到塔里克在他身旁蹲下，向他承诺到了喀布尔之后给他买一只和阿里安娜一模一样的山羊，察尔迈伊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松手。

他们还含泪和萨伊德道别。为了给他们带来好运，萨伊德在门口举起一本《古兰经》，让塔里克、莱拉和两个孩子分别亲了它三次，然后把它高高举起，以便他们能从它下面走出去。他和塔里克一起将两个行李箱放进他的轿车的后厢。萨伊德开车送他们到车站，客车突突开走的时候，他站在人行道上和他们挥手作别。

莱拉起身向后望去，透过客车的后窗，看着萨伊德渐渐后退；这时她脑海中响起了一个质问的声音。他们离开安全的穆里，她寻思，是不是很愚蠢？回到那片葬送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兄长的土地，回到那个炸弹的烟雾刚刚散去的地方，是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然后，在她那混乱的黑色记忆中，两句诗冒了出来，那是爸爸和喀布尔道别的诗句：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莱拉回到她的座位坐好，眨了眨湿漉漉的眼睛。喀布尔在等待他们。需要他们。他们回家是正确的选择。

但最后一声告别还没有说出来。

阿富汗的战争毁坏了连接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的道路。如今通往赫拉特最为便捷的路线是经由伊朗的马什哈德。莱拉和她的家人在那里只过了个夜。他们在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们踏上了另外一辆客车。

马什哈德是个蓬勃发展中的拥挤城市。莱拉看着沿途的公园、清真寺和羊肉餐厅。客车驶过什叶派第八位伊玛目里萨的圣殿，莱拉伸直了脖子，以便能更好地看清它那些闪亮的瓷砖、尖塔和气派非凡的金顶。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她想起了她自己国家的大佛。它们如今成了尘土沙粒，在巴米扬峡谷的风中飘扬。

客车驶了将近十个小时才来到伊朗-阿富汗边境。随着他们渐渐接近阿富汗，车外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荒凉和贫瘠。就在穿越边境、进入赫拉特地区之前不久，他们经过了一座阿富汗难民营。在莱拉看来，它是一片由黄色的尘土、黑色的帐篷和几座波纹钢板搭建的房子组成的模糊景象。她把手伸过座位，握住了塔里克的手。

赫拉特的多数街道都铺上了水泥或者柏油路面，两旁种满芬芳的松树。市区有正在建设中的公园和图书馆，修剪整齐的花园，以及粉刷一新的房子。红绿灯指挥着交通，而且，最让莱拉吃惊的是，电力十分稳定。莱拉听人说过赫拉特的封建军阀伊斯梅尔汗。他在阿富汗和伊朗边境收取了巨额的关税，用以重建赫拉特；但喀布尔说这笔钱不是他的，而是中央政府的。他们乘坐出租车到穆瓦法克酒店时，司机说起了伊斯梅尔汗，他显得又敬又怕。

穆瓦法克酒店两个晚上的房费花掉他们积蓄的将近五分之一，但从马什哈德来的路途既遥远又累人，两个孩子已经筋疲力尽。转身去拿房间钥匙时，前台那个年老的服务员对塔里克说，穆瓦法克酒店很受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欢迎。

他吹牛说：“本·拉登在这里住过一次。”

房间有两张床，一个只有冷水的浴室。两张床之间的墙壁上挂着诗人科哈萨·阿卜杜拉·安萨里[1]的画像。从窗口望出去，莱拉看见下面繁忙的街道和街道对面的公园，公园的茂密花丛中有几条彩色的砖径。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看电视，看到房间里没有电视机，他们很是失望。不过他们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塔里克和莱拉也撑不住了。莱拉躺在塔里克怀里呼呼入睡，直到半夜她从梦中醒来，却已不记得梦到了些什么。

隔日早晨，他们吃了新鲜的面包、榅桲果酱和水煮蛋，喝了红茶。用过早餐之后，塔里克给她找来一辆出租车。

“你真的想一个人过去、不用我陪吗？”塔里克说。阿兹莎拉着他的手。察尔迈伊没有，但是他站在塔里克身边，肩膀靠着塔里克的髋部。

“真的。”

“我有点担心。”

“没事的啦，”莱拉说，“我向你保证。带两个孩子去市场。给他们买点东西。”

出租车开走了，察尔迈伊哭了起来；当莱拉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他正朝着塔里克伸开双手。他开始接受塔里克了，这既让莱拉宽慰，也让她心碎。

“你不是赫拉特人吧。”司机说。

他留着一头长及肩膀的黑发——莱拉发现这是一种对已经滚蛋的塔利班表示不屑的常见方式——他左边的一撇小胡子被一块伤疤截成两半。他前方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脸蛋红扑扑、头发从中间分开梳成两条辫子的女孩。

莱拉跟他说她刚在巴基斯坦住了一年，正要回去喀布尔。“德马赞区。”

透过挡风玻璃，她看见铜匠正在将手柄镶嵌进水壶，制作马鞍的工人正在太阳底下晒牛皮。

“大哥，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她问。

“我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出生。我看到了一切。你记得那次暴乱吗？”

莱拉说她不记得，但他继续说下去。

“那是1979年3月的事情了，在苏联的侵略之前九个月。一些愤怒的赫拉特人杀死了几个苏联顾问，所以苏联派来了坦克和直升飞机，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整整三天，夫人，他们朝这座城市开火。他们炸塌大楼，毁掉一座尖塔，杀死了几千人。几千人。我在那三天失去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才十二岁。”他敲了敲挡风玻璃上的照片。“这个就是她。”

“我觉得很遗憾。”莱拉说。每个阿富汗人的故事都充满了死亡、失去和无法想像的悲哀，这让她吃惊不已。然而，她也看到，人们找到了一种苟且偷生、继续生活的办法。莱拉想起了她自己的人生和她所有的遭遇，她为自己竟然也能逃过劫难、活着坐在这辆出租车上倾听这个人的故事而感到震惊。在古尔德曼村，几座有围墙的房子从泥土和稻草盖成的平坦泥屋中拔地而起。莱拉看到一些皮肤黝黑的妇女在泥屋外面做饭，烧柴的炉灶上摆着黑色的大锅，她们的脸庞被锅里冒出的水汽熏得流汗。几头骡子吃着饲料槽里面的东西。追逐小鸡的孩子们转而追逐这辆出租车。莱拉看见一些男人推着载满石块的独轮车。他们停下来，看着轿车驶过。司机拐了个弯，他们路过一片墓地，墓地中央有一个饱经风雨的坟墓。司机跟她说这里埋葬着一个村里的苏非主义者。

那儿还有一架风车。在它那些锈迹斑斑的静止叶片的阴影之中，三个小男孩蹲在地上玩泥巴。司机停下车，把头伸出窗外，向他们问路。三个孩子中看上去最大的那个回答了司机的话。他指着马路远处那头的一座房子。司机向他道谢，重新开动轿车。

他把车停在那座有围墙的单层房子外面。莱拉看到围墙那边有一株无花果树，一些树枝伸出墙外。

“我不会太久的。”她对司机说。

开门的中年男人又矮又瘦，长着一头黄褐色的头发。他的胡子已经有一些灰白。他在棉衣外面穿了一件长袍。

他们相互道了一声“你好”。

“这是法苏拉赫毛拉的家吗？”莱拉问。

“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哈姆萨。我能帮到你什么吗，夫人？”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玛丽雅姆。”

哈姆萨眨了眨眼。他脸上露出一丝迷惑的神色。“玛丽雅姆……”

“扎里勒汗的女儿。”

他又眨了眨眼。然后他用一只手摸着脸颊，脸色一振，笑了起来，露出有缺口的烂牙。“啊！”他说。他这声惊叹的尾音拖得很长，像呼出一口长气。“啊！玛丽雅姆！你是她的女儿吗？她……”这时他扭动着脖子，热切地向她身后望去，搜索着。“她来了吗？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她来了吗？”

“恐怕她已经过世了。”

哈姆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们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哈姆萨看着地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驴叫。

“进来吧。”哈姆萨说。他把门推开，“请进。”

屋里几乎没有家具，他们坐在地板上。地板上有一张赫拉特毛毯，几个珠子织成的坐垫，墙上挂着一幅镶在相框中的麦加图片。他们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旁边，中间是一片长方形的阳光。莱拉听见另一个房间有女人低声说了几句话。有个赤足的小男孩把一盘绿茶和开心果放在他们前面。哈姆萨朝他点点头。

“我的儿子。”

那个男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跟我说吧。”哈姆萨说，神情萎靡不振。

莱拉说了。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花的时间比她预想的久一些。说到最后，她勉强维持着镇定。一年过去了，她依然无法自如地谈论玛丽雅姆。

说完之后，哈姆萨沉默了很久。他慢慢地在茶碟上转动着他的茶杯，转向这一边，然后另一边。

“我的父亲，愿他安息，过去非常喜欢她，”他终于开口了，“你知道吗，她出生的时候，在她耳边念祷文的就是我父亲。他每个礼拜都去看望她，从来没有中断。有时候他把我带上。没错，他是她的导师，但也是她的朋友。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我父亲。当扎里勒汗把她嫁掉时，他十分伤心。”

“听到关于你父亲的事，我感到很难过。但愿真主宽恕他。”

哈姆萨点头表示感谢。“他活了很多年，实际上，扎里勒汗还比他先去世。我们把他埋葬在村里的墓地，离玛丽雅姆的母亲下葬的地方不远。我父亲是一个高贵的人，他肯定会上天堂。”

莱拉放下了她的茶杯。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当然。”

“你能告诉我玛丽雅姆从前住在哪儿吗？”她说，“你能带我去吗？”

司机同意再等一会。

哈姆萨和莱拉离开村子，沿着那条连接古尔德曼村和赫拉特的路朝山下走。大约走了十五分钟之后，他指着高高的草丛中一条和马路交叉的小径。

“你得从那边过去，”他说，“那儿有一条小路。”

那条小路崎岖而蜿蜒，在草丛和灌木之下时隐时现。莱拉和哈姆萨沿曲折的小路往上爬，在风中摇摆的小草轻拂她的小腿。他们两旁，各式各样的野花迎风起舞，有的长得很高，开着花瓣弯弯的花朵，有的很矮，叶子像扇子一般。几株凋零的毛茛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莱拉听见头顶燕子叽叽喳喳的啼叫，还有脚下蚱蜢的啁啾。

他们沿着这条路往山上爬了两百米左右。然后小路变得平坦，伸进一块更为平坦的空地。他们停下来喘一口气。莱拉用衣袖擦了擦额头，挥开一群在她面前飞舞的蚊子。她从这儿望出去，见到一片平缓的山坡，几株三角叶杨，一些白杨树，还有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野生灌木。

“这儿过去有一条小河，”哈姆萨说，有点喘不过气，“但它很久之前就没水了。”

他说就在这里等她。他告诉她穿过干涸的河床，朝山那边走过去。

“我在这里等你，”他说，在一株白杨树下面的一块石头坐下，“你去吧。”

“我很快……”

“没关系。你慢慢来。去吧，夫人。”

莱拉向他道谢。她穿过河床，踏上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她看见石头之间有一些破碎的汽水瓶、生锈的铁罐，还有一个压铸的金属容器，它有一个镀锌的盖子，半截埋在地面。

她朝着山那边走去，前方有一片垂柳，垂下的长长枝条在风中飘扬。在她胸膛里面，她的心在怦怦跳。她看到柳树如同玛丽雅姆说过那样，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是一片空地。莱拉加快了脚步，简直跟奔跑差不多。她回过头，发现哈姆萨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身形，他的长袍在褐色树皮的衬托下很抢眼。她踩上一块石头，差点摔倒，然后又站稳了。她提起裤管，匆匆走过了剩下的路程。等来到柳林的时候，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玛丽雅姆的泥屋依然在那里。

莱拉朝它走过去，见到仅有的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门板也不见了。玛丽雅姆曾跟她说这里有一个鸡圈、一个烤炉和一个室外的厕所，但莱拉没有发现它们的痕迹。她在泥屋门口停了一会。她能听见里面的苍蝇嗡嗡响。

为了走进去，她不得不避开一大片抖动的蜘蛛网。屋里光线黯淡。莱拉只好等上几秒钟，让她的眼睛适应黑暗。等到能看清屋里情况的时候，她发现内部空间比她想像中的还要小。地板上只剩下半块腐烂的长木板。她觉得其他的应该被撬起来当柴火烧了。如今地面上铺满了干枯的树叶、破碎的瓶子、被扔掉的口香糖纸、野生的蘑菇和一些时日已久的发黄烟蒂。但更多的是杂草，有的长得很矮小，有的恣意生长到墙壁的一半高度。

十五年，莱拉想。在这个地方过了十五年。

莱拉坐下来，靠着墙壁。她听着风儿吹拂柳树的沙沙声。天花板上结着更多的蜘蛛网。有人在一面墙上喷画了几个字，但大部分已经剥落，莱拉无法看出写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她意识到那些是俄文字母。低矮的天花板的一角有个废弃的鸟巢，另外一个屋角倒挂着一只蝙蝠。

莱拉闭上眼睛，在那儿坐了一会。

在巴基斯坦，她有时候会很难想起玛丽雅姆的面容。玛丽雅姆的脸庞常常躲避她，像一句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来的话。但如今，在这个地方，她轻而易举地在眼睑之后见到玛丽雅姆：柔和的目光，长长的下巴，皮肤粗糙的脖子，嘴唇紧闭的笑容。在这里，莱拉能够再次躺下，脸庞贴着玛丽雅姆柔软的大腿，能够感觉到玛丽雅姆的身体前后摇晃，背诵着《古兰经》的经文；能够感觉到那些话颤动着从玛丽雅姆身体传下来，传到她的膝盖，传进她自己的耳朵。

突然之间，这些杂草开始下降，仿佛有人在地下拉着它们的根部。它们越降越低，直到泥屋的地面吞噬了最后几片多刺的叶子。蜘蛛网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鸟巢自我分解，那些小树枝噼哩啪啦地松开，一根接一根地飞出泥屋之外。隐形的擦除器抹掉了墙壁上的俄文字母。

地板回来了。这时莱拉看见两个床铺，一张木头桌子，两张椅子，角落里摆着一个铁炉，墙壁上钉着架子，上面摆着几个陶罐和平底锅，一把黑色的茶壶，一些杯子和勺子。她听见小鸡在外面咯咯叫，远处传来溪流的潺潺声。

年轻的玛丽雅姆坐在桌子旁边，凭借油灯的光芒缝制一个布娃娃。她在哼着一首曲子。她年轻的脸庞很平滑，洗净的头发朝后梳。她的牙齿一颗都没缺。

莱拉看着玛丽雅姆把纱线贴到布娃娃的头上。再过几年，这个小女孩将会变成一个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的女人，她将不会给别人添加负担，将不会透露她也有悲哀、失望和曾经被人嘲笑的梦想。这个女人将会像一块河床中的岩石，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流水的冲刷，然而她的圣洁将不会因此被玷污，她将会变得更加高贵。莱拉已经从这个女孩眼中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藏在她灵魂深处的品质，那是拉希德或者塔利班都无法将之摧毁的信念。到头来，这种东西将会成全她的解脱和莱拉的获救。

这个小女孩抬起头。放下布娃娃。笑了起来。

亲爱的莱拉？

莱拉的眼睛猛地睁开。她张开嘴巴，身体向前扑去。她吓坏了蝙蝠，它从泥屋的一头飞向另一头，扑动的翅膀活像一本书翻动的册页，朝窗外飞了出去。

莱拉站了起来，拍掉粘在她裤子上的枯叶。她走出了泥屋。外面，太阳的光线已经偏移了一点点。一阵风吹过来，吹得野草波浪般起伏、柳树的枝条沙沙响。

离开空地之前，莱拉看了泥屋最后一眼；玛丽雅姆曾经在这里睡觉、吃饭、做梦，为扎里勒屏住呼吸。柳树在破旧的墙壁上投下了弯弯曲曲的影子，每一阵风吹过，这些影子就会跟着晃动。一只乌鸦降落在平坦的屋顶上。它啄着一些东西，哑哑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再见，玛丽雅姆。”

说完之后，莱拉转身走进一片杂草，浑然不觉自己已泪流满面。

她看见哈姆萨依旧坐在那块石头上。哈姆萨看到她，站起身来。

“我们回去吧。”他说。跟着又说：“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

花园中，莱拉站在前门旁边等待哈姆萨。刚才端茶给他们喝的男孩站在无花果树之下，手里抓着一只鸡，神情冷漠地看着她。莱拉瞥见两张面孔，戴着头巾的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扇窗后面端庄地朝她望过来。

房门大开，哈姆萨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他把盒子交给莱拉。

“大约在扎里勒汗去世之前一个月，他把这个交给我父亲，”哈姆萨说，“他要我父亲为玛丽雅姆保管它，直到她过来把它取走。我父亲保管了这个盒子两年。然后，就在他去世之前，他把它交给我，要我替玛丽雅姆保存它。但她……你知道的，她没有来。”

莱拉低头看着这个椭圆形的锡盒。它看上去像一个旧的巧克力盒。它的颜色是橄榄绿，铰链盖一圈镀金的卷边已经有些褪色。盒子侧面有一点锈迹，盒盖前面的卷边有两处凹痕。莱拉试图打开盒子，但盒子里面的插销锁上了。

“里面是什么？”她问。

哈姆萨将一把钥匙放在她手里。“我父亲从来没有打开它。我也没打开过。我想它是属于你的，这是真主的意愿。”

回到酒店之后，塔里克和两个孩子还没有回来。

莱拉坐在床上，盒子摆在她的大腿上。她有点想别打开它，不管扎里勒留下什么，让它成为一个秘密。但最后，她抑制不住好奇。她把钥匙插进去。她晃了几下钥匙，发出咔嗒的声响，最后还是把盒子打开了。

她看到盒子里面有三件东西：一个信封，一个牛皮袋，一盘录像带。

莱拉拿起录像带，走到楼下的服务台。昨天接待他们那个年老的服务员告诉她，酒店只有一台录像机，在它最大的套房里面。当时套房没有人住，他同意带她过去。他把服务台交给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年轻人打理。那人穿着西装，正在打手机。

这个年老的服务员领着莱拉走上二楼，来到长长的走廊末端的一扇房门前面。他打开门，让她走进去。莱拉一眼就看见屋角有一台电视机。她对套房里的其他东西视而不见。

她打开了电视机，打开了录像机。把录像带放进去，按下了“播放”键。起初几秒屏幕一片空白，莱拉开始寻思扎里勒干吗要留一盒空白的录像带给玛丽雅姆。但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了画面，响起了音乐声。

莱拉皱起眉头。她看了一两分钟。然后她按了“停止”键，让录像带速进，再次按下“播放”键。还是那部电影。

那个老人迷惑地看着她。

荧屏上播放的电影是沃尔特·迪士尼出品的《木偶奇遇记》。莱拉无法理解。

刚过六点，塔里克和两个孩子回到酒店。阿兹莎向莱拉跑过来，给莱拉看塔里克买给她的耳环。耳环是银的，两边各挂一只珐琅蝴蝶。察尔迈伊紧紧抱着一只充气海豚，只要一捏这只海豚的鼻子，它就会发出吱吱的叫声。

“你怎么样？”塔里克问。他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我很好，”莱拉说，“等会我再告诉你。”

他们走到附近一家烤肉店吃饭。烤肉店很小，里面的塑料桌布黏糊糊的，烟雾缭绕，而且很吵闹。但羊肉又嫩又多汁，面包也是热的。饭后，他们在街道上散了一会步。塔里克在一个街边小摊给两个孩子买了玫瑰香味的冰淇淋。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吃着，他们身后是被猩红色的晚霞勾勒出来的群山的轮廓。空气很温暖，弥漫着雪松的香味。

早先看完录像带，回到房间之后，莱拉打开了那个信封。里面是一封手写的信，黄色的横纹信纸，蓝色的笔迹。

它写着：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身体健康。

正如你知道的，上个月我去了喀布尔，本想找你谈谈。但你不愿意见我。我十分失望，却不忍责怪你。换了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让你好好对待我的资格，因此，我只能埋怨自己。但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封信，那么你肯定已经看了我留在你门口的信。你看过那封信，依照我在信中的要求，前来找法苏拉赫毛拉。我很感激你这么做，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该从何说起呢？

亲爱的玛丽雅姆，自从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以来，你的父亲已经遇到了太多的灾难。你的继母阿芙素音在1979年那场暴乱的第一天被杀死。就在那一天，一颗流弹打中了你的妹妹妮洛法尔。我依然能看到为了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倒立着的她，我的小妮洛法尔。你的哥哥法尔哈德在1980年加入了圣战组织。苏联人在1982年杀害了他，就在赫尔曼德郊外。我没有机会去给他收尸。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了自己的孩子，亲爱的玛丽雅姆，但如果你有，我祈祷真主保佑他们，别让你体会我已经领略到的悲哀。我依然梦到他们。我依然梦到我这几个死去的孩子。

我也梦到你，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思念你。我想念你的说话声，你的笑声。我怀念读书给你听和我们一起钓鱼的所有那些时光。你还记得所有那些我们一起钓鱼的日子吗？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每当想起你，我总是感到羞愧和后悔。后悔……每当想起你，亲爱的玛丽雅姆，有太多、太多的事让我后悔。我后悔没有在你来赫拉特那天和你见面。我后悔没有打开门让你进来。我后悔我没有把你当女儿看待，让你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而这都是为什么呢？害怕失去面子？害怕玷污我所谓的好名声？时至今日，在这场该死的战争让我失去了这么多亲人、见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之后，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但是现在，一切当然已经太迟了。也许这就是对无情无义的人的惩罚，让他等到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现在我只能说你当时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而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我只能乞求你的原谅。原谅我，亲爱的玛丽雅姆。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我现在不如你从前知道的那么富裕了。共产党分子没收了我大部分土地，我所有的商店也被充公了。但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真主——出于某种我并不明白的原因——赐给我的幸福远远多过他赐给大多数人的。从喀布尔回来之后，我设法卖掉了剩下的一点土地。我给你封上了一份属于你的遗产。你能够看到那并没有多少钱，但那是一番心意。它是一番心意。（你也将会发现，我擅自把这笔钱换成美元了。我想这样做是最好的。我们自己这种货币将来会怎么样只有真主知道。）

我希望你别认为我正在试图收买你的原谅。我知道你的原谅是非卖品，我希望你证实我这个想法。它从来就是非卖品。我只是把一直以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归还给你而已，尽管这种归还已经太迟了。活着的时候，我对你并不够好。但或许死了之后，我能够当你的好父亲。

啊，死亡。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但我现在已经能见到死亡了。心肌衰弱，医生说。对于一个软弱的男人来说，我想这是一种合适的死法。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斗胆容许自己希望，在你看了这封信之后，你对我的怜悯将会比我从前给你的要多。我希望你能真心来看看你的父亲。希望你将会再一次敲响我的家门，我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做那些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为你开门、迎接你、把你抱在怀里。这个希望和我的心脏一样微弱。这一点我知道。但我将会一直等待。我将会一直等着听见你的敲门声。我将会一直希望着。

但愿真主保佑你长寿富贵，我的女儿。但愿真主赐予你很多健康美丽的孩子。但愿你能够找到我所没有给你的幸福、安宁和接受。好好保重。我把你交在真主慈爱的手中。

你的不称职的父亲

扎里勒

1987年5月13日

那天晚上，当他们回到酒店、两个孩子玩够了上床睡觉之后，莱拉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塔里克。她给他看了牛皮袋里面的钱。当她开始哭泣时，他亲吻她的脸，将她拥入怀中。

[1]Khwaja Abdullah Ansary（1006～1088），古代波斯诗人，在赫拉特出生和死亡。

第五十一章

2003年4月

干旱终于结束了。在刚过去的冬季，天空下起了大雪，一直积到膝盖，现在又下了好几天的雨。喀布尔河再次有河水奔涌。春天的河水冲走了泰坦尼克城。

如今马路上到处都是泥泞。鞋子踩上去吱吱响。轿车陷进去动不了。驮着苹果的驴子吃力地拔腿前进，它们的蹄子溅起积在地面的污秽雨水。但没有人抱怨泥泞，没有人为泰坦尼克城哀悼。我们想要喀布尔恢复绿色，人们说。

昨天，铅灰色的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莱拉站在厨房的窗边，看着她的两个孩子踩过一堆又一堆的积水，在他们家的后院玩耍。这座两居室的房子位于德马赞区，是他们租来的。院子里有一株石榴树，还有一丛香叶蔷薇。塔里克修补了墙壁，给两个孩子修了一条滑梯和一架秋千，还给察尔迈伊的新山羊围了个羊栏。莱拉看着雨水从察尔迈伊的头皮上滑下来。察尔迈伊要求剃光头，像塔里克一样。现在给他念驱赶巴巴鲁经文的也是塔里克。雨水打湿了阿兹莎的长发，将它变成一些藤蔓；她摇晃脑袋的时候，头发上的水就会甩到察尔迈伊身上。

察尔迈伊差不多六岁了。阿兹莎十岁。他们上个星期给她过生日，带她去了电影公园。在那儿，喀布尔人民期待已久的《泰坦尼克号》终于公映了。

“走吧，孩子们，我们就要迟到了。”莱拉一边把他们的午餐放进一个纸袋，一边大声说。

这时是早上八点。莱拉五点起床。阿兹莎和往常一样，把她摇醒，让她起床做早晨祷告。莱拉知道，做祷告是阿兹莎纪念玛丽雅姆的方式。随着岁月的流逝，迟早有一天，时间会像连根拔除一棵杂草那样，将玛丽雅姆从她的记忆的花园中拔除；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她就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玛丽雅姆。

早祷之后，莱拉上床继续睡；直到塔里克离开家门，她还在睡觉。她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亲吻了她的脸颊。塔里克在一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找到工作，为那些被地雷炸伤的人和截肢的人安装假肢。

察尔迈伊追逐着阿兹莎，两人跑进了厨房。

“带好笔记本了吗，你们两个？铅笔呢？课本呢？”

“都在这里。”阿兹莎说着提起她的书包。莱拉又一次发现她变得更加欢快了。

“那我们走吧。”

莱拉让两个孩子走出房子，锁上大门。他们走进了寒冷的早晨。今天没有下雨。天空很蓝，莱拉放眼望去，看不到一片云朵。他们三人手拉手走向公共汽车站。街道上已经非常繁忙，人力车、出租车、联合国的卡车、公共汽车、维和部队的吉普车滚滚驶过。睡眼惺忪的商人打开昨晚关上的拉闸门。小贩坐在成堆的口香糖和香烟后面。一些寡妇已经在街头占好地盘，向过往的行人乞讨。

莱拉发现回到喀布尔的感觉很奇怪。这座城市已经变了。现在她每天都能看到人们在种树苗、粉刷旧房子、搬砖头盖新房子。他们挖掘排水沟和打水井。在一些人家的窗台上，莱拉看见鲜花插在原来圣战组织的火箭弹的空弹壳中——喀布尔人管它们叫火箭花。最近，塔里克带莱拉和两个孩子去了巴布尔花园，那儿正在翻修。这么多年来，莱拉第一次听见音乐在喀布尔的街头响起，雷布巴琴、手鼓、手风琴和冬不拉，还有艾哈迈德·查希尔的老歌。

莱拉希望妈妈和爸爸能活着看到这些变化。但是，如同扎里勒的信，喀布尔的忏悔来得太迟了。

莱拉和两个孩子正要穿过马路，走向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一辆茶色玻璃窗的黑色陆地巡洋舰突然冲了过来。它在最后一刹那打了个转，和莱拉擦身而过。它溅起的茶色雨水喷得两个孩子浑身脏兮兮的。

莱拉赶忙把两个孩子拉回人行道，一颗提到喉咙的心扑扑跳。

陆地巡洋舰加速朝街道那边开过去，响了两次喇叭，猛然拐向左边。

莱拉站在那儿，双手紧紧抓住两个孩子的手腕，试图喘过气来。

这让莱拉心痛。军阀竟然被允许回到喀布尔，这让她心如刀绞。那些杀害她父母的人住着带围墙的花园洋房，他们被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那个部的副部长，他们开着闪亮的防弹SUV，在被他们毁坏的城区横冲直撞。这让莱拉痛不欲生。

但莱拉决定不要让怨恨冲昏头脑。玛丽雅姆不会希望看到她那个样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她会带着天真而机智的笑容说，这样有什么用呢，亲爱的莱拉？所以莱拉说服自己抛开一切。为了她自己，为了塔里克，为了两个孩子。也为了玛丽雅姆。莱拉仍会梦到玛丽雅姆，仍会时不时地想起她。莱拉已经抛开一切新仇旧恨。因为她终于知道那是她惟一能够做到的事。她只能活下去。带着希望。

察曼站在罚球线上，双脚弯曲，拍打着一个篮球。他正在教一群男孩打球；那群孩子穿着比赛用的运动服，在操场上围成一个半圆坐着。看见莱拉，察曼把篮球塞在腋下，朝她挥手。他对那些男孩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挥起手臂，大声说：“你好，尊敬的老师。”

莱拉也朝他们挥手。

现在，恤孤院的操场种着一排苹果树苗，就在东边的围墙之下。莱拉打算等到南边的围墙重新盖起来之后，也在下面种几棵。操场上有一个新的秋千架，新的攀爬架和一些其他的游乐设施。

莱拉穿过一扇纱门，走进恤孤院。

他们重新粉刷了恤孤院的外墙和内墙。塔里克和察曼修好了破漏的屋顶，填补了墙壁，换了新的窗户，给孩子们睡觉和玩耍的房间铺上地毯。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莱拉给孩子们的寝室买来了几张床铺，还有枕头和大小适中的羊毛毯。她还安装了一些过冬用的铁炉。

上个月，喀布尔的《阿尼斯报》报道了恤孤院的重建。他们还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察曼、莱拉、塔里克和一个护理员在恤孤院的孩子后面站成一排。看到报纸的时候，莱拉想起了她童年的朋友吉提和哈西娜。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吉提和我，我们每人将会生下四五个孩子。可是你，莱拉，你将会成为我们这两个傻瓜的骄傲。你将会成为一个人物。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能够在报纸的头版上发现你的照片。照片并没有如哈西娜所预言的那样登在头版上，但它登在哪个版面并不要紧。

莱拉拐了个弯，走上一条走廊。两年前，她和玛丽雅姆正是经由这条走廊把阿兹莎托付给察曼。莱拉依然记得他们如何把阿兹莎的手指从她的手腕上掰开。她记得自己强忍喉咙里的哭声，沿着这条走廊奔走过去，玛丽雅姆在身后呼唤她，阿兹莎惊恐地不断尖叫。如今走廊的墙壁挂满了招贴画，有恐龙、卡通人物、巴米扬大佛和一些孤儿的画作。他们画的多数是碾过棚屋的坦克、挥舞着冲锋枪的男人、难民营的帐篷和圣战的场面。

她在走廊拐了一个弯，现在她看见那些在教室外面等她的孩子了。迎接她的是他们的围巾、戴着无边便帽的光头、瘦小的身形和褐色的衣服。

当孩子们看到莱拉的时候，他们跑了过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莱拉被包围在中间。他们纷纷问候莱拉，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莱拉轻轻拍着他们的脑袋，他们揪住莱拉的衣角，拖着她不肯放手，有人伸出手摸索着，争先恐后地想爬到莱拉怀里。有人伸出小手，以便引起莱拉的注意。有人叫她“妈妈”。莱拉没有让他们改口。

莱拉今天费了一些工夫才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让他们排好队，依次走进教室。

塔里克和察曼打穿了两个相邻房间之间的一面墙壁，将它们改建成这间教室。地面依然有很多裂缝，而且有些地砖也不见了。它临时铺着一层防水油布，但塔里克承诺很快会把缺失的地砖补上，然后再铺上地毯。

教室的门口上方挂着一块木板；挂上去之前，察曼把它打磨得很光滑，涂上了闪亮的白漆，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写了四句诗。察曼去找有关部门申请资助的时候，那些人总是抱怨外国承诺给阿富汗的援助资金还没有到位，整座城市的重建也很慢，有人把钱贪污了；还说塔利班已经重整旗鼓，即将回来复仇，而且世界将会再次忘记阿富汗。莱拉知道这四句诗是察曼对这些人的回答。那是他最喜爱的哈菲兹写的诗句：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花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引，请别悲哀

莱拉从这块匾牌下面穿过，走进了教室。孩子们纷纷入座，翻开笔记本，叽叽喳喳地说话。阿兹莎正在和相邻一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聊天。一只纸飞机划着弧形飞过教室。有人把它扔回去。

“打开你们的法尔西语课本，孩子们。”莱拉说着把她自己的课本放到讲台上。

在一阵齐刷刷的翻动课本声中，莱拉走到了那扇没有窗帘的窗边。透过玻璃窗，她看见操场那群孩子正在排队练习罚球。在他们上方，在群山上方，早晨的太阳正在升起。篮球框的金属边缘、轮胎秋千架的铁链、察曼脖子上挂着的哨子和他那副镜片完好的崭新眼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莱拉双手按着温暖的玻璃窗。闭上了她的眼睛。她任凭阳光照耀着她的脸庞、她的眼睑、她的额头。

刚回到喀布尔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塔利班将玛丽雅姆埋在哪儿，这让莱拉很难过。她希望她能够去探访玛丽雅姆的坟墓，陪她坐一会儿，留下一两朵花儿。但莱拉现在明白这没有关系。玛丽雅姆离得并不遥远。她就在这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给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和铅笔之中。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她就在阿兹莎背诵的诗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莱拉听见了。她转过身，下意识地歪起脑袋，微微翘起她那只完好的耳朵。是阿兹莎。

“妈妈？你没事吧？”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都在望着她。

莱拉正要回答，却突然喘不过气来。她的双手猛然向下伸去。它们按上了她的小腹；一秒钟之前，她感觉到那儿涌起一阵漫过她全身的波浪。她等着。但那儿再也没有动静。

“妈妈？”

“嗯，孩子，”莱拉笑了起来，“我很好。是的。非常好。”

走向讲台的时候，莱拉想起了昨晚吃饭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玩起的命名游戏。自从莱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塔里克和两个孩子之后，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争着给孩子起名。他们争执不休，各自提出待选的名字。塔里克喜欢穆罕默德。察尔迈伊最近看了电影《超人》的录像带，他奇怪阿富汗男孩为什么不能叫做克拉克。阿兹莎竭力推销的名字是阿曼。莱拉喜欢奥马尔。

但这个游戏只和男性的名字有关。因为，如果它是个女孩，莱拉已经给她取好名字了。

后记

近三十年来，阿富汗的难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战争、饥饿、专制和压迫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这个故事中的塔里克和他的家人那样——离乡背井，到和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安置家业。出逃达到高峰时，有八百万名阿富汗人以难民的身份侨寓国外。时至今日，巴基斯坦依然有超过两百万阿富汗难民。

去年，我有幸获选为联合国难民署的美国亲善大使。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慈善机构，它的任务是保护难民的基本人权、提供紧急救援物资，以及帮助难民在安全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联合国协助安置的难民超过两千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阿富汗之外，还包括哥伦比亚、布隆迪、刚果、乍得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为难民提供援助，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经历。

若想提供帮助，或者仅仅是想了解联合国难民署和它的工作，以及难民的一般困境，请访问：www.unrefugees.org。

谢谢诸位。

卡勒德·胡赛尼

2007年1月23日

致谢

在表达谢忱之前，我想澄清几个问题。古尔德曼村是一个虚构的地方——据我所知。熟悉赫拉特市的人将会注意到我在描写它周边的地理环境时稍微对其加以改动。最后，这本小说的书名来自大不里士的赛依伯所写的一首法尔西文诗歌。读过原诗的人将会清楚地注意到包含书名的那句诗的英文版本并不是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的。但约瑟芬·戴维博士的这首译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我觉得她译得很好。我感谢她。

我想感谢卡约乌姆·萨尔瓦尔、赫克马特·萨达特、伊莉斯·哈达维、罗斯玛丽·斯塔塞克、劳伦斯·奎尔和哈利玛·杰兹明，感谢他们的帮助与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感谢爸爸阅读这本书的草稿，感谢他的建议和一如既往的父爱与支持。感谢我的母亲，她那无私而温柔的性格渗透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亲爱的妈妈。还要感谢我的姻亲，谢谢他们的大方和善意。至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我对你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想谢谢我的经纪人伊莲·科斯特，谢谢她总是那么相信我，还有朱迪·霍切基斯、戴维·格罗斯曼、海伦·赫勒和不知疲倦的钱德勒·克劳福德。我感激利维赫德出版社的每一个人。尤其要感谢的是彼得森·肯尼迪和乔弗雷·克罗斯科，谢谢他们看好这个故事。我还要衷心感谢玛丽莲·达克斯沃斯、柴美好、凯瑟琳·林奇、克拉格·伯克、莱斯利·舒瓦兹、霍尼·温纳和温迪·皮尔。特别感谢我的校对编辑托尼·戴维斯，他眼光锐利，一个错误也不放过；还有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莎拉·麦格雷斯，谢谢她的耐心、睿见和指导。

最后，谢谢你，罗雅。谢谢你一次又一次地阅读这个故事，谢谢你在我信心动摇（还有一两次心灰意懒）的时候始终陪着我，从来不怀疑我。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爱你。

附录

喀布尔[1]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赛依伯[2]

美丽的喀布尔啊，群山绕四旁

她那丛生的荆棘，玫瑰也嫉妒若狂[3]

大风吹起她的微尘，刺痛我的双眼

但我热爱她，因这微尘诞生过阿舒翰与阿热凡[4]

我称颂她那明艳的郁金香

我为她葱郁的林木而歌唱

从巴斯坦桥流下来的河水是多么清冽！

但愿安拉保佑这美景免受俗眼的污染！

基尔兹[5]选择了经过喀布尔走向天堂

让他更接近上苍的，是她的峰峦

一条护城的神龙，在她巍峨的城墙上

每一块城砖的贵重，胜过价值连城的宝藏

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

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6]

清晨，她的笑声如同花儿一般欢快

夜晚，她的漆黑好比秀发似的乌亮

她那些动人的夜莺唱着美妙的曲调

如焚烧的树叶，它们唱得热烈而悠扬

而我，我在贾哈娜拉和莎尔芭拉[7]的花园咏叹

连天堂的杜巴树[8]也妒忌它们的郁郁苍苍

[1]原诗为波斯文，译者以Josephine Davis和无名氏的两种英文译本为底本译出。两首英文译诗有个别费解字句，译者另参考波斯文原诗酌改。为了加深读者理解，译者参考了Nancy Hatch Dupree的An Historical Guide to Kabul，为诗句添加了注释。

[2]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赛依伯（1601～1677），著名诗人，出生于大不里士，也称大不里士的赛依伯。1626年应莫卧儿帝国国王沙贾汗之召，前往印度当他的宫廷诗人。此诗为诗人1627年归途路过喀布尔时所作。

[3]当时的波斯诗人喜欢把美丽女孩的睫毛比喻成能够刺穿爱人的心的荆棘，赛依伯在这里使用了这个意象。

[4]阿舒翰（Ashukhan）和阿热凡（Arefan）是喀布尔的两个圣人，分别代表爱人和智慧。

[5]基尔兹，传说中的伊斯兰教先知。

[6]诗人用太阳来比喻美丽的喀布尔妇女。

[7]贾哈娜拉和莎尔芭拉都是莫卧儿帝国国王沙贾汗的女儿。

[8]传说中天堂才有的极其美丽的树。

译后记

2006年初，我拿到世纪文景公司送来的The Kite Runner（《追风筝的人》）翻译样书。样书的封三赫然印着一个广告，称作者的新书《泰坦尼克城之梦》（Dream In Titanic City）将于2006年夏季出版。自那时起，我便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亟盼早日看到卡勒德·胡赛尼的这本新作。然而2006年夏季过去了，该书却毫无动静，到了秋天，这才从美国传来消息，书名已经改为A Thousand Splendid Suns，其时正在修改之中，定于2007年5月在美国出版。等到今年1月中旬，我终于见到了本书的电子文档。

说实话，因为一鸣惊人而后销声匿迹或者后继乏力的作家并不少见，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曾经以为它很难超越这个星期仍高居《纽约时报》平装本小说销售排行榜第4位的《追风筝的人》（上榜周数121周）；但是，1月份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已经知道从内容来看我先前的预设完全是错的；而现在，本书自5月22日出版以来的六个星期里，总共有五个星期位居《纽约时报》精装本小说销售排行榜第一名（上个星期短暂地退居第二名），我明白就畅销程度而言我先前的猜测也将肯定是错的。

相比《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情节安排更加巧妙，语言也更加纯熟优美。此前我曾撰文指出前者文笔略显稚嫩，但这个问题在本书已经消失了，书中某些段落之曲折优雅，较之福克纳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也毫不逊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则延续了《追风筝的人》的成功。前后文的相互呼应和几个感染力极强的隐喻让人感动之余，更添钦佩。

《追风筝的人》出版之后，许多读者来信和我分享他们的阅读经验。他们有的年过古稀，有的才念初中；有的是定居美国的华人，有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同胞。我很高兴他们和我一样，也被卡勒德·胡赛尼的文字深深感动，并且从中得到了启发或者动力。我更感谢他们为我指出译文中某些失当之处，令我有学习和改正的机会。

和《追风筝的人》原文一样，本书原文亦有不少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译者未作音译保留，均据原意译出。由于译者5月底方始翻译此书，其间杂务繁忙，时有分心，况且限于个人能力，译文或恐有个别不妥之处，在此先行致歉。读者如有发现错漏，恳请不吝拨冗指正。至于被本书感动的读者，如想表达谢意，个人推荐各位访问作者的网站http：//www.khaledhosseini.com/，可在该网站给作者留言。因为翻译无非嫁务，译者不敢掠美。

李继宏

lijihong@hotmail.com

2007年7月7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烂千阳/（美）胡赛尼（Hosseini， K.）著；李继宏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ISBN 978-7-208-07210-7

I.灿… II.①胡…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2483号

责任编辑 储卉娟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灿烂千阳

[美] 卡勒德·胡赛尼 著

李继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缺失的图片文件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2

字 数 280，000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25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10-7/I·449

定 价 28.00元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by Khaled Hosseini

Copyright © 2007 by Khaled Hosseini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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