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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西班牙内战

作者：（美）阿曼达·维尔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ISBN:978750574158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献词

大事记

主要人物

关于拼写的注释

作者按

序

第一部分 “他们逃命至此”

1936年7月：马德里

1936年7月：伦敦/巴黎

1936年7月：巴黎

1936年7月：布尔诺

1936年7月：基韦斯特

1936年8月：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

1936年9月：巴黎

1936年9月：马德里

1936年9月：科尔多瓦前线

1936年9月：托莱多/马德里

1936年9月：L吧T牧场，怀俄明州

1936年10月：马德里/卡塔赫纳/莫斯科

1936年11月：纽约

1936年11月：马德里

1936年11月：巴黎/马德里

1936年11月：基韦斯特

1936年11月：那不勒斯

1936年12月：马德里

1936年12月：纽约

1936年12月：瓦伦西亚

1936年12月：基韦斯特

第二部分 “你永远听不见震撼心房的声音”

1937年1月：马德里

1937年1月：瓦伦西亚

1937年1月：纽约

1937年2月︰马拉加前线

1937年2月：马德里

1937年2月——3月：纽约

1937年3月：巴黎/比利牛斯

1937年3月︰马德里/瓦伦西亚/马德里

1937年3月︰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德里

1937年4月：马德里

1937年4月：莫斯科

1937年4月：马德里

1937年5月：巴黎

1937年5月：巴塞罗那

1937年5月：巴黎

1937年5月：毕尔巴鄂

1937年5月：马德里

1937年5月：瓦伦西亚

1937年6月：纽约

1937年6月：塞哥维亚前线/马德里

1937年6月：科尔多瓦

1937年7月：纽约/华盛顿/洛杉矶

1937年7月：瓦伦西亚/马德里

1937年7月：巴黎

1937年7月：瓦伦西亚/马德里

1937年7月：巴黎

1937年8月：马德里/瓦伦西亚

1937年8月：纽约

1937年9月：巴黎

1937年9月：马德里

1937年9月：阿拉贡/瓦伦西亚/特鲁埃尔前线

1937年9月：纽约

2017年10月——11月：马德里

1937年12月：普拉亚圣胡安

1937年12月：北大西洋

1937年12月：特鲁埃尔

1937年12月：巴萨

1937年12月：特鲁埃尔

1937年12月：巴塞罗那

1937年12月：莫斯科

第三部分“诀别”

1938年1月：特鲁埃尔

1938年1月——2月︰基韦斯特

1938年1月——2月：美国，邮局巡回演讲

1938年1月：巴塞罗那

1938年3月：北大西洋

1938年3月：巴黎

1938年4月：巴塞罗那

1938年5月：马德里

1938年5月：巴黎

1938年6月——7月：基韦斯特

1938年6月——7月：巴黎

1938年7月：汉口

1938年9月：布拉格

1938年9月：巴黎

1938年10月：巴塞罗那

1938年10月：巴黎

1938年11月：巴塞罗那

1938年12月：莫斯科

1939年1月：纽约

1939年1月：巴黎

1939年1月：巴塞罗那

1939年2月——3月：巴黎

1939年2月——3月：基韦斯特/哈瓦那

尾声

致谢

术语表及缩略语表

参考文献

献词

献给葬身西班牙的亡灵，

献给将自己的心留在那片土地的人们；

也献给汤姆。

那些年，你在佛罗里达酒店所学到的东西绝不亚于世界其他地方。

——欧内斯特·海明威

人生如何体验，

死亡何以降临。

如此沉默：

快乐转瞬即逝，

事后回想，

痛彻心扉，

我们为何会以为，

所有逝去的时光，

都更加美好。

——霍赫·曼里奎

得到了世界却失去了灵魂，又有何益？

——《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

大事记

1931年

国王阿方索十三世（King Alfonso XIII）逃离西班牙，西班牙人民自此迎来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the Sceond Repblic）——一个由社会党与信奉自由的共和党中产阶层所组成的联盟；新政府赋予了妇女投票权，使离婚合法化，同时削减了军队规模。

1932年

何塞·桑胡尔霍将军（General José Sanjurjo）试图发动右翼政变以推翻西班牙共和国；安达卢西亚、阿拉贡、巴斯克地区与马德里等地爆发无政府主义起义。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25%。

1933年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出任德国总理；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之外的所有政党都遭到取缔；达豪建成首座纳粹集中营。

西班牙右翼政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

1934年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带领军队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叛乱。

奥地利内战在维也纳及其他城市引发巷战；保守派总理陶尔斐斯（Dolfuss）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政党，奥地利成为最早的法西斯国家之一。

1935年

安德烈斯·宁（Andrés Nin）与华金·毛林（Joaquin Maurin）在加泰罗尼亚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统工党”）。

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派遣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

斯大林（Stalin）发起第一拨大清洗运动。

1936年

2月 由社会党、共产党及共和党新近组建的人民阵线联盟（Popular Front）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西班牙大选的胜利；新政府免除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指挥权，并将其派往加那利群岛。

3月 希特勒重占莱茵兰。

5月 人民阵线赢得法国大选的胜利；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侥幸逃过法西斯民兵的暗杀，成为法国总理。

7月 西班牙全境爆发联合军事暴动；佛朗哥从加那利群岛飞往摩洛哥，接管驻守非洲的军队，攻入西班牙大陆；政府向平民发放武器，试图平息叛乱。

8月 欧洲国家与美国一道，宣布了《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for Spain）；由于得到德国与意大利暗中资助的战争物资，民族主义（叛）军稳步向前推进；社会党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就任西班牙首相。

9月 西班牙叛军攻陷托莱多与圣塞巴斯蒂安；佛朗哥被任命为叛军的最高政治及军事指挥官。

10月 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被转运至俄罗斯；第一支国际纵队抵达西班牙。

11月 民族主义军队推进至马德里郊区，但随后驻军不前；政府迁址瓦伦西亚；德国与意大利承认佛朗哥政权。

1937年

1月 莫斯科开始审判老布尔什维克与现役军官；美国国会禁止向西班牙出售任何武器。

2月 民族主义军占领马拉加，发起针对哈拉马谷的攻势。

3月 政府军在瓜达拉哈拉逼退民族主义军。

4月 德国空军空袭格尔尼卡。

5月 巴塞罗那欢庆五朔节；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取代拉戈尔·卡瓦列罗出任首相。

6月 毕尔巴鄂落入民族主义军手中。

7月 布鲁内特战役；苏联插手中国的抗日战争。

8月 阿拉贡战线的战斗打响。

10月 政府军占领阿拉贡的贝尔奇特；民族主义军控制了阿拉贡北面；政府从瓦伦西亚迁至巴塞罗那。

12月 特鲁埃尔战役爆发；日本围攻并占领了南京。

1938年

1月 政府军攻占特鲁埃尔。

2月 民族主义军夺回特鲁埃尔。

3月 民族主义军重夺贝尔奇特并开始向地中海进发；意军飞机开始轰炸巴塞罗那；法国重新开放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德国吞并奥地利，史称“德奥合并（Anschluss）"。

4月 民族主义军先后攻陷莱里达与比纳罗斯，将共和国领土一分为二；佛朗哥私下与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the Anti-Comintern Pact).

6月 莱昂·布鲁姆辞去法国总理的职位，由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接任；法国封锁了与西班牙接壤的边境。

7月 西班牙政府军开始在埃布罗河沿线展开反攻。

9月 法、英、德三国在慕尼黑召开会议，意大利允许希特勒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

10月 西班牙政府同意撤出所有外国志愿者；国际纵队在巴塞罗那进行了告别游行；中国的汉口落入日本手中。

11月 发起塞格雷河攻势；埃布罗河战役最后以政府军退回河对岸而告终；德国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摧毁了7500家犹太商店与400座犹太教堂。

12月 佛朗哥开始进攻加泰罗尼亚。

1939年

1月 民族主义军攻陷巴塞罗那。

2月 加泰罗尼亚沦陷；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权。

3月 佛朗哥进军马德里；德国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要求波兰将但泽辟为自由市（freecity）[2]。

4月 佛朗哥宣布军事敌对行动结束，并将其与德、意、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公之于众。

【注释】

[1]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了位于德国与奥地利的犹太人。自“水晶之夜”起，纳粹便开始了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译者注）

[2] 因有关国家间的利害冲突，经相关国家协商后宣布为独立单位的城市。（译者注）

主要人物

西班牙人

政府拥护者［也称共和党人（Republican）、保皇派（Loyalist）］。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Julioálvarezdel Vayo），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及1938年4月至1939年3月期间出任西班牙共和国外交部长。

阿图罗·巴雷亚·奥格贡（Arturo Barea Ogazón），专利工程师、新闻审查官，一心想要成为作家。

路易斯·贡巴尼斯（Luís Companys），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社会党领袖，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首相。

恩里克·利斯特（Enrique Líster），人民军（Popular Army）第11师指挥官，曾在苏联受训，后负责带领第五军团。

何塞·密亚哈（José Miaja），保皇派将军，马德里国防军政府首领。

胡安·莫德斯托上校（Colonel Juan Modesto），第五军团的共产党指挥官，后任埃布罗军指挥官。

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毛拉（Constanciadela Moray Maura），贵族、共产党员、（自1937年5月起任）西班牙共和国宣传部副主任，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出任宣传部主任。

胡安·内格林博士（Dr.Juan Negrín），社会党领导人、财政部长，1937年5月至1939年3月出任西班牙首相。

安德烈斯·宁（Andrés Nin），反斯大林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员、统工党创始人。

达勒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社会党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竞争对手，1937年5月至1938年3月出任西班牙国防大臣。

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José Robles Pazos），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西班牙语翻译。

路易斯·卢比奥·伊达尔戈（Luis Rubio Hidalgo），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国宣传部长。

何塞·（佩佩）·金塔尼利亚［José(Pepe）Quintanilla］，马德里秘密警察长官，艺术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Luis Quintanilla）的哥哥。

叛军［也称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

路易斯·博林（Luis Bolín），右翼同谋，后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主任。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西班牙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民族主义者的叛军领袖。

美国人

弗吉尼亚·（金妮）·考尔斯［Virginia(Ginny）Cowles］，赫斯特报业集团记者。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小说家、记者。

西德尼·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美国斗牛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朋友兼总管。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小说家、记者。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小说家、记者。

约瑟芬·（乔西）·赫布斯特［Josephine(Josie）Herbst］，美国小说家、左翼记者，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的朋友。

詹姆斯·拉德纳（James Lardner），美国记者、《先驱论坛报》驻巴黎记者，美国小说家林·拉德纳（Ring Lardner）之子。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 Leish），美国诗人、杂志编辑，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的朋友。

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L.Matthews），《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

罗伯特·黑尔·梅里曼（Robert Hale Merriman），美国经济学教授、林肯营营长，后成为第15国际纵队总参谋长。

麦克斯韦尔·帕金斯（Maxwell Perkins），海明威在斯克瑞伯纳出版社的编辑。

利斯顿·奥克（Liston Oak），在西班牙共和党宣传部工作的美国共产党，美国作家联盟秘书。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33年至1945年间就任美国总统。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罗斯福总统之妻、记者、活动家。

文森特·（吉米）·谢安［Vincent(Jimmy）Sheean］，《先驱论坛报》外国记者。

英国人

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亦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调查记者、统工党民兵。

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工人日报》驻西班牙记者，《周刊报道》编辑兼记者。

塞夫顿·（汤姆）·德尔玛［Sefton(Tom）Delmer］，《每日快报》驻马德里记者。

戴安娜·（黛娜）·福布斯-罗伯逊［Diana(Dinah）Forbes-Robertson］，作家，文森特·谢安之妻。

苏联人

符拉基米尔·戈列夫（Vladimir Gorev），苏联特别武官、格勒乌（GRU）（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驻马德里主任。

埃米利奥·克勒贝尔将军（General Emilio Kléber），亦称曼弗雷德（或拉扎尔）·斯特恩［Manfred(or Lazar）Stern］，1936年11月出任第11国际纵队指挥官。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俄罗斯记者，《真理报》驻西班牙特派记者。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1936年至1938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马德里区主任（后调至瓦伦西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922年至1952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Marshal Kliment Voroshilov），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其他人

泰德·艾伦（Ted Allan），加拿大左翼记者。

安德尔·（因德雷）·弗里德曼［André(Indre）Friedmann］，亦称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匈牙利摄影师。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亦称维托里奥·维达里（Vittorio Vidali），的里雅斯特生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保皇派第五团创始人。

路易斯·德拉普雷（Louis Delaprée），《巴黎晚报》驻马德里记者。

约翰·费尔诺（John Ferno），亦称弗恩豪特（Fernhout），荷兰共产党、摄影师。

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荷兰共产党、电影导演。

汉斯·卡尔上校（Colonel Hans Kahle），遭到流放的普鲁士共产党，1936年后成为第11国际纵队指挥官，后成为共和人民军师级指挥官。

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Alfred Kantorowicz），波兰流亡记者，第13国际纵队恰帕耶夫营信息干事。

扎格·柯尔文·卡帕奇（Geza Korvin Karpathi），匈牙利摄影师、制片人，恩德雷·弗里德曼（罗伯特·卡帕）的好友。

奥托·卡茨（Otto Katz），亦称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e），德国共产党难民、宣传员，“西班牙代理”创始人。

伊尔斯·（后改为伊尔莎）·库尔莎［Ilse(later Ilsa）Kulcsar］，闺名波拉克（Pollak），奥地利记者、社会党活动家、翻译。

利奥波德·（波尔迪）·库尔莎［Leopold(Poldi）Kulcsar］，奥地利记者、秘密政治特工。

帕沃尔·卢卡奇将军（General Pavol Lukács），亦称马黛·扎尔卡（Maté Zal-ka），匈牙利生人，曾在莫斯科受训，第12国际纵队指挥官。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小说家、文艺理论家，航空中队“西班牙”的创始人。

兰多尔福·帕恰尔迪（Randalfo Pacciardi），反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人，第12国际纵队加里波第营营长。

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德国共产党难民，第12国际纵队政委。

卡莎·罗斯曼（Kajsa Rothman），瑞典导游，受雇于保皇派宣传部的翻译。

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Karol Swierczewski），亦称沃尔特上校[1]［Colonel(General)Walter］，波兰生人，曾赴苏联受训，第14国际纵队指挥官。

格尔塔·波荷瑞利（Gerta Pohorylle），亦称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生于波兰的德国摄影师。

【注释】

[1] 有时也称其为将军。

关于拼写的注释

尽管当下，人们呼吁在处理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地区的专有名词及地名时应沿用当地的语言，但我还是遵循了当代（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将其转换为了西班牙语——或是参照现代资料，对少数词汇采取了英语化的正字法。因此，现今的Lleida（莱里达）拼写成了Lérida;Gernika（格尔尼卡）拼写成了Guernica;Andreu Nin（安德鲁·宁）成了Andrés Nin（安德烈斯·宁）；不过加泰罗尼亚语中的Catalunya（加泰罗尼亚）变成了英语化的Catalonia（而不是卡斯提尔语中的Cataluña），而卡斯提尔语中的Zaragoza（萨拉戈萨）则成了Saragossa.然而，加泰罗尼亚州政府被称作Generalitat（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而非Generalidad，因为阿图罗·巴雷亚与约翰·多斯·帕索斯均是如此称呼该政府的。此外，在提及罗伯特·卡帕在中国的任务时，我将他所在的城市拼成了Hankow（汉口），因为这是汉口当时的拼写方式。

作者按

“以文字揭露战争的真相会面临重重危险，”欧内斯特·海明威说，“而探寻真相的过程同样是一条险径。”《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所讲述的正是这种危险以及在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中，相遇在马德里的三对情侣——海明威与同为作家的玛莎·盖尔霍恩，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与格尔达·塔罗，新闻官阿图罗·巴雷亚与伊尔莎·库尔莎——是如何应对这些危险的；同时，本书也探讨了对于他们而言，活出真我是否会一如向世界、向彼此、向自己揭露真相那般重要。

1936年，右翼保守派叛军发起了针对由人民选任的左翼政府的军事叛变，内战的序幕自此揭开，西班牙内战从此成为一个历史爆发点：英国记者克劳德·柯克本——内战最富激情的宣传者，在自传中写道：“没有人会认同任何人对西班牙做出的全部概括。即便是我自己在当时做出的所有概括，我也对其中的半数结论持否定态度。”战斗刚刚打响之时，似乎还只是一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争斗，一场反映了——并被快速归入——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仅仅在西班牙战争的硝烟散去几个月后，这种冲突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攀至顶点。在这种氛围下，有时，真理与谬误间的界限确实会变得十分模糊：朋友可能转身即会变身为敌人，而诚实也许会令你（或他人）丢了性命。

对记者而言，在这样的时局中游走确是件危险的事。他们可以更为细致、彻底地报道这场战争。这种细致的程度是之前的任何一场冲突，尤其是1914年至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无法比拟的。［正如菲利普·奈特利（Philip Knightley）在其所著的战地新闻批评史《第一位伤亡者》（The First Casualty）中所讨论的那样。］一战中，记者与摄影师均被禁止深入前线。随着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观众与听众逐渐通过广播、纪录片、新闻短片以及画报等新媒体获取新闻资讯，西班牙成为了能够赢得声望，甚至赚取财富的地方。然而，记者们往往都是外国公民，都是外人；如若能够挺过战火，便可在战后荣归故里，享受随之而来的名望或财富。如果他们曾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就要承担起真正的后果。西班牙人，至少是那些战败的西班牙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并非是一部讲述西班牙内战的史书；已经有许多书籍讨论过这场战争，所有的意识形态均已被提及，因此，我对此并无额外补充。本书以叙事的方式审视了六位主人公及其亲密盟友在内战中的经历，试图从对比的角度近距离展示他们纠结的战时命运。不过，尽管《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采用了叙事而非学术分析的方式来行文，它依旧不是一部小说，甚至连虚构的作品都谈不上。它是在已发表及未发表的信件、日记、个人陈述、公文、修复的胶片、权威的传记、历史记录以及当代新闻媒体报道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历史重塑。书中所引用的一切材料均在有关资料来源的注释中进行了详细标注，其中一些最近才得以对外公开。因此，我对这些事件的全新描述与别人的记述有所不同；但是，为了保留本书的叙事风格，我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将针对这些差异的讨论局限于注释之中，以此满足对此心存好奇的读者的需要。

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在其诗作“忆起30年代”中写到，他们这些二战后的一代是如何将老一辈的激昂承诺视作只会出现在“高逼格惊悚片”中的场景并对其弃之如敝屣的；相反，他们喜欢在行动与写作中采取“中立的立场”。然而，他问道：与其“因尘土遮目而无视英雄”不如“赞美感人且荒谬的立场”，这么做是否也许更好？我希望本书的字里行间能够吹散些许尘埃，令英雄的身影——无论他们是谁——展现在世人面前。

序

1936年7月18日，一个身穿灰色西装、个头矮小却胸肌发达的谢顶男子持着一本西班牙外交护照在加那利群岛的甘多登上了一架七座的德·哈维兰迅龙私人飞机。护照上的名字写的是何塞·安东尼奥·德·桑格罗尼斯。早在3天前，这架飞机就在绝密的状态下从英国的克罗伊登机场飞抵加那利群岛的甘多，此后便一直在停机坪上等待他的到来。租机的费用高达2000英镑（折合现在的156000美元）并匿名存入了伦敦佳华银行的一个特别账户。飞行员塞西尔·贝比（Cecil Bebb）曾任英军情报官。在从甘多起飞前，他奉命向这位乘客出示了半张扑克牌并要求对方提供另外半张，以此核实身份——若这位旅客只是一位普通的外交官，而此次航行也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包机，这些命令便显得颇有些不同寻常了。

然而，事实上，贝比搭载的这位乘客正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年方44的佛朗哥是西班牙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里夫的诸位叛军曾为反抗西班牙与法国的统治揭竿而起。佛朗哥曾在镇压这场命运多舛的起义时担任过摩洛哥外籍军团的指挥官。因其直言不讳地对刚满五个月的社会党政府大加指责，佛朗哥被免除了总参谋长一职并被流放到与西班牙隔海相望近1000英里的加那利群岛担任军事指挥官。现在，他正从自己的流放地赶去与驻留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旧部们重聚，打算将他们带至西班牙内陆，挑起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对西班牙民选政权的军事政变。

1931年，西班牙举行了近60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逼退位，西班牙共和国成立。佛朗哥及其同谋们所意图推翻的政府便组建于彼时。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处于地主贵族、天主教会以及新兴的新型工业寡头的控制之下；为了打破它们的钳制，1931年12月通过的新共和国宪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宣布离婚合法化，终止了对宗教教派的政府资助，开始推行无偿的小学义务教育并支持那些历史上曾经独立的非西语区实现自治。共和党人宣称“年轻、热切的西班牙已日渐成熟”；然而，政府对权术政治却知之甚少，它将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糅合到了一起——致力改革的社会党人、保守的反君主人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介于其间的人们——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文盲众多，贫困与工业落后等都是西班牙长期存在的问题。事实证明，想以一种始终如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既得利益者们——军队、坐拥大片地产的大庄园主（latifundi-as）、矿场主与工厂主以及教会——均将这些改革的步伐视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这种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屡见不鲜。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权势日隆的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所勾勒的蓝图中看到了另外一条出路。

这些既有力量几乎即刻便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发起了反攻。有报道称，南方的大庄园主们放任良田荒置或是从别处雇佣廉价劳动力，以饥饿逼迫佃农就范。那些胆敢组织工会、进行罢工的工人们则遭到了国民卫队的袭击。右倾的新闻界开始将政府称作是由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阴谋集团；支持右派观点的军队一开始便是君主制的支持者，面对努力削减日益臃肿的军衔制度的新政府，他们心怀抵触，其中的一小撮阴谋家就此开始策划要颠覆共和国。

反共和国人士的背后倚仗着老套的改革悖论：当改革这壶水即将烧开之际，稍稍揭开壶盖非但不能缓解壶内的压力，反倒会引得壶中之水沸腾爆裂。共和国建国之初，曾出现过土地革命者发起暴乱、焚毁教堂、无政府主义者揭竿而起等事件，所有这些均营造出一种恐怖、混乱的气氛，刺激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尽管政府在1932年夏末平定了何塞·桑胡尔霍将军发起的叛乱，但是在1933年的议会选举中，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CEDA，简称“右协”）在国会及西班牙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几乎是社会党的两倍；而逐渐脱离左翼组织的激进派共和党彻底与社会党撕破了脸，与右翼联盟中的其他反对党联起手来。社会党大权已失，而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简称“劳工总会”）因担心新政府会摒弃新近的改革而举行了一场大罢工；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主席则宣布，工业发达的富庶之地——加泰罗尼亚将成为共和国内的自治国。随后，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于1934年10月发动了武装叛乱。3万名工人占领了矿山与工厂，损毁财物并打死了工厂主与牧师。

政府派来镇压此次起义的人就是新晋的陆军参谋长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的主要武器便是麾下曾在摩洛哥与里夫叛军交过战的作战力量：非洲军团中的雇佣兵。这些士兵残忍嗜杀，断然不会顾及戕害同胞究意味着什么，因为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根本不是他们的同胞。“摩洛哥之战，”佛朗哥向一位负责报道阿斯图里亚斯行动的记者说道，“带着一丝浪漫的气息与一抹再度征服的味道。然而，这是一场边境战。战线的另一端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一切对文明发起攻击，试图用野蛮取而代之的东西。”待他再度掌控里夫之时[1]，已有一两千人丧生，其中约有320人是军方或政府人员。

许多左翼政治家在这场武装叛乱的余波中遭到监禁——其中就包括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在狱中，他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路易斯·贡巴尼斯被判处死刑。最终，为使共和国恢复某种平衡，政府将这些人全部释放，不过这种努力终是徒劳；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猜忌与仇恨维持着平衡。

1936年2月，由左翼共和党文学家（litterateur）、前首相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所领导的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激烈竞选中击败了右翼的反革命联盟［Antirevolutionary Coalition，有时亦称其为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2]。前者已将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纳入麾下，而后者则是由右协与主张王室复辟者结成的松散同盟。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曾在竞选期间威胁说，若右翼政党获胜便会挑起内战，但主教们仍要求天主教徒将票投给反革命联盟，否则他们便会面临堕入炼狱的风险。自1932年起，卡瓦列罗便一直在作类似的声明，然而，他的言论丝毫未能缓解紧张的局势。纵然人民阵线占据了上风（尽管他们赢得了473个议会席位中的263席，但是两派之间的民意差距只有1.1%），险胜却削弱了选民对新联盟的委任；焦躁不安的投资者从西班牙撤走了大量资金，撼动了本就已被全球经济萧条所削弱的经济核心。议会中充斥着愤怒的言辞；炫耀般庆祝着胜利的左翼武装民兵与心怀怨怼、试图挑衅的右翼武装民兵之间产生了暴力冲突，将这股愤怒引向了街头。

政府正是这一背景下，试图通过一项包括进行军事及土地改革、实现加泰罗尼亚自治以及释放过去几年间所收押的政治犯等在内的决议——与此同时，右翼领导人已经开始私下与一群心生叛意的陆军将军严肃讨论夺权事宜了。境外人士对西班牙命运的兴趣日渐浓厚：身处欧洲与美国的民众们，他们或是对苏联及其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心怀忧虑，或是惊恐地看着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带领其追随者对自己的同胞和邻居采取日益激进的行动；以及在西班牙的身上见到自己未来下场的德国、意大利与俄罗斯的领导人。

6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从其位于加那利群岛的驻地致函首相圣地亚哥·卡萨洛斯·吉罗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这位如苦行僧般超脱的人在阿萨尼亚就任总统的期间接管了政府机关的工作——就其麾下的部分右翼军官同僚在政府最近进行的军事清扫活动中被解除职务一事提出抗议。他警告自己的长官，政府行动会使“军队纪律”遭受风险；但是，他建议道，如果他本人能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也许便能保证部队始终效忠政府。对此，卡萨洛斯·吉罗卡未做任何表态。

现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暴动已是万事俱备：首先就是位于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休达以及得土安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其次是西班牙大陆各地的驻军。暴动的策划者显然打算快速实现军事接管而非一场持续了近3年的旷日持久的内战；40万条鲜活生命因此消逝；村庄、城镇及大部分城市被毁；成千上万的公民被投入政治监狱，度过了数十年的牢狱生活；国家经济荒废；西班牙国民的心中划下了道道疤痕，即便75年之后，依旧隐隐作痛。不过，他们的确打算——单方面使用武力——推翻通过合法选举所产生的西班牙政府并以自己的图谋取而代之。

因此，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所雇的迅龙闯入西班牙殖民地的领空后，他打开手提箱，脱下灰色西装，换上卡其色的军装，佩戴好代表西班牙将军身份的金红相间的流苏腰带。此后不久，飞机降落在得土安的停机坪上，此时，叛军已涌入并控制了机场。佛朗哥的车队在夹道欢迎、举手敬礼的摩尔士兵队列间，驶向高级专员办事处。很快，全世界都将听到他的宣言：

在与西班牙的其他部队重聚之后[3]，这支部队再次发现，自己有义务对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民的愿望做出回应。这些人民满怀无限痛苦，他们发现，曾经将我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的纽带已经消失：西班牙。岌岌可危的是在共和国内恢复秩序帝国的需求……［以及］在这些年中被遗忘的，权力的原则……

为了能迅速执行这些任务，我下令：

第1条。西班牙全境实施军事管制，因此，所有武装部队进入备战状态……

10天后，在叛乱伊始时碰巧身处直布罗陀的美国新闻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设法进入了得土安并在佛朗哥的宅邸中采访了这位高级专员。“我不会妥协，不会休战，”佛朗哥将军告诉艾伦，“我会向前迈进。我要攻下首都。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拯救出来。”

“这是否意味着，”艾伦追问道，“你不得不在西班牙半数的国土上杀出一条血路？”

佛朗哥笑了笑。“我说过了，不惜一切代价。”

西班牙内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注释】

[1]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下文简称SCW），p.136;Antony Beevor,The Battlefor Spai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p.32.托马斯在书中说，内政部于1935年1月5日发布的官方数字为1335人丧生、2951人受伤。奈吉尔·汤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这1335人中包括了“牧师、职员、地主、天主教徒等，而不仅仅是左翼分子”。

[2] 休·托马斯、斯坦利·佩恩等人将该联盟称作“国民阵线”，但是现在的作家（历史学家奈吉尔·汤森等人）在提到这一时期时则使用了“反革命联盟”这一术语。

[3] Ronald Fraser,Blood of Spain,p.61.事实上，佛朗哥在离开加那利群岛前便在戒严令下发布了这则公告，但是直到叛变发生几天后公告才被公之于众。

第一部分
“他们逃命至此”

1936年7月：马德里

阿图罗·巴雷亚枕着[1]情妇的膝盖，躺在马德里西北部瓜达拉马山脉中的一片铺满松针的棕色林地上。此时正值7月19日周日的午后，蝉鸣如泉，空气中溢满树脂的香味。巴雷亚身形颀长，一头黑发梳成大背头，双眼犹如埃尔·格列柯（El Greco）[2]笔下的圣徒，嘴唇性感饱满。天气炎热，巴雷亚与玛利亚在野餐时饮了一些葡萄酒，随后便是一番缠绵。此时，巴雷亚有些昏昏欲睡；他渴望闭上双眼，任由梦神将自己牵走。然而玛利亚却怀着些不同的念头。她想与巴雷亚聊聊。不过，这一次她并不想倾诉自己究竟有多么希望他能离开自己的妻儿，多么希望在做了他6年的秘书与偶尔的枕边人后，成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子。这个话题往往都会在她婆娑的泪眼中走向僵局。今天，她只想知道，昨晚一整夜，巴雷亚究竟去了哪儿。到底是什么绊住了他，让他既没有回家，也未曾去往她的香闺。然而，过去12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与感受太过强烈，太过直接，令他难以启齿；他觉得自己将无可挽回地失去生活的平衡，而他早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去面对所有后果。

38岁的巴雷亚在生活中营造出一种微妙的平衡。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位征兵官，40岁时便已过世，留下一贫如洗的家；母亲不得不在曼萨纳雷斯为士兵们浆洗脏衣服——在寒冷的冬日清晨，用木槌敲碎冰面——同时，为了不让孩子们被送进孤儿院，在富裕的哥哥家充当仆人。她的哥哥十分喜欢年幼的阿图罗——送他去教会学校（the Escuela Pía）[3]上学，请他看马戏和电影，与他逛卡亚奥广场的书报摊并鼓励他学习工科［怀揣着文学梦的阿图罗曾屡屡在校刊《马德里人》(Madrileñitos)上发表文章，不过他的舅舅对此可就不那么热衷了］。但是后来，舅舅过世，舅妈再也不愿与小姑子及其一众孩子有任何瓜葛。因此，当时仍是一名瘦弱少年的阿图罗只好去一家珠宝店做学徒，开始挣钱谋生；后来，在备考并通过了各类会计考试之后，他成了里昂信贷银行马德里分行的一名职员。

因为学习能力强，他的微薄薪水很快便涨了起来；若他愿意阿谀奉承，也许早就在银行业内高升了。可他自尊心强，面皮又薄——一种危险的组合——老板们在他面前摆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令他十分恼怒。同时，他也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感到羞耻，他知道自己的老板对此极其蔑视。心中的另一个壮志——写作——再度萌发，然而，投给《马德里周刊》的散文如同石沉大海；在各色聚会（tertulias）与文学咖啡馆中进行的随心所欲的讨论似乎也无甚裨益。20岁时，他加入了社会党的总工会，劳工总会；尽管感觉身穿年轻绅士（señorito）的西装、打着领带参加工会会议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较之那些身着礼服大衣，从夹鼻眼镜上方怒视他的银行董事，他觉得自己与那些穿着衬衣、踏着帆布鞋的工人们更为休戚与共。那些人俨然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加之他认为投机倒把纯属不法交易，他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战的那一天愤懑地离开了银行业，并称其为“猪圈”；尽管巴雷亚可以克服所有困难，设法跻身老板的行列并在阿尔卡拉街最时尚的区域拥有一间能够俯瞰街景的专利代理人办公室，他依旧站在工人而非权贵这边。“我是一个没用的资本家”，他说。

倒不是说他不喜欢资本家的收入及其金灿灿的身份（cédula personal），这种身份证明能够彰显出他在踏入资本家的圈子后跻身顶级收入人群的地位。不过他仍旧坚持将家人安顿在拉瓦皮耶斯区——他自小生活的工人阶级行政区——而非他的妻子奥雷利娅一直向往的资产阶级区。拉瓦皮耶斯区内的狭窄街道歪歪扭扭，他们便住在其中一条街道上的一套大公寓内。他喜欢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又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倒是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成功地置身于过去10年的政治斗争之外。没错，1931年新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的确加入了社会党。同年，他协助一位朋友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员工会；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右翼自1934年获得选举胜利后的“黑暗的2年（the bienio negro）”间，他也始终处于观望状态。虽然作为一名专利代理人，他会大加谴责工作中屡见不鲜的腐败与剥削，但是他告诉自己，他不过是经济这台机器中一个太过微不足道的齿轮，根本不足以撼动整个机制。

然而，去年2月的全国大选却促使他开始采取行动。他常与家人去马德里城外的一个村庄共度周末，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人民阵线委员会——此举并未逃过当地地主与国民卫队军官的注意。国民卫队这支乡村警力时常会扮演贵族执法员的角色。随后的一个月中，政局不断恶化：斗殴与枪战频发，有关政变与反政变的谣言疯传，最终导致反法西斯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与社会党突击卫队中尉何塞·德·卡斯蒂略（Joséde Castillo）在相隔一周的时间内双双遭遇暗杀。巴雷亚意识到，自己终是需要选择阵营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准备好面对前一晚所发生的事情。马德里整日都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人人都竖起耳朵留意收音机中的新闻——这一点很容易便能做到，因为政府在每处街道拐角都安放了扬声器——因为，零零星星的新闻公告极其突兀地打断了一组组美国（norteamericana）舞曲，向人们播报着在偏僻的军事要塞所发生的兵变。无需恐慌，政府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但是谣言四起，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显然，巴塞罗那发生了巷战。人们开始在酒吧、咖啡馆与街头聚集。万一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呢？万一这些兵变如同佛朗哥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所开展的运动一般，是整肃左派的开端呢？如果军队调转枪口对准平民，谁又会来保护他们？与家人共进晚餐后，巴雷亚穿过阿维玛利亚街，来到常去的埃米利亚诺酒吧。酒吧的收音机正以最大音量播放着汤米·道尔西的“旋律旋转不息”，人们嘶声叫喊着相互交流。他刚点完一杯咖啡，乐曲声便被播音员打断了：事态已然十分严重，工会会员与政治团体成员应立即前往各自总部报道。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酒吧内便已空无一人。惊恐万分的工人担心驻扎在城市周边的某支驻军会朝他们开火，因此走上街头要求拿起武器自卫。巴雷亚已挤过拥挤的乱民群，来到了位于丘埃卡区、格兰大道另一侧的社会党总部，人民之家。大批工会志愿者正叫嚷着要组建一支防御力量。虽然他对战争兴趣寥寥——里夫叛乱期间，他曾在摩洛哥服过4年兵役；这4年早就医治好了他的这种毛病，当初迈进被围困的小镇梅利利亚时遇见的腐尸所散发出恶臭仍萦绕在鼻尖——他不想采取怀柔的政策，也不愿败在法西斯主义者手下。因此，他整夜都未曾离开人民之家，教授那些一辈子都没摸过枪的男人们如何替老式毛瑟枪装弹，如何开枪射击。他当初在工程营中配发的枪支便与此类似。如果法西斯企图夺下马德里，他们就不得不为它而战。如果政府决定向民兵发放武器，使他们可以参与战斗，他们同样会这么做。

同时，政府班子聚在紧急秘密会议室中，经历了一番解散、组建以及重组的过程。一些部长敦促政府与叛军妥协，而另一些则要求以牙还牙。破晓前，政府终于宣布：“政府已接受法西斯主义向西班牙人民发出的宣战。”人民之家传来阵阵欢呼声；随后，太阳在万里无云的空中升起，人们照常回到家中或是咖啡馆享用早餐。离开人民之家后，巴雷亚发现街道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似乎与往常炎热的夏日周末并无二致。也许，巴雷亚放任自己生出种种希望，叛军现在便会打起退堂鼓，令生活重回正轨——无论之前过的是何种生活。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决定带着玛利亚前往塞拉山中度过这一天。这是周五时他曾向她做出的承诺，一切已仿若隔世。

现在，他很后悔自己的决定：他想知道自晨间起，首都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局势，但玛利亚绝不是一位可以倾听你内心恐惧的贴心听众。6年前，她刚来专利局工作时，他曾希望能与她探讨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希望，因为他无法与奥雷利娅谈论这些话题。巴雷亚的妻子认为他的政治立场是阻碍她缔结上流社会关系的绊脚石，而且只有懦夫才会希望自己妻子既是可以交心的知己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侣。他将玛利亚变成了自己的知己与秘书；虽然吐露心声的长谈最终演变成了偷情的幽会，而玛利亚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情人，但是奥雷利娅对这种安排视而不见，因为在她看来，只要没有私生子，男人有了外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玛利亚并不想成为巴雷亚的灵魂伴侣，她只想取代奥雷利娅的位置。现在，他酸溜溜地想着，自己与两个女人纠缠不清，却又哪个都不爱。

巴雷亚对现实感到无力，同时又忧心着树木繁茂的小山丘之外的那个世界，于是他站起身来，说道，5点有一趟回城的火车，他想赶这趟车回马德里。玛利亚板着脸陪他下山来到谷中的小村庄。他们在车站的酒吧里点了啤酒，巴雷亚与一位在社会党会议上遇到的熟人——为了健康，每年都会来此避暑的印刷商——简短交谈了几句。两三名国民卫队军官敞着外套，正在窗边打扑克，漆皮三角帽就搁在桌上；巴雷亚和玛利亚起身赶火车的时候，其中一人站起身，扣好外套，尾随他们行至酒吧外的街道上。他拦住他们，要求巴雷亚出示证件——在见到巴雷亚金色的证件（cédula）后，这名军官扬了扬眉毛。像巴雷亚这样的年轻绅士（señorito）怎么会和印刷商这种赤色分子相熟呢？他怀疑地问道。直觉告诉巴雷亚，绝对不能如实回答，因此他便扯谎说他们是童年好友；所以，尽管他搜了巴雷亚的身，但最终还是放他离开了。

巴雷亚后来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情况简直是千钧一发：第二天，国民卫队打着叛军的旗号接管了这个村庄，那位印刷商在路边遭到枪决。不过眼下，当火车驶入马德里北站后，他和玛利亚只感觉自己来到了一座面目全非的城市。车站外的交通已近乎瘫痪，卡车满载着引吭高歌的工会会员驶向一个方向，而富有的马德里市民则带着行李驾着豪车驶向另一个方向，向着北部的西法边境进发。街道上设置了路障；人们高举握紧的拳头向驶过身旁的社会党公务车致敬；每拐过一处街角，便会有持枪的民兵（milicianos）拦住巴雷亚的和玛利亚，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烟雾之中。待巴雷亚将玛利亚送至其与母亲、兄弟和妹妹共住的公寓，随后匆匆前往阿维玛利亚街时才找到了烟雾的来源。他发现街区内的教堂——包括他小时候曾经就读的那间隶属于虔诚学校的教堂——均已陷入一片火海。每当古老的石块发出嘶嘶声噼啪爆裂时，每当教堂的圆顶或塔楼在街头轰然坍塌时，聚在教堂门前的人群之中便会爆发出阵阵欢呼之声。一些旁观者告诉他，法西斯主义者曾从高耸的塔楼向平民扫射或是将武器放置在圣器之中；“而且，”其中一人借用了对于身着黑色法衣的祭司的粗俗比喻，“无论如何，那种蟑螂数量太多了。”巴雷亚对那些有组织的教会并无多大好感——连带着也厌恶上了它们与大地主、大银行家和大船东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们在穷困潦倒的国家里积累起的财富以及它们反知识分子的正统教义——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仍令他觉得厌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回到了奥雷利娅和孩子们身边。

第二天清晨，街道上的叫嚷之声伴着第一缕阳光将他惊醒。他冲下楼，得知一大群人已在夜间围住了蒙塔尼亚兵营。这处要塞能够俯瞰马德里西面一英里处的曼萨纳雷斯河，叛军军官们正躲在5000名士兵与大量武器储备的身后。人们认为这些军官[4]打算联合市内其他的反叛驻军，一同向马德里发起攻击；但是现在，效忠共和国的空军已开始轰炸这些营地，加农炮被架在啤酒运输车上推过来，向着营地围墙开炮。巴雷亚既渴望又害怕了解那里的事态发展。他搭上便车与一些民兵一起来到了与营地平行的费拉斯街。16年前，他应召入伍，在为前往摩洛哥做准备时，便是在这片营房练兵场上进行的操练。

他发现，似乎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围住了这座要塞：步枪的扫射声在空气中噼啪作响，机枪则迸发出爆裂般的嘚嘚声。他迅速闪到一棵树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定是疯了才会赤手空拳来此，可是他不知道当有如此之多的事情悬而未决时，自己还能去哪里。两个男人正在他的面前争论着这次该由谁举枪射向营房巨大城墙上的古老的旋转装置；稍远处，突击卫队——肩负城市警察任务的一名军官正要求人们将一门75毫米的野战炮移至另一处。如此这般，要塞中的叛军便会以为进攻者拥有大量野战炮，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突然，营房的一扇窗户中探出一面白旗；人们嗅到了投降的气息，开始向前涌去。巴雷亚被人潮推搡着挤向前方。可是突然之间，墙头上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巴雷亚两侧的进攻者们应声瘫倒在地。人们尖叫着狂奔，重新集结。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凝成一股力量，在一根巨大攻城！的帮助下，撞向军营大门。猛攻之下，大门应声而破。

这股攻势将巴雷亚也冲进墙内。军营的院子中一片混乱：人们叫喊着、奔跑着，四下射击。巴雷亚抬头望向环绕院子的阳台，见到一名如歌利亚[5]般魁梧的进攻者，接二连三地拎起一名名士兵，仿若丢弃布娃娃一般将他们扔下栏杆，抛到下面的马路上。军械库中的民兵抢过装满步枪和手枪的板条箱，传给候在门外的同伴。走过院子，映入眼帘的情景更为可怕：在军官食堂，数十名穿制服的男子——其中一些与巴雷亚的长子年纪相仿——横尸在血泊之中。

巴雷亚离开营房，进攻时的兴奋感渐渐褪去。外面，绿草茵茵的练兵场上躺着几百具尸体，在正午的阳光下一动不动。走向费拉斯街的公共花园时，他的脑中只存了一个念头：周围好静。

接下来几天，巴雷亚走过场般地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尽管身边的同事神秘失踪，邮政服务也已中断，但他照常出现在办公室并与上司一同决定，只要仍旧有人需要注册或保护专利，他们便会继续努力维持专利局的运转。晚上，他会回到奥雷利娅和子女的身边。然而，一切显然极不正常。专利局设在阿尔卡拉大街的一座大厦中，楼内已有一些企业主抛下公司，携带资产逃离了西班牙；而另一些人则公然支持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公司很有可能会被查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员工或工会很快便会接替老板的位置，接管公司的运营——至少民兵们是这样说的。周二，他们出现在大厦中，逐一闯入每间办公室，核查留守人员身份以及他们手头正在处理的事情，事实上，不论走到哪儿，这类志愿兵的数量委实不少——他们身穿蓝色连衫裤工作服，头戴缨帽，斜跨步枪，人人都伸出紧握的拳头，以人民阵线的方式行礼。清晨时分，一辆辆卡车满载着他们前往塞拉山区，去与那些试图从西北方向挺近马德里的叛军交手；而另一些人则留在城中，在街头检查站拦下人们核查身份证件。一天晚上，巴雷亚不得不在回家的路上小心地躲避炮火，当时一些民兵正在屋顶追逐一名疑似法西斯分子的人员；回到拉瓦皮耶斯区后，他发现更多民兵在一些叛军支持者的家中突击搜查，将屋内物品扔出窗外。

周三晚上，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暴乱已基本得到镇压。巴雷亚来到马格达莱娜咖啡馆——老牌的弗拉门戈歌舞表演场——与兄弟米格尔[6]一起饮酒庆祝。但是，他却被咖啡馆里成群的皮条客和妓女以及醉醺醺的工人们赶了出去。每位工人都在工作服的腰带间别了一支崭新的手枪，半数的人高声哼唱共产主义的颂歌《国际歌》，仿佛这就是一首祝酒歌；另一半人则用无政府主义的口号盖过共产党员的声音并威胁说要干上一架。因此，他与米格尔转战位于阿维玛利亚街的塞拉芬酒馆。巴雷亚与一个陌生人聊起天来，对方说自己一整天都在追捕法西斯主义者，最后终于将他们赶入了位于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田园之家公园。这座荒野般的天然花园曾是皇家的狩猎场，现在依旧有许多野生动物出没。“我们就像赶羊那样把他们赶到那里，”那人吹嘘道，“冲着每个人的脖子来上一枪，然后完事儿。”

闷热的夏夜骤然令人觉得寒冷彻骨。“不过，现在这些都该归政府管了，不是吗？”巴雷亚问道。

“兄弟，”陌生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们就是政府。”

巴雷亚埋单离开酒馆，转身回家。这时，他听到街道尽头传来阵阵叫喊声与匆忙的脚步声；随后枪声响起，更加密集的脚步声渐渐消逝在远处。一些民兵转过街角，盘查路人。马路中间横躺着一个男人，他头戴无政府主义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简称“伊无联”）专属的黑红相间头巾，眉心赫然露出一个弹孔。一名民兵伸手将一根燃着的火柴伸至他的鼻尖；火苗并未闪烁。“又少了一个。”军官说道。

当晚，巴雷亚失眠了。他下床走上阳台：市民家中收音机的音量已被调至最大，马德里正随着其中传出的声音与热情而悸动。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他对自己说。5年来，他们一直在抗拒变革，可是不出一周，法西斯分子的叛乱便点燃了变革的火苗。武装工人与政府部队携手并肩，粉碎了法西斯主义者妄图旗开得胜的企图。然而，尽管政府发出的声明极为乐观，但是反叛显然远未结束。这是一场内战，参战的双方却不仅限于叛军与政府，支持政府的各个派系均参与其中；除非西班牙实现彻底转型——巴雷亚无法确定它最终将变为法西斯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战争便不会停止。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立场坚定。他不愿与民兵中的伪官兵或是自封的联防队员们为伍，更不愿加入早些时候在咖啡馆里遇见的那群乌合之众。他们不会战斗，他想，但他们却会纯粹为了取乐而去偷窃与杀戮。他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又能尽微薄之力的方式。他坐在阳台上，发誓不论这是怎样的一种方式，他都要使自己挣脱得失的桎梏，甩开奥雷利娅与玛利亚提出的要求，直至战斗胜负已定。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种努力将会为他带来多大的改变。他将因此失去些什么，又赢得些什么。但他清楚自己必须全身心投入其间。一段新的生活，他告诉自己，已然开始。

1936年7月：伦敦/巴黎

玛莎·盖尔霍恩讨厌起床吃早餐。不过，如果你寄人篱下，而主人又希望能每日与你共进早餐，那么即便是出于礼貌，你也必须满足他的心愿——如果你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而主人是一位知名文学家，并且还为你找到一位出版商，亲自为你争取到一份对你异常有利的合同时，便尤是如此。

英国作家H.G.威尔斯，科幻经典《时间机器》《星际战争》与畅销书《世界史纲》等一众书籍的作者，已是位古稀老人，足以成为年仅27岁的玛莎·盖尔霍恩的祖父。他个子不高，大腹便便，面色泛红，牙刷般的小胡子邋邋遢遢，嗓子相当尖细，显然并非是这位金发长腿、穿着考究的圣路易斯市女孩的求婚者。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的身边从来不缺“魅力无穷的年轻绅士”竞相邀她出去玩乐。不过，当初威尔斯在白宫初遇盖尔霍恩时，她正在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盖尔霍恩的母亲埃德娜是圣路易斯市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家与夜店达人，也是第一夫人的朋友——的家中做客。自此，他便疯狂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叫她“司徒娃娃（Stooge）"[7]，在写作上为她提出意见，向她支付聘金以便她能了解美国最新的新闻与动态，并为她写下暧昧挑逗的情书，其中一些还饰以极具有挑逗意味的绘画，勾勒出足以满足心中欲望的风情满满的画面（“阳光海滩……司徒娃娃与我深深相爱，我的心已完全被她占据。除了远处的晚餐、几抹月光以及一张床外——那是司徒娃娃的香榻——便无特别之处了”）。1936年夏，游走在工作与男人之间的玛莎私下承认，自己对他的殷勤受宠若惊。

玛莎性格焦躁不安，渴望朝气勃发的生活。大三时她便离开了母校布林茅尔学院，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为《奥尔巴尼联合时报》（Albany Times-Union）采编本地新闻并为《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撰写旅行杂记。1930年春，玛莎移居巴黎。在那里，她与传奇人物科莱特（Colette）[8]的继子（玛莎也曾与科莱特有过一段短暂却可耻的恋情），举止优雅、人脉颇广的记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演绎出一段长达4年的恋情[9]。玛莎凭借这段感情得以跻身交织着政治、文化、社会与时尚的各色巴黎上流社会沙龙；很快她便穿上了夏帕瑞丽[10]套装，与身居高位的政府部长们过从甚密并且进入《时尚》（Vogue）杂志的巴黎办公室工作。

可她并非高枕无忧：伯纳德已有家室，他的妻子绝对不会与他离婚，他在情感上的匮乏使玛莎患上了幽闭恐惧症。这段恋情也在她与父母，尤其是父亲之间造成了痛苦的裂痕。她的父亲是一位妇科医生，在其它问题上极其开明。他曾尖刻地告诉她：“世间有两种女人，你就是那另外一类。“1934年，她与伯纳德分手；玛莎回到美国，进入联邦紧急救济署工作，负责从全美境内各个乡村与小镇发回人们力图熬过大萧条的凄凉境况。她发现，近1/4的美国公民依旧无法找到工作，她在这片国土上所见到的贫穷、疾病与匮乏令她深感震惊，她将自己的忧虑带上了白宫的餐桌——“富兰克林，去和那个女孩聊聊，”罗斯福夫人用长笛般的声音对丈夫说道，“她说所有失业者都患上了黄油糙皮病和梅毒。”——并且因为煽动一群爱达荷州工人发起暴乱而丢了自己的饭碗。她一直在记录他们所遭受的痛苦。

与此同时，她还出版了一部小说，这部半自传体的言情成长小说讲述了三位女大学生追寻性与生命的意义，却最终觅得幻灭与灾难的故事。起初，她打算将书名定为《风平浪静》（Nothing Ever Happens），以此向欧内斯特·海明威《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中的一句话——“勇者必定无恙”——致敬；但是在小说出版时，她已决意将其更名为《热烈的追求》（What Mad Pursuit），致敬的对象也从海明威换成了济慈[11]。小说并未获得好评，销量也不甚理想，她的父亲很是厌恶这本书。玛莎因此备受打击，这令她自己都深感意外。“书写得很失败，它对我的打击超出了我的预期，”她在寄给茹弗内尔的信中写道。她决心写出一本成功的著作——去“记录那些能使人陷入恐惧与荣耀的突然之间发生的重创”——她开始着手撰写另一部著作《民困见闻录》（The Trouble I've Seen），以小说的手法勾画出一系列大萧条受害者的形象，其中包括一位工会组织者、一个雏妓以及一位接受救济的祖母。威尔斯正是为这本书联系到了英国出版商。这本书相继在伦敦、纽约和巴黎出版，广受媒体赞赏。埃莉诺·罗斯福常读的专栏“我的一天”便曾多次提及此书，甚至连她的父亲也对它表示满意；但不幸的是，1936年1月，他在阅读完手稿后不久，便因为术后心脏衰竭突然离世。

玛莎一直住在纽约，试图成为《时代》杂志的员工，向《纽约客》提出了撰写欧洲题材文章的想法，同时也与《时代》的撰稿人艾伦·格罗弗（Allen Grover）发展出一段韵事。与德·茹弗内尔一样，他也是已婚人士，也同样没有丝毫想要离开妻子的打算。父亲过世后，《时代》与《纽约客》均未与她签约，于是她决定减少损失，离开纽约。在与伯纳德恋爱期间，她曾构思过一部有关他们相识的德法两国和平主义者的小说的框架——两国年轻的国际主义者都决定，不论遭受何种挑衅都不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浩劫的覆辙；也许现在是重回欧洲，开启这项计划的好时机。

在伦敦期间，她获得了威尔斯的邀请，得以入住他位于摄政公园的漂亮房子。一路行来，玛莎似乎一直在招蜂引蝶，晚间总有年轻男子邀她外出，而她也打算将威尔斯的家当成是玩乐间歇的休憩之所。幸运的是，不论威尔斯对她存了何种性爱的幻想，他一直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前任情妇莫拉·布德伯格（Moura Budberg）长期有染。在玛莎借住期间，威尔斯似乎更乐意成为她的导师而非情人。威尔斯告诉她，他相信她具有天赋，但这份天赋需要加以磨练。他不仅坚决要求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与他共进早餐，而且随后必须像他那样，倾尽全力工作几个小时。这大大出乎了玛莎的意料。

玛莎很是恼火——这种养生之道并不适合她，玛莎对此嗤之以鼻，“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因此，她决定在威尔斯擅长的写作上击败他，以此作为报复。一天早晨，待餐桌收拾干净后，她便带着自己的小型便携式打字机迈入花园，开始敲打起键盘来。午餐前，她已经匆忙赶出一篇题为《夜间正义》（Justiceat Night）的简短、尖刻的文章。文章记述了她与同伴（伯纳德·德·茹弗内尔，尽管她在文中称其为“乔”）在密西西比州哥伦比亚市外，距离路易斯安那州边境不远处，亲眼目睹一个17岁的黑人佃农被处以私刑的故事。与《民困见闻录》类似，《夜间正义》展现出盖尔霍恩善于发现精确细节的敏锐目光，以及她在短暂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所磨练出来的清晰、从容、看似中立的报道文风。相比之下，这种文风使本已耸人听闻的叙事更加震撼人心。威尔斯极爱这篇文章[12]，认为它应该立刻得以发表。因此，玛莎将文章送到了自己在伦敦的代理人手中，他又以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观察家》（The Spectator）杂志；美国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购买了版权，美国期刊《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后来重印了这篇文章。显然，她向威尔斯证明了，一旦下定决心她也能够有所成就。

不过，这则大获成功的故事却存在一处纰漏：虽然玛莎的描写极为生动，可她却并未亲眼目睹这场暴行。她并未听见受害人“发出可怕的，如同犬类呜咽的声音”；她没有闻到围观者浇在绞亡者身上的煤油的味道、火焰燃烧时的嗞嗞声或是血肉烤焦时的煳味。事实上，尽管1931年她的确与伯纳德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穿越了南部的产棉带，但是他们从未踏入过那片可以实施私刑的地域范围。不过玛莎曾在南部的穷乡僻壤中待过；她曾驱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与愤怒的白人农场主和受压迫的黑人佃农们交谈过；她在北卡罗来纳州为联邦紧急救济署效力时，曾搭过一名卡车司机的便车，他说自己刚从一场“领带派对”（俚语，意指在没有法益的情况下绞死一名黑人）往家赶。后来，她又遇见一个男人，他的儿子就曾被处以私刑。从这些经历到将这起虚构的事件写得仿佛它真实发生过一般，这不过只是一小步，不是吗？无论如何，玛莎并未进一步考虑这件事：收到《观察家》的稿费后，她便动身前往巴黎，开始为自己拟撰写的和平主义小说展开调研。

如今再次踏足欧洲，玛莎发现，与2年前离开之时相比，这片土地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德国已成为一个日益好战且反犹太主义的独裁国家，其统治者阿道夫·希特勒曾在3月非法派兵占领了法国东北边境的缓冲区莱茵兰。根据战后条约，这一带被划归为非军事区。她与伯纳德的社交圈中曾有一些满怀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如小说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dela Rochelle）。如今他们已在政治上转向右翼，认为和平唯一的真正敌人就是共产党和犹太人。当伯纳德刊发出对希特勒的采访稿，试图促进德法友好关系的恢复（rapprochement）时——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确保获得和平——甚至连他本人都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位纳粹辩护者。希特勒在采访中说自己喜爱法国，尽管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将其称作是“我国的致命敌人”。

与此同时，大萧条终于正式入侵法国；巴黎的街道上满是失业者与无家可归的人；武装的法西斯流氓，其中一些身着制服，正开始逐渐劫掠那些在政治、种族或外貌上不招他们待见的人。事实上，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这位前戏剧评论家很有教授风范，同时也是一位犹太人——差点死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大选前将他从汽车中拖出来，打得只剩了半条命。然而，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联盟最终获得了胜利。新政府着手赋予工人们组织权、罢工权以及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享受两周带薪假期的权利。右翼日报《时报》（Le Temps）抱怨说，布鲁姆已经迎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前往法国最上乘、最昂贵的餐厅就餐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餐馆不得不将人们拒之门外；尽管多数时装品牌的时装系列因刚刚获得法律许可的罢工而陷入混乱，玛莎最爱的夏帕瑞丽却赢得了新一季的胜利。它推出了一顶类似18世纪90年代革命分子所佩戴的倒圆锥形帽子，百搭了玛莎的绝大多数套装。

玛莎自己并未浪费时间去购买时髦的行头或全套彩妆，不过，她发现巴黎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快”。有太多“沮丧的富人”抱怨说，因克利翁酒店、丽兹酒店或乔治五世酒店受到罢工的波及，客人们不得不自己铺床。她厌倦了自怜自哀的特权，于是逃往德国，开始在斯图加特与慕尼黑的档案馆中为自己的小说做研究。不过，德国似乎比巴黎更令人厌恶，“它自己就是一幅外国漫画”，到处挤满身穿制服、不断敬礼的人。到处都张贴着“犹太人禁止入内（Juden verboten）”的标志——犹如扇在玛莎脸上的一记耳光，因为她的父母都有犹太血统。在斯图加特，她见到身穿制服的纳粹分子嘲弄着一对被迫擦洗铺路石的年迈夫妇（大约是犹太人），看着安静腼腆的图书管理员在最近才任命的上司，一位粗野的年轻“褐衫党”[13]面前，惊恐地畏缩成一团。报纸上充斥着主战的仇恨言论，而第一批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公告发布之后，这种言论便到达了顶峰——新闻报道都说，这是“红色猪狗”暴民统治的结果。玛莎对此深感厌恶，她觉得自己已无法继续在德国甚至是欧洲逗留。

“我觉得欧洲已经毁了，”她在寄给艾伦·格罗弗的信中写道，“许多东西都毁了”——她在全巴黎沙龙中的旧生活；她与那些给予她“陪伴、欢笑、变化”却唯独缺少激情的男人们的露水姻缘；也许，甚至还有她的和平主义与和平主义小说。她原本打算好好参观一下位于法国与佛兰德斯的一战杀戮场，可现在她打算回圣路易斯，陪寡居的母亲度过漫长黑暗的冬日。圣路易斯是个蛰伏的好去处。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但是她确信，风平浪静已绝无可能。尽管她在德法两国尽数体验了陌生感和焦虑感——“以战止战”之后也许就是“以战覆欧”——她仍觉得这趟欧洲之行对她大有裨益，让她有机会喘息、放松。现在，她告诉格罗弗，她已经准备好“从头再来”。

1936年7月：巴黎

7月12日，周日。一个挎着相机的年轻男子走下巴黎驶来的列车，来到位于首都东北130英里的默兹河畔的凡尔登市。[14]他中等身材，黑发蓬乱，眉毛浓黑，长相酷似吉卜赛人。身上的皮夹克已经有些年头，鞋子也已严重磨损，多少显得有些衣衫褴褛。他的法语说得很是流利，不过口音中透露出他来自中欧某地的信息——这并不奇怪，因为20多年前他出生在布达佩斯，原名恩德·厄诺·弗列德曼。不过，塞在他饱经风霜的夹克口袋中的记者证上所写的却并非是这个名字，而是安德烈·弗里德曼。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自称罗伯特·卡帕。

他会在囊中羞涩之时典当相机。不过幸运的是，现在，他的相机并未躺在当铺中，因为今天他从一家小型巴黎机构那里领到一项任务，去拍摄欧洲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想报道的一个事件：在凡尔登市外举行的和平示威。1916年11月，德、法两军在此鏖战11个月，这是一战中耗时最长、损失最为惨痛的战役。近30万人长眠于此：其中13000人安葬在法军公墓，墓园的绿地中立满了白色的十字架，另外13000人因遗体的身份难以辨认，被葬在了附近的葬尸堂。现在，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去20年。在阴郁寒冷的7月的这一天，来自14个国家的7万逾位“和平朝圣者”、退伍军人和非战斗人员——包括在一面绣有巨大卍形标志的纳粹党旗下游行且行着纳粹礼的德国方阵——汇聚一堂，纪念亡灵，发誓决不让他们的牺牲再度上演。

当由3位负伤老兵所组成的仪仗队将点自巴黎凯旋门下的永恒火焰的圣火送至杜奥蒙堡一战公墓时，天空飘起几滴零星小雨。卡帕用自己的徕卡相机将他们记录了下来：3个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身穿精心洗涤的深色西装，每人均头戴一顶贝雷帽抵御寒意。其中两人视力全失，一手抓着手杖，另一只手扶着火炬手的肩膀辨明方向。他们失明时的年纪与卡帕相仿。

随着黄昏的降临，卡帕跟随和平朝圣者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墓地，墓前伫立的每个白色十字架下都长眠着一位曾经的战士。老兵们依次在墓前摆上一朵花的时候，卡帕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墓地中传来一阵号角声，与之附和的则是大炮的轰鸣。一阵静默之后，第二记礼炮紧接着响起。从设在公墓角落里的扬声器中传来了停火的命令，此刻不免令人倍感心酸。寂静的回响中传来一个童音：为了世界的和平。数以千计响亮的誓言汇聚到一起，每个人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保证会维护逝者们用最大的牺牲才换来的和平。

最终回到巴黎后，卡帕很清楚自己的相机里捕捉到了不少精彩的照片；他也知道，守住和平朝圣者们刚才如此郑重许下的承诺的希望极其渺茫。他已见识过世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他不过才22岁，却已经有过两次政治难民的经历。还是布达佩斯的一位少年时——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挥霍无度的裁缝及其勤劳妻子的儿子——他曾参加过示威，反对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推行的反犹太主义的铁腕政权，从而卷入了激进的反法西斯圈子；期末考试前夕，他不小心被人看到与一位知名的共产党招募官进行交谈。当晚，霍尔蒂的秘密警察将他带至总部“盘问”。审讯官是一位喜爱贝多芬的军官，一面吹着口哨哼着第五交响曲，一面随着节奏将他揍得鼻青眼肿。十几岁的少年逞能地嘲笑着折磨他的人，随后，两个恶棍将他揍得不省人事，扔进了牢房。第二天早晨，由于缺少对他不利的确凿证据，他们释放了他并命令他尽快离开匈牙利。

因此他去了柏林，彼时，日渐渗入的纳粹暴行刚刚开始玷污魏玛时代[15]的冒险精神。他在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新闻课程，当时，所有的波希米亚年轻人都去了那所学校；但由于时局艰难，父母无力再供给他生活费，因此他不得不辍学离校。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极度缺钱的卡帕说服自己接受了一份在德夫特摄影社当暗室助理的工作。一夜之间，全新的画报与报纸副刊似乎无处不在。为报社提供图片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德夫特就是其中之一。卡帕眼力不错且积极主动，因此得到了几个小任务。重大的转机随之出现：他被派去报道流亡的俄罗斯领袖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哥本哈根所做的一次演讲。因为笨重的箱式照相机有藏匿枪支的风险，因此被禁止带入场。他便将自己那架不带闪光灯的小徕卡偷偷带进了演讲大厅。卡帕拍摄到了托洛茨基在讲台上的近照。《明镜周刊》（Der Welt Spiegel）整版刊发了他所拍摄的生动照片——并且承诺会支付稿酬——然而，好景不长。3个月后，阿道夫·希特勒借着反犹太主义的民族主义浪潮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个月后，新政府取消了公民的一切自由权，禁止出版对国社党党员——纳粹分子——持“不友好”言论的出版物，并且开始围捕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自由主义者及犹太人。早就动荡不安的柏林现在已不再安全，安德烈·弗里德曼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与许多其他逃离纳粹主义的难民一样，他最终来到了巴黎；尽管法国经济低迷，但事事却依旧照常运转——艺术、戏剧、文学、哲学、时尚、热爵士乐（le jazz hot）。然而，在众多法国人失业之际，他作为政治避难者，根本无法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只得以做各色低报酬的零工为生，从熟人那里蹭饭、借钱、讨香烟，偶尔在商店中偷一条面包或沙丁鱼罐头充饥，或是用糖水凑合着果腹——这是他在柏林手头拮据时学到的一招。这时，城市信用当铺就派上了用场——他常说自己把相机留在了“姑妈”那儿；一旦从“姑妈”，即当铺老板，那儿换来的钱用尽之后，他便会溜出左岸酒店这类旅馆中的廉价客房（他长期拖欠房租，却每每都能用迷人的借口糊弄过业主）。过去几个月间，他一直以这些酒店为家，现在却不得不在留下少许个人物品后溜之大吉。

贫穷无法阻挡他的自豪感；即便不得不祈求施舍，他所用的方式也似乎体现出他并不在乎结果的态度。“为什么要去做那些赚不到钱的工作呢？”他会轻蔑地说。“等待重大事件，等待可以卖钱的重要时刻。”当他确实挣到钱之后，便会在为位于蒙帕纳斯大道与拉斯佩尔大道交叉口的多摩咖啡馆中替所有人买酒喝——街边的穹顶餐厅实在太过昂贵；或是前往拉菲特大街上的中东餐厅红钻餐厅享用晚餐。此时，他已结交了一群好友与伙伴，其中包括供职于共产主义周报《问候》（Regards）且爱好下象棋的专职摄影师、难民波尔·大卫·史慈民（Pole David Szymin），大家都称其为詹；他孩提时在布达佩斯的好友格扎·柯尔文·卡尔帕蒂（Geza Korvin Kar-pathi）；以及富有的诺曼底纺织品商人之子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被摄影深深吸引之前，布勒松原本打算成为一位画家。

后来有一天，格尔达（或者叫格尔塔，当时她便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出现了：这个娇小的绿眼女孩柳叶弯眉，染过的头发剪得像男孩那般短，面孔尖尖的——“像是只打算捉弄人的狐狸，”他的一位朋友后来说道。他们是通过她的室友，一位名叫露丝·瑟夫（Ruth Cerf）的德国秘书相识的。他邀请露丝成为自己拍摄的一些广告作品的模特。他邋遢的外表令瑟夫望而却步——我绝不会单独跟这家伙去任何地方，她对自己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个流浪汉——因此她带上了格尔达作陪。让瑟夫吃惊的是，自己的女伴与这个邋遢的摄影师一见钟情。

两人毫无共同之处，却又事事相通。他们都是犹太人——不过，她的父亲，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波荷瑞利（Heinrich Pohorylle）的波兰人是斯图加特一位富裕的禽蛋商人，而非挥霍无度的匈牙利裁缝。她接受过昂贵的教育，随后在阔气的瑞士女子精修学校念了高中，学会了法语、英语以及结交具有影响力的朋友之道；随后她进了商学院，掌握了西班牙语与打字技能。她蕙质兰心、性情活泼、胸怀大志、潇洒时尚——十几岁时，她便踩着高跟鞋进课堂，甚至在去康斯坦茨湖游玩时也不例外——她早就擅长脚踩几只船了。未及毕业，她便与一个35岁的富裕棉商订婚，后来当她爱上了一位魅力四射的马克思主义医科学生，格奥尔格·库里茨克斯（Georg Kuritzkes）便解除了婚约。库里茨克斯是德国社会工人党（SAP）的成员，因此将她介绍给了自己那群立场坚定的社会工人党的年轻积极分子们，其中有个名叫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的大下巴青年，后来他更名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另一位年轻党员——同样身为医学院学生的威利·查达克（Willi Chardack）——也爱上了她。“我只需勾勾小拇指，就能让五六个家伙围在我身后转，”她很开心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居然有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真正叫我觉得惊奇——不过，只有傻瓜才会去探究其中的原因。”

她和安德烈·弗里德曼都曾与法西斯警察打过交道。与他一样，她也未被这段经历吓倒。1933年德国议会选举前，她曾协助撰写、编辑、分发反纳粹传单并因此在监狱中待了两周。她与其他女狱友们共享偷送进来的香烟，教她们唱美国的流行歌曲并向她们展示如何在羁押期间通过敲击牢房墙壁来相互沟通——她始终在告诉逮捕她的人，她不过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傻姑娘。最终，波兰领事送来一份言辞愤怒的函件，使她得以重获自由（严格意义上来说，她是波兰公民）。她逃至巴黎，不过这座城市对于她和年轻的匈牙利摄影师都不太友好。尽管她找到了露丝·瑟夫与威利·查达克等来自德国的朋友，却无法获得居留许可证，因此只得打黑工，领着不足温饱的工资给人当秘书。与露丝同住的房间冷得像冰窖，两人又囊中羞涩，难以果腹。因此在冬日的周末，两人只能整天窝在床上取暖、保存能量，稍后再冒险前往位于圣米歇尔大道与苏福洛路拐角处的卡普拉德咖啡店。这是她们最爱的咖啡店，她们可以蜷缩在巨大的炭盆边谈论政治与哲学。

也许因为格尔塔更爱卡普拉德咖啡店中的索邦大学[16]学生、政治理论家以及流亡的国家社会工人党成员，而安德烈则更喜欢多摩咖啡馆中不受约束的艺术氛围，初见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很少见面，尽管格尔塔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些故事的创意并针对他的衣着与阅读内容给予了姐姐般的建议。（独处时，他会读一些侦探故事，而她则更喜爱诸如约翰·多斯·帕索斯[17]所著的现代主义史诗小说《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一九一九年》（1919）以及约翰·里德[18]的故事，“躲过审查制度，为获得新闻故事而甘冒风险的战地记者所参与的伟大比赛的最后一程”。）此时，她正与威利·查达克暧昧不明——她的旧情人格奥尔格·库里茨克斯去了意大利学医——而安德烈则一直与有着一头惹眼红发的德国时尚摄影师雷吉娜·兰考滋（Regina Langquarz）纠缠不清。雷吉娜自称雷浪（Relang），有时会让安德烈使用她的暗室。然而1935年春，他前往西班牙为老东家德夫特完成两项摄影任务。他在寄给格尔塔的信中描绘了塞维利亚的圣周[19]庆祝活动，“半数（的人）都喝醉了。人潮拥挤，你完全可以摸遍所有女士的胸脯而不被捉住，”随后，他承认道，“有时……我完完全全爱上了你。”

那年夏天之前，格尔塔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那之后，她邀请他陪自己与威利·查达克——两人的恋情已经宣告结束——以及另一位男性朋友前往法国南部的小岛圣玛格丽特，从那里搭乘一个半小时的渡轮便可到达戛纳。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4个年轻人以沙丁鱼罐头为食，在囚禁铁面人的城堡附近的金松下支起帐篷睡觉；在阳光灿烂的漫长日子里，他们或是在岛上的常绿矮灌木（garrigue）间漫步，或是在海水中游泳，安德烈教格尔塔相机的用法。他们很快便成了一对恋人。待到秋天回巴黎时，两个晒得黝黑的人已经如胶似漆。安德烈告诉自己的导师，匈牙利摄影师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esz）：“我这一生中从未如此开心过！”

格尔塔开始着手调教他，仿佛他是学校布置的一项任务。“你的生活方式令人难以忍受，”她告诉他。他们一起在巴黎第七区租了一间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的现代化的一居室公寓；尽管沙发床窄得无法容许两人同时平躺，但公寓里有一间小厨房可以做饭（“我负责洗碗，结果却打碎了所有的玻璃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样一来，他们泡在咖啡馆的时间（以及金钱）就减少了。他们开始携手工作，安德烈拍摄照片，格尔塔将配图故事打印成文，投给杂志社；或者格尔塔负责拍照，安德烈进行放大；很快，他就为她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担任他在柏林认识的朋友，摄影代理玛利亚·艾斯纳（Maria Eisner）的销售代表。“因为格尔塔漂亮迷人，编辑们都会从她那里购买照片，”他对此引以为傲；而且她会三门语言，能与国外客户洽谈，这也没什么损失。她已经说服安德烈开始打领带、修头发——“头发还有分路，胡子刮得像鬼一般，”他半抱怨着说。现在，她用自己早期的积蓄为他购买了一件冬衣。

格尔塔与他之前交往过的女孩都不同；她性感而且直接，在两性问题上丝毫不会忸怩作态（peduer）。她在半裸着沐浴或是更衣时也会招待朋友；她对性爱的享受似乎并不会因为担心怀孕而受到影响——也许是因为她有位聪明的妇产科医师，使她完全不用担心这类事情。12月时，两人曾一度闹僵，安德烈因此悲痛欲绝——也许，他们的一些朋友认为，他是因格尔塔会在心血来潮时与别的男人缠绵不休而心烦意乱。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向他施压，要他更多地投身政治，而他玩笑般地拒绝了：呃，我觉得政党里的女孩都太丑了。无论如何，格尔塔搬了出去；孤寂的安德烈病倒了，因暂时没有工作邀约而深感绝望，他开始考虑完全放弃摄影。不过，待到春天，两人已经复合——如果你曾爱过格尔塔，那么不论她做过什么，你都会原谅她——他们在位于瓦万街的布努尔酒店包了一间客房，共同生活，一同工作。安德烈与玛利亚·艾斯纳的联盟图片社签订了一份合同，月薪1000法郎，每周需要拍够三篇新闻报道（reportages）的素材。

不过他和格尔塔想赚得更多、更快；4月，两人策划了一个杰出的计划。他们将自己改造成了“罗伯特·卡帕”，一位知名、富有（虚构的）的美国摄影师。实际上，“卡帕”的照片完全出自安德烈之手，而格尔塔凭借自己在联盟图片社工作的便利，与报纸杂志商谈照片的出版事宜。“什么，你居然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她会带着嘲弄的口吻问道；然后，因为“卡帕”实在出名，她会要求编辑支付3倍市价购买他的摄影作品。如果有人坚持要一睹这位难以捉摸的摄影师的真容，她就会搪塞说：“那个混蛋又带着女演员跑去蔚蓝海岸了。”

同时，这个笔名首次亮相之后，格尔塔也决定为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格尔达·塔罗。与“罗伯特·卡帕”一样，这个名字干净利落、魅力十足、种族不明，属于那种会让你觉得自己一定曾经听到过的名字。哦，当然啦，格尔达·塔罗。她不是电影明星吗？是诗人？摄影师？卡帕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他说：“感觉就像是重生（不过这一次，没有任何人会受伤）！”也许他也一直在提格尔达的事。自此之后，两人都获得了另一个自我，一个世界性的成功分身。之前他们一直都在奋力想要成为而现在正在成为的人也不外如是。

事情渐渐有了起色：罢工以及人民阵线的春日游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机会去拍摄这类栩栩如生、发自肺腑的照片。这类照片逐渐成为这位年轻摄影师的标志。随后，在6月动身前往凡尔登报道和平示威的前夕，新生的罗伯特·卡帕挖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大利刚刚入侵阿比西尼亚[20]。被废黜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出现在国际联盟[21]的面前，要求联盟对侵略者实施制裁，但最后遭到了联盟的拒绝。较之其他新闻摄影师所拍摄的严肃呆板的代表团照片，卡帕在日内瓦拍下了诉讼的过程，见证了更令人瞩目的一幕：一名抗议者就在卡帕的镜头前被捕，他双手被缚，嘴巴被堵，被塞进一辆敞着车门的警车。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更加清晰地告诉你，在日内瓦到底发生了什么：国际联盟，一个旨在处理国际不公的和平论坛，已沦为一处封住他们口舌的地方。

新闻周刊《观察》（Vu）的编辑吕西安·沃格尔（Lucien Vogel）极其希望能够刊发卡帕在日内瓦所拍摄的照片，不过他并未被格尔达那番关于摄影师身份的言论所蒙蔽。这根本不足为奇。“罗伯特·卡帕的故事倒是挺有趣的，”他淡淡地说道——随后便让她请“那位穿着肮脏的皮夹克满世界拍照的荒唐的弗里德曼男孩”立刻去见他。在巴黎杂志界，这道命令无异于皇室的召唤。已经谢顶的沃格尔是一位普鲁斯特式[22]的人物，他尤为青睐衣领挺括的服装与马甲，《时尚》杂志的编辑珂赛特·德·布伦霍夫（Cosettede Brunhoff）就是他的妻子；在创办《观察》之前，他便以家具设计杂志《艺术与装饰》（Art et décoration）与时尚杂志《高贵品味》（La Gazette du bon ton）的编辑和美术总监的身份在媒体界崭露头角。《观察》采用了纪实影像与动态版面，从而使杂志具备了新闻短篇的直观性，发行量近50万份；其美术总监亚历山大·利伯曼（Alex and er Liberman）深受结构主义[23]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杂志刊登的全是顶级摄影师的作品：曼·雷（Man Ray）[24]、布拉塞（Brassaï）[25]、卡帕的导师柯特兹以及他的朋友卡蒂埃·布勒松等。

因此，在某个周日的午后，刚刚崭露头角的罗伯特·卡帕不安地出现在了斯特拉斯堡中。沃格尔常在自己这座16世纪的城堡中举行“便餐”聚会，政界与媒体界精英（gratin）云集。沃格尔说，他只需要与你漫步至广阔草坪的另一头，便可知晓你是否真正有资格留在这里。他拉着卡帕的胳膊聊起天来。待到两人回屋时，卡帕已然通过了草坪测试：《观察》刊发了卡帕在日内瓦所拍摄的署名照片（这种待遇甚为少见）以及人民阵线于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在巴黎所举行的喧闹庆祝活动的相关照片。

就在卡帕前往凡尔登拍摄和平朝圣者示威集会的一周之后，从西班牙传来了第一则有关军队试图发动暴乱颠覆政府的新闻。起初，人们对这些报道不屑一顾：左翼报纸声称叛乱已被“镇压”，而更为保守的报纸则说形势“并不明朗”。不过，待到周末时分，西班牙显然出了大事，卡帕与塔罗——她一直没有放弃摄影[26]，并且在达盖尔街她与卡帕及其朋友兼同事詹所共用的暗室中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冲洗了出来——都感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只有出现独家新闻时才会有这种感觉。事实上，詹整个夏天都在西班牙，现在依旧留在那里负责报道一系列有关西班牙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专题——尽管他们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可是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独占整个故事的报道权呢？

幸运的是，沃格尔似乎也赞同他们的想法。他立即开始策划一期以西班牙风云变幻的局势为主题的《观察》专刊，召集了一支包括罗伯特·卡帕及尚未发表过任何摄影作品的格尔达·塔罗在内的精英记者队伍。沃格尔将任务委派给他们，并且包机将他们送至巴塞罗那，随后记者们呈扇形分散至全国，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事情。应沃格尔的要求，格尔达辞去了联盟图片社的工作，开始与卡帕着手准备旅行所需的必要文件。借助这个机会可以记录法西斯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这场争斗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也许很快便会波及整个欧洲。这将是一场最不寻常的冒险，他们将一同因此名扬天下。两人已经迫不及待了。

1936年7月：布尔诺

听到有关西班牙的消息时，伊尔斯·库尔莎（Ilse Kulcsar）已经在地下待了近两年。呃，确切地说，不能算是地下，她与波尔迪——她的丈夫利奥波德·库尔莎（Leopold Kulcsar）——并未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这座大学城中使用化名。他们编辑发行了一份左翼报纸，并且与聚集在马萨里克大学附近咖啡馆的其他奥地利政治流亡者碰面，一边吸烟一边谈论着动荡的时局。然而，自从1934年11月踏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之后，他们便开始使用假护照了；他们很清楚，只要两人再次踏上奥地利的土地便会被捕，甚至可能会被处死——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伊尔斯的姻叔父，前奥地利总理约翰·朔贝尔（Johann Schober）现任警察局长。

不过，他们正在危险中求生：伊尔斯的父亲，性情温和的校长兼政府译员，将自己的女儿比作了火药桶。伊尔斯才华横溢、豪放直率——她的父亲则用狂热与焦躁来形容她——她摒弃了童年时在维也纳养成的习惯，放弃了在山顶别墅花园中漫步、在歌剧院度过午后时光以及在萨赫蛋糕店中品尝奥地利奶油咖啡的生活：她并未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攻读医学或科学学位，或是按照母亲的选择专攻音乐。相反，她选择就读维也纳大学的新领域政治科学。她坚信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并加入了羽翼未丰的奥地利共产党。她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演说家，因此，奥地利共产党派她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小时候她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光）和英国为工人组织演讲。正是在共产党的安排下，她遇见了利奥波德·库尔莎，一位金发碧眼的工人阶级青年。虽然并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淡蓝色眼睛中燃烧着的非凡才智的火焰却将这一点掩饰了过去。她的父母勉强应允了两人的结合（伊尔斯的父亲意识到，无论如何，这两人都会生活在一起）。夫妇俩试图将共产党的资金偷运出匈牙利边境并送至一位罗马尼亚反对党领袖的手中。为此，两人几乎即刻陷入了麻烦。某个环节出了错，而且是大错，最后导致两人被霍尔蒂的秘密警察逮捕并在布达佩斯的监狱中关押了4个月。但是奥地利共产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搭救他们——伊尔斯的父母凑钱聘请了律师才将他们从匈牙利带了回来——因此，他们厌恶地退了党。

然而，两人并未就此远离政治。他们加入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致力于撰文或发言反对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fuss）所推行的削弱社会党人力量的举措——社会党推行的政策为工人住房、免费诊所及儿童日托所等提供了支持，因而在维也纳大受欢迎，而保守的天主教农村则对其持不信任的态度。随后，1934年2月，保守派（保安团）与社会党（共和保卫联盟）的武装民兵在维也纳开战。陶尔斐斯派出军队向社会党人开火。数百人丧生，上千人被捕；社会民主党被取缔，其党员遭到追捕；保守党用墨索里尼式的独裁政权取代了奥地利的宪政民主。库尔莎遭到短期囚禁，不过他辩解说自己未曾参与斗争，不过是以记者的身份进行报道，随后他便被释放了。彼时，他与伊尔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们以自己位于海仁街的公寓为总部，创建了名为“火花（Der Funke）”的基层抵抗组织。“火花”译自列宁首创的革命分队，火星（Iskra），旨在为战斗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许多人已在维也纳的下水道中藏匿了数周——鼓励他们及其他人通过伪造的证件出境。火花也会与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保持秘密联系，从国外引入地下文学。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这两位囊中羞涩的记者根本无力筹集这样一笔巨款，因此，他们很高兴能将一位名叫穆里尔·加德纳（Muriel Gardiner）的年轻的美国女继承人吸收进组织。加德纳来维也纳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学习精神分析学并将成为他们的一位重要同事。另一位成员是来自英国的经济学系学生，休·盖茨克（Hugh Gaitskell），他后来成了英国工党的领袖；还有两位虽未正式加入组织但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的英国人：其中一位是身材高挑、金发粉脸的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他与穆里尔·加德纳关系暧昧（这颇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他之前的恋人均为男性）；另一位则是肤色黝黑、极富魅力且志向远大的记者，哈罗德·亚德利安·罗素·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不过大家都叫他金。他刚与一位奥地利女孩完婚，妻子也是共产主义者。

火花最初的行动是成功的，它通过身处英国的联系人，将来自英国工会的援助送进维也纳，同时将维也纳的真实情况传递出去。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奥地利警方逮捕了帮助他们携带钱款并且在维也纳与流亡布尔诺的组织领袖之间传递消息和非法文件的信使并通过这位信使——他与库尔莎的女仆正处于热恋之中——发现了伊尔斯与波尔迪的行踪。不出几小时，他们便会被逮捕、监禁或是面临更为糟糕的境遇。他们逃至距离维也纳南部两小时车程的山中旅店。孩提时代的伊尔斯曾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夏日。在穆里尔·加德纳为他们送来逃跑所需的伪造证件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终于，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午夜，浑身湿透的加德纳出现了——下了公交车后，她冒着大雨在结冰的路面上走了一路，为他们送来了宝贵的文件；因为他们的照片已整齐地插入了两个陌生人的护照之中，第二天，伊尔斯与波尔迪便越过捷克边境，动身前往布尔诺。

那是1934年11月，近两年的流亡生活甚是艰难。伊尔斯很想念家人，而布尔诺城中那些中世纪的小巷与鲍豪斯式崭新时尚的公寓楼叫她怀念起自己心爱的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维也纳来。她与波尔迪正共同努力创办一份全新的多民族社会主义评论刊物，她打算成为刊物的撰稿人，这实在叫人兴奋；但由于缺乏归属感，加之他们所在的政治难民圈内部勾心斗角之风甚重，伊尔斯觉得心力交瘁。希特勒刚刚占领莱茵兰，正在高谈阔论说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德国的局势绝对无法叫人安心，而奥地利国内的情况则更加糟糕，陶尔斐斯（彻底铲除了左翼反对派）被奥地利纳粹暗杀，穆里尔·加德纳汇报说很多以前的同事被逮捕。

但是对伊尔斯而言，真正的麻烦出在丈夫身上。他们的财务出了问题：在维也纳时，波尔迪一直管理着火花的账目。他们离开之前，他显然开始将火花的部分资金转移到了自己的一个专门账户中——为什么？他为人专横跋扈，总爱对她指手画脚，而且还与德国及其他地方的秘密特工网有着联系。他的代号是“马雷施”。最不幸的事情则是他最近所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在提及一位被怀疑可能已经叛变的同志时，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得不干掉他了。”脸上还夹杂着愉悦与残忍。

来自西班牙的简报——军队企图发动政变，政府奋力抵抗，在叛乱之后更多的革命性变革接踵而至——仿佛一缕清澈的光线，射入笼罩在她周身的焦虑的迷雾。在西班牙，人们公然与法西斯主义对峙，不接受、不姑息、不解释、不无视；人们依照自己的信念行事，而不是像波尔迪及其朋友那般无休止地谈论信仰。她觉得，也许，自己可以想办法前往马德里，志愿做一名作家、编辑或是翻译——她掌握的六门语言总会有些用武之地——而且从头再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重生！看起来几乎不太可能。

1936年7月：基韦斯特

7月17日，长38英尺、黑体绿顶、桃木驾驶舱的巡洋舰皮拉尔号从开往比米尼群岛的为期6周的垂钓之旅归来，停泊在了基韦斯特港；船长欧内斯特·海明威——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胡子拉碴，套着他一贯在基韦斯特所穿的脏短裤与破T恤——正走向怀特海德街上他与第二任妻子宝琳及两个儿子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同住的大房子。比米尼群岛之旅甚是不错。起航不久，一条重514镑、长11英尺的金枪鱼便在枪礁附近咬钩，经过7个小时的搏斗——海明威奋力拖曳鱼线，因为挥汗如雨，体重每小时便至少下降一磅——海明威终于在距起点30英里处设法将它拖上船来，这家伙依旧在船上活蹦乱跳；待他回港时，已经灌了太多啤酒与威士忌，几乎已经直不起腰来，可他还是抱起这条鱼，把它塞进晾在码头上的胸衣中，当成了拳击吊袋。他与《时尚先生》（Esquire）的编辑阿诺德·金里奇（Arnold Gingrich）的几次会面都与钓鱼一样令他感到愉悦。海明威曾以变节的加勒比酒水走私贩哈里·摩根为主人公写过系列短篇小说，金里奇建议他在此基础上创作一部小说——两人都觉得，这本书能令海明威重回属于他的世界文学之巅。

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以及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约翰，绰号“邦比”，挤在巴黎田园圣母院街一家锯木厂楼上的狭小公寓中。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他很无畏地没有将书名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在当时失落的一代文人间，没有人比海明威更富创新性、更令人兴奋、更叫人钦佩。1926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问世，小说讲述了一位侨居巴黎与西班牙潘普洛纳且焦虑缠身的外籍人士的故事；3年后，简洁、哀伤的一战爱情故事《永别了，武器》（Farewellto Arms）出版。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他这样大获成功。他的文风朴素、干净，在描写从个人经验中所获知的质朴题材时眼光独到、条理清晰——“你只需要写下一个真实的句子”，他说，“将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记录下来”——这一切使他有别于前人；他因此荣膺了极高的赞誉，小说极其畅销，杂志稿费更是创下了历史纪录。他一直在为《时尚先生》撰写有关加勒比与肯尼亚这类偏远之地的文章。在过去的3年中，《时尚先生》令他每月的读者数量达到了50多万。当《永别了，武器》被搬上大银幕并邀请到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与海伦·海耶丝（Helen Hayes）主演时，海明威的知名度更甚于前。

名望随之带来了财富：海明威的财富不仅仅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于写作。宝琳·海明威，娘家姓费孚——肤色黝黑、充满男孩子气、思维敏捷、说话刻薄——极其富有，其父是阿肯色州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同时，宝琳的叔叔是一位制药业大亨，膝下无子。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送给她（与她的丈夫）礼物。怀特海德街上那幢带有绿色百叶窗的石头房子（价值12500美元）[27]就是格斯叔叔掏的腰包。大型非洲狩猎之旅以及导游和私人飞机（25000美元），格斯叔叔很乐意为他们买单。当年，为了躲避楼下锯木厂的噪音，海明威不得不躲进咖啡馆写作或是搭乘火车前往奥特伊[28]观看赛马，因为这样比较便宜而且携带便当可以省下在马场餐厅就餐的钱。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他宽敞的二层楼的书房就设在怀特海德街的房中；他驾驶自己的船巡航至古巴和巴哈马群岛垂钓；在怀俄明州的牧场度过夏末与秋季，他与宝琳可以在那里狩猎，而他则能在林中的小屋中写作。

然而，尽管种种迹象均表明他很成功，但是自从《永别了，武器》出版之后，这些年来，海明威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些曾经与他在丁香园咖啡馆或多摩咖啡馆的露台上畅谈艺术与生活的老友、作家和画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让位给了和他一同打猎、钓鱼的运动员或是经常光顾他最近常去之所的富翁及其妻子：类似比米尼群岛这样的地方。一位来访的老友认为那里是“奢华、贫穷、美酒佳酿、劣质食物、热浪、苍蝇、土地的冷漠、海洋的壮美、势利小人、金钱、体育、肥大的鱼、魁梧的渔夫以及竞争激情的疯狂混合”。海明威生活奢侈并且意识到自己经常在靠别人的钱（宝琳、格斯叔叔、《时尚先生》或是出版商）过着这种生活。有时他承认，自己像是这种奢侈环境中的一个农民；他在写给斯克瑞伯纳出版社的编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表示，他因为出版社已预付了稿酬而自己却未能给他们带来盈利而感到焦虑不安——尽管柏金斯安慰他说，所有列入借方账户中的钱款都是由于斯克瑞伯纳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与他无关，因此，他不应感到担忧。

不过，真正令海明威担心的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他觉得所有这些成功都有可能使他无法像之前那般精巧地运用自身的才华，也许他已经江郎才尽了。《永别了，武器》之后所出版的小说——献给西班牙斗牛的浪漫赞歌《午后之死》（Deathinthe Afternoon）；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吹嘘他在1934年的肯尼亚狩猎之旅的《非洲的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销量不佳，书评褒贬不一。（其中一篇书评以“午后之牛”为题，将海明威具有男子气概的写作风格比作是“在胸部上粘假胸毛”。）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希望自己的作者能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甚至连他都说，“你必须尽快完成一部小说”。

可是该写什么样的小说呢？1936年，全球经济已经历了6年的萧条期，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不断崛起（如果算上库格林神父[29]在右翼电台上的反犹太主义咆哮，那么美国也未能幸免），海明威常写的题材——流亡生活、斗牛、狩猎、深海垂钓——似乎充满了异国情调，如果不算微不足道的话；而小说主角的立场则在斯多葛主义[30]和犬儒主义[31]之间摇摆不定。读者们日益希望艺术家能够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或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等人一样积极参与政治。海明威的主题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为什么不写罢工呢？一位评论家建议道。尽管他曾为左翼杂志《新群众》（New Masses）写过一篇文章，严厉指责了美国政府无视1935年佛罗里达州飓风的受害者，但是海明威却嘲笑这种想法“完全在瞎扯”。他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啦啦队长，他说，因为“我只相信一样东西：自由”。

他所相信的另一样东西，同时也是激发他创作出他最成功的小说的东西就是爱——失去爱，被爱拒绝，但是依旧爱着。然而最近，他却似乎对这整个想法生出了厌恶之情：他只想写变了味的爱情。改好的手稿与《时尚先生》的8月样刊正躺在怀特海德街他的西班牙古董写字台上。手稿中那位不贞的妻子极度憎恨自己的丈夫，她举起猎枪冲着丈夫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而样刊故事中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作家则因坏疽命丧非洲。事实上，真正侵蚀他身体的是其与富有妻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故事很精彩——堪称他最为精彩的作品之一——但是如果深入探索它们所涉及的主题就难免会危及他与宝琳之间的婚姻。

也许这就是他为何像比米尼群岛那条咬钩的金枪鱼一般，牢牢抓住金里奇的建议——将已经出版的两则哈里·摩根的故事与第三则自年初便开始着手创作的故事糅合到一起，创作出一部小说——不放的原因。从比米尼群岛归来后不久，他便坐进了位于二楼的书房；在那里，看着绿树掩映，驯养的孔雀和火烈鸟漫步其间的花园，他开始为与金里奇讨论过的这本小说草拟轮廓：海明威打算将它创作为一部20世纪浓缩版的《战争与和平》（Warand Peace）。故事的背景设定在破旧、腐败的基韦斯特以及更加腐败且遭受了革命摧残的古巴，故事里满是富翁与穷光蛋——许多小说人物的原型都是海明威的熟人或是他打算借此打击报复的人——并以走私、海上风暴和大量暴力场面为特色，小说记录的是被财富与特权力量抛弃的摩根，一位坚毅的个人主义者的衰亡史。它也将转换其他个人主义者——海明威——的时运。重振时运至关重要，这在海明威读到金里奇就新项目所写的信件时展露无遗：“我希望能够在你的作品中，”金里奇告诉他，“感受到……信心的回升。我希望能够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确信《永别了，武器》绝非侥幸成功。”

与金里奇的信一道送来的一堆报纸杂志报道了西班牙深陷的困境——有那么一瞬间，海明威想知道这个西班牙的现状是否足以促使他前往欧洲进行报道。自从去过西班牙之后，他便对那里生出了一股浪漫情怀，而强攻蒙塔尼亚兵营的报道听起来就像是他极其渴望撰写的那类行动。不过，他觉得这场战斗不过是场无关紧要的暴乱，甚至在他到达西班牙前便会销声匿迹，完全不值得跑这一趟。而且宝琳已经开始将行李塞进他们的福特车，为前往怀俄明州的长途旅行做准备，他们会在那里钓鳟鱼，射麋鹿和羚羊，他会聆听松涛与小屋脚下黄石河的潺潺水声，创作出能令他声名再震的小说。他一直期待能够重新起航，这能令他愿望成真。必须成真。

1936年8月：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

在与格尔达一道动身前往巴塞罗那前不久，卡帕收获了一个惊喜：他的母亲，朱莉娅·弗里德曼（Julia Friedmann）与他的弟弟科内尔（Kornel）来到了巴黎。科内尔刚刚高中毕业，隐隐怀揣着想要成为医科学生的憧憬。朱莉娅坚信另一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因而将丈夫德诺留在了布达佩斯，打算等自己与科内尔的签证一到手便移民纽约。她的姐妹们在那里做服装生意。她还希望说服心爱的大儿子与他们一起移民；听说他打算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这可把她吓坏了。

格尔达更是令她感到震惊；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朱莉娅与卡帕的关系向来极为密切[32]：他从来不叫她妈妈而是喊她“朱莉娅”，并且会和她开玩笑说：“你想让我像对待女朋友那样与你相处吗？”卡帕曾在冬天写信给她，“不要因为格尔达的事责备我。当你见到她时，你对她的喜爱会更甚于我”；如果格尔达仅仅是信中的一个名字，茱莉娅便还能忍受她的存在——勉强而已。现在，格尔达却活生生地站在了她的面前。一旦朱莉娅发现她那头染了色的超短发、拔过的眉毛、她对自己身体的自信以及卡帕的深情凝视，她就绝对无法对格尔达生出任何喜欢的感觉。

格尔达不见得比她开心。她抛弃自己的家庭可不是为了要与卡帕的家人产生冲突；她不想与他们分享他，当然也不想朱莉娅破坏他们的西班牙之旅。生命中的这两个女人都很重要，卡帕急切地想要在她们之间保持和睦关系，他找到了一个能令所有人满意（或是都不满意）的居所：他将茱莉亚与科内尔安顿在——暂时地，希望如此——他与格尔达一起生活的布努尔酒店的客房内。他们在客厅对面的浴室中临时拼凑了一间暗房，卡帕很快便教会了弟弟如何在那里冲洗照片。他打算将自己的徕卡相机带去西班牙，而格尔达的禄来福来相机的体积则相对较大；现在两人都可以从西班牙将胶卷送至科内尔手中，而科内尔则会将它们冲洗出来。

8月5日，格尔达与卡帕搭乘火车前往图卢兹，吕西安·沃格尔已经购入一架飞机将他自己与一众记者从法国送至西班牙。[33]起飞后，飞机向南驶去，越过在这个季节依旧白雪覆顶的比利牛斯山。当驾驶舱内警铃大作时，飞机已经开始准备在巴塞罗那下降：飞行员说因为一个引擎出了问题，他不得不紧急迫降。飞机自空中急坠而下，机轮最先着地，坠毁在了一片空旷的田野中。农民与民兵奔至坠机现场。然而，除了沃格尔与一位记者摔断了胳膊之外，几乎没有人员受伤，这简直是奇迹。沃格尔与记者被送往医院——在医院中得知飞机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修复后，他郑重地决定将其赠送给加泰罗尼亚政府作为战斗机使用——卡帕和格尔达匆匆赶往巴塞罗那。

一路上，他们经过荷枪实弹的乡民身边，其中一些人顶着军用头盔或是将弹药带别在腰间，迈向城市，准备加入国防军。不过当卡帕和格尔达真正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在将军们发动叛乱的3周之后，巴塞罗那倒更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嘉年华而非战场。7月20日，仅仅经历了一天的巷战后，市内两个军营内的反叛驻军便向来自伊无联及全国劳工联盟（CNT，简称全劳联）的无政府主义民兵而非政府军投降了；于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路易斯·贡巴尼斯与包括社会党全国总工会和共产党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联盟（PSUC）成员在内的胜利者们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一夜之间，众多企业与行业或是收归工人集体所有或是关门大吉；银行被接管；口红工厂开始制造弹药；甚至连教堂都被关闭，甚至是焚毁了。

现在，身着便服的武装工人携带步枪走过兰布拉大道，民兵与新征用的喷有党派标志——UGT、CNT-FAI、PSUC等——的汽车在宽阔的林荫道上来回加速行驶，道路两旁是充满现代气息的精美公寓。男性行人都身穿开领衬衫，女性则身着工作服或裤子；帽子（无产阶级的贝雷帽除外）、夹克、领带（除非是民兵徽章）或连衣裙均表明你是危险的资产阶级。出身卑微的人们从未梦想过能有机会踏入格尔达与卡帕现在下榻的酒店大门，而现在，他们正将胳膊支在撒满面包屑的桌子上，坐在餐厅里用餐，仿佛这里就是工人食堂一般。

眼前的一切令格尔达兴奋异常。她脱下自己在巴黎时所穿的紧身裙和高跟鞋，换上工作服和帆布鞋——alpargatas——带上禄来福来（一种举在腰间的相机，你可以低头通过取景器观察自己想要拍摄的照片）在街头四处走动，通过镜头捕捉这一革命性时刻所展现的精神。她拍摄的照片构图的精巧程度并不亚于《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或《女士》（Die Dame）杂志的摄影师们。魏玛共和国时期，当她还是小女孩时便一直景仰着这些大师。禄来相机方形的底片格式更加强化了[34]她原本就已十分精确聚焦的焦点，其较低的拍摄角度也加强了照片的戏剧效果：戴着伊无联民兵帽、膝盖上疙疙瘩瘩的小男孩在道路上匆匆堆起的沙袋与石头路障上玩耍；民兵与儿童相互搂着对方；3个英俊的年轻男人从位于科隆酒店社会党总部的窗户中向她轻佻地咧嘴微笑；还有女性，无处不在的女性——身穿蓝色连体制服、佩带枪支（或是将步枪撑在身旁阅读时尚杂志）接受战斗训练——一支年轻热情的女性战士之师，象征着整个西班牙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与卡帕去看了斗牛比赛——格尔达没有像卡帕那样拍摄斗牛士激怒、刺杀公牛的场面——他们惊讶地见到（并拍摄了）女斗牛士胡安妮塔·克鲁兹（Juanita Cruz）。面对公牛时，她并未披上经典的斗牛士服装，而是穿着素色的贴身夹克与短裙。这种嘉年华般的集体气氛叫格尔达极为倾心，也令卡帕甚为愉悦：开往前线的军用专列上绘满了华丽而俗气的口号，每个窗口都坐着咧嘴微笑、挥舞拳头行着反法西斯礼的民兵，他们的女友、妻子与音乐家唱着小夜曲为英雄们送行。但是，穿行在整座城市中的卡帕也见到了更为丑陋的一面。这里有一排宗教雕塑，一些被凿去了头颅，另一些则歪倒在地，仿若失去了知觉；那里有一群人冲着圣母与圣婴的塑像抡起镐子；那边堆着从一幢破败教堂上拆下来的破碎木料，顶上还摆了一尊带着酒窝的残破的圣婴耶稣像，就好像是葬礼上的柴堆。这些照片也许无法登上《观察》，但是一种冲动——是为了获得一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还是为了展现真相？——促使他不断按下快门。

如果最初他在巴塞罗那的那段热血沸腾的日子里拿起了一份《先锋报》（La Vanguardia）或《人类》（La Humanitat），或是新创刊的《工作》（Treball）或《加泰罗尼亚之声》（La Veude Catalunya)——这些报纸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西班牙摄影师在暴乱后所拍摄的相关事件的照片——就不会错过阿古斯蒂·森特略斯（AgustíCentelles）所拍摄的有关冲突的照片，而卡帕与格尔达恰恰错过了这场冲突。森特略斯用与卡帕相似的便携式快速徕卡相机记录下了一组既镇定又直接，极具冲击力与象征意义的照片：一名黑衣妇女跪在横尸街头的一名男子面前恸哭；一群突击卫队——阿萨尔托斯——队员从扭曲的马尸后开枪射击；另外3名阿萨尔托斯成员举枪围住了一个头戴粗呢帽的男子，仿佛在共谱一支恐怖的舞曲。他本可以从森特略斯的照片中感受到一种与他相似的冲入事件中心拍摄的冲动；只有这样，摄影的主题才不会是演讲或示威，而是生与死。至此，在巴塞罗那拍摄到此类照片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大剧已在他处上演。暴乱发生后的数周来，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反叛分子已经控制了西班牙西北面1/3的国土与最南端的一块小楔形地域；北面的韦斯卡省至阿拉贡沿线的政府军——保皇派——节节败退，随后绕回至马德里西北面的瓜达拉马山区。最近那里战事不断。因此，卡帕与格尔达收拾好行装，将法国记者证换成西班牙记者证之后便上路了。

通往前线的道路——某处前线——沿着埃布罗河谷向西，通向皮拉尔教堂所在的萨拉戈萨市，随后向北穿过尘土飞扬的干燥山区到达韦斯卡省。他们搭乘由加泰罗尼亚州政府提供的新闻采访车[35]，与全副武装的司机和一位武装保镖同行，每经过一个村庄便会被挥舞着老式猎枪的村民拦下，要求查看证件，因此前进的速度极为缓慢。巴塞罗那附近的这些哨兵都是来自全劳联-伊无联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前线附近的哨兵就换成了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统工党——成员。格尔达之前曾在莱比锡加入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就是其盟友。不过，不论党派关系如何，他们似乎无法确定究竟何处才是战场。“从那边开始也许就算是前线了，”一个身形瘦削、胡子拉碴、扎着一块大头巾的男人告诉这两位摄影师，“我们不确定。”没有人对任何事有把握，卡帕心想。

在韦斯卡东北的圣欧拉利娅——有不少同名村庄——他们发现，有一队民兵——其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时不时与一支叛军交火。叛军在山谷另一面极远的地方，他们几乎看不见叛军的行踪，就更别提瞄准射击了；统工党将总部设在了莱西涅纳市附近的山丘上，士兵们——在烈日下光着膀子——努力布置野战炮以防备尚未袭来的攻击。双方似乎在各处均僵持不下。由于缺乏真枪实战的行动，卡帕与格尔达开始行动起来，几乎所有的新闻摄影师都做过这种事：他们说服士兵模拟实战状态，让他们挥舞步枪冲下绿草茵茵的山坡，瞄准假想中的敌人。[36]格尔达的确在山腰的炮位拍摄到了一张绝佳的照片，从那里俯瞰层层梯田，会让人生出一种欣赏勃鲁盖尔[37]《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景》那般的眩晕感。但是此类照片大多缺乏紧张感与兴奋感。因此，两人转而拍摄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报般的照片，好让这场战争在欧洲其他国家读者的眼里显得人性化：一队笑逐颜开的男孩簇拥着一名亲切友好的民兵；另一名民兵则将酒囊中的葡萄酒灌进自己嘴里；虽然身穿不同制服，但是四名士兵以同样英勇的气概眯眼迎向阳光；另一名头戴印有“统工党”字样头盔的士兵将步枪放在身侧，正轻柔地抚摸着一只鸽子。

他们希望能更为深入地了解此次西班牙之行想要探寻的故事，因而驱车向南、向西穿越阿拉贡高原前往马德里。现在正值收获的季节，但是片片粮田的前业主们均不见了踪影——或是逃离或被杀害——在民兵别动队的帮助下，带着宽边草帽的农民们正在为自己收割小麦。他们告诉卡帕，全体村民及其守卫者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足够的面包可以吃。手握耙与风扬筛的男人与米勒画中古老的农民形象不谋而合——此外还有骑着骡子推动井轮的小女孩和一只手松松地夹着香烟，另一只手举着奶瓶替羔羊喂奶的士兵——这些画面深深迷住了卡帕与格尔达。农民与士兵自豪地在一台写有“由当局拨用”字样的打谷机前列队，高举左拳敬礼让卡帕拍照。至少，在巴塞罗那和阿拉贡似乎难觅敌人的踪迹，而且革命也取得了胜利。不过，马德里的情形也许有所不同。

马德里正在接受夏日骄阳的炙烤，空气中不见一丝微风，普拉多大道两旁的树木纹丝不动，尘土味、昨夜油炸夜宵的气味以及安东·马丁广场上的咖啡烘焙车所散发出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位于阿尔卡拉大街的专利局的工作已陷入停滞，巴雷亚把多数时间——除了玛利亚坚持的午后私人时间外——均花在了训练报名加入文员营的人身上。这些人将文员营称作La Pluma，意为“笔”。将文员变为一支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实在是件恼人的工作——“我可不是来这里玩什么士兵扮演游戏的，”一位面色苍白的文员抱怨道，他只想学会如何用步枪射击，以便能“大干一场”——不过巴雷亚知道，政府需要召集一切能够争取到的力量。叛军正从瓜达拉马向南逼近马德里并且正在穿越埃斯特雷马杜拉，从安达卢西亚由北面向马德里推进；尽管希特勒向其他欧洲政府保证绝对不会向西班牙运送军事物资，但是这位元首已经提供了船只与飞机帮助佛朗哥的非洲军团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安达卢西亚，并且派出了轰炸机攻击政府目标。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由人民阵线政府领导的法国！——已同意接受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最终，所有欧洲强国（名义上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这项协定，承诺既不向西班牙共和国派遣军队或提供援助，也不向其出售任何形式的武器。所有人一致认为，没有人想去惹恼希特勒，挑起另一场可怕的战争，尤其当这场战争无疑只是西班牙的国内冲突时——在这场冲突中，英国高级外交官喃喃地说道，我们真的必须继续支持自己所在的阶级。

正当外交官们对此装聋作哑之时，战争正在改变着马德里。人们挖开铺路石制成路障，封住了道路；用胶带在商店橱窗上贴出纵横交叉的网络，防止其在轰炸中碎裂。整座城市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等待着。随后，一天清晨，一枚炸弹落在了距离巴雷亚家只隔一个街区的耶稣和玛利亚街上，新妈妈与准妈妈们早已在那里排起长龙准备领取每天的牛奶配额：巴雷亚冲到那里，发现整条街上散落着瓦砾、血迹与残肢，空气中充斥着尖厉的叫喊。虽然依旧战栗不已，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尽力阻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那天晚上，他完全无视了奥雷利娅要求他留在家里的腻人恳求，加入了一支战时灯火管制小分队，在天亮前将各个街区的路灯灯泡逐个涂上一层由石膏与蓝色苯胺染料制成的混合物，令所有街道陷入了幽灵般的黎明之中。在阴暗处，部队卡车的尾灯闪烁着红光：仿若梦魇中怪兽的眼睛，巴雷亚心想，正在召唤戈雅[38]。

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怪兽在潜行：混杂着狂热与恐惧的有害情绪所催生出的义警。你能在位于马塔德罗斯的老屠场见到他们的杰作：头一天被处决的人在入土前均陈尸在那里，任凭大批看热闹的人前来窥探、嘲弄。或者你也会在位于希古洛艺术中心的全劳联契卡[39]的审讯室与拘留所中见识到义警的厉害，以前的文化中心现在成了法西斯主义嫌犯的羁押地；教堂被强行征用并改建成了人民法院，遭人告发的人们在那里被宣判有罪或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无罪，或被释放（同样极少发生）或被监禁，或者被判处死刑。巴雷亚试图与这头怪兽搏斗：在满城的盲目拘捕中寻找朋友的儿子；抗议义警逮捕他的同事，一位拥有可观财富但坚持清廉原则的年老体弱的天主教徒；咒骂一位吹嘘自己射杀了许多法西斯分子的熟人。然而，在埃斯特雷马杜拉，非洲军团迅速攻破了巴雷亚的出生地巴达霍斯的城墙并在斗牛场内射杀了1800名守城者——男女都未能幸免。据说，墙上的血迹足有手掌般厚。自此之后，如果再有人胆敢为任何疑似法西斯分子的人求情，就很容易小命不保了。

巴雷亚一直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位情绪化的社会党人而非教条主义者；在过去的几周里，不论是与谨慎、保守的共和党人在一起，还是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分子相处，他都感觉很不自在。前者已经准备好向叛军妥协，而在背后推动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人民审判庭与处决的正是后者。众多的马德里同胞将条件反射似的敬礼与空喊口号当作是爱国精神的体现。如果要他随波逐流，还不如杀了他。可是无法积极、主动地为战争出一份力又令他十分沮丧。

他想起叛乱发生前由他经手的一份专利申请书——一份易于制作、成本低廉的简易手榴弹的设计稿——于是心生一计。共和国需要廉价武器，而他是一名工程师，为何不着手生产这类手榴弹呢？他找到手雷的发明者，老机械师福斯托；两人一起去找了巴雷亚的朋友，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Antonio Mije García）[40]，当初将巴雷亚招入灯火管制小分队的人就是他。巴雷亚并未加入共产党，而只是工会的一员；他知道——共产党旗下约有13000名党员，但是进入人民阵线议会的却只有17人——共产党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最近他们似乎是唯一具有组织观念并且清楚需要依靠什么才能真正击败法西斯叛乱的人。他们的新组织，第五军团——仿照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军团所设立的突击部队，每支连队均设立了政委一职，负责向未曾接受过训练、往往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士兵们解释战斗目的——给巴雷亚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当米赫让他去争取获得第五军团指挥官，魅力超凡的革命家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或称“卡洛斯司令”的合作时，他大受鼓舞。

巴雷亚在萨拉曼卡区一座被征用的贵族宅邸中找到了他——一个身材魁梧、脖子粗大的人，时而焦躁急切，时而魅力四射——他正在那里视察新兵的训练情况。

孔特雷拉斯并非他的真名，他原名维托里奥·维达里，36年前出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附近的伊斯特里亚半岛。从那以后，他使用过各种化名。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斯大林手下的秘密警察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一名芝加哥的钢厂工人；也是一位职业杀手，曾在墨西哥参与了针对摄影师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的情人，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员的暗杀行动；后来，莫多蒂成了他的情妇，两人于1934年一同来到西班牙。现在，除了领导第五军团外，他还担任政府的总体战略顾问。据传，他是马德里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们正在宅邸的一间作坊内——利用装满炸药的管线——自制手榴弹。然而今早，他却因他们的顽固不化而摇头叹息。作坊里到处都是开了箱的炸药。令巴雷亚胆战心惊的是，矿工们坚持要在那里吸烟并将烟蒂丢得到处都是。当他一一指出这些危险时，孔特雷拉斯只是闷闷不乐地点点头。“没人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现在的行为很疯狂，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和炸药打交道。”他说。不过，巴雷亚的提议令他振奋了起来，他很乐意批准他的计划。不久，巴雷亚带着所需的文件离开了那里——半小时后，那里的作坊被炸毁了。

巴雷亚与福斯托的运气也不见得有多好。他们提议在中世纪古都托莱多市的一家工厂启动手榴弹的生产流程，工厂坐落在距离城区45英里外的塔霍河上凸起的一块岩石上。自战争爆发以来，托莱多一直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有一支叛军坚守着阿尔卡萨尔城堡——一座位于城市高处、戒备森严的宫殿；他们在城堡中关押了百名左右的人质，现在堡垒已被团团围住。可以理解，城中气氛紧张；弹药厂工人疑心很重。尽管他们负责生产螺丝、销子以及由福斯托设计的手榴弹其他的外部部件，但是他们说自己不会制造炸药的填充物，因为炸药专家不在。事实上，这位专家已不在人世——被处决了。就是他们动的手。他拒绝给他们展示制作步枪子弹的原料，因此他们便偷取了他的炸药，直接将松散的火药塞进自己正在制造的步枪枪管内。扣动扳机后，步枪爆炸了，他们大吃一惊。“这是蓄意破坏，”他们说，“因此我们必须枪毙他。”福斯托与巴雷亚互望一眼，转身离开。

“真叫人哭笑不得，”两人钻进公务车驶回马德里时，福斯托说道，“如果这算是一种象征的话，这场战争我们绝对没有胜算。”路上挤满了军车，民兵、妇女和少数摄影师聚集在主广场上，看着士兵与突击卫队队员射出的雨点般的步枪子弹徒劳地落在阿尔卡萨尔城堡巨大的石壁上。巴雷亚和福斯托小心翼翼地穿过众多旁观者，来到架在塔霍河上的桥前。他们必须靠边停车才能让一辆垃圾车通过。把被处死的人的尸体运往墓地时用的就是这种车。垃圾车的轮胎轧过一个坑洞时撞开了卡车的后门，巴雷亚屏住呼吸。幸好，货仓之中空无一物。

格尔达与卡帕在阿尔卡萨尔城堡前的人群中漫无目的地乱转，心情颇为沮丧，这完全可以理解。当他们在8月底达到马德里时，发现这里已经为战争严阵以待而非为革命庆祝欢呼：这与一年前卡帕初次来此时所发现的那座“炫耀之城”相去甚远。他们拍下了鹅卵石路障，塞满不断挥手的民兵并涂满口号的车辆以及西贝莱斯喷泉四周砌起的砖石保护墙。位于普拉多大道与阿尔卡拉大街交界处的这个喷泉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地标性建筑。格尔达则去了新近成立的第五军团的营房，拍摄了部队理发师为新兵理发的场景。不过，这些只不过是他们正在寻找的主题——真正的战斗的背景。在距离马德里西南76英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区与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城则是战事连连。政府军正拼命想要阻挡住民族主义军迈向首都的步伐，可惜终究徒劳无功：保皇派民兵拒绝挖掘战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因而叛军给他们带来了重大损失。不过战区早已宣布禁止入内，即便卡帕他们手持通行证也行不通。因此，他们折回托莱多，希望能够拍摄到城堡被攻破时的照片。对于政府来说，这将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胜利。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即便无需数周，也至少需要等上几天，这一幕才有可能出现，因为进攻者们正在等待一队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破手在城墙与墙洞下炸出一条地道。

似乎除了向南行进几日，前往科尔多瓦前线之外，别无他法了。战争伊始，民族主义叛军便已控制了科尔多瓦，但是保皇派的第三旅在将军何塞·密亚哈的指挥下，已经打入城市的东部和北部，并且正在策划袭击，准备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如果卡帕与格尔达能够及时赶到那里，也许便能最终拍摄到此次西班牙之行所需的照片。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如愿：两人身上的钱已所剩不多，而且无法在此停留更久——至少，格尔达希望能在9月的第2周赶回巴黎。他们将相机扔进公务车后便上路了。

1936年9月：巴黎

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如果真的可以算是巧合。伊尔斯一直希望能有一份可以为备战的西班牙政府出一份力的工作并由此拉远自己与波尔迪之间的距离。他遮遮掩掩的行为以及古怪的情绪越来越叫她感到不舒服。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她的想法却十分模糊，直到波尔迪告诉她，为了查明纳粹向西班牙叛军运送了哪些物资（主要是枪支、弹药与飞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以西班牙共和国密探的身份化名“马雷施”，踏遍了德国与欧洲中部，而且他一直在将这些信息或部分信息传递给他的西班牙接头人，一位社会党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

现在，阿尔瓦雷斯已得到擢升，成为另一位社会党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领导的新“胜利政府”中的外交部长。眼下他正在将波尔迪的掌控权移交给新的法国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坦（Luís Araquistáin）。阿拉基斯坦还将负责管理新政府在巴黎的军备采购委员会——如果法国解除对新政府的武器封锁，就像意大利和德国援助民族主义者那样，不再拒绝给予其援助的话。因此，波尔迪和伊尔斯就这样离开布尔诺，前往了巴黎。伊尔斯发现，之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弄不到西班牙签证与安全通行证，可在这里这些也不算什么难事。

而且要感谢上苍，因为西班牙的局势似乎变得日益危急。9月3日，经过几天的轰炸与巷战，民族主义者攻陷了靠近法国边境比斯开湾的伊伦市，从而切断了保皇派控制的巴斯克三省与法国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法国继续实施封锁，叛军刚刚收到运自德国的十几架崭新的战机。法国媒体都在饶有兴致地报道此事，然而，尽管法国工人正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与示威以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封锁，但是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有权决定帮助西班牙政府击败叛军的法国人、英国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却在踌躇不前。伊尔斯确信，需要有人说服他们参与进来，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就一定会这么做；在这一点上，她可以出一份力。她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在欧洲报纸上发表文章——事实上，她已经从之前曾为其撰稿的挪威与捷克报刊那里得到了任务。因为宣传部也在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一定会帮她获得报道新闻故事的途径。

然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伊尔斯送进西班牙。她买不起火车票，机票就更别提了——她显然不知道西班牙政府为自己丈夫的情报工作支付了丰厚的报酬。然而，就在此时，在命运的安排之下，司汤达式的小说家、冒险家安德烈·马尔罗出现了。他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曾编辑出版过不少精美的淫秽书刊［限量版的萨德[41]作品以及《威尼斯青楼》（Le Bordelde Venise)］，从印度支那走私过高棉的浅浮雕作品，也曾担任过反殖民主义的宣传员。马尔罗略显神经质，他眉头紧锁，一头黑发梳得油光发亮，嘴角似乎永远叼着一支香烟。最近，马尔罗曾设想组建一支空中外籍军团，西班牙中队，来援助西班牙共和国。他设法雇到了一些飞行员——多半是失业的酒类走私贩与游击队员——并且搜罗到了一些过时的飞机，主要是德瓦蒂纳D372战斗机与狭小的波泰54轰炸机。他自己也偶尔会穿上由服装设计师珍妮·朗万（Jeanne Lanvin）为其量身定制的飞行制服，以副驾驶和尾炮手的身份驾驶过这些战机。尽管飞行中队的基地设在马德里，但马尔罗不断在马德里和巴黎之间往返，他来巴黎是为了筹集资金购买更多的飞机。在某次旅程中，他认识了伊尔斯。他建议说，也许她愿意与他一起飞往西班牙。

她当然愿意。

1936年9月：马德里

围绕着战争生出了众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现在，共产党将马德里总部设在了百合宫[42]——阿尔瓦公爵建在公主街的大公馆——正常情况下，阿图罗·巴雷亚根本没有机会踏进这里。不过今天，他收到了朋友安东尼奥·米赫发来的一条紧急讯息。米赫的办公室就位于共产党总部；因此，他来到百合宫，发现年轻的民兵和妇女们正在守卫那里规整的花园与巴洛克式的喷泉，而士兵们正在镶嵌着雕花镶板的室内抛光镶木地板，拂去鳄鱼标本与古董盔甲上的灰尘，检视宫中收藏的戈雅、提香以及其他古代大师的作品，随后将它们整理保存起来。

米赫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自共产党参政后，他便获得了一定的任免权，因此也许有能力推荐巴雷亚进入外交部——更确切地说，只要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巴雷亚学的外语是法语，但是他能够流畅地阅读、翻译英语资料；因此，不出几分钟，他便被匆匆送至了外交部。一位忙碌的年轻助手将他迎进路易斯·卢比奥·伊达尔戈昏暗的办公室。伊达尔戈刚被任命为新闻与宣传部部长。卢比奥面色苍白，秃着头顶，上唇边留着一道淡淡的小胡子，没有睫毛的双眼正透过圆形的有色眼镜盯着他。巴雷亚介绍自己的资历时，卢比奥面无表情地坐在一盏孤独的台灯所投射出的光束中，白皙的双手交叠着摆在身前。随后，他问巴雷亚是否愿意加入宣传部，成为外国媒体的夜间审查官——这项工作极其重要，因为多数记者会在夜间撰写报道并以电报的形式将新闻从马德里发出，以便赶上欧美等国出版的晨报。

话音未落，巴雷亚便知道，这几周来自己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尽管他个人有些排斥自己这位未来的长官，但是他所描绘的工作既重要又有趣；这份工作与他在托莱多手榴弹工厂做出的令人沮丧的努力不同，它也许能够使他真正在共和国为生存进行的战斗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他需要与文字和作家打交道，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对他而言，工作时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利因素，因为他可以借此躲避玛利亚和奥雷利娅两人的双重需求。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并于次日分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两个女人。不出所料，听到消息，奥雷利娅说出了心中的不快：他为什么非要牵扯进这些这些事情？而另一方面，玛利亚则喜出望外：如果巴雷亚因工作原因无法与奥雷利娅同房，岂不是说她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巴雷亚没有勇气告诉她，她错得有多离谱。

当晚，在午夜来临前，他坐在部里的一部车中驶过黑暗、寂静的街道。每经过一处检查站车子都要停下来，哨兵们打着手电检查他的各类证件，最后车子终于驶入了西班牙电信大楼，一幢耸立在格兰比亚大街的纽约式的白色14层摩天大楼。西班牙电信大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西班牙子公司的总部，楼内配置了发报机、水下电缆连接器以及西班牙电话系统的主交换终端，因而成了控制进出西班牙的通信与消息的中心。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技术员依然在这里工作，不过，战争爆发后，新闻与宣传部也在那里设立了前哨站，在四楼为记者们安排了一间新闻编辑室（同时还为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发送报道的记者准备了行军床），审查办公室则设在五楼。

将证件递给位于门厅安检台的警卫之后，巴雷亚搭乘大厦中五部叮咚作响的电梯之一上到了五楼。这里的走廊有如迷宫一般复杂，审查办公室就在走廊尽头。这是一间狭窄的房间，一盏台灯散发出略带紫色的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台灯周围套着一个由一张复写纸首尾相粘制成的简易遮光罩。经过灯泡的加热，纸上的蜡状物散发出一股气味，使整间屋子闻起来仿若一座教堂。

巴雷亚向另一位名叫佩雷亚的当值审查官做了自我介绍，随后两人开始分配工作任务。自战争头几天开始就已经没有外语审查官了——记者不得不将稿件翻译成西班牙后才能送审；而这些审查官都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雇员，他们不清楚，也没有概念，究竟哪一些新闻细节可以通过，而哪一些则存在安全隐患。他们的审查标准差异极大、甚为随意：有时，一位记者可以一字不改地将报道发送给报社，而他的同事则会在发送了同样的信息的几分钟后发现，自己的稿子被红色铅笔删去了很多内容；大家都不开心。但是，卢比奥·伊达尔戈来了之后——他自己就曾是一名记者——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转变：现在，审查官能够直接阅读新闻稿原文而非译文，并且审查的标准也得到了统一。

无论如何，审查工作本就应该这样进行。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依然存在。大型新闻机构——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通讯社——的记者几乎24小时不停歇地向国内发回报道；国外的主要报社都有自己的特派记者，所有的材料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而高层对巴雷亚和佩雷亚下达的指令就是，除了暗示共和军获胜之外的任何消息，一律不能传出去。鉴于每日情势的发展，这看起来几乎不太可能实现：叛军拿下了圣塞巴斯蒂安——位于比斯开湾的夏季避暑胜地——将他们的控制区向北延伸；南面，他们似乎正无情地奔向马拉加；而在马德里的门前，他们则继续从瓜达拉马向南，自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向东推进。时常每日前往前线的记者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想要对此进行报道。

但是当巴雷亚每日前往外交部去见卢比奥时，他的长官就会抱怨记者们利用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偷偷将负面新闻送了出去或是因为传出了太多的坏消息，极端分子向他发出了威胁。当然，他对此并不害怕。他打开书桌的抽屉，给巴雷亚看放在里面的手枪。“在他们杀死我之前，我会先干掉他们当中的一个！”他说。他不像是在开玩笑。“要小心，别让任何消息传出去！”

1936年9月：科尔多瓦前线

9月初，罗伯特·卡帕和格尔达·塔罗从托莱多一路向南，穿过黄褐色的拉曼查平原，经过堂吉诃德也许与之搏斗过的白色风车，向着莫雷纳山脉艰难行进。有时他们会停下车来，活动筋骨，补满饮水储备，卡帕拍下了身穿工作服的格尔达弯腰伏在山涧上，回头向他咧嘴调笑或是像困倦的孩子一般蜷成一团，将头枕在一块刻有P.C.——即公共党（partido communal），不过也可以很容易理解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的石头界碑上的照片。在北坡的阿尔马登村，他们停车拍摄了一座汞矿，这里曾经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的产业，不过之前已经——与战争爆发后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被工人委员会接管。因为水银是制作弹药的重要成分，因此，这座汞矿是新闻报道的好素材；野兽般的机械设备，英勇的劳动者，一排排像列队士兵似的装满水银的铅制两耳细颈椭圆土罐为他们提供了令人震撼、能让人产生共鸣的相片。但是这还不够，这还不是战斗。因此，他们翻过山，向安达卢西亚进发。

9月5日的周六清晨，太阳升起后不久[43]，民族主义者的轰炸机便开始攻击驻扎在科尔多瓦北部的铜矿小镇塞罗·穆里阿尼附近山中的政府部队。上午10点左右，从科尔多瓦发动进攻的叛军运来了火炮，并且开始炮轰村庄与保皇派营地。下午3点左右，当民族主义的步兵团带着机枪抵达时，这里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或是步行，或是骑着马或骡，或是搭乘汽车或卡车，这里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全都在逃离村庄；女人们或是呜咽，或是怀抱婴儿，或是赶着骡子或牛；男人们紧紧抱着绝望之中打包好的一捆捆衣物、日用品或是小旅行提包。他们并非是唯一的逃亡者：他们的身后跟随着大批保皇派民兵——这些志愿者吓坏了，也许他们之前最多也不过是举枪射过农场中的小鸟。现在，他们哭喊着说步枪完全抵御不了炮弹与炸弹，开始徒步或是搭乘强占的机动车逃跑，有时甚至威胁要用手中的武器干掉任何挡路的人。然而，另一些人仍在坚守岗位，他们连同少数正规步兵一道，誓将坚守阵地直至夜间。此时，叛军——飞机、大炮、步兵——退回科尔多瓦过夜；不过他们明天还会继续进攻，完成最初设定的目标，将残余的政府军小分队逼回位于向东27英里的大本营，蒙托罗。

事态本不该以这种方式发展。政府军已经沿着城市东面的一条边界向科尔多瓦的叛军驻防地开火近一个月，不过收效甚微，因此保皇派将军何塞·密亚哈策划了一场大胆的侧翼攻击，将第三旅麾下的一支机动支队调往塞罗·穆里阿尼，并于9月5日向来自北面的叛军发动突袭。密亚哈一定觉得这一计划万无一失，因为一小部分记者——摄影师汉斯·纳穆斯（Hans Namuth）与格奥尔格·赖斯纳（Georg Reis-ner）、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博克瑙（Franz Borkenau）、马德里每日之声《La Voz》的记者克莱门特·西莫拉（Clemente Cimorra）以及罗伯特·卡帕和格尔达·塔罗——已经获批见证这次行动。然而他们在这次行动中见到的却是逆天般的溃败。

记者们被安排住进了一处名为拉马拉吉尔纳的20世纪20年代的田庄，田庄位于村庄南面的同名山头上；也许卡帕与塔罗直至午后不久才赶到那里。通常，交战双方在两小时的午休时间内都不会开火，也许两人因此误以为警报已经解除。那时，村里的难民已经开始全速逃命，而卡帕始终记得，自己照片的背后是带着真情实感的真实的人。他将镜头对准了散落在道路上的家庭——穿着棉衣短裤、赤着双脚的儿童以及筋疲力尽、惊恐万分的父母。这就是战争的杰作。下午晚些时候，战斗再次正儿八经地打响了；不过他与格尔达唯一能够拍摄到的战争照片似乎就是肩上扛着机枪或是解开缠绕的电话线，安装战地通信设备的政府军士兵们——这些照片都摄自后方，拉马拉吉尔纳四周树木繁茂的山坡上。

纳穆斯和赖斯纳均未能拍摄到这些照片，尽管他们与博克瑙一道身处战事最为激烈的塞罗·穆里阿尼村内。村中的记者们不得不在一条铁路隧道内躲避炸弹与叛军的机枪火力。不过塔罗与卡帕仍然渴望能够采取行动，并且似乎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尝到的甜头而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雏鹰，”他们的朋友詹[44]后来这样评价，“翱翔在西班牙清新灿烂的长空中。”那天下午，克莱门特·西莫拉——三十有五，带着戏剧天赋、劲头十足的剧作家及记者——在拉马拉吉尔纳偶遇了他们。这种热切的渴望、这对热恋情侣“天真的勇气”以及他们年轻的活力同样感染了西莫拉。看到他们除了相机之外什么都没有带，大胆地冲出去观察一架盘旋上升的敌机，听到他们兴奋地说起自己有多么想在底片上捕捉到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论要面对何种艰难险阻的时候，西莫拉心想，还只是两个孩子。正在寻找真相的勇敢、宽厚的孩子，他在第二天交给报社的通讯稿中这样写道。

在离开科尔多瓦前线前，卡帕与塔罗还在一处保皇派阵营稍作停留——也许是第三旅在科尔多瓦东面的蒙托罗总部：卡帕在拍摄到了一位军官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站在木桶上向士兵们发表演说，而格尔达则站在一边聆听的场面；随后，他绕着这群人转了一圈，抓拍了他们抑起的脸庞：一个满脸厌烦、一个大受鼓舞、一个无精打采、一个锁眉深思。无论是在这个营地或是另一个，他都会在午休时间漫步在酣睡的民兵之间。他们胡乱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就像是横尸战场的尸体；其中一人将部队养作吉祥物的一条犬搂在怀里：进入梦乡之后，即便是更为年长的男人看起来也极其无辜，没有丝毫防御力。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等待着众人的将是严酷命运。然而，尽管这些照片令人心酸，却未能传递出卡帕一直在寻找的戏剧效果——他未能在塞罗·穆里阿尼捕捉到的戏剧效果。

因此，一天早晨，他与格尔达驱车沿西南方向驶出蒙托罗30英里，涉过瓜达尔基维尔河，穿越覆盖着麦田的连绵山丘——收割之后，这些山头便显得光秃秃的——最后来到全劳联的一支民兵小分队驻扎在埃斯佩霍村外的营地。[45]这一路并不太平：仅仅几天前，另一名记者蕾妮·拉丰特（Renée Lafont）就因被埋伏在附近的叛军击中而殒命；不过他们平安到达了目的地。他们下车时天色尚早，太阳在干燥的地面上投下长而尖的影子。民兵，来自阿尔科伊市穆尔西亚镇的男人们，很乐意在两位年轻摄影师——头发蓬乱、肤色黝黑，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男孩以及漂亮的金发女孩——的相机前摆出各种姿势：在长官的挥手示意下，他们如同在战时一般蹲伏着跑上一座裸露的山丘，跪在草地上，举起步枪瞄准附近山丘中一个遥远的目标；站在尘土飞扬的战壕边缘，挥舞枪支，虚张男性的声势。然后，塔罗与卡帕蹲在壕沟中而士兵们则冲下山坡向壕沟跑来，他们跨过壕沟，在另一面举枪射击：当男人们对着空荡荡的天空鸣枪时，摄影师举着禄来福来和徕卡为他们拍下了特写。[46]太阳依旧低低地挂在空中，耀眼的阳光像电弧灯[47]一般照射在士兵身上，从隆起的土包到帽子上的针脚，所有的细节都刻画成了明快的浮雕。

最终——鉴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这一幕似乎绝对配得上“最终”二字——卡帕或是塔罗询问能否让一些民兵模拟出被炮火击中时的模样。一位穿着卡其色莫诺——一种连衫裤工作服——留着黑胡子的士兵冲下山坡跑向卡帕；随后，他假装自己被子弹击中，扑倒在地，手中紧紧握着步枪。在仰面倒下前，他左手撑地，步枪划过他的身体。另外两具假扮的尸体侧卧在收割后的残茬中。不过，也许卡帕并不确定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照片；抑或是，另一位士兵也想在聚光灯下一试身手。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另一名士兵——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黑色浓眉，皮革弹盒的带子将他的衬衫衬得雪白——冲下了洒满阳光的斜坡，他右手握着步枪，帆布鞋的绳子鞋底压过干枯的小草。随后——怎么了？是否传来一声爆裂声，扣动步枪扳机时清脆的爆裂声？因为他的腿突然软了下来，双手无力地垂下；步枪从松开的手指中飞离出来，他也跌落在地面，就在战友们刚刚躺过的地方。在这名士兵倒下前的几秒，卡帕按下了徕卡的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山坡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卡帕自己对此一直缄口不语。虽然一年后，在接受纽约一家报纸的采访时，替他做翻译的朋友给出了一个高度渲染的描述：卡帕和身穿白色衬衫的士兵单独位于山顶，在战壕内躲避敌人的炮火，后来这位民兵试图突围，重返自己的小分队，随后便在机枪的扫射下倒了下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在场的格尔达、其他士兵、躺在草地上的其他民兵以及机枪子弹难以锁定收割后的田野对面一百码远处的目标的事实都证明了它的虚假性。10年后，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卡帕对《电讯》（Telegram）中的故事版本稍事修改：他说，受到邻近山坡上机枪火力的压制，与他一起躲在战壕中的有20位民兵；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跃出战壕，但都被敌人的子弹撂倒，卡帕将相机高举过头顶才幸运地拍到了最后一张照片，他从未真正从取景框中见过这个画面。这种说法，也很难与他所拍摄的真实照片中的细节相吻合。

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某日，卡帕私下告诉另一位朋友，来自格尔达的家乡斯图加特市的摄影师同行，他与格尔达还有士兵们合力出演了这幕巧合的悲剧。他说，他们一直被愚弄着，奔跑、射击、疯狂地表演、大笑——我们就是这样打死那些法西斯混蛋的——而他则一直在按快门；他没有听到任何枪声，“一开始没有”。但是，当士兵们为了满足他的摄影需要在相机前玩起战斗游戏的时候，一颗真正的子弹，也许来自一名法西斯狙击手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猎枪或是活跃在小山中的一支反叛的国民卫队，穿透了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心脏。

这么多年过去后，卡帕终于吐露了事情的真相，他——他的朋友说——似乎深受精神折磨：“情绪低落且具有防御心态，就像是挨了打的小狗。”怪不得了。我不想伤害别人，他认识的一个女人回忆起他说过的话；即便已经22岁，他依旧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温柔的人，从未见过死亡，尤其是自己一手促成的死亡。尽管他也许曾是一个接受过犹太受诫礼[48]的冷漠的学生，从不打算费劲去记13岁时家族中的拉比曾试图教会他的所有故事和仪式，但是他必定学到了，一旦长大成人，就要肩负起自己的所有罪恶——而这件事将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49]。

但是，万一照片中的人在他按下快门之后从地上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生龙活虎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呢？事情发生60年后，当一位刑侦兼法医专家被问到这种可能性时，对此表现出了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绵软无力的四肢与手指就是死亡的迹象而非刻意的模仿。躺在地上的另外一名男子也许是在演戏，但是这个人，刑侦专家坚持说，是真的失去了生命。

然而，不论真实与否，始终有个谜题未解：卡帕来到西班牙记录真相——拍摄最真实、最上乘的照片，展现西班牙人民如何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战的照片，他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去追求的照片。如果埃斯佩霍的照片是摆拍，即便其中的某一张也许因为可怕的讽刺而成了残酷的现实，那么，在他们拍摄时，唯一承受风险的人就是那位挡住了子弹的士兵。埃斯佩霍事件后，卡帕和塔罗都没有再让此类事件重演。

两位摄影家离开埃斯佩霍后不久就将胶卷交给了一位飞行员，他带着胶卷从附近的机场起飞，再从那里辗转抵达巴黎。底片在巴黎冲洗出来，为了便于交给报纸和杂志的编辑，照片被切成了一幅幅的图像[50]。9月23日《观察》整版刊发了6幅卡帕从科尔多瓦前线拍摄的照片——一起刊发的还有一幅格奥尔格·赖斯纳的作品——并将这幅身穿白色衬衫的民兵照片摆在了显要位置。照片的配图说明极具史诗般的韵律：“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挺胸迎向山风，手中紧紧攥着步枪冲下山坡……突然……一颗子弹呼啸而来——一颗将要残杀同胞的子弹——故乡的土地饮下了他们的鲜血。”其他国家的杂志也刊发了该系列的其他照片；1937年7月，《生活》杂志的编辑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将这张照片作为了视觉题词，从而将这幅“倒下的士兵”转化为西班牙冲突的象征。借用卡帕自己在接受电台采访时的描述，“获奖照片诞生于编辑与公众的想象力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幅照片远不止实现了其摄影师前往西班牙时的意图：它已成为一种象征，甚至是保皇派牺牲的象征。尽管眼下，它还只是卡帕送往巴黎的一卷底片中的一帧，卡帕自己都没有见过冲洗出来的效果；他与格尔达踏上了前往托莱多的道路。

1936年9月：托莱多/马德里

9月18日，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破手终于在两个东塔楼下埋好炸药。此时，托莱多的阿尔卡萨尔城堡——一座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古老城堡——已经被围达一个月之久。民族主义指挥官拒绝接受驻军开出的任何投降条件或是释放200多名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质。尽管这座城堡在战略上并不重要，政府还是花了大量精力与弹药试图攻下它。它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抵抗的徽章并且令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头疼不已。因此，在爆破手准备点燃导火索，炸毁两座塔楼之际，政府已经邀请了马德里所有的战地记者前来观看。

卡帕与格尔达就在其中；不过，如果他们指望能够拍摄到阿尔卡萨尔城堡获得解放时的戏剧化照片，就一定会大失所望。尽管东北面的塔楼轰然坍塌，东南面的那一座却在爆炸中毫发未损，城墙依旧巍峨伫立；与此同时，曾用听诊器探查地雷位置的守城者们聚到了建筑的另一边，躲过了爆炸的伤害。那一天，没有一支保皇派部队打算攻进城堡；更糟糕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大军缓慢压向马德里，也许，首都的安危——甚至包括共和国的安危——都尚不可知，这实在令人不安。突然之间，托莱多和马德里对于这两位来自法国的社会党摄影师来说都已不再是安全之地。因此，卡帕和塔罗动身前往巴塞罗那，随后去了巴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过去几周内投入了希望和精力的事业能否真正挺过这一关。

同时，其他记者正带着报道叛军进展以及政府军进攻阿尔卡萨尔城堡的通讯稿，聚集在西班牙电信大楼内巴雷亚的办公室中；职责、良心与感情令巴雷亚左右为难。他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也相信否认这一切于事无补：在托莱多与马德里间的公路上，他见到了逃命的村民与撤退的民兵，排水沟中满是被弃的武器、装备、毛毯与衣物；他听到了叛军的炮声。但是在日常会议中，卢比奥继续坚持不批准发布任何不应合官方说法的新闻：明天一定能够攻下阿尔卡萨尔城堡，叛军前进的脚步已经受阻，一些民兵自乱阵脚，但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记者们也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十分确定叛军已获得节节胜利，因此急于找到一些具有轰动性的细节加以确认，以至于巴雷亚倔强地发现自己从骨子里憎恨他们，憎恨他们的冷嘲热讽。他的祖国正在殊死奋战，可他们却觉得这与他们曾经报道过的其他新闻并无差别。巴雷亚独自一人留在因灯火管制而显得昏暗的房间内——他的同事佩雷亚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惊恐地辞职了——他愤怒地大段删去他们送来的副本；当一名记者，一个来自《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的狂妄自大的年轻法国人试图偷偷送出一份未经剪辑的通讯稿时，巴雷亚大发雷霆。我会叫人逮捕你，他大吼着在这个法国人面前挥舞起新配给他的Star Modelo A手枪。这位记者客观公正地重写了这篇报道。最终传回法国的通讯稿开头是这样的：“至今，托莱多的战况仍不明朗。”

然而，否认也只能止步于此。9月26日，佛朗哥的军队绕过向首都挺进的道路，切断了连接马德里与托莱多的主路；第二天晚上，叛军攻破了建于中世纪的托莱多城门。他们不留任何活口——即便是在妇产医院待产的孕妇也被押上卡车送往公墓枪杀——向下蜿蜒至城门的鹅卵石主道上血流成河。对民族主义的部队来说，这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要胜利：托莱多，西班牙的宗教首都，是15世纪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费迪南德与王后伊莎贝拉在征服西班牙时占领的第一个重要的穆斯林城市，而今能够将其从共和党政府的手中夺过来，佛朗哥俨然将自己视作了中世纪与异教徒斗争的天主教英雄。

为了凸显这一点，军队进城后的第二天，佛朗哥在媒体的相机前重现了“解放”托莱多的一幕，这一姿态削弱了那些认为他本应直捣马德里的不满之声，也叫保皇派放弃了托莱多。9月的最后一天，反政府武装宣布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就任所有民族主义军队的最高统帅，并且担任——尽管民选的共和党政府依旧不合时宜地尚未倒台——西班牙国家的军政领袖或政府元首。

1936年9月：L吧T牧场，怀俄明州

在过去的三个夏天里，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直都在劳伦斯与奥利芙·诺德奎斯特（Olive Nordquist）名下的蒙大拿度假L吧T牧场内狩猎和捕鱼，但是他从未猎到过灰熊；不过今年，他发誓，将会截然不同。来自比米尼的一位新渔友，一位名叫汤姆·谢夫林（Tom Shevlin）的富有的年轻运动员及其妻子罗琳来到了L吧T牧场，为他们带来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还展示了自己杰出的钓鱼技能。海明威打算带这对夫妇去猎灰熊。“我想一枪击中它的腹部，看看能否将它引来。”他在给阿诺德·金里奇的信中写道。因此，9月10日，为了保证新客人能有一些消遣活动，牧场主人劳伦斯·诺德奎斯特（Lawrence Nordquist）杀了几头骡子，将它们的尸体扔在牧场上的山坡上腐烂。它们能将灰熊引至猎人的枪口之下。

正当这些想成为屠熊勇士的人等待诱饵慢慢散发出极具吸引力又必不可少的恶臭时，海明威正忙着撰写自己的小说。来到牧场后，他已经写了3万多字，尽管他还抽时间钓了几次鱼，狩了几次猎，但是他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事实上，非常高兴，他主动将这份手稿拿给汤姆·谢夫林看。虽然嘴上没有说，但是获得谢夫林的赞赏对他来说极其重要。

因为就在几周前，牧场的邮差刚刚送来一个惊喜：海明威一度的朋友，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成了8月10日出版的《时代》的杂志封面人物。自一战中在意大利某个军团的食堂中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就在巴黎的咖啡馆中为小说的未来而争论，在昂蒂布的杰拉尔德·墨菲家中狂欢、在福拉尔贝格滑雪、在潘普洛纳斗牛、在加勒比钓鱼；在他们的关系中，多斯（大家都这样叫他）一直都是贝塔男[51]，而海明威才是领头羊。害羞、秃顶、近视且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多斯·帕索斯是一名出色的葡萄牙裔美国律师的私生子：他在欧洲的温泉浴场与酒店而非密歇根北部的钓鱼营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在乔特罗斯玛丽中学[52]与哈佛就读而非橡树公园高中与《堪萨斯城星报》（The Kansas City Star）的编辑部（海明威曾拒绝上大学）；而且海明威在基韦斯特介绍他与自己少年时代的女友凯蒂·史密斯（Katy Smith）相识之后，两个人便喜结连理了。

多年来，两人的友谊一直凭借海明威的成功与多斯的钦佩而维系着平衡；但是最近，因为多斯·帕索斯正在努力撰写有关20世纪美国社会与政治动乱的史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这种平衡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三部曲的前两卷广受赞誉，尽管销量仍不见起色，但是海明威的自尊心却开始不安起来。当缺钱的“可怜多斯”为玛琳·黛德丽撰写了一个剧本时，他报以轻蔑的一笑，而且抱怨说，一个拥护萨科和万泽蒂[53]的人，一个支持肯塔基州煤矿工人罢工的人不应该“一边生活在地中海的游艇上，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制度”。那艘游艇属于他们共同的朋友墨菲，而多斯·帕索斯因为一次严重的风湿热发作在那里休养。不过对于海明威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与某人存有私怨，就往往会把他们写进小说，多斯·帕索斯就出现在了海明威手头的这部小说中——一个丧失性能力的伪激进派，一个依靠向有钱朋友借钱生活的名叫理查德·戈登的小说家。

现在，多斯正穿着一件极具男性魅力的开领衬衫，深深吸着一支小雪茄，在《时代》的封面上斜眼盯着他；多斯·帕索斯出版了美国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赚大钱》（The Big Money），杂志中刊登的文章称整个系列是“美国小说家写过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而且“只有国外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可以与之媲美。对于像海明威这样竞争意识过度的人来说，这绝对是直击心脏的刺耳之言。该死，他才是那个应该写出新的《战争与和平》的人，而不是贫穷、笨拙、近视的多斯。

因此，当他将正在创作中的小说拿给汤姆·谢夫林看时，还是担着极大的风险；不幸的是，这部小说并未给他留下多大印象。他的确喜欢酒类走私贩哈里·摩根的那部分，他说，但不是那些对于以多斯·帕索斯为原型的角色，那个假装参与政治活动的作家理查德·戈登的刻画。尽管不愿直接表达，但是谢夫林还是暗示说毫不相干的各条小说支线使这部小说读起来“很蹩脚”。听见这话，海明威的愤怒爆发了：他一把夺过谢夫林手中的书稿，将它扔出小木屋的窗户，丢进了一片早雪的雪地之中。整整3天，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但是那时，诱饵的时机已经成熟，海明威为自己的暴怒向他道歉。随后，谢夫林夫妻与海明威夫妇骑马来到一处靠近林线的营地寻找灰熊。山区的初秋时分寒冷，白天日渐变短。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海明威与罗琳·谢夫林正在查看其中一具诱饵的尸体时，3只被肉味吸引的灰熊突然从林中慢跑出来，皮毛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当体形最大的那只熊靠近诱饵时，海明威从藏身之处站起身，举枪射击。灰熊吃了一惊，也用后腿直立起来，爪子前伸，向前伸出前掌。这是一个会令人震惊却也心生恐怖的景象。海明威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瞄准灰熊胸部，扣动了扳机；灰熊受伤倒地，另外两只熊转身逃入林中。海明威紧追不放，打死一只，随后返回在第一只熊的颈部补了一枪，结果了它。他很兴奋——两天后，当谢夫林杀死了另一头体格超过前两只的灰熊时，海明威看起来只是稍稍有些失望。

狩猎队回到L吧T牧场后，海明威写信给麦克斯韦尔·帕金斯以及他在巴黎认识的老友，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向他们夸耀这场狩猎之旅；那时，他已经能够更为自如地编派故事了。他已经到了山顶，他写道，正在寻找麋鹿时“撞见了”灰熊。他射杀了两头灰熊——本来3头熊都无法逃出他的掌心，他告诉帕金斯，可惜它们的美丽令他打消了这一念头。谢夫林在两天后猎杀了第3只，他补充道；不过，他在两封信中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辞，不屑地说：这个年轻人“利用诱饵才猎到了那只灰熊”。

他汇报说自己一直很努力地在写书；他告诉帕金斯，小说完成之后他想去西班牙，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他给多斯·帕索斯写了一封措辞欢快的信件——既没有说他在过去几个月中产生过的任何糟糕心情，也未提及《赚大钱》所受的欢迎——信中也说道，他的新小说已经完成了3/4，而且只要届时战争尚未结束，他便计划着小说一完成就前往西班牙。否则，他们都将错过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素材——这些素材只有他们，至少是他才能驾驭。但是他怀疑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为西班牙人与摩尔人个个能征善战。如果战火烧至马德里，他希望这些人能够避开普拉多博物馆等地——虽然他并不关心这些建筑物本身。“轰炸过后，所有的东西都会看起来更好。”他打趣道。

1936年10月：马德里/卡塔赫纳/莫斯科

10月13日，巴雷亚第一次听到了敌军的枪炮声。

叛军指挥官埃米利奥·莫拉（Emilio Mola）将军曾宣布，到了10月12日，他就能在格兰维亚酒店呷着咖啡了，目前似乎只是比原计划稍稍晚了一些而已。他的部队正日渐逼近马德里，而叛军飞机的轰炸也依旧没有停歇。城里挤满了难民：宽阔的林荫道卡斯特利亚纳大街和里科雷托斯大街伫立的宽敞的石头宫殿曾是富人们的居所，但是现在难民们露宿街头，生起明火做饭；运气好的人被安排住进了废弃的私宅，以前的大沙龙里挂满帐篷，他们带着狗和羊住在里面。

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宵禁，不准任何人在晚上11点后上街。巴雷亚需要工作到凌晨，审查那些将发往世界各地报社的夜间编辑部案头的新闻报道。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西班牙电信大楼里。只要能得到食物，他就会将食物与钱送给奥雷利娅和孩子们，但是回家是绝对不可能了。玛利亚偶尔会打电话过来，缠着要和他幽会，他发现自己无法在电话中客客气气地与她对话。他的世界已经缩减成了审查办公室中的一束紫色光芒；他感觉，黑暗很快便会完全将它吞噬。然而，记者们依旧每晚带着新闻稿件来找他，想方设法地要将他们在街头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表述出来；巴雷亚不得不勒令他们修改通讯稿，直至其变为一篇篇苍白无力的陈旧军事新闻，虽然他心知这样做不对，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与记者们均不知晓一份在10月12日发往苏联大使馆的密电也无妨。表面上看，这份标有“绝对机密”字样的密电是由身处莫斯科、负责处理内部事务并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尼科莱·伊万诺维奇（Nicolai Yezhov）发给最近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马德里主任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军的，但是电报的落款其实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是苏共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代号。他命令奥尔洛夫即刻做出秘密安排，将西班牙所有最宝贵的财富，世界排名第四的金银储备装船运往苏联：自西班牙征服者踏上征程之日起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金银锭、金路易、美元、金镑[54]及其他硬币。迄今为止，这些财富一直是西班牙货币的信用保障。

几周前，这笔宝藏依旧安然无恙地存放在位于普拉多大道的西班牙银行地底，在一座环绕在护城河中的地下金库内——设计之初的目的是在金库遭劫时放水淹没金库。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却要比单纯的强盗行径还要危险，叛军正日益逼近马德里；9月中旬，政府决定将这些储备转移至一处更加安全、可靠的地方。硬币与金银锭被装入板条箱，用卡车运至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穆尔西亚自治区的卡塔赫纳港，藏进了西班牙海军用以储存弹药的洞穴；但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想打这批财宝的主意的不只是民族主义的叛乱分子，而且还有无政府主义领袖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Buenaventura Durruti），人们担心他会将这笔财富劫至巴塞罗那。

最为可行的避难所似乎是法国或是英国；事实上，早在7月叛乱爆发之初，便有部分储备金被送往法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英法两国现在均以不干涉西班牙内政之名，背弃了共和国。万一他们决定像禁止向其出售武器一般，禁止西班牙政府动用其黄金储备的话，该怎么办？同时，由于每天都会传来各种叛军获胜的消息，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源源不断地向民族主义者输送资金、人力与物资——他们的动机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而且因为希特勒相信，西班牙战争可以分散全世界对于德国重整军备的关注，让他有一个可以测试产品的实验室，而墨索里尼则渴望拥有一个可以任其扮演重要角色的舞台。

总统阿萨尼亚、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及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因为这些事焦头烂额，斯大林也同样坐立不安，因为这会威胁到苏联地缘政治棋盘上的均势状态。一方面，民族主义若是获胜，法国便会被3个潜在的敌对国家包围，希特勒就能腾出手来进攻苏联。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如果赢得彻底的胜利，德国就会向东转移侵略方向，令英、法两国的右翼分子觉得恐慌。然而，如果冲突继续，人们就会将注意力逐渐从斯大林正着手进行的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运动中转移；甚至可能会引发一场可以消耗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实力的世界大战，从而使苏联毫发无损地主导世界。

因此，他们给予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即将到位——食物、坦克、飞机、枪支、汽车和卡车以及陆军校级军官、飞行员、技术人员和政治顾问。但是，斯大林在考虑如何收取援助补偿。幸运的是，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和财政部长内格林提出了一个建议：作为唯一一个在西班牙政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国家，苏联可以因为其给予共和国的帮助而获得西班牙黄金储备的保护权。他们会将这些财富运至莫斯科的安全之处，成为开设一个预支账户的基础，苏联可以从中扣除共和国购买武器、石油和食品的费用。如果，或者说一旦政府击败了叛军，西班牙的好朋友当然会完好无损地返回这笔财富。

拍给奥尔洛夫的电报便是斯大林的答复；奥尔洛夫在收到回电后的几天之内便与内格林会面，敲定了移交的细节。装有金银的板条箱装上了泊在卡塔赫纳港的苏联船只，通过地中海运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再从那里驶向黑海与苏联的敖德萨港——这段旅程危险重重。德国与意大利的军舰正在地中海上巡航，要是走漏了风声，他们决计不会放过这批珍贵的货物；要是在左翼中占据优势的非共产主义者得知西班牙的储备被运去了共产主义苏联，也定会拍案而起。因此，奥尔洛夫和内格林编造了一段谎言，奥尔洛夫弄到了伪造的美国银行代表的委任书，这样才能在必要时宣布，黄金被运至了美国而非苏联。此次转运的安排没有向无关人员泄露半个字——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在其列，虽然事后他因此震怒不已。

10月22日，第一批装满黄金储备、每只重达145磅的板条箱被装上卡车[55]。每车装了100箱。车队在夜色中从洞穴驶向卡塔赫纳港口的码头；两晚之后，最后一批数量更多的卡车也到达码头，一只装载了价值逾5亿美元黄金——以现在的美元价值计算，这批黄金的价值超过了85亿——的苏联汽轮舰队开始起航。与此同时，苏联向西班牙交付了约百辆T-26俄罗斯坦克与数量相当的飞机，其中包括欧洲速度最快的战斗机I-15与I-16——“查托斯”（塌鼻）与“莫斯卡斯”（苍蝇）。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了共产国际——一个接受莫斯科指示，致力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组织——的一项提案，组建了一支由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志愿军以协助保卫共和国。“这是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斯大林在发表在马德里共产主义报纸《工人世界》（Mundo Obrero）上的公开信中如是说。

在受到灯火管制的西班牙电信大楼办公室内，阿图罗·巴雷亚很清楚，这项事业也无望完成。莫拉将军在马德里市郊集结了4个纵队的士兵，并向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记者们宣称，马德里很快就会败在他的第五纵队，那些“曾经躲在暗处，而今却站出来支持我们的人”手上。夜间的轰炸愈演愈烈：巴雷亚姐姐家位于西部郊区的房子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她现在与孩子们和他的弟弟一起待在拉瓦皮耶斯区。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10月30日[56]，叛军轰炸了马德里城外的赫塔菲机场的周边地区。此次轰炸造成50名儿童丧生：巴雷亚见到了记者后来在停尸房所拍摄的照片，孩子们整齐地躺成几排，眼睛紧闭，嘴唇微张，胸前标着识别码，仿佛只是入了梦而已。有一天，他的孩子、他的弟弟或是妹妹的孩子也或许会躺在这里。这些孩子在他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与此同时，一艘船身没有任何标记也未悬挂任何国旗的灰色船只泊在了远在敖德萨的港口，一列装甲列车将船上的货物运往莫斯科。为了庆祝这艘船以及其他运载着类似货物的相似船只安全抵达，斯大林总书记举办了一场喧闹、奢华又隐隐带着些许威胁的克里姆林宫晚宴以示庆祝。这类宴会极其出名——即便是坐席的安排也传递着某种政治含义。晚宴进入高潮时，斯大林举起一杯伏特加开始祝酒。人们集体陷入沉默。他说，对西班牙人来说，这些来自西班牙的黄金就好比是长在脑袋上的耳朵：他们知道它们在哪儿，但永远也见不到它们。

1936年11月：纽约

这的确可以算是最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了。正当她刚要稍稍品尝成为名人的滋味，成为首届纽约书展上星光闪耀的演说家中的一员时——与诗人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演员伯吉斯·梅雷迪思（Burgess Meredith）、律师及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莫里斯·恩斯特（Morris Ernst）和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家及剧作家玛格丽特·艾耶尔·巴恩斯（Margaret Ayer Barnes）一道——玛莎·盖尔霍恩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窘境。事情一开始也是一片光明：她刚从欧洲回来，《民困见闻录》便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发表在《观察家》上的那篇有关私刑的文章《夜间正义》已经被大西洋彼岸一家名为《生活时代》（Living Age）的杂志与发行量达到数10万册的美国《读者文摘》所转载。因此，她在11月1日与埃莉诺·罗斯福在总统度假地海德公园共进午餐时提及了此事，这再自然不过了。第一夫人异常欣赏这篇文章并将它转给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理事长，威廉·弗朗西斯·怀特（William Francis White），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几年来，怀特一直试图促使国会通过一项取缔私刑的法案。然而，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怀特希望能够促使国会为这项法案举行听证会。现在，他给玛莎写了一封洋溢着赞美之词的冗长信件，询问她是否愿意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她是这场可怕的误判的直接目击证人。

不幸的是，不论玛莎想去作证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也绝对不能这么做。如果她去了，就必须举起自己的纤纤细手，发誓她即将给出的证词是事实，是全部的真相、绝对的真相，因此，上帝啊，帮帮她吧——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那些并不是事实。现在，她不得不拒绝怀特的请求。更糟糕的是，她要向罗斯福夫人以及怀特解释事件的真相：她所写的一篇看似可信度极高且带有指责意味的新闻引发了轰动，而这篇新闻恰恰是虚构的。

她一面试图继续厚起脸皮，一面向被她视为“支柱”与“宇宙”的女人道歉。她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了一张轻快的小纸条[57]，语气在自吹自擂与羞愧不已之间摇摆不定。她承认这则新闻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显然，作为作家（或者说是骗子），我的描写极其逼真，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亲眼目睹了一场私刑，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我杜撰的。”但是，她为自己找了借口，真的不能因为故事的出版而指责她：那些杂志都只是擅自采用了她的文章——她（或是她的代理人）并未寻找任何出版社发表这篇文章（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何得到了稿酬）。现在，尽管她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存在“瑕疵”并因此困惑不已，尽管她的第一反应是请罗斯福夫人出面替她解决与怀特之间的事情，但是她说自己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大女孩，自己收拾残局”。

不论她是否希望罗斯福夫人能够心领神会，站出来为她辩护，不论她是否会因为被公开揪出错处——后来她自己称其为一次“杜撰”——而觉得不自在，玛莎并未将时间浪费在自我谴责上。11月17日晚，当不合时令的寒风鞭笞着第五大道沿街的旗帜时，她终于走到了最近投入使用的洛克菲勒中心不朽的宫殿之一，国际大厦。大厦前院立着一尊巨大的阿特拉斯[58]青铜雕像。玛莎走过正毫不费力地托举起地球的阿特拉斯身旁，融入了挤在最新型自动扶梯中的数千人流。她从装满狄更斯、乔伊斯和惠特曼初版作品的玻璃展台前挤过人群，走向拥挤的礼堂。

玛莎的演讲经验极其有限，因此即便她的发言被安排在了晚会节目行将结束之时，也无济于事：轮到她时，她浑身颤抖得就像是一匹立在起跑门前的赛马，需要紧紧抓住摇摇欲坠的讲台才能支撑住自己。当晚的主题是“倾听美国的声音”，尽管前辈们谈到了美国读者或是美国文学或戏剧的现状，玛莎仍旧决定将自己的关注点扩大。作家，尤其是美国作家，她说，需要培养社会意识。他们需要将“民主戏剧化、加以推广并销售给”读者——否则，她警告说，现下发生在德国的一切就有可能降临在他们头上。尽管最初十分紧张，但是在刚过完26岁生日的这一周，她却表现得泰然自若，在座无虚席的前辈们面前扮演了卡桑德拉[59]的角色。“一些人似乎觉得我言之有理。”后来，她在谈及自己的演讲时这样说道。

后来，玛莎向罗斯福夫人描述这场活动的时候，对其他发言者表示了蔑视，认为他们的喃喃自语或是陈词滥调让她“发狂”或“痛苦”。她尤为鄙视玛格丽特·艾耶尔·巴恩斯。巴恩斯提到，为了能在小说中描写有关银行倒闭的情节，她曾向丈夫咨询过相关背景。玛莎认为，用这种方式“公开展示自己的娇柔”真是悲哀。而事实上，写作“与通下水道一样具有实践性”。不过，巴恩斯绝非一位焦躁不安的女作家，她只是一位想要确认事实的专业人士——如果那天早些时候，玛莎在另一场活动中聆听过她的演讲，也许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她谈到了在描写已经发生的事情时，核实细节的真实性十分重要。其困难程度超出任何人的预想，巴恩斯说：“可是，一旦作者犯下了这种错误，就会被上千人发现。”

1936年11月：马德里

马德里的气温降得更低了。早晨，如果透过西班牙电信大楼的窗户望向瓜达拉马山脉就会发现，山上已经覆盖了白雪。开赴前线的士兵们在军大衣的外面围上了厚厚的围巾，并且因为捆在肩上的铺盖卷可以为自己提供额外的温暖而感到十分高兴。

11月6日，巴雷亚来到卢比奥·伊达尔戈的办公室做例行的简报，结果发现他的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抽屉被全部拉开，桌子上堆满文件，还有一些则被扔进了燃烧着的壁炉。卢比奥让他关上门，坐下来。民族主义者的军队已经在曼萨纳雷斯河西岸做好了战争准备。显然，马德里注定要失败，卢比奥说，总统阿萨尼亚已经逃往巴塞罗那，现在，其他政府部门正迁往位于海边的瓦伦西亚。新闻办公室也要跟着走，或者说，正式员工要转移。一旦佛朗哥进了城，那些性命堪虞的外国记者也会撤离。明、后天，他自己也肯定会动身。至于巴雷亚，原本卢比奥也希望能将他带往安全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感到很抱歉。

“我希望——应该说是政府希望——你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说。然后停下来等待巴雷亚的回答。他还能答些什么呢？当然可以，先生。

卢比奥在西面传来的阵阵炮火声的伴奏下告诉他，何塞·密亚哈将军将接手首都的政治与军事管理并受命与叛军谈判投降事宜，力争将流血牺牲降到最低。当时在科尔多瓦前线负责指挥政府军发动那场时运不佳的袭击的人就是他。巴雷亚则应该发布公告，宣布新闻办公室已被遣散，不过仅此而已；随后，他应该关闭审查办公室，然后回家，尽量保住脖子上的那颗脑袋。

卢比奥递给他的小袋子中装有巴雷亚及其勤务兵刘易斯以及信使们两个月的工资；然后，他起身绕过办公桌，严肃地与巴雷亚握手。像是一场葬礼，巴雷亚心想。他瞥了一眼卢比奥的书桌，看到赫塔菲遇害儿童的照片铺了一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照片？”他问。当然是烧掉了，卢比奥答道；显然，这些全是一种宣传材料，要是被人发现身上揣着这些照片，绝对会被当场击毙。“交给我吧。”巴雷亚说。他不知道自己要拿这些照片做什么，但是他无法抛弃这些儿童，让他们再次经历死亡。卢比奥耸耸肩，将一盒底片与冲洗出来的照片递给他，巴雷亚把它们夹在腋下便离开了。

走出外交部时，天空正在飘雨，冰冷、阴湿的细雨仿佛能顺着衣服钻进骨头。他踩在因下雨而变得湿滑的街道上，走向阿维玛利亚街去告诉奥雷利娅为她自己和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说不定，他们也必须逃离这里。然后，他回到西班牙电信大楼，发布了卢比奥的公告，阻止记者们就此写出一些无稽之谈。午夜过后不出几个小时，消息传来：法西斯已经越过了曼萨纳雷斯河，距此不足一英里处的莫德尔监狱发生了战斗；一位名叫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的大个子美国记者[60]想要写一篇有关首都已经沦陷的报道。这位《国家民族政坛》（The Nation）的记者一晚上都在边灌威士忌边等空闲下来的电话线路。在遭到巴雷亚的拒绝之后，费舍尔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摇晃起来，巴雷亚不得不叫来警卫，将他扔到一张急诊病床上。费舍尔很快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清晨，尽管民族主义者依然处在城市的西部边界，他们却无法向前再迈出一步。载有记者、外交官和政府雇员的车队离开后，巴雷亚按照指示付清了信使与刘易斯的工资。他正准备离开西班牙电信大楼回家时，一位换班的审查官——他负责监听记者的通话，一旦发现他们在电话里提及任何禁止谈论的内容就立刻切断通话——问他现在谁负责接管这里。没有人下令切断记者的电话，那人说，但是现在，谁来审查他们的新闻稿？巴雷亚开始复述卢比奥对他所说的话——我们死定了，趁着还有机会赶紧逃出去，把记者们留给密亚哈将军吧——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他之所以接受审查官这份工作并不是因为这只是另一份工作而已，而是因为他想要表明自己的反法西斯立场，并且相信应该将政府的抗争告诉全世界。如果现在他从这里走了出去，谎言或是捏造的故事就有可能被刊发，报道抗战努力的故事也完全有可能被军事审查官们强压下来。

仅仅几个月前，他还被职业上的矛盾情绪、政治上的疏离感、婚姻上的疲惫以及对性生活的倦怠的迷雾所笼罩；然而今天，这场迷雾已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陌生的清晰感。“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巴雷亚对换班的审查官说。卢比奥和其他人可以逃，但是他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作。

当亨利·巴克利（Henry Buckley），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那位长着一头淡茶色头发、身材瘦小、说话轻声细语的记者致电自己的编辑，报道说尽管佛朗哥袭击了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郊区，但是马德里市区依旧平静、并未沦陷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巴雷亚他们究竟在那一晚核发了多少篇报道。

“我说，巴克利，”远在伦敦的年轻编辑说，“你知道吗，你的稿件与我们了解到的其他信息不符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佛朗哥的军队正在马德里市中心激战。”巴克利，这位通常情况下最有礼貌的人，挂断了他的电话。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巴雷亚填补长官离开后留下的空缺，承担起了领导的责任。他将剩下的审查员们集合起来，要求他们在全面审查报道的准确性与保密性之后才能允许记者们向外发布；随后他去了外交部，将几位留守的办公室职员聚到一起，成立了“人民阵线委员会（Popular Front Committee）"，并且在他们的授权下（其实只是拿到了一张贴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邮票的纸）担任了新闻办公室主任一职；最后，他在新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中找到人，使整套流程获得了认可。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枪毙，但是他累得根本无暇顾及这一点。

然而，正当巴雷亚挨个去敲几乎已是人去楼空的各部委办公室的门时，却发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周六，政府车队动身前往瓦伦西亚，在马德里东南140英里处的阿尔巴塞特遇见了新成立的国际旅所派出的第一批外国士兵分遣队，他们正在此集合；11月8日，周日清晨，一个德国营，一个法比营，一个由波兰矿工、部分英国机枪手与两个中队的法国骑兵组成的营，正沿着格兰维亚大道开往前线。抱有怀疑态度的马德里市民——他们认为这些从天而降的跨国部队是新盟友苏联派来的——大声欢呼“苏联万岁！”，并在沿街的阳台上挥舞自己的手帕。当晚，国际营在田园之家公园与平民志愿者及保皇派部队会合；第二天，叛军的攻势已被完全挡住，突然之间，马德里沦陷的警报似乎已经解除。

黎明时突然被敌军枪炮的啸叫声与爆炸声惊醒时，巴雷亚正窝在外交部镀金会客室中的一张扶手椅里睡觉：起初是太阳门广场，随后便是距离更近的马约尔广场。突然，外交部所在地，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圣十字宫的围墙开始战栗起来。巴雷亚已经做好了宫殿坍塌的准备。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只听见了叫喊声与跑动的脚步声。他匆匆下楼，冲进庭院，发现半裸的职员与一小撮突击卫队队员们正围在一颗足有大型犬大小的未引爆的炮弹前。他们请来一位火炮技师拆除炮弹。他拔掉火雷管，在未引爆的炮弹里找到一张纸，上面用德语写着：“同志们，别害怕。我装的炮弹不会炸——一名德国工人。”他们到底开始关注我们了。巴雷亚竟然荒唐地感觉备受鼓舞。他取来被卢比奥丢弃的在赫塔菲惨遭屠杀的儿童照片[61]，交给朋友安东尼奥·米赫，请他将照片制成宣传海报。

然而，不论他之前曾打算如何赞赏自己的事业心，这些念头都因为一个名叫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陌生人，一位俄罗斯记者的突然到访而烟消云散。科利佐夫是苏联作家联盟的外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其官方报纸《真理报》（Pravda）的记者。8月份时他就已来到马德里，但是尽管他当时下榻在卡达耀广场的佛罗里达酒店，与西班牙电信大楼在同一条街上，他的报道一定通过一些秘密的外交途径流向了莫斯科，因为巴雷亚从未见过他。现在站在他对面的这个男人带着一副圆形金属框眼镜，脸色苍白，个子稍显矮小，一双手柔软小巧，这副眼镜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只仓鸮，而且还是一只愤怒的仓鸮：科利佐夫一掌将一捆新闻通讯稿拍在桌子上，随后开始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大声训斥他，要求知道允许这些报道通过审查的负责人是谁。当外交部送过这些通讯稿，准备转发到瓦伦西亚时，他说，他就在战斗军需部——不论是谁，只要让记者们撰写的这些哗众取宠、蓄意破坏的文章通过审查，就理应被枪毙。

最初，科利佐夫劈头盖脸的抨击让巴雷亚觉得震惊，但是当这种惊讶消退之后，与其说他表现出防御的心态，倒不如说他感到高兴，因为有人——不论是谁——真正地关心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了。他指出，科利佐夫手中挥舞着的这些通讯稿都是在政府离开马德里的那一天发送出去的，那时他尚未接管这里，而当时，未经证实的谣言正在城里满天飞。难怪有些新闻说有人看见政府大楼上飘起白旗，或是民族主义的军队踏上了格兰维亚大道。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阻止这种误传被印刷成文；但是，他补充说，没有任何人授权他这么做，除了他自己特设的“委员会”之外。

科利佐夫对此的回应是直接将巴雷亚推进他的公务车，将他带至军务部。在与各类官员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之后——更多蹩脚的西班牙语，更多的坚持——获得了一份真正的公文，将马德里的新闻办公室置于现任的“军务政委（warcommissar）”与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直接管辖之下，并且明确任命由巴雷亚负责新闻办公室。即便巴雷亚觉得区区一名外国记者居然能令西班牙政府各部对他言听计从实在是有些古怪，但是他一个字也未说。因为坊间传言，科利佐夫的身份远不止《真理报》记者那么简单[62]：他是斯大林的私人代理及其在马德里的耳目（有些人这么说），拥有一条与总书记直接对话的专门通道。9月份的时候，他本该枪毙那些试图从塔拉韦拉撤退的共和党民兵；人们在私底下说，就在几天前，他参与了——甚至一直在负责——从莫德尔监狱转移并随后枪决1000多名与民族主义者有关联的囚犯。因此，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实现。

不出几天，巴雷亚便发现，这些传言所言非虚了：因为卢比奥·伊达尔戈匆匆从瓦伦西亚赶回，将权力移交给自己昔日的副手。巴雷亚很尴尬地在自己的老办公室里接待了他——的确，不然他们还能在哪里会面？——他们一致同意，尽管卢比奥仍然担任外交部新闻部主管一职并将继续接收发往国外的通讯稿副本，但是因为他眼下在瓦伦西亚，由巴雷亚来负责马德里外国新闻办公室的做法仍旧说得过去，而对该办公室的日常监督工作则将移交马德里战争军需部。为了方便与安全，巴雷亚将新闻办公室总部从外交部迁至西班牙电信大楼；卢比奥会从瓦伦西亚为他指派一名新的副手。谁也没有提及科利佐夫。

谈完公事之后，巴雷亚绕过办公桌，与卢比奥握手告别。你恨我，远超我会对你生出的憎恨之情，巴雷亚心想。卢比奥转身离开。

已近午夜。在过去两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伊尔斯·库尔莎都与三名记者挤在一辆租来的车子中——魁梧、凌乱、气势汹汹的英国人叫塞夫顿·德尔玛（Sefton Delmer），为《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撰稿；身材纤瘦、面色蜡黄、打扮得无可挑剔的法国人路易斯·德拉普雷是《巴黎晚报》（Paris-Soir）的记者；矮胖的丹麦人安德烈亚斯·维丁（Andreas Vinding）来自《政治家》（Politiken）——她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冻得浑身酸疼。回路上所设的路障处，戴着红、黑色无政府主义围巾的哨兵走出自己的哨岗，盯着当其他人纷纷逃离马德里时反倒想要开车钻进那里的疯狂的外国人看；现在，当他们在西班牙电信大楼前下车时，一支配备了警笛的摩托车队呼啸着驶向夜色之中，拉响了空袭的警报。很快，民族主义者的飞机便飞来，投下炸弹。但是尽管存着这些不祥的信号，尽管身体不舒服，但是能够重回马德里，伊尔斯依旧荒谬地觉得得意洋洋[63]。

10月份时她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政府正迁往瓦伦西亚，并且卢比奥·伊达尔戈坚持认为——作为一名无法寻求任何大使馆庇护的未婚女记者——她应该与大家一起撤离时，她正学着适应这里的一切。但是，她并不想与那些官僚和橘树一起待在瓦伦西亚，她不是为此来到西班牙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记者，她想要成为一位见证人，想要前往战斗地点，而那里就是马德里。因此，马德里刚一显示出能够顶住佛朗哥猛攻的迹象，她就匆匆设法回到了这里。初到西班牙时她遇见了德尔玛、德拉普雷和维丁，他们在被围困的城市中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报道独家新闻的机会，因此也决定返回马德里。如果她愿意同行，他们就为她提供打字与翻译的工作，而她只需要一纸证明以及一处安身之所。当她问卢比奥能否为自己安排一切时候，他酸溜溜地回答说，她应该去找一个名叫巴雷亚的人，一位在政府离开后依旧留在马德里的自封的英雄。“现在，他才是那里的头。”他说。

当伊尔斯和记者们来到西班牙电信大楼时才发现，马德里远比他们所想的要危险。没错，民兵和国际营已经封住了叛军通过田园之家公园的灌木丛林地的道路；但是，叛军为此加紧了对城市的轰炸袭击。他们在毁灭性武器中增加了燃烧弹，一片片白色的火焰焚毁了建筑，在人群中散布了恐慌情绪。因此今晚，在警笛呼啸的幽暗街道上，伊尔斯与其他人不得不为从周边涌进这幢摩天大楼地下深处的地下室躲避空袭的一群妇女和儿童让路。他们在一片寂静中拖着脚步走下楼梯，仅仅依靠灯火管制时期被漆成蓝色的灯泡照明；记者们踏进电梯，肩并肩地挤在狭窄的空间中。电梯呻吟着上行时，伊尔斯禁不住想，万一炸弹击中了他们所在的电梯会发生些什么——她看看丹麦人维丁，尽管天气很冷，他已经开始浑身冒汗了。她知道他们想到同一件事。

到了五楼，他们沿着黑暗的走廊摸索着前进，最后来到一处没有窗户的门厅，审查官在这里躲避可能从外间办公室飞溅进来的玻璃，并且正借助手电筒不稳定的光束阅读报告。伊尔斯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他长长的脸上面色蜡黄，颧骨有如刀削一般，眉眼弯弯，厚厚的嘴唇带着讥讽。为了御寒，他单薄的身躯裹着破旧的粗花呢大衣，而且他正戴着一顶黑色的工人贝雷帽，上面有一颗苏联五角星。他抬起头，不耐烦地看了记者一眼。突袭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安静一些吗？

最终，炸弹不再坠落时，审查官将这一小群人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自报家门之后，他们一一与他握手——安德烈亚斯·维丁、汤姆·德尔玛、路易斯·德拉普雷、伊尔斯·库尔莎、阿图罗·巴雷亚·奥格贡。巴雷亚在台灯散发出的暗紫色光辉中观察着这些新来的人。他见过这些男人或是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不会念这个女人的名字，她是个陌生人。胖了一些，不符合他的审美，他心想：绿色的大眼睛，像是一只猫，尖尖的下巴——固执——浓密的黑色卷发，宽阔的肩膀。他觉得她长相不美，而且打扮土气，因此不打算理睬她。见鬼，他们为什么派了一个女人过来？她必须等待巴雷亚为她分配住所，他用流利但口音很重的法语与记者们交谈，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首先，他必须审查关于刚才那场突袭的报道，得到核准后新闻稿才能向外传送。

男人们都离开了，伊尔斯在桌子对面坐下，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努力地翻译着记者们为描写战争带来的恐惧所使用的那些他不熟悉的单词。他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直到听到她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我可以帮忙吗，同志？”她用法语问道。他将手上的通讯稿递给她，他自己都对此感到很吃惊——他告诉自己，不过借此看看她会怎样处理罢了——并且接受了对于某些措辞的修改建议，这再次让他感到惊讶。随后，他在她的文件上签了字，为她在街对面的格兰维亚酒店安排了一间客房，然后起身与她握手。但是他很正式地称呼她为女士。听到这个称呼，她露出了小姑娘般的淘气笑容。他不应该称呼任何人女士，她说：“在这里，我们都是同志。”然后走向大厅，在修长的外套中挺直了肩膀。

第二天早上，她回来取安全通行证。有了这张证，只要能够将当日的密码报给哨兵，她就能在城里自由行动了。巴雷亚问了一些有关她个人的问题。她谈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恨，她在维也纳的工作，她与波尔迪一起乘飞机前往布尔诺，她的大学背景，她的旅行以及她所通晓的八种语言。对于她的博学和激情，巴雷亚既不屑一顾又充满忿恨。在战区，谁需要像这样的一个书呆子？然而，伊尔斯却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办公室里能有一个可以读懂记者们用母语撰写的报道并且能与他们谈论哪些部分需要削减或是更改的人，岂不是更有用吗？这样不是更加节省时间吗？有一位能够直接与记者对话的代言人岂不是能够更好地为这项事业服务吗？

巴雷亚有些不情愿地——毕竟，她以为自己是谁呢，还想用这些建议来讨价还价？——致电了位于瓦伦西亚的卢比奥，询问他对于这个想法的意见。令他吃惊的是，一向谨慎的卢比奥极其热情地表示了赞同。“让她加入审查官的队伍吧，”他说，“今天就开始上班。”当晚，巴雷亚和伊尔斯——他按照西班牙语发音叫他“伊尔莎”——就开始隔着办公室中的大桌子工作了。他向她解释了规则：必须压制所有负面内容，不许提及失败、挫折、灾难、短缺或是任何对于每晚都会遭遇雨点般炸弹袭击的围城的真实生活的描绘。伊尔莎不习惯忸怩作态或是在与男同事们意见不一时选择恭敬顺从，她坦率地告诉巴雷亚，这种策略是错误的——“彻头彻尾的错误。”她说。人们无从知晓政府所受的损失。他们应该向外国媒体透露更多的信息，而不是限制信息量：如果有炸弹落下，那就告诉他们炸弹的品牌与制造厂的识别码，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这些写进通讯稿中，这样人们就能了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看到在马德里的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的集体精神，在污垢和血迹中为西班牙的新生做宣传。

巴雷亚并未怨恨她不服从命令——西班牙女人永远也不可能像她这样，认为自己拥有与他一样的话语权——相反，他很是兴奋。她现在所说的正是他一直渴望却又时常受到限制的话：看来，现在，他也许找到了一位与自己意见一致的盟友与同事。两人兴奋地来回讨论这个想法：也许，他们可以找到机会一起说服上级改变战术。不管怎么说，值得一试。

当晚，伊尔莎没有回格兰维亚酒店。她烦透了躺在床上听着头顶的容克轰炸机与卡普隆尼轰炸机的声音，看着被燃烧弹的耀眼光芒照亮的窗口；于是，巴雷亚将办公室内的第三张行军床让给了她（刘易斯以及为审查官跑腿的年轻勤务兵正挤在另一张行军床上打鼾）。两人轮流睡觉、审查稿件直至天明。他们整天都在工作，听着城市西北角的战壕里传来的隆隆战火声。坐上一站电车就能到达那里；午夜后，他们在行军床上打盹。凌晨3点至5点通常十分安静。可是当天的这一时段，他们却突然听到头顶正上方传来轰炸机阴森的颤动声。伊尔莎坐了起来。“怎么办？”她低声问道。刘易斯已经不见了，也许他已经下楼去寻找庇护所了。“什么也做不了。”巴雷亚回答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一次，爆炸似乎就发生在室内：伴随着吮吸般的轰鸣声，家具弹起、地板晃动；随后，当窗玻璃被震得粉碎，遮光窗帘被气流吹进屋内时，传来了叮叮咚咚的琵琶般的声音。炸弹落在了距此20码处一幢位于欧达列萨大街的建筑上，并且彻底将其摧毁；楼外的大街上，传来阵阵哭声以及砖块与石膏落地的声音。有好一阵子，巴雷亚和伊尔莎都说不出话来；然后，伊尔莎走过来，在巴雷亚的床上坐下。他们开始聊天，聊任何事情，仿佛这样就能向自己证明他们都还活着。

第二天，他们将书桌与行军床搬至四楼的一间办公室。让巴雷亚感到强烈不适的是，奥雷利娅和玛利亚都跑来找他。当她们发现他与伊尔莎共处一室时，都公然表现出好奇和嫉妒之情。两人都大闹了一场：他都去了哪儿？这个外国女人是谁？对他而言，她算是什么？他的回答似乎全都不够充分，全都显得自私自利；因为在伊尔莎的面前展现出了自己明显变得一团糟的个人生活，他感到羞愧，并且自我辩护说自己应该有这种感觉。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对他而言，伊尔莎究竟意味着什么。同事，那是当然；一个可以交心的女人，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她已经结婚了，而她与那种通常能够吸引他的女人完全不同。

在接下来的一天半里，他像一台机器一般审查报道，处理记者的提问，陷入疲惫的沉睡，站起身继续工作。他始终在观察自己，观察他与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之间的交流，试图对自己做出一些解释。日落西山，明月升起，终于审完最后一份新闻稿并且发送了出去；刘易斯已经在房间一角蜷成一团，巴雷亚和伊尔莎躺在各自的行军床上舒展四肢。也许黑暗壮大了他们的胆子，他们轻声谈论着她的生活、他的生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希望与恐惧。他们谈了很久，最终陷入沉默。巴雷亚站起身，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床移至她的床旁，躺下，伸手去摸她的手。他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清晨，当刘易斯走出房间后，他第一次亲吻了她，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但是随后，巴雷亚突然收起笑容——他正在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这种感觉与他曾有过的任何一种感觉都不同。他怒火中烧、困惑不已，于是冲着伊尔莎厉声说道：“但是，我不爱你！”可她却只是回以微笑。“不，亲爱的。”她回答说。

她有自己的难题要解决：她身处战区，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在一种与她所了解的任何一种文化均不同的文化之中。她刚刚认识这个人，而显然，他已经糟糕地与另外两名女子纠缠不清了。她不能爱上他，他与女性的关系完全是她所讨厌并且在此之前竭力反对的。她尽量让自己去想波尔迪：他曾是她的同志、爱人与丈夫，但现在，他似乎只是书中的一个角色，遥远而虚幻。婚姻中的一切已经变得混乱，她想。但是不知何故，这种感觉很好而且很真实。看着巴雷亚，她觉得自己已经确切地知晓两人之间将如何发展。正如很久以后，巴雷亚自己所写的那样：“似乎没有必要伪装；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多。”

1936年11月：巴黎/马德里

卡帕与格尔达在西班牙所拍摄的照片传遍了欧洲——甚至是美国——新闻界：《观察》、共产党支持的新闻周刊《问候》、荷兰的《天主教画报》（Katholieke Illus-tratie）、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时代》以及其他报纸杂志。突然之间，他们的口袋里有了可以购买食物、酒水、香烟以及衣服的钱；至少对格尔达而言，她有了在西班牙冲突中炫耀的资本。她那些聚在多摩咖啡馆与卡普拉德咖啡馆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朋友们认为，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左翼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了。但是当他们离开马德里后，政府的前景却似乎显得十分黯淡；在中间的这几周内，卡帕前往法国报道了那里的地区政治事件，而不是争取获得另一项与西班牙有关的任务，而格尔达则计划去意大利探望在那不勒斯攻读医科学位的旧情人格奥尔格·库里茨克斯。

然而，11月8日后，事态似乎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人道报》（L‘Humanité）的标题说的是：“马德里挺住了！”“马德里顽强抵抗！”以及——在巴雷亚抢下的一张有关赫塔菲遇害儿童的照片上方——“‘禁止通行’——马德里，特许的凡尔登。”马德里依旧是超级事件，影响力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如果你想拍摄实战照片，只要搭乘电车至大学城或西园站下车就直接到达战斗前线。

格尔达并未更改意大利之行的计划。毕竟，她刚为自己购入了一身旅行的行头，其中包括一件非常漂亮的蕾丝内衣。她还穿着它兴高采烈地充当了卡帕与匈牙利摄影师卡蒂·多伊奇（Kati Deutsch）——青年卡帕在布达佩斯时的初恋——的模特，她顺便去了趟布努尔酒店，追忆过去，谈论本行工作。但是卡帕即刻着手试图找到一份独自前往马德里的工作。他刚刚切断了与《观察》之间的联系。因为直言不讳地支持西班牙政府，《观察》损失了许多广告收入，并被卖给了一位支持右翼的商人。吕西安·沃格尔很快便被解雇。现在卡帕与《问候》签订了合同。10月26日那一期的《问候》封面是一名佩戴防毒面具的法国士兵，背景则是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模拟空袭场景。杂志借此明确表明了自己在西班牙战争上的立场。封面文字写道：“巴黎遭遇空袭：西班牙捍卫我们的自由。”

11月14日，周六，《问候》交给卡帕一封信，请他带往位于乔治五世大道的西班牙大使馆，请求大使馆加快通过卡帕的签证申请；周一，卡帕拿到签证并已整理好行装，整装待发了。编辑为他开出一封介绍信，说明卡帕是他们在马德里的独家记者。随后，卡帕便搭乘夜班列车前往图卢兹，在那里给格尔达寄了张明信片后便匆匆登上了飞往瓦伦西亚的飞机，之后搭车直奔马德里。就算他担心格尔达的意大利之行，或是嫉妒库里茨克斯，那么他显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表露出来。

他被安排住进了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十几年前这家旅馆刚刚开业的时候，是一家位于一流地段的时髦旅店——这家10层楼的旅馆就像是一只在外壁镶嵌了大理石的珠宝盒。提供中央供暖、装修奢华的一间间客房环抱着一个建有玻璃屋顶的中庭，拐过街角就是格兰维亚大道上的时髦商店，街对面是卡达耀广场的现代化影院，沿着街往下走便可到达西班牙电信大楼。但是现在，它与周围的建筑一样，不过是炮弹与炸弹的攻击目标；而且，它已成为一处避风港——躲在这里的并非是那些来此出差的成功商务人士或富裕的游客，而是操着不同语言的记者，法、俄飞行员与投机的风尘女子们。飞行员与妓女们（还有一些记者）每晚都会在小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不再有炮弹呼啸着飞过屋顶的夜晚就会传来阵阵尖叫声、摔门声与跑步声。

这些怪诞的举动当然可以让他无暇关心格尔达究竟会在意大利做些什么，但是在将背包扔进房间之前，他必须去西班牙电信公司的外国新闻审查官那里取回自己的证明材料——11月19日，也许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古斯塔夫·雷格勒。一头金发的雷格勒身材匀称，因为高度紧张与缺乏睡眠而显得面色苍白。这位德国的共产主义作家是来自魏玛共和国的难民。最初他带着一台印刷机、电影放映机以及宣传影片来到西班牙，这些都是国际作家联盟赠送给保皇派的礼物。后来，他留下来成了第十二国际旅的政委。用巴雷亚的话来说，雷格勒“早在”欧洲左翼新闻界工作时便已结识伊尔莎·库尔莎了。由于他所在的团驻防在马德里的西北外围，他喜欢在战斗间歇来西班牙电信，与她聊聊过去的时光，稍稍调调情，这让巴雷亚暗地里怒火中烧。因此，伊尔莎很自然地将这位来自《问候》的热切的年轻摄影师介绍给了雷格勒——尤其是因为雷格勒的指挥官化名帕沃尔·卢卡奇将军的矮胖、快乐、留着胡须的前红军军官是卡帕的同胞。卢卡奇原名马修·扎尔卡（Máté Zal-ka），是一位匈牙利小说家。

雷格勒立刻被卡帕吸引住了[64]，形容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小男孩”。他迅速将自己新结交的朋友送至位于富恩卡拉尔边远郊区的卢卡奇总部。卢卡奇将军正试图借助一张从旧旅行指南上撕下来的地图策划军事演习，不过地图所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雷格勒用德语介绍了卡帕；随后，卢卡奇突然说起了匈牙利语。“你到底想要什么？”他问卡帕。“见识一下敌军。”卡帕说。“我们还没遇见过敌军。”卢卡奇简洁地答道。他转向政委喃喃而语：“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间谍？”卡帕无意间听见了，感觉十分愤慨。“你们是在讨论我是否可靠吗？”他问。他将徕卡递给卢卡奇。“这就是我的护照。”

卢卡奇疑虑尽消，同意他与雷格勒及另一名军官一同外出巡逻：有消息说佛朗哥麾下一些摩尔人的部队暂宿在曼萨纳雷斯河边的一幢古老建筑蒙克洛亚宫的谷仓中，卢卡奇想要确认消息是否属实。巡逻队应试图确定敌人所在的位置，他说，但是绝对不应向他们开火。卡帕绝对服从。“如果可以避免枪战，我并不介意。”他向雷格勒坦言。

三人动身前往曼萨纳雷斯河，很快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河的东岸行进。突然，枪声响起，卡帕、雷格勒与另一名军官扑倒在结了霜的矮树丛中，等待枪声结束。枪声终于停了下来；但是当他们站起身准备继续侦察时，卡帕说自己需要一分钟来换裤子。“我的肠胃不如我的相机勇敢。”他解释说。

然而，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他让自己变得十分坚强，雷格勒后来这样说道。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卡帕与第十二国际旅台尔曼营的其他巡逻队一起外出巡逻。这支队伍主要由德国共产党人及少数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卡帕跟随他们沿着西部外围的农场建筑或是马德里北站附近架起机枪阵地，拉出行李寄存处的手提箱堆成临时路障。还有一次，他跟随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破手，用弹弓将手榴弹掷过市内前屠宰场的上空，落进叛军的阵地。他和路易斯·德拉普雷都去报道了在新近完工的马德里大学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中上演的那场战斗。

你需要搭乘电车——不能坐地铁，不然你可能会走得太远，最后深入敌军领地——坐到终点站；然后，你就必须拔足狂奔、深深弯腰，穿过阵阵机枪子弹与炮弹碎片（德拉普雷管这叫“逼真的地狱”）才能找到可以藏身的建筑群。一旦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由超现实阴影所构成的世界之中，（卡帕说）在那里“异常……已然成为正常”：用教科书堆成的炮手的临时掩体与百叶窗投下的倾斜的条纹影子交叉形成网格；图书馆的桌子上架了一门大炮；士兵们坐在教室内的钢琴上，忘情地放声大唱，而他们身后废弃的黑板上依然留着昔日教授潦草的板书，学生们以前的论文散落在地上。人声鼎沸，人们扯着嗓子用各种语言发出指令，因为战士中有德国人（台尔曼营）、法国人（安德烈·马蒂营）和波兰人（多姆布罗夫斯基营）。这里上演的全是丑恶的近距离搏斗：台尔曼营的士兵们将手榴弹扔进临床医院大楼的电梯内，然后让电梯行至上一层，在民族主义者的摩洛哥军队面前爆炸。

卡帕只是目睹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的照片却捕捉到了大学城内明暗对比鲜明的混乱氛围；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即便不那么明显但更为强大的戏剧性的故事。故事中的英雄是普通男女，他们被突然扔进前线，虽然之前他们完全不清楚那里就是战场。因为当佛朗哥发现国际旅与民兵们的力量出人意料地强大，令他无法将马德里收入囊中的时候，他便宣布，宁可摧毁这座城市也绝不会将它拱手让给“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还邀请了德国新组建的秃鹰军团对马德里实施不放过任何一寸土地的有条不紊的火焰炸弹袭击，想看看平民们将会如何应对。现在，普鲁士的贵族大地主们正在夜复一夜地猛攻马德里。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如此这般地横扫伦敦、格拉斯哥以及考文垂——就像美国的B-17轰炸机将横扫德累斯顿和柏林那般；所到之处的惨烈景象叫人闻所未闻。11月的那些日子里，卡帕走过马德里街头，见到了翻倒的汽车焚毁后的残骸，被燃烧弹的热量融化成贾科梅蒂[65]式雕塑的灯柱，布满粉碎的砖石建筑与烧焦的木头的空地。在一个又一个街区，无数建筑被炸弹或炮火削去了外墙，它们敞开黑洞洞的大口，就像是特大号的玩具屋。

居住在此的人们究竟现状如何？曾经雅致的街道现在已是一片废墟。人行道上堆着一堆行李，立在一旁的一对优雅的年轻夫妇——她裹着毛皮衣物，而他则穿着裁剪得极为漂亮的骆驼毛外套——他们是居民生活的缩影吗？还是那个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孩子们刚刚遇害，爬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悲伤之色的憔悴女人？她那些一身黑衣，正在排队等候发放面包却不知从哪里寻到了力量对着照相机展露笑颜的姐妹们呢？是坐在路缘石上聊天，似乎并未留意到身后布满弹孔的墙壁或是落在脚边的砖块的两个小女孩吗？是盯着空地，眼神困惑地从昏暗的地铁隧道（那里是他们的防空洞）向外张望的母子二人吗？在这里，你找不到答案，只有问题。但是卡帕依旧不停地按下快门，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不敢望向未来”。

如果需要思考，巴雷亚有时就会搭乘电梯，穿过西班牙电信大楼上层已被部分损毁与遗弃的房间，来到楼顶钟楼周围的露台。“我不喜欢来这里，”开电梯的女孩说，“这里太孤独。我总觉得电梯会从钟楼冲进稀薄的空气。”但是巴雷亚却喜欢这种静谧与孤独。

现在，他和伊尔莎已经能让审查办公室正常运转了，他想。在德国政府认可了佛朗哥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关闭了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后，他们俩冒着极大的风险，批准记者报道了警方对一处空置房舍的突袭，那里被发现是亲叛军的第五纵队的联络点。消息传出的那一天，科利佐夫在盛怒之下打电话给他们，威胁说要以泄露敏感信息的罪名将他们移交军事法庭，但是当国际社会对这则新闻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记者们也为此欢呼雀跃之后，他便反悔了。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莱斯特·西弗伦（Lester Zif-fren）四处宣扬说，马德里新闻办公室拥有“你所能期望的最合理的战争新闻审查机制”——也许，这只是一种带着挖苦意味的恭维，不过仍然算是一种恭维。

之后，因为伊尔莎说“你必须给动物园里的动物喂食”，她与巴雷亚——在古斯塔夫·雷格勒的建议下——安排一些记者参观了第十一国际旅。他们还说服了指挥官埃米利奥·克勒贝尔将军，第十一旅中的另一位红军军官［真实姓名：曼弗雷德·斯特恩（Manfred Stern）］与记者交谈，并允许他们拍照。之前的新闻报道一律禁止提及国际旅的参与，但是现在，巴雷亚和伊尔莎承诺将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未经删减便可通过审查。

这项策略的成功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卡帕、德尔玛、德拉普雷、瑞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的巴尔布鲁·阿尔文（Barbro Alving）——她用了一个很中性的笔名“邦”——以及其他人都来到了克勒贝尔的总部；卡帕拍摄了令人感动的年轻步兵、来自遥远国度的理想主义者以及头发花白、魅力十足的克勒贝尔。穿着老旧制服与羊毛毛衣，两天未刮胡子的他是单调、坚韧的象征，而其他人则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报道，介绍旅团活动、多国语言带来的活力（德拉普雷称之为“巴别塔[66]前线”）以及他们的乐观精神。

因此，当巴雷亚从屋顶俯视马德里时，很想知道为何成功无法令自己感觉更加快乐。他能看到在九曲的银色曼萨纳雷斯河的对岸，大口径的炮上升起阵阵烟雾以及四处奔跑的蚂蚁般大小的士兵，仿佛这场战争只是在遥远屏幕上播放的电影。这些是六楼的记者们一直嚷嚷着想要报道的东西：枪炮、坦克、火线。但是让国际旅大放异彩的新闻——他与伊尔莎所安排的媒体——忽略了甚至遮蔽了马德里人民以及在战争伊始便首当其冲投入战斗的民兵们所展现出的勇气。谁会向西班牙以外的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

一些有能力实现这一愿望的人正打算离开这里。卡帕已经返回了巴黎，因为他的签证将于12月初到期；他急着去与格尔达团聚，去监督他提交给《问候》的摄影小品的排版。路易斯·德拉普雷来到马德里，希望能够充当公正的见证人，但是日渐占据他撰写的报告文学的那些遭到残害的妇女和儿童的形象却具有浓郁的博斯[67]画风。因为《巴黎晚报》的读者多为名人，保守的编辑曾将他撰写的报道轰炸受害者的作品弃之不用。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信口开河地八卦爱德华八世与离异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之间的罗曼史了。这一切让他觉得恶心，因此他也已经决定离开。他原本希望自己可以完成一部著作，使这类战争不再发生，但是现在他开始怀疑这本书是否会有读者。他将为《巴黎晚报》所写的最后一篇通讯稿送给巴雷亚审阅：“你枪毙了我一半的文章，”文章开头这样写道，“那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三周来，我一直坚持凌晨5点起床为你们的初版撰写新闻稿。你让我在为废纸篓工作……我再也不会传递任何信息了。如此费心费力完全不值。100多个西班牙儿童所遭遇的大屠杀甚至不如皇家妓女辛普森夫人的一声叹息有趣。”

巴雷亚通读了全文并加盖了官印，而德拉普雷则坐在巴雷亚的行军床上，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裹着大衣、戴着红色围巾御寒的有些突兀的大鸟。“你知道的，我讨厌政治，”他说，“但是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回到巴黎后，他说，他会尝试与在政府工作的朋友一起抗议法国的不干涉政策，但是他无法做出任何承诺。

两人都不知道，就在那一刻，身在伦敦的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正凝视着巴雷亚抢救出来的死在赫塔菲的孩子们的照片，看着卡帕所拍摄的被炸毁的马德里建筑的照片，阅读着部分德拉普雷撰写的通讯稿；两人都未曾料想过，这些照片与通讯稿会帮助她将长篇随笔《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中的论点具体化。这篇文章借阻止战争之名，攻击了制造战争的男权社会。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巴雷亚已经变得日益愤世嫉俗。当伊尔莎早前在维也纳与布尔诺的同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朱利叶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来前线游历时，他的导游——对所有讲德语的人均持怀疑态度的西班牙人——将巴雷亚拉到一边。“说实话，同志，”向导向着两名外国人的方向歪歪头，“他们想在西班牙找什么？绝对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巴雷亚苦笑起来，因为向导的想法与自己心中那些最糟糕的念头不谋而合。多伊奇、科利佐夫、德尔玛、卡帕、德拉普雷，所有这些人——对他们来说，除了机会之外，这场战争还意味着什么？

他害怕，即便伊尔莎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又一个与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没有真正利害关系的外国人。对她来说，政治比人民更加重要。不过，他并不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她对别的记者说过什么。“我们为了新闻来到这里，”她说，“而他们——”指西班牙人、马德里人——“则是为了生存而战。”

1936年11月：基韦斯特

在怀特海德街那幢饰以灰泥的大房子里，欧内斯特·海明威正在招待来自基韦斯特《公民》（Citizen）报的一名记者。那天，宝琳不在家，在山区度过了3个月之后，她要去纽约待几周，去圣诞节血拼，进剧院，享受大城市的美好时光。但是这位基韦斯特最著名的居民刚从怀俄明州回来并且已经拜访过了居住在阿肯色州皮戈特的富有的岳父岳母——而且看起来，就像是他的老朋友约翰·皮尔主教（John Peale Bishop）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中所写的那样，如同“传说中的海明威”那般，晒得黝黑、神气活现——自豪地领着这位《公民》报记者参观他的房屋，指指这里说将为他的非洲羚羊头建一间纪念品陈列室，指指那里说会建岛上的第一个新型海水泳池。记者离开后，海明威回到二楼的书房，继续创作新的小说，因为不论妻子的娘家多么有钱，纪念品陈列室与泳池造价均昂贵，都无法超越现在这份手稿所能赚回的稿费的价值。

尽管他曾信心满满地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与阿诺德·金里奇表过态，但是他在试图将内容迥异的哈里·摩根系列故事编织成一张令人满意的网络时，却遇到了麻烦。当然，摩根就快告别人世了：某次抢劫银行时出了岔子，他腹部中枪，喘着粗气向捉住他的海岸警卫队员说：“光杆儿一条，根本他妈的干不成事。”[68]但是海明威还是在探索“你必须实现的久远的奇迹”（这是他对金里奇所说的原话）。他觉得自己也许很快就实现这个奇迹了：他笔下的一个有钱人，百万富翁运动员汤米·布拉德利将转而投身古巴的革命事业，而且将通过海运向古巴运送一批炸药以便炸毁一座桥梁，从而阻止反革命分子赢得一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然而，这件事的后勤安排却显得很含糊：他觉得应该亲自去一趟哈瓦那——他常常入住那里的两个世界酒店——察看地形。

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联盟“北美报业联盟（NANA）”的总经理约翰·惠勒（John Wheeler）也寄来了信函。联盟委托记者撰写文章并将其发表在众多美加知名的报纸上。从职业拳击手吉内·滕尼（Gene Tunney）到作家林·拉德纳（Ring Lardner），在谈及他们“众多的共同朋友”之后，惠勒说到了正事：显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一位评论家，能够将媒体及政治八卦武器化，并且充分利用自己的这项天赋，在小报《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中开设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专栏，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开辟了一档极受欢迎的电台节目并且在纽约最著名的夜总会史托克俱乐部设立常规节目——正报道说海明威打算去西班牙报道那里的战事。如果这是真的，惠勒说，那么北美报业联盟想知道海明威是否愿意为它们提供新闻稿。

因为西班牙的冲突仍在持续并不断深化，海明威确实一直在谈自己对它的兴趣，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就像有人可能会对熟人说“我们真的得一起吃顿午饭了”一样。现在，温切尔与惠勒几乎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或者说是他们给了他一次机会。尽管很享受他与宝琳在基韦斯特所营造的生活乐趣，但是他依旧感到忐忑不安。“我有漂亮的船只与房子，”他告诉一位朋友，“但实际上，这两样东西真正的所有者全是宝琳。我可以永远留在这里，但是这是一种软生活[69]。我在这里不会真正发生什么改变，我得出去……也许在西班牙，一场盛大的阅兵大幕正在再次开启。”他的作品总是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而现在他发觉自己迫切地需要新的素材：钓鱼与狩猎之旅的经历已差不多用尽，为了新小说，他不得不请在哈瓦那的记者朋友迪克·阿姆斯特朗（Dick Armstrong）挖掘有关古巴革命者的内容，因为他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可用。如果带着报道战争的任务前往西班牙，他就能为不少小说收集到素材。

但是他仍在犹豫，因此将惠勒的来信压在桌上的一堆纸下，没有作出回复。因为他还必须考虑宝琳的感受。出于对海明威安危的忧虑，她完全反对他去战区。狂热的天主教信仰也使她对保皇派持有怀疑态度，而这些保皇派恰恰是海明威自然而然感到同情的对象。他必须想办法应付她。同时，他还要考虑哈里·摩根的小说，只有完成了这部小说才有可能考虑下一步行动。

他一直将在小说当成是靶场，一个个地瞄准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仿佛想要摧毁他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将他的前任情人简·梅森（Jane Mason）及其丈夫格兰特稍加修饰后便成了小说中富有的汤米与慕男狂海伦·布拉德利；多斯·帕索斯化身为理查德·戈登；你甚至能在糅合了多人性格的海伦·布拉德利身上找到部分宝琳的影子，她告诉自己的丈夫：“你是个天才，而我就是你生命的全部。我是你的伴侣，是你那朵小小的黑色之花。感性的语言。爱情就是另一个肮脏的谎言……爱情是你教给我的所有的肮脏小把戏，说不定你就是从哪本书上搬来的……你这个作家。”[70]

当然，对海明威而言，这个肮脏的小把戏——他在不止一本书中用过——就是借由小说中的虚构形象使现实生活中的人做一些或是说一些他可以以正当理由唾弃此人的事情或话语，这样一来，他便能随心所欲地恶劣对待此人。就像是在犯下罪恶之事前先换得教皇的纵容一般，这是为了预防被人指摘或自责而投下的保险。现在，他将这个把戏用到了宝琳身上。你这个作家。

1936年11月：那不勒斯

格尔达抵达那不勒斯时已近11月末。那时，格奥尔格·库里茨克斯与另外两名同学已在老城的一幢房子中合租了一间房间。上一次见到格奥尔格时，她仍然是洁塔·波荷瑞利，莱比锡一个天真的不知名的激进分子；这3年来，她已经化身为格尔达·塔罗，一位经历过西班牙的炮火、发表过作品的战地摄影师。她曾是格奥尔格的情人，追随他的政治信仰；现在，她显然与罗伯特·卡帕，一个知名度高于她的人打得火热——他的知名度绝对更是超过了格奥尔格。一别经年，他依旧是医科学生。要是换作其他女人，两人的复合之路将十分艰难，会充满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疑问；但格尔达绝非普通人。她游走在一场场邂逅之间，就像是穿脱漂亮便服那般自然；当你将它们穿在身上时，它们便存有些许意义，可是一旦脱下，就立刻一文不值。她的字典里没有内疚与后悔。当她与格奥尔格各自前往巴黎与意大利时，他们的性关系便已经终止，但是她依旧会给他写满是新闻素材的暖心的信件。不发生性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友谊已走到尽头；另一方面，这种朋友关系也不意味他们不能享受鱼水之欢。

不过，他在老城中合租的房间并不是做这档子事的最佳场所；而且，无论如何，格尔达都打算花一些时间来游览观光并与格奥尔格的妹妹珍妮一同出行。她跟随哥哥来到意大利，现在是美国外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他的叔叔就是那位与他同名的著名将军）家的家庭教师。不过后来，他们都去了格奥尔格的弟弟索玛那里，这是第三位身处意大利的库里茨克斯家族成员。他就读于那不勒斯大学，不过他却从一位酿酒商手上租了几间房，住在距学校一小时船程的卡普里岛上。要是格尔达与格奥尔格在那里短暂地重温了之前的那种亲密关系，又有谁会注意呢？

格尔达很是喜爱这些满是绿色梯田的陡峭丘陵、海景以及住在附近的其他年轻人的友谊，但是她无法全身心地沉溺在这种假日的氛围中。因为在一水之隔的西班牙，人们正在因为她坚信的原则——那些格奥尔格教会她要去相信的原则——在死亡线上挣扎。她将自己与卡帕曾经拍摄的一些照片带去了那不勒斯。现在她拿出照片，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还有卡帕的经历；她告诉格奥尔格、索玛以及其他人国际旅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浪潮中的第一道防线。

几周后，当她离开那不勒斯时，她对这项事业的投入，或者说是他对她的感情，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最终说服格奥尔格放弃学业，加入国际纵队。在那里，他的医学培训能够真正派上用场。待他抵达巴黎报名时，格尔达正准备返回西班牙；因此，她并不知道，在他抵达边境时，他怀揣的马克思主义的诚意遭到了负责监管吸收外国志愿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盘问。她也未曾听说，他究竟遭到了何种谴责并被当成意大利间谍被判处枪决；她同样不知道，最后关头，在一名波兰医生的调停下，他躲过一劫并奔赴了前线。因为那时候，她正与卡帕一起待在马德里，而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格奥尔格·库里茨克斯。

1936年12月：马德里

马德里的冬季渐渐降临，整座城市慢慢陷入了围攻之中。许多马德里人听从了海报的建议已经离开。在海报中，一个非写实化的女人及其女儿在一幢千疮百孔的大楼前舞蹈：“因此，你的家庭不一定非得成为战争中的一部分，”标题上书，“撤离马德里，帮助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对于留守的人来说，食物与燃料越来越难以获取：每天早上，冻得瑟瑟发抖的妇女都会挎着提桶或篮子排起长队，希望能够买到足够的煤或木柴将他们能买到的少量大米煮熟，甚至连子弹与炸弹都无法将她们吓走。叛军在西面集结，试图通过轰炸、饥饿或是寒冷逼迫马德里市民投降，但是毫无进展；双方似乎陷入了对峙，都在寻找一些能够打开僵局的方法。

为了切断马德里与位于瓜达拉马的政府军之间的联络，叛军开始策划在通往腓力二世宫殿（位于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的科伦纳街上发起针对城市北面的攻势；另一方面，保皇派将力量聚集到自己的组织上，希冀着变化，甚至是那些会引起纷争与痛苦的变化，也许能改变战争的方向。苏联的援助与人员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施加的要求集中军、政决策权，遏抑可能会吓到西方民主国家的革命激情的压力。老民兵已被要求解散，他们或是被纳入正规军或是被取而代之；全劳联与伊无联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是被强制性地拉入政府，任何与政府政策相左的意见都会以共产党“三德”的名义加以扼杀：“纪律、层级与组织”。同时，自称为“惨状会计”的路易斯·德拉普雷写道，每一天，马德里的街道上都有数十人[71]被敌军炮火残害。

巴雷亚告别家人时，天空正飘着12月冰冷的细雨。经过了几周的争论之后，奥雷利娅终于认可，她和孩子们搬去瓦伦西亚才是最佳的决定。这天早上，外交部的车队正等着将他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家属带至安全区域。奥雷利娅穿戴上自己最好的外套与帽子以及最时髦的鞋——仿佛她是要去参加一场晚宴，而非前往疏散中心——在巴雷亚拥抱卡门、阿道菲娜（他管她叫菲娜）、阿图罗和恩里克时，她开始在一边大声斥责：为什么他不与他们一同前往瓦伦西亚？他是否想留在马德里与其他女人鬼混？她完全听不进那些关于义务和责任的解释。你有脑无心，她毫不客气地说道。或者说，你的确有心，只不过放在了别人而非我的身上。

审查办公室的情况也不见得能有多好：卢比奥开始每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应该将办公室转移至瓦伦西亚（以纪律、层级和组织的名义）；而马德里国防委员会首长密亚哈将军每天都会劝他留下来。科利佐夫在电话中的一连串指示与卢比奥前一天的命令相抵触。巴雷亚夹在相左的命令中间不知所措，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前后矛盾起来。当玛利亚打电话来胡搅蛮缠时（难道她已经听说奥雷利娅离开的消息了？），他直接在电话中厉声呵斥了她；随后——因为对自己的坏脾气感到羞愧——又带她出去喝了一杯，其实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喝酒，尤其是与她一起。他离开办公室时，伊尔莎抬起了头（是责备，还是不屑？），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决心至少要解决职场上的困境，因而决定自己必须去一趟瓦伦西亚，一劳永逸地与卢比奥把事情说清楚。然而，密亚哈拒绝给他发放安全通行证，因为军政府认为他这是擅离职守。幸运的是，一位最近新入政府部门供职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为他弄到了必要的通行证与证件，同时还载他前往瓦伦西亚。因此在12月6日离开马德里时，巴雷亚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叛徒，也或许只是一个傻瓜，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回来。

1936年12月：纽约

1936年已近尾声，约翰·多斯·帕索斯本该好好庆祝一番——《赚大钱》成为畅销书并即将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和德语出版——但是西班牙战争的进程令他过度心忧，无法好好享受。事实上，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西班牙语翻译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此刻就在妻儿的陪伴下身处西班牙；多斯·帕索斯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罗伯莱斯的消息了，他很为这家人的安宁担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发表的带有偏见、极具争议且并不准确的报道让他感到失望。（借用一位记者的话）天主教堂简直就是在命令报纸的广告商“不要与支持左翼、左派以及激进分子的人做生意，以免危及他们不朽的灵魂或是钱包”。多斯·帕索斯只要看看12月7日《纽约时报》的头版便可窥见一斑。紧跟在大标题“马德里战事揭秘”后的副标题便是“西班牙一切政府民主形式的表象均已消失不见——激进分子处死了25000人——神父、修女惨遭毒手。”难怪美国国会正在仓促通过延长1935年的中立法案——该法案禁止向西班牙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出售武器——的有效期限并禁止任何持有美国护照的人前往西班牙。

多斯·帕索斯并不满足于绞着双手冷眼旁观——10年前，他与同为作家的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就曾因参与抗议处决无政府主义者萨科与万泽蒂的游行而被捕——他想做些什么来驱走这片虚假信息的阴云。因此，当他遇见了也许能帮助他实现这一心愿的那个人的时候，似乎绝对是一场幸运的巧合。

38岁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是一位在艺术上抱负远大的纪录片导演，铁路桥梁、须德海的堤防建设、无线电厂的工人、比利时的矿工等都曾是他影片中的主题。之前的2年，他在莫斯科与所有权贵一起喝过伏特加、吃过黑面包：匈牙利革命家库恩·贝拉（Béla Kun）、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导演厄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以及德国作家古斯塔夫·雷格勒。他甚至与雷格勒合作拍摄过一部关于纳粹与反法西斯者在德国萨尔山谷的政治斗争的短片。“简明才是王道，”他认为雷格勒的剧本太过细腻，“听着：‘纳粹在撒谎。苏联人说了实话。’我们应该这样说，其余的废话一概不提！”

无处不在的宣传员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创办了苏联的传奇电影公司，它是共产国际中负责塑造形象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尽管伊文思受雇于传奇电影，同时也是荷兰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但是共产国际依旧认为他尚不具备加入其苏联分部的资格。在过去的2年中，当传奇电影将最好的项目交由一些更为知名的党员时，他有一些灰心失意。当斯大林针对那些或许已经威胁到他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老布尔什维克开始实施血腥的肃清运动时，莫斯科日益危险的气氛也令他感到不安；例如，梅耶荷德与爱森斯坦已经与该政权有了摩擦，而雷格勒则远赴巴黎，因而也就没有了这种顾虑。

幸运的是，1936年1月，伊文思设法获准（或者说是奉命）前往美国度“创意假”。在拜访过好莱坞、举办过讲座并结交了朋友之后，他与情人，一位名叫海伦·范·东根（Helene Van Dongen）的电影剪辑师，很快便在格林威治村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界站稳了脚跟。多斯·帕索斯在他所拍摄的一部与须德海有关的电影《新地球》（New Earth）放映时遇见了他。伊文思身材高挑、体形瘦削，深色卷发配着凹字形下巴，浓黑的眉毛下掩着一双深陷的蓝眼睛。不论男女，都会被他那种健壮却又顽皮的性感所吸引——在多斯·帕索斯的描述中，他看起来“像是个逃学的高中男生”。两人见面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讨论合作拍摄一部关于美国电影业的纪录片了。伊文思兴高采烈地说，这部纪录片将会“很尖锐，而且百分百地反好莱坞”；但是不知何故，这部旨在揭露好莱坞真相的影片永远也没有开机拍摄。

但是现在，伊文思有了一个更好、更重要的想法，一些必定能让多斯·帕索斯热血沸腾的念头：海伦·范·东根曾应邀在一部介绍西班牙内战背景的纪录片中将一些现有新闻影片的镜头拼接到一起。这部纪录片将于1937年年初发行商业版。当然了，制片人需要资金，而且也要有人为它撰写旁白解说词。多斯·帕索斯曾成功地为派拉蒙影业将皮埃尔·路易斯（Pierre Louy）的小说《女人与傀儡》（La femme et le pantin）改编为电影《魔鬼是女人》（The Devil Isa Woman）；他愿意加入吗？当然了，而且还会带上他的老朋友，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麦克利什也许正在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创办的格调颇高并且具有启迪性的商业杂志《财富》（Fortune）（多斯也为其撰稿）中担任编辑，不过他的反法西斯政治主张与老板相去甚远，而且他当时正在为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创作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广播剧《城市的陷落》（The Fall of a City）。因此，他可以为剧本提供建议并在影片的企划与联络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一头淡茶色头发，一副乡绅派头的麦克利什被伊文思吸引住了：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绝不会让共产主义妨碍他的工作”，他断言，而且与一些激进的作家不同，他不会“着手……将自己的成见公之于众”。这位诗人对范·东根的纪录片就没有这么热衷了——极其出人意料的是，伊文思赞同他的观点。即便加上了从苏联拍摄的战争电影中所截取的片段以及一个耸人听闻的新名字《烈焰中的西班牙》（Spainin Flames），整部影片看起来还是像一个混搭作品。较之对现存素材的拼凑，“现场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成本更低，而且会更令人满意”，他说。

因此，麦克利什想出了一个新计划：尽快用尽可能低的成本与最少的气力将《烈焰中的西班牙》拼接完成，随后派遣伊文思带着专门的摄影团队去西班牙拍摄一部全新的电影。当然，他们必须为此组建一家制作公司——他们为它起了一个十分相称并且听起来中立的名字，“当代历史学家公司”——而且他们打算招募其他董事会成员，一些怀揣着适量政治激情的人，这些人的名望可以帮助他们筹措到所需的资金。他们询问了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与克利福德·奥狄斯（Clifford Odets）、戏剧制作人赫尔曼·沙姆林（Herman Shumlin）、慈善家与民权活动家玛格丽特·德·西尔弗（Margaret De Silver）以及也许还能算上多斯·帕索斯在纠察队中的朋友的多萝西·帕克。还有其他能够帮着写稿的人吗？哦，有的——多斯与麦克利什伟大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怎么样？

1936年12月：瓦伦西亚

巴雷亚的瓦伦西亚之行是一场灾难。紧张以及工作冲突所带来的压力让他疲惫不堪，因此在从马德里出发的车上，巴雷亚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同伴们大倒苦水，滔滔不绝地谈到了他与卢比奥之间的矛盾，当其中一个名叫加西亚的流氓提出要为他摆平一切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些担忧了：“在瓦伦西亚，有时人们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加西亚说道，“他们被带到马尔瓦洛萨、格劳或是阿尔比费拉，脖子上吃一颗子弹，然后再被海水冲走。”巴雷亚急忙向加西亚保证没有必要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事情还不至于糟糕到那种程度，他说，卢比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好吧，”加西亚说道，“不过，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这种人我清楚得很。因为他们，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审查官们泄露出去的很多事情吗？”巴雷亚再次感觉自己步履维艰。

新闻与宣传部接管了位于马尔街的一座虽然破旧却依旧雄伟的宫殿。巴雷亚去那里见卢比奥；但是当他到达之后，他的长官却摆摆手让他离开。他今天的日程排得太满，根本没有时间与巴雷亚交谈。明天再说吧。巴雷亚茫然地走进洒满阳光的大街。他经过摆满果蔬、家禽与鲜花等食品的摊位面前，马德里人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这一切了；穿着考究的人们或是在人行道上步履匆匆，或是在咖啡馆的阳台上笑语连连。一支乐队正在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广场中央的市政厅前演奏；广场另一边立着的巨大广告牌上，在赫塔菲被害的儿童的照片与炸弹的轮廓重叠在一起。这一切看起来都很不真实。

下午，他搭乘一列慢吞吞的小火车来到一处偏远的村落。奥雷利娅和孩子们与其他几个流离失所的家庭一起挤在一栋格局不规则的旧农舍里。孩子们见到他时开心得令人动容；奥雷利娅很高兴能向其他妇女炫耀自己这位“在外交部地位不凡的”丈夫。她想让他留下来过夜，但是他拒绝了。她不住地掉眼泪，孩子们则苦苦哀求；最后，他在奥雷利娅身边躺下，孩子们就睡在附近。他辗转难眠，因为他觉得自己像是个骗子——欺骗了孩子们、欺骗了奥雷利娅、欺骗了伊尔莎，也欺骗了自己。他假装与他们亲密无间，可实际上却丝毫没有这种感受，也许以后再也找不回这种亲密感了。

第二天早上，他回到瓦伦西亚，卢比奥再一次拒绝见他；随后他返回村子看望孩子们，不过拒绝了他们母亲的要求，回到了瓦伦西亚。说谎、被骗——这一幕在这一个多星期内反复上演。在镇上的办公室附近闲逛时，他听到了令人不安且相互矛盾的谣言：他会因为滞留在马德里而遭到惩罚（他们说他逞英雄）；他会遭到排挤，成为瓦伦西亚的邮件检查员；他的工作会交给伊尔莎；她会因为对外国记者太过友好而遭到解雇。噩耗传来：路易斯·德拉普雷搭乘的那班返回法国的法航飞机被击落——也许是一架苏联战斗机干的——三天后，他因伤势过重离开了人世；随后，巴雷亚的勤务兵刘易斯，在带着伊尔莎的信件从马德里驶往瓦伦西亚的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巴雷亚设法在他临死前赶到了医院。他的脊椎骨已经粉碎，腹膜炎也开始发作，但是他认出了巴雷亚并在他走进病房时向他展露出一个令人心碎的微笑。“阿图罗先生，”他艰难地说道，“不要让那个女人迷失了方向。她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爱着你，你也爱着她。别让她走。”

圣诞节后的第一天，伊尔莎来到瓦伦西亚，接连失去德拉普雷与刘易斯的痛苦稍稍得以缓解：巴雷亚的世界中那些杂乱无章的碎片似乎暂时回归了原位。但是，她在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便消失了：她的一位朋友，一位奥地利记者告诉巴雷亚，政治警察派来的一名特工来到她入住的旅馆带走了她。发了狂的巴雷亚给卢比奥·伊达尔戈打电话。这一次，他不仅接了巴雷亚的电话，而且立刻来到旅馆，开始给政府部门拨打电话，试图找到能施以援手的人。巴雷亚几乎没有理睬他，相反，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摔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卢比奥告诉他要冷静，他又摸出两个装满子弹的弹匣，摆在手枪旁边。“不论今晚她是否会出现都已不再重要，”他说，“瓦伦西亚会有其他人丧命，就是这样。”

两小时后，伊尔莎回到了旅馆，开始嘲笑自己的经历。这一切都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荒唐的小个男人，一位东欧记者，曾向警方告发她，说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间谍。起初警方似乎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在接到来自政府各部的大量电话之后，他们改变了主意。这难道不荒谬吗？除了巴雷亚，大家都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听后都大笑了一场。唯一浮现在巴雷亚脑海中的就是早前他在马德里见过的那些尸体，那些契卡与法庭，那些他从加西亚那里听到的有关被捕后命运的故事。但是现在，他把她救回来了，他再也不会离开她。永远不会。

那天晚上，他们成了情侣。当他枕着她的胳膊时，伊尔莎觉得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她对他的了解以及他对她的开诚布公，让她有种大哭一场的冲动。早上，他们坐电车来到了位于海边的旧渔人区，穿过白墙瓦房来到海滩。他们告诉对方希望永不分开。但是：“你知道，”巴雷亚对她说，“这会为别人带来许多痛苦，对我们而言，苦乐参半。人需要付出代价，永远都是。”

“我知道。”她答道。

1936年12月：基韦斯特

玛莎的母亲看到了这块招牌——刷在白色灰泥墙上的“醉鬼乔酒吧”——并建议他们三个进去躲躲太阳，喝上一杯。午后在一家基韦斯特人开的酒吧中喝一杯鸡尾酒，这是他们以往在圣路易斯度过圣诞假期时几乎从未想过的事；但是在这个圣诞，玛莎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他们想做一些与以前不同的事情。而寂静、破旧的基韦斯特，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绝对与众不同。

这家咖啡馆昏暗、凉爽，地板上铺着木屑。300磅（约合270多斤）重的非裔美国酒保，“大吉米”斯金纳，在长长的弧形吧台后面负责招待客人。在酒吧的另一头浏览邮件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黑发男子。他套着一件T恤，肮脏的白色短裤被一段绳子吊得老高。三人迈入店内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一脸热忱的年轻人是玛莎的兄弟，从医学院放假归来的阿尔弗雷德，现在他处于假期；满头银发的埃德娜·盖尔霍恩风韵犹存；皮肤黝黑，拥有一头长而浓密的茶色头发的玛莎身穿黑色小背心裙，尽显她的傲人身姿。后来他说，他以为阿尔弗雷德与玛莎是夫妻，而且如果给他三天的时间，他就能将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从这个“年轻的朋克青年”手里抢过来；不过后来证明完全没有这种必要。

因为这位金发女郎向他走来，伸出手将自己与同伴介绍给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他一直是她写作之路上的北极星，是她“光芒万丈的偶像”——她不是将他的照片钉在了布林茅尔学院宿舍中的墙上了吗？《热烈的追求》中的题词不就是摘选自《永别了，武器》吗（“勇者必定无恙”）？《民困见闻录》里条理清晰、简洁紧凑的散文不就被与他的散文做了比较吗？因此，可以想象，当她走进基韦斯特的一间酒吧，以这种方式与他不期而遇时，会有多么激动。

他们很快便省掉了寒暄客套。海明威迷人地指出，自己的前任与现任妻子都曾在圣路易斯上过学，而年轻时，他自己也曾在那里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很高兴能带着这些圣路易斯人游览基韦斯特，并且保证他们能见识到这里最棒的海滩与酒吧。在他们聊天的间隙，酒水送了上来，随后他们喝了更多的酒，也聊了更久的天。最后，海明威的一位朋友，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hompson）出现在酒吧中。是宝琳派他来的，她已经在怀特海德街的家中为汤普森一家人备好了一桌超赞的龙虾晚宴并开始奇怪为何海明威还是没有出现。他无法参加晚宴了，海明威说，汤普森只需要告诉宝琳稍后与他在佩纳的玫瑰花园会合即可。那里曾是旧城中的一个地下酒吧，现在则变成了露天啤酒店。汤普森扫了一眼海明威的桌子，一眼便留意到那位一袭黑裙的金发女郎，于是他照做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海明威兑现了自己向盖尔霍恩一家所做的承诺；而且，当阿尔弗雷德医学院的假期结束，母子二人返回圣路易斯时，玛莎已经在杜瓦尔大街上的殖民酒店住了近两周，并且，借用她自己在写给宝琳的感谢信中的措辞，成了海明威家中的“室内设施，就如同墙上挂着的捻角羚的头”。海明威带她去游泳、泡吧，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只是在聊天：聊她的写作（她太过小心谨慎，他说——她应该放手去写小说，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大可将它撕成碎片），聊他的写作（他是一位伟大的工匠，她说，比别人更擅长描写对话），聊西班牙的冲突（“1912年的巴尔干”）与欧洲局势（“战争甚至比悲观主义者的预想还要接近”），聊小说写作的性质（“在作家的身上，这是想象力，”玛莎坚持，“放在其他人的身上，那就是撒谎。天才的责任就在于此。”）。她开始叫他“欧内斯蒂诺”，而他则称她“女儿，”他常常这样亲切地称呼比自己稍年轻的女性，而且这个称呼似乎比往常更适合玛莎。金色的长波波头以及不受拘束的四肢让她看上去甚至不到28岁。

两人在这个沉寂的小渔镇中极其显眼。她穿着里维埃拉式的度假装束，而他则穿着邋遢的短裤和帆布鞋；宝琳·海明威——或者叫“美人儿宝琳”，玛莎在感谢信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这个称呼令海明威夫人浑身不自在——并非对此无动于衷。“我想欧内斯特又在忙着帮助盖尔霍恩小姐提高她的写作技巧了。”当一位朋友议论起某些场合不见海明威的身影时，宝琳冷冷地答道。一次，海明威正驾车带着玛莎在岛上兜风，见到走在人行道上的宝琳时，他便在她身旁停下车来，让她上车。“她的脾气很暴躁”，玛莎留意到，假装不知道原因。

但是宝琳很清楚究竟是什么插足了她与海明威之间的完美生活。后来，海明威自己描述道：“老伎俩……一个未婚年轻女子暂时成为另一位已婚年轻女子最好的朋友……随后故作天真，在不知不觉间无情地算计着取而代之。”小美人宝琳。此刻，玛莎·盖尔霍恩是一位文学女青年，她的新书措辞尖锐，人们将她的文笔与海明威进行比较；她甜美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人脉很广（留宿白宫，与科莱特共进晚餐，寄居在H.G.威尔斯家中）；而且在他们的圈子里，没有人能像她那样熟知欧洲的政治形势，海明威对她越来越痴迷。当两人谈起西班牙战争时，玛莎说自己“极度渴望”去亲身体验这场战争，而海明威真正前往西班牙进行报道——不论是出于私心还是政治立场，宝琳都对此表示反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令人心忧。更糟糕的是，他会——也许已经按照这个新来的女孩对他施展的明显的吸引力——采取行动的概率很大。“在女人面前，我是一个傻瓜，”当他与一位朋友隐含地谈及玛莎时，他不好意思地承认道，“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娶她们为妻。”

那么，玛莎呢？玛莎自己欣喜若狂。海明威对她的关注令她倍感荣幸，她忍不住在写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小小地吹嘘了一番。他让她阅读他的手稿，而且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得“很聪明”！与她之前交往过的理性甚至软弱的男人不同，他具有典型的男子气概：他见证过意大利的战役，驾船穿越过飓风，曾在潘普洛纳与公牛同奔，也用机枪扫射鲨鱼。他不仅只在口头上谈论反法西斯原则：他在资金上做到了言行一致，为两位打算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志愿者支付了旅费，借给西班牙民主美国之友的医疗局1500美元用以购买救护车。而现在，当他们讨论来自欧洲的消息时，她认为，仓促之间“似乎来不及做任何事”，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并活下去……尽可能爱护自己能够遇见的所有人……而且迅速完成所有的这一切，因为每一天，时间都在缩短”。他同意她的看法（她告诉罗斯福夫人，后者一定想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秘密信息）。

当玛莎最终离开基韦斯特返回圣路易斯时，海明威——有些仓促地安排了一次前往纽约的出差，去与北美报业联盟的约翰·惠勒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见面，他们希望他能够参与一个有关西班牙的电影项目——也随着动身了。他们在迈阿密相遇，他带她去吃牛排，一同登上北上的卧铺。尽管玛莎沿途转车去了西行的列车，他们还是用邮件与电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她陪在身边，海明威觉得十分孤独，但又因为他希望两人能够一同体验的冒险旅程而兴奋不已，他往往每天都会从纽约打好几通电话给她。他已经决定接受北美报业联盟的提议，前往西班牙进行新闻报道，而且他认为自己可以帮她在那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当然，因为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条约禁止平民前往西班牙，也许他们不太容易取得签证，不过能找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玛莎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崭新开始，她满怀热忱地参与了这些计划。“这很私密，”她在信中提及他们的安排时对海明威说道，“我们是同谋，我亲自准备了假胡须与一副墨镜。我们俩都不要说话，要表现得很强壮。”她的和平主义小说业已完成，但是重读这部作品时，她对结果并不满意并将手稿塞进了抽屉。无论如何，她不在乎这本小说——现在，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我要和男孩们一起去西班牙，”她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我会跟他们一起去。”

【注释】

[1] 在重现阿图罗·巴雷亚的战时经历时，我在很大程度上以他的自传三部曲《反叛之路》为依据并尽可能用其他文件加以补充和证实。自传中的许多人物或是以假名出现，或是没有写出全名（部分原因是为了使他们免于在佛朗哥统治时期遭到报复），而一些次要人物也许是巴雷亚拼凑而成的。同样，我尽可能还原他们的真实姓名。

[2]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译者注）

[3] 第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于1597年，是欧洲第一所免费学校。（译者注）

[4] Thomas,SCW,p.233，相当完整地描写了围攻蒙塔尼亚兵营的经过，证实了巴雷亚自己在《反叛之路》中的叙述。

[5] 《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巨人。（译者注）

[6] 《反叛之路》中，巴雷亚为自己的兄弟拟了假名（书籍写作、出版的时候他们仍旧生活在西班牙，如果身份泄露，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例如，米格尔在书中就变成了拉斐尔。

[7] Moorehead,Gellhorn,p.92.现存于波士顿大学的玛莎·盖尔霍恩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全身赤裸的威尔斯已经做好了挨盖尔霍恩耳光的准备。

[8] 法国20世纪著名女作家、记者、演员、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她创作了50余部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其小说代表作主要有“克罗蒂娜”系列及《谢里宝贝》《白日的诞生》《二重唱》《吉吉》等。（译者注）

[9] 尽管这段时期一些有关盖尔霍恩的美国新闻称她嫁给了德·茹弗内尔，尽管传记作家卡尔·罗利森说两人曾于1933年夏在西班牙“科莱特一位老友的家中”，即壁画家何塞·玛丽亚·塞尔特的家中（Rollyson,Beautiful Exile,p.42）举办了婚礼，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段婚姻仅仅是为了在严格遵守道德原则的美国维护礼仪而杜撰的。德·茹弗内尔从未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而盖尔霍恩似乎也从未与德·茹弗内尔离过婚。因此，如果两人真的举行过婚礼，玛莎就犯了重婚罪。

[10] 意大利传奇设计师艾尔莎·夏帕瑞丽于巴黎所创办的时装品牌。（译者注）

[11] 取自济慈所写的《希腊古瓮颂》中的一句：“Whatmadpursuit!“（多么热烈的追求！）（译者注）

[12] Moorehead,Gellhorn,pp.94-95.盖尔霍恩给出了两个版本的故事由来：第一个版本出现在1936年11月11日她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她说自己在南部期间从未见过任何动用私刑的行为，她只不过是“编造了［这个故事］”然后把它寄给了经纪人；20世纪90年代，她在向英国出版商约翰·豪特叙述时则讲述了第二个版本，她说这个故事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且威尔斯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便将文章交付出版。当然，那时候威尔斯已经离世，无法对她进行反驳，而她也要维护自己的名声。更为现代的版本似乎更接近真相。

[13] 因纳粹党徒身穿褐色制服，又称其为“褐衫党”。（译者注）

[14] 有三种交通方式可以抵达凡尔登：自驾（不太可能，因为他既没有汽车也不会驾驶——根据Whelan,Capa,p.160，他三次参加法国的驾照考试，三次均以失败告终），乘坐公交（也不太可能，因为这是老兵或和平朝圣团体的包车）或者是搭乘火车。似乎卡帕只有最后一种选择。

[15] 魏玛时代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共和国的尝试，由十一月革命而生，又因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而终结。（译者注）

[16] 巴黎大学的前身。（译者注）

[17] 美国小说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在法国战地医疗队和美军医疗队服役。代表作是《美国》三部曲，包括《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和《赚大钱》，讲述了20世纪初至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期间12位人物的故事。《曼哈顿中转站》以大战前后的纽约为背景，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失意者苦闷的生活。（译者注）

[18] 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译者注）

[19] 复活节前一周。（译者注）

[20]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21] 联合国的前身。（译者注）

[22] 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著有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23] 20世纪初在俄国形成的抽象艺术运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结构主义认为应仿效现代工业技术的形式和过程，在绘画中用抽象的形体令人联想起机械化技术的结构。（译者注）

[24] 美国达达派与超现实主义的先锋，最早在世界上广泛运用摄影的特殊技法进行摄影创作，被认为是当代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先驱之一。（译者注）

[25] 以穷尽巴黎夜生活的全貌而闻名于世，赢得了“夜间摄影鼻祖”的美誉。（译者注）

[26] 阿姆斯特丹的ABC新闻曾于1936年2月为她签发了记者通行证（现存于国际摄影中心卡帕档案之中），但是已无法看清证件上的名字，因此不清楚她当时使用了哪个名字；就算她真的发表了照片，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有可能她以卡帕的名字出售并出版了这些照片。

[27] 这幢房子的具体购买价格不明，购房款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也不甚清楚。贝克与雷诺兹将包括8000美元退缴税款在内的要价当作了房屋总价；迈耶斯说总共支付了12500美元。这个价格也许将建设成本包括了进去，因为这些数额都相当大，我选用了迈耶斯提供的数字。格斯·费孚至少支付了8000美元，甚至更多。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

[28] 法国旧城镇，今为巴黎的一部分。（译者注）

[29] 加拿大人，密歇根州的天主教牧师、犹太人迫害者和纳粹辩护士。（译者注）

[30] 强调顺从天命，要安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恬淡寡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译者注）

[31] 像狗一样摒弃社会、家庭责任、对金钱的追求甚至是个人健康，以达到美德的极致，获得完美的幸福。（译者注）

[32] 卡帕的未婚姨妈格莱迪丝·伯克维兹访谈，理查德·慧兰采访笔记，国际摄影中心。不过卡帕写给母亲的信的确是以“我亲爱的妈妈”开篇的。

[33] Whelan,p.92.Robert Capa,Traces of a Legend的合著者米歇尔·勒费弗尔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沃格尔并未将塔罗视作记者；但是约翰·海尔赛发表在杂志《47》上的一篇题为《发明自己的人》的文章指出，沃格尔“带着这个荒唐可笑的男孩与格尔达”登上了飞往西班牙的飞机，而且尽管沃格尔在飞机失事时摔断了锁骨，“这个男孩与格尔达却毫发无损”。

[34] 伊尔美·沙伯与理查德·慧兰均在Schaber,Whelan,and Lubben,Gerda Taro中描写了塔罗使用禄来福来相机进行拍摄的情景；事实上，书中收录了慧兰专门为塔罗所使用的这类相机撰写的一篇文章。沙伯现在认为，塔罗也许使用了另一种中画幅相机，但是迄今为止她拒绝提供任何文献资料或是具体细节。

[35] 这是我从奥地利-德国社会学家弗朗兹·博克瑙的叙述中推断出的结论。博克瑙搭乘火车与卡帕和塔罗同一天抵达巴塞罗那，并且在英国诗人约翰·科尔福德及一位法国记者的陪同下，先于卡帕他们前往了阿拉贡前线。没有理由假设两位摄影师所受的待遇会与这三位作家不同。Borkenau,The Spanish Cockpit,p.93.

[36] 包括菲利普·奈特利的《第一位伤亡者》在内的大量资料都探讨了普遍存在的摆拍现象，Richard Whelan,This Is War:Robert Capaat Work,pp.60-65审视了卡帕与塔罗的做法。

[37] 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欧洲独立风景画的开创者，同时被誉为专画农民生活题材的天才。（译者注）

[38] 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后期画作多以战争、死亡与疾病为主题，画风黑暗沉重，尤以《农神食子图》为代表。（译者注）

[39] Checa，西班牙内战时期各党各自组建的镇压机关。（译者注）

[40] 巴雷亚并未写明他的姓氏，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朋友是安东尼奥·米赫。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副总书记、《工人世界》政治编辑、西班牙共产党与战争部之间的联络员，同时也（在1936年10月16日）以战争委员的身份成为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副手。

[41] 18世纪法国作家。（译者注）

[42] 詹（大卫·西蒙）拍摄了这座宫殿，照片刊登在《问候》（1936年11月26日）及《伦敦新闻画报》（1936年11月28日）上。现代人为照片所配的说明将其注为共产党总部。

[43] Borkenau,The Spanish Cockpit,pp.161-65以及Clemente Cimorra,"Relatosobrelamarchde l'acciónde Cerro Muriano,"La Voz(Madrid),September8,1936.均描述了塞罗·穆里阿尼战役。西莫拉的报道电头为9月6日并以历史现在时——为描述生动，用现在时态叙述往事——进行了描述，但是她所报道的是前一天的战况。

[44] Gellhorn,"Till Death Us Do Part,"Novellas,p.306.在她以小说的手法处理卡帕的故事时，詹变成了“莱普”，卡帕成了“巴拉”，而格尔达则化身为“苏西”。

[45] 多年来，人们一直不清楚卡帕究竟在何处拍摄了包括那张后来极为出名的“倒下的士兵”在内的系列照片。1985出版的卡帕自传以及理查德·慧兰的《这是战争》错误地认为照片的拍摄地在塞罗·穆里阿尼；但是若泽·曼努埃尔·斯佩雷格在《摄影的阴影》（Sombrasdela fotografía）中比较了现今的地形与照片中的地形，令人信服地将地点确定为埃斯佩霍。至于拍摄时间：残存的埃斯佩霍系列冲印照片上的手标数字（没有相版或底片）就在塞罗·穆里阿尼难民系列之前，因此有可能他们先去了埃斯佩霍，随后参加了塞罗·穆里阿尼战役。然而，参考地图与日历之后得出的更符合逻辑的行程应该是：阿尔马登——塞罗·穆里阿尼——蒙托罗——埃斯佩霍——安杜哈尔——托莱多。

[46] 如上所述，所有这些照片都由卡帕（35毫米矩形格式）以及塔罗所拍摄。只有少部分原始底片保存了下来，而且在照片冲洗后不久，胶卷就被切成了单帧或两三张一组的底片，随后便随机与其他故事或报道的底片混在了一起。因此，我通过观察底片以及包括现在被称作“倒下的士兵”的最终照片在内的照片（底片已丢失的情况下）等重建了事件的顺序。所有照片与底片均来自国际摄影中心的收藏。

[47] 拍摄电影时使用的强光灯。（译者注）

[48] 为13岁的犹太男孩在犹太教堂举行的成人仪式。（译者注）

[49] 亚历克斯·克肖在Bloodand Champagne:The Lifeand Times of Robert Capa中援引了为摄影师吉赛尔·弗罗因德撰写传记的作家所说的话。他说弗罗因德曾告诉他，卡帕声称自己“杀害”了那位民兵。此外，克肖写到了1947年10月20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卡帕进行的广播采访，不过我一直未能找到这份资料。卡帕在采访中提到，山坡上的民兵曾多次遭到机枪扫射，但是他似乎说自己只拍到了一张照片（Kershaw,pp.41-42）。这套说辞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一如卡帕的其他“宣传”，它的目的更倾向于给人带来良好印象而非是揭露真相。

[50] Whelan,This Is War!，p.66.要么是杂志不再要求他们提供底片（而非照片），要么就是卡帕和塔罗决定不再将底片切开，因为到了1937年，他们的胶卷就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51] 指成就平平但性格温和的男孩。（译者注）

[52] 全美排名第三的著名私立中学，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母校。（译者注）

[53] 一战后2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陷入了政治压迫最黑暗的第一次“红色恐惧”时代。1920年5月5日，警察指控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意大利移民、制鞋工人萨科和卖鱼小贩万泽蒂为波士顿地区一起抢劫杀人案的主犯。虽然他们提出了足以证明自己无罪的充分证据，但仍被判处死刑。萨科和万泽蒂的辩护律师在判决后一再要求复审并六次提出新的人证物证，均为法庭拒绝。1927年8月22日，在国际抗议声中，萨科和万泽蒂被处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为呼唤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代名词。（译者注）

[54] 面值一英镑的英国金币，1914年后停用。（译者注）

[55] 路易斯·费舍尔在Menand Politics,p.364.中叙述他与内格林谈论这笔财富时给出了这些数字。奥尔洛夫与西班牙财政部副部长分别清点了箱子的数目；奥尔洛夫的计数是7900箱而副部长的记录是7800箱——这就意味着有整整一卡车黄金不翼而飞。然而，由于奥尔洛夫害怕为丢失的黄金担起责任，因而认可了副部长所报的数量。

[56] 一些学者对赫塔菲的轰炸提出了质疑，尤其是罗伯特·斯特拉德林在Your Children Will Be Next:Bombingand Propag and ai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中声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构的暴行”。

[57] 穆尔黑德给出的日期是11月11日，但是这一定是抄写错误，因为玛莎·盖尔霍恩在信中提到自己参加了11月17日举办的书展。

[58] 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属于泰坦神族，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译者注）

[59]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受其诅咒，后无人再相信她的预言。（译者注）

[60] 巴雷亚仅仅说此人是一位“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左右的身材魁梧的美国人”；根据高大魁梧的费舍尔自己的描述（in Menand Politics,pp.382-85），当天他是马德里唯一的一位美国记者。

[61] 这些照片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在美国与欧洲，它们被制成宣传海报，刊登在期刊上并被收入了英国共产党的一份小册子。其中一幅照片还被诗人乔治·巴克选作了1939年《西班牙挽歌》（Elegyon Spain）的卷首插画。弗吉尼亚·伍尔夫从这些照片中汲取灵感，写下了《三个畿尼》。现在依旧能在网上浏览到这些照片——例如http://libraries.ucsd.edu/speccoll/visfront/newadd13.html.

[62] 出于一些不明原因，佩尔森在We Saw Spain Die:Foreign Correspondentsinthe Spanish Civil War（下文简称为WSSD）pp.177-87中极为抵触这种说法；但是他所引用的文献（包括公开出版的科利佐夫日记）似乎都与他的看法相左。

[63] 根据塞夫顿·德尔玛（Trail Sinister,p.294）对于这段时期的叙述，他独自乘坐公交车从瓦伦西亚前往马德里；也许事实就是如此（这当然能够成就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他所讲述的故事似乎有些在对神话进行自我诠释的意味，德尔玛偶尔会进入这种状态。

[64] 故事存在许多版本，每个版本所引的话都不尽相同。本书将各版本融合在了一起。慧兰在Heart of Spain:Robert Capa's Photograph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p.34)中的一篇文章《罗伯特·卡帕在西班牙》中写道，卡帕“在一个侨居法国的德国作家协会中遇见了［雷格勒］”并且援引了雷格勒的Owl of Minerva作为辅证。我未能在雷格勒的书中找到相关内容；事实上，他曾提到自己与卡帕初识于马德里的，因此我便在书中采用了这一假设。

[65] 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译者注）

[66] 诺亚的子孙拟在巴比伦的示拿古城建一座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乱其语言，使建塔人突操不同的语言而四散，塔因此终未能建成。（译者注）

[67] 希罗尼穆斯·博斯，荷兰画家。他富有想象力的画作充满了荒唐的形式和怪异的象征主义，《圣安东尼的诱惑》是他的代表作品。（译者注）

[68] Hemingway,To Haveand Have Not,p.TK.海明威在初版中使用了“他妈的”这个词。他在1937年7月的最后一版打字稿中才为摩根补上了最后几句话。

[69] 针对节奏快、压力大的都市生活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译者注）

[70] Hemingway,To Haveand Have Not,pp.185-86.海伦·戈登最明显的原型就是凯蒂·多斯·帕索斯，她曾像这个小说角色一般在商店中行窃；但是正如她的传记作家露丝·霍金斯所指出的，真正在婚前流产的人是宝琳（海明威知道这件事），而且她还在第二次生育时受了内伤——两者均为海伦接下来的愤怒声讨提供了素材：“爱情是一种药丸，它能让我的月事如期而至，因为你害怕让我怀上孩子……爱情是我已经变得一团糟的身心……”

[71] Delaprée,The Martyrdom of Madrid,p.14.德拉普雷认为空袭造成数百人遇难，但是死亡人数似乎只能勉强以百来计数，因为内战中西班牙全境约有1万人因空袭而丧生。

第二部分
“你永远听不见震撼心房的声音”

1937年1月：马德里

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1月中旬，当巴雷亚离开新都瓦伦西亚回到马德里的时候，已不再是那个只接受紧急军政府临时委任的可疑的叛逃分子，而是摇身变成了新任命的外国新闻审查办公室负责人，伊尔莎则成了他的副手。两人——他们之间的联络似乎已得到政府认可——被安排住进了格兰维亚酒店（新闻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行军床），增发了薪水并且拿到了生活津贴；他们带上所有的安全通行证和汽油券，搭乘公务车匆匆离开了瓦伦西亚。巴雷亚对自己处境的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卢比奥·伊达尔戈显然是担心外交部会任命一个与他不熟的人出任此职。与其与别人争得你死我活，还不如支持自己了解的恶魔，而那个恶魔就是巴雷亚。

车子离开海岸线，穿过突然入冬的山区驶向北部与西部，巴雷亚发现这里的道路也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本守在每个村庄之外、乱糟糟的纠察队与巡逻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制服、在主要路口巡查的突击卫队分遣队。驶近马德里时，他们的汽车越过了一队队向首都挺进的卡车与坦克。西班牙电信大楼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在伊尔莎临时管理下，记者以及一些国际旅军官开始将审查办公室当成了可以交换信息、投递邮件、探听八卦、分配酒店客房、领取奔赴前线所需的汽油券与禁区通行证的俱乐部。现在，经过上任后第一个小时的讨论，巴雷亚与伊尔莎甚至开始大胆地希望将审查办公室转变为一台散播消息的机器而非紧急封锁新闻的机构。

事实上，在马德里各处，围城前几个月所做的临时危机处理已被更为专业的机构所取代：马德里已不再是一座因战争而陷入震惊的城市，它已经陷入了战争的混乱之中。政府在11月仓皇出逃时随意丢弃在前财政部院落中的陈旧借据与经济报告已被清理干净；现在，卡车、苏联坦克与公务车正停在铺路石上。国防军政府长官密亚哈将军的办公室就位于财政部的地下掩体中，他渐渐从城市的管理中抽身。他已被任命为一支重新组建的正规军团的指挥官，负责进攻据守城市西北线的叛军。

这位大腹便便、面红耳赤的将军依旧坐在装甲车队中在马德里附近巡游，陶醉在群众（多数是女性）的一片奉承之声中——“i Soy la vedette de Madrid!（我是马德里的明星！）”他对来访的总统拉尔戈·卡瓦列罗如是说——但是，苏联特别武官兼军事情报机构格勒乌驻马德里负责人，符拉基米尔·戈列夫正日渐掌控城中的实权。戈列夫正值不惑之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红军将军——身材高瘦、颧骨高耸、嘴唇很薄，眼睛是浅蓝色的。他并不看好西班牙的各位指挥官，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就更是如此。他以桑丘为代号，在发给格勒乌总部的密件中抱怨说，为“避免增强共产主义者的实力”，保皇派总理“正在迎合无政府主义者玩一场危险、复杂的政治游戏”。戈列夫认为，如果苏联想击败叛军或是仅仅将他们无限期地困在海湾，他与他的顾问同行们就应该中断与红军的官方联系。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放开手脚去获取更大的战争控制权，而无须担心会因自己外国军人的身份可能会造出诸多不便。

巴雷亚身处瓦伦西亚的时候，戈列夫对审查办公室的工作及其临时负责人，那个临危不乱的奥地利女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清晨时分，记者们的通讯稿已审核并发送完毕。他会在那时召见伊尔莎，装满烟斗后舒适地仰坐着与她探讨宣传理论与某些媒体对战争的报道。既然巴雷亚已回到马德里掌管审查办公室，不论是否收到了邀请，他都会陪伊尔莎度过这些深夜，倾听她与戈列夫的谈话——为了让巴雷亚能够听懂，两人主要以法语交谈，虽然戈列夫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以秘密特工的身份在纽约居住了3年，他的英语水平主要得益于此。有时，这个苏联人会向两人提出明确的建议，希望他们能够遵循，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并不是他的下属；但是多数时候，较之他们审查通过的通讯稿内容，他更为关心伊尔莎的政治忠诚度。一方面，他对于她放弃党籍一事表示不解（“党员证是我的生命”，他告诉她）；另一方面，精力旺盛、缺乏正统观念的伊尔莎又让他感到有趣。他觉得巴雷亚是个浪漫的人，完全不值得为他操心。但是戈列夫的警觉与钢铁般的决心却令巴雷亚深感不安。是个棘手的对手。

他觉得戈列夫的前任助手，过去几年间一直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西班牙人，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更容易相处。共和党人罗伯莱斯出身名门，算是辱没了保守家族的不孝子。战争爆发后，他便回到西班牙为共和国服务，因为他能够读懂俄语文件——他与戈列夫均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莫斯科能够培训并送来官方翻译之前，他似乎成了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的戈列夫的临时译员。罗伯莱斯不仅文化修养很高而且文学功底深厚。早在战前，他便加入了茶话会（tertulias），即作家们在咖啡馆中的谈论会，巴雷亚曾像追星族一般在咖啡馆外徘徊；事实上，罗伯莱斯在西班牙的一位知己，白胡子小说家兼剧作家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Ramón del Valle-Inclán）就是巴雷亚的偶像。因此，他与巴雷亚之间本有许多话题可聊；但是，虽然当巴雷亚接手审查办公室的时候，罗伯莱斯一直在为戈列夫工作[1]，当巴雷亚回到马德里后，他又被重新分配到了瓦伦西亚。

尽管戈列夫令巴雷亚隐隐感到不安，情势也并非一片惨淡。民族主义者试图切断连接马德里与埃斯科里亚尔的科鲁尼亚公路，然而在经历了多场战斗、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停下了攻势；两军由此在市区外围形成对峙，几乎让人感觉这就是一场胜利。马德里依旧继续蔑视着法西斯骇人的毁灭力量，这似乎预示着更大的胜利：国防军政府最近在城中各处张贴海报。海报上，马德里的标志，熊，正在吞食纳粹的卍标记，下方印着“El Oso de Madrid Destrozara al Fascismo“（“马德里熊将摧毁法西斯主义”）的字样。一些早前离开了马德里的记者又折返归来：罗伯特·卡帕住进了佛罗里达酒店，带着他的相机潜行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英国人克劳德·柯克本在卡洛斯司令领导的第五军团中以列兵的身份服了几个月兵役之后也回来了。柯克本身材瘦长，黑发略显稀薄，是天主教徒、保守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表弟，不过他自己却（以弗兰克·皮特凯恩的笔名）为伦敦的《工人日报》以及他自己创办的散乱却又辛辣的评论杂志《伦敦周刊》撰文。《纽约邮报》将扒粪记者[2]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派了过来，他因公然反对墨索里尼而被意大利驱逐出境。《纽约时报》也派遣了新的记者：一位心细且耐心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对于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3]，他绝对心知肚明，而且已将其称作是一场“小型世界大战”。此外，一家新的媒体也参与到了战争的报道之中，柯克本在工作之余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个名为西班牙代理的巴黎新闻机构。

西班牙代理是精通多国语言的苏德台地区德国人奥托·卡茨的心血结晶。卡茨温文尔雅、肤色黝黑、风度翩翩，拥有许多化名与多本护照。他欣赏女性的眼光独到，简直就是宣传界的帕格尼尼[4]：对他而言，真相仅仅是伟大发明的出发点。他声称自己是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首任丈夫（虽然他很可能只是20世纪20年代，玛琳无数柏林粉丝中的一员）；他是苏联传奇电影公司的导演以及《希特勒恐怖褐皮书》（The Brown Book of Hitler Terror）的主要作者，该书创造性地揭示了将希特勒推向权力巅峰的故事；甚至连柯克本人都承认，他会为了自己的事业杜撰新闻故事。而现在这项事业就是保皇派的抵抗；在获得老板，共产国际的威廉·缪齐伯格的首肯以及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祝福之后，他创办了西班牙代理，用以散布——并报道，如有必要的话——那些站在西班牙政府的角度讲述西班牙现状的故事。毕竟，叛军对于“红军”暴行的报道往往夸大其词、胡编滥造[5]，并且会为了煽动人们的反政府情绪而配上虚假的被肢解尸体的照片；为何他们就能垄断这种宣传？

卡茨曾在萨尔与古斯塔夫·雷格勒共事过，两人也合作出版了《褐皮书》。30年代初，他曾在巴黎见过伊尔莎的老师，维也纳籍副教授金·菲尔比（Kim Phil-by）；即便当时并不认识伊尔莎，他们也一定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现在，他用安德烈·西蒙这个名字来到马德里。他说自己打算站在西班牙的角度，寻找受到战争重创的马德里的故事。他想问问伊尔莎的西班牙情人，那个曾经梦想成为作家的男人，能否为他提供一些素材。

这个请求足以再次燃起巴雷亚心中几乎已经燃尽的梦想余烬。很久以前，十几岁的巴雷亚曾大胆地在位于阿尔卡拉大街上的格兰哈咖啡馆与心中的英雄巴列·因克兰交谈。这位伟人曾告诉他，不要再浪费时间试图闯入茶话会；相反，他说，年轻人应该研读最优秀作者的作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论这份工作是什么；“或许，随后你便有可能踏上写作之路……”当时毛躁易怒、孩子气的巴雷亚并未理会巴列·因克兰的话；这些话有可能成为金玉良言吗？他的文学愿望有可能实现吗？

然而，还没等巴雷亚从急转的情势中感受到快乐，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从巴黎打来电话找伊尔莎。电话是利奥波德·库尔莎打来的，他说自己将转移到位于布拉格的西班牙使馆，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为西班牙做含糊的“宣传工作”并询问伊尔莎的计划。她会回巴黎吗，还是跟他一起去布拉格？

伊尔莎感到恐惧，她意识到库尔莎根本没有收到她从瓦伦西亚寄出的信件。她已在信中明确告诉他，他们的婚姻已彻底结束，她已经将自己的心交给了别人；现在，她不得不忍受着静电干扰，在同事们面前向他解释一切。就像是小说情节一般，值班的年轻审查员心想，他甚至忘了将目光从伊尔莎的身上收回。终于，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挂断了电话。当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开口说话时，她告诉巴雷亚自己必须飞往巴黎整理东西。

巴雷亚心里很乱。她说爱他的时候，只是在逢场作戏吗？库尔莎能在巴黎赢回她的心吗？马德里的生活只剩下寒冷、饥饿与每日不歇的轰炸，她会决定待在一个远离这一切的地方，不论那个地方是哪里吗？甚至，她能够一路平安吗？他没有权利乞求她留下来，想到这里，他觉得甚是凄惨。他甚至都没有权利为她担心。

第二天，她搭乘一辆小车前往位于海边的阿利坎特机场，从那里搭乘飞机前往法国。巴雷亚从未感到如此孤单。

1937年1月：瓦伦西亚

内战打响后的首个冬季，瓦伦西亚——曾经慵懒优雅、富有历史韵味的国际化都市、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已经仿若一间商队旅馆。难民、迁至此处的政府官员、随从与记者使得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棕榈树荫下的街道挤满了身穿制服的人，战时的喧嚣取代了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午后小憩。在这里，你随时都有可能遇见任何人；战争与战争生意挂在了所有人的嘴边；那一刻，这里似乎成了格尔达·塔罗的天堂。

在巴黎短暂停留之后，她刚从意大利回来；现在她和卡帕又回到了西班牙。虽然马德里现在似乎风平浪静但卡帕还是去了那里，她则留在了瓦伦西亚。一天，她坐在维多利亚酒店的大堂——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描述的那样，那里聚集了“报社记者、政府特工、间谍、军火商与神秘的女人”——与流亡的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6]边喝红酒边聊天。艾斯勒曾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7](Bertholt Brecht）合作过，他此次前来瓦伦西亚参加慈善音乐会。国际旅的战士们将为战友们演唱他的歌曲。她也在其他一些场合与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碰过面。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曾是古斯塔夫·雷格勒与威廉·缪齐伯格在巴黎的同僚，现在瓦伦西亚的一间办公室中担任前线报纸《自由志愿者》（Volunteerfor Liberty）的法语版与德语版编辑。康托洛维奇与艾斯勒均精通德语、游历甚广，是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他们令格尔达感觉她所投身的事业意义重大，远胜摄影报道，而且她也不仅仅只是“罗伯特·卡帕”中那个神秘的另一半。

她巧妙塑造的专业摄影师这一形象大获成功。“卡帕”已跻身知名摄影师之列，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主要还是那个她在生活中与事业上的双重伴侣，“格尔达·塔罗”反倒成了一个失败者。她告诉露丝·瑟夫，这种待遇让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卡帕最近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进一步巩固了他这位摄影师无惧风险、勇于行动的美名：“他与反法西斯志愿者们共赴险境，同享英雄之名。”附文溢满问候与祝福之语。本月，格尔达的照片登上了两本杂志《统一》（Einheit）与《团结》（Unité）的封面。然而，两幅照片的主角都是儿童——充满人情味的感性照片而非撼动人心的战争场景。不过，如果她想拍摄这类照片，就必须更换相机。四四方方的禄莱使用起来过于繁琐，呈现的图像也太过正式。除了属于她的署名之外，她真正需要的是一部徕卡相机。卡帕那样的徕卡相机。

1937年1月：纽约

海明威在宾夕法尼亚站踏出佛罗里达特别号，搭乘出租车来到巴克莱酒店。这家酒店就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的隔壁，规模更小、更为舒适，优雅气质也不输华道夫。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出版商的办公室位于三个街区之外的第五大道。他第一站便直奔那里。他不得不告诉麦克斯韦尔·帕金斯，在基韦斯特动笔的那部小说尚未完成。没错，他知道自己曾给帕金斯发过电报，说手稿已经完成；但是阿诺德·金里奇将在《时尚先生》上连载小说的部分内容，而且他提出了很多恼人的问题——小说角色与现实人物（其中就有多斯·帕索斯）之间相似度极高，若以目前的形式出版，说不定会惹上官司。海明威告诉帕金斯，他自己就能应付金里奇，不过那得等到6月之后，因为不管帕金斯做何感想，他都必须信守承诺前往西班牙。（帕金斯承认，他相信“这位右翼将军必定为人不错”并一再敦促公司的这位著名作家“放弃”报道战争的想法。）与此同时，海明威建议帕金斯读一读由一位名叫玛莎·盖尔霍恩的出色年轻作家所写的“流放”——这篇故事也许适合发表在《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上。

从斯克瑞伯纳出版社出来之后，海明威去北美报业联盟办公室签署了一份合约。根据合约，他每写一篇文章便可获得1000美元的稿酬——如果稿件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并且必须由“电文”破译为散文，稿酬便只有500美元——就发自西班牙的通讯稿而言，海明威的稿酬颇高，不过他当时也是一位声望极高的作家。他在西班牙民主美国之友医疗局稍做停留，答应担任救护车筹款运动的主席。随后又去了嫂子弗吉尼亚·法伊弗（Virginia Pfeiffer）的新公寓，因为海明威不够安分、忽略宝琳的情感并且决定前往西班牙，两人发生了争吵。

然而，他此次纽约之行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完成一项意料之外的写作任务：为《烈焰中的西班牙》的下半部撰写旁白。这是一部由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以及尤里斯·伊文思联手制作的纪录片杂集。多斯·帕索斯正在撰写与历史相关的上半部脚本，但无法在月末电影发行前完成讲述战争最初数月的下半部。既然海明威人在纽约——北美报业联盟与救护车运动足以证明他公开地致力于这项事业——他怎能不担负起这项工作呢？受邀撰写初稿的24岁古巴裔美国作家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Prudencio de Pereda）担任他的助手；事实上，两人早就相识。作为他的仰慕者，两年来，佩雷达一直在给他写充满敬意的书信。海明威终于在去年12月表示愿意资助他投身反对佛朗哥的战斗。“如果你能保住性命，便能获得绝妙的素材，”海明威告诉他，“万一你不幸遇难，也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德·佩雷达并未接受他的建议；除此之外，这意味着他也许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崇拜的作家。现在，在1月份短暂的两天内，他来到巴克莱酒店，将自己为纪录片《烈焰中的西班牙》准备的原始资料展示给海明威。因为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受到鼓舞的德·佩雷达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手稿交给心目中的英雄阅读，并且害羞地建议自己也许可以陪海明威一同前往西班牙；不过令他沮丧的是，海明威并不喜欢这些故事，甚至对于将德·佩雷达作为战友一事表现出更加消极的态度。你不是一位战士，海明威淡淡地说，“甚至无法在后方发挥作用”。

然而，幸运的是，德·佩雷达欣然承受了海明威对他的怠慢，声称与海明威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亮点”；多斯·帕索斯和麦克利什都对《烈焰中的西班牙》的脚本十分满意，因此向海明威提出了自去年12月以来便徘徊在他们脑海中的想法。可以证明海明威最初参与其中的书面材料极少，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沟通以面谈为主。麦克利什在1937年1月28日写给“杰瑞”（也许是导演杰罗姆·罗宾斯在1953年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名的杰罗姆·乔多洛夫——麦克利什在旁注中说他是“身在纽约、负责……宣传鼓动的共产党”）的信中写道“海明威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开始为电影长片而忙碌，“不出预料的话，他还将为影片撰写对白”[8]。他是否愿意参与——真正参与——他们最初计划拍摄的纪录片，就是尤里斯·伊文思准备导演的那部纪录片？伊文思已经动身前往西班牙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不过很快海明威自己也将奔赴那里，那时他可以联系伊文思。如何？

海明威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然而，他必须先完成一项更为悲苦的差事才能返回佛罗里达为西班牙之旅做准备。1月16日，他驾车与吉妮·法伊弗及西德尼·富兰克林一同前往位于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疗养度假胜地，萨拉纳克湖。斗牛士西德尼出生于布鲁克林，是海明威的密友之一。杰拉尔德·墨菲与萨拉·墨菲正在这里为他们最小的孩子帕特里克守灵。多年来，他与这对夫妇之间关系复杂：当他们身处战后巴黎的外籍艺术家圈的中心，而他还只是一个苦苦挣扎的作家时，他们便是最早接纳他的人之一；萨拉的美丽与魅力一直吸引着他，他的心中总是藏着对她的淡淡的爱慕之情；同时，他总是无法信任杰拉尔德并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感到不安。他会讥讽杰拉尔德的双性恋与纨绔作风，也许还会嫉妒他笔下的神秘画作，这些作品就像海明威自己的小说一般简洁、清晰。然而，他关心墨菲一家，为他们的丧子之痛而心痛。他自己的儿子与帕特里克同名。2年前，帕特里克的哥哥鲍思因脑膜炎而猝死，现在他们又眼睁睁地看着7岁半的帕特里克的生命在与结核病的抗争中渐渐流逝。他知道，一旦去了西班牙，便不再有机会与他们道别——不仅是见帕特里克最后一面，而且是挥别他们曾经共度的那段岁月。正如萨拉所说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大型集会，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很年轻”。

墨菲一家在萨拉纳克的阿迪朗达克租了一间巨大的砖木结构的房屋。到达那里之后，海明威发现情况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病床上的帕特里克骨瘦如柴，靠着氧气瓶勉强维持生命。那天晚上，海明威进屋看望男孩，答应送给他一份华丽的圣诞礼物，尽管他知道帕特里克已经无法撑到那个时候了：从他亲手猎杀的熊身上剥下的熊皮。现在还没准备好，不过就快了，他说。帕特里克激动地颤抖。海明威走出房间后也不禁泪流满面，也许是因为自己在男孩的命运一事上向他撒了谎。

第二天，他和西德尼·富兰克林离开了萨拉纳克；吉妮则留下陪伴墨菲一家。自从在公寓争吵过后，海明威与吉妮之间一直多多少少争论不断。回到纽约后，海明威去了杰拉尔德·墨菲曾向他推荐的位于东五十三街的定制裁缝店，格雷与兰佩尔。杰拉尔德说它是“一家极其可靠的优秀的纽约老店，丝毫不见华丽虚饰之风”；尽管海明威经常表示“无法忍受”自己的这位老友——有时也是他的恩人——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墨菲的穿着永远都优雅得无可挑剔。海明威不会将妻子的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因此他在银行开立了一个特别账户用来收取稿费，他打算以此来支付与玛莎·盖尔霍恩有关的所有开销。

1937年2月︰马拉加前线

尽管训练有素的民族主义军队得到了意大利军队的增援，装备了德国及意大利提供的弹药，并且在1936年秋席卷了西班牙的大片领土，但是由工会民兵、忠于政府的士兵以及国际旅组成的形形色色的政府军却在11月与12月阻挡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在新年的头几个月中，马德里周边的前线被冰冷的雨水所浸湿，层峦叠嶂中刮来呼啸着的凛冽寒风，前线被冰封成了一处僵局；然而，南部的战火依旧在延续。圣诞节后的几周，共和军试图在科尔多瓦周边发起攻势，不过他们最终被击退［包括诗人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在内的大批英国国际旅士兵在这场袭击中丧生］。再往南，民族主义者开始觊觎从海岸线到直布罗陀以东——包括重要港口马拉加在内的——20英里宽的地区。自战争打响一来，这片区域一直握在政府军手中。

2月3日至2月8日间的某个时刻，罗伯特·卡帕与格尔达·塔罗抵达了卡塔赫纳，马拉加以东391公里处的西班牙海军母港，拍摄共和党巡洋舰“海梅一世号”。13世纪时，伟大的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从法国手中夺回了加泰罗尼亚的控制权。这艘舰艇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现在她还获得了一个新的绰号：西班牙的“波坦金号”——借此向因为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影片《战舰波坦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而成为传奇的“波坦金号”致敬——因为自战争伊始，“波坦金号”的共和党船员们便奋起反抗反叛军官并为共和国的事业征用了这艘舰艇。她是力量的象征。卡帕的朋友兼同事甚至在去年10月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但也许因为2月2日是著名的海梅一世的生日，抑或是因为2月5日是舰船下水25周年纪念，人们认为她可以再次登上新闻。

因此，在一个明亮、宜人的日子里，从舰楼到甲板再到阴暗的引擎室，格尔达和卡帕逛遍全舰，一帧一帧地进行拍摄；格尔达的照片尤其具有爱森斯坦电影史诗那般的英雄宏伟。这里有微笑着环住对方的水手——咔嚓；有炮口呈现完美O型的加农炮——咔嚓；有穿着汗衫铲煤的壮实的司炉工——咔嚓。舰艇上洋溢着一种嘉年华般的气氛，船员们临时组建了一支拥有手风琴、吉他与加利西亚风笛的乐队；船员们站在乐手身后的系船柱与楼梯竖板上，随着音乐咧嘴为这位漂亮的金发女孩与她的同伴鼓掌。

El cañón ruje,tiemb la latierra

Pero a Madrid...i NO PASARáN!

（炮在怒吼，地在颤抖——

但在马德里……人们绝不会放弃！）

在马拉加遭到袭击前，你几乎会忘记人们还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

得到意大利黑衫军支援的民族主义军于2月3日发起攻势；2月5日，叛军战舰从海上对城市展开炮击。有机会逃离此地的人们已经开始撤离，向东涌入130英里开外的阿尔梅里亚；待到2月8日马拉加沦陷之时，已有2000至4000人被胜利者围捕、枪杀；蜿蜒在山区与海洋间的海岸公路已经挤满了难民——"70英里长的道路上，满是因饥饿与疲惫而深感绝望的人们”，一位驾驶救护车的英国志愿司机如是说。一部分人，大多是城中的共和党最高指挥官，有车可乘；多数人只能徒步行进，一些人还牵着骡子或驴用来驮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其中有许多是儿童。所有人都必须忍受日间的暴晒与夜晚的寒冷；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民族主义者的坦克从马拉加一路跟随至此，狠狠地碾过他们的身体；民族主义者的飞机从空中对他们进行猛烈的炮轰；民族主义的舰船也从海上向他们开火。而他们唯一的防御只有现如今已被摧毁打败的西班牙中队，安德烈·马尔罗领导下的声名狼藉的空军中队；中队里剩下的大部分飞机都在被击中后化为火球，坠下天空，结束了它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生涯。

收到消息之后，这两位摄影师便争抢着前往阿尔梅里亚进行报道，但是待他们到达时，民族主义的坦克和飞机发起的狂轰滥炸已经结束。这里已经拍摄不到能叫人印象深刻的照片了。卡帕和格尔达被领至一幢朴素的砖房前，它的门上悬挂着一块指示牌——“列宁避难所”；里面是一间没有家具的空房，破烂、肮脏的床垫与铺盖卷铺了一地。马拉加的男女老少们坐在里面，脸上一片凄凉之感，只有亲历过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的人才会具有这般表情：一位父亲怀抱着头部缠着绷带的婴儿，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胖乎乎的小腿上裹着浸满鲜血的纱布。一家人挤成一团，就像是贴在刷着石灰的石膏墙面上的现代版圣母怜子图（pietà）。屋外，落了单的难民们仍在不断涌入城内，一些人在郊外的一处路边洞穴中找到了临时的容身之所。

民族主义者在追击难民之后已向西撤回马拉加，但是在通往北部海岸的不稳定的前线沿途依然进行着零零星星的战斗：由保皇派民兵及恰帕耶夫营的波兰士兵所组成的部队正在莫特里尔和卡拉翁附近抗击叛军，卡帕和格尔达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在卡拉翁拾到了一个刷得雪白的炮弹。除了蜷缩在布满弹孔的墙边、仿佛已陷入梦乡的士兵尸体之外，这里似乎空无一物。一名活着的哨兵梦幻般地坐在毫无生气的村庄入口，眯着眼透过双筒望远镜盯着一片虚无；然而，在广场上，一位看起来十分英勇的年轻女人正准备跨上白马，带着送给民兵的食物供给上山，卡帕他们跟在了她的身后。这里是一片布满巨石与仙人掌的乡野之地，时不时会冒出巨大的石灰岩峭壁。在它们的映衬下，照片中的士兵显得极其渺小；尽管照片效果惊人，但若是寻不到自己想要的故事，这里的景致还不至于令他们驻足不前。因此，他们打算返回马德里，那里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一支民族主义部队切断了马德里与瓦伦西亚之间的道路。

不过，卡帕在离开前为格尔达准备了一个惊喜。在飞往巴黎的途中，他为自己购入了一台新相机，一部35毫米的康泰时。这样一来，他就能将自己快速、轻巧的徕卡送给她[9]——这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相机——取代她原先那台箱式禄莱。不仅如此，他还找人刻了一枚新的印章，用来盖在冲印照片的背面。在此之前[10]，他们的照片都冠以“卡帕摄”或“塔罗摄”的字样——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在将照片送交杂志和报纸前，在照片上加盖“卡帕＆塔罗报道”的字样。

1937年2月：马德里

1月末，伊尔莎已经从巴黎回到马德里。之前她恫吓了位于阿利坎特的军政长官，让他为她准备一辆返程所需的公务车，并且告诉沿途所有加油站的守卫她是苏联大使的女儿，以便让他们将燃油售卖给她。在巴黎时，她迫使利奥波德·库尔莎做出承诺，等战争一结束两人便可离婚。现在，她和巴雷亚都应对此感到满意了。至少，巴雷亚可以无需每晚再靠用白兰地将自己灌醉才能入睡。

然而，伊尔莎的归来几乎是他在这隆冬之中唯一能够寻得的安慰。马拉加沦陷；民族主义者在马德里西南的哈拉马谷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那里紧挨着通往瓦伦西亚的主干道西面。两则消息一同传来；一旦叛军切断了马德里通往瓦伦西亚的生命线，马德里究竟还能在投降之前支撑多久，新闻中心的记者们就此打起赌来。食物与燃料已经十分稀缺，并且正变得日益难以获得；地铁站与西班牙电信的地下室中的常住居民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最近才成为无家可归之人。空袭的强度虽有所减弱，但炮击并未停止；东、南、西面的地平线整日整夜被炮火照亮。

就在此时，仿佛是觉得巴雷亚如今应对新闻记者的工作过于清闲，他和伊尔莎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应付两位制片人——他们手持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通行证——他们来自瓦伦西亚，打算为一小撮同情保皇党的美国人拍摄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录片。尤里斯·伊文思与他的摄影师及同胞约翰·费尔诺[11]带着重达450磅、装载了3台电影摄影机的行李已于1月22日入住佛罗里达酒店。

除了设备之外，伊文思还带来了一份简短的剧本，这是他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为现在这个被称作《西班牙土地》的项目所撰写的——这是麦克利什利用诗人与生俱来的生动比喻的能力构思出来的标题。正如剧本所描写的那样，电影将讲述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小村庄中的故事：1931年，村里的公民——地主、军官、牧师、医生、店主、劳动者与农民——目睹了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溃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共和国的紧张局势和面前的各种可能性相抗争，随后竭力维护共和国：“一场有形有意的伟大的斗争。”[12]在纽约，这个标题听起来很高尚、很令人满意。也许当伊文思和莉莉安·海尔曼登上“诺曼底号”的甲板，在横渡大西洋的航程中一同商讨电影剧本时[13]，这个题目听起来仍旧没什么问题。伊文思本打算与海尔曼一道撰写剧本，但是海尔曼仍因自己的新剧，一部名为《后世》（Daysto Come)

的工会戏剧遭遇失败而感到心伤，并且由于在巴黎感染了肺炎，决定不再前往西班牙。一到马德里，伊文思便发现他们所勾勒的剧本处理方式毫无用处。如果眼前正有一场大戏在战火下处处上演，而且——借用他自己的话——“剧情的发展由生与死来定夺”时，他就绝无可能戏剧般地重现最近的历史事件。

国际旅与“卡洛斯司令”的第五军团总部就设在马德里委拉斯盖斯大街的一幢大楼中。伊文思与费尔诺也在这幢楼内设了一间办事处。伊文思在传奇电影公司工作的时候便已结识了卡洛斯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4]，因此他找到两人请他们帮着修改剧本。两位新顾问都认为应将重点放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上，卡洛斯也为了能有机会见识西班牙新社会中的议会民主制而四处游说。但是因为政府迁至瓦伦西亚，他们与现行民主制之间的最近距离也不过是参加了一场宣布取消各党派民兵并将其纳入新组建的人民军的集会。与会者包括恩里克·利斯特（Enrique Líster），曾在苏联受训的陆军第11纵队29岁的指挥官、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人称“激情派”的立法者与理论家，德洛丽丝·伊巴露丽（Dolores Ibárruri）——确切地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普通百姓，但是伊文思将这些人认作是一步步在军中擢升的加利西亚石匠、摇身变为议会代表的排字工以及“阿斯图里亚斯一位贫穷矿工的妻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拍摄了一些特别却又属于马德里日常生活的事情：扛着损毁房屋的大门去加固战壕的男人，在一辆喷有怪异文字“Brigada Mixta Jefe'Líster'——Peluqueria”（混合旅军士长“利斯特”——理发师）的卡车车厢内理发的士兵，抬着棺材挤过拥挤的购物者的人，当雨点般的炮弹落下时惊恐地四下奔逃的人们以及未能安全奔至马路对面的人摇摇晃晃的身影。随后，消息传来，叛军已向连接马德里与瓦伦西亚的主路全面推进。这条路位于曼萨纳雷斯河东面与哈拉马河之间。如果伊文思与费尔诺打算拍摄真正的战斗画面，就应该前往那里；但是由于瓢泼大雨一连下了几天，拍摄完全无法进行，他们也无法立即出发。而当2月11日上午洪水渐渐退去时，民族主义者又声称已经控制了位于阿甘达的桥梁——哈拉马河与曼萨纳雷斯河交界处附近——并控制了通向瓦伦西亚的道路。

不过，《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认为民族主义者只在虚张声势；为了寻求真相，他征用了一辆汽车，向南驶入长满橄榄树的湿漉漉的山间，伊文思与费尔诺紧随其后。他们发现，政府军已设法阻止了叛乱分子前进的步伐，但是叛军已经转向更远的南部与西部，朝着横跨在哈拉马河上的平多奇铁路桥进发——法国国际旅负责守卫此处。前一晚，就在那里，摩洛哥军中的一支民族主义特遣队已悄悄逼近田野，刺死了法国哨兵，使得两支民族主义旅成功渡河并向另一支国际旅部队发动攻击。加里波第营的意大利志愿者们正在平多奇北面的帕哈雷斯挖掘地道。马修斯、伊文思和费尔诺在驶过阿甘达桥时，听到了迫击炮与机枪的声音；马修斯想知道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是否依旧畅通，于是独自沿着高速公路驶入阿甘达继续向东南前进，而伊文思和费尔诺则向着正南方的帕哈雷斯，向着火线前进。

他们在途中遇见了加里波第营。当时髦的指挥官兰多尔福·帕恰尔迪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穿梭在各个阵地间大吼大叫时，士兵们正从运输卡车中鱼跃而出，列队准备发起袭击。伊文思和费尔诺将摄像机挡在面前，既可做挡箭牌又能对准焦距，跟在士兵身后冲入战场。一枚手榴弹在距离他们5码开外的地方炸开，他们扑倒在地面，随后在一颗炮弹“砰”的一声击中地面时爬起来向前跑去。土块和破碎的岩石仿佛泉水般喷涌而出。期间，帕恰尔迪向前摔倒，一颗子弹或一块飞溅的碎片击中了他的脸。蹲伏在一小块掩体下的伊文思扔给他一条手帕作为临时绷带；戴着眼镜、一副教授模样的彼得罗·南尼跪在帕恰尔迪身旁，温柔地为他包扎伤口。他曾与帕恰尔迪共同创办加里波第营并担任其政委。随后，两人站起身，帕恰尔迪大步向前，一边喊着”Avanti!（前进！）”一边挥手示意部队继续向前。最终，加里波第营守住了这一段路。伊文思和费尔诺继续驱车前往莫拉塔德塔胡尼亚村的旅程似乎也足够安全。较之刚刚经历的战争，他们在这里目睹的一切更叫人痛心——尽管对于马德里的公民或是阿尔梅里亚的难民而言，这一切可怕而熟悉。

莫拉塔是一处乡间的村落，众多从阿尔巴塞特主基地来到哈拉马前线的国际旅俨然将这里当成了集合点与作战总部。然而，当伊文思与费尔诺到那里时，街道上几乎见不到任何士兵的影子：叛军已设法夺取了架设在哈拉马河上的另一座桥，就位于莫拉塔正西面的圣马丁·德拉维加。所有剩余的国际旅兵力已匆忙奔赴前线。战斗正在别处打响；因此，最初传来的飞机的嗡鸣声并未引起莫拉塔村民的警觉，他们尚未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战争的陪葬品。

随后，炸弹落下。持续的炮弹雨猛烈地砸进村落，将其“击得粉碎”，一名得以活着离开的士兵如是说。建筑轰然坍塌，未能找到藏身之处的人惨遭屠杀。炸药颤抖的咆哮终于停歇下来，四周一片寂静。“你应该听听炸弹爆炸后500人的静默之声。”伊文思后来回忆道。他与费尔诺小心翼翼地冒险走进了残破不堪的街道——“并未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很残忍，只是觉得我们必须拍摄这些照片”——拍摄那些一脸茫然、“在震惊的痛苦中用双手捂住腹部”的妇女，地上蜷成一团的死者，已经在废墟中玩耍的孩子。他们没有拍摄国际旅总部，尽管那里也许才是轰炸机真正的目标；或者说，即便真的拍摄了相关画面，他们也未曾明确指出哪里是国际旅总部。简单才是王道。

在通往平加龙的东西向道路沿线，试图守住阵线、阻止叛军挺进的国际旅正在重整出发，可是在能否实现目标这一问题上，他们心中却毫无把握。趁着通往马德里的道路尚未被切断，伊文思和费尔诺收拾好装备，驱车返回马德里。正当这些制片人返回马德里之际[15]，古斯塔夫·雷格勒——第十二国际旅的政委，曾在卡帕前往田园之家公园前线时担任向导——正在普拉多对面的皇宫酒店寻找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民族主义者在哈拉马河沿岸的攻势，尤其是曾经属于他麾下的法国军队被屠，令雷格勒深感震惊。他希望有人能够带给他一些好消息。科利佐夫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力，他不断告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科利佐夫的确做到了这点。“我什么都知道。”这个苏联人安慰雷格勒说；尽管这次袭击令人措手不及，但雷格勒仍在事后进行了自我批评，因为一些他根本无法预料的事情而责备自己。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科利佐夫停下来，摘下眼镜擦拭干净，随后又将它戴上。“摘下眼镜，我的眼前一片黑暗，”他说，“如果他们打算枪毙我，我得要求他们不要事先摘下我的眼镜。”他的笑声就像是一声短暂刺耳的犬吠。他站起身。“我带你去参加一场聚会。”

他们来到酒店的一处包间，人们正在那里为一位即将返回莫斯科的工程师举行告别宴会。这位名叫戈尔金的工程师正在炫耀自己为妻子和孩子准备的礼物。人们相互祝酒干杯，俄罗斯代表团团长——雷格勒叫他马克西莫维奇——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演讲并在演讲结束时拭去了眼角的泪水。雷格勒情绪高涨——他们正在追寻的事业是多么重要，同时它所缔造的同志情谊又是多么感人！第二天，他向科利佐夫讲述了这一晚的经历，科利佐夫突然打断他，说道：“一旦戈尔金抵达敖德萨就会被逮捕。”

“你怎么知道？”雷格勒对此表示难以置信，“是一些政治原因吗？”

“没错，”科利佐夫答道，“你为什么这么吃惊？是因为欢送会吗？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才为他举办了这次聚会。所以马克西莫维奇才参加了。”看到雷格勒脸上的表情，他继续说道，“法国会在送人上断头台前先请他喝一杯朗姆酒。如今，我们请他喝香槟。”

哈拉马战役的战火在2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绵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波萨斯将军与密亚哈将军——"lavedettede Madrid（马德里的明星）”——在谁真正掌权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内讧。双方均损失惨重，国际旅所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超过半数的战斗人员以及多数军官均已丧生或是——像亚伯拉罕·林肯营[16]28岁的指挥官罗伯特·梅里曼（Robert Merriman）那样——挂了彩。伊尔莎·库尔克莎在马德里悲伤地了解到，她的两位英国朋友——来自剑桥的考古学家以及曾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笔名进行创作的前途无量的青年诗人克里斯托弗·圣·约翰·里格（Christopher St.John Sprigg）——均已在战场上牺牲。巴雷亚说，为了能在哈拉马河沿岸至瓦伦西亚道路的东面阻止民族主义者的脚步，他们全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以及将德国的容克战机赶出西班牙领空的俄罗斯查托斯战斗机与俄罗斯坦克，轻步兵T-26.

待到2月的第三周，卡帕与格尔达抵达马德里时，前线已陷入僵局，他们已经赶不及拍摄任何有关战争的戏剧性照片了。这种情况似乎时常发生。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双双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双重成功：两人都与一份新近创办的巴黎日报《今日晚报》（Ce Soir）签订了合约。这是共产主义者所创办的独立左翼媒体，由诗人路易·阿拉贡担任编辑。尽管他们现在主要效忠《今日晚报》，但是仍然可以自由地将照片出售给其他期刊。未来，他们所拍摄的照片的需求量将日益增大，于是他们开始讨论离开玛利亚·艾斯纳联盟图片社并创办自己的工作室，直接将照片提交给编辑，从而无需再为出售自己的照片支付佣金。

他们在佛罗里达酒店定下一间房间，民族主义者的炮弹仍会时不时地连续落在那里；可以俯视卡达耀广场的景观房现在迎面对着即将来袭的密集的炮火攻击，因此反倒比对着小巷的阴暗房间便宜得多。不过，佛罗里达酒店却是马德里现在少有的几处仍旧能够提供足量热水的地方之一，可以让卡帕长时间泡在浴缸里。这是卡帕在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之后最喜欢做的事；至少还有一位常驻记者塞夫顿·德尔玛会在晚上召开欢乐的集会，用从马德里皇宫地窖中洗劫而出的酒招待客人，这可是他从太阳门广场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开设的酒吧中弄到的。

尽管每天的狂轰滥炸令行人们不得不急忙在建筑物的悬空部分寻找庇护之所，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事似乎并未受到任何波及：商店橱窗中依然展示着皮草、法国香水和手工打造的漂亮皮鞋，莱昂内尔·巴里摩尔出演的《大卫·科波菲尔》依然在卡达耀广场的热那亚电影宫上演，黄色的电车依旧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格尔达与卡帕前往西班牙电信大楼[17]领取新的《今日晚报》马德里记者通行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碰巧遇见了卡帕童年时期的好友扎格·柯尔文·卡帕奇。上一次碰面时，两人都还是身处巴黎的波希米亚穷小子，将一套专门用以向较富裕的熟人借钱的巧妙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分别守住街道两边，如果目标为了避免撞见其中一人而穿过马路，那么另外一人便会在马路另一边等着他。现在，卡帕奇正在拍摄一部讲述与保皇党并肩作战的加拿大输血部队的纪录片，而卡帕则成了能够引发轰动的记者；因此，他们的相遇值得庆祝——至少也要在街对面格兰维亚酒店的非官方记者食堂里吃上一顿午餐或是相当于午餐的东西。餐厅位于格兰维亚酒店的地下室，门口有重兵把守，没有通行证根本无法进入。进门之后，记者与救援人员一般在餐厅中间的长桌上吃饭，来访的政要和士兵则会在嵌入石壁的较小的桌子旁进餐。可选的菜式有限，似乎只有豆类和土豆，偶尔还会有一些发臭的鱼、蒜味香肠或是神秘的肉菜，那通常都是骡肉、驴肉或马肉；不过餐厅提供葡萄酒和威士忌，你还能以10或15比塞塔的价格从服务员那里买到一包走私的美国香烟。

三人走下楼梯，进入拥挤喧闹、烟雾缭绕的房间。餐厅里的人都在谈论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最近在马德里北部和东部附近的瓜达拉哈拉聚集的消息；卡帕奇新结识的一位朋友，一位名叫泰德·艾伦的年轻加拿大人，从辨别不出究竟为何物的当日特色菜（platdujour）中抬起头，第一次见到了格尔达和卡帕。21岁的艾伦是个皮肤黝黑、满头卷发的年轻人，他志愿参加国际旅却被从战场上抽调出来，成为移动输血部队的政委。扎格·卡帕奇正在拍摄他的工作。他也是一个浪漫而又异常敏感的年轻人。对于这两位脖子上挂着相机、风尘仆仆地从马德里赶来的摄影师的第一印象深深震撼了他。在艾伦眼里，“黑眼睛的英俊”卡帕“已经出名”，散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艾伦自己也是一位有抱负的记者，为加拿大左派报纸撰写稿件并在马德里电台中进行广播；但是拥有一头金色短发与迷人微笑的格尔达却令他忘记了呼吸。

卡帕奇向艾伦及其指挥官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介绍了两人。白求恩也正在食堂享用午餐。艾伦抓着格尔达手的时间似乎过长了一些，他随后狼狈地松开手。他发现，卡帕“分不清英语中的狗屎与床单这两词”，但是在卡帕奇、格尔达和卡帕离开之前，法语成了寒暄时的共同语言。艾伦转向白求恩。“她是不是很漂亮？”他边问边冲着格尔达的方向歪歪脑袋。“胸很美。”白求恩评论道；艾伦则回答说：“美，美。”

就算格尔达见到了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她很少会错过自己对男人的影响力——此刻她也在全心考虑更为重要的事。她仍需试试自己的新徕卡相机，阿图罗·巴雷亚和伊尔莎·库尔克莎已经安排人带领她与卡帕参观新的战壕、防御工事以及保皇派在大学城南面的西部公园所建造的隧道——一直从占地4000英亩的田园之家公园荒野延伸到河对岸。然而，甚至在到达那里之前，他们便经过了一小队横穿街道向着防御工事行进的援军巡逻队的身边。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支由鼓手与军号手临时拼凑而成的乐队，他们的军官则握紧拳头致敬。她与卡帕均拍摄了现场的照片，但是格尔达还不习惯通过徕卡的取景器来取景。尽管照片的构图感十分强烈，但是多数图像的底部均未能收进图中。

马德里前线的司令官，上校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对自己的战壕充满喜悦之情与骄傲之感。除军事职务外，他还担任了马德里足球队主席（共和国成立之初，球队便去除了名字中代表君主制的“皇家”二字并仍旧偶尔会在查马丁体育场举行比赛）。在别人的带领下从奥尔特加的总部穿过隧道来到防御工事后，卡帕与格尔达发现，防御工事比更衣室还要整洁：地面清扫得十分干净，潮湿的泥土被用门板制成的墙壁挡在了外面。这些门板是从位于前线后方的罗萨莱斯大道两旁被炸毁的房屋中抢救出来的。一些设防区域还安放了柳条编制的玄关家具，士兵们坐在那里阅读或是下棋，甚至还会在无需忙着向阵线另一面还击时刮刮胡须。战斗似乎并不激烈：不过是步枪手将枪管塞进沙袋间的机枪位以便能够更为迅速地开火。军官们眯眼透过枪的狭缝往外看，利用野战电话传递敌军动向。工程师们挥舞着镐挖掘新的隧道，站在一旁的男子则冲着手心呵气取暖，耐心等待。不管怎样，两位摄影师依旧拍摄了照片。几年后，卡帕解释说，这种有关日常生活的照片“展示了战斗其实是多么枯燥与平凡”；他希望，如果其中一名士兵能在10年之后再见他们，他可以说出“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随后，他与格尔达见到了一只熊。它体形硕大、皮毛黝黑、腰腿浑圆，小巧光滑的耳朵紧紧贴着毛茸茸的脑袋。它正蹲在一块岩石上，躲在一名士兵的肩膀后面在他的帆布背包中翻找。它来自河对岸的田园之家的旷野吗？是野生的吗？是半驯化的吉祥物，军政府反法西斯海报马德里之熊（Osode Madrid）的化身吗？还是一些更加绝望的预兆？士兵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与它正面相对的卡帕与格尔达几乎全都不由自主地按下了快门；若非如此，他们也许会以为自己见到了幽灵，因为它在下一秒便消失不见了。

巴雷亚和伊尔莎也去参观了战壕——巴雷亚解释说，如果他们打算送外国记者过来，就应该了解他们将看到些什么。奥尔特加用一顿大餐及纵情的饮酒欢唱招待他们，随后带他们参观了土木工事。这一日阳光明媚，到处都散发着春天临近的气息：树木的残枝上冒出了新芽，河面送来的微风隐隐含着暖意，只有偶尔飞过的流弹的啐啐声才会提醒你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幽默自信的士兵们多是肩宽背阔的巴斯克人与阿斯图里亚斯人。战争似乎只是令人付之一笑的东西；晒在背上的阳光以及横在你与敌人之间的这些身材魁梧、性子随和的男人会出什么问题呢？

随后，奥尔特加想要炫耀一番他的新迫击炮，一种可以将有效载荷投入叛军阵地却不发出丝毫声响的弹射器。当第一颗炮弹在巨响中爆炸时，前线响起步枪与机枪齐发的声音。玩笑时间结束了。

1937年2月——3月：纽约

林林总总的酒吧将整个东五十二街分割成很多区块。21俱乐部就夹杂在这堆酒吧之间。这家前非法酒吧的外面没有任何指示牌，然而，熟铁制成的尖栅栏沿着褐沙石墙外立面将酒吧与外界隔开。餐厅的赞助人之一杰伊·范·乌尔科（Jay Van Urk）身穿赛车服般色彩鲜艳的服饰，正站在门口一座小小的骑师雕像旁[18]。只要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你就能够找得到。就在这个2月的午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当代历史学家电影制片公司的其他成员们毫不费力地走向东五十二街21号，经过便衣门卫身边（这是“21”依旧是地下酒吧时流传下来的又一项传统），踏进镶了木质地板的昏暗的酒吧大堂。不过，他们并未就此止步或是继续步入餐厅。酒吧常客们正坐在镶有红色皮革的长条形软座上，天花板上悬着大男孩们的玩具——飞机模型、舰船模型及汽车模型。相反，他们上楼来到一间包间内的长桌旁，开始谈论起他们的新片《西班牙土地》。

公司总裁麦克利什为大家带来了好消息：西班牙人为即将在1月底上映的《烈焰中的西班牙》安排了不同的放映场次。这将为他们带来收入而且新片接受的捐赠数目已超出预期。杰拉尔德·墨菲、百老汇制片人赫尔曼·沙姆林、慈善家玛格丽特·德·西尔弗、几位匿名捐赠者和一些组织的捐款额均超过了500美元。尤里斯·伊文思已开始在西班牙拍摄并将在本月底制作出可在大银幕播出的初版胶卷。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都将立即动身前往西班牙加入他的行列。海明威刚从基韦斯特赶来并将于月底乘船前往西班牙；作为《财富》的编辑麦克利什已安排发表多斯·帕索斯所撰写的关于西班牙的系列文章，[19]稿费足以支付他的旅费。

现在，当代历史学家能够开始具体讨论他们究竟想要将这部新影片打造成何种模样了——最初的不和谐迹象悄然而至。自1916年起，多斯·帕索斯长期旅居并走遍了西班牙，他以西班牙文学与文化为主题，撰写了关于题材广泛的文章并与出版社签下了一部关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书籍。他想借此描绘转型中的西班牙——阐明人们的目的及风险，以及战争对于他们的影响。海明威在西班牙的经历一直集中在斗牛场上，他称赞其为“最简单、最基本的事件”的发生地：“横死”。对他而言，斗牛（corrida）的“悲剧”反映了战争中的死亡，也是和平年代中战争死亡的代替品。因此，他希望用电影来讲述战争与死亡，使其充满战争与毁灭的镜头，就再自然不过了。这些才能激起美国公众的兴趣。

在这种分歧激化之前——因为海明威一旦发起脾气来，有时就可能会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会议休会了。包括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在内的一些与会者下楼享用午餐，凯蒂·多斯·帕索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玛莎·盖尔霍恩的到来令海明威之外的所有人都感到惊喜。她优雅地站起身，一袭橙色裙装映衬出茶色秀发中所泛的红色微光。海明威告诉大家，玛莎刚刚抵达纽约，她将以《科利尔》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只等文件就绪便可动身。与宝莲·海明威交好的多斯·帕索斯和凯蒂一眼便瞧出了端倪，他们不为所动。玛莎在就餐期间透露，《科利尔》其实并未派她前往西班牙（他们只是给她写了一封信，而她可以借此获得委任状），因此，她需要依靠《时尚》的稿费来支付此次旅行的开支。在那篇文章中，她尝试了治疗老年妇女皮肤脱落症状的疗法——非常有趣，因为她不过才28岁！海明威讲述了自己在非洲狩猎时的故事：除玛莎外，这些对于在座各位而言已是老生常谈了，不过海明威就是讲给她一个人听的，而且多斯·帕索斯留意到她“瞪大了双眼”。一群人早早就散了。

27日，海明威登上美国航运公司的轮船“巴黎号”驶往勒阿弗尔。西德尼·富兰克林与他一路同行。他的脸色较之平时愈加苍白，眼神也更显空洞。他将在西班牙担任海明威的中间人与事务总管。海明威流亡巴黎时结识的朋友，作家埃文·希普曼（Evan Shipman）自告奋勇，负责将海明威捐赠的一辆救护车运给保皇派。玛莎并未现身。一群新闻记者涌进海明威的特等舱，记录下他对即将开启的旅程的想法，他欣然配合：他说，他要去西班牙报道那里发生的“新型战争”，一场“不存在非战斗人员”的战争，一场“摧毁了每个人的家园，令地毯浸满鲜血”的战争。他希望，如果他的新闻报道能够“将恐惧的种子撒进美国读者勇敢的内心”，便能帮助美国远离“下一场战争”。这并不是说他只会将重点放在军事题材上，他还想写写“侍者、出租车司机以及修鞋匠这些小人物”。他与西德尼·富兰克林还能抽时间完成他们在西班牙时最喜欢的消遣：富兰克林会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和其他几个城市斗牛，而海明威则会在看台上为他欢呼。富兰克林认为，“战争这点小事根本无法阻止西班牙人斗牛”。如果真有哪架法西斯轰炸机威胁到了斗牛，海明威补充道，他和富兰克林也有办法应付：“我们会带上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开怀畅饮。”

“巴黎号”的汽笛响起——船将开行，非旅客一律上岸！——记者们合上笔记本，起身离开；不久之后，客轮缓缓驶离泊位，冒着蒸汽沿哈德逊河而下，驶入纽约港。海明威挤在客舱中一沓沓的电报与一个个赠别花篮间，也开始起锚工作了。几周前，他给自己保守的天主教姻亲写了封信为自己即将开启的旅行正名。他在信笺右边的空白处潦草地加上了几句附言。“非常感谢两位将宝琳交到我的手上，她曾经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幸福。”“曾经”这种字眼听起来不仅仅是告别那样简单。

当海明威搭乘蒸汽渡轮横跨大西洋之际，约翰·多斯·帕索斯——已经说服国务院相信，他与海明威并不像媒体一直谣传的那样是前往西班牙参战——成功将护照延期。现在，他可以自由地与凯蒂一道在3月18日搭乘“贝伦加利亚号”出行了。除了拍摄西班牙电影与为《财富》撰文之外，多斯·帕索斯此行还怀有其他目的。1916年他在西班牙旅行时初遇译者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并与他结为好友。显然，帕索斯在瓦伦西亚被捕入狱，从此便在政治监狱系统内人间蒸发。罗伯莱斯一直在马德里为俄罗斯将军戈列夫担任译员。当法外警察逮捕他时，他正在为瓦伦西亚的陆军部工作；多斯·帕索斯希望自己能够发现他所经历的事情，如有必要，他会加以干预争取将其释放。

就在他和凯蒂出发之前，他们在布鲁克林高地与多斯的同胞，当代历史学家董事会成员玛格丽特·德·西尔弗及其情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记者卡罗·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共进晚餐。他们到达时，特雷斯卡正在教德·西尔弗的非裔美国厨师如何像他母亲那般烹饪出煎小牛肉片；但是他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告诫多斯·帕索斯。他应该将凯蒂留在巴黎，特雷斯卡说，而且到了西班牙后他应该非常、非常小心——不仅仅要警惕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要警惕他将见到的人并且不能轻信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会捉弄你，狠狠捉弄你。”他警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如果看人不顺眼，立马就会枪杀他。”

1937年3月：巴黎/比利牛斯

此时的巴黎正值寒冷、潮湿的春季，晚雪与大雨使塞纳河暴涨。这样的天气与城内弥漫的情绪十分相称：总理莱昂·布鲁姆饱受财政赤字困扰，他的人民阵线政府将曾经承诺推行的改革搁置一边——这是“一个审慎的巩固阶段”，总理如此这般表述道——富人与穷人都显得乖戾与幻灭。眼下大热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访苏归来》（Retourdel'URSS）令左翼愤怒异常。这位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书中讲述了他前往苏联的历程。他之前认定这片土地“正在实现乌托邦理想”，但是却极其惊讶地在那里发现了粗劣的食物、丑陋的消费品、公众的无知与迟钝、对艺术的镇压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工间剧团重新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则刺激了右翼。剧中主角凯撒的形象被塑造成了亲纳粹组织“火十字团”的首领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dela Rocque）少校的模样。两派之间的敌对情绪因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20]与莫里斯·舍瓦利耶（Maurice Chevalier）[21]而有所缓和。前者依旧在女神游乐厅[22]中晃动着袒露的胸部，而后者则在巴黎夜总会的表演中头戴草帽，夜复一夜地兴奋地宣告：“Y'ad'lajoie!（这里很快乐！）”

然而，在3月雨季开始的第一周抵达巴黎的罗伯特·卡帕完全有理由像舍瓦利耶所哼唱的那般欢快。他的口袋里揣着钱和与《今日晚报》签订的新合同；他与格尔达打算创办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并在为此物色场地。他在弗洛瓦德沃街蒙帕纳斯公墓的对面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场所：弗洛瓦德沃街37号是一幢新近翻修的5层建筑，大楼3层有一间占地600平方英尺的画室（atelier）。高大的主厅中有整整一面墙的落地窗，一部螺旋楼梯通向狭小的阳台，不远处是一间小厨房，因此在这里生活、工作皆可。这附近一直是名流的聚集地：柯特兹与阿米地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23]都曾是这座大楼的住客，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24]以及与宝琳结婚前的海明威都曾在与这里仅仅几家之隔的69号杰拉尔德·墨菲的阁楼中落脚。甚至连工作室与卡帕最爱的酒吧之间的距离也异常完美——你只需穿过马路，沿着横贯墓地的林荫大道向前，便能很快找到穹顶酒吧或穹顶咖啡馆。

他租下了这里，聘请伊姆蕾·薇兹（Imre Weisz）——他在布达佩斯的儿时旧友，人称蒂克尔——为暗房经理，请另一位匈牙利移民，塔西·西格妮（Taci Czig-any）作为他的助手，安装了电话，购买了文具并为冲洗出来的照片刻了一枚图章：“罗伯特·卡帕工作室”。他放任自己开始幻想，哪怕只是一丝一毫，自己与格尔达以伙伴的身份在这里的生活——两人既是事业上的伙伴又是生活中的配偶。他很想说服她嫁给他，但又不确定她是否愿意接受。不幸的是，除非她返回巴黎或是他得到正式委派可以前往西班牙，否则他便无法与她见面。格尔达有护照，而他却只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只有在有人赞助的情况下他才能获得特殊许可四处旅行。令人气愤的是，《今日晚报》似乎并不热衷于请他撰写有关西班牙的故事——也许他们认为派遣一位摄影师前往西班牙便足够了——相反，他们派他去拍摄独立沙龙的开幕式、冬日马戏团的化装舞会、农博会以及劳莱与哈代[25]粉丝俱乐部的游行。卡帕只能领着薪水，希望能够发生一些可以将他送往边境线另一边的事情。

第6区的豪华酒店迪纳尔就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另一侧。欧内斯特·海明威正在那里集结前往西班牙的力量。他的朋友，美联社记者莱斯特·西弗伦整个秋天都泡在马德里，现在正在芝加哥护理一位百日咳患者。他告诉海明威要带上足够的罐头食品（西弗伦的肠胃已经因为土豆和豆类等碱性饮食而饱受痛苦）、保暖的衣物并且携带尽可能多的现金。因此，海明威让西德尼·富兰克林——他住在位于圣伯努瓦街更朴素的住所中——购入一些罐头火腿、大虾、香肠、块状浓缩汤与雀巢咖啡，埃文·希普曼会驾驶一辆救护车将这些物资运往西班牙。同时，由于富兰克林仍需签证才能进入西班牙，他亲自致电美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以及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Luis Araquistáin）等人，试图令他们相信富兰克林是一位“善意的新闻记者”，他并不想介入美国曾承诺不予插手的这场战争。如果两人都觉得度日如年，富兰克林就会取出自己的斗牛行头——长袜、马裤、斗篷、剑以及绣花“斗牛服”——而海明威则会假扮成一头公牛，手掌伸出耳后来回摆动。他会在斗牛士富兰克林高喊“公牛——哼哼——公牛”的时候向他冲去并且练习穿过斗篷。

海明威从迪纳尔酒店发出了他为北美报业联盟撰写的第一份新闻稿，用半开玩笑的幽默口吻讲述富兰克林在获取签证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随后便开始探讨更加严肃的话题：与拍摄新电影的同事尤里斯·伊文思的会面。伊文思曾于2月下旬在巴黎进行了短暂访问并为包括俄罗斯流亡分子、间谍符拉基米尔·波兹纳（Vladimir Pozner）和导演让·雷诺阿（Jean Renoir）在内的一众受邀的人民阵线记者和电影制片人播放了当代历史学家所拍摄的这部电影的早期画面；也许他们的热烈反应令他冲昏了头脑。因为，在双叟咖啡馆豪饮时，伊文思开始有些居高临下地对着编剧指手画脚起来。也许海明威不太明白西班牙所面临的危险，他暗示说——在那里抵抗法西斯主义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要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不要像记者们那样担心报道的准确性。通常，若是有人暗指他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海明威会立刻当场发作，但是他没有打断伊文思；这位拥有一双深陷的蓝眼睛的荷兰人极具吸引力，他的身上有种令海明威着迷的东西。他甚至发现自己开始吹嘘即将在西班牙与他团聚的“漂亮女友”，企图一次给伊文思留下深刻印象。“她自肩膀以下全都是腿。”海明威说。

几天后，海明威和伊文思在双叟咖啡馆饮完酒，留下西德尼·富兰克林——他仍在等待签证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他们采购食物后便搭乘夜班车前往图卢兹。他们打算从那里搭乘飞机飞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

民族主义者正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附近发起一次主要攻势，这其中包括了35000名意大利士兵；尽管叛军起初似乎占据了上风，但共和党人现在正顽强地予以回击。这即将成为一条大新闻，北美报业联合联盟会想报道这则新闻的。

然而，海明威并未立即离开法国；首先，他想见见自己的老友西班牙画家、壁画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不仅仅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了解更多关于战争的背景：金塔尼利亚是一位具有一定思想（engagé）的艺术家。他曾因支持1934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捕入狱，在战争爆发之初参与袭击了蒙塔尼亚兵营的营房，也曾在马德里郊区与瓜达拉马参加过战斗。自去年11月以来，他便开始担任西班牙政府情报部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主管，负责收集各类试图在那里寻求庇护的难民群体的信息。

与所有阔别多年后再次聚首的老友一样，两人外出开怀畅饮了整整一宿［金塔尼利亚称之为大狂欢（la gran borrachera）］。海明威想要知道马德里的现况，金塔尼利亚告诉他情况很是糟糕。他的工作室已被炸毁，他在大学城与人民之家所做的巨幅壁画已被炸成碎片。“别再谈这个了，欧内斯特，”他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毕生的工作……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说了。”他们不停地往肚子里灌酒；随后有人提议驱车前往边境去查看真实的边境安全状况。他们究竟对签证这档子事有多么认真？

事实证明，他们极其认真。在位于法国边境管制站20英里处的勒佩尔蒂，两名佩带刺刀的武装警卫拦住了海明威的车。待他与金塔尼利亚拿出无可挑剔的证明文件后才被允许继续向前。车子慢慢驶上一条蜿蜒的杏园小路，两旁的杏树借以冒芽，随后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低坡，抵达位于边境的警卫室。一名警官告诉他们，新的签证规定已于2月20日起开始实施。除了几名外交官外，尚未有人越过这里的边界。“即便是你，”军官告诫海明威，“不管你持有什么样的文件，没有新的签证就无法越过这条线。”另一方面，在开车回图卢兹的路上，金塔尼利亚告诉海明威，西班牙境内现有88000名意军士兵——其中包括12000名刚刚登陆马拉加与加迪斯的意军——以及16000至20000名德国军人；德国的征兵广告上标明，德国将向为佛朗哥叛军而战的志愿者提供1000马克的奖金。

“不论在西班牙战争中支持哪一边，”海明威在发给北美报业联盟的电报中语带嘲讽地写道，“他们都就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将西班牙边境封锁得犹如铁桶一般。”

一周后，另外两名记者也对边界守卫的严密性进行了测试：卡帕与《今日晚报》记者查尔斯·雷伯（Charles Réber）沿着边境从地中海一路开到了安道尔边境附近的山区，再到位于大西洋海岸的豪华胜地比亚里茨、昂达伊的法西斯主义“大使馆”。卡帕穿上民兵外套抵御山区的寒意并随身携带了一盒看上去很像小型炸弹的闪光灯泡；他看起来实在太过可疑，以至于两人一再被卫兵勒令停车盘查。他们肯定这两人是军火走私贩，不然至少也是试图穿越边境去从军的非法志愿者。卡帕施展出浑身的魅力才躲过了牢狱之灾。

不幸的是，除了被法国边境巡逻队逮捕的一名巴斯克难民儿童，他并未因自己所遭受的麻烦而拍摄到十分有趣的照片。孩子们在寒风凛冽的海滩上围成一圈，手牵手尽情舞蹈。

1937年3月︰马德里/瓦伦西亚/马德里

反法西斯作家联盟——反法西斯作家联盟的马德里总部——是一幢宏伟的砖石宅第。这里曾经是西班牙皇室的离宫，丽池公园，位于雷蒂罗公园附近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尽管政府已在宅邸的贵族业主逃离城市后接管了这里，它的墙上依旧挂着挂毯与名画，窗棂上悬着紫色的天鹅绒。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们在马奎斯谦恭的仆人们的侍候下，用他祖传的银器、水晶与瓷器吃着豆子和米饭。业主逃离后，仆人们全都留了下来。联盟秘书，性格活泼、人脉颇广的作家玛丽亚·特蕾莎·莱昂（Maria Teresa Léon）及其丈夫，杰出诗人拉斐尔·阿尔伯蒂（Rafael Alber-ti），将这里经营得如同一家24小时营业的沙龙一般：留宿来访的知识分子，开展读书会、戏剧与文化活动，出版杂志《蓝猴》（Elmono azul），刊发何塞·贝尔加曼（José Bergamín，反法西斯作家联盟主席）、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拉蒙·J·森德（Ramón J.Sender）以及安德烈·马尔罗、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等外国人的作品。当卡帕返回巴黎，留下格尔达·塔罗只身留在马德里后，阿尔伯蒂一家便邀请她来这里居住。

反法西斯作家联盟与她和卡帕曾在佛罗里达酒店租住过的低俗客房没有半分相似之处。这里没有从屋顶呼啸而过的炮弹，相反，你可以听到鸟儿在宽敞的花园里吱喳而鸣；大厅里经过你身边的人全都是作家与艺术家——包括伊尔莎·库尔莎之前在维也纳小党中结识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而非记者、士兵和娼妓。格尔达欣然接受邀请，况且阿尔贝蒂与玛丽亚·特蕾莎还表示愿意帮助她在底层修建一间暗房，她可以冲洗、放大自己拍摄的照片并教会阿尔伯蒂，一位有抱负的摄影师相关技术。

一个月来，她几乎在不间断地进行拍摄。卡帕离开前，两人便已记录下了叛军轰炸机过后所留下的绝望又往往带些怪异的残骸[26]：阳光透过空无一物的建筑外墙上仅存的窗户涌进来屋内，仿佛整间屋子由内而外散发出光芒；饭菜摆满整张餐桌——餐桌突然出现在一间没有围墙的公寓中——可是再也不会有人来享用；智利领事巴勃罗·聂鲁达的宅子外墙已被焚毁，显得十分破旧，位于阿格里的那处郊区曾经林荫满地；位于女修道院中的儿童收容所的院子一片狼藉；一个小女孩正在捡拾柴火，那显然曾经是某人的房子。“马德里的轰炸（Lebombardementde Ma-drid）"，格尔达在一本用来粘贴接触印相照片的笔记本中的一页上写道——随后，在括号里加上了“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在前往瓦伦西亚的途中，她在斗牛场（plaza de toros）用掉了整整一卷胶卷，拍摄正在那里接受保皇派士兵们操练的一群男女公民志愿者：这是一组充满情感的照片。当太阳移过斗牛场上空，这些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新兵们就像是正在聚光灯下演出的芭蕾舞者。有人会买票入场——这些年轻人看起来是那么热切、坚定，照片可以传递出一则好消息。公民们学会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几周后，这些照片的确整整占据了《问候》的一个版面）。但是，她所处的马德里发生了许多事，她很想拍摄具有轰动效果的新闻。她自己。以她自己的署名而非与卡帕共用的那一个。

卡帕现已声名大噪。格尔达已经开始更加尖锐地感受到，与他的情侣关系已经局限了她在事业上的发展，就更别提对她的个人关系产生的限制了。她正在寻找方法宣告自己的独立性。她对露丝·瑟夫坦言，她并不确定是否能与卡帕拥有未来；她并非是卡帕的财产，尤其是当他不在身旁时，虽然有些人可能会产生这种想法。

要是有人问起，她便开始说他们其实是“伙伴（copains）"——好友——而非恋人。

当然，她就是这样告诉泰德·艾伦的。她叫这个加拿大年轻人“孩子”。自她来到马德里后，他便像只小狗一样跟在她身后四处转悠。她当然爱卡帕，她告诉他，但并没有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她不愿再次陷入情爱之中，再也不愿。她曾在布拉格不顾一切地爱上过一个人，但是他最终死在了纳粹手上。但是仅此而已。“太过痛苦了”她说。艾伦对这段虚构的浪漫故事深信不疑，但是她这番不可亲近的宣言却令他更加渴望与她接近。他提出开车送她前往依旧动荡的哈拉马前线，她可以在那里拍摄战场甚至是战斗的照片。他将与扎格·卡帕奇及编剧赫伯特·克莱恩（Herbert Kline）一道为那部介绍白求恩输血队的电影物色场地。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昔日的国际旅旧友。自上月的血腥战斗一来，他们便失去了联络。格尔达为何不跟着来呢？

德国摄影师沃尔特·鲁伊特（Walter Reuter）看见她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前线。他不禁留意到她脚上的丝袜与高跟鞋更适合前往丽兹酒店而非战场。当他取笑她的服装时，格尔达只是笑了笑。那些男孩见到女人时不应该很高兴吗？她想要知道。嗯，他们就将见到女人了。

这一小群人在明媚的阳光中驱车驶向国际旅总部的所在地，南部的莫拉塔德塔胡尼亚。她与艾伦心情愉悦；他们哼唱起国际旅的歌曲，她教他用以嘲笑四位叛军指挥官的”Freiheit（自由）”与”Los Cuatros Generales（四位将军）”的歌词：

Los cuatros generales,

Mamita mia,

Se han alzado...

Para la Nochebuena,

Mamita mia,

Seran ahorcados.

（四位将军，

亲爱的小妈妈，

他们试图背叛我们。

圣诞节来临的时候，

亲爱的小妈妈，

他们都将被绞死。）

当他们驶过阿尔甘达北部的哈拉马时，格尔达下车拍摄了号称已被民族主义者夺取的桥梁以及——作为补充——一头指向马德里、一头指向瓦伦西亚的路标。道路依旧通畅！看到了吗？虽然莫拉塔附近的前线似乎一片平静，但是现场负责的军官并不愿意让“女同志”进入战壕；不过格尔达在游说当局后获得了同行许可，士兵们微笑着在相机前摆好姿势，胳膊松松地搭在同伴肩上，嘴里叼着香烟——她与艾伦事先已经备了大量香烟。他们带她参观了露营地并指出了“自杀山”潘普洛纳高地的位置。2月时便已有半数英国营士兵埋骨于此。突然之间，犹如滚滚而来罩住被毁橄榄园的厚重乌云一般，自民族主义阵线向西开起火来，格尔达——似乎对自己可能身处险境无动于衷——犹如羚羊般冲出掩体，这样就能拍摄到炮兵各就各位予以还击的画面。然而，双方都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前线再次回到自2月底便陷入的武装僵局。最终，格尔达与艾伦、卡帕奇与克莱恩返回了马德里。格尔达的相机包中装了两卷胶卷，她觉得里面也许会有一些精彩、畅销的照片。但是艾伦的心中却只留下了悲伤：在莫拉塔，他得知自己的20名战友已在进攻潘普洛纳的过程中牺牲。他曾与他们一起乘船横渡大西洋，而当他前往马德里担任政委时却将他们留在了身后。

格尔达前往哈拉马前线时享受到的春天般的天气未能延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冰雨——3月8日拂晓，在一片冰冷的雨丝中，意大利摩托师黑色火焰，举着反对派的旗帜战斗，突破了位于省会瓜达拉哈拉东北的政府军防线，出现在从萨拉戈萨到马德里的公路上。接下来的两天里，尽管由于大雾与暴雨，某些地区的能见度只有100码，但是民族主义者，包括另一支意大利师黑箭却并未停下猛攻的步伐。他们试图在春天来临前围堵，也许还能攻陷马德里。由于能见度极差，战斗中甚至出现了喜剧歌剧（opera buffa）中的一幕。当黑色火焰向另一组讲意大利语的人喊话，告诉他们不要再向自己的同胞开火时，"Noi siamo italiani di Garibaldi!（我们是加里波第营的意大利人，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所谓的盟军这样答道。但是，除此之外，反对派的战略却似乎极其成功：到了10日晚上，叛军已经攻陷了古老城墙守护下的布里韦加并开始向着马德里进发。

雨雪敲打着西班牙电信五楼的窗户，记者们在里面排队等待拨打电话。“最好宣布今晚撤离。”伊尔莎一脸阴沉地告诉所有人，“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格兰维亚酒店餐厅享用晚餐时，她发现了自己在维也纳的同事斯蒂芬·斯班德。他最近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西班牙。马德里的共和党捍卫者今天表现如何，他焦急地问道；从伊尔莎口中听到未经修饰的真相时，他惊呆了：“Sie läuften wie Hasen!"——他们跑得就像野兔那样快。晚上，当她与巴雷亚在战争部向戈列夫将军简要汇报战况时，他显得十分冷静和沉着——仿佛我们拥有苏联草原般广袤的土地可供部署一般，巴雷亚心想；但是回到新闻中心后，《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则更显悲观。他告诉自己的战友，他目睹了意大利军队在阿比西尼亚的所作所为。现在，意军公然违反《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协议》，出现在西班牙，可能马上就会攻入马德里。他坐在电话机旁，在一位电话审查员的监听下，试图将这则新闻传递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分站。慢着，电话另一头的人不停地说，不要再说这些是意大利人了，只有你和那些共产党才会使用这种宣传标签。马修斯一直都是一个冷静、耐心的人，像极了针刻腐蚀凹版伊拉斯谟[27]画像。现在他陷入一片狂怒；随后，他的双唇紧抿成一条线，坐下来在打字机旁敲下一篇电报：如果《纽约时报》对他的报道没有信心，那么他们可以接受他的辞呈。

《纽约时报》试图平复马修斯的心情——他们说自己并非是在指责他进行宣传，他们只是担心他不过是在机械地复述巴雷亚给出的新闻稿。到了12日，当风暴带缓缓移至卡斯蒂利亚高原（meseta）上空时，幸运之风奇迹般地改变了方向。从阿尔巴塞特永久混凝土跑道起飞的共和党轰炸机能够对意大利军队发起连续攻击，意军的坦克陷入烂泥，政府军和国际旅开始沿路将战线推回至布里韦加。人员伤亡惨重——泰德·艾伦[28]与扎格·卡帕奇也差点丢了性命。当时他们与诺尔曼·白求恩共乘一辆小型载客汽车，试图将血液运送至前线，敌人的子弹击碎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但是一辆政府军坦克救下了他们以及他们运送的血液；敌军开始撤退，在身后留下大量罪证。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冲到前线，发现公路上挤满了被遗弃的菲亚特牵引车头与蓝旗亚卡车，这将成为他发回莫斯科的下一篇通讯稿中的趣事（现在看墨索里尼还怎样否认他援助了叛军的事实？）；加布里第旅的政委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惯来喜欢轻声细语，现在他带着手下从民族主义一处营地缴获的一个邮包出现在了审查机关办公室。邮包内塞满了写有意大利地址的邮件、邮政汇票以及以意大利语手写的血迹斑斑的日记。如果有记者需要证据来证明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已经沦为一场笑话，伊尔莎和巴雷亚就可以将这些交给他们。

又过了几天冰冷、潮湿的日子之后，天气转晴；共和党人几乎设法在冬日雾霭的掩护下包围了意大利人，现在他们郑重地发起了攻势。那时，俄罗斯的查托斯战机从空中进行扫射，T-26坦克一路碾压，由于没有时间更换冬季战斗服，穿着夏季制服冻得瑟瑟发抖的意大利人扭头就跑。内战爆发八个月以来，政府军终于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马德里街头，人们纷纷购买报纸，读着上面的红色通栏标题大声尖叫：i Vic-toriaa Guadalajara!（瓜达拉哈拉胜利啦！）随后将报纸抛到空中以示庆贺。

战斗发生的前几天，格尔达曾千方百计赶赴前线，艾伦与卡帕奇死里逃生的故事加深了她的绝望。最后，她强行征用《人性》（Humanité）记者乔治·索里亚（Georges Soria）的汽车。自战争打响之后，23岁的他便一直跟在詹和卡帕身边报道这场战争；当机枪仍时不时地在身边响起时，索里亚揣着笔记本、格尔达抱着她的徕卡一道爬过了泥泞的田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意大利人撤退时留下的卡车、迫击炮、步枪、机枪和箱弹药；其间，数以百计的尸体犹如损坏的玩具般散落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一旁、积满雨水的弹坑与沟渠中，他们的面孔在苍白的阳光下泛着青灰。这是格尔达第一次目睹规模庞大的屠杀。当晚回到马德里，在格兰维亚酒店的餐厅与泰德·艾伦、赫伯特·马修斯以及其他人共进晚餐时，她看起来似乎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大屠杀深深撼动了她的内心。“太可怕了，”她不断重复着，“这里一只手，那里一颗头……他们都还那么年轻。年轻的意大利男孩。”但是她拍到了“精彩的照片”，对此她深信不疑：这些照片可以帮助她凭借自身能力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她急切地想要将它们送到位于巴黎的编辑手中，因此第二天一早，她便踏上了前往瓦伦西亚的道路。

瓦伦西亚依旧处于完全战备的状态。尽管街头依旧人头攒动，食品杂货店内依旧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到处都张贴着宣扬瓦伦西亚人战斗精神的巨幅海报。一幢建筑在一侧墙面上绘上了巨大的西班牙地图——一个大圆点代表瓦伦西亚，一个箭头指向民族主义者位于阿拉贡山区的特鲁埃尔的阵地——上方的文字说明写道：“瓦伦西亚人！别忘了！前线距离瓦伦西亚只有150公里！”你可以试图钻进一家电影院来遗忘这一事实——华纳兄弟出品，由凯·弗朗西斯与乔治·布伦特与主演的《请给我你的心》（Give Me Your Heart）正在一家影院上映——然而，迈出影院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却是巨大、严肃、坚定的“宣传塔楼”，占据卡斯泰乐广场中心的一座巨大的金字型巨塔。塔身涂满爱国口号，饰以一只紧握步枪的拳头并冠以“必胜”的字样。

格尔达没有时间欣赏电影。相反，她正在拍摄新人民军（Ejercito Popular）一支部队的揭幕仪式。这架效仿红军而建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为高效而建的战斗机器是在政府的苏联盟友及其共产党员成员的敦促下逐步建设而成的。自马拉加的不幸发生之后，部队的组建速度正在加快，显然，令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大为懊恼的是——“他担心共产党会对军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产生特殊影响并在努力限制这种影响”——苏联顾问扬·伯金（Jan Berzin）将军（代号“多尼采蒂”）如此这般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卡瓦列罗日益采取守势，他和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之间已经几乎不怎么交谈了。在多数问题上，阿尔瓦雷斯已经开始站在西班牙共产党（面向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这一边。月初在瓦伦西亚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总书记何塞·迪亚兹一直在奋力争取实现军队的统一；同僚们都在私下里说，卡瓦列罗是横在胜利面前的一道障碍。“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国际旅最高指挥官，法国共产党员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告诉共产国际的同伴们——“［人民］阵线需要立即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例如，一个“没有卡瓦列罗的政府……而在这个问题上，前线的公众舆论正在酝酿之中”。

刊登类似于格尔达这类人民军队的专题图片报道似乎就是这种准备过程中极其微妙的一步。但是尽管由于格尔达具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背景，所以更为倾向正统的共产主义——既然在为《今日晚报》工作并且曾与阿尔贝蒂和玛利亚·特雷莎·莱昂同住在反法西斯作家联盟总部，而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又是那里的常客，她想不形成这种观念都难——如果她是来此分享西班牙共产党对于团队编制、严格管理的信念的话，那么她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所生出的则是一种情绪上而非政治上的反应。她不是空想家。但是，如果真的见到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视觉符号，她便能识别出来。新的武装部队步伐一致地向前行军，排成坚定的队列。因为每个人都紧紧抓住了面前人的肩膀（由于女性无法参军，所以士兵们全是男性），士兵们结成了人链——这些照片具有苏联海报所展现的那种英雄气概、整齐划一以及宏伟壮丽。格尔达正在庆祝这种气势，一如战争伊始时她在巴塞罗那庆祝无政府主义精神那般。科利佐夫觉得格尔达得到了成长：刚来这里时，她还只是一个来玩打仗游戏的小女人，现在她已经成了反法西斯战士。而她心中的那位战士似乎已经认定，要想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依靠这一点。如果这意味着要摒弃社会革命——那就顺其自然吧。

格尔达·塔罗离开的当晚，海明威抵达了马德里。

3月16日与尤里斯·伊文思抵达瓦伦西亚时，他已经向北美报业联盟发送了一份新闻稿，描述他们的旅程以及他对于西班牙现状的印象，通篇充斥着他在睡梦中便能渲染的地域特色。纽约办事处在简洁的电报中回应道：“我们不需要（您）流水账式的感受。”电报继续说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状况评估”。换句话说，到战斗最前线发回报道——这才是我们支付给你大笔稿酬的目的。

瓜达拉哈拉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幸运的话，他也许还能抓住战争的尾巴。在新闻办公室讨论前往马德里的行程安排时，他见到了斯蒂芬·斯班德。他刚从被围困的城市中逃出来而且看起来如释重负。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诗人身上有某些东西似乎惹怒了海明威：他告诉斯班德，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马德里了，他想知道，在经历了意军的炮火之后，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勇气。幸运的是，卢比奥·伊达尔戈的新副官，一位个子高挑、深色皮肤、名叫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的贵族女子可以帮助他。她的丈夫是共和党空军首领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Ignacio Hidalgode Cisneros）。

康斯坦西亚，绰号康妮，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得益于她在剑桥一所女子修道院学校学习的3年。少女时代的她便混迹在马德里的上流社交界，从而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威，可以办成各种事。此外，她已与丈夫一道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因此，尤里斯·伊文思的党员证就像是海明威的文学作品那样令她印象深刻。她很快就给他们安排了一辆汽车、汽油配给卡与一名司机，托马斯。那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牙齿几乎已经掉光，因此看起来就像是委拉斯开兹[29]笔下的矮人。3月20日上午，伊文思与海明威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穿越了沿海山脉，横跨了拉曼查高原。尽管瓦伦西亚温暖如春，这里却正值严寒；车上没有加热器，所以海明威——并未无视托马斯——将自己刻有“E.H.from E.H.”字样，盛满苏格兰威士忌的银制酒壶传给他们。当他们发现马德里犹如城堡般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已醉意醺醺。由于威士忌的缘故，托马斯竟因为眼前的景象感动得潸然泪下。

“马德里万岁，我灵魂的都城！”他哭喊道。

“我心中的都城，”海明威回应道——因为托马斯情绪激动，他们差点撞上一辆军车，他又补了一句——“小心看路。”

很快，车子便停在了佛罗里达旅店的门口，约翰·费尔诺也下榻在这里。第二天，三人与汉斯·卡尔上校一同奔赴比瓜达拉哈拉更远的战场。卡尔上校是一位魁梧的普鲁士共产党人。去年11月，他曾指挥第一支国际旅营为马德里解围。托马斯仍担任司机，他们驱车在夹杂着湿润雪花的冰冻细雨中驶出了瓜达拉哈拉的道路。在省会的远处，布里韦加与特里胡埃克四周泥泞的山坡上，他们看见并拍摄了被遗弃的坦克和武器以及躺在地上的尸体，背囊中的物品撒了一地；尽管海明威并非是首批来此的记者——马修斯、塞夫顿·德尔玛、乔治·索里亚以及其他记者都已向报社发送了新闻稿——但是他却看到了他们未曾留意或丝毫不感兴趣的细节：天气、地形以及死者“蜡般灰色的脸庞”。

在接下来的几天，他陪同两位制片人去了瓜达拉哈拉附近各处。在巴尔德萨斯，布里韦加外的一处小村落，他遇到了加里波第营的临时指挥官（帕恰尔迪受了轻伤，暂时无法行动）；后来，台尔曼营营长，德国小说家路德维格·雷恩（Lud-wig Renn）负责接待了他们。雷恩个子很高，有些秃顶。当他身穿整洁的制服，配以绑腿和武装带时，完完全全显示出了职业军人的风范；当他谈及如何挫败佛朗哥对马德里的包围企图以及因其天然的位置，这座城市现在是如何坚不可摧时，海明威感受到了后来被他称作“真正的真相”——真正的内幕——的诱人吸引力。之前他也许只是一位救护车司机而非军人，但是当他一边与雷恩（毕竟他也是一位小说家）交谈一边踏上战场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总部派来的高级官员。回到佛罗里达旅店的客房，海明威用打字机打出了将会先后送往伦敦和纽约的报道。他笼统地写道，瓜达拉哈拉是“自卡波雷托以来，意大利最大的失利”。他在《永别了，武器》中对这次失利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这还是“经过复杂的策划与完美组织的军事行动，可以媲美一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是“能与世界上其他决战一道被载入军事史的”战役。如果连这都不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状况评估，他就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

当尤里斯·伊文思带他参加了在盖洛德酒店里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房间中举办的聚会时，他的真相感就更为强烈了。当宫殿被政府接管用作军事医院时，多数苏联顾问都搬进了这家酒店。伊文思知道，要让海明威感觉自己的特权，可以结识马德里真正的权贵，即这位导演口中“其他记者接触不到的”“上层”，这一点极其重要。海明威第一次恳请加入盖洛德酒店的集会时曾遭到了科利佐夫的拒绝，一直待到他认为海明威已“进入了状态”才给予了首肯；因此，今晚有些像是海明威的首次亮相。海明威从自己储备丰富的大型装饰壁橱中带了两瓶威士忌作为礼物，将它们放在已经摆放了葡萄酒、伏特加与巨大火腿的桌子上。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挤满了有能力翻云覆雨的人：古斯塔夫·雷格勒与卢卡奇将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瓦伦西亚监督新游击队网络的组建工作。还有科利佐夫自己，海明威立刻喜欢上了他的智慧与带着讽刺的幽默，甚至因为一口糟牙，他在说话时口水四溅的方式。还有《消息报》（Izvestia）的记者伊利亚·埃伦堡（Ilya Ehren-burg）。当他用法语问海明威，他是否通过电报向美国发送nouvelles——新闻——时，两人几乎打起架来。海明威以为他说的是novelas——小说——他觉得自己的报告文学居然被他当成是小说，因而感觉大受侮辱，甚至挥起正在斟酒的酒瓶向埃伦堡挥过去。幸运的是，误会澄清了，两人因此捧腹大笑。埃伦堡确保让海明威遇见了可能会为他后续的新nouvelles或novelas提供素材的人：一位肤色黝黑、长着一张鹰脸、自称克桑西上校的人。没有人确切地知晓他的真名——也许是哈吉·莫拉·曼苏罗夫或是曼苏罗夫·哈吉·奥马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来自高加索的游击队员，来此指挥一些奥尔洛夫的敌后积极分子（aktivi），即活跃在民族主义领土内的破坏小组。克桑西上校强硬、无畏，由于常年的日晒雨淋，他的肌肤呈现出古铜色。他是真正的自由战士。多么好的小说主题啊！不幸的是，海明威当时无法——或者说不被鼓励——与他进行详谈；但是，雷格勒答应他，这一天终会到来。

1937年3月︰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马德里

3月23日上午，玛莎·盖尔霍恩踏下二等车厢[30]，在加泰罗尼亚的边境小镇普奇塞达舒展了长腿。她坐了一整夜的车，现在浑身僵冷——尽管比利牛斯山斜坡上的果树已经开花，但是当他们爬上普奇塞达时，天空飘起了雪花。田地与树木均披上一层白衣。她独自立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轧轧”地调头驶回法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的铁轨轨距不同，法国火车无法继续越过边界。她只从巴黎带来一个背包与一个行李袋；她带上这两件行李，越过铁轨来到海关（aduana）。他们在她的护照与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文件上盖章，挥手示意她登上等候在一旁、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

巴黎人惹恼了她。她不得不去工作人员（fonctionnaires）那里申请文件，而这些人举止粗鲁、官僚味十足。为了将行李运到西班牙，她不得不与西德尼·富兰克林——宝琳的宠儿，因而是她潜在的敌人——打交道并因此心烦不快。为了继续否认她与海明威之间的关系，她只能独自过境；她打算轻装上阵，因此在登上开往图卢兹与边界的火车前，将手提箱交给了富兰克林，他现在实际上成了海明威的总管。

然而，前往巴塞罗那的旅程却使她的冒险精神再度复苏。一群年轻的新兵，不过还是男孩般的年纪，在某一站上车开赴前线；他们一直在唱歌、开玩笑，直到领导命令他们保持安静，就像是一群回家度假的预科学校男生。领队告诉玛莎他是共产党地方政委。这项事业需要纪律，他解释道，而共产党能够提供这种纪律性；例如，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过早开始索取过多的东西，因此必须在此协助下才能有所行动。当然，当她到达巴塞罗那时，那里并不像是纪律严明的样子：街头挂满政治海报与红色横幅，挤满红黑相间的无政府主义士，的士司机拒收小费；到处都洋溢着一种欢乐的同志情谊，后来她将其形容为“最伟大的氛围”。两天后，她搭乘公务用车，与另外三名同为记者的乘客一道，来到了瓦伦西亚。事实上，这里与巴塞罗那形成了巨大反差；瓦伦西亚似乎遍地都是生活优渥并享受其间的奸商。不过，她受到了卢比奥·伊达尔戈的热烈欢迎，仿佛他早已料到她会来此，他为她在维多利亚酒店预留了一间客房。[31]早晨时分，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过来告诉她，新闻部已经安排好车辆，第二天一大早送她与刚从巴黎赶来的西德尼·富兰克林及另一名记者前往马德里。

原来另一个人就是泰德·艾伦。他被玛莎的魅力深深迷住了——她的微笑、她金色的齐耳短发、她活力四射的身材——这些往往能够吸引敏感的年轻（以及不再年轻的）男性。当一辆大型雪铁龙在酒店门前停下时，西德尼·富兰克林坐上了副驾驶座，艾伦确保——所有行李，包括几台打字机都被装在了车内，玛莎的行李袋则被绑在了前挡泥板上——自己与她一起坐在后排，以便更好地帮助她了解最新的“政策问题”。富兰克林现在的职责还包括充当玛莎的监护人，他似乎一点也不高兴。

这是一段漫长、寒冷的旅程，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子很难让人觉得舒适；也许这就是为何玛莎最后半倚在艾伦腿上，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座位上。他跟她调情，她也与之回应，但是因为坐在前排的富兰克林时不时回头瞪艾伦一眼，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艾伦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并不清楚这个迷人的女孩与那个乖戾的美国斗牛士之间可能存在何种联系。余下的时间，玛莎都在凝视窗外光秃秃的赭色小山与拉曼查一望无际的田野。最终，路上挤满了军车与公车，一名哨兵拦下车子请他们出示文件。他们下车站在路边的草丛中望向西北面，最后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洒在瓜达拉马峰上。远处传来雷鸣般的隆隆声。“枪声？”玛莎问道。“没错。”泰德·艾伦回答。前一天是耶稣受难日，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战事，大学城附近战壕中的士兵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开始在街上踢起足球来。[32]叛军就在一百码开外的地方，他们甚至没有射出一颗子弹；但是今天，炮火已然恢复。

突然之间，便已身处城内。在斗牛场，另一名哨兵又将他们拦下，要求他们出示文件与每日的密码。随后车子继续向前，沿着印有车辙的昏暗街头，经过已成废墟的建筑与贴了壁纸的店面。这些无一不在向玛莎昭示，她已身处战区。最后，他们来到佛罗里达旅店的门前。

泰德·艾伦必须去输血部队总部报到，因此极不情愿地与玛莎分手，不过他还是表达了想要再见她的意愿。现在已是用餐时间，佛罗里达酒店高耸的大堂内空空荡荡。只有接待员唐·克里斯托瓦尔（Don Cristóbal）坐在桌子后面研究自己的集邮册。他几乎头也不抬地告诉新来的客人，海明威先生现在不在，他去格兰维亚酒店用餐了。玛莎及时赶去了那里，富兰克林紧随其后；两人到了之后才发现那里烟雾缭绕、笑声盈盈。戴着金丝眼镜的海明威正与一位为共和党效力的美国飞行员坐在长桌旁闲谈。他自称赫尔南多·迪亚斯·埃文斯（Hern and o Diaz Evans），不过大家都叫他怀特，因为他长着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与眉毛；玛莎进门时，两人都抬起了头。海明威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起身搂住她。“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的女儿，”他带着骄傲宣示自己的所有权，“因为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切。”

玛莎极其珍视自己的独立与自负，而且觉得自己能独自来到西班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她狐疑地望着海明威。是你一手安排好的吗？她满怀怒意。他让西德尼·富兰克林帮她把行李运到瓦伦西亚，也许还跟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和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打过招呼为她找了辆车子前往马德里，可是这些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安排。

海明威在佛罗里达酒店订下了两间客房——3楼背面的108号和109号。当玛莎独坐房内时，泰德·艾伦找上门来，满心以为两人还能继续几小时前的情缘。玛莎因此被逗乐了。他刚在床边她的身旁坐下，便传来了短暂的敲门声。随后房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留着胡须、皮肤黝黑且身材魁梧的男人。几秒钟后艾伦才认出这一位是欧内斯特·海明威。

“哦，进来吧，”玛莎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这位是，呃，泰德。”

“嗨。”艾伦尴尬地说道，趔趄着站起身。海明威死死盯着他。

“我们晚些时候再见吧，好吗？”玛莎提示他。

“嗯，好的。”说完艾伦便逃也似的离开了。他在酒店大堂见到了西德尼·富兰克林。站在佛罗里达酒店中的富兰克林看起来比窝在车子中时高大了不少。富兰克林明确地警告艾伦，要是他敢再跑去见玛莎就一定会后悔的。艾伦很清楚富兰克林可以对一头体重超过1000磅的公牛做些什么，他发誓一定会与她保持距离，然后他匆忙离开了旅馆。

当晚——确切地说是在第二天凌晨——玛莎被轰炸声惊醒。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待在房内。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一反常态地恐慌起来。她走到门口，却发现房门已被反锁。她拼命捶门、大喊救命，但是没有任何人过来。最后，在轰炸停止后，有人——一名酒店员工——拿着钥匙赶来。玛莎想知道海明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冒险踏入酒店大堂，循着男人们的声音走进邻近的一间房内。海明威就在那里与一群正在休假的国际旅军官打扑克。他说，如果他让她感觉到了恐惧，那么他表示抱歉；只要在自己离开后将她锁在房内，就不会有其他人再来找她了。

第二天全天都花在了安排通行证与熟悉环境上，只匆匆参观了大学城前线——在听见自己所立墙壁的另一面传来子弹的破空声之前，玛莎一直以为这就如同在中央公园散步一般。午夜时分，海明威与古斯塔夫·雷格勒及第十二旅医务干事，德国人沃纳·海布伦（Werner Heilbrun）一起走进房间——浑身上下沾满了瓜达拉哈拉战场上的泥巴，他一整天都待在那里——四个人一直座谈至凌晨3点。第二天早晨，她在刷牙时听到了令人作呕的炮弹破空而来的呜呜声，随后便是“花岗岩爆裂”般的声响，炮弹就落在了旅馆外面。起初，她仿佛被钉在了仍然颤抖不已的地板上，随即便冲下楼察看，她发现原先站在街角的人已经身首分家。伊文思和费尔诺跑出去拍摄尸体：这段画面放在纪录片中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缓缓吸气、不要大口呼吸，她告诉自己，因为现在到处都弥漫着立德炸药的烟雾与花岗岩的尘埃。现在呼气。吸气，呼气。正如海明威曾提醒她的那样，“你以及你所认识的人还活着”。当然，这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假设自己置身一切冲突之外。

早餐后，两人驾驶宣传部分配给海明威的两部车中的一部前往哈拉马前线。对战的两军已经躲入一排排战壕之中，由那里间歇性地向对方开火，发起快速、时而血腥的突袭，试图在某处突围。然而，火线之外却显得极其和平。海明威与玛莎在河边野餐后，继续前往莫拉塔。西班牙民主之友在那里设有一家医院。一位名叫罗伯特·雷文（Robert Raven）的林肯营病人要求与海明威谈谈。他是一名来自匹兹堡的社会工作者，在一个月前的一场战斗中，一枚手榴弹在他面前爆炸，他因此失去了光明。海明威几乎不忍直视他那张因烧伤而毁容的脸。“看上去像是一些山丘，在泥泞的天气里被践踏之后，又放在阳光下烤干”；但是雷文却能刚毅地面对着自己的伤痛。他说自己远道而来为这项事业献身，现在也只是因为无法继续为它做出贡献而感到遗憾。

“听着，前辈，”海明威由衷地说道，“你会没事的。你还可以出大力。你可以播送广播节目。”

“也许吧，”雷文说道，当海明威起身时，他问道，“你还会再来吗？”

“当然了。”海明威向他保证，也许他的确就是这样想的。因为突然之间，这位匹兹堡社会工作者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惨不忍睹的面容缩短了海明威与战争之间的距离。甚至连落在佛罗里达酒店的炮弹都无法带来这种如此靠近战争的感觉。“你依旧躲过了炮火的袭击。”当天晚些时候，海明威写下这些句子，就像是在20世纪重述了约翰·邓恩（John Donne）以“没有人是座孤岛”[33]开篇的著名玄学诗篇——“但是现在你的同胞们却未能幸免”。

1937年4月：马德里

巴雷亚觉得自瓜达拉哈拉归来后的几周内，马德里的气氛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炮火攻击依旧，爆炸依旧，如果有迹象表明一些重要事件正在酝酿，记者们也依旧会在两部长途电话前排起长龙；但是突然之间，更多记者涌入马德里，其中一些不过是为了获取现在炙手可热的马德里新闻电头，带着预先写好的新闻来西班牙电信发稿的行色匆匆的记者，而另一些则仿佛是来圣地朝拜的朝圣者。西班牙仍然是新闻界的热点，但是眼下在这里报道新闻似乎仍然比较安全；没有人再谈论“马德里的沦陷”这类话题了。温文尔雅的法国作家、飞行员，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de Saint-Exupéry）来这里为《巴黎晚报》撰写一系列有关战争的文章。人脉颇广、肤色黝黑的27岁魅力女性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也——带着“三条羊毛连衣裙和皮草外套”——来为美国的《赫斯特报》报道双方的冲突。（她本人也承认）“除了好奇心，（自己）根本没有成为战地记者的资格”。看起来明显单调乏味的爱荷华州小说家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仅仅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以及一些杂志寄来的含糊其辞地表示对此感兴趣的信件，便想来此报道发生在街头的男人——或是女人——身上的事。出演过《铁血船长》与《英烈传》的虚张声势的好莱坞演员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出现在了某次含糊不清的实况调查旅行之中。当然，现在连海明威也来了。某天，他挽着一位精心装扮的金发女郎突然造访了西班牙电信的新闻办公室。

“这是马蒂——对她友善些，”海明威说，“她为《科利尔》供稿——你知道的，那是一份发行量100万的杂志。”玛莎·盖尔霍恩散发出的光芒令巴雷亚有些炫目。也许，他想，实际的发行量只有50万或高达200万——这一数字令人难以想象。

新来的通信员、救援人员以及不当值的国际旅聚成了一群国外移居者群体，他们逛遍了格兰维亚大道与阿尔卡拉大街沿途的各家酒吧——从藏有美国爵士乐唱片、墙上绘有在海滩嬉戏的《少年壮志不言愁》中人物的迈阿密酒吧到米勒斯咖啡馆或水族馆，或是海明威最爱的奇科特酒吧。一位曾在新闻办公室工作过的美国女孩在那里表演她自称是“莫拉将军的寡妇”的脱衣舞，而且一位醉醺醺的民兵因为用装满薰衣草的喷雾器对准客人而被一枪毙命。“我们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玛莎后来回忆说。

不过，巴雷亚和伊尔莎并未加入这些狂欢作乐的队伍。也许他俩丝毫不觉得这些笑话有何可笑之处。相反，巴雷亚将伊尔莎带回了他之前居住过的社区，探访拉瓦皮耶斯区狭窄的街道与阿维玛利亚街上的六翼天使酒吧，穿过他自童年与青年时期便了熟于胸的街道和广场，他生活的地标。奥雷利娅已同意离婚，他提交必要的文件后便开始了离婚程序；现在看来，与伊尔莎共度未来也不再是一种可能，而且完全可以实现了。他想与她分享他的现在与过去。他指给她看他的母亲曾在曼萨纳雷斯河边浣衣的地方，或是他们等待驿站马车带他去布鲁内特与父亲小聚的地点，伊尔莎的好奇心和快乐令他大受鼓舞。在她热切的注视下，他俨然成了一位说书人，从他的口中流淌出关于另一个马德里的故事，一个与他们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故事——或者说是与海明威的电文迥异——就像戈雅与卡帕所拍摄的完全不同的照片一样。这是第一次而非最后一次，巴雷亚了解到，如果有一位听众将他所说的字字句句全都听进心里时是何种感受。

尽管玛莎最初便知道这次旅行将会是一场伟大的冒险，但是她在马德里的日子实在过得有些艰难。

首当其冲的便是噪声：整晚，步枪与机枪发出的刺耳爆裂声不绝于耳——嗒咳隆、咳隆隆、卡拉隆（tacrong,crong,cararong），喜欢描述声音效果的海明威是这样形容的；炮弹；战斗双方都借助田园之家公园里的扬声器向对方进行音乐（“琴键上的小猫”是两党的最爱）与宣传轰炸。尽管备有热水袋，而且佛罗里达酒店也配有一台足以熔断保险丝的加热器，她还是觉得夜晚十分寒冷；永远也吃不饱或是面前的食物难以下咽（“可怕”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她的日记中）；而且她蔑视自己遇见的大多数人。乔治·塞尔迪斯和他的妻子“令人不快”，科利佐夫的情妇、德国记者玛利亚·奥斯滕（Maria Osten）“一脸不祥”，埃伦堡与乔治·索里亚高傲自大，埃罗尔·弗林“愚蠢恼人”，简直就是坨“屎”，弗吉尼亚·考尔斯（只带了高跟鞋来马德里）轻浮肤浅，而乔西·赫布斯特（Josie Herbst）——海明威的老朋友，则更糟——“粗俗丑陋，说起话来就像是在用指甲挠黑板”。

最后，尽管两人住在一起并且互相以宠物的名字相称——他叫她“穆奇”、“兔子”和“女儿”，她则喊他“斯克鲁比（源自‘怪人’）”或是“臭虫”、“拉比”——玛莎对于自己和海明威的关系仍然感到困惑与矛盾。她千里迢迢跑到西班牙陪他，可他却几乎总不在她的身边。大多数的日子里，他都像尤里斯·伊文思和约翰·尼费尔诺那样头戴黑色工人贝雷帽，身穿破烂的旧羊毛衫，为他们的影片出力；晚上，他总在与来到马德里后结交的一众密友喝酒聊天——要么在佛罗里达宾馆的套间，要么就在附近汤姆·德尔玛的房间，或者是在科特或盖洛德那里。很多人都来自军中：汉斯·卡尔；帕沃尔·卢卡奇；伤痕累累、嘴唇很薄、人称“沃尔特将军”的光头波兰人；英俊的西班牙中校古斯塔沃·杜兰，他原先是位作曲家，也是海明威在巴黎结识的旧友；魅力超凡，喜欢与玛莎调情的胡安·莫德斯托上校；或是警长何塞·“佩佩”·金塔尼利亚，画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兄弟。其他人——科利佐夫、雷格勒或是艾伦·博格——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像马修斯、德尔玛或柯克本那样来自记者圈。而且还有自封为海明威导师、帮助他“理解反法西斯事业”的伊文思。玛莎了解到，海明威“可以和一群男人坐在一起待上一整天或是一整夜，甚至是整天整夜，尽管也许是与不同的人。不论他在哪里落座，所有人都会开始不断饮酒，一起增强这种座谈会的感觉，而他则会因回忆和轶事开怀大笑”。除非她愿意与他们坐在一起，不然根本不太见得到他。

如果没有被朋友们包围的话就更糟。那时，她便不得不忍受西德尼·富兰克林充满非难的眼神或是海明威的爱抚，对此，她的反应显得十分笨拙。尽管玛莎看起来冷静、轻佻，长相尽显媚态，但是她从未觉得性爱是件易事，即便在与伯纳德·德·茹弗内尔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与海明威相处时，多数时候她都会希望“一切能快点结束”。但是——该死的是——她还是爱上了他，她之前从未在别人身上体会过这种爱情。部分原因是他的身上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弱点：他既需要获得别人的赞许，需要获得控制权，又像孩子般地害怕一个人入睡，他将这种矛盾称作“精神分裂”。可是同时，他又似乎十分英勇、浪漫地醉心于西班牙的斗争。“我想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她后来说道，“他不是那里最重要的事情。他真的很关心……那场战争。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对他如此着迷。”

一天晚上，他们顺道拜访了西班牙电信。审查办公室灯光昏暗，窗口堆满沙袋，玛莎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是“一座防空壕或是一座瞭望塔……一个阴谋家聚集的地方”。她向伊尔莎吐露了心声——毕竟，伊尔莎离开丈夫，抛弃旧生活来到西班牙，现在如同夫妻一般与巴雷亚一同生活、共同工作。亲爱的，你多大了？伊尔莎问道。当玛莎告诉她自己已经28岁的时候，伊尔莎又问道——并无恶意——她是否觉得自己被宠坏了。“这些人很奇怪。”后来玛莎在日记中这样评论道。

令人矛盾的是，从表面上看，伊尔莎与她完全不同，但是她依然被这个“身材娇小、皮肤黝黑的方脸”奥地利人所吸引——她在枪林弹雨下所表现出的勇气，在一个通常由男性执掌的岗位中所体现出的冷静的权威（“请留意女性在这场混乱中所扮演的角色，”玛莎提醒自己），尤其是她作为记者，对于准确、全面报道的了解与尊重。“她要求传达真相，”玛莎指出，“（而且）她很清楚，保皇派的事业无需宣传，它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伊尔莎为她安排了一位导游与译员，卡莎·罗斯曼。这位高挑的瑞典的瓦尔基里[34]将一头金红色头发剪成了葛丽泰·嘉宝式的齐耳短发。她穿着男款服装，能流利地使用7种语言。最初她是诺尔曼·白求恩的护士，后来成了他的情人。罗斯曼的身上有种“美丽女性的自负”以及源于自己所接触的人与机密信息的自豪感，玛莎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卡莎（也许她自己也犯下了这些罪行）。但是卡莎不仅带她去了平常的战争景点，也走访了知名度不高但是能揭示出更多信息的地方：各大酒店、丽兹与皇宫变成了医院，人们抬着担架在宏伟的楼梯中上上下下，在原先的餐厅枝型吊灯下献血；在一家鞋店中，店员敦促正在试穿系带凉鞋的女孩换至店铺里面的座位，以免被炮弹炸飞的玻璃碎片划伤；她在美发店（玛莎说“只有做头发的地方才有那种的肮脏”）中详细询问了店主，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生意如何。在这座城市中，烫发液与染发剂已成为珍贵的商品，医院征用过氧化氢作为外科消毒剂。

卡莎还将她介绍给了白求恩以及刚到西班牙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家霍尔丹（Hal-dane）。4月5日，两人一起去了莫拉塔。哈拉马前线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炮弹袭击与胜负不明的步兵攻击——大量伤员被送至急救站；白求恩正在采血并问她是否愿意施以援手。她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兴奋地蹦蹦跳跳——她终于要与男孩子们一起上战场了。但是当他们来到野战医院所在的老磨房时，却被眼前的苦难景象吓了一跳，而当她发现自己正在一一详细记录时更是震惊至极：例如，过氧化物在伤口上泛出的泡沫或是医院的味道。

回到马德里后，她试图将自己的所见整理成文章，这是几个月来她动手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一档介绍她对马德里及战争印象的电台访谈。设在马德里与叛军所占领土内的大功率发射机所播送的新闻与宣传可以同时被外国中继站与西班牙境内的收音机所接收。电台在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谈论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南部的塞维利亚，民族主义将军古萨罗·凯波·德·莱诺（Gonzalo Queipode Llano）在夜间广播中对法国总理“犹太布鲁姆”等对象大加谩骂，并且兴高采烈地详述了（不仅限于此）摩尔雇佣军可能会在攻陷城池后对共和党女性所做的事；在马德里，保皇派政府下属的官方电台，EAQ电台用不同语言传播着包括白求恩和霍尔丹在内的不同发言人所做的亲共和党电文。某人——也许是偶尔会成为玛莎闺蜜的伊尔莎·库尔莎，她的工作本就是安排战争报道——建议玛莎也尝试做一次电台演说[35]。事实证明，她不仅胆色过人，而且由于她与海明威在新闻界的人脉，她还能获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初步承诺，通过它们的网络播送演讲。

在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内，文字开始从一台借来的打字机下流淌出来。“这里的生活与你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她写道；渐渐地，她亲身体验到的马德里在文章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言语间尽是各种充满生气的细节与尖锐的讽刺，这些都是她最佳作品的标志。尽管她每天都认真记录自己在马德里的所见所闻，但是当这些内容再次付诸笔端时，玛莎却感到了一阵轻松。她将自己的文章拿给海明威看后，他说：“女儿，你真可爱。”因为他由衷地认为文章写得很棒，为此她兴奋不已。

尽管海明威喜欢与已成为朋友的军人们谈论战略、战术，他唯一的战斗经历还是发生在一战的最后一年[36]。当时，他还是一个面带稚气的18岁的红十字会司机，负责将巧克力、香烟和明信片送至战壕。他因一颗爆炸的炮弹而负伤，随后又被子弹击中膝盖，但是他曾坚持，只有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士兵得到照料之后，他才愿意撤离。尽管这段记忆有些可怕，尽管他向宝琳承诺不会涉足险境，但是他依旧极其希望——或者说他告诉自己他希望——见到西班牙政府能有所行动。然而，待他抵达马德里时，尤里斯·伊文思和约翰尼·费尔诺已经拍摄好了记录片所需的大部分战斗场景。4月5日那场突围发生的前后，海明威陪同他们回到莫拉塔周边，但是他与真实战斗之间最近的距离也不过是战场上的一处疏散点。伤员们在那里集中并被送至白求恩医院。那天他们所拍摄的其余镜头是在尘土飞扬的山头缓慢移动的坦克。

但是几天之后，他便似乎品尝到了真正的战斗滋味。进入11月后，佛朗哥的士兵已驻扎进了田园之家公园。在那里，他们既能保证自身无虞，又能从加拉维塔斯山的制高点向马德里市中心发射炮弹，同时保护依旧在大学城掘壕固守的民族主义特遣队的侧后方。但是共和党指挥官希望能将叛军从现有位置上赶走，最好还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对巴斯克地区发起有预谋的攻击，以此作为献给政府成立周年庆的礼物。前一年的4月14日是政府通过选举诞生的日子。他们计划于4月9日对加拉维塔斯山实施联合进攻。尤里斯·伊文思及其组员——包括海明威以及一名与他极其相似的合众社记者汉克·戈雷尔（Hank Gorrell）——被允许使用远程摄像机前往西方公园进行拍摄。

海明威为政府军的前景与自己的报告文学感到激动。在前一晚的庆典上，他将昂贵的小皮件赠予了玛莎、西德·富兰克林、伊文思和费尔诺，并饮下了大量威士忌。在寒冷的清晨与其他人一道走在格兰维亚大道上为摄影做准备的时候，他感到头疼欲裂，腹中似有火烧。起初他们试图在公园内的一座小山上进行拍摄，这里可以在军队进攻时拍到近距离的透视缩影——枪口冒出阵阵白烟，步兵们如同《战争与和平》中描绘的那些士兵一般冲上前去——在透过双筒望远镜或摄像机观察战场时，他们必须将镜头遮住以免反射的阳光将他们的藏身之处暴露在神枪手的枪口之下。但是流弹的威胁将他们赶回了位于公园一侧的罗萨莱斯大道的对面。这条大道虽已遭受重创但依然保持了优雅的风范。他们躲进一幢被战火摧毁的房屋中。

现在，春日渐暖，当他们拖着设备爬上三段楼梯，来到一间公寓面朝公园的阳台时，已经挥汗如雨。他们用在废弃衣橱中翻找出的旧衣服遮在摄像头四周，将镜头对准行动场所，整整拍摄了一个下午：坦克似甲虫般来回飞奔，仿若儿童玩具般渺小的步兵向前奔跑，向前扑倒，然后继续奔跑。除了佛罗里达酒店每日（有时也在夜间）的炮击外，这是自海明威来西班牙后距离战斗最近的一次了，他显得异常兴奋：“了不起”，收拾设备时，他这样想。随后，当他们在暮色中踏上格兰维亚大道时，幻灭的感觉渐渐苏醒。他们距离战场太远了，他告诉自己；更糟糕的是，“连傻瓜都能看出，这次进攻失败了”。当他回到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时发现，玛莎与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整个下午都在田园之家公园附近的另一所房子中观察同一场进攻——“就像是大学生的郊游。”她说。

但是北美报业联盟支付给他每篇500美元（邮寄手稿的话则是1000美元）的稿酬不是让他在参观了一场失败的进攻后撰写一篇游记的；这不是他与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电影的初衷，也不是他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哪怕只是私底下承认。不过没关系，只要身处马德里，他就面临着迈出酒店大门后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下午时分，已有人在争斗中牺牲，不用将这放在心上。民族主义的炮弹常会击中罗萨莱斯大道上的建筑，并有可能落在他们正在进行拍摄的建筑中，也不用介意这个。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的读者们不会相信，你所身处的战区依旧有酒吧与影院开门营业，有商店在售卖香水；他们想要嗅到可达炸药的味道并且听到枪声。因此在记述过去几天的事件时，海明威将它们组合成了一个更佳的故事，就像他在描述L吧T牧场的猎熊经历那样。田园之家公园的进攻并非如同他与同伴们远距离观察那样是徒劳的努力，这是一场“最重要的战斗”的序曲，“政府军期盼已久的进攻”，而他们则见证了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他与伊文思和费尔诺在莫拉塔进行拍摄时度过的那些时光并非是在寒冷与坚韧中进行的单调练习，而是由坦克与步兵发起的强势攻击。“当你‘噗’的一声险险摔倒，听着碎片在头顶上方那座尘土飞扬的多石山坡上呼啸时，已是满嘴尘埃。”

海明威先是撰写了手稿[37]，然后才将其用“电报略语”打印出来——自从成为《多伦多明星报》（Toronto Star）驻巴黎的记者之后，他便开始使用记者们的行话。为了节省字数，他略去了冠词，将修饰语与其所修饰的单词结合到一起，“(do not want)不想要”变成了“unwant"”from Madrid（从马德里）”变成了“exmadrid”。随后他将手稿交给玛莎校对。之后，西德尼·富兰克林会将稿件带去西班牙电信请巴雷亚或伊尔莎审核，然后通过电话传给北美报业联盟的伦敦分部，再从那里以电报的形式发往纽约。上一篇关于莫拉塔的盲眼战士雷文的稿件是邮寄的——尽管走的是外交邮袋的途径——但是至今仍未送到北美报业联盟手中；不出两日，这篇报道便会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

第二天早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给玛莎发来一份电报；他们原本已安排好了她在马德里的电台演讲播出的时间，但是现在时间有所调整——顺便说一句，他们想让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利益”而非这场战争的角度上。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人类利益”属于女人特定的领域吗，还是因为全国广播公司想低调处理这场战争？愤怒的玛莎告诉广播公司，她不接受这种安排——她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报道。她冲出大楼，在格兰维亚大道的一家商店买下一瓶香水。那天下午，为了安慰她，海明威带她去了他们前一天进行拍摄的那幢建筑，他开始称那里为“老宅地”，他的祖父位于橡树园的那幢房子叫的就是这个名字。玛莎蹑手蹑脚地走进破败的房间，眯着眼睛盯住药柜——她找到了一个灌洗器、卷发器和装着过氧化氢的瓶子——欣赏前业主的婚礼照片。海明威喊她过来观察在河对面的田园之家公园进行的战斗，因此她去了他在阳台上所设的观察哨：但是小小的士兵与喷着小火舌的微型坦克对她而言都显得十分虚幻。唯一的现实，她觉得，存在于她身后这座带着被打断的生活碎屑的房子里；远处，瓜达拉马的白色顶峰一成不变地闪烁着冷光，只有这幅画面具有美感。

那晚，当他们从老宅地归来时，海明威与玛莎[38]留意到佛罗里达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叠了一堆箱子。司机正立在一辆闪闪发光的希斯巴诺-苏莎[39]旁，不安地听着田园之家公园传来的噼啪枪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这里是他最不愿待的地方。他们经过他身旁，进入酒店大堂，直奔约翰·多斯·帕索斯和两个法国人。他与这两位法国人一道搭乘外面这部豪车从瓦伦西亚赶来：《观察》的编辑吕西安·沃格尔以及菲利普·拉穆尔（Philippe Lamour）。拉穆尔是反法西斯的律师和记者，也是伯纳德·德·茹弗内尔的密友——玛莎差点嫁给茹弗内尔。

这场相遇本该像是林荫道喜剧[40]中上演的一幕：震惊不已、问候连连——快速的贴面礼（bisou-bisous）、轻点两侧脸颊——随后便是尴尬的相互引荐。在此期间，人们可能会得出某种必然的结论，并且在戴着贝雷帽、穿着肮脏的裤子、套着破旧的粗花呢夹克的海明威与一如既往穿着考究、优雅的伯特兰之间做出比较。巴黎将因此议论纷纷。

最后，玛莎和海明威终于得以脱身；西德·富兰克林——神奇般地出现在大堂——负责将多斯·帕索斯的行李搬至房间，多斯紧随其后来到他们的套房。老友之间的团聚不尽如人意。不仅是因为多斯未能为海明威的橱柜做出多大贡献——他只带来了少得可怜的几块巧克力和4个橘子——而且他对于自己失踪的翻译及朋友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的关注似乎要胜过《西班牙土地》的进展，毕竟他是为了这部电影才来到西班牙的。他只想谈关于帕索斯的事。

多斯抱怨说没有一个身在瓦伦西亚的人可以告诉他任何信息；罗伯莱斯的妻子马哈拉不清楚；他十几岁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绰号可可）不了解，他是卢比奥·伊达尔戈宣传办公室中的一位兼职译者；甚至连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也不知道，多斯也曾向他打听过消息。多斯只知道，在12月的一天夜里，罗伯莱斯被一群便衣男子带走，关押在图里亚河上的外国人监狱中，罪名是背叛共和国。

马哈拉去探监时，他曾向她保证，这不过是场误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然而自1月起，他便消失了，而且似乎没有人愿意提及他的去向或消失的原因。2月或3月初的时候，利斯顿·奥克——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美国共产党——明确告诉可可，他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但是这一消息无法得到确认，罗伯莱斯的家人希望他过世的消息不过是个虚假的谣言。尤其是当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按理说他应该知道一切，不是吗？——告诉多斯·帕索斯，罗伯莱斯“一切安好”时。

多斯表现出一副随时准备向身在马德里、可能知晓内情的人提出问题的架势。浮躁的他就像是一头会闯进海明威精心构建却脆如瓷器的人脉网中的公牛，这个想法立即拉响了海明威心中的警报。“别插嘴罗伯莱斯的事，”海明威唐突地告诉他，“每天都有人消失。”决不能允许多斯为伊文思、任何军官、佩佩·金塔尼利亚或是苏联人带来麻烦。这会让海明威看起来很糟糕，而且绝对会搞砸他好不容易才搭建起来的人脉。不只如此，多斯的质疑也会使他看起来不太信任西班牙政府，而他本该为它拍摄一部宣传片，影片的赞助者们可不会对此拍手欢迎。海明威像拳击手那样发起攻势，试图打破多斯所处的均势。“权当是，”他说，“你的教授逃之夭夭，加入叛军了吧。”

“不可能，”多斯·帕索斯抗议道，“我们相识已久，他绝对是个正直的人。”

他的坚持激怒了玛莎。因为他与宝琳感情深厚，她早就开始怀疑他了。他难道不清楚西班牙现在的局势吗？他的问题，她直言不讳地说道，“已经让我们感到很尴尬了”。我们。忽然，他们之间似乎被划出一道分界线，她和海明威在一侧，而多斯·帕索斯则在另一侧。

他们在海明威的套间内极不自在地喝完一杯酒后便都去了格兰维亚酒店用晚餐。他们发现佩佩·金塔尼利亚已在那里用餐了，真是一个可能会引起不快的巧合。但是他热忱地与多斯·帕索斯打了招呼——Dos,quetal?（多斯，怎么样？）。显然，他们自学生时代起便认识彼此，甚至一起攀登过瓜达拉马山。晚餐结束后，金塔尼利亚邀请多斯前往他在西班牙电信中的办公室。他领着昔日的登山搭档参观了电信大楼并在五楼将他介绍给了巴雷亚（“营养不良而且睡眠不足。”多斯·帕索斯心想）和伊尔莎，此后两人便坐下来聊天。多斯·帕索斯立即提起了罗伯莱斯，但是，唉，还是没有新的消息：金塔尼利亚无法提供任何有关罗伯莱斯的信息。不过，他会找到的，他承诺。不过多斯·帕索斯应该记住：外面有很多危险的人，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受约束者”——天知道他们也许会对罗伯莱斯这类人做些或是做过什么呢。或者说，万一事实证明罗伯莱斯正是其中之一，他又将面临些什么。

多斯·帕索斯的确帮不上什么忙。本来他还能去找罗伯莱斯的前任上司，符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请他帮忙弄清他的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莫斯科方面刚刚撤去戈列夫在马德里的职务，将其送至了北部的巴斯克县。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开展新一轮抵抗民族主义者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有人将其视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针对军事情报机构格勒乌的高压攻势。帕索斯在马德里几乎已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海明威和玛莎正在佛罗里达酒店展开另一种谈话。抵达马德里几周以来，海明威给宝琳拍过几次电报，但是只写了一封信；没有任何人向她透露过在马德里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他与玛莎·盖尔霍恩的关系。在战争交替的现实中，海明威和玛莎都可以假装之前的生活存在于另一个宇宙中；但是突然多斯·帕索斯出现了。他与海明威是几十年的老友，他娶了海明威曾经的女友，同时也是他妻子的朋友。随后便是那些法国人，伯纳德·德·茹弗内尔的朋友沃格尔和拉穆尔。玛莎提醒自己，“天知道有多少与他们相关的回忆”。外界即将对海明威、对玛莎提出要求。

无论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也许只是在马德里每日的炮火声中隆隆转动的时光巨轮——海明威选择在这一时刻请求玛莎嫁给他。他并不能真正自由地追求她，玛莎也曾与贝特朗走到过这一步，她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她给了他一个答案，就算是答案吧。“写给H的话，”当晚临睡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确很爱你。”

也许她是认真的。也许她想要认真地对待这段感情。但是，当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很清楚（就像她几天前在同一本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她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不会耗尽她精力的人，任何一个她可以对他说“走开，就算我再也不见他们也无妨”的人。她发现，人类使她生厌，只有写作不会。多斯·帕索斯抵达马德里几天后，她所撰写的广播稿在修订后最终得以播出，她大受鼓舞并开始为《科利尔》撰写一篇有关围城内生活的文章。她不确定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但是写作的过程，她说，是“唯一不会令我感觉厌烦、沮丧或是让我充满怀疑”的事。它甚至是一剂良方，可以医治她对于从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生出的恐惧。尽管她仍需去医院为生病或受伤的士兵打气（海明威与她不同，他在他们的面前似乎总感觉很不自在）并且购买服饰、手工制作的鞋子以及诱人的银狐皮草。尽管她会与记者和士兵们调情，与海明威同床共枕，但是这些统统都不及她与打字机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她发现，写作令她有了一个明确、清晰的焦点，产生一种可卡因般的冲动，使她生命中的其他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

1937年4月：莫斯科

4月2日，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越过法国边界来到西班牙。他希望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访问。他对这次旅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上个月，掌管内部事务的前政委（因此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亨利·雅戈达（Genrikh Yago-da）被其继任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Nikolai Yezhov）逮捕。斯大林将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虐待倾向的尼古拉称作“黑莓”。雅戈达的罪名是腐败、走私钻石（雅戈达是犹太人，父亲是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珠宝商——显然，他与那些偷窃了安特卫普钻石的经纪人有所接触）以及间谍活动；据称，自从1907年加入共产党以来，他便一直在为德国提供情报工作；虽然没有人会再次提起但是大家心知肚明，他真正触怒斯大林的原因就在于他曾告诉斯大林，逮捕、审判、处决诸如格列高利·季诺维耶夫（Grigori Zinoviev）与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他昔日的同事并且肃清红军总司令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aschevsky）元帅将不利于革命事业；苏联国内外公众对于摆样子公审的反应是不赞同的。斯大林将这种行为视作是违抗命令，甚至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因此雅戈达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如伊万诺维奇所说的：“我们正在向敌人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果我们用胳膊肘顶人，也不要因此而怨恨我们。宁愿错杀十人，也不放过一个间谍。砍柴时，木屑飞溅。”未免有人会对樵夫的身份产生怀疑，他补充说，“也许我身材矮小，但是双手力量强劲——那是斯大林的手。”

莫斯科的氛围极其危险，但是科利佐夫相信自己在“毒侏儒”中有位盟友，叶诺夫——至少两人存在着某种关联。事实上，他与新安全局长的妻子尤金·艾根伯格（Yevgenya Feigenberg）有染——她也许会在丈夫面前为他说说好话。而且他在《真理报》上热情赞扬了伊万诺维奇，称其为“坚定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应该能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当4月15日他被传唤至克里姆林宫，接受伊万诺维奇、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总理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本人就西班牙战况进行的为时两小时的诘问时，他绝对答得心惊肉跳。幸运的是，当科利佐夫答完所有问题后，总书记表示他对苏联特派团在西班牙的表现感到满意——当他被潜伏在党的怀抱中的叛徒所困扰时，他说，这算得上是在严峻时代中的一种安慰。

科利佐夫觉得斯大林已经准予他离开，于是便起身准备离开，但是斯大林却并没有放他走的意思。别着急，科利佐夫同志。“你在西班牙用的名字是什么？”他问，“米格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用自认为是西班牙式的方式，将右手印在胸前，向他鞠了一躬。（他的左手因童年的一次事故而枯萎，总是无力地垂在身侧。）

“是米格尔，斯大林同志。”科利佐夫答道。

“很好，米格尔先生。我们，高贵的西班牙人，诚挚地感谢你所提供的最有趣的报告。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科利佐夫同志。祝你好运，米格尔先生。”

“斯大林同志，我完全在为苏联服务。”科利佐夫喃喃道。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他开始向门口走去。但是斯大林再次叫住了他。

“你有一把左轮手枪吧，科利佐夫同志？”

科利佐夫不知该说些什么。“是的，斯大林同志。”他答道。

“你没打算自杀，对吗？”

“当然没有了，”科利佐夫说，该这么回答吗？“我从没想过要自杀。”

“很好。很好，”斯大林说，“再次感谢你，科利佐夫同志。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米格尔先生。”

1937年4月：马德里

4月的天气开始发生了变化，巴雷亚心想。不仅是气温骤然升高，普拉多大道两旁树木的枝桠抽出了新芽，引来卖报人、擦鞋童与售卖鞋带的老妪在街头支起货摊。不，瓦伦西亚的官僚——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卢比奥及其新上任的副官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对于马德里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他们详查各种请求、提出各种问题。这座临时都城与围城间慢慢渗入一股不言而喻的持续的紧张感。再说，现在又加上了共产国际和蔼的宣传者，老谋深算的奥托·卡茨。这一次他化名安德烈·西蒙，为一群英国女性担任向导（cicerone），其中包括三名国会议员，埃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or Rathbone）与凯瑟琳·斯图尔特-默里（Katharine Stewart-Murray），以及来西班牙进行实况调查的阿瑟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她们希望自己在西班牙所发现的事实能够帮助她们说服议会放弃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因此，巧妙操控这些人便显得极其重要；显然，卢比奥和德拉·莫拉认为巴雷亚和伊尔莎无法胜任此项工作。

巴雷亚为这些女士安排好行程——轰炸后的废墟、一家医院、前线一处相对安全的炮兵驻地，与密亚哈共饮下午茶——伊尔莎将其译成英文，卡茨/西蒙无时无刻不陪伴在她们身边。伊尔莎和巴雷亚邀请公爵夫人及其同伴去酒店楼上他们的住处共进午餐，因为他们觉得经过整个上午的参观，那里会比格兰维亚酒店喧闹不已、烟雾弥漫的幽深食堂更令人愉快；但是她们坚持要进地下室融入其中。她们抗议说自己不愿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因此她们与食堂内的记者和国际旅的战士们一起吃豆子、喝稀汤、啃脱水香肠。午餐时间的阵阵炮火声淹没在了嗡嗡的谈话声与陶质餐具所发出的叮当声中。

酒店经理出现时，她们刚喝完咖啡，正跟在巴雷亚身后回到大堂。巴雷亚可以上楼吗？他与伊尔莎的客房着火了。巴雷亚和伊尔莎跟着经理跑上楼，那群英国女性紧随其后。他们的房间已是湿漉漉的一片狼藉。一块炮弹的残片炸进窗户，点燃了窗帘，烧毁了伊尔莎搁在窗台下鞋架上的鞋；弹片落在桌上，打碎了巴雷亚和伊尔莎为午餐所准备的碟子；现在，它们仍旧躺在那儿冒着青烟。消防员正在卷消防软管。伊尔莎俯身查看鞋子，默默哀悼自己最喜爱的一双蓝色鞋子——而且还是崭新的！英国女人们围着她，拍着她的肩轻声细语。想想看，要是她和巴雷亚没有与她们一道去食堂吃午餐，也许现在她已经香消玉殒了！再者，若是当时她们跟着上了楼，说不定现在也已经不在人世！绝对不会的，伊尔莎坚定地说，没那么严重。只不过是一块小铁片。看，边几上碗里的几个鸡蛋还完好无损呢！现在她们真的必须走了，按计划该前往位于奥尔特加的炮兵观察所了。

巴雷亚来到酒店外召集一行人将要搭乘的汽车时，发现街面上散落着炮弹击落的瓦砾。随后，他又在一楼摆满唱片与留声机的商店的大片玻璃橱窗中看见了另外一些东西：一块杏子般大小、仍在搏动的灰色肿块。它躺在一堆灰色喷射物中间，上面布满红色纹理。足足过了一分钟他才反应过来，这是人脑的一部分。时间就仿若乐谱中的延长音一般，突然在这一刻静止了。他如同在梦中一般，伸手拦住一位想要上前细看的英国女性，转过她的身体将她推向车辆等候的地方；可是他根本迈不动脚。他听见伊尔莎的声音近在咫尺，嘶哑却又迫切：“阿图罗！离开这里！”但是他依旧纹丝不动。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正踩在血泊之中。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将自己从那里拉开，任凭伊尔莎将他塞进一辆汽车，用地板上的垫子擦净他的鞋。他与大家一起驶向位于奥尔特加的炮兵观察所，一路默不作声。这群英国女性兴奋地透过测距仪观察大学城壕沟与政府军炮口升起的缕缕青烟。轮到巴雷亚时，他透过测距仪观察了奥尔特加部队正在炮击的目标：那是巴雷亚叔叔所在办公室曾负责管理的墓地教堂，小时候他曾在那里玩耍，在阳光照耀下的松柏间扑蝴蝶、逐蜥蜴，等待叔叔下班接他回家。现在，他看到，翠柏与玫瑰早已消失不见，教堂的厚砖墙上布满弹孔。

玛莎与海明威没有在记者食堂遇见英国代表团，也没有赶上炮轰格兰维亚大道造成的大屠杀，因为他们受邀与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兄弟，人称“马德里刽子手”的佩佩·金塔尼利亚——马德里首席秘密警察——共进午餐。

金塔尼利亚住在城市北边的一幢新建公寓中，室内装饰极其奢华——枝形水晶吊灯、萨沃诺里地毯——露台广阔，田园之家公园的景色一览无余；他的妻子与小儿子也出席了这场午餐聚会，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与玛莎所了解的马德里相去甚远的马德里。他的一身鸽灰色西服无可挑剔，高额，手指细长，藏在角质框眼镜后的一双棕色眼睛十分明亮。与其说他像刽子手倒不如说他像是一位知识分子或是贵族；他举止优雅；声音如丝。但是玛莎挑剔地意识到隐藏在他温和外表下的铁石心肠，这场优雅的午餐会与金塔尼利亚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差距。

在管家上汤以及他倒咖啡的间隙，海明威或者金塔尼利亚提起了何塞·罗伯莱斯以及多斯·帕索斯提出的与他有关的问题。多斯真该住口，不要再追问这些令人尴尬的问题，金塔尼利亚说，这么做只会惹祸上身。不论罗伯莱斯现状如何，不论他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海明威应该告诉多斯这一点。而且——他用肉豆蔻色般明亮的眼睛盯着海明威——事情应该到此结束。金塔尼利亚的意思明确无疑或者说本就不应该产生任何误会。

海明威与玛莎准备离开时，金塔尼利亚询问自己是否能送给玛莎一件小礼物以示尊敬和钦佩。日后见到它，她便能回想起在马德里度过的时光。他用长长的手指将礼物递给她：一只如鸟蛋般脆弱的古色古香的小里摩日玻璃杯。[41]她可得小心照料它，金塔尼利亚说，若是打破就可惜了。

海明威与玛莎离开金塔尼利亚的居所时天气温暖宜人，几乎有些热了。除非他们想去见那些在炮兵驻地参观炮击的英国女人，不然就无事可做，因此玛莎决定与金妮·考尔斯购物，她打定主意开始喜欢这个姑娘了。她们首先询问了一些漂亮的银狐皮草的价格——现在，这类皮草已经成为马德里的特价商品——然后去逛了亚麻店，玛莎为海明威买了几块手帕，然后又去了美发沙龙洗发。（“无论如何，”她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要洗头、护甲、送洗衣物。”埃德娜·盖尔霍恩教育得不错。）

她们回到酒店后发现，海明威的房间内正如火如荼地举办着平日的晚间酒：从前线回来的诺尔曼·白求恩脏兮兮地浑身是汗，他来这里蹭海明威的浴缸以及佛罗里达酒店充足的热水；多斯·帕索斯正在与海明威对饮威士忌。没有人觉得头疼。

当他们走进格兰维亚酒店，发现阿瑟尔公爵夫人吃完了那里所有的菠菜（而且还吃掉了一只鸡，这要看你的聊天对象是谁了）时，不禁怒火中烧。他们激烈地讨论着阶级分界以及英美关系。不过最后，厨房做了一些陈的牙鳕，这些美国人就着更多的酒将它们吞下肚里，随后便步入了夜色之中。

巴雷亚和伊尔莎从西班牙电信大楼下班回家，在格兰维亚酒店的楼上发现他们的财物已被搬至了新的房间。今天，两个人都已精疲力尽，伊尔莎只想爬上床休息，可是巴雷亚无法忍受独自一人面对沉默或是沉思。安德烈·西蒙在酒店的另一层楼参加聚会，巴雷亚便去那里散心：他在那里找到了劣质酒，留声机里播着蹩脚的乐曲，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挤满国际纵队的军官与美国记者。海明威的瓜达拉哈拉战场导游，汉斯·卡尔上校正站在角落对着一位美国电影评论家滔滔不绝；西蒙窝在另一个角落爱抚着审查办公室中的一位员工。这个名叫帕特的加拿大女孩有着一头铂金色头发、孩子般白皙的皮肤，而且如同女流氓般嘴边带着狠相。似乎聚会上的所有人都在凹造型——看看，我们是多么坚韧与疲倦——忽然之间，有什么触动了巴雷亚的内心。所有这些人——这里的人，楼下餐厅里的人，奇科特酒吧与迈阿密酒吧的人——表现得好像他们才是这场战争的主角一般；他们之中没有人明白，这是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的痛苦。

他在舞曲的喧闹声中冲着他们大喊：他们都是自鸣得意、装腔作势的人，敷衍着为战争出力；他们其实并不在乎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他们来此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除了影评家外，没有人留意到他。他感到厌恶与懊丧，于是离开这里回到他与伊尔莎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炮击声再次响起时，他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爬，以免吵醒伊尔莎。他想洗澡、刮脸，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可是他把香皂与剃须用具落在了原来的房间，于是只能返回去取。尽管房里仍然烟味弥漫，阳光还是透过窗户泻了进来。他踟蹰片刻，透过窗户望向格兰维亚大道，街上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行人。其中一个人一身绿衣，背影与伊尔莎惊人地相似。难道她突然起床跑出去了？

突然传来一阵衣物撕裂般的声响，随后便是炮弹击中街区另一侧的剧院带来的爆炸声；绿衣女人瘫倒在地面。巴雷亚没来由地觉得恐慌。他急急冲过过道，回到几分钟前刚刚离开的房间。但是伊尔莎还在房中，清醒地望着窗外。见他脸色不对，她担心地问道：“你怎么了？”刚说完“没事”，另一颗炮弹就击中了街对面的西班牙电信。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跪倒在地。许久以前，在梅利利亚服役时他就闻到过尸体的气味。现在，这种气味再次涌进他的鼻孔，他感到一阵恶心。伊尔莎设法将他扶到楼下，灌下两杯白兰地后，他总算撑过了大半天。但是下午时分，正当他与伊尔莎往窗旁的书架上摆书时，他们见到了格兰维亚大道上的另两名被害女性——其中一人提着一个裹着粉色包装纸的包裹，警察将尸体搬走后，包裹孤零零地被人遗忘在了街上。巴雷亚看着它，觉得胆汁泛上喉咙，额头与上唇冒出颗颗汗珠。

那天下午与晚上他都无法继续工作。将一张纸卷进打字机后，他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开始写作。一个充满各种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渐渐显形：商店橱窗中搏动的脑组织，后面陈列着的黑色唱片，一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活泼的小比特犬[42]竖着脖子等待一个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命令——一个身着绿衣的女人横在商店地板上，额心赫然出现一个黑洞。在他打字的时候，伊尔莎走进房间，他几乎是不自觉地将写好的文字递给她看；她的反应为他拨开了迷雾。“可是你在这里杀死的人是我。”她忧心忡忡。他拿回这些文字，将它们撕成了碎片。

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位于马德里东南40英里处，通往瓦伦西亚的主路旁：一座人口1500的村庄，一条土路蜿蜒在爬满裂纹的灰泥墙瓦房之间。这些房屋仿佛是从周围的田间生长出来。一些房舍已被国民主义军的飞机炸毁，现在，很多村民更喜欢住在沿着河岸的梯田开凿出的窑洞中——从远处看，这些住宅的锥形烟囱就像是一些儿童故事中的精灵手中的杰作一般。但是自格兰维亚大道的炮击事件后，玛莎·盖尔霍恩在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来到这里。在她眼里，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之所以风景如画，仅仅因为这里不是堪萨斯的贝尔克里克”。

玛莎与海明威、乔西·赫布斯特共乘一车来到这里。也许是赫布斯特温和且有些傻里傻气而且说话时表现出的刺耳的美国中西部元音惹怒了她，也许是因为一同来此为《西班牙土地》取景的多斯·帕索斯让她觉得不快。在主张纪录片应描绘战争社会背景的人士中，多斯曾是声势最大、态度最坚决的一个，可是现在他却有些为所欲为了。4月初，尤里斯·伊文思曾为两部电影展开游说，其中一部是彼时他与费尔诺已制作完成并送往纽约的关于战斗画面的纲要。他觉得这部影片4月中旬便可发行。而另一部则是专注于乡村生活的具有人情味的纪录片。这部片子的拍摄时间较长，也许能在夏季发行。但是当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看了伊文思送往纽约的有关作战的胶片时，他却拍来电报说，这部影片实在精彩，将其剪成短片实在可惜。有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帮助设计故事情节，麦克利什说，伊文思定能将两种叙事手法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令人信服的专题片。现在他们驾驶两辆汽车，带着大量摄像设备全都来到这里——玛莎和海明威、乔西·赫布斯特、西德尼·富兰克林、多斯·帕索斯以及尤里斯·伊文思和约翰尼·费尔诺。

伊文思和费尔诺在哈拉马谷中探险时发现了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事实证明，这里甚至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适合拍摄。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贫穷的封建村落一直握在一小撮地主手中——他们是西班牙下等贵族的后裔，主广场四周的房屋上依旧装饰着他们的盾形徽章——他们将周边葡萄园的所有收益全都收入囊中，禁止村民种植自己的植物。但是战争开始时，地主们或是被杀或是仓皇逃离，村民们将葡萄园收归集体并利用葡萄园的收入购买了一台水泵，抽取塔霍河的河水灌溉田地。如此一来，他们第一次可以种植自己的粮食，也许甚至还能为饥饿的马德里人提供食物。对伊文思这样一位曾经制作出《萨尔》与《须得海》这类社会现实主义纪录片的人而言，这些素材堪称完美。多斯·帕索斯在采访了村里的一位长者后，找到了一位被他称作朱利安（这甚至也许就是他的真名）的年轻人，他一直在马德里市郊的军中服役，也许可以作为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与前线之间的联系。

事实证明，多斯·帕索斯不仅只发现了朱利安一人而已：在与村长，一名社会主义劳工总会成员，一同沿着小土路行至新泵站后，他见到了坐在岸边钓鱼的男人与男孩。他们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全劳联成员，村长说：春耕时见不到游手好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已经清理了法西斯与牧师，”另一位劳工总会的人说，“现在我们得把游手好闲的人清理干净。”

“没错，”村长应道，“总有一天，会发生一场战斗。”待多斯·帕索斯回到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谈话的文章时，其他事件便与之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共鸣；但是对海明威和伊文思而言，村长的评论以及多斯对此表现出的兴趣，往好了说是一种刺激，往坏了说就是诽谤。对伊文思来说，他只想报道村民与保皇派士兵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与法西斯部队间的战争；海明威却对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及其政治全然不感兴趣。乔西·赫布斯特注意到，如果他细想这些，他就会“天真地”接受最简单的政党路线——尤其是“在多斯·帕索斯正迫切地提出质疑的非常时刻”。

然而，这种调查（aperçu）不可能拉近乔西与老友海明威之间的关系。因此，结束一天的拍摄之后，海明威与玛莎设法抛弃了一同前来的乔西，留下她独自返回马德里时就不令人惊讶了。

一个月来，卡帕一直在试图返回西班牙。他恳请各家杂志社派给他一份可以有理由获得签证的采访任务。最终，他在4月初得到了两份工作：一份来自《今日晚报》，另一份则来自米高梅新闻。尽管他之前几乎没有扛过摄像机，但是现在却要为米高梅拍摄新闻片。不幸的是，在获得签证之前，《今日晚报》派遣他去布鲁塞尔报道一位法西斯候选人与自由党候选人之间的议会补选，这场旅程令人愤怒，但是最后，在月中的时候，他与格尔达终于可以前往马德里了。

然而，待他们到达时，田园之家公园的攻势差不多已逐渐停息，而且除了每日的炮轰所带来的折磨之外，这座被围困的都城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新内容。重要行动全都集中在了北部。保皇派在巴斯克和阿斯图里亚斯的领地已被孤立，叛军正在包围那里。巴斯克的钢铁与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炭对交战双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但由于民族主义的领土介于北部省份与政府所控制的国家中心之间，除了海运或空运外便再无第三种方法可以前往那里；无论如何，卡帕的旅行证件只在马德里和瓦伦西亚有效。获取新的证件就意味着要回到巴黎，从头再来。

正当他与格尔达试图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们遇见了扎格·柯尔文。他仍在马德里制作讲述诺尔曼·白求恩的电影。原来，柯尔文刚刚找到另一位在布达佩斯拥有人脉的人，荷兰人约翰·费尔诺。他娶了卡帕童年时期的朋友伊娃·拜什涅（Eva Besnyö）并且正与尤里斯·伊文思及两位著名的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道拍摄一部纪录片。他们何不聚一聚呢？

卡帕就爱找各种借口举办聚会，于是他立即制订了一项计划。他、格尔达、柯尔文、伊文思、费尔诺和两位美国人可以一起享用节日盛宴。他们会去博坦餐厅。那是马约尔广场附近的一家知名餐厅，历史悠久、口碑很好，特色菜是乳猪。也许，由于战争的关系，餐厅不再提供乳猪，但是一定还有别的菜肴，而且博坦的藏酒也极其知名。海明威曾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描述过博坦的里奥哈葡萄酒（rioja alta），他当然会乐意故地重游。

他的确很乐意；不过，据说他们没有点乳猪而要了海鲜饭[43]——海明威（也许是几乎灌下了整整一瓶里奥哈葡萄酒的缘故）坚持要去后厨帮忙做这道菜。餐厅老板埃米利奥·冈萨雷斯（Emilio Gonzales）委婉地说，与写作比起来，海明威的厨艺稍逊一筹。虽然卡帕充其量也只掌握了最基本的英语，但是他能用法语与海明威交流，而且立刻从这位老人的身上发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乔西·赫布斯特将其称作“值得卖弄的高尚”，但是卡帕绝觉得这一点令人无法抗拒。海明威也喜欢这位冲动的年轻摄影师。他仿佛将这个会像扑蝶的孩子那样追逐着战斗的人视作了养子。

他倒不是很喜欢格尔达，尽管她魅力四射，短短的平头呈现出晒黑般的暗金色。也许是她那张狐狸般狡猾的小脸惹怒了他，也许是因为她能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与英语间自如地切换，也许是因为她对于西班牙将军与战场的冷静的熟稔，而海明威却想将这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也许是因为她喜爱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而他则不让玛莎读帕索斯的小说，因为它们令人生厌且不具备可读性。也或许是卡帕望着她的眼神，就仿佛她是一件他不配拥有的珍贵礼物一般。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海明威见到格尔达第一眼时便对她没有好感，后来他甚至告诉泰德·艾伦她是个“婊子”。

然而，幸运的是，那天卡帕丝毫没有察觉出海明威对格尔达的厌恶之情，此后就更是无关紧要了。现在他们不过在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仿佛他们正坐在穹顶餐厅或双叟咖啡馆中而非距离马德里前线不足两英里的地方。

4月22日黎明前夕，两枚炮弹击中佛罗里达酒店的石墙。酒店之前曾被冲着西班牙电信而去的炮火意外击中过，但是这次的炮轰不同于以往。最初的冲击力过后，阵阵炮弹直接落在屋顶的瓦片与砖石结构上，震碎了天窗与窗户，就仿佛位于加拉比特山的叛军炮组正试图在今天向下榻在佛罗里达酒店的外国人传递一条信息——我们可以灭了你。惊慌失措的老鼠从墙壁中窜出来，四散逃命；一道啼声从酒店后面传来，仿佛来自于鸟群，一群战时妓女（whores de combat，海明威这般称呼他们）在恐怖中醒来。

佛罗里达旅店中庭的扇扇房门都被突然撞开。光着脚、裹在格子浴袍中的约翰·多斯·帕索斯眯着眼睛向走廊张望，随后又像蜗牛般缩回自己的壳里。海明威、约翰·费尔诺和弗吉尼亚·考尔斯均已穿戴整齐，因为他们正打算前往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拍摄。他们出现在走廊中，向着楼梯走去。玛莎跟在海明威身后，在睡衣外披了一件外套，金色的头发因为睡了一夜而像孩子般显得凌乱蓬松。经过乔西·赫布斯特的房门时，她快步冲了过去。龇牙咧嘴，一脸惊恐，睡袍歪歪扭扭。“你怎么了？”海明威问道，但是她张开嘴，却发不出一个音节。她深吸一口气，回到房间。几分钟后穿戴整齐再次出来，虽然未必比之前镇定多少。

炮弹仍在不断落下——首先是撕裂般的声音，随后便是足以粉碎一切的原始咆哮——宾客们不断涌下楼梯，聚集在相对安全的一楼大堂。多斯·帕索斯也在那里，他现在已经沐浴剃须完毕，不过仍旧没有换下格子浴衣；克劳德·柯克本面色苍白，手中握着咖啡壶，好像正在布施；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身着摇曳的蓝色丝绸睡衣，抱着一箱葡萄柚站在楼梯口，遇见一位女性便会问：“Voudriez-vous une pamplemousse,madame?（夫人，您需要柚子吗？）”有人将咖啡注入柯克本的壶中，将烤面包片放入别人的热盘子中；还有人四处分享巧克力。海明威环顾四周后断言道：“我对佛罗里达酒店很有信心。”事实证明他很有预见性，因为炮击的密度减缓，随后完全停止，而墙壁依旧完好无损。

待到7点时，太阳已经升上天空，酒店工作人员开始清扫碎玻璃、碎石与震落的灰泥。卡帕出现了——炮击期间他去了哪儿？——并且拍摄了人们的清理工作。海明威出门调查周围的损失情况并且兴冲冲地回来说广场对面的派拉蒙剧院被击中了——查理·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巨幅广告也未能幸免。精疲力竭的玛莎宣布自己打算回房睡觉。乔西·赫布斯特坐在大厅里的一张藤椅上，看起来既生气又愁苦，就像是一只湿漉漉的猫头鹰。海明威在前往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开始一天的拍摄前，同情地为她斟了一杯白兰地。

然而，海明威心中的所想不仅仅只是一杯酒而已，这一点很快便表露出来。自在巴黎结识以来，他和乔西、多斯一直都是朋友，他们曾一同在基韦斯特钓鱼，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告诉她，他越来越厌倦多斯以及他所提出的有关罗伯莱斯的问题。多斯会为大家惹来麻烦。这是一场战争，你不能质疑政府的动机或是任何被怀疑做错事的人的命运。乔西就不能和多斯谈谈，让他闭嘴吗？

有那么一阵，乔茜似乎正在做一些决定。随后，她放下酒杯。“那人已经死了。”她说，“金塔尼利亚应该告诉多斯。”

原来，乔西一直在瓦伦西亚秘密地传递消息；她的消息源是官员，而他的上级要求他誓守秘密。也许这位官员就是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曾向她透露过这些消息——她曾将乔西叫至一旁，小小地聊了聊女人的话题。也有可能是别人。乔西并未指名道姓。她似乎并未质疑，她——一个几乎没有作品的记者、一个二流小说家、一位毫无影响力的女性——居然能得知如此敏感的机密；她也从未想过透露消息的人是否希望借由她传达给某人知晓。事实上，这正是这个人的目的：因为如果多斯向她提出问题，这个值得尊敬的善良女人、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的老友会如何应对？她绝对会说漏嘴；也许不会直接告诉多斯，因为这样便直接背叛了那个人的信任，但是她会告诉海明威，他们共同的伟大朋友并请他将消息传递给多斯·帕索斯。这样一来，两人便都会知晓，海明威势必会找多斯谈这件事。到目前为止，在尤里斯·伊文思、古斯塔夫·雷格勒以及其他人耐心处理了几周之后，海明威肯定会将有关政府的这件事透露给自己的朋友。

不过当天，他们未能进行这场谈话：他们还要前往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进行拍摄。晚上，他们都去了奇科特酒吧喝酒。第二天与第三天则是一大堆官方活动：国际旅中的马丁内斯·巴里奥营加入新人民军的庆祝仪式，庆祝第十四国际旅成立四个月的嘉年华狂欢，这支旅内的士兵多来自法国和比利时。身材胖硕的密亚哈身穿马裤和靴子，饰以武装带，在两场活动中都发表了讲话。在第十四旅的庆祝活动上，指挥官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或称沃尔特将军，一开始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发表演说，后来便弃而使用俄语（一位副官将其逐句翻译给听众）。一些苏联军事顾问还在阿尔多斯为美国记者举办了午餐宴，这里原是托瓦尔公爵的城堡，位于城市东面的埃纳雷斯堡附近。这场聚会由玛利亚·特雷莎·莱昂与拉斐尔·阿尔伯蒂一手操办的。

后来，多斯·帕索斯在当年晚些时候记录这些事件时，将它们全都混为了一谈并称其为“第十五国际旅的嘉年华”——将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战士们也包括了进去。他将弗拉门戈歌手拉尼娜·德·洛斯·佩尼斯（Niñadelos Peines）和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Pastora Imperio）放进了庆祝活动中，尽管他绝对记得他们曾在一周前参加过一场慈善演出。他说沃尔特将军取代一位法国军官站在了旅团的最前方。从以下两点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如果他的确在谈论第十五旅，那么一直以来，十五旅由（并将继续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符拉基米尔上校所带领；至于第十四旅，沃尔特从旅团建立之初便是其指挥官。多斯·帕索斯并非是一位马虎的记者，也许他只是为了简单起见才将几件事合并在了一起，也许是为了维护消息来源。也许他的记忆一片模糊，抑或是刚刚获悉的消息使他的报道产生了偏见——因为在4月的那几天中，佩佩·金塔尼利亚告诉他，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并未在等待一场公正的审判或者说任何形式的审判。他已被枪决。政府并未给出任何理由。“这是个可怕的时代，”金塔尼利亚找了个借口，“我们只有将自己变得可怕才能度过这样的时代。”

围绕着罗伯莱斯的指控延续了数十年：他曾是第五纵队的一员，一直在帮助信奉法西斯的弟弟从保皇派的领地逃至民族主义者的领土，他一直在文学咖啡馆内泄露军事机密，有人曾见到他——最后这条暗示来自尤里斯·伊文思，不过按照自然规律它不可能实现——“使用隐蔽的闪光向“87英里外的“法西斯分子发送信号”。也许伊文思将罗伯莱斯的命运与几个月前发生在马德里的一件事混为一谈，当时，马德里的灯火管制出了问题，无意间漏出的一线光亮触发了针对《社会主义报》办公室的武装攻击。但是罗伯莱斯事件的真相也许就是，作为符拉基米尔·戈列夫的副官与兼职翻译，他在苏联对这位西班牙门生的计划上知道得太多了，而且他人脉颇广，与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是好友，他也许会将这一切泄露给这些人；或是在俄罗斯平民间谍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针对格勒乌及其代表戈列夫发起攻击并将斗争影响扩大到西班牙时，他成了被这场斗争所波及的牺牲品。戈列夫已被送至毕尔巴鄂去执行一项注定失败的使命以支撑忠诚派在那里所设的防御，而他的前任副官实在是个难以应付的人。

不论多斯·帕索斯已经知晓或是猜到了多少（本来可以知道的信息就很少），金塔尼利亚的消息几乎让他呕出声来。他一直在想象自己朋友临终前的一刻并在脑海中反复播放：“他们塞给你一支烟，然后你走出院子面对六名从未见过的男子。他们举枪瞄准。等待命令。开枪。”因此在阿尔多斯，当海明威在席间——他并不清楚多斯已经了解了些什么——再次给予他致命一击时，无法带给多斯丝毫帮助。乔西·赫布斯特在桌子的另一边看着这两个男人，多斯·帕索斯的脸垮了下来；她以为是因为震惊，但是更可能是困惑，随后便是怀疑。海明威究竟是如何知晓的？——环顾四周的苏联顾问与他们的西班牙同行，海明威似乎与所有人都很亲近，是他们告诉他的吗？他们都参与其中了吗？海明威暗示罗伯莱斯也许是叛徒，他现在是罪有应得——而且即便他不是叛徒并且没有等到判决，这也是一场战争，不论领导告诉你什么，你都必须赞同——这并不能安抚多斯的情感。

4月24日晚，多斯·帕索斯显然处于内心的风暴之中。虽然，他后来说他“对马德里的普通百姓怀有一种伤心欲绝的钦佩”，但是他现在相信，他们的事业已被受莫斯科影响的强硬派所掌控；“共产党（已经）钻进了共和国的躯壳中，就像海星吃牡蛎那样将其吃了个精光”。尽管此前他曾答应参加当晚——与乔西·赫布斯特、海明威、尤里斯·伊文思、保皇派天主教神父莱奥卡迪奥·罗伯、受伤的林肯营指挥官罗伯特·梅里曼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西德尼·富兰克林——向美国播出的直播广播节目，但是他现在开始重新考虑这件事了。他将说些什么？这些时代十分可怕——我们自己必须变得可怕吗？华盛顿与纽约的保皇派支持者们不会欢迎这样的讲话，这些忠实听众都是募捐者。难怪，当佛罗里达酒店的代表团齐聚海明威房间中，在广播前举办鸡尾酒会时，罗伯特·梅里曼的妻子发现多斯·帕索斯“踌躇不定”“害怕恐惧”，而自以为是、自信满满的海明威则在房间的角落滔滔不绝。他“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让你知道他的存在……就在他所处的位置。”海明威与实干家为伍。高个大下巴的英俊的梅里曼——伐木工人之子，拥有内华达大学经济学学位并曾在哈拉马战役中肩部负伤——绝对就是这样的人。

多斯·帕索斯设法熬过了鸡尾酒会与广播时间，海明威与有些无知的富兰克林使时光不至于那么难熬；但是待到广播结束时，显然，就像马里恩·梅里曼注意到的那样，“他想要退出”。第二天，他在西班牙电信为巴雷亚收藏的他的陶赫尼茨平装本丛书平装版签名之后，他就驾车驶过周日在卡斯蒂利亚大道散步的热门以及邮局对面现在百叶窗紧闭的咖啡厅，离开了马德里城。他曾“在夏天的夜晚在那里（那家咖啡馆）与朋友聊天至深夜，但是其中一些人已于最近离开了人世。”[44]

尤里斯·伊文思也搭乘另一辆车在同一天离开；到达瓦伦西亚后，他给海明威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多斯·帕索斯，他说，“来此的目的与他在马德里奔波时完全相同——这很难。德尔·瓦约与他谈过这件事。希望多斯能明白，作为一个男人和同志，在困难重重、危机不断的战时应该如何行事”。当然，伊文思暗示说，海明威显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希望由海明威而非多斯来负责撰写《西班牙土地》的画外音文稿。对此，多斯显然已经应允。（“啊哈！”伊文思补充道。）此外，伊文思想知道，海明威能否在“一篇文章中谈谈前线政委所起的充满人情味的伟大作用”。作为对其勤奋工作的回报，伊文思承诺：“你可以奔赴前线，同志。”

玛莎并未参加4月24日的筹款广播，也未与其他记者一道参加国际旅的嘉年华。两天后她就要离开马德里。她一整天都在裁缝店与皮毛裁缝店间奔波，收取她所订购的衣物（包括那套令人垂涎的狐皮外套），顺便去医院与一些相识的负伤士兵道别，并且仔细地收好金塔尼利亚赠送的小玻璃杯。晚上她与英俊的加里波第营指挥官兰多尔福·帕恰尔迪共进晚餐。他早就看上了她，与她在一次国际旅的聚会上调情，并且在“他”的前线殷勤陪护在她左右，总令她感觉自己像是常春藤盟校周末的舞会之花。他在今天的晚餐时表现得既快乐又英勇——油腻的羔羊肉和土豆上浇着带着番茄香气的汤汁，冷红酒带着涩味，口感就如同盛酒的锡杯——但是之后，由于想与她做爱，他坚持带她去散步。结果两人迷了路，差点闯入敌军阵营。在随后回城的车中，帕恰尔迪试图将她的手按在他的裤裆上。玛莎感到愤怒与排斥，她将手挣脱出来——由于前排坐着司机与勤务兵，她并未出声；调情是一码事，她想，但是粗俗地引诱就是另一码事了。帕恰尔迪只是笑笑：炮火下如此英勇，在性爱面前却如此胆怯！在佛罗里达酒店下车后，她便急急地冲上与海明威共住的房间——但是叫她恼火的是，海明威一直广播至凌晨，似乎并未意识到她曾经离开。“我希望这场战争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让他可以说些什么，”她心想，随后几乎立刻便开始责备自己，“多么可怕的念头！也许我已经在这里待得太久了。”

第二天上午正当她在佛罗里达酒店收拾行李时，《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福格特·沃伊特（Frederick Voigt）走进房间请她帮忙。在美国人眼中，沃伊特简直就是一个蹩脚的笑话，这个高挑的秃顶男人看起来极其幼稚。他灰色的头发从侧面盖住光秃秃的头顶，在他的臆想中，每个街角都藏着左派联防队员。“这里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几天前他来到这里时这样告诉海明威，“人们发现了数千具尸体；每天早晨起来都能见到。”福格特无法为自己耸人听闻的消息提出任何证据，因此海明威令他觉得很难堪。“你还从未踏上过街，现在却跑来告诉我们这些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马德里发生了恐怖事件。”他讥笑道，强忍住向福格特下颚挥上一记左勾拳的冲动。现在又是这个福格特在问玛莎能否帮他将一个密封信封带入法国境内并邮寄出去。没什么可担心的，只不过是一封电文的副本——已经通过审查了。她不知该如何拒绝——她几乎不认识这个人——因此便收下了信封。但是克劳德·柯克本觉得整件事看起来很可疑；她应该用蒸汽熏开信封，他告诉她，并且确保里面的内容确实如同福格特所言。她与海明威在客房的电炉上烧了一壶水，玛莎将信封放在壶嘴上方，紧张得心怦怦直跳。信封口盖松开，里面装着的并非是电文副本，而是一篇未经审查的手打电文，开头一句便是“马德里发生了恐怖事件”。海明威怒火中烧。如果过境时被查出玛莎的文件中夹带了这封信，他说，她很可能会被当成间谍遭到枪决。

当晚，在玛莎前往瓦伦西亚后，海明威昂首阔步地迈进格兰维亚酒店餐厅，向所有愿意听他诉说的人控诉福格特的所作所为。也许，他建议，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前，福格特曾被派往德国，据说纳粹悬赏两万英镑取其项上人头——格兰维亚酒店的记者们为何不一枪崩了他，将他的头颅装在干冰盒中送往柏林？一位记者走过去与福格特探讨这件事。他转过身来，脸色如鬼魅般苍白，海明威见了很是高兴。那名记者走回海明威身边。“他的脑袋不值任何奖赏，”他说，“那不过是他的编辑胡诌的。”他们嘲笑不已。

第二天，在格兰维亚大道的午餐会上已不见了福格特的踪影。真遗憾，因为他也许发现了那段谈话极具启发性。午间轰炸模式在餐厅外的街道上开启；海明威刚刚挤在身着女士小西装的弗吉尼亚·考尔斯和套着走了样的破旧粗花呢的乔西·赫布斯特之间，在记者们的餐桌上呷完咖啡。现在离开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海明威瞥了一眼餐厅另一边，见到佩佩·金塔尼利亚独自一人坐在一张双人桌旁。“那位，”海明威朝着金塔尼利亚的方向歪歪头，向两位女士介绍，“就是马德里的首席刽子手。”

他邀请金塔尼利亚加入他们这个小团体，警察局长说他荣幸之至，只要他们允许他为他们买一瓶葡萄酒。四人坐了一会儿，聊着金塔尼利亚——也包括海明威——在巴黎时候便认识的西班牙艺术家，那些在圆顶咖啡馆（Rotonde）游荡并为来自南美的百万富翁绘制埃尔·格列柯（El Grecos）赝品的人们。一枚炮弹呼啸着砸在外面的街道上，金塔尼利亚仍在杜撰着动人的故事，并且开始一边说话一边计数。数到十的时候，其他顾客与大部分服务员都已逃离了餐厅；金塔尼利亚仍在从过去的巴黎一直谈到这场战争——最初的战事以及拒绝相信佛朗哥会攻陷马德里并因此守住城池的那些疯狂且不切实际的士兵。现在，他开始谈论如何才能防范第五纵队以及其他叛徒。遗憾的是，除了处决，别无他法。“我知道男人的死法，好吧，”金塔尼利亚用细长的锥形般的手指点燃一支烟送到唇边，“如果是女人，当然更糟。一名军官吓得大便失禁，我们只好将他拖出去，像条狗般枪决他。”

“许多人在马德里丧命吗？”海明威问。

“革命往往都很草率。”金塔尼利亚喃喃说道。

“判断失误的时候多吗？”

“失误？”他扬扬眉毛，“人孰能无过。”

“这些……冤死的人——是怎么死的？”海明威想知道。

“总的来说，考虑到他们都是被冤枉的，事实上还不赖。”金塔尼利亚伸手去够酒瓶，将深红色的酒汁倒入金妮·考尔斯的酒杯中。他笑了。“事实上，很棒！”

海明威看看手表，站起身。已经晚了，他必须走了。

“胡说，”金塔尼利亚的语气不容人反驳，“谁都不许走。”

“我还有工作要做。”海明威抗议道。

金塔尼利亚瞥了他一眼。“要是被炮弹击中，就没有工作可做了。”说着，他转过身，用那双明亮的大理石般的棕色眼睛盯住金妮·考尔斯，“都去我家。”他拍拍她的膝盖，“我会和妻子离婚，再娶你。我的妻子可以当厨师。我已经跟她生活了很久，就像是在寄一封信，我唯一担心的就是邮票是否能够粘得牢。”

“恐怕等你厌倦我的时候，我也会成为一名厨子。”金妮说。

他们的笑声在空荡荡的地下室内空洞地回响。

之后不久，这些美国佬便决定冒险离开。当他们出现在格兰维亚大道的耀眼光芒中时，海明威抓住金妮·考尔斯的手臂。“时髦雅致的那类，对吧？”他问，“现在记住，他是我的。”

就在月底，海明威离开西班牙的前夕，他与金妮·考尔斯终于拿到了官方许可，能够前往位于瓜达拉马的前线了。保皇派部队的系列阵地位于树木丛生的山坡上，他们从那里牵制住了叛军，不时发起绝望的突袭，希望能够驱逐或击退他们。早晨，两名记者从马德里出发。几个小时后，他们的车子便穿行在松林与野花地间，朝着旅团总部开去。除却在哈拉马拍摄的坦克演习以及前几次在田园之家公园失败的进攻之外，这是海明威第一次来到西班牙的积极战区；作为东道主，士兵们想确保他和这位女同志能找到一些具有戏剧性的内容可写，于是便请他们坐进一辆装甲车，带着他们前往敌军炮火沿线的前沿阵地。汽车“嘎嘎”地在印有车辙的块石路面上趔趄前行，子弹“砰砰”地打在车厢两侧的钢板上，车内的乘客却毫发无损地到达了山顶，发现他们专程探访的士兵们正在弹着吉他唱歌，远处的机枪正在“哒哒哒”地不停发射。

士兵们唱完歌后，久经沙场的精瘦的指挥官便现身了。他穿着靴子、马裤、绿色高领套衫，一顶军便帽斜斜地遮住一只眼，他自称埃尔·格雷罗（El Guerrero），战前是马德里的一名卡车司机，但是当将军们跳起来反抗共和国时，他就自告奋勇加入了民兵。他告诉记者们，整个冬天他都待在山区，不止一次见到自己营中的战士被击成碎片；他的妻子在怀孕前曾与他并肩作战，他说。随后，他不得不将她送回马德里。

埃尔·格雷罗的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脚上穿的是绳底帆布鞋而不是结实的靴子，他们在整个严酷的冬天中证明了自己的坚强意志；但与之矛盾的是，多数人看起来十分年轻，他们的年纪与热情令人感动：其中一人摘了一束鲜花送给金妮·考尔斯，另一个则向她展示了一首他撰写的关于森林和高山的诗；所有人都急着证明，如果他们向位于山下农舍的敌军阵地发射迫击炮的话会发生什么。叛军在还击时判断错了攻击方向，他们没有针对埃尔·格雷罗的阵地，反而将火力集中到了远处的另一所房子上，那里显然是旅队上校的产业。士兵们不禁大笑起来。但是他们知道战争并非是一则笑话，他们已经为此失去了太多同志。他们强烈且乐观地相信，共和国将占上风。你会看到——待到圣诞节时，我们的旗帜将飘扬在西班牙的每个村庄。

当晚，海明威回到佛罗里达酒店后撰写了一篇电文，他知道这将是他从马德里发出的最后一篇报道。他没有将埃尔·格雷罗写进故事；他的妻子、战士以及金妮·考尔斯均未出现在故事中——尽管海明威的确提到，他认为莫雷纳山的部队训练有素、机智过人，并且描述了他乘坐的装甲车以及向他开火的机枪。相反，海明威给读者上了一堂战略与地理课：尽管叛军正在对北部的毕尔巴鄂发起坚决的进攻，他坚持认为，“马德里是这条800英里长的战线的关键”，而且因其坚不可摧的阵地，马德里的捍卫者具有“极大优势”——即便政府决定“放任毕尔巴鄂沦陷”。为了证明此番言论真实可信，他说自己“花了10天时间，艰难走访了四处核心前线，其中包括……爬到处于海拔4800英尺处的瓜达拉马山脉的重要阵地”；这种表述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认为他不过是在这艰难的10天内绕着西班牙转了一圈，而不是在过去一个月中单独出行了10天，（如有必要）他可以对此加以否认。两天后，卢卡奇、沃纳·海布伦、古斯塔夫·雷格勒、西德尼·富兰克林、乔西·赫布斯特及其他人均出席了在第十二旅后方医院举办的放纵的告别会。告别会最后，海明威醉倒在了海布伦的手术台上。随后，他便离开马德里前往巴黎。等车的时候，他站在外交部的院子里，投入地与巴雷亚进行了一场男人间的交谈。“他所讲的笑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快要掌握卡斯蒂利亚语中的双关了，”巴雷亚后来说，“而且掌握得很好。”

就在海明威撰写最后一篇通讯稿时，格尔尼卡，毕尔巴鄂附近巴斯克人的古代精神都城，正在上演战争中最为可怕的一幕。叛军在巴斯克前线的推进速度并未达到指挥官莫拉将军的预期；4月25日，周日，他在民族主义电台中播出了下列警告：“佛朗哥即将发起强有力的一击。一切抵抗在它面前统统无效。巴斯克人！现在就投降吧，这样你还能保住一条小命！”第二天下午4:30——当天是格尔尼卡的集市日——来自秃鹰军团“实验中队”的德国亨克尔111式轰炸机飞过市中心，仅仅在投下一堆炸弹后便飞走了。解除警报的信号响起，人们走出避难所帮助伤者——此时，空中突然涌出铺天盖地的飞机。首先，一支完整的飞行中队投下更多炸弹；接着一波又一波的亨克尔51式战斗机俯冲至低空扫射并向男人、妇女、儿童、农民、修女甚至是牲畜投掷手榴弹。最后，5:15，三个中队行动迟缓的容克52式轰炸机用极具杀伤性的20磅大炮与燃烧弹对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秃鹰军团几周前首次在据此西面200英里的奥维耶多对共和党阵地采用了这一项策略。燃烧的牛羊恐慌发狂地冲过街道；倒塌的屋舍压死了生活在里面的全家人；浑身三度烧伤的人在燃烧的建筑间踉跄而行。太阳升起时，格尔尼卡已经烧成了一具空壳。

尽管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在27日拂晓前便赶至现场并记录下了目击者对于整个破坏过程的叙述，但是《泰晤士报》却拒绝发表（如其编辑所言）“任何有可能伤害（德国）情感的东西”——任由《纽约时报》不费吹灰之力便拿到了斯蒂尔的报道全文。尽管《纽约时报》立即用支持反对派的记者威廉·卡尼（William P.Carney）的报道平衡了斯蒂尔报道所带来的冲击：他说——模仿胡安·博林的口气，安排佛朗哥逃出加那利群岛的人真是现任叛军宣传部长的博林——在阿斯图里亚斯爆破手的协助下，巴斯克人已经焚毁了格尔尼卡；叛军的飞机从未靠近过这座小镇。最后，至少这一点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德国飞机，而下令轰炸格尔尼卡[45]，这样一个战略意义有限的目标的人则是德国空军部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上校。他想向德国总参谋部证明演习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叛军统帅部及其纳粹盟友希望见到的一幕：两天后，格尔尼卡落入叛军手中，为他们对毕尔巴鄂的进攻开辟了道路。2年后，德国空军用同样的策略攻下了波兰。但是尽管民族主义当局予以正式否认，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在随后一的周内，格尔尼卡的毁灭一直占据了新闻头条并进而成为内战的核心标志——尤其当巴勃罗·毕加索在那年夏天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为西班牙馆绘制了同名画作之后。

为何海明威没有报道格尔尼卡的事件呢？这原本可以成为他与北美报业协会的头条独家新闻——马修斯和德尔玛也未能对此加以报道，因为他们10天前便休假了。前往这座已被摧毁的小城一定不容易，因为它位于北部海岸，与马德里间隔着一大片叛军领土；但是他在上一份从西班牙发回的通讯稿中甚至都未提及轰炸的事情。也许在与他对话的人眼里——杜兰、沃尔特、卢卡奇、汉斯·卡尔以及其他身处马德里的人——格尔尼卡并不重要。当然，温和保守的法国报纸，如《时报》（Le Temps）和《费加罗报》（Le Figaro）最初也忽略了这则新闻。

不过，出于某种原因，它似乎对弗吉尼亚·考尔斯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她戴着金手镯、踩着高跟鞋，却是一位意志极其坚定的记者；离开马德里后，她径直前往了民族主义领地，探访了格尔尼卡。“木材与砖块孤寂、混乱地四散一地，仿若正在发掘的古代文明遗址。”当她问起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时，一位民族主义参谋告诉她：“我们不停地轰炸它和布埃诺，有何不可呢？”官方陪同人员打断他了，冷冷说道：“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写这些。”她并未理睬。

1937年5月：巴黎

五一劳动节，巴黎人盛装出动。博伊斯公园的栗子树繁花满枝，林荫道一路阳光明媚，整座城市都在度假。午后不久，庞大的人群——有人估计超过100万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为面包、和平与自由”游行，今天停刊一天的《人道报》如是说。游行原本是为了庆祝法国人民阵线在提高工人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却沾染上了最近有关西班牙的新闻的阴暗色调，尤其是被《人道报》称作“法西斯在格尔尼卡犯下的可怕罪行”的那篇报道。示威者手中的标语牌与横幅在微风中飘扬，游行的队伍像是一条浩浩江河沿着宽阔的大道涌向民族广场。一架飞机在头顶柔和的蓝色天空中，用水汽尾迹描画出毕尔巴鄂的字样，随后低空飞行，散下张张敦促为巴斯克的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宣传小册。民族广场的演讲台上，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与法国国旗和劳工总联盟（CGT）的旗帜并肩飞扬。

卡帕和格尔达在人群边缘，随着人流向前移动。卡帕在为《今日晚报》拍摄有关示威游行的照片，但是当他们来到街角的一处花铺时却在铃兰前停下了脚步。16世纪，查理九世最先将铃兰作为劳动节的护身符赐予了宫廷中的女士；现在，它已成为幸运、爱情与复兴的传统象征——所有男人均会在这一天送礼物给自己心上人。卖花人纵容地看着他们，格尔达俯身看花，一顶别致的贝雷帽搭在暗金色的头发上，长围巾系在颈间。她在挑选最新鲜、最芬芳的花束时，在卡帕的相机前摆出了俏丽的姿势。请给我这一束。她将花束紧紧抱在胸前，抽出一枝，小心地别在卡帕的夹克翻领上。

1937年5月：巴塞罗那

5月1日黎明，约翰·多斯·帕索斯搭乘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提供的希斯巴诺-苏莎离开了巴塞罗那洲际酒店。利斯顿·奥克坐在他身旁的座位上，在通过法国边境警卫的盘查前一直冒充是他的秘书。美国宣传工作者奥克就是最早向可可·罗伯莱斯透露他的父亲已经故去的人。

前一晚午夜过后，奥克曾出现在多斯·帕索斯的酒店客房前，面色苍白、结结巴巴；他说自己正在逃亡，因为他在保安部门的面前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46]。他确信，罗伯莱斯的命运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这倒未必就是偏执狂的表现。早春时分，奥克已被调至巴塞罗那筹建一间新的英语新闻办公室。来此后不久，他曾在兰布拉斯大道一间简陋的小餐馆与安德烈斯·宁共进午餐。宁是统工党领袖，加泰罗尼亚反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也是富有魅力的前任教师与记者。奥克被宁深深打动并以两人的谈话为基础，撰写了一篇文章，现在即将发表在伦敦的《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and Nation）上。文章支持宁的观点，即如果政府以团结为名粉碎了1936年的革命精神就永远也不可能在与佛朗哥的战争中获胜。初次采访宁时，政府的立场似乎还合乎情理；但是3月在瓦伦西亚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却将统工党妖魔化并敦促其解散，而现在任何支持统工党观点的人均被政府中的大多数视为颠覆分子。他的雇主，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与日益倾向共产主义的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当然亦是如此。不过，真正惹祸上身的则是他的一番言论，即无政府主义者与统工党认为，政府即将进行“一场将他们清除出西班牙的阴谋”，而且政府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在西班牙组建了一个受莫斯科控制的格伯乌（特工处）”。

奥克本就因文章的发表而惴惴不安，当他在兰布拉大道散步时偶遇一位在纽约结识的自称乔治·明克的俄罗斯特工后，才真正陷入了恐慌。明克邀请他去自己下榻的酒店喝鸡尾酒，奥克谨慎地接受了邀请。把酒言欢间，这位特工——以战士对战士的身份——告诉他，共产党终于说服政府打击统工党及其支持者了。会有人丧命，幸运的话，其他人会被逮捕与监禁，但是如果运气不好就会被枪决。此后，巴塞罗那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一切本就已经让人心绪不宁了，但是明克的警告（是警告吗？）之所以尤为令奥克胆战心惊，是因为明克——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是一名政治杀手。

多斯·帕索斯自有相信奥克的理由。自从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之后，政府对中央控制权日益强烈的渴望令他感觉惊讶；到了在巴塞罗那后他立刻发现，这就使得瓦伦西亚与执拗地保持独立且具有革命性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分道扬镳。在加泰罗尼亚，不同派别——无政府主义者的全劳联、社会主义者的劳工总会、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统工党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联盟——相互猜忌，并且都将自己武装了起来。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村长曾说过什么？总有一天，会发生一场战斗。多斯·帕索斯自己就曾在深夜于一间装满废弃家具的办公室内采访过宁；宁曾在苏联待过9年，在此期间渐渐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熟识。采访最初，宁似乎并不在意巴塞罗那所发生的事，愈演愈烈的暴力行径、目无法纪的行为给和不祥的预感取代了罗伯特·卡帕和格尔达·塔罗在不到1年前为之欣喜的嘉年华般的精神。没错，一切都不同了，宁说：人们又开始穿衬衫打领带上街了。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但是随后，他语带关切地谈到瓦伦西亚政府接管警务的方式以及在郊区街头设立的路障，就好像是在为某种军事行动做准备。“你应该驾车穿过郊区，”他建议道，随后又笑了起来，“不过，也许还是不要这么做。”

在宁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一个清瘦黑发、穿着宽松卡其布连裤衫的民兵正坐在长椅上。[47]多斯·帕索斯出现时，他一下子蹦了起来。他叫埃里克·布莱尔，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曾以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发表过作品；他极其渴望能够见到这位伟大的美国左翼作家。他哀求妻子的老板，负责安排多斯·帕索斯在巴塞罗那行程的人，哪怕只进行一分钟的采访也好。这是中间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但是布莱尔很幸运，受宠若惊的多斯·帕索斯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几个月前，布莱尔加入了统工党民兵组织，但是他现在请病假回到了巴塞罗那；现在他正试图调往更为积极的前线，而且他同意多斯·帕索斯的观点，这座城市，也许整个国家，正在发生不祥的变化。“那个该死的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定委员会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因为英、法、美三国拒绝支持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所能找到的唯一朋友便是苏联，而斯大林正将这种友谊当成一种杠杆。既然现在苏联人痴迷于清除国内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必须揪出西班牙的托派并加以清除。因为他们不会碰巧在独立的工人政党中发现任何托派。”

“促成法西斯胜利的完美方式。”多斯·帕索斯评论道。

“法西斯的胜利，”布莱尔附和道，“而且不会是最后一次。”

即便之前未曾有过这种想法，但是与宁和布莱尔的两场谈话让多斯·帕索斯开始思考，也许奥克的偏执不无道理；因此继允许奥克留宿在酒店客房的沙发上之后，他表示愿意帮助他在第二天一早离开这个国家。此时，多斯·帕索斯自己也开始觉得坐立不安——不会有人阻止他离开吧，会吗？——当下午自治区政府的希斯巴诺-苏莎驶抵位于赛尔贝尔的海关，当边防战士“啪啪啪”地在他们的证件上敲上官印予以放行时，两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在佩皮尼昂分手：多斯·帕索斯会去昂蒂布与妻子凯蒂共度几天，而奥克则会前往巴黎，再从那里返回美国。此后，多斯再也没有见过奥克。

两天后，巴塞罗那发生了爆炸。

动乱始于巴塞罗那警察局长决定接管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的电话局时。此前，这里一直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劳联运作的。警察局长与几车手持步枪的突击卫队队员抵达电话大楼后遭到了藏在壕沟内的工人的机枪扫射；随后，仿佛信号一般，市内所有政治组织均亮出了自己藏起的武器，到处都竖起了路障。店主拉下百叶窗，手无寸铁的平民闩上了自家房门。近一周的时间内，巴塞罗那街头一直回荡着枪声——“就像是场热带暴雨。”埃里克·布莱尔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波丽尔瑞摩剧院的屋顶站岗。这座剧院就在统工党总部的街对面——专程从哈拉马前线抽调回来的突击卫队向全劳联与统工党开火，而全劳联和统工党则予以反击。空军司令伊尼戈·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Inigo Hidalgode Cisneros）将四个中队的飞机调至附近机场，以防需要借助它们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待政府力量占据上风时，已有500人丧生，1000人受伤。

几天内，在符拉基米尔·奥尔洛夫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推动下，共产党人将劳动节事件归咎到“托派-法西斯主义者”内奸的身上。统工党遭到指控，称指内部已被这类内奸所渗透。统工党被取缔，领导人被捕；极力抵制这种做法的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你怎能在毫无任何犯错证据的情况下取缔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被迫辞职。精通多门语言的社会主义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曾就西班牙黄金储备转入莫斯科一事展开谈判（共产党人正在寻找一位友好的无党派候选人，他们已经就接任该职位一事与他进行过接触），现在则继任为总理。安德烈斯·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带离巴塞罗那——有人说这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命令，还有人说这是斯大林本人的意思——并被送至位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审讯中心。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将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拒绝了。因此，他又被转移至附近的一所乡间别墅并被折磨至死。这是空军司令伊尼戈·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名下的产业。他的妻子是利斯顿·奥克的宣传部主管，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

就像战争双方众多的“失踪者”一样，宁被秘密葬在一座未立墓碑的坟墓中。但是此前，他去世的房子中上演了一出怪诞的哑剧：穿着戏服的士兵携带着伪造的民族主义与德国证件和徽章展开了一场“营救”并将这些可以作为“线索”的文件留在身后。

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很快报道说宁已被长枪党解救，现正身处民族主义的首都布尔戈斯；此后，当统工党支持者在墙上涂鸦要求回答“宁在哪儿？”时，就有人在下面乱涂地诋毁道：“在萨拉曼卡[48]或者柏林。”

1937年5月：巴黎

巴塞罗那枪声响起的那一天，海明威抵达巴黎。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安排的专机确保了他从西班牙至巴黎的航程一切顺利。尽管他希望能在返回美国家中之前与玛莎见上一面，但是他们必须行事隐秘——我们都得粘上长胡须，让身材显得魁梧一些——因为在巴黎，海明威又回到了公众视线之中，他们能洞察一切并向宝琳汇报。

抵达巴黎后，他接受了一众新闻记者的采访——他没有料到这场战争会持续这么久，他说，现在他要回家完成一部小说，待到夏天“大规模的战事”爆发时他会再回西班牙——9日，他以西班牙为题向英美记者俱乐部发表了演说。他会见了西班牙大使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Luis Araquistáin），谈了保皇党军队的医疗需求。在乘船返回纽约之前，他又向北美报业联盟发送了两篇新闻稿。一篇引人入胜地描写了他和玛莎在马德里所遇见的各类司机，读起来几乎就像是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观察密切、结构紧凑，展现出他最优秀的幽默，就好像他在用这个故事取悦你、感动你。由于代表平民的托马斯、堂吉诃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卫与坚定的“联盟派”伊波利托相继成为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这篇报道也是（如另一位作家在某天指出的那样）对这种领导人更替所进行的较为明显的讽寓。另一篇新闻稿则是他对于西班牙军事局势的扶手椅分析[49]。他在导言中比较了西班牙内战与美国及俄罗斯的内战并预测了新战线的位置与时间。海明威打赌说哈拉马谷的战火将会重燃的，新战线也有可能在瓜达拉哈拉道路沿线；佛朗哥，他说，“绝对会发起进攻，而且必须进攻马德里”——但是，海明威警告说，“对于任何攻击力量来说，马德里都是一处死亡陷阱。”

5月9日，他通过邮袋将打印好的新闻稿发给北美报业联盟，并且收到来自北美报业联盟伦敦办事处主任萨金特（H.J.J.Sargint）的回复电报。萨金特告诉他，纽约的编辑“请他不要再送故事过来”，这话绝对会为海明威添堵。不论是因为费用问题——这篇邮寄的打印稿为海明威赚取了1000美元，而不是通过电报发送的每篇500美元的稿酬。这样一来，他因报道西班牙内战而获得的总稿费高达7500美元，以2012年的美元价值计算，这笔钱接近12万美元——还是他们不愿再发表任何对于军事战略的批评之词，北美报业联盟最终仍未采用他的稿件。这是海明威不喜欢或不信任他们的另一个原因。

同时，《科利尔》已经同意发表玛莎撰写的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而《纽约客》正在考虑是否刊登另一篇文章。玛莎写信给畅销书《欧洲内幕》（Inside Eu-rope）的作者约翰·根室（John Gun the r）。奔赴西班牙之前，她曾经十分享受与他之间小小的调情：“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马德里，那里就是天堂，无疑是我所见过或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我想尽快写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我想回到那里。”她与海明威都未曾提及或留意到他们身处巴黎时巴塞罗那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他们认为，就像玛莎几年后所说的那样，统工党以及发生在它身上的一切“与这场伟大的战争大戏无关”。

5月11日，海明威赶往圣拉扎尔车站。约翰和凯蒂·多斯·帕索斯正看着行李搬运工将他们的行李搬上开往瑟堡的港口接驳列车，他们会在那里登上开往南安普敦与纽约的“贝伦加丽娅号”。这艘丘纳德公司的邮轮曾盛极一时。海明威踏下月台向他们走去，两人抬起头来。就算夫妻二人见到他很高兴——假如他们觉得他只是来祝老朋友一帆风顺的话——待他开口之后，这种喜悦之情便烟消云散了。“你打算怎么处理罗伯莱斯的事？”海明威语气尖锐地问多斯。

“我会如实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切，”多斯答道，他的轻声细语比高声呐喊还要令海明威生气，“现在我需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在为争取公民自由而战的过程中摧毁了公民自由，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何用？”

“狗屁的公民自由，”海明威咆哮起来，“你是支持我们还是要跟我们对着干？”多斯·帕索斯耸耸肩。海明威攥紧拳头，似乎准备一拳砸到朋友的脸上。

口哨声响起，乘务员走下站台喊道：“Envoiture,messieurs-dames!（女士们，先生们，开车啦！）”海明威深吸一口气，垂下胳膊。“告诉你一件事，”他用冰冷刻薄的声音对多斯·帕索斯说，“这些人”——他指的是纽约的书评家——“这些人知道怎样把你变成过气作家。我见过他们的手段。他们一旦这样做过就会重蹈覆辙。”

“哎呀，欧内斯特，”他昔日的女友，多斯现任的妻子说道，“我一生可从未听过这样可鄙的机会主义言论。”海明威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出车站。

第二天晚上，他重返10年前与多斯常去的故地，西维亚·贝琪开的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局。他与刚从西班牙归来的斯蒂芬·斯彭德要在那里举办联合读书会。因为直言反对保皇派对“离经叛道”的党员——这其中就包括他己的爱人，托尼·海恩德曼（Tony Hyndman），她已擅自离开了国际旅——的严厉处置，斯彭德正被清除出共产党；那一晚，他朗读的一些诗听起来有种带着缘由的幻灭感，或者至少带着与战争相关的想法。海明威对斯彭德的浪漫故事没有丝毫头绪，不然早就对他鄙视不已了。海明威选择朗读自己尚未完成的哈里·摩根小说。小说叙述者摩根拧断了中国难民走私犯辛先生的脖子，将他的尸体从船上扔进海湾。“你为什么要杀他？”一个同伴问道，摩根答道：“为了不再杀死另外12个中国佬。”

读书会结束后，海明威与包括乔治和海伦·塞尔德斯在内的几个记者朋友去了蒙帕拿斯大道的精选酒馆。吃血肠的时候，他对塞尔迪斯抱怨说：“我得去一趟西班牙。你们这群主张改革的混蛋才会相信我站在你们这边。”

第二天一早，他独自一人登上“诺曼底号”前往纽约。

1937年5月：毕尔巴鄂

由于民族主义军的封锁，前往毕尔巴鄂最安全的方式是从比亚里茨搭乘飞机，向东穿过法国边境。即便这样也非万无一失；叛军表示他们会向法国飞机开枪，圣让德兹的领事馆对此信以为真。不过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因此当卡帕最终从《今日晚报》和《问候》那里领到前往巴斯克前线报道的任务以及为此准备的通行证和再次入境文件时，他来到比亚里茨，找到一位保证可以将他带至松迪卡机场——毕尔巴鄂外围机场——的飞行员。

现在，民族主义者的阵线已经顺着海岸线从圣塞巴斯蒂安一路向西延伸到了如同明信片般美丽的渔村贝尔梅奥，那里距离毕尔巴鄂只有20英里。因此，为了避开他们的炮火，飞行员决定在经过比斯开湾上空后向南倾转，高高地飞过覆满灌丛的光秃秃的山坡——谁知道今天的前线在哪儿呢？——最后在松迪卡机场降落。卡帕带着一架便携式Eyemo摄影机和几架照相机跃下飞机。这台结实耐用的35毫米摄影机能够拍摄100英尺胶卷的电影。也许在巴斯克前线，他能拍到一些米高梅新闻用得上的镜头，因为4月里他未能在马德里拍摄到有用的画面。

事实上，毕尔巴鄂——那里的居民亲切地，如果不算是情色味十足地昵称它为elbotxo，意为洞——一座肮脏的工业城市，在内维翁河汇入比斯开湾的河口两岸不断延伸。一片片化工厂和钢铁厂将整座城市团团围住，在为它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层层烟雾与煤尘。和平时期，河口一排排码头上穿梭着装卸工忙碌的身影，他们扛起钢锭与板条箱，将它们装进停泊在西班牙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中的船只；可是今天，等待装船的货物却变成了儿童。毕尔巴鄂周围的工事有个颇为乐天的名字“铁圈”（早在3月份时，一位心生叛意的巴斯克军官已经将这里的设计图偷送给了他们）。随着民族主义士兵日益逼近“铁圈”，德国轰炸机掠过城市及周围群山中的巴斯克村庄。英、法两国的救援组织正在安排将22000名儿童从战区疏散；今天，5月5日，一小撮生锈的船舶、法国货轮“卡里马泰号”、西班牙班轮“哈瓦那号”以及其他轮船正准备接受部分人员登船。

港口附近一处绿树掩映的广场上，一群男人——大多穿着制服——围在一张详细介绍何时及如何疏散的通知周围；距离货轮更近的地方，列着一排身穿暗黑色服装的妇女和儿童，就仿佛他们正在哀悼战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他们在等待通知，以便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撤离小组。卡帕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就在此时，一个一脸严肃的小女孩转过身来，一边吮着拇指，一边从黑黑的刘海下严肃地盯着他看，就仿佛是一支黑色列队中的白色幽灵。他继续拍摄。码头上有一大群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等待登上驶向渡轮的小艇或是与亲人吻别。毕尔巴鄂人很富有——一个女人炫耀般地展示着自己奢华的毛领，而栅栏旁站在她身旁的小女孩则紧紧裹着皮草围巾与合体的英式外套——并且十分遵守秩序；他们眼里噙着的泪水被他们的尊严忍了回去。在马德里，雷格勒说，卡帕必须硬下心肠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这里的工作与之前不同，但是同样需要一颗坚韧的心才能完成。

第二天，卡帕离开毕尔巴鄂前往东北面20英里外的苏尤拜山，巴斯克保皇派正在贝尔梅奥上方的高地掘壕固守。自黎明起，德国飞机便已开始连续攻山，民族主义将军埃米利奥·莫拉刚刚将北非部队带至此地，有史以来首次在巴斯克地区展开部署，以便突破保皇派的战线。北非军发现漫山遍野尖尖的金雀花灌木丛使他们难以行军，于是莫拉便命令一支意大利坦克分队打头阵，但是巴斯克人在路上滚满圆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卡帕加入了一队镇守山上阵地的保皇派步兵与爆破手中间。其中一些人驻守在由石头农舍改建成的简易堡垒中，另一些就露宿野外。5月初的天气依旧寒气逼人。士兵们藏在松树般的矮树丛中等待即将到来的坦克与卡车时，全都戴上了手套和羊毛帽或皮革头盔。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与容克轰炸机俯冲而下，贴着山头飞行，将机枪对准战壕扫射时，他们还必须时不时卧倒掩蔽。随后，一辆指挥车与一辆破旧的皮卡轰鸣着沿着道路驶来。当它停在简易路障前时，传来一阵刺耳的齿轮咬合声。爆破手从位于路边的藏身之处向汽车投掷手榴弹，而其他士兵则开枪射击。卡帕没有拍摄任何袭击的照片，但是拍了士兵走出掩体，检查战果并从卡车上卸下一切有用物资的照片。

藏在别处的爆破手在一架用卡车运进毕尔巴鄂的高射炮的帮助下摧毁了大量坦克。因此，待到黄昏时分，这座山——及其通往毕尔巴鄂的道路上的制高点——仍在巴斯克人的掌控之中。然而，并非所有守军都能有这般幸运。卡帕拍到了一位脸埋在粗糙草地中的不幸牺牲的士兵。随后，他用借来的Eyemo拍摄了几乎相同的镜头。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影片中纹丝不动的尸体与暮色中在他头顶轻轻舞动的草杆之间形了鲜明对比。

夜幕降临，卡帕乘坐一辆大型黑色帕卡德离开了苏尤拜山。司机一路踩着油门驶过坑坑洼洼的道路，冲向位于松迪卡的机场。一架与卡帕来时所搭乘的飞机十分相似的法国飞机——说不定就是他搭乘的那一架——正停在那里，另一拨乘客正走下机舱。其中就有高个子、黑头发的美国新闻记者杰伊·艾伦。艾伦见到卡帕穿着脏兮兮的雨衣，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摇来晃去，并且看到他将一包胶片塞进驾驶员手中。他听到了“问候”以及“紧急”等字眼；随后飞机呼啸着消失在夜色中。艾伦与其他人及卡帕一道钻进帕卡德驶回毕尔巴鄂。

不过，直到几天后，艾伦与卡帕才正式相互介绍了自己。艾伦是一位无畏的记者，是海明威在战前马德里认识的一位老友，也是兵变后采访佛朗哥的第一人。他曾在战争伊始，藏在车厢地板下进入巴达霍斯报道大屠杀；然而，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却被亲民族主义的雇主，《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R.Mc Cormick）上校解雇了。此后，他便成了自由职业者。不过最近《时尚先生》的编辑乔治·斯玛特（George Smart）刚刚聘请他协助创办一份名为《见解》（Ken）的“内幕”新闻杂志。为此，他来到毕尔巴鄂收集素材。与多数记者一样，他也提防着摄影师：他觉得这些人都好出风头，他们的工作无法与真正的记者相提并论。或者说他之前一直这样认为，直到城中响起四声短暂的空袭警报，通知人们飞机正在接近时，他发现卡帕正与自己并肩站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惊恐的人群四散而去，妇女紧紧攥着孩子的手跑向最近的庇护所。卡帕依旧站在空地之中，相机对准惊恐的平民们的身影和他们的脸庞。他记录下了普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知道自己处于敌人枪口下时的反应。直到一名配枪的警察逼他躲进掩体，他才离开了街道。艾伦找到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人。

接下来的一周，卡帕拍摄了更多空袭的照片，其中包括将市内油库炸成烟山火海的那一次；他尾随一位在城市垃圾山中翻找燃料的妇女；观察了在敌军空袭间隙坐在沙袋上休息的孩子们及其母亲和一袭黑衣、坐在长椅上一边阅读其中一个孩子放在她手中的报纸一边哭泣的祖母。这很残忍，但对他而言却是必须完成的工作。

5月15日，留在城内的记者们被告知需要撤离：机场被迫关闭，只剩最后一架飞往比亚里茨的航班。记者们涌至松迪卡登机——卡帕除外，他想留下来记录城破的过程。除了一架徕卡外，他将其余装备及曝光后的胶片交给詹的妹夫，犹太记者施耐德（S.L.Schneiderman），请他安全带回巴黎。

然而，尽管敌军已兵临铁圈之外，保皇派士兵正从铁圈中撤离，毕尔巴鄂并未沦陷。事实上，教皇已经将手伸至了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地区，他希望能安排他们与佛朗哥独自和解。卡帕并未等待这种谈判可能会带来的结果。他决定搭乘一艘渔船偷越封锁线。17日夜间，小船出海并安全绕过毕尔巴鄂港口的水雷与待命的船只并于18日抵达巴约讷。几天后，卡帕就回到了弗洛瓦德沃街——但是除了斯奇·薇姿（Csiki Weisz）以及格尔达发来的一封电报外，工作室里空无一人。格尔达现在人在瓦伦西亚。

1937年5月：马德里

5月1日，马德里外国媒体与审查部从西班牙电信搬至马约尔广场附近的外交部所在地，圣克鲁斯宫。这是一幢宏伟的砖石建筑，森严的铁窗令其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堡垒。西班牙电信已经不堪一击——记者已经坚持将传送室从较高的楼层搬至地下室——对巴雷亚而言，每一声巨响都令他心惊胆战，这已经成了一种折磨。转移前，他一直在发烧，忍受着痉挛般的恶心感，甚至无法穿过常常遭受炮弹袭击的格兰维亚大道走到审查中心；他一言不发、浑身颤抖着坐在酒店中的一个黑暗角落办公，将所有需要审查和传送的文件都留给了伊尔莎处理。

搬离西班牙电信的第二天，一颗炮弹击碎窗玻璃，冲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在伊尔莎的旧书桌前爆炸。

若是没有搬离，这就会是一场噩梦，巴雷亚因此深受折磨。他无法工作、食不下咽、寝不安席，部里的医生开给他一些镇定剂。虽然他因此得以入眠却开始产生幻觉，梦中浮现出四分五裂的躯体这类骇人的幻象，伴随而来的是下坠与被撕裂的感觉。当他终于浑身颤抖、冷汗淋漓地醒来时，便决心远离毒品：但是这次服下的毒品抑或是过去几周的经历使他发生了转变。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疏离自己一直在做的工作。正如在一周前格兰维亚大道遭遇炮击后他的反应那样，他又开始提笔写作。然而，他并未描写千变万化的末日影像。从打字机下流淌出的是一个简单、质朴的故事，以巴雷亚成长的拉瓦皮耶斯区的声音，以为了日益荒谬的理由而坚守岗位的前线民兵的通俗口吻所讲述的故事。尽管他最初尝试撰写的小说吓坏了伊尔莎，但是这一次的故事却令她感动，他终于茅塞顿开：他可以记录下自己萌芽中的情绪，并在小说中赋予它们具体的形式，从而驱散这些念头。

当然，他必须找到一些宣泄口来排解这种情绪，这种宣泄的方式越安全越好。巴塞罗那街头所发生的一切终于传来——巴雷亚想，11月时站在路障旁的所有人最好都将自己的想法埋在心头。当这些想法正如同他自己一般，正在发生转变时便尤是如此。多斯·帕索斯曾坐在西班牙电信的办公室中与他聊过天，他明白究竟是什么在巴雷亚与伊尔莎思想的角落中折磨他们：不仅只是炮击，多斯·帕索斯说，这是“折磨着所有认真负责工作的人的一种恐惧……有人在监视他们”。而监视者则不喜欢像他这样的人产生怀疑。

可是巴雷亚已经生出了疑心。没错，他想，由一些顽固的将军所组成的阴谋集团挑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与一些反对改革的精英携手，踩下了国家前进发展的刹车；没错，为了捍卫自己的梦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参与了抗击这些将军的斗争。但是当外部援助分别从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从苏联涌入之后，这场变革派与保守力量之间的内部冲突已经全完改头换面。突然之间，西班牙的战争已然成为一场实验——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哪一方会占据上风？谁的武器更加强劲，德国还是苏联？——其他国家正饶有兴味地等着看结果。也许情况更糟：因为尽管欧美当权者希望通过战争削弱好战的法西斯分子的力量，他们也不会积极地希望苏联共产党以及他们实际上所的保护对象，西班牙政府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将使共产党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

我们一早便被判了死刑，巴雷亚心想。我们赢不了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战斗。一旦欧洲爆发反法西斯战争，也许我们就能获救；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好让其他国家有时间武装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种顿悟凄苦且可怕。而且会令他与伊尔莎变得易受伤害，这种方式他当时根本无法想象。

有时，在这个不自在的春天，巴雷亚的老友安赫尔会在部队休假期间带着一些在卡拉班切战壕里与他并肩作战的目不识丁的笨拙男孩来拜访他。他会递上一份溅满泥浆的殉道者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所撰写的破旧诗集，要求巴雷亚读诗给这些孩子们听。自青年时代起，巴雷亚就很喜爱洛尔卡的诗歌。他会反复诵读洛尔卡笔下描写国民卫队军官与骑在掌了马钉的黑色战马上并披着黑色斗篷的幽灵的那些叫人不寒而栗的诗句，或是描绘了洋溢着鸟鸣的安达卢西亚橄榄园的诗歌。“没错，”来自哈恩的一个男孩喊道，在跑去参加民兵组织前，他一直在橄榄园工作，“橄榄树林里满是哭喊声与呼叫声。画眉鸟成群结队地飞来吃橄榄，动静很大……继续。”他急切地等待巴雷亚继续往下念。

那个男孩，巴雷亚想，在那些果园中，那些属于别人的果园中饥肠辘辘地工作；现在，他为了这些果园而战。而洛尔卡则凭借语言的力量，将那些挤满鸟类的灰绿色橄榄树送给了他。自此便永远属于他。

1937年5月：瓦伦西亚

就在卡帕离开巴黎前往毕尔巴鄂时，格尔达正打算前往加泰罗尼亚。她从前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结识的一位德国朋友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现在正担任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统工党之间的联络员。之前他一直以威利·勃兰特的名义在挪威过着流放的生活。也许他希望她能拍摄一张与安德烈斯·宁的合影；也许除了见见老同志外他没有别的日程安排。就她而言，她也许一直在期待有机会对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表达怜悯之情。她的家人在那里失去了事业与家园，被迫移民南斯拉夫。但是等格尔达越过边境时，五朔节事件已经爆发。勃兰特试图在政府与统工党之间调停，随后便已溜之大吉。他在藏匿的过程中偶遇了埃里克·布莱尔，一位极其渴望能与约翰·多斯·帕索斯交谈的统工党民兵；布莱尔试图说服他逃往英国。但是勃兰特认为在挪威才能更好地打击法西斯主义；他返回了奥斯陆。

“我是一个没用的资本家。”阿图罗·巴雷亚说。但是有时，他不得不借助资本家的身份才能获得通行许可。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民族主义叛军首领：“我不会妥协，不会休战。”

保皇派民兵。1936年8月——9月，罗伯特·卡帕摄于马德里。

1936年7月，卡帕所拍摄的一战老兵护送永恒火焰的圣火前往凡尔登的一战公墓。

格尔达·塔罗：“像是只打算捉弄人的狐狸。”

1936年秋，身处巴黎的格尔达·塔罗与罗伯特·卡帕——系着领带、“胡子刮得像鬼一般”，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伊尔斯·库尔莎，大约在她结婚时，展现出一种端庄娴静的假象。

宝琳（左）与海明威（右）在墨西哥湾上垂钓。

“我想欧内斯特又在忙着帮助盖尔霍恩小姐提高她的写作技巧了。”玛莎在基韦斯特遇见海明威后，宝琳这样对朋友说。

约翰·多斯·帕索斯及妻子凯蒂在地中海，杰拉尔德与莎拉·墨菲的游艇上。

1936年，巴塞罗那。保皇派志愿者出发前往前线。“他们不可能知道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卡帕说。

新的命令；1937年5月，格尔达·塔罗拍摄的在瓦伦西亚受训的人民军。

1936年9月，一队民兵为了卡帕专程越过一条沟壑。几秒钟后，卡帕将拍摄到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知名的照片之一。

1937年2月，一场空袭过后的马德里。“人们不敢望向未来。”卡帕说。

1936年11月——12月，大学城的国际纵队士兵与隔壁建筑中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当时卡帕就在他们身后。

1937年7月，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拍下了格尔达在瓜达拉哈拉举起莱卡相机的画面。

海明威捐给西班牙共和国的三辆救护车。

塔罗，卡帕拍摄——摄影师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

泰德·艾伦，选自其自传体小说《这次，一个更好的地球》中的破旧的封面纸套。

1937年5月，塔罗拍摄的巴伦西亚太平间的空袭遇难者遗体（上），以及两个月后（下）在布鲁内特燃烧的补给车。“你就会产生一种荒谬的感觉，不知何故，依然活在世间是件不公平的事。”

卡帕拍摄的特鲁埃尔的一名伤亡人员。“事实上，逝者的牺牲实在枉然，”《生活》杂志写道，“如果生者拒绝看他们一眼。”

海明威穿着粗花呢西装，玛莎穿着银狐外套，参加海明威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讲。

海明威（左）与尤里斯·伊文思在哈拉马河谷拍摄《西班牙土地》。

1937年11月7日，（从左至右）兰斯顿·休斯、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欧内斯特·海明威与尼古拉斯·纪廉一同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以及国际纵队到达马德里。

莱奥卡迪奥神父（左）与巴雷亚。“写下你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如实表达，说出真相。”神父说。

约瑟夫·斯大林（右）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一同打牌。“斯大林从不欺骗任何人，至少不会欺骗共产主义者。”

（从左开始顺时针）海明威、卡帕、文森特·谢安、赫伯特·马修斯以及汉斯·卡尔在报道保皇派撤退时短暂地休息，1937年4月。

塞格雷河，弗拉加附近，1938年11月。卡帕不断向前冲，将手中的相机当成了武器。

空袭过后，塔拉戈纳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公路。1939年1月。

“兄弟们，保重！”在蒙特夫兰克，国际纵队最后一次敬礼（上）；在巴塞罗那，他们在一阵由叠好的感谢信所组成的五彩纸片中行军（左）。卡帕一身正装，记录下了这庄严的一幕。

1939年1月，巴塞罗那难民中转站的年轻女孩。“我已经见过了成千上万的流亡，因此，”卡帕说，“袖手旁观，除了记录下一个人所遭受的不幸之外再也无能为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墨西哥手提箱”的一部分：罗伯特·卡帕、格尔达·塔罗与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所拍摄的一系列底片，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时丢失，2007年重见天日。

格尔达也许已经察觉出巴塞罗那属于敌对领土，因此她继续向南，首先来到科尔多瓦东北面的洛斯夫拉斯克斯周围的广阔田野。2月份她在瓦伦西亚见过的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就被派往此处担任恰帕耶夫营的信息官。然而，她发现那里没有战事，于是又折回瓦伦西亚——并在那里卷入了战争。

5月14日黄昏，一拨民族主义飞机从海上蜂拥而至，低空掠过城市上空，投下大量炸弹；袭击持续了整晚并一直延续至第二天。包括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大量建筑被毁或受损，男人、妇女和儿童皆有伤亡。到了早晨，已有30人死亡，50余人受伤。格尔达·塔罗并不满足于拍摄残骸遍地的街道与受到重创的寓所，在她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拍过太多此类照片了。她带着相机走进了市内的太平间。

她想办法说服门口的卫兵放她进去，进门之后便停下脚步，转身拍摄挤在铁栏杆上的人群，来回移动相机捕捉自己在那里见到的焦虑和悲伤的全景。随后她迈进大门。里面，在大理石板上，在瓷砖地板上或是在一个挨着一个的由板凳铺成的临时床铺上，躺着一具具血迹斑斑、支离破碎的尸体。穿着西装的男人，光秃秃的脑袋下积了一摊鲜血；一身黑衣的女子，仿佛是在睡梦中抡起一只胳膊；一个小女孩裸露双腿，双手叉腰。她和卡帕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寻找——什么呢？浪漫？兴奋？怜悯？危险？这就是她找到的答案。来回行走在尸体之间，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摊摊血迹与血迹斑斑的床单和纠缠的四肢，格尔达开始直面死亡；她静静地、不煽情地、几乎是细心周到地将它记录了下来。“如果你的照片效果不好，那是因为你距离拍摄对象距离太远。”卡帕曾经这样说过；那一天，格尔达的确非常接近死亡。

后来，她去了救治幸存者的医院，在那里拍摄了伤者的照片——尽管有位受伤的年轻人像圣母怜子图那样夹在了母亲和妻子或恋人的中间，他仍旧抬头瞟了一眼这位漂亮的金发摄影师，努力向她挤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而在见到太平间的一幕之后，她似乎已经无力再次按下快门。

后来，她遇到了在马德里认识的丹麦记者奥莱·维丁（Ole Vinding），他是《政治家》记者安德烈亚斯·维丁的儿子。其他记者相当刻薄地称呼年轻的维丁为“颤抖丹麦人”。他曾在马德里受过精神创伤，在亲眼目睹了一个孩子在轰炸死亡后，卡莎·罗斯曼将他带至奇科特酒吧预备借助威士忌恢复他的士气，但此时他又见到一名士兵在酒吧斗殴中近距离枪杀了另一名市民。同样受到战斗紧张情绪困扰的巴雷亚曾试图给维丁打气，但是最后他放弃了，维丁离开了马德里，与弗吉尼亚·考尔斯和西德尼·富兰克林一道搭便车去了瓦伦西亚。现在，他正准备飞回巴黎。事实上，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登机了；因此，格尔达将自己已经曝光的胶卷交给他，请他带去位于弗洛瓦德沃街的工作室。她给卡帕发了一封电报：她希望能用Extra Dur柯达相纸冲洗她请维丁带回来的这些在瓦伦西亚和科尔多瓦所拍摄的照片。而且当卡帕来瓦伦西亚时，能否携带摄影机所需的泛光灯与反射镜，还有咖啡和巧克力。显然，亲眼目睹惨状只让她做好了迎接更多挑战的准备。

1937年6月：纽约

6月4日晚，3500人挤进了卡内基音乐厅内的柱形画廊——另有1000人被挡在门外——参加美国作家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是一次关于“作家与法西斯主义”的严肃的政治文化聚会。引人注目的标题，尤里斯·伊文思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新片《西班牙土地》的试映以及海明威承诺将亲自发表的演说都使它成为一场不可错过的盛世。

5月18日，海明威已从西班牙归来；当宝琳收到电报，得知他抵达的日期后便临时在基韦斯特的露台上举办了一场即兴晚宴，最后一位客人直至凌晨4点才离开。“现在我头脑清醒，”她在第二天寄给丈夫的信中写道，“而且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想你。”他从法国客轮停靠的码头直接回到基韦斯特，再从那里搭乘“皮拉尔号”前往比米尼岛（宝琳与孩子们则从迈阿密乘飞机出发）；宝琳希望他能过回原来的生活——写作，夏天时在墨西哥湾流钓鱼，初秋时节在怀俄明州狩猎，然后回到基韦斯特的家中。“我厌倦了这一切，”他还在西班牙的时候，她便这样对他说，“我多么希望你能躺在我身边，用我的浴室，喝我的威士忌。”但是海明威另有安排。

《西班牙土地》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伊文思发给他一份宗旨声明请他编辑；尽管保留了原稿好辩的文章，海明威还是将稿子删减了一半：“我们为了能够有权灌溉和培育这片西班牙土地而战，但是贵族们却为了自己的快乐任其荒废。”初步剪接完成之后，伊文思就希望他能前往纽约完成撰写画外音的脚本；显然两人都无意让多斯·帕索斯重新参与进来，尽管麦克利什极其胆怯地向他们提出了这一要求。

还有玛莎，她搭乘“拉菲特号”从法国归来并于5月23日向来码头迎接她的记者振奋地宣布：“保皇派将赢得西班牙战争的胜利，因为他们显然拥有无穷无尽的勇气。”她似乎一路跳着华尔兹，直接从码头旋转到了威廉莫罗出版公司的出版办公室。基于她在马德里这个月的表现，她已经与他们谈妥了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籍的出版合约。这本书将在秋天出版——据《纽约时报》透露——她将采用与《民困见闻录》“完全相同的技巧”来“展示西班牙数百万普通男女的所思所做”。无需提笔的日子里，她一直与伊文思在纽约处理影片，用平淡无奇的便条对海明威进行轰炸。收信人是“海明斯坦”，而落款是“格尔豪瑟”，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万一信件落入宝琳手中也能顺利通过检查。

最后就是美国作家联盟的代表大会了。海明威很轻率地便答应在会上致辞。作家联盟是一个由左翼知识分子构成的组织，其成员包括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约翰·斯坦贝克等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约瑟芬·赫布斯特与莉莉安·海尔曼等更为坚定的左翼分子，甚至还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它人民阵线推出的众多旨在促进反法西斯民主事业的举措之一。它的实际成员——你至少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才能获准加入——并不多，但是影响范围却十分广泛。而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一篇有关西班牙现状的演讲可以为西班牙的民族自决问题带来金钱所无法购买到的关注度。海明威讨厌公开演讲——在莎士比亚书局给那群人读书时，他就因为紧张而表现失常——但他还是答应了会去。

飞机降落在纽瓦克机场时，纽约正暴露在过早降临的夏日酷暑中。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了一件花呢套装——也许是为了配合裹了一身银狐皮衣的玛莎，他在去剧院的路上接上了玛莎——当他站在偏厅的时候，厚重的面料与他之前饮下的不知为何物的酒水混杂到一起，开始令他大汗淋淋。一大群纽约知识分子正在外面的观众席与舞台上等候，就像是一群等着喂食的海豹：阿奇·麦克利什、杰拉德与·莎拉·墨菲、记者约翰·冈瑟（John Gunther）、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及文森特·谢安、评论家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与卡尔·范·多伦（Carl Van Doren）、剧作家与编剧马克·康奈利（Marc Connelly）、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及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以及小说家道恩·鲍威尔（Dawn Powell）。约翰·多斯·帕索斯并未参加；美国作家联盟的前任秘书利斯顿·奥克也未出席。自西班牙回国之后，他便辞去了秘书一职。

厄尔·白劳德与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就作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分别作了简短、严肃与更长、更有趣味的开篇演讲。随后，伊文思上前介绍了《西班牙土地》的剪辑片段。“也许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播放一部影片会显得有些奇怪，”他用略显蹩脚的英语说道，“但是……我想所有诚实的作家都会前往西班牙前线，而这部影片的拍摄场地就在那里。”剪辑播放的时候配有音效，当莫拉塔空袭与大学城遭遇炮击的镜头在屏幕上闪烁时亦是如此，伊文斯在一旁实时讲解——“此时，你们会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以此弥补缺失的音效。

10点过后不久，大会的主要活动开始。道恩·鲍威尔后来略带尖刻地向多斯·帕索斯描述：“所有外国记者都挽着自己带来的金发女郎一拥而入。欧内斯特与盖尔霍恩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盖尔霍恩刚从西班牙地狱般的生活中归来，斗志昂扬地在银狐斗篷下瑟瑟发抖。”海明威的脸上闪着汗水，镜片模糊一片。他不停地拽着自己的领带，仿佛像要窒息一般；但是当主持人阿奇·麦克利什开始介绍他时，他就像职业拳击手那样一下跃上讲台。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未等掌声停下，海明威便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一开篇，他便将自己所说的“作家问题”界定为：“如何如实描述，如何在找到真实材料后将其投射为读者个人经验中的一部分。”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这类写作与这种真相不可能存在，他说，因为“法西斯主义是暴徒的谎言。不会撒谎的作家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无法生存”。

他们之所以为西班牙而战，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得真相。因此，为了“镇压”暴徒，他们不得不“彻底击垮……法西斯主义暴徒”。上帝保佑，他们正在这样做。“自11月中旬以来，在这场战争中”海明威以政客或福音会布道者惯有的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说道，法西斯主义者“已经在西方公园惨遭失败；在帕尔多被打败；在卡拉班彻被击溃；在哈马拉被击败；在布里韦加与科尔多瓦被碾压。现在，他们已经在毕尔巴鄂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罗列的多数胜利其实都是惨败，他似乎未曾想过这些，或者说至少未曾受此困扰。因为他之所以会站在这里，且不论他那番对于真理的精彩言论，就是为了向坐在卡内基大厅内一致支持他事业的作家们提出挑战。

“揭露战争的真相相当危险，”他警告说，“作家们必须自行决定，这些真理是否值得你去冒一些风险。当然了，将时间花在卖弄学识、争论教条主义的观点上则惬意得多。”他冷笑着说，如果这些象牙塔中的唯美主义者乐意的话，完全可以袖手旁观；“然而现在，并且从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战争状态，想要研究战争的作家都能找到素材……当人们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而奋起抗争外国侵略者时，当那些人是你的朋友时……看着他们生存、战斗与死亡，你就会知道，战争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待海明威讲完，观众们已经吹着口哨、跺着脚，在令人窒息的大厅中全体起立了。其中一个起劲鼓掌的人就是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他站在包厢中望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欣然接受观众的热情”。德·佩雷达认为，这是“会议的主旨演讲。观众们为欧内斯特而来，而他也是为了他们才出现”。然而，海明威并未享受观众的喝彩，他转身冲进偏厅，随后（道恩·鲍威尔留意到）“直奔斯托克俱乐部而去，身后跟了一群时髦女郎”。

第二天下午，在讨论社会研究的新流派的非公开会议上，玛莎也站上了讲台。她也打出了真相这张牌。“现在的作家必须成为实干家，”她宣称，“如果你当真能够熬过这些行动，就应该在事后谈论真相，谈论必要性与真实性，真相永远不变。”她补充道，显然不带任何讽刺的意味，“现在身处西班牙的作家……都是勇敢、睿智的人。他们战争中完成重要工作……完全没有顾虑自己。”

玛莎的演讲结束后，海明威便飞回了比米尼群岛；但是他设法事先挤出时间与最近才觉醒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见面。他刚成为米高梅的编剧，在前往洛杉矶的途中短暂停留纽约。“我希望我们能够多见几次面。”斯科特说。是他将海明威介绍给他的出版商并为他最成功的小说提出了一个结局：“我觉得自己完全不认识你。”

事实上，菲茨杰拉德的这位老友正在改变。在凯特凯斯的时候，海明威曾打算完结自己承诺过的新书草稿，但是他最后得出结论，觉得也许这部新小说不应独自面世。事实证明，几乎不可能将完全不同的几股情节编织在一起，而现在他所做的其他承诺使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完成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大幅削减新书的内容，删除关于古巴革命、大部分的文学八卦以及一些针对与阿诺德·金里奇有摩擦的真人的暗讽，将其缩减为一部中篇小说的话，会怎样呢？如果将这个精简版本作为一部合集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又会如何呢？他将两个长篇《弗朗西斯·麦考伯短暂的快乐生活》与《乞力马扎罗的雪》，为《新群众》撰写的关于淹死的退伍军人的文章，发给北美报业联盟的通讯稿节选，讲述一位梦想成为斗牛士的贫穷的马德里服务生的故事《公牛之角》和他刚刚在卡内基音乐厅发表的演讲都收进了这个合集中。这就是为他欢呼的人们一直在等待的：能够证明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清楚战争并非最糟糕的事情的实干家的一本书。为了与他最近努力示人的角色保持一致，海明威为其取名为《各色武器》或《重回战场》，或是《有钱人和没钱人》。

回到纽约后，玛莎·盖尔霍恩和尤里斯·伊文思都很忙。“我现在是乔里斯的眼线与秘书。”玛莎在6月中旬寄给海明威的信中借用了黑帮中的行话。“眼线”一词专指在暴徒交易毒品场所负责揪出可疑分子的人。约翰·费尔诺送来了新的镜头，伊文思正忙着编辑；与此同时，玛莎正试图在纽约与好莱坞组织优惠观影活动并与雷华电影公司洽谈电影的发行事宜。她在白宫享用午餐并请求罗斯福夫人邀请她、海明威与伊文斯为总统放映《西班牙土地》。在她走的后门中，这算是背景最硬的了。而且，这位眼线兴高采烈地说：“乔里斯已经与我们的朋友阿尔奇和多斯进行了一次极其愉快的会面，这里面绝对有什么猫腻。这些共产党人都很阴险，极其狡诈。结果就是他（伊文思）成了三人会议的会长，而多斯就是一棵毒漆藤。”或者，借用她在一份确认这则消息的电报中的措辞，“红线（红色前线）就像是疯子。”

麦克利什确实告诉海明威，他已被说服，觉得伊文斯才是当代历史学家的“真正”主席，因此，他将学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他并立即辞职，承担起副主席的职责。而伊文思急切地想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于是他要求海明威以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的身份“寄回当代历史学家的那张纸，表明你同意我成为主席”。然而，海明威自己掏钱借给——而非捐给——学会1000美元并希望学会能够立即偿还这笔钱。他似乎并不愿意按照伊文思的要求去做。伊文思缺乏法律与商业经验，这也许会造成问题，他在发给麦克利什的电报中写道，就更无需说他的外国公民身份了。由他接手负责一家美国慈善组织的运营是“不明智的”。由于海明威的反对，伊文斯最终没能当上主席。

然而，不管怎么说，伊文思几乎夜以继日地扑在了《西班牙土地》上。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放映厅与试映剧场的录音棚中，在时代广场北端的史蒂倍克大楼内，在玛莎及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的帮助下，他正与海伦·范·东根编辑这部影片。普鲁登西奥自愿无偿撰写剧本的脚本。伊文思与范·东恩把在西班牙拍摄的镜头剪切、拼接成一个粗略的故事，将观众置身于西班牙的风景之中，随后再将他们带入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村，使他们开始认同西班牙骄傲、坚韧、诚实的公民。在这之后才开始用遥远的雷声，事实上就是配音中的隆隆声来引入战争，接着传来旁白——村民们说：“我们的枪。”

虽然影片展现了大量大学城的空袭和战斗并承认了意大利与德国军队共同参与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叛事业，但是制片人更多地将战争渲染成一种普通民众阻止叛军占领由瓦伦西亚，经过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最终到达马德里的道路的努力，而非一场复杂的政治、社会与军事斗争。简明，伊文思总是说，才有效。因此，在哈马拉持续了一周的血腥对峙被浓缩成一场为夺取“阿甘达桥”而进行的速战速决的战斗，战斗似乎在村民们灌溉完田地之后便结束了。影片的最后交替出现了两组镜头：载满士兵的卡车驶过刚刚保住的道路，获胜的保皇派士兵们在车上挥舞着拳头；奔腾的水流涌入干涸的西班牙大地——这个画面能即刻让依旧在与风沙侵蚀区的荒芜抗争的美国人产生深刻的共鸣。

制片人用各种设备使战争看起来既直接又简单。战争的地图反复在屏幕上闪现，但是他们却并未展现完整的西班牙地图，叛军现已盘踞了2/3的国土——他们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由保皇派控制的马德里附近的区域，着重凸显了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和阿甘达。为了将前线的战事与村庄联系起来，他们虚构出一封由丰蒂杜埃尼亚德塔霍的年轻民兵“朱利安”——多蒂·帕索斯找到的那位小伙子——所写的家书并在大学城激战的镜头后展示了这封信件。亲爱的爸爸，信中写道，我们正在享受这几天的平静；很快我就能回村待上几天了。告诉妈妈。转过一卷胶片之后，同样的镜头再次出现，紧接着就是士兵回到村中家人怀抱的画面。他们未能在前线找到“朱利安”，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根据那封编造出来的家书，他仿佛已奔赴前线，而现在即将归来。

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与大环境也无关紧要：不论这些胶片摄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其中一些素材选自其他制片人已经拍摄完成的纪录片）或是镜头所表现的事件究竟发生于何时，伊文思与范·东恩都按照自己想要传递的故事的需要进行了重新剪接。伊文思与费尔诺在莫拉塔遭遇轰炸、大学城遭遇狙击以及哈马拉前线士兵进行战斗时均拍摄到了精彩的镜头，但是并非整部电影都具有同样的戏剧化效果。有时需要声音来增强画面或“展现出”屏幕上并未出现的内容。玛莎（在寄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用指甲敲击屏幕以此帮助制片人制造出子弹发射时的哒哒声，并且用“足球内胆与空气软管”模拟炮弹呼啸而来时的呜呜声；炸弹的轰鸣声则是通过倒着播放《旧金山》中所记录的地震的声音来实现的。录完这些音效之后，只需在士兵安然穿过田野时加上暴风骤雨般的“机枪”声或是当坦克在山坡上快速移动时增添进“炮弹”与“炸弹”的巨响就可以了：战士与坦克在战场中央冒着炮火前进。

就在制片人忙着处理电影的时候，实战区传来了坏消息。6月11日，政府军发动进攻，试图迫使民族主义者转移集中在毕尔巴鄂的火力。在这场战斗中，第十二国际旅的将军卢卡奇牺牲，古斯塔夫·雷格勒在阿拉贡附近的韦斯卡几乎受了致命伤；第二天，第十二旅的军医沃尔纳·海布伦在比利牛斯山附近被一架民族主义飞机上的机枪扫中。尽管伊文思与玛莎都在向海明威施压，要求他来到纽约，投入旁白的写作之中，但是他依然留在了比米尼，试图取悦宝琳，继续小说创作与垂钓；但是现在，他所敬佩的两个人均已牺牲，还有一位正在西班牙的医院中与死神搏斗。当人们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而奋起抗争外国侵略者时，当那些人是你的朋友时……6月20日，他无视宝琳的愤怒，从比米尼飞往纽约直接奔去了剪辑室。

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已经写了相当一部分具有海明威风格的旁白脚本初稿，但是伊文斯觉得它的隐喻意味过重；海明威本人用铅笔对其进行了修改，使结构变得更加紧凑、风格更加强硬。伊文思仍然不满意——“不要写你看到的东西，不要重复图像的内容”。他说。最初，他的编辑记号刺伤了海明威极易受伤的自尊心。“你这个该死的荷兰佬，”他大声喊道，“你怎么敢修改我的文章？”但他很快便做出让步，写出了符合要求的文稿。他别无选择——截止日期已近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阿奇·麦克利什已经安排由奥森·威尔斯来录制旁白，这位天才演员兼导演刚刚公然藐视了政府的封锁命令，上演了由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所创作的布莱希特式[50]倾向劳工的轻歌剧《摇篮跟着晃》（The Cradle Will Rock）；但是海明威并未因此感到兴奋，当6月22日，22岁的威尔斯来到放映厅并对剧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尤是如此。“你这个演戏的娘娘腔对真正的战争了解多少？”海明威嘲笑道。身高6英尺、体重近200磅的威尔斯上钩了：“海明威先生，你又有多强大、多伟大呢？”他用优美圆润的嗓音（有些突兀地）讽刺道，差一点就要拍打自己的手腕了。海明威举起一把椅子向他挥去。顷刻间，两人在荧幕前摆出一副即将大打出手的姿势。“真神奇，”威尔斯后来回忆道，事后的回忆也许令他的描述变得更加生动，“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家伙就在荧幕前快要动起手来，而片中的人们正在奋力抗争，走向死亡！”冲突结束后，两人一起喝了一瓶威士忌，威尔斯录制了画外音。

1937年6月：塞哥维亚前线/马德里

海拔约6200英尺的纳瓦塞拉达山口位于距马德里约40英里的瓜达马拉山脉，就在通往塞戈维亚的道路上。这里属于山区，即便在6月，漫长的白昼依旧凉爽，而夜晚则寒气逼人。尽管站在山顶的阵地可以清楚地俯视山谷，但是山上繁茂的松树与圣栎却能为对手提供良好的掩护，因此在这里作战并不容易。不过5月底，为了将民族主义者从毕尔巴鄂前线引开而选择突破塞哥维亚时，政府军在化名为沃尔特将军的波尔·卡尔·斯威奇克斯基的领导下，试图在这里发起进攻。5月30日，他们开始在山口另一侧的山谷进攻西班牙历代国王的古老夏宫，圣伊尔德丰索宫；尽管遭到己方飞机的误炸并奉命在缺乏恰当支援的情况下投入了战斗，他们仍然设法攻下了卡贝萨·格兰德山上的阵地，从那里可以俯瞰塞哥维亚的道路。现在，他们正奋力守住那里。当罗伯特·卡帕和格尔达·塔罗从马德里赶来报道此次进攻时，政府军就位于这些阵地上。

卡帕从毕尔巴鄂出发后在巴黎做了短暂停留并经历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改变。他厌倦了《今日晚报》指派的任务与限制，开始寻求与更大的主顾，时代公司的合作。这个由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办的美国媒体帝国最近打造了一份与《观察》风格类似的大幅面周刊《生活》并打算拍摄一系列名为《时光的流逝》的新闻影片，将其作为专题节目在影院上映。这些影片往往以浮夸的画外音“时光如流”结束。它们融合了真实的新闻镜头与事件重现或戏剧表现，有时会启用专业演员而非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卢斯自己将影片的拍摄方式称作“忠实于真相的虚假伪造”。且不论真假，这一系列电影因“革新”了新闻影片媒体而在春天早些时候赢得了奥斯卡奖，而《生活》的订阅量也从创刊时的38万份猛增至100逾万份。显然，如果你在新闻摄影领域抱负远大，就应该去时代公司。卡帕说服了时代公司的欧洲负责人理查德·德·洛奇蒙特（Richardde Rochemont），让理查德将他派去西班牙为《时光的流逝》拍摄影片并为《生活》拍摄照片。在法国市场，他的作品仍旧必须先交由《今日晚报》过目，但是较之于这些新的安排将为他吸引来的美国观众，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5月26日，他从西班牙大使馆拿到了安全通行证。几天后便飞到瓦尔尼西亚与格尔达会和，两人一同前往马德里。格尔达动用关系使两人来到了塞哥维亚前线。因为同是波兰人，上一次来马德里时，她与沃尔特将军及其副官亚历山大·苏瑞克（Alexander Szurek）成了朋友；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结合着青春、美丽与勇气的气质，沃尔特尤其被这种令人意外的气质所迷，似乎不会拒绝她的任何请求。她很容易便能设计为自己与“丈夫”（沃尔特和苏瑞克都这样以为）弄到加入位于沃尔特总部的部队的邀请。

两位摄影师到达时，士兵们正在扎营——将圆木紧紧扎在树上支起雨篷架子，再覆上欧洲蕨，这样既能掩蔽又可伪装，随后燃起篝火加热口粮——格尔达负责摄影而卡帕则带着时代公司的Eyemo摄影机四处转悠，试图为《时光的流逝》找到合适的拍摄场景。沃尔特将军坚持邀请卡帕和格尔达一同进餐。他命人为自己的客人准备了一块桌布，尽管由于没有刀叉，他们不得不用手掰开鸡肉。晚饭后，卡帕和格尔达分发了香烟。因为烟草进口已经停止，眼下很难在西班牙弄到香烟，所以大家都点了烟。一个裹着毯子抵御寒气的士兵伤心地搂住一只小狗，这是他养在身边视为吉祥物的宠物；小狗已经断了气，人们为它挖了坟墓，填上树枝，然后便全都蜷进睡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6月1日早晨，叛军指挥官何塞·巴雷拉（José Varela）向政府军发起反攻，试图将他们从这片山脉逐回马德里。格尔达和卡帕所在的分遣队匆忙拔营赶往阵地并在巨石后与灌木下寻找掩护；两位摄影师紧随其后，格尔达举着徕卡，而卡帕则扛着Eyemo，两人一边跑过树林一边进行拍摄，根本没有时间找准焦距。敌军的子弹从格尔达的照相机上弹开。“总比射中我的心脏好。”她脱口而出，继续急匆匆地赶路。很快，坦克的隆隆声、子弹与炮弹的呼啸声以及勤务兵摩托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森林的静谧；当民族主义的轰炸机与战斗机呼啸着掠过山顶时，保皇派的战线被突破。短短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开始溃逃。不过在此之前，盛怒的沃尔特下令——他怀疑所有懒散拖拉的人都是第五纵队的卧底——“但凡临阵逃脱者，一律用机枪扫射……所有掉队的士兵一律打死。”卡帕现在开始用康泰时相机拍摄静态照片了。他与格尔达被留下来拍摄伤员、浸满鲜血的担架以及在撤退的痛苦中留下的毫无生气的尸体。第二天，情势已十分明显，进攻失败；民族主义者开始再次进攻毕尔巴鄂。

心情沮丧的卡帕和格尔达带着满满几摄影包的记录了这场混乱与失败的胶片回到马德里。那里的炮击更胜以往，但是拍摄出精彩照片又有何用呢？一卷卷胶片里映出的都是被炸毁的建筑与哭泣的妇女。一段时间后，杂志社与读者都开始对这些满目疮痍的照片感到麻木。相反，他们开始拍摄或录制弹药厂的工人，学习读写的士兵（许多人都是文盲），在卡拉班彻用弹弓向法西斯的街头战士高抛手榴弹的爆破手，往曼萨纳雷斯河中堆放沙袋从而建造“法国桥”的防御工人——反法西斯歌曲“Los Cuatros Generales”中的一段歌词就取材于此——以及在阿利安萨花园漫步的密亚哈将军。随后便传来与韦斯卡攻势有关的消息，那是为将叛军逼离毕尔巴鄂所做的另一种努力；他们几乎立刻便收到了卢卡奇阵亡、雷格勒受伤的报告。格尔达和卡帕为朋友的离世心伤不已，他们收拾起摄影器材赶往瓦伦西亚。6月16日，卢卡奇将在那里享受国葬待遇。

一周之后，毕尔巴鄂落入叛军手中。

巴雷亚在新闻办公室中从记者口中听到了毕尔巴鄂陷落的消息，这是他们从各自国家的内政部收到的；他们奉命探查马德里方面对此的态度，但是审查员不允许他们向外传递任何与毕尔巴鄂相关的报道。巴雷亚发现这种状况令人心情沮丧，同样叫人伤心的是，这件事再也不归他管了——伊尔萨与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从瓦伦西亚派来一位金发碧眼的加拿大审查员帕特，眼下他正在处理新闻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巴雷亚已被边缘化，半是因为康尼·德拉·莫拉不信任他，半是因为他最近心力交瘁。

然而，几天前，他发现政府的短波无线电台EAQ无人值守——谁还在意那些外宣广播，官僚们说——就像11月时抓住了进入审查办公室的时机一样，他从中发现了机遇。他说服密亚哈将军——现在，他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心烦意乱——资助电台并任命他为广播特派专员及首席广播审查员（因为无人愿意担起这些责任）。现在，当外国记者向他透露了他自己的政府拒绝发布的消息时，他决定为此利用起自己的新办公室。

我们不能继续对毕尔巴鄂的事情保持沉默，他告诉密亚哈，沉默的伤害胜过失败。这是他自战争伊始便一直在重复的一则信息：他们必须说出真相。他恳请密亚哈允许他当晚在电台中报道此事，密亚哈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当天深夜，播音员仅仅将其介绍为La Voz Incógnitade Madrid（马德里未知之音），巴雷亚平生第一次坐在麦克风前面朗读了自己的文章：一封写给一位穿越封锁线从英国而来的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在维持毕尔巴鄂的活力；一位绰号为“土豆”·琼斯的（真名叫大卫·琼斯）人，因为他曾将枪支藏进了运送的土豆货物当中。尽管琼斯队长做出了如此英勇的努力，巴雷亚告诉他，毕尔巴鄂还是落入了敌手；尽管西班牙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座城市及其对于他们的意义，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为他们的损失而哭泣，因为他们必须继续战斗。工程师与保安人员听完之后都在抹眼泪。因此，经研究决定，巴雷亚每晚继续以未知之音的名义进行广播，直接向位于欧洲和美洲的听众介绍马德里所发生的事件。

随着轰炸的加剧，广播成了巴雷亚的救命稻草，一种畅所欲言的途径与排解恐惧的方式。他不愿像颤抖的丹麦人奥勒·范丁[51]那样，自己的瘫痪状态于人于己均一无是处；他也不想如同化名“乔治·戈登”的德国共产主义记者那般敷衍搪塞。戈登是一位出身奥托·卡茨的西班牙中队的强硬派分子，他一直在向远在瓦伦西亚和巴黎——也许还有莫斯科——的老板抱怨巴雷亚和伊尔莎缺乏政治纪律性。相反，巴雷亚走遍了整座城市，收集了许多马德里民众所讲述的故事：在轰炸中坚守岗位的女接线员；炮击停止后将格兰维亚大道上的血迹擦洗干净的街道清洁工；他的朋友酒馆主塞拉芬，他在一位典当经纪人家中地窖的顶层架子上铺了一张临时床榻。每次他都会被爆炸声惊醒，每次惊醒后去附近街坊巡逻时都会撞到脑袋。“他的恐惧与勇气都给他留下了伤痕。”巴雷亚写道。

听完这些声音，并试图用自己的语言重现他们用粗俗的暗语所讲述的故事，巴雷亚渐渐走出了内心的恐惧。现在，每晚他都从外交部乘车穿过寂静空旷的街道前往位于阿尔卡拉大街的播音室；播音室的上层已被炸毁，现在空无一人，但是传输中心已迁至地下室中一间狭小的暗室，旁边就是散发着恶臭的盥洗室。巴雷亚就在那里坐在麦克风前，用他所在区域的方言朗读马德里未知之音的故事；在那里，他和电台经理朗读了粉丝们寄来的信件——因为，出乎巴雷亚及所有人的意料，未知之音已经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这些人中不仅有西班牙人，甚至还有欧洲听众。美国的一位矿工寄来一封信：

13岁那年（这位矿工写道），我在佩尼亚罗亚下地挖煤。现在我已经63了，仍旧在宾夕法尼亚挖煤。很抱歉，我写得不好，可是当时的侯爵及村里的牧师没有让我们接受任何教育。祝福所有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人，诅咒那些不想看到我们的人民站起来的人。

1937年6月：科尔多瓦

瓦伦西亚前线的民众像送别英雄般送别了卢卡奇将军。鼓点低沉，刺刀点地，黑马随行；士兵身穿卡其制服游行，旁观者面容严肃、握紧拳头致敬。从覆盖着旗帜的棺椁到庄严的游行队伍，卡帕和格尔达将一切都收进相机之中。从举行葬礼的城市中出来，进入科尔多瓦北部延绵不绝的乡村一定是一种解脱。一年前，他们刚踏上西班牙冒险之旅时来的就是这里。当时，格尔达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还是第十三旅恰帕耶夫营的政委，部队为夺取佩尼亚罗亚周围矿区的控制权与民族主义者展开了长期斗争。

春天早些时候格尔达还在那里的时候，恰帕耶夫营的士兵刚设法重新夺回了洛斯夫拉斯克斯与巴尔塞基略的废弃村庄；但是自此之后，科尔多瓦前线就再也未能登上新闻头条，恰帕耶夫营的士兵们开始觉得自己成了“被遗忘之旅”。现在，卡帕想出一个办法，既可以令人们重新想起这支部队，又能让他和格尔达有机会为《时光的流失》拍摄一些影片：以这些被遗弃的村庄为舞台布景，戏剧性地重现之前的战斗，他负责摄影而格尔达则负责拍摄；最终的成品将会使卡帕和塔罗登上头版，恰帕耶夫营亦能重回公众的视线。

两人来到恰帕耶夫营总部所在的古老农舍时，便立即被一群老友团团围住——其中不仅包括康托洛维奇，还有来自巴黎的律师汉斯·肖尔（Hans Schaul），卡帕曾指导过他如何使用相机。肖尔、康托洛维奇及指挥官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取出葡萄酒。他们一起讨论着这项计划，布伦纳坚持立即派遣一位信使前往外围连队，请他们在第二天早晨为摄影做好准备。

这些人认真接受了命令：黎明时分，他们在最近的水井或喷泉边排好队，开始疯狂洗漱——康托洛维奇记得——“你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整洁面庞”。他们想引起格尔达而非卡帕的注意。短发掩在黑色贝雷帽下，莫诺的袖子挽起，一支干净的小左轮手枪别在腰间，格尔达这一次看起来特别迷人。一位名叫汉斯·奎克（Hans Quaeck）的士兵为恰帕耶夫营的营报封面绘制了一幅她的肖像——一位性感苗条的金发导演，双手插在连身裤口袋中，身旁围满了正在做各种梳妆的士兵，标题就是“警告！正在拍摄（Achtung!Aufnahme）"。

拍摄将在一座名为拉格兰胡埃拉的被遗弃的小村庄中进行。田野四周筑有围墙，将一片石头与灰泥建筑围在中间，恰帕耶夫营在春天成功占领了这里。卡帕热情地组建了自己的部队：士兵们戴着头盔、配有步枪，准备向村中假想的法西斯阵地发起猛攻。他负责录影而格尔达则负责拍摄。从他所在的角度，他拍摄到了原先蹲伏在杂草丛生的田间的士兵们突然越过大门，沿着泥路冲进村中；他们投出手榴弹，扣动步枪扳机，一路吼叫着冲向前方，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杀戮欲；随后，他让他们重复整个过程。最后，卡帕对拍摄结果很是满意：“哪怕是真正的攻击，”他对康托洛维奇说，“也没有现在这般真实。”亨利·卢斯，那个想要获得忠于真相的虚假影像的家伙，绝对会为他感到自豪。

卡帕录影时，格尔达一直在用徕卡拍摄同一场行动——精心编排的跑动与射击、抽烟休息；但是第二天，她想要拍摄真实的战斗场面，因此她和卡帕拜访了以波兰民族主义诗人命名的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连中的波兰同胞，他们负责在民族主义战线附近挖掘地道。两人在午餐时抵达那里，当时双方正处于午间停战时段。在卡帕四处拍摄的时候，她还欢乐地与士兵们用波兰语开玩笑。但是战斗模式很快重启，格尔达想冲出掩护拍摄更加精彩的照片。她蹲在一名步兵身旁的防空壕中，眯眼盯着敌军阵地，仿佛正在判断是否应向他们冲去；士兵们只得一直强行拖住她和卡帕。日落后，他们才得以安全返回来时泊车的十字路口。

然而，科尔多瓦前线的战斗远不止这些零星的枪声。来自拉斯帕尔马斯省其他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难民已在被遗弃的巴尔塞基略德村定居——这是保皇派宣传、鼓励他们与其他人做的事——并且自1936年推行集体化以来，第一次为“神圣的收获”播种粮食，以便能为共和国的捍卫者提供食物。卡帕和格尔达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是一个短暂、幸福的插曲。他们在静谧、炎热的白天录制、拍摄这些戴着草帽的农民。伤员及康复中的士兵骑着长耳骡子在金色的田野中来回穿梭，将干草叉扔进干草堆，铲起一铲铲粮食以便为小麦脱壳。他们壮大了农民的行列。格尔达赞美了一窝抽着鼻子的粉色猪仔；卡帕则让一个小男孩通过Eyemo取景器观察风景。晚上，他们累得倒头就睡。

尽管卡帕很快就要前往巴黎，而格尔达则将留在西班牙报道将于瓦伦西亚举办的作家会议，但是在这次旅行期间，他们变得如同以往那般亲密。他们再也不说彼此只是伙伴而已；苏瑞克和康托洛维奇都从他们相处的方式中推断出他们已经结婚，卡帕仍然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因此，也许是在巴尔塞基略德，而不是在巴黎或马德里——卡帕早早醒来时格尔达仍在睡梦之中——卡帕躺在她身侧，拍摄了一张她的照片[52]。她踢掉薄被，像运动员那样曲起腿，短短的头发被枕头弄得十分凌乱，还像孩子那般张开嘴。虽然卷起了裤脚，但是他的睡衣在她身上依旧显得很大。她的脸朴实无妆，透出纯洁美丽之感。

卡帕按下快门时，格尔达稍稍动了动，像只小猫般又将头往枕头里缩了缩；他又拍摄了一张照片。分开之后，他一直将这张照片带在身边，回忆这些美好时光，回忆她。

1937年7月：纽约/华盛顿/洛杉矶

回到比米尼仅一个多星期后，海明威就像信鸽般再次前往了北方。玛莎在白宫的幕后操纵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他们受邀于7月8日参加完一场小型的贵宾宴会后，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播放《西班牙土地》；海明威想提前观看完成后的电影——增添了旁白、音效以及经由维吉尔·汤普森（Virgil Thompson）和马克·布莱兹斯坦（Marc Blitzstein）编排后的音乐。马克是杰拉尔德·墨菲专程从西班牙录音公司请来的。7月6号，他从比米尼起飞。两天后，他、伊文斯和玛莎赶往纽瓦克机场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在三位“同一战壕的战友”（玛莎取的名字）等候飞机的时候，他和伊文思惊讶地发现玛莎去机场小卖部点了——并且吃了——三份三明治。晚餐绝对难以下咽，她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告诉他们；她以前去过白宫，应该知道。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我吃过的最差劲的一顿晚餐了，”海明威说，“雨水煮的汤，紧跟着是一盘橡皮乳鸽、一盘漂亮但蔫巴了的沙拉，还有某位仰慕者送来的蛋糕。”

为落座在白宫影院中的30多位观众所安排的这次放映倒是令他感觉更为愉快。罗斯福夫妇似乎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部电影不够深入，没有凸显这场西班牙冲突产生的根源：总统尤其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战斗是为了夺取在这片因大庄园主而变得荒芜一片的田地上耕作的权力。不过，尽管他很同情共和国的目标与需要，但是他告诉制片人，他无法单方面取消国会在5月份通过的扩展中立法案所实施的武器禁运规定。

伊文斯与海明威从华盛顿前往好莱坞，宝琳则临时从比米尼飞往那里；玛莎（海明威对岳母说，“安排我和尤里斯·伊文思去［白宫］的女孩）则巧妙地留在纽约，装作开始为威廉·莫罗出版公司撰写她的西班牙语书籍。但是她觉得，从打字机里蹦出来的内容“越来越差劲”。当人们告诉她，她的作品读起来颇有海明威的感觉时，她感到很是气馁；也许，她开始怀疑，现在著书立作还为时过早，她尚未积攒足够的背景，还无法记录下西班牙数百万普通男女的所思所做。

不过，与玛莎处于“同一战壕的战友”却在好莱坞获得了成功。莉莉安·海尔曼帮助他们在演员费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及其妻子弗洛伦丝·埃尔德里奇（Florence Eldridge）的家中安排了一场名流荟萃的放映会。海尔曼自己、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埃罗尔·弗林、路易斯·雷纳（Luise Rai-ner）、弗里茨·朗（Fritz Lang）、琼·班内特（Joan Bennett）、多萝西·帕克、金·维多（King Vidor）、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以及其他人出席了放映会。组织者筹集了足够资金为西班牙政府购买并装备了17辆救护车。（因为担心会被要求捐款，弗林躲进了浴室，爬出一扇开着的窗户逃走了。）琼·克劳福德（Joan Crawford）与她当时的丈夫弗朗索瓦·特恩（Franchot Tone），约翰·福特（John Ford）与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也相继举办了私人放映会。在派拉蒙剧院上映时，3500张票售罄，海明威——身穿深蓝色西装，脸部表情极其紧张——与伊文斯均发表了演讲。人们对于影片的反响非常积极；不过有人说，影片唯一的缺陷就是，对于这种平民主义的话题而言，奥森·威尔斯的旁白太过柔美、太具贵族气质。请人重新配音时间不够，当然资金也不够；因此在伊文思的劝说下，海伦·范·东恩、莉莉安·海尔曼等人以及海明威本人在派拉蒙位于好莱坞的录音室重新录制了旁白。

“影片让人赞不绝口，你们的态度同样叫人赞叹不已。”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放映结束后发电报赞叹道，海明威则在放映会上谈到了自己的动机以及卢卡奇与海布伦的离去。菲茨杰拉德感觉到了遥远的老友对这部电影、对西班牙战争本身的依恋之情，那是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他对海明威的了解甚至要胜过海明威自己。

1937年7月：瓦伦西亚/马德里

7月4日，第二届文化保护国际作家大会——两年前在巴黎举办了第一届大会——在瓦伦西亚市政厅，位于卡斯泰乐广场宏大的市政厅中召开。总理胡安·内格林与新近上任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致欢迎辞，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安德烈·马尔罗、斯蒂芬·斯彭德、伊利亚·埃伦堡、何塞·贝尔加曼、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巴勃罗·聂鲁达、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亚历克西斯·托尔斯泰（Alexis Tolstoi）等人——来自26个国家的200多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从纽约发来电报为自己未能出席表示遗憾，他正在完成《西班牙土地》的后期制作；他计划在8月份回到西班牙，同时也向他们表达了“同志般的问候”。）由于一些与会者无法满足“不干涉条约”提出的签证要求，他们只好利用伪造的护照或是循着走私者的路线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但是他们全都聚到了一起，展现出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声援，公然反对法西斯主义并讨论在这种危险、困难时期作家所应扮演的角色。

其中一些人还怀有一些别的目的，尽管这一点并未公开：将安德烈·纪德列入黑名单，因为他的著作《访苏归来》“背信弃义”，居然胆敢指出，工人的天堂苏联并非事事完美；在部分左翼分子开始质疑莫斯科的大清洗运动与作秀审判，更别提加泰罗尼亚肃清计工党的背景下，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或任何偏离斯大林的党政方针。

6月与斯大林见面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从苏联归来，他就这个敏感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现在，他谴责纪德的书是“肮脏的诽谤”。他进一步指出：

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苏联要支持政府对叛徒、间谍与人民敌人实施无情、有力的措施……为什么我们不做干涉而只是保持沉默，不在出版物中唤起人民的注意。不，同事们，同志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项荣誉。苏联作家的荣誉就是站在抗击背叛的战斗的最前沿……我们支持我们的政府，因为……在惩罚敌人时它绝不手软。

罗伯特·卡帕和格尔达·塔罗刚从巴尔塞基略赶回瓦伦西亚，他们举起相机绕着市政厅转。格尔达穿着奶油色的绣花衬衫与裙子，显得既苗条又凉爽，卡帕则比在安达卢西亚时黑了一圈，头发也长了。会议茶歇期间，他们与小说家埃莱娜·加罗（Elena Garro）进行了交谈。加罗的丈夫是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她被格尔达动听的嗓音与卡帕的黑发与紫罗兰色的眼睛迷住了。虽然参加会议的人中不乏更为知名的人物，但是她日后仍旧记得卡帕和塔罗——“浑身散发着浪漫的悲剧气息的冒险家，年轻、美丽、深深相爱。”

当天下午，卡帕前往巴黎去销售在开幕式以及塞哥维亚和科尔多瓦拍摄的照片，并且将为《时光的流逝》所摄制的影片带给理查德·德·洛奇蒙特；格尔达则留在那里为《今日晚报》报道此次会议。离开时，卡帕对因为一项频繁的差事而来到瓦伦西亚的泰德·艾伦说：“泰迪，帮我照顾好格尔达。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一定已经留意到了，不论是普鲁士记者博多·乌泽（Bodo Uhse）、法国作家克劳德·艾福林（Claude Aveline）还是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男人们都已经开始向她暗送秋波。而格尔达一向能吸引男性的注意。

7月5日，会议整体移至马德里——途中的宴席设在一处完全难以担此重任的贫穷村落，因此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马德里的欢迎宴会邀请了弗拉门戈歌手拉斐尔·阿尔伯蒂朗诵了他为佛朗哥创作的一首民谣。当位于加拉比特山上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室内发射炮弹时，晚宴不得不中断，多数代表匆忙赶回酒店躲避。事实上，安德烈·尚松显得极其惊恐，他想直接离开马德里并说如果他在轰炸中丧生，法国将不得不即刻向弗兰科宣战。“我是这里唯一能够感受到这一切的人！”他装腔作势地声明。

然而，人们最终还是说服他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会议如期举行。较之瓦伦西亚的会议，马德里会场的军事意味更浓，大厅门口驻有仪仗队，一支军乐队在演奏《国际歌》与充满活力的共和党国歌《列戈颂》——“士兵们，国家呼唤我们去战斗：我们发誓：不成功，毋宁死！”然而，多数与会者并不知道，一场真正的军事大戏即将在距离他们不足20英里处上演。

一连几天，人们一直在传政府军将在曼萨纳雷斯河沿岸向民族主义部队发起新的攻势；卡车载着部队向北部和西部移动，每天都有士兵与作战物资从海边运来。但是，尽管身处格兰维亚酒店地下室的记者们全都觉察出即将有大事发生，但是按照卢比奥·伊达尔戈和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的命令，他们却毫无内容可写。突然之间，政府不再发放通往城市西边敏感区域的通行证。随后，7月6日上午，为了切断民族主义者深入马德里边界的部队，政府军袭击了卡尼亚达新镇的小村庄，并且开始在保皇派轰炸机的掩护下向附近的布鲁内特村移动。然而，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顽强抵抗，密亚哈将军下令将炮兵安排在步兵之后，以便他们能够前进。那天下午，正当代表们为又一场演说热烈鼓掌时候，三名政府士兵——在一场精彩的政治戏码中——依旧带着战斗头盔冲进会议大厅。“我军已控制了布鲁内特镇。”他们宣布。随后，就像是罗马百夫长展示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一般，他们高高举起刺刀尖上挑起的两面民族主义军队的战旗，人群开始沸腾起来。

对于在前排拍摄照片的格尔达来说，旗帜的出现就像是一个信号。她必须奔赴前线，必须在战斗还未结束时拍摄行动照片。她与同事，《今日晚报》的马克·里贝克尔（Marc Ribécourt）冲出礼堂，影评家莱昂·摩西纳克（Léon Moussinac）匆匆跟在他们身后。她徒劳地试图从审查机构获取通行证与交通协助；但是巴雷亚与伊尔莎必须遵守瓦伦西亚下达的命令：绝不允许任何记者前往前线。

这根本拦不住格尔达。她征用了一辆车，告诉司机目的地，说服守在路障处的守卫放行；现在，她早已与旅长们熟识，他们叫她la pequena rubia，小金发。里贝克尔与摩西纳克只能跟在她身后。一路上，他们躲开坦克与卡车，设法来到布鲁内特。格尔达知道一定要记录下政府军夺下村庄这一结果，而她就是来此见证一切的。因此，她拍摄了站在一个门廊前的三名政府士兵，廊上悬着一块刻有村名的搪瓷牌。在另一张照片中，一名士兵正在长枪党的涂鸦上喷绘，用锤子与镰刀和“苏联万岁”这几个字盖住民族主义的标志，用缎带扎起一束箭头。他们向世界发出了多么明确的信息，改朝换代！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开始沿着一条横满尸体、挤满伤员的路返回马德里。日落时分，偶遇了一支由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志愿者组成的纵队，他们邀请几位记者共享自己的口粮，而且——当他们不得不继续开车前行时——为他们演唱了《国际歌》。格尔达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演唱时提高音量，握紧的拳头直指天空，就仿佛是投身这项事业的玛丽安娜[53]。在一旁观看的摩西纳克湿润了眼眶。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除了前往瓜达拉哈拉进行一次公干之外，她还拍摄了在无处不在的汉斯·卡尔的陪同下愣愣地盯着战场并且参观了破落村庄的文化保卫者——格尔达几乎完全无视了这次会议。对她来说，真正的故事发生在马德里西面干裂的棕色山丘上，保皇派部队试图在那里固守已经夺取的阵地并继续向前推进；为了赶赴前线，她强占了国会的汽车并带上了一切有胆量与她一同奔赴前线的仰慕者，勇敢地面对高温、尘土与危险——当司机迷失了方向，将车子开进民族主义者的领地时，他们甚至突破了敌军防线。在瓦伦西亚时常穿的高跟鞋与定制女裙被扔到一边，现在的她一身战斗装束：身穿卡其布缝制工作服，脚踩帆布鞋，脖子上挂着相机，头发上蒙着尘土。归来时，她拍摄到了其他人都未曾拍摄到的照片，一些充满活力的照片——也许在过去几个月的电影工作中——她学会了如何将它们与之前一直在拍摄的那些虽然优雅但有时做作的照片区分开来。7月8日，杰伊·艾伦走进格兰维亚酒店的地下室食堂，见到她与里贝克尔、乔治·索里亚以及其他法国记者一同坐在角落。卡帕与杰伊在毕尔巴鄂结识，现在杰伊来到了马德里。快看，有人满怀敬畏地说道，那是格尔达·塔罗。艾伦自己就是一位知名的记者，他过于害羞，不敢上前接近她。“对我而言，她现在已成了一个传奇。”他这样说道。

7月9日是大会在马德里召开的最后一天，代表们正准备前往巴塞罗那，但是格尔达并不想与他们一同赶去那里。如果回到一年前，她也许会受到这些演讲的激励，受到呈现在面前的被缴获的战旗的鼓舞，但是现在的她早已超越了这种虚饰。她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与破坏，对西班牙正为之奋斗的赌注产生了过于个人的感受。她给自己在《今日晚报》的编辑发去电报，要求终止会议报道的任务，转而任命她前往布鲁内特。她是一位战争记者，需要报道战争——而不是（像斯蒂芬·斯彭德所说的那样）报道“一场由知识分子出演的马戏”。

然而，进攻停滞了，保皇派需要重新部署，等待物资与增援运至前线。格尔达抓住机会，飞往巴黎，与卡帕一同庆祝了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

巴雷亚和伊尔莎并未因会议代表的离去而感到遗憾。一群惺惺作态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将马德里当成是支持有关安德烈·吉德的政治论点的背景，巴雷亚抱怨道。那些希望能够将真实新闻，而不仅仅是关于布鲁内特战斗的官方公报传递出去的记者就已经够他们忙的了。这些人还会撰写一些与生病的阿姨及旅行计划相关的措辞奇怪的“私人”电报，他们显现通过编码将自己能够发现的事实暗藏在了这些电文中。就像是回到了11月那些糟心的日子里：为何媒体无法报道真相？最后，巴雷亚直接去找了为能靠近作战行动地而来到马德里的战争部长达勒西奥·普列托，恳请他取消对于记者的禁令。普列托勉强同意了。但是就在那时，民族主义者的援军也已抵达并展开了猛烈的反攻，布鲁内特——童年时期，巴雷亚曾在姑姑和叔叔粉刷过的大房子里度过夏天——陷入战火，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每天，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与查托斯战斗机都会掠过马德里上空，飞往战场投掷炸弹；城中就能见到战斗中升起的烟雾与尘云，巴雷亚在外交部所在的圣十字宫的掩体中依旧能够听到战争的喧嚣，就仿佛夏日的雷声一般。最后，他再也不愿耽搁，爬上楼梯来到宫殿塔楼的最西边。远处，在暗褐色的高原山区上，盘旋着一片犹如圣经故事中那般漆黑的云层，一条烟柱从那里直冲炎热明亮的天空。记忆的幻灯机中闪过一幅幅布鲁内特的影像，池塘与干涸的耕地，孩提时候的他牵着叔叔们的手走过尘土飞扬的坚实街道。他开始感到阵阵反胃，酸水涌上喉咙。他扎根在布鲁内特这片不幸的土壤之中——“我的血液与叛逆都扎根于此”，他说——而战争正在将这里变成一片荒野。

当晚，车子将他送至位于阿尔卡拉大街的电台，当他坐在麦克风前朗读自己为布鲁内特所写的文章时，热泪滚落下来。

1937年7月：巴黎

格尔达从奥斯特里茨站步入夜晚凉凉的灰色细雨中，发现瓦吕贝广场四周报亭中的《今日晚报》上刊登的全是她在布鲁内特拍摄的照片。事实上，从8号拍摄的第一批布鲁内特的照片到9号与11号作家大会的照片，这一周来，《今日晚报》将她的照片制成了系列专题报道。弗洛瓦德沃街上的工作室传来了更多好消息：卡帕所拍摄的倒下的民兵那幅照片再度重印并成为《生活》杂志刊发的一篇纪念佛朗哥起义一周年的社论所配的唯一一幅插图：“西班牙的伤亡：一年之内，内战已夺走了50万条生命”；她在拉格兰胡埃拉拍摄的重现战争的照片将（作为对于一个不知名村庄的真实进攻）在《今日晚报》上刊发，而且《问候》——已经令她所拍摄的瓦伦西亚轰炸受害者的照片广为流传——也将在法国国庆日出版的周年纪念刊中发表她与卡帕所拍摄的照片。较之一年前，他们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差别。那时，两人都是囊中羞涩、默默无闻的难民，在社会边缘艰难度日；现在，他们已成为自己所创造出的那个人，那位知名的国际摄影师——不，是两位知名的国际摄影师，每一位都大名鼎鼎。甚至连格尔达担忧的家人的安危问题也逐渐有办法解决：他们已经申请获得从他们与她母亲的父母所居住的南斯拉夫移民巴勒斯坦的许可。

就仿佛是嫌这些好运还不够一般，卡帕又冒出一个想法，这次的念头比他们最初远征西班牙的计划还要雄心万丈。就在几天前的7月7日，大日本帝国——这位纳粹德国及法西斯意大利的盟友极其渴望能够扩张领土，而且历来反对苏联——对中国宣战；他知道，这场战争将成为一次大事件，而且现在尚未有欧洲或美国记者前往现场报道。他拜访了《生活》的理查德·德·洛奇蒙特，请他派遣他与塔罗前往中国报道此事。德·洛奇蒙特承诺尽快答复。这意味着他们将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前往一处完全陌生的地域；只有他们二人，远离家乡；但是他们将携手工作，与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dt）和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一道，出现在《生活》的刊头；《生活》给的薪酬不菲，而且数百万读者将见到他们所拍摄的照片。格尔达愿意与他一起吗？

就算卡帕曾经担心过格尔达的腼腆、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她需要在两人之间保持个人与职业的距离，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动身了。她只需返回西班牙去见证保皇派赢得布鲁内特之战的胜利并且拍摄一些照片；不过她只需要在那里停留10天。然后她会直接回到巴黎，届时，卡帕应该已从《生活》那里得到了好消息，他们就可以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前往中国。她只能做出这些承诺；也许他很明智地没有要求她做出任何承诺。

7月14日国庆日，巴黎的大街小巷挂满了法国国旗与红色小彩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到处都拉着呼吁法国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或解散法西斯联盟的横幅；每个人都在高唱《马赛曲》与《国际歌》。早晨时分，灰蒙蒙的天空似是要降下雨来，但是到了晚上，风吹散了云层，卡帕和格尔达就在蒙马特区小丘广场圣心圣殿的白色穹顶下，与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熟人，一个辞去通讯社记者的工作加入国际旅的年轻美国小伙及其维也纳女友一起翩翩起舞。

四个年轻人都很欢乐：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下午，至少，对卡帕和格尔达而言，有许多事值得庆祝。他们现在口袋里有钱，遍地都是工作机会，而且他们即将前往世界的另一边进行一场伟大的冒险。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两人面前的道路也许会有危险；但是今晚，只有音乐——《当爱成为习惯》是当年的热门曲目——两人的身体随着舞步一同摆动。和风阵阵，圣心圣殿上方的夜空布满星辰。

1937年7月：瓦伦西亚/马德里

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已无计可施：当布鲁内特处于激战之际，所有身在西班牙的记者都打算奔赴马德里，但是她没有足够的汽车、司机与燃油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当格尔达·塔罗精力充沛地从巴黎度假归来，请她将自己送往战区时，她已经无法再为她提供任何帮助了。也许她怒气冲冲地斥责了那个女孩几句——天气很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她身心俱疲——但是格尔达并未噘嘴或是悻悻离开宣传部。相反，她出门为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买了一束鲜花，写了一张礼貌的小纸条一起放在她的桌子上，为自己在她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还给她增添麻烦表示歉意。格尔达搭上了另一位记者的车。

到达马德里的阿利安萨区后，她才得知布鲁内特的战事并不顺利。为了向民族主义者发动进攻，共和党的部队在7月的骄阳下已竭尽全力。他们缺少食物、饮用水、弹药、绷带、担架者、救护车等一切物资。秃鹰军团的新型梅塞施密特轰炸机在数量上与武器装备上都胜过了政府军的查托斯战斗机与莫斯卡斯战斗机，而且保皇派的部队在卡斯蒂利亚平原光秃秃的土地上寻不到任何掩护之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10号到16号之间，已经有3000名战士倒下，其中包括深受欢迎的英、美第十五旅作战部长官乔治·内森（George Nathan）。18号，战争爆发满一年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反击，造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救护车司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阵亡。双方似乎都陷入了残酷的死亡舞曲。为了能更接近格尔达，克劳德·柯克本搬来了阿利安萨。与他共进晚餐时，格尔达说：“想起那些在这场进攻中阵亡的我们都认识的好人，你就会产生一种荒谬的感觉，不知何故，依然活在世间是件不公平的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冷静地亲自开车、早起、带着设备——她的徕卡以及卡帕留给她用以拍摄《时光的流逝》的Eyemo摄影机——赶去前线。有一次，为了前往她认为可以拍摄到最佳镜头的位置，她不得不拽着Eyemo徒步走了8英里，然而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明早我打算6点起床，这样就能拍到更好的照片。”她叹了口气。有时柯克本会与她同行；有时泰德·艾伦会与她做伴。艾伦又如之前那般，像小狗一样黏着她，甚至将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带给她阅读；她一直在鼓励他们：写得很好，泰迪，非常好。然而，尽管——或者说，因为——他答应卡帕要照顾她，他还是很担心与她一同奔赴前线。也许，他建议道，他们不应该太靠近战场。“那你希望我怎样拍照？”她笑着问道，“远距离拍摄？”

在酷热的炙烤中，她拍摄了战场上的军官与战壕中的士兵——其中一个年轻得令人心碎，他尚未长出胡须，成人制服在他身上显得极不合身；她拍摄了在空中飞过的轰炸机及其投下的炸弹所造成烟雾与飞溅的土块等粉碎性效果。“要是我们真能设法能躲开这些，”她盯着头顶的梅塞施密特轰炸机，对那天一同跟来、现下正蹲在她身旁的柯克本说道，“就能拍到一些可以拿给非干预委员会看的东西了。”她拍摄了伤员，甚至与他们一起钻进救护车。她拍摄了死者。这些照片没有了她早期作品中那种精巧的结构与艺术的构图；画面抖动，有时甚至失焦或过度曝光，但是充满活力、直接，甚至可怕。有一天，正当她与柯克本访问英国营的时候，敌机轰炸了补给车。就在格尔达冲向现场时，其中一辆卡车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取景器中布满黑烟。惊慌失措的士兵们奔过去扑灭火焰，其中一人被击中后扑倒在地上。格尔达站在这场灾难的中心，按下了快门。

每晚从布鲁内特的地狱归来后，安坐阿利安萨花园的感觉十分怪异。阿尔贝蒂想在花园中谈论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所有人都会收听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随后跟随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一同哼唱。格尔达发现泰德·艾伦仍在等她，希望能够追求她，仿佛这里是1933年的莱比锡，而她仍然是那个只要动动小指就能引来五六个追求者的女孩，这种感觉更怪。不是说她不喜欢男人们给予她的关注，稍稍戏弄他甚至会让她觉得很是享受：从前线回来后，在他面前脱得只剩蕾丝内衣，在他身边躺下，挑逗似的轻柔抚摸他，然后观察他的反应——像是只打算捉弄人的狐狸。可现在是1937年7月，较之与一个21岁、害了相思病的年轻人调情，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而，她的确想让他陪着前往战场，尤其当她带着两架相机的时候。7月24日周六，叛军冲进布鲁内特，但是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之后，又在夜幕降临时被逐出城去。记者被禁止赶往前线报道战斗，因此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格尔达眼里，一切禁令都只不过是一个挑战。周日，她请艾伦陪他一同前往前线。她已在马德里停留了10天，她说，明天她要去巴黎与卡帕会合；这将是她拍摄、录制内战中规模最大、代价最为惨痛的一场战斗的最后机会。

艾伦在阿利安萨外与她会合。她弄到一辆车，找到一位一直试图使用美国俚语——不论格尔达给他何种指示，他都会说“好啦好啦”——与他们交流的司机。他们沿着雷科莱托斯大道向北驶入通向埃斯科里亚尔的道路，然后向南转入布鲁内特。太阳将车厢烘成了烤箱；为了让大家将注意力从高温上转移，格尔达建议他们唱歌。

到达前线后，格尔达设法说服卫兵，将车子开进了沃尔特将军的阵地，随后便无法继续深入了。她跳下车，确信一个月前在莫雷纳山被她迷住的军官十分欢迎她的到来；不过，剃了光头的沃尔特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前面的战线已被敌军突破，他告诉他们，这里不再是安全之地。“你必须马上离开，”说着他转向艾伦，“带她离开这里。”格尔达开始抗议：明天她就要离开了，她需要照片。求你了。沃尔特大发脾气。“马上离开，”他命令道，“五分钟后这里就会变成地狱。”

艾伦想要离开，但是格尔达却不肯挪动脚步。“你可以回去，”她告诉他，“但是我要留下。”他们能够听到远处传来不断逼近的飞机的低鸣声。现在已来不及再撤退。格尔达拉着艾伦躲进褐黄色坚实山坡上的一个浅洞中。当秃鹰军团的一个轰炸机编队在一小队保皇派查托斯战斗机的追赶下飞过田野的时候，他们试图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藏起自己的行踪。随后，炸弹开始在他们周围落下：避弹坑四周的地面被震得高高弹起，土块与岩石四处飞溅；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刺耳的浓烟令人窒息。艾伦深深地卧倒在土里，格尔达却依旧站在避弹坑中，用摄像机记录着这场袭击。当跟随在轰炸机身后的战斗机低空飞行，以便炮手可以通过自动射击模式扫射战场时，格尔达又举起了她的徕卡。待到炮弹落下时，她已经拍完了整卷胶片；将新胶卷塞进相机后，她再次开始拍摄。

袭击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一些在他们前面的斜坡掘壕固守的步兵被不间断的炸弹、机枪扫射以及炮弹轰炸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跳出战壕，开始逃命。他们很容易在开阔地带成为敌军机尾炮手射杀的目标，从而被炸成麦壳。其他士兵试图阻止他们，一位军官威胁说要射杀所有拔腿逃跑的人；格尔达跃出掩体加入他的行列，呼吁撤退的士兵们停下脚步，重整队形。面对突然出现的小金发的幻影，这个脖子上挂着相机，卡其工作服上沾满条条污泥的娇小的金发女孩，他们听从了她的劝告。与此同时，轰炸机飞过，山坡寂静得可怕。

突然之间，格尔达就像是一个太久未曾合眼的孩子一般，觉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她想要离开这里。司机早已消失不见，因此艾伦从避弹坑爬出来后，他们徒步跋涉越过田野向着卡尼亚达新镇以及通向马德里的道路前进。卡尼亚达新镇内一片混乱：汽车、卡车、运输车与徒步的士兵四处走动，一些刚从前线撤回，另一些则奔赴前线掩护阵地。在路上，他们见到了一辆大型的黑色房车，格尔达认出这辆车属于沃尔特将军所有。她招手将它拦了下来。将军不在车内；相反，后座坐了三位准备送往埃斯科里亚尔医院的伤员。经过短暂的交谈之后，司机同意将她与艾伦顺便带到埃斯科里亚尔；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返回马德里的车。不过，他们必须站在车身两侧的踏板上——车内已经没有空间了。

好的好的。格尔达把相机扔到前排的副驾驶座上，然后与艾伦跳上踏板，紧紧抓住车身，就像是美国新闻纪录片中逃亡的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与克莱德·巴洛（Clyde Barrow）[54]一样。疲惫的格尔达依旧很兴奋：她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她说，现在他们可以返回马德里，一起喝她为自己的告别晚会购买的香槟。

待他们看到坦克时为时已晚。正在躲避机载机枪扫射的保皇派T-36坦克护卫队正沿着道路反方向全速前进。它们就像一群笨拙的史前动物般冲向房车。司机向左猛打方向，希望可以避开撞击，但是第一辆坦克夹住了车身，房车滚入一个沟渠。等艾伦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发现自己浑身是血地躺在路上，腿部失去了知觉。格尔达被压在房车的残骸下，下身压扁，腹部被坦克踏板划开。

有人设法将她和艾伦送至了埃斯科里亚尔的医院，她在那里接受了输血，外科医生试图挽回坦克对她造成的伤害。可是显然，他已经无力回天。“让她舒服一些。”医生对护士艾琳·戈尔丁（Irene Goldin）说——意思是，给她补充液体，尽量多注射吗啡，因为我们只能做这一些了。格尔达依旧神志清醒。在吗啡逐渐减轻她的痛苦前，她唯一关心的只是她的相机：“有人照顾我的相机吗？”她问道。“请照顾好我的相机。它们是全新的。”

夜间，在外科医生将他碎裂的股骨放进石膏模型后，艾伦不断要求去见格尔达，但是护士让他等到天明。格尔达需要休息，她说。大约在6:30或7:00，医生走到他的床边，告诉他：几分钟前，格尔达离开了人世。

1937年7月：巴黎

此前，卡帕一直在等理查德·德·洛奇蒙特的电话：《生活》确实要送他与格尔达前往中国报道抗日战争。收到邀约后，他兴奋地想立即订一张机票飞往西班牙，亲自告诉格尔达这个好消息，但是人们劝他等等，待她回到巴黎时再给她一个惊喜。

然而，26日晚，她并未出现，也没有发电报说计划有变。卡帕忧心忡忡地给身在马德里的阿利安萨打电话，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去看牙医。他在路上拿起一份《人道报》。头版几乎全是战争新闻——日本攻击了北京，叛军似乎已夺回布鲁内特。“战地记者最热切的愿望就是失业。”卡帕后来说道；但是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他或者格尔达不像是随时会失业的样子。坐在牙医候诊室内等待时，他翻开了报道国际新闻的第三版。中国遭到空袭，不干预委员会在伦敦发表陈词滥调，英国提出分制巴勒斯坦的计划；在西班牙，共和党试图坚守布鲁内特，议会计划在8月召开会议等。然后，他在栏目最下端发现了一个小标题：

法国记者塔罗小姐

在布鲁内特附近的一场战斗中牺牲

也许他们弄错了：下面的新闻稿中只是提到，有传言说塔罗在小姐在26日牺牲，但是消息并未得到证实。路易斯·阿拉贡——在与格尔达的同事，身在马德里的乔治·索里亚和马克·里贝克尔通过电话之后——不得不向卡帕转达这可怕的真相。当他开始一点点接受现实时，他几乎在绝望中崩溃；不论阿拉贡说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奔涌而出的眼泪。

萦绕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必须将格尔达的尸身带回来；可是她刚一过世，其他人就为了各自的目的跳出来说自己最有资格保存她的尸体。最初，玛利亚·特雷莎·莱昂和拉斐尔·阿尔伯蒂将它带回了马德里的阿利安萨并置于灵柩中展出。一群艺术家、记者、政治家与士兵（包括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前来悼念。随后，棺材被运至瓦伦西亚，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将十天前格尔达送给她的那束业已枯萎的花朵放在了覆着国旗的灵柩上。然后就是路易斯·阿拉贡，他说格尔达是“巴黎的女儿”，理应长眠在巴黎，因而说服西班牙共和国放弃她的遗体。尽管事实上，格尔达并非党员，但是法国共产党已经在拉雪兹公墓中纪念1870年被处决的公社社员的巴黎公社社员墙附近租下了一块墓地百年的使用权。拉雪兹公墓是巴黎知识分子精英的长眠之地。法国共产党开始为她着手准备一场如同国家元首一般的葬礼。一连数日，《今日晚报》等杂志均刊发了由一连串知名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克劳德·柯克本、安德烈·尚松、何塞·贝尔加曼、古斯塔沃·杜兰（Gustavo Durán）等人］撰写的颂词与追忆——时而配上格尔达所拍摄的照片，时而则是出自卡帕之手但归到她名下的照片。

卡帕绝望地想要领回格尔达的尸体。听说路易斯·阿拉贡已经安排好通过空运将格尔达的遗骸从瓦伦西亚运至图卢兹，卡帕坚持立即动身前往图卢兹；由于他现在的状态完全不适合独自旅行，格尔达的老友与室友露丝·瑟夫及《今日晚报》的外事专家、小说家保罗·尼赞（Paul Nizan）陪同他一道前往。但是他们到达图卢兹后才发现，国际法禁止通过空运将尸体运过国境线；因此，卡帕不得不与露丝返回巴黎，而尼赞则接上由汽车运往布尔港的棺椁，陪着它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因为《今日晚报》刊登了列车到达的时间，7月30日上午8:39，当机车驶入奥斯特里茨站建有玻璃棚顶的回声隆隆的月台时，已有百余人候在车站外。六名身穿制服的法国国家铁路局员工将格尔达的灵柩抬至月台，在瓦伦西亚时放置在上面的鲜花依旧还在；等待接受灵柩的是卡帕、路易斯·阿拉贡及妻子爱尔莎·特奥莱（Elsa Triolet）以及卡帕的日本朋友井上诚一（Seichi Inouye）——以及设法从贝尔格莱德赶来的格尔达的父亲海因里希与一位兄长。他们从未见过卡帕，现在，相互介绍之后，格尔达的兄弟便开始冲着卡帕发火。格尔达死了，这全都是卡帕的错，他大声嚷道；是他将她带入了摄影界，将她带往西班牙，然后将她一个人丢在那里面对死亡。悲伤、愤怒至极的他一拳挥在卡帕脸上。与他对自己的责备比起来，波荷瑞利的指责根本算不上什么，麻木的卡帕没有反击，阿拉贡、爱尔莎·特奥莱以及井上不得不将二人拉开。与此同时，海因里希·波荷瑞利完全没有留意这些。相反，他把自己裹在犹太披肩里，走近灵柩，站定后开始念起哀悼祈祷文来：愿他的大名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成为至高圣洁……愿他的王国很快便能降临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时代以及所有以色列人的生活之中……听着这段用他童年时期使用的希伯来语所做的祷告，卡帕完全崩溃了；阿拉贡示意妻子与井上送他回家。接下来的两天内，他闭门不出，拒绝进食或是饮酒，只是双眼通红地参加了两天后的葬礼。

至此，格尔达已成为一种象征，她是左翼的圣女贞德，是反法西斯烈士。她的灵柩停在安茹街挂满黑纱的法国共产党文化之家中，旁边摆满了“年轻运动员”或“巴黎裁缝”敬献的大量供花。她所拍摄的照片在这里展出——这是她的第一场摄影展——其中包括卡帕所拍摄的她将脑袋枕在刻有P.C.这两个字母的石头界碑上的那张照片，现在看来这张照片似乎就是一种怪异的预言。送葬的队伍中涌现出更多鲜花，一支由巴勃罗·聂鲁达、吕西安·沃格尔、特里斯唐·查拉——达达主义[55]创始人，同时也是《今日晚报》记者——安德烈·尚松及法国共产主义女青年的领袖等人组成的仪仗队一同运送灵柩前往拉雪兹公墓。他们走过安茹街，经过歌剧院，《今日晚报》设在九月四日街的办公室，交易所与共和国广场。一支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走在队伍前列，数万群众跟在队伍后面；数小时后，队伍来到目的地。几乎没有人在这种壮观的景象中留意到，陪伴海因里希·波荷瑞利的人是露丝·瑟夫与卡帕。卡帕的泪水不住滑落，每当送葬的队伍停下时，他便会将脸埋在路易斯·阿拉贡的肩头。“他只是一个伟大的男孩，充满疯狂的勇气，洋溢着勃勃生气。”阿拉贡这样评论24岁的卡帕，“但是现在，战争谋杀了他的青春。”

人们在拉雪兹公墓发表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说；最后，棺木入土。之后，卡帕回到弗洛瓦德沃的工作室，将自己关在里面继续灌酒，直至忘却了一切。“现在格尔达死了，”他告诉约翰·费尔诺的妻子，他的老友伊娃·拜什涅，“我已经生无可恋。”那一天是8月1日周日，格尔达·塔罗的27岁生日。

1937年8月：马德里/瓦伦西亚

进入8月后，马德里的阳光与酷热已经让人几乎难以忍受。布鲁内特一战之后，一种倦怠之情似乎已在城中弥漫开来。尽管政府公报以及赫伯特·马修斯等亲保皇派记者撰写的新闻坚称，持续19天的交战以共和国的胜利告终。政府军的伤亡人数达到20000（其中包括4300名国际旅战士），损失了100架飞机——尽管在某些地方迫使敌军后撤防线——却未能成功包围并切断威胁马德里西部边界的敌军。事实上，唯一能够阻止民族主义将军瓦雷拉停止向前推进并攻占马德里的是佛朗哥下达的命令，他要求他们在取得北方战争的胜利之前按兵不动。

新闻媒体与伊尔莎及巴雷亚之间的关系似乎在8月的骄阳下日渐紧绷。记者们将瓦伦西亚所下达的禁令归咎到他们身上并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向瓦伦西亚的新闻办公室投诉他们；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瓦伦西亚办公室在圆滑的西班牙代理特工“乔治·戈登”带着暗讽的鼓励下，将这些投诉作为巴雷亚与伊尔莎无法胜任工作的证据。巴雷亚尤其遭到质疑：他与奥雷利娅的离婚程序已进入最后阶段。突然之间，他为了一个外国女人而抛弃西班牙妻子的举动招致了素昧平生的人的侧目。这符合他最近古怪的行事风格，他们说——神经质、暴脾气以及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巴雷亚不打算理会这些流言，但是为了伊尔莎，他必须振作精神。此时，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来马德里正式巡视。

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高挑丰满、眉毛浓黑、眼睛深邃，不时露出微笑。与巴雷亚一样，她也在马德里出生；不过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康斯坦西亚是知名的总理安东尼奥·莫拉（Antonio Maura）的孙女，也是马德里一家电气公司执行董事的女儿。她请过家庭教师，就读于剑桥的圣玛丽修道院女子学校而非教会学校；当巴雷亚在拉瓦皮耶斯区的阁楼中追逐老鼠或是在曼萨纳雷斯河中裸泳时，她正在卡斯特利亚纳与自己的女仆散步。她回忆说，那一带“不会出现任何中产阶级的孩子”。巴雷亚在与她交谈时极其尴尬地意识到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鸿沟。“她激怒了我，”他说，“我也绝对惹毛了她。”

两人之间之所以难以相处，不仅是因为阶级差异：康斯坦西已经习惯了掌控一切，因此这个自己制定规则，直接游说政府部长争取特例并给予记者过多自由的卫星新闻办公室激怒了她，这一切原本该由她全权负责。“这就是她的风格，”战争部长达勒西奥·普列托一边说一边向两边伸出胳膊以示强调，“呸，呸，呸。”随后又补充道，“她是莫拉家的人，”——意指她那个人脉颇广的富有家族——“而且傲慢无礼。”她最近转信共产主义，而且还是一位狂热分子。对她而言，社会主义不可知论者的巴雷亚——更糟的是，伊尔莎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还存有关联——令她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她忠诚于共产党，承诺将掌控媒体，但最近却因此陷入困境：6月，为了使武装部队非政治化，普列特托命令所有政委一律停止招募共产党员，一切西班牙报纸均刊发了他的命令。然而，康斯坦西亚禁止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提及此事：“我必须压下这条新闻，”她说，“这会带来反感。”盛怒之下的普列托要求她辞职——她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西班牙还是斯大林？——但是包括路易斯·费舍尔、赫伯特·马修斯及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内的许多记者请求恢复她的职务。她便来到马德里，走进卢比奥空置的办公室——现在只有在仪式场合才会启用这里——对自己的下属评头论足。

他们分坐桌子两边：康斯坦西亚时髦整洁，衣着得体，巴雷亚和伊尔莎则衣衫破旧、焦虑不安。康斯坦西亚表现出良好的教养，试图让他们放松心情。他们一直在做一份多么艰难的工作啊！而且坚持了如此之久。一个短短的假期显然是他们应得之物。马德里现在进展缓慢，他们可以离开一段时间，把工作交给别人，好吗？

身心俱疲的巴雷亚打算接受她的建议，但是伊尔莎却对此表示了怀疑。我们就是恐龙，后来独处的时候，她告诉巴雷亚——我们的处事方式，我们的独立性，他们再也不需要这些了。他们认为我们很危险，因为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他们不同，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他们想把我们赶走。

胡说，巴雷亚安慰她。也许康斯坦西亚走的是强硬路线，但是她令人尊重，他们可以相信她。他们会去度假。毕竟，自11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工作。他们会开车去瓦伦西亚，巴雷亚可以着手处理离婚诉讼的最后细节；去白色海岸的阿尔塔之后再回来，继续未完的工作。

瓦伦西亚十分闷热，不过酒店附近的咖啡馆却昏暗凉爽；巴雷亚几乎看不清与伊尔莎同坐一桌的大个子男子的背影。巴雷亚刚刚探望过孩子并在地方治安法官那里签署了离婚文件，所以没有心情与陌生人交谈；然而，当他走近一些的时候，认出他就是1月份他们来瓦伦西亚时逮捕伊尔莎的警察。他突然觉得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但是这个大个子却示意他坐下来——这是一次友好的拜访。

然而，却是一次不受欢迎的拜访。大个子在政府高层有些关系，而且他们告诉他巴雷亚和伊尔萨正在接受调查。坊间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闻——尤其是伊尔莎，人们说她也许是托洛茨基分子，在眼前的局势下，这种身份极其危险——他们也许无法获准重返马德里。在他看来，他们应该离开这里。马上走。

巴雷亚与伊尔莎望着彼此。他们还能做些什么？他们无法与不知姓名的敌人抗争，也无法对自己未曾犯下的指控做出否认。他们只能停下脚步给朋友们留下口信。万一两人无法抵达目的地，也许朋友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开着密亚哈给他们的车子去了阿尔塔。他们在海边一幢刷了白漆的小客栈中待了一两周。他们在那里品尝现捕的鲜鱼，惊扰寒夜梦乡的只有沙沙的海浪声。随后，卢比奥·伊达尔戈寄来一封挂号信：巴雷亚与伊尔莎被允许无限期休假，即刻生效；当他们恢复工作时，只能在瓦伦西亚而非马德里工作。他们擅自将属于政府的汽车开至阿尔塔，车辆应立即归还至瓦伦西亚。在正式、中立的措辞之下隐隐有种威胁感。

作为回应，巴雷亚寄出了自己的回信：他与伊尔莎拒绝接受放假的安排，相反，他们将辞去审查官的职务。他们会返回马德里，向密亚哈将军汇报。他们会驾驶——密亚哈而非外交部借给他们的——汽车。巴雷亚知道，这是一封挑战书；但是他也知道，最终，是时候做出表态，反对那种扼杀真相的自反性遵从了，现在这已日益成为官方的一项政策。他只是不清楚这种挑战会将他们带往何方。

1937年8月：纽约

8月11日下午，欧内斯特·海明威前往第五大道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拜访了麦克斯韦尔·帕金斯。他一直在哈里·摩根小说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他决定不将其收入作品集中，而是作为一部独立小说单独出版——根据他在6月的提议进行了删减；不等他再次改变主意，帕金斯匆匆在7月将现在正式定名为《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手稿送去印刷。活版盘已经纠正，这本书计划在10月出版，但是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打磨；麦克斯当然不会介意他突然造访以修改这些细节。

天气炎热，电扇搅动起厚重的空气，但是似乎并未送来凉爽。海明威踏进帕金斯的办公室时，他从办公椅上站起身，略显焦虑，稍稍皱眉。“这一位是你的朋友麦克斯。”海明威听到他说。他意识到帕金斯正在招待客人，而这个人就是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

伊斯特曼确实是他的朋友，曾经是。他是格林尼治村的激进分子、约翰·里德（John Reed）的伙伴，也是《新群众》的编辑。在海明威尚未成名之际，他曾帮助过这位小他10岁的年轻人发表作品。但是后来，他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午后之牛》的书评，批评了海明威以斗牛为题材的小说——将他的散文风格称作是“在胸部上粘假胸毛”——最近他正与那个变节的共产主义者列夫·托洛茨基打得火热并成了他的非官方代理。因此，海明威并不乐意见到他。

但是他仍旧露出了微笑——不过嘴咧得宽了一些——并与他握手；帕金斯坐回椅子上，松了口气。就在此时，脸上依旧挂着那个危险笑容的海明威开始动手解开衬衫纽扣，露出覆满浓密胸毛并且晒黑了的宽阔胸膛。瞧瞧这个，马克斯——你觉得这看上去像是假的吗？伊斯特曼紧张地笑起来。海明威仍然龇着牙，请伊斯特曼解开自己的衬衫；伊斯特曼照做了，露出自己婴儿屁股般光洁的胸部。现在轮到珀金斯笑了。下一个会是他吗？突然，海明威涨红脸开始大喊。“你是什么意思，”他冲着伊斯特曼吼道，“说我阳痿吗？”

帕金斯在一旁无助地看着两人，伊斯特曼指指帕金斯书桌上那本翻开的书。那正好是重印后的伊斯特曼文集，《午后之牛》就收录在其中。为什么海明威不读一读他真实的措辞呢——他可没觉得自己提到了阳痿。海明威抢过一卷，愤怒地翻找书页，直到找到自己想找的那一段，然后念出声来，像头公牛一般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最后，他旋过身，用翻开的文集扇了伊斯特曼一记耳光。战火一触即发。伊斯特曼从椅子上弹起来，与这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扭成一团。两人重重摔倒在地。珀金斯担心海明威会伤到对方，于是迅速绕过办公桌，将两人拉开。可结果却是伊斯特曼将海明威摁在了地上。当帕金斯将伊斯特曼从他身上拽起来的时候，海明威大笑起来。开个玩笑而已！

三天后，海明威站在位于第四十八街的法国邮轮码头，等待搭乘驶向勒阿弗尔和巴黎的“尚普兰”号，身旁围满了记者和摄影师。他正准备带着与北美报业联盟签订的新合同前往西班牙。联盟希望能够得到“直接、公正、多彩的报道”——而且，约翰·惠勒在斯托克俱乐部为他设宴送行并提醒他要拿到独家新闻，他同时也为用光纸印刷的新创刊的时事杂志《见解》——由《时尚先生》的出版商大卫·斯玛特（David Smart）所创办——撰写文章。然而，即便没有这些任务，他也无法顺应宝琳的恳求远离战争。“我答应他们我会回来，”他告诉岳母并由她转述给他那位曾发誓会不离不弃、相爱相惜白头到老的妻子，“尽管我们无法遵守所有承诺，但是我一定会平安归来。”

码头上的记者将他团团围住。然而，他们对于他向谁承诺过什么或是为何要前往西班牙丝毫不感兴趣。他与伊斯特曼在帕金斯办公室的扭打已登上所有报纸的八卦专栏，他们都只想让他谈谈这件事。海明威殷勤地为他们重述了一遍：伊斯特曼，他说，“像个女人般张开双手……跳到我身上。我只是挡了挡。我不想伤害他。他可比我老了10岁”。说完，他从跳板跃上了船身。

“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听说了这段关于伊斯特曼的故事后，在寄给麦克斯威尔·柏金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完全帮不上忙，即便我曾经觉得自己与他很亲近，但是现在我已经生活在他的世界之外了。”

1937年9月：巴黎

海明威也必须践行自己向玛莎许下的诺言——当然这要瞒着他的岳母或是宝琳。在他的情感世界中，玛莎与西班牙紧紧纠缠在了一起。他与玛莎一道，或者说甚至是因为她，才去了西班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想返回那里与她相守。白宫试映会分开后的一个月来，他们一直通过措辞谨慎的信件与秘密通话进行联络，试图“保持谨慎小心，但其实收效甚微”；海明威动身后的第二天，她也登上“诺曼底号”前往勒阿弗尔。

如果玛莎曾希望自己的跨洋之旅能够低调且不受打扰，那么她就会很失望：因为莉莉安·海尔曼、多萝西·帕克及其丈夫，演员兼编剧艾伦·坎贝尔（Alan Campbell）也都是这艘豪华班轮上的乘客。这些人都与海明威以及《西班牙土地》有关联。海尔曼情绪低落。最近，她与自己分分合合的情人，酒鬼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再度复合。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曾喜出望外，但是一天晚上她从好莱坞工作室回到家中时，却发现哈米特正与一位小明星滚床单。现在她打算前往欧洲，表面上看是为了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戏剧节，但也有可能是为了去那里做流产手术，因为在美国不太容易获准流产。多萝西·帕克与艾伦·坎贝尔的任务就要愉快得多了：他们要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且很高兴地认为他们可以在那里见到海明威等老友。

玛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海尔曼——不喜欢她仿佛没有眼睑般无神的眼睛、薄薄的上唇与糟糕的牙齿，也不喜欢她“礼貌的恶毒话语”。真的，玛莎想，海尔曼不应该“仅仅因为一个男人离开了她便开始憎恨所有女人”。海尔曼似乎也不怎么看得上玛莎。在评论这位比她更加年轻的女孩花在“诺曼底号”奢华健身房中的时间时，她显得极其尖酸刻薄——也许她正在为能与海明威一起生活而开始“练习基本功”。但是帕克很钦佩玛莎的“美貌、精神、勇气与端庄”，而且不顾海尔曼的讽刺挖苦，邀请玛莎来头等舱喝酒。玛莎对母亲说，帕克“人很好”。

8月23日，“诺曼底号”抵达勒阿弗尔，玛莎去莱拉旺杜的蔚蓝海岸享受了几天阳光海岸，这里曾是她与茹弗内尔的度假地；回到巴黎后，她行事低调。在巴黎，海明威——以及宝琳——朋友众多，其中包括为了能够走出年初时的丧子之痛，整个夏天都留在欧洲的杰拉德和莎拉·墨菲。海明威与他们，与坎贝尔，与海尔曼在莫里斯酒店、在双叟咖啡馆、在丁香园咖啡馆喝酒或是用餐。莎拉·墨菲对他有些关心得过了头，她提出可以将他不打算带往西班牙的行李存放在她那里，并且请位于瓦伦西亚的新闻办公室将极为庞大的食品储备转交给他，仿佛将他当成了死去儿子的替身。

海明威欢欣地逃离了自己与宝琳朋友们的温暖怀抱，与玛莎及赫伯特·马修斯团聚。用玛莎的话说，他就像是“一匹从燃着的马厩中逃出的骏马”。马修斯在度完四周的假期后也准备返回西班牙。在夏末的阳光下，海明威与他们一同坐在咖啡厅里，报纸上——不仅是《纽约时报》，甚至连无聊、可靠的《时报》亦是如此——的新闻让他感到沮丧。《时代》用一张地图讲述了整个故事：现在，从南部海岸穿过佩尼亚罗亚的矿区，再到煤炭资源丰富的北部工业区，反政府武装已占领了一大片蘑菇状的领土。除了保皇派在比斯开湾的希洪所占据的一小块飞地之外，以北部的巴塞罗那、西部的马德里和南部的阿尔梅里亚为顶点构成的政府掌控的三角形领地正在叛军的围攻下日益缩小。继布鲁内特后，民族主义者已将注意力转向他们一直在关注的北方战线，攻陷桑坦德，进一步逼近希洪。戈列夫将军建议，驻守希洪的保皇派部队似乎无望顶住敌军的猛攻，但是政府军打算逆萨拉戈萨而上并前往阿拉贡东部，从而转移叛军的注意，一举夺得决定性胜利。自去年夏天战争打响之后，阿拉贡便一直在民族主义者的手中。8月24日，在利斯特、克勒贝尔、莫德斯及沃尔特的指挥下，政府军发动了进攻；但是现在，与布鲁内特的行动如出一辙，这场进攻似乎已是强弩之末。保皇派的部队在酷暑中奋战，腐尸的恶臭迫使所有人不得不带上防毒面具。据报，这支队伍已被叛军包围并歼灭。

海明威、玛莎和马修斯大惊失色。这不仅仅意味着，借用玛莎的话，“你的朋友牺牲了”；而且随着保皇派的每一次失利，民族主义者战无不胜，甚至他们才是天命所归的传言甚嚣尘上。更令人沮丧的是，读者能读到的新闻多半出自由民族主义的记者之手［如《纽约时报》的威廉·卡尼（William P.Carney）］。他们撰写的新闻本质上就是通过位于昂代或比亚里茨的安全有利据点穿越边境送至法国的叛军公报。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根本算不上是新闻——海明威则表达得更加为深刻，“像罪犯一样撒谎。”如果这样的故事让佛朗哥及其将军们看似已经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征程，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华盛顿、伦敦、纽约或是巴黎支持西班牙政府？没错，北部似乎已经失守，但是其他国土呢？海明威一边呷着咖啡，咬着羊角面包，一边为自己、玛莎和马修斯制定行程。他们将前往阿拉贡前线以及看似有可能在未来发起攻势的两地——特鲁埃尔和卡斯蒂利亚高原——展开调查。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就能向自己的读者展现出，政府在其他地方的阵地就如同北部与阿斯图里亚斯“不稳的时局”一样，坚实”且“牢固”——借用海明威的话。

9月6日上午出版的《晨报》（Le Matin）在头版刊发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事件：在瑞士洛桑附近贴近日内瓦湖的路边发现一具男尸。他的胸口布满机枪弹孔，太阳穴被某种射弹击穿。尸体上搜到的文件显示，死者是一个名叫埃伯哈特的捷克推销员；他的钱包内塞满了法郎与瑞士法郎以及一张尚未使用的从洛桑开往巴黎的火车票；他僵硬的指间攥着一缕——想必是袭击者的——发丝。警方没有进一步线索，但是从受害者的国籍推断，这可能是一场“政治报复”。

格勒乌的北欧驻外特工或负责人，沃尔特·克里维茨基（Walter Kriv-itsky）——他通常驻守海牙，不过现在正旅居巴黎——一边品着晨间咖啡一边阅读《晨报》。他留意到一个尤其令人震惊的细节。他认出死者的姓氏正是依格纳茨·赖斯（Ignaz Reiss）的别名之一。这是格勒乌安插在比利时的人，是他的一名下属。克里维茨基还曾与他探讨过斯大林在苏联政府内部针对“叛徒”的搜捕行动，两人均对此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知道赖斯最近被召回莫斯科，但是他没有服从命令而是逃往了瑞士，他打算在那里变节——克里维茨基自己也在做这种打算。但是包括利斯顿·奥克的克星，无处不在的乔治·明克（George Mink）在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动作实在太过迅速。现在，克里维茨基不得不怀疑，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来找他。他们没让他等太久：几天之后，他也接到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

但是比起已故的朋友赖斯，克里维茨基则要幸运得多，也许他在躲避别动队的长鞭时更加纯熟。他成功逃脱，很快便将自己掌握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法国安全部门，后来又告知了英国军情五处。其中之一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清楚地知道——一名苏联特工已经打入大元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核心圈[56]：一名伪装成法西斯支持者的英国记者。他曾是伊尔莎·库尔莎藏在维也纳地下室时所创建的组织“火花”的同事。他的名字是金·菲尔比。

1937年9月：马德里

当巴雷亚和伊尔莎坐在借来的公务车中穿越拉曼查平原时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两旁尽是绵延起伏的无尽田野，带着白霜的串串成熟葡萄挂满片片葡萄园，头顶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可是当他们抵达马德里后却发现，他们确实已经被逼至他们所知世界的边缘，因而感觉自己变得更加渺小。现任的外国媒体审查办公室主任是一个经由玛利亚·特雷莎·莱昂推荐的名叫罗萨里奥的年轻女性；虽然密亚哈将军仍旧担任军事指挥官，但是行政管理权已经移交给了一位新总督。巴雷亚依旧负责广播审查并仍是EAQ电台的特派员——也就是说，除非新总督决定让别人接手他的工作——伊尔莎是他的副手，负责用巴雷亚所不了解的语言进行广播；但是他们不得不将自己仅有的一些财物搬出格兰维亚酒店，挪进进雷纳·维多利亚酒店。那是位于太阳门广场南面的圣安娜广场上的一幢塔状建筑。他们获准留下这辆车以及司机希拉里奥——深夜前往电台播音室需要这些。而且，因为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一间办公室完成广播审查工作，他们不得不暂时借用——这令那位名叫罗萨里奥的女孩恼火、不快——外交部的一个空房间。

这种状况带来了极其尴尬的局面：因为他们在那里，在这幢建筑中，就位于之前办公室的大厅下面，外国记者们仍会咨询他们的意见或是顺便进来与他们聊天。罗萨里奥试图给予巴雷亚一些帮助——或是迫使他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她邀请巴雷亚参加了总督举办的宴会；当然，他可以与自己的新长官聊聊天，摆出优秀公务员的姿态，为广播审查争取单独的办公区域，这样就能将他们永远请出外交部大楼。但是巴雷亚没有心情溜须拍马。当第一批炮弹在马德里落下时，假期带给他的所有优势都已烟消云散，直叫他浑身颤抖、头晕恶心。宴会前一天，他去了卡拉班彻前线。士兵们正在那里挖掘壕沟。自从一年前他与伊尔莎以及他们的同志们选择坚守岗位、捍卫这城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起，士兵们就一直坚守在这些老鼠出没、臭气熏天的壕沟中。而现在，当他和伊尔莎走进房间，面对满屋子衣冠楚楚，为了让一切以专业的形式回归正轨而刚从瓦伦西亚赶来的官僚时，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再次燃起曾经的怒火。他将两杯葡萄酒一饮而尽，随后与总督当面对峙。外面还生活着许多人民——善良、无知的人民，他们以为这场战争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的未来而战。你关心他们吗？你关心那些战壕中的士兵吗？还是说你只关心那些肚满肠肥、彬彬有礼、满目乐观的人——那些不会破坏现状的人？即便伊尔莎表情痛苦，也无法令他停下讲话。

就好像他现在正在向政府，内格林控制的新政府——新首相曾将其描述为“民主原则下的专政”——发出挑战，要求它对自己赶尽杀绝。起初，他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完全无需他们费心。他们允许他继续制作广播节目，未知之音谈到了那些散发着恶臭的壕沟以及在断壁残垣中设法谋生的坚强、无礼的马德里居民。他用拉瓦皮耶斯区低俗的隐语谈论这些内容，传递出与罗伯特·卡帕的照片相似的那种率直感与即时性；上百封来自世界各地听众的来信雪片般涌来，巴雷亚的节目感动了他们，有时也令他们感到震惊。他甚至写过一个关于一位民兵的故事，他将一只每天嗡嗡嗡地在战壕飞来飞去的苍蝇当成了宠物。汤姆·德尔玛帮助他在伦敦的《每日快报》上刊登了这则故事。

但是后来便渐渐出现了一些征兆：朋友们为巴雷亚和伊尔莎没有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而感到遗憾；他们并非正牌公务员；他们收到警告说危险正在酝酿之中。以前的同事为了避免与他们交谈走向马路对面。很快，便不仅仅只是征兆而已了：德国共产党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告诉巴雷亚，他在电台的日子也许已屈指可数，并对其他记者称伊尔莎是托派，正在接受调查，最好离她远一些。突击卫队中的一位朋友为巴雷亚和伊尔莎送来消息：内务人民委员部新组建的秘密警察队伍，军事调查局（SIM）对伊尔莎感兴趣并有可能审问她。这位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位保镖，他自己的一位军官——他会照看她，确保没有人试图将她拉进一辆军事调查局的黑色车后带走。

巴雷亚去见了密亚哈，密亚哈告诉他，只要甩掉伊尔莎，他就不会再有麻烦；他又去找安东尼奥·米赫，当初是他将巴雷亚带进了审查办公室，现在他已在西班牙共产党中身居高位。米赫重复了密亚哈的话，而且更加深刻：为什么巴雷亚要玩过了头，鲁莽地提出离婚？和外国女人睡睡觉不就够了吗？她只会给他带来麻烦。她绝对是某类托派，不过她太过聪明，至今还没被人揪住小辫子——现在还没有。巴雷亚应该保住自己的脑袋，甩掉她。巴雷亚惊讶地望着他。这是党的立场吗？他问；但是米赫否认了。只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巴雷亚让他见鬼去吧。

回到雷纳·维多利亚酒店，伊尔莎会在漫长的下午时分坐在餐厅的钢琴前，为巴雷亚和服务生们演奏舒伯特的抒情曲，用沙哑的女低音吟唱她在少女时代学会的维也纳歌曲。就他们眼下的处境而言，这些音乐极其诡异地应景——舒伯特的这首曲子以歌德的一首诗为原型，现在的情景正是音乐所营造的氛围：

Wer r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m Arm,

Er faβt ihn sicher,er hält ihn warm.

"Mein Sohn,was birgst du so bang dein Gesicht?"-

"Siehst,Vater,du den Erlkönig nicht?

Den Erlenkönig mit Kron und Schweif?"-

"Mein Sohn,es ist ein Nebelstreif."

夜色沉沉，是谁在夜风中疾驰？

是那位父亲带着他的孩子；

他把孩子搂在怀里，

将他搂紧，给他温暖。

孩子，为何要惊恐地藏起你的脸庞？

“爸爸，难道你，没瞧见那个魔王？

那魔王戴着冠冕，拖着长裙。”

“孩子，那不过是团烟雾而已。”

也许困扰他们的征兆与谣言不过是缕烟雾。但是舒伯特歌曲中的危险却真实存在，而且在歌剧的最后，小男孩失去了他的生命。

1937年9月：阿拉贡/瓦伦西亚/特鲁埃尔前线

9月6日，从巴塞罗那向南飞往瓦伦西亚的海明威、马修斯和玛莎·盖尔霍恩透过机窗，看到了在蔚蓝的地中海上扩散的黑色浮油。四天前，一艘执行封锁任务的意大利潜艇在这里击沉了英国油轮“伍德福德号”——当时它正悬挂着西班牙国旗。这类事件让玛莎（她在寄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觉得恶心与愤怒……我坚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人就是危险的罪犯，他们让我觉得恶心；低声下气地向法西斯摇尾乞求‘继续合作’的国际外交亦是如此。”但是，到达瓦伦西亚后他们了解到了好消息：位于阿拉贡的保皇派部队并未像《纽约时报》的威廉·卡尼声称的那样遭到了围剿；事实上，尽管他们未能攻下萨拉戈萨，也仍旧实现了向前挺近并占领了两个村庄，昆托和科多以及设防的城市贝尔奇特。在阿拉贡南部、特鲁埃尔西面的西拉·帕洛梅拉山区发起的另一场主动进攻已经使政府军将阵地推至了从萨拉戈萨前往马德里的公路。要不是在贝尔奇特的苏联坦克指挥官坚持用俄语向西班牙军队发号施令，或是共产党人未向无政府主义的全劳联民兵发放适当的武器，战果也许还能更为丰厚。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战争的主角。卡尼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些。

海明威、马修斯和玛莎几乎未在瓦伦西亚多做逗留。三人于贝尔奇特投降后的第三天就设法抵达了那里。他们发现这里已仿若冒着青烟的瓦砾堆。贝尔奇特已完全不适宜居住，人与动物的尸体散落在塌陷的街道上，散出一股腐臭。除此之外，这里几乎已成一座空城。他们在距离这些断壁残垣3英里的地方遇见了一些老友：第十五旅的士兵及其参谋长，前林肯营司令罗伯特·梅里曼。他们在河床中扎营，那里只能稍稍抵御一些从阿拉贡吹来的沙尘暴。迫使梅里曼退出哈马拉行动的伤势现已痊愈，身形高大的他现在胡子拉碴，镜片与黑发都蒙了一层尘土。当他用棍子在自己披屋的泥地上一边画图一边向记者们讲解自己如何带领士兵在经历激烈的巷战后夺下贝尔奇特的那座圆顶砂岩大教堂时，他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他曾经确实也是一位教授。梅里曼无声的力量与战斗的胜利都给玛莎和海明威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这位美国旅长的表现，玛莎觉得自己“像山羊一般自豪”，她说，“如果一支旅可以从一处前线转移至另一处前线，到危险的地域”，她夸耀道，“你就能看出它是一支优秀的队伍”。

但是宣传部的上级领导现在并不想凸显国际纵队以及1936年由下层社会组成的自愿保卫共和国的民兵。他们鼓励海明威和马修斯落笔去写的重大新闻是由共产党主导的重组后的新部队，莱万特军；从贝尔奇特回来后，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便很高兴地为他们在特鲁埃尔附近的部队阵地安排了一场为期3天的参观活动。没有任何旅馆可住，甚至连多余的营舍都没有，因为每张床上都睡着士兵；途中的2天，他们必须自备干粮，自带铺盖。他们弄到一辆卡车，在车厢里铺上睡觉所需的床垫和毯子并为自己和司机准备了充足的食物——萨拉·墨菲遣人送来了大量罐头鲑鱼，像火腿、烤鸡果冻、高汤、咖啡和麦乳精之类的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打算将车子停在农舍的天井中，借助伸出的屋檐遮蔽风雨并在村民家中生火做饭。

当海明威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主任符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电话时，他们仍然在瓦伦西亚等待通行许可证。奥尔洛夫负责管理政府的游击战计划，他的总部设在舍蒂瓦大街的大都会酒店，正对斗牛场。自去年春天，海明威与奥尔洛夫在马德里的盖洛德酒店见到游击队战士赞茜上校起，他便想了解更多关于敌后积极分子的事，这些在敌后奋战的非正规军士兵负责炸毁桥梁和火车并进行着其他危险的秘密工作；但是尽管声名显赫，海明威却未能通过“值得信赖”的测试。不过现在，他与伊文斯一同拍摄了《西班牙土地》，在卡内基音乐厅为共和国大声疾呼，为购买救护车募集了数千美元；而且他没有表现出多斯·帕索斯或奥威尔那样的怀疑或变节。古斯塔夫·雷格勒一直在康复医院养伤，出院后他就恳请奥尔洛夫给予海明威他一直渴望获得的机会。现在，奥尔洛夫正邀请他参观设在瓦伦西亚外围的贝尼马米特的敌后纵队训练营。

奥尔洛夫手下的中尉，化名科托夫的列昂尼德·艾丁根（Leonid Eitingon）在贝尼马米特接待了海明威。三年后，科托夫将会负责针对流亡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的暗杀行动；但是今天，他却摆出一副笑脸相迎。他带着海明威参观了营地，为他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甚至允许他用游击队配备的苏制“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练习打靶，并且打开了一瓶罕见的由土豆而非粮食蒸馏而成的巴泽韦斯基伏特加为他送行。这一切都是为了刻意迎合海明威的喜好，他喜欢处于有利地位，掌握别人不知道而他永远也不能对人提起的内幕。海明威没有对人说起他的贝尼马米特之行。但是几天后就会发生有趣的后续故事。

9月20日一大早，海明威、马修斯和玛莎就从瓦伦西亚出发，沿着海岸线与内陆向北驱车前往萨贡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曾率军冲破过那里的罗马城墙——随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卡尔德罗纳山脉翻越之旅。沿海平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点缀着松树和灌木的绵延不绝的草场，气温明显凉爽了许多。他们在塞戈尔韦停车，去农贸市场购买了蔬菜，将它们装上卡车然后继续行驶。车子继续上行，通过拉古多口岸（Puerto Ragudo）的关卡到达巴拉卡斯，在那里吃了午饭。在萨里翁，他们向北转入古达尔山脉。古达尔的山体裸露出锯齿状石灰岩，最高峰上已覆有条条雪迹。他们开始沿着毗邻特鲁埃尔省会东部的牧羊场绕行，穿过聚集在山侧的石头村落。这里道路崎岖，但是他们却开得飞快：宣传部配给海明威的最新型的道奇车完全能够适应这种地形，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而且也使用了推土机的齿轮。当他们到达梅斯基塔·德·哈尔克时，只不过才下午3点左右。新组建的莱万特陆军第一营就在这个小村庄中安营扎寨。他们在路上接上师长，陆军上校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Juan Hernández Saravia）。现在，为了让他能够视察营地，他们已经停车等待许久了；随后，他们紧跟几周前萨拉维亚的部队刚刚行进的路线，继续前往位于海拔高于特鲁埃尔的阿尔凡布拉。[57]

阿尔凡布拉是一支挥游击队的总部。队长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克洛斯特（An-toni Chrost）的波兰人。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炸毁列车，例如从特鲁埃尔北部的卡拉塔尤德开往萨拉戈萨的那趟列车。西班牙内战结束多年后，克洛斯特依旧记得，一天下午当他踏进总部时，发现桌前坐着一位正与其他军官聊天的陌生人。"Me cago en la leche de la madre que te pario[58]。”克洛斯特无意中听他说道。这个自信满满的外国人是谁？克洛斯特很想知道。做完自我介绍之后，他要求查看这个人的证件（“革命警觉要求他这么做”）。印在陌生人通行许可证上的名字是“欧内斯特·海明威”。

克洛斯特记得，海明威痴迷于游击队的行动而且也对此颇有些了解；他知道他们使用何种武器，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但是他想弄清楚他们如何得到任务（通过当地导游的接力队，克洛斯特告诉他）以及当他们到达那里后会发生些什么。尽管克洛斯特一开始态度谨慎，但是后来便很乐意事无巨细地说给他听。后来，他还发誓说，海明威不但向他提出了问题，而且还与他一同饮酒进食，一起畅谈女人，甚至在几天后参与了一次任务。玛莎的日记中却从未提及这些浪漫细节，海明威也未曾在自己的通讯稿中有过类似记录。这些都是克洛斯特编造的吗？一个纯粹推测性的谈话——如果必须炸毁一段铁轨，你会怎么做？——转变为了现实？海明威真的见到游击队队长了吗？不过9月20日下午他肯定在阿尔凡布拉；玛莎总是会确保日记中这类细节的准确性，因此她在日记中对此进行了记录。至少这一点是真实的，就算他未曾见过克洛斯特，就算他从未（如克洛斯特回忆的那样）承诺要将游击队队长写入小说，即便当克洛斯特告诉海明威他是波兰人而非苏联人时，海明威没有说：“在我的小说里，你将化身为美国人。”

第一晚，记者们返回巴拉卡斯过夜——这座小镇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巴拉卡斯”的意思就是瞭望哨——第二天一早又动身前往一处面向特鲁埃尔的瞭望台。战争伊始，叛军就一直占领着那里。特鲁埃尔不太可能成为进攻的目标：它是一个贫穷省份的首府，四面环山，没有矿产或作物收入，也没有重要的工业。但是，它位于一块深入政府领土的凸出领地的尖角上，为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据点，他们可以从那里猛扑瓦伦西亚，将共和国的版图一分为二。它在地图上看起来像是一种威胁，海明威想要一探究竟。

这支侦察队下车后沿着山坡行至一处防空壕，在哨岗东面满是麦秆的地面上手脚并用地爬过最后几码的距离，直到他们可以安全地仔细观察特鲁埃尔。这座城市就建在山谷下方的岩石上。清晨的阳光斜斜地射在甜菜地里，勾勒出城墙上五座砖石结构的穆德哈尔[59]塔，在坚实的浮雕上投下船首状的曼苏埃托的阴影。曼苏埃托是一块经民族主义防御工事增强过的岩层。民族主义者现在控制了通向这座城镇的所有道路，就像是将它变成了一座天然的堡垒。“看到了吗？”向导问道，意指曼苏埃托，“所以我们才攻不下特鲁埃尔。”

他轻蔑地补充道，曾在这里巡逻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与敌人之间的接触就是一起踢足球，但是这并未有何用处。玛莎透过双筒望远镜向下望去，“几个士兵气定神闲地将从空房子里搜出的毯子搭在驴背上，为过冬做准备”。海明威环视四周，留意到这里显示出的战术问题。没错，除却西北角，不可能从任何方向攻下特鲁埃尔，可是一旦入冬，城镇背后的隘口大雪封道，这里也不足为患了。叛军会被困在这里。他们不会做出任何进攻的尝试。春天来临前，特鲁埃尔前线会被隔绝在战火之外。

特鲁埃尔之后的旅程更加艰难，他们穿过野外的山地，那里的村落寥寥可数，找到的仅有的几处也是又小又原始；道路也很崎岖，其中一些是部队在之前毫无道路可寻的地方新近开辟的——这暗示政府已对这部分领土制订了计划，假如你正在寻找这类暗示的话。记者将车子停在昆卡省一个名叫萨尔瓦卡涅特的小村子中，在一户农庄的院落中歇脚过夜。黎明时分，驴子的叫声将他们唤醒；第二天，他们舍弃了汽车和卡车，找到一位骑兵陪同，骑着马向圣拉萨罗山上的阵地进发，随后向下前往夹在两条河流，胡卡河与韦卡尔河之间的陡峭山沟中的昆卡。一路骑行，海明威浑身大汗、尘土满面。他跳进叛军战线附近一条汇入胡卡河的溪流中游泳；清澈、冰凉的溪水中游动着一尾尾肥美的鳟鱼，海明威将蚱蜢丢向它们，看着它们扑向昆虫，在溪水中搅出圈圈漩涡。在他的小说《大双心河》中，尼克·亚当斯就曾用蚱蜢作为鱼饵。他想：“这条河值得人们为之奋斗。”

那天晚上，他和玛莎下榻在了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

1937年9月：纽约

在贝德福德酒店（位于曼哈顿东四十街的一幢朴素的建筑）的休息室内，来自《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Telegram）的记者掏出铅笔和记录本，准备采访罗伯特·卡帕。

几个月来，卡帕痛彻心扉。格尔达葬礼上那次瘆人的狂饮之后，他便开始酗酒、说胡话：格尔达遭遇的一切全都是他造成的，他本该陪在她身边，他不配独活在世上，而且格尔达不在了，他也不想活了。有一天，他消失了——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朋友们都担心他会自杀；但他只是离开巴黎，跑去阿姆斯特丹的老同志们那里避难。巴黎的每一个街角、每一间咖啡馆都残留着格尔达的影子。

觉得自己的心绪足够平静之后，他壮着胆子回到巴黎，打算逗留一小段时间，然后乘船前往纽约去探望他的母亲和科内尔。6月里，他们终于成功移民了；但是8月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来访：泰德·艾伦。马德里的医生处理了他的伤口，现在他拄着拐杖、戴着墨镜站在他家门前。他在西班牙的职务已被免除，他来巴黎看望卡帕，告诉卡帕他曾试图照顾好格尔达，他不该为她的死亡负责；但是卡帕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声明——他只是抓起他的手，询问他的腿伤。艾伦不想转移关于格尔达的话题。“难道你不知道我爱她吗？”他问道。卡帕回答说：“那又怎么样？有用吗？”幸好卡帕不知道，当医生带来格尔达的死讯时，艾伦心中升起的念头：现在，卡帕也一样得不到她了。

卡帕坚持要求艾伦留下来陪他；毕竟，这个加拿大人是仅存的连接他与格尔达的纽带，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格尔达的人之一。当卡帕准备动身前往纽约时，艾伦冲动地决定与他同行；8月20日，两人登上“拉菲特号”。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不错。卡帕无法用英语清楚地区分开“粪便”与“床单”[60]——艾伦初见卡帕时便发现的那些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这样一来，艾伦便能充当他的翻译。因此，当《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现身时，是艾伦在中间来回翻译。

卡帕在埃斯佩霍拍摄的“倒下的士兵”那幅照片最近刊登在了《生活》上，像是一枚徽章，出现在纪念西班牙战争的那篇社论的显著位置；这位记者就是想与这位“羞涩”“英俊”的匈牙利小伙聊聊这个话题。那位士兵是谁，卡帕如何设法在他倒下的瞬间抓拍到了这个镜头？记者用英语提问，但是泰德·艾伦负责翻译——译成德语，不过，记者觉得选择法语会更容易一些。

要回答这些问题，卡帕不得不重回埃斯佩霍的那个山坡：男人们笑着奔跑，烈日照射在他们脸上，格尔达也站在壕沟中，就在他身边皱眉看着禄来福来的取景器。回想起这些他的心便会疼。这位热切的记者正在采访本上认真地快速记录，这些记忆能拼凑出什么样的故事呢？我和女友正在与这群士兵打闹，他们举枪射击，我要求其中一个家伙假装被子弹击中，结果闹剧成了真。

他用德语——或是法语——向艾伦说了一番话，随后艾伦告诉《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拍摄的时候，卡帕与一位士兵被困在一个战壕中，当时只有他们两人；无尽的等待之后，那个民兵跃出战壕准备冲出去，结果却被子弹击中。卡帕“自动”按下快门，捕捉了这个画面。“在西班牙拍照不需要技巧，”卡帕说——或者说是艾伦表示卡帕是这样说的，“你不需要选择相机的位置。这些照片就在那里，你只需要拍下来就可以了。事实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

他们还聊到了其他事情：卡帕在布达佩斯度过的青年时期；在柏林成年；来到巴黎——他说，或者是艾伦说——与格尔达·塔罗结了婚，格尔达陪他一起前往西班牙。但是随后卡帕请求离开。等他走后，艾伦将格尔达的死讯告诉了这位记者。他说当时他和卡帕都在格尔达乘坐的那辆车子上。“卡帕不愿意谈起这些。”艾伦低声喃喃道。

接受《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后，卡帕便开始管理起自己的业务来。他对之前那些代理为了将他的作品刊登在美国期刊而做的努力很不满意，他与Pix公司的莱昂·丹尼尔（Léon Daniel）谈妥了在美国的代理问题。丹尼尔急切地想要签下卡帕，因而也同意聘请科内尔（现在已经取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名字，康奈尔）作为暗室助手。那一周晚些时候，当卡帕与《生活》的编辑们见面时则是由丹尼尔担任的翻译。《生活》与他签订了一份合约，答应每月支付预付款，前提是卡帕必须保证每月最少刊出一定数量的照片。这份合约改变了他的人生。对于短短两年前，曾挨个走访巴黎每位照片编辑的他和格尔达而言，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卡帕都有了一份可靠的收入，而且世界上最强大的新闻媒体特许机构成了他的后盾。

但是，他心里还有一件更想去纽约完成的事：为结集出版他和格尔达在西班牙所拍摄的照片做准备——能够赋予格尔达以及自己的作品永生的东西，一种对她的纪念。他说服出版商帕斯卡尔·（帕特）·科维奇将该书的版权标记为科维奇创办的科维西·弗里德公司。科维奇已经因为支持作家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与约翰·斯坦贝克而一举成名。随后卡帕邀请到他在毕尔巴鄂结识的杰伊·艾伦撰写一篇简短的前言并翻译图片说明；他曾经的导师，现已移居纽约的安德烈·柯特兹则负责排版。尽管照片是格尔达和卡帕所拍摄的，但是他交给柯特兹的照片却并未明确区分哪一些出自他的手笔而哪一些则是格尔达的作品，就像两人在西班牙早期拍摄完成后，署上“罗伯特·卡帕”的名字送到玛利亚·艾斯纳手中的那些照片一样（事实上，人们后来发现，书中的一些照片并不是由他们俩拍摄的，而是出自詹之手）。签完合同、选好照片并写完图片说明后，卡帕独自一人回到巴黎。

新年过后，这本名为《死亡酝酿》（Deathinthe Making）的书便会出版。卡帕将他与格尔达共度最后一个五一节时他所拍摄的格尔达——微笑、时髦、漫不经心地——低头闻着铃兰的照片放在了题献页；下面附了一行文字：“献给格尔达·塔罗，她在西班牙前线生活了一年——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2017年10月——11月：马德里

佛罗里达酒店外墙上的弹坑已经修补完毕，大堂经过了翻新，唐·克里斯托瓦尔也将服务台从临街面搬至里面，因为一旦酒店遭到炮击，窗户破碎时飞溅而出的玻璃可能会伤到他。但是其余便没有多大变化了。诚然，赫伯特·马修斯和汤姆·德尔玛已搬去了一套能够俯瞰丽池公园的复式公寓，那里与架设在加拉比特山上的枪炮之间的距离更加安全——德尔玛位于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在去年春天的一次袭击中被炸毁，所幸他当时正在伦敦度假。呼啸而来的子弹并未吓跑海明威；他与玛莎现在入住的房间，113号与114号位于酒店的拐角，他确信那里是民族主义炮弹无法到达的“死角”。此外，他还开玩笑说：“你永远也听不到那个能击中你的人的声音。”

全新的专业指令——海明威在刚参观过的部队中发现并称赞过“严格的纪律基础”——在审查部门中也十分明显。他和玛莎发现，巴雷亚与伊尔莎已经不在原来的岗位上了。尽管他们已遭唾弃，海明威还是停下来与他们交谈，他自称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感到迷惑。“我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皱着眉头告诉巴雷亚，“但是很抱歉。现在似乎一塌糊涂。”

天气已经变得凉爽清新，阳光照耀在被毁坏的建筑与设了路障的街道上；令人吃惊的是，商店里挂满了衣服、照片、古董和照相机。虽然食物匮乏，啤酒难觅踪迹，几乎弄不到进口烈酒，酒吧和餐馆也人满为患。海明威和玛莎绕着以前住过的地方绕了一圈，在格兰维亚酒店进餐，去奇科特酒吧喝酒；后来，去年春天曾在佛罗里达酒店海明威下榻的客房中举行过的晚间沙龙再次启动。这次来了一些新面孔，其中包括埃文·希普曼，自从4月份交付了海明威捐赠的救护车后他便加入了国际纵队，现在正在养伤；阿尔瓦·贝西，林肯营的另一位战士，他将海明威与玛莎分别称作“伟大的少年”与“他的长腿情妇”；贝西在林肯营的战友，马丁·休利汉（Marty Hourihan）、弗雷迪·凯勒、菲尔·德图（Phil Detro）以及米尔顿·沃尔夫。他们以及来来往往的老常客们——记者、军官、苏联顾问——都来品尝海明威的威士忌以及萨拉·墨菲送来的余下的美味佳肴。炮击开始时，他们打开窗户以免玻璃被冲击波震裂，并且播放了海明威的肖邦唱片——玛祖卡舞曲OP33第四首以及降A小调叙事曲OP47最受欢迎——将手摇留声机调制最大音量，盖过轰炸的声音。

正如海明威在发给北美报业联盟的通讯稿中描述的那样，聚会中聊的八卦是“（佛朗哥）迟早会不惜一切代价在卡斯蒂利亚高原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为了能获得更多感受，一天，玛莎和海明威与德尔玛及马修斯一道，驾驶德尔玛的福特汽车前往布鲁内特。为了表明自己的中立态度，德尔玛在引擎盖上插上了英美两国的国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举着双筒望远镜的民族主义者误以为这是一辆高级军官的车子，所以一路向他们发射了不少高射炮。海明威像哲学家那般说道：“如果他们没有击中车子，你便毫无故事可写。”接着又补充道，“一旦车辆被击中，你也就不必再写了。”但是记者们换了一辆伪装的军车前往战场。四人神色凝重地盯着光秃秃的浅黄褐色平原；海明威在分析地形，而玛莎则留意到了——除了暴露在炮火下“无处可藏”的旷野——被炸毁的房舍。在其中一幢残破的窗棂上还悬挂着一只空鸟笼，水井石缘上晾着的一条粉色裙子再也无人收拾了。如同罗萨莱斯大道上坍塌的公寓一般，这个地方不合时宜；海明威发现自己在想：“如果佛朗哥打算采取攻势，那就让它快来降临，早些结束吧。”

当然，马德里依旧有一些进展。多萝西·帕克的那群巴黎记者朋友都劝她，作为一位优秀的左派分子，她有义务前往西班牙朝圣。因此，当她带着艾伦·坎贝尔以及大量罐头食品和一顶粉得惊人的帽子出现在马德里时并未引发多大轰动。甚至当她在雷纳·维多利亚酒店用餐时依旧戴着这顶粉红帽子，这让餐厅服务生们困惑不已。在与丈夫赶往瓦伦西亚前，她在赫伯特·马修斯的住所享用晚餐时与玛莎再续前缘——玛莎依旧觉得她人不错。

由于没有任何内容值得报道，海明威和玛莎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因而常常会无缘无故地抨击对方。[61]玛莎试图将前往莫拉塔前线的探险之旅变成一次郊游，她安排两人以及马修斯和德尔玛在阿兰胡埃斯的一家小酒馆享用午餐；海明威嘲笑了她的计划。随后，他们都希望能够加以报道的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带来了更多的相互指责与更多的争吵。他们去了审查办公室，但是那个叫罗萨里奥的女孩没有提供任何新闻，而且巴雷亚和伊尔莎不应与他们交谈——一切都显得乏味烦人，玛莎想。她也不想见莉莉安·海尔曼，无处不在的宣传家奥托·卡茨成功说服她来到马德里。海尔曼刚刚抵达这里，正打算去常见的战争景点转一圈；今晚，她要发表广播讲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在美国境内播出这篇演讲，所以她来审查部请审查员通过她的讲稿。尽管玛莎觉得他们很讨厌，但是海明威仍旧邀请她当晚去德尔玛和马修斯的复式公寓吃饭；他从斗牛场弄到了一些牛肉，他说，她最好能来，因为在她逗留西班牙期间再见不到更多牛肉了。

“那顿晚饭，”玛莎后来说，“就像是在黑板上刮指甲一般。”海尔曼来到公寓时，带来了两罐沙丁鱼和两罐香肠作为礼物，然后她挑剔地盯着玛莎“做工考究的裤子与上好的鞋子”。“知道得太多的”德尔玛和斗牛的牛肉都未曾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她似乎觉得葡萄酒还勉强凑合。席间，她询问了玛莎回国后打算进行的系列讲座。当海明威对这个项目冷嘲热讽时，她一直在一旁煽风点火。最后海明威告诉玛莎，他觉得她在以共和国为代价“敛财”。玛莎想，这“通常是留给敌人看的表演”。

突然之间，轰炸便开始了。所有人都冲到露台上去看炸弹在西班牙电信上爆炸的场面——除了海尔曼，她垂首坐在沙发上，惊恐地闭上眼睛。此时，电话响起：是巴雷亚负责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她打电话来说他们在格兰维亚大道的建筑被炮弹击中，海尔曼应该告诉正赶来接她的电台司机，因为整条街不安全，所以她的广播被取消了。但是，当司机抵达时，海尔曼还是下楼坐进车里。海明威试图阻止她，但是她坚持说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那么，”海尔曼记得他在看着她离开的时候说道，“你终究还是有担当的人。”

玛莎和海明威也告辞了；她气鼓鼓地走回佛罗里达酒店，“两人之间隔了几条街的距离”。始于晚餐时分的争吵一直延续到了房内，两人甚至动起手来：打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海明威甚至向她举起了拳头，却碰到了床头柜上的台灯。台灯摔在地上，跌得粉碎。两人默默看着台灯，又望望对方，随后大笑起来。之后，在与玛莎倒在床上开始做爱的过程中，海明威赤裸的脚掌被碎玻璃割伤了。不过，他又变回了那个“小狗般友好、皮草般温暖的司寇比先生[62]”。

10月15日，《有钱人和没钱人》出版；如果海明威将其视作他一直以来渴望获得的胜利成果的话，那么等待他的就只剩失望了。唐纳德·亚当斯（J.Donald Adams）在周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第2页上写道：“要是我说海明威是一位声誉与精神高度一致稳步增长的作家，这话一定令人愉快。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写作技巧已经增强，但是作品的高度却今非昔比……如果（这本书）从未出版，（他）作为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的纪录就会更强。”其他批评家也拾起这一话题：作为散文体作家，也许无人能及海明威，但是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而且过渡生硬——这是仓促剪辑的结果——对话不符合现实，人物塑造平面化，道德模糊而且［美国一位顶级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说］是“幼稚的屠杀”与“老年疲劳”的集合。然而，还是有一些人称赞自己从中见到海明威业已苏醒的社会意识，即便他们不太确定他是否真正具有政治头脑。《时代》称颂说，他崭新的“成熟的精神面貌”让他成为轰动的封面故事的主角，自从见到多斯·帕索斯登上《时代》封面后，他便一直期待能有这么一天——即便这暗示他的写作手法已经过时。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负面新闻激怒并伤害了海明威，他拒绝接受正面报道给予的安慰并频繁地拍电报给麦克斯威尔·柏金斯询问书籍的销量。幸运的是，相关消息喜人：批判性的争议——海明威公众形象的提升，再加上这是8年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意味着小说十分畅销。至少他不必担心书籍会滞销了。至于那些批评家，他发誓说自己会记住那些联合起来攻击他的人。与此同时，他希望可以着手开始别的工作。

不是发给北美报业联盟的通讯稿：新闻量不够。在《有钱人和没钱人》艰难问世且不确定是否受到欢迎后，他也不打算撰写一部新的小说，甚至不是他在夏天时曾短暂考虑过的有关西班牙的中篇小说；相反，他已经开始撰写一个剧本——关于马德里战地记者和士兵的剧本，可以借此利用那些未能写进北美报业联盟通讯稿中的材料以及他在西班牙期间积累起的人物、事件与情感的丰富缓存。剧中的主角菲利普·罗林斯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映射：一个像杰克·巴恩斯那样玩世不恭、如弗雷德里克·亨利那般敏感、仿若哈里·摩根一般强硬的人；一个像海明威那样喜欢生洋葱、咸牛肉和肖邦的人。一个会说“我的时间属于共产党”的全情投入的共产党员。罗林斯用记者这份职业来掩护自己保皇派反间谍的真实身份。罗林斯接受政委马克斯与秘密警察局长安东尼奥的领导。前者的牙齿与科利佐夫一样糟糕，而后者满柜子的鸽灰色衣物也许是借鉴了佩佩·金塔尼利亚的衣橱。剧中的大部分时间，罗林斯都在发现、审问并处决疑似的第五纵队成员，犯下奥登（W.H.Auden）在去年春天访问西班牙后所写的一首诗中提及的“必要的谋杀”。罗林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合情合理。“误判过吗？”他问安东尼奥；但是海明威知道答案，半年前，他与弗吉尼亚·考尔斯和乔西·赫布斯特与佩佩·金塔尼利亚共进午餐时，金塔尼利亚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安东尼奥：哦，是的。当然了。误判。是的。误判。没错。

没错。非常遗憾的错误。极少极少。

菲利普：那些被误判的人是怎么死的？

安东尼奥：不错的结局。

剧中，罗林斯和马克斯自己也“误判”过：他们处死了一个拒绝被带至总部审问的人。“反正他也不会招供。”马克斯替自己找了个借口。此时，他们正打算审问的死者的同伴扯开嗓门指责他们“你们谋杀了他！”。之前罗林斯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会招供的懦夫。也许当约翰·多斯·帕索斯听说了何塞·罗伯莱斯的遭遇后也说过同样的话。

不再为共和国做卧底后，罗林斯爱上了一位名叫多萝西·布里奇斯的金发碧眼的瓦萨学院毕业生。多萝西为《时尚》（Cosmopolitan）等杂志撰稿——“当她不是太过懒惰的时候，文笔还是相当不错的。”他说。罗林斯告诉安东尼，他想和她结婚，“因为她有一双全世界最长、最滑、最直的腿”。尽管她一直在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门口挂着“工作中，请勿打扰”的牌子，但是除了睡觉或购买银狐皮草之外，多萝西实际上并未做过什么事。罗林斯尖刻地指出，一件皮草相当于国际纵队成员四个月的工资。（“不出四个月，我认识的人全都会被炮弹击中——或丢了性命。”他说。）

尽管罗林斯是一位独行侠，但是多萝西依旧被他所吸引：在她的梦想中，他们将“努力工作，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的两个孩子会在卢森堡公园滚铁圈。他对她说：“嫁给我或是始终陪在我身边，或者跟随我浪迹天涯海角，做我的女友。”但是两人的关系却开始破裂：剧本结束时，这场恋情的确演变成了罗林斯在最初所预言的“巨大的错误”。海明威曾一度想将这场悲剧的结尾归结为多萝西对于婚姻的渴望：如果她能够满足于仅仅做一名情妇，一旦对这段韵事感到失望，罗林斯本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与妻子团聚。或许这个场景与海明威自己为求舒适而陷入的三角恋太过相似，因此他舍弃了这个剧情；相反，罗林斯得出的结论是，多萝西是社会的寄生虫，她爱财如命、“没有教养”“一无是处”“懒惰无比”；对于他这样全心投入的战士而言，她不够纯洁，而她唯一能够带给他的性爱也不过是“一种商品”。事实上，她唯一有别于那些战时妓女——其中一人指着多萝西门口挂着的牌子说：“我也要弄一块。”——的就是她拥有瓦萨学院颁发的文凭与一本美国护照。他最终还是与她分手；分手时，海明威允许她向罗林斯挥了一拳：“别对人很友善，”她告诫他，“只有善良的人才应尽量善待别人”。

10月底，海明威写信告诉宝琳剧本已创作完成。从《工作中：请勿打扰》到《并非为了爱情》，剧本数易其名［最后他选定了一个更贴合时事、个人感不那么强烈的标题：《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他似乎有足够的信心在马德里的圈子内为剧本赢得喝彩：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就提到了这部戏剧，尽管他的印象是这是一部喜剧。玛莎呢？她后来坚持对朋友说，她觉得多萝西就是一种对自己充满深情的戏剧改编；但是对她而言，剧本已经不能算是轻松读物了。

从许多个方面来看，她都觉得马德里今年的秋天十分难熬。她正在为《科利尔》撰写一篇以美国旅长为题的长篇故事，故事始于她对贝尔奇特和布鲁内特战场的观察，但是随后演化为对于这片遭到战争惩罚的“美丽土地”及“不远万里，既非为了荣誉也非为了金钱而来到这里，也许会长眠在这里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些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哀伤冥想。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来，”玛莎总结道，“也知道自己对生与死的理解。但是你无法询问或谈论这些。这些感悟只属于他们。”

她对自己的文章深感自豪并请身处圣路易斯的母亲阅读这篇文章。《科利尔》很喜欢这篇文章并希望能够将其刊登出来。这是他们第二次采纳她的稿件了[63]，但是她却因为“恶劣天气、糟糕的肠胃、冰冷的脚丫以及厌世情绪”而痛苦不堪。在那些痛苦的夜晚，她躺在床上夜不能眠，想起了她为这篇文章而采访的那个男生；辗转反侧一个小时左右后，她会在凌晨4:30服下一片安眠药，随后一觉睡到午饭时间。海明威丝毫不同情她：多年后，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很讨厌看玛莎睡觉的样子，因为“志向远大的女人在睡梦中都不可爱”。透过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窗户，玛莎看见街对面一座被炸毁的房子里有个女孩正在将家具砍成柴火。这让她想起了自己与海明威。“所以，漫漫冬日开始降临，”玛莎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俩会耗尽对方的气力，在我们之前已有数百万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每天砍掉一点，只要挖掉一些或是轻微的划痕，直到大家精疲力竭，相互厌恶。许多年后再回首想起这些，就可以将它当作是短暂的迷恋。上帝啊，要么实现愿望，要么就趁现在结束吧。”

尽管赫伯特·马修斯在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报道中称，重组后的保皇派部队“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强大”——确实，“以任何标准来看”，它都能被视作是“一支强大的战斗力，尤其是在单纯谈论防御战这一问题时”——但是西班牙政府却不像他及海明威那样有信心。前首相阿萨尼亚与吉拉勒、现任战争部长普列托都已对战争极其厌倦并且消极悲观，他们很害怕面对民族主义者赢得战争胜利后将会发生的一切，因为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也许真会获胜。（事实上，在毕尔巴鄂陷落后，普列托曾试图辞职并动过自杀的念头。）10月21日，叛军攻入希洪，完成了民族主义者征服西班牙北部的计划并血腥残害了数千名政府军士兵及其支持者；几天前，保皇派指挥官和大多数苏联顾问均已乘飞机出逃，只有戈列夫将军坚持留了下来，据说他目前正躲在阿斯图里亚斯山中的某处。下一处会是哪儿呢——加泰罗尼亚？在此之前，趁现在与叛军进行和平谈判，保护那些受共和党打击的人岂不是更好？犹豫不决的保皇派部长们并不知道，希特勒最近让自己的小圈子受到了惊吓，他说“继续战争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西班牙名义上的支持者斯大林也刚刚说过同样的话。佛朗哥在写给意大利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诺，他将在自己眼中这个已被污染的国家中举行痛苦的净化仪式：

我将一座城镇一座城镇、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占领西班牙……内战仍有可能持续一两年，也许是三年。尊敬的大使，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关心的是居民而非领土。夺回领土是手段，救赎人民才是目的。战争一天都不可缩短……

首相内格林——玛莎·盖尔霍恩向埃莉诺·罗斯福描述为“一位杰出、欢乐、懒惰的人，信念极强，不过幽默感也许多了些……他肯定从未想过要当首相”——与普列托和吉拉勒一样，前途一片黑暗，不过他则要乐观得多。他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赢得国外舆论趋势的支持，就能借此展开和平谈判。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追求民主专政的愿景，“这将使人民准备好迎接未来”，希望更多地通过法令而非共识来进行统治。当他单方面决定将政府从瓦伦西亚迁至巴萨时——表面上看是为了巩固加泰罗尼亚，确保它能继续为共和国提供制成品，但同时也加强了他对加泰罗尼亚的控制——这看起来更像是专政而非民主，至少心中不快的加泰罗尼亚当局以及他自己的政府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内格林还做了一些比将政府搬至巴萨更不吉利的事。尽管他自称对震惊莫斯科的政治大清洗感到不安（“这将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告诉自己的亲信，美国记者路易斯·费舍尔），内格林自己也创建了一套清洗工具：一个强大的中央安全与反间谍组织，军事调查局。夏季刚组建的这个新机构已经发展出一张由数千名特工所组成、耗资数百万比塞塔的网络以及一系列秘密监狱与审讯中心——接触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陌生。事实上，军事调查局中的部分人员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其中的一位带着“发现由间谍与密探组成的跨国集团带来的可能后果”这项任务，9月份时从布拉格派往巴塞罗那的人就是利奥波德·库尔莎。

巴雷亚进办公室的时候，有个人正在等他——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的普鲁士共产党员，自称是菲利克斯·阿尔滨（Felix Albin）。多年以后，阿尔滨恢复了真名库尔特·海格（Kurt Hager）并成为东德政治局的首席宣传员或首席代表；这天，他带来一份公文，告知巴雷亚他已被解除了无线电专员与审查员的职务，即刻生效。公文继续说道，这些职责将由阿尔滨同志接任，同时他也将预先批准马德里未知之音播出的所有广播稿。

阿尔滨上任后没几天便取消了未知之音的节目，对此，巴雷亚只是稍有惊讶而已。但是，某天一大早，当伊尔莎仍卧在床上的时候，两名警官冲进了他们位于雷纳·维多利亚酒店的客房进行搜查，对此他则感到既震惊又恐慌了。手稿、信件、照片、巴雷亚的手枪以及持枪证、多斯·帕索斯亲笔签名的《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一个公认的托派分子的作品，警察嘀咕着——全都被倒在地毯上没收了。他们暗示说，伊尔莎被人告发；但是最后，他们未能在两人的文件中找到任何可以坐实这种指控的东西。她和巴雷亚没有被捕入狱，至少眼下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幻想一切都会恢复如初，不管最初是何种状态。如果存在一份嫌疑分子的名单，他们的名字绝对赫然在列——他们不知道事情为何会演变成这样。朋友告诉他们，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低调离开马德里去别的地方，哪儿都行；但是巴雷亚无法鼓起勇气迈出这一步。马德里是他的家，他熟悉这里，热爱这里。这里也是他思考和写作的源泉，他刚刚才开始讲述这些故事，并且希望能够继续讲下去。他怎么可以离开呢？但是，瞧着伊尔莎眼中流露出的恐惧和痛苦，他又怎么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他很荒谬地向一位牧师寻求建议——不过不是随便找了一位牧师，也不是在教堂中。莱奥卡迪奥·罗伯（Leocadio Lobo）轮廓分明、华发早生，乌眉下一双黑眼熠熠生辉，海象胡子斑白。他没有穿法衣，甚至连白色硬圆领也没有戴，而是穿着一件有些闪亮的深色旧西装并且打了领带。战前，他一直是穷人的牧师，叛乱爆发后，他选择继续效忠政府与部长——即便牧师这个身份会令他陷入危险——以及所有想要接受圣礼的人。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与民兵一同身处战壕；现在，政府更新了保皇派牧师的执照之后，他便开始效力司法部，负责调查神职人员的困难状况。

他住在维多利亚酒店，伊尔莎和巴雷亚入住后不久，他便开始与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尽管巴雷亚强调自己已不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已经离婚并且与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但是罗伯神父却不为所动；巴雷亚和伊尔莎都是他的朋友，就是这样。现在，他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呷着口味淡淡的咖啡代用品，一边耐心地听巴雷亚倾诉他内心的情感冲突。只有在巴雷亚滔滔不绝的讲话停下之后，他才会开口说话，随后他变得既坚韧又富有同情心。巴雷亚在抱怨些什么呢？他问。他希望所有人都像他那样善良、具有理想主义，这样，对他而言，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好吧，他们并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想捍卫自己的理想，就最好适应这种状况。巴雷亚与伊尔莎的关系已经伤害到了西班牙人民，巴雷亚为此感到后悔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爱情也为他人树立了榜样，告诉他们有可能实现什么，为此她应该感到欣喜。没错，战争残酷且痛苦，而且具有破坏性；但是它教会人们，如果放手去试，自己可以实现些什么——它使人们摆脱了瘫痪状态，开始行动起来。即便在这种邪恶中也存在着美好。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的使命，因此完成你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谈论这个不遵循你脚步的世界，”他说，“说出并写下你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你的所见所想，如实表达，说出真相。让别人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读到你的文字，这样就能促使他们也开口说真话。这样你的痛苦就会消失不见。”

随后他转向伊尔莎。在马德里，她是离水之鱼，他告诉她；她太过聪明，她认识并且与西班牙国内外的许多人交谈过，因此西班牙人并不信任她。“我们现在还不习惯与聪颖的女性打交道，”他说，“你无法不做自己，因此你必须与阿图罗一起离开，因为他需要你，而你们属于彼此。你会想要工作。因此，离开这里。”

她用自己绿色的大眼睛望着他。“是的，我知道。”她回答。

11月7日是国际纵队抵达马德里的周年纪念——同时，按照苏联的格列高历[64]，这一天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天气阴冷、旋风大作，天空甚至呈现出鸽灰色。第十五国际旅的总部位于距马德里东南一个小时车程的安维特老磨房。那里已为军官和来访的贵宾备好了节日午餐：罗伯特·梅里曼、美国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et）的外甥詹姆斯·贝尼特（James Benet）、非裔美国诗人朗斯顿·休斯、赫伯特·马修斯、欧内斯特·海明威与玛莎·盖尔霍恩。

尽管葡萄酒供应充足，并且华丽的瓷砖壁炉中燃着熊熊烈火，玛莎依然很高兴自己穿了件长羊毛内衣，因为在祝酒词与演讲的过程中她一直坐着，尤其当他们全都起身到院子里排队为纪念这个日子拍照留念后。出门前，海明威停下来梳了梳头，摘下眼镜，然后，当快门按下并且有人用摄影机拍摄整个过程时，他微笑着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摆完所有姿势后，他和玛莎走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海明威停下来戴上眼睛——然后开车回城。

马德里的气氛更为欢乐，建筑上挂满横幅，电车和汽车喷成了共和党与苏联旗帜的色彩。市区的街道上有一场盛大的游行，马德里市徽中的熊正骑着佛朗哥的头部模型，坐在一辆花车上。模型上刻着“世界的首都，马德里万岁”。那天晚上，苏联人在盖洛德酒店举办了一场宴会。《真理报》记者布列斯拉夫斯基身材丰满，浑身充满母性的光辉，雪亮的眼睛没有错过任何细节。她与沃纳·海布伦的遗孀艾尔姆斯穿上了民族服饰。第十二国际旅的苏联顾问，保加利亚将军彼得罗夫与另一名男子翩翩起舞。科利佐夫与西班牙指挥官莫德斯托和杜兰在与玛莎调情，这令海明威十分恼火。所有人都喝了很多伏特加。随后科利佐夫换上一套俄罗斯的传统女式长罩衫与马裤，大家都去了阿利安萨。不甘示弱的玛利亚·特雷莎·莱昂和拉斐尔·阿尔伯蒂也上楼套上了自己的俄罗斯服装。每个人都饮下了许多酒，他们放声歌唱，跳起萨达纳[65]。直到凌晨3点，客人们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是玛莎29岁生日。下午1点醒来之后，她不知为何依旧感觉疲惫不堪。马修斯送给她一大篮子鲜花，还准备了一桌子盛宴：鱼子酱、肉馅饼[66]、圣诞布丁、火腿，海明威还加上了几瓶香槟和滴金酒庄出产的葡萄酒。不过，她却兴致寥寥；她刚刚听说，她与海明威的关系已在美国传开，她很担心这会给宝琳、给海明威以及给自己的母亲所造成的后果。她发现自己似乎如父亲所说的那样，再次成了另一类女人。

颓废感如同11月的潮气一般将她紧紧裹住。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只能每天不停地购物——从女装裁缝、男装裁缝以及皮货商那里订货——跑理发店。水槽中的毛发与一团团沾着清漆的用过的棉布令她感到反感。“我浪费了一切，我只有29岁。”她在日记中悲叹道。带着为广播节目准备的广播稿去维多利亚请新的无线电检察官阿尔滨批准时，她得知巴雷亚和伊尔莎已打算离开马德里，这让她感到既悲痛又惊讶。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伊尔莎曾是“这里的力量”，她曾经一步步地引导着她；但是现在，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对她不利，她却准备逃跑了。玛莎不想去猜测各种原因。

玛莎送给她一本书作为临别礼物。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女人坐下来聊天。玛莎觉得伊尔莎“疲惫、紧张，依旧无比骄傲并且从某种方面来说十分危险”。你打算去哪儿，玛莎问她，做些什么。伊尔莎说他们会去海边的阿利坎特，他们的朋友罗伯神父的母亲为他们准备了落脚之处。他们会在那里写作，然后等待。“等待什么呢？”玛莎没有问出口，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阿图罗会留下来吗？除了恐怖之外，她还能靠什么留住他呢？”要么实现愿望，要么就趁现在结束吧。

伊尔莎希望玛莎能给她提一些切实可行的文学创作上的建议，玛莎很高兴地照做了。两人一本正经地假装这是所有地域的职业女性都可以就编辑、提交的稿件以及合同进行的正常对话。随后两人相互告别。

第二天晚上迎来了另一场离别。科利佐夫告诉她和海明威，自己在周年庆典晚会的前一天就已经接到莫斯科的通知：他被召回莫斯科，即刻生效。那一晚他曾是如此意气风发、轻佻卖俏。尽管他为《真理报》撰写的文章，包括一篇声称安德烈斯·宁并未死亡，不过是被友好的盖世太保拐走的文章全都谨遵党的路线，但是他也知道，现如今，这能带给他的保护少之又少。他已经在巴黎为自己的情妇玛利亚·奥斯顿（Maria Osten）找到一份《德国国家报》（Deutsche Zentral Zeitung）记者的工作，这样她就不会受到诱惑跑去莫斯科与他团聚。他不想冒这个险。11日晚，他来与海明威和玛莎共进晚餐并用他一贯充满讽刺的礼貌举止，用马德里被围期间的故事取悦他们。让我来告诉你们，正在皇宫酒店接受治疗的两名受伤的苏联坦克军官的故事，他说。当法西斯似乎要攻陷马德里的时候，我奉命在叛军俘虏他们前将他们毒死，这样他们的国籍便不会被人发现了。是不是很难下手？海明威想知道，但是科利佐夫笑而不答。当你总是随身携带氰化物时，这并不难做到，他边说边将塞在香烟盒里的小药瓶给他们看。然后又笑了。

此后，日子变得混乱起来。玛莎打起了退堂鼓，她用铅笔在日记里潦草地记了几笔，仿佛连一点注意力都不想放在她很快便会放弃的人物和地点上。“现在，离别，离别带来的可怕的感觉。”她写道。

1937年12月：普拉亚圣胡安

罗伯神父的母亲所生活的小村庄坐落在青山碧海间的一片白色沙滩上。神父曾告诉母亲，巴雷亚和伊尔莎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让她手足无措呢，他说，这本来就是事实。她安排他们寄宿在当地一位著名的厨师那里，他烧的海鲜饭十分出名。除了将自己海边小屋中的一间租给他们外，他还教巴雷亚如何烧制自己的招牌菜，伊尔莎则负责辅导他的女儿。在仍然温暖的日子里，他们会在地中海游泳，试着在退潮时捕鱼和钻进沙中的小螃蟹。夜晚，巴雷亚则向着写作迈出了第一步。

离开马德里时，他问塞夫顿·德尔玛能不能带走他那台破旧的打字机，德尔玛曾打算将它扔掉；现在，他拆开破旧的机器，小心翼翼地取出所有铅字条，按序将它们排在松木案台上，将字母键与托架分离开并在重新组装前清理干净每一个角落。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但是能让他平静下来。他告诉自己，他正在组装自己的工具，就像是叔叔削尖羽茎制成笔那样。就在他终于重新组装完打字机后的那一晚，意大利飞机空袭了阿利坎特海岸，但是只杀死了别人后花园中的一只青蛙。试想一下，小屋的另一位房客在第二天笑着说道：他们只能击中青蛙！不过，对巴雷亚而言，这并非什么好笑的事情。甚至连青蛙的死亡都贬低了他。他坐下来，开始打字：“青蛙躺在弹坑边缘，在潮湿的黑土地上，它仰面朝天的肚子成了一块白色污渍。”噼里啪啦。最后，他写了4页：一个关于被毁的花园、毁于战火的小伊甸园的故事。也许，他终于逐渐成长为一位作家了。

接着，半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心里隐隐有些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拍打房门。两名男子挥着一把文件要见伊尔莎。到外面来。马上。伊尔莎和巴雷亚心头狂跳，套上衣服走出小屋。海与天同样灰暗阴沉。屋外冷意阵阵。

“你是不是在巴塞罗那有一位丈夫？”特工问伊尔莎。伊尔莎否认了，他们再次向她挥舞起手中的文件。她的丈夫利奥波德·库尔莎现在巴塞罗那，他们奉命要将她送到那里，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愿前往，他们就会逮捕她。

嗯，她确实有位丈夫叫利奥波德·库尔莎，伊尔莎说，但是他们已经分手了，上一次听人提起时他还在布拉格；如果库尔莎现在人在巴塞罗那，那么只有在巴雷亚的陪同下她才会去见他。他又是谁？特工们想知道。巴雷亚走回房间，拿出自己的证件。两个陌生人互望一眼，决定不妨也带上他。也许他也应该被捕。他们只让巴雷亚和伊尔莎将行李装进一个小行李箱就匆匆将他们塞进了停在外面的黑色轿车里。

“别太担心。”在通往高速公路的土路上颠簸前进时，伊尔莎说道。只是一些愚蠢的误会，她接着说，波尔迪很快就能将事情说清楚。她似乎准备把整件事情当成是一场郊游。但是默默坐在她身边的巴雷亚心里十分清楚。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到了在他们离开马德里时，他的朋友阿古斯丁送给他作为临别礼物的枪，因为他看到了特工递给他的文件，即便伊尔莎没有留意，上面加盖着军事调查的印章。

1937年12月：北大西洋

12月19日晚，两艘航向相反的邮轮在北大西洋的黑色水域擦肩而过。一艘是法国邮轮公司的豪华明星邮轮“诺曼底号”，前一天它刚从勒阿弗尔起航。头等舱里名流云集，其中包括影星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与作曲家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尤里斯·伊文思与玛莎·盖尔霍恩也在船上。12月初时，玛莎与卢比奥·伊达尔戈一同前往巴黎，后者向她透露了很多政治八卦；抵达巴黎之后，玛莎便收到了《民困见闻录》的版税，她立即将支票背书转让给了海明威，用以支付过去几个月中她所应承担的那部分开支——她很高兴，她在写给他的便条中写道：“我所创作的这本优秀著作可以支付我在西班牙的费用，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她预订了“阿基塔尼亚号”的船票并将于12月15日起航。这样一来，她就能回到圣路易斯的家中，留出足够的时间为圣诞节做准备；但是，当她的旅伴伊文斯未能按时在巴黎露面时，她就不得不做出更为昂贵、更不满意的新安排了。

伊文思试图在欧洲为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新电影筹集资金。这部影片完全具有威利·明岑贝格主持的宣传项目的一切特征。起初，当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仍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战斗时，影片原本打算庆祝共产党在中国农村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共产党曾发布命令将电影主题转变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反对日本侵略。尽管伊文思曾打算返回西班牙，而且起初对于他所说的“任务的变化”感到不满，但他还是一心投入筹款与电影摄制前的准备工作中并创办了一家将约翰·多斯·帕索斯排除在外的新的美国电影公司“今日历史”。他现在将帕索斯视为“敌人”。当捐款的实现过程进展缓慢时，他便去了欧洲，还与明岑贝格会面探讨了电影的内容；他飞往阿姆斯特丹，参加了神秘的党派“清洗行动”——清洗“曾经的好友，”他说，“这很难。”这些不太光彩的行为令他错过了与玛莎的约定。

当他们在“诺曼底号”的甲板上散步或是坐在对方舱房中时，讨论这些了吗？玛莎像摄制《西班牙土地》时那样，再一次充当起“尤里斯的秘书”了吗？他们是否为集资或为这部中国电影的脚本集思广益，或是为伊文思如何才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他的“敌人”多斯·帕索斯制定策略？不论他们讨论了什么，玛莎充分认识到了伊文思对党的承诺，甚至与他串通一气。她在船上写信给海明威，敦促他不要鼓励他们的朋友古斯塔夫·雷格勒开始雄心勃勃的巡回演讲。他的伤口现在仍未复原。伊文思认为这将是一种错误行为，她写道，如果海明威想让自己的“老伙计”禁止这件事，就应该给伊文思发去电报。“是的，海，”伊文思在玛莎信件的边缘潦草写道，并且加上了一条预防性的评论，“你千万不要与他……在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中有任何互动。”他是否在担心，与这位政委之间的联系会使海明威与美国朋友相处不融洽？伊文思自己也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他很遗憾未能在离开欧洲前见一见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们需要详细讨论的内容中“有很多无法付诸文字”——其中就包括保皇派政府内部愈演愈烈的摩擦。“普列托正试图向共和党妥协，”他说，“而内格林则打算向我们（即共产党）低头……一旦获得了我们的支持，他便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帮助。如果海需要引导，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与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会向他提供正确的内幕消息。”他们俩是法国人民阵线的两位共产党创始人。而且，他向海明威承诺，“有一个好处，你……现在就会在前线参与行动了”。

正当“诺曼底号”喷着蒸汽向西驶去，带着伊文思和玛莎前往纽约时，赫伯罗特公司的“欧罗巴号”装饰着闪烁的圣诞彩灯与常青树花环，载着宝琳·海明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劈波斩浪向东驶去。一个月前，凯蒂·多斯·帕索斯在普罗温斯敦的万德士遇见她时，觉得她“非常可爱与无畏”，宝琳将一头黑发染成了金色并且留了玛莎那样的波波头。（凯蒂在船上写信给萨拉·墨菲）说她“没有胡吃海喝，只见了我的按摩师蒂芙尼女士及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几个月来宝琳一直在无视流言、压制猜疑，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丈夫已陷入深深的迷恋之中。她必须采取行动。她要去看他，他们会一起在巴黎度圣诞，那里是他们一见钟情的地方。她会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当初海明威出轨简·梅森（Jane Mason）时，一切都会恢复如初。

12月21日到达巴黎后，她发现林荫大道两旁的建筑已覆上了一层白雪——但是海明威却不在爱丽舍公园酒店内。尽管他从巴塞罗那发回两封电报向她保证自己22日便能回来陪她，但是他失信了。

1937年12月：特鲁埃尔

12月15日上午7:10，当暴风雪呼啸着刮过乌尼韦尔萨莱斯山脉的隘口时，莱万特的保皇派部队对特鲁埃尔发起了突袭。9月的时候，海明威、赫伯特·马修斯与玛莎·盖尔霍恩眯着眼透过望远镜观察到的就是这座围在阴冷城墙之内的阿拉贡小镇。进攻于日出之前便已开始，政府军事先并未进行炮击或轰炸。虽然炮击等举措可以削弱进攻时所受的抵抗，但是叛军同样可以借机揣度他们的用意；因此，第一天的战斗结束时，保皇派已经切断了特鲁埃尔通往萨拉戈萨的道路，正在着手进攻特鲁埃尔城。

民族主义者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并未打算在冬季突袭瓦伦西亚——海明威的推断是正确的——他们曾打算进攻瓜达拉哈拉，随后挺进马德里。但是就在行动的前几天，一位保皇派间谍无意间发现并泄露该计划。政府希望即刻对特鲁埃尔采取突袭，从而迫使民族主义者放弃进攻瓜达拉哈拉的计划并在冬季大雪封山前，将他们逐出现在这个极具威胁性的位置。此役的胜利——尤其是当北部在夏秋两季遭受了惨痛损失之后——也许可以转变国外的舆论风向与国内的战争局势。最起码，政府可以有资本与佛朗哥进行谈判。

进攻的消息传来时，身处巴塞罗那的海明威正准备动身前往巴黎过圣诞[67]。对此，他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民族主义者。他一直非常确信，第一场雪后，特鲁埃尔前线便不会再有战事发生；他非常确信，即便军队有所行动，也仅限于卡斯蒂利亚平原。但是无论发生在何处，它都是一场军事行动，而且只要他足够迅速，便也能最终参与其中。他转而前往瓦伦西亚，那里距特鲁埃尔只有几小时的车程。你现在就会在前线参与行动了——这是尤里斯·伊文思对他的承诺，也是他即将要做的事。

三天来，海明威、马修斯与汤姆·德尔玛一直在瓦伦西亚与指挥所之间来回穿梭，等待政府军突破民族主义者防线。特鲁埃尔附近的山中建有一条隧道，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上校就将指挥所建在了停在那里的一列火车上。那里冰冷刺骨——“冷得就像是一座钢雕”，海明威这样形容那个地方：冷得让你感觉将双筒望远镜贴在脸上都是一种酷刑；冷得令士兵们冻死前线，冻伤者更是数以千计。但是待到12月21日，三人与《今日晚报》记者马修·科尔曼（Mathieu Corman）共乘一车前往萨贡托时，冰雪突然开始融化。是个披挂上阵的好日子。

有消息传到萨拉维亚的防空壕，说保皇派部队将一路杀至曼苏埃托——特鲁埃尔戒备森严的天然岩堡；英俊的比利时青年科尔曼自称认识战地指挥官并提议与他们同行。因此，四位记者跟在大部队与装甲车的后面继续向着特鲁埃尔进发。距离城镇还有9公里时，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四人结成了一个颇为怪异的组合：潇洒的科尔曼、校长般高大的马修斯、笨拙的德尔玛以及套着破旧的斜纹软呢外套、戴着金边眼镜、蓬头垢面的海明威。一路形来，阳光和煦，前几日的积雪已经融化，尽管保皇派炮兵不断以密集的炮火攻击曼苏埃托，却未曾遭到任何火力回击。突然，一群身穿卡其制服的保皇派士兵涌上位于他们左侧的山头，举枪对准曼苏埃托，一边前进一边射击。

海明威与同伴们爬上右手边的高地。更多的保皇派士兵正从一排浅浅的战壕后面向曼苏埃托开火。作为回应，叛军机枪齐发，子弹扫过山脊与记者。因为没有战壕可避，他们赶紧卧倒，将脸紧紧贴在地上，子弹“啐啐”地落在身旁的地里，犹响在耳边。叛军开始渐渐后撤。一名保皇派步枪手不断咒骂自己手中的武器，因为每射出一发子弹它都会卡膛；海明威使起步枪来轻车熟路，他欣然为他示范如何用石块砸开枪栓。

一天下来，保皇派向前推进，记者们则紧跟在第一波攻击之后，与士兵们一道沐浴枪林弹雨，一同休息。不过今天似乎终究还是无法攻入特鲁埃尔：12月的阳光即将沉入地平线下，他们与自己的战利品之间依然存在两公里远的距离。随后，两辆卡车停了下来，跃下一群满脸满手全是污渍、腰间垂着手榴弹的爆破手。他们沿着道路冲向前线。很快，空气中便传来爆炸声与火药味，阵阵火光刺破渐渐苍茫的暮色。部队方阵又开始继续前进，一辆装甲车越过记者身边，司机探出身来大喊：“你们可以赶去斗牛场！”随后便在齿轮的摩擦声中向前驶去。海明威、德尔玛与马修斯——科尔曼独自开溜了——在暮色中互望了一眼。何不试试呢？为了不被误认为是叛军支持者而被进攻者射杀，他们跟在两位保皇派军官身后，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特鲁埃尔郊区。

卡帕并未打算这么早回归战场。在与《生活》签订合同并且将《死亡酝酿》的相关事项安排妥当之后，卡帕于11月回到了位于巴黎弗洛瓦德沃街的工作室；他已经与一位漂亮的北非女子开始了一段没有任何束缚的随意的恋情。据他的一些朋友说，她有时是妓女有时又是双性恋。她会取笑他并逗他笑，有一次当他在咖啡馆反过来取笑她的时候，她还曾试图掐死他；但是两人均不打算从对方身上索取什么。这样最好。

离开纽约前，他答应为北美协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拍摄一部短片，以该委员会在西班牙为儿童所提供的服务——学校、医院等——为主题；委员会已预付了100美元并且借给他一部摄影机供拍摄所用。卡帕希望还能获得一些额外的摄影，因此也要求《今日晚报》为此行提供资助，但是他们迟迟没有给出答复。在此期间，正在巴黎为即将拍摄的中国电影筹钱的尤里斯·伊文思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卡帕为何不与他及约翰·费尔诺一同前往中国呢？他可以为他们的电影拍摄照片，而且还能凭借他与《生活》的关系为电影做些宣传。卡帕立刻允诺。这本是他打算与格尔达同行的旅程，现在他可以替她实现了。他已经了解了更多与电影摄制相关的内容，也极其渴望能够拍摄电影。而且因为同行的费尔诺要到1月底才能动身，他仍然有时间去西班牙——如果能够拿到《今日晚报》的资助以及通行证件的话。

卡帕终于在12月中旬等到了它们。他也领到了政府办公室为《今日晚报》记者”M.卡帕”颁发的新记者证，照片上的卡帕与之前大不相同：更加瘦削、不苟言笑、更现苍老；他把头发梳下来，拨至一边，格尔达就喜欢这样的发型；浓眉下的眼睛四周全是深深的黑眼圈。他还得拿到一张前往巴塞罗那的车票；但是刚下车并且听到政府进攻特鲁埃尔的消息之后，他便立刻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了。

他立即离开巴塞罗那。也许卡帕没有海明威那种高层的人脉，但是他已在战场上混了很久，早就结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朋友，他们会告诉他何处可能有战事发生能并确保他可以到达那里。当海明威与他的同志们在寒冷的黄昏中在萨贡托的道路上等待前进的信号时，卡帕已经带着相机，与隆隆驶过斗牛场的第一批T-26坦克和爆破手们一道，出现在了进攻的最前线。他们在为莱万特的军队开辟攻入特鲁埃尔的道路。

那天深夜——当海明威、德尔玛与马修斯受到一户村民给予的英雄般的欢迎之后（他误以为他们是高级军官，说不定还是俄罗斯人），当卡帕拍摄了一整卷照片准备送给《今日晚报》之后——仿若法国闺房喜剧中的角色一般，他们在瓦伦西亚的同一家酒店相遇了。不过，他们并未在酒店的酒吧间内为大家一同抢到的独家新闻而举杯庆祝。马修斯与海明威各自回房，写稿直至黎明。他们要记录下特鲁埃尔的这场攻势，以便通过信使送至马德里。海明威比马修斯还要激动，他甚至一夜未眠。他终于可以不再充当一场重要进攻的旁观者，而是可以真正参与其中了。这是自战斗打响以来最为重要的战争之一，是他自认一直在期待的一场战斗；（如同他在通讯稿中所写的那样）他像保皇派将军一般“接受了（这座）城池的投降”。这种体验，他说，“非常好”。他思索良久，最终决定不用电报略语来发送这份稿件，因为，他在电报中写道，这样还能“为你增色、显出格调”。而且他打算留在附近，至少再撰写一份通讯稿，因此他请北美报业联盟为保证信托公司在巴黎的监护人宝琳寄去一份记者委任状，这样她就能来巴塞罗那与他共度圣诞了。

稍事休息几小时后，他们全都挤进了马修斯那辆破旧的福特车，准备返回山区，前往特鲁埃尔。尽管前晚城墙已破，但是保皇派的军队并未试图在黑暗中冲进城内。今天，海明威与他的战友们便能与他们一起行动。卡帕拍摄了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他们裹着厚重的大衣抵御寒冷，一面在陡峭的街道上行军一面警惕地四下留心观察。事实证明，完全有必要这样做。6000多民族主义士兵——许多人拽着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平民作为人质——正躲在特鲁埃尔市内的房舍以及市政和宗教建筑满是弹孔的墙壁后面。城市地下地道交错纵横，守军可以通过它撤退后重新集结。如果感觉在一幢建筑中受到威胁，民族主义者会在墙上炸开一个洞，撤进隔壁的房子，这样他们就能在不暴露火力的情况下四处移动。保皇派士兵们在瓦砾遍地的街头呈扇形散开，试图清理这些抵抗节点，但是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危险工作——当记者们跟随一辆牵引着6英寸口径的大炮的坦克前进，向神学院开火时，他们就发现了这一点，民族主义的机枪手被堵在房内，透过窗户向他们射击。为了寻找掩护，你必须箭一般地冲到街对面，弯腰尽量减少可供射击的体积；海明威跪在地上爬行，但是德尔玛的体形不允许他进行这类活动，显得极不乐意。“非爬不可吗？”他问，“站着的时候我跑得更快。”他们都笑了。但是就在他们观战的时候，举枪准备射击的士兵中，有三人被击毙在地。子弹射向神学院的墙壁，正面的墙体像沙堡一般崩塌。

当天以及第二天，当政府军试图控制特鲁埃尔时，卡帕、海明威、马修斯和德尔玛在特鲁埃尔与瓦伦西亚之间来回穿梭。海明威对机枪扫射时的“突砰砰”的声音（他是这样形容的）、“上帝般美妙的巷战”危险的混乱、与保皇派士兵亲密的同志情谊以及参与到宜昌大事件中的感觉洋洋得意。卡帕拍下了他戴着绒线帽、围着长围巾的照片，胡子拉碴的脸上展露出巨大的笑容。他正在将自己的美国香烟分给保皇派军官，以及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查看坦克、与为自己阵亡的战友挖掘坟墓的士兵交谈的照片。但是，“拍摄胜利的照片，”卡帕后来说，“就像是在新婚夫妇离开10分钟后再拍摄教堂婚礼的照片。”他在特鲁埃尔寻找其他可以拍摄的内容：位于中央广场的繁荣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房屋已经成为一堆瓦砾，广场中心多立克上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小公牛铜像已经脱落；可怜的难民流，其中许多是儿童，拖着他们胡乱捆扎的财物登上疏散的车辆或是跌跌撞撞地走过冰封的田野；三具尸体，现在只是三堆皱巴巴的衣服，躺在平坦的露台上，露台后面乌尼韦尔萨莱斯山脉笼罩在阴影之下的V型裂口就像是舞台背景一般。郊区的一棵树上挂着一些东西，乍一看就像是被暴风雪刮上树枝的一件外套。

卡帕知道那是到底什么。他按下快门，随后又按了一次，他走上前，绕着树干举起相机对准树枝，完美地将主题框进取景器：一位士兵，当一颗法西斯的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的头上依旧戴着缨帽，手上依旧抓着野战电话的电话线，他睁着眼，脸部扭曲，就像是戈雅创作的反战版画中刻画的那般痛苦。卡帕的照片以及海明威、马修斯和德尔玛撰写的新闻故事很快便会登上全球的报纸杂志，宣布特鲁埃尔之战的胜利。就像是海明威说的那样，这很好。但是，这就是这样一场胜利留下的：挂在树上的一具尸体，他可能是任何人——一掬尘土中的恐惧[68]。

1937年12月：巴萨

对于巴雷亚与伊尔莎而言，从圣胡安德拉海滩出发的旅程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军事调查局特工选择了沿着阿尔布费拉湖畔那条长长的公路——在1936年那场混乱中被处决的人的尸体就倾倒在这里——慢悠悠地驶回瓦伦西亚。巴雷亚发现自己已悄悄拉开了藏在口袋中的手枪的保险栓，一旦他与伊尔莎被勒令下车，他就会隔着外套扣动扳机。天黑后，他们抵达瓦伦西亚，被暂时留在军事调查局的办公室；随后在凌晨时分被送上另一辆汽车赶往巴塞罗那。匆忙之中——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装有他们在马德里期间所有工作记录及巴雷亚手稿的公文包不翼而飞。

他们饥肠辘辘、睡眠不足，同时又为自己丢失的文件忧心忡忡。日出后他们达到巴塞罗那并被带至时尚街区恩桑切区的迪普塔欣大街，送进了一幢镶有现代彩绘玻璃窗的石头豪宅。他们并未见到打算提审他们的官员，而是被安排在一间配有守卫的房间中等候。两人一边猜测这是何种建筑一边打发时间。如此宏伟的建筑不会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家庭的住宅，他们想，但是这里又不完全像是一座宫殿。幸好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是天主教的神学院，大公神学院，现在则是臭名昭著的军事调查局监狱与审讯中心。

房门终于“砰”的一声被人推开，进来一名中等身材的谢顶男子。他浅棕色的头发日渐稀薄，眼圈漆黑、嘴唇紧抿。警卫利索地向来人敬礼后转身离去。

“波尔迪！”伊尔莎哭着飞奔向他。男子俯身亲吻她的手，礼貌得有些夸张。她突然说起德语来：“你为什么要抓我？”

他有些畏缩，仿佛挨了她一记耳光。

巴雷亚挣扎着站起来，伊尔莎用法语将与自己分居的丈夫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库尔莎像滑稽戏中人物一般，向他90度鞠躬行礼；巴雷亚只是草草点了点头。库尔莎挽起伊尔莎的胳膊，将她带至一张覆以天鹅绒的板凳前，他们可以在那里谈一谈。巴雷亚走到彩绘玻璃窗前，盯着建有门廊的庭院。这算什么？会发生什么？这个陌生人会带走伊尔莎，然后将他监禁起来——或是监禁并严刑拷打她吗？他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什么，他如何才能在这里保护她？他的口袋里还有一支枪——不知何故，没有人费神去搜他的身——但是屋外与楼下都有警卫，就算开枪他也逃不了多远。身后传来嗡嗡的德语，起初很安静，但后来就变得激动与愤怒，紧接着再次安静下来。伊尔莎声音坚定，库尔莎沉默不语。但是巴雷亚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突然，伊尔莎出现在他身边，让他跟着她走。他们要去波尔迪的酒店，她说。稍后她会向他说明一切。巴雷亚跟着她走上街，他自己、伊尔莎和库尔莎排成了一排；库尔莎试图用德语与伊尔莎交谈，但是她坚持所有人都使用法语，于是沉默再次降临。他们沿着格拉西亚大道，经过悬铃树，走过巴略特之家超现实主义的石制外墙，迈向位于阿拉贡大道的雄伟酒店；巴雷亚发现酒店大堂中聚集了一群与他相识的记者。但是他却仿若幽灵一般，无法与他们交谈；他们也没有与他打招呼。他跟着库尔莎和伊尔莎踏进一部等候着的电梯，电梯门“砰”的一声合上。

当海明威在平安夜与卡帕、德尔玛和马修斯一道从特鲁埃尔赶回来的时候，并未留意到身处雄伟酒店大堂的巴雷亚和伊尔莎。相反——一踏进酒店——他就被杰伊·艾伦逮了个正着，耳朵里不得不灌满他滔滔不绝的话语。艾伦刚从巴黎赶来，他在那里见到了沮丧至极的宝琳·海明威。她一直期待着能与丈夫共度圣诞，艾伦说。得知他赶不回来之后，宝琳甚至试图骗取一张西班牙签证并祈求艾伦施以援手。宝琳居然做到了这个份儿上，海明威震惊不已又受宠若惊并责备艾伦未能帮助她实现愿望。当然，他曾请北美报业联盟为她准备一张记者委任状，可以说已竭尽全力了；但是，正如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北美报业联盟再次令他失望。

因此，海明威、马修斯、卡帕以及《消息报》的伊利亚·埃伦堡一道在巴塞罗那度过了圣诞节。同样下榻在雄伟酒店的埃伦堡正准备重返莫斯科。圣诞节那天，海明威与内政部长朱利安·扎嘎扎戈提亚（Julián Zagazagoitia）一同前往丽兹酒店，为好友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战争绘画展的开幕式担任主持人与评论员。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总理内格林与加泰罗尼亚主席路易斯·贡巴尼斯均出席了开幕式；其他政界、文坛与艺术圈的名人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其中一些还穿上了双排礼服，戴起了高顶礼帽——也许是取其象征意义抑或是出于审美的考虑，丽兹酒店沙龙的墙上挂起红色织物。但是绘画的主题似乎不仅与这般奢华的背景及穿着考究的观众们格格不入，而且与艺术家所呈现的画面不太相称：画家以最轻柔、最精致的铅笔笔触描绘了损毁的建筑、穿制服的士兵以及腹部肿胀的尸体，结果画面既具有雕塑感又呈现出超现实的平静。

既然已经错过了与宝琳在巴黎共度圣诞的机会，海明威便干脆留下来庆祝被冠以伟大之名（其实尚未实现的）的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巴塞罗那为此举行了游行活动，内格林、贡巴尼斯以及新晋为将军的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分别发表了演讲。直至12月28日早晨，他才整齐地梳好头发，身穿深色衬衫，打着醒目的条纹领带，来到埃伦堡入住的雄伟酒店客房与他道别。“不过我们快便能再见，”苏联人抗议道，"6月份你不是还会再来吗？”海明威不是十分确定：北美报业联盟对他从特鲁埃尔发回的通讯稿不甚满意，认为他抄袭了马修斯的文稿并且取消了所有的后续新闻任务；由于在马德里所患流感的后遗症以及过量饮酒造成的疼痛不已的肝脏，他自己也感觉身体不适；再有就是，如果他决定重返西班牙，又该对正在巴黎等待他的妻子说些什么呢？他离开了巴塞罗那，没有留下任何承诺。

他的同伴们则返回了特鲁埃尔。

1937年12月：特鲁埃尔

12月28日，当马修斯、德尔玛与卡帕沿着萨贡托的道路行驶时，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步履艰难地迎面走来。政府军士兵骑在毛茸茸的骡子上催促他们赶路。他们身着国民卫队的制服，眼眸低垂，裹着毛毯，拽着行李。他们的军营在前一晚被保皇派攻破，现在他们全都成了阶下囚。

记者们在入城之后发现，瓜尔迪亚军营四周围满了人。叛军军官，战斗真正的战利品，正被押出军营。卡帕尽可能地挤到队伍旁边，举起相机对准他们茫然、决然的脸；陆军中校——马修斯将其形容为一个“笨重、平脸的野蛮人”——正面无表情地缓慢前行，但是他的一名副官扭头看了卡帕一眼。出现在取景框上的脸仿佛就像是埃尔·格列柯笔下的一幅画像，额头皱起，嘴角因尝到失败的苦果而垂挂下来。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正如马修斯所想的那样，在战时，你可以举枪对准任何应该被射杀的人。

然而，即便卡帕正在拍摄胜利的标志，民族主义者——仍然占领着包括总督宫与圣克拉拉修道院在内的特鲁埃尔的一些市内建筑——正在发起反击。佛朗哥下令召集一支军队重新夺回城市，秃鹰军团奉命对这一区域实施轰炸，为反击做好准备。像往常一样，炸弹落在战斗人员与平民身上。卡帕在郊区的一条道路上目睹了轰炸过后的惨状。路边的草场急剧向河谷倾斜。一个男人怀抱着儿子向他跑来。男孩的裤管已被剪掉，大腿上扎着血淋淋的绷带。在他们附近，士兵们正在将其他的负伤士兵与平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路边陡峭的山坡下，一群已从战区家园撤离的农民正弯腰围着一块布满碎石的田地查看着什么。卡帕没有长焦镜头，因此他冲下山坡向他们跑去。他发现他们正弯腰围着一名受伤的男子，试图将他抬上一个临时担架；当他们抬起担架爬上山坡的时候，卡帕继续跟在他们身后。不过，坡上的人却根本没有心思进行救援。他们正焦虑地扫视天空——突然之间，与农民一同站在旷野的卡帕听见了他们所听到的声音：飞机逼近时的嗡嗡之音。他抬起头，轰炸机如同邪恶的黄蜂般铺天盖地而来。他举起相机对准天空，甚至未曾想过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轰炸的目标。

1937年12月：巴塞罗那

巴雷亚与伊尔莎的身上都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他们留在巴塞罗那的文件，但是对于库尔莎而言，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将他们安顿在了格兰维亚大道上那家挤满妓女与战争奸商的丽兹酒店，挑选了一间带有阳台、可以俯瞰花园的客房——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你，他解释说——并且带着他们去吃午餐。

他告诉伊尔莎，自己听说她正与一个危险、风流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政府也在找她的麻烦。他原本打算带她离开西班牙——必要时会动用武力——并甩掉巴雷亚。他有的是办法让一个人永远消失。但是现在他亲眼见证并且她也亲口告诉了他，她有多么幸福，他会尽力帮助他们。他是这样说的。但巴雷亚还是心存疑虑。

午餐时，巴雷亚了解到了更多情况，不过并非所有信息都能令他心情转好。看得出，库尔莎似乎是真心爱着伊尔莎，即便无法拥有却依然想要保护她；他开始想，库尔莎专横、唐突的行为是否真能弥补他的某种缺陷。例如，库尔莎不知道如何礼貌地要求服务生给他们找一些很难弄到的香烟，相反，他粗鲁蛮横，服务生只是冲他耸耸肩。但是，当巴雷亚出面调停并与服务生闲聊了几句以示安抚之后，那位服务生不仅变戏法似的拿出了香烟，还为他们准备了上等的午餐与一瓶葡萄酒，库尔莎显得很懊恼：真希望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满脸羞愧的男孩。要是他不选择用残忍来抵消自己的弱点的话，这一幕倒是非常令人动容。

库尔莎的态度也很坚决，既然伊尔莎永远也不会与巴雷亚分离，那么他们俩就必须离开西班牙。为什么？巴雷亚想。这里是他的家，他的家人住在这里，他的战场也在这里——抛下这一切简直是疯狂、错误的行为。作为一名处于战斗年龄的成年男性，如果没有出境许可，巴雷亚就无法离开西班牙。然而，库尔莎似乎认为两人留在这里都有危险。相反，如果离开，他们也许还能在反法西斯的道路上为铁定即将到来的更大战争做出贡献。他告诉他们，他会尽量通过军事调查局为他们弄到安全通行证，使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留在巴塞罗那，直到巴雷亚拿到出境许可。他愿意离婚，放伊尔莎自由；但由于他们的婚姻登记地是奥地利，而两人又同为奥地利逃犯，取得离婚证也许有些难度。

在接下来的10天里，库尔莎领着巴雷亚和伊尔莎跑遍了巴塞罗那所有的政府办事处，试图找对后门化解他们与军事调查局之间的纠葛。他似乎极为痴迷于这项任务，而最后也似乎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只需前往位于圣胡安大道的军事调查局总部，回答主管军官——一个名叫欧都尼兹并且笑起来一本正经的年轻人——提出的几个问题就可以了。在他警惕的指导下，他们重温了自己的经历——在马德里时为谁工作、做了什么、干了多久——并随时准备迎接抛向他们的一些陷阱问题；不过最后，欧都尼兹在他们的文件上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原本他们已经可以离开了，不过库尔莎想让他们先看看一些东西。

刚在他的办公室内坐定，隆隆的深层震颤便撼动了整座大楼——炸弹落在了巴塞罗那。灯光只摇曳了一下便熄灭了，巴雷亚感到一阵令人汗毛倒竖的眩晕感，这种恐怖之感在马德里时就曾揪紧过他的心。有人点燃了蜡烛，房间陷入了深深的明暗对比之中；看守带进来一位娇小的黑发女子，她如同困兽一般，瞪大眼睛迅速扫视四周，随后才看清库尔莎的两位访客。

“你是伊尔莎，”她认出了她，“你不记得我了吗？12年前在维也纳？”伊尔莎犹豫着起身与她握手。她叫卡蒂娅·朗道（Katia Landau）。十几年前，她与丈夫库尔特曾加入了由伊尔莎与利奥波德·库尔莎一手创立的地下社会民主党团体“火花”。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库尔莎打算利用伊尔莎来恐吓朗道，试图从她嘴里套出一些信息吗？抑或是还有其他目的？

库尔莎用公诉人般的声音开始说话——冰冷、强硬、坚定。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他到西班牙完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使命，他开口说道，证明在西班牙的20名托派分子中，有18人是法西斯，是希特勒与佛朗哥的特工。“也许，主观上你是一位优秀的革命者，但是你坚信，较之斯大林，佛朗哥的胜利更有利于实现你们托派的想法。”他手上的证据可以证明她正在从事法西斯活动，他边说边冲着她挥舞那份据说已制订完毕并计划送往法国的“计划”。此外，她一直在为奥地利法西斯从事间谍活动，他继续说。他知道，她与丈夫库尔特一直在与英国情报部门接触。库尔特于9月23日在巴塞罗那被捕后便人间蒸发了。不论库尔特藏在哪里，库尔莎警告说，他都要小心了：“如果有一天他落入我的手中，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坐在椅子上的伊尔莎全身僵硬，似是不忍再听下去；不论库尔莎打算玩什么把戏，巴雷亚都不希望参与其间。他找了个借口告辞，快步走出房间。他觉得库尔莎是在炫耀自己的权力并且乐在其中，而伊尔莎则一定与他一样被吓坏了——库尔莎本能的支配欲是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根源，显然，它再度令她感到不快。但是，仅仅如此而已吗？还是说她想了解为何库尔莎及其身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上司对“火花”前成员如此感兴趣？为何库尔莎要将这种兴趣及其后果如此清晰地展现在她的面前？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曾经组建的这个团体或是其前任成员，抑或是伊尔莎对它们的了解会给她带来致命的危险？巴雷亚绝对想不到，格勒乌的叛徒，驻外特工（rezident）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正在——或是即将——向法国安全总局、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抖搂所有秘密。伊尔莎与卡蒂娅·朗道曾在维也纳与金·菲尔比一起共事，但是她也许从未向巴雷亚提起过这位苏联卧底的名字。菲尔比现在伪装成一名亲法西斯记者，负责报道大元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行动。要是他早前与“火花”之间的联系被人知晓，这层掩护身份就会受到威胁。巴雷亚若是知道这一切[69]，绝对会比现在更为焦虑。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这些信息极其危险，甚至有可能会让他们丧命。

在军事情报局演完这出戏的几天之后，库尔莎来与巴雷亚和伊尔莎道别：他在巴萨的工作业已完成，至少目前是如此，而且布拉格已经召唤他回去了，他告诉他们。这一刻似乎并不突然——他一直感觉不太对劲，一直拖着不走似乎也收效甚微。但是他发现自己现金不足，于是便想问问他们能否借给他一些钱。他会以伊尔莎的名义在佩皮尼昂开立账户，偿还这笔钱；一旦他们按照他的敦促离开西班牙，这笔钱就会在那里等着他们。他希望能再次与他们相见。尽管他与伊尔莎在人生哲学上存在分歧——她相信个人力量，而他则认定了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两人已在“精神上离婚”——但是他永远爱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伊尔莎，见鬼，我们俩一定能成为朋友。”巴雷亚对此将信将疑，但是为了伊尔莎，他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1937年12月：莫斯科

12月25日，法国记者乔治·吕西安尼（Georges Luciani）径直穿过萧瑟的捷尔任斯基广场，经过卢比扬卡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的红色石墙，步入隔壁一间摇摇欲坠的建筑，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要求他前来采访。在过去的6年间，吕西安尼同时在为严肃的《时报》与稍显活泼的《小巴黎人》报道莫斯近况。

大腹便便的前武器走私犯，李维诺夫，坚定地相信集体安全的力量，即一国的安全牵涉所有国家。他曾一度因英法两国在德国日益好战的行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懦弱而感到困扰。他沮丧地看着希特勒进军莱茵兰并在奥地利发起一场纳粹暴乱，而巴黎或伦敦甚至连眉毛都未曾挑过一下。他厌恶地听着英法两国表明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决心，而德国和意大利却在向叛军运送武器与士兵。现在，纳粹的奸细正在捷克斯洛伐克与靠近德国边境的苏台德地区挑起骚乱，而希特勒则急于知道，他是否可以出手干预，以“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少数德国人。李维诺夫（也许可以推断出，其实是斯大林）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他想让吕西安尼明白几件事——并非是人民外交委员可以正式对法国大使所说的那类话，那样可能会造成麻烦。不过如果吕西安尼希望将这些信息转述给法国大使罗伯特·库隆德尔（Robert Coulondre），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如果他愿意，吕西安尼甚至可以做采访笔记。

吕西安尼照做了。

李维诺夫生硬、恼怒地提到，苏联在巴黎的所谓盟友们完全无视了他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放任中欧陷入权力不均的状态，但是苏联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

他最终想要得出什么结论呢？吕西安尼试图安抚他：我们当然可以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情况，他喃喃说道。毕竟，两国有着长期的共同历史……

李维诺夫打断他。“有可能会出现其他协定。”他惜字如金。吕西安尼想了一会儿。

“与德国？”他问。

“有何不可呢？”李维诺夫答道。他提醒吕西安尼，早在1931年，希特勒便已恢复了两国于1926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该条约，当苏联或德国中的任何一方遭到第三方进攻时，希特勒与斯大林必须向对方伸出援手。当然，1919年一战结束时，苏联并未签署凡尔赛条约，因此斯大林没有义务维护法国的安全。最近，克里姆林宫正与德国“重建联系”以启动苏德和解。吕西安尼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对此，他心知肚明并如实转达给了法国大使。两天后，库隆德尔大使将这位记者的采访记录以及一份通讯稿交给了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Yvon Delbos）：“如果没有高层授权，”他写道，“吕西安尼根本不敢涉足此类话题。我觉得，这番话就像是苏联政府希望能以迂回的方式向我们提出的警告……要是西方列强放任德国钳制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就会与（他们）分道扬镳，转而与德国联手，使自己在欧洲享有自由决定权。”

库隆德尔并未向德尔博斯点破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利用这场战争让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忙得不可开交，同时又将西班牙的国库财产收入自己的囊中——斯大林就会甩掉西班牙共和国，任由佛朗哥将其毁灭。但是德尔博斯与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对库隆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完全无视：库隆德尔的信件与吕西安尼的采访记录在外交部浩瀚的档案之中躺了几十年间。而西班牙，则像阿图罗·巴雷亚所预见的那样，在拱手献上黄金之后，还需要再付出血的代价。

【注释】

[1] 人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笔墨来探讨罗布斯、他的动机、人脉以及他为苏联提供的顾问服务等。保罗·普勒斯顿（参见WSSD,pp.62-92）、斯蒂芬·科赫的《断裂点》（The Breaking Point）以及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德·皮松的《埋葬死者》（To Burythe Dead）所讲述的关于罗伯莱斯的故事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我试图在这些版本中做出选择。至于他的行踪，路易斯·费舍尔（Menand Politics,p.395）认为11月15日时他人在马德里；12月的某个时候，他去了瓦伦西亚并遭到拘留。

[2] 所谓的“扒粪记者/扒粪运动”，也称黑幕揭发记者/运动，是指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的一股新闻报道浪潮，一些记者和报刊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揭发丑闻，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揭示。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次演讲。（译者注）

[3] Herbert L.Matthews,"Spain is Battleground of'Little World War,’"New York Times,published January11,1937.应该指出的是，这则新闻撰写及署名时间均为1936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亲法派的夜间编辑雷德蒙·麦考与尼尔·麦克尼尔经常删减、弃用或是延迟刊发马修斯的稿件，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稿件有明显的党派倾向。

[4]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小提琴家之一，同时也是丑闻缠身的花花公子。（译者注）

[5] 民族主义宣传家安东尼奥·巴阿蒙德“描述了‘暴行’照片的造假过程”（Preston,SCW,p.205）；收藏家罗德·奥克兰博士指出（www.psywar.org/spanishcivilwar.php）照片中的不一致之处显示了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一过程的。

[6] 尽管缺少可以作证的照片，但是伊尔美·沙伯以根据有关康托洛维奇的记录，认为格尔达、艾斯勒与康托洛维奇此时身处瓦伦西亚。参见Schaber,Taro,pp.178-79.

[7]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当代享有盛誉的著名德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和诗人。艾斯勒在柏林任教期间曾与布莱希特合作创作革命歌曲和工人歌曲。（译者注）

[8] AMac Lto"Jerry,"Archibald Mac Leish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

[9] 根据理查德·慧兰、伊尔美·沙伯与柯尔斯顿·鲁本的研究，尽管塔罗在马加拉前线所拍摄的照片均出自她的禄来福来，但是在她与卡帕返回马德里不久后被人拍到的照片中便已经手举徕卡II了。自此之后，她便一直用这部相机进行拍摄。（参见Whelan'sessayIdentifying Taro's Work:ADetective Storyin Schaber,Whelan,and Lubben,Gerda Taro,pp.41-51.)

[10] Richard Whelan,"Identifying Taro's Work:ADetective Story,"Gerda Taro,p.46;Kirsten Lubben,"Reportage Capa＆Taro,"The Mexican Suitcase,p.117.然而，印章/署名的问题有些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谜题：国际摄影中心残留的阿尔梅里亚照片上并没有“卡帕＆塔罗”的印章，但是这些照片在见报时却已经使用了这一署名。

[11] 费尔诺，原名约翰内斯·亨德里克·弗恩豪特，他在影片中署以更易发音的名字“约翰·费尔诺”，我也效仿了他的做法。

[12] Ivens,The Cameraand I,pp.104-6.伊文思并未点明麦克利什的名字，但是麦克利什向莉莉安·海尔曼描述了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AMac Lto LH,December24,1936,Lillian Hellman papers,Harry Ransom Research Center）。海明威在1937年7月27日写给沃尔多·皮尔斯的信中提及了麦克利什为片名所做的努力，Baker,Selected,pp.458-59.

[13] 海尔曼的秘书在1936年12月28日写给H.M.博朗的信（HRC）确认了她于12月26日周六与伊文思一同乘船航行并与12月31日抵达目的地。

[14] Schoots,Living Dangerously,p.119.伊文思的《相机和我》（The Cameraand I)(pp.123-24）显示，他们在春天海明威抵达后才展开了这些谈话，但是他的大事记在其他方面极其混乱（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令我们对伊文思的记忆或记录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参见，例如，Vernon,Hemingway's Second War,pp.102-3.

[15] Regler,Owl,pp.294-96.雷格勒的时间顺序显得有些奇怪；他说海明威当时在场，但是海明威在一个月之后才抵达马德里。“马克西莫维奇”这个名字似乎是雷格勒自己杜撰出来的，很可能是戈列夫的化名。

[16] 有时，人们错误地将亚伯拉罕·林肯营称作林肯旅；事实上，位于纽约大学塔米门图书馆的相关档案就被称作是亚伯拉罕·林肯营档案。尽管在西班牙内战中，旅这个军事单位由四至六个营所组成。因此，例如，林肯营便隶属第十五国际旅。

[17] Schaber,Taro,p.181.她认为塔罗与卡帕一同身处阿利安萨（见下文），但是其他资料（Whelan,Allan,etc.)则认为他们留在了佛罗里达酒店。既然没有证据可以推翻这种观点，我就选择相信两人下榻在佛罗里达酒店。

[18] "20世纪30年代末”，21俱乐部收到了别人捐赠的第一尊骑士雕像，现在立在酒吧外面的骑士方阵晚些时候才形成。

[19] 有趣的是，多斯·帕索斯后来收录在《旅途在战争之间》（Journeys Betweenthe Wars）中的有关西班牙与欧洲局势的文章出版在《时尚先生》以及《红书》而非《财富》上。

[20] 移居法国的非裔美国艺人与演员，以歌手身份闻名，但也是位驰名的舞者，被亲切地称作“黑人维纳斯”或“黑珍珠”。（译者注）

[21] 著名的法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22] 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音乐厅，与黑猫夜总会齐名。演出以华丽的服装、堂皇的排场以及异域风情著名，并时有裸体表演。（译者注）

[23] 意大利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译者注）

[24] 美籍法裔画家、雕塑家、国际象棋玩家与作家，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驱，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译者注）

[25] 美国长期搭档演出滑稽片的两位演员。（译者注）

[26] 因为聂鲁达支持保皇派，他所在的政府将他从西班牙召回。他写过一首关于损毁房屋的诗《解释一些事》（Explico Algunas Cosas).

[27] 中世纪尼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28] 这篇新闻稿刊发的时候，马修愤怒地发现文中的“意大利”全被篡改成了“叛军”。3月22日，他给《纽约时报》发去电报：“如果你不信任自己的记者，要么换人要么解雇，但是除非获得你们的充分信任，否则我不会留在马德里。”（HLMto Edwin James,March22,1937,Mat the ws papers,HRC,quotedin Vernon,p.xvi).

[29] 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时代、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位画家。（译者注）

[30] 盖尔霍恩一直坚称并且民间传说也这样认为，她只携带了一个桶装行李袋与一个背包前往西班牙。但富兰克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pp.220-21）她交给了他10件行李。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想要把玛莎在西班牙拍照时所穿的那些行头全都塞进一个桶装行李袋与一个背包还是有些困难的（尤其按照她的说法，背包中还装满了罐头食品）。此外，泰德·艾伦提到她带了多件行李。盖尔霍恩还说自己是步行前往西班牙——她的传记作家以及其他人直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她的话，认为她徒步翻越了比里牛斯山。但是夹在波士顿大学相关文件中的一篇日记《西班牙战争笔记》（Spanish War Notes）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31] 有趣的是，盖尔霍恩当时对于此行的叙述与她后来所讲的内容以及她授权卡罗琳·穆尔黑德所写的传记大相径庭。例如，科特说锁门事件发生在盖尔霍恩抵达马德里后的第二天，而盖尔霍恩的日记则表明这完全不可能；穆尔黑德则认为这件事绝对发生在第一晚。但是穆尔黑德完全未曾提及泰德·艾伦（盖尔霍恩却在日记中提到了）。

[32] 这个故事也许引发了战争中一次不太重要的消息误传事件：杰伊·艾伦在1937年8月25日写给海明威的信中提到，马修斯在特鲁埃尔“发现［统工党民兵］在与叛军踢足球”，后来海明威按照艾伦的要求在下一个月的一份通讯稿中重复了这一事件。事实上，待到1937年9月马修斯前往特鲁埃尔时，统工党民兵已经被人民军所取代。

[33] 英国诗人、教士。邓恩与乔治·赫伯特、安德鲁·马韦尔同属最伟大的玄学派诗人。"No man is an is land,entire of itself/无人是一座孤岛”"For who the bell tolls/丧钟为谁而鸣？”等诗句尤为知名。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一书中也引用了本诗作为开篇词。（译者注）

[34] 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婢女之一。（译者注）

[35] 人们普遍认为是海明威建议玛莎·盖尔霍恩发表广播演说的，但其实在中间牵线搭桥的人是伊尔莎，也有可能是她向海明威提出了这项建议。

[36] 多年来，关于海明威受伤过程的故事版本正日益变得丰富多彩：一些故事说他背着一名伤员走了50至150码。他在描述自己勇气可嘉的行为时并未提及此事；他自己就曾说过，弗雷德里克·亨利在《永别了，武器》中的经历——“我没有背任何人；我自己都走动不了”——与他自己的经历最为接近。

[37] 玛莎以西班牙语撰写的日记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关于雷文的电报（#8)写于4月5日。（玛莎写道）当时她校对了这篇新闻稿，并且准备与写给富兰克林的便条一道邮寄出去。

[38] 多斯曾自称与安德烈·马尔劳结伴来到马德里，但是根据玛莎的日记，事实并非如此。

[39] 老牌西班牙汽车厂商，曾为西班牙皇室御用座驾。（译者注）

[40] 法国戏剧中的一种，属于通俗戏剧，以上演世俗喜剧为主，剧作家往往专为某明星写戏。（译者注）

[41] 里摩日以瓷器最为知名，但是玛莎的日记表明金塔尼利亚送给她的是一只玻璃杯。

[42] RCA广播电台用一只来源不明的叫Nipper的小比特能听清楚它主人的声音的图示来告诉人们他们的电台的声音是高清晰度的。（译者注）

[43] 沙伯认为（也许因为柯尔文的权威性）卡帕等人去的餐厅是知名的“路易斯·坎德拉斯洞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家餐厅1949年才开始营业。但是，自17世纪起便开门迎客的博坦与马约尔广场之间不过隔着几幢建筑而已。海明威与海鲜饭的故事是餐厅现任业主，埃米利奥·冈萨雷斯的孙子所说的。

[44] 根据多斯自传等著作，多斯·帕索斯离开马德里后在丰蒂杜埃尼亚及其他小镇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前往瓦伦西亚，随后赶赴巴塞罗那。这是不可能的：24日晚参加完广播节目后，他便离开了马德里。25日或26日，伊文思在瓦伦西亚见到了他。而且他于4月28日在巴塞罗那采访了安德烈·宁。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混乱是因为他在写作时，将之前拜访丰蒂杜埃尼亚时记录的相关资料夹在了这一部分的描写之中。

[45] 这条消息取自佩蒂纳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化名“佩蒂纳”的安德烈·杰拉尔德是《巴黎回声》的外文编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黎回声》是一份面向天主教的保守的报纸。根据《曼彻斯特卫报》，“法国外交部会在明天否认但会在后天确认”记者杰拉尔德“今天”所报道的新闻。至于在格尔尼卡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未有定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小镇内驻有几个营的兵力并建有三家政府兵工厂。

[46] 简称托派，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维护与发展，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的修改。在斯大林主义者眼里是极左或者极右的象征，被所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视作政敌。（译者注）

[47] 多斯也曾在作品中提及自己与奥威尔的会面，他说两人相遇在一家酒店内。但是负责整理多斯在巴塞罗那行程资料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奥尔则称，两人只可能在宁的办公室中碰面。他的推论极其令人信服。

[48] 前叛军首都。

[49] 很少或不做实地考察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称为“扶手椅上的分析”（Armchair Analysis).（译者注）

[50] 史诗戏剧，主张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即演员既是演员本人，又是剧中人物，演员利用高超演技表现剧中人物。（译者注）

[51] 丹麦电台著名播音员。（译者注）

[52] 尽管卡帕档案将这些照片标记为“巴黎，1935-1936”，但是我们已然无法确定它们究竟拍摄与何时何地（西班牙？巴黎？）。除了塔罗之外，照片中只出现了一张窄小的铜床、镶了镜面的衣橱一角以及床头柜上卷起的一份报纸。卡帕的所有物中有一些老照片，而底片则藏在了墨西哥手提箱中。卡帕希望此白虎底片不被二战期间入侵的德军焚毁。这一切都表明，他极其珍视这些照片。

[53] 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其形象源于《自由领导人民》中的女性形象。她头戴弗里吉亚帽，身着胸衣，一只手臂高举，号召人民起来反抗。与代表法兰西民族及其历史、国土与文化的“高卢雄鸡”相对，玛丽安娜代表了作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法国以及她的价值观念。二战期间，玛丽安娜成为反抗纳粹侵略者的自由象征，她的形象遍布法国各地。（译者注）

[54]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对“雌雄大盗”。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两人结伙抢劫银行、杀害不少无辜，最后死于警方枪下。（译者注）

[55] 一场兴起于一战时期的苏黎世，涉及视觉艺术、文学、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译者注）

[56] 克里维茨基也许并不清楚菲尔比的名字，但是很清楚他肩负的任务以及曾经的背景。

[57] 沃森指出，海明威并未在11月初从马德里前往阿利坎特，而是秘密返回阿尔凡布拉拜访了克洛斯特；但是他使用由中央军（管辖马德里极其周边地区）而非累范特军（管辖特鲁埃尔和阿尔凡布拉）在相关日期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作为佐证。因此奥卡姆认为海明威确实前往了阿利坎特，而非折返阿尔凡布拉。然而，沃森又罗列出大量细节，例如海明威当时所驾驶的汽车、车载里程表读数以及油费等。单就这些细节而言，沃森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58] 类似于西班牙国骂，直译过来就是“我在你妈的奶水里尿尿”。

[59] 穆德哈尔人是基督徒收复西班牙后仍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译者注）

[60] 粪便（shit）与床单（sheet）的英文发音很相近。（译者注）

[61] 盖尔霍恩在自己的文章中极其刻薄地指责了海尔曼自己对于当晚的描述，其中一些说得很对且分毫不差。然而，盖尔霍恩错误地坚持自己未曾听说过当代历史学家，意指它是海尔曼虚构的机构；此外，她说战争期间马德里没有斗牛比赛，这会令密亚哈将军感到震惊，因为报纸上的照片显示他正在观看斗牛比赛。有时，情感会控制她的理智；本书在描述时折衷了海尔曼与盖尔霍恩的版本。

[62] 很久之后，海明威与第四任妻子玛丽用司寇比先生来指代他的阳具。

[63] 盖尔霍恩随后声称，文章发表后，《科利尔》“将我的名字印在了报头”，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正确。的确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但那是在1939年10月28日发行的杂志上，而且杂志将她列在了苏联记者之列。结果，她并未前往苏联，1939年11月25日出版的杂志将其改为“斯堪的纳维亚”记者，借此反映出她当时所承担的在芬兰报道冬季战争的任务。不过，在1937年7月17日《科利尔》第一次刊发她的文章的时候，她的名字确实与其他几位撰稿人一道出现在了杂志的封面上。

[64] 又称公历，是由意大利医生兼哲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制定的历法，由罗马大公教会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颁行，是阳历的一种，于1912年开始在中国正式采用。（译者注）

[65]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种民间舞蹈。（译者注）

[66] paté en croute，一种外面是油饼皮里面是肉馅的开胃小吃，一般做头盘。（译者注）

[67] 海明威与塞夫顿·德尔玛及赫伯特·马修斯一同自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中途在西切斯与路易斯·金塔尼利亚共进了早餐。这似乎可以有效地证明，与玛莎·盖尔霍恩后来的声明以及其他人的叙述相反，圣诞节前后，玛莎并未与海明威在巴塞罗那举行任何庆祝活动。那时她已经离开了巴塞罗那。

[68] 取自艾略特《荒原》中的“亡灵的葬礼”一诗：“And I will show you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either,Your shadow at morning striding behind you,Or your shadow at evening rising to meet you;I will show you fear in a handful of dust.“（我要给你看的是有别于晨曦中你身后大步行走的影子，或是夜晚在你面前与你相遇的影子；我要给你看一掬尘土中的恐惧。）（译者注）

[69] 当菲尔比驱车与另外三名记者一同前往特鲁埃尔之际，一颗炮弹击中车身。四人之中只有他幸免于难。此前，菲尔比一直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猜疑，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佛朗哥的军官……似乎认定英国人中存在大量共产主义者，因为与国际旅并肩作战的英国人太多了”。因此，在他眼里，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及政治倾向的伊尔莎（与卡蒂娅·朗道）就构成了一种威胁。反过来，伊尔莎她们也在不经意间为自己带来了危险。

第三部分
“诀别”

1938年1月：特鲁埃尔

午夜时分，新年的钟声敲响——共和党内政部长，朱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Júlian Zugazagoitia）稍后便会宣布——特鲁埃尔市“不属于任何人”。在过去的几天里，民族主义者在反攻中夺回了筑以防御工事的拉穆埃拉山脊并越过城南的图里亚河，特鲁埃尔新上任的保皇派指挥官因此惊恐不已，夏敏部队撤离阵地。待到第二天，共和军总参谋长维森特·罗霍将军收回了撤军的命令，请求增援；然而，在此之前，各地的报纸已刊登出特鲁埃尔被民族主义者收复的报道。随后，一场暴风雪封锁了阿拉贡的南部山区，大片大片的雪花随风斜落在白雪皑皑的田间，通信受限，行军受阻。

1月2日，罗伯特·卡帕与赫伯特·马修斯——特鲁埃尔的消息令他们沮丧不已，迫切地想要找出那里的真相——窝在马修斯老旧的福特车中，行驶在萨贡托以北45英里、海拔4000英尺处。他们的前方，为特鲁埃尔运送人力与物资的卡车、坦克与汽车蜿蜒成一条10英里长的队列。它们已在被雪封住的要隘中被困了两天。工人们正试图用镐敲碎路面上两英尺厚的积冰，一辆拖拉机将车辆拉上要隘顶部最陡峭的一段路程；在此期间，卡帕与马修斯试着交替驾驶，通过摆尾行驶将车子推上山顶。在光滑的路面上滑倒时，两人便会愤愤地咒骂开来。经历了8个小时的这般磨难之后，满身淤青、浑身冰冷的两人终于爬至山顶，任福特沿着山坡冲向巴拉卡斯。他们在那里与一群军官挤在一处过夜，在农民的小屋中分食他们的腌鳕鱼、面包、红酒与咖啡并睡在了火堆旁的铺盖中。

尽管通往特鲁埃尔的路上散落着被焚毁的车辆残骸以及死去骡子的尸体，但是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名义上仍在政府军手中。但是省长府邸中挤满了叛军及其人质，为了将他们赶出政府，工兵们在面向图里亚河的那面外墙下埋了炸药，打算炸开一条通路。卡帕与马修斯赶到时，宫墙正轰然坍塌，变成一堆焦木、碎石与混凝土，士兵们一窝蜂地涌上断壁残垣，冲进府邸之中。卡帕不假思索地跟着他们爬了上去。他似乎早已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格尔达已经死去，我已经生无可恋。马修斯紧随其后。

府邸内一片混乱，噪声震耳欲聋：叫喊声夹杂着爆炸声，手枪与步枪各自开火的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卡帕一边不断按下快门，一边走过狭窄拥挤且被炸毁的房间，辨不清耳侧脚步声的主人究竟是敌是友——也不知道转过这个角落，是否会撞见武装分子或是被关押在地牢中的人质。“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性命——就捏在自己手中，”后来他这样说，“他可以将宝押在这匹马或是那匹马身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塞回自己的口袋。”卡帕并不是那种会捂紧钱袋子的人，此刻绝对不是。因此他跟着一群政府兵摸下被炸毁的楼梯。他和马修斯在一间只剩框架的房间内看见一名步兵正透过地板上的洞瞄准。“一枪送给你，一枪留给佛朗哥！”他大喊着扣动扳机。他们听到了呻吟与哭泣；透过孔洞，他们看见下层有个民族主义者举起一枚手榴弹——不过不待他有机会扔出手榴弹，保皇党士兵又向他射出了四颗子弹，结果了他的性命。“很可怕，是吧？”马修斯冲着身旁的队长喃喃低语。这位军官瞪了他一眼：“可是他做得对！”他答道。

片刻过后，一切似乎安静了下来，就仿佛这幢建筑已然清理干净了一般，卡帕与马修斯跟在一群头戴钢盔的士兵身后蹑手蹑脚地走下损毁的楼梯来到一处庭院，一队囚犯被押了出来。随后，一扇门打开，第一批50名人质，以妇女和儿童居多，一路摸索着走进冬日的阳光里。阳光令他们眼花缭乱，污秽不堪的脸上爬满道道血迹，因为数周来仅能以残羹冷炙果腹，他们的身体羸弱不堪。一些人虚弱得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蹒跚着挪出潮湿的地窖。卡帕曾毫不犹豫地跨过府邸内令人心惊胆战的射击场，可是现在这一幕却让他热泪盈眶。

黄昏转瞬即至，还有一张照片需要拍摄：教堂尖塔上共和国的旗帜随着风从灯塔向右面展开，向人们宣告保皇党真正拿下了这座城市。拍下这一幕后，卡帕与马修斯返回了巴塞罗那；第二天，他便已经身处巴黎并于1月21日随约翰·费尔诺前往中国。

1938年1月——2月︰基韦斯特

为了将娱乐记者们挡在门外，怀特海德街的住宅四周筑起了一圈新的围墙，原有的草皮被掘起，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海水泳池；待回复的邮件已堆积成山，孩子们喧闹不休，海明威丝毫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

抵达巴黎后——失眠，因肝病而暴躁易怒——他发现宝琳已近歇斯底里的边缘。不论什么都能惹毛她，甚至当他动身前往咖啡馆与马尔罗、卡帕与古斯塔夫·雷格勒碰面，整个下午都在讨论西班牙的时候，她也会醋意大发。然而，真正让她恼火的是她对玛莎的怀疑。宝琳在爱丽舍宫的套房内大发雷霆、抗议告诫、泪流满面，甚至威胁要跳下阳台。当他们搭乘的“科尔摩号”在大西洋上遭遇猛烈的风暴，她因晕船而下不了床的时候，大家才真正地如释重负。为方便起见，她订了船票，因为“科尔摩号”在驶向纽约前会先停靠拿骚，这样他们便能在那里下船飞往迈阿密。不过不让自己在纽约码头被蜂拥而至的记者团团包围倒是件好事。“海明威先生，有关你和玛莎·盖尔霍恩的谣言属实吗？”

回到基韦斯特后，宝琳的焦虑渐渐消退而海明威的忧愁却与日俱增。他还在因为北美报业联盟不打算继续让他撰写有关特鲁埃尔的报道而生着闷气（他认为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话题了”）。刊登在《时代》周刊上的一则报道似乎在暗示，赫伯特·马修斯是唯一一位对这场战争进行报道的美国记者，这让他怒火中烧。搞什么呀，他在写给第一任妻子哈德利的信中愤懑不已。要不是他，马修斯根本不可能前往特鲁埃尔。他巧妙地从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那里拿到了通行证，说服她允许马修斯在改写政府公报外再撰写几篇报道，而且他整整比马修斯提前10个小时抢到了新闻。“马修斯人很不错，我很高兴能够帮到他，”他说，不过他的诚意叫人怀疑，“可是你明知某事绝对会发生并为之守候了三个月后，你的工作却被完全破坏……也许我应该改名换姓，从头再来。”回想起《今日晚报》给予他的崇敬，他的心情稍稍获得了平复。他刚踏上巴黎的土地，《今日晚报》便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将访谈（他几次吹嘘自己曾在上一场战争中“在欧洲参与战斗”）刊登在了头版：“伟大的美国作家讲述特鲁埃尔的胜利征程。”

他依旧因为《有钱人和没钱人》的书评而烦恼；经过上市之初的一系列活动后，这本小说并未大卖，这不仅叫他深感失望，而且还满腹疑惑地询问麦克斯威尔·柏金斯，斯克里布纳是否还有更大力度的推销计划。随后便是与《见解》之间的联系。这份光面纸印刷的政治期刊打算在前期宣传时将他的名字列在杂志的编辑之列，之前他同意了，不过现在他又开始含糊其词。他向阿诺德·金里奇发了一封妄自尊大的免责声明，要求杂志在创刊号中刊登：“当《见解》最初成形时，欧内斯特·海明威已身处西班牙。尽管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编辑之列，但是他并未参与杂志的任何编辑工作，也与其政治立场无关。如果他对《见解》的意见与我们一致，我们很乐意令其成为我们的编辑。如若不然，他将成为我们的撰稿人，除非他被解雇或是主动辞职。”金里奇和出版商大卫·斯马特接受了这一条件；然而，海明威进一步要求《见解》承诺投身反法西斯主义并表明其支持程度。“我并不认为如果《见解》赞扬了西班牙共产党人——它本该这样做——那么它就应该同样赞美美国共产主义者，这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金里奇最后答道，“因为《见解》公然反对极权主义，所以它就要反对由左翼或右翼掌控的独裁政府。”

海明威对于《见解》政治立场的焦虑并未得到缓解，尤里斯·伊文思正在檀香山，准备横跨太平洋去拍摄日本战争纪录片的第一阶段。他寄来的一封长信更是激化了海明威的这种感觉。伊文思对斯玛特与金里奇（在《时尚先生》上）发表了“敌人”多斯·帕索斯的“肮脏”文章表示不满——帕索斯在最近的文章中表达出他对西班牙战争进展方式的矛盾心理——他希望海明威能利用自己对斯玛特的“影响力”来纠正这种情况。“他现在应该刊发一些关于西班牙的正面文章。”也许海明威才应该撰写这类文章（“你知道自己是一位宣传家！”伊文斯开玩笑说），或许他应该再撰写一部像《第五纵队》那样的小说或戏剧“帮助我们为西班牙而战”。

尽管语调令人振奋，偶尔还带着些诙谐，伊文思的信中仍旧有一些沉甸甸的东西。尽管他称赞海明威是赫伯特·马修斯的好“政委”（“我一直能从他的通讯稿中读出来！”），他还是希望能够确保海明威可以理解“巴塞罗那党派与个人斗争”中的要点并敦促他与位于纽约的“我们的领导人”联系以便加以澄清。伊文斯为他安排好了日程：写作、发起反对多斯·帕索斯的运动，对与《西班牙土地》和当代历史学家相关的复杂收入流进行财务监督。

海明威正准备开始撰写有关马德里的短篇故事——但是它们无法自动在纸上呈现出流畅的故事。他想知道这是否是他过于贴近素材的缘故。帕特里克和吉吉（格雷戈里）患了麻疹，打乱了一切家庭日常生活；刚到美国的古斯塔夫·雷格勒将在2月7日暂住怀特海德街的海明威家中；等待他拆封的邮件中有一封来自《圣路易邮报》的剪报：那是卡帕在特鲁埃尔为他拍摄的照片，当时他戴着眼镜与绒线帽，在破旧的花呢夹克外罩着一件防风夹克。这些都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剪报上写着：“我最亲爱的，我刚刚拿起报纸就看到了带着绒线帽的你在如此认真地倾听别人讲话。没有随你一同前往特鲁埃尔，这会让我痛一辈子。”是玛莎·盖尔霍恩的笔迹。

1月的最后一天，当地方报纸《公民》的记者上门采访时，海明威告诉他：“我很高兴能够回到基韦斯特。这里是我的家，也是我家人所在的地方。”在麦克斯韦尔·帕金斯的面前，他则诚实得多。“我不想离开西班牙，”他写道，“现在我只想回去。”

1938年1月——2月：美国，邮局巡回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今天下午，我们很幸运地请到了《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及《民困见闻录》的作者玛莎·盖尔霍恩小姐。今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在世界的两边’。”

玛莎·盖尔霍恩正在做巡回演讲。从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得梅因和芝加哥，到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蒙特克莱与纽瓦克以及位于其间的城市——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22座城市，试图（如同她在寄给威尔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小时内拯救被诅咒的人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她告诉3000名观众，西班牙是“一个单细胞，可以在那里抗击、抑制身体的疾病[1]”；她应工业民主联盟的邀请，在圣路易斯的谢尔顿音乐厅中将佛朗哥称作是“屠夫”。听众们并未轻视这位年仅29岁、未戴帽子、穿着黑色连衣短裙的金发女郎。每次演讲的间隙，挤满演讲厅的观众们似乎全都赞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记者的观点，认为她拥有“以最好的状态获得舞台成功的声音、文化、仪态、镇定、手势与措辞”。根据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以及《科利尔》的两篇文章——她关于敌后特工旅长的作品《没有奖牌的男人》刚刚发表在1月15日出版的《科利尔》上并得到了1000美元的稿费——玛莎已成为一位得到认可的专家与明星。

她并不满意。她十分鄙视自己的观众：“愚蠢懒惰的懦夫、肤浅软弱的家伙”。他们想知道她为什么不戴帽子，以及她是否认为女性应该结婚。他们问她：“盖尔霍恩小姐，哪一些是保皇派，我没办法分清他们。”她被在国内遭遇的孤立主义以及包括她所敬重的埃莉诺·罗斯福在内的领导人无力采取任何反击行动而感到沮丧。旅行以及不规律的饮食让她筋疲力尽：三周内，她的体重减轻了15磅而且她（她告诉罗斯福夫人）“疲惫地颤抖”。尽管野心勃勃，但是她发现名声是一种无情的消费品。“我说不出地厌恶演讲，”她向第一夫人抱怨道，“一张张专注倾听的面孔——我想让人们有所回应——我从未遇见过这样令人生畏的‘名人’视角，这让我觉得恶心……我看见一排排面孔，她们通常都是女人，有时也会有男人，然后想：‘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告诉他们我在痛苦中学到的一切，向他们呼喊，如果他们继续沉睡便会失去一切。’”

她说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停止一切活动，你整个人就会精神崩溃。”她取消了最后几站演讲，回到圣路易斯的家中。母亲对她表示出了过度的关怀，并且收到了白宫通过电报发来的问候。“如果一个人是作家，就应该做作家，而非演说家应该做的事，”玛莎写信给罗斯福夫人，“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1938年1月：巴塞罗那

只有写作，巴雷亚想，才能不令他发狂。现在，空袭已演变为持续的威胁：从马略卡基地起飞的意大利萨瓦亚轰炸机在海上飞行时便已关闭了引擎，这样它们就能悄悄滑翔进巴塞罗那，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扔下一颗颗炸弹。只有在那时，装有声音传感器的警报器才能被激活并开始长鸣。对于巴雷亚来说，这是一种折磨。任何大音量的噪音都会让他感到恐慌和恶心，因此，他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避免呕吐；由于过量吸烟饮酒，他往往夜不能寐。

幸运的是，他将德尔玛的旧打字机从普拉亚圣胡安带了出来。他开始将它带至丽兹酒店地下酒吧后的一个空房间内。他可以整天并且常常整夜在那里工作，将马德里未知之音的广播谈话转变成一系列故事——优美、真实的短文或肖像描写，与其说它们是叙述，还不如说是照片——重新描绘出他离开时马德里的样子。有时他会冒险出门，一个接一个地拜访政府部门，希望能找到别的事情为战争出一份力；但是他从朋友和熟人那里得到的只有沮丧，或者——雄心勃勃的年轻党员——投来的敌意。这是我自己的错，他想，如果我更加随和一些，也许依旧还在马德里工作。但是，即便是为了反抗佛朗哥，他也没办法抛开自己渴望实现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梦想，更不用说是迎合政府高层了。也许库尔莎说得对，他与这些人永远都合不来。还是动动笔好了。

1月末一个周六的晚上，当丽兹酒店的酒吧服务生告诉他，军事情报局的两名特工来找伊尔莎谈话时，他的手稿几乎已经成形了。他们就在大堂里，他说。巴雷亚跑上楼梯。

伊尔莎脸色灰败地坐在一名特工身旁，手里攥着一张纸。她一言不发地递给巴雷亚。是一封电报：“波尔迪于周五突然离世。信件随后寄到。”

伊尔莎的心中满是愧疚。一整晚她都在斥责自己：离开巴塞罗那时，他看起来病得很厉害，她说——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她给他机会与他在一起，也许库尔莎就能恢复，慢慢好起来。现在他死了，这全是她的错。巴雷亚只能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当这封信最终寄到的时候，似乎是在为她开脱：寄信人是她的母亲，当库尔莎因被确诊为肾衰竭而住院时，他便将她请到了布拉格。对于伊尔莎与巴雷亚的关系，库尔莎已经完全妥协了，她的母亲写道；他觉得这个西班牙人很不错，与他在一起，伊尔莎能够得到幸福。这令他感到高兴。然而，她的母亲接着说，库尔莎坚持认为，伊尔莎和巴雷亚必须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立刻动身。

这种坚持以及库尔莎的死亡方式，也许很容易让伊尔莎变得更加焦虑，即便可以因此减少她的愧疚感。如果库尔莎的肾衰竭不是过度劳累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他所属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出的特工故意投毒所导致的呢？要是因为他也曾是“火花”的一员——并且通过军事调查局给同为“火花”成员的前妻发放了一张安全通行证——所以便像他一直在追捕的其他“托派分子”一样登上了肃清的名单呢？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试图清除那些手中所握的信息可能会威胁到他一位情报人员[2]——尤其是所谓的法西斯记者金·菲尔比呢？在马德里时，罗伯神父曾简洁地向伊尔莎提出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得太多，认识的人也太多。

就算伊尔莎真在考虑这些问题，她也没有将它们说出口，尽管她一脸憔悴焦虑，一双绿眼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惕。无论她在害怕些什么，巴雷亚还是不想离开西班牙。事情自会迎刃而解，他这样想，他可以写完关于马德里的这本书，他可以与伊尔莎结婚，他能够找到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收到电报的第二天，当空袭警报响起时，他正在浏览最终版的打字稿。伊尔莎出门为她的朋友，英国和平活动家亨利·布林顿（Henry Brinton）担任翻译；巴雷亚很担心她的安全。随后，地面开始摇晃，巴雷亚开始设想，如果酒店被一枚致命的引线炸弹——并非由撞击引爆而是会深深钻入一幢高层大楼，在内部引爆从而摧毁整个结构的炸弹——时会发生些什么。蹲在漆黑的地下室中呕吐时，他听见一个吮吸声，随后便是仿佛从隔壁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幢建筑摇晃起来。在某处，有人开始尖叫起来。

当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最终响起，可以离开地下室时，巴雷亚发现酒店隔壁与后面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花园成了由超现实主义手法纠结成一团的百叶窗。伊尔莎完成任务后平安归来。数百人在这场袭击丧生，见到巴雷亚还活着，伊尔莎欣慰地流下泪来。这些对于他来说都不真实；最后，他感觉仿佛已有一些弹簧深卡在体内，因此整个机制仍在运作，但是他已无力控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留在巴塞罗那或是西班牙。他觉得自己肯定会发疯。

不知怎的，接下来的几周内，这本被他定名为“Valory Miedo”（《勇气与恐惧》）的著作的版权出售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出版社，所得的酬金仅够支付酒店账单；鉴于他神经衰弱、健康不佳，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拿到了免于服役并且允许他离开西班牙的文件。最近政府面向年纪更大的男性与男孩征兵。在一个能够闻到春天气息的寒冷、明亮的一天，他与伊尔莎在一位面带讥讽的加泰罗尼亚法官面前宣誓结婚。“一个寡妇，一个离异。我还能说些什么新花样？”法官阴郁地说道，“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祝你们好运。”

2月22日，巴雷亚的出境许可到期。他和伊尔莎搭乘一辆借来的英国外交车，穿过拉洪克拉前往边境。当天，坏消息传来：在严寒中来回拉锯几个月、损失6万人之后，特鲁埃尔最终还是落入了民族主义者手中，导致保皇派指挥官们纷纷对社会主义国防部长达勒西奥·普列托指指点点，责难不已。现在看来，政府的坏运气延续到了巴雷亚和伊尔莎身上，因为在距离边境30英里处，借来的车子抛锚了。路边的修理厂对此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返回巴塞罗那，这就意味着巴雷亚必须重新申请出境签证。巴雷亚陷入了绝望：他积蓄起全身的力量才走到这一步，他知道自己绝对无法从头再来一遍。

修理厂厂长看看这对带着三个行李箱和破旧打字机、衣衫褴褛的夫妻，将发动机盖上的英国国旗与伊尔莎的外国口音全都收入眼底。他打电话到警察局：可以派人过来，在今晚关闭边境之前将这两个人送至边境吗？

最后，在教堂敲响12点钟声的时候，他们赶到了海关。海关官员几乎没有抬眼看他们就在护照上盖上了戳，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了法国。

1938年3月：北大西洋

3月18日，未戴帽子、未披大衣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冲上由纽约途径勒阿弗尔、巴黎驶向巴塞罗那的“法兰西岛号”的跳板。三天前，他在基韦斯特从报纸上读到，为了将保皇派领土一分为二，民族主义军队闯过阿拉贡，包围了一支美国旅基地并向前推进到距离地中海45英里以内的地区。“西班牙的命运，”赫伯特·马修斯在《纽约时报》上吟诵到，“全有赖于前线的安危。”

海明威正需要这样的借口。他给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发去电报，让他给自己在最快出发的船上预订一间特等舱。他将衣服扔进箱子，在17时登上了从迈阿密开往纽瓦克的快速帆船。或许是因为阻止不了宝琳，抑或是为了减轻内疚感，他允许宝琳陪着他前往码头。但是，尽管在飞机上他亲切地用自己年老宠物的名字喊她“可怜的老妈妈”，两人都知道即将横在他们之间的不仅仅是大西洋而已。“我现在一个人去我想去的地方，”他的另一个自我，菲利普·罗林斯在《第五纵队》结束时说道，“或是与那些怀着与我相同理由的人为伴。”对于海明威来说，那个人现在是玛莎。

离开前的几天他一直很忙。虽然尤里斯·伊文思曾建议他疏远古斯塔夫·雷格勒，但他还是为雷格勒撰写了一篇导言，让他可以在每次事先安排好的演讲前宣读（“古斯塔夫·雷格勒没有权利站在这里；他应该躺在瓦伦西亚郊外的一处墓地。”）。他匆匆地为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战争画作集撰写了序言注，这些画作现正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他迅速为《见解》撰写了一篇稿件《现在，西班牙》。文章指出，法西斯国家正在放肆地前进，而民主国家却在“交谈、犹豫、纵容与背叛”。要想反抗法西斯必然会发动的战争，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西班牙进攻“法西斯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意大利并且现在就“击败他”。不论他和伊文斯对《见解》持有何种保留态度，他自己对此很是满意，这是充分的“左翼反法西斯”（现任《见解》编辑之一的乔治·塞尔迪斯告诉他）；他们每两周支付给他200美元，请他每两周为他们撰写一篇文章，而且杂志似乎会为他提供一个平台，发表伊文斯敦促他所写的那类评论文章，而且以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新身份渴望能写的文章。当然，北美报业联盟并不需要这类文章。他设法从北美报业联盟那里弄到了一份为期六周的新合约，说他想为一本书搜集更多资料，但是杰克·惠勒对此兴致寥寥；他们将他的稿酬降至每篇打印通讯稿500美元，电报稿250美元，而且惠勒告诉海明威，除非战争蔓延至欧洲其他地区，否则他就不要指望能够获得更多稿酬。

海明威还有另一篇《见解》的稿件要交稿了。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已同意在秋季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版一部小说，他将小说手稿塞进公文包；但是整个航行期间，他既没有写下多少故事也未能构建多少框架。相反，一天，他在帆布躺椅上坐下，开始阅读《红书》（Redbook）杂志2月刊时，在一篇讲述“谢绝宾客的房屋”的文章以及一篇名为《爱情本能》的短篇小说之间，发现了约翰·多斯·帕索斯所撰写的题为《西班牙插曲》的文章。多斯在文中以半小说式的手笔浓缩描述了他口中的“第十五旅节日”。表面上看，这篇文章并无令人不安之处，它仅仅描写了西班牙的一场军事庆典。但是，多斯·帕索斯，伊文思曾警告过他要小心的这位“敌人”，将这支旅认作是林肯营的大本营第十五旅，而且凸显了庆典中出现的“苏联人”，其中就包括在波兰出生、苏联受训的沃尔特上校——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内容扇起海明威心中的团团怒火。他给多斯·帕索斯发了一封语无伦次、满是愤懑的电报，指责他“为了金钱”“背叛了”保皇派。他觉得自己对多斯·帕索斯的攻击还不够，于是在“法兰西岛号”靠岸后，又立刻寄去了一封后续信件。

“很抱歉在船上给你发了电报，”信件开篇写道，随后便迅速由道歉专为抨击，“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一方是你曾经支持过的西班牙人民，而另一边则是法西斯。如果由于仇恨共产党，你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为了金钱而攻击那些仍在战斗的人们，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先把事实弄清楚。”海明威说，多斯在文中暗示，共产党正在掌控西班牙内战，“你为他安上了一位自己见过的苏联将军的名字。唯一的麻烦就是，多斯，沃尔特是波兰人。就像卢卡奇是匈牙利人、彼得罗夫是保加利亚人、汉斯是德国人、科皮克是南斯拉夫人一样。”所有军官都曾在苏联战争学院接受过训练，并且是斯大林派来代替佛朗哥手下那群叛变指挥官的。他很清楚这一点，却直接无视了。海明威虚伪地宣布：“抱歉，多斯，你根本就未曾见过任何苏联将军。”

他接着说，多斯·帕索斯弄错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之前为《时尚先生》所撰写的向安德烈斯·宁表示同情的文章亦是如此。“你知道宁现在身处何处吗？”海明威挑衅着复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的宁——已遭谋杀——逃往柏林的诽谤，“在悼念他的死亡之前，你应该先弄清楚这一点。不过，管他呢。”

海明威已经在自己的四维空间内封闭得太久了（“我知道你大脑的运转方式……就像是一遍又一遍绕着同一条跑道奔跑的小狗。”阿奇麦克利什曾在寄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因此，一种近乎偏执的东西如同幽闭恐惧症一般紧紧抓住海明威不放。他开始思索，如果他以这种方式攻击多斯·帕索斯，这位“敌人”是否也会反过来攻击他。“现在，只要你愿意，攻击我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要再试图弄明白西班牙的现状了，你也可以简简单单地向我发起攻击。但是这无益于你想要实现的目标。”因为，他说，他的老友正在踏上一条通往背叛的道路。“亲爱的老友，”海明威写道，听起来像是醉意醺醺，“与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总是令人快乐。他们会为了一毛钱在背后捅你一刀。捅两刀就是两毛五。两刀两毛五，见鬼。诚实的杰克·帕索斯会为了一毛五分钱在你背后捅上三刀，然后免费为你献歌一曲《青年》（意大利黑衫党[3]国歌）。”

由于多斯·帕索斯没有复述——海明威本人倒是很乐意这么做——宣传员们提供的消息，他现在（在海明威眼中）不仅成了一个骗子，而且还是法西斯分子。海明威曾在作家大会上说过，揭露战争的真相会面临重重危险，而探寻真相的过程同样是一条险径。诚实的杰克·帕索斯显然会告诉你这一点。

海明威在“法兰西岛号”上翻阅《红书》时，玛莎·盖尔霍恩正搭乘“玛丽皇后号”跟随他的脚步。当海明威将自己的计划告之她后，她便立刻订好了航程；正如她在寄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个可怕的消息，太可怕了，我觉得我必须回到那里……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只是必须这样做……我从骨子里感到愤慨，憎恨我见到的一切，憎恨我所了解的西班牙现状。不论身处何处，我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所有人的目的地都只有一处，那就是前线。在那里，你不必思考，只要简简单单（而且徒劳）地挺身反抗你所憎恨的东西即可。”

3月22日离开港口前，她给海明威发去电报，让他28日在瑟堡等她；她还安排船运了一辆汽车过去，以供他们在西班牙使用。汽车搭载“安古塔尼亚号”出发。她的行程获得了《科利尔》的赞助。“一旦我们遇到阻碍无法一同工作，”电报最后写道，“我们便不再拥有未来。”这究竟算是承诺还是最后通牒？难怪海明威在2月寄给帕金斯的一封信中告诉他，自己现在掉进了“由各种血腥食物组成的残忍的果酱中……实际上非常滑稽”。

1938年3月：巴黎

蒙帕拿斯车站附近的一条肮脏的狭窄街道上建筑林立，而这不过是这里同样肮脏的一幢建筑。古老的走廊内飘满陈旧熟食的味道，地板嘎吱作响。客栈老板的妻子嘴唇很薄、眼睛乌黑，风韵犹存。她告诉巴雷亚和伊尔莎，如果预付一个月的房租，就可以让他们便宜一些租下三楼的卧室；因此，他们几乎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她，剩下的钱只够吃几顿饭而已。总是还能典当巴雷亚的手表或是伊尔莎的佩斯利披肩。跟在房东太太摆动的臀部后面走上三段楼梯，进入贴着沾了污渍的洋蔷薇壁纸的卧室时，他们这样告诉自己。后来，伊尔莎试图将自己的几件衣服挂进老旧的大衣橱，巴雷亚试图使她振作起来。德朗布尔街上的德朗布尔酒店——如果用西班牙语说，就是饥饿街上的饥饿酒店。

到了佩皮尼昂后他们才发现，尽管库尔莎曾信誓旦旦地做过保证，但是他并未在银行内伊尔莎的账户中存入一分钱。也许是他忘了，也许他从未打算归还这笔钱。他们只剩下四百法郎。幸运的是，他们可以搭乘塞夫顿·德尔玛朋友的汽车前往巴黎；车上没有暖气，整晚行车之后，他们只于黎明前夕在克莱蒙费朗附近的某处稍事休息，一家工厂的哨声令巴雷亚的胃里再次翻腾起来。现在，抵达巴黎之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工作——翻译、写作，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可现在是1938年，躲避法西斯迫害的移民大潮日益汹涌，而且也没有什么工作需要完成。一家商业翻译社扔给他们一些工作，巴雷亚设法将《勇气与恐惧》中的几篇小品文卖给法国及国外的一些左翼报纸；但是稿酬极其微薄，尽管这些接收稿件的信件为他们从房东那里争取了一些时间，但是很快他们便付不出房租了。有时，他们还吃得起附近一家小酒馆中7法郎一份的食物；更多的时候只能饥肠辘辘，靠着面包与黑咖啡充饥。同时，过去一年的压力最终压垮了伊尔莎，她患上了风湿，感到精疲力竭；但是她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出去找工作或是寻找能借钱给他们买食物的朋友。

他们写信给身在维也纳的伊尔莎的父母波拉克夫妇，告诉他们两人现在已结婚——按照库尔莎所敦促的——来到巴黎并且正在工作，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巴雷亚附上了自己的照片，试图通过做出自我解释或自我辩解来告诉新岳父与岳母，自己对他们女儿的爱恋与深深的尊重。但是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回音。3月13日，他们终于知晓了原因。

两天前，经过一个月的威胁与最后通牒后，纳粹党在奥地利的权力日益增强，希特勒——宣称另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将它变成“另一个西班牙”——迫使自己名义上的盟友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施舍尼格（Kurtvon Schuschnigg）辞职。11日夜间，20万德军越过边境；12日，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抵达维也纳，随后希特勒本人——在凯旋的车队的簇拥下——亲临维也纳。奥地利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希特勒千年帝国中的一部分；巴雷亚和伊尔莎在《人道报》上读到，维也纳的街道上回荡着“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帝国！同一位领袖！”的呼喊。不出几天，德国的反犹太法律在维也纳，这座马勒[4]、施尼茨勒[5]和弗洛伊德[6]生活的城市中强制执行；犹太人的商店和家园遭到劫掠；犹太工厂、商店和餐馆被贴上了禁止雅利安人[7]光顾的标志；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地产、雇用或被他人雇用或是从业。

对于犹太校长瓦伦丁·波拉克（Valentin Pollak）及其非犹太教的妻子爱丽丝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巴雷亚和伊尔莎也仅仅只能猜测而已。

3月28日，玛莎抵达瑟堡。对于她和海明威来说，这是一次漫长的分离——超过了三个月。终有一天，她会写一则关于分开很久的恋人的故事：“你已经离开得太久，叫我不知如何与你相处。”他们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司寇比先生就像小狗一样友好，如皮草大衣一般温暖。

除了情话，他们还有更多东西想与对方分享：正如她一开始便宣布的那样，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而现在，前线需要他们。西班牙的状况就如同玛莎所设想的那般糟糕[8]：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叛军以骇人的力量横扫阿拉贡，保皇派的防线“像纸片般不堪一击”，赫伯特·马修斯后来说。在巴塞罗那，每场骇人的空袭都会持续几个小时，每天都能夺走千余人的性命，用来测试投弹手的武器库中又增添了一件更加可憎的武器：受到冲击后水平爆炸的反人类炸弹。这种炸弹能拦腰斩断树木，令爆炸范围内的所有生物化为一缕蒸汽。盟国依旧奉行不干涉政策，而法国政府又继续封锁边界，西班牙因此无法获得弹药或高射炮来防御这些武器及德国和意大利所派出的飞机；党派间的斗争令政府丧失了行动能力。共和国完全有可能在几周之内崩溃。

北美报业联盟的约翰·惠勒给身处巴黎的海明威发来电报，要求他汇报法西斯方面的动态，而不是捡起之前与保皇派相处时的舒服差事；但是海明威对此并不热衷[9]。他还要给《见解》撰写文章——在文章中痛斥纽约天主教大主教，主教帕特里克·海斯（Patrick Cardinal Hayes）。圣帕特里克节当天，发生在巴塞罗那的轰炸夺走了118名儿童的生命，据说他也有份参与其中——而且他更为关心的是，万一法西斯获胜，在西班牙保皇派医院中养伤的500多名受伤的美国士兵又将命运如何。3月29日，在玛莎“去见……最高层，向他们振臂疾呼”的鼓动下，他飞往边陲小镇圣让德卢兹，拜访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大使承诺疏散伤员以及照顾他们的医疗人员。

他不过只是离开了半天，但是等他回来时却有更好的消息在等着他：法国政府已经开放了边界并承诺会向西班牙运送45架飞机和一些重型火炮；总理内格林发誓他的政府将“抵抗、抵抗、再抵抗”。他在广播中为军队新征10万名志愿者。31日晚，当海明威登上开往佩皮尼昂的夜班列车时——玛莎正驾驶着与“安古塔尼亚号”一同运抵的汽车[10]单独上路——他的心情变得愉快得多。他的火车之旅并不孤单，同行的还有人称吉米的《先驱论坛报》的文森特·谢安和谢安《论坛报》同事、林·拉德纳年轻的儿子詹姆斯。23岁的詹姆斯身材瘦长、架着眼镜，自从哈佛毕业之后立刻成了一名记者。尽管年纪轻、经验少，他对战争及其主角的了解甚至远胜经验丰富的谢安。三个人在谢安的卧铺车厢中几乎聊至天明，边谈边从海明威大容量的银制酒瓶中大口灌酒润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西班牙，总之，”海明威一度对着谢安嘟囔，“你唯一能得到的故事就是把自己整死，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会把它写下来的。”

“如果你被打死了，故事就会更精彩，”谢安回应道，“我会负责写的。”拉德纳，这个被允许坐在大人中间的孩子笑个不停。

1938年4月：巴塞罗那

吉米·谢安觉得，雄伟酒店也许是欧洲最差劲的酒店了。食物糟糕且种类乏善可陈。由于停电，房间内常常漆黑一片。由于巴塞罗那已经没有肥皂出售，女服务员们只能剥下肮脏的床单，熨烫之后又重新铺回去，虽然很脏却是新熨好的。但是在休息室或大食堂，镶有镜面的墙壁上用纸条贴满十字，以防镜子在空袭中被震碎。你几乎总能见到一群群或在聊天或在饮酒的记者或暂时休假的国际旅军官：谢安、海明威、玛莎·盖尔霍恩、汤姆·德尔玛、赫伯特·马修斯、年轻的吉姆·拉德纳、埃文·希普曼以及马丁·休利汉。（安德烈·马尔罗除外，他与奸商及妓女们住在丽兹：“比起一群无聊的人，我更喜欢妓女。”他说。）他们需要在晚上一起聊天、喝酒，因为白天总是充斥着太多坏消息。

4月初，叛军在意大利部队以及德、意两国飞机的增援下，开始从萨拉戈萨向东推进；保皇派则向后撤退，从沿着埃布罗山谷撤向地中海。4月3日，卡帕和格尔达曾在战争伊始去过的统工党民兵大本营莱里达，落入民族主义者手中；附近山间的水库和水电站也随之失守，巴塞罗那的大部分电力供应都要依靠它们。紧接着便是甘德萨，英美两军的营地均被包围，许多人牺牲，更多人失踪。但是叛军依旧在前进，被围的保皇派部队与国际旅开始撤退，尽量保存人力和物力，重新编组、继续战斗。

黎明前，海明威和玛莎多半都会和德尔玛与马修斯离开巴塞罗那，驾驶车辆沿着布满弹坑，挤满难民、士兵、坦克与大炮的道路开上很长一段时间，奔向当天有新闻发生的地方。有时，沿途便会有战事发生，他们不得不因此绕行；有时，意大利的萨伏亚轰炸机或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会对道路进行轰炸，或是菲亚特战斗机会从道路上方危险地俯冲而下，他们只能跳下车，在石墙后挤作一团，寻求庇护。他们驾驶着花哨的敞篷车高速前行，这画面显得极其怪异：海明威戴着破烂的羊毛绒线帽，穿着破旧的花呢大衣；玛莎在金色短发上围了一圈扎染印花大手帕以免扬起的灰尘弄脏头发；德尔玛头上那顶飞行员皮帽子小了一些；马修斯则叼着永不离身的雪茄吞云吐雾。人们在想，他们是不是苏联人。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埃布罗两侧的断崖绝壁、沿海锯齿形山脉上的山坡上都开满星星点点的杏花，镶着泡沫边的明净大海看上去就像是石膏制成的风景。即便是春日的阳光，玛莎想，都像是由“半透明纸”剪出来的。除却轰轰的炮声、隆隆的坦克声以及银色的亨克尔与萨伏亚丢下的炸弹所发出的砰砰砰的声音是真实的，土地正在流失、生命正在逝去。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这是她所能记起的最糟糕的回忆了。她的情绪极其低落。尽管在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的时候，她依然能够聚集起愤怒，但是私下里她感到绝望。“难以相信，战争已近尾声而且胜利无望。”她在日记中写道。

4月4日，他们在埃布罗河东岸、拉斯克拉镇后面的山丘上发现了米尔顿·沃尔夫、弗雷迪·凯勒、阿尔瓦·贝西以及其他几位林肯营成员。在被民族主义步兵包围的那晚，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穿过敌军，赤身裸体地游过埃布罗河抵达安全地带。凯勒臀部受伤，但时至少他还能活着向他们描述当时的情景。许多试图游到河对岸的人或已淹死或被叛军所射杀。政委戴夫·多兰（Dave Doran）与参谋长罗伯特·梅里曼依旧行踪不明。梅里曼在贝尔奇特建立的功勋令玛莎“骄傲得像是只羊”。但是这些惨淡的失败似乎并未令海明威感到不安。从最初在密歇根州狩猎、捕鱼开始，他便一直能在男人中找到力量，在努力向他们靠拢的过程中赢得力量；回到他所钦佩的保皇派指挥官中间似乎让他能够挺直腰杆。而且还有玛莎陪在身边，她的长腿与伶牙俐齿都能帮得上他的忙。10日，他们与陆军中校胡安·莫德斯托共进午餐，在他设于葡萄园的总部品尝了西红柿洋葱羊排，从马口铁罐头中斟了些葡萄酒。莫德斯托是一位硬朗、帅气，说话刻薄的32岁安达卢西亚共产党员。尽管穿着旧制服、踩着帆布鞋的莫德斯托显得疲惫、肮脏，但是他自信地说，民族主义者永远无法达到海边。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百码之外。“他们根据地图发射炮弹，”他轻蔑地说道，“这种射击不足为惧。”海明威喜欢这种谈话，他也表现出了一些莫德斯托般的骄傲自大。“佛朗哥的军队绝对会被拦在埃布罗河畔。”他告诉自己这位北美报业联盟通讯稿的美国读者。

不过，一个多星期后，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办公室发出的午夜公告便显示，政府军在河南岸的沿海公路上遇到了麻烦。第二天的4月15日是耶稣受难日，海明威和玛莎加入了马修斯与德尔玛的行列，亲自奔赴那里查看事态。他们在凌晨4点离开巴塞罗那，银色的月亮在战时灯火管制的蓝色光芒中显得暗淡无光。开车的人是德尔玛。车辆行至塔拉戈纳附近时，太阳升起，照亮了一路向北的难民群；他们并未携带很多行李，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在匆忙之间逃离了家园。位于埃布罗三角洲顶端的托尔托萨曾经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现如今它已经被每日的轰炸变成了一片废墟，记者们驶过三跨连续钢桥，越过涨起的黄色河水，向左转入瓦伦西亚高速公路。他们想知道战火已烧至何处，而转过下一个路口后又会是怎样一番境况。

他们很快便知道了。首先是轰炸机，随后是战斗机在马路上空呼啸而过，他们全都急急冲下车子寻找庇护所。炸弹落在他们身后的托尔托萨，落在前方保皇派的阵地上，战斗机正在扫射他们打算前往的乌利德科纳。与此同时，骑着摩托的通讯员在高速公路上来回穿梭，可即便他们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乌利德科纳郊区，一群保皇派参谋俯身围住一张地图，向记者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民族主义者已突破政府军防线，现在正一路攻向海边的比纳罗斯；此外还有两支反叛纵队正在北上。海明威担心他们会被不断推进的民族主义者困住，因而告诉德尔玛掉头折返。

到现在，他们已经行驶了近8个小时，个个灰头土脸、饥肠辘辘。因此，他们在一个橄榄园内停车进餐并在这里遇见了正准备前往乌利德科纳的吉米·谢安、《工人日报》的乔·诺斯（Joe North）以及其他两位同事。就在他们吃三明治的时候，更多轰炸机越过头顶，飞向托尔托萨。很快，地平线上便出现了一朵朵由烟灰所组成的蘑菇云，随之而来的则是持续不断的爆炸声。最后，轰炸停止，海明威试图劝说谢安不要继续奔往前线，但是谢安（怀疑海明威想独占这条独家新闻）坚持继续前行。

不论去往何方都很危险。当德尔玛在托尔托萨外的道路上驾驶车辆躲避刚刚炸出的弹坑时，一名警卫挥舞着双臂跑了过来：早上他们驶过的那座桥，那座海明威曾宣称如同“法国天平上的吊瓶”那般无法被炸弹摧毁的钢结构，已在一个多小时前被彻底炸毁。现在，渡过上涨的埃布罗河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座摇摇欲坠的人行桥。轰炸过后，这座桥的桥身也已严重损毁。士兵们正急匆匆地一路铺设木板以加强桥身、掩盖弹孔；卡车也许无法通行，但是他们的汽车也许没有问题。记者们决定冒一次险：民族主义者的萨伏亚轰炸机随时可能再度返回，汽车很容易成为轰炸目标。海明威和马修斯下车步行以减轻车辆的负荷，德尔玛将离合器一踩到底，跟在一辆骡车后面驶上桥梁。骡车的铁轮压得木板嘎吱作响，让人心惊胆战。桥身正中有一个大洞，他们全都移开视线。万一人行桥坍塌，他们便会就此跌入滚滚河水之中。

最终，安全抵达河对岸后，他们发现自己已身处地狱。托尔托萨依然处于晨间攻击所引发的熊熊火光中，德尔玛不得不猛踩油门，冲过落满燃烧着的瓦砾的街道驶向通往巴塞罗那的高速公路。在那里，他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因为道路已被军用车辆与逃难的平民堵得水泄不通。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忽然之间，玛莎觉得精疲力竭。她靠着车窗，凝视着窗外一闪而过的人影：抱着一只鸡的老妇人，攥着一只金丝雀的年轻女子，对着小镜子不合时宜地化妆的母亲。“撤退，”玛莎一边告诉自己一边在与绝望抗争，“比进攻更加勇敢。”

当海明威与同伴们回到雄伟酒店门口时，夜幕已然降临。尽管几乎已连续工作了14个小时，但是他们仍旧需撰写通讯稿。一直以来，海明威都在试图构架满怀希望的故事，但是这次的稿件——他同时要求北美报业联盟发电报给宝琳报平安——第一次闪现出怀疑的光芒。耶稣受难日，他说，标志着“埃布罗河西岸熬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

他还不清楚究竟有多么糟糕。就在那天下午，当他与同伴一寸寸地挪过托尔托萨那座人行桥时，叛军将军阿隆索·维加（Alonso Vega）麾下的第四纳瓦拉师士兵已极度兴奋地涉水挺进了地中海沿岸的比纳罗斯，而他们的指挥官则将手指浸入咸咸的海水之中，在胸前画出十字，仿佛这里就是他的洗礼池。“佛朗哥的胜利之剑，”借用叛军所占的塞维利亚的一家报纸的措辞，“已将红军占据的西班牙领土一分为二。”

4月24日，在欧洲上映了一圈之后，编辑后的《西班牙土地》配上西班牙语配音、新的音乐以及与有别于之前的逼真度降低的音效，登陆巴塞罗那。几周来，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满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白宫试映会上对海明威和伊文思所做的非正式评论）。影院里人满为患。但是就在片名出现不过5分钟，而旁白正在诉说，为了赢得战争，叛军必须切断连接马德里与瓦伦西亚的道路时，屏幕突然变得一片漆黑。剧场后面传来公告：“先生们，空袭警报。”较之影片拙劣的音效，观众可以听见炸弹落在市郊时真正的高射炮所发出的沉闷的砰砰声。观众纹丝不动。过了一会儿，经理通过影院扬声器播放了《列戈颂》与加泰罗尼亚国歌《收割者》（“赶走这些人，他们是那样自负、那样嚣张！”）所有人齐声跟唱并鼓掌。大约一个小时后，空袭警报解除，电影继续播放。

影片结束，灯光亮起，有人认出与玛莎和他的记者朋友们一起坐在观众席中的海明威，献给他的欢呼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随后，同在观众席的吉姆·拉德纳起身告辞：他要从剧场去国际纵队司令部，入伍成为一名火炮瞄准手，一个在炮兵团计算火炮角度与轨迹的人。之前他就动过这个念头，但是海明威和吉米·谢安都曾试图劝阻他。现在入伍为时已晚，他们说，有传言称国际旅即将解散。反正他的视力不好，而且他是一名记者，不是军人。海明威想知道，他为何不去马德里，在那里等到民族主义者攻陷城池后再撰文报道。这将是属于他的独家新闻。但是拉德纳态度坚决。作为《论坛报》在西班牙的初级记者，他觉得自己很多余，他说；他想为保皇派的事业作出真正的贡献，他开始“绝对”并且满怀信心地相信，行动而非写作，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前往马德里，等待它陷落，这样便有故事可写，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失败主义者”的行径。

海明威对此——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对他而言，行动一直就是一个代名词，他曾如此热切地想要投身一战，甚至当部队因其视力不佳而拒绝他入伍时，成为一名红十字会的救护车司机——似乎怒火中烧而非心怀同情。尽管他在第二天向北美报业联盟发送了一篇以这位新志愿者为主题的充满人情味的短篇故事，但是故事仅仅是在不带任何感情地敷衍并以某种方式令其主角看起来像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怀有不切实想法且被人溺爱着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私下里，海明威更是不屑一顾：拉德纳，他说，是个“固执”“超级惹人嫌的家伙”。

他正因一些事情困扰不已。那不仅仅是对战事的焦虑而已，而是一些比这更深、一些触及他本性——那个只想“写出一个真实句子”——的东西。去年，除了《第五纵队》以及他在基韦斯特一直未能继续的故事，除了宣传材料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写。《西班牙土地》的旁白、卡内基音乐厅的演讲、筹款会谈、《见解》的文章、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画集的序言，甚至是号称新闻、稿酬颇高的北美报业联盟通讯稿，自从回到西班牙后，他几乎每天都在匆匆地为他们撰写稿件——所有文稿均文字优美生动，也往往全都发自内心。但是，这些文字并非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愿景，尽管他可以大声地说其实并非如此，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不是所有的文字都真实可信。你是一位宣传家，伊文思曾说过；但这不是真正的他，也不是他想要成为的人。只写一句真话。坐在剧院里，听见真实的枪炮声打断了他们在《西班牙土地》中拍摄并操控的战争化身；告别拉德纳，他不得不面对更年轻、更热切的自我。这种对比一定令他感到了不安。

一周前的复活节，他与玛莎和马修斯前往位于托尔托萨下游埃布罗三角洲的安波斯塔，去查看叛军的大潮究竟已经涌至多远：他们在路上见到了更多的汽车、马车与难民，简直是勃鲁盖尔画笔下打劫不动产的一幅风景画。在被炸毁的那座钢桥的位置上已经架起一座浮桥；车子通过浮桥时，记者们经过一位满身尘土、像海明威那样戴着钢边眼镜、坐在地上的老人。待到几小时后返回时，他们可以确定叛军尚未抵达埃布罗河畔而撤退的人流依旧不息，但是老人仍旧坐在那里。停车后海明威走下车。他从口袋中掏出通常用来记录的一张纸——信纸大小，折成田字并标上了1、2、3、4，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标记好的每个区域中做记录，折叠并展开纸片。他已经留意到了灰色的天空，空无一人的道路，逃亡遗留下的物品，绑在一辆农民马车后的鸡窝里散落的玉米粒；现在他想了解这位戴眼镜的老人。老人说他来自海边的圣卡洛斯。他一直在照看一对山羊、一些猫、四对鸽子，他不想离开它们；但是陆军上尉告诉他炮兵部队就要来了，因此他从天亮便开始跋涉，整整走了12公里。他很担心自己的动物，而且他累了，累得走不动了。海明威提议他可以要求卡车载他一程；但是卡车会将老人带往巴塞罗那，他不想去那里，他说。他就留在桥上。

海明威的笔记足以帮助他记录下这一切：天空、道路、老人、动物。然后，因为他和马修斯需要赶稿，而且距离巴塞罗那仍有6个小时车程，他们离开那里了。

回到雄伟酒店，海明威斟酌着如何处理这趟三角洲之旅所做的笔记。他可以为北美报业联盟撰写一篇通讯稿，汇报民族主义者的前进（难以察觉）以及保皇派的撤退（井然有序），但是最后这将与马修斯的报道雷同，并且《时代》很有可能会因为重复而将他的稿件弃之不用。或者，他也可以写一写吸引了他注意力的这位老人。这文篇章不会投给北美报业联盟，而适合《见解》，这周他还欠了他们一篇稿子。他开始动笔写了起来。

最后的稿子与他之前为《见解》所写的那类充满猛烈抨击的文章不同，也有别于发给北美报业联盟那种夹杂着军事注的通讯稿。故事很短，甚至不足两页；它言语犀利、结构紧凑，与他最好的那些小说无异——仅仅叙述了他在安波斯塔与一位老农民的交谈。他自称“没有任何政治立场”，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远而且再也无法继续下去，因而不得不抛弃自己一直在照顾的动物，反过来却又不得不被讲故事的人抛弃给了不断逼近的法西斯分子。故事的最后，老人坐在桥边的地上。乌云满天，密密的云层将民族主义者的轰炸机留在了基地：“这些，再加上懂得照顾自己的猫咪，”讲故事的人解释说，“就是老人所有的好运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句子，也许是海明威对西班牙的描写中最为真实的一句。

有别于海明威的新闻作品，但与他的小说类似，这个故事（他后来在寄给阿诺德·金里奇的信中写道）“很快便自动构思成型了”；当晚11时10分，他将写完的稿件发给《见解》。第二天，金里奇发来电报称这篇故事“很了不起”，并且说：“这几记短拳能够给予保皇派事业的帮助远胜于一卷卷普通的新闻报道。”

虽然在与海明威及同伴们沿着埃布罗河追寻前线的过程中，玛莎同样记下了大量笔记，但是这次西班牙之行的过程中，她却并未撰写多少文章。她想为《科利尔》写一篇文章，描述路上所见的难民们的困境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就像是在描述“庞贝城的最后几日”，她告诉编辑。但是《科利尔》无甚兴趣，“等我们发表时这已经是旧闻了”。他们在电报中回复。全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日渐逼近的欧洲冲突上，他们希望她能去法国、英国以及——既然希特勒虎视眈眈地盯着——捷克斯洛伐克，弄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流言已经传开，说德国即将大举入侵——就像是3月份入侵奥地利那样。如果此言非虚，欧洲战争大幕的拉开指日可待。

玛莎有些犹豫不决。在一方面，她在寄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这里所发生的事，似乎与所有不愿《我的奋斗》成为全球圣经的人均有关。”西班牙，她相信，“正在为我们而战”；它应该“留给正直的人”——而非法西斯——因为“它太美了，这种美丽不能浪费”。但是她感觉到，就算海明威挣扎着拒绝承认，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为西班牙撰写再多的文章也无法拯救它，现在她应该将工作转向其他地方。她请求不参与五一节在达蒙斯美国旅总部举行的庆祝活动，因为她不忍再听必然会在庆典上所做的充满希望、激人奋进的演讲；尽管海明威和赫伯特·马修斯正计划前往马德里报道那里的情况，但是她拒绝同行，因为在得到通行许可前，还需要应付太多的繁文缛节。她被激怒了。

“也许，”为了让自己对这样的选择感到舒坦一些，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无论如何，历史不过是一团乌烟瘴气的东西与巨大的不公。胜利永远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好汉就像是大山那样绝对与健康，只要他们依旧存在，那么活下去与他们一同生活便是值得的。不论他们能否获胜，只要知道这些人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不会对未来彻底绝望。”

5月初，她与马修斯和海明威去了马赛，计划从那里飞往保皇派的南部领土；然后，从容地驾车向北前往巴黎。5月1日，总理内格林，她所谓的“好汉”之一，发布了十三条和平宣言，概述了他所设想的战后西班牙政府——一个接纳民营资本、特赦叛军、大打折扣的人民阵线——前提是，他一直试图通过梵蒂冈及其他有关各方面向佛朗哥所做的非正式谈判能够带来停战协议。他所要做的就是继续战斗，直到佛朗哥点头应允。他似乎不明白，佛朗哥只对无条件投降感兴趣。

1938年5月：马德里

5月9日，海明威和马修斯抵达佛罗里达酒店。前一天他们沿着海边飞来，22个座位的飞机上只有他们两位乘客。两人盯着窗外棕色的山峦——“就像是一头来喝酒的恐龙。”海明威说——现在，横在民族主义阵线与卡斯特利翁和瓦伦西亚之间的只剩这些大山；卡斯特利翁前线之旅已使他们确信，民族主义者这台压路机似乎已经停滞不前，至少暂时是这样。马德里甚至更让他们精神振奋。重访大学城战壕并且与士兵交谈后他们得出结论，马德里这座要塞，借用海明威的话，“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变得更加稳固”。就算海明威曾对巴塞罗那产生过信任危机，但是这两天的高级军事简报便足以将其治愈：他们弹药充足，指挥官告诉他，所需物资只是更多的火炮、飞机和自动武器。他们能够赢回这些物资。他很想相信他们；“肯定会有一场恶战，”他在发给北美报业联盟的电报中写道，“不过战争显然还会持续一年之久，可欧洲外交官们却说不会超过一个月。”

海明威和马修斯发现，表面上看起来，佛罗里达酒店仍是他们记忆中的模样，不过弹痕稍稍增多了些而已，唐·克里斯托瓦尔仍然在前台照料自己的邮票；但是飞行员、记者和战时妓女多半已经离开。战争前一年半，弥漫在这里的生活的喧闹感已经消退。海明威在大堂遇见了《工人日报》乔·诺斯，他也来马德里查看情况。作为《新群众》的编辑，诺斯曾在1935年负责委派海明威撰写《谁杀死了老兵》这篇文章；而且他眼看着之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海明威一步步演变为带着一丝兴味、揣着一些怀疑的全情投入的作家与反法西斯代言人。现在，他是打算探究海明威反法西斯承诺的深度与性质吗？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海明威——开始对这位宣传家的控制欲感到恼火，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酒——迅速进入了好战模式。“我喜欢共产党人作为士兵时的样子，”他对诺斯说道，显然是想到了利斯特、莫德斯托，甚至是暴躁的沃尔特，“但是如果他们成了牧师，我就会憎恨他们。”诺斯定是一脸纳闷，因为海明威继续解释道，“是的，牧师，传达教皇诏书的政委。”

无稽之谈，诺斯答道；将军们个个都是优秀的士兵这一事实与他们的政治信念之间是一种因果而非转折关系。尽管他还能继续补充，但终究没有说出口的一句话就是：你的朋友，政委古斯塔夫·雷格勒呢？或是林肯营的马丁·休利汉？因为海明威已经开始踮着脚尖满屋子跳舞、打太极了。“这是我强身健体的方式，”说着他向诺斯挥去一拳，然后，冷笑道，“我想你健身的方式就是阅读《资本论》。”

敌对的乌云来得快去得也快。海明威突然放下拳头，大笑起来。“该死的，”他对诺斯说到，“我相信你就是那些该死的主教之一。”他如同僧侣般微微弯腰，递出一瓶威士忌，“给，我的父，祭酒。”

1938年5月：巴黎

玛莎一路曲折向北，从马赛往北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边陲小镇布里昂松，随后穿过位于法国内陆的葡萄园与麦田，为《科利尔》一篇有关国家状态的文章收集素材；她在5月的最后一周，在5月25日海明威搭乘“诺曼底号”驶向纽约之前抵达巴黎。“我要回家看看宝琳和孩子们，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他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严重忽视了我的家人，我想做出一些弥补。”他能否进行弥补还有待商榷：宝琳已像上次那般警告过他，不要回家生闷气。“如果你在那边过得开心就不要回来了，免得不开心。”她告诉他。不过他似乎并不愿意为自己的幸福或是任何人的幸福担起责任。

而玛莎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情人将她抛在身后：就像她在寄给母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她“不算快乐，但是……如法国人说的那般‘很理性’。能做的事十分有限，我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我相信他爱我，他也认为他爱我，但是我不相信个人命运，也不觉得我对此能做些什么。”

她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北行的路上，她曾与邮递员、金工工人以及边防守卫聊过天，留意到勃艮第道路两旁的崭新坦克以及凯尔西高速口新建的防御工事。现在，她在巴黎与法西斯主义者雅克·多里奥克（Jacques Doriot）和共产主义者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见面；为了替她自己的文章“光明或社会主义般的结尾”增添内容，她与阿迦汗共进午餐，去参加隆尚的比赛以及精英——上流社会——的鸡尾酒会。玛莎人脉颇广且具有社会意识，总能在接受与推拒间轻松游走；与伯纳德·德·茹弗内尔在一起的那些年让她融入了巴黎最高贵的沙龙，而与海明威在西班牙的日子则让她可以轻松地与士兵、政治家和记者相处。在这些由男性所主导的俱乐部中，她很享受作为“那个”聪明、时髦、靓丽的女孩。她已经在偏僻的乡间与炮火下测试了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在《西班牙土地》中的工作——幕后操控能力。她的写作已呈现出一种源于她日益增长的自信的权威与坚韧。尽管她对事业的热情是真诚的，但是现在西班牙已成为日渐变多的惹她生气的东西之一。西班牙已经成了过去式。

“西班牙的战争曾经是一种战争，”她在寄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已经使用了“曾经”这样的字眼，“下一场世界大战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愚蠢、最卑鄙、最残酷的背叛。”

又一次拖欠房租了。经过酒店大堂的办公桌时，伊尔莎忍受不了房东夫人从头到脚审视的目光；偷偷溜下楼梯的巴雷亚亦是如此，他一直等到房东太太转身的那一刻才箭一般地冲到街上。他希望能找到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朋友借点钱，或者至少要一支香烟，于是便走向位于德朗布尔街与蒙帕拿斯大道交界处的穹顶餐厅。他扫视了一眼在黑色的铁质遮檐下，在阳台上享受春日夜晚的人群：没有一个熟人。餐厅里人声鼎沸，喧闹声在瓷砖地板上回响，食物的香味令他感到眩晕。还是没有一个熟人。但是，在马蹄形酒吧的一端，他常坐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他之前曾见过的小个子男人。他闪亮的西装与铅笔胡赋予了他一种孤独的体面。他一言不发，只是慢慢啜饮着一杯兑了水的潘诺酒。他偶尔会抬起头，指着一些毫不知情的人，开始无言地疯狂打手势，然后又一动不动地喝酒。那天晚上，巴雷亚瞥见了他的脸。他的目光空洞，眼里是一片死亡，就像是马德里被炸毁的某幢公寓的窗户。他意识到，这个人已经疯了。

伴随这种意识而来的是一项真正的发现：他自己不会发疯。尽管这个念头已经困扰了他好几个月。的确，他日渐虚弱，受了创伤；但是折磨他、激励他采取行动却又破坏他有效行动能力的事情，不是恐惧也不是疯狂，而是内心冲突。他想在这场与社会的战争中赢得自己的胜利，而他一直拒绝做出任何妥协。他想要改变，却又不愿背弃自己的身份。躲避这些矛盾的愿望带着他渐渐步入了拒绝接受的迷雾，夺走了他前进的意志。突然之间，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像这个喝着潘诺酒的小个子男人看不清正在折磨他的东西是什么一样。而且，他认为，只要能够面对并探索它，便能够突围。

更重要的是，探索自己的内在冲突可能会帮助他向自己——也许也能向别人——解释，他这一代人在西班牙所面临的危机。这是他应该写的，不是宣传稿件，也不是充满人情味的报告文学。他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童年以及在一个已经变得让人无法辨认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故事。也许，他无法成为海明威或多斯·帕索斯，但是他可以，也应该写出发生在他自己以及祖国身上的真相。不会撒谎的作家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无法生存。他没有去卡内基音乐厅听海明威亲口说出这句话，但是他知道，也许比海明威更清楚，这是事实。

几个月来，尽管依旧饥肠辘辘、身无分文，他第一次感觉到肩上的重负已经滚落。

5月29日，带着水汽的阳光终于穿透过去两天一直像彩旗般悬挂在巴黎上空的雨云，当天发生了两场截然不同的纪念活动。

在乔治五世大街的美国大教堂，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温莎公爵及夫人以及凡尔登的英雄，法国人马歇尔·佩尔（Marshall Pétain）和众人参加了为在一战中牺牲的士兵举行的追思会。人们哼唱赞美诗、吹奏丧葬号音。仪式结束时，带入圣殿的英、美、法三国旗降旗致哀。之后，法国共和卫队的一支分遣队与第二十四殖民军团陪同大使布利特前往凯旋门，向无名战士墓庄严地敬献花圈。

在巴黎的另一面，数千人——工人、法国共产党官员、年轻女性、老人、西班牙战争中的孤儿——聚集在拉雪兹神父公墓。58年前，就在这面巴黎公社社员墙前，147名拒不投降的巴黎公社社员被枪杀并丢进乱葬岗。人群拉起的横幅和标语在春日的微风中不断飘动：团结！他们呼喊道；青年工作，老年退休！还有，打到法西斯！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结束禁运！当游行的队伍接近那面神圣的墙时，墙面还布满着残杀公社烈士时齐发的子弹所射出的弹坑。一些人留意到这里多了一些东西：附近的格尔达·塔罗坟前终于立起一块墓碑。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便的一块石头。意大利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在坟上一块灰色石板上竖起一种由花岗岩块制成的棺材架。架子正中支起一块有格尔达名字、出生及死亡日期（出生年月比实际晚了一年）的长方形石碑。上面的铭文写道：1937年7月，在西班牙布鲁内特前线采访时遇害。石碑前，石制棺材架的一角摆着一只空石碗，仿佛是一只礼器；底座的侧面雕刻着简单基本的鸟类的形象——不知是鸽子还是猎鹰[11]，抑或是别的什么，难以辨认。

贾科梅蒂已成为一位著名的雕塑家，请他为格尔达树碑并不容易。尽管他是一名左翼分子，但是他很同情她为之献身的事业。《今日晚报》的编辑，其中包括贾科梅蒂的朋友路易斯·阿拉贡说服他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还剩下费用的问题。这笔钱是卡帕支付的。

1938年6月——7月：基韦斯特

到目前为止，海明威的返乡之旅并未成功。飞机降落之后，他在纽约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前往华盛顿广场与杰伊·艾伦及其妻子共进晚餐，连珠炮似的向他们询问宝琳现在可能的状态并责备嫂子金妮·普法伊费尔（Jinny Pfeiffer）向宝琳抖搂了一些有关他的谎言。他自始至终都未曾提及玛莎。第二天，他飞至迈阿密，随后到达基韦斯特。宝琳带着一群人——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和吉吉，以及世交托比·布鲁斯（Toby Bruce）——前来接机，随后驱车驶回怀特海德街。依旧没有人提到玛莎。但是车内气氛紧张。出发5分钟后，海明威的福特敞篷车在西蒙德与团结路的十字路口撞上了一位名叫塞缪尔·斯玛特（Samuel Smart）的工程发展总署工人的老爷车。斯玛特的车子在颠簸了一下之后倒在人行道上。但幸运的是，斯玛特并未受伤。不过，他很生气，他与海明威跳下车子，在马路中央破口对骂起来；即便警察的出现也未能拦下他们，因此两人均被逮捕并送上了治安法庭。

虽然法官最终因为这等小事驳回了诉讼，此后事情便开始变得不顺利起来。人们开始在怀特海德街上呐喊，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玛莎的名字被再次提起。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行为，海明威开始冒犯自己的朋友与商业伙伴。他称这些商业伙伴并未支付给他应得的酬金或是怠慢了他。在此过程中，他将自己在西班牙的活动当成了武器，着其中包括一种浮夸的捶胸动作，这令他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漫画。

他指责北美报业联盟的杰克·惠勒克扣了他的稿酬与费用，并且完全不欣赏他为撰写新闻所承担的痛苦和风险：在卡斯特利翁和马德里的前线报道，他抱怨说，需要他“从图卢兹前往马赛，在那里等待飞机起飞，等待签证，应付不干预政策与西班牙语。意大利人会击落这种往来于桑坦德与法国之间的飞机。要是他们知道我就在飞机上，绝对会这么做”。

他抨击阿奇·麦克利什未能偿还他借给当代历史学家用以拍摄《西班牙土地》的资金，并且坚称，这些资金应当用于帮助西班牙——毕竟当代历史学家的既定目标就是如此。他用华丽的辞藻带着一些夸张地列出他曾在西班牙（参加或是错过的）战斗。听起来他就像是一名战士而非记者，随后他冷笑道：“当你写道，如果我向你支付了一定数目的资金——你曾答应会还给我一大笔钱——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花在救护车上的钱将大大减少等’。我听后嘲笑了你……你到底给了我什么，孩子？”在让麦克利什“闭上你那张长长的苏格兰臭嘴之后”，他又将枪口转向了帕提亚人：“很爱你的妻子和孩子——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你。”

他与人打架——称他们是“犹太人”——试图在百老汇上演《第五纵队》，但是无法为此筹得足够的资金；他与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就小说集的版本问题争吵不休，因为帕金斯想让他将“在密歇根”中过于明确的性别语言删除，而且似乎不太想按照海明威的提议，将《第五纵队》的剧本收作小说集的篇首作品。

即便是他的作品也成了战场。回国后发给《见解》的第一篇文章题为《阿拉贡的背叛》。文中没有将政府最近的撤退归咎于物资不足或是民族主义者优越的军事力量，而是将第五纵队的背叛（具体细节，他声称，太过敏感，因为无法在文中写明）当成了罪魁祸首。海明威将一位拒绝相信自己的西班牙联系人有可能是叛徒的美国作家，“我的一位好友”，作为广泛流传的背信弃义行为确实存在的确凿证据。“我碰巧知道，”海明威断言，“这个人在接受了长期、细致的审问后已被枪决，所有针对他的指控均已被证实。”明显将枪口指向了多斯·帕索斯和罗伯莱斯。

他在巴黎时便已开始撰写，回到基韦斯特后不久完成的一个短篇小说中也出现了他们两人的身影，不过没有这么明显罢了：《告发》的故事发生在马德里的奇科特酒吧，叙述者告诉一位服务生如何告发一位秘密警察。“我永远不会亲自告发他，”他说，虽然后来为了保护这位服务生，他声称自己也参与了此次行动，“我是一个外国人，这是你们的战争，是你们的问题。”背叛和责任——属于他人，如果属于他自己的话，他现在只能想到这些。

不写作的时候，他就跑去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乔·路易斯与马克斯·施米林之间的拳击赛。他玩笑般地向《见解》报道战况；或是在基韦斯特的蓝鹅竞技场为半职业拳击赛担任裁判；或是与一位名叫马里奥·佩雷斯的失败的年轻拳击手切磋；或是告诉一位来自《基韦斯特公民报》容易轻信的记者，年轻时他曾是业余拳击冠军；或是驾驶“皮拉尔号”在墨西哥湾钓鱼。

7月初从这样的一次旅行中回来时，他发现宝琳穿着草裙，打扮成一位草裙舞者正准备前往哈瓦那马德里夜总会参加化装舞会，庆祝通往大陆的跨海公路通车。海明威愤怒地拒绝与她同行。他踩着重重的脚步回到二楼上了锁的书房——但是他找不到钥匙了。在宝琳反应过来之前，他掏出手枪，挥舞起来：见鬼，我会用枪将锁打烂。宝琳试图规劝他——我们找找钥匙吧——但是无法说服他。相反，他先是冲着天花板，然后是门，扣动扳机，打烂了门锁；最后，在房间里停止了自己的疯狂举动。

宝琳将孩子们送到邻居家中，不过仍旧按计划去了夜总会。几小时后，海明威也出现了——阴郁的心情似乎已经消散——但是很快他便与一位客人扭打起来，挥拳相向，砸烂了家具。宝琳怒火中烧。

不久之后，他们庆祝了，如果“庆祝”这个词用得正确的话，他们共同的生日——7月21日，他39岁生日，7月22日，她43岁生日——并且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全家再次前往L吧T牧场。去年他们没去那里；也许宝琳认为，只要在山间待上一段时间，两人之间的平静便能得到恢复。海明威在牧场给岳母写了一封信，如果她专程请人将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话，他的生活便会如同地狱一般。

1938年6月——7月：巴黎

伊尔莎意外得到一笔财富：因为接了一些商务翻译，她赚到了180法郎。靠着这笔难以想象的财富，她和巴雷亚买了一只小小的酒精炉、一只煎锅、一些餐盘、刀叉和汤勺。这样他们就能在德朗布尔酒店的客房里生火做饭了。这些东西不仅能帮助他们果腹：对巴雷亚而言，它成为一种重新夺回世界的方式，他一直试图在自己断断续续动笔撰写的书中创建这样的世界。

他每天都会去街道尽头的市场，搜寻新鲜的沙丁鱼和土豆，然后放入油中嫩煎，就像他母亲在位于拉瓦皮耶斯区自家阁楼中那样，或是鱿鱼——鱼贩那里最便宜的东西——蘸着混合着蒜和月桂的香气并加入醋调味的鱿鱼墨汁；或是俯身在酒精炉上，冰冷的黑色灶台前，一边烹饪一边不停为伊尔莎进行现场解说。马德里的大街小巷和各处公园，布鲁内特爷爷奶奶房子周围的田野都受到了沙丁鱼在热油中发出的嘶嘶声和蒜香味的感召，已经失去的西班牙的感觉回来了。和伊尔莎吃完饭，在小小的水槽中洗完碟子之后，他刚在老旧的汤姆·德尔玛打字机前坐下，过去生活的影像、滋味、声音和气味便全都自动转换成了文字，源源不断地从打字机中倾泻而出。

整个下午，他完全沉浸在过去之中。拐过街角的报亭，读了几天有关西班牙的头条新闻后，他倍感痛苦。4月法西斯发动猛攻，政府军在经历了撤退、重新集结与休整后，现在正发起新一轮的绝望攻势。政府军强征了一批上至35岁下至16岁的新兵入伍，兵力得到了补充。春天时在向民族主义者提出试探性的议和失败后，总理兼战争部长内格林决定将已得到休息的军队兵分三路，越过埃布罗加河发动突袭。如果计划能够成功，他希望，他便有筹码可以与佛朗哥做交易。即便计划不能成功，只要能将战争的时间拖长，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希特勒正在发出警告，他也许不得不“出兵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德国同胞）就会引发人们一直担心的欧洲战争——为了不顾一切地阻止希特勒的盟友占领西班牙，英、法两国将最终以共和国的名义出手干预。至少内格林是这样认为的。

7月25日的无月之夜，共和党军队开始在匆忙搭建的浮桥上渡河，随后便是木筏和冲锋舟。起初，一支突出部队插入了民族主义者的领土；但是进攻开始后，佛朗哥几乎即刻调动所有兵力将其剿杀。各师从卡斯特利翁附近撤回，加入反击；比利牛斯山高处的堤坝被毁，洪水冲下埃布罗河，冲垮了桥梁；来自秃鹰军团、意大利空军及民族主义者自己的空军中队的300架飞机猛烈袭击了步兵阵地以及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共和党空军，自己却毫发无损。进入8月，两军被困在甘德萨附近的一场血腥且看似无望的战斗之中。前景不容乐观。

在街角的小酒馆，巴雷亚听到工人在争论：西班牙向你展示了当你为了自由甘愿冒生命危险时会面临何种下场，他们为何还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他们扭头看向他，一个西班牙人并询问他的看法时，他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1938年7月：汉口

若不是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也许卡帕就能亲临7月14日的比赛了：跑马会依旧是汉口社交生活的核心活动之一。自3月南京沦陷后，宽阔的长江上的这座通商口岸便成了中国战时的首都。跑马场看起来似乎属于伯克夏当斯而非酷热难当、绿意浓浓的湖北平原中部。跑马场坐落在武汉郊区。这座中国城市瓦房林立，整座城市沿着江边外滩上具有欧洲风情的建筑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看台的包厢中挤满了汉口社交圈中的权贵：蒋介石夫人、美国左翼记者及救援人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科尔爵士、周恩来将军或十月革命以来向东漂泊到汉口的众多流亡的苏联王子或公主中的一位。

今天，卡帕并未现身。除了痢疾外，汉口夏天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的高温与湿度也令他苦不堪言：“不是赛马，就是出汗，”他在写给朋友兼他在纽约丹尼尔·莱昂图片社的联络人，彼得·凯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几乎站不起身了。”一年前他曾在巴黎与格尔达在蒙马特的街头翩翩起舞；他急切地希望现在能够重返那里。他的心依旧为她而痛：在他小小的旅行箱中装满了五朔节时为她拍摄的她捧着铃兰的照片。在中国，他几乎将这张照片送给所有遇见的人，告诉他们这曾是他的妻子。但是，除此之外，他对她只字不提；让自我保护能力来封存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并且去享受——或者说貌似在享受——友情、女人、金钱与生活本身，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结交了新的朋友，如英国诗人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和约翰·费尔诺在从马赛到这里的漫长航程中结识了这两人。在甲板上相遇时，他们被他的欢笑声以及“嘿，那个什么，混蛋！”的呼喊和“喜剧演员般低垂的黑色眼睛”深深迷住了，但是他们未能意识到隐藏在这粗鄙硬汉伪装之下的东西。

2月底时他便已来到中国，跟随并协助尤里斯·伊文思和费尔诺拍摄那部后来成为《四万万人民》的电影。尽管彼得·凯斯特告诉他，他发回纽约的照片——包括中国军队在古城台儿庄获得的胜利，关于蒋介石内阁会议的史无前例的报道以及一系列农民逃离黄河防御性洪水的照片——是“一流的……不论是摄影技术还是报道，都比西班牙的照片出色”，卡帕现在陷入了困境。一部分原因来自资金：最初答应资助他中国之行的《今日晚报》违约了（尽管他们确实象征性地为自己所购买的照片预付了部分资金）；伊文思同样在是否为卡帕支付长途旅行费用一事上犹豫不决，尽管他同意报销他在中国的花销；而《生活》杂志的聘金本就不多，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他还要寄钱回家，为格尔达的墓碑买单，赡养她的哥哥和父亲海因里希。此外，他最初向理查德·德·罗奇蒙特提出该项目时，其他摄影师已经来此报道战事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沃尔特·博斯的前德夫特摄影师。眼下他在为黑星图片社工作，不过却在与卡帕争抢《生活》的照片版面。

然而，真正令卡帕感到痛苦的事莫过于伊文思与中国人都将他当成了导演的雇工。他们不允许他开展独立的报道，而必须与伊文思和费尔诺待在一起；伊文思禁止他为将出现在影片中的素材拍摄静物照。“我是这支远征军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他在寄给彼得·凯斯特的信中写道，“他们人都不错，但这部电影是他们的私事（而且他们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静态照完全是次要的。”他在蒋介石的中方审查员那边也遇到了麻烦，他们不想让任何反映“落后”农民生活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照片外流；在他和电影制片人等待获准拍摄的间隙，卡帕在垃圾街沿线肮脏不堪的白俄酒吧——海军酒吧、玛丽酒吧或是最后的机会——中坐冷板凳消磨时光，希望自己可以回到欧洲，或是期待着伊文思和费尔诺结束拍摄，留他一人在中国独自拍摄他想要的照片。

随后，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并开始轰炸汉口。他们首先袭击了一系列战略目标：机场、铁轨以及江边的货仓。但是随后——就像西班牙已经遭遇而波兰、法国、英国和德国即将体验的那样——空袭的目标转向了平民。7月19日，日本帝国空军轰炸机连续以燃烧弹轰炸了戏院、寺庙、教堂和平房，此次空袭造成上百人丧命。第二天，卡帕拍摄了空袭后升起的浓烟，捕捉到了消防员与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尸体的照片；但是制片方之前已在他处有约，因此他不得不中断手头的拍摄与他们一同前往。“不幸的是，”卡帕在给凯斯的信中写道，“这个故事并不完整。我原本打算在第二天完成它（现在他们每天都会来），但是20日只拉响了空袭警报，日军飞机并未现身。”

刚打出这一行字，耳边便已经传来声响——他听到了新闻工作者急切渴望获得新闻故事的声音，却忘了在现实中，这类故事的发生必定伴随着人命的逝去。他吓坏了，想把这些想法驱赶回去。“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是只鬣狗。”他向凯斯特承认道，他不愿“为了赚钱而牺牲别人的性命”。如果你是一位战地摄影师，他告诉凯斯特，这个世界中你最想失去的便是你的工作。甚至，他的工作现在就无法为他带来丝毫快乐。

不过，除了他正在拍摄的“一流”照片外——其中有一张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娃娃兵的肖像，这张图片是他职业生涯中所拍摄的登上《生活》封面的两张照片之一——他在中国旅居期间还得到了其他收获。他在学习英语，这是伊文思和费尔诺的电影摄制组以及汉口大部分外籍人士的通用语言。尽管他后来曾调侃说，自己在“上海赌博时赚回了英语”。实际上，他花了大力气来掌握这门外语的语法与习语。通常，他会用法语在工作笔记中做记录，但是在中国，他开始尝试使用英语，以此作为练习。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在一些照片的注释旁，他打上了一行存在拼写错误却能够泄露他内心情感的句子：“他（被）同事之间的（个人）问题（困住了），深切地思念他的欧洲。”

1938年9月：布拉格

在经过数月的威胁并要求对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民族实施“民族自治”后，阿道夫·希特勒在9月12日发出了最后通牒：除非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终止希特勒所谓的对苏德台德国人的“压迫”，否则德国将采取相应措施。

贝奈斯已经给予苏德台居民区域自治权并拨给其大规模贷款来刺激苏台德地区的工业发展；但是对于这位德国元首来说，这些并不够。他想吞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山地区域。一旦得到了这块地区，只要是不执意于自欺欺人的人便都能看出他的狼子野心，他还想得到更多。

由于受到条约的限制，法国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遇入侵时协助对其进行包围，因此它开始进行有限的军事调动。然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则希望可以通过安抚希特勒来避免冲突；而法国人意识到他们无法独自对抗德国，因而同意进行谈判而非抵抗。到了9月20日，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已制订出一项计划并借此机会，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将所有德语区割让给德国政府，以此换来剩余领土主权的含糊保证。希特勒要求达拉第、张伯伦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来慕尼黑正式签署协议。这场肢解自己国家的讨论并未邀请接捷克人。爱德华·贝奈斯在自己位于布拉格的中世纪城堡过起了隐居生活。

玛莎·盖尔霍恩刚与海明威团聚，在蔚蓝海岸与他共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感到很是诧异。她拒绝在5月份与他一同返回美国——她认为，“明明可以打电话沟通却不能拨出号码”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整个夏天她都留在欧洲，继续撰写关于法国的文章，完成两篇为《科利尔》所撰写的有关英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公众情绪的深入报道。文章的基调一篇比一篇愤怒。9月初，海明威带着北美报业联盟的合约来到巴黎，报道编辑们认定即将来临的欧洲战争。离开L吧T牧场前，他想办法抚平了宝琳竖满一身的尖刺，让她在纽约短租了一间公寓。她曾答应要送给他一把“金钥匙”，相信他很快便会从欧洲回来与她团聚。但是在巴黎，他立即重新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任谁看见他和玛莎坐在韦伯咖啡厅露台或皇家大道上晒太阳，或是手牵手走在街上的模样，都会觉得玛莎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女人。

然而，尽管欧洲徘徊在战争的边缘，《科利尔》仍旧希望玛莎能够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而非巴黎或里维埃拉。因此，她不得不中断两人的团聚，飞往布拉格。尽管北美报业联盟委托海明威报道更为广泛的欧洲冲突，但是他却没有跟随她一道出发。他是不愿在玛莎从捷克斯洛伐克发回报道的同时也从那里发回通讯稿，从而戳破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吗？还是为了遵守曾向宝琳做出的远离潜在战斗的承诺？抑或是他因玛莎对一项任务的关注度超过了自己而感到愤懑？在即将出版的故事集的序言中，他做出了某种宣言：“去你不得不去的地方，做你不得不做的事，看你不得不看的事，你会使自己的写作工具变得平淡、钝化。但是我宁愿将它掰弯、弄钝……我知道我有事要写，也不愿将它磨得闪闪发亮却没什么好说，或是上过油，光滑地藏在壁橱里仅供观赏。”但是现在，他带着自己的工具前往索洛涅猎野鸡，随后回到巴黎为《时尚先生》撰写了两篇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故事。

克劳德·柯克本认为，布拉格像就是1936年的马德里——人们同样不断涌向那里（包括他自己）。接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会有炮弹落到酒店。他具有《周刊报道》和《工人日报》记者的双重身份，而且已经见过苏联大使，焦急地想要弄清楚苏联对捷克危机的立场：因为它也是法捷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约国，如果法国同意担起责任，它也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空军介入捷克斯洛伐克的保卫战。他在大使馆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自一年前从西班牙召回莫斯科后，便几乎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消息。得知他不仅活着，而且似乎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毫发无损，而且仍在为《真理报》撰文，这让人感到宽慰；他所撰写的《西班牙日记》节选在《新世界》上连载，广受赞誉。《真理报》刊发了他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篇论“法西斯干涉者在西班牙的野蛮”的文章，或许这并非巧合；如果科利佐夫帮助《真理报》网罗了这位大牌美国作家，当然有助于他在斯大林面前保持好感？

科利佐夫的牙齿如同他的那些黑色幽默一样糟糕。他对于自己与总书记的良好关系表示不屑。到现在为止，斯大林已经逮捕、审判并处决了原列宁政治局的所有成员，而助他实现这一点的人，“毒侏儒”尼古拉·叶若夫发现，他自己似乎也濒临被自己手下的中尉拉夫连季·贝利亚驱逐（或是更糟）的处境。科利佐夫甚至对此打趣。风水轮流转——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在与柯克本共进午餐时，科利佐夫演绎了想象中自己的审判场景：无情的检察官不住地提出指控，他不可避免的滑稽反应以及最终避无可避的判决。在人民法庭讲冷笑话是有罪的！他笑了，就像是在向海明威和玛莎展示自己藏起的氰化物时那般笑了。随后，他认真地告诉柯克本，苏联的飞机已经降落在布拉格外的机场；如果贝奈斯需要，如果他能够战斗，他们悉听他的差遣。当然，这将意味着红军，至少是苏联空军，必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才能保卫它，这件事情本身不无一丝黑色幽默。

这就是为何，在与柯克本共进午餐后不久，科利佐夫会坐在布拉格城堡灯光昏暗的走廊中的木椅上，等待着与捷克总统进行交谈。突然，他听见高跟鞋踩在地面的声音，抬头看见了玛莎·盖尔霍恩。一头金色的齐耳短发闪闪发亮。她正在秋日的寒意中抓着一件银色狐皮大衣。

看起来，她似乎也想和贝奈斯谈一谈[12]，而且与科利佐夫一样，她也带来了一项提议——以《科利尔》为平台，“赢得美国舆论的支持”；尽管她游说了总统的秘书和礼宾处处长，她的请求却未获得任何回应。她在科利佐夫身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用法语——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喋喋不休地告诉他她在西班牙所做的事，那里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的悲惨处境以及空袭的糟糕程度。科利佐夫似乎心不在焉。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四天来，他一直在等与贝奈斯见面的机会，他说，但是现在似乎不值得再等下去了。他带着玛莎去了位于老城区的一家工人餐厅吃晚餐，那里不同于他在马德里时经常光顾的地方；两人都绝望地谈论着欧洲的局势，随后在街角握手道别。

9月29日，内维尔·张伯伦与爱德华·达拉第飞往慕尼黑会见希特勒；24小时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满足了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区的野心。张伯伦从帝国总理那里得到一份善意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他告诉自己的英国同胞，可以确保英国获得“体面的和平”。在几次联系贝奈斯未果后，玛莎回到了巴黎；科利佐夫——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则返回莫斯科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离开前，他去见了柯克本最后一面。他们现在已经知晓等在前方的将会是什么，这甚至比希特勒在中欧取得胜利还要糟糕。斯大林终于对民主失去了耐心——“信仰”一词对他并不适用；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曾在一年前向他暗示过某种威胁，为了保护自己以及苏联，他会针对这种威胁采取行动。他将逐渐从棋盘上撤走棋子，转而与先前的敌人德国开展一项共同的事业。

这项决定最明显的受害者便是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没有人察觉到，这场源自慕尼黑与布拉格的喧闹中也有西班牙的身影。[13]在捷克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同意，为了争取到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名义上反对“外国干涉”西班牙内政的国家政府的同情，首相内格林宣布无条件撤回国际旅。西班牙首相在9月21日面向国际联盟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了这件事。同一天，苏台德地区的移交条件也公之于众。实际上，这种姿态毫无实际意义——西班牙境内只剩约7000名国际旅战士了——但是，它却充满了象征。

科利佐夫没有放过任何一点。“只能说，”他告诉柯克本，“在危机与灾难之间还给我们留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我们不妨喝一杯香槟吧。”

1938年9月：巴黎

就在慕尼黑协定签字的当天，巴雷亚和伊尔莎搬出了德朗布尔酒店。动员海报贴满巴黎的大街小巷时，酒店经理要求他们立即支付房费：他和妻子打算关了旅店，去乡下躲避这场他们认为避无可避的战争，而且，他说，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想让任何外国人——虽然他们没有将“肮脏的外国佬”这些词说出口，但是意思不言而喻——靠着他们的接济活下去。“不管怎样，我已经向警察提过你们的存在了！”经理咆哮道。

巴雷亚希望一杯酒下肚能够帮他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去了穹顶酒吧，并在那里奇迹般地遇到一个早前他与伊尔莎曾在马德里结识但已多年未曾蒙面的富有的古巴人。听闻巴雷亚和伊尔莎身处的困境，他深感惊悸并坚持要借钱给他们偿还房东；伊尔莎旧时结识的一位挪威记者则表示可以将自己通风良好的现代公寓中的一间房间租给他们。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

搬进来后不久，巴雷亚收到了寄自巴塞罗那的一包书：初版的《勇气与恐惧》，他在离开西班牙前所撰写的小说。巴雷亚翻着书页，允许自己的胸中闪烁起一点点自豪感，他总算可以从如此混乱的东西中提炼出一些简单的东西了：也许无足轻重，他想，但也不坏。

这是唯一一则来自西班牙的好消息。最初的成功过后，埃布罗河战役的局势不断恶化，民族主义者再次将政府军逼至埃布罗河与里约塞格雷河畔。随后，内格林宣布解散国际旅，英、法两国就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问题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西班牙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破灭了，巴雷亚告诉自己。现在，苏联将撤回给予西班牙的援助。更糟糕的是，像他和伊尔莎这类人会被认为是捣乱分子，是会将整个欧洲拖入西班牙冲突的红军。

但是，当林荫大道两旁与塞纳河畔的大树转为黄褐色与黄色时，似乎至少已经暂时买到了和平——尽管是虚假的，他和伊尔莎微叹了口气。他们有了一个舒适的落脚之处，他们也有工作可做。也许，一直幻想着最坏而非最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某个金色下午的晚些时候，当他们沿着卢森堡公园中的砾石小径漫步时，他们看见了一对老夫妇。老先生胡须飘飘、身材挺拔，拄着一根银柄手杖，老太太身材娇小、生机勃勃，穿着一身优雅的黑色服饰。20年代时，生活在巴黎的海明威尚未成名，他就极其喜欢在这里散步。“当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也很可能像他们这样。”伊尔莎喃喃说道，“我们会一起散步，谈论往事，对那些在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怕事情一笑置之。”当老先生弯腰亲吻了老太太的手，随后大步走开，留下她一人时，他们正沉浸在这个想法之中——年老的他们一起在和平年代——泪水突然涌上伊尔莎的眼睛。

1938年10月：巴塞罗那

早在10月的第二周，罗伯特·卡帕便返回了西班牙。他已经在中国完成了所有能做之事，包括为《生活》杂志拍摄了一系列空袭过后的汉口的彩照，张张都仿若博斯的画作一般——这是他首次拍摄彩照，也是《生活》首次刊发彩照；不过，正如后来他在练习英语时所造的句子所说的，他极其思念欧洲。是时候回去了。

踏进雄伟酒店的大门，他便受到了来自所有记者的热烈欢迎：上帝啊，时间正好。他到底去了哪儿？他将照相机袋甩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后，几乎立刻被围了起来：《人道报》的马修斯和乔治·索里亚，正在巴塞罗那打算将自己的西班牙战争小说《希望》拍成电影的安德烈·马尔罗，谢安及其英国妻子戴安娜福布斯-罗伯逊[14]（人们都叫她黛娜）。这对夫妇刚从布拉格赶来，谢安一直在那里报道慕尼黑危机；而黛娜则像极了不认识任何人的学校新生。卡帕时而讲讲故事，时而用法语和他刚学会的英语开开玩笑，很快便让她融入了进来，就仿佛她早已是其中的一员。第二天，当他发现，因为没有人为她安排交通或通行证，她不得不孤独地坐在大厅里时，他一把拽起她的胳膊。“跟我来。”他说，并把她拽到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的办公室。“康妮，”他冲着宣传部长大喊，“戴安娜想在西班牙做点什么。演讲也好，写作也罢，你想要什么样的都行。给她安排点事做。”随后，他便离开了。

16日，他去了距巴塞罗那西南90英里的小镇法尔塞特，国际旅的士兵将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检阅。他曾与这些士兵一起走过阿拉贡、瓜达拉马、马德里和佩尼亚罗亚——其中一些没能挺到那一天；和他们一起分享食物、香烟与笑话；与他们一同沐浴着炮火流光。今天，他想要与他们站在一起。

天有些雾蒙蒙的，但是秋日的阳光洒在修成梯田的丘陵上，依旧温暖。法尔塞特附近尘土飞扬的道路旁搭起临时观礼台；四周旗帜飞扬，其中包括西班牙共和国国旗、苏联国旗以及手写了尖酸滑稽的“我爱柏林”字样的横幅——张伯伦——上面则绘制了卍与阻断的符号。一支寒碜的乐队奏起乐来，乐队中只有几只拉管长号、喇叭、一些单簧管和一只大号，而国际旅的列队，包括一支骑兵分队，开始通过检阅台：林肯营（现正式更名为林肯华盛顿营），当初飘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的4000人中仅剩300余人。23岁的新晋陆军少校，身形瘦长的米尔顿·沃尔夫大步走在队伍前列；加拿大的麦帕营（麦肯齐-帕皮诺营）；波兰的东布罗夫营；南斯拉夫人、英国、捷克人、奥地利人——以及马德里的英雄，台尔曼纵队幸存的150人，他们都是失去了家园的德国难民，跟随着国歌《自由》向前走去。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因此，在握紧拳头致敬之前，胳膊全都松松垮垮地在身侧摆动；显然，国际旅的人数少得可怜，而且当他们稍息、聆听指挥官讲话时，便在他们不远万里前来捍卫的外国群山的面前相形见绌。

八天后，在蒙特布兰奇已改建的一家收治伤员的医院中，国际旅正式解散。卡帕很早便到了那里，士兵们依旧在用叶子茂密的树枝打扫庭院（战时甚至一帚难求），旗帜与花环依旧悬挂在阳台上，等一会儿政要们便会在那里现身。国际旅的战士们陆陆续续涌了进来，一些人仍旧穿着一身破烂的制服，但是多数人已经换上便衣，因为所有政府配发的装备与服装都必须留在这里；典礼开始后，他们自觉地排成几列，铺满了院子，卡帕登上阳台拍摄人群：一片仰着脸的人海，一些爬满皱纹、长满胡茬；另一些则是掩在贝雷帽、军帽或带着帽舌的军官帽下的朝气蓬勃的脸。一些士兵将狗带在身边，它们蜷在他们脚边或是埋在他们怀里。乐曲声响起，演讲开始：身着深色制服的莫德斯托上校看起来十分浪漫，当提及他们“共同经历”与“相同的苦难”时，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不已；随后，身穿马裤、绑腿的总理内格林向他们伸出的援助之手表示“深切的感激并将永远铭记于心”。“i Salud,hermanos!（兄弟们，保重！）”他一边高喊，一边将拳头举过头侧；泪水滑下他们的脸庞，他们回敬以军礼——埃布罗河军的政委最后一次向他们宣读了解散令。

此后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盛大游行本该虎头蛇尾，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离别”定于28号开始，直到游行开始前20分钟都没有收到官方声明，说民族主义者可能会空袭游行路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接到简短通知后，30万人涌出家门，在清爽的秋日阳光下挤满了宽敞的德格拉斯格大道，从办公室窗户和阳台上挥手，将手中的鲜花或是以潦草字迹写着感谢之语的纸条投向正在游行的士兵。当士兵们路过时，甚至从路障中冲出来拥抱他们。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卡帕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跟在游行队伍旁边，还不时爬上灯柱以便拍出更佳的照片；马路对面，西班牙摄影师奥古斯汀·森特列斯（AugustíCentelles）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两人玩起了一个小游戏，试图将对方收进自己所摄照片的背景之中。在对角线大道两边，每个十字路口立着都刻有国际旅——亚伯拉罕·林肯、路易斯·米歇尔、汉斯·拜姆勒——或知名国际旅英雄名字的名牌；广告牌上印满他们参加过的战役的名称：拉斯罗萨斯、马德里、特鲁埃尔、瓜达拉哈拉、贝尔奇特、布鲁内特。

在讲台上，内格林——身穿轻便宽大衣与小礼帽的他显得极其正式——路易斯·贡巴尼斯、罗霍将军以及前首相阿萨尼亚均向国际旅官兵敬礼致意；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立在他们身后，热泪盈眶；她的丈夫带领的空军战斗机队在头顶明亮的蓝天中来回猛冲，抵御着民族主义的轰炸机。

走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共和党的部队，这是唯一一支携带武器的队伍，他们举着一幅斯大林的巨幅画像。针对他们的发言增多了：泪眼蒙眬的内格林向他们承诺，若是他们在战后重返西班牙，都能获得西班牙国籍。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围着一条饰以鲜花的围巾，在演讲中使用了一系列修辞。“你们就是历史！”她大声喊道，“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与普遍的英雄楷模。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枝与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一道再次伸展时——回来这里！”卡帕的相机连连闪动，拍下了一连串鼓掌的双手，洋洋洒洒的五彩纸屑。万人齐唱《列戈颂》。随后，将逝去的9934名死者与7686名失踪人员——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或很快将不久于人世——留在身后，国际旅剩下的7000人前往位于加泰罗尼亚各个村庄中肮脏邋遢、虱子肆虐、没有暖气的营房。他们将在那里等待——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国际联盟派来考察他们的专员进行身份验证、颁发出境许可后才能回到家乡。

1938年10月：巴黎

玛莎·盖尔霍恩并没有为了“离别”而留在巴塞罗那[15]，尽管她在为《科利尔》所撰写的有关那年秋天西班牙所发生的事件的稿子中描写了这场游行，说游行者们看起来“又脏又累，年纪不大”，好像她亲临了现场一般。但是事实上，她和海明威躲在了巴黎。他刚刚在那里完成了为《时尚先生》撰写的两篇有关马德里的故事，一则讲述田园之家公园的失败进攻，另一则加入了第五纵队民兵逸事的另一则版本。早在1937年春，这位民兵遭到殴打并在奇科特酒吧被枪杀，因为他用装满薰衣草水的家用喷雾剂喷了顾客一身。不过海明威在自己的故事中将薰衣草水改成了古龙水，民兵也换成了平民。他将整件事情变成了一则寓言，告诉人们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中，欢乐可能会演变成什么。

海明威情绪低落。《第五纵队与49个故事》已于10月14日出版，他个人认为这个短篇集“无与伦比”，然而读者的反应却令他大失所望。故事获得了赞赏，但多数评论家却将这出戏剧诋毁为闹剧或造势。尽管见到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让他感觉“就算明天一蹬腿也无所谓了，起码有了可以传下去的事业”，但是“那些家伙”又开始联手对付他了。这个事实夺走了成就带来的所有快乐。两周内，这本书售出了6000册，但是这无济于事；要是宣传的力度再大一些，或是出版社在其位于第五大道的书店橱窗中给予它更多展示的空间，销量本不该止于此，他向麦克斯韦尔·帕金斯抱怨道。

因此，当他和玛莎读到国际旅解散的新闻报道或是新闻短片等，海明威早已气得七窍生烟。处于这种心境下的海明威认为，内格林倒不如干脆直接叫停这场战争：他感觉自己遭人背叛了。随后的一天晚上，他和玛莎在步入酒店大堂时，迎面遇上了加里波第营的前指挥官兰多尔福·帕恰尔迪。自从来到马德里的第一个春天后，他们便再也没有相遇过。1937年8月，因为不满自己的营被并入由共产党控制的旅，而且对政府利用他的部队进攻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表示愤怒，帕恰尔迪离开司令部，离开了西班牙；此后，他一直在巴黎过着困窘的流亡生活，并且创办了一份反法西斯杂志《意大利青年党》（La Giovine Italia）。尽管他脱下了卡其裤与时髦的帽子，换上一身平民装扮，他的魅力却依旧不减当年；现在看来，当年他放弃指挥权的行为几乎有着先见之明，他拒绝因为自己困窘的英雄行为责怪任何人。而海明威则开始怀疑，对于交战双方而言，这场战争是否已沦为他笔下充满“背叛与腐败的嘉年华”。

与帕恰尔迪分别后[16]，与玛莎正准备上楼返回自己房间时，海明威突然一个踉跄，背靠着墙落下泪来。“他们不能这么做，”他哭着说道，“他们不能那样对待一位勇士！”看着他为帕恰尔迪，为他失去了自己为西班牙所争取的一切而涌出的泪水，玛莎感到自己的心融化在了他的“慷慨与慈悲”之中。

“那时，我真的爱过海明威。”后来，她这样写道。

1938年11月：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挥别剩余的国际旅两天之后，民族主义军队开始沿埃布罗河猛烈反攻，对甘德萨以东卡瓦略斯山脉的共和党战略要点进行狂轰滥炸，随后便开始向前推进，占领了政府在潘多斯附近仅存的一个高点。现在，埃布罗河谷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已如无人之境；但是，尽管共和国显然已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没有人——记者、摄影师、士兵、政府人员，尤其是总理内格林——肯承认这一事实。“在战争中，”海明威在日后提及这段时期时写道，“你永远都不能承认失败，哪怕是对你自己。因为承认失败之时，便是别人拳头落下的时刻。”

据海明威所知，11月4日是他最后一次抵达巴塞罗那。在雄伟酒店，他与赫伯特·马修斯、汤姆·德尔玛、吉米·谢安以及汉斯·卡尔——作为人民军师长，他曾领着他在瓜达拉哈拉战场四处参观——以及卡帕重逢了。谢安带来一些坏消息：自9月21日颁布了解散的命令之后，年轻的吉姆·拉德纳便不见了踪影，估计他已经遇难，几乎可以算是国际旅最后的伤亡。海明威是否还记得他在战争爆发之初对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说过的话？如果你能保住小命，就能拿到绝佳的素材，如果你为此献出了生命，那么这就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其他人向海明威提供了详细的军情：他、马修斯和德尔玛跟着恩里克·利斯特的部队凯旋迈进特鲁埃尔。利斯特一直死守着埃布罗河远处的桥头堡，但是民族主义者正在攻击他的阵地。显然，他不得不后退。作为一名军官，卡尔需要将文件送过所有路障，他提出陪同一些记者前往利斯特的总部；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们便搭乘两辆车出发了——卡尔、海明威以及《每日电讯报》的亨利·巴克利乘坐一辆，而马修斯、卡帕以及谢安则挤进了另一辆。他们在路上停下来吃早饭时才得知，原本打算经过的位于莫拉的埃布罗大桥已不复存在——先是遭遇了空袭，后来在叛军重新打开埃布罗河上游的防洪闸时，它终是被冲垮了。不过，也许可以搭乘小船渡河——只有到了那里之后再看了。

马修斯将在特鲁埃尔驾驶的那辆破旧的福特换成了离合器有些故障的笨重的比利时米涅瓦。这辆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费劲，很快便远远落在卡尔的公务车后面。土路两旁的田野在11月的阳光下光秃秃的。距离前线越近，炸弹与大炮的声音便使道路感觉更加毫无遮拦。当米涅瓦驶抵河左岸的莫拉拉诺瓦时，记者发现了一处被遗弃的村落，里面满是破败的房屋。卡尔的汽车及其乘客已经不见了踪影。炮弹落在破碎不堪的街道上，几个哨兵试图挥手示意他们离开。“危险！”他们大喊道。马修斯在路口发现了一个荒废的马厩，于是便将车开了进去。他心想，万一有机会过河并能回来的话，将车暂时留在这里也与其他地方差不多。

好一会儿，站在马厩旁的四人伸长脖子想要找到卡尔、海明威和巴克利的踪影；然而，炮弹越落越近，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在前方50码左右的公路上爆炸。他们不得不猛地扑倒在满是瓦砾碎片的马厩地面，寻找藏身之所。重新站起身时，谢安对卡帕说，对于摄影师而言，这似乎是糟糕的一天，但是卡帕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这是唯一对摄影师而言有用的一天。”他讥讽道，从粗花呢夹克上拍掉一根稻草。

就在这时，他们看见海明威正在沿街寻找他们：他和其他人已在河边等候，卡尔找到几个愿意送他们过河的士兵，不过前提是拿海明威行李中的香烟作为交换。一群人沿着道路走下去，爬进战士们的小船。那是一种行驶缓慢的破旧的平底大船，船只驶入湍急的赭色河水之中；泄洪闸打开之后，带来了强烈的激流，桨手们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才能保证船身不被冲至下游。上岸后，记者在莫拉埃布罗河畔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山，前往利斯特的总部。那是一座建于高地上的白色农舍，站在那里，河谷与远处的峰峦一览无余；他们能够听到从覆盖着密林的山坡上传来的哒哒哒的机枪声。这说明敌军正在步步逼近。阳光下气温很高，男人们脱掉外套与套头衫，扯下领带。利斯特迈出总部大门与他们聊天，卡帕拍下了他与海明威坐在农舍露台石栏杆上的画面。尽管他很开朗、亲切，但是利斯特看起来很累；而当初在特鲁埃尔时，海明威身上所散发的活力满满的信心也已黯淡无光。相反，他看起来踌躇不决、谨慎小心。期间，利斯特多次礼貌地告辞，进屋接电话，最后他返回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全部离开，而且动作必须迅速，因为他要下令撤退。

走回莫拉的路上，他们路过几辆停在路边的破烂不堪的坦克。坦克中的士兵们冲着天空挥舞自己的拳头：摄影良机。巴克利和马修斯掏出相机按下快门，然而卡帕却不为所动，任由相机在带子上晃来晃去。“这类东西对我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他抱怨道，“这些不是战斗的照片。只有上了前线我才能拍出好照片。”抵达河边后，他们挤进船，等待船只启程回航；然而，变幻莫测的水流更是为回程增添了几分难度。船行至河中央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炮火令士兵们丢下手中的船桨，躬身在舷缘下寻找藏身之处。突然，小船开始惊险地顺水漂流而下，冲着被炸毁桥梁残留下的焦黑的桥墩撞去。当然，也有可能会撞上大桥的残骸，而他们则必须游至对岸，卡尔已经开始脱靴子了；卡帕开始按动快门；而海明威自童年时期起便在密歇根州学会了几招划桨逆流而上的技巧，他抓起船桨，开始奋力逆流划起浆来，就仿佛命系于此。船头渐渐偏离了残桥，他们安全抵达河岸。

第二天，11月6日，马修斯开车将海明威从巴塞罗那送至法国边境附近的里波利。林肯营的残部在那里等待疏散，他们在肮脏的营房中瑟瑟发抖。他们在村里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阿尔瓦·贝西，他因风湿痛跛行得厉害，因而无法跟着部队行军。海明威最初是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遇见贝西的，上一次见到他还是4月份，当时贝西与同伴正在沿着埃布罗河逃离民族主义者的魔爪。那时，海明威的胸中依旧满怀热情与信心；然而，过去的几周令他心绪不宁，他就像是一位莫名其妙吃了一记老拳的拳击手。

“看到你活了下来，我很高兴。”海明威对贝西说。

“我也是。”贝西答道。

“因为，”海明威继续道，对贝西的话充耳不闻，“我总觉得，你之所以身处此处，我要负责。”

贝西一定表现得一头雾水，因为海明威继续道：“你听到我在作家大会上的发言了吗？”贝西点点头，“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听了那篇演讲才投身这场战斗。”海明威说，就好像他就是国际旅的单人征兵办公室。贝西静静地盯着他。

11月6日，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真理报》的老同事波拉·布列斯拉夫斯基在她位于雄伟酒店的客房内举办聚会，庆祝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以及1936年国际旅在马德里的赈灾活动。这是一场盛宴，就如同他们在日益像是旧日好时光的时间里在马德里举办的那些聚会：谢安一家、马修斯、卡帕、海明威、安德烈·马尔罗、乔治·索里亚、黛娜·谢安的兄弟，支持右翼的《每日快报》记者亚瑟·福布斯以及许多其他人均出席了聚会。卡帕负责食物的供应，他派人去取火腿、豆子、咸鳕鱼干及红酒，逼着福布斯在皎洁的月光下将所有食品拖回雄伟酒店。“今晚的夜色很适合空袭。”卡帕好心地告诉他——事实上，薄暮时分这里便已遭遇了空袭，他们都在酒店屋顶亲眼目睹过了：炸弹与高射炮在远处隆隆作响，红色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探照灯照亮了自他们头顶掠过的意大利萨伏亚的银色机身。

空袭结束后，所有人都回到波拉的房间，在手摇留声机上播放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卡帕和乔治·索里亚将鲜花别在发间，随着《春天悄悄来临》的旋律翩翩起舞，卡帕将鲜花抛向所有女性。随后，因出现在前线而广为人知的阿斯图里亚斯语歌手阿格里皮娜领着他们唱起了“第十五旅万岁”。午夜时分，有人提议他们应该发表演说以示庆祝。但是波拉的司机，一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马德里市民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相反，他说，所有人都该为那些为保卫马德里而献出生命的人静立默哀片刻。

坐着的人全都挣扎着站起身来。在马德里、布鲁内特、阿拉贡和莫雷纳山以及埃布罗河牺牲的勇士数量实在太多，无法一一道出他们的姓名。所有人都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向逝者致敬。

第二天一早，一心想赶回巴黎与玛莎团聚的海明威找到马修斯，请他开车将自己送去佩皮尼昂。对他而言，这场战争已然结束。

正当意大利人在对巴塞罗那狂轰滥炸而波拉的客人们在雄伟酒店载歌载舞之时，忠于政府的部队正在蹚过埃布罗河的一条支流，那是巴塞罗那以西40英里处的弗拉加镇附近的塞格雷河。他们躺在6英里长的河边舒展四肢，预备向西部高地发起攻击——希望——这能分散民族主义者的注意力，拖住他们在莫拉对埃布罗河发起的强大攻势。这次袭击本应是个秘密，因此，并没有密集的炮火先行或是对敌军阵地采取轰炸；但是不知何故，偷袭的消息在巴塞罗那走漏了风声。卡帕在离开波拉的聚会时收到了消息。不出几个小时，他就已经来到了前线。

当他赶到时，运送物资、运送伤员的浮桥刚刚搭建完毕，河边已经铺起一排担架。在清晨的寒风中，一名披着毯子的士兵在一副担架旁俯下身，费力地记下躺在担架上的喃喃之语；从他呆滞的表情和缠在头部染血的绷带上，卡帕估计这将是他的临终遗言。

聚集在河边的部队中，有一队是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水手与海员，卡帕曾在特鲁埃尔见过他们。他加入了他们的小分队并在他们出动时跟在队伍后面，从河边爬上斜坡，穿过橄榄园与灌木丛，攀至上面的岩山。连长以前曾是一名律师，鼻子上架着一副极不协调的牛角框眼镜，此时正与军官们蹲在一起，围在突出岩架下悬挂着的一张地图前，透过匆忙之间接起的野战电话下达最后的指令；政委则告诉士兵他们将要前往何处，现在的形势又是多么岌岌可危。在将泥巴抹满头盔做好伪装后，他们拾起武器、背好铺盖卷——其中一些将手榴弹捆在胸前——开始向山顶进发。

没过多久，他们便遭到了火力攻击：首先是步枪与机枪，随后便是炮弹。卡帕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手中的照相机仿佛化身为他的武器。他没有停下脚步思考。前面的士兵叼着烟奔上山坡，而当他中弹后弯下腰时，香烟仍紧紧夹在齿间。另一个人腿部中弹，一位战友扶起他，将他扛在肩上跑向紧跟在队伍后面的担架队。周围所有的人都踉跄着扑向前方，一边开枪一边寻找藏身之处；空气中扬起火药的细屑，子弹横飞。第一座小山的顶峰上有一间没了屋顶的小农舍，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避弹处，卡帕跟在一小撮士兵身后向那里摸去；就在那时，一枚炮弹不偏不倚落到那里，卡帕的取景器前腾起一股烟尘；硝烟散尽之后，农舍与藏身其间的士兵一并烟消云散。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最终，卡帕所在的连队设法占据了位于一座狂风肆虐的小山山顶的小村庄。他们在那里稍作整顿，重新集结、集中伤员准备疏散，卡帕则返回了巴塞罗那。相机中的照片与他初到西班牙时所拍摄的那些已全然不同，甚至与当时他以为自己能够捕捉到的照片也不相同。模糊、混乱、突变的构图、即时、可怕——这些是能够反映出真实战争面貌的照片。这些照片在送至巴黎后引起了轰动。这些照片占据了《生活》杂志整整2个版面，《问候》5个版面及封底、《巴黎竞赛画报》7页；英国杂志《图片邮报》则整整刊发了11个整版的照片并在前言中配上一张巨幅卡帕画像，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字样。

然而，最后，针对塞格雷的进攻还是以失败告终。民族主义者重整旗鼓，再次将共和党人逼回塞格雷河与埃布罗河的对岸。11月15日，在牺牲了10000至15000人、损失了大量珍贵战争物资后，政府军残部在弗利克斯跨过架在埃布罗河上的铁桥之后便将其炸毁。

在诺曼底为前往纽约的海明威送行后，玛莎·盖尔霍恩于11月21日抵达巴塞罗那，打算撰写有关平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故事，早在去年4月，她就曾试图以这类文章引起《科利尔》的注意。也许她觉得，在向编辑提交了三篇关于欧洲的现实分析之后，他们理应刊发一则这样的故事；也许，她也知道这将是她最后一次写下有关西班牙的文字了。

她来到医院，记录了躺在病房内睁着大大的黑眼睛的孩子们；来到领取食物的队伍中，看着小片的咸鳕鱼与小包大米或豌豆干被发放给家庭主妇，而她们则必须用这些救济粮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来到兵工厂，发现原本在和平时期用来制作夏季女装的织物被制成了炮弹。有时她与赫伯特·马修斯同行，后者依旧对她痴心不改——“她的内心比外表柔软许多。”他在写给妻子南茜的信中辩护道——有时又与卡帕在一起。不知为何，她与海明威在马德里时并未遇见过卡帕，而她在见到卡帕第一眼时便对他存了好感。“他是我的兄弟，真正的兄弟。”后来她说；尽管他能令她笑出声来（对她而言，这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但是他们也会就几乎任何事情激烈地高声争吵。她怎能一边记录苦难与不公，一边期望它们能够就此结束？他会问。你比一群骡子还蠢。她会朝他大喊，说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愤世嫉俗者。你以为拍摄战争与难民的照片就能帮到他们了吗？不过，在状态最佳的时候，她笔下的新闻风格与他相机中的照片极其相似：短小、辛辣的小品文，让你能与她笔下的主角们同框；状态最糟的时候，她就会凭着一股热情捏造事实来迎合这种情绪，从而跌入卡帕已学会避开的陷阱之中。

一天晚上，他在一次空袭中握住她的手，而她则取笑他身上那件在巴黎购买的带着大翻领与硕大珍珠母纽扣的驼毛大衣；衣服很低俗，她告诉他，在人人都饥寒交迫的巴塞罗那，这件衣服完全不合时宜。他并不介意，他说。他一直想要一件这样的大衣，如果不得不在空袭中丧命，他也要穿着它离开人世。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死亡——而是，玛莎观察到，他“总是很勇敢，却也总在说自己是多么害怕。他完全不像海明威那样虚张声势”。

12月初，玛莎和卡帕离开巴黎前往巴塞罗那。在为《科利尔》撰写了关于巴塞罗那的故事之后，玛莎准备前往纽约，海明威正在那里等她。尽管她坦诚地告诉赫伯特·马修斯，她并不确定他们的关系是否会有未来，但是她需要亲自尝试过才知道。至于卡帕，他对塞格雷战役的报道，再加上曾与他和格尔达共同经历了许多的男人们的漫长告别已掏空了他的情感与身体。当他回到位于弗鲁瓦德沃街上的家中时，已经如同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极度懊丧，绝对崩溃”。

1938年12月：莫斯科

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喜欢莫斯科。1937年秋，她第一次踏上莫斯特的土地，当时，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已经中风，她决定他应该去苏联疗养（“我知道，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治愈伊格纳西奥”）；现在她再次与伊达尔戈一道回来了，这次的任务是拯救——并非她的丈夫而是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在埃布罗河战役中伤亡惨重，武器和弹药也损耗巨大，总理内格林派遣空军司令及其身为宣传员的妻子乞求斯大林支援更多的战争物资。具体而言，他想要250架飞机、250辆坦克、4000挺机枪、650门火炮以及其他武器与弹药。

总书记斯大林邀请伊达尔戈以及康斯坦西亚到克里姆林宫共进晚餐，当这对夫妇步入宴会厅时，已经落座的斯大林、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与苏联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三人均起身相迎；伊达尔戈后来说，他妻子脸上的表情令人难以忘怀。尽管受到了热烈欢迎，对于向斯大林求助一事，伊达尔戈依旧忐忑不安；位于西班牙的苏联顾问曾抱怨说，总理内格林正在发动“一场极其昂贵的战争”。

斯大林向他微微一笑，如果知道这笑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它便会叫人觉得心惊胆战。随后，他看向伏罗希洛夫，他向斯大林报以微笑。

“你们的战争耗费实在不大……极其便宜！如此廉价，如此重要，因此我们会继续向你们输送贵国所需的一切物资。无论你们你需要什么！”

当然，他们不能免费提供服务：相当于1.03亿美元。可是，唉，战争伊始，西班牙转移至莫斯科的那笔巨大财富——价值5亿多美元的黄金和白银——只剩下了不到10万美元。幸运的是，斯大林允许伊达尔戈赊账购买武器，仅仅用他的签名作为担保即可。

几个月后，苏联承诺的武器仍未兑现，直到此时，康斯坦西亚才敢在心中闪过一丝疑虑。“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她问一位朋友，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共产党第五军团的创始人之一，“他会欺骗我们吗？”

卡斯特罗自信地答道：“斯大林从不欺骗任何人，至少不会欺骗共产主义者。”

自被从西班牙召回后的一年来，为了远离那些正等他伸长脖子钻进去的绞索，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已经公开投向了所有共产党官员的怀抱。他甚至公开谴责尼伊利亚·爱伦堡的朋友古拉·布哈林。布哈林曾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坚定盟友，去年春天，他因叛国罪而受审；为了服从共产党的命令，他坚持认为安德烈斯·宁与统工党与佛朗哥狼狈为奸。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抗议有些过头了。“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告诉哥哥漫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当然，作为《真理报》的编辑部成员、一位知名记者、一名国会议员，我应该能够向他人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以及出现如此多谴责与逮捕的理由。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以及来自西班牙的老友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当然，科利佐夫并不知晓自己无法参与会议的原因。12月9日他与伊达尔戈共进晚餐时这样说道。他想知道，当苏联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沟通渠道打开之时，像他这类反法西斯者究竟会在苏联有何种命运；而且他也担心，仅仅在一天前，一直被他认作是一道保护伞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人民委员职务已被人取代，内务人民委员部处于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独裁统治之下。

另一方面，他现在正处于成功与受欢迎的巅峰：夏天时，他入选最高苏维埃，而在《新世界》上长篇连载的西班牙日记成为莫斯科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斯大林将他请到自己位于莫斯科大剧院的包厢，祝贺他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并未谈论科利佐夫是否会自杀的问题，尽管他曾与1936年12月召开的面谈中提及此事。事实上，总书记提出了一项充满赞颂的非凡请求：他刚刚写完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史，他说，如果科利佐夫同志同意在12月的作家联盟上通过讲座来介绍它，他会感到非常荣幸。

演讲的日期定在12月12日；就在两天前，科利佐夫又获得一项荣誉，他的荣誉之杯几乎要满溢了：他成了科学院的通讯会员。20日下午晚些时候，在尼基茨卡亚大街那幢宽敞的宅邸中——托尔斯泰曾将其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一家的寓所——他向作家联盟的热情会员及其客人介绍了斯大林的党史。晚上活动结束后，他回到《真理报》办公室处理一些杂事；当那辆被莫斯科人称作voron-ka——乌鸦——的黑色厢式货车停在路边，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将他带走时，他就在办公室里。他在卢比扬卡遭受了为期14个月的酷刑与审讯。他们拿走了他的眼镜。没有眼镜，我的面前一片黑暗，他在马德里时曾对古斯塔夫·雷格勒这样说道：如果他们要枪毙我，我也会要求他们事前不要摘下我的眼镜。

他终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1940年2月1日，经过20分钟的审判，他被判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他不过是包括符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埃米利奥·克勒贝尔将军、大使马塞尔·罗森博格等在内的派往西班牙的众多苏联顾问中的一个。既然斯大林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那么这些顾问便都需要进行清理。

1939年1月：纽约

海明威正在纽约联系业务，他必须在那里与制片方和戏剧工会讨论《第五纵队》的修改。他以得体的方式尽可能迅速地逃离了在基韦斯特度过圣诞节的可能。或者在圣诞节前便离开那里——他忍不住不与宝琳争吵，也做不到不与编剧本杰明·格拉泽（Benjamin F.Glaser）积怨。戏剧工会聘请格拉泽来为这部尚未为百老汇演出做好准备的《第五纵队》进行舞台制作。格拉泽的合同禁止他非难西班牙政府或共产党，并且要求他在获得作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对剧本做出改动；但是即便如此，海明威仍旧对岳母抱怨道，“这个犹太人”极大地拉低了自己最初的作品。“如果满分是5分的话，这只能叫做第4.95纵队。”他坚持亲自重新撰写文稿以取代格拉泽改动后的作品，尽管格拉泽与剧院协会接受了他的修改，但是海明威现在已对整个过程厌恶至极。他告诉所有人，早知道就把这件该死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

即便玛莎来圣路易斯与母亲共度圣诞，也未能让他充分高兴起来；尽管他骄傲（并且不顾一切）地带着披着一身银狐大衣的她，与从他寄宿学校放假回家的十几岁的儿子杰克一道观看了《西班牙土地》。后来他们去了史托克俱乐部，杰克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位迷人的年轻女人，因为她蹦出的脏话而激动不已，完全没有弄清他的父亲究竟认识这样的尤物多久了。

但是海明威开始因为西班牙所发生的错误或是西班牙自身的问题而愤怒起来；他渴望拥有玛莎却对宝琳心存愧疚；他痛恨那些不够重视他作品的评论家以及像爱德蒙·威尔逊或约翰·多斯·帕索斯这类没有男子气概的扶手椅作家，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与他争论不休——所有这些都在他的心中翻腾。在史托克俱乐部的另一晚，他正与杂志作家昆汀·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对饮时，一个看上去已经喝多了的陌生人忽然装作认出他的样子：看哪，海明威，大作家。陌生人来到桌前，猛地伸出手开始揉搓海明威的脸。“硬汉，嗯？”他喃喃自语。雷诺滋在见到海明威脸上的表情时警告自己的朋友：“给他一拳就够了，可别揍得太狠了。”海明威完全没有心情搭理他。他站起身抡起拳头，猛地砸在对方下巴上。那人像棵树一般直直倒了下去。

1939年1月：巴黎

冬雨落在巴黎街头：每天，同样的灰云漂浮在灰色的建筑之上，沿着林荫大道不断开出一朵朵黑色的伞花，雨滴不断在窗户上敲出鼓点般的节奏，轮胎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响。至少，巴雷亚想，他们租住的公寓配有中央供暖系统，他和伊尔莎能接到足够的翻译活计因而不至于忍饥挨饿。只要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他总算有时间完成新书的草稿。这是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他的家人与他的城市的故事——即便加泰罗尼亚已经在民族主义者军队的面前沦陷，他的城市依旧在顽强抵抗着佛朗哥。回忆录在他辞去马德里银行工作的那一天下午终结。同一天，一战爆发；而现在，另一场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看着那堆业已完成的书稿，巴雷亚突然泄了气。他曾努力寻找适合讲述他故事的声音，拉瓦皮耶斯区与无情的卡斯提尔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不同于他读过的任何一本书。哪家出版社会愿意出版它？又有谁想要阅读呢？

当然，巴黎文坛似乎并不准备欢迎他：一位朋友带他前往的那些书生气十足的聚会因其排他性与矫揉造作令他十分沮丧。送至出版商的书稿石沉大海，他已经确定这本书，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东西一样，也是一条死胡同。

然后，奇迹般地，出版社的西班牙语特约审稿人拜访了他。尽管这位散发着老派味道的年长男人觉得巴雷亚的作品令他感到困惑，甚至是受到了冒犯——十分残忍——他仍旧建议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因为它蕴含着巨大力量。虽然出版商并未采纳审稿人的意见，他的来访依旧反常地使巴雷亚觉得鼓舞：他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发出的声音似乎终于找到了倾听者。神奇的是，他成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那个人：他终于成为一位作家。

然而，这种对于他和伊尔莎的鼓舞未能持续多久。慷慨大方是他们运势减弱的原因：他们允许一对贫穷的年轻移民夫妻波勒斯在家中留宿一夜，因为他们家的管道已被冻住，没有暖气或热水。突然，大楼管理员向警方举报了他们——除非得到警局的许可，不然他们不能留客人过夜，尤其是外国人。

而当他们前往警局准备延长自己的居留许可证时却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他们是难民吗？不是，他们答道。那么，格栅后面的官员说，为他们颁发护照的西班牙政府马上就要倒台——到时，他们铁定会成为难民。虽不情愿，但他仍旧暂时向他们颁发了新的文件。但是，他们意识到了一些自慕尼黑起便被自己试图忽略的事情：巴黎并非他们的避风港。他们不得不试图逃离此地——如果可以的话，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

1939年1月：巴塞罗那

到了1939年元旦，由西班牙各地涌来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几乎令巴塞罗那——已饱受空袭的重创，食物极度匮乏——窒息。这些人都是为了逃离轰炸所带来的突然死亡或是在民族主义获胜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害怕在他们的报复中慢慢死去的人。他们夸口说叛军已经向200万名保皇派人士提起诉讼，他们个个都是众所瞩目的人物。“不会有任何斡旋，”大元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告诉美国联合出版辛迪加的副主席，“因为罪犯与受害者无法一同生活。”

1月3日，叛军将军胡安·雅戈（Juan Yagüe）的部队穿过埃布罗河。接下来的几天中，民族主义者继续向加泰罗尼亚挺近。尽管共和党则试图在南面的佩尼亚罗亚以及西面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进行反击，但是他们的步伐停滞不前或是已被击退。唯一能将人们团结起来投入战斗的是他们对于如果放弃抵抗，将会落在自己身上的命运的恐惧。

卡帕在中国受到了痢疾与抑郁的折磨，因此不得不在12月返回巴黎。尽管仍未从其中恢复过来，他仍旧在共和国处于命运最低潮的时候返回巴塞罗那。他接下了《巴黎竞赛画报》《图片邮报》以及《生活杂志》的任务，并且拿到了西班牙国家与国防部颁发的安全通行证与通行证；但是他从未付诸行动。最多也只是与安德烈·马尔罗一道，在难得没有战火的一日拍摄了一些前线利斯特士兵的照片；然而，他的照片有一种19世纪历史的绘画而非20世纪战地摄影的感觉。披肩在利斯特及其手下的肩头潇洒飘扬。他们分组（有时与身着黑色皮衣的马尔罗在一起，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警惕、严肃的猫头鹰）在连绵曲折的景色前聚拢。地平线很低、天空很亮。在一些照片中，他们正凝视着一份报纸——头版印有密亚哈将军照片的《西班牙共和报》——在另一些照片中，他们则在阅读邮件、战斗命令或地图。这些照片优雅、清晰、引人注目，是展现共和国力量与适应力的好照片，并且能与巴雷亚（以及康妮·德·拉·莫拉）的老上司，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观点相呼应。瓦约在巴黎告诉吉米·谢安：“事情并不像报纸报道的那样糟糕。巴塞罗那能够撑得下去。记住马德里。”

几天后，卡帕在一处动员中心所拍摄的照片则可以更为精确地展现出巴塞罗的现状。在那里正在进行最新也是最后一轮征兵，对象是17至55岁的男女公民。卡帕的相机搜寻着满是皱纹、写满焦虑的面孔；打满补丁、破烂不堪的衣物；留在孩子头顶挥之不去的亲吻；离别前，妻子在丈夫试戴新发的头盔戴时发出绝望的笑声——我看起来怎么样？——也许此去一别便是天人永隔。即便是在拍摄那些欣喜若狂地翻过展示在兰布拉大道的亨克尔轰炸机残骸的小男孩时，他的镜头也捕捉到了站在人群边缘的父母们紧张、焦虑的面孔。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命丧下一架亨克尔轰炸机所投下的炸弹——或是就一个拄着拐杖，缺了一条腿的男子而言，这是否就是夺去他另一条腿的飞机。

到了1月14日上午，民族主义的军队被困在塔拉戈纳外距离巴塞罗那西南60英里外的海岸；难民们顺着沿海公路向北涌去，卡帕跟随他们北上，记录下了他们的逃亡过程。这是一个温暖明媚的日子，这种天气会让你有一种春天也许会比预想来得更早的错觉——要是玛莎·盖尔霍恩在这里，一定会说这是适合轰炸的完美天气。难民们沿着公路步行，将财产装在旅行袋中，如果没有行李袋就用绳子捆成一团或是堆在推车上，如果能够找到推车的话；一些人身着劳动人民的粗布衣服，戴着头巾、帽子，穿着工作服或是蓬蓬裙，另一些则穿着优质的冬装外套，脖子上围着丝巾。“我在两个国家，西班牙和中国，见过成千上万像这样逃亡的人，”卡帕写道，“我不敢想象，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宁静与和平中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会有一天面临同样的命运。”

就在他拍照之时，一队萨沃亚·马尔凯蒂从海上徐徐出现，阳光反射在它们银色的机翼上。敌机开始用机枪扫射地面。掠过公路时，他们对着四散在公路上的长长的人群开起火，其中包括两对夫妇。他们正帮着将骡队中一辆盖有篷的马车推上一处小斜坡。几秒钟后，马车被击成碎片，车厢里的寒酸行李散落在路上；刚刚帮着推车的两对夫妇中的一女二男倒在泥地中；套着挽具的两只骡子已经倒毙；唯一幸存的女子跪在地上恸哭，她伸手去摸躺在车轮之间的宠物狗。然而，它也已经没了呼吸。

回到在巴塞罗那，事情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如果那些逃难的人至少暂时安全，那么城里的人则同样绝望。他们与行李一道，隐匿、蜷缩在难民中心门前的人行道上，那姿势仿佛是一些阴森的祭坛画中的人物：年轻的夫妻、年老的妇女、漂亮的黑眼睛的孩子。卡帕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站在一旁，除了记录他们周遭的痛苦之外无能为力，”他写道，“这种感受并不好受。”

1月22日，已经能够见到蒙特惠奇山山峰至南面升起的敌军炮弹的粉尘。总理内格林下令政府放弃巴塞罗那，迁址巴塞罗那以北52英里处的赫罗纳。官员们开始整抽屉整抽屉地焚毁文件——数量众多，以至于整座城市处处都有小型火灾发生。这些烟与连续不断的空袭造成的烟混杂在一起。空袭已将港口地区变成一片废墟。军车队启程，平民涌出城去。幸运的人能够弄到汽车或卡车，否则便只能步行。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晚上，赫伯特·马修斯都睡在了自己的米涅瓦中以防被盗；一旦需要离开，它就能派上用场，但是现在，他和卡帕以及少量其他记者仍旧坚持留了下来。

1月25日晚，消息传来，民族主义者的先头部队已渡过了略夫雷加特河并行至城市西部边缘的迪比达波山的山坡。马修斯、卡帕以及一名英国记者，《每日快报》的奥多德·加拉格尔（O'Dowd Gallagher）前往审查中心发出最新的通讯稿。他们发现那里犹如一座鬼城，全靠烛光照明（电力供应已经中断），而且自从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及其高级员工几天前奔赴法国边界后，这里基本已被遗弃。马修斯利用电话将最后一篇通讯稿从巴塞罗那发了出去，他试图让文字表现得积极乐观（“只要一息尚存，希望便不会泯灭”）。然而，卡帕所拍摄的审查中心的照片，摇曳的烛光与空荡荡的书桌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午夜过后，记者们穿过门户紧闭、空空荡荡的街道返回雄伟酒店。天气转凉，狂风大作，吹起张张宣传单与被丢弃的身份证。在酒店里，马修斯合上行李箱的盖子，将小费及最后的存粮递给了泪流满面的女服务员；随后，他、卡帕、加拉格尔与另一位英国记者威廉·弗勒斯钻进米涅瓦，开始顺着沿海公路向北进发。交通十分拥堵。除了汽车和卡车，还有满身污泥的一列列士兵及贴着路边步履艰难的悲惨的难民洪流。日出后不久，他们抵达卡尔德塔斯海岸，而美国国民正在等待搭乘美国巡洋舰“奥马哈号”疏散。在美国领事馆用过早餐后，米涅瓦上的乘客们得知，由于担心卡帕没有护照，《生活》杂志的编辑要求美国政府允许他搭乘“奥马哈号”离开西班牙。但是，卡帕拒绝了。他要去记录那些试图穿越国境的难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要与马修斯和其他人把握这次机会。

随后，他们又返回路上，马修斯透过车窗观察交通状况，试图找到可以绕行的道路与捷径，卡帕则不停按下快门，仿佛相机可以不让自己的情感泄露分毫。不然，在看到小男孩眉心挤成一团、未穿袜子的双腿裸露在最好的羊毛外套下；或是坐在骡车旁的母亲和孩子们试图清空车厢内的物品，因为骡子无法同时驮动他们以及他们的财物时，你怎么可能不流下泪来。

当傍晚时分，米涅瓦驶入距离边境16英里处的费卡洛斯，整个小镇已陷入一片混乱。政府已经决定放弃赫罗纳。现在，政府官员、外国记者及大批没有护照的难民都像无头苍蝇一般在村里乱转，无处可去也无处容身。不过，在宣传部征用的一套公寓的后面设置了一间简易的记者招待室；马修斯、卡帕与佛利斯特遇见了一群新闻审查官和记者，其中包括刚从巴黎赶来的吉米·谢安。11月波拉晚宴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与黛娜去了巴黎。谢安心中的绝望与日俱增。他曾去见过总理内格林，内格林已与多数政府班子逃至费卡洛斯：为什么他们不回马德里表明立场呢？谢安想知道。为什么以前内格林、德尔·瓦约及其他人未能察觉共和国的处境会变得如此艰难？不知何故，他们将信心和勇气与宣传混淆在一起了吗？但是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了答案。

加泰罗尼亚与法国之间的电话业务已经中断，因此，马修斯、佛利斯特和加拉格尔离开费卡洛斯，越过边境来到佩皮尼昂向报社发送稿子。但是卡帕和谢安留了下来，几小时后布列斯拉夫斯基从巴塞罗那风尘仆仆地赶来，一路上紧张不安，期间因为遭遇空袭而被堵在了一条村庄的道路上。她进村时引起了轰动。“整条街上的众多白痴开始狂按喇叭，就好像这么做能有什么好处似的。”她说——这是这些天来他们听到的第一桩趣事。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就寝，那天晚上，留下的人全都挤在了记者招待室中，波拉与三四个人挤在一个由一张废弃的弹簧床垫、一些文件以及她行李中的外套和披肩凑合成的类似皇家床品的东西上，插科打诨、咒骂不休的卡帕则躺在了一堆宣传单上——这些宣传单总算是派上了用场！他想回到巴塞罗那，但是鉴于他认同保皇派的事业，这无异于自杀行为；接下来的两天中，他一直在试图找人开车将他送往巴塞罗那，但是这些努力全是徒劳。不过，待到27日晚，临时宣传办公室通过电话收到一份公报：“巴塞罗那已落入敌手。”那时，唯一在场收听这条消息且获得认可的外国记者只有谢安、布列斯拉夫斯基和卡帕。

第二天，法国向西班牙难民打开了边境，卡帕与40万难民洪流中的第一支细流一道，最后一次驱车在勒佩尔蒂穿过边境。

1939年2月——3月：巴黎

你可以在所有新闻短片以及报纸和杂志污迹斑斑的页面上见到他们：在结冰的道路上挣扎地躲避空袭炮弹与低空扫射的子弹的被毒打的士兵，肢体残缺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冷酷无情的军队不断驱策他们向前行进。渴望安全的逃亡者的队伍一望无际，巴雷亚想。几个月来，奥雷利娅与孩子们杳无音信；也许，因为他们与他没有任何牵连反而境况会更好。与此同时，奥地利传来的消息却令人担忧：秘密警察一直在打听关于伊尔莎的事。她的家人本就已经如履薄冰，她的过去与人脉更是使他们雪上加霜。“这些天发生在维也纳的事，对世界与我而言，尽数都是毁灭性事件。”瓦伦丁·波拉克在越南写道。

幸运的是，尽管伊尔莎以前与社会党的关系使她的家人陷入了危险境地，但是她自己也同样从中获益：因为在英国，之前她仍是一名社会主义演讲者与记者时期所结识的不少老友主动提出帮助她和巴雷亚移民。一些人，如翻译与编辑格温达·大卫（Gwenda David）及埃里克·莫斯巴赫尔（Eric Mosbacher）则答应帮助他们找工作；另一些人，像亨利·布林顿则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所；还有一些人借钱助他们渡过难关，直到来自某种渠道的资金开始流入他们的口袋。伊尔莎少年时期曾在英国生活过，她的英语很流利，对她而言，这里似乎是一个可能的避风港；而巴雷亚则需要纵身跃入一片未知的土地，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文化与语言。

然而，他们不得不去那里，而且必须即刻动身：一旦佛朗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如果他们还是认为法国或英国不会认可民族主义者所控制的西班牙政府，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届时，共和党颁发的护照将一文不值。巴雷亚和伊尔莎将成为无国籍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因为巴雷亚很少会参与赌博，他在街角烟店购买的彩票居然赢得了国家彩票。彩票的收益正好用以支付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费用。他们将为数不多的财物收进行囊，离开转租来的公寓，没有一丝留恋。在圣拉扎尔车站，便衣军官们要过他们的护照，几乎都未曾抬头看他们一眼便在上面敲上了章。这就行了？巴雷亚心想，难民的洪流似乎被一座大坝拦在勒佩尔蒂：他们无法获得这枚印章。当他和伊尔莎在车厢内坐定后，火车开始加速；窗外，诺曼底荒凉的农田开始向后退去。军队像他们在布鲁内特，在埃布罗那般，继续为他们战斗多久？在迪耶普，小汽轮随着英吉利海峡的碎浪起伏不定；伊尔莎走下船舱，而巴雷亚依旧站在甲板上抽烟。2月的凉风吹起他的头发。一位法国水手听见他的口音，便问他来自何方，他照实说了。他告诉他们西班牙的战争，他的失落感，法国在签订慕尼黑协议时带来的背叛感以及对于未来的恐惧。你的国家怎么了？他想要知道。你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吗？或是你不关心自由吗？

“哦，不是的，”水手们向他保证，“剩下的人都不会参与战争。”一时间，他们都盯着身后越来越远的法国海岸。“看，同志，”一位法国人说，“不要带着痛苦离开法国。我们仍将并肩战斗。”

“巴黎一点都不好，”卡帕在寄给远在纽约的母亲茱莉亚的信中写道，“人人都被希特勒吓得屁滚尿流、魂不附体。”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因为太过疲惫、太过沮丧，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开工了，他继续写道，“我像白痴一般四处乱逛。”但是随后，他收到一封父亲德诺从布达佩斯寄来的信，他说自己病倒了——他的胃出了问题，也许是肝脏。卡帕振作精神，接下《今日晚报》的一些活计赚一些小钱——现在他总算有钱可以寄给德诺支付医疗费；他在为《四万万人民》工作时结识了女演员露薏丝·蕾娜（Luise Rainer）。当她要求他护送她前往巴黎参加白领结宴会[17]时，他租借了相应的晚装与她一同前往。“想象一下，我将变得多么优雅，”他对茱莉亚开玩笑说，“就像是一头穿着燕尾服的熊！”

随后在3月初，他开始听到有关集中营环境极其恶劣的消息。这些由法国政府建立的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最终获准进入法国境内的保皇党士兵。75000万余人被关押进佩皮尼昂附近的海滩禁地中，食物、水源与卫生设备均不足；但是没有人对这里进行报道，因为整个拘留区已被宣布为法国媒体的禁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朋友阿古斯蒂·森特勒斯正被监禁在布拉姆的一处难民营里。上次见到森特勒斯是在巴塞罗那的告别游行上。森特勒斯在难民营中暗中拍下的一些照片几年后才重见天日。）因此，卡帕靠着《生活杂志》的证件，自称是“安德烈·弗里德曼”而非鼎鼎大名的罗伯特·卡帕，在3月19日前往奥德警局并获得了前往位于滨海阿尔热莱、勒巴尔卡雷、布拉姆以及蒙托利厄难民营的许可。即便在这个早对战时物资匮乏习以为常的人来说，这里的状况也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们也许可以获准在宪兵的监管之下，通过铁丝网篱笆与极少出现的访客聊上几分钟。塞内加尔部队担任这里的哨岗，他们一定叫囚犯想起了佛朗哥的摩尔人军队。这些带刺的铁丝围栏后收容了曾经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到底的数千人——如果他们不是挤在帆布帐篷中或是露宿野外，而是真正有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挤在仓促兴建起的没有暖气、四面透风的棚屋中。他们满身污秽、瘦弱憔悴，在沙地中挖坑建造新的小屋或列队领取少得可怜的口粮。他们衣衫褴褛，完全不足以抵御附近海域凛凛的寒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病得较重或是营养不良，甚至没有力气站起身来，只好躺在稻草垫上。卡帕一向不吝啬胶卷，一次次按下快门，希望能够在大量可能性中找到最完美的照片；但在这里，他似乎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能将手指按在快门上，拍下一串串凄凉的图片。事实就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

这里也有片刻的英勇与幽默：他发现两名巴斯克士兵用木制飞机模型装点自己的小屋，并且在营房号95的上方绘上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巴斯克大酒店”的字样——还加上了一个用酒囊往嘴里灌酒的男人的形象；在布拉姆，一支巴塞罗那管弦乐队的成员们设法将自己的乐器带入法国境内，为他演奏了一场。但是尽管大提琴家——据说是帕布罗·卡萨尔斯的一位朋友——试图对着镜头挤出一丝微笑，他的眼中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伤。他微微一笑便露出残缺的牙齿，这是营养不良与疏忽怠慢的证明。至少他还活着，当卡帕最后来到营地一英里外的一座公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一个新挖的坟墓正在等待它的主人。一长串白色的十字架标志着44个已为西班牙献出生命却埋葬在法国的英魂。

尽管他所拍摄的集中营的照片刊载在了《图片邮报》以及瑞典杂志《看见》上，卡帕仍旧感觉他的摄影之行以及他最后在西班牙逗留的时光，甚至他在西班牙的所有经历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过去三年间，他已在国际上赢得声誉，带着同情与急迫记录下一场始于希望，终于失败、幻灭与个人损失的战争。现在，他告诉母亲：“我正以这样一种愚蠢的方式生活着，一天一天，不知生活将会变成何种模样……我们（都）像雨中四处乱窜的狗，试图拯救自己的朋友。”现在，所有人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了。

1939年2月——3月：基韦斯特/哈瓦那

早在20年代末海明威与宝琳第一次来到基韦斯特时，这里曾是一个迷人、别致的闭塞之所，一片适合垂钓与写作的世外桃源。然而，岁月经年与跨海公路已将一股贪图享乐的新鲜血液带至岛上；海明威远在西班牙之际，宝琳已在他们之中交友无数。无论是海明威的泳池中、草坪上，还是他最爱的酒馆里，如今，这些人无处不在，或是聊天，或是外出钓鱼或喝酒。他简直无法忍受。他很想念玛莎，想念西班牙。他告诉身处莫斯科的俄语翻译伊万·卡什金（Ivan Kashkin），现在他只想动笔写作。“只要有战争发生，你便总会认为自己有丧命的可能，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然而，既然现在我好好地坐在这里，就必须开始工作。”

他已经开始考虑在秋天出版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最近为《时尚先生》与《时尚》所撰写的有关西班牙的故事以及另外三篇分别讲述特鲁埃尔城、瓜达拉马攻势以及一位渔民在墨西哥湾流捕获了一只体形巨大的马林鱼，但最后因无法将其庞大的身躯拽至渔船而眼睁睁地看着它被一群鲨鱼夺走的长篇故事等将收入其中。

然而，自巴塞罗那陷落后传来的消息——例如他与玛莎在秘密通话中借用暗语“家中有人过世等”确认——似乎需要他做出更大的回应：一份总结或是一篇墓志铭。因为，尽管内格林已经回到阿利坎特附近的一处基地并敦促指挥官们继续战斗，但是保皇派的领地仍在不断缩小，显然他的努力注定不会成功。海明威不可能获悉，在莫斯科，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正在告诉斯大林，内格林恳求得到更多援助的请求“至少，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可以通过报纸了解到，这些厌战的共和党将军们正试图与佛朗哥单独媾和，而且法、英两国政府甚至在共和国正式投降前便已准备好认可民族主义反叛者作为西班牙政府的地位。“战争的唯一目的便是获胜，”海明威说，“而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他心中，这场战争已然结束，他接着说，“我更了解整件事。”

在巴黎，他趁着秋天草拟了两章书稿，他觉得这有可能成为一部有关这场战争的小说，随后便将其搁置了下来，因为当时觉得野心太大或是太过痛苦。但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只需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写作。基韦斯特曾经就是这样的理想之地，而宝琳原本是他的缪斯，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在寄给莎拉·墨菲寄的感谢信中，宝琳感谢了她送给格雷戈里作为圣诞礼物的玩具帆船，随后她写道，这艘小船在他们的泳池中来回航行、搁浅，就好像在试图逃进一片更大的水域，之后便“再次平稳地驶入泳池……就像男人和生活”。尽管她和海明威谁都没有承认，但是他正准备扬帆离去。

当海明威请她去哈瓦那碰面时，玛莎·盖尔霍恩正与母亲在距离基韦斯特100英里外的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度冬至。2月18日，当她抵达哈瓦那时，发现他已在两家不同的酒店安顿了下来。他下榻在塞维利亚-比尔提摩酒店并将两世界旅馆当成了写作工作室——“告诉所有人你入住了一家酒店，但实际上下榻在另一间。”他曾与猎熊好友汤姆·谢夫林开玩笑地说。很久之前，他便已经原谅了汤姆对《有钱人和没钱人》的评论。他已经在两世界旅馆的客房中囤了一块12磅重的火腿与不少腌香肠，就仿佛他回到了马德里，在佛罗里达酒店中与西德尼·富兰克林用轻便电炉做饭，留声机中流淌出肖邦的乐曲。

然而，玛莎不愿像《第五纵队》的多萝西·布里奇斯那样勉强暂住在酒店客房之中。一方面，她讨厌旅店脏乱的环境，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回来之后便尤是如此；另一方面，她自己也想写书，从布拉格一位记者的故事开始，她想将自己过去一年间在欧洲逐渐累积起的激情与刻薄全都倾倒给他。她在郊区寻找房源并在圣佛朗西斯科德帕拉区的一座山丘上发现了一幢摇摇欲坠的房子，La Finca Vigía（瞭望塔农场）：带有泳池、网球场、宽敞的客厅、图书馆、招待所以及大片长满杂草的花园的一座一层石头房子。夜晚，你可以在草坪上眺望远处哈瓦那的灯火。海明威认为每月100美元的房租偏贵，但玛莎依旧租下了房子并打算用自己从《科利尔》挣到的钱修葺、装修它。她对最后的成果十分满意，以至于感到有些尴尬，她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中写道，她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超出她想象的地方——而且用的全是自己的稿费。“我有一种感觉，”她告诉第一夫人，“我应该送给《科利尔》杂志一块匾额。”

当玛莎忙着与公证员、园丁和管家交流的时候，海明威则像斗牛士或士兵那般，着手准备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在写给北美报业联盟的所有通讯稿中——其中一些有些敷衍、有些浮夸，不过满满的全是实用的细节——他已粗略勾勒出整个故事的背景。在撰写这些稿件时，在与尤里斯·伊文思共同制作《西班牙土地》时，他亲历了炸弹与火炮的声音，嗅到了花岗岩粉尘与无烟火药的味道，清楚了男人们是如何在战前互开玩笑，知晓了他们会随后吐痰以表明笑话真实性——因为，他说：“如果你真的十分害怕，便不可能随地吐痰。”他见过指挥官，见过战士，也见过奇科特酒店与盖洛德酒店的食客。尽管他也许想用作小说前景的大部分故事并非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但是向他亲口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却实实在在经历过这一切：奥尔洛夫关于游击队的故事——也许可以用上《有钱人和没钱人》所舍弃的与炸药有关的情节；漂亮的护士玛利亚所讲述的被民族主义者强奸的经历是他在1938年春前往位于马塔洛的国际旅医院探望弗雷迪·凯勒时听到的；卡帕负责拍摄而格尔达负责摄影的瓜达拉马战斗；杰伊·艾伦描述的巴达霍斯那的血腥大屠杀。现在，所有片段都已就绪，就等着他将它们糅合在一起，并非是为了宣传或报道，而是创作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小说。他希望它能够“展现出它所有的不同面”。

3月1日，清晨的空气依旧带着丝丝凉意，玛莎仍然紧紧缩在塞维利亚-比尔提摩酒店的客房中熟睡。海明威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两世界旅馆。在前台取完邮件后，他踏进511房间。桌上摆着他的皇家牌打字机、许多2号铅笔和两沓纸，其中一沓已经打上了字并写满他用女生般秀气的滚圆字体所标注的标记，而另一沓依然一片空白，干干净净。他在桌前坐下，从第二沓中抽出一张，卷进打字机，开始敲起了键盘：“我们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褐色地面……[18]”

【注释】

[1] 不断扩散的法西斯主义。

[2]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没有人将菲尔比的任务、伊尔莎在军事调查局面临的困难、朗道所受的迫害以及库尔莎的离世等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关联性似乎很能令人信服，尤其是考虑到克里维茨叛变的时机。

[3] 法西斯组织成员，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中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党员。（译者注）

[4] 古斯塔夫·马勒，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犹太人。（译者注）

[5] 阿图尔·施尼茨勒，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第一个将意识流引入德语文学的奥地利作家，德语现代派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犹太人。（译者注）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他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犹太人。（译者注）

[7] 纳粹所谓的非犹太血统的（北欧）高加索人。（译者注）

[8] 据称，3月16-17日的袭击造成1300人丧生，2000人受伤。

[9] 海明威在信中声称，他已经对委任状进行了研究并且已经转而前往民族主义者所在的区域，因此错失了报道叛军占领莱里达的机会。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他在24日抵达巴黎后便在那里创作短篇小说，撰写提交给《见解》的稿件，直至28日玛莎到达才得以动身。他在圣让德卢兹整整停留了2小时15分钟，因此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前往位于边境的佩皮尼昂，由此可以“确定他不可能”拜访法西斯占领的西班牙。

[10] 谢安并未在对于此次西班牙之旅的描述中提及玛莎曾出现在火车上，但是他的确说过，海明威去了一趟佩皮尼昂后开回来一辆汽车，他曾推测这辆车是由西班牙领事馆所提供的。不过更大的可能是，这就是玛莎海运过来的汽车，而且她之所以没有搭乘火车就是为了去佩皮尼昂取车。

[11] 根据现代意大利学者卡西米罗·德·克雷申佐的文章，沙伯认为这是何露丝，掌管天空、战争、狩猎以及复活的埃及神祇。

[12] 盖尔霍恩说，科利左夫将苏联对贝奈斯所做的一切承诺全都透露给了自己，并且责怪捷克总统没有接受为自己人民而战的挑战。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发表在《科利尔》上的文章还是寄给编辑查尔斯·科勒鲍的信息量爆棚的书信均未提及这些承诺。这不禁叫人怀疑科利左夫的坦率和她对贝奈斯的控诉都仅仅只是一种事后的臆想，因此，我没有将这一点加入记述之中。

[13] 尽管曾有人讨论过双方在夏天时均放弃了外部力量的帮助，但是直到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应邀“提出建议与指导”时，内格林才单方面采取了行动。

[14] 福布斯-罗伯逊说，自己在第一次抵达西班牙时遇见了卡帕，他帮助她确立了记者的身份。她还说，虽然她的丈夫和海明威曾因为这里极其危险而试图禁止她与玛尔塔·盖尔霍恩前来，她仍旧陪伴丈夫在1938年4月奔赴了西班牙。然而，卡帕在4月前往了中国。但是包括她丈夫的回忆录在内，没有任何人提过曾于那段时间在西班牙见过福布斯-罗伯逊，因此更有可能她是在1938年秋首次见到卡帕的。

[15] 赫伯特·马修斯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书信表明，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均参加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纵队解散仪式。他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海明威刚刚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与盖尔霍恩团聚三天，而玛莎将在本月来这里待上一周时间。

[16] 盖尔霍恩曾在信中将他们与帕恰尔迪相遇的地点定在了瓦伦西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三人在西班牙，而且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直到1937年12月之后才来到瓦伦西亚。另一方面，1938年10月，三人确实都在巴黎。

[17] 男士必须穿上燕尾服、白色马甲、白色衬衫及漆光亮面的皮鞋，打白色领结。在与女士跳舞时，也可以戴上白色手套。

[18] 尽管海明威最初以第一人称开始撰写小说的草稿，但是写到第三页时他决定改成第三人称，并重新回头修改了人称的使用。

尾声

1939年3月27日，马德里不战而降——欧内斯特·海明威曾说过，如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想要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拿下这座城市。5天后，佛朗哥于4月1日在司令部发出了最后一份公报：“今日，红军被俘并解除武装，我们的队伍胜利而归，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同一天，美国承认民族主义叛军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新政府囚禁了成千上万名保皇派或有保皇派嫌疑的人士——许多人被送入强制劳动营；估计其中有5万人[1]被处死。这场杀戮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尽管包括内格林、阿萨尼亚、达勒西奥·普列托以及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在内的最为重要的保皇派官员设法流亡到了国外，但是一些人却发现那里也丝毫不安全：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4年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离开了人世；阿萨尼亚遭到德国与维希法国派出的特工的追杀，命丧普罗旺斯的一个小镇；盖世太保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逮捕了加泰罗尼亚总统路易斯·贡巴尼斯，他随后被押回西班牙并处以枪决。

在1975年离世之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直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西班牙；不过，在西班牙的管理问题上，他所指定的继任人，老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德波旁王子与他的想法有所出入。1978年，德波旁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将自己立为立宪君主。尽管新政权的基石是特赦了佛朗哥时代一切罪行的“遗忘之约”，但是历史学家与战争的幸存者或是他们的后裔却开始着手调查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死亡与失踪事件。2007年，由于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政府颁布了《历史记忆法案》来帮助发掘受害者的尸体。但是，当预审法官巴尔塔扎尔·加尔松·瑞尔（Baltasar Garzón Real）试图推翻特赦令并以危害人类罪对战时死亡事件提起诉讼时，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加尔松因为逾越司法权而被停职。遗忘之约显然未能使因内战而丧生的阴魂安息。

1939年8月23日，德国与苏联震惊了全世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曾向记者乔治·吕西安尼做出的预言成了真：德苏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秘密约定了如何在德国入侵之时瓜分波兰。尽管协议签订之时，两国瓜分波兰的承诺并未对外透露，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的消息却令反法西斯主义者极其失望并促使包括古斯塔夫·雷格勒在内的许多人与共产党决裂。

8月25日，英国政府与波兰签署条约，承诺德国来袭时向波兰提供援助。在当时的情况下——希特勒在电波中叫嚣着德意志民族将“骚扰”波兰但泽的附近地区——此举几乎不可避免。法国已经签署了类似协议。由于苏联将不再实施报复行动，一周后，甩掉后顾之忧的希特勒大举入侵波兰，用大规模轰炸粉碎了波兰的防御，马德里、巴塞罗那与格尔尼卡就曾遭遇过这类空袭的重创；两天后的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20多年来，一直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并希望能够避免的全面欧洲冲突最终还是拉开了帷幕。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938年3月1日动笔撰写的那本书便是后来的《丧钟为谁鸣》（For Whomthe Bell Tolls）。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小说，实现了他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巨大赞誉与商业成功。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的美国破坏分子与一群保皇派敌后积极分子完成炸桥任务的故事。这群人中有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拥有一头“晒黑的”金发的女孩玛利亚之前曾遭人强暴。小说出版后广获赞誉——“这是（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最全面、最深刻、最真实。”这是《纽约时报》的评价，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则宣布：“艺术家海明威终于回归了，这种感觉就像是老友归来。”自1940年10月出版以来，小说在6个月内已售出491000本，而派拉蒙影业则砸下11万美元购得其电影版权。少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林肯旅成员，其中包括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弗雷迪·凯勒（Freddy Keller）与米尔顿·沃尔夫（Milton Wolff）。他们认为小说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国际纵队领导人安德烈·马蒂进行了负面描写并对此表示抗议，同时他们认为海明威歪曲了苏联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要是这些批评家知道海明威依旧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克格勃甚至在1941年以“阿尔戈（ARGO）”的代号将其招致麾下的话，绝对会万分震惊——显然海明威并未为克格勃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情报。］

阿图罗·巴雷亚于1941年发表在英语杂志《地平线》（Horizon）上的评论则给予了《丧钟为谁鸣》带有怪异同情心且更具实质性的负面评价。“海明威能从外人的角度，以艺术的手法真实展现他的所见，”巴雷亚说，“然而，他想要进行更多的描写。他希望能够参与西班牙的战争。他没有西班牙人的信仰，未曾体验过他们的生活，也不曾经历过他们的痛苦，他只能根据自己眼中的西班牙，在自己的想象中塑造这一切。”巴雷亚觉得，英雄之所以会在小说末尾牺牲，“并非出自故事的内在必然性，而是因为欧内斯特·海明威无法真正相信他拥有未来。”他总结道，海明威“是一个希翼能成为一名演员的观众，他在提笔写作时将自己当成了真正的演员。然而，仅仅充当一名看客是不够的：要想在写作中折射现实，就必须真正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巴雷亚将这篇文章定名为“这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Not Spain,But Hemingway）。”

海明威将《丧钟为谁鸣》献给了玛莎·盖尔霍恩。小说出版后不久，玛莎便成了他的妻子：1939年9月，他已经明确离开宝琳。两人最终办完离婚手续后，他于1940年11月21日在怀俄明州的夏延迎娶了玛莎。罗伯特·卡帕——在《生活》杂志的委派下，对海明威及影片《战地钟声》进行了报道，他在报道中使用了自己及格尔达·塔罗所拍摄的瓜达拉马战役的部分照片——拍摄了这对幸福夫妻一同猎鸟，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共读以及婚礼后共舞的情景。

然而，他们的幸福未能延续下去。虽然玛莎曾引以为傲地在自己的捷克战地记者小说《战场》（AStricken Field）封套的作者简介中自称为“玛莎·盖尔霍恩（欧内斯特·海明威夫人）”，尽管她与海明威签署了一份诙谐的婚前“协议”，申明“他与他的事业对我的这段生活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她发现自己无法维系天才配偶这个角色。她在婚前便已接到《科里尔》的委派，负责报道在芬兰爆发的战争。苏联之前便曾与新盟友德国合作入侵波兰，现在又再度对芬兰发起了进攻。彼时的艾伦·格罗弗依旧有着家室，但是在前往芬兰的路上，玛莎心中一直隐藏着的对他的爱火似乎再次被点燃，至少也是短暂重燃。虽然海明威对两人之间的调情并不知情（不然就要中风了），但是对于此次的芬兰之行，他早就耿耿于怀：“现在，她觉得在我写作的时候，她只能像那些愚蠢的妻子一样放弃自己的事业，站在一旁无所事事，”他向埃德娜·盖尔霍恩（Edna Gellhorn）抱怨道，“可事实上，她去了法国、挪威、瑞典和芬兰的战场，名利双收。”虽然最初他很感激她在经济上对家庭所做的贡献，甚至告诉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Earl Wilson），宝琳在离婚时提出的经济要求曾使他在1940年遭遇“破产”并需要她的帮助，但是他渐渐开始怨恨她的独立以及在他眼中她的竞争力。待到她偷偷搭乘一艘医务船，在诺曼底登陆日抵达海滩抢了他的新闻时——搭乘武装运输舰的海明威，只能通过双筒望远镜，站在一艘登陆艇的船尾盯着海岸而没有办法上岸——这段婚姻已经化为满是怨恨的泥潭。他们于1945年离婚，此后他娶了另一名记者玛丽·威尔士（Mary Welsh）。自战时起，他便与她暧昧不清，与玛莎相比，她更乐意将他的工作放在自己的任务之前。

1952年，他将1939年前往哈瓦那前曾向麦克斯威尔·柏金斯概述过的故事扩充成了中篇小说加以出版。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迈的商业渔民的故事。整整四天四夜，他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小艇中与剑鱼斗争，当他最终将它拖在船边而无力将其拽上船后，鲨鱼将它吞进肚内……”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故事讲好——也许因为它的主题，渔夫与自己的财宝斗争并获得了财宝之后，却只能任由掠食者们将其毁坏，就像他对自己、对自己的才华、对他所厌恶的评论家的看法一样令人不安。1954年，他因“擅长叙事的艺术，最近的《老人与海》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刻看以来一定像是一种辩解。

然而，海明威战后的事业再也未能为他带来能与之前作品相媲美的新的成功——不论是商业上或是艺术上；虽然他的确因此几次重返西班牙观赏斗牛，重访包括佛罗里达酒店在内的故居。令人奇怪的是，他对佛朗哥以及佛朗哥主义的仇恨似乎并未对他或西班牙政府产生威慑力。

内战结束后，当他成为著名作家的标志后，海明威与许多年轻时的朋友失去了联络。尤其是，他与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关系自何塞·罗布雷斯一事后便再也未能真正恢复——也许是由于多斯·帕索斯怨恨自己在西班牙的经验而在政治上越来越向右翼倾斜，这一点在意料之内。但是多斯的确尝试过修复两人之间的裂痕，尤其当海明威明显因长期身心崩溃所困，于1960年和1961年住进梅约诊所的那段可怕的岁月。海明威从未回应过多斯·帕索斯做出的友好姿态；也许，考虑到病魔施加给他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无力做出回应。1961年7月，由于无法继续写作，绝望的抑郁感将他紧紧裹住，他拿起双筒猎枪开枪自杀了。

到1939年底（而非她后来声称的1937年）玛莎·盖尔霍恩从芬兰发回第一条报道开始，她便已登上了《科里尔》的刊头。二战期间，她以前线记者的身份前往芬兰、亚洲、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她是首批报道达豪集中营获得解放的记者之一。后来，她报道了越南战争、中东地区的六日战争以及中美洲的游击战。她的名字成了进行她所谓的“从地面观察”报道中勇气和坚韧的代名词。她出版了10部小说，一部关于战地女记者的戏剧（与弗吉尼亚·考尔斯合著）以及几部报告文学和游记的合集。这些作品因深刻尖锐、文笔流畅而大受好评，不过几乎都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与海明威解除婚姻关系后，玛莎·盖尔霍恩与不少有权有势、魅力十足的男人有过恋情，其中包括詹姆斯·加文将军、劳伦斯·洛克菲勒以及戴维·格尔威士，这位内科医生与埃莉诺·罗斯福之间也有着暧昧关系。玛莎与《时代》杂志编辑托马斯·马修斯的婚姻以失败告诉，不过这段婚姻却促成了她与托马斯之子亚历山大（桑迪）之间的长期联系，亚历山大成为她的遗嘱执行人。1949年，她从意大利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亚历桑德罗，小名也叫桑迪；不过，母亲的角色似乎令她很尴尬，母子间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她永远静不下来，她四处游历，曾在非洲、意大利以及墨西哥短暂停留。在她人生的最后40年中，在与马修斯离婚后，她便留在英国成为年轻一代英国记者与小说家的某种导师和榜样。尽管她经常发表散文以及写给编辑的信件，她试图在其中澄清（并不一定完全准确）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误解，但是她几乎在所有的采访均拒绝讨论有关海明威的话题，声称自己“无意成为别人生活中的一个脚注”。1998年，她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听力与视力逐渐衰退，她——就像她的首任并且鲜少提及的丈夫一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身后，为了纪念她，人们设立了一个奖项用以表彰讲述“令人生厌，但被强大事实证实的真相”的新闻报道。该奖项2011年的得主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1939年，二战正式宣战的时候，罗伯特·卡帕正在巴黎。作为隶属于共产党的媒体，《今日晚报》与《人类人道报》，法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时关闭了这两个媒体；尽管卡帕向外交部提出了战地摄影师的申请，但是因为他之前与《今日晚报》之间的往来，他的请求被拒绝了，而且他似乎有可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与曾经的德国居民从而遭到围捕与拘留。在《生活》杂志的帮助下，他设法移民到了美国；当他似乎会失去签证的时候，他通过约翰·费尔诺结识的一名年轻女子建议他娶她为妻，这样他就能成为美国公民。他照做了，尽管他们只是对假夫妻，并且在几年后解除了婚姻关系。1941年他去了英国，与黛娜·谢安（Dinah Sheean）合作创作了一本讲述在闪电战中生存下来的伦敦家庭的画册；美国参战后，他首先去了北非，随后到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报道盟军的入侵。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他与第一波部队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拍摄到了有史以来最残酷、骇人的战争照片（尽管由于暗室助理的粗心大意，冲洗出来的照片有些失真），随后记录了巴黎的解放过程（他声称自己是坐在一辆流亡的西班牙士兵所驾驶的坦克上目睹的这一切），盟军开进比利时以及莱茵河之战。但是他与第17空降师一起空降到了战场。1947年，他与老朋友詹、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及玛利亚·艾斯纳和另外两位摄影师创办了一家名为马格南（Magnum）的合作社，这也许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摄影社。

不再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照片之后，卡帕便开始会朋友，玩扑克，追求女人。但除了格尔达，他再也不想与任何人结婚过日子。他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有过一段长达2年的恋情——1945年，两人相遇。褒曼此前曾主演了《煤气灯下》（Gaslight），随后在欧内斯特·海明威苦口婆心的游说下，又出演了《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利亚——因为他不愿为了婚姻而放弃浪迹天涯、有时甚至极其危险的新闻摄影记者生涯，这段恋情终是宣告结束；他与杰米森·麦克布赖德·哈蒙德（Jemison Mc Bride Hammond），唱片制作人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前妻之间的恋情持续了更长时间（虽然在此期间他仍与多名女性交往），但是结局与之前如出一辙。卡帕总是会前往中东地区报道战事，在克洛斯特斯或是伊泽尔谷滑雪的阔佬们哗众取宠的姿态，毕加索与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在里维埃拉的日常生活。1954年，他接受了《生活》杂志的一项任务前往印度支那，那里的共产党越盟刚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奠边市。“这是最后一场正义之战，”卡帕评论道，“所有人都一无所知，谁也无法向你提供任何信息，这就意味着一名好记者可以自由出入，每日都能抢到新闻。“5月25日，他出门去抢新闻。在东嘴塘据点拍摄疏散的部队时，卡帕踩上地雷，失去了生命。

50多年后，三个装有165卷底片的纸箱重现墨西哥城。此前，卡帕、格尔达·塔罗和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的这些底片自战后便失去了踪影。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时，卡帕的暗室助理西吉·魏斯（Csiki Weiss）悄悄将底片带出了巴黎并设法送至墨西哥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手中，战争结束后，他将这些底片带回了墨西哥。不管怎样，每卷底片都奇迹般地保存完好，尽管又过了十几年，他才做好进一步安排，使这些照片回到了卡帕与塔罗存于国际摄影中心的档案中，这是由康奈尔·卡帕为纪念哥哥以及同行的摄影记者而创立的机构。2011年9月，经过4年的保护以及编目，国际摄影中心的展览“墨西哥手提箱”最终公开展出了这些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照片。

1939年2月，阿图罗与伊尔莎·巴雷亚抵达英国，相继在一连串的乡间城市安顿下来——帕克里奇、弗莱德波利、马普顿汉姆——巴雷亚一定觉得这些地名极具异域风情（因为他和伊尔莎属于外侨，宣战后英国政府便不再允许他们居住在伦敦）。凭借着语言优势，伊尔莎在BBC的监听业务部找到一份工作，窃听包括敌台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广播节目；巴雷亚经常在当地的酒吧中学英语、练飞镖，照料花园，为妻子以及岳父岳母烹饪肉菜饭。两位老人终于设法抓住最后的机会从维也纳移民至此。他仍在写作——短篇小说，报道，对西班牙城市洛尔卡的评论文卷，以内战为题材的薄薄的小说《为西班牙的灵魂而战》（Struggle for the Spanish Soul）以及他在巴黎时便开始动手写作的自传的第二卷与第三卷。这两卷将由伊尔莎负责翻译，分别以《轨迹》（The Track）与《冲突》（The Clash）为名出版于1943年和1946年。同时，第一卷《熔炉》（The Forge）已于1941年由费伯出版社出版，书籍的编辑是艾略特。巴雷亚因为这部书获得了斯蒂芬·斯彭德与乔治·奥威尔等人的赞誉。

自1940年10月起，他开始以胡安·德·卡斯蒂利亚的笔名在BBC的拉美频道播出一系列14分钟的广播节目，讲述他在英国的经历。卡斯蒂利亚这个笔名即可以保护他在西班牙的家人免受报复，同时也确立了他作为“坚强的卡斯提尔[2]”——童年时代的国家——之子的身份，即便是一个流亡在外的儿子。他更想通过西班牙语频道播送节目；但BBC急切地想要在战争期间确保法西斯西班牙保持中立，因此并不愿聘请任何具有反佛朗哥背景的人。他们强调：“我们不用赤色分子。”。录音棚设在伦敦，BBC派车送巴雷亚前往那里——一路上，他的内心满是焦虑，有时甚至是恐惧之情，尤其是在闪电战以及后来的V型飞弹袭击期间，因为这一些又会令他口中“我的弹震症”复发。

1947年，巴雷亚一家搬至牛津郡乡间的一所宽敞（但尚未通电）的房子中，房东是工党政治家、法林登男爵二世加文·亨德森（Gavin Henderso）。巴雷亚夫妇常在此轻松随意地招待自己的朋友，他们的交际圈多由“左倾”的文学界朋友组成，其中包括艾略特（T.S.Eliot）、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杰拉尔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阿克利（J.R.Ackerley）以及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伊尔莎与巴雷亚合作研究了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de Un-amuno）。她以自己在马德里围困期间的亲身体验撰写了名为《西班牙电信》（Telefónica）的小说并于1949年连载在了维也纳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上。巴雷亚与伊尔莎都喜欢在法林登勋爵的私人湖泊中垂钓，巴雷亚还喜欢去房东的树林中猎野鸡；但是，对于自己留在西班牙的家人，他的心中既有忧虑也有内疚。奥雷利娅与孩子们生活困苦，直至战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阿尔多菲娜与维克多移民南美洲，年长的卡门和阿图罗仍旧留在西班牙，重新组建了家庭；巴雷亚曾在自传中将亲爱的弟弟米格尔化名为拉斐尔，马德里沦陷后米格尔遭到囚禁，1941年或1942年获释后离开了人世。在1951年出版的小说《碎根》（The Broken Root）中，巴雷亚塑造了一个被儿子咒骂“抛弃妻子，任由他们喝泔水、吞木屑，靠着发放的救济扁豆才能勉强果腹却未曾对他们有过丝毫关心”的流亡者的形象。伊尔莎在写信给一位朋友时谈到了阿图罗的子女“令人心碎的”近况，他们“因内战中断了学业，又被阿图罗遗弃，足足被战争伤害了两次。我必须竭尽全力帮助阿图罗弥补这一切，对此你一定能够理解吧？”巴雷亚力图再度联系上自己的孩子们，给他们写信，每月都会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些寄给他们，珍藏着他们回复的写着“亲爱的爸爸”的许多小字条，但是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战后，他继续写作、制作广播节目；单卷本自传《反叛之路》（The Forging of a Rebel）在美国出版并被译作10种语言，人们认为巴雷亚有望获得诺贝尔奖。1952年，他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学6个月，对于13岁起便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这项荣誉极具讽刺意味。尽管学生们十分钦佩他，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与其他组织人将他视作共产分子，学期结束后并未与他续约。1956年，由BBC资助的南美之行则更加一帆风顺，大批读者被他的作品所吸引，他也参与了大量广播节目——借用一位英国领事官员的话——他因此成为“多年来我们最为成功的一名访问者”。

1957年12月，巴雷亚开始抱怨自己胃部出了问题，平安夜时不得不因病缺席了BBC的广播节目（他几乎从未缺席过）。伊尔莎也患了支气管炎，下午的时候，两个人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就像是藏在墓中的十字军战士与他的妻子”，伊尔莎这样描述道。但是她仍旧起床与从奥地利赶来的侄女乌利一道烤了圣诞糕点，装饰了圣诞树。巴雷亚很喜欢她的这位侄女。晚上睡觉的时候，巴雷亚突然感觉到胸闷，随后便是难以忍受的疼痛。他攥住伊尔莎，窝在她的怀里，四肢瘫软无力：尚未确诊的恶性肿瘤已经压迫到了肺部并且诱发了致命性心脏病。遗体火化后，伊尔莎打算将他的骨灰撒在自己父母瓦伦丁与爱丽丝·波拉位于法林登墓地中的坟墓上。但是真正到了那里，她那双因关节炎而无法动弹的手却怎么都打不开骨灰盒。她不得不折返中部旅馆，请侄女乌利帮她撬开盖子。

伊尔莎搬到了伦敦，写作、翻译、编辑，为国际会议提供口译服务，在英国国内外出版并推销巴雷亚的作品，独自勉力支撑。她与利奥波德·库尔莎在维也纳基层党派中的同事金·菲尔，一直以记者的身份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1963年，他被爆是苏联双重间谍并逃至了莫斯科。关于其叛逃的新闻报道提及，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为佛朗哥的军队服务。伊尔莎知道他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菲尔很可能因此在佛朗哥面前泄露了身份。就算之前没有意识到，伊尔莎现在也终于明白，在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全他的人面前，自己会因此陷入多大的危机。

但是现在，她已经远离了政治。几年来，她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家乡维也纳的社会史与文化史。1966年这本文字优美、生动明快的书籍面世后便广受赞誉；两年后当她退休时，她重回了许久之前如流亡般逃离的城市，打算为舒伯特写传记并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人们没能等到任何一部作品：1972年，她因肾功能衰竭与世长辞，她带至维也纳的全部手稿都不见了踪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从未走出过15年前丈夫离世的悲痛。“斯人已逝，多说无益，”她当时写道，“谁也带不走我曾经拥有的一切，带不走我心中他所经历过的一切。毕竟，回忆很美好。我对此心存感谢。”

1939年3月27日，佛朗哥的军队攻入马德里时，佛罗里达酒店已是人去楼空。外国记者、国际纵队、马尔罗的西班牙中队的飞行员、海明威口中的“战时妓女”——或许连唐·克里斯托瓦尔和他的邮票藏品——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佛罗里达酒店在佛朗哥统治期间依旧开门营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在的这段格兰维亚大道渐渐变得有些破旧，不复往昔的优雅。1955年，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玛丽重返佛罗里达酒店，住进了他曾与玛莎·盖尔霍恩共住的房间；但佛罗里达酒店作为危险、刺激的世界中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人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官方的内战的纪念碑是由被囚禁的保皇派在埃斯科里亚尔附近的英灵谷[3]建造的巨大石制十字架与地下陵墓——对于保护这座马德里之围的纪念碑感兴趣。1964年，落锤破碎机做到了民族主义的炮弹未能做到的事：佛罗里达酒店被拆除，其址上将会建起加莱利亚斯百货公司——以附近的一条街道而非任何珍贵或是重要的物件命名。今天，西班牙最大的零售连锁店西班牙英国宫百货公司在这幢建筑中开了一家分店。

佛罗里达酒店已然消失，但西班牙电信却依旧屹立在格兰维亚大道上，如同婚礼蛋糕一般高大雪白。电线、电缆与交换机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电信基金会的豪华展厅与办事处，向人们展示着21世纪的艺术、文化与技术。不再有记者在这里通过电报向报社发送新闻稿，而是成了举办音乐会、艺术表演与讲座的场所。尽管过去75年间许多新建筑拔地而起，但是，站在西班牙电信的塔顶露台，眼前的景色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你仍然可以眺望曼萨纳雷斯河对岸的田园之家公园以及加拉比特山，民族主义者曾经从那里向格兰维亚大道发射炮弹。晴朗的秋日，瓜达拉马的山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近在咫尺。

【注释】

[1] 部分学者就曾在2012年9月7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过一篇针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他们认为，除却在文字（或数字）上的失误，普雷斯顿在态度上也出现了偏差。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路易斯·鲁伊斯坚持认为被处决的人数为50000人。

[2] 西班牙古国。（译者注）

[3] 又称佛朗哥墓，是佛朗哥（西班牙独裁者）为纪念内战中阵亡的将士而修建的纪念堂。（译者注）

致谢

《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一书以其主角——阿图罗·巴雷亚、罗伯特·卡帕、玛莎·盖尔霍恩、欧内斯特·海明威、伊尔莎·库尔克莎和格尔达·塔罗——的个人档案为蓝本，最终得以成书，离不开众多档案管理员的协助。我深深地感谢乌利·罗施毕-史密斯（Uli Rushby-Smith），她将我迎入家中，允许我翻阅并使用阿图罗与伊尔莎·巴雷亚的文件；感谢国际摄影中心罗伯特·卡帕档案馆的馆长辛西娅·扬（Cynthia Young），她向我开放了那里的藏品（以及有关格尔达·塔罗的论文与摄影档案）并始终耐心地解答着我无穷无尽的疑问；感谢玛莎·盖尔霍恩遗产管理委员会执行人亚历山大·马修斯（Alexander Matthews），以及波士顿大学霍华德·戈特利布档案研究中心的肖恩·诺埃尔（Sean Noel），他们允许我查阅玛莎·盖尔霍恩的文件；感谢海明威基金会与协会的柯克·科纳（Kirk Curnutt）、西蒙＆舒斯特公司的迈克尔·卡塔基斯（Michael Katakis）［尤其是叶塞尼亚·桑托斯（Yessenia Santos）］以及约翰·肯尼迪图书馆与博物馆欧内斯特·海明威档案部的苏珊·乌瑞恩（Susan Wrynn），他们允许我使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相关文件。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因为它，我才能阅读到赫伯特·马修斯的文卷，从而为我在追踪书中某些主角的行踪时提供了来自第三个角度的指引。

我要感谢负责管理巴雷亚档案的尤金·勒德洛（Eugene Ludlow）、国际摄影中心的克拉特杰·范·迪克（Claartjevan Dijk）、波士顿大学的瑞恩·亨德里克森（Ryan Hendrickson）以及现任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参考档案保管员的斯蒂芬·普洛特金（Stephen Plotkin），感谢他们在我查阅资料时为我提供的便利。档案研究工作忧郁且寂寞，在他们的帮助下，这种阴郁感才无法近身。

我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的参考馆员罗林斯·帕乔卡（Roslyn Pachoca）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帮助我找到了伊尔莎·巴雷亚的《西班牙电信》；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编目室与阅览室工作人员，他们指导我如何阅读艰涩的外国期刊；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的马克·巴特利特（Mark Bartlett）及其同事，他们允许馆藏书目变成了我家书柜的延伸。

我从在我之前便研究过这些材料的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作家那里获益匪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依旧在进行着研究。我在参考书目与注释中已向其中的许多人表达了谢意，但其中一些人不厌其烦地亲自对我伸出援助之手，或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或是指出了我的失误，或是借给我书籍或电影，或是为我指明了有趣的资料来源。我尤其要感谢（按字母顺序排列）：理查德·贝克赛尔（Richard Baxell）、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帕特里克·巴克利（Patrick Buckley）、拉蒙·巴克利（Ramón Buckley）、乔治·巴克利（George Buckley）、哈维尔·塞尔加斯（Javier Cer-cas）、罗伯特·科尔（Robert Coale）、玛丽·迪尔伯恩（Mary Dearborn）、斯科特·唐纳森（Scott Donaldson）、迈克尔·埃德（Michael Eaude）、索莱达·福克斯（Soledad Fox）、乔安娜·戈弗雷（Joanna Godfry）、雷·霍夫（Ray Hoff）、希拉·伊森伯格（Sheila Isenberg）、理查德·约根森（Rickard Jorgensen）、斯蒂芬·科赫（Stephen Koch）、安妮·梅克皮斯（Anne Makepeace）、何塞·马丁内斯·德·皮索（José Martinezde Pison）、马里恩·米德（Marion Meade）、卡罗琳·穆尔黑德（Caroline Moorehead）、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伊尔美·沙伯（Irme Schaber）、帕特里克·希尔（Patrick Seale）、彼得·史坦斯基（Peter Stansky）、奈杰尔·汤森（Nigel Townson）、亚历克斯·弗农（Alex Ver-non）、艾伦·沃伦（Alan Warren）、威廉·布拉施·沃森（William Braasch Watson）以及特丽莎·齐夫（Trisha Ziff）；感谢贾妮斯·科恩（Janice Kohn）帮助我处理德语资料。我也要感谢纽约大学传记研讨会与会者们的支持与极具探索性的问题，他们是本书初稿的首批读者。没有这些人的帮助，这本书也许也会诞生，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趣、准确。书中的不实与无聊之处全都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对我超赞的经纪人埃里克·西蒙诺夫（Eric Simon of f）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最初向他提出撰写本书的建议时，他说出了“我明天就想将它销售出去”的咒语。也同样感谢买下本书的人：同样优秀的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多年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好友与同事，现在则是我值得珍视的编辑和出版商。我也要感谢乔纳森在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的优秀团队，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克里斯托弗·理查兹（Christopher Richards，亦称指挥中心）、斯蒂芬·韦尔（Stephen Weil）、詹妮弗·卡罗（Jennifer Carrow）、安布尔·胡佛（Amber Hoover）、马里昂·迪威尔（Marion Duvert）、戴安娜·佛罗斯特（Diana Frost）、杰夫·希尔利（Jeff Seroy）、连尼·沃尔夫（Lenni Wolff）、乔纳森·利平科特（Jonathan Lippincott）、塔尔·格雷特斯基（Tal Goretsky）以及与我同乘一船的维京老友洛蒂·西尔弗斯（Lottchen Shivers）；感谢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Alex and ra Pringle）及其同事，其中始终充满耐心的比尔·斯温森（Bill Swainson）和马德琳·芬尼（Ma-deleine Feeny）；感谢我的西班牙经纪人莫妮卡·马丁·伯德桂（Mònica Martín Berdagué）的支持与厚爱。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宽容地忍受了我在午餐、晚餐以及环绕水库散步时（你们各自对号入座吧）对70余年前的事情喋喋不休；感谢我忠诚的办公室助理，娜塔莎与汤纳奎尔·斯图尔特（Natashaand Tanaquil Stewart）；感谢我的家人——汤姆、帕梅拉与帕特里克——他们每日都在教我爱与诚信的重要性。

术语表及缩略语表

帆布鞋（alpargatas）许多西班牙政府军士兵所穿的绳底帆布鞋

阿萨尔托斯（Asaltos）突击卫队，身着蓝色制服的西班牙共和国城市警力

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CEDA）西班牙右翼团体联合会，天主教政党，简称“右协”

契卡（checa）俚语，源自苏联秘密警察组织的名字（契卡，cheka），左翼所掌管的官方机构之外的审讯与拘留中心

全国劳工联盟（CNT）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简称“全劳联”

共产国际（Comintern）也叫第三国际，莫斯科指导下的各国共产党的全球联盟

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为协助西班牙民族主义叛军，由来自德国空军与德意志国防军的纳粹德国志愿者所组成的部队

议会（Cortes）西班牙议会

人民军（Ejercito Popular）实行中央集权的西班牙政府军，在内战初期取代并接替了民兵

西班牙中队（Escuadrilla España）安德烈·马尔罗为西班牙共和国所创立的空军中队

巴斯克地区（Euskadi）巴斯克人的家园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简称“伊无联”

长枪党（Falange）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立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党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Generalitat）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

格勒乌（GRU）苏联武装部队的主要情报机构，俄罗斯军方的国外情报服务部

国民卫队（Guardia Civil）公民卫队，很大程度上由农民所组成的准军事化的西班牙国家警察部队，以其佩戴的漆皮船形帽而闻名

（武力夺权产生的）军政府（Junta）统治当局；在战时的马德里，国防委员会是政府迁址后管理城市的委员会

北美报业联盟（NANA）由50家美国主要报纸所组成的出版联合集团

大庄园主（latifundistas）大片封建领地的业主，主要出现在西班牙南部

保皇派（Loyalists）忠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人（参见共和党人）

德国空军（Luftwaffe）纳粹德国空军

民兵（miliciano）民兵组织成员，自告奋勇为西班牙政府而战的士兵（其中一些隶属于特定的政党或工会）

莫诺（mono）保皇派民兵所穿的连体衣，常为蓝色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俄罗斯的秘密警察（克格勃前身）

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支持叛军，反对共和党政府的人

西班牙共产党（PCE）莫斯科式的西班牙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加泰罗尼亚人为主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简称“统工党”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左翼联盟，通常均为反法西斯政党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西班牙社会党，简称“社会党”

共和党人（Republicans）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人（参见保皇派）；狭义上的共和党人指的是温和的（非社会主义者）的共和党人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军事调查局（SIM）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秘密警察

劳动者总工会（UGT）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会，简称“劳工总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