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邻人之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美）特立斯（Talese, G.）著；张峰，唐霄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ISBN 978-7-208-13788-2

Ⅰ.①王…　Ⅱ.①特……②张……③唐…　Ⅲ.①《纽约时报》-新闻事业史IV.①G21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8429号

书名：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作　　者：[美]盖伊·特立斯

译　　者：张　峰　唐霄峰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788-2/I·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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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by Gay Talese

Copyright©1966，1967，1968，1969 by Gay Tales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ardco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in association with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Some of material in this book was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a different form，some in the same exact form, in Esquire and Harper's magazines, between 1966 and 1969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目录

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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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译后记

献给南（Nan）

主要人物

阿道夫·奥克斯

Adolph Ochs 1858—1935

1896年收购《纽约时报》，成为其业主。

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

Iphigene Ochs Sulzberger 1892—1990

阿道夫·奥克斯的独生女，后嫁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Arthur Hays Sulzberger 1891—1968

伊菲吉妮·奥克斯的丈夫，在阿道夫·奥克斯身后接任《纽约时报》业主，1935—1961年在任。

奥维尔·德赖富斯

Orvil Dryfoos 1912—1963

《纽约时报》1961—1963年在任业主，是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女儿玛丽安·苏兹贝格（Marian Sulzberger，1918——）的丈夫。

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

Arthur Ochs“Punch”Sulzberger 1926—2012

《纽约时报》1963—1992年在任业主，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

卡尔·范安达

Carr Van Anda 1864—1945

1904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从《纽约太阳报》挖角，任《纽约时报》主编（Managing Editor），至1932年。

费雷德里克·伯查尔

Frederick T. Birchall 1871—1955

1912—1926年在卡尔·范安达手下担任时报副主编，1926—1931年担任实际上的主编，但他因一直保留英国国民的身份，并未正式得到任命。

埃德温·利兰·詹姆斯

Edwin Leland James 1890—1951

从1932年起任主编，直至去世。在其任下，因采取放任型的管理原则，《纽约时报》各个分社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华盛顿分社与纽约本部“分庭抗礼”的局面。

特纳·卡特利奇

Turner Catledge 1901—1983

1952—1964年任主编，后任《纽约时报》首任总编辑（Executive Editor）至1968年退休，后短暂任过时报副主席。

克利夫顿·丹尼尔

Clifton Daniel 1912—2000

1964—1969年任报社主编，在此之前担任过时报伦敦与莫斯科分社社长。

詹姆斯·赖斯顿

James Reston 1909—1995

时报资深记者，得几任业主首肯，1953年从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手中接任了华盛顿分社社长一职，直至1964年。赖斯顿于1968—1969年任总编辑，1969—1974年任时报副主席。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 1908—1993

时报资深记者，“二战”后《纽约时报》首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1966年从河内报道了越南战争，是最早一批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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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南越总理阮高其威胁着红色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他第六次登上杂志封面后，无疑感觉更强大了。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1]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画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他们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电视得不到满足的胃口，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他们不必担心消息何时会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的每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在21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种信念、具有不同品质的记者不顾及历史，投身于紧迫的事情，急促地报道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相信的、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大部分消息经过美国来转播，一分钟几百万个词，其中几千个词渗入百老汇大道旁第四十三号大街上的一座14层楼的大型“材料工厂”，即《纽约时报》大楼。在那里，每天下午4点钟——在报纸开印之前，在它能影响国务院并使总统感到困惑之前，在使华尔街运转起来之前——它先由《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围坐在一个会议桌旁将稿件提交给一个人，这就是主编[2]克利夫顿·丹尼尔。

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风趣的人，但难以描述，因为你用来很好地描述他的那些话，一开始就是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适用的，但他给你的印象却深刻而持久。可以说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谦和的。他的面庞长而苍白，并且柔和，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尤为突出，经过精心修饰的波浪式的灰头发使他显得很可爱。他穿着名牌服装，手和指甲永远洁白无瑕。他的声音温和而平稳，混合有北卡罗来纳方言和英格兰音调。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小烟草城，在英格兰作为一名记者成长起来。在那里，他殷勤对待时髦的妇女，有时被人叫作舰队街的酋长。当时的伦敦，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对年轻的美国记者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那里，你能感觉到温暖以及和英国人共同的目的，这是在灯火管制和轰炸袭击时期形成的一个浪漫的地带。英国社会在各个层次上都是民主的。如果一个美国记者，特别是一个受到很好教育的单身汉，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还有某种拘谨、矜持和克制所表现出的魅力——这是托利党的方式——那么，伦敦就是一个更可信赖的城市。对丹尼尔来说，它的确如此。他受到了伦敦主妇们的垂青。人们经常看到他陪着有名望的女士上剧院，看芭蕾舞。他通常不去男士俱乐部，而偏爱舞厅，有时是在比·莉莉[3]、诺埃尔·科沃德[4]、玛戈特·芳廷[5]和克拉丽莎·斯宾塞—丘吉尔[6]（后者后来嫁给了安东尼·艾登[7]）的陪同下一起出席。在那里他能听到关于政治方面和一些名人的最新传闻，而这些名人是他多年前随他父亲在北卡罗来纳的泽比伦药品杂货店饮料机旁工作时就已经听说过的。

今天很难想象孩提时期的克利夫顿·丹尼尔所处的药品杂货店的环境。他冷漠而优雅的风格，他在《纽约时报》处理公司事务时居高临下的气派，他偶尔在广场酒店的橡木屋餐厅扔掉一瓶葡萄酒陈酿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出生在特权世界的人。丹尼尔留给他《纽约时报》的同事和下属的就是这种印象。他们很少和丹尼尔一起到办公室之外参加社交活动，所以他们和他最密切的接触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在他办公室举行的、后来越开越长的新闻会议。

现在是3点40分。这是初夏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丹尼尔坐在他的《纽约时报》大楼三层宽大的办公室里，旁边是繁忙的新闻编辑部。今天他一早就来到了报社，觉得很放松，看起来不错，晒得黝黑的皮肤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长长的波浪头发上的银白色。他和妻子（婚前叫玛格丽特·杜鲁门[8]）在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别墅。贝德福村是纽约州有权势的富人居住的安静社区，有大量的树林和空地，有供骑马用的尚未铺好的乡村小路，而且没有任何发狂的娱乐——这种娱乐是丹尼尔夫妇在曼哈顿极力避免但又难以躲避的事情。他们结婚比较晚：她32岁，他43岁。到此时，他们都已经享受过了非常放纵的自由，乐于安顿下来。玛格丽特特别想保护隐私，当年作为华盛顿的一个姑娘她很少有什么秘密，后来她不得不同流言蜚语做斗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说她经常委身于每一个和她约会的男人。有报道说，她在1955年夏天曾在新泽西的单身州长罗伯特·迈纳的家里过夜，这种消息连《纽约时报》也无法拒绝，但这一年晚些时候她碰上了克利夫顿·丹尼尔。

那一年，玛格丽特外出参加了一个晚餐聚会，后来又去参加了乔治·巴克尔夫人家的另一场晚会，这位夫人是丹尼尔在伦敦的一个朋友。丹尼尔当时刚从莫斯科执行一项国际采访任务回来，开始爬上了《纽约时报》的管理阶梯。这天晚上巴克尔夫人把他介绍给玛格丽特，他现在还能够非常详细地记住这一天最细小的细节。他记得住玛格丽特头发的样式、她的鞋子、她高雅的气质，这是她的照片所无法显示出来的。她当时穿了一件低领口的暗蓝色的芳塔娜[9]牌的裙子，他抵挡不住从她胸口向下看的诱惑，且所见之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他们在一个角落谈了好长一会儿。丹尼尔告诉玛格丽特，如果她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女儿是在苏联长大的话，她就根本不会被人所知，因为那里的政治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家庭抛头露面。这使她很感兴趣。他非常老练地喋喋不休，在她离开之前，他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共进午餐的日期。五个月后，1956年的春天，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一座圣公会教堂里，玛格丽特再一次在唱经班里唱起了歌，他们结婚了。

现在十年过去了——并且有了四个儿子，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丹尼尔正享受着贝德福的美好夏天。与做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婿不同，丹尼尔正体验着成为另一个人物的新感觉——他最终被公认为新闻界的一个卓越的重要人物。杂志文章最近对他进行了专访。他刚刚上了新一期的《今日传记》。一个月前他向世界新闻协会提交的一篇讲演稿在《纽约时报》上获得了将近整整一版的报道。这篇出色的讲演稿谈到了美国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之前，《纽约时报》内部出现的紧张场面：在1961年那个特殊的晚上，报社的编辑们为探讨怎样把入侵之前写的这篇文章排在头版的问题出现了愤怒和冲突。最一开始，丹尼尔回忆起，当时这篇文章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但后来，报社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听从了他亲密的朋友詹姆斯·赖斯顿的建议，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把它排在头版不怎么突出的位置上，缩小了它的标题字号，并且不涉及即将开始的对古巴的入侵。德赖富斯和赖斯顿觉得，向美国人民隐瞒某些致命的事实，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介入情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报社的其他编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中有个人非常恼怒，以致激动得浑身发抖，脸色变得“苍白”，要求德赖富斯本人从业主位置上下来，并以个人名义要求《纽约时报》进行自我审查。德赖富斯考虑到国家安全以及那些准备在古巴海滩上献出生命的士兵们的安全，同意这么做。丹尼尔在他的讲演中说，但是在这次入侵失败后，就连肯尼迪总统也承认，《纽约时报》也许过分地注重保护美国的利益了；肯尼迪指出，如果《纽约时报》提前发表关于这次古巴冒险所含的一切，也许这次入侵就会被取消，也许这场流血惨败就会得以避免。

丹尼尔的讲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仅靠《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场军事入侵，尽管这种观念对许多看重《纽约时报》对华盛顿的说服力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纽约时报》在全文发表丹尼尔的讲演稿时漫不经心地给自身注入了一种新见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认了《纽约时报》编辑之间存在着的不和，新闻编辑部存在着的愤怒和烦恼。对于许多不知情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创始性的新发现。他们或许想象《纽约时报》的内部更接近于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静尊贵的大教堂，灰衣女士[10]之家。也许几年前《纽约时报》更像这个样子。但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不是这样了。

表面上看，《纽约时报》的情况是不错的——发行量比任何时候都高，按行计费的广告数在上升，金钱滚滚而来，报纸的声望和权力在扩大。但随着这家报纸的增长，它已经变得极不好管理，办公室王国兴旺起来。在最近的几年，一场平静的革命已经在时报社内部进行着。这场革命因其策略和计谋而见特色，而丹尼尔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单是意见的多样化，高层人士的自负和口味，还有哲学上的差异，这一切使报社的老人同年轻人分化开来。老人担心这家报纸丢掉了它的传统，而年轻人却觉得传统成了累赘，甚至在掌握报社所有权的家族成员中，在大家长阿道夫·奥克斯的继承人中也有重新评价和怀疑。奥克斯在世纪之交从田纳西查塔努加来到了纽约，购买了处于衰败期的《纽约时报》，使它复活起来。当奥克斯1896年购买这家报纸时，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下降到了9000份，比该报1851年创办才10天时的发行量还少。到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报纸的每日发行量是46.5万份。这一数字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以来还有过几次更好的变化。然而，在许多方面《纽约时报》仍然是奥克斯的报纸，是他的神龛，他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响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

白发苍苍的傲慢的奥克斯画像就挂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也挂在所有其他高级编辑的办公室里。奥克斯的一座铜像就伫立在走廊上，而且还立在14层楼上，那里是股东和董事们开会的地方。奥克斯的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展示在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以及《纽约时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分社里。直到最近几年，那些在这个机构里成长起来的编辑也还是对奥克斯的原教旨主义最恭敬的人。报酬最高的记者是那些报道最客观的、最准确的，并且意识到《纽约时报》每一句话分量的人。然而，这种意识经常窒息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写作，但在《纽约时报》，他们就感觉到了责任，形成了过于谨慎、严格和呆板的风格。在奥克斯的时代，呆板根本不是过错。呆板一点儿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强，只要他们仍然忠实于奥克斯的原则，有责任感并且谨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纽约时报》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会受到公正的待遇，不会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骗和工作不稳定的事情。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不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世界生存的威胁似乎也没有扰乱《纽约时报》大楼内部的平静。《纽约时报》单独地、稳固地、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如果它有时有点儿顽固，失去了同民众思潮的接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像奥克斯一样，它决不是轻薄的。《纽约时报》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它的领导人感觉到了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比起国务活动家和将军来更不可能撒谎。《纽约时报》是《圣经》，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携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作现实来接受的生活观。人们按照一种简单的理论来接受它，即凡在《纽约时报》上出现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盲目的信仰使得《纽约时报》的许多人成了修道士——许多人，但不是全部。《纽约时报》的有些人曾经不是那么真实，或者说风格不真实，或者说从做记者的角度来讲不真实，或者他们是太诚实，争议过大以致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报纸的利益，二者经常是一回事。毕竟《纽约时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和国家一起繁荣的。《纽约时报》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经常也是对《纽约时报》不利的。

正是这种思维——奥克斯谨慎的幽灵，在1961年的这天晚上渗入了新闻编辑部里，《纽约时报》决定不发表它对猪湾入侵所知道的一切。这一决定引起了争议，在新闻编辑部里一方赞成，另一方反对，但最终它还是胜出了。奥维尔·德赖富斯，《纽约时报》的业主和奥克斯最漂亮的长外孙女的丈夫，以及《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分社社长、员工们崇拜的詹姆斯·赖斯顿，联合起来降低了这篇报道的调子，这再一次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关系，一种个人的和哲学的相容性，这是赖斯顿在纽约总部的权力的主要来源。

毫不奇怪，德赖富斯对赖斯顿本人非常有好感，他非常敬重赖斯顿的判断力。早在他熟悉赖斯顿之前，他就曾赞扬过赖斯顿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明快而不拘形式，不同于《纽约时报》的风格，但又是对《纽约时报》风格的补充。在德赖富斯1942年离开华尔街后不久，在他走运的婚姻使他在报社工作六个月之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报道工作，当了德赖富斯的岳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管理助手。苏兹贝格是一个英俊的人，1917年娶了奥克斯唯一的女儿。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时，苏兹贝格已经掌握了《纽约时报》的指挥权，并长达26年之久，直到1961年把职位让给德赖富斯。他特别谦逊，富有自我反省意识，这种精神从他加入奥克斯王朝，并周旋于那些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的《纽约时报》高层之间而获得。《纽约时报》是在苏兹贝格的领导下繁荣起来的，就像在德赖富斯领导下一样，他们两人都具有文雅地指导《时报》的智慧，都有可以使其抵挡住不端行为的财力。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奥克斯的风格，吸引和留住那些有着奉献精神和才能的雇员，而最有奉献精神和才能的便是詹姆斯·赖斯顿。

赖斯顿身材矮小，长着一头黑发，有着敏捷的步伐和一种一点儿也不粗野的自信。他1909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莱德班克，父母都是贫穷但很虔诚的人。11岁时，他的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定居在俄亥俄州。赖斯顿上了公立学校，但作为一个学生并不突出，经常因为打高尔夫球而忘了念书。他在打球上不断得分，赢得了锦标赛上的名次，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手，但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母亲反对，老是叫嚷“做个有所作为的人”。他曾给一个富人当球童，在这个富人的资助下，赖斯顿上完了伊利诺伊大学。尽管他起步缓慢，梦想繁杂，但他拥有无穷的精力，并且雄心勃勃。当他最终把精力投入新闻事业时，他比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更迅速和顺利地在新闻界里脱颖而出了。尽管这种成就能使他见到同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使这些思想家最终想见到他，但赖斯顿从来没有忘记他穷困的过去。他是一个穷孩子，美国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评家。他显然是美国的一个辩护士，即使随着他成熟起来，他也决不会具有沃尔特·李普曼[11]的宽阔眼界。赖斯顿主持的国内或国际事务的专栏，经常反映了可以被原谅的体育记者的偏见，因为他一度就是体育记者。当犯了错误，他不愿意进行谴责；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本土的英雄为了争取胜利而有时起了卑鄙的作用。他偶尔看起来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国野心的正义性，根本看不到贪婪性，并且多少暗示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好家伙或许比敌人间谍队伍里的好家伙更多。但他至少不愤世嫉俗，他写的东西总有看头，这使得他非常适合于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这家报社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容忍的，奥克斯憎恶它，可读性在这家报纸中又少得可怜。最后，在赖斯顿的风格中有一种比他的写作方式或才智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说教腔调，这给他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种优秀的星期天布道般的内心启示——詹姆斯·赖斯顿其实就是一个传道士。他苏格兰长老会的严厉的母亲曾经想让他成为一名传道士。作为一个《纽约时报》的人，他已经成了一名传道士。他的专栏就是指挥台，以此他在全国传播他的加尔文主义人生观。他以周密的逻辑性和清晰性使成千上万人激动起来，影响着学生、教育者和政治家，有时甚至激怒了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有一次问道：“这个该死的赖斯顿自以为他是什么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赖斯顿对伟人的期望很多，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还有精神上的怜悯和高尚；然而，伟人经常使他失望。当他们经常使他失望时，他不去指责他们，而是预示有赎罪和希望的迹象，这就是赖斯顿的特殊感染力。他表达了希望——报纸头版标题被阴郁和厄运所覆盖，但转到赖斯顿的专栏，世界似乎就明亮起来。或者说，即使不更明亮，至少也不怎么混乱。他多少能够剪掉所有复杂的事实和图表以及日常生活的断言、谎言和幻想，正确地指出核心的要点，一下子使每件事情都成为尖锐的焦点，变得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在他的愿景里很少有否定论或怀疑论，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是人们能够进行正确思考的积极场所。他告诉读者，上帝和我们站在一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我们站在一起一样。

在25年前的一些日子里，赖斯顿曾是华盛顿的一个年轻的政治记者，在纳粹空袭伦敦时他是那里的一个战地记者，此前他和他在美国中西部的妻子及幼儿生活在毁灭和破碎的边缘。当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是有很大的风险、危险和责任的。那一代美国记者很显著地受当时时局与地点的影响。盟军的动机无比纯洁，对战双方的角色也泾渭分明：良善与邪恶。伦敦给许多记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给了爱德华·R.默罗[12]一种呼声，给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种举止和服饰的风格。赖斯顿因此深信这场战争是一次神圣的十字军东征。他就此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使他朝着成名迈出了一大步。这本书题为《胜利的序曲》（Prelude to Victory），于1942年夏季出版，第一次展示出赖斯顿散文的活力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本书的主题是：“直到这场战争不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和物质的东西，而成为为美国和美国梦而进行的全民族十字军东征时，我们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赖斯顿从这个布道坛上发出的声音能够体现在这样的段落里：“我们必须蔑视危险，迎接机遇。我们必须做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事情，清除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我们必须带着彼此信任和对美国梦的正义性的信仰向往未来。因为这就是胜利的序曲。”这本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后好评如潮。电影制片人沃尔特·万格深受这本书鼓舞，甚至许诺如果有哪位读者不像他一样认为这本书是重要的，他可以安排好莱坞的一家书店予以赔偿。这本书还表达了对《纽约时报》的忠诚。这一事实连同赖斯顿的哲学及其得到的喝彩，对他和《纽约时报》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关系有利而无害。

1942年，苏兹贝格50岁，正值壮年。他是一个精瘦的讲究服饰的人，长着灰色的头发，警觉的蓝眼睛，眼角边起了皱褶。他能够果断地做出重大的决定，而用不着先去理清和他岳父有关的一切事情。奥克斯已经去世七年了，尽管苏兹贝格决不会成为奥克斯那样的老板，但他毕竟是老板。苏兹贝格天性上是一个谦和的人，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创始人。他喜欢平静地做出决定，考虑同事的意见，然后像其他神殿维护者那样崇敬地纪念先祖。苏兹贝格像奥克斯一样是犹太人的后裔，除此之外，这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阿道夫·奥克斯的腾达是对严重不平等进行持久斗争的结果。他15岁时退学开始在社会底层工作，先是跟一个印刷商当学徒，在田纳西州的一家小报馆的排字间里擦地板。而苏兹贝格一开始就是有特权的。他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家庭是1695年到北美殖民地定居下来的。他母亲的一个亲戚雅各布·海斯曾是纽约的第一任警察局长。苏兹贝格在好学校受到了教育，品尝到了高雅的东西。他写诗歌，还有画家的才能。他曾严肃地考虑将来某一天要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但从大学毕业后，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纺织品出口商。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自费到北京旅行。回国后不久他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炮兵军官。在军队中他碰到了在纽约的几个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奥克斯的一个侄子。正是通过这个侄子，苏兹贝格同奥克斯的女儿伊菲吉妮重新结识——也许他几年前就已经认识她了，那时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上学。

在苏兹贝格最初求婚时，奥克斯是不愉快的。奥克斯已经把他的女儿塑造成适合他的维多利亚式的品味了，并不急于要她结婚，她的所有需要都能在家里得到满足。但如果她严肃地考虑结婚的话，就像她对苏兹贝格做的那样，奥克斯也希望她至少要选择一个有记者背景的人，这个人能对《纽约时报》做出贡献，也许某一天可以帮他管理报纸。但他女儿对苏兹贝格铁了心，奥克斯最终还是同意了，条件是这个年轻人在退伍之后要加入《纽约时报》，学习报纸业务。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会在这个等级体制中得到晋升，同时奥克斯也能够照顾他。

1918年，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了《纽约时报》。他当了秘书，没有多少事可做。他的出现自然在整个大楼都引起了好奇，特别是在一些发现他特别有吸引力的妇女中间，很少有什么细节能不成为她们闲聊的话题。苏兹贝格喜爱他办公室里的花朵，喜欢小动物，在他的办公桌上和书橱顶上经常摆有一些标本。他老是在房间里搬弄家具，倒烟灰缸，沿着地板来回滚动一个装有庞大地球仪的台子，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使北面的光线能在一个有趣的角度照着它。他着迷于音乐和诗歌、色彩和纺织品，并且在他偏爱的报纸的某个文化部门干得不错。但奥克斯不让他染指经营方面更有诱惑力的工作。他一度被派去从事《纽约时报》每年的慈善活动，即“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13]，后来又派他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去《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终端大厦的造纸厂，在那里他要亲自熟悉生产新闻纸的后勤工作。很快，他比《纽约时报》所有的人都更多地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几年之内苏兹贝格产生了强烈的工作愿望，并且在迅速地学习。他似乎是不停地在忙，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研究大楼里各个部门复杂的表格报告。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总是到报社来，如果没有别的工作，他就在那里转悠，和人们谈话。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所说，这是在“传递一个事实，我没有用老板的钱去打马球”。

到20年代后期，阿道夫·奥克斯近70岁时已慢慢不理事了，苏兹贝格的权威开始上升了，但绝没有达到独断专行的地步。一度，每当苏兹贝格走得远一点儿，奥克斯就提醒他：“我还没有死呢。”还有一次，奥克斯恼怒了：他得知苏兹贝格因自己乘坐的出租汽车被梅西百货公司举行的感恩节游行所阻塞，而向一个编辑建议《纽约时报》可以就这种拥挤现象发表一两段话。奥克斯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他的女婿碰到了交通拥堵就去冒犯梅西百货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苏兹贝格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使奥克斯感到恼怒，这些事情不是由于不满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风格上的差异和奥克斯的愿望引发的。奥克斯希望，不仅在他去世之前，而且在他去世后很久都要按他的愿望来管理《纽约时报》。

这个理由说明了，奥克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执地实现他的愿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师咨询。他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他也知道，这是许多建立王朝的人都会做出的临终愿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报》的伟大业主约瑟夫·普利策[14]可能也是这样。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继承人把《世界日报》出售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这件事情恰恰是在奥克斯去世前不久发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别沮丧。因为《世界日报》曾是写作和报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结合，伤害它的主要不是编辑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经营方面管理不善。奥克斯知道，单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义的职员不能够引导《纽约时报》度过未来几十年。这家报纸还必须得赚钱。奥克斯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当然，奥克斯工作努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小个子，除了他的报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兴趣。正如他所说的，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但奥克斯以自己经营上的敏锐，具有一种避免经营诱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多少继承这一点。例如，奥克斯在纽约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缺钱，为了节省几个美分，他有时会在报社到处转转，关掉还亮着的桌灯。然而，一个杰出的纽约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市政广告合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奥克斯却拒绝了。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我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但这样做后如果别人以取消合同来威胁我，我便不愿违心地去做这种事情了。奥克斯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样有普通人的弱点，正因为深知此点，他便警惕着自身诱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摆动。对于他的继承人，他只能希望他们也具有抵制诱惑的智慧，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这样，阿道夫·奥克斯在去世后就能永远活在礼拜中。

当然，他在礼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继承人在此后几十年的进展如何。对他的基础构成破坏的，无非是家族的争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视的目标。他的后继者应该去赚钱，但不应受金钱诱惑；应该顺应潮流，但不应被潮流所裹挟；应该雇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人自认为他们作为作家就该特殊一些，或者作为编辑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在《纽约时报》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奥克斯。他希望，《纽约时报》永远办下去，他的家族要和报社一起工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压抑住任何个人的憎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在婚姻中要选择那些愿意“嫁”给《纽约时报》的人为伴侣。

这就是奥克斯梦想的一部分。1935年，当他重游自己发迹的田纳西州的过程中去世时，实现他的愿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女儿伊菲吉妮的责任。

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浅黑色的眼睛和肤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来令人愉快。在看起来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着非常坚强的性格。作为一个姑娘，她曾是奥克斯的小公主；作为1914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她曾是活跃的和明快的人物，她使总是关注教育并羡慕教育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瘦小女人，长着乌黑的头发，穿着长长的黑衣，夜晚单独围着住宅散步，而白天却在睡觉。她似乎更喜欢奥克斯住宅周围的动物，包括老鼠。她有时在壁橱里给老鼠留下些面包屑，却对那些经常来参加晚餐的重要人士不怎么感兴趣。她是杰出的辛辛那提犹太教拉比、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创始人艾萨克·怀斯的女儿，阿道夫·奥克斯是在1882年的一天访问这位教士的家时认识她的。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华盛顿度了蜜月，在那里他们和切斯特·阿瑟总统一起喝过茶。奥克斯后来带着他的新娘回到查塔努加，他是《查塔努加时报》早熟的出版商，这一经历为他后来在纽约的事业积累了经验。他的妻子对新闻事业的兴趣仅仅限于文学副刊，她为副刊写书评，她对做饭或理家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但这在查塔努加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阿道夫·奥克斯的女眷幸福地居住在那里，包括他的母亲，她们帮助料理大房子，因此同阿道夫保持密切的关系。年轻的奥克斯夫人，她在自己家里像一个客人，自由地做着骑马之类的事情，这匹马是他们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为她买的。奥克斯对她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实际上恰恰是被其所吸引，这同他的中产阶级背景形成惬意的对照。在他们婚姻的早期岁月里唯一不足的事情是孩子，先生下来的两个都死掉了。但在他们结婚九年后，也就是1892年，一个女婴诞生并且活了下来，欣喜若狂的奥克斯给她取名叫伊菲吉妮，以纪念他的妻子。

年轻的伊菲吉妮像她母亲一样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很少具有她母亲浪漫的超然态度。如果她父亲允许的话，她本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一个迫切要求改革的斗士。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曾敏锐地意识到纽约的贫民窟问题，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欧洲旅行时，她看到了更多的贫民窟。在巴纳德学院，她主修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倡纽约应该进行更好的福利改革，还作为一名志愿者到该城市的贫民区福利改革之家里做工作。她的父亲赞赏她的理想主义，但有时也对她表达自己观点时决断的方式感到吃惊。一天，奥克斯给她介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无法单靠教条的力量来赢得论证，主张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词语，如“目前对我来说”或者“我想象”，“我理解”——对这种谈话的方式的必要性，奥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奥克斯说话从来不高声，并且以宽容的方式来调教伊菲吉妮（“也许你最好多看看”）。这种教育逐渐地影响了她的童年，并且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都对她讲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时将它误以为羞怯。

然而，并非《纽约时报》所有感觉敏锐的编辑都有这种误解，特别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这并不是说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实上，在新闻编辑部里很少能见到她，她到《纽约时报》大楼去通常也限于她丈夫办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参加《纽约时报》董事会的会议。然而，《纽约时报》几乎所有高层人士都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伊菲吉妮以她温文尔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为奥克斯的唯一后代和他事业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对《纽约时报》的声望和三位继承他父亲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她的女婿奥维尔·德赖富斯、她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是他们生活中和奥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联系。在这个世纪里，她从奥克斯的小公主成长为《纽约时报》的贵夫人。编辑们和管理者们在她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的，在她不在时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进行公共讲演时会引用她喜爱的故事和观点。他们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关于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个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个石匠，分别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石匠说：“我在砸石头。”第二个石匠说：“我在做一块奠基石。”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总是说，《纽约时报》的力量在于它的大多数职员都是教堂建设者，而不是砸石头的人。在最近25年内加入《纽约时报》的教堂建设者中，也许她喜爱的是詹姆斯·赖斯顿。

伊菲吉妮赞赏赖斯顿的理想主义，他对《纽约时报》和国家的忠诚，他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她父亲的价值观并无不同。赖斯顿和奥克斯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代中间隔着半个世纪，但两人都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镇来到了东海岸，两人都受同样的原则和激情所指导。奥克斯在美国所理解和赞赏的大部分东西，从未能形成文字，后来都由赖斯顿书写下来了，假如奥克斯能活着读到赖斯顿写的东西，并且亲自了解他，他无疑会像伊菲吉妮一样对他抱有热情。赖斯顿恰恰就是为《纽约时报》准备的。他的作品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仰，他从来不捣乱，对当局是温和的。因为他有兴趣写作，经常不乏幽默，没有过分的尖刻或灵巧。赖斯顿像奥克斯一样，不是在有着大量的住宅、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会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国精神的，而是在有着敬畏上帝的家庭、有着空地的小城镇中找到的。从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横空出世，并且接受其价值观，詹姆斯·赖斯顿将美国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写作当中，于是他笔下的美国是一片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幻想尽失，警察没有那么残酷，美国对于越南的轰炸并非毫不正当，华盛顿的政客们并非过于自私自利，杰斐逊时代的美国还没有远去，或本色尽失。那些大学校园里面的兄弟会，在赖斯顿看来，并不会加深学生们的偏见，而是一个为像曾经的他一样贫穷的学生提供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地方。赖斯顿对女人的态度像奥克斯一样，既是浪漫的又是清教徒式的。赖斯顿认为，女人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当国家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玛丽·麦格罗里向他所在的华盛顿分社申请一个职位时，他说如果她愿意拿出部分时间在电话交换台工作的话，她就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但她拒绝了。赖斯顿世界里的女英雄不在办公室工作——她们最胜任的角色是母亲和妻子。她们鼓励她们的丈夫，就像他的妻子总是在鼓励他一样。当他第一次来华盛顿工作时，看到这个城市的女人、新到来的国会议员们的妻子不得不靠撒谎来保护她们的丈夫时，他深感悲痛。他不能为此而谴责她们，这是她们作为妻子的义务，但他还是为这种想法而悲伤不已。

在赖斯顿的世界观中有许多东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记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和她的丈夫却为他深感自豪，这才是关键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喜欢赖斯顿，但方式与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赖斯顿的才能，并且会当面称赞他。40年代，在赖斯顿作为他年轻的行政助手和偶尔的旅行伙伴的日子里，他已经非常了解他了，但有时赖斯顿早早上床的习惯和刻板的性格也使苏兹贝格有点生厌。苏兹贝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喜欢喝酒，对脚有鉴赏力。他离开自己的工作后，懂得了放松的艺术。赖斯顿自身存在的缺点并不能影响对他总的评价。苏兹贝格知道，赖斯顿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更严格。例如1939年，即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他和一位同事在伦敦分社有过一次不检点的行为，大多数记者都很快把这件事淡忘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自夸一番，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赖斯顿的良心长达25年之久。

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当时纳粹的潜艇已经逼进福斯湾周围的英国海防线，并且破坏了英国的一艘巡洋舰。赖斯顿和一个同事想出了一条妙计使这一消息通过了英国的审查。他们的办法是，发一段电报告诉《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只注意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然后再发出一系列看起来无害的句子。这样他们能够传递出足够多的词来透露这件事。德国潜艇攻击的消息在英国新闻界报道之前先在纽约发表了，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导致苏格兰场和英国军情局开展了调查。调查者用了八周时间来破译《纽约时报》记者的密码，这是一件麻烦的缓慢的侦察工作。当谜底最终解开时，这个事件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往事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尽管曾经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后来却表现出惊愕，认为这两个记者为这么点儿的收益而冒这么大的险实在不值得。这个事件使赖斯顿深为苦恼。对他来说，介入这样的事情是出于性格，采取的策略也有问题。尽管美国还没有参战，但英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破坏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既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爱国的行为。更成熟的赖斯顿，那个在1961年反对《纽约时报》发表猪湾报道的人，再不会做这种新闻报道了。

《纽约时报》的所有职员都知道，1939年的这个事件是赖斯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犯错误的证明，因为此后不久，特别是在1942年《胜利的序曲》出版后，赖斯顿的职业地位迅速上升，他的记者同事再不会平视他了。批评家克利夫顿·法迪曼说这本书确立了赖斯顿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宣传家”的地位。在这本书出版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纽约时报》，去帮助美国政府重新组织战争情报局的伦敦分部。在那里他给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怀南特后来向苏兹贝格称赞了他，此后不久赖斯顿回到了纽约，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正是在这一时期，赖斯顿结识了《纽约时报》未来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德赖富斯当时刚刚开始他在《纽约时报》的生涯，是苏兹贝格有点羞怯的30岁的女婿。到1944年，赖斯顿重新干起记者的工作，这一次是在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手下工作，很快成为克罗克职员中的新星，荣获了普利策奖。而其他出版机构也愿意给他提供显赫的职位，其中之一是《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部主任。赖斯顿在1953年认为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克罗克不想让《纽约时报》失去赖斯顿，但克罗克担心，唯一能够留住赖斯顿的职位也许就是自己的职位。克罗克当时66岁了，在华盛顿当了21年的分社社长。在这段时期，他已经取得了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就梦想得到的大部分的社会地位。他最初来到华盛顿是在1910年塔夫脱总统执政期间为《路易斯维尔时报》工作。1927年在伯纳德·巴鲁克[15]的推荐下，克罗克被阿道夫·奥克斯雇用。1932年奥克斯让克罗克重组《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克罗克当时不愿这样做，宁愿留在纽约。出于尊重他的愿望，奥克斯给了他差不多是全权的委任。自《纽约时报》的事情有了缓慢的变化以来，在奥克斯去世后很久，克罗克一直自主地管理着他的24人的分社。纽约的编辑，即使那些比他级别高的编辑也很少提出异议。只要克罗克先生不愿意在级别上被别人超过，谁也别想在级别上超过克罗克；谁反对他都会引起一场吵闹，没有人喜欢在《纽约时报》上大吵。所以，阿瑟·克罗克像家长一样年复一年地管理着分社，同纽约总部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种关系成了《纽约时报》总部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痛苦问题。但在1953年后，事情的进展像克罗克所希望的那样，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重要的人物经常要宽宏大量，即使不宽宏大量，也要现实一些。于是，他自愿地把他的头衔让给了赖斯顿，自己还是继续写他的专栏，在分社中充当幕后掌权人。在43岁的詹姆斯·赖斯顿身上，克罗克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位接班人作为一名记者有足够的名望，在苏兹贝格家族那里还远超足够，这一切足以挡住纽约编辑们侵占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企图。克罗克是正确的。

赖斯顿平稳地、谨慎地行事，很少激怒别人，不仅保住了分社的自主权，而且在几年之内还增强了它的特权。他给克罗克的队伍增添了许多新人。很快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特殊的一类人，几乎就是从赖斯顿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都是瘦瘦的、衣着整洁的记者，个头都比较高，在很好的大学受过教育，生气勃勃。他们善于吹奏管乐，彬彬有礼，对问题不忙于表态，能使人完全消除敌意，并轻信他们。其中大多数人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南部长大的，至少他们都染上了小城镇美国人的轻松方式。他们同许多从拥挤的大城市中出来的快言快语的城市色彩明显的人形成显著对照。在纽约为《纽约时报》工作期间，赖斯顿开始像阿瑟·克罗克一样对纽约感到厌恶。克罗克在晚年把纽约看成是一个颓废的、具有攻击性的城市。

赖斯顿与纽约的编辑们不同，他既然雇用了这些人，就不会让他们在没有个性的大新闻编辑部里凋落，干等着又一次“泰坦尼克号”沉没。对这支相当于纽约总部十分之一规模的职员队伍，赖斯顿能够而且也的确熟悉每一个人。他指派每一个人去采访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会保证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有足够的篇幅并且能够署名，进而又使他们在报社里有了身份，并且能够进入首都有影响的社交圈子。在赖斯顿的职员队伍里工作，应是《纽约时报》的精英集团的一员，赖斯顿利用他对高层的有力影响，使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人对《纽约时报》的忠诚，并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还要求他们同他打招呼时可以直呼他的绰号“斯考蒂”[16]，甚至连办公室的小伙子也这样叫他，斯考蒂·赖斯顿。他们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对职员中的年轻人来说，正是赖斯顿把《纽约时报》所具有的任何伟大特质都人格化了，却又不是纽约的那些高级教士。有一家报纸想为《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职位，这位记者犹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斯考蒂。有些记者深受赖斯顿的举止和才能的激励，都极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样的服装，改戴领结和穿有领扣的衬衫的程度。他们像他一样吸烟斗，虚张声势地走路，极力模仿他讲话的样子。但后者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赖斯顿奇妙的冷淡声音中有独特的音色，他精选的词，他停顿的方式，使得他说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载史册的口吻。

不难想象，纽约的许多同事都妒忌赖斯顿的工作队伍，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为数不多的场合，当纽约的记者和赖斯顿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担某些特殊的外出采访任务，如采访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间发射活动时，纽约的记者就会仅仅因赖斯顿的到场而成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赖斯顿的汽车旅馆门外，在赖斯顿的要求下会有一捆新印出来的25页的《纽约时报》从纽约空运到佛罗里达。赖斯顿理解记者们的想法。他知道，当承担一项外派的任务时，他们大多数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时看到刊有他们自己文章和名字的报纸，从而感受到快乐。

纽约的几个记者极力想调到赖斯顿的分社，但很少人能成功。赖斯顿通常是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纽约总部的请求或选择，他宁愿在离美国的心脏更近的小城镇里去获得自己的发现。赖斯顿还极力阻止纽约记者到华盛顿地区采访消息。1959年他对纽约的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记者就是被公认为全国最优秀的劳工记者A.H.拉斯金。拉斯金当时正在采访一次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每日进展情况，因采访需要他从纽约来到匹兹堡，随后又进入华盛顿，因为总统的一个专门小组打算就是否颁布应急禁令举行听证会。拉斯金来到华盛顿分社时，赖斯顿有礼貌地但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罢工的报道现在已由华盛顿的一名记者所接管。拉斯金随即给纽约总部打了电话，纽约总部要求他打道回府。后来在纽约就此事出现了许多吵闹。有个编辑大声地表示《纽约时报》是由纽约管理的，而不是华盛顿；另一个编辑说，《纽约时报》是一家报纸，不是一块分封采邑。但这种议论大多都是出于窘迫或愤懑，没有哪个编辑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斯顿摊牌，所有人都知道赖斯顿与报社统治家族的关系密切。至于A.H.拉斯金，他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像纽约总部的大多数老兵一样，他以前就体验过和分社打交道的困难，发现他们总是拖拉地或勉强地帮助他去华盛顿查清所要报道的事实，或者把他提供的任何消息来源都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快打发掉。如果可能的话，拉斯金宁肯和赖斯顿吵嘴，也比和过去担任分社社长的阿瑟·克罗克吵嘴更能表现自己的真诚。

拉斯金记得1949年他在华盛顿分社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是如此的可怕，最终演变成了闹剧。这一年是以大量失业为标志的全国经济衰退时期，拉斯金从联邦安全局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迫切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和城市，实施自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以来，第一次处理应急事务的劳动救济方案。拉斯金怀疑能否指望克罗克那里出人帮忙査清这个线索，便自己用电话进行调查。他在纽约最终得到了足够的事实来写报道。这篇报道占了《纽约时报》的一版。报纸传到华盛顿时，在克罗克的分社里出现了暴怒。克罗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顿，很快派记者去证明拉斯金的报道是一个骗局。休斯顿甚至竭尽全力让《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否定的口气向杜鲁门总统提问，想引诱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确成功了。接着休斯顿给纽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件，列举了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都曾告诉分社，拉斯金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这封信在结束时强烈重申了它的主题：从纽约的时报广场[17]来采访华盛顿必定导致灾难，纽约何时会吸取它的教训？幸运的是，在休斯顿的信到达纽约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劳动救济的国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预见。

但詹姆斯·赖斯顿决不会宽恕这种小事，他也不会允许他的分社采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行动，这必定会或迟或早地自食其果。赖斯顿把他本人和他的职员训练成团队型员工。他的管理艺术，是不能仅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来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赖斯顿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现的，似乎只是为了《纽约时报》更大的荣誉而设计的。赖斯顿毕竟是一个教堂建设者，不是一个砸石工，纽约的任何编辑公开向赖斯顿的动机进行挑战，都会是厚颜无耻的。他们可以生他的气，当他阻止拉斯金来华盛顿做钢铁工人罢工的报道时就是这样，但他们抓不住赖斯顿的傲慢、自私或专权的把柄——他也许沉溺于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无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则。在让A.H.拉斯金远离罢工报道时，赖斯顿并没有剥夺《纽约时报》读者将要知道的新闻报道。赖斯顿用他自己的劳工记者来从事报道。

赖斯顿的整个立场似乎是和《纽约时报》缠绕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性格与苏兹贝格夫妇赞同的观念是一致的，怀疑赖斯顿也就是怀疑《纽约时报》本身。如果赖斯顿插手了总部的某种复杂的事情——这种事不时地会发生，特别是在60年代的震荡时期，他的参与也会是出于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以致纽约的任何编辑把这种事叫作“办公室政治”几乎都算是叛逆。因为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或许已经事先和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在苏兹贝格1961年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起厘清了他的行动步骤。在20世纪50年代，赖斯顿和德赖富斯成了亲密的朋友，赖斯顿到纽约时，经常停留在德赖富斯的家里，充当这位新业主的知己和顾问。在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赞美这家报纸和拥有这家报纸的家族，当1963年工人袭击《纽约时报》时，赖斯顿以义愤填膺的悲痛之情谴责劳工领袖：“袭击《纽约时报》就像是袭击一位老妇人。”

所以，毫不奇怪，当1961年的这个晚上《纽约时报》要就猪湾报道做出重大决定时，新任总指挥奥维尔·德赖富斯会向赖斯顿求教。赖斯顿对国家利益和《纽约时报》在国家利益中的利害关系非常敏感，建议降低这篇报道的分量。他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克利夫顿·丹尼尔1966年春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的讲演没有再一次挖掘出这件事的话，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纽约编辑们没有像他们在1966年6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所做的那样对丹尼尔的讲演配合报道的话，这篇报道就会和1961年以来其他上百篇大型报道一起，降低调子，发表出来，并且被遗忘。他们把这篇4000字的讲演散布到报纸的六个栏目上，还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报道这次圣保罗讲演的美联社记者写的几千字的文章，标题为：《肯尼迪后来愿意让〈纽约时报〉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来》。对丹尼尔的讲演进行这样广泛的新闻报道，甚至连发表讲演后回到纽约的丹尼尔都感到惊奇。这篇新闻报道显然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给历史下了一个重要的脚注。但也无可怀疑，它的杰出表现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篇讲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赖富斯和赖斯顿否定的纽约编辑们成了英雄——它实际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责了德赖富斯—赖斯顿联盟。这种事情在五年前是不会发生的，但现在，在1966年，情况就不同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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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和《纽约时报》幸运的是，在丹尼尔办公室里或周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通常都透不出《纽约时报》大楼的厚墙。如果透露出了，如果每一天都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注视和询问《纽约时报》的编辑，追着他们转，分析他们的行动并记录下他们的错误，如果《纽约时报》就像它采访外界一样也受到采访，那么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就会失去它现在拥有的大部分尊严和体面。但丹尼尔一般能非常娴熟地掩饰他的想法，在压力之下保持着平衡，他在1966年初夏晒得黝黑的皮肤，也有助于遮掩紧张的迹象。迄今只有一次他没有保持镇静，毗邻他办公室的新闻编辑部的秘书和下属编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对丹尼尔来说是无法忘记的。他当时对他的一个年轻编辑、华盛顿分社的新社长汤姆·威克极为愤怒，以致他几次用拳头捶桌子，咆哮叫喊，他柔和的下巴被气得颤动。正如人们所指责的，即使威克的确没有同纽约总部保持足够密切的接触，还疏忽了他作为记者和管理者的其他一些职责，丹尼尔也没有理由这样反应。他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并且奇怪他竟会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在《纽约时报》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应该发生在关于大公司的小说中，或者发生在纽约周围一些有更大压力的媒体中，但不会发生在《纽约时报》，至少不会这样公开地出现。威克无疑是在为他的前任赖斯顿和克罗克这些年来享受的自主权付出一部分代价。而且，或许无助于事的是，非常爱冲动的威克对丹尼尔的行为是气愤的，声称他不习惯以这种方式接受谈话。他还说他不敢保证自己就此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他很快转身，离开了丹尼尔的办公室，乘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华盛顿。

三四天后，丹尼尔到华盛顿和威克共进晚餐，这件事情表面上被忘记了，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忘记。如果丹尼尔打算对威克坦诚相见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做的。他就会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不欣赏威克的性格，而且在职业上也对他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当威克1958年第一次向《纽约时报》求职时，丹尼尔是看不起他的纽约编辑之一。威克是一个个头高高的、骨瘦如柴的、肤色红润的南方人，有着十个粗指头和一双警觉的小眼睛，厚下颌部分地被浅红色的胡须所掩盖。当时他30出头，作为一名记者也不是很有经验，但他的确有了有趣的资历。他已经写了五部小说，三部是以笔名出版，刻画了农村背景中的一些暴力、性和政治的赤裸裸的场面。他起初为他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杂志》（Winston-Salem Journal）工作了五年，195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新闻专业的尼曼奖学金[18]。威克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是大萧条期间在一个叫作哈姆雷特的小地方长大的。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到了新闻专业学位，但这并没有使威克得到丹尼尔的偏爱；它也许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使得丹尼尔对威克更有批判性，特别是在威克留着胡须进入《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后。当时在《纽约时报》的记者队伍中，没有人不刮胡须，只有一位刚从土耳其回来的驻外记者除外，这个记者很快被调到泽西市去了。

威克在哈佛大学结束了他访问后，加入了《纳什维尔田纳西报》（Nashville Tennessean）。在1960年他刮掉了胡须，又出现在《纽约时报》，这一次是在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他被雇用了。他成了赖斯顿手下的一个小伙子，四年后在38岁时接替赖斯顿当了分社社长。这种难以置信的迅速升迁，既是因为《纽约时报》60年代的大转变，也是由于威克的记者才能。威克是个奋发努力的人，敏锐而严格，曾毫无怨言地去干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他无法理解他的一些同代人如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罗斯[19]等人的成功，这些人善于写作，但在威克看来似乎又对周围的世界所知甚少。

加入了《纽约时报》之后，汤姆·威克就没有多少时间思索小说里的当代美国人的口味了。他一下子被卷进新闻界的潮流中，就像每日吸食使人兴奋的鸦片一样。他和政治家一起在全国旅行，在飞机和汽车后座上写他的报道。虽然有最后发稿期限的压力，但他的写作是轻松的，他喜欢这样的生活。通过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这种生活给他带来了一种名望。如果他继续长期孤独写作，以求一朝成名，这种名望很有可能根本无法实现。作为一名记者，威克也能够巧妙地利用其他财富，其中就有他使人消除敌意的乡村小伙子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他不打算改变的，而且在华盛顿也不是什么障碍。事实上，在林登·约翰逊执政早期，它差不多是一种财富，因为约翰逊也是一个南方人，一度是农场小伙子和乡村学校教师。威克在1964年对约翰逊的新闻报道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在肯尼迪时代却不是那么明显。

威克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他思维敏捷，能够清楚表达头脑里的东西。像许多记者中的南方人一样，威克经常是讲的比写的好，而他又善于写作。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电视评论员。在就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时，他总能打动人。他使用长长的福克纳式的句子，加上掺杂有卡罗来纳方言的比喻和巧妙措辞，构成他讲话的要点。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一次小型晚餐聚会后，威克陷入了和詹姆斯·鲍德温[20]的一场争论，这是一个文火焖烧般的场面。鲍德温偶尔跳起来尖叫着对威克进行攻击，说他是南方来的白色魔鬼。这天晚上大家都恼火了，以致威克的妻子含着眼泪气愤地离开了餐桌。但在鲍德温和同桌的另一位黑人歇斯底里的连连攻击之下，威克仍然保持着冷静，逐一驳斥他们，他或许在这天晚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没有求助于谩骂。

尽管有这样一些品质，但汤姆·威克在《纽约时报》的早期成功主要在于运气，在于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尽管许多年轻时就大有成就的记者一般说来也许都是这样，但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况：他加入《纽约时报》恰恰是在该报发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赖斯顿的分社又恰恰及时适合了肯尼迪时代的早期激动和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场面，他碰巧是华盛顿新闻界里和肯尼迪一起到达拉斯旅行的《纽约时报》的唯一记者。威克关于刺杀肯尼迪的报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占了一版还多，这是报道和写作上一个杰出的成就。他在混乱中搜集事实，回忆他一生中最混乱的这一天，充满了绝望、痛苦和怀疑，然后通过电话传到纽约，并且以一种充满感情的连续不断的声音口授了这篇报道。

威克这一天没有打算带笔记本，所以他在关于肯尼迪到得克萨斯两天旅行期间的油印宣传材料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观察和事实。今天这些笔记中的许多内容是威克本人都无法读懂的，但在11月22日它们对他来说就像打印稿一样，是清清楚楚的。在达拉斯机场的新闻编辑室里，他和其他记者写自己的报道，他是带着他的打印机和手提箱大步奔跑了半英里路后到达那里的，途中还跳过了路边的一个篱笆。他差不多完全记住了在肯尼迪遭枪击后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对此前发生的事情却记得相对少些。威克当时在总统的车队里乘坐的是一辆新闻公共车，但他已记不得是哪一辆了。在肯尼迪遭枪击时，威克没有听到枪声，但公共车上的另一位记者注意到，排在大约第十辆车之前的总统的轿车迅速地开跑了。

新闻车继续以游行的速度行进。但事情很快开始起了变化：威克注意到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跳上路边的台阶，下了车，开始跑过来。沿着路边排成行等着见总统一面的人群似乎有些混乱。新闻车停在了肯尼迪准备向人们发表讲话的地方。威克注意到人们飞快地转身传递着什么消息，他真正见识了谣言的传播，这让他想起风掠过麦田的情景。后来一个陌生人抓住他的胳膊问道：“总统遭枪击了？”“我想不会，”威克说，“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威克和其他记者，大约有35人，走向他们准备听肯尼迪讲话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记者带着消息跑来，接着所有的记者都跑起来了。他们跳上了新闻车，这辆车把他们带到了帕克兰医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们开始把细节汇集起来——目击者的描述，医疗报告，白宫发言人的话。一个新闻工作者回忆说，他曾听到了枪声。一个达拉斯的电视记者描述说，他曾看到有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五六层的窗口撤走一支步枪。有真实的，半真实的，错误的，想象的，传闻的，第二手的叙述，甚至第三手的叙述——所有这些东西都自由地传递给记者，并且在他们中间流传，根本没有时间核对这些叙述是事实还是猜测。威克和其他记者不得不靠自己的本能，靠他们积累的全部经验，靠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来行事，这是优秀的记者在危机中形成并能利用的一种特殊感觉。在这场危机中，威克的本能对他是很有用的。

也许威克这一天在达拉斯的报道、一个下午的工作，将比他曾写过的或将写作的任何小说、剧本、文章或新闻报道都存活得更久。不是说他拿出了一个杰作，他并没有。他以前报道得也不错，写得更好。但达拉斯的考验不同于其他任何考验。它是那种能在几个小时内造就或毁掉《纽约时报》记者一生职业的任务。威克是在为历史写下这一天，他的报道上了头版，以双倍的篇幅展开，文章用的字号比通常用的更大，他的署名也是这样。这一期的《纽约时报》在以后的任何一天也不会被读者扔掉，它是收藏家的一项珍品。它会被几百个或许几千个读者所保存。他们会在顶楼或密室里储藏它几十年，并且会把它作为家庭的传家宝或纪念物传下去，或者是当作一种模糊的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的某一天有位总统遭枪击了。

即使威克的报道有重大的错误——实际上没有——这些错误也会保存下来，在威克的同事中贬低威克，但更多地是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贬低它。《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仅仅是那一天看到这个报道的上百万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半个世纪后读到它的人，有学生和历史学家，他们会不断地把它变成微缩照片。

人们指望《纽约时报》采访这种事件，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像世界上没有其他报纸一样。这种期望既是依据于《纽约时报》作为记录性报纸的传统义务，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时报》有碰见任何紧急事件的便利条件——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有着在白宫两翼候补的多余的人；它有许多编辑人员，加工改写人员，无数的资料室职员，这种组合使得多版面的报纸能够迅速得到处理、检查，并辅之以背景或不太重要的资料；它的大量资金能够支持任何通讯和旅行的开销；它的编辑梯队，尽管在消息属于常规性的时候有时彼此摩擦，但他们在危机期间却能被塑造成一支非常协调的团队；最后同队伍的混合物混合起来的，是统治家族看不见的力量，即奥克斯的幽灵。

许多年前，为一次大型采访，《纽约时报》很好地组织起了一个工作队。第二天编辑们在会议室里坐成一圈，彼此祝贺。但阿道夫·奥克斯，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坐着，说他在另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个事情，却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忽视了。一个编辑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又说《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几次重要的消息，都是其他报纸没有刊登的。对此，奥克斯的反应是怒目而视。他回答说：“我想要《纽约时报》报道所有事实。”

正是这种思维，在《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变化和畏难情绪，也产生了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任务。几年内《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职员每天都要细看报纸，计算每项体育运动的分数，査看每一个讣告，确保《纽约时报》报道了所有事实，或起码比别家报纸更全面。晚上，《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来回踱步等着送稿生[21]带来刚出版的其他报纸，生怕这些报纸会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实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发表。汤姆·威克从达拉斯传来他的报道，一次两页。他在达拉斯机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个候机室进一个公共电话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总能及时找到一个电话亭或一条通向纽约的线路。《纽约时报》的主要兴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风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占有事实，正确地占有事实，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里显得太琐碎的事情。例如，总统车队路经的一些街道的名称；开枪地点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国有建筑；目击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总统时具体站在什么地方；主持仪式的法官叫什么名字、何时任的职；主持肯尼迪临终仪式的两位神父叫什么名字；声称看到这一或那一事实的目击者是什么身份；还有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以及所有在达拉斯这个漫长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威克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写作。他是在感觉事实，是受本能驱使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全部报道，共106段，然而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点儿描述了威克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是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附近威克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时发生的，当时肯尼迪夫人正走出来。威克后来写道：“她的表情是悲伤的。她死死地盯着地板。她还穿着山莓色的服装，这是她在沃思堡和达拉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时穿的。但她已经摘掉了这天早些时候她所戴着的与衣服成套的药盒帽，她的黑发被风吹散了，显得凌乱。她的手轻轻放在她丈夫的灵柩上，灵柩被抬上了一辆灵车。”

在这天的暗杀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有关事情发生之后，威克的股本在《纽约时报》里迅速升值了。当时他37岁，进入赖斯顿的队伍才不过三年，他无疑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在达拉斯的这个特殊的下午，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职业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这种职业经常把最伟大的名望给予记录最混乱状况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后赖斯顿选择威克接替自己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但分社的一些人对这种选择并不感到喜悦。他们认为，威克升迁得太快。赖斯顿领导的一个直爽的年轻人安东尼·刘易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调到伦敦分社，当那里的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另一个门徒马克斯·弗兰克尔，干脆从《纽约时报》辞职了，接受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提供的一个职位，但几天后弗兰克尔对此突然另有想法，请求《纽约时报》撤销他的辞职信，报社同意了。无疑，由赖斯顿——当时缠身于某些更高层的有趣的政治编排当中——所设计的汤姆·威克的飞黄腾达，已经挫伤了《纽约时报》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纽约的一些编辑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顿·丹尼尔。

在公布对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尔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见赖斯顿安排这些细节之迅速。但此后的两年，生活对威克来说却不那么顺利。他在丹尼尔办公室里碰到的那个场面只是自他当分社社长以来所经历的几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纽约总部里一直在传闻，威克很快会被别人取代。丹尼尔是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放风。不管《纽约时报》的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换都必须体面地进行。不应该做出仓促的决定，因为在《纽约时报》从没有仓促地做过任何事情，似乎《纽约时报》也不会犯一种内部错误，现在又极力去纠正它。一切都必须平静地以绅士般的方式来解决，既不会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会有公开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会在办公室引起流言蜚语，可能会泄露给一家新闻杂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将是最不幸的。《纽约时报》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特别是这样的新闻。然而，丹尼尔和他在纽约的下属编辑——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不是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应该体面地把他调到其他岗位。

对威克来说，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岗位。威克是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他应该在报社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还年轻，可以相信他能担当《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重任。编辑们知道，在阿瑟·克罗克退休后，威克能接过克罗克的专栏。这对威克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前提是如果克罗克能退休的话。克罗克已经78岁了，但他自己认为就像他1927年最初加入《纽约时报》时那样灵活。纽约前不久发生的一次让他退休的企图失败了。一封关于克罗克退休的信件曾送到了克罗克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后来根据纽约的说法，这封信被克罗克夫人截住了，没有让她丈夫知道。她向赖斯顿谈了此事，赖斯顿在幕后操纵着业主的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持久的阿瑟·克罗克已经经历了十任总统、四次战争、无数次反叛和各种难处理的事件，这一次又渡过了难关。

此外，还必须为威克找到一个地方。1966年初夏，这是丹尼尔考虑的事情之一，但不排除还有其他更有压力的问题，即使其中许多问题没有表现在他的脸上，或者对他的举止有不安的影响。丹尼尔看起来非常善于控制事态，对自己和自己占据的位置是自信的。和威克争吵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不幸的一天，他想象自己当时是一种粗野的、反常的形象。他天性上是一个宽容和沉着的人，富有自信。他在这个夏天的下午表现出了他的公开形象：他在办公室里严肃地坐在桌边的黑色皮椅上，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他的秘书帕特里夏·里夫口授笔记。里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衣着得体。他亲自选择了她，没有人感到惊奇。

当帕特里夏·里夫小姐几年前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部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会不注意到她——女性的美丽不是报业里常见的，至少不是在《纽约时报》主编办公室门前常见的。丹尼尔的前任只雇用了男性秘书，前任之前的主编曾雇用了一个教条的灰头发的女人——她的傲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她是主编。

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间曾为《纽约时报》的几任主编工作过，在这一时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见的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地对待她的上司，她开始把《纽约时报》的年轻管理者看作是办公室的小伙计、职员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位副主编归入了此类，这个人在1951年她的老板死后成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副主编采取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辞呈，接连使用了几个男秘书，这种状况一直到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年入主主编办公室，带来了里夫小姐。许多职员都渴望和里夫小姐约会，一些人也的确成功了，但她敏锐的判断力和适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们失望了，只有一个在国际组工作的直率的年轻编辑例外。他很快邀请到里夫小姐共进午餐，后来他们通过《纽约时报》的内部邮件交换小条子，白天在办公室的电话里简单交谈——他坐在新闻编辑室旁边一个柱子背后，这使得他能够偷看到她又不那么显眼，而她却坐在丹尼尔办公室外面的桌子边直接向前看，摆出一副刻板且办事高效的姿态。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对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时宜：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

丹尼尔对外貌很感兴趣，这不仅包括一个人的打扮或服装，还包括他从事私生活的方式。丹尼尔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即使《纽约时报》的全部职员都追求着各种各样的快乐，性的或别的什么，他也不怎么介意。但一件事情如何表现，对他来说经常就像它实际的状况那样有意义。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做过的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他对人们和地方的反应，他对物品的口味，他对女人的选择，不管这女人是妻子、情人还是秘书。甚至他的办公室也反映出这一点：这个房间是英格兰传统风格的，35英尺[22]长，18英尺宽，装饰着加衬的条纹帷幕，地面通过一块蓝黑色的花呢小地毯而连接起来，掩饰了通往排字间走道上的沾着墨水的脚印。房间的前面是一个椭圆形的胡桃木会议桌，周围是18把英格兰银行风格的椅子，是模仿一把曾属于阿道夫·奥克斯的椅子做的。在房间的后部，来访者需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抵达丹尼尔的大桌子和他的黑色皮椅。据装饰家说，这椅子是特制的，因为它能把丹尼尔衣服上的皱褶减少到最低程度。

桌子的右边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充满个人情趣的小起居室，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照片，记录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和妻子在白宫得到林登·约翰逊、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接见的情景——这些照片只是丹尼尔夫妇拥有的许多同类照片中的样板，其中一些模糊不清，是杰奎琳·肯尼迪拍的。在这个小房间后面是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小厨房和吧台。在小厨房的墙上是招贴画，显示丹尼尔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工作过的国家，如英格兰、埃及、西德、苏联。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的纪念品。但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大房间里却没有什么是明显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反映着这个机构，这里微妙地洋溢着丹尼尔的品位。一边墙上是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并且引起丹尼尔注意的新闻图片，它们被加框放大，并定期更换。在丹尼尔桌子后面的书柜里码放的是许多由《纽约时报》的人写作或编辑的书籍。当这些人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迅速地浏览一下这些书柜，希望看到他们的书最近被他仔细阅读过。书柜的左边悬挂着报社业主的照片，这些业主在这个世纪里领导过这家报纸，有奥克斯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在右边，是四位人士的照片，这些人在他之前担任过主编，这些人代表了他们的时代，并且描写了他们的时代。

第一张照片是卡尔·范安达的。他于1904年被奥克斯任命为主编，是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挖过来的。范安达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的一些小报度过不平凡的几年后，于1888年进入了《纽约太阳报》。范安达在这幅照片里有着坚强的嘴唇和冷静而暗淡的眼睛。他是一个五官匀称的人，长着高额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有高高硬衣领的衣服，佩戴着一个镶有珍珠的领带夹。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陌生的、不顾人情的人。这个时期《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把范安达的样子描述成一种“死光”。当《纽约时报》的一群人请求范安达把作者的名字印在他们的报道上时，他厉声说：“《纽约时报》不是你们这帮记者的私人名录！”即使他对他的职员来说不是传说中的英雄，但他却得到了很少有主编会得到的尊敬，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一个数学天才，一个科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者。正是他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空事业伟大功绩的采访，为报纸在太空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他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公诸大众的编辑——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一次演讲的报道时，他发现这位科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范安达读过象形文字学，发表过许多关于重大考古发掘的报道。一天晚上，他用放大镜考察了一个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铭文，发现了一处伪造，这一事实后来被古埃及学家所证实，导致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一个年轻的法老，即图坦卡蒙[23]，乃被一个叫作霍伦海布的军事首领所暗杀。正是范安达驳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断言，在这艘轮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之后杳无音讯时，他推断已经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员去抓紧报道这次灾难的消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抢先发布新闻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范安达给自己配备了军事地图，查找战斗的线索。他预见了后来的几次战役，提前派记者去那里采访。在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是无与伦比的。

到1926年，范安达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毕生从事的对数学、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的研究上，他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他多年的助手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所接管。伯查尔是一个好冲动的、敏捷瘦小的英国人，由于他一直保持着英国国民身份，因此没有从奥克斯那里得到完全的主编头衔，但在此后的五年里实际上起着主编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他在《纽约太阳报》曾是范安达手下得力的工作人员，1905年在范安达的怂恿下加入了《纽约时报》。在新闻编辑部里伯查尔总是戴着一个绿色的眼罩，部分地遮盖住了他的光头，他还留着给人印象深刻的范戴克[24]式的胡须，从丹尼尔办公室里的照片上看，这胡须像是黑色的，实际上它是粉红色的。“老粉红胡子”是伯查尔在新闻编辑部里的绰号，职员们在他周围比和范安达在一起放松多了。伯查尔是更自由的，因为职员们在范安达手下被彻底驯服了。伯查尔不是一个天才，但是更讲人情。他工作努力，坚持他的良师益友的标准。伯查尔经常在他的办公桌边工作到半夜，审阅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他上下阅读长条校样，看看有没有排印错误。有时他会整夜都在报社，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睡到大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偶尔有重大事件发生，勤杂工会唤醒他。然后他穿着睡衣、拖鞋和浴衣又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给他的记者和下属编辑们发指示。

在新闻编辑部外，伯查尔就有点儿不同了。那里似乎有某些浪漫的幻想在他身体里设下了陷阱。有一次他眯着眼睛在《纽约时报》图书馆高高的书架之间，踮着脚沉醉地用芭蕾的舞步打着转。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他和他的英国妻子基本上生活在哈得孙河边的一座农宅里。他在周围养了几十只猴子、小鸟、流浪的猫和狗，还有一只鹦鹉。每当伯查尔夫妇来到时，这只鹦鹉就会以伦敦东区土话腔调的招呼表示欢迎：“哈啰，亲爱的！”接着制造出喀嗒喀嗒的声音，模仿伯查尔给威士忌杯子里加小冰块的声音。伯查尔看女人的眼光在《纽约时报》根本不是秘密。据说由于迷恋一位特殊的女人，一位德国男爵夫人，1931年他决定腾出实际上的主编职位，到海外去当《纽约时报》在欧洲的首席记者。在欧洲他经常去见她，一天在开车时他一只手把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这位男爵夫人的大腿上，有两个美国朋友在后座上坐着，结果伯查尔不留神撞上了德国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没有人受重伤，但此后不久伯查尔评论说：“驻外记者应该是太监。”他却是对这一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在30年代初期他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杰出的记者，敏锐地报道了希特勒的最初兴起，1933年他荣获了普利策奖。

伯查尔在主编办公室的位置被一个叫作埃德温·利兰·詹姆斯的浮夸的弗吉尼亚花花公子所接替。詹姆斯在职员中是最得人心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他，如“吉米·詹姆斯”、“詹姆斯国王”、“杰西·詹姆斯”、“德雷西·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一双蓝眼睛，服装是在巴黎定做的。20年代他在巴黎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在他作为主编回到纽约总部后很久，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每天早晨出现时他都穿着一套色彩鲜艳的服装，皮鞋擦得锃亮，有时带着一根手杖，在电梯太慢时就用它敲打电梯。在办公室里，他吸着雪茄，同任何一个来访者进行长谈。每天早晨，他还找时间研究赛马新闻，同一个赌注登记者打赌，这个赌注登记者同时兼做一个新闻组的职员。

在许多方面令人惊奇的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的主编职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奥克斯、范安达和伯查尔都被他的个性迷住了，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20年代的报道有深刻印象。当奥克斯打算暂时摆脱他所创造的维多利亚式的城堡时，他会单独去巴黎和詹姆斯碰面，然后去看第二天的赛马。詹姆斯是奥克斯的补药。

詹姆斯不仅能做这些事情，在职业方面也是成功的，因为他在打字机上有充足的耐力和难以置信的速度。他在写作上从不下功夫，他也不是一个文体批评家，但他写的东西的确有很强的可读性，他能用有趣的细节包装自己的报道，并使用各种方法使报道显得曲折。事实上，1915年作为《纽约时报》地方部的一名记者，他最早承担的任务是被派到阿斯特宾馆采访罗马尼亚总领事的招待会。纽约的要员们参加了这次招待会，并且先由怀俄明号战舰鸣放11炮以示欢迎。采访了这次招待会后，詹姆斯开始怀疑这位总领事，觉得他是一个骗子。这位总领事的船破旧而凌乱，他的口音似乎是装出来的，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在詹姆斯看起来也有点不对头。他后来向范安达汇报了这种想法，接着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最终，詹姆斯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合作，揭露了这个总领事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模仿者，以前曾在纽约州北部的埃尔米那教养院待过。这篇报道第二天早晨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假总领事在阿斯特招待晚餐》，结果这个骗子又换来了一次铁窗之旅，詹姆斯也很快和范安达密切起来。

三年后，詹姆斯28岁时，他经常从范安达那里为他来自欧洲的战争报道得到署名权。在欧洲的采访任务，他有时是在马背上进行的，穿着马裤和骑马外套，外面是军用雨衣。在这次战争后，他采访了凡尔赛、洛迦诺和日内瓦会议，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叙述性的笔法，现在这种笔法在《纽约时报》很常见，但当时却是少有的。他写道：“在美好的一天结束时，随着夜色迅速地从周围的群山降临，两个驼背的中年人，一个留着平滑的头发，另一个头发都掉光了，从明亮的窗户向外望去。他们臂挽臂地站着，一齐面向马乔列湖。这是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意志共和国总理汉斯·路德。在他们背后，秘书们正在用吸墨水纸吸干一份条约上签名的余墨，根据此条约这两个国家承诺彼此决不再战。”

在从1925年开始的五年里，詹姆斯在欧洲漫游采访了最好的事情。1927年林白[25]横越大西洋的飞机着陆时，他在勒布尔热机场。他写道：“巴黎，5月21日——林白成功了。在今晚10点20分，在2.5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一架灰白色的飞机突然地并且轻柔地滑出了黑暗……”后来在1930年，埃德温·詹姆斯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三个孩子，翻领上佩戴荣誉勋章，回到了纽约，当了伯查尔的助手。1932年他被任命为主编。他占据这一职位一直到1951年去世。在他的任期内，《纽约时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庞大和辉煌，把它的报道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和全世界。但詹姆斯讨厌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琐事，他允许其他人展示才能和雄心。奥克斯死后，《纽约时报》很快分裂成几个小办公室公国，每一个公爵都有自己忠实的随从和特殊的保护领地。当然，《纽约时报》的大王之一就是阿瑟·克罗克，另一个是莱斯特·马克尔，一个独裁的人物。1923年马克尔在29岁时被奥克斯聘用为星期天版部主任，有五个人的队伍；到1951年，马克尔有了84人的队伍，包括58名编辑、版面编排和美术人员，以及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的特派记者。他改革了星期天版部，把1923年只拥有一个小杂志和一个没有价值的特写副刊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门，设有书评、每周新闻的评论和关于娱乐和艺术的评论，还出版一本厚厚的杂志。这本杂志尽管经常因其冗长的文章和无休止的女性内衣广告而受到批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且利润丰厚的。莱斯特·马克尔实际上是在这家报纸里又创办了一个重要的报纸，他的口味支配着他的产物和帮助他生产的人，40年里他在星期天版部的权威是无可怀疑的——他就是太阳王[26]。

在这座大楼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闻编辑室里或周围谋求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工作日，《纽约时报》才能最大量地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近发生的新闻。特别是，这一状况导致工作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两组，控制每一班的是一些统治着许多下属编辑权势等级秩序的主任们，这些下属编辑进而又统治着分成三个竞争小组——国际组、全国组和纽约组——的办事员。最终，又出现了一些在海外以实际的自主权运作的公爵们，管理着他们在外国首都的分社。由于当时通讯的速度很慢，纽约的指示无法迅速传达到那里或指导他们。

所以，在詹姆斯作为主编的19年里，这个岗位比范安达和伯查尔在任时困难和复杂得多。在纽约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以及其他外国城市里，这些公爵泛滥起来。尽管他们效忠于奥克斯死后的名声和他无私奉献的原则，但他们却以繁多的方式彼此竞争，经常确定不了一篇新闻报道如何采访，谁进行采访，安排多大的版面，刊登在报纸的哪个地方。有时这些公爵或他们的亲信不是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战役，而把他们的野心在头条新闻正发生的地方公开，还有些记者的附带活动。这些附带活动经常像被报道的新闻事件一样生动。

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前线有《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他们附属于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和纽约的国际组，这些部门的某些成员彼此间的敌意非常之大，以致过了近20年后，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大楼的电梯里偶然碰面时也很少说话。1950年冬天在朝鲜发生过一个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在他的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帮助下，策划让《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人离开战区，进行了虚假的检举，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害怕听到枪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屁股上受过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因此他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采访朝鲜战争的。这个纽约人一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销对自己委任的通知时才明白过来。于是他表示强烈抗议，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麦克阿瑟也非常恼火，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撤销委任的命令。麦克阿瑟不想和《纽约时报》结仇，因为他在国内最需要帮助时，这家报纸写过社论给了他支持。他听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吁后，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吸着他的玉米穗轴烟斗。最终，麦克阿瑟满足了这个记者的愿望，但他也气愤地挥手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纽约时报》就不能偷偷洗净它肮脏的衣服吗？”

继埃德温·詹姆斯之后担任主编的是一个高个头的、笑眯眯的、长着一双黑眼睛的有魅力的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叫作特纳·卡特利奇的人。卡特利奇喜欢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有人把这误解成他工作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实际上，卡特利奇也许是所有主编中最精明的。尽管卡特利奇不具有范安达的才华，也不具有伯查尔的勤奋，但在不动声色地处理人事和操纵形势方面，他却是他们的老师。在30和40年代，他在华盛顿采访政治方面的新闻。他对詹姆斯执政最后几年间《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事情深感吃惊。詹姆斯1951年12月去世时，卡特利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内部的这些公爵。

如果他是在另一家报社工作，结论会很简单，但《纽约时报》从来不轻易调动人，特别是那些有权的人，或者那些可能与业主或其家族成员有联系的人。处在《纽约时报》关键岗位上的人喜欢待在那里，他们拼死也要待在那里，因为在该报就业是非常有特权的——其他地方的大门都敞开，不愁没人帮助，可以见到重要人物，世界似乎是轻松的。而且从奥克斯的早期岁月一开始，就对忠诚的雇员有一种传统的微妙态度，报社里有特权的人很少蒙受耻辱。许多公爵也是有价值的人，他们过去曾为并且仍然在为报纸做出重要贡献。此外，这家报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纽约时报》的许多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如果卡特利奇打算发起一场革命，把这些公爵降级，从而把权力交还给纽约的主编办公室，他知道他最好做得微妙些，他最好能交上好运，而且他知道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在这家报纸开始自毁之前，它还能靠宗派主义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亲眼看到过在华盛顿的分社里一些权力被滥用。在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后不久，他曾于1929年到那里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V.乌拉汉管理着分社。在那里，记者们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某一天有三个人愿意采访同一件事，他们都去，有时三篇内容相同的稿子都会送到纽约，并得以发表。乌拉汉去世后，克罗克于1932年接管了这家分社，他很快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工作人员改变成一支团队，他的团队中最雄心勃勃的成员就是特纳·卡特利奇。

卡特利奇有时一天写四到六篇重要报道，成了一个税法方面的专家，在整个华盛顿有了一些消息来源。如果他不是还具有一种能自我保护的品质的话，所有这些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野心就会对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于同别人打交道，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有权的老年人。这种品质也许是学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轻人天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尊敬别人而自己没有特权，自信但又不过于自信，他们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奋斗起家的人的注意，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帮助。老年人也许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具有的一些东西，符合他们实际样子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具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帮助这些年轻人上台阶，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因为这些年轻人还有一种巧妙的谦卑感。

在1939年詹姆斯·赖斯顿到来之前，特纳·卡特利奇具有了所有这一切，而《纽约时报》的其他年轻人却不具备。毫不奇怪，这两个人以他们很有礼貌的方式在整个40和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成了对手。

帮助卡特利奇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赫伯特·胡佛。胡佛1927年作为商业部长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卡特利奇当时在那里为《孟菲斯商业之声》（Memphis Commericial Appeal）工作。卡特利奇1923年离开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去了孟菲斯，坐上火车时口袋里只有2.07美元，四年后他作为一个新闻界人士主要因为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动报道而名气显赫起来。胡佛，一个孤儿，一直欣赏年轻人的首创精神，深为卡特利奇所吸引，以致他以自己的名义给阿道夫·奥克斯写了一封推荐信。然而，直到1929年胡佛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才雇用了卡特利奇。

克罗克也对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当克罗克50岁而卡特利奇35岁时，克罗克暗示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卡特利奇具有当分社社长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质。卡特利奇非常高兴，但他继续叫他克罗克先生，并且没有勇气不这样做。后来当克罗克听说罗斯福总统也非常欣赏特纳·卡特利奇时，这种拘于礼节就变得有点儿呆板了。克罗克不喜欢罗斯福，罗斯福也不喜欢克罗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反对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为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之前的一段插曲。罗斯福怀疑，在自己作为当选总统正受到压力要采取一次行动时，克罗克企图在即将退任的总统胡佛和罗斯福之间充当中介。罗斯福认为胡佛不一定非通过克罗克来联系，并责备克罗克同意充当中间人，想使自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可能为了给克罗克添麻烦，罗斯福总统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于新闻检查或直接从总统那里得到信息。简言之，罗斯福提供了一条线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过克罗克而自己去利用这条线索。

卡特利奇很快觉得这不合适，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他还告诉了合众社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莱尔·威尔逊。卡特利奇首先想让克罗克知道，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两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让某个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克罗克误解了这段插曲，或者说至少卡特利奇觉得他误解了，因为传言说卡特利奇曾经对罗斯福的建议感兴趣。卡特利奇在莱尔·威尔逊的支持下，能够打消克罗克的怀疑，并且重申，他不仅对罗斯福的建议不感兴趣，甚至由于怕被罗斯福的做法所伤害而感到恐慌。

罗斯福的敌意不仅针对克罗克，还包括《纽约时报》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后成为业主的苏兹贝格。罗斯福认为在奥克斯死后不久，他可以在奥克斯的遗产税结算期间得到机会，削减《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并从中获利。罗斯福期望奥克斯家族会被迫进入金融市场，或者通过出售家族在《纽约时报》当中的一些股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但当奥克斯家族通过出售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筹集到资金时，罗斯福变得忧心忡忡，他向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密友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报纸的一些编辑当时感到，现在依旧觉得，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卡特利奇没有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1963年说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却继续在那里干了30年。事实上，1938年克罗克在谴责罗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爱扩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团的专栏作家”的时候，却奇怪地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为此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的卡特利奇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岁时，卡特利奇退出了《纽约时报》。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成为主编。但在他离开之前，克罗克给纽约的苏兹贝格通了电话，让这位业主留着门——卡特利奇或许会回来。

今天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里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安详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总是微笑着的圆脸以及两鬂斑白的梳理整洁的黑头发。相邻的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的照片注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迹。这些人的脸和衣着给人一种过去的感觉。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却是明快的和当代的，描绘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生气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在1966年的这个夏日，他仍在《纽约时报》，65岁了，与丹尼尔办公室里悬挂着的他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丹尼尔的办公室直到1964年还是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搬进这个办公室后，改变了所有布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为仁慈的老板期间给这个办公室带来的一切政治俱乐部气氛的痕迹。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之后，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卡特利奇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样，婚姻不太顺利的，或者不急于回家的人——围着一大桶冰块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谈论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多少重要的决定，数不胜数，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样，即便那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也是难以确定的。他们决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他从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主编期间他做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决策，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谁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无处不在，但从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个平稳的、躲在幕后的管理者。他转弯抹角，突然转折，从不劈头盖脸，决不做他不能摆脱的交易。他经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风向或者学习和倾听。他看起来经常是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又的确是做了。

他极少树敌。职员们大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温和地问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全名。有时他拿着一副望远镜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进行观察，把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拉近，进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创了每天下午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4点钟新闻会议，这个举动把许多编辑都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主编后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闻会议本身却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现在是在丹尼尔选择的更光滑的桌子旁进行的。

随着克利夫顿的升迁，人们对卡特利奇的未来出现了一些怀疑。许多职员猜测，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楼了，有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新头衔，一间豪华的新办公室，但毫无意义；但后来，随着下属编辑们观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闻会议上观察丹尼尔，感觉到了他的观察对丹尼尔的影响，这种印象就改变了，但他们不能确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

3

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完成了口授之后，里夫小姐站起来，扭着漂亮的臀部，离开了房间。丹尼尔坐回到椅子上，揉揉眼睛，把他的有角质框的眼镜塞进了他像皇冠一样的长头发里。他会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之前先抽出十分钟，处理一下里夫小姐留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些纸条，有些是来自海外分社的电报，有些是这座大楼里送来的备忘录。《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有一篇称赞他关于猪湾讲演的社论的参阅件，还有一些爱挑剔的读者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小阿瑟·施莱辛格[27]，还有一封信来自差不多40年前就认识丹尼尔的沃思堡的一位女士。当时丹尼尔正在他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干活。他也记得她，她叫黑兹尔·珀金斯。20年代她是泽比伦的美女之一。他一直认为，泽比伦这么小的城镇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其中有梅尔巴·钱布利，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女人。他在高中时曾和她约会，并且在他上了教堂山大学[28]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和她约会。还有萨迪·鲁特，她是后来的，当时她遭遇了一次车祸，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贝齐·安德森，他认为她是她们中最漂亮的，他经常惦念她过得怎么样。她和黑兹尔·珀金斯习惯坐在路边的桌子旁，由他为她们提供服务。这是丹尼尔在药品杂货店的工作中最愉快的一件事——来回地走，跟人们打招呼，跟聚集在丹尼尔药品杂货店的姑娘们谈话。这个药品杂货店不同于现在，当时是泽比伦社会生活的中心。副县长和警长也经常在这里闲荡，像农民一样谈论烟草和棉花的价格，来访的政治家们也会停下来跟人们握握手。药品杂货店的前面有一架钢琴，一个黑人塔德·查维斯在不干活或不去送货时，通常在钢琴上弹奏拉格泰姆音乐[29]，但他有时要和一台离钢琴不远的爱迪生留声机相竞争，这台留声机发出的大音量拼凑成了《在一个西班牙小镇》的曲子。当时药品杂货店里没有收音机，所以年轻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会偶尔地溜过大街到饲料库后面去听广播新闻中的棒球比分，也正是在那里，他记得听到了林白跨越大西洋飞行的新闻。然而，他从来不敢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因为药品杂货店很忙，如果他不在桌子边伺候，他就要在里面接听求医的电话，或者听副县长叙述一些地方吵架的事情。一天晚上，丹尼尔看到一个人进了药品杂货店，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个大口子。丹尼尔叫了医生，也叫了《泽比伦记事》（Zebulon Record）的记者。

在他上高中的暑假里，他给《泽比伦记事》送去了几条新闻，一周挣了五美元。药品杂货店是一个干净的大房子，在那里能听到一些地方的传闻和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记者的地方。他过完暑假回到高中上学后，继续为《泽比伦记事》写稿，报道学生活动和体育活动，虽然他本人从来不是运动员。从12岁时起，他的左耳开始有点聋。他纤细的身材并没有因在浴室里做体操而有所改变。一天早晨，他做体操时滑倒了，在浴盆上磕掉了一颗门牙，这导致一段时期内他不再从事体育文化项目。他企图通过描述别人的活动，使他的报道发表，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来满足自我。有时，在写作关于一些地方新闻条目汇集的报道时，他会用一个带有他的姓名首字母——ECD：代表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小计谋把每一条新闻分开，泽比伦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有点过分了。

他们说，年轻的丹尼尔有某种做作的和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个不拘礼节的城镇里能被他的礼貌所打动的人是很少的。他们很早就看出他形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和一种似乎略微傲慢的举止。但他认识的漂亮姑娘却非常喜欢他，不仅喜欢他衣着干净和彬彬有礼，而且也喜欢他对老年人特别是对他父母的尊重。她们认为他是年级里最帅的小伙子，并在1929年韦克隆高中的年鉴里把他选为“最英俊者”。但这些姑娘觉得她们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从他那里她们一无所获。他的确没有和她们搅在一起。他似乎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大计划——一个圆滑的乡村小伙子想出人头地。许多年后，他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并娶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一些泽比伦的人笑了，点头称道。

玛格丽特·杜鲁门也是一个小镇姑娘，她和丹尼尔在出身和举止上要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更相像。像丹尼尔一样，玛格丽特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两个人都得到了他们父母的过分关爱和指导，相信社会的价值观，很少自我怀疑。他们是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里有点古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家庭比他们的大多数邻居更优越。他们的父亲都是小商店老板，对于生活和黑人问题有许多地方的观念。老丹尼尔一度积极从事政治，两次担任泽比伦的市长，在20年代初使这个城市有了自来水，后来又用电灯取代了煤油灯。哈里·杜鲁门有一次对他说：“哎，你做的就像我做的——你只是待在你的小城镇里帮助穷人，我起来了，和那些有钱的杂种们混在一起。”

玛格丽特11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密苏里的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开始每年的上半年都带他的家人去华盛顿。但这种体验，像她在白宫最后的几年和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并没有使她清除掉她的地方品味。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她的观点逐渐定型，她对故乡的忠诚更加公开。她虽然搬到了纽约，却不为纽约所打动。她像一个长期的旅行者一样居住在纽约。她很快看出了纽约的粗俗和纽约人的笨拙。她对东部人服装上镶着的复杂的闪闪发光的装饰物没有什么好印象。在她结婚和她的孩子们出生后，她很少邀请社交人士到她家里，而她丈夫却一直认为这些人很有趣。一些人对此怀有怨恨，他们散布不友好的故事，如玛格丽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家里主要是丹尼尔做饭，但玛格丽特继续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以礼貌的方式保护她的隐私。她有点儿犹豫地去参加卡波特[30]的化装舞会；毫不犹豫地去参加纽约欢迎英国公主玛格丽特的晚餐舞会，但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贝内特·瑟夫[31]为弗兰克·辛纳屈[32]举行的晚会，要不然丹尼尔夫妇就会一起出现在这个重要场合了。尽管玛格丽特·杜鲁门有成套的设计的非常好的服装，但她以简朴的方式处理了它们。像她的父亲一样，她是直率的和固执己见的；与丈夫不同的是，她又是开放的和随便的。但在最近几年，在她的影响下，加上丹尼尔自己的成就，导致丹尼尔显得更随意一些。

然而，丹尼尔仍然是一个拘泥于礼节的人，仍然着迷于那些有特权和富有的人——《纽约时报》现在对社会新闻无所不包的报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他也更自在地对待他本人和他的过去。偶尔在情绪高涨时，他甚至称自己是一个“乡村小伙子”。实际上他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小伙子。如果不是他的父亲，一个自傲的人清理了从卡罗来纳州的乡村烟草通向远方更茂盛的土地的道路，我们很难说他会成为什么样子。

老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80岁了。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是他的眼睛和他的儿子极其相像，但他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和他的衣着却不怎么保守。他有时出现在他的药品杂货店，下身穿一条传统的灰条纹的睡裤，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双排纽扣的夹克，里面是蓝条纹的衬衫和白色的圆点花纹的蝴蝶领结，还戴着一顶棕色帽子，穿着黑皮鞋，拿着一根棕色的拐杖。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看起来很和谐。他被看作这个城镇最杰出的活着的里程碑。他是泽比伦第一个有电话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很少人，发现他有点傲慢，他也许把这个特点传给了他的儿子。除了他在政治上的冒险之外，他还曾短期投资并持有瓦库电影院。他一度推销带有他自己商标的肝药丸和一种止泻药。在他大约18岁时，由于阑尾炎的发作，他躲开了他的父亲的、他的祖父的以及丹尼尔家族所有其他人艰难的农场生活——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从英格兰乘船迁移来的，定居在了南方地区。他的病使他碰到了一个来自罗利的年轻医生，这个医生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又鼓励他从事卖药生意。1905年，他从祖父扎卡赖亚·G.丹尼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勤奋的烟草农场主，有时赶着他的马车到弗吉尼亚州兜售他的产品——那里借了一些钱，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得到出售医药“许可证”，老克利夫顿·丹尼尔投资建了他的第一个药品杂货店。他在医生朋友的允许下研制他的配药，直到1911年，他完成了在格林斯堡学校的培训。有一天在药品杂货店，他看到埃尔娃·琼斯小姐和其他姑娘坐在柜台边喝着苏打水。她是一个烟草货栈主的女儿，曾在罗利的初级大学上学，非常漂亮。他很快向她求爱，在当年12月，在邻县她祖母的房子里，他们结了婚，到里士满和巴尔的摩度了蜜月，在第二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纽约时报》未来的主编小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

小丹尼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妥当的。他在九个月后长出了他的第一颗牙，一岁学会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显示了他一直具有的谨慎性格。他对肮脏有天生的厌恶，他身上没有一点农场主的东西。他的平静像他母亲。他的服装整洁、干净而得体。后来他老缠着母亲，待在屋里不出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地毯上拼命读书，他的父亲开始为他担心。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非常出色，在家里温顺，放学后在药店帮助干活，还在城里卖《磐石》（Grit）和其他杂志，攒零花钱。1929年底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但家里没有充足的资金，《泽比伦记事》为他提供了资助。

他在学院生活中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都得到了；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也没有错过。他加入了学生联谊会，为《焦油脚人[33]日报》（Daily Tar Heel）撰稿。他一直想当《焦油脚人日报》的编辑，但在进入该报后不久，他因为蔑视一位高级编辑而被解雇。到他重新恢复职员身份之时，他又与这位编辑的工作发生了矛盾。他曾经是校园文学杂志《卡罗来纳》（The Carolina）的编辑，依靠兄弟会的政治机器，并战胜了一位独立候选人的吵吵嚷嚷的异议，他当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这位候选人曾对每一个人说：“我不介意你是不是投我的票，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投克利夫顿·丹尼尔的票！”

丹尼尔其实可以得到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但他谢绝了，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念——他后来承认“有点儿自以为是”——他是一个报人，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决不能不可救药地奉献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刻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克利夫顿·丹尼尔知道有些记者会是这样的，但他决不会这样。他一直是过于小心谨慎，对他想要的东西过于自信，他或许得益于一种自然的冷漠态度，甚至也许缺乏激情。如果他在职业或个人生活上做出妥协的话，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的，不会有任何丑闻，他会很好地掩盖他的足迹。

丹尼尔1933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后，先是为城里的一家小报工作了一年，后来加入了《罗利新闻与观察家》（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1934年到1937年间，他采访过政治和犯罪方面的事务，承担过各种各样的任务，会见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有凯瑟琳·康奈尔，这是他采访的第一个著名女演员，还有托马斯·沃尔夫[34]，他的小说《天使望故乡》几年前刚刚出版。1941年，丹尼尔离开了《罗利》，开始为美联社工作。他曾经在1937年来到纽约找工作，但几乎遭到了所有日报的拒绝，包括《纽约时报》。有家报纸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就是《世界电讯》（Telegram），由于提供的薪水只有每周35美元，比他在《罗利》

的工作还少十美元，他没有接受。

他在《纽约时报》大楼里的求职会面是短暂的。他拜访了新闻编辑部，但没有进去看看他有一天会占据的主编办公室，他也没有见到埃德温·詹姆斯本人。他见到了詹姆斯的一个下属，一个叫作布鲁斯·雷的城市夜班编辑，一个有自制力的小个子。雷在20年代曾是第一流的犯罪问题方面的记者，现在渴望成为詹姆斯的接班人，不管詹姆斯是否嫌恶他。确切的理由并不清楚，但容易理解，因为詹姆斯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他最不希望身边也有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雷本来有可能得到副主编的高位，但后来，由于卡特利奇进入总部成为詹姆斯的助手，雷便被派到关岛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太平洋前线的报道。当丹尼尔接任卡特利奇当主编时，雷仍在《纽约时报》一个更低的编辑位置上，随着时间而变得老成。即便他还记得1937年没有雇用丹尼尔的话，他也不愿意提它，丹尼尔也不愿意，但丹尼尔的确记得。那只是一次例行常规的会见，是通常的机构里的过场，是礼貌和无确定承诺的适度混合，这使得丹尼尔在遭拒绝时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作为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记者，丹尼尔对《纽约时报》非常在意，但没有被它吓倒。他父亲在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不销售《纽约时报》，而且现在也没有。丹尼尔承认被《纽约时报》雇用是件荣耀和重要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他特别想工作的地方。当时他知道最优秀的记者，要么是在晚报工作，要么是为《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工作，比如H.艾伦·史密斯和约瑟夫·米切尔，后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1929年的毕业生，是《纽约客》的大记者。《纽约时报》一直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作家。唯一例外的是迈耶·伯格。伯格1932年对芝加哥的阿尔·卡彭[35]逃税案审判的报道很快确立了他的名气。伯格在1937年退出了《纽约时报》，去了《纽约客》，但他一年后又回来了。他发现自己在面临持久的压力和紧迫的发稿截止期限时，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当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向《纽约时报》求职时，它是一家正在缓慢转变的报纸。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两年了，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引入了变革因素，但一切都在渐进地平静地进行，希望避免给人以印象认为《纽约时报》正在改变奥克斯为它制定的路线。1937年的平日版一份销售两美分，准备再涨一美分，它的发行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50万份以上，星期天版几乎到了77万份。这一时期这家报纸的形象，它的头版构成和设计，同27年后丹尼尔成为它的主编时的情况没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版图片仍然是很少的。奥克斯喜欢它的这种样子，只有当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事件需要有当事者的照片时他才会发慈悲地配照片。如林白在他1927年飞行后的头版两栏照片，罗斯福在1932年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两栏照片，纽约新当选州长赫伯特·H.莱曼的一栏照片，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1934年去世时的两栏照片，但他的继承者阿道夫·希特勒没有照片。阿道夫·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有四栏照片。

正如后来的报纸版面所显示的，苏兹贝格喜欢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时机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读者会注意到这种从奥克斯时代向苏兹贝格时代的转变。苏兹贝格1937年做了一项惊人之举，奥克斯如果活着无疑会反对：苏兹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女人负责国际专栏。也许在奥克斯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在《纽约时报》任命一位女专栏主任更大了。麦考密克夫人自1921年以来以欧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她的报道之清晰，见解之深刻，不仅给苏兹贝格，而且也给当时领导《纽约时报》的三位主编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们都意识到，她是欧洲第一个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记者，并报道过它年轻的代言人——尔后《时报》称之为“墨索里尼教授”。所以，苏兹贝格绝对无法拒绝他的顾问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礼貌地悲叹她父亲关于女性权威的许多维多利亚式的保守观点。苏兹贝格于1937年任命了麦考密克在欧洲的重要职位——因为《纽约时报》要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建立驻外记者队伍。

这是1937年的大新闻——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同于国家的多数报纸，《纽约时报》正在为之做准备。汉森·鲍德温当时开始了他作为报社军事记者的生涯，于1937年被派到欧洲，了解他所能了解的关于欧洲军事状况的一切。赫伯特·马修斯1937年报道了西班牙的内战，并在《纽约时报》和一本书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是后来一个更大冲突的预演。在一篇发自西班牙的评论中，他警告说：“你们这些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的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战争离和平的美国是多么遥远。某一天你们也将感觉到战争拍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会听到号召……战争是一只长长的臂膀，它将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马修斯写这段话的时候36岁。他个头高高的，很瘦，很严肃，是个学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双悲哀的黑眼睛。他对于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种浪漫的、宿命论式的态度。他既十分迷恋战争英雄，也非常关心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兴趣，连同他的历史感和伪善，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和令人难忘的层面和棱角。他不是一个记者式的记者，而是一个作家式的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从保皇派方面来报道它，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评价，因为他们都鄙视佛朗哥。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称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记者，一个憔悴的真诚的灯塔”。但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线，马修斯同时又被叫作共产主义者。一年前，1936年，马修斯是埃塞俄比亚战役期间始终站在意大利这边的唯一一个记者，《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都把他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在赫伯特·马修斯的神秘变化过程中有某种东西能够激活读者，引起他们过分地称赞或蔑视。不像许多记者，马修斯没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处理事情，也许只有《纽约时报》能把这个长期以来总引起争议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队伍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克利夫顿作为主编期间，在马修斯关于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报道再一次激起全国的关注之后，就出现了《纽约时报》能够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等级结构会开除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办法。在1937年，赫伯特·马修斯是《纽约时报》令人激动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如果说这对他的上级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对他的下级则是一种激励。他发自西班牙的报道是戏剧性的，他对它的后果的见解是有预见性的。

在这些日子里，前任主编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尽管65岁了，还在欧洲进行报道，就像他五年前取代埃德温·詹姆斯作为首席记者那样精力充沛地一次又一次穿越欧洲。在这一过程中，伯查尔熟悉克拉科夫就像熟悉巴黎一样，熟悉都柏林就像熟悉日内瓦或柏林一样，他从这些地方传来一些报道，如德国的海关官员在机场扣留了他，迫使他脱掉衣服检查他们认为他极力偷运出该国的但并不存在的剩余货币。有时伯査尔的报道抓住了战争即将降临的欧洲相当不安的时刻。在一篇发自伦敦的报道中，伯查尔描述了一天下午在公园散步时他突然意识到的该城市的一种奇怪的新变化，如把沙袋堆成坑状，还有轮式履带，掩体战壕。于是他写道，在他散步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公园里，以前在这个时候挤满了在玩球的快乐的孩子，互相追逐，以各种方式尽情欢乐，现在却看不到一个儿童。想一下吧，”他继续说，“也可以肯定，这一周人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个16岁以下的小伙子或姑娘。这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城市。”

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在30年代的报道，特别是来自巴黎的报道，经常贬低德国人，以致《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编辑预见到伯查尔会遭到德国当局的伤害，而做了一件《纽约时报》的人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这位编辑伪造了新闻电讯的电头。他在伯查尔报道的上端、在日期之前划掉了“巴黎”，写上了“伦敦”，因而违犯了苏兹贝格也许最为强调的规矩。苏兹贝格经常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上的电头是神圣的，并且说读者永远有权利确切地知道电讯是从哪里和何时发出的。如果苏兹贝格知道了这位编辑的行为，这位编辑就会受到惩戒甚至被解雇，以前其他违反这个规矩的人都曾被这样处理过。幸运的是，苏兹贝格并不知道这件事。这位编辑是个大块头的、做事果敢的人，叫尼尔·麦克尼尔，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同事。这是可能的，因为在30年代麦克尼尔是个高级编辑，负责领导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而且他干的是夜班工作，下午6点钟才来到新闻编辑室。恰恰这时埃德温·詹姆斯准备离开，詹姆斯急于下班，很高兴有像麦克尼尔这样有经验的下属在夜里处理日常事务。

麦克尼尔工作在新闻编辑室中一个没有任何明显道理就被叫作“牛栏”[36]的部门。这个部门由三四张桌子组成，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形成一个直角，这些桌子是高级编辑们用的，他们在消息到来时在这里进行阅读，然后决定刊登多少和刊登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上。在业务上，牛栏的编辑们受主编领导，但在埃德温·詹姆斯的时代，他们自行裁断是不成问题的。直到特纳·卡特利奇1951年接替詹姆斯担任主编并建立了主编办公室的日常新闻会议制度时，牛栏编辑们才失去了他们作为新闻接收者和评价者的独有权力。到这时，尼尔·麦克尼尔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33年，他要求退休，于是就退休了。

但在30年代，《纽约时报》在夜里是被这些牛栏编辑支配的，这些人在这些年里缓慢地耐心地以自己的方式应付着新闻编辑部里或许最令人讨厌的和得不到喝彩的工作——文字编辑。文字编辑是新闻界里的特殊工种。他们是屋里的生物，循规蹈矩者，无名的人。许多人从美国各地来到纽约，想有更大的作为，在这种理想还没有得到实现时，他们就在周而复始的古怪环境里埋头在《纽约时报》的案牍上了。有教养的人，阅历广泛的人，干这种工作最理想，但很少人承认这一点。他们不曾打算成为文字编辑。没有人会打算这样做。他们经常谈论辞职或得到一个外缺去做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小城市里一度就是记者，但他们大多数仍然常年伏案工作。私下里他们也喜欢这种修道院式的斟词酌句、履行常规、报酬丰厚的案牍生活。在《纽约时报》的这种工作氛围中，他们有了安全感，摆脱了不稳定性。他们在夜里读稿件，编辑关于世界最新的灾难和混乱、威胁和失败的报道，他们同现实的唯一联系是笔尖。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工作得很晚，这是报纸业务最不幸的时段，错过了剧院和晚餐舞会，在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准备离开时他们来到新闻编辑部，在清洁女工来上班时他们才离去。时报广场上的清洁女工和妓女通常是和他们碰面的仅有的女性，但他们也不介意这一点。他们似乎非常满足于在办公室的男性圈子里，远离妻子和孩子。在工作之后，文字编辑们一起到时报广场或百老汇周围的小酒馆里喝酒，在这个时候品尝一下和纽约的特殊亲密关系。他们和小酒吧周围的有趣的人群混在一起，演员和音乐家，无赖，骗子和线人。这些人把碰到《纽约时报》的人视为一种特权，因此文字编辑们觉得自己是纽约下流夜景的一部分，但他们是隔着一定距离来感觉它的。他们仍然是文字编辑，是好内省的人，认真的人，是只做梦不行动的人。这不是贬低他们。他们对于报纸比大多数记者都有价值，他们一开始就挣得更多。许多文字编辑是学者，几乎都拥有丰富的信息和法律知识，帮助报纸避免错误和诽谤。文字编辑不会走得太远。如果很勤奋，他在十年间可以从开始他职业生涯曲线编辑桌的一端，走到桌子的中间，成为一个负责新闻文字编辑的副主编，使得他能够把送来的报道分配给其他的文字编辑进行编辑和加标题。如果很勤奋又幸运，某一天他会被提拔为组长，并且拥有一个头衔。如果非常勤奋又幸运，他最终会在某天晚上不再坐在牛栏里。这就是尼尔·麦克尼尔所碰到的事情。可以理解，一旦他努力地走完迷宫并在30年代达到顶端，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坚定、自豪和自信的人。

麦克尼尔出生于新斯科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大个子，不像很多文字编辑那样落下了不良姿势的坏习惯和苍白的面孔。他的声音是深沉的、指挥式的。在牛栏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铃铛，当他想要找送稿生时，他就用他的粗手指摇响它。送稿生们都尊敬他的地位，很快做出回应。因为他有绅士风度，不用当时一些地位不高的编辑经常使用的高傲口气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喜欢他，极力使他高兴。当他偶尔派他们半夜去第八大道上的一家食品店为他买一小袋苹果时，他们也不生气。

如同30年代新闻编辑部里许多编辑的情况一样，麦克尼尔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些年里经常有人说《纽约时报》是一家“被犹太人拥有，并由天主教徒为新教徒编辑的”报纸。在办公室里牛栏被轻率地叫作“天主教的牛栏”。据说尼尔·麦克尼尔、雷蒙特·H.麦考（牛栏高级编辑）等人在评价新闻时反映出一种天主教的观点，这导致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压制关于控制出生率的报道和夸大对关于警惕共产主义的报道。如果《纽约时报》的某个记者被传闻说是倾向于左派的，那么他的报道就会被牛栏编辑们警惕地再三审阅。他们审慎地对待赫伯特·马修斯发自西班牙的有争议的电文，也会同样审慎地对待像A.H.拉斯金这样的年轻人发自纽约的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报道。拉斯金30年代在研究生期间当过《纽约时报》在纽约城市大学、伯克利大学的校园记者，后来加入了《纽约时报》队伍。

从马修斯的情况来看，他对美国国内存在的大量亲佛朗哥的天主教徒读者感到不满，这在《纽约时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很多有组织的活动和声明攻击马修斯的这种态度，有一次天主教新闻协会向《纽约时报》的业主发起了一次正式抗议。抗议中说道，天主教新闻协会从忠实信徒的角度对于马修斯的报道“不抱任何信心”，同时除了其他方面，它尤其不满于马修斯在报道当中频频暗示意大利法西斯，甚至是德国法西斯秘密大力支持佛朗哥。《纽约时报》佛朗哥方面的记者威廉·P.卡尼否认了这一点，并且有一天晚上马修斯收到了来自新闻编辑室的信息：“你为什么继续说意大利人在西班牙战斗，而卡尼声称西班牙没有意大利人？”马修斯接下来的报道重复了他原来的观点——“这些军人完完全全地来自意大利”——但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时被改成了：“这些军人完完全全的是叛乱者。”

A.H.拉斯金曾是城市大学的一个爱惹是生非的校园记者，当他1934年被选拔进《纽约时报》队伍时，大学的一位官员问尼尔·麦克尼尔，为什么《纽约时报》会容忍像拉斯金这样的政治危险分子。麦克尼尔说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拉斯金是个危险分子。此后几年麦克尼尔非常认真地审查了拉斯金的报道，发现没有任何道理说他是危险人物。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阿贝·拉斯金反正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在《纽约时报》上有了署名权，而且是靠这一时期缓慢的编辑进阶程序才得到的。

1936年的一天，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有了五篇头版的报道，其中没有一篇署有他的名字。1939年，拉斯金有一篇报道深受牛栏的雷蒙特·麦考欣赏，麦考走到城市组问这是谁写的。

有人回答说：“阿贝·拉斯金。”

“写上作者名字，”麦考说，接着考虑了一下又问，“阿贝中间名的首字母是什么？”

“H。”

“好吧，”麦考说，“就署上A.H.拉斯金。”

麦考说的是“署上A.H.拉斯金”，不是“署上亚伯拉罕·拉斯金”或者“亚伯拉罕·H.拉斯金”，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不会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引起争议的问题。30年代在一些犹太记者中都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奥克斯和苏兹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让《纽约时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犹太化”，于是编辑们就倾向以首字母来署名报道，取代亚伯拉罕这样的全称。尽管记者们并不赞成这一点，但他们愿意遵循。如果有记者向编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就像是忘恩负义的妄想狂，完全无视了《纽约时报》反对任何歧视的政策，而且回避了也有基督教记者使用首字母署名的事实，这种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是习以为常的。此外，提出这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的问题，也会使一个记者与一些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成了同类。因为有些怪人曾无休止地为难《纽约时报》，怀疑它的纯洁性。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37]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或者发生的是一个人的非官方行动的结果，例如尼尔·麦克尼尔把新闻电头从巴黎改为伦敦的事。或者它也许是雷蒙特·麦考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就说“署上A.H.拉斯金”，就像几年后《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会把一个电影批评家阿贝·韦勒的名字署为“A.H.韦勒”一样，把一个驻外记者的名字阿贝·罗森塔尔署为“A.M.罗森塔尔”一样。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解释为纯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证。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证明的。有的只是《纽约时报》内部在许多事情上明显缺乏政策，从而导致关于这家报纸的不真实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从并不存在的规矩，导致它的其他较少受约束的人，自行其是。尽管有表面的几百条、几千条的规矩要遵守，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纽约时报》的每一代人都要服从上层人士对规则和价值变化的解释。30年代的《纽约时报》是一家转变中的报纸，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有时似乎是奥克斯从他的坟墓里管理着这家报纸，也有时报纸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纵。伟大的范安达1937年就退休了，开始致力于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顿或乡下，夜里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思忖“行星的来源”。但他的影响在新闻编辑部里仍然是强大的，他的两个来自文字编辑组的信徒现在已经升进了牛栏，这就是麦考和麦克尼尔。报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扩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编辑、专家、批评家。1928年作为记者加入《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曾在过于拥挤的新闻编辑室里和汉森·鲍德温共用一个办公桌，后来在1937年搬进了电影部。来自新英格兰的穿着漂亮的绅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学者和鸟类爱好者，他有一辆柠檬色的跑车，周末时就开得飞快，他现在是戏剧批评家。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奥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乐批评家。宗教新闻编辑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尔·麦克道尔，在办公室里被叫作“女主教”。科学部的一位记者是威廉·L.劳伦斯，一个温和的头发粗厚而蓬松的小个子，他是该报关于原子能的专家，并且是新闻界里唯一目睹长崎毁灭的人。《纽约时报》的船运新闻编辑是一位英国老海轮船长，沃尔特·“船长”·威廉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罗河上当了一名船员，又当了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赏金猎手，后来当了中美洲的一个避雷针安装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马运河时期的一位工头，最后是为赫斯特集团[38]工作的记者。1905年经一位认识奥克斯的英国名人的介绍，威廉斯进入《纽约时报》，稳定下来，但偶尔地他又因他的想象力而走入歧途。他报道了毛里塔尼亚号上有人在舰桥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条巨大的海蛇。这个故事很快受到了几家报纸的怀疑，但威廉斯先生坚信它是真实的，是从该船的航海日志里摘录下来的，并由该船的大副为这个怪物画了像。

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像“船长”威廉斯一样，是一个爱漂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报社里很少见到，但在当时并不少见。他的名字叫伯纳德·威廉·圣丹尼斯·汤姆森，是一个英俊的人，身上经常适度地散发出一种香水味。他在办公室里被叫作汤姆森“上校”，但他在军队里从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军衔，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当驮畜队长时得到的。他出生于加拿大，后来热衷于赌博，他在蒙特卡洛破产了两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终落脚于新闻界，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21年当中，他把他的职员队伍从六个人发展到50人。他听从奥克斯的话，坚持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比其他报纸刊登更多的比赛分数。如果他的职员偶尔忽略南方黑人小学院之间的比赛分数，他便感到恼火。他大大扩展了一些对时髦的小项目的新闻报道，如网球、航海和划船，特别是划船。他喜爱这种运动，这是他唯一掌握娴熟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对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赛和其他划船事件给予了认真对待，形成了直到现在汤姆森“上校”去世几十年后仍坚持的政策。

1937年《纽约时报》更为有主见的编辑当中当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以及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及克罗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纳·卡特利奇。詹姆斯·赖斯顿1937年仍然在美联社伦敦分社工作，报道夏天的体育活动，冬天外交部的活动，在那一年汤姆·威克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莱特乘坐一辆夜班火车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当他接替了赖斯顿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他记得在耀眼的阳光之中从联合车站走向国会大厦的那段路，记得国会大厦的穹顶在天空当中划出的轮廓，这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记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间拥挤的房子，从门前经过的电车，他的母亲当时是怎样在林肯纪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联邦铸币局的印刷机印刷钞票时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还有海军乐队在罗斯福宣誓成为总统的地点演奏的乐曲；威克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厅吃晚餐的情景，人们说这是一家华盛顿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饭店，很多年后，当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时会在西方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样拥挤和吵闹，而他会好奇第一次来这里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张桌子前——“那两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为了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钱在这里吃饭。如果我认为我们坐在一个糟糕的、偏远的餐位，我就再也不会来了。”

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到《纽约时报》求职未果，穿城而过去了美联社。他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当加工改写员。丹尼尔在美联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热诚，在他这天下午离开之前，美联社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周50美元的工作。他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罗来纳整理完行装，他卖掉了汽车，然后回到纽约。他在格拉梅西公园和另一位记者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在美联社的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余，他考察了这个城市，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初到纽约的日子里都会光顾的地方，但后来没有再去，试图以当时微薄的工资和日后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他约会的姑娘主要是和报界或北卡罗来纳州有联系的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丹尼尔几个人有时会和沃尔夫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小酒馆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然后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听这位高高在上的小说家就上千个主题侃侃而谈。丹尼尔总是认真去倾听，他知道托马斯·沃尔夫是在谈论他写的东西。尽管算不上一个亲密朋友，但丹尼尔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非常了解沃尔夫。可是后来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和沃尔夫坐在一张桌子上，丹尼尔从谈话的口气上得知，沃尔夫根本回忆不起他以前见过丹尼尔。沃尔夫当时喝醉了，那年晚些时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尔调到了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碰到了他后来会经常碰到的记者，包括特纳·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岁时，克利夫顿·丹尼尔波浪式的黑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杰西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已经嫁给了泽西的厄尔，在此之前还嫁给过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和加里·格兰特。她后来在战后又改嫁给皇家空军的一位波兰人飞行员，但在伦敦战争期间——在轮船上碰到丹尼尔大约一年后——她和丹尼尔交往过密，以致他们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某一天会结婚。他们低估了丹尼尔的抵抗力。他迷恋着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也对当时整个富有诱惑力的环境所着迷。他第一次承担驻外任务是很激动的，战争的报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势，在1940年冬天的这个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地开始了。杰西夫人是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一个母姓弗吉尼亚·彻里尔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员。丹尼尔和杰西夫人在码头罢工期间乘坐一艘轮船从纽约出发了，垃圾沿着码头堆得高高的，香槟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着再见；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条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为登上美国土地，摆脱了纳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间谍和走私者沿着码头在人群中走动，其中某个人甚至会找个理由和丹尼尔接近一下。

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

丹尼尔是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雷蒙特·丹尼尔的推荐下被雇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雷蒙特·丹尼尔自1928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杰出的记者，报道过斯科茨伯勒男孩案[39]、休伊·朗[40]掌权、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农的争论和肯塔基州的煤矿动乱。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随着欧洲战争的扩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伦敦。1940年，他在伦敦林肯旅社的住处被炸弹炸毁，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纽约时报》分社搬到了他们曾住过的萨沃伊饭店。由于伦敦时间比纽约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该城市遭空袭期间写作到黎明；他们在整个下午不管有没有空袭都要睡觉，然后在习惯性地喝了一阵马提尼后，回去工作，写写所谓的“被空袭中”和“去空袭”——“被空袭”是德国对英国空袭，“去空袭”是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报复。

当雷蒙特·丹尼尔第一次注意到美联社的这个与自己同姓的记者时，并不特别喜欢他，特别是他的外表。他有点太圆滑和文绉绉。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这种第一印象是其他记者通过观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来桀骛不驯，他在办公室从不脱掉他的夹克，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胸前有翻领的美国报人——他们对他的衣着和头发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在1956年竟认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拥有的服装比哈里·杜鲁门卖出的衣服都多[41]。但雷蒙特·丹尼尔深刻地发掘了这个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顿·丹尼尔不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时刻还经常负责管理美联社的伦敦分社，总能平静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丹尼尔因其对美联社分社社长的忠诚而知名，他决不是那种会越出自己职权范围或一心想接班的人。

所以，雷蒙特·丹尼尔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提供了一个职位，克利夫顿·丹尼尔接受了。但他在纽约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差一点把他在《纽约时报》的职位葬送掉。丹尼尔曾应邀在AA制倶乐部的午餐聚会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关于战时伦敦的讲演。他注意到听众中有军人，他以为美国军人一定会欣赏奇闻轶事。于是，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上校在灯火管制时掉进了一个喷泉里。他还告诉军人们，如果他们去伦敦，不必担心找不到女人。丹尼尔说，大街上有许多姑娘，很容易搭上。

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在听众中坐着，愤愤不平，他的怒火差一点迸发出来。他是《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高级执行官，阿道夫·奥克斯的侄子。阿德勒将军后来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声称，这个傲慢无礼的报人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材料。《纽约时报》里更宽容的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使阿德勒将军收回反对意见，给了丹尼尔一次机会。

丹尼尔在伦敦干得很出色。他一夜接一夜地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坐在萨沃伊饭店或到战场，撰写第二天会在头版上署有他名字的报道。11月的一天，克利夫顿·丹尼尔开着吉普车跟在向前挺进的第一军后，访问了三个国家，并且从每一个地方都发了新闻报道——比利时的奥伊彭，德国的亚琛，荷兰的瓦尔斯。接着在1945年3月，丹尼尔在巴黎进行采访。他写道：“庞大肮脏的绿色卡车沿着拉法耶特大道行进，它们厚实的轮胎在铺路圆石上歌唱，它们的车篷在冬风中噼啪作响。坐在卡车上的人经过11个小时旅途，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连说俏皮话的劲都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向外看，看到了街上的地名，说：‘拉法耶特，我们到了。’卡车的轰隆声停了下来……这些人下车，先是有点儿僵硬，伸伸腰，点燃香烟，开始四处观看。他们端详着歌剧院的飞檐，观看围着老佛爷百货旋转的人群，眼睛盯住来来往往的姑娘——永远是姑娘。”

到了春天，丹尼尔回到伦敦，描写这个已解除了灯火管制的城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灯光和平静，就去了北非，回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后来他从埃及去了伊朗，和其他两名记者一起比伊朗军队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大不里士市。伊朗军队当时正准备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夺回这座城市。当丹尼尔和另外两人冲进该城时，他们受到了站在街边的数千名村民的欢迎，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宰杀了几只羊：在旅行者到来时在路的一边将一只羊的头砍掉，把羊头放到路的另一边，让旅行者从羊的身躯和头中间走过去。

奇异的景观和声音，从中东到英国写作重要新闻和获取战利品——这就是丹尼尔此后几年的世界。尽管现在只是到了1966年，除非是像丹尼尔那样的亲临现场者，所有这些事件和面孔即使不被忘记，也很少被人记得了。丹尼尔20年前在宰赫兰看到，人们把肥肥的年幼骆驼的驼峰烘烤好摆在伊本·沙特国王[42]面前；在耶路撒冷的饭店里，他半夜听到下面的持枪军队开步走过郇山广场附近的倾斜的大街；在开罗的牧羊人餐馆，他和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跳舞进餐，法鲁克国王[43]来到后，请丹尼尔和这位姑娘一起喝酒，讨论一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后来丹尼尔回到伦敦，见到了“一位年长的长着胖乎乎孩子脸的人，叼着一支雪茄，大的就像台球杆的粗大头”——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少有的能产生重大新闻并引起一时疯狂的名字之一；还有其他很快死掉或消失的人，如纳吉布[44]、摩萨台[45]、克劳斯·富克斯[46]。像丹尼尔这样的人，尽管有时担心自己的工作并非永久性的，不知道这种工作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但总是要去见见新名字，去去新地方。

丹尼尔原本有望成为《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但德鲁·米德尔顿得到了这个职位，纽约总部的一些编辑怀疑这是他和苏兹贝格私下联系的结果。丹尼尔被派到德国接替米德尔顿。作为一名亲英派人士，丹尼尔几乎不能容忍德国人。他的报道是单调乏味的，有时明显是鄙视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肮脏的雪泥中，今天几千名柏林群众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观看德国命运的看管人乘着一队豪华轿车驶过。他们是典型的柏林人，没精打采，玩世不恭，经常说着俚语。”

此时已是1954年，在纽约总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找人到苏联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一个高个头的冷漠的个人主义者，自1949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纳·卡特利奇手头没有别的符合资格的《纽约时报》人愿意到莫斯科。于是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报名了。

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开始接受关于丹尼尔的许多事情。事实上，卡特利奇两年前就考虑让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未来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对丹尼尔在伦敦分社不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记者的表现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对丹尼尔接受波恩任务的态度也很满意。丹尼尔比卡特利奇年轻11岁，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能在《纽约时报》公司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南方人。脱掉所有花哨的英国服装，剪去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收敛一下优雅举止，丹尼尔活脱脱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样子——一个对他的上司说“是的，先生”的乡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俄语。在课后他到萨迪餐厅吃午餐，把他的俄语识字课本托付给衣帽间里的白肤金发女人。他还到泽比伦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泽比伦的邮局他碰到了一个叫惠特利·钱布利的职员，钱布利俯身向前低声说：“我听说你要到苏联去？”

在得到丹尼尔证实后，惠特利·钱布利问道，“我想请你到那里后给我买一个布谷鸟自鸣钟，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认为苏联不制造布谷鸟自鸣钟，”丹尼尔说，“那是在德国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话，我把它寄给你。”

一年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到日内瓦参加四巨头会议。他从莫斯科飞到那里加入报道四巨头会议新闻的《纽约时报》团队。在那里他买了个布谷鸟自鸣钟，寄给了泽比伦邮局的那个人。

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54年晚秋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新闻的一个收获期——赫鲁晓夫带着党的新路线登场了，这条路线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祝酒和接待。丹尼尔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报道说：“我坐的离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读报时离你眼前的报纸一样近。”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政治的议论，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绪——从莫斯科大剧院的听众和哈尔科夫的理发师，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服装的模特，在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围仍然是腰围，嘴唇仍然是嘴唇，对于它们是什么和它们适合出现在哪里是没有疑问的”。他还描述了尽管政府反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残留”依旧是现实的必要组成，以及冬天的到来。

这是苏联圣诞节的早晨，凛冽的夹着雪花的寒风直接掀开了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前几页，从屋顶上呼啸而过，穿过莫斯科冰冻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娅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叮当响个不停。俄国东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紧裹着，男人穿着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过教会院子，躲避冰冷寒风的撕咬。

由于丹尼尔当时是在苏联首都的西方、非共产党报纸的唯一常驻记者，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把它们写下来，不必理会纽约编辑部的事后劝告，因为在莫斯科，敌对报纸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无休止地发表声明的政府发言人。丹尼尔没有同伴，必须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溃疡，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纳·卡特利奇执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命令——苏兹贝格此时已经收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尔在日内瓦的四巨头会议的身体状况——责成丹尼尔立即回国。

丹尼尔回来了，身体非常消瘦，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不久又在纽约总部工作了。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里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位国际新闻主任。从丹尼尔围着房间转的方式和房间围着他转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会在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长时间。丹尼尔办公桌的位置，一般会给人提供一个线索：它是在一个难以形容的地点，是在新闻编辑部的南边，是所有高级编辑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个柱子遮住了一点。它还是在离两位女秘书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同国际新闻主任和牛栏形成等距离。他很少一直坐在那里。通常他慢慢地围着大房间转，他的眼镜有时夹在他的银发上。有时他停下来，坐下来，同科学版、体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会版的记者、编辑聊聊天。偶尔他也会到哪一个部门待上一周或两周，坐在各个地方，以非常随便的和足以消除敌意的方式谈谈《纽约时报》，偶尔问问在那里工作觉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他当时住在阿尔冈昆饭店，在夜里看完戏剧后也泡在萨迪餐厅里。有一次在剧院里有人看见他和一位高个子的迷人的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们至少去看了两次戏后，他们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里成了“一对”。这位女士颇感心烦，部分地是因为她觉得丹尼尔作为一位编辑被《纽约时报》杂谈栏目所议论，也许感到为难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关系非常清白之时。他们喝酒，吃饭，看戏，也许再喝酒，然后直接回家。在当着门卫的面愉快地说声晚安，就是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碰到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后来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现在又见到他，的确很高兴。她希望他不会因温切尔的文章而生气，因此往《纽约时报》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他的心情很好。当他得知温切尔写了他的事情时，只是笑笑，看起来对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不高兴——她不得不承认，这使她感到惊奇。此后不久，1956年3月，她在报纸上读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的消息。她给丹尼尔写了一个祝贺便条，也收到了一个便条，丹尼尔感谢她“为自己和玛格丽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饰”。

这位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士被这个便条压垮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既不谈论也不见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承认她也许不该做出这样的反应。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

4

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记者那里得知今天的世界处在它通常的贪婪与无序、混乱与冷漠的状态，现在正准备参加新闻会议，向丹尼尔传达这一信息。他们知道，丹尼尔会非常平静地接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小时内，新闻会议结束，大多数人会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纽约时报》的一切都又会是整洁和整齐的。

他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是一个程式化工厂。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这份报纸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万万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样，他需要《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世界的存在，作为测量一切纷纷杂杂的晴雨表，作为世界理智与否的评估者。如果世界曾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它每天都会被《纽约时报》及时地记录下来——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纽约的一个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筑当中被记录下来。

在这一时刻，大约有4000名雇员工作在这座14层大楼里。他们有接待人员和电话接线员、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图员、自助餐厅厨师、护士、社论作者。他们大多数自早晨9点或10点就到了这座大楼里，是在大卡车停靠在路边之前来到的。大卡车在路边卸下几十大卷纸，这些纸卷砰然一声掉进《纽约时报》的地下室里，再掉进机器里，机器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纽约时报》的全部在册雇员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层的新闻部门。他们是编辑、记者、文字编辑、评论员、新闻助手，他们自认为是《纽约时报》的总体，是它的体现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完全无视大楼里其他那些诸如生产、推销和广告之类的部门，他们也是以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来承认它们。广告部毕竟是现金交易，永远具有最肮脏的商品——金钱。它雇用几百个人销售那些在新闻部不能买到的东西。它是奥克斯圣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奥克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后来他不单是商人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败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恢复活力，这是靠削价这样不高明的策略计谋实现的成就。1898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的价格从每份三美分——这是最体面的日报当时所要的价格——削减到一美分，这是专门猎奇的小报的标准价格。奥克斯的合伙人认为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纽约时报》的形象掉了价，却没有解决它的资金问题。奥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纽约时报》在风格上不会掉价，只是在价格上降低，并且说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大量斤斤计较的纽约人可以从阅读廉价报纸转向阅读《纽约时报》。

一年后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广告收入滚滚而来。到1915年，奥克斯的报纸富裕和强大到了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的程度，在报纸需要更多的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现的新闻时就删除一些广告。这些特权相当自然地滋生了新闻部的自豪和自大。这些特权是奥克斯一生中的亮点，使得他满足于一种双重动机——他能够在一个屋顶下既管理兴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种神权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掺和起来：它们必须各自在不同的楼层发挥作用；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他在经济上是坚实的，在社会地位上同时又是高尚的。在他的报纸上决不允许搞一些像连环漫画这样的发行花招（但连环漫画在他的第一张报纸《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许的，而且现在还允许）。在他死后，历史不会让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大商人来取代阿道夫·奥克斯，这些商人成了银行家，但奥克斯却会进入伟大公仆的更庄重的行列里。

奥克斯决没有忽略他的商业部门。1966年夏天，负责为《纽约时报》赚钱的人是一个懂经营、没废话的典型，叫作门罗·格林。格林60岁，坐在第二层他的大办公室繁忙的桌子后面，指挥着有350人的部门，这个部门每年通过卖广告带来一亿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张整版广告大约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的发行销售和其他经营事业收入总和的三倍。

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今天《纽约时报》会公布一个事实：琼·庞皮罗，销售小姐，住布鲁克林的肖尔路89-01号，已经破产。她承担的债务是15251元，她的财产价值1275元。今天皇后区二百零七大街89-36号的爱德华·多尔蒂，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的卧室和餐桌”，但现在却要对她的债务完全负责，他不再支付任何钱。今天一个丈夫逃跑的妻子会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莱恩·W.-伊丽莎白和我孤独无望。我们知道你感觉到了我们的痛苦和眼泪。我们没有你不行。请你快回家吧。”东部的曼哈顿的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因为她丢了她心爱的手表，请求《纽约时报》发表启事：“一块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表，白色和黄色的表带，多加酬谢。”

这块手表没有再回来，所以东部的这位女士不久又买了一块，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新闻了。《纽约时报》不会研究莱恩·W.和弗洛伦斯·多尔蒂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读者也不会知道致使销售女郎琼·庞皮罗陷入1.4万元债务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求讨论她的财务困境，她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新闻。对三层的《纽约时报》编辑来说，新闻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构成的。在门罗·格林的世界里，新闻就是鼓吹生意，重点是快乐、成功、舒适和陶醉。对格林来说，B.奥尔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种“令人产生幻觉的无带轻便舞鞋”卖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钩状开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绦纶棉毛夹克衫；东方航空公司有直飞圣安东尼奥的喷气式飞机航班，这些就是新闻。在格林看来，“水宝宝让你的皮肤晒得更漂亮”并且在广告里配上一张拉蔻儿·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装的大黄褐色照片，摆出一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姿势，引起人们惊奇，但没有遭到《纽约时报》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47]的反对，这就是新闻。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们一般都要降低广告中用语的调子以避免过高评价——“城市最好的家伙”成了“最好的家伙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们销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们不允许用外语做广告，除非有英语译文，他们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浓或没有品位的广告本子。他们不允许广告中有裸体，除非是儿童，但他们允许拍摄热带海岛的日光浴和宣传肥皂的广告中有穿着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个管理者解释说，《纽约时报》承认女人也有肚脐。这对格林是好消息，因为他一直在从女人的短裤和胸罩中为《纽约时报》谋取好处，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Times Magazine）上，这个杂志有时被叫作《束腹带公报》。在格林那里，几乎用不着什么洞察力就能认识到在一个杂志上推销女士服装的商业可能性，说明它的分量，它在普通市场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以它140多万份的发行量，不仅被男人也被许多女人所翻阅，改进了的广告色彩给读者一种额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变成了艳丽的活泼的女士的衣物间，同时它也从外交部长的照片里选取些场面，放到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这样做，实际上给了产品以弹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统一起来。

只要门罗·格林和《纽约时报》联手，任何东西都能推销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听说艾伦·蒂什曼在沿哈得孙河边建摩天大楼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议他购买《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以期引起人们对这项建设的注意，招徕租户。蒂什曼同意了，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拼起来了。可他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竟谴责蒂什曼的建设。现在门罗·格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他束手无策。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论，但现在对它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论的作者那样认为，这些摩天大楼会玷污哈得孙河沿岸新泽西崖壁的自然优美。格林认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历史的文物或神圣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凉的几英亩杂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树木。在那里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对环境的改善。但格林对社论的作者没有任何影响。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每一篇社论都是由社论部的十人中的一个匿名者写的，但格林知道谁对写这篇文章负责。他就是约翰·奥凯斯，社论部的主任，一个在这座大楼内外以热忱的保守主义者而广为知名的人，一个对保护树木、河流和群山并反对土地开发商侵入几乎到了着迷程度的人。奥凯斯是一个精神崇高的人，憎恶一切金钱和营利动机，他一度甚至谴责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铝电话亭，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声称：“这些金色的废物桶……完全破坏了这个大道的整体性。”

在《纽约时报》的当权者那里，也许再没有哪两个人会比门罗·格林和约翰·奥凯斯更少有共同点了。奥凯斯是一个衣着随便的人，在50岁时密密的鬈头发已经白了，长着一双白蓝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轻但严肃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成了一名罗德斯学者[48]。奥凯斯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强烈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支配着该报的社论。尽管他的确不期望他的社论部作者们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事业，但同样他也不期望他们赞同他不同意的事业。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他的相冲突的话，他们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如果他们在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一直和他的意见相左，他们最好明智一些，考虑调到报社其他部门，因为奥凯斯像任何社论部主任必须做的那样，坚持他的观点与业主的观点和谐一致，奥凯斯必须对业主负责。

奥凯斯认为，社论版是一家报纸的“灵魂”，是它的内在特点和哲学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纽约时报》社论版以来，这一特点和哲学比以前更生动地体现出来。社论版曾谴责越南战争，忠实地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它一般是亲劳工的，但批评像詹姆斯·霍法[49]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奎尔[50]这样的劳工领袖。它在中东战争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胜后又批评以色列对领土的野心和行动。尽管它赞成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但后来当肯尼迪没有按奥凯斯的意见履行他的联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诺言时，它又倒戈了。由于在肯尼迪时代社论部的冷枪继续集中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总统的许多家族成员和朋友开始越来越讨厌约翰·奥凯斯，指责这种否定论是奥凯斯在肯尼迪刚进参议院时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的表现。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疑，正是奥凯斯帮助扩散了1957年底的一个谣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奥凯斯实际上在散布这种谣言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应负责任的人也许是德鲁·皮尔逊，皮尔逊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电视节目，促使这个广播网继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ABC后来公开向肯尼迪道了歉。在这件事情上，奥凯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个曾为肯尼迪写这本书做过工作的编辑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奥多·索伦森[51]或肯尼迪的其他某个助手是不是曾帮助写作。这位编辑否定了这件事，奥凯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几周后，当约翰·奥凯斯在华盛顿对每个国会议员进行正常访问时，他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受到了肯尼迪参议员长时间的严厉审视。接着肯尼迪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约翰·奥凯斯说：“我现在亲手把它给你，而不是寄给你。”这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约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话说，关于我的《信仰在风中飘扬》的著作权的谣言是真实的。”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声称，其他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参与写作这本书。在奥凯斯阅读完这封信后，肯尼迪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让奥凯斯检查一下肯尼迪为写这本书而亲笔写下的一沓笔记。奥凯斯对肯尼迪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很快他们就讨论起其他事情了。但给奥凯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驳斥这件传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这一天奥凯斯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有了争取当总统的严肃计划。后来在纽约，奥凯斯得到了肯尼迪寄来的一本《信仰在风中飘扬》。赠言写的是：“赠约翰·奥凯斯——谨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愿——作者：约翰·肯尼迪。”

奥凯斯在《纽约时报》大楼内外有雄心的人那里所得到的这种恭敬的对待，并不完全基于他作为社论版主任的地位及威望，还在于奥凯斯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在1917年改了自己的姓，把乔治·奥克斯改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并约定他的儿子叫“奥凯斯”。促成改姓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反德情绪，以及认为奥克斯这样的明显德国人的姓在将来会被美国人所厌恶。查塔努加或纽约的奥克斯家族其他成员肯定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实际上被乔治的做法侮辱，但他们对乔治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一直把乔治·奥克斯看作家族里一个迷途的家伙，一个不可预料和复杂的人，不想靠家族的庇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不能或者说不会永远不要他哥哥阿道夫提供的有保证的奢侈。

阿道夫·奥克斯比乔治年长三岁，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家庭里的老大。他们是相互冲突的性格的绝妙结合，尖锐的意见分歧总会被更为强烈的彼此奉献精神所战胜。他们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结婚的德国犹太人的后代，父母效忠的对象在内战中是相冲突的——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是联邦军的上尉，而他们的母亲伯莎·奥克斯却被指控为南部邦联的间谍。如果天才的孩子阿道夫没有在20岁开始购买并创办报纸的话，这个家族也许几年后就分裂了。他创办的报纸成了任人唯亲的图腾柱，在近一个世纪里抬高并塑造了他的家族，他的孙子、孙女、侄子、堂兄弟姐妹和姻亲，使他们信奉一种比他们的宗教更强大的正统观念，并确信阿道夫·奥克斯是他们的恩人，一个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像父亲的人。

朱利叶斯·奥克斯，1845年移居到美国，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教养的聪明人，但赚钱不是他的本事。他是一位优秀的吉他演奏者，一位业余演员，一位受过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古典教育的学生，而且能熟练说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1826年他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的富尔特市，一个有修养的相对宽容的城市，那里有庞大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群体尽管受到尊敬，却被剥夺了某些公民权和特权。然而，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朱利叶斯·奥克斯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富尔特生活和兴旺几代了。在富尔特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里，有一些奥克斯族人的墓碑可追溯到1493年。朱利叶斯·奥克斯的父亲是一个有成就的钻石匠，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研究《塔木德经》的学者。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优雅的女人，共生了九个孩子，朱利叶斯是最小的。在朱利叶斯上科隆军事学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朱利叶斯的哥哥成了家长，让他退了学，去一家装订公司当学徒。朱利叶斯造反了，在1845年春和一位朋友离开了富尔特，步行到不来梅，乘坐一艘装备有全帆的轮船渡过大西洋，七周后到达了纽约。他最初定居在路易斯维尔，他的两个姐姐也生活在那里，那里的姐夫拒绝资助朱利叶斯重新上大学，让他去当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不久就不干了，后来在肯塔基州的斯特林山一个女子学院里找到了教法语的活儿。当美国1848年向墨西哥宣战时，朱利叶斯·奥克斯应征入伍，由于他在德国的军事背景，当了教官，但还没等到他的部队被派到前线，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此后几年他极力寻找适合他的智力和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并能结束他的不安定生活的工作，但他没有找到。他既不是很有决心，也不是很幸运，所以他的生活是在纽约和新奥尔良之间来回奔波，并且多变。他为一家珠宝公司当巡回销售商，拥有并经营过纺织品商店，组织过小型戏剧俱乐部；他涉猎了小城镇的政治，在市政府里供过职；他在密西西比冒险期间，在种植园舞会上弹奏吉他。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短期定居下来，经营一家商店，并且碰到了一个吸引人的多少有点固执的年轻姑娘，叫作伯莎·利维。

伯莎·利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兰道，当时和一个叔叔生活在纳奇兹，是她父亲让她去那里的，为的是躲避德国当局的迫害，因为在她还是海德堡的一名16岁的学生时，她参与了在1848年革命起义中牺牲的几名烈士墓前的政治示威。朱利叶斯·奥克斯1851年就认识她了，但他在密西西比停留时间很短，不可能干什么浪漫事情。三年后，在密西西比流域爆发黄热病期间，他在一份报纸的死者名单中看到纳奇兹的伯莎·利维的名字。两年后，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又见到她了，的确是她。她说她当时病得很重，但作为拯救她生命的孤注一掷，医生们用了冰裹法，现在她完全恢复健康了，和最近从巴伐利亚移民过来的父母生活在纳什维尔。在一年之内，伯莎·利维和朱利叶斯·奥克斯结婚了。三年后，1858年3月，在朱利叶斯作为旅行销售商的基地辛辛那提，诞生了未来的《纽约时报》业主阿道夫·奥克斯。

美国内战开始后，朱利叶斯·奥克斯加入了联邦军，成了一个营里的上尉，负责保护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依然坚决忠实于南方。一次她把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藏在她孩子乔治的襁褓里，企图偷运到驻扎在俄亥俄河桥对岸的邦联军队。联邦军的哨兵发现后，对她发出了逮捕令。这使得奥克斯上尉面临一种最麻烦的、生死攸关的局面，需要他发挥比他作为一个销售商所能证明的更强的说服力。他设法使他认识的一位高级军官撤销了逮捕令，但这种宽大为怀却不会从奥克斯夫人那里得到任何感激。她依然忠实于南方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害怕它的奴隶制。几年后当家庭定居在查塔努加后，她成了邦联军女儿会地方分会的永久成员。在她1908年75岁去世之前，她请求在她的灵柩上覆盖一面邦联军的旗帜。在俯视着查塔努加城市的一个土丘上，与她的坟墓相邻的是她丈夫的坟墓。她丈夫于1888年死于该市，按照他的嘱咐，他的葬礼是由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星条旗。

奥克斯夫妇如此显示出来的对事业特别是失败事业的党派忠诚和奉献精神，并没有吸引他们的儿子阿道夫。他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一个不抱幻想的走中间道路的思想家。他认为冒犯一派而取悦于另一派不是什么美德。他愿意和所有集团做生意，尽可能少触犯别人。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他早就认识到他父亲走的是一种无目的的、变化多端的道路。他开始集中于一件事情，并坚持下去，把它干成功。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报纸，它有给他带来寻求某种特权的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继承他童年的英雄霍勒斯·格里利传统的一个机会——格里利曾经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农场主发展成《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业主。

奥克斯14岁时开始打扫《诺克斯维尔记事》（Knoxville Chronicle）的地板。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家报社当过报童，但后来为赚更多的钱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后来又在剧院当领座员，最后是在他叔叔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食品杂货店里做职员，晚上上商业学校。他讨厌这些工作，因为体验不到他在《诺克斯维尔记事》编辑部当报童的日子里所感觉到的生气勃勃，所以1872年他向《诺克斯维尔记事》报社申请一份全职工作，当了办公室的小伙计。他决心让报纸成为他生活的理想，他的父母不想劝他不要这样做。奥克斯的天性，把他父亲的理想主义和他母亲的敢作敢为结合起来，很适合于经营一家报纸。报纸可以把他引入政治，在那里他能够实现他内心的某种社会工作者的追求，但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却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时，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笨拙。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在教育背景和社交上的局限性，甚至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取得了成就之后，或许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就，他也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局限性。他在对他的编辑们发表一个评论或意见后，通常是微笑，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好像说得不全面或在某个方面有错，他的话不是真正要求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有时他的语法有错，他的词汇贫乏，但他通过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主题的同感及宽容而进行了弥补。他的思想永远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的挑战，甚至在他开车到乡下停下来问路时也是这样。如果不问一下他能否通过别的路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他是决不会按别人指的路去走的。他既谨慎又乐观，有感情却很严厉。他是个身材矮小并有着黑头发、蓝眼睛的小个子。当有人评论说他像拿破仑时，他回答说：“是吗？我比拿破仑要高多了。”然而他非常谦虚。他是一个有伟大设想的温和的组织者，对人性、对做什么有可靠的见解。他真的相信，真诚是最好的政策，他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骄傲。他从不亵渎上帝，他深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

奥克斯在成为《诺克斯维尔记事》的办公室小伙计后不久，便被提拔为印刷工学徒，学会了一门对他后来拥有的报纸具有标志性的手艺，使他在后来的岁月甚至他去世后几十年里成为印刷工的英雄。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一次报纸罢工期间，只要奥克斯的白发女儿伊菲吉妮——当时70岁了——走近《纽约时报》大楼的前门，印刷工们的阻止上班的纠察线就会尊敬地分开，形成一个通道，让她过去。

阿道夫·奥克斯18岁时，在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当排字工，生活简朴，他把节省下的钱都寄给在诺克斯维尔的家里。在业余时间里他也当半日制记者，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作者，但也算是非常可靠的注意搜集事实的人。19岁时，他和两个老人对一家衰败的报纸《查塔努加新闻报》（Chattanooga Dispatch）有了兴趣。他们不能使它复苏，但它为奥克斯提供了进入一个新城市的通道。这是一个处在迅速建设期边缘的城市，奥克斯感觉到了，因此他留了下来。

查塔努加，它的山脊和高原曾在内战期间被几千名战斗部队发射的加农炮弹和步枪子弹刻下了伤痕，1865年人口不到2000人，但当奥克斯1877年来到时，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人。据传闻，山里有铁矿石，现在肮脏的道路开始铺上木板，商店和住宅正在建设，在新居民中间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一种繁荣的前景。当时查塔努加没有电话，为了解信息，新来到的陌生人经常不得不到处打听。阿道夫·奥克斯到来后萌生了印刷一张城市指南的念头。在这个指南中他列举了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店，它的地点和它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在搜集这种信息的过程中，他到过城市的每一个街道，接触了商人、政治家、银行家。当一年后即1878年他需要贷款和广告支持他来购买并重办《查塔努加时报》时，这些人对他是很有帮助的。《查塔努加时报》当时是一个经营不善的四版报纸，印刷质量差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发行量下降，复苏的前景渺茫。它的拥有者非常绝望地要卖掉它，以致奥克斯能够以先付250美元，随后付清5750美元的总价格把它买下来。奥克斯的父亲朱利叶斯从诺克斯维尔来到查塔努加参加了更换所有权的仪式，不是出于感情的原因，而是代表他的儿子签署法律文件。因为阿道夫·奥克斯当时离21岁还差八个月。

奥克斯对《查塔努加时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后来对《纽约时报》做的事情——他使它成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意见报或明星作家的陈列柜，也不是失败者或胜利者的拥护者，或主张政治社会改革的斗士。奥克斯要推销的东西是新闻，他希望不带偏见地推销它，并且保证它是可靠的和纯洁的，不是出于欺诈编造出来的。阿道夫·奥克斯想在查塔努加站稳脚跟，和这个城镇一起成长并帮助它成长。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要去批评它，而是不伤人地促进它。由于查塔努加继续处在建设繁荣时期，由于土地投机商和投资者进入这个峡谷并沿着鲁克奥特山向上发展，砍伐树木并平整这块曾是内战战场的土地，阿道夫·奥克斯把这看成进步。他并不像他的侄子约翰·奥凯斯在近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担心对树林的破坏和对美丽风光的亵渎。

奥克斯在他的社论中关心并提倡的是，挖掘一条深渠同田纳西河连接起来，为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建设一个剧院，为年轻人建造更好的图书馆和学校，年轻人有一天会阅读和支持他的报纸的。当黄热病蔓延到查塔努加，暂时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公民丧生时，《查塔努加时报》帮助筹措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早就被抹掉了。”

奥克斯最显著的性格是乐观，正是这种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吸引了银行家和商人的金融支持。尽管他自己在查塔努加的早期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精明的政客和商人。他把自己的支票印在精致设计的高质量的纸上，用成功的手签署它们。当时他很少会拿着新借来的款立即到银行兑现，以防止他的支票被拒付而退回。他一直是靠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但他是非常诚实的和准时还债的。他要求他的债务人在和他交易时也同样按良心办事。如果谁签了协议而得不到支付，就会收到奥克斯一张严厉的便条：“如果在提供账单五天之内没有支付的话，《查塔努加时报》将停止寄送。”当时他需要把能得到的每一个镍币都捏在自己手里，用来购买清晰的铅字、更好的机器，扩大他的队伍。在他实现了这些目标后，他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他的视线永远是开阔的，他的成功鼓励他进行更大的冒险，而不是沾沾自喜或停滞不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阿道夫·奥克斯开始迅速成长到他的城市容纳不下他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查塔努加没有成为南方主要工业中心的前景。尽管它已经从流行病和小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人们发现它的铁矿石含硫太多而不能生产伯明翰能生产的高质量的钢，因此它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一发现使得查塔努加失去了大部分发展势头，使得资金一时非常紧张。当时奥克斯已经在地产投机上损失惨重，成了他自己乐观主义的牺牲品，亟须更多的贷款来继续改进他的报纸，完成他新建的六层大楼，这个大楼的顶上将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金的穹顶。

在他自己或者在任何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冒险家。他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地接手一家报纸的残骸，用十年左右把它变成一个庞大的兴旺的日报，年利润达到2.5万美元。他还拥有一个小农场主的周刊，也在赚钱。他已经在查塔努加一个条件更好的住宅区买下了一所很大的砖房，他已经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从诺克斯维尔接进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从辛辛那提接过来了，在那里他招待了许多访问查塔努加的杰出人物。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来到查塔努加时，奥克斯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为了这个隆重的场合，他借了一件优雅的灰色外套，在行进队伍里乘坐一辆敞篷车跟在总统左右。在宴会上总统同他亲切交谈，他在总统面前就像总统在他面前一样是自信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在格罗弗·克利夫兰回到华盛顿后，奥克斯和他保持着接触。然而，尽管奥克斯有勇气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使其营利，但他却深陷于债务之中。这既是因为他为了改进他正在成长的报纸而借债过多，也是因为他跨越田纳西河的地产投机项目已经耗费了他十万美元。

他知道，除非以更快的速度赚钱，否则他是恢复不过来的，他在处在衰退期的查塔努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必须到别的地方扩张。他必须极力保持他的《查塔努加时报》不断营利，同时到整个田纳西州和州外旅行，寻找另一家就像他拥有的《查塔努加时报》一样能使他便宜地买下来并且重办的报纸。奥克斯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想以非报纸的方式赚钱的想法。不动产的惨败使他得到了教训：从此时起他发誓，除了报纸而外他决不再投资于任何事情，报纸是他唯一喜欢的生意。

这个时期的报纸业主享有许多铁路公司的自由乘坐权，是“公费旅游”的先驱，奥克斯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个便利，在纳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甚至纽约之间来回旅行，亲自了解更多的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奥克斯在获得了《查塔努加时报》后不久就开始雇用他的家族成员，他逐渐地把经营《查塔努加时报》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他们。他的父亲朱利叶斯被任命为该报的财务主管；他的大弟弟乔治和他最小的弟弟米尔顿被训练成记者；他的三个妹妹中有两个已经结婚，奥克斯把她们的丈夫拉来做生意；后来又有了堂兄弟、侄子、家族的朋友——奥克斯的王朝开始形成了。那些在査塔努加没有为奥克斯工作的亲戚，在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后就在纽约为他工作了，或者在1901年后为奥克斯在费城拥有达十年之久的报纸工作。这一或那一时期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为阿道夫·奥克斯工作，他们以适度的谦虚和敬畏融进他的机构框架中——所有人，但他的弟弟乔治除外。

乔治·奥克斯，后来于1917年自愿更名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1879年作为一名记者加入了《查塔努加时报》，一周挣九美元。他在诺克斯维尔的东田纳西大学上了三年学，尽管他在查塔努加加入他家族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学业，该大学还是授予了他文学学士学位。他是一个敏感且善于表达的年轻人，是该大学的辩论俱乐部的成员，非常不同于他的哥哥阿道夫。阿道夫总是力图避免争论，乔治却似乎刻意追求争论。阿道夫从不渴望得到别人对他个人的注意，作为家族最满意的儿子他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他的需求；乔治比阿道夫小三岁，却对这些永不满足。乔治非常在意他得到的每一种荣誉的纪念。他从不忘记别人表示的一个敬意，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他不厌其烦地听他的母亲讲述内战期间她如何在他睡着的时候在他的襁褓里隐藏给邦联军的供应品。当阿道夫开玩笑说实际上是自己睡在这个襁褓里时，他会十分生气，经常会哭起来。但阿道夫并不经常招惹他的弟弟，做这种事情太容易了。相反，阿道夫极力帮助乔治，就像他帮助全家一样，在他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热爱时给他们以指导和鼓励，维护着他作为可敬的大哥的地位。这个沉着稳重的男孩是他母亲最为偏爱的。阿道夫是她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此前的一个儿子在幼年死掉了。阿道夫出生了并且活了下来，对他的母亲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就像是给她带来了生命，或者使她的家庭从贫困走向显赫才会有的那种喜悦。她知道，阿道夫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她的丈夫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不能指望的。阿道夫总能采取正确的行动。除了地产投机交易之外，他对金钱是精明的。阿道夫娶了一个他母亲非常赞赏的姑娘，怀斯拉比温顺的女儿伊菲吉妮，没有像他的弟弟米尔顿那样娶了没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也没有像乔治那样总是在公众面前发脾气，老是给家庭带来麻烦。乔治似乎总是极力证明他如何与别人不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如果告诉他别去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去做的。长大后他在他哥哥的《查塔努加时报》报社里工作，经常卷入戏剧性的局面和争论、威胁之中。有一次他差一点杀了一个人。

乔治当时22岁，是《查塔努加时报》的记者。有一天，他在县法院对一份离婚记录做摘记，这份记录涉及本县一个显赫的官员。这位官员散步过来注意到乔治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警告说，如果乔治把这事刊登出来，他会“在他身上打满窟窿”。但乔治没理他，还是把它发表了。几天后，当乔治和一位朋友正在大街上说话时，他突然感觉到头部被人从后面猛然击中。转过身一看，这位官员举着一根手杖还要再打他。乔治喊道：“如果你再打我，你就要受到惩罚。”但这位官员还要打他，并且还把手伸向口袋里，像是掏手枪，于是乔治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把枪，击中了这个人的下腹和臀部。这个官员尽管摇摇晃晃，还是继续举起他的手杖，并且企图从口袋里抽出家伙，此时乔治已用枪对准了他的喉咙并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枪卡壳了。但这个人已经瘫倒在地上，乔治没有再开第二枪。许多人围拢过来，把这个不幸的家伙送到了一家医院，在那里经过了几天危险期后恢复过来了。乔治向县治安官自首，但没有被逮捕。乔治并不因此就不携带枪支。一周后这个家伙的兄弟又来找乔治，并且威胁他。乔治用两把枪对着他，劝他不要再找事。这次遭遇使乔治情感上受到震动，但他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胆量。几个月后，在火车站他看见一个大个子旅客和一个铁路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铁路官员拒绝让这个旅客坐进特等客车。乔治对此做了报道，惹怒了这个旅客，无意中遭到了这个旅客的袭击。乔治组织起一支武装来抓这个人，但他逃到了得克萨斯，并且几年之内再没有回到查塔努加。后来乔治·奥克斯转向了政治，并且当选为查塔努加的市长。作为市长，他大度地接受了那位旅客的道歉。

乔治不顾阿道夫有力的但无效的反对，进入了政治世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市长。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赢得了两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893年，当时他31岁。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能赢得民主党的第三次候选人提名。乔治·奥克斯的行政管理是非常高效的，在改善公民福利的同时又减了税。1896年他拒绝支持民主党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52]提名为总统。查塔努加的地方领袖要求奥克斯辞去市长职务，但他并不接受。还有一次，乔治·奥克斯扣留了一个曾有力地给他以支持的地方政治老板的资助，此举招致了一个民主党代表团对市长办公室的抗议。这个代表团里有乔治的弟弟米尔顿和他的一个姐夫。但乔治仍然不留情面。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交易，又说他会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管理这个城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廉洁的人，是独立的和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正直偶尔有夸耀的成分，但他是按他的自我形象行事的，做他愿意做的，说他想说的，即使主题经常是有争议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乔治·奥克斯像他家庭的一些成员和全国的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对前不久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有一种优越和不满的感觉——不像阿道夫，乔治会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尽管乔治同情他们的贫困和斗争，但很少宽容那些在到达美国后仍坚持外国习惯的犹太人，那些坚持在大街上说意第绪语、在火车上阅读意第绪报纸和根据一个民族或种族而不是根据一种宗教来看待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他觉得，这些犹太人因宗族而鼓励了一些偏执行为，使他们无法立足于社会，使他们在商业上变得刻板，使得生活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已经站稳脚跟的犹太人更为困难，后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同化并且兴旺起来。他同样批评那些暴富的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即使不是庸俗地也是卖弄地炫耀他们的财富。

纵观直到他70岁去世时的一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不遗余力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这一观点也被阿道夫·奥克斯所认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方针的一部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后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犹太人不要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国家。1939年苏兹贝格加入了一个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大法官，他们认为这会在美国增加一种反犹太人主义倾向，这个观点是为罗斯福所讨厌并无视的。1946年《纽约时报》撤销了美国自由巴勒斯坦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 for a Free Palestine）提交的一个广告，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致使苏兹贝格发表冗长的讲话解释说：尽管《纽约时报》过去经常刊登编辑部反对组织的广告——苏兹贝格提醒他们，它以前刊登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但这一次撤销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的决定，首先是因为《纽约时报》深信该联盟和中东的一个犹太恐怖主义集团有直接联系，其次是因为该广告上的反英指责是没有事实支持的，因此苏兹贝格说他不能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广告将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激起的敌意承担责任。“我们相信，英国是抱着善意而非恶意而行动的，”苏兹贝格给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写道，“因此，按照我们的立场，你们的广告是不真实的；既然依据任何标准都无法证明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优先选择我们的判断，而非你们的——你们不认可的，而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约翰·奥凯斯对《纽约时报》有影响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成立，《纽约时报》的社论在近些年通常对它都是友好的，并且在1967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正值中东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它维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的义务，甚至主张如果以色列军队需要帮助的话，美国军事力量应当介入，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并不需要。《纽约时报》新闻部多年来，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一位全日制的记者专门报道犹太人在美国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任务，据一位编辑说，它的目的包括“不让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暗中攻击苏兹贝格”。然而，乔治·奥克斯—奥凯斯30多年前所表达的老德国犹太人的态度——对那些墨守其犹太人身份的美国犹太人不抱幻想，希望犹太人同美国社会交融的愿望，仍然偶尔地渗透在《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中。《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老记者早就意识到高层经理对犹太事宜的敏感。编辑和处理关于犹太人的或对犹太人有特殊利益的报道，是更审慎和谨慎的，如果能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即使感觉不到，记者也要保持着乔治·奥克斯—奥凯斯过去的那种意识。《纽约时报》不愿意被看作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它的确不是，它将回过头来证明这一点。不时地迫使自己采取不自然的立场，因妥协而歪曲、平衡双方，小心不触犯别人，希望别人承认和尊敬它的实际样子——一家好公民的报纸，遵守和忠实于法律，坚定支持和平和战争时期国家的最大利益。

像《纽约时报》这样令人惊叹的机构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负着责任感和生怕走得太远的担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它为什么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仅是拥有《纽约时报》的这个犹太家族的脆弱，而且还有这个家族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其上的民族的脆弱。在美国社会表面之下存在的对犹太人的狡黠的轻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扩及第三代——苏兹贝格的儿子，一个海军士兵，在去朝鲜的路上因是犹太人而被拒绝进入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胜地；苏兹贝格的一个女儿，在纽约的一所女子私立学校上学，在班里的唯一朋友也是一个犹太姑娘（但她俩很快就彼此讨厌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劳伦斯威尔学校的犹太人入学限额之下被录取。由于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甚至这个拥有《纽约时报》的家族也要遭到社会的这种详细审查。毫不奇怪，《纽约时报》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非常敏感的，同时对于保持《纽约时报》无可非议、远离国内偏见的影响十分讲究。

奥克斯家族的某些成员对这种偏见的最初感觉，是在阿道夫于1896年购买了《纽约时报》后不久他们开始向北方迁移之时。在查塔努加他们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反犹主义，这种环境也许是一个流动的、松散的社会造成的结果，这个社会在内战后已经确定下来，把查塔努加变成了一种边疆城镇。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相信，可能自己所属于的那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在世纪之交大量迁移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更可为非犹太人所接受。他将查塔努加对他及其家人的接纳当作对此理论的佐证。他的父亲长期担任查塔努加犹太人社区的在俗拉比，他自己也曾在唱经班唱诗，后来娶了一位犹太姑娘，按这种信仰培养了他的儿子们。就宗教而言，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好”犹太人，但他回避对犹太人的任何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义务。当他1893年当选为查塔努加市长后，他深信他的生活是很明智的，也是很好的。

当乔治1901年搬到费城，接受他哥哥为他提供的职位，管理阿道夫在该城新买下的一家报纸时，乔治逐渐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完全的意义。费城更严密设防的社会在种族歧视上并不轻微，尽管乔治一般不挑起争端，但也惊恐万状。他认为挑起争论只会进一步加剧不愉快的局面，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他承认，犹太人完全整合进美国社会制度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也许还有第二代，不会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位。但如果他们保持耐心并且树立起作为杰出、忠诚公民的榜样，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无疑就会得到承认——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胞，但会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在他的后半生他试图这样生活，认为这会促进他的事业，有益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

乔治的两个儿子像他的妻子一样，都是在费城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和银行家的女儿，她的家庭在近75年来一直是费城的居民。乔治的第一个儿子小乔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成了出色的学院辩论家。他为各个报纸工作，写游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炮兵军官，后来用了五年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5年他55岁时，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于1913年。大约一周后，由于分娩时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乔治的儿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帮助下长大的。南尼·奥克斯是朱利叶斯和伯莎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比乔治年长一岁，比阿道夫小两岁。她上过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女子学院，但她母亲生病后，她被叫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南尼曾得到过别人求婚，但从未结婚，特别是阿道夫也没有鼓励她去结婚，因为他对求婚者抱有批评的眼光。南尼的确一直在家里，这是直到她母亲去世时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亲1909年在纽约拜访阿道夫时去世了，享年75岁。

南尼当时48岁，此后五年她到欧洲生活和旅行。由于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费城和乔治住在一起。孩子们敬爱南尼，他们长大后，开始赞扬她敏锐的头脑和她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敢于抵制在奥克斯王朝大家庭聚会时她碰到的所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对意见。这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罗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绝对不宽容埃莉诺·罗斯福，容不得她的声音。但南尼讲自己的观点总是有说服力的。多年后约翰·奥凯斯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党人，至少一部分起源于他的姑姑南尼。单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经的性格就会温和起来。当然，对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乔治。

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53]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

1936年从牛津回家后不久，他在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罗斯福的圆形小徽章到特伦顿一家报纸求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编告诫他，除非他把这枚圆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办公室工作。奥凯斯被这个要求所冒犯了，认为这多少是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侮辱。他又等了几天，直到罗斯福再次当选后，他才摘下这枚圆形小徽章到《州公报和特伦顿时报》（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报到。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再后来是在《纽约时报》，奥凯斯似乎拿不准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结果他的笔名在几年内多变，从约翰·奥凯斯到约翰·B.奥凯斯、J.B.奥凯斯，再到约翰·伯特伦·奥凯斯——在他为《纽约时报》写的一些观察文章上署名是“约翰·伯特伦”。在他掌管《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并开始发表汤姆·威克的文章后，奥凯斯开始认为这种署名太不正规了。一天他给威克写信问问是不是用托马斯·威克或托马斯·G.威克署名更合适，威克说，他喜欢用他原来的名字。

尽管约翰·奥凯斯声称很高兴他父亲改了名，减轻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种不必要的奥克斯的分量，但他却对他父亲的默默无闻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员所看重而失望。在与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及其他近亲合作写的一本关于阿道夫·奥克斯的传记中，他的父亲乔治被称为一个“持枪的浪荡子”。阿道夫本人对他弟弟的整个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乔治的性格中明显可感觉到他与制度的不和谐，所以他总是让乔治安全地远离权力的中心舞台。当奥克斯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在纽约而不是南方时，他任命乔治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他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乔治决定竞选市长。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气，既不帮助他，也不鼓励他。在乔治结束政治生活后，阿道夫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1900年《纽约时报》在巴黎展览会的展览，这一任务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巴黎版。乔治接受了这一挑战，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国际组记者围着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纽约时报》的声誉。展览会结束后，乔治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荣誉勋章。

一年后乔治去费城管理奥克斯在那里的报纸，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于1913年结束。当时阿道夫·奥克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纽约时报》在纽约的扩张中，并且对他在查塔努加的报纸恋恋不舍，所以接受了乔治的建议，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把费城的报纸卖给了赛勒斯·柯蒂斯，条件是乔治仍然当费城这家报纸的业主。但乔治和柯蒂斯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政策上的分歧——乔治对柯蒂斯把他的女婿安排在经营部工作做出了让步。1915年乔治辞了职，又继续为阿道夫工作，这一次是在纽约。乔治负责《纽约时报》公司的两个辅助出版物《当代历史杂志》（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周中画报》（Mid-Week Pictorial），他在时报大楼十层有一个办公室，约翰·奥凯斯现在也在这一层管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

乔治从不涉足《纽约时报》的新闻部，他的儿子约翰也没有。约翰·奥凯斯喜欢有一条把他的社论版职员同报纸其他职员分离开的清晰的分界线，保护它免遭时报大楼二层的门罗·格林的商业野心和三层的克利夫顿·丹尼尔咄咄逼人的官僚作风的影响。奥凯斯享受着在机构内少见的独立性——他的意见以及他手下的社论作家的意见，只服从于业主的审查。奥凯斯和业主定期接触，得到了相当于完全的自由，因此近些年来的社论已经从乏味变成了活跃，咄咄逼人地攻击阿道夫·奥克斯决不会容忍的那些问题，诽谤在《纽约时报》内部一度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罗伯特·摩西[54]和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55]。当奥凯斯1949年在为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写作三年后，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社论时，社论部的政策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写了大部分社论的专家是一个中国通，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达会冒犯这位通过译文阅读《纽约时报》的领导人的意见。这位作家退休后，约翰·奥凯斯在50年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尖锐社论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问题相比，《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明显改变了。奥凯斯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是明智的，当这种观点开始渗透进《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时，蒋介石暴怒起来。一天，在《纽约时报》一位驻台湾记者按几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计划去采访蒋介石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这样的社论。见到这位记者时，蒋介石挥动手臂，生气地拒绝合作。记者解释说，在《纽约时报》他的新闻人员和社论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门管理的，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息怒下来。

几年前，《纽约时报》给予了罗伯特·摩西罕见的特权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胆。他老练地利用个人关系，或者编造包括苏兹贝格夫妇在内的《纽约时报》高层人士的关系，吓唬一些去采访他的记者。作为纽约最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在50年代，除了其他头衔，他还是公园行政管理人、市长的贫民窟清理委员会主任、特里博罗夫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电力局的主席、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不可否认摩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源。同样真实的是，他对如何采访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果他对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不高兴，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谴责记者是无能的，或者有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申斥这个记者，或者有时会给阿瑟或伊菲吉妮写一封有礼貌的抱怨信。这封信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时报大楼第三层，最终也许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这位主任助理会怀疑罗伯特·摩西对那个记者的贬低在某个方面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摩西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解职或者受到惩戒，但他仍不停去尝试，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记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应，使许多记者——可以肯定是不怎么有把握的记者——对自己写的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格外小心。这些记者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或者宁愿相信，摩西一定比纽约的其他重要新闻制造者更难以对付。他们已经听说过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摩西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个朋友，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特别喜欢他对她关于城市公园的建议做出的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同样有说服力。在时报大楼里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罗伯特·摩西需要特别对待，他也的确得到了特别对待。

例如，1959年，摩西对《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以他为首领的该市第一贫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气，他的表示异议的信件并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致编辑的信”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新闻发表在平时的新闻栏目里，前面加上一段解释性的话，在新闻标题下出现。这不仅使读者开始怀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还挫败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锐气，但那些文章是记者经过几个月认真研究的——对摩西来说，即便不是在所有细节和解释上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确切和客观的。当摩西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的朋友莱斯特·马克尔，一个因其风格标准的严格而知名的编辑撰写评论文章时，编辑们对摩西华丽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锋芒和做作，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上几乎和马克尔本人写的文章毫无二致。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队伍里有一个老记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这意味着摩西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和周末的行踪都放心地告诉他。这样一来，为了证实、否认或评论某个消息的进展，《纽约时报》的编辑想找摩西的话，只需问一下这个人就行了，他会和摩西联系的。这个特殊的记者在职员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动方式，无疑还有他寻求奖赏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因他同罗伯特·摩西的关系而得以巩固。当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新闻者的地位开始衰落时，摩西的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地位也衰落了。

罗伯特·摩西在《纽约时报》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60年代期间该报组织的大调整，先是苏兹贝格生病和能力不济，然后是他50岁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于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内这两个业主的迅速退出，连同他们手下老卫兵的重新安排，对《纽约时报》的许多传统习惯和价值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时报大楼三层发号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观念的新编辑，约翰·奥凯斯开始管理十层的社论版，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怎么敬畏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是罗伯特·摩西，另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

1963年的冬天摩西开始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即将举行的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的主席，他那么多的计划和行动居然不被新闻界所看好。媒体的情绪看起来对他不利，不仅有《纽约时报》，还有其他报纸，加上广播电视。并不是说他们不完整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做得太完整、太准确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他们引用一些多余的词语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细节，有意地向读者表达一种怀疑。他们和摩西开玩笑，因为这个暴躁的老人极力吹嘘这次商品展览会。他们在它劣质的建筑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后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不断地来贬低它。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摩西对这次商品展览会的财务操纵，他“对辱骂的爱好”，记者们似乎很高兴记录下他的每一个挫折——他想让A&P来清除在商品展览会场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灯面包广告牌，结果徒劳一场；他想让苏联人参与商品展览会，结果人家没来；他对每天来参观商品展览会的人数的乐观估计也没有实现。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过分渲染商品展览会开张日种族骚乱的威胁，包括黑人好斗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车“阻塞交通示威”——一种尽管没有成功却不利于人们参加展览会的威胁。在这一时刻没有人有兴趣去帮助摩西，媒体没有显示出一点愉快的态度，对小过失也不无动于衷，尽管这种无动于衷曾是他们对以前的布鲁塞尔商品展览会报道的特点，或者会激发起对后来的加拿大商品展览会的报道。摩西，纽约商品展览会的象征，在他的漫长生涯中已经树敌太多了。他写了太多的信，推开了太多的人。他罪有应得，但正像很多情况一样，他并没有在该遭报应的时候就遭到报应。因为1964至1965年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并不像大量新闻报道所暗示的那样是非常丑陋的、无聊的、没有生气的铺张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出席这次商品展览会，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记住的画面和声音，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一点，没有完整的声音，因为新闻界关注的只是大门口的示威者、停车问题、劳工争论，以及如果人们留心就总能发现的过失——《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他的专栏里报道说，“在这次商品展览会上”，在斯科特纸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

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

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

这天，门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谈谈新的豪华的摩天大楼公寓，因为这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文章把这些公寓说成是对哈得孙河边新泽西崖壁的自然美景的亵渎。当格林的秘书通知说蒂什曼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格林对蒂什曼突然发作的气愤的语无伦次的腔调并不感到惊奇。蒂什曼说，这是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靠它得到了什么？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门罗·格林同情地听完后，告诉蒂什曼，他很抱歉，尽管他赞成蒂什曼的观点，但他却控制不了社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格林说蒂什曼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给社论版写一封抗议信，它会得以发表，可以有些好处，或许会有更多的害处——它只会引起人们注意这篇社论，因此不要发这封信。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商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发生。广告增刊——和以后的广告——会抹去这篇社论造成的所有伤害。格林说，他个人并不认为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损害。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蒂什曼考虑了一会儿，他最终决定按格林的建议去做。后来，在这些豪华的公寓住宅起用并且被租户塞满后，蒂什曼才相信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5

克利夫顿·丹尼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享受着剩下的最后的安静的几秒钟，不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就会挤满编辑，来讨论新闻。这也许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刻。傍晚前的阳光从时报广场的高楼之间淌下来，过滤了丹尼尔办公室威尼斯式的遮帘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间里的许多色彩，照亮了墙上悬挂的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会议桌，周围是按阿道夫·奥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摆放在办公室的前面；在另一边是一扇敞开的门，露出了新闻编辑部的一部分。丹尼尔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转动着他的有角质架的眼镜，目光穿过他长长的办公室，穿过门，注视着在新闻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金发的送稿生，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这个人或许像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多送稿生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监督，边走向牛栏，边读着一打长条校样，无疑希望从中找到错误。丹尼尔能够看到外面桌边的文字编辑弯下来的头，他还能看到两个照片编辑在审看着他们刚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照片。尽管丹尼尔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后面聚集着的几十位记者，但他能听到他们的打字机沉闷的打字声和远距离的电话铃声。他知道发稿期限带来的紧张气氛，但他还知道，一些当天没有任务的记者现在正无所事事地坐在键盘前，读着报纸或书籍，等着又一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或等着咖啡手推车，或等着新闻会议开始，这样他们就能给一个秘书打电话，或许稍后约谁出去喝一杯。

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日子，丹尼尔期待着今晚能准时回家，在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玛格丽特及孩子们度过整个周末。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危机需要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纽约时报》内部的问题、某些高级编辑之间的个性差异、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变化，都是他们在这个周末不能处理的。人事变化涉及的一个人是丹尼尔的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漫长而杰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为丹尼尔的四个主编助理的角色中，为《纽约时报》，为丹尼尔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最近几年的管理重组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为丹尼尔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发挥了许多必要的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确如此。但索尔兹伯里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意识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树立的敌人，不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华盛顿分社，而且也在纽约，在丹尼尔的其他一些编辑中间。现在，1966年夏天，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是，索尔兹伯里作为主编助理快干到头了，他将被踢到楼上去负责《纽约时报》正在扩大的图书部门。

克利夫顿·丹尼尔不想让索尔兹伯里走，但问题在于丹尼尔有无足够的权力甚至意愿为此做些事情。在这场斗争中索尔兹伯里已经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但现在业主和他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显然想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和谐。也许单是索尔兹伯里在新闻编辑部里出现，就会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记的事情——丹尼尔不得不等着看看。在这一时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庇护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现在不在国内，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中国的边上转悠，希望进入河内或者北京。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进入这两个地方的签证，看起来他在这个夏天晚些时候不会带着他想要的大报道回到办公室了，有的只是由于新闻编辑部里的恶意主张而造成的一个靠边站的生存机会。一个44岁的年轻人A.M.罗森塔尔已经开始接管57岁的索尔兹伯里的许多职责，罗森塔尔的办公桌已经被安排在靠新闻编辑部南墙的位置，这是主编助理们坐的地方。罗森塔尔显然在填补索尔兹伯里的空缺。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人低估罗森塔尔坐的地方的意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坐在哪里，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层次上的一种形式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轻记者一般被指定靠新闻编辑部的后面坐，挨着体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轻记者成熟起来而不再是年轻人，他便向前面搬得离新闻编辑部更近一些。但他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搬动。高级编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体制。20年前的一天，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编助理布鲁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温·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错误。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恼怒。布鲁斯·雷虽然曾被视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后却不再有任何进展了。

但罗森塔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年轻人。他曾在印度、波兰和日本当记者，有过辉煌的经历。自1963年担任《纽约时报》的编辑以来，罗森塔尔曾激励了非常多但多少无精打采的一群人同华盛顿赖斯顿的人和传统上高人一等的驻外人员进行了值得赞许的竞争。现在罗森塔尔显然是四个主编助理职位的候选人。这些职位，除了索尔兹伯里是个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从文字编辑的行列里提拔进来的人担任的。这些人身体仍然健康并且思想敏锐，他们无疑会因为他们责任的减少而不高兴——但如果罗森塔尔获得了作为高级管理者的经验，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机构常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旧秩序的改变。如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走，那么其他三个编辑中的一个就要走。其中一个是近来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牛栏的编辑西奥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个60岁出头的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是一个敏捷尖刻、好说教的编辑。他吸烟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静而且泰然。他有中等个头略瘦的体形，白皙的肤色和稀疏的黑发，有一个警觉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纽约时报》的任何人一样是容易接近的。西奥多·伯恩斯坦一下子变得老了，而且变教条了。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杰出的教授，1925年毕业后进入《纽约时报》当了文字编辑。自那时以来他写过几本成功的关于新闻的书籍，并且规范地使用英语。1939年尽管他才35岁，却负责了《纽约时报》的战争稿件，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文章。夜里，他经常在报纸上印刷机印刷之前亲自仔细审阅头版的金属纸型。伯恩斯坦后来为该报编辑了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科德尔·赫尔[56]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57]的回忆录。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50年代想办一个写得更好、编得更好的《纽约时报》时，伯恩斯坦被确立为标准的实施者——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语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杂志后来对他的描述，成了它的“总督”。

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58]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59]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60]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顿·丹尼尔了解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是伯恩斯坦了解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当时索尔兹伯里在为合众社工作。索尔兹伯里当时是一个非常害羞、离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国的妻子分了手，是一个对自己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加入《纽约时报》后，特别是在丹尼尔接管了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位置后——索尔兹伯里曾在非常困难的五年里担任《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社长——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很对脾气的。因此，当丹尼尔随着自己的晋升而开始把索尔兹伯里拉上管理梯子上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惊奇，但《纽约时报》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丹尼尔对此并不后悔。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着迸发新观念和新方式的创造性头脑。他已经克服了一度支配着他的羞涩，又幸福地结婚了，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过得很好。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所认识的最令人敬佩的记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书籍，包括一部小说。作为电视特约评论员和校园的演说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尔所见而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行为没有任何阴谋的东西。然而，伯恩斯坦对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难预料，华盛顿分社很快谴责他，一个记者给索尔兹伯里起了个绰号叫“拉斯普京”[61]。另一个记者解释说：“索尔兹伯里费了那么多年观察谁站在斯大林旁边，现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边！”

索尔兹伯里一出现，就对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表达出一种严肃感，一种令人胆颤的距离。他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个稍微下垂的八字须。他小小的白蓝色眼睛没有表情地从钢边眼镜里透射出来。这副眼镜破旧不堪，对他的视力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索尔兹伯里六英尺高，但显得更高一点儿，因为他有一个瘦削而过分细长的身材，宽肩膀，以及一个稍小的脑袋。他的头发一度是金色的，现在成了银灰色的。在他低头伏案阅读或打字时，稍长的几缕头发通常悬挂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1949年他戒了酒，当时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岁月，遭到拒绝和怀疑的日子里，他在心理上和体力上准备到莫斯科为《纽约时报》服役。几年后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吸烟，现在他吃补药代替香烟。在他坐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旁阅读苏联杂志时，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记笔记时，或者以呆滞的眼神注视着伏在打字机上成排的脑袋时，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药丸。

尽管在1966年夏天几乎没人了解索尔兹伯里，但新闻编辑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但并不都是负面的。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记者和作家，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编辑，他对《纽约时报》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道的监管被视为优秀的。其中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之所以不得人心，无疑是因为他不得不执行丹尼尔或者上头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执行命令过分热情了。他似乎喜欢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尽管不公正，编辑部里的几个小故事强化了他的这种形象。据说索尔兹伯里怀疑美国政府的计划，于是斥责记者没有揭露它们。他飞到华盛顿去怂恿上层辞退一个已经失去纽约总部欢心的《纽约时报》的老人。有个人曾把索尔兹伯里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捡起来又交给了他，他对这个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我想让它待的地方！”一天，索尔兹伯里注意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报道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她在头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扫了她丈夫的墓地，于是他生气地走进房间。

“昨天晚上谁是最后走的？”他叫喊道，圆桌边的文字编辑都抬起头来。

“是我。”最终有一个人回答说。

“为什么你不把一个新线索放在杰姬[62]的这篇报道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线索。”

“你错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先生。杰姬以前也这样做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篇报道没有提供一个新线索的原因。”

“你和牛栏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他们也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新线索。”

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

另一个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是四位主编助理中最年轻的。他是一个在55岁左右身体仍然结实且非常严肃的人，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的阔肩膀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有点大的脑袋和耳朵，大眼睛、浓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头发，使他坐着的时候显得比实际上高得多，他大约五英尺高。他戴着一个灰色的霍姆堡毡帽，穿着剪裁保守的服装，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昂贵。他衣着的工艺水平体现在里面，由耐心的裁缝一丝不苟地制作的，这一风格和弗里德曼的个性一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轻浮、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谦恭有礼。他从不在办公室里脱去夹克，记者们喜欢说，他估计在做爱时也不会脱掉夹克。通常他很受职员们所喜欢，不仅是那些在他担任国际新闻主编多年里在他手下的国际新闻记者——这一集团包括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还有在纽约总部从来没有到海外去过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据说他是一个对下属非常公正的人，为人谦虚，极其羞涩，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会上。

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的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养《纽约时报》有抱负的工作人员的工厂。它的院系被提倡奥克斯原教旨主义的《纽约时报》编辑乔装打扮，最聪明的学生定期被《纽约时报》招聘走，通过体制得以提升，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回到哥伦比亚教新闻学，并使这一过程长久不衰。20世纪30年代，从这一过程中产出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生，曾师从西奥多·伯恩斯坦，1934年当《纽约时报》国际组有一个文字编辑的空缺时，时任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给弗里德曼打电话，雇用了他。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整个生涯都是在办公桌上度过的。从1945到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已经在中东进行了旅行报道后回到了伦敦。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单身汉，以一种平静的、并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处得很好。丹尼尔喜欢弗里德曼在服装上的品位，他的严肃，他的周密计划——弗里德曼的到来和离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办公车等着接弗里德曼去吃饭；恰恰是一个小时后又把他带回来。有一周弗里德曼玩了扑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扑克牌时毫无二致。他偶尔喝点酒，他在喝酒的时候看起来决不是一种享受。他是可靠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坏习惯——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通过电缆指挥着50个飞得远远的记者在不同的时区经历政治变革和起义。同样也不奇怪，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臂膀，机构的一个工具，它的基础的一块磐石。当1956年收到邀请参加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时，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纽约时报》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请去密苏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参加丹尼尔和杜鲁门的婚礼。被邀请的人中有特纳·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尔夫妇（在战争年代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还有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夫妇。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时的头衔是“国际新闻主任助理”。这一头衔在婚礼前的几百次新闻报道中被用过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们好奇，谁是那个国际新闻主任？《纽约客》杂志决心把他找出来，“城市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有了结果。该栏目把弗里德曼称为“庄重的、智慧的、说话轻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编辑桌上工作了30年后，在丹尼尔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两个月后，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成了主编助理。

现在A.M.罗森塔尔正被推向同样的方向。这在其他某个主编助理看来有点欠成熟，但他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罗森塔尔，44岁，如日中天，当纽约分社的编辑刚刚三年，他们不能理解此时把罗森塔尔提拔到高层的迫切性。不管索尔兹伯里还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还是弗里德曼，都还没有接近强制退休的年龄，但退休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暧昧的事情，服从于各种调整。阿瑟·克罗克，78岁了，仍然在华盛顿写专栏。莱斯特·马克尔72岁了。在整个14层的时报大楼——在拥挤的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发霉的办公室里——能够找到一些人，由于和某个人的关系，或由于多年来不被注意，正在变得越来越老，但还被《纽约时报》留用。如果操纵者愿意的话，提前退休的年龄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谁是操纵者呢？特纳·卡特利奇无疑属于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职位，他也许是，也许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技巧去处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卡特利奇无疑特别有技巧地操纵着《纽约时报》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华盛顿当政治记者的这么多年，从他在参议院的前排席位，观察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内部战略，已经给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权力、谦卑和幻觉的艺术。后来在他作为《纽约时报》主编的岁月里，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今天或许仍然这样做，但确切地判断卡特利奇的影响是很难做出的。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63]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64]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

那些想知道《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里在进行什么的记者，必须巧妙地在他们同政治官员、大使、参议员的谈话中寻找线索，因为这些人进入了和苏兹贝格夫妇以及奥克斯的其他后代的圈子里。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对《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居然知道那么多，而且如此关心。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华盛顿的记者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已经向他透露了他将是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接班人，如果卡特利奇选择留在华盛顿的话，他无疑会得到这个位子。

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历届总统极力和奥克斯家族的成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这并不总能保证《纽约时报》对白宫进行奉承的新闻报道，但至少能使总统知道这家报纸和那些管理者的许多情况，有一天他也许愿意影响他们或吸引他们，或者他愿意给他们发一封抱怨信。

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三个月后，访问了时报大楼，并在业主餐厅里同11位高级管理者共进午餐。以前曾有几十位国王、王后和国家领袖到过这里，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席间一度停下来问苏兹贝格：“伟大的《纽约时报》的源泉是否要加上点儿刺激性的芥末？”约翰逊总统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客人。他吃光了他盘子里的所有东西，称赞虾和烤牛肉做得好。他讲了几个笑话，不允许电话打断午餐，即使在他到达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已得知古巴决定切断关塔那摩供水的消息。他坐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父子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加垫的折叠椅上，这是特勤部门在午餐前放在那儿的。这个椅子比正常的餐椅更低，但也更宽一些。桌子上摆着印着《纽约时报》徽章的金边盘子和银餐具，这个徽章是一只每一天都在社论版装饰着刊头的鹰。这些餐具都摆放在透明的玻璃碗里，这样特勤人员就能确定里面没有炸弹。午餐后，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带着一叠电话笔记进来。约翰逊表示道歉，走到门厅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回来告诉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他在以前的会面中非常了解的——卡特利奇、丹尼尔、奥克斯——关于古巴的最新消息。然后他跟每个人都握握手，带头走向电梯。

在这次访问之后，林登·约翰逊通过各种方式和《纽约时报》管理者保持着联系。有时是当面交谈，也有时约翰逊亲自拿起电话，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打电话。一天晚上在曼哈顿吃饭时，来了个电话找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应答后，他听到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带着最随便的慢吞吞拉长调的说话方式：“约翰……我想到了你……”由于晚会的吵闹声，奥凯斯几乎听不清说什么，他被约翰逊的话弄糊涂了，奥凯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总统先生。”

约翰逊最终谈了他打电话的要点——他要让拉丁美洲专家托马斯·曼任助理国务卿。奥凯斯也认为曼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论。此后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小阿瑟·施莱辛格接近奥凯斯，斥责了发表关于曼的那篇社论。在肯尼迪时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务上的智慧没有给施莱辛格留下什么印象，但施莱辛格对这篇社论的反应如此猛烈，使奥凯斯既感到震动，也感到惊奇，以致在离开施莱辛格时非常生气。在奥凯斯看来，施莱辛格是在重新捡起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人对奥凯斯发泄的宿仇；现在奥凯斯不是被贴上反肯尼迪的标签，而是被诅咒为亲约翰逊的，这是不真实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确非常清楚《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他们知道，如果这些社论是不可取的，就有一个人要受到指责——奥凯斯。他们知道，《纽约时报》新闻部的权力是分散的，得到一个记者的好意有时比得到一位编辑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约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来对付媒体。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个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肯尼迪在乔特中学时就是一个什么报纸都读的读者。他曾两度做记者，他不时表达出想在退出公职后经营一家报纸的愿望。早年在他的父亲把他介绍给许多杰出的记者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自负和风格，他们对奉承的过敏和对批评的敏感，以及他们处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时内心的喜悦。作为一个参议员，他曾给那些在报刊上称赞过他的人发过感谢信；作为总统，他特别精明地利用新闻界，安排他的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各种报纸的最后发稿时间，对朋友友好，对批评者冷淡，像一个国王一样利用人们的爱戴。

他喜欢和信任的那些记者受到了他的宫廷接待。他们和他一起吃饭，玩高尔夫球，成了他的新边疆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这些特权是以前的总统们很少赐予大多数报纸业主和明星专栏作家的。肯尼迪的举止是过去没法比的。他改变了新闻界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体制。仅仅靠在小的方面偏爱一个记者，肯尼迪就能够并的确提高这个记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这些人成了专栏作家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肯尼迪愿意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他利用电视来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这冒犯了新闻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赖斯顿把电视新闻发布会叫作“自有呼啦圈以来最愚蠢的主意”，但赖斯顿在肯尼迪时代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赖斯顿，连同其他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能够用更努力工作来补偿未能出席电视新闻发布会和肯尼迪的晚餐聚会。也许他们因为没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们能够离得更远一些来诚实地判断他，不必害怕失去这种有代价的友谊，他们能够进行批评——正如赖斯顿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进行的批评一样：

对于肯尼迪的第一个任期，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模糊的怀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触碰到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却没有触碰到这个国家的心。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信息，但却没有带来灵感。他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很走运……在这个国家当中有着这样一个不是一般反应，但是很清晰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被中年妇女表达出来，她们认为肯尼迪家族总是设定一些过于虚幻、过于超前，或者就像费城一位女士所说的，过于“欧式”的标准……自从罗斯福时代之后，再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在男士俱乐部中流行那么多有关“那个白宫里的男人”的坏话……与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许诺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反倒感觉到了肯尼迪风格，这就是阿瑟·克罗克。其他总统及其助手给予克罗克的赏识在肯尼迪时代没有继续下去，这使克罗克既心烦又失望。他几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关于约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报道中大肆吹捧，赢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当肯尼迪家族去英格兰时，肯尼迪把在棕榈滩的大别墅暂借给阿瑟·克罗克过短暂的寒假。当约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他按他父亲的指导把论文带给阿瑟·克罗克，看看能否提点建议。克罗克对这个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它能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一起做了这个工作，克罗克的角色是文字编辑。然后克罗克向一个出版商担保，并建议书名为《英格兰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约瑟夫·肯尼迪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而在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中推荐这本书。他让亨利·R.鲁斯[65]写了序，他把书送给了像英国王后这样的有潜力的时髦风尚首创者。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销售了八万册。约翰·肯尼迪写这本书时23岁，把他的一部分版税给了英国在战争中被部分摧毁的普利茅斯城，还为自己买了辆新别克车。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阿瑟·克罗克并不想得到偏爱的待遇，他的确也没有得到。克罗克是一个自傲和正统的人，在一个现在被年轻的自由分子和阔佬阶层、标新立异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谓的“迪斯科激进派”统治的城镇里，他是一个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以来，阿瑟·克罗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象的运动和疯狂的来来往往，听到了所有为旧的政治废话创作的新的音韵铿锵的诗——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现在是肯尼迪的“新边疆”——除非阿瑟·克罗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员，像他一度做的那样充耳不闻。尽管克罗克批评过新政，但罗斯福却给了他一次专访的机会，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使克罗克在1938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尽管克罗克也曾批评过杜鲁门政府，但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专门接受了克罗克的采访，如果不是投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异议的话，这会使克罗克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反对者就是克罗克本人。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

塞林杰没有让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内不论是莱斯特·马克尔还是《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都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尽管《纽约时报》有一个人，一个记者，和肯尼迪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并且的确导致在《纽约时报》里引起愤懑的局面，最终是以这位记者退出《纽约时报》为结局。

他的名字叫比尔·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大个头、强壮的、说话粗鲁的人，看起来像爱尔兰的便衣警察。他还是个酒鬼，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记者——约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这证明他们两者多少有些共同之处。劳伦斯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或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当比尔·劳伦斯，一个无礼的24岁的年轻恶霸1941年被《纽约时报》雇用时，记者们在风格上已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不是新闻学院的模子里倒出来的。当时记者们对报纸事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观念，尽管他们一般经常喝得醉醺醺，也许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更少责任心。

比尔·劳伦斯出生于内布拉斯加，1933年上了斯沃斯莫尔学院，但没有钱念到毕业，于是他在《林肯之星》（Lincoln Star）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工作，并进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后来因为缺勤，在11周后被学校开除，他成了一个全日制的记者。1936年他19岁时，为美联社报道地方政治新闻。他最初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采访内布拉斯加的青年民主党人大会。当青年民主党人准备支持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一个反对罗斯福大部分纲领的民主党人时，劳伦斯的愤怒激情突然爆发了。劳伦斯跳起来叫喊着，挥舞着手臂，威胁要提出一个赞扬当时是罗斯福的同情者的共和党人乔治·W.诺里斯的方案。劳伦斯的挑战被接受了，尽管不是会议代表，但劳伦斯还是提出了这个方案——使他惊奇的是，它居然被通过了。这使得劳伦斯在美联社电讯上写的一条简明新闻，多少有意回避了方案发起人的名字。几天后，美职社内布拉斯加分社社长对劳伦斯说，他被辞退了。

劳伦斯得到的下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为合众社当劳工记者，1938年他被调到合众社的华盛顿分社，他在那里的一个同事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也是从芝加哥分社出来的。劳伦斯采访了194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得到了温德尔·威尔基[66]的注意和信任，威尔基进而向《纽约时报》的一些编辑推荐了劳伦斯。《纽约时报》在1940年是支持威尔基反对罗斯福的。尽管威尔基的推荐当时并没有使劳伦斯被雇用，但正是间接地通过威尔基，比尔·劳伦斯后来进了《纽约时报》。

罗斯福再次当选后，在白宫记者联合会的一次聚会上，劳伦斯注意到，罗斯福坐着轮椅出房间时曾和威尔基接触，两人交谈了几句。劳伦斯急于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开始挤过人群到威尔基那里。他没有能赶上，但听见威尔基说准备这个晚上稍后到阿瑟·克罗克的家里去。劳伦斯等着，然后给阿瑟·克罗克的家里打电话，在电话上以他直率的方式说：“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我想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

“我很抱歉，”另一端一个温和的声音说，“威尔基先生现在正和客人在一起，不能被打断。”

“听着，”劳伦斯说，“你告诉威尔基先生，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如果他没有时间和我通电话，那就算了。但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分钟。接着温德尔·威尔基来到电话机旁，告诉劳伦斯他曾和罗斯福说了什么，证明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天劳伦斯碰到了他偶然认识的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声说：“小伙子，昨天晚上你跟克罗克先生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跟克罗克先生说什么。”

“你没有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了电话，但我是跟男管家说话的。”

“哪有什么男管家，”卡特利奇说，“那就是克罗克先生。”

当天下午卡特利奇提醒克罗克说他最近想雇用一个年轻的工作努力的人来分社工作，卡特利奇提议雇用劳伦斯。克罗克想了一会儿，同意了。

比尔·劳伦斯每周薪水80美元，比他在合众社挣的多5美元，但在此后20年里劳伦斯成了该报一个最勤奋的、报酬最高的记者。他的署名——“W.H.劳伦斯”——频频出现在华盛顿、冲绳、伦敦和莫斯科的重要报道上。他到过南美洲，当过驻巴尔干的记者，直到因报道巴尔干时的亲苏态度被扔出来为止。1946年他帮助组织了《纽约时报》的驻联合国办事处，拒绝了委派给他的一些老记者，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相反他集中注意开发他认为具有潜在第一流才能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新来者，叫阿贝·罗森塔尔。

但不管劳伦斯在哪里为《纽约时报》工作，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欧洲或韩国，他依然是从华盛顿分社“借来的”，这是劳伦斯所愿意的。他害怕纽约总部的官僚、编辑们和大新闻编辑部的正规做法，他在那里逗留的唯一时间是全国选举的晚上。那时他在写一篇头版的政治新闻报道，或者和《纽约时报》其他人在报社的广播电台WQXR上分析选举结果。在这些场合劳伦斯必然地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相伴去新闻编辑部，这个女士无聊地坐在一个角落等着他干完活，这样他们就能去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然后他回到华盛顿，写另一篇报道，又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另一轮狂饮，他对酒吧招待或报童的举止似乎比对国会议员或编辑更恭敬。一天在华盛顿，劳伦斯给分社办公室打电话，大声问道：“拿破仑的小傻瓜还在那里吗？”他指的是詹姆斯·赖斯顿。赖斯顿拿起话机，顺从地回答：“是的，我在这里。”

赖斯顿出于一些经常不被他们两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欢劳伦斯。劳伦斯工作努力，的确具有一种孩子气的魅力。至于劳伦斯的另一方面——酗酒，两次离婚，鲁莽，明显的无耻——也的确让赖斯顿的加尔文主义倾向受不了，但每一个家庭都为一个犯错误的儿子留有余地，在华盛顿分社劳伦斯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如果关于1960年竞选运动中他和肯尼迪日益增进的友谊的认识没有夸大他的每一个动作，以致引起纽约编辑们高度紧张地细查他的报道的话，他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住这种角色的。纽约的编辑们开始怀疑他报道的客观性了，因为他刚在一个城镇报道过肯尼迪的一次讲演，紧接着又在另一个城镇和肯尼迪玩高尔夫球，然后又和肯尼迪在棕榈滩出席新年除夕晚会，然后又和其他记者在肯尼迪的飞机上靠着肯尼迪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助手飞了回来。

这位姑娘和劳伦斯在竞选运动的沿站和飞行旅途中发展起来的浪漫故事给约翰·肯尼迪提供了娱乐，后来使他非常高兴，以致他极力通过他的参与来鼓励这种事情。在拥挤的飞机上，在摆出姿势照相时，肯尼迪有时会扫视一下机舱，直到他看到这对人站在一起，他会笑着评论说：“他们还在那里。”

这些丰富的花边消息从没有到达纽约的编辑那里，但他们已经对劳伦斯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们感觉到，劳伦斯对西弗吉尼亚首站的报道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战斗显得比实际上更困难。后来肯尼迪取胜时，他的胜利看起来也是更令人惊奇的。肯尼迪当选后，比尔·劳伦斯写了一些关于新政府的独家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但办公室的编辑们却对被用作约翰·肯尼迪的“试验气球”的新闻栏目产生了牢骚。当劳伦斯独家报道认定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下一任司法部长之后，出现了这种不利的评论，使劳伦斯大为恼怒。劳伦斯没有意识到，甚至他在分社的一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一天早晨，尽管劳伦斯的报道已经提到了肯尼迪的新商业部长的名字，但《华盛顿邮报》却提前发表了关于迪安·腊斯克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报道——被《华盛顿邮报》后来的业主菲利普·格雷厄姆得到的一个独家报道。阿瑟·克罗克进了办公室，在走道上停下来，对另一个记者说：“好吧，我想用三个商业部长来换一个国务卿，你不想吗？”

赖斯顿和他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也厌恶劳伦斯，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他们也不必表现出来：来自纽约的压力够大了，大部分是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当劳伦斯得知这一点时，他也生气。他对丹尼尔的为人和职业没有什么印象，他认定感情是相互的。在来华盛顿前20年他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当时丹尼尔在为美联社工作。对丹尼尔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这件事，劳伦斯并不特别开心。除了别的事情，劳伦斯还感觉到丹尼尔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数政治家轻松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尔岳父的交往。尽管丹尼尔起初并没有公开约束劳伦斯，但他给劳伦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视着他，等着他跌一跤。于是，劳伦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务之外。最终，1961年冬天，毁灭性的打击到来了：劳伦斯尽管还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却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总统和白宫的新闻班子去欧洲进行访问，不必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不必去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不必去伦敦访问麦克米伦。一天赖斯顿找到了劳伦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惊讶——赖斯顿要亲自参加这次旅行。劳伦斯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通过肯尼迪被安排为这次旅行的“共用”记者，自竞选日子以来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现在已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工作。出于这么多的理由，这是一个梦想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劳伦斯不能容忍的。他强烈要求赖斯顿再考虑一下。赖斯顿说他会的，后来他再没有跟劳伦斯谈及此事就去了欧洲。

过去曾有三家重要的电视台提出给劳伦斯提供职位，于是劳伦斯给他在ABC公司的朋友詹姆斯·哈格蒂打了电话。哈格蒂为他提供了当新闻评论员的职位，并且说他可以帮助他采访总统的欧洲之行。劳伦斯对ABC的供职考虑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他接到了肯尼迪总统的电话，总统已经听说了所发生的事。

“去吧，”肯尼迪说，“给那些杂种们点儿颜色。”

劳伦斯又想了一会儿，接着给分社的华莱士·卡罗尔打电话，说他要退出《纽约时报》。劳伦斯说他要马上离职，因为新雇主等着他立即去欧洲。卡罗尔给纽约打电话，打断了正在开每日新闻会议的丹尼尔，这使丹尼尔很生气。丹尼尔叫卡罗尔一会儿再打过来，并接受了劳伦斯的辞职。卡特利奇当时在新奥尔良，德赖富斯又找不到，于是当时担任主编助理的丹尼尔在他们不在时做出了这一决定。

几天后，劳伦斯收到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给他的一封信。“亲爱的比尔，”信的一开头说，“我刚刚得知你要离开，我写信表达我由衷的后悔。你和《纽约时报》似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你，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劳伦斯把这封信读了几遍，最后放声大哭。

6

现在是纽约下午4点，伦敦晚上9点，开罗夜里11点，西贡早晨5点，东京早晨6点，所罗门群岛早晨8点——《纽约时报》在全世界的记者状态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跃，或沉睡。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秘书不为远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学所触动，考虑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编辑，惯于久坐的文牍生活，平静地写着标题：《集会推迟象征中国罗马尼亚间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击溃露营的民权支持者》。编辑们准备走过新闻编辑部去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克利夫顿·丹尼尔正在等着他们，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阅读一些便条，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时候从贝福德坐火车阅读《纽约时报》时写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

这天早晨的版面已经达到了大多数日子的标准，但上面有许多东西使他感到惊恐——缺乏清晰，有点猜测，报道凌乱。等到他的编辑们在他的办公室集合起来，他打算告诉他们这一点。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伦敦的记者关于英国盛行非法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一项下议院的法案会使这些电台沉默下来。这篇报道的表达如此之糟，以致丹尼尔为了弄懂这篇报道不得不读上两三遍。此外，在第48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篇政治报道上的标题有一个最不幸的错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比赛中排除了戈尔茨坦的帮助》。戈尔茨坦？谁是戈尔茨坦？丹尼尔读了这篇报道，发现戈尔茨坦实际上是戈德华特，巴里·戈德华特[67]，尽管这也许是一个印刷的错误，但丹尼尔震惊的是校对根本没有注意它。

但这天早晨最使丹尼尔生气的是第11版上那篇关于查尔斯·戴高乐访问西伯利亚的报道。前八段实际上是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分。丹尼尔之所以特别关注它，是因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尔到西伯利亚旅行过，这是他作为记者的最后一次飞行，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忘的任务。丹尼尔当时是西方非共产党报纸在苏联的唯一常驻记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经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个40岁刚出头的文雅的单身汉在苏联转悠，参观博物馆，观看芭蕾舞，报道苏维埃的时装表演，目睹着东西方关系的突然改善，因为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着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尔到达西伯利亚时，戴着他的新毛皮帽，想象自己是一个时髦的边疆人，私下里预见自己会对西伯利亚的单调乏味感到厌烦，但他对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以及对它的反应感到惊喜。他几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热情友好的工人和农民过着一种艰难但正常的生活，试图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种场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发起丹尼尔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父亲经常以温和幽默的口气讲述世纪之交北卡罗来纳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尔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树木去建设泽比伦镇，粗糙的边远蛮荒林区的生活所充满的原始挑战和不牢靠的梦想。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情况同他听父亲描绘的泽比伦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现在，1966年，丹尼尔阅读着戴高乐的访问，阅读着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人如何沿着游行道路欢呼法国领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话上，这句话推测这次访问“给他们那里带来了好奇和快乐——一种单调乏味生活的中断”。单调乏味的生活？丹尼尔生气了。《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如何能断定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这位记者仅仅是和其他采访戴高乐的新闻人士一起飞到西伯利亚，丹尼尔思忖，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对没有什么证据。丹尼尔读着，越来越无法忍耐……

在编辑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丹尼尔抬头看了看。所有人都身着深色的夏季套装，只有体育助理编辑只穿衬衣，戴着丑陋的紫色领结。跟在他后面进来了女性新闻编辑夏洛特·柯蒂斯，穿着合身的、苗条普奇风格[68]的火红色服装，丹尼尔似乎是喜欢的。她的头发是草莓色的，她细长的脸一直冷冰冰的，直到丹尼尔对她笑笑，她也很快报之以微笑。她在丹尼尔的左边坐下来，把她的右腿搭在左腿上，桌子下面，一只高跟鞋挑在她的细脚指上。

当其他总共16人进来时，丹尼尔站在桌前点头示意。罗森塔尔到来时，丹尔尼又笑了笑，挥手让罗森塔尔坐在自己右边的椅子上。罗森塔尔一头黑发，有一双孩子似的蓝眼睛，戴着黑色角质框的眼镜，稍微显得害羞。于是，罗森塔尔自觉地瞥了一下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的亲密朋友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一个高个子、做事认真的编辑，当时取代罗森塔尔担任了纽约的编辑，而罗森塔尔去填补了索尔兹伯里的空缺。盖布尔看了罗森塔尔一眼，报之以微笑。

最后一位进房间的是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块头，四肢灵活，有着一张红润的圆脸，两鬓已白。他轻松地走进来，走过其他编辑身边时频频致意，但没有和他们一起坐在会议桌边。卡特利奇走到了房间的后面，坐到离丹尼尔稍后一点的一个位置上，舒服地坐下来，跷起了腿。丹尼尔回头看看卡特利奇，点点头，然后转向其他人，等着他们都坐好。

在这个下午稍早些时候，丹尼尔就已经了解了大部分进展情况，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涉及的只是某些编辑。丹尼尔安排每一个编辑负责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每一个编辑都会被更老的编辑注视和监督。这些老编辑在圈子之外坐在离墙更近的地方——有卡特利奇，有来自其他部门的老兵，有来自业主办公室的管理者，偶尔也有业主本人。墙上奥克斯和范安达及他们的继任者的照片俯视着这些进程。丹尼尔的办公室每一天开会主要是重新确认《纽约时报》的传统，过去和现在的一种交融。丹尼尔确信，如果阿道夫·奥克斯还活着，他不会因为今天在《纽约时报》看到或读到的东西而不高兴的。奥克斯也许会为某些变化而惊奇，或者迷茫，但总的说来他不会不高兴的。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保守的报纸，在头版顶端印着奥克斯偏爱的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自奥克斯1896年买下这家报纸以来这个口号一直存在着。《纽约时报》的这位族长仍能看到，它仍在努力作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专栏作家的展柜或表达意见的公报。丹尼尔今天早晨读的这一期《纽约时报》，是没有报道任何地震灾难、天才去世的典型一期，佐证了丹尼尔办报的宗旨，尽管他发现还有一些缺陷。今天的《纽约时报》比世界上任何一家报纸登的新闻都多，有更多的名字，更多的统计，来自更多地方——参议院、服装业中心、华尔街、扬基体育场、越南广治省、海牙——的更多报道。丹尼尔把《纽约时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宴会桌，有着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东西：趣闻琐事，烤政治猪肉，细碎的混乱，巴基斯坦酥皮——如果它是新闻，如果编辑部认为它可以被印出来，它就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争取在历史上写上一笔。

这天早晨头版的主要报道，在一个单栏页面加灰字体下严肃地展示出来的，是参议院指控康涅狄格州的托马斯·J.多德参议员不良行为的听证会。头版最左边栏目里的非一般报道涉及华盛顿关于北越空战逐步升级的争论，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所谓的纽约警察的残忍行为，对密西西比的15位有嫌疑的三K党成员的一项指控，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塞浦路斯和平呼吁的报道。讨论最多的是林赛市长取消了在纽约为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安排的正式晚宴，因为在费萨尔对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友好访问后，沙特阿拉伯君主在华盛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说，他把以色列的朋友视为阿拉伯人的敌人。这是大新闻吗？费萨尔此前就这样说过，大多数阿拉伯领袖多年来就是这样说的。然而今天这个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的中间跨了四个栏目，丹尼尔坐在从贝德福出发的火车上读到它时，他觉得这有点大惊小怪了。

丹尼尔几年前见过费萨尔国王，事实上他在费萨尔还是王子时就认识他了。丹尼尔像大多数记者一样意识到，如果要费萨尔公开评论一下阿拉伯人联合抵制和以色列进行贸易的美国公司，费萨尔肯定不会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好话，或者不会容忍和以色列人的贸易——除非他不想保住他的宫殿。所以，费萨尔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以色列的朋友不是阿拉伯人的朋友——“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我们认为那些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发表的声明一下子激怒了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告诫纽约政治家们注意一下纽约众多犹太人的选票，因此林赛市长取消了为费萨尔安排的宴会，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取消了和这位国王的会见。中东的阿拉伯人受到了侮辱，使白宫感到为难，新闻界又有了一个热门话题，玛格丽特·丹尼尔——此前在家里和她的丈夫讨论过这件事，她对中西部小城镇的忠诚在所谓狡猾的东海岸地方主义的新证据中表现出来——摇着头说：“噢，纽约人这时真的表现很坏，是吗？”她的丈夫只能同意了。

《纽约时报》不能忽视这些新闻，这天早晨它拿出了四篇报道、三张照片和一个内页用于费萨尔事件。约翰·奥凯斯也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该文中他认为国王的评论是“令人震惊的”，但他也指出林赛和洛克菲勒不顾白宫和国务院的呼吁而拒绝履行“接待一位国家元首的公共义务”是“无礼的”。那个提出问题引起争论的记者，不是《纽约时报》的人，既没有被点名，也没有受到评论。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现在坐在会议桌边，准备好了并且等待着，丹尼尔知道这篇报道还没有完。明天或许后天无疑它还会出现在头版上。看一下桌子的尽头，丹尼尔能够看到阿瑟·盖尔布高大的专心坐姿，等着他用细长的手指一丝不苟地写下的便条。看上去丹尼尔会首先叫盖尔布，减轻一下现在似乎笼罩着他的紧迫感，因为盖尔布坐在罗森塔尔的对面，而且手头有一个大新闻要处理。谁知丹尼尔转过身来，朝向了国际新闻编辑悉尼·格鲁森。

“悉尼。”丹尼尔温和地说。

悉尼·格鲁森是个精瘦结实、活泼灵活的小个子，49岁，但看起来要年轻10岁。他有一张保养很好的红润肤色的和善面孔，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但因下面的眼袋而减色，还有一头乌黑铮亮向后梳的中分头发。丹尼尔在战争期间的伦敦认识了格鲁森。他对格鲁森很有好感，安排了一次谈话后便把格鲁森拉进了《纽约时报》。格鲁森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像丹尼尔一样着迷于财富和社交。格鲁森是靠着他在《纽约时报》的晋升而进入社交界的，最近成了杰奎琳·肯尼迪的私人朋友，进入了她的东部圈子，但他不打算在职业上妥协。在纽约餐厅的一次聚会上，斯蒂芬·史密斯指责苏兹贝格夫妇利用《纽约时报》贬低肯尼迪家族，格鲁森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回答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地喜欢肯尼迪一家还不够，你要求我们百分之一百一地喜欢他们……你们都是神话的制造者，坦率地说，你太令人作呕了！”双方都说了过头话。第二天早晨格鲁森因自己的粗暴而感到窘迫，把它归咎于威士忌和葡萄酒混着喝。但这种行为就是格鲁森的性格。他忠诚于苏兹贝格夫妇，和报社的右翼人士相处得不错。他作为一个编辑随意的举止，反映了他觉得作为《纽约时报》人是舒服的和自信的。当丹尼尔叫他的名字时，格鲁森正在阅读他在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前刚刚收到的一些电文。此时格鲁森低着头，仍旧在阅读，说：“我还没有读完。”

丹尼尔似乎并不介意。他对柯斯蒂小姐点点头。

“夏洛特。”

夏洛特·柯斯蒂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开始读一张纸，她在上面打印了明天将在她的版面上出现的文章摘要。

明天是星期六，广告稍微增多，会把这一期限制在64版，而今天早晨是76版，因此她只有一版的篇幅可填充。正如她也承认的，这不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版——肯定不会像今天的版面编排得那样漂亮。今天早晨这一版主要用于研究女性的膝盖和超短裙（膝盖是可自由想象的和时髦的），但她的确有一个关于华盛顿的漂亮的新邻居的故事。她用稍有鼻音的俄亥俄方言读道：“尽管乔治城仍然有一个角落适合做首都，但争取这种地位的一个新的竞争者是水门东区，据广告说，在那里可以俯视波托马克河，有优雅的住宅，每套房只要7万美元。”

丹尼尔喜欢她的样子，轻松活泼，消息灵通。他很高兴自己一年前起用她做编辑工作，在她的指挥下女性新闻组的报道和写作有了很大改进。丹尼尔的确不关心牛栏的男人们对这种报道想些什么——他喜欢读它，并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其他读者也喜欢读它。

“阿瑟。”在柯斯蒂小姐读完后，丹尼尔说。

阿瑟·盖尔布透过他的厚眼镜片偷偷看了看，开始读关于费萨尔事件的最新报道和其他地方新闻。盖尔布在《纽约时报》是作为送稿生开始自己生涯的，靠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仅次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之下的候补剧评人的位置。他曾和妻子巴巴拉·盖尔布合作写了一本给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尤金·奥尼尔的传记。罗森塔尔1962年从日本回到纽约当编辑后，他要求他亲密的朋友、担任助理编辑的盖尔布从文化新闻部调到纽约组。在最近三年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充满了激情和新观念，给《纽约时报》的地方报道注入了许多活力。盖尔布现在意识到，如果罗森塔尔得以升迁取代索尔兹伯里的话，罗森塔尔现在的位置有可能成为他自己的——除非在这个夏季替换时期他犯了某种可怕的大错。以前盖尔布对每天的任务单是非常小心的，现在他自信他的记者们不会忽视纽约的任何一个重大新闻或消息。

“费萨尔国王今天访问了联合国，我们让米基·卡罗尔跟着他，”盖尔布说，“费萨尔说他并不真的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烦恼。”

“他怎么说的？”丹尼尔问。

“他直说的，”盖尔布迅速回答，“他还对摄影师笑了笑。”

“他是要参选。”卡特利奇插话，面带微笑。

“什么？”丹尼尔转过身问道。

丹尼尔的左耳听不清，这是他12岁时遭受的损伤造成的。他希望，如果卡特利奇要坚持插话的话，他最好从离窗户更近的椅子坐到丹尼尔的右边，不要在后面，特别是不要在丹尼尔的左耳后边。当丹尼尔向后看时，大个子卡特利奇随便地耸耸肩，暗示这个评论不值得重复。所以，丹尼尔又转向前面，继续听盖尔布列举此时记者们在干的几十件任务——纽约和医生联合会之间的一个契约争议，布朗克斯区的一件谋杀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为提拔布法罗的一个叫彼得·克罗蒂的民主党人的仕途而采取的步骤……

吸烟产生的烟雾在丹尼尔办公室里袅袅升腾。这一帮编辑即使不是全神贯注地，也是有礼貌地在倾听。今天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像昨天、前天一样。夏季已经开始，一种周五下午的懒散已经渗入进来。纽约市周围的道路和桥梁已经开始热闹起来，除了卡特利奇和两个较低级别的管理者之外，《纽约时报》的高级人士没有人会坐房间的边上。业主没有出席，执行副总裁哈丁·F.班克罗夫特也没有到场。班克罗夫特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的、用烟斗抽烟的人，1963年接替了已经辞职的同样是高个子的、金发的喜欢抽烟斗的艾默里·H.班克罗夫特。莱斯特·马克尔参加了昨天的会议，但今天也没有来。约翰·奥凯斯从不参加这些会议，坚持新闻部和社论部之间保持清晰的分界线。

丹尼尔环视桌子一周。现在是4点31分，继盖尔布之后，他又听了四个文化、国际、金融、体育编辑的发言，除了其他事情而外，还听说梵高的一幅画已经以44.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小沃尔特·克莱斯勒[69]；毛泽东语录在中国成形，以便学生们也能传习；华尔街高枕无忧；扬基队排名第七，继续着巴尔的摩之后的第五次比赛。丹尼尔朝挨着盖尔布左边坐（在桌子角落）的国内新闻编辑克劳德·西顿点点头。

“克劳德。”丹尼尔说。

克劳德·西顿向前移动一下。他是一个瘦削的、面色微白的、长着灰发的人，是亚特兰大当地人，十年前他30岁时作为记者加入了《纽约时报》，那时他还有一头黑发，灵活的步伐，和蔼的表情。他似乎对作为他的专项任务——南方民权运动——而言太温和了。1957年到1964年间，他一年跑了几千英里，用心了解南方每一条航线的时间表，熟悉了黑人神父和红脖子县治安官，年轻的好战分子和好梦想的金发女生。西顿对这种故事进行了卓越的采访。他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追踪着事件，每周用一个小地方——波普拉维尔、麦库伯、萨塞——作为标题，这些小地方是别人不会再提起的。他给他的报道中注入了气愤的对话和无情的细节，使得它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只是就一天而言的话。当密西西比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三年前一个六月的晚上在杰克逊被枪杀时，西顿这样写道：

……狙击手的子弹正好击中他右肩胛骨的下面。子弹从前玻璃穿入了室内，穿过了一堵内墙，撞到冰箱上之后弹了回来，并击碎了一盏咖啡壶。这颗磨损的子弹最终落在了厨房壁橱上的西瓜下面。埃弗斯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廊，手里拿着钥匙，倒在了台阶旁。他的妻子，梅尔莉，和他的三个孩子冲向了门口……

此刻，在会议桌旁，40岁的克劳德·西顿显得饱经沧桑。他曾因自己被提拔为编辑和加薪而快乐，很高兴自己现在能和纽约郊区新居的家人待更多的时间，能够避免无休止的空中旅行和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但管理的压力和办公室政治也不时地使他怀念起记者的生活，特别像今天这样的有好报道的日子。

西顿告诉丹尼尔，今天在密西西比有大新闻——领导着该州的2500名民权游行者的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发生了冲突，特别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70]这样的年轻追随者。西顿说，冲突是头天晚上在密西西比的坎顿开始的。他两年前的报道中提到过这个地方，他还记得装有旧白栏杆的县政府大楼，大楼内投票登记官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标签。大楼外面黑人排着长队，县治安官的一个副手注视着这支队伍。他穿着黑皮夹克、黑便裤、黑西部靴，左手挥舞一支自动卡宾枪上下瞄着这支队伍。他的皮带上悬挂着一根木棒。两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在坎顿，金的游行示威者住在了一所黑人小学的操场上，突然被60人的荷枪实弹的州警所干预，命令他们马上离开。两分钟后，由于这个命令未被理睬，州警便施放瓦斯烟雾弹，开始驱散人群。金要求他的追随者，不管黑人还是白人，不要用暴力——“不是战斗的时刻，”他喊道，“不要那样做。”

一罐接一罐的瓦斯抛入人群，在几秒钟内几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退却了，在烟雾中哭喊着到处乱跑，帐篷也塌了。其他示威者坚持不走，把脸深埋在潮湿的草中，但他们很快被州警拉着脚和手拖起来，推到学校操场外的大街上。一个警察抓住了一名来自芝加哥的神父，用短枪击打他。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摄影师被抓获，被摔到沟里。12个示威者在瓦斯气中昏死过去，其中有一个来自多伦多白人夫妇的3岁的儿子。

西顿继续说，今天许多游行者已经不想再坚持非暴力了，卡迈克尔和其他好战分子已经到了叛乱的边缘。西顿并不真的了解它的激烈程度，卡迈克尔关于“黑人政权”的主张还没有通过地方媒体表达出来，但克劳德·西顿似乎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所以他在会议桌旁温和地说：“现在对金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

“对他们在学校操场上过夜有异议吗？”丹尼尔问。

“州警说他们是按照该市和县学校官员的命令行动的，这些官员说这些游行者没有得到允许就在那里搭起了帐篷，而且还成了过渡性的邻居。”

“什么是过渡性的邻居？”

西顿似乎惊奇丹尼尔的提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这就是丹尼尔暗示他想要明天的报道明确这一点的方式。

“靠这个地盘，黑人逐渐成为白人的邻居。”西顿说。

西顿接着说：霍默·比加特，新闻编辑部里也许最优秀的记者，已经到达了坎顿，去支援报道了。密西西比的情况很可能随时都会恶化。三年前在密西西比，詹姆斯·梅雷迪思[71]在他的徒步计划开始时因遭伏击而受枪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已经起程回去加入其他人斗争的行列了。另外，有15名已被证明是三K党人的密西西比白人，因与去年1月用燃烧弹杀害密西西比州的哈蒂斯堡的一位黑人领袖有牵连，已于昨天在比洛克西受到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发生暴力的种族气氛，今天的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强调了这一点，指出恼怒的白人开始把黑人叫作“黑鬼”，气愤的黑人谴责密西西比州是一个“警察专制州”，并且把它比作“希特勒的德国”。

特纳·卡特利奇，这个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奴隶主的孙子在倾听着。他的手指头几次敲击他椅子的扶手，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敲击是出于紧张还是烦恼。十年里他的家乡不断受到诋毁，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的一些南方小城镇在卡特利奇的记忆里却是平静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黑人和白人一度相处得比北方自由主义者所能想象的更为和谐。这些自由主义者不像卡特利奇的同乡那样同黑人生活得如此和谐，他们和黑人同样贫困和匮乏。

福克纳有一次说，全国的其他地方对南方近乎一无所知。卡特利奇也许不动声色地同意，现在不是为南方人寻找借口的时机，现在是南方腹地赎罪的时候。简单看一下便会知道，由于一年前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发生的南方暴行，所以黑人应该因过去受虐待而得到补偿，全美国白人的罪行现在都要由南方来承受，因为南方白人的罪恶更容易被看到。即使福克纳还活着的话，看到塞尔马的场面被拍摄下来并在几百万个家庭的电视荧屏上一再播放，也会感觉到再难以为南方辩解了。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带着警棍和瓦斯的州警组成楔形冲锋队冲进黑人的行进队伍中的场面，听到塑料头盔和木头敲击肉体的奇怪声音，黑人倒在路上的叫喊声，在路边观看的白人的鼓掌喝彩声，战马的嘶鸣声——上面骑着急于参加行动的县治安官的武装人员，还有电视摄像机的计时声。很快，来自全美国的成千上万的同情者，黑人和白人、修女、记者、年轻女子、心理医生、班卓琴演奏者、参议员的妻子、股票经纪人、雕塑家、社会工作者，都准备去塞尔马，准备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塞尔马的黑人地区，分享黑人的食物和不幸，唱黑人的歌，嘲笑对黑人的镇压者；帮助激发人们一种新的内疚感，一种新的社会良心，一种新的选票单；在全州的许多文盲的和未觉醒的黑人中注入一种奇怪的新希望。但愿在马丁·路德·金的队伍经过这座小桥并走完50英里路到达州府之后，-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奇迹就会出现，就像虔诚和信仰终究会强盛起来一样。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又访问了塞尔马。这个城镇似乎平静下来。来自北方的同情者来了又走了——就像他们一百年前来到塞尔马又走了一样，现在塞尔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离破碎，生活并没有更好一些，行军者和记者又到南方别的地方去制造新闻了——最终，那些曾渴望来到塞尔马的北方白人并不反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不平等。

特纳·卡特利奇喜欢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他给《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发了一个祝贺的便条，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举动是不谨慎的。他也许显得对南方太偏袒了，作为一个编辑太不客观了，也许还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纳在他晚年表现的那样。当时福克纳在给各个报纸的公开声明和信件中极力维护南方，而全国的舆论却对顽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认可。编辑们通常不加评论地发表了福克纳的信件，但全国的社论文章作者并不斥责福克纳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的。福克纳仍然是一个颇受赞扬的人，这样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了蠢事也不会公开出丑，仍然有可能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新闻界最大的恭维。福克纳是一个得到这种尊敬的人。前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他在种族问题上比福克纳大胆得多，因此有可能关照他在《纽约时报》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纽约时报》记者认为他是这样的。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期待在杜鲁门频繁光顾纽约期间参与他的惯例清晨散步和冗长的讨论，但这个任务在杜鲁门晚年逐渐失去了其魅力，因为种族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也因为他开始显露出偏执的迹象。记者们必须要报道这种偏执，即使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些披露将会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怎样的失望。《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心。丹尼尔毕竟就是个硬心肠的新闻人，他在泽比伦的父亲用了大半辈子“黑鬼”这个称呼，而且当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举行一场学生运动来承认黑人的合法权益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时虽然是一位校园领袖，却没有参与其中。

美国一位前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评论，在《纽约时报》从不会受到漫不经心的对待。《纽约时报》愿意尽可能地保护共和国的元老们，编辑部会过分关心涉及有争议的杜鲁门主义的报道——例如，杜鲁门说，尽管黑人静坐示威可以成为重要新闻报道，但如果有人试图在他的店里这样做的话，他会把他们踢出去；再如，他说塞尔马抗议示威是“愚蠢的”，说马丁·路德·金是个“制造麻烦者”，并为此赢得了塞尔马县治安官詹姆斯·克拉克的一封感谢电报；又如，杜鲁门声称，种族通婚有悖于《圣经》的教义。后一种看法，没有引起《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反驳。这是杜鲁门沿公园大道散步时说的话，当时一位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问这位前总统，他是否认为种族通婚会在美国蔓延开来。

“我希望不会，”杜鲁门说，“我认为不会这样的。有个很长的词怎么说来着？混种（miscegenation）？”杜鲁门继续走着，挥舞着他的手杖，然后转向记者问道：“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吗？”当记者回答说他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她所爱的人时，杜鲁门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说，“是的，她不应爱一个和她肤色不一样的人。你会挑选那个和她一起出门的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女儿嫁的人就很合适。”

第二天早晨，所有这些言论都刊登在《纽约时报》内页一个小标题之下。这个报道在第二段里也提到，杜鲁门一直“在其他方面提倡种族融合”，还提到玛格丽特·杜鲁门嫁给的“合适的人”是《纽约时报》的克利夫顿·丹尼尔。

有人向卡特利奇问起他对“混种”的观点，有时发生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回答说这个题目根本不是他眼下主要关心的事情。他以一种戏谑的自信口气说，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女儿想嫁给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白种男人（她的确嫁给了那个男人，现在离婚了）。特纳·卡特利奇，没等发问就会预见到问题所在，从而避免轻率。他把民权运动的所有方面都视为极为重要的，以致不会和那些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的人严肃地讨论。甚至在报社里，卡特利奇也极力保留自己私下的想法，有时会幽默地避开一个尖锐的问题，有时像是漠不关心——就像他在这天下午做的那样，坐在会议室里听两个年轻的南方人丹尼尔和西顿用文雅的声音讨论密西西比最近发生的暴行。一直听到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丹尼尔对准备离去的编辑们说：“谢谢，先生们。”

卡特利奇已经有40年没有在密西西比生活了。现在他是一个纽约人，沉溺于最成功的南方人很快能适应的甜蜜的都市生活：光顾更好的餐馆，知道所有招待领班的名字，居住在东区的一座豪华大公寓里。在纽约东区，正是主张种族隔离的纽约的地主们，已经把种族隔离训练成为一种优美、文雅的艺术。卡特利奇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一个他九年前在旧金山的一次编辑大会上认识的富有、有吸引力的新奥尔良寡妇，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现在一年挣十万美元，有一个广泛而有趣的朋友圈。他不是一个大名人，而且他也不希望成为大名人，宁愿在公司范围内起作用，但他的名字在美国的每个新闻编辑部里都是人尽皆知的，他得到了纽约和华盛顿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的尊敬和某种程度的敬畏。65岁时，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他就实现了他年轻时最奇异的梦想，而且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城市，这个被他一位从密西西比迁过来的年轻朋友——威利·莫里斯称为“大洞”的地方，他已找到了归属感。

但在感情上，卡特利奇仍然是个南方人。喝酒时他说的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每当深夜他会想起在南方的日子，竟然达到了多愁善感的程度，甚至有点天真浪漫。他还记得那个农场，他交过的黑人和白人朋友。那个农场在密西西比中部的红土丘乡下，在奈斯霍巴县，是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取名的，但现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更为知名，是因为1964年在这个地方，在一条偏僻的乡村道路上，有三个年轻的民权工作者——迈克尔·施沃纳、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在一次三K党的密谋中被一个个地杀害了。按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这次密谋牵涉到奈斯霍巴县的首席副治安官。

卡特利奇孩提时所知道的南方同他现在在他的报纸上读到的南方很少有相似之处——正如他不愿承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界的过错。记者们专注于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正在进行中的对抗，合适出版的新闻。他们把历史的视角留给了别人，他们把这些地方的愉快方面留给了那些还没有遇到混乱和新闻报道的人的记忆里。这些人像卡特利奇一样，他们的南方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现在之所以想起南方，只是因一个熟悉的词“奈斯霍巴”突然从报纸上跳到他的眼前，唤起了他的记忆，或者刊登了一个事实或一个名字同他头脑里的密西西比有关。

例如，这天早晨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汉森·鲍德温的一篇军事文章，提到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将军。福里斯特是南方邦联军的一个骑兵军官，1865年拼命保卫塞尔马，抵御9000名进行掠夺的联邦士兵的入侵，包括一群黑人。尽管福里斯特失败了，但他在南方腹地仍然受到尊敬，是成千上万南方小伙子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们的英雄还有詹姆斯·G.克拉克，他在1965年是塞尔马县治安官，是该县种族隔离的象征。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是福里斯特麾下的骑兵。为当上福里斯特的骑兵，一个有抱负的人必须有一匹马、一个马鞍、一把马刀，必须贡献出两大块熏肉。这些詹姆斯·特纳都有，他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福里斯特的军队，投入了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战斗，打击联邦军士兵，而联邦军士兵的行列里可能就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祖父。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纽约时报》工作人员中的这两位祖先一定处于民权战争的两个对立面——由于《纽约时报》编辑部本身发生分裂，《纽约时报》有两个人退出了报社，去参加邦联军。然而，《纽约时报》的业主，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拥护奴隶制，但也不激烈地反对它。他叫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和35年后买下《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有许多共同之处——雷蒙德像奥克斯一样，想敞开所有大门，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不想陷得太深。正如雷蒙德所写的：“世界上很少事情是值得生气的，如果有的话，也恰恰是那些即使生气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亨利·贾维斯·雷蒙德，1820年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佛蒙特大学，是一个政治家。雷蒙德曾为霍勒斯·格里利的《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干过记者和编辑工作，但政治生活对他更有诱惑力，1850年他成了纽约州的一名众议员，辉格党的议员。但雷蒙德1851年得知他以前的雇主格里利上一年营利六万美元后，便也很快重新考虑了新闻业的好处。他和格里利的《论坛报》另一位曾经的雇员、已经成了奥尔巴尼成功的小银行家的乔治·琼斯一起，开始向那些像他一样有办报热情的人募集资金。他们打算办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口味上温和的报纸。雷蒙德认为，纽约的经济在繁荣，人口也在急剧增长，在纽约这样的报纸是有市场的，其他报纸要么太社会主义了，要么太爱传播丑闻了。尽管教会仍然耸立在城市的屋顶上，尽管纽约的50万人口大都集中在曼哈顿，第十四街上还是半乡村的，在离现在的时报广场不远的地方还有农场，不时还能见到野生动物，但港口已经挤满了大航船，卸下了货物，也卸下了来自爱尔兰和德国成千上万的移民，其中有未来的消费者和警察，以及奥克斯的父母。筹措七万美元开办《纽约时报》对亨利·雷蒙德和乔治·琼斯来说是相对容易的，《纽约时报》于1851年底开始出版，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当时的《纽约时报》是曼哈顿市区的一座灰褐色建筑物里由几十个职员进行印刷和生产的。它的第一期是一种四版报纸，有小单栏标题，超然和冷静地报道新闻，这种态度直到下个世纪一直是这家报纸的特点。第一期专题报道了来自欧洲的消息，其中大多数都挖自伦敦更有影响的杂志，以及来自全国的新闻——如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的一次逃亡的奴隶暴动——和几个短短的涉及地方利益的消息，例如：

周二半夜，第四巡逻区警官柯尔特于麦迪逊街发现一名35岁的不知名女子，该女子当时躺在街上，迹象表明她刚经历震颤性谵妄发作，似乎已经死亡。一辆运货马车将这位可怜的女子运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她似乎有所苏醒，但仍处于醉酒状态中，因此被安置于女子部的一个单间牢房，并在两个小时之后死亡。昨天早上验尸官对遗体进行了检验，陪审团给出了“中风发作死亡”的判决。

《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在两周之内达到了1万份，一年内达到了2.6万份，到1857年达到了4万份。内战的爆发，几乎对所有报纸都一样，也加速了《纽约时报》的成长，使其到1861年发行量达到了7.5万份。这场战争还大大增强了读者对新近发生的消息的兴趣，加快了报纸搜集消息的速度，迫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不仅仅是一周有六天出版，连星期天也出版。《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星期天版出现在1861年春天，是在该报创办十年后，在对萨姆特港进攻十天后。

在许多方面，对内战的采访比《纽约时报》后来的战地记者承担的任务更困难、更危险。在这一时期，在出现新闻通报和总部简报——以及信用差距——之前，记者们经常只写他们亲眼看到的事情。当然，这些眼见为实的叙述通常只是表达一种非常有限的对战争的看法，但偶尔它们也能揭露一些事。对《纽约时报》读者来说，甚至在林肯总统正式承认之前，他们也经常能够获得重要的战争消息。

邦联军在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失败的消息，在战务部承认这次失败之前四天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了。《纽约时报》还过早地透露了舍曼[72]从亚特兰大向海边进军的消息，这个独家新闻本来会给北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因为《纽约时报》在南方的发行马车不比舍曼的军队慢。一天晚上，格兰特和米德将军在帐篷里私下谈话，他们听到丛林里有声响，派人去侦察，原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人正俯卧在那里写笔记。雷蒙德带着《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助手亲自采访了巴尔兰的第一次战斗，从头到尾观看了这场战斗，深信北方很容易取胜，进军到里士满。发出了表明这一看法的快件后，雷蒙德回到战场上发现，联邦军队已经被击退了。他马上重写了他的报道，并把它送到华盛顿准备发出，但联邦的一个书报审查官截住了它。这次体验之后亨利·雷蒙德离开了战争报道，回到了他应该待的地方——纽约。

尽管亨利·雷蒙德是林肯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是使林肯再次当选总统的竞选班子领导人之一，在编辑《纽约时报》期间他对政治仍然是积极的，甚至有时会忽视《纽约时报》——但《纽约时报》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却是尽可能客观的，北方的一些读者甚至谴责它是亲南方的。《纽约时报》在查尔斯顿的一个有争议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位精神之父，在信件中老是被斥责为一个“主张脱离联邦者”和反叛宣传家。

但是，有一次他在实地报道对萨姆特港的炮轰时被抓获了，被南方当作联邦间谍而逮捕，所有这些斥责就突然停止了。他在监狱里待了一两天后就被释放了，提出坐下一班火车向北去，狱警没收了他的手表和钱包。

1863年夏天，在征兵暴乱期间，时报大楼本身也受到了纽约一次暴乱的威胁。当时愤怒的抗议征兵的年轻人焚烧房屋，破坏商店，袭击警察。除了其他业主之外，亨利·雷蒙德也谴责这次抗议行动，主张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即使兵役法在明天被废除，现在盛行的暴民精神仍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它出自于独立于这个法案或任何法律之外的根源——出自于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的恶毒仇恨，出自于对掠夺的渴望，出自于骚乱的偏好，出自于对一个不同种族的野蛮的仇视，出自于支持南方反叛者注定失败的命运的倾向。”

在格里利的《论坛报》大楼的窗户被砸碎，如果不是警察平息暴乱就会受到严重危害之后，雷蒙德给他的职员配备了枪支，并且允许他们向入侵者开枪。雷蒙德主要是靠他和林肯的友谊，还从战务部得到了两支加特林机枪，架在《纽约时报》经营办公室里，由《纽约时报》一位叫伦纳德·杰罗姆的股东负责监管。杰罗姆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第三支加特林机枪安放在五层时报大楼的屋顶上，占据了公园路、纳索街、马比克曼街的三角地带，在格里利大楼旁，但暴乱者根本没有接近报社。

在这场战争后，《纽约时报》的繁荣程度出现了暂时的衰退，因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时间太多——他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尽管有时广告减少了，发行量一时下降了，但雷蒙德的《纽约时报》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例外的是它对特威德（“老板”）和坦慕尼协会[73]的反对运动的报道，这是在雷蒙德去世后和奥克斯接管前发生的事情。《纽约时报》没有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在战后回到了农场。这是一个仅能维持生活的农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特纳一家。自特纳和他的妻子有了14个孩子后，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儿，叫威利·安娜·特纳，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亲。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能像他母亲那样有效率——她精确地做每一件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培养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为她的母亲干不动了。母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孕，或者处在分娩后的恢复期，或者受已成为废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现实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顶下有任何舒适或秩序的奇迹。所以，这个女儿——威利·安娜是一个能通畅地阅读《圣经》的年轻女人，慈善但严厉，掌控了家庭和孩子们。她似乎并不讨厌这种任务，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学会了越来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务，她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她了。她经常感觉到这个担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基本上她是热爱它并且需要它的。

当她的弟弟和妹妹长大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威利·安娜开始帮忙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乐意。威利·安娜也乐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并和他结婚后，她也没有多大改变。李·卡特利奇瘦高个子，长脸，黑眼睛，留着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个虚弱的人，比她小四岁。安娜自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大女儿。她安排着时间，消耗着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亲大农宅里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会，操持晚餐，而这位老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个孙子孙女中间。他是一个指挥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负。外祖父给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结果，稍微打个手势，轻轻地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其他人去满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爷、老祖宗、老板。特纳·卡特利奇后来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和编辑碰到过许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个给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战后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战后最初的几年是很糟糕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实行的是一种易货贸易制度，但随着南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得以恢复后，在他的孩子们的帮助下，特纳的利益开始扩大到农场之外，在奈索巴县到处开小商店。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商店是一个小五金店，然后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作为农场的延伸，后来是一个药品杂货店，最后是一个福特汽车分店。在詹姆斯·特纳身上有不择手段的商人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他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冲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测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儿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话，那么特纳家族的下一代甚至会做得更好。当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儿子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

从童年时起，卡特利奇这个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母亲提倡努力工作的美德，谴责懒惰和酗酒、玩球和渎神。在星期天报纸和漫画出现后，威利·安娜把它们塞到她的床下，在星期一之前不让孩子们看到它们，她甚至不允许星期天在她的房间里吹世俗的曲调。她的丈夫李·卡特利奇是一个忧思和敏感的人，从不多说什么。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一段时间当过教师，也曾涉足过地方政治，但现在他在特纳的一家商店中工作。他的祖先也曾是农场主，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起初居住在卡罗来纳，后来是在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前来到密西西比州。李·卡特利奇的父亲在邦联军中服过役，但未曾参加过战斗，而他父亲的五个兄弟都杀过人，也有三个被杀。家庭留下来的人继续在农场，但李·卡特利奇在和威利·安娜结婚后，被吸收进特纳的家族，他的温文尔雅后来在站柜台时成了一种软性推销，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的命运也多少要在外祖父特纳的生意中来实现，但不清楚他1922年从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毕业后应从何处开始。在离家不远的特纳的商店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工作，全都是由叔叔、侄子、女婿们干的，所以他决定在一个五金批发部门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因为特纳一家在孟菲斯的一家五金商店里有不大的股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高兴去孟菲斯，以逃避家庭给他的幽闭恐怖症感觉。但当仔细一想，他开始生气了，并且感到愤懑。他觉得他实际上是被赶出家庭圈子了，因为在家里没有为他留什么地盘，这使他感到震惊甚至幻灭，好像这么多年他一直被热情的家庭、堪称楷模的母亲所欺骗，现在如同在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上，突然地被派去考验一下他的生存技能。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不自信。孟菲斯似乎太远了，就像香港一样远，但实际上只是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之间的一个边界城市。此外，卡特利奇从没有考虑过要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五金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谋生。在学院他主修科学，在植物和动物学班里他是聪明的学生。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熟练地打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从系主任办公室的半日制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在上大学期间他干过几种工作，他的母亲不让他有空闲的时刻。他干过的并且非常喜欢的暑期工作是为一家叫作《奈索巴民主》（Neshoba Democrat）的人工小周刊做一种什么都包括但又难以归类的职业。他为这家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招揽广告，直接收订阅的现金，搜集并写作地方新闻条，到工厂帮忙，学习排版，熟悉印刷工，其中一些是三K党成员。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一份工作，每周都有新的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个周刊是由一个叫彭努次·兰德的有说服力的乡村编辑主编的。他非常喜欢卡特利奇，欣赏他努力工作的热情及毫无怨言地做任何琐细工作的自觉性。所以，当特纳家庭计划让卡特利奇从事五金生意时，兰德正好在该州的西北角、沿密西西比河邻近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图尼卡的城镇创办另一家乡村周报。兰德喜欢起用像卡特利奇这样精力充沛的多面手在图尼卡发展。当兰德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这个职位时，卡特利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现在要辞职离家，他可以向家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一天孤苦伶仃的感觉一生都伴随着他：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坐上他舅舅乔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然后在站台上和乔舅舅站着等火车，后来得到了一本小小的支票簿作为离别礼物。“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乔舅舅说，“尽管写张支票用。”这意思是和善的，但也带有一丝忧郁，一种分手的现实。在火车驶向图尼卡的途中，卡特利奇感觉到了以后生活的迷茫。

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卡特利奇和人们和睦相处，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欢碰到的和所写的人物。在《图尼卡时报》（Tunica Times）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经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图佩洛杂志》（Tupelo Journal）上还会做的事情——做各种事情，包括写消息，办差使，招揽广告，排字，犯错误，长学问，结交朋友。对该城的乡民来说，卡特利奇是一个专注的年轻人，真诚而且谦虚。他给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野心。野心，加上附着于野心之上的驱动力、冷酷的决心、出格的行为、超过老人越上顶峰——他母亲培养起来的而他父亲缺少的野心，对卡特利奇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点，特别是在南方农村。这里是遵守秩序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长者，维护过去。一个像卡特利奇这样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却表现出更优越、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与大多数普通的一模一样的受教育不多的乡民不一样，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时代的对立面，出自出租公寓的未来巨头，并不需要这样谨慎。在北方，规则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励的，活跃是被允许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碍和紧张心理的话，活跃经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丛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轻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样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来，更有可能在纽约获得大权，因为这些南方人是通过南方腹地平缓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这个假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开始于南方并且和乡村人民和睦相处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学会了奉承、哄骗、平易近人和伪装天真——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作是“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理解小城镇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对陌生人的疑心、对忠诚度的要求和由贫穷导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来说，对于在20和30年代沿着这种乡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轻攀登者来说，为了要在纽约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对手来，或许要走一段更崎岖的路程，面对更微妙的挑战，做出更多个人的调整，运用更多非武力的计谋和武器。如果一个人能和南方的乡民和睦相处，他就能和几乎任何人和睦相处。而且由于掌握了这种看起来天真的艺术，这种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别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纽约的管理阶梯。相反，他的同事却被他解除了武装，为他的胜利而高兴，惊奇有这种“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远。

所以，在密西西比起作用的东西也在曼哈顿起作用，但反之却不尽然。北方人的个人冲动是和南方不合拍的，南方人不容易接受它；南方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做法，联邦立法者后来才知道这一点。南方有自己的速度和风格，并且给南方人打上终生的印记。当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时，他们也会被打上这种印记。定居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当地的口音，而定居于北方的南方人却学不会。

所以，在图尼卡，卡特利奇过得不错。他结识的乡民，他在密西西比为之工作的小报，以及他后来在孟菲斯加入的大报，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地方故事和奇人怪事，使他后来几十年能在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周围或华盛顿某个南方参议员的后室里取悦他的同事和客人。卡特利奇在华盛顿最自然地去接近的政治家，是那些和他同样熟悉南方乡村的人，是那些体现南方的风格并且像他一样知道如何远离家乡制造奇迹的人。在华盛顿，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阿拉巴马的托马斯·赫夫林、得克萨斯的约翰·南斯·加纳、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F.伯恩斯最友好。他们信任他，向他透露消息，和他一起喝酒——特别是加纳，他后来成了副总统。伯恩斯成为国务卿后，他为卡特利奇提供了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卡特利奇谢绝了。比起政治生活来，卡特利奇更喜欢报人生活，尽管在他那里这两个世界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卡特利奇的举止像是一个政治家，言谈像政治家，假如他冒险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生活，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记得住别人的名字，记得住应对老朋友尽的义务，即使他结交了处在更有权位的新朋友，他也不忘老朋友。卡特利奇1930年加入《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时，他似乎认识了首都南部每一个村子里的人——酿私酒者，浸礼会牧师，旅馆侍者，二手车销售商；乡村编辑和法官；一位卡特利奇一次为报纸的社会版写了一篇谄媚文章谈到的密西西比妓女；一个叫作威利·特纳的擦皮鞋男孩曾是詹姆斯·特纳农场上的奴隶的后代。事实上，威利·特纳取此名是为了纪念卡特利奇的母亲。卡特利奇搬到孟菲斯后，每周和威利·特纳在一起两三次。每当卡特利奇的名字出现在地方报纸上——后来出现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纽约时报》上，他的这位朋友都会从顾客每天留下的各种报刊上把他写的文章剪下来，把它们粘到一个剪贴簿上，放在他的鞋架下面。

卡特利奇于1923年乘火车从图佩洛来到孟菲斯。幸运的是，在他进入《孟菲斯新闻》（Memphis Press）办公室前不久，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市的新任命的主编急于证明他作为决策者的权力——他当场雇用了卡特利奇。后来当该报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卡特利奇被解雇了，这使得他有机会拜访《孟菲斯商业之声》，并且直接进入它的主编、一个叫作C.P.J.穆尼的红脸色的活泼的爱尔兰人的办公室。当卡特利奇进入房间时，穆尼坐在他的桌后，用少了几只指头的手揉了揉眼睛。穆尼听了一会儿卡特利奇滔滔不绝的介绍，对卡特利奇出生于密西西比感到特别高兴，这是穆尼希望增加发行量的一个州。于是，穆尼又用他的残手揉揉眼睛，打断卡特利奇的话，挥手让他离开办公室，用卡特利奇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不耐烦的口气说：“好了，好了，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你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卡特利奇按这个方向走，很快他见到了一个面色红润的毛发浓密的男人，叫萨姆·卡亨，是城市版编辑。他以适当谦卑的口气说，他刚听穆尼说他能加入记者队伍。

“穆尼先生跟你说什么？”卡亨难以相信地问道，此前没有人告诉他要雇用什么新记者。

“穆尼先生说你会给我一份工作。”卡特利奇重复一遍。

“他对你这么说的？”

“是的，先生。”

“他确切的话是什么？”卡亨依旧充疑惑地问道。

“他告诉我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我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告诉他给我安排工作。”

卡亨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一开始每周25美元。”

这比卡特利奇在《孟菲斯新闻》挣得还多5美元，卡特利奇很满意，他发誓会证明他对卡亨先生是有价值的。几天后，卡特利奇有了这样的机会。当时穆尼在写一篇关于棉铃虫的文章，突然来到新闻编辑室，大声地问大家：“有谁知道，你们把那些研究昆虫的人叫作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穆尼蔑视地扫视一下房间，摇摇头。然后为了突出他的蔑视，他指着一个职员，重复了这个问题；这个职员回答不出，他又问另一个。他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一个接一个地问，越来越生气，一步步接近了萨姆·卡亨坐的地方。卡特利奇在另一边注视着，想到卡亨不会比其他人更聪明。所以，正当穆尼准备指向卡亨时，卡特利奇从远距离喊了出来：“是昆虫学家吗？”穆尼挥挥手，点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萨姆·卡亨松了口气。第二周，卡亨给卡特利奇涨了10美元工资。

卡特利奇在孟菲斯一直待到1927年，那时他的报道引起了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注意，胡佛向阿道夫·奥克斯推荐了这个年轻的记者。在胡佛当选为总统后，在卡特利奇加入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后，胡佛又向奥克斯提起卡特利奇。1929年夏天，特纳·卡特利奇28岁时，成了一名《纽约时报》人。

7

卡特利奇来到《纽约时报》时，阿道夫·奥克斯已经71岁了。他有点耳聋，显得对人冷淡，所以在编辑部很少见到他，以致他的每一次来访都成了一件大事，是相当令人激动不安的时刻，编辑们的脑袋一致地随着他在走道上的每一步转。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小个子，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一副非常挺直但虚弱的身材。报社里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年轻人因见到他而感到敬畏。关于他，关于他一言不发地似乎在大楼里飘荡的方式，关于他的出现、消失，几个月后再出现的方式，几乎有种神秘的东西，单是他的一瞥就足以证明他的存在。一天他和一些上了年级的女人站在报社自助餐厅的一边，其中一位女人问道：“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吗？”奥克斯缓慢地扫视一下拥挤的餐厅，看着向远方延伸的一大批人，然后温和地、戏剧性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是的，这些都是我的人。”

在最后的岁月，奥克斯的情况并不好。他脸面的左边下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过风的人，但他的问题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他郁郁寡欢，非常沮丧，以致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读报纸。他说过想把《纽约时报》交给托管人，并且不时地想到死。他已经建了两个大陵墓，一个在查塔努加，另一个在纽约市外。

家里的人称他的病是忧郁症，但他们并不理解其真正原因。1929年正是他成就的鼎盛时期，说他很忧伤，这貌似不合逻辑。他正受到大学校长们、国务活动家们和他一度作为印刷学徒工作过的城市的赞颂。查塔努加不久前用了三天时间来庆祝他成为该市的荣誉市民。伯德少将在南极的探险曾在《纽约时报》上有过系列报道，他刚刚以奥克斯和他的家族命名了冰川和湖泊。《纽约时报》此时在广告方面领导着世界的报纸，奥克斯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买下了一块57英亩的地产，建了一个有白色圆柱、17个浴室的宅邸。奥克斯是迎接和克服挑战、取得成就的化身，但现在似乎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消失了，似乎要用他的讣告来使他的故事获得生命了。

当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时，每天亏损1000美元，欠债高达3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1869年，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在一个叫罗斯·艾廷格的舞台美人的公寓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纽约时报》被雷蒙德的合伙人乔治·琼斯接管。琼斯曾因《纽约时报》揭露威廉·马西·特威德的腐败政治机器的丑闻而为《纽约时报》带来声望，但1881年琼斯背叛了共和党，不愿意支持詹姆斯·G.布莱恩当总统，遭到了许多共和党的广告商和订户的愤怒报复。《纽约时报》每年的利润从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前的18.8万美元掉到了5.6万美元，到1890年又掉到了1.5万美元。但造成衰败的原因不单是这个政治决策。在这些年里《纽约时报》也是经营不善的，在1891年琼斯去世后情况变得更糟。以《纽约时报》主编查尔斯·R.米勒为首脑的一个报业辛迪加接管了该报，最终导致它破产。正是在这一时刻，38岁的阿道夫·奥克斯用7.5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时报》。

他的这笔钱是从各个银行和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这些人对他在査塔努加的成就和他在纽约的计划印象深刻，而且也被奥克斯从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铁路所有者、部长、编辑甚至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那里求来的推荐信所打动。奥克斯曾经在查塔努加接待过克利夫兰，并且和他保持着联系。在给这位总统的一封信中，奥克斯解释说：

我正在谈判，争取在《纽约时报》的控股权，并且有美好的成功前景。我敬重地请求你给《纽约时报》出版公司的主席斯宾塞·特拉斯克回一封信，就你对我作为一个报纸业主的品质、总的个性以及我对公共问题的观点谈谈你的意见，这些已经由《查塔努加时报》的成功所证明了。

换句话说，说说你能就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勤奋的和有能力的业主所能说的。我愿意向你保证，我考虑的事业对我来说不是太大。我能够在财务和其他方面实现它。

在36小时之内，克利夫兰总统答复了奥克斯：

在你对《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中，你已经证明了你是如此忠实地坚持了民主党的原则，已经勇敢地支持了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安全的观念和政策，所以我应该高兴地看到你在更大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计划得以实施，如果借此你转移到大都市的新闻界，我祝愿你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功。

奥克斯对《纽约时报》7.5万美元的投资，不仅给他带来了同样数量的债券，而且还直接使他净获1125股股份，每股价值100美元，因为新公司的引资计划允许每购买1000美元债券拥有15股。而且按奥克斯和股东的约定，如果他能连续三年使《纽约时报》不欠债，他可以再得到3876股，使他的总股份达到5001股，也就是公司10000股的多数。给他的3876股暂时交第三者保管，因为当时公司认为他在四年之内拥有这些股份是不可思议的。但奥克斯对如何使这家报纸复活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他抓紧时间实施它们。很少有业主像他那样懂得报纸业务，由于他在新闻编辑和商业两方面的经验，他知道怎样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减少成本。

在他投资《纽约时报》之前，他对纽约进行了研究，有时他骑着从中央公园租来的自行车游览这个城市，他肯定这里有他设想的这种报纸的市场。纽约最成功的报纸，每份销售一美分——有普利策的《世界报》（World），它的晨报版和晚报版上总共发行60万份，还有赫斯特的《新闻报》（Journal），它的两版总共是43万份。这两个人活生生地体现了奥克斯所反对的在报道中揭发丑闻和感伤的特点。奥克斯的报纸，每份销售三美分，能够同他认为文笔不错但报道无力的《太阳报》，同对上流社会最感兴趣的《先驱报》（Herald），同铁杆共和党的反动的《论坛报》（Tribune）竞争。奥克斯想让他的报纸成为不偏不倚的和完美的，成为一份诉诸商人的日报，用他的话说，一份“在读者吃早餐时不会弄脏桌布”的报纸。他想要这份报纸“提供消息，而且是全部消息，以简洁的、有吸引力的形式，用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的审慎语言，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也要像其他可靠媒体那样及时地提供消息；公正地提供消息，不畏惧也不吹捧，不管涉及哪个党派、种族或利益”。

为了使《纽约时报》成为清楚易读的报纸，他购买了新字型，发挥了他在排印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他迅速地撤除了对言情小说的刊登，这是查尔斯·R.米勒为了引诱读者而不得已在《纽约时报》上采取的最后一招。相反，奥克斯要求报道财经新闻、市场报告、地产交易、法庭程序，以及其他报纸一直忽视的政府的即使是枯燥的官方活动。奥克斯想办一份记录型的报纸，在报纸的后面，用小号字刊登纽约每次火灾的报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直是《纽约时报》的方针。至今在《纽约时报》上，每一天仍能读到世界各地的天气状况，可观察到的卫星的名称，邮轮到达的时间，空气污染指数，主要演讲的文本，到白宫的官方来访者的名字，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的确切时刻。

奥克斯接手时，公园大道上时报大楼里只有两部电话，他马上准备装上更多的电话。他还不顾《纽约时报》某些愿意继续用笔写字的员工的抗议，安排购买更多的打字机（然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个例外，他精湛的书法比《纽约时报》的其他大多数人的打字更清楚易读，直到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一直坚持亲笔写他的戏剧评论）。奥克斯的妻子伊菲吉妮，一个博学的女人，曾在查塔努加写过书评，劝说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些评论。但奥克斯不是一个文人，他要求他的评论编辑把书籍当作消息，在评论时即使不受约束，也有义务谦恭有礼，因为奥克斯总是担心触犯别人。除了他觉得摒弃也无大碍的社论版外，他让他的报纸少发表意见。可以肯定，他迁就了他的图书和戏剧批评家，他没有用不正当手段干预他们的工作，但当一场演出在《纽约时报》上受到严厉批评、一位作家受到谴责时，他总感到难受。在发表那些和《纽约时报》意见不一致的读者来信时，奥克斯几乎是有一种受虐狂似的快乐。“给编辑部的信”不是他的发明，但他使这些信有了一种铺张的表现，他精明地认识到它对提高《纽约时报》的利益，进而证明《纽约时报》的公正性是有价值的。然而，他最明目张胆的促销行动是资助一项竞赛奖励。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如果有人能写出一个十个词的口号比这个更好，奖励100美元。这个口号受到了讽刺、嘲笑、怀疑，但也引起了纽约周围敌对的编辑和各种读者的广泛讨论，总共收到了两万条建议，其中150条在《纽约时报》上得以发表。被唯一一位评委——《世纪》（Century）杂志的编辑挑选出来的获胜口号是“囊括世界所有的消息，但不是一个丑闻学校”（All the World's News, But Not a School for Scandal）。然而，虽然奥克斯支付了100美元奖金并因引起公众注意而感到高兴，但他还是认定更喜欢他自己的，所以他一直坚持用他的口号。

奥克斯接手三周后，《纽约时报》出版了它的第一个有插图的星期天杂志，这份带有网板印刷的照片、美观的副刊很快在读者中流行起来。它专门刊登这样一些事件，如歌剧季开幕、赛马表演、纽约的美好生活，偶尔也展示海外的王室，如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活动，为此奥克斯用了16页，50幅照片来呈现这场盛典。

阿道夫·奥克斯既是一个内心充满勇气的人，也是一个外表上重礼节把每一个人都称为“先生”的人。他甚至在给他的职员讲话时也称他们为先生，并且坚持要求《纽约时报》在第二次提到某个人时也要这样称呼，这一政策在《纽约时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涉及罪犯或运动员时例外。所以，奥克斯先生开始在纽约取得了成功，他的报纸开始在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中找到了读者。但后来随着美西战争爆发，奥克斯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在这场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反对美国介入古巴事务，强烈要求麦金利总统谨慎行事。然而，缅因号战斗失利，《纽约时报》突然和愤怒的公众不一致了，而且它也正在被其他报道这场战争的报纸，主要是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的激烈风格所压倒。奥克斯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同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他们正派出大量的记者、摄影师、特写作者和艺术家去获得亲眼所见的叙述和对英雄及恶棍的速写。《纽约时报》的报道仅限于美联社的电讯和《纽约时报》两位记者的邮件通讯。奥克斯知道，如果他想增加报纸的发行量，退一步说，如果他想保住他的发行量，他就不得不尽快想个法子。

正是这时，他决定把《纽约时报》的价格由三美分降低到一美分。他的编辑们感到惊恐，警告说《纽约时报》正在落入浮夸的廉价报纸的行列。但奥克斯坚持认为《纽约时报》会保持它的尊严，一美分的报纸无疑会吸引更多可敬的读者，如果《纽约时报》的价格降低的话，他们会转而阅读《纽约时报》，或者除了其他报纸外还会阅读《纽约时报》。奥克斯也许还感觉到了普利策和赫斯特由于过分竞争地报道美西战争而面临的资金困难。有一些传闻说，普利策和赫斯特希望能达成一致，双方的报纸都涨到两美分。但在奥克斯降低《纽约时报》的价格时，普利策和赫斯特就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了。如果他们不顾奥克斯的情况而涨到两美分，奥克斯也许会跟着他们涨，但也许直到他牢牢地稳住一美分市场时才会这么做。所以，普利策和赫斯特不得不坚持住。他们在20年里都不得不这样做，直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成本非常昂贵，这三个业主都不得不收取两美分。但到那时，奥克斯的报纸已经领先了。

仅仅一年的时间，从1898年9月到1899年9月，奥克斯的一美分版每天的平均发行量从25726份增长到76260份，广告量也快速增长。1901年奥克斯的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1912年达20多万份，1915年达30多万份。奥克斯的工作人员，在主编卡尔·范安达——是奥克斯在1904年从《太阳报》挖过来的——的领导下，出色地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他们在战前出色地报道了航空和极地探险、金融和政治一样。《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家公布并资助古吉尔莫·马可尼[74]的报纸，并且由于马可尼的无线电服务，《纽约时报》获得了美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独家报道旅顺港海战的权利。

尽管《纽约时报》像其他大多数报纸一样，都忽视了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飞行，但自那时起卡尔·范安达坚持报道不间断的积极进取的航空事业。当《世界报》拿出一万美元奖励从奥尔马尼到纽约的飞行时，范安达深信格伦·柯蒂斯会赢得这笔奖金。他专门为《纽约时报》记者租了一列火车，指示他们沿哈得孙河跟着柯蒂斯飞行。《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做了，结果他们比《世界报》的记者更详细地报道了柯蒂斯的飞行。《纽约时报》本身也资助了许多在美国国内的飞行，并资助了几位探险者，最著名的是1909年4月的北极发现者海军准将罗伯特·E.皮尔里，1911年12月的南极发现者罗纳德·阿蒙森。1912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全都专用于报道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不仅是范安达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而且还增强了奥克斯日渐增长的特权。他的报纸正迅速地扩张，以致他在1913年不得不撤离第四十二大街上的不规则四边形的22层的瘦高的时报塔楼（他于1904年从公园大道搬进了这座塔楼）把他的大部分业务转移到第四十三大街上的一座新楼里。自那时起这座新楼不断扩大，今天仍然是《纽约时报》的总部。

奥克斯曾借了250万美元来建造他的塔楼，建这座塔楼是受了佛罗伦萨乔托钟楼的启发。奥克斯离还清贷款还很远。1913年，作为他的扩张的一个代价，他不得不购买新机器并且占更大的地盘；由于他的一个信贷者——平等人寿保险公司突然受到一个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处境更复杂了。《纽约时报》完整地报道了这次调查，许多报道是由一个叫作珀西·布洛克的记者写的。一天，一个戴着巴拿马帽的小个子来访问布洛克，布洛克停下工作用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个人就这次调査提出的问题，但一个新雇来的编辑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却因布洛克的谈话耽误了写报道而生气。他跳起来，快速走过通道来到布洛克的桌边，挖苦说：“布洛克先生，你可以再找时间来接待你的朋友。我马上要有关保险的报道。”布洛克提高声音说：“很抱歉，伯查尔先生。”然后朝那位戴巴拿马帽的人点点头，又说，“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下奥克斯先生。”伯查尔握握手，但仍然不耐烦地对布洛克说：“快完成这篇报道，老弟，别胡扯了。”奥克斯向伯查尔道歉，解释说他不知道发稿时间如此之紧，然后平静地离开了新闻编辑部。

然而，奥克斯仍然关心他和这家保险公司的牵连，以及如果赫斯特或普利策的报纸发现《纽约时报》欠平等公司的钱，他们会写些什么。最后，奥克斯接触了马塞勒斯·哈特利·道奇，这个于1896年曾借给奥克斯10万美元的工业家族的一员，现在已拿出30万美元的贷款来帮助奥克斯还平等公司的钱。然而，奥克斯要拿出他的《纽约时报》的绝大多数股份作为担保。这些股份要在道奇的保险库里存放11年。1916年当道奇需要钱时，奥克斯偿还了这笔贷款。这次交易一直保密到奥克斯去世后的几年。

1916年春天，奥克斯58岁，他已经担任《纽约时报》业主20年了。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一个小小仪式。在仪式上他得到了一个装饰华丽的并且有手绘图案的本子，颇有中世纪的风格，里面是职员们的赞辞。当天向他表示祝贺的一些人，是在他买下《纽约时报》以前就在这里工作的——例如社论版主任查尔斯·R.米勒，一个身材高大并且笨重的人，留着白色的范戴克式的胡须；爱德华·奥古斯特·迪斯马，一个在1877年比米勒晚两年加入《纽约时报》的长得圆乎乎的老人，喜欢吹嘘自己从1851年《纽约时报》创办那一天起一期不落地读过每一期；还有路易斯·威利，奥克斯的商务经理，一个个头不大但精力充沛的吹捧者，他总是说奥克斯爱听的话；本·C.弗兰克，奥克斯的公司秘书，一个作为心腹的表兄弟，是从查塔努加带来帮助家族监督生意的；亨利·洛温塔尔，奥克斯的金融编辑，曾给奥克斯出主意定期发表一个名人栏目“购买者的到来”，建立《纽约时报》同零售商和服装产业的广告商的联系；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一个腿部有严重残疾的人，一个学者和文人，每天为《纽约时报》的社论版选一首诗，还写一种不署名的散文“时报话题”，在他死后由各种作者继续写了几十年（包括那些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展示写作才华并赚得每个专栏25美元报酬的送稿生）；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奥凯斯悄悄地慢慢逐渐减少“话题”的发表，今天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的创举几乎已经完全从《纽约时报》上消失了。

当然，参加1916年在奥克斯办公室的庆祝仪式的还有卡尔·范安达。范安达像查尔斯·R.米勒等一些高级助手一样，也是一个股东。奥克斯为范安达感到自豪，承认他的天才，但奥克斯有时也对范安达的权力和名望感到害怕和愤懑。奥克斯有一次向他特别喜欢的一位青年《纽约时报》人坦白了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这个人正在写奥克斯个人思想的传记。例如，传记提到1915年7月7日，在庆祝米勒在《纽约时报》工作40年的大型午餐会上，奥克斯站起来称赞米勒一番后，觉得不得不对同样坐在讲台上的范安达恭维几句，称范安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但这位传记作者接着说：“我知道奥克斯先生经常不满意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打算限制他在组织里的权威，策划另一个人来反对他。如果另一个人能做同样的工作，同时能同样承担范安达所确定的卓越的战斗任务的话，我也许有意朝这个方向进行下去，但我已经更多地进入了编辑领域，而不是新闻领域。”

这个传记作者叫加雷特·加勒特。他是一个聪明的很有主见的编辑，有一种幽默感和超脱感，蓝眼睛，特征明显，衣着有一种雅致的风格。加勒特37岁，或许是《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奥克斯对他敏捷的头脑有深刻印象，这种敏捷的头脑经常挑战《纽约时报》老编辑的思维。奥克斯还喜欢加勒特不像其他人那么盲目地亲近英国。1915年有一些传闻说，《纽约时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英国利益控制的，伦敦《泰晤士报》的诺思克利夫子爵[75]几乎能够支配奥克斯对英国友好和对德国敌对的政策。奥克斯对这些传闻非常敏感。实际上，奥克斯像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在1915年是中立的。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欧洲的事情，并不想让美国陷进去。《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1908年采访了德皇威廉二世大帝，称这位德国领导人蔑视英国，并预见德国总有一天会向英国开战。阿道夫·奥克斯在征求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后，决定不发表这篇采访，认为它无疑会激怒美国的舆论。奥克斯和罗斯福都认定，爱冲动的德国皇帝实际上并没有表明他在采访中所说的全部意思。奥克斯并不想要他的新闻栏目里有激情。他想让《纽约时报》客观地报道英国和德国双方的消息。但1915年他的一些编辑在情感上是不能这样完全客观的，由于奥克斯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他还不愿否决像范安达这样的人的意见，所以对消息的处理微妙地倾向于对英国有利。“《纽约时报》发表了大量亲德的材料，然而，报纸累积起来的效果却是极其反德的，”加雷特·加勒特于1915年6月29日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你在哪一天都不能证明它。这种持续的效果来自于日复一日地无意识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对新闻价值的评价——即，相比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内容，人会对受重视的内容投入更多兴趣和注意。”一天晚上，加勒特来到新闻编辑部，问范安达的助手、英国人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是否知道编辑力量如何控制新闻展示的。“是的，我知道，”伯查尔说，“让我定标题就行，我不关心谁控制着编辑部。”

这一时期使奥克斯感到麻烦的另一个主题是反犹主义，他亲身感受到这种东西正通过敌对的邮件大量地向他发来，以致他最终决定在通向他的办公室的走廊上安排一个警卫，在时报大楼主回廊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在一些信件上，《纽约时报》被说成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1915年的一天，奥克斯告诫他的城市版主编阿瑟·格里夫斯不要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关于发起援助欧洲战区犹太人运动的呼吁太大的版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奥克斯说，“他们努力保留犹太人的特点和传统，使犹太人不融入脱离其他人，然后又抱怨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不同于其他人。我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宗教——我想看到这种宗教能得到保留——但对犹太人传统我只想保留这么多。我和布兰代斯不一样，”奥克斯接着说，“他成了一名专业的犹太人。几年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犹太运动。当威尔逊总统组建内阁，有人告诉他内阁应该有个犹太成员，并提议布兰代斯做司法部长，威尔逊回答说，‘但他并不是犹太人。’而当布兰代斯听到这话之后，他显然决定变成个犹太人。”

1915年美国日渐高涨的反犹主义还表现为关于佐治亚州一个叫利奥·M.弗兰克的犹太人工厂老板引人注目的和有争议的谋杀案上——这个事件在《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广泛报道。弗兰克被指控在1913年杀害了一个14岁的女工，因为她极力想得到少付给她的但她应得的1.2元工资。由于这些事实值得怀疑，佐治亚的州长把弗兰克的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引起了暴民的强烈敌意，以致州长本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他不得不呼吁民兵来保护自己。1915年7月，同狱的一个犯人砍伤了利奥·弗兰克，但未能杀死他。于是一个月后一名暴徒闯进了监狱，抓住了弗兰克，把他装进一辆汽车带到100英里远的邻近这位女工住处的地方，在那里把他吊死在了一棵树上。他的死引发了犹太人集团和其他许多人的强烈抗议，所有这些都被《纽约时报》以平静的方式报道了，《纽约时报》也曾同样平静地报道了导致暴徒行动的事件，包括对当时在佐治亚州猖獗的反犹情绪的描述。奥克斯对这些事实没有含糊其辞，也没有对他的报纸发表这些事实的义务含糊其辞，但这些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冲突和黑暗的感觉。

尽管奥克斯在他的编辑们面前表现出他对弗兰克的品格没有深刻印象，但他相信弗兰克是无辜的。奥克斯有一次说，如果没有在绞型台上最后为自己伸冤的机会，利奥·弗兰克这种人会感到不甘。奥克斯总是力图从多种角度来看事情，他说他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佐治亚人会因弗兰克案件的处理而愤怒——大量的金钱和宣传从外面注入了这个州；州长在离开办公室一两天前做出了减免死刑的决定，州长以前是维护弗兰克的犹太人工作小组的成员；审判弗兰克的合法性以前已经被各级法院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所批准。然而，奥克斯曾希望佐治亚州反犹的情绪不要像在报道中那样强烈，他声明佐治亚州是他作为一个南方人能理解的地方。但他的判断突然因暴徒对弗兰克处以私刑而动摇了。暴徒的领袖是奥克斯的一个私人朋友的兄弟。

奥克斯从办公室消失了几天。后来他又回来了，精神状态似乎好一些。但在1916年5月，加勒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应该休息一年。他的精神非常糟糕。任何小问题都能把他搅得心烦意乱，然而如果这些问题不经他建议而解决，他也不高兴。他总是坚持事必躬亲，无论是过问还是不过问，似乎都是一种痛苦。我认为他开始感觉到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太庞大、太难操纵了，靠一个人的事必躬亲是不行的。”此外，当奥克斯不在时，加勒特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从日常的编辑会议上消失了。“我们无法肯定他的思维过程，然而他具有一种总能看到其他方面的能力，激起讨论、研究和再研究，他亲自处理的结果比他不在时所处理的结果要好得多。在米勒先生理事时，他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抑制讨论另一方面的努力。他的头脑是封闭的。他的头脑比奥克斯的头脑好使，但它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奥克斯先生虽然在用逻辑论述观点时有所欠缺，却更有洞察力，他能看出双方的正确与错误。他宽容反对派的人性弱点。”

1916年6月，加勒特退出了《纽约时报》，使奥克斯感到非常震惊和后悔。奥克斯把加勒特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这个决定是不是不可改变的。加勒特回答说，他已经对他的决定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加勒特准备去《先驱论坛报》，一家正在创办之中的报纸；《纽约时报》已经成型。加勒特说，多亏奥克斯的才华，《纽约时报》才能创办得如此之好，如此稳固，以至于人们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加勒特坦白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做事情，对《纽约时报》做任何事情——任何新的事情——都是很难的。

“但你在《先驱论坛报》将不会像在这里那么舒服。”奥克斯说。

“我不要舒服，”加勒特说，“麻烦在于我在这里太舒服了。舒适就是自杀。”奥克斯似乎感到奇怪，加勒特突然问道：“为什么你不买下《邮报》（Post），以一种文化品位很高的报纸的成就来使你的生涯完满呢？”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奥克斯有同感地回答说，“我经常想到这一点。我能够在《邮报》上做一番大成就。单是我买下它的声明，就会给它的价值增加一百万美元。我完全知道我应该用它做什么。我只是想利用美联社的新闻，不想更多地操心新闻版块。但我想把更多的钱用在通讯的特写，关于艺术、音乐、文学和政治的文章上。请告诉我，这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

“它不会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加勒特说，“但那又如何呢？”

“它会分散我的精力，”他回答说，“这样一来它就会损害《纽约时报》。”接着奥克斯似乎回忆起了加勒特认为《纽约时报》已经成型的观点，又说：“我在这里还没有开始。”加勒特想，这就是奥克斯的梦想——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对《纽约时报》做，但实际上奥克斯害怕做更多的事情。

“虽然你没有意识到，”加勒特说，“但你的勤奋和天才所创造的这个大机构的传统，限制了你自己的表现。”

奥克斯拒不相信这一点。相反，他谈到了《纽约时报》光明的未来，《先驱论坛报》的竞争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但更多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他离开《先驱论坛报》后更幸福——他写书，也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批评文章，借此在全国赢得名望。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在1918年底，加勒特辞职两年后，奥克斯已经达到了他情绪沮丧的最低点，在那之后他只有过一丝好转。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件造成了奥克斯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或许就是读者对查尔斯·R.米勒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的一篇社论产生的压倒性负面反馈。此时德国人显然在欧洲快失败了，欢欣鼓舞的范安达，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他的记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他们采访下一次战斗和协约国胜利的位置。1918年9月15日星期天，他给在家里的奥克斯和米勒打电话，声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始”——奥地利已经提出开始“不具有约束力的”和平议程。米勒对范安达的热情做出回应，在他的家里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社论，通过电话把它发到办公室。米勒的社论主张考虑奥地利关于“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和平的建议，并且说：“理性和人性要求我们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会谈的情况以超常的说服力和力量展现出来，为交换看法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可以清除过去的和最近的误解……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提议将被拒绝……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场战争中血流成河、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它所造成的灾难，亿万心灵因为它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或好战大国的某些人没有灵魂的邪恶，才会阻碍或者挫败这种会谈的目的。”

《纽约时报》的所有人，不管是米勒还是范安达或者奥克斯，都未能预料到这篇社论引起的反应。突然间，来自全国的数百的电报、电话、公开声明和信件集中到时报大楼，指责《纽约时报》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应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美国的侵略主义者谴责《纽约时报》“打出了白旗”，《先驱论坛报》在“读一份美国报纸”的口号下开始了增加发行量运动。据说威尔逊总统对这篇社论很生气，他要求他的助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传送到了欧洲（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天之内，强烈的反应从伦敦和巴黎、罗马和比利时传到了《纽约时报》。在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公开谴责《纽约时报》。这个俱乐部是由许多有影响的和有权的纽约人组成的，奥克斯曾经想争取他们的好感。对《纽约时报》来说幸运的是，人们的情绪在一周左右后冷静下来了，没有发生公开的谴责，但这个插曲使奥克斯心烦意乱。他感觉到整个报社正在垮掉；他的所有工作，他多年对正直思维和公正行事的贡献，现在突然地被一篇他在发表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的社论所葬送。正常情况下，查尔斯·米勒的社论，会以长条校样的形式被米勒或社论版的其他编辑重新阅读，也许还被奥克斯重新阅读。但由于米勒是在长岛大内克的家里写这篇社论的，由于奥克斯在纽约乔治湖的夏天别墅度周末，由于周末值班的社论版其他编辑以为米勒的文章没有什么使人吃惊的东西，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把这篇社论发表了。

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1918年12月，伊菲吉妮·奥克斯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纽约时报》工作，仍旧穿着他的靴子、靴刺以及其他当时作为炮兵的少尉在战地所穿的制服。奥克斯派苏兹贝格下楼去见麦卡内尼。接下来的一年，麦卡内尼帮助苏兹贝格在纽约的工厂以及《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特明纳尔大楼的纸厂实习。到1921年，苏兹贝格显然已经了解报纸业务了。乔治·麦卡内尼对范安达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而且他本人在《纽约时报》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便辞职了，后来成了纽约运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将来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是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继承奥克斯的最高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克斯本人把握不准他们哪一个会成为更好的业主。他们是很不相同的——苏兹贝格似乎更谦虚，更敏感，更谨慎，坚持传统；阿德勒，一个宽肩膀、胸肌发达的年轻人，留着一个小八字须，是咄咄逼人的和直率的。奥克斯喜欢阿德勒，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但对阿德勒能否忠诚地实现奥克斯计划的能力和愿望有些怀疑。奥克斯最终决定把他的接班人事情留给他的女儿和这两个人。他给每个人一票，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选择他的接班人。只要他的女儿婚姻幸福，苏兹贝格的票数就会是两比一。

在过渡期间，奥克斯观察了这两个人的表现——苏兹贝格的责任首先是在编辑方面，阿德勒的义务在经营方面。奥克斯把伊菲吉妮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女士来培养，伊菲吉妮应该待在家里，生育孩子，她做这事相当迅速。1918年12月，她结婚13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玛丽安。1921年在奥克斯3月12日生日时，她有了第二个女儿鲁思，后来在1923年又有了第三个女儿朱迪思，最终于1926年有了一个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阿德勒在1922年娶了旧金山的巴巴拉·斯泰特海默，在1924年有了一个儿子小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又有了两个女儿巴巴拉和南希。到20世纪50年代，苏兹贝格和阿德勒的孩子们（只有朱迪思·苏兹贝格是个例外，成了一个医生）都为家族的事业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也为《纽约时报》工作，他就是鲁思·苏兹贝格的第一个儿子斯蒂芬·阿瑟·奥克斯·戈尔登，一位19岁的记者。

一个非常沮丧的人在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或繁荣时期，比在多雨的日子或世界似乎黑暗的时期，更能感觉到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解释在一生的晚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阿道夫·奥克斯神秘的个性变化了。奥克斯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早晨阅读报纸，写备忘录，发布指示。卡尔·范安达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查尔斯·R.米勒去世了，这意味着奥克斯在回应每一种冲动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人要考虑了。他现在让他的白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沿着头的两边往后梳，模仿乔治·华盛顿。他曾听欧洲的某个人说，他看起来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奥克斯已经卖掉了他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住宅——这个住宅里塞满了伟大艺术家、音乐家的大理石半身像，海外旅游的小纪念品，奥克斯家族及亲戚的数不清的照片，包括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的照片——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及一帮仆人，有时（在他的坚持下）也和苏兹贝格全家生活在怀特普莱恩斯的带廊柱的豪宅里，那里有大宴会厅和蔓延的草坪。奥克斯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金碧辉煌里。从他豪华的书房里，他能够透过一个大窗户，看到他的叫作希兰代尔的57英亩庄园的一部分，这个庄园包括一个私人的湖和船坞，一个园丁的小屋和绿房子，还有其他小建筑和动物圈栏。他养了一些玩赏动物以及猪、火鸡和小牛。除了会被杀掉的小牛，他给所有动物都取了名字。奥克斯夫人现在成了一个胖胖的快乐的小淘气，长着长长的白发，让一个仆人很少去做别的事，只是悉心照料狗。奥克斯夫人偶尔亲自为宠物开晚会，邀请她的孙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参加，一视同仁地给狗喂饼干和热狗。

在林白绑架案[76]发生后，奥克斯雇用了一个保镖来保护庄园，免遭对孙子们的可能的伤害，他还坚持把他们送到欧洲待一段时间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奥克斯决心保护奥克斯家族的未来，同时又享受眼前的好时光。大萧条对他在精神上没有多大影响，似乎使他感觉更好一些，或者说可能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而且也没有给他造成财产损失。他40多年前在查塔努加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地产投机体验之后，他已经不向与他的生意无关的事情投资了。在30年代他一度把他雇员的薪水削减了10%，但这不过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的严峻局面造成的。《纽约时报》没有哪个雇员在查塔努加或纽约被解雇。然而，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气愤，他放弃了他毕生的民主党保守主义，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选举前支持罗斯福。此时由于普利策家族把《世界报》出售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奥克斯也非常烦恼。他的确不想让《世界报》的各种版本符合他的口味，但他希望它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独立。当奥克斯听说《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和星期天版不再办了，《世界晚报》（Evening World）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电讯报》合并时，立即缩短了他在檀香山的假期，尽可能迅速地返回到纽约，但这项交易已经完成了。奥克斯在下一周用了大部分时间对他的编辑们大谈，假如是由他负责的话，他会如何拯救《世界报》。

这一时期奥克斯的自负和乐观主义还表现在赛马上，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也许被看作是衰老的迹象。他让一些重要的人物到萨拉托加的比赛场上，从不想赌到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他的客人输掉赌注——奥克斯为每一个人都提供赌注。他还为每一个人挑选马匹。在每一次比赛前，在征求了《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一个叫布赖恩·费尔德的快活的年轻人的意见之后，奥克斯会为每人在一些可能取胜的马上下5美元的赌注，然后给他的每位客人指定一匹马。客人如果根据马的名字、颜色、号码或出于其他理由不接受所指定的马，奥克斯再重新安排。他想让他的客人高兴。如果一位客人的马赢了，客人就把钱都拿走。客人只会赢，不会输。由于大家都知道萨拉托加赛马场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匹的坟墓，因此通常在每一次比赛后奥克斯的包厢里都有获胜者。奥克斯一方总是一帮高兴快活的人，只有奥克斯夫人是个例外，她不喜欢赛马，是因为职业赛马骑师鞭打这些马。

布赖恩·费尔德作为《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的工作之一是使奥克斯夫人相信这些马并没有受到残忍的对待。他一再解释说，赛马骑师的鞭子只“发出响声”，是一种做得非常松散的短鞭，它只是发出“啪”的响声，但并不打在马身上。奥克斯夫人仍然不相信。费尔德的其他任务还包括为每一个客人的马做记录，在每一次比赛前买票，收集所有赢得的钱。这经常是一种困难的和混乱的工作，特别是客人们在奥克斯刚分派完后就决定换马。但费尔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成了《纽约时报》大老板的好朋友，这个大老板甚至是《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都没见过的。

萨拉托加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奥克斯和六个客人来到这里，坐在一个包厢里，紧挨着芝加哥的约翰·D.赫茨的包厢，赫茨是电影和银行、出租车和赛马的百万富翁投资者。费尔德非常熟悉赫茨，赫茨欣赏费尔德几年前曾努力说服威廉·伍德沃德派他的冠军加兰特·福克斯去参加赫茨在芝加哥的阿林顿公园的比赛。费尔德给奥克斯介绍赫茨，并听了他们一会儿友好的谈话。赫茨问奥克斯下一场比赛他要在哪匹马上下注。奥克斯转问费尔德，费尔德已经下过了赌注。费尔德知道下一场比赛，以两岁的小牝马为特色，由于参赛马匹数目庞大，奥克斯下的七注里没有包括赫茨挑中的马。

“好的，”赫茨柔和地说，“我想我的马在这里有机会了。”

奥克斯没有理解赫茨的话的意思，但布赖恩·费尔德知道赫茨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很少透露关于他的马的消息，于是激动起来。他偷偷地把他的感觉告诉了奥克斯，但这位业主犹豫起来。后来一位客人注意到赫茨的马是一个有30比1的赔率而不大可能获胜的马，奥克斯想让他的客人高兴，转向费尔德，告诉他给赫茨的牝马上押五美元。

费尔德从通道上挤过拥挤的人群，跑向售票窗口。还有几秒钟比赛就开始了，他没能走到窗口前，就已经听到了铃声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赌注登记经纪人用石板啪地关上了下注的窗口。费尔德垂头丧气地回到包厢，观看赛马转圈跑起来。当费尔德来到奥克斯身边时，赫茨的牝马已经领先其他马不费劲地跑过了终点线，奥克斯和他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按30比1的比例，五美元赌注，他们已经赢了150美元。奥克斯宣布，由于赌注是事前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下的，所以他们会平分这150美元。

约翰·D.赫茨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一下费尔德，感觉到有某种事情不对头，他问道：“你下注了吗？”

“是的，先生。”费尔德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因为奥克斯转过来听他们谈话。

在激动过去后，客人们又坐了下来，赫茨仍然觉得费尔德的举止有点儿令人不安，问他出了什么价。费尔德说30比1。

“你应该做得比这更好，”赫茨说，“这匹马的赔率有所上涨，最后大致在40或50比1。”

奥克斯没有注意这次交谈，对此费尔德是感激的。但他也不安地想到，尽管他已经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50美元，但赫茨却认为他干得不好。下个星期一，赛马场上更平静些，奥克斯没有来，费尔德见到了赫茨。他解释说，赫茨暗示他是一个笨蛋，只下了30比1的赌金，他本可以下40比1或者更多，这使他作为一名赌马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后费尔德给赫茨说了全部实情。赫茨非常开心，最后他说：“费尔德，我也会这样做的。奥克斯先生是一个伟人，他喜欢你。”

1933年2月在棕榈滩，奥克斯和他的妻子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一个月后奥克斯就75岁了，各个报社都和他联系，问他对自己和世界的状况有什么评论。奥克斯决定坐下来，为新闻界写一篇声明，是以他相当摇晃颤抖的字迹写下的：

阿道夫·S.奥克斯，《纽约时报》的控股人和业主，今天75岁了。他于1858年3月1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安静地在这里和奥克斯夫人、他唯一的孩子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及她的四个孩子庆祝这一天……

奥克斯先生身体健康，活泼敏捷。他了解《查塔努加时报》和《纽约时报》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问题，37年来他一直是这两家报纸的唯一所有者。他还一直关心美联社的事务，35年来他一直是它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奥克斯先生……深信不疑，美国正在恢复正常，并且会继续繁荣下去。他说我们将会从这个国家目前正深陷其中的混乱当中走出来，就像在过去那许多悲观主义者洋洋得意，觉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政府注定要走向毁灭、各国都将遭遇厄运的日子中，我们同样拥有很多机会。

美利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坚定、强大，比任何时候拥有的前景也更光明。我们还没有深入挖掘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最终资源、我们的工业、我们发明天才的土地。对现在来说，我们正在从冻结的金融、疯狂的投机和不正常的贪婪的野蛮的放荡中恢复过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富裕的责任感，暴发户的流行病横扫全国。但我想这种形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在清醒过来，痛苦地使我们的家园恢复秩序。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的体验将教育人们，认真、小心和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就像在身体健康上一样是必需的，十诫和山上宝训是不能忽视的，也是不能忘记的。它们应继续是我们人生哲学指南。现在正潜伏着的崇高纯洁和理想主义，将为了我们孩子的和平和舒适而被唤醒，这将是对我们苦难的充分补偿。

两年后，在去世前的那天，阿道夫·奥克斯坐火车驶向査塔努加。陪伴他的是一个护士和他16岁的外孙女玛丽安。玛丽安六年后嫁给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奥克斯坚持说他在查塔努加有生意要照顾，他拒绝让苏兹贝格或阿德勒代他去那儿。他说，茱萸在洛克沃特山上盛开，他想再去看看。他还想去访问过去的一些熟悉的地方、朋友和亲戚。

在查塔努加，奥克斯在1882年——当时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奋发向上的年轻业主——买下的布局凌乱的砖房里过夜。现在这座房子是他的妹妹哈里·阿德勒夫人和她全家居住。在下午和晚上许多来访者来拜访奥克斯，总是说他看起来气色多么好。第二天早晨他在《查塔努加时报》的工厂散步，和新闻编辑部的职员和排版室的印刷工握手。奥克斯和该报总经理，也就是他弟弟米尔顿的儿子阿道夫·谢尔比·奥克斯，和一些编辑、护士坐了一会儿。他们围着桌子进行了时间不长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侍者拿来了菜单，这些人研究了一番。

“你认为我们该来点儿什么，阿道夫？”米尔顿问道。他的哥哥没有回答，米尔顿抬起头来一看，发现阿道夫的脸色变了。很快阿道夫倒在了桌子上，失去了知觉。他脑溢血发作，再没有醒过来。

1935年4月8日奥克斯去世，享年77岁。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有其他几百位领导人发来唁电。美联社在全世界的电讯静默两分钟。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社和工厂都关门一天，纽约市降半旗。伊菲吉妮和阿瑟·苏兹贝格把遗体带回纽约，4月12日，奥克斯被安葬在纽约希望山的以色列圣殿公墓，离他的希兰代尔庄园不远。

8

奥克斯去世一个月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业主。他44岁，已经在报社干了18年。在他晋升后的那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声明，他决不会背叛奥克斯的基本原则，但私下他告诉编辑们，一年之内报纸会有一些变化。家长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劳工组织比以前更强大，他们极力想拉拢《纽约时报》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参加工会。苏兹贝格反对这样做，尽管他不反对工联主义，但他不想让他的职员和一个“除了同为美国人之外还有其他共同特征”的集团关系密切。他同意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面前作证，愿意如实表明他的立场。他在自己的马甲口袋里放了一个小纸条作为对自己的提示。他在上面写道：“保持冷静，微笑，不要显得精明。”他微笑着度过了四天的听证会，他没有屈服于报纸协会的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非分要求，但也决不对抗劳工领袖。他的绅士举止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财产。

在《纽约时报》，苏兹贝格的地位稍微有点超然。他的一些高级编辑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奥克斯的女婿，但苏兹贝格尽量谦和地承认这一点。他的一些公共讲演是这样开头的：“也许你们奇怪我是如何成了一个大报的业主的。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套路：早起床，努力工作，并且娶老板的女儿。”

他喜欢展现他自己的这一面，轻快幽默的和稍微自我贬低的一面，这一面尽管讨人喜欢，但不会显露太多他的真实面目。在家里，他的举止有时也像是令人愉快的客人，讲滑稽故事，说双关语，用聪明的小礼物或小发明使家里的人感到惊奇。一天晚饭后，一个仆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块蛋糕，苏兹贝格说这标志着伊菲吉妮拒绝他起初的结婚提议的日子。蛋糕上的糖衣上写道：“只给A.H.S.（苏兹贝格）”苏兹贝格拿了把刀子，为自己切了一块，然后把蛋糕绕着桌子推过去。剩下的蛋糕却是用木头做的。

还有一次，在苏兹贝格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要求他们都贡献一些个人轶事，出版一本关于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书，收录一些回忆。他们的孩子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就决定自己做这本书。当这本有漂亮的皮封面的书完成后，他给每个家庭成员都送上一本，书名是：《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幽默故事选集》。书的开头是：“在我的孩子们帮助下，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汇编成册。随着时光流逝，你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趣而值得一读的，可以回想起一些插曲。”而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却是空白。

他很少忘记生日和周年纪念日，在他送出的贺卡上他通常都聪明地画上一个插图或写上一首打油诗。他经常因为不能参加他哪一个孩子的毕业典礼而给他们写上一封温情的信。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他有时看起来像和他的孩子们最亲近。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内心紧张可由他偶尔脸上的皮疹、由他长时间的沉默和他夜里喝酒的方式所证明，但他从不会喝醉。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威严而且世故，是浪漫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对象，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专心的业主。在他的领导下，《纽约时报》繁荣程度超出了奥克斯的想象。但在奥克斯的名义下将成功隐藏起来，是苏兹贝格负担的一部分，别的人也会这样做。即使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信中表达个人意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宁愿署上一个假名“A.艾特切斯”。在政界和新闻界之外，他是不怎么知名的。他融合进这个机构中，做他的高级管理者的工作，然而他对职员有敏锐的意识，而且给他们的印象是比他的更讲礼节的岳父更有人情味。在某个职员去世后，苏兹贝格会发一封唁电，不仅给死者的发妻，也会发给他的情人。

苏兹贝格是在《纽约时报》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接管它的。该报不仅正受到报业工会的挑战，而且还正遭到公众的谴责：由于该报对犹太人的政策而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由于赫伯特·马修斯来自西班牙的报道而受到天主教的谴责，而且孤立主义者也指责《纽约时报》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代表这个或那个派别的代表团访问业主的办公室，或发表指责《纽约时报》的声明。“我不习惯被叫作混蛋，”在一次不愉快的体验后苏兹贝格对一个编辑说，“但我想我将学会喜欢它。”

在这些岁月里，苏兹贝格最亲密的同事是他的首席社论作家查尔斯·默茨，一个高大健壮的衣着考究的人，戴着一顶蓝色的霍姆堡毡帽，用一种普鲁士军官的步子走路。由于面色红润，暗示着他有高血压；由于他那副小小银边眼镜紧紧地夹在他的方脸和鼻子上，以致他的耳朵向前凸，他看起来像个非常暴躁的人，实际上，默茨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部门当中尉，后来他为《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科利耶斯》（Collier'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写文章。1920年他给《新共和》写的一篇文章是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尔特·李普曼。这篇文章对《纽约时报》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默茨和李普曼写道：《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都对苏维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见，非常急于表达对美国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实，从而使《纽约时报》的读者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取胜。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实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传，不利的事实被表达成无可辩驳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个主要结论：

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一开始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当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战协议的签订，他们的兴趣在于打败德国。他们的希望一直延续到俄国无法再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俄国的力量不如从前，就开始以干涉行为来与德国对抗。当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干涉却依然存在。他们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找到了理由。德国危害作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后，“红灾”几乎马上就取而代之。“红灾”接下来又被对“白军”将军们的希望所替代。当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之后，“红灾”又出现了。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查尔斯·默茨在纽约《世界报》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从李普曼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出售《世界报》的秘密谈判。1931年，在《世界报》关闭的前一天，默茨被《纽约时报》雇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纽约时报》所有编辑都没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评文章，以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

年龄相仿的默茨和苏兹贝格在政治上都是自由分子，有许多共同点，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带他们的妻子去度假，在希兰代尔度周末。有时默茨会和苏兹贝格讨论《纽约时报》的政策。有时，他会帮助苏兹贝格完成《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这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苏兹贝格带进报纸的一种业余消遣。

苏兹贝格和其他编辑的个人关系不像和默茨的关系这样亲密。埃德温·詹姆斯1932年取代伯查尔就任主编，他对苏兹贝格的口味来说有点太执拗，但这位业主也找不出詹姆斯有什么不可宽容的事情。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是1923年从《论坛报》过来的，是个专横的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但他在《时报杂志》和评论部门干得极其出色，苏兹贝格不用干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确使苏兹贝格相当不舒服。有时苏兹贝格不敢相信在克罗克1927年从《世界报》来到《纽约时报》后不久，他本人曾经是克罗克的崇拜者。事实上，1933年奥克斯感到为难，他非常害怕政治专栏会把《纽约时报》拖进同非常重要的人物无休止的争论中，正是苏兹贝格有力地支持了克罗克办这样一个栏目的雄心。按奥克斯的标准，《纽约时报》有一个社论版，用来表达对艺术和娱乐的意见就足够了。在奥克斯看来，允许一个记者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说三道四，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奥克斯曾提议让克罗克从华盛顿给一个想象的人物写“信”，这个建议使克罗克觉得可怕。苏兹贝格同意克罗克的观点，最终说服奥克斯让克罗克写他愿意写的这个专栏。但奥克斯去世几年后，苏兹贝格开始理解了奥克斯的慎重。

即使克罗克的散文经常是严密的和复杂的，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一种“底漆”，特别是在克罗克谈论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虽然苏兹贝格本人并不特别赞赏罗斯福，虽然《纽约时报》编辑部曾谴责他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之类的动机，但《纽约时报》的反对意见决不像克罗克那样具有个人色彩。苏兹贝格能够理解罗斯福公开地把克罗克叫作“小阿瑟”时表现出的那种恶意倾向。

罗斯福在一次克罗克没有参加的新闻界聚会上讲了一个典型的寓言。他说：“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风景。他请求当一名仪仗兵，结果被派给了共和国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如愿以偿。不久后，总统陪他来到罗浮宫，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啊！’小阿瑟赞叹道，‘多么优美，多么古典的美丽，何等的神圣！’但他走近一看说，‘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罗克反唇相讥地做出了反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罗克指责罗斯福的罪恶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物都更无情、更聪明、更巧妙地极力压制正当的负面评论”。克罗克，一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新政推行者视为一个威胁集团。这个集团正在毁灭美国的权利，利用联邦财政部来保住官位，推进那种会使国家屈服于更恶毒的自由主义者或“一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法。

在罗斯福的圈子里，克罗克习惯打击的目标是副国务卿萨纳·威尔斯。威尔斯最终辞职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彻底公开了威尔斯同国务卿科德尔·胡尔的不和，而胡尔是克罗克的朋友。被克罗克的短剑击中的另一个人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克罗克写道：“霍普金斯先生有时也许会想到总统说或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完美的。如果是这样，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压制住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想法。”

由于无法撤换克罗克，苏兹贝格也就没有什么高招了，只能暗示这位专栏作家走得太远了，这种暗示是克罗克不必顾及的。在美国，克罗克是最有权力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在他作为一个政治记者的岁月里，他获得了有价值的消息源。在整个罗斯福时代，他为《纽约时报》提供了无数的独家新闻。1933年，根据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的情报，克罗克提前揭示了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法案的框架，这个法案是打算放弃1932年纲领中的保守主义，以利于公共工作计划。罗斯福很快否认了有这样的计划，结果一些记者发表了对克罗克报道的驳斥，但不久之后，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国会使国家复兴法案成为立法了。

据说罗斯福的财政顾问正在就是否增发货币问题进行争论，克罗克便给一位高官打电话来核实货币增发计划是否已经取消。“是的，”这位官员说，“这很好，不是吗？难道你不认为对黄金来说这是绝妙的吗？”克罗克一时沉默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金本位了？克罗克害怕去追问，心想他稍微显示出惊奇或无知，只会使这个线人意识到他自己无意识地透露情况了。克罗克挂断了电话，给他知道的华盛顿最不谨慎的人、财政部长威廉·H.伍丁打了电话。伍丁正在他的饭店的房间里弹钢琴，克罗克的电话打断了他。克罗克漫不经心地迅速问道：“总统将在什么时候宣布放弃金本位？”

“星期六上午。”伍丁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克罗克的报道。

伍丁因健康原因于1934年辞职后，罗斯福任命他的一个老朋友小亨利·摩根索担任财政部长职务。摩根索这个人是克罗克很不喜欢的，在此后的十年，摩根索经常向苏兹贝格和其他人抱怨阿瑟·克罗克的“诡计”。特别让他气愤的是，克罗克经常表达出这样的意见，认为约瑟夫·P.肯尼迪、杰西·琼斯或约翰·W.黑尼斯都是取代摩根索的理想人选。摩根索在临近他的政治生涯结束时又感到麻烦的是，克罗克事先暴露了所谓的摩根索计划。克罗克是从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那里最早听说这个计划的。这个提供消息的人邀请他去喝波旁威士忌酒，问道：“你是否知道亨利·摩根索在哪里？”克罗克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很快意识到找到摩根索是很重要的。线人透露，摩根索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他打算把战后的德国改造成一个完全的农业国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得到了总统批准，而且摩根索是没有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打招呼就去了魁北克。就是这样的报道体现了克罗克广阔的联络网，并使苏兹贝格不愿插手他的报道。像《纽约时报》在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是不可替代的一样，克罗克在华盛顿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在1932年1月被奥克斯看中后被拉进《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克罗克以前曾为其他报纸在首都采访，但他已经讨厌了这个城市，宁愿生活在纽约。华盛顿分社社长理査德·V.库拉汉于1931年12月突然死于肺炎，使得奥克斯在《纽约时报》里一下子还找不到什么人愿意或能够接管分社，所以克罗克按自己提出的条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些条件几乎等于完全的自主权。一个记者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使他的业主处于劣势。所以，克罗克抓住了他能够抓住的运气，有了这种陌生的奇妙体验。

克罗克以前和业主的关系总是以他的失望而告终。在《世界报》他曾是业主拉尔夫·普利策的助手。普利策有一次写道：“克罗克的舌头像金刚砂一样锐利，心肠又像玉米片粥一样柔和。”克罗克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得宠的地位，但当沃尔特·李普曼被任命为《世界报》主编后，他一头栽进了水里。不久后克罗克加入了《纽约时报》。十年前，克罗克曾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and Times）的编辑，在亨利·沃特森上校的冷嘲热讽的脾气下工作了一段时间（阿道夫·奥克斯1875年在路易斯维尔作为印刷工为沃特森工作过），后来在未来的驻英国大使罗伯特·W.宾厄姆接管这家报纸后，克罗克的位置受到了冲击。当宾厄姆把另一个编辑安插在克罗克之上时，克罗克辞职了，去了纽约。（若干年后，当宾厄姆大使躺在一家医院里还没有断气时，只有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做了报道，约瑟夫·肯尼迪将是下一任驻英国大使。这使得罗斯福总统勃然大怒，指责克罗克没有礼貌，甚至没等到宾厄姆进坟墓就宣布了宾厄姆的继任者。）

在克罗克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松的，有特权的人对克罗克的幽默和威严温和的举止有深刻印象，经常对他爱记仇的性情感到惊奇。克罗克是一个看起来朴素的戴眼镜的五英尺九英寸高的人，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干净的近乎淡红色的肤色。克罗克一直没有什么显著的外表特征，直到他那满头的黑发在晚年变成了花白。那时，克罗克三次荣获普利策奖，在新闻界成为“大师”和“泰斗”级的知名人物。他并不认为后一个称号是什么奉承，这使他想起了他1910年来到首都时统治着华盛顿新闻界的长辈们——一个“自命不凡的骗子小集团”。他写道：“他们的标志是不愿意干大量的跑腿的活儿。但更显著的标志是他们习惯于穿着长外衣，戴着丝帽，慷慨丢下大名，拿着手杖，在这一时期的高贵沙龙里频繁接触他们单个的消息源。”

阿瑟·克罗克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受到指责，但决不是“不愿意干跑腿的活儿”。他忙碌地过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虽是《纽约时报》的一位大师，但勤奋程度与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州做记者时骑在马背上去完成任务时有增无减。1886年11月16日他出生在肯塔基州南部的格拉斯哥城中，邻近田纳西州的边界。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会计工作中屡遭挫折，在空闲时间写诗。他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是当地的一个纺织品商的女儿。当他父亲离家去芝加哥追求克罗克难以想象的梦想之后，他的母亲搬去和自己的父母同住，阿瑟·克罗克是在他们的家里长大的。

1904年他被送到普林斯顿大学上学，但一年后由于缺钱而不得不失学，这使他深感沮丧。他从芝加哥路易斯学院得到了一个两年制的大专学历，后来他回到肯塔基州，希望在路易斯维尔找到一个报社的工作。像当时的许多报纸一样，路易斯维尔的报纸也有一种“见习体制”。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开始时没有薪水，只是为了有一个学手艺的名分，但这种名分是克罗克负担不起的。所以，他令人信服地装作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记者，因而被《路易斯维尔先驱报》雇用，周薪15美元。

克罗克迅速学习。几年之内他成了州里的一个最忙的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肯塔基州的一些偏僻地区的选举，这些选举是在哈特菲尔德—麦科伊两家的猎枪枪口下进行的[77]。一天晚上，克罗克被派去采访布雷西特县选举，他和一些人坐在县律师的家里，这位律师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突然一阵枪响打碎了窗户，打坏了一盏灯，每一个人都蹲伏下来。后来克罗克自愿护送房间里的两位女人穿越肯塔基河去对岸。很快他领着她们经过河上的一个两百英尺宽的高架桥，他手里拿着的提灯，几秒钟之内就被桥下站着的一个神枪手击成了碎片。克罗克和两位女人爬过了剩下的路程，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得了急性阑尾炎。

还有一天，也是在布雷西特县，克罗克在路上碰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姑娘对他微笑。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她建议他送她回家。路上，他注意到路对面有一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人在观察他们，克罗克问这位姑娘：

“那人是谁？”

“他是我的男友。”

“他怎么了？”

“他不喜欢你和我一起走。”

克罗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位姑娘，走到她的男友跟前说：“听着，什么事也没有。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现在就回城里。”克罗克回头就走了。

1911年，克罗克24岁。他娶了一个铁路官员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儿子后来进入了公关行业。克罗克的婚姻是美满的，持续了27年，直到他的妻子在长期患病后于1938年去世为止。克罗克后来参加了华盛顿的一次聚会，结识了芝加哥的一位光彩照人的离异女士，叫马莎·格兰杰·布莱尔，是为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工作的社会专栏作家。她以前见过他，并且曾把他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魅力男孩”列入她的专栏。她称他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对女性产生魅力的男人，“认为他有一种容易使人上当的魅力，但实际上没有”。她写道，尽管“他看起来凶猛，非常严肃地对待一切”，但他却有“诱惑力”。

他们在1939年结婚了。他们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下，有296英亩土地，他们在华盛顿还有一套大公寓。克罗克一年从《纽约时报》挣三万多美元，他的报道获得过外国政府授予的荣誉。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名誉学位，他实现了大部分职业上和社会上的理想。在家里同他的妻子和继子在一起，他是放松的、温和的和不拘礼节的。晚上从分社回来后，如果他和妻子不出去吃饭，他就会调制一杯老式的波旁威士忌酒，抽着他的精制雪茄烟，给全家读他刚刚写的专栏。尽管家人在表面上像是认真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但实际上他们对这种努力不怎么欣赏。

在办公室和同事在一起时，克罗克是一个讲规矩的典范。甚至对那些已经认识他多年的记者来说，他也是克罗克先生。

“这个‘先生’来‘先生’去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一次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他。

“只要你想待在这，就结束不了，”克罗克回答说，“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风格。”

阿瑟·克罗克和奥克斯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他和苏兹贝格的共同点。尽管苏兹贝格只比克罗克年轻五岁，但克罗克却像是奥克斯时代的一部分。克罗克和奥克斯给人以君主般的陌生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们都白手起家，自信而且虚荣，经受过苏兹贝格未曾有过的体验和磨炼。

最终，苏兹贝格承认了克罗克是奥克斯遗产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遗产，但苏兹贝格别无选择。克罗克认识华盛顿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在全国或许比国务卿都更有影响。如果克罗克觉得不高兴，他可以辞职，接受其他业主提供的许多职位中的一个。克罗克不是非常依恋华盛顿。正如克罗克亲口说的：“我喜欢华盛顿就像一个化学家喜欢他的实验室一样——尽管有气味——因为它有用来工作的材料。”苏兹贝格的确不想让克罗克离去，还没有能胜任的人物可以取代他，像他一样管理分社。在苏兹贝格看来，克罗克大大改进了华盛顿分社的日常业绩，比在以前的分社社长领导下要好得多。

所以，苏兹贝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允许克罗克和他的分社有更多的自我管理权，这是以前甚至以后也不会再允许的。当《纽约时报》1944年赞成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克罗克写了一栏文章反对罗斯福，纽约的编辑没有改动一个词。这是克罗克得到奥克斯谅解的一部分。相反，四年前当《纽约时报》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当总统，而《查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坚持支持罗斯福时，苏兹贝格却表示反对，提出《査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和他的助手要么赞成威尔基，要么接受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选择了后者，因此《查塔努加时报》巩固了《纽约时报》在1940年对威尔基的支持。苏兹贝格的理由是，既然他和《纽约时报》的其他决策者要对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观点负责，那么在北方支持一位共和党人，而在南方支持一位民主党人，就多少不合适了。但苏兹贝格没有用这种辩解来对付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

特纳·卡特利奇在克罗克手下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他实际上是在克罗克接手两年前进入分社的——卡特利奇于1930年1月来到华盛顿，五个月后他在纽约被雇用。当时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是理查德·V.库拉汉——卡特利奇后来能够不总是愉快地感觉到这两个人风格上的差异：库拉汉是一个高贵的绅士，自1912年起管理分社，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允许他的职员在华盛顿采访。克罗克在库拉汉死后告诉职员们，分社现在要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这意味着要服从命令。

克罗克在自己的手下安排了一个副社长，即行政助理。他必须是忠诚而有效率的，没有过分的野心或自命不凡。他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对首都的报道。克罗克也不想让他的记者每天或每周的任务变来变去；相反，他想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个具体领域，在这个领域发展消息源并进行报道——一个记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楼，另一个记者注意白宫，第三个记者注意国务院，第四个记者注意劳动部，依此类推，直到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有《纽约时报》的人在监视。

在理论上，这种体制有明显的优势。记者会更渊博，可以写得更深刻，可能会少犯错误，少造成误解，少被政府发言人愚弄。但这种体制也有内在的劣势——记者会太熟悉他们的题材，最终无意识地假定一种读者并不具备的熟悉度；记者还会成为沃尔特·李普曼所谓的报纸事业的祸根，即任人唯亲，新闻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间的朋友情谊。这是由他们密切的日常关系、他们彼此间个人的信任和在职业合作上的相互依赖造成的，这最终——的确经常——意味着记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记者至少也会对他负责的政府部门有一种专属的兴趣。他每日的发稿取决于他从这个部门的消息源获得情报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写了不利的报道，他们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最有利的就是从正面报道政府新闻，只有最优秀的记者，最独立和雄心勃勃的记者，才会不受这种任人唯亲的影响。

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的年代里这并没有表现为一个问题，他对政府表示警惕和怀疑，而且他太有煽动力以至于除他自己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来给新闻添油加醋。尽管如此，在詹姆斯·赖斯顿之后对华盛顿分社的管理却不怎么严格了。赖斯顿是一个更爱国的和灵活的人，在1953年接管了分社。即使在赖斯顿领导下，任人唯亲也不是太明显；即使它太明显，纽约的编辑们也不愿强烈地指责它。赖斯顿像克罗克一样，是一个有身份而且可靠的人，他很少能容忍来自纽约的干预。就像克罗克在奥克斯之下建立了他的帝国，赖斯顿和苏兹贝格之间也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甚至比和苏兹贝格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联盟更强有力。同样真实的是，当赖斯顿接过分社的指挥权时，可能存在的任人唯亲现象还不会引起纽约总部过多的关注和注意，因为美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受人欢迎、值得信任的机构。“信任鸿沟”的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的鼓舞精神，在战后繁荣时期的顺从，对国家智慧和正义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哲学并没有被朝鲜战争或杜鲁门政府的丑闻所破坏。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许多关于美国的幻想才开始减退。

加速这种幻灭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如苏联在空间领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惊，当局在U-2飞机遭苏联击坠事件期间散布的谎言，这是“信任鸿沟”的开端。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的怀疑已经加剧成为全国性的不满，这首先是由不被旧的幻想所触及的新一代美国人激发的。这一代人不愿意在道义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国内的民权姿态。这种不满也是由几百个个人的理由和畏惧所激发起来的，人们想从反政府的更大呼声中寻找安慰——国旗和兵役应征卡被烧掉了，爱国主义成了傻瓜的品格，旧态度和术语的含义被扭曲——“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母亲”和“和平”成了有争议的词，媒体从许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制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庞大的人物。对政府的话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纽约时报》在纽约的编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受到了新的幻灭和怀疑主义影响，前所未有地剌激着华盛顿分社对政府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以暴露它的罪恶。如果华盛顿分社不这样做，纽约的一些编辑，其中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开始怀疑分社过分庇护它的消息源，是否会是任人唯亲的产物。

这一时期的分社社长是1964年开始任职的汤姆·威克。威克在《纽约时报》工作才四年。赖斯顿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写作，还有点担心总部的办公室政治，在干了差不多12年后腾出了社长的职务，安排38岁的威克接替了他的位置，因为赖斯顿在威克身上看出了与自己相仿的品质。但威克当时还不具备的和赖斯顿以及克罗克的共同之处，即作为一个强大的个人与业主办公室的一种联系，这是为《纽约时报》做出杰出的服务同时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个人纽带。所以，没有和《纽约时报》统治家族巩固的关系，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确立作为一个记者的名望，汤姆·威克从他作为分社社长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这是赖斯顿和克罗克从来没有过的。

威克另外的劣势在于他是在政府的诚实普遍受到怀疑之时接管分社的，这种情势要求分社逐步增强它的提问和挑战的职责——在一段时期威克缺乏自主地指挥他的职员的权力。《纽约时报》本身正经历内部的变动和事后审查，一是由于它作为一家报纸迅速扩张起来（这种扩张由于纽约的《先驱论坛报》的消失而加速），二是由于《纽约时报》内部一些重要的管理者产生了膨胀的野心和经营哲学上的分歧。

不管在60年代中期汤姆·威克的个人局限性是什么，他似乎都为一些他支配不了的因素所烦扰——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际上是和美国政府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约翰逊政府已经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崇高形象和美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同样，威克的分社也失去了它在《纽约时报》组织中的许多特权和说服力——政府的苦恼已经感染了分社，或者说一些纽约的编辑倾向于这么认为。现在他们极力把分社降格，清除它自我管理的最后特权，这样《纽约时报》就能成为一个公司实体，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纽约总部。在这种意义上，纽约总部正走着一条和美国政府平行的路线——政府加强了联邦化，总统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减少了各州的权利。整个《纽约时报》微缩地反映了政府的集体风格，这既不偶然，也不奇怪，因为处在高层的这两个机构都是被同样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政府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在《纽约时报》发生。只要美国继续作为一个领先的大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世界上就将继续有分量。如果美国作为一种国际影响而衰弱，《纽约时报》也将衰弱——沿循着伦敦《泰晤士报》的轨迹。《泰晤士报》今天已经不能像它在大英帝国辉煌时期那样在海上雷鸣了。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增长，但政府和《纽约时报》却为国内冲突、宗派主义、管理层频繁更换——部分原因无疑在于首席执行官夭折之后高层的突然变化——所苦恼。奥维尔·德赖富斯担任《纽约时报》的业主才两年，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前几个月去世了。他的突然离去，实际上动摇了管理秩序和机构内的联盟，给已经运动起来的力量增加了冲击力。它导致《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懊悔地认为这家报纸现在已经完全割断了它同阿道夫·奥克斯无所不在的家长制的精神纽带。在奥克斯的早期日子里，当时美国政府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力量，派出的是更高志和独立的大使。当时《纽约时报》的特点是分社社长和记者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享有一种大使般的地位。但在6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总部像白宫一样，似乎致力于垂直管理。通过远程通讯、喷气式飞机和现代寡头统治所能利用的各种计算机式的精巧装置，纽约总部的确能够指挥它的人在全球快速运动，用不着靠分社社长来工作，也不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分社社长。现在高级职员就能做这种工作：来自纽约的一个电令能迅速发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高级职员的办公桌上，高级职员能够把它传递给《纽约时报》的同事，这些同事很快会按纽约的愿望行事。

如果不是靠这样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假定，导致纽约的编辑们在1966年夏天相信，华盛顿分社会接受纽约的结论，应当替换汤姆·威克——也许是从《纽约时报》的纽约总部派来一个人。威克已经在任两年了，这足够长了。据说在纽约，正极力证明威克没有充分鼓励职员去进行那种在华盛顿必要的主动的报道。不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这种看法，而且克利夫顿·丹尼尔和A.M.罗森塔尔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特纳·卡特利奇的看法。但卡特利奇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仿佛希望在他采取动作之前让各种力量都抛出他们的挑衅。

如果说在卡特利奇那里对迫使威克离职有某种犹豫的话，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卡特利奇曾是华盛顿分社的一员，他是纽约唯一曾在该分社长期工作过的主编。他曾经亲眼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阿瑟·克罗克建立权力的过程，知道克罗克体制的长处和弱点，还曾从中获益，得到了在头版发稿权，这些帮助他在首都国会和总统那里确立自己的名气。克罗克曾把卡特利奇看作是自己最优秀的记者。1936年克罗克给了卡特利奇华盛顿首席新闻记者的称号。但到了1941年，卡特利奇显然已经知道，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这个分社实际上是一出独角戏。卡特利奇感觉到他的进步拖延了——他的脑袋正“顶着阿瑟·克罗克的椅子底”，他向一个朋友这样说——所以在1941年冬天，卡特利奇离开了《纽约时报》。他接受了一个像是他梦想的职位，《芝加哥太阳报》的首席巡回记者，这是马歇尔·菲尔德三世为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竞争而创建的报纸。但菲尔德的野心决不会满足，卡特利奇在芝加哥也不幸福。他的“巡回”工作主要只是采访1942年的里约大会[78]，而且在这家报纸的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不和。即使他后来被提拔到《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主编的位置上，也没有使他兴奋起来。他从没有把握住芝加哥的基调，从没有感觉到是它的一部分。一天他坐在法庭上，代表《芝加哥太阳报》参加一次诉讼，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律师提到芝加哥的各个地区、具体街道的名称时，卡特利奇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它们。在芝加哥待了17个月后，他仍然像一个陌生人。

他还渴望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被《纽约时报》雇用有一种非常愉快的特权感，这种感觉能永远宠坏一个同公司的伟大传统能产生个人认同的人。卡特利奇已习惯了《纽约时报》的规模和权势，它向各种生活水平的人敞开大门的方式。他让《纽约时报》得知他想回来，1943年春天他被《纽约时报》重新雇用。他得到了全国记者的头衔，这意味着他能在全国到处旅行，采访政治及相关的主题。他此时的1.2万美元薪水无法同他在芝加哥挣的2.65万相比，但他并没有犹豫。

尽管离开的时间不长，在回到《纽约时报》后，卡特利奇便能够以更深刻的观察力看待这家报纸。自奥克斯去世以来，《纽约时报》发生了许多变化——明显的变化是有了时装和美食版，这是奥克斯决不会允许的，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照片。星期天《时报杂志》也大大改进了，每日报道节奏更明快，特别是纽约部迈耶·伯格的报道，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报道。赖斯顿在伦敦工作过，做过苏兹贝格的助手，于1944年成了克罗克分社的国际新闻记者。但卡特利奇想，《纽约时报》在它的成就上也滑了一点儿坡。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已经急剧膨胀，主要是因为雇用了许多新编辑和办事员来处理战争新闻，使这个地方有一种巨大的非人化和冰冷感。报纸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记者罗伯特·伯德，他去了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后来《纽约时报》又从《先驱论坛报》拉来了彼得·基斯和霍默·比加特这样的人，但纽约的编辑似乎普遍不关心谁来谁往。在他们看来，《纽约时报》无疑是最好的报纸。尽管在这些日子里《先驱论坛报》是一家严肃的和有趣的报纸，对于想要言论自由的记者来说是一个更合意的地方。然而，对于直接报道和采访的深度来说，《纽约时报》是无与伦比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明显，当时《纽约时报》的职员超过了并且领先于《先驱论坛报》，尽管《先驱论坛报》的一些记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像《纽约时报》的优秀人才一样好，但《先驱论坛报》在发行量或广告上没有达到《纽约时报》的水平。

增加《纽约时报》的人员和不惜任何代价采访战争的决定，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做出的，这个决定显示了他在经营上的敏锐，是他作为业主干得最智慧的一招。由于生产报纸所用的原材料——纸、墨、金属——在战争期间是定额分配的，全国的报纸业主都不得不做出抉择：他们是努力在自己的报纸上填充更多的广告——广告在当时是非常多而容易得到的——来使自己富起来，还是放弃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利润，发表更多的新闻。苏兹贝格坚决地选择了后者，这种决心是《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不具备的，结果《纽约时报》在战争年代虽然丢掉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它使自己成为一家优秀的报纸。苏兹贝格还体谅他的大大小小广告商的苦衷，允许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最小篇幅的广告。以前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会在《纽约时报》上购买整整一版，现在却限于四分之一版面；一个通过《帮助与需求》栏目招聘雇员的商人，刊登一条广告不得超过两行。省下的版面，《纽约时报》都用于战争报道，而不是广告，长远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决定：《纽约时报》把《先驱论坛报》的许多读者都拉过来了，这些读者在战后和《纽约时报》一起进入了五六十年代，而以专栏作家和扎实报道并轻松编排见长的《先驱论坛报》发行量开始下降，广告商也开始跑掉了。

在战争期间苏兹贝格曾几次前往欧洲和太平洋前线，《纽约时报》一些平时和国际报道没有关系的工作人员也到海外支援战争采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暂时离开他作为剧评家的职位，从缅甸、印度和中国发回报道。他和陈纳德的飞虎队一起执行轰炸日本目标的任务，他是第一个报道约瑟夫·W.（醋性子乔）史迪威将军因在政策上和蒋介石有分歧而被召回国的记者。

迈耶·伯格停止了他在纽约人行道上的负责区，到伦敦进行短期报道，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辗转于北非和欧洲。特纳·卡特利奇也于1943年访问了欧洲战场，报道了关于美国红十字会的活动。1944年秋，卡特利奇在观察北达科他州法戈地区的竞选时，收到了苏兹贝格的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感兴趣和业主一起去考察太平洋前线。卡特利奇回话表示同意，11月他们开始了长达2.7万英里的飞行，中间只在旧金山停一下。他们停下来住进了马克·霍普金斯饭店，在吃晚饭前先到马克饭店的顶层喝几杯。他们坐在舒适的长沙发上，通过他们四周的大窗户能看到这座城市北边的全景，在旧金山海湾狭长地带，轮船来来往往，左边是金门大桥。

他们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喝第二轮。在喝第三轮酒时，苏兹贝格提议喝“双份”。于是他们又要了两份“双份”，继续漫谈所有事情——《纽约时报》，旧金山的风景；《纽约时报》，女人；《纽约时报》，东方思想的奇妙运作方式。他们又要了一轮“双份”。当侍者把酒拿来时，苏兹贝格问道：“你能肯定这是双份吗？”侍者说：“还用我说吗？你们都喝完一瓶酒了。”

他们又喝了几轮，然后站起来去吃饭。但在他们离开之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看了看卡特利奇，摊开他的手说：“好吧，你通过了。”

卡特利奇问他什么意思，但苏兹贝格却改变了话题。接下来在进餐时，苏兹贝格回忆起年前他和赖斯顿到苏联的一次旅行，提到赖斯顿在那些日子从事的晚上陪同工作不像白天那么令人满意。赖斯顿不是一个过夜生活和喝酒的人，正是赖斯顿建议业主在这次太平洋之行带的旅伴应该是一个能和苏兹贝格一起过夜的人，所以，在旧金山，苏兹贝格决定考验一下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通过了。

这次夜里的对饮和他们在漫长路途上的多次讨论，使得苏兹贝格有机会充分了解了卡特利奇。尽管这位业主这时并没有显露出来，但他还是考虑在纽约总部为卡特利奇安排一个管理岗位，也许是类似于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继承人的职位。赖斯顿也在考虑之列，但赖斯顿并不急于离开华盛顿或放弃他的记者工作。苏兹贝格现在还有一个侄子赛勒斯·L.苏兹贝格——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兄弟利奥的儿子——在当职员，但C.L.苏兹贝格喜爱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这位业主也乐意让他留在海外。卡特利奇也不能肯定会选择永久地搬到纽约去。他在华盛顿有一个家，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那里，而且他一直有可能取代克罗克，但这也许要过几年。卡特利奇现在40岁出头，在这个纽约的职位上看到了一个更直接的机会。看起来《纽约时报》的他那一代人中无人有接替詹姆斯的更好机会。卡特利奇有在多家报纸当记者的经验，而且他也在芝加哥当过编辑。他雄心勃勃，知道苏兹贝格喜欢他。卡特利奇将不得不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詹姆斯是一个难对付的人，但他至少是一个南方人，卡特利奇有把握能和他和睦相处。

所以，卡特利奇接受了苏兹贝格关于把他调到纽约的提议，1945年1月苏兹贝格任命他为主编助理。当然，还有其他几个主编助理，但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是詹姆斯的同代人。当卡特利奇的桌子放在离詹姆斯办公室最近的地方时，新闻编辑部的观察家们足以确信卡特利奇将是下一任主编。在他来到纽约几年后，卡特利奇收到了阿瑟·克罗克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既然现在你是我的老板了，你是不是不用叫我克罗克先生了？”

9

卡特利奇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间是极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让詹姆斯生气，是关于詹姆斯的儿子米歇尔的事。

米歇尔·詹姆斯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有着灰黄色的肤色和忧愁的神色，不时地有一种顽皮的微笑。他穿着紧紧的有点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只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顿区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经常光顾格林威治村当时被看作是更先锋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轻人，他或许就会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战后时期，先锋派还不成气候，没吸引力，对于异议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所以纽约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过于公开的、老迈的乡村“人物”。在一些故意肮脏的酒吧里，聚集着年轻的作家、画家、同性恋舞蹈编导、设计师、纽约大学的不很激进的学生激进派、同黑人有过少许不清白关系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在这个环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形容的人。他们在市郊工作，穿着时髦便服，凭冲动按他们的想象和收入所允许的条件来生活。在后一个团体里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于巴黎，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当记者。他能熟练地讲两种语言，英语说得也许比他粗鲁的、爱用口语的父亲更好，说法语就像他的巴黎母亲一样好。埃德温·詹姆斯把他的包括两个女儿在内的全家带到纽约市生活后，米歇尔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41年从那里毕业。在战争期间，米歇尔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了B-17飞机上的投弹手，这是埃德温·詹姆斯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最自豪的时期。他把米歇尔穿军服的照片加框后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他让《纽约时报》的一个战地记者经常向他报告米歇尔在欧洲的活动。这个记者的报道一般是些顺风顺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听说米歇尔由于生病而错过了一次轰炸任务——正是在执行那次任务的过程中，他的B-17飞机被击落，全体机组成员丧生。

战后，米歇尔为合众社和《时报杂志》短暂地工作过。后来在1947年他向《纽约时报》求职。报社的驻外首席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推荐了米歇尔。C.L.苏兹贝格用他作为业主侄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时报》的驻外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他的海外附属物，现在他想再把《纽约时报》主编的儿子拉进来。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纳·卡特利奇已认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对。他这样做，使得埃德温·詹姆斯非常恼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他觉得，雇用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记者，即使他是主编的儿子，不仅会给这个儿子，而且也会给《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和整个报纸增加负担。尽管卡特利奇承认，重用亲属在《纽约时报》里没有什么限制。赛勒斯·苏兹贝格是最不指责这种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事情。当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怀疑苏兹贝格的。如果苏兹贝格把米歇尔·詹姆斯作为“人质”放在他在欧洲的翼下，苏兹贝格甚至可以对埃德温·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响，说不准这会走向何种地步。至少它会确立亲苏兹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当主编的话，他就得继承这些政策。苏兹贝格只有35岁左右，在未来许多年他都将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实现统一这家报纸、破除诸侯、摆平大公、重建主编办公室权力的雄心的话，他最好在这些诸侯所统治的部门成为王国之前就行动。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已经成了王国。

赛勒斯·苏兹贝格已经成了一个大胆的有干劲的人。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严肃的人，眼镜背后是一双阴暗的灰眼睛，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他是那种穿风衣的记者的典型，这种记者不仅喜欢采访战争，亲近权贵，而且还喜欢影响世界政治和那些发布政策的人。在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很少有哪个独裁者、国王、苏丹是苏兹贝格没见过和采访过的——在他的要求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后来把这些照片装进镜框里，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办公室。

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致全体人员：

死亡带走了组织里一位宝贵的成员，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埃德温·詹姆斯的离去就是这样，但这个机构必须继续下去，为此我今天任命特纳·卡特利奇担任《纽约时报》主编……

卡特利奇尽可能平稳地开始了他的把新闻部门集中化、为他的阵营增加友好力量的运动。他一开始任命了两个人进入主编助理行列，他们是罗伯特·E.加斯特和西奥多·M.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填补了由于尼尔·麦克尼尔和戴维·H.约瑟夫的辞职造成的空缺。麦克尼尔是一个高大的自傲的人，已经为这家报纸工作了33年，讨厌卡特利奇的集中化计划。约瑟夫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44年，在近些年任务甚少，以致有一天他终于领会了这其中的暗示，有了想去找卡特利奇的想法。他走进卡特利奇的办公室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起来兴趣索然，约瑟夫突然提高了声调，重复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到他面前是一个老人，苍白而且部分秃顶，有一双深深悲哀的眼睛，气得发抖。在过去的几年里卡特利奇知道这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约瑟夫一直是不动感情的，办事有条不紊，按卡特利奇的标准是太有条不紊了，是一个来自奥克斯时代的办公室古董。卡特利奇没有他也行，但不会把他打发掉，至少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主编的第一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耻的。职员中还有奥克斯的许多人，可以说在奥克斯的时代，《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当《纽约时报》的员工年龄大了、身体虚弱、几乎不胜任工作后，他是不会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的。相反他可以继续留在职员队伍里，直到上帝把他打发掉。奥克斯亲自录用了戴维·约瑟夫，对约瑟夫的照章办事和羞涩有好感，而且约瑟夫像奥克斯一样，都曾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工作过。

“你是个诗人吗？”奥克斯在申请表上看到约瑟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曾教过一段时间英语，并且是ΦBK协会[79]一员之后，这样问道。

约瑟夫似乎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而奥克斯为这位求职者谦逊的样子而感到欣喜和感动，因此说道，“周三来上班吧。”那是1908年10月21日，星期三。此后约瑟夫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同奥克斯和范安达一样可靠而客观。1927年，约瑟夫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1948年他在詹姆斯手下当了主编助理。现在，四年后，约瑟夫站在那里瞪着卡特利奇，要求卡特利奇回答一个使他困惑的问题。

“好吧，”卡特利奇最终说，“如果是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的，”约瑟夫说，“但首先让我坐在你的位置上。”卡特利奇又打量一下约瑟夫，比刚刚更茫然了。但约瑟夫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他等卡特利奇站起来，走到桌前，交换位置，在约瑟夫颤抖的举止中有一种信念是卡特利奇要服从的。卡特利奇离座走到了前面，而约瑟夫坐在了卡特利奇桌后的位置上。

“现在，如果我是你，”戴维·约瑟夫镇静下来说，“我会要求我辞职。”

卡特利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好吧，戴维，你这话正是我想说的。”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约瑟夫正式退休了。对约瑟夫来说在这么多年后割断他和《纽约时报》的联系是如此的困难，以致他不得不用一种戏剧性的场面来完成他不能以别的方式做到的事情。卡特利奇被这种姿态所感动，并为这种结果而高兴。他给业主办公室打电话，对苏兹贝格说了让约瑟夫退休的决定。在下一期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Times Talk）上，出现了一篇关于评论约瑟夫职业生涯的友好的长文，并在埃塞克斯厅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晚会。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出席了，社论版主任查尔斯·梅茨出席了，《纽约时报》的其他高层人士也都出席了。卡特利奇就约瑟夫多年的服务发表了一些颂扬之词，然后他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约瑟夫赠送了礼物——一个皮夹，最后大家起立唱《欢乐的往日》（Auld Lang Syne）。

特纳·卡特利奇从不自行其是或不切实际地认为他本人能统治《纽约时报》的新闻部门。它现在已经太庞大、太难以操作了。即使《纽约时报》有一种它并不具备的协调的力量，它也不会最有效地对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的命令做出反应。由于它的规模，《纽约时报》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怪物。它不得不受到宠爱、哄骗、轻微的刺激。卡特利奇觉得，它像一头大象，一种行动缓慢的、沉重的生物，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就会变得非常愚蠢，它的牵引者也会变得愚蠢。它是一头严肃的动物，如果它想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跳舞，它最好跳得很好。

但《纽约时报》不得不向前运动，跟上50年代更快的生活速度。现在报纸有了一个严峻的新威胁，就是电视。卡特利奇知道，需要对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运作得很好的惯例进行某种调整。在采访现场新闻时一家报纸是无法和电视的速度竞争的，而且它也赶不上电视对一个新闻场景，如一次政治会议或女王加冕活动的生动的展示。但卡特利奇深信，报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细节，能比电视更有效地诠释这些细节的意义。除了极少数例外，电视记者实际上是在浏览标题，粗略介绍一些头条新闻。报纸记者现在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更多的领域，更彻底地告诉公众；他们不能再单纯报道所有事实，而是经常要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这样做的决窍是不发社论。尽管诠释和社论之间有区别，但卡特利奇知道，二者之间的界线有时是非常细微的。如果《纽约时报》要达到这样的新目标，避免使奥克斯关于客观性的箴言成为笑柄，它就必须有更警觉的编辑部，有更不可挑战的总部权威——这里又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谁应做出决策和在哪里决策呢？卡特利奇私下决定，分社社长不能再夹在高级编辑和全国及海外记者中间，但他也知道，现在着急是不明智的，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铲除这些社长。《纽约时报》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偶尔卡特利奇也不得不借助上帝的帮助。卡特利奇不得不保持耐心和谨慎。《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已经向伊菲吉妮抱怨“事情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亲爱的父亲决不会容忍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赛勒斯·L.苏兹贝格也意识到了纽约的轻微变化，他会定期从欧洲飞回来，带着那些报道被砍掉的人的抱怨走过新闻编辑部进入牛栏。然后西奥多·伯恩斯坦——卡特利奇的语法总监和规则的推行者，会力图维护编辑工作。有一次伯恩斯坦举起他的手叫喊：“该死，赛，你到底想要什么，一份不经编辑加工的报纸？”赛勒斯·苏兹贝格指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有一个时期，二三十年前，报纸几乎是不经编辑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生产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纽约时报》能够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于新闻。那时在《纽约时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在“版面”上做动作，这意味着他们按一个固定标准得到报酬，尽管这会鼓励其中一些记者把更多事实塞进他们的报道中，但也导致《纽约时报》的文章充满了废话和冗词，这种情况在版面体制被终止之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现在，50年代，《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更需要紧凑。报纸在财务上负担不起大量刊登关于次要新闻事件的长篇报道。尽管高层管理者不愿意强调，但报纸现在的新闻栏目实际上比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报纸还大大增加了广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广告栏比新闻栏更多，此外它还接受某些百货公司减价促销的广告，而这是《纽约时报》曾经不屑一顾的。管理者证明增加广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纽约时报》不得不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日渐增加的报纸生产的成本，支付职员更高的薪水。职员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已经增长了一倍。《纽约时报》既能报道新闻又能支付工资单的唯一方式是让它的记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说更多的话。纽约的《每日新闻》的记者几年来就做得很好。但对于一家变化总是缓慢发生的报纸来说，要实现这点并不容易。《纽约时报》的老记者，在一种冗长的导语和平淡文风的体制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仿佛所有重要的事实都在一篇报道里——奥克斯曾说“我想要所有事实”——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愉快地调整成一种更短更精悍的风格。当然，伯恩斯坦的编辑能够重写这些报道，但这会疏远记者队伍，会把过大的权力交到编辑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这样做。伯恩斯坦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占领整个编辑部。对于报纸编辑和英语，伯恩斯坦的确比报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纳·卡特利奇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夸耀他的知识。在为《纽约时报》编辑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期间，伯恩斯坦给温斯顿先生写信，提出在写作上可以改进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尔恼了，回答说他正“全力从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写的稿子发表回忆录，伯恩斯坦最终还是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巧妙地使伯恩斯坦的势力和记者队伍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所有记者都需要编辑。的确，有一些记者有平衡和优美的风格，这些风格或许被飞扬跋扈的大编辑扼杀。卡特利奇同样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所引进或允许的任何变革也许会反过来影响此前成功的组合。

赛勒斯·苏兹贝格除了是海外总督，还是位第一流的记者。驻外队伍尽管有难驾驭的成员，或许像《纽约时报》在海外召集的队伍一样好或者更好。许多记者都是语言学家和杰出的作者，一些人是学者，几乎所有人都在世界各地待了几年，亲眼目睹了欧洲或亚洲的战争。现在，在卡特利奇小心地承担起主编的责任时，国际新闻队伍正在世界游历，报道战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苏兹贝格和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伦敦分析英国的选举。克利夫顿·丹尼尔、塔尼亚·朗和前副国务卿的儿子本杰明·韦尔斯在写英国的其他报道。伦敦分社社长雷蒙德·丹尼尔在格拉斯哥和丘吉尔一起旅行。在巴黎，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罗德斯学者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正准备采访联合国大会，由一个敏捷的年轻记者阿贝·罗森塔尔充当助手。巴黎的“常年六人组”分社社长是哈罗德·卡伦德。他自1924年起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西班牙战争中追踪佛朗哥的军队采访，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和挪威工作过，直到德国人入侵纳尔维克。在罗马，分社社长是阿诺尔德·科特西（他的父亲以前在罗马为美联社工作过，据说意大利国王和教皇曾做过其品德见证人）。阿诺尔德学过工程师，后来继承父业进入新闻界。一天在罗马的《纽约时报》分社里，有人宣布有50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阿诺尔德·科特西下去按平方英尺仔细计算整个广场的面积，最终确定50万人稍有些夸张。

在德黑兰，迈克尔·克拉克在写一篇关于阿巴丹沉寂的油井的报道。在开罗的阿尔比恩·罗斯在写英国同埃及的危机。悉尼·格鲁森在特拉维夫描述最近的中东争端。卡米尔·西安法拉和美国的第六舰队在地中海上。在雅典是令人崇敬的A.C.塞奇威克，他的妻子是王后的密友，也是C.L.苏兹贝格妻子的婶婶，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方便。在作为所谓“火炉”的一部分的卡拉奇，罗伯特·特朗布尔在分析巴基斯坦总理被暗杀的事件。蒂尔曼·德丁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的反共运动。亨利·R.利伯曼，以前曾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运输工具，从山羊皮筏子到青海木制的马鞍，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香港观察着中国。林赛·帕罗特，一个粗鲁的小个子，上过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他前妻写的一部浪漫小说里成了一个恶棍，现在是东京分社社长，和另一个《纽约时报》人格雷格·麦格雷戈一起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麦格雷戈曾最早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到过东方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朝鲜和军队在一起的是默里·舒马赫和乔治·巴雷特，《纽约时报》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的人经常介入他们的事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报道冷战，而在贝尔格莱德对冷战的反应正由M.S.汉德勒来记录。在柏林是法恩斯沃思·福尔，在波恩是德鲁·米德尔顿和杰克·雷蒙德，在日内瓦是迈克尔·霍夫曼，在斯德哥尔摩是乔治·阿克塞尔森，在都柏林是休·史密斯，在维也纳是约翰·麦科马克，在海牙是丹尼尔·肖尔，在马德里是萨姆·波普·布鲁尔来记录。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沙普的司令部发回消息的是爱德华·A.莫罗。《纽约时报》还有福斯特·黑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报道。克雷德·卡尔霍恩在巴拿马，福特·威尔金斯在马尼拉进行报道。还有其他几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战线从南撒哈拉延长到雷克雅未克。如果卡特利奇想找出他们或驻外队伍管理方式的过错，他是能做到的——并且会做的——但不是现在。在他有机会访问海外分社后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驻外人员身上，但现在他要待在国内，努力整理好他自己的办公室，看看为改进在纽约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众多男男女女的业绩能做哪些事情。

纽约的队伍，是《纽约时报》的所有新闻队伍中最庞大的，无疑最受传统束缚，也是最不协调的。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挤在新闻编辑部里，要么像教堂礼拜者一样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么消失在某个柱子或内墙背后，消失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装玻璃的曲径后面。这些地方的门上都贴着“科学”或“地产”或“戏剧”或“体育”或“社会”什么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盯着整个新闻编辑部看，他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了得到这种信息，他不得不询问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助理编辑，有时他怀疑他们都在那里干些什么。有时那些岗位在第三层的《纽约时报》的各部雇员并不真的是在为时报工作，而占着岗位做邮购生意，或者写杂志文章或小说，或者利用电话监视交易生意（的确，有的人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就这样做了），再或者用电话和赌注登记人下赌注——然而埃德温·詹姆斯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却被报社雇用了，安排在邻近牛栏的新闻桌上，仍旧在进行大量的赌博操作。

新闻编辑部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纽约——庞大，多变，过分拥挤，混乱，净是些形形色色的技术工人、天才、怪人和懒汉。如果一场大灾难在纽约发生——如一架飞机撞向帝国大厦，或纽约的电力中断，或当几小时后两艘海上班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和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相撞，死掉几名乘客，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卡米尔·西安法拉——《纽约时报》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话筒召唤几十个人，派他们去现场。在这种采访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人经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尽管《纽约时报》人也许不像其他报纸的一些记者那样有干劲或工作努力，但他们总是靠人多压倒了对手——它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更多的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传送到新闻编辑部，由工作人员挑拣出来，再由较高职位的编辑仔细检查，然后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维敏捷的高级编辑的手中。在采访灾难时新闻编辑部一般是平静的，在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使职员集中精力时，新闻编辑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卡特利奇要用几年时间来弄清这个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办公室里出现的棒球作者，夜里游荡的芭蕾舞评论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发苍苍的国际象棋比赛棋谱誉写员，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也从不穿大衣的音乐评论家，在办公室从不摘帽子的讣告组首席编辑，业余时间做丧事承办者的电报室的快活的职员，被中央情报局雇用而《纽约时报》却一无所知的电报室的安静的职员。

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一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一次在这一天结束时没有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地说：“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每天早晨给人员分派任务时也恪守传统。最好的地方新闻给前排老兵采访，而派给坐在后面的年轻记者的采访一般都是维克维尔的给水管破裂或弗鲁星的小火灾之类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纽约的沃特敦去采访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的老部队——第77师的训练活动，这是任务单上的一个“传统项目”。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因此，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采访天气、游行或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巡回表演——在那里如果引述写得夸大一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小丑和动物是不会给报社写信抱怨的。

城市版编辑们计划采访的是每年都发生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州长预算发布，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点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并且没有争议地采访过并发表了的具体事情，今年还要（而且通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访。布局会是一样的，用同样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几乎一样的标题和字号，像一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报道一样；而且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

特纳·卡特利奇不想干预《纽约时报》的传统，但他的确认为纽约的有些编辑走了极端，尽管编辑部对于传统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对它进行监管的那些高级编辑是奥克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受到了范安达进行的瑞士卫兵式的灌输，以致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助理编辑发现遵循一种安全的模式总比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乏现代主义的观念，愿意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做出让步，但他也要偶尔地求助于过去的方法。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苏兹贝格派人去查阅《纽约时报》的老档案，看看1865年《纽约时报》的原业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报道林肯去世的，于是苏兹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边把头版的每一个栏目分离开。接着苏兹贝格要看1935年发布奥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他注意到在头版上方有用黑边框住的奥克斯的照片。苏兹贝格最终决定要以奥克斯的这一版为样式发布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像对奥克斯一样，给罗斯福也安排了在头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个加黑框的遗像。

尽管对《纽约时报》版面的这种直接监管不是苏兹贝格通常作为业主的主要任务，但他的确特别注意排印和照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有一次为什么会突然发火——这似乎对他的照片编辑有点过于严厉了。这件事情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玛丽莲·梦露亲吻乔·迪马乔的照片。

这个摄影编辑是一个高个子的漫不经心的懒散的南方人，名字叫约翰·伦道夫。伦道夫是特纳·卡特利奇的一个亲密朋友，曾在卡特利奇手下为《芝加哥太阳报》干过摄影编辑，他还和卡特利奇一起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过。1949年当卡特利奇在詹姆斯手下干得稍有影响时，他把伦道夫拉到了《纽约时报》做文字编辑。1952年，卡特利奇成为主编后一年，他使伦道夫成了摄影编辑，认为约翰·伦道夫会在《纽约时报》上使照片附有的说明文字和标题活泼起来，因为伦道夫在芝加哥已经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并且作为《科利耶斯》和《时尚先生》杂志以及关于打猎和钓鱼（这也是伦道夫的狂热爱好）方面的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也显示出了才能。

尽管伦道夫对于行政管理既没有才能也没有野心，但他的确喜欢和《纽约时报》照片组的编辑、摄影师一起工作，他的确为说明文字的写作增加了亮点。他也喜欢这份摄影编辑的工作给他带来的额外收入。在伦道夫作为一个巡回报人的长期职业生涯中，从不存钱，而且也不努力去赚更多的钱，直到他彻底破产。打猎、钓鱼和玩牌比起为杂志写文章来总是更使人高兴的事，他1937年最早为《时尚先生》写关于训练猎鸟狗的文章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支付他女儿出生的费用。

伦道夫那时已经娶了一个曾当过教师的人为妻，这个女子是他在弗蒙特的一次家庭晚会上认识的。她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家底殷实的农场主和爱饲养动物的人的女儿。当她被介绍给伦道夫时，不修边幅的伦道夫酒醉未醒，声称自己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来弗蒙特找迪林杰[80]。她的父母见到伦道夫时对他非常怀疑。他没有地，也没有钱，他的文凭也不起眼。伦道夫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成了一个流浪的乡村报人。他曾在阿拉巴马大学上过一年学，后来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了一年，踢过一段半职业的足球赛，结果鼻子受伤。在华盛顿特区他从一家报纸转到另一家报纸，还开过出租车。在华盛顿他作为出租车司机中唯一工作时会读莎士比亚的人而知名，有时他会因为读得入迷而推掉活计。

在伦道夫回到华盛顿后，他和那位女教师继续通过邮件谈恋爱，她的父母最终接受他了。她的父亲对伦道夫为请求结婚而写的优美信件印象特别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道夫在做过各种各样的文牍工作，并在迈阿密的罗尼广场饭店做过公关工作后，他向战争情报局求职。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为一个语言学家，并被派往中国。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册子上发表并散发的文章，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抗日战争。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就像伦道夫之后向妻子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将领，腐败的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战，因为参战就意味着人员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地位、权力的削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参战会使他们丧失在黑市上出售补给得来的大量钱财。

在战后，靠和特纳·卡特利奇幸运的友谊，伦道夫进了《纽约时报》，但他实际上根本不喜欢在纽约或它的近郊区生活。近郊区尽管不是城市，但也不是农村。所以，不久伦道夫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科尔雷恩，他周末乘坐火车到那里去：他宁愿两天在乡村、五天独自一人在纽约市，也不愿七天都在近郊区。他在纽约的每天晚上都在新闻编辑部打牌，这种夜里的娱乐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容忍的，因为它使得许多人在道“再见”之后还留在办公室里，从而很容易用他们来应付一个突发新闻事件。

玛丽莲·梦露和乔·迪马乔在1954年1月结婚，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重大新闻，但它的确是新闻。一个关于婚礼的简要说明打算安排在第21版上，还决定使用这对新人的一张照片。伦道夫有几个照片可以选择，但它们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刚结婚的这对人摆出拥抱的姿势供市政厅外过道上的旧金山摄影师拍照。

所以，伦道夫例行常规地从这一叠照片中选出一张，为之后排版需进行的裁剪而做了标记准备送到牛栏，因为牛栏在送到制版部之前要检查一下所有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玛丽莲·梦露的头后仰着，她的嘴稍微张开，乔·迪马乔的嘴唇翘起，眼睛闭着。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庸俗或出格的地方——至少伦道夫是这么认为。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牛栏的其他编辑也这么认为，后来就把它通过了。

第二天早晨，使约翰·伦道夫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张照片在业主办公室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伦道夫不再是《纽约时报》的摄影编辑了。一开始伦道夫不能相信。他不敢相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不敢相信，玛丽莲·梦露小姐张开嘴进行的法国式接吻会如此触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伊菲吉妮，或任何在业主办公室里表示异议的人的神经。当然，在《纽约时报》涉及性的地方的确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双重标准；那就是，尽管性是许多最优秀的记者、编辑、管理者和遵守规矩者会独在这方面犯的传统错误——有句老话说，“喝酒是《先驱论坛报》的祸根”，“性是《纽约时报》的祸害”——但《纽约时报》人的个人习惯也的确很少败坏这家报纸本身的纯洁性，它仍旧是相对维多利亚式的。《纽约时报》写性教育或节育或性变态文章的年轻记者，事先都会得到警告要“冷静客观”。曾有传闻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在照片印出来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个胸部丰满的歌剧女高音歌手的乳沟。可是，梦露的照片不是“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她穿着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马乔结了婚，在奥克斯先生的报纸上发表一张富有激情的婚礼亲吻的照片，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至少伦道夫是这么想的。

无论如何，他不再是摄影编辑了。卡特利奇把苏兹贝格的决定传达给他后，他既不耿耿于怀，也不生气——只是惊奇。卡特利奇似乎对这整个事件感到非常窘迫。他不止一次地问伦道夫是不是把迪马乔和梦露婚礼的其他照片也送给了牛栏。如果伦道夫这样做了，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是牛栏的选择，卡特利奇也许就能够扩散这种责任，允许他的朋友仍然当摄影编辑。但伦道夫回答说，他只送上了这一张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他愿意平静地承担整个罪名，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让伦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会减少——他仅仅是转到新闻编辑部的另一边的全国新闻组去当文字编辑。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却之后，牌玩得很好的伦道夫多少会受到关照。

两年后卡特利奇听说体育部有了一个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栏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后辞职了，接受了巴哈马一个旅游胜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伦道夫也许喜欢接手这个栏目，他可以用更多的开支，自由地到全国旅行去打猎和钓鱼，为《纽约时报》写这方面的东西。伦道夫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说《纽约时报》谁是承担一项特定任务的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伦道夫——他的栏目很快成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亮点。并不是他的野外知识特别多，或者他是钓鱼或打猎的专家，使他的写作有特色。恰恰相反，伦道夫既不是一个有运气的钓鱼者，也不是一个高手。尽管枪法不错，但他也不优秀的。他像其他上百万打猎和钓鱼的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特别是喜欢逃避喧闹的城市，在树林中漫游或坐在小船上放松。伦道夫的专栏通常会这样开始：

这个故事的唯一缺陷在于它不是谎言。这很糟糕，因为这会显著提高有关钓鱼的谎言令人难堪的程度，总体上来说，这些谎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是钓鱼中唯一一个没有提升的环节。七位哲学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间所做的研究证明，自从《白鲸》之后，没有什么好的钓鱼谎言曾被书写……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一般都认为，约翰·伦道夫在报社干了最轻松的工作。他是《纽约时报》唯一靠玩耍而获得报酬的人。他的专栏来自冬天里有温暖阳光的地方，来自夏天里凉爽的湖泊。在更漫长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带上妻子，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她陪伴，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她，他近乎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装置，不管是开罐头器还是打火机，都会把他难住，有时使他一筹莫展。他总是心不在焉，把他戴过的所有帽子和几件外衣都丢在火车上。他的大多数衣服上净是吸烟烧的洞，他从没有填写过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着钓鱼，他的钓具箱竟然从他的脚下漂走，沉到了河里。

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司机，他需要一个陪伴司机和个人经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欢嘲弄寻欢作乐的电视人，讨厌所有的商业广告，然而他会入迷地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广告片，在广告结束后又大声地对妻子抱怨说：“琼，不要买这玩意。”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认为所有政治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败的。他对理论和知识的“珍贵”不耐烦，但他追求学术的荣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当他非常聪明的女儿贝尔登成功入选ΦBK协会后却没能买到钥匙时，他感到很受伤。

伦道夫连五个优秀的当代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名字都说不出，但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吉本和马克·吐温却非常着迷。《纽约时报》上他的读者中有许多文学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小说家万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正是通过读《纽约时报》上伦道夫的东西，“我第一次认识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风度地写写打猎，用那种对被猎取的生物和对我们这些猎取它们的傻瓜同等的爱的精神来写。”伦道夫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代音乐，但他喜爱歌剧，特别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音乐。他总是说，他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请人演奏一曲《阿伊达》中的“胜利进军曲”，但最终却未实现。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里，伦道夫死于肺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五年的专栏，不久被别人填补到了体育版的位置。伦道夫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的几周，靠吸氧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灵魂出窍。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所以说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医院里干等着。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对他的女儿说：“贝尔登，把我的钓鱼竿给我。”

女儿说钓鱼竿不在手边。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后来他的手动了大约30秒钟，这不是进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某种方向。起初他的女儿不理解，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

10

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

卡特利奇只要有空，就开始到海外旅行，并且花时间和驻外记者在一起。经常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生活得如此之好，拥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面积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轻的分社社长悉尼·格鲁森。格鲁森一见面就解释说：“是的，特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转转，而且我会打电话，我将佯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实际工作方式，或者，”格鲁森说着，眼睛明亮起来，“我们能做我真正在这里做的事情，我拥有五匹赛马，我一周看赛马两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尔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纳？”

“别犯傻，”卡特利奇说，“我们最好像你们一直做的那样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去参加了几次晚会；他们给格鲁森的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们去看斗牛，在那里格鲁森以卡特利奇的名义献上了一头公牛。

十天后，在卡特利奇回到纽约后，格鲁森接到电话，说他在墨西哥的任务结束了。他不得不回纽约总部报到，几个月后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坚持认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悉尼·格鲁森在执行东欧的任务时干得很出色，他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起义的采访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获普利策奖。他虽没获得这个奖，但1957年5月他从当时担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那里得到了一个条子：

亲爱的悉尼：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祝贺的信。普利策奖今天宣布了。你应该得一个奖。我很遗憾你没能获奖。

你的，

ECD

悉尼·格鲁森折叠起这张条子，把它放进皮夹里，他带着它走过了以后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后，卡特利奇访问了伦敦，听伦敦分社社长德鲁·米德尔顿谈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桑德·瓦诺克尔，米德尔顿想雇他来为他的分社工作。瓦诺克尔当时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虽然只有25岁左右，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以及作为亲切、招人喜爱的人，能轻松自如地在英国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动的才能。米德尔顿深信瓦诺克尔会成为《纽约时报》在伦敦的财富。卡特利奇一直坚持所有雇人决定要由纽约做出，如果这个年轻人下一次去纽约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瓦诺克尔的申请。几个月后，1955年冬天，桑德·瓦诺克尔出现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

他个头高高的，强壮，黑头发，英俊，穿着一套制作精细的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给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诺克尔已经主动地去华盛顿见了赖斯顿，赖斯顿已经和埃里克·塞瓦赖德进行了会谈，塞瓦赖德在瓦诺克尔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特约记者时就认识他了。赖斯顿喜欢瓦诺克尔，卡特利奇也喜欢；卡特利奇的负责人事的特别助理、以前当过新闻编辑的理查德·D.伯里特也喜欢——伯里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职员看作办公室的心理医生。

理查德·伯里特实际上不是心理医生——这个岗位由在时报大楼13层一位执业医师担任，但伯里特同申请者交谈的技巧，他问个人问题然后又仰首平静倾听的态度，一边观察反应一边点头，观察申请者系领带的方式，其西服翻领的宽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已经为理查德·D.伯里特赢得了《纽约时报》“心理医生”的头衔，使他具有了一种要么臭名昭著，要么值得尊敬的气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描述他。如果对伯里特进行描述的是一个未能得到伯里特欣赏的人，或因不是“《纽约时报》那块料”而被打发掉的人，或者被伯里特雇用为送稿生而从未被提拔的人，那么他就被看成一个疯狂的可鄙的公司笨蛋。但如果进行描述的是伯里特欣赏的人，最终从送稿生上升到职员，从职员上升到记者的人，那么伯里特就被描述为一个敏锐的贤者，一个有鉴别力的伯乐，一位有着非凡灵活性的管理者。伯里特比他的批评者所承认的更灵活。对这一事实的明证是，伯里特宁愿雇衣着随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为送稿生，这些毕业生极其信赖《纽约时报》，渴望在《纽约时报》大楼里就业，即使当擦玻璃的清洁工也行。有一天伯里特接待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六英尺五英寸高、脸上有小脓包、穿制服的年轻军士。这个申请者虽然其貌不扬，却有某种东西迷住了伯里特。伯里特和《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事专家一起，继续询问了他。一切进行得顺利，最后伯里特请这个申请者说一下他毕业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伯里特遗憾地摇摇头，解释说《纽约时报》的所有送稿生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并且说现在被雇用的有些送稿生甚至有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这个高个子的军士突然戏剧性地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把教育的本质看作是通过引进新观念来启迪头脑！”《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事专家惊奇地无声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是的，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是精通文学的和善于表达的，我生活在观念的王国。”

“是的，”伯里特打断他说，“我们能看到你这样做，但你不能靠一个送稿生一周27美元的薪水在纽约生活。”

“给我一个机会。”他自信地说。伯里特决定雇用他。在几年内他从送稿生上升为职员，然后又上升为记者，不久成为报社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就是麦坎德利什·菲利普。

但在桑德·瓦诺克尔的事例中，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是被雇用来当送稿生，而是当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比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在《纽约时报》开始时有更大优势。送稿生的工作是去掉稿子上的糨糊点，在技术上搜集证据，外出为文字编辑和加工改写编辑买咖啡，还为送稿生的主管人买一品脱褐麦啤酒。主管人是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的、面色红润的人，叫斯蒂夫·莫兰，他夜里对褐麦啤酒的消耗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传奇。在斯蒂夫·莫兰不当班时，送稿生们开始被一个叫萨姆·索罗维兹的粗暴的小个子所监管，他有四英尺11英寸高，像是一个气愤的赛马骑师，他对在时报广场酒吧碰到的每个女人都是这样介绍自己为赛马骑师。傍晚在斯蒂夫·莫兰手下工作，或夜里在索罗维兹手下工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果许多送稿生都一心想逃脱他们的灾害，拼命去写作。他们写得甚至比普鲁斯特都多，他们整个晚上都待在新闻编辑部里，借来一个记者的打字机，写一篇“时报话题”，或为《纽约时报》的旅行部或星期天的《时报杂志》写一段东西，或者写任何能成为铅字的东西，送给理査德·伯里特作为“创新的”一个事例。伯里特总是说这是伟大的《纽约时报》记者的标志。这就是几十个送稿生进入了记者队伍的原因。

但对于一个已经进入队伍的年轻记者如桑德·瓦诺克尔来说，展示这种“首创精神”可能是一种不利条件，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那时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都是传统主义者，经常把年轻人的首创精神误解为一种不听话或莽撞的信号，或者是一种想从更老更有价值的《纽约时报》记者那里夺走报道权的欲望——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报道可供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记者应该坐在靠新闻编辑部后面的桌子上，排队等着。有时城市版助理编辑会转回来，要他重写一篇三段话的宣传新闻稿，也有时记者会从新闻编辑部的麦克风里听到喊他的名字，这意味着他要么到城市组报到，承担办公室之外的某个小任务（“瓦诺克尔先生，请去城市组”），要么他待在桌边等着接来自一个要举行葬礼的家庭的内线电话（“瓦诺克尔先生，请接讣告”）。不像那些至少在工作时间很忙的送稿生，年轻的记者会坐在那里干等着。

偶尔他们会被指派去接替或协助“东边棚屋”或“西边棚屋”的一位老街区记者——这两个所谓的“棚屋”是邻近中曼哈顿的两个主要警区的两座大楼里的两个公寓，第一个在东五十一大街上，另一个在西五十四大街上；或者会被安排到布鲁克林的棚屋，或从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穿过大街到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棚屋。这种任务主要是从窗户上向外看看警区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听听安置在记者棚屋里的消防局的铃声密码装置。这装置定期地以特别的节律发出当当声，显示出在纽约市某个地方刚刚报案的火灾的确切地点。所有老街区记者心里都知道消防员的铃声密码。他们能在听到铃声一秒钟内说出火灾能有多大，火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值得采访——这个决定既受火灾的规模，也受记者们玩牌进程的影响。各家报纸都安排人全天承担棚屋的任务，棚屋实际上像男士的俱乐部。全日制的街区记者在整个工作时间都待在某个棚屋里，直到一次四级的大火或黑社会凶杀案或一次骚乱要求他们暂时离开，去搜集必要的信息，用电话把它通知给新闻编辑部的加工改写编辑，然后回到棚屋里继续玩牌。街区记者本人并不写报道。这些记者喜欢棚屋里的生活：它像是对妻子和城市版主任的躲避；对于一个喜欢玩牌并且不介意不停的铃声的老记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棚屋里的生活是十足的不幸。他既不能睡觉，也不能读小说，由于铃声他也不能集中注意他自己的写作，而且花几个小时从窗户上观察警察署的前门也是很无聊的——《纽约时报》没有发表太多的犯罪消息。所以，年轻记者很快就加入了来自《美国日报》《世界电讯》或《先驱论坛报》的老记者队伍中去玩牌，把大多数工作留给来自《每日新闻》和《镜报》这些小报的记者，这些小报看重犯罪新闻，通常这些记者要么在警察中，要么在黑手党里有亲戚。瓦诺克尔却在这两边都没有亲戚。

经过棚屋的锻炼并在皇后区当了一段《纽约时报》记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开始了他的夜间加工改写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加工改写编辑组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特权意识的地方。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本人在他的早期记者生涯中曾是一个一流的加工改写编辑，对加工改写编辑的夜间工作有很大兴趣。加工改写编辑组由大约七个人组成，包括邻近新闻编辑部前部的三排桌子。非常重大的最新报道给了坐在走道边的第一排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加工改写编辑的“教头”。他无疑是在最晚发稿截止时间压力下最值得信任的和沉着的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伯里特。在前排的其他加工改写编辑，如果伯里特先生外出吃饭而且事情又紧迫的话，也能得到好的报道任务。伯里特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时报大楼街对面的高夫查普屋或者在第八大道上的唐奈餐馆里喝两杯加水的J&B威士忌后再吃饭——如果有重大事情发生的话，在那里总能找到他。

第二排的记者年老而可靠，他们能够写稿但不愿意跑动，还有一些成熟的记者，处在最后的打磨阶段，准备成为驻外记者。在50年代，这后一个集团里有泰德·斯祖尔克、伯纳德·卡尔普和维纳·菲利普（他同麦考迪什·菲利普没有任何关系）——这三个人笔头快而且有生气，他们反映了城市版主任在他的加工改写编辑组里想看到的那种精神，他不抱怨他们在自己桌子上方的柱子上悬挂的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组——人类利益都在夜里整合。”这三个人还经常跟送稿生开玩笑，有时——使用新闻编辑部后面的一个电话——他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跟一个较老的、没有疑心的、加工改写编辑打电话，模仿棚屋里的一个街区记者的声音，或许是《纽约时报》在长岛里佛海德的记者J.哈里·布朗的气喘吁吁的声音。J.哈里·布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打电话的风格——迅速而有激情，重复每一个词：“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

维纳·菲利普在从事了他成功的加工改写工作后被派到叙利亚的达马斯科斯。一天清晨他突然被宾馆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传来一个声音说：“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维纳·菲利普刚刚在东方酒吧间喝烧酒喝到黎明，J.哈里·布朗熟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使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谁知打电话者原来是菲利普以前的做加工改写工作的同事伯纳德·卡尔普，他正被《纽约时报》派往雅加达，他的飞机只是在达马斯科斯机场停留一下。菲利普非常高兴听到卡尔普的声音，迅速穿好衣服，冲出宾馆的走廊，跳进一辆出租车，奔向了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卡尔普正在机场。他们喝咖啡，叙旧，直到卡尔普的飞机准备起飞。在菲利普回宾馆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支乘坐卡车和坦克，夹杂着路障、尘土和混乱的保安。“发生了什么事？”菲利普问他的司机，“入侵？”司机停下车询问，回来对菲利普说：“他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您急急忙忙地奔向机场，他们误以为发生了一场袭击。”

桑德·瓦诺克尔从事加工改写工作，在巴雷特先生出去吃饭时，在其他大多数加工改写编辑都忙碌着或离开他们的桌子去过夜时，也从未发生过大的报道事件。韦恩·菲利普一年前在从事加工改写编辑期间有过好运。当时诗人马克斯韦尔·博登海姆被发现杀害在凉亭边上的一个设施肮脏的房间里。一年后，1956年，另一个年轻的加工改写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也赶上了一次，当时在后半夜出现了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碰撞的无线电信号。弗兰克尔当时26岁，他搜集事实并清晰而迅速地写出报道，工作卓越。在凌晨2点34分印刷机开始印出弗兰克尔的头版报道，并且在通栏标题《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碰撞，1134名乘客在海上大雾中放弃意大利轮船》之下署有作者名字。第二天，《纽约时报》的高级记者迈耶·伯格、米尔顿·布拉克、彼得·基思等人接手了这个报道——但弗兰克尔已经成为这一夜编辑部的英雄了。一年后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他被派往维也纳帮助《纽约时报》采访革命和难民离国。弗兰克尔的驻外任务尽管被列为“暂时的”，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到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在维也纳之后，他作为假期替补记者填补了贝尔格莱德空缺了近一个月的职位，然后被安排到《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赫鲁晓夫的崛起和朱可夫的衰落，并且发掘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

瓦诺克尔在做夜间加工改写编辑工作时，除了承担白天的一般任务外，还为《纽约时报》写了好的报道，得到了署名权。但他在1955年和1956年间在新闻编辑部里写的报道没有一篇能有足够的分量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并且引人注意，以致使他能被派到海外承担他所希望得到的任务。卡特利奇似乎把他全忘了。他从一位有影响的编辑那里得到的对他个人的关注是简单而且无意义的——这是在后来的一个下午发生的：当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注意到瓦克诺尔坐在那里，穿着一件英国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把脚搭在他的打字机上。丹尼尔在走道上停了一下，从大约20英尺的远距离注视着他的那双鞋和服装，很快看出它们是英国造的。尽管丹尼尔没有说什么，但他的心情似乎漂浮出来又消失了，也许是回想起在他最喜爱的城市伦敦的辉煌岁月，陷入对他一生最历险的时期的短暂回忆……丹尼尔愣了一会儿，目光从瓦诺克尔的鞋子上移开，继续走向洗手间。

不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不耐烦《纽约时报》的节奏，辞了职，成了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电视记者，在一年之内他被公认为国内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1955年和1956年对于在新闻编辑部里刚刚起步的年轻记者来说，很难说是理想的时期。不仅纽约的人员是如此地受传统束缚，以致卡特利奇用了几年时间才使它的僵化习惯有了可喜的初步进展，而且《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包括卡特利奇——在1955年和1956年也为参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的干预策略所分心和烦扰。这个委员会在调查新闻界的共产主义，似乎决心要清查在《纽约时报》工资单上的前共产党员。

参议院的调查是1955年夏天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的，这位记者承认自己曾是共产党的间谍。调查在1955年冬天扩大了范围，在纽约的秘密听证会开始之前，共发出了35张传票——其中26张给了《纽约时报》以前的或现在的雇员。1956年1月，在华盛顿的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发出了18张传票——其中九张给了《纽约时报》的雇员，两张给了刚刚离开《纽约时报》的人。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学生时入党的，一两年后就退出了；也有些人是在为其他报纸工作期间成为党员的，在加入《纽约时报》前很早就退出了；还有些人几年前是党员，但在这时全都声称自己不是党员。然而，可能有一个编辑在加入《纽约时报》前退党了，后来又重新入了党。一天下午，在传票送到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卡特利奇走进新闻编辑部，想和这位编辑说句话，发现他正在编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时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纽约时报》同样有许多人——甚至更多——并没有终止和那些被委员会审查的第三层八到十个雇员或整个大楼里的其他人的友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友谊可以得到增进，它靠一种不畏惧专门委员会一些调查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所巩固，因为这些调查者的真实目的受到了《纽约时报》高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的做法已经显示出漫不经心的迹象。一天一个调查员带着给一个叫“威拉德·谢尔登”的人的传票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摇摇头，回答说《纽约时报》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尽管卡特利奇心里清楚《芝加哥太阳报》有个威拉德·谢尔登）。于是这个调查者顿时感到迷惑，问道：“好吧，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社里有什么人叫谢尔登？”卡特利奇说，有一个人叫罗伯特·谢尔登——使卡特利奇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看到这个调查员在传票上划掉威拉德的名字，写上了罗伯特的名字。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尽管《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和编辑极力保持平静和客观，每一天都派没有争议的记者去全面而精确地采访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但每当《纽约时报》的一个被揭了底的人进入新闻编辑部，坐到他的编辑桌或打字机旁时，还是能感觉到内部的影响——在他周围会有轻微的沙沙作响的不自然动作，如某个同事装出来的欢乐，或者谈话突然停止，或者有人表达同情，或者故意避免提到最近一期《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进入新闻编辑部某个人的证词和照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整个队伍都被询问所触动，那些被挑出来的人感觉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两个老记者被点了名，被专门委员会找去了，现在已经几天没有承担城市组的采访任务了。一个记者自1947年以来就在华盛顿分社工作，在参议院里采访过许多报道，现在被赖斯顿打发掉了，送到了纽约，此后的两年坐在了加工改写编辑组的最后一排，实际上是做一个职员的工作——收集每天的新闻摘要和索引。最终他的悔过得到了补偿，他重新得到了他作为署名作者的地位，但再也没有回华盛顿。几年后他在纽约也被剥夺了他所胜任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因为他向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长岛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这决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前共产党员宽恕。

《纽约时报》的最高层——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查尔斯·默茨、特纳·卡特利奇和詹姆斯·赖斯顿等人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大量的权衡：《纽约时报》如何才能既和奥克斯的传统的爱国主义保持一致，又不对调查者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违反《纽约时报》多年来在它社论中明确拥护的民权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呢？在高层管理者中几乎不怀疑，由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之所以专门调查《纽约时报》，恰恰是因为它拼命反对与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的同事、印第安那州的威廉·E.詹纳参议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内华达州的朱利恩·G.索瓦恩）有关的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纽约时报》谴责了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挑战了国会各种委员会使用的谩骂方法，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攻击了麦卡伦移民法案的限制；因为它批评了一种安全体制，这种体制掩盖了它产生的牺牲品的控诉；因为它坚信美国民主的真正精神，是要求严格认真地尊重哪怕是最底层的个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苏兹贝格也承认新闻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要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接受国会的正当询问。苏兹贝格本人，在他的公开讲演和声明中说，他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偏爱的证人，他不想让他的工资单上有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认为所有被专门委员会召去的雇员都应该合作。他希望他们不要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81]。《纽约时报》的头两个被传讯的记者承认，他们曾是共产党员，但在30年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就退出了。但下一个证人，一个文字编辑却拒绝公开他过去的政治背景，当他站在专门委员会面前时，他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苏兹贝格把他解雇了。

解雇这个人震惊了报社的一些取向更自由主义的人，它还招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封抗议信，理由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是宪法赋予的一项权利，不应成为而且本身也不是被解雇的理由。《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论版上发表了苏兹贝格本人的回复：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尤其当自由受到了威胁时，宪法权利受到维护至关重要。这些权利不仅包括第五修正案中所保障的权利，也包括像你指出的第五修正案当中的核心条款：言论自由。然而，我似乎觉得，你在你的讨论当中忽视了言论自由会带来的一些重要后果。

……我们信任伙伴的意愿同时也带来了被信任的一方应该承当的责任。他们需要向同事以及公众表现他们的坦率。那些以编辑和报道新闻为业的人，相比于普通大众，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就像任何一位公民一样，一位报人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利来维护其避免自陷法网的权利。但是对于第五修正案中权利的行使让他的肩上承担了一个重担，将其置于一个需要为这家报纸的其他新闻或编辑同事证明自己适合继续留下来的境地。同时这也为这家报纸增添了一个义务，使其要在考虑到所有事实（包括他所采取的立场）的情况下，思考他是否还有资格在此任职。在信任和保密为工作所必需的敏感部门，并没有规定要保留一个想要避免自陷罗网的人。

这封信在一些人那里受到了称赞，在其他人那里受到了谴责，对于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社论作者来说，该信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他们反对苏兹贝格反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但苏兹贝格始终坚持他的立场，在1955年11月底，由于《纽约时报》更多的人显示出他们不完全合作的意图，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写了一个声明草案，证明解雇《纽约时报》以后要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人是有道理的。

____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星期天版）部门解雇是因为，当他在这样一个敏感的职位上任职时，他完全没有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依宪法成立的委员会承认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通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____先生行使了一项宪法权利。但是，在我们看来，他没有完备地考虑到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向报业所要求保证的特定义务。一个保证自身为自由媒体的机构有权成为一个坦率的媒体。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这种坦诚。

当约翰·奥凯斯收到这个声明的副本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它的上头批上了一句给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话：“奥维：我认为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奥凯斯尽管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但距离取代査尔斯·默茨担任社论版编辑还有数年的历程；此外，奥凯斯曾经为《纽约时报》写了许多反麦卡锡主义的社论，他毫不犹豫地向默茨，或者向时任副总裁的德赖富斯，或者向业主苏兹贝格本人表达他的观点。1956年1月2日，奥凯斯给苏兹贝格写道：

亲爱的阿瑟：

自从几周之前我们就《纽约时报》有关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进行讨论之后，我就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依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自动地解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员工，同时又与我们最近，也就是今年春天所表达的社论观点保持一致。

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我不明白我们如何可以这么做，同时又避免被指责为向伊斯特兰俯首称臣。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非常关心的是，我们未来就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法案问题所写的任何东西，将被我们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和声明所抵消。因此，正如我公开表达拥护我们对这个委员会和它的调查的观点一样，我迫切要求我们不要固执地坚持对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我想我们就将处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地位，将使我们在未来省去很多尴尬和麻烦。

JBO

特纳·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是有私交的。他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但卡特利奇在密西西比的童年时代就知道伊斯特兰家族，伊斯特兰参议员的父亲伍兹·伊斯特兰曾是卡特利奇那个区的区治安官，在那个时代卡特利奇把伍兹·伊斯特兰看作英雄。在一个短暂的时期，特纳·卡特利奇也许想当个律师，如果说他能想出一个他可以模仿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话，他总是想到伍兹·伊斯特兰。尽管詹姆斯·O.伊斯特兰从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激发起卡特利奇的想象力，但卡特利奇确信自己在调査期间可以去华盛顿，和参议员进行一次温和的私人会谈，也许会发现伊斯特兰如此关注《纽约时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并且以他所能做到的方式进行合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卡特利奇来到伊斯特兰的办公室，参议员和蔼可亲，笑逐颜开，他拉着卡特利奇的手以真诚的口气说：“嗨，特纳，我并没有想麻烦《纽约时报》。”

“是的，那么你对付的是什么呢？”卡特利奇问。

“好吧，”参议员耸了耸肩说，“什么也没有，真的。”

伊斯特兰不会再说别的什么了。对卡特利奇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闲逛的、微笑的、没有结果的下午，伊斯特兰表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专门委员会的顾问朱利恩·G.索瓦恩在主持这次调查。但当詹姆斯·赖斯顿后来在为《纽约时报》写东西而采访索瓦恩——把这位顾问描述为“矮胖，说话温柔”——时索瓦恩坚持说，没有伊斯特兰的许可，他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没有得到授权决不会发传票。卡特利奇在和伊斯特兰谈话后的确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只是提醒自己：伊斯特兰们是来自三角洲的种植园主似的家伙。据一些密西西比人说，三角洲的人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是有财产的人，就像他们遵循的季节周期一样多变；他们是爱社交的人，不想被发现与任何人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狡诈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难把握的。

在这一时期认识卡特利奇的人都感觉到，他正在变成很难把握的人。他经常是漠然的和含糊的。1948年他同妻子离了婚，把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了萨迪餐厅里，以致他的照片不久就被挂在了餐厅墙上，他的名字上了菜单（“卡特利奇小牛排”）。1955年，他对他的朋友们显示出一种更深的挫折和失败感，一次他对他们说可以找人取代他当主编了。

如果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曾经考虑过这样做的话，他也没有明说。苏兹贝格态度上唯一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他决定增强《纽约时报》对伊斯特兰专门委员会的立场，在宪法第五修正案上采取多少缓和的路线——尽管自那时以来《纽约时报》又解雇了一个文字编辑，即星期天书评主任的助手，他在寻求第五修正案保护后，迫于压力而辞职。

但约翰·奥凯斯在他以前给苏兹贝格的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似乎影响了苏兹贝格、德赖富斯和默茨。在1956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长长的社论中，默茨写道：

在这些被证明过去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或出于私人原因求助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雇员的案情中，我们的政策是根据其自身情况，根据每个人在我们组织中的责任以及他同本报的关系使他值得我们相信的程度，来判断每一案情。

接着，以一种并不经常渗透在《纽约时报》社论中的感情，查尔斯·默茨用一段苏兹贝格特别欣赏的话结束了他的社论：

我们不能清楚明白地讲出遥远的未来。但我们有信仰，这一信仰是强有力的，在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现在的专门委员会被忘记后很久，在种族隔离在南方最终遭到惨败后很久，在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受欢迎的记忆后很久，在国会最近的委员会得知它不能成功地阻碍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之后很久，《纽约时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

11

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82]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确实在伊斯特兰听证会时撼动了《纽约时报》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并且知道，如果换上合适的打扮，将那个周六下午的场景安插在某个密西西比小镇的法院广场，赫鲁晓夫也并不会显得离奇——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几个月后，他还在极力分析这种反应缺失的现象。

采访结束后，赫鲁晓夫站起来，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愿。赫鲁晓夫说，他喜欢继续采访，但现在他不得不出去会见蒙古代表团。他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然后赫鲁晓夫和卡特利奇、乔登以及苏联新闻助手一起穿过外办公室进入走廊，在那里赫鲁晓夫与他们道别，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摇摇晃晃地走了，说：“去见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纽约的路上访问了《纽约时报》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权的现实重新合为一体。《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兑现他许诺过的大幅度地涨薪一事。卡特利奇说他没有忘记这事。但这位记者也许怀疑要等很长时间他才会再得到主编的全方位重视，所以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阵子酒后，谈话开始直接涉及个人问题。这位记者指责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抛弃了他。接着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劳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里流出了眼泪，突然释放出掺杂着诚实和敌意的公开的情感，承认他在纽约感觉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说，提高工资没有兑现的理由是预算被业主办公室冻结了。看起来这既不是苏兹贝格的决定，也不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决定。德赖富斯44岁，已经成了纽约时报公司的总裁。苏兹贝格仍然是业主，但他在这一年感觉不很好，出现一些反复性中风的征兆。在65岁时，他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的女婿和继承人。

《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

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83]的创办者和主编。

克莱本先生赚钱无方，这是他庞大的布局零乱的白色房子最终不得不变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没有被他们的习惯所分心或影响。他读他的《圣经》，每天早晨挤牛奶、喂鸡、种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从来不喝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饮品，他把可口可乐叫作“药剂”。人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该死”，那是在他开的轻便小货车同另一辆汽车相碰撞之时。尽管寄宿者经常极力引诱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后来一个星期天，有人打开门到他楼上的卧室，发现他在那里玩单人纸牌。

年轻的克雷格·克莱本所有的性知识都是从黑人护士那里学来的。他的母亲在不做饭或不清理房间时，通常是玩桥牌。在印第安诺拉高级中学，他羞涩而且不活跃，足球教练——也是数学教师——当着全班的面叫他“娘娘腔”，直至现在克雷格·克莱本也算不好算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又再次入伍，他在这种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绝妙的方法，来逃避他在被母亲统治的家里所感受到的窒息感。他有时尊敬母亲，有时又鄙视母亲，他最终会和母亲对抗，并且超越母亲。

他能确切地记得他开始爱好烹饪的那个时刻。那是在1949年，当时他是在海上，是法兰西之岛号的乘客，准备第一次去巴黎。吃饭时，他看到了浇上白葡萄酒和蘑菇汁的肉排。正如他后来对一个朋友描述的，这有点像有了宗教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味觉的萌动。

以前他也经常自己做饭，但现在他把烹饪神圣化为一种艺术。他开始考虑干一种能多少把烹饪和写作结合起来的职业，并以此谋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1953年他去了洛桑，毕业时他在一个60人的班里排名第八。定居在纽约后，他试图在《美食家》（Gourmet）杂志找一份工作。起初那里没有什么机会，他干了一份当酒吧间招待的临时工作，同时继续向《美食家》求职，直到有了一个当接待员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工作，最终上升到编辑岗位。这时他碰到了一个在《纽约时报》当美食编辑的女人，在从洛桑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他给她打电话，提议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你想不想采访一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他刚从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毕业？”她写了这篇报道，两人成了朋友，因此他提前知道了她在1957年辞职的计划。在她的建议下，他到《纽约时报》求职了。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去了特纳·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对克莱本来说，这正是申请的极好时机。卡特利奇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容易单纯的决定了，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年轻人的出现，想成为美食编辑，满足了卡特利奇的想象。当克莱本提到马克尔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时，就胜券在握了——“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克莱本被雇用了。

卡特利奇不后悔这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克雷格·克莱本成了报社最知名的编辑，也可能是纽约餐馆最害怕的顾客。他前任的报道眼光，更多地反映的是逛市场的人和家庭主妇的观点，而不是批评家的观点。和他的前任不同，克莱本强调的是对餐馆的评论。他开始一天三餐均在外食，包括早餐，并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公布餐馆评分制度——四星级代表优秀，没有星级代表反胃。很快，几十家餐馆的领班都防备着他的来访。一些人从秘密的渠道得到了他的小照片，把它摆在收款机后或厨房里。但即使有一张照片，也不容易把克莱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他也从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订座，要么是不期而至，要么是用他客人的名字。他喜欢和至少另外一个人，有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吃饭，这使得他能够品尝广泛多样的菜。他经常安排他桌子上的每一个人点一种不同的菜，他每一盘都尝一点儿。他从不吃完一整盘，目的是保持理想体重。每天早晨在离开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或他在东汉普敦的家之前，他会称称体重，通常准确标出是150磅，每天晚上160磅。在一天里，他根据他吃的东西能说出他在某一时刻的体重是多少。他还能指出，这些食物将对他的肤色（有时在他执行任务时会长出皮疹）和消化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很少消化不良，但他总是在他的口袋里，在一个黑色的小搪瓷盒里装上几粒消化药。迄今为止，他从没有中过毒。

如果他第一次光顾的餐馆的饭菜特别好或特别差，在写评论之前，他很可能再回头吃一次，以便确定餐馆老板上一次是不是侥幸过关或不幸失误。在考察食物时，克莱本也很注意餐馆的装饰，餐桌的安排和音响（他讨厌氛围音乐），侍者的效率，他们清理盘碟的速度和他们的形象。有些餐馆把克莱本看作是灾星：只要他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空调会不灵了，或者盘子会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顾客和粗鲁的侍者会因为餐馆拒收信用卡而突然发生争吵。克莱本本人就曾被面包圈砸在头上和肩上，手上的银餐具被撞掉过，身上被溅上过冰水和热汤。他顺从且幽默地接受这一切——同时该餐馆的星级会下降。甚至在他强咽下一口难以咽下的菜时，他也极力压抑住自己的反应，但生气的样子偶尔使他的面色显得难看，正如他对他的客人温和地抱怨说：“这荷兰酸辣酱里掺进了人造黄油。”

他喜爱的餐馆（四星级）是两家法国餐馆——青蛙和快帆船，那里的价格没有因为他不菲的开销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即使当他对一家餐馆不高兴时，他也不像《纽约时报》的戏剧和电影批评家那样对其进行伤害。克莱本惩罚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纽约餐馆，至多是说“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馆的通风还有待改进”（一星级）；或者在评论华盛顿特区他去过的一家餐馆的情况时，他赞美老板“热情洋溢的微笑”，然后写道：“装饰是笨拙的、现代的，有着流星般的树枝形的装饰灯架和稀疏覆盖的墙壁，烹调的质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龙须菜却因烹调过头而没有味道了，事先准备的橘皮鸭很普通”（无星级）。除了写他的评论和特写报道，克莱本还编辑菜谱，并且在办公室里和报社的一个家政学家和候补餐馆批评家对食物进行检验，这个家政学家自认是“不景气领域里的克雷格·克莱本”。克莱本还找时间编了一些烹饪书，其中一本《〈纽约时报〉烹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销售了20万册。但他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其谦虚，把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竞争——他评论自己的名气时说：“不是说我在我的职业上是最厉害的，但也许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

特纳·卡特利奇想把《纽约时报》编辑得更紧凑，成为一种比电视报道得更充分、解释得更清晰并能快速阅读的报纸。他的这一愿望如果离开了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许伯恩斯坦为达到所希望的这些目标而拥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习惯于不受挑战地工作的，且仍然独立的负责人——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担任主编助理后不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开始在他的内部期刊《胜利者与罪恶者》上不仅评价日常版人员的工作，也评价马克尔的星期天版的事务。马克尔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如果要对星期天版做出评判的话，马克尔会自已来。

在马克尔那里，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法权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马克尔对办公大楼三层的整个新的思维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释性的报道（这早就是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目的专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写，如“新闻人”侧面、新闻分析、深度文章（这是星期天《时报杂志》和“评论”的职能）。伯恩斯坦对于写作和文字编辑有各种各样的严谨而细心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适用于平日版的人员，但却不适合马克尔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个受到马克尔怀疑的原则是，为了清晰和便于理解起见，《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句子一般只应包含一个意思。当这个建议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提出后，马克尔口授了一个备忘录：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着很大兴趣读了你关于短句子的这期特刊——

或者按你的要求，最好说——我已经读了你的这一期《胜利者与罪恶者》。它是一期特刊。我对它感兴趣。没有句号。”

马克尔当时用一个叫作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温文有礼而又严格的作家负责他的《时报杂志》的工作。米尔斯坦令人目眩的风格明显是同伯恩斯坦的几乎所有原则都相矛盾。伯恩斯坦喜欢短短的导语，而米尔斯坦偏写长长的导语；伯恩斯坦强调简练性，而米尔斯坦却体现了复杂性；伯恩斯坦想要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米尔斯坦却给一句话塞进了多重意思。差不多每一周，莱斯特·马克尔都会在《时报杂志》或戏剧栏目发表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一篇文章，不仅强调作者的个性，而且也强调星期天版不同的编辑标准。米尔斯坦的一个典型的导语是这样开头的：

现代工业的原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2500年前，剧院大约要用一个世纪树立剧作家的形象，使他有的地方纯化，有的地方暗淡，使他像一大块斯提尔顿干酪那样默默地成熟起来，而现在电视却废除了所有这些浪费的动作，在十年里轻快地包装了戏剧家的比赛，甚至赋予他们很容易鉴别出来的等级标志。

或者：

发展最完备、最令人满足的追踪文化潮流的形式之一（在身份阶梯上提高位置，在接受度上降低底线，就像他们对庸俗之辈所喊叫的一样）是参加一场艺术表演的首场演出或出售画作的展出，这与其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就像阑尾一样，几乎是退化的。

莱斯特·马克尔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之一；或者说，既然《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了，他也许是唯一伟大的编辑。马克尔是在《纽约时报》加速增长的高峰期之前加入《纽约时报》的，随着报纸的扩张，他也扩大了他的星期天版，这两种力量都乘上了增长着的美国经济的东风。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更有教养的、更热心的、更辉煌的、更贪婪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读报的话，会发现《纽约时报》特别是星期天版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星期天版的偏爱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一些和马克尔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例如，门罗·格林领导下的咄咄逼人的广告人大军带来的巨大的广告量，使人们读起广告来就像读新闻一样有兴趣：汽车、貂皮大衣、摩托艇、供购买的住房、供出租的公寓、供雇用的秘书、邦威的服装、伯格道夫的服装、金贝尔的服装等广告。不管世界处于什么状况，不管有多少士兵遭到了伏击，不管是谁刚刚被谋杀，也不管谁在骚乱或饿得要死，每年每月的每个星期天，漂亮的服装总是挨着《纽约时报》灰色的新闻栏目跳起舞来。

星期天版之所以兴旺，也是因为报社的发行队伍把它投放到全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促销人员在广告牌上、小册子里展示它，把它喂给未来的富裕社会；星期天版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在办公大楼三层卡特利奇的保护下，星期天版的要闻提供的新闻，比其他竞争对手的报纸更多——有更多的足球比分，更多的婚约公告，来自世界更多城市的更多来稿。

但真正使星期天版显出独特性的是那些完全由莱斯特·马克尔控制的部分——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一周评论”、“书评”、戏剧栏目、旅游栏目；艺术、电视、音乐、舞蹈的版面；园艺版面、DIY版面，各种各样的关于时尚或家具或儿童书籍或高保真录音机的版面。马克尔为这些栏目提供许多观念，写标题，审查照片编排，阅读他的人员或撰稿人写的每一句话；在付排之前编辑每一行字。马克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精力充沛的人，使他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然而，如果一个人以前没有见过他，或者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声的话，马克尔看起来是一个不引人注目、平淡无奇的人。他有一个棱角分明的脸盘，显示不出任何特别的活力，波浪式的灰发从高高的前额整齐地向后梳理下来，钢边眼镜背后是柔和的、胆怯探询的眼神。他的声音不很有力，实际上他通常说话时，声音是尖细的、有波动的、恳求似的。但由于马克尔在办公室里很少正常地说话，一个陌生人在剧院的走廊里或在鸡尾酒会上听到的马克尔的声音，就不是《纽约时报》星期天版部的雇员所熟悉的声音了。对雇员们来说，马克尔经常是气得尖叫起来。由于他从来不停下来，他总是围着办公室不断走动，不停地督促某件事或某个人，或者对他听到的一段话皱眉头，或者不满意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或刚得到的回答——由于马克尔的身体是被他的情绪所支配的，所以他的职员并不很了解他的样子，而是更清楚他的感受，以及他让他们感受到的感觉。《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都说，星期天版部的气氛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在乘电梯经过八层时都能感觉到。当然，除了在八层工作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乘电梯上八层，就进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个接待员，这是一个快乐的红脸庞的绅士。他的左边有一个门通向星期天“书评”组；右边是一个昏暗的过道，先是经过马克尔办公室的门，然后是两个高级编辑的门——其中一个高级编辑是丹尼尔·施瓦茨，一个总是面带笑容的高个子，另一个是刘易斯·伯格曼，一个内心混乱、敏感的人。在走道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像整个大楼那样长，有六七十张桌子靠右边排成排，桌子边坐着马克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有的是无所事事，有的是专心致志——打字、阅读、谈话或发呆、写作、改写、编辑、修改。由于《时报杂志》的最晚发稿时间是星期一，“书评”是星期三，戏剧栏目是星期四。“一周评论”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时的压力是不平衡的：《时报杂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发疯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评论”的人却在房间的另一边无所事事地读报纸，因为他们离最晚发稿时间还早着呢。但马克尔总是处在最晚发稿时间压力之下，要检查每一件事情。当他走进房间时，会很快使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紧张感。他不过是走进来，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把毛毛虫们都晒卷起来，人们的大腿都缩进去了，身体也弯曲下来——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顿所写道的，就像是一种烈火的考验，一种进地狱的体验。

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

1957年，马克尔为《时报杂志》的一篇长篇文章仅支付300美元，这点钱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评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迈耶·伯格多年来一直拒绝为马克尔写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是这样。一个叫罗伯特·普拉姆的记者曾接受了一项任务，稿子却五次被退回来进行重写。最终，他也放弃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罗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马克尔。

马克尔的要求碰到了这样的反应，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作者会反对改稿。他认为，毕竟这既是为《时报杂志》好，也是为作者本人好。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监工，他们都应符合他的标准。在他们开始写文章之前他给他们规定了思路，这个思路确定了主题和包括的要点，如果他们按这个思路去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觉得，他们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去写，不理睬他的思路，于是就指责他太严格，太有条理了。他承认，他是讲究系统的，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不仅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制版编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在家里对他的园丁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马克尔来说，看到播种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经常会因为面包烤得过焦、备忘录放的地方不对、出租车司机开得慢、想打电话而电话占线而生气。他要求他在百老汇开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绝排队等着看一部新电影，因此只会去看预演。当玛丽莲·梦露的《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的预演没有给任何人预留座位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指派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为他占了两个座位，从下午5点钟一直等到马克尔计划到达的时间晚8点30分。

莱斯特·马克尔的父亲是下东区的一个叫雅各布·马克尔的银行家，是一个习惯于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被人巴结的、热衷于系统的人。雅各布·马克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银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顿中心的第九十三运河大街建立了马克尔兄弟银行。银行墙上悬挂着他本人的画像，他后仰着坐在那里，考虑那些为贷款而来找他的人的请求。这些人中有许多曾是中欧的犹太人店主和小贩，他们曾打算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购买船票把他们的家庭带到美国。

莱斯特·马克尔是雅各布的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出生在第九十五大街上麦迪逊大道的一幢住宅里，但后来雅各布觉得小孩子应该送出城市到“乡下”——也就是布朗克斯——生活。布朗克斯这个自治市在1906年还有许多农场和农民的林地。马克尔一家搬到了那里的莫里斯尼亚区的第一百六十五大街。但布朗克斯当时还处在地产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兴起进城大运动，犹太人也正进入那些曾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地区。12岁时，正是在这里，马克尔开始深深体验到其他孩子的反犹主义污辱，有时他们会追赶他，往他身上扔石头。雅各布·马克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搬走。他似乎对他儿子的麻烦不敏感，整天都待在他在城里的银行中远离这一切，他也许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应受教育的一部分。

莱斯特长大后，不懂得幽默而且羞涩。他上了唐森德·哈里斯高中，非常勤奋，后来上了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8岁时他开始为布朗克斯的一些小报写文章，他发现记者职业适合他的气质——好奇但又羞怯，他有了接近陌生人并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的借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伊菲吉妮·奥克斯，但在191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在《纽约时报》社找一份工作。他只有19岁，还需要积累经验。他先从布朗克斯的《家庭新闻》（Home News）开始干起，后来转到《晚间邮报》（Evening Post），最终在《纽约论坛报》得到了一个记者工作，在那里干了九年。在《纽约论坛报》他碰到了加雷特·加勒特，一个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编辑，并且熟悉奥克斯。马克尔还结识了富兰克林·P.亚当斯、马克·康奈利、罗伯特·本奇利、乔治·S.考夫曼和许多会继续有发展的人。当亚当斯转到《世界日报》时，他促使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雇用马克尔。马克尔已经在《纽约论坛报》做了各种事情——报道、改写、文字编辑；他干过城市版主任、夜班主任，在27岁时当了主编助理。斯沃普对此印象很深，他给马克尔去信，似乎急于雇用他，后来他问马克尔：“你挣多少钱？”

“一万美元。”马克尔说。

“钱多了一点儿。”斯沃普摇摇头说——就此马克尔反问道：“可你又挣多少钱呢？”

两年后，1923年，阿道夫·奥克斯知道了马克尔，邀请他到大西洋城度周末，这位业主正在那里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苏兹贝格休息娱乐。在马克尔来到后不久，奥克斯领着他在木板路上乘坐了两小时的轮椅。他向这个年轻人提了些问题，并且对他做出了评价。他赞赏马克尔关于改进《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许多想法，但奥克斯也多少担心马克尔关于办一个解释一周新闻的专门副刊的计划。奥克斯认为，这会使报纸过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还会重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直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前的几个月，马克尔和苏兹贝格才创办了“一周评论”栏目，后来赢得了普利策奖的一个特别奖。

据说马克尔靠创办“评论”栏目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全部跨越，这个栏目最终为他提供了新闻解释的合适样式：平日的《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马克尔的评论则告诉读者为什么发生。《时报杂志》也和新闻保持同步，没有新闻依据就不发表文章：如果要发表一篇关于某位百老汇戏剧明星的文章，这个明星就必须在表演中亮相，而且该剧要么正准备公演，要么有别的新闻；如果准备发表一篇关于某个政治家或城市或乡村的文章，他们也必须进入新闻中。如果说马克尔的体系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新闻得到解释，新闻得到说明，有新闻价值的个性得到展示。在马克尔1923年加入《纽约时报》时，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546497份，平日版是337427份；当1948年马克尔在《纽约时报》干了25年，并且把他的队伍从5人扩大到55人后，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1106153份，平日版是539158份。

为了庆祝他在《纽约时报》工作25年，在办公大楼八层举行了一次晚会，他的一些员工送给他一个他致力于一生的“评论”的嘲笑版。其报道是非常详细的，也许太详细了：它展示了马克尔的怪癖，他日常的轨迹，他的“体系”——说他早晨6点钟起床，读早报，包括《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然后做十分钟的日光灯治疗，同时在他的肠胃休息时听轻便收音机的广播。在沐浴时，他把本子和笔挂在身边一个特殊的挂钩上，有了一种想法就把它记下来，他还在床边放了一个本子，只要铅笔一被拿出，就会被照亮，这样他就能在半夜写下自己的想法。这幅肖像的基调是说，莱斯待·马克尔是一架不停顿的机器，他在周末“紧张地放松”，不停地在他的电视机上换台，直到他找到了一幅完美的面画，然后转换到另一个频道。

在这幅肖像中马克尔并没有多少幽默感，他后来得知有几种嘲弄“评论”的版本在整个大楼里传播开来，很不高兴。有一份复印件在《纽约时报》三楼资料室他的个人文件夹里，但是这份复印件上还附了一张马克尔主管“一周回顾”的编辑写的备忘录：

通知——通知——通知

这张证明文件不可用于公共传播，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此文件并非研究材料。它不可被任何想要寻找有关马克尔先生信息的外部人士浏览，除非经马克尔特别允许。而且如果有人得到了许可，那么每一条特殊的信息在被使用之前需要被重新核对。

J.德斯蒙德

星期天版部

马克尔一出现，星期天版部的全体人员都会感觉到压力，但星期天“书评”的编辑弗朗西斯·布朗感觉到的压力或许比星期天版部的其他编辑少一些。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尔自认为是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除非他对某一本书有特殊的兴趣时，他平时并不极力去影响“书评”。“书评”相对幸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弗朗西斯·布朗本人——他知道如何对付马克尔，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待他，既神气十足地对待他又不会走得太远。他经常带着亲切的微笑嗔怒地对他说：“噢，真的，莱斯特，不是说真的吧！”

弗朗西斯·布朗喜欢穿斜纹软呢服装，是一个灰头发的矮胖子，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狮子般的脸，做事不紧不慢，有略带优越感的学者的举止。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曾执教于达特默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朋友，德赖富斯也是达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亲自邀请下来《纽约时报》工作的。奥克斯—奥凯斯当时68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他认识布朗时，布朗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布朗后来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了《当代历史》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个杂志是由奥克斯—奥凯斯在时报大楼十层编辑的一个辅助性月刊。

1936年，奥克斯—奥凯斯去世五年和奥克斯去世一年后，苏兹贝格出售了《当代历史》，弗朗西斯进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马克尔新组建的“一周评论”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辞职，接受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诱人的职位。马克尔后悔让布朗离去。后来几个“书评”编辑因不能容忍马克尔而离职了，马克尔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书评”主任的职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马克尔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于是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妥协。

布朗的队伍由大约20个下属人员组成，他们帮助他计划和编辑“书评”。由于出版商每年给《纽约时报》提供的7500本书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评论，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严格挑选的过程。当然，“有名气的”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一些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已经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会得到评论。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么是通过杂志上的连载，要么是通过其他文学家的推荐，要么是通过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处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纯粹的文字贩子或者雇用文人，没有在《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那里树敌的话，新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的。在《纽约时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影响”不一定是高层编辑的特权。有时在繁忙的日子里，一个职员就有决定权，决定收到的一个邮件——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新闻特写，一张照片，一份新闻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发来的上百件东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单独挑出来，送给某个编辑，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压到很晚才处理。（有些非常着急的精明的出版商，为了保证某些新闻稿不被《纽约时报》忽视，有时会直接给苏兹贝格寄上一份。他们知道苏兹贝格是不会亲自看的，但他们希望苏兹贝格的秘书在把新闻稿分配给合适的编辑时，可以附上有着苏兹贝格姓名缩写的“供参考”的条子。一个编辑收到了带有苏兹贝格首字母标签的新闻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书选出来供评论，下一步就是指定一个评论者。全国有几百个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编辑和记者、杂志和季刊的批评家——愿意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既因为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希望作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评论者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人那样的礼遇。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出版一本书，报纸总会予以评论的。《纽约时报》自己人写的书很少会受到严厉批评，差不多总会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书评”中得到即使不是广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对待。这不一定是哪个人施压的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多少是一个传统——就像另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一样，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去世，他在报纸上得到的讣闻总比没有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更长。阿道夫·奥克斯坚持要为《纽约时报》的人奉上优美的讣闻。奥克斯重视壮观的葬礼。《纽约时报》的员工去世后，奥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体出席死者的葬礼，然后用成队的灵车护送遗体经过时报大楼。奥克斯还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全体工人站在路边脱帽致哀。由于奥克斯不欣赏在他的报纸上出现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纽约时报》的人在文学上的创造受到谴责。奥克斯的这一期望成了传统，而且它还扩大到奥克斯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朋友那里。（在奥维尔·德赖富斯被提名为达特默斯学院的托管人后，《纽约时报》上又出现了一个副刊，达特默斯的校长约翰·斯隆·迪克尔的“人物评论”。为此詹姆斯·赖斯顿曾向苏兹贝格抱怨说，似乎《纽约时报》是在“巴结”一位朋友。苏兹贝格赞同赖斯顿的观点，他后悔让关于德赖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报道和迪克尔的形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但它就那么出现了。）

《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84]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

西蒙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在《纽约时报》上露面的机会，几周后他的评论就写完送来了。西蒙对这两本书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驱论坛报》批评家沃尔特·克尔的那本书的缺陷时，约翰·西蒙说：

如果克尔先生不是今天最优秀的日报评论家的话，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实际上只有他选出来的文章能够读下去，他的日常评论能提供某种指导。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独眼国王吗？

莱斯特·马克尔读到这段话时，决定要么重写，要么删除。马克尔不允许西蒙对《先驱论坛报》沃尔特·克尔的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也不允许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搪塞《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里蒙特—史密斯——感到很为难。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按照西蒙的原文来发表这篇评论没什么不可以，但马克尔固执己见，坚持必须修改。当西蒙得知后，他拒绝改动一个词。即使告诉他删除这段话不会破坏评论的效力，而且两人还暗示正考虑把西蒙的评论放在星期天“书评”的显著位置，或者在栏目的前头，西蒙也不愿修改。

约翰·西蒙不满足，回答说，如果这篇评论不按他写的那样付印，他宁愿退稿，把它卖给别的地方。西蒙的沮丧会被他或《纽约时报》外其他年轻的新批评家视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一个例子——这种状况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

几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西蒙和《纽约时报》“书评”之间的电话和便条并没有使双方产生愉快的妥协。最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蒙的整个评论，但排在了“书评”的后面，被安排得尽可能不起眼。后来，当西蒙自己的书《严峻的考验》（Acid Test）出版时，《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没有给予评论。

12

卡特利奇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知道必须采取点激进的行动来对付纽约本部人员的懒散。但当西奥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议让A.M.罗森塔尔替换纽约城市版主任的职务时，卡特利奇却犹豫了。1962年，罗森塔尔当时是《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罗森塔尔39岁，没有一点儿当编辑的经验，差不多近十年没有在纽约生活了，也许会因为害怕承担管理纽约队伍并努力改造他们的繁重任务。卡特利奇还怀疑，这位记者也许会因为怕失去《纽约时报》读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罗森塔尔”发自东京——此前是发自波兰和印度——的报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一种热情和可读性，以及对政治和人物的细微之处的敏感性。1959年罗森塔尔在波兰因被当地政府指控为“深入刺探”其内部事务而遭到驱逐，此后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罗森塔尔在波兰为马克尔的《时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根据的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在那里用毒气室杀害了几百万人。这篇文章，成了一篇经典报道：

因此，奥斯威辛并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只有一种想要报道奥斯威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一种不安的感受——拜访过奥斯威辛但离开之后没有说点或写点什么，将会是对不幸死于奥斯威辛的死者最严重的失礼行为……

如果罗森塔尔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他的记者生活也就结束了。罗森塔尔就要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新闻编辑部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做的。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行政生活的丰厚收入和匿名权力。然而，一个记者得到了各种奖章，到过了所有地方，采访过了每一种所能想得到的报道，他就会开始认识到他的工作有点重复了——形式和地点似乎都是一样的，轻车熟路，没有任何新的挑战。当然，如果一名记者能像赖斯顿那样得到一个专栏，记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这个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当记者，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报纸工作，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编辑，他也许会找到一种刺激。卡特利奇在当了编辑后从没有怀念过报道工作和记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顿·丹尼尔也是这样，也许罗森塔尔也会这样。但只要C.L.苏兹贝格还在为《纽约时报》写国际新闻方面的专栏，罗森塔尔得到一个专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也许39岁的罗森塔尔继续尽可能地从事他的写作事业，但如果他有成为一个伟大编辑的愿望和才能的话，如果他能够多少激发起懒惰的人员，并把他的技巧传授给其他记者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记者遭到的损失对《纽约时报》来说就是值得的。至于对罗森塔尔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当别论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对让罗森塔尔进新闻编辑部的事情觉得没把握，于是决定在近期到东方旅行时，用点时间和罗森塔尔多接触，了解他的情绪，看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写作和生活，是不是愿意回家，尝试一下新事物。

在东京，罗森塔尔正在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儿子居住在一个有榻榻米的住宅里，有仆人服务。他为日本人民所着迷，钦佩他们的效率和勤奋，喜欢他们在一座快乐而迷乱的城市中所展现出的活力和热情。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人专注于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写作的对象有着无穷的乐趣。日本的女人既快乐又聪明，在罗森塔尔看来，男人老是在做事——赚钱，做爱，跳舞，唱歌，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这就是日本对罗森塔尔最有感染力的东西，他不会为他们感到悲哀的。他们在享受繁荣，他们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们通宵达旦地喧闹，每天早晨又毫无内疚地起床。罗森塔尔很快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可是过去在波兰，罗森塔尔感到了阴暗、压抑和怀疑，正如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道的：“在波兰，对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东西看起来、听起来是平常的，但总会让人吓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枪射出来的子弹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间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许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围的街景显现出难以置信的贫困，罗森塔尔感觉到了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痛心和内疚。他对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是毫无准备的。尽管此前有一天在联合国，克里希纳·梅农[85]曾事先对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罗森塔尔仅仅因为自己在梅农谈论贫困时随意地点点头，就引起了这位印度外交官的气愤——“你不要这样对我点头！你根本不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贫困！”

梅农是对的。罗森塔尔以前所知道的贫困根本不能和印度的贫困相比。罗森塔尔儿童时期在美国也曾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一个得到救济的病人也曾体验过不良的医疗条件，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姐妹中的四个由于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医少药而不幸死亡。他是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岁时，他成了骨髓炎的牺牲品，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被迫失学两年之久。他在纽约进的医院是一个肮脏的设备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视，有时是让实习生——医生极少出现——来治疗，有时见不到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医生给罗森塔尔的大腿做的手术又做错了地方，在愈合时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个姐姐给梅奥医院[86]写了封信，这个医院把他作为需要救济的病人接收下来，成功地使用磺胺类药物使他恢复了活动能力。梅奥医院成了他童年时代美国人道主义的象征。

他能够回到学校了，但不能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他羞涩，瘦弱，但也热切，嗜书如命，他是一个安静而非常有毅力的青年。

他在布朗克斯长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罗森塔尔的独子。哈里·罗森塔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亚茨基。他离开白俄罗斯后到了伦敦，拜访了一个舅舅，从他那里永远借来了“罗森塔尔”这个姓。后来他辗转到了加拿大。他身体粗壮，肌肉发达。在19世纪末来到安大略后，他找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早期的乌托邦农场工作，过着一种原始的、半诗意的生活。他在给他父亲——一个多少有点潇洒的拉比——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正是这些信使他的弟弟们激动起来。他们不久就离开白俄罗斯来到了加拿大，同行的还有一个女朋友，哈里·罗森塔尔后来娶了她。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农场中，乌托邦主义最终酿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离开这个农场后，罗森塔尔成了哈得孙海滨地区的毛皮捕猎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欢这一行。他滑着雪橇，带着猎狗，四处转悠，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充满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儿子，1922年在安大略苏圣马里出生的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将来也从事户外工作，也许是当个护林员，他认为这是最高的向往。但还没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全家就迁出了加拿大。当时经济大萧条，毛皮生意也不景气。在加拿大边界走了几个来回后，哈里·罗森塔尔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干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尔也干过这种活，却不喜欢。他现在甚至更不喜欢了，他开始讨厌纽约，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农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时，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

阿贝·罗森塔尔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死后一年，他的一个姐姐死于肺炎；后来年轻的罗森塔尔在城市学院上学时，他的二姐因为误诊而死于癌症；第三个姐姐在产后离开了医院，也死掉了；几年后，第四个姐姐又死于癌症。阿贝·罗森塔尔还记得自离开加拿大后他住过的每一个住处的地址，还记得家里的钱越来越少，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

在纽约城市学院，罗森塔尔为校园报纸工作。他没有打算当记者，头脑里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但他在这个报纸里干得很好。有一个为《先驱论坛报》做纽约城市学院通讯员的学生应征入伍后，罗森塔尔接手了这份工作。由于征兵，为大都市报纸干这些校园通讯员工作的学生轮换得很快，但罗森塔尔由于疾病不适合当兵，所以未受影响。在《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又离开后，罗森塔尔又辞掉了《先驱论坛报》的工作，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纽约时报》给的工资多一点——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罗森塔尔怀着紧张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他走过走道，坐在后边的一个空桌子旁，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涉及校园活动的笔记。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开始使用打字机。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大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看起来是专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间，他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人温和的声音，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和蔼的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当时特纳·卡特利奇想看到对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在纽约市生活的特写报道，向城市版主任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森塔尔承担了这项任务。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幸运的是，葛罗米柯似乎没有意识到罗森塔尔在跟着他——在这天下午进行观光，绕着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转。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当时，1946年初，联合国的会场设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校园的临时场所，离罗森塔尔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铁。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务——《纽约时报》给了联合国的日常活动几乎是无限的版面，意味着专题文章和照片像新闻报道和文稿一样都能充分发表。罗森塔尔还幸运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礼节的威廉·H.劳伦斯担任分社社长。劳伦斯允许罗森塔尔进行许多重要报道，还可以写关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场面——如飘扬的旗帜、布鲁克斯服装、宽大的共产党人的裤子、印度的丝制莎丽等等——的主观印象文章。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在罗森塔尔看来，联合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欢乐的地方。1946年安理会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发廊里。正是在那里，罗森塔尔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赖斯顿。

罗森塔尔当时24岁，而赖斯顿37岁，是报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员。在罗森塔尔看来，赖斯顿似乎已经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体健康；他迈着一个胜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气扬。他的面色很好，甚至连牙齿也很好，一头黑发。他上大学时曾是运动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健壮体形，一度曾是赢得高分的高尔夫球手。据说，上一年，即1945年，赖斯顿说服了有影响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去游说共和党，使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当年，赖斯顿在采访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时名声显赫起来，1944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87]而第一次荣获普利策奖，正是这次会议为联合国做了奠基。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在会议期间他可以翻阅他的档案，有根据地写写秘密的会议。不仅赖斯顿的记者对手被他的系列独家新闻所惊奇，而且许多外交官也感到惊愕。苏联人怀疑是美国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赖斯顿，而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从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了资料。在给英国发出了一封提醒信后，在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这件事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会见赖斯顿，尽管他们两人是朋友，英国人也的确没有透露任何东西给他。哈利法克斯勋爵给赖斯顿解释说：“我不想以失去美国国务卿的友谊为代价来保持我们的友谊。”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的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从此以后，当贝内加尔爵士不愿意回答时，他就说：“无可奉告。”

对于任何一项任务来说，用八年时间也太长了。但出于某种不可明说的理由，尽管罗森塔尔极力争取，但他还是没能转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海外分社。仿佛有某个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这并没有使他烦恼，因为在联合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时在听了一整天的外语和外国口音，看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并报道了关于遥远的冲突的讲演和争论之后，罗森塔尔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罗得西亚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别想去的印度。印度当时在联合国有一个有趣的代表团，不仅贝内加尔爵士，而且许多其他人都有趣。罗森塔尔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所吸引，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社交风格和宗教、他们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着迷——实际上这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使罗森塔尔脑海里浮现出想象中的异国情调，如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加德满都、乌塔卡蒙德、特拉凡哥尔、开伯尔山口。1954年，在罗森塔尔进入《纽约时报》十年并终于成为《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后，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为写一篇注明地点的报道：发自开伯尔山口。几年后，在他离开印度并在波兰提高了他的名气之后，罗森塔尔终于发现了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驻外记者的原因。这个发现使他感到震惊。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鲁森和C.L.苏兹贝格——他们当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车去日内瓦时得知内情的。在去采访日内瓦的外交部长会议的途中，他们很高兴互相为伴，享受着美丽的风景。谈话非常活跃，而且经常被罗森塔尔提醒格鲁森开车不要太快所打断。接着，突然地，事先没有准备地，赛勒斯·苏兹贝格把话题转换到对1948年罗森塔尔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严肃反映上。罗森塔尔那一年作为《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的一员来到巴黎，帮助采访联合国大会。一天下午，罗森塔尔回到他的宾馆房间，发现一张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屉里不见了。他气愤地向看门人报告了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来这张支票，他就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看门人同样生气，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且把年轻的罗森塔尔的武断做法报告给了赛勒斯·苏兹贝格。

苏兹贝格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两个同事去日内瓦，他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告诉他的朋友罗森塔尔1948年那次宾馆事件的后果。

罗森塔尔听了后，回想起在纽约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项海外任务的情景，感觉到内心的愤怒情绪在膨胀。他也想到，如果赛勒斯作为海外君主的影响继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话，自己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国宾馆那种愚蠢的有点冲动的行动，意识到它的后果，罗森塔尔有了一种既恶心又愤怒的发晕感觉，以致他简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说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他们到达日内瓦。

特纳·卡特利奇于1962年春来到东京，观察了罗森塔尔对放弃记者生活、接手《纽约时报》城市版建议的反应。罗森塔尔感到受宠若惊，他没有做出承诺，但表现出了兴趣。他想象自己是《纽约时报》城市版的主任，一个在新闻、工作人员、纽约精神之间起促进作用的人物；一个有更多社交的人，会认识纽约的政治家和商人，艺术家和作家；一个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里最重要的报纸上激发和鼓励记者的人物。他告诉卡特利奇，是的，这个提议有吸引力。

他多年没有生活在纽约，也许是一种优势——他会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传统方法所影响。罗森塔尔意识到，纽约的记者在驻外记者不受限制的一些方面却受到了限制——纽约的大多数记者要么是专家，要么被城市组安排进行每天的采访；而驻外记者在不采访重大新闻时，一般是自己选择自己的题目。罗森塔尔还认为，纽约记者给自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他极力证明他们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应归咎于这种“体制”。也许罗森塔尔能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能使记者们像开发海外城市一样开发纽约。罗森塔尔相信，曼哈顿或布朗克斯的人正在做的和思考的东西像仰光或阿克拉的人正在做的和考虑的东西一样有趣。甚至想要改变新闻编辑部的“体制”或工作人员对它的态度的事情并不容易，但这很具有挑战性。在卡特利奇看来，罗森塔尔是乐观的，因此卡特利奇对他抱有希望。

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刻，卡特利奇对罗森塔尔的所有想法印象很深，只有一种想法除外。罗森塔尔认为，如果他成为纽约的编辑部主任，他希望不仅控制新闻编辑部从事一般任务的各种记者和专家，而且还要管辖批评家和文化新闻记者，这些人最近在靠三层新闻编辑部西边的墙后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单位在新闻编辑部里被戏称为“文化峡谷”。它的居民包括这样一些人，如戏剧批评家霍华德·陶布曼、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舍恩伯格、艺术批评家约翰·卡纳迪、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电影批评家博斯利·克劳瑟以及像萨姆·佐罗托夫、理查德·谢泼德、路易斯·卡尔塔这样的记者，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多年来这些人员都是在城市组领导之下，但1962年初，特纳·卡特利奇努力破除庞大的纽约官僚机构，改进文化报道，使他们脱离了城市组的管辖，让一个只对主编负责的助理编辑领导他们。现在罗森塔尔提出，如果他负责纽约人员的话，他希望他也能负责“文化峡谷”。纽约的文化、种族和政治生活是他设想的一体化报道的所有部分，罗森塔尔认为，把文化人员从纽约组主任的领导范围里分离出来，会减弱现在请求他考虑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和可能。罗森塔尔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建帝国大厦。然而，他告诉卡特利奇，如果想要操纵帝国，他宁愿高兴地留在东京，管理他那只有一个记者——他自己的分社。但如果指望他接手纽约的这个重要工作，那么他就期望得到必要的条件来实现他在这个职位上的目的。

罗森塔尔当时没有向卡特利奇显示出他不愿意放弃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他想在某一天为社论版写专栏的秘密野心。赖斯顿和克罗克在华盛顿都写专栏，赛勒斯·苏兹贝格在欧洲写专栏，罗森塔尔已经非正式、非官方地和约翰·奥凯斯讨论过写一个叫作“亚洲”的专栏的想法。但如果罗森塔尔成了纽约城市版主任，他写专栏的梦想也就泡汤了。

卡特利奇离开了东京的罗森塔尔，没有承诺提供给他纽约的职位，罗森塔尔也没有保证如果提供这个职位的话，他会接受它。卡特利奇计划继续去台湾、香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曼谷，然后是德里。他要罗森塔尔再多想想纽约的职位，并且提出如果罗森塔尔到德里和他碰面的话，他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

几周后，罗森塔尔飞到了德里，试探性地提出，他想试试纽约的职位。卡特利奇很高兴，显然这个职位就是他的了。虽然罗森塔尔没有坚持一开始就把文化人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后来他将对其施压），但他表明了想成为一个专栏作家的秘密野心，卡特利奇以痛苦和讨厌的心情接受了这项条件。卡特利奇仇恨专栏，称它们是报纸事业的“恶性肿瘤”。他宁愿要一种只有新闻，写得漂亮并得到很好解释的新闻的报纸——没有任何专栏，因为专栏使得记者在经常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整天无病呻吟，浪费宝贵的版面。卡特利奇极力推销说，如果罗森塔尔把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倾倒在编辑工作上，他每天都会有不止一篇署名文章——40篇、50篇署名文章：罗森塔尔每一个下属的每一篇报道都代表着他罗森塔尔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心满意足，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挑战，除非亲身体验，这是罗森塔尔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卡特利奇在结束谈话时强调，他非常迫切地等着罗森塔尔完成东京之行，在纽约开始他新的生涯。

后来，在卡特利奇回纽约之前，他和罗森塔尔讨论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纽约时报》毕竟会有一个新专栏，赖斯顿在华盛顿的同事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卡特利奇在说这件事时极力不去看罗森塔尔的脸，但他知道，假如他把一桶牛粪泼出去，罗森塔尔的表情仍会是不闻其臭。

回到纽约后，卡特利奇专心于一项新的冒险——开办《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个版准备于1962年10月1日开始在洛杉矶出版，代表着《纽约时报》想成为美国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报纸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西海岸的大多数大报都是脆弱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认为的。经过多年的思考，《纽约时报》现在有了信心和电子装备来大规模地入侵加利福尼亚的新闻界了。它的主要武器是高速的传送机，能够以每分钟1000个词的速度把已经在纽约编好的报道传送到洛杉矶的新闻编辑室。在洛杉矶，《纽约时报》有一个由90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广告和发行人员——组成的团队，会把报纸印出来，分发到整个西海岸。在几个月内，西部版会为《纽约时报》吸引十万个新读者，或者说这是《纽约时报》48岁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所希望的。

这将是德赖富斯自1961年春天继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以来着手的第一项重大的事业。德赖富斯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管理者。他耐心而保守，是一个宽肩膀、多少有些粗壮的人，有着非常和善的面孔和浓密的眉毛。在1941年7月与玛丽安·苏兹贝格结婚后，他曾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到犹豫。他在华尔街干得很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除了高贵和飞黄腾达的感觉，任何通过同《纽约时报》家族联姻参与《纽约时报》的人都时不时会感到受限，觉得自己失去了男子气概——这是奥克斯之家女婿的综合征。和奥克斯的这一后代结婚不会是轻松的，他的这些外孙曾在希兰代尔玩耍，受到奥克斯的溺爱，在他的宠爱之下生而为富人。德赖富斯想娶玛丽安·苏兹贝格，但他不敢保证他是否想要这种婚姻带来的一切——对《纽约时报》的义务，她母亲伊菲吉妮·苏兹贝格谨慎冷静的眼光，以及那一大群姻亲，大家族中的保姆和时刻观察他人意愿的目光。

德赖富斯对《纽约时报》的抵制达六个月。直到他结了婚并且在《纽约时报》干了差不多八年，他才最终决定卖掉他在交易所的席位。到那时，他已是苏兹贝格的助手了，自觉或不自觉地仿效了苏兹贝格的风格——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风格上是天生相似的。他们都是可靠的人，非常坚定，都是从事纺织品行业的事业兴旺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培养的家教严格的儿子；他们都是从霍勒斯·曼学校进了常春藤大学，在大学里都是好学生和优秀的游泳选手，着装有品位，举止文雅。在德赖富斯加入《纽约时报》后，显然他很容易跟苏兹贝格合得来。德赖富斯是英俊的（苏兹贝格几乎不能容忍一个女婿不英俊——特别是想娶他最漂亮的女儿玛丽安的女婿），德赖富斯既不粗鲁、放肆，也不傲慢。有一次，有人要他列举几个决定他事业的因素，德赖富斯写道：“娶《纽约时报》业主的女儿。”苏兹贝格喜欢他；像苏兹贝格一样，德赖富斯致力于扩大奥克斯的报纸，同时又不歪曲它的本质。像苏兹贝格在1949年靠出版一个欧洲版把《纽约时报》的声音扩展到了大西洋彼岸一样，现在德赖富斯也希望把它向西扩张到太平洋。1962年之前进行的调查和检验都是令人鼓舞的，德赖富斯乐观地认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会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成就。他把它叫作“往西去啊”计划。

在实施西部版计划期间，德赖富斯在14层的首席执行官是艾默里·豪·布拉德福徳，《纽约时报》的副总裁和总经理。布拉德福德于1947年加入报社，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他是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介绍给业主的，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从布拉德福德的姻亲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了解到布拉德福德的资历的。布拉德福德是个高个子，有金黄色的波浪式的头发，有一种自信的气质，这种气质能触犯一些人，但也能给另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苏兹贝格家一开始那样，德赖富斯也对布拉德福德有好印象。关于布拉德福德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看起来在每一种事情上都很擅长。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在纽约同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森德兰和金德尔一起经营律师事务所。他1943年作为二等兵参军入伍，后来当上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上尉，退伍后不久进入华盛顿的国务院工作。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和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的毕业生，他在《纽约时报》社里晋升迅速：1954年是公司的秘书，1955年是董事会的成员，1957年是经营经理，1960年是总经理。他还是《纽约时报》等级制度中的一个新教徒，在犹太人管理者觉得根本不受欢迎的那些社交小圈子里，他能很好地代表报社。

尽管他在《纽约时报》里的工作处在公司的最高层次上，但他偶尔也到三层进出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他似乎个子太高，头几乎要擦着门框了，但他从来没撞到门框上，也没有像有些高个子那样下垂身子。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进出的动作总是完美的，他直挺挺地走路，抽着他的烟斗，穿着一件暗色细条子花纹的套装，非常显眼。一天一个年轻人以类似的走路方式进入了新闻编辑部：这就是布拉德福德的儿子，一个个子很高的乔特中学学生。他来到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办公室抱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报社的一个体育记者在写的一篇特写报道中以一种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提到乔特中学，这位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想知道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乔特中学。伯恩斯坦不能做任何解释，便用城市版编辑桌上的麦克风召唤那位体育记者。过了一会儿，那位体育记者出现了，这个单薄的十几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花呢夹克向前走了一步，在进行介绍之后，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提出了他的问题。这位体育记者迅速回答说，根本没有打算对乔特中学不尊敬，于是沉默下来。伯恩斯坦放心地对布拉德福德笑了笑，然后向这位体育记者表示感谢，体育记者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年轻的布拉德福德的提问权利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纽约时报》的这些日子里，任何人都不想和姓布拉德福德的人发生冲突，包括特纳·卡特利奇。一天卡特利奇听了一个助理编辑对西部版应该有多少新闻预算的估价，卡特利奇陪这位编辑上楼去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想让他批准这个数字。这位编辑似乎对向布拉德福德讲起这些数字感到为难，但卡特利奇说：“瞧，如果你认为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上楼，去争取。”然而，布拉德福德在研究了这个预算单之后，摇摇头说，它还能够减少2.5万美元。卡特利奇说，他看过这些数字，检查过它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布拉德福德突然发了火。

“我很忙，”他厉声说，之后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卡特利奇转身离开了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

“好吧，”这位编辑在走廊上和卡特利奇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卡特利奇脸色因气愤和耻辱而发青，他盯着这位编辑说：“按他说的做！”

德赖富斯直接派来监督西部版的代表不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而是14层的另一个级别稍低的管理者，他的名字是安德鲁·费希尔。费希尔不像布拉德福德，在三层没有什么名气——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知道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他的人说，他实际上是难以把握的。这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真的不能理解他。以前从不知道报社哪个管理者像安德鲁·费希尔，因而缺乏比较的标准，他们不得不注意费希尔明显的兴趣。他对计算机的入迷，使得同事们用模糊的科学术语来理解他。他们暗示，他是一个未来主义的人物，是一类空间时代的管理者的先驱，他也许有一天会把时报大楼改变成一个14层的机器人。然而，在这种玩笑中，《纽约时报》较老的人对报纸现在的趋势有一种严肃的越来越强烈的关心：报纸正趋向于提高无人工作的效率；依赖成本昂贵的计算机而不是有经验的政治记者来进行选举之夜的预言；电子印刷机将在西部版上使用。不管合适不合适，安德鲁·费希尔多少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象征而出现了。尽管他已经在《纽约时报》15年了，但他们对他所知甚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新闻编辑部的地带工作的。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阿默斯特大学，在军队里从二等兵当到了上尉。1947年他27岁时开始在《纽约时报》的经营部工作，在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的手下。他研究过现代技术中的劳工问题和遥远未来的公司方案。在20世纪50年代，费希尔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报社在曼哈顿西边林肯中心后边新建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要处理一些印刷工作，但主要是为21世纪的《纽约时报》摩天大楼总部打下基础。如果真像辖区神职人员和社会改革家早就预言的那样，时报大楼现在所在的第四十二街地区迟早要成为一片废墟。

1960年，安德鲁·费希尔成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将军1955年去世以来，布拉德福德在14层越来越有权力了。费希尔和布拉德福德尽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个情绪化的、做事决断的人，而费希尔是一个平静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国都熟悉的一个保养很好的宇航员的样子——一个虽瘦但强壮的脸，蓝色的眼睛，整齐梳理的灰发，在笑时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安德鲁·费希尔是里士满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亚妇女的独子。这位妇女对她的祖先和乔治·华盛顿间的联系颇为自豪。费希尔的语言充满了新技术术语——他说过“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数”，他表现出对报纸的“新闻界替代纲领”和它的“信息检索”、“定价哲学”的热情。尽管《纽约时报》的一些传统主义者把费希尔看作是一种去人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费希尔却自认是《纽约时报》传统的保护人：如果奥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贯彻到21世纪的话，《纽约时报》就必须跟上变化着的世界的脚步，必须调整和扩张——在说到这种扩张时，费希尔谈到了“卫星工厂”。

安德鲁·费希尔通过电子眼和无线电路来发射新闻的设想，准备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实施，即“往西去啊”计划。这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投资和名声上的风险，但德赖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苏兹贝格夫妇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就行了。

至于1962年的特纳·卡特利奇，则在极力维护现状。尽管他不时发现奥维尔·德赖富斯相当冷淡，但他和这位新业主相处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识到，当德赖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讨论时，经常请教赖斯顿。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把赖斯顿当作家庭的一员，一个想象中的女婿，德赖富斯会尽可能地让赖斯顿高兴。当很有才能的拉萨尔·巴克尔开始厌倦报道，严肃考虑退出《纽约时报》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当专栏作家时，赖斯顿予以了回绝。他和德赖富斯交换了意见，德赖富斯邀请巴克尔来纽约，开始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采访任务。他先后为巴克尔提供了印度和罗马分社的职位，巴克尔无动于衷。当提到伦敦分社时，巴克尔有了兴趣，但克利夫顿·丹尼尔告诉德赖富斯，伦敦分社已经许诺给了当时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鲁森。最终，德赖富斯提出了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为巴克尔增设一个专栏的建议，但约翰·奥凯斯不想要这个栏目。德赖富斯迫使奥凯斯给巴克尔一个当专栏作家的机会，占据了半个世纪以来为“时报话题”保留的版面。奥凯斯勉强同意了，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在1962年开办，叫作“观察家”。然而，当它第一次出现时，巴克尔的署名并没有放在上端。相反，奥凯斯把巴克尔的名字用小号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尔失败的话，或者如果奥凯斯想用各种各样的撰稿人替换他的话，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们怀疑。但在巴克尔出了几个月的高质量的文章和讽刺作品之后，奥凯斯最终对他作为专栏作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

罗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后被调到罗马，但他不同意。他和纽约之间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热线电话，这已经成了新闻编辑部的话题。多蒂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文章写得漂亮，也满足于留下来永远当记者，拒绝去罗马取代日渐衰老的67岁的阿诺尔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尽管不情愿，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东和法国当记者，自愿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叙利亚和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之间追踪报道。卡特利奇现在可以因为多蒂拒绝去罗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绝去罗马，要不他就要让多蒂在《纽约时报》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么，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赶到罗马。所以卡特利奇给他回电话，安排他回纽约总部，派米尔顿·布拉克去罗马替换科特西。

这次分社社长轮换中涉及的第三个人是悉尼·格鲁森，他很高兴去伦敦，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这个差使让格鲁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刚当记者时去过的城市。他第一次去伦敦是在1943年，是为加拿大新闻社工作。他是一个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跃的年轻记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同一个上司打起来，导致他第二天辞去了加拿大新闻社的工作。于是格鲁森去找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克利夫顿·丹尼尔。他是在丹尼尔为美联社工作时认识他的——美联社在伦敦的分社当时和加拿大新闻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楼的同一层。丹尼尔对《纽约时报》的分社社长谈了格鲁森的情况，1944年6月格鲁森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一周挣75美元。

现在是1962年，他挣的钱已经是这个数额的五倍，并且知道自己还会挣得更多，所以格鲁森期待着去伦敦，这个城市比起过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适合他精致的口味。格鲁森不仅喜欢采访这个世界，而且还喜欢在这个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时髦的地方和时髦的人沉溺于奢侈。但这种明显轻薄的态度和他在墨西哥养了赛马的传闻、他对美酒的爱好、他对那位打听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欢成为完美的周末客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记者，还有另一个野心。1962年格鲁森非常想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弗朗西斯·沃尔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特别提案，审理格鲁森的居住权请求。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格鲁森马上就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宣誓效忠。但这个提案正受到阻碍。他不知道谁在阻碍它，但他有一些怀疑——这是他藏在心里的想法，因为把它们表达出来会使他被指责为有偏执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时真的相信，这个提案受到阻碍是出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命令。

只有对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兴趣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才是荒谬的。肯尼迪有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明他对某些批判性的记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肯尼迪总统对格鲁森发自波恩的报道是不满的。1961年春天，格鲁森把新政府对德国的政策描述为缺乏策略的，认为这一政策是企图让美国不要太依赖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德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实行的话，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反应。肯尼迪被激怒了，对华盛顿的另一个记者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犹太人竟为德国人说话”。格鲁森的其他报道也使总统感到窘迫。当罗伯特·F.肯尼迪访问巴黎，被介绍给《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多蒂时，有人旁听到肯尼迪评论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个杂种格鲁森。”

所以，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在波恩时，格鲁森和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大使馆官员邀请参加塞林杰的酒会，但格鲁森拒绝了，向邀请的主人显示出他对肯尼迪扣压他的公民权的怀疑——他承认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确信肯尼迪这号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塞林杰到达的那天晚上，格鲁森在家里接到了大使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塞林杰想去格鲁森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塞林杰的确这样做了。塞林杰嘲笑了格鲁森认为总统会做拖延这个提案通过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诺第二天和总统通电话时说说这件事情。根据格鲁森后来从大使馆的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情况，塞林杰努力这样做了，很快这件事情在华盛顿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关注。他们发现，使这个提案遇到障碍的不是白宫能影响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手下的势力。这个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专门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和新闻界期间就显示出了对《纽约时报》的兴趣。把伊斯特兰在50年代同《纽约时报》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兰和格鲁森的关系联系起来，纯属猜测，不能证明伊斯特兰对拖延格鲁森的提案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鲁森是谁。但无论如何，格鲁森的提案很快松动了。1962年9月，它在两院很快通过了，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

13

哦——

你——

可以——

倾斜报道，

扭曲我们的观点，

歪曲事实，

把我们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88]，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你——

就——

没错！

艾伦·德鲁里有关华盛顿媒体的小说《荣誉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乐部”过程中，愉快而讽刺地提醒了他们自己应该“高高地站在乔治城”的任务——也就是与政府机关合作，不去捣乱，以一种在首都上流社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报道新闻……要“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以此来解释他称赞罗伯特·肯尼迪，诽谤尼克松，将史蒂文森神圣化，谴责戈德华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记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写作不符合推进自由主义的纲领，“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了！”

艾伦·德鲁里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妥协的和任人唯亲的城市，这种描绘是从1959年他的畅销书《建议与采纳》（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开始的，同报纸上每天展示的华盛顿很少有相似之处。但正如《纽约时报》对《建议与采纳》所做的评论一样：“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华盛顿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局促不安。”该书称华盛顿新闻界的成员，主要由自由民主党人构成——德鲁里立场更保守——为了讨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观点而倾向性地编辑新闻。在他的第三部小说《荣誉的能力》中，德鲁里阐释了偏私这一主题，详细叙述一代年轻记者如何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抱着坚定的信心，要诚实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人们美国的真理，不管有利于谁或者妨碍谁”，但“还没等他们认识到真理，他们很快就开始写新闻了，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彼此。他们开始报道和解释新闻事件，不是根据他们大多数人在来华盛顿之前通过教诲所了解的严格、诚实的标准，而是要考虑新闻俱乐部略带刻薄又轻松的俏皮话和他们互相调侃的聚会能否接受。”德鲁里的结论是，就像华盛顿的诱惑力腐蚀了一些政治家一样，它肯定也腐蚀了新闻界的一些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是有意的和恶意的。

德鲁里在写《建议与采纳》时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的一员。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罗克喜欢这本书，而有些自由主义的詹姆斯·赖斯顿却不喜欢。赖斯顿认为，德鲁里所描绘的新闻界是不公正的。赖斯顿并没有亲自告诉德鲁里这种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给了一本新闻杂志，这使德鲁里有些恼火。对艾伦·德鲁里来说，像他小说里的新闻界人士一样，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别是像赖斯顿这样杰出人物的赞赏。他没有从赖斯顿那里得到赞赏，因而感到失望和沮丧。每天早晨赖斯顿都带着微笑和对每个人的问候走进办公室，但对德鲁里却只字不提这部关于华盛顿的小说，要知道这本书正在成为热门畅销书。德鲁里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单身汉，有点羞涩和冷漠。在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华盛顿《夜星报》（Evening Star）的政治记者。他实际上是赖斯顿于1953年成为分社社长后雇用的第一个记者。赖斯顿指派德鲁里采访国会山，特别是参议院，但在随后几年里德鲁里感觉到了这种报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对参议院的采访没有为他的创造才能提供什么出路，纽约的编辑们总是想消除他报道中显露出的风格。

虽然卡特利奇和纽约的其他高级编辑号召要更明快地写作，但实际上当他们得到时却经常不想要它；或者说当他们得到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报纸。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文字编辑都缺乏幽默感——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为他们培养幽默感，即便他们有，也被这工作磨没了——如果记者想使自己关于参议院会议的报道有一种明快感，就会在编辑们那里遇到很大困难，即使参议院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对参议院的报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样宣告，《纽约时报》实际上想要的是参议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机构的乏味。《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准确报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厌倦的活动，要比准确而有意思的论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纽约时报》上参议院是一个顽石，是一潭统计数字和死水，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习惯与幻想、驱动力和野心的集合，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回应国家的振动。议员们自身，以及华盛顿的行家们，并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反感，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字里行间之中填补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读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画面。因此公众在到参议院采访之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们经常对它显示出来的活力感到惊奇。但在《纽约时报》上，如果有对参议院内部、情绪、气氛的一两段描述性的话，通常也都被埋在报道的底部，并且安排在内页。读者不得不浏览上千个词才能见到很少几行生动的展示。《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业、工业、时尚、体育、艺术——的报道却不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对于这些事情是能生动表达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对《纽约时报》人来说，似乎诚实而坦率地写写阿瑟·米勒要比写写韦恩·莫尔斯更容易得多。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

赖斯顿对德鲁里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他的人。”

德鲁里想，所以我们彼此不喜欢，但现在他非常高兴。

德鲁里的华盛顿不是赖斯顿的华盛顿，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尔德或戈尔·维达尔的华盛顿——但德鲁里虚构世界里的政治家们的脆弱，华盛顿新闻界的党派斗争、自我保护和自我夸大，构成了首都的场景。在纽约，一些《纽约时报》人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是说纽约的编辑们愿意在《纽约时报》上描绘华盛顿的不敢恭维的画面，而是说，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有兴趣看到这种比他们自己的感觉更尖锐、更深刻的感觉。通常他们怀疑，他们得不到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分社过分保护它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在有了时报大楼时就有了，但却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达出来。当时纽约的一个编辑代表其他编辑的意见，给奥克斯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指责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库拉汉正被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利用，并且定期写政府宣传文章。编辑们于是建议库拉汉每周到纽约来一趟，这样他就可以和编辑们一起吃饭，领悟一下他们的智慧。但奥克斯当时并不把亲威尔逊的政策视为一种缺点，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纽约时报》被指责为亲德国，于是拒绝干预库拉汉的事情，这种态度一直奉行到库拉汉去世。后来克罗克从纽约被派到了华盛顿。随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克罗克本人的问题。在1962年，克罗克的接班人赖斯顿，当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长，开始感觉到来自纽约的由来已久的压力正在复活，其中许多压力出自一个刚刚被任命管理国内新闻组的主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国内新闻主任不仅处理华盛顿送来的报道，也处理《纽约时报》在全国的其他分社——费城和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萨斯城和休斯顿——送来的报道，南方腹地采访民权运动的报道，西海岸——洛杉矶的格拉德温·希尔和旧金山的劳伦斯·戴维斯——的报道。索尔兹伯里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支持，主持国内的采访工作。索尔兹伯里对如何完成这一目标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并不留意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得民心。索尔兹伯里不是一个办公室政治家。他说话尖锐又直率。他是一个长着长腿的高个子，有着一个瘦削的猫一样的脸，敏锐的眼睛，留着小八字须，这似乎对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种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他烦恼。他首要的兴趣是改进国内组的报道。他想要更多的想象力，他想要他的记者更多地流动并且更有干劲，有更多在飞机上工作的记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们的后院里发生。如果他的地区记者没有按他的愿望去做，他就会从纽约借来心情迫切的年轻记者去侵犯他们的地盘。索尔兹伯里最近作为一个导师和记者在全国做了几十次旅行，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新闻，什么新的潮流和反应在改变着美国，他想让他的记者充分报道这些东西，把它们写得漂亮些。为了保证这种写作不被文字编辑排斥，索尔兹伯里就盯着他们，在必要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他不关心这些编辑中的煽动家——西奥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绪。

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

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专栏，有华莱士·卡罗尔这样有用的下属来减轻他的许多行政负担，赖斯顿就乐意对纽约（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罗克还在幕后小声抱怨，他是分社社长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纽约的话）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赖斯顿现在已接近55岁了，有书要写，有儿子要考虑，没有时间和编辑同事争吵。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兹贝格一家自豪地把赖斯顿叫作自己人。更让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纽约报纸罢工期间，赖斯顿在电视上朗读了他的星期天专栏，同几百万人交流他对《纽约时报》的感情，他痛心于《纽约时报》正在遭到罢工的打击。

阅读《纽约时报》是一项人生事业，就像养育一个家庭——同样非常困难。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独特方式，不能打破这种习惯。它是一项社区服务，就像疏通管道一样。

这是一个和平的季节，而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平似乎在《纽约时报》上有着更好的机会。每个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呐喊着，给人类六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纽约时报》一直在说着在16世纪，人类也面临着困境……

没有了报纸，生活的进程就会被改变。在办公室度过一个长长的、多嘴的一天，对人类感到很厌倦之后，劳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尔的生平，或者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政治风险中，而必须继续与陌生人交谈，一直到西港。

这对于公众来说就够糟糕了，但对一名记者来说更是如此。我25年间每天早晨都有订阅的《纽约时报》被放在门廊上，而现在外面已经很寒冷、孤独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读到自己写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它不仅影响了《纽约时报》，而且也影响了《每日新闻》《美国日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还影响了纽约的其他三家日报和长岛的两家报纸。后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会的打击，而是这两家报纸拥有者发出了有产者团结的信号，要么中止，要么减少他们报纸的发行量。这次罢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广告高峰期进行的，使报社老板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而把一些报纸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的确，在这次罢工结束后不久，《镜报》停办了；几年之内，《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及《美国日报》的合并版在又一次罢工后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日报。

纽约报纸消失是有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双方都认为，它是一种决策失误、经营不善、错误估计和互不信任的历史结果。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报社老板发表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但他们对采访罢工谈判的记者却“无可奉告”，并且经常用他们的经营会议来阻碍新闻界。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在工会里他们也有与老板们相类似的基本的裙带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就和老板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1962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作伯特伦·A.鲍尔斯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身上。鲍尔斯41岁，是纽约印刷工工会的头子。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盘和渐渐变白的金黄色的头发，并且是一个思想专注、不会闲聊的人。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决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产成本。

鲍尔斯和老板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一致的观点。鲍尔斯想为他的印刷工争取更多的钱，多于现在的141美元的工资；他想把不扣工资的病假从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雇主应对工会的资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贡献；业主应把使用自动装备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份。鲍尔斯想要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并不总是说得清楚的——他想要老板自己提出来，由工会来决定——他还想要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严格地说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尽管这是反对他的许多人的要价，而是给他的工会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会多年来在老板和其他工会每两年一次的谈判中一直处在后台。其他工会是：1953年发起罢工的照片制版工工会，铸版工工会，新闻工作者工会，投递员工会，电器工、邮件工和大型日报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会。印刷工工会一直是和其他工会混在一起的，特别是和纽约报纸联合会混在一起，后者代表记者和文字编辑、职员和送稿生、电梯操作工和清洁女工及自助餐厅厨师，以及和九大行业工会没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所有人。纽约报纸联合会1951年发起了反对《纽约世界电讯报》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行业工会支持了它。自那时起联合会在各工会中获得了它以前从未享有的领导地位。每两年，联合会的契约在10月31日终止前，联合会的代表就会和老板们进行协商。他们达成新的协议后，便假定这些协议也会为行业工会所接受，而行业工会的契约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终止的。鲍尔斯现在想结束这些假定和程序。

鲍尔斯认为，联合会不能因为它的契约终止日比较早就可以为其他工会来设定标准，他想要所有工会的契约都在同一天终止，也就是说都在联合会的10月31日终止日终止，这样行业工会就能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对付报社老板，因为老板在这个时间最怕罢工。鲍尔斯的工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来没有号召过罢工，只在1919年发起过一次“自愿休假”，希望获得一周44小时工作制。但这次抗议，是在无视国际印刷业工会的情况下举行的，失败了。在本世纪，更富进攻性的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会却落后了，靠继续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块钱，它是永远赶不上其他工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微不足道的好处，对其他工会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更高一些。

鲍尔斯认为，印刷工还需要的，是对他们自己身份更强烈的意识。一个报纸没有记者和编辑也能生产出来——管理者、办公室和电讯服务能够填补写文章的空白，但一个报纸离开了印刷工却无法生产出来，至少在这个时代还不行。当然，如果自动排字机——像弹钢琴一样对纸带的穿孔条做出反应——被允许扩大使用的话，它们最终会导致印刷工、工会和鲍尔斯本人被消灭。对鲍尔斯来说，而不是对所有报社老板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

在这次罢工期间，一些冲动恶毒的报社老板开始仇恨鲍尔斯。他们把鲍尔斯看作是对他们在新闻界生存的无情威胁。在纽约的日报中，只有《纽约时报》和《新闻报》继续营利，其他报纸是靠报纸业链条或所有者个人的副业生存的，这些所有者的财富主要来自外部源泉。尽管报社业主联合会向工会保证任何一个正式雇员都不会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但报社老板却想立即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把华尔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关的股票走势图排印在金融版上。这些机器会从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接收包含这种信息的纸带。但工会出面阻止，坚持要求把使用纸带可能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纳入一项专门基金，用于印刷工的培训，或他们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补偿性的失业福利。老板们表示反对，说其他大城市的报社已经得到工会认可，增加使用了纸带，并没有为印刷工建立专项基金。于是这形成了一种僵局，双方的态度都强硬起来。1962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罢工开始了。

印刷工的纠察队在《纽约时报》《新闻报》《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和太阳报》的办公室前走来走去。纽约未进行罢工的报纸——《邮报》《镜报》《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停止了报纸的出版，锁上了他们的门。突然间，纽约几百万人的读报习惯改变了。一些纽约人，他们的常规中断了，开始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再不会成为报纸的订户了。他们开始更多地看电视，或者更详细地读新闻杂志或书籍，并且发现，没有了赫斯特集团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标题，《新闻报》上传闻的匪徒枪击，《纽约时报》上威胁性的国际冲突，纽约似乎成了一个更正常的、平静的地方。另一些纽约人，坚持每天的读报习惯，开始阅读《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是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或者他们购买现在摆放在报摊上的外埠报纸——《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们读《华尔街日报》、《妇女服饰日报》（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生产的薄薄的特殊的罢工版。对《纽约时报》的这些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次罢工并没有像1953年的罢工那样引起内部冲突和懊悔。过去的那场罢工是一种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尽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被迫不去越过纠察线，但他们毕竟还有一种放弃和背叛《纽约时报》的感觉。

然而，现在个人的纽带不那么强有力了。《纽约时报》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了更少个性的地方，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也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纽约时报》的老人在看到纠察线时心情是平静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纽约时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不是直接围着《纽约时报》转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重新评价他们现在的环境，深思未来。他们可以看到，没有《纽约时报》，生活仍然继续，地球照样转。报纸罢工继续，他们获得了自信心和意识；他们悠闲地游览城市的新地区，他们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觉到了不作为《纽约时报》人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政治家给予的特权待遇，没有了新闻机构的免费票券，也不能保证一个重要人物会回电话；没有了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责任感，没有了在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所受到的限制，没有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时的个人限制和谨慎的感觉。在罢工期间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更有特权并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证但也许更令人满意。他们权衡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得到了失业金和工会的好处，他们也可以在电视台、政府、公关公司或杂志社找份临时的工作，收入经常是和他们在《纽约时报》时挣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菲利普·本杰明，在罢工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莫负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绘了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去采访过的南极洲。这部幽默小说于1963年出版，影视版权卖给好莱坞得了五万美元。

几乎所有罢工者，行业工会会员和新闻工作者，都适应了这次漫长的罢工，没有遇到大的资金困难。普通印刷工，靠工会基金和国家失业保险来支撑，收入比他们工作时大约少20美元。如果说罢工使有些人的财力受到伤害的话，那就是报纸的老板，还有那些生意受报纸影响的局外人，如依赖地方广告的商店老板、百老汇演出的制作商、地产的买卖者、投资人、投机商、广告员。这次罢工对首次亮相的艺术家，对刚刚从业的演员，对找工作的速记员，对丢了宠物或钻石的人，对做讲演的人——尽管对电视采访没有把握的政治演说家一般会在电视上谨慎说话——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这次罢工对世界经济或政治没有任何严重的影响，它并没有持续到要恢复秘密外交艺术的程度，也没有使试探性的手段无用武之地。想着要了解消息的纽约人——尽管没有《纽约时报》，消息就不会那么详细——那就去阅读其他消息资源，或转向电台和电视范围扩大的报道。虽然缺少了《纽约时报》，使电子新闻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闻导向，但媒体令人称道地对这种挑战做出了反应。纽约的NBC第四频道还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在罢工期间仍在发布和评论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出现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的，如果没有罢工的话。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这个节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节制的举止使人们想起了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89]。《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值得称赞地展示了新闻和他们自身——伯恩斯坦和索尔兹伯里，赖斯顿和奥凯斯，博斯利·克劳瑟和夏洛特·柯蒂斯；体育编辑詹姆斯·罗奇，美食编辑克雷格·克莱本，以及其他几十个人。也许只有克莱本在镜头前显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调手艺时手发抖了，盘子摔碎了，但他把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归因于他在家庭观众那里太有影响了。当时他正准备倒调味汁，他说“你们拿一个船形肉卤盘，摇一摇，晃一晃……”，结果把自己的盘子晃掉了。

罢工继续到第六周，由于劳动部长甚至肯尼迪总统都不能对调停有所影响，甚至也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詹姆斯·赖斯顿便真愤怒了。赖斯顿，连同他的华盛顿分社，全国及海外的分社，纽约总部的管理者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少数雇员，现在也许比罢工者本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次罢工。没有参加罢工者没做多少事情仍在领工资，对此感到很不安。赖斯顿特别意识到这次罢工正在使苏兹贝格夫妇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感到极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赖斯顿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和国际版、它提供新闻服务的外埠72家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攻击伯特伦·鲍尔斯和印刷工工会，主张如果必要的话，报社老板们可以找没有工会的印刷厂印刷纽约的报纸，并通过邮递进行分发。赖斯顿的文章如下：

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但是伯特·鲍尔斯，纽约印刷工的首领，却不仅可以审查媒体，还可以把它们关闭。

一个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锁言论的媒体，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因此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当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绝对的权力所摆布，而权力的挣扎非常不均衡。因为工会在利用它所有的权力来停止出版，而媒体的所有者没有尽其全力来继续推进出版事业。

这如果是在一个肉类工厂或者钢厂，也许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报纸并不是猪排或铁栅栏。除非每个人，从杰弗逊，到门肯到杰拉尔德·约翰逊都在对我们开玩笑，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印刷新闻，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借用伯特·鲍尔斯善意的允许，但是如果得不到，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许。

我知道这个观点并不会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认同，但是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光荣的和平，我们就要默认新闻就像是肥皂一样可有可无的商品，那么我们将会被当作肥皂小贩一样被对待，并且活该如此。

这篇专栏文章被《纽约时报》封杀了。它没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西部或国际版上，而且《纽约时报》还给接受新闻服务的外埠报纸发了一个删除通知。这个决定最终是奥维尔·德赖富斯决定的。当德赖富斯看到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时，谈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这种虚幻的迹象很快消失了。德赖富斯没有把握住任何机会。赖斯顿是失望的，但在这个场合他无力影响德赖富斯。德赖富斯仍然是赖斯顿非常亲密的朋友和赞赏者，但除此之外德赖富斯还是报社业主。他不愿意有意冒犯伯特伦·鲍尔斯，因为这可能引起劳工和经理之间更多的不和。

然而，罢工仍在继续。十周后，在罢工仍在进行时，赖斯顿未发表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新共和》上了，并且有了一个应答者默里·肯普顿。肯普顿尽管称赞赖斯顿的精神，批评《纽约时报》查禁赖斯顿文章的决定，但他并不同意赖斯顿文章的基本论点。肯普顿写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杜勒斯国务卿的演讲中看到的、使赖斯顿感到不舒服的恶棍和圣人。”肯普顿认为，赖斯顿的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对报纸的罢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对《纽约时报》的罢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进也不代表保守的观点，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肯普顿写道。肯普顿希望赖斯顿讲钢铁厂和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地方的罢工态度不要过于傲慢。“如果一次肉类加工厂的罢工使两万人丢掉了工作，”肯普顿写道，“就存在着值得公众关注的个人利益。”肯普顿的结论是，进行罢工的印刷工，想要证明自己作为工会会员的自豪，而不是作为手艺人的自豪——“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社会欠他们的债的观念，就像赖斯顿和我本人关于记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一样是膨胀起来的。”

这次罢工持续到整个冬天，德赖富斯看起来很沮丧而且疲劳。虽然德赖富斯刚刚50岁，并且看起来身体健康，但他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征兵体检时发现的。现在作为报社老板，他在极力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安抚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谈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破裂时，德赖富斯说服主要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抑制一下他们的敌意。大多数敌意针对的是德赖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顾问、《纽约时报》总经理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这次罢工之前被报社业主联合会指定为联合会对工会的首席发言人。报社业主们意识到了布拉德福德的专横，但他们敬佩他的独立性和信心。他们相信他们找对了布拉德福德这个难对付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工会的野心。他们没有预料到工会人士对布拉德福德的反应。如果说有谁在与工会领导会谈过程中，完全无法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那就是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这样做。当布拉德福德和工会人士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和贫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爱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时经常对土著酋长的笑：头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着远方，目中无人。在工会的圈子里，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说些什么，似乎都是错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错的，他瘦削、金黄色头发、新英格兰人的英俊是错的，他的烟斗和他的暗色双排扣的外交官服装也是错的。他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伯特伦·鲍尔斯，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鲍尔斯是个固执的出身于低层的美国爱尔兰人，曾在波士顿居民区接触而对轻松潇洒的哈佛大学学生没有好印象。当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这对鲍尔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显示出一点高傲的迹象，都会使鲍尔斯生硬起来。随着罢工的持续，布拉德福德受到来自报纸所有者、商业界、纽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与和平人士的很大压力。布拉德福德的举止越来越冷漠和傲慢。不仅鲍尔斯和其他工会人士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曾几次主持调解罢工会议的纽约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公正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W.基尔，《纽约邮报》社长多萝西·希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罢工进行到第三个月，希夫女士开始烦恼起来，她退出了报社业主联合会，恢复了她的报纸出版。她觉得，纽约人至少应该有一份可阅读的地方报纸，而解决罢工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开了几十次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通宵达旦，但双方的让步却很少，只有更多的恶毒攻讦。使伯特伦·鲍尔斯特别恼怒的是，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肯尼迪在宣读一篇有利于报社老板们的声明时，指责鲍尔斯坚持没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这种争论交给第三方来解决。肯尼迪总统说：“显然，在这次纽约报纸罢工中，国际印刷业工会的地方组织和它的主席伯特伦·鲍尔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场而言，是企图强加一种解决方案，把纽约的几家报纸关掉，使几千人丢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说这番话，鲍尔斯是不会被激怒的，但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对鲍尔斯来说却大失所望。因为总统是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竞选中鲍尔斯曾为他摇旗呐喊。鲍尔斯没有把他同他过去接触的波士顿其他哈佛男孩联系起来。现在不仅是鲍尔斯，工会也同样对肯尼迪的批评感到愤慨、不安和惊奇。

肯尼迪发表声明两天后，总统的一个朋友、华盛顿的一个报社老板来找鲍尔斯。这个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听说《时代》周刊准备为鲍尔斯安排封面报道，他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于是邀请鲍尔斯去纽约他下榻的宾馆进行私下会晤，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鲍尔斯感觉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这位华盛顿的报纸老板不会瞧不起鲍尔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规教育。鲍尔斯在社交时是镇静的，口才很好，他在罢工期间获得了很大自信，习惯了在每天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灯光下、同时在成群人的包围中表达他的观点。在罢工期间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几次高级餐厅，他开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义。他看到了21俱乐部的领班如何欢迎著名的英俊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基尔，他熟悉了市政厅的内部，市长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里出出进进的人。鲍尔斯还更近地观察了报纸老板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拿骚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报纸罢工期间。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在报纸罢工期间，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对鲍尔斯发生的。在1961年他成为印刷工工会主席之前，他当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个中学教师的婚姻也有助于磨平他高低不平的棱角，增强他的自我意识。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罢工期间的体验是新的、戏剧性的。他现在才理解了媒体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当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电话，请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莱尔宾馆的套间会谈时，鲍尔斯立刻就去了，并且知道地点。它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哈里·杜鲁门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经常光顾。

格雷厄姆对鲍尔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们讨论结束后，格雷厄姆给在棕榈滩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鲍尔斯也在房间里。格雷厄姆向总统称赞了鲍尔斯，谴责了纽约的报纸老板们。当肯尼迪知道鲍尔斯在场后，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后再通电话，格雷厄姆照办了。在下一次通话时，格雷厄姆表达了想成为纽约报社业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人的兴趣，肯尼迪赞成这个想法。但当纽约报社老板们得知此事后，拒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纽约的谈判，他们就退出谈判。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相对平静中，西奥多·伯恩斯坦决定，在这次罢工最终解决后，《纽约时报》应该努力向它的读者解释这次罢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地在谈判桌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坦找了《纽约时报》劳工专家A.H.拉斯金做这件事，拿出了草稿。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任务。它意味着拉斯金不仅要分析工会及其领袖的顽固要求，而且还要把它同报社业主联合会——包括它的发言人、《纽约时报》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协的做法摆平。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报道中禁用的词，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从未发生过；但如果拉斯金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纽约时报》的副总裁，而且如果发表了的话，那确实将是前所未有的。

当拉斯金开始他的研究时，他一点儿也不惊奇地发现，报纸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样，当碰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时，同样会迅速躲开记者。拉斯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布拉德福德没找到，给他的秘书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电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层的办公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谈判的话，这只能说他这个管理者锁上了自己的门，不愿意见人，包括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这真令人惊奇。

当拉斯金的报道于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回去工作后的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烦意乱。拉斯金写道，114天的罢工已经结束了，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在和报社老板的契约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会共同的契约终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复活节前的广告高峰之前，这也是不错的；鲍尔斯还设法把自动装备的使用限制在老板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内，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分析节省下来多少钱，有多少应给工会。薪水增加了，在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里，纽约市长瓦格纳和调解人基尔被称赞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但鲍尔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采访者之口说鲍尔斯“诚实、公正、民主——同时难以对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轻重缓急”，但又承认鲍尔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远的”制版技术工会领袖。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被说成是有敏锐的头脑和表达能力，但拉斯金还报道，布拉德福德把“这样一种冷冰冰的蔑视态度带进了会议室，以致调解人经常觉得应当要求宾馆把房间调热”。拉斯金还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导火线”，并且曾说过市长解决罢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讨厌整个程序”。这篇报道引用瓦格纳市长的话说，经理的力量和劳工的力量由于同样的不称职而导致这场罢工，并且说“这是对双方的互相惩罚”。

拉斯金写完了报道后，交给伯恩斯坦审阅，然后给卡特利奇审阅。卡特利奇阅完后，立即给德赖富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赖富斯说，等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他会读的。卡特利奇让他在发表之前先审阅一下。所以，德赖富斯把这篇报道带到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在湖边来读它。卡特利奇在办公室里仍然不确定德赖富斯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篇文章会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尽管德赖富斯最近扼杀了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但德赖富斯总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允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肯定会被大多数报社老板枪毙掉的报道。尽管反对吸烟的社论曾使《纽约时报》在香烟广告上损失了几千美元，但德赖富斯却没有否决这些文章的发表。《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在大肆张扬的电视智力竞赛丑闻期间，写了一栏文章告诉读者，报人“没有资格披上洁白无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赖富斯也没有反对。古尔德曾写道，一种常见的罪恶是“免费旅游”，也就是说，由一个商业公司支付记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费用，因为这个记者正采访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开一家新的宾馆，或者在欧洲或墨西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古尔德还提到了报社的“圣诞节战利品”的传统，私人公司在圣诞节时会给新闻界送大量的礼品。尽管古尔德没有挑出来哪一家报纸进行批评，但《纽约时报》总是被列在送礼单上的。的确，在圣诞节的那一周《纽约时报》的接待室里堆积着新到来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篮的水果、银制餐具、照相机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各个推销员和商人联络感情的代金券。

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

这是德赖富斯作为《纽约时报》业主做出的最后决定之一。此后不久他离开办公室去波多黎各进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劳，看起来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断，住进了圣胡安附近的医院。后来有关人士用飞机把他送回了纽约，下飞机后又从机场直接送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维里昂医院。5月25日他在这家医院里因心脏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岁。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来了唁电，其中有肯尼迪总统和U.桑特，迪安·腊斯克和阿德莱·史蒂文森，法国的让·莫内，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尼日利亚的加加·瓦祖库，几十个国会议员、州长、报社社长，几百个朋友。两千多个哀悼者参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詹姆斯·赖斯顿写的悼词是这样开始的：

将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去世归因于心力衰竭，这显然不是理由。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心脏从没有使他倒下，也没有辜负其他任何人——不信问问《纽约时报》的记者。它像恒星一样是稳定的——不信问问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它像潮汐一样是忠实的——不信问问他可爱的妻子和家庭。不管医生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把他的离去归因于他的心脏。

赖斯顿接着详细叙述了德赖富斯作为报社业主的品质，他在压力下做出健全决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选举之夜在新闻编辑部，德赖富斯第一个“感觉到我们公开发表拥护肯尼迪的意见太早了，坚持要我们重新考虑”。赖斯顿继续说：“到了1961年，当我们处在要不要报道对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关键时刻，他谦恭的发问和智慧的判断制止了我们。”

这最后一点似乎对聚集在会堂的纽约编辑们带有最轻微的刺激，因为他们曾计划充分报道猪湾入侵事件，但德赖富斯同意赖斯顿的观点，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

除了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的家庭、政治权贵们之外，在会堂聚集的还有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编辑——马克尔和克罗克，卡特利奇和奥凯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许多编辑：前社论版主任查尔斯·默茨，曾在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手下工作过的主编助理尼尔·麦克尼尔，奥克斯亲自录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礼，但没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间，而坐在了几排之后。对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立即预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将辞职。

德赖富斯被葬在离阿道夫·奥克斯和奥克斯夫人的陵墓不远的墓里，在一个园丘上，向西可以俯瞰着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萨米尔河。此后几周新闻编辑部里进行了热烈的猜测：谁会是下一任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72岁了，因为心脏状况不佳而被限制在轮椅上，不能重掌指挥权，即使是短暂地。他唯一的儿子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37岁，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由于德赖富斯在罢工前看起来身体健康，苏兹贝格夫妇以为德赖富斯在20世纪70年代都会是报社的首席执行官，所以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的迫切感。

现在《纽约时报》处在麻烦的状况，没有有经验的家族成员来接班，能像德赖富斯接苏兹贝格的班，或苏兹贝格接奥克斯的班一样。选择另一个女婿来接替德赖富斯也是不可能的。理查德·N.科恩，是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女儿朱迪思·苏兹贝格·科恩博士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成功的保险商。尽管他进了《纽约时报》的董事会，但他对把新闻工作当职业却没有什么兴趣。另一个女婿本·黑尔·戈尔登，是苏兹贝格的二女儿鲁思的丈夫，有办报的经验——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社长，但他们的婚姻状况正在恶化，很可能会离婚。然而，戈尔登夫人本人，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被提到是一种可能人选。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文笔漂亮，并且有《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背景。人们还谈到了约翰·奥凯斯成为社长，或者社长的责任被两个人分担——家族的一员可以充当《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监管人，而新闻方面可掌握在一个同家族有密切个人联系的编辑手里。一个明显的人选会是詹姆斯·赖斯顿，他是伊菲吉妮特别中意的人。

伊菲吉妮现在71岁了，但她仍像以前那样敏捷。她在董事会里很活跃。在董事会里除了苏兹贝格家族之外，还有像布拉德福德这样的非家族成员，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尤金·R.布莱克，卡尔·范安达的儿子保罗·范安达。但董事中，伊菲吉妮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她的丈夫现在健康状况不佳时。她控制着大约三分之二《纽约时报》股份投票权。在她死后，她父亲的财产会在家族里分解，但她现在还非常活跃，虽然《纽约时报》的正式声明仍然是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名义做出的，但要靠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坚定的手来帮助他写下每一句话。

6月20日，德赖富斯去世三周多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将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新业主37岁，是该报社有史以来的最年轻的首席执行长官。他的外祖父阿道夫·奥克斯在1896年8月接管《纽约时报》时，48岁的生日已经过去5个月了。

“现在真正可以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声称，“《纽约时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

14

新业主是一个和气的、不讲排场的年轻人，有一头鬈曲的黑发，喜欢抽烟斗，穿保罗·斯图尔亚牌服装，在电梯里总是和每个人都打招呼。如果说他同他杰出的父亲有生理上的相似之处的话，对新闻编辑部里的人来说也不是明显的：他似乎更像奥克斯，而不是苏兹贝格。他像他母亲一样有明亮的黑眼睛，有阿道夫·奥克斯那样的大耳朵，耳垂很长、上翘。他普通身高，宽肩膀，身材结实，但比较瘦，适合穿那件他已经穿了十多年的海军陆战队制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足以符合军队对士兵的要求。然而他没有军人的气质，哪怕是一点严格的痕迹也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不像他之前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是讲究礼节的样板，一个刻板的人物，习惯于保持距离，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很少当众降低警惕。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更稳健、更文雅，但他们总是感觉到他们通过婚姻而获得的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庞奇·苏兹贝格就不同了。他是生下来就注定要有这个头衔的，他是在《纽约时报》社里长大的，在孩提时就在时报大楼的走廊里蹦蹦跳跳。他从不敬畏他碰到的编辑，因为他们总是对他微笑，很高兴看到他，把他当作王宫里的王子来对待。在童年的生活中他养成了一种灿烂的令人愉悦的性格。

他1926年2月5日出生在纽约市。当时他的父母已经结婚九年了，有了三个女儿，可能没有打算再给67岁的奥克斯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很难说奥克斯是不是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恐惧。1918年奥克斯为他的第一个外孙女玛丽安（后来的德赖富斯夫人）的出生而陶醉。她到来时正值奥克斯患忧郁症时期，这种忧郁症由于《纽约时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入了争论而加剧（最糟糕的事情是在1918年9月发生的，那篇著名的亲奥地利社论的发表使得人们指责《纽约时报》不爱国），但玛丽安在1918年12月31日的出生，被奥克斯看作是一个黑暗时期结束的幸运标志。

苏兹贝格夫妇当时生活在奥克斯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巨大而阴暗的装饰华丽的住宅里。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来后，奥克斯总要溜进育婴室里，满手拿着新玩具。婴儿的声音使他非常兴奋，育婴室的装饰同整个住宅暗淡的装潢和雕像形成了鲜明对照。奥克斯本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有过两个孩子却死掉了，对于他的家族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不可能漠不关心。

三年后，第二个外孙女鲁思在奥克斯的生日3月12日那天出生了，这又是一次不平常的时机。奥克斯仍然保持着玩玩具的习惯，但苏兹贝格夫妇已经搬到附近的一个地方住了。随着第三个女儿朱迪思1923年12月出生，苏兹贝格夫妇又从中央公园搬进了第五大道附近东八十大街5号的一个五层的白石砌成的大楼里。但奥克斯仍然是一位常客，他的身影无所不在，他的影响是无穷的，他对他女儿伊菲吉妮的依恋是很自然的，以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有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不管奥克斯进的是谁的家，他都是这家的主人。尽管他慷慨大方，但这种慷慨经常也使接受者感觉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奥克斯恰恰不鼓励的反应。奥克斯在查塔努加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也有这种感觉，并且有点讨厌它。伊菲吉妮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对父亲太浪漫了，不过分注意自己对他的恩惠的敏感。但在她丈夫的事情上，她极力注意这种状况。当她的儿子在1926年出生后，奥克斯荣耀地宣布他将非常宠爱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不把儿子的中间名字叫奥克斯，给他取名叫小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然而，六个月后，他的丈夫说服她把儿子改名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这是奥克斯赞赏的高尚姿态。

苏兹贝格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多表兄表妹通常都要在纽约乔治湖边奥克斯的住宅里度过夏季的几个月。在奥克斯卖掉他纽约的住宅而买下了希兰代尔之后，整个家族经常聚集到那里，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宅第里。那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地方，有供嬉耍的巨大的房间，私人湖泊，网球场，开阔的草地，小动物，不时还有名人来访：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查尔斯·林白，理查德·伯德，赫伯特·莱曼，戴维·利连索尔，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马德琳·卡罗尔，她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最欣赏的电影女演员。顺便说一下，马德琳·卡罗尔的第四任丈夫安德鲁·海斯克尔，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管理者，在1965年娶了苏兹贝格的大女儿，即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在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家庭的朋友经常把玛丽安叫作“漂亮的”，把二女儿鲁思（在同本·戈尔登离婚后成了《查塔努加时报》的业主）叫作“聪明的”，把三姑娘朱迪思（成了一个医生）叫作“有趣的”，也是很有个性的。严厉的家庭法语女教师管不住朱迪思，朱迪思甚至在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坦率和敢于直言。一天晚上在苏兹贝格东八十街的家里入睡之前，她的父母告诉她说他们宴请的客人海军上将伯德之后会上楼对她道晚安。当伯德出现并被介绍给朱迪思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既迷惑又显然很失望，转过去对她父母说，“伯德！——我以为你们说的是林白呢！”伯德上将尴尬地笑了笑。

朱迪思和庞奇在孩提时形影不离，这种亲密关系持续了多年。由于朱迪思在家里被叫作“朱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就开始把他的儿子叫作“庞奇”[90]，这个昵称在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业主后还跟着他。少年时代的他对报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有连环漫画他阅读得津津有味。由于不允许小孩子玩玩具兵或动枪弄刀——因为他的父亲是限枪立法的主要提倡者——他便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们的玩具。他非常擅长中国跳棋，偶尔可以打败到希兰代尔来访的温德尔·威尔基和其他想当总统的人。他也非常熟练于那些需要巧手的作业或比赛，曾得到一位住在希兰代尔附近的手艺教师的特殊训练。在希兰代尔的舞厅里，他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系统”，诱使那些来找他姐姐出去的年轻人当玩耍伙伴。他喜欢搭桌子，修理小玩意儿，拆卸机械装置。一天在和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小姑娘玩耍时，庞奇用简单的机械词汇向她解释生育的秘密：男性把他的器官插入到女性身体中，之后身体里面的宝宝抓住这个器官，被拉了出来。

然而，在学校里，庞奇·苏兹贝格的理论和特殊才能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不习惯严格的纪律，表现得并不好。他的姐姐鲁思轻松地回忆了她弟弟的问题，有一次在报社的《时报闲谈》上写道：

几乎纽约附近地区的每一所学校，都因庞奇的不时到来而增辉。他们都很高兴让他来，但想要他做的不是旁观者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承认，尽管他们发现他很可爱，却不知道要怎么教育他。曾有一个学校留住他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都长，因为校长的妻子是个雕塑家，认为庞奇有一个漂亮的脑袋，她让他来当模特。由于他不给别人判断他的脑袋里想些什么的机会，那么至少他脑袋外面值得赞美的东西也就令人满意了。

庞奇回想起他后来在布朗宁、劳伦斯·史密斯、卢米斯的学校生活，或在莫宁赛德的家庭教育生活，也是令人愉快的。在极少的场合，尽管他极力靠他的笑声和他快乐的举止来掩饰，但还是暗示出与他父亲发生的不愉快给他的严重伤害。“他们送我去实行英国教育体制的圣伯纳德学校，我造反了，”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左撇子，但他们要我用右手写字。结果我写得糟糕透了——我想写‘197’，却写成了‘179’……总之，我在圣伯纳德待了大约五六年，成了留级的‘老孩子’，至少有些信件是这样叫我的。”他又平静下来，冷酷无情地说：“我决不给他们一分钱。”

1943年，17岁时，庞奇离开了康涅狄格州温莎的卢米斯学校，申请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着应征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摄影部当了一颗“螺丝钉”，显示出他对修理工作的很大热情。1944年1月他正式进了海军陆战队，被训练成无线电技师。他在帕里斯岛的训练教师是一个严厉的下士，叫罗西兹。他在几周内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纽约时报》家族在12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庞奇·苏兹贝格学会了立即服从命令，赶上了班级其他成员，喜欢上了艰苦的生活。他还喜欢远离家庭，尽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爱的气氛，但也经常有父母和长辈的事后批评。在海军陆战队里，命令是大声而明确的，非常清楚谁是老板。庞奇的家庭关系对罗西兹没有任何分量，罗西兹也不会被苏兹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无聊的引诱所左右，尽管这些做法过去在私立学校有时是起作用的。几十年后，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业主后，他满怀感激之情提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罗西兹。

战争期间，庞奇被派到了菲律宾，参加了莱特湾和吕宋岛的战役，后来又换防到日本。他担任海军拦截艇的操作员，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车司机。他被提拔为下士，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获得及格成绩后——“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成绩很好，偶尔上上院长的表扬名单。当学生时，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芭芭拉·格兰特。格兰特住在希兰代尔附近，也曾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过。1948年7月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和一个女儿卡伦·奥尔登。

1951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加入《纽约时报》，成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年轻记者。在那里不久他就犯了一个被认为是可怕的错误：他被委派去参加一次讲演宴会，报道那里说些什么，不幸的是有段时间他离开了桌子，去了洗手间，正是此时会议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讲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讲演人宣讲，因为原定讲演人无法出席。苏兹贝格从洗手间出来听了讲演，并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讲演人没有到场，把讲演人的名字弄错了。《纽约时报》得知出错后，被迫做出了更正，纽约城市版主任罗伯特·加斯特给庞奇写信，以与罗西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厉无情的口气教训了他。

朝鲜战争期间，庞奇的部队也参战了。他得到了一项好差使，上了纽约的斯洛卡姆港的军队情报学校，毕业后在朝鲜当了第一陆战队的助理公共情报官，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指挥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军衔离开了军队，又开始了他的办报工作。

他当时26岁，更成熟、更老练了，非常喜欢在新闻编辑部到处转，渴望学习新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但他决不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因为他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是一名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别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会议的门外等着发表正式声明，不是一个报纸所有者家族后代的生活。记者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离一种良好的教养相去甚远。一个报纸老板的儿子可以一时有兴趣干干报道工作，把它当作他的管理训练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暂飞行，但他终归是要落地的。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做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

不仅在《纽约时报》，在其他报社，新闻部门大量聚集的也是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士——来自北方的自由的犹太人和不怎么自由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进的新教徒；可以预料，还有相对少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长时间才熟悉了英语及其文学，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很多报纸记者，除非属于待在警察的“棚屋”里不写作的“跑腿者”或街区记者那一类。黑人只是象征性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有代表，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或动机，鼓励或机会，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在《纽约时报》的记者中，经常只有一个黑人记者，很少有两个以上。相反，《纽约时报》的电梯操作工几乎都是黑人，是穿着制服微笑的种植园类型的黑人。这种雇用的做法始于奥克斯，在种族问题上他是一个遵守常规的南方人。

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许能通过买下一家报纸并控制舆论，或者通过进入政治生活和成为一个改革候选人或这些候选人的财力支持者，更充分满足他们社会良心的需要并鼓励改革。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一双批判的眼睛，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有着对自身技艺的责任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最优秀的记者，即使在不承担任务时，也总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间，他们是独立而超然的观察者、局外人。他们下意识地注意高声叫喊的话，能引用的话，奇怪的事实或可以做报道的事件。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庞奇·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生中曾短暂地当过《纽约时报》记者——却不会。

1955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后，回到了《纽约时报》，在巴黎分社当记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举行的汽车比赛。他没有采访任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没有这项任务——当时《纽约时报》还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欧洲许多体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赛过程中，突然间一辆赛车失去了控制，汽车在跑道上跳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冲进了观众中，83个人遇难了。庞奇看到了这一事故，并且觉得恐怖，但他竟然没有想到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当年稍后，庞奇回到了纽约总部，成了他父亲的助理。他现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开了，他相当多时间是和同样与妻子分手的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的，还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们要么是有婚姻上的困难，要么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里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萨迪餐厅或卡特利奇在三层的办公室后面的小“酒吧”尽情畅饮。在这些年里，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的小圈子包括：《纽约时报》的审计主任约瑟夫·阿尔杜伊诺和推销部的欧文·陶布金，这两个人都有婚姻问题；还有发行部经理纳特·戈德斯坦，他宽容的妻子从来不指望他会在家。卡特利奇还有几个演员陪伴，这是他在萨迪餐厅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罗伯特·普雷斯顿，戴维·韦恩和马丁·加贝尔。

对年轻的苏兹贝格来说，卡特利奇有一种父亲般的形象，却又不屈尊俯就。他乐意提出建议，让苏兹贝格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温暖的关系持续了几年，但当他们碰上了会成为他们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他们喝酒的方式改变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碰见了阿比·雷·伊泽德夫人，一个寡妇；庞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会上碰见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浅黑肤色的离异女子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

这次聚会是在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兄弟休·德赖富斯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举行的。休·德赖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尔曼女士是在纽约郊区的海滩俱乐部。她坐在沙滩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儿在一起。德赖富斯，一个友好的不胆怯的人，走近她，介绍了自己，和她谈了起来。德赖富斯的金发妻子琼·德赖富斯当时在沙滩上睡觉，但她很快醒来，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绍给了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子。

后来在纽约，在庞奇·苏兹贝格说他会在没有舞伴的情况下参加德赖富斯的晚餐聚会后，琼·德赖富斯决定邀请卡罗尔·富尔曼。苏兹贝格和富尔曼女士很谈得来，当天夜里他开车送她回家。几周后，苏兹贝格邀请德赖富斯去一个餐馆，他们惊奇而高兴地看到他领来了卡罗尔·富尔曼。琼·德赖富斯还注意到，卡罗尔戴着一个象征友谊的金戒指。琼就这戒指做了一番评论，卡罗尔害羞地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戒指不错——非常不同于庞奇·苏兹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这个戒指时的反应。芭芭拉·苏兹贝格并不反对她丈夫与其他女人约会，因为她自己也和别的男人约会，而且他们也要离婚了，但是她的确对收到这枚戒指的账单而感到反感。账单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宝商寄给她的，上面写着“金质结婚戒指”。这件事后来被证实为商店的错误，而不是苏兹贝格的幽默例证。当最初的反应和尴尬过后，再没有其他的麻烦——离婚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1956年12月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和庞奇·苏兹贝格举行了婚礼。

苏兹贝格的新夫人不爱叫他的昵称“庞奇”，宁愿叫他阿瑟，因为“庞奇”会使人想起作为过去一部分的他总是惹麻烦的童年，她希望他永远是现在她看到的样子——一个敏感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具有值得称赞的品质，但这些品质被他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轻松的举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苏兹贝格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奥维尔在管理着报纸，并且有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来协助。这两个人都对苏兹贝格印象不深，都认为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学一下报纸业务。作为一个低级管理者，苏兹贝格在14层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有时出席4点钟的新闻会议，人们也经常看见他在三层转悠，一个干净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轻人抽着烟斗，微笑着，望着新闻编辑部的墙壁查看油漆，或者检查空调的管道，像是非常着迷于大楼的机械系统和机器。他对在《纽约时报》西海岸版和欧洲版使用的自动化的新装备知道得很多。然而，人们很少征求他对新闻采访的意见，而且他也很少表达这样的意见。他经常被《纽约时报》的一些高层人士所忽视，甚至詹姆斯·赖斯顿从华盛顿飞回到纽约后，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个招呼，就丢开苏兹贝格溜进了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办公室。德赖富斯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还不到50岁，有望再领导报社20年。苏兹贝格才30岁，看起来更年轻。在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层的会议时，苏兹贝格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似的听讲。苏兹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当这位副总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报出除他之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事实和数字时，他感到慌乱和目眩。在他们频频向布拉德福德点头时，苏兹贝格极力以他的无动于衷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在内心里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为业主后，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样感到慌乱。

德赖富斯的去世和苏兹贝格的接任，给《纽约时报》带来了突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辞职。布拉德福德以传统的文件上的礼节签署了他的公开辞职书。他的辞呈在董事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的一个声明中得到了回答，是这样写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曾是我们组织中的有价值的力量和领导的源泉。我们对他决定辞职感到抱歉。我们将怀念他。”

当年稍后，布拉德福德被任命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商务总经理助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干了一年半，但并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辞职，去了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办公桌时，发现了A.H.拉斯金的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罢工报道。布拉德福德从未完整地读过这篇报道，现在坐在他腾空的抽屉敞开的桌子前，他捡起了两年前的这篇报纸文章，开始阅读起来。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间谈判的苦恼岁月，挫折和愤怒，还有电视报道的升温，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命运。印刷工的领袖伯特伦·鲍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纽约一些报纸的财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一蹶不振。这次罢工可能加速了德赖富斯的死亡，且肯定无助于布拉德福德本人的报纸生涯。他承认它还影响了他的婚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寡妇，是一个艺术家和环境保护者。他将去当商业部的顾问，主持奥克兰的一项试验方案，旨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

布拉德福德读完了A.H.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1962年至1963年罢工的文章后，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谈判期间他受到很多压力，要他与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尽管受到了这篇文章的批评，布拉德福德还是认为拉斯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布拉德福德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罗夫特所取代。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极其得体的、说话温和并且很英俊的人，53岁，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后代。班克罗夫特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纽约从事了五年律师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克罗夫特当了海军军官。1945年他在国务院工作，结识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并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罗夫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美国副代表，1953年开始在日内瓦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任务，担任国际劳工署的法律顾问。1956年班克罗夫特成为《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和助理秘书，1957年成为秘书。布拉德福德离去后，哈丁·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副总裁，搬进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层的办公室。

庞奇·苏兹贝格接管《纽约时报》后，班克罗夫特手下的指挥系统包括了公司的许多行政人员。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们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论版的顶端，然而在时报大楼外面实际上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这些管理者在大楼里也是不为《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和下属编辑所知道。广告部主任门罗·格林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二层，离出纳员的窗口不远，那些每周到出纳员窗口报账的雇员经常能在那里见到他。但《纽约时报》的财务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虽然自1951年以来就在报社工作，却很少为《纽约时报》的雇员所认识。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纽约时报》来来往往，这位平静的前注册会计师有和善愉快又无特色的面容，在《纽约时报》的5000多名雇员中也许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是谁。安德鲁·费希尔，苏兹贝格新任命的负责生产的商务经理，在某些机械领域为人所知，但在时报大楼里不是广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为《纽约时报》西部版的负责人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项任务使他同一些编辑有了接触，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上了。

新业主管理队伍中的另一个关键的行政人员是一个个头较小、打蝶形领结、黑头发的有能力的人，叫伊凡·维特。维特负责《纽约时报》的推销、人事和产业关系，以及WQXR广播电台。他1928年在20岁生日时加入《纽约时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获得了ΦBK协会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的腰间总是叮当作响。维特出生在纽约州霍内尔的边远小村庄，像阿道夫·奥克斯的一个亲密朋友、《纽约时报》的前商务经理路易斯·威利一样。正是通过认识回乡探亲的威利，伊凡·维特才受到鼓励向《纽约时报》求职。维特1928年在报社的第一项任务是拉分类广告，一周18美元，但他在报社里上升得很快。他迅速升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威利的兄弟很合得来。威利的兄弟是一个大块头的、在比赛中被毁容的摔跤运动员，叫马克斯·威利。路易斯·威利对他魁梧的兄弟的形象感到有点难堪。他的兄弟在县里的集市上当摔跤教练，每当来纽约时就到《纽约时报》看看。当马克斯·威利出现时，路易斯·威利就让他年轻的门生伊凡·维特快点把马克斯领出办公室——领马克斯去看电影，去上布朗克斯动物园，去科尼岛或者任何地方，只要远离《纽约时报》就行。维特总能机智而迅速地做好这件事。路易斯·威利很感激，维特的早期生涯便有了一个好开局。1934年他成了《纽约时报》的推销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的部门增长到80人，一年预算有100多万美元。这支队伍包括文字编辑、艺术家、研究人员、统计员、生产人员。他们从事报纸和杂志广告、广播和电视的插播广告、橱窗展示、书市和地铁的招牌设计等工作。有一次成功的地铁广告活动，强调了《纽约时报》上分类广告的影响，描绘了人们微笑着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这次活动遭到了右翼政治集团的嘲笑，他们经常在游行中挥舞着牌子，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微笑的大胡子面孔下引用这句口号。

尽管庞奇·苏兹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报社宣布，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安德鲁·费希尔之外，没有进行管理层变动的计划——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奥凯斯仍然是社论版主任——但还是短暂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更剧烈。庞奇·苏兹贝格以前很少显示他内在的特点，几乎没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开始发布一项令人震惊的首创性的决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闭《纽约时报》西部版。这个版仅仅开办了16个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广告，亏损严重，总部很难负担。114天的罢工已经深深挫伤了《纽约时报》的经济实力，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仍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财富》杂志在1968年声称她的财产价值在1.5亿到2亿美元之间——但庞奇·苏兹贝格不想靠每周损失几千美元来支持加利福尼亚90人的队伍和成本昂贵的电器设备——用这些设备把新闻从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时报大楼发送到洛杉矶的地方总部。虽然出版前的调查显示，太平洋沿岸的读者想要《纽约时报》的一个地方版，一张他们每天能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和其他几十个西部城市的报摊上买到的报纸，但苏兹贝格觉得，发行数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况会变得好起来。该版1962年10月开办时，它的发行量是12万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万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万份。同样令人泄气的是，这个发行量分散在西部13个州——对于洛杉矶的广告商来说读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纽约时报》的读者稀疏地散布在从墨西哥边界上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到西雅图，再到落基山脉和拉斯韦加斯荒漠的广大地区，贝弗利山庄的一个专用品商店的老板就看不出在《纽约时报》西部版上做广告有什么优势了。另一个问题是，西部版不是为西部人特制的。德赖富斯和他的纽约顾问差不多假定：《纽约时报》在东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样会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实际上西部版是纽约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写的是外国的和全国的日常新闻、远方的丛林和首都的风情，但缺乏女人喜欢阅读的时尚广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区的“感觉”和新闻。它是一个被远方控制的报纸——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詹姆斯·赖斯顿在1943年去莫斯科参观《真理报》社后模仿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真理报》的印刷机构在社里，但新闻却通过电报来自别的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记者是技术人员”，赖斯顿在他20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回忆道，“他们处理其他地方官员对什么新闻应该进入报纸的决定”。这恰恰就是《纽约时报》在1962年极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技术人员”：电器专家、广告人员、发行人员，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编辑和编辑，没有专门的西部记者队伍。结果，《纽约时报》在广告或地方报道上无法同突然兴起的《洛杉矶时报》竞争。如果《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在帮助《洛杉矶时报》成为更好的报纸。后者不仅和《华盛顿邮报》结伴搞起了它的新闻服务，而且还在全国和海外特别是本地加强了它的报道。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骚乱时，《洛杉矶时报》派出了几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去采访这些事件及其后果，这次表现获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综合地方报道奖。

苏兹贝格决定关闭西部版，使《纽约时报》一些与这一方案有密切关系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16个月还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妥当地检验这个版并做出关闭的判决。《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大声质问这次失败会如何影响《纽约时报》的形象。“你不能关闭这个版，庞奇”，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挽回面子。”

“我们一点都不缺面子，”苏兹贝格迅速回答，“它是一个糟糕的报纸，扔掉它吧！”

所以，1964年1月底，苏兹贝格宣布，解散加利福尼亚分遣队。有些人继续留在《纽约时报》的组织内，其他人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报社里没有人比安德鲁·费希尔更沮丧了。虽然西部方案曾是德赖富斯的“婴儿”，但德赖富斯已经走了，布拉德福德也走了，和这个地方版有最密切关系的管理者是费希尔。费希尔回到纽约后，他考虑他现在是不是逐渐也被打发掉了。他知道，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他代表着早就激起他们怀疑和猜疑的新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失败了。科学调查错误地判断了读者，《纽约时报》由于智力有缺陷而在一场大的战斗中失败了。如果要找一个替罪羊的话，很可能就是安德鲁·费希尔。他重新在14层安下身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装饰着一个双面钟，同时报出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时间。他走过大楼的走廊，乘上现在已经自动化的电梯，感觉到有些管理者很难直视他的眼睛。他想，他们是在故意保持距离。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解雇我呢？为什么他们还让我在这里呢？

然而，和庞奇·苏兹贝格在一起，费希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发现使他吃惊并受到鼓励。苏兹贝格看起来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比起七个月前苏兹贝格成为业主而费希尔被提拔起来负责生产部时，没有什么不友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德赖富斯还活着时，费希尔和苏兹贝格一直相处得很好。费希尔是14层上唯一一位与苏兹贝格年龄相接近的管理者，他们很快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不拘礼节的和坦率的，又都具有军人的服从命令的习性，尊重航图，训练助手，系统化，安排细节简练。他们都喜爱科学的精巧装置和工具，并共同认为，当某些工具证明对完成一项任务是不充分的时候，就应该用更新更好的工具取代它们。正是这种明确而实际的理由使得费希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失败之后怀疑自己的事业在《纽约时报》也许结束了。如果不是在被解雇的意义上结束了，那么就他的未来生涯而言也是结束了。作为机构的一个工具，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然而，这显然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对西海岸的冒险所做的价值判断。

诚然，出现了重大的错误，但不是哪一个人或集团要负责任，苏兹贝格的举止也没有表现出他因这次失败非常沮丧或泄气。失败对庞奇·苏兹贝格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虽然他现在不能轻易地宽恕它，因为这个错误确实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但他也不想对其做出过度反应。西海岸的撤退对他来说是一次大的向前挺进中的一个挫折。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开始突然转向防御，或者停止在未来会更有效更经济地帮助管理《纽约时报》的现代技术试验。恰恰相反，苏兹贝格现在比以前更想用现代体制进行试验，更多地了解它们。他的报纸不能仅仅遵循他父亲或外祖父的公式。《纽约时报》应该继承它传统中不可违背的东西，然而要适应变化着的潮流和新的工具。苏兹贝格认为，《纽约时报》必须比往常赚更多的钱：有关报纸所有权的经济状况现在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最近的报纸罢工已经证明纽约的一些报纸面对劳工的冲击是多么脆弱，旧的机构是多么快地衰竭和破碎了。尽管《纽约时报》手头有现金来抵抗罢工，但争取更多的收入是根本性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上升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薪水，而且也是为了使报纸在未来的罢工威胁中不惊慌失措。赚更多钱的一个方式就是卖更多的报纸，收取更高的广告费，多种经营，并投资于像西部版这样的扩张主义风险事业，如果失败了就试试别的新东西；另一种方式是更经济地经营《纽约时报》——不是要在新闻采访或雇用高级人才上克俭，而是要使工厂现代化，让年迈的老兵退休（上帝不能再是《纽约时报》的人事经理），少雇用簿记员和职员处理装裱的文书工作。《纽约时报》要接受计算机。计算机在《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在苏兹贝格当社长的第一年，他开始准备让这个机构适应计算机的引入。《纽约时报》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反感和对报纸事业的浪漫观念：尽管《纽约时报》的确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但它不能松懈，因为在纽约之外还有其他报纸在迅速前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现在办得比以往都好，有时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报道中能赶上或超过《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尽管还主要是一个地方报纸，在全国的影响有限，但它每天的发行量超过了80万份。它准备接管《芝加哥论坛报》，居它之上的仅有纽约通俗小报《每日新闻》，其200万份的平日版发行量是全国其他大都市报纸的一倍多。《华尔街日报》占据着专家的市场，经常不和一般报纸分在一类，但它的四个地区版每天使它的全国总发行量达到了80多万份。在其他大城市的日报中，《纽约时报》1964年排名第七，平日版平均每天销售大约65万份，但这个数字由于纽约其他报纸在劳工罢工后走向破产而突然增加了，几年内《纽约时报》将超过80万份，超过《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Bulletin）、《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洛杉矶先驱考察者》（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但它仍将在第二名的《洛杉矶时报》之后。尽管发行量不一定是一家报纸经济实力的标志（比如说《纽约镜报》，1963年在日发行量超过90万份的情况下倒闭了），但《洛杉矶时报》的财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将近十年，《洛杉矶时报》在广告额方面领导着全国的日报，如果它在落基山以东有更大的野心的话，它现在能够赌上一把，它的背后是由钱德勒家族的泰晤士报——镜报公司撑腰，该公司已经经营多样化了，最近几年随着购买了几家新公司，出版从电话簿和《圣经》到领航员用的航空图各种东西，赢利丰厚。《洛杉矶时报》的印厂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样板。作为唯一没有工会的大报，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上是强烈反劳工的，《洛杉矶时报》已经随心所欲地去搞自动化了——用计算机来制定工资表、排版、分析发行趋势，准确定位那些欠款的广告商。《纽约时报》身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密集的城市里，扎根在不同的传统中，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在电子化方面也是无法同《洛杉矶时报》竞争的，但苏兹贝格想尽可能谨慎地进行现代化，他开始安排用一个月8000美元租用一台霍尼韦尔H.200计算机来做25个雇员的计算工作。在这些雇员得到再培训做其他工作后，这台计算机进入了时报大楼七层的一个墙壁洁白、无窗干燥的无尘房间。这个房间25英尺宽，32英尺长，除了那些用这台计算机工作或对它进行保养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这台计算机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新任命的系统经理监管之下。他以前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佐治亚人，叫卡尔·奥斯廷。而奥斯廷和计算机都由安德鲁·费希尔来负责。

另一个使《纽约时报》现代化的动作，就是集中它的管理权威，清除最后的古代“公国”。为此，庞奇·苏兹贝格决定，自1964年9月起，任命特纳·卡特利奇为一个新设立的职位“总编辑”。这个头衔使得卡特利奇有了高于莱斯特·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高于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高于新闻编辑部和全国及海外分社所有人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卡特利奇已经梦想这一安排近20年了，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它。如果奥维尔·德赖富斯还活着，如果其他事件没有仓促地发生，或者如果庞奇·苏兹贝格不曾是卡特利奇办公室小“酒吧”的一员，他是不会有这种权威的，但在这一时刻这种辩证论没有多大意义。特纳·卡特利奇63岁了，稍微过胖，有痛风的痛苦，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但软弱无力的人，有圆而红润的脸盘，松弛的下巴，急速转动的不会放过任何事情的黑眼睛，一种温和的高贵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人们一直无法把握的，好像是为了防止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一个公司天才还是一个幸运的笨蛋。卡特利奇现在成了《纽约时报》新闻部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致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夸张的口气说：“我都不敢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卡特利奇给年轻的苏兹贝格当了摄政王。对于新闻部，苏兹贝格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想在他身旁有一个知道这一切的人。卡特利奇丰富的经验使他成了显而易见的人选，尽管卡特利奇对在他以下发生的事情只能做出非常有教养的猜测，因为这个部门太大，太散，并且太流动，甚至用计算机检査也很不容易。新闻部由《纽约时报》5000多名雇员中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组成——大约1000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写作编辑平日版和星期天版的《纽约时报》。不算纽约的高级编辑或驻外记者，或办公室的秘书，或特约记者，或汽车司机；不算在全国各地的、在华盛顿的国内记者；不算时报大楼九层的女性新闻人员，或其他层的职能人员，而只算三层的新闻人员，在纽约城市版主任手下有大约200人，在金融版主任手下有59人，在体育版主任手下有52人，在文化新闻版主任手下有40人，在照片版主任手下有25人。

国内和海外的整个新闻部——包括送稿生、办事员、文字编辑、驻外记者、助理编辑、高级编辑——每年的运营开支大约要使苏兹贝格家族拿出1100万美元。总之，每年出版《纽约时报》的成本——纸张、油墨、机器、运输卡车、火车、飞机、人员的薪水和在别的地方的开支、税金——有1.34亿美元。如果预计的收入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罢工或预料不到的负债或衰退，《纽约时报》能从它的广告收入、它的发行销售和较小的杂项方面获得1.36亿到1.37亿美元。因此，拥有这家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报纸带来的利润不是很大，只有260多万美元。

苏兹贝格不想为了增加利润而损害《纽约时报》的传统或独特的采访。《纽约时报》的编辑决不应该犹豫为一篇重要但迟到了的报道留版面而撤下广告。《纽约时报》应该继续刊登很少有人读的长讲演稿，以及像沃伦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告》那样的历史文献，这个报告在1964年9月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占了48版。所以，苏兹贝格认为，广告率应该增加，安德鲁·费希尔和伊凡·维特同意，但广告部经理门罗·格林感到困难。广告率的上升会引起广告行数的下降，广告行数是格林自豪的特别来源，是他的打击率，他不愿意改变这些规则，按这些规则他的部门已经在广告行方面领先纽约其他报纸多年了。1964年，格林的部门达到了6.77亿行的纪录，给《纽约时报》的金库带来了1亿美元的收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处在较低的比率，只印了1.85亿行。格林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更改这一成功的做法。格林对年轻的苏兹贝格也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任业主时，格林的判断力很少受到怀疑，但现在格林觉得风向变了，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费希尔同新业主亲密关系的威胁。有一些传闻说，庞奇·苏兹贝格希望有一天把格林的广告部、维特的促销—发行部和费希尔的生产部都置于一个人领导下，就像新闻各部门准备统一在特纳·卡特利奇手下一样。据说，苏兹贝格喜欢海军陆战队的指挥系统的风格，从上到下的一条线权威。这能不能在《纽约时报》里起作用还有待观望，但格林几乎肯定苏兹贝格会尝试一下。苏兹贝格已经决定把平日版和星期天版人员统一在一个领导手下，就显示出了这种倾向。苏兹贝格的正式声明，最终是在1964年9月1日宣布的，也许能够使人看出他管理《纽约时报》的一般方式。在任命卡特利奇监管全部新闻运作包括平日版和星期天版各部门时，苏兹贝格说：“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运营及其未来的进程中要认清当前的潮流。”

1964年9月2日，特纳·卡特利奇的晋升在《纽约时报》第二部分的头版得到了报道。这篇文章还附有卡特利奇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受这次调整影响的主编——马克尔、丹尼尔、赖斯顿、汤姆·威克和丹尼尔·施瓦茨——的照片。但文章却是用一种模糊用语表达出来的，所以缺乏那种对《纽约时报》的现代报道来说是根本性的解释，以致一个局外人是否能理解这篇报道的全部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电视产业或国务院进行了管理层重组的话，如果在罗马尼亚进行了官僚体制改组的话，那么《纽约时报》就会开放它的栏目进行清楚的报道，有解释性的分析和编辑部文章，严峻的事实点缀着说明（“据消息人士说……”）。但任何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不会为它自己的管理层变动提供很多消息。所以，在苏兹贝格公开决定结束“公国”并把新闻活动集中在卡特利奇手下之前的几周里，《纽约时报》组织内部发生的幕后的花招、出现的紧张和绝望状况，根本未得到暗示。《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似乎是表明，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平静地、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机构里的更大的挑战。这篇文章和照片上的四栏标题写道：“卡特利奇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总编辑，”小标题放在其下：“马克尔、赖斯顿升任副主编，施瓦茨任星期天版部主任，丹尼尔任主编，威克将负责华盛顿分社。”[91]这篇文章开头大致是说：“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社长昨天宣布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任命上的六大变化。”

当莱斯特·马克尔起初知道苏兹贝格的计划后，勃然大怒。马克尔70岁了，他已经把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建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一包五磅重的报纸，有广告，发行量缓慢地但稳定地上升到150万份。现在马克尔看到他一生的事业正在被他认为是对报纸不利的倾向所破坏——不仅仅有正由苏兹贝格来实现的集体主义野心，不仅仅有三层的像西奥多·伯恩斯坦那样的编辑（他们引入了“新闻当事人”的特写栏目）和其他多少干扰马克尔以前特权的日常背景专题的理论和发明。莱斯特·马克尔现在同样关心他感觉到的一种趋势，即把《纽约时报》从一个“灰衣女士”变成一个开着循环列车的不断招摇的机构，吹嘘着：“没有它，你就落伍了。”马克尔认为，《纽约时报》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因为使它有一种超现代的肤浅的意义，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不去把握潮流——事实上，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伟大的科学发现、战争的前兆、每一个年代重大的问题和争论方面是领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被流行时尚和无关的小事所统治，它保持着距离，有点枯燥和僵化，这是奥克斯喜欢的方式。甚至在《纽约时报》停止报道20世纪20或30年代的大谋杀案和丑闻时，它也是以维多利亚式的克制这样做的。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有一次陪她参观了时报大楼。梦露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和杰出的。还有一些人在马克尔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觉到了慈爱和脆弱。当马克尔未被邀请参加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萨迪餐厅的纪念晚会时，他绝对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场面，百老汇的名流和《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审查客人名单时，把马克尔勾掉了，这很快成了时报大楼的一个话题。当奥维尔·德赖富斯到达萨迪餐厅时，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马克尔在吗？”当得知他不在后，德赖富斯摇摇头，叹息说：“我明天要挨骂了。”

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个明智而审慎的讨人喜欢的人，自1939年以来一直给马克尔当助手。施瓦茨现在要向卡特利奇汇报工作了。马克尔要搬到14层当“副主编”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论版报头，他将在新成立的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涉及“使公众消息更为灵通”。马克尔会继续在他的教育电视新闻节目当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汤姆·威克和马克斯·费兰克尔加入进来。他还大量地处理《纽约时报》在成人教育、广播和书籍方面不断扩张的业务。当然，所有这些散文废话和委婉说法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马克尔要被踢上楼了，这个事件在八层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议。然而，在他一生的这个不光彩的时刻，马克尔多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称赞的个性力量。马克尔不是淹没在自怜中，或者气得摔门而出，或者被耻辱所压垮，而是——在起初爆发一阵愤怒后——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搬进了他在14层的新办公室。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终他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超额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几年之内，他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如担任《纽约时报》的“未来委员会”主席。马克尔根据太空文明时代的行话，将其叫作“未委会”（COMFUT）。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员，任务是确定未来几十年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会对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什么影响。这个委员会要努力去把握什么样的人类习惯将流行起来，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将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纽约时报》将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个新形势的挑战。马克尔的委员会的一些研究是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做的，同时大部分内容都传播到了科学研究组织。

所以，马克尔的精力会继续向前推进，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会表现出来，如在苏兹贝格把他从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后，他很少再到那里去。即使马克尔有时间随意观看一下他在八层的老地盘，也是匆匆而过，从他以前的办公室穿过大厅。他以前的办公室被装饰成西班牙风格的房间，有一个长餐桌，几把木头椅子，一个铁柱形吊灯。墙上挂着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张肖像，他在肖像中没有笑。这个房间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经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静，有时它被叫作马克尔的“小教堂”。

当苏兹贝格重组计划的风声最早传到华盛顿分社时，记者和其他职员都感到震惊，但并不奇怪。他们表现出一种冷静，来自纽约的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反常，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两年来，或者说自索尔兹伯里1962年被提拔为国内新闻部主任以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卡特利奇手下晋升为主编助理以来，华盛顿分社就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纽约总部的事后轰炸性批评。如果不是丹尼尔声称《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的事情，那么就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电话上传达他的报道观念、怀疑和问题：林登·约翰逊的交易背后有没有默奇森的钱？亚伯·福塔斯[92]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国务院会最终承认蒙古国的独立主权？让蒙古国得到承认，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喜欢的一项运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蒙古国会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理想的“监听哨”——或许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就喜欢蒙古人。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一本书里支持承认蒙古国独立，他定期听到华盛顿关于承认蒙古的“传闻”。华盛顿分社的人声称，他们经常就这件事询问国务院，不久，不管是出于厌烦还是麻烦，国务院将会承认蒙古国。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管理层的重心从华盛顿转向了纽约，这种转折的最初结果之一是赖斯顿的第二号人物华莱士·卡罗尔辞职。1963年夏天，在苏兹贝格被任命为业主后不久，卡罗尔声称“看到了不祥预兆”，所以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担任温斯顿—塞勒姆的《杂志》（Journal）和《哨兵》（Sentinel）的主编兼社长。卡罗尔自1955年起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赖斯顿手下有效率地和镇静地管理分社。在德赖富斯还活着时，他可能想过让卡罗尔当马克尔的接班人。但卡罗尔很快看出，除了来自纽约的压力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没人能劝阻他辞职。卡特利奇喜欢卡罗尔，为他提供了罗马分社的职位，或者已经开张的其他任何分社的职位，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话。赖斯顿愿意把华盛顿分社交给卡罗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他的专栏上。卡罗尔表示感激，但他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他意识到了在主编丹尼尔手下（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的副手）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接受了温斯顿—塞勒姆的职位，他一度曾在那里工作，现在他很高兴再回到那里去。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知道赖斯顿正在考虑辞职。使他大为失望的是，在德赖富斯去世后和庞奇·苏兹贝格就任业主之前的几周里，苏兹贝格家族没有一个人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赖斯顿同这个家族的关系如此密切，这确实奇怪。但回想一下，它也是发人深省的。至少对目前来说，赖斯顿在内部圈子之外。在葬礼上赖斯顿为奥维尔·德赖富斯致了悼词，然后他回到了华盛顿，而苏兹贝格夫妇和董事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断任人选，但没有人接近赖斯顿，这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疑惑不解。如果为他提供主编的职位，他也许会予以回绝，然而他对于考虑这个职位的机会很感激。现在他根本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他被卡特利奇超越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德赖富斯还活着的时候，赖斯顿虽然官职上在卡特利奇之下，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赖斯顿是非常自傲的，他不能接受现在所处的状况，他认真地考虑了接受他亲密的朋友、《华盛顿邮报》公司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给他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位。在《华盛顿邮报》的位置上，赖斯顿不仅能继续当报纸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而且还能插手指导她的报纸和公司的另一个出版物《新闻周刊》。赖斯顿将会得到足够的钱和股票收益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相当富裕。他一点也不怀疑《华盛顿邮报》对《纽约时报》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有诱惑力。所以在这个夏天，他严肃地考虑辞职，并且和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亲密朋友讨论过。然而，最终赖斯顿决定留下来。

没有哪一家媒体像《纽约时报》一样每一天都能触及赖斯顿想以他的语言和思想去触及的那些人。没有《纽约时报》赖斯顿也能过得去，反之亦然，但却没有多大重要性了。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在一起，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专栏，比起他为三倍的金钱而辞职，更能影响美国的决策者、全国的权力经纪人和海外的领导人。赖斯顿相信，单是《纽约时报》拥有的读者就能驱动美国。美国的总统每天早晨都读它，国会议员也读它，在华盛顿的70个大使也读它，包括苏联大使们。美国半数以上的大学校长阅读《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每天在哈佛大学就销售2000多份，在耶鲁大学销售1000多份，在芝加哥大学销售700多份，在伯克利大学销售350份。这些是赖斯顿想影响的那些人——今天和明天的权势集团。他是权势集团的专栏作家，只有在《纽约时报》他才能做这种专栏作家。

赖斯顿也喜爱这份报纸。有一次他告诉卡罗尔，他宁可与妻子离婚也不会退出《纽约时报》。当然，这显然不是事实——1953年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之前，赖斯顿曾考虑过退出《纽约时报》；但毫无疑问，赖斯顿是过去意义上的《纽约时报》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情感上把这个机构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宗教、一种崇拜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像卡罗尔那样退出的。赖斯顿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和它一起成长，利用它，也被它利用——它们是一种奇妙的结合。赖斯顿，54岁，仍然有相当一段路要走。所以，他决定留在《纽约时报》，看看他和它面前的是什么。年轻的苏兹贝格现在兴高采烈，报纸处在一种陌生的过渡期。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病重不能影响它了，被拴在了轮椅上，受心脏病煎熬，以致现在成了一个瘦弱的憔悴的人，大不同于他英俊的照片和时报大楼里巨幅画像里的样子了。伊菲吉妮有财力，但她有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他现在是业主，未来的希望。在这一时刻，她不能也不会进行干预。庞奇·苏兹贝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受到那些更清楚或被认为他们更清楚的人的预言，但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人大多数也已经不在了。赖斯顿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从未认识的苏兹贝格，也许要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一种温暖的友谊。所以，赖斯顿飞往纽约，在1964年夏天和苏兹贝格度过了令人愉快的几小时，随后关于卡特利奇的通知最终定了下来。赖斯顿做了最后的尝试，要苏兹贝格重新考虑，以关心的、热心公益的方式同苏兹贝格谈话，赖斯顿同总统和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谈的。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业主明智地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他那一代活泼的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汤姆·威克、马克斯·弗兰克尔或安东尼·刘易斯。苏兹贝格听了，但他现在没有回应这种改变他的计划的想法。卡特利奇应该是新闻部门的老板，无可争辩地负责整个新闻部门——社论版之外的一切。社论版仍然由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领导。赖斯顿在这些情况之下，不能够继续担任分社社长。赖斯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自主挑选他的接班人。赖斯顿会像马克尔一样成为一个“副主编”，会继续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会继续写他的专栏。苏兹贝格不想失去赖斯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的是，赖斯顿会留下来，他同意赖斯顿自己挑选接班人。赖斯顿选择了汤姆·威克。苏兹贝格不了解威克，但他赞成他的选择。赖斯顿非常了解威克，不仅是作为记者，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赖斯顿相信，威克这种人能在竞选运动中在乡村公路上飞跑，能跳过篱笆，知道农民在真正想些什么，然后能回到城里，穿上小礼服，在大使馆晚会上同样能轻松自如。当然，赖斯顿本人不是这样。

1964年夏天，苏兹贝格批准威克担任华盛顿分社的下一任社长，但没有充分预料到它会在纽约编辑中引起的影响。纽约的编辑们现在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去挑选一个人去解决他们认为是华盛顿报道的问题，即任人唯亲、缺乏想象力和干劲。华盛顿分社还有两个人会因威克的提拔而不高兴，其中一个是马克斯·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同威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弗兰克尔曾经是《纽约时报》的神童。他现在觉得以前发展的快速度已经停了下来——在34岁时他未能成为分社社长，他的焦急心情丝毫没有减轻。他1951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处在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时期，才21岁的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他1949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通讯员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作，正值艾森豪威尔时代。这对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弗兰克尔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是一个机灵的年轻人，有政治倾向而且好奇，他有点粗壮，戴眼镜，圆脸，走路很快。对他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情不是从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身感觉到的。

马克斯·弗兰克尔出生在德国的格拉，出生时已被划入东德，在莱比锡生活了近八年，直到他的家庭因为有遥远的波兰犹太人血统而被驱逐出境。弗兰克尔一家被盖世太保驱赶到德波边界，最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个临时住所居住下来。1939年他和他的母亲回到德国，争取向美国移民。他的父亲留在了波兰，不久逃离了纳粹军队，后来被苏联当局拘押，并被当作德国间谍遭受审判，并让他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在西伯利亚服15年徒刑。雅各布·弗兰克尔选择了后者，模糊地希望有一天能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他的妻子和儿子当时从盖世太保那里获得了流放许可，从荷兰乘船去美国，1940年冬天到达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他们定居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地区，离乔治·华盛顿桥不远，是一个难民居住区，有时叫作“第四帝国”。在那里弗兰克尔上了公立学校，学习努力。战后他的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离开了苏联，同家庭团聚，后来在西哈莱姆开了个小纺织品店。弗兰克尔1948年毕业于纽约的音乐艺术学校，他曾在那里编辑过学校的报纸。后来他为联合世界联邦主义者工作了几个月，操作讲演机，再后来获得纽约州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Columbia Daily Spectator）的校园通讯员和主编上升为《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是迅速的，而且在《纽约时报》晋升到突出的地位也是迅速的。他先是在美国军队服役两年，后来在新闻编辑部里作为一个改写加工人员有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后，成了《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然后是驻贝尔格莱德和驻莫斯科的记者。1961年，在取得了广泛而多样的经验后，弗兰克尔加入了赖斯顿的分社。在接下来的两年，他采访过国务院、白宫，偶尔也采访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会的委员会和外国大使馆。当赖斯顿决定辞去他的分社职务后，弗兰克尔准备做些别的事情，不单单是从事报道工作。

在威克被任命为分社社长两年后，马克斯·弗兰克尔辞职了。在给苏兹贝格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中，弗兰克尔表明他要加入《记者》杂志，希望在那里有写全国的以及国际的、官方的以及个人事务主题的自由；自由地旅行，发表讲演，偶尔进行教学，出现在电视上，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地当个作家，而不仅仅是记者，并且以一种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被禁止的主体性来写作。弗兰克尔对苏兹贝格说，他想成为更自主的人。但后来在送出这封信后，弗兰克尔突然改变了想法。《纽约时报》显得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么诱人，他无法解开这个结。最终，怀着不好意思的心情，弗兰克尔给《记者》的主编马克斯·阿斯科利发了封电报，说他放弃了从《纽约时报》辞职的想法，他根本无法离开它。

《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第二个希望继承赖斯顿衣钵的记者，是一个冷漠、清瘦、非常爱干净、认真聪明的年轻人，叫安东尼·刘易斯。刘易斯37岁，比弗兰克尔大三岁，在许多方面他恰恰和弗兰克尔相反。弗兰克尔易动感情，而刘易斯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严密抑制、难以置信地控制他的有序的头脑，他的精力只集中在与此刻有关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强调自己的情况或者越出他的边界。他的字迹是完美的，有很高的造诣，干净利落，信息清晰。他的眼睛明亮而警觉，他的前额很高，而头发稀疏，使他显得像是秃顶。他的声音柔和，有时是温和友好的，只是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显得紧张而尖刻。他出生在纽约，上过私立的霍勒斯·曼学校，后来进入哈佛大学，1948年毕业。甚至现在，16年后，他的样子——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也多少体现着战后时期的常春藤大学的风格——保守，嗜书，习惯于融合，突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抵御任何自然的古怪行为或引诱。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而使他愿意说心里话的人，才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戏剧鉴赏家。这个严肃的人的妻子是一个高个头儿欢乐的学习现代舞蹈的学生，W.C.菲尔兹的完美模仿者，也是有魅力的晚宴客人。《纽约时报》很少有记者知道他的这一面。他们只知道他是完美主义者，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工作努力的记者，1955年他因写了关于联邦忠诚安全计划[93]的一系列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奖，当时他是在为《华盛顿每日新闻报》（Washington Daily News）工作。刘易斯1963年因为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而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鼓励下，赖斯顿想让《纽约时报》一个人专攻法律报道。刘易斯承担了这项任务，回到哈佛大学用尼曼奖学金上花一年时间研究法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后来就刘易斯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评价道：“法院本身也找不出两个人能用如此少的语言如此准确地把握每一决定的实质。”1964年，刘易斯出版了一部关于最高法院重要判决的重要著作《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并且在《纽约客》上节选发表。

如果赖斯顿选择刘易斯来接替他的话，《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就会有人表示要辞职。他们认为，他太野心勃勃，太冲了，缺乏赖斯顿或威克那样轻松和蔼的风格。在纽约，一些编辑觉得，刘易斯虽然也擅长于采访司法部，但他过于迷恋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形成了一种有可能会对刘易斯的客观性造成影响的友谊。赖斯顿也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尽管他为刘易斯自豪，也喜欢他这个人，但他认为，威克担任分社社长比弗兰克尔或刘易斯更合适。

安东尼·刘易斯对赖斯顿的决定深感失望。后来刘易斯有机会接受了伦敦分社社长的职务。他接替了悉尼·格鲁森，格鲁森回到纽约担任了国际新闻主任，取代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而弗里德曼同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罗伯特·加斯特在一起，成了主编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他国内新闻主任的职位腾给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亚特兰大出生的记者，叫作克劳德·西顿。索尔兹伯里也升任为主编助理，在新任命的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手下工作。

在发生所有这些变化期间，在把华盛顿分社交给汤姆·威克之前，詹姆斯·赖斯顿和庞奇·苏兹贝格还安排了一个细节，这在当时似乎是很不重要的，但由于是提前做准备，它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明之举，可以显示出赖斯顿头脑中的某种东西——某种异想天开的意识。他认识到，管理者的妻子之间有时能建立起一种桥梁，能更密切地把她们的丈夫联系起来。赖斯顿知道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卡罗尔准备在11月选举后到欧洲旅行，便和苏兹贝格策划邀请威克和威克的妻子内娃陪同他们。这对苏兹贝格更密切地了解他的分社新社长是一个理想的机会，苏兹贝格同意了。赖斯顿知道，这些管理者的旅行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长久的陪伴会突出了个人的差别，或者在亚特兰大的途中出现厌倦的时刻，或者也有可能妻子们相处不好。但这些旅行也可能产生和谐的结果，使得业主和一个年轻记者个人关系更密切，也许最终产生一种友谊。在40年代赖斯顿就是在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一起旅行时开始了这样的友谊的。如果特纳·卡特利奇1944年在他们的太平洋公费旅游期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与老板相投的酒友，可能他就不会在1951年成为总编辑了。所以管理者的共同旅行是一场赌博，有可能招致那些留在家里的管理者妒忌，但也许使那些陪伴老板的管理者受益无穷。无论如何，赖斯顿认为，它是值得一试的机会，因为如果分社不想被纽约完全吞没的话，威克必须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人物。赖斯顿还深信，威克和苏兹贝格会相处得很好。他们年龄相同，都非常讲究礼节，他们都娶了漂亮的年轻的浅黑色肤色的女子。内娃·威克是一个谨慎的有吸引力的北卡罗来纳姑娘，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卡罗尔·苏兹贝格擅于感觉到他人的单纯和忠诚，并且欣赏这一点，她曾短暂地碰到过内娃·威克，但她几乎不认识汤姆·威克。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1964年11月到欧洲旅行一个月，只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汤姆和内娃·威克。正如赖斯顿所想象的，庞奇·苏兹贝格和威克非常合得来，他们的妻子也相处得很好。

15

罗森塔尔坐在新闻编辑部里他的大桌子后面，不时地从他阅读的报道上抬起头，看看房间里远处的几排桌子，记者们在打字，谈话，有时以一种他认为是敌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们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感到恼怒和悲哀，他们肯定非常仇视我。

这是1965年冬天。A.M.罗森塔尔已经在1963年夏天放弃了他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接管了纽约本地报道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许多变化，这无疑改善了报纸，但他也在报社伤害了《纽约时报》许多老人。他个人是喜欢这些人的，而且20年前当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时，他们待他很好。罗森塔尔认为，60年代的变化是必要的，论资排辈的体制已经过时了，文笔简练的年轻记者应该比写得不好的老记者吃香，《纽约时报》不能再仅仅因为是“记录的报纸”就允许发表冗长而无聊的市政官方的新闻，重点正在转向更尖锐地写作，更迅速地阅读，以更少的版面说更多的话，为读者节省时间，为管理者省钱。《纽约时报》需要采访所有重要的新闻，但不是以长期以来所容忍的不动感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他们曾是在过去的更悠闲的速度下受训练的，那时报纸为地方报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两倍，但经营经济学要求更严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几年前就承认，纽约城市组已经被传统所限制。伯恩斯坦认为，它是帕金森定律[94]的积习顽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认为，它是一头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规。

所以，罗森塔尔来到纽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有名气的编辑。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他童年时作为受救济的病人曾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不良医疗，现在这些医院受到了《纽约时报》前所未有的认真检查。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病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也给托尔钦和《纽约时报》带来了新闻界的荣誉。罗森塔尔委派其他记者深刻地描写了纽约的公立学校体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学校留给黑人，以及“公园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区种族主义者”这些新的委婉说法。他还派《纽约时报》的人去看看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邻居，描述一下气氛，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罗森塔尔现在把纽约看作一个外国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纽约其他人熟视无睹的景象和声音的刺激。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个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恋比他在纽约工作的最后日子更明显。他据此写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这篇文章按《纽约时报》的老标准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纽约越来越多的种族间通婚，日益富裕的庄家和高利贷者，最后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罗森塔尔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杂志文章，后来把它扩展成一本小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写那些反映这一事件的报道——一种普遍的公众冷漠中偶尔地点缀着一个“介入进来的”有勇气的公民——这几乎成了罗森塔尔个人的运动。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没有社论的腔调，但它们在《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却表达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

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当地人有点傲慢，不说英语。咖喱是恶臭的，但鲱鱼却做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屋子。侦探开小车跟着我们转。我们有一只可爱的柯利牧羊犬，叫杰克或乔克或别的什么。它崇拜我。我们的厨师离开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间名的首字母，知道对所有总统候选人的考验。”

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对盖尔布本人就像罗森塔尔讲得一样多。盖尔布最后写道：

我曾和阿贝有过争吵多次，因为我也有点喜欢略胜一筹，但我只能想起我有两次领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这总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我比他块头大；当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气时，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时，我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妻子帮助我取胜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荒谬的说法塞给我，并且坚持他是对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认我是对的。现在，在文学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发生矛盾。

还有一次，我必须得向他彻底地证明，对于某些事情过于固执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顺便去拜访了阿贝和他的妻子，安——一个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话——当时非常晚，我们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带着去他家配着咖啡吃，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喝苏格兰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贝说我们得把奶油蛋糕带回去。我们拒绝了。我们正要上电梯离开时，阿贝把装着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给了我们，但是，眨眼间，电梯门要关上时，我把盒子又扔给了他。罗森塔尔夫妇住在二楼，电梯的运行速度非常缓慢。我们到达大厅时，看门人把盒子递给了我们，阿贝拿着它跑着下了楼。你听说过这么固执的人吗？我们不得不拿着，当然，但是我们一到家，就叫了一个西联汇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罗森塔尔夫妇。（这块40美分的奶油蛋糕现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价值，但它关乎一个道德问题。）接下来的一两天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得到，但是这块蛋糕切成的片开始一片接着一片装在信封里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星期中，只要有阿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尔布或者哈尔·法伯尔，来我家，他都会拿来一片蛋糕，还带着阿贝的问候。

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有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夫妇来我家吃晚餐时，我妻子偷偷地划开了他的外套衬里，把蛋糕缝了进去——现在，蛋糕只剩下了一些碎屑。他到家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现在蛋糕在他那里。他承认我们在独创性方面胜过了他，他选择投降……

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亲密地在一起工作，他们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纽约组的工作。记者有时把这个新班子叫作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95]。尽管他们都是严肃的和有创造性的编辑，但他们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刺激的有点娱乐性的活力和紧张感，其中许多是不安分的盖尔布无尽的点子风暴的结果，似乎每五分钟他都给罗森塔尔提出一个新的报道想法，罗森塔尔总是高兴地予以回应，或者是表现出一副恶心的样子。每天早晨刚走下来自韦斯特切斯特的火车，盖尔布瘦高的戴眼镜的形象就会飘进新闻编辑部里，口袋里装着许多想法——20个想法、30个想法：要去采访某人，要去检查某个内部消息，要从某个角度出发进行调查，需要几周时间来完成某个庞大的“计划”。这些想法中有些是英明的，大多数都有价值，也有一些是疯狂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意味着需要工作，大量的工作。所以，《纽约时报》不怎么有野心的人，只要他们看到盖尔布离开桌子开始张望，就会拿起他们的电话装出很忙的样子，或者走到柱子背后去查字典。

不可避免地，盖尔布的大多数想法都给了那些迫切想承担任务的年轻人，他运用了一种近乎是催眠术的方式来向他们交流他的想法。他会低声说出这些想法。他先是搂着一个年轻人，一起沿着过道走，然后悄悄地，非常自信地，张开他的嘴，把他的话吹进这个年轻人的耳朵里——这意味着他的某些想法是如此伟大，以致他不想冒险让其他记者听到，否则他们会嫉妒的。最终，在这个记者离开房间去着手这项任务之前，盖尔布又会悄悄说：“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他甚至赤裸裸地暗示这种想法也许是罗森塔尔的，甚至丹尼尔或卡特利奇的，这位年轻记者最好尽力去做。在这位记者走后，盖尔布又会用胳膊搂着另一个记者，又会是用悄悄话叮嘱：“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

在报道写完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一页一页地阅读它们，看看是不是有他们要求的笔法和角度，然后他们再努力确保这篇报道不被文字编辑过分加工。偶尔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罗森塔尔会求助于伯恩斯坦本人。当罗森塔尔对完成的某个报道特别高兴时，他就会给这个记者发一个祝贺的备忘录，甚至还迫使丹尼尔和卡特利奇马上提拔他喜爱的某些人。他的年轻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尔。阿普尔深得《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的欢心，这是很难被谣言所动摇的。有传言说，在进入罗森塔尔队伍几个月后，阿普尔一周挣350美元。

如果是的话，他也该得这些钱。阿普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有一个微笑的圆脸，留着平头，像一个稍微体胖的西点军校学生的样子。他干活非常卖力，总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点钟他汗衫上总是浸透了汗渍。他从不忽视盖尔布的想法，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他是不会放手的，结果是在罗森塔尔的队伍里，阿普尔在报上发表的好报道比任何人都多。这并不是使他较老的同事特别烦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把握事件并进行报道的能力。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阿普尔对委派他采访的每一件事情——估价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税务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政治讲演的一次重复——都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一旦阿普尔回来，他总要给新闻编辑部的每一个人谈论他所看到或听到的，或者在他报道时所发生的与他相关的事情。一次，从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回来，阿普尔冲进新闻编辑部报告说：埃塞尔·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宽阔的木板路上被撞着了屁股。后来，阿普尔被派到越南和《纽约时报》的另外两个人——查尔斯·莫尔和尼尔·希恩一起工作。他回来报告说，尽管被敌方火力压制而动弹不得，但还是有一颗子弹在他裤子后面撕了个口子。当他利用探亲假短暂地回到纽约时，他说自己杀了几个越南佬，一位对此表示怀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

伯罗斯没有电话，他的住处也是不确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希尔街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纳粹活动。伯罗斯28岁，据说身材粗壮，有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一个有知识的恶毒的纳粹分子”，曾因扰乱治安和携带弹簧小折刀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现出狱等待上诉。伯罗斯在知道《纽约时报》有兴趣公开他的秘密后，也许会采取暴力，这篇报道无疑会毁灭他作为一个极右帮派头目的生活。为此理由，罗森塔尔想找一个警惕且熟练的调査记者，一个对他采访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不应是让一个进攻性的警察记者来写的犯罪报道，或者让一个精明的特写作家来写的稀奇的童话。罗森塔尔认为它应是对一个犹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复杂个性的描述，应该认真并带着同情地来写它。

罗森塔尔继续在新闻编辑部里四处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写组后面第一排的一个个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苍白记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岁，黑头发平整地从中间分开，双鬓已变灰白。他穿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打蓝领带，通常他的打字机旁会有一本《圣经》。罗森塔尔知道，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写报道时可能就读《圣经》或祈祷。在不工作的时候，或在夜里，他经常在教会里，或参加私人祈祷会，有时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汇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边布道。他的长相让人过目不忘：6.5英尺高，总以高声调的充满信心的声音雄辩地讲演，但从不专横。他的布道没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时报广场上没有多少教养的哲学家们刺耳的该死风格。菲利普斯是一个很有尊严和学问的人。他有一种幽默感，但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平静的举止，一种基于对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绝对信仰的安详。他相信，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闻编辑部里，菲利普斯从不向他的记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乐于和他们讨论《圣经》的教义或其他任何主题，包括文字编辑的罪恶。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报道被砍掉后，他不直接归因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归因于编辑们的笨头脑。他也不是没有牢骚，但他总是正派得体地进行抱怨，从不渎神。他受到了职员们的喜爱和尊敬，人们经常叫他“长约翰”——约翰是他的名，没有人叫他的中间名字麦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过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许多读者。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总是以优美的语言、稍微带有的古风、准确和简练引用《圣经》、经常的幽默以及对主题的热情而见长。

罗森塔尔来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极力不过分地表达他对这篇报道的热情。

“看看，”罗森塔尔说，并拉了把椅子挨着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给他，“纽约有个三K党头子，他是个犹太人。让我们抓住这个家伙，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犹太孩子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它会成为一个引起轰动的报道。”

菲利普斯产生了兴趣。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报道，而且它对菲利普斯来说还证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就今天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预感。他曾计划这个星期过一个四天的周末，因为他靠加班工作已经积攒了许多假。但他在家里祈祷时感觉到主清楚而无误地告诉他不要过这四天的周末。所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编辑桌旁。

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96]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

下午过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这么晚的时间里，戈塞特没有机会拍照片给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用了，于是给照片组打了电话，得知他可以离开了。他把他汽车行李箱里一直带着的雨衣给菲利普斯披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菲利普斯一个人等着那个年长的伯罗斯或者丹尼尔·伯罗斯本人回来。

天上一阵闪电划过，菲利普斯站在大楼的入口处，感觉到有点恶心。这是一个旧的失修的两层的黄色砖楼，分成了四个寓所。伯罗斯一家占据着二层的一个寓所。附近像皇后区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低矮单调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白人，他们逃离了他们过去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顿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区，来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区。游客可能几百次地经过皇后区的大部分地区，比如行驶在通向机场或谢伊露天体育场、海滨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红灯，他们没有理由停下来。一些住宅维护得很好，有整齐的栅栏和树木，但人们就像对这个城市一样并没有更多的乡村或市郊的感觉。从伯罗斯的公寓穿过大街，有一个挂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市场，还有军队征兵牌，在风中摇摆，旁边是挨着公共汽车站的围栏。

是对碰到丹尼尔·伯罗斯的期待让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这个居民区本身。社区是文雅还是寒酸，对菲利普斯没有什么影响。他对物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从未在奢侈项目或娱乐上花钱，在支付了纽约的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钱，他都不要了，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母亲——在他当旅行推销商的父亲去世前几年，他母亲就和他父亲分开了，或者给了他的妹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从未结婚，单身并不经常使他烦心，因为他感觉到主是无时不在的，因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从城镇到城镇、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中度过的，结交朋友，然后又不得不离开他们。

在菲利普斯高中毕业后，一个年老编辑告诉他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他听从了这个忠告，在波士顿的一家体育周刊社接受了一份每周2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为布鲁克莱恩的一个小报当记者，从事一般的采访任务，正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广告部工作。一天他问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愿意不愿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会。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兴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来，布道坛上的牧师的话显然使人们懂得了正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明确的鼓励，一种直率的方式，一种温暖，似乎远远胜于单纯的社交，它看起来是真诚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这个人希望他再来的请求，后来九个星期天他都来了。菲利普斯第十次来教会时，布道结束后，牧师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把眼睛都闭上：“你们已经听到了今天早晨所说的话，”牧师说，“你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恶而死了，他准备进入你们的生活中，支配你们的生活……”接着牧师问在场者是否有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需要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请这些人举手。这对菲利普斯来说是用不着考虑的。他只知道他想举手，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作为“重获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在马里兰州的霍拉伯特堡驻守了两年，晋升为中士军衔。他有时也想到自己的未来，但他觉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在他退役之前，在他离开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利普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在他最终走出军营的大门时，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想，也许最终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让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应做的事。菲利普斯没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启示，于是就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火车票，但他没有到那里，而是在纽约下了火车，住进了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宾馆，进行祈祷。第二天早晨他买了《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在《纽约时报》的一页分类广告的中间有一个半英寸大的消息：“招聘编辑部实习生，请向《纽约时报》人事部申请。”

菲利普斯跪下来进行祈祷，然后走向了时报大楼……

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罗斯的公寓楼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注意到一个年长的人慢慢地走过来。天太黑并且有雾，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他个子矮小，步子很慢，当他走近后，菲利普斯看到了长着一个球状鼻的苍白的板起的面颊，一双悲伤的眼睛，来人穿着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斯问。

这个人抬起头，回答：“是的。”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尔。”菲利普斯说。

“你是谁？”

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97]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

丹尼尔·伯罗斯的母亲埃丝特·伯罗斯笃信宗教，在35岁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因此对他垂爱有加。甚至在丹尼尔·伯罗斯上六年级时，伯罗斯夫人也经常陪他上学，放学后又接他回家，尽管学校离伯罗斯住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远。丹尼尔·伯罗斯接受过成人礼。他后来对一个朋友坦白说，他当时是在家里“被迫”进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这位拉比接受了长岛一个更大的教区的更好教职，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养家。对于这位拉比的决定，丹尼尔·伯罗斯感到失望，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仍然表现很好，有记录证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绩仍然是优秀的，但反常的混乱和反叛开始出现了。他对自己的金发碧眼感到自豪，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裔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经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过希伯来语学校的朋友在一起，说德国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误解了。他敬畏德国的高级将军们，仇视那些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学。一天，他和一个犹太学生发生争论，挥舞着拳头脱口恶毒地说：“你这个犹太杂种！”

伯罗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历史教师的影响。这位教师是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麦卡锡主义者，曾帮助把伯罗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学具体化。伯罗斯在学校最差的成绩是希伯来语，考试不及格，而德语成绩却很优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绩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资格获得奖学金进大学，但他不感兴趣。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大学是为那些极力逃避兵役的“犹太小子”开的。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士兵，1955年他应征入伍进了美国军队的伞兵，在101空降师187空降团服役。他进行了17次跳伞训练，随军队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温·A.沃尔克少将手下去平息因学校种族隔离方案而引起的骚乱。伯罗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为白人士兵“保护黑鬼”的场面所震惊，他认为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左翼警察国家。

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

菲利普斯非常温和有礼貌地开始说明他所知道的伯罗斯当伞兵的军队生活，他后来跟罗克韦尔同伙和三K党的活动。菲利普斯对事实和微不足道的细节、明确的时间和过程都已经研究过了，这给伯罗斯的印象很深，伯罗斯不止一次高兴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罗斯没有为他生活的这一面感到为难，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曾以压缩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了，当然伯罗斯也意识到国会委员会和警方有关于他的档案。随着菲利普斯即兴、不加谴责地继续叙述伯罗斯的过去，伯罗斯开始放松了，看起来很高兴。伯罗斯不仅仅证实了这些事实，甚至还详细地讲解。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他的三K党身份卡，向菲利普斯显示了一下，他还展示了他本人的一个戴着三K党白风帽的小照片。他详细谈了他和罗克韦尔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国伞兵部队的体验。他担心小石城已经展现出左翼人士开始接管全国的信号，这是伯罗斯决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他高中那位拥护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教师，称赞老师通过邮件和德国的右翼集团进行交流。伯罗斯显示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并且说如果在美国开始“清洗”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野蛮”气氛里，就会比20多年前在德国“文明而有高度教养的”社会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接受采访时伯罗斯看了几次表，说他想乘巴士去宾夕法尼亚州，但他似乎乐意和这个对他了解很多的高个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觉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谈他的理论。菲利普斯是个好听众，似乎能够理解这个有罪的人的狂热和献身精神。

最终，菲利普斯决定提出自他们开始谈话以来就在他的头脑里想的问题。从这次采访中菲利普斯需要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伯罗斯生活的矛盾性本质的一些线索。

“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情似乎不合逻辑，”菲利普斯开始缓慢地漫不经心地说，“我弄不明白。”丹尼尔·伯罗斯看了一下表。他有点着急地说，他还得赶下午1点钟的巴士去宾夕法尼亚。“你的父母是在布朗克斯的一次犹太人仪式上由尊敬的伯纳德·卡伦伯格教士主持婚礼的。”菲利普斯说。他等待着回答。

菲利普斯看到，伯罗斯的身体似乎受到折磨。有一种内心崩溃的明显迹象，蓝眼睛渐渐冷淡起来，圆粗的身材也弯下来，好像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后来伯罗斯把身子越过桌子凑近菲利普斯，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们准备发表这个吗？”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权力扣压它，这次婚姻的事实在布朗克斯最高法院里有公开的记录。

“如果你们发表它，”伯罗斯紧张地说，“我就完蛋了。我的所有朋友，我的所有关系，最近七年我为之生活的一切都将完蛋了……”接着他以镇静的口气说：“如果你发表它，我会找到你，把你杀掉。”

现在菲利普斯内心有了一种越来越恐慌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坐在一个狭窄的卡座上，长腿被束缚在桌面和金属支架之间，另外这个便餐馆看起来也被黑暗所笼罩了，它看起来不像是他刚进来的地方。伯罗斯的威胁不是喊出来的，但在这种紧张的奇怪腔调中它显得更凶狠。菲利普斯听到伯罗斯重复了这个威胁，并且说不等菲利普斯走出这个便餐馆就会死掉。菲利普斯知道他对伯罗斯的过去说了什么，知道伯罗斯会绝望地极力掩盖这个秘密，相信伯罗斯此时此刻就能实现他的威胁。他感觉到伯罗斯的眼睛在盯着他，听到伯罗斯说他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他看见伯罗斯把手伸进他的大衣里，等着菲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不是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菲利普斯祈祷上帝保佑，并不真的相信伯罗斯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一个人似乎不可能会在早上8点钟带这样的东西去理发店，但菲利普斯的确看到了伯罗斯的手里拿着餐刀和餐叉，他不得不马上说点什么。他不想死，他想说点使伯罗斯放弃威胁的话。菲利普斯极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告诉伯罗斯，在和伯罗斯再谈一次之前他是不会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似乎稍微缓和了气氛，但伯罗斯还是警告说：“如果你发表它，我就来找你，我会杀了你。我不在意有什么后果。我肯定完蛋了。这是我为之生活的一切。”

菲利普斯告诉伯罗斯晚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掏出一块钱，付了餐费。“我们出去吧，”菲利普斯说。他感到宽慰的是伯罗斯站起来，平静地跟着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够躲避或逃跑。他已经进行了采访，现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记者，完全是记者。回想起一周前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周末，他相信，他写这个报道是主的意志。现在菲利普斯没有想过，而且在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忘记这篇报道，让这个绝望的疯狂的年轻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从主的意志的记者，主的裁决有时是刺耳的，但它们都是主愿意的。

菲利普斯还觉得需要打动这个和他站在便餐馆外面的不幸的小个子。“我作为记者与你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他说，“采访结束了，现在我想作为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跟你谈谈。”他们开始沿着车站站台下面的阴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大街上别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吵闹声。伯罗斯说，他感觉到他被菲利普斯会发表的东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说：“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状况，被你参与的各种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约全书》的话继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伯罗斯抬头看看他。

“你想骗我上当。”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为了破除法西斯主义对你的控制，你应该做的就是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说，“如果你这样做，其他事情就由祂关照了。”

当菲利普斯到达高架站台的入口处时，他同伯罗斯握了握手。伯罗斯转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达新闻编辑部后，得知伯罗斯来过电话。菲利普斯回了电话，伯罗斯说他想用另一篇别的报道来交换这篇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报道。菲利普斯说他不能这样做。伯罗斯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电话，他的口气是绝望和气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报道，”他说，“但我要在荣耀的烈焰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明何时或怎样做，只是说他要去袭击时报大楼。

菲利普斯写条子给盖尔布描述了这个威胁和以前的那个威胁，盖尔布在负责，罗森塔尔出城去开会了。盖尔布通知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还给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时报》的保安警卫打了电话。于是他们把伯罗斯的照片翻印出来，分发给警卫队。在菲利普斯写完这篇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24小时的贴身警卫，这天晚上侦探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编辑们要他出城去躲几天，但他说他想离教会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报社的一个跑腿人获得了伯罗斯的成人礼的记录，因为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盖尔布想要这个证据，于是《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这篇特写文章。这天早晨丹尼尔·伯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党徒度周末，他们的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在联邦调查者“加热”时不要引起别人怀疑。伯罗斯讲了他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内容，直到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并把它拿回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着他的朋友听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号叫着跑上楼，用空手道的拳脚破坏家具。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周，《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A.H.罗森塔尔为这一报道的后果和招致的批评感到心烦意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在犹太人机构里的朋友打电话，听听他们就伯罗斯问题的忠告。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既对促成另一个人的死表示悲伤，但也同意说，丹尼尔·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是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由于某个人或事件扣动扳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阿瑟·盖尔布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即关心的是它会怎样影响菲利普斯，盖尔布在电话上温和而缓慢地说出这一点。菲利普斯感到伤心，因为他曾把伯罗斯视为一个陷入邪恶网之中而难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怀疑《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上的正直。在伯罗斯自杀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里阅读《圣经·诗篇》第3篇，他认为用在伯罗斯的例子上是合适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盖尔布来电话时，菲利普斯提议盖尔布也读读这个诗篇。

“阿瑟，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菲利普斯说，“是以色列的上帝在进行审判。”

16

1966年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只要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罗森塔尔的那些下班前编辑和检查这篇报道的编辑人员，显然也忽视了这条新闻，如果罗森塔尔不是刚刚接到《新闻周刊》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这篇报道，认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会注意它的，但罗森塔尔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幽默。事实上，他十分生气，略感宽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许多年前，A.J.利布林在《纽约时报》体育部当文字编辑时，做了与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没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号字的总分表上列出篮球赛裁判的正确名字——让记者记住裁判的名字总是有困难的，而仅仅是在填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个意大利的词ignoto，“未知”。有时“未知”先生被列在《纽约时报》上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一个夜晚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篮球赛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这个“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当这种玩笑被人知道后，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纽约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这次纽约城市学院事件的困难在于，那个也许犯错误的通讯员——罗森塔尔还没有这样说他——克莱德·哈伯曼，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干劲，就像罗森塔尔20年前在城市学院为《纽约时报》当通讯员一样，哈伯曼很快证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报道然后把它漂亮地写出来的能力。在担任学院通讯员的八个月里，克莱德·哈伯曼写了60多篇，对于一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校园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关于学院学费的文章里出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对新闻事业很有献身精神。他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森塔尔把他列为可以正式进入《纽约时报》记者队伍的一个优秀候选人。

罗森塔尔但愿这个“布雷特奖”不是哈伯曼放进来的。如果是，罗森塔尔就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年轻人了，就像两年前罗森塔尔支持一个叫作朱尼厄斯·格里芬的黑人一样。格里芬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讲的是哈莱姆的一个盟血兄弟帮的生活。这一帮好战分子进行空手道训练，如果哈莱姆的状况没有很快有所改进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顿了。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很快被其他报纸挑选出来，在一些人群中引进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别的地方包括哈莱姆地方的气愤。在哈莱姆，这篇报道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甚至是一个十足的骗局。罗森塔尔曾检查过这篇报道，表示他的记者没有写虚构的东西，但其他报纸和期刊仍然怀疑和批评《纽约时报》——当他们认为《纽约时报》践踏了自己的谨慎传统时，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发现有盟血兄弟帮这样的组织，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说，当没有经验的记者进行这么大范围的采访时，当纽约城市记者感觉到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有上乘表现的压力时，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些记者开始把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叫作罗森塔尔的猪湾。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打电话时，哈伯曼还没有起床。15分钟前哈伯曼刚刚接了城市学院宣传部的一个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关于“布雷特奖”的询问电话。正是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他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疼。他能理解《纽约时报》作为一个记录的报纸，会把版面用于国会的名单，或者会印长长的讲话稿……但用纽约城市学院获奖学生的名字来填充三栏版面，在他看来是绝对愚蠢的。他录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奖给予社区关系的优秀者——尤金·沙曼；

西奥多·腊斯克纪念奖给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前景的学生——菲利斯·库珀；

本杰明·卢宾斯基纪念奖给予工程学上有造就的学生——阿农·里格；

尼赫迈亚·吉特尔森奖章给予在本科生中最能体现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格雷戈里·查尔丁；

……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掉，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他开始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于是这个长长的名单就送给了编辑。早上的电话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学院宣传人员的，然后是罗森塔尔的电话。

“克莱德，”罗森塔尔温和地说，“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学院的获奖名单了吗？”

“是的。”

“你看到了布雷特奖了吗？”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进去了，”克莱德胆怯地说，“在愚蠢的时候。”

“你干的，”罗森塔尔慢慢地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这些话。他感到震惊了。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为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罗森塔尔的要求立即赶往新闻编辑部，但甚至在坐地铁去时报广场时，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哈伯曼感觉到罗森塔尔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感觉在哈伯曼阅读罗森塔尔那篇关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经典之作时就产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阅读这篇文章时他是如此地动感情，以致他奇怪罗森塔尔如何能有这般温柔的感情。现在，在地铁里，哈伯曼想，罗森塔尔仅仅是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玩笑而心烦。哈伯曼非常了解他，感觉到罗森塔尔把对《纽约时报》开玩笑视为对他开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释了自己没有恶毒的意图，这个错误就会过去并会被忘记。

中午时哈伯曼来到了新闻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他走到罗森塔尔坐的大桌子前，询问了一个宽肩膀、灰头发的叫查尔斯·贝维拉夸的职员，贝维拉夸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

“罗森塔尔先生在吗？”哈伯曼问。

“出去吃午饭了。”贝维拉夸说。

哈伯曼转身要走，但贝维拉夸厉声叫住了他：“你最好别走远，他想跟你谈话。”

哈伯曼想转回来说：不骗你，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别人没告诉我呢？但哈伯曼明白这时不能有冒犯的行动，于是他温顺地退到了新闻编辑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间，那里只有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记者伯纳德·温劳布和一个正在试用期里的年轻人、哈伯曼的一个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莱德，”康恩笑着说，“你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布雷特奖了吗？”

哈伯曼说看到了，接着承认是自己写的。康恩朝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痛苦地说：“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闻编辑部的中间坐下来，等着罗森塔尔回来。他看着前面的银色麦克风——他一直在想，对报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令人可怕的小装置。他们在交上自己的报道后，害怕看到一个编辑拿起这个麦克风，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去纽约编辑的桌前解释一下他们的疏忽和错误。哈伯曼知道，从麦克风的声音中，一个年轻的记者通常能感觉到编辑的情绪：如果编辑是用一种迅速急迫的口气喊叫这位记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编辑只有一个小问题希望快点讨论一下。但如果编辑软弱无力地叫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说明编辑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严重了。

25分钟后，哈伯曼看见罗森塔尔走进了房间，然后直接走向他的办公桌。在听到拿麦克风的声音时，哈伯曼低下了头。那是查尔斯·贝维拉夸的声音，一种低沉悲哀的终场的调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来，开始沿着长长的过道走过去，在经过成排的空桌子时，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査耶夫斯基指导下学的一门写电影剧本的课程，他希望此时能用一个摄影机拍摄这个房间，永远留住这残酷的场面。

他看到罗森塔尔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罗森塔尔说。哈伯曼坐下后，听到罗森塔尔开始说，“你不能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然而又想做出最后的尝试，提醒罗森塔尔注意他在城市学院为报社做的工作，写了许多独家报道和特写文章……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一阵沉默。接着罗森塔尔的声音柔和起来，他悲伤地解释说，《纽约时报》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闻栏目：人们应该能相信每一句话，决不容忍篡改。罗森塔尔进而说，如果哈伯曼得到宽恕，那么整个队伍包括年轻人和已经成名的记者的纪律，就会遭到破坏——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说：“但是，哈伯曼逃脱了惩罚。”

罗森塔尔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换了另一种口气——对哈伯曼来说是乐观的，谈起《纽约时报》之外的事。罗森塔尔说，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这个错误为他带来的因难就可以下决心到别的地方取得成功。

罗森塔尔又用温和、同情的态度跟他谈了五分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动，回到一个桌子旁用打字机写辞职书，罗森塔尔给了他这个选择，这样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个小时前，罗森塔尔跟克利夫顿·丹尼尔，还跟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人事专员理查德·D.伯里特讨论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辞职书交来，就接受它。

写完辞职书，把它交上去后，哈伯曼意识到新闻编辑部里的其他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了处在温暖的聚光灯下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纸装进一个牛皮纸夹里，抱在自己的怀里，走出了新闻编辑部，经过走廊走向电梯。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跑过来的阿瑟·盖尔布叫他的名字：“克莱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帮老卫士观点的影响，从不特别喜欢盖尔布。但现在盖尔布非常关心哈伯曼。他宽慰这个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毁灭，前面还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谢，盖尔布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

然后哈伯曼乘电梯下到一楼，他经过大厅里阿道夫·奥克斯严厉的塑像前没有停留，过旋转门时碰到一些朋友也没有停下来说话。他回到城市学院去上他的最后一学期课，在毕业之后为未来担忧。他在毕业后可以暂时为另一家报社工作，接着他或许要去军队服役两年。

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个“更正”，只有一段话。然而它证实了有些事情在《纽约时报》上是不允许做丝毫改变的。这段话是由克利夫顿·丹尼尔写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纽约时报》公布了提交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典礼的一个获奖名单，其中收入了一个“布雷特奖”。这样的奖项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记者开玩笑放进去的。《纽约时报》为发表这个虚构的奖项而感到惭愧。

尽管有偶尔的紧张和变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闻编辑部里恢复的活力却由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实现了，所有的追求、写作和加工改写工作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午后的纸牌比赛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传统的道“晚安”的习惯没有了，因为罗森塔尔不关心他的记者何时来和何时去，只要他们拿出报道就行。第三个结果是，一度曾领先于纽约组的国内组和国际记者组，现在开始感觉到了紧张的压力和对头版版面的竞争。有些早晨，《纽约时报》的头版会刊登五六篇由纽约组提供的报道，而国内组和国际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报道交上去并被编辑或打印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等着版面设计单，看看牛栏为头版选了哪些报道，如果纽约组有四篇或五篇，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就会带着胜利的情绪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去看版前，罗森塔尔打电话给了一个下属的编辑，编辑告诉他最后有五篇报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罗森塔尔挂掉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下属编辑就收到了一个改动过的版面，上面显示了两篇来自纽约的报道被城外的最新新闻所替代。这名编辑感到很不安，拿着改动过的版面走到牛栏，并且说，“看，我已经告诉阿贝我们有五篇文章刊登在头版。”

“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但罗森塔尔和盖尔布的出现和索尔兹伯里的影子，给西顿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偶尔地比他在南方农村所感觉到的公开的敌意更严峻。他知道，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接班人不会是轻松的事情。索尔兹伯里精力旺盛，是一个很有权威也很说服力的人。但西顿没有充分预料到随着这个职位而引发的办公室里的竞争，很少感觉到但又是现实存在的持久的紧张的对立倾向，即索尔兹伯里让给西顿组，以及和他们同房间对面罗森塔尔领导的组之间的对立倾向。尽管索尔兹伯里升迁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过去的辖区国内新闻组不要落后于罗森塔尔设置的快速度，西顿很快有了麻烦。毫无疑问，索尔兹伯里不是罗森塔尔欣赏的人，他们都具有的冲动个性经常使他们只以一种方式，即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全部经验，他们的自我和雄心，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们在社交上和处世哲学上格格不入——罗森塔尔，一个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曾被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驱逐的记者，有更多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比更复杂的索尔兹伯里更恭敬。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几乎讲禁欲的中西部人，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来自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家庭，这个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经定居于美国，曾经在各种各样、经常是无法区别的政治救星和恶棍统治下生活。当冰冷的、过于直率的、似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某种想法或意见来到纽约组时，罗森塔尔似乎总是准备进行格斗。索尔兹伯里像是意识不到他给敏感的罗森塔尔造成的影响，当他听说罗森塔尔去找克利夫顿·丹尼尔解决索尔兹伯里甚至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时，他感到惊奇，或者自认为是惊奇。

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

例如，《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艾森豪威尔与里根会面的报道，可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给我仔细记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以常规的内页处理，报道是说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经为其1968年总统竞选建立起了来自南方的坚实支持……

总体上来说，我的印象是，以下几个刺激，会激发《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应：极端事件，不管是来自新左派还是激进右翼；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任何有关肯尼迪的新闻。这些也许是纽约鸡尾酒派对上面政治话题当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们并不会欢迎真正推动全国政治的有关问题。

……官僚政治所带来的挫败。我并不愿提醒你这一点，但是它为《纽约时报》报道时代脉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困难。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这一脉搏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你经常独自一人在外，而当你在纽约被强奸时，你痛苦的哭号永远不会被听到。例如，你写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内幕新闻”，讲述罗姆尼如何在来自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去反对鲍勃·格里芬第二届连任参议员提名，之后再写到罗姆尼对此即将做出的决定会怎样为他进行总统竞选的前景产生影响。国内组编辑[西顿]读了你的报道，并且说写得“猜测性太强，等他做了决定再这样写也不迟。”他做出决定之后，你已经在写另外一篇报道，而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的仅仅是一条长度为两段的特约记者报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

像华盛顿的许多记者一样，戴维·布罗德开始对克劳德·西顿不抱什么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对牛栏和像阿贝·罗森塔尔那样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做派确实证明了纽约组显示出的顽固的派系偏见。但西顿好像既没有罗森塔尔的肆无忌惮，也没有他的主任权势。作为国内新闻主任，西顿管辖着全国几十个地区分社以及纽约的国内编辑组，这个编辑组既编辑地方报道，也编辑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报道。当威克的人因文字编辑的编辑或删节，或因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斥责华盛顿的某篇报道采访不充分而生气时，他们通常通过克劳德·西顿来表达他们的解释或异议，但他们却经常感觉不到他有足够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没有力量挡住来自丹尼尔办公室的，或来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办公桌的，或来自牛栏的持续不断的马后炮式的批评。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华盛顿分社由像阿瑟·克罗克或赖斯顿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时，它习惯了迅速得到结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结果。但在1966年，它感觉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认为西顿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华盛顿的记者有时大声质问：一度使西顿敢于抵抗“公牛”康纳和三K党的勇气和毅力都跑到哪儿去了。

西顿意识到了他在华盛顿方面和布罗德备忘录里的形象，他认为二者都是没有道理的。西顿毕竟要向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汇报，如果他们对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西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布罗德的备忘录中对西顿的一个抱怨是，作为国内的政治记者，布罗德被剥夺了做记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罗德的观点是，国内政治记者应该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州，只要他（和国内新闻主任）认为那里有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政治报道。这个记者应该负责这种政治报道，不受该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战。但这种自由流动的报道在报社里是很少的，仅限于赖斯顿和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如果允许不怎么有名的记者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永久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分社的记者感到沮丧了。然而，在布罗德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后，丹尼尔在纽约没有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请求他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纽约时报》的一个政治记者辞职去了另一家报纸做政治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主要竞争者，这一事实也突出了布罗德辞职的意义，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个烈士一样的角色，成了在纽约总部遭受挫折的象征。布罗德备忘录的复印本偷偷传出了分社，通过邮件散发给《纽约时报》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驻外分社。西顿不知道丹尼尔把这份备忘录看得这么重要，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的怀疑，还有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和他内心的压力迫使他去迎接有点不集中的挑战。他想公正地对待地方记者和华盛顿的人员，但有时觉得在华盛顿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药地被过去的特权宠坏了。然而，他极力去容忍他们的批评，尽量待在纽约工作，对任何可以给国内组带来报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应。他允许他的西南分社社长马丁·沃尔德伦用几周时间调查林登·约翰逊总统越来越多的土地占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购买新地，该州的道路建设就决不会落后。西顿还对他过去的优势报道即南方民权运动的日常活动保持警觉的眼光，他对一个接替他的记者罗伊·里德施加了特殊的压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枪击后，纽约得到了有线传输过来的一张他俯卧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顿抓过照片，仔细进行査找，问道：“罗伊·里德在哪里？”

1966年春，一个叫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完成了一部38万字的关于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书。书名叫作《总统之死》（The Death of a President），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肯尼迪家族最早曾找西奥多·怀特和沃尔德·洛德来写这本书，但这两个人都没空——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权威的版本”，手稿出版前要得到肯尼迪家族的认可。然而，曼彻斯特接受了肯尼迪家族的条件，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有什么大的困难。肯尼迪一家把曼彻斯特看作朋友。曼彻斯特1962年出版过一本拥护肯尼迪的书《总统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将其描述为“表示爱慕”的书。1964年皮埃尔·塞林杰代表肯尼迪夫人来找曼彻斯特，请他考虑写一本关于这次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书，曼彻斯特觉得这样做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义务。这应该是关于达拉斯悲剧的最重要的书，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以准确性和高尚的品位来写，对它寄予厚望，以此来否定其他作家以粗俗的商业色彩或不准确地写关于这次刺杀的书的企图。

所以，威廉·曼彻斯特在1964年以谦逊和奉献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此后的21个月里，他有时一天工作15个小时，采访了几百个人，这些人认识肯尼迪总统，或曾为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工作，或者在某个方面牵涉到了达拉斯这个不幸的一天。曼彻斯特还对肯尼迪夫人进行了两次录音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展示了关于她和她丈夫的最后时刻以及她作为寡妇的最初时刻的秘密的、令人辛酸的细节。曼彻斯特还得到了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和朋友的密切合作，获准接触到了个人的信件和其他纪念物。这本书由哈珀和罗出版社的执行副总裁埃文·托马斯编辑，托马斯曾编辑过约翰·肯尼迪的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过也是由埃文·托马斯编辑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以及肯尼迪的同事如西奥多·索伦森等人的著作。因此，出版社、编辑、作者看起来都非常适合出版一本会使肯尼迪家族高兴的历史性著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克劳德·西顿在1966年初冬就看出了最初的迹象。他从政府的一些消息来源那里听到了一些传闻，还从一个通俗商业月刊《书籍》（Books）上读到了一条消息，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销出版曼彻斯特的这本书。

《书籍》10月，独家报道，我们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罗出版社撤销出版威廉·曼彻斯特关于她丈夫被刺杀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总统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话说：“如果按我的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先生将因他付出的时间而得到补偿。”补偿谈判已经开始。

哈珀和罗出版社已经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决定它对肯尼迪夫人的回应。哈珀和罗出版社是否应无视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关系到书报审查的道德问题、在国际图书和杂志市场的300万美元销售额，以及将来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肯尼迪夫人发现有异议的“坦率的”细节占据了新闻和传闻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据说，这本书含有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最后一夜在一起的场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后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兰医院的一位护士厮打起来，她如何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到后来的总统手上。据说这本书还描述了从达拉斯到华盛顿飞机上的紧张情况：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在飞机上的恶斗；约翰逊如何占据了肯尼迪的坐舱；约翰逊的助手尽管对这次刺杀感到震惊和悲伤，却掩饰不住他们对约翰逊接管权力的喜悦之情；肯尼迪忠诚的助手肯尼思·P.奥唐奈在华盛顿机场如何阻止约翰逊下飞机，防止这位新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亲密哀悼者一起下飞机。

这些细节和更多的细节，由那些读过或自称读过曼彻斯特手稿复印本的人透露给新闻界——这些人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连载权的杂志社工作，或者在文学部门、书籍俱乐部、法律事务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集体地成了新闻界的“代言人”，有几周他们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见左右了新闻界。在这场曼彻斯特争论之前，《纽约时报》和其他大都市日报上有一些关于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J.埃德加·胡佛之间争论的头版文章，《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似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爆发，这两个人的夙仇使其露馅了。但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纽约时报》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异议的第一篇大报道是由罗森塔尔的一个下属写的，回应了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报道。它是在周末出现的，当时克劳德·西顿不在，但西顿立即断言这种报道是全国组的任务，的确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顾罗森塔尔不高兴，西顿在第二天就把它接过来了。西顿现在有了一个能在几周之内提供头版报道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

通常全国新闻主任并不直接调动新闻编辑部的任何一个记者，所有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都在罗森塔尔领导下。在地理上，离西顿最近的记者主要在费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劳德·西顿想派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执行出城的采访任务，从纽约出发也许比从一个地方分社出发能更快或更容易到达采访地，或者如果西顿想用新闻编辑部的一位记者在纽约出一项具有全国政治意义的采访任务，像这次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一样，西顿就不得不去找罗森塔尔，向他借用一名记者。西顿自然想要罗森塔尔的最优秀的记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决于罗森塔尔在这一天对西顿的感觉如何。如果罗森塔尔感觉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欢这项任务并且愿意去做，西顿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罗森塔尔赌气，他会说所有高级记者都有其他任务了，然后会给西顿派一个他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的记者。

然而，当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爆发时，西顿非常幸运。在新闻编辑部里碰巧有费城分社的一个人在临时值班，这个人叫约翰·科里。科里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小分队的一员，这个小分队在全国各地跑，调查沃伦委员会[98]《报告》中提供的线索。当西顿接过对曼彻斯特事件的报道时，科里正平静地坐在新闻编辑部里阅读他的沃伦委员会笔记。但科里原来从事的调査被证明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被派去报道曼彻斯特事件，这个报道会影响他此后在《纽约时报》的一生。

科里是一个讲究修饰的、外表温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干净但不过分讲究。34岁时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现在有两个女儿。尽管他不是那么自信，但也不泄气，在西顿看来，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断力——科里不是那种想引人注目的人，不会用华丽或可疑的词藻夸大或曲解报道。但西顿所不知道的是，在科里内心沸腾着的是对西顿这样的人对他的印象的不满情绪。科里从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承认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许是他达不到的。科里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点，给他的名字加上一点火花就足够了，在纽约周围小有名气——足以证明他内心有荒诞和野性的秘密，等着有哪怕稍微一点借口迸发出来。通常，他压抑着这种渴望。

作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小伙子，科里曾打算成为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而可靠的银行职员，一个让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爱尔兰新教徒。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是他在社会中下层的邻居中高人一等的标志。约翰·科里讨厌这个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里压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该学院是由荷兰归正教会归正会管理的，他和其他学生生活在寄宿舍里。一天夜里，在一次宿舍聚会上，科里喝了酒，只穿着他的三角裤爬下窗台进了女房东的卧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中，他走过房间进入大厅，出了前门，来到清凉的户外。由于这件事，他此后三年在霍普学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军队里，科里给人以严格遵守纪律的印象，被训练成军事警察。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中尉找他麻烦，科里粗野地拒不服从，受到军法审判，后来他光荣地被解除军籍了。1956年他回到纽约，在《纽约时报》体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小五磅号字职员。他的责任是负责棒球击球平均分数和团队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内，他成了一名文字编辑，编辑关于大型户外活动的报道——但他很难忍受这份工作。1961年他转到了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大组，国内组，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思，但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走到办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开始为平日版的《纽约时报》和星期天《时报杂志》写报道，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纽约时报》十年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当年10月，他被派到了费城。

当克劳德·西顿带着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任务来找科里时，科里并不想干。自肯尼迪遭刺杀以来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关于肯尼迪家族的书，有了那么多的对这种神话的推销，所以科里不想参与其中。科里非常敬仰约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时他也同情威廉·曼彻斯特。科里在承担沃伦委员会的采访任务时，当年早些时候去过达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个暴徒的咒骂和威胁，他能够想象出曼彻斯特在这个城市进行研究是多么困难，能够理解曼彻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责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胁时会多么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试图以诚实的笔触来描绘人，那他将会经常惹恼笔下的人——科里早就从个人经验当中得知了这一点。最近两次，他都在《时报杂志》被刊登出来之前把文章发给文中描写的人，这两次文章当中涉及的人都试图修改他写的内容。其中一个，阿尔杰农·布莱克，把这事例拿到了《纽约时报》管理者面前。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科里来说确实不太愉快。另一个，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觉得科里的文章暗示了“汤姆叔叔主义”[99]，提出文章可能会为法院诉讼提供某种依据。艾里森并没有提出诉讼；事实上，后来他为科里写的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赞词。但是科里发誓他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然而如果他面临着曼彻斯特的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抉择，他着实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反应。也许他也会同意写经过授权的、他生平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毕竟，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授权的。

但科里的本能是回避这项任务，让《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去承担它。科里承认，这是和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在一起的好机会，会处在公众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种作为名人的快感，但他过于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克莱德·西顿似乎对这篇报道有了像盖尔布一样的热情，并且对科里很信任，以致科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了。西顿说，这篇报道里有大量的好处，暗示高层某个人，也许是丹尼尔会亲自介入这次报道——如果丹尼尔对这次报道着迷的话，科里知道版面会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报道会把每一个编辑特别是丹尼尔迷住的，因为它非常时髦地把历史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起来了。科里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西顿，好，他答应承担这项任务。

事情一开始是令人兴奋的。科里感觉到了《纽约时报》的庞大机器运动起来，伸向世界去把握真相。来自《纽约时报》马德里分社的一个电报传给科里，告诉他肯尼迪夫人在这个夏天曾给《观察》（Look）杂志的加德纳·考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改变连载的计划。从华盛顿得到消息，赖斯顿给科里打电话，提到纽约有一个肯尼迪活跃的集会，并且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科里后来在赖斯顿的专栏里看到了这些话，赖斯顿显然是提前把他的专栏文章透露给科里，科里希望自己做出了恰当的反应。科里还得到了《纽约时报》在全国各地的人的口信和备忘录，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在一篇报道上是如此亲密合作——几十个人都为一个记者的工作做出贡献。

克莱德·西顿希望能抢在其他报纸之前对曼彻斯特进行独家采访。一天凌晨4：30，他为科里安排了一个小快艇，去迎接玛丽女王号，因为这艘轮船正带着那位作家从英国回到纽约。曼彻斯特曾想在英国躲避喧闹，但现在他不得不因肯尼迪夫人的法律威胁的传闻而回家。科里直到凌晨3点钟还睡不着觉，他之前患的胃痛因紧张比以往更严重了。科里来到轮船上，找到了曼彻斯特。但曼彻斯特拒绝接受采访，说在这些困难解决之前他不能讲话。科里因自己的病情难忍而没有多说，就回到了《纽约时报》社，很高兴自己只需要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到达的小报道就行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给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埃文·托马斯打电话，大胆地说他从一个“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听说，肯尼迪夫人正威胁要就曼彻斯特的书起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科里只是在猜测。但由于突然感到惊奇，托马斯便问科里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法律文件刚刚才准备！

当天晚上约翰·科里的报道刊登在头版上，第二天他走进新闻编辑部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小英雄。其他记者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且问科里是如何设法得到这个独家新闻的。科里极力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克劳德·西顿走过来，微笑着，一再说《纽约时报》在这次报道上是“倾巢出动”，并要给科里提供更多的帮助。“你需要什么——钱，更多的记者？”西顿说，“租一架直升飞机如何？”西顿又笑了起来，但科里觉得，如果他要求的话，《纽约时报》会给他一架直升飞机的。

这天早晨稍晚，西顿告诉他，肯尼迪的人正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给了科里一个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的电话号码。科里拨通了这个号码，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阵沉默，接着肯尼迪的前讲话稿撰写人，35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来到电话机旁，告诉科里这个新闻发布会将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举行，如果科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早一点先到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

科里来到了这个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联合国广场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墙塔楼，一个守门人恭敬地向他问候，问是否需要帮助。“参议员的公寓。”科里说。“噢，好吧，”守门人说，似乎感觉到了科里是谁，他给大厅旋转门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这个卫士笑着领科里走向电梯。使科里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守门人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想象一个低级的守门人通常是会先打电话的。他通过了某种小小的检查，科里站在电梯之中时想看这一点。

女管家领科里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四周是大玻璃，墙上有一些画，橱窗上有肯尼迪总统和亲属的照片，有一种奇怪的没人居住的气氛。房间里有两部白色的电话机，也许每一个上面有六个键，有几个人坐在或站在房间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温走向前来，他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皮肤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记者。他把科里介绍给伯克·马歇尔，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纤弱的44岁律师，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发言人；约翰·西根塔勒，39岁，一个看起来不文雅的纳什维尔报人，据说是他帮助罗伯特·肯尼迪发掘了证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证据；弗兰克·曼凯维奇，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秃顶的人，42岁，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和一个好莱坞制片商的侄子。

科里一开始先问伯克·马歇尔能否向《纽约时报》提供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尸体解剖照片，在这些照片交给联邦存档前马歇尔曾给肯尼迪家族看过这些照片。但马歇尔拒绝了，迅速地把话题转达到曼彻斯特的书上，回顾了事情发生的过程——手稿何时完成的，谁读过它，肯尼迪夫人的异议是什么。约翰·科里听着，不时地点头，做笔记。但叙述中的他经常提醒自己，我现在得知的恰恰是他们想告诉我的。但他想，这已经足够了，他发现自己喜欢肯尼迪周围有这些精明的人。科里的问题，甚至是那些他认为是挑衅性的问题，没有一个能扰乱马歇尔或古德温的镇静或耐心，也没有使他们产生肯尼迪家族处在劣势的印象。科里问道：“这本书不是使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关系紧张了吗？”其中一个人温和地非正式地说：“鲍勃·肯尼迪在这本书里被描写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于他。

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然后古德温解释说，他们还要开一次工作会议，希望科里不介意单独去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而他们则要挤进一辆汽车里。科里和蔼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他都禁不住要称赞他们的通情达理，他们按他们后台的小计划使他消除了敌意的方式。科里提醒自己，他们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纽约时报》，如果我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坚持注重事实。在任何一篇这样的报道中犯一个错误，这些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骑到西顿的头上，向苏兹贝格本人发牢骚。尽管如此，科里还是觉得在这四个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们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觉得在他们周围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他想，这也许是因为古德温的皮肤不佳，或者是因为伯克·马歇尔以一种尖细的声音说话，或者是因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图案的衬衫、打了一条低劣的领带，或者因为弗兰克·曼凯维奇是一个大烟鬼。科里，现在一天要抽三包烟，但还是没法忽视曼凯维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烟的事实。

15分钟后，科里走进了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大楼14层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房间内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靠墙有四个灰色的铁柜，上面放着20个信夹，地板上是薄纸板箱，其中有一个上面用墨水标记着“捐给图书馆”。墙上的一个小彩色照片显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总统在后面。肯尼迪夫人没有出席这次聚会，但科里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书帕梅拉·特纳，她穿一件破旧的开襟羊毛衫，她的头发是松散的，没有化妆。科里很快就毫无缘由地不信任她了。

过了一会儿，伯克·马歇尔和古德温、西根塔勒、曼凯维奇走进来。马歇尔主持会议，立即开始就曼彻斯特的书发布新闻。他提出了一些事实，恰恰就是按一个小时前科里听到的顺序。科里笑了。现在他想到，他已经为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次彩排。他几乎可以肯定，在他们来肯尼迪夫人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分析了他对这次争论知道了多少，观察了他对他们告诉他的事情的反应，并且从他的提问中预先了解了其他记者会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奏效的——科里的问题现在正被其他记者所重复，肯尼迪的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二周的情况对约翰·科里来说很好。他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上头版，西顿看起来很高兴。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新闻编辑部里，科里说他必须出席这天晚上的一个宴会，这个宴会要求出席者必须穿宴会小礼服并打黑领结，但他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打字机，没空出去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和宽腰带，于是西顿就命令一个送稿生去为科里买这些东西。但另一个编辑听说科里穿9号半的鞋子，自愿把他的鞋子和宽腰带借给科里，一个送稿生被派去取鞋和腰带。

科里还没有找到曼彻斯特，但他在过去的一周从近处观察了杰奎琳·肯尼迪。一天，他得知她将在下午一点钟出现在华尔街48号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科里便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那里，同《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和摄影师一起在路边等候着。下午1点15分，一辆新的蓝色奥尔兹轿车慢慢行驶到这条大街上，里面坐着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律师西蒙·H.里夫金德、理查德·古德温。汽车减速了，但古德温发觉了科里，把车又加速开走了。科里让另一个记者跟着它，看看他们是不是通过边门或小门进这座大楼。几分钟后，这辆奥尔兹轿车又开回来了，这一次它停下了，肯尼迪夫人下了车，后面跟着里夫金德和古德温。《纽约时报》的摄影师开始抓拍这三个人走进大楼的照片，古德温瞪了一眼科里。这一看给人印象很深，《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就把这张照片用在了头版上，《新闻周刊》和《时代》也把它挑出来用了。这三个人从科里面前匆匆走过，经过旋转门进了大楼，但走错了楼。科里站在华尔街50号，而不是48号前，他观察到这三个人在大厅里注视着墙上的示意图，一个清洁工拿着拖把站在附近，目瞪口呆地看着杰奎琳·肯尼迪。过了一会儿，里夫金德从旋转门出来，眯着眼看看大楼的号码，然后又进去，接着挽着肯尼迪夫人又出来了，古德温跟在后面。古德温看了看科里，勉强地笑了笑。科里在他们进了律师事务所后，回到了时报大楼，留下另一个记者在路边巡视，捕捉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之后会做出的任何评论。这天科里写的报道是很客观的，没有提到他们起初走错了楼，也没有提到那个拿拖把的清洁工惊讶的表情。科里多次试图把这些小小的荒诞偷偷地塞进他的报道，但他怀疑它们能否被文字编辑通过。

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而且他起初也没有意识到，情况却在1967年1月初开始变得对约翰·科里不利了。如果必须准确确定衰变的日期，他确定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在逻辑上分析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事情不像过去那样好了。赞美之词没有了，他感觉到，《纽约时报》的有些编辑觉得他们过于重视这一新闻的报道了。他们想跳下这个旋转木马，但又不能，因为其他报纸和媒体在日复一日地保持这方面的报道。科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厌倦了写这个主题，《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厌倦了发表它，肯尼迪们和曼彻斯特是不是厌倦了阅读它，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互相厌倦。但他肯定，在新闻编辑部里马后炮式的批评在增多。

1月6日星期五，《观察》杂志社提前送来了六本包含有连载曼彻斯特的书的第一部分的杂志，《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送一本给华盛顿的汤姆·威克，要他阅读后准备写政治方面的启示；送一本给亚特兰大的吉恩·罗伯茨，要他准备写关于这次刺杀的资料；也送一本给科里，要他做一篇包含所有其他细节的一般的综合性报道。《观察》发布有关这本书的消息是在1月9日晚上6点，星期一。但在这个周末，《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提前曝光了新闻。星期六中午之前，约翰·科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办公室，为星期天版写报道。由于亚特兰大的罗伯茨还没有得到他那一份材料，科里被要求在他的报道中将刺杀的内容也写进去。西顿从他在韦斯特切斯特的家里打来电话，要一个编辑人员转告科里，报道中还要包括政治意义方面的内容，但牛栏的另一个编辑后来取消了这一要求。接着，星期六很少在时报大楼露面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也出现了。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传话说，他想等打字员打出来就一页一页地读科里的报道。在科里写了几页后，他得知，丹尼尔想在这篇报道里突出关于《芝加哥每日新闻》如何更改发行日期的事情。丹尼尔不久就离开了，但后来给牛栏的一个编辑打电话提醒说，《纽约时报》的读者想确切地知道《观察》对它连载的第一部分内容做了什么修改，他们还想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出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

科里一直是按以前的发稿时间写作的，但随着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向他压过来，他开始感到苦恼了。为回答丹尼尔的一个问题，科里很快打出了一个插入语：“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了出来，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但其他需要新插入的问题源源不断——好像丹尼尔的出现使得编辑们比通常更按字面意义理解他的命令。在科里写了《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说出了秘密机构的放纵”后，在四个编辑中间——三个来自国内组，一个来自牛栏——展开了讨论，讨论科里对“说出”的用法。用这个词是不是正确？科里太分心了，静不下来。他还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不久前他接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电话，使他在经过几周不成功的努力后感到十分惊奇，这次谈话也使他非常紧张和混乱。曼彻斯特显然是作为对丹尼尔的一个电报或条子的回应而打电话来的，丹尼尔曾请求他和《纽约时报》合作。使科里疑惑不解的是曼彻斯特在电话上的亲密态度：他直呼科里的名字“约翰”，并同意接受采访的条件。

“你会速记吗，约翰？”曼彻斯特问。

“不会。”

“你记笔记快吗？”

“一般。”

“你应该用一个录音机，约翰。我有所有这些信件、备忘录、文件……”

接着曼彻斯特说了一件让科里大为惊奇的事情：他建议科里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采访，然后，由他来编辑它！

“我想让任何录音都以这样的话开头：‘这盘录音带是威廉·曼彻斯特的财产，不得复制或抄写’……”

难以置信，科里想，难以置信的，疯狂的，粗野的——这个曼彻斯特，这个被迫害的作家，肯尼迪书报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就像他们对他极力做的那样，也在极力对我做同样的事情！

电话上一阵停顿。曼彻斯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是个讽刺。

“这决不会是审查，”曼彻斯特急促地说，“我不过是看看名字、日期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准确……”

“我不——不知道，”科里边说边看表，他的发稿截止时间更逼近了。

“不是审查，”曼彻斯特重复道。

“我只是……这样做不是《纽约时报》的政策。”科里最终说。科里想挂断电话，迅速地。他不想和曼彻斯特对抗，丢掉以后的一次可能的采访，但他不能承担曼彻斯特提出的要求。科里决不会再这么天真，在他有了同拉尔夫·埃利森和阿尔杰农·布莱克打交道的经验后，再不会天真了。

“《纽约时报》会不会让你到加勒比海待几天呢？”曼彻斯特问。

“我想不会。”科里说，想着他孤零零地在一座岛上，他一边写新闻曼彻斯特一边从肩膀后面看着他的画面。

在几分钟迟疑不决的谈话之后，曼彻斯特仁慈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科里在曼哈顿的西区大道的公寓的电话铃响了，但科里决定不去接电话。他太厌烦了，而且他的孩子和老婆出了水痘。他感到失望——这整个体验扭曲了他一度对名望和权力抱有的那么多的奇妙幻想。昨天夜里他不停地喝酒，希望以此来放松他的神经，帮他入眠，但并没有用。现在电话铃响了，他敢肯定是办公室来的。科里想或许是西顿的电话，他让电话响了四五次，然后他拿起了电话，是西顿打来的。

克劳德·西顿，出生在佐治亚的一个农场，习惯于黎明即起，当他成为一个报人后，他仍然按农场主的时间生活。现在他热情地告诉迷迷糊糊的不高兴的科里，州最高法院在采取某种行动——曼彻斯特和肯尼迪夫人的调解似乎临近了。

科里从床上爬起来，乘地铁到了下曼哈顿。在法院，他得知这些事情推迟了，于是来到新闻编辑部，又得知曼彻斯特同哈珀和罗出版社社长卡斯·坎菲尔德这天下午将在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声明。他们显然已经和肯尼迪家族达成了庭外调解。

在新闻俱乐部里，几十个记者和摄影师围着准备宣读自己声明的曼彻斯特。科里悄悄地走近他，平静地说：“嗨，我是约翰·科里。”

“噢，好的，”曼彻斯特笑着说，接着拉住科里的胳膊，凑向前来，平静地说，“一会儿来找我。”

科里想，也许他同意了这次采访，西顿会非常高兴的。

在宣布了承认调解的声明之后，曼彻斯特拒绝回答关于肯尼迪们或他的书的问题。然后，在他的律师和代理人陪同下，他走向了电梯。到了外面，科里装出是曼彻斯特一个律师的样子，跟着曼彻斯特，沿着第四十大街走向麦迪逊大道。在这本书的代理商哈罗德·马特森公司的办公处，科里和曼彻斯特走进了一个电梯，在那里曼彻斯特要科里暂时在一个外间等一会儿。十分钟后，曼彻斯特回来了，同意在第二天晚上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接受科里的独家采访，曼彻斯特居住在那里。在此后的24小时，科里一心只想着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晨，1月17日，星期二，科里公寓里的电话铃响了。是西顿打来的。他说《纽约时报》考虑在星期五的一期刊登科里的一个长篇综合报道，一个“独立专题长文”。“独立专题长文”大约有4000多字，占《纽约时报》的一整版，它将概括迄今为止在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中所涉及的每件事情。科里知道做这篇长文章涉及的工作量，说他在星期五之前写不出来。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现在并没有激起他的兴趣，因为他渴望的是曼彻斯特许诺的今天晚上在康涅狄格的独家采访。西顿也对采访曼彻斯特感兴趣，但在西顿的声音中似乎有某种迟疑——仿佛西顿上面的编辑，也许是丹尼尔，对报道的阶段有了另外的想法。后来，西顿第二次给科里打电话，告诉科里去对曼彻斯特进行采访，不必担心星期五的独立专题长文。但西顿又说，他希望科里能在星期五下午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这样编辑们就能在周末审读它。科里感到愠怒，他一再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无法做所有的工作。他今天，星期二晚上必须去康涅狄格找曼彻斯特；星期三他必须整理自己的采访笔记，写这次采访；星期四，可以准备写这篇独立专题长文，但他必须回头思索一下过去几周里在这场争论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发言人、律师、代理人、《观察》编辑，以及可以对此次事件国内外政治影响做出评估的人——一句话，在星期五下午他不可能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约翰，”西顿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极力掩饰他明显感觉到的来自上面的压力，“约翰，你是在为一个日报工作，而不是杂志。”科里仍然生气，然后挂断了电话。他起床，坐上了去城里的地铁，很快他又坐上了一辆长途客车，奔向康涅狄格的米德尔顿。

这次对曼彻斯特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星期二晚上科里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晚饭，饭后在曼彻斯特的家里谈话。他从曼彻斯特那里得到了可以任意使用的几沓文件和信件，曼彻斯特没有为采访中他的发言安排预先编辑的要求，科里也不敢提起此事。曼彻斯特非常高兴有机会向《纽约时报》记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几周来他一直被他的律师限制，现在可以展示这个故事中他所知的那一面了。科里在康涅狄格的一家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早餐，和曼彻斯特度过了下午。科里知道，他有了一次重大的采访，他考虑到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后会得到的反应。当天晚上科里乘坐长途客车回纽约，非常疲倦，但非常高兴。他干完了自己的工作，对世界上的这个被谈论最多的人进行了独家采访。星期四凌晨2点钟他下了长途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过第八大道来到时报大楼。当时只有一些加工改写人员和文字编辑在值班。科里坐在前排的打字机前，准备给西顿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这次不一般的采访。科里打开机器，但总是敲错键盘，好像喝醉了酒，但他一整天根本没有喝酒，可能是疲劳、紧张、激动的综合作用。他终于设法打出了一段话，告诉西顿他回到城里，得到了独家采访，在他休息一下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当天稍后，科里给西顿打电话。西顿告诉他，《纽约时报》不想要那篇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约翰·科里不相信这些话。西顿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他解释说：现在办公室里有人“抵制”在曼彻斯特—肯尼迪的事情上做如此之多的文章，一篇独立专题长文可以总结性地将此事件画上句号，根本不需要科里写一篇单独的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他可以把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编进那篇独立专题长文中，而写那篇文章看来要在周末之后刊登了。科里失望了。他提到《新闻周刊》杂志在追踪曼彻斯特，也许会在下一期发表他们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科里早就听说《新闻周刊》在跟踪曼彻斯特，但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提到它。这种策略在记者中是常见的——每当编辑不愿意发一篇报道时，有人就给他们提出另一家出版物在搞这篇报道的威胁，通常这能使编辑紧张起来，赶快处理这篇报道。当然，西顿知道这种花招，或许在他还是一个记者时就运用过它多次。然而，有可能科里说的是真话，所以西顿说，他将在吃午饭时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讨论一下。

午饭后科里接到了电话。西顿说，丹尼尔仍然反对刊登这次采访的想法。科里很快就泄气了，来到新闻编辑部，当面申诉他的理由，但没有成功。西顿重申，《纽约时报》只想要那篇独立专题长文，并且说科里必须对主要人物的观点给以同样的篇幅——必须是平衡的。科里走回到他的桌前。他想到交上他的辞职书。本周早些时候他曾跟他的妻子谈过这种想法。妻子说，这篇报道给他造成了损失，也许他应该退出《纽约时报》。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里在家里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写独立专题长文的第一稿。在过去的几天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非常疲劳了。快到5点30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国内组的一个编辑在电话中请科里马上来报社，他们需要他给星期一报纸的头版写篇报道。这位编辑说，即将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已经来了，上面有一篇对曼彻斯特的独家采访，科里是不是要为《纽约时报》拿出一篇同样的报道呢？

科里想哭。他把电话挪开，然后把他的前额靠在听筒的一头，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

“去死吧，”科里平静地说，他挂了电话。接着科里给西顿的家里打电话，西顿又给丹尼尔打电话，然后西顿又给科里回电话。在下午6点30分，科里来到新闻编辑部，坐在他的打字机旁，翻阅一沓笔记，努力根据他此前对曼彻斯特的采访形成一篇报道。笔记是非常无条理的，是在他的头脑里不准确地回忆起来的，科里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把他关于曼彻斯特的笔记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笔记分开。后来西顿出现在了办公室。牛栏已经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六栏的天窗，要求科里在完成了他的头版报道之后，再为二版写更详细的东西——就是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科里说他不能写这篇长文了。此时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和他争论。

科里写了一个一栏半的头版文章，大约1100字，接着西顿告诉他二版的报道需要有“硬的”线索。西顿提议写写在科里的头版报道的底部出现的事情——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曼彻斯特“撕掉和删除”手稿，这样《观察》就不能发表它了。科里以这个线索开始写他的二版报道，但后来牛栏的一个编辑过来问科里，“撕掉”是不是意味着肯尼迪参议员要曼彻斯特真的把这个手稿撕成碎片。科里麻木了，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他继续打字，完成了一个两栏半的报道，大约两千字，及时供二版用。报道中引用了曼彻斯特的话，提到了作者对一场因误解而产生的争论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个有那么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热的案子——但科里不能妥当地表达他在这篇报道里所希望的一切。这篇报道没有重心，组织的也不好，他觉得写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当科里读到头版的报道时，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压垮了。说起来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时相信噩梦已经过去，他可以靠死记硬背来继续他对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的研究了。他对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埃文·托马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托马斯和他的律师南希·韦切斯特坐在一边，他的宣传员斯图尔特·哈里斯在另一边。科里听托马斯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恼，”然后托马斯转向他的律师问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南希？”科里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笔记，认为很有趣，但笑不起来。

这天下午科里回到办公室。西顿来了，拥抱了科里，建议科里写下一篇关于对曼彻斯特采访的报道。科里说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顿要求科里写一篇关于肯尼迪同《观察》进行争论的短文。科里努力了，但写了两页多就写不下去了。科里的第一条线索被退回了，还不够“硬”。他的第二条线索遭到了拒绝，第三条线索也一样。西顿给丹尼尔说了，决定暂缓一下，再给科里一天时间写出这篇报道。第二天，星期三，科里来了，开始用头天被否决的第一条线索写这篇报道。他用一张复写纸，逐字把它抄下来，它得到了通过。

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

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

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

看了赫斯医生后，约翰·科里明显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他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但他感觉到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继续抵制回费城分社工作，最终被允许留在纽约，又一次当了编辑人员。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科里平静地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偶尔也写点小东西——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哈泼斯杂志》写的一个关于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长篇特写。后来有一天，约翰·科里莫明其妙地不再犹豫不决了，就像过去他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起来一样——他突然想写些比他所认为的报纸所能容纳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长篇大论。当科里签下了为《哈泼斯杂志》写作的合同后，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他一直寻求的挑战和变化。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

17

作为《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经常受到邀请在全国演讲，只要他的时间表允许，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欢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出现在宴会上，喜欢乘坐头等舱旅行，欣赏机场的整洁，衣冠楚楚的人们，女人鞋跟的柔和声音和优美的音乐。他喜欢吃饭前喝上两杯，由那些讨人喜爱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务，不仅是因为她们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装，她们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悦顾客的欲望，而且还因为她们在提供服务时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如此优美和得体。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讲飞回纽约的途中，他想到她们是美国的艺妓，后来他不无遗憾地想起，他不曾认识一个空姐。几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伦敦的公寓上面，他夜里经常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没有结识她们。

丹尼尔在全国做的演讲，一般讲的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静文雅的声音做出这些演讲，演讲后他还回答观众的提问。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还有时报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当中所发表的其他言论，以及他们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语时所流露出的对在这样一个庞大、有偿债能力、稳固的机构工作时感到的挫败——报纸是一个事实加工厂，那里的工人认识到了一个太明显不过的真理：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报纸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管理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喜欢谈论它，但它却是事实。这种真实性引起了许多热爱这家报纸的人的悲哀和苦恼，他们曾把这家报纸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认为它是某个伟大的灰衣女神，而他们和她有着风流韵事。他们忘记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他们都很快会为她而变得衰老。她是不会老的，而他们却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更年轻的人。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棚里的灯管一样随意被替换——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发光发亮。这种替换行动并没有不被舞台上的《纽约时报》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们悲叹在身体还健康时就自动退休的员工，如戏剧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学作家威廉·L.（“原子比尔”）劳伦斯的退休，棒球运动作家约翰·德雷宾格的退休。德雷宾格在他的告别晚会上喝了一阵酒后装作高兴起来，声称：“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伟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对此一个管理者冷静地回答说，“那么，为什么你给我们添这么多麻烦呢，约翰？”

自动化，连同无人化的过程，是全国的大公司共有的复杂问题，然而在《纽约时报》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人们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几台在选举之夜前拉进新闻编辑部的机器，这些机器要做后来的利奥·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经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预见选举结果。排版间的工人对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干得更好的技术小玩意儿是轻视的——除非罢工期间。新闻编辑部对这些通过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交流的东西——语音备忘录、银色的麦克风——是不恭敬的。在高层管理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认识到，早就为使用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的《纽约时报》现在变得如此庞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顶下都在进行着什么。因此，庞奇·苏兹贝格在力图保持某种旧的《纽约时报》精神的同时确定了自己对新技术的信仰，宣布《纽约时报》将雇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队伍来调查《纽约时报》雇员当中“科学选择的随机样本”，努力“确定在这个庞大的多样化的组织里如何靠那些为它工作的男女实现更大的融洽”。

这个举动被一些编辑视为愚蠢的，而其他编辑，包括克利夫顿·丹尼尔则怀疑雇员对向他本人那样的人发牢骚会对业主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并不清楚他与庞奇·苏兹贝格，或与苏兹贝格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同立场。丹尼尔是在德赖富斯突然去世后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间，被卡特利奇挑选出来担任主编的。苏兹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对丹尼尔担当主编的任命，但苏兹贝格的赞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苏兹贝格在个人层面上认可丹尼尔。丹尼尔英国式讲究礼节的举止也不可能对这位不讲究礼节的业主起作用，事实上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国托利党学监们，他们一度使作为圣伯纳德学校学生的苏兹贝格感到恐怖。此外，还有丹尼尔妻子的个性。十年的婚姻，四个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纽约时报》的地位，都没有使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国公主的观念。她不是那种像《纽约时报》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沉溺于公司内部小竞争的人——讨好苏兹贝格们，使奥克斯的女继承人感到欢心，或者在这些说话温和的女人的聚会时缓和一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可以肯定，丹尼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正确的榜样——对他的雇员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他曾努力以他的关照和殷勤来打动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最近在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先引用了她喜爱的关于《纽约时报》生于“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尔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私下里怎样看待他。他从没有通过主动拉关系来了解自己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还不能够和业主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因为卡特利奇挡在了中间。这无疑是丹尼尔主编职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腾出了主编办公室后，没有退出或割断他同新闻部的联系。相反，卡特利奇占据了从新闻编辑部看不到的三层办公室，获得了一个模糊的“总编辑”的新头衔，继续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背后进行操纵。卡特利奇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有他——得到了这位年轻业主的友谊、信心和关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苏兹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们通过出城共度周末，通过一起到欧洲旅行，巩固了她们的关系。

丹尼尔不时感觉到卡特利奇非常满足于事态的发展，或者说非常不愿意放手让丹尼尔单干。现阶段，丹尼尔感觉到了自己和墙上贴着照片的这些人——范安达和伯查尔、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对他雇用的记者或批评家是满意的，对《纽约时报》报道世界的风格是放心的。尽管丹尼尔经常给人自吹自擂的印象，并且无疑对自己的头衔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机构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个忠诚的奴仆，在大楼里没有哪个人会比克利夫顿·丹尼尔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许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尔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品质。他在丹尼尔作为伦敦分社第二号人物的表现中看到了这种品质。在丹尼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在新闻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期间，卡特利奇在更近的范围内观察了这种品质。1964年，这种观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尔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就卡特利奇继续在幕后操纵而言，这个提拔的意义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于德赖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这个过渡时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对《纽约时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的苏兹贝格宁愿身边有像卡特利奇这样可靠的老顾问——但丹尼尔不知道65岁的卡特利奇会干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总编辑”的头衔会随他而退休，“主编”会重新在三层取得统治地位，或许丹尼尔会担任总编辑，或许总还会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可能性，另一个同苏兹贝格更近的人会摆到丹尼尔的头上。丹尼尔只能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丹尼尔在《纽约时报》工作的22年里，是按规则行事的，从来没有越过线，也没有爬到卡特利奇的头上。他只是偶尔地生气而不说话，比如在1953年，听说德鲁·米德尔顿而不是自己被任命为伦敦分社社长，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纽约时报》的意图。他承认，《纽约时报》的意图比个人的偏好更为重要——他喜欢把《纽约时报》想成多少有点是按英国君主制的路线来运作的：尽管它有各种各样软弱或强大的统治者，但这种君主制历经几个世纪一直存在，保持着它的礼节和传统，以及它可以预料到的前进路线。

作为一个《纽约时报》人，丹尼尔尊重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曾给他带来了补偿和尊贵的身份，它还有希望继续这样做，除非这个体制被年轻的业主突然改变。在苏兹贝格担任业主的头两年，丹尼尔不必担心这种前景——苏兹贝格此时似乎温顺有效地听从特纳·卡特利奇的指导。但在1966年夏末，进入秋天和冬天，在这个组织里就发生了使丹尼尔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将做出的决定突然地被改变了，似乎来自卡特利奇办公室的态度也有一种微妙的转变，一种沉思和拖延。仿佛卡特利奇的摄政王地位现在被一个来自上面新出现的人物的分量抵消了。

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公司——麦迪逊大道575号的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支持下雇用一组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雇员的想法进行抽样调查的计划，看起来有点不明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公开地承认，《纽约时报》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也是同《纽约时报》不允许外人打听报社内部事务的政策相矛盾，还表明了报社对自己的编辑分析形势并应付形势的能力缺乏信心。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开始使丹尼尔担心起来：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可能会被调出新闻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诉汤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岁的阿瑟·克罗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分社，但没有预料到威克仍然留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克当时同意了，说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写专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写专栏；但后来不知为何，威克在成了专栏作家后，还设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长的头衔。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个人层面上使克利夫顿·丹尼尔烦心的事情是：根据卡特利奇签发的命令，戏剧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职，可是八个月前丹尼尔才雇用了考夫曼，并且对他很满意。考夫曼来《纽约时报》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里他是电影评论家，但他在戏剧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受到过戏剧方面的训练，曾在一个保留剧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时间专注于古典作品，写过并发表过剧本，在夏季剧场和别的地方当过导演，在1963年到1966年间担任了纽约教育电视台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在被《纽约时报》雇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邀请到时报大楼，谈谈所谓的美国“文化爆炸”、富裕社会的艺术放纵，以及作为对此种形势的反应，《纽约时报》在1962年如何通过组成一个40人的文化新闻部来考察、报道和评价文化场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承认，这个部门工作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太满意其中一些评论家的知识水平或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经常蛰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辩的新闻文体中。当他们征求考夫曼本人对《纽约时报》文化报道的意见时，考夫曼坦率地说，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并且说他所知道的知识界也认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没有把《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舞蹈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包括进去。

在指责这些评论家时，考夫曼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多的例外了。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也称赞赫克斯塔博女士的工作，他们也曾积极地争取雇用希尔顿·克雷默和克莱夫·巴恩斯。克雷默的评论文章曾发表在《新领袖》（The New Leader）、《评论》（Commentary）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似乎比丹尼尔更了解克雷默的工作——但在被正式雇用之前，克雷默不仅同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谈过话，而且也同主编助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文化新闻主任约瑟夫·赫茨伯格、艺术与闲暇组编辑西摩·佩克、星期天版主任丹尼尔·施瓦茨和特纳·卡特利奇谈过话。克莱夫·巴恩斯也差不多通过了同样的程序，但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完全是丹尼尔的主意。丹尼尔在伦敦期间成了芭蕾舞爱好者，他和舞蹈家戴姆·马戈特·方廷的友谊得到了克莱夫·巴恩斯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评论，因而开始了丹尼尔和巴恩斯之间的一系列的跨洋电话，进而导致1965年巴恩斯离开伦敦来加入《纽约时报》。

在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征求考夫曼的意见后，在考夫曼几次在他处寻求录用并就《纽约时报》如何改进它的文化报道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向考夫曼提供了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取代以前的音乐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开始去写大评论栏目之后继之坐上戏剧评论家交椅的。但由于阿特金森退休，霍华德·陶布曼被派去写关于文化事务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所以应考虑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们同意考夫曼至少干这个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个管理者所说，希望“这将是终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为《纽约时报》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开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对他的复合三段论和缩略称谓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编辑们的赞扬。但由于考夫曼做评论工作时非常严肃，也许是太严肃了，他很快就在百老汇的一些剧院老板、演员和赞助人中间树了敌。在给业主的几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对业主的造访中，他们抱怨考夫曼似乎什么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欢什么东西时，他也不能写出一个卖座的评论。尽管这根本不是事实，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觉得考夫曼对剧院有点太乏味了，太职业化了：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剧本，考察它的劣势和优势，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激情——那种把许多购票人和剧院联系起来的期待和快乐的感觉。

公正地说，考夫曼具有的问题是《纽约时报》其他评论家没有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后进行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汇的演出，在萨迪餐厅和纽约周围与剧院老板的投资者有社会交往。他们对剧院有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他们对电影或芭蕾舞、艺术、电视或建筑不会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过渡时期加入《纽约时报》，此时任何编辑都不知道新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前进方向，还有戏剧本身内在的力量问题。不同于电影评论家，对票房的影响可以因为一部电影能同时在50个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缓和，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纽约的一个舞台的，《纽约时报》的轰炸有可能摧毁一台戏剧在百老汇的生存机会以及它在别的地方巡回演出的机会——除非戏剧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个明星有很大的号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几次好的评论，特别是沃尔特·克尔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新闻杂志和《纽约客》上的评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来自《纽约时报》编辑或百老汇人士的反批评。在他离开后，《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曾考虑让肯尼思·泰南来接替。他们敬重泰南的判断力和在《纽约客》上的文学风格，并把他看作是一个技巧高超且熟练的外科医生，不用刀也能动手术。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当的人的手里，《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工作潜在地是一个生硬而危险的工具——《纽约时报》害怕权力这样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觉得泰南可以既满足对剧院严肃评论、责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高兴。但泰南本人承认，一个晨报的评论家可以利用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评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写不出这样的评论，另外泰南也急于回到伦敦。

《纽约时报》的人来找斯坦利·考夫曼时，他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从一出戏剧结束到按报纸的发稿时间写出一篇可用的评论之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作为讨论的结果，克利夫顿·丹尼尔安排考夫曼在公演前的最后一次预演先去看戏剧，他的假定是，如果一出戏剧当时没有成型，它就不可能在24小时之内有大的改进，这样就使评论家有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去说那些对购票者产生影响的话。丹尼尔希望，其他报纸的评论家也照这种办法做，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纽约时报》的计划承认了考夫曼没有按期拿出稿子的记者本事。当考夫曼的评论开始发表后，剧院老板们表达了他们的抗议。但起初，不管是卡特利奇、苏兹贝格，还是报纸的其他人，都没有过于关心。《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习惯了外界对他们的批评家持一定程度的批评：霍华德·陶布曼在萨迪餐厅周围经常被指责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一个不力的接班人，甚至阿特金森也多次遭到剧院老板的谴责，他的一个前任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发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评论后甚至被禁止再进一个剧院。这件事发生在1915年，伍尔科特把舒伯特兄弟的某一个喜剧评论成“一点也不逗乐”、“相当无聊”。舒伯特兄弟作为报复，把他们的下一场演出的票送给了卡尔·范安达，附上一个条子建议《纽约时报》派别的评论家来评论它，并且说如果伍尔科特用这些票，它们不会被兑现的。阿道夫·奥克斯得知此事后，他指示伍尔科特自己去买票。伍尔科特这样做了，但当他来到剧院门前时，一个守门人和雅各布·舒伯特本人挡住了他。

奥克斯立即寻求法院发出禁止令，他从《纽约时报》上取消了所有舒伯特兄弟的广告。这场争论成了百老汇的话题，在全国流传开来，在法庭上几个月都没有解决。奥克斯的禁止令最终被否决了，因为一个上诉法庭认为，尽管一个剧院所有者不能因肤色、信仰或阶级差别而拒绝一个观众，但可以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这样做。可是希望在《纽约时报》上恢复广告的舒伯特兄弟，最终承认《纽约时报》有选择自己的评论家的权利，这场恶战以舒伯特兄弟在圣诞节送给伍尔科特一盒雪茄而告终。

奥克斯提出了他的观点，即外人不要对《纽约时报》如何管理它的业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克斯偶尔在读到他的报纸上一篇不诚实的或过于否定性的评论时他本人不生气。奥克斯的哲学是一种助推者的哲学，特别是就生意或社会事务而言。既然百老汇的剧院是纽约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便希望他的评论家尽可能地去欣赏或喝彩。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立下的最后的遗嘱中，奥克斯要求他的社论版继续“对那些真诚地持不同观点的人更为公正和礼貌”，他期望他的评论家也这样。同时他期望他们坚持标准，只要一篇评论已经写成，他很少干预对它的发表。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自1925年开始的戏剧评论家的漫长生涯中，他记得只有一次奥克斯在读了一篇评论的清样后亲自找他，提出改动一个词。这发生在奥克斯出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S.L.（罗克西）罗萨费尔的一个剧院开幕式之后。这是一次奢侈的场面，阿特金森对它的华丽提出了批评。奥克斯穿着正式的服装，在这天晚上回到阿特金森的桌前，提出阅读这篇评论的要求。他读完后，阿特金森看到一种痛苦的表情开始出现在奥克斯的脸上。奥克斯是罗克西的朋友和支持者，罗克西是一个可敬的娱乐界企业家，一个德国移民鞋匠的儿子——奥克斯敬慕任何经历艰苦努力取得成功的人，他能够预料到罗克西在读到这篇评论时会有多么烦恼。奥克斯一时也没有说什么，接着，这位白发苍苍的业主指着评论上的一行字，非常温和地和胆怯地问道：“阿特金森先生，你介意改动这个词吗？”阿特金森看了这个词，想到删除它也不影响句子的意思，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动，阿特金森很快就不再记得这是个什么词，但他很快改了它，接着阿道夫·奥克斯向他表示感激，说晚安，就离开了。

奥克斯的后继者尽管同样不愿干预他们的评论家，却仍然赞同奥克斯的对社会的助推者的哲学。1966年当报社的评论家严厉批评林肯中心的价值4.57千万美元的大都会歌剧院开张时，庞奇·苏兹贝格惊骇了。这次开幕式演出了塞缪尔·巴伯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受到了《纽约时报》的激烈批评：音乐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发现它是“庸俗的”和“表现癖的”；剧中的芭蕾舞对克莱夫·巴恩斯来说是让人不满的；墙上的艺术品对约翰·卡纳迪来说是单调的；建筑物对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来说是“枯燥乏味的”；3800名首场观众，包括林登·约翰逊夫人、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和市长约翰·林赛，被夏洛特·柯蒂斯分别叫作“超级优等生”、“富豪”、“巨头”和“群氓”。庞奇·苏兹贝格读完《纽约时报》上的这五位评论家的评论后，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他们不能找到点好的东西写写吗？”他向一些管理者表达了他的感觉，但没有暗示要限制这些评论家。如果他打算缓和一个评论家的口气，而评论家没有遵循他的意见，他也不会教训这位评论家，而是会调走他——之前，1966年8月，苏兹贝格对斯坦利·考夫曼就是这样做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逐渐知道了庞奇·苏兹贝格的计划：起初丹尼尔听卡特利奇说，在一次长期罢工后沃尔特·克尔工作的《先驱论坛报》刚刚同《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合并，克尔没有加入新的《世界论坛报》，《纽约时报》正考虑聘任他。丹尼尔打算告诉在康涅狄格休假的考夫曼，《纽约时报》正在和克尔进行这样的讨论。克尔当时在奥地利参加了萨尔茨堡的美国研究高级研究班。但在丹尼尔还没来得及去见考夫曼之前，事实上就是在考夫曼计划到丹尼尔办公室那一天，卡特利奇告诉丹尼尔，沃尔特·克尔已经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职位。

当考夫曼走进丹尼尔办公室时，这位主编显然受到了震动，羞愧得脸色发红——考夫曼以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这更难堪了，考夫曼开始为其感到遗憾。丹尼尔尽可能简单地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他已经向沃尔特·克尔提供了评论家的职位，他刚刚接受了它。丹尼尔很快继续说，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找到别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尔说，在这个周末他会形成明确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对面，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有着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非常有尊严和自制力，没有生气。他虽然心烦意乱，但在这个场合他比丹尼尔更能控制着自己的表现。他甚至私下也没有对丹尼尔表示失望，知道丹尼尔和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也许就像这个决定本身一样使丹尼尔感到窘迫。当丹尼尔在考夫曼休假期间要求他回来时，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问题。

丹尼尔提议，他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办公室外再见面，继续讨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的未来。后来考夫曼接到了丹尼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主编不能出去进行星期一晚上的会面了，并请考夫曼来办公室。考夫曼来到后，希望解除丹尼尔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于是说，他想不出在《纽约时报》他能做——或者愿意做——什么事情；相反，他建议《纽约时报》履行它对他的契约义务，让他离开报社。丹尼尔点头同意，于是让审计部准备一下考夫曼的档案备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计划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处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务和信件，但有人传话过来，说卡特利奇想和他谈谈。在总编辑办公室，考夫曼听了卡特利奇的解释，更换他的决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说：“我是这个一致意见的一部分。”意见一致是否还包括业主在新闻编辑部之外运作的顾问，如执行副总裁哈丁·班克罗夫特、来自营销部和生产部的两个副总裁伊凡·韦特和安德鲁·费希尔，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关心。奇怪的是（也许不那么奇怪），考夫曼在离开卡特利奇的办公室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对任何人的报复心态。他现在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报社，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非人的机构。他想，作为一个机构，它表现得很差：它曾许诺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半，但八个月就结束了。他相当肯定，他决不会再进时报大楼了。

在离开《纽约时报》后，他重新得到了作为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并且回到《新共和》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纽约时报》大多数同事的接触，但在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共和》上后，他收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封表示恭维的便函。有一天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纽约时报》曾雇用这家研究组织来进行对雇员精神状态的科学调查。扬克洛维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写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选入《纽约时报》的150人之列，征求他对《纽约时报》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见。考夫曼被这个显然不期而至的最后讽刺信逗乐了。他曾想严肃地填写这些表格，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种冲动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没有回信。

1966年夏天汤姆·威克的职位也受到了威胁。在纽约方面看来，他继续当华盛顿分社社长是一个奇怪的颠倒，这是威克没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满意地接受了的。大胆探究他走好运的原因会葬送他继续干这个职位的机会，虽然他听说，庞奇·苏兹贝格本人已经改变了纽约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在克罗克退休后给他一个华盛顿专栏的计划。现在威克既有了一个专栏，又有了分社，他经常怀疑有争议的“布罗德备忘录事件”是不是在某个方面有利于他的事业。

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但在1966年夏天和冬天，罗森塔尔在对威克的批评上不是畅所欲言的，即使罗森塔尔的同龄人——威克是唯一对罗森塔尔有一天成为新闻编辑部头头的梦想构成威胁的人，这就是罗森塔尔很快被提拔为主编助理后抑制自己、不去粗野地或冲动地表现自己的全部理由。罗森塔尔1963年接管纽约组后，作为有干劲的纽约主任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岗位，因为此时管理层普遍承认采取大胆的行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三年多后，罗森塔尔看起来注定要升官了，他压抑自己搞派系斗争或堕落的举动是明智的。如果老编辑愿意放肆的话，这是他们的特权，但罗森塔尔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放弃了他的写作生涯，成了一个编辑，离开了署名报道和公众的喝彩——不管是赖斯顿、索尔兹伯里，还是威克都没有这样做。罗森塔尔的目标是最终管理整个新闻编辑部。他44岁，如果他在此后几年不去愚蠢地招致上司不愉快的话，就能够实现他的抱负。在十年之内或者更少一些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现在管理报纸的高级编辑都要走了。卡特利奇65岁，在几年内他或许就会和他漂亮的妻子退休到南方，写他的回忆录，就像克罗克现在做的那样。赖斯顿57岁，经常暗示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也不愿生活在纽约。克利夫顿·丹尼尔54岁，没有了卡特利奇，他在报社的地位无疑会被削弱，除非他能和庞奇·苏兹贝格建立更好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党仍然在掌权，丹尼尔可以寻求——在他的岳父的帮助下——一个大使职位。四个主编助理——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弗里德曼和索尔兹伯里——全都奔向60岁，或者超过60岁。就年轻的编辑来说，国内新闻主任克劳德·西顿也有自己的麻烦；国际新闻主任悉尼·格鲁森，一个爱奢侈的人，准备接受一个巴黎更有吸引力的职位，在那里他能接管《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苏兹贝格希望这个版能同约翰·海·惠特尼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所有的更强有力的巴黎《先驱论坛报》相匹敌。德鲁·米德尔顿有兴趣替代格鲁森当国际新闻主任，但丹尼尔没有帮他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任命了一个44岁的记者——西摩·托平。托平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常忠诚的组织型人才。他像丹尼尔一样，来自美联社，曾领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和波恩的分社，并且娶了个好媳妇——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的女儿。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整整一队人物通过了《纽约时报》巨大永恒的冰原，现在没有一个处在比罗森塔尔更有优势的位置，对他来说最不幸的就是显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诚的迹象，或者加入对汤姆·威克不满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纽约其他编辑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太过份了，对威克来说也许达到了引起庞奇·苏兹贝格同情的地步，也许使苏兹贝格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麻烦制造者索尔兹伯里在另外一个部——图书部——也许对《纽约时报》更有价值，新闻编辑部的传闻已经将他神化了，罗森塔尔则会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在决定让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栏上之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时又不使华盛顿的人员士气低落。即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许会在华盛顿有惊人的表现，但他也许会激起哗变。马克斯·弗兰克尔，分社的一个得民心的人，在纽约是不被接受的。弗兰克尔曾被描述为“太易动感情的”，管理者没有忘记他1964年那封长长的辞职信。詹姆斯·赖斯顿同时继续维护威克，认为纽约在指责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时一般没有解释威克到底忽视了哪些重大报道。在赖斯顿看来，这种批评经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设性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他在华盛顿还年轻的时代，曾发表了许多独家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正在兴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现在，华盛顿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城镇——约翰逊城，如果威克仅仅感兴趣保护他的党翼免遭纽约的攻击，赖斯顿继续说，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约翰逊总统的运动和情绪、吵闹和骚动，而不去关心对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观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让我举出我头脑中跳出的几个造成这一问题产生重要发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书，牛栏坚持新闻导语必须表达该文件并不重要的立场，结果传达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让《纽约时报》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书，对于芬尼的第一篇报道，牛栏将其强制扼杀，这篇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时报》的实质，以及基于迪安·腊斯克告诉卡特利奇的消息对一条导语的更替。

3.去年1月对曼斯菲尔德的报道，拒绝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来进行报道，而首发新闻被巴黎《先锋论坛报》所抢得，坚持报道被插入到一篇有关德克森的相当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根本没有刊发那篇文章，不像《华盛顿邮报》和《明星纪事报》。）

4.对于肯尼迪第一篇有关越南的长声明，西顿拒绝承认这篇报道的重要性，直到经过长时间有关电视剪辑不会显示肯尼迪话语重复之后，他才对其予以承认。

我们可以在这里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我们应该很快停下来。一个记者要尽其最高水平拿出与《纽约时报》的想法相符合的华盛顿报道，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

18

可以肯定，关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将离开新闻编辑部的预测完全是基于传闻，但即使传闻在《纽约时报》社也有一种特殊的效力。一个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是世界上最爱打听消息的人，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能观察到一系列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这里听到点儿声音，那里看到点儿手势，形式上稍稍的改变——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结论。因为编辑部庞大，总有些人无所事事，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猜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宽大开放的新闻编辑部里，或者在相邻的丹尼尔的小办公室里，总会有各种让人产生兴趣的事情要么发生，要么受人注视，这意味着任何频繁出入丹尼尔办公室的人——包括丹尼尔本人——都会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尽管关于索尔兹伯里将被“踢到楼上”的传闻经久不散，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平静地坐在桌旁，给一个共产党朋友写信，这位朋友也许能够帮他弄到去北越的签证。对北越局势进行报道，是索尔兹伯里非常感兴趣的。迄今为止，由于无法弄到签证，还没有哪个美国记者能够进行这种大报道。而来自南越的报道，往往是些重复的陈词滥调，西贡已经成了记者趋之若鹜的首都，是许多美国女演员和政客们希望通过真诚的关心而扩大个人知名度的舞台，来自那里的电视报道正在越来越离奇：一个年轻的时事评论员，手持麦克风，站在丛林里描述战争的场面，同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枪声不断，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从电视屏幕前走过，不看镜头。但北越还并未受到过美国通迅的侵袭，而索尔兹伯里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潜入这种禁区进行报道的大师。

他不停地给国内和世界上的几百名有影响的人物——外交官、执政者、银行家、宣传家——发电报、打电话、写信，激发他们的虚荣心，寻求他们帮助，偶尔地使自己的行动适应这些人认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有利时机。1957年，索尔兹伯里曾设法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自1950年以来就禁止《纽约时报》记者入境。他还获准进入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根本没有美国记者来过。（索尔兹伯里后来曾给一位在这次访问中给他以很大帮助的阿尔巴尼亚人寄过一张圣诞节贺卡，但从此之后就再没有那个人的音讯和踪影了。）1959年，索尔兹伯里获准进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只有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到过这里。当年他还重回苏联，此前五年苏联曾禁止他入境，因为他在1954年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扬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写了令米高扬感到非常高兴的报道，米高扬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就给索尔兹伯里发了新签证，这样索尔兹伯里就可以再回苏联了。后来，索尔兹伯里到达苏联后，在一天晚上举行的招待会上正和米高扬谈话，忽然房间对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米高扬先生，当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谈话。这个人曾写文章诋毁苏联。”索尔兹伯里像米高扬一样，吃惊地扭过头看他。这个人是负责新闻部门的苏联外交官，他走过来，重复了刚才的话，场面一下子尴尬沉默下来。于是，米高扬平静地说，他知道索尔兹伯里是谁，还说在他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索尔兹伯里一直在努力争取能到北越采访。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沿着中国的边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内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愿。8月，他回到了纽约，仍尽他作为主编助理的义务，但继续进行私下的活动，给他认为对北越有影响的人物发电报、写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国人诺曼·莫里森抗议美国的对越政策，在五角大楼前自焚身亡。索尔兹伯里得知北越人民已经承认莫里森为烈士后，马上就与莫里森的遗孀取得了联系，并请她代表他给北越当局写一封信。她照办了。但几个月过去了，索尔兹伯里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6年11月，索尔兹伯里已经58岁了。他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对他的议论，他知道卡特利奇觉得应该提升阿贝·罗森塔尔当主编助理，以便将来可能接丹尼尔的班。但新闻编辑部里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如果不得到另一个能证明他的相当能力的职位，他是不打算放弃他现在的职位的。如果更高的管理层考虑他是主管《纽约时报》扩大的图书部的理想人选的话，那么索尔兹伯里确有发展这个部门的雄伟计划。他曾私下偶尔同卡特利奇、苏兹贝格和伊凡·维特讨论过这个方案。索尔兹伯里看到了《纽约时报》在图书业务方面有宝贵的机会，如果让他来管的话，他期望得到实际的自主权，当然要对业主负责，但不一定要向苏兹贝格的高级顾问们汇报。苏兹贝格、卡特利奇和维特不大愿意接受索尔兹伯里的要求，于是索尔兹伯里决定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动。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曾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写苏联的肃清运动、强权政治、高官之间的阴谋以及人民委员们的兴衰。他是一个工于官僚们小把戏的大师，而且还极其自信。他是在长年累月的孤独中靠奋斗崛起的，成功地写了虚构和非虚构类作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记者、演说家和语言学家——他永远都不会失业。他是《纽约时报》一个忠诚的管理者，但决不是一个哀求者，不是那种能悄无声息地被赶去干一个名义上职位高而实际上是闲差角色的人，不会相信通讯稿当中和谐的措辞，如“充分利用他丰富的经验”、“广阔的前景”等能够掩盖失落的事实。如果卡特利奇认为索尔兹伯里这么容易被打发掉，恐怕卡特利奇就要得到点教训了，尽管这位执行主编不像《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那样缺乏对索尔兹伯里的深刻认识。索尔兹伯里可以温和、友好而坦诚，但即使在他这样时，他也不会完全显露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索尔兹伯里的一部分总是让人远不可见，深不可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生就是独立的。他出生于一个封闭的、关系密切的家庭，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座很大但料理得井井有条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里，在贫民区中心显得鹤立鸡群。20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周围居住的都是穷人，是曾在俄国逃避兵役的东正教犹太人。他们先是移民到加拿大，后来结伴南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东北部。他们到达后在邻居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人们纷纷变卖财产，很快便只剩下索尔兹伯里一家与这些奇怪的富有抗争精神的人住在一起了。

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思想很守旧，并没有被邻居的变化所干扰，因为他通常避免和所有邻居交往，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他的兴趣都集中在他的家庭和这所房子上，这所房子归他的父亲所有。他的父亲是位医生，是这个古老的美国自由思想家家庭中杰出一员。最早的索尔兹伯里家族的成员是1640年作为工匠和农民从英国迁来的，其中许多在新英格兰菲利普王战争中参加过同印第安人的战斗。到19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族迁入布法罗，其中一人曾对1812年的战争[100]做了详细的日志，亲眼目睹了伊利湖上的几次水战。这个人的兄弟在布法罗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书店，创办了一家报纸《布法罗报》（the Buffalo Gazette）。他有一个儿子叫盖伊·索尔兹伯里，后来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但也是一个酒鬼。1869年的一天，他掉入布法罗河中，溺水身亡。

在这一时期，家族的一员阿马萨·索尔兹伯里在五大湖区游历，搬到了威斯康星，生有一子，模仿哈里森总统取名为奥古斯塔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个儿子参加了南北战争，后来成了医生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杰出公民。正是为了纪念他，他的孙子，也就是《纽约时报》后来的这位记者，也被叫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孩提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性格极其腼腆。由于他的邻居净是些东正教犹太人及其子女，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外人。但由于有这样一些朋友，经常听他们提到在俄国的生活，感觉到他们同远方统治者的冲突，他很早也就对地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也是在这段时期，索尔兹伯里的家里住着一位白胡子老人，一个参加过南北战争、曾被关押在安德森维尔[101]的叔祖父。这位叔祖父被释放时，体质很差，再也没有康复，也终身未娶，所以同索尔兹伯里的父母、一个婶婶和叔叔、小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妹妹一起住在这座大房子里。每天晚饭前，这个老人就把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放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大声读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最新报道。

索尔兹伯里对这些报道很入迷。他把大地图铺在地板上，找出战事发生的地点。10岁时，他自己写了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开头是“整个欧洲都骚动起来……”。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2岁时小学毕业，16岁时中学毕业。因为比他的同班同学小两岁，他老是待在同代人的圈外，几乎所有和他一起长大的犹太朋友都被迫辍学去工作了，这样索尔兹伯里便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他的家里摆满了书，他还写诗歌和文章，其中一篇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还在一个地方历史学会获了奖。他加入了男童子军，获得多次奖励，使他成了一个鹰谊会会员。他特别喜欢长途徒步旅行和夜间野外宿营。起初没有枕头他睡不着觉，但他训练自己，到后来反而有枕头睡不着觉了，这是他学会放弃的许多让他舒服的小习惯之一。

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的祖父索尔兹伯里医生却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普救教会的领袖人物，该教会现在已经同一位论教会合并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加入的这个教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哲学。普救主义者反对严格的教义，倡导一种宽容而自由的态度，要求其成员也要从他人的角度对待问题。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健康无害的建议，但当这个人在20年后的冷战和麦卡锡时代在苏联当报纸记者仍然持这种态度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从一开始索尔兹伯里就是个当记者的料。他有许多记者应具备的品质。他非常腼腆，但又非常有好奇心，记者工作是克服前者、满足后者的完美工具。在明尼苏达大学，索尔兹伯里当了校园报纸的编辑，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成了当时被叫作“尼古丁大战”的中心人物。大学校长在图书馆的前厅发出了禁止吸烟的最后通牒后，索尔兹伯里派他的记者去检验这条法律，不顾禁令吸烟，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来他还派其他记者去记录在图书馆看门人和被赶出去的吸烟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对话，索尔兹伯里本人后来还亲临现场。当然，这些对抗为索尔兹伯里的报纸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让1930年他在大学被中止了学业。这次事件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激起了大学生在校园里的示威，但索尔兹伯里受到的开除处分却长达几个月没有撤销。合众社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分社采访了这次事件，在此时期给索尔兹伯里安排了一项工作，这是他在职业记者生涯上迈出的第一步。

索尔兹伯里为合众社工作了近20年，辗转于从圣保罗到芝加哥，从华盛顿到纽约，到伦敦、开罗、莫斯科100多个城市，迅速地去报道新的灾难，起草电讯，应付最后发稿时间，忙得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酷爱行动的人，投身于不安静的代理人的竞争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现实的个人问题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新闻，搞到新闻，写新闻，迅速地写，索尔兹伯里在合众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这样。合众社既无人力也无金钱去和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美联社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合众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众社内部出现了一个现在仍然很小的国际服务中心，有一帮特殊类型的记者：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取得经验和冒险机会情愿少得报酬多干活。他们是一班开支不多的小伙子，冲进城里，雷厉风行做事，然后又急忙赶下一班飞机离开。在这个集团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颗明星。

索尔兹伯里喜欢长时间地工作，拥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欢激情和策略。在黑社会凶杀的日子里，他在芝加哥撰写有关阿尔·卡彭的报道，采访他的逃税案。一天在合众社的分社，索尔兹伯里的一位记者朋友，从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个眼线那里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杀芝加哥的市长托尼·杰马克。合众社的分社得益于这一帮助，迅速做好报道计划，安排好专用电话，设定抢先发表新闻的暗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市长或警方。然而，这个事件当时没有发生，这个得到线索的记者被搞糊涂了。当他陪同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旅行遭枪击后，这位记者的糊涂又变成气愤了，“这帮杂种欺骗了我。”这位记者说，坚持认为凶手暗杀的目标是杰马克，不是罗斯福。

索尔兹伯里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约一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姑娘，他把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决定之一。一年后他到了繁忙的华盛顿分社，主要是夜里工作。1942年他去伦敦报道战争，离开了他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与3岁的儿子分别时，索尔兹伯里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经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这是会成为许多记者一生顶点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去了。即使现在，当时在英国生活的细节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莱恩公园宾馆房间里的装饰，飞机俯冲的轰鸣声震得屋顶木瓦嗡嗡响，伦敦夜间戒严后在漆黑的街道上人们的沙沙脚步声。在他看来，伦敦再不会比这些危险的、富有魅力的戒严之夜更美丽了。当时他结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都保持着友谊，其中就有美联社的丹尼尔和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索尔兹伯里还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战后这位女士又到美国与他相见，使他原本已经复杂的个人生活更加复杂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后，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合众社驻莫斯科的分社，他开始报道苏联人对溃退的德国人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苏联人对苏联村庄和城镇的重新占领。1944年5月，他报道了在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重围的2.5万名德国人徒劳地等候撤离船只的血腥场面：

不管朝哪个方向，只要你走出一两步，你肯定会踩着一具尸体……海岸上到处是德国人试图用来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残余物。数不清的纸片在沙尘中旋转——通行证、军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苏联救援人员蚂蚁般地涌进战场，从被击毁的ME-109和FW-190飞机以及卡车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砾。我驱车在大街上走了90分钟，发现只有五处建筑尚可居住。市长瓦西里·耶特里莫夫估计，战前的10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1万人。我这一路只看到30个人……

战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回到了妻子身边，换了一个新工作，当合众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承认，这场战争促成了他的逃避行为，现在他希望适应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丝新的亲密感，但仅仅是暂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紧张的，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位女士来到了纽约。他想退出合众社去《纽约时报》工作，但没有机会。他不愿接受《记者》杂志或《时代周刊》为他提供的编辑职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优柔寡断，他职业生涯中的挫折，战争的结束，婚姻的终结，他日常生活整体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认为自己得了焦虑性神经官能症。一天，他进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诊所。

多年后，他的一些朋友指出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极度消沉的时刻，同时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奋起并在今后一生中仍会碰到的逆境中继续奋起的能力。但索尔兹伯里总是把这些赞美当作戏剧性的夸张而一笑了之。夸张，是那些希望轻易得出结论的人的逻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缓慢的、稳步的进程。他断定，他的紧张时期不是精神崩溃，而是一个重新评价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极好机会，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东西。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崛起之后的岁月里，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欢他，或者认为他工于心计。这些舆论不会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惊奇，因为他自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别人因为他太自信而不喜欢他，好吧，他的确很自信。1960年，当他发自阿拉巴马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诽谤案时，《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暗自高兴，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但《纽约时报》通过上诉打赢了这场官司。当索尔兹伯里怀疑一位来自上流交际圈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时，一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很震惊，但是当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堡垒》（The Ramparts）杂志进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后，这位年轻记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当克利夫顿·丹尼尔任命索尔兹伯里为主编助理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倒惊奇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认自己的弱点，把别人对他性格的真知灼见视为戏剧性夸张而不屑一顾，似乎不可能伤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种能展示出他真正个性的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似乎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一心想着在《纽约时报》的工作，然而也偶尔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也喜欢你在房间里四处看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一个他不很了解的年轻记者这样说。但《纽约时报》里没有人敢说了解他，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或者他们能通过他的工作对他了解一点，但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尔兹伯里1961年在他——背景设定在苏联，然而现在看来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说《北巴尔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当中所写的那样：

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层下的第一层甚至也让人难以捉摸。的确是这样。现如今，每个人都扮演着三个或四个角色。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展示出几乎无穷个可能性。他说的也许会是真的。但这是最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坚持不懈地拜访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的办公室之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被《纽约时报》聘用了。索尔兹伯里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尔兹伯里不是凭同样的毅力成功地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一张签证的话，他是无法进入《纽约时报》的，因为莫斯科分社18个月来空无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职位。《纽约时报》最后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写东西相对无拘束，1947年被拒绝再次入境，因此报社在报道苏联方面经常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视，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在索尔兹伯里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纽约时报》曾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了调查，而且业主也曾提醒牛栏对他的报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也很快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读者认为，他的稿件反映了许多对苏联过于同情的东西。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但当时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受到了审查，甚至每一个他看到的年轻苏联姑娘后来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天，新闻编辑部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索尔兹伯里有生命危险——苏联的秘密警察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准备拷问他，把他送上间谍审判法庭，而且要干掉他。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尔·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

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因为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这也许会被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叫作荒谬的推论，所以索尔兹伯里还是决定少说为佳。另外，当时从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报审查制度，《纽约时报》如何能准确地把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贴在它的电讯稿上呢？《纽约时报》的确偶尔地在它的社论中表示歉意，说“来自苏联的报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这并不是我们记者的过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索尔兹伯里一把，但并没有到治愈创伤的程度，这些创伤是由于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索尔兹伯里的一篇被审查得温和起来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纽约时报》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施瓦茨的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苏联问题分析家，后去锡拉丘兹大学当教授。苏联谴责他是“资本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锡拉丘兹开始为《纽约时报》写关于苏联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苏联人拒绝德鲁·米德尔顿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纽约，为《纽约时报》当全日制的专业撰稿人，在十层的一间堆满了共产党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办公室里写他的报道。施瓦茨是在离莫斯科4600英里远的地方写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而索尔兹伯里是在红场上写关于苏联的报道的，这当然导致索尔兹伯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宣传家，并最终导致《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私人冷战。

索尔兹伯里听说哈里·施瓦茨加入了针对苏联的《新共和》论坛，并且向人暗示索尔兹伯里正在被苏联人“同化”或者“极力与他们修好”后，不由得怒火万丈。纽约调查了这一指控。在检查了施瓦茨评论的抄本后，编辑们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于是就劝索尔兹伯里不要介意这些传闻，而要继续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索尔兹伯里与施瓦茨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冷淡，因为索尔兹伯里的许多电讯稿在纽约都被搁置起来，为的是照顾施瓦兹写的不受审查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施瓦茨在分析了最近的共产党报刊并征求了他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的苏联信息源的意见之后炮制出来的。（多年后，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他在《纽约时报》上评论了哈里·施瓦茨的一本书，这使得施瓦茨大为不悦。）

到195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待了五年多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来替换他。索尔兹伯里回到纽约家中。他已经45岁了，和妻子分居多年后离了婚。他希望能够在纽约市过一种平静而多产的生活。对于《纽约时报》的一个驻外记者来说，不管他在海外的生活多么艰苦，回到总部后未必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有一些好处：一是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周围没有那么多的编辑，没有那么多办公室里的琐碎小事。尽管这个驻外记者偶尔在凌晨4点被来自纽约焦急的编辑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要求他在一篇报道中插入一段话，以便呼应另一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消息，但他还是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随心所欲的写稿和走动。而当他1954年回到总部后，所有这一切就结束了。他先被安排在成排的办公桌中的一张桌子上，他不再像他在海外那样或许有秘书，现在外出时也没有司机接送而要自己搭乘地铁。他的周围是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已经去过世界各地但将不会再出去的疲惫不堪的老记者。他们去过国外的唯一迹象是他们穿的衣服，有些已经磨破了，但显然可以看出是外国裁缝制作的。这些老记者有时也继续留长发，保持着他们最后离开的欧洲城市的风格，但他们再也不会为《纽约时报》写许多头版报道了。这些任务给了那些争夺海外重大采访工作的、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索尔兹伯里回到总部时45岁，人们认为他既不老也不年轻。他的名气很大，因此不能被安排在房间的中间或后面，坐在那些酒囊饭袋式的人或更老的人中间的，于是他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过道边，挨着第一线高级记者彼得·基思和拉塞尔·波特，以及后来的霍默·比加特，但索尔兹伯里的活动处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为国际组承担最后的任务，是在他回到纽约不久写的一系列关系苏联的文章（这为他赢得了1955年的普利策奖），使得他一下子成了著名的记者。他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促销广告上，发行量激增，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纽约组的一些编辑怀疑他的才能，毕竟索尔兹伯里从没有为他们工作过，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的《纽约时报》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普遍的做法：整他一下，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起初作为纽约组一员的索尔兹伯里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关于垃圾的报道。索尔兹伯里发现，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几乎每一次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从欧洲回来都会恢复这一任务。在欧洲旅行期间，她通常都会发现，伦敦、巴黎或者她到过的其他什么地方的街道看起来都比纽约的街道干净。她措辞委婉、描述细腻的备忘录包含有她的所见所闻，会从主编办公室传给主编助理，然后传给纽约城市版主任，最后传给一位助理编辑，由这位助理编辑在编辑部里落实给一个记者。没有哪位编辑讨厌这个杂事：苏兹贝格家族毕竟是这家报纸的老板，而且比其他报纸的老板更少进行干预；苏兹贝格的品位只是在微不足道的方面体现出来，如《纽约时报》的广播电台WQRX不太经常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因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喜欢莫扎特——当然还有苏兹贝格夫人对诸如公园和保持纽约清洁之类的事情的兴趣。报道这一内容的记者通常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处理妥了：马上给纽约市环境卫生局打个电话，该部门的长官要么会感到惊奇予以否认，要么他会突然宣布在纽约开展一次反对倾倒垃圾的活动。这种报道可以写成6段，并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41版的最下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直到苏兹贝格夫人下一次出去旅行。

当索尔兹伯里1954年接手这项任务时，他起初不知道如何做。但他怀疑这是冷落他的一个微妙的小把戏，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要把这篇报道变成《纽约时报》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垃圾的文章。他的确做到了。

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挖掘关于垃圾的事实材料，发现某些天纽约共集中了16402吨垃圾，收集垃圾的工作是由9675名城市清洁工做的，纽约每个人平均扔大约4.5磅垃圾，每个环卫工人大约收集1.33吨垃圾，一个垃圾清理工要为835个纽约居民清理垃圾。索尔兹伯里就这一主题写了上万字，使之成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刊登在头版上。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这样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来保持城市清洁。除了亚洲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城市在乱倒垃圾、秽物方面比纽约更出名了。原因何在？

1955年克利夫顿·丹尼尔从莫斯科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并开始了他作为管理者的逐步晋升之路。索尔兹伯里的记者生活也更为顺利了，1962年他当了编辑。这段时期，伴随一段求爱的过程，索尔兹伯里的个人生活也开始改善，1964年4月他结了第二次婚。他的新妻子是一个可爱的、离过婚的女人，在波士顿长大，曾在鲍尔斯公司当模特儿。他是通过康涅狄格州的朋友认识她的。1966年夏天她陪伴他到亚洲旅行，当时他希望能够去北京或河内。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事先在华盛顿办好了他们去中国、北越或北朝鲜的护照，但索尔兹伯里夫妇最终没能访问上述任何地方。1966年8月，索尔兹伯里想到希望渺茫，就回到了纽约，但他继续给河内写信，向北越当局表达他想到北越进行报道的持久兴趣。11月，索尔兹伯里给河内发电报提议，如果在圣诞节时期停火的话，这也许是他的北越之行的合适机会，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多年来一直批评越南战争，《纽约时报》在现场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一再令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大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总统一次甚至向庞奇·苏兹贝格建议，报社应该换掉它在越南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拒绝了。哈伯斯塔姆的报道196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报大楼里在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分歧。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鹰派和鸽派——新闻编辑部、广告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里都有鹰派。后者的鹰派出于“法律的理由”拒绝接受一群艺术家、作家和编辑们的抗议广告，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一个编辑杰拉尔德·沃克。沃克曾组织抗议活动，主张不上缴一部分联邦所得税。鸽派则在年轻的记者、文字编辑特别是送稿生和校园通讯员中间占优势。一个年轻人，想利用牛栏在和平运动中的影响，用洗不掉的红墨水在牛栏编辑每天晚上到排字间排头版都要乘坐的专用电梯的墙上胡乱涂上：“伯恩斯坦先生，请阻止这场战争吧！”

庞奇·苏兹贝格，一个曾驻朝鲜的海军陆战队老兵，支持《纽约时报》编辑部反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但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强硬的鸽派态度。报社里对奥凯斯的观点最感到害怕的编辑是高个、瘦削、头发花白的汉森·W.鲍德温，他是报社自1937年以来的军事专家。1960年对于U-2型侦察机被苏联人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没有自杀而被俘虏一事，鲍德温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不悦。（“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活下来呢？这是一个只有鲍尔斯先生能回答的问题，”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也许要用他此后的一生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排在奥凯斯或鲍德温身后的，或者站在这两个极端人物中间的是其他的编辑和社论作家。他们对越南问题的观点偶尔地发生波动，在有些日子里比其他时候更具感情，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纽约时报》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从来不能完全地被预测。1966年11月甚至有这样一个例子，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篇社论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变了调子。第一个版本，作为打头阵的社论，评论了发生在越南的一场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荒谬的圣诞节停战，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12月24日凌晨6点之前尽情地残杀，12月26日凌晨再次开始残杀。在12月31日凌晨6点之前拿出你最凶残的面目，到了1967年1月1日，再次拿出你凶残的面目，这时你又可以投弹，放火，摧毁庄稼、房屋和人们的作品，直到1967年12月24日，这一切才可以再度停止。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当庞奇·苏兹贝格那天晚上在家里收到《纽约时报》的先行版，并读了赫伯特·L.马修斯写的社论之后，他打了奥凯斯的宅电，说他觉得这篇社论应该砍掉。苏兹贝格觉得这篇社论情感过于强烈。那天是星期六，奥凯斯休假，他的职位由他的秘书，前劳工专家A.H.拉斯金暂时负责，拉斯金读了这篇社论，同样觉得它过于情绪化，但是觉得直接砍掉这样做过于明显。奥凯斯说服苏兹贝格这篇社论只是应该将语气变得柔和，同时当天晚上奥凯斯及时自己编辑了第二个版本，删除了赫伯特·L.马修斯开篇的那段，使其以第二段开篇：

不管怎么说，让和平在圣诞节和信念统领越南几个小时，或几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比无间隔的战争好上很多。

较为情绪化的第一版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读者大量的称赞信，而对第二版的读者来信却不多。但在报社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思想的融合、深层的考虑、处理棘手的难题通常只停留在时报大楼围墙内——通常，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社论发表后的一个月里，时报大楼里还将编辑一篇非常大的有争议的报道，不仅在《纽约时报》的编辑中，而且也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冲突和重新评价。

1966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开始出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的迹象。在河内的电台连续两天谴责美国飞机轰炸北越首都的居民区后，美国第一次承认它袭击了河内的军事目标。华盛顿的记者怀疑这些袭击是否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第二天早晨，一份来自河内的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电报到了时报大楼。新任命的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先接到它，读了之后，来到索尔兹伯里的桌前问道：“这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意思？”

索尔兹伯里研究了电报，“是的，”他最终说。这份电报的语言不够清晰。“我想它是这个意思。”

“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说。

索尔兹伯里去北越的签证已经在巴黎给他办好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索尔兹伯里回了一封电报，请那个北越人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证实电报。他准备先飞到巴黎取他的签证，然后乘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飞机进入河内。

索尔兹伯里的长子，在索尔兹伯里1942年动身去伦敦时才3岁，现在准备12月底在纽约举行婚礼。索尔兹伯里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礼了，他马上要出国。但他没有说到哪里或为什么，他的儿子也没有问。

索尔兹伯里的出行是要严守的秘密。当然，丹尼尔、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包括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后来为他们对他保密而非常生气。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和编辑很快意识到索尔兹伯里从办公室消失了，但他们想象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回演讲了——也许是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把索尔兹伯里当成《纽约时报》管理队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个流放地的人。大约几天里，传闻四起，说不久就要宣布罗森塔尔提拔为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离开新闻编辑部。

12月的最后一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在考察了河内的损失并和人们进行了谈话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

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一种无声的怨气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开始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人员中间蔓延开来。

“《纽约时报》驻河内的人来了。”一位官员对威克分社的两个《纽约时报》记者说，其中一个记者对索尔兹伯里并不比政府发言人喜欢得更多。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露面时，在演说完后对华盛顿分社的另一个记者发起了攻击。腊斯克喝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严厉地瞪着《纽约时报》这位记者的眼睛，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的编辑，让索尔兹伯里到南越去采访那里的北越人呢？”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庞奇·苏兹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睡觉，一阵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没有熟睡。苏兹贝格听到迪安·腊斯克表示歉意地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晚餐。”

41岁的苏兹贝格，一时窘迫，不好意思承认他已经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腊斯克肯定是打电话来谈索尔兹伯里的。

“他按什么指示行动？”腊斯克问苏兹贝格。

“没有任何指示。”苏兹贝格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采访没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如此。”苏兹贝格说。

腊斯克的声音并不严厉——没有苏兹贝格记得的和约翰·肯尼迪谈话时那种紧张气氛，当时总统希望《纽约时报》能替换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腊斯克挂断电话后，苏兹贝格给克利夫顿·丹尼尔打电话，让他给这位国务卿回电话，看看腊斯克有没有想让索尔兹伯里去问北越人的问题。丹尼尔问了，但腊斯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而，其他人却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重复了过去人们对作为报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批评——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产党人同化了，他没有妥当地来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来源。《华盛顿邮报》指责，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南定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提供的数字一模一样。对此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声明中回答说：“显而易见，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第一份电讯中，以及在此后的电讯中，伤亡数字均来自于北越官方。他在河内怎么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数字呢？”

在《纽约时报》内部，也有对索尔兹伯里报道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汉森·鲍德温的批评，他从楼上大声地发表关于索尔兹伯里的令人不愉快的评价。《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内心深处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的早期电讯中缺乏对他消息来源的准确鉴别，没必要地把《纽约时报》拖进了又一场争议之中。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

在索尔兹伯里于1月的一天从北越回到新闻编辑部时，公告板上贴着一张克利夫顿·丹尼尔致全体人员的备忘录。上面写着：

传闻属实。

A.H.罗森塔尔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然而，没有公布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被踢到楼上，他仍然担任主编助理。罗森塔尔要承担作为丹尼尔副手的许多职责，索尔兹伯里只为丹尼尔承担特殊的报道：他得到了一个梦想的任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写作。首先他计划采访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这项任务将使他回到苏联几周。他要继续写他的书、文章、讲演稿。看起来，索尔兹伯里在海外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

所以，在索尔兹伯里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开始出席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应邀作为嘉宾的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拥挤的大礼堂里，他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新闻系和其他系的学生。索尔兹伯里站立在前面，透过他结实的钢框架眼镜环视大厅的四周，等着听众静下来后发表他的演讲。在后排坐着一位索尔兹伯里认识的20岁的小伙子，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的学生。这头发长到盖住了他的耳朵，但索尔兹伯里知道这个小伙子不会把头发剪掉的。索尔兹伯里知道，在去年夏天这个小伙子曾在庞奇·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为《纽约时报》当送稿生。苏兹贝格本人曾暗示他的头发太长，但这个小伙子仍然每天都留着盖过耳朵的长发来上班。这个小伙子就是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斯蒂芬。

此刻，斯蒂芬和其他人一起安静地听他父亲讲在北越敌后的历险。索尔兹伯里讲完后，掌声如雷。接着，学生们举手提了许多许多关于越南、中国和苏联的问题。

后来，一个同样留长发的学生，不过不是斯蒂芬，站起来问索尔兹伯里，他遭受这么多的批评有时是不是很恼火。索尔兹伯里摇摇头。

然后，稍作停顿，索尔兹伯里又说：“我对一个得到太多赞誉的报人表示怀疑，他很可能忽视了报道的某个方面。”

19

因为新闻编辑部仅有四个主编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尔兹伯里被留任，所以为了提拔罗森塔尔，其余三个主编助理中必须有一人不得不被调离或退休，被选中的是罗伯特·加斯特。可以预料，他对此事是愤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亚人，言语虽不多，但自尊心强，身体干瘦，表情冷漠。自从1952年当上主编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墙坐着，以略带不安的情绪，静观《纽约时报》的动态。1925年，他进报社当文字编辑。这一时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说的《纽约时报》的黄金时代。当时，范安达任主编，伯查尔是他的主要助手。报社还有一大批真正献身事业的记者，譬如拉塞尔·欧文，约瑟夫·沙普伦，还有著名的阿尔瓦·约翰斯顿，当然还有奥克斯本人。

十年后，随着弗吉尼亚同乡埃德温·詹姆斯掌管新闻编辑部，加斯特在编辑系统就开始腾达起来。他先是在纽约城市组当排版编辑，之后于1938年做城市组夜间主任，1948年就当上了城市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后，卡特利奇接任主编，加斯特开始感觉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无拘束的举止并不符合加斯特对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对这位主编热衷于密谋的政治风格感到羞耻，也曾被他过去的朋友、哥伦比亚新闻系的同事西奥多·伯恩斯坦发起的牛栏里的小宗派所冒犯。虽然卡特利奇于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两人都提升为主编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贬低成更次要的角色，仅仅负责主编办公室的零星杂务工作：器材和供应、职员开支账目、人事问题以及与大楼内其他部门的联系等等。在周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时，加斯特主管全体人员，要不然他仅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当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办公室后，加斯特觉得自己更是同新闻编辑部的气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尔1964年被提升为主编后，索尔兹伯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尔要罗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张靠近主编办公室门前的桌子腾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则要搬到远处的靠近牛栏的桌子上。加斯特迫于无奈，冲丹尼尔发了几句牢骚，只得照办了。两年后，当丹尼尔要加斯特把整个新闻编辑部完全让给罗森塔尔时，加斯特骂得更凶了。和丹尼尔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这是他从来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赏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服从了丹尼尔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综合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接受了“总编辑特别助理”的头衔。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从《纽约时报》退休了。

因此，为了求得新闻编辑部的有条不紊、协调一致，新年伊始，丹尼尔起草了一份长长的管理备忘录，明确了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的不同职责，重申了伯恩斯坦作为牛栏首领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在招聘人才、劳动关系、工资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纽约时报》职员的旅行及生活津贴等领域的责任。丹尼尔还表示阿瑟·盖尔布即将接替罗森塔尔任纽约组主任，加斯特将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还补充说：

在结束这份备忘录时，我还应该说，从1955年我进入纽约总部以来，我很高兴与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一起工作。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伟大的《纽约时报》的传统。我相信，这些变化一定能使我们带着更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前进。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报卫士责任的变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变化。

丹尼尔在公告板上还贴上了另一个备忘录，向全体人员告知对盖尔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离任：

加斯特先生为新闻编辑部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1年，他将带着新闻编辑全体人员对他职业的敬重和对他个人的爱戴告别大家。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加斯特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的任务是监管《纽约时报》正在扩张的新闻服务。这项业务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户，现在每天用电报向155家国内报纸和88家海外报纸发送报道、专栏文章和特写。但是，新闻服务由下属编辑负责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加斯特发现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来到报社。那是一个星期六，对他来说是一个正常工作日，这一天办公室里通常是非常安静的，仅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在忙碌，因为星期天版的很多内容——《时报杂志》、地产版、戏剧版——已经印好并被分送到报刊发售点，同时还因为是周末，纽约市的大多数商务中心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都已关门。除了一贯在周末也忙忙碌碌的体育部之外，新闻编辑部的情况是几群记者围坐在一起或隔着空桌子交谈，或站在体育部电视机前看比赛，尽量调低声音以防打扰文字编辑。大楼上面的几层大部分都没有人，关了门窗，《纽约时报》社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氛围之中。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庞奇·苏兹贝格现在的开销更多了，但他挣的钱也更多了。《先驱论坛报》停办和针对新合并的《世界日报论坛》的罢工从1966年4月24日持续到9月12日，《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10万份，达到了87.5万多份，广告刊登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固定纯收入创了公司纪录——纯利润超过900万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纯利润仅为500万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报论坛》在1967年5月停办，《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突破90万份大关，广告刊登率又增加9个百分点。门罗·格林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自1946年以来就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年已62岁的格林，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苏兹贝格期望有更高的广告率，不大关心广告商的反应或者广告行数暂时的减少，苏兹贝格还想把广告部、生产部和发行部合并起来，统一由47岁的年轻人安德鲁·费希尔负责，费希尔倡导使用电子计算机。只要格林还在，苏兹贝格就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格林习惯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门。苏兹贝格计划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满足于他获得的股权和一大笔退休安置费，愿意不声张地离去。

《纽约时报》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几年的印刷事务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巴黎，这个版在它18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亏损——据估计，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1949年创办它以来共亏损1000万美元。但纽约的大多数编辑都推测，庞奇·苏兹贝格会继续容忍这些亏损。他们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对这个版负有义务，因为这是他父亲创办的。他们还认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是促销价值的有特权的一项，不同于《纽约时报》已停办的西部版，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风险投资。

他们对这位年轻业主的认识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他宣布他准备关闭国际版。虽然在悉尼·格鲁森任领导的那年里它有了收益，它的发行量由4万份增加到4.7万份，广告量增长了20%，但它还是每年亏损150万美元。它依然无法赶上在欧洲已有79年历史的、出版势头强劲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该报最近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又使其实力大增。对海外美国人来说，巴黎的《先驱论坛报》比《纽约时报》形式更活泼，可读性更强。所以，因为不能战胜欧洲的《论坛报》，苏兹贝格便决定与之合并。通过这个版与对手的合并，他在新的经营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红利，这样发行量有望达到7.5万份到10万份。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它要发表詹姆斯·赖斯顿、拉塞尔·巴克尔和《纽约时报》其他专栏作家的文章，还要发表沃尔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尔德的文章，发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服务。这个新合并的报纸仍把《论坛报》的名字放在报头的显著位置，并且仍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负责监管。

悉尼·格鲁森留在那里完成了过渡时期，之后便回到《纽约时报》社，作为巡回记者帮助报道中东战争。不到一年他从《纽约时报》辞职，去当长岛报纸《新闻日报》（Newsday）的社长助理。尽管苏兹贝格竭力想挽留格鲁森，并派飞机把他从佛罗里达接到纽约，让他重新考虑去留问题，但当时也确实没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给格鲁森。虽然苏兹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国际版，但他并没有长时间为之烦恼，而是在纽约本社构思更重要的决定，他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以便随时应付他看到身边可能出现的许多新挑战。

苏兹贝格主要考虑的是，有无可能在纽约创办一份晚报，因为随着《世界日报论坛》停刊后，纽约仅存《纽约邮报》一份晚报了。苏兹贝格有时感到纽约市既需要也应该有第二份晚报，但有时又拿不定主意。尽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倾向和对公众服务的愿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暂的《世界日报论坛》毕竟使它的老板损失了1700万美元。问题还不单纯是财务上的，而且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这第二份报纸也许是一个有新名字的、内容复杂的日报，以娱乐性、艺术性、政论文、社会评论为特色，时报公司有了这份报纸会不会影响已有的早报的名声和特点？苏兹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坚持早报报道的严格性而对晚报就放松这些原则吗？如果新报完全脱离了早报的基调和束缚，如果新编辑要求得到自主权，会不会在报社内重新引出过去的公国问题？最后也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庞奇·苏兹贝格有无足够的时间奉献给第二份报纸？这种状况类似于50年前阿道夫·奥克斯想买下纽约的一家晚报《晚邮报》时遇到的情形。奥克斯最终放弃了那个念头，认识到买下《晚邮报》后肯定会分散他的精力。但奥克斯这个保守者，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发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时报塔楼（即现在的联合化工大楼），九年后被迫迁移出来，因为它已无法容纳报纸的规模了。于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纽约时报》今天的总部，后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又扩建了它的两侧和配楼。

现在是1967年了，这样的规模也难以适应《纽约时报》的迅速发展了。报社员工人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307人增长到6354人，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无法存放印刷机设备，只好在毗邻的派拉蒙大楼地下室租了块地方，之后又在派拉蒙大楼上面几层租了几处作为编辑室。《纽约时报》的西区分厂，建于1959年，主要用于进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发行量为160万份，平均每期558页，每季重量从4磅到7磅不等——已经如此拥挤，以至于门厅将被拆除，27英尺高的门厅天花板将降低大约12英尺。苏兹贝格领导的《纽约时报》突然变成庞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现金达2100万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经营多样化、规模扩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苏兹贝格投资50万美元获得了波士顿教学系统公司51%的红利，这家公司专门为学校和企业设计学习资料。苏兹贝格还以不公开的价格买下了设在新泽西州霍索恩的美国微缩胶片公司，以满足2000多家图书馆、大学、公司订购《纽约时报》微缩版的需要。《纽约时报》为弱视者创办了一种大字的文摘周报，还为大中小学生创办了这种文摘版。它准许波士顿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图形式使用《纽约时报》以前的头版新闻，还出售它著名的头版的摹真本作为新颖的礼物。《纽约时报》的图书部，与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间共出版发行50多本书，内容从烹调到通讯都有。《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著作的连载权，那时她已逃离了苏联。

和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达成的，它再次证明了《纽约时报》在既定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为社会制度负责任的发言人地位，它还显示了某种有趣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把《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同政府、媒体、法律和文学圈子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联系起来——它几乎是一个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把阿利卢耶娃夫人安全地带入了西方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一起顺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们为斯大林的女儿也为自己服务的规则。

阿利卢耶娃夫人的律师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楼的将军，叫爱德华·S.戈林鲍姆，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一个铁杆朋友。他曾担任苏兹贝格家族的律师达40年之久，在阿利卢耶娃夫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其“新闻人物”中描述戈林鲍姆时不知怎的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在阿利卢耶娃夫人逃亡期间给予她安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凯南，他是《纽约时报》的朋友，也是戈林鲍姆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邻居。戈林鲍姆不仅安排了阿利卢耶娃夫人新书在《纽约时报》上的连载，而且还安排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该出版社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戈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事务所）的另一个主顾，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诉威廉·曼彻斯特书案中曾经历过哈珀之战。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是埃文·托马斯（著名的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的儿子），也曾是威廉·曼彻斯特的编辑，约翰·F.肯尼迪的编辑，罗伯特·肯尼迪的编辑和西奥多·索伦森的编辑，也是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约翰·奥凯斯、汤姆·威克、C.L.苏兹贝格及《纽约时报》其他人的著作的编辑。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在杂志上的刊登权给了《生活》杂志，该杂志社的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娶了庞奇·苏兹贝格的姐姐、奥维尔·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阿利卢耶娃夫人逃跑的内幕是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写的，索尔兹伯里从他的朋友、前大使凯南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尔兹伯里在这篇报道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不愿意触及他在苏联的眼线，这段时期他还要经常到苏联旅行，苏联正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书的译者是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一位低调但人脉广泛的女士，曾在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过，曾在海外见过庞奇·苏兹贝格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她作为记者驻苏联期间认识了斯韦特兰娜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且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帮助刺客的遗孀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为哈珀和罗出版社写了一本书。

在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出版前几个月，通过阅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受到启发，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该刊的社长曾发表过前大使凯南的文章，它的主编罗伯特·曼宁最近在国务院工作，并且认识政界和新闻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书籍周刊》（Book Week）上，曼宁为詹姆斯·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写了一篇大为赞颂的评论，一个月后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为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吹捧性的评论。

当阿利卢耶娃夫人的题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书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发行后，《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书评”主任费朗西斯·布朗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评论家，并选中了奥尔加·卡莱尔，一位杰出的俄裔美国人——她是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卡莱尔女士的评论是赞扬性的，它被刊登在头版。《纽约时报》的日常版书评家埃利奥特·费里蒙特—史密斯，一个对办公室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曾赞扬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是“我们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深受斯韦特兰娜的书的感动，称它是“罕见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庞奇·苏兹贝格居于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约25万美元购买这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帮助宣传阿利卢耶娃夫人的这部畅销书，使《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的许多主顾都感到高兴，使《纽约时报》在那些曾被索尔兹伯里来自河内的报道，被奥凯斯的社论版上放肆的鸽派立场所冒犯的美国爱国者那里多少恢复了面子。能同时对许多人施加许多许多影响，这是《纽约时报》一个令人惊奇的品质。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摆动，通过落下它枯老衰败的叶子来做出调整，在一个世纪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报社》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当读者给《纽约时报》写信询问有关马修斯的近况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给他们回信解释说，马修斯已不再为新闻部撰稿，因为严格地说，他已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社论部的成员，这暗示了社论作者是不为新闻部撰稿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里·罗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论作者都经常为新闻部撰稿，而且过去几年里马修斯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他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在社论版上，或许在星期天版上偶尔也刊登他的署名评论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几个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总共刊登了六次。但作为一个不署名的社论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评论拉丁美洲事宜（有时批评卡斯特罗），评论中东和越南局势，还有约翰·奥凯斯认为值得评论的其他问题。奥凯斯很器重他的才华，而且也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忘记40年前在巴黎初识马修斯的情景。当时奥凯斯作为学生采访巴黎分社，第一次见到马修斯走进来，头戴灰色软呢帽，手戴米黄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马六甲手杖。

奥凯斯第二次见到马修斯是20年以后，在1949年，当时两人都在十层在查尔斯·默茨手下撰写编辑文章。马修斯当时是报社的宠儿，与《纽约时报》的老板关系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马修斯独生子的教母。但现在，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

新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一个令人痴迷而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造成了相当多无意义的讨论。我不会否认，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当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时，历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触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赋予卡斯特罗、他的游击队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声，以至于从年代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是整个拉丁美洲独立史过程中所有领袖光辉事业的开端。

然而，古巴“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为国务院白皮书所写的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应时代而生的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他的脚步……

回顾这过去的45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千变万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们时代历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个能让我们感到一丝自豪、一丝谦逊——以及某种无助的过程。至少，当我们想到有人并不会人云亦云的时候，还是会得到一丝残余的满足。

一位新闻从业者与很多片土地上的伟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须走自己的路——直到尽头。

赫伯特·马修斯这种人，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自我专注的个人主义者，与1967年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新任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不允许职员中有超我倾向，克利夫顿·丹尼尔同样如此。托平和丹尼尔都喜欢像他们一样的记者——冷静、可靠、不温不火。托平现在有丹尼尔的授权，可以立即召回不按纽约总部指令行事的记者。他可以调用迅捷的现代通讯工具和飞机，随意在全球差遣他的部下，如同调兵遣将一样，他不需要也不想再忍受那种旧体制，虽然那种体制造就了伦敦的德鲁·米德尔顿、巴黎的哈罗德·卡伦德、雅典的A.C.塞奇威克、罗马的阿诺尔德·科特西和联合国总部的托马斯·J.汉密尔顿这些出色的记者。他也给马修斯这样的巡回记者以更大的活动空间。

在新体制下托平充当控制塔首脑。重要的是，1967年像他那样居统治地位的记者只有从前当记者而今天做主编的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毫不奇怪，海外的鉴定是从四十三大街发出来的。海外分社的社长们失去了他们传统的地位，而且到1967年记者让《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更困难了。只有驻越南记者的稿件有优先发表权，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员均被托平指示过，除非绝对必要，不要每天都发来电讯，应把几天的事件浓缩起来用“包装好的”形式发回来。版面有限，再无足够余地用来刊登每天从15或20个国家首都发来的相对微不足道的政府消息了。甚至莫斯科分社，虽然它的报道过去在托平、丹尼尔或索尔兹伯里任分社社长时被放在《纽约时报》的突出位置，但现在和西贡新闻相比，已不那么重要。而且就《纽约时报》而言，华盛顿已经成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首都了。现在哈罗德·威尔逊或戴高乐或阿列克塞·柯西金所想的事情，并不像林登·约翰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样重要。重大报道并不在外国的大都市，而是在美国国内——美国在越南问题和黑人问题上的危机，大学校园里及街道上对当局的挑战。所以，除非一个记者在越南，或在发生周期性袭击事件的中东，或像亨利·坦纳那样在发生学生暴乱的巴黎，或像劳埃德·加里森那样在受饥荒折磨的比夫拉，除非记者周围是死亡、毁灭或某种革命，他就可以回到美国，那里每个人都面对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和暴力。

也许第一个反抗对海外报道的严格控制并且认识到国内有更戏剧性机会的《纽约时报》人，是36岁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压力不大但头脑清醒的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密西西比为一家乡村小报效力，后投奔纳什维尔的《田纳西报》，也曾为《记者》撰稿。赖斯顿曾读过他在这几本杂志上的文章，遂于1960年把他招进《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哈伯斯塔姆在华盛顿虽说还满意，但真正的报道才能一直未能显露出来，直到他1961年去刚果报道那里的战争。在那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没有编辑的指示和管制，他工作得最好。哈伯斯塔姆胜过他那一代的其他任何一个《纽约时报》人，更多地继承了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的优良传统——借用索尔兹伯里描述自己的话说，哈伯斯塔姆“胸中有数”。他是一个有干劲且非常投入的记者，不受常规习惯和官方说法的束缚。像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一样，他注定要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他1962年到了越南以后。

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丝毫没有表达出南越领袖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所一再鼓吹的乐观主义。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这种联合的分遣队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会打赢越南战争。他并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记者——还有合众国际社的尼尔·希恩和美联社马尔科姆·布朗，两人后来都加入了《纽约时报》——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报道不断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从而成为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最厌恶的人。那些怀疑哈伯斯塔姆报道的人，开始指责他言过其实，甚至1963年《纽约时报》有些编辑私下担心该报会再次被指控为煽动共产主义情绪。国际组给他拍了电报，言辞强硬地质问他，对此哈伯斯塔姆的答复甚至更尖锐。越南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杀害后声称，“哈伯斯塔姆应被烧死，我愿意提供汽油和火柴”[102]。

1964年，哈伯斯塔姆荣获普利策奖，平息了很多职业上的怨恨，但他仍然与国际组的成员们保持个性的差异。他走得太远，太快，他们没机会怀疑他的判断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带质问语气的电报，也曾因许诺的升职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后来被派驻华沙时，他结识并娶了波兰女演员埃尔兹比塔·齐泽夫斯卡，进而使得他与国际组的关系更复杂化：人们担心他会因为害怕被逐出波兰、与妻子分开，就会在共产党政权问题上措辞绵软。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写了几篇关于波兰人民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批评文章，之后在1965年12月，他以“诽谤罪”被驱逐。当时，在纽约总部，事实上几乎无人关心他的遭遇，当他听说有些编辑认为他是因自己的粗鲁而被驱逐时，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着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与妻子鸳梦重温。但在巴黎的报道工作令他厌倦，他似乎觉得任何在外国的采访任务都不会具有在美国国内才具有的挑战性。驻外记者魅力四射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偶尔也给纽约的朋友写信，倾诉他在目前体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现在越来越多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工作，不过如果他对此没意见，我也是。我现在的态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离开《纽约时报》的前景，就越确信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好的，确信自己不需要报社提供的安全感，确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我给阿贝·罗森塔尔写信说我想回到纽约，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与丹尼尔之间的通信进行得很愉快，没有发生什么摩擦）。有关丹尼尔：我认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纽约时报》下一代的典型代表，会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认为《纽约时报》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好的选择——因此为《纽约时报》工作是一个荣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权，而且与他交谈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他是《纽约时报》在工作上的化身……

我们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过了一周。她现在是报社最有威望的员工之一，因为丹尼尔几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只读她的文章（上帝，在选集的中间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电报，询问为什么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类的问题）。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讨论着未来，她不断地告诉我，新闻写作是唯一的写作方式，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一直采取这种写作方式的话，你将会到达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你的天赋将会逐渐地趋平，并最终耗尽，以至于当你退休之时，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断地告诉她《纽约时报》并不能够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而对于杂志写作来说，如果我将会为一本杂志工作，我会为自己喜欢的杂志工作，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看的《时报杂志》。她建议我去曼谷，我说算了吧。明亮的，艰苦而宽广的……

后来，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纽约，但即使在罗森塔尔手下，他也没有得到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在全国到处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辞职投靠了《哈泼斯杂志》。这位年轻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辞职令某些编辑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离去可能使得回到纽约的其他记者有了更灵活的条件。他们中的一个记者叫J.安东尼·卢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又随他一起去了刚果。他回来后，总部对他小心翼翼，为他安排了与其能力相称的好任务。1967年10月，卢卡斯被派去了解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岁姑娘的背景，这个姑娘与一个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纽约市东部村的一个锅炉房里被杀害了。进行这次采访的想法出自罗森塔尔。罗森塔尔的一位朋友认识被害姑娘的父亲，但写作和报道的方式完全由安东尼·卢卡斯自己把握。

这个姑娘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的有30个房间的住宅里。卢卡斯采访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城郊富人区养大他们性格活泼、很有教养的女儿。随后，卢卡斯把注意力转移到格林威治村，并采访了这个姑娘的嬉皮士朋友们。他们说，她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旅馆里，一大群年轻人居住在一起。她给他们提供大麻和迷幻药，自己也靠“吸毒逃避现实”。卢卡斯阐述了对这姑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的报道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并在内页还用了一整版。更不寻常的是，这篇报道的版面编排费了很大劲儿：叙述这个姑娘在康涅狄格的父母的部分，以及他们对她的看法和意见的部分使用了正常字体；格林威治村里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部分使用了斜体字。《纽约时报》过去很少在正常的新闻栏目中对一个报道采用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或许全年都不会再有别的特写报道更多地被《纽约时报》读者所谈论了，尤其是那些和女儿一起住在时髦郊区的人。这篇题为《琳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两个世界》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卢卡斯荣获的普利策奖，是《纽约时报》获得的第35次普利策奖，这是在1950年迈耶·伯格荣获普利策奖以来第一次由纽约城市组人员获得的此奖。伯格获得普利策奖靠的是他的一篇关于新泽西州坎登的一个退伍老兵的报道，这个老兵发疯后枪杀13个人。卢卡斯的获此奖尤其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满意，因为从1963年起他们就希望纽约城市组人员能获此奖，基于对犹太纳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和那篇有关皇后区38名公民漠视一位尖叫着的女孩被谋杀的文章，他们觉得城市组之前就有获得该奖的资质。

当了主编助理，罗森塔尔已经从纽约城市组晋升了一步，但他和盖尔布继续保持个人间的亲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时或下班后随时讨论一些关于报道观点和新闻方法的问题。自从文化组最近与纽约组再次联合，并且都归纽约主任负责以来，按照罗森塔尔的观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盖尔布的记者们办不到的。他们能挖出任何人的内幕，包括百老汇的演员、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鲍厄里街头的浪子。他们只需要事先和一个人明确他们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作为编辑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按照新闻编辑部的预言，如果盖尔布和罗森塔尔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不发生内讧，几年之内他们将控制整个新闻部。到目前为止，作为纽约组主任，盖尔布显示了优秀的决断能力，罗森塔尔也和其他三位主编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尔兹伯里。为了避免冲突，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做了这样的分工：索尔兹伯里负责承担丹尼尔的特别任务，帮助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招贤纳士，协助编辑一些特刊和增刊；罗森塔尔负责总部及驻外人员的更常规的日常事务。当丹尼尔外出时，罗森塔尔在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上代行主编的职责。索尔兹伯里对此无成见：索尔兹伯里对新闻办公室里谁坐在什么位置并不在乎，只要没有人限制他的独立性就行。

然而，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在丹尼尔的认可甚至鼓励下来牛栏观看西奥多·伯恩斯坦及其下属编辑们傍晚从事头版排版工作时，伯恩斯坦真有点紧张。伯恩斯坦极力保护这项特权，他不想让罗森塔尔——其管理潜力是他几年前就领教过了——像一个明星学生审视老师那样看他工作。当伯恩斯坦就此询问丹尼尔时，丹尼尔向他保证说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罗森塔尔只是看一看，牛栏继续为主编选择哪些文章应放在头版。于是，伯恩斯坦心情平静下来，而且在1967年他对总的情况还是满意的。对于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况，人事上的变动，《纽约时报》高级人员充满心酸的离开，已经渐渐从这个组织的舞台上和意识中消失了。只是在华盛顿还存在诸多的道德和协作问题，汤姆·威克的问题，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分社同纽约闹独立性的象征性人物。支持威克的人是令人敬畏的赖斯顿，在背后当后台的是一个前年就白发苍苍的虽已退休却没有闲着的人物，阿瑟·克罗克。

克罗克已年届80，但辞锋犀利，不减当年，不放过任何在纽约发表他的编辑意见的机会。196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后，谣言四起，说麦克纳马拉是被诡计多端的总统扫地出门的，克罗克在分社狡黠地笑着说：“是的，在大组织里做事就是这样。”

詹姆斯·赖斯顿从未完全着迷于克罗克的机智，他发现无法消除华盛顿分社对纽约编辑顽固的愤世嫉俗态度，尽管他和克罗克同样关心纽约通过遥控来管理华盛顿分社的不懈企图。然而，此时的赖斯顿宁愿对这场斗争超脱一点，停下来静观其变。在过去两年里，他对新闻业特别是《纽约时报》的方向做了大量思考，他到大学的新闻系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过多次演讲，后一系列形成了他的著作《新闻界的大炮》的基础，该书于1967年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赖斯顿经常感到《纽约时报》内部失和是相当正常的事——像很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一样，《纽约时报》正在经历一段自我解析、实验的时期，以便确定过去的技术是否适合于未来。尽管赖斯顿个人想保护这个分社，但他还是力求在实践和哲学方面考虑华盛顿和纽约的问题，试图提高《纽约时报》内部这场斗争的意义，并使之与一些更宏观、更具有历史普遍性的而非宫廷阴谋的东西联系起来。

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整整两代，美国一直是全球领袖，在这期间，美国在大学、基础设施、大企业和其他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智库——这种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人。但赖斯顿也认为，并且在他的讲演中也说，他们没有和其他美国人分享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这些人是赖斯顿所谓的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中的先锋人物。这个集团在大学基础生活、通讯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区”之中的运作。他们是流动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员——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西奥多·索伦森，理查德·古德温和道格拉斯·凯特。但这些只是许多人中的几个，赖斯顿也感到有这样一些人偶尔为《时报杂志》撰稿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对当前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登在日报上，或许应刊登在社论版后面的专版上。

这种观点在纽约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被认为是《纽约时报》可以将其纳入未来规划中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话。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提出更紧迫的大胆报道的问题，纽约想要大胆的报道，但认为从华盛顿分社无法得到。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置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

原则上讲，赖斯顿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出现了差异，情感和自我开始起作用，每个编辑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版面。虽然纽约总部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赖斯顿仍把它视为受传统限制的。它庞大而拙笨，它对新闻的态度是陈旧的。牛栏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价值观，他们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编辑部混乱和价值判断起家的或受其影响的编辑人员。这些人习惯于对发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对发生的过程做出反应，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编辑们经常把原因视为推测性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硬新闻放在头版或者在报社受到最优先待遇。

《纽约时报》可以为食谱和社交晚会安排准备可观的版面，它也拿出40%的平日报版登载贸易和金融信息，其代价是不把一些版面明智地用于开发赖斯顿认为是精神事务的东西——世界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正是前者孕育了反抗、革命和战争。赖斯顿在一次讲演中说，整个美国新闻界，不仅仅是《纽约时报》，预先打算把对观念的冲突的报道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去刊登那些街头打斗的报道，而且没有把后者与前者联系起来。记者们追踪报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像消防队员一样，火灭了就走了。越战爆发后，各报派出数百名记者赴越报道，每天的头版都充斥着他们的报道，还挤掉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闻报道，但在这场大灾难之前却没有派出足够的记者前往这些正在煽动动乱的地区，那时的报道才会唤醒防范性的政治行为。赖斯顿认为，有关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报道登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前政权下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却在新闻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不过，对这些新闻界弱点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即使对赖斯顿来说，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对于任何认真听过赖斯顿讲演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当演讲清晰地被写出来并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时，听众并没有得到最重要的答案。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会有任何答案，肯定没有一个使赖斯顿完全接受并与他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最高利益的责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这就是詹姆斯·赖斯顿的进退两难之处。他承认理想主义，但最终受到华盛顿现实的影响，如他认真去评论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坚持认为，并且在一次讲演中也的确说过，让美国公众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样就需要一个不是更顺从的新闻界，而是更具批评性的和更少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界。但是，赖斯顿本人在华盛顿的长期工作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他经常觉得有必要向公众隐瞒某些有争议的真相，这些真相会损及60年代在华盛顿尚存的有关新闻诚实的幻想。他不仅仅鼓励《纽约时报》限制报道猪湾事件，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公众知道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的U-2侦察机多次飞至苏联上空，直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才不得不报道了这一消息。赖斯顿肯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保护美国情报机构行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保障民主是必要的，不过这需要更详细地来说明。既然这个世界并非理想的，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就经常会充当白宫谎言的帮凶。赖斯顿承认，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无疑不会被围攻系主任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学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由圣人治理，所以必须进行道德调解。公众有知情权——但知情权有限度。在1962年第二次古巴危机当中，赖斯顿在一次演讲当中说道，过早地发布信息，暴露美国军舰和部队拦截向哈瓦那运送导弹的苏联军舰的行动，将会轻易地干预一场日后被认为是对美国权力和外交能力盛大、成功的演练。

然而，在越南问题上，华盛顿新闻界对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了解得太晚了。肯尼迪总统决定，加强美国在越南军事上的“存在”，从几百多名“顾问”增加到1.5万多名军人。这是美军数量升级的第一大步。这一决定得到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支持，遭到了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的反对。如果新闻界及时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并且发表了关于它的报道，赖斯顿猜想所有重要新闻都会突出三个要点：把美军人员增加到1.5万人的决定；总统顾问们有关军事升级的争论；按照赖斯顿的看法，还有他们都意识到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向越战投入的兵力达30万人。随之而来的无疑会有国会的争议和全国范围的辩论，可能导致这个决定被推翻，从而挽救数万人的生命，节省数十亿美元。相反，新闻界于1961年天真地报道，肯尼迪当局正计划向南越“适度”增加美国顾问性的帮助。回顾政府的行为，对赖斯顿来说像是故意欺骗。他也相信，此后的军事升级几乎是偷偷地进行的，但他给外交关系委员会讲课时没有多纠缠这个问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尼迪会议上的全部真相会做什么。人们只能根据他著作和行为中显示的哲学，假想他会保守这个秘密。

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103]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并且说就算不出新问题，南方的现实问题也够多了。约翰逊没有被说服。长期以来，他一直感到东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机构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他这样的人。然后，他告诉赖斯顿，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之前，他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不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而是他在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使全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同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赖斯顿当天离开白宫时，既沮丧又震惊。

像赖斯顿那样，在权力的边缘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与总统在某个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总统的状况所影响，不被总统的怀疑所困扰。尽管赖斯顿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全国游历，还往返于欧洲与美国，但华盛顿的事态仍是他关注的中心。如果赖斯顿对苏兹贝格一家不是有那么大的分量的话，可能他几年前就会被赶出华盛顿，调到另一个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长最近因为苏兹贝格一家认为他们太巴结或太熟悉华盛顿的场景和领袖而被轮换一样。但是，《纽约时报》传统上是把华盛顿分社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区别的。华盛顿分社是《纽约时报》的主要大使馆，其社长是苏兹贝格派驻白宫的大使。自奥克斯时代以来，这个统治家族一直想让华盛顿分社的人员与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是纽约的编辑们和华盛顿产生矛盾的核心。奥克斯与他的独立口号相反，可能想使华盛顿分社社长与政府领袖成为亲密伙伴。奥克斯没有靠触犯权贵、进行改革的十字军东征和支持无产者反抗有产者而使报纸获得大量赢利。奥克斯拒绝谴责克罗克的前任乌拉罕，尽管纽约的编辑们指责乌拉罕是威尔逊总统的崇拜者。尽管克罗克不怎么崇拜罗斯福，但碰巧奥克斯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下里与克罗克一样讨厌这位总统，而总统对《纽约时报》也有同样感觉。《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不时地对每一届政府提出批评，但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却总是对体制很小心，而且正是这种报道，这种微妙的影射和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约翰·奥凯斯的社论谴责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尽管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纽约编辑要求更尖锐的报道，而奥克斯的继承者，却使用这两种方式，通过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信使保持他们与当局的传统联系。虽然分社现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权，虽然赖斯顿不再是分社社长，但他仍然是苏兹贝格与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纽约的编辑谁也无权调动他，或改动他写的一个字。这个家族相信，赖斯顿的文章一定会令奥克斯满意，就像现在令他们感到满意一样。赖斯顿心中永远充满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注意他的观点。现在，是她的儿子在高层的学徒期，她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老苏兹贝格令人遗憾地不能行动了，但赖斯顿却继续用儒雅而热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和政府做出反应，像奥克斯那样，绝不会忘记他对两者最终相似的义务，没有因这两者似乎走了弯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个在《纽约时报》、在全国到处都充满异议和变化的时代，如同纽约的编辑执拗地盯住政府一样，赖斯顿也将在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费里兰写些热情高涨的专栏文章，刊登在奥凯斯有鸽派色彩的社论版上，尽管该版装饰着一只鹰。《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出自华盛顿的文章，揭露了尽管政府官员发表演说痛斥国际军备竞赛，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可是赖斯顿却企图提醒读者：苏联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防止中东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鸽派向新闻界泄露美国即将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的消息时，赖斯顿被这些行为弄得忐忑不安，他这样写道：“虽然公开讨论扩大轰炸这两个城市（河内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开揭露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时间却是不妥当的。”

有时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影响被夸大了，有时似乎又不这么认为。不能否认，赫伯特·马修斯影响了卡斯特罗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尔兹伯里在北越掀起过轩然大波。电视上播放阿拉巴马的州警在塞尔马打击争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镜头，骤然激怒了数百万美国人，几千名同情者在随后几天内涌进塞尔马，来支持这些示威者，呼吁制定新法律，暂时性地引起美国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内疚。这种关注与内疚后来随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种族主义者成了突出的新闻，就逐渐消失了。赖斯顿本人在其一生中，偶尔也通过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鼓励或反对政治决策。在《时代周刊》关于他的一个封面报道中，说他不时地向政府官员灌输自己的观点，在确信这种观点将得到讨论后，他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这种正被考虑的观点的文章，但不会暗示他本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发起者。这种事在华盛顿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里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讲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首都，新闻记者大约有1400人，比国会议员还多。专栏作家能几十年长盛不衰，而政客们却像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是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

赖斯顿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情况：他认为，也许总统的权力太大，需要新闻界来平衡一下；但他又认为，这种批评可能会太过分了，如约翰逊总统的“丑闻”所证明的，在全国煽动起不满情绪，帮助了敌人。李普曼论证说，所谓分化的舆论会对敌人有好处，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赖斯顿却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从两方面来说，既要看到批评的危险，又要看到批评的必要性。正如默里·肯普顿有一次曾经形容的，赖斯顿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左派或右派人物，不如说他是《纽约时报》人。

现在是1967年，赖斯顿发觉自己和纽约的同事陷入了一场关于新闻报道优先性与传统性的争论。赖斯顿主张应该有更多的报道自由，但纽约想加强控制。纽约总部对新闻的定义往往与赖斯顿和威克所下的定义正相反。赖斯顿认为世界应以华盛顿为中心，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以及牛栏编辑认为华盛顿应与纽约及世界保持并列关系。争论双方取得的一致的看法是，现代报纸不能静止不变，有争议的是合适的途径问题。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新角色存在于提供有思想的解释。《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已经开始更多地注重于新闻分析，写一些近似于新闻报道、对有争议的事实和陈述做出解释，并且同其他权威发言人的观点相平衡的文章。特纳·卡特利奇很早就提倡写新闻分析文章，认识到需要更新奥克斯对客观性的定义。但他后来又被他所谓的对这种创意的偶尔滥用所困扰，或许较赖斯顿更甚。卡特利奇不想让新闻分析来反映记者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只应出现在社论和评论家的专栏中。因此，纽约总部发给各分社的备忘录提醒记者注意其观点，这些备忘录使一些记者对卡特利奇以前关于更明快的写作的告诫是否真诚产生了怀疑。

在华盛顿分社，汤姆·威克在公告板上钉上了一段卡特利奇的话，其中指出，保持《纽约时报》传统的公正性的责任“有赖于编辑，也有赖于记者”。一个华盛顿记者说，这是谨慎的卡特利奇为了激化记者与编辑之间由来已久的对抗，以使每个人都失去平衡而采用的一种聪明的策略。但赖斯顿认为，卡特利奇没有个人动机，宁愿相信《纽约时报》的内部分歧实际上不是个性的反映，而是在真正的原则上的分歧。

整个1967年，赖斯顿一直这样来看待纽约的编辑。但在1968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突然使他不再这么认为了。此时赖斯顿才明白，纽约已经找到可以替代威克并接管华盛顿分社的人了。

20

詹姆斯·劳埃德·格林菲尔德今年43岁，一头黑发，反应机敏，彬彬有礼，非常注意外表，总想给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记别人的名字，总是注意别人，也经常赞美别人。他穿的套装质地优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衬衫，上衣胸袋里插着一个丝制手帕。他纯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着一种幽默感，总是让人想起电视广告中的成功人士，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身处美国特色的友好气氛中，身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为他送上马丁尼。这就是说，吉姆·格林菲尔德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时髦，他象征着大机构向公众展示的得意之作——虽未真正到达顶峰，但却是比那些达到顶峰的人更像样的人物。格林菲尔德通过努力工作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对行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专横无礼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喜欢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们都喜欢他，而且人们确实也喜欢他。

格林菲尔德出生在克利夫兰，父亲是一个印刷工，曾经是常备军中士。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满，对他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谋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岁时在《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 Press）办公室打工，和朋友或亲戚住在一起，这些经历使格林菲尔德较早地具有了对新人、新地方的较强适应能力。他获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靠在大学新闻社打工又挣了一些钱。1949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之音，在纽约和远东干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记者，一直干了十年，从东京到新德里，从伦敦到华盛顿来回奔波，长期的高消费造就了他优越的生活品位，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阿贝·罗森塔尔。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尔德结识了他。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还经常一起在印度旅行，从事采访任务，有一次还去了锡兰。

他们后来都被调往欧洲的分社——格林菲尔德去了伦敦，罗森塔尔去了华沙——他们及他们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1962年，格林菲尔德在华盛顿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记者后，辞职进了国务院，进了公共事务办公室。罗森塔尔来华盛顿时，便去看望格林菲尔德。如果格林菲尔德来纽约，也去看望罗森塔尔，而且通过罗森塔尔，他结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阿瑟·盖尔布，还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开国务院，去洛杉矶大陆航空公司与皮埃尔·塞林杰共事，当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闻界。有一次出差去纽约，一天与罗森塔尔一起吃午饭时，罗森塔尔提到了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的可能性。格林菲尔德表示有兴趣，随后罗森塔尔便与丹尼尔讨论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在亚瑟·盖尔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盖尔布手下至少有六个助理，因此费了几天工夫才在盖尔布周围密集的舰队中、靠房间前面在银色麦克风后面找了个地方给格林菲尔德安了张办公桌，但这还是设法把几张固定好的办公桌撬出来重新安放之后才办到的。格林菲尔德本身优雅的风度使他很容易加入进来。他没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谋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种随和的并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们及其他职员交谈。几周后当他开始向他们提建议时，他能做到灵活机智。

罗森塔尔并不特别清楚格林菲尔德最适合干报社的哪个角色，但是他逐渐把格林菲尔德看作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具想象力的下属编辑，足智多谋且与盖尔布风格迥异。盖尔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顺应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格林菲尔德的兴趣则在全国和海外。这不仅是指他曾生活过的国家，而且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104]，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后，苏兹贝格担心他和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散精力会影响《纽约时报》，于是他宣布晚报计划束之高阁。由于纽约的其他报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所以这个城市暂时还是只有一份晚报——《纽约邮报》。

罗森塔尔对苏兹贝格的结论深感失望。罗森塔尔对这个新事业一直充满热情和乐观精神，而且它也意味着自他就任主编助理以来的第一项重大项目，而现在他作为失败者退下阵来。其他管理者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这样说。其实，晚报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很少有人清楚罗森塔尔的投入和希望。尽管如此，罗森塔尔还是深感不安——他顺利而快速的升迁被中断了，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以打击，同时他又碰上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他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长篇著作，研究那个在读了麦坎德利什·菲里普的文章后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纳粹分子丹尼尔·伯罗斯的书，在一些期刊上没有得到好评，包括《纽约时报》自己的星期天“书评”。几乎和这种评论一样令人难堪的是，《纽约时报》选来的评论家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说家和批评家，以前曾在《村声》（Village Voice）上撰文诋毁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工作。事实上，《村声》是借罗森塔尔的升职而将矛头对准《纽约时报》的，或者说是表面上是冲他来的。它吹毛求疵地攻击《纽约时报》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105]这样的独家新闻。有一次《村声》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写的。他因编辑部的士气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变化而对罗森塔尔大加指责。

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书评”会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合写的《又一个牺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给《村声》的人来写书评，这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既困惑不解，又极为愤慨。他们禁不住要怀疑，这是否出于八层的某个下属编辑恶意的幽默感。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书评编辑能很容易地实现他的意图：这位编辑了解评论家的根底，了解他们的文学修养、虚荣心和弱点，他们在对待某些作家、主题或政治哲学时的倾向。他仅仅是使某一本书与某一个评论家组合，来达到某种差不多是确定的结果。在马克尔担任最高领导者的情况下，这种导致令人不满结局的文学杂交游戏在星期日“书评”的下级是不可能做的：当时总要努力把《纽约时报》的重要人物写的书和《纽约时报》的朋友的书交给友好的书评家。但现在“书评”无疑已不想再遵循马克尔领导下平淡的旧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风格，努力想造就一种更锋芒毕露的东西。约翰·西蒙，纽约文化圈里人人皆知的“坏约翰·西蒙”，回来为《纽约时报》撰稿，他与马克尔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人再提。《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抗议的书评，读者抱怨这些评论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见使一些书根本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机会（例如，西德尼·胡克对于迈尔·齐利格斯博士的《友谊和同胞相残：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评论）。同时比起以往的评论，《纽约时报》现阶段发表的评论似乎都无缘由地恶毒许多（例如威尔弗里德·拉希德对威廉·斯蒂伦的《奈特·特纳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评）。

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106]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

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

然而，起初人们对她评论的反应也是令她不安的。当一个自由作家找她合作，要为她写一个传略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时，她恳求把这想法推迟一下，理由是在不远的将来她会被解雇。但是，此时编辑们可没有这样的意图。尽管意识到自己对电影迷们尤其是国外或艺术家市场的电影迷们的巨大影响，但她不像巴恩斯有力量去成就或破坏一个作品，而且《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认为她文笔很好，把一些并非娱乐性的题目写得妙趣横生。在评论1968年1月联美电影公司出品的《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时，她写道：

即使你心目中的一段美好时光是观看很多中年德国人——其中有些非常肥胖——但全都对着艾尔克·萨默脸红、做鬼脸、出汗，为之倾倒，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看《极奔自由》这部电影，因为作为今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它在许多非常无趣的方面让人感到不可置否的糟糕……这部电影有点像一部装模作样的彩色色情片，一部在第四十二街上迷失了方向并最终飘荡至阿斯特剧院的裸体电影。

这样，雷娜塔·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社度过了试用期，成了一班年轻记者中最晚加盟的一员，他们使《纽约时报》的新专栏更精致了，正在实现主编丹尼尔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克利夫顿·丹尼尔担任主编一职进入第四年，使他感到自豪的，不仅对艺术以及社会有了更为生动的报道，而且其他专业部门的报道也有了改进。任命罗伯特·利普赛特为体育专栏作家，让他与阿瑟·戴利轮岗的决定，给体育报道带来了一种平和的文学的色彩，这种色彩是自《先驱论坛报》和雷德·史密斯消失之后纽约的早报都缺少的东西。丹尼尔还在改进《纽约时报》的讣文撰写方面发挥了作用，安排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名叫奥尔登·惠特曼的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弗雷德·M.赫金杰被任命为教育新闻部主任，取得了他的前任们不曾有过的成功。自从几年前杰克·福里斯特退休后，汤姆·马拉尼一直负责财经部。照片部有着决定《纽约时报》选用哪张婚礼或订婚照片的权力，归一位有阶级意识、不收受贿赂的拉塞尔·爱德华领导。

国外的、全国的、地方的职员现已明确都处在纽约的管辖权限范围之内，丹尼尔现在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自信了。辞退考夫曼是很不得体的，这对丹尼尔来说是一次感到不安的体验，这种体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丹尼尔对克莱夫·巴恩斯的发掘是非常成功的。

事实上，自从1967年1月他的朋友索尔兹伯里从越南河内凯旋后，社里的生活对丹尼尔来说变得更好了。尽管丹尼尔与庞奇·苏兹贝格的关系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融洽，但他们在整个1967年一直理智地相互协调。随着1968年到来，丹尼尔对自己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当清楚了。卡特利奇仍然躲在幕后，但这位总编辑近来到处旅行，一位去过新奥尔良的《纽约时报》记者带回消息说，卡特利奇已经在那儿安了家。也许卡特利奇会比大多数管理者所预料的更早退休。

此时新闻编辑部里唯一没有解决的而且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华盛顿分社社长人选。1968年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加速进行，威克忙于自己的专栏而经常不在首都，如果找个恰当时机让威克把分社让给另一个有更多时间处理行政事务的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但是，像过去一样，好像没有令人满意的人选可以接替他。丹尼尔和纽约的大多数管理者，不包括罗森塔尔，仍拒不接受麦克斯·弗兰克尔，而华盛顿其他人也都没有资格。在纽约，有人暗示罗森塔尔行，但他不想放弃目前的管理职位去华盛顿，索尔兹伯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到华盛顿还不知能否干得令人满意。对伦敦分社社长安东尼·刘易斯来说，情况可能也是这样，华盛顿分社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刘易斯接替威克当华盛顿分社社长，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弗兰克尔辞职，还有其他人也会辞职。今年，弗兰克尔在报道白宫方面做得很好，尽管丹尼尔、卡特利奇等人对弗兰克尔管理才能的保留态度，他们不希望失去弗兰克尔作为记者的贡献。

所以，这种状况近乎是难以解决的。威克，此时可能不想再干这个职位，但仍然把住它不放。他必须守住它，就像一个人经常不得不珍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赠送的，而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一样。这还涉及赖斯顿的虚荣心，威克不得不尊重它，直到安排某个体面的退却或替换令赖斯顿满意为止。不过，对几乎每个人都很明显的是，威克正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专栏写作，这给《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增色不少，就连纽约的编辑们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索尔兹伯里最近已成为威克大作的狂热读者，他非常赞赏威克经常在他关于首都和全国的情绪变换的报道中所展现的情感和洞察力。

但奇怪的是，威克是唯一没有被《纽约时报》促销广告中宣传过的专栏作家。拉塞尔·巴克、C.L.苏兹贝格和赖斯顿，经常被《纽约时报》的广告宣传，而且配有他们的照片。《纽约时报》也同样宣传过像克雷格·克莱本和夏洛特·科蒂斯这样的专家和优秀的文化评论家。起初，威克认为那只不过是个疏忽，虽然他在接替克罗克任专栏作家时已经感到受了冷落。《纽约时报》宣布克罗克退休的报道再次详尽地讲述了《纽约时报》这个老兵多彩的职业生涯。不过，它没提到威克是克罗克的接班人。此后两年中，威克仍旧没被报社广告宣传过，好像一种南部种族间仇杀式的斗争在《纽约时报》社内部的确开始了。威克的自尊心使他没有公开追究此事，但他内心怨气日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加上他做分社社长遇到的很多其他挫折，才使他更加专心于自己的专栏，也使得分社继续按自己的惯性运作。他不是纽约选出来的分社社长，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主要是因为纽约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他。看来好像这个僵局还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突然之间，情况起了变化。威克知道了纽约已选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来接替他。

这是罗森塔尔的主意，后来逐渐得到丹尼尔、卡特利奇乃至最后庞奇·苏兹贝格的同意。自晚报版计划放弃后，格林菲尔德一直无所事事，罗森塔尔深信格林菲尔德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定能出色完成任务。格林菲尔德和政府及其外围的重要人物，同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的同事们，仍然保持联系。不论是获得消息方面，还是摆脱政府发言人经常炮制的愚民政策方面，他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老练和影响力，早就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同于威克，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写文章，而会全身心投入分社的管理工作。罗森塔尔认为，格林菲尔德那种圆滑的、既和气又有礼貌的个性也会有助于他赢得分社人员的支持，从而解决纽约其他编辑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样，事情就最后决定下来了，纽约的人希望马上宣布。但是赖斯顿获悉后建议，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人事变动都应推迟到总统选举之后。他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来阐述理由。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便认为自己的建议正被纽约总部考虑采用。但几周后，就在庞奇·苏兹贝格按计划到达华盛顿宴请赖斯顿和威克之前不久，赖斯顿明白了，苏兹贝格仍然决意立刻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分社。纽约总部的编辑们认为没理由等到大选之后，苏兹贝格支持他们的意见。

庞奇·苏兹贝格来到华盛顿分社后，当天就打算宴请赖斯顿和威克。赖斯顿表情严肃，态度冷漠。赖斯顿不能支持纽约的这个计划，他告诉苏兹贝格，他不想和他一起吃饭，苏兹贝格应该请威克一个人去。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反应多少有点惊讶，尽管他已预感到这个决定的微妙，所以他亲临华盛顿正式宣布这个决定，而没有派特纳·卡特利奇。苏兹贝格也认为威克是亲密的私人朋友，而且他想在华盛顿举行晚宴会减少闹误会的风险——这种方式轻松随便，就像过去他和威克及赖斯顿经常讨论业务时一样。在苏兹贝格看来，威克没有感到丧失颜面，相反他情愿自由地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也愿意从办公室那些无关紧要却令人焦头烂额的事务中抽出身来。苏兹贝格事先就听纽约的编辑们说威克非常愿意甚至是迫切想辞去分社社长职务，苏兹贝格假定这是真的，便照此行事。

但在和威克一起吃饭时，苏兹贝格认识到情况并非确切如此。威克有点紧张，明显很不安，为他对分社、赖斯顿和自己的忠诚而焦虑。威克感到纽约自行选出一个官僚来迅速替代他，这个决定伤害了他。他私下怀疑，罗森塔尔很可能把威克视为未来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于是希望把他威克清除掉，同时在华盛顿安插一个对他没有威胁、又欠他人情的同伙。威克是否被主编职位这样的目标所诱惑，与他同苏兹贝格一起吃饭时的情绪和理论依据毫不相干。威克此时感到受了迫害和排挤，被贱卖出局——于是他愤愤不平。

苏兹贝格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之后，让威克放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会使每个人的生活更轻松。次日早晨他便乘专机飞回纽约，不料途中遇上暴风雨，一路上颠簸碰撞，让他感到大难将临。与苏兹贝格一起吃饭之后，威克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他通宵未眠，在挫折与痛苦的感觉中生了一夜闷气。

第二天，威克打电话去告诉苏兹贝格，他打算向职员宣布辞去分社社长的职务，但苏兹贝格请求他推迟一下。苏兹贝格说，还有其他一些细节问题要先解决，还说没来得及通知伦敦分社的刘易斯或麦克斯·弗兰克尔。威克清楚流言蜚语在华盛顿传播有多快，希望使自己免遭更多的屈辱，希望自己在华盛顿宣布辞职可以暗示是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决定，或至少他在这个决定中扮演了令人满意的角色——他不想在纽约的编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蒙受耻辱的无条件投降者。但苏兹贝格继续劝说威克什么都不要做，威克照办了，不过他在分社的朋友都觉察到也理解他的不自在。不久，麦克斯·弗兰克尔和其他人都像威克一样感到绝望，便也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

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令华盛顿分社职员不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纽约总部任命的，他在分社出现是对威克和赖斯顿的当众羞辱，而且也在于他们真的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加入《纽约时报》才七个月，而且他此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行政人员，是靠与皮埃尔·塞林杰的朋友关系谋得那份差使的。他被分社人员视为一个“鲍比·肯尼迪式的人物”。人们感到，如果他负责分社，那么他的政治忠诚会给《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政治事件报道带来怀疑。他们还想起格林菲尔德在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办公室工作时对新闻界很不坦诚的那些事情，还有人宣称他曾试图查封来自《纽约时报》驻刚果的记者的消息，后来又支持《时代周刊》生活部（格林菲尔德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驻刚果的记者从事同样的报道工作。分社的几个职员之所以反对格林菲尔德，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世故，借名人名字来炫耀自己，似乎过分痴情于政治生活微不足道的富有魅力的一面。一句话，他们认为他不适合代表《纽约时报》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

尽管如此，对他的任命据说仍会即将到来——这个消息很快在华盛顿不胫而走。它传遍了新闻界，也成了不抱幻想的、《纽约时报》记者的妻子们的电话谈资。汤姆·威克的妻子内娃认为，这样对待她的丈夫太不体面，她曾在与赖斯顿通电话时以及在后来接到卡罗尔·苏兹贝格的电话时表达了她的感想。在所有这些内部的纷扰期间，华盛顿分社继续不中断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报道受到了可怕的影响，分社和它在这个1968年2月第一个星期所撰写的头版故事所遭受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似性；河内广播报道，南越最近接连受到袭击——越共进攻了南越四十四个省府当中的二十六个，决心推翻傀儡政府及其美国盟军。华盛顿对这一新闻感到非常震惊，而汤姆·威克在报道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时，引用了一些议员的话，将河内的报道形容为“令人尴尬的”和“具有侮辱性的”。不过麦克斯·弗兰克尔对此的报道是，白宫的态度依旧自信而坚定，同时约翰逊总统发誓说“敌人终究会一次又一次的倒下”，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投降”。詹姆斯·赖斯顿，像华盛顿大多数人一样对越共进攻感到不知所措，利用他的专栏集中分析了河内的恐怖策略；但几天之后——当盟军开始反击，派喷气式飞机在西贡、顺化和南越的其他城市低空盘旋，摧毁了盟军先前曾加以防护的南越——赖斯顿在专栏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证明这一屠杀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越南在战争中毁掉，那我们将如何拯救它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像赖斯顿曾针对纽约编辑提出的那个问题。赖斯顿是应该发起一场反击，来阻碍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的占领，但同时也有可能会震动整个《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引发一场会损害报纸公众形象的丑闻吗？还是应该为了企业的和平与和谐接受更高一级的决定呢？

赖斯顿等了几天，而后动身去了纽约。

在新闻编辑部，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已经接受了几位获悉任命他去华盛顿这一消息的记者的祝贺。起初，他勉强敷衍几句，正式任命事宜苏兹贝格办公室还要等一等，尽管他听说任命书已起草好，但推迟几天着实让他有点担心。当他向罗森塔尔表示他的疑虑时，对方很快向他保证无须担心——这个决定已不可更改，老板已签署了，格林菲尔德将成为华盛顿分社的新任社长。

格林菲尔德感觉好多了，但他仍不情愿向编辑部询问他的那些人详谈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迅速传开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不仅包括新闻界人士，而且华盛顿政界人士也向他的新闻界朋友打听有关他任命的消息，当时正夹杂在越南传来的坏消息中间。格林菲尔德刚才还接到了一位在《新闻周刊》的“新闻界”部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

“我们听说你要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了。”她开门见山说。格林菲尔德轻声一笑，回答道：“噢，消息传得真快呀，”并且问：“您是在纽约听说的吧？”

“不，”她说，“我是从华盛顿一位可靠线人那里听说的。”

“噢，”他说，“非常抱歉，我现在正在国际组，周围有些人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不好多说……”

“那么，您能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是的，是真的。”他说。

“什么时候宣布？”

“我想，星期五吧。”他说，意思是2月9日的星期五。

“我听说会在星期四宣布。”

“噢，”他说，“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我的更确切。”

这位《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将于星期四中午给他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意。

在时报大楼14层上挂着一台老爷钟，是奥克斯的，还有一个奥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耸立在宽大的走廊里，只要你离开电梯，进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头磨得溜光，墙上挂着一些《纽约时报》社旧址和已经长眠的管理者的画像。接待员是个男的，很有礼貌，语调委婉。这个人是个长脸，长相平常，头发发红，又高又壮，似乎能够把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抱怨世界局势，或者抱怨约翰·奥凯斯对某个遥远国家的苏丹言语失察的来访者赶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层的氛围很平静，走廊两侧管理者的办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静。

东侧，从电梯向左转，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莱斯特·马克尔的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这位77岁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一直坐在轮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儿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里的奥纳西斯水库。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儿，还有仆人，有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照顾他，两只调皮的蝴蝶犬跳来跳去使他感到高兴，但在它们咬他心爱的家具时他也气得猛摔拐杖。但他决不会和它们分开：他孩提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里从没让他养过狗。

14层的另一部分是年轻的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有安德鲁·费希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雕刻的，很时髦；走廊尽头是业主办公室，这是个豪华套间，装饰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苏兹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过，庞奇·苏兹贝格进来后，他也就好像使得这间大办公室成了很随意的地方。他经常穿着衬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样的办公桌后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动弹，斜倚着，把腿伸到桌子上，碰着文件箱和电话，这电话使他能够与他的业务顾问、他的编辑、他的飞行员和他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周围的书架上塞满了他一直感兴趣的真皮精装书籍，但是他手边的书都涉及管理大机构的最新技巧，诸如《管理系统》（Management Grid）和《管理与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类的书。

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

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饭了，威克决定去吃点东西。他走进位于四十三大街的离时报大楼东面只有两个街区远的世纪俱乐部。他最近刚被吸收为世纪俱乐部会员，这是个排他性的男子俱乐部，成员包括很多杰出的作家、编辑、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社论作家。这是威克第一次来，他进来时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很不自在。

在大堂里，一个穿白色夹克、有礼貌的黑人守门人上前迎接他。然后他走上大理石台阶，便发觉自己置身于橡木板镶饰的、吊顶很高的房间里，人们散乱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午宴前的饮料，窃窃私语着。还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软的真皮沙发上，读着《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威克要了一杯马丁尼，喝完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起身上楼，发现了吃饭的去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围有几张小桌子，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些桌子，旁边坐满了不谈正事的窃窃私语的人们。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马丁尼开始起作用了。坐在对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样子看上去有90岁了，他说他曾经编过一个杂志。当威克含含糊糊地与老人交谈时，他观察了这个房间，远处的房间——所有桌子旁都坐着陌生人，只有一张桌子例外。在这张桌旁，在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对面坐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是世纪俱乐部会员，《纽约时报》的几个高级人员也是，他们中有约翰·奥凯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和詹姆斯·赖斯顿。威克吃午饭时不知道这事，但赖斯顿那时也在俱乐部里，坐在一个隔墙后面，和华盛顿分社原来的同事约翰·庞弗雷特在一起，这人现在是《纽约时报》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员。

赖斯顿和庞弗雷特起身离开时，他们看到了威克。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又惊又喜，很快这三位《纽约时报》同仁便开始了热情的交谈，索尔兹伯里从房间对面看到了他们。虽然他起了疑心，但却没有对弗里蒙特—史密斯流露出来。索尔兹伯里不知道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是否会按计划执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没问过丹尼尔或罗森塔尔。实际上，他并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调动格林菲尔德去华盛顿的计划，因为他感到此事有点不太吉利，尽管他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他的感觉是对办公室变动敏锐意识的结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宣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已经推迟了几天。此刻，看着赖斯顿、威克和庞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纪俱乐部的餐厅里，索尔兹伯里那敏锐的神经又跳动起来了。

他离开俱乐部后步行回了时报大楼。在新闻编辑部里，编辑们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似乎很平静，格林菲尔德站着和一位文字编辑谈话时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麻烦。下午4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编辑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开每日例会。会议像往常一样由丹尼尔主持，周围坐着罗森塔尔、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编辑。丹尼尔背后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细条纹套装，两腿交叉，舒服地坐着，皮鞋擦得锃亮，有一只脚轻轻动着，这就是特纳·卡特利奇。如果赖斯顿和威克在新闻编辑部，他们无疑会被请来出席会议，但这两人都没有在三层露面，索尔兹伯里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知道他们俩都在纽约的人了。

2月7号周三的这个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越南的战局依然糟糕：苏联造的坦克骚扰着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区域，越共的武装正向西贡渗透；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仍无法让朝鲜交出被逮捕的普韦布洛号及其82名船员俘虏；西奥多·索伦森在新罕布什尔作为肯尼迪的发言人，反复唱衰任何企图怂恿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作对并加入初选的政治行动；明尼苏达参议员、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尤金·麦卡锡反对越战，加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这一行动得到了《纽约时报》社论的支持，该社论同时谴责了罗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麦卡锡也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

会议照常进行到大约20分钟时，突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卡特利奇一个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间。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来自业主办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电话并无什么异常，但过了五分钟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后，索尔兹伯里从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测出有一种轻微的变化。并不是说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静，而是他似乎太平静，太随意了，这是一个人想竭力掩饰内心世界的那种表情。散会后，编辑们一个个起身走出来，而卡特利奇则一动不动，并请罗森塔尔留下，卡特利奇说有事情要同罗森塔尔和丹尼尔讨论。索尔兹伯里走出房间时，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华盛顿了。

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罗森塔尔示意格林菲尔德过来，然后带他出了新闻编辑部，进了三层的走廊，之后进了接待室旁边那两间小屋的一间。房间没有窗户，只比忏悔室宽一点，天花板很高，里面有几把小椅子和一张小得像棋桌那样的桌子。这两间房有时归下属编辑使用，往往是在他们会见那些准备不充分的求职者时使用的；有时记者们采访那些怒气冲冲的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时也会用到，来访者反映的事实是令人怀疑的，不适于发表；或者职员中没有个人办公室的，想谈机密事时也使用这个房间。罗森塔尔等格林菲尔德进来后关上门，两个人坐下来后，罗森塔尔便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听了后几乎要哭起来。

格林菲尔德回想起他的预感，他原来就担心这事可能不会实现。即使有预感，他还是很震惊。他想，要是事先赖斯顿更清楚、更明确地反对威克辞职，那该多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办公室大错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尔德自言自语，“如果赖斯顿暗示一下乔治·鲍尔”，他格林菲尔德得到提醒，就会拒绝去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并没有主动要求分社社长这个职位，在加入《纽约时报》时就给他许诺过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没有明确说明，他也并不多么渴望回华盛顿，要是他知道赖斯顿坚决反对，他肯定是不会去的。但赖斯顿并不明确，纽约总部也许不想真正了解赖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想绕过去——但现在遭到了迎头撞击后，难以回避了，而且在纽约总部也没面子可挽回了。从罗森塔尔脸上的表情，格林菲尔德看得出，他沮丧到了极点，格林菲尔德本人也窘迫不已。

“阿贝，”最后格林菲尔德说，“帮帮我吧。”

罗森塔尔点点头。

“阿贝，再不要让我留在这个地方了。”

罗森塔尔很理解。于是，格林菲尔德当场就辞职了。

格林菲尔德回办公室取东西。当时接近下午5点，是工作日中最忙的时候——屋里挤满了记者、编辑、办事员，另外一些职员刚在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休息了片刻，此时正走回办公桌，或在外面执行任务刚刚急匆匆地赶回来。

一个记者看到格林菲尔德穿上外套，就喊道：“嗨，吉姆，你真的要去华盛顿吗？”

格林菲尔德转过身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是真的，”他答道，声音很轻，“直到几分钟之前。但华盛顿有阻力，我也得离开了。我不会回来了……”

这位记者感觉到格林菲尔德的焦虑，没有再用更多的问题留他，他和格林菲尔德握握手，目送他离去。此后消息马上传遍了新闻编辑部。一个记者想打电话给华盛顿分社的同事了解更多情况，但两地之间的线路太忙了。随后，一个文字编辑带来了确凿的报告——是的，他说，千真万确，格林菲尔德刚刚辞职，赖斯顿让苏兹贝格改了主意，赖斯顿、威克和弗兰克尔此前都在大楼里露过面，大概都把辞呈准备好了。

几个小时之内，这事就上了傍晚的电台和电视新闻：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天在政界有传闻，负责公共信息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将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但是据《纽约时报》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今天，格林菲尔德已辞去他担任的《纽约时报》城市版主编助理一职。丹尼尔否认这一变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被酝酿过……目前无法采访到格林菲尔德……

罗森塔尔坐在桌旁，两眼盯着报纸却根本没看。他很清楚新闻编辑部里记者们围坐在桌前在谈论什么。这时一个记者走进来，大声说：“嗨，知不知道最新消息？华盛顿那帮小家伙接管了WQXR电台！”众人一听大笑起来。罗森塔尔听不见这些笑话和评论，但从那几个几年前他一来当编辑就开始反对他的记者口中，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坏的评论。现在毫无疑问他们会重复他们过去的指责——他冲得太凶、太急，现在他遭报应了。罗森塔尔坐在那里，他感到心如刀绞，也感到受嘲弄的心头之火要爆发了——与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不同，他们现在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罗森塔尔无处可去，只好回编辑部坐在办公桌旁，面对几百个工作人员。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宽大的灰色法庭上，同时被几个陪审员审判，交叉询问，质疑，推测和指责。他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潮水突然倒流，一切失去了平衡，地盘不保，《纽约时报》编辑部也瓦解了，自己的目标破灭了，罗森塔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如果卡特利奇已失去对苏兹贝格的影响力，如果赖斯顿现在是这位业主最值得依赖的顾问，那么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接班的梯队将会由纽约转向华盛顿，从丹尼尔、罗森塔尔转向威克、弗兰克尔或赖斯顿的其他追随者们。丹尼尔将不会接替卡特利奇，罗森塔尔将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主编。由于罗森塔尔不能跟苏兹贝格说起这些，他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毫无疑问，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同样地困惑。罗森塔尔不想起身去他的衣柜取大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过记者们的办公桌前且很可能要面对他们的目光，说不上其中有谁问他一个问题，让他显示出自己的实际感受。罗森塔尔不像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是外露的、异乎寻常地诚实的人——他高兴时，满面红光；难过时，脸部会失望地表现出犹豫不决或发泄自己的情绪。现在他感到失望、内疚——他的朋友格林菲尔德成了这个乱摊子的替罪羊，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所补偿。他想晚上找格林菲尔德谈谈。罗森塔尔最亲密的朋友阿瑟·盖尔布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新闻编辑部里便没有人是能帮助他的或他想去求助的。其他编辑走的走，没走的正准备走，只有牛栏编辑们似乎心事重重地忙于编那份报纸——1968年2月9日星期五，共96版，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新闻，第117期，总第40193期……售价10美分……《5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命越南北方激战战场》……《结束战争是敌军自我激励的目标》……《肯尼迪断言美国必输无疑》……罗森塔尔翻阅着办公桌上关于地方报道的电讯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能想象出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这样的。《纽约时报》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印出另一版，没有他们，也一直在滚动，好像轮船在夜间航行时，即便高级船员在睡觉时照样走一样——“我们三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处于同样惶惑之中，”罗森塔尔想，“我们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就像过去的希伯来人。我们正在服丧。”

罗森塔尔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赖斯顿从楼上打来的。按照威克的建议，赖斯顿想和罗森塔尔、威克聚一下，罗森塔尔建议他们傍晚到他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80多号的公寓见面。这个公寓非常宽敞，墙壁很厚，他们可以密谈，罗森塔尔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点一些中餐外卖。在他们都变得无情之前，尽快把他们的分歧摊开，或许是有益的。

赖斯顿和威克到来后，喝了点饮料，显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激烈情感和火气，难于达到有益的成果。赖斯顿希望罗森塔尔说说自己的想法，罗森塔尔便如实道来。他指责赖斯顿，大概本想维护报社的形象，现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并且说，尽管赖斯顿本人不想放弃为报纸编辑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扰那些把精力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人。罗森塔尔接着说，威克不能既写专栏又管理分社。接着罗森塔尔提高声音，希望知道威克为什么不放弃分社社长职务。威克对罗森塔尔的语气和猜测表示反对，他怀疑罗森塔尔有过分的野心。威克没有打算在主编办公室谋职，甚至一年前他还给罗森塔尔写过一张条子，暗示他将尽力帮助罗森塔尔实现他的抱负，但现在罗森塔尔太过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样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被踢来踢去。几番更激烈的交锋之后，威克起身离开了公寓。

赖斯顿留下来一直待到早上。在这期间，他和罗森塔尔开始有了更多的互相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体验是令人满意或和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都认为这是符合《纽约时报》最高利益的。赖斯顿对罗森塔尔对待威克的态度很反感，他也认为在整个格林菲尔德事件中罗森塔尔过于冲动了。罗森塔尔此时感到是在受赖斯顿审讯，他讨厌对方把自己置于完全防御性的地位。到子夜赖斯顿起身要走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赖斯顿走后，罗森塔尔在公寓里踱着步，一个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时分，他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赖斯顿住的旅馆，把他叫醒，继续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么做很蛮横，罗森塔尔后悔了，但它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过去几个小时内决定着《纽约时报》上层梯队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对罗森塔尔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噩梦，一场荒谬的管理闹剧。

上午晚些时候，罗森塔尔来到《纽约时报》社，他在过去24小时中虽被搞得筋疲力尽，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径直上了14层如约去见苏兹贝格，业主正在等他。罗森塔尔从电梯中出来时，就看见苏兹贝格沿走廊向他走来，他当时就伸展着双臂。然后，在共悲伤的精神之中，他们拥抱着一起走进苏兹贝格的办公室。

如果说罗森塔尔曾对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苏兹贝格很快就将它消除了。苏兹贝格个人要依赖他，帮助挽回损失并重新恢复《纽约时报》曾经盛行的和谐。有了这次经历，他们对《纽约时报》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苏兹贝格认为也许好运就要到了，这种不和至少已经被释放差不多了，其影响很深刻，使报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无路可走了。苏兹贝格请罗森塔尔周末到他郊区的家里以便进一步商讨，罗森塔尔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回到新闻编辑部后，罗森塔尔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告诉了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们也尽量理解苏兹贝格。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纽约时报》一场适于刊载的政变”。它报道了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职的细节，也提及该消息发布后华盛顿分社方面的喜悦，有一个分社职员竟高呼：“我们赢了！”

像《纽约时报》包括威克和赖斯顿在内的大多数编辑一样，罗森塔尔对这篇报道很反感。大多数负责任的报纸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毕竟《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几年从未去关注《华盛顿邮报》的管理层政治阴谋——但在这个问题上，《邮报》显然违反了规则，甚至赖斯顿在头天下午和他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有她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通电话时还说到过这一点。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压下这篇报道，现在2月9日上午，已经开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突然间对新闻自由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负面报道是什么感觉。

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

《纽约时报》在此后几周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不过有几天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好像无精打采，情绪极度低落。格林菲尔德事件令人窘迫之处已经通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全国曝光了，新闻编辑部里还有传闻说丹尼尔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纯粹是在消磨时光等待退休。报社内部管理层虽然支离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这起初就给编辑们造成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掩盖互相间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一时的混乱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分裂形势，以致林登·B.约翰逊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认他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因此他不想寻求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使全体国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为一般特征的派系斗争。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击手枪杀，引起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骚乱。6月，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而三个月前，他在那里开始争取民主党提名，现在刚刚在加州预选中达到胜利的顶峰。在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全国和平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白人种族主义者高呼“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则呼吁“黑人权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在当年最激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五座大楼被占领，课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传讯，该大学校长也在暑假期间要辞职。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是从4月开始的，当时学生们想迫使校方中止与国防研究院（该研究院是12个大学联合体，为政府进行军事研究）的协议，并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伦比亚社区间的莫宁赛德公园里的一座九层体操馆——“体操馆乌鸦”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专用语。

但这些问题和学生同政府的关系严重破裂有关系，它们是普遍所说的世界性的“代沟”的一部分。现在波兰也有学生们的集体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也组织抗议活动。欧洲、亚洲形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潮流，而老人们则争着购买黄金保值，在60年代不稳定的标准下寻求安全感、稳定感。在美国，大公司实行计算机化，利欲熏心，为一个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的国家制造劣质汽车和不值钱的奢侈品。在这些公司继续日进百万的时候，年轻人却在越南送命，像庞奇·苏兹贝格这样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棱两可，既不属较老的一代，也不属下面年轻的一代。42岁的苏兹贝格同其他机构的头头们感受相同——就好像他们被调到同一个频道，正在被相同的静电干扰一样。每一层的权威都正在受到求变压力和公众抗议的挑战。年轻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力，却能在一个人造时代通过电子技术和戏剧表演的神秘结合获得一种短暂的影响——马克·拉德，红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进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们是使约翰逊和戴高乐、国际银行家、社区学校教师和巡逻中的警察头脑发热的气氛的创造物。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机构也被迫做出让步，碰到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这些骚乱造成哥伦比亚大学瘫痪后不久，示威者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认为的敌人的另一个堡垒——《纽约时报》。苏兹贝格家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产物，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该大学的活动——庞奇·苏兹贝格像他父亲一样，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曾支持过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来被学生认为应受道德谴责的政策（包括它与政府间的军事研究方面的联系）。5月2日，82名年轻人围在第五大道1010号庞奇·苏兹贝格家外面，示威达45分钟，并且高呼：“《纽约时报》！讲真话！”他们指责《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的报道偏向了当局一方，没有理解学生的处境，他们还对充当哥伦比亚大学理事的《纽约时报》老板经常出现在报头上的伦理观念表示怀疑。他们视此为一种利益的冲突，但苏兹贝格在次日上午的《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指责。他说：“我们认为，一家报纸的管理者不应脱离对社区的服务。”尽管他承认那些社论——在“哥伦比亚的暴徒行径”的标题下谴责了该大学校园里的混乱现象——反映了他的意见，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些报道是客观的。苏兹贝格说《纽约时报》“根据自己的渠道来提供全面、准确、公正的报道”。但学生们及其支持者们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报道既不公平又不公正。他们尤其恼怒的是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篇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表示同情的文章。它描述了他站在被示威者控制的自己的大办公室里——家具被砸烂了，地板上堆满了空罐头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和脏乎乎的毛毯。柯克博士，一只手捂着脸说：“天啊！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这篇报道是A.M.罗森塔尔写的。

罗森塔尔给自己安排了这项任务。他按捺不住内心冲动想再体验当记者的满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把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看成一个可悲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个古老光荣的教育机构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学的学生们所蹂躏，他想知道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但当他告诉克利夫顿·丹尼尔他要计划写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这位主编没有同意。可以理解，罗森塔尔当了编辑后就退出报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政策和惯例。在此之前，罗森塔尔一直是守规矩的；但现在，权威的力量在新闻编辑部就像在别处一样被削弱了，罗森塔尔更独立的态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赖斯顿前不久的胜利所影响。赖斯顿成为编辑后从未发表过隐退的誓言，他还被证明是职员中最可敬畏的人。当罗森塔尔坚持他要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丹尼尔不再反对了。丹尼尔83岁的父亲在久病之后刚刚去世，他马上要去泽比伦陪伴老母亲。罗森塔尔被安排负责编辑部，这样一来，他认为合适的事，就可随意去做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了那篇描述备受折磨的校长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当时走进自己那间被搞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长达几个小时听着警笛刺耳的声音、杯子被摔碎的声音和学生的反复叫喊声——“柯克滚蛋”！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他身上依旧整洁，但面色苍白，脚步显得恍惚。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一样。一名警察捡起了地上的一本书，说道：“书里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它？”……

副校长戴维·杜鲁门博士也在，脸上疲态尽显。他也在这间被毁坏殆尽的房子里一步步地徘徊，终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开口说道：“他们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叫警察，你们说是吧？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决定之前考虑过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107]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

就在该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久，巴纳德学院领导按地址找到这位女生并要开除她，理由是她违犯了宿舍纪律，还在被调查过程中撒谎。但这位女生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这引起了相邻的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学生声援：他们在巴纳德学院图书馆前挥舞着标语和请愿书，要求更改学生住宿管理规定。这些示威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这个事件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令苏兹贝格夫人更加懊恼的是，《纽约时报》竟然全面报道了此事。她认为，好像编辑们刚刚发现性一样，大惊小怪。有一天，她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正确对待性问题？”并提醒他，“在我的年代，这个问题也受关注。”

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

这天稍后，格鲁森走进新闻编辑部，碰到了丹尼尔，丹尼尔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丹尼尔停了片刻，然后邀请格鲁森去办公室喝一杯。丹尼尔调好酒后，他们坐在了小房间。丹尼尔看着格鲁森，像是备受困扰，而且也很混乱。“告诉我，”丹尼尔终于说，“这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格鲁森觉得有必要告诉丹尼尔他知道不应该说的事。苏兹贝格是信任他才说的，但格鲁森仍然对丹尼尔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特别是现在事情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所以，格鲁森告诉了丹尼尔他听到的情况。丹尼尔脸色变得苍白，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站起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问了苏兹贝格，这样就证实了提拔赖斯顿的事情。

格鲁森对自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感到非常窘困，他很快给赖斯顿写了一封致歉信。到了下周一，他又去了业主的办公室，苏兹贝格看到他就高声大骂，喊道：“悉尼，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脸再来这儿！”但是苏兹贝格并非真的心烦意乱。如果有一点的话，他看起来也消气了：反正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已经详细和卡特利奇谈过，卡特利奇也答应留在报社帮助度过未来一段时期。苏兹贝格潜意识地是想通过格鲁森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层的编辑们。格鲁森有许多宝贵之处与可爱之处，但他也缺乏保密的本事。苏兹贝格对他非常了解，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格鲁森实际上帮了苏兹贝格一个忙。这位业主对格鲁森如此喜欢，以至于他希望格鲁森不要离开，不要去《每日新闻》社。格鲁森走之前，这位业主通知《每日新闻》老板，他正在努力重新聘用格鲁森，而且一年内，他的确这么做了。格鲁森于1969年回来当了苏兹贝格的特别助理。

赖斯顿于1968年夏初来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在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表现大大影响了日常新闻报道并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新的不拘礼节的氛围。赖斯顿，手放在衬衣袖子里来回走，并且给他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是“斯科蒂”，他的“办公室”是一张大家都看得见的办公桌——那实际上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办公桌，后者暂时搬到国内新闻主任的位子去接替克劳德·西顿，而西顿于5月份辞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拉雷市的新闻和观察家出版公司当编辑部主任。赖斯顿到任后，新闻编辑部的座位规格和大部分浮夸繁琐的各种礼节都过时了，4点钟的例会也一样，因为赖斯顿认为它并不重要。但赖斯顿并未取消它，和丹尼尔每天4点亲自主持会议不同，会议照常开，不过他本人不到会。不久后，其他编辑也不正常出席会议了，只派部下去。赖斯顿每天上午11点半召集他自己的会议，会议在丹尼尔办公室开，出席人员有丹尼尔、罗森塔尔、索尔兹伯里、托平、盖尔布和新来的曾在《杰作》和《时代周刊》生活部报供过职的图片部主任约翰·G.莫里斯。丹尼尔还坐他以前那把椅子，仍旧在大桌子的首席位置，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赖斯顿身上，不管他坐在哪儿，他本人的随便和亲切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初来乍到的人也永远想不到桌子周围的编辑们之间有什么敌意和不和。

赖斯顿来到纽约，不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抚慰者，而且编辑们现在似乎感到需要恢复友好关系了——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没费多大劲儿，丹尼尔很快就像在卡特利奇手下一样，也在赖斯顿手下工作了。赖斯顿本人也经常到卡特利奇办公室的小屋里去，就卡特利奇非常熟悉的主题征求他的建议和同意。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似乎很亲近，而且正是后者在一天上午的会上建议在7月份威克休假时由罗森塔尔为社论版写一个专栏，赖斯顿同意了该建议，而且奥凯斯也赞同。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罗森塔尔和赖斯顿之间那场情绪化的争论已经不再绊在二者之间，现在他们合好了。曾有一天，罗森塔尔给在华盛顿的赖斯顿打电话说，他不想让20年的友谊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赖斯顿说他深有同感。罗森塔尔实在不知道自己在《纽约时报》在赖斯顿手下以后会怎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赖斯顿的到来正在给《纽约时报》社带来激情和变化。

和过去下午4点钟的独奏会不同，现在的11点半会议充满新思想的活力，讨论该报道什么和应该如何报道。尽管赖斯顿并不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放弃它作为“记录的报纸”的作用，但他的确想重新审视新闻的旧定义，消除《纽约时报》引以为荣的大部分半官方的声明和宣传，把这个版面用于对每日事件更具思想性的评价。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现在，他处于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位置上。如果《纽约时报》不每天都登载一篇对重要人物观点的采访，那么就很难度过这一天：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评论现代青年和法律，就是本·沙恩谈论艺术，或者是S.J.佩雷尔曼悲叹幽默的境况，或者是让·莫内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思考。[108]《纽约时报》今天的不同之处，与其说在于对过去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重视，不如说在于该报详尽展现了赖斯顿所谓的“思想的新闻”。

有一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采访，从第二部分的第一版开始，上面是一个显眼的标题和一张照片，一直登到报纸的最后。要在牛栏有决定权的过去，伯恩斯坦毫无疑问不会允许这样的采访或特写报道从第一版上（在编辑部被称为“第二战场”）跳到最后，相反会坚持认为应把“第二战场”的特写剪短后全部登在第一版上并在标题索引上方结束，这是一种压制长篇采访的方法。现在，头版上刊登对C.P.斯诺这样杰出人物的专访或他们的演讲已很平常了。

赖斯顿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毕业生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纽约时报》发表1968年全国各个毕业班级告别演说发言的节录。如果这些发言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国家目标或道路问题上像政治家或教育家一样不是一致的，那也没关系。赖斯顿的目的在于像充分报道“街头的对抗”一样报道“观念的对抗”。他还希望通过他的报纸向人们表明在6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有对抗。由于他的编辑精神，不久很多这样的文章就登出来了。它们或描写美国小镇人们的平静心境，或描写宾夕法尼亚中部村庄，或描写西部平原，或描写离赖斯顿长大的地方不远的俄亥俄州——《纽约时报》曾派记者和摄影师前往这些地方，目的是描述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他们的挫折和希望，询问他们想让谁当他们的下一届总统。像赖斯顿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休伯特·H.汉弗莱和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什么热情。他们在担心越南战争的同时，好像同样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电视修理人员的无能和国内一小撮喧嚣暴力的家伙。不过，他们觉得，美国并不像新闻界所刻画得那样糟。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在赖斯顿自己的专栏中重新反映出来。这些专栏写于1968年夏天，电讯电头上标着“华盛顿”、“布拉格”，或“莫斯科”。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但这或许有好处，因为不这样就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那种苏联在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鼓吹的镇压。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的国家。

赖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确可以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美国人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回避问题，相反，他们公开地同困难做斗争——在街道上，在大学校园里，在法庭上——他看到了象征着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是伟大诺言和希望的东西。赖斯顿同样发现纽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料得更好——这座城市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作品，每天从喧闹中恢复秩序，不协调中有旋律。他还痴迷于每天见到的大多数纽约人想当然的东西。从他那靠近联合国大楼的摩天大楼公寓里的窗口，他和妻子都被东河上的场面所吸引——连绵不断的油船和拖船、快艇、潜艇、水上飞机、货车浮坞、载满上下班乘客去华尔街的摩托艇、载满游客的环线游艇、正被海鸥追逐的装满垃圾的驳船——这将是多么好的报道题材啊，赖斯顿告诉盖尔布。于是后者马上答应，接着便安排一个记者去写。过了不几天，一篇带有图片的2000字的文章便洋洋洒洒地登在《纽约时报》的“第二战场”上，并且“转到”背面。

时间很快证明：即便像赖斯顿这样精力充沛的人，也不能在每周撰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那些必要的行政琐事。因此，1968年11月，按照庞奇·苏兹贝格的意愿，赖斯顿宣布任命罗森塔尔担任新设的副总编辑一职，该头衔将罗森塔尔置于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和弗里德曼之上，并赋予其经营平日版的所有责任和权力。克利夫顿·丹尼尔继续担任主编，可以给罗森塔尔当高级顾问。但是，丹尼尔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减轻赖斯顿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压力，并且监督日常运作的非新闻方面的事情。丹尼尔还要代替莱斯特·马克尔担任国家教育电视网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1969年1月，75岁的马克尔服从安排，从《纽约时报》退休，并负责一项有关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关系的20世纪基金会。这样，46岁的罗森塔尔实质上要充当一个没头衔的主编。他将对赖斯顿负责，丹尼尔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罗森塔尔的新闻判断力之上，罗森塔尔还将在牛栏处于权威位置。1962年，当西奥多·伯恩斯坦评价罗森塔尔是个有潜力的行政人员并敦促卡特利奇让他担任《纽约时报》编辑时，伯恩斯坦没有想到罗森塔尔升得那么快，六个月间他便被升到连一个在报社有名望的规则制定者——伯恩斯坦本人——都要听命于他的位置了。但是，正如1968年提升罗森塔尔时赖斯顿在他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让新一代进入《纽约时报》管理圈”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与此同时，赖斯顿——而且也只有赖斯顿——才能顺利地把威克从华盛顿分社社长调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42岁的威克现在每天和罗森塔尔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报头上，但他会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专栏文章的。威克的分社社长职位被38岁的麦克斯·弗兰克尔接替，但弗兰克尔负责的分社听命于纽约总部——华盛顿分社由克罗克所创造的独立神话已经成了过去时，如果说克罗克本人不是神话的话。值得注意的是，81岁的阿瑟·克罗克仍然是分社里精力旺盛、坚守岗位的人，他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回忆录》（Memoirs），内容包括对纽约总部的一些讽刺。克罗克指责《纽约时报》是“超组织”，缺乏尊重长者精神，权力和财富过多，但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们宽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他们不愿去和克罗克争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他们很可能赢不了，而且他们现在希望消除过去的分歧，迎接一个崭新的理解的时代。1968年，混乱的一年，现在已经结束——它是以最后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悲伤的曲子结束的。

12月15日，星期天的下午，大雪纷纷，凛风刺骨，他们聚集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大会堂里哀悼死去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三天前，他在熟睡中安详地与世长辞了，终年77岁，与奥克斯同寿。这位董事长的追悼仪式是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十五大街交会之处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很多美国政治界和商界巨头前来吊唁，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在来会堂吊唁的一千多人中，有纽约州州长尼尔森·A.洛克菲勒、纽约市市长约翰·V.林塞、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当选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尼克松的出现令到场的《纽约时报》大多数人多少有一点惊讶，因为在总统大选期间，《纽约时报》没有支持他，而且最近因为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T.阿格纽的缘故，《纽约时报》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和尼克松之间的争执。在选举前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把阿格纽描绘成“完全不够格的”，三周后，约翰·奥凯斯发表另一篇社论，重提对1966年阿格纽在当选马里兰州州长之前为争夺利益而引起冲突的指控。这些指控，还有其他指控，集中在他曾参与某些土地买卖投机和他与一家同国家做生意的银行之间的交往。在他们写标题时，他们没有发表证明阿格纽违法甚至不正当的证据。1966年《纽约时报》在阿格纽竞选州长过程中曾给予了支持。但两年后，在一篇在总统竞选中极力支持民主党的休伯特·汉弗莱—埃德蒙·马斯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重新引用关于阿格纽的旧的断言，结论说：“阿格纽先生已经证明他在总统选举中不适合再前进一步。”

尼克松被激怒了。在一次接受CBS电视采访时，他把这件事叫作“一家大报纸可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政治”，还说，“依法，在明天的《纽约时报》上应该撤销它。”但是，约翰·奥凯斯，不但没那么做，反而将那篇攻击性社论又发表了一次，从而引起该报与阿格纽竞选活动人员和律师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阿格纽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整版广告声明自己无辜，并声称该报犯了事实性错误还嘴强牙硬。阿格纽广告的标题是“真相会使《纽约时报》获得重创”。

但尼克松在苏兹贝格吊唁仪式上的露面，很明显表示了这位下届美国总统不想继续与《纽约时报》争执。尼克松当选后，《纽约时报》马上开始与白宫恢复往来。奥克斯发表社论，称赞尼克松选定哈佛大学的亨利·A.基辛格教授担任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李·A.杜布里奇博士担任科学顾问；尼克松内阁的人选——连同任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同样在《纽约时报》上受到热情欢迎，就像尼克松本人带着他的特勤人员进入以马内利会堂向苏兹贝格家族表示敬意时受到欢迎一样。

特纳·卡特利奇在门口与尼克松握手，一只手臂放在这位当选总统的肩上。他陪着他沿走廊走向前排，问候苏兹贝格家人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她的儿子和女儿、阿德勒一方的成员、奥克斯家人及该家族的亲密朋友们。在右边的长凳上坐着各界领袖：曼哈顿金贝尔兄弟公司总裁布鲁斯·A.金贝尔、美国广播公司总裁罗伯特·W.萨尔诺夫；尤金·R.布拉克、罗伯特·摩西、爱德华·S.戈林鲍姆将军、戴维·洛克菲勒、劳伦斯·S.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也在这里：哈丁·班克罗夫特、安德鲁·费希尔、伊凡·维特、弗朗西斯·考克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西奥多·伯恩斯坦、莱斯特·马克尔和丹尼尔·施瓦茨。在会堂的人员中还有很多从前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布鲁克斯·阿金森、查尔斯·默茨和博斯利·克劳瑟，靠近A.M.罗森塔尔坐着的是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间很短的一个人——詹姆斯·格林菲尔德。

格林菲尔德，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mpany）的高级官员，自离开《纽约时报》去那里以后不到一年干得很出色。他仍旧和《纽约时报》社的很多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庞奇·苏兹贝格，并计划与他共度新年夜。就在2月事件后不久，他还在华盛顿找威克叙谈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疙瘩了。10月间，杰奎琳·肯尼迪要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计划一公布，格林菲尔德突然间收到来自多家报纸和广播公司的电话，请他帮忙跟肯尼迪的朋友牵个线，这些人中大部分格林菲尔德都认识。打电话的人中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人员，格林菲尔德尽一切努力给予了协助。

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举行的仪式很简朴，遵循了五年以前他为自己的葬礼留下的遗嘱。他不要鲜花，不要上等的棺材，不要过分炫耀的哀悼仪式——也不要莫扎特的音乐，因为要不是这位音乐家，苏兹贝格原本宽容的性格就不会受到伤害。仪式在舒伯特为《圣经》第23首圣诗即《上主是我的牧者》改编的乐曲声中开始。当拉比纳桑·A.佩利曼朗诵了三首圣诗后，唱诗班又唱完后，詹姆斯·赖斯顿出现在圣坛明亮的灯光中，登上多年前阿多夫·奥克斯捐赠的讲坛。他要宣读悼词了，就像1963年他为德赖富斯宣读过悼词一样。尽管他的声调很庄重，但在他的声音在高耸的会堂大厅里回荡的时候，好像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历史感与连续性。

赖斯顿说道，苏兹贝格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显赫家族第七代人最后一名成员生命的终结。这个显赫家族早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的1695年，就已在此定居。苏兹贝格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深沉的性格，一种名副其实的谦逊和服务他人的信念，他从不畏惧修正自己的错误。赖斯顿接着讲，苏兹贝格不是说教者，但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滥用个人权力或《纽约时报》的权威，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公仆而不是主人。他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三思而后行。赖斯顿说，结果是人们从他那里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认真的倾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如果你对他作为榜样和名人的持久品质还有所怀疑的话，”赖斯顿说着，从讲坛向上看去，声音渐高起来，“你应做的就是往周围看看。在另一位阿瑟·苏兹贝格带领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已经就位。他已经把《纽约时报》引向了比以前更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因为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

跋

本书由一篇1966年夏季发表在《时尚先生》上的一篇有关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文章发展而来。撰写那篇文章的构思来自《时尚先生》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完成这篇文章之后，尽管我已经为《纽约时报》从事了十年记者工作，我第一次开始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家报纸，去感受丹尼尔与在这个等级制度当中其他人的关系。渐渐地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关《纽约时报》的故事，无疑会像《时报》所报道的任何新闻一样有根有据且充满戏剧性。

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撰写，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内，我采访了几百名时报员工和前员工。一些采访内容“不宜公开”，但是很少有人会拒绝见我，报纸的管理层和拥有者——苏兹贝格家族——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尽管本书出版前没有接受《纽约时报》的认可或编辑，但我却得到了许多编辑和职员的许可，使用他们的个人档案，引用他们的信件和备忘录。从阿道夫·奥克斯的后代那里我借来了家族的相册、历史资料和私下发表的回忆录，它们显示了奥克斯家族的哲学。被《纽约时报》委托写作的权威的书籍——埃尔默·戴维斯1921年的书，迈耶·伯格1951年的书，就这家报纸的历史而言，都非常有价值。但要对奥克斯家族获得更生动的感觉，也许应到1963年由朱利安·梅斯纳公司发行的多丽丝·费伯的书《从印刷学徒到社长》（Printer's Devil to Publisher）中寻找。但对我来说，对阿道夫·奥克斯本人最有趣的见解应到《纽约时报》的一个叫作加雷特·加勒特的记者的私人文件中去寻找。在20世纪初加勒特就认识了奥克斯，并且写了一种关于奥克斯和编辑们的日记。

加勒特1954年在70岁时去世，他拥有一个农庄，在离新泽西州大洋城的海岛胜地很近的一个河边，他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我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见过加勒特经常到我父亲的商店中来。他是一个杰出的绅士，总是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穿深色的套装，有长长的松垂的白头发。他有时坐几个小时同我父亲谈论世界形势或关于《纽约时报》的往事，这个话题吸引了我父亲。我父亲是这个城镇里三位读《纽约时报》的人之一，他每天早晨通过邮件收到两天前的《纽约时报》。

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后，我父亲不止一次地问起那里是否还提起加勒特的名字。我不得不告诉他没有，从来没有。我怀疑加勒特作为一个记者和故事大王在我家里受到的高度评价是否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被感觉到。后来在我开始写《纽约时报》的书时，我从采访中和阅读我当时所有的东西中不能充分理解奥克斯的风格和性格，我看到了一本由理查德·C.科恩尤勒写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科恩尤勒是纽约的一位作家和经营顾问，曾是加勒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正是通过理查德·科恩尤勒，我能够阅读加勒特的日记了，并且获益匪浅。

另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是《纽约时报》人关于他们为报社执行任务时的经验的论述——如汤姆·威克对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一天的回忆，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对他采访的一个犹太裔三K党人的描述——这个人在《纽约时报》菲利普的文章发表后自杀了。这些和其他几个私人报道的例子，刊登在《时报闲谈》上，这是由拉什·阿德勒编辑的该报的优秀内刊。

然而，本书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来自我对《纽约时报》相关人士的亲自采访，或来自我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多年的观察（我1953年起在那里当送稿生），或来自我和其他记者聚集在一起听《纽约时报》的老人回忆过去的事，或来自《纽约时报》人士对我的提问所做的长长的答复信，因为我曾询问过作为报社传说一部分的某些轶事或事件。报人写的信件很漂亮，通常都充满了有趣的细节，还有鲜明的观点，不仅显示了他们就某些形势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而且还显示他们切身感觉和思考的东西。后两者对我想写的书而言，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过渡性机构中人的历史，一部想更多地谈报道新闻的人而不是他们报道的新闻的书，一篇关于《纽约时报》几代人及其内幕的实际报道，关于内部的场面、冲突和调节的实际报道。所有这些都是任何持久的机构的生命力和成长的一部分。

在形成这种报道的过程中，我请我采访的那些人不仅要描述他们看到的或他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状况——如在第20章报道的事件——而且还要给我谈谈他们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感觉到和想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像我经常做的那样在这本书里写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紧张事件时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觉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纽约时报》这些人的合作，他们谈到自己时是直率和诚实的。

自本书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岁月里，我同《纽约时报》的大多数高层编辑和家族控股人保持着接触。我注意到在最后几章指出的许多趋势已经充分实现了。例如，A.H.罗森塔尔，本书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过程，他和业主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的私人关系，在第20章描述的倒霉的格林菲尔德事件期间实际上加深了这种关系，他在70年代成了总编辑，最终剥夺了华盛顿分社在赖斯顿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罗克的有力领导下形成的自主权。

随着罗森塔尔的上升，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纽约的等级机构里得到了提拔：阿瑟·盖尔布，一度是罗森塔尔在纽约组的助手，现在被任命为副主编；另一个颇受罗森塔尔称赞的人，以前的记者和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在罗森塔尔手下担任主编。汤姆·威克和马克斯·弗兰克尔，赖斯顿的两个60年代的门生和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职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纽约总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编助理和政治专栏作家，弗兰克尔在约翰·奥凯斯退休后成了社论版主任），在新闻部或星期天版部没有人能向罗森塔尔的权威挑战了，赖斯顿本人也不能。1969年后他的主编职权并没有在职业的意义上得到很大的实现。在70年代后期接近退休年龄，他在华盛顿更幸福地把他在《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对庞奇·苏兹贝格影响越来越大的标志，是他能够使1968年由于赖斯顿的反对而辞职的詹姆斯·L.格林菲尔德重新回到报社。在使格林菲尔德陷入1968年的华盛顿惨败之后，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都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感。正如本书的最后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尔德在辞职后仍然同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保持着私人关系。在重新加入《纽约时报》后不久，格林菲尔德成了国际新闻主任，后来又成了主编助理。

克利夫顿·丹尼尔，我在《王国与权力》的开头几章对他做了突出的描写，但他是很难和庞奇·苏兹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层的大办公室腾给了罗森塔尔，最终搬到华盛顿当了分社社长。而在纽约看来，丹尼尔从马克斯·弗兰克尔手里接过的分社，比威克负责时更协调，更勤奋（分社的一个成员尼尔·希恩把五角大楼秘密的文件带给纽约，写出了关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为《纽约时报》获得了一枚普利策奖），这一业绩很快就因《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博·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惊人的水门事件独家报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导分社经过福特总统的平淡的几年进入卡特总统的温和说教的时代后，丹尼尔在70年代末退休了。罗森塔尔为这个位置任命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叫作赫德里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变化着的编辑头衔，经过70年代继续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转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罗森塔尔”、“托平”、“盖尔布”和“格林菲尔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单上，开始在刊头上被更年轻的《纽约时报》人所取代，这些人又带着这家报纸过了又一代——这些人有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编，标志着他最终成为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的继承者；弗兰克尔在80年代末从十层的社论部下到三层的新闻编辑部，接替了65岁的罗森塔尔；罗森塔尔自赖斯顿在70年代回到华盛顿以来一直管理着这家报纸。在90年代的刊头上还有新任命的主编助理如沃伦·霍格和卡罗琳·李、戴维·R.琼斯、约翰·M.李和阿伦·M.西加尔，但报社真正的持久的权力像以前一样，仍然掌握在拥有它的家族手里。

正如我在本书的作者的话中所表明的，1992年1月上升到高层的最后一个家族成员是庞奇·苏兹贝格的儿子，40岁的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他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这名业主将贡献他的时间，维护家族财富，最终还会被奥克斯的其他后裔所取代……为了在21世纪尽最大力量在一个机构里继续保持新闻的至上性和经济上的赢利，正如我以前所考察的那样，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灵活的大树，每天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摇摆，在摇掉了它的衰老的旧叶子后进行调整，保持四季茂盛。

盖伊·特立斯

1992年于纽约市

译后记

从译近20年来，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余本译著，但大多和我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至于文学作品，至今未敢涉猎。我深知，所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而言的。虽说“信、达、雅”是对所有译作总的要求，但由于被翻译的著作种类不同，要求也有所侧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性著作，“信”、“达”二字最重要。只要真正弄懂作者的意思，能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至于美与不美，尚在其次。当然，能弄懂作者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来说，尤其如此。但这毕竟是另一种功夫，对于我这个多年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用通俗的话来说，至少不“怵”。

我最“怵”的就是这个“雅”字，而“雅”恰恰又是翻译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除了故弄玄虚的文学作品之外，一般来说文学作品都是通俗易懂的，翻译做到“信”、“达”并不难，难就难在这个“雅”字上。也就是说，为了翻译好文学作品，你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才行，最好自己本身就写过文学作品；否则，你翻译出来的东西生硬拗口，让人读起来味同嚼蜡，根本表达不出原作的韵味，实在是对美好东西的亵渎。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有限，长期习惯于抽象思维而造成形象思维退化，因此对于翻译文学作品实在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儿就甭揽这瓷器活儿”，可是我为什么又敢斗胆翻译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先生的纪实文学作品《王国与权力》呢？我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才使我自不量力冒险一试。

其一，出于对本书作者的敬佩。盖伊·特立斯先生虽年近七旬，但却是最近两年才来过中国，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不太了解。但1999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杯的比赛，却把他同中国的体育事业以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被中国女子足球队的胜不骄、败不馁的顽强拼搏和宽厚待人的精神所感动，从她们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风范，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他以记者的职业敏感，跟踪着中国女足的足迹，来到中国探个究竟。谁知来到中国后，他居然对中国这块土地如痴如迷，流连忘返，深深地爱上这里的人民。从此后，他把中国的体育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以其年迈之躯，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摇旗呐喊。“爱国不分先后”，虽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海外同胞而言的，但如果增加一个字为“爱中国不分先后”，用在特立斯先生身上尤其贴切。他是中国人民的新朋友，但新朋友并不见得就比老朋友的情谊浅。新朋友见到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新面貌，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新精神，没有已成为历史的陈怨旧仇的包袱，或许情更深、意更笃。但愿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新朋友。能把这位美国新朋友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我由衷的心愿，只是害怕自己才疏学浅，译不好朋友的大作，有损其一世英名。如是，还望特立斯先生海涵。

其二，出于对本书内容的兴趣。译者也是笔耕之人，与报界的朋友没少打交道，只知他们有“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苦衷，但个中原委，不得其详。至于美国报界的情况，更是所知甚少。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也经常翻阅《纽约时报》，但只是翻翻，厚厚的一沓，多达几十页，认真读一遍，至少需要两三天。熟知并非真知，每天都看报纸，未必知道报纸历史，更未必知道报社的内幕。我只知道编报一定是很无聊的事，只不过是在别人写的稿子上勾勾画画而已。谁知拿来《王国与权力》一读，便被其生动活泼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爱不释手。《纽约时报》既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报，也是一家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大报。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爆炸性的新闻不少出自《纽约时报》编辑之手，有些竟然影响和改变了历史。这些新闻是怎样出笼的，采访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坎坷，想必是读者们希望了解的。特别是书中碰到对你产生过影响的名字，更会令你激动不已。提起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名字，我们中国的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他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该书的中译本1986年在我国出版，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15万册。正是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红军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在记叙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的同时，也如实地展现了领袖们的常人一面，给“领袖是人不是神”这个朴素的道理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但现实生活中的索尔兹伯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的，他有过什么样的喜怒哀乐，这是你在他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里看不到的，但特立斯先生的这本《王国与权力》却可以告诉你。我们常人的好奇心总想了解自己喜欢的作品的作者的根底，因为这个根底是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的条件之一。特立斯先生在《王国与权力》一书中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大名鼎鼎的美国报界名人的根底抖搂给读者。

虽然鼓足勇气翻译了特立斯先生的《王国与权力》，但是否翻译得令读者满意，我还是心里没有底。特别是因为翻译此书的时间仓促，遣词造句来不及细细推敲，就更是不敢奢望“雅”了。另外，本书的最后三章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唐霄峰译的初稿，我做了校译。如有不当之处，责任自然是由我来承担，谁让他是学生，我是老师呢！

张峰

2001年6月15日

[1]《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56年到1970年播出的晚间新闻类节目。—编者注，下略

[2]在一般报社中，managing editor指主管业务的“总编”。《纽约时报》则于1964年首创职位executive editor，延续至今，而managing editor的职位于2014年被撤销。从本书中可知，executive editor职位凌驾于managing editor之上。1964年之前，《纽约时报》业务上的一把手是managing editor。考虑到前后统一，且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将managing editor统一译为“主编”，executive editor译为“总编辑”。

[3]比·莉莉（Bea Lillie，1894—1989），英国女演员、喜剧制片人。

[4]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家。他导演、编剧并主演影片《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并因此荣获1943年第15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5]玛戈特·芳廷（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国芭蕾舞蹈家，被认为是英国当时最出色的女芭蕾舞者。

[6]克拉丽莎·斯宾塞—丘吉尔（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1920—），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女，安东尼·艾登的第二任妻子。

[7]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务，1955—1957年出任英国首相。

[8]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1924—2008），婚后改名玛格丽特·丹尼尔，美国歌手，后以写作连环杀手题材小说闻名。她的父亲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是美国第32任副总统（1945年），随后接替因病逝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

[9]芳塔娜（Fontana），由米克尔·芳塔娜与焦万娜·芳塔娜姐妹于1944年在罗马创立的时装品牌。

[10]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称the Grey Lady，是《纽约时报》的别称，嘲讽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与风格。

[11]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也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代表作有《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12]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1908—1965），美国广播新闻界的一代宗师，新闻广播史上的著名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播音员。“二战”时他任CBS驻欧洲记者站负责人，1938年3月12日，默罗在德军进占维也纳的同时向美国听众广播了他的第一篇战争报道，这篇报道成为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直播”。

[13]“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The Hundred Neediest Cases），1912年由《纽约时报》主编阿道夫·奥克斯发起的慈善计划，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士。至今已筹款超过275万美金。

[14]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编辑、出版人，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

[15]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投资家、慈善家、政治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后，他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顾问。

[16]意即苏格兰人。——译者注

[17]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该地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

[18]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由1938年成立的尼曼基金会（The Nieman Foundation）出资，设于哈佛大学，旨在促进和提高美国新闻记者专业素养。

[19]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其中后两部使他于1982年、1991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再见，哥伦布》《美国牧歌》《反美阴谋》等，获得过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20]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诗人、民权人士，代表作有《向苍天呼吁》《乔凡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家》等。

[21]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

[22]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23]图坦卡蒙（Tutankhame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公元前1361—公元前1352年在位。——译者注

[24]安东尼·范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画派画家，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范戴克式胡须指他画中查理一世的胡须样式。

[25]查尔斯·奥古斯都·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日因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26]太阳王（the Sun King），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称号，他以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来象征自己。

[27]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曾任约翰·肯尼迪的特别助理。代表作有《美国民主党史》《美国共和党史》《杰克逊年代》《肯尼迪在白宫的1000天》，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荣誉。

[28]教堂山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简称UNC。成立于1789年12月，是全美最早的州立大学。

[29]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一种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译者注

[30]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早期作品发展了美国南方哥特小说传统，主要作品有纪实小说《冷血》《凶杀》，电影《打垮魔鬼》等。——译者注

[31]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1898—1971），美国出版家，兰登书屋创始人之一。著有自传体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等作品。

[32]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流行男歌手。

[33]“焦油脚人”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的别称。——译者注

[34]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小说家，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剧本写作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任教。沃尔夫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国文化的变化及多样性。代表作有《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网与石》《你不能再回家》等。

[35]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知名罪犯，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老大，拉斯韦加斯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罪行不但时至今日仍常被提及，更被搬上过银幕，例如奥斯卡获奖电影《铁面无私》，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在其中饰演卡彭。

[36]牛栏（bullpen），在棒球运动中该词用来表示替补投手练习区，或指一支球队全体替补投手。

[37]巴克拉克（Bachrach），美国著名时装品牌。

[38]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世界时装之苑》（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

[39]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case），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错案。1931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经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二审、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州法院多次再审等程序，五名青年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99年监禁等刑罚。2013年4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州议会赦免斯科茨伯勒男孩的议案，错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

[40]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

[41]哈里·杜鲁门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与好友经营过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一度生意兴隆。

[42]伊本·沙特（1880—1953），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1935），阿拉伯部族领袖，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1932年），在位期间开发本国石油，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译者注

[43]法鲁克一世（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争当阿拉伯国家联盟盟主，埃以战争中大败，被由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七月革命所推翻。——译者注

[44]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1901—1984），第一任埃及总统。

[45]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至1953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但在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推翻。

[46]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1932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二战”前夕获得英国国籍后主动与苏联军事侦查员联系，报告英国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因其在原子能理论领域所享有的声望，富克斯被纳入英国科学家小组，并与美国同行在“曼哈顿工程”框架内共同工作，在此期间他仍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研究及工程进展。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的一些电报，其中提到了富克斯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间谍。美国特工部门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英国军情五处，后者立即展开了对富克斯的审讯。1950年2月3日，富克斯被逮捕，认罪后被判处14年监禁。美国科学家们估计，因为富克斯的情报，苏联得以大大缩短了原子武器研制时间，并在氢弹的研制方面超过了美国。

[47]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Advertising Acceptability department），《纽约时报》专门负责审核广告可接受性与适当性的部门。该部门依阿道夫·奥克斯确立的宁可损失收入，也不容许不实、欺诈及有失善良风俗和尊严的标准而建。

[48]罗德斯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即称为“罗德斯学者”。

[49]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1913—1975[失踪]），美国劳工领袖，1967年因贿赂陪审团、诈骗、阴谋等罪被捕，被判13年徒刑。

[50]迈克尔·奎尔（Michael Quill，1905—1966），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创始人之一，组织了长达12天的1966年纽约公交系统大罢工。

[51]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1928—2010），又被人称为泰德·索伦森，美国律师、作家，著名的演讲稿撰稿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主要讲稿撰稿人，也是肯尼迪的亲密助手，被肯尼迪称为“知识血库”（intellectual blood bank）。

[52]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1896、1900、1908），均以失败告终。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于1915年英国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沉没事件的意见与总统不一致而辞职。

[53]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

[54]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韦斯特切斯区等地的主要缔造者。

[55]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1889—1967），美国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1939至1967年间担任纽约枢机主教。任职期间，他成为美国天主教史上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因将天主教教义纳入美国生活方式主流而受到赞扬，也因其社会、政治观念备受争议。

[56]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西半球的和平与谅解，达成贸易协定以及促进联合国的诞生所作的努力。

[57]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长。

[58]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

[59]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

[60]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

[61]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他行为淫荡，因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译者注

[62]杰姬，杰奎琳的昵称。——译者注

[63]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

[64]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

[65]亨利·R.鲁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时代》（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杂志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在世时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个人”，人称“时代之父”。

[66]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代表共和党竞选1940年美国总统，最终败给了已担任两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67]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于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还是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68]普奇风格（Pucci-style），指意大利服装设计师埃米利奥·普奇（Emilio Pucci，1914—1992）创立的同名时装品牌的风格，擅长将色彩鲜艳、具有波普艺术风格的印花图案，与柔软轻飘的丝质面料等设计元素相结合。

[69]小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 Jr.，1909—1988），美国艺术品收藏者、博物馆赞助人，汽车品牌克莱斯勒汽车创始人和总裁之子。

[70]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马丁·路德·金私交甚好，立场却不尽相同，他主张使用暴力。他曾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还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领袖和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鼓吹者。

[71]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1933—），美国民权运动代表人物。1962年，他成为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密西西比大学的首位非裔美国学生。1966年，为了号召非裔美国人行使投票权，他从田纳西州孟菲斯出发，不带武器独自徒步到密西西比杰克逊，全程共计220英里。上路后第二天，他就遭到了一位白人男性的枪击。当他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约1.5万人加入了徒步的队伍，4000多名非裔美国人注册参与了投票。

[72]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又译谢尔曼，1820—1891），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而闻名于世，曾与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制订“东西战线协同作战”计划。

[73]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823—1878），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最出名的老板。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特威德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以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后死于狱中。

[74]古吉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物理学家，实用无线电报系统的发明人，1901年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实现远距离无线电信号的传送，获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

[75]诺思克利夫子爵（Lord Viscount Northcliffe，即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1922），英国现代新闻事业奠基人，创办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收购并改组了《新闻晚报》（the Evening News）、《观察家报》（Observer）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等。

[76]林白绑架案，1932年，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白年仅20个月的长子被绑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

[77]哈特菲尔德—麦科伊（Hatfield-McCoy）两家的夙怨，指的是1863年到1891年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边界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械斗。此后，这一冲突成为固定词汇，指代党派群体之间的长期积怨。

[78]1942年里约大会，指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届拉美国家外长会议，主要由美国召集的紧急磋商会议，为应对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发起的偷袭珍珠港事件。

[79]ΦΒΚ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该社团的标志是一把钥匙。

[80]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2—1934），美国土匪头目，多次结伙抢劫银行，1933年被联邦调査局宣布为“头号公敌”，后被诱捕击毙。——译者注

[81]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译者注

[82]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颁发给为该州做出贡献的个人的荣誉称号。

[83]《麦考尔》（McCall’s），美国女性月刊杂志，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在该杂志撰写专栏“如果你问我”。

[84]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小说家，曾在纽约当过新闻记者，为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过电影和戏剧，作品有长篇小说《在萨马拉的约会》《警察与赞美诗》等。——译者注

[85]克里希纳·梅农（V.K.Krishna Menon，1896—1974），印度外交家、民族主义者，被《时代》周刊评为印度第二伟人（第一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47年印度独立后，任印度驻英国高级专员，1952至1962年任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1957至1962年任印度国防部长。

[86]梅奥医院（Mayo Clinic），美国著名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综合的医疗机构，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有医院和诊所。除门诊、医院外，它还有自己的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87]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在望，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苏美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由于三国在是否邀请中国参会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苏美英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了协议，但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没有一致意见。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参加，对联合国组织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88]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部分。

[89]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飞机从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纳粹击落，飞机坠海身亡。

[90]庞奇和朱迪（Punch&Judy），是已有350余年历史的英国传统木偶剧的主角名称。朱迪是庞奇的太太，主要剧情就是夫妇二人的斗嘴打架，没有固定剧本，靠木偶操纵者依观众反应即兴发挥。

[91]此处各职位头衔原名分别为：executive editor（总编辑），associate editor（副主编），managing editor（主编）。

[92]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美国律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参议院反对，后因被指控受贿而辞去公职。———译者注

[93]联邦忠诚安全计划（Federal loyalty-security program），基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第1045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450）的计划，旨在追求“忠诚政府”，是冷战时代的产物。

[94]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具体内容是指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被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

[95]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配角，身负押送男主角哈姆雷特并杀掉他的使命，最后阴错阳差反被杀害。1966年，出生在捷克的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以他们为主角创作了喜剧荒诞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这部剧作以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的眼光解构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该剧同名电影由剧作家斯托帕德亲自执导，加里·奥德曼和蒂姆·罗斯主演，于1990年上映，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96]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

[97]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

[98]沃伦委员会（the Warren Commission），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3年组织成立。

[99]汤姆叔叔主义（Uncle Tom-ism），指黑人对于种族压迫逆来顺受的反应，典出19世纪著名的反种族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100]1812年的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是美国与英国之前在1812到1815年间发生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其中英国军队的一半都是加拿大民兵，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因为种种原因被卷入了战争。

[101]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营。现址是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并设立了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

[102]吴庭艳（一译吴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1963），在任时政策偏袒天主教，引发了大多数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满，并引爆了佛教徒危机，进而失去美国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陈丽春，是吴庭艳的五弟吴廷瑈的夫人。由于吴庭艳终身未婚，瑈夫人实际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吴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变之后被政变军队处决。

[103]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美国弗吉尼亚，1865年4月，邦联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

[104]普韦布洛号（Pueblo），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鲜东岸海域进行谍报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

[105]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卷入一起对哈勒姆服装店老板袭击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审判前被关押期间，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狱警不同程度的殴打。1965年3月该案开庭审理，六名青年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后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该案在1968、1971年分别重审，最终五名青年被释放，还有一名仍在服刑。

[106]大内克（Great Neck），又译作“大颈”，是纽约长岛地区最接近曼哈顿的城镇。

[107]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边高地”，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区内有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

[108]本·沙恩（Ben Shahn，1898—196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家，作品带有社会写实主义风格，左翼政治立场鲜明。悉尼·约瑟夫·佩雷尔曼（Sidney Joseph Perelman，1904—1979），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他长期在《纽约客》上发表幽默随笔，他的剧本《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获得了195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欧洲统一的主要设计师和欧盟的创始人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美）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著；范晓彬，姜伊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Fame and Obscurity

ISBN 978-7-208-13884-1

Ⅰ.①被… Ⅱ.①盖… ②范… ③姜… Ⅲ.①名人-列传-美国 IV.①K8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078号

书名：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作者：[美]盖伊·特立斯

译者：范晓彬 姜伊敏

排版：山东斯麦尔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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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采用一种被人们称为“新新闻”、“新闻小说”或“准新闻”的报道文学体裁，后一种名称是已故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对这一体裁的贬义称谓。与其他一些评论家一样，他也对这种体裁持怀疑态度，认为使用这种体裁报道新闻的记者是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真相。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新新闻”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在各种场合对人物进行观察，记录他们的各种反应，以及别人对他们的反应时，我力图做到既能全面跟踪人物，又能使自己不对人物产生影响，努力把握整个场面、人物对话、情绪、冲突、紧张关系、戏剧性场面。这样我就可以从主人公的角度去写故事了，有时能揭示我所描述的那个时刻主人公所表现出的思想。当然，这后一种洞察力完全取决于文章中主人公的合作，如果作者赢得了他（她）的信任和信赖，那么，通过当面采访，在恰当时间提出恰当的问题，了解和报告他人内心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在过去写的四本书中曾广泛使用过这种方法，包括《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一书。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描述的是艾滋病到来前的“性解放”时代中几对美国夫妇的私人性生活及正在变化的道德观。我对这种报道体裁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让我超越了我一般所采用的“旁观者”的角色，开始探索我自己及我的父辈们的个人生活，使我完成了最近出版的《移民家世》（Unto the Sons）一书。

但是，在1992年重读《移民家世》时，我注意到书中有许多观察甚至句子都是60年代我写你们手中拿着的这本《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时就已发现的事情或写出的句子。尽管它没有达到我所提出的创造性非虚构写法中的全部标准，但它确实标志着我在文风上的一种转变，即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所采用的旧的新闻撰写手法转变到《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由已故的哈罗德·海伊斯（Harold Hayes）担任主编时所提倡和鼓励的一种更大胆、更具难度的报道形式。

我于1960年开始为《时尚先生》写文章，最早写的是一篇关于纽约城里的一些无名者的散文。那是我当记者时在城里四处采访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有关无名人士的小画像及奇闻轶事。《时尚先生》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后，我对它进行了补充，写成了一本插图小书，1961年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New York——A Serendipiter’s Journey）为名出版了该书。其中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它代表着青年时代的我眼中的纽约，里面混杂着各种惊奇和敬畏。它使我认识到这座城市是那么的破烂不堪，有那么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E.B.怀特（E.B.White）的话是多么正确。怀特先生早在多年前就写道：“没有人应该来纽约生活，除非他认为自己总是幸运的。”从这些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我使用小说技巧的一些早期征兆，即我努力想把欧文·肖（Irwin Shaw）和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短篇小说所使用的那种语言融入到我的新闻报道中。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被称为《大桥》的那一章，是我花了数月的时间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修桥工进行观察研究后写成的。从1961年起，这些流动修桥工就开始在纽约建造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之间的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1961年至1964年间，我把能抽出的时间全部花在了大桥工地上，不仅走访了哈德孙河两岸的工棚，而且还常常戴上安全帽出没于工人中，与他们一起爬上距海面600英尺高的钢梁和缆索。在这些脚步稳健的修桥工中，有几位是来自蒙特利尔附近的卡纳瓦加居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周末我也偶尔随他们一起回家，结果发现那些喝了威士忌的司机开车奔波于往返路途时，比大风天在高空中的狭窄钢梁上行走更危险，也更令人恐惧。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的汽车冲下公路，急速擦过路边那一排排红杉树的情景。有一次，我们的车子竟然跟一头跳过马路的鹿发生了一次小车祸。

就是这样的旅行使我完成了《大桥》一书，1964年由哈珀与罗出版公司以插图形式出版。本书中的那部分文章与原来出版时完全一样，因此，按90年代的说法，文中的一些语言，从政治角度来讲是“不正确的”。我没有把印第安人叫成“美洲原住民”，也没有把男主人公对漂亮“妞儿”吹口哨改成对“年轻女士”吹口哨。另外，对一些讲到人们富裕程度的词我也未做改动，也许我当时所描写的那种“富足生活”算得上今天的贫困水平。

本书第三部分，我集中描写了曾经活跃在社会各个舞台上的几位名人的梦想与逝去的辉煌——这些人物包括歌唱家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明星乔·迪马乔、前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演员彼得·奥图尔，还有《时尚》杂志上的那些封面女郎、文学人物乔治·普林顿及其纽约“东区军团”——在刻画第三部分这些人物及其他人物时，我使用了同一种写作风格，很接近我所喜欢的几位短篇小说家那种令人仰慕的娴熟优美的风格。

其中成文较早的一篇人物纪事是我在1962年为《时尚先生》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退役后仍很活跃的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记载。这篇故事首先描写了50岁的乔·路易斯在纽约与一些美貌女郎花天酒地玩了三天之后，回到洛杉矶与前来接他的第三任妻子(一位律师）见面的场景——那是一种火药味很浓的对话，这或许是受欧文·肖的故事《夏日盛装的女孩们》（Girls in Their Summer Dresses）的启发而写成的。欧文·肖的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描写夫妻在街上斗嘴的场面。

写《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时，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去剧院观看洛根排练，突然，他和他的明星克劳迪娅·麦克尼尔发生了一场争吵，这场争吵不仅比排演的节目更具戏剧性，而且也是我按常规报道形式接触主人公时所不能揭示的。

在为写辛纳屈纪事收集素材时（《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我发现只要能观察主人公，即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或不合作也就不再重要。我在洛杉矶时辛纳屈并不合作。对他来讲，我来得不是时候，当时有许多事情让他心烦，其中一件就是他的感冒，因此我没有得到他许可的采访机会。然而，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六周多的时间里，通过看他录音、拍电影以及在拉斯韦加斯赌钱，我观察到他内心中更深刻的一面。我看到了他认为我走得太近时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变化、不满和怀疑，以及他在信赖的朋友中充分放松时的那种快乐、礼貌及魅力。通过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应，我的收获远比能坐下来与他谈话大得多。

1965年，我在旧金山开始准备有关迪马乔的素材时，他是更不情愿合作的一个主人公（《一位英雄的暮年》）。六个月前我在纽约见过迪马乔，那时他答应在我写文章时给予合作。

但是，当我出现在旧金山渔夫码头他的饭店外时，他的态度却完全变了。然而，我最初受到的冷遇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开场，使我有幸成为一名见证人，还有幸成了他活动的参与者。几天之后我能够再次见到迪马乔，是因为我求助一位迪马乔的朋友和几个高尔夫球伴，我请求他们让我跟随他们四人一起去一个18个洞的高尔夫球场观看他们打球。迪马乔特别讨厌打丢球，比赛当中他打丢了三次球，我都为他找了回来，在这之后，迪马乔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被邀请去观看他们另外的几场高尔夫球比赛，还被邀请晚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旧金山的诺瑞酒吧玩，我对他的了解大部分是在那儿得到的。

除了几处小的改动，例如重新恢复了《时尚先生》杂志换掉的彼得·奥图尔所使用的几个十分形象的世俗词汇，我在本书中对文章未做过任何改动，它们只不过集合了我以前所写的一些作品。如前面所说，这些文章和我以后较有名的那些书中所使用的写作风格有一定的联系。有关迪马乔、弗兰克·辛纳屈及黑帮头目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几篇文章都包含着一些我在另一本关于黑手党的书籍——《父辈的荣誉》（Honor Thy Father）中得以扩展详述的主题。在我刚才提到的最近由常春藤出版社出版的《移民家世》一书中，这些素材又被以一种不同的、更加个性化的方式发掘并利用。本书最后一篇人物纪事——《坏消息先生》描述的是我在《纽约时报》编辑部时就认识的一位专门从事悼文写作的无名记者的生活。我曾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写过有关他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把一个报业同事介绍给全国读者。四年后，即1969年，我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纽约时报》的书，书中我对这些同事进行了深刻的刻画，这就是我的第一本畅销书《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邻人之妻》的创作主要来源于我对“邪恶思想”与性罪恶的好奇心，这种“邪恶思想”与性罪恶正是教区学校的修女们以及牧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它们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生活，正如我在《移民家世》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的创作生涯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总会有些自己钟爱的话题和题材，这些东西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出现和再现都是难以预料的。作家的写作技艺在不断完善，但他的那些幻想却依然如故。

盖伊·特立斯

1992年8月

第一部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个性之城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纽约：被遗忘之城

第二部 大桥

流动的建桥工人

布鲁克林的恐惧

适者生存

废物与监工

别让本尼摸着卷盘

桥上之死

空中舞台

印第安人

重返湾脊

流动症

第三部 走向深处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失败者

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

一位英雄的暮年

彼得·奥图尔：重归故里

时尚王国

寻找海明威

舞会结束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

乔·路易斯：步入中年的国王

坏消息先生

第一部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城里有许多东西不为人知。在这座城市里，野猫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两只石犰狳“爬上”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帝国大厦顶上爬行。蚂蚁也许是被风或鸟儿带到这儿的，不过没有人敢肯定。在纽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蚂蚁的存在，就像人们不知道有位乞丐每天乘出租车到鲍厄里大街乞讨，也不知道有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每天从第六大道的垃圾桶里捡垃圾，更不知道有位号称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常常出没于西城七十几街那一带。

纽约城里到处是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还有那些在梅西百货乘坐扶梯时嚼着口香糖的人，在下电梯前那一刻也会停止咀嚼，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步上；工人们清理布朗克斯动物园时，硬币、废纸、圆珠笔和小女孩用的钱包随处可见。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公园大道上的一位看门人的脑袋里至今还残留着“一战”时的三颗子弹。几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由于受了电视和识字的影响，离家出走了，她们不想长大之后再做算命师，步她们母亲的后尘。每个月都有几百磅的头发运到第五大道545号的路易·费德商店。在那里，德国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金色发套，法国和意大利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深棕色发套。据费德先生说，美国女人的头发不能做假发套——由于频繁冲洗和烫发，她们的发质已经很差了。

纽约城里消息最灵通的要数开电梯的人。像看门人一样，他们极少讲话，但却一直在聆听。萨迪餐厅[1]的看门人总是认真聆听那些看完首场演出从此经过的观众对该剧的评论。他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大幕落下十分钟之后，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哪些剧会火爆，哪些剧会失败。

每天晚上，百老汇都会驶来一辆又大又黑的1948款劳斯莱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上面写着“受神谴的人不能进天堂”的牌子，从里面跳出。她走到街角处，向来百老汇的那些无数的“罪人”大喊大叫，有时一直喊到凌晨3点。然后，再由司机开着那辆劳斯莱斯，把她送回韦斯特切斯特。

此时，除了一些失眠的夜游者、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及白天黑夜都立在商店橱窗里的一群表情世故的人体模特外，第五大道上已空无一人。这些人体模特的脸上都呈现着冰冷、完美的微笑——这些微笑都是由陶制嘴唇、玻璃眼珠和颜料脱落前一直红彤彤的脸颊构成的。像站岗的士兵一样，她们守卫在第五大道的两侧。这些橱窗模特注视着宁静的街道，头部微偏，手臂伸出；纤细修长的橡胶手指似乎在索取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凌晨4点，一些商店的橱窗就变成了由这些婀娜多姿、身形修长的女神构成的仙境。所有这些女神仿佛在刹那间被定格一般：有的仿佛匆匆赶去参加聚会，有的似纵身跃入游泳池，有的则身着巨大的蓝色睡袍漫步于天际。

令人有这种想象既是神思所至，也是因着人体模特制造师的精湛技艺。人体模特制造师的信条是，天底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女人，即使是塑料或石膏制成的。因此，派克与派克的模特看上去青春靓丽，天真无邪；罗德与泰勒百货的模特则显得婀娜多姿，玲珑剔透；萨克斯的模特端庄优雅，不乏成熟女性的魅力；而波道夫的模特则一概显出一副超越年龄的典雅高贵。第五大道上的橱窗模特都是以世界上最迷人的女性为模型制造出来的。例如，苏齐·帕克就是百斯特公司人体模特的原型，而从萨克斯公司的人体模型身上则可以看出碧姬·芭铎的身影。由于模特制作师的精湛技艺和执着追求，这些模特各个线条分明、栩栩如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纽约人为这些人造美女所倾倒，做出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例如，那些橱窗布置者经常会和人体模特对话，并赋予她们昵称；此外，橱窗里的裸体模特因吸引男人而招致妇人憎恨，以致在纽约城里被禁止展出；更有甚者，一些人体模特会遭到变态者的攻击。曾有人发现，怀特普莱恩斯一家商店的一个苗条的人体模特被遗弃在地下室，身上的衣服被扒光，脸上化的妆被弄得乱七八糟，身体上明显有强奸未遂的迹象。于是，一天夜里警察设了埋伏，抓住了那个袭击者——这家商店的搬运工，一位身材矮小的羞涩男子。

当街上车流稀少、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纽约城一些街区的猫开始活动了。它们敏捷地在大楼阴影里穿行；守夜人、警察、垃圾清运工和其他夜间游荡者都能看到它们——但它们很快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大多数的猫都集中在渔市、格林威治村、东城或西城的某些街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可以说，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流浪的野猫。在第五十四街这样繁忙的街区，彻夜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仅在一天清晨就在齐格菲尔德剧院附近发现了20多只野猫。夜间，成群结队的野猫在河边码头附近游荡，寻找老鼠。地铁巡道工曾发现地下也住着猫，尽管有些猫偶尔被带电的铁轨电死，但它们似乎从未被火车撞上过。大约有25只猫生活在大中央车站的下面，它们由地铁工人喂养，从来不曾漫步于日光之下。

纽约街道上那些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从没有人给它们洗澡的野猫，与公寓里的家猫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大多数野猫都饱受跳蚤的叮咬，有许多还死于食物中毒、风寒和营养不良。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而家猫可活10到12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在纽约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杀死10万只无人认领的野猫。

“哥谭”市[2]的那些野猫很少能再过上安逸的生活，它们往往毙命于出生的街区。曾有一位贵妇收养过一只被ASPCA救起的被跳蚤咬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这只猫现在住在东城一座豪华的公寓里，夏天到来时，它就随这位女士到长岛的别墅消夏。当听说一些啮齿动物在联合国文件柜里肆虐时，美国爱猫协会曾把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运到联合国总部。协会主席罗伯特·洛萨·肯代尔说：“这两只猫会对付那些鼠辈的。”这两只猫似乎在联合国过得很开心，其中一只常常躺在一本汉语字典上睡觉。

在纽约的每个街区，野猫们都由一只最大最强壮的母猫支配。除了这个头儿之外，野猫群里没什么组织可言。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猫可以分为三类：纯种野猫、波希米亚式野猫及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野猫。

野猫以偶尔未盖上盖儿的垃圾桶或老鼠为生，一般不愿与人交往。即便是对那些给它们提供食物的人，它们也不愿理睬。这些桀骜不驯的野猫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毛发凌乱，表情漠然，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野性。

然而，波希米亚式野猫却不那么野性十足，它们遇到人一般不会逃走。常有些喜欢猫的多愁善感的人（大多数是女人）每日在街上给它们喂食，用“乖孩子”、“小天使”、“小可爱”这类字眼称呼它们。每当有人把他们的慈善对象叫作街头野猫时，他们往往会勃然大怒。大多数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流浪猫都能非常准时地来到喂食地点，以至于一位猫爱好者甚至提出了猫能辨别时间的理论。他以一只灰色母猫为例，这只母猫一周五次，每天下午5点10分准时出现在百老汇与第十七街交会处的一座写字楼里，等待电梯工给它喂食。但是，这只猫却从不在周六和周日出现，它似乎知道这两天人们不上班。

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猫，往往是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它吃得很好，能够赶走老鼠，但一般只把商店当作旅馆，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游逛。尽管工作时间自由，它仍然享有它最接近的同类（那些“全职”、完全家养或店养的猫）的大部分优厚待遇——包括到窗台上睡觉的特权。布利克街一家熟食店里的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常常藏在门后，并能把所有试图寻找施舍的其他流浪猫赶跑。

在纽约，由于大型超市纷纷而至，小食品店越来越少，食品店里的“全职”猫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有了更好的防鼠措施、改进的食品包装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像A&P[3]这样的连锁店已很少再养猫防鼠了。

然而，在码头上，人们对猫的需求却依然如故。有一个码头工人对猫有过敏症，他就下毒药毒死了那里的猫。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那里的老鼠就泛滥成灾了。工作时，工人们看到成群的老鼠在箱子上爬。在九十五号码头，老鼠开始偷吃码头工人的午餐，甚至开始攻击人。结果，他们不得不紧急地从附近街区调来野猫。现在，鼠患终于得到了控制。

一位码头工人说：“猫在这里根本无法睡觉，一旦它们睡着了，老鼠就会把它们吃掉。我们这儿已有老鼠咬死猫的先例了，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大多数码头野猫都是非常凶猛的。”

清晨5点，在曼哈顿随处可见疲倦的鼓手和赶着回家的酒保。公园大道已变成鸽子的天下，它们在大街中央信步漫游。这是曼哈顿最美的时光。大多数夜间出没的人已不见了踪影——而白天活动的人群还未出现。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全神贯注地开着车，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宁静，不愿打破空旷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寂静，不愿惊扰富尔顿渔市那个一动不动的守夜人的美梦，也不愿吵醒开着收音机在小丑路易商店旁酣睡的加油站伙计。

清晨5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五十一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

他说：“凌晨1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她们通常戴着小方巾；到凌晨2点，有些喝酒的人已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3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4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清晨5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清晨6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中涌出。百老汇已开始车水马龙了。玛莉·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十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联盟电话公司的叫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

早晨7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他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俾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按摩师俾斯·麦基。

麦基先生行动敏捷，身姿挺拔。他手里总是提着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干他这行所需要的擦剂、浴液和毛巾。他矫捷地上了电梯；半小时之后，他已下了楼，奔向另一位女主顾——歌剧明星，电影明星，或许是位女警官。

俾斯·麦基曾是一位轻量级拳击手，20年代在巴黎开始他的按摩师生涯。在一场欧洲巡回赛中输掉比赛后，他心灰意冷，永远退出了拳坛。经朋友介绍，他上了一家专门培训按摩师的学校。六个月后，他便有了他的第一个主顾——克莱尔·露丝，当时主演电影《佛里-贝尔格》的女明星。她很喜欢他，给他介绍了许多顾客——波尔·怀特、玛莉·皮克福德，还有一位唱瓦格纳歌剧的粗壮女高音歌唱家。麦基的生意曾非常好，只是由于“二战”爆发，他才离开了巴黎。

到曼哈顿后，以前欧洲的老顾客来纽约时仍然光顾他这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俾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她们每个人的公寓为她们按摩。他拥有她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她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她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她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都十分富有。

“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她们的秘密，”俾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

东城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

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4]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

每天早晨刚过7点30分，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蒙眬时，早已有几百人在第四十二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钟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

那些早上8点钟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钟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

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是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须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

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5]的城市。扬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十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360位）、清扫工（72名）和卫生间（34个）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

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城七十、八十和九十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在这里都可以化解。

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敦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申主教的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那位医生正好姓毕晓普。[6]

在列克星敦大道褐石房尽头，即第八十二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把樟脑草卖给猎狮者，把成千上万种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位于西城的一间阴暗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得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美元。位于西城第十九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印制50万张金额为15美元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像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

在纽约，从黎明到黄昏，再到黎明，日复一日，你都能听到车轮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混凝土路面时发出的隆隆声。这座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它总是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它那巨大的缆索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桥跨夏日往往要比冬日时离哈德孙河近十英尺。它是一座优雅、美丽、几乎永不宁静的建筑，就像一位令无数男子拜倒裙下的风骚女子一样，目睹了世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浪漫情侣们曾在此流连踯躅；厌世轻生者曾纵身从桥上跃入河中；一位胖女孩儿每天都在3500英尺长的桥跨上慢跑减肥；10万名司机每天从这里驶过大桥，有出事撞上大桥的，有耍滑少交过桥费的，有时桥上也会出现交通拥堵。

在匆匆过桥的纽约人及游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工人乘电梯在桥上612英尺高的两个桥塔驶上驶下；很少有人知道流浪醉汉偶尔会心血来潮地爬上塔顶，在那里睡着；早晨，这些醉汉已被冻僵，不得不由急救人员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座大桥的旧址曾是印第安人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战争的地方。殖民时期，就是在这里，海盗被绞死在河边，以警告那些胆大妄为者。大桥正好建在华盛顿指挥的军队遭到英军重创、溃败而逃的地方；英军攻占新泽西州利堡时，发现了华盛顿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煮着水的水壶、大炮以及路上随处丢弃的衣物。

华盛顿大桥车道要比旁边的那个红色小灯塔高出100多英尺。1913年，随着大桥的建成，这座灯塔也就成为历史了。大桥位于新泽西州一端的引桥，距由警犬把守的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7]居住的高墙有两英里长；新泽西州一端的收费站离卡车司机无证贩运并掉下大象的地方只有20英尺——一位卡车司机试图用拖车把四头大象贩运过桥，如果不是一头大象掉了出来，他就成功了。大桥上层桥跨距港口管理局警卫爬上去阻止一位自杀者的地方有220英尺；这名警卫对那位企图自杀者说：“听着，你这个狗杂种，如果你不跳下去，我就开枪打死你。”结果，那个人乖乖地爬了下来。

大桥警卫24小时保持警惕。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随时都会有交通事故、汽车抛锚或自杀事件。自1913年以来，已有100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还有超过这个数字两倍多企图自杀的人被及时阻止。那些打算以跳桥方式自杀的人行动迅速，无法预测。他们把汽车、夹克及眼镜等物品留在路边，有时还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诸如“我愿为这一切承担后果”，或“我不想活了”的话。

一天晚上，一位离家在外的孤独采购员喝了几杯酒后，到第六十四街附近的一家百老汇旅馆住宿。半夜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在他的窗前，浮动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女神像。

当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正被用船运过自由岛，运往公海上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看到的实际是纽约市里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那个耸立在西城第六十四街43号自由太平洋仓库顶上的那尊几乎不为人们注意的无名雕像。

这个非常逼真的仿制品，是应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仓库老板威廉·H.费兰托的要求，于1902年建成的。与自由女神岛上巴托尔第设计的那尊高151英尺的雕像相比，这座女神像离座基只有55英尺。这座小自由女神像上也有一把点燃的火炬、旋转内梯和头部孔洞；通过石像头部的一个孔可以看到百老汇。但到了1912年，由于年久失修，楼梯已不牢固，火炬也被大风刮掉了，从此再也不允许学生在塔内跑上跑下了。费兰托先生于1931年去世，有关这座雕像的许多信息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过往的游客常常会向仓库工作人员及周围的住户打听雕像的情况。一位在女神像对面的凯内停车场工作的人讲：“人们经常到这儿来，说：‘嘿，你瞧，那上面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得克萨斯人开车过来，抬头往上看，说：‘我原以为自由女神像是在某处的水里。’但确实有些人对这座女神像感兴趣，拍了好多照片。我认为能在它下面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有游客来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附近的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座女神像的存在。那些在它下面工作的吉卜赛算命者就没有注意到，那些经常光顾它下面的斯德恩夫人酒吧的常客也没有注意，那些在街对面的彼克福德餐馆里喝汤的食客更加不会。戴维·柴克曼，纽约城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从这座神像旁经过几百回，却从不在意。“这座城里有谁会老往上瞧呢？”他反问道。

几十年来，这位女神一直手握燃尽的火炬，俯视着周围那些壁球爱好者、做外卖菜的厨师以及仓库看门人，俯视着挣不了几个小费的侍者、警官，以及午夜后从消防通道溜出来、穿着高跟鞋在这座也许拥有太多自由的城市里游荡的异装癖。

纽约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住在格林威治村。然而最早住在那里的是黑人。黑人现在大多数都住在哈莱姆，而那里以前曾是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已从城西搬到了城东。波多黎各人随处可见。只有华人没有搬家，他们一直住在道尔大街转角处的唐人街。

对某些人来讲，纽约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要么是拉·瓜迪亚机场空姐甜美的微笑，要么是第五十街鞋店售货员的耐心服务；而对另一些人来讲，纽约所代表的，不是桑树街教堂后院里刺鼻的大蒜味儿，就是少年黑帮争夺地盘的一块肥肉，或是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垂涎已久的一大片房地产。

但是，尽管纽约市的导游手册和商会都大肆吹捧这个城市，但她却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的好去处。对于多数纽约人来讲，这里工作辛苦，交通拥挤，人满为患。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人物，像公共汽车司机、女清洁工以及偷偷给广告牌涂上猥亵淫秽内容却从不会被抓住的涂鸦者。许多纽约人似乎只有一个名字：女理发师、门童、擦鞋匠等等。一些纽约人一辈子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像住在中央大街警察局对面的“面包吉米”。“面包吉米”的真名叫吉米·曼库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街对面的警察常对他喊：“喂，小孩儿，到街角那儿给我们买点儿咖啡和面包。”吉米总是很听话，为他们跑腿效力。久而久之，“面包吉米”或更简单的“嗨！面包”就成了他的称呼。现在吉米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儿。但珍妮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叫她“面包珍妮”。

纽约是吉姆·托培的城市，从1928年起他就为时报广场周围的广告牌播放新闻头条，多少年来从没由于自己失误烧过一个灯泡；它也是乔治·班南的城市，这位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正式计时员，曾在7000场拳击赛中举起像不死教父般的比赛计时钟，200万次摇响手中的铃铛；它也是麦克尔·麦克巴顿的城市，这位坐在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一种近乎于无奈和绝望的声音，冲麦克风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这句话。他一天要重复这句话500遍，有时他也想即兴发挥一下，但却从未这样做过。他一直认为，在车门的咣当声和人群的嘈杂拥挤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妙语，又一列火车已从大中央车站驶来。麦克巴顿先生必须再次重复那句说过多少次的话：“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当夜色降临纽约城，所有顾客都离开梅西百货后，十条黑色的德伯曼猎犬开始在走廊过道四处巡查，寻找可能潜伏在柜台后或隐避在衣架中的藏匿者。它们要把这座20层的大商城全部查看一遍。这些猎犬受过专门训练，能爬楼梯，跳窗框，跨栏杆，而且还会在见到诸如暖气漏水、蒸汽管道破损、烟雾甚至小偷这些不寻常的事和人时狂吠不已。如果小偷胆敢逃跑，这些猎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上他，在他的两脚之间来回乱蹿，把他绊倒在地。它们的叫声曾让梅西百货的保安发现了许多小隐患，但从未发现过小偷——自从1952年引入警犬之后，还没有人敢在关门后藏在商城内。

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孙河上捕食一只鸽子。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大约有20只秃鹰在这座城市里巡游，有的鹰翅膀展开后有35英尺长。它们曾呼呼地飞过圣雷杰斯旅馆的屋顶，曾攻击过烟囱上干活儿的维修工。1947年8月，两只秃鹰曾扑倒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之家休息坪上的两位女居民。维修人员在河边教堂曾见过一群秃鹰在钟楼上美餐鸽子。这群秃鹰只在那儿停了一小会儿，就向河边飞去，残留在地上的净是鸽子头。秃鹰飞回时总是悄然无声，不为人们所注意，就像这座不夜城里的那些猫、蚂蚁、头颅中留有三颗子弹的看门人、为贵妇服务的高级按摩师以及许多不寻常的奇闻怪事一样，永远被人们忽视。

[1] 萨迪餐厅（Sardi’s），坐落在百老汇旁的一家餐厅，1927年开张，特色是其墙壁上百余幅话剧界知名人士的漫画。自开业以来，其就因客人多是在百老汇看戏的观众而有浓厚的话剧评论氛围。—编者注，下同

[2] 哥谭（Gotham），纽约别称，源出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见闻札记》（Salmagundi）。后又因出现于DC漫画出版的一系列漫画作品，尤其作为《蝙蝠侠》（Batman）中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居住地而知名。

[3] A&P，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美国大型连锁企业，成立于1859年，旗下多个品牌共有400余间连锁分店。于2010年破产。

[4] 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

[5] 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

[6] 申主教（Bishop Sheen，1895—1979），美国天主教主教，主教（bishop）一词也可作一般人名，故有此处的巧合。

[7] 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1902—1957），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匪徒，却一直未被起诉成功，后被射杀于一次黑帮火拼之中。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是一座有许多人工作时看不见面孔的城市。他们坐在地铁售票窗口前，迅速把一些纸片卖给人们。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有超过400万的乘客要经过这些钱币兑换者。他们似乎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手指。除了回答问路，他们的词汇往往只有两个字：“几张？”

但是，在第十四街的尽头，一个名叫威廉·德威里斯的售票员却公开对这种不为人们知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在第八大道售票窗口外，他贴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请给点微笑，这活儿已经够辛苦了！”

于是这里的旅客都开始微笑了。

他对每位旅客都说：“早上好！”一些纽约人对此很不习惯。他把问路回答都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在乘客忘带钱时，把票赊给他们。他十分健谈。窗口电话铃响时，他会抓起电话说：“早上好！这是纽约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独立分公司位于第十四街与第八大道交汇处的78号售票亭的地铁公司职员威廉·德威里斯，工作证号216690。您需要帮助吗？”

作为一名地铁售票员，他可以一天八小时地观察那些纽约人：他们进进出出，互相推搡，或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快步冲入车厢。尽管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不一定理解，却有机会目睹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本性。

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大多数纽约人都习惯每天早晨从一个固定的转门入口进地铁，他们永远不换别的门。有的人会一次性买两张票，还有些买了套票的人，在用了一张票后，会赶快再买一张补上。”

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从1939年起就在地铁公司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友好行动特别成功。每天乘客读过他贴在窗口的标语后，都会微笑着离开。可一旦上了火车，他们的微笑就又消失了。他们又开始相互推搡。有的用报纸遮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座位；有的偷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幻想着：“我怎么才能认识她？”

他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开始注意她的。当时她从布卢明代尔百货出来过马路，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她。她下了地铁，穿过检票口，然后站在自动口香糖机与一幅巨型广告中间的站台上。广告上画的是一位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男士。

那个女孩也许只有二十五六岁。她的腿修长，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一头剪短的金发，随意向后拢着——可能是她用手指拢的。她身穿简洁的黄色套装，戴着白手套，没有化妆。她身材苗条，线条突出，是那种经常光顾东城布卢明代尔百货，不是手里提着各种名贵食品，就是下班后乘第五大道公共汽车回家的青春健美型女孩。这类女孩一般不乘地铁，但偶尔也有一两个。当这样的女孩乘坐地铁时，他就会特别注意。

别的男人也在看她。她或许已察觉，但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那些男人总是不露声色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不时从自动口香糖机上的镜子中窥视一下她的身影。他们往往在这种游戏中会相互撞上，有时会相互尴尬地笑一笑，有时又会变得非常正经。列车进站时，他会与她保持几步距离，跟随她进入车厢，看着她在过道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双膝紧靠，戴着手套的双手拘谨地放在膝上，深蓝色的双眼天真地注视着前方。

地铁列车开始迅速地切换到通向第五大道的铁轨上，黑暗中，地道里的灯快速闪过；一位手提梅西百货购物袋的胖太太像拖船一样摆来摆去；男人们的眼光透过报纸偷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她不敢与他们的目光相对，不敢破坏自己在地铁上的纯洁形象。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铁发生故障灯全部熄灭，或是那位胖太太摔倒，那么就会有借口与坐在过道对面五英尺外的这位女神般的纯洁女孩搭讪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然无丝毫差错地行驶着，就像你想让列车停下时，它总不会随你心愿一样。

列车在第五大道停下。

接着，开往第四十九街。

然后，开往第四十二街。到站时女孩迅速站起，抓住扶杆停了几秒钟，下了车——就像他在纽约城里见过但从未说过话、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所有其他迷人女孩一样消失了。

纽约市的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每天都要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状况中挣扎，同时还要忍受各种折磨：老太太的肆意谩骂，小学生耍滑少投币，计程车随便加塞，卡车冲撞抢行，等等。司机在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找零的同时，还要向乘客介绍换乘路线，回答各种问题。他们时而抢过绿灯，为了正点到站，时而还得躲闪地上的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电缆窨井盖，还要在招呼乘客往车厢后面挪动，承受那没完没了的车铃声以及腰疼、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的同时，极力克制自己那种几乎难以控制地想把公共汽车撞到石墙上后再走开的歇斯底里的欲望。

尽管承受着这么多的烦恼和辛劳，但是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司机大多数仍默默无闻，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汽车后视镜上显示出的他们的半张脸。他们从未体验过灰狗长途巴士司机驾车飞驰的那种风光；他们既不像郊区公共汽车司机，能叫出乘客的名字，并在圣诞节收到礼物；也不像包车司机，在接送人们野餐时常被邀请一起进餐；更不像那些校车司机，倘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不太激进的话，可以教训一下吵闹的乘客而不受任何惩罚。

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从不被人们注意。如果抬头看车内后视镜，司机眼里的乘客只是些15美分的化身：他们有的望着窗外，有的盯着脚下，还有的在偷看别人手里的报纸。一位衣冠不整的信使正在斜眼盯着一个黄色信封，一个手里紧抓着购物袋的胖女人在和一个男人瞪眼怒视，争夺车上唯一的空位。那些手抓吊环站立着的乘客在司机眼里就像两扇吊着的牛肉，当多次催促之后仍不往里挪动时，他就特别憎恨他们。

“往车厢后面挪挪，里边有地儿。”

乘客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除非他有意破坏他们的这种舒适——猛踩刹车，不回答问题，或在拉铃时到站不停——否则他们会一直没有反应。日复一日，公共汽车司机都在重复这种无休止的单调工作。面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的300万纽约人，司机们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乘客。

早上6点，乘公共汽车的净是些电话接线员、护士、家政人员和旅馆工作人员。7点钟，接踵而来的是商店雇员、码头工人、电梯工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在8点钟之前赶到工作岗位且喜欢在车上读小报的人。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能听到硬币落入投币箱里的声音。这些搭乘早班车的乘客，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总想多给司机些车钱。所以说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在8点之前还是很愉快的。到了8点钟，那些胳膊下夹着书的学生就开始在车上钻来钻去，挤着抢占座位。

早晨9点，车上充斥着秘书、接待小姐以及各种香水的味道。从10点钟起是那些不想乘出租车的经理秘书（他们一般工作到下午6点）和白领职员，还有公共汽车司机的眼中钉——妇女购物群。

“这些中年妇女钱夹里满是硬币，却给我一张五块的钞票。”巴内·奥利里说道。34年前他开始在纽约市做电车司机，现在看上去好像刚从火星探测器上下来一样，“或许她是和女友一起上车；她会说：‘唉！没关系，苏菲，我有零钱。’然后她把手套咬在嘴里，开始寻找零钱——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在车外的雨里等着。

“当汽车驶入有许多人等车的车站时，毫无例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总是排在第一。她上车时总是把包放在地板上，然后在钱包里摸来摸去地找钱。等我给她找完零钱，她又问我用三美分转车能到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得在她这儿费两次工夫。当然，她向你打听转车的事儿时，声音特别小，几乎听不到；可她和你吵骂时的嗓门却特大，整个车厢的人都能听得到。

“在当今的纽约，女士的表现特别差，男士已不再愿意给她们让座了。男士总是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假装没有看见站在过道里的女士，或者干脆把报纸盖在脸上，或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假装在写着什么。男士对占住他们的座位好像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坐过站。”

对于那些能承受这一切的人来说，当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份可靠的差事。算上加班费，他们每天平均能挣到120美元。司机们每天有八小时在车上度过，行驶60英里，收到约100美元的车费。他们必须为挣到的每一分钱付出辛苦。尽管有些司机像巴内·奥利里一样，一辈子都在向车后部疏散乘客，也有些司机在干了10年或15年后，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转行到公司里去干些不太麻烦的工作，例如去做维修人员或修理工。换了工作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幸福，甚至变得非常友好。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疯狂的人群和吵闹的铃声，远离交通拥堵和投诉信，远离那些花上15美分就以为可以控制公共汽车司机命运的目中无人的购物者。

傍晚时分，纽约城里成千上万的女秘书踩着高跟鞋从写字楼里迅速走出，而另一大群女人准备涌入。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无须通告就闯进那些商界大亨舒适的办公室，站在听写机前体验发号施令的感觉；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最后，当光明降临这座城市时，她们手中的废物筐在大厅里集中，她们的声音在楼下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里回荡。不一会儿，她们就列队站在马路旁的人行道边，裹着大衣，笑容满面地等公共汽车回家了。

这就是她们在纽约城里的工作——她们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工会组织的1.2万名清洁女工。她们每天夜里要抚慰1000英尺的地板和沉睡的电话，轻轻擦拭桌面上别的女人的照片。傍晚6点，200名清洁女工脚蹬平底鞋，身着农妇穿的那种蓝布衣，迅速地奔向帝国大厦的3000个房间；她们每年能在那里的地上发现总计约5000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有时在家具后还会发现隐匿的偷情者。但她们都非常忠于职守，把拾到的钱全部上交，并且把那些偷情者报告给警卫——可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什么感谢。

晚上7点半，350名清洁工已进入洛克菲勒中心。这座楼里的所有废纸在被倒入筐子后，都得在仓库里保存48小时，每个吸尘器也要在12小时后再清理。这种做法对珠宝商找回他们丢失的金粉、钻戒及小宝石等物品非常奏效。

午夜时，几千名清洁工来到华尔街的某个大厅，那里到处是股票自动接收机上使用的纸条。她们干活时小心翼翼，只扫掉在地上的碎纸，不会乱动桌上的任何东西。常常有某些经理故意把碎纸扔在桌面边缘，试探清洁女工是否照章办事。

这些清洁工大多是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她们每周工作35小时，最低起薪只有54.95美元。她们干这份工作，或是为支撑一个大家庭，或是为挣钱补贴微薄的离婚赡养费，或是为在夜里能离开家。然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往往非常保密，只告诉邻居自己做的是些夜间职员工作。

与那些白天上班时不停抽烟、一点儿也不体谅清洁工的人一样，她们的子女有时对清洁工的工作也知之甚少。那些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早上一上班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往烟灰缸里弹烟灰，往纸篓中扔报纸，把这个地方搅得乌烟瘴气，目的好像就是让那些夜晚出动的拿着废物筐的无声无息的清洁工来收拾。

每逢周五和周六夜晚，一些吉卜赛人、乞丐和小偷就会汇集在艾伦街133号，等待每周一次到曼哈顿最后一家公共澡堂洗澡的机会。对光顾过那里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客人来讲，他们觉得公共澡堂简直是一座四壁镶满瓷砖的泰姬陵。

似乎所有来到澡堂里的人都很平静。他们在一排排的椅子上低头坐着，等待进入可供90个人使用的淋浴间。这里的规矩是，如果自带毛巾和香皂，洗澡不花钱，否则得交25美分押金；如果不偷走毛巾，25美分押金还会如数退还。

每年有130多万人在艾伦街公共澡堂洗澡。他们中有退役的拳击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以及那些年轻时有些姿色、现在却人老珠黄的干瘪老妪。

在这里每人只有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时间一到，澡堂工作人员就会摇铃，在雾蒙蒙的浴室里大喊大叫，直到人们全部出来，重新穿上他们那些肮脏的衣服。

在纽约城里，每天有9万人拨打WE 6-1212，询问天气预报；有7万人拨ME 7-1212，查询时间；有65万人因为不知该打什么电话而拨打411。查号员需要用15秒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她们在连续工作两个小时，查询了130多个电话后，就可以休息15分钟，抽支烟或喝杯咖啡。即使下班后，她仍吐字清晰。当然，有时她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不再这样讲“5——7——9——”，但却很难做到。

假如人们能自己查一下号码……

当她把手里的烟头用力掷出，又到拨号台前继续查号时，她在想，假如人们能够自己查号，她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她继续为纽约的410万台电话及那些害怕电话号码簿的变态狂查号。这些人或是需要查询电话号码，或是需要有事问询，或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天，或是只想与接线员约会，引诱她……

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去查曼哈顿电话号码簿，那里面有78万个名字，1830页，重达五磅，厚得即使是查尔斯·阿特拉斯和维克·唐尼这样的大力士现在也不愿再撕开它们了。这两位大力士已厌倦了这种游戏，据说还问过：“谁会需要这种东西？”

谁会要这些每年都印刷179.5万册的曼哈顿电话号码簿呢？

其中四分之一在华尔街被丢弃、弄坏或撕烂，被人们同打印纸、手纸一起从摩天大楼里扔出来，砸在那些为某个明星捧场沿着下百老汇到市政大厅的大街游行的名流身上。

另外四分之三每年都被收废纸的收走了。他们把电话号码簿一页一页地翻一遍，试图找到遗忘在里面的情书、邮票、保险单、领带和钱，然后再把它们装船，沿哈德孙河运往一家纸板厂。在那里，这些电话号码簿被化成纸浆，制成洗衣店使用的熨衣板、装鸡蛋的盒子、平装书的封皮，以及那些无论查不查电话的纽约人身边一些好看但不值钱的东西。

“先生，擦皮鞋？”

“先生，擦皮鞋？”

“嘿，先生，擦擦皮鞋吧！”

当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时，人们能看到纽约城里到处游动着擦鞋匠。他们一字排开，像猎鹰一样地争抢生意。此时，你走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全部是这样的喊声——这些擦鞋匠有时躲在角落里，有时蹲在马路边，有时在行人中转悠，嘴里低声吆喝着：“擦皮鞋！擦皮鞋！”就像那些兜售黄色画片的小贩一样。

纽约城里有800个无证经营的擦鞋匠，他们最怕看到警察，因此必须迅速完活儿。他们比那些室内擦鞋匠更可能把鞋油弄到你的袜子上。纽约城里约有1500个在室内工作的擦鞋匠，他们一般分布在商店和旅馆里，有的擦鞋匠竟像皇室人员一样，坐在华丽的高脚椅上，等待客人的惠顾。

那些年老的且有一定地位的擦鞋匠也不像那些街上的年轻孩子一样无名无姓，他们常常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像擦鞋大王戴维，能在布朗克斯区地方法院干活；或已故的比亚乔·韦卢兹，在羔羊倶乐部[1]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墨菲的擦鞋匠；还有查理，那个乘消防云梯车的擦鞋匠消防员；还有詹姆斯·瑞那尔蒂，那个可以用27种语言说“擦皮鞋吗？”、在联合国大厦工作的擦鞋匠。有时他们会变得像“丝帽托尼”一样出名。托尼是在百老汇和运河街干活儿的一位衣冠楚楚的擦鞋匠，他的眼睛不会放过面前走过的每一双脏皮鞋。人们不禁怀疑，他其实像这座城市里的许多神秘人物一样非常有钱。

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周挣多少钱。他们通常有自己的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时，他们会敲一下顾客的鞋跟或脚踝，宣告他们工作的完成。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

不管怎么讲，最近纽约地铁车站里擦皮鞋的价格已涨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数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汇交汇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挂出了“擦鞋5美分，税20美分——总计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来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轻擦鞋匠的挑战，这位擦鞋匠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擦鞋免费——小费25美分”。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们每周能挣到60至80美元。游客和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好主顾，尽管许多游客经常用旅馆里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们这样做时我们总能看出来，”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说，“那些在旅馆房间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挤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帮上了，一副邋遢样。”

1957年，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在喜来登公园酒店理发时被人枪杀。当时，除安娜斯塔西亚外，理发店中还有11个人——五个理发师，两个顾客，一个修脚师，一个服务员和两个擦鞋匠。对安娜斯塔西亚来讲，这两个擦鞋匠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总是低头擦皮鞋。但这件小事却没逃过记者迈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案情报道中，伯格先生这样写道：

“安娜斯塔西亚大约10点15分走进酒店的理发店。他把上衣挂在衣架上，解开了白衬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黄色——黄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专业人士打的），黄色外套……”

纽约的擦鞋匠对像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纽约天热时，女人穿着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车的车顶放下了，人们的胳膊从公共汽车开启的窗户中伸出，就像鱼鳍一样。太阳崇拜者在旅馆房顶和水边长椅上晒太阳，建筑钢筋工穿着T恤、背心，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在高空钢梁上走动。

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不想赶路的人们。他们专挑阴凉地儿走，有时还会在公园湖中懒洋洋地戏水。一些人试图叫醒中央公园里的海狮，让它们跳入凉水中，但海狮根本不理睬他们。从曼哈顿出租公寓的窗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胳膊上满是脂肪的女人，手托着下巴，正在观看下面运动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滚球游戏的人们节奏都放慢了。商人们在大声宣传速干女衣及免熨套装的好处。在附近的商店里，人们常用“天儿真热啊！”这样的话来评论酷热的天气。

“天儿真热啊！”

“还用说！”

“天儿真热啊！”

“没错儿！”

“天儿真热啊！”

“他妈的！”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在纽约，这样的天气没完没了，一直持续着。人们相互之间只有这句话。纽约，正像作家汉密尔顿·巴索所讲，是一座到处是邻居却感觉不到邻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那么地铁中的那个男孩就能和那个女孩讲话了……

如果人们能自己查电话号码，那么电话接线员就可以多抽一口烟，多歇一会儿气……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49分，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停电。许多街区都变成漆黑一团，时钟停止走动，啤酒无法冰镇，黄油融化，电视关闭，人们坐在沙龙里在烛光下亲密交谈。简直妙极了！人们终于有别的话题可以谈论了。

很难想象人们在静悄悄地喝酒，或走过想象中的红绿灯的那种感觉。那些被电梯宠坏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楼。人们在黑暗中洗澡然后擦干。男人们还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刮胡子。

只有那些盲人无所畏惧。下午3点10分，百老汇1880号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漆黑的四层大楼内，200个对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带领着70位视力正常的人走出楼梯，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楼外的百老汇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在这座人们时常谈论天气的大城市里，盲人们被再次遗忘了。纽约各个街区又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直到某个别的事情发生——再一次大楼停电，一场大火，或一件谋杀案。谋杀！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谋杀案更震动周围街区的了，尽管这种震动只会持续几小时。

1959年8月1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家城市报纸的助理编辑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老板留下印象。他翻阅桌上的新闻稿件，突然被一则电报吸引，上面写道：“子弹！由于东百老汇207号一家小餐馆和蔼可亲的65岁老板菲利浦·席科勒尔遭抢劫谋杀，纽约下东城的居民们今天已武装起来。警察说……”

这位助理编辑迅速派一位记者去东百老汇207号，交代他要详细地描述一下那个街区的情况。记者到达现场时，看到几十位邻居表情严肃地围在餐馆前，听一位矮小壮实的妇女说话：“为什么要杀人？他都给钱了，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她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抢劫并杀死好心的席科勒尔先生。这位妇女讲，这本是一个安静的社区，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挂在外面的消防出口处，旧衣服仍然只卖2.5美元。这里仍是吃硬面包圈[2]，男人两腮留须的传统犹太社区，但这种传统现在正面临挑战。

房屋开发项目正在取代人们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断涌入。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偶尔会达到让人去抢劫和杀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发生了一名叫席科勒尔的餐馆老板被杀事件。席科勒尔过去一杯咖啡只卖五美分，还把面包施舍给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带着刺眼的闪光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众多的电视摄像师和记者洪水般地涌到了这个街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

“您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邻居们不愿回答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只是摇头。记者和摄像师们冲到餐馆楼上的公寓里，见到席科勒尔的家人；他们在哭泣，咒骂，并让记者们走开。

“您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格林先生？”

电视摄像师和记者们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属。他们说话时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者的亲人是不会讲话的，那样记者就会错过头版的消息，同时也就没有广告中间插播的11点新闻中的现场录音了。

但是他们从死者亲友那儿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们又跑到了大街上，录下犹太裔美国人的低语：“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菲力浦·席科勒尔可是个好人啊！”

“问题是，谁将是下一个。”

“这么可怕的街区——我们得搬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库蒲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罗林布鲁姆小姐？”

罗林布鲁姆小姐说：“六年前波多黎各人开始涌入。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街区的变化，是在政治家竞选的宣传车驶过之后。车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西班牙语，而且……”

证人们告诉警察，袭击者是波多黎各人。负责东城警务的副总警监爱德华·费里迅速派遣50名侦探调查这个案子，其中有十几个警探会讲西班牙语。

波多黎各人的头领们被激怒了，他们指责说所有人都把坏事往波多黎各人身上推。社区工作者也讨厌这种宣传，否认社区存在冲突。他们多年来一直努力使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吉卜赛人及同性恋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且尽量减少冲突。社区工作者向报纸主编写了许多愤怒的抗议信，主编把它们转给了城市版编辑，城市版编辑又把它们转给了助理编辑。现在这位城市版助理编辑所希望的只是这条消息别上头版，因为在第二天早晨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的这份年薪8500美元的工作似乎就不那么牢靠了。

黄昏时，记者和电视照明灯已不再聚集在街区的人行道上，留下的只有独自承受悲痛的死者家属。几个月后，凶手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报道这个轰动故事的报纸早已被人们用来包垃圾，在垃圾清理场烧掉，再和其他的数以吨计的垃圾一起被集中。这样公共卫生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手里就有了令人信服的年度数据，来支持他的上司每年要求市长增派清洁工人的请求。

假如你今天回到东百老汇207号，没有人会再提起这桩谋杀案。只是那家餐馆再也没有开过门。不是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那位被害者，而是他们总是在谈论天气……总是在问：“天儿够热吧？”

[1] 羔羊俱乐部（the Lamb’s Club），一家靠近时报广场的著名餐厅。

[2] 硬面包圈（bagel），又称贝果或百吉圈，由发酵了的面团捏成圆环，在沸水中煮过后再放入烤箱中烤制面成。由东欧的犹太人发明，并由他们带到北美洲。

纽约：个性之城

在纽约，东城第七十几街住着一位专业遛狗师，列克星敦大道141号住着一位猫咪心理专家，第四十六街还住着一位与两只装有假腿的鸽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萨顿公寓的男房客从他18层高的公寓窗户钓鳗鱼；第五大道88号的一位女士受雇于英国心理研究学会，专门对鬼怪和神秘事件进行调查。各种俱乐都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怪人俱乐部、傻瓜俱乐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还有每年一度由妓女举办的皮条客聚会。

纽约城里发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在别处。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发泄室对靠墙站立的两个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骂，假人可能代表他们的老板、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各种暴君。

在卡地亚首饰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选首饰。男士相中了一个钻石项链，立刻买下，把它戴在这位女士的颈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动着手里的钥匙链。男士一把将钥匙链抢过去，然后他们一起离开这家首饰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号，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头狮子；在第四十七街410号，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髅；位于列克星敦大道155号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种珠子，再由他们兜售给游客；还有一所名为新潮礼仪学校的教师夏洛特·塞维尔经常给人们讲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卧姿方面的课程。

住在默里山的一位女士让人从佛罗里达运来条破船，把它放在屋顶上，当邻居问起她为什么把一艘旧船放在屋顶上时，她只是回答：“我喜欢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晒船帆，晚上自己却不得不到旅馆过夜。每个阳光明媚的温暖上午，那位来自瑞典的可爱金发家庭女教师爱娃·伯格斯托姆都会走出她居住的河边公寓，步行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这种方式结识了许多纽约人。

在纽约，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为例，有只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只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只供男人找长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长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据估计，纽约城里有5000个妓女，25万名同性恋。每年感恩节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个身穿昂贵女裙、脚踏高跟鞋的男士参加菲尔·布莱克举办的舞会；布莱克先生的衣橱里收藏有几十件时髦女裙。晚会最精彩的时刻是颁奖仪式，届时布莱克先生将为一位举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颁发“舞会女皇”奖。

纽约城里到处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委员会，有解放爱沙尼亚委员会、和平利用核能委员会、赴美法国人妻子委员会，还有保护我们的儿童的牙齿、保护美国艺术、援助海德堡大学学生、为莫顿·索贝尔[1]争取公正等各种名目的委员会，以及像美国对外汇款合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纽约是伏都教权威玛娅·戴琳所钟爱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托及他们养的19只猫住在莫顿大街61号；她丈夫会39种乐器，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演奏。纽约也是比利·克莱诺斯克的希望之城。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亚的四月》被胜利广播电台评为“本月的重磅炸弹”。

在纽约，有些人专门受雇来取悦别人，或让人憎恨。拉里·汉弥尔顿一年能挣大约3.5万美元，是一名恶棍搏斗者，他被人们公认为是布鲁克斯公园一角“最野蛮的动物”。对拉里来讲，经常让别人憎恨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每周有四个晚上他都是这样度过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斗者的眼睛，使劲扭他们的耳朵，用力撕他们的头发。像所有恶棍一样，拉里很快就会被英雄打败。但他被打败时从未表现得体面一点，他会紧咬嘴唇，向裁判大声抗议，朝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观众瞪眼睛，对他们挥舞拳头，威胁他们。观众则向他投掷烂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尔也会用椅子砸他。比赛结束后，有些天真的观众还会在竞技场外等着再揍他一顿。但他总能夺路而逃，奔向一辆出租车，尽快逃回离百老汇不远的爱德华国王旅馆，为第二天晚上的打斗养精蓄锐。

纽约是一座滑稽、诱人、极不寻常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这里来为她的夏季“裸体剧院”招徕顾客；一位人才招聘顾问根据应聘者脑袋的形状决定对其聘用与否；一位名为“悲伤”的小丑以乞讨为生，无家可归，常常在地铁里化妆；前广告人斯图亚特·巴特靠清洗领带发了财，他现在又自称是“领带富翁”了。

曼哈顿中心地区有一家专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开办的学校；西城有一家专为跳肚皮舞舞女开的培训学校；东城22号码头还停泊着一艘名为约翰·W.布朗号的旧船，现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学校，300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训。

在布鲁克林，“大会堂”酒吧的顾客净是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印第安钢筋工人。纽约还有些街区专门经营首饰，有个街区主要经营花卉，还有个街区主要经营结婚礼服。

纽约城里有一家硬面包圈师工会、一家意大利演员工会以及一家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但作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厂”[2]的工会，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似乎正在走向灭亡。大部分工会会员已年近70岁。由于终日在高温蒸汽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大多丧失了听觉。

在纽约，有些女人喜欢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窗前，有时穿件蓝色衬衣，有时穿件白色衬衣，有时根本什么也不穿，结果引来了无数的窥视者。在炎热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个女人喜欢裸体站在开着门的冰箱前纳凉，结果经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邻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纽约有许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们送到自己错过了的班轮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后屋有一个海事讯号接收站，能准确告知每条船的进港时间。轮船进港时，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码头上，等着收取船员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当纽约城里的一位拳击手被击中嘴巴、牙齿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医生就会担心不已。他不是在为拳击手担心，而是在为牙托担心。雅各布斯是一位专为拳击手配制牙托的牙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别人打坏他制作的牙托更让他生气的了。

纽约城里还有15个侏儒摔跤师。他们可以同时挤进荷兰旅馆的电梯，可以六个人同睡一张床，还可以八个人同乘一辆房车而不感到拥挤。在纽约，一位职业哭丧者穆西·帕波尼西经常受雇到葬礼上哭丧；内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颗星的美国国旗，他认为这些国旗在将来的某天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扬基体育场都会有一小群喜欢捡出界球的特别球迷。他们常观看一些观众很少的比赛，这样在看台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找回打到看台上的出界球。他们被人们称为“出界球猎鹰”，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对付联盟杯比赛中的每位击球手！

纽约偶尔也会变成一个大杂烩，到处是令人讨厌的景象与意想不到的噪声。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许是：在殖民地旅馆前居然会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与一辆有医生专用“MD”牌照的小车并排停放。而令人快乐的事情，则来自于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疯狂地敲击钢琴琴键，引得褐石公寓里的居民都伸出头来观看。令人遗憾的是，他必须停止弹奏，把钢琴搬到滑轨上，推到达德货车公司的那辆巨大卡车上——因为他首先是个搬运工，其次才是位音乐家。

还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礼服，戴着价值1万美元的首饰，站在沃尔多夫酒店大堂里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前摆弄姿势。纽约也是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钟情的城市。下午4点30分工作结束后，她迅速换上衣服，开着那辆宝马车，匆匆赶回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为全家人准备晚餐。

对于在联合国擦洗玻璃的清洁工来说，纽约是一座肮脏的城市；对于那些每天面对几百个烟灰缸和毛巾被人顺手牵羊却无可奈何的旅馆经理来讲，纽约是一座令人沮丧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及其他国家首脑访问联合国。似乎纽约城里的每个人看别人都不顺眼。乌克兰人游行抗议赫鲁晓夫的到来；赫鲁晓夫则抱怨美国警察粗暴无礼。由于不得不在犹太休息日工作，许多警察都非常愤怒；纽约市犹太长老认为这都是警察局长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则认为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联合国大厦外，希腊人在声讨阿尔巴尼亚人；虚无主义者在攻击反战主义者；英属圭亚那的学生在谴责英国；一群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在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人！”沃尔多夫酒店门外，天主教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们在向英国银行协会年会示威；东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汤姆·豪克的卡车司机正在声讨全国饼干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鸣响着警笛声，便衣警察像幽灵一样站在屋顶。出租车司机一肚子牢骚，对谁都没好气儿。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东城第七十七街25号的塞尔维亚·克劳斯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醒来吧，美国人！细菌战已开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东西。”她对街上的人群大声讲道：“从1956年起，他们一直想杀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们斗争。”之后，没做任何解释，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纽约城里有3.8万名出租车司机和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但只有一位是拥有私人司机的司机。这位富有的轿车司机就是罗斯福·桑达斯。他年收入10万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绅士。尽管自己拥有一辆价值2.3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房车，却从不小瞧那些开宾利的朋友。不论是谁，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价钱，桑达斯先生都会用自己宽敞的银色劳斯莱斯房车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让他去艾德威尔德码头或广场宾馆外等候。

曼哈顿东区每个地方的门童都认识这位先生，出租车司机见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劳斯莱斯所到之处往往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以致交通阻塞。而无论把车开到哪儿，他都被一群拥有像他一样梦想的人所包围。

罗斯福·桑达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梦想着有一辆自己的房车。他在杂货店、衣物寄存处、旅馆都打过工，一直在攒钱。十年前，他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决定去当一名轿车司机——一名为追求奢华享受的人们提供特别服务的豪华车司机。他的第一位顾客是已故的格特鲁德·劳伦斯[3]。她非常喜欢他，常常向她的朋友们吹嘘他的高傲与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开始雇他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最终，他拥有了五辆凯迪拉克，开始了豪华轿车出租业务，生意特别兴隆。

但他童年的梦想还未实现：他想要一辆定做的劳斯莱斯。三年前，他订购了一辆，两年前车到交货。车上装有真皮坐椅、两套独立的高保真音响以及一个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顶。有时夜晚累得不愿再开车时，他的司机鲍伯·克拉克就会替他开车，而桑达斯先生就可以在宽敞的后座里休息了。

纽约福利广场[4]每天都挤满一群特别的观众。他们无孔不入，总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这些人被称为“法庭旁听迷”。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法庭里晃来晃去，挖空心思地打听陪审团的情况；他们对律师们品头论足，乱引法学家卡多佐[5]的话，还时常给案子妄下裁决。

“法庭旁听迷一般都是些无事可做的退休人员，”一位名叫威廉·贺金斯的77岁老法庭迷说，“因此，我们有时间来听法庭判案。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义，它能使我们免招麻烦。只有傻瓜才去看电影。我们每天去法庭，观看人们真实的表演。”

福利广场有大约100名法庭旁听常客，他们相互认识，还一起吃饭，是各种法庭庭审行家，但这些法庭旁听迷却极少去同一家法院。

联邦法庭迷只喜欢听联邦诉讼案件，他们不会与那些普通诉讼案件旁听迷有任何干系；后者一般喜欢听谋杀、强奸和抢劫案件。

其他庭审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听迷；他们甚至把自己进一步分为喜欢旁听离婚案的、喜欢听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欢听过失罪案件的几类。“过去曾有许多喜欢旁听劫机案的，”一位上岁数的法庭旁听迷讲道，“劫机案过去很受旁听迷的青睐，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公开审理劫机案件，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除了对某类案件情有独钟的旁听迷外，还有喜欢观看某一律师或某位法官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旁听迷。他们号称是因为悉德尼·苏格曼法官的雄辩、欧文·R.考夫曼的浑厚声音、托马斯·F.墨菲的叹惜声而去旁听他们出庭的；甚至还有一个米歇尔·J.施魏策尔法官断案旁听迷俱乐部，由刘易斯·斯瓦兹当头。多年来，每逢该法官开庭，法庭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个位子。

作为一个享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法庭旁听迷——他们偶尔也被称作“走廊律师”——会毫不犹豫地对各级法院施加影响。据说，他们曾让爱德·维恩菲尔德法官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不得不关上门窗，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维恩菲尔德法官一向以对旁听者很有礼貌著称。因此，维恩菲尔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进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听迷的批评。

至于一些法庭旁听迷晚上会干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去夜间法庭。

白纳德·A.杨的办公室很狭小，位于第五十一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杨先生对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是这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会成员和唯一的成员。杨先生承认，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会引起陌生人的好奇，并惹恼邮递员。“邮递员会把所有地址不详的邮件都扔到我的办公室，”杨先生说，“这样做一般是正确的。”

杨先生刚刚赢得控制权的一个公司，是鸟类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经过艰苦斗争，杨先生终于从另外两个人手里夺回了全部所有权。这本是一家由杨先生与两位女士共同创立的公司，那两位女士都是鸟类爱好者，正好在该公司致力于笼养鸟的保护。

“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司，主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家养宠物鸟的照顾、喂养、保护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鸟我们不管，它们由奥杜邦学会[6]负责，还有……”杨先生讲道。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50岁，拥有很长的管理非营利性机构的历史。

杨先生的许多公司寿命都很短暂。每放弃一项事业而开始另一项事业时，他就变更一下公司的名称。每次变更只需花十美元，请人更换一下公司铭牌。现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司铭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乐公司，还有一家贺卡机构，剩下的一家就是鸟类保护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我，”杨先生说，“我从哈佛拿了个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过。我是个学士，曾是ΦBK协会的会员，并以拉丁文学位极优荣誉毕业[7]。我制作出版过音乐，但一直喜欢鸟类。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时词曲创作者得不到任何报酬；词曲创作者就像小鸟一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点施舍和面包屑。”

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列有78万个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对最后一个数字有怀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电话号码簿第894页的上端，那里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这样一则广告：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记住麦克——斯坦林3-1990号。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要想清楚地了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须去布鲁克林走一趟。在那里的拉法耶特大道426号，他开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重型机械、保险柜、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运。他雇用了43名吊车工和维修工，拥有32台卡车，并且在他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前贴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岁，留着水手头，圆脸，长胳膊，指甲脏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在拆卸、搬运和装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纽约城里的任何人都快，不论东西多大，多小，或多复杂。”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谦逊地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如何把重达几吨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从阿斯托里亚搬到华盛顿特区，如何把八吨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对撞机搬到西奈医院，如何把12吨重的大钟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圣诞树搬到华尔街，以及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动计算机通过三层楼高的窗户搬进雷明顿·兰德公司大楼内。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岁时在布鲁克林跟叔叔夏尔·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学做机械搬运生意。他叔叔人很聪明，但不太识字，喜欢在签名时画个“×”，朋友们都叫他查理。当时，在哥哥戴维和小侄儿麦克的帮助下，查理叔叔用马车在城里运送保险柜。他们公司的正式名称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干了约20年。但当戴维决定让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门罗和哈里加盟时，麦克坚决反对，于1939年退出了该公司，自己开了一家搬运公司。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这两家克拉西洛夫斯基开始互相抢夺顾客，打起了针对对方的广告战。被弄得稀里糊涂的顾客极少知道他们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讲话、吵架或付款。因此，为了在电话号码簿上澄清这件事，麦克做了如下广吿：

记住麦克，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这样，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电话号码簿中，他的名字就会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后来，戴维的三儿子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于1957年也投身到了机械搬运行业。米尔顿是一个聪明小伙子，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决定把自己在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从Milton改为Mick，并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这样，他的公司就变成了Mick KrasilOsky——他不仅在电话号码簿上刚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还抢走了麦克的许多顾客。

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克。所以他收购了阿特兰斯-约克（Atlas-York）保险柜公司，一下子跳到了电话号码簿的前头。

后来，米尔顿的一个表兄收购了“顶峰保险柜公司”（Acme Safe Co.）。

这样，麦克又建立起“巧手搬运公司”（Ace Trucking Co.）。

再后来，米尔顿的另一个表弟马文想出了“AAA Acme Krasilovsky Safe Co.”这个公司名称。

谁也不知道麦克如何才能成为电话号码簿中的第一个名字，但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跳过第一大道237号的一家名叫“A”的咨询服务中心。

无论如何，仅在第894页上，麦克就设法让他的电话号码在Krasilovsky Mick，KrasiloUsky 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称下出现了18次，还不算在巧手搬运公司或阿特兰斯-约克保险柜公司下出现的几次。

米尔顿的电话号码在不同页码上出现了13次，KrasiloUsky Milton公司、Krasilovsky Mick公司和Krasilovsky D&S公司（D代表他的父亲戴维，S代表被人称为査理的已故叔叔塞缪尔）。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后四个字每从-vsky改为-osky，但从未使用过-usky。

在布鲁克林格林大街的办公室里，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认：“所有这些愚蠢做法都没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任何好处，顾客现在正把他们的业务交给那些没有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去做。”

同时，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员在为自己如何能在搬运业中打败对手而挖空心思时，家族的另一半成员正在彻底地从这项产业中撤出。

麦克的一个儿子当了律师，另一个儿子去维也纳学习做公理会牧师，麦克的女儿菲利兹·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纽约市一位很成功的儿童作家。麦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会研究学校的讲师，她更名为哈里叶特·克劳斯。非常巧的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门罗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叶特·克劳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维的儿子门罗应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担责任。他现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转向了汽车维修业务。他的哥哥哈里失业在家，父亲戴维也已退休。

但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纽约城里没有第二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挂斗篷，头戴假发，在纽约城里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过去的19年里，在纽约的各种慈善活动场合以及学校、教堂和俱乐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过华盛顿，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他是“华盛顿先生”。在他位于华盛顿大厦的家里，他也经常以此身份收到邮件。

有个机构一年雇用杜布拉斯扮演华盛顿40次。有时他会出席基督教文艺奖颁奖大会，有时会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学校，有时会去共济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厦。在百老汇公理会教堂、罗克兰得州立医院及城里各个医院的儿童病房里，他曾上百次地背诵华盛顿祈祷词。在所有这些场合，杜布拉斯先生都庄严肃穆，俨然历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早年在电台做播音员时，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不太成功的动物声音模仿者。他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失业，最后在市中心的圣保罗小教堂当了一名看门人，那是乔治·华盛顿曾去做礼拜的地方。据杜布拉斯讲，突然间，他童年时对华盛顿的敬仰在心中复活了。他开始给朋友们背诵华盛顿的祈祷词（他在上学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当有人请杜布拉斯在约翰大街教堂举行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庆典上表演时，他兴奋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杜布拉斯先生说，“我背诵这首祷告词时，会感觉到老乔治灵魂的存在。做完祷告后，祷告者都会塞给我一美元，因为那上面印有乔治的头像。”

杜布拉斯先生从他的一个演员朋友那儿买来一套殖民时期的制服；有时因为业务繁忙，他常常为赶场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于扮演华盛顿成了他一年中不间断的工作——从国旗日到宪法日，再到许多其他节假日，总有人邀请他扮演华盛顿——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时间休息。

但是，他总能找到时间去医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里，他绞尽脑汁模仿狗叫声、汽车声、轮船声和飞机声，来逗病人们开心。与过去的广播听众相比，百乐威医院的孩子们更欣赏他的表演，还送给他一个“阳光医生”的称号。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还把他看作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乔·巴布卡罗是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他恪守的一条原则是：不争吵，不唠叨，不让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兴兴地与东西方和平相处。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刚走进理发店时还情绪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艺和神速，并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抚慰下，仅仅片刻时间便会心情舒畅，芥蒂无存了。他们甚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约理发；而且，一旦他们坐在理发椅上，就几乎不会指挥他该怎样理。正如巴布卡罗先生无须告诉他们怎么去管理联合国，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诉他怎样理发。

在联合国做理发师12年，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发应因人而异：俄罗斯人的头发应该剪到耳朵之上，法国人的头发要头顶长、颈部短，英国人的头发应剪成颈部长并保留全部鬓角，而中国人的头发则应理成头顶四周和颈部都短齐。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希望理什么样的头，”巴布卡罗说，“但十有八九，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我先答应他们，但在剪头时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由于剪掉的头发总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下面这些领袖都是他的忠实顾客：特吕格韦·赖伊（“剪一下就行”）、达格·哈马舍尔德（“头发稀，少剪点儿”）、安德鲁·W.科迪尔（“两旁、脑后剪短”）、拉尔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点儿”）、亨利·卡伯特·洛奇（“耳边稍剪点儿，但别太短”）。[8]

坐在巴布卡罗理发椅上的人都很少谈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保持不参与政治的态度，所以有闲空时就特意与英国人聊板球，与美国人聊天气，与意大利人聊女人。

乔·巴布卡罗以前一直在皇后区干活。联合国大厦在成功湖落成时，他申请到那里工作，并被聘为试用理发师。从未有人正式把他头上的“试用”二字去掉，这些年里，他一直待在秘书处大厦的那间小店里，尽可能不引人注意。

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头哥哥理，哥哥的头弟弟理，但两个人都喜欢自己剃须。

在称赞乔·巴布卡罗的完美技艺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经常先从华盛顿打电话预约，然后飞到纽约理发。几年前，在克什米尔争端期间，记者们发现这位巴基斯坦发言人溜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以为马上就会有热点消息，便迅速把电话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团询问，结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发店修理胡须，因为只有巴布卡罗才能将他的胡须修得令他满意。

爱德华·卡莫尔是纽约城里个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体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区。他的手指关节就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当他和你握手时，你的手腕就会被他热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买一双鞋得花150美元，买一套专门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体弯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张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电影时，他或者坐在影院后面，或者坐在能伸开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维夫，出生时体重15磅。11岁时身高六英尺，14岁时七英尺，18岁时八英尺。“我从不记得比我父亲矮过。”他讲道。

这位纽约城里最高的人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身高5.6英尺，他母亲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纽尔的身高高达7.6英尺，被誉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犹太拉比。

爱德华·卡莫尔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万美元，他的生活来源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六个方面：在怪物电影中出演，扮演戏剧小丑，做摔跤手，声音沉闷地念电台广告词，在荣格林兄弟马戏团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还推销共同基金。他推销共同基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离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馆不远——他见过他们，但从未去过那里。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不死头》中，爱德华扮演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儿子，可这部片子未能获奥斯卡奖。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医生的手臂，把一个半裸的女孩从椅子上扔了出去，烧死了一匹马；而且据他讲，要不是因为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还会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块的表演。

他说：“一年前，一位摔跤经纪人发现了我，他们立刻对我进行包装，给我取名为埃利泽·哈尔·卡莫尔——来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军。当‘冠军’前我从未摔过跤。他们让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装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把比赛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着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过几次场，但从未和人比赛过。就这样，直到退休前，我还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3岁半时，爱德华随父母来到美国。他讲道：“我的童年非常艰辛。”他一直是人们捉弄的对象，上学时沉默寡言，放学后独来独往。

他讲道：“我从未动过别人一指头，除非别人攻击我。我知道，如果我丧失理智打了别人，我不会得到法官的一点同情。就这样，我一生都在忍受别人的戏弄，或是来自醉汉酒鬼，或是来自地铁青年暴力团伙。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杂种，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污辱我。”

1954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城市学院。在那里，他参加过戏剧社的表演，为校报撰写过体育新闻，竞选过班里的副班长，而且还赢得了选举。他讲道：“在纽约城市学院上了两年后，我以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员或演员的工作，所以就退学了。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人们都问，‘你以前干过什么？’我曾想在百老汇的《巨人故事》这部戏中饰演主角，这是部关于一位篮球运动员的戏。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电视剧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为止，他的台词仅是一连串的怒吼咆哮声。如果他从生命中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坚信在纽约有人注意你起码要比没人注意你好。这位巨人说：“在纽约我感到自己是个名人，感到必须在地铁里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穿西服、不打领带我就无法出门。我知道，在纽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被我所吸引，或从我的身旁逃离——就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身材。”

这位纽约巨人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他极其聪明，有一种充满辛辣的幽默感。他开玩笑说：“纽约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种新的挑战——都向胃溃疡更近了一步。在这座城市里，你总是在期待某个狗杂种给你打电话——而他却不打。”

[1] 莫顿·索贝尔（Morton Sobell，1917—），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工程师，于1951年因参与“冷战”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间谍案—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认为将原子弹的机密信息交给苏联—而被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处30年监禁。索贝尔在入狱18年后获释，但他于2008年向《纽约时报》承认他确实在“二战”时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苏联。

[2] 血汗工厂，原文是sweatshop，字面意思就是“流汗的商店”。

[3] 格特鲁德·劳伦斯（Gertrude Lawrence，1898—1952），英国女歌手、演员，凭音乐剧《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曾获1952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奖。

[4] 福利广场（Foley Square），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广场，靠近联邦法院。

[5] 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1870—1938），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1932年由胡佛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第二位犹太人大法官。

[6] 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成立于1886年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专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它是世界上同类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以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奥杜邦的名字命名。

[7] ΦBK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大学的传统，用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最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

[8] 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1896—1968），挪威外交官，首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1946年至1952年。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瑞典外交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停火谈判途中飞机失事身亡，1961年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是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德鲁·W.科迪尔（Andrew W.Cordier，1901—1975），联合国官员，1968年至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拉尔夫·J.本奇（Ralph J.Bunche，1903—1971），美国政治学家、外交家，因1940年代后期在巴勒斯坦的调停工作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02—1985），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驻越南共和国（南越）大使、驻联邦德国大使，以及驻天主教圣座外交代表。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每天下午，在纽约市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人们都会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萨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时，两颊鼓得像张满的帆。他总吹那首《丹尼少年》[1]，吹得那样凄厉、伤感，不一会儿，大半个街区的人都被感动了，纷纷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把硬币抛向他脚下。一些硬币滚落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下，但大多数硬币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里。

这位萨克斯手是一位街头演奏家，名叫乔·盖卜勒。30年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演奏小夜曲，最多时一天能挣到100美元的硬币，但也有被人泼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时候。他的哥哥卡尔是位吉他手，有时也和他一起出来演出。卡尔身材瘦小，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乔每天要走约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乔和卡尔在西城贫民窟里长大，两人都是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乔后来还待过几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岁，他们就已浪迹于沙龙、舞厅，开始为人们演奏乐曲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纽约城里的各条街上演奏。卡尔把我们到过的街道都记了下来。这样，一年里我们就不会回到同一条街上。曼哈顿东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里夏天行情不好，富人们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我们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乐曲。第四十九街住着一位女士，每次我们演奏《爱尔兰的微笑》这首曲子时，她都给五美元。”

“你们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问他们。

“花了。”乔回答说。

“你们想过没有，放弃这种街头演艺生活找份稳定工作？”

“我们会一直在街头演奏，直到死的那天。”乔激动地说。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卡尔平静地说。

纽约环卫局“胃口”最大的，要数唯一一辆“死马运输车”的那两位司机了。

纽约城里平均每周有四匹马死掉。马修·迪·安杰洛和菲利浦·托托里奇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尸体运走，他们也运那些动物园、跑马场或马厩里死掉动物的尸体。

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平均一年要处理掉200匹马、50匹小马驹、10头羊、200头公牛、10头鹿、5只猴子和1头大象或猩猩。最近几年里，他们还曾被叫去从展望公园吊走一头两吨重的犀牛，从鲍厄里海湾拖出一只重达1000磅的海龟，从布朗克斯区公园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汇处拉走一条晚上被人遗弃在那里的九英尺长的鲨鱼。

“我们这差事同军队阵亡士兵登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托托里奇解释道。也许除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外，没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他们俩却乐意，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要比运垃圾有趣，比扫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这两位纽约动物亡灵的超度者都要赶往第二十二街环卫局附近的东南河70号码头边，等候三声铃响。这铃声意味着纽约市的某个地方又有一只动物死了。环卫局的一位职员会拿着地址下来找他们，然后，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跳上装有钢索和启动手柄的汽车，驾车慢慢悠悠地驶向事发地点。

“我们必须在羊腐烂生蛆之前赶到那里，”托托里奇说，“死羊味儿特别难闻，比死马的味儿难闻得多。看过死羊你就没胃口了。晚上吃饭时，我宁愿挨饿也不吃羊肉。”

他们把吊钩套在死羊后腿上，把它拉到卡车上，驶往城外。到位于长岛的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他们要经过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尽管车尾冒出的黑烟会让街上行走的购物者掩面捂鼻，但没有人注意这辆巨型的清洁车。

这些动物死尸都是纽约市送给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的礼物。兽皮可以利用之外，处理场还把死尸的骨头加工成了胶和肥料，把躯体加工成鸡饲料和宠物食品，甚至回收马掌上的钉子。

尽管没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马的价值，可凡·艾德斯坦处理场的屠宰工认为，如果论块比的话，一匹毙倒街头的小商贩马车上的马，远比一匹贝尔蒙特纯种赛马价值高。“我们能从街头小商贩马车上的一匹老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从这些脂肪里能提炼出更多的油脂；赛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在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卸掉东西后，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的卡车被喷上了一种有香水味的东西。他们俩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气味，脸上露着微笑，然后跳上卡车，身上带着除臭剂推销员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开车返回70号码头。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这是纽约城里很平常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公园新添了七块崭新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请勿乱扔垃圾”。约翰·T.杰克逊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管理规划的副总裁，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第26版；纽约希伯来人敬老院宣布：棉花商所罗门·弗里德曼把2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他们；约翰廉价商店从路易丝·塞拉手里租下了百老汇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号的一幢大楼。因未经许可举行罢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麦克·J.奎尔所在的工会提出50万美元索赔；上午11点15分，77岁的约瑟夫·J.马里南洛骑车到达时报广场，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说：“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蒙眬的服务员惊叹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号的一幢12层大厦内部发生了火灾，有毒气体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队员中毒昏迷；晚上8点，气温仍高达79华氏度；埃莲诺·史泰博在路易松体育馆演出《抒情诗人》，观众无不称赞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兰清洁女工在华尔街一幢大楼的第37层被电梯关了五分钟。此外，快到午夜时，一辆载着一男一女的轿车在高速驶过蒂芙尼大街时，一头扎进了40英尺深的东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经过一天的反复寻找，一位敦实的深水潜水员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两人的尸体。他用钩子钩住汽车后保险杠，让岸上的人们把汽车吊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再次见到这两个人。

潜水员巴内·斯威尼真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是纽约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25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深水中摸索，寻找死尸、武器、钻戒，甚至还找到了一位船长的假牙。他曾受雇打开布朗克斯公园湖中的排水管道，烧掉缠绕在轮船螺旋桨上的缆绳，寻找从码头落入水中的货物。他所看到的纽约，不是一座到处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狱之门[2]桥下深90英尺，在乔治·华盛顿桥下深180英尺的浑浊、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内·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处是挂满藤壶的汽车、腐蚀生锈的摩托车和被人遗弃的轮胎。布朗克斯海军造船场的河底有一架沉没的飞机；地狱之门桥底下的河里沉着一条陆军工程船，上面还有两具骷髅；布朗克斯区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纽约湾中沉着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不锈钢锭；谢尔特艾兰附近的河底沉有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巴内·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时间寻找这枚钻戒，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被迫放弃打捞行动。在打捞那块不锈钢锭时，他怎么也无法靠前，把钩子挂上去，每次接近它时，它就沉入烂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东西潜水员一碰就往下沉，我们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巴内说，“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了’。”

巴内眼里的纽约是到处是烂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烂泥常常漫过他的膝盖。在水下时，他几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远的东西。当拖船从头顶驶过时，河底沉垢被搅起，巴内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进。尽管如此，他对人们的某些行为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人们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据警察调查，那个从蒂芙尼大街码头开车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来报复他的妻子。巴内讲述说：“走近这两具尸体时，我发现，就在落水前的一刹那，那个男的改变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顾一切地想从车子里爬出。我注意到，码头边有刹车痕迹，而且他的半个身子已爬出车外。”

与大多数沉到水底时的汽车一样，那辆轿车也是顶朝下翻着。据巴内讲，汽车沉到水底时，之所以顶朝下翻着，是因为沉重的发动机会把汽车头部先拖到水底；车到水底时，惯性冲力会让车翻过来，使它顶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离蒂芙尼大街不远的水下同一地点，还有四辆小轿车顶朝下躺在那里，从车身上面缠着的藤壶的数量可以推断，它们沉在那儿至少已有八个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保险公司。人们总是先把他们的汽车从那儿推到河里，然后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巴内说。

巴内·斯威尼今年48岁，全副武装时体重400磅，不穿潜水服时225磅。一般来讲，他向顾客收取一天125美元的劳务费，有时也会按打捞上来的物品价值的百分比收费，或按与顾客商量好的“双倍或分文不取”方式收费。也就是说，如果找到遗失物品，顾客得付他双倍工资，即每天250美元；如果找不到，就不用付钱。他一年平均工作150天，主要是为警察局、港监局、码头装卸公司或私人工作。他为一位女士找回了从渔船上掉到河里的一枚价值2万美元的钻戒（他收了1000美元）；为装卸公司找回了几吨的硫矿石（这些硫矿石是从撞上混凝土码头的一条驳船上落入水中的）；还为一位跳水者找回了遗失的假牙。据说这个落入东河的上牙盘价值165美元，巴内为他找了回来，却分文未取。

由于水下极其冰冷，巴内干活时特别耗费体力，每天在水下只能待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从一条小船上入水下潜，船上有两个船员看管通气管。除了泥鳅和肮脏的鱼外，巴内所工作的水下纽约几乎没什么生命存在。他通过连接潜水员与水面保障员的对讲机，与他的儿子杰克说话。杰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常来帮他，就像巴内当初常常给他父亲做助手一样。“我父亲死于一次潜水事故，心脏病发作。”巴内说，“他本来身体很棒，那么大岁数照样下水。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拉上来时，他已72岁了。”

巴内对杰克能否继承家族传统不抱什么希望。“我不打算送杰克到潜水学校去学潜水。”巴内说。去年夏天，杰克找了两份兼职，一份是给父亲当帮手，一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3]做职员。有一天，一群正在大楼工地地基上干活的工人把一个昂贵的钻头掉到了一个宽30英尺、深十英尺的洞里，他们来找巴内·斯威尼帮忙。巴内太胖了，干不了这活儿（巴内每天喝八瓶黑啤；用他的话讲，啤酒冬天御寒，夏天解暑），而年轻的杰克又太没经验，就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巴内竞争对手的公司雇用一位瘦小的潜水员找回这个钻头。这是斯威尼家族在纽约城里少有的几次没能实现承诺的时候——他们的承诺是：“拾您所失。”

戴维·阿莫曼是纽约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他身材短小圆胖，终日待在下东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干活。他已故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手推车制造匠，他们精湛的手艺为家族在最挑剔的捡荒者、水果贩和热狗贩中赢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爷爷莱尼在俄国时就开始做木轴手推车了。”阿莫曼先生说，“后来我父亲麦克斯在休斯顿大街193号的一间地下室里做手推车，路过那里的人们经常说：‘嘿，麦克斯，你什么时候才从地下室里出来？’我父亲的回答总是：‘这里是我开始干活的地方，也是我一辈子要待的地方。’我父亲特别要强，不允许一件残次品从我们家出去。”在东城第十一街541号他家的地下室里，阿莫曼靠在一台手推车上，继续说道，“我和哥哥活干得不好时，他就会对我妈妈大发脾气。他总是喊：‘再钉一个钉子。’我会对他说：‘放心吧，老爸，这些手推车会比你长寿。’”

阿莫曼先生停顿了一下，语气略带伤感，但又富有戏剧性地说：“即使你今天走在布利克街上，也会看到有人推着我父亲40年前做的手推车——它们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且，无论你到C大道，甚至到布鲁克林的一些大街，都会看到我父亲的杰作——它们仍然完好无损地被使用着。”

他说，他制造的手推车至少可以使用40年。几代小商贩都曾依靠这些手推车在大街上兜售商品，养家糊口，度过了生命中的那些艰苦岁月。平常他要花上两周时间才能做好一辆手推车——自己制作山核桃木车轮。他制作的手推车价格不一。装备齐全的热狗车卖350美元，水果车125美元，垃圾车105美元，蔬菜车75美元。

“大萧条时期我父亲做的手推车每台才卖12美元，”阿莫曼先生说，“那时纽约城里约有8000辆手推车。拉瓜迪亚[4]市长离任后，市政府给小商贩们颁发了执照，而且不让车停在一个地方，必须流动。由于没有几个人能推着手推车从早晨7点坚持到晚上6点叫卖不止，许多人干脆放弃了这种街头小贩儿的买卖，改做别的行当了。”

阿莫曼先生靠这门手艺并没能挣到很多钱，但像他的先辈一样，他为能制造出城里最好的手推车而感到自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儿子们对制造手推车这一传统行当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他只好听之任之。

在纽约的某些地方，吸一口空气差不多就值一美元，当时一平方英尺的土地能卖到700美元，而一个位于第三十四街的热狗摊用100万美元都买不到。在纽约，有些旅馆似乎并不像其他旅馆那样现代，却更值钱。事实上，在城里的不同地方，都有一些被房地产商们视为价值连城的旅馆、写字楼、地皮和空间——并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而是因为华尔街上有那么一位矫健的小老头儿说它们值这么多钱。

这位小老头儿就是高登·I.凯乐。在评估地皮、空间或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方面，他被大多数房地产商和投机商视为最具权威的人士。他真正的职业是摩天大楼估价师。那些银行家、建筑商和保险人员付他一小笔钱，雇他站在路边人行道上观察摩天大楼。他常常被人们错当成游客，但他总能以一种当铺掌柜所特有的敏锐眼力，给大楼评估出价值。据威廉·泽肯多夫讲：“凯乐的评估从来没有错过。”

凯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权威性评估报告中宣布，计划于1962年在大中央车站修建的59层高的泛美大厦的价值将是102层高的帝国大厦的两倍多——他在1951年给帝国大厦评定的价值是4500万美元。他只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研究泛美大厦的数据和平面图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据此向业主埃德温·S.沃尔夫森及他的几位美国合伙人收取了5万美元的佣金。凯乐做出这一评估靠的是他40年的经验。40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从未因自己的任何失误动摇人们对他那一向正确的判断力的信心。

其实干这一行当的估价师也根本承担不起误评的后果。银行保险公司在进行房地产买卖和抵押时，全依靠他们给房地产的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纽约所有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用凯乐先生给它们做评估。根据他的评估，它们向一位顾客贷出了高达6000万美元的贷款。据说曼哈顿20层以上的大楼中有70%都是由凯乐做的估价，它们包括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几十座写字楼、旅馆，以及像卡内基大厦、布鲁克林的布什码头、萨克斯第五大道、大都会俱乐部、格罗辛格大厦、纽约证交所、克利夫兰电焊厂、尼克伯克村，还有已故的威廉·伍德沃德在巴尔迪摩附近的布莱尔种马场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

早年他在纽约给收租人当跑腿儿，后来又做房地产中介，直至最后成为克鲁克香克公司总裁和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一切都为63岁的高登·I.（吉米）凯乐积累了房地产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使他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对曼哈顿的每一英尺土地都了如指掌，无论你说到哪个街区，我都能告诉你那里有哪些建筑。”

凯乐还知道十年前每英尺土地的价值和十年后每英尺土地的价值。他知道，第五大道的一座写字楼四周的空气和阳光也都被投了保，因为业主每年花3.5万美元买下了旁边一座建筑顶上的“空气使用权”，这就保证在这座低楼的位置上不能再建任何遮挡视野和光线的摩天大楼——租房者都情愿为这种开扩的视野和充足的阳光付大价钱。他知道，华尔街1号的地皮，即现在欧文信托公司的位置，曾以每平方英尺700美元的高价出售，他说这是曼哈顿最值钱的地产。他还说，曼哈顿最繁忙的街角是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所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每天有30万人经过。

手头拥有了这些数据，脑子里又装着丰富的房地产知识，尽管泛美大厦还没有建成，凯乐先生就已能评估出它的价值了。这座大楼平面图显示，泛美大厦拥有纽约市最大的可出租面积——2400万平方英尺，有70部直梯、21部扶梯，以及供5000人工作的地方。由于他曾经给大中央地区的街区做过多次评估，对他来讲，给这座还未建成的摩天大楼估价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不过，为已建成的大厦进行评估时，凯乐先生总是从房顶走到地下室，上上下下认真地看一遍。从行动和外表来看，他很像一个大厦验收员。他身材短小，走路时双肩向后，下颚突出，永远紧锁眉头。他的鼻子像一件曲线优美的仪器，随时准备嗅出任何问题。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在勘测一座摩天大楼时，都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个不停。他工作方式直截了当，言语不多，但切中要害。

一次，他站在曼哈顿中部的一家酒店的主宴会厅，向酒店经理问道：“这个宴会厅能放多少座位？”

“244个。”这位经理回答道。

“由铁路系统供暖？”

“是的，蒸汽供暖。”

“我想看看客房。”凯乐先生说。

“好的，先生。”

“你们这儿连自动扶梯都没有吗？”凯乐先生在直梯里问道。

“没有，先生。”这位经理说着，把他领到一间客房。

“这是最便宜的吗？”

“是的。”

“人们都不喜欢吗？”凯乐问道。

“是的，先生，不知为什么。”经理回答。

“采光不好。”凯乐回答。

经理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凯乐认真地记下了这些。

“你们这儿住得满吗？”凯乐问道。

“我们现在的入住率是78%，”这位经理说，“夏天的入住率只有55%或60%。”

凯乐的眼睛扫过家具，观察窗外，查看浴室的瓷砖贴面，后来目光落到了地板上。

“所有的地毯都是这样的吗？”他挑起眼角问道。

“我敢肯定，并非如此。”这位经理回答道。

从房间出来时，凯乐伸手沿着墙壁摸了一下，看墙上贴的壁纸是廉价还是昂贵。然后他们又进了1701房间。

“房间还很新，却没有电视。”凯乐说。

“这是每天八美元的单人间。”经理回答道。

“该刷刷漆了。”凯乐说。

“房间里的柜子很不错。”经理说。

接着凯乐又做了些笔记，然后用手指摸了一下门后，看有没有灰尘。与酒店经理道别才过五分钟，凯乐就爬上楼顶去查看，然后又与那些电梯司机聊天。那些电梯司机是很好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他给公寓楼或写字楼做评估时。电梯司机对各种最新传言，比如说有多少房间空着，房客是否是有钱人，管理员是否认真负责，以及他们所能听到的其他信息都了如指掌，因为人们谈论这些事儿时都不避讳他们。

在楼顶上，凯乐认真检验油毡、防雨板、砌墙，用手指甲戳砖间灰缝，看灰浆硬度够不够，是否磨损，是否防水。“如果漏雨，”他说，“住户肯定会经常找麻烦的。”接着，他又检查了楼顶的空调系统。他用拳头敲打，并做了许多记录。

“亲自检查这些大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会形成一些直观印象，能发现大楼的缺点及潜在的不利因素；先由业主或管理者陪同到楼内各个地方转转，然后再一个人四处看看。

“业主们通常领我把整个地方转一遍，但他们太急于讨好我了。一旦发现他们向我隐瞒了不利于他们的某些情况，我就会更加仔细地进行调查，更加认真地查看大楼的各个方面。当然，有时候他们向我提供的物业管理费或租金收入不正确，或是在数字前面加上了‘估计’二字。‘估计’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对空间的价值了如指掌。”他还强调说，“我还了解每个地方的租金水平。”

凯乐离开楼顶，开始下楼。途中他还亲自查看了每个房间和办公室。他越往下走，楼层就越不值钱；高楼的较高楼层，有时每平方英尺值6.5美元，一般总比底下的楼层贵，因为高处的空气和采光都会好一些。

“现在人人都愿意买阳光充足、空气好的房子。”凯乐先生讲道。

两小时后，他到了地下室。在大楼管理员严厉目光的监视下，他检查了管道和供暖系统。等完成这一切之后，他再次站在了大街上。他穿过公园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200至250美元，然后走到第五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300美元。他说第五大道的价值要比公园大道高，因为公园大道下的地铁轨道占去了地下室空间，而且在公园大道上的许多公寓里常常会听到大中央车站火车的隆隆声。

一小时后，凯乐先生回到他位于华尔街48号的办公室，开始认真研究桌上的那些数据图表。此刻电话铃响个不停。有长途，有市话，都是银行家和大楼业主找凯乐先生去看这个大楼，评那个建筑的。此时，威廉·泽肯多夫正在韦布-纳普大厦舒适的顶层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大喊大叫，让他马上接通凯乐的电话。华尔街的接线员说：

“凯乐先生电话占线。”

“时间长吗？”泽肯多夫问道。

“不知道。”接线员答道。

“问他一下还要用多长时间。”泽肯多夫说。

一分钟后，凯乐先生的电话接通了。

“你好！”

“是吉米吗？”

“是的，比尔。”

“你今天的脑子什么样？”

“一天不如一天了，比尔。”

“那么，吉米，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阿斯特酒店的事……我想请你到那儿看看……”

“比尔，我非常愿意效劳，但我明天约了几位房地产商……”

“让他们见鬼去吧！”泽肯多夫说。

“只能等我处理完再去了。”凯乐毫不让步地说。

“好吧，你这个家伙！”泽肯多夫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

“你明天在吗？”

“为什么不呢？”泽肯多夫说。

“明天见。”凯乐说。

（挂断电话）

凯乐与房地产大亨们的对话一般都像这样，非常随便。一旦凯乐公布了他的评估数据，他们一般都不会对他提出质疑。尽管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抱怨，楼价不止如此（尤其是在他们出手时），或楼价不值（在他们想买楼时），但是凯乐从不会让步。“干这行就不能有功利想法，”他说，“你不能按别人要求你的那样去做，我能为我所签字的所有评估报告提供依据，对我所做出的每一项估价我都愿意出庭做证。”

凯乐先生对房地产的敏锐判断，很大部分是来自他过去做收租人的经历。退伍后不久，以及从位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的卫斯理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干这项工作。他先是给联合雪茄公司收租——那是当时纽约城里最大的房地产商。“他们拥有城里许多好位置的房产，”凯乐回忆道，“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黑暗的出租房和满是尘土的阁楼间里爬上爬下，兜里装满收来的租金。付最低租金的人们常常把钱藏在牛奶瓶里。有一次，当我从一个发怒的房客那儿收完房租下楼时，他还踢了我一脚。这件事让我永生难忘，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那些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它教我懂得了空间的价值。”

1921年，他放弃了收租工作，自己开了一家经营全面业务的房地产中介与评估公司。30年代初，他受雇于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为全州银行持有的房地产进行评估。1936年，他加盟克鲁克香克公司，两年后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总裁。他为摩天大楼估价时收费不等，每幢楼收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勘查评估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周。1951年，在帝国大厦出售之前，他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头到脚对这座大厦进行了勘查，收取了2.5万美元的费用。他为泛美大厦进行估价所收到的5万美元评估费被认为是估价界最高的收费；这个评估价格之所以更让人吃惊，是因为在他估价时，大楼还根本没有建成。

凯乐先生吸了一口手里的烟头，说道：“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收入颇丰的职业。”

一位胖女人，一手拎着梅西百货的购物袋，一手领着她的儿子，站在尼迪克快餐店柜台前，不耐烦地等着。她低头看着儿子，问道：“马文，想吃什么？”

“汉堡。”儿子回答道。

“吃热狗吧。”母亲说。

“我要汉堡。”儿子叫喊着。

砰，她用钱包扇了儿子的头一下，儿子大哭。母亲又说道：“就吃热狗。”

马文只能吃热狗了。

尼迪克快餐店里的顾客并没人注意到这件事，他们都在忙着往嘴里塞东西；再者，这类事情在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每天都发生——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热狗店。

正如凯乐先生所指出的，每天有30万人从这个街角经过，其中有8000人在尼迪克快餐店中逗留四分钟，平均每日吃掉700个汉堡，5000个热狗，喝掉1000杯咖啡和5500杯橙汁。尼迪克快餐店的营业面积只有1000平方英尺，正好挤在R.H.梅西百货的一角。“我们经常说梅西百货在尼迪克的隔壁。”尼迪克的总裁路易斯·H.菲利普讲道。

从1947年起，这个热狗店就在那个街角营业，出售十美分的橙汁、20美分的热狗和40美分的汉堡。这个店每年的总收入估计有40万美元。从早到晚，收银机响个不停，法兰克福香肠在烤肉机上滚动，橙汁不停地流入杯中，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的味道，到处都是嘈杂紧张的气氛，耳边还不时传来顾客与店员间短促的对话。

“小姐，要什么？”女服务员问道。

“汉堡。”顾客说。

“汉堡！”女服务员对厨师喊道。

“好了！”厨师向女服务员喊道。

“杯子！”洗碗工对女服务员喊道。

与这家店相比，尼迪克的其他84家连锁店——其中有59家在曼哈顿——的生意就显得清淡多了。

“我们必须让第三十四街尼迪克快餐店的客人在四分钟之内用完餐，否则我们就得赔钱，”菲利普先生说。他是从柜台职员一直干到总裁这个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凳子的原因。假如我们店里有了凳子，顾客就会在这里耽搁较长的时间，或抽支烟。夏天早上10点半，我们停止供应咖啡，因为顾客喝咖啡占的时间太长。有一位经理曾提出在菜单中加入水果沙拉和奶酪三明治，可是这样的话，顾客得用14分钟才能把它们吃完，时间太长了，太长了，我否定了这个建议。”

据估计，如果顾客在第三十四街的尼迪克快餐店中抽一只烟，快餐店会损失约两块的营业收入。尼迪克每年要为这个街角小快餐店付9.5万美元的租金，再加上员工工资和其他开销，它每天必须卖出几千只热狗和上千杯橙汁，收支才能持平。所有这些食品都要通过一个61英尺长的柜台出售，而且最多只能同时接待32位顾客。柜台后面，尼迪克的26位职工挨得紧紧地站立着，收钱，翻动汉堡，出热狗，把橙汁倒入冷凝器——这种人人皆知的饮料是由20%的橙汁加水、柠檬和糖制成的。

菲利普先生每隔一会儿就视察一下员工们的工作。他被同行视为快餐业的佼佼者。他随时准备向他的朋友递上一张促销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一根法兰克福肠，一杯饮料。（免费）——L.H.菲利普。”

“所有员工都知道我是从一个每周只挣18美元的烤热狗的店员干起来的，”菲利普先生抽着雪茄说道，“当时我在第二十七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街角烤热狗，经历过许多磨难。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就尼迪克如何提高服务速度，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我想出了用两夸脱容器装浓缩橙汁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不用锡皮罐了，既解决了储存问题，又可避免员工开罐时割破手指。我还想出了用纸盒装热狗的主意，还有许多其他主意——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在15或20年前就当上这里的总裁的话，那么今天纽约就不会有像‘果仁饼’这样的快餐店了。”

大多数搞快餐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家尼迪克热狗店实际上占据的是一幢古老、狭长的五层大楼。尼迪克热狗店只启用了其中的两层——二层是员工更衣室和经理托马斯·F.麦吉的小办公室，上面三层完全空着，没有使用。这幢楼一直是史密斯家族与斯特劳斯家族争夺的焦点。史密斯家族拥有这幢大楼，并把它租给了尼迪克快餐店；而斯特劳斯家族是梅西百货的拥有者。这两大家族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当时，杂货商罗伯林·S.史密斯在西城第十四街梅西百货旁边开了一家百货店。那时两家商店间的竞争没什么规矩可言；史密斯有时会在店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附楼”或“正门”之类的字，结果许多本想去梅西百货的顾客就被误导到了史密斯公司。

当梅西百货决定迁址到市中心的第三十四街时，史密斯先生以及其他第十四街的商人们都认识到，这个地方的许多客流要被带走。此时，梅西公司正在暗地买下第三十四街街区的临街铺面的全部地皮，准备建造一座超级商城。然而，梅西公司却漏掉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街角的那小块地方。那块地的所有者阿尔弗雷德·杜安·潘尔神父当时正在西班牙旅行，回国前他拒绝了梅西公司25万美元的出价。他一回到美国，史密斯先生就找到了他，出价37.5万美元购买那块街角地皮。对史密斯先生这样做的确切动机现在仍有争议——梅西百货认为这是一个恶意行为；而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却说，这完全是一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最终潘尔神父接受了史密斯先生37.5万美元的出价，而斯特劳斯家族则不愿出这个价格。斯特劳斯家族开始在这小块地的四周建造一座大型商城。史密斯先生买到的那块地太小了，根本无法建一座纺织品商店。所以他把这座曾属于潘尔神父的楼房租给了各种各样的房客。1947年，尼迪克快餐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把一楼改装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快餐店。

除了向尼迪克快餐公司收取店面租金外，由于梅西百货的巨型广告牌占用了这幢五层楼的上面三层，因此，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还可以从梅西百货那里收取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我们从那块地上挣了钱，”史密斯家族公司的总会计师罗伯特·史密斯·凯力普说，“它仍然是我们祖父的一块丰碑。同时，我一直在想，将来某天我们或许会把上面那个巨型广告牌租给金贝尔斯百货。”他继续说着，脸上露出要传承史密斯-斯特劳斯家族“友谊”的狡黠微笑，“所以，如果哪天你抬头望去，看到那儿有一块金贝尔斯百货的招牌，千万别吃惊。”

每天清晨，一位身材弱小、系着蝴蝶领结的绅士匆匆赶往城市的货场。他眉头紧锁，用一种吹毛求疵的品茶家所特有的感觉，去嗅闻一车车的干草，一闻就是几个小时。约翰·穆拉尔汉被誉为美国顶级的马草料鉴赏家。最奇怪的是，他在第四十二街中心地带卖了45年干草，而邻居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令穆拉尔汉先生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草料商住在麦迪逊大街是件怪事儿。“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和麦迪逊大街的交汇处，因为那里交通方便。”他说，“你看，从这儿我可以很容易地乘火车、地铁或出租车，到布鲁克林、哈德孙河边码头以及任何一个用驳船或火车可以运来干草的地方。”

干草运到时，穆拉尔汉先生凑上前去，嗅闻草味。“用不着打开车门，我就能知道里面草料的好坏。”他说。他每周从密歇根、俄亥俄和上纽约进约500吨的干草，在对这些干草嗅闻认可之后，再卖给纽约及全国的零售商，之后，这些干草被买去喂那些赛马、警用马及各种各样的种马。

穆拉尔汉先生的父亲早年就卖草料给布朗克斯的养马者。事实上，1923年的纽约城有28位草料商，他们都属于全国草料商协会，现在就只剩下穆拉尔汉先生一个人了。在他位于东城第四十二街50号的办公室里，他的手边一直保存着一袋发臭的干草；他每天都要闻一下这袋草所散发的难闻气味，使自己的鼻子能够分辨出臭干草的味道。有客人来访时，他也会让客人闻一闻这袋草，仿佛是一种招待礼节。当你在这种味道下掩鼻退缩时，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那些生产这种“垃圾”草料的农场主——他的嗓门和麦迪逊大街上其他任何推销员的大嗓门没什么两样。

在纽约，有相当数目的人都文过身。文身师是一些历史久远的艺人，他们对人的兴趣可能只有皮肤那么浅，但他们的作品却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样长。纽约有六七位职业文身师。从考帕卡巴那合唱队到纽约网球俱乐部浴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大作。

斯坦利·莫斯科维兹，这位全国知名的文身师，是包厘街的一个文身师世家的后代。据他估计，纽约文身的人有30万。如此众多的顾客，使纽约市的那六七个职业文身师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街头、小巷和河边。

文身院里常见的顾客是那些18到25岁、身体健壮、愿意花钱让电动文身机在身上刺上十分钟的年轻人。电动文身机有八个小针，每分钟刺3000次，花费三至五美元。它的声音像牙医用的牙钻所发出的声音，外形像钢笔，文身时浸在水中。有色墨水沉淀在皮下约1/64英寸处。文身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有人觉得“像受酷刑似的”。男人大多喜欢在胸上或臂上文身。海员们喜欢文些锚、帆船、女友的名字及半裸女人像；士兵们喜欢文美国国旗、鹰、黑豹、番号、女友的名字及半裸的女人等。

人们为什么喜欢文身，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心理学家对此有不同说法。有的说纯粹是为了装饰，有的说纯粹是出于性需要，还有的说是某些人偏爱原始图案。有的男孩文身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有的女孩文身是为了反叛传统的淑女形象，就像日本北部阿伊努部落的妇女曾文上假胡须一样。有的人文身是出于实用，用来遮蔽伤疤、胎记等；还有的人文上血型或社会保险号码。有的人承认，他们文身，要么是一时逞强，要么是团伙要求；还有人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忍受痛苦，或是因为家长明令禁止而故意为之。

当前，纽约城里文身族的偶像是迪克·海兰和杰克·达拉古拉。迪克·海兰的脸上、掌上和嘴唇内侧都文满了星星；杰克·达拉古拉的前额上文有一个展翅的雄鹰，双颊文有飞鹰，眼耳鼻四周到处文满星星。

杰克·达拉古拉小时候就梦想长大后能成为一幅马赛克画。他接受过244次文身。他说：“人们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并不为文身而感到羞耻。我走过大街时，有人会大声尖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文身人。’人们都觉得我疯了。”

刚过凌晨2点，一列阴森的地铁列车慢慢地驶入大中央车站的地铁站。车的座位上和过道中空无一人，灯光像东城高级俱乐部那样昏暗。这是一列垃圾车，这列平板车上坐着30名午夜后乘车驶过黑暗隧道清理各种垃圾的清运工中的六名。

每天夜里，在车轮碾过成千上万个抛弃在铁轨上的空可乐杯和无数的糖纸时，垃圾清运工把从垃圾筒里收来的八吨垃圾倒到七节垃圾车上。

这些清运工到每个垃圾点收垃圾需要五分钟。有时花的时间多些，因为总有强行上车的醉鬼，清运工不得不费力地把他们推下去。那些醉鬼摇摇摆摆地离开列车，靠在自动口香糖售货机上。列车慢慢地驶去，空饮料罐的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隧道中。

“我们一年四季都得清理站台地板上的口香糖，”一位清洁工人说，“口香糖全粘在站台地面上了。夏天我们从车站的冷饮亭附近能拾到许多喝了半杯的橙汁杯，冬天我们拾到更多的是可乐杯。女人们常把面巾纸扔在地铁座椅后，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两年前我们还在西城第七十六街发现了一具人体骷髅，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虽然许多垃圾工人都是合格的列车售票员，但他们都说自己更喜欢与之整夜相伴的垃圾车。“我们喜欢垃圾胜过喜欢人。”他们当中的一位解释道。

一天早晨，在埃塞尔·巴里莫大剧院，四位头发花白的女清洁工像稻田里干活的农妇一样，弯腰擦拭着那些票价六块九的座椅。这时，乔·梅尔齐纳急促的脚步声出现了，他等着大幕拉起后观看百老汇最鲜为人知的演出——灯光排练。

作为著名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和灯光专家，梅尔齐纳先生在没有观众的精彩排练中扮演主角。此时演员们还没来，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因为太早了，才上午11点。他的观众除那四个清洁女工外，只有舞台杂务和电气师。在他们中间，梅尔齐纳先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是唯一系领带的人。

“打扰了，各位女士。”梅尔齐纳脱掉大衣，坐在第十四排的座位上说，“我们现在要关掉灯了。”

“噢，没什么。”其中一位回答道。女清洁工们停下手里的活，慢慢地走到前排，坐在铺着地毯的台阶上，一边聊天，一边观看。灯光熄灭后，大幕拉起，表演开始了。

蓝光、绿光和温暖的黄光从不同角度射向舞台。整个景物都笼罩在一种蓝色的背景之中，光线朦胧地照射到梅尔齐纳设计的那间寄宿公寓；接着，慢慢地，一束暖光缓缓地射向一间摆着桌椅的房间，最后聚焦在桌上零乱堆放的书籍上。

在一个十瓦的台灯下，隐约能看到梅尔齐纳的面孔。台灯插在他面前的一个移动桌子上。桌上有一个箱形的双向对话器，这样梅尔齐纳可以和总电气师乔治·哥哈特通话。乔治被围在后台照明设备、梯子及各种复杂缠绕的电缆中，控制着数不清的灯光开关。

当灯光射向寄宿公寓时，梅尔齐纳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平和地说：“不太好，乔治，再试一遍吧！”

乔治说：“没问题。”大幕又落了下来，第一幕的灯光又走了两遍、三遍……直到梅尔齐纳满意。灯光彩排一幕幕地继续，直到整剧完成。没有演员的表演，没有音乐的伴奏，也没有观众的掌声，只有灯光在舞台上来回跳动。灯光彩排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一切都完美无误为止。

再过24小时，就是这场戏的首演之夜了，也是梅尔齐纳和大多数受雇布置场景和灯光的木匠及舞台技师辛勤劳动告一段落的夜晚。梅尔齐纳将详细的灯光解释认真地标在台词本上，发给剧组后台工作人员。这样，每天晚上，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准确操作——就像熟练的钢琴师弹琴一样，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一般。

每天纽约城里都有七位戴着银质徽章、有文化品位的侦探在四周打探，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的罪犯——那些盗书贼。这七位侦探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了找回每年读者偷走的几千册图书而雇用的。这些持书不还者有的是由于健忘，有的是由于马虎，有的是由于喜欢拿别人的东西，还有的是由于吸毒。

每天有1.3万人从这个图书馆系统借书，平均500人不按期还书，大约有25人超期两至三个月。这25人当中大多数是瘾君子，他们用伪造的借书卡借书，然后把书卖给二手书贩，好换钱买毒品。

当一本书超期30天时，图书馆就会通知那七位侦探。他们的头儿叫约翰·T.墨菲，是名老练的侦探。他们立刻着手查找借阅者的最后一个住址，而这个地址往往会把侦探们带到纽约城最奇特或最遥远的地方，甚至城外的某个地方。在过去几年里，墨菲和他的手下曾追查到了神出鬼没的安德烈·波伦贝亚努的行踪。这个家伙从逃跑到与社会名流甘布尔·本尼迪克特结婚，一直都未还一本叫《上帝之国与我的世界》的书。两年前追查六本丢失的书时，侦探们还查到了已故的朱利安·A.弗兰克的身上，这个人当时被怀疑携带炸弹上了在北卡罗来纳爆炸的那架飞机，机上当时有70名乘客。也许还有弗兰克先生所借的六本太空旅行与探险方面的书籍。

虽然那些借书故意超期30天以上不还者可能会被判刑，但墨菲拿回书，收取了每天五美分的罚金并禁止这些家伙再从图书馆借书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许多人交的罚款会高达几百美元。不久前，墨菲的手下在布鲁克林抓住了一个偷走了1200本书的女士。尽管她使用了许多假名，通过对照借书卡上的笔迹以及注意到她总是借轻松的言情小说，他们最终抓住了她。侦探们把这位女士的笔迹特点通知了所有馆员，并告诉他们她喜欢借言情小说，因此，抓住她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位女士一被抓住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原来她是一位欲壑难填的偷窃狂——同时她也一定是纽约城里最爱读书的小偷。

在一种想预知未来的疯狂欲望控制下，纽约城里的200名算命师可谓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他们有的用水晶球，有的用塔罗纸牌，有的看星盘，有的玩占卜牌，还有的给人看手相、足相和面相。

今天，在纽约城里很难找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地方。曼哈顿中城到处都是印度先知，解梦之书在哈勒姆被视为珍宝；在东城，人们心甘情愿出大价钱去聆听有关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高档餐厅还把这些江湖术士奉若神明。从布朗克斯到海湾边，到处都有试图为别人解决所有问题的星象学家、相士和巫师。

在纽约，求卦算命者当中近80%是女性，她们向算命师询问的都是爱情、婚姻、健康和财富方面的事——就以这个顺序。男性顾客首先对金钱问题感兴趣，然后才是爱情。算命师每次收费两美元。由于算命师一般都想讨好顾客，他们总是预测在六个月至一年内每个人都会有好事。一位算命师讲：“有的女人也会问我‘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这个男人对我好是不是图我的钱财’以及‘我上哪儿能找到好男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真知道到哪儿能找到好男人的话，我自己早嫁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孤身一人的地步。”

因为人们总是记住那些实现了的预言，忘记其他没有实现的预言，所以很多人都对算命师心怀敬畏，因此这类人早晚会成为吉卜赛骗术游戏的受害者。吉卜赛人今天仍然依靠一种最古老的骗术行骗。这种把戏是这样的：一位算命师告诉顾客，他的钱上有邪气，必须让算命师为它驱邪。那位顾客把钱拿来后，算命师把它包起来，告诉顾客包裹在24小时内不能打开，这就给这个窃贼提供了足够的逃跑时间。等顾客发现他的一叠钞票被换成一堆废纸时，算命师早就溜之大吉了。

女警常常装扮成受爱情折磨、痴情的天真少女，去找这些算命师算命，等待他们重演这种骗人的把戏。“只有当场抓住这些算命师骗人钱财，我们才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他们，”纽约市的一位女警解释道，“如果他们只是说我们如何好、别人不能欣赏我们之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怎么讲，与纽约城里的算命师玩猫抓老鼠游戏是一项很刺激的活动。吉卜赛人从报纸上把女警们的照片剪下来，复印后分发给部落里的所有吉卜赛人。这表明我们和许多吉卜赛人很熟，关系也不错。”

在纽约的各个街区执行任务时，女警常常要扮演多种角色。福尔哈伯小姐说道：“如果去某些街区的脱衣舞厅，我们可能会打扮成妓女的模样；如果到市中心的休斯顿大街执行任务，我们通常穿便服和平底鞋；如果到果园大街或下东城，我们穿得越邋遢越好。在第四十几街的第八大道上执勤时，我们拿着食品购物袋进茶室，或许还会带上某人的孩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就住在那里。再到东城执行任务时，我们穿得要讲究点儿，还要戴上帽子和手套。”

尽管吉卜赛算命师多次预言会有一位“深肤色的英俊男子”追求她，可福尔哈伯小姐仍然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在西城八十几街最近的一次降神会上，她打扮成孕妇的模样去卧底。“那是个周日。晚上6点钟，大约有50个人——都是些好人——坐在一套高级公寓里的折叠椅上，聆听一位很糟糕的钢琴师演奏圣歌。”福尔哈伯小姐说，“这是一次集体降神会，这种仪式在纽约很常见，很容易打入。只要翻翻周六《纽约时报》宗教版，你就会发现‘精神主义者聚会’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巫婆不一会儿就来了。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弱小老太太，穿着晚礼服。人们在她身边围成了一圈，她就开始说，‘我肚子里有震动——这是为一个身上怀有新生命的女士震动的——有谁怀孕了吗？’”

福尔哈伯小姐说：“显而易见，我穿着妊娠服。但衣服底下鼓出的东西只是皮带和装着点32口径手枪的枪套。后来巫婆让人们传递一个盘子，每个人往上面放一美元或五美元的钞票。灯光暗了下来，这时她慢慢进入恍惚状态，开始代人说话。她首先变成了某人的‘比尔叔叔’，后来又成了某人的母亲；但真正让我讨厌的是，不论她是什么鬼魂，说出的话总犯同样的语法错误。”

由于那些能与鬼魂沟通的巫婆终有一天自己也会加入鬼魂之列，因而他们需要训练些接班人。这样，在纽约曼哈顿西城七十几街和八十几街以及布鲁克林，到处都是些为巫婆举办的“进修班”。在这些地方，老巫婆向那些未来的巫婆传授这个行当的一些绝招儿。巫婆间有时也会像梅西百货与金贝尔斯百货那样，为抢夺生意而挖空心思相互竞争；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价格战：为了打败另一个巫婆，一个巫婆干脆来个大减价，十美元的课程只收五美元。

看相者和看水晶球算命的人——警察很少在曼哈顿发现水晶球，但在科尼岛上见到过它们——也和巫婆及其他相士争抢生意，有时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纽约女警们说，有些吉卜赛人常向当局告发其他吉卜赛人的不当行为。这显然是吉卜赛人想把竞争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的一种办法。

尽管当今科学高度发达，吉卜赛人和巫婆仍然是纽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只要有妻子怀疑丈夫，未婚女子想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这些人就会继续靠预言为自己招财进宝，带来荣华富贵。

说到寻找好男人，许多纽约人会光顾曼哈顿公开做广告的八位婚姻介绍人。他们能提供各种类型的男人：什么前途无量的银行职员，什么破落贵族，还有什么家境富裕、刚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人等等，应有尽有。尽管纽约这八位婚姻介绍人中有五位也还没有结婚，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只要花100美元的登记费，介绍人就会向顾客源源不断地提供约会对象的资料。顾客约会之后，介绍人会去了解双方是否满意。如果他们相互看不上，那么介绍人会再为男顾客提供新的女候选人，为女顾客提供新的男候选人。只要顾客受得了，介绍人会一直为他们安排约会，直至找到理想的伴侣。如果介绍成功，促成了婚姻，那么每人另付100美元。一旦婚姻破裂，概不退款。

山姆·保林在梅西百货对面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他说：“噢，你会对纽约城里的介绍人居然收到那么多的征婚书感到吃惊的。有一次，我这儿来了一位健壮的得州人，他想找一位非常胖的女人。我翻了档案，找到一位家住布朗克斯区的女士，这位女士体重225磅，45岁，离异。我给她打电话时，她问我：‘山姆，你告诉他我有点胖了吗？’我说：‘是的。’于是我安排她第二天在我的办公室与那个得州人会面。他们初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他们已经一见钟情了。当他们一起离开时，我发现她已拉上了他的手。我再次见到这位女士时，她已身穿貂皮大衣，戴着钻石首饰，开上凯迪拉克了。当然，她还和过去一样胖。”

保林先生就是在32年前经由婚姻介绍人，即他的父亲，认识他现在的妻子的。据他讲，尽管许多女士喜欢职业男士，但大多数女顾客觉得找一个稳重、普通、现实、能够养家糊口的男人就够了，不想找艺术家、演员或类似职业的人。他说：“我这儿曾有过一位演员征婚，他住在豪华的羔羊俱乐部附近，在《红男绿女》这部戏中给山姆·莱文[5]当过替身。这个人条件不错，但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女人不喜欢打零工、偶尔演演戏的男人，她们情愿找个管道工或木匠也不愿找个演员。”

他继续讲道：“女人择偶的另一件趣事是，她们更看重身高而怎么不在乎年龄。如果让一位女人在比她大20岁和比她矮的两个男人中选择的话，她情愿嫁给前者。还有，大多数男人想找漂亮迷人的女人，也有些男人想找富有的女人，少数男人——非常少——想找聪明的女人。”

如果有男士想找“性格拘谨”的女士，保林先生也能满足他们。他有一套专门档案，里面有200个不吸烟的和400个不喝酒的女士。如果有男士想找德国出生的金发碧眼女士，东城第五十九街的一位婚姻介绍人安东尼·瓦格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堆候选人。此外，他手头还有几个穷困潦倒的欧洲男爵、肥胖的公主及十几位大公的档案。在东城第七十九街李·摩根科学介绍服务中心，有许多聪明成功的女性的照片、资料和电话号码，这些女士把精力全放在事业上了，正如她们自己所说，让美好婚姻的机会从身旁溜走了。

有的介绍人声称，他们拥有多达1万名未婚人士的档案。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兰若·雷恩就因在过去十年里促成了8000桩婚姻而享誉同行。婚姻介绍人一般在分类目录中做广告，也在报纸上登广告，还给丧偶者寄送宣传品，以获得客户。他们声称在为顾客提供介绍对象之前，核查过顾客的身份材料及个人情况。这些婚姻介绍人对生活似乎都普遍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一多半的人都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的原因吧。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艾伦·乔伊说，尽管光顾她那里的男顾客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向她表露爱慕之心，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遇见合适的。她说，如有合适的，她会考虑的。

她还说：“很难用一句话归纳。我理想中的男人要外表英俊、聪明、非常善解人意；他应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想找的不是能给我月亮的男人，而是想给我月亮的男人。”

她讲这番话时，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双手紧握，眼中似乎浮现出许多婚姻介绍所里挂着的标语：“只要相爱，永远不晚。”

当他们用一个两吨重的铁球撞击墙体、砸碎大街地面、破坏别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时，这些纽约人的攻击性得到了发泄。不论多大、多厚或多结实，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得住这些破坏分子的摧损；在这些摆动铁球能手的猛击下，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纽约城里至少有40人有资格摆动这种铁球，但他们当中只有五六个称得上专业老手。他们目光敏锐，摆锤准确，可以在100英尺之外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敲掉；他们能把摆锤抛到同样远的地方，让它击中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他们可以像玩弹子球那样轻松地操纵球锤自如摆动，让球锤撞击一堵墙体后，弹击到另一堵墙上，然后再让它弹回，在回摆中打倒一座烟囱。有时他们用全力抛锤击墙，而有时他们却轻轻地用它一点点地磕掉混凝土。有时建筑承包商不得不停下正在进行的拆除工作，花上几星期的时间等待，乞求这六个摆锤老手里的某一位能有空儿来帮他们干一项工作。有时，承包商们要花每周超过300美元的高价雇他们把东西击碎。

在过去的30年里，这六个人摧毁了纽约城里数不清的建筑，他们的壮举和面孔为几百位喜欢观看他们干活的“街头监工”所熟悉。本尼·纽伯格，一位身材瘦长的传奇式的拆房工，今年61岁，他摧毁了“坟墓”拘留所；吉姆·艾里特，一位臂上长满汗毛的英国人，今年66岁，他拆掉了纽约竞技场剧院；麦克·卡图曼，52岁，他摧毁了埃贝斯广场；马特·萨利文，62岁，他拆除了联合国图书馆；拉夫·普仁西坡，54岁，他拆毁了农产品交易所大楼；吉尔·舒尔茨，39岁，他在新建时代-生活大厦时，拆除了原有建筑及周围几英亩的贫民窟。有一次，在布鲁克林，舒尔茨一锤打在一栋破旧的五层公寓楼上，大楼不堪一击，顷刻之间便坍塌倒地了。

贫民窟是最容易拆除的，而墙体厚实的堡垒、监狱、银行、教堂则最难拆除。纽伯格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拆掉“坟墓”拘留所。这座拘留所曾关押过50万名罪犯。它建造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结构异常坚固。

较难拆除的私宅之一是位于河边大道与第七十二街交汇处的原施瓦伯豪宅，它的墙是由两英尺厚的花岗岩砌成的。建房时查尔斯·施瓦伯想让它牢固永久；但妻子死后，他厌倦了这座拥有75间房的豪宅，搬进了一家旅馆。吉姆·艾里特花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把这座豪宅的塔楼和厚墙拆毁。在遇到坚固的墙体和拆除难度较大的活儿时，这些控制球锤的拆房工会觉得更刺激；对他们来说，这已变成了一种虐待狂似的体育运动。当一锤撞去，墙体开始裂纹，地板塌陷，整个楼房像雪崩一样在烟尘中倒塌时，他们和那些“街头监工”一样，从内心中会产生一种快感和刺激。

尽管他们一小时能挣4.9美元，并且已成为这项事业的艺术大师，但作为被别人花钱雇来拆毁建筑的人，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件工艺精湛的作品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杰作。”

[1] 《丹尼少年》（“Danny Boy”），英格兰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威德里（Frederic Weatherly，1848—1929）写的民歌。这首歌常被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当作非官方的颂歌，也常用于葬礼中。

[2] 地狱之门（Hell Gate），纽约市东河中一处狭窄的潮汐海峡。这个名称是荷兰语Hellegat（明亮的海峡、无阻障的入口）的讹误，但也延用至今。

[3] 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2000年后改名为“大通银行”，是JP摩根大通的商业银行部分。其前身由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于1955年合并而成。

[4] 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Guardia，1882—1947），意大利裔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市长。

[5] 山姆·莱文（Sam Levene，1905—1980），美国话剧、电影演员。《红男绿女》（Gugs and Dolls）是一部百老汇热门音乐剧，曾获1951年的普利策戏剧奖，直至现在仍在上演。1955年该剧被改编为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莱文在本剧中饰演男二号。

纽约：被遗忘之城

第八大道是一条令人悲伤、厌恶的街道。霓虹灯一闪一闪地照在酒保的头顶上，映着叼着烟卷的妓女、水手们的帽子和啤酒瓶子。酒瓶偶尔会砸在自动点歌机上，把警察招来：“好了，好了，散开！”这是一条遍布当铺、廉价旅馆及红着眼睛也讨不到多少钱的乞丐的街道。街上到处弥漫着服装中心的喧嚷、港务局公共汽车的烟尘、宾西法尼亚火车站的蒸汽，还有十几家比萨店发出的刺鼻大蒜味。

第八大道从西城第十二街边的一家废弃公共澡堂开始，穿过曼哈顿中城，一直延伸到斗兽场酒吧。大道两旁到处是一排排破旧的公寓楼，楼外的消防铁梯不是生满锈斑，就是被火烧黑。那些不想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第八大道，逃离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个大杂烩：既有生活放纵的罪人，又有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既有25美分的啤酒，又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迈克尔·托德[1]聚会。黑暗与光明混杂交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儿在这里都会发生：消防队院里居然着起了大火；去年6月的一次军事表演中，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85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把自己摔死，引起下面1万名观众的欢呼呐喊，就好像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事都发生在第八大道。

就在第八大道上，一群流氓袭击了一位叫克里弗德·约翰逊的码头工人，把他的玻璃假眼打到下水沟里；一名叫拉菲尔·多洛斯的恶棍，因为一辆公共汽车擦身驶过而勃然大怒，拦住一辆出租车，追上那辆公共汽车后跳上去把司机捅死了。

那年9月，曼哈顿到处是抗议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铁托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示威活动，一名9岁女孩儿在第八大道的埃尔·普拉多餐厅被一颗流弹击中身亡。

年年都有马戏团到第八大道表演，年年都会有一头狮子或一头公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在街上四处狂奔，让马戏团的老板大出风头。这里每个月都有警察被派来在骚乱的人群中维持秩序：有谴责原子弹的，有要求涨工资的，还有为争夺安东尼·罗卡[2]的照片而大打出手的。

只要看一看站在外面的是些什么人，你就可以猜出花园里在干什么了。每当罗卡比赛时，第八大道入口处就挤满了波多黎各人。你会听到拳赛播音员用西班牙语喊道：“朋友们，别再往场内扔东西啦！”一到晚上有拳击比赛时，售票处前就会站满穿着黑西服、白衬衣的一群小个子的下注老手，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赛马比赛前则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绅士和那些经常上《城乡》（Town & Country）杂志封面的那种青春健美的金发女郎；举行篮球赛的晚上，你会发现花园外净是些高个子留短发的水手以及身穿运动衣的年轻人；而在马戏开演前，第八大道则是另一番景象：每个大人都带着三四个孩子，挤来挤去，尼迪克快餐店中又会多一些侏儒和牛仔。

第八大道到处是打折杂货店。有些店里的电话脏兮兮的，以至于你不愿意让它接近你的耳朵。这条街实在太乱了，乱得人们不敢在街上逗留。从剧院出来的人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餐厅，上下班的人们急急忙忙赶往宾州火车站，尽量不去注意街上的乞丐、同性恋及第四十二街上的那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每天都站在那里，挥动着胳膊，叫喊着：“罪人们！罪人们！《圣经》教导我们不流血就不能赎罪。”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留着油腻腻的长发的男孩喊道：“先生，你在放屁！”听了他的话，传教士满脸沮丧地说：“孩子，你需要被拯救。”一会儿，走来一位身材高大、体型发胖的爱尔兰警察，对围观人群说：“靠边，别站在马路上！”一些人离传教士远了些，大多数人继续往前走，不过不像那些匆匆赶往港务局汽车站上下班的人那样快。在港务局汽车站，每周都有乘客把几十件雨伞、大衣、皮箱丢在车站的1300个存物柜里。无人认领的雨伞和随身物品堆得像座小山，以致港务局每年不得不在第四十一街车站的地下室举办一次遗弃物品拍卖会。拍卖会把许多喜欢买便宜货的人和那群被称为“四十大盗”的路德洛大街上的捡破烂儿者吸引到第八大道，还有同性恋哈里、普凯普丝的爱迪和便宜货大王查理，据说便宜货大王查理在布鲁克林的旧货店里藏有世界上数目最多的单只手套。

在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拍卖师高高地站在竞买者中间，用他那令人厌恶的男中音喊道，“好了，现在开始。我这儿有件毛皮披风，我想它不是貂皮的……”

“是狼皮的。”同性恋哈里说。

“让我摸摸。”一位女士说道。

“14美元！”便宜货大王查理叫价。

“16美元！”赖皮哈里喊道。

“让我摸摸！”那位女士抗议道。

拍卖师根本不理她的茬儿。他手头需要拍卖的东西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业余竞买者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种做法也很受旧货商们的欢迎，他们也不喜欢业余竞买者瞎掺和，因为那些人往往把价格抬得太高，使他们无利可图。

“遗弃在公共汽车站存物柜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一叠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红利券，”港务局行李部主任约翰·M.海拉汗说，“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拍卖，而是转给了采购与行政服务部。据我所知，这东西还在那儿。听说是一位从布鲁克林格林角来的一位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把它们忘在这里的，然后他就走得无影无踪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讲话时，远处的车流仍然在第八大道上隆隆驶过。阿宾登广场上，孩子们仍然对着那个废弃的公共澡堂扔弹力球。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下班回来的码头装卸工，怀里抱满食品的意大利妇女，还有那个站在街角长着纤细手指、警觉眼睛，脸上被人用剃刀划下道道伤疤的波多黎各男孩。再向北几个街区，在拉·爱迪尔市场，收银机一直响个不停，蒂马提诺市场的鱼腥味几乎在整个希腊街区都能闻到，而那里却另有一番景象：萨伊德港口酒店，卡丝塔南特响板音乐，还有一头秀发、扭动着颈项的曲线优美的肚皮舞舞女。

在第三十九街，服装中心的外勤人员在卡车间和人们头顶上推动衣架；在第四十三街的一家理发师学校里，五个学徒在为顾客剪发，每位只收45美分，他们面前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转告其他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您的头发染成您喜欢的任何颜色：银黄色、浅金黄色、金黄色或各种红色、棕色以及黑色，并且绝对为顾客保密。”

在上四十九街和五十九街还有更多的廉价旅店、食品店及脸部皮肤被破坏的人们。第八大道上的这两条街上到处是不知名的拳击手和为他们服务的酒馆，俾斯·麦基——前拳击手，现女性按摩师——常到比尔·杜恩酒馆喝酒；那些被人打断鼻梁的人都在街对面的米奇·沃克酒馆喝酒。第五十五街的一家名叫“中立角”的酒馆里摆着几百位拳击手的照片。现在这些拳击手都发胖了，而且也被人们遗忘了。

“中立角”酒馆吧台后面站着一位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是一位拳击手，现在发福了，名叫托尼·贾尼罗。墙上有许多贾尼罗比赛时的照片——他用拳头击打对手的肋骨，把对手打出拳台护绳，然后骄傲地站在拳台的中立角，看着裁判在被击败的半昏迷的对手身边数点。这些照片都是酒吧老板弗朗斯·雅各布挂在那儿的，他曾是贾尼罗的经纪人，并认为贾尼罗会成为世界冠军，只要他能克服自己的弱点——过分追求女人。但贾尼罗没能做到，他发狂地追逐女人，喝威士忌，25岁就被拳坛淘汰了。贾尼罗退休后，雅各布斯买下了“中立角”酒馆，给了贾尼罗一份酒保的工作。

今天，在“中立角”酒馆，这位前拳击手在擦拭啤酒杯，那位经纪人还在斥责他，大声地对他发号施令（顾客们也都能听到）。

“苏格兰威士忌和女人——就是这两样东西毁了托尼·贾尼罗。唉！我过去常常看住托尼，没出什么事儿。我夜里常把床搬到门前，以防他溜出去，但他还是出去了，不是吗？托尼，你难道不是偷着跑出去的吗？”

贾尼罗仍然擦着玻璃杯，慢慢地转向他的前经纪人，平静地说：“我对我干过的事情从不后悔。我遗憾的是那些我没干过的事儿。”

在这里喝酒的人并没有仔细听这段对话，因为他们以前都听过这个故事，而且已听过几百次了。1945年到1951年间，贾尼罗正在通往冠军宝座的道路上跋涉，假如他要是训练得再刻苦些，不那么桀骜不驯，也许早就成功了。

在这家浅棕色的酒吧，透过弥漫的雪茄烟，人们常听到的就是这些话。就像洗衣房中的洗衣妇一样不遵守规矩，经纪人和教练们也总是这样叹惜他们训练的拳击手是如何破坏训练规则的。

“经历了120场拳击比赛，你的脸却没被打坏，这是怎么回事？”一位顾客问贾尼罗。

“我的皮肤是那种不易划破型的，”贾尼罗说，“以我弟弟费兰迪为例，他也是个拳击手，如果你击中他的肘部，他的眼睛会发青；他就长着那种皮肤，击中了肘部，眼睛却会变黑。”

“怎么有那么多的女人追求你？”

“在纽约，只要你有钱，就会有女人围着你，对吧？吸引女人的东西是金钱。”贾尼罗说道。

“你当时挣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50万美金。我打过120场比赛，只输了13场。与格雷科、格拉兹阿诺及比约·杰克的比赛我都赢得了高额的奖金。我是个穷孩子，出生在扬斯敦，刚到纽约时才16岁，19岁就在花园广场参加拳击赛了。当时有一大群无赖总是缠着我，在我住的旅馆大吃大喝，把账记在我头上。有时我自己买西服，还得给他们每人买一套……”

从“中立角”酒馆的窗户向外看第八大道，难以想象这条破落的街道在一百多年前曾经相当繁华，马车列队排在第八大道与第五十八街中间的汉夫迈耶豪宅门外。

现在的哥伦布跑马场周围曾经有许多最著名的农场。第八大道上的那些豪宅都有宽敞的草坪、美丽的花园和诱人的果园，一直向西延伸到哈德孙河。这些农场由马太·迪克曼、雅各布·豪尔、伊萨克·范瑞安、詹姆斯·斯迪尔德和塞穆·范·诺顿等家族拥有。第五十三街与第八大道中间是格里特·哈泼·斯泰克将军的住宅，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曾指挥第八十二旅第五团参加了布卢明代尔高地保卫战。当时，纽约最时髦的地方是大剧院。1869年，吉姆·费斯克为一位名叫朱塞·曼斯菲尔德的女演员买下了它。这个女演员美丽聪明，被人们称为“第二十三街的克利奥帕特拉[3]”。费斯克让人把这里装上了华丽的红木大门、水晶烛台和带有金钉的木椅。他死后，这个地方就衰落了。到1938年，大剧院里已有了电影院、爆米花机和保龄球馆；球馆的球童已被小费养出了一副势利的嘴脸。

第八大道真正的衰落是在本世纪初。当时，东城开始兴建住宅区，西城的那些过去的旧住房变成了出租公寓。1925年，为了修建地铁，第八大道下面挖了几个隧道。1927年7月的一天，施工队在第四十四街以上的那段第八大道上挖出了六副棺材——这些棺材都是用名贵木材制作的，上面钉满铜钉。这块墓地曾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于1803年购买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的一部分。工人们迅速清理了埋有棺墓的地区，铺上了地铁，安装了口香糖自动贩卖机。今天的第四十二街地铁站就坐落在过去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附近。在地铁站里，到处都是弹子机和穿着窄腿不翻边裤子的男孩们，他们扭动着屁股，打着响指。1960年夏天，当大剧院阻挡了一个新的住宅楼建设项目时，拆迁人员便开了进去。

就这样，第八大道的最后一幢优雅建筑也不复存在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广场大厦外面，弗洛伊德·菲利普慢慢地爬上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他几十年的马车夫生涯里，他用烂了12辆马车，用死了20匹马，戴破了100顶丝质礼帽。菲利普先生今年八十有余，从1901年起就在纽约城里当马车夫。他早已习惯于过去的生活，就像他习惯于抓紧缰绳一样。

天不太热时，他不坐在马车上，而是和那伙都戴着丝质礼帽的马车夫一起站在广场外面。他们中有本·波特，喜欢给马喂苹果；有布莱德威·杰克，曾做过出租车司机；还有其他的马车夫，他们只要看到游客眼里的一点儿意思，就会不失时机地上前问道：“坐马车吗？”

在纽约城里，赶马车的人见多识广。菲利普先生拉过像恩里科·卡鲁索、约翰·D.洛克菲勒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4]这样的要命的大人物。“罗特施泰因还欠我两美元呢！”菲利普先生吸着从别人那里要来的雪茄，说道，“噢，那时我拉着他和他的金发碧眼女友在城里到处跑。”那时候公园大道是条土路，绿野酒店那个地方当时还是个羊圈，蒂芙尼商店还在第十五街。有一次，我拉重量级拳击冠军鲍伯·菲茨西门斯到百老汇的杰克餐厅吃饭，到那儿时，他对我说：‘进来吧，孩子，一起喝杯酒。’”这时，本·波特凑了过来，说：“我曾有匹经常嘶叫的好马，叫墨菲。一天夜里，警察叫住了我，要给我开罚单，说我的马扰乱了夜晚的安静。他问我的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叫‘墨菲’。一听这个，这位高大的爱尔兰警察停住手，对我说，‘妈的，我不能给叫这个名字的任何东西开罚单。’”

“过去就是那样，”菲利普说，“过去我们戴的丝绸礼帽质量非常好。可现在，我们的礼帽都特别廉价。下雨时，这些便宜帽子一点也不管用。有个家伙拿着廉价礼帽问我们，‘你们想出多少钱买这种帽子？’我回答：‘两美元。’绝不多给一分钱。”

大多数马车夫一生都是在纽约中央公园转悠，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游客。他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日子：“那时候马车可以在全城的任何地方跑——不像现在这样，只能在中央公园里跑。说真的，没有马蹄声的陪伴，我就无法活下去，我宁愿在马车上度过余生。”

纽约城里每个黑暗的衣柜里都放着玩具洋娃娃。她们穿着落伍的衣服，梳着过时的发型，脸上的颜料已被磨光，鼻子也被捏扁了；她们曾被小女孩们天天抱着。那些昔日的小女孩都已变成了老奶奶。偶尔你会在废物堆里看到这样的洋娃娃，或在古玩店橱窗里一把生锈的刀剑旁看到她们头朝下斜靠着——她们完全被主人遗忘了。这些主人都生活在今天喧嚣的生活中。和这些曾经漂亮、讨人喜爱的小人儿一样，有些洋娃娃的主人也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纽约城里有过许多无声电影明星，还有不多的几个认识他们的影迷。有时在百老汇，会有位老者突然转身，盯着一位过路人惊叫道：

“嗨，你一定是妮塔·纳尔迪[5]！”旁边的行人因老人突然止步而撞上了他，便叫道：

“嘿，先生！走路看着点儿。”

“对不起。”

“先生，给几个硬币吧！”一位乞丐叫道。

行人毫不理会，匆匆从乞丐和那位发现妮塔·纳尔迪的老人身旁走过。

这时纳尔迪小姐便迅速地转过街角，回到她住的旅馆。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她曾与瓦伦蒂诺一起演过电影，曾经是无声电影银幕上那些来自异域的、柔情和邪恶的化身。

不论你走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曾在纽约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斯拉夫特饭店里，坐着一位大家都没有认出的客人，她就是格特鲁德·埃德尔[6]。1926年，曾有200万人为埃德尔小姐上街欢呼，很可能今天在座的客人中就有当时的其中一员。那年她成功地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为此，百老汇举行了盛大游行仪式，为她庆祝。柯立芝总统当时称她为“美国最优秀的女子”。有许多人向她求婚，还有人写了一首名叫《告诉我，朱迪，谁会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歌。

埃德尔小姐现在已经50多岁了，身体发福，体重175磅，很少游泳了。她现在常戴一副助听器，也未结过婚。

“我曾有过一次恋爱经历，”她回忆道，“1929年，我差点儿和那个青年结婚。他六英尺高，像个运动员。尽管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很愚蠢，但都是事实。有一次，我对他说：‘我的听力很差，这可能很难让一个男人接受’，当然，我以为他会说‘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听力不好，我爱你’这类的话；出乎意料的是，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朱迪，一个男人确实很难接受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件事对我的困扰。”

距离这里九个街区远的一家烟雾弥漫的酒馆里，一位满头白发的瘦长老人正在想尽办法让人们记起他。他给人们买饮料，向他们递名片，名片上写道：“比利·雷伊——最后一位健在的赤拳拳击手。”雷伊先生现在90多岁，过去曾威震拳坛。本世纪初，拳击手套开始流行时，他退出了拳坛；他说拳击变得太斯文了。现在，他坐在“中立角”酒馆的高脚凳上，托尼·贾尼罗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比利·雷伊眯缝着双眼，沉浸在一个老纽约人特有的享受中——回忆过去。

“过去，第八十几街上理个发才花十美分，”他嘟囔着，“……过去，因为抽烟，佛罗伦萨·彭斯被取消羊头湾田径队的参赛资格……唉！我过去喜欢到第十四街听麦琪·克里恩唱那首‘把他们放倒，麦克·科洛斯凯！’的歌，有人说史蒂夫·布兰迪不是从布鲁克林大桥跳下去的……他们都骗人……我看到他跳了下去……当时我在场。

“我能整天坐在这儿给你们讲过去的事情。……泽西·吉米，全国著名的小偷。包厘街有家酒馆，有时你会看到死人坐在酒吧里。夜里干完活儿，他们会把死人带回来，扶他们坐在酒吧台前，开始喝酒……喝完酒，酒保会问：‘谁付钱？’他们会指一指吧台前坐的那个死人……然后径直走出酒馆。”

纽约不是老年人待的好地方。城市仿佛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他们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第九大道的果酱店老板娘玛丽·阿姆斯特朗很少离开她居住的街区。每次出去，她都会对城市的变化感到震惊。有时她会指着某个地方说：“唉，瞧他们把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瞧他们在那里干了什么。”其实那里的样子已有25年之久了。已故专栏作家麦金太尔[7]是最早让她出名的人。1937年，他从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里给她取了个“纽约小老太太”的称号。他把她描写成“戴着眼镜，梳着1890年流行的发髻，像一个篱笆中的鸬鹚似的在酱架中间跑来跑去”。他还说，“凯瑟琳·康奈尔[8]为了买她做的罗甘莓酱，专程大老远地跑到这里；布洛克·彭伯顿[9]的太太也来买朗姆酒泡的草莓。”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后，阿姆斯特朗小姐让人做了个牌匾，上面写着“小老太太果酱店”。

纽约是一个健忘的地方。这位女士现在已经82岁了。她的果酱店仍在第九大道174号，但由于交通不便，现在只有少数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的老朋友光顾了，他们离不开她做的番茄酱和柠檬黄油。

在纽约，有些老人死的时候和他们活着时一样，都是孤身一人。纽约报纸经常登一些这样的消息：某个老人在满是灰尘的黑暗房子里死去，很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一次，一个大家认识的穷人死了，警察发现在他家的床垫中竟藏有几千美元。这条消息使整个街区都震惊了。1960年4月1日，整个东布朗斯都被惊呆了。在东城一百六十三街831号，人们发现那位过去常在大街上拾垃圾的默默无闻的怪老太太，在她公寓中的一堆破布中死去，留下了近10万美元的遗产。

海伦·凯伊常读斯宾诺莎。30年代，人们常看到她在布朗克斯拾破布，收汽水瓶，给野猫喂食。她总是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人们谣传她家里藏着几十顶她从未穿戴过的插着羽毛的昂贵帽子和过时的漂亮衣服。邻居们都说她上过大学，但谁也不知道她上的是哪所大学；有人说她会说七种语言，但她怎么学会的，谁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位医生，或许是位牙医。人们看到她每天都在垃圾桶那儿忙来忙去，然而，人们对这位被称为“破布老太太”的七旬老人知之甚少。

布朗克斯警察局找不到她的亲友，却在这间每月租金仅为46元的公寓里的一堆破布中，发现了总额超过4.6万美元的八个存折、124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

4月的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破布老太太”的公寓窗户终于被打开了——“这是20年里的第一次。”大楼管理员说。三个工人拿扫帚扫出了大堆废纸、旧大衣和空汽水瓶。

“我一直劝她对自己别太抠门，”楼下商店干活的制帽工莉莉安·理查曼说，“我常常劝她搬到中心广场去住。”

这个无亲友认领的“破布老太太”被送到了雅各布医院的停尸间，布朗克斯公共管理局暂时替她保管那笔钱财，等候州法院的裁决；她的公寓后来被整修一新，租金也提高了，现在住着一个波多黎各家庭。

这就是纽约城里的真实生活。那里每天都有250人死亡，每天都有无数活着的人在寻找出租房。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情的、被分割的城市。在这里，早报29版上登的是死人的照片，31版上登的是订婚男女的照片，而头版上却满是那些现在主宰着世界，尽情享受着奢华人生，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第29版上的人们的故事。

“先生，给点零钱吧！”

伸着手乞讨的老人曾有过智慧的面容和明亮的蓝眼睛。他现在怎么了？他怎么会流落到包厘街上？——这里是纽约城里唯一一个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地方。

每天下午，你都会看到他和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站在酒馆门外。他们满脸胡须，衣衫邋遢，一副落魄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希望。每到圣诞节，他们中有许多人会通过为美国志愿者协会扮演街头圣诞老人挣点儿钱。美国志愿者协会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品的组织。这个组织每天发给他们四美元，把他们送到市里的繁华地带，让他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站在街头拐角处摇铃，用烟囱形状的红色箱子收取人们的捐款。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上，千百万个采购圣诞礼物的人从这些圣诞老人身边经过，却从不知道华丽的外衣和假胡须下的这些人都是些酗酒者。他们正努力改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脱下这身行头后就开始。

这些在街头扮演圣诞老人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年，有一位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因为酗酒丢掉了工作；还有一位是《电视船长》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个演员；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一天晚上，他抓到自己的妻子与别人通奸，开枪打死了他们，自己也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没找到工作，成了包厘街上的一名酒鬼。四年后的一天，他走进了志愿者协会，寻求他们的帮助。

包厘街上的许多流浪汉都到类似的机构寻求帮助，但他们当中更多的人落到这种地步后，就一直过着这种生活，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些流浪汉中的一些人讲，他们是自愿流落到包厘街上的。一位长满胡须的快活老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称自己为“傻瓜——博学的流浪汉之王”。

几乎每个夏日的夜晚，你都会看到“傻瓜”手里拿着啤酒瓶，嘴里冒着泡沫，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里大声喧哗。他穿着四五件衬衣，粗布工作服下面是一件游泳衣，背包里还卷着一件雨衣。他的许多衬衣上面都印有号码或球队名称。

下午，他一般去科尼岛游泳，晒太阳。在那里，会有些意大利和犹太老太太给他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他夜里在栈桥上睡觉；如果天太冷，他会花上70美分到包厘街上的廉价旅馆过夜。

他是一位外表古怪但快活的老人，人们都愿意邀请他共进晚餐，听他说笑。到了夜晚，有些外籍军团的士兵会邀请他参加通宵聚会，之后再塞给他几美元的酬劳。由于游客们都喜欢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与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合影留念，酒馆的老板认为他是个招徕顾客的招牌，所以免费向他供应啤酒。

“毕竟，”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流浪汉。”

“傻瓜”的真名叫佛里德利克·阿洛修斯·克拉克，1892年左右出生于麻省的普罗温斯敦。他十几岁就出海当水手，后来跟巡回演艺班干了几年，先是打杂，然后当掷球表演的靶子，最后成了荒诞剧中扮演魔鬼的艺术家和“弗吉尼亚的八朵玫瑰”舞蹈团的业余按摩师。

“傻瓜”结过三次婚，每次婚姻都很短暂，不幸福。他眨了一下眼说，还是不结婚的同居关系最好。当问到他是否有子女时，他的回答总是：“每当我从孤儿院经过时，我都会隔着墙往院内扔些硬币，希望我的孩子能拾到。”

他几乎与见过面的所有人交朋友，索要他们的家庭地址，并在晚饭时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家中。就这样靠着1914年参加墨西哥边境争端所得的微薄养老金，他努力过着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生活。

“傻瓜”说，纽约是一个流浪汉的天堂，但他却不愿死在这里，与那些无人认领的死人和穷人一起被埋在波特墓地——“那里有能装下150个松木箱子的大坑，每个大坑中只立一块石头，你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都没有。”

有时“傻瓜”会觉得特别孤独、伤感，于是便在包厘街猛灌一通烈酒，然后号啕大哭。随后几个星期，他就在山姆酒馆消失了。过后，人们会在臭水沟里找到他，满身泥土，鼻青脸肿。因为他一喝多就变得特别烦人，咒骂那些身材魁梧的人，结果总是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几天之后，等他清醒过来，他又会变成从前的“傻瓜”——酒馆里那个快乐的喝着啤酒的聪明流浪汉；又会与别人勾臂搭背，大声说笑，与顾客们合影留念，并告诉他们：“五年前我是个流浪汉，现在看我！”之后，在歌声和频频的碰杯声中，你会听到他在叫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

波特荒滩位于长岛海域附近的哈特岛上。海鸥在海岛上飞翔，海水轻轻拍打着白色的沙滩。岛上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到处杂草丛生。岛上寂静无声，偶尔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典狱长的汽车的启动和熄灭声，还有从城里驶来的红色大轮渡离靠岸时发出的汽笛声，还有囚犯慢慢挪动脚步的声音，以及他们用扫帚清扫人行道上的落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哈特岛的一端生活着大约1200名犯人，另一端就是波特墓地。墓地有33英亩，占整个小岛面积的三分之一。每周都有200具尸体及医院抛弃的截肢装在木箱中埋在这里。渡船用八分钟的时间驶过两岛中间的海峡。渡船一靠岸，25名犯人就会卸下这些木箱，挖掩埋木箱的深坑；每周二、四这两天都要在每个坑里埋入150个并排放置的棺材。然后在上面立一块石头，作为标志。石头上没有死者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1868年，波特墓地被首次用于安葬无人认领的死尸。到目前为止，已有50万具尸体被葬在这里。典狱长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有这些死尸的名字。第一个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的人是路易沙·范·史莱克，他当时死在一家老人福利院，死后无人认领。

那些棺材在大坑里一待就是15到20年，后来，由于需要更多的地方埋葬源源不断地运来的新棺材，大坑又被重新挖开。这时，那些旧棺材已腐烂变质，不复存在。如果某具尸骨还没有腐烂掉，犯人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到另一个松木箱子中，重新埋葬在那个大坑里。这样，那个大坑就有地方再装下149个新棺材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无人认领的死尸就这样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照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话讲，那些死者在地下也得不到安宁，他们要死上两次，甚至三次。

这就是纽约城里多年延续的做法。乞丐死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城市停尸所，等待认领。如果几周之后无人认领的话，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们所选择的城市里，而是葬在这个遥远的小岛上。这样，活着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坟墓，也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快的想法。在离时报广场30英里外的地方，他们变成了粪土，远离川流不息的人群及那个女性按摩师；远离手推车制造师、法庭旁听迷、门童、侏儒摔跤手、有私人司机的司机、清洁女工、电话接线员、地铁广播员、影迷及那些爱喝啤酒的流浪汉；远离那位经常说“要是人们能自己查一下电话该多好”的接线员；远离那位不厌其烦地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的地铁广播员；远离那个惊喜地叫喊“嘿，你就是妮塔·纳尔迪”的无声电影迷；远离那位到死都试图让除掘墓人外的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爱喝啤酒的流浪汉”的人。

[1] 迈克尔·托德（Mike Todd，1909—1958），美国戏剧、电影制作人，因《环游地球八十天》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也是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

[2] 安东尼·罗卡（Antonino Rocca，1927—1977），意大利裔美国摔跤手，在摔跤迷中十分受欢迎。

[3] 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世称“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4] 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被誉为“一代歌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业和塑造了慈善事业的现代结构而闻名。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里斯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与全球首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Arnold Rothstein，1882—1928），美国著名商人、诈骗犯、赌徒，绰号“大脑”，是纽约犹太犯罪集团的头目，曾组织参与了一系列赌球案，以操纵1919年美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最为有名。

[5] 妮塔·纳尔迪（Nita Naldi，1894—1961），美国电影明星，主要活跃于默片时代，代表作有《化身博士》《十诫》等。

[6] 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1905—2003），美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冠军，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性。

[7] 奥斯卡·奥德·麦金太尔（Oscar Odd McIntyre，1884—1938），纽约专栏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专栏《纽约日常》（“New York Day by Day”）曾在50余家报纸杂志上刊载。

[8] 凯瑟琳·康奈尔（Katherine Cornell，1893—1974），美国戏剧演员，作家、制作人，人称“剧院第一夫人”。

[9] 布洛克·彭伯顿（Brock Pemberton，1885—1950），美国知名戏剧制作人、导演，托尼奖的创办人。

第二部 大桥

流动的建桥工人

建桥工人开着宽敞的汽车进城，住豪华宾馆，痛饮威士忌，然后再灌啤酒，他们追逐女人，随后又将她们抛弃。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他们不像那些大桥一样，能牢牢地扎根于一个地方。他们的生活一半像马戏团里的演员，一半像吉卜赛人：在空中时，姿势优美，行动自如；在地上，却变得浮躁不安，手足无措。他们已习惯于在距地面600英尺高、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可是一旦站在地面宽阔的道路上，却似乎失去了方向。

不建大桥时，他们就去盖摩天大楼，修高速公路，建河堤大坝。无论哪里，只要是有挑战性又需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们就会前往。有时，他们会日夜兼程地走几千英里的路，赶往一座正在大兴土木的城市，因为那里有许多建筑工地。他们难以抵御那些新兴的城市建设的诱惑；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流动工人”。

从外表上看，这些流动工人都很魁梧；即使谈不上魁梧的话，至少也都是很健壮的。终日的风吹日晒已把他们的皮肤变成了深红色，给铆钉加热的工人的脸变成了灰黑色，装钉铆钉的工人几乎丧失了听觉，用锥形小铁桶接铆钉的工人身上到处是不小心时留下的水疱和烧伤痕迹。有些电焊工夜里睡觉时都会梦见火花飞溅，那些钢件连接工因为一天到晚在柱子上爬上爬下，全身都是老茧和划伤。许多流动建桥工身上都伤痕累累，手指被失手掉下的利铁削掉。多数人都有过从高处摔下的经历，有的摔断了胳膊，有的摔断了腿。很多人都目睹过工友从高处掉落致死的悲惨场面。

他们都是些骄傲自大、以自己的工作为荣的男人。夜晚，他们在酒吧吹牛闲侃，但话题还是离不开建桥。有时，当他们转身要离开时，酒保会在他们身后喊道：“嘿！你们这帮家伙，帮我把这里的一些钢管拆掉怎么样？”

因为他们有钱，妻子又不在身边，就会吸引不少风尘女子。妓女特别喜欢他们，专门在圣路易斯附近的一座大桥边停了一条船，等待他们的到来。在帕迪尤卡的红灯区，修桥工的头盔常被妓女们用来当花盆。

周末，也有一些修桥工开车行驶几百英里去看望他们的家人。他们充满柔情，又宽宏大度，而且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干的活儿有多危险。他们只在私下里才敢承认工作的危险性，这一半是出于骄傲，一半是出于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妻子知道了真相，那么这种看似稳固的婚姻就会不复存在了。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这两种生活流动建桥工都想拥有。

因此，偶尔他的全家也会跟着他，住在小旅馆里或拖车营地。但对妻子和孩子来说，这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流动建桥工的孩子可能在40个州住过，毕业前上过十几所中学——假如他真能毕业的话。尽管父亲们常常发誓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再当建桥工，可他们的儿子往往还是继承了父业。儿子之所以也成了一名建桥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他父亲骨子里就想让他这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建桥工周末在家里大肆吹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他们酒后话语中描绘出来的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一个当儿子的不可能不受诱惑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应有尽有：冒险，开大车，挣大钱——有时一周能挣350或450美元——雨天因桥滑无法干活时聚众赌博，还有，可以周游全国各地。他们的工友中有像蜘蛛般灵巧爬行的印第安人，有像途中看到的海浪那样敏捷的纽芬兰人，还有那些逃离南方贫穷小镇到处游荡的叛逆的铆焊工。就是这些人，齐心协力地建造出那些巨大永久的建筑。多年后，在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他们可以自豪地指着它说：“儿子，看到那座大桥了吧，我年轻时一天要往那上面钉1200个铆钉！”

建桥工们只向儿子讲述美好的回忆，从不讲那些可怕的经历。他们很少提到在高处曾经感到的恐惧，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钢梁一动也不敢动；也很少承认有时从高处爬下来，只有一口气喝下三杯酒才能驱散他们心中的余悸。不！他们绝对不会对儿子讲这些的。他们只会老生常谈地讲述他们如何风光，如何加班加点地工作，却从不提起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的经历。他们回忆如何参加金门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建设，以及他们的父辈在1902年如何参加威廉斯堡大桥的建设，如何用马拉的起重设备吊装钢梁。

他们会让自己的世界听上去像荒凉的西部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如此。就是在今天，许多建桥工仍然把他们自己看作拓荒者。但是，这种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建造任何东西的自由自在的流动工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恐怕也只有千数人了。每当他们到一座大兴土木的新兴城市时，他们就会聚在酒吧里，庆祝他们的重逢，谈论过去的时光和人物。他们谈论西塞多·麦克，那个曾在禁酒令期间开车贩运坎普内威士忌，最近从芝加哥附近的大桥上掉下去摔死的建桥工；他们谈论艾尔·迪尔，那个曾在西部同时让三个女人感到幸福，每天早晨都穿着花哨的丝绸衬衣到大桥上干活的印第安人；他们谈论瑞普·豪瑞德，那个曾用20美元的钞票贴满皮箱两侧，一天夜里却在一个墓地变成疯子的人；还有纳特莱·凯德，他喜欢抽意大利长雪茄，嚼灯心草，用抽水马桶里的水，午餐时喜欢喝牛奶和啤酒——也不把灯心草拿出来；还有“冰水查理”，他在寒冷的冬天会打发学徒工从高处的桥上下到地面上取热水，等到这些学徒取到水再爬上来时，水已冰冷，他会把水吐出来，愤怒地嚷着：“这简直是冰水！”然后再派他们爬下去取热水；还有那个一条腿的好色鬼怀泰·豪伍德，一次，在一座铁路大桥上干活，他竟没听见火车驶来，最后关头不得不跳过轨道，抓住桥栏躲避火车，结果他的木制假腿掉了下去，然后在后半生中一直吹嘘自己如何两次失去左腿。

有时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喝酒，回忆那些建桥工圈子里的人物以及有关他们的一些琐事。这些人从未被世上的其他人认识过。之后，他们开始玩扑克。建桥期间他们几乎天天打牌。许多建桥工永远不会从他们亲手建成的大桥上走过。大桥还没有完工，或许是在通车前的六个月，有些建桥工就开始浑身痒痒，然后就到别的地方找活干去了。当挑战性的刺激正在消失，夜以继日的工作也将结束时，他们便开始想“下一个工地在哪儿”。这就是1957年早春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有些建桥工已知道了答案——纽约。

纽约当时正规划建造许多座大桥。北部偏僻地区有几个项目，单是纽约城区，在1958年到1969年间就计划投资6亿美元建造一系列的大桥，其中有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加层，长岛海道上的窄颈大桥，还有建桥者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将把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连接起来，尽管大桥两边的两个城区里有成千上万人反对。此桥将拥有比旧金山金门大桥还长60英尺的4260英尺的主桥跨，这个桥跨比紧靠加拿大、密歇根北部的麦基诺大桥还要长460英尺。

麦基诺大桥横跨休伦湖与密歇根湖，把圣伊格纳斯城与麦基诺城连接起来。正是这座大桥在1954至1957年的修建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建桥者。尽管无法抵制向东迁徙的诱惑，但现在就让他们离开密歇根前往纽约，一些建桥者仍会为之感到悲伤。这是因为，在他们充满危险的修桥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小城比曾经一度安静的圣伊格纳斯更能让他们赞不绝口，留连忘返。

建桥者到来之前，圣伊格纳斯是一个只有2500名居民的安静小镇。这里的居民冬天狩猎，夏天钓鱼，经营一些接待游客的小商店，帮着照看行驶五英里才到麦基诺城的渡船，从不给当地警察找一点麻烦。这个地方最早的居民是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接着是法国护林人，然后是传教士和皮货商。直到1954年，它仍是个干干净净、不受污染的地方。城里只有一家小旅馆，叫尼古拉旅馆，是以一个叫让·尼古拉的白人命名的。据说是他于1634年乘一条独木舟划过麦基诺海峡发现了密歇根湖。

这家尼古拉旅馆，主要是它的酒吧，后来变成了建桥者的总部。不久，这个地方就天天有聚会，经常发生打斗，一片乌烟瘴气了。接着，从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底特律来了些姑娘。后来人们开始掷骰子赌博。如果圣伊格纳斯不是一座这么友好的城市的话，那么所有的建桥者早就进了监狱，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大桥修完了。

眼看着大桥腾空而起，圣伊格纳斯的居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看到工人们在桥上干活那么辛苦，居民们怎能忍心打扰他们夜晚的那点儿乐趣。当然，商人们对建桥工的态度更友好，因为，一夜之间，这个密歇根州海边小镇的人行道上就新增了六七百号男人，每人一周都有300至500美元的收入，而且一些人花钱如流水，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当地警察也不想给建桥者留下不好客的印象，所以他们也不去查抄扑克牌局或掷骰子赌博。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一次查抄行动是由几个密歇根州巡警领头干的。他们冲进旅馆酒吧时发现，在聚众赌博的建桥者中间还有一位巡警。唯一被抓的是那个赢钱最多的建桥工，由于他赢的钱都被没收了，无法支付100美元的罚金，所以不得不在监狱中过夜。可是，到了后半夜，他在牢房里摆开了纸牌赌局，赢了100美元，随后支付了罚金，出了狱，第二天干活都没迟到。

也许这样讲有些夸张，除了州巡警外，圣伊格纳斯的所有其他人，不外乎这样两类人，要么对建桥者嗤之以鼻，要么能够接纳、容忍他们。也有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与建桥者约会，尽管并不总是十分管用。镇里也有些年轻男人鄙视建桥者，这一则是由于建桥者中很少有不放纵声色的，一则是由于他们羡慕这些人的好车及丰厚工资。当然，认为建桥者中没有不爱热闹或不爱节俭的男人也是不对的，因为至少有六七个这样的人——例如，一位大个子的名叫埃斯·考恩的腼腆的肯塔基人就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密歇根；另一位叫约翰·阿特金斯的曾在尼古拉旅馆喝了12杯双份马提尼酒后面不改色，仍然保持君子风度，飘然若仙地从酒吧里出来，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当中还有杰克·凯利，那个费城帆船制造商的儿子。他高高的个子，体重足有235磅。尽管在嘈杂的大桥上干了多年，头上因被砸伤缝了53针，但他仍然保持着温和的脾气。最后还有麦基诺大桥上的另一位受人爱戴的建桥工，那个被人称为“卷铺盖”的监工阿特·德林。他是位来自阿肯色州的建桥老手，30年代曾去西部参加过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的修建。他之所以被叫作“卷铺盖”，是因为他总是讲，他宁可卷铺盖回家，也不愿在一个对建桥知识知道得比他少的监工手下干活。他说这话并不是想威胁谁。

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大桥走到另一座大桥，从未真正满足过，直到他当上职位最高的大桥监工，就像他在麦基诺大桥所干的工作一样。1962年，他也想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一展身手。

在他漂泊不定的建桥生涯里，“卷铺盖”德林留下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儿子。约翰·德林继承了他父亲身上那种南方人所特有的魅力和大度，这种魅力和大度实际掩盖了他内心深处隐藏的桀骜不驯。约翰·德林投身麦基诺大桥建设时只有19岁，那时他就和其他工人一样，为了给圣伊格纳斯城留下建桥者的足迹而发奋地工作。

约翰·德林1937年出生于奥克兰市，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的海湾大桥做收尾工作。后来的19年里他一直跟随着父亲四处漂泊。他在41个州待过，上过24所学校，迷倒过许多女孩子——他娶了其中的一位，并与她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他举止温文尔雅，衣着干净，没有丝毫的粗俗无礼。但像许多建桥者的后代一样，他也染上了被老一代建桥者称为“流浪症”的病。

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难以接受他，有些女人害怕他，而多数女人则喜欢他。他到圣伊格纳斯的第一周，在一个加油站附近，注意到一辆汽车中的女孩子们。他努力抛弃新来乍到的男孩子的那种羞涩和毛躁，非常有礼貌地与车中最漂亮的那个女孩搭讪——她是个非常健康的瑞典美女，男朋友应征入伍了——这样，他们就开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浪漫恋情，这种恋情可以一直持续到下次恋情到来。

约翰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存下几千美元，后来靠这笔钱上了阿肯色州立大学（尽管时间不长），还买了一辆价值2700美元的英帕拉轿车。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奥拉城，他撞坏了汽车。那天晚上与他约会的女孩是法官的女儿，要不是这个女孩，他早就吃官司了。

约翰·德林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在修建麦基诺大桥以及后来又到东部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所有建桥者中，约翰·德林似乎是最幸运的一个——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的好友罗伯特·安德森。

安德森更幸运，主要是因为他活得长，干得好，经历的磨难更多。他向来保持着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态度。他来建麦基诺大桥时只有34岁。他与一个女人结婚12年，与另一个女人只相处了两周。他出过车祸，被落下的工具砸伤过，从高处摔下来过。有一次他从42英尺的高处掉下来，但他身上唯一能看到的伤是左手内侧失去了两个手指，其他手指仍然能正常使用。

一天，在麦基诺大桥北塔上，安德森脚下一段窄梁的一端突然折断，他像过山车一样滑落下来。安德森紧紧地抓住这段钢梁，沿钢缆急速滑下，从1800英尺处一直滑到钢缆底端的锚锭，在那里钢缆斜度慢慢减缓，直到水平延伸到固定锚锭。安德森悄无声息地从那根滑落的钢梁上下来，再慢慢往上爬。幸运的是，麦基诺大桥的设计师是戴维·B.斯坦，他喜欢使用距离很长的两头收缩后跨；假如这座大桥让O.H.阿曼设计的话，那么安德森早就撞上缆索拉桩，葬身海底了，因为这个家伙喜欢使用距离很短的粗大后跨，就像他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设计的那样。安德森就那么幸运。

下了大桥，在找女人方面安德森也有建桥者的运气。作为建桥者的儿子，他从小就四处漂泊。长大成为真正的建桥者后，因频繁搬迁，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灵活性，养成了一种对什么都不太在意的心态和四海为家的能力。有一次在墨西哥，他曾把家安在了一家妓院里。那里的妓女们非常喜欢他，仰慕他的绅士风度，喜欢他像对待淑女一般对待她们，甚至还为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最后，妓院老鸨干脆邀请他做了这家妓院的常驻客人。每天晚上安德森都与她们共进晚餐，早上与她们一起排队等候洗澡。

尽管有六英尺高，肩宽宽的，腰板儿挺直，鲍伯·安德森却不是一个十分英俊的人，但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一张友好的、面带笑容的圆脸，与他相处会让人没有一点儿戒备之心。他是建桥业中的汤姆·琼斯式的人物——温柔、敏捷、勇敢，喜欢和热血女人寻欢作乐，但从不圆滑，也不阴险。

他在赌桌上也相当幸运，曾在俄克拉何马州跟他叔叔曼纽尔学过点儿赌博技巧。他叔叔是一个会弹吉他的恶棍，曾靠纸牌赌博赢得过整座游艺场。安德森一般不玩掷骰子游戏，不过，一天晚上他还是被邀请参加了在尼古拉旅馆的男卫生间地板上进行的掷骰子赌局。

“噢，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几天后他用他特有的西南部人的腔调，对他的朋友说，“我当时醉得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我一直在掷骰子。我眼里看到的只有7点和11点，7点！11点！老天爷啊！整个晚上都是这样！我不断地赢钱，喝酒，再赢更多的钱。后来许多其他人也听到了男卫生间里传出来的声音，都挤了进来，有些女人和游客也挤了进来——他们只想亲眼目睹我掷出7点和11点。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头疼得要命，发现桌面上有一大堆钱。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全是钞票，它们就像干树叶似的皱巴巴地塞在兜里。我数了一下，有1000多美元。到大桥上干活时，还有很多人走到跟前对我说：‘过来！鲍伯，这是我昨夜借你的50美元。’‘还你100美元。’我甚至不记得他们向我借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多么走运的一夜啊！”

鲍伯离开麦基诺大桥和圣伊格纳斯镇时，攒下了一笔5000美元的存款。他不知如何使用这笔钱，就买了一张往返机票，到丹吉尔、巴黎和瑞士玩了一圈。像他所讲的那样，他到处饮酒寻欢，直到除那张返程机票外花得身无分文，才回到圣伊格纳斯镇，娶了一位令他一直无法忘记的有着棕黑色皮肤的苗条女子。

不久，他收拾起全部家当，带着新婚妻子，和其他几十名建桥者一起，包括纽翰·德林和“卷铺盖”德林、埃斯·考恩、杰克·凯利以及其他修建麦基诺大桥的修桥老手和尼古拉旅馆的常客，踏上了东去的迢迢旅程，到纽约去寻梦。

[1] 韦拉扎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连接纽约史泰登岛与布鲁克林的悬索桥，横跨韦拉扎诺海峡，也是这部分的主角。该桥最长跨距为1290米，在1964年完工之初成为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现今其跨距排名全球第十，但仍为美国境内第一。

布鲁克林的恐惧

“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位意大利老制鞋匠站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门廊里，怒视着屋子里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们，愤怒地叫喊着。“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由于没有人抬头理会他，他又接着骂道。

一个男子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跳出来，大声叫道，“嘿！你在骂谁？”

“就骂你们！”这位制鞋匠说。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门上，仿佛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红，充满愤怒，“你们抢走了我的商店……你们什么补偿也没给我，你们……”

“听着！”这位房地产商迅速地走到制鞋匠跟前，狠狠地盯着他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电话，开始拨号。制鞋匠看着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慢慢地转过身，一言不发地从门口走出，沿着大街缓缓离去。

房地产商放下电话，看着制鞋匠离去，他没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烦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这里吵闹的人们的麻烦；这些人最近在这里一直大吵大闹，骂人，写抗议书，威胁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就仿佛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和修造连接大桥的引桥工程是房地产商们的主意。这段引桥公路将延伸到布鲁克林的湾脊地区，那里住着7000人，耸立着800座建筑，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桥公路将把阻碍它前进的一切夷为平地，最后将它们变成一条狭长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这不是他们的主意！建造大桥和与之相连的引桥公路是罗伯特·摩西[1]和他所在的三区桥梁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数谩骂却落在了受雇于管理局的那些房地产商身上。正是他们，而不是摩西，必须每天面对这些被迫拆迁的人说：“放弃你们的家园吧！我们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大桥。”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别恐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恳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祷，希望不要拆毁他们的房子，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儿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惊恐中夹杂着愤怒，不断声明，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避难城堡，他们要与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默默无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踪人口名单，就像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搬运车的到来。靠管理局给他们发的那笔补偿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或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家。他们对去哪里安家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因为现在他们都年过古稀，好像在哪里安家都一样。

那位老制鞋匠已是快70岁的人了。他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里他还有些农田要出售。22岁时他离开科森扎前往美国。现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山羊和驴子仍旧在狭窄的山路上爬行，农妇们用她们的头顶着陶器，几个男人袖上扎着黑布，或领子上戴着黑丝带，表明他们在为死者戴孝。依旧是白色的石头房掩映在葱绿的山坡上——这是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

制鞋匠回来后，得到许多亲友的问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记了。他们像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到来。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向他述说自己的不幸、贫穷以及自己的所有问题。他当然也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因此，他马上向人们讲诉了他自己的各种困难，一点不漏地全讲了，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几个月付不出他在布鲁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钱不给地把他撵出来，以及他为何现在回到了他起家的意大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要建造这座大桥，这座美国人打算用制鞋匠的亲友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意大利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这个人就是吉奥范尼·拉·韦拉扎诺，他在1524年为法国人探险时发现了纽约湾。制鞋匠滔滔不绝地讲着，指手画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让人们知道他不是个心肠软的人——一两天后，他就开始四处为他的那块农田去找买主了。

在史泰登岛一侧，人们对建造大桥的反对完全不像布鲁克林那样强烈。布鲁克林受建桥影响的人是史泰登岛的两倍还多。实际上，史泰登岛上一直有许多人梦想能有座大桥，把这个区域与纽约市的其他城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史泰登岛一直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最偏僻、最不为人们重视的城区，五英里的海水把它与曼哈顿隔开，乘渡轮也得用半个小时才能到那里。

尽管纽约人和游客们都喜欢乘史泰登岛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华渡轮”，但没有人会对渡轮停靠的那一边感兴趣。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岛上还有60%的土地是未开发的荒地。岛上22.5万居民大多数生活在独门独户的房子里。这是纽约五个城区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个纽约的警察与上司发生了矛盾，那么往往他会被发配到史泰登岛去工作。

这座岛屿最早呈现这种农村景象是在300年前英国人占领的时期。当时，英国人鼓励发展农业，不鼓励发展制造业，那就是许多史泰登岛人想让它保持的样子——安静，遥远。但是，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疑惑，修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方案最终被敲定下来，那些怀念传统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场。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时，史泰登岛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们想要一种变化了的生活，他们已厌倦了过去那种偏僻狭隘的农村生活，希望现在大桥能带来一轮高速发展。一夜之间，他们梦想成真了。

建造大桥的计划刚一宣布，就引来了岛上的土地热，房地产的价格扶摇直上。一小块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还值10万美元的一大片房地产往往当天下午就会以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未交交易税的不动产会被市政当局迅速收回。来自巴西、意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国公司纷至沓来，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岛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被规划了新建筑。尽管有许多对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的投诉和起诉（曾有位工长因耻于老板命令他干劣质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离开建筑工地），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岛上的这场建设开发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大桥在人们心中的无穷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开工建设前的几个月，这座大桥已成了人们希望的象征。

“我们现在正走在摆脱与世隔绝的道路上。”区长阿尔伯特·V.马尼斯顿克宣布。别的官员也承认，无论大桥带来什么，都不会对史泰登岛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史泰登岛上有什么可以被伤害的呢？“在史泰登岛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罗伯特·里根的居民说道，他是歌剧演唱家埃琳·法瑞尔的丈夫。他提到过去人们曾尝试过修建一座史泰登岛歌剧院，成立一支半职业化的橄榄球队，一支篮球队，修建赛狗场和拳击场，修建小型赛车场，成立交响乐团等等。所有这些想法都失败了。“唯一能拯救这座岛屿的事情，”他说，“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鲁克林那边，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里的湾脊地区早已是一个繁荣的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中产阶级社区，那里的人们已对现实很满足。湾脊地区坐落在布鲁克林西部，位于上纽约湾和下纽约湾的脊岸上，俯视峡湾水道——一个接连两个海湾的一英里宽的潮汐海峡——和从此进出纽约的所有大船。这里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万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大多数是丹麦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湾脊地区，是因为这里离海不远，海风和煦。到了19世纪末，这里变成了布鲁克林最炙手可热的地区之一。

到1959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过去那样人口构成单一了。沿海地区两边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修剪整齐的草坪及坚固的住宅，查尔斯·阿特拉斯就住在这里。除了居住着少数黑人，湾脊地区的其他地方和布鲁克林的其他居民区几乎没什么两样。白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区教众超过1.2万人。教堂由那些爱尔兰蕾丝窗帘商和发迹的意大利商人所供养，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当地的政治事务通常也由他们操纵。瑞典人与丹麦人的数量仍很大，还有许多叙利亚小店主和一些没有搬走的老意大利移民（制鞋匠的朋友们）。但真正决定了湾脊地区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轻的第二、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和爱尔兰移民。那些还没有富到买得起海边别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拥挤的棕色小砖房里，每天都为路边的停车位相互争抢。他们在拥挤繁忙的人行道上购物，那里的楼房上层是公寓，下层是小商店。街头还有许多小旅馆，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顿美餐的汉密尔顿餐厅[2]。假如他们穿夹克戴领带的话，还有小巷里灯光昏暗的晚餐俱乐部和嘴里叼着烟卷、独自坐在酒吧吧台高脚凳上的那些曲线优美且有着浅黄色头发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湾脊地区又恢复了过去的和谐。尽管它已不再时髦，却显得十分整洁。这里的大多数人不想要什么变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车流人流，当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这座大桥。当有消息说这里要建桥时，当地的政客们惊呆了。一些妇女开始偷偷地哭泣，许多人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传说，并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条地下铁路隧道连接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1923年，纽约市长约翰·海兰甚至为通往史泰登岛的火车汽车两用隧道的破土动工仪式剪过彩。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纽约市损失了近50万美元的投资，在某个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个哪里都不通的废弃小洞。

据他们讲，在峡湾地区修建大桥已经说了20年了，每次都是纸上谈兵。1950年有人议论说在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一座大桥是件好事，但如果发生战争，苏联人将它炸掉了怎么办？停在纽约港里的美国海军军舰是否会被港口塌下的大桥困住？一年之后，好多人议论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建隧道，后来更多的人又开始议论建桥的事儿。就这样，人们在一直不停地争论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们仍然在说，也许这只是谈论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因而也就无须担心。

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这种议论发生了些变化，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罗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纽约市消防局局长在1957年对通往史泰登岛的大桥马上会变为现实充满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规划委员会递交了在史泰登岛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车站的申请书，要求拨款37.95万美元的建设费及25万美元的设备费。他们也没注意到，颇具影响力的布鲁克林政客约瑟夫·T.萨科当时已预见到大桥一定会在1958年开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厅对罗伯特·摩西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攻击，但为时已晚；萨科高喊摩西的权力太大了，他只听工程师们的话，而不听从人民的意愿。他们同样没有发现，在他们都认为修桥只是一纸空文时，一群围着图板的工程师已悄无声息地用墨水标出了建造大桥引桥需拆除的布鲁克林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师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规划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规划方案，工程师告诉她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大桥建设已成定局。后来他的岳母在悲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修建大桥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里的人们的憎恨。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进步的标志，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毁灭的象征：那是一个马上要浮出水面、毁掉800座建筑物、迫使7000名湾脊地区居民背井离乡的巨大海怪。这些人真可谓各种各样：家庭主妇、酒保、拖船船长、医生、律师、皮条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书、退休轻量级拳击手、前“战地愚人”演唱组女歌手、一个有17个孩子（以及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刚花了1.5万美元安装了新椅子的牙医、一位素食者、一位银行职员、一位小学助理校长以及两位偷情者——一位41岁的离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对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男人的公寓里会面、做爱，考虑将来该怎样，思考是否能把这一切告诉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抛弃她的孩子。现在，突然间，这座大桥马上就要出现在这两个情人中间了，就要毁掉他们所居住的街区以及下午他们在一起的平静时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1959年。

那些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参加“拯救湾脊地区”委员会，与摩西斗争到底，直到推土机铲平他们的家园。他们写请愿书，发表讲演，大声疾呼：“谁要这座大桥？”新闻记者拍下他们的照片，采访了他们，并报道了他们群情激昂的请求。罗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给一家报纸写了很多信，指责记者歪曲事实、说谎话，只报道建桥会毁掉人们家园，而不报道这一工程的好处。布鲁克林的大多数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桥的好处，因此下定决心不搬家。但是，在坚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些房子里的灯光永远熄灭了。接着，搬家车开了进来，推土机冲了上来，墙体坍塌，屋顶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烟尘里——这是隔壁那个不愿搬走的钉子户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后又是一家，然后则是另外一家。每个街区、每栋楼就是这样被拆除的，最后就连最坚定的钉子户也屈服了。因为整个街区被拆光，一个人独自待在残垣断壁中，心里会有某种奇怪的恐惧：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在一个死去的街区；害怕一群年轻的流浪汉在废墟中四处游荡，摘窗子，撬门，爬围拦，偷灯具，砍树木，拾破照片或被遗弃的情书；害怕那些睡在破烂空公寓房间或大厅里的疯子；害怕人们常说的会从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来的老鼠。因为照人们的话讲，布鲁克林湾脊地区的老鼠也得挪窝。

坚持到最后的人当中有一个长着淡褐色眼睛，有着褐色皮肤的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罗伦丝·埃贝尔，42岁。她是在那对恋人，那个牙医，还有那个前“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贝丝·葛罗斯·登普西离开后才搬走的。那个女歌手的包裹里装有350顶羽毛帽和几个旧剪报簿。她是在那个小疯老头死后搬走的，那位疯老头被发现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公寓里。不知是什么原因，疯老头儿从未听到过下面的推土机声，不知道这里就要建设一座大桥。

她是在退休拳击手弗雷迪·弗里德利克森之后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击赛中只输过两场；她是在有17个孩子的约翰·G.赫伯特夫妇之后搬走的。无论如何，佛罗伦丝·坎贝尔的搬家与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赫伯特一家运了12次才把他们所有的家具、自行车、雪橇、盘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个小时。他们最后搬完东西时，赫伯特先生，海军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发现家里的猫不见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回去找，结果在屋外廊檐下找到了那只猫，还发现了一把旧斧头。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用那把斧子毁坏了旧家里能够毁坏的所有东西。他们砸碎了窗户、墙壁和地板，砸碎了旧卧室、厨房、书架和晒台栏杆，晒台是他们过去夏日夜晚经常围坐的地方。他们漫无目的地砸着，在轮番挥动斧子时，只感到一些野性的发作和破坏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伤、疯狂，最后累得实在砸不下去了，就从砸烂的晒台上找回那只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旧居。

对佛罗伦丝·坎贝尔来讲，就是以发生谋杀案为条件来威胁她也无法让她马上抛弃旧居。从离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儿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里，她很难再找到一套这样便宜的房子了。安置办人员对她已失去了耐心，因为她总是嫌贵，拒绝接受他们为她找的房子。现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顿的白厅俱乐部干了一天的会计工作下班后，独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里闻到一种奇异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儿子放学后去钓鱼，把钓到的东西藏起来了，可儿子却说没有。第二天晚上，气味更难闻了，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不久就发现，住在一楼的那位老人，即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户，三天前用猎枪子弹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来时，他正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尸体旁，脚下到处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对佛罗伦丝·坎贝尔说，“从这儿搬走吧，好吗？”

她答应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公寓。她没有亲友处可住，附近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来时，都已是午夜时刻，门厅里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里的灯泡。有时她会踩到楼下大门外人行道上睡着的一个喝醉酒的疯子。

在警察劝告她赶快搬走之后，晚上她常被门外拖着脚走路和拳头敲击墙壁的声音惊醒。她的儿子住在隔壁卧室，也跳了起来，抓起藏在柜子里的一把猎枪，冲进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灯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罗伦丝·坎贝尔尖叫了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陌生人曾从台阶逃到屋顶上。当时她报了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但在屋顶上没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赶快搬走，她哭着点头说马上就搬。第二天，她紧张得要命，没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并对酒保讲述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令人兴奋的是，酒保告诉她，这个街区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个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东不明白，她租到这套房子后为什么会大哭不止。

[1] 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他一生设计建造了250万英亩的国家公园，416英里的公园大道，12座桥梁，两座大坝，568个操场，以及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是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等地区的主要缔造者。

[2] 汉密尔顿餐厅（Hamilton House），建于1919年的老牌餐厅，自1970年代起逐渐衰落，变为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

适者生存

和别的大桥一样，这座大桥开始建设时也没有任何喧嚣。工程开始时，首先进行的是水下勘查、岩土研究和勘探图表的绘制。到1959年1月16日正式破土动工前，布鲁克林或史泰登岛上的居民们谁都没有听到过开工时的隆隆机器声。

人们首先听到的是汽锤把直径76英寸的基桩打入距布鲁克林不远的一个小岛上的沉积土中的声音。岛上有一个名叫拉斐特城堡的老旧堡垒，内战时曾是一座监狱，但现在马上就要被拆除掉了，因为大桥两座巨型塔楼中的一座要建在这里。

由于声音沉闷，加之小岛离布鲁克林岸边有600英尺远，最初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即使施工地点再近，施工声也会被人们喧嚣的吵闹声所淹没，因为钻探开始时人们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建造大桥。他们当时都知道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征用他们的土地——这件事是在三个月后才开始进行的。1959年4月30日，布鲁克林最高法院法官J.文森特科赫——后来因为审判另一个案件受贿入狱——签发了征地文件。400名湾脊地区居民突然停止了抗议，默默地投降了。

接下来新的吵闹声便是1959年8月14日回荡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阅兵场上，军乐团高亢的乐曲声和政客们长篇累牍的讲演——这是举行大桥开工典礼的日子，仪式很明智地放在了史泰登岛一侧。在布鲁克林那边，当一名记者询问州议员威廉·考克林对此事的看法时，这位湾脊地区的代表义愤地回答道：“这不是一个奠基仪式——对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接着，他慢慢地，却又情绪激昂地说：“任何出席这个仪式的官员都将被作为披着进步外表，实则是对当地居民实施残暴行径的罪人。”

纽约州州长纳尔森·洛克菲勒也被邀请参加在史泰登岛举行的大桥开工仪式，但他没有去，只拍了个电报，对因公务缠身无法到场祝贺表示遗憾。他委派州议会议长约瑟夫·卡里诺去宣读他的贺信，卡里诺先生也没出席，最后只好由罗伯特·摩西代为宣读了。

当摩西先生大谈这座大桥将为人们带来的美好前景时，一架史泰登岛商会包租的小型飞机飞到了会场上空，打出一条巨幅标语，要求“把大桥命名为史泰登岛大桥”。许多人反对韦拉扎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由美国意大利历史学会及其创立者约翰·N.拉科特极力推荐的——因为他们无法把它拼写正确；其他的人，其中许多都是爱尔兰人，不想让这座大桥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他们想把它叫作“吉尼栈桥”；还有些人提议使用更简单的名字——诸如“门户大桥”“自由大桥”“海湾大桥”“新世界大桥”“峡湾大桥”等。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1]写的最后一个作品就是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用一个“更浪漫”、“更宏伟”的名字代替“韦拉扎诺”这个名字的愿望，并建议把这座大桥叫作“摩西长官大桥”。但是，由于意大利历史学会会员众多，而且都是些情绪激动的选民，他们不愿意就此事让步。最后，经过数日的争议和威胁，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大桥取名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整个这段时间对这座大桥评论最少的人是大桥的设计者——奥斯玛尔·赫曼·阿曼。他是一位身材瘦小、行为拘谨的长者，已经80岁了，身穿高领外衣，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工程师。他的作品有几十件，但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乔治·华盛顿大桥。自这座大桥1931年完工以来，他一直引以为荣。从那时起，每当他和妻子从纽约州北部驾车沿哈德孙河行驶，突然看到远处的大桥像一道银色彩虹横跨在纽约与新泽西之间的河上时，他们就会向它致意，并感到无比欣慰。

“这座大桥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难产儿，”他的妻子曾讲道，“他将永远爱它。”尽管不愿表露任何感伤，然而在一次谈话中，奥斯玛尔·赫曼·阿曼还是流露出了大桥对他的影响。“大桥就仿佛是我的女儿，”他说，“我就是她的父亲。”

但现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却为阿曼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为了驾驭巨大的外形，他甚至必须考虑到地球表面曲度的影响；尽管两个693英尺高的塔楼与地面完全垂直，塔顶间的距离却要比基座间的距离长1.625英寸。

尽管韦拉扎诺海峡大桥需要使用18.8万吨钢材，是帝国大厦钢材用量的三倍，但阿曼知道，它将是一座永远颤动的建筑。它在风中会有些摆动，钢缆会热胀冷缩，公路桥面在夏天要比在冬天离海面近12英尺。有时，在日照时间较长的炎热夏日里，太阳会强烈地照在大桥一侧，使那侧的钢梁变形，结果使大桥日照侧比阴影侧变低一些。因此，阿曼知道，在大桥建设过程中，任何精确测量都必须在夜间进行。

阿曼毕业于瑞士联邦工学院，专业为土木工程，自1902年毕业后就投身于桥梁设计，几乎没犯过什么错误。他上学时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学生，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目睹别人设计大桥的过程——兴建与倒塌，曾亲眼看见过一个数字计算错误如何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声誉。他下定决心永远不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奥斯玛尔·赫曼·阿曼1879年3月26日出生在瑞士沙夫豪森镇的一个自12世纪起就在当地很有名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制造商，先辈们曾当过内科医生、牧师、律师、政府官员，但从未有人当过工程师，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桥梁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沙夫豪森镇旁的莱茵河上一直都矗立着一座木桥。最著名的一座是1700年瑞士人汉斯·乌尔里奇·格鲁本曼设计的长364英尺的大桥，它于1799年毁在了法国人手里。后来在这里又多次修过桥。孩提时代，阿曼就把桥梁看作一种挑战的象征和美好的丰碑。

1904年，在德国干了一段设计工程师后，阿曼来到美国。在桥梁设计的黑暗时代沉睡了几十年后，美国的这一行当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美国的大桥变得越来越宏伟，越来越安全，美国工程师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程师都大胆。

尽管仍有大桥倒塌事故发生，但情况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中期了，那时仅一年就有多达40座大桥倒塌。这一数字意味着每四座大桥中就有一座会倒塌。通常情况下，这是由于工程师没能精确计算出大桥所承受的应力而造成的，有时也可能是由于工程承包商为了省钱而使用劣质材料造成的。那时的许多桥，甚至是一些铁路大桥，都是木制结构的，还有一些桥是由一种新型锻铁构成的。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种锻铁能有多大支撑力，直到发生了两次灾难性塌桥事故后，才最终证实了其脆弱性，一次发生在俄亥俄州，另一次发生在苏格兰。

第一次塌桥事故发生在1877年12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当时一列从纽约开来的火车经过俄亥俄州的阿什特比拉大桥时，突然压塌了大桥上的铁梁，接着，火车车厢一节接一节地掉入了冰冷的河水，致使97人在这次事故中丧生。两年之后，苏格兰的泰湾大桥在一个拉着六节车厢和一个维修工的机车的压力下坍塌了。那是一个刮风的周日夜里，结果75人丧生。一些宗教极端分子认为这是铁路在周日运行的结果，但工程师们意识到，问题出在修建大桥所使用的锻铁材料上。那两次塌桥事故加速了人们对钢材的接受——钢材比锻铁的工作强度大25%——就这样，即将影响奥斯玛尔·阿曼的一个伟大纪元开始了。

这个纪元因为有两个非凡的事件而使他信心倍增：一是世界上首架钢梁桥的完工，这是一座架设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三孔桥，由詹姆斯·布坎南·伊兹设计建造；二是1883年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完工，这是首架钢缆悬索桥，由约翰·罗布林设计，在他悲剧性的死亡之后，由他儿子华盛顿·罗布林接手完成。这两座桥改变了美国桥梁建设的历史进程，并奠定了依靠无数次失败而得到的宝贵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知识基础，在整个20世纪都指导着工程师们的建桥工作。罗布林父子和詹姆斯·布坎南·伊兹都是美国高架钢结构建筑史上最早的英雄人物。

詹姆斯·布坎南·伊兹是一位喜欢炫耀、爱说大话的印第安纳小伙子。他负责的首件工程便是从密西西比河底打捞沉船，他也是第一批穿上潜水服勘查河床的人之一。在他开始建造圣路易斯大桥基础时，他就认识到他根本无法依靠密西西比河床的土壤来获得坚实的支撑，因为这里的河床泥土具有一种奇特且强大的不稳定性。

所以，他把欧洲人当时使用的气压沉箱引入了美国。气压沉箱是一种密封的箱体，它可以让工人们在水下作业而不受移动潮流的影响。当气压沉箱越来越深地沉入河底时，工人们就可以把河下面更多的河床泥土挖上来，这样，大桥的基础就可以穿过软沙和淤泥，结实地打在密西西比河下坚硬的岩石上。伊兹发明的沙泵也给这种精细施工帮了大忙，沙泵可以从气压沉箱内把沙砾、淤泥和沙子吸起并排出水面。

然而，伊兹的大桥还没有建完，352名工人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气压沉箱病”或“弯腰病”——致使12名工人死亡，两名终身残疾。詹姆斯·伊兹的医生雅米内前来帮助调查此病产生的原因。他亲自下到气压沉箱中，和工人们待在一起，自己甚至暂时瘫痪。通过这种亲身经历和观察，雅米内医生终于对病理获得充分了解，使以后施工时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圣路易斯钢桥建成时，为了演示其结实程度，詹姆斯·伊兹让14个机车头从大桥的每个拱上通过。后来，15英里长的游行队伍走过了大桥，格兰特总统站在观礼台上为其鼓掌，舍曼将军[2]在伊利诺伊州一侧为大桥钉入了最后一颗铆钉，安德鲁·卡内基在这之前一直在出售这个建桥项目的债券，后来终于发了大财。正是这座大桥的建成使圣路易斯城一夜之间变成密西西比河上最重要的城市，同时它也促进了州际铁路系统的建设，因此，它被誉为“西部的胜利”，并成为1898年美国发行的一枚邮票上的图案。此外，在1920年，詹姆斯·布坎南·伊兹成为入选美国名人殿堂的第一位工程师。

然而，他去世时却并不幸福。他梦想在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地峡建造一座桥，但一直未能如愿。

约翰·奥古斯都·罗布林是一位勤学好问的德国青年。他1806年出生在一个名叫米尔豪森的小镇上。父亲是一个烟草商，他自己抽掉的烟比卖掉的还多；母亲终日为儿子祈祷，希望他有朝一日超过他的父亲。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母亲的雄心和节俭，他才能够在柏林接受良好的建筑学和工程方面的教育。后来，他为普鲁士政府修建公路和铁道。

但是，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施展他的创造才智。所以，25岁时他到了美国，不久在宾夕法尼亚州找到一份铁路及运河勘探师的工作。有一天，因看到牵引运河船只的麻绳经常断裂，约翰·罗布林开始用一种更耐用的纤维绳子进行试验。不久，他又在纤维绳中绞入了铁丝——这一想法最终使他和他的家庭开创了一个非常赚钱的产业，成为位于新泽西州托伦顿的罗布林公司的主营业务。罗布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梁和缆绳生产厂。

但在当时，罗布林的奇想给他带来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建设悬索桥。他在德国上学时曾见过一些用钢链支撑的小悬索桥，他一直思考是否能用铁丝绳索把悬索桥建得更优美，更纤长，更坚固，坚固到甚至可支撑一列火车的重量。

1851年，罗布林接受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建造一座悬索桥的任务。这次，他终于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由于原来负责大桥建造的工程师与桥梁建设公司发生经济纠纷而辞职，罗布林意外地得到了这份差事。原来的那位工程师是查尔斯·埃利特，他聪明、勇敢，但性格反复无常。遇到如何把第一根绳子拉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问题时，埃利特的解决办法是出五美元找个小孩用放风筝的办法把绳子拉过去。然后，埃利特让人制作了一个篮式运载筐，并亲自乘坐它到了尼亚加拉瀑布对岸。接着，他又用这个筐把他的马运了过去。他的这种大胆行为吓坏了站在峭壁上观看的人群，有些女人竟当场昏了过去。

埃利特离开尼亚加拉时，事情已平息下来。约翰·罗布林以他那有条不紊的方式完成了这项工作。正如一位编辑与桥梁历史学家约瑟夫·吉斯写道：“工程是高效率的人的艺术，工程项目的成功与否经常能用其在任何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中的缺席来衡量。”

1855年，罗布林的单跨821英尺的悬索桥建成了。当年3月6日，一列368吨重的火车顺利过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列火车驶过钢丝缆索拉撑的桥跨。这一成功迅速使罗布林得到了其他的建筑合同。1867年，他开始了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任务——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

布鲁克林大桥耗时13年建成。约翰·罗布林和他的儿子都成了大桥的牺牲品。

1869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翰·罗布林正站在曼哈顿边一侧的一个码头上勘查桥塔的位置，他没有注意到一条靠岸渡船突然撞到码头上。刹那间，他的一只脚被挤在了码头地面与锚桩之间，他的脚受伤并染上了破伤风。两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享年63岁。

父亲去世时，华盛顿·罗布林才32岁，是大桥工程师的首席助理，他接手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小罗布林以前曾监理过他父亲设计的其他桥梁的建设工作，而且内战时期他曾当过联邦军的工程军官，战争期间他还做过格兰特将军的空中侦察员，在将军指挥的军队入侵宾夕法尼亚时曾乘坐飞艇进行过敌情侦察。

华盛顿·罗布林接手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工作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大桥塔楼基础在布鲁克林一侧会沉入东河下44英尺，在纽约一侧会沉入70英尺，他将使用气压沉箱施工——就像詹姆斯·伊兹几年前在密西西比河上建造大桥时所做的一样，小罗布林对自己一点也不吝惜，夜以继日地在气压沉箱里工作，最后身体终于跨了。他被人们抬下来时，已终身残疾。那一年他才35岁。

但是，在妻子艾米莉的帮助下，他在病榻上继续指挥大桥的建设工作。他坐在布鲁克林岸边家里的窗前，用军用望远镜观察施工情况，然后，他的妻子——他已教会了她工程语言，并且她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就会把他的指令交给桥上干活的那些监工。

华盛顿·罗布林是第一个用钢丝做缆索的桥梁工程师——钢丝缆索要比他父亲在尼亚加拉大桥上所使用的铁丝缆索更轻，更结实——而且他让人把所用的5180根钢丝全部镀锌，以防腐蚀生锈。第一根钢丝于1877年拉过东河。在这之后的26个月里，从大桥的一头到另一头，许多小轮车——样子像没有轮胎的自行车轮——在滑轮上滑来滑去，穿越东河10360次，每次小轮车携带一根双股的钢丝，这条钢丝在拧制包裹后将构成支撑1595英尺的中心桥跨与其两边两个930英尺的侧跨的四条粗大钢索。这种拧丝技术以及使用系在轮车上的牛铃来警告工人的做法，在今天的施工中仍然被采用。在60年代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建设的钢索拧制阶段，阿曼就以一种更现代的方式使用了这种技术。

布鲁克林大桥于1883年3月24日开通。华盛顿·罗布林和他的妻子用望远镜从家中的窗户里观看了庆祝仪式。这对纽约城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商店停业，家家户户门前彩旗飘扬，教堂钟声敲响，轮船汽笛长鸣，湾口要塞和大桥附近停泊的海军舰船上的大炮齐鸣，震耳欲聋。最后，纽约市的达官名流乘坐敞篷马车来到了大桥上，其中有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纽约州州长格里弗·克里伍兰德及纽约附近各个城市的市长们。那天夜里，布鲁克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一直走到罗布林家，阿瑟总统亲自向他表达了祝贺。

直到今天，布鲁克林大桥仍然是美国最著名的大桥。在1903年以前，即在布鲁克林与曼哈顿中间的东河上建成威廉伯格大桥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在20世纪到处大兴土木修建桥梁的高峰期，尽管有18座悬索桥的跨度超过了它，但没有一座能在水面上投下如此长远的影子。它一直为诗人们所赞美，为美学家们所钦佩，为自杀者们所钟情。它那高高地耸立在下东西城低矮公寓楼中的塔楼如此令人振奋，以致鼓舞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名叫戴维·斯坦曼的男孩下决心要以罗布林为榜样。后来这个男孩也成了一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设计师。在他去世之前，只有他一个人向阿曼在桥梁界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戴维·斯坦曼14岁时就设法搞到了纽约市大桥管理局颁发的爬上在建的威廉伯格大桥天桥的许可证。他与那些大桥建设者交谈并记录下他们的经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建设大桥。1906年他从纽约城市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钻研工程学，并于1911年以《大跨度桥梁及其基础》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先后在巴西的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大桥、罗得岛的霍普山大桥、魁北克的大湖大桥、纽约州的亨利·哈德孙拱形大桥的设计与施工中担任咨询工程师。1948年他被邀主持布鲁克林大桥的改建工程，并战胜阿曼获得了设计建造麦基诺大桥的合同。可阿曼获得了设计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合同，而这座大桥是斯坦曼梦寐以求的。

他们二人从未成为好朋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太相像的缘故。他们早年都做过已故的纽约地狱之门大桥与皇后区大桥的设计者古斯塔夫·林登索的助手，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比较。他们都雄心勃勃，虚荣心强，但性格迥异。斯坦曼是一个在纽约城生活的产物，他的生活多彩多姿，性格无拘无束，喜欢抛头露面，标新立异，写诗著书；阿曼则是一个古板严肃的瑞士绅士，出身优越，不好与人来往。他们注定要成为竞争对手，因为桥梁建设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钢材公司间存在着竞争，因为它们要为每个工程竞标；各个工种工程队里最底层的学徒之间甚至也存在着竞争。所有的工作——铆焊工、钢梁连接工、钢索拧制工——在每座大桥的建设中都要相互竞争，看谁最出活儿；甚至在酒吧里也存在竞争，看谁最能喝，谁最能吹牛。但是在这里，在较低层次的大桥施工人员中，竞争是公开化的；而在较高层次的工程师之间，这种竞争更多是不公开的、微妙的。

有些工程师在对别人的嫉妒中默默无闻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有些工程师一直在悄悄地捕食着别人的失败。每次发生大桥垮塌事故时，与大桥建设无关的工程师们就会涌向事故现场，努力确定事故原因。然后，他们又静悄悄地回到自己的设计方案上，用从这次事故中汲取的教训来修补他们自己的大桥设计，以期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这本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但并不能掩盖竞争的事实。一座大桥垮塌时，设计这座大桥的工程师也就随之完蛋了。在桥梁业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存在着无休止的为了生存的斗争——但没有人比阿曼在这种竞争中生存的时间更长了。

阿曼也是参加过1907年调查魁北克附近的圣劳伦斯河上的一座悬索桥倒塌事故的工程师之一。86名工人，其中许多是刚刚学习高空作业的印第安人，与垮塌的大桥一起掉入了河中，其中75人溺水身亡。因这次失败而结束其工作生涯的工程师是西奥多罗·库柏，美国最著名的工程师之一。此人过去一直很幸运，在詹姆斯·伊兹主持设计建造的大桥上工作时，曾从100英尺高落入密西西比河，不仅幸免于遇难，而且当天就返回到工作岗位。

1907年，当时的大多数工程师认为西奥多罗·库柏对悬索桥的应力了解得不够。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了解。除非有足够多数量的桥梁垮塌，否则没有办法全面了解桥梁垮塌的原因。“这座桥之所以垮塌，是因为它不够坚固。”工程师施耐德对其他工程师说。在这之后，他们都回到了自己建设的大桥旁或设计方案旁，查看自己是否也有计算错误的地方。

古斯塔夫·林登索建造的皇后区大桥也许就是靠这种方法被拯救的。当时这座曼哈顿东河上的大桥接近完工，但检查得出结论：皇后区大桥不够坚固，无法乘载设计负荷。这样，上层计划建造的四条快速车道被减为两条；这两条车道的损失，是通过在离桥一个街区远的地方修建一座地铁隧道来弥补的——这就是东河下第六十街的布鲁克林-曼哈顿交道隧道，当时为了建造隧道，又多花了400万美元。

1940年11月，当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峡湾大桥垮塌到普吉特海峡中时，阿曼再次被任命为调查这次事故原因的工程师之一。这次事故的责任人是莫伊塞弗，他也曾是一位在美国各地享有很高声誉的工程师。

莫伊塞弗曾参加过纽约曼哈顿大桥的设计工作，还担任过包括底特律大使大桥和加州金门大桥在内的许多工程的咨询工程师。在他设计出一个横跨普吉特海峡的跨度为2800英尺的细长双车道跨海大桥时，无人对他提出过任何疑问。说实话，它确实是一座极其细长、看上去非常脆弱的大桥，但当时流行的趋势是追求更秀气、更漂亮、更美观的悬索桥。也正是这一流行趋势，使戴维·斯坦曼把他在纳拉甘西特海湾上建造的霍普山大桥漆成了淡绿色，并在钢索上拉满了灯，引桥两侧种上了冬青树和玫瑰——整个美化工程又花掉了7万美元。

当时战前有一种节约桥梁建设总体费用的趋势，一种既省钱又不损坏美观，且被人们认为不损毁桥体安全性的方法是用实心梁板制作桥跨与路面，而不使用风易穿过的桁梁。由于这些实心梁板的使用，在大风猛烈刮到路面实心体上时，塔科马峡湾大桥会上下跳动。但是大桥以前从未跳动得太厉害，那些驾车者也根本没有因此而害怕，反倒很喜欢这座大桥，喜欢从上面开车驶过的感觉。他们知道所有大桥在风中都有一点儿摆动，这座桥只不过是更活跃些，仅此而已。他们开始亲昵地称它为“奔跑的格蒂”。

大桥开放四个月后，11月7日，风速达到了每小时35至42英里，大桥突然比以往摆动得更剧烈了，有时上下起伏达三英尺。大桥管理部门决定关闭桥上交通。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后来大桥开始疯狂扭动，主跨一侧上升，另一侧下降，有时升降的幅度达到28英尺，风中的倾斜角达到了45度。最后，在那天上午11点，大桥的主跨摆脱了悬索的束缚，落入了普吉特海峡。

据进行调查的工程师推测，导致这次桥梁垮塌事故的原因，是这座瘦长大桥的柔性太大了，缺乏必要的加强梁。同时，他们也谈到了一个从前所知甚少的新因素——“空气动力不稳定性”。

不久之后，在美国各地的桥梁设计和建设中，工程师们开始考虑这种不稳定性，并进行了相应的设计调整。金门大桥进行变更改造所花的费用高达300万美元。莱昂·莫伊塞弗设计、阿曼负责规划和施工的布朗克斯-白石大桥的柔性非常大，工程人员不得不通过板梁打孔和增加桁架的方式增加它的刚性。几座从前纤细脆弱的大桥在使用桁梁加固后变得更结实了。20年后，当阿曼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时，塔科马大桥的教训仍使他记忆犹新。尽管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底层桥面没怎么使用，因为上层桥面的六个车道很容易满足预期的交通量，阿曼还是设计了底层桥面——这是他在1930年建造华盛顿大桥时没有做的事情。韦拉扎诺大桥的六车道底层桥面可能在未来的十年里不会有一辆汽车通过，但这座大桥将从开通之日起就比其他大桥更坚固。

塔科马大桥事件后，人们已不再需要莫伊塞弗的才智了。他从未试图把责任推卸到别的工程师或投资人身上，他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但他却没有意识到，随着他作为重要桥梁设计师地位的瓦解，工程知识的世界被扩展了，更大的桥梁得以规划设计，这些大桥又为别的工程师带来了名望。

就这样，有些工程师，像莱昂·莫伊塞弗和西奥多罗·库柏，都随他们设计的大桥的垮塌而名誉扫地了。其他的工程师，像阿曼和斯坦曼，却依然声名显赫。但阿曼并没有为自己的运气冲昏头脑。

一天，在完成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设计之后，他在自己位于纽约卡里里酒店32层的公寓里自言自语道，他设计的大桥之所以没有经历垮塌悲剧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运气一直很好。

“我一直很幸运。”他平静地说。

“幸运？”他的妻子大声反问道。因为她总是把丈夫的成功完全归结于他那超群的大脑。

“幸运！”他又重复了一句，用他温和、坚定又带有权威性的语气阻止她继续往下讲。

[1] 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出生在奥地利的美籍童书作家、插画家，代表作有《玛德琳》（Madeline）系列作品。

[2] 威廉·特库姆曼·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又译谢尔曼，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闻名于世。

废物与监工

修大桥就像打仗一样，桥上使用的语言也像军营中使用的语言，修桥工都是按照类似军队的序列组织起来的。处于最底层的类似于陆军新兵的修桥工，是那些学徒工，他们被称为“废物”。他们提着螺栓桶在人行天桥上爬上爬下，观察学习技艺，传递工具，偶尔也被指派到桥下去取咖啡和水之类的东西，即使这样也很少能得到别人的几句感谢话。用不了两三年，多数的新手就会变成羽翼丰满的建桥工，能够掌握加热、传接或固定铆钉的工作，以及被提升做焊接或装接钢构件的工作。但只有最后一项工作，装接钢构件，才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些钢件装接工，高高地站在桥上，他们掉下的汗水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会落到地上。当吊车吊上新的钢件时，装接工伸出手来，抓住它，把它牵引到位，用锤子敲入螺栓，把它临时固定在已经安装到位的钢件上，等待铆接工完成剩余的工作。

装接钢梁很像空中杂技表演，只不过在这里，每次表演工人们都需要搭建一个新的空中舞台，那正是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这项工作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年轻的装接工有时会故意炫耀，并喜欢在老装接工面前露一手，他们有时在缆索上故意大幅度地摆动，或站在未装接好的钢梁上，或大风天在狭长的钢梁上快步行走而不按要求跨坐在上面移动。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胆大而丧命。

一旦钢梁装接到位，铆焊组就进入，进行永久性铆焊。铆焊组的工人们四人一组，他们动作敏捷，干起活来令人赏心悦目，扔递铆钉的动作像投球那样优美。他们一天要铆入1000多个铆钉，每个人都和同伴配合默契，有些人已经搭帮干活好多年了。一组铆接工有一名铆钉加热工，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在桥上蹲在一个火炉边，把铆钉加热到变红——但不能太红使它们弯曲或破裂；铆钉加热工必须像一个好厨师，想象自己是在烤香肠，而不是焊铆钉，因为铆焊组的另外三个人是非常挑剔的。

趁铆钉加热得不太红时，加热工用铁锨非常准确地把它抛给50、60或70英尺之外的接钉工。接钉工用金属手套在空中把它接住，然后传递给被称为“装钉工”的第三个工人。装钉工就站在接钉工的旁边，他用一个以小种马的生殖器命名的圆筒形长工具，把铆钉送到指定的铆钉孔，抓住铆钉，等候第四个人（铆接工）从另一侧过来，用铆枪打击铆钉的前端，直到铆钉的软尖被砸平，铆钉全部被送入铆钉孔。铆钉冷却后，就和大桥桥体永远结成一体了。

每一组工人，不论是铆焊组、装接组或升吊组，都由一个被称为“监工”的工头直接领导。有一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吧，一名叫麦克·塔贝尔的印第安监工被两名偷听到他的职业的便衣警察逮捕了。塔贝尔在法院待了三天，损失了175美元的工资，最后才让法院相信了他不是一个毒品贩子，只是一个大桥监工。[1]

就像军队里常常代理上士责任的下士一样，这位监工总是努力让他的手下干活干得更好更快，因为他知道这座大桥的其他监工也都在这样做。他们都知道桥梁建设公司的官员们每天都记录每个班组的工作量，官员们知道哪个班组升吊的钢梁数量最多，哪个班组铆焊的铆钉最棒，哪个班组绕缠的钢缆最好。而且，如果监工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期望有朝一日被提升到桥上更好的岗位的话，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他手下的工人卖力干活。

但是，如果他督促得太严厉，导致事故或死亡事件发生，那么桥梁建设公司就会找他的麻烦。尽管桥梁建设公司鼓励班组之间竞争，因为它想让大桥尽早完工，想看到桥上车水马龙和收费站哗哗流入的钱，但它不愿让任何事故或死亡事件干扰施工进度，或被报道后降低公司在保险公司的安全记录。这样，监工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不走运，班组里有人死亡，那么他就要负责，自己被降为普通工人，另一位工人会被提升为监工；但如果他很幸运的话，他的班组会干得又快又好，那么有朝一日他就会成为桥上的助理监工——一位“巡视”工头。

一般在四五百工人干活的大桥上有四位巡视工头，他们每人负责悬跨上的一段：一位巡视工头负责悬缆拉桩与桥塔之间的那段，另一位负责从桥塔到桥跨中心的那段，第三位负责从桥跨中心到另一个桥塔的那段，第四位负责从桥塔到另一个悬缆拉桩的那段。他们整天干的就是爬上爬下，像斗鸡一样昂首挺胸，用怀疑的眼光四下打量，查看监工是否在监督工人干活，新手是否在卖力干活，年轻的接装工是否在钢缆上玩杂技。

巡视工头最关心的事情是给老板留下良好印象，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大桥监工，他相当于军队里的上士。大桥监工一般是个最厉害、嗓门最大、最能骂人也是最好的建桥工，他总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通常，他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大桥悬缆拉桩边的岸边搭建的工棚里，与工程师、设计师及桥梁建设公司的其他白领官员碰头会面，商讨事情，由巡视工头在桥上代表他们处理事情，并向他们汇报。每天大桥监工都要到桥上看两三次。当他上桥巡视时，整个气氛似乎都凝固了，所有工人都在埋头干活，那些新手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被挑选监督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桥跨施工与钢缆安装的大桥监工是约翰·墨菲，59岁，身高六英尺，脾气暴躁，人们背后称他为“硬鼻子”或“导火索”。

墨菲肩宽胸挺，有着坚硬瘦长的鼻子和下巴，眼睛淡蓝色，头发稀少。但他最明显的特征是红脸盘。他的脸特别红，如果他脸红（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的话，也没有人能注意得到。这张硬朗的红脸盘，是他在美国各地建造100多座大桥与摩天大楼时在高空中风吹日晒40年的结果，给人一种时刻会大发雷霆的外表。实际情况通常也是如此。

像许多大桥建设者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的小镇里。就他而言，他出生在雷克斯顿——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一个仅300人的小村子里。1919年，一场流感袭击了整个雷克斯顿。当时墨菲才16岁，病魔夺去了他父亲、叔叔及两个表弟的生命，留下他养活五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于是，他去缅因州干起了水上运输木材的工作，等到这种工作不怎么兴旺时，他又流落到宾夕法尼亚，学会了修建大桥。由于他年轻胆大，不久就成了出名的钢梁装配工。1930年至1931年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干活，被公认为桥上最好的装配工之一。从那以后，他转战南北，一个工地接一个工地地干，一直干到阿拉斯加的塔纳诺河大桥，然后回到东部，在其他桥梁和建筑工地上干活。

1959年，他当上了负责曼哈顿中城59层的摩天大楼泛美大厦的监工，之后又被美国桥梁公司任命负责韦拉扎诺大桥工程。美国桥梁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美国钢铁公司赢得了这座大桥主跨与钢缆的合同。

当“硬鼻子”墨菲于1962年初春到大桥施工现场时，大桥的基础已经建成，两座693英尺高的塔楼正在施工。当然，基础是大桥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施工时间长，内容单调，现场往往混乱不堪。

两个桥塔的基础都是由J.里奇·斯蒂尔斯公司与弗雷德里克·斯纳尔公司施工的，尽管这不是一件喜欢高空作业的冒险者们所钟爱的那种优美工作，但它仍然是难度最大、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沉入峡湾水中工作的两个气压沉箱是当时能建造出的最大的，它们长229英尺，宽129英尺，每个仓上有66个圆形挖泥孔，每个孔的直径为17英尺，而且从远处看去，混凝土制成的气压沉箱就像一块巨型的瑞士奶酪。

建造支持大桥基础底座的气压沉箱（底座又承载着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的基础）需要4.7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在它被沉稳放置到水下105英尺处坚固的沙石上之前，8.15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需要由起重机挖斗从气压沉箱上的挖泥孔中挖起并提升到岸上，布鲁克林一侧桥塔的气压沉箱需要沉入海平面下170英尺，由8.3万立方码的混凝土制成，需经它挖出14.36万立方码的泥土和沙石。

大桥两端的基础把大桥牢牢地固定在史泰登岛和布鲁克林之间，它们都是十层楼高的混凝土块，每个都呈长方形，基础的内部都是跨越大桥的横拉钢缆股线的端头。由阿瑟·A.约翰逊公司和彼得·基威特家族公司承建的钢缆锚碇要承受大桥四根钢缆总共2.4亿磅的拉力。

单单四个基础的施工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种夜以继日施工的苦差事，那些旁观者根本无兴趣观看。实际上，在基础施工期间的1961年3月29日，两百多名史泰登岛居民还举行了示威活动。他们在递交里士满县地区检查官的抗议书中声称，晚6点至早6点的基础施工干扰了一英里范围内1000人的睡眠。在布鲁克林一端进行引桥工程建设时，湾脊地区到处是吊车与推土机，那里的人们仍然憎恨摩西。有些人指责他营私舞弊，在未招标的情况下把一个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承包给他女婿所在的一家建筑公司，但所有与这项业务有关的人立刻否认其中有任何违规行为。

当“硬鼻子”墨菲到来时，情况已有所好转，大桥终于露出了水面，人们终于看到了在整夜机械噪声中某种可见的结果。到了下午，一些无事可做的布鲁克林老人就站在岸边，观看红色的桥塔一天天地爬高。

桥塔的构件都是在构件厂里完成的，再由船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哈里斯建筑钢材公司制造布鲁克林一侧的桥塔，而贝瑟汉姆钢材公司制造史泰登岛一侧的桥塔——都是严格按照阿曼的设计规格制造的。桥塔构件运到大桥施工现场后，被泊靠在桥塔附近的浮吊吊起，在每只塔脚的最下三层被吊装到位后，桥塔现在已有120英尺高了，这时浮吊将被“爬吊”取代——这是些每个都有100多吨的升吊能力的吊车，它们都停靠在固定在塔脚四周的轨道上。桥塔升高时，“爬吊”也跟着升高，直到最后桥塔到达693英尺的顶点。

尽管桥塔施工存在一定的危险，但它与建造一座高层建筑或巨型灯塔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在桥塔三四层建成后，再往上就完全一样了。桥梁建造中真正的艺术和戏剧性是从桥塔建成后开始的，到了那时，工人们必须从桥塔向外延伸，开始撑开钢缆，把横跨大海的弧跨连接起来。

这就是墨菲的事了。1962年5月的一个早晨，他坐在哈里斯公司的一条船上，从水上悠闲地看着已盖到十层的史泰登岛桥塔，并对同船的一位工程师讲：“每次看到大桥建设到这个阶段，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为完成它，我们将经历所有错误、咒骂、血汗还有死亡。”

这位工程师点了点头。放眼望去，远处吊车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它们正紧张地在空中吊运巨大的钢制构件。

[1] “监工”的原文为pusher，在口语中也有毒品、赃物等的非法推销者之意。

别让本尼摸着卷盘

1962年冬，桥塔完工后，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墨菲预料的一切——错误、咒骂、血汗和死亡。

大桥的钢缆缠绕工作是1963年3月开始的。有600名工人在桥上干这项工作。可是本尼·奥尔森——30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好的钢缆工——却没有被选中，他只能待在地上了。尽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火冒三丈，大骂了三天，但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当时他已经66岁了，岁数太大，不能在600英尺高的空中爬天桥了，而且行动太慢，不能躲闪那些绕丝轮和横摆过来的钢丝。

这样，他就被派到沿河往上几英里外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钢材场，做一个大型工具库的保管，指挥几个没经验的新工人。但每天奥尔森都会凝视河的下游，眺望远处的桥塔，他能体会工人把钢丝横穿过海之前整个大桥上所沉浸其中的那种熟悉的感觉。本尼·奥尔森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知道是自己向那些钢缆工传授了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创造了这项工程中使用的许多新工艺；而且所有人也都知道，就是这位66岁的本尼·奥尔森，已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被牢牢地编织在史泰登岛和旧金山的几十座超级大桥的历史中的人物。

本尼个头低矮，身材瘦小，体重135磅，身高5.6英尺，头顶几乎光秃，脖子后面稀疏地长着几缕长发，蓝眼睛小小的，戴着钢架眼镜，长鼻子，人们都叫他“老鼠本尼”。在几十年的建桥生涯中，他做过工头、巡视监工及大桥监工。他往往通过训斥高个子工人来为自己的身材矮小找点儿平衡。由于他干每项缠绕钢缆的活儿都要求完美和速度，所以总是毫不留情地训斥工人。这些工人对他稍有一点冒犯就会被开除，就连他的哥哥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1928年在波基普西修建一座大桥时，他的哥哥泰德执行本尼·奥尔森的命令不够迅速，结果倒了大霉。

“看着！你们这帮白痴！”奥尔森当时对桥上的其他工人讲，“这里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听明白了没有？否则，我会把你们剩下的人也都解雇，听明白了吗？”

那时很少有人敢与本尼·奥尔森顶嘴，首先因为工人们尊敬他是一位出色的修桥工，一位出手迅速的艺术家，他从一个运动的卷盘上拉钢丝时比任何人都快，而且能够很快地激发钢缆绕制组的工人们去效仿他；其次因为奥尔森发怒时什么都不顾，非常可怕。

有一天，在费城，他开着刚买了不久的新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一辆满载着黑人年轻人的破车从后面撞上了奥尔森的新车后保险杠。奥尔森一言没发，立即从车子里出来，到后座找了把斧子（他知道那里有把斧子），走到这帮人的车前，仍然没说一句话，双手举起斧子，一下子砸在这辆旧车的前挡板上，砍掉了一个大灯；接着，他又挥动斧子，砍掉了另一个大灯，并在汽车的前盖上砍出了个很大的口子；最后，他用斧子砍掉了散热器的一块，然后才转过身回到他的车上，慢慢开车离去。那帮年轻人坐在旧车中吓呆了，谁也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奥尔森当时在费城，是因为那里正在修建沃尔特·惠特曼大桥。桥上干活的新手们总是不断地受着奥尔森的折磨，尤其是那些大块头们，其中的一个就是身高6.2英尺、体重235磅的那个名叫多米尼克的意大利学徒。每次本尼·奥尔森见到他，都骂他是“笨杂种”或“肥胖的蠢牛”。

只要一看到奥尔森从天桥上走来，多米尼克就会被吓得魂不附身，因为他是敏感又情绪化的人。他见到奥尔森就浑身麻木，四肢发软，吓得连一支香烟都点不着。有一天，奥尔森骂了多米尼克足有五分钟之久。这位意大利血统学徒脸色煞白，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头冲向奥尔森，抓住了他的细脖子，然后把他举起来，举到天桥边缘，让他伸出天桥俯视下面的河水。

“你这个老王八蛋！”多米尼克尖叫道，“现在我就把你扔下去！”

其他四个修桥工赶紧从后面上来，抓住多米尼克的胳膊，把他拉住，安慰他。在被放下之后，奥尔森什么都没说，只是揉了揉脖子，揪了揪衬衣。过了一会儿，他转身慢慢地沿天桥走了，但在他走到50英尺外时，奥尔森突然转身，愤怒地对多米尼克叫喊道，“你真是一个肥仔，愚蠢的杂种！”然后，他转身平静地从天桥上离去了。

终于有一天，几个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上干活的新手决定报复一下本尼·奥尔森。他们商议，激怒他的一种办法是让绕轮停下来，这件事儿他们只须关掉安装在天桥上的几个开关就可以办到。天桥上也安装了开关，以备发生事故或电缆故障时能随时停车。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起初，奥尔森不知所措。他站在大桥的一端，一切都运行正常，突然一个卷盘停在了桥的另一端。

“嘿！那边那个卷盘出了什么事？”他叫喊着，但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得跑到那个卷盘那边，从整个天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就在他快要到那个卷盘跟前时，卷盘又开始转动了——大桥另一端的一位新工人又把开关合上了。有时，这种鬼把戏会持续几个小时。这就是被工人们戏称为“别让本尼摸到卷盘”的游戏。凌晨3点，酒馆里喝酒的新工人会给住在宾馆里的本尼·奥尔森打电话，大声问他：“本尼，谁抓住了卷盘？”然后挂断电话。

可本尼·奥尔森的反应却没那么幽默。在桥上，他整天都像一只大猩猩似的追逐钢缆绕轮，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了阻止这种游戏继续的主意。在一个工程师的帮助下，他做了一个装有许多指示灯的电器开关盘，把每个指示灯与桥上布置的开关联接起来，这样，假如有哪个新工人关掉开关的话，他马上就知道他的位置。奥尔森还指派了一名忠实可靠的修桥工专门看管开关盘，这位修桥工的正式名称叫“告密者”。一有卷盘停下来，本尼·奥尔森只要拿起电话，问一声：“谁给卷盘捣乱了，告密者？”这位“告密者”就会把关闭开关的准确位置告诉他。奥尔森知道谁离那个地点最近，因此很容易找到捣乱者。这一发明的作用不止是结束了这一游戏，他还创造了桥梁建设中的一个新岗位，那就是纲缆绕轮监视工。在沃尔特·惠特曼大桥之后建设的每座桥上，都有一位修桥工被委派在钢缆绕制施工时专门看管开关盘，了解钢缆绕轮的位置。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也有这么一个监视工，但是他却没什么事儿可做；因为没了本尼·奥尔森这样的人要捉弄，人们的那种恶作剧想法也就没有了——已没有必要再“别让本尼摸到卷盘”了。另外，参加韦拉扎诺大桥钢缆绕制工作的人们都非常认真，力争早日完成任务，根本无暇干这种戏弄工头的游戏。1963年春，他们只想把桥塔及锚碇间的作业天桥拉起，然后让钢缆绕轮能在桥上来回快速滑行。在“硬鼻子”墨菲的办公室，每班工人每天能在大桥锚锭间走卷盘的次数都有记录，创造一个别的班组无法匹敌的记录是每个班组引以为荣的事情。

然而，钢缆缠绕工作开始之前，工人们必须搭造一个能在上面站立的作业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大桥两侧的两个天桥。它们都是由丝网做成的，宽20英尺，像一条长长的蜘蛛网或一英里长的吊床。每个天桥都由12条水平钢丝绳拉撑，每条钢丝绳两英寸粗，长度超过一英里。其中最困难的工作，当然是如何把这些钢丝绳索中的第一条拉过大桥的两个桥塔之间。对于建造小型桥梁来说，这项工作可用把绳索用弓箭射到对岸的方式完成，或像查尔斯·埃利特建造那座人行桥时那样，花五美元雇一个孩子，用他的风筝拴住绳子一端放飞到尼亚加拉瀑布另一端的方法。

但在建造韦拉扎诺大桥时，第一条绳索得用驳船从水上拉过去。然后，在海岸警卫队关闭一切水上交通后，绳索的两端被安装在两座桥塔上的吊车拉出水面。两座桥塔的距离超过4000英尺，其他的绳索也以同样方式吊起。然后，所有绳索被固定在两个桥塔中间，再从桥塔固定到桥的两个末端，这些天桥撑索所形成的下弯曲线与以后建造的拉撑悬索的钢缆的下弯曲线完全一致。这项工作完成后，天桥构件将被吊上去。每个天桥构件在吊起时，像风琴一样折叠起来，但在吊运到桥塔顶部时，站在桥塔顶边平台上的修桥工就把每段折叠天桥构件钩到那些水平绳索上，然后推动天桥构件沿倾斜的绳索运行，天桥构件在自身重心作用下滑动、展开——就像从电影院倾斜的过道里推下去的一卷地毯会自动展开一样。

当全部天桥构件滑行到位，一个紧挨一个时，再把它们首尾相接，用横梁固定。天桥上还会穿过一条扶手绳索，在天桥相对陡峭的地方，还会装上几块横排木板，便于工人站立。

当天桥安装到位后，每个天桥正上方要穿过另一套缆索，离天桥大约15英尺，这些天桥上方的缆索是“运动索”，它们由安装在锚锭顶部的柴油机牵引，拉动上面的卷盘前后运动。

四个钢缆卷绕轮，每个直径48英尺，重达几百磅，同时沿大桥方向运动。每个天桥上方有两个钢缆卷绕轮，每个卷盘都是双槽的，可一次携带两根钢丝，两个卷盘大概需要12分钟的时间走过整个桥程，平均每小时八英里，下坡时速度可达每小时13英里。卷盘从头顶转过时，工人们抓住钢丝，把它们夹入到天桥上的各个钩子和滑轮上，卷盘到达锚碇时，那里的工人放下钢丝，把它固定好，然后再往卷盘上装一盘钢丝，让它马上向相反方向运动。

在卷盘把428根钢丝拉过大桥后，这组钢丝会被拧成一股；在卷盘把26018根即61股钢丝拉过大桥时，它们被用液压千斤挤成了一种圆柱型，这就是第一条钢缆。韦拉扎诺大桥共有四条钢缆，每条都有一码粗、7205英尺长，构成钢缆的铅笔粗的钢丝全部连起来共3.6万英里长，四根钢缆的总重量是38290吨。每条钢缆上将垂直悬挂262根悬索，有的悬索长达447英尺，这些悬索把桥面固定在离水面200多英尺高的地方。桥面的高度必须足够高，这样，不论夏天时钢缆如何胀伸，桥面离水面的距离都会很高，足以让像玛丽王后号[1]这样的游轮在桥下自如穿行。

从卷盘开始转动的第一天——1963年3月7日——在两座天桥上并肩作战的两个班组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早班的两个班组间存在，在下午班的两个班组间也存在。每个班组的目标当然是让自己的卷盘比在另一座天桥上的另一个班组的卷盘跑得趟数多，结果钢缆卷绕工作变成了一种赛马比赛，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赛狗比赛。两个天桥上变成了嘈杂的竞技场，两边站满了挥舞着拳头大声叫喊的工人，他们向上仰望，对着自己一方的卷盘大声叫喊。卷盘这时已变成了赛狗比赛中的机械诱饵兔。

“加油！他妈的，动动你的屁股！”当他们的卷盘从头顶掠过，载着钢丝慢慢远去，驶向天桥另一端时，他们大声地叫喊：“快走！加油！快走！”当他们的卷盘——也是他们的明星和希望——落后于另一班的卷盘时，从另一个天桥上也传来同样声嘶力竭的助威声、急眼的叫喊声及怒吼声。

从天桥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的工人都按他们卷盘的节奏干活；所有人在拉下钢丝时都特别麻利；所有人都用眼角余光侦察对方班组卷盘的位置；所有人都希望推动他们卷盘的柴油机不要熄火；在卷盘走完全程、锚碇上站着的工人换装卷盘延误时，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生气。正是在这种竞争中，本尼·奥尔森脱颖而出。他跑去站在锚碇前的天桥上给他的班组鼓劲，大声羞辱那些拉下钢丝过慢，装换卷盘太慢，或不能全力竞争的班组工人，就仿佛是一个站在高处监督一船奴隶水手干活儿的大副一样。

6月19日，星期三，令“硬鼻子”墨菲办公室里那些记录成绩的工程师们吃惊的是，一个班组的工人创下了卷盘来回行驶50趟的纪录。接着，6月26日，第二组也完成了50趟。两天后，大家正在鏊战时，一个卷盘突然从固定装置上脱落下来，掉到了天桥上，朝一个名叫约翰·纽伯里的工人跳过去。他被吓呆了。如果卷盘撞上他，会把他从天桥上撞出去；如果他躲闪的幅度太大，就会失去平衡，从天桥上掉下去。所以他原地不动，等待着看卷盘如何滚动。幸运的是，卷盘朝他的侧面滚来，他像一个躲闪公牛的斗牛士一样，稍微转身躲过卷盘。卷盘最终在几码远的天桥上停了下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但他同组的工人们却非常生气，因为现在他们的总趟数纪录泡汤了，另一个班组赢了。

7月16日，一个班组创下了卷盘来回51趟的纪录。7月22日，另一组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几天之后，一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见了女人就没魂儿了的修桥工鲍伯·安德森，正带领他的工人以无可挑剔的精神工作着。离下班还剩一个小时，他们已完成了47趟；如果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顺利的话，卷盘还能跑六趟——这意味着他们会创造53趟的新纪录。

“好吧，加油干！”安德森顺着钢缆朝他的手下喊去，他们所有人都注视着那只寄托着胜利期望的卷盘。

他们看着它平稳地沿着头顶上方的轨道向前行驶，走上桥塔顶部，再下来，迅速地下到锚碇上，然后被拉下来，迅速装换钢丝，再放回到轨线上。“一直向前，他妈的！”离桥塔越来越近，突然，它停下了。

“狗娘养的！”一个新手尖叫道。

“出了什么事？”安德森叫喊着。

“机械出故障了！”有人最后喊道。

“那些白痴！”一个新手说。

“我们去揍他们一顿！”另一位新手叫喊着。他很认真，已经准备从天桥过去了。

“别急！”看着静止不动的卷盘，安德森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说，“让我下去看看怎么办。”

他下到锚碇处，结果了解到是电机出了故障，在一个小时内不能马上修好，没法继续今天的创纪录竞赛了。于是，他又走了回来，悲伤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那天晚上，他们从天桥下来时，就像球赛后离开球场的失败球队一样，夹着安全帽，个个眉头紧锁。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没有一个班组能越过51趟的纪录。但到了9月，在各个班组开始往钢缆上安装2000磅重的鞍壳时（这些外壳都是金属鞍架，用来帮助支撑262根垂直从每根钢缆下吊下拉起桥面的悬索），一种新的竞争又开始了：一种看谁能把最多的缆索鞍壳拧到钢缆上的竞赛。这项工作非常危险，不仅螺栓在这种疯狂的比赛中会从桥上掉下来，落到过往船只的甲板上，并可能击中任何人。而且缆索鞍壳本身十分巨大，一旦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老天爷啊！乔，快拿出螺栓，套上螺母！”工头对乔·杰克勒斯叫喊着。乔正小心翼翼地摆开缆索鞍壳。

工头看对面天桥上的另一班工人已取下螺栓，正把缆索鞍壳安装到位，非常生气，因为他的那一班落后了。

“别着急！”乔·杰克勒斯说，“这样可能不行。”

“肯定行！”

这样，乔·杰克勒斯取下了两边钢索鞍壳上的最后一个螺栓，螺栓刚一取下，鞍壳管套的一半——重达1000磅——从缆索上滑了下来，掉下了大桥。

“天啊！”

“噢！”

“上帝啊！”

“不……”

“天啊！”

那一班工人的头都伸到天桥边，观看这个1000磅的鞍壳像一颗炸弹似的落向海面。他们注意到有架小型气垫船在桥下的水面通过，几乎就在鞍壳垂直落下的位置。他们一声不出地看着，屏住呼吸，嘴张得大大的。后来，在一声巨响之后，他们看到水中溅起了像蘑菇那样巨大的水柱，足有40英尺高。

那艘汽垫船从水柱下驶出，安然无恙。汽垫船驾驶员扭头看着溅起的巨大水花，开足马力驾着汽船掉头而逃。

“噢，那个家伙真幸运！”一个工人从天桥上向下望着，摇头说道。

大家都悄然无声地看着桥下的水面，仿佛不愿转过头来面对天桥，面对“硬鼻子”墨菲愤怒的脸和目光。他们观看水面足足有两分钟，看着水泡消失，波纹散去。就在这时，美国航空母舰大黄峰号的灰色甲板雄伟地驶入水波中，平稳地从刚才鞍壳落水的地方慢慢驶过。

“上帝啊！”乔·杰克勒斯再次摇着头说。

“你这个愚蠢的杂种！”工头小声地嘟嚷着。

杰克勒斯怒视着他：“你说什么？我告诉你那样不行。”

“你告诉了吗，你……”

杰克勒斯满怀疑虑地怒视着监工。但后来，他知道争吵已没什么用了。他只能赶快拿了工资走人，回到工会大楼再找新的工作。

但在他离开现场之前，整个天桥上的工人们都从天桥上走过来，有的人咒骂，有的人微笑，因为这种情况太滑稽可笑了。

“你们这些傻瓜在笑什么？”巡视监工问道。

“哎！来吧，勒罗伊！”一个修桥工说，“你能不能听听我们讲的笑话？”

“是啊，勒罗伊，别太伤心！我们并没有丢掉那个鞍壳。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就不算丢了。”

“当然，这没错儿。”另一位工人说，“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它在河里！”

巡视监工气得无话可说，因为最后只有他要面对墨菲。

另一座天桥上的竞争对手们挥动手臂，有些人在笑，其中一个工人叫道：“嘿！我们今天装了十个鞍壳，你们呢？”

“九个半！”其中的另一个回答道。

这个回答引来四周人们的一阵大笑。这一天结束时，工人们从大桥上爬下来，准备去约翰酒吧喝上几杯。这时人们发现，乔·杰克勒斯在人群中低着头，一言不发。

如果鞍壳掉下来的话，那么再没有一个日子比9月20日星期五这天更好的了，因为周末工地休息，潜水员就能有时间找到掉入海中的鞍壳，在周一工人上班前把它从水中打捞上来。这种鞍壳没有配件，制造厂的工人当时正在举行罢工，因此，除了从水中打捞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潜水员们整个周六日都在忙乎，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在水下看到了铆钉枪、扳手、螺栓等，还有一个大桶，可能是与每个值800美元的四个螺栓一起掉下来的那个，但却没有找到那半个鞍壳。

即使就是掉下的那个大桶，由于海水的腐蚀和从这么高掉到海面上受到的巨大冲击力，那些螺栓机以及其他物品也不能再用了。在大致查看了掉到水下的那些工具后，潜水员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相信这句话了：“修桥工会把除钱之外的任何东西扔下来。”

然而，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有时他们也会把钱扔下去。在某些刮大风的星期五，从桥上也会刮下来几张五美元、十美元甚至是20美元的钞票，因为星期五是发工资的日子。在缆索缠绕施工期间，由于工人们在桥上加班加点地干活，所以都在大桥上领工资。有四个职员爬上天桥去给工人们发工资。他们提着装满一叠叠现金的装相机的那种带拉链的盒子，里面总共有20万美元。现金都装在信封内，信封上有每个工人的名字，工人们从职员那儿领到信封后，必须在收据上签字。然而，在收据条上签字后，有些工人会撕开信封数钱——有时大风就会刮走几张钞票。小心的工人会撕掉信封的一角，把它抓紧，数数从撕掉角的信封中露出的钞票的角；有些人不加清点就把信封塞进了口袋；还有些人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发薪员拿着收据、铅笔和信封来时，他们匆匆地在收条上签了名，不拿工资袋就转身走了。有一次，这事儿还成了笑话。一位名叫约翰·科思伦的职员拿着一个工人的里面装有400美元的工资袋离开，他在想他拿着工资袋能走多远而不被发现。他走了约20英尺远时，听到有人在喊：“嗨！”

科思伦转身时在想，那个工人一定很生气。但相反地，那个工人说：“你忘了你的铅笔了。”科思伦接过铅笔，然后把信封交给了这位工人。“谢谢！”他说了一句，胡乱地把它塞入口袋，又赶快投入到绕制钢缆的竞赛中去了。

9月23日，星期一，快到中午时，潜手员在峡湾水域100英尺以下的地方发现了鞍壳，不久吊车就被调过来，把它从水中拖了出来。整个大桥似乎都松了口气，三天来一直骂人的墨菲也突然平静了下来。但两天后，墨菲又愤怒不满地摇起了他的脑袋。9月25日星期三下午3点15分，天桥上有人掉下一个六英寸的钢螺栓，在落下100多英尺后，砸在了一个名叫伯格·汉森的工人脸上，插入了他左眼下四英寸的地方。

伯格当时正站在桥下向上张望。如果他不是在向上张望，螺栓就会掉在头盔上，他只会被砸一下，而不会受伤，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螺栓把眼球挤了上去，打碎下颌骨，卡在他的喉咙里。

伯格被迅速送往布鲁克林胜利纪念医院抢救，为他治疗的是S.托马斯·科波拉医生。

大桥上工人受伤全都是他给治疗的。科波拉医生迅速取出了那只螺栓，缝合止血，然后接好面部骨骼，缝合下巴。

“现在感觉如何？”科波拉医生问他。

“不错。”伯格说。

医生十分惊讶。

“疼吗？”

“不疼。”

“需要吃点什么镇痛药，一两片阿司匹林？”

“不用，我很好。”

经过面部整形手术并修养恢复几个月后，伯格又回到大桥上干活儿了。

伯格以及许多修桥工人的坚强表现给科波拉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意思的男人。”科波拉医生后来对另一位医生讲道，“他们身体强壮，能承受各种痛苦，充满骄傲，生活态度乐观。这个伯格已经第五次大难不死了。他只有39岁。哦！我告诉你，这真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

他这话一点儿也没错。大桥是个年轻男人的世界，像本尼·奥尔林这样的老人只能痛苦流连地离开，满怀怒气地被安置在河对岸的钢材场——在那里，老人们受到照顾，干些没有危险、不会添乱子的活儿，受像拉里·塔特姆这样的青年人指挥。

拉里·塔特姆37岁，高个子，宽肩，很勇敢。几年前被墨菲选入第二梯队，这是修桥人专用的行话，指的是修桥工们未来的头儿。

塔特姆17岁时就做焊工了，后来又做过铆工、钢件装接工和监工。他偶尔也会从当头儿的位子上下来，但最终又都回到那个位子上，从未失去过勇气和热情。他还有四个弟弟也在干这一行，有三个还在墨菲手下干活，一个当年跟随墨菲在泛美大厦上干活时掉下来摔死了。拉里·塔特姆的父亲莱缪尔·塔特姆从20年代起就做修桥工，现在已是快70岁的人了，在钢材场干活儿，由他那被选为接班人的儿子管理。儿子正在成长为一个越来越有经验的巡视监工，不久将被提升到大桥监工这一桥上最高的职位。

尽管不太明显，指挥这么多修桥工，拉里·塔特姆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这些人都曾是修桥工中名噪一时的人物，像“老鼠”本尼、莱缪尔·塔特姆以及在钢材场维修工具或为驶往大桥施工地点的驳船上装钢制桥跨连接件做准备的几十位老修桥工。但除了奥尔森那难以预料的暴脾气，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安静且很配合他的工作的——即使是詹姆斯·J.布拉多克，曾经的重量级拳击冠军。

布拉多克曾被称为“灰姑娘”[2]，因为这个码头工人下班后在重量级拳击赛中夺冠，赢得了累计近100万美元的奖金，直至1938年被乔·路易斯[3]击败而退休。

现在布拉多克已经快60岁了，又回到了码头。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保养电焊机。布拉多克的衣服上满是油污，指甲黢黑，手臂也脏得根本看不清上面的文身。这个文身是他1921年的一个晚上在包厘街文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整天嬉闹的16岁小男孩。

布拉多克现在靠给人加油每周挣170块钱，有些不认识他的人会说这人总爱把自己以前的冠军事迹挂在嘴边，还说着“你瞧，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他现在是落魄啦，跟乔·路易斯一样。”

但他并不是另一个传奇故事里多愁善感的落魄拳手。在钢材厂里步伐缓慢的布拉多克对每个人都十分友好，他强壮的身体依旧挺拔，袒露着前胸，仍旧威严且充满骄傲——从事着一份正经工作，这让他感觉良好。

“管它呢！我现在是名工人。”布拉多克说，“我在当拳击手前是名码头工人，现在我缺钱，就干上这种工作了。我一直喜欢干重活儿，这没什么错儿。”

在曼哈顿西四十九街曾有一家名叫“布拉多克食屋”的餐馆，他经营这家餐馆亏掉了1.5万美元。他还投资搞了一个船只供给站，经营了十年也不挣钱，结果又赔进去一大笔钱。但据他讲，他还拥有一座价值1.4万美元的住宅，这是他在圣路易斯那场比赛后不久购买的。他深爱与他结婚33年的妻子。他依然身体健康，渴望辛勤工作。他还有两个干活特别卖力的儿子。

一个叫杰，今年32岁，体重330磅，身高6.5英尺，在泽西城的一家电站工作。另一个叫霍华德，31岁，体重240磅，身高6.5英尺，在一家公路工程公司工作。

“所以，用不着可怜我。”这位以前被人们称为“灰姑娘”的詹姆斯·J.布拉多克抽着烟，靠在一台大机器上说，“真的不用”。但他确实承认，修造大桥，就像拳击一样，是年轻人的世界。

1963年秋，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硬鼻子”墨菲手下干活儿的所有年轻工人当中，没有人比在布鲁克林桥桥塔后385英尺高的钢缆索上一起干活的那两个人更适应这份工作，更高兴了。

这两个人中一人瘦小，一人高大。小个子身高5.7英尺，体重只有138磅，但浑身肌肉非常结实，名叫爱德华·扬涅利。因为他经常在钢梁上跳来跳去，在钢丝上快跑，工人们都管他叫“兔子”，人们都说当时27岁的扬涅利恐怕活不到30岁。

大个子的那个名叫杰拉德·麦基，是个美男子，体重约200磅，身高6.3英尺。他曾是科尼岛上的一名救生员，性格温和，很招女人喜欢。尽管不像扬涅利那样友好直率，大桥上干活儿的人们却都喜欢他。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他们像往常一样爬上了钢缆。不久，在嘶嘶的铆焊声和钢锤的丁当声中，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低着头拧紧缆索的螺栓，从桥下地面上几乎看不清他们。

然而，上午还没有结束，整个大桥上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

[1] 玛丽王后号（Queen Mary），1934年下水的超豪华邮船，往返于英国南安普敦与纽约之间。它高140英尺，长1000英尺，宽154英尺，吨位为81237吨。

[2] 詹姆斯·J.布拉多克（James J.Braddock,1905—1974），美国1935至1937年职业重量级拳击赛冠军。他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铁拳男人》（Cinderella Man），于2005年上映，由朗·霍华德（Ron Howard）执导，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布拉多克。

[3] 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原名约瑟夫·路易斯·巴罗（Joseph Louis Barrow），外号“褐色轰炸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重量级拳击手之一，保持拳王头衔逾11年之久，成功卫冕头衔达25次之多。他参加过27次重量级冠军战，截至目前依然是史上最高纪录，无人能敌。

桥上之死

这是一个灰蒙蒙、刮风的早晨。清晨6点45分，杰拉德·麦基和爱德华·扬涅利离开了家，从布鲁克林不同的地方驾车驶往大桥工地。

扬涅利家住弗拉特布什，他先到工地。在杰拉德·麦基向他走去并挥手打招呼时，他已上了天桥，爬上了缆索，他的一只脚悬空，在离水面385英尺高的地方晃悠。

这两个年轻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修桥工的后代，都信奉罗马天主教，都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而且都有决心要证明一件事——他们不逊色于桥上的任何人。

人们都认为流动工人是最好的修桥工，他们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想，毕竟那些流动工人之所以成为修桥工，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是生活所迫，从保护地被赶出的印第安人，失去农场的南方人，厌倦海上生活的纽芬兰人，逃避奴役的中西部人——这些人构成了修桥工的大多数——在追逐一个接一个城市的建设高潮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逃避家乡的贫穷和枯燥的生活。从另一方面看，扬涅利和麦基不必跑遍美国各地去找大工程干，他们可以等着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纽约地区一直处于建设高潮中。

然而，他们都被修桥工那种高傲自满的气质所倾倒，都迷恋修桥工的生活。从加州到纽约，从密歇根到路易斯安那，修桥工都能找到活儿干，他们依靠的只是自己享誉全国的名声，而不是当地工会的力量。

对这一点，扬涅利似乎比麦基感受更深些，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在这个强壮男人的世界里，扬涅利确实太弱小了。

和本尼·奥尔森一样，他总是不顾一切地想证明自己。但他让别人对他记忆深刻的方法，不是通过训斥别人，吹牛，或豪饮，而是通过在高空钢缆上表现得镇定自如——他会像马戏团不要命的表演者那样冒险——和通过在地面上显示出无人能比的骄傲。

扬涅利常喜欢说：“我是个铁器工人。”（现在的大桥都是由钢构件建成的，但最早的金属大桥都是用铁构件建成的，因此最早的修桥工被叫作“铁器工人”。）这个称号很具历史意义，所以扬涅利和那些怀旧的修桥工一样，也喜欢称自己为“铁器工人”，而不喜欢被叫作“钢器工人”。

爱德华·扬涅利刚做铁器工人时，每天下班乘地铁回家，都把橘红色的油漆渣涂在靴子上。那时，他天真地认为，地铁里的乘客会把橘红色的油漆渣与施工时钢件上涂的防锈漆联系在一起。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回忆道，“我老爸老爱德华·扬涅利下班后常把别的铁器工带回家，他们谈论的都是铁器活儿，我和哥哥小时候听到的全是这些。有时我老爸也会带我们去工地，因为我们是爱迪的儿子，工地上的所有工人都对我们特别好。工长有时会走过来问：‘你们是爱迪的儿子？’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会说：‘过来，给你们25美分。’那就是我最早喜欢上这个职业的原因。

“后来，在我十三四岁时，我记得我和老爸一起到工地时看到一个大梯子，我对老爸喊道：‘我可以爬上去吗？’他回答说：‘可以，但别掉下来。’这样我就开始爬这个梯子了，越爬越高，起初还有些害怕，后来我爬上了梯顶，站到了高高的钢梁上；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向四周眺望，地上很远的东西都能看得到，非常兴奋。突然间，就在那儿，我对自己悄悄地说，这就是我想干的职业。”

在他的父亲介绍他认识布鲁克林的铁器工人工会的行业代表后，小爱德华·扬涅利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走进那座工会大楼的情景，”他回忆道，“当时我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看到许多膀大腰圆的人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像流浪汉，有些人像强盗，有些人坐在桌子周围玩纸牌，嘴里说着难听的脏话。

“当时，我很害怕，就找了个小角落坐了下来，紧握着衣兜里的玫瑰经。后来一个家伙走出来，叫道：‘这儿有个叫扬涅利的年轻人吗？’我回答道：‘我在这儿！’他又说：‘这有份工作给你。’他告诉我，到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一座12层的刑事法院大楼去找一个名叫哈里的家伙。我赶到那里，对哈里说：‘工会大厦的人叫我到这儿来的。’他问道：‘你的父亲同意你出来干活儿吗？’我回答说：‘是的。’他又问道：‘有书面证明吗？’我回答说：‘没有。’他就说：‘回家去取吧！’

“这样，我乘上地铁，再往回跑。我记得当时在大街上跑时，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我已找到了一份工作，只需找母亲签个字就行了。拿到签字后我赶紧往回赶，下了地铁，到哈里面前，把那张条递给他。他看了后说：‘好了！现在我得看一下你的出生证。’这样，我又得再跑回去，换乘地铁，然后再回来。我穿着新鞋的双脚已经开始疼了。

“不管怎样，结果倒是不错的。我给哈里看了出生证，他说：‘好吧！爬上那个梯子去见监工吧。’我爬到梯顶时，一个壮汉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学徒，他说：‘好吧，那儿有两个桶，把它们装满水，送到铆焊组去。’

“放在那儿的是两只巨大的金属牛奶罐，我必须一次一个地把它们沿梯子拿下来，再把它们运上来，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所干的活儿——给铆焊组供应饮用水、咖啡和铆钉——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有一次，在曼哈顿盖一座摩天大楼时，我记得我得从六层高的梯子上爬下去买咖啡、十几瓶汽水、蛋糕和各种东西，回来时我把全部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内。记得当时我在钢梁上滑了一下，失去了平衡，掉下了两节梯子。但幸运的是，我落到了一堆帆布里，一点事儿也没有，只是被热咖啡溅了一身。一个铁器工人看到我躺在那里，喊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道：‘我从上面掉下来了，咖啡都洒了。’他又说：‘你把咖啡都洒了，那么，老兄！你得赶紧回去，再弄些咖啡来。’

“所以我又爬了下去，用自己的钱买了咖啡、汽水和蛋糕，一共花了我四块多，然后从梯子上爬了回来。我看到监工时，趁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抱怨的话，我就对他讲‘很抱歉回来晚了’。”

爱德华·扬涅利成为羽翼丰满的铁器工人后，又摔下来几次，大多数情况是因为他在钢梁间跑动而不小心造成的。有一次，他在曼哈顿的第一全国花旗银行大楼干活时，头朝下掉下去三层楼高，看样子他会一直掉到底。但他很轻便灵巧，而且还很幸运——他被叫作“兔子”。最后他落到一条钢梁上，被钢梁接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曾解释说，“但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与年轻、不想效仿那些比我岁数大的人有关，他们常常告诫我，‘别冒险，你会摔死的，要小心！’有时刮风天，那些年龄大的修桥工要趴在钢梁上通过，但我总喜欢跑着过去，让人们看我怎么过去，这时他们总会说：‘孩子，你这样会活不到30岁的。’

“当然，刮风天是最难对付的。例如，你在一根八英寸宽的钢梁上行走，有风时，你需要把身子偏向一边去平衡自己，突然之间，风停了，你会一下子失去平衡，你得立刻伸直身体。什么时候风停，只能靠感觉了。”

爱德华·扬涅利刚到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工地是在1961年。有一天，他在穿越布鲁克林湾脊地区通往大桥的郭瓦纳斯高速工路工地上干活时，把左手绞进了一个起重机。

一个手指被完全压碎了，而另一个完全被割断的手指留在手套里，科波拉医生又把它缝了上去，这个手指一直僵直着，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劲了。但是，就如何把这个手指接到他的手上，这位外科医生向爱德华·扬涅利提供了两种选择：手指可以直着接上去，这样好看些，接痕不太明显；也可以像一个钩子似的弯曲着接上去，尽管这样不太好看，但这意味着扬涅利干活儿时可以用。对扬涅利而言，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手指被永久性地接成了弯握状。

1963年秋天，当杰拉德碰到爱德华·扬涅利，看到他的伤残左手时，并没问他任何问题或过多注意什么。杰拉德出生于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对他来说，手上的一点伤残算不了什么，这太习以为常了。他的父亲詹姆斯·麦基是个大个子，肩膀宽大，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杰拉德和他长得很像），几年前他曾被一个落下的吊车砸到，腿被永久性地砸弯了，头上也插入了一块钢片，落下了终身残疾。

詹姆斯·麦基是经舅舅——已故的吉米·苏利文——介绍干上钢器活儿的。萨利文当过“硬鼻子”墨菲的工头，曼哈顿工会大厦第40号地方工会的人都知道麦基这个名字。因此，在他出事之前，詹姆斯·麦基很自然地把他的三个儿子也带到工会大厦，给他们登记，让他们也干上了修桥铁器工学徒的工作。

在三个孩子中，杰拉德·麦基年龄最小，个子最高，身体最重。其他两个孩子都差不多。哥哥约翰比杰拉德大一岁，体重195磅，身高6.2英尺；另一个哥哥吉米，比杰拉德大两岁，体重198磅，身高6.3英尺。

当孩子们被介绍给第40号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时，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毫无疑问，麦基家的年轻小伙子们，个个肩膀笔挺，面带渴望，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优秀的铁器工。他们看上去就像大学橄榄球队的优秀候选队员一样——是教练不会问有关成绩的尴尬问题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奖学金的那种人。实际上，麦基家的孩子们在高中时从未玩过橄榄球。在布鲁克林南岸边他们居住的街区，一个被称为“红钩”的爱尔兰人居住的破旧街区，不知是什么缘故，橄榄球这项运动在孩子们中间从来就未普及过。

“红钩”街区最大的体育活动是游泳。年轻男孩们能赢得尊敬、证明勇气的方式是从岸边的一个高大的码头上或仓库顶上跳下去，水花四溅地跳到巴特米克海峡里，然后，顶着风浪游到自由女神像下。

通常在游泳时，男孩们会被岛上的警卫抓住。如果他们没被抓住，他们就从巴特米克海峡再游回到“红钩”一端。

这个街区的男孩子中没有人比杰拉德·麦基游得更好，也没有人能比他更快更轻松地在巴特米克海峡间游来游去。大街上的所有男孩子都尊敬他，所有坐在小矮房里高凳上的年轻女孩子都仰慕他。但她们都比不上一个名叫玛格利特·努西多的美丽的红头发小个子女孩，她住在麦基家的对面。

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郊区学校上二年级时。他那时是班里的淘气鬼，是那些教堂修女训斥最多却也最喜欢的男孩。

14岁时，在街区的男孩和女孩开始不太谈论游泳而更多地相互谈论对方时，玛格利特和杰拉德就经常约会。18岁时，他们开始谈论婚姻大事了。

在布鲁克林的“红钩”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女孩子们很早就在考虑结婚的事了。首先她们想自己心目中的男孩，然后是花前月下，接着就是婚姻。尽管“红钩”是一个到处是破烂的棚房和低矮的二层木屋的贫困街区，但是订婚戒指一般总是很大，通常很昂贵。像教会所宣扬的那样，这个街区的年轻人婚前是没有什么性行为的。婚后，他们会生育许多孩子。而且，像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区一样，在家里，母亲往往比父亲更有发言权。在爱尔兰天主教教堂，母亲是主要的道德力量；在这里，圣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形象。婚后，一般是母亲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掌管家庭经济大权，斥责饮酒的丈夫，训斥偷懒的儿子们，保护女儿们的贞洁。

就这样，他们订下了婚期。在杰拉德开始到大桥上班后，玛格利特自然而然地掌管起了两人的银行存款，杰拉德把每周工资中的一部分存了起来。假如让他管钱的话，他会把钱都花光，她总是这样讲，但他却不同意。到1963年夏天，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已有了800美元的存款，他想用这笔钱买那只漂亮的桃形钻石戒指，那是前些天他们路过福顿大街的凯斯特珠宝店橱窗时看上的一枚一克拉半的钻戒，标价1000美元。玛格利特觉得这枚戒指太贵了，但杰拉德说，她那么喜欢它就一定会为她买下。他们打算在12月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10月9日，星期三早晨，杰拉德·麦基起床时很不情愿。天气阴沉着，他感觉很疲劳。楼下他的哥哥们在叫他：“嘿，如果你两分钟之内不下来的话，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跌跌碰碰地从楼梯上跳下来，所有人都已吃完了早餐，他母亲已为他装好了午饭吃的三个火腿奶酪三明治，他的父亲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正为他的拖沓而生气。

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外面待得很晚。他先去玛格利特家坐了一会儿，又到盖博酒馆喝了几杯啤酒，这是一家后墙上画着一座大桥的街区酒馆。他大约是在午夜时分上床睡的觉。早晨起床时有些头痛，他怀疑自己可能得了感冒。

他们一起于6点45分离开家，在街角处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后来又在第四十九街换乘一辆出租车，一直到湾脊区的第一百零一街下车，然后和几百名其他修桥工一起，沿着泥土修成的道路，走向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位于布鲁克林一侧的锚碇。

“等一等！让我买罐咖啡。”杰拉德在路边的一个售货小棚前停下。

“快点儿！”

“好吧。”他回答道。他的哥哥们继续朝前走，他只用三大口就喝下了那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排队等电梯上到天桥。那天早晨，吉米和约翰·麦基都在杰拉德对面的那段天桥上干活儿，所以他们在电梯到达处分了手，杰拉德对他们说“晚上见”，然后离开他们，去和扬涅利一起干活。

爱德华·扬涅利似乎又显露出活跃的本色，他坐在钢缆上，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

“早上好！”他说道。麦基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他爬上了钢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拧紧套管上面的七个螺栓了。

他们拧完螺栓后，扬涅利从钢缆上滑了下来，麦基把扳手递给他，扬涅利接着用扳手去拧下面的七个螺栓。

那时已是上午9点30分了。天空阴暗，刮着风，但风不像10月的第一周那样大。扬涅利把头盔往上撂了一下，向下俯视天桥，看到有几百人在上面干活，他们穿的卡其布衬衣和夹克在微风中飘动：有的在拧螺栓，有的在用工具敲击钢缆，有的在往钢缆上装管套。就在那时，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钢缆底部喊叫：“爱迪！……爱迪！救救我！爱迪！救救我！……爱迪！……”

扬涅利看到了杰拉德·麦基正在挣扎的身影，他吊在天桥南侧边缘，手指紧紧地抓着扶手栏索底部的细钢丝。

“天啊！”扬涅利尖叫了一声，“我的老天爷！”他又重复了一声，冲上前去，横爬在天桥上，试图抓住麦基的胳膊，把他拉上来，但太困难了。

扬涅利只有138磅，而麦基却有200多磅。而且，由于扬涅利在那次吊车事故中失掉了一个左手手指，缝上的另一个手指又使不上劲儿，他似乎一点儿也不能把麦基沉重的身体拉上来。这时，麦基的夹克和衬衣绷紧，就像一个重物那样挂在那里。扬涅利大声地喊着：“哎！上帝，上帝，快把他拉上来！快把他拉上来……”

别的工人听到尖叫声，向这边跑过来。他们都伸下手去，想抓住麦基的衣服。杰拉德喊着：“快点，快点，求求你们了，我要抓不住了。”不一会儿，他又说，“我要掉下去了！我要掉下去了！”这时，他放开了抓住钢丝的手，从大桥上落了下去，工人们眼看着他脚朝天地掉下100英尺，然后身体前倾。扬涅利能看到麦基的衬衣被风吹掉了，还看到与深蓝色海水形成鲜明对比的麦基的白色裸背，后来他看到在距桥缆350英尺的下面，麦基的身体重重地坠入海中。扬涅利闭上双眼，开始哭泣。后来他也摔了一跤，但印第安人劳埃德·勒克莱尔跳到他上方，把他拉上了天桥。

在距杰拉德·麦基落水处不远的地方，有两名医生正在一条船上钓鱼，附近还有个急救医疗船。在麦基掉入水中的半分钟内，所有人都听到了工人们的叫喊声，有几十名工人从桥上往下喊：“嘿，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救那个孩子！……快去！……”

即使杰拉德·麦基落在离急救医疗船不到一码远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用，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必死无疑。因为即使他的肺能挺得住，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像水泥一样的海水会把他的身体打成碎片。

杰拉德·麦基的遗体被人从水中打捞上来，抬到急救船上，送往胜利纪念医院。桥上的一些人开始哭泣，所有600多名工人都摘下了头盔，开始从桥上往下走。事故发生后，当天大桥上的工作暂停了。有一个年轻的学徒工，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死人场面，吓得瘫坐在天桥上，说什么也不想离开，最后，他被三个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吉米和约翰·麦基回家去报丧，陪伴父母和玛格利特。爱德华·扬涅利昏昏沉沉地跳上了汽车，漫无目的地驶离大桥，在看到一个酒馆时，他停了下来。他坐在几个男人中间，浑身颤动，嘴唇发抖。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只要了一杯，后来又要了三瓶啤酒，几分钟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离开酒吧，跳上汽车，开始沿湾带大道驶去。飞驰了50英里后，他掉转车头，又往回开了50英里。这时，他看到远处的大桥，桥上已空无一人。他从湾带公园大街转弯，驶向家里。他的妻子兴奋地站在门口迎接他，告诉他大桥公司和安全检察官都来过电话，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的话，扬涅利一句也没听清。那天夜里，他睡在床上，耳中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爱迪！救救我！救救我！”他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麦基落向大海时衬衣被吹起、背膀暴露的身影。他从床上爬起，整夜在房子里徘徊。

第二天，10月10日，星期四，为了确定麦基的死因，有关人士又进行了调查。大桥上的工作又中断了一天。由于无人看到麦基如何从钢缆上掉下去，所以无人知道他是在跳到天桥上时弹了出去，还是自己没站稳摔倒了——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是，工人们的士气受到了重创。地方第40号工会的代表雷·卡伯特开始游说，要求大桥公司在施工人员下面安装安全网。

这已不是桥上的第一例死亡事故。1962年8月24日，一个工人从桥塔内坠梯而死；1963年7月13日，另一个工人在引桥上失足坠地而死；但杰拉德·麦基的死却有些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惨剧发生而无能为力，还在于死亡的是一名受人喜爱的年轻人，一位终身残疾的老铁器工的儿子。

无论原因如何，杰拉德·麦基的死亡之日成了桥上最黑暗的一天。不论公司官员指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安全记录如何值得赞扬——在几百人参加的几千工时的施工中只有三例死亡事故——都无法抹去麦基之死给工人们心底留下的阴影。

麦基的葬礼在位于“红钩”地区的圣母往见堂教举行。这可能是这个街区所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葬礼，所有铁器工都参加了，还有工程师及工会官员们。在所有哀悼的人员中，最悲伤的莫过于杰拉德的父亲詹姆斯·麦基。

“在我自己经历了伤残之后，”他眼里含着热泪，无奈地摇着头说道，“我应该让孩子们远离大桥的。”

空中舞台

在他们父亲的要求下，杰拉德·麦基的两个哥哥立刻停止了在大桥上的工作。但没出一个月他们又回到了大桥上。麦基兄弟再次爬上大桥时，其他的修桥工都感到有些不安。但这两兄弟告诉他们，到桥上和他们一起干活要远比待在家里无事可做好。

尽管当时没有人想到，杰拉德·麦基的死实际上是个漫长严酷的冬天的开始——也许是“硬鼻子”墨菲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冬天。为了迫使管理当局在桥下安装安全网，拖船工人罢工了，修桥工人也罢工了五天。那年冬天很冷，大风吹得大桥来回摇晃，工人们在吊装400吨的钢件时，一不小心就会导致灾难。而且，笼罩在所有其他事件上的一件事是11月22日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由于桥上大多数工人都具有爱尔兰血统，肯尼迪之死对修桥工的打击比对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大。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硬鼻子”墨菲和美国桥梁公司的工程师面临最大挑战——修造跨海大桥的时候。

如果想让施工按计划进行，即让大桥在1964年11月底通车，那么构成横跨空中6690英尺的桥跨的钢制构件必须连接完毕。在1963年冬天，这似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从驳船上吊起60个钢制构件。这些钢制构件每个有十个房间的农场平房那么大，重达400吨，在空中超过220英尺长。与那些小型钢构件一样，这些巨型钢构件的每一个都要被连接到从钢缆上垂下的悬索上，然后再锁定在布鲁克林与史泰登岛之间垂直的水面上。

如果一个钢构件落入水中，那么大桥的工期就会延期六个月，因为每个构件都没有备用复制品。六个较大的构件全都是长方形的，28英尺高，115英尺宽，长度也差不多。这些构件全部存放在美国大桥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钢材场。每次一件，它们被从河上游四英里外的钢材场装船运到施工现场。本尼·奥尔森、詹姆斯·布拉多克和其他昔日的建桥好手就在那里干活。装载钢构件的驳船由拖船牵引，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大桥施工现场。当桥塔下部横梁上的两个巨型吊车把钢构件吊离驳船时，整个大桥都会因构件的巨大重量而向下塌陷。例如，在第一个钢构件吊起时，那些主钢索会被拉下20英寸；第二、三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六英寸；第五、六个钢构件又会把钢索拉下四英尺三英寸。当全部钢构件被吊装上去时，钢索要比没装桥体构件前低28英尺。所有这些变形都符合O.H.阿曼的设计，事实上，他的设计中留出了多达35英尺的钢索形变余地，但他却没考虑人与机械的脆弱性，而这却成了墨菲的问题。

墨菲的问题不是从最初的几个钢件吊装时就有的。那时，吊装工作是在桥下满船记者的摄影机下进行的。工人们全都兴高采烈。当最初的激动被枯燥的机械式工作和越来越冷的严冬消磨掉时，他的麻烦也来了。一个刺骨的冬日，一条拴得离码头太近的装悬索的小型驳船在涨潮时沉入了海底。警卫睡得很死，不但没有发现这件事，而且还让流浪汉们把工具棚里的工具偷了个精光。

第二天早晨，在他的工棚里，墨菲用拳头敲着桌子，在电话里朝一个码头管事大发雷霆：“见了鬼了！这群废物真是够了，那个蠢材警卫只是躺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睡大觉，不去巡视；警卫不应只待在暖和的地方睡大觉。狗娘养的！他应该瞪大眼睛看着。我不会再雇用这个家伙了，你把那个警卫给我叫来，我要教训教训他。”

工棚办公室外间，一个名叫克里斯·莱斯曼的衣冠整齐的瘦长精干的年轻人，正坐在电话机前非常礼貌地接着电话：“早晨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他用手捂着耳朵，努力不让隔壁屋里墨菲的粗话进入到他的耳朵。

只有男秘书才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在那些在桥上干活儿的单身汉中，女秘书很可能找不到什么安全感。此外，任何女人都不会习惯这里所使用的粗鲁语言。但克里斯·莱斯曼却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他的叔叔是一个铆焊工，继父六年前死在大桥上。大桥工地上的工人们用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克里斯·莱斯曼接电话时彬彬有礼的声音和修身精致的衣着打扮。他接电话时总是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而不是说：“嗨！干什么？”他喜欢与众不同的衣着，常穿瘦长无边长裤、英式齐膝雨衣，有时在潮湿天气还穿长筒软皮靴。

当莱斯曼被美国大桥公司雇用并派到史泰登岛岸边的工地办公室时，墨菲的欢迎词很简单，他说：“好吧！我们这儿又来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傻瓜。”但没过多久，23岁的莱斯曼做秘书的效率以及他在电话里对墨菲不愿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自如应答，使墨菲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嗨，墨菲在吗？”

“请问您是哪一位？”

“啥？”

“请问您是哪一位？”

“嗨，我是他的老朋友威利。告诉他我是威利。”

“请问您贵姓？”

“啥？”

“您贵姓？”

“转告墨菲，也许你也可以帮帮我，我曾和墨菲一样在泛美大厦工地一起干活，并且……”

“请稍候。”克里斯打断他，用内线对墨菲讲，“有一个曾在您手下干过活的名叫威利的人现在打来电话找您……”

“我不想跟那个混蛋讲话。”墨菲大声回答。

然后，莱斯曼又拿起电话，说：“很抱歉，先生。墨菲先生现在不在。”

“啥？”

“我说我想墨菲先生今天可能回不来了。”

“那么，好吧！我明天再打电话。”

“好的。”克里斯·莱斯曼说道。他挂断这个电话，又接起另一个电话，说：“早上好，这里是美国大桥公司……”

11月21日，星期日，大桥工地发生了吊车故障。当时正吊到一半的一个重达400吨的钢构件无法向上前进了，只得整夜挂在那里。第二天，吊车电机故障排除后，工会又对大桥公司没有在桥上安装安全网的事情发难了。这次斗争是由第40号地方工会的商业代表雷·卡伯特领头的，他本人曾是一名铁器工人，参加过帝国大厦顶上建设电视转播塔的工程。12月2日，星期一，由于争端未得到解决，工人们停止桥上施工，以示抗议。

尽管这两个理由都是影响因素，但反对安装安全网不是因为钱或所需的时间，而是因为公司认为安全网并不是防止死人事故的保险措施。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由于钢件必须从网子中间穿过吊到桥上，安全网无法做到能把桥下全部地方都罩住；而且他们还认为，安全网这里那里凌乱地挂在大桥四周，随工人移动而移动，会给工人造成一种虚假安全感，诱导他们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

这场罢工从12月2日一直持续到6日，最后以铁器工工会的胜利而告终。尽管安装的安全网很小，但工人们还是得到了它们。第二年，当三个从大桥上落下的工人被下面的安全网救起时，雷·卡伯特的强硬立场最终得到了回报。

到了1月份，驳船每天都运来一个400吨重的吊装钢件，有时一天运来两个。60个箱形构件约有一半已被吊装在钢索上了。一切似乎又在控制之下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每天，如果是晴天的话，那些拿着望远镜的老年大桥迷就会站在布鲁克林岛岸边的刺骨海风中，观看大桥的施工，交换自己的看法，偶尔还与那些从挂着牌子的大门口进出的工人们聊上几句。

牌子上写着：

禁止把任何啤酒或酒精类饮料带入工地。任何给工人带酒精类饮料的学徒将被就地正法！

“你们在桥上从不喝酒，是吗？”工地大门附近的一个人问一个名叫布龙科·比尔·马丁的印第安人。

“你问谁？”

“问你。”

“不，我只喝啤酒。”

“啤酒是否也会破坏你的平衡感？”

“我不知道。”布龙科·比尔说，“我去上班时，喝点儿啤酒后才能爬上大桥。我在桥上要比在地上感觉好。喝下一打罐装啤酒后我仍能沿一条直线在桥上行走。”

“一打啤酒？”

“是的，”他说，“轻而易举。”

几码远的地方，一群在海边观看施工的白发老人，其中有些是退休工程师或建筑工人，正在仰望大桥，聆听那位正站在上升的400吨重的钢构件下面的“驴脾气凯利”发号施令。凯利站在一条驳船上，通过喇叭喊话。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对于这些只看到最后吊装场面的老人，这真是让他们大饱眼福，永生难忘。

实际上，这一戏剧性工作在一小时前已在新泽西州一端开始了。在那里，沿着美国大桥公司材料场的码头边，一个400吨重的钢构件正静静地躺在一条巨大的双体驳船上。钢构件是在别州的美国钢铁公司的钢厂里分段制造好的，然后通过铁路运到新泽西州材料场装配完毕。现在一条拖船在前面拉着，另一条在后面推。

大约有70多名铁器工从装配场向拖船招手致意，又有400吨的钢构件被拉走了。拖船驾驶员叫维利·克努森，是位瘦弱的金发挪威后裔。他小心翼翼地把船开进纽约港，绕过油轮、渡船、豪华游轮、航空母舰、渔船、落水木头及水上漂浮的啤酒罐，在阳光和溅起的浪花中，眯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今天，他还在和甲板手罗伯特·格拉讲，开始建桥时他是如何憎恨这座大桥。克努森的家也在湾脊地区，修建大桥引桥也危及了他家。维利·克努森和他妻子都参加了抗议示威，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最后，他们搬到了长岛的杰弗逊港。

“我跟你说，我当时确实特别憎恨这座大桥。”这句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好了！别再恨它了。”格拉说，“你现在靠它吃饭呢！”

“不错。”克努森冋答道。他迅速转动拖船方向舵，躲过一艘迎面驶来的油轮。然后，他转过头，观察巨型钢件下缓缓行进的驳船——一切正常！

40分钟后，克努森驾驶着拖船把装着巨型钢件的驳船拖到桥下，准备靠岸。岸上观看的老人们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桥上的钢件安装工也一切准备就绪。一位大胖子工长站在一座桥塔下，话筒贴在左耳上，仰头望着塔上的吊车，叫喊着：“喂！喂！爱迪？喂！喂！爱迪？”

塔顶上的信号员爱迪没有应答。

“喂！喂！爱迪？”仍没有应答。

“把话筒给我！”另一位工长一面说，一面抓过话筒。

“喂！喂！爱迪？”

“喂！喂！”话筒里终于传来了不很清晰的说话声。

“喂！喂！爱迪？”

“爱迪不在，我是伯特。”

“伯特，我是桥下的乔。爱迪在吊车驾驶室里吗？”

没有应答声。

“喂！喂！伯特？”

“他妈的！”拿电话的工长把话筒从耳边拿开，皱着眉头大喊道。后来，他又把话筒拿到嘴边，喊道：“喂！喂！伯特？”

“什么事儿？”

“你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伯特。”

“下面的吊索断了一根。”

“好，继续讲，伯特。”

“好的，乔。”

“继续讲，伯特，继续……”电话又没声了。

“他妈的！”乔叫喊道，“喂！喂！伯特？喂！喂！”

“喂！喂！”这时电话里又传来了来自桥顶的声音。

“伯特吗？”

“不是，我是爱迪。”

“继续说，爱迪。”

终于，地上工长与塔顶控制吊车的信号员之间的电话又被接通了。不久，维利·克努森的拖船把驳船拖到了合适位置。下一步就是把吊车吊索系挂到钢件上，准备从驳船上把它吊起，吊升到225英尺高的大桥主跨上。

整个这项工作都将由一个人直接指挥。这个人现在从一条工作船蹬上驳船——开始登台亮相了。他身体健壮，胸部发达，高6.2英尺，体重235磅。他站在那里很显眼，身穿红格夹克，头戴黄色安全帽，帽子前倾，扣在他的红头发和酒糟鼻上，左手拿着一个黄色喇叭，他就是用它向桥顶工人发号施令的。他就是杰克·“红头凯利”，大桥工地上权力仅次于“硬鼻子”墨菲的二号人物。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那些岸边观看者手里的那些望远镜，都集中到凯利身上。他认真地注视着12名安装工把沉重的吊索套到摇摆着的钢件上部的四个角上，这时钢件下面抛锚停泊的驳船微微摇摆。吊索系牢后，爱迪和工人们从运钢件的驳船跳到另一条驳船上。然后，爱迪喊道：“好了！轻起……起……起……”

起重机放下的四根吊着驳船上钢件的四个角的吊索逐浙收紧，最后把这400吨重的钢件从驳船上吊起。

几分钟后，钢件已离开驳船上升到20多米处。凯利叫喊着：“慢点儿”，“往7点钟方向靠”，“上升”，“往7点钟方向靠”。桥上一位戴着耳机的信号员把这些指令重复给吊车驾驶室里的操作员。

不到25分钟，钢件已上升到距水面225英尺的高空。塔顶的连接工伸出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抓住，然后临时连接到已锁定到位的另一个钢件上。

“棒极了！”拿着望远镜的老人们中的一位说。

“的确很精彩。”另一位也说。

尽管天寒地冻，北风咆哮，60个钢件中的大多数都像这个一样，没出任何差错地一个个地吊了上去。但是，刚过新年，准备安装到距布鲁克林一边海岸很近的大桥后跨上的一个钢件出问题了。这次，那些岸边观看者终于领教了墨菲暴跳如雷的性格。

钢件被吊离驳船几英尺时，一组从布鲁克林瑞桥塔上横拉到上升钢件上的绳索咔嚓一声断了。因为驳船不能停靠在布鲁克林端的安装地点的正下方岸边，所以钢件无法垂直吊上，只能斜着吊上去。因此，吊升这个钢件时需要有横向绳索在水平方向拉住，使钢件能斜向上升。

突然，400吨重的钢件拧了个弯儿，然后直冲布鲁克林岸边。尽管它还吊在吊索上，但已失去控制。它摆向离锚碇护栏几英尺的地方，然后又摆回，在几十名工人的头顶上来回摆动。工人们都吓坏了，有的跳到了地上，有的四散而逃。

“上帝啊！”岸上的一个旁观者叫道，“你看到了吗？”

“噢，我的老天！”

“噢，要是阿莫曼那老头儿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桥下面，从码头到桥塔底座，甚至在高处的桥跨上，到处是惊叫、咒骂声和挥舞着的拳头。人们赶紧给“硬鼻子”墨菲打电话。墨菲接到报告后，立刻乘一只小船从峡湾对岸赶来。他在湾脊地区的岸边咆哮了近半个小时。

“哪组工人装的吊钩？”墨菲问道。

“德林那一组。”有人答道。

“德林跑到哪儿去了？”

“今天没来。”

墨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那是1月3日，星期五，约翰·德林，那位在密歇根麦基诺大桥干活时出尽风头，还不到27岁就被提升为工长的年轻人，那天正好因病请假，与妻子一起待在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位可爱的姑娘，在布鲁克林的一家餐馆做招待时与他相识。他的父亲“卷铺盖”德林在大桥拉索缠绕开始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人们一直猜测，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许已取代“硬鼻子”墨菲，当上美国大桥公司的监工了。丧父的悲伤和养活妻儿的责任似乎把德林从在密歇根干活时的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年轻人。但现在，突然间，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事故可能造成多人死亡——他还是要负责任的。在前一天他手下工人往钢件上装吊钩时，他应该检查一下那些吊钩。

约翰·德林回到大桥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事故。他碰到他的朋友和同事埃斯·考恩，考恩是位高个子肯塔基人，他是大桥布鲁克林端后跨上的一位领班。

“你们都站在那儿干什么，埃斯？”早上到工地时，德林兴高采烈地说。

“嗯，”高恩低头看着自己脚下说，“上头让我通知你再回去当工人。”

“当工人！就因为我请了一天假？”

“不，是因为你们挂的吊钩掉了下来。”

德林脸上刚才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

“有人伤着了吗？”

“没有，”埃斯说，“但所有人都吓坏了，阿莫曼·惠尼、墨菲、凯利，还有所有在场的工人。”

“我到谁手下当工人？”

“惠特尼·米勒手下。”

惠特尼·米勒是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上最严格、脾气最不好的工头，在他干活的地方，一英里内的修桥工都能听到他粗鲁的叫骂声。德林咽了口气，知道自己这次确实倒了大霉。

印第安人

那天夜里，在桥边的约尼酒吧，工人们除了这件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话题了。“听说德林的事儿了吗？”

“是的，可怜的家伙。”

“他被发配到惠特尼·米勒手下干活。”

“这简直是耻辱！”

“但惠特尼·米勒也是个很棒的铁器工，”有人打断说，“你得承认这点。”

“是的，我承认。但是，如果你在事故中死了，他不会掉一滴眼泪。”

“我不这样认为。”

“我却这样认为。我是说，他甚至不会去参加你的葬礼。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但是，那天夜里，在布鲁克林的另一家酒吧里，尽管到处也是桥上干活的人们，却没有一点沮丧——没人对惠特尼·米勒不满，也没人为德林打抱不平。这间酒吧叫小茅屋，位于北郭瓦纳斯区奈文斯街75号，离约尼酒吧只有几英里远。小茅屋是印第安人的地盘儿。在修桥工人中，他们是最潇洒、最无牵挂的。他们在桥上和别人一样拼命干活，但从大桥上下来后，就把桥上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们总是去小茅屋，让自己沉醉在香烟、啤酒和点歌机播放的音乐中。

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家，是一个收取邮件、进行聚会的地方。每到周末，这些印第安人都会开车向北走400英里，到加拿大看望住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妻儿，卡纳瓦加离蒙特利尔八英里，在圣·劳伦斯河南岸。除了周末，每天夜里他们都聚集在小茅屋，喝加拿大啤酒。有时一人能喝20瓶，直到酩酊大醉。

酒吧墙上画着印第安酋长，还挂着一幅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桑普的照片。门口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棒的修桥工都从此门走出。”

这家酒吧是伊林·威里斯和曼纽·威里斯夫妇开的。伊林是一位体型健美、友善的印第安女孩，出生在卡纳瓦加居留地的一个铁件装配工家庭。她的丈夫曼纽是个西班牙人，留着朝上翘的胡子，是个玩牌老手，长得像萨尔瓦多·达利。他出生于加里西亚，在商船队里干了几年后，放弃船员生活，定居纽约，还在一些不怎么样的餐馆里端过盘子洗过碗。

“二战”时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员，参加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并通过打扑克挣了许多钱。靠这种方式他攒了几千美元。复员后，他先在布鲁克林当了几年酒保，后来买下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并娶了伊林。他给自己的酒吧取名为“小茅屋”。

700多名印第安人住在离小茅屋不到十个街区的范围内，他们几乎都是铁器工人。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铁器工人。这事得从1886年的卡纳瓦加居留地说起。当时多米尼大桥公司开始在圣劳伦斯河修建一座悬臂桥，大桥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的，桥的一部分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为此，铁路公司与酋长们达成交易，尽可能多地雇用印第安人。在这之前，卡纳瓦加人——混血的莫霍克人的一支——已拒绝了教士们想把他们转化为农民的种种努力。他们有的靠给法国皮货商当水手为生，有的靠给木材商划筏子为生，有的到巡回马戏团里去当演员；只要是能让他们待在户外四处奔走且有些剌激的工作，他们都愿意干。

大桥公司到这里后，雇用了印第安人帮助地面上工作的铁器工人来回运送螺栓，但没让他们到桥上冒险。然而，铁器工人稍不留神，印第安人就漫不经心地爬上了空中的狭窄钢梁，似乎他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据一位官员讲，在高空中，印第安人就像山羊一样灵巧。印第安人渴望学习修桥技术，这活儿既能带来高工资，又能到处旅行。没用一两年，几个印第安人就成了铆工和连接工。在这之后的20年里，就有几十名卡纳瓦加人在加拿大各地的大桥上干活。

1907年8月27日，在修建圣劳伦斯河上的魁北克大桥时，桥跨倒塌。86名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卡纳瓦加印第安人，都掉了下去，造成了75人死亡的惨案。对这次塌桥事故进行调查的工程师中就有O.H.阿曼，他当时才27岁。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导致这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是设计人员对像这样的大桥的应力计算有问题。

人们以为，魁北克桥事故一定会使印第安人从修桥业中退出，但结果完全相反。这次事故给修桥工的工作渲染了一种危险刺激的色彩，而这一点印第安人以前从未注意到。结果，更多的印第安人被吸引到了大桥上。

二三十年代纽约市区大规模兴建桥梁和摩天大楼时，印第安人大批地从加拿大向南涌入纽约，参加了许多工程的建设，其中包括：帝国大厦、RCA大厦、乔治·华盛顿大桥、珀拉斯凯过街桥、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三区大桥、贝永大桥和亨利·哈德孙大桥。纽约的活儿一个接一个，干也干不完，于是印第安人就开始在布鲁克林的北郭瓦纳斯租公寓住，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现在，周五（发薪日）的夜晚，在小茅屋酒吧里，那些1907年死于魁北克大桥的印第安人的孙子们，那些修建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帝国大厦的印第安人的儿子们，也就是那些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桥上干活的人们，他们现在想的不是大桥或事故，他们喝着加拿大啤酒，听着音乐，他们想的最多的是回家。

“唉！这些印第安人是些疯子，”曼纽·威里斯坐在酒吧一角，望着拥挤的人们说，“他们离开居留地所干的不是建桥就是喝酒。”

“曼尼，印第安人喝得不比别的工人多。”伊林大声反驳道。像往常一样，她总是替那些印第安人说话。

“鬼才相信他们不多喝呢！”他说，“用不了半个小时，这里一半的人都会喝到饱，再坐上他们的汽车，回加拿大去。”

他们每个周五晚上都这样。据他讲，当他们凌晨2点到达居留地时，都会按喇叭，把大家都吵醒。不一会儿，家家点灯，所有人都一起喝酒，彻夜庆祝——猎手回家，而且还带回了猎物。

然后，周日晚上，据曼纽·威里斯讲，他们都起程返回纽约，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死于车祸的印第安人要远远多于从大桥上失足掉下去的。他说话时，印第安人仍在喝酒，酒吧里到处是十美元、20美元的钞票。傍晚6点30分，一个印第安人对另一个喊：“快点！丹尼，快喝！该走了。”丹尼·蒙图那天夜里要开车拉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回居留地，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向伊林与曼纽挥手告别，准备踏上400英里的回家路程。

蒙图是一个26岁的英俊小伙子，他长着蓝眼睛，头发金黄色，棱角分明的脸盘有点不太像印第安人。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有一个2岁的儿子。丹尼·蒙图每周都开车回家去看他们，他为儿子取名马克，这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铁器工，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没多久就去世了。丹尼的爷爷在1907年的魁北克塌桥事故中掉了下去，受伤而死。他的外公也是铁器工，在魁北克大桥发生事故那天喝醉了酒，无法爬上大桥，因此幸免于遇难，后来却死于车祸。

尽管如此，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丹尼·蒙图从未对自己将来成为一位铁器工人产生过任何动摇。有什么工作能比干这活儿带来更多的金钱和地位呢？不当铁器工就得去当农民，就得在凌晨2点被那些回家的铁器工的喇叭声吵醒。

这样，居留地上的2000名男人中，个别几个做了农民、职员、加油站工，极少的几个做了律师、医生，却有多达1700人当上了铁器工。他们别无选择。当他们小时候被那些回家的汽车喇叭声从婴儿床上吵醒时，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了。全家灯火通明，母亲把他们弄醒，抱到楼下见他们的父亲。父亲们微笑着，他们兜里揣着钱，身上带着酒味，个个兴奋不已；他们根本无暇管教孩子，只知道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给孩子们玩。所有印第安孩子都是手里拿着钱长大的。他们喜欢摸着钱的感觉，后来也就养成了喜欢钱的习惯。他们想要快速的车，快速的生活，快速地在周末往返于家与大桥工地之间。

“这种生活很不错。”丹尼·蒙图解释道。他驾车驶上纽约亨利·哈德孙大道，穿过乔治·华盛顿桥，“你能看到你的杰作从地上的小洞到一座高楼或大桥的全过程。”

他停了一下，然后透过侧面车窗看着纽约的天际线说：“你知道，我给这座城市起了个名字。我不知道以前别人这样叫过没有，我把它称为‘到处是人造高山’的城市。我们都参与了它的建造，这给你一种自豪感——你是这种大山的缔造者……”

“没错，丹尼，我的老伙计。”戴尔·斯泰西说。他坐在蒙图旁边，脚下踩着半箱啤酒和冰块，他也是印第安人，有点儿醉了。斯泰西是位矮小、壮实、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年轻人。他头上戴顶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红色羽毛。他用自己的牙咬开啤酒瓶盖儿。

“有时，”蒙图继续说，“我想多在家里待些时间，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但我们不能这样，丹尼老伙计，”斯泰西兴奋地打断他，“我们给她们建造大山，丹尼老伙计，让女人们待在家里吧，这样她们就会想念我们，而不会在我们身旁唠叨，对吧？”斯泰西喝完一瓶啤酒，又用牙咬打开了第二瓶。第三个印第安人坐在后座里，喝多了酒，已静静地睡着了。

蒙图把车开到纽约出城车道上，开始加速，车上的速度表有时会跳到每小时90到100英里。他在“小茅屋”时喝了三四杯酒，现在右手还拿着斯泰西递给他的啤酒。他似乎很清醒，精神高度集中。高速公路上没有其他车辆，每隔一会儿，他就瞧一瞧后视镜，看有没有警察跟上。

蒙图在途中只停了一次。在纽约州的梅顿快餐店前停了十分钟，去买咖啡。在那里他碰到麦克·塔贝尔及其他几个赶回加拿大的印第安工人。夜里11点，他驾车驶过纽约州的瓦伦堡镇。约一个小时后，他下了高速公路，拐上九号公路，一条两车道的小路。斯泰西叫喊着：“只剩40英里了，丹尼伙计！”

现在，没有测速雷达，没有过往车辆，丹尼·蒙图的大别克在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驶过路旁的树木，驶过那些黑暗的路面。似乎随时会有一辆大卡车出现在挡风玻璃前，就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常常会有卡车突然出现的镜头。

但是，那天晚上，丹尼·蒙图没有遇到一辆卡车。凌晨1点35分，他突然把车猛地拐上了一条土路，然后驶过一座月光下轮廓清晰的漆黑的大桥。这座桥坐落在圣路易斯河上，是加拿大铁路公司于1886年建的大桥，也是最早的印第安人铁器工人建设的那座大桥。随着刺耳的刹车声，蒙图把车停在了一座白色房子前面。

“我们到家了，你们这些幸运的印第安人。”他大声叫喊着。一直在后座睡觉的那个印第安人醒来眨了眨眼。这时，白房子里的灯亮了起来。这是蒙图家，所有人都下车进去喝杯酒；一会儿，丹尼的妻子洛兰下了楼，还有他的儿子马克。房子外面，别的车的喇叭也响了起来，别的房子的灯也亮了起来，他们欢笑嬉戏，一直闹到凌晨4点，才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房子。屋里留下的印第安人开始睡觉，直到周六下午才起来。他们很有可能被那些各种各样收费者不停的敲门声吵醒；有送奶员、洗衣工、送报纸的、水暖工、卖吸尘器的、百科全书推销员、收垃圾的、卖保险的，等等。这些人都等到星期六下午才来，因为那时铁器工在家，而且心情最好。他们从他身上拿走了他带回的大部分钱。

居留地本身是一个清静的地方。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从中穿过，向前蜿蜓曲折八英里，到圣劳伦斯河的对岸。路的两边是几百所白房子，大多数房子都有前廊，廊上一般都有印第安老人坐在那里，这些老人靠在摇椅上，抽着烟，静静地看着过往的汽车和沿圣劳伦斯水道飘动的船只，船上站着的水手不时会向路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招手。

许多年轻的印第安女人都很漂亮。她们到蒙特利尔的商店里买衣服，星期五下午在那里做头发。她们衣着家居都与普通人一样，没有一点显示出她们是印第安人——没有图腾柱，没有墙上的印第安饰物。有些印第安人家里没有自来水，卫生间在房后，但所有家里似乎都有电视。周六下午，在这儿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从路边的罗马天主教堂里传来的阵阵钟声——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是天主教徒——以及偶尔能听到的庆祝婚礼的印第安人车队的鸣笛声。仅有的上面有印第安人符号的两块路标是“理查·莫豪克快餐店”及路另一边前面不远的“戳火酋长博物馆”（Chief Poking Fire Indian Muesum）。快餐店的牌子挂在那儿主要为了招徕那些每天乘一辆黄色公共汽车从这里经过的游客。然而，快餐店的内部与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两样，包厢里围坐着一群群少女少男，男孩子剪着鸭尾头，嘴里叼着香烟，女孩子身穿紧身牛仔衣，留着马尾辫，他们都伴着点歌机中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在那里尽情扭动。

在“戳火酋长博物馆”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只对游客开放。酋长和他的家人穿戴齐备，一天几次为游客表演。这样，那些拿着16mm相机不停拍照的游客们就有了显示他们曾参观过印第安人居留地的证据了。

卡纳瓦加镇的印第安镇长叫约翰·拉萨尔。他认为自己可能是个犹太印第安混血儿。他是继承他的哥哥马太当镇长的，而马太又是继承他们的父亲当镇长的。拉萨尔在路旁开了一家加油站，与“戳火酋长博物馆”同在马路一侧，他们也经营家用液化气。

多少年来，拉萨尔家族一直受当地印第安人的拥戴。这主要是因为几代拉萨尔镇长的竞选讲演中，都有“印第安人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句话。当地的印第安人拥护拉萨尔家族的人当镇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拉萨尔家族的人都谴责在汽车上挂牌照。印第安人讨厌车上挂牌照，都喜欢把牌照摘掉，大概这样他们就可以逃掉许多超速驾车的罚单了（许多印第安人对罚单置之不理，说它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当初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时没有这条）。

星期六下午，印第安男人起床后（如果他们真的起床的话），如果天不太冷，他们就去打曲棍球。夏天，他们可能会整个下午都开着自己的摩托艇在圣劳伦斯河道上兜风、钓鱼，或待在家里看电视。星期日早晨，吃过传统的牛排、玉米面饼的早餐后，他们一般整个上午都在家里逛来逛去，下午出去会朋友。

最后，在晚上8点到10点间，满载着铁器工人们的巨型轿车开始隆隆驶过居留地中的那条柏油路，驶向通往纽约的高速公路的各条道路。

对于那些印第安女人来讲，周日夜晚都是悲伤的夜晚。对开车赶回纽约的男人们来讲，回程似乎是来时路程的两倍。对于许多人来讲，喝酒是他们忍受回纽约的漫长路程的唯一办法。当然，酒也会要人的命。

就这样，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丹尼·蒙图吻别妻子，拥抱过儿子后，开车去接他的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赶路回纽约。

“小心点儿！”洛兰站在屋外的门廊里喊道。

“没事儿。”他回答道。

星期一一整天，她和其他印第安女人一样，都有人无心地在等着电话。她希望没有电话打来。当某个星期一早晨没有电话打来时，女人们会幸福不已。到周三时，这种幸福就变成了一种对马上到来的团聚的幸福期待——周五深夜的汽车鸣笛声，凯迪拉克、别克、奥兹莫的轰鸣声，这些声音把她们的丈夫带回家……当然，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带走她们的儿子。

重返湾脊

1964年春，在湾脊区豪华的殖民大道周围的第八十六街125号，人们发现了隐藏在黑色窗帘、遮阳棚和白墙后的一座妓院。有些人对此早有怀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怎么震惊。

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把这事儿推到那些修桥者身上。他们回忆说，曾看到大桥后面的岸边常有些风骚女子的身影。《布鲁克林观察者报》最先在3月20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在警察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这份报纸报道说，嫖客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在湾脊地区有头脸的人物，但没有把这些嫖客的名字登出来。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观察者报》讲，这是这份报纸办了32年来第一次刊登此类报道。不仅每份报纸都卖了个精光，而且连报社都没能留下一份存档的。最后，报社不得不急忙宣布，它将以十美分的报刊平常出售价格，回收保存完好的3月20日版的报纸。

在逮捕了一位自称是“房地产中间商”的36岁的金发女郎及自称是“保姆”和“女主人”的其他两位金发女郎后，警察发现这所房子的厨房已被装修成一座春宫秘室，墙上到处是些不堪入目的画，屋顶装满了镜子。

听到这个消息后，湾脊地区许多令人尊敬的老住户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又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日子。一些人惶恐地盯着几乎完工的大桥，预言说大桥会带来许多坏事：居民区会有更多的车流，还会有更多更廉价的公寓楼（里面可能挤满了黑人），给这个一直到处都是两户合住一座二层小楼的街区带来更多的商贩。

从开始在湾脊地区修桥到现在已有五年了，尽管抗议者都已平静下来，大桥引桥通过地区的800座建筑已被全部拆除，但许多人仍然不忘旧事，对大桥恨之入骨。

爱德华·J.斯威尼牧师的教区在圣艾佛莱姆街，由于修桥拆迁，他的1.2万名教徒迁走了2000人，因而大大减少了他在周日收到的捐款。人们一提起大桥，他就咬牙切齿。牙医亨利·阿门在过去五年里重了40磅，他搬到了离他的旧诊所一英里远的一家新诊所；尽管新诊所的生意特别好，他仍然牢骚满腹：“我坚决反对被迫搬家。”

从另一方面看，1964年湾脊地区的愤怒有点儿要赶上1959年的阵势了。当时，到处都飘扬着“拯救湾脊地区”的旗帜，人们尖叫“我们不需要大桥”。殡葬师约瑟夫·V.塞沙说他将失去2500名客户。反对建桥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家庭主妇、酒保、拖船领航员、医生、律师、一个有17个孩子（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退役拳击师、一位曾经参加过“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两个偷情者以及几百名其他接到搬家通知后有所反应的人。

总之，这7000人花了18个月才搬走。现在是1964年，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在湾脊地区重新安家落户，却都失去了与老邻居的联系。除了对过去的记忆外，他们已再无共同之处了。“唉！那是令人悲伤的日子，”贝丝·葛罗斯·登普西回忆道。这位前“战地愚人”乐队的歌手，现在住在离旧居四个街区远的地方。

“拆迁工人开进街区时，窗台上的花盆上到处是尘土，从早到晚你都能看到他们在摧毁街上的那些漂亮房子。

“吊车就像巨兽、大鳄，撞倒楼房，撞下房顶的天花板和瓦片；顷刻之间，一切都化为灰尘。建筑坍塌时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狗吓得乱咬乱叫。

“当时，我住在一座高级公寓里——有位艺术家也住那儿，那地方像一个爱尔兰城堡。起重机撞上它时，发出的声音特别恐怖，令我终生难忘。我还记得他们拆毁我家街对面的那座殖民地时代的老房子时的情景。这座房子前面有柱子，还有前廊，房子里住着一对老人，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还有孩子们的叔叔杰克。杰克的脚跛了，他经常修理篱笆墙。整座房子都有一种高贵感，看着起重机把它毁掉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那个有双胞胎女儿的夫妇现住在纽约州北部。登普西夫人说。她不知道孩子们的跛脚叔叔的情况怎样。她又补充说，她旧家后面的高级公寓里住的那位艺术家和搬家前认识的邻居都已去世。

登普西和1964年住在湾脊地区的人都认为，大桥是他们旧邻居死亡的罪魁祸首。他们讲，失去家园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对前途的迷茫是许多人在1959年后死去的直接原因。一位妇女指出，她丈夫以前从未得过什么病，有一天突然心脏病发作，在一次“拯救湾脊”集会之后死去。还有一位女人认为大桥是她视力衰退的原因。她说过去她从不戴眼镜，听到大桥要毁掉她的家的消息时，她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

大多数拥有自己房子的老人，尤其是那些靠养老金或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说搬迁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的拆迁费不够在类似街区买到一所面积相当的房子。

毫无疑问，只有极少数的人对搬迁拍手称赞，并认为那些对建桥忧心忡忡的人是杞人忧天。卡罗·L.克里斯森夫妇从湾脊地区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特纳夫莱，搬进了一个周围有四分之一英亩花园的郊区房子。她说：“这里比布鲁克林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时人们互不来往，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这里情况完全不一样。我来这儿后常去乡村俱乐部跳舞。我女儿现在17岁了。她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朋友，现在却交了许多朋友，在这里生活得特别快乐。”

那位曾担心会失去几千名顾客的殡葬师约瑟夫·塞沙五年后在湾脊地区的生意也相当不错；那对情人——那个离婚男人及那个住在他家街对面的不幸已婚妇女也已分手，各奔东西了（女的搬到了长岛，男的搬到了曼哈顿），人们把两个人的分手也归罪于大桥。“这只是一段过去了的幻想。”谈及那次恋情时，那个女人说道。现在，她对她的新家、丈夫和孩子还算满意。她的那位情人，那位46岁的保险公司经理，又遇到他办公室里的一位女人，她还没结婚，30多岁。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公园大道南段的一家灯光暗淡的鸡尾酒吧约会。

尽管楼下发生了谋杀事件，佛罗伦丝·坎贝尔，那位带着小儿子生活的离婚妇女，还是坚持住在她的旧房子里，直到1960年。她现在认为，是大桥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在她搬到一个新街区后，通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商船水手。一年后他们结了婚，现在住在海岸大道上的一套舒适的房子里。

那位五年前在建桥部门拆毁他的小店时大声叫骂、伤心地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科森扎的老鞋匠，现在又回到了布鲁克林，在另一家鞋店里干上了活儿。他回到意大利后，变得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在那些朋友中生活。

大桥兴建前，约翰·G.赫伯特夫妇有17个孩子。他们全家过去住在湾脊区第六十四街与第七大道交汇处街角的一幢嘈杂的旧楼里，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上的一栋有九个房间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住得要比过去租住的房子好多了。

他们迁入的新居比旧居多了两个房间，但面积并没有大多少，而且新居还在一个挤满房子的街区的中间。赫伯特家的孩子们怀念旧房子周围杂草丛生的院子及院中的树木。

赫伯特先生是海军造船厂的一名工人。他身材矮小，体形健壮，蓝眼睛，水手头，头发已有些发白。有时为了逃避家中的喧哗吵闹，他喝得酩酊大醉；有客人来时，他就拍着他们的肩膀，给他们倒杯酒，大声地说：“来，来，放松一下！脱了大衣，坐下，喝杯酒，放松一下！”赫伯特夫人悲伤地摇了摇头，对客人们叹惜道：“唉！你们不住在这里，真幸运！”这时，赫伯特先生又喝下了一杯酒，他又会拍着客人的肩膀，唠叨着：“来，来，放松一下，再喝一杯！”

赫伯特家有两个男孩，尤金20岁，罗伊19岁，他们对这种场面十分敏感。他们都怀念五年前未搬迁时的幸福美好的日子。他们现在认为，像他们的父亲常讲的那样，他们最终会彻底从这座城市搬走，搬到农村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他们预想的。由于买不起别的房子，他们只能搬到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孩子们有点儿受骗的感觉，他们仍旧怀念旧家，渴望有一天能拥有像旧家一样的房子。1964年早春的一天，他们故地重游，回到了他们过去住的那个街区，回到了离新家一英里半远的旧家所在的地方。

现在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到处是钢筋混凝土；街面已被埋葬在通往大桥收费站的高架公路下了，公路再有三个月才能竣工，所以上面没有任何车辆。公路上很安静，安静得都有点儿吓人。尤金在空旷的高架公路中间漫步，他突然在一个地方停下，说：“大概就在这儿，罗伊，我们旧家就在这儿。”

“是的，我想你是对的，”罗伊答道，“因为那儿是我们过去常爬的那根电线杆……”

“这儿是我们家前廊的位置……”

“是的，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开着收音机，在夏日的夜晚坐在那儿？记不记得晚上我和维拉一起在那里荡秋千？”

“老弟！我还记得那个维拉，她长得真漂亮！”

“记得周五晚上我们常常坐在台阶上，等爸爸带着半加仑的冰激凌从海军造船厂下班归来？”

“记得！他从不让我们失望，是吗？”

“是的。我还记得我们等他时所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

“记得！”罗伊回答道。然后，他们一齐唱起了熟悉的童年儿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你叫喊，我叫喊。

我们都要

冰激凌。

他们互相望着，有点尴尬，相对无言。然后，他们从旧家所在的那个地方离去，穿过空旷的公路。在他们慢慢转身时，他们又看到了那些过去的景象。那里是他们滑滑板车的人行道，他们可以看到记忆中的那些水泥裂缝；那里是没有被公路破坏的一些房子；那里是莱夫·爱里克森公园，他们小的时候常到那里玩，并曾在草坪上挖了个洞，把各种东西埋了进去——童子军匕首、铁环、玩具、新篮球——他们不想让兄弟姐妹发现的任何东西。

他们在草地上想寻找那个用钢板盖上的洞，但没有找到。然后，他们穿过大街到了这个街区剩下的几座为数不多的房子前。他们看到，一位老妇人正把一个拖把伸出窗外抖动，尤金和她打了个招呼：“你好！约翰逊夫人，我们是赫伯特家的孩子。您还记得吗？我们过去住在街对面。”

“噢！记得，”她微笑地回答，“差一点没认出你们。你们现在怎么样？”

“很好。我们现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

“噢！”她柔声问道，“你妈妈怎么样？”

“很好，约翰逊夫人。”

“那么，替我向她问好。”这位妇女微笑着说道。然后，她把拖把从窗外拿了回来，关上窗户。

这两个男孩在这个几乎搬空的街区继续往前走，走过周六下午静静地躺在那里的黄色推土机和混凝土搅拌机，走过马上就要被铺上沥青路面的那条长长的土路，走过那些他们曾生活过的昔日繁华地带。

“罗伊，还记得那条狗吗？它的叫声简直把我们吓破胆。”

“记得！”

“记得这儿有家糖果店吗？”

“记得，是哈里糖果店。我们过去常常从他那儿偷糖却不被发现。”

“还记得？……”

“嘿！”罗伊说，“我不知道维拉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我们去找个电话亭，查一査她家的电话号码。”他们走了三个街区才找到一家最近的路边电话亭。罗伊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号，他叫道：“嘿，在这儿——SHore 5-8486。”

他投入十美分硬币，拨号，等候，想着他该如何开始对话。但一秒钟后他意识到根本无需再想这件事了，因为电话里只有嘟嘟声和接线员冰冷清晰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这是录音应答……”

罗伊拿起退出的硬币，放入口袋中。然后，他和哥哥默默地走到街角，开始等公共汽车。但汽车一直没来。此时，他们一句话没说，又开始往他们位于第五十二街的新家走。回家的路不长，才一英里，然而1959年，在他们还是孩子时，全家用了16个小时才把所有家具搬完。那时，到位于新的街区的新家的路就像是一次漫长的海上长途旅行，充满着各种危险。

现在，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可以看到新旧家之间的路并不远；不论好坏，搬家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活中的什么——仿佛他们根本没有搬家一样。

流动症

铁器工们常得的一种病——一种叫作“流动症”的搔痒感觉——1964年春天似乎正通过大桥的长钢缆在桥上传播蔓延，使修桥工们变得躁动不安。许多人又开始思考：“下一个工地在哪儿？”

突然间，大桥似乎已经完成。当然，桥还没建完——剩下的活儿还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但所有重型钢构件现在已在空中连接完毕，最危险的工作已完成，挑战性正在消失；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人们的悲观态度和严冬已被一种任何东西不再会出错的准确感所代替：一个叫罗伯特的新工人从桥上掉了下去，结果被安全网接住了；一个沉重的电钻掉了下去，落向了一个叫乔·图瑞瓦斯的印第安人的头顶，但只蹭了一下他的脚指，他也只嘟嚷了一声，又继续往前走。

60个每件重达400吨的钢构件全部水平悬挂在缆索下，形成从史泰登岛上到布鲁克林海上的红色钢铁彩虹。这一壮观景象令那些沿岸观看的人兴奋不已，但对桥上的铁器工人来讲，这标志着枯燥工作的开始。因为，施工的下一个阶段，一个业内称之为“二次铺架”的阶段开始了，这主要包括再次穿越大桥整个弧跨，把对角撑梁、护栅、边饰等小型钢件吊装插入到大桥主体结构中，然后拧紧螺栓。整座大桥桥跨都装入最后的钢体，全部固定拧紧后，混凝土搅拌机开进铺设路面；接着电工进场，安装电灯；然后，油漆工进场，为深红色的大桥梁上涂一层银白色防锈漆。

最后，在铁器工离开大桥到别处去寻找挑战的几个月后，桥上一切施工完毕，大桥开通，乐队走过，剪彩活动举行，妙龄少女乘花车微笑驶过，政客们发表演讲，所有人鼓掌喝彩——工程师接受人们对他们的致意。

而修建大桥的铁器工对这些却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他还会去酒吧聊天吹牛；不管怎样，他都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如果让他穿着大衣，戴上领带，一动不动地站在桥上大谈他的感想，那倒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不会再多地想起这座大桥。但是，也许是四五年后，他会一下子染上一种相反的“流动症”，这很可能发生在他开车驶往另一个工地或去度假时。突然间，他会一下子想起，100英里外有一个他在那里干过活儿的城镇和大桥。他会驶离原定路线，去那里短暂地看一眼：也许那里就是圣伊格纳斯，在那里他可以凝视麦基诺大桥；也许那里是旧金山，在那里他可以观赏金门大桥；也许（在几年后的将来）会重返布鲁克林，隔海观看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今天他也许不想这样做，许多流动修桥工也可能不想这样做，但等不到1968年或1969年他就很可能已这样做了。他可能已开着他的宽敞汽车，从长岛方向驶来，或从曼哈顿方向驶来。他会和所有其他车辆一起迅速驶上弯带大道；但是，在车辆走近湾脊地区时，他会放慢车速，屏住呼吸。他看到了挡风玻璃中出现的韦拉扎诺大桥，桥上车流密集，交通繁忙，但钢缆上除了几只小鸟外已没有任何人影了。

接着，他会开车切入左车道，慢慢离开环岛公园路，开上路边的隔离带，车后卷起一阵尘土。跟在后面的汽车里的司机会对他大喊：“嘿，你这个蠢材，开车时看着点儿道儿！”一位女人用肘碰了碰她丈夫说：“你往外瞧，亲爱的，那辆车里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喝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对的。当他一下子想起昔日桥上的一切时，他会在一小段时间里有一种眩晕头痛的感觉，他会记起一直铭刻在心的大桥上的各种场景和声音，他的耳边会再次响起机器的隆隆声和“硬鼻子”墨菲的叫骂声；他会记起钢缆绕制，吊装大桥构件以及凯利：“轻起……起……起……”的指挥声；他会再次看到杰拉德·麦基从桥上掉下去的地方，那个缆索管套落下的地方，以及那个1000磅的钢件掉下去的地方；他会想到，在海底躺着大量生锈的铆钉和工具。

这位流动修桥工会坐在车里，静静地注视一会儿，然后脚踩油门，开车回到路上，消失在车流中。没人知道坐在这辆车里的人曾经一天把1000道铆钉钉入到这座大桥上，或参加过400吨重的钢件吊装，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斯塔姆、奥尔森、扬涅利、杰克勒斯或是“硬鼻子”墨菲本人。

不管怎样，这就是1964年春天鲍伯·安德森的感受。当然他也染上了“流动症”。他急于离开布鲁克林工地去葡萄牙，到那里的塔古斯河上去建一座新的大型悬索桥。

“噢，我们会在葡萄牙过得很快活的，”在韦拉扎诺大桥上干活的最后一天，他对别的铁器工讲，“那个国家漂亮极了，我们周末还可以到巴黎玩……你们也应该去那里，和我一起干！”

“我们会的。鲍伯，一个月后就去。”其中一人说道。

“是的，鲍伯，肯定我会去那儿的，”另一人说道，“对我而言，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6月19日，星期五，鲍伯·安德森与韦拉扎诺桥上干活的几十名修桥工道别，并把自己在葡萄牙的地址给了他们。那天夜里，许多人在布鲁克林塔莫奎酒吧为他送行。晚上10点，已聚集了约50名铁器工人。他们围坐在屋子里的四张大桌子周围，先喝威士忌，再喝啤酒，与鲍伯·安德森道别。埃斯·考恩来了，约翰·德林也来了（在惠特尼·米勒手下苦干了三个月后，德林又重新回到了监工的位子），还有其他几个在1955到1957年间曾和安德森一起在密歇根州的麦基诺大桥上干过活儿的流动修桥工。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不停地与安德森干杯，不断地拍着他的后背。当安德森允诺在他们到葡萄牙后为他们大摆酒席、一醉方休时，他们欢呼雀跃。他们饮酒回忆往昔，谈笑风生；他们回忆起那些让“硬鼻子”墨菲大怒的事情，也回忆起十年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的快乐时光。聚会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最后，在与安德森最后告别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吧。

动身去里斯本前，鲍伯·安德森和妻子瑞塔及两个孩子一起把行李装上车，踏上了去密歇根州的圣伊格纳斯的短暂旅途。

鲍伯·安德森是在圣伊格纳斯遇到瑞塔的，他那时正在那里修建麦基诺大桥。瑞塔的双亲及许多朋友仍然住在那里，因此他们想去那儿。另一个原因是，鲍伯·安德森想去看一下1955到1957年间他曾在那上面干活儿的那座大桥。

几天之后，他独自一人站在圣伊格纳斯河岸上，注视着麦基诺大桥。在这里，他曾抓着一节断裂的钢梁，沿桥缆滑下1800英尺。他还记得自己又怎样爬上去，人们怎样说他是大桥上最幸运的修桥工。

在河边静静地行走时，他记起了许多其他的事。十分钟后，他慢慢地走回来，开着汽车驶往岳母家去见妻子。后来他们一起去尼古拉旅馆酒吧喝酒。那里九年前曾是流动工人的总部，在那儿的男卫生间里，他曾靠掷骰子赢过1000多美元。

但现在，他已42岁，所有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非常爱瑞塔，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已习惯与她和两个孩子过稳定的生活。他们全家都期待着葡萄牙的那个工程——他们从未想过去那里会发生悲剧。

到了葡萄牙，安德森一家一边住在里斯本的蒂沃利旅馆，一边在找房子。鲍伯·安德森第一次去塔古斯河大桥是在6月17日，当时工人们正在建造桥塔，大型吊车正在往桥塔上吊50吨重的钢构件。很显然安德森当时站在码头上，当50吨重的钢件离地四英尺时，吊臂突然弯折，吊缆猛力戳向他，将他打倒在地，击碎了他的左肩，打裂了他的颅骨，损伤了他的大脑。当时没人看到这场事故，大桥公司无法判断事故发生的原因。鲍伯·安德森日夜昏迷不醒，两个月后仍在昏迷，不能认出瑞塔，也不能说话。医生说，他的修桥工生涯完结了。

消息传到布鲁克林的韦拉扎诺大桥时，桥上的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有的因悲痛而变得沉默寡言，有的则大喊大叫，不停谩骂。约翰·德林和其他修桥工立刻冲下大桥，给远在葡萄牙的瑞塔打电话，告诉她他们要立刻飞过去帮她处理后事，但她说你们帮不上忙，她母亲会从圣伊格纳斯赶来，帮她照料孩子。

对那些流动修桥工而言，这件事是纽约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上激动人心的时光的悲剧性结尾。同伴们都为鲍伯·安德森而感到骄傲，在桥上干活时他是个勇敢的工人；而到了桥下，他又是个魅力无穷的男人。他们知道，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竣工通车仪式上，他的名字不会被提及，因为安德森，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都只是在修桥工这个小圈子里出名。但在那个由修桥工构成的小小世界里，他们都是巨人，是从不缺乏勇气和骄傲的英雄。他们永远遵守流动修桥工的生活法则，这个法则就是：

哪里有工程，就往哪里开；

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后又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另一座大桥……

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起来，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是那样支离破碎。

第三部 走向深处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里，弗兰克·辛纳屈，一手拿波旁酒，一手夹着烟，站在两个金发女郎中间。这两个女郎都很迷人，但已不年轻了，她们等着他上前搭讪。但他什么也没做，整个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安静地自己待着。在贝弗利山庄这家私人俱乐部里，他看起来显得更加疏离。他的目光穿过烟雾和昏暗的灯光，紧盯着酒吧另一边的大屋子，那里有许多年轻的伴侣，他们有的坐在小桌子旁互相偎依着，有的随着唱机中发出的疯狂摇滚乐狂舞。和辛纳屈旁边的四位男士一样，这两个金发女郎都知道，在辛纳屈心情郁郁的时候，主动和他说话可不是个好主意。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离辛纳屈5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他情绪不佳或许不足为怪。

辛纳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电影，而现在他已经开始讨厌它了，恨不得马上拍完。与21岁的米亚·法罗[1]的约会引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让他心力交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两周后会播出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纪录片，他也愤愤不平，因为这部片子试图窥探他的隐私，甚至毫无根据地揣测他和黑手党头目有交往。他还对自己能否按计划拍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而担心。名为《辛纳屈——一个男人和他的音乐》的节目历时一个小时，他要演唱18首歌曲；而就在开始录制的前几夜，他却喉咙疼痛，嗓子哑了。辛纳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于人们对他这次得病也没放在心上。但对于辛纳屈来说，生病却足以使他苦恼，沮丧，恐慌，甚至愤怒。辛纳屈确实感冒了。

辛纳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画家毕加索没有了颜料，法拉利赛车没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纳屈失去他那无法得以补偿的宝藏——他的嗓子，并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另外，辛纳屈的感冒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心情，还使许多其他人感染了类似的症状：那些为他工作的人，和他一起喝酒的人，爱他的人，以及为了个人生活有保障而依赖他的人。就像美国总统突然患病会给经济带来震动一样，辛纳屈的感冒也会给娱乐业带来不小的震动。

辛纳屈影响着许多人和事——他自己的电影公司，他的唱片公司，他的专用航线，他的导弹零件公司，他投资的遍布全国的房产，以及他那由75人组成的庞大的随行队伍——这只是他现在拥有和即将代表的权力的一部分。他现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许在美国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这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势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内疚。年轻一代在到处游行示威，抗议请愿，要求变革；在这个似乎由年轻人接管的时代，辛纳屈仍能宝刀不老，光彩夺目，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战前产品”。辛纳屈也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佼佼者。他曾经拥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们重新夺回，绝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前进道路。他做出了几乎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离开了家庭，和从前所熟悉的一切决裂。在此过程中，他明白了获得女人的方式就是不占有她们。他现在和南希、艾娃及米亚保持着亲密关系，她们虽分别属于三代人，可都是那种让男人为之倾倒的女人。同时，他受到孩子们的爱戴，也享有单身汉的自由。他从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让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旧年轻，使他们认为，凡是辛纳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虽然他们自己并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个50岁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错。

但现在，辛纳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贝弗利山庄的这家酒吧里，继续默默地喝着酒，仿佛沉浸在遥远的个人世界中，当那个大屋中的唱机突然传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时，他仍旧无动于衷。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谣，是他在十年前录制的。它曾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他们跳激烈的舞跳累了，坐在那里休息。听到这首曲子他们又都重返舞场，相互偎倚，翩翩起舞。辛纳屈语调清脆干净，但仍旧丰满圆润，给简单的歌词赋予了更深的意境：“天色微明，整个世界都在沉睡，你静静地躺着，想着那个美丽的姑娘。”正如他的许多其他经典歌曲一样，这也是一首能唤起人们的孤独感和欲望的歌，当歌声和昏暗的灯光、酒精、尼古丁还有深夜中萌动的欲望混杂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催情剂。毫无疑问，和许多其他的歌词一样，这首歌的歌词曾撩拨过无数人的欲望，是他们做爱时常放的音乐。在美国，无数人无数次在这首歌曲的相伴下寻欢作乐：在黑暗的汽车里，在湖边的小屋里，在夏日傍晚宜人的海滩上，在公园的隐蔽处，在无人问津的阁楼上，在布满家具的房间里，在游艇上，在出租车里，在简易的帐篷里——在任何一个能听到辛纳屈歌声的地方，这些歌词使那些女人热血沸腾，春心撩动，丢掉最后一丝羞涩，去迎合那些忘恩负义的男人的肉欲。这些歌谣曾让两代男人从中受益；为这些歌，他们对他永远感激不尽；为这些歌，他们也会永远记恨他。然而，在这凌晨时刻，在贝弗利山庄的这个私人俱乐部里，这首歌无法让他有丝毫的反应。

这两位金发美女看起来35岁左右，打扮得光彩照人，成熟的胴体裹在黑色的紧身衣下；她们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翘着二郎腿，听着音乐。这时，其中的一个拿出一支健牌香烟，辛纳屈迅速掏出他的金制打火机，为她点烟。女郎抓住他的手，端详他的手指：手指关节肿大，上面突出着一些粉红色的肉瘤，关节炎使它们变得很僵硬，几乎不能弯曲。同往常一样，他穿戴十分整洁：一件带马甲的淡灰色礼服，外表很普通，里面却用华丽的丝绸装饰；那双英国牌子的鞋似乎连鞋底也擦得锃亮。他戴着黑色假发，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这样的假发，这些假发由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矮小灰发女人保管。这个女人通常用一个小皮包装着这些假发，无论辛纳屈在哪里演出，她都不离左右，周薪400美元。辛纳屈脸上最能吸引人的是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蓝蓝的，十分机警。这双眼睛可以在瞬间因愤怒而寒光逼人，或者因爱而变得热情洋溢，或者就像现在这样，高傲冷漠，使朋友们都敬而远之，不敢前去打扰。

李奥·迪罗谢[2]是辛纳屈的密友，他正在酒吧的另一个小房间里打台球。门附近站着辛纳屈的新闻发言人——吉姆·马奥尼，他身材矮小，大下巴，小眼睛，如果不是穿着名贵的西服和精美的带扣皮鞋，简直像一个粗犷强悍的爱尔兰便衣警察；还有演员布拉德·德克斯特，他身材高大，宽肩膀，约有200磅重，总是尽量挺胸，使他的大肚子显得不那么明显。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展示过他独具特色的表演天赋，但在贝弗利山庄，他也因为另一件壮举而家喻户晓。两年前，在夏威夷拍摄一部电影时，他曾奋力游出几百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潮中救出辛纳屈。从那以后，德克斯特就与辛纳屈形影不离，并成了辛纳屈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他在辛纳屈办公的宾馆套房边占据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他总是无休止地寻找一些能够加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使辛纳屈能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论何时，只要辛纳屈与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辛纳屈总会激起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有些男人会变得躁动好斗，有些女人会变得风骚放荡，还有些人则站在一旁，带着怀疑的态度对他品头论足，整个场面会只因有辛纳屈的存在而让人陶醉。不过，辛纳屈如果像今晚这样情绪低落的话，场面就很可能变得易怒紧张，结果第二天上了头条。因此，布拉德·德克斯特努力去想到可能发生的一切，提前给辛纳屈敲警钟。他承认自己总想保护辛纳屈，正如他最近公开所说的那样：“我情愿为他而死。”

尽管他说得有些过于戏剧性，特别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这些话却说明，在辛纳屈所在的这个特殊圈子里，人们普遍对他有一种极大的忠诚。虽然辛纳屈没有承认，但这似乎就是他所喜欢的，就像他唱过的歌：《毫无保留》（All the Way），《全部或全无》（All or Nothing At All）那样。这就是辛纳屈身上所表现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纳别人为朋友，就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轻易解除这种关系。如果他们对他忠诚，辛纳屈就会不惜任何代价回报他们——丰厚礼物，私人友情，失落时的鼓励，有所成就时的赞扬。但是，他们要牢记一点：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

我曾在纽约的吉利酒吧领教过一次辛纳屈性格中的西西里人的一面，那是今晚在加利福尼亚的酒吧中遇到他之前，我离他最近的一次。吉利酒吧位于曼哈顿西城第五十二街，辛纳屈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都要光顾那里。酒吧里屋靠墙的地方，有一个专门为辛纳屈保留的位子，除他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他一坐在那里，后面的长桌子旁就坐满了他在纽约的朋友，包括酒吧的主人吉利和他那被人们称为“蓝色犹太人”的蓝发妻子哈尼。那天晚上，几十人围在酒吧的外边。在这些人中，一些是辛纳屈刚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认识的。他们像朝圣一样来到这里，向辛纳屈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来自纽约、布鲁克林、亚特兰大和霍博肯。他们当中有老演员，年轻演员，前职业拳击手，过气的小号手，也有政治家，还有个拄着拐杖的男孩。有一个胖女人说，1933年她就认识了辛纳屈，那时他还在送报纸，每天把《泽西观察者报》投到她家前面的门廊。也有许多中年夫妇说，他们曾在“乡村小屋”[3]听过他的歌，还说“我们那时就知道辛纳屈肯定会走红”。也有人说，1939年辛纳屈还在哈里·詹姆斯乐队时，或1941年在汤米·多尔西乐队时，他们就听过他的歌（“是的，就是那首《我再也不会微笑了》（I’ll Never Smile Again）——那晚上，他在纽瓦克附近的一个地方唱了这首歌，我们还伴着乐曲跳舞呢……”）；还有人记得，辛纳屈在派拉蒙大剧场演出时，无数歌迷激动得昏厥过去，那时他总是戴着各种各样的领结，并赢得了“声音”（the Voice）的美名；也有位妇女说，当时有一个叫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的可恶的18岁男孩向辛纳屈投了一个番茄，看台上的歌迷差点把他打死。亚历山大·多罗戈克普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妇女也不知道。

他们也记得辛纳屈的失败，如他唱的那首无聊的歌——《梅奇的黄昏》（Mairzy Doats），他们还记得辛纳屈那时是怎样东山再起的。那天晚上，他们都站在吉利酒吧外，无法进到里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数仍留在那儿，希望能从那些吧台前酒过三巡的男人们中挤过去，透过人缝看上辛纳屈一眼。他们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纳屈的风采。他们透过烟雾，静静地注视着辛纳屈；这样盯上一段时间后，转身挤出酒吧就回家了。

辛纳屈的一些好友确实费了很大劲儿才护送他从后门进入酒吧，吉利酒吧的门卫都认识他们。可是，一旦进了酒吧，他们就自顾不暇了。在这个夜晚，弗兰克·吉福，一位前橄榄球运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往前挪动了不到七码。那些和辛纳屈离得很近的人也没去和他握手，他们只是拍拍辛纳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纳屈挥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纳屈很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然后就会转身离开。他们已经报过到了，并向他表达了尊敬。这种宗教仪式般的情景使我有一种印象——辛纳屈同时生活在两个非现代的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辛纳屈又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在他和小萨米·戴维斯、理査德·康特、莉莎·米内利、伯尼斯·马西或其他一些娱乐界朋友围在桌边时，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但当他和他的亲密伙伴打招呼或点头示意时（如阿尔·西尔瓦尼，一位正和他的电影公司合作的原拳击经纪人；多米尼克·迪·伯纳，他的服装师；爱德·普奇，一位重300磅的前橄榄球后卫，现在是他的随从），他俨然是一位主人。说得更准确些，辛纳屈是被传统的西西里人称作“uommini rispettati”的那种人——受人尊敬的男人：那种既高贵又谦恭的男人；那种受所有人爱戴，慷慨大度的男人；那种走到哪里手都被人们亲吻的男人；那种会不顾个人安危，行侠仗义的男人。

辛纳屈总要亲自去做一些事情。圣诞节时，他会亲自为亲朋好友买很多礼物。他能记得每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珠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衬衫或裙子的尺寸。当得知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在洛杉矶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园和妻子时，他亲自前去，为他找到一所房子，并把医院里保险公司未付的账单全部付清，还亲自监督新房子的装修、布置，就连换银器、桌布、床单，买新衣服这类琐碎的事也要亲自过问。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辛纳屈，却也会因随从做了一点点不对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谁给他拿来带番茄酱的腊肠——这是他十分讨厌的吃法——他就会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酱泼得他满身都是。大多数在辛纳屈身边工作的人都长得高大魁梧，但这并没有阻碍或抑制他在疯狂时的冲动。这些人永远不会对辛纳屈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他是家长。

有时，为了讨好辛纳屈，他的随从总是对他的愿望做出超出常规的反应：当辛纳屈无意中说他那辆橙色的巨型越野吉普车需要喷漆时，这个消息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开，而且越传越紧迫，时限最后被传成现在、立刻，甚至昨天。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雇一些油漆工整夜加班工作，这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得经他的批准才行。当随从把申请放到辛纳屈办公桌上时，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等仔细看完后，他会带着不耐烦的神色说，他并不在乎什么时候给这辆车喷漆。

然而，猜测辛纳屈对某件事的反应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的情绪和想法非常多变，对任何事情全凭自己的直觉——反应得突然、强烈、迅猛，没有人能预料到将要发生什么。《生活》杂志社洛杉矶分社有一位叫简·霍格的年轻女记者，曾经和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同校就读。有一次，霍格应邀参加辛纳屈前妻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举办的一个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和前妻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的辛纳屈先生充当男主人。聚会开始后，霍格小姐靠在一个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对雪花石膏制成的小鸟，她不小心用肘部将一只碰掉了地，摔得粉碎。霍格记得当时辛纳屈的女儿惊叫道：“啊，那是我妈妈最喜欢的……”——没等她说完，辛纳屈瞪了她一眼，制止了她。在40多位来宾的默默注视下，辛纳屈走到那个桌子旁，用手指把另外一只石膏小鸟也碰掉在地上，然后温柔地搂着霍格的肩膀，用一种使霍格不再紧张的语气说：“这没什么，我的孩子。”

这时，辛纳屈对那两位金发美女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酒吧，向台球室走去。辛纳屈的一个朋友走过去，陪伴那两位女郎。布拉德·德克斯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和别人说话，这时也跟着辛纳屈走进了台球室。

台球室中充满了球体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响声。这里大约有一群旁观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李奥·迪罗谢和两个年轻人打球。两个年轻人踌躇满志，但球技一般。来这家私人俱乐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员、导演、作家和模特，几乎都比辛纳屈和迪罗谢年轻很多，穿戴也随便。许多年轻女士都留着蓬松的披肩发，穿着勾勒出浑圆臀部的紧身裤和高档的毛衣；一些男士穿着蓝色或绿色的高领丝制衬衫、窄腿紧身裤和意大利懒汉鞋。

从辛纳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台球室中这些人的风格。他靠在墙边的高脚凳上，右手拿着杯酒，一言不发，看着迪罗谢把撞球打得滚来滚去。这里的年轻人都已习惯于看见辛纳屈在这个俱乐部中出现，并没有对他显出特别的恭敬，当然他们也没说什么冒犯的话。他们是一群很酷的年轻人，那种加利福尼亚式的随意的酷——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他们当中最酷的似乎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长得很有棱角，淡蓝色眼睛，浅褐色头发，戴着很适合他的眼镜。他穿着宽松的褐色条纹裤、苏格兰雪兰羊毛衣、黄褐色皮夹克和一双皮靴。这双靴子花掉了60美元。

辛纳屈由于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双靴子。他刚才就注视这双靴子好一会儿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兰·埃里森，是一位作家，刚刚完成一部名叫《奥斯卡》的电影剧本，此时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终于，辛纳屈忍不住了。

“嗨，那靴子是意大利产的吗？”声音虽略带沙哑，但仍很有威力。

“不是。”埃里森答道。

“西班牙产的？”

“不是。”

“是英国产的？”

埃里森回头，瞪着辛纳屈，不耐烦地说：“我不知道，先生。”说完，他转过头去。

台球室一下子静了下来。刚刚做出一个准备打球的姿势的李奥·迪罗谢就那样呆了好几秒钟，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这时，辛纳屈离开凳子，带着他那种惯有的傲慢，走向埃里森，台球室中只听见辛纳屈皮鞋响亮的踢踏声。然后，辛纳屈轻扬眉毛，带着一丝狡诈的微笑，问道：“你在找茬儿？”

哈德兰·埃里森向旁边挪了挪，说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话呢？”

“我不喜欢你穿的衣服。”辛纳屈说道。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埃里森说道。

这时台球室内响起了嘀咕声，一个人说道：“走吧，埃里森，我们离开这儿。”李奥·迪罗谢打了一杆球说道：“对，快走吧。”

但埃里森仍站在那里。

辛纳屈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水管工。”埃里森答道。

“不，不，他不是。”桌子另一边的一个年轻人马上大声喊道：“他是《奥斯卡》的作者。”

“是吗？”辛纳屈说道，“我看过，简直是一坨屎。”

“真奇怪，”埃里森说道，“它还没出版呢。”

“我看过了，那是一坨屎。”辛纳屈重复了一遍。

“走吧，小子，我不想让你待在这儿。”这时布拉德·德克斯特对埃里森大声地说道，他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的大块头和埃里森的小个子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嘿，”辛纳屈打断了他，“没看见我正和他说话吗？”

德克斯特被弄糊涂了。他改变了态度，语气缓和下来，几乎恳求似的对埃里森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折磨我呢？”

整个情景变得越来越滑稽可笑，辛纳屈似乎并不太认真，或许只是由于失望和烦躁才做出这样的反应。不管怎样，在与他们又争吵了几句后，埃里森最后走了。此时，辛纳屈和埃里森发生了口角的消息已经传到舞厅中人们的耳朵里，有人要去找俱乐部经理，但另一个人说经理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早就钻进汽车逃回家了。因此，经理助理来到了台球室。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礼服不戴领结的人在这里出现。”辛纳屈厉声说道。

这位经理助理连忙点头，然后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对于辛纳屈的公关吉姆·马奥尼来说，这又是令人紧张的一天的开始。马奥尼的头很痛，焦虑不安，但并不是因为昨晚辛纳屈和埃里森的那场口角。那时他正和妻子在另一间屋子里坐着，他当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小插曲。整个事件仅持续了三分钟。过不了一会儿，辛纳屈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再记起。但对于埃里森来说，他也许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会永远铭记：在黎明前一个出人意料的时刻，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他和辛纳屈发生了一场争吵。

幸好当时马奥尼没在台球室，让他费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他担心辛纳屈的感冒，担心那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有争议的纪录片。尽管辛纳屈对这部片子非常不满，并收回了授权，电视台仍坚持按计划在两周内播出。今天早上，各家报纸都在暗示辛纳屈会起诉这家电台。整个上午，马奥尼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现在他正和纽约市《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加德拉通话，他说：“……对，凯……他们曾有过君子协定，不涉及任何有关辛纳屈私生活的问题，但克朗凯特却问：‘弗兰克，说说你那些很亲近的朋友吧。’他竟然问这个，凯，绝对不能问这个问题的……”

马奥尼一边说话，一边仰坐在皮椅中，脑袋慢慢地摇动着。他37岁，体格健壮，红润的圆脸，宽大的下巴，一双苍白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如果不是他轻柔的话语显露出的真诚，还有那考究的穿戴，他可能会显得非常好斗。他的衣服和鞋都很华丽，这也是当初辛纳屈注意到他的原因之一。在他那间酒吧对面的宽敞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台罩着红布的电子擦鞋机，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褐色木制衣架。靠近酒吧的墙上挂着一张总统肯尼迪亲笔签名的照片和几张辛纳屈的照片，但在这个代理处的其他办公室里，却没有一处挂着辛纳屈的照片。曾经有一幅辛纳屈的巨照挂在接待室里，但这很显然会伤害马奥尼的其他电影明星委托人的自尊；而且，由于辛纳屈也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所以这幅照片就被摘掉了。

但对马奥尼来说，辛纳屈仿佛无时不在。就算今天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马奥尼也会自寻烦恼、焦虑不安。他会沉浸在回忆中，回想以往他对辛纳屈的种种担忧。在马奥尼修面的工具盒中，有一瓶两年前药剂师为他配制的安眠药，药瓶上的日期是小弗兰克·辛纳屈被绑架的时间。在马奥尼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张支票的木制复制品，这张支票就是在绑架案中为小辛纳屈所付的赎金。马奥尼有一个癖好，当他坐在桌子旁边想一些关于辛纳屈的事情时，他就会把一辆玩具小火车摆在面前。这个小火车是他从辛纳屈的电影《战俘列车》（Von Ryan’s Express）中得到的一个纪念品。辛纳屈的密友都得到过这样的纪念品。这些小火车对于辛纳屈身边的人来说，就像肯尼迪送给身边人的PT-109型领带夹一样珍贵。马奥尼接着很笨拙地把小火车拆开又装上，然后让它在那根只有六寸长的轨道上开来开去，并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马奥尼把小火车推到了一边，他的秘书告诉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马奥尼拿起电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更加诚恳：“好的，弗兰克；好的……好的……是，弗兰克……”

马奥尼放下电话后，十分平静地说，弗兰克·辛纳屈已经乘私人飞机飞往棕榈泉的住所度周末。从洛杉矶到那儿只需16分钟。马奥尼又开始担心了。辛纳屈乘坐的里尔式飞机和刚刚在加利福尼亚的另一个地方坠毁的飞机是同一个型号。

转眼到了下周一。这天多云，特别冷，是加利福尼亚少有的反常天气。一间白色的电视录影棚内聚集了100多人。这是一个宽敞的录影棚，舞台和墙都是白色的，里面悬挂着许多灯，更像一个巨大的手术室。在这里，大约一个小时后，全国广播公司将开始录制一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该片将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将在有限的时间里着重描写辛纳屈近25年的演艺生涯。这部片子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即将播出的那部片子不同，不涉及辛纳屈的私生活，只是录制一些使辛纳屈从霍博肯一跃走红好莱坞的歌曲，并在中间插播一些电影片段和百威啤酒的广告。在感冒之前，辛纳屈对能录制这部片子感到激动和兴奋，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引起那些喜欢怀旧的观众的兴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摇滚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披头士乐队宣战。马奥尼的公司为媒体准备的推介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上面写道：“如果你已厌倦了那些留着一头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长发年轻歌手……请快来欣赏电视片——《辛纳屈和他的音乐》，这部片子的音乐价值会让您耳目一新……”

但此时，在洛杉矶全国广播公司的这间录制室里，人们却被不安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辛纳屈的嗓子还行不行。纳尔逊·里德尔管弦乐队的43名乐手已经来到这里。一些人正在白色舞台上做准备。德怀特·海米恩，一位头发浅茶色的年轻导演，坐在一间四壁都是玻璃的控制室内，他可以从那里俯瞰管弦乐队和舞台。他曾为芭芭拉·史翠珊录制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并因此获奖。摄影组、技术组、安全保卫还有百威啤酒的广告负责人，都站在照明灯和摄像机镜头前等待着。这里还有十几位女士，她们是这座大厦其他部门的办公室秘书，是偷偷跑到这里看节目录制的。

还差十几分到11点，消息通过长长的走廊传到录制室：有人看到辛纳屈正通过楼外的停车场向录影棚走来。他的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人们仿佛都松了一口气。但这个瘦瘦的人渐渐走近，人们才看清他的模样，吃惊地发现他不是辛纳屈，而是约翰尼·德尔加多，一个和辛纳屈长相极似的人。

德尔加多走路的姿态很像辛纳屈，从体形和面部特征来看，两人也极其相像。但德尔加多似乎是一个很怕羞的人。15年前，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向辛纳屈的电影公司申请，在电影《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中担任一个角色。他被雇用了，所演角色是辛纳屈的替身。在辛纳屈最近的一部影片《突袭皇后虎》（Assault on a Queen）中，德尔加多在几段水下戏中做了辛纳屈的替身，这部影片描写的是辛纳屈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同伙试图劫持玛丽王后号的故事。现在，在这个录制室中，德尔加多所要做的，就是在炙热的灯光下模仿辛纳屈，为摄像师试镜定位。

五分钟后，真的辛纳屈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他的感冒还没好，但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他已花了上万美元雇用管弦乐队、各类技术人员，并租用了录影棚。他路过控制室，去排练室试嗓时，发现录制大厅中的管弦乐队和舞台的距离不够近，没有达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对此他紧闭双唇，显然很烦躁。过了一会，从排练室中传出辛纳屈摔小提琴的声音，还有他的琴师比尔·米勒的声音。比尔·米勒柔声安慰他道：“尽量别生气，弗兰克。”

过了一会儿，吉姆·马奥尼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人们谈论起今天一大早在纽约去世的多萝西·基尔加仑。她几年来一直仇视辛纳屈；同样，在夜总会遇见她时，辛纳屈对她也很不尊敬。现在，尽管她已经死了，可辛纳屈依然对她耿耿于怀。“多萝西·基尔加仑已经死了。嗯，我想我该改改我的行事方式了。”他一遍遍地重复着，从排练室走到录制大厅。

辛纳屈缓步走进录影棚时，所有的乐手都拿起乐器，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辛纳屈清了清嗓子，在乐队的伴奏下试唱了几首后，他把《不要为我担心》（Don’t Worry About Me）唱到让自己满意了。但因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能持续多久，他忽然又变得很不耐烦。

“为什么我们不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朝着控制室喊道。导演和他的助手坐在那儿，好像并没有听见，只是低头看着控制板。

“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辛纳屈又喊道。

通过到控制室的专线，头戴耳机站在摄像机前的舞台监督把辛纳屈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控制室，“为什么不能从母带转录这首歌？”

海米恩没有回答。可能是专线的电源关了。由于灯光照在控制室玻璃墙上产生的光线很模糊，人们难以看清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不穿礼服戴领结，把这首歌从母带转录上去？”辛纳屈问到，此时他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套头毛衣。

突然，从扩音器里传来海米恩平静的声音：“好吧，弗兰克，你是否介意再来一遍……”

“是的，我介意。”辛纳屈厉声说道。

海米恩沉默了一两秒钟后，刚要说话，又被辛纳屈打断：“如果我们能不再像1950年那样的话，可能我们……”接着，辛纳屈继续攻击海米恩，责备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不能把这些片段连接起来；然后，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再浪费他的嗓子，他便停了下来。德怀特·海米恩非常耐心和平静，以至于人们猜测他根本没听到辛纳屈刚才说的话，还在跟辛纳屈说明影片开头部分的拍摄顺序。几分钟后，唱完了《如果没有歌》（Without a Song），辛纳屈就照着摄像机旁的一块纸板，开始念他的开场白。当这一切完毕后，他就要对着摄像机正式拍摄。

一个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一次拍摄。”说着，“啪”地合上镜头板，做了一个开拍的动作。

“你是否想过，”辛纳屈念道，“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那将是一个枯燥沉闷的世界……这确实值得思考，不是吗？”

辛纳屈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伙计们，我要喝一杯。”

几分钟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

“弗兰克·辛纳屈纪录片，第一幕，第十页，第二次拍摄。”那个拿镜头板的人跳到摄像机前喊道。

“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歌声，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这一次辛纳屈一直念了下去，没有间断。之后，他又试唱了几首歌。这期间，某个乐器的音调不合他意，又间断了一两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会怎样还很难说，这只是片子的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尤其是当辛纳屈唱那首流行的伤感老歌时。《南希》（Nancy）这首歌是在20多年前由吉姆·范·霍伊森和费尔·西尔弗斯创作的，其灵感来自于南希，辛纳屈三个孩子中的长女。那时南希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姑娘。

如果一天没见到她，

就会无比思念。

啊，每次我吻她

是多么激动。

尽管辛纳屈从前曾无数次唱过这首歌，但这次，大厅里的人都感到特殊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涌动，因为这时他流露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感情。不论他是不是感冒，他都在唱着，带着热情和活力，没了平时的傲慢与自大。在这首歌中，他对女儿的感情表露得淋漓尽致。据说南希比任何人都了解辛纳屈，她是唯一能使辛纳屈毫不羞涩地表现自我的人。

南希今年25岁。在与歌手汤姆·桑兹的婚姻失败后，她独自生活，住在洛杉矶郊区。目前她正在拍她的第三部电影，同时还在她父亲的唱片公司录制唱片。辛纳屈每天都要见她，如果一天不见南希，不论在亚洲还是欧洲，他都会打电话给她。辛纳屈的歌刚在无线广播中播出并开始有追随者时，南希会在家中听歌，然后哭泣。1951年，辛纳屈第一次婚姻失败离开家时，南希是唯一能记得他的孩子。南希见过辛纳屈和艾娃·加德纳、朱丽叶特·普劳斯、米亚·法罗[4]，或其他人往来，也把辛纳屈作为男伴带去赴与其他朋友的约会。

她带走了冬天，

带来了夏天，

夏天可以从她身上

汲取活力……

南希也能见到辛纳屈带着第一任妻子南希·巴尔巴托回家。南希·巴尔巴托是泽西市的一位泥瓦匠的女儿，1939年嫁给辛纳屈时，他正在霍博肯市附近的一家名叫“乡村小屋”的俱乐部唱歌，每周只挣25美元。

首任辛纳屈夫人是个漂亮出众的女人。她离开辛纳屈后一直没有再婚（“一旦你嫁给过弗兰克·辛纳屈……”，她曾如此向朋友说明过），和17岁的二女儿蒂娜住在洛杉矶市的一所豪宅里。她和辛纳屈之间没有痛苦，只有相互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在她家中，辛纳屈一直很受欢迎，人们甚至时常见他在奇怪的时间在她的家中踱步，给炉子加点火，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辛纳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觉，这是他过去常坐乐队巴士长途跋涉巡回演出时练就的本领。他那时也学会了穿礼服时捏住裤子背后的裤缝，反折好上衣，安稳地睡觉而不让衣服起皱。但他现在不再坐巴士了。尽管幼年时南希曾对父亲总睡沙发而不照顾她感到不满，但后来她渐渐明白了，沙发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能给她父亲点隐私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一个人待一会儿，他那张谁都认识的脸不会被注意或引起骚动。她也明白，她的父亲再也无法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独中度过，并一路希望引人瞩目，但成名以后，却再也不能一个人随意生活了。昔日住在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时，透过窗户向外看，辛纳屈眼前常会出现少年们向内张望的面孔。1944年，辛纳屈搬到了他在洛杉矶的寓所中。那房子位于托卢卡湖畔，有十英尺高的篱笆墙围着。他发现，唯一能够逃避电话和其他骚扰的办法就是乘着他的小船，带上几个朋友、牌桌和啤酒，整个下午都在湖里漂着。但南希说，只要有可能，他就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在南希的婚礼庆典上哭了起来，他是那么多愁善感……

“你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德怀特？”

控制室里没反应。

“你们在那儿开派对，还是什么，德怀特？”

辛纳屈站在舞台上，抱着双臂，目光越过摄像机，瞪着海米恩。辛纳屈用尽嗓子的全部力量，唱完了《南希》这首歌。接下来的几首歌有几个高音，辛纳屈的嗓子再一次沙哑了。但控制室内的海米恩因通信设备问题无法和大厅通话，所以他离开控制室向辛纳屈走去。几分钟后，他们俩一同走进控制室。辛纳屈在那看了一遍录像带，他看了不到五分钟就直摇头。然后，他对海米恩说：“抹掉，抹掉，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辛纳屈对着屏幕上自己唱歌时的录像说：“一看就是感冒的样子。”然后他离开控制室，要求把今天录制的节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复后再重新录制。

不久这个消息就像流感一样在辛纳屈的员工中传开了，接着传遍了整个好莱坞，接着从吉利酒吧又传到全国各地，也越过了哈德孙河传到了辛纳屈的父母和新泽西市他的亲戚和朋友耳中。

辛纳屈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他现在感觉很不好时，老辛纳屈也向他的儿子诉苦：他的左胳臂和拳头都几乎不能动了，还说这可能是50年前作为一名轻量级拳手时左钩拳用得太多的缘故。

马丁·辛纳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亚。他面色红润，长着一对蓝色小眼睛，从前拳击圈的人们都叫他“马蒂·奥布赖恩”。那个年代，那种地方，爱尔兰人统治着城市生活的底层。对意大利人来说，起这种名字就不足为奇了。大多数在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能加入由爱尔兰人控制的建筑工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的警察、牧师和政治家的压迫。

辛纳屈的母亲多莉却是一个例外。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又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她在出生两个月后被母亲和父亲从热那亚带到这个城市。她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后的几年里，长着红彤彤的圆脸盘和蓝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误认是爱尔兰人。她总是飞快地抡起她那很重的书包砸向那些说“意大利猪”的人，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在鼎盛时期，多莉凭借娴熟的社交手段与新泽西州北部的民主党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为霍博肯第三选区的“凯瑟琳·德·美第奇”；每当选举时，她总能为竞选者从周围的意大利人那里拉到600多张选票，那里是她的权力的坚强后盾。有一次她告诉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为霍博肯消防队的一员。这位官员告诉她说：“多莉，现在没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个出来！”

那个政客真的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她又要求让她的丈夫当一名队长，不久后她就接到一个电话：“多莉，祝贺你！”

“为什么？”

“为了辛纳屈队长。”

“噢，你们终于让他当队长了，太感谢了。”

然后，多莉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请辛纳屈队长接电话。”她说。

一位防火员喊辛纳屈接电话，并说道：“马丁，我想你的妻子一定是疯了。”当辛纳屈拿起话筒时，多莉向他祝贺道：

“祝贺你，辛纳屈队长。”

多莉唯一的孩子取名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屈。1915年12月12日，小辛纳屈出生的时候，由于多莉难产，他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辛纳屈刚一落地，就带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脖子左侧的几块伤疤，这是那个笨拙的医生用产钳留下的。辛纳屈一直没有动手术去掩盖它们。

六个月后，辛纳屈主要由祖母抚养带大。他的母亲在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公司任职，因她娴熟的技术曾被公司派去巴黎培训其他人员。在霍博肯市一些人的印象中，辛纳屈小时候是一个孤僻的孩子，总是乐于在走廊里凝望天空。但辛纳屈却不是一个穷孩子，也从未进过监狱，而且总是穿很好的衣服。由于辛纳屈有许多条裤子，人们都管他叫“新裤子奥布赖恩”。

多莉·辛纳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亲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听话、能吃，就好。她对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梦想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一天晚上，她看见儿子的卧室墙上挂着宾·克罗斯比[5]的相片，并得知他想成为一名歌手时，气得把一只鞋砸向了儿子身上。最后，当她发现自己不能阻止他时只好说：“他很像我”，并鼓励他唱歌了。

许多和辛纳屈同时代的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孩子都有相同的追求：他们都擅长歌唱，不善言语，所以他们当中没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谁成为像弗兰克·奥哈拉，索尔·贝娄，约翰·齐弗和萧伯纳这样的文学大家。然而，他们却都能用他们的歌喉自如地交流。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不需要文凭，而凭借歌声成名……比如说，佩里·科莫……弗兰克·拉伊内……托尼·班内特……比克·达莫内，但没有谁比辛纳屈更出色。

尽管那次他在“乡村小屋”俱乐部几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纽约广播电台无偿地演唱了很多歌，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哈里·詹姆斯的乐队做歌手，并于1939年在那里录制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无》。他慢慢开始喜欢詹姆斯和乐队的其他成员，但当他收到汤米·多尔西的邀请，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几乎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时，他欣然接受了。在那里，他每周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汤米知道怎样去包装一个歌手。辛纳屈在离开詹姆斯乐队时非常伤心，在乐队度过的最后一夜令他至今难忘，以至于20年后辛纳屈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讲道：“大约在零点左右，乐队的其他伙伴都上了车，我向他们一一告别。车开了，记得当时下着雪，我独自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雪中，看着汽车尾灯在视线中慢慢消失。我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并向汽车追了过去。我非常留恋乐队里那种充满活力的氛围，真舍不得离开它……”

但他离开了那里，正如他会离开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温馨的地方一样。他不会浪费一点儿时间，要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东西，他要独自奋斗。他护卫那些受压迫者，抨击那些当权派。有位音乐人说了些犹太人的坏话，他曾给过那人一拳；早在黑人运动兴起的20年前，他已在为黑人的权利大声疾呼了。不过他也曾因巴迪·瑞奇[6]的鼓声太响而把一盘玻璃杯砸在他头上。

辛纳屈在30岁之前送人的金制打火机就值5万美元，他过着那种移民所疯狂追求的生活。当迪马乔[7]归于沉寂，他的意大利同胞们意气消沉，默许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在意大利肆虐时，辛纳屈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成为捍卫美国意大利人名誉同盟中的唯一干将。这种同盟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形成的，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很少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每个人都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单独一个人都会唱得很出色，但由他们组成的合唱团却一团糟；当他们单独时，每个人都是英雄，而组织在一起后就成了乌合之众。

电视剧《不可触犯》[8]中许多匪徒起的都是意大利名字，辛纳屈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更令辛纳屈和他的意大利同胞气愤的是，一个无名流氓约瑟夫·瓦拉基[9]一下子被鲍比·肯尼迪[10]指控为黑手党要员，而事实上，根据电视上公布的证词来看，这个匪徒对于黑手党所知甚少，他所知道的还不及马尔伯里大街上大多数服务生。辛纳屈圈子里的意大利人把鲍比·肯尼迪看作爱尔兰警察，虽然比多莉时代的警察更受人尊敬一些，但对别人威逼恐吓的程度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据说，鲍比·肯尼迪和彼得·劳福德[11]是在约翰·肯尼迪大选成功后突然对辛纳屈无礼起来的，并且忘记了辛纳屈曾在募集竞选资金和争取反对爱尔兰人的意大利人的选票上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人们怀疑，是劳福德和鲍比·肯尼迪让已故的总统改变了主意，邀请宾·克罗斯比而不是计划中的辛纳屈来白宫做客。这是一个辛纳屈永不忘怀的社交挫折。彼得·劳福德从此被辛纳屈逐出了拉斯韦加斯“演艺界峰会”。

“是的，我的儿子像我，”多莉不无骄傲地说道，“如果你跟他作对，他会永远记住你。”在承认他的权力的同时，她也指出：“他不能让他妈妈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她还补充道，“即使现在，他穿的衣服仍是我过去给他买的那个牌子。”

多莉·辛纳屈已经71岁了，比马丁小一岁。现在整天有人敲她住的那所大房子的后门来征求她的意见，寻求她的帮助。每当她没有客人要接见，或不在厨房做饭时，她就要照顾她的丈夫，一个沉默而固执的老头，让他把左臂放在软椅扶手的海绵上。多莉对客人讲：“噢，他冲进了那可怕的大火，这家伙真的这么做了。”同时，眼中充满敬佩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丈夫。

尽管多莉·辛纳屈在霍博肯有87个教子，而且每当有政治活动时就会去那里看看，她和丈夫目前仍住在新泽西州利堡市。他们在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总共有16个房间。这所房子是儿子在三年前送他们的，是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的礼物。房子装修得很有品味，并置着世俗和神圣的东西——有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艾娃·加德纳、教皇保禄六世和迪安·马丁[12]的相片，有几个圣徒雕像和一些圣水，一把带有萨米·戴维斯[13]亲笔签名的椅子和几瓶波旁酒。在辛纳屈夫人的珠宝箱里，有一串华丽的珍珠项链，这是艾娃·加德纳刚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多莉非常喜欢曾经是她儿媳的艾娃·加德纳，至今还常常谈起她，并经常和她保持联系。屋内墙上还挂着一封辛纳屈写给多莉和马丁的信，信上写道：“虽然你们的生命已步入黄昏，但我对你们的爱仍像天国盛开的玫瑰一样永不凋谢……愿上帝永远爱你们。感谢上帝，祝你们白头携老，你们的爱子，弗朗西斯……”

辛纳屈夫人和她的儿子每周通一次电话。最近，辛纳屈建议她来曼哈顿时住在他在曼哈顿东河旁东七十二街的公寓里。虽然这里是纽约市的一个很富有的地区，但在他住的街区却有一个小工厂。多莉抓住这个把柄，对他的儿子进行报复，因为辛纳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兴。

“什么，你想让我住你的房子，在那个垃圾堆里？”她喊道，“你觉得我会在那个令人作呕的鬼地方过夜吗？”

弗兰克·辛纳屈明白了她的意图，赶紧说：“对不起，利堡夫人。”

在棕榈泉了休养一周，感冒好了很多，辛纳屈又回到了洛杉矶——一个充满阳光和性爱的美丽城市，一块美国人从墨西哥人手里强占的土地，一座随处可见一些穿着紧身短裤的小个子男男女女进出敞篷车的城市。

辛纳屈及时赶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许久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大约晚上9点钟，他开车到了前妻南希的家，并在那儿和南希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共进晚餐。他们的儿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与他见面。

今年22岁的小弗兰克此时正与一个乐队一起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演出一结束，他就要前往纽约，加盟纽约贝森东大街黑管乐队。早在四十年代，辛纳屈就和这支乐队合作过，那时他还在汤米·多尔西的乐队唱歌。如今，小弗兰克·辛纳屈——据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源于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大部分时间住在旅馆里，每天都在夜总会的更衣室中吃饭，然后一直唱到凌晨2点多。人们往往把他和他的父亲进行比较，对此，他也能心态平和地接受。他的嗓音圆润悦耳，而且随着训练而日益长进。尽管他对父亲非常尊敬，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父亲之间客观、平等的交流，以及偶尔不太明显的骄傲自满。

小弗兰克说，在父亲早年出名的同时，新闻界也创造出了一个“媒体眼中的辛纳屈”，把他包装得“区别于普通人，让他脱离现实生活：辛纳屈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巨星，他不是超人，而是超级不寻常。但是，”小弗兰克继续说道，“这完全是谬论，是一派胡言：因为辛纳屈是普通人，是在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人。但是，辛纳屈的另一面，即他那有别于一般人的包装，不仅影响了看电视观众或杂志读者，同样影响了辛纳屈本人。”

“早年的弗兰克·辛纳屈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说，“在1934年，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长着一头鬈发的意大利小孩儿会成为一名巨星，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巨人……一年夏天，我的父亲弗兰克，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的海滩上，遇到了我的母亲，南希·巴尔巴托，一位新泽西市泥瓦匠迈克·巴尔巴托的女儿。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都属于中下级阶层，都是在夏天坠入情网的年轻人。就像是弗兰基·阿瓦隆主演的不计其数的糟糕电影里的情节一样。

“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南希是弗兰克·辛纳屈最普通的一个孩子。她是一名啦啦队队长，经常光顾夏令营，总驾驶着一辆雪佛兰汽车，是一种最宜室宜家的女孩。老二就是我。我的生活一直都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58年9月被送入大学预科班。在这一点上，我与其他两个姐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已经脱离了家庭，在家庭中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老三叫蒂娜，说实话，我确实无法描述出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由沃尔特·克朗凯特[14]解说，晚上10点钟开播。辛纳屈一家吃完了晚饭，在节目开播的前一刻，转动椅子面对电视坐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灾难，但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共同观看。辛纳屈的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也都做着同一件事。辛纳屈的律师米尔顿·A.鲁丁叼着烟，带着律师特有的警觉，正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盯着电视。其他人还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马奥尼、埃德·普奇、辛纳屈的化妆师“短枪”布里顿、纽约代理人亨利·吉内、服装设计师理查德·卡罗尔、保险经纪人约翰·利利、贴身仆人乔治·雅各布斯——一个潇洒的黑人。那时他正在他的公寓里款待女孩子们，唱机里播放着雷·查尔斯的唱片。

像笼罩好莱坞的许多恐惧一样，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的恐慌最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个一小时长的节目纯粹是对辛纳屈的赞颂之辞，而不像传言所说的那样是对他的爱情生活、黑手党和其他私生活领域事务的肆意揭露。在第二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杰克·古尔德写道：“尽管这个纪录片事先并未得到辛纳屈的授权，但如果真要征求他的意见的话，我想他也会同意的。”

节目刚一结束，电话铃就响彻了整个辛纳屈的圈子，他们互相表达喜悦之情，都如释重负。酒吧老板吉利从纽约发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我们统治了世界！”

第二天，辛纳屈重新开始到全国广播公司大厦录制他的节目。站在大厦走廊里，他和几位朋友谈论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他说：“哦，很成功！”

“是的，弗兰克，极其成功。”

“但我认为杰克·古尔德在今天《时报》上的观点是对的。”辛纳屈说，“在节目中应该有更多的关于人的内容，而不应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音乐上……”

他们都点头同意，没有人提到当初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向辛纳屈开火时他圈里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们只是点头称是，其中两个还笑辛纳屈在这次节目中又明显地用了“小鸟”这个词——这是他酷爱的字眼。他总是问他的密友：“你的小鸟怎样了？”；一次他几乎在夏威夷溺死，后来他解释道：“只是我的小鸟沾了点儿水”；他的一个演员朋友迪克·巴卡恩家中挂着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喝，迪克！酒对你的小鸟有好处。”他有时会篡改一首名叫《与我一起飞翔》（Come Fly with Me）的歌的歌词：“说出那些话语吧，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小鸟去阿卡普尔科海湾了……”

十分钟后，辛纳屈跟着伴奏乐队步入全国广播公司录影棚，那里与八天前的样子已完全不同。这次辛纳屈的嗓子感觉良好；他与人们谈笑风生，不再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沮丧。一次，当他站在舞台上的一棵树旁唱《我怎能不想邻家的女孩》（How Can I Ignore the Girl Next Door）时，一台装在滑动轨道上的摄影机滑动得太近，撞着了那棵树。

“天啊！”一个技术助理叫道。

但是辛纳屈似乎并没注意到这些。

“我们这儿出了点儿小故障。”他平静地说，然后又从头开始唱起那首歌。

节目拍完后，辛纳屈从控制室的监视器上观看了重放的节目。他和德怀特·海米恩及其助手一一握手，非常满意。然后，人们在辛纳屈的化妆室里开了瓶威士忌庆祝。帕特里夏·劳福德在那儿，安迪·威廉斯[15]也在，还有其他十几个人。全国各地继续有电报、电话不断打来，称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制的那个节目。据马奥尼说，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制作人唐·休伊特也来了个电话。要知道仅仅在几天前，辛纳屈还对休伊特恨之入骨。他现在仍然很生气，尽管节目本身并不令人反感，但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我用不用给休伊特回封短信？”马奥尼问。

“你能不能寄给他一拳头？”辛纳屈答道。

他拥有一切，但无法入睡；他给予别人精美的礼物，但不幸福。他不会为了别的抛弃现在的生活，即使是为了幸福。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已经变老了，而他没有……我们被家务所累，可他没有……我们会悔恨，而他不会……这都是我们的错误，而他没有犯……

他掌控了洛杉矶的所有意大利餐馆的菜单，如果你想吃意大利北部的菜式，那么就去米兰吧……

人们跟随着他，模仿着他，争相接近他……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总是使他成为圈子里的焦点和中心。……小鸟……小鸟……

他认为一定要玩得很大——嘴张得越大，你能吸入的东西就越多，你的规模就越大，你就会成长得越快，你就更加像你自己——变得更庞大，更富有……

“他比任何人都强，或者至少别人都这样认为，所以他必须做到。”

——小南希·辛纳屈

“他表面上平静如水，但内心却隐藏着丰富的感情。”

——迪克·巴卡恩

“他有一种极强的愿望，想把每一分钟都过得最充实。我猜他可能觉得毁灭会随时来临。”

——布拉德·德克斯特

“我从几次婚姻中的全部收获，就是两年可以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的时光，那是阿蒂·肖[16]付的钱。”

——艾娃·加德纳

“我们不是母子，是好朋友。”

——多莉·辛纳屈

“我喜欢任何可以帮我度过黑夜的东西，祷告、镇定剂或是一瓶杰克·丹尼斯威士忌。”

——弗兰克·辛纳屈

弗兰克·辛纳屈厌倦了一切议论、流言以及猜测，厌倦了报纸上有关他的内容，厌倦了满城人对他的议论。他说这是令人疲惫不堪的三个星期，现在他只想离开这里，去拉斯韦加斯放松一下。于是他跳上飞机，飞过绵延起伏的加利福尼亚群山，飞过内华达洼地，飞过绵延不断的沙漠，来到金沙赌场酒店，去观看卡修斯·克莱对弗洛伊德·帕特森[17]的拳击赛。

比赛前一天，辛纳屈整个晚上都没睡。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睡觉。金沙赌场酒店的大厅，赌博俱乐部，甚至厕所里都充斥着他的歌声，歌曲每隔几个音符就被扬声器里广播找人的声音打断：“有若恩·费施先生的电话，若恩·费施先生……一条金色的丝带在她的头上……有赫伯特·罗斯坦先生的电话，赫伯特·罗斯坦先生……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如此深刻，使我在漫漫长夜中夜不能寐……”

比赛那天下午，在金沙赌场酒店和其他旅馆的大厅里，你会看到赛前常见的各种预言家：赌徒、昔日的冠军、从纽约第八大道赶来的抽着雪茄烟蒂的小个子下注者、那些一年四季抨击大型拳赛却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的体育记者、似乎总是支持其中某个拳击手的小说家、受洛杉矶某天才操纵的当地妓女，还有一位身着满是皱褶的礼服的浅黑肤色女郎站在大堂经理桌旁喊着：“我想和辛纳屈先生说句话。”

“他不在这儿。”大堂经理说。

“您能不能帮我给他房间打个电话？”

“抱歉，小姐。”大堂经理说。这个女孩转过身，情绪很激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穿过大厅，进入喧闹的赌场大厅，那里挤满了只对金钱感兴趣的男人。

快到晚上7点，金沙赌场酒店的经理杰克·恩特拉特步入赌场大厅。他头发花白，是个大块头。他告诉站在21点赌桌旁的几个人，辛纳屈正在更衣。他还说，他无法为更多的人弄到前排的座位，他们——包括带女伴前来的李奥·迪罗谢和偕妻子前来的乔伊·毕晓普[18]，都不能与弗兰克·辛纳屈一同坐在前排，必须退到第三排。当恩特拉特走到乔伊·毕晓普那里，把这一消息告知他时，他的脸沉了下来。他似乎并没有生气，只是默默无声地望着恩特拉特，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样。

恩特拉特打破了这种沉默，说：“乔伊，对不起，在前排就坐的不能超过六人。”

毕晓普仍然没说什么。等大家到拳击场时，发现乔伊·毕晓普坐在了第一排，而他的妻子则坐在第三排。

这场被称作穆斯林与基督徒间圣战的拳击赛开始之前，先是对三位秃顶的前任冠军洛基·马西安诺、乔·路易斯和桑尼·利斯顿进行介绍，然后是昔日歌星艾迪·费舍演唱《星条旗永不落》。已经过了十四五年，辛纳屈仍然对每个细节记忆犹新：艾迪·费舍那时是刚刚崛起的男中音之王，与其竞争的有比利·埃克施泰因和盖·米歇尔，而辛纳屈早已被淘汰出局了。他记得，有一天，他要去录音棚时，碰见几十个等在大厅门口的艾迪·费舍的歌迷，那些人看到辛纳屈时就开始做鬼脸起哄：“弗兰克，弗兰克，我晕倒了，我晕倒了。”也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唱片每年只能卖出约3万张，在电视上露面时他总被人们嘲笑成滑稽可笑的人，与达格玛[19]一起录制的《妈妈要咆哮》（Mama will Bark），也同样惨遭失败。

“那时我在唱片上发出的是怒吼和号叫。”辛纳屈说，一想起这些他仍然浑身战栗，“这些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与狗拉近了关系。”

他的嗓音和艺术判断力在1952年变得让人无法想象地糟糕。据他的朋友说，导致他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是他对艾娃·加德纳的追求。当时艾娃·加德纳是超级影后，一个世上少有的尤物。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回忆道，有一次看到艾娃在她爸爸的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她如出水芙蓉，露出那迷人的身体，悠然地走到火炉旁，斜靠在那儿几分钟。突然，她的漆黑长发似乎全干了，自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据辛纳屈的朋友讲，对于与之约会的大多数女子，辛纳屈从来不知道她们看上的是他现在能为她们做的事情，还是将来他能为她们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艾娃·加德纳，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情。她本人的事业已登峰造极。如果说辛纳屈从与她的那段感情经历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当一个骄傲的男人走下坡路时，女人，尤其是一个身居事业顶峰的女人，对他也于事无补。

然而，即使在嗓音疲惫无力的情况下，他的歌喉中仍然渗透着某种深深的情感。一首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犹新的歌是《想拥有你的我多么愚蠢》（I’m a Fool to Want you）。一位当时曾陪他一起在录音棚里录音的朋友回忆道：“那晚辛纳屈确实激动了，他一气呵成，录完了那首歌，然后转身走出录音棚。一切就那么轻松简单……”

辛纳屈当时的经纪人汉克·萨尼古拉曾是歌曲推广者，他讲道：“艾娃爱弗兰克，但并不是以弗兰克爱她的方式。辛纳屈需要的是一天24小时的关怀。他要求人们都围着他转。弗兰克就是那种人。”萨尼古拉接着说，“艾娃不是很自信，她害怕不能真正地把握住这个男人……有两次弗兰克竟置自己的事业于不顾，追着她到了非洲……”

“艾娃也不愿让弗兰克的那帮人整天围在他们周围，”一位朋友讲道，“这让弗兰克受不了。在和南希一起生活时，他常常把全乐队的人领回家。南希是那种典型的意大利好妻子，她从不抱怨——她会给每人端上一盘意大利面。”

1953年，结婚近两年后，辛纳屈与艾娃·加德纳离婚了。据说辛纳屈的妈妈曾力图使他们和解，但即使艾娃有意，弗兰克也不愿破镜重圆了。曾有人看见辛纳屈与别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在此期间，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辛纳屈似乎从一个童星、身着水手服的青涩演员摇身变成了一个男人。甚至在1953年，也就是他因在《乱世忠魂》的角色而获奥斯卡奖之前，他早年表现出来的天资又复苏了——在他录制的那首歌曲《布鲁斯之诞生》（The Birth of the Blues）中，在被爵士乐评论家们大加赞誉的海滨胜地夜总会的那场演出。那时他逐渐地不再演唱三分多钟、篇幅短小的歌曲，而转向适合录制于密纹唱片的作品。无论他当时有没有获奥斯卡奖，他那音乐会的风格都因此受益不少。

1954年，弗兰克再次把他的天资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一年他被《节拍器》杂志选为“年度最佳歌手”，后来又取代艾迪·费舍，成了合众社举办的DJ选歌冠军。可艾迪·费舍现在正在拉斯韦加斯唱那首《星条旗永不落》。演唱完毕，他钻出拳台。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弗洛伊德·帕特森在第一回合中绕着拳台追击克莱，却没能打着。之后他就成了克莱的玩偶。最后，在第12回合，克莱以其高超的技艺击倒对方，宣告比赛结束。半小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刚才那场拳赛，有的又回到赌桌旁，有的则排队购买在金沙赌场酒店舞台上进行的迪安·马丁-辛纳屈-毕晓普的表演的门票。小萨米·戴维斯若在这儿时，也会加入这种表演。这种例行表演通常由几首歌和一些插科打诨构成，并不十分正式，形式特别，并带有很强的种族气氛浓厚——马丁手里端着一杯酒，问毕晓普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佬？”扮成犹太侍者的毕晓普警告两个意大利人要小心，“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队伍——黑手党”。

金沙赌场酒店的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后，辛纳屈的队伍现在大概有20人了，其中包括刚从纽约飞来的吉利，还有辛纳屈最喜欢的体育专栏作家吉米·坎农，还有哈罗德·吉本斯，一名卡车司机工会的官员，等着霍法[20]投入监狱后便会顶替他的位置。他们鱼贯而出，钻入一排等候在门外的汽车里，浩浩荡荡地向另一个俱乐部进发。现在是凌晨3点钟，夜才刚刚开始。

他们在撒哈拉俱乐部停了下来，挑了一张稍靠后的长桌子坐下来，观看一个名叫唐·里克莱斯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他身材矮小，头发稀疏。与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演员相比，他的表演可能都更具有讽刺性。但他的幽默表现得如此粗野，没有品位，使人无动于衷——由于太具有攻击性反而失去了攻击性。当他发现艾迪·费舍在人群中时，他继续表演，戏说费舍作为一个情人，怎么可能搞得定伊丽莎白·泰勒；[21]当观众中有两个生意人自称是埃及人时，他打断了他们，评论起埃及对以色列的政策；然后，他又语气强烈地指出那个自称与丈夫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女士实际上是个妓女。

当辛纳屈一行人走进去的时候，唐·里克莱斯简直欣喜若狂，指着吉利大叫：“当弗兰克的开路机感觉怎么样？……的确，吉利总是走在弗兰克前面，为他开道。”接着，他向迪罗谢点了点头，说，“站起来，李奥，给弗兰克表演一下你是怎样滑行的。”然后，他话锋一转，指向辛纳屈，居然没忘了提到米亚·法罗，还戏说辛纳屈戴了一小撮假发。之后，又说辛纳屈作为一个歌手气数已尽，大势已去。辛纳屈听了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里克莱斯指着毕晓普，说道：“乔伊·毕晓普，你总是跟着弗兰克出来找乐子。”

后来，里克莱斯又讲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迪安·马丁站起来，喊道：“嘿，你总是谈论犹太人，从不说意大利人，”里克莱斯马上打断他：“我们需要意大利人做什么呢——他们能做的恐怕就是不让苍蝇飞到我们的鱼上。”

辛纳屈笑起来，所有人都笑了。里克莱斯就这样东拉西扯地讲了近一个小时，直到辛纳屈站起来说：“好了，快点，到此为止吧，我得走了。”

“闭嘴，坐下！”里克莱斯厉声说，“我得听你唱歌……”

“你在跟谁说话？”辛纳屈回敬道。

“迪克·海姆斯[22]。”里克莱斯答道。辛纳屈又笑了。这时，迪安·马丁把一瓶威士忌浇到里克莱斯的脑袋上，把他的晚礼服全弄湿了。里克莱斯开始敲打桌子。

“谁能相信那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会成为歌星？”里克莱斯说着。但马丁叫起来，“嘿，我想说几句话！”

“闭嘴。”

“不，里克莱斯，我要告诉你，”迪安·马丁抢过话说，“我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嗯，谢谢你，迪安。”里克莱斯看起来很高兴。

“但别相信我，我喝醉了。”马丁说着，跌坐回他的座位。

“这我相信。”里克莱斯说。

凌晨4点钟之前，辛纳屈带领一行人走出了撒哈拉俱乐部，一些人还拿着装满了威士忌的酒杯，一路上甚至在车里都慢慢啜饮着。回到了金沙赌场酒店，他们又走进赌博厅。那里仍旧熙熙攘攘，人挤人，轮盘赌的轮盘不停地转动着，远处角落里不时地有掷骰子的人们的尖叫声。

弗兰克·辛纳屈左手端着一小杯波旁，步入人群。与他的朋友们不同的是，他总是衣冠楚楚，礼服上的领结总是精心折打，皮鞋向来一尘不染。无论喝了多少酒或是有多长时间不曾休息，他似乎从不会让自己的外表有失尊严，显得萎靡不振。他从不像迪安·马丁那样走路时左右摇摆，更不会像萨米·戴维斯那样在戏院的过道上跳舞，甚至跳到桌子上。

无论辛纳屈在哪里，他总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他的部分自我，尽管有时只是一小部分，总是保持着他家长的身份，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把酒杯放在21点赌桌上，面对发牌者站着，离桌子稍远，而不是靠在桌上。他把手伸进礼服下面的裤兜里，拿出厚厚一沓干干净净的钞票。他平缓地抽出一张百元钞票，把它放在绿色绒布桌上。发牌者发给他两张牌，他又要了第三张牌。点数超了，他输了100美元。

此刻辛纳屈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抽出了第二张百元钞票，他又输掉了。然后他拿出了第三张，还是输了。后来，他把两张百元钞票放到桌子上，可依然没有赢。最后，在拿出第六张百元钞票继而输掉之后，他向那个发牌的人点点头，朗声地说了句“好一个发牌员”，离开了那张桌子。

此时，为了让他通过，刚刚聚拢过来的人群让出一条道。一个女人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名。他签名后居然还说了一句“谢谢”。

在宽敞的餐厅后面，有一张长桌子是特意为辛纳屈保留的。在这个时候，餐厅还是空荡荡的，大约只有二三十人，离辛纳屈很近的一张桌子边坐着四个没有男士陪伴的年轻女郎。餐厅的另一个边还有一张长桌子，七个男子肩并肩靠墙坐在那里，其中两个戴着墨镜。他们安静地吃着，几乎不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那儿吃，不放过桌上的任何食物。

辛纳屈一行入座后，喝了点饮料，然后开始点菜。这张桌子与纽约的吉利酒吧的那张差不多大小，只要他去就会特意留给他用；现在坐在这张桌子周围的这班人马，差不多全是那些伴随辛纳屈出入吉利酒吧的人，当然也是跟着辛纳屈去加利福尼亚、意大利或新泽西的任何一个饭店，或辛纳屈去的任何一个地方的那帮人。每当辛纳屈坐下来就餐时，他的好友都坐得离他很近；无论他在哪儿，无论场合有多么高级，他们之间都表现出一种亲近的互助关系，因为无论辛纳屈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仍是在这种关系呵护下的一个小男孩——只不过现在他能把这种呵护随身携带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辛纳屈来说，在为他预留座位的公共场所里进行的这种准家庭式的聚会，是一种最接近家庭生活的时光。他曾经有过家，却又离开它，这种准家庭式的相处可能是他最想要的方式；尽管看起来并非如此，因为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地谈及他的家庭，还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她在没有和他商量的前提下，不要做出任何决定。他总是把他的家具或其他纪念品放在她或女儿南希那儿，而且他和艾娃·加德纳仍然友好。在意大利拍摄《战俘列车》时，他们还曾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到哪儿都有狗仔追着。据说那时狗仔一起开价1.6万美元，希望他能与艾娃·加德纳合影。但有传言说辛纳屈则愿意开双倍的价钱打断一名狗仔的胳膊和大腿。

辛纳屈虽然很高兴单独待在家里，完全没有外人的打扰，这样他可以清静地读些书或整理一下思绪。可是，偶尔在某个夜晚，他也会突然发现自己意外落单。也许他已给七八个女人打过电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都不能前来陪他。这样，他就会给他的男仆乔治·雅各布斯打电话。

“今晚我想回家吃晚饭，乔治。”

“几个人？”

“就我自己，”辛纳屈会这样说，“我想要些清淡的东西，我不太饿。”

乔治·雅各布斯36岁，离过两次婚，长得很像比利·埃克施泰因。他曾随辛纳屈周游世界，对他忠心耿耿。雅各布斯的住所离日落大道不远，在威士忌舞厅的拐角处。他经常和各种活泼可爱的加利福尼亚女孩为伴，这使他小有名气。不过他承认，一些女孩最初之所以接近他，是由于他与辛纳屈的亲密关系。

辛纳屈到家之后，雅各布斯会服侍他在餐厅就餐。之后辛纳屈就打发他回家。在这种夜晚，如果辛纳屈要求他多留一会，或陪自己打几把扑克，雅各布斯是很愿意效劳的。但辛纳屈从没这样要求过。

这已是他们在拉斯韦加斯度过的第二个夜晚了。辛纳屈与朋友们在金沙赌场酒店的餐厅里一直坐到近早上8点。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梦中度过，然后飞回了洛杉矶。第二天早上，他已经驾着他的小高尔夫球车穿梭于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制片场了。根据日程，他今天要与热情奔放的金发女郎维尔纳·利西[23]完成电影《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的拍摄。当他开着那辆高尔夫球车驶在电影公司大厦间的道路上时，他看到了史蒂夫·罗西，他正和喜剧搭档马蒂·艾伦在录影棚拍一部电影。他们这个录影棚与南希·辛纳屈的录影棚紧挨着。

“嘿，混蛋，”他大声对着罗西喊，“别吻南希。”

“只是拍电影啦，弗兰克。”罗西边走边转回头说。

“在车库里拍吗？”

“我们意大利人的热血让我情不自禁，弗兰克。”

“那么，降降温吧。”他向罗西眨了眨眼睛，说道。然后他开着他的高尔夫球车拐了个弯，停在一幢土褐色的大楼外面。《突袭皇后虎》的最后两组镜头就在这幢大楼里拍摄。

摄影棚里熙熙攘攘，几十个技术助理和导演都聚拢在摄影机周围。辛纳屈大步流星地走进去，高声说：“胖导演在哪儿？”导演杰克·多诺霍是个大块头，他与辛纳屈合作有22年了，共同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杰克对这个电影非常头疼：剧本总是变来变去，演员们似乎永远没法休息，辛纳屈已经开始厌倦了。但现在只剩下两组镜头了——一组是时间较短的游泳池里的镜头；另一组则是时间较长的辛纳屈与维尔纳·利西在海滩布景下的激情戏。

游泳池一组戏拍得又快又好，主要演的是辛纳屈他们这些劫持者的阴谋破产，没能劫持玛丽王后号。在齐肩的水里待了几分钟后，辛纳屈说：“快点，伙计们，水里很凉，我感冒刚好。”

摄影组推近镜头，维尔纳·利西跳入水中，在辛纳屈身边溅起水花。杰克·多诺霍向开动鼓风机的助手们喊道：“让浪花溅起来！”另一个人发令道：“搅动池水！”这时，辛纳屈唱了起来：“搅动池水要有节奏！”在摄影机开拍前，一切平静下来。

下一个镜头在海滩上拍，弗兰克仰面躺在沙滩上，假装凝望着星星；维尔纳·利西要走近他，把一只鞋扔在他附近，以示她的到来；然后，她要坐在他旁边，等待下面他对她的激情表露。正式开拍前，利西小姐先练习了一下如何把鞋扔到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附近。当她要扔鞋时，辛纳屈喊道：“瞄准我的小鸟吧，我想回家了。”

维尔纳·利西几乎不懂英语，对辛纳屈的特殊词汇更是闻所未闻了，所以如坠雾中，一副茫然的样子，但摄影机后的每一个人都在笑。她把鞋抛向他。那只鞋在空中转了几圈，最后落到了辛纳屈的肚子上。

“高了三寸。”他叫道。维尔纳·利西听到摄影机后的笑声，依然一头雾水。

杰克·多诺霍让他们对一下台词。辛纳屈刚从拉斯韦加斯回来，还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他希望快点儿开机。他说：“咱们试一个镜头。”尽管杰克·多诺霍不敢确定辛纳屈和维尔纳·利西是否已经把台词记好，但他仍然说：“好吧。”随后，一个拿着拍摄板的助手喊道：“419号镜头，第一次拍摄。”维尔纳·利西拿着她的鞋，向仰卧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走过去。她扔出了鞋，那只鞋落在了辛纳屈的大腿根附近，辛纳屈的右眼几乎是不易察觉地眨了眨，但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又不禁笑了起来。

“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些什么？”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坐下，说出她的第一句台词。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辛纳屈说，“一个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

“停！”多诺霍喊道。沙滩上有三个麦克风的影子，维尔纳·利西坐的位置也不对。

“419，第二次拍摄。”拿拍摄板的人喊道。

利西小姐靠近辛纳屈，把鞋向他扔去，这次没有打着——辛纳屈只轻轻吁出一口气——利西小姐说：“今晚的星星告诉你什么？”

“星星告诉我，今晚我是个白痴，貌似聪明的白痴竟然被搅到这件事里了……”接着，根据剧本，辛纳屈应该继续说：“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事里了吗？我们刚踏上玛丽王后号的甲板，就已经在自己身上做了标记。”但是他总是临时篡改台词，他说道，“你知道我们卷到什么里来了吗？我们刚踏上他妈的这条船上……”

“不行，不行，”多诺霍打断了他，摇着头说，“我想这不行。”

摄影机停了下来，一些人在笑，辛纳屈仍旧躺在沙滩上，抬头望着天空，好像在说这次中断毫无道理。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辛纳屈开口了。理查德·孔特[24]站在摄像机后面，叫道，“这片儿又不在伦敦放映。”

多诺霍把手插进他那稀薄的灰白的头发里，用力地摩挲着头，但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你知道，如果不乱改台词的话，这场戏拍得挺不错。”

“是的，”摄像师比利·丹尼尔斯从摄像机后面探出头来，应和道，“确实是一场不错的戏……”

“注意一下你的语言。”辛纳屈打断他。辛纳屈总是能找出不重拍的各种方法，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既能让这段影片可以使用，又能让“他妈的”那句台词以后再录制。这一办法马上被接受。摄像机又继续工作起来。维尔纳·利西向躺在沙滩上的辛纳屈身上靠去，他把她拉到怀里，紧贴住他。这时摄像机推近，给了他们一个特写。拍了几秒钟后，辛纳屈和利西仍继续吻着。他们的身体在沙滩上紧贴在一起，手臂相互交缠着，维尔纳·利西的左腿稍稍向上抬了一点点，摄影棚里的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直到多诺霍最后喊道：

“你们快好了告诉我一声，胶卷快没了。”

利西小姐站了起来，拽了拽身上的白裙子，拢了拢她那金色的头发，然后摸了一下唇上的口红，口红已乱。辛纳屈嘴角挂着微笑，起身向他的化妆间走去。

路过站在摄像机旁边的一个老头时，辛纳屈问道：“你家贝尔和豪厄尔怎么样？”

“不错，弗兰克。”老头儿笑道。

“很好。”

在化妆间里，他见到在那儿等着他的汽车设计师，他正按辛纳屈的要求为他设计一款新车，取代他过去几年一直开的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福特吉亚（Ghia）。他的秘书汤姆·康罗伊也在等他，他带来了一大包影迷们的信，包括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的一封。此外，辛纳屈的琴师比尔·米勒也在等他。辛纳屈要出一张新唱片《月光下的辛纳屈》（Moonlight Sinatra），他们要为今晚的录制排练几首曲子。

尽管辛纳屈不介意在某个电影场景中做一点夸张的表演，但对待录音他却是非常严肃的。正如他对一个英国作家罗宾·道格拉斯-霍姆解释的那样：“你在录制唱片时，只有你一个人负责任；如果唱得不好而遭非议，那么是你而不是别人会受到指责；如果唱得好，那么也是你而不是别人受到赞扬。但对于拍电影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制片人，有编剧，还有成百的其他工作人员，你只做你的那一部分工作，从来不对整个影片负责。可录制唱片时，一切成败却全在你一人身上……”

但是现在我已时日无多

已到了迟暮之年

当我回首前尘

我的生命就像陈年佳酿

从精美古旧的酒桶中倾倒而出

无论是什么歌，或是谁写的歌词，都不再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变成了他心里的话，他的真情感受，是他的热情洋溢的生命乐章的一部分。

生命如此美丽

只要你把握住她的脉搏……

弗兰克驱车来到录音棚，似乎是从车里跳出来，穿过马路人行道，进入前门。他打着响指，走入一间气氛融融的密封房间，站在乐队的前方。很快，他就成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乐器、每一个音符的主宰。有的乐师已经为他伴奏整整25年了，时光飞逝，在辛纳屈的那首《你让我年轻》（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的歌声相伴下，他们已渐渐地老去。

每当他像今天这样放开喉咙，尽情歌唱时，辛纳屈就进入一种兴奋状态，房间里的一切都会受到感染，兴奋激动之情会传遍整个乐队，传到控制间。在那里，他的十几位朋友隔着玻璃向他招手。其中的一个是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的投手，叫唐·德莱斯戴尔；还有一个是职业高尔夫球手，叫博·温宁格。有许多漂亮女郎也站在控制室里，她们站在技师的后面朝辛纳屈微笑，伴着他的歌声轻轻摇动身体。

这只是月光下的爱情

只是月光下的爱情吗？

你是否会离我而去

在黎明悄悄到来之时……

录完音后，唱片被倒回重放。刚刚进来的南希·辛纳屈走到她父亲身边，和他一起站在乐队前面聆听着刚才的录音。他们静静地听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仿佛看着国王与公主。音乐停下来时，从控制室里传来热烈的掌声。南希笑了，辛纳屈兴奋地凌空踢了一脚，手指打着响指，叫道，“简直棒极了！”

然后，辛纳屈向他的一个随从叫道：“嘿，萨金，给我来半杯咖啡怎样？”

萨金·韦斯还一直沉浸在音乐中，直到辛纳屈叫他，才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

“我真不是有意打扰你，萨金。”辛纳屈微笑着说。

稍后，韦斯端来了咖啡，辛纳屈看了看咖啡，用鼻子闻了一下味道，大声说道：“我原以为他对我已很好了，但今天的咖啡也格外纯正……”

又有许多人笑了起来。之后，乐队为下一首歌做准备。一小时后，全部曲目录制完毕。

乐师们把乐器放到器乐箱里，抓起衣服，向辛纳屈道过晚安，鱼贯而出。就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生活一样，辛纳屈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从他们的单身生活，到他们的离异，乃至他们所经历的起起落落，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其中一个吹法国圆号的小个子乐师是意大利人，名叫文森特·德罗莎。很久以前，收音机上还在播放好彩香烟赞助的《流行巡礼》[25]这一节目时，他就一直跟随着辛纳屈。当他从身边走过时，辛纳屈伸出双臂拥抱了他好一会儿。

“文森特，你的小姑娘怎么样？”辛纳屈说。

“她很好，弗兰克。”

“噢，她不是小姑娘了，”辛纳屈纠正自己道，“她现在一定是个大姑娘了。”

“是的，她在上大学。在南加州大学。”

“太棒了。”

“她好像也有点儿唱歌方面的天赋，弗兰克。”

辛纳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很好，但先让她受教育总是好的，文森特。”

文森特·德罗莎点了点头。

“是的，弗兰克。”文森特接着又道，“那么，晚安，弗兰克。”

“晚安，文森特。”

乐师们走了之后，辛纳屈离开了录音室，加入到站在走廊里的朋友们当中。他想出去和德莱斯戴尔、温宁格及几个朋友喝一杯，但他首先走到走廊的另一头，与南希告别。南希正在拿大衣，准备自己开车回家。

辛纳屈吻过她的脸颊后，快步走到门口，与等在那里的朋友会合。但南希还没离开录音棚，辛纳屈的一个随从，阿尔·西尔瓦尼，一位前拳击经纪人，走到了她的面前。

“南希，你准备好了吗？”

“噢，谢谢，阿尔，”她说，“我会照料自己的。”

“这是教皇的命令。”他把双手举起，手掌朝外。

南希指给他看了送她回家的两个朋友。当他认出他们是她的朋友后，西尔瓦尼才离去。

那个月余下的几天都是阳光明媚，和风吹拂。唱片的录制工作出色完成，电影圆满拍完，电视节目的阴云也已散去；现在，辛纳屈驾驶着那辆吉亚车，前往办公室，那里有一大堆新的演出项目等着他去协调。他在金沙赌场酒店有一场演出，另外有一部名叫《飞凤狂龙》（The Naked Runner）的电影要在英国拍摄，还有几个歌曲专辑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要出。还有，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他的50岁生日了……

生命如此美丽

只要你把握住她的脉搏

我多么愚蠢无知

如果让这美好时光从身边悄然溜走……

弗兰克·辛纳屈停下车。红灯。行人迅速从车前走过，但像往常一样，有一个人停在那里没有过马路。那是一个20岁的女孩，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注视着他。他用左眼余光看到了她，每天这种情况都发生，他知道女孩一定在想，这个人很像弗兰克·辛纳屈，但，是他吗？

红灯还没有变绿，辛纳屈转过头，直视女孩双目，期待着他熟悉的那种反应。这种反应出现了。他笑了，女孩也笑了。辛纳屈驾车离去。

[1] 米亚·法罗（Mia Farrow，1945—），美国女演员，曾获金球奖、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女演员等奖项，代表作有电视剧《冷暖人间》（Peyton Place），并因演出该剧与辛纳屈相识相恋，最终走入婚姻殿堂。

[2] 李奥·迪罗谢（Leo Durocher，1905—1991），美国棒球运动员，1994年入选美国棒球名人堂。

[3] 乡村小屋（Rustic Cabin），位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Englewood）的一座旅店兼俱乐部。辛纳屈1938年受聘在此担任司仪、歌手兼侍应长。

[4] 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1922—1990），好莱坞著名女演员，辛纳屈的第二任妻子。他们结婚六年（1951—1957）后离婚。朱丽叶特·普劳斯（Juliet Prowse，1936—1996），英国、印度混血儿，20世纪50年代起活跃于好莱坞的舞蹈演员。她和辛纳屈因共同出演电影《巴黎，我爱你》（Can-Can）相识，之后于1962年宣布订婚，但随即分手。本文发表于1966年，当时辛纳屈正与米亚·法罗恋爱。

[5] 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1903—1977），美国流行歌手、演员，曾于1962年获格莱美奖终身成就奖，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者。

[6] 巴迪·瑞奇（Buddy Rich，1917—1987），美国黑人爵士乐鼓手，因其演奏的技术、力量与速度，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鼓手”。瑞奇比辛纳屈小两岁，却先于其进入汤米·多尔西的乐队，并因此相识。瑞奇欣赏辛纳屈的才华，辛纳屈也在1964年出资赞助瑞奇成立了他自己的乐队。

[7] 约瑟夫·迪马乔（Joseph DiMaggio，1914—1999），意大利裔美国棒球运动员，终生效力纽约洋基队，曾三度获选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年度最有价值球员，13次入选全明星赛，常被誉为“如画一般完美的”球员，他在1941年连续56场击出安打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靠一己之力便把全美国的注意力由战火纷飞的欧洲拉到棒球战上。

[8] 《不可触犯》（The Untouchables），美国电视连续剧，1959年开播，1963年剧终，讲述了1930年代芝加哥犯罪团伙的故事，据美国知名罪犯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的事迹改编，在美国影响巨大。

[9] 约瑟夫·瓦拉基（Joseph Valach，1903—1971），意大利裔美国人。1962年被捕入狱后因种种原因决定与政府合作，指认其团伙同伴，因此成为首位公开证实黑手党及其存在的黑手党成员，被《生活》杂志称为“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联邦囚犯”。

[10] 鲍比·肯尼迪，即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1925—1968），人称“小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也是约翰的竞选经理，在约翰就任总统后被其任命为司法部长。上任后他坚持不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黑手党，在1968年遇刺身亡。

[11] 彼得·劳福德（Peter Lawford，1923—1984），美国演员。他的首任妻子帕特里夏·肯尼迪（Patricia kennedy）是约翰·肯尼迪的妹妹。

[12] 迪安·马丁（Dean Martin，1917—1995），美国歌手、演员、喜剧明星与电影制片人。

[13] 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1925—1990），美国喜剧演员、歌手。

[14]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记者、电视新闻主播，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明星主持。他报道过朝鲜战争、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越南战争等众多历史事件，被誉为“美国人最可信赖的人”。他在节目中的结束语“事实就是如此”（and that’s the way it is）也是一句著名的流行语。

[15] 帕特里夏·劳福德（Patricia Lawford，1924—2006），即267页注3中提到的彼得·劳福德的妻子，也是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1927—2012），美国歌手，拥有18张销量超50万的专辑（金唱片）和三张销量超100万的专辑（白金唱片）。

[16] 阿蒂·肖（Artie shaw，1910—2004），美国作曲家、单簧管演奏家、乐队领队，同时也是作家。肖是艾娃·加德纳的第二任丈夫。加德纳曾对记者说过肖是知识分子，而她自己并未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婚后肖曾为了教育加德纳而命令她多读书，并指定了一些书目。他们1945年结婚，1946年离婚。

[17] 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Jr.，1942—2016），即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世界最伟大的拳击手之一，以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及政治主张誉满全球。他因信奉伊斯兰教而于1964年更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但当时鲜有记者接受这个名字，仍称其为“克莱”。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1935—2006），美国职业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他职业生涯55胜8负，两次遭遇阿里皆负，却在阿里因反对越战被许多州吊销拳击执照时为阿里辩护。

[18] 乔伊·毕晓普（Joeg Bishop，1918—2007），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脱口秀主持人，他与辛纳屈、萨米·戴维斯、彼得·劳福德、迪安·马丁等人一起属于“鼠帮”（Rat Pack）这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寻欢作乐，也会以团体身份演唱歌曲、出演电影等，代表作有《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等。

[19] 达格玛（Dagmar，1921—2001），美国女演员、模特、电视明星。

[20] 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作家，时任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后于1975年失踪，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

[21] 艾迪·费舍（Eddie Fisher，1928—2010），美国著名歌手。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与女星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1932—2011）的绯闻。费舍因与泰勒的婚外恋而与同是好莱坞演员的德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1932—）离婚，与泰勒结婚（1959年），后于1964年离婚。

[22] 迪克·海姆斯（Dick Haymes，1918—1980），出生在阿根廷的歌手、演员，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很受欢迎。

[23] 维尔纳·利西（Virna Lisi，1936—2014），意大利女演员。

[24] 理查德·孔特（Richard Conte，1910—1975），美国演员，与辛纳屈合作过《十一罗汉》、《突袭皇后虎》、《好汉汤尼》（Tony Rome）、《碧海艳尸》（Lady in Cement）等影片。

[25] 《流行巡礼》（Hit Parade），因由烟草商好彩赞助，节目又名The Lucky Strike Hitparade，是一档商业性的歌曲排行榜节目，于1935至1958年间播出。

失败者

在纽约北部的一个小山脚下，离曼哈顿约60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乡村俱乐部。里面跳舞地板上布满了灰尘，酒吧间高脚凳腿朝上地扔在那儿，还有一架跑调的旧钢琴。在那儿附近，夜间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来自那所白色大房子的后面——那是浣熊、臭鼬和野猫碰倒垃圾桶的声音。这些小动物惯于夜间从山上下来，在这一带徘徊。

那幢白色的房子好像无人居住。但是，偶尔这些小动物发出的声音太吵时，就会亮起一盏灯，打开一扇窗，飞出一个可乐瓶，穿过黑暗，砸在垃圾桶上。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动物都不会受到打扰，一直到天亮。清晨，白房子的后门慢慢地开了，一个宽肩膀的黑人走出来，身穿灰色的运动衫，脖子上搭着条白毛巾。

他跳下台阶，快步跑过垃圾桶，沿着俱乐部后面的土路，朝高速公路跑去。有时他停在路边，朝着假想的对手出拳，“嗨——嗨——嗨”地喘着粗气。来到公路附近时，他转了一个弯儿，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那座山上。

清晨时分，路上行驶的都是农场的卡车，司机们向那个跑步的人挥手致意。再晚一些时候，路上就有了其他车辆，这些司机也看见他了，有几个还突然把车停在路边，问道：

“喂！这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吗？”

“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说，“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司机们开车走了，但马上又走过来一个人，他衣衫褴褛，好像昨晚是在马路上过的夜。他蹒跚地跟在跑步人的后面，喊道：“嗨，弗洛伊德·帕特森！”

“不，我是他弟弟雷蒙德。”

“可别告诉我你不是弗洛伊德·帕特森。我清楚他长什么样儿。”

“好吧，”帕特森说，“如果你想让我当弗洛伊德·帕特森，那我当好了。”

“那就请给我签个名。”那人说着，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和一支铅笔。

他签了名——“弗洛伊德·帕特森”。

一小时后，弗洛伊德沿着那条土路跑回那座白房子，头上的毛巾吸着他前额的汗水。他独自一人住在房子后面一套两室的公寓里，自从再次输给桑尼·利斯顿以后，他就住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小房间里有张他自己铺的大床，几张很少听的唱片，一部偶尔响一响的电话。大房间里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放着一套沙发；沙发旁有个壁炉，上方晾挂着拳击短裤和T恤衫，还有一张他当冠军时的照片和一台电视机。电视通常是开着的，除非他在睡觉或者在俱乐部里练拳（在原来的舞蹈地板上围起了一个拳击台），或者在和访客聊天。偶尔他会和访客讲起失败的感受，那是很痛苦的。

“喔，只要能和利斯顿再比一次，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在没人能看见我们的地方再较量一次，看一看我能否在三分钟之内不被打败。”帕特森说着，用毛巾擦了擦脸，在沙发旁踱着步。他又说：“我知道我可以打得更好……我不是在想‘重赛’，有谁肯花十美分再看一场帕特森对利斯顿的拳击赛呢？我知道我打不赢他……但我只要在第一回合不被打败就好。”

他接着又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第一回合是怎么过去的。你上场了，周围除了人就是摄像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那样宏大的场面，那样群情激昂，《星条旗永不落》在你耳畔响起，全国人民都期望你能赢，包括总统在内。你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吗？它让你头晕目眩，只会让你头晕目眩。然后，铃声响了，你朝利斯顿走去，他也朝你过来，你甚至没意识到场子里还有个裁判。

“……剩下的你就记不清楚了，因为你不想再记起它……你所能回想起的是，突然你爬了起来，裁判问：‘你没事吧？’你说：‘当然没事。’然后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答：‘帕特森。’

“后来，突然间，在一片尖叫声中，你又一次倒下了，你知道你得爬起来，但你晕眩得厉害，裁判把你推了回去，你的教练拿着毛巾站在那儿，观众都站了起来，你的眼睛盯着前方，只觉得有人群在你眼前晃动，却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你感觉走路摇晃，身体轻飘飘的。

“被对手击倒的感觉并不那么糟，”他说，“事实上，还很不错。没有伤痛，只是极度晕眩，看不见天使，也看不见星星，你飘上了快乐的云头。在内华达州的那次比赛中，利斯顿打倒我后，有那么四五秒钟的时间，我感觉场内的所有观众全站在了拳击台上，和我在一起，围绕在我身旁，就像我的家人。当你被击倒，你觉得场内所有的人都那么热情，你真想过去亲吻每一个人，男的，女的，所有人。这场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确实从场内向观众们飞吻。但我不记得了。我想那不会是假的，被击倒四五秒钟时就是这种感觉……

“可后来，”帕特森仍然踱着步说道，“这种挺好的感觉不见了，你意识到了你在哪里，你在那儿做什么，以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就是一种伤痛，一种无名的伤痛。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一种掺杂着愤怒的伤痛，一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的伤痛，一种‘对于自己的能力感到羞耻’的伤痛……那时你唯一想要的，就是拳击台中央能有个小门——让你掉下去，落在更衣室里，就用不着走出场子去面对那些观众了……”

后来，帕特森走到炉子旁边儿，把茶壶放在炉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外面传来了陪练和教练的脚步及说话声。他们住在房子的前面。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俱乐部，为帕特森的训练做准备。两天后，帕特森得飞往斯德哥尔摩，去同一名意大利选手阿莫提比赛。自上次输给利斯顿后，这将是他第一次露面。

接着，他希望能在伦敦和亨利·库珀一试高低。如果他的反应能力得到恢复，如果他又能恢复自信，他想在拳坛上找回昔日的辉煌，打败所有的主要对手，而且会有不停的比赛，不用等很长时间，就像他还是冠军时那样。

帕特森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子见面。她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一致认为，他该退出拳坛了。他们指出，他并不需要这笔钱。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现在总资产已达800万美元，在未来的25年里，光靠投资获利他每年就能有3.5万美元的固定收入。但帕特森只有29岁，还没有尝到太多失败的滋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拳击生涯已经结束。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打败自己的不只是利斯顿，而是某种更强大的东西。那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力量。除非他能弄清那到底是什么，并且在拳击场中设法对付它，要不然，除了在这座小山脚下，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平静的生活，他也永远丢不掉他的假胡子了。自从1959年被约翰逊[1]击败之后，每场比赛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提箱，里面装着假胡子。如果输掉比赛，他就戴上它溜出体育馆，以防被别人认出。

“我经常想，其他拳击手感觉如何，他们输掉比赛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帕特森将茶杯放在桌子上，说道，“我真想找位拳击手谈谈，交流一下，看他是否也有同感。但我能和谁谈呢？大多数拳击手无论如何也不肯多说。在赛前量体重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甚至不敢直视对手的眼睛。

“在利斯顿量体重时，体育专栏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的举动表明内心感到恐惧。其实不然。我从来都不敢直视对手，因为……呃，因为我们将要交手，那可不是件好事；还有，因为……呃，有一次我确实直视了对手的眼睛，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肯定还在打业余拳击赛。当我看他时，发现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并且他也看了我……还朝我微笑……我也还了他一个微笑！这真是不寻常，非常不寻常。当一个人可以直视他的对手，并那样对他微笑时，真不知他们还有什么心思去较量。

“我不记得那场比赛发生的事了，也不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了。我只记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敢直视过任何对手。”

卧室的电话铃响了。帕特森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是他妻子桑德拉打来的。他说了句“请原谅”，随手关上了身后的卧室门。

桑德拉·帕特森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纽约州斯卡斯代尔一幢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里，附近的居民都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房子四周围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里面堆满了家具，可弗洛伊德却觉得住在这样的家里很不自在。自从他把冠军的头衔输给利斯顿后，他宁肯整日住在训练营也不回家。孩子们把那里叫作“爹地的家”。老大是个女儿，叫珍妮，7岁了。孩子们都不太清楚爸爸是靠什么养活他们的。但小珍妮通过闭路电视看见上一场利斯顿对帕特森的拳击赛。她接受了这样一种解释：爸爸在和另一个人玩一种游戏，他们两个要轮流把对方推倒；以前是爸爸把他们全部推倒，现在该轮到他们推倒爸爸了。

卧室门开了，弗洛伊德摇着头，显得很生气，还有点儿神经质。

“我今天不训练了，”他说，“我得飞去斯卡斯代尔。那些男孩子又在取笑珍妮。她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其他大孩子总是不让她好过，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子总是嘲弄她，还掀她的裙子。昨天她哭着回了家，所以今天我得回去一趟，在学校外面等那些小子出来，然后……”

“他们有多大了？”有人问他。

“十几岁。”他说，“够大了，吃一记左勾拳没问题。”

帕特森打电话给他的飞行员朋友泰德·汉森。他也住在这里，帮弗洛伊德处理公关事宜，并教他如何驾驶飞机。五分钟后，汉森来了。他是个瘦削的白人，一身飞行员服装，戴着护目镜。十分钟后，帕特森带上汉森，沿着狭窄蜿蜒的乡村小路，疯狂地开车朝六英里外的飞机场奔去。

“桑德拉担心我会闯祸，不知道我会怎样教训那几个小混蛋，她不想让我惹麻烦！”帕特森愤愤地说着，开车猛地转过一个小山丘，继续踩着油门，“她就是不够强硬！她害怕……她不敢告诉我那个杂货店老板总是对她动手动脚。很长时间以后，她才告诉我那个洗碗机修理工总是叫她‘宝贝儿’。他们知道我总不在家。那个修理工这个月已经去过我们家四五次了。洗碗机每星期都要坏。我猜想是他故意把那机器搞得每周坏一次的。上次，我设了个陷阱，等了他45分钟，可他没露面儿。我要去抓住这个家伙，告诉他，‘我要是叫你老婆宝贝儿，你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鼻子上挨了一拳，是不是？好吧，我就想那么做，如果你再叫她宝贝儿的话。你应该叫她帕特森夫人，如果你和她熟的话，可以叫她桑德拉。但你和她不熟，你得叫她帕特森夫人。’然后我告诉桑德拉，这些男人，也就是这些白人，只想从黑人女人身上找点儿乐子。他们从没想过要娶黑人女人，只是在找点儿乐子……”

此时，他已经把车开到机场的停车场。正前方，一架绿色的单引擎塞斯纳飞机停在铺着草坪的简易跑道上。在与利斯顿进行第二轮比赛前，他买下了这架飞机，并学会了驾驶它。帕特森向来害怕飞行，他的经纪人屈斯·达马托和他同病相怜。帕特森或许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恐惧。

帕特森18岁时，达马托就接手了他的训练，因此他对于帕特森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达马托今年56岁，是个奇怪但却充满魅力的老人。他沉迷于斯巴达主义，过着一种自我克制的生活，而且总是感到怀疑和恐惧：因此他从不坐地铁，唯恐有人把他推下去；他终身未娶，也从不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

“我必须让敌人感到迷惑，”达马托曾这样解释，“当他们迷惑时，我就能为我的选手做更多的工作了。然而在生活中，我并不想得到安全感；当一个人知道他安全的时候，他的感觉就迟钝了，他就开始走向死亡。我也不想让生活中有过多的享乐；我深信，你从生活中得到的享乐越多，你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多。”

直到几年前，达马托一直替帕特森面向公众发言，像一个意大利家长一样，为帕特森经营着一切。但后来的帕特森——这个走向成熟的儿子，开始和父亲心中的形象背道而驰。当他第一次输给利斯顿以后，达马托激励他抵抗到底，并让他开始了飞行训练。在第二场比赛前，他已经克服了恐高症，控制飞行也几乎是个行家里手了。从此他又重新找到了自信。他知道，即使输掉这场比赛，至少还有这架机器可以带着他逃离这个城市。

可惜他并没有完成这项使命。赛后，这架小小的塞斯纳飞机由于负载过多，在开出拉斯韦加斯90英里处，机身开始发烫。帕特森和他的同伴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返航。他们用无线电和机场联络，租用一架大一点的飞机。当他们着陆时，拉斯韦加斯机场的候机室里挤满了赛后离去的人们。帕特森藏在飞机库后面。他的假胡须在提箱里，但没有人看见他。

后来，那个飞行员同伴独自驾驶帕特森的塞斯纳飞机飞回纽约。帕特森则开着租来的大飞机飞回，陪同他的就是泰德·汉森。汉森42岁，离了三次婚，是个友好的内华达人。他曾干过清理农田的活，也当过酒保、酒店舞蹈演员，后来在拉斯韦加斯当上了飞行教练。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帕特森，两人成了好朋友。当帕特森请汉森帮他驾机回纽约时，他丝毫没有迟疑，虽然当晚身体稍有不适——一半是因为利斯顿的胜利让他消沉，一半是因为在酒吧里挨了一个醉鬼的一顿揍。那个醉鬼说了一些这场比赛的风凉话，汉森提出抗议，结果引火烧身。

然而，一上飞机，泰德·汉森就变得注意力高度集中了。他必须这样，因为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空平稳前进了一会儿后，帕特森开始走神了，又想起了拳击场，飞机偏离了航线。汉森提醒道：“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回到航线上好不好？”这时弗洛伊德的头突然一动，回过神儿来，扫了一眼仪表盘。帕特森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只能保持一小会儿。不一会儿，他的脑子就又回到了拳击场，眼前又重现比赛时的情景，他根本无法相信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晚飞离拉斯韦加斯时，我不停地想，想起数月的赛前训练、跑步、练拳，还有那些远离桑德拉的日日夜夜……想起在训练营地的时候。那时我很想一直熬到深夜11点50分，看《午夜剧场》节目中播放的电影，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训练……

“我想起了赛前我的感觉是那么好，躺在更衣室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在想，‘你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也不错。但你出拳时够狠吗？’我告诉自己，‘够不够狠现在并不重要，别去想它了；马上就要进行冠军争夺战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天晓得！或许铃声一响，你就会不顾一切。’

“……于是，你躺在那儿，想睡会儿觉……但你总是昏昏沉沉，半睡半醒，不时被大厅里的说话声吵醒。有人在喊‘嗨，杰克’，‘嗨，艾尔’，或‘嗨，第四轮比赛的选手该入场了！’当你听见这话，你会想：‘还没轮到你呢。’因此你躺在那里，胡思乱想，‘明天我会在哪儿？三小时后我会在哪儿？’喔，你会漫无边际地想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事情跟比赛毫无关系……你会想到，你岳母去年给你买了一套邮票，你付了钱没有？……你会记起，凌晨两点钟，桑德拉拿着奶瓶去喂孩子，绊倒在台阶上……然后，你又会生气地问自己：‘想这些事儿做什么？’……你试图睡一会儿……但那时门却开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嗨，有人要去利斯顿的更衣室去看他们给他缠绷带吗？’

“……于是你知道该做准备了……你睁开眼睛，跳下桌子，带上拳击手套，开始热身。这时利斯顿的教练走进来，他看着你，微笑着。他摸了摸你的绷带说，‘祝你好运，弗洛伊德。’你想到，‘他本来不用那样说的，他是个好人。’

“……随后你走了出去，那是一段很长的路，而且总是那么漫长，你想道，‘当我从这段路回来时，我会怎样？’然后你钻进拳击场。你看见比利·埃克施泰因在场子边，靠在护栏上和别人说话，你看见了记者们，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然后是奏国歌，摄像机对准你了，铃声响了……

“同样的事儿怎么会再度发生？怎么会呢？被击倒后，我不停地想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我在糊弄观众吗？……我曾是冠军吗？然后，他们把你带出拳击场……你沿着过道走去，旁边全是人，而你只想赶快回到更衣室……可是，麻烦的是，在拉斯韦加斯那次，他们走错了路。当我们走到走廊尽头时，发现那里没有更衣室。我们必须沿着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同样的人群。这些人肯定在想，‘帕特森不仅是被打败了，连自己的更衣室也找不见了……’

“……到了更衣室里，我的头开始疼了。利斯顿并没有伤着我什么，几天后我只感到牙齿神经隐隐作痛，这一次和以前的比赛都不同。1953年同迪克·瓦格纳[2]的那场比赛中，他下手很重，我被打得连续几天尿血。赛后我走进浴室，关上门，看着镜中的自己，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们开始砰砰地敲门，喊道：‘出来，弗洛伊德，快出来！记者们都在这儿，屈斯也在这儿，出来吧，弗洛伊德。’

“……于是我就出去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你能说什么呢？你满脑子都是这几个月来的训练，各种体能训练，还有我做出的牺牲。然后你会想：‘我用不着多跑那一英里，用不着多训练那一天，那天晚上我本可以等着看《午夜剧场》节目……我本可以毫无准备地打这场比赛。’”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汉森提醒道，“回到航线上……”帕特森又一次回过神儿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仪表盘上，操纵飞机回到航线上。在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稍事停留后，弗洛伊德和泰德将飞机开回纽约训练营地附近的小飞机场。那架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的绿色塞斯纳飞机已经停在那里，并用绳子固定在停机坪上。五个月前，飞机停放的位置与今天完全一样。现在，弗洛伊德要驾驶它去参加另一场战斗。这次是要和斯卡斯代尔那帮掀起他小女儿裙子的小子较量。

帕特森和泰德解开拴飞机的绳子，帕特森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挡风玻璃上昆虫留下的痕迹。然后他绕飞机走了一圈，检查机尾、机身底部、两翼中间和两翼，确保所有螺钉都很牢固。他好像总是疑心重重，这一点肯定会使达马托感到欣慰的。

“如果有人想除掉你，”帕特森解释说，“他只需拧掉这些小螺丝。当你驾驶飞机要着陆时，机翼脱落，飞机就坠毁了。”

随后，帕特森钻进飞机座舱，发动引擎。几分钟后，汉森坐在旁边，帕特森开动飞机，滑过草地跑道，掠过机场尽头的荒草，升入空中，翱翔在平缓的小山和森林之上。他的起飞很漂亮。

到韦斯特切斯特机场只有45分钟的路程，桑德拉开车在那里等着。飞机一直由帕特森驾驶，一路很顺利。突然，飞机穿过云层，闯入一片浓烟里。下面的森林起火了，浓烟中的能见度很低，他只能依靠仪器操纵飞机。

恰在这时，一只在机舱后面嗡嗡乱飞的苍蝇飞到前面来，落在他面前的仪表盘上。帕特森盯着这只苍蝇，看着它慢慢地爬上挡风玻璃，朝着玻璃迅速一击。没击中。苍蝇安然飞过他的耳畔，蹿到机舱后方，嗡嗡地盘旋着。

“这烟不会再上升了，”汉森肯定地说道，“你可以水平飞行了。”

帕特森开始水平飞行。

他轻松地驾驶着飞机往前飞。一会儿，那只苍蝇又飞了过来，在帕特森脸前飞来飞去，落在仪表盘上，并在上面爬行。帕特森眯起眼盯着它，然后他迅速出右拳，狠狠地砸下去——又没打着。

十分钟后，他仍怒气未平。他开始让飞机下降，操起无线电话筒：“韦斯特切斯特指挥塔……塞斯纳2729……西北三英里处……在1-6区着陆……”顺利着陆后，他迅速爬出机舱，朝候机室外的那辆旅行轿车大步走去，妻子在那里等着。

这时候，一个叼着烟的小个子男人朝帕特森走来，向他挥着手，问道，“嗨，请原谅，你难道不是……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

帕特森停住脚步。他凝视着那个人，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他不明白那是玩笑还是侮辱，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难道不是桑尼·利斯顿吗？”那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不是。”帕特森说着，急步走了过去，“我是他弟弟。”

当他走到车前时，问道：“离学校放学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15分钟吧。”她说着，发动了引挚。然后她又说：“喔，弗洛伊德，我应该告诉修女，不告诉不合适。”

“你去告诉修女，我去教训那帮小子……”

帕特森夫人急速驾车驶入斯卡斯代尔，路上帕特森摇着头，对后座的汉森讲：“我真弄不明白这些孩子。这是一所宗教学校，那里的一块玻璃窗就要花2万美元。然而，那里的有些人却抱着种族偏见。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和犹太人并肩战斗，还有……”

“噢，弗洛伊德，”妻子喊道，“弗洛伊德，我得在这儿生活……你不在这儿……你不住这儿。可我……”

他们到学校时，正好放学铃响。这是一座建在山顶上的现代建筑，前面有一尊圣徒像矗立在草坪上，后面则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珍妮过来了。”帕特森夫人说。

“快，叫她过来。”帕特森说。

“珍妮！到这儿来，亲爱的。”

小珍妮穿着蓝色的校服，戴着帽子，胸前抱着几本书，从小路那头朝旅行轿车跑过来。

“珍妮。”帕特森边说边拉下车窗，“谁掀你裙子，指给我看。”

珍妮转过头看见几个学生走过来，他们大约12岁到14岁的样子，于是她指着其中一个又高又瘦、长着鬈曲头发的男生，旁边还有四个男孩子。

“嗨，”帕特森朝他喊道，“我能和你谈会儿吗？”

五个男生一起来到车旁。他们盯着帕特森的眼睛，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就是你掀我女儿的裙子？”帕特森问那个男孩。

“不是我。”男孩从容地说。

“不是你？”帕特森听到这个回答，解除了警惕。

“不是他，先生。”另一个男孩说，“或许是他弟弟。”

帕特森看了一眼珍妮。她哑口无言，犹豫不定。五个男孩站在那儿，等帕特森做决定。

“好吧，你弟弟在哪儿？”帕特森问道。

“嗨，小孩儿！”其中一个喊着，“过来。”

一个男孩向他们走来。他和他哥哥长得很像，上翘的小鼻子上长着雀斑，蓝色眼睛，深色的鬈曲头发。他走近轿车时，似乎同样没有被帕特森吓倒。

“是你掀我女儿裙子了？”

“没有。”小孩子说。

“没有？”帕特森重复着，有些失望。

“没有，我没有掀她裙子，我只是碰了一下……”

其他几个男孩子站在汽车周围，注视着帕特森，别的学生也围了上来。帕特森看见附近有几名白人家长站在他们的车旁，他反应了过来，开始用手指紧张地敲着仪表盘。如果他大声叫喊，肯定会是一个不愉快的场面，也就很难不失体面地退出。所以，他的声音柔和了下来，说道：

“我说，孩子，我想让你住手。我不会告诉你妈妈，那样你就麻烦了。别再这样做了，好不好？”

“好的。”

男孩子们平静地转过头去，一块儿朝着大街走去。

桑德拉什么也没说。珍妮打开车门，挨着爸爸坐在前座，掏出一张蓝色的小纸片，递给帕特森夫人，那是一个修女让她转给妈妈的。弗洛伊德一把抢过去看了起来。然后他停住了，放下纸片，轻轻地吐出几个字：“她不做礼拜……”

现在帕特森想离开斯卡斯代尔，回到训练营地。他们路过帕特森家，接上3岁的小弗洛伊德·帕特森，再由帕特森夫人开车把他们一起送到机场。珍妮和小弗洛伊德坐在飞机后面，和帕特森一起飞回训练营地。帕特森夫人独自驾车前往。她打算晚上接上孩子们一起返回斯卡斯代尔。

弗洛伊德回到营地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树影罩在俱乐部房子的上面；网球场上长满了杂草，白房子前面一辆车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那么寂寥。这里真像是个失败者的营地。

孩子们跑到俱乐部里面去玩，帕特森则缓缓地朝他的住所走去，去换训练用的衣服。

“我能拿那帮学生怎么样呢？”他问，“对那个年龄的孩子你又能怎么样？”

这似乎让他很心烦——那些小子厚颜无耻；这让他意识到，某种程度上，他又输了；如果那些小子胆敢为难利斯顿家的孩子，他们早就会被打得在校园里抱头鼠窜了。

帕特森和利斯顿一样，都在贫民窟长大，都干过盗窃的行当。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里，在一名温柔的黑人老处女的帮助下，帕特森改掉了恶习；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并且学会了不去憎恨他人。再后来他买了本词典，他的词汇里又多了像“世事无常”和“奥秘”这样的词汇。当他从约翰逊那里夺回冠军宝座时，他成为全国城市联盟[3]中的黑人之星。

他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黑人不仅能从贫民窟崛起，成为一名成功的运动员，而且能够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具有高尚情操、遵纪守法的公民。然而，在他努力证明这一点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引以为豪的过程中，他似乎也失去了部分自我。他失去了过去的贪婪，改掉了自己的坏脾气。他一边走上公寓台阶，一边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利斯顿赢得冠军后，我一直希望他也能变成个‘好人’。那样会减轻我的责任感，或许我就可以再当坏人。但他没有……当你赢了，当好人很不错；可当你输了时，当好人可不怎么舒服。”

帕特森脱下衬衫和裤子，把写字台上的书推到一边儿，放下手表、手链和一叠钞票。

“你经常读书吗？”他被问道。

“不，”他说，“你知道吗，有生以来，我从没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当今作家写不出什么让我感到新鲜的东西；我是说，这些作家没一个比我感受更深，我从他们那儿什么也学不到。在我看来，鲍德温[4]似乎与众不同。他最近在做什么？”

“他在写一个剧本，据说安东尼·奎恩[5]会在里面有个角色。”

“奎恩？”帕特森问。

“是的。”

“奎恩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在报纸上读到或者听人们这样讲过，据说奎恩曾说我和利斯顿的比赛很不光彩，说我本来可以打得更好。人们总是这样说——别人本可以做得更好！可我认为，如果让他们参加比赛，也许他们连开赛前的那段时间都熬不过去。比赛前一天晚上，他们可能会彻夜失眠、酗酒或吸毒；他们可能还会心脏病突发。我敢保证，如果我和奎恩交手，我不动就能让他崩溃。我什么也不必做，只需给他施加压力；我会傲视他，逼近他。我不出手，就能让他失去斗志，让他垮掉。可是奎恩岁数不小了吧，是不是？”

“40多岁了。”

“好吧，无论如何，”帕特森说，“还是说说鲍德温吧，他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家伙。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芝加哥同利斯顿的那场比赛前，他来过我的营地。你要是在街上碰到鲍德温，你准会问‘这个可怜的笨蛋是谁呀？’——他好像不是他自己。我给不认识我的人也是这种印象。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真想哪天能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帕特森穿上短裤和运动鞋，弯腰系上鞋带，然后从衣橱抽屉里拿出一件T恤，上面印着“多维尔”，他有好几件T恤都印着这个词。他精心地保存着，那是他生命中顶峰时期留下的纪念。它们来自迈阿密滩的多维尔酒店。1961年3月，为了和英厄马尔·约翰逊进行第三次比赛，他在那儿训练过。

那个冬天是弗洛伊德拳击生涯中最受崇拜、最受欢迎的时候。他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他的经纪人送了他一顶价值3.5万美元的珠宝桂冠，报刊上到处都是体育评论家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文章。可有一件事却鲜为人知：他偷偷地藏着假胡须，如果在第三次比赛中输给约翰逊，他就打算粘上胡须，逃离迈阿密滩。

就在第一轮被约翰逊打败之后，他觉得蒙受了耻辱，意志随之消沉，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偏远小旅馆里躲了好几个月。同时他暗下决心，如果下一场比赛输给约翰逊，就不再公开露面。于是他买来那些假胡须，计划输掉比赛后戴上它溜出更衣室。他还计划在观众中停留一会儿，或许还可以对比赛大声发两句牢骚。然后，他就可以在夜色中偷偷地走开，钻进等在外面的汽车。

在与约翰逊的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以及后来在多伦多迎战一个名叫汤姆·麦克尼利的无名重量级拳击手时，虽然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赛后伪装，帕特森还是带着那些假胡须；同利斯顿第一轮赛后，他不仅戴着它开车从芝加哥到纽约走了30个小时的路程，而且还戴着它飞抵西班牙。

“我登机时，你根本认不出我，”他说着，“我戴着假胡须、眼镜和帽子，走路时还摇摇晃晃，这样让我显得衰老些。我独自一人旅行，不在乎坐的是什么飞机，抬头看见候机室的牌子上写着‘到马德里’，就买票上去了。

“到马德里后，我找了一家旅馆，用‘阿龙·沃森’的名字登记住宿。我在那里待了四五天。白天我到城市的贫民区逛游。我一拐一拐地走，东瞧瞧，西看看，瞅什么人都好奇。人们也盯着我看，肯定认为我疯了，因为我走得慢悠悠的，还用那种眼神盯着人看。我在旅馆房间里吃饭。有一次我去饭店吃饭还要了汤。我讨厌喝汤，可一想到老人爱喝汤，于是我也就喝了起来。这样过了一周，我真觉得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开始深信这一点了。偶尔一次装扮别人的经历，感觉真不错。”

帕特森没有说明怎样登记了一个和护照不符的名字，他仅仅解释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运动衫外面披着黑色的丝质长袍，说道：“你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这么做。啊，我也想知道。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内心，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懦弱的一面。当你独自一人时，它就暴露得越发明显。我猜想，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并且似乎不能战胜自我，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他停下脚步，默默地站在房子中间，想着他刚才所说的话，或许在想他是否该说那样的话。

“我是个胆小鬼，”他轻轻地重复着这句话，“然而，我的拳击生涯和这个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是一名拳击手，甚至是冠军，但仍然可能是个胆小鬼。那晚我从英厄马尔那里赢回冠军称号时，我或许就是个胆小鬼。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还在打业余赛，我和那个大块头的朱利叶斯·格里芬比赛。我只有153磅，简直要被吓呆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钻进拳击场。他朝我走来，走近我……从那时起，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是看见他躺在了地板上。后来有人对我说，‘伙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你跳到空中，用拳连续猛击，出拳达30次，而且每拳都挥得不一样……’”

“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自己是个胆小鬼的？”有人问。

“在同英厄马尔第一轮比赛后。”

“怎样才能看出你说的那种‘懦弱’呢？”

“当一个拳击手被击败时，你就能看到。比如说英厄马尔，他就不是懦夫。他在迈阿密输掉第三轮比赛后，还去枫丹白露参加了一个聚会。我要是输了，绝不会去参加什么聚会的。我不明白他怎么就……”

“利斯顿会是个懦夫吗？”

“那还要等着瞧。”帕特森说，“有人打败他后，我们就会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怎样对待失败。胜利时做什么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只有失败时才能看出真实的自己。被打败时，我不敢面对人们。我没有勇气对他们说出‘我已经尽力了，很抱歉’之类的话。”

“你现在还憎恨谁吗？”

“我只恨过一个人，”帕特森说，“那就是打第二轮比赛时的英厄马尔。在那之前，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对他恨之入骨。并不是因为第一轮比赛他打败我，而是因为那场比赛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他在公众场合大肆吹嘘，在电视上炫耀他的右勾拳，他惊雷般的右勾拳，他的‘惊雷和闪电’。我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他，当时就恨死他了。憎恨，这是一种悲惨的感觉。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憎恨时，他的心态不可能平和。整整一年我都在恨他，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切，夺走了我的一切，他还要不停地炫耀，戳人痛处。第二轮比赛的那个晚上，在更衣室里我就迫不及待了，想要冲进拳击场，与他一决高低。他进拳击场时慢了一些，这时我想：“他在吊我口味，想让我心慌意乱。好吧，我要打败你！”

“同利斯顿的第二场比赛你为什么不恨他呢？”

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瞧，如果利斯顿现在走进这个房间，给我一个耳光，你就会看见一场搏斗，一场你从未见过的殊死搏斗。因为，此时我有个原则——我会忘记他是个人，我也会忘记自己是个人。我只会以牙还牙。”

“弗洛伊德，你成为一名拳击手会不会是个错误？”

“你指什么？”

“噢，你说你是个懦夫；你说你容不得憎恨；今天下午在斯卡斯代尔，你并没对那些孩子大发雷霆。你不觉得你更适合做其他工作吗？比如做一名社会工作者，或者……”

“你是说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比赛吧？”

“是的。”

“噢，”他并没对这个问题感到生气，说道，“最重要的是，我喜欢拳击。它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也可以问你同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每当你写了一个糟糕的故事就再也不写了吗？’至于我最早是怎么成为一名拳击手的，噢，让我想想看怎样解释……你看，打个比方，你在一个空屋子里待了许多天，没吃没喝，然后有人把你带到另一间屋子，里面摆满了吃的东西……你会吃掉你能拿到的第一个东西。你知道，人们往往会饥不择食。因此我选择了离我最近的东西，那就是拳击。有一天，我到一个体育馆闲逛，和一个男孩练拳击，把他打败了。然后，同另一个男孩打，也把他打败了。后来我不停地比赛，不停地赢。于是我想，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我并不是个虐待狂，”他迅速补充道，“但我喜欢把别人打败，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不论拳击是不是一项体育运动，我都想把它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因为这是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拳击的要求是什么呢？是牺牲，仅此而已。对于来自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泰弗森特地区的人来说，牺牲太容易了。因此我不停地比赛，有一天成了重量级拳击赛冠军，才结识了像你这样的人。你想知道我怎样做出这些牺牲，怎样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享乐吗？你不知道我的出身，也不知道现在的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那时，我大约8岁，我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偷来的。我靠偷窃为生，我也真的活下来了，但我似乎非常厌恶自己。母亲说我过去常常指着卧室里一张自己的照片说，‘我讨厌那个小子！’有一天，母亲发现那张照片上有三个用钉子或什么东西划出的‘×’，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像条寄生虫。父亲是码头装卸工。我记得每天晚上他回来时都疲惫不堪，母亲把饭端上来时，他因为太累，已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见此情景，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那时，我总是会把他的鞋子脱掉，给他洗脚。我只能做到这个。我感觉糟透了，因为我待在那儿，不上学，无所事事，只是等着父亲回来。星期五晚上我的感觉就更糟了。父亲会带着薪水回来，他把每一个硬币都放在桌子上，这样母亲就可以为孩子们买食物了。我从不围在旁边看，我会跑开或藏起来。后来我决定离家开始行窃——我真的那样做了。我从不回家，除非我带点儿我偷到的东西。记得有一次，我溜进了一个时装店。那是凌晨两点，我偷了一摞女装。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扛着这些衣服翻墙，想着这些衣服都是一个尺寸——我母亲的尺寸。当时真以为警察看不见我。可他们看见了我，头上顶着一摞衣服走在街上。后来……我就进了少年劳教所。”

弗洛伊德·帕特森的孩子们一直在俱乐部外面玩，时间长了可能有点不耐烦了，开始喊他，珍妮也开始来敲门。于是帕特森抓过皮包，里面装着拳击手套、护齿和快干胶带，带着孩子们从小路向俱乐部走去。

到了俱乐部，帕特森把舞台后面钢琴旁边的电灯打开。琥珀色的灯光倾泻在昏暗的房间里，照亮了拳击场。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拳击场外，脱掉长袍，在松香粉里搓了搓脚，钻过护绳，开始在污迹斑斑的镜子前练拳。他出拳迅猛，一套左勾拳，右勾拳，左勾拳，右勾拳。每出一拳都伴随着“嗨——嗨——嗨——嗨”的喘息声。然后，他戴着拳击手套，走到房间另一头的角落里，那里有个皮沙袋，很快房间里就回荡起打击沙袋时发出的有节奏的沓沓声——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沓——沓，哒——哒——哒。

孩子们从酒吧里搬来两把粉色的皮椅，坐在场子边，敬畏地看着他们的父亲。有时父亲将沙袋上打得那么狠，孩子们都被吓得缩在椅子里了。

多年以后，或许人们会回忆起这些：在荒凉的小山脚下，一个孤独的、浑身汗水的黑人，在一个角落里刻苦练拳，那里曾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地方——直到有一天，这个俱乐部衰败，油漆开始脱落，黑人被允许进入。

当弗洛伊德继续左右出拳，拳击手套击在袋子上时，他的女儿悄悄跳下椅子，绕过拳击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那里，酒吧的另一头，十几张桌子前面，有一个舞台。她爬上舞台，站在麦克风后面，沉静了很长时间后，模仿报幕员大声说道，“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

她向四周看了看，不知所措。这时，看到她的小弟弟也跟过来，她就招手让他上台来，紧接着又开始说：“女士们——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向大家介绍……弗洛伊德·帕特森。”

突然，另一个房间打击沙袋的砰砰声停止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珍妮依然站在麦克风后面，看着台下她的弟弟，说：“弗洛伊德，上来！”

“不！”他说。

“噢，上来！”

“不！”他喊道。

弗洛伊德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别闹了，一会儿我带你们俩去散步。”

他又继续训练——沓——沓，哒——哒——哒——孩子们又回到这边来。但珍妮打断他，问道：“爹地，你怎么出汗了呢？”

“水落在我身上了。”他说着，并没停下来。

“爹地，”小弗洛伊德问道，“你从前怎么往地上吐水呢？”

“不想让嘴里有水呗。”

他正要去打那个重一些的沙袋，听见帕特森夫人的汽车开过来了。很快，她到了帕特森的房间，为他打扫房间，整理枕头，清洗水槽里放着的茶杯。一小时后，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又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晚上10点钟，帕特森夫人清洗完所有的盘碗，把垃圾倒在垃圾桶里——垃圾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浣熊和臭鼬来了为止。

随后，夫人帮孩子们穿好衣服，把他们带到旅行轿车旁，和丈夫吻别。之后，帕特森夫人开车沿着土路向高速公路驶去。帕特森挥了挥手，站了一会儿，目送妻子开车离去，看到尾灯消失，才转过身，慢慢向那所房子走去。

[1] 英厄马尔·约翰逊（Ingemar Johansson，1932—2009），瑞典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赛冠军。

[2] 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1926—2006），美国次重量级拳击手。1953年他与弗洛伊德·帕特森交手两次，均告负。

[3] 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全称为黑人城市状况促进全国联盟（National Leagueon Urban Conditions Among Negroes），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旨在保障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健康和福利等方面机会平等的无党派民权组织。

[4]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有《告诉我火车开了多久》《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乔凡尼的房间》等。他的作品多有猥亵和同性恋的描写，试图通过复杂的性关系反映美国的种族问题。

[5] 安东尼·奎恩（Anthong Quinn，1915—2001），出生在墨西哥的演员，曾凭借电影《萨巴达传》和《梵高传》两度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出演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

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

剧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观众席中闪耀着珍珠和宝石的光芒，站在高处望去如同从飞机上俯瞰夜幕下城市中如豆的灯光；音乐响起，帷幕渐渐地拉开；男士们纷纷落座，排排黑色的领结好像振翅欲飞的蝴蝶。这里正举行着音乐剧《总统先生》（Mr.President）的首映式。虽然巡演后得到的剧评很糟，今晚在百老汇的演出也效果平平，但身着裘皮大衣的观众仍然在剧终后跑到后台，脸上还带着观看首场演出时的激动神情，向导演乔舒亚·洛根[1]道贺：“亲爱的，你真了不起！”“乔舒亚，祝贺你！”“太精彩了，乔舒亚，棒极了！”

洛根知道他们心里并不这么想，他们自己也明白，初演的这几个晚上，导演和观众几乎没有说真话的想法。剧评家在报纸上猛烈抨击这次演出，《美国周刊》的约翰·麦克莱恩问道：“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怎么也有今天？”

万无一失的洛根先生其实是很乐意回答的，但在排演期间，他的同事们拦住了他，毕竟这个答案于事无补，也不光彩。所以，到了现在1962年秋天，在连续遭受了三次打击之后（另外两部是《全体美国人》［All American］和《有一个小女孩儿》［There Was a Little Girl］）他清楚地知道，八个星期后要上演的那部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萨迪餐厅已经有人在说他的执导风格正流于粗俗了。在排演《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2]（下略《猛虎》）的过程中，朋友们注意到他所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使他们很担心。1941年和1953年，他曾在精神病院中接受过治疗。

从《猛虎》排演的第一周起，四十五街的布斯剧院就充满了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人们的心理反应捉摸不透，似乎是在怀疑洛根的能力，并且嫉妒彼此的角色。克劳迪娅·麦克尼尔是《猛虎》的女主角，一个高大黝黑的女人，整日默默地盯着洛根，打量他。从她的态度看，她似乎能洞察他那秘密的懦弱面，并拥有能击垮他的力量。54岁的洛根，鹤发银须，是个大块头，对人却很随和，脸色有些苍白地站在这位黑人女演员面前。《猛虎》的故事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它讲述了一个母亲如何让她的孩子们生活在她创造的梦幻世界里的故事。排演一天天地继续，越来越多的记忆涌入洛根的脑海。他记起路易斯安那的曼斯菲尔德，想起在外祖父的棉花种植园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彪悍的青年，站在马背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这是他的梦想。但他在真实生活中，却找不到一点和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相似之处。

他自视为一个柔弱无能的孩子。自父亲英年早逝，他就由外祖父抚养，几乎是在女性亲眷的严密看管下长大的。妹妹玛丽·李时时刻刻为他操心。他的黑人保姆艾美·莱恩经常对他发脾气，还从厨房的窗户看着他，操着南方口音说：“夫人，他走路活像法官老洛根！”他的母亲苏珊则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读诗歌给他听，费尽心思让他远离那些污秽粗俗的东西。一天下午，一场宗教电影看到中间，在友第德砍掉赫洛弗尼斯的脑袋之前[3]，苏珊·洛根不想让乔舒亚看到这一幕，把他推到座位底下，挡住他的视线，小声但清晰地说：“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想象你眼前是一片长满了黄色雏菊的田野！”

苏珊·洛根是位有教养的南方女子。她的家人和她已故的第一任丈夫（他也叫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的家族一样，最初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乔舒亚·洛克伍德一世是从英格兰的肯特郡移居美国的，18世纪中期死在离查尔斯顿16英里的地方。送葬的一行人抬着尸体在离城还有九英里的地方，曾遭到一群恶狼袭击，只好把他的尸体埋在路旁。洛克伍德的遗孀受此打击，很快返回英格兰。但数年后，她的一个也叫乔舒亚的儿子回到查尔斯顿。在这里，他的家人和本地的另外两家——洛根家和李家相处融洽。随后几家结下了姻亲。因此，苏珊这位李姓家族的后裔，既是这位百老汇导演的母亲，也是他的表亲。

1830年代，洛克伍德、李、洛根几家的分支从南卡罗来纳州搬到亚拉巴马州，苏珊的父亲在那里开辟了棉花种植园。丈夫死后，她带着3岁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玛丽·李，还有管家艾美·莱恩，来到父亲的种植园。

苏珊瞧不上曼斯菲尔德这个未开化的城镇，这里到处留有拓荒者的足迹，充斥着家族间的恩恩怨怨，酒馆里滋事生非，没有任何古老南方的优良传统，却带着蛮荒西部的一些特征，不讲礼仪，野蛮粗暴，和她梦中的查尔斯顿相差甚远。苏珊尽最大努力不让乔舒亚染上这个城镇的恶习。终于有一天，可能是马戏团来巡演的那一天，洛根看见一个人放开缰绳稳稳地站在马背上，穿过曼斯菲尔德大街——精彩极了，完美平衡；一个自由的人，不依赖缰绳。

乔舒亚·洛克伍德·洛根长成一个少年时，外祖父开始向苏珊抱怨，孩子要被她养成娘娘腔了。乔舒亚很敬爱外祖父。“为了让他高兴，我可以把塔巴斯哥辣椒酱放在牛奶里喝。”他说。他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健将，参加了“查理斯大力士”的健身课程，随后还去了印第安纳的卡尔弗军事学校念中学——因为他的母亲在1917年和那里的一名教师霍华德·F.诺布尔上校结了婚——并成为一名拳击手。受到诺布尔上校的鼓励，他在拳击场上刻苦训练，陆续赢得排级、连级、营级甚至团级的拳击冠军称号。后来他将《紫藤树》（The Wisteria Trees）一剧献给诺布尔上校。然而每一次他赢得比赛，手被裁判高高举起时，他总是埋怨自己，“噢，上帝！”——获胜意味着他不得不和其他人争夺打斗，而他恨透了这一点。

卡尔弗的课程结束后，母亲又把他送进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该校“很不错”，“酗酒现象要少得多”。在那里他成了三角俱乐部[4]的主席。毕业后，又在莫斯科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戏剧导演。六个月后，洛根在纽约定居，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戏剧导演。诺布尔上校去世后，母亲来到纽约，和他住在一起。后来，当他同时导演两部剧作时——晚上在新泽西排一部，另一部白天在纽约——他的母亲每天早晨都会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带着一品脱橘子汁儿迎接他。一个和他很熟的朋友说：“乔舒亚摆脱母亲的唯一办法，就是进精神病院的大门——那门一直是锁着的。”

1941年，由于极度劳累，情绪低沉，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不得不住进费城的一家疗养院。1942年年末，他重返百老汇，成功地导演了《朱庇特》（By Jupiter）。1953年，在排演《好心的先生》（Kind Sir）期间，又与代理人和律师争论米切纳[5]的小说《莎扬娜拉》（Sayonara）的电影版权问题，结果使他又一次精神崩溃；一年后，他恢复了健康，成功地导演了另一部剧作《范妮》（Fanny）。

九年过去了。在《猛虎》一剧的排演中——它是由彼得·S.费尔伯曼的小说《没有曙光的地方》（A Place Without Twilight）改编成舞台剧的——乔舒亚逐渐发现，这个故事，尤其是其中的角色，总会勾起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同时感受到来自演员的“威胁”，特别是克劳迪娅·麦克尼尔，他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酷似艾美·莱恩。他会记起曼斯菲尔德——那是他的心病和儿童时期复杂心理的根源。有人曾揣测，这出剧是他承受不了的一次重游故地。可他需要这部作品成功，此外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做，有日常生活的琐事，也有筹集资金的要事。他和妻子内达收留的两个孩子正在私立学校读书，东河旁的豪华别墅需要维修，还有他的剧组，他的电影公司，他的司机，他的厨师，他的心理医生——他每周有五个早晨得去拜访，还有康涅狄格家的宽敞庭院和修剪精美的花园需要照看。虽然洛根每年在此有50万美元的进项，但还是有点入不敷出。有一天晚上《猛虎》排练结束后，洛根精疲力竭地离开剧院时说：“我拼命工作，就是为了那该死的花园和心理医生！”

他对演员并不严厉，当他们接不上台词时，他仍保持耐心。他教给他们“西南部”的发音：“在那边人们把路易斯安那说成‘路艾兹爱那’。”他总是努力缓解（或至少试着）演员们的紧张情绪，讲一些他从前在百老汇导演其他剧作时的趣事，说起《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玛丽·马丁，谈到《罗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他充满了激情；至于说到导演《猛虎》一剧，能否成功地将它搬上舞台，他没有把握，所以随时都欢迎任何演员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我不是操纵木偶的人，”他对演员们说，“我只是个编导，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观众，一个朋友，一个给予人们鼓励的人；没有人惧怕我——或者因为我而发火。”

结果，在排演的第二周，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幕的部分台词有所改动，演员们必须忘掉旧台词，记住新台词。而且他们还不满意那个象征着老虎、四处徘徊的小男孩的主要角色给了阿尔文·艾利，一个舞蹈演员。洛根的许多同事，每天坐在黑暗的剧院里看着台上的一切，脾气都变坏了。

“真该死！乔，阿尔文走路一点也不像猛虎！”

“是的，”洛根承认，“他有点儿像尼金斯基[6]。”

“你得找黑人马龙·白兰度来演那个角色。”

“是的。”洛根说。

“三周后就要上演了！”

“我的天啦！”费尔伯曼叫道。

“好了，别着急。”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说。

“我很着急。”洛根说。

第二天，艾利和黛安娜·桑德斯排演调情的一幕，戏中黛安娜曲线毕露，不时扭动屁股。演完后，艾利突然奔向舞台的另一边，躲在幕后的一个角落，将脸埋起来。整个剧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秒钟后，慢慢地，一阵高亢的狂笑声在剧院里回荡，很快变成一种无法抑制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呜咽。每个人都惊呆了，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舞台上和整个乐队。

最后，本来坐在剧场后面的彼得·费尔伯曼，急忙冲向过道，快步走向第七排的洛根。

“乔瑟，”费尔伯曼低声说，“你得做点儿什么了！”

“我能做什么？”洛根一边说，一边用手搔着他那花白的头发，“他只能自己走出来。”

“排这出戏我需要点安定。”坐在过道对面的助手乔·柯蒂斯说。

“问题是……”洛根说，“我会把药都吃掉的。”然后他摇了摇头。艾利还在抽噎，克劳迪娅在安慰他。洛根对柯蒂斯说：“你知道吗，我从这儿得到了一种错位的愉快。阿尔文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躺下来大哭一场！”

但洛根、费尔伯曼、奥利弗仍然认为艾利能演好这个角色，至少他看起来相当适合：有一身健美的肌肉，比桑尼·利斯顿还要强壮；再说，现在去找一个演猛虎的人为时已晚。洛根觉得，如果剧本写得再感人些，或许演员会更有信心。因此，随后的三天，洛根和费尔伯曼躲在台下的一个小屋里修改剧本——删掉了一些书卷味太浓的情节，观众可能想看一些打斗的片段。

“洛根到底在哪儿？”克劳迪娅嘟嚷着。那是制片经理戴维·格雷监督排演的第三个上午，克劳迪娅仍然对洛根午后早早离开了剧场而愤愤不平，她觉得“有礼貌才能受到尊敬”，他起码也得让她知道那天他不会来了。洛根在其他地方修改剧本，放下排演不管，克劳迪娅怒火中烧。其他演员在台下围住她，这情景就像戏中的一个家庭一样，她吼道：“洛根应该在这儿！我们不能没有导演！”

“我们的面子要丢光了。”黛安娜·桑德斯说。

“那他也一样！”克劳迪娅怒气冲冲地说，“如果这次演出失败，要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的话——哼！他也不敢——我就打电话给《邮报》的萨利·哈蒙德，或者给《论坛报》那个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就是娶了那个女演员的——摩根斯顿，就是他，我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听他的那九个笑话！什么‘路艾兹爱那’。三天了，连他人影也没见！”

其他人都频频点头，她接着说：“剧本应该在晚间改！他晚上到底在搞什么鬼？狗屎！人们都以为我在《阳光下的葡萄干》[7]中已竭尽所能，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不，那不公平……我吃够了苦头，和一群毛孩子一块演戏，还得为我整个种族负责，我在这儿干了30年了……这个人，洛根，却连他妈的人影也不见！”

几分钟后，门开了，洛根走进来，而后跟着费尔伯曼，拿着刚改过的第一幕剧本。洛根挥了挥手，从舞台侧翼的台阶下来，向正厅走去，走到剧场后面。克劳迪娅一直盯着他，她等待着，不到十分钟，她看到了机会。

克劳迪娅正念着她的独白，瞥见洛根和费尔伯曼在耳语。这就好像艾美·莱恩抓住了乔舒亚刚伸进甜饼罐的那只小手。克劳迪娅勃然大怒，她朝着联合制片人奥利弗·史密斯喊道：“洛根先生在讲话，我演不下去了！”

“我没有讲话。”洛根从后面大吼，声音尖锐而气愤。

“你在讲话。”克劳迪娅说，“连你说什么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讲话。”他坚持道，“是别人在讲，不是我！”

“是你在说话！”她喊到，耸起双肩，咄咄逼人地盯着他，“我念台词的节奏都被你打乱了！”

“你瞧，”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奥利弗坐的地方，对她说，“我不想惹你生气！”

“是你在生气，不是我！”她说。

“好吧，我受不了！”

“你是想让我走么？”她带着挑衅的口吻问道。

“你看，”他温和地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你这样发火我真的受不了。你想让我们怎么办，不演了？”

克劳迪娅转过头去，又耸起双肩，踱来踱去。

“现在，”洛根试图缓解一下气氛，因为他注意到台上的其他演员像被固定了的、哑掉的雕像似的站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重新开始？”

“我办不到，”她漫不经心地说，“你打乱了我的节奏。”

“噢，奥利弗，”洛根呻吟着，他的手放在前额上，“我不能忍受别人发火！”

“好了，”她说，“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是我的问题！”洛根尖声叫着。

剧院里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幸好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她慢腾腾地走开一点，就像一个相扑运动员等待裁决一样。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大伙的怒气消了一点，克劳迪娅又念起了她的独白。戴维·格雷喊道：“落幕！”大家都松了口气。到了休息的时间。

洛根手揣在衣袋里，站在布斯剧院外面，秋日的冷风掠过他花白的长发。他说：“我对克劳迪娅的诸多容忍是因为我信任她，欣赏她的创造才能，我不想让它冻结，虽然我知道我和她之间有隔阂。

“你知道吗，”他接着说，“每当艾美·莱恩生气时，她的脸就变得死灰；她高兴时，脸色是棕色的，有时是紫色的。她生气时总是吓唬我，高兴时又总是帮助我，给我穿衣，系鞋带，给我缝扣眼儿。现在，我拿到这个剧目，总好像看见了艾美·莱恩死灰的脸。我真想帮她——我必须帮助她——理顺那些具有创意的鞋带和扣眼儿。有时，我真不知道我是否强大到可以帮到她。”

他沿着剧院旁的舒伯特大道，边散步，边做着深呼吸。“这很有趣，”最后他说，“导演这部戏实际上我还是很高兴的，或许是因为黑人。从某种角度讲，至少，我在弥补……别人的所作所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很想成为一名黑人，我记得他们甜甜的笑容、温柔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自由自在。他们可以赤着脚，光着身子肆无忌惮地疯跑，他们用不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不着每周去三次教堂，用个时髦点儿的词说，他们用不着去‘符合社会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缓缓地说，“他们统治着我们——把我们禁闭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他们比我们强大，弱者的强大；只是他们并非弱者，他们拥有忍辱负重的力量。”

洛根又回到昏暗的剧院。台上还在排演，背景是路易斯安那简陋的房屋，演员们在灯光下穿过花园。克劳迪娅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因为几天前嗓子受了轻微的损伤。但这幕戏快结束时，她又扯开嗓门喊开了。洛根和蔼地说：“克劳迪娅，轻声点。”

她没回答，只是和台上另一个演员小声嘀咕。

“克劳迪娅，小声一点。”洛根重复说。

她假装没听见。

“克——劳——迪——娅！”洛根大叫，“你不是在报复吧，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她用一种柔和但讽刺的口吻说道。

“我受够了，克劳迪娅！”

“是的，洛根先生。”

“别再说‘是的，洛根先生’了！”“好的，洛根先生。”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粗鲁女人！”

“是的，洛根先生。”

“你这头野兽！”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是的，洛根先生！”

“是的，野兽小姐！”

突然，克劳迪娅不说话了，她意识到他在叫她野兽；她脸色变得死灰，目光冷峻，她一字一顿地说：“你——在——辱——骂——我！”语气表明了她严正的立场。

“噢，上帝呀！”洛根拍着脑门。

“你——在——辱——骂——我！”

她像一块巨大的岩石一样站在那里，一脸怒气，看他会做什么。

“奥利弗！”洛根喊，转向奥利弗。他正将他瘦长而结实的身躯陷在椅子里，就像狐狸待在洞里一样。他不想说任何可能冒犯洛根的话，他是他的老朋友；他也不想让克劳迪娅从过道那头冲过来把他这瘦长的身躯撕成两半。

“奥利弗！”洛根接着说，“我真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就像是这里的女皇，或者其他……”

“你才是女皇！”她迅速甩过一句话。

“好了，行了，我是女皇，”洛根已经没有精力再吵下去了，“现在我们做点什么？”

“你再找个女演员。”她说。

“好吧，不错，”洛根说，“不错，”他重复着。“我们不演了，我们可以……”他沿着过道走开，似乎要离开剧场的样子。

“你看。”克劳迪娅急忙说。他停住脚步。

“你瞧，”她又重新说，想到要是不演这个剧本了，其他演员就没活干了，这可全是因为她。“我有丈夫，我可以把火气撒在……我在这个剧院待了30年了……要是我罢演的话……没有人敢动我一跟手指头，并且……”

她继续唠叨着，洛根知道她不会走了；他本可以再和她周旋一会儿，让她束手无策，但他没有；相反，他朝舞台走过来，爬上去，快步走向克劳迪娅，张开双臂，拥抱了她，他的白胡子压在她的脸颊上。富有戏剧性的是，她也伸出她那健硕、黑黝黝的胳膊拍了一下他后背的白衬衫，并将他拉近。

两人言归于好，差点流下眼泪。这两人身材高大，但是心地温柔。他们突然和解了，柔和的灯光照在他们的身上。演员们聚在四周，打着口哨，拍着双手欢叫着。

然后克劳迪娅愉快地放开了他，握紧了拳头微笑着说：“可是，等演出结束后，我要打烂你的嘴！”

“演出结束后，”他也笑道，“你是逮不到我的！”

“我会逮到你的。”她发誓。

“恐怕你得花很多时间。”他说，“因为我会消失的！”

这幕过后，在最后两周里，排演的质量大大地提高了。没有人说该剧会引起轰动，但至少会正式演出。下一次，如果克劳迪娅再向他发火，她不敢肯定他是否还会原谅她，因此她安静下来了。当然洛根也不想找麻烦。当克劳迪娅在台上排练时，如果他想呼吸新鲜空气，也不能从舞台上的门出去（她可以看得见），只能走进剧场的后面，那里很黑，克劳迪娅看不清他。这个小小的动作让他想起从前：他得拿掉四个门闩，打开一把锁，蹑手摄脚地，这样或许会溜出曼斯菲尔德的家，期望艾美·莱恩不要发现。回来时，他也得悄悄地。这时他是安全的。

洛根和克劳迪娅的关系改善了。除此之外，剧本也精彩了许多；阿尔文·艾利也掌握了演猛虎的技巧，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了，这一部分功劳还得归于洛根的帮助。小阿尔·弗雷曼饰演艾利羸弱的兄弟，总有些幽默滑稽的片段。另外两人的加盟更是锦上添花——格罗克尔·李·布朗，扮演一个邪恶的牧师敲诈艾利；保罗·巴利，演员里唯一的白人，同另外五名演员竞争一个路易斯安那肮脏的乡下佬的角色，最终他赢得了这个角色。其中有一位是洛根的老相识，演过《罗伯茨先生》。洛根热情地接待了他的“罗伯茨”老友，但很快发现，与其说他在演乡下佬，不如说是在演一个海军军官，因此洛根握住他的手：“非常感激你，鲍勃，但我想来想去，从年龄的角度考虑，你不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对费尔伯曼说，“你不能总想着过去，是吧，彼得？”

“确实不能，乔。”费尔伯曼不动声色地说。

但如果能回到从前，洛根宁愿回到《罗伯茨先生》演出的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那真是令人兴奋的幸福时光，和年轻的悲剧小说家托马斯·黑根一起度过，合作了这部剧。洛根说，因为“我是个肥胖的躁狂抑郁患者，黑根是个消瘦的躁狂抑郁患者”。在一次狂欢的聚会上，两人手脚摊开躺在一块红、黄、蓝相间的地毯上——那是内达从码头旧货商店买来的——匆忙地完成了第二幕。该剧本在百老汇上演了1157场。

那时，霍华德·林赛[8]说洛根是个天才。稍后，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9]说上帝赐与了洛根伟大导演应该具备的一切素质——一双洞察戏剧音乐作曲及其走向的慧眼，一副聆听对话和措词的耳朵，一种使公司和谐运作的魔力，一份对剧本进行分析、评论、修改使之完善的才能。剧作家保罗·奥斯本[10]说道，洛根不可能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从臭水沟里捡烟屁股，而不抓住那孩子，并告诉他再捡时要捡好一点的。

1949年5月，黑根结束了其写作生涯，溺死在浴缸里，年仅29岁。洛根总是念念不忘《罗伯茨先生》的辉煌。他给儿子起名为托马斯·黑根，并保留着那块红、黄、蓝相间的旧地毯，把它供放在康涅狄格的家中。

从那以后，荣誉接踵而来——《南太平洋》《紫藤树》《野餐》——但他仍然认为《罗伯茨先生》是他导演生涯的最高峰。他缓慢而略带伤感地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53年，洛根回到路易斯安那，在新奥尔良上演《好心的先生》，同时还在争取《莎扬娜拉》的电影版权。随后，似乎是在转瞬之间，他有天回到了曼斯菲尔德，在那片棉花种植园里徘徊，看着外祖父没有砍掉的紫藤树。接着，他又来到外祖父为他和妹妹建造的游戏房“欢乐洞”，当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就已经爬了进去。后来他驱车回到新奥尔良，住进了德保罗医院。

在《猛虎》上演前一周的一个夜晚，洛根穿过第三大道回寓所时说：“你问我何时能不再去看心理医生了？呃，我真的不知道。你问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快乐和幸福？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波澜起伏，不尽人意？我想这得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给自己定了个永远都不能超越的标准。我永远都不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出色——永远不能站在马背上，双臂放在胸前，穿越曼斯菲尔德大街。”

但这并不意味着洛根在晚年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自豪地说：“最终我没有成为‘乱踢狗屎的人’。你知道什么人‘乱踢狗屎’对吧？就是那些谦卑羞怯的坏家伙，其实是装出来的。”他做起了示范：手插在衣兜里，脑袋耷拉着，拖着双脚走路。“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他绝对不是这样，尽管母亲对他有点失望。有一次他告诉她自己得了普利策奖（因创作《南太平洋》剧本），她提醒儿子说那可是与人合写的，意思是让他明白，她是知道合作获此殊荣和单独获奖是有区别的。

“无论怎么样，”洛根继续说，“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知道我有能力对付不测，我知道我能使人们充满信心，我能使一个犹豫不疑的人不再怀疑。我知道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曾感到绝望，如果听之任之，只能扼杀希望，因此我努力带来希望，消除绝望。当我感觉灰心时，我用意志打败它，如果我能的话——有时我也做不到——但我懂得，假如我在导演时感到恐慌，这个作品肯定会失败。我曾给那些被认为无法被指导的演员做导演，像玛莉莲·梦露。我知道她需要被爱，受人尊敬，并得到关注，我办到了。无论她表现得多么恐慌，我仍然会做到冷静又耐心。

“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能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如果我能自由自在，我想我能够写作……要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写得更多，我不会停止写作。但现在我的思维好像都堵在这儿了。”他用左手掐住了喉咙说，“我还有一种想法——只是一种理论——如果我写书的话，母亲肯定会高兴的，或许她早就这么想了。也许我会变得和父亲一样，我会死去。”

在剩下的一段路里洛根沉默着，一直到回位于14楼的豪华寓所，男管家把他迎进去。隔壁的内达正等着他。内达人很精神，脸上挂着微笑，是个漂亮可爱的女人。她是他第一部百老汇巨作《查利的姑母》（Charley’s Aunt）的首席女主角。在洛根沉浮的岁月里，她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当洛根去另一个房间时，内达谈起了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1945年12月8日，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他们举行了非宗教结婚典礼，然后驾车回到纽约把喜讯告诉洛根的母亲苏珊。据内达回忆，苏珊当时说：“好吧，这事儿不挺好吗？我们还是喝点雪利酒吧。”

那段日子，内达一直住在五十六街东111号的伦巴第旅馆，洛根的母亲住在五十六街东102号；现在内达住在五十二街东435号，而苏珊住在五十二街424号。“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和诺布尔夫人离得一样近。”内达微笑着——一个优秀的女演员才有的微笑。

乔舒亚回来时，听见我们在谈论他的母亲，就和内达一块讲了很多有关苏珊·诺布尔的故事。

这些故事他们一直津津乐道。乔舒亚记得有一次收到母亲的信，告诉他有个亲戚被应征入伍，派到北卡罗莱纳的布拉格堡。在“杜鹃花盛开时”的北卡罗莱纳当兵真是件好差事！

内达讲起几年前大家一块回查尔斯顿，他们去了公墓，洛克伍德·李和洛根家族的先辈都长眠在此。看到墓碑上那些名字，那些她一直崇拜的名字，苏珊突然像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那样，优雅而快乐地转着圈儿。看见内达拿着照相机，苏珊拉过乔舒亚，站在一位很特别的祖先的墓碑旁，让内达留影。“站这儿，乔瑟，这儿。乔瑟站得远了些。”苏珊厉声说，“站在多萝茜旁边……她很重要，是她让咱们俩成了表亲。”

他们又讲了一些苏珊的故事，最后乔瑟总结说：“噢，她会把你们迷住的！”

“她76岁了，”内达说，“她会活得比我们这些人都长。”

“你应该见见她！”洛根说。

几天之后，在一个不合时节温暖起来的秋日，苏珊·诺布尔给我们打开了她公寓的门。在她身后的壁炉里，熊熊的火焰烧得正旺。“早上好。”她带着点英格兰口音微笑着说，“希望你们别介意我生火。”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干净利落，灰蓝色的眼眸，黑发中夹着几缕白发梳到脑后，一张温和的脸，显得很活泼，看起来不到50岁。走廊里悬挂着诺布尔上校的画像，腰板挺直，可以看出他在军队里拥有显赫的地位。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威廉姆·布莱克的版画。起居室里放着从南方种植园运来的家具，有些已经传了好几辈人了。她给我们倒上咖啡，端来了饼干。经我们要求，她给我们看了自己所珍爱的家庭相册。此刻她那双机警的眼睛立刻充满了神采，她的手轻轻地翻着，声音很激动。

“瞧，”她指着穿着将军服的小乔舒亚，微笑着说，“粉色的缎面，我自己做的……这是小玛丽……这是我母亲的语音老师，她不是很漂亮吗？……这是，这是我的姨祖母……再看这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我很崇拜他，他是我的一个表亲，亨利·李！……这位，是我的外祖父，姓李，约翰·巴赫曼·李，以纪念老博士约翰·巴赫曼。你知道，他是阿杜邦的一个朋友，他有很多鸟也叫巴赫曼……蹲在约翰·麦克亨利·内勃斯旁边的是宁录，这个小狗的名字来自《圣经》那个了不起的猎人宁录……”提到她的父亲，她停顿了一下，“他认为我把乔瑟管得太严，但乔瑟长大了，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父亲还觉得我把乔瑟教成个女孩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个男子汉，儿童时代起他就是个小男子汉。我尽我所能把他培养成男子汉，这就是我所做的！当然我不会打棒球。”她说，“可是，我还是觉得男子汉有权享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然后她的目光又回到相册上。“看，”她说，眼睛又一次亮起来，“这是卡洛琳·多萝茜·洛根，乔瑟的曾祖母……这是，这又是乔瑟……这儿，我想，是内达……”

12月22日，周六的夜晚，人们西装革履——就好像要留影一样——等在布斯剧院外来观看《猛虎》的演出。苏珊·诺布尔很早就来了；内达随后也到了，身穿红色锻面礼服，披着毛披肩；洛根的助手乔·柯蒂斯、奥利弗·史密斯，还有彼得·费尔伯曼，他在裁剪得体的燕尾服上衣袋里插了支康乃馨；还有理查德·罗杰斯、卡尔森·麦克库勒斯、杰弗里·赫尔德和苏珊·拉玛·洛……

“乔瑟在哪儿？”联合制片人罗杰·史蒂文森问内达。

“高烧102度[11]。”她说。

此时，洛根正在家里躺着，只有孩子们和他在一起。他记得这是自他的戏剧上演以来，第一次在演出当晚病倒。他脸色苍白，很安静。他说，圣诞节过后，他会带上内达和两个孩子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度假。再接下来做什么，他还没有打算。这一年困难重重，他轻轻地诉说着诸如此类的话，直到11点，电话响了。

“亲爱的，”电话那头传来内达的声音。他可以听见人们碰杯的声音，“亲爱的，迪克·罗杰斯想和你说话。”

“嗨，乔瑟！”

“嗨，迪克！”

“听着，乔瑟，今晚的演出，我绝不扯谎，棒极了！”

洛根似乎激动得讲不出话来。

“千真万确！”罗杰斯接着说道，“我认为这是你这些年来最棒的作品。精彩至极，无法形容我有多喜欢它！”

“哦，迪克，”洛根几乎快乐得流下眼泪，“谢谢你，迪克……谢谢你。”

内达又接过电话，然后费尔伯曼、奥利弗，还有其他人分别和乔舒亚通了话，都说《猛虎》的首场演出完美至极，观众非常认同。

当时纽约报业正在罢工，洛根是坐在床上看电视评论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沃尔特·克尔很欣赏其中的几个情节，但不是所有；《泰晤士报》的沃华德·陶布曼欣喜若狂，做了一年中他最富激情的评论；其他评论不一，但是电视播音员以“令人尊敬”的语言结束了节目。

洛根期待的正是这样的“令人尊敬”。他需要的不是票房收入的激增，他经历过很多次了；他真正需要的，他怀疑自己从来也没得到过。

但至少他不是“乱踢狗屎”的人，不过谁又知道？或许很快一些年轻的天才导演也会导演出他们的《罗伯茨先生》。于是洛根又躺回他的大床上等待内达的归来。三天后，他带着内达和孩子们去了阿卡普尔科。

开演53场以后，这部作品落下了帷幕。

[1] 乔舒亚·洛根（Joshua Logan, 1908—1988），美国话剧导演、电影导演、作家。

[2] 猛虎，猛虎，火焰似的烧红（Tiger, Tiger, Burning Light），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著名诗作《猛虎》（Tiger），这里采用的是徐志摩的翻译。

[3] 出自《友第德传》（Book of Judith），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旧约》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圣经》中没有这篇，算作次经。它讲述了古代亚述帝国侵占以色列国时代，犹太民族的女英雄友第德断头杀死入侵的外敌首领赫洛弗尼斯的故事。

[4] 三角俱乐部（Triangle Club），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生剧团。

[5] 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 1907—1997），美国作家，出版了四十余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和传奇故事，代表作有《南太平洋》《夏威夷》《大篷车》等，曾获普利策奖。

[6]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 1890—1950），波兰裔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和编舞家，以非凡的舞蹈技巧和对角色的深刻刻画而闻名。他是当时少数会足尖舞的男性舞蹈演员，具有惊人的跳跃能力。

[7] 《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美国百老汇首位黑人女话剧作家、导演罗兰·汉斯布理（Lorraine Hansberry, 1930—1965）的话剧作品，讲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一家住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试图摆脱种族歧视，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故事。该剧于1959年首演，共上演了530场，并获得了四项托尼奖提名。

[8] 霍华德·林赛（Howard Lindsay, 1889—1968），美国戏剧制作人、编剧、词作者、导演、演员。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与拉塞尔·克劳斯（Russel Crouse, 1893—1966）合作所创作的音乐剧《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剧本，并因此获得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

[9] 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II, 1895—1960），美国著名音乐人、词作家、音乐剧制作人、导演。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 1902—1979）合作为《音乐之声》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10] 保罗·奥斯本（Paul Osborne, 1901—1988），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改编剧本《伊甸园之东》《南太平洋》等。

[11] 约合38.9摄氏度。

一位英雄的暮年

“我想带那个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说他爸是个渔民，过去可能和我们一样穷，他会理解我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

刚刚有些春意，大马哈鱼汛还未到，正是打鱼的淡季。旧金山的老渔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在码头边修船补网，晒太阳，拉家常，消磨时光。看到有个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停下来拍照，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她大概25岁的样子，一件红色高领毛衣，恰好衬托出她的健康活力。她把飘逸的金色长发向后拢了几下，才按下快门。渔民们羡慕地看着她，对她品头论足。姑娘显然没听懂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讲的是西西里方言；她也没察觉到，在迪马乔饭店二楼俯视码头的阳台落地窗后，有一位身穿深色西装、长着灰色头发的高大男子正凝视着她。

看着她渐渐离去，消失在刚从山上乘缆车下来的一群游客中，他才重新坐回到饭店桌旁，喝完茶，又点上一支烟，这已是半小时内的第五支了。正是晌午11点半。其他桌子还无人光顾，从酒吧里传来的唯一声音，是一个酒贩对领班刚说的话的嘲笑声。后来，那个酒贩夹起手提包，向饭店门口走去，走到餐厅门口，往里张望了一眼，喊道：“乔，回头见！”乔·迪马乔转过身，朝他招了招手。顿时，屋里又恢复了平静。

51岁的迪马乔看起来颇有些与众不同。他身高6.2英尺，衣着讲究，指甲修剪得无可挑剔。岁月流逝，可他依旧气质非凡，犹如往昔在球场上的风采。饭店里现在还挂着一幅20年前他在扬基体育馆比赛时脚跟触垒时的画像。他头顶上的头发已日渐稀少，但并不显得稀疏；额头上虽已爬有皱纹，却为他增添不少风度；他的眼神曾像斗牛士那样悲壮忧郁，如今却闪烁着柔和安详的光彩。此刻，他正一支支不停地吸烟，来回踱步，不时地往窗外楼下的人群中张望；可以看出，压力又一次袭来了，因为人群中有一个他不想见到的人。

迪马乔是在纽约结识他的。那人这周到旧金山后，曾给迪马乔打过几次电话，但他都没有回复。迪马乔根本不相信那人在做什么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此人一定企图打探他的私生活和有关前妻玛丽莲·梦露的事。迪马乔决不允许。对于妻子的过世，他一直悲痛欲绝。然而，由于他一直把这种痛苦埋藏在心底，一些人并不知道他对此事仍然很敏感。一天晚上，在一家豪华俱乐部，一位醉醺醺的女士晃晃悠悠地走到迪马乔桌前，想与他搭讪。迪马乔没有理会她，于是那女士喊道：

“好吧，不就因为我不是玛丽莲·梦露吗！”

开始，迪马乔对她的讽刺置之不理。可当她得寸进尺，又说了一次时，他强压怒火说道：“是的——我希望您是梦露，可您不是。”

他的语气让她平缓了下来，她问道：“是不是我说错了话？”

“是的，”他答道，“现在请您让我清静一会儿。”

码头上的朋友们都很了解他。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他们都会十分谨慎，如果稍一疏忽，辜负了他的信任，他虽不会当面责怪，但可能从此与之绝交。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不想让流言蜚语再诋毁亡妻的名誉。他仍然深爱着她，妻子去世后，他每天都让人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直到“永远”。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渔民对迪马乔的身世了如指掌。他们记得，他小时候帮父亲清理渔船，少年时偷跑出去用一只破桨当球棒在附近的沙地上打棒球。人们都称他蓄着小胡子的父亲为齐奥·佩佩，当他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大骂儿子懒惰、不中用。1936年，迪马乔成为纽约扬基队的一员。当打完第一个赛季的比赛，凯旋回到旧金山时，他被渔民扛在肩上在码头上游行，这时他父亲齐奥·佩佩又和人们一样，为他欢呼雀跃。

老渔民们还记得，1951年退役回乡后，迪马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莲住在码头附近。有时清晨，他们会乘着迪马乔那艘“扬基号”快速帆船出海钓鱼。这艘船现在还静静地泊在船坞里。傍晚时分，他们会坐在码头边聊天。渔民们知道，他们有时也发生争吵。有人看见，一天晚上玛丽莲歇斯底里地大哭着从码头那边跑过来，乔在后面追赶。渔民们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那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知道，乔想让她留在旧金山，远离好莱坞的那些骗子。可她非但不理解，反倒大发脾气。“她只是个孩子。”渔民们说。即使现在，迪马乔还对洛杉矶及那里居住的许多人都深恶痛绝。迪马乔与昔日好友弗兰克·辛纳屈断绝了来往，因为在玛丽莲生命最后的几年内辛纳屈与她很要好；他对迪安·马丁、彼得·劳福德及其前妻帕特里夏非常冷淡，原因是在他们举办的一个晚会上，帕特里夏把玛丽莲·梦露介绍给了罗伯特·肯尼迪，当晚他们多次共舞。乔听说了这件事，但并没有往心里去。他的好友们讲，他那时把玛丽莲看得很紧，他们正打算复婚；可在实现愿望之前，她已香消玉殒。迪马乔禁止劳福德夫妇、辛纳屈及许多好莱坞人士参加她的葬礼。当梦露的律师抱怨迪马乔把她的朋友都赶跑了时，迪马乔冷冷地答道：“如果不是她的那些朋友鼓动她继续留在好莱坞的话，她现在可能还活着。”

现在，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旧金山度过。每天，当游客注意到饭店的名字时，就问码头上的人是否见过他。他们会说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但今天早上没有见他，可能他马上就到。于是，游客们会沿着码头游览，走过卖蟹的小摊，头顶上的海鸥在低低盘旋。有时，他们停下观看一艘巨大的蒸汽船驶向金门大桥。令他们遗憾的是，大桥被涂成了红色。然后，他们会去蜡像馆，那儿有一尊真人大小的迪马乔身着运动服的蜡像。过了马路，他们可花上2.5美分望一下那个银质望远镜，镜头对着阿尔卡特拉济斯岛，过去那里是个联邦监狱。在游客转回来时，又问是否看见了迪马乔。尽管渔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迪马乔的那辆蓝色英派拉车已停在饭店停车场上，他们的答案还是没有看到他。有时，当游客进饭店用餐时，会见到他坐在角落里为人签名，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而有时，像今天上午，当从纽约来的那个人要来拜访他时，迪马乔也会变得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那人踏上台阶往餐厅走时，看见迪马乔站在窗边，正对饭店经理查尔斯·弗里夏吩咐事情。他不想贸然进去，先让迪马乔的一个侄子通告了一声。迪马乔得知他来了，便迅速转身离去，消失在通往厨房的一个出口处，只把弗里夏留在餐厅里。

那位拜访者站在大厅里，不知所措。一会儿，弗里夏走过来，他问道：“乔走了吗？”

“谁？”弗里夏说道。

“乔·迪马乔！”

“没看见。”弗里夏说。

“你没看见？他刚刚就站在你身旁！”

“那不是我。”弗里夏说。

“就是你站在他旁边。我看见了。就在餐厅里。”

“您肯定弄错了，”弗里夏又郑重地说，“那不是我。”

“你别开玩笑了。”那人气冲冲地转身，从饭店里面出来。然而，还没到他的车前，迪马乔的侄儿便赶上来，对他说：“乔想见你。”

他又走回来，料想迪马乔正等着他。但等着他的却是迪马乔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低沉有力，紧张急促，像连珠炮一样：“你侵犯了我的权利。我没让你来，我想你应该有律师，你肯定有律师，叫你的律师来！”

“我是以朋友身份来的。”那人解释说。

“这与此事无关，”迪马乔喊道，“我有自己的隐私，我不想受到侵犯，你最好找个律师来……”迪马乔停了一下，问道，“我侄子还在那儿吗？”

不在。

“你在那儿等着。”

不一会儿，迪马乔来了，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衫，灰色丝质领带上夹着银质带夹，这身装束使他更显挺拔。他大跨步地走到那人面前，递给他一个未启封的航空信封——从纽约寄来的。

“拿着，这是你的。”迪马乔说。

迪马乔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一言不发，点了支烟，等候着；他跷起腿，头向后微仰，仿佛是在展示他的鼻子的优雅轮廓：鼻尖高耸，大鼻孔，鼻梁柔和，真是一个出众的鼻子。

“你看，”迪马乔镇定地说，“我从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别人也不干涉我的生活。我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是些私事，我不想让人知道。即使你跟我的兄弟们打听，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因为他们都不太了解。关于我的事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了解……”

“我不想给您惹麻烦，”那人说，“我想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迪马乔打断他，“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喃喃重复道，语气变得缓和了些，“我只想平静地生活。”

这时，他好像觉察到自己在暴露隐私，忽然站起，看了看表。

“我迟到了，”他说道，语气又变得严肃起来，“我迟到十分钟了，是你让我耽搁了这么久。”

于是那人离开餐厅，穿过马路，信步往桥上走去。渔民们正在收网、聊天，看上去悠然自得。他看了一会儿，掉头往回走。当他向停车场走去时，一辆蓝色英派拉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乔·迪马乔从车窗探出身子，问道：“有车吗？”语气特别客气。

“有。”那人答道。

“哦，”迪马乔说，“我本想送你一程的。”

乔·迪马乔不是出生在旧金山，而是在马丁内斯，一个位于金门大桥东北部25英里左右的小渔村。他父亲齐奥·佩佩离开迪马乔家族世代捕鱼的故乡巴勒莫附近一个名叫费明的小岛，在马丁内斯定居下来。但在1915年，当听说旧金山码头附近渔业资源丰富时，齐奥·佩佩携家带口，离开马丁内斯，开船来到这里，乔当时才1岁。

迪马乔一家刚到旧金山时，那里恬静安适，风景如画。但在码头上，利益的竞争如水中的潜流般凶险。破晓时分，渔船就驶往波浪汹涌的入海口；然后，渔民们又得急忙收网驶回，希望能赶在其他船之前靠岸，把打到的鱼卖个好价钱。二三十艘渔船同时抢一块浅滩停泊，所以渔民必须对水中的每块暗礁都了如指掌。当然，他们还得学会如何对付那些批发商和饭店采购，因为他们总是让渔民相互压价，最后把价格杀到最低。后来渔民们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组织起来，预先约定每个渔民能打捞的最高限额。可是，总有人像鱼一样从不吸取教训，于是就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渔网被撕破，鱼被浇上柴油，家门口也被插上警告标志。

齐奥·佩佩到来时，这种状况几乎结束了。齐奥·佩佩希望他的五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业当渔民，但其中只有最年长的两个儿子——汤姆和迈克尔这样做了，三儿子万斯却想去唱歌。万斯少年时歌唱得特别好，引起了大银行家A.P.詹尼尼[1]的注意。他有意送他到意大利学习声乐和歌剧，但是，迪马乔一家一直举棋不定，就这样断送了万斯的音乐家前途。后来万斯去了旧金山海豹队打棒球，体育记者们常把他的姓写错。

在万斯推荐乔入队之前，他的名字一直被写成多马乔（De Maggio）。乔的入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后是他们最小的弟弟，多米尼克，同样十分出色。三个人同在联盟赛中打球，有些记者喜欢称乔为最好的击球手，多米尼克是最好的外场手，而万斯则是最佳歌手。卡塞伊·施滕格尔[2]曾说：“万斯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在一场球被三振出局三次而不脸红的球员。球赛后他竟然能吹着口哨去俱乐部。所有人都为他难过，可他总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

从球队退役后，万斯还做过酒保，送过牛奶，甚至还当过木匠。他现在的住所在旧金山以北40英里处，房子有一半是他自己动手修建的。他34年的婚姻生活一直温馨和睦，膝下已有四个孙儿。他的柜子里还挂着一套为乔量身定做的西服，他从未想过改一改，使自己穿上时合身。当有人问他是否嫉妒乔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不，乔可能还想得到我所拥有的东西呢，尽管他不承认，但这可能是他渴望的。”几个兄弟当中他最羡慕迈克尔：“他是个粗人、空想家，但却是个真正的渔民，他不想在乔的饭店干活，或从乔那儿沾点光，他只想要一条大点儿的渔船，只想自己赚钱买条大点儿的渔船，但他却从未得到它。”1953年，迈克尔从船上落水身亡，那时他才44岁。

齐奥·佩佩于1949年去世，享年77岁。他去世后，62岁的长子汤姆——他的四位姐妹中还有两个比他大——成了这个家庭名义上的家长，负责起1937年开业的乔·迪马乔假日饭店。在乔卖掉了他所有的股份之后，汤姆和多米尼克成了饭店的共同所有人。几个兄弟当中，多米尼克头脑最灵活，在与波士顿红袜队对阵时，人们送他一个“小博士”的绰号。他在生意上的成就更印证了这一点。现在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波士顿郊区一座新潮的豪宅里，他名下的制造纤维缓冲材料的公司去年的收入就超过350万美元。

乔·迪马乔与寡居的姐姐玛丽相依为伴。他的家，一幢棕褐色的石屋，静静地伫立在离码头不远处的一条街上。30年前，他为父母买下了这幢房子。父母过世后，他与梦露成了这里的主人。现在房子由玛丽照料。这位女士身材苗条，气质文雅，有着一对深色的双眸。玛丽的居室在二楼，乔住三楼。迪马乔卧室旁的一间小屋里挂满了他打球赢得的各种奖杯和纪念品，卧室衣柜上摆着许多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楼下的起居室里还挂着一幅梦露的小画像。迪马乔十分钟爱这幅画像，虽然它只展示了她的面容和双肩，但她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太阳帽，唇边温柔甜美的笑容把她衬托得天真而又调皮，这恰是他心中的梦露，也是他所希望别人看到的梦露——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他曾说过，她是“一个经常被人利用的纯朴热情的女孩”。

那些夸大梦露性感一面的照片总让他感到不快。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的导演比利·怀德至今难忘那戏剧性的一幕：他在纽约列克星敦大街的人群中看到了迪马乔和梦露，梦露正站在地铁站棚栏边乘凉，一阵疾风吹过，她的裙摆被高高掀起。迪马乔咕哝道：“真见鬼！”怀德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死灰般的脸。”

他们于1954年1月举行了婚礼，当时迪马乔已有39岁，而梦露仅27岁。性格和年龄上的不协调虽然没能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矛盾却很快在婚后显露出来：他倦于社交活动，而她交际广泛；他不能容忍拖沓的习惯，而她做事却总是拖拖拉拉。他们在东京度蜜月时，一位美国将军前来拜访，想请梦露展示爱国姿态，到朝鲜慰问一下战士们。她望着乔，征求他的意见。他无奈地耸耸肩说：“这是你的蜜月，想去就去吧。”

她十几次出现在十多万士兵面前，归来后叹道：“太棒了，乔。你从未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欢呼声！”

“不，我听过。”乔回答道。

起居室里对着梦露的肖像放着一个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个纯银雪茄盒，那是扬基队队友们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是全美最受瞩目的球员，街头巷尾的收音机整天播放着莱斯·布朗[3]的乐队为乔创作的一首歌：

……从东岸到西岸，你所看到的

　　全都是英雄乔的个人表演

你的荣耀永存我们心间，加油啊！

　　骑士，不要把脚步放缓，乔……乔……迪马乔，

　　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1941年5月中旬，当时扬基队连输四场比赛，在最近的九场比赛中输了七场，落到排名第四，胜利场次与领先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差5.5局。5月15日，在纽约以13∶1负于芝加哥队的那场比赛中，迪马乔只在第一局击出一个安打，打击率[4]还不到.300，这让观众们大失所望，这个速度与上一年的平均打击率.352和1939年的.381相比，实在太逊色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又频频得分，出尽风头。5月24日，在扬基队与波士顿队的比赛中，比分以5∶6落后。迪马乔上场不久就上了二垒、三垒，战果不断扩大，直至比赛胜利。扬基队乘胜追击，连胜十场。那时他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即使迪马乔自己，直到7月中旬战果扩大到连胜29场时，才意识到他已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报纸开始大肆渲染他的成功事迹，公众轰动了，每篇报道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他的赞美和祝愿。迪马乔连续命中，纪录不断刷新。比赛消息一到，电台播音员会立即中断原来的节目，开始播放迪马乔的最新战报，然后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歌：“乔……乔……迪马乔，你永远为我们冲锋陷阵……”

偶尔迪马乔会在头三次出场时无法打出安打，比赛气氛会立刻紧张起来，似乎他马上会错过一个再建奇功的良机。可他似乎总有回天之力。他击出的球，或是弹在场地左边围栏上，或是从投球手的两腿间呼啸而去，或是从跳起的两名内垒手头顶飞走。在取得第41局胜利之后，在华盛顿一日双赛的首场比赛，平了乔治·西斯勒在1922年创造的美国联盟赛纪录。但就在第二场比赛开赛前，一名观众潜入扬基队的休息室，偷去了迪马乔心爱的球棒。第二场比赛中，迪马乔不得不用他的另一支球棒，结果比赛中两次平飞球、一次高飞球被接杀。当比赛进行到第七局时，迪马乔手握队友送给他的一支旧球棒，击出一个漂亮的安打，也击破了西斯勒的纪录。这样如果再在三场中打出安打的话，他就能打破连续44场击出安打的大联盟赛纪录。这个纪录是威利·基勒在1897年代表巴尔迪摩出赛时创造的。

报纸上登出了寻找丢失球棒的启事。一名来自纽瓦克的男子懊悔地认罪，并把球棒送了回来。7月2日，在扬基体育馆内，迪马乔把球直击往左外野，一记本垒打！纪录被打破了。

在接下来的11场比赛中，他都击出了安打，一直凯歌高唱。但到了8月17日，在克利夫兰的一场夜间比赛中，歌声戛然而止，67468名观众亲眼目睹了他被两名克利夫兰投球手阿·史密斯和小吉姆·巴格比击败的惨剧——而那天克利夫兰队场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三垒手肯·克尔特纳。在第一局，肯·克尔特纳右边斜冲出去，在三垒底线内接了一个精彩绝伦的反手球，把迪马乔封杀出局；在第四局时，迪马乔被保送上一垒；可到了第七局，当他把球猛击向肯时，肯又接住了它，迪马乔再次出局；到了第八局，迪马乔狠狠地把球向游击手方向击去，球猛跳了一下，劳·鲍德罗用肩停球，并迅速传给二垒守垒员，造成了双杀。就这样，迪马乔的好运在第56场时突然终止了。但纽约扬基队仍以17场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对手，锦标赛冠军已是囊中之物，而摘取各种国际系列赛事冠军头衔也易如反掌了。所以，同年8月，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队友们精心为他组织了一个庆功晚会。他们频频与他干杯，并献上了送给他的礼物——一个蒂芙尼牌的纯银雪茄盒，就是现在摆在旧金山他家起居室里的那个。

迪马乔下楼吃早餐时，玛丽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烤面包和茶。他灰色的头发还未梳理，但因修剪较短，所以并不显得很零乱。他向玛丽道了早安，坐下来打了个哈欠，点了支烟。他的睡衣外罩着一件蓝色的浴衣。还不到8点，他今天有许多事要做，现在看上去心情还不错。一会儿，他与大陆电视有限公司的总裁有个会晤，这是个遍布加利福尼亚的连锁零售机构，迪马乔是它的合伙人兼副总裁；之后，他要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再去参加一个午餐会，如果午餐会拖得不久，而他又不是太累的话，他也许会去赴个约会。

迪马乔拿起晨报，没有一下子就翻到体育版，而是从头版的新闻开始读起。1966年的人口危机，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学生们焚烧了征兵卡（看到这儿，他摇了摇头），流感横扫加利福尼亚全境，等等。他又扫了几眼八卦专栏，还好，今天他榜上无名——前不久，报纸刚报道了他与一位妙龄空中小姐约会的消息，甚至还披露他与一名叫多丽·兰的舞女共进晚餐，她是威斯卡的一家舞厅的玻璃箱子中“疯狂摇摆的歌星”。当他翻到体育版时，一篇有关米奇·曼特尔受伤、无法重返赛场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

所有这一切都恍如昨日。曼特尔的辉煌运动生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看起来似乎是大势所趋。鲁斯[5]被迪马乔替代，迪马乔被曼特尔替代，而现在却找不到替代曼特尔的年轻有力的击球手，所以扬基队的老板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不要退役。他们还在1965年9月18日为曼特尔举行了盛大的庆典。这天，曼特尔收到了价值几千美元的礼品：一部汽车，两匹小马，免费到罗马、拿骚、波多黎各旅游的机会。迪马乔亲自飞抵纽约，在有5万球迷参加的盛会上隆重推出体坛新星：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天，对于崇拜者来说，那几乎成了个圣日。他们蜂拥而至，早早地挤在大看台上，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新体育圣人的加冕仪式。天主教纽约总教区的斯贝尔曼主教也在到场嘉宾之列，连约翰逊总统都发来了贺电。纽约市长正式宣告把那天命名为“曼特尔日”。鲁斯、格里希和霍金斯三人纪念碑前的空地上集结了一个交响乐队；大看台上，白色旗帜在初秋的微风中高高飘扬，上写着：“米奇，不要退役！”“米奇，我们爱你！”

举旗的是几百个男孩，是曼特尔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当然，看台上还坐着许多中年人，他们挺着啤酒肚，头发都已开始谢顶。在他们的脑海中，迪马乔依然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有些人或许记得，一个月前，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赛前老明星表演赛中，迪马乔把球击到了左边观众席上，顿时成千上万的观众站立起来，雷鸣般地欢呼不已——伟大的迪马乔又回来了！他们欢呼雀跃，又焕发出了青春。这一切都恍如昨日。

可在9月阳光明媚的今天，这个米奇·曼特尔的庆祝日，迪马乔没有穿他的5号球衣，也没把他灰白的头发用那顶黑色棒球帽盖住；他穿着一件深色西服，白衬衫，戴着蓝色领带，静静地站在扬基队队员休息室的角落里，等待雷德·巴伯[6]介绍他出场。主持人巴伯正站在本垒旁的银色麦克风前。外场上，盖伊·隆巴尔多的皇家乐队正演奏着柔美的轻音乐。练习区和内场之间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场地管理员正驾着两辆满载礼品的马车转来转去——一根六英尺长、100磅重的希伯来香肠，一杆温切斯特步枪，一件送给曼特尔夫人的女式水豹皮大衣，一套威尔森高尔夫球杆，一个水星牌的95马力外置发动机，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巧克力和糖果。迪马乔点起一支烟，但却用手挡了起来，好像生怕被休息室旁边的那些男孩子发现似的。他探步抬头，向休息室外张望。耸立在眼前的是绿色的大看台，似乎有一英里高似的，上面挤满了攒动的人群，他看不到一线蓝天，只能看到一张张跃动的面孔。这时候，主持人的声音响起来：“乔·迪马乔！”全场立刻爆发出阵阵欢呼，而且声音越来越响，在宽阔的体育场大厅间回荡。他一下子踩灭了香烟，跨上了休息室的台阶，健步走入球场柔软的草坪。5万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仿佛微风般拂上他的面颊，10万多只眼睛正注视着他！他大步向前走去，在短短的一瞬间，他闭上了双眼。

米奇·曼特尔的母亲正站在前面，她面带微笑，胸前别着一朵兰花。迪马乔亲切地伸出手，挎起她的胳膊，带她径直走向麦克风前，麦克风旁的内场上已站满了一排达官显贵。迪马乔挺直身躯，面无表情地站着。这时，欢呼声逐渐静了下来，体育场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曼特尔现在还站在休息室门口，穿着队服，一只脚踏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扬基队队员们都站在他的两旁，等庆典仪式一结束，他们就要与底特律老虎队一决高低。这时，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笑着走了进去，后面跟着两名年轻的助手，都是高个子，鬈发，蓝眼睛，长着一样的雀斑。场上第一个注意到参议员肯尼迪的是吉姆·法利[7]，他咕哝道：“是哪个白痴把他给请来了！”许多人都听到了他这句话。

托茨·肖尔[8]和站在法利旁边的委员会会员们都回头往休息室里张望，迪马乔也不例外，他的眼神冷冰冰的，可他什么也没说。肯尼迪在休息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与队员们握手，但没走到场上来。

“参议员先生，”扬基队老板强尼·基恩说道，“您为什么不坐一会儿呢？”肯尼迪笑着摇了摇头，仍旧站在那里；后来，有个扬基队队员问肯尼迪是否能把他的一个亲戚从古巴弄到美国来，肯尼迪马上把助手叫来，让他把详细情况写在记事本上。

球场上，庆典还在继续，送给曼特尔的礼物还在一件件地往上堆——一辆摩伯莱特牌轻便摩托车，一个手推式烧烤架，还有足够享用一年的果仁咖啡及口香糖——扬基队的队员们还在注视这一切，罗杰·马里斯在其中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我说，罗杰，”默里·奥尔德曼[9]一边晃动手里的录音机，一边叫道，“我给你录个30秒的带子怎么样？”

马里斯气冲冲地摇了摇头，嘴里骂骂咧咧的。

奥尔德曼又说：“花不了你多长时间！”

“你怎么不问理查德森？他可比我会说。”

“我知道，可我就想问你……”

马里斯又骂了几句。可后来，他还是走了过来，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他称赞曼特尔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球员，胆识过人，球艺精湛，无人匹敌。

15分钟后，站在麦克风前的迪马乔开始了他的讲话：“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1951年在中场取代我的人，”话音未落，体育馆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响起了口哨声和欢呼声，掌声雷鸣，经久不息。曼特尔向前跨上一步，站了出来。他和妻子孩子站在一起，摆好姿势，让蹲在前面的记者们拍照。在简短的致谢辞之后，他转身与站在近旁的嘉宾们一一握手，参议员肯尼迪也在其中。五分钟前雷德·巴伯在休息室里认出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了观众。肯尼迪与曼特尔站在一起让记者拍照，然后与曼特尔的孩子、托茨·肖尔、吉姆·法利及其他人握手。肯尼迪一路握手地走了过来。迪马乔见他马上快到自己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后退去。没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动作，肯尼迪似乎也没注意到，从他面前快步走过，继续和人们握手……

迪马乔饮尽茶杯中的茶，放下报纸，上楼去换衣服。不一会儿，他就下了楼，与玛丽告别，驱车去赴约会。在旧金山市中心，电视零售公司的合伙人们正等候着他。迪马乔虽然不是亿万富翁，可自他从棒球场上退役之后，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多个大公司的董事会中都有一席之地，并且收入颇丰。去年他还在旧金山准备与人合伙创立国家渔业银行，尽管这个投资项目没有实施，但他的机敏才智常常使那些只把他当成棒球运动员的商人深感钦佩。许多大棒球队都希望他来做经理，可他一一拒绝了，他说：“我自己的麻烦就够多的了，怎么能再为25个运动员负责呢？”

所以，除了一些公众活动外，目前他与棒球的唯一纽带，就是在纽约扬基队到佛罗里达集训时当击球教练。他这周日就去，还有三天的时间。当然，这得等到他把行李收拾好之后才行。收拾行李现在对他来讲并不是件易事，因为他常把衣物分放在两处——一部分挂在家中的衣橱里，一部分放在一个叫雷诺的酒吧的更衣室里。

雷诺酒吧位于旧金山市中，那里的灯光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迪马乔挥棒击球的画像，以及一些其他体育明星的画像。这里的常客大多数是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迪马乔与他们都是老交情了，所以在一些话题上，往往能较为随意。除了这里，只有在个别的几个场合，迪马乔才能如此放松。酒吧的老板叫雷诺·巴索佐基尼，51岁，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灰白的头发自然鬈曲着。35年前他开始在达戈·玛丽酒馆里靠拉小提琴为生，后来在许多地方做过酒保，甚至包括迪马乔饭店。现在，他大概是迪马乔最好的朋友了。1954年，在迪马乔与梦露的婚礼上，他是男傧相；九个月后，当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决定分手时，雷诺马上赶到洛杉矶，帮迪马乔打理行装，并开车把他送回旧金山。那一天，雷诺永生难忘。

有几百人挤在迪马乔与玛丽莲租住的贝弗里山上的一幢房屋外：有些记者爬上了树，从窗子往里窥视；有些藏在草坪的玫瑰丛后，任何从屋子里走出的人，立刻被拍了下来。那天报纸上的标题都意味深长——“乔妒火中烧”；“玛丽莲和乔——离家而去”——好莱坞的专栏记者们对迪马乔一直颇有微词，再次“回顾”了乔与玛丽莲之间的不和谐之处。奥斯卡·列万特[10]还说，一切都证明了没人能同时在两项全国性的消遣活动中游刃有余。雷诺·巴索佐基尼到达时，不得不从这帮无赖中挤过去。他用力敲了几分钟之后，门才打开，玛丽莲·梦露躺在楼上的卧室里，而乔·迪马乔坐在楼下，身旁放着手提箱；他神色紧张，脸色苍白，双眼布满血丝。

雷诺把手提箱和高尔夫球杆放到迪马乔的车上。迪马乔一踏出家门，记者们就拥了上来，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个不停。

“请问你要去哪儿？”他们喊道。

“旧金山。”迪马乔边说边快步走开。

“你要在那里长住吗？”

“那里是我家，一直都是。”

“你还回来吗？”

迪马乔站住了，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房子。

“不！”他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除与他有过一次短暂的争执外，雷诺·巴索佐基尼一直是迪马乔最信赖的朋友。无论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在镇上，他总是尽可能随叫随到；有时他和另外几个中年人在酒吧里能花上几个小时等迪马乔，尽管他们知道，就是迪马乔来了酒吧，或许还是想自酌独饮，他们对此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对迪马乔，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敬畏，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他是个男人，却像电影明星嘉宝一样迷人。他们知道，如果你尊重他的愿望，他就会与你肝胆相照。和他约会，你决不能迟到。有一次，一个人因为找不到停车位而晚到半小时，只因为这一次，迪马乔就三个月没和他讲一句话。他们很清楚，迪马乔一般只邀请男士共进晚餐，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年轻女士，但也都是单身女子，已婚女士绝不在邀请之列，因为她们通常闲话不停，抱怨连天，麻烦不断，所以想和迪马乔交朋友的男人们必须把妻子留在家里。

当迪马乔信步走进雷诺酒吧时，人们一眼就看到了他，纷纷向他招手致意。雷诺·巴索佐基尼笑着喊道：“瞧！击球手来了！”“扬基击球手”是迪马乔在球场上的绰号。

雷诺两天来一直在嚷嚷：“嗨，击球手，击球手，你去哪儿了？……击球手，来杯酒怎么样？”

迪马乔不想喝酒，于是要了一壶茶，这是他平时十分喜爱的饮料。当然，在约会时，他会换伏特加。

“嗨，乔，”一个体育记者问道，他正在研究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高尔夫球的文章，“你说，为什么高尔夫球手老了就打不好推杆球呢？像斯尼德和霍根[11]，开球时都不错，怎么越打越糟呢？”

“是年龄带来的压力吧！”迪马乔从高脚凳上转过身，说道，“年龄让人变得敏感焦躁，不但高尔夫球手如此，所有50多岁的人都会这样。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把握机会了。年轻选手开球后能打出漂亮的推杆，上年纪的人会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双手发抖。谈到冒险，年轻人都愿意冒险，甚至在开车时都是这样，而上年纪的人却不敢。”

“说起冒险，”围在迪马乔身边的一群人中的一位说道，“你昨晚注意到拄着拐杖的那个人了吗？”

另一个人接着说：“哦，腿上打了石膏。”

第三个人插话道：“滑雪摔的。”

“我可不滑雪。”迪马乔说道，“滑雪的人肯定想出风头。你瞧那些人，四五十岁了，还踩着滑雪板，最后落了个断胳膊断腿，浑身缠满绷带的下场……”

“乔，那可是个性感的运动。那服装，紧身裤，在宿营小屋的壁炉，熊皮地毯——老天爷啊，没有人去那里是为了滑雪，他们是想去外面冻个痛快，再到屋内暖和暖和……”

“有道理，”迪马乔说，“我也有点儿心动了。”

“击球手，喝杯酒？”雷诺问道。

迪马乔想了想，然后说：“好吧，今晚的第一杯。”

正午时分，阳光和煦。迪马乔与电视零售商们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大陆电视公司在北加利福尼亚拥有八个零售网点，他努力说服公司总裁乔治·沙胡德降低彩电价格，以扩大销量，乔治·沙胡德终于让步，认为值得一试。然后迪马乔打电话给雷诺酒吧，问有无给他的口信。现在他正坐在莱夫蒂·奥杜尔的车里，沿着渔人码头，经过金门大桥，驶向坐落在30英里外乡下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莱夫蒂·奥杜尔是三十年代初国家联盟杯赛上最优秀的击球手之一，后来迪马乔大展宏图时，他是旧金山海豹队的领队。奥杜尔今年69岁，比迪马乔大18岁。过度饮酒使他脾气暴躁，肚子也挺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依然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汽车向高尔夫球场奔驶，迪马乔突然注意到旁边一辆车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他叫道：“看那个尤物！”奥杜尔立即转头，四下张望，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奥杜尔的高尔夫球技大不如以前了——他曾经打球时让人两杆——但他和迪马乔一样，现在还能打出八十几杆的好成绩。

如果不把球击到空中的话，迪马乔一击能打出250到280码的距离。他的推杆很棒，可背部的旧伤使他痛苦难忍，不能将臂甩起来击球。击第一洞前，迪马乔坐下来等着开球。一群大学生正在前面自如地甩臂击球，迪马乔看着，不无羡慕地叹道：“我要有他们那样的背力就好了。”

陪迪马乔和奥杜尔一起打球的，是前橄榄球明星厄尼·内弗斯和经营饭店及电影发行的两兄弟。他们坐着电动高尔夫球车在嫩绿的山坡上开来开去。迪马乔的前九洞打得极好，可不一会儿，他就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了；或许因为劳累，或许几分钟前讲的那番话触动了他。两位电影界人士中的一位对一部由托尼·柯蒂斯和杰瑞·刘易斯主演的名叫《波音，波音》（Boeing，Boeing）的电影赞不绝口，并问迪马乔是否看过。

“没有，”迪马乔回答说，然后又轻声叹道，“我已经八年没看过电影了。”

迪马乔打了几杆，球飞入了小树林。他拿出9号钢杆，准备把球削出去，奥杜尔提醒他要杆面向下，可这好像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迪马乔一击下去，球从杆的一边滑脱，像小兔子一样，从高高的草丛中一路跳到池塘里去了。迪马乔打球时一向沉着冷静，可今天，他却一言不发，把9号杆一下子扔了出去。球杆飞出去，卡在了树杈上。

“完了，”奥杜尔随口说道，“这套球杆完了。”

迪马乔走到树下。幸好球杆滑落在较低的树杈上，迪马乔站在高尔夫车上，伸手把球杆取了回来。

迪马乔慢慢摇了摇头，走向池塘边，咕哝着：“每次别人给我提建议，我都把它当耳旁风。”

一会儿，淋浴更衣之后，迪马乔和其他人开车前往十英里外，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听说这个宴会相当有格调。可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却发现完全出乎意料，整个会场像个乡村集市，农夫们聚集在一个看上去像谷仓的建筑四周，一个警长候选人正站在门口发传单，屋内一个由家庭主妇们组成的合唱团正在高唱：“你是我的阳光。”

“我们怎么卷到这事儿里来了？”迪马乔一边往里走，一边抱怨。

“奥杜尔，”一个人说道，“都怪他。奥杜尔这个老家伙什么事都拉不下脸。”

“见鬼去吧！”奥杜尔骂道。

很快，迪马乔、奥杜尔和厄尼·内弗斯身旁就挤得水泄不通了。一位女士带着合唱团冲出来，喊道：“哦，迪马乔先生，您能光临真是我们的荣幸。”

迪马乔强装笑脸儿回答道：“女士，我也很高兴能来这里。”

“如果您早一点儿到，就能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太遗憾了。”

“哦，我已经听到了，”他说，“非常好。”

“那太好了，”她又说，“您的兄弟多米和万斯近来还好？”

“还好。多米住在波士顿附近，万斯在匹兹堡。”

“你好，乔！”一个满嘴酒气的人靠过来插话，他拍拍迪马乔的肩膀，又捏捏迪马乔的胳膊，说道，“乔，你说今年哪个队能赢？”

“哦，我没想过。”迪马乔答道。

“巨人队怎么样？”

“你跟我想的一样。”

“你不能排除巡游者队夺冠的可能。”那人又道。

“当然不能。”迪马乔说。

“他们投球多棒呀！”

“投球当然很重要。”迪马乔说。

无论到哪里，等着他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好像他有超凡能力，能一眼看出谁是未来的新星似的。每到一处，就有上年纪的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臂，说迪马乔一定能复出打比赛，迪马乔笑了，完全发自内心。他一直努力保持他过去的体形——他节制饮食，洗桑拿，从不放纵无度。有时，他从浴室中走出来时，更衣室里那些已入暮年的老人们常常会偷偷瞥上他几眼，羡慕他胸前结实的肌肉、平坦的腹部和有力的大腿。就像年轻人的身体一样，他皮肤苍白，汗毛很少；然而，他的脸部轮廓鲜明，皮肤也较黑，那是几个假期日晒的杰作。在这样的聚会上，他总是耀眼夺目的人物——一位不朽的英雄，正如一个体育记者写的那样。记者们就是这样描述像迪马乔这样的人的，他们极少提及这些英雄是否也有常人的缺点——有的沉湎酒色，有的心怀奸诈；如果这些都曝了光，神话也就不复存在了，孩子们的梦想就会破灭，那些有钱有势的俱乐部老板也会被激怒。他们利欲熏心，指望棒球赚钱，不择手段，出卖球员就像孩子们交换印着明星卡片的泡泡糖纸那么容易。因此，棒球明星必须饰演好他们的角色，必须把神话维持下去。没有人比迪马乔演得更好了。当一个喝醉了的老人抓着他的胳膊问“乔，今年谁会赢”时，没人比迪马乔表现得更有耐心。

两小时后，宴会和讲话都结束了，迪马乔一下子跌坐在奥杜尔的车里，他们径直驶回旧金山。但是，当奥杜尔的车驶进一个加油站时，迪马乔直起身子，他看到一个红头发漂亮姑娘，正跷着二郎腿，坐在栅栏上修指甲。她22岁左右，穿着一件紧身黑裙子和一件更紧的白衬衫。

“快看那儿！”迪马乔说。

“真棒！”奥杜尔叫道。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奥杜尔忙转过身去，打开油箱盖，开始擦挡风玻璃。那年轻人穿着一件油腻腻的白色制服，胸前别着个小牌，上写着：“波特”。迪马乔一直看着那个女孩，可她却依然全神贯注地修她的指甲。他又看看波特，波特也没认出他来。油箱加满后，奥杜尔付了钱，发动汽车。波特回到他的姑娘那里。迪马乔又跌坐回前排车座上。到旧金山之前，他一直紧闭着双眼。

“我们去看看雷诺吧！”迪马乔建议道。

“不行，我得去找我老婆了。”奥杜尔回答说。于是他在酒吧门口放下迪马乔，开车走了。不一会儿，雷诺的声音从烟雾缭绕的酒吧中传来：“嗨，击球手来了！”人们向迪马乔挥手致意，请他喝点什么。迪马乔要了一杯伏特加，和围坐在他身边的人们聊了起来。约一个小时后，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离开了她的朋友，从酒吧另一边走了过来，有人把她介绍给迪马乔。迪马乔给她买了一杯饮料，还递上了一支烟。然后，他划着一根火柴，拿火柴的手颤抖着。

“是我的手在发抖吗？”他问。

“当然。”女郎说，“我的手肯定不抖。”

两天后，迪马乔将他在雷诺更衣室的衣物打点了一下，然后登上了一架喷气式客机。他斜躺在三个座位上睡了一觉。不久，当太阳在迈阿密升起时，他下了飞机。领取了行李和高尔夫球杆，把它们放在等在外面的汽车上，不到一小时，他的车就开上了两旁长满棕榈树的大道，向坐落在劳德代尔角的扬基击球手饭店驶去。

“好像我的一生都在旅途中，”他说着，眼神透过挡风玻璃，落向车外的朝阳，“我从来没有一种属于某个地方的感觉。”

到了扬基击球手饭店之后，他要了饭店里最大的套房。人们在门厅纷纷和他挥手，索要签名，并说：“乔，你真棒。”第二天早上，以及在这之后的30个早晨，他都会身穿5号球衣，准时出现在棒球场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坐在大看台上，每次他刚一露面，掌声便响起来，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看迪马乔又拿起棒球，与年轻一代的扬基队员们一起训练。这些队员当中，有许多在迪马乔叱咤风云的25年前的那个夏天还未出世，那时迪马乔连续56场所向披靡，一跃成为美国最光彩夺目的明星。

但在劳德代尔角公园里，年轻一些的观众和记者们更关注曼特尔和马里斯，几乎每天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有关他们的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即使他们只不过在球场上走走，记者们也会马上让他们再摆个姿势拍照；他们只要皱皱眉头，专栏作家们会立刻询问他们在想什么。

七天过后，神圣时刻终于到来了——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击球了——记者们蜂拥而至，围在击球区四周，击球区在左场边线外，用栅栏和线网围着，这意味着球击出后飞行不到三四十英尺就会落入网中。即使如此，曼特尔和马里斯将要上场击球了，在这个春季，这可是头条新闻。

曼特尔首先上场。他戴着一副黑色手套，以防球棒磨破了手。他站在右边，等着一个名叫威恩·贝森的教练投球。教练投出球后，曼特尔一记猛击，球被击中，一下子飞向围网。球飞了出去，曼特尔张开嘴，大口喘气。

曼特尔不想第一天就过分表现自己，他把球棒扔在地上，转身走出了击球区。罗杰·马里斯走了进来，拾起曼特尔的球棒，在手中掂了掂。

“这鬼东西足有38盎司[12]重，”马里斯说。他把球棒扔回地上，离开击球区，走到球场另一端的休息室，找了一只较轻的球棒来。

迪马乔与记者们一起在击球区外，刚要转身离开，威恩·贝森在里面喊道：“乔，来打一记？”

“没门。”迪马乔说。

“来吧，乔。”贝森说道。

记者们都静了下来，等候迪马乔上场。迪马乔慢慢地走进击球区，拿起曼特尔的球棒。他在本垒前站好，这显然不是迪马乔常摆的那种姿势；他的手握在离球棒把两英寸之处，两脚距离不太宽。迪马乔击中贝森投过来的第一个球，出界了；动作力度不够，挥棒有些拖泥带水，背上印着号码的球衣还未在宽阔的背上展露出来。

迪马乔第二击，又出界了。接下来第三、第四、第五击，看上去很轻松，却毫无威力。贝森喊道：“乔，我一直不知道你还会怯场。”

“我现在会。”迪马乔说着，准备再击下一球。

他又一丝不苟地击了三次，等再次挥棒时，球又落空了，只有球棒划过的声音。

“噢！”迪马乔喊道。他扔掉了球棒，手掌一阵刺痛，“我就等着这一下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搓手向外走去。记者们望着他，一言不发。迪马乔既不愤怒，也不伤感，边走边对一人说道：“以前你根本不可能让我出局。”他说话时语气平静，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1] A.P.詹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 1870—1949），美国银行家，美国银行（The Bank of America）的创立者。

[2] 卡塞伊·施滕格尔（Casey Stengel, 1890—1975），绰号“老教授”，美国棒球运动员、球队经理，1966年入选美国国家棒球名人堂。

[3] 莱斯·布朗（Les Brown, 1912—2001），美国单簧管、萨克斯风演奏者，乐队领队与作曲家。他的乐队“莱斯·布朗和他的荣誉乐队”（Les Brown and His Band of Renown）一直演出了六十余年（1938—2001），为全美听众所熟知。

[4] 打击率，是棒球运动中评价击球手的重要指标。计算方式是将选手击出的安打数除以击打数。一般而言，职业棒球选手的打击率在.280以上会被认为称职，.300以上则是优秀，.400以上就能算伟大了。

[5] 贝比·鲁斯（Babe Ruth, 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扬基队的击球手，被球迷称为“棒球之神”。

[6] 雷德·巴伯（Red Barber, 1908—1992），美国体育解说员，是广播直播体育赛事时代的标志性解说员。

[7] 詹姆斯·法利（James“Jim”Farley, 1888—1976），美国首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成功的爱尔兰裔天主教背景的政治人物。他曾任纽约州民主党主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且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总统起了重要作用。

[8] 托茨·肖尔（Toots Shor, 1903—1977），纽约曼哈顿著名的俱乐部托茨·肖尔餐厅的老板，广为结交众多美国名流。

[9] 默里·奥尔德曼（Murray Olderman, 1922—），美国体育漫画家、作家。

[10] 奥斯卡·列万特（Oscar Levant, 1906—1972），美国钢琴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演员。

[11] 山姆·斯尼德（Sam Snead, 1912—2002），本·霍根（Ben Hogan, 1912—1997），均为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

[12] 1盎司约为31.1035克。曼特尔的这支球棒重约1.2千克，而普通球棒的重量一般在900克左右。

彼得·奥图尔：重归故里

教室里所有的小孩都拿出铅笔，按照修女教的方法画马。所有的孩子都在画，只有一个小男孩悠闲地坐在桌子后面，他已经完成了。

“唔，”修女低头看着他画的马说道，“为什么不再画些其他东西呢——马鞍，或者别的什么？”

几分钟后，当她返回来看他究竟画了些什么的时候。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原来马的身上多了个生殖器，正往草地上撒尿呢。

修女一阵暴怒，举起双手，劈头盖脸抽打那个小孩。随后，其他修女也冲了进来，跟着一块儿揍他，把他摔在地板上。小孩大声哭泣，修女们置之不理。小孩儿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一脸困惑。“可是，可是……我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只画了我看见的东西！”

“噢，那些泼妇！”过了这么多年，31岁的彼得·奥图尔对那次毒打仍心有余悸。“那些一无所有、永远嫁不出去的老娼妇，她们双手干瘪，毫无一点儿吸引男人的魅力！上帝啊，我恨透了那些修女！”

他喝完了苏格兰威士忌后，回过头去，叫来空中小姐，又要了一杯。他乘坐的航班是一小时前离开伦敦的。他在那里一直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现在他就要飞往自己的出生地爱尔兰了。机上乘客都是些商人和面颊红润的爱尔兰女人，零零落落的还有几个牧师。其中一个牧师好像用一副又长又细的铁钳夹着香烟，这样将来拿圣餐的手就不会碰到烟草了。

奥图尔没有注意到那个牧师，他正朝送酒的空姐微笑。她是个靓丽而结实的金发小美人，穿着绿色花呢制服。

“唔，瞧那屁股，”奥图尔晃着头，赞许地抬起眼睛轻轻地说，“那个屁股遮着一层卡奈摩拉产的花呢，我就在那里出生……爱尔兰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屁股。爱尔兰女人依然用头顶着瓦罐运水，把丈夫从酒馆领回家，这类运动对保持体型最好。”

奥图尔细啜着威士忌，眼睛望着窗外。飞机正在下降，透过云层可以看见那柔软青翠的田野、白色农舍和都柏林城外平缓的小山。此时的奥图尔像其他返回故乡的爱尔兰人一样，既悲伤，又兴奋。当再次看到迫使他们离开故乡的一切时，他们感到有些伤感；虽然知道在贫穷和让人室息的羁绊中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但也对自己就此离去而有些负疚。然而，他们每次返回故乡都感到幸福不已，因为爱尔兰的美丽似乎和孩提时代并无二致，而且每一次返回故乡家园都好像是在和青春重聚。

即便彼得·奥图尔选择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也总是时不时地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他去喝酒，去都柏林郊外的彭赤斯敦的赛马场赌马，或独自一人沉思默想。而最近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因为他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剧组在沙漠中度过了两年不堪忍受的时光之后，又在伦敦舞台上主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太阳神》（Baal），接着又和理查德·伯顿[1]合演《雄霸天下》（Becket），然后他还要在《吉姆老爷》（Lord Jim）中出任主角。此外，还有其他的影片要拍。

钞票像潮水般涌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刚在伦敦购置了一幢有19个房间的住宅，最终可以买得起杰克·巴特勒·叶芝的画了。然而，和过去做戏剧专业学生时忍饥挨饿、寄宿篷船一样，奥图尔并未感到有多满意、多安稳——那时他住在一艘驳船上，有一天晚上，由于很多人来参加聚会，驳船竟沉了下去。

现实生活中的奥图尔仍然疯疯癫癫，自我摧残，精神病专家也对他无能为力。他知道，在内心深处，灵魂底层，一直酝酿着骚乱和矛盾；或许因此才成就了他的天才，包括他的反叛精神，他的背井离乡和他的负罪心理。这一切都脱离不了爱尔兰和教会的影响。他曾捣毁了那么多部车，最后被吊销了驾照；他参加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游行；他沉迷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抗议过警察和带刺铁丝网，还反对女孩剔除腋毛；他信奉唯美主义，可他也赌过马，做过圣坛侍者；他还是一个买同样一本书（“我的生命中到处是《白鲸》的各种版本”）、读书中同一条训诫（“如果我们顺从上帝，我们就得背叛自己”）的夜间在街上徘徊的酒鬼；他温柔、慷慨、敏感、多疑（“你可是在和一个爱尔兰赌马人的儿子讲话，你可不能骗我！”），对妻子忠贞不贰，对朋友忠心耿耿，对3岁女儿的视力尤为担心，她戴着厚厚的镜片（“爹地，爹地！我弄碎了眼镜！”“别哭，凯特，别哭——再给你买副新的”）。当然，他富有戏剧天赋，无论是演哑剧还是《哈姆雷特》，都同样感人；他的脾气一触即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实话？你是谁？伯兰特·罗素？”），但转瞬即逝（“瞧，我要是知道为什么，就告诉你了，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彼得·奥图尔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此时，飞机就要降落在爱尔兰了……31年前，他是在那里呱呱坠地的……马上他就要在那里一醉方休。

飞机颠簸了两下，安全地在水泥跑道上疾驰滑行，然后转向，朝都柏林机场候机楼慢慢驶去。机门打开，一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走过来，并架起了闪光灯。彼得·奥图尔走下旋梯，在阳光下微笑着挥手。记者们行动起来，冲上前去。彼得又瘦又高，有6.3英尺，穿着件绿色的灯心绒夹克，系着条绿色领带，脚穿绿色袜子（即使穿燕尾服时，他也只穿绿袜子）。他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接受广播采访，还请每人喝了杯酒。他笑着，对每个人都示好；他魅力四射，态度温和；他在公众面前从容不迫，应付自如。

然后，他上了一辆豪华轿车，向城里驶去。很快，汽车行驶在狭窄蜿蜓的小路上。路上他见到了农舍、山羊和母牛。青青的田地延伸数里，消失在远方。

一路上，奥图尔激动不已。“多么可爱的土地！”奥图尔说道，又叹了口气，“上帝呀，你可以热爱它！但你却不能住在这儿。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亲，一直住在英格兰，再也没有机会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但只要你说一句爱尔兰的坏话，他就会勃然大怒……

“唔，爱尔兰，”奥图尔继续说，“在这里总是母猪吃掉了自己的小猪呀！说出一个曾在这儿出生的爱尔兰艺术家，说出一位就行！上帝啊！杰克·叶芝在这个国家一幅画也卖不出去，所有的天赋……噢，伙计……你知道爱尔兰出口最多的是什么吗？是人。……萧伯纳、乔伊斯、约翰·辛格，他们都在这儿待不下去。奥凯西[2]在这儿待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宣扬享乐主义，伙计，那就是为什么……唔，凭着上帝的名义，爱尔兰人深知绝望是什么滋味，对于这一点，他们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在这个国度里，人们却照样寻欢作乐……噢，敬爱的神父，”奥图尔拍着胸脯，接着说，“宽恕我吧，神父，因为我干了拉弗提夫人……”

“爱尔兰，”奥图尔重复道，“你可以热爱它……但不可能住在这儿。”

现在他住在利菲河旁的一家旅馆，这条河与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描述的那座塔毗邻。此时，他显得安静又忧郁，与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判若两人。

“凯尔特民族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彼得·奥图尔细细品味着苏格兰威士忌，说道。接着，他又补充道，他的部分悲观主义思想源于他的出生地康内马拉，“爱尔兰最荒凉的地区”。“爱尔兰是一个充满饥荒的国家，一个没有地平线的国度”——杰克·叶芝在画爱尔兰人时把爱尔兰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画像让彼得想起他75岁的父亲帕特里克·奥图尔，他曾是一名赛马赌注登记员。他在许多方面像彼得：身材修长，行为冒失；经常酗酒，殴打警察；赌马场上运气平平。康内马拉的邻居们过去常常为帕特里克的妻子康斯坦丝（“圣人”）叹息，“唔，如果帕提没了康妮可怎么办呢？”

“当父亲带着好运气从赛马场回到家，”彼得斜靠在围栏上说道，“他会使房间四壁生辉，如同仙境一般。但当他赌输时，房间也就如坠地狱，一切变得暗淡无光。我们家，不是守灵夜就是新婚之夜。”

后来，当长成少年时，彼得随家人离开了爱尔兰；他的父亲想和北英格兰的工业区众多的赛马场离得更近些，就举家搬到利兹。那里是个推倒一间屋子，立马又盖上两间的贫民区。

“对于利兹，孩童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迷路，”彼得又端起另一杯酒说道，“我记得在那个城市里闲逛……记得看见一个男人将电话亭粉刷成绿色……还记得他走了，没拿走颜料桶和工具……记得我替他粉刷完了亭子……记得我被带到警署……还记得抬起头看桌子，一概是白色瓷砖，像修女的手一样白，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讨厌的大块头正在俯视着我……”

13岁时，彼得休了学，在一家货栈里干了一段时间，学会了不用剪刀就能弄断绳子，这个手艺他一直没丢。之后，他成了《约克郡晚间新闻》报社的送稿生和摄影助理，他一直很喜欢这份工作，直到他发现，新闻人干的大多是记录名人事迹的事情，很少有人扬名后世或唱主角。他说他很想自己也能成名。18岁时，他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几句话，那便成了他的人生信条。如今，在都柏林的酒吧里，他歪着身子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大声背诵：

我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与众不同是我的权利——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寻求机遇，而非安稳……我想去冒险，去做梦，去创造，去失败，去成功……决不出卖进取心而换取施舍……我宁愿选择挑战性的生活，而不愿苟且偷生；宁愿选择追求成功时的喜悦，不愿苟活在乌托邦式的枯燥平静中……[3]

他背诵完，那边有两个醉汉拍起手来，奥图尔给他们和自己又各买了一杯酒。

他的演员生涯是在参观海军和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一年后开始的。他出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契诃夫剧本中的一个格鲁吉亚农民，和布里斯托尔老维克剧院的同伴们一起演出。

“剧本要求我在舞台上负重前行，台词是‘奥斯特罗夫博士，马已经来了。’然后走开。”奥图尔说道，“但我没按这个来。我心中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原型其实是斯大林！所以我演得让他稍微有一点瘸腿，像斯大林那样，我还把妆容弄得也跟他一样……我心中怀着对贵族的怨恨慢慢走上台，观众们忽然一阵肃静。我盯着奥斯特罗夫博士，对他说道：‘赛马博士们，奥斯特罗夫来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布里斯托尔市老维克剧团饰演了73个角色，包括哈姆莱特。但是，直到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演角色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奥图尔说到这里，神情开始有些激动。

“劳伦斯！”奥图尔大口地喝着威士忌，语气尖刻地说，“我被那个家伙迷住了，真是糟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能跳进一个粪桶，然后他带着满身紫罗兰香味出来。然而拍那部戏花了两年零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呀！除了劳伦斯外，谁都不去想，你就变成了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对于我个人而言它变成了坏事，它后来毁掉了我的表演。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演完劳伦斯，我又演了《太阳神》。在我们穿服装排演之后，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回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彼得，出了什么事？’我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答道：‘你没有投入？’……救世主啊，他的话激起我阵阵恐惧。唔，演出很糟！我看着地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浑身发软，像散了架似的……后来，我对自己说：‘你有麻烦了，伙计。’我可恶的脚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拍完那部片子，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哈丽·克雷格的节目中，那个女人刨根问底，没完没了！我说，我害怕拍完了《劳伦斯》自己就会彻底垮掉。那部电影拍了那么长时间，两年零三个月，我担着演出的全部责任，却没有半点控制权……主啊！电影中有个特写镜头，是我27岁时拍的；八秒钟后，又是一个特写镜头，是我29岁时拍的！为了该死的八秒钟，我两年的生命一去不复返了！

“唔，看见那一切都在银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来，真是一种痛苦。”他直直地盯着前面一排酒瓶子说道，“一旦一件东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戏剧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艺术。我喜爱瞬间，憎恨永远。表演就是要把话语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偏爱古典派的表演，因为……你需要有歌剧演唱家的那种音域……芭蕾舞演员的那种动作功底……你还得会表演……就像是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乐器，自己在上面弹奏一样……这不只是你可以在电影中见到的行为主义……老天爷呀，到底什么是电影？就是他妈的移动的照片，仅此而已。但是，戏剧啊！有着一种我热爱的非永久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生命的反思。它好像……好像……是在用雪来雕一座塑像……”

彼得看了看表。然后，付钱给酒吧侍者，冲墙角那两个醉鬼挥手告别。现在是下午1点15分——他该去赛马场了。

司机是个胖子，讲话不多，这段时间一直在旅馆前厅里打盹儿，听见奥图尔哼着歌儿从酒吧里踱出，他醒了；当奥图尔轻鞠一躬，兴致勃勃地宣布：“去赛马场，我的老伙计。”他迅速地跳了起来。

在去彭赤斯敦赛马场的路上，奥图尔神采飞扬，没有一丝醉意。他回想起了孩童时父亲带他去赛马场的快乐时光。奥图尔说，父亲有时在赌注登记站错算了赌注，或者在他自己赌时输得没有钱付给他的主顾时，比赛一结束，趁顾客还没来得及到他的登记站要钱时就会抓起彼得的手说：“过来，儿子，咱们快走！”他们穿过灌木丛，很快从赛马场消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回来了。

当司机驱车赶到俱乐部时，彭赤斯敦赛马场的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排着长队等着买票，他们衣冠楚楚，身着花呢套装，头戴花呢礼帽或插着羽毛的宽边女帽。这些人身后是一块围起来的草地，马在柔软青翠的草地上撒着欢儿，鼻孔一张一息地喘着气，绕着圈儿或拐着弯儿转悠。围场后面一片嘈杂，一排排赌注登记员站在油漆得鲜亮的看台后面，使劲地叫卖着赌注票。他们都是些戴着帽子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微风中挥舞着手中的赌注小纸片。

彼得·奥图尔默默地看了他们一会。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彼——达，彼——达，彼——达奥图尔，唔，你好吗？”

奥图尔认出这位女士是他在都柏林的一个熟人。她40岁左右，身体健美，丈夫拥有许多赛马，并在吉尼斯养有许多种马。

奥图尔微笑着，拉着她的手待了一会儿。她说：“唔，彼——达，你每天看起来都精神焕发，甚至比你骑在漂亮的阿拉伯骆驼上还要帅。俱乐部后面有我们的房车，来吧，亲爱的和我们喝杯酒，好不好？”

奥图尔说他很愿意，但他想先下一注。

他在一局比赛中给一匹马下了五镑的注，就在这匹马快跃过最后一个障碍时，赛手被甩出去了。接下的五局，奥图尔也输掉了。这时他的酒劲儿也开始上来了。赛间休息时，他就去了健力士啤酒屋车。这是一辆很大的白色房车，里面都是有钱人，还有香槟和优雅的爱尔兰女士。她们走到他身旁，亲切地喊他“彼——达”，并告诉他应该经常回爱尔兰。他冲她们微笑着，用他的长胳膊搂抱着她们，有时甚至把整个身体都靠在她们身上。

最后一场比赛前，奥图尔缓步走出。外面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他又在一匹他一无所知的马上押了十镑；然后他并没有回到健力士啤酒屋里，而是斜靠在跑道附近的栏杆上，用布满血丝的蓝眼睛凝视着大门后面的一排马匹。铃声响了，奥图尔押的那匹栗色的骟马抢在前面。在拐弯处急速转弯时，它踢起的一块块草皮溅在空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它纵身跃过障碍物，并以两个马身的距离领先时，彼得开始清醒了。数秒后，这匹马冲过终点线，飞驰而过。奥图尔在空中挥着拳头，欢呼雀跃着。赛马跑过终点后，骑手靠在鞍背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彼——达，彼——达，你赢了！”从房车那儿传来欢呼声。

“彼——达，亲爱的，来喝一杯！”

但彼得没有兴趣喝酒了。他趁登记员没走之前，赶紧冲到售票窗口。奥图尔拿到了钱。

赛后的傍晚，空气骤然变冷，于是奥图尔决定不去参加都柏林的各种聚会。他让司机开车把他带到都柏林郊外的格兰戴洛。这是一个美丽、僻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背靠一座小湖。奥图尔祖先的墓地距此不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来这里散步。

下午5点30分，大型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小山脚下的土路上，不一会儿，车停了下来。由于前面没有路了，奥图尔只好从车里出来，他把绿色灯心绒夹克的领子立起来，朝山上走去。他有点儿不舒服，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头有些眩晕。

“噢，上帝呀，多漂亮的色彩！”他喊道，声音在山谷里回响，“看一眼这些树吧！这些小树，它们会移动。老天知道，以前它们不在那儿栽着啊——它们那么华丽，像梳理过的头发；还有湖水，那里没有鱼，没有鸟叫。鸟儿不歌唱是因为没有鱼儿聆听……”

接着，他一下子躺在山坡上，猛然扭过头，举起手说：“看见了吗？看见右手了吗？”他把右手晃来晃去，说道，“看这些伤疤，伙计。”他的右手上有三四十个小伤疤，关节处也有，小手指已经畸形。

“我不知道这重不重要，伙计，但……但我是个左撇子，可却被迫使用右手……唔，当我用左手时，那些修女就敲打我的手指关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那么憎恨学校。”

他说，这一生他的右手就是个凶险的武器，他用它捣碎玻璃，击碎水泥，击伤他人。

“但看我的左手，”他高高举起左手，“没有一处伤疤，手指修长，像百合一样光滑……”

他停顿了一下说：“你知道，我绝对可以反着写字，像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样……你瞧……”

他抽出他的飞机票，拿出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笑了，随后站起身来，掸掉夹克和裤子上的土，蹒跚地走下山。他的身后留下神秘而寂静的湖泊，奔跑着的树林，以及形容枯槁的白人修女隐居的那个小岛。

[1] 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 1925—1984），英国男演员，曾是好莱坞身价最高的演员，七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却从未获奖。主要作品有《柏林谍影》《驯悍记》等。

[2] 肖恩·奥凯西（Seá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传记作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朱诺和孔雀》《犁与星》《给我红玫瑰》《主教的篝火》等。

[3] 本段引文出自美国政治家迪安·阿尔芬奇（Dean Alfange, 1897—1989），并发表于美国《本周杂志》（This Week Magazine）和《读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上。后被美国《企业家》（The Entrepreneur）杂志作为发刊词，激励了许多读者。

时尚王国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一群精明干练、皮肤紧致的女士互相称呼彼此“亲爱的”“宝贝”，语调夸张、说话文绉绉地走进曼哈顿的哥莱巴大厦，乘坐电梯来到19层，然后悄然地坐在她们在《时尚》（Vogue）杂志社的办公桌后。《时尚》一直是每一个美国女性梦寐以求的优雅形象的象征：她们渴望身穿巴黎世家长裙，脚蹬罗杰·维维亚的鞋子，头上梳着由肯尼思先生[1]打造的发式，或穿着少女式样的貂皮大衣悠然地走过凯旋门。

在萨福之后还从未有人能像《时尚》的编辑们那样令女士们群情振奋，耳目一新。几乎每一期，她们都推出美丽绝伦的女神。人们在浏览每一页时都会发现，这些女神个个光彩夺目，似乎尽善尽美。《时尚》的模特们，有时会身着咖啡色的丝绸服装出现在杂志上，有时会驾驶着柚木双桅小帆船游弋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有时会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雷诺赛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但绝不会撞到她），身后的背景是两个眯着眼睛的法国宪兵。画上的她牙齿整洁光润，双唇微张，一条腿伸向空中。似乎整个巴黎都为这位女子倾倒，并迷上她穿的丝质平纹晚礼服。

有时，《时尚》的模特也会穿上永不过季的黑衣，站在王后区大桥上，背上还趴着一只白猫。她也许要乘喷气式飞机去波多黎各与卡萨尔斯[2]共进午餐，也许会将那只猫留在家里。午餐时，那些怀中抱着光屁股的孩子的当地妇女从山上注视着她——她们朝她微笑，羡慕她的蚕丝裙装。尽管这位模特的高跟鞋已踩坏了埃尔莫罗古城堡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人们也照样喜爱她。

如果说《时尚》中的时装模特只能称得上令人惊叹的话，那么杂志中拍摄的那些社会名流则富甲天下、貌美如花、永不倦怠、生气勃勃、活力四射、聪明机智、诙谐幽默。细细读来，你会觉得这些社会名流比国会议员更乐于服务社会，比沃尔夫冈·朗格维舍[3]更精通飞机理论；他们在乡间流连忘返，但在戛纳的豪华牌室中也同样轻松自如；他们青春常驻，容颜不老，也不会有头皮屑，用《时尚》的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插图文字作者的套话来讲，他们个个都是“风趣机警”“雍容华贵”“典雅淑慧”“别有情调”，外加“光彩夺目”。

譬如，在《时尚》的某一期中，勒尔·吉尼斯夫人[4]在从洛桑到棕榈海滩前所拍摄的那幅照片被描述成“耀眼夺目、精力充沛、风趣优雅”。在另外一期中，哥伦布·奥唐奈夫人则被描述成“思维敏捷”“极具幽默感”；泰国的王后诗丽吉特被描述成“风趣高雅”；达尔基思女伯爵被描述成“令人着迷”，并与卡罗琳·萨默塞特夫人一样“光彩照人”，有“典雅的月光之美”。去年，默里·范德比尔特夫人被描绘成有着一双坦诚且又令人心碎的双眸，笑声柔和率真，长着浅黑头发的苗条女郎；今年的她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有着强烈目的性的美艳”。她的目的就是在某个星期二飞往巴黎，让那位“令人愉悦、生活放荡”的凯斯·凡·东恩[5]为她画一幅肖像，然后她当晚再飞回纽约。正如《时尚》所言，这一切她“仅花费了23小时45分钟”。

一旦有不同寻常的例外，例如《时尚》的某一位著名女性并非“美丽绝伦”——比如说，她相貌平凡——就会被说成是“聪慧”“机警”，或像雅致且充满活力的小说中的那种女主人公。埃莱娜·罗沙夫人[6]就曾被描绘成“看上去像司汤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偶尔提及那种完全不按《时尚》模式打扮的女性，如著名女影星英格丽·褒曼时（她几乎不买什么化妆品），《时尚》就会称赞她拥有一只非常“出身高贵”的鼻子。

《时尚》中的女主人公的鼻子通常颀长而纤细，正如杂志编辑们所长的鼻子一样——这样，她们就可以蔑视同行康泰纳仕出版公司[7]旗下的《魅力》杂志社的那些同仁了。《魅力》杂志编辑部与《时尚》杂志编辑部同处哥莱巴大厦19层。《魅力》杂志社的编辑们往往身材矮小，年纪颇轻，不谙世故。要想辨别这两家杂志社的职员简直易如反掌，因为《魅力》杂志的那帮小丫头，除了大多拥有《时尚》不屑一顾的“向上翘起”且“热衷一切”的鼻子外，还常穿T恤衫，佩戴着女大学生喜欢的那种环状胸针。她们在电梯中面露微笑，见面问候时只说“嗨”。《时尚》的一位女士曾称《魅力》的职员是“一群精力旺盛，爱说‘嗨’的家伙”。

几年前的一天，一位《时尚》新雇用的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秘书背着包闯进了编辑部办公室，开口就说了一声“嗨！”——本来习惯开口奉迎的编辑不得不厉声说道：“在这里，我们从不那样讲话。”

“《魅力》杂志社中的每个人都期望能够练就《时尚》员工的那种对时尚用语的警觉和认真。”曾经做过《魅力》杂志文字编辑的作家夏娃·马丽亚姆说道，“不过这类事情很少发生。《时尚》的人们总是小心谨慎。从《魅力》跳槽到《时尚》的新员工仍会使用‘可爱’这个字眼，而不用‘得体’；她或许会说举行‘一个聚会’而不说‘一次晚宴’；也许在她看来，一件鹿皮上装是‘周末坐旅行车出游时的衣服’而非‘住郊区别墅时的装束’；或者她会说去逛‘珠宝店’而不是去‘首饰行’。然而，最拙劣的辞藻还不仅限于此。她会说‘买得划算’，却不说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或‘一个明智的决策’；或把‘舞会晚礼服’——这真让人为之一惊——称作‘正式服’。”

只要走出电梯，踏入19层的走廊，就会立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时尚》的氛围。漆黑的大理石地板上繁星点点，宽阔的大厅装饰得极有品位，一位操英国口音的美丽小姐姿势优雅地站在前台。《时尚》杂志连单词拼写也要保持英式拼写方式，或许聘用英国前台小姐是为了与这种传统的正规文风保持一致。

前台小姐身后一条弯曲的长廊通向各个编辑的办公室。第一间是美容编辑的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发油、胭脂以及各种能让人永葆容颜的擦剂乳液的气味。经过这间办公室，再转一个弯，就是其他六位编辑的办公室了。一个个宽敞的“时尚屋”把各个办公室隔开，时尚屋里总是人声嘈杂。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时尚屋和周围的办公室里总是洋溢着50个女人尖细而热情的声音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地上倒映出的那些大腿修长的女编辑的模糊影像，耳中充满她们高跟鞋的踢踏声。在时尚屋的一个角落里，针织品编辑正对丝绸样品挑剔地审视着；在靠近窗子的一隅，鞋帽编辑在思考什么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才不同凡响；在另一个角落里，负责挑选模特的编辑正在档案柜中挑来选去，寻找合适的模特。在那里面可以找到详细分类的模特资料：哪些模特适合做紧身内衣的广告，哪些模特腿形优美，哪些手指纤细（适合做手套广告），哪些手掌娇小优美（这样的一双手使那些昂贵小巧的香水瓶看上去显得更大一些）。

卡罗尔·菲利浦是一位举止优雅、富有幽默感、体形优美的编辑。走近她的办公室，总会听到《时尚》的一些品味制造者发出的有教养的低吟浅笑；她们站在菲利浦夫人的办公桌前，双手叉腰，脚指跷起。当然，她们喋喋不休的话语和走廊里回荡的说话声常使高级时装编辑金茨堡男爵无法全神贯注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报纸是每天早晨送报人从时报广场报摊上为他取的。《时尚》的女士们都叫他“尼基”（他本名叫尼古拉斯）。他把“7”写成欧洲式的“”，曾是俄国芭蕾舞团的演员，并在一部名为《符咒》（The Vampire）的电影中担当过角色。在那部电影中，他扮演一位诗人，在棺木中等待了两周，最后伺机杀死了吸血鬼。如今，男爵总是打黑领带。据说，有一次当他搭第七大道的电梯时忘了按楼层，结果直接被送到了一个专门为殡葬服务人员制作礼服的裁缝室。

男爵办公室楼上的第20层，《时尚》杂志社还有几间办公室，其中一间属于专栏编辑阿勒·泰尔美。她曾被克劳宁希尔德[8]称赞为“科伦巴的蛋奶酥”。在工作中她负责一个名叫“人们正谈论”的专栏。这是一个专门收集女士谈论话题以及她认为大家应该谈的话题的专栏。

人们正谈论……目前我们需要引入希腊词汇Bottologia，意思是说得太多或是无谓的重复，正如《马太福音》6:7所言……

人们正谈论……伟大的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女儿受洗时人们送给她的礼物……

人们正谈论……藤球是一种很好看的游戏……

人们正谈论……蜂雀……

人们正谈论……世界的东部……

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时尚》杂志的文学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任何疑问，重印科莱特[9]就好。”然而必须替《时尚》声明的一点是，它的文学作品都出自一些优秀作家之手，像马丽安娜·摩尔、雅克·巴尔赞、指导贝卡·韦斯特和阿勒·泰尔美等。尽管如此，才华横溢的《时尚》前艺术指导米赫姆德·费米·阿迦博士曾做过这样的评论：“阿勒的文章固然写得漂亮流畅，但我还是常对她讲，她与妓院里的钢琴演奏师并无二致。也许她的确是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师，但人们去那儿的目的可不是听音乐。同样，人们购买《时尚》不是为了读好文章，而是去浏览时装。”

金茨堡男爵刚刚做完《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便赶往第七大道的服装中心，去观看那里的时装展示。此刻，他正在服装设计师赫伯特·桑德海姆的展示室中，斜靠在豪华沙发上，欣赏着一场专门为《时尚》杂志预演的春装表演。坐在男爵身边的是《时尚》的另一位编辑米尔德丽德·诺顿，她是一位线条突出、体形优美、眉毛高挑的金发女郎。

“你可是全世界最先看到我的春装的人。”桑德海姆身材矮小结实，声音略微沙哑。此刻他搓着双手，满脸带笑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发模特从幕后出来，步履轻盈地朝男爵和诺顿夫人走来，并轻声说道：“628号。”

男爵在他的爱马仕真皮笔记本上记下了式样代码，看着模特转了一圈走回到幕后。

“那是意大利的佩米卡棉布做的。”桑德海姆说。

“贵吗？”诺顿夫人问。

“佩米卡棉布大概是2.5美元一码。”桑德海姆回答道。

“648号。”第二个模特低声喊道。她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肤色也呈褐色，从桑德海姆身边翩然而过，展开衣襟，在金茨堡男爵面前转了个圈。

“好极了，我就喜欢这种极富感染力的外衣。”男爵说道。同时，他非常专业地在模特身上的佩米卡晚礼服上捻了一下，感觉一下面料的质地。

诺顿夫人右眉抬了一下。

“这个冬天你打算出去吗？”男爵问桑德海姆。

“也许要去棕榈海滩。”他答道。

男爵好像并没有反应。

“624号。”刚才那个褐色皮肤的模特又从幕后走了出来，身着飘曳长裙，走到前台，旋转了一圈，低声喊道。

“佩米卡的质地的确很棒，”桑德海姆很快又恢复了一副认真的样子，说道，“还有，这种面料不起皱褶。”

“好像那两件更好些，你说呢，尼基？”诺顿夫人问道。

男爵没有回答。模特又在他面前转了一圈，然后背对着他站在那里。

“你是多少号？”男爵问道。他的声音短促却清晰，还带英国腔。

“639号。”模特回过头来说。男爵记了下来。伴随着塑料挂衣钩噼里啪啦的声音，他看着模特走回幕后。

五分钟后，桑德海姆先生的服装展示会结束。对于那些《时尚》想独家拍照和展示的服装号码，男爵都一一记下，并告诉了他。

桑德海姆欣然应允，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在《时尚》杂志上首先推出，那么这些时装几乎都可以确保畅销。

《时尚》杂志的历史可追溯到1892年12月17日。那时“儒雅友善的”亚瑟·鲍德温·特努尔（普林斯顿大学76届毕业生）创立了《时尚》杂志，他的妻子是美国女人中最早迷恋高尔夫球的一员。早在1895年，他就因在杂志上刊登了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小姐与马尔伯勒公爵结婚时穿着的礼服及内衣而引起了一场轰动。

1909年，康德·纳斯特买下了《时尚》的所有权。在他的手上，这份杂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一枝独秀于时装类杂志。《时尚芭莎》杂志一直奉行革新的风格，却也不能给读者提供玛丽·麦卡锡[10]所说的“大众化的高贵”一类的东西。一位《时尚》的女士解释说：“我们的杂志在这方面正好恰如其分。”

几年前，麦卡锡小姐就女性时装杂志曾为《记者》（The Reporter）做过一次相当广泛的调查。她得出结论：当翻看诸如《迷人》（Charm）、《魅力》或《小姐》（Mademoiselle）这些不太故作时髦的杂志时，读者就会感受到一种对她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人文关怀。读者的困惑包罗万象：“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的痛苦；对上级的嫉妒；神经过敏，局促不安，备感孤独，性恐惧；对与老板发展友情的胆怯；每晚坐在镜前拿着镊子修整眉型；周六绝望的社交斗争（‘办个聚会，把你认识的人都叫来’）；在办公室那死气沉沉封闭生活中的苦苦挣扎以求认同了。”

在《社会影响力》（Social Forces）杂志中，两位社会学家，巴纳德学院的伯纳德·巴伯和当时哈佛大学的莱尔·洛贝尔也就女性杂志问题做过一次调查。他们指出，《时尚》代表的是那种“成熟老练和时髦”正是受人尊敬的、家长与教师联合会般风格的《女性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不屑一顾的。后者对于所谓的“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及“风雅高贵”深恶痛绝。

然而，据两位社会学家讲，似乎还有一群更遭人嫉妒的女人，她们是一群超越了《时尚》所代表的时髦风格的、并不时髦的“有祖产的权贵女性”。

“在这种最高级别的较量中，人们已无须通过消费来印证她们的社会地位了。”巴伯与洛贝尔写道，“此类女人也许会对变化万千的时装潮流无动于衷。她们那些质地优良的高档服装可以穿上好些年……她们的衣着看上去有时有点古怪，就好像波士顿灯塔大街上的那群老妇人。”

谈到《时尚》的水准，他们继续写道：“在有祖产的权贵家族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紧挨着便是那些‘高级时尚’（high fashion）、紧追巴黎时尚的女性领袖了。她们对于在她们之上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女性的生活了如指掌，甚至也试图融入到那个圈子当中，于是便竭尽全力想让自己也能和‘恬静典雅’这样的字眼有缘。这群人所追求的时尚要突出的是一种高贵、优越和天生的雅致。”

当然，在《时尚》杂志可以展示出这种高贵和雅致之前，必须先召集一批极其时尚的模特，让时装摄影师为她们拍下玉照。这天下午，著名摄影师霍斯特·霍斯特的阁楼工作室中正在进行一次色彩摄影。阁楼位置极佳，正好俯瞰东河。当霍斯特·霍斯特在工作室中摆弄德国、日本、瑞士产的各种相机时，他的中国助手正把许多色调柔和的大块天蓝色纸板贴在墙上，以营造出一种夏日的背景。在地板的中央，一大箱花卉前面，有一张暖和的棕色豪华高凳，模特拍照时要在那里就坐。在隔壁的化妆间内，《时尚》的辛普森夫人一边等着模特多罗西娅·麦高恩到来，一边刺绣，绣的是马蒂斯的画。

“我会发疯的，如果没有这刺绣，我真会发疯的。”辛普森太太冲着她的刺绣品说道。

化妆间的另一隅，《时尚》杂志的女装管理员正在熨烫模特一会儿要穿的六件加拉诺斯的薄纱晚礼服。十分钟后，多罗西娅·麦高恩终于戴着满头的发卷冲进了化妆间。她是一个身材高挑、面色苍白的女孩。她迅速地脱掉了外套，将头上的发夹摘下，冲到化妆镜前，开始用一个日本化妆刷在她那张画布般的脸上描画起来。

“穿哪双鞋，辛普森夫人？”她问道。

“亲爱的，试试那双红色的。”辛普森太太说着，从马蒂斯上抬起了头。

“开始吧！”霍斯特·霍斯特从隔壁房间喊道。

经过几分钟专业级的化妆后，多罗西娅已从头到脚变成了另一个人。她刚进工作室时还是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削的布鲁克林普通女孩，此刻已俨然成为一个老于世故、难以判定年龄的女人了。她正等着第七次登上《时尚》的封面。她备感自信地走进工作室，站在霍斯特·霍斯特前方15英尺远的地方，全身绷紧，双腿轻轻叉开，手放在臂部上，预备再一次在照相机前展示她的魅力。

霍斯特·霍斯特双手轻握着三角架，蹲在地上，准备开拍。就在此刻，站在一旁像保姆似的辛普森夫人喊道：“等一下！”顷刻之间，摄影师和模特的这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被打断了。只听辛普森夫人说：“她的指甲看上去太糟糕了。”

“真的很糟吗？”多罗西娅问道。她已不再像先前那个信心十足的女人了，此刻又蜕变成那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普通女孩。

“的确如此，你带假指甲了吗？”

模特返回化妆间，戴上假指甲，又回到了相机前。辛普森夫人现在满意了，便回到隔壁房间，继续钩花边去了。中国助手在多罗西娅面前架起一个风扇，于是她的纱衣被吹得飘飘而起，裹在她那瘦削倾斜的身上。

多罗西娅把头仰起。

“风吹来时感觉真奇妙。”她笑着说。

“动一下腿。”霍斯特说道。

她的腿微弯了一下，双唇微张。霍斯特的相机不停地拍着。然后，她斜靠在那张凳子上，双唇皱起。霍斯特继续拍着。

“噢，很好，”霍斯特说，“再来一遍。”（相机的咔嚓声）

多罗西娅微笑，双唇一会儿微张，一会儿张成圆形。霍斯特在不停地拍摄。

“帽子要掉了！”她格格地笑着说。

“微笑，千万别咧开嘴笑。”霍斯特说着，又是咔嚓一声。“脖子伸长。”

她再次展示身体，又是咔嚓一声。

“真不错。”他说着，又是咔嚓一声。

“就这样。”他缓慢地重复着，手又按下快门。

现在不需要任何提示，多罗西娅已经可以自如地摆出各种姿态：一会儿风情万种，一会儿又含情脉脉，一会儿神采奕奕，一会儿又如瓦萨学院里的女学生一样端庄娴静。霍斯特在相机后兴奋不已，一直说个不停。

“很好”（咔嚓），“很好”（咔嚓），“很好”（咔嚓）。

“这些小的是什么花？”多罗西娅最后问道，她已没有了先前的情绪。

“杜鹃花。”霍斯特说着，点燃了一根烟。多罗西娅把一只玛瑙石戒指从右手上摘了下来，戴在了左手上，她说：“你知道吗？如果把戒指从一个指头上摘下戴在另一个指头上，你会感觉它还戴在原来那个指头上。”

霍斯特略带惊讶地望着她。后来多罗西娅又去换另一套服装。那个身材犹如一个游泳健将的中国助手将风扇关掉，把蓝色纸板的背景迅速地换成了粉红色。多罗西娅换好衣服回来，辛普森夫人又过来审视了一番。

“多罗西娅，”辛普森夫人说，“脖子后面有一小绺头发翘起来了。”

“是吗？”多罗西娅摸了摸脖子，问道。

多罗西娅在往化妆间走时，注意到了粉红色的背景，脸上马上浮现出兴奋的表情。

“噢，”她兴奋地叫着，“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

[1] 肯尼思·巴特尔（Kenneth Battelle, 1927—2013），人称“肯尼思先生”，美国著名发型师，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他去世前，一直引领着纽约的发型、发饰时尚潮流。为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设计其标志性的蓬蓬头而闻名世界。

[2] 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家、作曲家、指挥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936至1939年间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协奏组曲。

[3] 沃尔夫冈·朗格维舍（Wolfgang Langewiesche, 1907—2002），美国飞行员、作家、记者。他发表于1944年的著作《操纵杆与方向舵》（Stick and Rudder）一直是讲解飞行原理、掌握飞机基本操作方式的经典著作。在“二战”期间，他还在美国空军的霍索恩航空学校（The Hawthorne School of Aeronautics）教授“飞行理论”课程。

[4] 勒尔·吉尼斯夫人，此处指格洛丽亚·吉尼斯（Gloria Guinness, 1913—1980），社会活动家、时尚偶像，1963至1971年任《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特约撰稿人。勒尔·吉尼斯（Thomas ‘Loel’ Guinness, 1906—1988），是格洛丽亚的第四任丈夫，英国保守党人，曾任下议院议员，商业巨贾、慈善家。

[5] 凯斯·凡·东恩（Kees van Dongen, 1877—1968），荷兰画家，野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文所提到的六位女士，在其正式身份之外，均是当时的时尚偶像。

[6] 埃莱娜·罗沙（Helene Rochas, 1927—2011），法国时装设计师马塞尔·罗沙（Marcel Rochas, 1902—1955）的妻子，法国时尚偶像之一，在其丈夫过世后负责经营罗沙集团，该集团业务涉及时装、美容、香水等多个领域。

[7] 康泰纳仕出版公司（Condé Nast Publicaiton Inc.），由康德·纳斯特（CondéNast, 1873—1942）创办的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期刊出版公司，旗下杂志有《纽约客》、《名利场》（Vanity Fair）、《GQ》、《魅力》（Glamour）、《Vogue服饰与美容》等。

[8] 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 1872—1947），美国记者、艺术评论家、剧评人，为《名利场》杂志编辑、撰稿了21年时间，确立了其出众的文风。

[9] 科莱特（Colette, 1873—1954），原名西朵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法国著名女作家、记者、演员、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有《吉吉》《谢里宝贝》《白日的诞生》《花事》等。

[10]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 1912—1989），美国作家、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擅长围绕婚姻、两性关系、知识分子等话题进行创作，作品常发表于《党派评论》《新共和》《哈泼斯》《纽约书评》等著名杂志，著有《她所结识的人》《令人迷恋的生活》《佛罗伦萨的石头》等作品。

寻找海明威

我对于那天下午初见海明威的印象还记忆犹新。他当时23岁，相貌堂堂。不久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26岁了，故而形成了一个26岁的阶段。在其后的两三年中，所有的年轻人都26岁了。这显然是一个合乎其时其地的年纪。

——葛特鲁德·斯泰因[1]

50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轻美国人都长到了26岁；然而，他们不属于“感伤的青年”一代，也不属于“迷惘的一代”。他们生长于那个战无不胜的国度，充满智慧，放荡不羁；尽管出身于富贵之家并且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似乎都热衷于装扮成穷困潦倒的乞丐，为逃避各种收账人而东躲西藏。也许对他们而言，这种生活更刺激惊险，使他们有别于来巴黎旅游的美国游客，他们对那帮人总是嗤之以鼻的。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轻视他们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他们在塞纳河左岸上度过了两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与妓女、爵士乐手和出卖男色的诗人们为伍，甚至与那些既充满悲剧色彩又疯狂的人有瓜葛，其中还包括一位狂热的西班牙画家。有天他居然割断了腿上的静脉，用自己的鲜血完成了最后一幅肖像。

7月，他们驱车赶往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市观看斗牛，回来后与欧文·肖[2]在圣克卢的一个可以俯瞰巴黎的宏伟球场上打网球——将球抛起、准备发球的那一刻，在他们脚下，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埃菲尔铁塔、圣心堂、大剧院以及远处的圣母院塔尖。欧文·肖与他们在一起时都很开心，称他们为“高个子的青年”。

他们当中最高的就是6.4英尺的乔治·埃姆斯·普林顿。他打网球时身手敏捷，动作优雅；他四肢修长又瘦削，脑袋较小，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和一个精致的优美尖翘的鼻子。1952年，普林顿来到巴黎，他那时刚满26岁。有几位高大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几个个子矮小但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准备出版一本叫作《巴黎评论》的文学季刊。他们当中有位诗人却强烈反对，他想让新期刊取名为《杜鲁兹居家伴侣》，而且要印在桦树皮上。普林顿担任了这本季刊的主编。很快，人们就看到一个围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有时披着一件黑色斗篷的青年，穿梭于巴黎市区的大街小巷。他的这副打扮使人联想起图卢兹-洛特雷克的那幅著名石版画中那位19世纪风度翩翩的文学家阿里斯蒂德·布吕昂。[3]

《巴黎评论》的编辑们就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打弹子球的时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编辑任务。尽管如此，杂志依然办得有声有色，因为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出手阔绰，又都极有品位；对于小杂志中常见的“时代精神”“二分律”等时髦词汇，他们绝不滥用，也不会随便对梅尔维尔或卡夫卡的作品发表粗浅的评论。他们发表的都是那些颇有才华却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的诗歌或小说；他们还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访谈录——这些知名作家请他们吃饭，为他们引见女演员、剧作家及出版商。所有的人都乐于邀请其他人参加聚会，即使十年过去了，这种聚会却从未停止过。但巴黎现在已今非昔比，这群“高个子的青年”也都36岁了。

现在，他们住在纽约。乔治·普林顿住在第七十二街上的一间可以俯瞰东河的宽敞的单身公寓里，那里甚至成了一群文人心目中的总部，大部分聚会都在那里举行。埃莱娜·敦迪把这群文人称作“高级文学课”，版权代理人坎迪达·多纳迪奥把他们称作“东城军团”，还有人称他们为“《巴黎评论》帮”。普林顿的寓所如今已成为纽约最红火的文学沙龙。也只有在这儿，在这套仅有一间屋子的公寓里，几乎每周的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以见到詹姆斯·琼斯、威廉·斯泰伦、欧文·肖、几个应召女郎、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丽莲·海尔曼、一个鼓手、一两个吸毒者、哈罗德·L.休姆斯、杰克·盖尔伯、萨德尔丁·阿迦·汗、特里·索瑟恩、布莱尔·福勒、音乐剧《超越边缘》（Beyond the Fringe）的演员、汤姆·基奥、威廉·佩纳·迪波瓦、毕·惠斯勒·达布内（惠斯勒母亲门下的一名艺术家）、罗伯特·西尔弗斯、猪湾入侵战役中一个愤怒的退伍军人、一位从花花公子俱乐部退休的兔女郎、约翰·P.C.特雷恩、乔·福克斯、约翰·菲利普斯·马康、罗伯特·W.道林的秘书、彼得·杜钦、吉恩·安卓斯基、简·万登·霍伊维尔、海明威从前的拳击教练、弗雷德里克·塞德尔、托马斯·H.金兹伯格、戴维·阿姆拉姆、街上的一名酒保、芭芭拉·爱泼斯坦、吉尔·弗克斯、本地的一个锅具批发商、匹狄·金贝尔、德怀特·麦克唐纳、比尔·科尔、朱尔斯·菲弗。而且，今年年初一个冬日的夜晚，这里还来了普林顿的一位老朋友——杰奎琳·肯尼迪。

“杰姬！”普林顿惊喜地喊着，迎接这位第一夫人，还有她的妹妹、妹夫拉齐维尔夫妇。肯尼迪夫人戴着夺目的耳环，笑逐颜开，把手伸向乔治。从她上舞蹈学校时，他们就相识了。乔治帮她脱掉大衣，站在门厅里和她聊了一会儿。肯尼迪夫人向卧室里望了一眼，发现了像小山一样高的一堆外套，足足比一辆大众汽车还高。她压低了声音，善解人意地轻轻说道：“噢，乔治——你的床。”

乔治耸耸肩，陪同他们穿过门厅，下了三级台阶，来到了烟雾缭绕的客厅。

“看哪，”角落里一个爵士乐手说道，“李·拉齐维尔的姐姐来了。”

乔治先把肯尼迪夫人介绍给了一位印度作家韦德·梅赫塔，然后绕过诺曼·梅勒，把她带到了威廉·斯泰伦面前。

“噢，啊，比尔！很高兴见到你。”她握着他的手，说道。

肯尼迪夫人后来一直和斯泰伦和卡斯·坎菲尔德交谈着，背对桑德拉·霍克曼站着。霍克曼是格林威治的一位女诗人，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穿着厚厚的羊毛衫和半开着拉链的滑雪裤。

“我想，”霍克曼小姐看着肯尼迪夫人那件漂亮的白色织锦上衣点了一下头，低声地对一个朋友说，“我穿得太随便了。”

“净瞎说。”她的朋友将烟灰弹在地毯上，说道。事实上，有一点需要声明，房间里其他的70个人根本没有觉得桑德拉·霍克曼的外套比起第一夫人的差多少；其实，一些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第一夫人；有一个人倒是注意到了她，却并没有认出她来。

“天哪！”透过烟雾，他眯着眼睛，看着肯尼迪夫人精心梳理的发式，说道，“这真是今年的流行发式，是吧？那个小妞儿的头梳得还蛮像回事儿。”

肯尼迪夫人在角落里与人聊着，几步外拉齐维尔王妃与毕·惠斯勒·达布内也在交谈，只有拉齐维尔王子独自站在钢琴旁，自顾自地哼唱着曲子，在聚会上他总是独自哼唱。在华盛顿他曾以爱低声哼唱而闻名。

15分钟后，肯尼迪夫人还要赶去参加阿德莱·史蒂文森举办的晚宴。她与斯泰伦和坎菲尔德道了别，由乔治·普林顿陪伴着，向大厅的台阶走去。诺曼·梅勒刚喝了三杯水，正站在台阶旁。当她经过时，他死死地盯着肯尼迪夫人。不过，她根本没瞧他一眼。

她快走几步，出了大厅，穿好大衣，戴上白色的长手套，下了两级台阶，来到了大道上，身后跟着拉齐维尔夫妇和乔治·普林顿。

“看呀，”一位名叫萨莉·贝尔弗雷奇的金发女郎，一边从厨房的窗子上看着楼下那些正往轿车里钻的人，一边尖声叫道，“快看！那是乔治。看那辆车！”

“那辆车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人问道，“不就是一辆凯迪拉克吗！”

“是啊，但却是黑色的，乌黑铮亮。”

萨莉·贝尔弗雷奇注视着这辆巨型轿车悄然地驶向另外一个世界。客厅里的聚会更热闹了，几乎没人发现男主人不在了。这里有饮不尽的美酒；另外，只要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寓所墙壁上的那些照片，就仿佛乔治·普林顿就在身边一样。有一张相片是他在西班牙与海明威斗小牛的情景，另一张是他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其他“高个子的青年”举杯畅饮，还有他做陆军中尉时列队走过罗马的照片、代表国王学院出赛网球的照片、在斯蒂尔曼体育馆里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与阿奇·摩尔比赛的照片[4]。在那场拳击比赛时，艾尔·摩洛哥夜总会里的麝香味儿暂时代替了体育馆里那种陈腐的味道。当普林顿猛击对方并命中得分时，朋友们欢呼雀跃，为他呐喊助威；但当阿奇·摩尔以牙还牙，用拳猛击，打断了他的鼻梁软骨，使他血流不止时，普林顿的朋友们转瞬间又是一阵惋惜。迈尔士·戴维斯[5]后来问过：“阿奇，你手套上的血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普林顿的一个朋友回答说：“先生，是蓝色的[6]。”

室内墙上还挂着一把雷贝琴，是用山羊皮制成的单弦乐器，那是在沙暴中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有个贝都因部落的人送给他的，他当时在那部片子里饰演一个小角色。屋里有一架小型三角钢琴，上面摆放着一个椰子，是在棕榈滩游泳时认识的一位女士寄给他的。普林顿的钢琴弹得很出色，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阿波罗剧院的一次业余比赛中，他还获得了并列第三名。钢琴上还摆放着一个名叫瓦莉的女孩的照片，这个女孩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是个存在主义者，塞纳河左岸高级公寓的看门人都叫她“野兽”。钢琴上还有职业棒球联赛使用过的棒球。普林顿偶尔将球打过起居室，投进一个结实并塞满东西的矮椅里，姿势与他跟威利·梅斯[7]挥棒对垒时一模一样，那时他正在研读梅斯的大著《比赛之余》（Out of My League）。这本书写的是在众多的职业选手中做一名业余选手的感受，它也成了了解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和《巴黎评论》社其他人了解棒球手的一把钥匙。

他们很多人都沉迷于探究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结交有趣的怪人，躲开华尔街的笨蛋，深入到吸毒者、鸡奸者、职业拳击手及追求刺激和文学的冒险家的生活中。他们的前辈在26岁时来到巴黎，曾作为战地救护车司机荣耀一时，这或许对他们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在5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欧文·肖，因为借用《巴黎评论》执行主编托马斯·金兹伯格的话来说：“肖这个作家，是个硬汉子，喜欢打网球，酗酒，而且妻子也很标致——过着和海明威最相似的生活。”当然，总编乔治·普林顿也和现在一样经营着这份杂志，他把这个群体聚拢在一起，并且树立起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同样具有感染力。

1952年春，乔治带着全套行头来到巴黎，其中有一件燕尾服，是他祖父在20年代穿过的，乔治自己也曾在1951年穿过它，是陪同未来的英格兰女王参加的在伦敦举办的舞会。到巴黎后，他立刻搬进了葛特鲁德·斯泰因侄子的房子后面的一个工具棚。由于棚屋的门被堵住了，他只好将他自己、他的书和祖父的燕尾服从窗子里吊进去。屋里的帆布床又长又薄，两边放着割草机和花园浇水用的水管，上面铺了块儿电热毯，普林顿总也想不起来把它关掉，因此，当他晚上回来一头倒在床上时，欢迎他的总是几只野猫的嚎叫声。普林顿的床加热了一整天，特别温暖，它们可不想离开那里。

在一个孤独的夜晚，普林顿回家前就像《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纳斯离开布莱特小姐后的情景一样，穿过蒙帕尔纳斯，沿着同一条街散步，走过同一个咖啡馆。他想看到海明威当时看到的景象，体验海明威当时的感觉。散步结束后，他进了最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

《巴黎评论》的总部1952年时位于伽杭塞尔街8号，那儿只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张写字台，四把椅子，一瓶白兰地，还有几个双腿修长的活泼女孩。这几个女孩都是史密斯或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她们都急于想上刊头，目的是让家中父母确信她们在国外的生活清正。如此多的年轻女子来来往往，使总部好不热闹。普林顿的业务经理是位个子不高、言辞尖锐的哈佛才俊，名叫约翰·P.C.特雷恩。这位经理觉得要记住所有女生的名字简直荒唐可笑，于是他宣布应该用“埃普泰克”这个简单名字称呼她们。曾在《巴黎评论》干过的女“埃普泰克”包括简·方达、琼妮·迪龙·莫斯利（财政部部长迪龙之女）、盖尔·琼斯（莱纳·豪恩之女）、路易莎·诺伯（格罗顿橄榄球队教练之女）。其中诺伯是个很勤奋但爱忘事儿的女孩，她总是接二连三地丢掉手稿、信件和词典。有一天，约翰·P.C.特雷恩收到图书管理员的一封来信，信中抱怨诺伯小姐借的书已经超期一年了。后来他回信道：

亲爱的先生：

我现在只能手写回信，因为L.诺伯小姐上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拿走了我写信时惯用的那台打字机。当她去图书馆时，或许你可以帮我问问我们能否要回那台机器。

随信附上征订回执一份。

　　此致

J.P.C.特雷恩

由于《巴黎评论》的那间办公室明显太小，不能满足职员们边玩乐边工作的需求，而且能在咖啡馆消磨的时间也很有限，所以，通常到下午5点，他们就聚在佩瑟瓦尔大街14号彼得与帕特茜·马西森夫妇家里，这个时间那里一定有聚会。

彼得·马西森是《巴黎评论》的小说编辑，身材高高瘦瘦，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年幼时曾和普林顿一同在纽约的圣伯纳德高中读过书，现在正在写他的第一部小说《雷斯石》（Race Rock）。帕特茜是个娇小可爱活泼的金发女子，有着淡蓝色的眼眸和窈窕的身材，所有26岁的男孩都爱慕她。她的父亲是已故的理查德·索思盖特，曾一度做过国务院的礼宾司司长。帕特茜曾和肯尼迪的孩子们一同参加过草坪舞会，还有私人司机和家庭女教师；1948年，她在史密斯女子学院上到三年级时辍学，孤身一人来到巴黎，后与彼得邂逅，三年后结婚。婚后他们返回巴黎，以每月21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蒙帕尔纳斯这座公寓。自从彼得以前的女友离他去委内瑞拉后，公寓就一直空着。

公寓的屋顶很高，有露台，阳光充足。一面墙上是一幅藤田嗣治[8]的巨大猫头画像，另一面墙全是玻璃，高大的树木抵着玻璃墙，一些野生植物攀爬着。到这里的客人们总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鱼缸里，特别是在下午6点钟，房间内飘着荷兰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香味，此时猫头似乎显得更大了。一些瘾君子也会闲逛进来，点头致意，轻轻地，不出声响地坐在某个角落里。

50年代的这幢公寓和20年代葛特鲁德·斯泰因的家一样，都是美国年轻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60年代在纽约的普林顿寓所里将要盛行的那种氛围。

威廉·斯泰伦经常参加彼得的聚会，在他的小说《纵火焚屋》（Set This House on Fire）中曾描述过这幢公寓；小说家约翰·菲利普斯·马康和特里·索瑟恩同为《巴黎评论》的编辑，也经常光顾这里；詹姆斯·鲍德温时而也会出席；哈罗德·L.休姆斯几乎从不错过任何到这里来的机会。休姆斯身材矮小但很结实，性情冲动，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平日他蓄着胡须，戴顶贝雷帽，还总爱拿着把银柄的雨伞。这位先生因为带着一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孩在归寝时间过后驾游艇兜风，被麻省理工学院开除了。后来他加入了海军，在马里兰州的班布里奇基地做蛋黄酱，生活一直很不如意。最终，哈罗德·休姆斯完全反叛传统，离开美国，到巴黎去闯天下了。

休姆斯在咖啡馆摆国际象棋骗局，每晚赚上几百法郎。就是在这里，他碰到了彼得·马西森，两人不谋而合，都想办一家小杂志，这便是日后的《巴黎评论》。休姆斯从未有过办杂志的经验，但却对一家名为《零点》的小型刊物越来越有兴趣，《零点》的主编是小个子的希腊人塞米斯托克利斯·赫理斯，人们都叫他“塞米”。休姆斯对塞米如何经营《零点》印象深刻，于是花600美元买下了《巴黎新闻邮报》。后来约翰·西亚尔迪[9]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模仿《纽约客》的四流刊物”。马西森觉得有点屈尊俯就，所以休姆斯又以600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神经质的英国女孩子，但只出了一期，这份刊物就在她手中垮掉了。后来，就《巴黎评论》应遵循什么样的办刊策略，休姆斯、马西森和其他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好让《巴黎评论》不再停留在酒馆中的空谈。

当杂志社最终组建时，被选为总编辑的是乔治·普林顿而不是休姆斯。后来休姆斯感到有些失望，他拒绝为杂志去拉广告或和法国印刷商洽谈。1952年夏天，他和威廉·斯泰伦断然离开巴黎，接受了一个法国女演员——南诺夫人的邀请，去圣特罗佩附近的麦尔特角参观她那有50个房间的别墅。别墅是她父亲设计的，他是位一流的建筑师。战争初期，别墅一直被德国人霸占着。因此，当斯泰伦和休姆斯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墙上有洞，从那儿可以看见大海，青草萋萋，树木茂密，藤蔓上还结满了葡萄。由于休姆斯的大众牌小轿车被草丛缠住了，于是他们只好步行朝别墅走去。突然，他们停住了，一个年轻的半裸女孩从他们身边急促跑过，她的皮肤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身上只遮着系成比基尼样子的手帕，嘴里满是葡萄。在她的身后，一个色眯眯的法国老农在高声叫喊。显然，她刚才偷袭了他的葡萄架。

“斯泰伦，”休姆斯喜形于色地说道，“我们已经到了！”

“没错，”他回答，“我们到了！”

后来，更多穿着比基尼的仙女般的姑娘带着葡萄和车轮那么大的甜瓜，从树林里跑出来。她们主动请斯泰伦和休姆斯品尝。第二天，他们一块儿游泳钓鱼，傍晚时坐在被轰炸过的别墅里（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融合了美丽与毁灭的地方），与那些似乎只属于这个海滩的姑娘举杯畅饮。仙女如云，她们像飞蛾一样围在他们身边。这个夏天过得确实太刺激了。斯泰伦把它看成奥维德笔下描绘的一个场面，休姆斯觉得这是他作为享乐主义者和学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亮点。

在乔治·普林顿的记忆中，那个夏天却并非那么浪漫——那是个整天同法国印刷商和广告商讨价还价的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评论》社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约翰·P.C.特雷恩，对于休姆斯的离去大为恼火，决定将休姆斯的名字从刊头的创办者名单中去掉，放到刊底的广告与发行人员一栏中。

1953年春，《巴黎评论》第一期出版。休姆斯当时正在美国。当听说了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后，他暴跳如雷，决计报复。当载着几千本欲在美国发行的《巴黎评论》的轮船到达哈德孙河码头时，哈罗德·休姆斯，头戴他那顶贝雷帽，嘴里喊着：“《巴黎评论》是我的！”站在码头上，恭候着它们的到来。船一靠岸，他就迅速上船，撕开纸板箱，用一个刻有他名字的橡皮图章盖在每一本期刊的刊头上，图章上的红字比刊头上印的编辑人员的名字都大。为成就这一丰功伟绩，他花了几个小时，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可是……可是……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乔治·普林顿后来见到休姆斯时问道。

此时，休姆斯很难过，几乎流下眼泪来。然而，复仇的火焰在他的眼里迅速闪过，他说：“我他妈的不想再被你们呼来唤去了！”

在《巴黎评论》社，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常见。特里·索瑟恩一部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别让你的屎发热”被改成“别发热”后，他大发雷霆。一个法国印刷商不小心将一首诗的版与另一首诗的版混在了一起，结果两首诗出现在杂志上时却变成了一首诗。两个诗人同时叫嚣要将约翰·P.C.特雷恩大卸八块。然而特雷恩却漫不经心地说，事实上印刷商的粗心大意却提高了这两位诗人作品的质量。

另一个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巴黎的警察，他们似乎一直在追寻夜间张贴海报的特雷恩的飞毛腿小分队。小分队由一群耶鲁的学生和阿拉伯青年组成，他们夜间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将《巴黎评论》的大幅广告海报张贴在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路灯柱、公共汽车和公共厕所上。小分队的核心人物是一个高大的耶鲁毕业生，名叫弗兰克·穆辛斯基，特雷恩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决定将其他那些年轻人都命名为“穆辛斯基”——就如同他先前把那些女孩都叫作“埃普泰克”一样——穆辛斯基为此备感荣耀，尽管他的真名并非“穆辛斯基”。他是因祖父的名字而得此姓氏的，他的祖父本姓苏波维奇，多年前曾和一个叫穆辛斯基的乡下人换了名字，代价是他替弗兰克的祖父去俄国军队中服役。

没人知道那个乡下人在俄国军队中的下场如何，但弗兰克的爷爷来到美国，他的儿子在零售鞋业中大发其财。孙子弗兰克从耶鲁毕业后，在特雷恩飞毛腿小分队中干了一阵子，并于1954年在《纽约时报》找到一份工作——但很快就又失业了。

弗兰克被雇为《时报》体育专栏的送稿生，主要做运送校样、填加糨糊之类的杂务。他不能腿脚勤快、踏踏实实地干工作，却整天坐在桌子后面，跷起二郎腿，读着叶芝和庞德的作品，一点儿也不想动。

一天晚上，一名编辑大叫道：“穆辛斯基，毫无疑问，你是《时报》历史上最差劲的送稿生。”穆辛斯基听后，桀骜不驯地站起身来，说道：“先生，我想引用一句卡明斯的话，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句话，‘有些屎我是不会吃的。’”弗兰克转过身，离开《纽约时报》，再也没有回来。

同时，弗兰克在巴黎的飞毛腿小分队的位置也被其他的“穆辛斯基”夺走了，科林·威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在为保留《评论》的传统而奋斗。《评论》向来对小资产阶级及当权派不敬，甚至对已故的阿迦·汗也不放在眼里。阿迦·汗捐资1000美元重奖优秀小说，随后也把自己的稿子交给编辑参评。

编辑们迅速将他的捐款拿到手里，又以同样的速度退回了他的稿子，并向他说明，他的散文式的风格并非他们所求，尽管阿迦的儿子萨德尔·阿迦·汗经乔治提议刚刚成为《巴黎评论》的业主。萨德尔·阿迦·汗和普林顿是哈佛时的朋友，他是在冲动之下接受这个职位的，当时他们正在潘普洛纳看斗牛——那种时候，乔治猜想，萨德尔肯定会有求必应的。事实证明乔治的判断是对的。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可能，尽管那些“穆辛斯基”们和“埃普泰克”们来来去去，《巴黎评论》的业绩还不错，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罗斯、麦克·海尔曼、帕蒂·希尔、小伊万·康奈尔和休斯·鲁德这样年轻作家的优秀小说。当然，最独树一帜的是名为“小说的艺术”的名家访谈录栏目，尤其是简·斯泰因·万登·霍伊维尔对威廉·福克纳的专访，普林顿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专访。后者是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进行的，海明威先生曾问普林顿：“你赌马吗？”

“是的，偶尔。”

“那你就去读读《赛马新闻报》（The Racing Form）吧，”海明威说，“从那里你可以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

和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巴黎评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杂志社有钱。它的职员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了监狱，朋友和家人就会把他们保释出来。他们从来不用经历詹姆斯·鲍德温的悲惨遭遇。由于别人错误地指控他偷了旅馆老板的床单，他在一个肮脏的法国牢房里待了八天八夜。所有这一切让鲍德温得出了一个结论——破旧的旅馆房间、糟糕的食物、恶语伤人的公寓看门人以及未付的账单，这些对于高个子的青年来说真是“伟大的冒险”，但对于他自己却不是，因为他说：“我的头脑里有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哪个会先结束，是‘伟大的冒险’，还是我自己。”

当然，《巴黎评论》的相对富庶使其他小型杂志对它忌妒不已，尤其是一家叫《梅林》（Merlin）季刊的职员，他们攻击《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犹如蜻蜓点水，甚至讨厌他们的恶作剧，还憎恨《评论》能不断地发行，而同样是发掘新秀、刊登新作的《梅林》不久后却要关门大吉了。

那时，《梅林》的总编辑是亚历山大·特罗基，他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意大利人。他自己是个引人注目又很有情趣的身材高大的文学人物。他有一张粗犷的魔鬼般的脸，一对半人半羊的牧神的耳朵，一种摆弄文字的天分，以及一种可以让他走进任何一个房间都能控制一切的举足轻重的风度。他本来可以很快与乔治·普林顿、约翰·菲利普斯·马康及《评论》的其他人成为朋友的。几年后，他来到纽约，住在一艘驳船上，再后来，住在《巴黎评论》在曼哈顿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但最终因与毒品有染而被捕，保释出狱后逃跑了，带着普林顿的两套布克兄弟牌西服离开了美国。但他留下了一部很优秀的关于吸毒成瘾的小说——《该隐之书》（Cain’s Book）。书中有这样几句令人玩味的话：“吸食海洛因很容易上瘾……很容易上瘾……伤瘾……想瘾。”

与《巴黎评论》的职员们不同，亚历山大·特罗基的《梅林》职员大部分是些毫无幽默感并具有不折不扣的反叛精神的年轻人。他们阅读左翼月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并强调对当代问题表态和付诸行动的重要性。它的编辑包括理查德·西弗，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矿区长大的，《梅林》职员大会就是在巴黎他家那个黑暗潮湿的车库里召开的；还有奥斯特恩·温豪斯，一个失意的哈佛人，写了一部言词激烈的神秘小说《赫迪法哥提卡》（Hedyhagetica），在法国待了几年后，现在住在马撒葡萄园岛，以制作仿18世纪风格的家具为生。

《梅林》的所有成员都没多少钱，但是谁也不会像诗人克里斯托夫·洛格那样贫困潦倒。据说，有一次在咖啡馆玩弹子球时，他发现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农妇正盯着弹子球机旁地板上的一张五法郎的钞票，就在她要捡起来时，洛格急速伸出一只脚，踩住钞票一动不动，老太太尖叫着，而他继续玩着弹子球；更有趣的是，他两手不离弹子球机好让弹子球不停地弹跳——他一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玩，直到咖啡馆的老板揪住他，把他赶了出去。

一段时间后，洛格的女友离开了他，他逐渐受到了一个疯狂的斯文加利[10]式人物的影响。这个人当时住在巴黎，是个脸色苍白、面容憔悴的南非画家，尼采的追随者，信奉尼采的格言“在适当的时候死去”。他寻求刺激，曾鼓动洛格自杀——洛格在情绪低落时也曾说过想自杀。

奥斯特恩·温豪斯疑心洛格很可能会自杀，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每晚都坐在洛格住的旅馆外面，看着他的窗子。一天下午，洛格和温豪斯约好吃午饭，洛格没到，温豪斯冲进诗人的旅馆，却发现躺在床上的是那个南非画家。

“克里斯在哪儿？”温豪斯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画家答道，“如果你愿意，大可以揍我；你比我块头大，比我有力气，并且……”

“我不想揍你。”温豪斯喊道。然后，他发现南非画家的话很可笑，因为事实上他比这位画家矮得多，并且也不比他强壮。“我说，”他最后说道，“你别离开这儿。”然后他一路快跑来到一个咖啡馆，他知道在那儿可以找到特罗基。

特罗基找到南非画家，他承认克里斯托夫·洛格那天早晨已去了佩皮南，那里靠近西班牙边境，离巴黎有12个小时的路程。洛格想在那里自杀，就像《梅林》杂志上刊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终结》（The End）里的人物一样，他要租艘小船划向大海，越来越远，然后拔掉塞子，慢慢沉下去。

特罗基从温豪斯那里借了3万法郎，登上了下一列去佩皮南的火车。洛格乘的是五个小时前的火车。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特罗基只好从第二天一大早开始寻找。

此时，洛格正试图租一条小船，但钱不够。他随身带着一罐毒药及几封前任女友的信，但他没有起子，海滩上也没有岩石，于是他四处徘徊，神情沮丧，快发疯了。最后，他来到一个点心摊，希望在那儿借上一个起子。

就在这时，身材高大的特罗基认出了他，一把抓住了洛格的肩膀。洛格抬起头来。

“艾里克，”洛格说着，从容地把那瓶毒药递给他，“你能帮我打开吗？”

特罗基将药瓶放进了自己的衣袋。

洛格然后说：“艾里克，你来这儿干什么？”

特罗基轻描淡写地说：“噢，我来这儿是让你难堪的。”

洛格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特罗基说服他离开海滩，然后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巴黎，一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

乔治·普林顿和其他几个《巴黎评论》的人都很欣赏洛格，同时也为特罗基而感到骄傲。他们马上募集了足够的钱，就像津贴一样按月发放给克里斯托夫·洛格。后来洛格返回伦敦，出版了诗集和戏剧，他的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和《李莉-怀特的男孩》（The Lily-White Boys）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再后来，他开始为一家叫“当权者”的伦敦夜总会写歌词。

据乔治说，洛格事件曾让半打儿的年轻小说家坐在打字机旁，试图以此为题写书。这个小插曲过后，在《巴黎评论》社又是一片开心嬉戏的场景。然而，一年后，尽管这个杂志仍然办得很成功，但巴黎的生活却似乎慢慢地变得乏味起来。

约翰·P.C.特雷恩，是当时的执行主编，在他的来稿筐里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在执行主编的来稿筐里放任何东西。”有一天，一个友好的蓝眼睛的俄克拉何马人吉恩·安卓斯基拿着手稿溜达着走进来，并说起他曾在大学时参与创办过幽默杂志。约翰·特雷恩立刻递给他一杯啤酒并说道：“来经营这份杂志怎么样？”安卓斯基说他要仔细考虑一下。他环顾四周，大家都在喝啤酒，斟酌了几秒钟后，他便同意做主编助理，负责处理特雷恩的工作。安卓斯基后来解释说：“我接受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拥有充分的自由。”

1956年，彼得·杜钦搬到巴黎，住在塞纳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巴黎评论》的很多人都将这儿作为他们的新总部。驳船上没水，早晨每个人都得用巴黎水刮胡子。然而，这时人们已无法再寻找快乐的时光了，因为，这个时候，大部分旧成员都已离去。就像葛特鲁特·斯泰因所说，巴黎是26岁的年轻人的天下，但现在他们大多数都已30岁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纽约——但已没有了20年代漂泊异地的马尔科姆·考利[11]在经济萧条早期被迫返回故乡时的那种伤感情绪，而只是觉得现在这个群体将要挪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了。很快，整个纽约都知道了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哈罗德·L.休姆斯的出现。

休姆斯带着妻子、女儿及留着硬毛的小狗搬进百老汇的一幢大公寓，安装了七部电话以及一部有着18世纪绞刑架发出的咔喳声的大型切纸机。休姆斯的新想法层出不穷，功绩也引人瞩目：他无意中发现可以动摇笛卡尔理论的宇宙新理论，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在哈莱姆区爵士俱乐部弹奏钢琴，开始摄制影片《唐·皮约特》（Don Peyote）。这部影片有点像《唐·吉诃德》在格林威治村的翻版，主演是来自堪萨斯城的无名演员奥霍·德·比德奥，他的女友最终抢到胶片跑掉了。休姆斯还发明了一种纸房，一个真正用纸制造的房屋，防水，防火，体积大到可以让人居住；他在长岛的乔治·普林顿家族的地产上建造了和真房子一样大的模型。并且，休姆斯的公司，包括从巴黎返回美国的《巴黎评论》社的那帮文人，还给休姆斯的脑子上了100万美元的保险。

在1960年的民主党年会期间，在用了古代雅典军队的“撞击大门”的策略后，休姆斯带领一群高声尖叫的史蒂文森主义者出现了。回到纽约时他要求调查纽约的警察，同时，警察局也要求调查休姆斯——他们发现了14张未付交通罚款单，休姆斯在监狱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致惩戒处处长安娜·克罗斯看到他深陷囹圄时问道：“哎呀，休姆斯先生，你在这里面做什么？”听了这话，他便用梭罗答爱默生的名言回敬道：“哎呀，克罗斯小姐，你在那外面做什么？”

当另一位《巴黎评论》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把他保释出来后，新闻记者们追问他对牢房的感觉怎样。他又一次引用梭罗的话答道：“在一个没有公正可言的时代，诚实人能待的地方只有监狱。”

罗伯特·西尔弗斯是《巴黎评论》社为数不多的几个少言寡语的编辑之一，除了爱在床上吸烟，他没有明显的恶习。他从巴黎回国时，无处可住，于是暂时住在乔治·普林顿在东七十二街公寓的客房里。他把床垫烧出了很多洞，之后用桃核堵住。乔治对此也没有意见；罗伯特是个老朋友了，再说，这床垫也不是普林顿的，它属于曾经居住这幢房子的一个时装模特。普林顿和西尔弗斯感到吃惊的是，有一天居然收到她的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床垫寄到她在法国的家。他们照她说的办了，连床垫里的桃核一并寄去了，后来并没有遭到任何埋怨。在巴黎的某地，一位高级时装模特，在她时髦公寓的某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塞满了桃核的床垫。一想起这些，他们不由得乐了起来。

普林顿很庆幸，他用不着再给客房买新床垫了，因为在第八十二街的廉租公寓里租有一间办公室的《巴黎评论》社大约就在那时被房东轰了出来。于是普林顿把办公室后面房间的一张小床搬回了家——那个房间曾是他们聚过几次会的地点。每次聚会之后，这里遍地都是破碎的酒瓶、折弯的羹匙、老鼠，以及被啃噬的手稿。

被从廉租公寓里逐出后，《巴黎评论》在纽约的办公地转到了异常安静的皇后区。在大中央车道和公墓间的一所大房子里，丽莲·万·尼可恩·帕沙安一边照看她的三个孩子、金丝雀和小海龟，一边接收寄给《巴黎评论》的来稿；然后，她再将它们寄给纽约贝德福德村的吉尔·弗克斯或康涅狄格的罗克斯伯里的罗丝·斯泰伦阅读。如果他们喜欢，就会再转寄给第七十二街的普林顿。除了其他事宜，普林顿对稿件进行终审，然后决定是否采用。如果被采用了，作者通常会收到一张小额支票，并可在普林顿家的下一次聚会上喝个痛快。

普林顿家的聚会总是在举行前的几个小时内才开始筹备。乔治打电话通知几个人，这几个人再依次通知其他的人。不一会儿，普林顿家的楼梯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脚步声。聚会的由头可能是普林顿那天早晨在网球俱乐部赢得了一场比赛，或者是《巴黎评论》社的一个成员有本新书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出版者会被邀请来分担这次聚会的花销），又或者是一个成员旅行归来回到曼哈顿——这种旅行也许是金融投机家约翰·P.C.特雷恩的非洲之旅，或彼得·马西森与石器时代的部落一起居住的新几内亚之行，或哈罗德·休姆斯为停车罚单上法庭打官司的布朗克斯之行。

多次张罗聚会、把家门钥匙分发给同事、老朋友们不在《巴黎评论》工作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在刊头上保留他们的名字……通过这些方式，乔治·埃姆斯·普林顿多年来成功地把这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他周围创造了一块浪漫的、不受约束的尽情欢乐的小天地，在这里，他和他们都能暂时地逃离走向36岁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块小天地透射出一种魅力、才智、优美和冒险。那些没有被邀请的人，尤其是一些住在郊区的身怀六甲的“埃普泰克”们心生忌妒，经常问道：“那群人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呀？”这群人中有些仍是单身汉；另一些人娶了喜欢参加聚会的女人——或者又离了婚；还有一些很明智，认为如果妻子厌倦这种场合，丈夫就只好单独行动了。这里差不多是个男人的世界，对巴黎和共同经历的伟大冒险的回忆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流放过自己的伙伴，但这种事确实也发生过——其中一人就是那位十年前在巴黎让每个人都为之心动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帕特茜·马西森。

帕特茜与彼得·马西森离了婚，她又嫁给了迈克尔·戈尔德贝格，一位抽象派画家，住在西十一街上，搬进了闹市区文人与画家的小世界里。最近，她被杰克逊·波洛克[12]遗孀的狗咬了，在医院里待了些日子。在她的寓所里，有个硬纸箱，装满了50年代《巴黎评论》社人们的快照。想起那段时光时，她总带着某些痛苦。

“有一段时间，整个生命似乎完全失掉了意义，”她说，“他们好像总是缺点儿什么——这个去了西非，那个进了监狱，那个和阿奇·摩尔上了拳击台……而我呢，是那个群体中的斯捷平·费奇特[13]，4点上茶，10点钟端三明治……”

几个街区以外，另一位曾流落他乡的游子詹姆斯·鲍德温，现住在一所狭小黑暗的公寓里。他讲道：“没多久，我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了。对于寻找刺激、吸印度大麻，他们比我更感兴趣，十七八岁时我就做过那些了，那时我已经感到有些无聊了。

“他们也常去蒙帕尔纳斯，所有的画家和作家都去过，而我几乎不去。他们去那儿，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寻找海明威的足迹。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他说，“海明威早已离去了。”

[1] 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美国作家，大半生在巴黎度过，她的沙龙成了孕育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个中心。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安德森、庞德、怀尔德、塞尚、乔伊斯等人的成名都受惠于她，她本人的创作也在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艺中占有一定地位。代表作有《三种生平》《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温柔的纽扣》等。

[2] 欧文·肖（Irwin Shaw, 1913—1984），美国剧作家、编剧、小说家，代表作有《幼狮》《富人，穷人》《拜占庭的黄昏》等作品，其中《幼狮》被改编为了同名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迪恩·马丁等主演。

[3] 亨利·图卢兹-洛特雷克（Henri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被人称为“蒙马特之魂”。阿里斯蒂德·布吕昂（Aristide Bruant, 1851—1925），法国酒馆歌手、喜剧演员，他最为著名的形象就是图卢兹-洛特雷克为他创作的戴着红围巾、穿着黑斗篷的样子。

[4] 斯蒂尔曼体育馆，由路易·因格贝尔（Louis Ingber, 1887—1969），常被人称为洛·斯蒂尔曼（Lou Stillman）开设，他是纽约的传奇拳击教练，也是一名私家侦探。他的拳击场享有世界级的知名度，而且卫生条件惊人得差：他允许观众在密闭的馆内吸烟，还要求不能清洗地板，因为他认为“拳击手的黄金年纪就是吃着糟糕的食物、呼吸着糟糕的空气、卫生条件也糟糕、见不到阳光的年纪。我把这地方搞成这样是为了他们好。如果太干净了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感冒的。”阿奇·摩尔（Archie Moore, 1916—1998），美国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轻量级组冠军纪录最长保持者（1952年12月—1962年5月），也是职业生涯最长的拳击手之一。

[5] 迈尔士·戴维斯（Miles Davis, 1926—1991），美国爵士音乐人，小号手、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2006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6] 原文是blue blood，也是贵族、血统高贵的意思。

[7] 威利·梅斯（Willie Mays, 1931—），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著名球手，也常被称为目前在世的最好的球员。

[8] 藤田嗣治（1886—1968），日本画家、雕刻家，1913年到达法国，结识了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界人士，1917年首次在巴黎举行个人展览，至今仍是在法最著名的日本画家。

[9] 约翰·西亚尔迪（John Ciardi, 1916—1986），美国诗人、翻译家、语源学家。

[10] 斯文加利（Svengali），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的著名小说《软帽子》（Trilby）中的一个角色，他将巴黎的一位画家的模特变成了著名的歌手。因此，斯文加利就成了拥有将人引向成功之路的神秘力量者的代名词。

[11]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1989），美国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诗人。1920年代曾旅居巴黎，后来加入纽约文人圈子，是《新共和》杂志的书评主持人，提携了威廉·福克纳等一批作家。

[12]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以其独创的滴画而著名。

[13] 斯捷平·费奇特（Stepin Fetchit），美国黑人喜剧男演员林肯·佩里（Lincoln Perry，1902—1985）的艺名，他常被戏称为“全世界最懒的人”。

舞会结束了

这是历史上一个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时刻，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我站在曼哈顿东城一座黑暗、嘈杂的体育馆里面。这里大约有400人在跳舞。身穿超短裙的漂亮女孩、嬉皮士、喝醉酒的人，还有沙逊家族[1]里那些穿着短裤的人物，都在不停地旋转、扭动；台上是一个五人组成的乐队，他们把电吉他弹得震耳欲聋，还不时把香蕉皮往头上抛进光怪陆离的灯光。这是安迪·沃霍尔举办的舞会。现在是春天，刚好是发生向联合国“和平大进军”的那个周末，数以万计的游行抗议者都还滞留在纽约，他们中许多人今天都聚集在这家由体育馆改造成的迪斯科舞厅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也在其中，他刚经历了在纳什维尔发生的暴乱。

卡迈克尔的眼神温柔，飘浮不定，戴着蓝色墨镜，身穿大衣，站在舞场的外围。他慢慢地朝一位高个子金发女郎走去，女郎双臂张开，臀部扭动，正示意他去跳舞。他面对女郎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模仿她的动作。但是，他似乎很拘谨，舞步笨拙，一点儿也跟不上节拍，后来索性停了下来。

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在他旁边跳着，跳得大汗淋漓，连脸上的白色山羊胡子上也是汗珠。他微笑着，跨步，旋转，摆动臀部。像他这样的大块头男人，舞步已算得上是很灵活了。他就是德怀特·麦克唐纳。我想逗逗他，就绕到了他的身后，对他喊了声“准新闻主义者”，可他并没有停下舞步。这是他在《纽约书评》上为了攻击“新新闻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儿。可“堕落的高雅文化”先生[3]，被他一向厌恶的流行文化包围着，汗流浃背，脸涨得通红。他身边的另一位评论家马克斯·勒纳已脱掉了外套，可他却没有。

勒纳的大衣放在地板上，卷成了一团儿，旁边还放着和他一起来跳舞的一位身材苗条、皮肤呈褐色的女郎的黑色皮包。勒纳的头发甩向后方，嘴巴张得大大的。他看上去比《纽约邮报》上的照片显得老一些。他个子矮小，身体健壮，尤其他的颈部，肌肉发达，粗壮，支撑着他那有着一屡屡灰白色头发的脑袋。他那矮小的身躯灵活舒展地舞动着，不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那么僵硬拖沓。明天，在他的专栏文章里，他又会高谈阔论，对戴高乐或越南问题大加评论，但此刻，他却紧闭着双眼，在沃霍尔举办的这个舞会上尽情欢乐。

人们对这类舞会已司空见惯，可以说，舞会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到处是各种聚会的时代，没有谁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加尔文主义者詹姆斯·赖斯顿参加卡波特举办的舞会；国家图书奖颁奖大会上，休伯特·汉弗莱讲演时，朱尔斯·菲弗因抗议越战而愤然拂袖而去，可后来他却参加了汉弗莱出席的舞会。人人都得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以前那种从个人所从事的“手艺”中获得个人存在及成就感的方式已不存在了，人们只能依靠自我推销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存在。现在已没有了优秀演员的精彩表演，只剩下舞台上空旷的布景。和平大进军已演变成了化装舞会。新闻现场也只是摄影机的舞台。评论家们则闭着眼睛跳舞。

[1] 沙逊家族（the Sassoon），“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在中世纪从西班牙逃难到中东的犹太人家族，从18世纪开始，他们就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位于上海外滩20号的沙逊大厦就是由沙逊家族出资建造的。

[2]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1941—1998），又名夸梅·图伦（Kwame Tur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马丁·路德·金私交甚好，立场却不尽相同，他主张使用暴力。他曾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还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领袖和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鼓吹者。

[3] “堕落的高雅文化”，原文是midcult，出自著名文化评论人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的著名文章“Masscult and Midcult”。麦克唐纳将通过传媒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称为masscult，另一方面将日益“堕落”的高雅文化称为midcult。

弗兰克·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因为贫困，他们坐着肮脏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因为无知，他们挖排水沟；他们走过纽约大街的每一天，都会有马路对面的爱尔兰人冲他们大喊：“嗨，你们这些龌龊的意大利佬，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他们不是来自达·芬奇或美第奇家族代表的那个意大利，他们大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方——那里到处是山羊和山区居民，到处可见肥胖的妇女，她们嘴边长着像胡须一样重的汗毛，戴着玫瑰经念珠，黑色长袍一直拖到脚踝。

从前罗马时代开始，他们似乎就在哀悼着什么：为撒拉逊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入侵时所进行的杀戮和掠夺而悲伤，为火山爆发、疟疾横行、赋税如虎以及无休止的贫困而哀恸。最终，有很多人不堪重负，漂洋过海，来到美洲。他们中有一对来自意大利南部边陲小镇科森扎，姓卡斯蒂利亚的夫妇。他们带着一个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恐怕这小家伙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他守门。

昔日的小弗朗西斯科已长大成人，成为今天大名鼎鼎的弗兰克·科斯特洛。他从未梦想过，有一天会花掉50美元买顶帽子，350美元买套衣服，竟能把27200美元忘在纽约出租车的后座上。他也从未梦想过，只要一提他的大名，警察就会惊慌失措，如临大敌，就会让成千上万的美籍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姓名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安，对别人的诽谤和提问过于敏感……

你是意大利人？

“只有一半血统。”

你是意大利人？

“法国人。”

你是意大利人？

“关你他妈的屁事儿。”

“嗨，意大利佬！”

“你和谁说话呢，你这个杂种！”

“你喜欢罗马吗，温弗雷夫人？”

“还好，就是意大利人太多了。”

“瞧，安哥罗，儿子，不要因为你是意大利人，就让他们对你发号施令。别忘记美洲就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意大利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当意大利将其辉煌的艺术贡献给世界时，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还像野蛮人一样住在山洞里，把脸涂成蓝色……”

和其他那些父母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律的农民的孩子一样，弗兰克·科斯特洛也是在纽约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他们的母亲完全相信上帝，他们的父亲则依靠那些受过较好教育但并不怎么可靠的意大利同乡，即那些招募意大利人到建筑工地干活的包工头。同样盲目的信念让他们笃信，用不了几年，普里莫·卡尔内拉就会击败马克斯·贝尔[1]。这些父亲们矮小卑微——个头小当不了警察，只能干些捡垃圾、修地铁的活儿。他们中有些人宁可去乡下种地，还有些人搬到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去推装满石头的独轮车上山造房。当他们气喘吁吁又大汗淋漓地爬上宾夕法尼亚安布勒的一座小山头时，路旁不知谁家的鹦鹉会刺耳地朝他们叫道：“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他们真想夜间偷偷溜进去宰了那只鹦鹉，但却从没这样干。相反地，他们夜间回去喝酒，喝得昏昏欲睡。

为什么你不走正道呢，弗兰克·科斯特洛？

为什么你不拿起铁锹和对上帝的信仰，到建筑工地去干活？

科斯特洛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像很多农民的儿子们一样，他瞧不起父亲的卑微和无能，不愿去父亲的杂货摊干活儿，想不费劲儿就赚大钱。1908年，16岁的科斯特洛离家逃学，后因人身伤害和抢劫罪而被捕。1912年，他又以同样的罪名入狱。两次入狱他都谎称自己叫卡斯特洛。1914年，他领结婚证时，称自己出生时姓科斯特洛，职业为管道工。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被判监禁十个月，当时他谎称自己叫弗兰克·萨韦里奥，职业为暖气管道装配工。然而，当他在普通刑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又谎称叫斯泰勒。他几乎从不讲真话。

1923年他开始非法贩运私酒。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前码头工人大比尔·德怀尔的手下，参与指挥了从加拿大非法贩运杜松子酒的大规模贩私行动。那时他们买通了一些见钱眼开的海岸警卫队队员，用装备了防弹钢板和机关枪的十几艘快艇贩运私酒。有一次，科斯特洛的快艇偶然偏离了航线，闯进了一次快艇竞赛——他率先驶过终点，然而又继续航行。据说在禁酒期间，德怀尔-科斯特洛的地下贩运私酒网不仅向东海岸供应了不少的威士忌，而且还大量地贩运到芝加哥及整个中西部。

警探们开始跟踪科斯特洛。他们走访意大利人聚居区，打听他的情况。但街坊们都闭口不谈。在这个街区，即使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当着50个人的面杀人，他们也会对警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正如他们不会向9世纪的撒拉逊征服者、10世纪的拜占庭王朝的希腊人和13世纪残暴的法国人出卖同胞一样，这些人也不会向20年代的纽约警察告发他们的同胞。对所有外来权势的不信任让他们学会了沉默的艺术——这是几百年来忍辱负重练就而成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接受最糟糕的现实，因为这是他们在西西里岛和科斯特洛的故乡科森扎继承的遗产。仅在1903年一年内，科森扎有记录的山体崩塌就有150余次；几乎在同时，一场恶毒的葡萄芽寄生虫病侵袭了整个地区的葡萄藤，很快波尔多产的葡萄酒就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酒业市场。1807年，科森扎瘟疫猖獗，800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这种灾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173年，疟疾致使一个托马斯·贝克特匪帮的在逃杀人犯威廉·德·特拉西丧命；而在公元410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后不久也因此而毙命。

“如果有统计数据，”出生在人烟稀少但美丽如画的意大利南方的历史学家诺曼·道格拉斯写道，“就可能证明霍乱是致使意大利南方精神生命衰微凋零的主要因素。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要在这种瘟疫、贫困，让人无法忍受的赋税和无尽的折磨中生存下来，农民们就得依靠他们的智慧，时时保持沉默，伺机报复，就像那群复仇的西西里人一样。1282年，一个法国士兵在一名巴勒莫少女的婚礼上奸污并杀害了她，为此西西里人屠杀了驻扎在那里的全部法国驻军。在威尔第的歌剧院里，此次事件被大肆渲染。据说黑手党的出现就是受这一事件的启发。黑手党成员结成同盟，发誓为任何一个受害的兄弟复仇。他们永不寻求警方的保护，永不向司法当局泄露任何有关该组织或成员的事情，一旦有谁向警察告密，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惩罚。

这就是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背景。即使今天，一本旅游指南在讲到这个意大利南部的贫穷边陲小镇时还这样写道：“当你在卡拉布里亚的旅馆住宿时，一旦发生争执，应采取‘友好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遵循这种方式，但又不能做得过火。这样，你在旅店里的地位就会渐渐地改变，从客人变成朋友、兄弟。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表明你既不无知也不懦弱——而无知和懦弱在南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可以是伪造证件犯或危险的杀人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这种事也是一种生计，与别的行当并没什么两样……”

因此，在20年代的纽约，在布鲁克林的哈莱姆意大利人居住区和曼哈顿的桑树街，警察问不出半句话来。警察走后，男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我们不想找麻烦。”他们都一致认为，科斯特洛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法律找他的麻烦，只因为他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一旁看着炉子、永远顺从的妻子们也会点头同意。女人们把意大利面条和酒推到丈夫的面前，开始恳求说：“行了，吃饭吧，吃饭吧。”他们屋子里的墙都粉刷成了白色，收音机上放着圣母的雕像，到处都有十字架。

弗兰克·科斯特洛本人也觉得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1925年，他成为美国公民。每当别人问起他的职业时，他都一本正经、响亮地答道：“做房地产的。”

禁酒之后，科斯特洛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包括经营老虎机、赌博以及非法贩运苏格兰威士忌。当市长费奥雷洛·拉瓜迪亚下令纽约警方收缴老虎机并把它们扔入大海时，科斯特洛把他的那些运到了新奥尔良。这多亏了参议员休伊·朗的协助，他在1936年表示希望为路易斯安那的孤儿、寡妇和盲人们筹集到一笔额外的资金。科斯特洛雇用了盖格曼家的两个男孩做老虎机赌博业务的老板和收款员，他们是他的妻弟，以前都是开出租车的。

“杜德利·盖格曼恐怕是我听说过的最节俭的人。”报道犯罪事件的一位记者写道。“他向政府申报的年纳税收入高达10万美元，可他还住每月40美元房租的房子，分期付款买家具，为每周付给女佣的六块钱而斤斤计较。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怀疑这大部分钱都属于科斯特洛，杜德利只是帮助科斯特洛逃避高额税赋。然而，他们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

毫无疑问，到了30年代，科斯特洛已有了退隐江湖的念头。1915年他因秘密携带武器而被捕入狱十个月，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铁窗生涯。据说1929年芝加哥情人节大屠杀事件后，弗兰克曾以个人名义邀集各路黑帮老大聚会亚特兰大。在这次聚会上，他慷慨陈词，晓以利弊，终于让各路黑帮老大认识到了携带武器和相互仇杀的愚蠢。他极力主张帮派间应尊重彼此的地盘。至于他本人，则开始涉足纽约政界，并为他支持的政客参加竞选出钱出力。据称1942年去过科斯特洛顶层公寓的政客中还有后来当上纽约市市长的威廉·奥德怀尔。但那时科斯特洛的名声还不怎么坏。1942年7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称科斯特洛是名“运动员”。在他位于长岛的豪宅里，他总是谦逊有礼，不失幽默。他还是一位模范丈夫。他为他旧名洛蕾塔·盖格曼的犹太妻子在第五大道的高级时装店开立了赊购账户；当妻子在约翰先生商店花241.91美元买了三顶帽子和一块手帕时，他什么也没说。

科斯特洛把成千上万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教堂和成群的乞丐。他从来不用为钱担心，他有许多来钱渠道。有人说他与丹迪·菲尔·卡斯特尔[2]在路易斯安那州合伙开了一家名叫“贝佛利俱乐部”的饭店赌场，每年能领取高达1.8万美元的薪金，尽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俱乐部到底做什么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得到那份薪水的，科斯特洛先生？”在后来的一次调查中，一个犯罪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问他。

“唔，”科斯特洛说道，“我帮忙联系各类演出，还为他们拉些生意。换句话说，如果谁去路易斯安那，我会给他推荐一个地方。他们都信赖我。我还可以给俱乐部推荐一些风格各异的演出。”

“你是怎样搜罗那些演出的？”

“你瞧，”他说，“如果我听说有好的演出，我就过去，边吃饭边观看。如果我觉得好，就会打电话给他们说，‘这里有场很棒的演出’。”

“你推荐什么样的演出呢？”

“乔·路易斯，索菲·塔克[3]。还有很多大腕儿明星的节目。”

“向夜总会推荐这些知名人物不需要行家吗？”

“噢，当然需要。我不认为我是个行家。但好的演员也会变糟。没有表演内容，他们就走下坡路。如果他们有新的表演内容，你就可以举荐它。”

“那你做不做准备或审阅表演内容这类事情？”

“不。我只是负责联络。然后，如果我喜欢，就告诉他们我喜欢这样的表演。”

“为此你就能每年拿到1.8万吗？”

“没错。”

弗兰克·科斯特洛使警察们对他无可奈何。“科斯特洛，”赫伯特·阿斯伯里[4]写道，“已经成功地成为美国黑社会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纽约市和联邦警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过调查。实际上，自从1920年中期起，他们一直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总的来说，科斯特洛太狡猾了，使调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胡同，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都拿他没办法。”

科斯特洛的电话被联邦调査局监听，照片也上了联邦毒品署的黑名单；市长拉瓜迪亚称他为“无业游民”。然而，科斯特洛在中央公园西边的寓所里存放的现金从没少于5万美元，他付钱给其他匪徒帮他做事。纽约的侦探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进行跟踪，但他总是设法使自己保持清白。他们跟踪他到华尔道夫酒店，在那里他经常与政客名流们共进午餐；他们跟踪他到巴尔迪摩的蒸汽浴室，在那里他和詹姆斯·A.法利、汉克·格林伯格、吉恩·滕尼、伯纳德·金贝尔[5]以及几十位大名鼎鼎的高级主管同在一个房间里洗桑拿；他们跟踪他到理发店，在那里理发店服务员都巴结他，给他修剪指甲，搽粉打理，像奴隶一样地围着他转，渴望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他们跟踪他到中央公园，在那发现矮小敦实、西装笔挺的科斯特洛在观赏大自然的奇观，研究变化多端的气象，观看动物园围栏里的各种动物；他们再跟踪他到沃尔曼纪念滑冰场，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此还写过这样的报道：“中央公园里的沃尔曼纪念滑冰场吸引来了很多名流显贵，包括赌徒弗兰克·科斯特洛。据说他从不滑冰，只是在滑冰场边看一会儿，然后就嘟嚷着走开了。”

从三十到四十年代，对于其他移民来说，生活好过了一点儿。宾夕法尼亚安布勒那只尖叫着“意大利佬”的鹦鹉已死掉。还有很多值得人兴奋的事情：迪马乔兄弟表现完美；平扎[6]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阿莉达·瓦利成为美国银幕上第一位意大利裔电影女演员，而且并不仅仅因为她的“双峰”；曼哈顿的羔羊俱乐部一时也大发慈悲，为这里的擦鞋匠比亚乔·韦卢兹举行了盛大晚餐，并赠送戏票给他。被人们常称作“墨菲”的比亚乔说：“这些羔羊喜关（欢）我，我也喜关（欢）这些羔羊。”

在全国各地，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推车工和砖瓦匠的儿子们都已有了自己生意兴隆的建筑公司。以前为球员捡球的球童已成了俱乐部的专家里手，并能在星期天午后穿上白色的帆船夹克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乡村俱乐部，喝酒签名记账，无须立刻付款。意大利裔男学生仍然对他们长长的名字感到尴尬，甚至会羡慕黑人的简短名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改名，因为这是一件关乎家庭荣誉的事情。或许是他们意识到改掉名字欺骗不了任何人，或许是他们从一位老意大利职业拳击手那里得到的教训。他原先叫约瑟夫·卡罗拉，后来改名为约翰尼·邓迪。但从那时起，人们都把他叫成“苏格兰意大利佬”。

“二战”造就了一批非常先锋但却短命的英雄，如功勋卓著的飞行员唐·真蒂莱。军旅生活给意大利裔美国男孩带来一种国家归属感；他们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舞台已不再限于天主教教区、工会和由橄榄油出口商资助的布鲁克林保龄球队了。

“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家住布鲁克林拉尔夫大街的下士军官丹杰洛说，“当我们开到那不勒斯和罗马时，那里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叫我‘美国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美国人……”

最终，这些西西里和南方移民的儿子们（有些人的父母还曾在1910年雅各布·里斯反映桑树街贫苦生活的照片里出现过），都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有些是受科斯特洛的提携，有些则是得益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的庞大选民人数。就这样，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涌现出了一代政治家，他们从来不敢确定他们竞选获胜仅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或“虽然”他们是意大利人。

然而，坐上法官的宝座，像牧师一样身穿黑色长袍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同样，作为一名吻别妻儿、登上火车、前往首都的国会议员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尽管他们身穿闪亮的深色西服、雪白的衬衫，佩戴温莎领结，脚蹬黑色尖皮鞋，人们却不会把他们误认为东部精英。

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些年来的个人抱负就是得到人们的尊敬。当1949年他被邀请出任救世军筹集资金委员会的副主席时，这一抱负似乎马上就要实现了。当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是蒂芙尼公司总裁沃尔特·霍温，他曾致函科斯特洛说委员会正在寻找“纽约的重要人物”担任领导职位，并说委员会“非常渴望”能获得科斯特洛先生的加盟。

科斯特洛收到这份邀请函后万分激动。受宠若惊之余，他将信函拿给他的律师乔治·沃尔夫看。沃尔夫觉得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打电话给那个委员会问道：“你们知道这个科斯特洛是谁吗？他以前可是一名私酒贩子。”

沃尔夫回忆道，救世军当时完全清楚科斯特洛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科斯特洛的任何帮助，他们还是很乐于接受的。于是科斯特洛在科帕卡瓦纳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入场券为100美元的慈善募捐冷餐会，邀请了纽约的许多名流，其中包括曼哈顿区长雨果·E.罗杰斯和多位最高法庭法官及纽约政界要人。他用这种方式募集到3500美元，加上自己的6500美元，他总共为救世军募集到1万美元的捐款。

当报界获悉这次冷餐会的消息，并将出席者的名字公诸于众后，引来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争论。那些出席者的结局都不怎么好，人们推断他们是科斯特洛的保护伞和代言人。科斯特洛的处境每况愈下，愤怒的公众反应如此强烈，迫使官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眼见自己的这次公关行动失败后，弗兰克·科斯特洛再也不想抛头露面了。根据沃伦·莫斯科在周日《纽约时报》上撰文讲，科斯特洛“策划罢免雨果·E.罗杰斯在坦慕尼协会[7]的领导职务，挑选卡尔米内·G.德萨皮奥作为其接班人。他希望德萨皮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受人尊敬的领导人，这样公众就能忘掉科斯特洛，他就能脱离政治干系和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黑道人物，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高尔夫了”。但莫斯科先生接着写道：“1951年受审之初，科斯特洛曾请求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得尊重我的基本权利和原则，我恳求你们把我当人对待’。但参议院犯罪调查委员会对他的乞求置之不理，决意要査清他过去干过的一切非法勾当。”

就这样，科斯特洛出现在该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坚决不同意让脸在电视上曝光，摄像机只好对准他那因紧张而不时敲打桌面的手指，给那些坐在家中的观众上演了一组手指芭蕾。他被审问了几个小时，摄像机一直在拍他的手指。有天晚上，一个烟草经销商表示，如果科斯特洛能在摄像机前给他们的品牌做广告，他会得到一大笔钱。但一直抽英式卵形香烟的科斯特洛一口回绝了。然而他告诉委员会，即使让他的手指在电视上露面，他也觉得难受；另外，他的喉咙也不舒服。

“科斯特洛先生作证时思维敏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病人。”律师反驳道。

“让我作证时，”科斯特洛沙哑地说，“我想讲实话，可是我的脑子现在不转了。”

除了不情愿出庭作证，科斯特洛还脾气暴躁，无精打采。

“科斯特洛先生，”最后律师高声喊道，“你听到证词了吗？”

科斯特洛的灰色眼睛闪出愤怒的火焰，太阳穴旁的深灰色头发都立了起来。“我不准备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他坚决地说道，“我要走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跟着他的律师朝大门走去，转眼间消失了。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科斯特洛公然蔑视参议院，听证会上甩手离去》

《科斯特洛因蔑视法庭而面临被捕》

《科斯特洛的律师称身体欠佳、闪光灯与摄像机影响证人作证》

退庭是不理智的，他做得过火了。他在全国观众面前这样做，参议院是永远不能宽恕类似的公然挑衅。科斯特洛很快以蔑视法庭罪被判入狱18个月。

但即使在狱中，科斯特洛也照样令法律对他束手无策。他仍然抽着英式卵形香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它们带进来的。他吃着牛排——外面乌黑，里面深红，就像他在21俱乐部点的一样。当然掩盖牛排的来历是不可能的了。几年之后，尽管身陷囹圄，他仍能支配着他那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并为他的律师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创造了奇迹。

一次，威廉姆斯去监狱探望科斯特洛时，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科斯特洛察觉到后问道：“有什么事儿让你烦恼，威廉姆斯先生？”

威廉姆斯解释说这天晚上他和妻子想请岳父母出去庆祝他们的5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曾向他们保证能拿到《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戏票，但曾答应过给威廉姆斯搞票的那个工作人员——这个人过去一直很有办法——此次却突然变卦，说没办法了。

“威廉姆斯先生，”科斯特洛说，“你应该告诉我，或许我可以帮忙。”

威廉姆斯承认，他从未指望一个囚犯可以在最后关头帮他搞到四张抢手的百老汇歌舞剧票。

科斯特洛耸了耸肩膀。

那是下午5点钟。

当威廉姆斯回到旅馆房间时，他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时，一个宽肩、帽檐低垂着的男人咕哝了几句什么，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当晚《窈窕淑女》的四张戏票，然后迅速地消失在大厅里。

在科斯特洛被囚禁的日子里，移民的孙辈们渐渐长大，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名字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对周围环境中的一些矛盾冲突感到困惑。这些孩子在家里听到的是一套，而在外面听到的却是另一套：非意大利人编的课本，教堂里的爱尔兰牧师的传道，学校信奉新教的教务长的训话，犹太自由主义者的社论以及街头巷尾的各种议论……

“那些意大利人，都一个德行……”“他们怎么不把科斯特洛遣送回……”

而意大利人却纷纷议论：

“他们在找科斯特洛的麻烦，只因为他是……”

“老天爷，如果他们要是这样对待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的反诽谤组织早就……”

弗兰克·科斯特洛几乎从不为自己辩解。新闻记者问他怎样赚了这么多钱时，他一贯的回答通常是“无可奉告”或者“我不靠《圣经》发财”。不过，他曾经向一名记者解释过：“瞧，我是个投机商，但我不会在别人不需要我的时候出手。”

他因藐视法庭罪的服刑期刚满，马上又因逃税而受审。他花高价雇用了最好的律师为他打这场官司。

“看在上帝的份上，弗兰克，明天出庭时，千万别穿你那套350美元的衣服，那样太招摇了。”

“你想让我穿什么？”科斯特洛问道。

“穿你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律师朝着他身上穿着的蓝囚服点了点头，说道。

科斯特洛考虑了一下，然后皱着眉头说：“对不起，我宁愿输掉他妈的这场官司。”

他确实输掉了这场官司。1954年5月14日，报纸以大幅标题登出了《科斯特洛逃税罪名成立！》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他以前在这样场合的很多照片都差不多：他正走下法庭的台阶，几名律师把他夹在中间，卷边软帽稳稳地扣在他的头上，灰色的眼睛低垂着，长长的圆鼻子，脸色阴沉，嘴里叼着烟，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感受或是想法。

那是5月的一个上午。就在钻进汽车前，他转过头来对记者和人行道上的人们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事件。很多人都想踩着我的后背向上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你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沃尔特·温切尔[8]问道。

“如果那也算错误的话，”科斯特洛说，“我想，那就是出身贫寒，生长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就可能会上大学，就可能会和基福弗法官先生一起高高在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老实说，自从我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起，我就一直努力要过体面的日子。我和一个女孩结婚，始终如一，35年了。在攻击我的那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呢？”

1956年，弗兰克·科斯特洛厌倦了枯燥乏味的牢狱生活。他向政府提出，如果能够取消他剩余的刑期，他自愿流亡国外。他曾想过回意大利老家科森扎。但是，司法部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可是，如果科斯特洛真的能够重返故乡，他就会邂逅一片仍然处在黑暗时代中的可爱而神秘的土地——如他4岁离去时一样，也如他出生前的千百年来一样，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在科森扎，他会看到农妇们头上顶着陶罐走在马路上；男人们骑着驴，脸被太阳晒得皱巴巴的，像《圣经》里的那些人物的脸一样紧绷着。他也会看到那些年代久远的低矮的白石房子，从东到西星罗棋布地点缀在那片广漠无边的青青山坡上；在蓝绿色的第勒尼安海里，一群黝黑的男孩一丝不挂地游着泳，并向过往的火车做着淫秽的手势。

弗兰克·科斯特洛或许不会喜欢这片土地。看到自己出生的故乡仍然如此荒芜，再想起寒酸的童年，只能让人心里难过。他在那里也不会见到几个美国游客——只有少数几个成年的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来意大利南部，他们来此只是为了拜访一下亲戚或看一看祖父的诞生地。

也许偶然在科森扎的火车站，弗兰克会看到一群喜气洋洋的亲戚迎接一个年少的孙儿的场面。他们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孩子周围，使孩子觉得自己仿佛救世主，或是因首次飞跃大西洋而受到人们空前热烈欢迎的查尔斯·林白——只不过在这里，人们用亲吻而不是用扔彩条纸屑来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一个又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叔舅、姑姨和表亲上前亲吻这个男孩，他仿佛被众人的亲吻所淹没。

然而，这个男孩会用一架8毫米的摄像机拍下他在科斯特洛故乡与亲戚们相聚的画面。之后，这些胶片或许会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厨房里放映。人们用大头针把床单钉在鲜花图案的墙纸上当幕布。等灯光在布鲁克林的这间厨房里亮起时，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一些老人眼里会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1956年后半年，爱德华·本内特·威廉姆斯证明对科斯特洛的判决是基于非法的电话录音，因此科斯特洛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科斯特洛一直保持低调，尽量不抛头露面。但是，他的大名很快又上了头条新闻。1957年5月2日晚10点55分，正当科斯特洛走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看门人朝他的顶层寓所走去时，一枚子弹呼啸着朝他的头部飞来，擦着头皮，嗖地一声穿透了他那顶50美元的灰色软呢帽。

弗兰克对警察坚持说他不知道是谁干的。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科斯特洛先生，你明明看到了那个人。”侦探问，“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不，我没看见什么人。”

“科斯特洛先生，在这么大的世界里有人只想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想这么做的人。”

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科斯特洛与警察合作的方式。但作为作家和黑手党研究专家的小弗里雷德里克·桑德海恩却指出，科斯特洛的沉默只是出于遵守黑手党禁止告发同胞的戒律。审判后，桑德海恩先生引用一个联邦官员的话说，科斯特洛忠于传统，他认为从黑手党角度来讲，他是个“好兵”。这位官员说：“如果投靠到敌人一方（科斯特洛把我们看作敌人）他就犯了叛变通敌罪，最严重的叛变通敌罪，那样他或许就会死在黑手党的乱枪之下。但是，对他来说，更可怕的惩罚是被同胞兄弟孤立和蔑视，因为这些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你该明白黑手党的缄默戒律是怎样回事了，我的朋友；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表现忠诚的方式，它几乎已变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而且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

因为科斯特洛拒不合作，而且拒绝回答调查人员就枪击夜晚在他衣袋里找到的纸片上的数字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被判犯有藐视法庭罪。他不但很快又回到了监狱，而且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是1925年他入美国籍时曾被问到职业，他说是“房地产商”，而他当时该回答“私酒贩子”。

整个意大利都在抗议对科斯特洛的驱逐。

“为什么他要被驱逐回意大利？”他们问道，“他现在已经不是意大利人了——他是腐败的美国文明的产物！”《意大利社会报》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惩罚——把一个不会讲故乡语言的人赶回故乡。意大利政府并不在乎收容那些卓有成就的意裔美国人，譬如，1863年到1894年担任过联邦同盟俱乐部副主席的维琴佐·博塔、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军将领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伯爵、科学家恩里科·费米，或者成千上万在美国赚了大钱的意大利移民中的任何一个。似乎正是这些人证明了意大利是一个高度文明并富于吸引力的民族，无论他们是罗马时代的征服者，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还是“二战”后的现代都市人——他们或是开着法拉利跑车，或是身穿西蒙内塔礼服，或是在费里尼执导的电影里展露风采，或是拎着古驰牌的手包，或是用着奥利韦蒂牌的打字机，或是……

然而，当需要接受那些子孙沦为暴徒、身无一技之长的西西里人和南方农民时，意大利政府变得非常——非常敏感。可是谁又能责怪它呢？在美国，意大利暴徒似乎太多了……

“这完全是谎言！我有数据证明这点。”纽约的前议员阿尔弗雷德·E.圣安杰洛大声疾呼。圣安杰洛说，美国六大监狱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3605名犯人中，只有588人的名字听起来像意大利人，而有意大利血统的犯人占监狱犯人总人数的平均比率仅为2.5%。他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了支持他的一项严正要求，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剧《不可触犯》中应停止给剧中虚构的罪犯都安上意大利名字。他说：“《不可触犯》这部电视剧真是让人感到羞耻，孩子们把这个节目叫作‘意大利人的家庭聚会时间’，还常说，‘咱们去看警察抓意大利佬的电视剧吧’。”

在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组织的支持下，圣安杰洛先生就侮辱性意大利人名一事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提出了强烈抗议。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团给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赞助商利格特&迈尔斯公司施加压力，迫使电视剧修改了脚本。

今天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已今非昔比。一旦受到歧视，他们便会迅速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是他们不识字的祖父们做不到的，也是他们终日提心吊胆地活着的父辈们所不愿做的。当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行为的变化可以从以下的新闻报道中找到根据：

《纽约时报》——意大利裔美国人反歧视同盟昨日宣布，它将发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抵制一些媒体最近把意大利人丑化为犯罪分子的倾向。

合众国际社——《领航人》新闻周报的社论说，也有些匪徒是英国人、爱尔兰人、荷兰人、犹太人、德国人或黑人……

《纽约邮报》——在一次关于某些电视节目对意大利人进行的歪曲宣传中，弗兰克·辛纳屈差点和德西·阿纳斯[9]拳脚相向……结果是辛纳屈把他的电视制作公司搬出了德西鲁的影棚，搬到了山姆·高德温影棚……

今天，那些20世纪初来美国的移民们的后代正在获得弗兰克·科斯特洛所不曾拥有的尊敬。和先于他们到达美国的爱尔兰农民一样，意大利农民的儿孙们正在脱离劳工阶层，进入白领这个有保障的阶层：他们有的当上了公务员，有的成了注册会计师，有的则成了全国知名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已不再“遥不可及”。在美国，这些农民的后代正在努力消除他们与其他人的差别。他们会用一只脚踩在行李上，为保安全。

很多人脱掉了雪白色的衬衫，穿上了领上有领扣的衬衫，并逐渐意识到吃大蒜带来的尴尬。星期天，他们很多人开着加长的汽车，仪表盘上放着塑料基督像，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有些人的女儿订婚时，会请巴克拉克[10]的摄影师来为他们摄影留念。他们不再因饥饿而去打拳赚钱了；马尔恰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重量级拳击选手。他们是成功的广告人和新闻人，但他们没有在英语中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也从未产生过优秀的小说家。在广播和电视中，他们的歌声旋律轻柔，让无数听众心旷神怡，为之倾倒；但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中却没有出名的歌剧演唱家，伟大的歌剧演唱家仍需从他们的祖国输入。像爱尔兰人一样，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美国各个领域出人头地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整个意大利群体正在崛起——他们正在为获得经济基础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地位而奋斗。他们当中大多数已搬出了父母居住的街区，“完全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还有相当一部分离开城市去富裕的郊区居住。当问他们为什么离开城市时，有些人竟愤愤不平地大叫：“什么！和那些波多黎各人做邻居！”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弗兰克·科斯特洛74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当代的意大利人却在庆祝他的衰落。这是因为，他那臭名昭著的历史总让他们回想起那个令人感到耻辱、不堪回首的年代。科斯特洛永远不明白新大陆的游戏规则，因为他总是被那个过去中的国度的各种传统支配着。当他离开意大利来到美国时，仅用两个星期就跨越了大西洋，但事实上他跨越了上百年的文明。他来到的新世界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早已过时的国度，是一个到处对新近到来的农民充满敌意的国度。然而，在大多数移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卑微地位、忍辱负重地用辛勤的工作来摆脱它的时候，科斯特洛却没有这样做。

他很早就叛离了那个把他叫作“意大利佬”的社会。他的父亲，在意大利或许会和那里其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宰，在这里却因不识字而变得无能为力。在意大利南方农民和西西里人的眼里，父亲的懦弱无能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科斯特洛对父亲没有一点尊重。他16岁时逃离了贫民窟的家人，把那些不是他朋友的人当作撒拉逊人。他对妻子和善，捐钱给乞丐，赞助教堂安装彩色玻璃窗画，并让他的偷盗行为变成了正义事业。

而且，科斯特洛至死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普里莫·卡尔内拉（Primo Carnera, 1906—1967），意大利裔拳击手。马克斯·贝尔（Max Baer, 1909—1959），美国拳击手。二人都活跃于1930年代。

[2] 丹迪·菲尔·卡斯特尔（Dandy Phil Kastel, 1893—1962），美国犯罪分子、投机商人，知名犯罪集团杰诺韦塞家族的同伙。

[3] 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1887—1966），乌克兰裔美国歌唱家、演员。

[4] 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1889—1963），美国记者、作家，以写作19至20世纪初的犯罪题材知名。他在1928年出版的畅销书《纽约黑帮》（The Gangs of New York）不断再版，并在2002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改编为了同名电影。

[5] 詹姆斯·法利，见第358页注1。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 1911—1986），美国知名棒球运动员。吉恩·滕尼（Gene Tunney, 1897—1978），美国职业拳击手，曾获世界重量级拳击锦标赛冠军。伯纳德·金贝尔（Bernard Gimbel, 1885—1966），美国知名企业家，是连锁百货商店金贝尔斯（金贝尔兄弟）的创办者之一。

[6] 埃齐奥·平扎（Ezio Pina, 1892—1957），意大利歌剧演唱家，驻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二十余年，凭1949年的音乐剧《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获当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男主角。

[7] 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1789年建立，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

[8]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国记者、八卦专栏作者。他在《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上的专栏“百老汇大街上”常报道与娱乐界、社交界及政治方面的八卦消息。

[9] 德西·阿纳斯（Desi Arnaz，1917—1986），出生于古巴的美国歌手、演员、电视制片人、作家导演。

[10] 巴克拉克照相馆（Bachrach Studios），1868年由戴维·巴克拉克创立的照相馆，曾为其创立后的每位美国总统拍过肖像照。

乔·路易斯：步入中年的国王

在洛杉矶机场，乔·路易斯一眼看到了等待他的妻子，喊道：“嘿，亲爱的！”

路易斯夫人微笑着款款向他走来，踮起脚尖伸开双臂正要与他拥吻时，却突然停了下来。

“乔，你的领带呢？”

他耸耸肩：“噢，宝贝儿，我在纽约熬了一整夜，没顾上戴领带！”

“一整夜，可你一回到这儿，就是睡觉，睡觉，睡觉。”

乔·路易斯疲惫不堪地笑了笑，说道：“宝贝儿，我老了。”

“是啊。但你一去纽约就又想着变成年轻人了。”她应和道。

他们缓缓穿过机场大厅，朝汽车走去，拎着行李的搬运工紧随身后。路易斯夫人40多岁，是加利福尼亚一位成功的庭审律师，她机敏，聪慧，对任何事都心中有数。她是这位48岁的前拳击手的第三任妻子。乔现在是纽约一家黑人公共关系公司的副总裁。每当丈夫出差归来，她总是去机场接他。在遇到乔之前，她不认识什么职业拳击手。她的前夫也是一位律师、ΦBK协会会员，她把他描述成一个“只对书籍感兴趣的人”。离婚后，她发誓要嫁一个“不对书籍，而对生活感兴趣的人”。

1957年，经西海岸的一位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乔。两年后，令她的同事们惊奇不已的是，她竟然嫁给了他。他们总是问她：“你是怎么会遇到乔·路易斯？”她总是回答：“是乔·路易斯遇到了我！”

走到汽车旁，乔·路易斯付小费给搬运工，为妻子打开车门。接着，他驾车驶过路边的棕榈树和寂静的街区。行使了几英里后，终于拐上了一条大路。他那座价值7.5万美元、金碧辉煌、拥有十个房间的西班牙风格的豪宅就在路边。几年前，路易斯夫人买下了这幢房子，还在屋中摆满了路易十五时期的家具及八台电视。因为她的丈夫是个电视迷，所以在浴室的浴盆上方也摆了一台电视。这台电视放置的角度很特殊，这样，乔在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透过浴帘从一面摆放巧妙的镜子中看到电视。

路易斯夫人一边帮着丈夫把东西提进家中，一边说道：“现在，看电视和打高尔夫球成了乔·路易斯的全部生活。”她说这话时并不伤感。接着，她吻了一下丈夫的面颊；霎时间，她在飞机场的那种正式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把丈夫的衣服挂在壁橱里，然后烧水沏茶。

“亲爱的，要饼干吗？”

“不用。”乔斜着肩坐在早餐桌旁。由于缺少睡眠，他的眼皮耷拉着。她走上楼去，摘下了他们那张硕大无比的床的床罩。五分钟后，乔·路易斯跳了上去并迅速睡着。当乔·路易斯夫人返回厨房时，忍不住笑了。

“法庭上，我是律师；在家，我只是个女人。”她嗓音沙哑，意味深长。“我会伺候男人，会像服侍国王那样伺候他——如果他也对我好。”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补充道。

她说道：“每天早晨，我都把早餐端到乔的床前，然后打开电视，让他看四频道的《今日》节目。接着，下楼去给他拿《洛杉矶时报》，然后我才离家去法庭。”

她接着说：“到11点时，我丈夫该去来希尔克雷斯特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如果他只打了18洞，3点就会结束，然后可能会开车去狐山乡村俱乐部再打18洞。如果打得不好，他会再去买一筒球，接着再打几小时。他从不买普通球——那可不是乔·路易斯会干的——他只买精选的，最好的球，一筒就要1.25美元。要是他真的发起疯来，就会再打两三筒，甚至满满四筒球，这样就得花五美元了。

“有时夜晚回家，他会兴奋不已地对我说：‘嘿，亲爱的，我今天终于搞明白了！打了这么多年高尔夫球，我才意识到我都做错了些什么。’

“但是，”她又说道，“等过了一天，他从俱乐部回到家中，又疯言疯语地说什么‘我再也不去打什么高尔夫球了！’我就会说：‘可是，亲爱的，你昨天还告诉我你终于掌握了打高尔夫球的技巧！’他会说：‘我是掌握了，但我没能保持！’

“第二天早晨，如果下雨的话，我就会说：‘亲爱的，下雨了，你今天还去打高尔夫球吗？’他会说：‘雨淋湿了球场，但不会淋在我身上。’然后离家又去高尔夫球场了。”

乔·路易斯的现任妻子玛莎，与他的两位前妻都不同，就像乔·路易斯也不同于玛莎的那位ΦBK前夫。

乔的第一位妻子叫玛维，是一位光彩照人的芝加哥速记员。1935年他们结婚，后来离婚；1964年，他们又复婚。她是属于他事业蒸蒸日上时的伴侣。就是那些年，他把打拳击赢得的500万财产中的大部分挥霍在首饰、珠宝、貂皮大衣、出国旅游、高尔夫球赌博、不明智的投资、慷慨的小费和各种各样的服饰上。1939年一年，他就购买了20套西服、36件衬衫、两套晚礼服，还独出心裁雇用裁缝专门为他设计服装。比如，他让他们做用两种软布料做成的绿色裤子、不加翻领的西服外套，还有带皮绲边的骆驼毛夹克衫。当他不训练也不打拳击时——1937年他把詹姆斯·J.布拉多克击败后一举成名——乔·路易斯就和玛维在小镇中共度美好时光（“我能把她逗乐”），或为高尔夫球一洞就赌上1000块钱，这种游戏是两位体育专栏作家希浦·艾戈和沃尔特·斯图尔特在1936年告诉给他的。路易斯的一位老朋友说：“有个家伙就是用从乔那儿赌赢的钱在加利福尼亚盖了一幢房子。”

乔的第二位妻子，露丝·摩根，美貌绝伦，体态丰盈，是化妆品及美容方面的专家。1955年她与乔结婚，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1958年分手。露丝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投入，她拒绝与乔熬夜。“我想让他安定下来。我告诉他不要白天睡觉，晚上熬夜。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能那样，我说这让我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于是他说等我睡着后，他再出门。结果，我熬到凌晨4点，他反倒进入了梦乡。”1956年露丝对乔就不抱什么幻想了，当时乔为了偿还欠政府的100万税款，又开始了摔跤巡回比赛，“看到美国总统洗起了盘子，你会有什么感想？那正是我对乔参赛的感觉。”

乔的第三位妻子，与他的前两位妻子相比，没有她们那么性感，但却弥补了她们的不足，她们所缺乏的正是她所拥有的。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因为她更聪明，另外也因为乔已坠入爱河任凭她摆布。对他来说，她集以下各职于一身：律师、厨师、情人、代理人、税务顾问、贴身仆人，除了不做球童，什么都为他做。当她的朋友、歌手玛丽亚·杰克逊注意到壁橱中塞满了乔的东西时，说道：“玛莎，我想乔终于要安定下来了，这在乔的生命中还是第一次，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地方。”玛莎听到这些备感欣慰。

对玛莎来说，在乔·路易斯走下坡路的时候得到他，似乎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此时他体重240磅，头发变得越来越少，事业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辉煌，再也不会迅速敏捷地出拳攻击或振作爬起。“他这个人有一种精神，还有一种保持沉默的魅力，这正是我所爱的。”她说道，接着又补充说她的爱情得到了回报。她还说，星期天乔甚至陪她去教堂，还常常去法庭看她处理案子。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偶尔去趟夜总会，听听那些音乐家或歌手的演唱，这些音乐家和歌手都是他的朋友；她也意识到一些女士仍然认为乔·路易斯非常性感，很有吸引力，并且愿意与他共度良宵。“如果那些女士只是想和男人找点乐子的话，我愿她们一切都好。但我是他的妻子，当我在场时她们最好滚开。”

玛莎还清楚地意识到乔·路易斯对他的前妻们很友好。她们与他离婚后，在选择未来夫婿方面走上了极端。离开乔后，玛维与芝加哥的一位医生结了婚。露丝在与乔离婚后，与一位律师结了婚。乔到芝加哥时，会经常给玛维打电话（她是他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时他们还一起共进晚餐。当去纽约时，他就给露丝打电话，并且一起吃饭。玛莎饶有兴味地评论道，神情并不恼怒：“乔·路易斯从未真正断绝与哪位女士的来往，他只是增加他名单上的数量。”事实上，正是乔让他的三个妻子互相认识了，对她们能和睦相处这点，他深感欣慰。在纽约帕特森与约翰逊的拳王争霸赛上，他把第一位妻子介绍给他现任的妻子；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安排他的第二位妻子为现任妻子免费做头发。

有一天，我们从纽约飞往洛杉矶时，在飞机上乔·路易斯就给我讲了这些（在纽约时，我跟着他在曼哈顿看他如何行使他的公共关系行政长官的职责）。乔·路易斯说：“我给露丝打电话，告诉她说‘我说，露丝·摩根，你可收我妻子的钱’。露丝回答道：‘不会的，乔，我不会那样做的。’露丝·摩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乔摇着头，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我和世界上三个最好的女人结了婚，但我生命中唯一的失败就是离婚。”

“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噢，那些日子里，我就想获得自由。有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近乎疯狂。我会离家出走，好几个星期不回家；或者，我会待在家里，一连几天躺在床上看电视。”

他为前两次婚姻的失败而自责，同时也责备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所表现的无能，比如理财不当、忽略付税。上次去纽约时，他的一些拳击老友对他说：“乔，要是你现在打拳击的话，会赚比过去多一倍的钱，像现在的那些拳击手一样从有线电视和其他方面都能得到钱。”但乔·路易斯摇了摇头说：“我并不遗憾。那时，我打拳赚了500万，最后挥霍一空，还欠税100万。如果今天我还在打的话，就能赚1000万，但最后挥霍一空，就会欠税200万了。”

这些话是我跟随他在纽约的那几个小时中他常说的。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乔·路易斯说这些话时却带着一种近乎荒诞的幽默感。

无论正确与否，我想象这位进入中年的英雄只不过是那个肌肉松弛、头脑相当迟钝的冠军的翻版而已，每当这位冠军将又一个伟大的白人拳击明星击败时，唐·邓菲就常常在广播中采访他。我还想象，在那个哑巴巨人拳击手泰勒之后，48岁的乔·路易斯仍然保持着最沉默寡言的运动员的头衔。

当然，我也注意到乔·路易斯那几句著名的话。如他评论比利·康恩的一句话：“或许他可以跑掉，却不能躲躲藏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人私下问乔·路易斯对免收出场费拳击有何想法，他却说：“我打拳击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我是为我的祖国而战。”我也曾领略过乔·路易斯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天真地竟然在1960年同意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做公关工作。我还看到乔和曼哈顿前区长胡兰·E.杰克在法院前拍摄的新闻照片，这位主席曾企图掩盖他的公寓装修时他所收受的赠款。有一次，参议员约翰·L.麦克莱伦曾暗示路易斯为詹姆斯·霍法受贿一案出庭作证两小时就获得了2500美元的费用，尽管众人一致否认，而且当时乔作为他们“种族的骄傲”，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无可争辩的形象，但他确实让人生疑了。

因此，我意外地发现，在纽约，乔·路易斯其实是个精明的商人、聪明的卖主，还是一个有某种微妙的幽默感的人。例如，我们在艾德怀尔德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时，为了和乔坐在一起，我不得不把经济舱的机票换成头等舱机票，我漫不经心地问他航空公司怎样才能证明这45美元的差价是值得的，乔说：“头等舱在飞机前部，你能更快到达洛杉矶。”

一天前，我还看到乔·路易斯同纽约电视台的负责人争论不休，他们正在拍一部有关他生活的电视片，而他坚持要求多付片酬。

乔在签协议前，认真地阅读合同上的每一个字，并说道：“喂，合同上说你们要支付我从洛杉矶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包括我的旅馆账单，但我在这里的日常花销怎么办？”

“可是，路易斯先生，我们从未商讨过此事。”一位负责人紧张地说道。

“那么谁来付钱呢？我怎么吃饭呢？”路易斯问道，他生气地提高了嗓门。

“可是，可是……”

路易斯站起身，扔下笔，拒绝在协议上签字，最后还是电视台的总裁发了话：“好吧，乔，我保证想办法解决。”

听了这句话，路易斯才签了字，并与在场的人们一一握手，离开办公室。

“瞧，这轮我赢了。”在人行道上他边走边说。

后来他又补充道：“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我不想要价太少。”他说电影《拳台血泪》（Requiem for a Heavyweight）的制片人想请他饰演裁判的角色，却只付给他500美元，外加一天50美元的生活补助。虽然只在屏幕上露面45秒，但路易斯说这45秒就值1000美元。制片人说要价过高了。但是几天后，他们又把他找回去，路易斯拿到了他要的1000美元。

虽然在税务方面惹出的麻烦使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包括他为孩子们设立的两项信托基金，但乔·路易斯仍然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在欠政府数千美元的情况下，却拒绝接受成千上万名市民为了帮他还政府欠款所筹集的钱，他本可以用这笔钱的。去年，乔·路易斯赚了不到1万美元。这笔钱大多数是当拳击比赛裁判赚来的（一晚上在75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还有出场费和广告赞助费。最近的一大笔收入是1956年所赚的一年10万美元的摔跤比赛保底收入。他打赢了所有的比赛（除了那些因用拳不当被取消资格的比赛）。但是，他的拳击生涯在遇到体重为300磅的牛仔洛基·李之后不久就结束了。一天晚上，洛基不小心一脚踏在了路易斯的胸部，踩断了他的一根肋骨，并损伤了他的部分心肌。

现在，乔·路易斯由一群他所组织的加利福尼亚拳击经纪人（世界拳击联合组织）负责安排比赛；芝加哥的一家牛奶公司仍在使用他的名字；他唯一的投资给了曼哈顿的路易斯-洛威企业公共关系公司有投资，这家公司位于西五十七街，负责给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其他黑人歌手中的新秀迪恩·巴洛当经纪人。如果没有发生乔·路易斯代表卡斯特罗发表以下言论所引起的骚乱，他就会在古巴获得一笔收入。当时他说：“世界上除了古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黑人在冬天前往而绝不受种族歧视。”

乔·路易斯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现在却十分关注黑人为争取平等而进行的斗争，这也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就此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坦白地讲，乔·路易斯认为在1960年就支持古巴成为美国黑人度假胜地并没有什么错。他还机敏地指出，早在美国与卡斯特罗王朝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他就取消了他的公司与古巴国家旅游机构所签署的一年28.7万美元的合同。即使现在，路易斯仍然感到，对于古巴人来说，卡斯特罗远比联合水果公司[1]要好得多。

我发现，乔·路易斯读报时，最先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体育专栏，而是一些类似的通告，像小塞缪尔·格雷夫利上尉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位指挥战舰的黑人。“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路易斯说。一天下午，我还注意到，他按遥控器找高尔夫球赛时，无意间看到一个节目上有来自加纳的代表正在发言。路易斯一直听完这个非洲人的讲话，才换到播高尔夫球联赛的频道。

当第二次与马克斯·施梅林之战被美国报纸称为一场肮脏的比赛时，路易斯在比赛中寻找机会向那个把黑人看作劣等民族的“高贵种族”进行报复，并称之为一种公关手腕。虽然他不喜欢施梅林那个胳膊上戴着纳粹臂章在赛场上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的朋友，但事实上，他对施梅林没有任何敌意。路易斯说他对东方航空公司比在施梅林营地感到更加痛苦。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东方航空公司，因为1946年他打完一场表演赛后，要求从新奥尔良乘坐高级轿车前往机场时，竟遭到他们的拒绝。如果那次他自己不想办法赶到机场的话，就会误了飞机。路易斯给东方航空公司的艾迪·里肯巴克写了一封抗议信。“他从未做任何答复”，路易斯说。

结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坐过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尽管有时可能会方便得多。他还告诉他的许多朋友都不要坐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并坚信，在过去的这16年中，这足以减少东方航空公司的一笔可观收入。

乔·路易斯和他的公关合伙人比利·洛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大公司的负责人相信，如果对黑人市场不予重视或干脆忽略，会危害他们的销售额；但如果合理地给予鼓励，对他们将会非常有利。路易斯-洛威办事处声称，每年美国黑人都会把220亿美元投入到大型商业活动中，占美国旅游消费总数的28%还多。另外，仅在哈莱姆区，黑人一天在体育比赛及数字彩票方面的赌博花销就达20万美元。

路易斯和洛威还声称，如果大型企业对黑人市场提高广告预算并使其广告更具针对性，例如，让更多的黑人模特在黑人报纸上为某些品牌的肥皂、啤酒等商品做广告的话，黑人的消费就会增加更多。这是洛威在路易斯的陪同下，参观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代理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及赛马场时所发表的言论；洛威讲话很快，但吐字清晰，打扮得像一个百老汇的花花公子，长得很像纳·京·高尔（但是更英俊一些）。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说，偶尔路易斯会插上几句妙语锦言。

比利·洛威今年47岁，曾经是纽约某警局的副局长。现在，无论去哪儿，他仍然携带手枪。在公司里，他的办公室比乔的更大，更豪华。乔在墙上只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密歇根名人堂”。而比利·洛威却在墙上挂了18块匾和锦旗，包括明尼斯克男子指导委员会因他为青年所做的工作而发的锦旗、州长来信以及两个不属于他的金杯。谦逊可不是他的主要优点。

洛威先生住在新罗谢尔郊区的一幢拥有14个房间（有四台电视）的房子里，总是比路易斯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等到上午11点钟左右，路易斯磨磨蹭蹭地走进办公室，冲着前台的女孩挤眉弄眼时，洛威已经把一天或一星期内的预约全都安排就绪。

“嘿，老兄，”洛威招呼路易斯道，“我们与市长在13号有个会面。我们以前也约过，但当时他正与州长作对。”

路易斯点点头，打了个哈欠。突然睁大眼睛，提起了精神，因为他看到哈莱姆夜总会那个叫安·韦尔登的妩媚歌手朝他走来。韦尔登小姐没说一句话，径直走向路易斯，扭着身子靠了上来。

路易斯说：“你再走近，我只好娶你了。”

她吓了一跳，闪身走开了。

“嘿，老兄，”洛威说，“你打算在琳达餐馆吃午饭吗？”

“对。”

“谁来付账单呢？”

“扬克尔赛马场。”

“那样的话，我也去。”洛威说。

一小时后，洛威和路易斯要去琳达餐馆，他们就离开办公室，上了拥挤不堪的电梯，那里几乎人人都认出了路易斯，他们冲他咧嘴笑了笑。

他们有的说“嘿，冠军”，也有的说“你好，乔”。

“你不会在这个电梯里打拳赛吧。”电梯工说道。

“不会的，这里连我转身的地方都不够。”乔说。

有个人握着乔的手说：“乔，你看上去确实体型很棒。”

“那还不是为了能吃牛排吗？”乔说。

另一个人说道：“乔，你和比利·康恩的那场比赛，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是啊，确实如此，是吧？”乔·路易斯说。

这种对话不断发生，当乔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出租车司机向他招手，公共汽车司机冲他按喇叭，总有几十个人拦住他向他诉说，他们曾经如何行驶了130英里就为了看他的一场比赛，以及在第一回合比赛中他们低头点了根烟的工夫，乔·路易斯已把对手打倒在地，害得他们错过了精彩片段。他们还说，有天晚上他们把客人留在家中听比赛，当他们在厨房拿冰块的时候，有人从客厅跑进去说：“比赛结束了！乔·路易斯第一拳就把对手打倒了。”

这些对路易斯来说太吃惊了，他们居然还记得他——特别是1951年他很不明智地重返拳坛被洛基·马尔恰诺击败以来，他一直没出过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两年前，路易斯退出拳坛，他为捍卫自己的冠军称号打了25场比赛，保持不败纪录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冠军都多。

在琳达餐馆，服务员们因路易斯的到来受宠若惊，乱作一团。他们把路易斯和洛威领到一位从扬克尔赛马场来的职员的桌子旁。午餐还没吃到一半，路易斯就在为赛马场做宣传，并说由路易斯-洛威提倡的良好的公共关系会吸引比以往更多的黑人参加赌马。这位职员说，他会把他们的提议呈交董事会，并且会将结果通知路易斯和洛威。

“乔，我们该走了，”洛威说，并看了看表，“我们得去见乔·格拉泽[2]。那个格拉泽有那么多钱，连银行都得向他的存款收费。”洛威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说道：“乔，等你见到格拉泽时，给他讲讲这个笑话。”

五分钟后，在格拉泽助手的陪同下，路易斯和洛威走进格拉泽先生崭新的豪华寓所。这位天才般的经纪人拍了拍乔的后背说：“乔·路易斯是世界上最优秀[3]的人之一。”他的嗓门那么大，足以让其他办公室的助手们听到。

比利·洛威忍不住脱口而出：“格拉泽钱多得连银行得向他收取保管费。”

大家哄堂大笑，只有乔·路易斯除外，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洛威。

离开格拉泽家之后，路易斯和洛威前往美国投资者策划公司，在那里他们还有几个会面，并向该公司提交向黑人出售共有资金的提案；然后他们参观了考伯雷和高登有限公司办事处，在那里他们讨论了一篇路易斯和洛威希望制作的黑人简报；接着他们又去了图兹·萧的公司；最后他们到了拉·芳德餐厅，洛威安排了与哈莱姆夜总会的两位新秀共进晚餐。

当一位西班牙吉他手疯狂地扫着琴弦时，其中一位姑娘说道：“噢，乔，过去你打比赛时，我还是小姑娘。在我们家，所有人都围着收音机——还不让我说话。”

乔冲她挤了下眼。

另一个说：“乔，我们坐得这么近，给我的儿子在这张菜单上签个名怎么样？”

路易斯咧嘴笑了，玩世不恭地从口袋里摸出旅馆钥匙，晃了晃，然后顺着桌面将钥匙推了过去。

“不想让你的儿子失望，对吗？”他问。

大家都笑了，但是她不明白乔是否在开玩笑。

“要是我让他失望了，我相信等他长大，他会理解的。”她一本正经地说，并将钥匙推了回来。乔哈哈大笑，在菜单上签了名。

饭后，路易斯和其他人打算去哈莱姆夜总会，但是我已与路易斯的第二任妻子露丝·摩根约好去拜访她。露丝现在居住在上纽约一幢金碧辉煌的大公寓中，从这里可以俯瞰波洛球场。乔的第一任妻子玛维也曾在这里住过。

露丝·摩根打开门，她非常时髦，穿戴得体，身着和服，带有一种异国情调。她领我走过一块大大的厚地毯，来到一个弧形大白色沙发前。她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双臂交叉在胸前，说道：“噢，我不知道乔最近怎样，他不是在你掌控之中吗？”

露丝摇了摇头说，与乔的婚后生活不像乔追求她时那么兴奋。“我晚上6点30分或7点下班回家时，乔却在那儿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苹果。可是，”停了一下，她又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其实，就在几天前我还写信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些他的东西，问他还要不要。”

“比如？”

“我有他刚开始打拳赛时穿的长袍，”她说，“他的比赛鞋，还有他与比利·康恩第一场比赛的录像。你想看吗？”她问。

就在这时，露丝的丈夫、那位律师，和一群从费城来的朋友走了进来。他身材矮胖，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介绍完每个人之后，他提议去喝点什么。

“我正要放乔的拳赛录像呢。”露丝说。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对她说。

“哦，一点都不麻烦。”露丝说。“我也有好多年没看了，还真想再看一遍。”

“那要和我们一起看吗？”我问露丝的丈夫。

“当然，当然，我没意见。”他很平静地说。很明显他只是出于礼貌，才坐下来；他没法阻止露丝，因为她已从柜橱中迅速取出了放映机，很快灯光就熄灭了，比赛开始了。

“毫无疑问，乔·路易斯一直都是最了不起的，”费城来的一个人说着，摇了摇杯中的冰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对黑人来说，那个时候除了上帝和乔·路易斯，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

屏幕上的乔·路易斯比现在年轻20岁。他神情严肃，咄咄逼人，向康恩发起进攻，当他用拳猛击康恩时，比利·康恩的骨头似乎都要散架了。

“乔真是拳拳命中。”有人从沙发那儿说道。

看到乔处于最佳状态，露丝兴奋不已；路易斯的每一拳都把康恩打得摇摇晃晃，打一拳她就喊一声“妈呀”（猛击一拳），“妈呀”（猛击一拳），“妈呀”（猛击一拳）。

比赛临近中局时，比利·康恩开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屏幕打出第13局的字样时，有人说道，“这局康恩要出错了，他想与路易斯一决雌雄。”露丝的丈夫仍一言不发，吮吸着他的威士忌。

当路易斯的组合拳打在康恩身上时，露丝就大喊“妈呀，妈呀”，然后，康恩虚弱的身体倒在拳台上。

比利·康恩慢慢地往起站。裁判开始记数。康恩费劲地支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最后站了起来——但裁判让他退后，说太晚了。

但是坐在屋子后面的露丝的丈夫对此表示异议。

“我认为康恩及时站了起来，”他说，“可是那个裁判却不让他继续打了。”

露丝·摩根什么也没说，一口饮尽杯中的酒。

[1] 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1899年创立的美国企业，主要业务是收购中、南美洲国家种植园中的热带水果（尤其是香蕉和菠萝），销往美国和欧洲。因其雄厚的财力，常能左右水果出口国的政治走向，参与制造了1928年哥伦比亚的“香蕉屠杀”，遇难人数范围依统计口径不同从47到3000。其经营方式常被批评为新殖民主义。

[2] 乔·格拉泽（Joe Glaser, 1896—1969），美国著名音乐经纪人，代理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等爵士音乐家。

[3] 此处原文为fine（优秀的）的最高级形式finest，但fine作为名词有“罚金，罚款”之意。

坏消息先生

让我们谈论坟墓、蛆虫和墓碑吧，

让我们以泥土为纸，用我们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写下我们的悲哀。

让我们找几个遗产管理人，商议我们的遗嘱……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朱生豪译

“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让你心脏病发作的！”悼文作者的妻子说道。这位悼文作者是个腼腆的矮个子男人，戴一副角质边框的眼镜，嘴里总叼着烟斗。他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地答道：“不对，不是温斯顿·丘吉尔。”

“那么就是T.S.艾略特。”她轻声地急忙补充道。他们正在参加纽约的一个小型晚宴，其他客人似乎对他们的对话也很感兴趣。

“不，”悼文撰写者说道，语气仍然很温和，“不是T.S.艾略特。”

悼文作者的妻子上面一番话的意思是，为《纽约时报》加班加点地赶写那些长段悼文会加速他走向坟墓的速度。即便真的被妻子的这一连串问话惹恼了，他也没做什么表示，也没提高说话的嗓门。他现在极少失态。奥尔登·惠特曼只有一次对琼大喊大叫过。琼是他现在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褐发白种女人。那次他的确有点儿歇斯底里，情绪失控。他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因为琼把家里的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而斥责她。他现在怀疑那次吵架可能完全是他的错。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而且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它总是困扰着他。对他来讲，这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确实少见。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丈夫，从未再发过火。每天清晨，琼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悄悄起床，开始做早餐，给她煮一壶咖啡，再为自己泡一壶茶；然后，他会在书房中坐上一个多小时，抽着烟斗，饮着茶，浏览报纸；每当看到有某位独裁者去世或某位政治家生病时，他的眉头就会稍稍向上挑起。

早晨9点，他从两三套西服中挑出一套穿上，再照照镜子，整理一下领结。他并不英俊，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尽管不阴沉，但也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虽然已52岁，却没有一丝白发。他的角质框架眼镜后面是一对非常小的蓝眼睛。由于得了青光眼，他每隔三小时就要点眼药水。鼻子下面长着厚厚的红褐色胡子，胡子下面是满嘴的假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牢牢地叼着烟斗。

1936年的一天夜里，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镇，也就是奥尔登·惠特曼的家乡，在一条小巷里，他的32颗真牙被三个胳膊粗壮的男人差不多都打掉或打松了。那时他才23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年，对生活充满热情。袭击惠特曼的人似乎反对他所持有的观点。然而，现在惠特曼对那次攻击他的人并不怀恨在心，他认为他们有思想，也不为自己失去了牙齿而伤感。他说，牙上全是洞，没有了它们倒是件好事。

穿戴完毕后，惠特曼与妻子告别。他们一会儿又会再见面，因为她也在《纽约时报》工作。1958年春天的某一天，就是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她。她在九楼的女性版工作，当时她穿着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正在嘈杂的三楼编辑部大厅送油印清样。打听到她的名字后，他就开始通过报社内部邮递系统写信给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穿佩斯利涡旋花纹大衣的样子简直美极了。”并署名“美国佩斯利涡旋花纹协会”。后来，他向她表明了身份。5月13日夜晚，他们在西四十四街的德黑兰餐厅初次见面，并一起吃了晚饭，聊到餐厅关门时才离开。

琼被惠特曼迷住了，尤其是他那装满了各种无用信息的奇迹般的大脑——他能把历任教皇的名字按在位顺序倒背如流，对每一位国王的情妇及他们的执政时间了如指掌；他知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于1648年；尼亚加拉瀑布高167英尺；他知道蛇不会眨眼，猫一般只记地方不记人，而狗却只记人不记地方；他是《新政治家》《新观察家》的忠实读者，纽约时报广场外埠报摊上的各种杂志他都阅览；他每天阅读两本书；因为喜欢亨弗莱·鲍嘉，他把《卡萨布兰卡》看了36次。尽管她比他小16岁，是位牧师的女儿，而他却是位无神论者，琼知道她还想见他。1960年11月13日，他们结了婚。

惠特曼的公寓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在一幢旧砖楼房的第12层。他从家里出来后，朝百老汇地铁口慢慢走去。早晨这个时候，人行道上全是年轻人——哥伦比亚大学漂亮的女大学生，胸前抱着课本，正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在到处散发攻击美国政府对越南及古巴政策的传单——然而，由于有许多使人联想起死亡的地方，哈德孙河附近的这个街区也似乎变得神圣而庄严了：格兰特之墓，圣克莱尔·波洛克之墓，科苏特·拉约什[1]、蒂尔登州长及圣女贞德纪念塑像；教堂，医院，消防队员纪念碑，上百老汇的一座办公楼顶上写着“罪恶的下场就是死亡”的牌子，老年妇女之家，以及两位住在距惠特曼家不远地方的上了年纪的悼文撰写者——一位是最近刚退休的《时报》悼文撰写者。

坐在驶向市中心时报广场的地铁上，惠特曼一直想着死亡有关的消息。他从早报上得知亨利·华莱士身体欠佳，葛培理曾去过马约诊所。惠特曼计划十分钟后一到报社就直接去资料收藏室查看那些事前写好的葛培理牧师和前副总统华莱士的悼文资料（华莱士于几个月后去世）。这间资料室里存有全部新闻剪报和预先写好的悼文，《时报》的资料室里有2000份预先写好的悼文。惠特曼知道，这些悼文中有许多都是很久以前写好的，如J.爱德加·胡佛、查尔斯·林白及沃尔特·温切尔的悼文，现在都需要更新了。最近，约翰逊总统住院接受膀胱手术，他的备用悼文就立刻被更新了；同样，教皇保罗出访纽约之前，他的备用悼文也被更新了；还有约瑟夫·P.肯尼迪的备用悼文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对一位悼文撰写者来讲，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位世界伟人去世时悼文上都没有写入他最近的生平事迹。惠特曼知道，让一位悼文撰写者成为即兴历史学家，仅用几小时的时间就准确、清晰、客观地对死者的生平做出评价，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1965年阿德莱·史蒂文森[2]猝死伦敦，惠特曼是从琼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那时他刚做《时报》的悼文作者，急于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因为马上得写出一篇悼文，惠特曼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走出编辑部大厅去吃午饭。当乘电梯上到11层的餐厅时，他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城市组的一位编辑助理，“奥尔登，你能马上回来吗？”他问惠特曼。

惠特曼吃完午餐后就马上回到楼下。这位助理编辑给了他一筐的资料夹，里面全是关于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资料。惠特曼马上把这些资料拿到了编辑室的后面打开，把它们铺在桌上，开始阅读、消化、做笔记，他的假牙咬得烟斗嘎嘎作响。

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坐在打字机前。不久，一段段的文字开始从打字机上流淌到白纸上：“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公共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很有修养，举止优雅，聪明机智，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政治家。竞选失利并没有给他的名誉带来丝毫的损害，他在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却与日倶增……”这篇悼文一共4500字，如果不是时间有限，还会写得更长。

这次工作难度很大，但与那篇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完成3000字的马丁·布伯悼文相比，却算不上难写。布伯是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惠特曼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幸运的是，他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位对布伯的哲学思想和个人生活都非常熟悉的学者。有了这位专家所提供的信息，再加上《时报》资料室里的那些文章剪报，惠特曼就可以按时完成这项工作了。但是，他对自己写的那篇悼文一点也不满意。那天夜里，琼不时听到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的声音；惠特曼手里拿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自我嘲解的话：“一派胡言……太肤浅了……一派胡言。”第二天惠特曼上班时以为会受到批评，没想到却有人告诉他有几位纽约学者打来电话，说他的悼文写得很有水平。惠特曼一点儿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地，他立刻对那些表扬他的学者的学识产生了怀疑。

只有那些在死者生前就已完成的悼文才不会让惠特曼担心，就像他为阿尔伯特·史怀哲写的那篇很有争议的悼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既赞扬了这位“伟大的博学之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批评了他那傲慢的家长作风。还有那篇他为温斯顿·丘吉尔写的悼念文章，他感觉也写得不错。这篇悼文洋洋洒洒2万余字，是惠特曼和其他几位《时报》作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文章在丘吉尔爵士去世两周前就写好了。惠特曼为“神圣神父”（Father Divine）、勒·柯布西耶和T.S.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都是在截止时间前赶出来的，但这并未让他感到恐惧和担心，因为他对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和生平都了如指掌。他对艾略特尤其了解，他在哈佛上学时艾略特是驻校诗人。他为艾略特写的悼念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3]接着，文章描述艾略特是一位最不可能成为诗人的人物：“他的衣着朴实无华，言谈举止平淡无奇，全身上下没有丝毫浪漫气息；他没有一点神秘光环，目光也没有那种锐利、深邃，一颗赤诚的心荡然无存地袒露给人们。”

就在他撰写艾略特的悼念文章时，一个送稿生给他送来了许多赞扬诗人作品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写的。惠特曼读这篇文章时，眉毛又疑惑地挑了起来，他以为昂特迈耶早就去世了。

这是悼文作者身上常见的职业病。由于在某人去世前就撰写或读过他的悼念文章，他们的脑子里往往就有了这位名人已经去世的印象。奥尔登·惠特曼发现，自从他不做校对编辑而改做悼文作者以来，他常常用过去时态称呼一些现在仍然活着或即将去世的人。例如，他认为约翰·L.路易斯已经去世；还有E.M.福斯特、弗洛伊德·戴尔、鲁道夫·赫斯、罗德岛前参议员格林、露丝·埃汀、格特鲁德·埃德尔等人，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他却以为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他也承认，当提前写好一篇优美的悼文后，他往往会按捺不住身为作者的得意之情，迫不及待地期望文中主人公尽快去世，这样他的大作就可公之于众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想法会有损他的浪漫气质，但它确实在大多数悼文作者中极具代表性；即使用编辑部的标准衡量，这些写悼文的作者想法也是特别古怪的。

曾是《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悼文作家的爱德华·艾里斯写过一本关于自杀的书。他承认，他喜欢不时看到他以前写的那些悼文一篇篇地在报纸上登出。

在美联社，道尔·亨利·方达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已为泰德·肯尼迪、约翰·肯尼迪夫人、约翰·奥哈拉、格雷森·柯克、拉芒·杜邦·科兰德、查尔斯·芒奇、沃尔特·哈尔斯坦、让·莫内、弗兰克·科斯特洛和凯尔索这些名人完成了最新悼文。合众国际社拥有24个四抽屉的卷柜，里面装满各种“名人故事”，包括有5岁的小约翰·F.肯尼迪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子女们的备用悼文。合众国际社并没有专职的悼文撰写者，只是让记者们轮流去写。该社一些最好的悼文都出自一位名叫多克·奎格的资深记者笔下。据说，他曾骄傲地宣称，他可以“让这些文章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据这一行当一位资深作家讲，悼文作者特有的那种渴望文章见报的愿望，并非完全出自文章作者的骄傲，也许还有过去传统延续的影响。在过去，悼文作者一般是被临时雇用的，报社不付钱给他们，除非悼文中所写的主人公已死去，或用他们过去常用的委婉语讲，在主人公“过世”、“离开人世”或“享尽天年”的时候。偶尔，在恭候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辞世的日子里，编辑部的人们会玩一种被称为“赌亡灵”的游戏。每人出五美元或十美元，从写好悼文的人名名单中选择谁将最早离开人世。25年前曾在《时报》工作过的卡尔·施里费特吉塞尔回忆说，当时有些编辑就靠这种游戏赢过高达300美元的赌注。

现在在《时报》已见不到这种赌博行为了。但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惠特曼的办公桌里却有了一个重点监控人员的名单。他选中这些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有些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有些人已功成名就，他没有理由再拖延为他们写悼文了；或是他觉得有些人“挺有趣”，为了自己开心而提前为他们写好悼文。

惠特曼还有一个被他称为“延期名单”的单子，上面全是些年迈但依然健在的世界级领袖，他们或是仍然当权，或是在某些方面不断制造新闻。为这些人写一篇盖棺定论的悼文不仅难度相当大，而且需要不停地对悼文进行修改或补充材料。因此，即使这些“延期”人物的悼文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里也会过时——例如戴高乐、佛朗哥的备用悼文——惠特曼一般会每过一段时间就对他们的悼文进行润色补充。惠特曼当然知道这些“延期”人物很可能会突然去世，但他手头上还有些他认为马上就会死去或已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因此，他要先处理这些人，而非延期名单上的那些人。当然，他也可能估计错误，这也没什么，他以前就估计错过。

很自然，总有这样的一些人，惠特曼认为他们将不久于世，为他们写好了悼文，而他们却年复一年地活着；或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日益下降，可他们却一如既往地活着。在这种情况下，用A.E.豪斯曼的话讲，这些人的名字就先于人死亡了。那么，惠特曼则保留对其悼文进行更新修正的权利。尽管死亡曾困扰过海明威，使约翰·多恩黯然失色，它却给奥尔登·惠特曼带来了一份他很乐于干的每周工作五天的工作。假如有人剥夺了这份写悼文的工作，再让他回到校对桌上去，他也许会早死。

这样，周一到周五的每个早晨，从上百老汇的住所乘地铁到时报广场时，惠特曼都期待着在《时报》的又一天工作，期待又一天与那些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打交道（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他一般11点到达《时报》大厦的大厅，他的胶底皮鞋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点声响也没有。他嘴里叼着烟斗，左手拿着一罐茶，那是他刚从街对面的小摊上买的，小摊的主人是一位高大的希腊人。几年来，惠特曼已很熟悉他那张脸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惠特曼上到三楼，向前台小姐道早安，然后转到编辑部，与坐在一排排桌子后面的记者打招呼，他们也与他打招呼。他们都和他很熟，并庆幸是他而不是自己必须去撰写那些悼文与讣告。他们知道，人们读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那些对死亡有好奇心的、寻找生活线索的以及求租空房的读者们读到这一版时都特别认真，也许有点过于认真了。

所有记者偶尔都得自己写些较短的悼文，这足以让他们头疼了。篇幅较长的悼文是很难写的，故事必须真实，能吸引读者，分析必须准确无误；而且，和《纽约时报》一样，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悼文将被历史学家评判。然而，对于写悼文的作者来说，这份差事并不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因为文章也不会署他们的名；报社有规定，这类文章不准署名。惠特曼对这些似乎并不在乎，他特别适合做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喜欢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小卒——他在《时报》的员工号是第97353号，图书借阅卡号是6637662，拥有一张山姆·古迪唱片店的优待证，在天气晴朗的周末时借岳母1963年产的小别克去兜风，当一个永远不被人们引用的人。他曾经是罗杰·拉德高中橄榄球队、棒球队及篮球队的领队，而现在却为《时报》拼命工作。当他的同事们整日在外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却悄然无声地坐在巨大的编辑部大厅里，沉浸在他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里。

编辑部大厅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也可能有它的两倍那么大，里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属桌子，颜色全都一样。每个桌子前都坐着一位打电话核实消息来源的记者。他们正在核实各种消息，有谣言、内部消息、报告、声明、恐吓、抢劫、强奸、交通事故、政治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是一个各种问题汇聚的大厅。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通过电传、电报、电话或自动接收机分分秒秒地传到这间大屋子里：多瑙河的灾害、坦桑尼亚的骚乱、巴基斯坦的危机、棘手的的里雅斯特地区、里约热内卢的谣言、西贡的动荡局势和政变、消息灵通人士所言、可靠线人报道、非洲问题、犹太问题、北约问题、华约问题、苏哈托问题、西哈努克问题……而惠特曼却坐在编辑大厅的后面，细细地品着茶。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他只关心最终的结果。

他思考着，在这些人物、这些问题制造者最终死去时，他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他正坐在打字机前，双肩向前，斟酌着该用哪些词来为毛泽东、哈里·杜鲁门、毕加索提前准备悼文。他也在考虑该如何为嘉鲍、玛琳·黛德丽、斯泰肯和海尔·塞拉西撰写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个小时后，他在一张纸上打下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个普通农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之中……”在另一张纸上，他写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点9分，一位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接着，他又写道：“毕加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他是伟大的画家、忠诚和不忠诚的爱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剧作家。”根据前一天的笔记，他又写道：“作为一名演员，鲁道夫·西贝夫人曾经美妙绝伦。尽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盖的美丽，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玛琳·黛德丽这一角色却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对他写的东西不太满意，仔细地修改措辞和用语，然后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大声地念了起来：啊！当伟大的斯泰肯去世时，《时报》的悼文与讣文版上将会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后，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购买这期的《星期六文学评论》，因为封面故事是关于英国传媒大亨巴伦·罗伊·汤姆斯的，他现在已70岁，头发已花白，这个故事马上就会派上用场。惠特曼说，另一位让他感兴趣的人是住在纽约的萨拉托加矿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兰克·萨利文。几天前，惠特曼曾经给萨利文先生的好友、剧作家马克·康纳利通过电话。他刚要说“你以前认识萨利文先生，是吧？”（过去时）可是话到嘴边时他停住了，改成“《时报》正在更新有关弗兰克·萨利文先生的资料”——对，就是这样说的——他是否可以与康纳利先生共进午餐，这样他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有关萨利文先生的情况。一顿午餐就这样确定了。接下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以了解马克·康纳利为借口，约了萨利文先生共进午餐。

每当惠特曼去听音乐会，他总抵制不住往大厅里四处张望的诱惑，总想观察一下观众中的一些名人，因为这些人不久就会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了。最近，在卡内基音乐厅，他注意到离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阿图尔·鲁宾斯坦，惠特曼迅速举起了手中用来看歌剧的望远镜，对准了鲁宾斯坦的脸。他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头发；他也吃惊地注意到，幕间休息时鲁宾斯坦站起来时个子是多么矮小。

惠特曼把这些细节一一记下。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应该像办得体面的葬礼一样，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丘吉尔就曾对自己的葬礼做过安排。伯纳德·巴鲁赫的亲友们曾在他去世前就去过弗兰克·E.坎贝尔葬礼教堂为他安排葬礼细节。现在，巴鲁赫的儿子，尽管健康状况良好，也做了这样的安排——同一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的老女佣一样。这位女佣人最近花6000美元买下了一座大坟墓，上面还刻上了她的名字，现在每隔一个月左右她就会到位于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墓园里去看一看她为自己买下的那座坟墓。

“死神永远不会让一个聪明人毫无准备。”让·拉封丹曾这样写过。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经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写好的悼文补充更新，却从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读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尔默·戴维斯所讲：“人一旦读过自己的悼文，就决不会再与从前一样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心脏病康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为他写悼文的记者把他写的悼词拿给了这位编辑，让他更正里边的一些错误和遗漏。这位编辑于是就读了。当晚，他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了。然而，海明威却非常喜欢报纸上关于他在非洲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的报道。他把这些报道都剪贴到一本厚厚的夹子里，声称“每一天都是喝着一杯冰镇香槟、读着悼词开始的”。埃尔默·戴维斯已两次被错报死于灾难中。他承认，“在报道死亡后又突然出现，会给亲朋好友带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影响”。但他却不同意惠特曼的观点。他说：“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看过自己的悼词就会与悼词所讲的对着干，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有些新闻界人物因为不太相信他们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写自己的悼词，悄悄地塞入《时报》报社的资料室，等待最终发表。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一位名叫洛厄尔·林普斯的记者为自己写了悼词，并于1957年署着他的名字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这篇自撰悼词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为《每日新闻》写的大约8700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这肯定也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因为我昨日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亲自撰写悼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实，绝不对自己进行不符合事实的赞美……”

过去悼词与讣告页上总是充斥各种感伤之辞，现在却很少这样，只有在殡仪馆承办人的业务广告右上角的斜体死亡悼文栏里你才能看到这类感伤之辞。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属出钱刊登的，死者都毫无例外地被冠以“敬爱的”父亲、“亲爱的”丈夫、“亲爱的”哥哥、“敬爱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这样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顺序排列，一律用大写黑体字母书写。这样，就像公布棒球比赛的成绩一样，便于读者有心无心地浏览。仔细阅读这类死亡悼文只有极少数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乌希尔。

德·瓦乌希尔先生是一位退休图书馆管理员。有一段时间，他曾是纽约每家日报悼文讣告栏目的职业读者，他在为美国杂志《美利坚》上的一项研究做调查。这项调查的一个结果是：《纽约邮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悼文是犹太人的，《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刊登的大多数是新教徒的，《美洲日报》上刊登的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有个犹太长老在读了这项调查后，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时报》似乎各种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时报》上的报道的话，你就会发现，讣告与悼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长。德·瓦乌希尔先生指出：在《时报》上，海军将军们的悼词一般要比陆军将军们的长些；建筑师的要比工程师的精彩；画家的要比其他类别的艺术家的更生动，画家们似乎都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去世。从《时报》上看，女人与黑人似乎很少过世。

写悼文的作家也永远不会死亡。至少德·瓦乌希尔先生说，他从未在报上读到过这种人的悼词，尽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脏病发作差点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纽约尼克布鲁克医院后，编辑部派了一位记者去“更新有关他的资料”。自从康复以来，惠特曼从未读过为他预先准备的悼词，他也不打算去拜读它。但他估计他的悼词会有七八段长，如果将来有一天派上用场的话，它会这样开始：

“奥尔登·惠特曼，《纽约时报》员工，曾为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写过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脏病发作死于他位于西一百一十六街600号的家中，享年52岁……”

他可以放心，这篇悼词讲的完全是事实。悼词中将记录下列内容：他于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舍，两年后随父母来到布里奇波特；他曾两度结婚，与第一位妻子生有两个孩子，他积极参与纽约报纸行业协会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报界人士一起被参议员詹姆斯·O.伊斯特兰德询问有关他参加左翼活动的情况。悼文中可能会列出他上过的学校，但不会提到上小学时他曾逃学两次（令他母亲高兴的是，儿子的这种行为并未影响她在学校董事会的声誉，她是位教师）。悼文中还会列出他工作过的地方，但不会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齿，不会提到1937年他游泳时差一点淹死（他觉得这次经历十分有趣），不会提到1940年他差一点被倒塌的护墙砸死，不会提到1949年他因汽车失去控制撞到科罗拉多州山崖边的一座大山上，也不会提到他重复了大半辈子的一句话：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为没有上帝；也不会有末日审判。

“但死后，你会变成什么，惠特曼先生？”

“我不会有到处游荡的灵魂，”他说，“只是一种肉体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在你看来，你妻子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首先她会安排把我的尸体以我所希望的方式处理掉，”他说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后呢？”

“然后，做完了这件事后，她会把注意力投向孩子们。”

“然后呢？”

“然后，我想，她的精神会彻底垮掉，大哭一场。”

“你肯定吗？”

惠特曼停顿了一下。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的，”他抽着烟斗，最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发泄悲伤的常规方式。”

[1]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纪念科苏特的雕像建于1928年，由科苏特纪念碑委员会出资。

[2]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1900—1965），美国政治家，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创作的《空心人》（The Hollow Men），此处采用的是赵萝蕤的译法。

译后记

翻译这本小书，源于两件事。一是受美国畅销小说《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的一句话的影响。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一样，《教父》这本美国畅销小说及之后以此改编拍摄的同名奥斯卡获奖电影，都对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西西里、黑手党、纽约、帮派火拼、勇敢、忠诚和背叛，这一切都在我们懵懂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爱屋及乌，自然也就对《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也膜顶崇拜了。正是由于看到了他为本书写的那句评语，才激发了我们阅读以及后来翻译本书的兴趣。在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普佐称赞道，“盖伊·特立斯是美国意大利裔作家中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当然，言下之意是他本人是美国意大利裔作家中最优秀的小说作家，这点我想美国文学界也是无人质疑的。

与特立斯先生的初次会面，是在2001年的初秋。那年正巧特立斯先生应邀访华。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见到了特立斯先生，并与他共进午餐。工作生活中见过很多美国人，没有期望这次会面会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次会面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颠覆了我原来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印象。

他优雅的举止和睿智的谈吐彻底征服了我。身穿定制的浅色西服，裤缝笔直，头戴浅褐色礼帽，手臂上搭着一件墨绿色风衣，嘴里叼着烟斗。他个头不高，面部轮廓清晰，略显消瘦，面色黝黑。双目深邃，敏锐，极具穿透力。

会面后的午餐一直是在风趣愉悦的闲谈中进行的。作为意大利裔美国人，特立斯性格中到处洋溢着意大利人与生俱来的乐天态度和亲和力，他的快乐时刻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宾客。更让这次会餐增添色彩的，是他不时讲述的那些轶事。不愧是美国《纽约时报》曾经的资深记者，他的观察力细微明锐，视角独到老成，对人物事件把握恰当，使用语言准确犀利，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于后来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原作者的创作心理感受，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忠实地诠释作者的原意。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特立斯的一部极具影响的作品，由《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大桥》和《走向深处》三部分组成。实际上，这三部分都是以前出版过的，作者这次又把它们结集出版，并冠以《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的书名。

书中的第一部分《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描述的是纽约城里一些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物和事情，通过对这些大多数纽约人都不太知道的人物和事件的详细描写，作者向读者展示了纽约城的另一个侧面，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侧面，这无疑能增进我们对纽约人的生活、心态的深刻了解。

书中的第二部分《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其中对流动修桥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忠实描述极为感人。修桥工都是些普通人，出了他们自己的那个小圈子根本无人知晓，可正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建成了美国无数的大桥和纽约城里一座座的大桥和摩天大楼。正如作者所言：“他们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第三部分《走向深处》是由11篇美国社会知名人物的小传构成，这些人物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音乐（辛纳屈），体育（帕特森、迪马乔、路易斯），文学（“寻找海明威”），时尚（“时尚王国”），新闻（“坏消息先生”），犯罪（科斯特洛）等。通过对这些美国社会的典型人物内心活动进行描写，特立斯更深一层地向读者展示了60年代的美国社会，或许由于本人是意大利后裔的缘故，作者对意大利人的描写很值得一读。

对译者而言，翻译的过程就仿佛是在聆听一位老人讲述发生在纽约的奇闻轶事，就是在亲自会晤那些曾在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各色人物。由于本书是对纽约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和人物及一些美国昔日名人的深入描写，对于译者这样未曾在纽约长期居住过的中国人，在翻译中有时实难把握原文中的背景材料。此外，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定会有不少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范晓彬 姜伊敏

2015年1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邻人之妻/（美）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著；木风，许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y Neighbor’s Wife

ISBN 978-7-208-14659-4

Ⅰ.①邻…Ⅱ.①盖……②木……③许…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87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010-52187586

书名：邻人之妻

作者：[美]盖伊·特立斯

译者：木风许诺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659-4/K·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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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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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译后记

不可贪图邻人的房产。不可贪爱邻人的妻子、奴婢、牛驴或他的任何东西。《旧约·出埃及记》

出版说明

《邻人之妻》是盖伊·特立斯继《王国与权力》《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后又一部非虚构力作。

盖伊·特立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并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杂志撰稿。他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做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在他笔下，人人都可以是主角，毫不区分大亨或贫民。他长期致力于各类特写，1999年曾来华对中国女足队员刘英进行了五个多月的跟踪采访，并深深为中国人民所吸引。2011年，特立斯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邻人之妻》书名典出“十诫”，立意劝诫世人即使邻人之妻美而贤亦不可贪恋。特立斯深入采访全美各地，如实生动并着力刻画了先后涌现的性文化产业代表人物、欲遏制性产业发展而创建坚守审查制度的人们，以及相关民间组织的兴衰。特立斯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节点，以小见大、心怀群山，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观念、文化、风俗等诸方面的社会变迁，堪称一幅美国精神观念变革的风情画。

由于题材和作者记者的身份，特立斯在书中细致刻画的某些场面、细节，并不能为世人普遍接受，然因其乃美国社会的客观真实发生，也足堪为一种参照，读者必将有所得益。我们出版此书，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书中人物的立场和作者的某些处理，读者自当有明鉴。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献给南（Nan）

说明

本书中所有人名、场景与事件，全部属实。

前言

说起过去的畅销书，大多数都活该被扔到郊区别墅客房里受潮的书架上，可《邻人之妻》是个例外。特立斯写这本书花了九年，书中丰满的故事，扎实的细节，包罗万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变动中的美国社会。

第一眼看《邻人之妻》，像是在已衰落的异国世界里观光游玩，可书中记录的矛盾冲突依然给人压力。特立斯笔下的美国人，迷恋着完美家庭秩序井然的表面，暗地里又垂涎性爱的腥味。今天的文化可能不那么湍流涌动——毕竟，我们比上一代人保守传统——可特立斯描绘的困扰和焦虑依旧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怎样调和过时的婚姻观念与对新鲜刺激的需求？我们怎样克服拉德克里夫·霍尔[1]口中的“欲望满足的无穷悲伤”？今天，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方法与过去有所不同：住在郊区的丈夫上网搜索色情作品，不安分的妻子和同事偷偷发邮件，可基本矛盾——清教传统和对性的迷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改变。

特立斯选择了这个巨大的题目，想必任何人听到，都会觉得他自不量力。他肩负着描写时代精神的重任。怎样才能既不单调、不过度简单化，又不花哨失实地完成这个任务呢？特立斯的回答是，通过人物。有意思的是，人物挖掘得越深，细节写得越具体、越翔实、越有特性，他就越能把握文化的宏观图景。通过对人物不停歇地精彩描写，他捕捉到了美国的整体风貌。休·海夫纳、朱迪斯·布拉洛、约翰·威廉森、黛安娜·韦伯、阿尔·戈尔茨坦，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比一百篇详细的摘要还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种不断挖掘个人生活，从而取得文化宏观事实的方法，就是本书的灵感来源。

《邻人之妻》常常被人误读。本书的情色主题会误导或干扰读者。可这本书并不色情，或者说，它确实有色情描写，可还有对考姆斯托克改革运动的长篇阐述，对最高法院审理淫秽案旁征博引的生动记录，还花闲笔描写了乌托邦社区的兴亡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受的审判和磨难；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在《邻人之妻》里，特立斯完美捕捉到了微妙的心理冲突、清教传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诱人冒险的、崭新的自由形式。在个人经历的离奇细微之处，他触摸到宏大、模糊的文化趋势。休·海夫纳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阿尔·戈尔茨坦的父亲对待服务员的态度，哈罗德·鲁宾的父亲参军时的照片，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关于自慰的日记，无不如此。特立斯将这些人物放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出最保守的本能与最野性的冲动怎样冲突。为了丈量道德观的变迁和真正的历史巨变，他把目光转向个人心灵的挣扎和泪水；为了观察性解放带来的狂欢、陶醉和毁灭，他望向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

本书末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特立斯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突然间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特立斯受到抨击，因为他在实地调查时与人通奸、过于沉浸、在按摩院的台子上接受非常深入的按摩等，但对这一体裁的选择回应了这些抨击。一个“我”是过于简化了。因为他既在那里也不在那里。他在按摩院接受服务，但他也在思索，与他在那儿接受服务并无二致：“这个女按摩师是谁？她有什么样的童年？其他的顾客对按摩师的工作有何感受？”屋子里总有这个作者，观察着注视着整间屋子，而这种微妙之处，我认为，很多对本书严厉批评的评论员和卫道士并没有把握住。特立斯把自己写成了书中一个角色；他用自己的经历来处理这个故事；他总是在写作。这种报道方式中的热忱不同寻常，但这仍旧是一种报道的方式。这本书是他的生活，是件严肃的事，不是当时一些批评者似乎认为的，为了一点儿婚外乐趣而寻找的廉价借口。如果那是他想要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必要花费九年时间、还写了一本近600页的书。

特立斯对故事、对人类多种多样的经历和其中所有瑰丽的、扭曲的细节有无与伦比的喜好。他对陌生人生活中的琐事细节投注关切，而大多数人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都几乎没有如此。他对其他人有无穷无尽的兴趣，不管是声名显赫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满怀爱意地沉浸在他们的过去里——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年幼时对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儿时卧室的样子——这把特立斯和普通记者区别开来。对他来说，书付梓之时故事仍没有结束。他和很多提供资料的人保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联系，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仍旧关心，仍旧在收集信息，仍旧牵涉其中。这不是大多数记者居高临下的、功利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对象和朋友之间的界限既危险又有趣地模糊了。书中角色毫无例外允许特立斯使用他们的真名，这非比寻常，因为他们在谈论的是欺骗、性幻想和罕有的色情事件。但是特立斯获得了那种程度的信任，因为他投入的深度和强度，因为他盘问的精准性和人情味，因为他独特关注中的魅力，因为他真挚的友谊。

人们可能会问，对这么多线人如此激昂的投入，这么多亲密关系，难道不会让人精疲力竭吗？我们中大多数人应该会。但是，正是这位小说家的初心，这位作者对观察、描述这个混乱丰饶世界中所有壮丽复杂性的奇异和永不满足的热情，令这本才华横溢、落拓不羁的书从它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性新闻写作中的经典之作。

凯蒂·洛菲[2]

2009年

1

她全身赤裸，趴在滚烫的沙子上，两腿舒展地伸开，长发在风中飘拂，脑袋向后仰着，双眼紧闭。她像是沉浸在隐秘的思索中，远离尘世，在加利福尼亚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沙丘上静静栖息，毫无雕饰，唯余自然之美。她不佩首饰，头上也不戴花朵；沙滩上没有足印，毫无时间的痕迹，这是张完美的照片。不过，17岁少年汗津津的手指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他攥着照片，眼里涨满青春期的渴望与情欲。

这张照片刊在摄影艺术杂志上，是他刚刚在芝加哥城郊瑟马克路拐角的报刊亭买来的。这是1957年的一个傍晚，冷风呼啸，哈罗德·鲁宾却感到体内热度不断上升。他站在报刊亭后面路旁的街灯下，仔细研究着这张照片，对往来车辆和行人的声音充耳不闻。

他迅速翻着书页，看看其他的裸体女人，判断自己对她们感觉如何。从前有几次，他慌里慌张地买了一本杂志后大失所望，因为这种书都是偷偷出售的，没办法预览里面的内容是否合口。像《阳光与健康》里那些打排球的裸体主义者——50年代唯一让阴毛入镜的杂志，可是她们也太壮了点；《现代男性》里笑容可掬的艳舞女郎，诱惑的姿势又太急切；还有《经典摄影》里那些模特，根本是镜头下的傀儡，在艺术的阴影中丧失了生气。

虽说这些杂志也能让哈罗德·鲁宾在独处时获得满足，但很快它们就被贬到卧室衣柜里的一大堆杂志底下。这堆书的最上面则是经受住检验的几本，女人们或表现某种情绪，或摆出某种姿势，但都是立即就能刺激他兴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效果颇能持久。他要是在别处有了新发现，可以几周或几个月把它们冷落在衣橱里。可没有新发现的时候，他总是有家可回，在纸质的后宫里与哪位宠妃重燃爱火。这种快感与他和莫顿高中女友的性生活相较，当然有区别，可也并非水火不容。这两种快感多多少少交融在一起。女孩父母不在家，他俩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他时常会想着杂志里更加成熟的女性。他自己看杂志的时候呢，则会回忆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刻，她脱了衣服的样子，她身体的触感，还有他们一起做过的事情。

不过最近，可能是因为觉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总想着退学、甩了女友、加入空军吧这些事，哈罗德·鲁宾离芝加哥的现实生活愈发遥远，愈发耽于幻想；当一位特殊女性的照片出现在他眼前时，此类症状尤其严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女人已十分痴迷。

这个女人就是他刚刚在杂志上看到的，沙丘上的裸女。几个月以前，在一本摄影季刊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几本男性刊物、冒险杂志以及裸体挂历上。她很漂亮，身体线条富有古典美，脸庞充满无邪的活力，可吸引住他的并不光是她的美貌，而是笼罩在每张照片里的灵韵。她漫步在沙滩上也好，站在棕榈树下也好，坐在波涛拍打的石崖上也好，都带着一股不吝天性、慷慨展示自我的气息。即使有些照片里她遥不可及、飘逸脱俗，显得不食人间烟火，她身上的真实感依旧无处不在，让他觉得亲近。他也知道她的名字，是在题图里看见的，他十分肯定这就是她的真名，绝不像有些玩伴女郎[3]或者招贴画女郎那样对想要撩逗的男人隐去真名，取个花里胡哨的假名。

她叫黛安娜·韦伯，家在马利布的海滩上。据说她是个芭蕾舞演员，哈罗德认为这解释了她在镜头前摆某些姿势时老练的身体掌控能力。比如他现在拿的这本杂志的一页上，黛安娜·韦伯简直像杂技演员似的，在沙丘上优雅地站着，两臂伸开，一条腿高高抬过头顶，脚尖笔直指向无云的晴空。下一页上呢，她侧身躺着，臀部浑圆饱满，一边的大腿稍稍抬起，几乎盖不住耻骨，胸部袒露，乳头坚挺。

哈罗德·鲁宾飞快合上了杂志。他把杂志塞到教科书中间，一股脑儿掖在胳膊底下。天已经晚了，他马上就得回家吃晚饭。一转身，报刊亭那个抽烟的老头正对着他挤眼，哈罗德没理会。他把手深深插进黑色皮大衣的口袋，朝家的方向走去，特意留长、梳成猫王“鸭屁股”式的金发扫着竖起的衣领。他决定步行回家，不乘公交车，因为他不想和人有近距离接触，不想让人侵入他私密的内心世界，他正急切地盼着晚上，盼着父母睡熟后，独自与黛安娜·韦伯在卧室里的那一刻。

他走在橡树园大道上，接着拐向北边的二十一街，走过路边的平房和稍大些的砖房。伯温这一带的住宅区很安静，离芝加哥市中心有30分钟车程。住在这里的人十分守旧，勤劳节俭。很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20世纪早期从中欧移民到这儿来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波希米亚来的人尤其多。这些人仍旧坚称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不过让他们扫兴的是，如今在美国，“波希米亚”这个词总是和无忧无虑、沉溺毒品酒精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整天穿着凉鞋晃来晃去，还看“垮掉一代”风格的诗。

在家里，哈罗德与奶奶最亲近，时常去看她。奶奶就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不是波希米亚地区。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靠近多瑙河与匈牙利从前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她经常对哈罗德讲起，自己怎么14岁就来到美国，在那些暗无天日、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里做女仆。这类宿舍是为成千上万来到密歇根湖沿岸工业城镇打工的斯拉夫人准备的，他们来到这里，在炼钢厂、炼油厂之类的工厂里干活，这些工厂都在印第安纳州，分布在东芝加哥、加里和哈蒙德周围。那会儿住宿条件实在是太拥挤了，她说，去打工的第一家宿舍里，四个白班的工人租了四个晚上的床位，四个夜班工人呢，又租了这四个床位，白天过来睡觉。

她说这些人受到动物一般的对待，自己过得也像动物，他们不被工厂老板剥削的时候，就去欺负像她这样打工的姑娘。女人们要住在这种地方，本来就够不幸的了。宿舍里的男人们总想抓住她，夜里她想睡觉的时候，总有人使劲敲她锁上的房门。最近一次她对哈罗德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坐在厨房里，吃着她做的三明治，突然想到了50年前她的样子：羞答答的佣人姑娘，脸色苍白，和他一样的蓝眼睛，长发绾成发髻，年轻的身体穿着灰暗的裙子在房子里飞快地走动，躲闪着野牛一般的工人们朝她抓来的手指和粗壮的胳膊。

哈罗德·鲁宾继续往家走，胳膊下紧紧夹着教科书和杂志，他想起奶奶的回忆让他多么伤感，又多么着迷，他明白了她为什么只对自己说这些事。他是家里唯一真正对她感兴趣的人，肯花时间来大大的砖房里陪她待着，其他时候她都是独自一人。她丈夫，约翰·鲁宾，以前当过卡车司机，在货运行业赚了笔钱，白天在修理厂里看货车进出的单子，晚上就和秘书睡在一块儿。奶奶很不屑提到她，提到时就说“那个婊子”。这场不快乐的婚姻中唯一的孩子，哈罗德的父亲，完全被他父亲给控制了，长时间在厂里干活；奶奶又觉得哈罗德的母亲与自己不够亲近，不能对她诉说挫折烦恼。所以主要就是哈罗德，有时加上他弟弟，偶尔打破房子里盘踞的寂静无聊。而且，年龄增长，哈罗德的好奇心也更重，与父母和周围的人变得疏远，他逐渐成了奶奶的密友，疏离于自己的同伴。

从奶奶那儿他得知了不少父亲童年的往事，爷爷的过往，以及奶奶为何要嫁给这么一个暴君似的男人。约翰·鲁宾66年前出生在俄国，是个犹太小贩的孩子，2岁时就随父母迁到密歇根湖附近一个叫索比斯基的城市，这里是用17世纪波兰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鲁宾上了短短几年学，家里的窘境毫无起色，后来他因为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组织持枪抢劫被逮捕，争斗中还有一名警察中枪身亡。后来他假释出狱，几年里干过各种杂活。一天，鲁宾来到芝加哥，来看望已经结婚的姐姐，在她家他看上了照看孩子的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姑娘。

后来再去的时候，他发现女孩一个人在家，她拒绝了他的进攻之后——像以前拒绝宿舍里的工人一样——他把她推进卧室，强奸了她。那时她16岁。那是她第一次性经历，还怀了孕。她吓坏了，身边又没有亲人或朋友能帮忙，于是听从主家的劝告，嫁给了约翰·鲁宾，不然他要因为以前犯的罪坐牢，而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们1912年10月结婚，六个月后生了个儿子，就是哈罗德的父亲。

时间流逝，这段无爱的婚姻并无多少改善，奶奶说，丈夫总是打儿子，她去阻止也会挨打，他主要的精力都用来维护卡车了。后来他捡到了金饭碗，在为芝加哥的一家大型邮购商——施皮格尔公司做马车送货员之后，说服管理层借给他一笔钱买了辆卡车，开始了自己的货车运输买卖，这样施皮格尔公司就再也不用总养着几匹马了，据他说，马的送货效率远不如他。买了一辆卡车还清了借的钱之后，他又买了第二辆、第三辆。没到十年，约翰·鲁宾就有了一打卡车，包揽了施皮格尔在本地的所有送货生意，也接其他公司的活儿。

不顾妻子徒劳的反对，他把十几岁的儿子叫来车厂里做司机的帮手。虽然约翰·鲁宾这时挣了很多钱，对贿赂当地官员和警察也十分慷慨——他经常说“想要顺溜，就得抹油”，对家里的花销却出奇吝啬，还总说妻子偷他落在房子里的硬币。后来，他故意在家里各处丢下自己记得数目的零钱，或者把钱摆成特定的样子放在柜子之类的地方，想证明妻子拿了，或者至少是碰过那些钱，可从未成功过。

奶奶的这些回忆，加上自己对冷冰冰的爷爷的观察，让哈罗德对自己的父亲有了很深的认识。父亲44岁，沉默寡言，毫无幽默感，和钢琴上摆的那张照片半点儿也不像。照片是“二战”时照的，父亲穿着下士的军装，既洒脱又英俊，离家乡万里之遥。但即使哈罗德理解父亲，也丝毫不能减轻与他一同生活的压力，哈罗德走到自家所在的东大街时，已经能感到家里的焦虑和紧张了。他想，不知今天父亲又会教训他什么。

以前，要是父亲没挑剔他的功课，那就是嫌他头发太长，要么就是和女孩儿玩得太晚，还有裸体杂志——有次哈罗德不小心没关房门，被父亲看到杂志摊在床上。

“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父亲问道，措辞绝对比爷爷婉转多了。爷爷一开口，就夹杂着能想到的全部淫言秽语，口气里带着深深的轻蔑，父亲的用词却更加克制，不含感情。

“我的杂志。”哈罗德回答。

“都扔掉。”父亲说。

“这是我的！”哈罗德突然喊道。父亲好奇地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缓缓摇着头，走出了房间。之后他们几星期都没说过话，今晚哈罗德也不想再被父亲撞见。他只希望平安无事，赶紧度过晚餐时间。

进屋之前，他看了一眼车库，父亲的车停在里面，是辆1956年出品的林肯，一年前，父亲以精心打理的1953年的凯迪拉克以旧换新来的，车身还闪闪发亮。哈罗德爬上后门的台阶，悄悄走进了屋子。母亲是个胖胖的、面色和善的中年女人，正在厨房里做晚饭；他能听到起居室里电视机的声音，看到父亲坐在那儿读着芝加哥《美国人报》。哈罗德冲母亲笑了笑，问了声好，声音让起居室里也能听见，可以算是对两人都打了招呼。父亲没有反应。

母亲对哈罗德说，弟弟得了感冒，正躺在床上发烧，不和大家一起吃晚饭了。哈罗德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有舒服的椅子、抛光的深色木材书桌，还有大大的维京橡木床。书本都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墙上挂着内战时期的剑和来复枪的仿制品，是父亲给他的，还有个镶边的玻璃箱，里面堆着哈罗德去年在手工课上做的几样钢制工具，在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全国比赛上得了奖。他还得过维博尔特百货公司颁发的美术奖，作品是一幅小丑的油画。他做木工活的才能最近也得到了发挥：他做了个木头架子，用来放摊开的杂志，这样看杂志的时候两手就能空出来了。

哈罗德把教科书放到桌上，脱下外套，打开杂志翻到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那页。他站在床边，右手拿着杂志，然后半闭上眼，左手轻拂过裤子前面，轻柔地触碰着性器。它立即就起了反应。他真希望现在能有时间，在吃晚饭前脱下衣服、满足自己，或者至少能从走廊溜到厕所里，在洗脸池前面来一发快的，把她的照片举到药柜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暴露在她的裸体之前，假装与她一同在沙丘上沐浴阳光，让她朝下看的可爱黑眼睛盯住他肿胀的下体，想象自己抹了肥皂的手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他已经这么做过很多次了，一般都是在下午，因为下午关卧室门会显得鬼鬼祟祟的。可是虽说在厕所锁上门很安全，哈罗德却总觉得不够舒服，部分因为他还是喜欢躺在床上，实在不愿站着，也是因为洗脸池周围没什么地方放杂志，没法用两只手。此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小心，杂志就会沾上水池里溅出来的水，因为他得把水龙头开着，提醒家里人他在厕所，而且有时手指上的肥皂沫干了，也得用水来润滑。有水渍的裸女照片对大多数青年男子来说大概不成问题，但哈罗德·鲁宾却不能接受。

他想要精心保护这些杂志，还有很实际的考虑：今年，报纸已经刊登了全国反色情运动更加高涨的消息，说不定以后就不能随时买到有裸体图片的杂志了，秘密地也未必能买到。《阳光与健康》已经出版了20年，内页里还有好多老幼俱全的家庭照片，也在今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听证会上被定性为黄色刊物。艺术摄影类的杂志也被一些政治家和宗教团体斥为“淫秽”，即使这些杂志试图和色情刊物保持距离，每张裸体照片下面都会标注说明性文字，比如“皇冠格拉菲2 1/4×3 1/4，柯达101 mm镜头，焦距11 mm，曝光1/100秒”等。哈罗德在报上读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想要把有性爱内容的文学和杂志清除出邮政系统。纽约的出版商塞缪尔·罗思就因为触犯联邦邮政法规，刚刚被判五年徒刑外加5000美元罚款。罗思之前的罪名是印刷并传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他第一次被捕，警察突袭他的出版公司，找到了从巴黎偷运来的《尤利西斯》印板。

哈罗德还读到碧姬·芭铎的电影在洛杉矶上映有了麻烦，要是放到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居民都是工人，警察又厉害，还受到天主教道德观念的很大影响，有关性爱的文艺作品只会被压制得更凶。特别是在爱尔兰裔兼天主教徒市长理查德·J.戴利新上任后，情况越来越糟。哈罗德已经注意到，沃巴什大道上的脱衣舞俱乐部被关掉了，州立大街上那家也关了。这种势头要是不停，瑟马克路上他最喜欢的报刊亭没准只剩下《家务事》和《周六晚邮报》卖，对此他父母也绝不会有什么不满。

他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未听见父母说过一句和性有关的话，从未见过他们的裸体，夜里从未听过他们的床因做爱有一丝响动。哈罗德想他们应该还是会做爱的，不过不太确定。他也不知道60多岁的爷爷和情人这方面状态如何，不过奶奶最近一脸苦相地偷着告诉他，她和爷爷自1936年起就不再做爱了。反正他在床上也没什么技术，奶奶很快地补充说。哈罗德琢磨着她的话，第一次想到奶奶会不会也有秘密情人。他觉得可能性实在不大，因为从没见男人进过她家，她也不怎么出门；不过他记起一年前，自己曾在她书房里意外发现了一本浪漫色情小说。书用棕色的书皮包着，版权页上印着法国一家出版商的名字，下面是出版日期，1909年。奶奶打盹儿的时候，哈罗德坐在地板上把这本103页的小说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第二遍。情节非常吸引人，文字的大胆程度令人惊叹。故事讲了欧洲和东方几个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年轻女子，在绝望中离开了小镇和村庄，游荡到摩洛哥，被帕夏[4]俘虏，关到了后宫里。一天，帕夏出门的时候，一个女人注意到窗外有个英俊的船长，就把他勾引到楼上，激烈地做爱，别的女人也轮流来过，中间还偶尔停下来，对船长讲述她们来到这里时的不堪往事。后来几次去看奶奶时，哈罗德把这书看了太多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了：

她柔软的胳膊做出回应，搂住了我。我们的嘴唇交融在一起，变成美味绵长的吻。接吻之时，我的长柄倚着她温暖、光滑的小腹。然后她踮起脚尖，长柄的尖端就埋在了小腹下面短而浓密的毛发之中。我用一只手引导它来到入口，那里也充满热情地接纳了它；我的另一只手抓住她圆鼓鼓的屁股，靠向自己……

哈罗德听到母亲从厨房里叫他。该吃晚饭了。他把印着黛安娜·韦伯照片的杂志塞到枕头底下，答应着母亲，稍等了一会儿，让勃起平息。然后他打开房门，轻松地走向厨房。

父亲已经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碗汤，读着报纸。母亲站在炉子边上轻快地讲话，没注意到其实没人在听。她说今天去镇上买东西时碰到了老朋友，是以前库克县估税员办公室的同事。母亲曾经在那儿工作，负责操作键式计算器。哈罗德知道17年前自己快出生的时候起，母亲就辞了职，后来再没有外出工作。他称赞说饭菜的味道好香，父亲从报纸里抬起眼睛，笑也不笑地点了点头。

哈罗德坐下来啜吸着汤，母亲一边继续讲，一边在餐柜上切好牛肉，端上餐桌。她穿着居家便服，化着淡妆，吸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哈罗德的父母烟瘾都很重，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爱好。他们俩都不爱喝威士忌、啤酒、红酒什么的，晚餐都是配忌廉汽水或根汁汽水，每周按箱买这类饮料。

母亲坐好之后，电话响了。平时父亲都是把电话放在餐桌附近好拿的地方，他拿起听筒时皱了皱眉。有人从修理厂那边打来的。每天晚饭时几乎都有电话，从父亲的表情来看，像是听到了坏消息——可能有辆车送货前出了故障，或者司机工会要闹罢工；不过住在家里这些年，哈罗德知道，父亲这副阴着脸、绷着嘴唇的样子和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并没太大关系。他天性就是如此，对世界冷眼相看。就算打电话的是电视台娱乐节目，宣布父亲中了大奖，他也还是只会皱皱眉头而已。

不过，管理鲁宾家的运输生意就是有一万个不好，父亲还是每天5点半早早起床，第一个去上班，处理各种大小问题，从维护142辆卡车到解决货物被盗的事，还得应付暴躁易怒的老头子约翰·鲁宾：他还想要掌管大权，但现在车厂的规模他早管不了了。

哈罗德最近听说，鲁宾家几个司机因为没有牌照驾驶，被警察拦下了。老头子为此气得要死，忘了其实是因为自己太小气，才会闹出这事：他为了省钱，给142辆卡车只买了32个牌照，车厂里的司机总得把牌照换来换去，不然就要冒险开着没牌照的车送货。哈罗德知道这事儿早晚要闹上法庭，到时候爷爷就会想办法买通人情，就算他运气好、贿赂成功，花的钱也肯定比给所有车上牌照多。

哈罗德发誓以后绝不去车厂里工作。他暑期在那里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马上就决定敬而远之。爷爷时不时就叫他“小废物”，侮辱谩骂令他不堪忍受；父亲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天尖酸刻薄地说“你一辈子也成不了事”。哈罗德毫不在乎这恶意的断言，因为他知道要讨好这爷俩，就得完全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哈罗德决意不重复他父亲一辈子的错误：变成老头的喽啰，这老恶棍和不爱的女人搞出来一个不想要的儿子。

父亲挂上电话后继续不动声色地吃饭，一点也不提刚才电话里都谈了什么。饭后，他面前摆上来一杯他喜欢的加了不少奶油的咖啡，接着他点燃了一根“流金岁月”[5]。母亲提起几天都不见街对面的邻居出来了，哈罗德答说他们有可能是去度假了。她站起来清理餐桌，然后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小儿子烧是不是好些了。父亲走进客厅，打开电视机。哈罗德过了一会儿也走进客厅，坐在屋子的另一端。他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电视，做了一会儿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听着母亲在厨房里洗碗碟，父亲打着呵欠。然后父亲站起身来，又打了一个呵欠，说要回屋睡了。刚过9点。半小时之后，母亲走进客厅和他道晚安，不一会儿哈罗德关上了电视机，整栋房子完全安静无声了。他走回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一阵静静流淌的兴奋和解脱涌上心头。他终于独自一人了。

他脱掉衣服挂进衣橱，从衣橱的上层架子上拿出一小瓶“意式香脂”牌润手霜，放在床头柜上舒洁纸巾的旁边。他把床头灯调暗，关掉顶灯，卧室于是浸润在柔和的光线里。

在芝加哥这个寒冷的夜晚，能听到风抽打着防雨窗，他溜进冷冷的被单里时不禁打了个冷战，赶紧拉过毯子盖在身上。他躺下待了一会儿，等暖和起来之后，从枕头下拿出那本杂志草草翻起来——他现在还不想就去注视迷恋的对象，黛安娜·韦伯，她在第19页的沙丘上等着他。他想先把整本杂志的52页都过一遍，这里面有11个不同女性的39张裸体照，简直就是金发女郎和浅棕肤色女郎所组成的视觉迷情剂，高潮来临之前的前戏。

第4页上的一个瘦削的黑眼睛女人引起了哈罗德的注意，但是摄影师让她别扭地待在一棵树盘根错节的枝条上，他觉得她待得很不舒服。第6页上的裸体女人挨着一个画架盘腿坐在一间画室的地板上，她的乳房不错，但是脸上的表情平淡乏味。哈罗德仍旧躺在床上，毯子下他的膝盖微微弯起，他继续翻过各式各样的腿和乳房，臀部和毛发，女性伸开的手指和胳膊，眼睛不看着他，眼睛又看着他——他时不时地停下来用左手轻轻抚弄自己的阴茎，右手倾斜拿着杂志以减少光滑书页上的反光。

杂志一页页地翻过，他看到了黛安娜·韦伯那一系列精美的照片，但他马上就跳过去了，不想现在就挑逗自己。他继续去看第27页上那个一本正经地坐着的墨西哥女人，她的大腿上缠着渔网。接着是巨乳的金发碧眼女郎斜倚在地板上，挨着一小尊《米洛的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接着又是轻盈、迷人的金发女郎站在“曝光1/25秒，焦距22mm”的阴影里，像是在一间剧院空荡的舞台上，她的胳膊盘在下巴和向上翘起的乳房之间，她的乳房优雅地袒露出来，在微妙的舞台灯光中，哈罗德确信看到了她的体毛，今晚他第一次感到兴致高昂。

如果不是如此迷恋黛安娜·韦伯，他知道自己会被这个柔软苗条的金发小美人所满足，也许不止一次——这对他而言是一张色情照片能经受住考验的标志。在他壁橱里那堆杂志中有数十张裸体照曾使他在独处时达到高潮，有些能三四次；有些能使他未来再达到高潮，只要他有一段时间不看她们，让她们重获神秘感。

然后就是那些极其罕见的照片，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每一次都能使他满足。他大概有50张她的照片，他能从200多本杂志里一下就把每一张都找出来。他只需要看一眼封皮就知道她在哪里，她怎么站着的，背景有什么，在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她好像在想什么。一旦看到这些照片，他就能想起是在哪里、什么时候买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的每个姿势，都记录着他生命的某个时刻，使他相信他真的认识她，她是他的一部分；通过她，他与自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可不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所谓“自虐”的功劳，更是因为自我接受——他认识到自己的欲望是天性，对理想化的女性也有渴求的权利。

哈罗德再也按捺不住，翻到黛安娜·韦伯趴在沙丘上的那一页。他看着她，趴在那里，头在风中高高扬起，眼睛微闭，左边的乳头挺立着，她的两腿大大地张开，傍晚的斜阳里，她玲珑婀娜的身形夸张地投影在柔软的白沙地上。除去她的身体只有蔓延开去的空旷无际的沙漠——她看起来是如此的孤单、自在、触手可及。哈罗德必须渴望她，她是他的。

他把毯子推开，身体因热望而兴奋地微微发烫。他从床底下拿出在学校做的木架子，他的手工课老师如果知道这架子今晚会派上什么用场，一定会大跌眼镜。他把杂志在自己面前架好，放在大张开的两腿之间。用两个枕头把自己的头高高架起后，他够到那瓶“意式香脂”，倒入手掌搓热。然后他开始轻柔地抚摸自己，感到下体迅速地完全勃起。眼睛半闭着，他躺回床上，凝视着自己闪闪发光的性器像塔一样矗立在黛安娜·韦伯的照片前，在沙地上投下一道阴影。

上，下，上，下，他握住自己的性器，前前后后地摩挲着睾丸，他直勾勾地盯着黛安娜·韦伯背部的曲线，圆润饱满的屁股高高翘起，还有两腿间那温暖潮湿的地方……他现在想象自己走向她，弯腰接近她……事后他在床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肌肉松弛下来，双腿虚弱无力。然后他睁开眼，看到她在那里，一如既往地可爱撩人。

终于他坐起身来，用两张舒洁纸巾擦了擦自己；又用了两张，因为手上沾了体液和润手霜，还是黏糊糊的。他将纸巾揉成一团投进废纸篓，毫不在意母亲早上清空纸篓时可能会认出那是什么。他待在家里的日子不长了。几周之后，他就会加入空军，再之后呢，他还没想过。

他合上杂志，放到壁橱里那堆杂志的最顶端。他把木架子放回床底下，爬回被窝里，感到疲累但是平静。他关上了灯。他想，要是运气好，空军会把他派往南加州的基地，然后说不定他就能找到她。

2

1928年，黛安娜·韦伯的母亲在南加州的一场选美比赛中夺冠。这场比赛是由格雷厄姆·佩奇汽车的制造商赞助的。比赛奖品之一是在塞西尔·B.德米尔导演的默片中出演一个小角色，黛安娜的母亲演的是个羞涩漂亮的少女，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她自己。

她从蒙大拿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在痛苦地离婚后，辞去了在比林斯电气公司的工作，来到位于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工作室当电气工。她和父亲远比和母亲亲近，何况她也早就想逃离西北部乡村的粗粝鄙俗：父母隔三岔五地吵架，祖母结了五次婚，曾祖母在河里游泳时，被印第安人的箭射中后背，死掉了。她到了南加州，坚信这里总比视野局限的“大天空”[6]乡下强，能带来更多的满足和成就。

大致来说，这里确实不错，尽管她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出演的几部电影中从来没能成为明星。她的满足主要是来自洛杉矶风和日丽的感觉，艳阳使她远离了蒙大拿阴郁的少女时代。在洛杉矶，她可以自由自在、心血来潮地做事，重燃早先对于宗教的兴趣，不穿胸罩在街上走，最终嫁给一个大她将近30岁的男人，七年后又嫁了一个小她五岁的丈夫。南加州典型的对传统价值的漠视、社会根基浅、流动性高、持续性低——这些特点对她蒙大拿的家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包袱，她在洛杉矶却轻松接受了，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也接受了这种新的价值观，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儿为了追寻某种模糊的目标离开乏味的家乡，移民到加州。很少有人能成为成功的演员、模特、舞者，更可能的是，她们最好的年华是在做鸡尾酒侍者、前台接待、售货员，或者圣费尔南多谷里郁郁寡欢的家庭主妇。尽管如此，几乎所有这些女孩儿都留在了加州，有了孩子。大萧条时期，这些孩子就在加州的太阳下长大，40年代整年玩着户外运动，“二战”开始、加州大繁荣时期到来之时，他们也长大成人（当时美国的防卫投资将数以百万的资金注入西海岸的飞机制造厂和科技产业）；50年代，加州出现了新一代人，他们以靓丽的外表、休闲的穿着、轻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等著称，他们的形象在麦迪逊大道、整个国家，甚至在海外都非常鲜明，被认为特别有“美国范儿”——就是所谓加州风格。而黛安娜·韦伯在50年代就拥有这种风格，不过她母亲并没有觉察到。

黛安娜的父母离婚时，她与母亲的矛盾就产生了。黛安娜的父亲比母亲大27岁，是从犹他州奥格登来的作家，叫作盖伊·恩皮。他矮小结实、专横且富有冒险精神。1911年，他加入了美国装甲部队，而且因为美国很晚才加入“一战”，还跑去加入了英国军队。他上过欧洲的前线，脸上留下了让他后半生引以为傲的伤疤。1917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书《冲出战壕》，卖出了一百多万册。后来他又把这本书拍成了一部电影，自导自演。

盖伊·恩皮之后十年又写了几本书，但都不及第一本出名，到了30年代他只能去为杂志写低俗小说，常常是用笔名出版。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遇到这个来自蒙大拿的娇小、活泼、芳龄20的女演员。她的一头黑色短发、一双棕色大眼睛，以及极富感染力的笑容都让他想起了默片明星克拉拉·鲍。他很快就用一束束鲜花向她求爱，开自己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载她兜风，不久就向她求婚了——而她也答应了，尽管他46岁，和她的父亲一样大。

不明智的是，他把新娘带回自己家去住了，家里还有他深爱的母亲和姐姐，《冲出战壕》就是题献给她们的。两人都是从纽约来的饱读诗书、精明强干的女人。他母亲的舅舅理查德·亨利·达纳是《航海两年》的作者；他守寡的姐姐——之前嫁给了W.&J.斯隆家具地毯公司的高级主管，每周都要读《纽约客》，她在洛杉矶的家里布置了很多精致的家具，还有一个了不得的图书馆，书都是从美国另一头带过来的。这两个女人，尤其是盖伊·恩皮固执己见的母亲，对这个蒙大拿来的小演员并不怎么满意。而盖伊·恩皮无力解决，或者不愿意去解决，他们之间不断升级的婚姻冲突，只在1932年独生女黛安娜——名字取自当时的流行歌曲——出生时才稍稍停歇。

黛安娜2岁时父母分居；5岁时，经过短暂的调停程序后父母就离婚了，之后黛安娜就得在父亲家和母亲家之间来回奔波。工作日的时候她住在母亲家，她母亲在1939年又嫁给了一个24岁的英俊小伙儿，那人是国际通讯社的摄影师，还曾经穿着一身牛仔行头，为切斯特菲尔德香烟的大广告牌做过模特。他们结婚的时候这小伙儿在日落大道有一家小餐馆，而黛安娜29岁的母亲压抑了她所有挥之不去的电影野心，在新老公的餐馆里当服务员。

周末黛安娜会乘电车从好莱坞山到回声公园，奶奶在那里接她去父亲的住所。亨德尔的音乐轻柔地从唱片机中流淌出来，她置身于姑姑和奶奶知性的陪伴中。她们鼓励她广泛阅读，带她看趣味高雅的电影，说话用词黛安娜得查字典才能明白。当姑姑和奶奶每天午睡时，父亲在打字机前工作（不过收效甚微），黛安娜会独自静静地坐在屋中阅读，从《风流世家》读到莎士比亚戏剧，从《天方夜谭》读到《格雷氏解剖学》。渐渐地，她积累了扎实的——可能还有点古怪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及强烈的幻想气质。

某天下午看了芭蕾舞《胡桃夹子》之后，她的幻想变得更加清晰。从此黛安娜在梦里总能看到美丽动人的自己，穿着紧身裤独自在舞台上用脚尖优雅地旋转。她开始每周放学后去上芭蕾课，不过只有当她表现好，而且把房里的很多杂事做好之后，母亲才给她这种“特权”。她的继父——和他在一起总是让人很不舒服——常常会在黛安娜在家里练芭蕾时看着她，有时她在客厅扶着壁炉架，将一条腿高高地抬向空中，他也会温柔地取笑。这场景让母亲老大不高兴，她本来就反对年轻的丈夫在走廊里挂巴尔加女郎招贴画[7]，对他如此关注自己12岁、含苞待放的女儿，就更不痛快了。一天傍晚，母亲暴躁任性的脾气发作，说黛安娜的美貌绝对赶不上自己，使她极为受伤。

母亲那年晚些时候又生下一个儿子，黛安娜在家里的处境迅速恶化；两年之后，又添了一个女婴。黛安娜正进入青春期，对于男孩子和约会越来越感兴趣，却必须每天放学回家去照顾弟弟妹妹。这种情形差不多持续到她高中毕业。之后她离开家和姨母住了一段时间，在威尔希尔大道上的萨克斯百货商场做了一阵礼物包装员，赚钱来支付自己的日常开销和舞蹈课。几个月后，为了不再干扰姨母的隐私——她当时正和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办公室上班的一位有妇之夫交往，黛安娜搬到了好莱坞影视俱乐部宿舍，这是给投身电影产业的女人们的住处，母亲曾经就住在这里。在那里黛安娜得到了给旧金山一家夜总会歌舞团跳舞的面试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对于有志成为芭蕾舞演员的黛安娜来说不是那么对路，但她觉得自己的年龄可能已经太大了（那年她18岁），加上缺乏训练，虽然在幻想中她跳得是如此完美，但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精通这门精妙的身体艺术了，于是她参加并通过了面试。当她问母亲是否应该接受这个职位时，母亲说：“别问我，自己决定吧。”于是黛安娜去了旧金山，不过她拿不准母亲这样说是让她独立了呢，还是根本就对此无所谓。

黛安娜每周赚80美元，每晚跳三场，每周跳六个晚上，在歌舞团里她曾为索菲·塔克这样的巨星伴过舞。她平常的演出服挺保守，只露出腰腹部，但是当她到后台换衣服时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大家的裸体，她可以比较自己与其他人的身体。她的条件相当出色。所以当歌舞团的一个朋友建议她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艺术教授那儿做人体模特赚外快时（这位教授为一次简单的裸体摄影付20美金），她倒是一点儿也不惊讶。

黛安娜怯生生地来到教授的住处，不过他超然、正式的举止让她很快放松下来。她脱掉自己的衣服，赤裸着站在他面前。她看到他退后几步，听到按快门的声音。她听到照相机一次又一次地按下，不用他指导，她便像芭蕾舞者一般舞动起来，听着发自内心的音乐声和照相机的咔嚓声，她的胳膊慢慢地抬起，转过身去，用脚尖旋转，她已经意识不到教授的存在。她只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控制这身体如同演奏精巧的乐器，借此她便能超越极限。尽管光着身子，她并不觉得赤裸。跳舞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内化了，私密、孤独，深深地潜心于自己的情感中。这些情感可能从她的动作或表情流露出来，但她并不清楚，也不去想镜头后的教授印象如何。她只能勉强看到远处他模模糊糊的灰色身形。黛安娜摘下了眼镜，而她近视挺严重的。

完成了在夜总会跳舞的工作后，黛安娜回到了洛杉矶，她开始主动打电话约见列在分类名录里的各种时尚摄影师。她给戴维·鲍尔弗、基思·伯纳德、彼得·高兰、安德烈·德迪恩斯、威廉·格雷厄姆、埃德·兰格等都打过电话。几乎所有人都被她吸引了，看起来如此健康单纯的姑娘会这么愿意做裸体模特，这事儿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黛安娜至少领先了时代整整十年。

1954年，黛安娜22岁，她的照片开始在全国的裸体主义杂志和摄影杂志中刊载。1955年，她的一系列彩照被送往芝加哥的《花花公子》杂志社。社里年轻的出版人，休·海夫纳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照片，立马就被迷住了。

3

第一次看到黛安娜·韦伯的照片，海夫纳28岁，杂志出版的第二年。1953年，他编辑第一期《花花公子》杂志时，得窝在厨房里，与老婆和襁褓中的女儿共用一张桌子；不过如今他手下有30名员工，在芝加哥市中心附近租了四层楼房。此刻顶层的大办公室里，他正坐在现代感十足、L形的办公桌后，眼前是黛安娜·韦伯的相片。

他轻快地一张张翻看照片，丝毫显不出面对裸体时他曾经有多么害臊，少年时代在严肃古板的家中做了春梦后又是多么难堪。休·海夫纳现在是情色杂志年轻有为的出版人，和妻子分了居，同两个年轻的女下属睡觉，春梦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一手创办的杂志也重新塑造了他。

他真的每天就和铜版纸住在一块儿，晚上睡在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卧室里，不分昼夜地费心设计《花花公子》的颜色、版式、图片、标题、新闻、文章，每一行字都要细细读过，就像现在，他手拿放大镜，认真鉴赏着黛安娜·韦伯的裸照。

第一张照片中，她裸着上身，站在芭蕾舞室里，穿着哑光的黑色紧身裤，勾勒出有力而优雅的大腿、小腿和浑圆的臀部。她的腹部平坦，光滑、强壮的背部毫无瑕疵，没有舞蹈演员容易长的那种多节的肌肉；而且，虽然她在运动，皮肤上却没有汗水的闪光。这让海夫纳印象颇深，他自己年轻时极易出汗，像在学校舞会上用手扶着女孩的腰或在电影院里搂着女孩的肩膀时，出汗就尤其厉害。

他的视线缓缓扫过黛安娜·韦伯的乳房，接着是乳头……他惊叹其形状与尺寸的完美，想象着把这么一对乳房握在手中的感觉，他知道一旦这些照片被选登上杂志、发行流通，还有几千个男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夫纳与购买他杂志的男人十分相像。从收到的读者来信和《花花公子》飞速增长的销量里，他就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喜欢；他时常把自己看作幻想供应商，在精神世界里给男性读者和杂志女郎牵线搭桥的媒人。每月新刊在他的指导下出炉之后，他闭上眼都能想象出，全美孤独的男人为他选择的图片欲火难耐的高潮时刻。他们中有汽车旅馆房间里的旅行推销员，营地的大兵，寝室里的学生，乘飞机的主管——杂志如同秘密旅伴一般藏在手提皮箱里。他们是得不到满足的已婚男人，收入中等，志向平平，对生活早已厌倦，工作也无聊透顶。他们想要在虚拟的性爱冒险中获得暂时的逃避，拥有更多的女人，那些在现实中他们因为没能力、没时间、没钱、没权力，或者根本没有想要的勇气而错失的女人。

海夫纳理解这种感觉，结婚的头几年也尝过这种滋味，他半夜会从熟睡的妻子身边溜出来，在城里长时间散步。他仰望着矗立在湖畔的豪华公寓，看到伫立在窗前的女人，想象着她们同自己一样郁郁寡欢；他想要秘密地认识她们每个人。白天见到的女人，走在街上也好，在公园散步也好，正坐上轿车也好，他都会在头脑里脱掉她们的衣服，虽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连眼神接触都没有，他还是感到内心一阵狂喜；几周以后，在他剧场般的脑海里，这些女人的形象依旧栩栩如生，他凝视着她们清晰的身影，就像现在凝视桌上裸体舞者的照片一样。

透过放大镜，他眯着眼注视着黛安娜·韦伯高高抬起的下巴，肉感的嘴唇，她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回看着他，神情既迷人又疏远。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她率直地看着你，可又与观者的反应相距甚远，好像她是头一次在人前展露身体，对男人还天真无知。海夫纳想要杂志里的裸女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不过很少有玩伴女郎能有这种表情。从1953年12月第一期杂志刊登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以来，每一期《花花公子》的中央拉页都是专业模特，表情老练，胸有成竹；她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不过，她们每个月都能吸引为数众多的读者，连海夫纳也咂舌不已，《花花公子》初期的巨大成功很可能并非源于杂志本身，而是要归功于那些买杂志的男人。

《花花公子》出版以前，美国男人鲜见裸体女性的彩照，他们在报刊亭买《花花公子》时兴奋不已，又难抑尴尬，走路都要把封面卷起来。他们好像公然承认了自己糟糕的需要，长期压抑的秘密，承认自己在现实中没法得到满足。虽然《金赛报告》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自慰，50年代早期这仍然是不能提及的秘密行为，而且也从没人提起自慰会和照片有什么联系；可现在这联系已是昭然若揭，因为《花花公子》大获成功，发行的头两年内销售量就从6万份攀升到40万份。如此得到读者的钟爱，很难说是杂志里文章的功劳，其他诸如卡通、讽刺作品、重新刊载安布罗斯·比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小说也都没什么出彩之处。毋宁说是一手创办起杂志的海夫纳，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作为追求者的读者，看着每月刊登的性感又可亲的裸女，以求在脑海中能拥有她。

她是他们精神上的情人。独处时她能提供刺激，他们与妻子做爱时眼前也总能浮现她的形象。她简直成了存在于观者眼里和心里的特殊物种，满足着所有的幻想。她能在床边随时待命，完全在掌控之中，知道怎样触摸私密的部位，在狂欢的一刻到来之前从不说扫兴的话，不做扫兴的事。

每月她都换一副新的面孔，满足男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回应各式各样的冲动与执念，从不要求回报。她的行为举止都是真实女人所不会做的，这就是幻想的本质，也是休·海夫纳功成名就的最主要原因。他创造出富有诱惑、容易到手的女人幻象，成了第一个靠着公开营销自慰之爱而发家致富的人。只要有买本杂志的钱，几千个男人就能从海夫纳那里得到各色女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中瞧都不会瞧他们一眼。他给老男人年轻姑娘，给丑男人美女，给害羞的男人女色情狂。一夫一妻制度下，已婚男人想象的婚外情中，他是共犯；对于蛰伏沉睡的男人，他是提供刺激的闹钟；他与全美《花花公子》读者的中央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坐在办公桌前用放大镜为他们在激情开始前来点预备的求欢，而他位于芝加哥的办公室便是这本终极服务杂志的勃起中心。

对海夫纳自己而言，他还有着更宏伟的目标。他不仅仅想要些裸体照片，还想拥有照片中摆姿势的女人。他在性爱方面长期受挫的胃口，现在已然贪得无厌。他不满足只是表现出性幻想，还渴望亲身经历，与之产生联系；渴望让自己强烈的视觉想象力与身体机能同步运作；还渴望制造出某种情绪、某个情爱场面，让他既能感受，又能观察。

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注意力的分散，不如说是思维的双重状态。他现在也好，过去也罢，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他就是自己的偷窥狂。有时他行动就是为了观看。一次他故意在酒吧里被一个同性恋搭讪，就是为了看一看、而非享受和男人的性事。海夫纳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录下了与女友做爱的过程，他把这卷16毫米的自制录像带保存了起来，连同成箱的个人文档、纪念品、相册和笔记本搁在一起，这些东西记录、描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起，虽然十分害羞、不受欢迎，他还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相信自己与众不同，自己的存在早晚要成为公众事件，因此任何经历都得小心谨慎地记录下来。他还留着小时候画的画，从小学到参军时期、从大学到结婚再到创办《花花公子》的照片也都精心保存。他还不断地更新这些材料，收集平时的信件、笔记和照片，其认真细致简直像深知自己藏品价值的博物馆馆长。

没有录下和写下的部分，海夫纳都全神贯注地观察铭记，他连周围景物的质地也记得一清二楚，能看到自己站在中央。他13岁时，有天晚上去参加童子军集会，透过隔壁一扇半开窗子的阴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脱衣服。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除去衣服的女性身体，为之倾倒。几十年后，他仍然能鲜明地回忆起当时的所见所感。

海夫纳从未在家里见过裸体。母亲在家里活动都会穿戴整齐，换衣服也要小心地把门关上。夏天，父亲带他和弟弟去公共泳池游泳的时候，在男更衣室里穿泳裤都会背对着他们。海夫纳把自己早年的羞涩归因于父母在泳池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多裸露的肉体，公然冒犯了他们传统的谦卑态度。在海夫纳对泳池的记忆中，还包括他一直没学会游泳这件事。他早年对水极为恐惧，因为曾经被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哄骗着，跳下了没过头顶深的泳池，差点淹死。虽然游泳技术娴熟的父亲也试着帮他克服恐惧，年青的海夫纳却执拗不听，有天父亲挫败又愤怒，打了他一顿。

父亲这样的情绪爆发十分少见，几乎令他欢喜，这个冷淡克己的男人平时很少对家人表露感情，多数时间都在芝加哥一家大公司里做会计。老海夫纳一周工作六天，有时要工作七天，他觉得能在大萧条期间有工作就是万幸，能当会计更是交了好运。休和小他三岁的弟弟基思，基本上完全由母亲格蕾丝抚养。母亲身材娇小，细声细语，礼貌周全。和丈夫一样，她19世纪末出生在内布拉斯加的农场，成长在虔诚的原教旨主义气氛中。在20世纪的芝加哥，她也想延续这种虔诚。

她的家里从来没人喝酒、抽烟、骂街、玩牌。周六她偶尔会带孩子们看场电影，但周日在海夫纳家一定是礼拜上帝的日子。男孩们要是在屋内觉得憋闷，可以去坐在后院里的工作台边上画画，或是用她给的彩色黏土捏东西。休·海夫纳对画画与雕塑驾轻就熟，这种活动在他眼里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他经常是一副对黏土人物着了迷的模样，倾注了别样亲密的感情，如果这会儿母亲从后门那边叫他，他也会听不见。

在学校他整天做白日梦、游手好闲，对课堂进度毫不在意，老师把告状的信件寄到他家里，弄得母亲难过又难堪。她自己结婚之前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当老师，而且虽然她确信休的智力没有缺陷，却被他那种无精打采的态度搞得手足无措。她第一次注意到他逃避外部世界，是他4岁患了乳突炎的时候，他从自己感染的耳朵里揪出药棉，全神贯注地捏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后来，他就完全沉迷于画些怪物、疯狂科学家、宇航员和调查局探员一类的东西；屋里电话响了，他好像也听不到，虽然听力完全正常。他坐家里的汽车会晕车。咬指甲。偶尔说话还结巴。在游泳池差点溺水的经历更让他深深退缩回自我之中。最后，母亲终于带他去了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研究所，请教儿童心理专家。经过一系列检查，他们总结说休的问题十分特殊。休·海夫纳是个天才，智商高达152。但是，医生补充说，他在情绪方面存在缺陷，就年龄来说社交能力很不成熟，他们还建议，海夫纳太太应该在家里多表现一些温暖、爱意和同情理解。

鉴于格蕾丝·海夫纳十分端庄持重，连儿子的嘴都没有吻过——后来她解释说是因为害怕传播细菌，医生的建议无疑是种挑战。但关于休智力超群的报告鼓舞了她，加上她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她的确在家里努力做到支持、理解儿子。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她的支持和理解演变成了对休·海夫纳卧室墙上裸体招贴画的容许。

招贴画的风格颇为独特，是阿尔韦托·巴尔加斯和乔治·佩蒂登在《时尚先生》上的作品。40年代《时尚先生》在芝加哥发行，是当时美国最为伤风败俗的男性读物。休·海夫纳去小学同学家里玩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它，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广告设计师，订了这本杂志。《时尚先生》里的所有内容都让年青的海夫纳兴奋不已——由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写的浪漫冒险小说、老爷车的照片、内涵深远微妙的漫画、风景名胜的游记，还有每月拉页上精美的彩色美女图画。

海夫纳用这类淫靡的东西装饰房间，母亲虽然不甚赞成，也是默许的，因为他的功课突然间好了起来，似乎也决心开始追求某种模糊的艺术目标，母亲不忍阻挠。他的绘画和卡通画以前都散落在家里，现在则登上了由他编辑的初级中学的报纸，以及他精心编纂、时时更新、图文并茂的大本私人日记里，每天他对同学们和自我的观察都记录在册。虽然海夫纳不擅长运动，面对女生十分害羞，作为记录者的他却和同学们保持着紧密的社交联系。

高中的前两年，他也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后来他逐渐崭露头角，凸显自己的存在感，既观察，也参与。他参演班里的话剧和讽刺剧，也帮着写剧本。他当了学生会的主席，文学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为学校董事会做过广播，也想过将来做新闻主播或电影明星。他习得了娴熟的舞技，面对女孩也放松多了。他约会过的女孩里，最近有一个的照片登上了学校报纸，她刚刚被选为斯泰因梅茨高中的学生代表。虽然当选以前她对他并没多大吸引力，可当选这件事迅速影响了他，让她变得魅力十足——她现在象征着全体学生的渴望，成了崇拜的对象，他被她身上的光环吸引住了。他经常约她出门，一天晚上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他开始触碰她，手伸到她裙子下面，放在大腿之间。这是他高中时期最大胆的性举动，他将会铭记终生，虽然之后并没有做进一步的事情。

1944年他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成绩在212名学生里排前四分之一，还被同学们选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第三名。他计划着上大学，不过因为被征召入伍推迟了。此时在亚洲和欧洲，“二战”正在进行，还有一年才会结束。他母亲知道自己要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只会无休无止地担心儿子的安全，便在芝加哥一家油漆公司的研发实验室里谋了个职位。虽然休也多少对当兵感到惶惶不安，倒是很高兴有了出远门的机会，此前他都没走出过芝加哥。不过就在入伍仪式两周之前，他遇到一个姑娘，突然让他想晩些再出征。

她是个浅棕肤色的美人，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身材苗条有风韵。她头发又长又直，剪着齐刘海，友好的举止也让他很快就放松下来。她叫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而且，虽然他俩在斯泰因梅茨的毕业班里是同学，以前却一点儿不熟，海夫纳对此惊讶不已，因为他特别喜爱这种浑然天成的美貌。好多次，他约她一起去派对跳舞，送她回家，抓紧没入伍的时间同她约会。

1944年夏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接受基本训练，常常写信给她。他有时感到军旅生活的无聊，有时又为此惊骇不止。作为一个理想化的18岁青年，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性经验极其有限，甚至连自慰也没有过，休·海夫纳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军营里典型的粗俗与世故所包围。他虽然努力适应，却没有过度放纵。他也去士兵俱乐部里跳舞，但并不追求基地附近的女人。一闲下来，他就去看电影、画漫画和素描、给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写充满思虑的长信。虽然了解不深，但她已经深深存在于他的幻想与梦想的未来之中。

休假的时候他回家看她，她也没有让他失望。她在性爱方面严格遵守当时的社会道德，拒他于千里之外，这却增加了她身上的挑战性和神秘性。她笃信天主教，拒绝婚前性行为，作为刚上大学的年轻女孩子，她也怕被牵扯进复杂的问题，影响学习。虽然米尔德丽德有着美国女孩标准的无忧无虑的面孔，家里却愁苦、拥挤。她父亲在芝加哥做公交车司机，挣的工资勉强才能养活自己的五个孩子，虔诚的母亲也只能靠宗教信念苦苦支撑，觉得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惜并没有。所以米尔德丽德很早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相信要过得好也只能靠自己。她从不偷懒，在学校发愤学习，傍晚和周末还为了上大学打工存钱。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她晚上在图书馆工作，计划将来做老师。她没有加入女生联谊会，没时间约会。暑假也每天工作，毫不懈怠，海夫纳休假回来看她，她都不请假。他虽然不痛快、生闷气，暗地里却佩服她的勤勉精神。她有点像他母亲，多年以前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内布拉斯加农村的父母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帮一点儿忙。

海夫纳自己的野心也一点儿不小。1946年退役之后，他也进了伊利诺伊大学，决心每学期都要尽可能选最多的课，夏季学期也要上满，这样他两年半就能读完四年的课程。他想要补偿那两年荒废的军旅时光，战争在大洋那一边打，他只是在美国各个基地之间转悠而已。他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成了一名大学生，20岁的他急切地想要重整旗鼓，定下人生目标，同时继续对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那近乎维多利亚式地追求。

目前为止他对她的了解，除了休假里有限的那一点儿相处时间，大部分都来自她写的信，信里的语气高度理想化，谨慎地表露出热情，鼓舞人心——这些信让他从军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也令他坚信，她就是自己心中那个浪漫形象的化身。

但现实比他的理想还要美好。1946年他与她在伊利诺伊的校园里重逢，每周末约会，每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碰面，与她牵着手慢慢地走在他人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一个秋天。她的相貌、她的动作，全都令他赞叹、惊羡，周围的世界也让他兴奋不已：大学生活新鲜的自由，其他学生对他这个退伍老兵的另眼相看，还有潮水般汹涌的乐观与自信——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许多美国人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鼓舞。

作为每周末的娱乐活动，海夫纳在学校附近的机场学习特技飞行，一年之内他就考取了飞行执照，驾驶着双翼飞机在空中翻转、熄火、绕圈。他模仿弗兰基·连恩的风格，在学生舞蹈乐队里唱歌。他还创办了本大学幽默杂志，在心理学专业拿了很高的分数，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外貌也富有魅力。他的漫画和文章发表在《每日伊利诺伊》上。为了活跃思维，他还写了部话剧，讲科学发现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话剧的结尾，政府认为公众无法接受事实，警惕地压下了这个消息。

海夫纳写这段情节的时候，是个不可知论者，后来也一直如此，与他所受的卫理公会原教旨主义教育颇为背离。但他认为，自己拒绝继承家庭的传统，只是周围社会大环境变革的一部分。他在报上读到，企业家兼制片人霍华德·休斯发行了名叫《不法之徒》的电影，挑战了好莱坞的道德底线，片子里性感风骚的女演员简·拉塞尔和男人爬上了床。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虽说邮政部想将其作为淫秽读物清除出邮政系统，可它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从此可以不受阻碍地散布、传播。最近发现盘尼西林可以治疗性病，顿时减轻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放荡生活的恐惧心理。而且《金赛男性报告》，这份基于12000多份采访得来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虽然有清教徒节制的姿态，但其公民私底下可谓相当好色。一半的已婚男性在结婚期间与其他女性睡过觉，金赛报告还声称，85%的男人在婚前已经有过性经历，90%的男人会自慰，另外还有一项震惊了许多读者的数据——37%的男性至少有一次曾通过同性间性行为获得过高潮。

等等如是的发现让金赛教授陷入了神职人员、政客和社论作家的唾骂声中，休·海夫纳读了这本书却大为震动，他在自己创办的大学杂志《矛》里评论这本书说：“这项研究揭露出有关性爱的道德与法律是多么欠缺理解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道德假面、我们对性的伪善态度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挫败感、犯罪行为和不快乐。”

最后这句也适用于海夫纳自己，虽然他在大学的前两年成就不少，性爱上却一直受挫。22岁的他还没有过性经验。他一次又一次想要引诱米尔德丽德，但每次她都含着眼泪哀求他再等等。她不仅仅是由于宗教原因和害怕怀孕才这么想，还希望他们第一次做爱美妙绝伦，是在浪漫的环境里一次秘密的庆典，而不是和别的学生一样，是在借来的车里鬼祟匆忙的例行公事。

起先，海夫纳也同意她的观点，赞赏她的态度。她和他母亲一样，理想化得不同寻常，是个严肃、坚强、值得信赖的年轻女人，他希望结婚后能完全独占这女人。不过几个月过去了，海夫纳难以遏制性冲动和好奇心，于是周末约会时他们在他父亲的福特车里彼此爱抚，后来又变成了用嘴爱抚。一个周六晚上，他们坐灰狗巴士回学校，在黑暗的车厢里，两人的爱抚和亲吻变得愈加热烈，他催促她就在座位上用毯子挡着亲吻他的下体。虽然她对这种要求感到惊愕，但对毫无抵触和别扭就愿意答应的自己感到更加惊愕，她那一刻是多么渴望取悦他，要在一群绝无疑心的乘客背后做这种事，甚至觉得兴奋。当她在黑暗中低下头，把他的下体含在嘴里时，不仅感到了爱情，也感到了戏剧性的自我觉醒。

即使不再定期去参加弥撒，她也没觉得这是道德感消退的象征，反倒觉得对未来的丈夫增加了忠诚，从他身上，她现在学到了许多给予和索取快乐的艺术。她惊叹于海夫纳对性爱的广博知识和关切程度。他孜孜不倦地读着婚姻手册、情色小说、裸体杂志，以及有关性法律和性审查的书。从他嘴里她第一次听说“性敏感带”之类的词汇，也通过他的嘴经历了第一次性高潮。

芝加哥的一个下午，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他把她带进二楼的卧室，拉上了窗帘；他从柜子里拿出闪光灯和照相机，稍加哄骗之后，米尔德丽德缓缓地脱下衣服，裸体站在他面前。静静地，满心激动地，他开始拍照，她在床上的样子，靠墙站着的样子，以前那面墙上贴的全是性感招贴画。很快她就跟在公交车上一样，自然地回应起来，主动摆出姿势，和他一样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体。不过她照样对自己居然愿意做这事惊讶不已，几个月以前，这对她是不可想象、骇人听闻的事情。

虽然她从未见过洗出来的照片，也不知道海夫纳拿照片干什么用，她还是继续对这些性爱片段怀有正面的情感，连仔细反思过之后也这么认为。她觉得既然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对这些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后来她也是这样做好了准备，1948年春天考完最后一门试以后，她便去伊利诺伊州丹维尔的一家旅店里找海夫纳，当晚就与他做爱。

两人相信这是天作之合，准备尽快订婚。1948年夏天，海夫纳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米尔德丽德则在该州西北部一所小高中里接受了第一份教职。由于两人都没有车，对工作和学习又十分专注，他们并没有每星期都见面。见面一般都在芝加哥，在这里他们的恋爱关系和将来的婚姻已经得到双方家长的承认和支持。虽然为了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海夫纳多少也在宗教观点上让了步：在米尔德丽德的要求下，海夫纳跟一位神父学习了宗教知识，也答应将来让孩子入教。这倒不是米尔德丽德宗教情感多深厚，而是因为她母亲。海夫纳一开始不愿意，因为觉得天主教是反对性自由和个人隐私权的专制力量。从前他给米尔德丽德写信时就总是表达这种观点，他质疑教皇的无过错地位，不同意教会在生育控制和流产方面的政策，谴责教会审查出版物的历史，从中世纪至今，数以千计的情色书籍、图片、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遭遇禁令。虽然准备婚礼时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丝毫未变，但功课太忙，他完全无心把这事闹大；另外，他也清楚米尔德丽德内心早已脱离了宗教的控制，觉得结婚后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他全身心扑在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上——1949年2月要完成大学学业，6月与米尔德丽德结婚，然后要迅速成为成功的漫画家、作家和编辑。大学里他在这三项上都有天分，这让他增加了不少自信，也发现自己能吸引年轻女性，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点。米尔德丽德毕业之后，他也一直忠实于她。虽说他曾经认为孤独终老是种富有诗意的活法，可现在他急切地盼着同米尔德丽德结婚，特别是1948年圣诞假期他们正式订婚之后，他从米尔德丽德那边感到了一丝犹豫，于是更加焦急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圣诞假期之后他们周末见面的时候，她有点忧心忡忡、紧张的样子，春天他们第一次亲密之后、她表露出的那种热情也没有了。他抱着教书给她带来了新的压力因此才会心烦意乱的希望，把自己轻微的烦躁压下去，给了她很多理解和耐心。两人独处时，他偶尔也想引导她进行深入的长谈，找到她烦恼的源头，可轻柔的试探什么也问不出，直接询问她又会全盘否认自己有麻烦。

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周末，他开着父亲的车，把米尔德丽德从家里接出来，去市中心看电影。电影名叫《暴劫》，主演是洛丽泰·扬。这部片子里洛丽泰·扬演的是个漂亮却拘谨的大学女教师，一个男学生来找她，说自己迫切需要指导和建议，于是她答应和他出去吃个晚饭。这天晚上，男学生开车把她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试图引诱她，不成之后，又想要强奸她。但她摸到一个钢质的东西，拼命打了回去，安全之后，却发现学生已经死了。她吓得要死，慌忙从现场逃掉，跌跌撞撞地跑到公路边，搭上了一辆卡车。她强打精神，一点儿没透露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全回到家，第二天继续教课。为了避免被认出和死去的学生吃饭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开始改头换面，穿时髦的衣服，弄时髦的发型，很快她就变得富有魅力、令人心动，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结果，接受犯罪调查的时候，连公路上载她的司机都认不出来，负责谋杀案的警官和死者的律师也都深深迷上了她。

但最后罪恶感促使她说出真相。电影放到这儿时，眼里一直含着泪水的米尔德丽德抽泣起来，让海夫纳送她回家。一上车，她哭得更厉害了，海夫纳搂住她，温柔地轻声询问，可她情绪愈发激动，近乎歇斯底里。

最后米尔德丽德还是控制住自己，从座位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泪水映着车里昏暗的光线。她坦白，她和任教学校里的一个老师有了肉体关系。

海夫纳难以置信。这事对他冲击之大到了不真实的程度，像是还在看刚才那部电影一样。他坐在方向盘后，觉得头晕目眩、遭人背弃、孤独刻骨。米尔德丽德突然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再了解的爱人。她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解释事情的经过。她最早认识那个男人，是一个周五晚上，她要乘火车去芝加哥，他主动提出送她去车站。他们聊得很开心。她说，她从芝加哥度周末回来以后，工作日晚上他们有时就和其他老师一起玩桥牌。一天傍晚，在他的车里，他探身过来吻她，她也立即吻了回去，他们不停亲吻着，直到做爱。

后来他们又这么做了许多次，她继续说着，她觉得现在自己配不上海夫纳，他绝没有义务和她结婚。虽然叙述这些事情时她懊悔、难堪，却也觉得卸下了重担，甚至感到了自由。但她看到了海夫纳的眼睛，看到他在哭泣。她靠过去抱住他，说自己十分爱他，同时也不停说着他应该选别人做妻子。

但海夫纳摇了摇头。不，他说，他只要她一人。即便不愿承认，他现在比从前更加想要占有她，其他追求者的竞争激发了警戒心。他求她不要再见那个男人；米尔德丽德满心困惑和负罪感，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想相信这次短暂的出轨并非自己的本性使然，也很感激海夫纳愿意继续筹备婚礼。

他们于1949年6月15日结婚，婚礼在芝加哥圣约翰·博斯克教区举行。米尔德丽德穿着白色婚纱，得体地微笑着。后来与海夫纳及家人的合影里，她也是这种笑容。他们戴着兰花、头发花白的母亲和一身深色西服、神情严肃的父亲，肩并肩站在教堂外，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勉强装出一家人的表情。

婚礼之后，海夫纳开着父亲的车，带米尔德丽德去了威斯康星州的黑泽尔赫斯特，在斯泰沙开的伯奇伍德乡间别墅度了短暂的蜜月。然后他们回到芝加哥，开始了共同生活，浪漫一去不返。

他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夫纳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他关于漫画连载的种种想法遭到了报纸的冷遇，最后只得在一家卡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就职。后来他发现公司拒绝雇佣黑人，便出于义愤辞了职。当时人才市场上挤满了求职的退伍军人，海夫纳又不愿勉强做不喜欢的工作，宁愿待在家里创作新漫画。米尔德丽德要兼职好几份工作，比如在海夫纳就读过的芝加哥小学教书，以换取维持生计的钱。

为了省钱，他们住在海夫纳父母的房子里，想着这只是权宜之计，等休·海夫纳的漫画大卖了，或者事业有了起色，就能搬出去。可两年多过去，他们还住在那儿，芝加哥西北外围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小小的两层砖房，二楼老海夫纳房间边上的卧室里。房子建于1930年，休·海夫纳4岁时，花了1.3万美元，是他唯一的家。可现在，挤在这个家的小角落里，年轻时志向宏伟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妻子对他的性吸引也消失了不少。

不过米尔德丽德觉得这是自己的错。她不太想同他在家里做爱，因为床的声响很容易被隔壁的公公婆婆听到，她还觉得，自己和另一个男人的失态行为让海夫纳失去了浪漫的热情，也唤起了她童年时对性爱和快乐的罪恶感。享受了罪恶的性爱，她自嘲地给自己解释，现在要受到惩罚。惩罚就是毫无激情的婚姻生活，和公公婆婆住在幽闭狭小的房子里，丈夫整天在房间里画漫画，他从小如此，不过最近她注意到，他的作品有沦为下流的趋势。他为了自娱，画了“三明治与金发女”的色情版漫画。他往家买色情杂志，都懒得从她眼前藏起来，而从前他肯定是、现在也是要避开母亲的。

虽然婆婆礼貌周到、从不问东问西，但米尔德丽德这些年来仍绷着根弦，从没有和海夫纳的父母讨论过婚姻问题。他们住得很亲密，感情却很疏远。老海夫纳夫妇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一早各自去上班，晚上回来趁着儿子儿媳不用厨房的时候去做饭。这个家里极度地整洁有序、法度分明。米尔德丽德住在家里这些年，从没见过海夫纳的父母情绪失控，哪怕一瞬间也没有。她从没听见过他们喊叫、哭泣、争吵或气得跺脚；也没见过爱情的流露，进门时温柔地亲吻，轻柔地触碰，亲切的话语，全都没有。米尔德丽德倒不认为这是感情淡漠，而是极其抗拒表现感情。比起她感情外露、时常争吵的父母来，海夫纳夫妇便是节制、压抑、克己的杰出代表。

米尔德丽德不清楚这种氛围对海夫纳家的小儿子基思有多大影响，他已经去外地上大学了，可对她丈夫的影响是一清二楚的。休·海夫纳和父母一样，想要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秩序井然他才最为舒心。从瑞典裔、虔敬派教徒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完美主义和道德规范；从德国裔、做会计师的父亲那里，他继承了一丝不苟与讲求实际。与父母不同的是，他会表达情绪。米尔德丽德感受过他的愤怒，见过他的眼泪。她认为他创作的色情漫画、买来的色情杂志，是他对成长环境的反抗，她同时也感到了结婚后他内心的烦恼之深，于是劝他离家一阵，暂时不考虑事业，回到曾经令他快乐的大学校园里，读个硕士学位。

1950年，他这么做了，去西北大学念社会学研究生。但他在那里唯一的成果就是美国有关性的法律的学期论文，他认为大部分有关性的法律应当废除，因为它们既过时，也难以施行。性行为十分私密，很难由政府监管，像当时很多州还有即使夫妻之间也禁止口交的法律。虽然海夫纳广泛的调查研究得了很高的分数，可他的结论教授并不十分支持。一学期以后，海夫纳焦躁不安，离开了校园，想要在外面的世界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他先是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里写广告文案，然后又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第一份工作他主动辞职，第二份工作又被解雇。然后他进了《时尚先生》公司的推广部门，公司出版男性时尚杂志，还有口袋大小的高雅文摘月刊《花冠》。海夫纳迅速地想象着自己工作的地方充满创造气息，周围都是温文尔雅的编辑和漂亮姑娘。可工作之后，他发现办公室呆板沉闷，女同事土气又一本正经，男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完全找不到杂志彩色拉页里的那种活力。一天下午，海夫纳从口袋里拿出女演员卡门·米兰达的一张照片——她在舞池里旋转着，短裙高高飘起，没穿衬裤，他把这张照片拿给《花冠》的主编看，可他转过头去，毫不动容。

1951年，公司宣布要把《时尚先生》和《花冠》的推广部门搬到纽约，海夫纳加薪5美元的要求刚刚被拒绝，便辞职留在了芝加哥。他喜欢芝加哥，而且自我感觉也变好了一些，因为有家独立出版商要把他描绘芝加哥的绘画和卡通出版成书，发行5000册。虽然这本书并没赚来多少利润，媒体的评价却让海夫纳得到了本地人的注意。他预见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出一本铜版纸杂志，专门讲述芝加哥的城市生活。

在这段过渡期之后，海夫纳找到了一份每周80美元的工作，比《时尚先生》那边还多20美元，为芝加哥一个杂志大亨做推广经理。大亨名叫乔治·冯·罗森，是个精打细算、有远见的男人，他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求职失败，为几家音乐杂志做过营业主任，其中还有一本是迎合清教牧师口味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二战”之后决定起家做出版商，想在日渐兴旺的大众情色杂志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战争期间，纽约的出版商已经挣了一笔钱，比如罗伯特·哈里森主编的杂志——都叫《调情》《偷笑》《媚眼》或者《秀色可餐》一类的名字，对于美国内外孤独的服役士兵真是魅力不小。但哈里森自己就不能接受裸体，1952年还在自己的新书《机密》里面揭露了不少丑闻。他自己的性感杂志上只能登黑白照片，年轻女人穿着泳装、绸子睡衣和内衣，只比星期天《时报杂志》女式内衣广告稍微诱人一点儿——虽然讳莫如深，《时报杂志》也是全国主要的供读者私底下“打飞机”的杂志之一。

乔治·冯·罗森进入市场之前，其他提供自慰可能性的杂志包括刊登比基尼女明星的电影杂志，偶尔描绘落难时衣衫不整美女的冒险杂志，《阳光与健康》这样的裸体主义家庭杂志，还有发行量很大的《生活与服饰》：以十分诱人的方式，在呈现性唤起的照片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杂志。

30年代末期，《生活与服饰》将其刊载的争议照片定性为新闻图片：女演员海蒂·基斯勒裸身游泳、露出一边乳头，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狂喜》中的剧照。这部电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轰动一时。后来《狂喜》在各地或被禁止上映，或被审查剪辑；海蒂·基斯勒搬去好莱坞接拍其他电影时改头换面，把名字改成了海蒂·拉玛。

1941年《生活》刊登了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招贴画：丽塔·海华丝穿着带花边的缎子衬裙，跪在床上；姿势生硬，可是莫名地性感——人气无可匹敌，除了一张贝蒂·格拉布尔的工作室宣传照，拍的是她穿着贴身泳装的后背，据说后来丽塔的照片被贴在了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上。1943年《生活》上粲然微笑的金发模特吉莉·威廉姆斯的照片上，圆点泳衣的裆部微微陷了进去，据杂志社说，他们收到了10万多封“狂热的”读者来信，她也收到了好莱坞一些小角色的试镜。

虽然有些出版商认为美军回国之后，招贴画的热潮就会减退，乔治·冯·罗森却相信一丝一缕的幻想已经渗透了美国大兵的性意识；战后的几年，他发行了一系列杂志，强调了他心目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枪炮、胆识和姑娘。这时有关色情杂志的法律还不完善，还没有后来经宗教团体和邮政部高官煽动而成的长篇大论的立法，专门针对《阳光与健康》这种坚持在报刊亭售卖，也通过邮政系统每月寄送未修版裸照的杂志。邮政部号称全裸即淫秽，可支持《阳光与健康》的那些裸体主义组织成员，自认是异教徒而非色情作者，坚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他们精确描述裸体主义运动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在官方杂志里展示阴毛的权利。

非官方发行的裸体主义杂志也要求类似的权利，其中一本——《现代日光浴与保健》——就是由乔治·冯·罗森出版的。他遵守了不能出现阴毛的邮政系统规定，可几乎是独家刊登了年轻女性丰满身体上的乳房和乳头。有些模特还违背裸体主义的传统，摆出独自处于室内的姿势，与《阳光与健康》颂扬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家庭聚会相距甚远——这也令关于乔治·冯·罗森的流言显得有理有据，说他从合法途径拿不到好看的裸照时，不反对用脱衣舞女做模特。

一看就像脱衣舞女的女人频频出现在冯·罗森的《艺术摄影》杂志里。不过，似乎是为了对审查者保证杂志的立意高尚，裸体模特都像雕塑一般凝滞、暗哑，如同古典雕塑中大理石的裸体少女，她们面无表情，眼神单纯无害，与隐藏着邪念的相机镜头没有接触。

冯·罗森对待其他更加火爆的色情杂志可没有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觉得只要模特穿上点类似于衣服的东西，她们就能更自由地做表情，例如对镜头眨眼啦，抛媚眼啦，扭动臀部，或者半张着嘴微笑。

他最成功的色情杂志在1951年创刊，不久休·海夫纳就加入其中。这本杂志叫《摩登男性》，它创刊号上的封面女郎是女星简·拉塞尔，她微笑着坐在围栏上，穿着边缘磨损的短裤、紧身运动衫和皮靴。虽然《摩登男性》采用窥淫狂式的拍照视角，冯·罗森倒不认为自己是个色情狂，他觉得自己是敬业的商人，给一个渴求漂亮女人照片的市场注入效率。这种效率很超然，和他将练习曲卖给学钢琴的学生、把《阐释者》与《布道文评论》卖给传道士没什么两样。在《摩登男性》中他首要面对的编辑问题不是男人想要看什么，而是想要读什么。同时他还得想法讨好审查员，在杂志的正文部分加入但愿能挽回社会价值观的东西，以求中和杂志中过多的乳房和臀部。

决意不在淫秽读物和政治异见的边缘走钢丝，《摩登男性》的正文内容中规中矩，和与性无关的户外男性杂志（例如《真相》和《大商船》）的内容非常类似。在它的创刊号中，有关于热爱登山运动的文章；有在演员达纳·安德鲁斯的小船上对他的采访，他提供了许多如何驾帆船的建议；有介绍时髦的定制车（例如捷豹1913）的栏目；有一个关于巴黎皮加勒广场的附图随笔；还有一个针对经典枪支收集者的购物指南。读者对这个购物指南的热烈反馈，加上对之后几篇写收集枪支和打猎的文章的反馈，最终促使冯·罗森又创办了另外一些只讲这些题目的杂志。在《摩登男性》中唯一谈得上创新的也许是冯·罗森决定既登载活泼可人的半裸美女，也登载严肃的全裸艺术模特。海夫纳后来在《花花公子》中也效仿了这种组合。

冯·罗森在《摩登男性》刊印的第一年花了数千美元来买安德烈·德迪耶奈什——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摄影师——的作品，以求展现最体面的裸体艺术摄影。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曾在30年代拍摄了一系列在杜乐丽花园、卢浮宫和其他大博物馆中展出的欧洲艺术和雕塑作品。战前《时尚先生》刊载了杜乐丽花园的很多古典裸体雕塑摄影，但在冯·罗森创办《摩登男性》时，《时尚先生》的编辑们已经逐渐取消了这种“小骚动”，尽管自1933年创刊以来这些就是杂志中重要的调味料。不只是因为《时尚先生》的编辑们觉得男性杂志在战后的美国马上就会过时——很多老兵已经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接受了高等教育，也因为杂志社已经厌倦了在法庭上为自己的风流形象辩护。尽管它赢得了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杰出的天主教徒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提出的淫秽案起诉，打官司却是既费钱又费时，从1942年一直持续到1946年。

此前，《时尚先生》的管理层就已经受到过教会成员的威胁。在其下属的另一本杂志《肯》中曾刊载了一篇贬损天主教会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文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这篇文章一付印，教廷就鼓励神父们在礼拜日布道时抨击《时尚先生》的出版物。不久，大范围的抵制活动就在销售《时尚先生》《皇冠》，尤其是《肯》的报刊亭展开，加速了《肯》的早早停刊。所以1951年时，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的裸体照就刊载在了《摩登男士》而非《时尚先生》上，此时美国最大胆的出版商毫无疑问是乔治·冯·罗森，直到海夫纳在1953年后以《花花公子》超越了他。

从某些方面看，海夫纳和冯·罗森非常相像。都是在中西部的清教徒式的家庭里长大，父亲都是有日耳曼——美国血统的会计；两人都井井有条、野心蓬勃、沉迷自我。冯·罗森比海夫纳大11岁，精瘦活跃，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健壮整洁的仪表看起来像一位海军司令官，他也确实像管理一支舰队一样掌控着自己的杂志。他要求下属们绝对守时，办公隔间里要绝对整洁，要以正式礼节对待他。公司里的气氛几乎是死气沉沉的，他雇佣的那些来自中西部的保守男女职员对裸体照、排版等感情上都是漠然的——冯·罗森自己就是这样，这点休·海夫纳就很不一样。对冯·罗森来说，杂志仅仅是一种高效、有利可图的商业运作；对海夫纳来说，杂志是他个人的热情。

假如冯·罗森没怎么看出来这种区别的话，原因大概是他们共事时他并不了解海夫纳，而就他了解的那点儿来看海夫纳只是等闲之辈。他觉得海夫纳的漫画非常平庸，于是一张也没有在杂志中发表，而有天海夫纳拿着个包裹进办公室说这是一部非常棒的色情电影时，他还多少有点儿震惊。海夫纳亲切地提议为员工放这部电影，冯·罗森断然拒绝了，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想看这样的电影，也对海夫纳竟然在上班时间提议放这种电影感到恼火。尽管海夫纳在营销部干得还不错，但他给人一种不安于一个职位、总有很多公司外的兴趣和冒险的印象。这种态度不招乔治·冯·罗森的喜欢。要是冯·罗森完全知道海夫纳是如何全神贯注于他的“兴趣”的话，他会感到迷惑多过烦扰，大概也会确信海夫纳在性方面确实有点儿古怪。

在这段时间米尔德丽德·海夫纳怀孕了，他们也终于搬出了父母的房子，住进了芝加哥海德公园社区中一栋迷人的公寓。但是海夫纳对婚姻生活仍旧不满，与一个护士发生了婚外情，他不久之后就会和她拍一部性爱影片。这部影片在海夫纳一个男同事的公寓里完成，他把它当作个人的一次历险，完全是为了乐趣和体验拍的，没幻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专业电影制作人，甚至是色情电影制作人。但是，他倒是知道自己未来的职业肯定和性有关，因为性越来越占据他的头脑。他拓展自己的好奇心，对别人的性生活几乎和对自己的一样兴致盎然。他继续读了很多关于性法案和性审查的书，古代的社会习俗与仪式，还有国王、教宗，以及像加尔文这样的神权领袖是如何宣称某些给人快感的个人行为是被禁止且会受到惩罚的，以此达到控制大众的目的。他读了很多经典的小说，例如薄伽丘和亨利·米勒的——很多退伍老兵在“二战”期间找到这些书，把它们偷运回了美国。海夫纳在艺术书中研究大师们如何再现裸体画，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安格尔、雷诺阿、鲁本斯、马奈、库尔贝，以及很多其他人经常画出裸露的性器、公然袒露的乳房，眼睛更直接地看着观赏者，比冯·罗森在他的摄影艺术杂志里允许印出的更甚。冯·罗森的杂志里是否出现过这么挑逗的形象令人怀疑：比如马奈1865年画的几乎是淫荡的年轻裸女；库尔贝画的两个肉感十足的裸女相拥而卧；或者戈雅的《裸体的马哈》，斜倚在枕头上，双手扣在脑后，她的眼睛紧盯着观赏者，阴毛裸露。

当然这些作品和男性杂志里图片的不同之处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艺术。但是什么被提升为艺术，什么被贬低为淫秽，在不同时代总是根据受众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大博物馆里悬挂的裸体艺术是专为委托画家作画的贵族和上流阶层创作的，但杂志里的照片是为街上的一般人印刷的，他们的博物馆就是街角的报刊亭。

就是针对后者，审查者们希望能够保护一般人免受淫猥的侵害，当然也为了控制他们。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针对出版商卢·罗森的有罪判决，他的期刊《百老汇》中的女性照片被定义为“淫秽低俗”。这是在“考姆斯托克法案”下的第一个联邦判决，此法案得名于美国历史中最可畏的审查官安东尼·考姆斯托克。

4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是个报复心很强的福音派教徒，1844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一个农场。10岁时母亲的过世使他变得格外阴郁，他一生都极度崇拜母亲，之后也将他领导的净化运动献给她。

考姆斯托克青少年时过度沉迷于自慰，他在日记里承认这几乎让他想自杀。他十分相信色情图片和文学有内在的危险，也知道政法部门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1842年一项联邦法律已经禁止进口法国明信片，内战时期考姆斯托克在康涅狄格州兵团服役时仍旧经常看到士兵们传看这种色情卡片。战后他在纽约看到下百老汇区聚满了妓女，或者看到路边小贩兜售淫秽杂志和书籍，同样感到震惊。

那时并没有反淫秽出版物的联邦法律，尽管早在17世纪马萨诸塞州就有了反淫秽的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并非从性的角度来定义“淫秽”，而是认为反对既有宗教的文字和话语是“淫秽”。例如，在该州清教徒聚居区，直到1697年渎神罪的刑罚仍旧包括死刑，甚至之后的法令规定罪犯可以受到被烫烙铁在舌头上穿孔等方式的折磨。清教徒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州也立法反对传播、占有宣传贵格会[8]思想的宗教书籍，1711年对唱“不敬歌曲”也增加了处罚，罪犯有时会被戴上颈手枷。

直到181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男子才第一次因性方面的淫秽接受传唤——他展示出售一张“下流”男女的图片；但因并不违反美国法律，最终是依据1663年的英国判例法将他逮捕的。判例是“雷克斯诉塞德利案”。此案中，塞德利被判罚款和关监一周——因为他在酒吧的露台上赤身裸体，醉醺醺地嚷脏话，把瓶子里的尿倒向其他顾客。尽管这场闹剧和美国人被抓到展示色情图片这事儿没什么相似性，但宾州的执法者认为二者都违背了普通法规定的公共礼节以及宗教要求的伦理标准。

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此前也在英国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里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

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例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读会写，大批出版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在扩张的国家里无法像原来那样控制日常生活后，审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加上学校更多，包括1820年建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政府越来越关心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书籍；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纽约替他的审查运动辩护时，也同样表达了对于青少年的担忧，想保护他们免受腐化。

内战后考姆斯托克百无聊赖地在纽约一家食品杂货铺当店员，之后又去做纺织品推销员，但他同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名活跃成员。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他持续不断地请求公共职能部门强化和促进反不道德、反性表达的律法。他坚信色情读物和图片会给青少年带来灾祸，也会让成年人因自慰、通奸、堕胎和性病而堕落。

尽管很多政客同意考姆斯托克的结论，但他们却不大愿意支持他矫枉过正的方法——包括使用密探、间谍、诱饵及私拆信件等，因为这些威胁到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更像是当时英国为对抗不道德行为而采取的压制性措施。1864年英国政府为了消灭性病，立法强制那些被怀疑会传播性病的女性就医，并规定她们在被治愈以前必须身着黄衣。在医院里这些女性被隔离到专门的、被称为“金丝雀病区”的地方。这一举措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女性主义者的抗议成功废除了这项法令。

英国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自慰的方法，包括一种贞操带——父母在儿子上床睡觉前绑在他两腿间。这种小玩意儿有些外面装上了铁钉，有些有铃铛，只要这年青人碰他的性器或者勃起，铃铛就会响。

彼时，公民反堕落社会组织充斥于英国，不仅攻击妓女、通奸者和所谓的色情文学作家，也追击一些性教育手册的出版商。这种组织其实以不同形式已在英国存在了几个世纪，17世纪中叶尤其显著，因那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废除了会引起渎神的败坏源头——戏剧。但19世纪中期，在维多利亚女王英明的治理下——大概也是见不得光的性行为达到顶峰、色情读物泛滥的时候，反堕落组织愈发狂热化，此时一系列压迫性的法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有一项法律允许政府搜查私人店铺，看有没有淫秽物品出售；同时，1868年时英国的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得严格到成人不管读什么看起来不适合儿童的东西，都会被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法者禁止。首席法官将淫秽定义为所有“会使看这类读物、脑子容易受到不道德影响的人腐化堕落”的东西。这项法律还允许法庭在即便书中只有少数与性有关的段落的情况下将整本书判定为淫秽，也不管作者为何要写这些个段落。

更加惊人的是，这项1868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不仅比这个在位六十余年、死于1901年的英国在位时间最久的女统治者[9]活的时间更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仍旧影响着英国和美国对淫秽的定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如此大胆地反叛母国的美国，在性立法方面倒是对英国法律卑躬屈膝。而没人比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更成功地强化了美国的清教徒之根，他自己管自己叫“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

对反对者毫不在意，考姆斯托克和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追随者精力旺盛地向纽约州立法院和华盛顿的联邦机构请愿，要求设立更严格的反堕落法律来对抗不道德行为，而此提议适逢其时。经过内战后的混乱、持续不衰的街头犯罪和穷困，还有强盗贵族的丑闻后，联邦政府对任何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自己的无能腐败中转移开来的借口都求之不得，更别提这个提议还能加强对桀骜不驯的公民的控制。再加上一些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相信性放纵会影响工人工作，于是也青睐收紧对大众道德的规范。教会团体意识到那些街上的妓女和售卖“争议文学”的报刊亭，觉得早该有场变革了，也觉得作家们变得过分不敬神了，包括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刚因为写了“下流读物”《草叶集》被内政部解雇。

考姆斯托克宣称，更坏的东西还在出版界大行其道，作为证据，他向国会出示了成箱的婚姻指南、色情小册子，还展示了一些图片，他将其统称为“偷袭青年人道德的秃鹫，悄悄把尖利的爪子伸向他们的心脏”；由于一些著名人物也支持他的观点——像肥皂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10]和银行家J.P.摩根（他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1873年考姆斯托克终于说服国会通过了联邦法案，禁止邮寄“一切淫秽、粗俗、具有挑逗性和色情的书籍、手册、图片、纸张、信件、手稿、印刷品和其他含粗俗猥亵内容的出版物”。该法案由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签署，包含的修正案中指定考姆斯托克负责邮政部门一个特殊的反色情机构。两个月后，考姆斯托克成立的组织——纽约反堕落协会，由国家立法机关给予了调动警察的权力，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有了持枪权。

之后多年里，考姆斯托克和他的协会恐吓出版商，逮捕了数百名持有问题作品的公民，还导致15名被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女性因不堪忍受公开审理的耻辱而自杀。针对这些女人的种种指控包括卖淫、堕胎、售卖节育工具，以及——比如艾达·克拉多克——写作了名为《新婚之夜》的婚姻指南。

纽约出版商查尔斯·麦琪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关了一年，外加罚款500美元，只是因为存货里有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卡纳尔街的一家书店老板也因为出售阿什顿博士的《人之天性与婚姻指导》而受到了类似的惩罚，虽然此书在纽约的书店里已经长销20年了。钱伯斯街上一个年轻的卖报人，禁不住有顾客纠缠不休、非要出高价买色情图片，弄到图片之后，却没想到买家是考姆斯托克的线人，结果坐了一年监狱。

考姆斯托克在纽约给人定罪的依据大多靠诱骗得来。他本人，或是他的协会成员，假装成顾客，或者用假名写挂号信，寄钱去购买某些书和册子，然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法庭物证。由于贩卖和传播节育信息都属违法，许多毫无戒心的药剂师因为出售安全套或许多女性因为只是为了保洁才使用的橡胶球注射器而被捕入狱。

摄影工作室时常遭到突袭，翻查文件里是否有色情图片。一位幻灯片放映者受到调查并被捕，只因为他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观众放映了几张裸体雕塑的照片。1878年的一个晚上，考姆斯托克和协会里的五名男性成员来到了格林街224号的一家妓院，给了三个女人14美元让她们跳脱衣舞，之后考姆斯托克便掏出左轮手枪，以有伤风化罪逮捕了她们。

对考姆斯托克的这些手段，各大报纸鲜有不满之词。发行商和政客都觉得，反对考姆斯托克可能会被解读成姑息犯罪，自己的私生活大概也会受到他的检查。不过，几家小规模、代表了当时地下新闻界的刊物，倒是慷慨陈词、批评了考姆斯托克，特别是编辑部位于下百老汇的《真理探寻者》周报。坚定的不可知论者、对《圣经》也充满质疑的业主兼编辑D.M.本内特，受托马斯·潘恩影响，偏爱的社论话题包括避孕、向教会财产征税，以及尊重考姆斯托克否认的那种自由。

文章中，D.M.本内特将考姆斯托克比作托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首任大法官，还有17世纪的“猎巫者”[11]马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本内特写道，“仗着法律权威，在英格兰诸郡悄无声息地潜行，伺机抓人，而考姆斯托克也有着类似的法律权力，潜行于美国的某些州，用同样的方式抓捕倒霉的猎物们。”

鉴于淫秽行为如今在美国已是联邦重罪——最高可处以5000美元罚款，10年刑期——本内特强调政府应当明确“淫秽”的定义，让每个市民都明白它的含义，像谋杀、致死、强奸、纵火、盗窃和伪造文书这些罪名一样清晰。但遗憾的是，淫秽罪的定义并不清楚，不同的公民、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公诉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读，结果就是，这个罪名留在法律书籍里，以便有权的人随时随地、以各种理由对其利用，制造新的罪人。

如果像考姆斯托克说的那样，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道德观念，情色材料的传播要被排除出邮政系统，那么本内特建议由家长、老师和保安来检查所有寄到家里和学校的邮件，省得政府人员和宗教狂热人士插手。本内特和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宗教组织是压迫人的、反智的，许诺遵守教条者死后能进入天堂、威胁不信者要堕入永恒的地狱，以此来控制、欺骗人民；宗教的礼拜仪式虽说基于虚无的神话，政府却不加干涉，因为它具有抚慰广大民众的功效，不然这些人就要上街反抗世界上的种种不公了。

在本内特眼里，主流教会和政府结成了利益伙伴，共同让公众顺从权威，从而维持彼此的特权地位。教会不必纳税，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和资产，自然乐得对政府在战争中不人道，乃至野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则时常提供警力，支持教会侵犯个人隐私的行动。教会认定自己有权干涉人们在自家床上做什么事，能评判性爱的标准和目的，能控制文字和图片中对性行为的描绘，能通过审查制度消灭信徒脑中幽灵般挥之不去的不洁念头，从而将思想控制正当化，这激起了无神论者本内特的怒火，他觉得这背叛了美国国父们创立宪法的反神学基础。

无休止的激烈言论，加上大胆将之付印发行的鲁莽劲头，本内特无可避免地迎头撞上了法律。1877年一个大风天，安东尼·考姆斯托克本人，由美国法警副官作陪，拿着逮捕令来到了本内特的办公室。考姆斯托克神色凛然，指控本内特通过邮政渠道传播两篇低俗渎神的文章，都是登在《真理探寻者》上的。一篇名叫《有袋动物如何繁衍后代？》，另一篇叫《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

面对考姆斯托克，本内特迅速争辩他有权利发表这两篇文章，而且哪篇都既不低俗，也不渎神。有袋动物的那篇是接收的投稿，是篇科普文章，精确谨慎地回答了题目的疑问。给基督的那封信出自本内特笔下，确实质疑了圣母玛利亚的处女身份，但他坚信思考此项奇迹并不违法。

考姆斯托克要是想找犯淫秽罪的证据，本内特说，《圣经》里有的是，有亚伯拉罕赶走小妾的故事，有强奸他玛，有押沙龙通奸，还有所罗门好色无度的辉煌战绩。考姆斯托克听得不耐烦，催本内特拿上外套赶紧走。他再不想听哪怕一句这种不敬神的话，本内特照做了，被押到百老汇大道和公园街路口的邮政大楼，关进政府专员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本内特被告知，保释金为1500美元，下周要参加审前听证会。考姆斯托克想让他成为邮政扫黄联邦法的头一个牺牲品。

获得保释后，本内特立刻开始准备辩护事宜，发表了攻击考姆斯托克和相关法律的新文章。很多人受到鼓舞，支持他的活动，其中就有他著名的朋友、同为不可知论者的律师罗伯特·G.英格索尔。英格索尔和本内特一样，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南北战争时期作为联邦骑兵上校英勇战斗，他参战并非出于爱国，而是出于对奴隶制的反感。他父母在开战前20年就已经公开支持废奴，以致他父亲辗转于各个教堂集会之间，与做礼拜的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的时间比公共礼拜的时间还长。这场面影响了年轻的英格索尔，也与他早期对基督教美德的怀疑不无关系。

内战之后，罗伯特·英格索尔投身法律界，频繁参与一些当时很有争议的案件的辩护。他十分痛恨审查制度，自然成了考姆斯托克的敌人。如果政府要通过审查《真理探寻者》上刊登的文章来支持考姆斯托克，那英格索尔巴不得替本内特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于是他就这样通知了华盛顿的邮政部长。

用来起诉本内特的证据文章，既不淫秽也不粗俗，无疑还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案子要是提交到最高法院，考姆斯托克的赢面不大；也许就是因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英格索尔的从中调停，邮政部长默默地撤销了对本内特的指控。

遇上这种境况，换成一般人，刚刚让政府和令人生畏的考姆斯托克吃了瘪，又想到审查者可能存心报复，今后也许就要小心营生，D.M.本内特可没有。他在报纸上大肆庆祝自己毫发无损，又加紧批驳考姆斯托克，催促政府撤销邮政审查制，呼吁避孕指南和避孕工具的合法化。他还写作并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讽刺基督教，说基督教的历史就是打着神圣的旗号屠杀，以基督的名义进行血腥征服，教皇们多有奸淫、乱伦和谋杀之行。

本内特将使徒保罗描绘成不虔诚的改信者、伪善小人，还痛恨女人，开启了罗马教会中反女性的传统。保罗二世则是“粗鄙、虚荣、残忍、荒淫的教皇，最大的乐趣就是用烧热的火盆和恶魔般的刑具折磨异教徒”。在本内特眼里，耶稣会会士都是制造秘密恐怖的党羽，他把马丁·路德称作“疯狂暴徒”，约翰·加尔文则是“老谋深算、残忍的偏执狂”。庇护四世“让教皇宫殿住满了妓女娈童，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激情以平息欲火”；庇护六世犯有“鸡奸、通奸、乱伦和谋杀”罪；西斯都五世“绞死了60个异教徒以庆祝自己的加冕”。与此类似，本内特还描绘了数十位其他的教皇、圣徒、宗教改革家、传教士和清教徒，最后总结说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已经证明了自己不逊于教中任何一位前辈，逮捕、迫害、告发、毁灭着自己的同胞”。

这篇文章发表于1878年。那年本内特又一次被考姆斯托克逮捕，但逮捕令里只字未提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即便言辞激烈如此的文章，在言论自由修正案的保护下还是可能被辩护无罪。考姆斯托克手上有更好的材料，一本完全写性爱的小册子《丘比特之轭》，书中支持自由恋爱，诋毁婚姻，描绘了人们生活在不受束缚、充满情色的公社里的景象。书中大胆发问：“既然大脑和肠胃都是自由的，凭什么公民的性器官就要受神父和法官监视呢？”

虽然此书既非本内特所写，也不是由他发行——作者是已经入狱的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H.海伍德，但据说本内特一直在售卖这本书，以及其他具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地点是纽约伊萨卡的一次集会上。考姆斯托克十分确信，自本内特第一次被捕之后，这回有见识的人就不会那么急着公开支持他了。

但这次，公众对考姆斯托克的反对却不断高涨，这是他反淫秽改革运动的第五年，本内特又一次利用自己的报纸赢得了不少支持和用以辩护的经济援助。不过，案子还是闹上了法庭，一位严厉的法官——向美国法律体系引入了1868年英国的狭隘法律，规定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一部分被认定淫秽，整部作品即被判为淫秽，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判定本内特贩卖情色书刊有罪。法官随即宣判本内特在奥尔巴尼的监狱[12]做13个月苦工。

很快，数千市民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请愿赦免本内特，还有风声说他要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些努力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考姆斯托克想法弄到了花甲之年的本内特写给一位年轻女性的情书，公开谴责其是好色的奸夫。本内特在狱中承认自己确实写了信，这令一些人更加不满，包括本内特太太和海斯总统的夫人；据说就是海斯夫人怂恿丈夫对释放本内特的请愿置之不理的。

本内特做满13个月苦工，身体垮了不少。刑满之后，他游历欧洲，把报纸留给入狱期间代为管理的伙伴。1881年，本内特出版《异端在外国》，是典型的他个人风格强烈、不敬神明的文章及评论合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19世纪美国自由思想运动中的地位，接下来的几代人时间里，该运动吸引了众多出版商，包括伊曼纽尔·朱利叶斯——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饱受争议的“小蓝书”系列[13]，开启了整个美国的大众市场平装书产业；塞缪尔·罗思——30年代到50年代时常因为出版违禁书籍而入狱；还有巴尼·罗塞特——最终用法律手段阻止了邮政系统的审查。

D. M.本内特死于《异端在外国》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宿敌安东尼·考姆斯托克，则要长寿得多。直到1915年去世前，考姆斯托克还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1869年他尤其高兴，因为这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卢·罗森的有罪判决。卢·罗森出版的邮寄刊物《百老汇》，印有具挑逗性的女人图片，部分覆盖着灯黑[14]，订阅者在家可以轻易擦掉。虽然罗森的律师慷慨陈词，以种种理由反抗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证据所使用的《百老汇》是通过伪造政府信件得来，而且卢·罗森自己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这么容易就能被擦得掉的炭黑掩盖，最高法院仍旧支持考姆斯托克法案，卢·罗森被迫做了17个月的苦工。

考姆斯托克的去世并未使对色情产品的指控减轻多少；继承他衣钵的有邮政审查者、教会领袖、纽约反堕落协会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组织，比如波士顿监防协会、芝加哥法律与秩序联盟等。

芝加哥联盟的带头人是阿瑟·B.法韦尔，新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本来就有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他父亲是当地的政治领袖，与某些芝加哥的骗子、恶棍和一个著名的鸨母在金钱和社会关系上相互勾结，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传出，更加深了法韦尔的宗教狂热。从那时起，年轻的法韦尔就刻意与父亲疏远，对于任何利用政治阴谋或赌博牟利的人，以及从不道德的性爱中寻欢的人，他也同样容不得。

在法韦尔联盟的不断呼吁下，大部分芝加哥的妓院1912年都临时休业了，1915年，联盟成功让芝加哥的酒馆在周日关门停业。美国禁酒令实施期间，政客与黑帮勾结，开办地下酒馆、挑起无数威士忌战争。法韦尔联盟打击政客与黑帮的利益联盟收效不大，部分原因是1919年《沃尔斯泰德法案》出台之后，芝加哥市受到种族团体的强烈影响——主要是爱尔兰人。这些人不同意禁酒主义者认为喝威士忌是恶习的观点，不过在性爱方面，爱尔兰人可能比清教徒还要清教徒。

实际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是休·海夫纳那严肃清醒、卫理公会教徒的父母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芝加哥定居的时期，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多少取代了法韦尔式一本正经的清教徒在城市里执行性道德了。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移民为芝加哥输入了一支生气勃勃、充满狂热的天主教派，其基础是性约束和正统教义，这些价值逐渐反映在城市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人们对非正统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不能包容。即便在爱尔兰人还没有掌控市长办公室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他们经常能掌权——对于道德和性审查的正统天主教观点他们也不乏执行者，像州议会里占压倒性多数的爱尔兰裔立法委员、市政议员、选区领袖、州检察官、警官，以及和政治挂钩的教会人士。爱尔兰人比其他移民更快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登上新大陆就会说当地语言，团结在宗教信仰周围，过去在家乡反抗英国人的经历则让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井然，铁板一块。经由不同教派间的通婚和任用政治亲信，这种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慢慢地，从芝加哥南区的棚屋里、蓝领住的平房里、黑人不得入内的公寓楼房里，芝加哥的民主党机器开始成型。从这些地方走出了理查德·戴利市长，在他之前还有两位爱尔兰天主教派的市长，埃德·凯利和马丁·肯内利。

戴利的成长环境和一般白种人聚居地差不多，主要居住的是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俄裔犹太人；这些社区的居民几乎都是社会观点保守的芝加哥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庭和贸易联盟，比起开明城市的移民，这里的人更加封闭、顽固，结成了一个投票集团，排外得可怕。芝加哥就是这样秩序良好、一潭死水、情感冷漠——市民对附近的剧院老板放场性感的电影如临大敌，对政治诈骗和极端的种族主义倒是见怪不怪。

少年休·海夫纳在罗克尼剧院做引导员时看的电影、成年海夫纳在其他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放映前都要受到警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人员通常是五位家庭妇女，都是警察的太太。海夫纳在冯·罗森的推广部门工作时，芝加哥主要的杂志分销商都拒绝运送冯·罗森的产品，因为性感内容太多，可能惹市政厅和教会领袖不高兴。因此，冯·罗森的杂志都是由一家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公司派车偷偷送去各个报摊，这种公司就是卡车运输行业所谓的“次级”分销商。

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主要分销商，负责流通社会可接受的大众杂志，像《读者文摘》和《淑女居家月刊》，还有一个“次级”分销商，专门接主要分销商不愿碰的业务。芝加哥的次级分销商就是议会大厦新闻社，和其他城市里的这类公司一样，它把仓库设在偏远的小路上，窗户用砖头封死，省得路边有人打探。从印刷厂运来整车新杂志的卡车司机进仓库之前，先要按旁门的门铃，用对讲电话确认身份；然后大大的拉门才会升起，卡车进库，大门落下锁好之后，理货员会帮司机卸下货物，放在交接处。杂志的箱数要对照发票详细清点。一部分杂志是从纽约、洛杉矶这样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运货人开车穿越美国的次级运输路线，把货物卸到丹佛、得梅因、克利夫兰、哥伦布等地。大卡车离开芝加哥的货仓之后，议会大厦社的小型厢式货车会进市内向报商分发提前定好数目的杂志，一些商家偷着在柜台下卖杂志，或者用棕色牛皮纸包上寄给顾客。

议会大厦社送货物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而且运货司机可能也大致固定，仓库里的箱子装的倒也不全是情色出版物。议会大厦社还负责分销一些学术和文学杂志，像《党派评论》，在芝加哥卖得不怎么好，主要分销商没有兴趣。仓库里还有一些是对地方领导人和宗教领袖有所冒犯的政治刊物，比如共产主义者的《工人日报》。议会大厦社还分销所有的黑人出版物——《乌木》《黑人文摘》《棕色》，还有《芝加哥保卫者日报》。

议会大厦新闻社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个经常赌马的芝加哥人，亨利·斯泰因博恩。一开始他主要代售股票行情报告，但也运一些当时认为伤风败俗或淫秽的杂志——《阳光与健康》《警察公报》《游民新闻》之类，印着“影坛新人”泳装照的影迷杂志，还有某些女性自白杂志。虽然这种情事自述类杂志里没有挑逗性的照片，但芝加哥和全美很多神父都认为其描述堕落史的内容和对私生活的曝光会诱发淫欲的思想，督促教区居民不要阅读这类杂志。（有意思的是，1868年英格兰第一例定义了淫秽罪的案件——律师界称其为希克林决议——源头就是对一本小册子的控诉，其中描述神父听了女性的忏悔，时常欲火难耐得要自慰，甚至在忏悔室里和信徒交媾的情节。）

随着“二战”期间色情杂志的流行，议会大厦社的生意，连同国内其他次级经销商的生意，都大为兴隆。议会大厦社在芝加哥市内分销罗伯特·哈里森的出版物（《媚眼》《调情》《低语》《秀色可餐》），还有另一个纽约出版商阿德里安·洛佩斯的杂志（《美人儿》《偷笑》《长官》《热门》）。战后纸张配额取消，开始出现新兴杂志，像《日夜》《欢庆》和《焦点》，里面都有一个刚刚出浴、来自加州的高个金发美女，名叫艾里什·麦卡拉的；还有一个魅力十足、带点邪气、脚蹬高跟鞋、气场强势的佛罗里达棕肤美人，叫贝蒂·佩奇。这两位比别的照片上的模特都红，是战后成千上万男人的幻想对象，而且到50年代依旧人气不减。这时黛安娜·韦伯刚刚出道，衣服越穿越少，在《阳光与健康》和冯·罗森的杂志里做模特。

冯·罗森的杂志越来越大胆，除了阴毛什么都敢入镜，议会大厦社的亨利·斯泰因博恩不禁担心起警察会突袭搜查他的仓库。他找了个新地方，租了更大的仓库，门口的公司名牌却很小。斯泰因博恩人生中第一次开始赚钱了，有十辆卡车在市内运货，其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报摊偷偷买进色情杂志。每卖一份50美分的杂志，报摊老板赚进10美分，亨利·斯泰因博恩也进账10美分。芝加哥每月卖出上千份杂志，很多出版商都雇律师当顾问，想知道照片里露多少才合法。一些律师说了自己的观点，另一些耸耸肩，说怎么定义淫秽罪，就看碰上哪个法官；于是斯泰因博恩的厢式货车明目张胆地往各个报摊送货，后来还送到一家书店里。一开始，这书店开在迪尔伯恩街，后来搬到了范布伦街。

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般书店都有的平装和精装书，但商店深处、柜台底下，则是次级经销商才会卖的书和杂志。

时间一长，很多顾客开始意识到这商店的货品之多样，时不时进店逛逛，和店员混熟后，就能得到即便不买也可以翻一翻色情杂志的特权。不过大多数顾客起码也买过一本，掖在外套底下，塞进包里；还有两个人，可能是书店最大的主顾，几乎每本能买到的色情杂志都要。其中一个就是休·海夫纳。另一个年轻一些，叫哈罗德·鲁宾。

5

1955年的一天，狂风呼啸，《花花公子》杂志社里，休·海夫纳坐在办公桌前，斟酌着选哪张黛安娜·韦伯的裸体照做5月刊的跨页插图。他能听到街对面芝加哥圣名主教座堂的钟声传来。这是晚6点的祈祷钟，每日三次，提醒虔诚的信众，天使加百列向童女玛利亚报喜的故事，通过无性的奇迹，她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

天主教将性交视为耻辱，认为最有美德的人无需性事；这一否认的信条流行了数百年，其间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禁欲，期望未婚的教区居民保持童贞，将婚姻中的性交神圣化，称其目的是传播信仰。还把圣阿格尼丝这样的女人奉为楷模，因为她不屈从于男性的淫欲，宁愿作为处女殉道。

这种苦行主义距离街对面《花花公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远，要是海夫纳早先仔细想想这一点，可能会把杂志社选在远一点儿的地方。这巨大的天主教堂在街区里威风凛凛，《花花公子》的四层灰色小楼就蛰伏在其不以为然的阴影之下。

可是没有伟大的罪人，伟大的教堂也无以建成、存续，这么说来海夫纳也许选对了地方。不过像大多数不知悔改的罪人一样，他无法得到信者的祝福，而且几个月前他已经惹起了红衣主教的怒火，因为他在《花花公子》中重印了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一篇中世纪故事，讲的是女修道院里一个园丁与几个欲火焚身的修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16世纪中期就谴责了这篇故事的教会，看到1954年9月它又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评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官署发出强烈谴责的声明之后，海夫纳就让议会大厦社的分销员把这一期从市内的报摊上撤了下来，不过这些杂志又重新被销往了其他城市。海夫纳的出版商生涯刚开头，不想加剧与宗教的冲突，本来他要处理一般性的商务问题就够忙了，何况之前还遭遇了很可能是教会成员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芝加哥的邮递员，就总是迟好几天才会送寄往花花公子大楼的邮件，经常会耽误杂志的订单。一般出版物都可以享有的、较为便宜的二级邮政特权，华盛顿的邮政部长也禁止《花花公子》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杂志有伤风化。连芝加哥的警察，在花花公子办公楼前的停车场执法也特别严，一有机会就开罚单、拖走汽车——因为这种差别对待，有一天，一个叫安森·芒特的员工报警说，街对面有辆违法停靠的车，那是芝加哥大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的豪华轿车。

警察一开始觉得安森·芒特在开玩笑；但芒特坚称，芝加哥的停车法规应当一视同仁地执行。警察问他要不要正式投诉。芒特说没错，然后填了表、签了字、写上了自己的地址。一周以后，芒特正在家里，房东敲门说有两个警局来的人。他们穿的是便衣，芒特请他们进来，房东走了之后，其中一个突兀地问：“你对大主教有什么不满？”

芒特说他对大主教没什么不满，可没容他说第二句，另一个便衣突然暴怒，朝芒特冲过来，狠狠地扇他，然后把他撞到墙边。两人扬长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芒特。他的第一反应是告他们殴打自己，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诉诸法律的结果可能比现在还糟，在法庭上对抗芝加哥警方似乎也是徒劳，白费时间，而且肯定会对杂志造成不利的公众影响。

虽然反对重重，《花花公子》却十分畅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它陡然而红，在全国的报刊亭几乎脱销，曾经认为该杂志不适合推广自己产品的广告商也回心转意，而他们从没想过去找海夫纳登广告还有可能被拒绝。

海夫纳绝不要登任何关注男性问题和烦恼的广告，讲谢顶、身体虚弱、肥胖的都不行。他在出版界发了笔小财，靠的就是卖强调“享乐”的杂志，将裸体女人与精明强干、开跑车、纵酒狂欢、住有真皮家具的精装修的单身公寓、夜夜饮酒作乐的年轻男性相联系。这美梦绝不能被那些广告玷污，让男性读者想起自己的粉刺、口臭、汗脚和疝气。海夫纳相信享乐主义能带来健康；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总往好的方面想。要不是这样，过去两年他也不会有所成就。

1953年海夫纳创办《花花公子》，初始投资只有600美元。这笔钱来自银行贷款，以他海德公园公寓的家具作抵押。他那年27岁，与性冷淡的妻子和穿尿布的女儿一起住，开一辆破旧的1941年产雪佛兰，不过，仍有金色的幻梦催他前行。

1952年，他辞掉了冯·罗森公司周薪80美元的工作，在儿童杂志找了份工资高但无聊的事，以腾出时间来策划自己的杂志。多年来他阅读、分析了无数杂志，从最廉价的招贴画到最光鲜亮丽、内涵深刻的刊物。海夫纳相信自己心目中的杂志与所有杂志都不同，甚至与冯·罗森的女郎杂志也不一样。

比如说吧，冯·罗森那本《摩登男性》里的文章，还有像《真理与商船》这种男性出版物里的文章，都是写给行动派的男性读者看的，他们喜欢打猎、钓鱼、收集枪支、深海潜水、登山等户外活动，这类冒险行动能加深男性间的友情，也就是“二战”中许多男人体会过的战友情谊。而像海夫纳这样住在城市里、喜欢室内活动的人，其阅读兴趣完全被这类杂志无视了。他们不喜欢打猎钓鱼，梦想是有一天住在现代化的单身公寓里，坐拥一套闪亮的高保真音响，换新女友加换新车。海夫纳将情爱冒险与社会地位和经济繁荣相联系，认为床上成功的男人做生意也成功；虽然这只是理论可能，但他已经准备史无前例地在杂志里宣传这种观点。

性，在其他杂志里，是遮遮掩掩的背德和丑闻。男性杂志《雄性》每月刊登一篇叫《罪恶都市》的文章，痛陈美国各大城镇中腐化堕落的夜生活，像滑稽剧院，夜总会，妓院——每次文章旁边都配几张异域风情的舞女或脱衣女郎的照片。

罗伯特·哈里森的色情杂志把性爱描绘成怪异的行为，女主角们穿着高跟鞋、手拿鞭子、眉头紧锁，简直是严格按照清教传统对享乐进行惩罚。女性杂志则把性欲当作问题，请医生或家庭咨询师来解决并宽慰受害者。海夫纳最喜欢的杂志《时尚先生》现在也忽视性爱的存在，而那些充斥着性爱元素的杂志——便宜的低俗刊物和比《时尚先生》更大胆的小报——则把它当作深可厌憎又能无限挖掘的题目，标题都是《小镇姑娘有多放纵？》《堕胎生意之内幕》《数百万元的淫秽骗局》一类的。

“淫秽”也是大型都市报坐班编辑特别爱用的标题词，包括《纽约时报》，因为这词与他们身处的狭窄空间十分契合，能激起读者兴趣，还暗示了编辑的不赞成。编辑们最高兴的，就是有新闻既能满足他们谈论色情的兴味，又能抒发道德上的义愤。战后这类新闻的典型，就是没完没了地报道斯特龙博利岛上罗伯托·罗塞利尼导演与已婚影星英格丽·褒曼的绯闻，最后褒曼自我流放，离开好莱坞七年。

海夫纳策划杂志的时候，新闻标题里都是最近披露的性新闻，包括克里斯汀·乔根森的变性手术，冒牌继承人米奇·杰尔克的咖啡厅援交组织，还有1953年的金赛报告《女性性行为》。金赛的数据显示，大约50%的女性以及60%的女大学毕业生婚前就有过性行为，还有大约25%的已婚女性有婚外性行为。超过一半的女性会自慰，43%的女性与男性有过口交行为，还有13%的女性曾与另一个女人有过至少一次达到高潮的性体验。

虽然全国性的媒体对金赛的发现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些媒体作者依旧认为金赛比色情小说作家强不了多少，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将其斥为“社会的害虫”。有些报纸认为报告结论会冒犯读者，不让该报告在新闻专栏中出现——《费城快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的报纸本来要刊登，被宗教团体一抗议也就作罢。虽然舆论乱象丛生，金赛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和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还成了产科医生威廉·马斯特斯研究人体性反应的灵感。

对海夫纳来说，报告证实了他多年的猜测——女人的性欲越来越强，而且他所属的战后一代正在默默反抗他们父母年轻时的道德标准。海夫纳几乎是带着感伤的眼光，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欢迎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车。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算夜游时的热情再高，海夫纳也想不到，才过了十余年，他就会拥有芝加哥最雄伟的摩天大楼之一——花花公子的兔子标识会高悬在37层的大楼顶上，俯瞰不远处圣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这样的事超越了他的想象，因为1953年夏天他设计第一期《花花公子》版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同时代有那么多男人有着同他一样的梦想和欲望。起初他觉得《花花公子》大概会有3万名读者，这还是拿到刊登玛丽莲·梦露那张著名裸照的许可后大受鼓舞的估算。

这张照片连同三张裸体照，是梦露1949年还在好莱坞一文不名时拍的。当海夫纳在《广告时代》上看到这些照片的版权归芝加哥城郊一个日历制造商所有时，他立即驾车去了印刷厂，没有预约就见了厂主，以500美元买下了他觉得最性感的那张照片。照片上她躺在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上，毫不羞涩地看向镜头，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睛，而且什么也没穿，像她后来回忆的——“只穿了电台的广播”。

现在看来，500美元的出价真是太便宜了，但海夫纳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日历制造商报价的人，可能因为只有他愿意冒风险，在杂志上全版印刷电影女演员的彩色照片，其色情程度远远超过了艺术摄影杂志上那些一脸凝重的裸体模特。购买梦露的照片之后，海夫纳600美元的银行贷款只剩下了100美元，但他也拿到了创办杂志所需的劲爆卖点。这张照片，连同他极具感染力的热情，迅速令他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到了钱。

最早的一位投资人买了2000美元海夫纳新公司的股票，他是前空军飞行员，也是海夫纳的好朋友，叫作埃尔登·塞勒斯，从前和海夫纳合作拍过性爱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塞勒斯已经和妻子分开，为邓白氏公司做信用调查员。买了股票之后，他成了海夫纳的业务经理——正是塞勒斯建议杂志名叫作“花花公子”的，因为他母亲多年前开的一辆时髦汽车就叫这名字。海夫纳本来已经确定杂志名是《单身派对》——要不是从招贴画杂志《单身汉》的律师那里寄来了威胁信，他可能会坚持用这名字，之后他马上接受了塞勒斯的提议，认为“花花公子”这个名字能激起20年代以及他强烈认同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那种蓬勃精神的想象。

另一位贡献了50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是海夫纳的弟弟基思，基思和他一样热心研读色情杂志。母亲虽然对大儿子选择的事业大惊失色，却没说什么，还交给儿子1000美元，他父亲后来也做了杂志的会计。

《花花公子》正式发行前，海夫纳已经通过股票筹了接近1万美元，请了几个作家和插画家，还有一个刻工，这些人都同意用公司股票代替报酬。看了海夫纳的招股说明书和对梦露照片的描述之后，国内几十家二级杂志零售商——很多人都是他在冯·罗森手下工作时认识的——决定下大额订单订阅第一期杂志。到1953年夏天，订单总额已经超过了海夫纳期望的3万份。到了秋天，订单已接近7万份。虽然杂志如果在报摊上卖不出去，都可以退回杂志社，但这么多前期订单已经预示了成功，这也让海夫纳获得了印刷公司的极大信任，能在芝加哥东北80英里的工厂里印刷《花花公子》。

第一期的封面上是穿着衣服的玛丽莲·梦露，共48页，如预料的一般，专为喜欢待在室内的城市男性打造。他们认为单身是福，对婚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杂志主打的文章叫作《1953年的淘金小姐》，对离婚后被迫付不合理高额赡养费的男人表示了同情。杂志还重刊了薄伽丘有关通奸的故事，由金赛女性报告而创作的风俗插画，一对年轻夫妇在起居室里玩“脱衣猜谜”游戏的照片——根据海夫纳加的说明，这游戏对“玩腻了”的人们是绝佳的消遣项目。海夫纳自己就和米尔德丽德以及另外几对夫妻在公寓里玩过，但脱衣服的程度对他还不够刺激。最近他想着让米尔德丽德和另一对夫妇玩交换伴侣，虽然还没对她提，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既然愿意与另一个男人分享她，那他对她的占有欲、嫉妒心和深切的关注已然消失了。

除了中间插页上玛丽莲·梦露的彩色裸照，那期杂志上还有海夫纳的一幅漫画，一整页派对笑话，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进行日光浴的黑白照片，一篇足球评论，另一篇写音乐团体多尔西兄弟的文章——海夫纳上高中时，他们就开始出名了。杂志里最专业的一篇文章出自已去世多年的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安布罗斯·比尔斯，他们的文章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版权有效期在1900年以前，不用付稿酬。

海夫纳不得不重刊著名作家的旧作，不光是因为预算紧张；他也愿意要现代作家的稿件，可这些人的经纪人和出版商都拒绝了。他向《纽约客》申请重刊詹姆斯·瑟伯[15]的《世上最伟大的人》，被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是“著名期刊”。斯克里布纳也拒绝了他刊登海明威短篇小说《北密歇根》的请求，因为《花花公子》还没有“展现出品质”。他去找兰登书屋买约翰·奥哈拉[16]《日子》的重印权，出版方开价1000美元，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不过他生意兴盛了之后，给作家的稿酬比美国别的杂志社都高，只有《纽约客》可与之比肩。

但第一期杂志发行之前，海夫纳与那些已成气候的出版商一样，感到了杂志未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法律反应和公众反响方面；这无疑影响了他，使他没有在版权页刊头印上自己的名字，而且封面上也没有印日期。如果杂志头一个月卖得不好，他希望它能在报摊上再坚持一个月，直到大多数杂志卖出去为止。

1953年10月，《花花公子》即将送印，海夫纳、埃尔登·塞勒斯和阿特·保罗——接受股票代替工资的设计师——开车到伊利诺伊州罗谢尔市的印刷厂做最后的修改，并看着7万份杂志中的第一批从印刷机上下来。海夫纳由于狂喜和疲倦而处于兴奋过度的状态，也很沮丧：杂志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负责向全国分发杂志的人以前也是冯·罗森的员工，叫杰瑞·罗森菲尔德——他也投了钱给海夫纳——态度乐观，觉得杂志会大卖，但他和海夫纳都不知道具体能卖多少。如果只卖了1万到1.5万份，超过三分之二被退回，海夫纳会当即破产，《花花公子》也就终止在第一期。海夫纳得重新找工作。还清贷款需要很多年，银行还会收走他的家具。那晚海夫纳回到家时，尽量不去想这事。

他必须相信能出第二期杂志，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公寓里设计新一期的版式。他已经有了下一期的中心插页，一张性感却不太出名的模特的彩色裸照。他也拿到了几张安德烈·德迪耶奈什拍摄的艺术裸体照。在公版领域有相当丰富的虚构类作品可以选择，还有几篇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可供登载。当然了，他自己的漫画也不限量供应。

这个时期米尔德丽德格外地支持、容忍他。她从不抱怨，虽然公寓起居室的地板上到处扔着裸体图片，每天她在厨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着丈夫的同事进进出出，讨论性爱和女人。

当月内，第一期杂志抵达了芝加哥的报摊，海夫纳离开家，开着车环绕全城，在路边摊位调查销售情况。他停好车，一家接一家地造访报摊，远远地观察着翻杂志的人。他也会走近报摊，拿起一期《花花公子》，假装是第一次看。如果摊主没注意，他会把杂志挪到好一点儿的位置，放到前排，或者挨着《纽约客》《时尚先生》，离《现代男士》远远的。他希望能自己去向过往的行人推销杂志，能自己在路边演讲、宣传杂志已经到货。有时他看到有人拿起杂志，手指捻着书页。要是杂志卖掉了，海夫纳内心便一阵兴奋。

杂志上架一周之后，海夫纳感觉他去的大多数报摊上，一摞摞的《花花公子》越来越低。两周以后，他接到杰瑞·罗森菲尔德报告好消息的电话，说杂志在全国都卖得很好，让海夫纳一定要继续做第二期。继而海夫纳得知《时代》和《新闻周刊》都赞扬了第一期杂志，《周六评论》说和新杂志比起来，“从前的《时尚先生》，哪怕是最开放的时期，也跟W.C.T.U.[17]的贸易公告一个样”。月底，杂志卖出了5万多份，海夫纳的旧车也彻底坏了，但他突然感觉十分富有，买了辆锃亮的斯图贝克，再往罗谢尔的印刷厂送印第二期杂志的时候，他在封面上标了日期——1954年1月——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刊头。他是《花花公子》的编辑和出版人，他想让每个人都知道。

杂志的急速蹿红让海夫纳离婚姻愈发遥远，他躲进了诱人的自由和每月按期交稿的挑战之中。第四期杂志发行后，米尔德丽德很少能再看到他。他和七个员工一道搬进了教堂对面的楼里，显然对杂志十分痴迷，没日没夜地工作，黑白颠倒地睡在办公室后面的卧室里。米尔德丽德对他说自己又怀孕了之后，他简直毫不关心，不过他确实新租了湖边一幢楼里更大的公寓，自己却没有跟着妻子搬进去。

夜间他不再外出散步，数周都待在花花公子大楼里。他把衣服放在那儿，吃的送进来，姑娘也送进来，就在那间卧室里做爱，再回到办公桌前读原稿、想图片说明、写标题、检查下一期玩伴女郎的彩照底片。

一天，有位摄影师拍了张他在桌前查看图片的快照，海夫纳显得脸色苍白、缺乏营养，高耸的颧骨下双颊瘦削，黑眼睛下有阴影，一看就知道整晚没睡。虽然他的黑头发剪成50年代年轻总裁的样子，衣服却很不合身。虽然拍照时戴着领带，但他在办公室最经常的着装却是运动衫、深色裤子、平底便鞋和白羊毛袜子。有些员工以为平底鞋和羊毛袜是他大学时期休闲的穿着习惯，其实穿羊毛袜是因为他参军时期染上了脚气。虽然就一本想吸引男性时尚类广告的杂志来说，海夫纳这张照片真没什么作用，但它还是出现在了1954年12月的发行周年纪念刊上作为庆祝，这一期印了17.5万份。

孤僻避世的海夫纳开始在自己的杂志中展示自己，不仅仅是挑选在杂志上登哪张照片，写宣扬自己观点的专栏，后来，杂志发行量和财富都翻了一番——在专为《花花公子》拍摄的裸照背景中，他开始嵌入自己存在的证据。在一张年轻女人淋浴的照片里，海夫纳的修面刷和梳子出现在洗脸池边上，他的领带挂在镜子旁边。虽然现在海夫纳只是作为照片中女子情人的幻影出现，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某一天，当杂志社越来越强大，他会真正拥有这些女人的肉体和情感；他会实现杂志读者和自己的梦想，去触摸、追求、最终穿透那些惹人欲火的当月玩伴女郎。

但首先，他得按自己的口味把她们塑造得更性感才行，让插页上她们的眼神和姿态满足他对处女的特殊喜爱。他立即意识到这种爱好是很矛盾的，让他和街对面教堂里那些不赞成他的信徒有了奇怪的联系。但这种矛盾和复杂的激情是他的组成部分，他拥护性解放的理念，也受到圣母情结的折磨，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当时很多男人的代表。

他们想要贞洁、奉献、永远忠诚的女人，又终其一生心心念念别的女人，在沙滩上、公园里、街道边看着她们，在脑子里与她们调情，或是隔着院子、透过楼房窗玻璃偷看她们，让她们出演各种猎奇的幻想。在海夫纳成长的时代，美国把年轻女人分成两类——与性毫无关系的“好女孩”，与性有关的“坏女孩”。他的性欲贪求着后者，却无法想象与她们有浪漫的关系。但与米尔德丽德交往期间，他被迫要修改自己关于现代女性的性别定义。他知道端庄清秀的女学生——像米尔德丽德那样，也能裸体在镜头前摆姿势，在公交车里给人口交，还能和一个男人有秘密性事，同时与另一个男人订婚。

这就是50年代的新女人，外表正派，性欲却不可捉摸。海夫纳想通过图像来展现——像金赛用统计学来揭示的那样，他想让《花花公子》揭开那些“好女孩”的面纱，可能的话，利用那些生计艰难的小明星、职业模特和交际花广泛传播这一形象。即便照片大获成功，梦露还是被《花花公子》的批评者说成是落魄女演员的孤注一掷。接下来15期的《花花公子》里，海夫纳都很少标注中心插页女演员的名字，虽然他基本都知道。比如简·曼斯菲尔德，一头白金色的长发，急切想当下一个梦露；还有贝蒂·佩奇，黑头发梳成米尔德丽德一样的刘海——但海夫纳是从过去看的、私下里对着自慰的地下照片里记住她的。

可他现在想要能参与他公共生活的玩伴女郎，社交方面和性爱方面都能带给他快乐的女人。唯一的问题是，他得去找愿意为《花花公子》宽衣解带的普通年轻女子。黛安娜·韦伯身上洋溢的那种加州户外感是海夫纳目前最满意的，5月刊的插页就会刊登她的照片，附注名字和简要经历。但海夫纳知道黛安娜已经在别的杂志里出过镜，她还不是他寻找的镜头处女。

海夫纳想要发掘新人，赢得她信任后再说服她拍照，然后，如果有必要，以符合自己品味的方式重塑她。19世纪90年代有吉布森女郎，20世纪20年代有齐格飞女郎，30年代有戈尔德温女郎，40年代有鲍尔斯模特，现在，他想创造50年代的海夫纳女郎。[18]她健康、不造作、不咄咄逼人，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在大城小镇里看到的普通漂亮姑娘；是微笑的女秘书，是飞机上的空姐，是银行家的女儿，是学校的啦啦队长，是男生俱乐部里的甜心，是邻居家的女孩——他还想感到她属于自己。

在第一次为《花花公子》拍摄裸照之后，他也不想让她再为别的刊物拍照。他想让她专属于自己的杂志，他会付丰厚的报酬；但为了保证她为己专有，他也订好了对新玩伴女郎都实行按月付报酬、两年付清的计划。这段时间里她，还有同她一样的模特，都会与《花花公子》保持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商和客户那里露露面、挣些外快，而且也能帮助海夫纳塑造自己耽于享乐生活的形象。

由他自己挑选的第一个玩伴女郎，已经有了人选。她是自己手下新来的员工，在二楼的发行部工作。她是个20岁的金发姑娘，一对蓝绿色眼睛，脸颊光滑细腻。她总高高兴兴的，人挺机灵，虽然穿得不起眼，但海夫纳一眼就看出她身材超级棒。她叫查兰琳·卡拉勒斯。她这个月才来《花花公子》，是看了业务经理塞勒斯登的广告来应征的。塞勒斯的面试之后，海夫纳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地表白了他的个人兴趣。他安排了一次晚餐约会，开着自己花6500美元现金刚刚买的古铜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带她去了餐厅。

他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开始定期约会，也在他办公室的卧室里做爱。查兰琳热切地想以各种方式帮助杂志社，而且特别想取悦海夫纳。他的关注让她受宠若惊，他的成功让她敬畏，他来找她做7月号的当月玩伴时，她也不愿让他失望。相应地，他许诺亲自监督摄影的全过程，照片出版前也会拿给她和她母亲过目。他在业务部给她母亲安排了工作，说题图也不会写查兰琳的真名。他会给她另取名叫“珍妮·皮尔格林”[19]，微妙地讽刺了五月花号上把清教带进美国的朝圣先民。

在7月号她的照片介绍里，海夫纳写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貌美如花的当月玩伴只存在于遥远的世界。其实，有潜质的玩伴女郎就在你身边：办公室新来的秘书，昨天吃午饭时坐在你对面、眼神迷离的美女，你常去的店里卖衬衫和领带的姑娘。7月小姐就是我们发行部的员工，处理着订单、续期合同和过期刊物订单。她的名字是珍妮·皮尔格林，业务过硬，长得也漂亮。珍妮以前从没做过职业模特，但我们觉得她完全能和最棒的玩伴女郎相媲美。”

中心插页上，她坐在卧室的柜子上，长睡衣敞着，露着粉色乳头的丰满胸部，背景里有个男人站在焦点之外，背对着镜头，穿着晚礼服，拿着高顶礼帽。他就是休·海夫纳。

珍妮·皮尔格林的首次出镜收到了数百封赞许的读者来信，很快海夫纳又开始怂恿她为下一期圣诞号拍照。她这次有点犹豫，因为她的亲戚看了杂志后表示很难堪，而且她自己也因为某些来信里陌生人的亲近口气觉得有些惴惴不安。但她抗拒不了海夫纳的魅力和口才，被说服再次出镜。

这次海夫纳让她站在圣诞树下，给她裸露的身体点缀上闪光的珠宝，肩上松松地围上白色貂皮披肩，强调出胸部的轮廓。他还登了几张抓拍的黑白照片，是她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休息，听着弗兰克·辛纳屈的唱片、读着《玛乔丽晨星》[20]、正要脱衣服睡觉的样子。海夫纳在说明文字里还写，珍妮·皮尔格林喜欢穿男人的睡衣——不过只穿上半身，裤子都扔掉了。

这一期出版之后，杂志社收到若干件男性读者寄来的睡衣上半身，想换珍妮不要的睡裤，还有各种模特、电视节目和百老汇演出的机会来找她。不过她选择留在《花花公子》。于是1957年，很大程度因为她做的推广宣传活动，杂志印数从60万份增加到90万份。

作为《花花公子》销售噱头的一部分，她给每个花150美元终生订阅杂志的人都亲自打了电话；她还去到全国各地，代表杂志出席商务会展、交易会、赛车竞速和大学校园里的特别活动。她曾在周末作为荣誉嘉宾去了达特茅斯大学，参加了文艺展演，还为自己的玩伴女郎照签了名。在学校里，她觉得比平时参加商业展会、面对那些年纪大些的男人要开心多了。因为她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些人就觉得她可以狎近，他们跟着她到酒店大厅、尾随她上楼梯，不断向她求欢；她答应跳舞的时候，他们紧紧搂着她的身体；有时她为了拍照，答应和读者亲吻，他们还会试图强行把舌头伸进她嘴里。

还有别的事让她不高兴，就是在她为杂志做全国巡回的时候，海夫纳正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卧室里勾搭别的女人。她从公司的朋友那儿听说这事儿，又愤怒又沮丧。她小时候家庭不幸福，父母分居，18岁离开家，有过一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生活。她误以为和海夫纳的浪漫关系会第一次给予她安全和稳定。恰恰相反，她觉得更脆弱了，于是试图对他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晚上也不接电话——但他会跑到她公寓外面使劲敲门，直到她开门为止。他想要确保她没有别的情人。一天下午，在办公楼附近的东方旅店酒吧里，她正和一个年轻男人坐着喝酒，海夫纳突然进来，抓着胳膊把她带走了。她就像那个新取的名字一样，是海夫纳创造的产物，他觉得自己有随时收回她的权利。

她辞职了两次，每次都被海夫纳的坚持劝了回来。她甚至又为插页拍了照，对于海夫纳在摄影室里看着她拍照所感到的乐趣，她又爱又恨。他是个自私、令人不安，却又无辜的少年，也是个喝着百事可乐、穿着白袜子的商业巨头，正用让人瞠目结舌的现实感建设他的帝国。他并不对她撒谎，但他的生活方式使她迷惑。海夫纳告诉她，自己的婚姻一年以前就不行了——目前两人确实分居了——之后她就听说他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珍妮有一天还在报纸专栏里读到海夫纳和她在酒店餐厅里吃晚饭的新闻，但她知道，实际上他是和一个很像她的金发女郎在一起，那个女孩刚刚为《花花公子》拍了封面，打扮成了大学啦啦队员的样子。

这之后不久，珍妮·皮尔格林，这个在海夫纳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待了两年的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她从未表现过这种决心。她已经遇到了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与她有相契合的价值观。他离婚后，她就与他结了婚，随他搬到了纽约，在风景优美的城郊抚养孩子。

如今，31岁的海夫纳继续追求一个又一个女人，几乎都是封面女郎或杂志社的员工。这些办公室的情事不仅没有影响他工作，反而激发了他的活力，增强了他的自尊，激励他冒更大的商业风险，增长了他的财富，也把他推到前台，让他成了公众人物。杂志的推广总监，一个温文尔雅、离了婚的29岁男人，维克多·朗斯——他进入海夫纳的世界，最开始是为《花花公子》的年轻总裁照片做模特，在其影响下，海夫纳在穿着上花了更多心思，衣物也更昂贵，不再穿白色羊毛袜子，还买了部白色奔驰车。

海夫纳受到全国性新闻杂志的采访，还上了电视，边抽着烟斗边贬斥着清教徒“消灭乐趣才能铸造成功”的观念。他巡游全国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不仅广开销路，而且已不再是地下商品，从报摊上买杂志的男人们也不再显得那么尴尬——他们不再迅速把杂志卷起来，或是藏进报纸里了；他们觉得放松了一些，因为现在每月有接近100万人购买《花花公子》，还有几样跟风的杂志；而且对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性，美国人如果没有十分痴迷的话，至少也更加宽容。

在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时代，美国人更加开放，大胆承认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寻求享乐。新开发的避孕药片备受女性期待。从法国传入的比基尼泳衣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海滩上。报纸上会讲某些城郊社区里换妻俱乐部的故事。全国的点唱机都放着猫王摇晃胯骨的音乐。人们聚到夜总会里，听语出惊人的新近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21]说段子。

布鲁斯的特色是言人所不能言，描绘某些个人行为和态度时让听众红着脸想到这就是自己。虽然布鲁斯和海夫纳都以各自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动机，延伸了性表达的范围，但要不是50年代末法律本身也开始宽松化，这两人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受众。而那个促成法律发生变化、用叛逆的一生写下60年代性解放序章的人，在美国却不那么出名，只有将其抓进监狱的那些权威人士知道他：全国最屡教不改的文学界法外之徒。

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罗思。

6

塞缪尔·罗思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山村，父母是犹太教正统派教徒，对印在纸上的文字有本能的敬仰。安息日的下午，母亲会给他读拉比们所施的奇迹，希望他能虔诚信仰宗教；但1904年春天，他坐在去往纽约的轮船下等客舱里，与家人和200个移民一起旅行时，因为一件小事，他信教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塞缪尔·罗思时年9岁，在床铺上读着一本意第绪语的小册子，是汉堡码头的一个陌生人给他的。册子里写了一个犹太预言家，比所有拉比都聪明，虽然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起死回生，继续履行传教的使命。这是《新约》里的一段，年轻的罗思读到这里，十分着迷，开始念给旁边的旅客听。于是大家开始探讨、辩论宗教问题，声音连上层甲板都能听到。

突然一个高个、红胡子的拉比出现在楼梯顶端，用暴躁的声音问谁在念诵“异教经卷”。小男孩被人指了出来，拉比走下楼梯，走进气味刺鼻的黑暗客舱，里面一片死寂。只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审问者，敬畏地悄声说道：“伟大的平斯克拉比啊！”

拉比走到男孩身边，一把抢过了册子，责骂说这是罪恶的作品，犹太人的禁区。他几下把书撕烂，从舷窗扔进了海里。罗思看着他，受到了震惊和羞辱，看到那个拉比责难的眼神，听到他警告人们错误知识有多么邪恶，他下意识地想躲开。最后，拉比回去了上面的船舱，罗思对这个神圣的代表感到了憎恨。那个晚上，以及之后的许许多多个夜晚，他都会记起这位神使的咒骂，永不再遵从任何对文学妄下结论的行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下东区[22]的公立学校里，罗思是个早熟的学生。不过老师们对他和他那喜欢辩论的天性都不怎么喜欢，也不允许他把与课程无关的书带到课堂上来。他总被训斥，最后被停学，惹得他谦卑的父亲大发雷霆。父亲是在血汗工厂里做裤子的，对挑战权威的儿子并不同情。

罗思自认是反叛者，甚至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追随爱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别尔克曼[23]，经常去听他们在东百老汇学园里的演讲。他喜欢读无政府主义杂志《大地》，还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交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年轻朋友，这些人有一天会通过工会获得力量，通过罢工获得名声。但罗思太过我行我素，很难长时间和任何团体保持融洽，连家人也不行，所以15岁时，他被父亲赶出家门，上学也从来毕不了业。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太爱书了，没法当好学生。”

他不上学的时候，断断续续做了各种零工。他沿着纽约卖过报，卖给那些坐渡轮通勤的人；在小餐馆里做过服务生；还在药店里打过工，装瓶、贴标签，有时还会卖安全套给红着脸的拉比。到了晚上，要是不能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他就睡在大楼的门厅里，枕着报纸，洗澡就用公园或车站的公共洗手间。只有在图书馆，他才觉得放松，尤其是东百老汇和鲍厄里街的那家，他一遍又一遍读着济慈、雪莱、斯温伯恩的诗作，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自己写诗和文章，通常都寄给英国犹太周刊，有时还能收到稿费。

罗思的朋友把他发表的作品拿给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知名英文教授看，之后罗思就在1916年获得了该大学的奖学金。但和过去一样，他当不了好学生，无心坐在教室里听课，热心于编辑校园诗歌杂志，还参加了抗议美国加入“一战”的学生运动。

罗思有视力缺陷，不能参军，但他焦躁不安，在学校里连一年也待不下去。1918年，他娶了一个在下东区认识的年轻女人，在西八大街49号开了家小书店，很快就因为里屋有非法酿酒作坊而出了名。格林威治村[24]的画家可以在他书店的墙上展示自己的油画，他也为当地画家和作家提供典当贷款服务。他借给这些人不多的钱，基本没有还款，换来卖不出去的手稿和肖像、没销路的廉价首饰和家传“宝物”，毫不稀少的旧书，以及稀少而没人想要的书。

罗思很乐意当书商，可他卖不出去几本书，1920年圣诞节过后，他便关掉书店，按照他认识的《纽约先驱报》编辑的建议，接受了在伦敦采访文学名人的任务。但这次机会最后也成了不幸的遭遇，因为他发回的文章太过率直，和当初与《先驱报》讲好的不一样。把乔治王朝时期的诗人描写成“吸吮济慈干枯的膏血”，说亚瑟·西蒙斯是“点亮真空的火炬”，还暗示乔治·穆尔是个性无能，[25]当初《先驱报》让罗思当文学记者，想要的可不是这种报道。所以到了26岁，他的英国口音越来越好，习惯了用手杖、穿毛领外套，衬得他六英尺高的身躯更加瘦长，却被不光彩地召回纽约。接下来的几年，他的文字天赋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去下东区的特殊学校教犹太移民学简单英语。

幸运的是，他在财务方面有了接济：他妻子从十几岁就在制帽业学徒，现在做女帽的生意还挺红火。本来这生意还能做得更大，可1925年，她听信了能说会道的丈夫，加入他觉得更有人文追求的事业，创办了出版文学杂志和邮购书刊的企业，专卖19世纪作家，比如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人创作的软色情作品。

罗思的杂志名为《彼端世界月刊》，最早几期刊登了备受谴责的《尤利西斯》节选，不光冒犯了禁止销售此书的美国审查者，还惹恼了身在巴黎的原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虽然罗思提出为每期杂志上连载的内容付50美元的双倍价钱，以尊重作者是“天才中的天才”，乔伊斯却认为罗思没有得到连载该书的许可。

罗思辩解说，他向乔伊斯的经纪人埃兹拉·庞德取得过出版许可，这又导致了庞德和乔伊斯在欧洲的争执。与此同时，罗思继续在《彼端世界月刊》上连载《尤利西斯》，删除了乔伊斯一些露骨的性描写。但出版了几期之后，法院就命令罗思停止连载，许多读者因为无聊而不再订阅杂志，他和妻子濒临破产。

终其一生，罗思都自豪于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对审查《尤利西斯》发起挑战的人。后来他因为发行未删节的全书而入狱60天，却觉得这经历和接受军功章一样荣耀，这是1930年的事——三年后，这书就在联邦法官约翰·M.伍尔西的判决下，从淫秽升格为艺术作品。虽然兰登书屋坐收法庭胜诉的成果，直接从乔伊斯那里取得了在美国的发行权，大获其利，罗思却坚信是自己的不妥协才换来兰登书屋对经典作品迟来的高尚辩护。在日记中，罗思写道：“富有的出版商却让穷困的那个来树立道德标准的先例。”

后来，可能是受够了道德标准和穷困的境遇，也想弥补妻子被赔光的财产，罗思大胆进入了地下文学产业，在自己的出版公司——换了个名字、改了临时地址——里加入了一个邮购分公司，希望靠贩卖过去的情色作品发家，比如14世纪的阿拉伯性爱指导《芳香花园》，里面的插图画了237种男人和女人“交会”时可能的姿势。罗思能拿到这本书，是有一天一个地下书商来找他。这人刚刚因为发行《欢场女子回忆录》被抓进去过，便急着出手之前藏在第四街仓库里的300本《芳香花园》。这书在巴黎印刷，标价每本35美元，但卖家几近绝望，说可以每本3美元卖给罗思，也就是说，生意做成的话，他可能赚到1万美元。

没等见着这笔钱的影子，罗思的邮购生意就已经被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人渗透了。从连载《尤利西斯》时开始，这些人就留心监视他。协会不仅通过造假信件拿到了足以定罪的《芳香花园》副本，还突袭了第十二街上罗思和妻子租来拍卖艺术品、售卖书籍的商店，发现了一本薄伽丘的书，还有一系列人物画，都是协会领导人约翰·萨姆纳——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继任者——认为属于淫秽的。由于这些违法行为，罗思被判在纽约福利岛[26]做三个月苦工。

刑满以后，既没重获新生更没有悔改之意的塞缪尔·罗思马上重操旧业，继续做打审查擦边球的出版生意。因为他多次被捕，且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妥协，便在书店云集的小街上有了点名气，经常有欧洲来的走私商人向他兜售黄色小说和情色文学经典，收藏家也来找他，热切地想购买色情方面的稀有出版物。摄影师愿意卖给他私藏的裸体照片，作家也会把由于种种原因、别的出版商不愿接受的手稿交给他。

在罗思安排付印装订的手稿里，有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哈米尔写的赫伯特·胡佛总统传记，笔调十分恶毒，后来各家报纸都拒绝评论、宣传；不过这书还是卖出了近20万本，在华盛顿、波士顿、圣路易斯都成了畅销作。克莱门特·伍德写的《成为教皇的女人》也是经罗思之手出版，声称从853年到855年，即利奥四世与本笃三世之间，梵蒂冈是由一位女神父统治的；虽然这本书并不畅销，却使罗思在纽约大主教管辖区和当地警察局的恶名更甚于前。

罗思还重印、销售了若干地下版本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古印度的性爱指南《爱经》，还有一本叫《自娱》的书——“本手册旨在阐明这种普遍习俗的益处和损伤，有时这习俗也被称为自虐”。另外，罗思还出版了一些自己写的书，其中有饱受争议的作家弗兰克·哈里斯的传记——罗思以赞许的口吻评价了他。哈里斯最有名的作品是充满色欲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真称得上情色文学的精品，挑逗、震慑着每一个读者，只有哈里斯太太例外。她相信丈夫大大夸张了自己的性经历，1931年哈里斯死后，她还说过：“要是弗兰克真做了他书里写的那些事，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去法国时在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做的。”

虽然30年代早期，特别是伍尔西法官取消对《尤利西斯》的禁令之后，很多持自由论的公民都相信美国的审查制度正逐渐消失，罗思却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东四十六街他的办公室对面，就有人拿着望远镜从酒店窗户里监视他。罗思还从一个邮局内部人员处秘密了解到，每天从他办公室进出的信都会由联邦检查员截下，利用蒸汽拆开，细细读过，再去上门劝顾客在法庭上做不利于他的证词。罗思给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写信申诉，没有回音，不久后却收到一纸诉状，告他以淫秽物品亵渎邮政系统。证据里列出的书单就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芳香花园》。

审讯之后，罗思被定了罪；1936年，他开始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监狱三年的刑期。不出意外地，文学界没什么人同情他，因为他瞧不起其他大多数出版商，觉得他们是只会迎合众人口味的懦夫。罗思在狱中写作的自传里，特别提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27]被反堕落协会警告以后放弃出版拉德克里夫·霍尔的《孤寂深渊》的反应：“克诺夫碰到此类情况，一贯如此处理。”罗思写道：“他背弃了对文字的忠诚，屈服于对审查的恐惧。他不再出版这类书籍，还撤回了原来签的合同。”

罗思对文学出版方面的律师也没什么好评，特别是被定罪之后。“要换掉律师可不像换个医生看病、换个珠宝商买珠宝，”他写道，“每一个律师都能在你的案子里多找几个难点，多收点钱，而且他们和《麦克白》里的女巫一样，能同步行动，无论你最后选了哪个来辩护，价格总归是越来越高的。”

罗思在路易斯堡服满了刑期，回到纽约，继续之前的营生，不用说，过一阵还得回监狱。他一个朋友怀疑他可能就乐意待在监狱里，或是有意要做文学的殉道士。但罗思并不承认。他说自己的狱中记录很容易解释——“我一直与警方做斗争”——“警方”不仅包括巡警和侦探，还有地方检察官、联邦调查局探员、邮政员工、神职人员，以及他们在反堕落组织和司法界的同伙——任何企图限制阅读、写作的人都是罗思的敌人，于是他任凭自己的一生在分歧与报复中度过。

离开路易斯堡以后，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他已然习惯了时刻被穿便衣的人跟踪，这些人很快就发现了他在百老汇693号的新办公室。这次在办公室里工作的除了他妻子和几个耽于空想的雇员，还有他正在上学、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对父亲在法律上碰的钉子，他们很伤心，有时还被搞得很难堪，但两个孩子却都和父亲一样支持言论自由。罗思的女儿翻译了他出狱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克劳德·蒂利耶的小说《我的叔叔本杰明》，罗思的儿子入伍之前也一直在公司的销售部门兼职。

为了逃避邮政检查、保护出版物不受自己名声的影响，罗思在公司信笺和邮寄书籍的包裹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假名。有些标签上写着书是由考文垂书屋出版，有些是箭头集团出版，还有阿瓦隆出版、野猪头出版、比尔迪莫出版公司，等等。罗思有时会把书放在纽约公交站或火车站的储物柜里，钥匙交给某些特殊的客户。这些书——作者都是亨利·米勒、弗兰克·哈里斯，还有维多利亚时期《我的秘密生活》的无名作者之类，一般都是从法国走私来的贵重版本，尽管“二战”期间，专业的走私商人都竞争不过美国军队的外行了。无数士兵从海外归来，背着装有非法书刊的粗呢包，美国的地下文学市场似乎快要饱和；不过在战后，好像是为了彻底消灭某个未被打败的敌人，政府加强了对色情文学的管制，不光罗思的书受影响，一些现代作家所著、由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较为性感的作品也受到了影响。

战后被起诉的知名作品有莉莲·史密斯的《奇怪水果》，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上帝的小小田地》和埃德蒙·威尔逊的《赫卡特县回忆录》。[28]纽约反堕落协会发起了反对威尔逊作品的运动，基层法院判决该小说为“淫秽”，纽约州的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之后，埃德蒙·威尔逊的出版商道布尔迪公司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到这里，案子就陷入了四对四的僵局，因为菲利克斯·富兰特福克大法官是作者的朋友，自行退出了该案；于是纽约州对该书的原判决有效。

费城1948年发起的反色情扫荡中，警方没收的书籍包括威廉·福克纳的《圣殿》，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29]；这些书本来还会在地下文学中埋没多年，要不是宾夕法尼亚州还有位法律观点惊人的法官：柯蒂斯·博克。

博克法官谴责了费城扫荡，认为刺激读者有犯罪行为的书才能算淫秽；但他认为很难断定书籍本身就有这么大的负面力量，因为读者还会受到书页之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普通人在性欲很低时看淫秽书籍，只会打呵欠，”博克法官写道，“他性欲高涨时，就算看《施工留置权法案》，也会感觉不一样。可书里的内容和性毫无关系。”

1948年，很少有法官赞同这种评判色情文学的温和观点。绝大多数的法官都认为淫秽书籍即使没有促使读者犯罪，其本身就是犯罪实体；这种观点从40年代流行至50年代，塞缪尔·罗思便以各种可能的由头被起诉了一个遍。

因为出售据称是淫秽书籍的《捷克诙谐故事》被法庭传唤之后，他又被邮政检查员指控，说他以色情的方式，通过邮政宣传了两本并不色情的书。一本书是《女性自我防卫》，其广告可能会吸引男性受虐狂；另一本被宣传成刺激的爱情小说《布玛拉》，实际上是罗思在狱中写的毫无色情元素的作品。由于使用了虚假的宣传手段，罗思以“诈骗”的名义被起诉。

罗思还在向上级法院申诉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探员听说他自愿为阿尔杰·希斯案[30]作证，也上门来找他了，警告他不要出庭。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希斯被怀疑犯有间谍罪，罗思并不认识他，却认识指控希斯的人，惠特克·钱伯斯。20年代钱伯斯还在格林威治村，是个野心勃勃的诗人时，罗思就认识他。那时钱伯斯以“乔治·克罗斯利”的笔名向罗思投过诗稿，希斯后来正是宣称钱伯斯曾以这个假名擅自转租了他在华盛顿的房子。

钱伯斯在法庭上说自己完全不记得用过这个名字，于是罗思联系了希斯的律师，提供了有关“克罗斯利”的信息。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31]的明星证人，假名的事情会让他自己和公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信用一落千丈。罗思本来打算不顾联邦调查局的警告，出庭作证，但希斯和律师们最后认定，让一个臭名昭著的色情书商来帮忙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不过，阿尔杰·希斯后来被定罪、入狱之后，不情愿地承认没有传唤罗思可能是个错误。希斯承认这点的时候，罗思的名声已经愈发败坏。

沃尔特·温切尔在自己的广播节目里谴责他是淫秽之王，因为罗思出版过莱尔·斯图尔特所作批评温切尔的传记。1954年，温切尔在广播里总结说，罗思就该因为传播淫秽再次入狱；第二天警察就来到了罗思位于西八十一街11号的公寓门口，拿着搜查令，说罗思和妻子可能涉嫌同谋。接着，不顾罗思的反对，执法官闯进了屋里，开始仔细检查整间公寓，翻找卧室衣柜、柜子抽屉，把家具翻了个底朝天。罗思要给律师打电话，却被制止了，后来他从公寓跑出来，冲向楼下的电话亭，两个警察追过去，把他按在墙上，起诉他袭警。

罗思和妻子被带到曼哈顿市中心，在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的办公室里，罗思看到几个出版社职员也在等候室里，听他们说到出版社办公室也被突袭了——档案橱柜、办公桌和书本都被搬上了警车，信件都被拆开，电话现在也由警察接听。突袭负责人是霍根的助手莫里斯·纳贾里，当罗思手下的一个职员问到公司将来会怎样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你们老板在业界算完了。”

夜间法庭上，纳贾里要求罗思夫妇每人交1万美元的保释金，说已经没收了13车超过5万册淫秽书刊。接下来几天里，这次突袭都是热点新闻；不过几个月以后，上诉法院裁定对罗思财产的搜查和没收都是非法行为，却鲜有新闻报道。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同意撤销上诉，条件是罗思不起诉市政府。他勉强同意了，因为1955年这个时候，他忙着应付对自己不利的联邦案件，还收到了法院传票，让他出席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听证会，发起人是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

基福弗参议员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1951年电视转播审讯黑手党领导人时，他在全国有了犯罪斗士的名声；媒体的某些小圈子里，他也是有名的风流成性，这事不止一次地妨碍了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宣传。在芝加哥，这个他安排开展有关黑帮影响听证会的地方，他却被偷拍到和一个与黑社会有关的年轻女人在旅馆的床上。他知道照片的事——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得知的——以后，取消了芝加哥的听证会。

但他对色情出版物的调查却不因这些丑闻而退缩。在纽约联邦法院大楼里的听证会上，他对罗思非难不断，说他的生意是“污垢”，还说这种出版物和美国青少年犯罪也有部分关系。

罗思否认了这点，提到他自己的孩子并不是少年犯，虽然在他身边长大、在他的公司工作；他还说少年犯大概是最不会受到书本坏影响的群体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看。虽然罗思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理有据，但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带点儿英国口音的连讥带讽，都表现出自己屈尊纡贵的态度，让基福弗大为光火。当罗思辩称他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有文学价值之后，基福弗指出他曾试图与米奇·杰尔克案[32]中的妓女帕特·沃德签出版合同。

“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的主角，为什么你想出版她的书呢？”基福弗问道。

“依我看，”罗思说，“《新约》也是围着这种女人转的。”

基福弗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在总结陈词中他反复说罗思的出版生意“应当受到谴责”，参议员威廉·兰格也赞成他的观点。然后，基福弗允许罗思在委员会前做最后陈词。

“我相信，批评我的人错了。”罗思说着，看向基福弗，“我相信你比他们错得更多，因为你对我妄加判断。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说服你，你确实错了。”

“那你可得说上很久。”基福弗说。

“我会做到的。”罗思坚持说。

走出联邦法院大楼的时候，罗思相信自己刚刚的表现不同凡响，也预料到了代价将是沉重的。但之后从律师那里得知，政府已经收集了26条淫秽罪名准备对他提起公诉，很快就要带他上法庭时，罗思还是被击垮了。他被指控通过邮政散播淫秽出版物的最重要的物证，是几册口袋大小、叫作《好时光》的杂志，里面有几幅气笔喷绘的裸体画，还有一期《美国阿佛洛狄忒》的精装季刊，重印了《维纳斯与唐怀瑟》，由奥布里·比亚兹莱[33]写作并配插图。

虽然罗思认为，《好时光》杂志和比亚兹莱明快的插画、深奥难懂的色情作品不会让陪审团觉得受冒犯，但他还是要求法庭推迟审判日期，以使自己有时间充分准备，也抽空关照下困难重重的生意、备受侵扰的家庭生活。但请求被驳回了，1956年1月，他坐在法庭里，面对着陪审团和有一张大红脸、曾任地区副检察官的法官。

审判持续了九天，其间罗思并没有为自己作证，这是听从了家人的意见，说他保持沉默会比较有利。罗思倒是打电话给阿尔弗雷德·金赛教授，问他是否愿做辩方证人，但金赛断然拒绝，说他不愿支持淫秽。罗思这边的证人都力图向陪审团展现他想要维护个体权利、热爱文学的一面，但控方把他描绘成低俗、渎神的色情贩子，收效更加明显。

经过12小时的审议，又草草看过罗思散布的材料之后，陪审团认定罗思有罪，罪名有四条——一条是重印比亚兹莱的《维纳斯与唐怀瑟》，其他三条是邮寄含有性暗示的广告传单。尽管有罪认定让罗思沮丧不已，他依旧觉得既然26条罪名里22条都不成立，惩罚顶多就是坐牢90天。但他的律师从司法部的熟人处得到消息，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你可是值得重判的惯犯，”律师说，“而且还有美国参议员与你为敌。”

这个对现状悲观的判断不幸成谶，1956年2月7日，罗思站在法官面前，听到自己被判入狱5年，并处罚款5000美元的判决。塞缪尔·罗思，时年62岁，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潮水般退去——这生命诞生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小村子里，很可能要终结在美国的地牢中。没等他转身向家人说句话，两个警卫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从边门带离了法庭，推进一间屋子，锁在铁窗后面。

虽然罗思的律师继续向上级法院申诉，每一级法院却都认定其有罪成立，只有一个联邦法官杰罗姆·弗兰克提议美国最高法院复审该案，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重新定义法律上的“淫秽”一词。1957年，这个词的定义仍旧受到1868年英格兰法律中希克林决议的影响，该决议认定：“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该作品是否具有使易受不道德影响和可能拿到此类出版物的人堕落、腐化的倾向。”

弗兰克法官认为出版物很难使任何人“堕落、腐化”，无论老少。他此前做的大范围调查也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他也承认文学中的性描写有刺激性，但香水和其他那些既可以邮购也能在商店里看到的商品同样有刺激性；裸体女人的照片肯定会使男人兴奋，但报纸广告上穿泳装和内衣的女人也照样能使他们兴奋——事实上，公共场合衣着整齐的女人每天都刺激着男人们，弗兰克法官补充说道，引用了他赞成的一位心理学家的话：“穿着丝袜的腿比裸露的腿性感许多。被文胸托起成型的胸部也比下垂的真实胸部更加诱人。”

但最让弗兰克法官骇然的是，现行有关淫秽的法律在预防不道德行为的名义下，可以侵犯公民隐私。“让几个容易犯错的凡人——公诉人、法官、陪审员——得到审查文学艺术的巨大权力，让他们成为约翰·密尔所谓的‘道德警察’，就是制造了专横独断文学作品的暴君。”弗兰克法官写道，“今天他们判定平庸的作品是淫秽读物，明天就要查禁一部天才之作。原创难得，需要人们的珍视，而非扼杀。作家写作时要是想着公诉人和法官会怎么看，想象力也会受限制；出版商害怕政府审查，可能会拒绝发表当代雪莱、马克·吐温或惠特曼的作品。少数几个人会坚持抗争，要求有权利写作、发表、传播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是可厌恶的作品。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人关进监狱，好像对大家并没什么损害。这种表象是遮人耳目的。定罪、惩罚了少数几个人，却让更加敏感、不那么勇于抗争的作家吓破了胆。他们放弃创作的那些作品，可能就是文学巨著。斯宾诺莎曾说，‘镇压会让国家越来越小，直至天才也无处容身。’”

1957年4月，最高法院审理了塞缪尔·罗思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罗思一方律师的论点是，现行的联邦邮政章程，即1873年的考姆斯托克法案，是违宪的，并且罗思所传播的有争议性质的作品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也是被允许的。然而代表政府的律师则称：“国父所主张的并非绝对的言论自由，否则至少公共道德会受到威胁。”还补充说社会“在保证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之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

九位大法官听取了双方的陈词之后，就该案进行了内部讨论，两个月以后，他们发表的意见反映出对塞缪尔·罗思的复杂态度。

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应当释放罗思，因为如果罗思有罪的话，也只是因为他挑起了读者的“想法”而非“公开行为”或者“反社会举动”；道格拉斯还说：“我相信人民有能力拒绝有害的作品，正如他们能够在神学、经济、政治等方面分辨真假一样。”雨果·L.布莱克法官同意道格拉斯认为色情作品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观点，也支持道格拉斯对人们的警告：“淫秽检查今天查禁了廉价小册子，明天就可能查禁文学佳作。”

约翰·M.哈伦法官虽然对文学佳作被查禁不那么在意，也支持对淫秽作品采取更多法律管控，但他也投票给布莱克和道格拉斯一方。

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支持罗思有罪的判决，对罗思宣传自己杂志和书籍的“手腕”感到特别气愤。虽然材料本身并不淫秽，沃伦决意惩罚任何以低俗广告迎合大众的被告人，他觉得罗思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五位大法官——威廉·J.布伦南，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罗德·H.波顿，汤姆·C.克拉克和查尔斯·E.惠特克——也认定罗思有罪，认为淫秽作品和毁谤一样，是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布伦南法官记录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而布伦南对检验淫秽作品的标准是：“无论对于普通人，还是施以现代社会的标准，该材料的主要意旨是迎合色情的兴趣。”

鉴于九位大法官里六位都认为不能判罗思无罪，他被判服满五年刑期，这一新闻受到了全国宗教团体和反色情组织的热烈欢迎。全美正派文学组织发表声明说“正派的理想得到了壮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邮政部长阿瑟·萨默菲尔德也表示很高兴看到法庭没有违背考姆斯托克法案，他宣布：“邮政部欢迎最高法院做的决定，认为这是将淫秽材料从邮政系统中清除的重要一步。”

然而，许多控方律师仔细读了布伦南法官的观点之后，从中看到了法律对于性表达态度的历史性变化，让许多现在被禁的书籍有了希望。最高法院第一次对“淫秽”下了定义，终于与1868年英国希克林案中那个狭隘的观点彻底割裂开来。

希克林案中，英国法庭判定，某本书中只要含有淫秽的段落，整本书都要被查禁，然而布伦南法官的措辞是全书的“意旨”是淫秽，该书才能被禁。希克林案中，含有性描写的书籍如果不适宜青少年阅读，就不能发行，而布伦南法官写的标准是，要对“普通人”构成冒犯。布伦南还定义淫秽作品“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可以解释为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只要提供了一点点“社会价值”，就可以逃脱审查；如果这是真的，对罗思的裁定就昭示了更大的自由。无论趋势如何，辩方律师还得等到下一个重大淫秽案件闹上最高法院，再从法庭意见中寻找线索。1957年秋天，这样的案子出现了。

案件涉及一部名为《爱情游戏》的法国电影，该影片在芝加哥被禁止上映，因为其中有裸体镜头，并且据称其内容堕落。电影的开场是在沙滩上，一个遭了船难、赤身裸体的少年，出现在年轻女孩们的视野里。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风骚诱人的年长女人，她引诱了他、教会他种种性爱技巧，其后他又和同年龄的女孩重温这些情色片段。虽然影片不含有直接描写性爱的场景，但明显暗示了男女交媾。芝加哥此案也由联邦仲裁法院维持禁止放映的原判。但最高法院审理了该案，观看了电影，认为剧本中存在足够的社会价值，便根据新的罗思定义，认定该影片不构成淫秽。

最高法院还援引罗思定义，撤销了后来对同性恋杂志《一》和裸体主义杂志《阳光与健康》的不利判决。洛杉矶的一位邮政局长禁止同性恋出版物通过邮政系统传播；虽然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都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却主张《一》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生活方式，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最高法院对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诉《阳光与健康》案的判决也与此类似：最终法院第一次认定，连阴毛和生殖器也可以代表对裸体主义运动十分重要的“理念”，因此可以合法地流通于邮政系统。萨默菲尔德对这个裁决很不高兴。让他更生气的是，某一期《阳光与健康》上居然有邮政部的职员去佛罗里达州参加裸体露营、正在晒太阳的照片。该职员当即被解雇了。

渐渐地，随着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淫秽作品的有罪认定，被禁的小说和情色艺术电影突然被罗思定义挽救了回来。看到“罗思”一词，人们想起的更多是斜体字的法律词汇，渐渐想不起那个路易斯堡监狱里的“不法之徒”；讽刺的是，罗思服刑直到1960年以后，其间能够通过邮购买到害他进监狱的大部分作品。

7

他溜下床，背对着她，赤裸、苍白、瘦削，他走向窗户，微微弯下腰，拉开窗帘，向外看了一会儿。他的背部洁白美丽，紧实、漂亮的臀部有着优美精致的男人味，脖子后面有点儿泛红，线条细腻，可是又结实……

他耻于面对她，因为这欲望勃勃的赤裸。他捡起地上的衬衫，挡在身前，向她走去。

“不！”她说，同时从垂下的乳房之前伸出手臂，“让我看着你！”

他扔掉衬衫，静静站着，看向她。太阳从低低的窗口里射进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大腿和平坦的腹部，勃起的下体颜色发暗，看着烫人，从小小一丛鲜艳的金红色毛发里升起来。她又惊讶，又害怕。

“真怪！”她慢慢地说，“他站在那儿多奇怪！这么大！又这么黑，昂首挺胸的！他就是这样？”

男人低头看他苗条、洁白的身体前面，笑了起来。结实的胸口上，毛发是深色的，几乎是黑色。可腹部往下，粗大的下体呈拱形勃起的地方，毛发是鲜明的金红色，像一朵小小的云。

“那么骄傲！”她心神不定地喃喃着，“还那么威严！现在我算知道男人为什么总那样专横了！但他很可爱，真的。像另一种生物似的！还有点儿吓人！……”她把下嘴唇噙在牙齿中间，既恐惧又兴奋……

“躺下！”他说，“躺下！让我来！”

他现在很着急。

之后，等他们平静下来，女人不禁又揭开男人的被单，观察那神秘之处。

“现在他这么小，软软的，像是生命的嫩芽！”她说着，把又小又软的阳具握在手里……“你这里的毛也很可爱！真是，真是不一样！”

“那是约翰·托马斯的毛，不是我的！”他说。

“约翰·托马斯！约翰·托马斯！”她迅速亲了亲软掉的阳具，它便又精神起来了。

“唉！”男人叹息着，几乎带着疼痛舒展着身体，“他扎根在我的灵魂里，那个绅士！有时我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唉，他有自己的意愿，要合他心意可不容易。可我也不愿让他死。”

“怪不得男人总是很怕他！”她说，“他真太可怕了。”

颤抖划过男人的身体，而意识流再一次改变方向，向下冲去。他完全无助，任凭它在缓慢、轻柔的波动中变得充实、汹涌、坚硬、勃然而起，自负地挺立，姿态如同一座古怪的塔。女人看着，也微微地颤抖。

“快来！抓住他吧！他是你的了。”男人说。

她颤抖着，自己的意识融化了。他进入她时，无法言说的快乐如同猛烈而柔和的浪潮，冲刷过她的身体，令人溶解的震颤一阵阵传播开来，直到她冲上那最后的、令人盲目的巅峰。

以上场景，加上其他描写亲密场景的段落，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贴了30年“淫秽”的标签；但1959年，一位联邦大法官受到1957年最高法院对罗思一案判决的影响，取消了对该书的禁令，并承认该书作者D.H.劳伦斯是个天才。

劳伦斯要是还活着，无疑会双手赞同这观点，不过1928年小说完成后，也是他去世两年前，他听到的评价更多是说他是个令人不快的色情作家、性瘾者。作品被某个英国评论家说成是“败坏我国文学的最为邪恶的污水，搜遍法国色情文学的臭水沟，也找不出这样粗俗恶心的作品”。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描写了一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战”中受伤的贵族，专横而性无能；她与一个猎场看守偷情，怀了他的孩子，为他离开了原来的丈夫、家庭和社会地位。虽然故事主题是通奸，劳伦斯却认为这是一本讲述肉体之爱的积极的书，能够帮助清教徒把思想从“对身体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他觉得几百年来对于性爱的模糊处理让思想“停滞不前”，不能“对性怀有应有的尊敬，对身体的奇特经历也没有相当的敬畏”；所以他创造了查泰莱夫人，一位性觉醒的女主角，敢于拿走情人腰下那片无花果树叶，观察神秘的男性。

尽管描绘裸体的女性早已成了画家和色情文学作者的特权，阳具却通常被模糊处理，或者经过美化，勃起时也从来不出现；但劳伦斯就打算写一部“男性性器官的小说”。在书里查泰莱夫人也经常全神贯注地看着情人的下体，用手指抚摸，用乳房爱抚，用嘴唇触碰，她把它拿在手里，看着它变大，她还伸手到下面去抚弄，感受那奇特的、软软的重量；她的惊叹从劳伦斯笔下发出，唤起了成千上万男性读者的性欲，他们想象着查泰莱夫人凉凉的手指抚摸过自己肿胀发热的器官，也通过自慰间接体会到作为她情人的快感。

情色文章可能导致自慰，这已足够让劳伦斯的小说引起争议；更有甚者，通过猎场看守的角色，劳伦斯探索了男性对阳具的敏感和心理疏离——它几乎有自己的意志，有超越自身大小的野心，它常常让人尴尬，因为它有需求、有痴迷，还有不能预测的天性。男人有时觉得阳具控制了他们，将他们导向歧途，引得他们在晚上哀求女人的欢心，白天却宁愿忘记那女人的名字。它有时贪得无厌，有时惶惶不安，却时刻要求证实自己的能力，让男人常遭遇不必要的难题和频繁的拒绝。它既敏感，又伸缩自如，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一点点哄骗就能上钩。它虽然未必技巧熟练，却坚实地运作了几百年，无止境地探索、感受、扩张、刺探、插入、搏动、萎缩，想要更多。它从不隐瞒自己好色的本性，它是男人最诚实的器官。

它也是男性缺陷的代表。它不平衡、不对称、晃里晃荡，还很丑。在公共场所露出来就是“有伤风化的暴露”。即使用石头做成，它依旧十分脆弱。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有很多大力士形象的雕塑，阳具却是有伤痕、缺损，甚至完全断掉的。没被损害的阳具可能只有那些不合比例、特别小的，是雕塑家为了不伤及器官不够大的赞助人而特意制作的。宗教作品中，阳具经常被描绘成蛇的形象，被圣母玛利亚用脚踩住；11世纪以来那些发誓独身的神父，也强硬地拒绝过它贪婪的引诱。教会向来认定自慰是罪恶的，并且长期推荐教区未婚的男性居民冲冷水澡，以浇灭激情燃烧的第一缕火苗。

虽然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力量和法律都试图净化阳具的作用，将它的种子限制在神圣的婚姻仪式里，可阳具天然就不是个专一的器官。它不懂什么道德规范。造物主就把它设计成喜欢浪费，它渴求多样性，除了阉割，什么也消灭不了妓女、偷情、通奸和色情书刊的魅力。

色情书刊格外吸引着那些没钱找妓女或情妇的男人、因为害羞或太丑而勾引不到女人的男人、暂时与女人隔绝（被关在监狱里或住院）的男人，还有想要对婚姻忠诚的男人——他们在各方面都忠诚，除了对着杂志幻想而达到高潮的时候，以及做爱时想象着妻子是别的女人的时候。这叫“映像叠加”，是世界上最常见也最隐秘的出轨，而且不需要色情作品的刺激。

每天，阳具都被街上、商店里、办公室里、广告牌上和电视广告里的性感场面击中：金发模特从管子里挤奶油时暧昧的眼神；旅行社的前台接待员真丝衬衫里若隐若现的凸起；商场里坐自动扶梯时穿着紧绷绷牛仔裤的屁股；化妆品柜台散发出的香味——这是动物吸引伴侣时生殖器发出的味道。

城市提供了部落丰收舞蹈的现代版本，一场性爱的狩猎，很多男人感到了要不断证明自己猎手本能的压力。阳具总被看成武器，其实也是负担，是男性的诅咒。它让一些人成了老色鬼、窥淫狂、暴露狂和强奸犯。它催着男人参军打仗，让不少人早逝。它愚蠢的诱惑催生了婚姻不和谐、离婚、儿女分离、赡养费等问题。它在高层人士中的肆意妄为引出了政治丑闻，政府也为之崩溃。它带来了痛苦，甚至有男人选择彻底摆脱它。

但大多数男性，像猎场看守一样，承认自己无法杀死它。虽然用劳伦斯的话说，它象征了“对身体的恐惧”，却依旧扎根于男性的灵魂，若它没有能力，男人便不能真正活着。没有它，查泰莱勋爵便被一个下等人夺去了夫人。

查泰莱勋爵是战争的受害者，是在佛兰德战场上报效国家时瘫痪的，而妻子背他而去，投向好色的猎场看守的怀抱，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让整个故事更有悲剧性，更加淫荡。1928年，劳伦斯完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一稿时，他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拒绝与该书扯上关系。

其他出版商也拒收稿件，劳伦斯便把手稿带去了佛罗伦萨，意大利的印刷商愿意帮助他。他们一个英文也不认识，听到劳伦斯口述书中的性爱场景时也波澜不惊——“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呀！”一个印刷商人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劳伦斯出版了一千册精装限定版。这些书被偷运回英国，在他的朋友和一些读者间流传。许多人好奇批评家口中“污秽的深渊”和“英国文学中最下流的书”是什么样的，更加盼望一睹这部作品。

第一版很快卖空，开始第二次印刷。随即苏格兰场开始搜查劳伦斯朋友的住处，没收书籍，使得该书在英国更加稀少。还有人提醒审查者，说美国纽约的海关官员也截获了几船私运的书本，据劳伦斯说还转卖给了黑市商人。这些书里有的是通过照片翻印的、模糊不清的便宜货，有些则是像经文或赞美诗一样有着黑色封面的精装本。

虽然劳伦斯对盗版像对审查一样恼火，因为两边都剥夺了他的作者权利，但多数仰慕他的读者都很感谢盗版书商，提供了意大利印刷商无法给他们的作品；虽然像塞缪尔·罗思这样私自传播、销售该书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却也因为卖劳伦斯的作品付出了代价。30年代罗思就两次因为交易该书入狱，这些事加上其他贩卖非法作品的行为，都是罗思1956年被判服刑五年的诱因，直到1959年夏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被宣布合法之后，罗思依然在牢狱之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解禁是在美国邮政部被起诉之后，起诉人是个颇为浪漫激进的年轻人，巴尼·罗塞特，在格林威治村有家先锋出版社，叫格罗夫出版社。罗塞特要是早生十年，可能会像罗思一样坐牢，因为他也像罗思一样热爱独立，憎恨审查制度。但罗塞特运气好，他出版情色书籍的时候美国已经对生活和文学中的性更为宽容；而且罗塞特的生意还有额外的提携，因为和罗思不一样，他生在富有家庭，掌握着资源，能在法庭上以震慑人心的气势替自己出版的书辩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以及其他有感官描绘的书和电影，都是格罗夫出版社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发行的。

罗塞特家富有的源头是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野心勃勃的芝加哥银行家和商人，是给香槟瓶子做木塞的倒霉俄国犹太人的后代；“二战”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显赫地位和爱国心，他把游艇捐给了美国海军。罗塞特的母亲1921年赢了一场选美比赛，引起了银行家的注意，并娶了她。她父亲是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好战分子，从戈尔韦被流放出国，在密歇根州做水管工，说盖尔语[34]，极度瞧不起英格兰人，屋子里都不能见红色，因为红色让他想起穿红衣的英军士兵。巴尼·罗塞特是独生子，也知道母亲的反犹倾向，听见她私下里说过芝加哥犹太邻居的坏话，这让他不禁想到母亲对犹太人的厌恶，会不会也有一部分是针对他的。

少年时他敏感、多动、充满叛逆心。私立学校里，他参与编辑了一份叫《反一切》的报纸，还参加过在影院外面抗议放映《乱世佳人》的活动，因为电影有歧视黑人之嫌。虽然他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却是高中橄榄球队里的明星中卫，还和班上可能最漂亮的姑娘约会过。高年级时他还担任班长，是圈子里第一个会开车的，车子是崭新的帕卡德米色敞篷车。他也是他圈子里第一个买到非法版本《北回归线》的。

1940年，他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新生，写了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文学论文，得了B——；第二年，他被学校里的贵格会烦得坐立不安，转学去了芝加哥大学。三个月之后，他还是不满意，又去了洛杉矶，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到一年，1942年10月，他又参了军，后来还成了通信兵部的少尉，被派到中国执行摄影任务。在中国他有时也大胆跑出边界，不得不被同行的军官限制行动。

战争结束后，罗塞特回了家，从芝加哥大学拿了哲学学士学位，和别人共同买了一架小型飞机，可以从天空俯瞰城市的摩天大楼，还同一位想当画家的金发社交名媛有了风流事。那时这种事为社会所不齿，两个人却照旧堂而皇之地同居，一开始在纽约，后来去了法国；1949年他们最终在普罗旺斯结婚的时候，爱情基本已经完了。

回到纽约，她慢慢疏远了罗塞特，跟了一个生计艰难的犹太表现主义抽象派画家。罗塞特也很快结识、娶了布伦塔诺书店里的女店员，她父亲“二战”时是德军的情报官。罗塞特再婚时是1953年，一年以后，他收购了格罗夫出版社，开始出版有才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要么不够商业化，要么不够传统，要么让美国的大出版商觉得太标新立异，却正好迎合了罗塞特兼收并蓄的口味和喜爱冒险的天性。

与罗塞特签约的作家有让·热内、萨缪尔·贝克特、欧仁·尤内斯库、阿兰·罗伯——格里耶、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有其他欧洲人和住在巴黎的文学流亡者。那时巴黎还是西方文化的首都。罗塞特待在巴黎的时间相当之久，不光是为了和法国经纪人、出版商谈版权，以在美国出版他欣赏的小说和剧本，也是为了结识在巴黎的年轻美国人：这些人有的编写文学杂志，有的写小说，有的只是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度日、感受着海明威所谓“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的意蕴。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巴黎有独特的社会与文艺自由，这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人，一个胆大包天的出版商，莫里斯·吉罗迪亚，因为他，美国人才能在巴黎买到因为太过露骨写实而无法在本国出版的英文书。

莫里斯·吉罗迪亚和罗塞特一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罗塞特在巴黎见到了他，不久两人便十分亲近，互相欣赏对方的职业。吉罗迪亚的公司叫奥林匹亚出版社，1953年成立，率先用英语出版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J.P.唐利维的《红头发的人》、波利娜·雷阿日的《O娘的故事》、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以及特里·萨瑟恩与梅森·霍芬伯格合著的《糖》。像罗塞特一样，吉罗迪亚冲动、大胆，受到被他称作“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且痛恨资产阶级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虽然他在巴黎也出版了一部分传统书籍——吉罗迪亚出版过政治论文集、法语版的俄国文学名著，甚至还有专讲编织工艺的杂志——但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与自由派观点联系在一起。他贡献给文学界最为肉欲的作品是《用张开的嘴》《肉体战车》和《白色大腿》之类的小说。

最后一本署的是假名弗兰西斯·伦格尔，作者实际上是意大利——苏格兰的天才作家亚历山大·特罗基，也是面向巴黎读者的英语文学季刊《梅林》的编辑。吉罗迪亚还出版了一部叫《淫欲》的冒险小说，作者是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罗格，用了吉罗迪亚提议的笔名帕尔米洛·维卡里昂伯爵。吉罗迪亚还把《糖》的作者写成“马克斯韦尔·肯顿”，因为该书的美国合著者特里·萨瑟恩觉得，要是自己的名字与这个威斯康星州放纵少妇的故事连在一起，他刚刚写好交给美国出版商的童书的出版机会就要大减。

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想要匿名的作家也会给吉罗迪亚投稿，用“马克思·范·海勒”“迈尔斯·安德伍德”和“卡门西塔·德拉斯·路纳斯”之类的名字。因为企业管理松散，吉罗迪亚时常缺钱。缺钱时，他就给法国和海外的广大客户群邮寄产品广告，里面写着新作品即将出版，还有性爱小说诱人的情节简介，怂恿大家出钱买；等收到足够数目的订金，他就找个作家写一本小说，情节多少按他的说法炮制就行。

“我那时乐在其中。”后来在回忆录里，他回顾自己在战后巴黎飞速增长的生意时说道，“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正在被色情的舰队攻击、入侵、渗透、包抄和征服。英格兰狄更斯时代的学校教师们因为无助的愤怒而痉挛，大法官的假发下也毛发直竖，纽约和伦敦的黑市上，我们的绿皮书价格简直要一路涨上天去。”

吉罗迪亚在巴黎指挥着“色情的舰队”。虽然他的法国姓氏取自信天主教的母亲，他所跟随的却是父亲多年前规划的航向。他父亲名叫杰克·卡亨，是个英国犹太人，直到193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懈地侨居在巴黎写作、出版当时被认为是淫秽的英文书。

杰克·卡亨出生在曼彻斯特，“一战”时还是年轻的英国士兵，伊普尔战役中因为德军的毒气弹肺部受了伤。但战后，他此前对德军的轻蔑让位给了对英国的幻想破灭，他厌恶英国那种严苛的规范和长久不衰的维多利亚风尚。早在政府长篇大论地批判D.H.劳伦斯之前，卡亨就抛下了英国，与热辣的法国妻子来到了欧洲大陆，后来创建了方尖碑出版社，与亨利·米勒成了朋友，也是《北回归线》的第一个出版商。

除了出版自己那些不够正派的小说，卡亨还出版了西里尔·康诺利、阿内斯·尼恩的作品，[35]还有弗兰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乔伊斯的诗歌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以及劳伦斯·都瑞尔[36]的第一部小说《黑书》。但1939年写完《书贩子的回忆录》之后不久，卡亨就去世了，留给20岁的儿子莫里斯几张没付的酒单，以及继续经营方尖碑出版社的挑战。

有一阵，吉罗迪亚的生意就靠在巴黎的美国老兵支撑，他们大量购买米勒和哈里斯的作品，和芬妮·希尔的“回忆录”。但后来莫里斯·吉罗迪亚出版了法国抵抗运动人士写的内幕自述，直指公共官员与商业巨头相勾结，给自己树立了政敌；虽然法国法院认为吉罗迪亚不构成诽谤罪，但之后他便感觉做出版树大招风，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有检查的人上门来问淫秽书刊的事。

一开始他被问到米勒的作品，这事已多年没人提了，然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又在出版很久后被公布为淫秽作品。后来又有人反对让·热内的《鲜花圣母》和奥布里·比亚兹莱写作并插图、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在山下》。

突然间，吉罗迪亚觉得法国的自由传统——流血革命换来的遗产，正在被政府内的反动势力颠覆；还有几个住在巴黎的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也这么想。其中一个，大卫·舍恩布伦，就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连遭军事失败，使很多爱国者觉得法国缺乏纪律，自由太多，随意过多抽干了国家的活力，有必要重新恢复秩序、权威与旧式道德。

清洗色情作品通常是右翼专制政府上台的信号——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时，最早的举措就是禁止裸体露营、查禁性爱指导书《完美婚姻》——50年代后半期对吉罗迪亚屡次骚扰，预兆了戴高乐将军和他严厉、虔诚的妻子上台掌权。在戴高乐影响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队享受到了更多的特权和影响力，很快，莫里斯·吉罗迪亚就成了他口中资产阶级极端主义“自命不凡价值观”的受害者。关于法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的欢乐都离开了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让巴黎赶走了最后一批年轻艺术家和游荡者；这城市外表干净，政府的法令将它粉饰一新，但它的精神已经死灭，俗世的盛宴也已告终。”

吉罗迪亚关掉了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巴黎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罗思一案带来了新的淫秽作品定义，将左岸文学界的欢乐景象传到了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旧金山的北滩，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滩，再到芝加哥的近北区。意式咖啡馆在各大城市里遍地开花，“垮掉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佳作不断，热内和贝克特的平装书在大学书店里热销，在法国依然遭禁的《洛丽塔》在美国已经合法化，1958年由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37]出版，一年后，巴尼·罗塞特的格罗夫出版社就印刷发行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法国人还在追随旧日的英雄，美国人却日渐厌倦他们上了年纪的将军，戏仿着艾森豪威尔对白宫媒体含混错乱的讲话。1960年，美国人还感到了冒犯和难堪。这年苏联指控美国的间谍飞机在其领土上空巡逻，艾森豪威尔驳回了这一说法，结果后来一架美国U-2战机被苏联击落，飞行员被俘——暴露了他的欺骗行为。

这件事加上一系列其他事件，让公众越来越怀疑美国领导层的正直和权威，这件事也标志着年轻一代正在背离过去的政策和实践。就像U-2战机的飞行员向敌人坦白、背弃了军队的传统——这种行为在艾森豪威尔当将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无数年轻的美国人现在也抛弃了父母那一辈的规矩和拘谨，开始铸造新的社会，一个没有那么多秘密、更加开放、不再墨守成规的社会——一个很快就会要求校园里有言论自由、谴责种族主义、在越南战争期间烧掉征兵卡的社会。虽然类似这样的反抗行为大多被历史标记在60年代中晚期，最初的地震其实从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就开始了；而且分裂潮流的源头几乎都与性有关。

1959年，一个叫拉斯·迈尔的电影制作人——以前他是给男性杂志拍女人半裸照的摄影师——拍了一部名为《蒂斯先生的邪念》的电影。影片中出现了好莱坞女星裸露的胸部和臀部。迈尔利用了刚刚变宽松的淫秽作品法，在全国几家艺术影院放映了自己的影片，观影群体远远大于通常会来的寂寞男性。迈尔的电影投资仅仅2.4万美元，却挣回了100万美元的利润。这很快就催生了几十部跟风展示裸体的影片，在美国开发了市值数百万美元的“裸体色情片”市场。

虽然伦尼·布鲁斯的夜总会表演还是总被警察突袭，对他淫秽罪的指控却屡屡被上诉法院驳回，他便能继续高谈阔论地批驳美国的伪善，为色情作品的言论自由辩护，恶意猜测、嘲弄审查者和神职人员的性生活（直到1966年吸毒而死）。

曾经裸女照片几乎无一例外地登在男性杂志上，1960年，《时尚芭莎》刊登了理查德·埃夫登[38]摄影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金发的社交名媛——克里斯蒂娜·保罗齐，这照片让社交名人录[39]删除了她的名字，却把她扶成了媒体名人，《时尚芭莎》也高调地成了时尚风向标。

全国上下，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电影和杂志中的裸体不再那么大惊小怪，对海滩上暴露的比基尼也更能接受了。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无疑是《花花公子》杂志。这是杂志创刊第七年，怀着对更大自由的支持、不遗余力推广比基尼的决心，杂志卖得更公开、更火爆，不仅城里的报摊，连小镇的杂货店里都在卖。杂志也吸引了全国的广告商，因为它抓住了很大一部分利润丰厚的年轻人市场——四分之一的杂志卖到了大学校园里。许多年长的美国人对杂志内容还有抗拒心理，但也对其商业成就印象深刻；现在对传播类似期刊的人，陪审团定罪也不如以前严格了，甚至在戴利市长执政的芝加哥市都是这样。

1959年，芝加哥的反色情小队逮捕了55个报纸摊贩，指控他们贩卖色情杂志。法庭上，由五位女性和七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某个教会团体一直坐在法庭上，拿着玫瑰念珠默默祈祷，陪审团完全不为所动——投票认定被告无罪。当陪审团宣布达成一致的时候，法官好像惊呆了，然后从座位上向前倒下，被迅速送往医院。他犯了心脏病。

1960年，海夫纳的财富日益增长，他买下了一座价值37万美元、有48个房间的维多利亚式豪华大宅，就位于高级的湖滨大道附近，又花了25万美元翻新装修、置办家具，比如一张圆形可旋转的大床。这座宅子成为海夫纳不断扩张的帝国的心脏。这一年，他还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请了新晋的黑人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墙上装饰着珍妮·皮尔格林和黛安娜·韦伯等拉页情人的海报。最早来俱乐部的顾客里，就有刚满21岁、待业的哈罗德·鲁宾。

像是为了正式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那爷爷级别的时代脱离出来，宣布新一代必然的崛起，1960年11月，美国选出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43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

在他简短而戏剧化的任期内——其间他试图进攻古巴而失败，不过成功地对苏联进行了海上封锁，刚果、柏林和东南亚有种种危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麻烦不断——他还是找时间成立了美国和平队，在国内推广身体健康和健康意识，去纽波特航行，穿着游泳裤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周围是崇拜他的女性。他让白宫笼罩上了魅力的光辉，有幸同享这光辉的人将终生铭记。

他演讲时说的每句话、公共场合下做的每件事、私下里读的每本书，在那个赶时髦的时代都有令人惊叹的影响力。他公开表示喜爱伊恩·弗莱明[40]的间谍小说，弗莱明作品的销售量就上升；他让吸雪茄成了地位的象征；他因为背痛而特制的摇椅，甚至也很快成了家具厂商争相模仿的热捧样式。

他个人如此受欢迎，当然有一部分是他年轻时尚的妻子杰奎琳贡献的。她是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另外，也是无数男性杂志读者的幻想对象。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多男人偷偷渴慕着总统夫人；可任凭她这样美貌动人，也拦不住丈夫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他虽然信仰罗马天主教，却不甘于守着一个伴侣；他是天主教里的精英成员、家财万贯的信徒，像父亲一样与红衣主教常常来往，但天主教扼杀可怜教民性生活的禁欲理论，他才不感兴趣。

虽然他的不贞行为没有上过报纸，谣言却长盛不衰，记者们认为他的情人包括但不限于：两位好莱坞女演员，一位住在波士顿拉德克里夫学院的研究生，一位在白宫工作的漂亮秘书，一位通讯公司总裁温文尔雅的小姨子，还有位住在洛杉矶的可爱离婚女人。之所以在60年代这些情人里没有一个被曝光，使他避免让这种秘密的爱好发展为丑闻，是因为他不像以前的某些总统眷恋于一人，他对单一情妇没有兴趣，他喜欢多样的新鲜感，而且据一位与他熟络的记者说，他做爱就像在游泳池里游个来回那样轻松自如——不是说他对共享床笫之欢的女人不够喜爱，而是性交对他而言，并非纠缠不清、复杂沉重的承诺。性交是纵情享受纯粹的欢乐，是项健康的运动，能消除紧张情绪，产生真正活着的愉悦心情。肯尼迪是位——D.H.劳伦斯可能会这样说——阳具总统。

且不论他的性爱风格多么能代表60年代，一些白宫助理和政治同盟对他的行为嘴上不说，心里却默默骇然。有些人多年以来习惯了总统应该是个老人，对肯尼迪和其他支持“新边疆”[41]的内阁成员那年轻旺盛的性欲惊讶不已。

1960年，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也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白宫的工作。她本以为这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理想主义获得的，却发现肯尼迪和他的几个男性副手只是看上了她的身体，这让她失望不已。另一位白宫秘书也随总统去过竞选旅行，杰奎琳不在时，也与总统度过了许多私人时间。1963年，她渐渐为焦虑侵蚀，因为她害怕媒体很快就会曝光他的风流韵事，和她的涉身其中，以致后来，当听到他在达拉斯死去的噩耗，她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现在他英武潇洒的领导者形象可以保全下来了，不会因为私生活被人爆料而染上污点。

肯尼迪被刺身亡之前，《时代周刊》驻华盛顿的记者休·西德尼已经写好了白宫内放荡主义盛行的文章，但此文只是交给纽约编辑的机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西德尼写到，肯尼迪政府奢侈淫荡的作风有时让人想起古罗马的享乐主义，这也给他的报道工作造成了困难，因为一到晚上或周末，政府发言人好像就都忙着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连影子也见不着。备忘录还补充说，某个周末，肯尼迪和内阁成员都在棕榈滩，连总统年迈的母亲罗丝·肯尼迪也成了狂欢的一员，带着男伴参加了派对——西德尼偶然听到，这位男伴被人称作她的“小白脸”。

虽然只有《时代周刊》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份材料，休·西德尼却被请到了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里，震惊地听到他愤怒的声音：“我们可以告你诽谤。”罗伯特·肯尼迪的桌上放着一份备忘录的副本。西德尼要求知道肯尼迪得到文件的途径，回答却只说是有人送来的。现在，西德尼感到了愤怒，他道歉说不该轻率称罗丝·肯尼迪的男伴为小白脸，但他不肯撤回报告中任何其他内容，比如说政府的现状“令人作呕”，还说“政府不该这样运转，你们也不该鼓励它这么运转”。

《时代周刊》要是发表了西德尼的备忘，读者大概会有很热烈的反应，特别是住在远离东海岸小城镇里的人。因为肯尼迪虽然带来了兴奋和积极变化，中产阶级还是有些伤感，觉得变化太快了，南方有太多静坐示威，华盛顿有太多没邀请他们的派对。肯尼迪家族造成了一类排他的“内部”群体，成员是俊男美女、电影明星、哈佛教授和有钱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在哪儿都想推行民主，除了在自己治安良好的城区，以及新英格兰、汉普顿的私人海滩上。

追求年轻的风气让许多三十几岁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太老了，尤其是副经理级别的人。他们心系公司，认为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但进入这个新人物层出不穷、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时代，他们突然就感到迷茫无措、跟不上变化了。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60年代再回母校，不由得被母校的新自由震惊。未婚的女学生，有些还率先使用了避孕药，公开与年轻男人同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自由，全不顾几年前这样做会立即被开除。60年代的男学生也似乎全无礼仪的概念，不打领带，对年长的人也不尊重；他们一副轻松自信的神态，可能觉得有了最新技术的知识，加上老一辈很快要被淘汰，自己的事业一定能走捷径到达成功。

年长的毕业生虽然恼火这种态度，却也羡慕他们享受的新自由，恨不得自己年轻几岁，好在这自由中纵情声色。其中有一个人，他的情感可说是代表了几千个30岁出头的男人——后来他受到诱惑，有了一次超越想象的感官体验。当下，他还是个平凡的、小心翼翼的保险经理，名叫约翰·布拉洛。

8

约翰·布拉洛身体结实，身高超过六英尺，淡褐色的眼睛，身材匀称。每天早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到洛杉矶商业区的保险办公室上班，性格外向，讨人喜爱。他的衣服是布克兄弟[42]风格，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整齐利落——他父亲准会对此十分高兴，父亲是意大利裔，曾在芝加哥赫斯特大楼开一家只有六张椅子的小理发店。

布拉洛曾投票给肯尼迪，也哀悼了他的遇刺，他也知道肯尼迪的影响让父子间的距离更远了，这种气氛下，“代沟”将会应运而生；约翰·布拉洛自己也对1964年伯克利的校园运动有所不满，因为有个学生写的头条是：“你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布拉洛33岁，觉得比起那些自以为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暴乱分子，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且满怀理想。

1956年在纽约大学拿到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之后，布拉洛压下了去医学院进修的冲动，选择在洛杉矶的好莱坞男生俱乐部1里做青少年工作。1960年，他和朱迪斯·帕尔默结了婚，她是个金发美人，正在受培训，要去贝弗利山庄诊所做护士。婚后布拉洛便转到保险行业，找了个薪水较高的职位，他觉得这与社会工作和社区支持相关，广义说，和国民福利也有关系。

没有大型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布拉洛认为美国就不能取得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在纽约人寿洛杉矶办公室当推销员时，他就满怀自豪地读了公司历史。从[43]845年起，公司就分担着美国人冒险过程中的悲伤和荣耀。纽约人寿给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资金，给那些乘着四轮马车来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上了人寿保险，还买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虽然约翰·F.肯尼迪没有投保，但之前已有九位总统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罗斯福和两位遭到暗杀的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此外还有一些冒险的个人主义者，比如哈利·胡迪尼、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查尔斯·爱迪生和沃尔特·克莱斯勒；还有乔治·卡斯特将军，1876年他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最后一战就由纽约人寿赔付了5000美元。[44]

布拉洛加入时，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之一，在全国有360处办公室，接近1万名正式员工，还有同样数目的独立保险推销员。尽管只是如此庞大群体的一分子，布拉洛还是对公司有个人感情，他天生就喜欢团体，把公司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得到了提升。1962年，他达成了公司的最高销售标准，成了副经理。1964年，他被任命为区域经理，工资涨了一大截，买下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一带伍德兰希尔斯市郊的宽敞房子。他是当地扶轮社和青年商会[45]的成员，为联合劝募筹集资金，还是老东家好莱坞男生俱乐部的顾问，同时也是谷地橡树宗教科学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抛弃了意大利裔父亲不够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犹太裔母亲的犹太教传统。

少年时，布拉洛住在芝加哥的下层中产阶级社区，反犹主义盛行，他从不敢向同学提起母亲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害怕被社会排斥，希望融入主流基督教人群，便加入了社区里隶属于圣公会的青年俱乐部。但母亲越来越厌倦芝加哥寒冷的冬天，在她的坚持下，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布拉洛也更能接受自己了。

在南加州日渐蔓延的开放气氛中，他变得不那么拘束、执着于种族观念了。这里没有那种狭隘的社区，那种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或德国人独霸一方，派系斗争激烈，只有在敌对犹太人和黑人上才团结一致的社区。洛杉矶是个相对年轻、无根的城市，与旧世界的纽带和传统没什么联系；来这里定居的不是欧洲移民，而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籍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在种族联盟里寻求庇护和力量。他们十分依赖汽车，流动性相当高，不像大多数芝加哥人和纽约人那样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在洛杉矶温暖惬意的气候下，即使贫民窟那棕榈树荫下一排排的白色棚屋，看起来也比芝加哥冬天阴暗湿冷的公寓舒适许多。

向西迁徙的几千人让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州，布拉洛也像这些迁徙者一样，把这次搬家看成是自己和家人重新焕发青春、得到自由的机会。他父亲一开始不愿离开芝加哥生意兴隆的理发店，后来却很快就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找到了新工作，给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马里奥·兰扎理发。母亲时隔18年又生了小孩，高高兴兴地忙着在加州照料小女儿，不怎么管儿子的私人事务。1955年，她劝儿子不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大学；后来儿子和一直约会的年轻犹太女子分手，她也觉得失望；不过后来布拉洛与朱迪斯·帕尔默交往，她倒没有反对，1958年还去参加了他们由公理会牧师主持的婚礼。

与朱迪斯·帕尔默的婚姻，极大地满足了布拉洛融入主流社会的追求。她能接受他，对布拉洛来说，几乎等于加入了大多数人所属的时髦俱乐部，不用再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不完整的美国人。她父亲是洛杉矶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给加州投资了几十亿的军工行业有不少人脉，布拉洛感到，在自己向往的商业精英世界里，他会是个有力的联盟者。

从第一眼见到朱迪斯起，布拉洛就喜欢上了她健康漂亮的外貌，红润的肤色和脸颊，让他想起女演员金·诺瓦克的金色短发。参加派对时，朱迪斯比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能喝酒，布拉洛觉得这是因为她成长环境自由，加上她崇拜的父亲那享乐作风的影响。她虽然喝酒，却并不在公众场合失态，布拉洛也没有多余的担忧，而且知道这对他们的性生活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参加完派对、喝了许多酒以后，她在床上变得特别敏感、无所顾忌，会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和热情与他缠绵。

不然她对性爱就很被动，60年代里，这种被动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50年代里他们结婚前那种不合法的激情随着合法的婚姻消退了，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恢复。而且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然后是个女儿。朱迪斯晚上总是很累，布拉洛有时也宁愿这样，因为纽约人寿的工作越来越多，家人睡着以后，他便在家里熬夜工作。

他很喜欢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这是他蜗居公寓很长时间之后拥有的第一幢房子。这是座米色的牧场式平房，厚实的木板瓦屋顶，门前种着松树、悬铃木和一株胡椒树。马蹄金的草坪上一条弧形的车道穿过，车库里有两辆车，一辆是布拉洛的新款奥兹莫比尔，一辆是旧些的雷鸟，是朱迪斯父亲送她的礼物。房子的内饰是西班牙风格，有砖砌的壁炉和做吧台用的椭圆餐桌，上面放着许多加利福尼亚产的红酒。

到了周末，夫妻俩有时会出门，与布拉洛的同事和妻子一起吃晚餐，吃过饭、喝过一杯餐后酒之后，就各自回家。一天晚上，来了个约翰·伯奇协会[46]的人，给他们放了一部支持保守党的政治影片，急切想要得到布拉洛的帮助，成立伍德兰希尔斯的伯奇分会。

肯尼迪去世之后，布拉洛的政治观点更偏保守，但离伯奇协会的激进主义还很远；虽然他和朋友们对最近洛杉矶沃茨街区的种族动乱十分惊讶，对校园里没完没了的骚乱也很反感，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现在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为少数群体和非主流观点辩护的开放态度及坚定信念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享受性自由的那份悠闲自在，布拉洛只能艳羡。

周日早上，作为惯例，布拉洛告诉朱迪斯要和骑行俱乐部的人一起骑车去乡间。有时布拉洛会独自骑上15英里到威尼斯海滩。这儿有很多学生、嬉皮士、画家和退学的人，他们或聚在咖啡馆，或沿着岸边休息，晒着太阳，讲讲话，读读平装书——都是布拉洛听也没听过的先锋小说。他沿着棕榈树成行的小路，慢慢骑着10速自行车，穿着纽约大学的运动衫和白得过分的跑鞋。他看到五颜六色的飞盘在空中慢慢地旋转，长发的情侣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他经过海边公寓敞开的窗户，瞥见年轻的人们轻松自如、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布拉洛时常在空气中闻到大麻的香味，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吉他和民谣音乐，飘飘然地嘲笑着他物质至上的世界。这时他想要从自行车上下来，礼貌地坐在桌边，接近这些宁静的陌生人，同他们讲道理，说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也对社会体系充满怀疑，尽管看上去成功，却没有得到个人满足。但他还是继续骑着车，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嘲弄，他把周日骑车去威尼斯海滩当成是自怜自哀的运动，是在试图解决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年过而立，感到衰老，十分孤独。

但到了周一早上，周日就像没存在过一样，布拉洛重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热情满满地开上新车去办公室——或者像1965年9月的这个早晨一样，坐飞机去棕榈泉参加保险大会，一半也是为了监督会议顺利进行。受邀的人有几十个新进公司的加州推销员，他们会在沙漠中的现代化酒店里住三天两夜，听高级经理的演讲，参加讨论会，了解公司的未来目标。受邀的推销员加入纽约人寿的时间不长，却已经用业绩证明了自己能卖出保险，这可是稀少的特殊能力，因为推销员要卖的是在人们潜意识里与死亡和灾难相联系的产品，人们对它天生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推销员一开始必然会遭到拒绝。

因此，布拉洛认为，女性卖保险比男性更难；女性倾向于避免被人当面拒绝，而男性在性追求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被拒绝，虽然这令人不快，但他们认为这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大会第一天布拉洛就注意到，70个新推销员里只有4个女人；可其中一个女人的销售额比几乎所有男人都高，布拉洛已经听说了她的大名，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又在鸡尾酒廊遇到了她。

他与另外三个经理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时她独自走了进来，一个认识的人邀请她加入他们，她便坐了下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克拉默。一个娇小、戴眼镜的女人，二十几岁，短短的金发，合体的黑色套装裹着好身材；她长相素净，可有点儿男孩子气，让人着迷。她挨着布拉洛坐下，推开了人家递来的烟，点了杯酒，男人们继续交谈的时候，她安静而专注地听着。他们在说基奥计划——国会刚刚通过的为自由职业者而设的养老金项目，她没有唐突加入谈话，却仍旧表现出自己和他们一样明白这计划的复杂性。

事务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大家又点了两轮酒，男人们站起来互道晚安，桌边只剩下了布拉洛和芭芭拉·克拉默。她没起身，抱怨说有点头痛，于是布拉洛说给她找片阿司匹林。酒吧人很多，布拉洛穿过大厅，走向不远处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打开药箱时，他听到身后的房门锁上了。一转身，原来芭芭拉·克拉默跟着他上了楼。她站在床边，微笑着。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的不止阿司匹林，我还要好好睡一觉。”

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就算这样他仍被她的直截了当所震惊。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进屋时有没有被下属看见。地区副总裁就在隔壁，经理们也都住这条走廊；没容他说话，她就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解衬衫纽扣。

“那，”她开口了，他在沉默中一直盯着她看，“你要和我一起吗？”

布拉洛又兴奋，又迷糊，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询问似地看着他，手指停在衬衫纽扣上。

“我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洛终于开口说道。他把阿司匹林放在写字台上，向着衣柜走去。他脱掉鞋子，解开领带，眼睛却紧盯着继续脱衣服的她。她把衬衫小心地挂在椅子靠背上，首饰和眼镜搁在桌上，褪下了裙子。布拉洛解开她的胸罩，看到了她硕大的乳房、紧实的大腿和臀部，她向着床边转过身去，完全赤裸。她爬到被单底下，等他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完全勃起了，难为情地走过房间，意识到她现在正看着自己。

他上床时，她什么也没说，但很快他就感到她的手摸过自己的胸口和肚子，向下摸。他面朝天躺着，任她抚摸，然后压在他身上。她是进攻者，控制着每个动作，他也享受着被她控制的感觉。比起他的妻子和其他女人，她是那么的不同——她不要甜言蜜语的抚慰，也不想拥抱、吻他或被他吻。她好像纯粹只在肉体方面需要他，不受任何感情干扰，没多久，她跨坐在他身上，把他插进体内；她上下运动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直到握住他臀部的手抓得更紧，然后她舒缓地叹口气，停了下来。

“这就好多了。”她说。

“比阿司匹林还好。”他补充道，看到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了个身，表明自己准备好了让他也满足，他便挪到她上面，很快高潮了。

他们上床还不到十分钟。又躺了一会儿，她起身戴上眼镜，开始穿衣服。布拉洛发现，她的身体肉感、成熟，与小小的、男孩子气的脸庞和乱蓬蓬的发型很不相称。性这方面她像个男人——布拉洛头一次遇到“打一枪就跑”的女人。

“明天晚上，”她说，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照着镜子，“你可以来我房间。”

她向着他转过身来，他在床上点了点头。她走到门边，慢慢打开门，看准了没有人在走廊上；然后，冲他挥了挥手，就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9

芭芭拉·克拉默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爸妈不想要的孩子。母亲生她时已经39岁，另外两个女儿是20年前生的，那时她的婚姻虽不是一直幸福，可还有希望；但1939年，芭芭拉出生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偏僻农场，带来的只有更多的劳动，更加无法逃离的惨淡、看不到尽头的日常生活。

母亲的阴沉让芭芭拉退缩，两个姐姐又都早早出嫁，过着比家里强不了多少的日子，芭芭拉的成长中很少有女性的影响。她没去欧塞奇郡的乡村学校上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六、七年级的学生坐在前排上课，低年级的坐在后排，能听多少是多少，而是留在农场里帮父亲干活，给花园锄草，喂鸡，还在小麦和玉米田里开过拖拉机。

农场离最近的沙莫伊镇七英里，芭芭拉的社交圈子就只有附近农场的几个朋友，大多数都是和她一起玩各种球类运动的年轻男孩，从他们身上，她以最自然、开放的方式了解了异性。她10岁的时候，看到认识的两个男孩站在谷仓里，手在身前动作着；其中一个叫她过去，她便走近些，看到两个人在抚摸下体。

虽然父亲在厨房边的电镀浴缸里泡澡时，使她见过了男性的裸体，但她还从没见过勃起的阳具，不过，她表现出了毫不畏惧的好奇心。大一点儿的那个男孩，当时13岁，问芭芭拉是否愿意摸一摸它，她摸了一下；他又说自己很想让芭芭拉来爱抚它，她也照做了，感受到它的抽动、看到乳白色的液体从自己的指间渗出，她感到的不是厌恶，更多是惊讶。

年纪小的男孩到高潮之后，年纪大的那个亲吻了她，她不觉得受到侮辱，反而觉得温暖、被人需要。这之后，她和大的那个男孩便经常在草棚里互相抚摸；但是，虽然他们从没讨论过，两人都感到了继续探索的危险，没有进行到下一步。

在克拉默家，性从来就没人提起。芭芭拉开始来月经时，母亲只是给了她几块白布，告诉她垫在内裤里，之后再把白布烧掉。那个地方农场的女人都会收集旧的床单和布头，留作此用，从不在杂货店里买高洁丝卫生巾，这么做的原因更多是出于羞怯，而不仅是为了省钱。

芭芭拉发现乡村的平凡农妇普遍不好看，直到她去沙莫伊上高中，才见到外貌漂亮的同性。她叫弗朗西丝，高高的个子，打扮入时，受男生欢迎，遭女生嫉妒，只有芭芭拉例外：她对自己在班里“假小子”的身份很满意，对女性美没有敌意。两个年轻女孩很快成了朋友，多半是因为她们有互补性：弗朗西丝优雅从容，芭芭拉强势大胆。芭芭拉可不会被男生吓住，他们胡闹说了什么话，她马上就能反驳，甚至连他们偷偷带进学校的波本酒，她也从瓶子里咂过滋味。两个姑娘形影不离，除了暑假，芭芭拉要做全职工作挣出自己的学费。

一年夏天，她在一家乡村杂货店打工，店前是加油站，后面是舞厅，除了给汽车加菲利普斯66牌汽油、卖日常用品，她还在后屋卖啤酒给农民和当地青年，有些人留着时兴的莫西干发型——两边的头发都剃光，只留中间一条头发。

第二年暑假，她想要离家更远些，就走了50英里来到杰斐逊城，住在一个同学姑妈开的出租房里，在伍尔沃思的冷饮柜台后工作。寂寞无聊的下午，就听听收音机里猫王唱的《心碎旅馆》打发时间。后来她在裤装工厂找了份薪水高点儿的工作，身边都是脾气暴躁的中年女裁缝。她整天摸着男装裤裆，上下拉着拉链，心里常常想着性。

她现在16岁了，最近才失去童贞，是和沙莫伊的一个学生，她觉得自己爱他。他比大多数人都聪明，他俩在他的旧车里做爱时，他总是很小心，会用安全套。他们的共同兴趣是厌恨农场生活，他还经常说想当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虽然想着要当空姐，但知道自己不够漂亮，也不够恭敬顺从，不过她还是去申请了几家航空公司，当然没有回应，她既不惊讶，也不失望。

即便还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她也确切地知道，绝不要过从前看到的那种贫困、不幸、机械繁衍的农村生活。毕业之后，她回到杰斐逊城，在医院里做X光检测员，后来又和弗朗西丝搬到圣路易斯市，住在一间公寓里。弗朗西丝在保险公司当职员，芭芭拉则在纸箱厂商的财务部门工作，很快她就烦透了那里。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是分开的，芭芭拉的部门有15个闷闷不乐、撇着嘴的女人，一点儿幽默感和精神都没有。

芭芭拉还没有碰见过喜欢自己工作的女人。她读书、看杂志的时候，也没读到过职业女性的故事，她还没见过事业型的女人，成功、受人尊敬、富有、性爱自由、不依赖男人——然而芭芭拉内心就模糊地希望成为这种女人，在密苏里州不行的话，就去别处。有天晚上弗朗西丝提议说去洛杉矶和她姑妈住在一起的时候，芭芭拉已经准备好离开了。这时她父母已经离婚，男友也去了得克萨斯州参加飞行培训；她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一到洛杉矶，她就喜欢上了那里温暖的天气，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以及新结识的热心的人们。在这里，工作和娱乐似乎完美地融合了，人们既注重健康和运动，也注重生产力和物质，芭芭拉很自信，这里是属于她的。

和弗朗西丝的姑妈住了几个星期之后，两个年轻女孩在好莱坞租了公寓，暂时做着秘书，周末就开着新买的车去探索城市。芭芭拉为美国百科全书做了几个月打字员之后，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店的签约部门找了份更好的工作，就在那儿，她有了第一次偷情经历，对象是个已婚男人，老板的女婿。

中午她会陪他去汽车旅馆，有时晚上也去，她很喜欢性爱，对结婚不感兴趣，这种惬意的关系本来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可他动了真情，占有欲又特别强。一天下午，他在床上泪眼婆娑地对她述说自己对妻子多么不满、岳父又多么专横跋扈之后，芭芭拉知道这种关系应该结束了，不然会变得过于复杂棘手。

她在另一家汽车经销商的保险部门找了份新工作，遇到了一个高个子、线条粗犷的业务员，篮球赛季还在全国职业男篮打球。她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兴趣，他很快就有了回应，但上了床，芭芭拉发现他是个粗心的情人，是头健硕、好进攻、不敏感的公牛，结束得很快，然后就想睡觉了。但她还是被那运动员的身体吸引，容忍了一些换作别的男人她绝不会忍耐的事，这一半因为他算是个名人，是个有头有脸、骄傲自尊的男人，也有种孩子气的魅力，他就利用这魅力把汽车卖给那些崇拜他的矮胖男人。

她自己的工作也做得不错，效率非凡，雇主很赏识她，给她涨了工资，也增加了职责。周末不工作时她就去滑水，或是滑雪，要么就看书打发时间；搬来洛杉矶真是转运之举，只有一件事让她烦心，就是在一起住的第二年，弗朗西丝决定和一直约会的男人结婚。虽然对弗朗西丝的喜爱从未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芭芭拉听到消息却感到奇怪的慌乱、悲伤和迷惑；后来，弗朗西丝搬出公寓时，她觉得被伙伴抛弃、背叛了。她没有参加婚礼，后来也没再见过弗朗西丝。

不过她也很幸运，在这个时期交了个朋友，一个能抚慰人心又有趣的男人，虽然年过七旬，可是身体健壮，做派潇洒。他是这城市的汽车之王，每周都能卖出几十辆，芭芭拉·克拉默则受雇帮其管理保险部门。虽然他做生意时精明、强硬，对她却一直很好，在他身上，她感到了从没有过的父爱。他带她去昂贵的餐厅，说服她相信自己很特别，还鼓励她努力实现自己的野心，不用在乎那些约束女性的传统。

在他的公司里做了一年之后，她渴望独立性更高的工作，于是去了纽约人寿当推销员。她从几家零售商店里买到了大主顾的名单，又整理了她通过汽车行业认识的人的名单，之后便花费无数个小时打电话，约人见面；然后她开着新买的福特野马红色敞篷车去城市的各个角落，和人讲多买些人寿保险的益处。虽然她和别人一样，吃了许多闭门羹，却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找到了商机，因为她更能坚持，也会重点关注一些被忽视的人群，比如职业女性，特别是护士，她们每天都与死亡和事故打交道，被她一讲解上份保险是多么重要，很容易就受到影响。

在纽约人寿的前两年，她的身心都被卖保险占据了，一年能赚接近3万美元，对男人没什么切实的兴趣；因此，棕榈泉会议的第一个晚上，在鸡尾酒廊放松的气氛下，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性冲动，为此她惊讶不已。

有人把她介绍给约翰·布拉洛，她觉得他挺有魅力，身体也很壮实。但在桌旁和他坐了一小时之后，她感到这人不是主动进攻的类型——因此，他说要给她找片阿司匹林时，她就决定跟着他。

10

约翰·布拉洛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婚外情，从1965年的秋冬持续到来年春天，基本都是中午在公司附近的汽车旅馆里很快地做一次，然后她就开车去谈生意，留下布拉洛独自吃午饭，回味着性爱的快乐，不时也有轻微的罪恶感和浮上心头的焦虑，让他有些消化不良。

他害怕迟早会被公司的人发现他与芭芭拉的私通，酿成丑闻，使事业和婚姻都陷入危机；但目前这恐惧还没有成为现实。正相反，认识芭芭拉·克拉默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芭芭拉在他身上激起的性欲延伸到了婚姻上，他对朱迪斯潜伏的欲望又被发掘出来，也得到了她的回应。事业上也顺风顺水，公司很快就要派他去纽约总部接受高级经理培训。

对这事芭芭拉也很高兴，在整段关系中，她一直富有专业精神地给他鼓励。他总是惊叹芭芭拉将两人关系严格控制在性爱和闲谈之内的能力，从不投入过多感情，也不对他的婚姻提任何要求。他在家时，她从不打电话过去，也不抱怨他晚上和周末不能出来，从不打听他妻子，只有一次对朱迪斯接受护士培训的事有点儿兴趣。

在办公室里，芭芭拉对布拉洛的态度正式得毫无瑕疵，即便他们刚刚从旅馆回来。他们晚上不经常在一起吃饭，去吃的时候她有时会付账，有时也出旅馆费用。有一次，他不愿陪她去某个汽车旅馆，因为离他在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很近，她便让他在车里等，自己去前台开房，回来时手里拿着房间钥匙。

她是他见过的最独立自足的女人，他对她感兴趣，也被她在床上冷酷、不带感情的态度所激怒；好像他们做爱和给福特野马加油没什么区别，加完油，她就要忙着赶去谈生意。不过，要是她真的突然浪漫起来，他知道自己又会被吓慌手脚，所以对这种关系模式，他从不抱怨——不错的婚外性爱，又不占用过多的时间精力，对他的事业和婚姻没有威胁，过去的一年，他已经习惯了，甚至依赖上了这种关系。

但布拉洛还是有不自在的感觉。他总觉得，这关系最终会让他损失惨重，得知自己秋天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参加经理培训项目，他松了一口气。临行之前几个月，与芭芭拉·克拉默的关系以他预想不到的方式，突然结束了。

他有几星期没见她了——她也在抱怨会谈太多。一天下午，芭芭拉给他打电话，说最近碰到了一个喜欢她的男人；以一种不像是她的羞怯声音，她承认自己恋爱了。那人是个工程师，她继续说，很厉害的技术人员，曾经投身于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火箭的工作；布拉洛恭喜她选到了好男人，心里却很不舒服，觉得她夸那人就是在贬低自己。

他很快就想邀她晚上出来，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一周后又给她打电话，但她重复说自己现在只和工程师一人约会，又说正在考虑结婚。布拉洛最后不情愿地承认，这段偷情是结束了，意识到这点令他悒悒不乐。

他继续上班，一夏无事，然后和妻子孩子去度了次假，开始准备去纽约待几个月。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纽约，不过周末也会回洛杉矶，9月朱迪斯开车送他去机场时，说自己会想念他，不过也为这段旅行能让他升到高级管理层而高兴。朱迪斯心情很好，说再见时也没有哭鼻子抹眼泪，布拉洛便怀着奇特的不安心情登上了飞机。

自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十年，位于麦迪逊大道和二十七大街上的总部大厦离他在格林威治村的旧公寓很近，走路就能到。来的第一个周日下午，他就去华盛顿广场转了转，虽然听了学生们在喷泉旁边唱民谣，欣羡地看着穿迷你裙、T恤衫下略有凸起的年轻女人，他却没有像在加州海滩上那样被青春自由的景象所引诱。他现在对公司更加忠诚，意识到从全国的纽约人寿职员里，自己成为被选中的11个之一，接受当总经理的培训，是多么光荣的事。课程结束后，布拉洛和其他十个人会回到各自的地区，在纽约人寿的总经理办公室管理员工和推销员。对布拉洛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特权，以及晋升到顶层的机会。

学员们住在四十五大街上的罗斯福酒店，工作日的早上就一同乘地铁或出租车去纽约人寿大楼，除了布拉洛。他特意早起，慢跑过18个街区，以保持最佳状态。虽然人行道这时人还不多，也会有几个行人停下来，看着他西装革履地跑过，公文皮包有时夹在胳膊下，像带着足球似的。有时他希望能听到嘲笑或议论声，了解自己是什么形象，不过除了汽车的喧闹，他只能听见自己的西班牙皮鞋踩在人行道上沉重、有节奏的响声。

离总部公司不远的时候，布拉洛就放慢脚步，把衬衫塞进裤子。总部大厦是幢灰色的哥特式摩天大楼，有34层高，经过层层叠叠阶梯状的楼身，是金字塔状的金色尖顶，最上面是金色的灯饰。布拉洛进了门，穿过装饰用的青铜大门，走上拱形的大理石楼梯，进入装饰着浮雕的华丽电梯。电梯开动时很安静，大楼里所有办公室的天花板都铺着吸收噪声的毛毡，说话和打字的声音都是听不见的。布拉洛感觉自己是按时去大教堂祷告的教民，对公司和保险的历史越熟悉，他这种敬畏的心情就越增长，他认为人寿保险是种俗世的宗教，为死去的生命估价，抚慰人们对来世的恐惧。

布拉洛第一周参观纽约人寿档案馆的时候，在玻璃柜里看到了已故著名投保人的签名：卡斯特将军，罗杰斯·霍恩斯比[47]，富兰克林·D.罗斯福；展出的还有给公司带来大笔花费的灾难照片——1903年芝加哥的易洛魁剧院大火，烧死了19名投保人；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毁掉了纽约人寿的一个分公司；被认为是坚固不坏的泰坦尼克号，1912年带着12名投保人沉入了大海；还有卢西塔尼亚号远洋班轮，1915年被德军潜水艇的鱼雷击沉，死了18名在纽约人寿投保的乘客。

布拉洛读到，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各式各样的海事保险就在航海国家存在，但17世纪后，人寿保险却在欧洲触犯了许多教会领导人，他们谴责保险商是巫师、拿死亡赌博的人、神意的伪造者。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18世纪末，人寿保险才被解禁；但在英格兰这样的主要航海国，给船只和货物上保险，以防遇到风暴和海盗已是约定俗成，把这种保护机制扩大到内陆的财产和人身上也没有太多反对声音。

布拉洛还读到，是英国人把保险生意介绍到了美国，但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保险业都踌躇不前，部分原因是农业经济下，大部分人都没有多余的现金或存款来为不一定发生的紧急情况提前买单。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的保险公司作为物质主义的保卫者，开始生意兴隆。布拉洛从当前的宣传册和数据图中看到，顶尖的保险公司现在——也就是60年代中期——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私人企业，总资产甚至超过了大型石油公司。

最大的保险商，美国保德信保险公司，资产总值达350亿美元，比美孚石油公司还多100亿美元，第二大的大都会人寿保险也比美孚多70亿美元。布拉洛的公司价值140亿美元，是第四大的保险公司，排在价值200亿美元的公平保险之后、价值130亿美元的恒康人寿保险公司之前。美国还有超过30家市值至少10亿美元的保险商，每天保险行业都能收入1.2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的男女老少每人出了40美分，支付的死亡索赔和养老金却还不到这数目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的10%都花在了保险上，这是给保险之神的什一奉献[48]。

但在一片繁荣的产业背后，经营这些巨大企业的人却默默无名，要是新闻杂志想登一篇保险公司的头条新闻，都选不出一个人们认识的名字、熟悉的脸放在封面上。保险业的领导者好像都有些羞怯内向的品质，布拉洛在纽约人寿总部大楼里参观时，抬头望着墙上成排的油画肖像，都是过去的总裁画像——19世纪初留着胡子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20世纪初戴着眼镜的保守党人。这些人脸上相似的表情让他印象深刻，都是害羞而安详的表情。他们是性格内向的商业巨头，布拉洛想，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不知能否与这些深得公众信任的杰出负责人相比。

他相信自己足够勤奋，也不乏谦逊，能在纽约人寿的高层占据一席之地，却没有意识到，内心深处他其实想反叛公司的规范，被美妙的自由所引诱，虽然在纽约时，他死死地压下了这股冲动。在总部的每一天，无论外表、举止，他都是前途光明的年轻经理模范。他似乎完全沉浸在公司的政策和理论之中，努力学习新推出的主要医学项目和集体保险的计划。下了课，他经常和同事去吃晚餐，但不会和他们一起晚上去外面喝酒，他保存着性爱的精力，留给周末在洛杉矶与朱迪斯的会面。

暂时的分别对布拉洛的婚姻起了积极作用，每次回家都像是新度蜜月一样。站在机场微笑的朱迪斯金发碧眼、美丽动人，在人群中十分显眼，她热情地拥抱他，在车里兴致很高地同他讲话，回家见过孩子们以后，他们便像恋爱时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做爱。

后来他回到洛杉矶常住，当上了总经理，在伍德兰希尔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管理着包括九个核保师在内的一拨员工，他与朱迪斯的关系好像又渐渐回到了去纽约之前的疲态。朱迪斯在家照料了一天孩子，晚上早早睡觉，布拉洛就在起居室里熬夜做升职带来的大量工作。

他几个月都没和芭芭拉·克拉默说过话了，听说她现在和工程师约翰·威廉森结了婚，继续在公司上班，销售业绩还是那么出色。布拉洛想着给她写张便条，或是打电话问候一声，不过还没来得及真正打电话，一天下午，他就在总公司的电梯旁边碰见了她。她态度很热情，想到她已经结婚，再被人看到自己和她说话，布拉洛也不会不自在；后来他们又约好吃午饭，他全没想到两人的关系还能再和性扯到一起。

吃饭的时候，芭芭拉以她特有的语气提议再去一次汽车旅馆。起先布拉洛觉得她在开玩笑，但她又说了一遍，还说她可以去登记开房，让他在车里等，听到这里，他便叫人结账，同她走出了餐厅。对她的冲动和大胆，他格外敬畏，也兴奋地期待着与她做爱；但把车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她下车去开房之后，他等在驾驶座上，不安起来；他在方向盘后面坐得更低些，想着与一个已婚女人来这里是不是明智，一边好奇她会不会在登记簿上签她丈夫的姓。不过，她拿着钥匙回车里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觉得此时最好一句也不提她的婚姻。

进了房间，她很快脱掉了衣服，布拉洛又一次看到了她出众的身体，他裸身躺在床上，任她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又感到了她充满进攻性的触碰。她取得满足的那份从容，不和他分开就能把他拉到自己上面的灵巧劲儿，让他想到了马戏团里翻跟头的表演，虽然结了婚，她这种嬉戏似的性爱风格并没改，对额外性爱的欲望也没消失。

结束之后，他们躺在床上，布拉洛问她婚后生活是否快乐。她说是的，又说丈夫是她见过最出色的男人；他又体贴，又自信，不会认为她的独立性是威胁。实际上，她继续说到，他还鼓励她更加独立，希望她在获得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知以后，将这些宝贵的品质投入到婚姻中来。婚姻应当是促进个人成长的，而不是限制、束缚人的成长，她不停地说着，布拉洛带着一丝嘲讽的心情听，心想她可能理解偏了她丈夫的意思。他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既对她丈夫这么做的动机迷惑不解，又想着要是她丈夫知道了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会怎样反应，便沉默不语。芭芭拉·威廉森则继续说着她丈夫的好处，可能也是在说自己和这段婚姻的好处。

很多结了婚的人，她说，都有“所有权问题”：他们想完全占有配偶，想坚守一夫一妻制，一旦有一方承认自己有不忠行为，就被看成是夫妻关系恶化的标志。但这其实是胡扯，她说——丈夫和妻子都应该有权享受与其他人的性爱，而不会危及原本的关系，不用撒谎，也不必对婚外性经验感到罪恶。人们不该指望一个性伴侣就能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芭芭拉又说，她和约翰·威廉森的关系就因为两人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对彼此的爱情很有信心，完全可以向另一半承认自己有时与其他人发生关系。

听到这儿，布拉洛紧张了起来，很快打断她说，希望她不会把汽车旅馆会面的事告诉她丈夫。她笑出了声，满不在乎地说承认这事对约翰·威廉森绝没有什么影响，他不是好妒的人。布拉洛突然感到体内同时涨满了惶恐和愤怒，他跳下床，几乎想要尖叫，不过她很快抬起胳膊，摇了摇头，对他说放松点儿，别紧张，她不会对丈夫说的。布拉洛丝毫没有放松，她把这话又说了几遍，他还是觉得不能相信。

离开汽车旅馆以后，他决定再不要和她上床。她和新婚丈夫放荡的生活，加上那一套性忠诚的谬论，一定会带来恶果，这颗定时炸弹爆炸的时候，他可不想受连累。报纸上丈夫谋杀妻子和情夫的故事够多了，主人公平时也都“不是好妒的人”。布拉洛明白，自己该对芭芭拉·威廉森提高警惕。要是继续与她纠缠不清，而且她还在试验新得来的自由，最后一定会爆出丑闻，让婚姻蒙羞，他光明的前途也会就此终结。作为保险从业者，他把当前的状况评估为风险过大。

两天以后，秘书按了他办公室的铃，说威廉森太太在线上，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她说再也不能出去吃午饭，也不会答应她别的要求；但一接电话，她劈头就问了个很紧急的业务问题，讨论时口气完全公事公办。她还说有个很优秀的女人，想申请做纽约人寿的推销员，芭芭拉想让他去面试，并主持公司例行的客户评估测验。布拉洛的职责范围包括招新，于是他在日程上安排出第二天下午的时间，芭芭拉谢了他，挂了电话。

芭芭拉带到他办公室的申请人是个苗条优雅的女人，不到30岁，长长的黑头发，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富于表现力，面试时一直热切地看着他。她叫阿琳·高夫，出生在斯波坎，现在和当工程师的丈夫住在洛杉矶。她说自己做过室内设计师，还在休斯航空公司做过秘书，但她对自己卖保险的能力很有信心。她穿得很保守，一套裁剪合体的灰色套装，能说会道，泰然自若；她的性感身姿也让布拉洛印象深刻，他暗地希望自己的心情不要表现得太明显，让坐在桌子对面的芭芭拉看出端倪。

秘书进屋说试卷已经准备好了，芭芭拉向他们挥手道别，离开了房间，阿琳·高夫则被带进了会议室。这会儿正是傍晚，高夫太太做完试卷以前，大部分员工已经下班，办公室也要关门了。她答完题，带着自信的表情走进布拉洛的办公室，问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他说还需要几天，会通知她的。她接着问能不能在楼里等他下班，然后搭他的车回家——她丈夫因公外出了，芭芭拉又不能等她。她住的地方离布拉洛不远，他便说愿意效劳。

在车里，她紧挨着他坐，亲密又热心，到家之后，她邀请布拉洛进去喝一杯。屋里很安静，她从厨房拿了冰块出来，站在吧台边看着他的眼睛，好像等人亲吻似的；于是布拉洛吻了她，她立即吻了回来，把身体紧紧压在他身上。他感到她的胳膊搂着自己的脖子，她的手从自己背上慢慢摸到屁股和大腿，接着轻声说他们应该到卧室里去。

不论布拉洛平时的性格有多谨慎，多么能管住自己的冲动，现在这谨慎都灰飞烟灭了，他毫不犹豫地跟她进了卧室，很快脱了衣服。然后，他看到了她可爱的裸体，优雅又有肌肉的线条，像舞蹈家一样；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感到她的长腿环绕着他，凉凉的脚跟抵着他的后背。布拉洛欣喜若狂，高潮来临时，他听到她叹了口气，感到她的动作加快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生命中竟发生了这种事——阿琳和芭芭拉一样贪求快感，他只好推断她们的婚姻一定有什么古怪或缺陷。

担心阿琳的丈夫晚上快回家了，布拉洛7点钟就离开了，愉快地感到精疲力竭，开车穿过安详的市郊道路，回到伍德兰希尔斯。他开进院子时，看到朱迪斯在草坪上。一下车，他就抱歉回来晚了，解释说自己和一个有私人问题的推销员喝了几杯酒。朱迪斯没有露出怀疑的样子，他进屋时，电视声和孩子们的哭声也让他免于继续解释。

第二天芭芭拉打来电话，问他觉得阿琳怎么样，流露出她可能知道了两人上床的事；但布拉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考试结果出来以前，他都会保留意见。布拉洛着急挂掉电话，芭芭拉提议一起吃午饭，他便很快答应过几天见面，挂断了。

一小时后，阿琳·高夫打了过来，说之前和他在一起十分享受，又说等下周知道她丈夫的日程安排之后，希望还能打电话约他见面。她又很快补充说，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她都想见到他，布拉洛听到这里松了口气，因为他刚刚想好绝不能录取她，不然真是错到家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布拉洛下班回家的路上去了好几次高夫家；而且他还违背自己的理智，继续和芭芭拉·威廉森见面。他虽然下定了决心，可芭芭拉的坚持难以拒绝，一方面他很享受这种短暂的情爱幽会，一方面也觉得自己既然也和她朋友阿琳见面，这时候就不该拒绝她。虽然两个女人从来不问他是否和另一个有肉体关系，但他觉得她们一定互相交流过了，只要她们的丈夫不怀疑，他倒是不怎么担心。

芭芭拉不断向他保证会保守秘密，终于打消了他的疑虑，让他开始放心享乐；她解释说，没人会受伤害，互相都能获得很多快乐。他只得同意，而且对芭芭拉和阿琳的兴趣也重新点燃了他对妻子的性冲动；既然他办公效率依旧很高，没什么理由不让这种欢乐而复杂的状态持续下去。

然而，1967年初冬一个下雨的周一早上，布拉洛来到办公室，秘书对他说刚刚有个男人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见他，名叫约翰·威廉森。布拉洛胃里一阵痉挛，打了个寒战。秘书显然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芭芭拉的丈夫，说那人没留下口信，只说会再打来。

布拉洛点点头，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门。他慢慢陷进红色皮椅里，揉着额头，想要保持冷静。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朱迪斯和孩子们的照片，墙上挂着销售业绩的奖状、纽约大学的毕业证、一块感谢他为好莱坞男生俱乐部做出贡献的牌匾。他的整个人生看上去很快就要失控，变得七零八落，他痛恨自己的愚蠢，也怨恨芭芭拉引他误入歧途。他觉得，要是按自己真正的直觉走，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不过这时他也没什么好做的了，只有等着面对。最坏的情况就是生命受到暴力威胁，或者闹上法庭，成为人尽皆知的丑闻，损害朱迪斯和保险公司的名誉。就算威廉森像芭芭拉说的那样，占有欲不强，他也可能会要求经济补偿、敲诈他，要求个人贷款或是商务方便，或许还有更离谱、更不寻常的要求。

布拉洛听到电话铃响，秘书按铃说威廉森先生来电话。布拉洛打起全副精神，说了声“你好”。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特别轻柔，布拉洛几乎听不太清。

“我是约翰·威廉森，芭芭拉的丈夫。”他开口道，“不知能否和你吃个午饭？”

“当然，”布拉洛很快回答，“今天怎么样？”虽然今天已经安排了重要的商业午宴，他还是决定推掉，以减少几天的痛苦和担心。

“好的，”威廉森说，“那我12点半左右开车过来接你？”

布拉洛同意了，威廉森道过谢，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上午，布拉洛翻了翻管理提案，用手指拨弄着桌上的文件，看着时钟。他给芭芭拉办公室打了电话，没有人接，他又不想打到她家里，生怕是她丈夫接电话。

12点半一到，布拉洛的秘书按了铃，说威廉森先生在接待室里等。他立马出了办公室，伸出手向来客走去。这是个宽肩膀、大个子的男人，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他三十四五岁，留着耀眼的金发，狮子一般的相貌。这张脸上最惹人注目的，是眼皮低垂、忧郁的浅蓝色眼睛。威廉森勉强笑了一下，与他握了手，接着用温和的南方口音感谢布拉洛抽出时间见他。

外面还是阴云密布，不过雨停了。在停车场，威廉森提议坐他的车，一辆米色的捷豹XKE，布拉洛马上同意了。进到车里，布拉洛发现空调还只装了一半，威廉森解释说这车是刚买的，而且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所有机械活计。

威廉森开得很快，换挡突兀。布拉洛看到，合身的西装下，他的肱二头肌和小臂十分粗壮，皮肤红润、布满雀斑的手强健有力，手指也很粗。虽然威廉森根本没有回头看他，专心开车，布拉洛还是感到被上下打量，自己每一次紧张的抽动都落在威廉森眼里。布拉洛想不出话说，又觉得非说不可，于是他冒险说起了威廉森轻微的南方口音。威廉森回答说自己生在亚拉巴马州，但高中之后就没有回去住了。布拉洛等着对方说下去，可接下来只有沉默，他只好又开口问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威廉森简短地说自己没上过大学。布拉洛后悔不能收回刚才的一问。

车继续开，寂静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布拉洛学乖了，不再问问题，而是看着车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们开过圣费尔南多谷的卡诺加公园，路旁的景色布拉洛很熟悉——他在这一带卖过保险，骑过自行车，光顾过这里的餐馆。威廉森开下了主路，沿街开向红公鸡餐厅，布拉洛的心沉了下去——这是他从前经常和芭芭拉来的地方，选在这里吃饭一定不怀好意。

布拉洛下车时什么也没说，跟着威廉森走进餐厅，等了几分钟后，就有人带他们到靠里面的一张桌子。餐馆里人多，十分嘈杂，不过一个好心的服务员正好有空，让布拉洛很快点了杯酒。威廉森握着双手，犹豫着。他好像是害羞，又好像是在烦恼。布拉洛向前倾了倾身子。终于，威廉森开口了。

“我知道了你和芭芭拉的事。”他静静地说。

布拉洛向下盯着桌面，什么也没说，他觉得掉进了陷阱，痛恨芭芭拉居然背叛了他。

“我知道，”威廉森继续说，“我觉得这是好事。”

布拉洛不敢相信地抬眼看他，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你觉得这是好事？”布拉洛重复道，怀疑令嗓音升高了。

“是，”威廉森说，“你对她有好处，满足了她的某些需求。她觉得你很不错。我也觉得挺好，而且，”他温和而坚定地补充道，“我愿意让你们继续。”

布拉洛现在更糊涂了，他觉得威廉森可能是在用扭曲的幽默感挑衅自己。可他认真看了看威廉森的脸，那双蓝眼睛温和地看着他，他便相信了威廉森的诚意，可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说什么话，也不知道威廉森要求他与芭芭拉保持关系背后的动机为何。

服务生拿来了酒，给了布拉洛几秒钟说话前思考的时间。现在他当然不想说错话，可这一刻他完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进餐厅的时候，他以为会被心存报复的丈夫威胁勒索；相反，威廉森夸奖了他，还鼓励他继续与自己的妻子睡觉。在这种古怪的情形里，布拉洛不确定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但这会儿他更不想冒险得罪这个不寻常的男人了，要是激怒了他，可能会遭到报复。

服务生走后，布拉洛很快拿定了主意，现在应该跟着威廉森的思路走，避免一切争论和分歧，必要的话还得恭维他。布拉洛内心的确感到了欣喜，因为他的工作和婚姻都保住了，至少目前是这样；他怀着庆幸的心情举起了酒杯，感谢威廉森的好意，表达了对他自由婚姻的羡慕之情。

“你和芭芭拉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妙。”布拉洛开始说道。

“没错，”威廉森同意说，“不过我们还想走很多步。”

布拉洛点点头，说自己已经从芭芭拉那里听到了威廉森的理念，婚姻不应当鼓励占有欲，理想的夫妻应该可以与他人维持性关系而没有负罪感和嫉妒心等。

威廉森接受了布拉洛的总结，不过说这理念还要复杂和有野心。威廉森说，有一组人会定期到他家里聚会，探讨、寻求在婚姻中得到更大满足感的方式。美国人的婚姻出了问题，他说，传统的性别角色需要重新定义，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家的专业方法太过冷漠，而个人又还没准备好，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威廉森说，他的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因为成员都很愿意拿自己做“激发他人改变的道具”。小组成员大多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在当地有像样的工作，也有稳定的社交地位，但他们意识到，自己身上和自己周围存在某些限制和缺陷，因此想要改进。威廉森还提到，小组里有一个布拉洛已经开始感兴趣的女人，阿琳·高夫。

“是的，”布拉洛说，听到她也与此有关十分惊讶，“但这有点太复杂了，我想冷静一下。”

“请随意。”威廉森轻快地回答。

布拉洛对威廉森这种轻松自信印象很深，他想，那天没准就是威廉森让阿琳·高夫和芭芭拉一起去了保险公司。这种策划安排有点儿吓人，像是为了干扰布拉洛的性爱阴谋；不过，午饭时威廉森一直在说聚在他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多么有趣，有时还会裸体聚会，布拉洛感到越来越好奇，违背自己的意志受了引诱。

午餐结束时，威廉森说希望布拉洛到他家里做客，见见他的朋友。布拉洛说他很愿意。

“那好，”威廉森说，“明天晚上8点见。”

事情进展得这么快，让布拉洛惊慌不已，他也害怕被卷入威廉森的情色世界，可他掩饰住心里的不安，说会准时到。

11

历史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只是为了让过去有所秩序。进化却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真正的事实和主人；人类如果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将在生活的环境中创造出未来之秩序，最终理解自身的过去。

——约翰·威廉森

威廉森的过去是从大萧条开始的。他生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南边的沼泽地里，那里懒散无名，随处能见到松树林和柏树林、木头房子和抱团的家庭。每天早上，人们会捕鸟类、松鼠和兔子来吃，人和动物一样，都受原始本能的驱使。

男人们打猎，用的是弹弓和来复枪，女人们则用烧木柴的铁炉子做饭，这也是木屋里唯一的热源：这里的冬天雨雪交加，木屋周围的地面都是冰块。边远林区的夏天炎热潮湿，很少有风，树叶都纹丝不动，鸟儿也噤声蜷在树枝上，水边唯一的声响，是凝滞的水面上偶尔冒出几个气泡，这是水下看不见的生物在啮咬东西。

晚上，树林里会响起蟋蟀和蚂蚱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蛇在地上爬的声音，但住在空地上六间木屋里的二十几个人——就是约翰·威廉森的家人和亲戚——毫无畏惧地由熟悉的路径穿过这暧昧不清的伊甸园。他们宁愿在这里，也不喜欢外部世界精致、不稳定的文明。男人们即便能在外面的农场和磨坊里找到全职工作，也宁愿待在林地里。他们熟悉这里的声音，与世隔绝的回响，学会了打猎、打鱼、私酿威士忌，然后卖给私酒贩子，再由他们贩卖到禁酒的村镇里。

蒸馏器就搁在沼泽地里，威廉森的舅舅负责煮玉米和糖，晚上，他独臂的父亲克劳德就开车把威士忌运到酒贩子那儿去。这车破旧得生了锈，千疮百孔，可是内部机械什么毛病也没有。

克劳德·威廉森是个瘦长结实、黑色头发、脾气暴躁的男人。他年轻时试图爬上一辆运行中的运货列车，结果左胳膊被轧断了。他学着适应少了一只手臂的生活，可是精神上很难调整过来。事故之后很久，他还觉得原先左臂和手指的部位会疼，有时还梦见小虫子钻进埋在土里的盒子，吃他的断臂。他还觉得，被埋的胳膊一定是别扭地弯曲着，所以他才会总这么不舒服。最后，他挖出了埋葬断臂的盒子，发现先前想的确实没错。他把胳膊摆正、封死了木盒上的一道缝以防虫子入侵之后，顽固的疼痛便离开了他的身体。

约翰·威廉森的母亲，康斯坦丝，出生在中西部，她和克劳德来亚拉巴马的林地里定居，几乎就是对自己所蔑视的母亲的反抗。她母亲出生在芝加哥，是个丰满漂亮的巡回演出舞女，到处游乐、性情放荡，为一个英俊的赌徒离开了康斯坦丝的父亲。这段恋情终结之后，又和其他男人有风流事。康斯坦丝是独生女，晚上常被留在家里，或者托给不太熟的人照管，有时在别人家一住就是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少女时代的康斯坦丝十分孤独，但能适应环境。她思想独立，善于反思，在念过的几所学校里都努力学习，阅读兴趣广泛。她不像喜欢炫耀的母亲那样打扮得轻佻时髦，总想着吸引男人注意，康斯坦丝不在乎自己穿什么衣服、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她相貌平平，圆脸、金发，蓝眼睛没半点儿情绪，而且她从年少时起，一直都体重超标。

母亲在莫比尔市和卖纳什汽车的新丈夫定居以后，15岁的康斯坦丝逃出了家。母亲找到她时，康斯坦丝已经和林地中的人住在一起，怀了孕，与19岁的克劳德·威廉森结了婚。她死也不愿和母亲、继父再回去，就和威廉森留在林地里。1924年，她生了个女儿；八年之后，康斯坦丝已经两度离开酗酒的克劳德，但每次又都回到他身边，1932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约翰·威廉森。

虽然和克劳德在一起生活条件原始，没什么诗情画意，康斯坦丝却在这公社一般的群体中获得了安慰，土气质朴的陌生人，却让她有家人的感觉。人们种的蔬菜、打的猎物和鱼，都会互相交换，谁有了个人问题和繁难的家务，别人也会主动分担。男人们互相帮忙盖房子、扩建、盖储藏室，女人则志愿为孕妇接生。每家的孩子都自由地在户外疯跑，要是受伤了或受了惊吓，不一定径直去找父母，经常是跑到最近的大人家里。

孩子们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每天早上一起走路上学，有时都不穿鞋，走过一英里长的小路，到一条土路边上，会有公车过来接他们，再开上十英里到乡村学校。傍晚放学，他们就回来帮着大人们打扫、准备晚饭、劈柴烧火。闲暇的时候，在树林和灌木的掩护下，孩子们有不少性冒险，而且由于这些家庭与世隔绝，年轻表亲男女之间的性接触十分常见。约翰·威廉森第一次性交，就是12岁时与一个小表姐。但所有人都遵守不得与直系血亲有乱伦行为的准则。

这里很多人都有法国血统，受过天主教的洗礼，比较虔诚的人和克里奥尔人[49]周日会去路边的小教堂做礼拜，听一个耶稣会的老神父做弥撒，他是从20英里外的莫比尔开车赶来的。康斯坦丝·威廉森后来也皈依天主教，在教堂里弹着管风琴唱歌，可家里别的人都不信教，特别是她漂亮的女儿玛丽昂，这个黑眼珠、浅黑肤色、体态丰满的女孩儿。正直的女人觉得她已经受到了撒旦的引诱，不然不足以解释她粗野放荡的做派。

玛丽昂·威廉森穿衣服都挑最紧身的，从14岁起，林地里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得到她的身体。她知道了这一点，举止更加轻浮，尽情享受自己在异性身上激起的反应；但年轻的玛丽昂觉得，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她垂青，他们也给不了她真正想要的东西——逃离，离开这个闭塞、静如死水的木屋，离开她乖戾的父亲和死气沉沉的母亲。

她觉得母亲简直像经历了什么隐秘的悲惨事故，像是荒野里生长的狼孩，玛丽昂觉得自己和母亲半点也不像，倒是和外婆比较相像。外婆是个上了年纪的舞女，母亲极少时候会带玛丽昂去莫比尔看她。外婆相貌漂亮，喷着香水，染着黑头发，做工精细的袍子下峰峦突起。她住得很舒坦，家具一应俱全，还有一辆宽敞的汽车，是个健壮的德国人留给她的，他是她第二任丈夫，却不是最后一任。她喝马提尼，一根接一根地抽切斯特菲尔德烟，有幽默感又充满活力。玛丽昂看着这个风尘女子，又看看自己没见过世面、苍白的母亲，觉得看到了进化的倒退，她年轻的头脑很快判断出了哪个女人更聪明。

玛丽昂渴望出逃，还因为这时整个莫比尔地区来了几千个花钱无度的飞行员和海军士兵，等待在战争中接受征调。这是1940年，广播新闻上说着日本和德国的进攻，每天莫比尔的沼泽地上空都隆隆作响，那是附近的布鲁克利空军基地的飞机，或是佛罗里达州海岸边的彭萨科拉海军训练营来的飞机。莫比尔的造船厂都忙着签国防协议，很快船厂就会需要大量工人，连林地里的人也被招工，受雇的工人之中就有玛丽昂那独臂的父亲。

一到周末，临海城市的人行道上全是沿街看女人的飞行员和水手，很快他们就会看到长相比实际年龄成熟、面带微笑的玛丽昂·威廉森。她从家里跑了出来。父母再听到女儿的消息之前，她就嫁给一个军人，15岁时当上了新娘。

婚姻并没遏制住她的躁动不安，没有几个月，军事合作行动开始，她的婚姻也告终结。不过，16岁她又结婚了，这次丈夫是个海军飞行员，比她大十岁。他叫约翰·威利·布洛克，把她从彭萨科拉带去了诺福克[50]。1941年2月，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后来，布洛克被派去驻守珍珠港，玛丽昂和儿子搬到了蒙哥马利市，与丈夫的父母同住。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布洛克死里逃生，玛丽昂带着孩子去了加利福尼亚，对公婆说她想离丈夫近些，等他回来。但在加州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开始偷情，把襁褓中的孩子扔在儿童福利院里；很快，亚拉巴马州的公公婆婆就收到了儿子愤怒的来信。布洛克正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写信向父母告知了妻子的行为，让他们坐飞机到加州去找回孩子。他们去了，把孙子带回了蒙哥马利，尽管玛丽昂不断反对，但他们后来还是成了孩子的合法监护人。同时，海军少尉布洛克修改了遗嘱和军人保险的受益人，还为儿子建了个信托基金。这是他去世前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中途岛战役中，日军的高射炮打中了他的鱼雷轰炸机，布洛克坠机身亡。

1943年，玛丽昂嫁给了一个名叫理查德·麦克利戈特的海军军官，他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但这段关系仍旧不能磨灭她与其他男人冒险的冲动。没多久，她离开了海军军官，嫁给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一个职员，又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她又离开了这个丈夫，嫁给一个巴西牧场主。

她像羽毛鲜艳的鸟儿一样，方向不定、不知疲倦地飞行着。在她离开林地以后的无尽冒险中，去过美国、欧洲和南美的众多城市短暂定居，还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里约热内卢当导游，在托雷莫利诺斯[51]当酒吧女招待，在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做助理采购，在贝弗利山一家叫“卢奥”[52]的夏威夷风餐厅做收银员；而且她还定期、从不打招呼地回亚拉巴马州看父母和外婆。外婆去世前玛丽昂最后一次看她，是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交界处的一家下等酒馆，两个女人，外加玛丽昂抽着大麻烟袋的女儿，随着自动点唱机的音乐跳跳舞，玩着老虎机，度过了一晚。

玛丽昂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理解她这种流浪天性，而且还努力效仿的，可能就是弟弟约翰了。他还很感激姐姐，让他第一次有了看到树林外更大世界的机会。上学的时候，姐姐两次邀请他去外地，同自己和第三任丈夫，也就是海军军官理查德·麦克利戈特一起住。第一次是1943年——理查德被派到了波士顿一艘巡洋舰上。11岁的威廉森就在他们坎布里奇的公寓里住了六个月，上波士顿的公立学校。1947年，威廉森15岁，暑假就和麦克利戈特一起去了加州的阿尔汉布拉市，离洛杉矶不远。他在那儿认识了一帮十几岁的改装赛车和老爷车的爱好者，帮他们修理维护发动机。约翰·威廉森年纪轻轻，却已经是个熟练技工了。

在亚拉巴马州时，放学后他就去修车厂里给修车师傅打工。修车厂离家不远——因为战争期间父母用滚圆木的方式把房子挪到了林地外面。威廉森喜欢安安静静地修东西。他身材精瘦、神色阴沉、金发泛白，手指总脏兮兮的，因为时常摆弄农场卡车坏掉的零件、出故障的来复枪、不响的唱机。他对机械部件间的关系十分敏感，凭直觉就能修好东西。12岁的威廉森自己做过收音机，用的是在林子里找到的电线和废弃金属，其中一个铜片是从私酿酒厂偷来的，害他遭父亲一顿暴打。

他上了乡村中学，科学和数学成绩很好，历史很差。班里有18个同学，但他并不对某个人特别好。父亲脾气不好，他放学后从不带同学回家，愿意独自待着，看看书，摆弄机械，或是用业余无线电设备和遥远地方的陌生人对话。

他也偶尔和附近的农场姑娘睡觉，还有一个同意让他拍裸照，可他从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幻想的内容也主要是独自一人从南方的农村逃出去。1949年高中毕业以后，姐姐写信说帮他在安纳波利斯学院安排了面试，可他想到要受学校的严格约束就不愿意，于是报名参加了海军。在圣地亚哥经过了新兵训练，又在加州北部的海军学校经过电子学培训之后，威廉森被向西远送几千里外，加入了南太平洋上原始岛屿群的美国驻军，接下来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里就是他的家。

这段时间他成了军队里最全能的电子技师之一，所有种类的设备，从电传打字机到雷达声呐，他修起来都得心应手。一开始他被派到马绍尔群岛，住在一个荒凉、几乎连树也没有的珊瑚岛上，叫夸贾林环礁。岛上的一千名水手和飞行员长期处于极度无聊的状态。由于威廉森有专业维修技能，便有机会坐海军的巡航飞机到另外几个岛上，这让他不仅认识了很多军人和非军队人士，以及女人，而且还见到了当地原住民，他觉得这些人要有趣得多。

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加罗林群岛中的波纳佩岛[53]，这里有火山爆发形成的肥沃土地，有美丽的丛林和热带雨林、瀑布和溪流，还有几千个友好的当地人，像其他岛上的住民一样，说着独特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文化。威廉森后来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被请进了他们的家里，熟悉了他们的手工艺品，参加了他们的仪式；他还喝了卡瓦酒，一种用胡椒树根酿成的烈酒。有时，这个偏远的小岛让他禁不住地回想起被抛在身后的、林地里的童年。

50年代早期，军队开始慢慢把一些岛屿移交给美国内务部，内务部则在联合国特许下管理岛上的事务。威廉森接受了提前退役的协议，作为一般政府雇员帮助维修导航和通信设备，以保证美国对南太平洋一带的监视与接触。

靠着美国和当地技师的帮助，威廉森在特鲁克岛[54]盖起了工作室，但每周都远赴几千英里之外的其他哨所检查设施。一天，在西加罗林群岛的雅浦岛，他遇到了一个德国金发美女，她比他大三岁，独自住在预制房里，在雅浦岛美国医院的档案处工作。她叫丽罗·戈茨，理想是当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南太平洋的本土文化。从小时候在柏林看到《叛舰喋血记》第一版电影[55]时起，南太平洋群岛就迷住了她。早年上学时，她读完了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南太平洋的书，1950年，她离开柏林美国人居住区的家，坐飞机到了火奴鲁鲁，在夏威夷大学学习了两年。

她远渡重洋，来到南太平洋群岛之后，短暂地在几个岛上居住过，后来到了雅浦岛。她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融入了新环境，因为她最终能够毫无负担地和雅浦岛男人做爱，姿势还是当地人喜爱的蹲坐式。这种体位需要很好的平衡力和强壮的双腿，而她有多年运动的基础，还喜欢跳舞；1953年，威廉森在医院负责人举办的派对上第一次遇见她时，正是被她健康挺拔的外貌吸引住了。

威廉森努力克服了见陌生女人就沉默寡言的癖性，和她聊起了天，说下周还会来雅浦岛，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吃晚饭。她彬彬有礼地接受了邀请，虽然当时没有提起，她其实已经有点认识他了，而且最近还打听过他。有一天，她从办公室的窗户里看到了他，当时正刮台风，他却站在信号塔边上，好像察觉不到狂风暴雨似的，拍着气象照片。她很喜欢看他，看他被雨水浸透，被狂风推来搡去的身影，她想起了那些电影里的海军上校，在暴风雨中勇敢、高傲地站在船桅上；不过，同他吃过晚饭之后，她满意地发现他完全没有胆大、鲁莽、不负责任的毛病。正相反，他矜持多虑，善于倾听，博览群书，有点儿忧郁，而且——在性这方面，沉默而顽固。经过几次晚餐约会之后，她拒绝和他睡觉，他明显失望了，可此后也继续给她打电话，每次从特鲁克岛来都会去看她；而且为了讨她喜欢——她不喜欢他左臂上的文身，说这是暴徒的记号，而他根本不是——他便去找医生除掉了它。

很快，威廉森不仅成了她的情人，还说服她一起去了离雅浦岛800英里远的特鲁克岛。他催着她离开，说雅浦当地人对西方人的不满情绪正越来越高，她也同意这观点，因为有天晚上她看到两个不带笑容的雅浦男人晃到她住处附近，挥舞着弯刀。和威廉森待在特鲁克，她觉得安全、满意。1954年3月，他们在岛上结婚，又在岛上度了蜜月，她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最典型的罗曼蒂克。

但到了11月，她已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并得了恶性贫血，威廉森觉得终归该离开南太平洋，回到北美大陆去，不光为了丽罗，也是为了他自己好。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大海的变幻无常、要乘飞机和船只来往各个地方、热带岛屿上脆弱的房子，都令他厌倦。他还听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在佛罗里达东海岸，还有卡纳维拉尔角找到工作，因为政府在那边有导弹项目，希望有一天能发射卫星进入太空。有几个大公司答应给航天研究投入大笔钱；美国科学家，加上韦恩赫尔·冯·布劳恩[56]和其他移居美国的德国导弹专家现在都受雇于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比“二战”时纳粹所用的V-2火箭更大、更强力的火箭。

丽罗不仅想要，而且急于去美国，于是等她身体稍好些，两人就离开了特鲁克岛。1955年2月底，他们到佛罗里达州一个月后，威廉森就进了波音公司，丽罗生了个儿子。丽罗给他起名罗尔夫。孩子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不用总想着住在狭窄潮湿的汽车旅馆里多么丧气，这旅馆还在沿海挺荒凉的地方，离卡纳维拉尔角的军事基地只有几英里远。这可不是她在旅游杂志上读到的佛罗里达——这里只有荒芜的沙丘，沼泽边长着瘦小的棕榈树，还到处都是蚊子。从海滩向内地100英里到代托纳比奇，甚至再往南到劳德代尔堡，卡纳维拉尔角还没准备好安顿跟着导弹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这片与世隔绝的海滨火箭基地的女人和孩子。最近的百货商店在可可比奇的镇上，有3英里远。最近的电影院有15英里远；罗尔夫出生的医院有20英里远；要找个好餐厅吃饭，或是享受一下夜生活，就得往内地开上60英里，到奥兰多市去。

丽罗有时会想念南太平洋上风光如画的岛屿，可她也知道丈夫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虽然军队规定很严，他不能对她说太多。每天早上他都开着福特小型黑色敞篷车去空军基地，到飞机库里和别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会合，办公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飞机库里，晚上他就回到汽车旅馆，在两间屋的公寓里吃晚饭。几乎所有汽车旅馆里的人，还有住在高速公路边上摇摇欲坠木房子里的人，都和卡纳维拉尔角的军事项目有关系，丽罗觉得很讽刺，这些未来科技的先锋们竟然居住、工作在这么陈旧破烂的地方。

不过到了1956年，情况有所改善，海滩边上、环礁湖沿岸建起了新的房子和旅馆；到了1957年——苏联的斯普特尼克号[57]震惊美国之后——好像突然有了无限量的政府资金，用来与苏联人进行太空竞赛。每天都有军用飞机降落在卡纳维拉尔角，从华盛顿带来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冯·布劳恩和随从人员也定期来往亨茨维尔市。海边建起了更高的发射塔，更多火箭发射场，和更多飞机库，工作人员也多了一倍，多了两倍。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把可可比奇镇周围开发殆尽；商店、沙龙、快餐店遍地开花，后来又有了自动售货机、加油站、洗衣店和药店，保险推销员、医生、神父和酒吧女郎也接踵而至。

沿岸经济繁荣之前，丽罗和约翰·威廉森在可可比奇环礁湖一带买了两英亩土地，用不到1万美元盖了座小房子，很快其价值就翻了四倍。威廉森从波音公司跳槽到了洛克希德，成了X-17、“北极星”和其他导弹的工程师，他还会出差执行保密任务。在家里，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早期的火箭总是出各种故障、毛病，威廉森和同事几乎永远是疲倦而沮丧的状态。他们都感到了要赶超苏联的压力，苏联人的火箭更大，已经将一条狗甚至一个人送入了轨道；而且卡纳维拉尔角的媒体越来越多，美国出什么乱子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在家里与丽罗和儿子在一起，威廉森总是紧张而疏远。他睡得不规律，半夜又花许多时间读技术手册和科幻小说，要么就琢磨一些机械部件的设计、维护事宜。儿子快3岁了，他也不怎么感兴趣；1958年8月的一个周日早晨，威廉森正在屋前的草地上调整沼泽车的推进器，小男孩从围墙另一边跌进了环礁湖里。推进器噪声太大，听不到孩子落水的声音，后来，男孩被卷进一艘停靠的帆船下面，再也浮不到水面上来。

一直在厨房里的丽罗出来找孩子，却找不到，她跑向海边。威廉森也沿着湖岸找，潜进水里找，却没看到被困的小孩。后来警察来了，才发现尸体。丽罗崩溃了，有两个月都要用镇静剂。约翰·威廉森认为都是自己疏忽的过错，葬礼之后，他和丽罗离开佛罗里达州去了德国，和她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

1958年10月，他们在德国待了六周之后回家，威廉森接到了为期一年的临时任务，要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做军事顾问，然后要去代顿[58]的莱特空军基地做顾问。丽罗陪着他，同他一起住旅馆、布置公寓，也一直在外面工作。1959年末，她心怀感激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但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约翰经常要连夜去加勒比地区的导弹跟踪站，丽罗就得独自待着；一天晚上，约翰催她去德国看看姐姐——因为他正在做一项重大的机密任务，又说很快就会去欧洲找她，然后可能一起搬到巴基斯坦。他好像对这些事很激动、很高兴，她也一样渴望离开这个只有孤独和绝望的地方。

但丽罗在德国收到他的信，说计划突然取消了。他不会来欧洲找她，也不会搬去巴基斯坦了；要她回佛罗里达。丽罗回到可可比奇，见到丈夫时，被他的憔悴消沉吓了一跳，都没立马质问他巴基斯坦的事。他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胖了不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酒也喝得厉害，几乎是呆滞，或是吸过毒以后的状态。过了几个月，丽罗也没有猜出他为何没去欧洲，为何没有搬到巴基斯坦。

从他透露的一点点儿信息和周围听来的谣言推断，她知道了丈夫是U-2间谍飞机的工程师——1960年被苏联人炮火轰下来的那架，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抓，披露了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抗议的苏联人中，有人声称某些U-2飞机是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生产的。

虽然这件事占据了几星期的世界新闻头条，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军领导人大失颜面——也中止了U-2计划——政治声浪最终还是平息了；可丽罗的丈夫整天郁郁不乐，有时还流露出对某些政府、军队官员的怨恨。丽罗只能猜到他大概卷入了对U-2飞机通信设备或是操作能效方面的长期争论，因为这飞机按计划要能飞到任何苏联的地面武器都打不着的高度。不管怎么说，苏联人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科技实力，而且她丈夫情绪低落，想必那些有秘密军衔的美国间谍飞行员和民间合作者也不会好受。

约翰·威廉森照旧每天早上去洛克希德上班，可丽罗怀疑他能否克服沉闷、无聊的情绪，当个称职的仪器工程师。她有一次提了提心理医生可能有帮助，他冷冷地回绝了。1961年艾伦·谢泼德成功完成亚轨道飞行、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太空之后，[59]他也只是淡淡地高兴——这两件事让海岸边的几千名目击者、卡纳维拉尔角的几百名官员和技术人员激动不已，人们欢呼雀跃，尽情庆贺。庆祝着陆的派对上，来了许多工程师、政治家和宇航员，威廉森带妻子去了，可一点没有开心的样子。他喝得很多，说话很少。他已经变了，至少对丽罗而言，他已经变得不可接近，不复浪漫，不再是多年前那个冒着飓风，站在塔下，被雨水浇得透湿的形象。她想到，他可能有了别的女人，卡纳维拉尔角附近就有几个漂亮的，有的在航空行政部工作，有的在可可比奇的商店里，有的在餐馆和新建旅馆的酒吧里。要是他没和其中至少一个女人上床，也应该有些牵扯，因为在家里他几乎就没有性生活。

晚上他从办公室回来总是很迟，身上一股酒味，他好像退缩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他对年幼的女儿也不比对儿子更上心。晚饭后，他待到深夜，读哲学、宗教、心理学的书，还有平装本的科幻小说，他都按打买。

1962年圣诞节之前，他全神贯注地读了一部长篇小说，好像突然莫名地恢复了精神。小说是安·兰德[60]写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读完后，丽罗对这书很好奇，他便与她讨论了里面的某些部分。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群意志坚定的美国工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华盛顿的政客和官僚反对他们，想把他们转化成政府赞成的平庸、顺从的良民，进而控制他们。这些个人主义者不仅反抗了这种压力，最后还离开了这个国家，用高明的才能在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地方创建了理想社会。男主人公是个古怪、难以捉摸、聪明却格格不入的人，叫约翰·高尔特；女主人公是个充满活力的铁路企业继承人，叫达格尼·塔格特。全书对联邦官僚体制的讽刺正与威廉森这两年的感受相合。

像书中主角一样，威廉森也认为改良社会的方法之一就是暂时远离它，在私密的地方精心创造更理想的生活模式，然后慢慢扩大、宣传这个地方及其理念，引诱愿意改变并且值得改变的人进来。威廉森一直渴望改变和被改变，但觉得现在的自己只是个不断迁徙、误入歧途的人，从亚拉巴马的林地到太平洋岛屿，又到卡纳维拉尔角的技术部落，他还是没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地方。也许他会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发现这地方是找不到的；这地方要亲手创造出来。他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开始，但已经决定不再为政府工作。

他辞去了卡纳维拉尔角的职位，准备这周就去洛杉矶，暂时接受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在一家制造磁力录音设备的公司当工程师。他对丽罗说，希望她这个月内就随他去加州，带着孩子慢慢地开车，等到了加州，就能住进新房子。她揣度着该怎么办，也怀疑婚姻是否能持续下去；但她没有理由，也不想再留在佛罗里达，于是同意去加州找他。

1963年，丽罗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加州，和威廉森在洛杉矶市郊度过了波澜不惊的一年，他终于提议两人离婚时，她不怎么惊讶，更多是松了一口气。没有爱情自然也没有敌意。她默默同意了他说的两人应该走各自的道路，对他提出的离婚协议也没有异议。目前她会继续住在洛杉矶的房子里，佛罗里达可以收到租金的房子归她，她每月还可获得650美元抚养费。威廉森还说，想给她上份更好的人寿保险。离婚手续办完的前一天，他带了个推销员回家解释保险条款。那个推销员，正是芭芭拉·克拉默。

12

芭芭拉·克拉默第一次见到约翰·威廉森，是他在洛杉矶电子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芭芭拉去向他推销集团保险。他态度生疏，对她几乎有些粗鲁；她到了公司，他却忘了之前有预约，她又没法改期到第二天，令他恼火；他将芭芭拉打发到接待室里坐着，过了很久才让她进到自己阴冷、家具很少的办公室，他坐在灰色的不锈钢办公桌后面，不停抽烟，芭芭拉解释着保险条款，他听得心不在焉。

这时中午刚过去不久，虽然威廉森很冷淡，芭芭拉却镇定自信。她刚刚在汽车旅馆里愉快地和布拉洛见了面，后来独自去圣费尔南多谷兜风也很开心，她在车里随着音乐哼起了歌，因为冲了澡，觉得身体特别轻松。她觉得，开车也是种性感的体验，有机会暂时离开众人，想想私事，在平滑宽阔的道路上跟着音乐动动身子。她觉得肯定还有几千个加州人也这么想，每天在挡风玻璃后面享受独自思考带来的抚慰和好处——洛杉矶到处是移动中的冥想者、在高速路上进行内心旅行的人，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被这种幸福包裹起来，完全不受威廉森办公室里那愤恨无礼的气氛影响。

要说有点影响，就是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单纯的好奇，他好像煞费苦心做出不在意形象的样子。办公室简朴得过分，显然是精心安排过的效果。桌上没有小东西或照片，只有两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地上没有地毯，椅子也不舒服。办公室灰色的墙面光秃秃的，只在桌子后面挂了一幅大画，画的是沙漠里两条空荡荡的公路向远方延伸出去，在无限远处交汇。她问的问题，他大部分用单音节回答；他讲话很少，态度冷漠。但她感觉到，在他的外表下面，就是近乎绝望的需要。他很可能造了一堵墙，希望有人翻墙过来。

她解释完条款，他突兀地站起身来，表示会面结束了。他说她可以留下文件，他会研究一下，然后本周内给她电话回复。一周过去了，他并没联系她，芭芭拉便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来吃午饭。他说没兴趣，提议去吃晚饭。她答应了，没想到的是，那晚居然过得很愉快。

他们在好莱坞山一家东方餐厅吃饭，之后又去了夜总会。他们喝了很多酒，轻松自然地聊了很多关于私人生活的事，她不能相信这个风趣、说话轻柔的男人就是办公室里那个一脸不痛快的家伙。要么他有双重人格，要么就是她赶上了他特别倒霉的日子。现在，她感到他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背景和她也有点像：两个人都出生在乡村，住在全国最大的城市里；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了穷困的白人乡村，想在商业世界取得成功，却没有初始资金和人脉——不过那天晚上，威廉森承认自己想辞职，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芭芭拉很快就看出，这人不能帮她向同事推销保险，但她也不在乎。她对威廉森突然只剩下了个人的兴趣，这个周五的晚上，他们手挽手离开夜总会时，他冲动地提议说一起出去过周末。

她同意了，三个小时以后，两人疲倦又兴奋地到达了旧金山，站在一家旅馆的登记处。

“两间房。”威廉森对服务员说。服务员看了看这一对，问道：“何必要开两间房呢？”

“因为，”威廉森说，“我们是两个人。”

第一个晚上分开睡，芭芭拉觉得这样非常浪漫，正是几次这种小小的惊喜让她对约翰·威廉森越来越感兴趣。第二个晚上他们依旧没有做爱，等回到洛杉矶，两人在她的公寓里做爱时，因为有了一个周末的熟悉和欲望，释放的过程便格外令人兴奋。

他对芭芭拉的影响立竿见影，既惬意，又令人迷惑。同他在一起，芭芭拉就莫名地腼腆、女性化、没了攻击性，却依然觉得自由。她像从前一样大胆追随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和野心，从谈话中，她也知道威廉森欣赏这种独立的精神和风度，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虽然他唐突无礼，可他对这些品质的认识默默吸引了芭芭拉。他对她说，自己不喜欢顺从、依赖性强的女人，不喜欢有关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不喜欢夫妻的传统角色，几乎所有婚姻都被这些角色支配着，他自己失败的婚姻也一样。他对芭芭拉说，要是再结婚，他不想要顺从的妻子，而是要一个强壮、平等的伴侣，经营一段进步、有冒险性的关系。

芭芭拉在洛杉矶与他一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每晚都见面，有时还去他在范纽斯的单身公寓，她渐渐意识到，他有那么多哲学、人类学和性别研究的书，不仅是出于好奇，而是有越来越浓厚的专业兴趣。

约翰·威廉森事业上的野心似乎从机械工程转移到了感官工程，从电子的奇观变成了贪欲的动力学，虽然他关心的是现代社会，知识却延伸到古代：从早期宗教到最早的预言家和异教徒，到中世纪的科学家和反对者，还有自由思想者和想在工业时代里构建农业乌托邦的人。他对受人争议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特别感兴趣。赖希反对性别的双重标准，认为这和对女性的普遍压迫一样，是社会保护家庭单元，从而维持强权政府的堕落方式。赖希认为，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将女人当作“为国家生育孩子的人”和免费做家务的人是有“经济利益”的。“由于女性经济上依赖男性，生产能力也相对较弱，”赖希观察到，“婚姻便是她的保护机制，而她同时也受到婚姻的剥削。”

赖希认为女性所处的早期社会环境是“性否认”的，顶多是“性容忍”；但从政府和宗教机构支持的保守道德观念来看，这种性方面的消极让女人成为更忠诚的妻子，也没准是更大胆的情人。与此同时，男性自身不得满足的性欲，就通过赖希所谓的“雇佣性行为”来发泄，即去找妓女、情妇等上流社会认为低贱的女人。这些女人大多出身下等阶层，在这个蔑视、惩罚她们的社会里做性服务者，可社会也无法抹杀她们。赖希写道：“通奸和卖淫是双重性别标准的一部分，也是它的包袱；男人婚前婚后都有性自由，女人的性自由则因经济原因被否认。”

赖希个人不赞同卖淫和滥交，但他认为法律不该禁止成年人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者的性行为；他也觉得不该约束未成年人的性表达。“有人认为，”他写道，“让未成年人禁欲对社会和文化进步有好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男人取得的社会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从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转移。该理论被称为‘高尚化’理论。……也有认为年轻人性交会减少其成就的观点。事实却是——所有现代性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所有少年人都自慰。单这一项就能推翻之前的观点了。因为，既然性交对社会成就有消极影响，难道自慰就不会吗？”

威尔海姆·赖希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维也纳做弗洛伊德的临床助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大胆地为性快感辩护，这让他命途坎坷，最后在美国进了监狱，1957年死在狱中。弗洛伊德只进行言语分析，而赖希同时研究思维和身体；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社会工作，他总结说，阻抗行为可能表现在肌肉组织、身体的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状、绷紧的肌肉、僵硬的骨头，以及其他代表防御、压抑的身体迹象中。赖希把这种身体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认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质地层一样，这种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历史性事件和动荡。一个人可能为了抵御痛苦和拒绝而发展出盔甲，同时也封住了感受快乐、做出成绩的能力，而埋藏过深的情感可能只有从自我毁灭和伤害他人的行为中得到释放。赖希还相信，对性的剥夺和压抑导致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乱和战争——20世纪60年代抗议越南战争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就是对赖希主题的再度回响，他还指责信教的家庭和学校里反性的道德观、政府的“反动意识形态”，认为其造就了害怕担责任却欣赏权力的公民。

赖希进一步指出，无法得到满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认为社会上的性表达是粗鄙可耻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审查者表现出的症状，赖希还说，宗教传统认为性即邪恶，是因为独身的基督教领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体状况不佳。否认肉体的人更容易创造出灵魂的“完美”“纯净”这类概念。赖希推断，那些神秘宗教灵感的能量就是“改变了内容和目标的性兴奋”，他补充说，人享受到了性爱的快乐，对上帝的迷恋就会减轻。

那类得到性满足的人拥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他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为它能穿透盔甲，将酿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毁灭的能量转移到温柔与爱的渠道中，释放出所有“坏掉的性兴奋”。根据赖希的说法，生殖性格的人与自己的身体、冲动和环境有全方位的联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够“顺从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动，不受任何压抑……没有焦虑、不快，也不会一直幻想”；只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满意状态，但个人至少能不被毁灭性、非理性的情绪所围困、扭曲，也不会因为过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质量的机构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由于赖希认为健康的性交是许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评家常认为他只知道支持快乐，但事实上赖希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让患者既能感到快乐，也能感觉痛苦。“快感，以及生活的乐趣，”他写道，“要经过斗争、痛苦经历和自我的挣扎才能获得”；虽然他也强调，给予爱和增加快乐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觉破灭后不会逃避到死板状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坚信而赖希坚决不相信性压抑能让文化繁荣；在他眼里，教会和政府合力控制民众，贬低肉体的快乐，提升莫须有的精神价值，简直不能容忍。赖希认为，当权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组织的宗教在基督教国家的虔诚信众中培养了顺服、接受现状等品质，它天生就要谋求人们的顺从，政府也认同这种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虑和罪恶感压在那些遵纪守法、敬畏上帝、只偶尔有出格性行为的良民身上。这些法律赋予政府额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为的名义羞辱、骚扰、监禁某些激进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它认为这些人对自身有政治威胁或是冒犯。作家安·兰德的想法比赖希更进一步，认为有时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这样它便可以运用惩罚的特权：“谁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国家呢？”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一个政府官员这样问道，“那还能有什么好处？……法律就该既没法遵守也没法执行，也无法客观地说明白——这样，国内全是违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发财了……政府唯一的权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权力。”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尔海姆·赖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话语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过的每个国家都掀起了争议和冲突。赖希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却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写了有关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纳粹也贬斥他是“犹太色情作家”。1933年，丹麦的正统派心理学家攻击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敌意和反对声，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1939年，经过挪威媒体两年的负面报道，赖希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做心理治疗实践，培训心理医生，去社会研究新学院演讲。联邦调查局此前认为赖希可能是敌方间谍，一直留存着他的档案，1941年珍珠港遭袭一周之后，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岛[61]三星期。

战后，他声称发现了“生命能量”——一种在有机体和大气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赖希的“生命箱”里吸收该能量，“生命箱”长得和电话亭差不多——这事刊登在口气尖酸的杂志文章上之后，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来调查他了。虽然患者在进箱子治疗之前都签了协议，声明已知晓治疗是试验性质的、不保证治愈效果——不过不少人希望这能量包治百病，从不举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还是以诈骗为由叫停了生命箱，还查禁了赖希写的所有书，包括有关健康和性爱的社会政治学理论书籍。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浓厚的麦卡锡气氛中，很少有人愿意为赖希的公民权利辩护，他自己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无视出庭日期，给法官写信，说法庭不应该是对科学问题下判决的地方。1956年，赖希因藐视法庭和违犯《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被判两年徒刑，被押往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很快塞缪尔·罗思也在1956年因淫秽罪入狱）；入狱八个月后，赖希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57年11月，威尔海姆·赖希的死并没在媒体掀起波澜——11月5日的《纽约时报》在31版下方刊登了简短的讣告，除了持与主流观点相异的学者、赖希一派的治疗师和认同“垮掉一代”运动的年轻美国人（凯鲁亚克、巴勒斯和金斯堡都是赖希的支持者），也很少有人对被禁的赖希作品感兴趣，这些书大部分被食品管理局烧掉，只有少数流转在地下市场。

但60年代中期，一切都改变了。由赖希从前的同事和朋友写的传记和文章，还有合法重新发行的赖希作品——包括《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和《性革命》，为高校学生和社会活动家所接受，通过赖希，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赖希要是活到激进的60年代，无疑能看到自己长久以来的预言成真，社会正在“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马上就要以“没有游行、制服、军鼓和礼炮”的形式迎接新纪元的到来。这件事不亚于一场感官革命。政府和教会正在逐渐失去控制人们身体和思想的力量。赖希也承认，社会变革的开始会产生对峙、冲突和荒唐的行为，但他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更健康、更加赞成性爱、更加开放的社会。

1965年伯克利有一场口号缩写为FUCK（即克拉克·克尔之下的自由）[62]的言论自由运动，南方有公民权利运动，华盛顿有接连不断的反战游行示威——静坐、时事宣讲、爱之集会，这些都是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加性开放的表现，他们也更加不尊重权威、社会传统、种族障碍、征兵局、教务长和神父。这一代人更加具有赖希所谓的“生殖性格”，而非另一位激进的弗洛伊德学派盖佐·罗海姆[63]所谓的“排便控制道德观”[64]。

60年代，当这些渎神、不穿胸罩、把和平挂在嘴边的反文化主义年轻人受到媒体瞩目时，无数安静的中产阶级已婚人士也卷进了这场运动，要求自由表达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越战征兵期间，抗议者拒绝拿自己的身体到越南冒险，以此反抗法律；很多女人虽然也去教堂，却通过流产和其他节育手段避免生下不想要的孩子，违背了宗教教义。1967年有报告称，全国有600万女人使用避孕药，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其时上身裸露酒吧、迷你裙、留长发的律师和商人到处都是，很明显社会的约束力已经不大能影响人们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了。阴毛也在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出镜，阳具形状的女性用塑胶振动器也公开摆在很多城市的药店橱窗里，不过《纽约时报》还是不允许这种物品出现在自己的广告栏里。

身体的性满足——快感，而非生育——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才是性交的首要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矫正追求快感却性冷淡的病人，圣路易斯市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的研究者率先使用了一种八英寸长、阳具形状的塑胶“性交机器”，前期实验时雇用了不少当过妓女的人，后来该诊所也为性功能失常的男性提供“代理妻子”做性伙伴。

后来一位代理妻子的丈夫起诉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中心，公共媒体对性交机器的性能也多有诟病，研究者便决定不再继续此类实验研究；不过由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功成名就，美国又开了几家性治疗诊所，代理妻子们并不会失业。有些诊所里，会给情侣提供如何互相爱抚的教学，还有指导影片表现不同技巧带来的快乐，这些影片比第四十二街的影院里放的色情片更露骨。

美国换妻人士大多是已婚已育的中产阶级，据某个波段交易的期刊统计，全国交换伴侣的夫妻数量超过1万对；而且在一次对美国心理协会的演讲中，心理学家、作家阿尔伯特·埃利斯博士说婚姻可由“健康的通奸”而得到改善。据心理学家亚伯拉罕·M.马斯洛说，集体裸体对个人的身心也有益，他认为在裸体露营和裸体公园里，人们可以从层层包裹的衣装和盔甲下解放出来，更加接受自我，坦白真诚。

60年代期间，盛行裸体混浴和按摩，在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就有这种“成长中心”。这是个豪华的疗养院，藏在俯瞰太平洋的悬崖峭壁之间。在这里，赖希的精神依旧活跃，工作人员负责举办许多性感的讨论会，几千对中产夫妻都来参与，这里成了一家年入上百万美元的企业。大多数的新式疗法都多少源自赖希的作品——生物能学、相遇疗法、敏感度训练、原始疗法、罗尔芬健身法[65]、按摩疗法，这些在艾莎林都能见到。中心最出名的治疗师是弗里德里希·S.佩尔斯医生[66]，他是德国难民，“二战”之前是赖希的病人。

像赖希一样，佩尔斯也对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不满意，有许多刻板遵循弗洛伊德教诲的医生，在佩尔斯的眼里，都是“自缚手脚”——就像是“越南伪善的天主教徒攻击犹太科学”。佩尔斯的疗法强调用新方法获得更自由的身体运动，更多自我意识，更完整的表达，以及“生命感受”。佩尔斯认为，很多人对头脑太执着，却疏远了身体，他补充道：“我们需要放下思考，诉诸感受。”

艾莎林这类机构信奉的思想和约翰·威廉森的态度是相通的，不过威廉森比赖希的追随者走得更远，想用性试验改变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为了那些愿意追随他的夫妻，他想尽快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社区，消灭双重标准，消除女性的从属地位，营造性爱自由和彼此信任的气氛，人们不再需要占有欲、嫉妒、罪恶感和谎言。威廉森感觉，现在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社会不停动荡，人们愿意接受新思想，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无数趋势和风格从这里风行至全美。

如果成功，他的项目也可以赚钱——就像艾莎林，或是那个由前酒鬼成立的西纳农戒毒所一样；或者至少能得到大笔的投资，使社区具有偿还能力，像金赛机构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性诊所一样——同时也能帮助建立健康、平等的社会。不过当务之急是要组织起核心成员，几个能帮助他开展工作、最终能在人们生活中成为“改变因子”的亲信。他已经想好了几个人选，三年前他来加州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大多二十七八岁，要么是三十出头，在大公司上班，婚姻不幸或是已经离婚，不安于现状，喜欢冒险。他考虑的几个男人里有工程师，是靠着加州的国防工业谋生的保守人物，他们极度厌倦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可以接受剧烈的改变。

威廉森想到的女人里有阿琳·高夫，之前在休斯航空两人有一次短暂的偷情，之后关系也不错。他也和自己公司里两个女同事关系很近，其中一个还是特别漂亮的空姐。不过，在他看来，项目里最重要的人——后来他将其命名为“协同计划”，就是芭芭拉·克拉默。

旧金山之旅后的几个月里，威廉森慢慢意识到，芭芭拉身上有许多品质，其实就是协同计划希望女性达到的目标：她事业成功，个性独立自信，践行性爱自由，依心情有时还富有侵略性，而且不怕被拒绝。她有些像《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女主角达格妮·塔格特，不过还好，她不是女性精英主义者，所以很适合做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榜样，帮助威廉森吸引这些人加入协同计划。他把芭芭拉看作中产阶级变革中的新女性原型；而且，从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芭芭拉也恰好适合他——她的长处弥补了他的缺点，反之亦然。她善于言辞、有行动力，而他擅长论理、孤独内省；她也许头脑没那么精明，眼光没那么长远，可是做事直接，效率高。她从不拖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27岁她就打定主意不要孩子，原因是看到她不幸的母亲，和离开密苏里州乡下后见到的养孩子的女人。可芭芭拉依然想变得更女性化，更温柔，更敏感，她向威廉森承认，自己有时会对某些女人产生性冲动。威廉森劝她不要压抑这种感受，要带着自我觉醒的目的来探究它；1966年夏天，他们结婚不久——两人商量好要举办婚礼这种传统的仪式，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营造社会可以接受的伪装——约翰·威廉森决定全面考验一下芭芭拉对于婚姻性多元的接受程度。

他们离开洛杉矶，去阿罗黑德湖过周末的几小时之前，他告诉芭芭拉会有个年轻女人同行，是他办公室里的职员，叫卡罗尔，以前是空姐，他在认识芭芭拉之前和她约会过。芭芭拉看起来热情不高，他便安慰她说卡罗尔特别有女人味、有魅力，又说，芭芭拉和她做朋友一定有益有趣。

芭芭拉以前听他说过卡罗尔。他的口气总是很怜爱，可从没透露出现在还和她认真交往的意思，也看不出以前两人有什么严肃的关系。芭芭拉的想象里，卡罗尔就像自己做前台时那样，是平庸企业的漂亮门脸，年轻又天真，把约翰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她和无数别的女人一样，被他吸引，因为他不像无数别的男人：他会认真听她说话。

那天傍晚，见到卡罗尔之后，芭芭拉修正了自己的想象。她是个又高又瘦的金发美女，一对黑眼睛，身段优雅，怎么看也不像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她态度相当镇静，不过既不傲慢，也不矫情。她好像真的很高兴见到芭芭拉，说从约翰那听到芭芭拉是职业女性，十分佩服；三个人驱车去阿罗黑德湖的路上，卡罗尔同约翰谈起公司的事和两人共同的朋友时，都不忘让芭芭拉参与谈话。

可是，尽管卡罗尔做了这么多努力，芭芭拉仍然觉得不舒服，她在社交场合碰到女人就总有这种感觉；虽然她内心里恋慕她们，却不能自如地和她们交往，她自己十几岁时是个假小子，后来也很少和女性打交道，所以没什么经验。她唯一一次交上的女性朋友，就是弗朗西丝，而那段友谊以悲伤和痛苦收场，直到现在，想起弗朗西丝宣布要结婚、搬出公寓的那刻，芭芭拉也说不清自己为何会有那样奇怪、充满敌意的反应。

芭芭拉坐在车里，觉得有些惊慌，她感到在约翰、卡罗尔和她这三个人中，自己格格不入；还感到他们俩已经背着她商量好了周末的计划。丈夫一提起卡罗尔要来，她就开始琢磨他的意图，现在呢，她觉得马上就要面临是否接受卡罗尔当床伴的选择题，也可能没得选，只能旁观丈夫拥抱着卡罗尔，证明他平时常说的观点：朋友间完整、公开的性不会干扰婚姻的深层意义。

夜幕降临，他们来到了阿罗黑德湖。芭芭拉看到房子里有两间分开的卧室，松了一口气。行李还没收拾好，约翰就说要赶在餐厅关门前去吃晚饭。三人喝了几杯酒，吃过可口的晚饭，轻松愉快地聊了会儿天，芭芭拉觉得放松了一些；但吃过饭、回到住处，她看到卡罗尔和约翰把行李放在了一间房里，开始轻松地脱衣服。

芭芭拉留在起居室，惊呆了，沉默着，徒劳地等着有人向她解释。她太骄傲，绝不开口说自己不舒服，又太震惊，连想法都理不清，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卧室敞开的门。她听到他们把衣服挂进衣柜里，轻声交谈。门是敞开的，约翰无疑在说随时欢迎她加入，可他也不来哄她进去，怎么做完全看她自己。

这是个迷惑、艰难、让人害怕的时刻，从结婚起约翰就一直对她讲开放性关系的好处，可芭芭拉此时的不确定感丝毫没有减轻；同意约翰说的理论是一回事，现在和刚认识的女人把这理论付诸实践可大不一样。芭芭拉犹豫得越久，越感到自己不能、不愿意走近那扇门。

她感到麻木、眩晕，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站起来，走进了另一间卧室。她关上了门。这会儿已经过了午夜，她又累又冷。她想起行李箱还在起居室里，可不想去拿。她慢慢脱掉衣服，搭在椅背上，爬上床，想要睡觉；可是含着泪，听着那两人做爱的声音，到天亮也没睡。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丈夫用轻轻的触碰和温柔的吻叫醒了她。卡罗尔在他身后微笑着，端着早餐盘，很快，两人都在床边坐下，抚摸着芭芭拉，安慰她，好像她是大病初愈的小女孩一样。芭芭拉觉得既奇特，又尴尬。约翰说爱她、需要她；芭芭拉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提议吃过早饭一起去湖上游泳、滑水，可芭芭拉说想在床上多待一会儿，让他们先走，之后再会合。

下午，她在木屋里待了一阵，又出门在阳光和新鲜空气里散了很久的步，恢复了冷静。她并不生卡罗尔和约翰的气，不过这个周末确实开启了她婚姻的新阶段；奇怪的是，她没有惊慌和受威胁的感觉，反而觉得更满意，更自由。对性爱和身体快感，丈夫帮她去除了某些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浪漫幻想，也把快感和婚姻之爱的意义区别开来。她丈夫昨夜和另一个女人有了性关系，芭芭拉从震惊中恢复之后，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今天早上约翰当着卡罗尔的面说了他爱她，芭芭拉相信他，因为事到如今，没有撒谎的必要。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坦诚开放，不仅扩展了他的世界，也让她见识到更多。她知道现在可以随自己的愿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必担心他有敌意。她觉得他应该没有。他厌恶私下偷情、无意义的占有欲和嫉妒心，昨晚，他就激烈反抗了几百年来财产与欺骗的古老传统。她承认，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刺激。她与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结了婚，这个人神秘、有趣、无法预测、性格沉静；他说爱她，需要她。

她散过步，平静了许多，回到木屋里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她就去餐吧找约翰和卡罗尔。约翰看到她，微笑着挥了挥手，她走近了，两人都站起来拥抱了她。很快，芭芭拉就感到，和卡罗尔在一起轻松自在，与和丈夫在一起时没多大区别。虽然餐吧里人很多，又吵闹，三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谈话，却感到一阵特别的温暖。这顿有红酒的晚餐对于芭芭拉来说，是几小时愤怒和焦虑的欢乐收尾；这时她绝不会料想到，生活的复杂程度会成倍增加。

快11点钟，晚餐结束了，突然有个男人来到了他们桌旁，是芭芭拉过去喜欢的男人。这人是她丈夫的朋友，叫戴维·施温登，是个工程师；他是约翰在洛杉矶认识的少数几个未婚男人之一。今年早些时候，芭芭拉和约翰去弗雷斯诺附近的派恩弗拉特湖滑水时见过他，注意到他强壮而优美的线条、运动员般的体格，以及有些害羞、冷淡的个性。戴维·施温登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某个周末，他很快修好了一台坏掉的快艇发动机，约翰便看出他机械手艺不错。从那时起，约翰就和戴维熟络起来，带他吃午饭，下班后也时常见面。现在，在阿罗黑德湖，戴维坐到了芭芭拉身边，没有打招呼，可从她丈夫毫不吃惊的神情看，一定是知道他要来。虽然还不太明白戴维来这里的意图，但凭着对丈夫的了解，她知道这次造访一定有目的，到了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芭芭拉有一种无忧无虑的顺从心情，和戴维亲切地聊着天，虽然也察觉到他有点儿不舒服，话不多。他呷着杯里的酒，说话很少，听得也漫不经心，大部分时间都是约翰和卡罗尔在说话，周六晚上人多，越来越吵，很难听见在说什么。戴维好像在心里斗争要不要留在这里。半小时之后，约翰买了单，要起身离开，戴维便说自己该走了；可约翰劝他和大家一起回木屋去，芭芭拉也对戴维笑着，希望自己的笑容有安抚的效果。

几个人回到木屋，早就过了午夜；在起居室坐了一会儿以后，芭芭拉说要去煮咖啡，让戴维帮忙把角落里的小炉子点上。等着水烧开的时候，两人就站着聊天，身心都被对方吸引了，完全没注意到约翰和卡罗尔悄悄离开了房间。戴维转过身，发现沙发上没人，好像吓了一跳。

“约翰哪儿去了？”他问。

芭芭拉看到卧室门关上了，便用新学会的无所谓口气说：“他跟卡罗尔在一块。”戴维询问地看着她，她又匆忙补充道，“没事的。不用担心。”

“可我该走了吧？”

“别，不要走，”她很快地说，“我想要你留下。”她走近他，用双臂环住他，说丈夫想让他晚上住在这儿，她自己也想。她的手伸到他身后，关上了起居室的灯，她拉住他的手，带他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关上门，立即就开始脱衣服。

那晚和戴维做爱，清晨又做了一次，芭芭拉感到了极大的放松和毫无顾忌的快乐；她对这事既没有罪恶感，同丈夫的爱情也没有产生隔阂，她觉得正相反。和约翰一起，她收获了更高层次的亲密感情，她也相信，前一晚她和约翰在不同的房间、与不同的人一起分享了爱与信任。

与另一个男人睡过以后，她对约翰的爱非但没有减少，她还确信自己更加爱他。她起床吃早餐、离开熟睡的戴维时，在起居室里迎来了丈夫赞许的微笑和亲吻。

13

约翰·布拉洛与芭芭拉·威廉森的婚外情被她丈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正当化了——他还带布拉洛去吃饭，劝他们保持关系。布拉洛知道别无选择，只能答应约翰·威廉森惊人的要求，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他也勉力实践了诺言。

布拉洛还答应去威廉森在伍德兰希尔斯的新房子拜访，见见几个支持性解放的朋友，他对这任务惶惶不安，直到一天晚上去了那儿之后，发现这群人既热心，又惹人喜爱，特别是一个娇小、浅黑色皮肤的黑眼睛美女，她在门口招呼他，安静地笑着，只穿了一件长晨袍。她叫奥拉利亚·利尔，借着门口的灯光，他透过轻薄的布料看到了她挺起的乳房和深色的乳头，跟着她走过前厅的时候，他端详着她优雅的臀部，发现在晨袍下她什么也没穿。

奥拉利亚·利尔去倒红酒的时候，芭芭拉和阿琳·高夫走了过来，亲亲他，把他带进光线昏暗的大起居室，里面有六个衣冠整齐的人，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椅子上，专心听约翰·威廉森用温和的声音讨论着印度唯灵论者克里希那穆提[67]的作品。

看到布拉洛，威廉森站了起来，感谢他的到来，将他介绍给屋里其他人。威廉森穿着休闲风格的运动衬衫、宽松的裤子和拖鞋，但其他男人包括布拉洛都是西装领带，女人们则穿着晚装裙、戴着珠宝、穿着高跟鞋。不同的只有奥拉利亚的晨袍，带着一丝准备在卧室里嬉戏玩乐的意味，也可能是她独自进行某些情色表演、其他人做观众。不过当她拿着布拉洛的红酒、回到起居室的时候，看起来特别害羞、认生，好像还因为自己的打扮而难堪，很快，她就蜷缩在地板上威廉森的脚边，像寻求他的庇护似的，后来也很少再说话。

布拉洛坐在沙发上，夹在阿琳和芭芭拉之间，听着人们继续讨论克里希那穆提，这人他从没听说过，对于威廉森和朋友们经常提到的马斯洛等人物，他也所知不多。布拉洛感到自己的见识短浅，恼怒地想一定得重新受更高、更广泛的教育，要读更多书，要拓展兴趣，不能被保险行业的狭隘需求所桎梏。他之前求学的动力，好像在拿了硕士学位之后就枯竭了，结果现在他像傻子一样坐在屋里，谈话都由一个没上完高中的健壮金发男人主导。小猫一般的奥拉利亚就坐在这个男人脚边，布拉洛细细端详着他，不情愿地承认威廉森的确有不怒自威的气度，对事实、数据和人物了如指掌；布拉洛也烦躁地承认，他身上有许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但今晚，布拉洛显然不会知道的一点是，这个夜晚聚会的真正目的为何，以及这些人和威廉森之间是什么关系。布拉洛坐了一小时，喝了第二杯红酒，后来谈话转向了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外科医生做的心脏移植手术，威廉森便请教他有关医疗事故保险费用增高的问题，他也有理有据地给出了回答，之后便说自己该回家了。到目前为止，这间屋里除了奥拉利亚，都像是最最普通的城郊家庭；虽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发生很多事，却不允许布拉洛留下来。妻子朱迪斯还在等他，他也说了是有个晚间商务会议，只会耽误一小会儿。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送他到门口，说希望他下次再来，多坐一阵，又说家里每晚都有客人，随时欢迎他来。布拉洛点点头，谢过了他们，心里知道自己肯定会再来，就算不为别的，只为了再次看到奥拉利亚·利尔美丽的身体、满足对于这些所谓“性解放”人士的好奇心，他也会回来这里。

之后一周的某个傍晚，布拉洛来到了威廉森家门口，芭芭拉出来迎接他。他对没有提前打电话而致歉，解释说开车回家路过这一带，看到门口停了很多车，就想进来稍作拜访。芭芭拉说很高兴他来，挽着他的手臂穿过门厅进了屋。他突然停住脚步，屏住了呼吸——起居室里坐着几个全身赤裸的人，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毯上，抿着红酒聊天，丝毫没有忸怩羞涩，这一点让布拉洛十分吃惊，不亚于乍一看到他们裸露的肉体。

虽然和约翰·威廉森吃午饭的那次，布拉洛就被提前警告说可能看到裸体，现在他真的跟着芭芭拉走进了起居室，却感到自己脉搏加快、掌心出汗，下身一阵战栗。他转头看芭芭拉，等她解释，希望她能说句话、做个手势以减轻自己的紧张和尴尬，可芭芭拉只是轻松地带他来到沙发旁，沙发上坐着一个高大、漂亮的红头发女人，布满雀斑的丰满乳房上只有一串珍珠项链稍加掩盖。

“你还记得约翰·布拉洛吧？他有天晚上来过。”芭芭拉问道，女人点了点头，微笑起来，她伸手给布拉洛时，胸部也抬了起来。布拉洛满脸通红。芭芭拉带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见见其他人，但他不敢正眼瞧他们，瞥见的全是晃动的乳房、长毛的胸膛、裸露的屁股和白花花的大腿，还有各种颜色的阴毛、大大小小的阳具，有的割了包皮，有的没割，而且它们全都令人惊讶地没有勃起。

在角落里，布拉洛认出了阿琳·高夫熟悉的身体，她正和一对衣装整齐的夫妇说话，布拉洛简直要感激他俩。在他们旁边、靠着音响跪坐着一个身材健美的人，就是布拉洛上次来见到的工程师戴维·施温登。坐在屋子正中、被一小圈专心的听众围住的魁梧人物，就是约翰·威廉森，他胸膛宽大，将军肚，阳具很小，像尊金发的大佛一样；美貌惊人、橄榄色皮肤的奥拉利亚正按摩着他的右脚。她像是裸体的纳芙蒂蒂[68]一般，有着完美的身体，布拉洛觉得，在场的每个女人都会对这身体嫉妒不已。

威廉森招呼布拉洛加入他们，布拉洛便跟着戴维·施温登离开了芭芭拉，小心地穿过各式各样的身体和四肢，在地毯上坐下，靠着威廉森和奥拉利亚。她对他笑了笑，打了个招呼，继续按摩威廉森的脚。虽然布拉洛努力盯着周围人们的脸看，还时不时点点头，表示在注意听别人讲话，眼睛却不断瞟向奥拉利亚的身体曲线，他看到，她浅黑色的皮肤毫无瑕疵，胸部也没有下垂，腰腹平坦，让他一看到就被撩拨起欲望。他感到阳具在短裤下渐渐起了反应，便抬起膝盖，抿着别人递过来的红酒。

布拉洛不想继续痴迷于奥拉利亚的诱惑，便把目光向上移，研究起高高的斜屋顶上沉重的木头房梁来，他估计，屋顶离地面起码有30英尺。整栋房子设计得不同寻常，坐落在山峰上，俯瞰着圣费尔南多谷，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就从宽敞的院子里看到，天黑之后山下的房子就亮起灯光。起居室里只有一段窄窄的楼梯通往楼上的厨房，主要的活动空间都在一层；从他在地毯上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两扇关上的门，他猜想是两间卧室，其中一扇门忽然开了，走出来一对裸体情侣，手挽着手，加入了人群。

这房子里秘密进行的事情，或者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显然都超出了布拉洛的理解能力，特别是现在，他身陷焦虑、动弹不得。他感到与这群人没有联系，对自己十分沮丧。即便在这些人当中，他也讨厌当局外人，可他今晚偏偏就是局外人，在这些性解放的裸体主义者中间，他是被衣服捆绑着的囚徒。阴魂不散的冒险冲动引诱他脱掉衣服，可身体里还有更强大的力量阻止他这么干，主要是因为害怕在这么多人面前第一次暴露那无法预测的器官，他以为这器官是每个男人的负担——不过，从周围松松垮垮的性器的数量上看，今晚负担沉重的只有他一个。

要是布拉洛坐下之前，威廉森对他说穿少些会比较舒服，他也许会一时冲动、脱掉衣服；可没人怂恿，现在要脱衣服比登天还难。威廉森很可能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看着，等人们自己解脱束缚，在布拉洛的眼睛看来，这房子突然变成了迷宫，威廉森引诱人进入迷宫、用不确定的许诺刺激人，让他们自行争抢着脱衣服，还都打着学习体验的名义。

布拉洛听到身后有笑声，转过头看到芭芭拉和阿琳正满面笑容地迎接一对新来的情侣，阿琳只用一张酒巾遮着阴部，夸张地模仿着脱衣舞女扭屁股和抛媚眼的样子。芭芭拉今晚因为负责应门，所以一直穿着衣服，她看向布拉洛，冲他招手。他抓住这个机会，离开了威廉森的讨论小组和可望不可即的奥拉利亚，站起来走到门厅，加入了芭芭拉和其他人。他知道，不久就可以不引人注意地走掉。

离开之后，他坐立不安，刚刚度过的夜晚难以描述。他看见了一切，又什么都没看见。他被视觉冲击搞得狼狈不堪。现在已经很晚了，接近午夜，要是妻子还醒着，他真不愿面对她。他吻了芭芭拉，道了晚安。她送他出门，提醒他第二天的午餐约会。她提议说就在这房子里见面，不必出去，他同意了，说下午1点前就来找她。

他到家时，朱迪斯已经睡熟了，因此省了他撒谎说自己去了哪儿。可她就这样睡着了，他也有点遗憾，因为现在他的性能量十分旺盛，很想在黑暗中想着奥拉利亚的形象做爱，他觉得这样比想着她自慰好太多，而且感受完全不同。布拉洛一直不怎么喜欢自慰，甚至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也是，那时他父亲开理发店，店里就常备色情杂志。在阿蒙德森中学橄榄球队，他是个上进的队员，也受到那个时代斯巴达式教练的影响，认为它使人身体虚弱、萎靡不振，消耗战斗的精力；50年代初期，布拉洛给好莱坞男生俱乐部当教练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然而，性交就完全不一样了，至少他这么觉得，虽然不知道确切原因，也许性交比起自慰对身体的害处要小；但今晚，他把这种学术问题彻底抛到了脑后，反正他决定两种都不做。

他倒了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拿了本书到沙发上，准备睡前看一会儿；那晚他就睡在沙发上，胸口压着一本厚重的大书，是美国传统出版社出版的布鲁斯·卡顿[69]写的内战作品。

清晨，布拉洛醒来，静静地走到浴室里洗漱、刮胡子，穿戴整齐。他给朱迪斯留了张字条，说要去参加早餐会，然后上了车，在朱迪斯醒来之前安全离开了。

上午坐在办公室里，他觉得不安，还有点儿罪恶感，他知道过会儿应该给朱迪斯打电话，可又不能真说出自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只能撒更多的谎。真荒谬，真可悲，他简直像当年那个中学生一样，掩盖事实、害怕暴露：对芝加哥的朋友隐瞒自己的种族背景，对犹太裔母亲说她想听的谎话，哄她高兴，假装是个模范儿子，母亲也假装满意。但现在，对妻子撒谎这事还有更病态的地方，就是虽然他对昨晚的事有罪恶感，却根本没做什么越轨的事。要是他和奥拉利亚上了床，或者加入了威廉森客厅里地毯上放荡的狂欢，那么至少还值得对朱迪斯撒谎。可事实上，他掩盖的只有自己的失败，在那个轻佻、淫靡的客厅里，他也没能实现潜伏心底的渴望，那个晚上也证明了威廉森的论点——对性爱说谎无疑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布拉洛惊叹于威廉森的婚姻，他客厅里那淫逸的场面，惊叹于芭芭拉能轻松地在门口迎接客人，与此同时奥拉利亚一丝不挂地卧在地毯上、按摩威廉森的脚，天知道他们还做了什么别的。布拉洛一上午都玩味着这些事，同时也集中精力处理纽约人寿乏味的文书工作，他坐在红色的皮沙发上，办公室墙上挂着镶框的学位证书和各种证明他在社会工作中成就和贡献的证书——可这些都挡不住他12点半准时离开办公室，去和芭芭拉·威廉森吃午饭。

他开车经过穆赫兰道高低起伏的弯曲公路，急切渴望着得到满足，到了威廉森家，芭芭拉没有让他失望。她独自在家，用绵长的亲吻和热情的拥抱欢迎他，他提议说先不吃午饭，直接去卧室，她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卧室的墙上、天花板上都装了各式各样的镜子，他先是惊讶，很快便贪婪地开始享受这种设施。他裸身躺在床上，看着芭芭拉向他爬过来，娇媚地微笑着，垂下的乳房掠过他的胸口。她挑逗他，而他能从各个角度看到这幅景象。这真是十分难得的视觉体验，在镜子里看到无数个她性感的身体、低下的金发头颅，并被镜子复制了成千上万次，有无数的手和嘴爱抚着无数个他，可他都能感受到、都能看到，这些或近或远的形象，是一场视觉的狂欢。

很快，他感到体内开始痉挛，他向后躺下，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沉溺在片刻的高潮之中，之后他睁开眼，看到周围反映出平静的自己。他和芭芭拉在床上待了一个小时，不像平时见面那样短暂，这天，他们都贪求性爱而非食物，不断追求着快乐，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

快到下午3点，布拉洛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开回圣费尔南多谷的办公室，他感到像在滑雪，头晕目眩又自由自在；可回到压抑沉闷的保险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他就又得开始面对生活不稳定的重心。

他向朱迪斯提议晚上去两人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她拒绝了，不过语气里也没有对他最近晚归的不满；正相反，电话里她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是很高兴地说，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晚餐，又说晚上已经安排好了别的事情。她说，约翰·威廉森之前来过电话找他，她也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威廉森热心地同她聊天，又夸了布拉洛不少好话，说他们夫妇可以晚饭后来家里喝一杯；朱迪斯最近都没怎么出门，很高兴地答应了邀请，说大概晚上9点钟去。

布拉洛吓得呆若木鸡。他攥紧了电话，眼前闪过威廉森家客厅里裸体的男男女女，他想威廉森应该不会让刚刚认识的女性见识这幅景象，可对威廉森，他也完全拿不准。他继续沉默着。朱迪斯问他能不能听见；他应声之后，她便提醒他晚上不要迟到，因为她想在隔壁的姑娘过来帮忙看孩子之前出门，然后她接着说了些琐事，布拉洛全听不进去，只盼着她赶紧挂电话，好和威廉森夫妇联系。他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朱迪斯打电话，想知道接下来这个晚上会发生什么。威廉森的电话拨通了，他提醒自己可不能显得恼火、唐突，特别是如果接电话的是威廉森；布拉洛依旧觉得，和那个男人打交道一定要加倍小心。

可威廉森家里没人。布拉洛下午又打了几次，甚至打到芭芭拉的办公室，都联系不到人。下班后他开车回家，心知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让朱迪斯做好准备，以防晚上有什么未知情况。

吃过晚饭，孩子们去睡觉以后，他对朱迪斯说，威廉森夫妇可能有些不同寻常，他在办公室听说他们认识一帮朋友，有时会在家里举办裸体聚会。布拉洛说自己也不清楚这消息是真是假，心想着这下朱迪斯再见到什么也不会太受惊吓了。他又补充说，要是她不想去，现在还来得及取消约会。

她奇怪地看着他；然后，她带着困惑和恼火的神情，质问他究竟什么意思，为什么直到出门前最后一分钟才提起这事。他很快道歉说，不该惹她不高兴，只是觉得要把听来的话告诉她；朱迪斯回答说，她觉得裸体聚会简直可笑，可既然她并不打算脱掉衣服，也不必取消今晚的约定。布拉洛不再多说，暗暗惊讶她态度如此宽容。

不过在驱车前往的路上，朱迪斯沉默少语，他觉得，她大概也染上了自己的焦虑。他把车停在威廉森的院子里，注意到房门前已经停了三辆车，屋子里所有的灯都亮着。他听到屋里有人说话，便按下了门铃。奥拉利亚打开了门，他松了口气，看到她穿着低调的裙子和毛衣。芭芭拉和约翰也走了过来，都衣着整齐，布拉洛向他们介绍了朱迪斯。在起居室里，其他人也都穿着衣服，包括阿琳·高夫和戴维·施温登。

朱迪斯说她很喜欢这房子，尤其是高高的天花板和古董家具。芭芭拉便带她到露台上，看山下的费尔南多谷。杯里盛着红酒，音响里流淌出音乐，很快，布拉洛夫妇就舒服地坐在客厅里，和其他人进行着普通的谈话。这谈话似乎无穷无尽，然而，毫无征兆地，朱迪斯主动提起了裸体的话题，说自己听说威廉森夫妇会参加裸体聚会。

约翰·威廉森点点头，芭芭拉则微笑起来，可约翰·布拉洛的脸都白了。

“可这些裸体组织的人都做些什么呢？”朱迪斯坚持问道。

“做人们都做的事。”约翰·威廉森回答。

“听我丈夫讲，你们好像是坐在一起谈话，”朱迪斯继续说，“可为什么要裸体？”

“你没尝试过？”威廉森问。

“我觉得没有必要。”

“脱掉衣服是打破障碍的第一步，”芭芭拉解释道，“在我们的小组里，大家都尝试与别人真诚、开放地交流。人们的很多问题，都是出在不诚实上……”

“是这样，”朱迪斯打断了她，“可要诚实，也不必非得脱衣服呀。”

“没错，”约翰·威廉森说。“不是一定要脱衣服。可是对许多人来说，脱掉衣服的确能消除某些心理负担，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诚实。”威廉森继续讲，约翰·布拉洛却一言不发，紧张地坐在其他人中间，企盼着有什么办法转移掉这个话题。朱迪斯喝了红酒，现在酒劲上来了，他想；她来这里本来就不自在，现在肯定更严重了，她现在十分戒备，几乎是怀有敌意。可他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尽量不参与讨论，本来这战略就要成功了，可芭芭拉突然转向他，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哎，你今晚可真是安静啊，约翰。”

“哦，”布拉洛说，“我在听呢。”他咂了口红酒，懒洋洋地看向阳台。芭芭拉可紧追不舍。

“约翰，你和朱迪对彼此开诚布公吗？”

布拉洛慢慢转回身子，面对着芭芭拉，表情像是哪里有点儿疼。此时此刻，屋里寂静无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他怎么回答。最后，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是，我觉得我们对彼此是诚实的。”

“我们对彼此特别诚实。”朱迪斯补充道。

“这么说，约翰什么都会告诉你？”芭芭拉问朱迪斯。

“没错。”

“他也说了和我在一起的事吗？”

朱迪斯迟疑地看向丈夫，她丈夫则死盯着地板，慢慢地开始摇头。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朱迪斯回答说。

“就是，”约翰·布拉洛愤怒地抬起头说，“你他妈的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对朱迪说过我们的事？”

“我们有什么事？”他质问道。

“就是说，”芭芭拉轻松地继续说道，“你有没有告诉朱迪，今天下午我们俩的事？”

屋里的所有人身子都往前倾，布拉洛看到妻子的目光游移不定，她焦灼地问：“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布拉洛嚷了起来，“我就是下午来这儿和芭芭拉吃了顿饭。”

“噢，得了吧，约翰，”芭芭拉打断了他，“这样也叫诚实？”

“没错，”奥拉利亚说，“你明明就不只是吃饭。”

布拉洛目瞪口呆，没想到看起来怕羞妩媚的奥拉利亚居然会反对他，看看四周，别的人也都带着谴责的表情，连阿琳·高夫也是，她坐在沙发上，看他的眼光像是陌生人。他朝朱迪斯转过身去，看到她眼里噙着泪水，而她脚边的地毯上就坐着那不发一言的教唆犯，约翰·威廉森。屋里的沉默继续着，直到芭芭拉盯住布拉洛，再一次挑战了他。

“今天我们还做了什么，约翰，除了吃饭？”

布拉洛看不到出路。他知道，继续假装是没有用的，芭芭拉会追问到底。

“我说行了吧！真是的，”他喊了出来，“我今天下午和芭芭拉上床了！你们就是想听这句话吧？——我今天下午和芭芭拉上床了！”

“只有今天下午？”芭芭拉紧接着问道。

“不是！”他冲着所有人尖叫，不再管自己说了什么，“我之前就和她睡过！”

没人说话，也没人动；寂静中，布拉洛垂头坐着。他感到虚脱，几乎有些犯恶心。听到朱迪斯的抽泣声，他抬起头，看到约翰·威廉森靠过去安慰她，他轻声说着话，用手轻轻摩挲着她的脚踝。她一开始有些不适应这个奇怪的动作，皱起了眉头，可没有反对，威廉森便继续触碰她，很快屋里的其他人也凑过来安慰她，布拉洛被晾在一边，觉得孤独，受了谴责。

时间一点点流逝，布拉洛只是呆坐在一边看着，木讷得像是被催眠了。包括芭芭拉在内的所有人都在进行安慰他妻子的奇特仪式。可不哭了之后，朱迪斯就突然直起身子，挥挥手让其他人走开，用出人意料的暴躁声音说道：“你们今晚对约翰太过分了！”

没有人回应，约翰·威廉森也不再摩挲她的脚踝。朱迪斯的注意力转到了丈夫身上。

“告诉我，”她用坚定而不带谴责的口吻问道，“除了芭芭拉，你还和别的女人偷过情吗？”

“是的。”他承认了。

“还有谁？”

“这个，”他说，冲着芭芭拉身边冷淡的苗条女人点了点头，“阿琳·高夫。”

朱迪斯打量了阿琳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又转向丈夫。

“我们在拉佩尔住公寓楼房的时候，你和楼里的那个黑头发女孩睡过没有？”

虽然十年没见，布拉洛立马想起了自己与艾琳的婚外情。她是芝加哥人，离了婚的美术老师，住在贝弗利山的公寓里，就在北拉佩尔145号布拉洛家的后面。艾琳走起路来像是芭蕾舞演员，大腿肌肉紧实，肤色发暗，像是外国美人……

“睡过。”他说。

“哦，我就知道，”朱迪斯说，似乎让他承认偷情有种报复的快感，“我那时候疑心得都快疯了，我还特别恨自己那么想，现在才知道我想的都没错！我记得有一次说起她来，你特别光火、一副受冒犯的样子……”

“够了吧……”

“你才是够了。你搞得我几个月都神经兮兮，总想着后面公寓里那个女人，看到她进进出出，有时在洗衣房里还能听到她打电话，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记得有个周末你说要和健身俱乐部的朋友去野营，我就知道你是去见她——你说要把车停到俱乐部，我还专门跑去俱乐部看过，根本就没有你的车。到了周日晚上，我听到她回家之后，你就到了家。你俩的车都是从一个方向开过来的！我知道，因为我在窗边看着呢。你一进屋，我就发现你没戴结婚戒指。那时我就问你她的事，你还赌咒说我肯定疯了，是在无中生有……”

“该死的，朱迪，那时候你怀疑我跟每个人上床。你要不是喝醉了就根本不让我碰。我还能怎么办？”

朱迪斯不说话了，因为意识到所有人都热心听着她暴露自己的婚姻私生活，难堪不已。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约翰·威廉森慢慢站起身，走到捂脸坐着、消沉的布拉洛身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威廉森面对着朱迪斯，乐观地预言说，今晚这样的事件虽然痛苦，长期来看，对她和她丈夫都是有好处的。更高层次的坦白已经取得了，威廉森宣布，他们的感情关系便可以继续维持、成长，不被通常婚姻中的欺骗和幻象所扰。要面对性爱的不忠实对她来说很痛苦，威廉森承认道，可布拉洛夫妇依旧是相配的一对，和今晚刚进门时并无不同——只是现在，一切都公开了，可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变化。

布拉洛含讥带讽地听着，心想威廉森肯定不止一次做过这番演讲，可朱迪斯好像很受打动，她打断威廉森，说今晚的事确实让她有了变化。一方面，她说，知道了过去对丈夫的怀疑都是有理有据的，不是他所谓的家庭主妇出格的妄想，这证明了她的清白。她还意识到控制欲太强是在贬低自己，在窗边偷看、放大不安全感，还总觉得自己像个泼妇；她坚持说，这不是她的真实性格，威廉森也同意地点点头，说她是婚姻中常见的“占有欲问题”的受害者。朱迪斯承认，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想紧紧抓住身边的人，可能是因为10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后来约会的女人都让她觉得受到威胁。但现在，朱迪斯想要克服对丈夫的控制欲，威廉森便说自己和小组成员都可以帮助她，只要她愿意公开解决这个问题；随后他建议：她可以再来威廉森家里，亲眼看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走进卧室做爱，以这种方式，她可能会意识到，比起添油加醋的怀疑，公开的肉体不忠行为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

朱迪斯认真考虑着威廉森的提议，她丈夫却为之骇然。他迅速地抬头看着威廉森说：“我们可没准备那样做！”

“操心你自己吧！”芭芭拉噎了他一句。

最终，朱迪斯有点害羞地看了看丈夫，对威廉森说：“我愿意试试。”

布拉洛坐在椅子上，吓得目瞪口呆，被刚刚发生的事情惊到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与他结婚十年、他自以为了解的女人，对他们的私生活突然变得这样大胆，这样没有顾忌。

14

接下来的几周，和朱迪斯一起，约翰·布拉洛几度拜访了威廉森家，这绝对是他人生中最奇怪的一段时间。即使是多年以后，他再回忆起这些情色冒险时，也很难相信这些事真的发生了，而他居然听之任之，虽然全程都很不情愿，或者他宁愿认为自己不情愿。

不过，朱迪斯可全无抗拒心理，她坚持接受威廉森挑战性的测验，看自己能否接受公开的不忠，她希望这种疗法有效，让她克服多年来的依赖心。她不喜欢现在的自己——这个住在城郊的家庭主妇，可在与威廉森的小组那次不幸的会面之前，她从没遇见过愿意或者有能力帮助她改变的人。虽然没有对丈夫明说，可是她私下觉得这小组也能促成她的自我解放——丈夫被迫承认了偷情的事，她也想从某些秘密的重压下解脱，这些事已经给她造成了不小的焦虑和罪恶感。比如说，她也想坦白自己在婚姻中也有不忠的行为；去威廉森家的第一晚，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就有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丈夫。但她没有勇气，可能是因为这段性爱经历有些特殊，牵扯到一位年轻黑人。

他叫梅多斯，是洛杉矶一所退伍军人医院的护理员，朱迪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也在那儿工作。由于所有患者都是男性，实习护士全程都有护工陪同。梅多斯高大帅气，是朱迪斯第一个熟识的黑人。医院的娱乐时间——护送病人到医院的草地上玩球之后，朱迪斯和梅多斯就在草地上坐下来，一边看着病人，一边聊天；一天，两人谈得很亲密，梅多斯便提出下班后私下见面。

朱迪斯这时刚刚结婚一年，可是与布拉洛的性生活已经成了每周末无聊的例行公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可是毫无办法；婚后她就是没法享受性爱，不像从前，她和布拉洛——还有和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做爱时都是偷偷摸摸的，溜到汽车旅馆和借来的公寓房间里，趁着父母和监护人不在家或是没注意时在卧室里打情骂俏。偷偷做爱对朱迪斯来说十分刺激，又有奇妙的罪恶感，是对她严厉宗教教育的反抗；可1958年2月她结了婚，性爱变为合法，她便渐渐觉得这事儿只是件要做的家务，和买菜做饭差不多，接下来的一整年她都这样觉得，只除了1958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与梅多斯的短暂偷情。

她和梅多斯会从医院去附近另一个黑人护工的公寓，一般都在她丈夫加班的时候；有几个小时，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沉溺于性爱的快乐，这使她感到满足又刺激——纯粹的快乐，没有情感承诺带来的复杂问题，因为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与梅多斯结婚；和他在一起的，是她最不能接受的那部分自我，是她成真了的黑暗幻想，这幻想骤然而来，又匆匆离去。这段婚外情已经令她晚上无法面对丈夫，他走进卧室，她无法再假装睡着；他偶尔求欢，她也无法理直气壮地拒绝。朱迪斯意识到自己表里不一，同时也发觉自己想要孩子，她相信，孩子会给生活带来欢乐和目标，后来也的确是这样。

但在随后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她再没有过性爱的激情，偶尔朱迪斯会期待像梅多斯那样不正当的情爱关系，可她害怕这关系会威胁到婚姻和家庭生活，一想起这点，她就更加不安，生怕丈夫哪一天会出轨。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疑心，于是很同意威廉森的意见，即这种感受是毫无必要、应该消除的。第一次去威廉森家的那天，丈夫坦白出轨，她惊讶于自己并没有特别难过；两人开着车，第二次去威廉森家时，她也很期待这次拜访，可驾驶席上的丈夫身体僵硬，简直像鬼魂附身了一样。

布拉洛夫妇到了威廉森家，见到了客厅里的小组成员，朱迪斯认出了上次见到的人，除了一个人不认识。一个漂亮、身材姣好的年轻女人，盖尔，长着红头发，有酒窝。有人把她介绍给布拉洛夫妇，可是她不敢碰上朱迪斯的目光，使朱迪斯想到，这是否就是今晚为她丈夫挑选的床伴。很快，朱迪斯的信心就消退了。同时，她注意到丈夫一看到盖尔对他微笑，精神就格外振作，盖尔也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注意力全在他身上。

朱迪斯坐在沙发上，靠着戴维·施温登和阿琳·高夫，她抿着红酒，对周围的谈话心不在焉，焦虑得要命；然后约翰·威廉森走了过来，跪在她脚边。他那温柔、关切的态度，令她觉得，这个男人特别了解她的感受，他把手放在她脚踝上，开始了那奇怪的按摩，她却无意抗拒，反而很欢迎。对于威廉森的外表，她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可他有不寻常的特质，显得特别、神秘，甚至有些轻率，这特质吸引了她；他对这屋里的人有明显的影响力，也令她印象深刻。他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人与自己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在他身上，朱迪斯感受不到威胁，相反，她觉得威廉森是真的关心自己，关切她的利益与个人成长。他问朱迪斯是否足够坚强到能接受上次所说的过度控制欲测验时，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出于想要他认可自己的心情，坚定地说，她准备好了。

于是威廉森挥挥手，让屋里的人静下来，对小组成员解释道，朱迪斯·布拉洛为了克服自己的占有欲，现在需要他们的合作。他转向盖尔，请她陪约翰·布拉洛到一间卧室里去。盖尔立刻站起来，把手伸给他。布拉洛浑身不自在起来，因为所有人都转头看着他，包括朱迪斯。虽然朱迪斯点点头，确认她同意这样做，他还是觉得心脏在颤抖，站起来时膝盖都发软。可他跟着盖尔走向卧室的时候，看到她晃动的臀部，又满心期待着同她做爱。

她带他来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房间，柜子上有一盏小灯，发出昏黄的光。她关上门，一动不动地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好像突然有些不情愿、犹豫不决。布拉洛有些担心，这可能只是威廉森测试朱迪斯嫉妒心的手段，不是真的让他做爱；然而盖尔拉起了床罩，开始解衬衫纽扣，同时说自己感觉十分奇怪：几年以前，她说，她还住在美国中西部，由于家里信爱尔兰天主教，27岁了还是处女；可现在呢，她一边说，一边解开了文胸的搭扣，她马上就要第一次和已婚男人做爱，而且此人的妻子就坐在隔壁房间不到40英尺远的地方！

布拉洛笑了笑，想要说句合适的话，可他开始脱衣服时就不再说话了，而是带着热切的欲望看着她裸身爬到床上。很快，他也躺到她身边，温柔地吻她，爱抚着她丰满的乳房，慢慢地，他发现，虽然她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可她身体上却有了闪光的汗水。突然之间，她就变得羞怯、紧张、无知、顺从，却没有热情。她的眼睛紧闭，像是不想看到眼前发生的事。他亲吻她，她也轻柔地回吻，手却不碰他的身体。他好奇起来，想这样一个被动的人，怎么会在威廉森的小组里，然后他想到，可能她和朱迪斯一样，正接受某种私密的测试——威廉森这个性爱问题专家，可能正在帮助盖尔克服性冷淡，而布拉洛就是药方。他在她耳边轻声问她是不是还好，她点了点头，仍旧闭着眼睛。等他费了不小的劲，终于插进她的身体时，盖尔突然在他身下活了过来，弓起身体迎合他的动作，双腿缠绕在他身上，开始呻吟，一开始声音很轻，然后越来越响，他的突迫也越来越快，她几乎尖叫起来了，布拉洛希望有办法让她安静些。他之前从没和喜欢呻吟的女人做过，不知该如何反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能继续猛冲，尽量不去想客厅里肯定能听见这声音的众人。

接着，一阵裂帛般的哭声，布拉洛听到客厅里传来了高亢、歇斯底里的号哭，是朱迪斯的声音。他试图隔绝她的哭声，继续让自己高潮，可这两支旋律冲突的调子搞得他焦躁不安起来：盖尔快乐的叹息和呻吟，朱迪斯绝望的痛哭和尖叫；没多久，他软了下来。

盖尔睁开眼睛，什么也没说。他趴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两个人静静地躺了一阵，听着客厅里的哭声逐渐平息，其他的声音都在安慰朱迪斯。接着卧室门缓缓打开。来人是阿琳·高夫，轻声说现在一切都好。阿琳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走进来坐在床边，微笑着问他们想不想三人一起。布拉洛谢过她，摇了摇头，说今晚与一个人做爱就够他应付的了。

阿琳走后，布拉洛又能勃起了，完成了与盖尔的做爱，不过比刚才的激烈程度差得很远。虽然朱迪斯的痛苦声音没有了，但他们都能感到她充满压迫的存在；穿衣服的时候，布拉洛又听到了朱迪斯的声音，不过现在，她的情绪显然恢复了——她在笑着；布拉洛打开门，看到她坐在威廉森身边的椅子上，显得自在又高兴。

屋里只有朱迪斯和约翰·威廉森，其他人显然已经去了别的卧室，朱迪斯的兴趣全在威廉森身上，丈夫进屋来，她都没注意，直到他俯身吻她才发现。她露出了微笑，可没有站起来；她向他保证一切都好，可是明显想继续和威廉森独处。于是布拉洛走到一边去找盖尔，他第一次觉得，在他们的婚姻中朱迪斯不再属于他了。

开车回家时，这种感觉也持续着，接下来的一周也是这样。虽然朱迪斯看起来很高兴，做家事特别勤快，对孩子态度也好，但她总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晚上也不和他一起睡觉，而是熬夜看威廉森借给她的书，是艾伦·沃茨、菲利普·怀利、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一天晚上，她坚持要独自去威廉森家，早上3点才回来，充满了活力和自我发现的能量，他一直等着她回来，想同她说话，她却说想自己待一会儿，要在桌子前把心里涌动的诗句写下来。

朱迪斯克服了占有欲，现在她好像无法被占有了；她离得越远，他就越急切地渴望她。讽刺的是，她突然就成了布拉洛一直在幻想中渴求的完美女人——大胆、无忧无虑，他沿着威尼斯海滩骑着自行车追寻的就是这样的人；这种冲动、性解放的女人，最好的代表就是拉佩尔公寓里的那个美术老师。

现在，朱迪斯显然是把威廉森的小组当作了安心和启蒙之源，布拉洛觉得自己也得和小组保持密切联系；第二天她提议周末和威廉森夫妇一起去大熊湖，他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害怕如果自己不去，她也照样会和他们去，没准还和别的男人一起。

周五晚上，威廉森要开过80英里的路程到大熊湖。布拉洛在车后座上一直握着朱迪斯的手，希望周末放松一下，他们的关系能更和谐、紧密一些。四个人在车里轻松友好地聊着天，吃过晚饭后，威廉森带了红酒回到木屋，几个人在壁炉前谈到午夜，说着年轻时的事。

布拉洛说得最多，因为威廉森夫妇对他的话很感兴趣，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他喝着红酒，继续回忆往事，慢慢开始说起一些从没说过的事。他说起芝加哥那些反犹的邻居，说他害怕暴露自己有一半犹太血统，他记起了在橄榄球队里受过的许多伤害，想要摆脱犹太人不擅长体育的形象。他记起了和犹太裔母亲的争吵，去基督教堂时的别扭，自己为了被社会接受而向周围人说的谎——现在一想起这些谎言，就引起他的难堪与自我憎恨；可他也十分同情那个孤独的小男孩——朱迪斯和威廉森夫妇还在等他说下去，突然地，布拉洛开始颤抖。他站起身，走进了卧室。

芭芭拉跟着他进屋，关上了房门。她看到他含着泪水，便递过手绢，用胳膊搂着他。他默默地坐在床上，垂着脑袋，她吻了他，轻声细语地安慰他，然后开始解他的衬衫纽扣。

芭芭拉脱光了他的衣服，自己也脱了衣服之后，就让他躺在床上，布拉洛顺从地照做了，她躺在他身边，温柔地抚摸他的身体。虽然之前做爱的次数不可胜数，这却是布拉洛第一次感受到她的温柔。

做爱之后，布拉洛的痛苦烟消云散，在她怀里稍微睡了一会儿。然后，他被隔壁房间的奇怪声音惊醒了，他起身打开门，看到火光融融的壁炉前面，两具赤裸的身体躺在地毯上。

布拉洛以前从没旁观过别人做爱，此时目瞪口呆、充满敬畏；木头烧得噼啪作响，在流转的火光中，两具锁在一起的身体不停运动，他一时看得入了迷，觉得这场景很美。然后，他认出了妻子大腿那熟悉的形状……

布拉洛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快步走回卧室。他感到芭芭拉靠近身边，想要拥抱他、安慰他，可他粗暴地推开了她的手，不想再被她碰一下，也不想再碰任何人。他摔上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15

他觉得，生活的平衡和秩序全毁了。约翰·布拉洛燃起了复仇之火，悄悄策划杀死约翰·威廉森，同时也考虑自杀。让威廉森死很容易，趁他在卧室、脸埋在朱迪斯双腿中间的时候，往他背上打两枪就行了，妻子的命倒是可以饶过，还需要她来带孩子。至于自杀方式，他想象着自己去参加马里布的潜水课程，在最后一节课上慢慢沉没到海浪之下。他每次开车往返保险公司的时候，都会在脑中一遍遍放映这场景。

布拉洛在车里听着新闻，得到了些许安慰，知道不止自己一个人这样混乱——实际上，1968年，整个美国都充斥着暴力、疯狂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罗伯特·肯尼迪也在洛杉矶被射杀，在布拉洛居住的芝加哥，一边是挥舞着棍棒的警察，一边是几千名反战游行者，加上被民主党全国大会吸引来的嬉皮士，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成群的警察横冲直撞，粗暴推搡着无辜的行人，休·M.海夫纳就是这些旁观者中的一个。

越南又死了几千个美国士兵，战争谁也不想要，又似乎无法停止，林登·B.约翰逊总统支持率惨淡，决定不再参加下次大选。和平示威的人围住了全国的校园，为公民权利抗争的人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设立无种族隔离的保龄球馆，结果与警察冲突时死了3名黑人学生，37人受伤。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两个黑人短跑运动员赢得了金牌，在《星条旗永不落》的乐声中举起了黑色的拳头，随即被国家队开除。美国史上威力最大的氢弹在内华达州爆炸，震动从偏远的沙漠传到了100英里外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劫持了数架美国商用飞机，转移到古巴。杰奎琳·肯尼迪，这个全国最妖娆的寡妇，坐着私人飞机到伊奥尼亚海的私人岛屿，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俄勒冈州监狱的700名犯人发起了暴动，造成2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最后连典狱长也换了人。波士顿的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和威廉·斯隆·科芬神父阴谋教唆年轻人逃避征兵。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经过惨烈战斗得来的硫黄岛，在23年后归还了日本。缉毒警察在纽约码头发现了246磅海洛因，价值2240万美元，藏在从法国海运来的一辆汽车里。

纸币预期走低，投资者都争着买黄金。阿拉伯酋长从石油矿区使用费里拿了大笔美元，是最为活跃的黄金交易商。加利福尼亚的实业家、艺术收藏家诺顿·西蒙为一幅雷诺阿的画出价150万美元。几个城市里都开起了人体彩绘工作室，芝加哥市里的某一家就是由28岁的哈罗德·鲁宾经营的。该年度最有名的文学形象是菲利普·罗斯[70]的《波特诺伊的怨诉》中长期自慰的角色。

亚特兰大举办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抗议的女权主义者烧掉了胸罩。由于避孕药的普及，生育率比大萧条时期还低。纽约上演的音乐剧《毛发》和进口自瑞典的电影《我好奇（黄色）》都正面展现了男性和女性裸体。美国人选出的新总统承诺会打击色情淫秽产品，打压团伙犯罪，就在他上任前一天，某个全部内容都是性和色情的低俗小报出版了第一期，名字叫《搞》。

该刊物认为只要成年人之间互相同意，任何行为都不算淫秽，色情作品——一点不输给其他表现形式——也是了解自然的途径，那些看了对开放性关系的描绘觉得受冒犯的人，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裸露的自我。本着以上原则，《搞》很快对尼克松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发起了攻击，其对当代美国生活的观点，任何一家主流刊物都难以接受。

《搞》每周发行，35美分一份，报纸照片上的人们炫耀着生殖器、朝上流社会竖中指，标题和文章里遍布脏字，被外界认为反映了普通人对政府的愤怒和失望。漫画描绘的政客和法官如同禽兽、荒淫无德，四星上将们在越南投下炸弹之后互相搞来搞去。某篇文章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标题明目张胆地问出了很多人憋在心里的问题：“约翰·埃德加·胡佛到底是不是基佬？”报纸虽然无视公民权利运动领导人的政治言论，却报道了一个黑人因为在内华达州若干家合法妓院里招妓被拒、抗议种族歧视的新闻。

登在《搞》上的照片里的女人几乎都不是美女，不过刊物的本意就是要呈现不加修饰的真实，长相普通的女人、身上有各种瑕疵和缺陷——她们就是现代的莫莉·布鲁姆[71]和康斯坦丝·查泰莱，而不是《花花公子》里那些塑料假人一样的完美玩伴。通过详细报道男性新兴市场上人工阴道、充气塑胶娃娃和女性用按摩棒销量的增长，《搞》记录了美国社会中非个性化的过程；广告栏登的是妓女拉客、孤独老姑娘的内心渴望和单身男人不寻常的欲望：“足部专家，长相英俊，寻脚底敏感的姑娘。来函请寄：纽约市2428信箱，艾德收，邮编10001。”

《搞》的社论尖锐，热爱挖掘社会阴暗面，嘲骂多管闲事的政府一边美化战争，一边抓捕情色书刊出版商，比如《厄洛斯》的出版者拉尔夫·金兹伯格；纽约警方叫停《切·格瓦拉》的舞台剧，逮捕了十个演员，连剧场的清洁工也被抓了起来，因为该剧中有一场口交的戏，会给戏剧观众造成道德风险。《搞》随即发文章质问，既然纽约市本周有145人被谋杀，为什么警方不干脆在这期间戒严所有街道。对于警方突袭纽约市的性用品店、成人书店和情色剧场的行为，《搞》也含讥带讽地表达了担忧，认为每个拿着警棍的愤怒警察身后都有个性冷淡、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母亲，酗酒的父亲，以及一位内心是同性恋的神父，坐在忏悔室里谴责男女之间的肉体乐趣。教区如果挨着色情产品盛行的地区，比如达菲神父[72]曾经住过的爱尔兰裔聚居地，就在时报广场西侧，那里支持个人自由的人和支持宗教管制的人就会没完没了地打仗；各大日报都支持最近时报广场上的反淫秽宣传（此类活动会消灭投币西洋镜一类的大众色情，对《噢！加尔各答！》这样合法舞台上的高价性感表演却网开一面），《搞》的员工却在为老色鬼们享受快乐的权利辩护，拥护站街妓女的生存权，看到贫民窟出身的“黑魔鬼”[73]开着玫瑰紫色的拉皮条专用豪华轿车招摇过市，也不会大惊小怪。

有人认为自从性产业近些年开始繁盛以来，时报广场不再安全怡人，《搞》反驳了这种说法，指出时报广场向来是个浮华艳俗的所在，昙花一现的天才和没教养的游客扎堆，人们会来这儿找他们不想在家附近见到的东西；而且，现在的时报广场警备更完善，也更安全了；在达菲神父的时代，贫穷的年轻人拉帮结伙，从附近的地狱厨房[74]涌入这里，抢劫案、谋杀案频发，20世纪早期，四十二街南边也是妓女成群，住在当地的主教曾说，妓女比城里的卫理公会教徒还多。

为了向读者提供历史视角，《搞》经常重印褪色的老照片，都是过去妓女和歌舞女郎的照片，她们一度是迂腐的“小花”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75]的眼中钉；在一期名为“过往风尘”的特辑里，《搞》刊登了尺度极大的私人老照片，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匿名寄来的，他们想为子孙后代留下当年情欲的影像见证，而且并不在乎左邻右舍会怎么看，因为邻居们已经先赴黄泉。

警察第一次突袭《搞》的编辑部，是在1969年5月30日的报纸出版之后，那一期印了张合成照片，是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展示着巨大的阳具，题图写着，市长的政治才能显然不如床上本事，不过他也只会传教士式这一招。《搞》的高级编辑被指控犯了淫秽罪，在警察局留了指纹、拘留了几天，却不耽误报纸每周出版，风格还一如既往地无耻。因为报纸突然热销，公司便能请得起顶级律师，能在法庭上争取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能赢回编辑们的自由。出版一年后——警察仍旧会围堵在路边公开贩卖《搞》的报摊，其中一些摊主还是盲人——报纸每周的发行量达到14万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76]称赞其是美国唯一一份真正服务读者的报纸。

编辑认为，报纸的大部分读者对纽约各色各样的性爱亚文化很感兴趣，还有很多人会亲身参与，《搞》会介绍各类酒吧，列出地址，以适应交换伴侣的夫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迷恋施虐受虐人们的需求；读者也能看到假阳具、异形避孕套、高级避孕套和壮阳药的优惠信息。考虑到邮购“婚姻辅助工具”的读者大多较为害羞，有抗拒心理，即使买到假货和没价值的商品也不会投诉，《搞》还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购买、测试这类邮购商品。有些产品名不符实，比如某个有名的阳具增大器；或是价格虚高，比如维持勃起的油膏，效果和药店里卖的几款脱敏乳液差不多，价格却高出十倍；经过实验检测，此类产品会被负面评价。

《搞》的评论家观察到，色情电影在报纸上做广告，往往会夸大影片中的色情内容，于是他在新写的每篇性爱电影评论里都注明自己看的时候勃起了几次，对每部电影，都有这项叫作“彼得尺”[77]的标准化测评。报纸还明察暗访了某些诈骗性质的男女交友俱乐部和相亲机构；对有露骨性描写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报纸不仅会刊登书评，还会大段摘录作品中的激情片段，供读者了解作者的风格和大胆程度。

维京公司新出了《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集》的平装本，《搞》是唯一一家故意在书评里引用乔伊斯和妻子诺拉淫猥通信的报纸。那时乔伊斯离家很久——这些信件可能会吓到守规矩的刊物，因为乔伊斯对受虐（“诺拉，我渴望被你鞭打”）、恋物癖和肛交的兴趣在信中一览无遗：“最细小的事也会令我勃起——你嘴唇淫荡的动作，白色内裤裆部一点点棕色的污迹……想感受你充满火热情欲的嘴唇吮吸着我，想趴在那对粉红色乳头的乳房中间干你，想在你脸上高潮，体液喷到你滚烫的脸颊和眼睛上，想把它塞进你屁股中间，从后面上你。”

“这是相当典型的意淫文字，”《搞》评论道，不过它对维京出版社的态度倒是很友好，证实了很久之前H.L.蒙肯[78]说的话：“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是清教徒，也很少有体面人。”

《搞》的内容和哲学主要来自其总编兼创始人之一，阿尔·戈尔茨坦。他没什么改造世界的野心，只想要如实反映自己了解的世界，他认为，世界就是成千上万像他一样无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32岁时的戈尔茨坦怕生、肥胖、性生活不顺心、坐立不宁。他第一次结婚，是和一个娇生惯养的犹太女人，她父母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婚的过程也很痛苦；第二任妻子是个清秀的空姐，也是女权主义者，两人的婚姻生活注定不能长久。戈尔茨坦从纽约的佩斯大学退学之后，卖过保险、开过出租、打包过玻璃、领过救济、在纽约世博会的嘉年华上摆过摊、为奔德士公司当过工人间谍，还为耸人听闻的八卦周刊《美国之鉴》写过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创作的故事描写的都是享乐之后痛苦和惩罚紧接而来，是典型的犹太——基督教模式，这类故事他写了相当多，并不光是凭想象力，更多是来自过去的回忆。

戈尔茨坦生长在布鲁克林一个条件艰苦的犹太人聚居地，年轻人之间的霸凌现象十分猖獗，流行的游戏是到商店里偷东西。那时，他是个口吃、虚胖、总担惊受怕的小屁孩，十几岁还在尿床。公立学校里的犹太女教师总阴沉着脸，为了避免和老师的眼神对上，戈尔茨坦上课就总垂着眼睛、趴在桌上无休无止地画“二战”时的飞行员，画他们在空战中对射的场面。五年级，他考试不及格，被送到教育局指定的儿童心理学家处接受治疗；可他的功课并未长进，连学习热情也一落千丈。他留了级，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觉得很丢人，同龄的孩子又排斥、无视他，结果在他的不合群里，慢慢掺进了敌意，放了学走在街上，比他大的孩子总是揍他，特别是黑人。很快，他几乎有点喜欢被打了；至少他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通过一次次主动接受惩罚，他甚至赢得了某种奇怪的尊敬。他看到小混混们站在街角，有学校里的体育生、有拦路抢劫的、有手段厉害的小偷，他就做手势挑衅这些人，他们便照例抓住他，用拳头一顿暴打，他也疯狂地反抗、嘴里骂着脏话，激他们继续打他。

戈尔茨坦的母亲比他口吃还严重，她富有激情，却很软弱，是俄国移民的后代；他父亲在下东区的小学也没毕业，就辍学做了赫斯特[79]旗下《国际新闻图片》的通讯记者，骑着摩托搜寻新闻，最终他做了摄影记者，和一大群新闻猎犬到处跑，脖子上只要没挂着相机带子，就像丢了魂似的，全身僵硬。和家人一起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父亲会温顺地坐在一旁，还管华人服务员叫“先生”；在家里，他要么一脸不赞成地静静待着，要么就对家庭事务漠不关心。阿尔对父亲唯一好奇的地方，是他衣柜抽屉里有大尺度的裸女照片，有些是东方人，是他“二战”时作为赫斯特太平洋战场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还有些照片是他从纽约警察局的朋友那儿弄来的，警方突袭时报广场扫黄之后，就会有这类东西。

戈尔茨坦家族里，阿尔唯一崇拜的男性是乔治舅舅，他块头大、长相英俊，就是达蒙·鲁尼恩[80]笔下的那号人物，他离了婚，住在百老汇剧院区附近的酒店式公寓里，开了一家业务繁忙的停车场，接待的车主有不少名人。虽然乔治和这些人并无深交，只是熟悉他们的车子，他还是向侄子阿尔成功传达出自己认识百老汇大多数顶级制作人和明星、赌徒和皮条客；乔治能言善辩，他对阿尔的父母说，侄子到了16岁还是处男，真是愁人，老实巴交的夫妻俩信以为真，承认儿子本来就麻烦不断，现在又出了新问题，还同意了乔治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快，阿尔接到舅舅的电话，叫他第二天晚上10点去乔治的酒店套房，说有个女人会在那儿等他。

阿尔·戈尔茨坦穿上成人礼服，提前半小时到了酒店。舅舅和他打了招呼，给他倒了杯威士忌，然后带他到街对面的药店买了安全套，是很贵的羊皮带润滑剂安全套，福雷克斯牌，舅舅觉得这牌子是安全套中的劳斯莱斯。然后他让阿尔先绕着街区散会儿步，等那位女士到了再回酒店。

20分钟后，阿尔返回酒店，看到709套房的门半开着，起居室里黑着灯，舅舅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摔跤比赛。他招手让阿尔进屋，叫他脱掉外套，指着卧室的门，祝他好运。

阿尔紧张地推开房门，听到女人沙哑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你好，我叫海伦。很高兴你来这儿。”他紧抓着门把手，女人又说道，“进来吧，关上门。没什么可怕的。”她似乎很友好、很温柔，虽然他还看不见她，却能清晰地闻见香水味。

“你紧张了？”她问。

“不。”他说。

“你愿意脱下衣服，到我这儿来吗？”

“愿意。”

屋里虽然暗，但他渐渐也能看到她了，她坐在床上，盖着被单。好像是金发。他小心地解下领带、脱掉衬衫，接着脱下裤子，搭在椅子上，听到兜里的硬币和地铁代币叮当作响。他慢慢爬上床，感觉到她伸出了手；很快她便开始慈爱地抚摸他，轻柔地引导他的手到达自己的身体，让他抚摸她的大胸、肚子，和两腿中间的毛发。她很高大，可是并不胖，他把嘴唇按上她的胸，她便鼓励地说：“这就对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接着，他感到她的手也在探索自己，用一种奇特而美妙的方式令他兴奋。她问他有没有带安全套，他回答说带了；可等他站起身去拿，街对面百老汇高楼里的灯光照出了他勃起的下体，他尴尬极了，转身不看她，笨手笨脚地在衣服里乱找。他把裤兜翻了一遍，然后是衬衫口袋，然后又翻了一次裤兜，才找到；他爬回床上，迟疑着，她从他手里拿过安全套，拆开，熟练地套上，又说：“一切都会好的。”他太兴奋了，说不出话。

她舔湿指尖，爱抚着自己双腿中间的部分，之后便拉他到自己身上，让他插了进去，开始有节奏地上下运动，他也跟着她的节奏。他感到身心都被这个高大的女人包裹了起来，舒服地安坐在她沉重的大腿和长长的手臂之中，达到高潮后，她拥抱了他，说：“噢，刚才真是舒服。”他从没这样快乐过。

后来，他懒洋洋地躺在她身边，她便问他喜不喜欢上学之类的问题，可是完全不说自己的事；他也不好意思问。他很想同她在舅舅的床上多躺一会儿，可是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早还要上课，他最后便说自己该回家了。他穿衣服的时候，她还在床上，他谢过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吻了他。

舅舅还在起居室里看摔跤，看到他进来，站起身问是否顺利，听到他说是，舅舅似乎真心为他高兴。阿尔与舅舅握手，感谢他的好意。很快，他乘电梯下楼，百老汇夜晚的空气扑面而来，周围全是人、喧闹的声音、流光溢彩的灯火；他感到有些长大了。

没过几个月，戈尔茨坦满17岁，辍学参了军。父亲在赫斯特集团的朋友给五角大楼写了封信，介绍阿尔·戈尔茨坦加入了通信兵部队，接下来的两年，他在各个基地里做摄影师，拍摄过几百次阅兵和授勋仪式——还有一次，他服从长官的要求，拍下了妓女为长官口交的照片。

当兵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戈尔茨坦都是妓女的常客，直到1958年冬天退伍后，根据安置法案进了佩斯大学，他才消除必须为性爱付钱的观念——这也是第一次，他不再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头脑是周围人里最差的。在军队里，他变得成熟了，军营里无数孤独的夜晚让他读了很多书，在佩斯大学里，他比班里大多数人年长两三岁，比他们去的地方多，作为退伍老兵还有些威望。他的成绩很好，也给学校报纸写稿，每天课后还会跟着父亲去《国际新闻图片》做实习摄影师。他克服了口吃的毛病，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被选为队长。

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经被人接受，可他对别人的态度一点没改；要说有变化，现在他有了自信和地位，能更多表达长期以来的敌意和愤怒。既然如今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要发泄多年来因为口吃被人模仿、嘲笑而积攒的怒火；如果获得成功，他就证明了昔日的小学老师和同学没能发现他成功的潜力，而这一点是他最想要的。

对辩手阿尔·戈尔茨坦来说，胜利就是一切，尤其是现在佩斯大学要和常青藤大学的各个辩论队比赛了。他觉得常青藤的辩手肯定都是社会地位高的有钱人，所以就应该被他鄙视。为了赢过他们，戈尔茨坦可以无所不为：造假也好、歪曲事实也好、说各种谎话也好——他都愿意做，良心丝毫不受谴责，因为在他看来，常青藤的人活该被人骗。

很快，他这种粗鲁无礼的冲劲就转向了学校。他开始和教授们结仇，写社论谴责学校政策，抗议学生得穿正装、打领带上课的规定。作为一名21岁的年轻人，戈尔茨坦留起络腮胡，成了学校最初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不学课本，读凯鲁亚克的小说和艾伦·金斯堡的诗，成绩也下降了，不过这也有别的原因，就是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辩论队里一个心思难以捉摸的漂亮女生身上。

她是他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戈尔茨坦满心都是浪漫的激情和天真的期望，而且她喜爱性冒险、受人欢迎，从一开始就声明，决不会为了他的夜生活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她时不时就同其他男人约会，有时让他知道，有时背着他——不算很频繁，可正好够让戈尔茨坦一直处在不确定和绝望的状态。没有和她睡觉的晚上，他就想着她自慰，在想象中，她那苗条、优雅的身体异常清晰，简直让人发疯，她漂亮的长腿环着其他男人的身体，都是比他更优秀的男人。

他虽然胖，却很嫌恶胖女人；他母亲胸很大，也许正因为这样，戈尔茨坦才喜欢辩论队女孩那不大却坚实的乳房；从两人开始约会起，她便让他十分痛苦，从前的自我怀疑卷土重来，可她同时也燃起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冷酷的征服欲望——她就像一场辩论赛，他相信自己最终能赢，只要用上聪明的头脑、善辩的嘴巴。特别是这一回，还要用到舌头。

要想通往她的心，一定得用大师级的技巧经过她的下身。一天晚上，她轻轻把他的头按到自己两腿之间，说这是她最爱的快感，戈尔茨坦便初步得出了以上结论。在这之前，他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事儿，听到的只言片语也绝没有这样直白。在军队或者布鲁克林偶尔有人提到这事儿的时候，用的都是令人恶心、干巴巴的说法，其中最委婉的一个是“暖手笼[81]潜水”，而且他认识的那些大男子主义、自高自大的小流氓，没有一个肯承认干过这种事的。这样不够男人，没准还不卫生。它让男人变成了女人的仆从。只有变态才这么干。

的确，戈尔茨坦在好几个图书馆的性百科全书里查过相关条目以后发现，只要用到舌头都被政府正式定义为淫秽行为，属于鸡奸的一种，即使夫妻之间私下里这么做，在美国大多数州也是违法的。在康涅狄克州，口交犯罪可被判处服刑30年；在俄亥俄州是20年。在佐治亚州，这种“违背自然的犯罪”可能会导致终身监禁和苦工——比和动物性交的处罚严重许多，后者在佐治亚州只会被判刑5年。

禁止口交的法律显然是从宗教法令发展而来。自中世纪起，基督教法律就认定这些与繁衍无关的活动是不自然的，而实际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无数人自然地实践着这一行为。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卷轴上就有此类图画，在古代东方的饭碗、花瓶和鼻烟壶上也都有类似绘画。印度古代的神庙里就发现了呈此姿势的雕像；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也多次提到，认为这些行为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中都十分常见。中世纪的教会对那些承认口交的人施以严厉的处罚，也促使没承认的人感到罪恶，可背地里，人们对此的爱好几百年来有增无减，不过很少有人公开描绘这种行为，除了被禁的绘画和文学，比如18世纪的小说《芬妮·希尔》以及亨利·米勒饱受审查的作品。

戈尔茨坦读了米勒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对书中有关舔阴的生动描绘印象深刻，而且也相信米勒自己就十分享受这样为女人带来快乐的过程——阿尔·戈尔茨坦也是这样，他从年轻的女友那里得到了很多锻炼和鼓励。他的头埋在她两腿中间，他第一次感到对她拥有了权力。舌头是比阳具更有力的武器，至少对当时的他是这样；舌头更可靠、更可控，能随心调遣——阳具可能会疲软、不举，可是舌头总能深入、卷曲、搅动，博得她的欢心；嘴贴在她身上，他不仅见到了她下身的华丽景象，也感到自己和亨利·米勒有了文学上的联系。

不上床的时候，她态度冷淡，后来她选了晚上的课程，就更是如此，渐渐地，到了1960年秋天，这段恋爱终结了。他很快找了另一个女孩，没她那样老于世故，对他更上心；可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她。

通过课后在赫斯特打工，戈尔茨坦学到了不少摄影技巧，圣诞节假期，他接了一家摄影工作室飞去古巴拍摄的任务，新晋的卡斯特罗政权和美国政府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两国就会终结外交关系，而阿尔·戈尔茨坦出现在哈瓦那，很可能加速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下飞机不到一小时，他就开始从旅馆窗子里用长焦距镜头拍经过大街的女民兵，当天下午，他又在城里闲游，拍全副武装的军事基地和广告牌上的反美标语。到了晚上，他脖子上挂着四台相机，参加了由古巴领导人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在拍下30张发言人和讲台上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后，他突然被拿枪的警卫推搡出了房间，并被要求交出胶卷。

戈尔茨坦的工作被打断，愤怒极了，他当即拒绝了警卫的要求；他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自己的媒体记者证，可是没用，他被扔进一辆车，开到了军事监狱，因为间谍罪被捕。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天四夜，后来美国大使馆知会古巴方面，说他并非间谍，只是个对假期打工热情过头的学生摄影师；于是戈尔茨坦被释放，乘最早一班飞机离开古巴岛，回到迈阿密。

古巴的事件让他出了名，在学校的声望愈发增高，可这也加剧了他离开校园的想法，特别是他接连三年都通不过大一数学考试，对校园生活也厌倦、不满足。1961年春天，大三的戈尔茨坦退学当了全职自由摄影记者，希望成为专业记者、经历不寻常的冒险。可他这希望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乘着政府媒体的飞机去巴基斯坦，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到达该国的照片；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则是，1963年1月和一个他根本不爱的年轻女人私奔去了纽约长岛大颈镇。

他第一次遇见她，是从佩斯退学前不久；他虽然不喜欢她——体重超标、性格咄咄逼人，父母都是有社交野心的犹太人，很纵容她，却很惊讶她竟然对自己有好感，她也是第一个认真说他将来会有所成就的人。她父母强烈反对女儿和戈尔茨坦的头几次约会，要是没有他们反对，这两人的关系顶多就是一般熟的朋友；可是他们坚持说戈尔茨坦配不上她，要求女儿不再和他约会，这激发了她的反抗心，戈尔茨坦也被激怒了，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他非得娶他们的女儿不可。他这么做了。他很后悔。

两人搬进西五十四街的新公寓后没多久，就都意识到与对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半，其间争吵不断，很少做爱。戈尔茨坦不愿与她做爱，经常在深夜躲进卫生间对着裸女照片自慰，照片里是黛安娜·韦伯、贝蒂·佩奇，或者1953年著名黄色电影《自作聪明》中的明星、漂亮的得州脱衣舞女坎迪·巴尔，或是《纽约时报》周日杂志上的内衣模特，或是《生活》杂志上玛丽莲·梦露爬出泳池的照片，或是杰奎琳·肯尼迪穿着低胸长袍的新闻照片——他在想象中脱掉了那光滑的布料。

为了寻求性刺激，他也会去百老汇看色情电影，整个下午都和其他寂寞的男人一起，坐在黑暗中一厢情愿地幻想着，内心不停起伏。他们都刻意不挨着坐，电影换场之间灯亮时也避免有眼神接触。有借口能单独出门的晚上，他会去哈莱姆[82]众多妓院中的一家，这地方对猎艳的白人男性还不算禁区；不久后的黑人权利运动和种族恐惧虽然抑制了强迫卖淫，结果却使黑人妓女坐着豪华轿车被带到城里、安置在列克星敦大道和时报广场一带。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茨坦结婚的这几年，的确证实了妻子恋爱时的预言：他真的成功了，可不是作为摄影师成功，倒是卖保险相当出色。他急切想要挣比当摄影师多得多的钱，便应征了《时代周刊》上纽约互惠保险公司的招聘广告，上班不到一年，他的销售记录已然位居7000名员工中的第14名。他有野心、有活力，骑着摩托车在城里轻快地跑来跑去，他巧舌如簧、能说服很多人天灾人祸随时会降临，这本领让他获益颇丰。

进公司两年之后，烦心的家庭生活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他的业绩下降了，突然就得面对他曾经给别人预言的灰暗前景。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公寓被洗劫了。家具都搬没了，衣服扔得到处都是，还被剪成了碎片。他昂贵的雪茄被掰断，立体声音响没了，浴室地上全是碎玻璃，一股剃须乳液的味道。老婆已经不见踪影，她的东西也一件没剩。

他愤怒极了，又完全无助。他知道，永远无法证明这是妻子在蓄意报复自己的冷漠，如果去告她，她父亲又是律师，在法庭上也不好对付。于是戈尔茨坦直接离开了公寓，去皇后区的父母家住了几晚，这个没上过保险的保险人受惊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的几天，主要都是买过他保险的朋友来安慰他。

很快他就决定转行，认为再卖保险只会更加郁闷；后来有一个朋友——负责纽约世博会的“比利时村庄”展区——介绍了抛硬币展台的工作，戈尔茨坦立马接受了。一周里六个晚上，戈尔茨坦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站在麦克风后面吆喝，招徕人们玩抛硬币，把硬币扔到木块上刻着的小红圈里就算赢，奖品是电视机。游戏过程没有造假，1965年夏天他送出了30台电视，一周挣了250美元，在狂欢的气氛里忘乎所以。

可1965年秋天，世博会结束了，他和妻子之前欠下的信用卡账单还有四千多美元，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戈尔茨坦又开始打各种零工，推销地毯、推销百科全书、开出租车，还定期在时报广场的一家血站卖血。他灰心丧气，对周围的世界也没了兴趣，30岁头上，他兼职漂泊，全职幻想。

因为婚姻失败，他不太愿意与女人有深入交往，可还是渴望女性的陪伴，每晚都想着纽约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孤单的漂亮女人，只要他能找到，就随时可以邀请她们。他本来可以去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可不喜欢喝酒和嘈杂的环境，而且还必须要和其他男人争抢搭讪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太胖了，不适合去这种单身大学生扎堆的地方。酒吧女和站街妓女总是有的，随叫随到——他平生第一次明白了，社会上有这种女人是多么必要，可是他手头不宽裕，不能这样满足性欲。他还注册了一次电脑约会服务，结果是骗子。每周他都买《东村边缘》，看看个人广告栏，里面经常有女人寻觅男性伙伴的广告，还附邮箱地址。可他的回复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没有回音，剩下一个通常还是妓女。

他也加入了单身男女俱乐部，积极回应笔友组织，订阅通过信函提供社交往来的杂志——比如纽约市沃利·比奇的“精选”服务；沙伦在多伦多的“异国风情”服务；华盛顿的文艺复兴索引俱乐部；加州的惠蒂尔快乐邮件——最终他为自己写了广告，发给全国各个征友组织。他写道：

本人30岁，身高5.8英尺，蓝眼棕发。曾在巴基斯坦和古巴等地做摄影记者。现已离婚。希望此事不会降低你的兴致。一般人都看不出我是“二手货”。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一双舒服的鞋，“不磨脚”。我喜欢任何与读书、电影、戏剧、户外运动和其他不自私的娱乐相关的活动。我工作期间会旅行，很快要去新泽西州梅斯兰丁的裸体主义殖民地度过两到七天。对，我任何事都会尝试一次。

请回复我这封短信吧，附上你的地址、电话等。

你未来的玩伴，

阿尔·戈尔茨坦

他列出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了几星期。没人回复。

就在屡屡被拒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工作，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佩斯大学认识的一个年轻男生，说有个没准很有赚头的兼职工作，问戈尔茨坦是否感兴趣；雇主是个大公司，每周出200美元，如果工作完成得好，最后还有1万美元奖金。戈尔茨坦拿到了纽约一个劳动律师的电话，他会安排面试。戈尔茨坦打电话过去，由律师本人和另一个人面试之后，拿到了工作。现在，戈尔茨坦成了奔德士子公司的工人间谍。

这个子公司——长岛市的P&D制造公司，是给底特律生产点火系统和其他汽车零件的——利润不少，高层人员害怕工厂工人会脱离原来由管理层掌握的工会、加入独立而有权力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83]，因为一旦如此，新工会必然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UAW已经安排带喇叭的卡车停在工厂大门外，游说P&D的雇员在下次劳工大会上投票给自己，现在公司高层想知道，400个工人里大概有多少人会退出原来的工会。

戈尔茨坦的任务是混进工人里，打听他们对UAW的态度，然后秘密向董事会报告。戈尔茨坦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也在工厂上下送汽车零件，这样可以在各个部门间自由活动，也能拓展交际面、多听小道消息。不到一个月，他就推断出大多数工人偏向UAW；和管理层的人商量之后，他参与传播了谣言，说如果UAW当选，公司就会关掉长岛的工厂、搬到南边去，几乎所有人都会失业。由于最近在长岛有一家UAW获胜的工厂真的倒闭了，谣言可信度很高；最后工人们投票时，UAW的提案以198：203落败。

刚开始，戈尔茨坦对这种胜利感到了一点变态的快乐，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感到罪恶、厌恶自己。他行踪古怪、反复无常，可是不论行为上多么愚蠢、不端，他对无权无势的底层人还是同情的，现在他厌恶自己居然做了管理层的间谍；他在这岗位上又待了几周，本来还要继续秘密行动的，不过他感到连雇主那边也开始轻蔑他的行为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自己的表里不一。

最后，一天晚上，戈尔茨坦不打招呼地离开了公司，第二天早上也没回去，之后再也没回去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下定了决心；就是一早醒来，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要同公司断绝关系，即使要损失那1万美元都拦不住他。他在家里待了几天，任电话一直响，晚上就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荡，要么到时报广场的书店里翻书，要么就去看夜场电影。这个时期，他越来越依赖收音机，在家里定时听巴里·格雷、朗恩·约翰·内贝尔和让·谢普德[84]的脱口秀，还有WBAI [85]的政教分离主义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能在痛苦中陪伴他的节目。

1966年夏天，他又开始开出租车，就花了大部分积蓄买下一台德国产便携式收音机，在车里听喜欢的节目；这是台价值500美元的诺曼底短波收音机，让他白天晚上都能收到世界各地传来的话语和音乐。这台他去哪儿都不离手的收音机，就是1966年戈尔茨坦和当代生活的主要联系，要不是一天偶然碰到了在保险公司就认识的推销员，他不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可能更长。那推销员很热心，看起来很担心戈尔茨坦的情况，说话间，他告诉戈尔茨坦自己有时与一个空姐约会，她的室友也是个空姐，戈尔茨坦满可以去约她出来。她住在西九十一街，跟的是泛美航空的航班；她的名字叫玛丽·菲利普斯，从南卡罗来纳州来，是个金发碧眼、皮肤苍白的姑娘。

这描述使戈尔茨坦从浑浑噩噩中醒了过来，他一回到西二十街的公寓，就拨通了她的号码。没有人接，他一小时后又打了一次，再一小时后又打，之后，带着近乎绝望的坚持，他打了一整晚，之后又打了一周的电话。

他沮丧极了，还想起了在征友刊物上登广告而没人回信的悲伤往事，他给保险公司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很同情他，可是鼓励他继续打——玛丽·菲利普斯很可能是在越洋航班上，或是在度假，朋友又说等她回到纽约，和戈尔茨坦见了面，他一定不会失望的。

戈尔茨坦谢过朋友，接下来的两周里，他每天给她打几次电话，她一直不接，他的幻想便开始膨胀；他越来越迷恋她，相信她最终会满足自己所有浪漫的想象，嫉妒和她在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在35000英尺的高空跨越几个时区调戏她的商人——一天下午，他拨了号，铃声响了几下，那头有人拿起了听筒，戈尔茨坦突然就想挂掉，可他听到女人的声音说了你好，然后他问玛丽·菲利普斯在不在，那个声音说：“是我。”

戈尔茨坦稍微有些结巴地做了自我介绍；他提到了两人都认识的保险公司的朋友，问她下周是否有空出来吃午饭或晚饭。她感谢了他，说有飞行任务和其他工作，下个月可能都没时间出来吃饭，不过再之后她很愿意见见他，让他再打电话过来。听起来她挺真诚，戈尔茨坦也喜欢她说话的声音，温暖活泼，不过他很快地提醒自己，她是个空姐，可能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对人礼貌，而自己却傻乎乎地高兴。

尽管如此，他还是定期给她打电话，每次打通后她都拒绝——可她富有魅力、彬彬有礼，他既没有恼火，也没打退堂鼓；她越是遥不可及，他的期待越高，欲望越是强烈。

最后，在尝试了五个月以后，阿尔·戈尔茨坦终于约到了玛丽·菲利普斯。在她公寓附近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餐厅，两人吃了早午餐。他坐在她对面，为她的美貌所震慑，几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来。她的蓝眼睛美极了。她一头金发，脸颊是奶油色，个性阳光，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她苗条的身材正是他喜欢的，他坐着听她说话，看到别的人走进餐厅，不禁想这些人肯定在奇怪为什么她会跟他在一起——这个金发美人，居然在和肥胖的犹太出租车司机吃早午饭。

可她似乎一点儿不尴尬，轻快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说了很多。她讲到自己的工作，在南方度过的童年，家里几代人都是乡村医生和律师，母亲是音乐家，父亲在查尔斯顿市的美国高等军事院校里教历史。她好像很喜欢父母亲，谈到过去也并无不快，戈尔茨坦听了便意识到两人的差距之大。虽然他还完全不了解她，却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追求到她。他粗鄙得不可救药，她却像仙女一般。然后她说，自己大二时，因为在寝室里留宿情人，被学校开除了。

她说得这样轻松，和她被开除这事儿一样让他震惊。她声音里毫无悔意，那天使般的神情也没有变化。她说起春假之前，被叫去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希胡德学院的纪律委员会，说有个男性在她宿舍里住了几晚。实际上，她向戈尔茨坦承认说，那个年轻男人已经和她住了将近一个月，她知道这样违反校规，可是觉得在宿舍就应该有隐私权。玛丽和男朋友离开学校，对父母说了被开除的事，他们很生气。父亲把玛丽的情人赶出家门，母亲则要求她不许对镇上的人说为什么离开学校。

她在家里伤心地坐了几天，看到了查尔斯顿报纸上的通告，说泛美航空的代表刚刚到达本市，要面试未来的空姐，玛丽觉得，这是逃脱父母责难的大好机会；于是她报了名、通过了考试，被公司录取。几周之后，她去了迈阿密参加培训，五周后培训结束，来到纽约。她在泛美航空第一年，跟的是加勒比航线，后来又调到欧洲航线。她对戈尔茨坦说，不打算一辈子都待在航空业——她的理想是做编辑或自由作家，可她也喜欢现在的工作，很享受住在纽约。

吃过饭，她邀请戈尔茨坦回自己的公寓。她很开放，态度亲切，整个下午两人都在聊天；后来，她用女人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和他上床。他犹豫了，不能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到了傍晚，两人已经开始做爱。

他后来常常见她，虽然仍旧怀疑她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不过他并不想多问，毕竟她是他快乐的源泉。1968年春天，她搬进了他的公寓，同年夏天，两人在墨西哥结婚，而他还没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不怎么在乎这种技术问题，世道这么乱，政府的意见不值一提，不服从和反对政府在全国上下成了风气；戈尔茨坦以前从没想过自己在政治上会是个激进分子，可是现在，他觉得有必要站在政教分离主义这边，于是他决定，要在地下刊物上揭露他为奔德士公司做的间谍工作。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平息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也能让那个和政府签下主要国防合同的大公司难堪，于是他找到一家激进的小报，纽约的《自由新闻》，亲自对编辑说了他的想法。编辑们很希望刊登这个故事，他很高兴。他们只出得起100美元，可是答应他会印在头版，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创作，把白领高层设计欺骗毫无戒心的工人的每个肮脏细节都写出来。

戈尔茨坦花了十天写作，最后把故事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都对其谴责公司的证据印象深刻，预言报道一旦发表一定会对奔德士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灾难性冲击。1万份《自由新闻》被送到了各个报摊，戈尔茨坦的故事登在头版上，标题是《我曾是奔德士公司的工人间谍》，可是编辑们明显高估了公众对此事的兴趣，也可能是读者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

不论是什么原因，《自由新闻》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通电话。阿尔·戈尔茨坦每天坐在报纸编辑部里，期待高涨，然后落空，结果如此惨淡，他明显泄了气。不过，和《自由新闻》的这次交往长期来看，对戈尔茨坦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与报社的一位年轻职员交上了朋友，后来，这个人帮他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吉姆·巴克利是个排字工，也是《自由新闻》的助理编辑，他个儿不高，一头黑发，是个24岁的新英格兰人，虽然在海军里待了四年，半生坎坷，可还是流露出唱诗班男童那种一本正经的天真劲儿。他有双大大的、忧郁的棕色眼睛，干干净净的白皙面孔，性格羞怯，掩盖了内心的不安分，这躁动的精神促使他不停换工作、换住处，与看起来有目标的人做临时的伙伴。

巴克利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父母常年争吵、分居，轮流抚养、然后又抛弃他，巴克利的童年便在几家不同的孤儿院里度过，在新英格兰、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都上过学，后来他辍了学，搭便车旅行，由于长相精致、性格温顺，司机们无一例外愿意停车。1965年，巴克利随海军去了一趟东方后退役，开始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他在旧金山的证券公司做过电传机操作员，在路边卖过《自由新闻》洛杉矶版，在格林威治村的餐厅做过厨师，当过联合国的打字员、纽约世博会的软糖小贩（他的玻璃小店离戈尔茨坦抛硬币的摊子不远），还在一家每天五美元房费、招待游客的廉价伦敦旅馆做过门童。

他在法国与几个倒卖兴奋剂的美国大学生住了一阵，在北非与阿拉伯牧羊人也住过，回到美国，和詹姆斯·阿吉[86]的侄女谈了场任性的跨国恋爱之后，巴克利觉得可以在纽约定居下来，在新闻界发展事业。可是到《自由新闻》工作没几个月，他已经准备辞职，想用不多的积蓄自己办报纸，少些争议、多赚利润，《自由新闻》的老板为了应付下属涨工资的要求，绝望地赤脚在办公室里走。

这时，吉姆·巴克利遇到了阿尔·戈尔茨坦，帮他编辑了做间谍的故事，戈尔茨坦的那种挫败他很熟悉，并且觉得这是两人切实合作的基础——至少，单打独斗肯定很难成事。戈尔茨坦想做色情小报，巴克利一开始并不愿意，他还没有从天主教孤儿院多年的严格教养中完全解放出来，不过他很同意戈尔茨坦的观点，即这种周刊在发行之前已经有了市场——对于身体享乐和色欲的《消费报告》、能够毫无顾忌地描绘情欲世界的报纸，这世界已经在人们周围日渐形成，主流报纸那些神经质的老板却选择无视。性就是20世纪中期美国最大的新闻，戈尔茨坦以推销员的骄傲语调对巴克利说，他们充满情色和玩乐内容的期刊会大受欢迎，与控制美国地下媒体的新左派那阴沉的空话形成强烈对比。

于是，1968年夏末，两人各出175美元成立了公司，发行由戈尔茨坦取名为《搞》的报纸，灵感来自不久前一份已停刊的诗歌刊物，叫《操：艺术杂志》。戈尔茨坦害怕首任妻子会哪一天合法要求《搞》的股权，就用第二任妻子的名字玛丽·菲利普斯注册了股份，她的名字和巴克利一起作为合伙人写在报头上，不过她人还是在泛美航空做空姐。戈尔茨坦自己当总编，名字写在一大串雇员的名字之前，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子虚乌有。

1968年11月，《搞》出版了共有12页的第一期，两位编辑在文章中称其是“西方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新刊物”。戈尔茨坦和巴克利几乎包揽了全部工作：戈尔茨坦写了大部分文章，巴克利排版，然后两人亲自把首印的7000份报纸送到纽约的各个报摊，只要报摊老板愿意接受这份色情小报——封面上是穿着比基尼的浅黑肤色女人，抚摸着一根粗大的犹太萨拉米香肠。

第一期卖了超过4000份，第二期卖得更好，十期之后，《搞》已经扩充至24页，每期销量近10万份。现在他们有了招聘编辑和记者的钱，招到的人大多具有能在纽约任何一家刊物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教育背景。《搞》的书评人迈克尔·珀金斯，本科毕业于俄亥俄大学、在纽约城市大学读的硕士，之前为《村声》[87]写书评。新来的执行主编肯·高尔毕业于西东大学文学系，在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和其他出版社工作过；特约编辑迪安·拉蒂默是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奖学金获得者。美术指导史蒂文·海勒是巴克利在《自由新闻》的纽约同事，几年后会去《纽约时报》做美术指导。《搞》的年轻摄影记者彼得·布伦南是福德汉姆大学的荣誉毕业生，在哈佛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学位。

1971年1月布伦南进了《搞》的编辑部，公司已经从人满为患的联合广场搬到了不到两个街区外的高楼里，办公室也更宽敞了些。虽然西十七街11号的这栋楼又黑又冷，还在第五大街西面阴暗的街上，戈尔茨坦和巴克利却觉得这里正好，可以不引人注目地出版有争议性的小报，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地址早被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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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搬进了一座12层的砖砌建筑，是由1907年设计建造的工厂改造的，不过建筑结构相当精巧；有飞檐的柱子、弯曲的前窗、外部有带花纹的金属镶边，面对着大街的墙上，二楼那一排华丽的窗户上面，刻着这建筑曾经的主人、百万富翁的姓名首字母——E.W.B.，爱德华·韦斯特·布朗宁，在从前八卦周刊的头条里则是“布朗宁叔叔”，因为在20年代他卷进了丑闻，和一位曲线窈窕、为人轻浮的蓝眼睛女孩有了关系，她才14岁，叫皮奇斯·希南。

布朗宁是在百老汇麦卡尔平酒店里的中学舞会上注意到皮奇斯的。虽然他年过50、头发花白，可是在年轻人群里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纽约是有名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是慈善家，慷慨捐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生病的孩子和孤儿。

1919年，布朗宁和妻子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便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一年之后，两人又收养了另一个女孩。为了哄她们开心，布朗宁在自己上西区的一座公寓大楼屋顶上盖了个住处，装饰着日本灯笼、寺院的钟、喷泉和鸣禽，还有个足够划小船的湖。布朗宁叔叔的豪华礼物得到了全国上下媒体的赞美，1924年的连环漫画人物沃巴克斯叔叔和孤女安妮[88]，可能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

然而，1925年，布朗宁的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大女儿去了巴黎，留下他和小女儿森夏恩；他在媒体上做广告，要给8岁的森夏恩找一个“14岁女孩”做伴，这事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来信有几千封之多。可是他要给女儿征求伙伴的好心很快就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遇到了年轻的皮奇斯·希南，后来又与她约会。这下子，人们在第五大道上看到皮奇斯，坐在他孔雀蓝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微笑着，周围堆满了玩具、贵重衣服和珠宝盒子。皮奇斯之前是和父母住在华盛顿高地的出租公寓里，1926年，他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皮奇斯·希南在16岁生日那天成了第二任布朗宁太太。

这时，爱德华·布朗宁的身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他生长在曼哈顿，父母很严厉、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从小就拿《圣经》规劝他，对他讲辛勤工作的美德。布朗宁长大成人之前，没怎么有轻佻爱玩的少年时期。可自从和皮奇斯结了婚，他便发誓要少些工作、多花时间享乐，在公众眼里，他变成了花花公子，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形象。突然之间，他就融入了爵士时代[89]，带着披貂皮大衣的皮奇斯进高级餐厅时，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他会耐心地在人行道上多站一会儿。他给皮奇斯买了豪华轿车，配备专人司机，皮奇斯和母亲在第五大道疯狂购物，他也会买单；她母亲是医院的护士，从一开始就鼓励女儿和布朗宁交往，相应地，两人恋爱时她也收到了红包。

布朗宁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本剪贴簿，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剪报，他也从不错过受采访的机会——即便在结婚十个月之后，在一大群闹哄哄的记者面前，他伤心地被迫承认，皮奇斯跑掉了。仆人们说看到她和母亲离开了长岛，开着一辆货车，里面是他送她的所有东西。虽然布朗宁伤心欲绝，还是表示自己仍然爱她，并对着镜头恳求她回来。

布朗宁再次见到妻子，是在人满为患的纽约法庭上，她的律师要求布朗宁离婚并支付巨额抚养费，皮奇斯自己也站出来，指控他性情冷酷、不道德。她说布朗宁喜欢看她裸体吃早餐，还送给她裸体照片的书，暗示他有不正常的欲望。

然而，布朗宁的律师交叉质询时，出示了皮奇斯在婚前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做过爱的男人名字——她流着眼泪承认了，法庭里纷纷响起叹息和议论，法官不停地敲着木槌。虽然最终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远比她的预期要低——她拿到17万美元现金，还有六处西区的房产，她却利用这件事的公众效应，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了歌舞节目的女演员，野心勃勃地想进军娱乐界。不过她事业上不太成功，接下来几十年媒体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再婚上面——布朗宁之后，她又结婚离婚三次——最终，在1956年，报纸头条报道了前皮奇斯·布朗宁夫人在浴室滑倒身亡，享年44岁。

1934年，爱德华·布朗宁过了60岁生日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晚年的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他还赶在当时的大部分商业巨头之前，预见到了大萧条的到来，在经济崩盘前以很高的价格卖掉了西区的房产，包括西十七街11号的公寓楼。

布朗宁去世几十年后，这栋楼的外观大致还是当时的样子，外墙装饰是20世纪初的华丽风格，他的名字首字母深深地刻进墙里；不过内饰就差很多了，一幅疏于照管的模样。油漆斑驳、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煤烟糊在窗玻璃上，室内的光照都不好。这栋窄小的12层楼位于零售女装业中心的南边，从前的租客都是小型女装工厂和制帽商，现在这些人有的破产，有的不满意这楼的设施破旧，唯一一台又小又慢的电梯还总出故障，渐渐都搬了出去。

30年代到60年代间，这栋楼转过几次手、卖给了几个不同买主，而谁也没从其中赚到钱，到了70年代，上层的空间就不再挑剔租客，租给了年景好时不会考虑的客人。《搞》的总部在11层，10层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顶层是个同性恋公社，主要是年轻男性，把布朗宁的旧办公室改造成了住房。下面几层的房客，要么是政治或社会上的异端，要么至少是不循常规、神秘兮兮、稀奇古怪的人。

房客中有个金属匠人，专门做指节铜环的。还有一帮中年男人，每周都有几天晚上聚在一起，在屋里铺上微型铁轨、摆弄着火车模型在上面跑。有一家科幻恐怖杂志的编辑部也在楼里，杂志叫《怪物时代》，另一层楼上还有一家叫《偷窥的汤姆》的丑闻小报。一个离了婚的纽约名流，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90]的后代，把他那一层用作画室和浪漫的隐居之地。还有个深居简出、红头发的书籍装订女商人，到了半夜，她的孪生姐姐常来拜访。再下面两层，是个以色列的修理工，他工作的地方只有几台打字机，后面都没有人——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1970年圣诞节前，两个从前在快餐行业工作的男人租下了第九层，开了家按摩疗养所。

他们把裂缝的墙贴上富美家木镶板，地上也都铺了地毯，因为地板缝里全是生锈的别针和针头，是从前在这儿工作的服装工人丢下的。他们在电梯间附近盖了间接待室，里面放着一张荷兰式现代风格的桌子、带靠垫的转椅、一套音响、一张大咖啡桌，桌上放着《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接待室后面，他们造了一间淋浴室、一间桑拿室，还有四个小型的私人按摩室。每间屋里都有一张按摩桌，床头柜里放着按摩用的酒精、油、滑石粉和盒装的舒洁纸巾。

然后他们在《村声》和其他报纸上登了广告，招聘女性来当“人体模特”或是“女按摩师”。他们希望至少招八到十个女人以配合日程安排，这样在中午、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等繁忙的时段，至少能有四个人在四个按摩室里值班。由于按摩疗养在纽约还算是新生事物，警察也还没有将其列入打击卖淫的名单，有几十个毫无戒心的年轻女人应广告而来，以为是去摄影棚或是健康俱乐部工作；可一旦意识到这工作就是往男人的裸体上抹油，还要面对他们的勃起和挑逗，她们就扭头去找别的工作了。

可是还有些女人，经过了60年代的性解放，对这种工作不会大惊小怪。她们面对陌生人的裸体不会尴尬，很少受到50年代早期道德的约束，不像她们保守的母亲。受雇的人里，有在纽约上大学、打工挣学费的学生，有辍学的人，有开始上年纪的佩花嬉皮士，还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认为比起辛苦做服务员和秘书，按摩工作要轻松、好赚得多。其中一个申请人，之前就是七层《怪物时代》的秘书，被编辑解雇之后，走上两层楼，就当上了按摩师，每周的工资涨了两倍，到了350美元。

按摩疗养所的成功给楼里带来了新的社会元素——紧张兮兮的中产阶级商人，鬼鬼祟祟地来，急匆匆地走，使楼里不祥的空气愈发浓郁。十层上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极端左派，大萧条期间联合广场上闹抗议和游行那会儿，他们的革命热情就达到了顶点，对于按摩疗养所的成功，他们格外地看不顺眼，不光因为这些人在性爱方面是刻板的清教徒，而且他们也知道，楼下有这么家准妓院，这地方肯定会臭名远扬，招来警察时常拜访和靠找茬为生的市督察员。楼里面已经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租下第九层，电话里总有人威胁要放反共炸弹，人行道上还有充满敌意的罢工纠察，这些上年纪的党员无疑是被害妄想最严重的，电梯里那些一言不发、抿着嘴唇、穿着保守的男人，说不好就是联邦探员。

唯一欢迎按摩疗养所的房客是《搞》的男性员工，他们可以随时去泡桑拿，而且还能以折扣价选一位裸露上半身的女士，让她为自己按摩并爱抚至高潮。反过来，员工们也会写赞扬疗养所的文章——疗养所的名字叫“第一体验”，《搞》还会登疗养所的付费广告，写着联系电话和营业时间，吹嘘女按摩师的神奇手法和带来的销魂快乐。

很快，《搞》的广告栏里就有了纽约其他疗养所类似的宣传，有些还贴出了裸胸的女人照片，一群抛着媚眼、姿态诱人的女学生和臀部丰满的交际花，暗示顾客只要出按摩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她们。可是《搞》不久就接到了读者投诉，说有些是虚假广告，有些按摩师在收了25或30美元之后，将顾客挑逗至欲火难耐的状态，却拒绝为顾客服务，除非再收至少15美元的小费；还有人投诉说，有几个按摩师不论出价多高都固执地不肯碰男人的生殖器，理由是这样做违法。

整个纽约市、整个美国对法律的阐释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道德究竟允许私人按摩室里发生哪些事情。曾经有过具体的市县法令，禁止按摩师为异性服务，然而“二战”爆发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规定就不起作用了，有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医护人员为伤兵治疗，按摩行业也主张自己不分性别、对病人和顾客进行治疗的权利。按摩行业认为，拿了神经学和病理学学位、对人体肌肉组织有足够了解、持有执照的按摩专家，没理由不能像足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那样，依照道德治疗异性病人；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按摩业多年来强烈抵制的事实是，按摩从业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美国按摩与治疗协会受尊敬的成员——的执照是由城市健康委员会颁发的，该协会还颁发理发师和化妆师的执照，而不是由给各类医生护士发行执照的纽约州教育厅颁发的。

然而到了1968年，在专业按摩组织的不断游说之下，政策发生了变化——专业按摩师被重新分类为医务人员，从业许可由奥尔巴尼教育厅颁发；每一个按摩学生拿到学位之前，需要在特殊学校经过500小时的学习，并通过全国综合考试，检查其按摩技术和对人体肌肉及神经组织知识的掌握。

考官还要确保学生了解该行业的道德规范，包括一定要给躺在按摩桌上的人盖上块毛巾或床单以遮住生殖器，避免与女性胸部有直接接触等。考官的这些劝诫并未被过分强调，因为“二战”后美国允许异性按摩服务的很多年里，鲜见按摩师不端行为的报道。

这可不是说，按摩桌上就没有不当行为；事实上，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某些拿执照的按摩师，包括一些中年发福的女按摩师，她们粗壮的身形好像激不起什么浪漫的幻想，可是也愿意答应男性客户或患者的性要求，只要他们口风紧，值得信任。鉴于此类性接触的内容基本就是用手，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的按摩师还认为，令人放松的按摩就该以这种健康的方式达到高潮，而且都是依从客户要求秘密进行的——客户不仅喜出望外，还会付额外的小费。按摩组织虽然表面上从不容忍性接触，但也不想暴露某些从业者的不法行为，医护组织也同样不想让自己圈子里的违规操作公诸于世。几十年来，医疗圈内已经尽人皆知，某些著名医师违法为特权客户做人工流产手术，心理医生有时与沙发上的女病人偷偷幽会，住院的男病人行动长期受限制、焦躁不安，值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便在夜里为他们缓解性焦虑。

实际上，这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男人们都怀着感激，并认为它是复原过程中的一剂良药。水到渠成地，这些为病人按摩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们成了疗养所的第一批女技师。50年代末60年代初，按摩疗养所在西海岸的小城市和镇子上悄悄地兴盛起来。这些疗养所实际上就是按摩室，一般都设在专门租给外科医师、牙医、足病医师、皮肤病医师和其他医疗人士的商业大楼里。乍一看，按摩室也很像是诊疗室——大门是白色的，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黑色的小字“物理疗法”或“按摩”，还有医师的名字。房间内部就算不是无菌环境，也很卫生，家具都整洁干净；墙上挂着镶框的羊皮纸按摩执照和物理疗法学位，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边上装饰的花体字和小天使可一点不假。后屋里有这行常用的按摩桌、淋浴间、成堆的白色毛巾和瓶装润肤露，常常还有涡流按摩浴缸，桑拿间和减肥设备。

只有预约过的客人才能进入，按摩师都是精心打扮的女人，穿着护士服，给桌子上的裸体男人按摩时再穿一件白色罩衫。享受全套按摩，再让一个穿白袍的专业按摩师抚慰自己，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色情程度很高的体验，干净无瑕的环境尤其带来罪恶感，也满足了男性青少年时期与保姆、学校护士、多明我会修女狎昵的幻想，现实中，这些女人不会出现在按摩室里，手指上沾着油，娴熟地抚摸着勃起的下体，直到它喷薄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上。

数十个男人每周光顾这些女按摩师，多年来按摩业长盛不衰、没受到法律制约，一半因为政治家和执法官员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半也因为女按摩师很守规矩、严守秘密。全身按摩每半小时的价格很少超过15美元，而且一般不收小费。她们只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在“按摩”一栏下寥寥写几行字，上面只有营业时间和电话。顾客也着意保护这些技师的生意；有不少男人真心相信自己是唯一接受“特殊服务”的顾客，即使是没那么天真的顾客，也不会在城里四处炫耀、传播自己的按摩经历。去过花天酒地的妓院后男人也许会兴高采烈，有了婚外情可能会同朋友讨论，大白天预约一个假护士抚慰自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承认这种事可能会被说成绝望可悲，或是有变态性癖；这事儿和新奇的冒险也扯不上关系。要付钱给女人，要她做男人也轻易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说愚蠢，不过按摩室的常客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像其他男人，能独自对着《花花公子》之类杂志上的女性照片轻松自慰，去按摩的男人喜欢共犯，想要一位外表值得尊敬的女性相陪，帮助他减轻罪恶和孤独，来完成这最为孤独的爱之行为。

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他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妓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下流而可能染上病的勾当；甚至应召女郎和靠着夜晚生意挣钱的女人，即巴尔扎克所谓“双腿间的财路”，他也不去她们装潢精致的闺房。

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伪装成医疗机构的按摩室，可以找到穿白袍的人工理疗师，用他妻子不会，或他不愿让妻子用的方式触摸他、满足他的欲望。

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这类私人服务开始公开化，按摩的世界里也起了变化：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企业家加入了该行业——他们还在药店里卖大麻卷、瑜伽书和其他让人离苦得乐的商品，开起了时髦的按摩疗养所和裸体摄影室，就在大街上公开营业。疗养所的大门口和橱窗里，毫无顾忌地挂着“姑娘随心选——活色生香的裸体模特”，人行道上还站着长发的男人，往男性行人手里塞宣传单，上面暗示了店里的额外服务。

宣传单上并不直接许诺顾客有性高潮的服务，不过保证有“无上装按摩师”进行“性感按摩”。一开始，这种宣传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反对，因为1970年，美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有条件接受了性感按摩和展示裸体的合法性。百老汇舞台上的《毛发》和《噢！加尔各答！》中出现了全身裸体；几个城市里也允许开设无上装和无下装的酒吧，至少目前是这样。著名的艾萨伦治疗法，就是由晒得黝黑、漂亮迷人的裸体男女按摩师给加州水疗的顾客身上抹油，已经出了带插图的书和手册，其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这种疗法，在全国销售；电视脱口秀上，受赖希影响的理疗师和作家大力推荐情色按摩，称其能改善夫妻关系。在性爱诊疗所，女代理们挑逗、爱抚那些“不举”的男人，使他们达到高潮；而性爱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则接受培训，学习用爱抚生殖器的技巧和互相抚摸来刺激性伴侣，也学习如何时不时在振动器和人造阳具的帮助下独自自慰。在美国许多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上，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自慰不再被描述成羞耻、可悲的行为。

虽然新疗养所外头挂着霓虹灯和炫目的招牌，让有执照的按摩组织心里很不高兴，可这些组织者也不急着谴责他们，因为某些不守规矩的护士私下里早就这么做过了。警察也有理由无视这些疗养所；他们多年来挥着警棍和年轻人起冲突，跟着就是在法庭上被指控暴力执法、在媒体上臭名远扬，因此他们也避免冲动行事，不会随便突袭疗养所，而有关按摩的法律自1970年起一直含糊其辞。

年轻企业家可谓生逢其时；相关法律模糊、享乐市场不断扩张，性解放影响的女人越来越多，有着60年代剧变带来的自由精神，又还没工作，拿着抚摸男人下体挣来的钱，她们也毫不内疚；对年轻的疗养所老板来说，初期投资很小——只需要在商业区的商店二楼或三楼租一个月房间的钱，再雇个新手木匠在屋里竖几块板子，隔开接待室和几间房间，有的用作按摩，偶尔也用来拍裸体照。装修也不贵，用旧货店里的沙发、椅子和旧的前台桌就行；二手的按摩桌和行军床，盖着印度风格印花的床单；墙上装饰着花里胡哨的海报，或是满眼碧绿的油画——很可能是嬉皮按摩师去乡间公社待了好久，充分享受了宜人的隐居生活之后回到城里来画的。虽然70年代开设第一批疗养所的年轻男人里，有些真的在公社里住过、对和平运动有感情，可在愉快的举止和刺绣牛仔服的下面，是追名逐利的热忱：这些“逍遥骑士”，上大学时就倒卖轻量毒品，现在则以同样轻松自如的姿态贩卖轻量情色。

纽约市里公开繁荣的第一拨按摩疗养所里，有一家叫“粉红兰花”的，在第三大道附近的东十四街200号，老板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亚历克斯·舒布和丹·拉塞尔。舒布很害羞，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个有野心的摇滚乐手，木工活做得也好，建疗养所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这门手艺，拉塞尔更外向一些，是疗养所的主要经理人和筹办人。

粉红兰花甫开业，很快红火起来，1970年夏天，每天平均接待40名顾客，两个年轻人便多雇了些人，也和别的疗养所合作开展生意——比如西二十三街上的芳香花园，和邻近五十七街的列克星敦大道模特工作室；亚历克斯·舒布有时也有偿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开设疗养所。

舒布为一个朋友、迪金森州立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列克星敦大道和二十六街上“秘密生活”里四间淡紫色、灯光暗淡的按摩室；还有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他的熟人，在上城有两家疗养所，分别是“东方城堡”和“西方城堡”，舒布将墙四面都贴上白色的塑料，边缘凹凸不平，营造超现代洞穴的气氛，像是太空胶囊损坏后的残片。在五十一街附近的第三大道上，舒布建造了“中洲世界”，老板是个中途退学的学生，十分迷恋托尔金的小说，疗养所是嬉皮社区的风格，有串珠窗帘、马德拉斯抱枕，屋里还有熏香。

与这些地方竞争客人的有东十八街12号的“舞台工作室”，招牌是“年轻的演员模特”提供的特别服务；西三十四街440号的“34疗养所”也承诺说：“五个年轻漂亮的大学女生——您中意的那种”。

作为工资，所有按摩师可以拿到每次按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小费，她们一周依所选的工作时长，平均能赚300到500美元。每家疗养所都有下午班和晚班，女按摩师的日程也都可以调整。忙事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经常和其他按摩师换班，或是请病假去参加试镜。疗养所里屋、靠近按摩师休息室的地方也有投币电话，让她们能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

还在上大学的按摩师——比如在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亨特学院，不忙着接待客人的时候，就在接待室里看课本；其他的按摩师——充满冒险精神、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不想做“呆板”办公室工作的法国姑娘，“白日美人”[91]妻子们，疗养所主人的女朋友，还有漂亮的拉拉和双性恋女人（疗养所能为她们介绍其他做按摩的姐妹）——都在接待室里打发等待的时间，互相聊天，读读杂志，在地板上练练瑜伽，或是在角落里冥想，全不顾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音乐声和经理桌子上的电话铃声。

如果经理暂时不在接待室，由女按摩师接起了电话，她有时会听到电话那头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或是语无伦次的荤段子——所以大多数疗养所只让男经理接电话。经理除了向客人收钱、把每位顾客送进单独的按摩室、过了25分钟就按铃提醒按摩师半小时的疗程即将结束，有时还要充当保镖；可是基本上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少有顾客会闹事。几乎所有光顾按摩室的男人都礼貌周全、性情羞怯，很多人是穿西装、打领带来的。他们走进门来，有时还拿着在路边收到的宣传页，坐在桌子后的经理便来迎接他们，站在一起的按摩师们也会微笑。顾客把钱付给经理之后，选一位中意的按摩师，她会陪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按摩室，手臂上搭着条从壁橱里拿的、上过浆的床单。

等关上门、把床单铺到桌子上，她便站在一边等男人全部脱光，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大多数的疗养所经理都相信，即使顾客不巧是个便衣警官，因为他自己先在按摩师面前暴露了身体，也不能指控按摩师不道德；这种设想在法庭上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不过疗养所都是照做不误的。

虽然大多数顾客的岁数都可以做女按摩师的父亲了，性爱按摩开始之后，两人的角色却奇妙地发生了倒转：掌握权威的是年轻女人，她有权力给予或否定快乐，而男人们顺从地仰天躺着，闭着眼轻声呻吟，任人往身上擦婴儿油和爽身粉。对这些男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和如雷贯耳的青年性解放运动有亲密接触，这是伍德斯托克和避孕药的世界；等他们成了疗养所的常客，和按摩师混熟了，便开始对自己也帮忙制造了的这疏远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反过来，按摩师也看到了不少中年男人的沮丧无奈，他们的婚姻困境、工作问题，他们的幻想与不安。有些人特别紧张，躺在按摩桌上浑身发抖，水洗似的出汗。有些人没法高潮，要么是不能勃起，除非按摩师对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恭维他身材好，保证他的性器和其他男人一样大，或是更大。有些人罪恶感太强，无法体验到最大程度的快乐，除非按摩师遵照他的要求，一边抚摸，一边口头训斥他，就像他还是学生、被抓到“自虐”的时候被斥责、批评的样子。

还有最近离开宗教职位的顾客，想要适应第一次被女人触摸；正统派的拉比用避孕套或夹层袋套住阳具，认为这样就没有肉体接触了。还有身份尊贵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和按摩师谈别的服务的价钱，解释说自己的妻子不肯这么做；蓝领的工人也很享受这项服务，可坦承自己绝不会对妻子提出这种要求。

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当代的布朗宁叔叔，他们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有的还在橱柜里存着平日爱喝的威士忌；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有一天，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亚瑟·布雷默，穿着带马甲的西装，出现在四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维多利亚按摩室”里，可是他太过紧张，直到疗程结束都没有高潮。一个月后，马里兰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开枪打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W.华莱士，导致其瘫痪。

有很多浪漫的男人频繁光顾按摩室，有时还会爱上女按摩师，可要是哪一天来早了，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他们脸上就掩不住失望。二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秘密生活”里，有位常客是哈佛毕业生，新近离了婚，在曼哈顿做心理医生，他熟悉的按摩师是位金发美女，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为《外观》杂志做过模特。经过按摩室里许多次性爱服务，两人开始在外面约会，一年之后就结了婚，搬去了佛罗里达。

没多久，几个赞助过疗养所的商人——疗养所资金不足、条件简陋，连淋浴室里的基础设施都难得齐备，让他们很不满意——开始搭建自己的疗养所，场地更大，有模塑成型的塑料椅子、空调、新按摩桌、蒸汽室、桑拿室、紫外线灯、轻音乐，还能用信用卡结账。第一家这种特许经营的现代疗养所叫“第一体验”，在布朗宁叔叔旧楼的第九层，老板以前是快餐行业的；可不到一年，就有几家别的疗养所的舒适度和设备超过了它。《搞》的总编阿尔·戈尔茨坦去过所有这些疗养所，开始在报纸上为蓬勃发展的按摩行业开设每周鉴赏专栏——从此他便可以声称，每次愉快的高潮都是在为税收做贡献。

戈尔茨坦的打算是，悄悄拜访城里不论新老每一家疗养所，和其他顾客花一样的价钱；他感受不同按摩师的手法，在脑中记下每家的卫生状况和经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然后在《搞》上为每家疗养所写一篇简介，再依一星到四星为其打分。

1971年戈尔茨坦开始这项工作时，纽约的疗养所还不到12家，可到了1972年末，疗养所的数目已经超过40家。戈尔茨坦听说每家的服务和价格都不一样，甚至每天都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摩师的心情以及她和顾客的契合程度。比如第十四街上的“粉红兰花”，他去的时候又热又挤，淋浴和空调一概没有，戈尔茨坦花了14美元，叫了一个穿热裤、浅黑肤色、闷闷不乐的女人为他按摩；说了会给她15美元小费之后，她敷衍了事地用手和嘴服务了他一回，途中一直在看表。《搞》的下一期里，戈尔茨坦给“粉红兰花”打了一星，描述为“不推荐”。

第五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法国小姐疗养所”就不一样了。老板是三个以色列人，疗养所里共有七个房间，装了空调，有小吃吧台，接待室里还有投影仪往墙上播放彩色的色情图片。戈尔茨坦花了20美元做按摩，后来又给了25美元小费，换来了在水床上与一位离了婚的26岁女人做爱，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住在康涅狄克州的城郊，还说周末会去那边兼职卖房子。她亲切友好、容易相处，戈尔茨坦便给“法国小姐”打了三星——“推荐：该类型服务中的佼佼者”。

第三大道835号砖砌大楼的二层是“中洲世界”，戈尔茨坦付给经理18美元，挑选了一位蓝眼睛、浅黑肤色的按摩师，她头发又长又直，肤色光洁，脖子上戴着玫瑰十字架。她说话不多，举止优雅，在按摩室里很快让他勃起了。她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好像很喜欢这件工作，爱抚他时，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勃起的下体，无疑知道很多男人喜欢看女人熟稔地爱抚这个陌生的物件。他几乎不能再忍受，想要把它放进她嘴里；可他开口提要求时，她礼貌地拒绝了，说“中洲世界”的规定严禁这样做——只允许“手动释放”，这是包含在按摩价格里的，不需要额外付小费。然后她吐露说，按摩室墙上的小块镜子其实是单向玻璃，让经理能观察屋里的情况，确保没有违规行为。知道了这个秘密，戈尔茨坦的好心情顿时跌到谷底，与这位按摩师的亲密感也消失了；他很享受这次过程，可是只给“中洲世界”打了两星。

后来他去大一些的按摩室，也能看到许多镜子，有的按摩室一整面墙，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镜子，他不舒服极了，不仅因为可能有个窥视癖的经理在后面偷看，而且他也不想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裸体躺在桌子上的肥胖身躯。

东四十六街219号是家豪华的仿古罗马式疗养所，叫“恺撒隐居地”，里面有不少镜子。不过戈尔茨坦的注意力都被穿着古罗马托加袍的按摩师吸引住了，她举止格外放纵，克服了他的难堪感觉；最终他为“恺撒”打了四星。纽约没有哪家能和“恺撒隐居地”比肩的，老板显然花了几千美元——他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过股票经纪人，叫罗伯特·沙拉加，装修了许多私密按摩室、桑拿房、涡流按摩浴室、石膏塑的罗马式雕塑和喷泉；顾客在接待室等待时，可以喝到免费香槟，按摩油也是温热的香精油。一般按摩价格是20美元，不过多出钱还能买到其他服务，客人花100美元，就能和三位开放的女郎一同洗香槟浴。

戈尔茨坦调查过纽约的疗养所之后，便在全国旅行，发现全美国都在心心念念着情色按摩——它就是性爱的快餐业，力比多的营养品。在华盛顿城郊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滴答滴答”按摩疗养所就开在购物中心里。达拉斯、亚特兰大、夏洛特都有疗养所；在受戴利控制、天主教气氛浓郁的芝加哥，南沃巴什街的商业区也开了一家疗养所，内部装潢仿照教堂的装饰。经理的小接待桌在一间重达600磅的哥特式木质忏悔室里，是从拆除了南区教堂的公司买来的；疗养所里还有祈祷用的长椅，和别的基督教物品，还有华丽的硬木书架，上面摆着最露骨的性爱杂志和假阳具。

为了保护疗养所不受警方渗透，老板规定疗养所是私人会员制，顾客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还要签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不隶属任何执法机关——顾客不仅要签字，还要在忏悔室前大声读出来，全不知自己已被隐藏麦克风录了音，忏悔室里挂的紫天鹅绒帘子的褶皱里也藏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面容。这个小心谨慎的疗养所老板，叫作哈罗德·鲁宾；戈尔茨坦走进疗养所、要求按摩时，鲁宾热心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搞》的忠实读者，还坚持让戈尔茨坦以内部价享受两位按摩师的服务。

在洛杉矶，戈尔茨坦看到，沿圣莫妮卡大道和日落大道有几十家疗养所，有些还是24小时开放。洛杉矶最有名的疗养所——老板是42岁的马克·罗伊，以前是亚瑟·穆雷舞蹈中心的教练，后来开过几个女士减肥沙龙，发了财——叫“马克西莫斯马戏团”，占了一幢宽敞的三层宅邸，离日落大道半个街区远，在拉谢内加大道上。房子的停车场能容纳80辆汽车。像纽约的“恺撒隐居地”一样，“马克西莫斯马戏团”的内饰也有罗马享乐主义的气息；30位按摩师都穿着紫色、金色或白色的绉织迷你托加袍，疗养所的广告宣称：“自庞贝时代后，男人从未有过的乐趣”。

距日落大道半小时车程，马里布海滩上方托潘加峡谷静谧的山峦里，戈尔茨坦拜访了一家名为“极乐园”的裸体主义“成长中心”。这地方有七英亩远离喧嚣的可爱土地，在四周的树木和高高的篱笆后面，裸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按摩，或接受专业人员的按摩。就像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一样，“极乐园”也为会员和客人安排日程，提供“觉醒”讨论会和心理治疗项目；不过和艾莎林不一样的是，“极乐园”的主要功能是享乐，除了游泳池和桑拿房，还设有网球场、骑马场，主楼里还有半私人的房间供人们做爱。

戈尔茨坦之前在《搞》上登过“极乐园”的照片，亲眼见到后愈加印象深刻。他采访了这里的创始人，艾德·兰格，高个子、身材健硕的前时尚摄影师，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52年前，兰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保守的德国家庭里，在学校运动出色，可是内心强烈向往脱离群体、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自从30年代末偷偷买了第一本《阳光与健康》杂志开始，兰格就迷上了裸体主义；40年代他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舞美设计和自由摄影师，为《时尚》和《时尚芭莎》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先锋裸体主义俱乐部，有时还被警察突袭。50年代中期，他在俱乐部里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约瑟夫和黛安娜·韦伯，接下来的15年里，黛安娜·韦伯在全美杂志上的照片都是由兰格拍摄的。后来，他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发表了这些和其他裸体照片；买下建造“极乐园”的土地也实现了兰格的夙愿。

戈尔茨坦来的时候，兰格正在与洛杉矶县的官员争论，那些人想要根据当地的分区制法令关闭他的社区，认为这项法令禁止区内的裸体主义小组进行集会。提到的团体不光是“极乐园”，还有附近一个在托潘加峡谷山里的“成长中心”，叫“砂岩隐居地”的。“砂岩”占地面积15英亩，成员有几对裸体夫妻，都是支持公开的性自由，追求消除占有欲和嫉妒心的。“砂岩”的主人叫约翰·威廉森；那几对夫妻里就有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

17

约翰·威廉森成为朱迪斯·布拉洛的情人之后不久，就辞去了电子公司合伙人的职务，以15万美元售出了股票，付了山中一处隐居地的首付款，作为他情爱小组的活动场所。这地方比太平洋面高1700英尺，在圣莫妮卡山的山脊上，离马里布海滩8英里，从洛杉矶市区开车过来要一小时；要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直接过来，开车的人需要开过狭窄、弯曲的小路，沿途是震慑人心的、险峻的美丽景色，这条可怕的路蜿蜒而上，越过山谷中盘旋的雾霭和倾斜的树顶，直延伸到陡峭的悬崖边上，然后突然调转方向，伸进山腰黄色的乱石中间，又曲折地转出来，冲向无遮无拦的公路边，它一忽儿猛地扎进山里，一忽儿又回到开阔的天空下，让司机有不小心会坠崖的危险——这是段横冲直撞、令人头晕目眩的路，只有想到旅途尽头性爱的快乐，才能勉强忍受。

“砂岩隐居地”建在山南，通往这里的私人道路有两根石柱标记；主建筑离大门有1.25英里远，是一栋很大的白色两层房子，坐落在宽阔的混凝土台基上，周围是桉树和蕨类植物，还有个带小瀑布的池塘，房前的草坪修剪得特别整齐，可以作高尔夫球场用。从二楼的红木露台上，可以看到太平洋海岸线，点点白色的帆船，还有卡塔特莱岛雾气弥漫的轮廓。庭院后面，岩石嶙峋的地面升得更高，盖着小些的灰泥房子，门口都有木头台阶，还有一座很大的、有玻璃门的建筑，宽阔的屋顶下是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供人们在里面裸泳。

“砂岩”占地有15英亩，周围的土地在山腰上延伸出去几英里远，这片地方原来归富裕的农场主和莱娜·特纳这样的好莱坞明星所有；可是1968年，威廉森随着房产经纪人第一次来这地方时，看到的只有荒凉破败，建筑都灰头土脸，土路颠簸不平，山上滚下来的石头、被太阳晒硬了的土块，都挡在路上。最近的杂货店在下面的山谷里，有几英里远，托潘加的购物中心又土得掉渣，是嬉皮士交易毒品、穿皮夹克的摩托飙车族聚会的地方，主路上总有十几条皮包骨头的野狗无精打采地晃悠，开车的人得使劲按喇叭，它们才不情愿地躲开。

威廉森第一次对小组成员展示“砂岩”活动场地的时候，大家一点儿也不满意；这地方太偏远、太破旧，要把房子收拾得能住人、把损毁的道路修好，还需要做上几个月的苦工。

可威廉森还是买下了这块地方；他想方设法激发成员们的冒险精神，唤起他们远离城市中狂怒、屏障和限制的愿望，慢慢地说服他们，这就是建立性感乌托邦的理想之地。威廉森很顽固，说服力超强。他和过去建立乌托邦的人一样，不满于周围的世界。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城市生活会摧毁人的精神，宗教组织就是诈骗的天堂，联邦政府组织累赘、人员腐败，挣工资的普通人税负沉重、很容易被替代，只是计算机化社会里互不相干的一员而已。

威廉森的追随者中，除了几个人，都有这种悲观的态度。像他一样，他们也在体系里工作过，发现了体系的局限之处，而且也都想从个人生活和婚姻的乏味无聊中逃离出去。大多数人都至少离过一次婚，都是在压抑或不稳定的家庭中长大。奥拉利亚·利尔是七个孩子里最大的，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墨西哥裔家庭，她努力逃脱贫困和家里年长男亲戚的性骚扰，打工在洛杉矶念完了专科，结果只是陷入了不幸的婚姻，和一连串公司秘书、前台接待一类的无聊工作。阿琳·高夫出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父亲是职业军人，她是个“随军小鬼”，从小就随着父母辗转于各个军事基地，16岁时怀孕，30岁前结了两次婚。红头发的盖尔是在中西部一个信奉苦行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27岁时第一次和未婚夫有了性体验，之后母亲就送她去神父那祈求宽恕。工程师戴维·施温登，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做着不满意的工作，父母住在俄亥俄州的小镇上，疏远而保守，他单调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在《花花公子》的拉页里，或者晚上溜到邻居家的窗户外面，偷看那家年长的漂亮女人。

威廉森小集团里的其他人也都有着相似的卑微背景：他们大多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在以年轻人为中心的60年代过得无声无息，对伴侣也并不忠诚尽心，生活从没有太多的意义，也不抱自我提升的希望，直到遇见威廉森，被引诱进他的情爱大网。在妻子的帮助下，威廉森将性自由作为联结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手段，将他们囊括进团体婚姻，认为这样可以有效满足他们对爱意、情感支持、献身于更高存在的需求，还能给予他们之前缺少的家庭温暖。

“砂岩”里有居住区，环境比他们在城里能负担起的要奢华不少；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不过威廉森鼓励男人和女人抛弃传统观念，分担厨房里的杂活和户外更偏男性的活计。晚上，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威廉森会带着关注和耐心，听成员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和焦虑；他是心理医生和教师的结合，对男人是领导者，对女人则是情人。

现在圈子里的五六个女人，他全都追求过，他也将自己的妻子分享给其他男人，营造彼此宽容、认可的气氛，从而在小组内实现性开放，他坚信自己正在建立一种小众文化，很快就会吸引更多相信平等关系的夫妇前来加入。

约翰·布拉洛则不然，他对威廉森的计划一直不甚看好；他继续与威廉森的小团体来往，主要是因为他的妻子朱迪斯拒绝离开。她敬畏威廉森，坚持要经常与他做爱；她支持威廉森的计划，因为这计划主张给女人更多自由，而且谴责双重标准。朱迪斯多年来在圣费尔南多谷做郁郁寡欢的主妇，现在终于找到了身体和意志都愿意参与的事业，约翰·布拉洛也看出，要是还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他的这种愿望现在格外强烈，一半是因为需要自我满足，那他别无选择，只好和小组保持关系，指望朱迪斯对威廉森的迷恋只是一时头脑发热，是情绪多变、性格不安定的症状。

同时，布拉洛与小组交往也有自己的方式：他很享受威廉森周围的女人们愿意与他做爱——芭芭拉、阿琳、盖尔，后来他终于也和异域风情的奥拉利亚做了爱，可是同时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回应威廉森的期望。其他男人有的辞职、有的不再上班，全天和威廉森一起在“砂岩”生活、工作，可布拉洛每天还继续去纽约人寿办公，每天晚上才回到主屋里，与朱迪斯和其他人一起吃晚餐或喝酒，而白天里众人已经擦过地板、粉刷过墙壁、劈好木头、修剪过篱笆，威廉森和戴维·施温登也已经开着两台推土机碾过车道，挪开石块土堆，把路基推平。

虽然砂岩建好后，布拉洛把谷里的房子租了出去，却没有跟其他夫妇一起把家当搬进来，他租下了附近托潘加山谷里的一个牧场，对威廉森夫妇解释说孩子们还太小，不能接触砂岩这种成人的自由；虽然他和朱迪斯也请了建筑师，准备设计不久后在砂岩高地上盖的房子，布拉洛心底里却从没打算做到这个地步。现在，他计算着时间，暂时放纵妻子新学来的女性主义，参与主屋里小组的裸体集会和享乐，试图隐藏他对威廉森日渐加深的敌意和妒忌，这个安静、结实的金发男人正掌握着朱迪斯，作为他自己情爱的人质。

可是有一天晚上，经过一天酷暑天气里的重体力劳动，众人正在主屋里裸身休息，布拉洛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他傍晚从办公室开车上山，心里不断琢磨着威廉森对小组成员的控制力，认为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和活力，而是他利用了这些人生命中巨大的空虚感。

布拉洛想到，大多数人天生就要服从，迷茫的人想受人指引，任何理论家、神学家、独裁者、毒品贩子，或是好莱坞精神领袖只要许诺给他们即时见效的药方和办法，他们就会轻易上当、听信这些人的话。加州这个时髦、无根的地方尤其容易接受新鲜的观点，一个有些远见的人，有强劲的意志和决心，又能聪明地保持自身形象模糊神秘，就很容易让其他人把心目中理想和美好的品质加在他身上，早晚都能吸引到一票追随者。布拉洛认为，威廉森就是这类人，支持无视罪恶、拥护享乐。威廉森赞美自己的追随者，管他们叫“改变的人”，说他们有改变他人的能力，他们自己也已经成了威廉森性理论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布拉洛不情愿地承认，目前威廉森确实改变了朱迪斯，可他怀疑这种忘忧果式的生活对深山外面广大的市场能有多大吸引力——而威廉森恰恰打算要将其推而广之；他的终极目标是贩卖自己的哲学，在媒体上宣传砂岩项目，吸引某些夫妻付一定的费用，拜访“改变的人”，分享他们的快乐，并可能转变想法。威廉森就是肉身的古鲁[92]。

布拉洛也知道，威廉森不会同意他把砂岩的目标说得这样低俗，可这个炎热的晚上，他才不在乎威廉森想什么。他把车停好，走进主屋，看到朱迪斯裸体在露台上斜躺着，靠着威廉森，裸体小组其他的人正静静地在客厅里聊天，没人注意他。

他脱下衣服，挂在前门附近的衣柜里，走向露台，却又停下脚步，因为他听到芭芭拉正含讥带讽地说，他每次都能恰好赶在白天的活儿都完了的时候来，真是神秘——他便突兀地大声回敬：“能不能闭上你的臭嘴，芭芭拉？今晚我不想听你废话！”

芭芭拉微笑起来，好像很高兴能轻易激怒他；可露台上仰卧着的约翰·威廉森翻了个身，用胳膊撑着半坐起来，看着布拉洛不快地问：“你为什么从不肯抛开膨胀的自我，好好听她说话呢？”

“因为，”布拉洛说，“我不相信她是什么识人专家。她该花时间解决自己那一大堆问题，别来唠叨我。”

威廉森默默地摇了摇头，好像在说这问题太傻了，不值得讨论；可布拉洛朝下死盯着威廉森，愤怒地继续说：“你怎么不让她自己说话？没了你伟大的支持和指引，她就站不起来了是吧？”

威廉森站了起来，客厅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很不安，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无礼地对威廉森说话；朱迪斯也站了起来，手抓着威廉森的胳膊，与他站在一起，反对自己的丈夫。

“芭芭拉能照料自己，比你强太多了，”威廉森坚定地宣告，脸气得通红，“你无时无刻不担心失败，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大家已经辛苦工作了几个月，打理这块地方，这样才能开始赚钱、支持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可你只会操心自己那点可怜的、狗屁不如的自尊。”

“你真他妈说对了，我还就是操心自尊，”布拉洛喊道，“因为在你的专业指导下，这个倒霉的小组在全天候努力毁掉我的自尊——还有家庭。你人生中最大的刺激恐怕就是干别人的老婆吧。好像干你自己的老婆没什么乐趣是吧！”

威廉森严厉地看着布拉洛，说道：“你只是不能忍受自己的妻子与其他人交流，不能忍受她个人的成长。你宁愿把她锁在柜子里，自己继续在外面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不就是你困境的源头吗？”

没等布拉洛说话，威廉森就大跨步地从他身边走开了，朱迪斯紧随其后，留下布拉洛自己站在露台的玻璃拉门处。他感到心跳得厉害，恐惧又有些自得。他挑战了威廉森，之前他没有勇气这么做，可现在，他看着夜空，感到踏实了一些。他走到露台上，有微微的凉风，坐在帆布椅子上。他能看到远处海岸边的灯光，听到草地边上蟋蟀的鸣声。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朱迪斯，至少现在是这样，她对威廉森那样忠诚，确实让他意外，不过他坚信，只要自己愿意，一定能赢回她，如果自己还愿意的话。这一刻，他也不确定自己的想法。

坐了一会儿后，他听到身后有人来，转过身来，看到是药剂师布鲁斯的妻子，一个意志坚决的女人，胸部小而坚挺。他以为她是来安慰自己的，可她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问道：“约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

布拉洛强压怒火，没有答话。他知道，不能继续在威廉森这群荒唐的隐居者中间待下去了。他站起身，走到衣柜旁，开始穿衣服。他注意到威廉森卧室的门关着，能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可他没有和朱迪斯说自己要走了；今晚她得搭别人的车回家了。

他到家时，孩子们和保姆都已经睡了，他累极了，很快躺倒在床上。第二天是星期五，他早早醒来，发现朱迪斯还是没有回家。他有些烦躁，不过并不惊慌。早饭的时候，他对孩子们和年轻的女佣说朱迪斯今天回家，他们毫无疑心地相信了。他开车到公司，一天都在忙公事；到了5点钟，他心血来潮地决定，今天要一个人在外面过夜，留朱迪斯在家担心他去了哪里。

他驱车驶过谷里蜿蜒的公路，开到太平洋海岸高速路上，右转开往马里布海滩。等红灯的时候，他看着晒成棕黑色的年轻男人，与穿着比基尼和冲浪装的女人，他们走在一辆辆汽车面前，穿过马路——他们把颜色鲜艳的冲浪板顶在头上，冲着排成长队的汽车无忧无虑地微笑。布拉洛继续沿着海滩开车，经过了路边搭车的嬉皮士，开下主路，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走下了车。他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留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她很可爱，可是蓬头垢面，似乎疲惫不堪。他走近前去，问她愿不愿一起去旅馆的咖啡店吃点东西。她点点头，跟在他后面。

他坐在隔间里，帮她点了汉堡和可乐，这时她去了洗手间，回来时虽然精神好了一些，他还是能闻到她身上一股臭味，估计有几周没洗澡了，他便打消了邀请她去旅馆房间的想法。那晚他独自睡下，想着朱迪斯的事，也享受着离开威廉森追随者之后的独立和孤寂。可是，早上一回到家，看到朱迪斯还没有回来，他第一次觉得有点发慌了。

按照日程表，他下午要去海滩，同戴维·施温登和药剂师布鲁斯一起上潜水课；周末保姆要放假，他带上了孩子，因为朱迪斯肯定很想见孩子，会坐布鲁斯和戴维的车从砂岩过来。布拉洛早早到了海滩，把潜水用具从车里拿出来，与孩子们在海边玩。

很快，他看到戴维·施温登的凯迪拉克开进了停车带；车前面坐着三个人，其中没有朱迪斯。除了戴维和布鲁斯，车里还有前天在露台上责备他的那个女人，布鲁斯那不怕人的妻子。两个男人加入了潜水课的学员队伍，对他点了点头，可布鲁斯的妻子一看到他，就转过脸去；布拉洛只能推测，这次肯定是受威廉森的派遣，来阻止男人们与他交谈的，因为她从没上过潜水课。戴维和她丈夫不潜水的时候，她一直待在两人身边，课程一结束，她就提议马上回车里，于是几个人走了。布拉洛看着他们的车开远，越来越挫败，又一次地开始考虑杀掉威廉森。用来复枪应该很容易，只要藏在树林里，等他开着挖掘机上下山的时候动手就行。

他带着孩子们开车回家，还是没有朱迪斯的影子，他忍不住打电话去砂岩找她，虽然根本不知该说什么；他心怀怨恨，觉得她背叛了自己，可又想同她说话。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响声，他真想挂掉，却听到了芭芭拉的声音。他说要找朱迪斯，芭芭拉却说：“我去问问她愿不愿意和你说话。”

“你去问呀！”他尖锐地说。

没一会儿，芭芭拉回来了。

“她不想和你说话。”

“和她说，我要谈孩子的事情。”

又停了一会儿，芭芭拉再一次说道：“她不想和你说话。”

他想尖叫，想威胁她，可是会吓到隔壁的孩子，于是他挂了电话，努力平息怒气。

傍晚，他做好晚餐，之后与孩子们玩了一阵，送他们上床睡觉，然后又拨通了砂岩的电话，芭芭拉一听是他，就语带不快地解释道：“听着，约翰，朱迪不想和你说话。她正安排照顾孩子的事，大家都希望你别再打电话了。我们今天很忙，都累坏了。”

芭芭拉挂断了。布拉洛呆站着，手里拿着没声音的电话，他浑身发抖，愤怒极了，他感到无助。整个城市都没人能帮他——保险公司的人、家人和朋友都不行。这些年来与他有亲密关系的每个人都受到威廉森的影响，他们会觉得他被戴了绿帽子还得看孩子，男人的尊严和自信都没了。可是，正如威廉森在露台上说的那样，布拉洛陷入这种窘境，只能怪自己不好；他已经享用了不少女人的身体，只是在朱迪斯主张自我独立之后才开始痛苦。

不过在布拉洛看来，朱迪斯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并不一样；对他来说，与芭芭拉、阿琳、盖尔和奥拉利亚做爱只是为了消遣、找乐子，不牵涉复杂的情感，也不威胁婚姻，而朱迪斯显然对威廉森有了爱慕和依恋——她对这个男人比对自己丈夫还要坚定、忠诚，那天在阳台上对峙的时候，她站在威廉森一边，这也证实了这一点，自打威廉森成为她的情人，她几乎整天要黏在他身边。芭芭拉好像并不在意，布拉洛对此却越来越气恼——其实，光看到那晚他们俩在露台上裸体躺在一起，这一对情侣如胶似漆的样子就让布拉洛痛苦不已，远远超出他愿意承认的程度。开始时，这只是小组里消除双重标准的实验，可现在对于朱迪斯来说，这已经是严肃的恋爱关系。仅仅与威廉森有性关系对她显然不够了；她一定得用浪漫的幻想来美化这关系，让威廉森成为她生活的中心，而这危及了婚姻和孩子们的成长。

朱迪斯这种传统女人总是这样，布拉洛苦涩地想；她们就不能够单纯享受婚外性爱，非得让情感插一脚进来不可，这就是这些女人和他这样的男人的区别。普通的已婚男人只要有精力，可以同几个女人做爱，而不缩减对妻子的爱和欲望。可朱迪斯这样的女人——不像芭芭拉和阿琳这样真正解放的女性——就是不能把男人当作临时的取乐工具；她们想要柔和的灯光和承诺，只有阳具还不够，还要掌握它后面的男人。

可是明白了这一点，朱迪斯也不会回来；布拉洛明白，除非与威廉森和好，重新被砂岩接受，否则连和朱迪斯说句话的机会都很渺茫。他不确定是否还爱她，她给他带来了这么多痛苦和羞辱，他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她，不想失去她，特别是不想把她输给威廉森。布拉洛也怀念还是小组成员的时光，虽然小组有这么多缺点，却是他目前唯一的亲密人际圈子——童年对于隔绝和拒绝的恐惧还萦绕在他身上；他决定了，必须压下骄傲和愤怒，亲自去砂岩乞求原谅。这代表他要全面投降，可是除了暴力手段，他看不出还有另外什么选择。

布拉洛给还没结婚的妹妹打电话，着急地问她能不能晚上过来看孩子。快到11点，她到了以后，他便开上去砂岩的上坡路，重重踩下油门，感到旅行车庞大的身躯斜靠在山路上。对现在做的事，他还是觉得有点丢人，可是狭窄的道路不允许他回头，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行，直到停在主屋前面的院落里。房屋四周的灯几乎都关了，宽阔的窗帘也紧紧拉着。他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听到了脚步声和芭芭拉的声音：“你有什么事？”

“我想和约翰说话。”布拉洛说。

那边停了一下；然后门打开了一半。布拉洛看到威廉森站在芭芭拉身后昏暗的客厅里，他没等人开口，就小声说：“约翰，我想为那晚的事道歉。”

威廉森冷冰冰地沉默着，好像不愿接受布拉洛的道歉。终于，芭芭拉问道：“你是真心的吗？”

“是。”布拉洛说。

威廉森说话了，声音轻柔而坚定。

“你确定不是为了见到朱迪才这样说？”

“不是，”布拉洛回答道，“我真的很抱歉……我想回到你们中间。”

布拉洛垂头在门口等着，几乎要相信自己说的话。然后他感到威廉森的手搭上了他的肩，芭芭拉则敞开了门，让他进去。在威廉森身后，昏暗的起居室中间，聚着很多人在听他们讲话，只有朱迪斯不在。众人走上前来，拥抱了他，布拉洛听见威廉森警告说：“朱迪再也不愿忍受你的敌意了。”

“我不怪她。”布拉洛回答。

不久，美丽的金发朱迪斯出现在布拉洛面前，既熟悉又疏远，她试探着张开双臂，走上前迎接他。他们的臂膀环绕着彼此，拥抱了几分钟，布拉洛感到了她的亲吻，也感到自己的欲望。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只留他们两人在大屋中间。朱迪斯拉住他的手，陪他进了一间卧室；她慢慢地帮他脱掉衣服，那天晚上，她带着激情和爱意同他做爱，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这样有热情。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晚，一起吃了早饭——就像假日一样；大家都很放松，很高兴，布拉洛见到威廉森时，好像之前什么龃龉也没有过似的。真是厉害，布拉洛暗想，威廉森的这种风度——前一天他好像很邪恶，第二天又像个圣人，不用花多大力气，他的情绪就能改变整栋房子里的气氛，影响里面的每个人。这天早上，威廉森尤其慷慨大度，没有让布拉洛感到自己是个悔罪者，也不是需要重新赢回小组信任和接纳的叛徒。布拉洛感到与人交往异常轻松——同芭芭拉、奥拉利亚，甚至药剂师的老婆也好。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虽然不感到背负了义务，却自愿待在砂岩，开始分担工作。

他在纽约人寿办公室里的时间减少了，他很自信，觉得自己挑选、培养的销售代表不需要时时监督，他还决定今后的生活要更加自主。公司没有他照样能运转，他没有公司也能活；大概他当上班族太久了，现在他断然决定，要在自己的内心多花时间，全盘测试自己能否融入这个不寻常的地方。

白天留在砂岩，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块地方令人瞩目的进步。不光是主屋，连山坡上的小房子也油漆一新，布置得舒舒服服。庭院美化也快完成了，路面光洁，虽然还没全铺上柏油，从前的电线和水管也该修的修、该换的换。那个玻璃门的大游泳房，池水加热至体温，凉爽的夜晚，小组成员最喜欢聚在这里，主屋后面的高地也是人们爱去的，黄昏时能看到绝妙的太平洋风景。夜晚静谧，安宁——砂岩最近的邻居也在两英里外，晚上仅有的访客就是几只找食的浣熊，爬过砂岩西边的篱笆，不辞辛苦地攀上紧紧盖着的金属垃圾箱，设法爬上楼梯进入厨房。

一天傍晚，小组成员吃过晚饭，正在客厅休息，布拉洛突然很想说说回到砂岩给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很满意地宣布，自己已经克服了防范心，现在已经脱离了山下城市的束缚。威廉森静静地听着，然后建议布拉洛测试一下自己的情绪，开车到沙漠里，在绝对的孤独中待一段时间。

“哦，我肯定能做到。”布拉洛很快回答说，几乎有些自满。

“那就去做。”威廉森坚定地说。

“这周末我就去。”布拉洛说。

“为什么不趁现在？”威廉森问。布拉洛被他的挑战惊呆了，他望向四周，每一个人都看着他，等他做出反应。这时将近晚上11点，开车去沙漠简直荒唐；可布拉洛没有不去的理由。他努力做出轻松的样子，说：“好吧，我去。”

威廉森拿起壁炉上的一串车钥匙，递给布拉洛。是威廉森的捷豹敞篷车的钥匙。布拉洛没说话，接过钥匙，心里琢磨这没准是威廉森确保他不能睡在自己的旅行车而必须睡在沙漠的办法。

布拉洛穿上短裤、衬衫和登山靴，在跑车里放了一个睡袋、一些罐装食品和水、木柴和一把大弹簧折刀。朱迪斯帮着他，其他人则站在院子附近的阳台上看。布拉洛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他感到一阵刺痒的兴奋，而且，出于一些莫名的理由，他也有些期待这次旅行。他少年时就经常幻想自己是个冒险家，像堂吉诃德那样探险，可现实生活中，遇到威廉森之前，他都是受小心和习惯的驱使。他吻别了朱迪斯，爬进车里，发动了引擎。踩下油门之前，他转过脸，冲威廉森周围的小组成员挥手，注意到威廉森满面笑容。

布拉洛开车出了峡谷，一路往北，朝着兰开斯特市驶去，两小时后，他便向东进入了莫哈韦沙漠。刚开始，夜晚的空气还很炎热，不过没多久便冷了下来，他停下车，拉起了车篷。路上没有别的车，两边都是寸草不生的平地，黑暗而荒芜。他又开了一个小时，想着朱迪斯和孩子们，以及砂岩的人们，他在黑夜中游荡着，提醒自己现在正坐在汽车的方向盘后面，脑中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这是通往内心的未知旅行。

他继续开车，直到困倦得低头打瞌睡；他放慢速度，打开远光灯，小心地开下了公路，从比较结实的沙地开向一座很大的沙丘。他决定今晚就让这座沙丘来挡风。他铺开睡袋，躺了下来，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早上7点钟，耀眼的阳光把他晒醒了，他环顾四周，只有延伸至远方的空茫沙地、灌木丛、石块和暗淡的蓝天。他从未这样孤独过，周围无边的澄澈和静谧让他兴奋不已；他休息得很好，精神放松，期待着开始新的一天，对他毫无索取的一天，对这样的一天，他也没有要求。

他从水罐里喝了些水，打开了一罐食物，然后走到离车一百码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准备大便。虽然他离公路很远，离有人的地方也不知多少英里，在明亮的户外解开腰带、脱下短裤时，他还是觉得很怪异，要是周围有个树丛，他一定会躲一躲。不过他还是蹲在了洞上方，伸出胳膊保持平衡，刚刚找到个舒服的姿势，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鸣声。他转过身，什么也看不见。可是那声音继续响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布拉洛抬头看，才看到一架小飞机正朝他落下来，飞行员肯定是觉得他迷路了，或是想不开。布拉洛尴尬得要命，赶紧站起来穿上短裤。飞机嗖地从他上方飞过，又掉头飞了回来。布拉洛轻松地朝它挥了挥手。很快，飞机离开了，静默又重新降临，布拉洛脱下裤子，继续蹲着。

上午，布拉洛又开上主路，进到沙漠更深处，停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路边加油站，加了油，继续开往死亡谷方向。现在路上渐渐有了车，基本都是大型卡车，沿着混凝土公路呼啸而过，沙子都扬进了他的挡风玻璃。到中午，气温升至一百华氏度，他感到衬衫黏在了身上，皮肤也发痒，他想起了最近在马里布的汽车旅馆外碰到的那个金发搭车客，自己现在肯定和她一样臭。他真想到砂岩的游泳池里泡一泡，看看朱迪斯、奥拉利亚和其他人的裸体。他考虑着，要不要在夜幕降临前回砂岩去，不过还是决定要在沙漠里再过一晚，即便他现在有些焦躁。他已经回应了威廉森的挑战，所以才会来这片荒原里挨晒，这又是被自尊害的，可他愿意证明自己依然能接受挑战、能大胆体验新事物，而非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男人一样拒绝变化。

布拉洛整个下午都在思考威廉森和小组，快到傍晚，他靠着死亡谷的西边，在离“中国湖”不远的一块没人的地面上扎营。今天比前一天晚上更冷，他收集了一些被风从沙漠里吹来的木头和枯枝，生起一堆火，躺在睡袋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远远地，他能听到郊狼的呼号，声声催人胆寒。他记得在哪里看过，郊狼群体行动时十分勇猛，落单便胆小如鼠，他疑心自己也是如此。他需要与人相互依存，在人群里意志坚定，独自一人就心里发虚，像是孤零零的一根木头，不够把火烧旺。他整夜没合眼，凌晨便把东西都打包进后备厢，开长途返回砂岩。

他回到山顶，经过石柱门，环绕主屋的树都是那么熟悉，他第一次惊叹这地方的美，欢喜能成为它的一部分。他把车停下，拿出行李，看到戴维·施温登开着挖掘机、从上方的路面朝他招手；一转身，微笑的约翰·威廉森正走来迎接他。

威廉森伸开双臂，布拉洛也这样做了，然后，威廉森以一种城市人绝不会用的方式拥抱了他。他们站在一起，交谈了几分钟，布拉洛讲了自己的旅行，告诉威廉森他去过的地方、体会到的情感，最后他坦承，在孤独中度过的时间让他看清了，也加深了对威廉森的忠实感情，他愿意全心建设情爱公社。

威廉森点点头，没说话；可是他转身朝房子走去之前，布拉洛震惊地发现，威廉森的眼里含着泪水。

18

砂岩，和约翰·威廉森企图创立的社区，有些像罗伯特·海因莱因[93]的科幻小说《异乡异客》里描写的理想社区，一群男女过着与世隔绝的舒适生活，在温暖的泳池里裸泳，不带羞耻感与罪恶感地彼此做爱，共同抵抗十诫中的第九诫[94]，原因像小说主角所说：“你没必要贪恋我的妻子。爱她吧！她的爱没有界限……”

威廉森也承认他对砂岩的野心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几分相似，可他认为小说只是灵感的来源，几百年来，总有某些男人因真实而强大的欲望而耗尽生命，小说只是无数表现、反映这种欲望的作品之一，即希望在西方文化中重现狂欢式的情爱和愉悦的男女关系，这是由异教的受孕仪式而来，在早期的基督教中也有，直到中世纪教会强调罪恶和过错，压抑了这类欲望。

有一个人威廉森可能会认同，15世纪的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自由灵兄弟会的成员，领导着一群放荡的男男女女，这个色情的教派认为自己是亚当与夏娃的直系后代；他们在叫作“乐园”的秘密教会中裸体崇拜神灵，虽然也有多人性爱，他们却认为这是分享爱情的体验，而不是没有人情味的群交。他们认为神父和修女的独身违反天性，也不同意性快乐是原罪的说法，这些寻求自由的兄弟姐妹，有时也被人称为“亚当后裔”，最终被宗教裁判所消灭了，不过，耶罗尼米斯·博斯的油画中记录了一些他们裸体聚会的场景。

离威廉森的时空更近些，还有19世纪纽约奥奈达的乌托邦，创始人是个极端的宗教研究家，和妻子一道在最亲密的朋友间实践自由性爱，30年来，他在惬意的隐居地与无数爱人追求“持久的恋爱”，称这块土地为“人间天堂”。这块土地的中央是他与追随者建造的豪华别墅，足够容纳一百个人；周围是宿舍和学校之类的建筑，供奥奈达社区的众多孩子居住和上学，还有工厂，社区成员做着好几个挺红火的生意——比如19世纪70年代成立的奥奈达镀锡铁勺公司，一直存活到20世纪，成了市值几百万美元的企业。

奥奈达社团的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是个气度不凡、独断专行的人，留着齐整的红胡子。19世纪30年代，他为当牧师在安多佛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不过他对《圣经》的理解与上级神职人员分歧太多，影响了对他的授职，使他一生都是个变节的传教士。

最让新英格兰教会高层不高兴的，是诺伊斯关于性爱与婚姻的看法，他坚称《圣经》支持上帝真正的信徒之间都可以互相恋爱和发生性关系。诺伊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自私和占有欲的体现，限制了人们爱他人的能力。他预测未来会有“复合婚姻”，即关系和谐的男女团体共同生活、工作，定期但不限于与团体内成员做爱，所有人都是团体内孩子的共同父母。为了限制出生婴儿的总数，不至于给社团造成经济负担，也为了让女人更好地享受性爱、不必担心意外怀孕和分娩的危险，诺伊斯倡导男人们做爱时要忍住不要在女人体内射精，除非他已经同意了一对情侣想要孩子的请求，或是他自己选中了一对愿意承担繁衍职责的男女。

诺伊斯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优生学，和他劝说其他人改变性观念的能力，只是因为追随者相信他受了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意志的媒介——他是他们的救世主，庄重、疏远、博学，应许拯救他们于罪孽，应许他们持久的富足、健康，和几个伴侣之间的性爱快乐。生命应当是喜悦的，他向支持者们保证——“最快乐的人即为最好的人，行最大的善”。提到外部世界对性问题的小心保守，他宣称“为性器官而羞耻就是羞辱上帝的技艺”，他还补充说，“从羞耻感而起的道德改革，就是企图向自然发起必败的战争。”

虽然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赞成快乐的价值，却并不容忍享乐主义和懒惰。社团中的男人女人一周要在社团的农场、别墅、学校，或是某个奥奈达的企业里工作六天；通过制造、贩卖社团产品挣来的所有钱——1866年，单奥奈达的捕兽夹工厂就收入了8.8万美元——直接进入公共金库，支持成员高水平的生活。

奥奈达的常驻医生提供免费的医疗和牙科诊疗服务；社团里有裁缝、制衣工人、制帽工人和鞋匠，制造并修补所有的衣物；别墅里有很大的餐厅，每天提供两餐到三餐。在别墅的地下室里，有土耳其浴室。整个社区占地275英亩，有不少宽阔的草坪，设有门球场和棒球场。在奥奈达湖可以划船、钓鱼，在池子里可以游泳。奥奈达还有22人的管弦乐队和剧团，提供舞台娱乐表演，周末在别墅的舞厅里还有集体舞会。

每个孩子都要在社区学校上学到16岁，有些抱负远大的学生被送往哈佛和耶鲁深造，成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毕业后也有些人回到日益扩大的社区生活、工作。当诺伊斯认为奥奈达的年轻人足够成熟到可以有第一次性体验时，社区里的女人便自愿与少年男子同床共枕，而诺伊斯和由他选中的男人则会对她们进行指导。诺伊斯相信这个系统不仅给年长者带来快乐，也能让年轻人从经验丰富的爱人身上学习——而且，年长的男性已经证明了自己能遵守诺伊斯的“男性自制”政策，也不太会发生意外怀孕的情况。虽然年轻成员也被允许和同年龄的人享受性爱，不过社团里一直有反对“排外”性爱的压力。个人的身体，同社团里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共享的；任何形式的占有欲都被认为是违反社团精神和上帝意志。

育儿室和游戏室里，小孩子们很早就学到，自己对任何一件玩具都没有专有权；所有的玩具都要分享，后来，监督者发现有几个小女孩特别喜欢某几个洋娃娃，给娃娃梳头发，对娃娃说话，还把娃娃带到床上睡觉，他们便设法干预了这种儿童模仿传统母亲角色的行为。监督者提醒女孩们，娃娃只是虚假的拟人物体，在它们身上花太多精力不符合奥奈达理想女性的要求。

在奥奈达做领导的女人认为，女性生命中的第一要务不是生育和家庭；她们同意诺伊斯的说法，外部世界的已婚女人常常沦为“生育苦力”，奥奈达女性认同的目标是精神成长、个人解放和学识提升。诺伊斯鼓励她们参加别墅晚间的成人教育课程，去社区里有4000册藏书的图书馆学习。她们穿短裙和灯笼裤，剪短发，认为自己和男性成员一样在社区里有分工和职责。她们轮流去工厂上班，男人们也轮流进厨房。男女共同承担对所有儿童的爱护和关注，不过小女孩们喜爱洋娃娃这种穿着百褶裙、化了妆、穿着外部世界风格的服装、用蜡做成的小雕像，在奥奈达的成人看来是不健康的精神，应当设法祛除掉。

一个做老师的女人建议说，可以把所有的娃娃收到一堆，扒光衣服，放到燃烧的煤堆上，“在欢乐的火焰中焚烧掉”。负责抚养和教育儿童的委员会考虑了这个提案，孩子们也被叫到一起，要对此问题做出回应——最终，在年长者的鼓励下，男孩们一致投票赞同烧掉娃娃，女孩们虽然不情愿，终究也同意了。其中一位交出娃娃的女孩，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了1851年那可怕的一天：“指定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围在火炉前，每个女孩都抱着她一直最心爱的娃娃，唱着歌向前走。我们走到炉门正对面，把娃娃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焰，看着它们在眼前化为乌有。”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个人也同意焚烧娃娃——“玩偶精神，”他强调说，“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应当与崇拜雕刻形象划为一类”；诺伊斯也能轻易将任何有“排外”之爱的成员驱逐出社区，不论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彼此相爱的情侣。“新的戒令，”诺伊斯写道，“是要我们爱彼此……不是像世间一样两两相爱，而是爱全体。”奥奈达的成员顺从、敬畏上帝，不应该因为血亲间自私的联系，或是某对情侣独占的爱情，而被剥夺了应得的爱和关注；诺伊斯坚称：“心灵应当自由地爱所有真实与有价值的事物。”一个男人对诺伊斯坦白自己对某个女人绝望的爱情，他却只是不耐烦地评论道：“你不爱她，你爱的是快乐。”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非正统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并非是童年特殊经历的结果，诺伊斯家是佛蒙特的名门望族，没有丝毫古怪的地方，1811年，他出生在布拉特尔伯勒。诺伊斯的母亲波莉·海斯，家庭环境融洽，人也聪明，她的家族来自新英格兰，家族成员中有美国的第19任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他父亲，老约翰·诺伊斯，先后当过教师（教过丹尼尔·韦伯斯特[95]）、牧师，还是成功的商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4岁时，他被选为南佛蒙特议会的议员。

小时候的诺伊斯在同龄人中很受欢迎，迷恋户外运动和露营，学习也很刻苦，和父亲一样，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1830年诺伊斯离开大学，打算学习法律，却被某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吸引，他们天资聪颖、口才过人，在诺伊斯的家乡和整个新英格兰，这些人以上帝的名义挑战对《圣经》的传统阐释，特别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信条，即人类没有价值、人间罪恶横行、上帝已预先挑选子民和罪人的说法。有些新牧师走得更远，认为人在真正皈依上帝后，有能力超越原罪，在尘世获得完美。这样的情况不仅吸引着广大听他讲道的信众，在万事似乎皆有可能的后独立战争时期，似乎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此时的美国有极大的乐观和热情；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正式撇清了和母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自由地扩张。探索自己的荒野和国民意识，重新评估过去的清教传统，掌握自己的命运。

约瑟夫·史密斯[96]是新英格兰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1827年，他声称受到了天使摩罗乃的神启，还有其他一些神迹出现，之后史密斯就创立了摩门教，实行一夫多妻制——直到1844年，一个愤怒的暴徒闯进关押他的伊利诺伊州监狱，杀死了他。史密斯成了先知，给房子刷漆、装玻璃的工人布里格姆·扬[97]接了他的班。扬将摩门教向西迁移到了犹他州，教派繁荣发展，他娶了27房妻子。

路德会的牧师乔治·拉普，多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被天使加百列拜访过，他受到启迪，在身边聚起800个追随者，在一块叫作“和谐”的隐居田里，过着无私而满足的共同生活，并且坚持独身。

弗朗西丝·赖特的父母是富有的苏格兰人，她是个社区主义者，也支持废奴。1826年，她在孟菲斯附近建立了“那肖巴社区”，那是一块2000英亩的农场，黑人和白人一起工作，也可以睡在一起——很多人的确这样做了，直到种族间性爱的谣言传遍了乡下，激起了争议，加上农场也一直不赚钱，难以维系，小组在1830年解体。弗朗西丝·赖特不仅因为反对蓄奴而闻名，其批评宗教组织和婚姻机制的演讲、文章也很出名。“在婚姻生活中，”她写道，“女人牺牲了独立性，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

19世纪中期，其他女性激进主义者对婚姻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住在小型自由情爱社区里的普通女人也有此类看法。这类社区在纽约州、新英格兰和俄亥俄州柏林海茨这样的城镇里都有。“傅立叶式”的社区有时也鼓励两性间的自由性爱，这种社区是想通过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建立的，他们的灵感来源就是异想天开、富于理想，又几乎一文不名的法国贵族夏尔·傅立叶。

直到1837年在巴黎去世前，傅立叶在演讲和著作中一直强调，19世纪人类天生贪婪、喜好破坏，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南辕北辙，除非彻底改变西方文明系统。傅立叶提案说，各国领导人将国民分为各个独立的团体，每个团体约1600人，在巨大的工业建筑里生活、工作，这种建筑叫作“法伦斯泰尔”，可以满足公民所有的私人和职业需求。

理想中，每个法伦斯泰尔有六层楼高，装潢精美、设施完善，设有生产和社交、生活等专区。摄政者会监督每座法伦斯泰尔的收入状况，每个人都做着最擅长的工作，虽然也会定期轮换岗位，避免产生厌倦；每个人都有最低工资，凭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才能还能拿到相应的高工资。法伦斯泰尔的房租依照房间大小和条件而定；要是住户想换更好的公寓，却付不起房租，可以用加班时间抵偿。虽然傅立叶社区鼓励成员通过多劳动取得更高地位，但任何成员都不会因生产力低下而被社会排斥，在性爱上也不应有沮丧或被剥夺之感：即使外貌最没有魅力的成员，“情爱圣者”也会在专门的私人套间里保证其能享受到“基本性爱”。

傅立叶不支持情侣践行一夫一妻制，认为小家庭是控制欲、裙带关系、小团体思想的温床，还会助长人们的狭隘视野，看不清人类历史的大方向，对乌托邦造成损害。虽然傅立叶终生也没能筹到钱建立哪怕一所法伦斯泰尔，他的某些观念却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称赞，认为可以将其付诸实践，比如阿尔伯特·布里斯班[98]。他在巴黎见到了傅立叶，他的书《人类的社会命运》引起了《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傅立叶的注意。之后格里利便邀请布里斯班在报上开设专栏，推广夏尔·傅立叶的理论和设想；于是，傅立叶主义也在美国小小地风行一时。

19世纪40年代初，各式各样的空想家、避世者和支持性爱自由的人受到傅立叶启发，做了几十项社会实验。偏远的农场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城镇与村庄边缘的灌木丛里，他们占据了布局凌乱的大房子，试图通过园艺、小生意、手工艺和轻工业来集体谋生。可是这类组织很少能存活超过两年，原因不外乎是资金不足、组织仓促，很快就因派系斗争溃散了。

这些社区里最有名的，也许是1841年成立、性政策较为保守的布鲁克农业与教育农庄，该机构维持了六年，位于距波士顿十英里的西罗克斯伯里。布鲁克农庄为历史铭记的原因是，早期成员中有一位雄心勃勃却刚刚在波士顿海关丢了工作的年轻作家——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在农庄里靠劳动挣得食宿，一开始，他十分痴迷农村生活和农庄里的超验气氛，在满是粪肥的田地里待了一天之后，他还能写信对朋友说：“你可能认为，再没有比这种苦工更不合时宜、令人不快的了。确实，这种劳动弄脏了手，可绝不会污染心灵。这金色的矿石是纯净、健康的物质；不然我们的自然母亲不会这样乐意消化它，再从其中转化出丰富的营养，再回报我们满仓的饱满谷穗和根茎。”

不过，没到六个月，霍桑就放弃了布鲁克农庄，认为社区会阻碍他的文学追求。“爱情小说和诗歌，”他后来写道，“要靠毁灭来生长。”在1952年受布鲁克农庄启发而创作的小说《福谷传奇》中，他提到社区生活使人们距离太近，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和个人怨恨：“……任何两人间有了不友好的感受，整个社区多少都会有些混乱、不快……要是有个人朝邻居的太阳穴上打了一拳，每个人的耳朵里立马开始嗡嗡作响。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比世界上其他人脾气都好得多，也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揉耳朵。”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对傅立叶运动很熟悉，19世纪30年代，他也去参观了马萨诸塞州布里姆菲尔德的自由性爱社区，可他宁愿将自己与当时的性激进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区分开来；他觉得自己受上帝指引，是灵魂的信使，帮助神在尘世建立宗教，使人民真正、完全地爱自己的邻人。他不像富于幻想的傅立叶，也不像参观布鲁克农庄的那些流亡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参观的人包括梭罗、爱默生、亨利·詹姆斯和玛格丽特·福勒、布里斯班和格里利。诺伊斯不喜欢空想乌托邦，也不支持个人自由；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专制主义者、神权主义者，希望将自私之罪清除出人类的灵魂，使他们皈依他所谓的“圣经共产主义”。虽然诺伊斯指责其他人的自我中心，他的自我却也是个庞然大物；不过，他总能把自己的无数喜好与观点，包括禁止一夫一妻制婚姻，说成是遵循《圣经》的教诲。

“在天堂王国里，”他写道，“不存在一个男人全权拥有一个女人的婚姻制度，因为当基督复活时，他们不会结婚，也不会被给予结婚的权利，而是作为天堂中上帝的天使……所有信徒的爱情关系都不应当排外，基督和门徒，乃至整个《新约》的要旨都是这样要求的……重塑两性间的真正关系十分重要，仅次于人要与神和好。圣经共产主义就是照此运作。自1834年，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新约》的宗教，同上帝联合……”

诺伊斯提到的1834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年，他相信自己完成了精神升华，经过将近三年，心灵终于进化到了无罪的状态——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他参加了一场为期四天、狂热的奋兴[99]布道会，第一次领悟到了上帝的指示。在1831年的布道会上，他才21岁，是个雄心壮志、奋发图强的学生，不过对自己的使命还不明确；集会之后，他回忆说：“以我不曾预料到的方式，光照进了我的灵魂。一开始很暗淡，几乎看不到，逐渐就亮得耀人眼目。这一天结束之前，我就决定终生侍奉神，为神工作。”

他进了安多佛神学院，一年后就退学了，认为那里学风不够严肃；然后他又去了耶鲁神学院，发奋钻研，经常与同级生和教师争论如何阐释《圣经》，表现出极大的宗教热情，被同龄人比作犯了“急性热病”。很快，他在耶鲁私下发表的理论被其他学生解读为神经症和异教狂热——比如他相信耶稣再临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时就已经发生过了，那时人类就得到了救赎。在诺伊斯看来，从那时起，神之国度就已经出现于尘世，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而且能够通过真正信徒的灵魂培育出来；诺伊斯听说，在新英格兰有福音新教的传教士四处旅行，传播至善论[100]，他也像这些人一样，相信人皈依宗教后，可以达到精神至善，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约束，而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诺伊斯还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834年2月的一天，他在纽黑文自由教会布道时，公开宣布自己已达到精神至善，闹成了丑闻，几乎是立即被撤销了公理会牧师的执照。诺伊斯没了能宣讲的教会，便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四处云游，露天讲道，招募追随者。他希望吸引一些名人，或是能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他徒劳地试过接近《解放者》的编辑、废奴主义者威廉·洛伊德·加里森[101]，加里森刚刚被波士顿一伙支持奴隶制的暴徒袭击，差点被私刑处死；还有争议缠身、可是有大笔财富的长老会牧师莱曼·比彻[102]，他女儿哈莉特·比彻·斯托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儿子是亨利·沃德·比彻牧师，被林肯誉为“圣保罗以降最伟大的演说家”，不过最让他出名的是，在伊丽莎白·蒂尔顿通奸案[103]的审判中，亨利·比彻站到了被告席上。

诺伊斯不但改变了自身的信仰，还与人合作发行杂志，推广自己的宗教观念，杂志名叫《至善论者》，读者中有不少自由思想家、唯信仰论者和其他反对传统的人，其中有一个心底热忱、过着小康生活的年轻佛蒙特女子，其祖父曾经当过副州长。她叫哈莉特·霍尔顿，读到诺伊斯关于基督二次降临的文章之后，开始注意他。

很快，她开始与诺伊斯长期通信，后来又捐了大笔的钱支持他的运动。她父母已经去世，祖父母和家里的亲友都想阻止她和至善论扯上关系，可她对诺伊斯的理论很感兴趣，见面之后又迷上了他本人，他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看法也没有减低她的热情，即使他在信里警告她说：“我们不可以订婚，世俗的婚约会限制我们爱情的范围。”

在另一篇于自由思想刊物上发表的信件中，诺伊斯强调了对一夫一妻制的反对，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婚姻关系：

我将某个女人称为我的妻子——她是你的，也是基督的，在基督里面，她也是所有圣人的妻子。在陌生人手里，她也是一样惹人怜爱，我记着对她许下的诺言，欢欣鼓舞。我对她拥有的权利比这世上、这宇宙里一切的结婚誓言都切实。

当上帝的意志加诸人间、如其加诸天国一般，婚姻将成为过去。为羔羊准备的婚姻晚宴上，每位客人都能免费享受每道菜。不会再有排他、嫉妒和争吵的位置……

哈莉特·霍尔顿理解并接受了诺伊斯的信条，1838年，他们在帕特尼结婚后，开始邀请其他信教的夫妻来家里做客，这些人对《圣经》感兴趣，是潜在的至善论信徒。没过几年，他们结交了五六对夫妻，至少在理论上相信了至善论；在这个小团体里，最狂热、外貌最吸引人的成员就是玛丽和乔治·克拉金。

1840年搬到帕特尼之前，克拉金夫妇就与纽约州北部的自由情爱异端者有联系，还曾经在著名奋兴派教徒查尔斯·G.芬尼的教堂里帮忙传道。芬尼是个高个子、精力充沛的牧师，举止充满热情，有一副高低音都能唱、足以进合唱团的好嗓子；他在纽约州旅行，在教堂讲坛上虔诚地鞭策人们，经常能让听众突然号啕大哭、尖叫、发狂甚至昏厥——芬尼自己也得面对不少暴力威胁和挥舞的拳头。虽然这种方法为不少长老会牧师谴责，芬尼却照样因为转变了纽约州西部大批的罪人而备受称赞，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来到纽约城布道时，影响力依然不减，教堂也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叫纽约百老汇会堂。

就是在这里，教堂会众之一、担任主日学校讲师的乔治·克拉金认识了另一位志愿跟随芬尼的人，一个苗条可爱的缅因州年轻女人，玛丽·约翰森。经过一年的交往，他们于1834年结婚，在纽约办了喜庆的仪式，参加者只有最虔诚的教徒。之后这对夫妇就乘上邮政马车，去了纽瓦克度蜜月。虽然玛丽和乔治都出身于新英格兰的富裕家庭，但因为痴迷宗教，他们与家人感情不深，父母连遭不幸，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可继承的遗产；另外，乔治·克拉金也没有商业野心——他已经拒绝了为一家纽约公司做欧洲代理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因为他觉得雇主是异教徒。于是克拉金夫妇只好艰苦朴素地住在纽约，靠精神食粮寻求安慰。

可到了1837年，这样的生活也中断了。他们俗世的领导者查尔斯·芬尼离开了纽约，去往俄亥俄州新建的奥伯林学院，成立了神学系，后来还当了奥伯林的校长。克拉金夫妇随着其他奋兴派成员到处漂泊，宗教热情慢慢消退，直到1840年在佛蒙特，他们受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影响，重燃起宗教热情，那时诺伊斯的宗教社区还在成立初期。

最早追随诺伊斯的有他自己的家人——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和她们的丈夫。诺伊斯的母亲和其他家人都公开表示不赞成至善论，不过他父亲新近去世，遗嘱里留给诺伊斯和弟妹们2万美元现金和各类不动产，倒是没人对他们的继承权说三道四。有这些资产，加上诺伊斯妻子赞助的1.6万美元，还有其他追随者的贡献，社团成员便能专心于传播至善论、招募新成员。

除此之外，社团也确实从诺伊斯买的一家杂货店里有所收入；诺伊斯继承了两个农场，成员们的大部分食物都靠耕种得来。所有成员及其子女都住在诺伊斯家里，或是他两个妹妹的家里，每到周日，大家就聚到自己建造的小教堂里，听诺伊斯布道。在诺伊斯的坚持下，每个成年人每天要花三小时进行宗教冥想，阅读《圣经》；如果某人总是表现出自私、占有欲强，或是偏离了社区精神，诺伊斯会传唤他站在全体成员面前，接受严厉的训诫。被指责的成员应当一语不发，谦卑地坐在房间中央，任由其他人轮流发表批评意见，有时这种体验太过痛苦，导致有些人因为恐惧或愤怒退出了社区。

不过，乔治·克拉金第一次参观诺伊斯的宅地时，丝毫没有不和谐的迹象；接下来几年，也没发生什么令克拉金改变观点的事情，那一天的印象仍旧令他痴迷不已。“那里的信仰者小圈子和我从前所见的十分不同，”克拉金在日记里写道，“他们那样善良、安静、善于思虑、好学，精神又这样自由……如今，上帝已经用尘世的天堂补偿了我。”

1841年，诺伊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名叫西奥多，这孩子给社团带来了快乐和乐观精神，因为诺伊斯太太在结婚头两年流产了两次。可1843年和1844年，她相继产下两个死胎，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决定再也不让妻子承受“繁衍之爱”的生理风险和精神折磨，从那时起，他开始实践自己“男性自制”的主张。很快，他将此作为社团内的性爱方针推行，不仅因为这可以降低生育风险、方便控制社区人口，还因为其符合诺伊斯用复合婚姻的纽带来团结社员的计划。

在妻子的支持下，1846年春天，诺伊斯决定接近玛丽和乔治·克拉金，邀请他们成为自己的第一对伴侣。诺伊斯多年来一直喜欢克拉金太太，他妻子也对克拉金太太温文尔雅的丈夫有好感；诺伊斯私下提出要求后，克拉金夫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约好的夜晚之前，玛丽·克拉金在日记里这样写诺伊斯：“他对我这样好，希望用自身充满我，我愿意服从、献出自己、被他的精神贯穿，我渴望爱和感激能启迪我的心，让我在自己的快乐之前，先感受他在这件事里获得的快乐；我知道，这可以提升幸福的能力。”

诺伊斯和克拉金夫妇的共同婚姻这样美满幸福，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夫妇也开始交换婚姻伴侣；虽然成员都有权拒绝，分享性爱的风气还是在至善论者中间迅速流行起来。然而，1847年，帕特尼关于这些人狂欢纵欲的谣言传遍佛蒙特州，随即有了对诺伊斯的逮捕令。

诺伊斯向法律权威们投降了，可是没有悔改的意思，他被指控通奸，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后等待审判。不久，律师对他说，帕特尼有个道德治安团体正计划抓他去实施私刑；伊利诺伊州也有这么一群愤怒的公民，私刑处死了监狱中的摩门教领袖约瑟夫·史密斯，诺伊斯得知此事后，便决定在保释期间逃走，暂时藏在纽约城里。

这时是1847年11月，他销声匿迹了几星期，直到帕特尼的狂怒平息下来。1848年初，他写信通知追随者，说已经发现了新的定居地——纽约州北部160英亩漂亮的草地，在锡拉丘兹市和尤蒂卡市之间奥奈达溪谷中静谧的谷地里。这片土地上有两座小农舍、一间棚屋、一架风车，还有两座木屋，之前是一伙组织松散的印第安人住着。这样的条件对帕特尼社区的19个成人和孩子们来说并不太够，不过诺伊斯很幸运地结交到了锡拉丘兹市的一个年轻建筑师，并成功说服他入教。这个年轻人叫伊拉斯塔斯·哈普古德·汉密尔顿，答应会设计一座大别墅，并且监督至善论信徒们施工。

提案得到了帕特尼信徒的热烈反响，立即就有新人来到奥奈达定居；从1848年早春到夏天，再到秋天，男人、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不知疲倦地清理田地、锯木头、运来石块建造地基和地窖，架起、加固承重的房梁和墙壁，铺设地板和天花板，最后整体粉刷，整个建筑有三层，60个房间，屋顶还安了炮塔。

除了建筑师和另一个新入教的老手石匠，所有工作都是由经验极少的新手完成；然而1849年冬天，这幢大房子已经全面完工，可以住人了，20年间它都牢固耐用，直到后来另建了有100个房间的砖房，这房子才被拆掉。

主居住区建好之后，奥奈达的成员们又建了两层楼的儿童房和一所学校，由从前当过教师的克拉金太太监管。然后又建了一些不同用途的小型建筑——机械车间和铁匠棚、裁衣修鞋的地方、养马场和家禽栏、温室、储藏间，甚至还有蜂房。另有一座专门为社区成员清洗衣物的建筑——男人和女人都得做这项工作，靠每周抽签决定。

一开始，农耕是奥奈达的主要产业，但诺伊斯认为单靠农业，社区很难发展。这也是布鲁克农庄之类的傅立叶主义社区的一大问题——创始人太过相信土地的生产力。诺伊斯感到了农业式微、工业兴起的趋势，很快将奥奈达转变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社区。

19世纪50年代早期，奥奈达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宅地风景优美，吸引了近一百名新成员，急着向至善论大业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时间。诺伊斯管理着不少制造产业。玉米叶做成扫帚，卖到附近的城镇、村子和锡拉丘兹市、尤蒂卡市里。上市售卖的还有杉木躺椅、棕榈叶编的帽子、绒布旅行包、马车轮辐、钢制的捕兽夹等。1848年，一个从前在当地做猎人和铁匠生意的人遇到诺伊斯，加入了社区，带来了捕兽夹制造技术，到了50年代中期，美国的毛皮市场开始扩张，纽约城和芝加哥的零售商都需要捕兽夹，这成了奥奈达最赚钱的生意。

新入教的人不仅带来了技术，加入社区时也理应上交自己俗世的资产，以这种方式，1850年奥奈达从一个富有的信徒手上收下了一艘大船——以此为契机，在诺伊斯的鼓励下，有些乐观的奥奈达成员沿着哈德孙河做起了航运石灰石的生意。1851年7月的一天下午，船行到纽约市金斯顿附近，舵手虔信上帝，对航海却半懂不懂，这时暴风骤起，装满石灰石的船翻了。跟船航行、没能活下来的人里就有玛丽·克拉金。

事故让整个社区陷入悲伤与绝望，纽约市内报道事故的报纸也都持同情态度；不过有几家乡野地区的报纸和宗教刊物一直对诺伊斯持批评态度，这时抓住了机会，说溺亡事件是上天对该社区淫乱行为的惩罚。这些文章，加上宗教界和俗世一些领袖的责难，鼓舞了奥奈达宅地附近一个很小却很能发表意见的治安团体，他们找到地方法官，投诉说诺伊斯在煽动“摩门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无宗教主义”。

可比起帕特尼，诺伊斯已经在奥奈达投入了太多，他全然不打算离开这里，发表了一系列公众声明，激烈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在社区报纸中写道：

仔细查看过奥奈达社区任何时期的家庭生活，你绝不会发现淫邪的精神，恰恰相反……它能减少两性间轻率的接触——减少“放纵享乐”的可能性，更大大减少了不受规范的言行，而俗世所谓的上流社会圈子中，却有不少这样的言行。

我们确实不承认那些严苛的规则和习俗，因为它们只能让自私凌驾于两性关系之上；但是……通过组织成员的健康，可以证实我们严守道德。奥奈达还没有一个成年人死去……很多加入时还患病的人已然痊愈……妇女们也几乎可以免受生育与抚养儿童之苦。过去四年中，40个家庭中的人口增长比维多利亚女王一人的子女都少得多[104]。那些叫嚣“淫乱粗鄙”的声音可以停歇了。

在附近的城镇里，奥奈达社区也有不少有权势的朋友，都是和其有良好商业往来的个人——诺伊斯也对法庭让步，答应废除复合婚姻。因此，对诺伊斯及其追随者的指控并没发展到庭审。

然而没多久，诺伊斯就认定，坐在俗世法庭里、尚未达到至善的法官没权力审判上帝的乐园奥奈达，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情爱制度；与此同时，诺伊斯警告追随者，只有更加崇敬上帝，才能抵挡“野蛮”入侵奥奈达的土地，他督促信徒们多读《圣经》，深化自己对至善论的忠诚。“只有不再欲求棍棒，我们才能逃脱棍棒，”他写道，“只有不骄傲，我们才能享用丰盛的赐予。”

对奥奈达的商业进展，诺伊斯很满意，可他现在担心信徒们有资本主义的倾向、赚得利润的骄矜、对占有欲和个人成就的偏好。“只有主应当受歌颂。”诺伊斯警告说；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社区的收入和捐款越来越多，诺伊斯让工厂里的工头把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天6小时，而外面大部分工厂要求工作12小时，他还重新强调了社区目标是精神升华和自我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一分钟是不受约束的：即使在社区成员聚在一起缝制手包、用棕榈叶编遮阳帽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员坐在人群中间，大声朗读启示录或者历史文学名著——狄更斯的小说、杰斐逊的传记之类。社区鼓励所有成年人参加每晚在别墅里举行的晚间课程，由过去当过老师的成员任教；有音乐、美术、象棋等才能的成员也应指导有兴趣的成员学习相应技能。

分享原则在育儿室和学校里也有体现，孩子们不能说“我”、“我的”，而要说“我们”、“我们的”。农场里、工厂里、手工商店里，年长工人一对一地指导年轻学徒；不论多么粗重的体力活，也不能当成负担，而是奉献。大多数的劳动都伴着音乐：要是有人在庭院草地上悠扬地吹起黑管，就是向所有空闲的成员发信号，说有特殊任务需要人手——可能是摘果子，也可能是收割玉米、装罐蔬菜，或是修路。志愿者聚齐之后，项目负责人会挑选足够的人手，排成一列，在横笛和小鼓的伴奏下，精神饱满地列队走向工作地点。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工厂、商店、农场和参加各类任务的人重新集合到别墅，回到房间梳洗、换衣服，准备吃晚餐。晚餐5：30开始，主餐厅能容纳110个人。成员们到达后，就自觉走向房间后面，坐在屋子中央的餐桌旁，或是靠墙摆放的椭圆桌子旁边。这里人员混杂，有种自由的精神，没有小集团，成员不论男女老少、亲属配偶，都没有结对的风气。只有12岁以下的儿童在儿童房里吃饭，十几岁的少年要轮流在厨房帮忙、在餐厅服务，其他未成年人也像成年人一样在餐厅用餐，也要遵守庄重的餐厅礼仪。

晚饭后，如果没有室外音乐会，礼堂里也没有儿童剧或诗歌朗诵，一些成员就聚在起居室里谈天、下象棋，其他人则去图书室读书、看杂志，还有定期邮寄的《纽约论坛报》一类的报纸。奥奈达人和外界只有微薄的商业联系，认为自己是祖国土地上“和平的异国人”，可他们照旧对当时的新闻头条和焦点话题感兴趣，主要关注奴隶制、妇女参政、联邦主义和禁酒的问题。

诺伊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此这两项在奥奈达都是不道德行为；而且因为社区的宗教信仰教导说，在主的眼中人人平等，成员们一致支持妇女权益、解放黑奴和给予劳工人道待遇。虽然社区也交税，男人们却选择不投票；而且不知什么原因，1863年征兵时，没有一个奥奈达男性被联邦军征召，诺伊斯自然也不会寻根究底。可能征兵的军官觉得，让奥奈达人入伍会对其他士兵产生什么不道德的奇怪影响；也可能因为奥奈达宅地横跨了两个选区，归两个郡的征兵局管，两边都认为奥奈达在另一边的领地里。

奥奈达的生意在战争期间不太景气，和平之后又开始复苏；到了1866年，许多退伍军人重操旧业，干起了毛皮商人和捕兽猎人的行当，社区工厂每周能卖出超过1000美元的捕兽夹；箱包工厂、风车磨坊和其他企业也接到了许多业务，社区历史上第一次开始招募外部人员，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社区扩建了许多旧建筑，又建了不少新的；占地面积增加到275英亩，除了满足住在当地的200名成员的生活需要，还支持康涅狄克州沃林福德的分社区。第一代奥奈达成员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的开始学习承担管理职责。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生。乔治·克拉金的儿子查尔斯也毕业于耶鲁大学，眼下正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学习现代丝织技术，这也是奥奈达未来的产业之一。

1869年，诺伊斯认为社区已经足够繁荣，精神上也足够强韧，可以超越“长久关系”和“男性自制”，委员会挑选男女，实践优生，尝试养育至善论者特殊的下一代。

从奥奈达成立之初的1849年，一直到1869年，社区里有至少100个性成熟的成年人，却只有35个孩子出生。有几个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诺伊斯虽然不厌其烦地强调男性自制，可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完美执行，还有些是女人害怕年纪太大了不能怀孕，得到了诺伊斯的允许。

除了这35个孩子，其他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带来奥奈达的，父母将养育的责任交给社区，也学着适应社区里盛行的自由情爱。在奥奈达的自由情爱系统里，任何男人若是想与某个女人上床，先得向由诺伊斯指定的中间人申请，这人是个年老的女人，她会把“邀请”发给相应的女性，确认她是否同意。虽然女人们可以任意拒绝某一个甚至所有男人，不过在奥奈达赞许性爱的风气下，一般人都不大会拒绝；根据中间人的记录，奥奈达社区的大多数女人一周平均有两到四个情人，有些年轻女人一周还有七个不同情人。中间人介入不是为了降低性交频率，奥奈达认为活跃的床上生活是健康、体面的事，而是为了监督可能对彼此有“特殊”感情、不愿与其他人分享身体的情侣。任何与“排外”沾边的行为都会被中间人阻拦，诺伊斯开始优生计划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政策的意思。

诺伊斯通告社区成员说，奥奈达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抚养更多孩子，又征集了愿意把身体借给优生计划的女性，之后诺伊斯明确地说，他会挑选提供精子的男性，女人们对亲生的孩子也没有特别抚养权。虽然限制众多，依旧有超过50个人申请，全都附有女性同意下列声明的签字：“在一切方面，我们都不属于自己，我们首先属于上帝，而后属于上帝真实的代理人诺伊斯先生……我们会摈弃一切嫉妒、幼稚和自我追寻，同那些受挑选的子民一同欢庆；如果有必要，我们也愿意为科学牺牲，如果诺伊斯先生以任何理由认定我们不适宜繁衍，我们也会满心欢喜地放弃做母亲的愿望。”

看了申请后，诺伊斯以身体条件和其他没有明说的理由拒绝了其中九个。被选中的女性平均年龄比男性小12岁，有些还是处女——不出所料，诺伊斯选中了自己，来让这些女人怀孕。

这个项目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共养育了58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是诺伊斯的骨肉，姓氏也随他。其他的父亲都是诺伊斯认为有着高贵的精神和体魄，并且对诺伊斯哲学最为忠实的奥奈达男性。不过，有一个人选并非众望所归，后来还在70年代末导致了奥奈达的分崩离析。这个受质疑的人就是诺伊斯的儿子，西奥多，忧思多虑、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医学专业，一直质疑《圣经》，还总显露出极度自私和情绪不稳定的迹象。可年长的诺伊斯显然对这个孩子有偏爱，这是他妻子早年间怀孕五次、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诺伊斯本是严厉、公正的独裁者，可由于对西奥多的纵容，他形象上便有了触目的弱点和裂痕。

对西奥多的指责包括贪图淫乐、性关系混乱，对某个年轻女人有嫉妒式的情感，以及对社区企业的轻蔑态度。后来，佛蒙特的一个亲戚留给了西奥多3500美元的信托基金，他便离开奥奈达去了纽约，成员们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可一旦他投资失败、钱都打了水漂，寄回家的信也显出羞愧之情，奥奈达便接纳西奥多回来，诺伊斯也欢迎浪子回头的他。

虽然诺伊斯对儿子的过失十分宽容，但对其他挑战他权威的人，他照样不容置疑、施以铁腕，对一个叫詹姆斯·W.唐纳的人更是如此。詹姆斯·唐纳能言善辩、性格鲜明，之前在老家俄亥俄州做律师，后来突然爆出丑闻，众人发现他和妻子都是柏林海茨自由情爱社区的成员。社区的活动中心被一群暴怒的镇民烧毁之后，唐纳便带上家人和几个朋友狼狈搬走，来到纽约州，最后遇到诺伊斯，加入了奥奈达社区。

有一段时间，詹姆斯·唐纳是个积极分子；他起劲地工作，不论分到什么任务都高高兴兴，他的学识和自信也迅速得到了其他成员的倾慕和尊重。唐纳完全赞成诺伊斯关于无私和分享的价值观，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这位奥奈达尊敬的导师有观点冲突。

1875年，63岁的诺伊斯感到了衰老和死亡的迫近，对社区宣布34岁的西奥多将会接任自己的位置，上下哗然；虽然大部分奥奈达成员不敢反对领袖的决定，可也有一小部分人起来质疑西奥多的资格，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最响亮的就是詹姆斯·唐纳。

诺伊斯害怕这个直言不讳的俄亥俄人有在奥奈达夺权的野心，对唐纳十分戒备，接下来的几年里，新一批少女开始进入性成熟期，他便故意不选唐纳和其他反对西奥多的男性做“首位丈夫”。詹姆斯·唐纳固然认为这样不公平，可这一举措更加触怒了几个年长的男性，他们多年来遵守“男性自制”和至善论，现在却被排除在生殖快乐之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支持某个年轻后裔做领导人，这个人自己就意志不坚定，却能随便进出奥奈达处女的卧房。的确，西奥多被选让三位女性受孕——再加上他父亲新出生的九个儿女，看起来诺伊斯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绑架了这个项目，使其成为在奥奈达肥沃土地上播撒自己家族种子的工具。

要内斗，现在是最坏的时机。时值19世纪70年代，奥奈达的大门外面，神职人员和法律界人士得知奥奈达的女性非婚生产了几十个孩子，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论也谴责诺伊斯以优生学的名义创立达尔文式的野蛮系统，内在动机其实是“杀死病弱的孩子”。

经过全美清教神职人员大会，反对奥奈达的统一战线形成了。美国最厉害的审查者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也加入了反对诺伊斯的活动中。他宣称奥奈达的宗教宣传册和有关自由情爱的印刷品——大多是通过邮政传播的——侵犯了联邦政府的邮政反淫秽法令。1873年，考姆斯托克亲自在国会鼓吹这项法案，这也为他和纽约反堕落协会的下属们提供了有力的长鞭，可以随意抽打任何偏离他刻板、狭隘道德观的人。

无数卖法国明信片的小贩、鸨母和妓女，以及D.M.本内特编辑这样的自由思想者被关进了牢房，安东尼·考姆斯托克还控告——或者打算控告——展出裸体艺术的博物馆，卖避孕套的药店，出版玛格丽特·桑格[105]所著婚姻指南和避孕措施书籍的出版商。考姆斯托克怒斥萧伯纳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还力促开除写作《草叶集》的沃尔特·惠特曼出内政部。考姆斯托克向联邦检察官上书，造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的入狱。1872年，伍德哈尔是平等权利党派的主席，支持自由性爱、妇女投票权、放松离婚限制和节育措施；后来在她主办的周报里，还揭露了亨利·沃德·比彻在性生活方面的虚伪作为，也因此被考姆斯托克以散播淫秽为名处罚。

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末那混乱的几个月里，考姆斯托克的报复再可怕，这位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的战士还不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最担心的：诺伊斯听到可怕的传言，说有些最近背叛奥奈达的人，已经被政府的公诉人说服，答应出庭作证诺伊斯与社区里一些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女性有性接触；因为此事属实，诺伊斯知道自己会被起诉犯了强奸罪。

压力越积越多，执法官也在全国上下逮捕实行一夫多妻的摩门教徒，诺伊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社区。如果他消失了，至善论的敌人可能就会不再惩罚他们，就像以前在帕特尼那样。

所以1879年6月23日的晚上，在绝大多数成员，包括西奥多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另一位社区元老爬上四轮马车，驶出了奥奈达的大门，之后便再没活着回来过。诺伊斯向西横穿过纽约州，经过尼亚加拉瀑布来到加拿大，在一所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很快他的妻子和几个旧时代的亲信也来了。他很沮丧，也很虚弱，可还是充满希望，相信有一天能回到奥奈达。与此同时，他指定了代理奥奈达事务的委员会——包括西奥多，但不包括唐纳——尽量管理这个三百人社区的精神和世俗生活；他还有信使定时来往加拿大和奥奈达，捎去他语气热烈的信件，里面是各种指导和建议，用于在奥奈达的集会上宣读，还有相当多的居民相信他的智慧和高贵。

可他决定自行离开，并没有减弱外界反对势力消灭奥奈达的决心；至少，神父和执法官下令终止奥奈达的优生项目，怀孕的年轻女性和未婚母亲必须与令其怀孕的男人结婚，以赎清罪恶——这项命令实施起来十分复杂，因为很多男人已经和其他女人结婚了。比如有一位最近生了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儿子的女人，也和另一个已婚男人有孩子，还与另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奥奈达人有孩子。这类无法辨认孩子父亲的事，在从前繁荣的奥奈达都不是问题，在这个避风港里，诺伊斯预言复合婚姻会成为最高结合形式，社区企业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各位上帝新娘和其后代们的生活。

此时奥奈达依然繁荣，社区新开发的银器产业也似乎正为其高达50万美元的财产添砖加瓦，但奥奈达的经济优势很大程度上仰赖公众的好意和支持；如果反对奥奈达的声浪再不平息，肯定会导致人们抵制至善论社区产出的产品，最终这片美丽的乐土会变成穷困、隔绝、臭名昭著的标志。

如果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还在奥奈达，他有力的领导和无畏的精神会给予追随者们力量；可他流放期间写再多鼓舞的信，也没法减轻奥奈达的惊恐和焦虑，无法阻挡社区里出现泾渭分明的三个派别，分别提出解决现阶段问题的不同办法。

第一派，包括西奥多和几个热心商业的年轻成员，认为社区应当更加世俗化、资本化，也许重组成股份公司，淡化其神秘的宗教背景。为了平息外部的批评声音，他们愿意停止引起争议的性爱实践，至少暂时停止，也愿意公开鼓励年轻人结婚。

第二派以詹姆斯·唐纳为首，仍旧对圣经共产主义和性爱自由有着军人般的忠诚，他们认为如果唐纳先生代替那个年老的流亡领袖，让至善论者都听从他强力的领导，社区就能迅速动作反对外部的骚乱。对于奥奈达要屈服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观点，唐纳毫不动摇地持反对意见。“我信仰情爱共有，正如我信仰财产共有。”他说，“我不相信婚姻和共享能共存。”

第三派有一百人，比前两派的人数加起来还多一倍，成员主要是忠诚于诺伊斯的人，相信他是上帝在尘世唯一的代言人，甚至不能想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特别是听说诺伊斯还活着、注定了随时会回归之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是从帕特尼时期就追随诺伊斯、皈依至善论超过30年的元老，比如诺伊斯的妹妹哈莉特·诺伊斯·斯金纳；第一个与诺伊斯合作尝试复合婚姻的人，乔治·克拉金；还有奥奈达第一幢公寓的建筑师伊拉斯塔斯·H.汉密尔顿。

可在这一派较为边缘的部分，还有另一些奥奈达人持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或者每天都转换立场，或是仅仅关心奥奈达的资产，因为在社区围墙外没有经济支持和维生手段，这些人都在偷偷祈祷，盼着不要被诺伊斯口中的“野蛮人”入侵社区。

不安感最为强烈的，是几个有孩子的未婚女性，还有很多适婚年龄的处女。现在社区内的自由和情爱得不到保障，她们便不那么愿意为了自由情爱献出身体。很多女人这段时间都禁欲，使男人们大为懊恼，另一些女人要求比身体快感更多的东西，希望得到自己偏爱的男人的称赞——她们想被占有，也想占有别人，想从爱情的对象身上取得长久婚姻的许诺。

这种种倾向，和其他与至善论理念相违背的行为，都被诺伊斯的亲信写在信里寄给了他，他读到这些描述，很难过也很忧心。年轻的学生和十几岁的少年似乎尤为反叛奥奈达的传统：他们自行其是，成为一对对的情侣；他们不理会《圣经》和年长者的批评；有不少年轻男人搞到了自己的马，公开违抗奥奈达不许持有私人财产的规矩；有几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留长头发，开始向往外部世界风行的长裙子。

之前，教师和保育员对每个孩子具有绝对和不可置疑的权威，现在受到了亲生母亲的挑战；母爱重新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守规矩，为了抢玩具争吵，总体的纪律风气也恶化了。

除了来自奥奈达的坏消息，诺伊斯还收到了大城市报纸的剪报，只有很少几个例外，其他剪报基本都反映了全国从法律、道德方面对奥奈达的谴责，将其成员塑造成混乱、好色的怪癖者。最典型的是《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题目是：《奥奈达的古怪人群，社会主义社区的烦扰》。

外部的曝光和嘲笑仍在继续，内部状况也在恶化，诺伊斯和几个最信任的顾问考虑、谋划了好几周，最终决定，为了避免长期、昂贵的法庭战争，避免让奥奈达的企业破产，社区士气低落——更不用说一直有暴徒的武力威胁，他必须宣布放弃复合婚姻和优生优育政策。他知道，媒体会把这事解读为对敌人的无条件投降，可在1879年8月的公开声明和他之后对媒体所做的陈述中，他却显出不知悔改的强硬态度，甚至暗示有一天自己的子民会再次享受到永恒关系的欢乐仪式。

官方声明是这样说的：“我们放弃复合婚姻的实践，它已经在社区里实行了33年。我们并非抛弃对此制度的原则和其未来正义性的信仰，而是为了缓解明显和日益上升的社会反对势力。”在另一份声明里，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社区对过去毫不后悔；恰恰相反，受到上帝的征召而实践这样先锋的工作，我们感到幸运；对于此次试验的总体结果，我们感到满意；我们没有放弃过去的信念，只是为了当前的大局稳定，暂时放弃复合婚姻，遵从圣保罗的教诲，他允许婚姻，然而更支持独身。”最后，仿佛是在为至善论的最高目标和其对19世纪美国的贡献做历史评价一般，诺伊斯写道：“我们冲锋到了未知的地域，为它绘制了地图，然后安全返回，没有损失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虽然诺伊斯把圣保罗拉到统一战线上，宣称独身是最可追求的美德，他本人却没做出任何牺牲，那时他已经68岁，在壮年时充分享受了自由情爱的好处，现在则可以在加拿大的隐居地颐养天年，看着九个在奥奈达出生的孩子茁壮成长。这些孩子随他的姓，在20世纪里追忆他的荣耀。事实上的确有一位诺伊斯后裔，一位勤劳刻苦的年轻人，皮尔庞特·B.诺伊斯——母亲是9岁时被带到奥奈达的哈莉特·沃登——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奥奈达的领袖。后来在他的子嗣的帮助下，20世纪70年代，把奥奈达的银器生意发展至跨国公司，市值接近1亿美元。

然而，即便是支持自由情爱的人，也无法把不断增长的财富归因于多元性爱带来的能量，因为自1879年诺伊斯宣布放弃复合婚姻，老奥奈达的奢侈性爱再没有重建过——虽然必须补充说一句，奥奈达很少有人相信诺伊斯迟来的独身教诲。诺伊斯发表新的信条之后，外部的仇恨因此平息，社区内大部分独身的年轻人两下权衡，选择了缔结婚约。

很快，奥奈达迎来了37场婚礼，大部分都由奥奈达成员主持，在公寓前葱翠的草坪上举行。可还有些成员——包括12名40岁以下、有孩子的女性——一直没有结婚，他们是不是支持独身主义、那些结婚的成员是否忠于彼此，奥奈达的历史学家并无记录。大多数新婚夫妇选择留在奥奈达，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或者附近小些的房子里，也继续在社区内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

1880年，奥奈达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其226名成员都成了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的股东。在股份分配方面，至善论的元老拿到了价值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股份，新加入的、年轻的成员拿的比较少，这成了社区内的矛盾焦点；而且不出所料地，对股份分配最为不满的成员，也是最不满诺伊斯坚持放弃复合婚姻制度的成员——就是詹姆斯·唐纳和他的30个追随者。

1882年，71岁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在加拿大去世——尸体被送回奥奈达埋葬。那之前四年，詹姆斯·唐纳与其派系退出了社区，将股票换成现金，坐着一辆马拉的篷车，开始向西长途跋涉，来到气候更温和，联结更松散的南加州土地上。这群人在洛杉矶南部的圣安娜安顿下来，慢慢融入了当地环境，幸福而繁荣——后来，詹姆斯·唐纳被选为此处地方法院的法官。

19

狂风击打人的自负，让它啜泣

和尖啸，留下赤裸惊惧的灵魂。

随风而去，虔敬如一。

因恐惧紧闭窗帷，与永恒失之交臂

还有那明艳、跃动的自我的火焰……

那么所追寻的是沉思领悟无限。

去它的门前，大胆地叩问意义。

长途漫漫，满是贪婪的庸人

渴求与你的根脉交缠。

抛之脑后，因为他们与夏日同朽……

——约翰·威廉森

当约翰·威廉森1970年开始为砂岩隐居地招募新人时，很多人像他一样相信“新生活方式社区”的时代在美国终于来临了。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全国估计已经有将近两千个此类居所，大小各异千差万别，遍布在农舍、城市阁楼、山腹庄园、沙漠坯房、网格球顶的大厦以及犹太聚居区的廉租公寓里。住在里面的有嬉皮士园艺家、爱冥想的神秘主义者、时髦人物、耶稣迷、崇尚环保的福音派信徒、遁世的摇滚音乐家、厌倦的和平请愿者、辍离公司的人，还有威尔海姆·赖希和马斯洛、B.F.斯金纳[106]，以及维尼熊的忠实信众们。

俄勒冈州尤金市以西几英里处有一个占地80英亩的定居区，是由一群经营肉牛生意的性解放的中西部人创建的。在加州伯克利，受到罗伯特·里默一本性乌托邦小说的感召，璧人们比翼齐飞地——当然不总是和和气气地——住在一座叫“哈罗德西区”的大房子里。在奥克兰市郊拉斐特林地中的一个僻静所在，住着34岁倡导“负责的享乐主义”的维克多·布兰科，他在房地产开发中赚了钱，现在在加州和其他州拥有几个迷你社区；《滚石》杂志称他为“社区界的山德士上校[107]”。

在离新墨西哥州圣克里斯托瓦尔不远的地方，一位纽约艺术家和他受过斯坦福大学教育的妻子建立了占地130英亩的拉玛社区；而在科罗拉多州群山中、毗邻沃尔森堡的地方有一簇属于“自由社区”的小木屋，它的成员中有油漆工、陶器匠、皮革匠等。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以外十英里是奥兹嬉皮社区，它的土地是从一位前海员兼商人手里继承过来的；而在弗吉尼亚州中部离库尔佩珀镇不远的地方，一群年轻的社会理论家创建了120英亩的双橡园社区，他们还经营农场，生产吊床，把自己的主要居所叫作“奥奈达”。

在纽约城，崇尚精神的社群主义者们住在褐砂石房屋[108]中间的静修院里，他们不练瑜伽和吟诵曼特罗[109]的时候就外出做木匠、泥水匠、油漆工等。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组织一个多世纪前被驱逐，而现在在这里已经成立了五个反主流文化的社区，其中最无政府主义的“红苜蓿部落”，大体是由一位麦片生产世家的公子提供财政支援的。佛蒙特州北部边远地区还有一个叫“布林阿斯”的农业社区，那儿有不少赖希的读者，他们相信，一夫一妻制、占有欲、妒忌和战争确实紧密相连；但这个社区，像许多类似的充满学院派激进主义者的农业社区一样，面临财政困境，因为成员们花太多时间阅读严肃书籍和在壁炉边高谈阔论，所以就没有多少时间在牛舍挤牛奶了。

一位叫罗伯特·乌里耶的作家屡屡有如此印象。1968-1971年间，为写作《破镜重圆》做调查时，他拜访了全美几十个社区。尽管对弗吉尼亚州的双橡园等地所呈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高效率充满钦佩，但他无法忽视有很多社群主义者没有戒律和决心来践行他们的理念：他们谴责外面的污染和铜臭，自己却在满是迷幻剂的污浊小棚屋和阁楼里弄出来一种垃圾文化，这些地方挤满了嗑了药亢奋但精气萎靡的流浪汉。罗伯特·乌里耶所到之处都听到年轻人高呼着渴望与地球有机和谐地共处，渴望栖居于远离贪婪和敌意的和平之所，但是他在社区中也发现自己“被口水战和马拉松一样冗长的会议淹没，会上人们甚至无法决定是否该把狗关在门外。到处都是不能开的车和不能抽吸的泵，因为所有人都对塔罗牌的神秘历史了如指掌却对机械学一无所知。到处都是人们在为自给自足、脱离资本主义系统而奋斗，但他们却又接受食品券和老爸——一家卖维生素P的公司——的施舍。残羹剩饭堵住了水池，奶牛从没关的门里溜达出来，却没有人被责怪。到处都是摇摇欲坠和顷刻无常。总有人要离开，卷起行李，包好吉他，向人们吻别——他们要再度去寻找真正自由、无忧无虑的社区”。

约翰·威廉森很清楚这样的社区往往会吸引无根游民，他格外小心在砂岩不要吸收太多这样的人。虽然他想要反主流文化的伴侣加入砂岩体验——甚至在洛杉矶地下刊物《自由报》上登广告说砂岩要扩招，但他刻意不透露地点，只列上了城里一个租来的小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这样他的下属就可以一对一地面试申请者，向他们说明加入砂岩的基本要求和代价。

因为砂岩没有农场或产业来维持生计，威廉森决定接收大概200名付费会员，每年交240美金就可以把砂岩当作某种俱乐部：白天可以来游泳池游泳，在主屋的露天平台裸体晒日光浴，在草坪野餐；特定的晚上还可以和“大家庭”共进自助晚餐，通常是裸体的但并不强制如此，餐后他们可以小心翼翼地下楼到一个60英尺×20英尺的大房间里，那里灯光朦胧，铺着红地毯，任何人想要都可以在排列好的软垫和大枕头上做爱，或者仅仅是听立体声音乐放松一下，或者在壁炉边交谈。

为确保所有准成员都预先收到警告：砂岩会有放纵的夜晚，每个申请者在面试时都会领到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

砂岩背后的理念包括：人的身体是善的，公开表达爱与性也是好的。砂岩的成员只要不粗鲁无礼或把自己的欲望强加于别人身上，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这里没有安排好的活动，不需要学习行为方式，也没有导师。在交互友爱的精神之下，成员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砂岩体验中强烈而持久的重要性在于人与人的接触，但并非像鸡尾酒聚会那样充满了计谋戏耍和躲躲藏藏。在砂岩，接触包括基本水准上如实的、身体的赤裸和公开的性爱。在这些方面，此体验的意义远超任何理性的分析。行动的真实性，以及在基本层面上的接受与被接受，没有任何保留和掩盖，是砂岩体验的精髓。它超越了幻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在那里所有人的精神、身体和存在在彼此之间都不再陌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成为愉悦的源泉而非冲突的缘由。

砂岩为数不多的严格执行的规范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成为成员；设施内不可使用任何毒品；另外，为了保持性别平衡，只有伴侣们可以结对参加晚间的活动。尽管晚餐伴有葡萄酒，饮用烈酒却被劝止。在办公室的初试，以及之后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砂岩主屋进行的复试里，他们都下了很大功夫来了解申请者是否有酗酒、吸毒，或者精神疾病的历史，或任何可能被砂岩高强度的性氛围所唤醒或恶化的问题，在砂岩，忠诚的伴侣们可能会第一次充分了解甚至目睹他们爱人不忠的行为。

约翰·威廉森想要尽可能召集大量稳定的伴侣，那些相信如果没有性独占，私人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的年轻中产阶级肉欲主义者。威廉森也希望能囊括较多媒体和学界的代表、商业领袖、律师、医师、作家和社会科学家，这些“改变的人”也许可以将砂岩的哲学用文字——如果不是用行为——传播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以及愈发接受新观念、新价值的消费大众。

威廉森为了和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可能的话也吸收他们，给著名的大学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发了邀请函，邀请他们来砂岩做一天客；他雇了专攻公关的同事，在媒体接受采访；和妻子芭芭拉一起，不远万里去研讨会上发言，那些研讨会探讨新生活方式社区和婚姻模式变革等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群山间的科克里奇隐居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威廉森发表了一篇演说来解释砂岩的目标，听众包括罗伯特·弗朗克尔——他从天主教神父变成了作家、丈夫和费尔里·狄金生大学的胚胎学性学教授；拉斯特姆和德拉·罗伊，两位宾州州立大学的化学家，也是一对富有经验的夫妻关系顾问；斯蒂芬·贝尔茨，身任费城行为矫正中心执行主任的心理学家；小说家罗伯特·里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听了威廉森的演讲对他在加州的实验饶有兴味，想要拜访砂岩看看那儿都发生了什么。

威廉森在远方撩拨起人们的热情时，家乡的“大家庭”可不是那么理想化地与他合拍；甚至他在砂岩时也似乎总是那么高瞻远瞩，从亲密圈子中游离出来，关注未来的计划，花大量时间款待重要访客，将他的魅力和性精力用于追求满足新欢。

第一个察觉并怨恨威廉森善变性格的人是朱迪斯·布拉洛，她过去曾被他热烈追求过，也习惯甚至是依赖上了威廉森的特别关注，现在感觉自己有些像旧物被弃之不理。为了他，她中断了家庭生活，离开郊区舒适的家，带着孩子和心怀不满的丈夫举家迁移到托潘加峡谷一个租来的农场里，只为了能离砂岩近些，能方便帮助威廉森他们清扫、油漆、改建、造园和其他装修。现在，完工的屋舍光彩照人，却不过成了玻璃橱窗，展示着威廉森的自我和不断扩张的野心。

威廉森不再是表面上那个罗曼蒂克的古鲁，他真正的职业更像是精打细算的工程师。在朱迪斯的眼里，威廉森正将砂岩变成一个家庭实验室，裸体大家庭像模型一样被展览，吸引新成员、新资金，以及威廉森一直想得到的学术界的兴趣。他高中之后就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唯一能为砂岩赢取学界地位的方式是建立一个顾问团，成员由大学认可的科学家和随机的行为主义者组成。顾问们自身的欲求在砂岩获得满足，也许会帮助威廉森在未来获取私人甚至政府基金，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研究妒忌和占有欲的根源——而朱迪斯认为除非人们不再深深在乎彼此，否则妒忌和占有欲无药可医。

朱迪斯相信，虽然约翰·威廉森并不限制自己的妻子，但事实上就连他也受到性独占欲的影响；他似乎挺反感珍爱的奥拉利亚·利尔现在越来越多地与戴维·施温登单独相处，而且当朱迪斯向威廉森承认自己也被施温登的身体吸引时，她觉得他的反应也很不满和消极。

朱迪斯不理会威廉森的反感，有天在孩子们去上学、丈夫去保险公司上班后邀请戴维到家里来；但她没把这次，还有接下来的另一次约会告诉任何人。不过她对这些幽会很不安，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因为觉得威廉森会反对，就遮遮掩掩一件其实和他毫不相干的事，这让她备感困扰；也因此她渐渐承认威廉森对她的私生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整个处境充满了矛盾冲突：威廉森，直言不讳地拥护不独占的、开放的性爱，但在对待奥拉利亚和她自己时似乎很伪善；而朱迪斯对威廉森与新欢的“不忠”心怀怨愤，也或许在用和施温登私通来悄悄地报复，这些都是在嘲讽她自以为加入威廉森的团体后就获得了的自由解放。除去她和丈夫都心知肚明的通奸，有可能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占有欲强、在性方面内疚缠身的传统女人；在这种固执的自我怀疑中，再加上威廉森对她的生活难以捉摸的影响令她心烦意乱，朱迪斯决定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威廉森和他正在幻灭的乌托邦。

不过，使她下定决心的关键性事件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表面上看来与她和威廉森的关系、她的性生活、她的婚姻、孩子，或者任何非常私人的事情毫无关联。导火索只是她的宠物猫。

一天朱迪斯发现她的猫刚下了一窝猫崽，她被这个新妈妈迷住了，满心欢喜地看这只咕噜叫的花猫宠爱它的孩子，给它们舔毛喂奶。下午的时候她注意到母猫叼着小猫从屋里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好像在寻找一个更温暖舒适的地方。但是母猫似乎总不满意，把猫崽们聚在屋中某处后，它又会再把它们叼起带到另一处，循环往复；当朱迪斯饶有兴致地观察时，她开始认同母猫焦躁不安寻寻觅觅的天性。

那天晚上，朱迪斯和丈夫用过晚餐，孩子们都上床睡了后，她听见汽车开进车道，透过窗户她看到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来了。不提前打电话就拜访，这在加州很常见，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都这样，通常她也毫不在意；但在现在这情形下，她还沉浸于和猫在一起的宁静下午，日间还仔细考虑了要与自己的家庭更加亲近，因而威廉森夫妇的突然到访就被她看作是侵扰了。

朱迪斯挤出一个微笑在门口欢迎他们，热过咖啡后，她和丈夫坐在客厅听芭芭拉和约翰解释他们在城里忙的事情，在回砂岩的路上顺道过来看看。他们继续闲聊，提及这几周没怎么在砂岩看到朱迪斯，这时朱迪斯注意到她的猫仍旧走来走去，嘴里似乎叼着一只小猫；再一看，朱迪斯看到一条又长又细的尾巴在猫嘴角晃荡，她突然意识到猫正紧紧咬着一只血淋淋的大老鼠。

朱迪斯惊叫着跳起来，让所有人看她的猫在壁炉边踅来踅去；她滔滔不绝地说起这只猫——毫无疑问它整个下午都知道有这只鬼鬼祟祟的老鼠——为了保护猫崽如何不断地把它们移出老鼠的攻击范围，直到它最终决心短兵相接，铲除威胁。这个小插曲对朱迪斯来说有象征意义，她是如此沉浸于对猫的自豪感，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威廉森夫妇全无她这般的热忱。

朱迪斯这样一个看起来自由开放的女人竟然会如此认同一只家猫的母性本能，威廉森夫妇对此表达出来的，若不是其他情感，也是无聊和厌烦。朱迪斯的丈夫保持着沉默，朱迪斯却已与客人们争吵起来，狂暴地为自己辩护。后来想想，朱迪斯觉得，自她加入威廉森的团体以来就没有尽到身为母亲的职责，那一次只是长久累积的焦虑和疑惑的总爆发。

但是现在，多少自我审视也无法缓解她对威廉森夫妇的愤慨，他们无子，就对身为父母的情感不闻不问；那晚当威廉森夫妇离开后，她对丈夫说她和约翰·威廉森结束了，她准备好了搬出这里，和砂岩断绝一切关系。

在其他任何时候和情形下，约翰·布拉洛都会乐意接受她这个决定，会很高兴能把威廉森赶出去，恢复自己对家庭生活的一点儿掌控力。但那时他犹豫了，向朱迪斯承认他现在不是很想离开。他解释他终于开始适应这个地方，喜欢和这儿的各色人等在一起，甚至和约翰·威廉森发展出值得信赖的友谊。布拉洛现在觉得可以从威廉森那里学到很多，他不怀疑，自己和威廉森做朋友后已经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了；自从威廉森挑动他独自走进沙漠后，他更加思想独立，能够忍受孤独了，布拉洛自己后来也重复过几次这种治愈性的冒险。

不过他没向妻子坦白的是，看到最近威廉森的冷淡给她的自尊造成的伤害，他多少有些开心，也不反对她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多感受一下威廉森日渐消逝的热情。他想，现在该轮到她受苦了，就像她最初迷恋上威廉森，在那刻骨铭心的夜晚与威廉森在小屋的火炉边做爱所带给他的痛苦一样，这些事都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但布拉洛认识到自己对妻子的义务，他不能不顾她感到的痛苦；他也不能忽略，最初是他把她带到威廉森的世界里去的。他也知道，如果她继续郁郁寡欢只会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婚姻，他不想毁掉它，也不想因此给两个他们都深爱的孩子带来不幸。

威廉森夫妇拜访之后的几天，布拉洛注意到更多朱迪斯消沉的迹象：从办公室回来时他可以看出她下午喝了酒，晚上在床上时她冷漠疏远，暴躁易怒，不愿意做爱。一天晚上他想和她亲近，她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把孩子们都吵醒了。第二天早上她很懊悔，答应去看心理医生。她再次提到离开托潘加峡谷，这次布拉洛同意了。所以每天下班之后他便帮她整理打包。不久他们就做好搬回伍德兰希尔斯郊区的准备了。

因为有租户住在他们原来的房子里，合同还没有到期，布拉洛一家必须短租另外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倒是意想不到的容易。虽然那房子比他们自己的略小，但满足了他们暂时的需求，而且它坐落在一个整洁又有夹道绿荫的街区，那儿修剪齐整的篱笆和平缓的街道，与峡谷里尘土飞扬的崎岖山路、悬崖嶙峋的氛围形成了可喜的反差。从这儿布拉洛每天可以很方便地往返办公室；而朱迪斯想要在孩子们上学之后也有事可忙，便在附近的医院找了个做白班护士的工作。晚上他们通常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很少会出门。取而代之，他们在客厅听音乐、读书，或者看电视，他们早早上床休息，为尊重朱迪斯的意愿，并不做爱。

约翰理解她的选择，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觉得是她与威廉森分手之后对所有男人的消极反应；他相信，他们在自己家里安定下来之后，更适应郊区生活和彼此之后，情况就会好转。但就在他们快要搬回去时，朱迪斯竟然恳求约翰不要和她一起，使他极为震惊；她请求给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应付自己无常的情感。

约翰虽然心烦意乱，还是同意自己先在外面租一段时间公寓，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事。他愿意做任何事来恢复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也相信朱迪斯也在为之努力。她不酗酒了，开始看心理医生，工作也似乎勤勉守时。从自己在附近恩西诺小镇的公寓，他开一会儿车就能看到孩子们，每周两晚带他们出去吃饭或去自己的住处玩儿。每天他都给朱迪斯打电话，在他们分居最开头的几周里朱迪斯让他放心，虽然还没做好让他回来的准备，但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每天开车上下班时，他常常多开几个街区只为经过自家房子，他向自己解释说，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他关心家里过得好不好；但当他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做，没日没夜地在埃特纳街上来来回回地开时，他也就明白了这是因为自己对妻子的直觉，对她忠诚的怀疑，害怕她可能是不想让自己在家，这样就能更自由地和其他男人约会。

不久之后，布拉洛就注意到家门口常常停着一辆蓝色的庞蒂亚克[110]，不是威廉森的，也不是布拉洛认识的任何人的。有时候它一大早就停在路边，傍晚才走，但晚上孩子们大概都睡了的时候又会回来。观察它几天之后，约翰再不能压抑焦虑，当面指责朱迪斯在见另外一个男人——而她平静地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想。

布拉洛勃然大怒，无法控制自己。他感到背叛，被羞辱，惊呆了。他想知道那男人是谁，但朱迪斯只说是她最近遇到的一个人。布拉洛要她不再见那个男人，而朱迪斯看起来与其说是挑衅不如说是心不在焉，回答说她没法保证。布拉洛更加气急败坏地谴责朱迪斯为孩子们树立了糟糕的道德榜样，提出孩子们应该和他一起生活；但朱迪斯回答，她没法和孩子们分开。布拉洛威胁要动用法律手段时，她沉默不语。

第二天晚上布拉洛又看到那辆庞蒂亚克停在路边，他一时冲动想下车去敲房门，和他的情敌打个照面；但又把这冲动抑制住了，因为不想在孩子们面前造成可能的暴力场面。不过他记下了庞蒂亚克的车牌号，在他多年混迹保险业所结交的熟人们的帮助下，他不仅知道了车主是谁，还知道了他的私生活。除了其他种种，布拉洛被告知这男人是戒酒协会的成员，曾经无业，四处游荡，他也曾因施暴和殴打被警方拘捕。

当布拉洛把这些告诉朱迪斯的时候，她变得满怀敌意，谴责他侵犯别人的隐私，还说她早就知道那男人的背景了，他已经亲自告诉过她。而且，她告诉丈夫，他这种恶意刺探只让她确信了和他分开是明智的；这次不管布拉洛怎么解释也没法填补他们之间的鸿沟，之后的很多次对话也于事无补。她说她需要给他们的婚姻放个假，想要自由自在的，不再对一个丈夫负责。她继续说，要不是有对孩子和工作的义务，她也许已经和情人离开镇子去另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了。

尽管布拉洛难以相信她真就是那个意思，而且竟能如此迅速地和另外一个男人好上，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和解的希望，脸色阴沉地和她一起办了分居手续。他同意给孩子们付抚养费，她每周给他几天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也答应不让任何男性朋友在家过夜。

之后几个月里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仍旧定期相见，不过都是在约翰来见孩子的时候简短地会个面。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适应了分居的生活，精神很好，看起来也更能控制情绪了。尽管现在她见情人的次数也少了，承认这点时她口气里并没有懊悔之意。实际上，她现在不只和一个男人约会，也结交了在医院认识的一个新朋友。约翰毫不怀疑，她对自己的生活就算不是乐不可支，也至少是心满意足。他自己的境况可没有这么好。

对他来说最近几个月紧张狂乱，令人沮丧。他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约会，但是最轻微的关系发展都让他退缩。尽管两次接受威廉森夫妇的邀请参加砂岩的聚会，还有一次周末一起出游，那次他们还带来了迷人的女伴，他仍旧觉得被冷落、郁郁不乐。现在得不到的朱迪斯似乎比原来更加撩人心意、不可取代了。

工作也从没像现在这样令他厌烦。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待了十年，最近好几个月来注意力在工作和烦扰的婚姻之间游移，布拉洛觉得自己最好在被解雇之前辞职。他估计，用存下的那些钱他可以生活一年，不用正式工作，所以他打起精神递交了辞呈。

他想骑摩托短期旅行，在沙漠里待一段时间；而且大胆地承认了很久之前的雄心大志：他想写一部小说。那将是不顾廉耻的自传体，一个关于他婚姻的故事。过去，当他妻子被勾跑，而他自己在办公室和砂岩间穿梭往返的时候，他记了大量的笔记，写在公司信纸上和黄色的标准拍纸簿里的日记，描述对身边的事和自己心理状态的印象及反应。

这些日记是有意识的发泄，但现在当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却因窘迫而畏缩。重读自己的生活没有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反而加重了它：在棕榈泉的保险业大会上与芭芭拉的第一次性接触；约翰·威廉森以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出现；在穆赫兰大道威廉森家的裸体夜晚；那时看起来如此心花怒放自由解放的几个月；现在它们像毁灭与混乱的序曲一样阴森地逼近。他看出来，曾使他生活稳定的爱与秩序，不论是什么，都已经献祭给了一时兴起的试验与反复无常。他试着想象那些夜晚，要是他没有带朱迪斯去——那里奥拉利亚、盖尔和阿琳·高夫看起来如此魅惑而触手可及，他的婚姻会怎样；不过他怀疑，就算他抵制住了威廉森解放传统婚姻窒息束缚的允诺，结果也还是一样。尽管看到朱迪斯回应其他男人让他非常痛苦，布拉洛并不是不清楚自己获得的许多补偿，但当他现在读起自己空洞的回忆录，一切似乎都简化成情绪的碎片，毫无意义地消散了。他孤独一人，没有工作，丝毫没有希望。

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继续去看望孩子们，却已被盲目迷惘占据。就是在这种颓唐的状态中，他听到了阿琳·高夫的消息——他和她曾有一小段情史，但她和朱迪斯最近一样已经离开威廉森的团体，消失在山谷里。阿琳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她被发现身中一弹，死在家里的床上。警察在她身边发现另一个死者，是她的情人，《洛杉矶时报》年轻的新闻记者。楼下的桌子上有一把刚开过火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几个小时后，警察逮捕了阿琳·高夫16岁的儿子，控告他犯下双重谋杀罪。

20

傍晚夕阳消逝在山后的时候，几十辆汽车爬上山路向砂岩驰去——开着外国轿车和敞篷车的贝弗利山探险家们，身着古驰鞋和裁剪合体的细帆布衣裤；旅行车和私家车载着发型时髦的情侣们从山谷和奥兰治县绝尘而来；大众牌巴士和丰田牌轿车从托潘加下区和威尼斯海滩运来长头发的年轻人，他们将车停在砂岩地产西角之后，不忘拿下悬挂在烟蒂夹上的大麻烟，吸了最后一口。

到访者即便在进主屋之前，从正门旁巨大的落地窗中已能看出派对开始的迹象：马车轮形的吊灯悬挂在屋梁上，灯下大家庭的成员和早到的客人们手拿饮料站着聊天；巨大的砖石壁炉中火焰熊熊；而在屋正中惯常的位置上，扈从环绕之中，安坐着那位壮硕、金发的君王，全身赤裸。

约翰·威廉森点点头，向新到者中的熟人轻轻微笑；但他们得先获得芭芭拉允许才能进入屋子接近约翰。芭芭拉站在一张登记桌后，手里拿着笔，浑身上下只戴着一副眼镜——这副平常的金边眼镜和她书记员般的面容很相配，却愈发反差衬托出她小巧坚定的下巴下，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如繁花盛开般迷人的身体。

芭芭拉并不乐意做守门人的工作；她更想做适合她砂岩第一夫人身份的轻松点的事——但没人能像她那样高效地完成这微妙的任务：她需要巧妙而坚决地挡下非成员和徘徊的不速之客，拖欠会费的、没带异性同伴的，以及因违反俱乐部规定被暂停身份的成员也被她拒之门外。要是换一个男性家庭成员来拦，被拒的人可能会暴烈地反抗，要是换奥拉利亚这样不那么令人生畏的角色，又可能遭受花言巧语以求通过。芭芭拉简明务实的风范似乎把门口的冲突减到了最少。她虽然一直很礼貌，但明显不会为心口不一的奉承、男子气概的显扬、暗示的威胁，甚至是公然挑衅所动。有一件轶事把她镇定自若的天性彰显无遗，尽管可能被夸大了，但这故事被砂岩成员们愉快地传唱。一次，芭芭拉开车经过峡谷的时候，看见一个挣扎的女人被推到路边一辆车上骚扰，那男人显然是想强奸她。芭芭拉把车停在路边，跳出来，无畏地走近喊道：“放开她！你要是想操谁，可以操我。”那男人大吃一惊，迅速就畏服撤退了。

但芭芭拉要是愿意，也可以非常妩媚娇柔，尽管她在门口时是个严厉的哨兵，也并非毫不通融：她有直觉，欢迎那些虽是不请自来却可能对砂岩有用的人，或至少是身份体面能被介绍给她丈夫的人。砂岩越来越富庶、越来越放宽俱乐部经营方式后，很多只身前来的被偏爱的人也可以入内，成为荣誉会员，因为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其在智识方面认可威廉森夫妇的研究方法和目标，就算不是认可，至少也是饶有兴趣。

有几个晚上他们围聚在壁炉边交谈，穿着或多或少，有的时候全裸。这里有英国生物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他之后写了《性的愉悦》；心理学家和作家菲莉丝和埃伯哈特·克龙豪森，他们将在旧金山创立色情艺术博物馆，展示其广泛收藏中的精品；婚姻咨询师威廉·哈特曼和玛丽莲·菲西安，经常被称作西海岸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纽约邮报集团的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曾是洛杉矶公羊队橄榄球明星，现在是诗人和演员的伯尼·凯西；兰德公司前任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安东尼·拉索，他们已经复印了五角大楼文件，正被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艺术家、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在纽约威克沙姆美术馆的个人展上，她描绘情欲的壮美画卷令参观者眼花缭乱、惊叹不已；格罗夫出版社的编辑肯特·卡罗尔，正计划拍摄和发行关于砂岩的纪录片；性学研究的专业作家爱德华·M.布雷赫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密友；洛杉矶《自由报》主编和前业主亚特·昆金，1969年他吃了官司，被罚5.3万美元，因为他刊印洛杉矶毒品贩子的姓名住址，这件事导致他将报纸卖给了马文·米勒，一个性文学出版商，后来米勒自己在一个色情读物官司中被定罪，这案子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以里程碑式的1973年“米勒判决”告终。就是这案子中的观念威胁到全国所有自由的性表达，取代了1957年反对考姆斯托克且广受赞扬的“罗思意见书”。

尽管砂岩的起居室有时像个文学沙龙，楼下却仍旧是寻欢作乐者的欢场，那里的景象和声响，就算很多访客熟谙性爱艺术和文学之道，也从没想象过会在同一个晚上同一屋檐下遍览。

走下铺着红毯的楼梯，访客进入一个半明半暗的大房间，在那里会看见，斜倚在有垫褥的地板上、沐浴在壁炉橘黄色光晕里的满是阴影覆盖的面庞、交缠的四肢、丰满的乳房、张开的手指、上下移动的臀部、闪光的后背、肩膀、乳头、肚脐、金色长发散开在枕头上，粗黑的手臂抱紧软白的屁股。叹息、极乐的叫喊、交合的肉体相互撞击和吸入的声音、笑声、喃喃低语、立体声音乐、燃烧的黑炭木噼啪作响。

访客的眼睛适应黑暗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众多形态、尺寸、质地、色调：有些伴侣盘腿坐成一圈休憩闲聊，仿佛在沙滩上野餐；其他的以各种体位抱在一起……

屋子一角，在墙壁上急流而过的旋转光线中，点缀着裸体迪斯科舞者黑色的剪影。……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像高级时装模特那样的，像橄榄球后卫的，像瓦格纳歌剧女高音的，速泳运动员的，或者肌肉松弛的学者的；文了刺青的胳膊，平安珠，足镯，生命之符[111]，细小的金腰链……美国再没有其他房间有这样的景象，仿佛一剂视听催情剂，耶罗尼米斯·博斯画作的活人展现。

所有美国清教徒想判为非法，想审查，想藏在反锁的卧室门后的一切，都在这间成人游戏室里展览，那里很多男人第一次看到其他男人勃起，很多夫妇看到自己的配偶与新情人交缠在一起，被刺激、震惊、愉悦、悲伤等情绪交替占据。就是在这儿，一天晚上约翰·威廉森看到芭芭拉被一个英俊健壮的黑人满足，有那么焦虑不安的一会儿，他沉浸在少年时期对南方乡下人的情绪里。

生物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医生常常全身赤裸，挥舞着雪茄，穿过整间屋子在俯卧的身体间闲逛，那专业的神态仿佛鳞翅目昆虫学家挥舞着捕虫网在田野上漫步，又或鸟类学者在海浪间追踪一种稀有的燕鸥。康福特医生头发灰白，戴着眼镜，面孔像猫头鹰般严肃精明，身体保养得很好，他不怕羞地被情侣交合的场景和他们的柔情低语深深吸引，认为那既迷人又充满无穷教益；只需稍加鼓舞，在把雪茄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后，他就会加入一群友善的身体，为这欢愉添砖加瓦。

康福特有个好姓[112]，在人群中怡然自得，也能让初次接触聚众裸体和性交而紧张局促的人舒缓下来。在医学同行中他是稀有的能把对病人亲切的临床态度带到纵欲聚会中去的人。安抚人心、诙谐幽默、博学广知但从不自命不凡，康福特博士的镇静和愉悦对身边人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几乎没人注意到他用来熟练地做群体按摩的左手上其实只有一根健壮的大拇指。30年代只有14岁时，他在英格兰家中的实验室里，一次过于热切的火药实验，炸掉了他的其他四根手指。尽管失去这些手指最初令他消沉压抑，“罪的错觉”久久缠扰，令他寝食难安，也严重限制了他演奏钢琴的精湛技艺（虽然如此他仍旧会弹），却不妨碍他未来成为一位产科医师、诗人、小说家、丈夫、父亲、BBC的战时无政府和平主义哲学家、老年学家，以及身体力行的性学研究者。

事实上，那场事故之后的十年中他出版了十本书。第一本从15岁时开始写，是描述他乘坐一艘希腊船游历南美洲的游记；第十本是关于“二战”时法国陷落的小说，写于24岁，那时他已经在名人录上榜上有名。其时他也作为医学学生从剑桥毕业；几年后成为执业产科医师，他发现，自己受伤的手和灵活的大拇指在施行子宫内翻修复术时倒颇有优势。

早在写作《性的愉悦》很久之前，康福特就已经因为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开放态度，成为英格兰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1963年，那一年普罗富莫的应召女郎丑闻[113]震惊了保守党政府，也是许多道德改革家事业的开端，而康福特因公开在青少年中推广避孕用具和避孕药被很多人诋毁；后来一个女教师指控，有个学生在读了康福特博士的一篇论文后感染上了性病——这一传染病案件的指控，康福特不无欣喜地发现，并没有获得法庭多少支持。

1970年搬到加州圣巴巴拉之后，康福特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做高级研究员，他听说了砂岩，不久就来拜访，这是他之后众多拜访的第一次。虽然他已经是个习惯了的裸体主义者，是英格兰第欧根尼裸体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波尔多北海岸像蒙塔利韦这类隐居地的常客，但他还是立刻被砂岩开放的性行为吸引住了，这给他一个在非实验室环境下观察人类交配行为的机会。

在这里他可以看到解剖学上的多种样态，丰富的前戏，以及真正陌生人之间交换的非法的柔情。康福特早些时候遇到一个看起来很怕羞的女人，她和丈夫一起来到楼上，在那里她似乎对脱掉衣服感到窘迫不安，而现在正裸体在楼下和另一个男人打得火热……

很多夫妇只是满怀惊叹地看着一切，对他们来说到访砂岩是一种学习，一堂生物课，一个机会去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逐渐增长性的知识，传统上人们用这种方式去学习几乎所有事，除了性。康福特相信，在砂岩的一个晚上，访客们能学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性自我的知识，比从所有权威的性手册和性学家主持的研讨会上学到的还要多。

在这儿他们可以观看其他人的众多技巧，听到各种回应，看到脸上的表情，肌肉的动作，晕红的皮肤……一些访客私下沉迷，却从没向情人要求过的特别的挑逗方式——因为这些嗜好似乎很“怪异”——在楼下常常都能看到，因此砂岩能使访客安心和认同自己。需要相当长时间刺激才能达到高潮的女人，之前怀疑过自己是否正常，但她会在砂岩发现很多女人都这样；曾被其他女人吸引却厌恶想象女同场景的女人，会看到自由的异性恋女人在三人四人性爱中爱抚其他女人、对女性愉悦兴奋地感同身受。男人也是这样，虽然比女性更在意同性恋的阴影，但也会在赞同群体性爱的氛围之中触摸其他男人，按摩男性身体，与男人接吻，就像几十年前，在清教徒社会男性青春期结束的仪式中亲吻父亲的嘴唇一样。

想要摆脱婚房里的无趣又不愿毁了婚姻的夫妇们，在砂岩通过接触其他人来鼓胀情欲，之后再将这种性能量导回婚内关系。男人注意到妻子激起其他男人的性欲，很多时候也会被吸引，力图再次占有她；而女人，尤其是长期在一夫一妻婚姻中的女人，能和新的男人重新体验被渴求的旧感觉，性方面自由自在，无需负责……尽管方式并不总与他们的婚姻相调和。

一些女人刚经历烦扰的离婚，尚未准备好投入新的恋情，暂时将砂岩当作了第二家园，一个能把约会对象带来，又能通过与他人做爱和相伴来保持独立性的中转站。对于性欲旺盛、多少带有侵略性的女人，在这儿她们可以大胆地把男人当作玩物来追求，在楼上人群中能走近任何欲求的陌生人，简短交谈几句就直接问：“你想下楼吗？”

在砂岩无需卖弄风情和女性传统的娇羞作态，不必顾忌“名声”，也没有在酒吧或其他公共场合与陌生男人搭话时大部分女人会产生的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合理担忧。在砂岩不可能出现《寻找顾巴先生》[114]里那样的场面，因为女人被周围的人保护，不会成为一个男人的恶意的受害者。一个性方面爱冒险的女人如果愿意，在砂岩可以体验到，她的身体一个晚上能耗尽多少健壮的好色之徒最好的精力。

谁要是怀疑女性的性耐久力比男性强——据金赛说，一个完全勃起的男人插入之后平均只能猛推两分半钟，只需在聚会的夜晚到砂岩楼下“舞厅”，观察一下像萨丽·宾福德这样积极活动的女人。这位有着灰白色头发、优雅的46岁离异女人，她美丽匀称的身体总是让一个又一个恋人热情洋溢，但她明亮的黑眼睛却不向任何男人寻求对自己魅力的认可：她的身体有多诱人，她的情感就有多镇定自若。她还是个冒险家，一个致力于建立两性间更平等社会的女性主义者，建立一个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差，即要被同等考量——的世界。

萨丽·宾福德生命中的前20年在纽约出生长大，之后20年去了芝加哥，在那儿获得了四个大学学位和三个丈夫。后来她搬去加州，60年代中期她参加并推动了西海岸持续不断的激进化运动。

1970年初夏，得知托潘加峡谷有个不同寻常的社区之后，一天下午她只身开车爬上崎岖山路来到田园诗般光辉壮丽的砂岩隐居地。停好车从主屋前面的大落地窗望进去，她看到起居室一角有个金发男人裸体坐在桌后，正在打字机上轻敲。

约翰·威廉森听到她敲门时停下打字；芭芭拉打开门，萨丽出示证件后就被欢迎入内了。威廉森很快被眼前这个人吸引，邀请萨丽游泳，并把她介绍给了大家庭其他成员，包括一个叫梅格·迪斯蔻的年轻快活的棕发女郎，她是萨丽·宾福德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人类学系学生。

从那以后萨丽·宾福德成为砂岩的常客，也是约翰·威廉森和其他一些男人的性伴侣。

21

萨丽·宾福德的职业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学习研究灭绝了的文明和尼安德特穴居人；但是，和她挖掘研究的许多史前对象不同，她可以适应各种气候、氛围、居所，一旦对环境和其中的人不满意了，她很快就会从某地搬到另外的地方。

从她在长岛郊区的青少年时代开始，那些影响了大部分同辈女性行为的社会习俗和性规范，基本上都被她忽视。她被富有的父母在配有佣人的大房子里养大，但和她被青睐的姐姐——一个她深深憎恶的循规蹈矩的人——不同，萨丽·宾福德在家是反叛者、假小子，某种她母亲容忍但从未理解的小怪物。

萨丽也无法理解母亲，这个女人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却为这桩在郊区缔结的婚姻放弃了事业。之后她的生活围绕着这栋房子，消遣的方式就是一些麻将聚会，还有与其他无所事事的贵妇一起参加慈善活动。其中一位女士介绍给她广受好评的富尔顿·约翰·申主教的布道，在他的影响下，萨丽·宾福德的犹太母亲转信了天主教。

萨丽的父亲是个精明专断的人，出生在伦敦，有德国犹太血统，大萧条时期靠进口虫胶清漆在美国小赚了一笔。用这笔钱，他培养了一种彬彬有礼的个人做派和体育爱好，享受着其他女人私下的爱慕，买了一辆凯迪拉克，周末可以开着它去长岛最好的乡村俱乐部，那儿允许犹太高尔夫球手入内。

长岛无处不在的排犹主义、种族歧视、趋炎附势——更不用说对两性的双重标准，激起了萨丽想要与众不同、反传统、反公众准则的欲望，远离母亲那起装饰作用的家庭生活，而贴近她更青睐的父亲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作为勇敢的年轻骑手，从锡达赫斯特马房骑马出来，萨丽对自己能控制一匹高大强健的动物颇感兴奋；作为在学校舞会上穿着低胸礼服的放肆小妞，她轻而易举就诱惑了年轻男人，令女同学们心生嫉妒，说她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在伍德米尔学校上完高二又在鳕鱼角剧院找了份暑期学徒工后，她遇到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戴上从第五大道下区一个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避孕隔膜，她开始了第一场恋爱。

一年后，1942年，母亲坚持让萨丽上瓦萨学院，一所萨丽觉得无聊透顶的女子学院，为反抗这一决定萨丽翘了足够多课，第一年还没结束就被开除了。萨丽从伍德米尔学校毕业时父母亲戚给了她一些战时公债，她把它们换成现金，搬到纽约，在西十三街租了一间单间公寓，在儿童法院的精神病治疗诊所找了份工作，打字输入一些案例，与这些案例相比她自己的过往倒显得如此审慎小心。

她过得很开心，喜爱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和波希米亚风格。有天晚上她在谢里登广场附近的酒吧遇到一个40岁的黑人爵士音乐家，他之后带她进入哈莱姆区，向她介绍了大麻沉静平和的刺激，还有许多新潮复杂的做爱技巧。

在格林威治村待了将近两年，中间还在《长岛日报》社当了一阵儿记者，萨丽决定应该回到学校；在父亲的财力支持下她在1945年秋季进入芝加哥大学，因为被它的本科项目和富有革新精神的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所吸引。

搬到中西部去没有令她失望，在那儿她成为出类拔萃的本科生，之后又拿到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也参加了到欧洲和中东去的考古考察队。在芝加哥她住在海德公园区，那是湖边一个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子的迷人街区，住着大学教员、作家、艺术家、年轻夫妇，还有一个憔悴的黑头发出版商，他家客厅地板上摊着一本杂志的创刊号，日后他要将它取名为《花花公子》。

尽管这城市的政治系统腐败，种族歧视严重，用索尔·贝娄的话说就是“没有哪个世故明智的人在芝加哥走动时会不加防卫”。但萨丽·宾福德在街道上却感到安全，在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115]日渐增长的声望中，萨丽也看出他是更为文明开放的选民的代表人，因此她去了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工作。她也为芝加哥的文化生活骄傲，包括第二城戏剧俱乐部，那儿捧红了像迈克·尼科尔斯、伊莱恩·梅、塞弗恩·达登和芭芭拉·哈里斯这种天才[116]。在芝加哥萨丽·宾福德只有一个领域没获得满足：婚姻。到最后，她与其说是和那三个嫁了又离的男人不和，不如说是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男性世界不和。像当时大多数男人一样，他们不能接受自由解放的女性——那些女性痛恨双重标准，痛恨这种设定：不管她有怎样的事业野心和聪明才智，都应该专注于家庭杂务、抚养孩子和煮饭。她领先了美国的女性运动十年；但是聪明如她，却似乎天生易于爱上最不合适的丈夫：像她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者。

结果，她的婚姻充满了火药味又短命；萨丽常常独身，焦躁不安，没法满足性欲，在很多孤独的夜晚对着脑海中朦胧勾画的男人自慰，都是些她想象中在火车上、飞机场、认不出的城市里遇到的陌生人。这些男人尾随她，温柔老练地强迫她、控制她，最终引诱她投身情色的场景，类似于她存放在海德公园公寓卧室里的色情读物中所描绘的。

50年代，几乎所有这些书在芝加哥都是违禁品，被去过巴黎的教员和富布赖特[117]学者偷运进美国。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欲经》《我的秘密生活》《香水园》，亨利·米勒的《热带》，还有许多法国情色小说，精通法语的萨丽直接读了原版。书中最挑逗她的，是那些她私下渴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的性行为，或者她很好奇但不太能在生活中尝试的。在这些性幻想中，她有时想象自己在一场纵欲盛宴的中心，被技巧娴熟的爱人们包围，他们同时满足她每一个奇思异想，爱抚她身体的每一寸，而她反过来将他们激发到高潮的狂喜巅峰。

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和一任丈夫曾按照一份浪荡子期刊上的广告赴约，想尝试群交，结果在一家餐厅酒吧见到的，是个翻领上别着戈德华特[118]徽章的胖子，和帽子上别着塑料雏菊的胆怯妻子。在一片尴尬的友善氛围中，这一对儿解释说他们并无兴致四人性交，只是想私下交换伴侣。之后他们握了手，那对夫妻就消失在温煦宜人的夏日夜晚中。

在这段婚姻、情史、教学、旅行的时间里，萨丽·宾福德也养育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儿，她一长到差不多大就马上离开了家，在60年代辍学成了一个嬉皮士。萨丽自己迈入60年代时，烦恼缠身但苗条时髦，穿着紧身合体的蓝色牛仔裤，戴着玫瑰色的金属框架眼镜。透过镜片她再次以年轻人的感官看这世界，似乎她个人的自由指日可待。她搬到了南加州，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在那儿作为一个激进的行动派教员卷入了校园和平运动。

在威尼斯租来的面朝沙滩的公寓里，她结交了学生激进分子，和像她一样对权贵阶层的政策方案满怀愤慨的年轻人，而这种愤懑之火在她的同辈人心中早已熄灭。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四名俄亥俄州学生在与国民警卫队的对抗中被射杀——发生之后，1970年5月她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罢课抗议；她发表反战演讲，参与游行示威。这段时期她与四处漂泊的女儿重逢，女儿自己也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萨丽在学生家里也遇到了一个留着傅满洲[119]式八字胡和长头发的魁梧男人，他叫安东尼·拉索。一年后他作为诡诈的理想主义者在全美家喻户晓，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起他拿到了五角大楼文件并泄密给媒体，向公众揭露出美国政府在对越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扯下的一系列谎言。但当萨丽初次见到拉索时，他的言行中还没有那个政治亡命之徒的影子；只是一个有意大利乡下血统的南方人，30多岁，刚刚信奉反主流文化，还没完全适应长及肩膀的头发。他当了很多年公司智库，已获得安全许可，但现在靠着失业保险住在洛杉矶，对萨丽描述自己是一个“兰德[120]辍学生”。萨丽挺喜欢他。和他更熟了之后，又通过他见到了他的朋友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萨丽决定介绍他们俩去砂岩。

两人中埃尔斯伯格更快地适应了砂岩。他以前曾和裸体主义者在一起，拜访过洛杉矶的“极乐仙境”和南法著名的勒旺岛。1967年回到兰德之后，埃尔斯伯格和美国国防部赴越南执行一个为期两年的任务，那时他将近40岁，刚离婚尚未再婚，参加了不少纵欲派对，那里的人他要么是通过洛杉矶《自由报》上的广告认识的，要么是在洛杉矶影视城一个叫“摇摆”的特殊酒吧中遇到的。

“摇摆”或许是全美头一家这样的酒馆，店主名叫乔伊丝和格雷格·麦克卢尔，是一对迷人的夫妇。格雷格曾是电影演员，出演过《伟大的约翰·L.》。埃尔斯伯格结交了麦克卢尔夫妇，常常光顾酒吧，在1968年称呼自己是“唐·亨特”。考虑到自己在兰德的职位，埃尔斯伯格不想让真名出现在泛泛之交的地址簿中，尤其是没人能确定群交在当时的加州是否合法。但除了使用假名，他对在酒吧和性派对中交往的人们几乎不设提防；对暗示挑逗他来者不拒，不管是三人行还是群交他都怡然自得，尤其对自己性爱时的精力和格调志骄意满。甚至当他拷贝了五角大楼文件，几乎能确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会窃听跟踪他时，埃尔斯伯格也一点不想掩盖他夜间的畅饮，前往性酒吧到性派对和砂岩就像参加哈佛校友会一样若无其事。

回想起来，埃尔斯伯格推测，在他1971年以间谍罪、叛国罪被起诉后，有可能正是他在性方面的开放最引起尼克松白宫中清教徒们的好奇。他们或许觉得，如果参加纵欲聚会对埃尔斯伯格来说都稀疏平常，那他真实的私生活一定离经叛道、凶险邪恶。不管怎样，尼克松总统决意让埃尔斯伯格名誉扫地，惩罚他把政府文件泄露给媒体的行为。总统授权了一项彻底的调查，要将这名曾是忠诚的海军、国防部鹰派高级幕僚的叛徒的本性揭露出来。这项由前中情局特工霍华德·亨特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戈登·利迪进行的调查，后来使他们闯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在贝弗利山的办公室。

八个月后，亨特、利迪和其他“渗入者”会被委以相似的手段对付总统的敌人，那些敌人住在华盛顿，办公室在一栋叫水门的建筑中。

22

理查德·尼克松到白宫上任时，坚信美国精神正被国内激进分子、堕落的嬉皮士、剥削他人的色情产品出版者所侵蚀。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要将这个国家从它骇人的诱惑物中净化出来，在校园和城市中重建律令和秩序，为此他倡导了一场“公民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尽管他的出生地就是美国大部分色情电影和露骨色情照的发源地，可尼克松既不欣赏也不理解这些东西的魅力何在，他也从不认同南加州人散漫、闲适、自我放纵的生活作风。

尼克松在崇尚户外运动的加州成长为一个从事室内工作的人。他是清教徒，出生于洛杉矶城外一个穷困的乡村，那儿离《愤怒的葡萄》比离好莱坞山更近。他的父亲是个冷漠的电车司机，1906年从俄亥俄州一片不毛之地移居到西部，曾经经营过柠檬种植场，但失败了。他脾气暴躁，沮丧失意，要求孩子们服从他严厉的纪律。尼克松的母亲汉娜·米尔豪斯12岁时和她信奉贵格会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南加州，在惠蒂尔宗教社区中长大。这社区是19世纪末由新英格兰的贵格会信徒建立的，同一时期，詹姆斯·唐纳崇尚性爱自由的奥奈达社区成员搬到了附近的圣安娜。汉娜是个坚毅不屈、信仰坚定的女人，为了给理查德·尼克松患结核病的兄弟付医药费，她离家做厨子和清洁工工作三年。

理查德·尼克松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几乎没有放松闲暇的时间，他成长为一个尽职尽责、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周末时他在友谊教堂弹钢琴，在惠蒂尔学院——致力于培养基督教领袖人物的贵格会机构，他名列前茅，辩才尤其凌厉。他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杜克大学，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海军服役，之后于1946年击败一名加州民主党员，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抨击这名民主党员的自由派观点是亲共产主义。尽管这场措辞激烈严苛的竞选活动，和此后很多类似的竞选一起，将尼克松以爱国者和卫道士的形象置于全国万众瞩目的焦点，他自己却鲜少感到被选民真正接受和崇敬，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也常常内心不安。

如果尼克松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他会将惠蒂尔学院的风气推广到大街小巷，那里充满了秩序和服从，有对勤奋工作、宗教和道德刚正的尊敬。上任总统时，他带了两个加州人去华盛顿，他们和他一样认为这些传统应该保存下来，这两人成为他国内事务的首席顾问。他们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是不沾烟酒的基督教科学派[121]信徒；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爱国者、顾家男人，对喧闹的反主流文化、广为扩散的性放纵、影视和出版物愈发色情化的趋势大感震惊。其中一个叫H.R.霍尔德曼，高个平头，是个专断的前广告经理，日后成为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检察官约翰·D.埃利希曼，前鹰级童子军[122]，授勋的空军领航员，在德国境内执行过26次轰炸任务，他之后成为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后，埃利希曼组织“堵漏人员”进行报复，他们突击查抄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还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在水门的总部。

除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尼克松总统在自由派的厄尔·沃伦[123]退休之后任命沃伦·伯格——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严、卫理公会崇高道德的模范，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以此来支援他的“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伯格是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由艾森豪威尔任命在上诉法院供职，他支持政府对国内激进分子的窃听特权，限制媒体自由，厌恶色情产品。

不久，在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去世，亚伯·方特斯[124]因公众对财政问题的质疑被迫离职后，总统又得以在最高法院安插了三名保守派。他们分别是威廉·伦奎斯特——47岁，来自密尔沃基市，是务实坚定的戈德华特共和党员，他曾在尼克松的司法部工作，赞成死刑判决，反对堕胎；哈里·布莱克门——绝对戒酒主义者，老派刻板的哈佛毕业生，明尼苏达州人，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也加入了圣保罗的同一所教堂，还是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在任命前的面试中，布莱克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向他担保，布莱克门家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嬉皮范儿”；还有刘易斯·F.鲍威尔——一个体面的弗吉尼亚州人，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在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天他不得不坐在法庭的放映室里，观看色情电影《一丝不挂》中金发裸体的瑞典女演员淫荡的表演，这是一起淫秽案的证据。

有这些守旧的法官入驻法院，尼克松期望反色情的行动能得到大范围支持；他同时也期冀从新成立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中获得帮助，这个由前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委任的18人小组，旨在研究露骨色情物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在必要情形下提议一些矫正方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以及很多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很久之前就坚称，露骨的性杂志和电影会怂恿暴力犯罪和强奸，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尝试寻找证据来证实这种论断，直到该总统调查委员会建立，国会拨款200万美元支持该委员会进行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

委员会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位成员在1969年因一项外交任务辞职后，尼克松任命了一位他挑选的人，据他所知是全美反色情最狂热的人之一。他名叫查尔斯·H.基廷，是个精瘦、金发、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辛辛那提市的检察官，他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

查尔斯·基廷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全美高校游泳前冠军、“二战”期间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他的社区颇受人敬畏；50年代，他被城市报刊亭中越来越多的色情杂志和书籍激怒后，说服了一些热心市民、商业领袖和虔敬信徒加入他的反淫秽运动，并为他建立的免税社团“正派文学公民联盟”[125]捐款。

该社团的主要目标是向地方政客和执法者施加社区压力，促使他们关闭辛辛那提有露骨性爱书籍和影片的书店和电影院，还号召人们写信抗议，甚至抵制性爱杂志商店店主、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赞助方，只要它们容忍以性为导向的栏目，或播放其他可能被认为不适宜道德高尚的家庭合家观看的节目。CDL本质上是在复苏老天主教良风团[126]战前的策略，良风团曾经吓坏了好莱坞电影业，直到像霍华德·休斯和奥托·普雷明格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出来勇敢地挑战它；虽然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最开始对基廷的CDL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时了，该社团却在60年代蓬勃发展，成长为在20个州有32个支部的全国性组织，据估计，它大约有35万活跃成员，他们支持约束性爱及书刊检查制度。它的荣誉成员包括11位美国参议院议员、4位州长和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很多市政首脑、地方检察官，以及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天主教大主教们都支持它。几十个大城市的日报，按理本该是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却都支持CDL的“洁净”计划，同意约束、压制或完全禁止X级[127]涉性电影刊登广告。这样做的报纸有《辛辛那提问询报》（基廷的弟弟是这家报业公司的董事长）、《迈阿密新闻》、《旧金山观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新闻》、《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最终，连《纽约时报》也被这种趋势影响。

CDL自己的双月刊《全国正派报道》热情洋溢地详述每一场全国机敏的警察对“肮脏”书店的突袭查抄，热切地宣布法庭对色情产品出版者的定罪判决；它每期也会带着奉承的口吻刊印一位执法警官的人物小传和照片，此人定是最近惩罚过“淫秽商人”，大标题赞誉他为“本月执法者”。

《全国正派报道》中擅长揭发丑闻的编辑叫雷蒙德·高尔，是个戴眼镜、敦实、面色红润的50多岁男人，被基廷发现之前默默无闻地在洛杉矶工作，他当过一家牛奶公司的会计，还是一家链锯生产公司的系统分析师。高尔正是基廷希望招募到CDL的那种人：政治保守派，天主教徒，海军老兵，有七个孩子的顾家男人，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奋斗了几十年，还要压制住内心的愤懑——怨恨国家福利欺诈、充满优越感的校园激进派，还有性堕落者们，后者犯下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上帝、反自然的罪孽。

高尔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引起了基廷的注意。一个周日晚上，高尔走去一家中餐馆给家人取餐，路上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站在一家新开的性用品商店门前，它就开在高尔家的好莱坞街区。在橱窗里他看到很多标题耸人听闻的平装书、排列整齐的电动按摩棒和橡胶假阳具、法式螺纹避孕套、一管管的润滑剂、吊袜带，还有很多本印有裸体年轻女人全彩照片的杂志，她们张开双腿、高展胳膊、半张着嘴巴。尽管不以为然地对自己嘟哝着，高尔仍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兴奋，可憎地觉察到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他马上转身走了，对自己竟然在那儿逗留了那么长时间感到困窘。

当天晚上，妻子和孩子都睡了后，那邪恶商店橱窗里的影像仍旧久久停留在高尔的脑海里。他被这些影像困扰，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他同时也感到被圣灵召唤，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自他在芝加哥老家当祭台助手的时期之后，就再没有过，他从内心深处体认到一份虔诚的热忱，希望对抗和战胜由可鄙的色情产品商所挑起的魔鬼诱惑。那晚他几乎没睡，第二天他给好莱坞商会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抗议在他家附近开那样一家店。一周之内他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承诺会通知警察。几天之后，他从报纸中读到那家店已经被当局查抄，关门大吉。

此事令雷蒙德·高尔印象深刻，大受鼓舞，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自己有力量影响这个鄙俗的世界，他开始一有空就驾车在城里转悠，记下其他性用品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在洛杉矶的商业中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他算了算有六家生意似乎很兴旺的店面，于是他写信给市长，质疑像这样的店如何能合法地开在市长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周围。几天后高尔接到市反堕落小队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尔先生，留意明天的报纸。”第二天，洛杉矶媒体头版都报道了对这六家店同时进行的突击查抄，逮捕了一些店员，没收了七吨淫秽用品。

这之后不久，一个CDL的代表联系了雷蒙德·高尔，紧接着，查尔斯·基廷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说期间，安排了与高尔见面。在外貌和风格方面，这两人迥然相异。基廷高挑，整洁得无懈可击，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威严；而高尔资质平平，相貌沧桑，腰身足够宽，把他紧身西装的线缝处抻得紧紧的。但他们都对罪恶的性深恶痛绝，在这方面他们有相似的灵魂；更熟识对方之后，基廷觉得高尔又质朴又健谈，认为要是他为CDL代言会令人信服。

不久基廷对高尔的直觉要在一次检验中体现出来：CDL一个专讲性爱话题的常任演说者由于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不能到洛杉矶的一家服务俱乐部[128]演讲，高尔被说服去代替他。尽管最初非常紧张，因不得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而很难为情，但高尔仍用简单坚定的语句缓和了气氛，向听众表明，他反对色情作品作者公开亵渎私密而神圣的爱。他不否认色情产品的诱惑力。他承认事实上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难以抵御它的刺激。但他说它很可能是引人堕落的，它替代了性结合所应象征的诚挚爱意，令人厌恶。如果兜售性产品的人将来仍享有现在这样的自由，被允许继续传播这些下流物品，他们的污染不仅会毒害消费它们的人——他们选择消费这些产品就难免受害，也会毫无例外地传播到整个社会，削弱家庭生活的质量，危害国家的伦理道德健康。

高尔的首次演讲如此成功，于是基廷力劝他成为CDL的发言人。高尔之后又公开露面了几十次，不仅在服务俱乐部里演讲，还和CDL的成员一起，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舌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29]的律师和各种各样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1967年雷蒙德·高尔接受基廷的提议，成为CDL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CDL出现在加州和全国的学界听众面前与广播——电视脱口秀中。有一次高尔飞回他的故乡芝加哥，受邀在一场脱口秀中谴责色情产品，和他对峙的嘉宾是一个当地的色情产品商人兼按摩院店主，29岁，名叫哈罗德·鲁宾。高尔和鲁宾立马就互相看不顺眼。高尔认为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是个无所顾忌、缺乏准则的俗物，而鲁宾从高尔身上看出自己父亲的迹象：那也是个在芝加哥出生、受压抑的蓝领保守派，性比越南战争更会让他不舒服。

1968年雷蒙德·高尔在华盛顿做CDL非官方的游说者。在那里，通过《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华莱士的帮助，高尔和CDL一位叫詹姆斯·J.克兰西的律师一起，与几位国会议员私下会了面，强烈要求引入力度更强的反淫秽法案。他们被允许进入参议院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配有一个幻灯机和大屏幕，参与者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斯托姆·瑟蒙德议员、密歇根州的罗伯特·P.格里芬议员和爱荷华州的杰克·米勒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展示淫秽品的样本，这类淫秽品能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邮政传播和销售，大体是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标准过于自由宽松。

颇巧合的是，高尔和克兰西在华盛顿的时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正开始组织公开听证会，提名亚伯·方特斯法官代替即将退休的77岁的厄尔·沃伦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很多政客和利益攸关的组织，包括CDL，都反对方特斯上任。1968年初夏和秋天，对方特斯的血泪控诉，包括他从研讨会费用中获利，还有据说他打过电话呵斥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曾对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持有异议。由格里芬议员带头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约翰逊总统的行为表现愤怒，因为约翰逊总统虽然已经宣布1968年不会再谋求民主党提名竞选，却在主政的最后几个月，试图提拔他律政界的朋友就任高职，要不然此职位可能会由新总统青睐的人就任，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能会是个共和党人。

CDL与方特斯的不和，是由于他在最近几起淫秽案中对色情作品的宽容，包括他投票赞同合法化那本长期被禁的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妓女芬妮·希尔的故事（书名叫作《欢场女子回忆录》），还有在“科林斯出版社诉威斯伯利案”中纵容像《罪恶耳语》这样的黄色小说。此外，CDL注意到，《罪恶耳语》的出版商曾经是方特斯在华盛顿律所的客户之一——千真万确，CDL声称从联邦调查局探员那儿得知，此出版商据说曾吹嘘过和方特斯的关系，暗示这会保护他免受联邦起诉；CDL进一步宣称，这条联邦调查局内部消息在参议院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M.德克森（他最初是支持方特斯晋升的），使参议院内的势力天平倾斜到反对亚伯·方特斯的一方。

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1月宣誓就职总统后，他的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带来一项对方特斯不利的新证据——他曾从一名金融家创办的基金会那里收受2万美元费用，该金融家曾经因为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获罪。于是亚伯·方特斯被迫从最高法院辞职，尼克松又得以在他的空缺处填补了一名保守派。

方特斯辞职一个月后，CDL又有了高兴事，尼克松任命查尔斯·基廷加入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CDL的报纸表达出了乐观情绪，认为基廷强有力的个性（尽管他在约翰逊总统成立该委员会一年之后才加入）不久定会激励其他成员，找到有效的手段让淫秽产品好看。基廷认为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其中有温弗雷德·C.林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赫米蒂奇的卫理公会牧师；欧文·莱尔曼，在迈阿密海滩的伊曼纽尔寺中任犹太教祭司；还有莫顿·A.希尔，一位天主教神父，之前曾在曼哈顿带领纠察队对抗色情作品出版商，他也是一个叫“媒体道德公司”的监察组织的主席。名单上还有一个来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教员兼牧师，叫G.威廉·琼斯；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还有两名女性，一个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英语教师，叫凯思林·斯比茨，另一个是在美国电影协会工作的纽约律师，叫芭芭拉·斯科特——人们期待对于女性身体常常在色情世界中被使用的方式，她们能浓墨重彩地表达出女性的愤慨。

其他委员似乎也呈现出可靠的社会图景：莫里斯·A.利普顿，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奥托·N.拉森，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D.格林伍德，门宁格基金会[130]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瑟夫·T.克拉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社会学研究者；托马斯·D.吉尔，康涅狄格州少年法庭首席法官；弗里曼·刘易斯，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总裁；爱德华·E.埃尔森，亚特兰大通讯社总裁；马文·E.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H.瓦格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B.洛克哈特，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院长。

还有其他二十多名职员辅助委员们的工作，其中有些并非是做研究的专家，他们被指派在全国各地旅行，为委员们收集可用于分析评估的信息。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基廷加入之前，委员会曾派遣研究小组采访和分析那些制造露骨色情产品的大商人、色情商店经营者，还有定期购买的消费者。研究者发现，邮政检查员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产品最为了解，他们不仅认识、洞察到该非法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还判断黑手党在生产流通色情产品过程中可能的影响。研究员去中西部和纽约的监狱，讯问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期望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书籍和杂志。

委员会咨询了100个全国组织，要求他们书面提交对色情产品的看法。一名委员会调查员甚至被派去丹麦，因为最近露骨色情产品和现场色情表演在那里已经合法化，以期弄清这对丹麦性犯罪的数量、社会行为趋向以及该国的道德氛围有何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科学团队每天给23名男学生播放90分钟色情电影，每周五天，持续了三周，想研究这些电影对学生个人习惯和情欲的影响。所有学生志愿者看电影时都穿着长袍，袍子下面的阳具上套着连有电极的避孕套，来精确检测勃起，他们的胸周围也挂着风箱，耳朵里戴着电子设备。每天放电影之前，研究者会私下问学生在看过电影后的24小时内是否自慰过或做过爱。

委员们自己也看露骨的色情电影。1968年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印第安纳州的金赛研究所举办，在那儿除了展示金赛博士收集的大量春宫图、简要告知全国最新的与性相关的数据，成员们还被护送到一间放映室，观看老式色情电影以及全彩的当代色情电影集锦。也许观众中最着迷的是莫顿·希尔神父，尽管放映结束灯光再亮起时他满脸通红。在纽约他是色情产品最博学、最不屈不挠的敌人之一。那次放映之后，还有以后接触类似作品之后，希尔神父都向委员会中的女律师表达心中的忧虑，担心她被强制观看如此污秽的东西；但当女律师表示这些并不真的令她惊惧嫌恶，神父很明显惊慌失措，回答说会为救赎她的灵魂而祈祷。

尽管委员和职员可以内部自由讨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反应，威廉·B.洛克哈特主席却力阻他们向公众或政府官员透露个人见解。洛克哈特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研究项目有潜在的煽动性；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在委员会完成所有研究给出诠释之前贸然将残章碎片泄露给媒体，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和争执，以致削弱最终报告建议书的冲击力和重要性。因此，媒体或政客在调查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给洛克哈特或他的个人助理，由他们来统一回答；虽然在委员会第一年的运转中，洛克哈特的同事恰如其分地尊敬着他作为法学院院长的权威姿态和委员会主席的尊贵身份，但1969年查尔斯·基廷加入后，基廷过于自信专断的言行却立刻给团队互动带来一抹张力和对峙。

冲突开始于基廷发现大部分田野调查并非委员们自己进行，而主要是由洛克哈特挑选的职员和研究者开展的。紧接着进一步触怒基廷的是，洛克哈特选择的法律顾问，隶属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罗·本德尔律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会议，而基廷在CDL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詹姆斯·J.克兰西甚至无权观摩这些活动。洛克哈特不允许基廷出席所有他想参加的会议，这也让基廷非常烦扰；在基廷看来，公开听证会可以很好地宣传色情产品的传染性，曝光靠售卖淫秽物品致富的不法商人，于是当洛克哈特坚持反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基廷决定拒绝参加委员会之后的所有会议。

但比起基廷对委员会初步调查结果的激愤和嘲讽，他与洛克哈特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由洛克哈特主导的委员会在1970年秋季完成了初步调查结论和建议，正准备编辑并递送给政府印刷局。基廷目瞪口呆地发现，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调查色情产品，洛克哈特带领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色情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国家问题，处理它最明智的方法——至少在参涉者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就是干脆忽略它。

报告称：“委员会相信，政府无权持续干涉成人完整的个人自由，因为由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的大量经验调查，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接触和使用露骨的性物品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严重伤害，例如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性方面或非性方面的行为反常、剧烈的情绪扰乱等”。

报告继续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强奸犯和其他性犯罪者不大会是色情产品的消费者，却更可能有“保守的、压抑的、来自缺乏性爱的背景”；该报告补充道，对美国流行色情产品最为暴跳如雷的人群，是那些“过分热切的”“宗教方面活跃的”年长公民，他们也相信“报纸无权刊印批评警方的文章，应禁止人们出版攻击我们政府体系的书籍，应禁止人们发表反上帝的言论”。

放映色情影片对北卡罗来纳23个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大致是到最后他们都觉得无聊透顶；丹麦色情产品合法化，不仅没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麦人所担忧的犯罪率飙升，结果反而是，像窥淫癖这样的不当行为有相当地衰减。这似乎暗示，窥淫狂们既然能在裸体酒吧、色情电影和现场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人家窗户里偷窥。报告继续说到，不同于很多美国公民的设想，美国性产业并非被黑手党或其他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派系控制；色情商业自然是养活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想想看，警察不断以非法涉性交易逮捕他们，有犯罪记录并不奇怪，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与黑手党歹徒勾结的“统合的‘淫秽’产业”。性产业中的大亨——例如洛杉矶的米尔顿·吕斯和马文·米勒，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克利夫兰的鲁本·斯图尔曼，亚特兰大的迈克尔·特维斯——大都确实不是美国商业促进会[131]中受人尊敬的会员，但他们也并不是统治着“一家子”职业杀手的黑手党教父，没有形成什么黑手党全国性网络。而且，报告继续说，美国大多数性产品的消费者，那些每年贡献百万美元观看色情电影、购买裸体杂志、光顾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动贩卖机那儿花了几吨硬币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道德败类、强奸犯、摩托党、杀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会渣滓，相反，他们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员会报告中的话说：“绝大多数是白种人、中产阶级、中年、结过婚的男人，穿着西装或整洁的休闲装。”

色情产品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像危言耸听者所坚称的那样，会刺激人们疯狂地跑到街上强奸女人，或煽动他们砸了房子抛弃家人。如果色情产品有什么刺激的话，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这个人有善于接纳的妻子、情妇或女友，会增加做爱的欲望。但是，报告重申，犯罪行为并不来自接触色情产品，因此以洛克哈特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美国政府——它每年投资数百万纳税人的钱骚扰和起诉色情产品出版商，成果却颇令人怀疑——现在应该废除所有不当的法律，那些法律剥夺了成年人观看、阅读任何所谓淫秽材料的权利。

查尔斯·基廷对这项建议很警惕，在警告了尼克松政权洛克哈特那儿即将产出的结果后，他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拖延了委员会出版报告的计划。在基廷申请的一条禁令被法官批准了后，他召集CDL的人马给华盛顿写信发电报，强烈要求“国会对委员会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委员会18名成员中，只有基廷和其他三人完全反对洛克哈特的幕僚所起草的报告。与基廷一道的反对者包括莫顿·希尔神父、温弗雷德·林克牧师和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希尔神父对报告的怒气和基廷一样大；希尔——林克的联合反对意见以此表态开头：“委员会的多数人报告是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

不久，很多重要人物加入了基廷的抗议。其中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美国邮政部长，参议院两党领袖，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的主席。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声称：“如果我们想要一种社会，它鼓舞人高贵的一面、使人类得以升华，那么我认为色情产品绝对是有害的。”最终，尼克松总统弄清楚了报告确实像基廷宣称的那样，对人们不具有惩戒功能，于是他公开宣布“完全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并谴责委员会“损害了”国家利益。他补充道：“只要我主政白宫，国家控制淫秽产品、从国民生活中剔除淫秽产品的努力就不会松懈……委员会认为下流书籍影片的激增对人的品性没有持久有害的威胁……几世纪的文明史和十分钟的常识思考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美国的伦理道德并非儿戏。”

要是尼克松有权撕毁委员会的报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委员会是在一项国会法案下运转的，该法案要求它书面呈交研究成果和建议；所以，基廷的禁令带来的十天冷藏期一过，委员会报告就复苏了，并进入投送政府印刷的程序，不过条件是允许出版另一份报告，反映出基廷对色情产品问题的看法。

基廷的报告是一份长达175页的文件，责难了洛克哈特和他的调查方法，将委员会的事实探寻者们描绘成是天真的“象牙塔”学者和年轻的“青涩毕业生”，他的报告还重印了警方记录和时事评论员们的观点，他们将不道德的性和色情产品看作现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基廷引述阿诺德·汤因比[132]的见解，即最先进的文化会推迟年轻人的性体验；他也加上布鲁诺·贝特兰[133]的言论：“如果一个社会不忌讳性，孩子会在性爱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历史彰显出，这样的社会无法创造文化或文明；它就一直是原始蒙昧的。”基廷的报告中也包含一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34]在1835-1840年游历美国后写下的文字：“我在美国宽阔的港湾和丰沛的河网中探寻她的伟大非凡——但无所获；在富饶的土地和广袤的牧场——也无功而返。直到我来到美国的教堂，听到她的布道坛被正义的言辞点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强盛的秘密所在。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135]

基廷的报告所引发的争端，让报纸对委员会调查结果一事持续报道了很多天；就在事情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事件使冲突愈发恶化。1970年11月，加州出版了一套未经授权的插画版总统报告，这本售价12.5美元、352页光泽照人的大开本平装书里不仅有委员会项目的全文、基廷的辩论，还有对这个论题的图解——一张张照片和绘画，描绘交合的情侣、纵欲聚会上的群交、女性为男性手淫、男性用按摩棒满足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中世纪的修女用蜡烛自慰、把放浪淫逸描绘得详尽精确的古代东方画作、把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淫荡化的卡通画、巴勃罗·毕加索的色情雕刻、穿皮衣和高跟鞋的女人抽打上了手铐的男人、不同人种混在一起狂欢作乐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发女人用舌头爱抚一匹马的下体。书中有不少于546张插图，覆盖了读者能想象到的所有性交类型，出版商辩称，使用它们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正是委员会成员在完成报告前详细检查和评估的那种材料。

除了第一版发行了10万本并将它们投放到全国的“成人”书店，该加州公司还邮寄了5.5万本广告册子，里面包含书中的一些精选插图，并告知读者如何能买到插画版报告，同时也夹带了一条声明指责尼克松总统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广告册的大标题写着：“多谢，总统先生”。下面的正文继续说道：“一项伟大不朽的调查研究现在集结成一本巨著。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充分配有黑白和全彩插图。详细展现出史上最具争议的报告的方方面面。本书是所有公共和个人图书馆必备的研究性书籍，严肃地涉及完整的学术自由和成人选择权。此项研究花费公共基金数百万美元，来发现在当今美国关于情欲的精准真相，但最高层却竭尽所能查禁这些信息。甚至总统本人也立即拒斥这些事实。企图压制这份报告是对全国每一个成人不可宽恕的侮辱。每个个体必须被允许做出他自己的决定；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很多成年人，很多很多，读过这份报告后定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甚至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本书。”

可以预见，联邦调查局探员很快就弄到了一本这样的插图版报告，然后快递到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在那儿，局长表达完对这样一本书竟然可以刊印的愤怒和惊诧之后，提醒总统留意这件事。而尼克松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几天前怒不可遏的基廷已经寄给他一本，是雷蒙德·高尔在洛杉矶一家性用品商店闲逛时注意到，买了很多本，并向基廷通报的。尼克松对他看到的东西目瞪口呆，不久，联邦检察官和探员们就开始讨论怎样最有效地用法律手段惩罚出版商：一个精力充沛的叫威廉·哈姆林的50岁男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早前十年在圣地亚哥，威廉·哈姆林曾在几起淫秽案中被传讯，在那儿他的公司靠销售书籍获利数百万，书籍包括热辣的平装书和杂志、激进的政治论文、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像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那样的畅销书、特里·萨瑟恩和梅森·霍芬伯格的《糖果》，以及萨德侯爵、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36]和伦尼·布鲁斯的作品。曾一度是亚伯·方特斯所在律所的客户还被联邦调查局引述，据称说过自己逍遥于联邦律法之外的，正是哈姆林——高尔和克兰西1968年在参议院游说，反对提名方特斯任职首席法官时，提到的就是这段轶事。

实际上，政府掌握到的哈姆林的情况，不少已经被高尔在CDL报纸上发表了，他是从法庭记录中整合出哈姆林诉讼经历的案件历史；之后高尔会对哈姆林了解得更多，在圣地亚哥一间脱口秀的电视演播室里，他和威廉·哈姆林第一次打了照面。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见面就会厌恶他，但在节目开始前与哈姆林在后台闲聊的几分钟里，高尔却很奇怪地缓和下来。举止和外表方面，哈姆林和高尔并非毫不相像：他们都是中年人，灰白头发，穿着几乎相同的保守西装和领带；都是芝加哥人，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继续交谈下去后高尔发现他们这一生几乎是彼此的影子。

两人都是在1921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北区，在弥撒中都当过祭坛助手；他们在同一片沙地玩过球，上的是邻近的高中。哈姆林和高尔第一次离开芝加哥都是去服兵役，战后回来都娶了年轻的芝加哥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并组织了一个大家庭。几个异常严寒的冬天过后，两人都举家迁移到南加州，在那儿，鬼使神差地，在色情作品问题上两人却持有了相悖的立场。现在，在圣地亚哥一家演播室里，他们将作为辩论对手被介绍给观众，高尔感到哈姆林对于自己似乎有某种亲缘关系，最初全无争执和烦扰他的兴致。

但当高尔在开篇陈述时颇有优越感地提及兴旺的污秽文学生意，哈姆林开始变得敌对戒备——痛处被触及，两人立刻辛辣尖锐地争执起来。哈姆林强调他有权私人拥有并按行规出版裸体杂志和色情书籍，而高尔质疑这项权利，主张应该禁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这类诱惑人的东西，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应受谴责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是危险的。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相互对抗，对话常被打断，情绪激动充满挖苦；甚至在录制结束后，两人还能感受到节目所激发的敌意和憎恶。摄影机停机、头顶的灯光熄灭后，高尔和哈姆林同主持人握了手，然后就冷淡地转身离开了对方，离开演播室前也只刻板地道了声晚安。

高尔后来好奇，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虽然有如此多共同点，却在这一问题上迥然相异；他只能得出结论，在芝加哥的布道坛和联邦法庭的长椅之间的某处，哈姆林和他宗教的精神丧失了联系。

要是高尔能和哈姆林再多谈谈的话，他就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因为威廉·哈姆林在40年代离开芝加哥加入军队之后，确实就丧失了信仰；尽管哈姆林也可能会辩称，是教会自身丧失了信仰，因为它在战争期间背离了很多传统，变得更世俗，不那么克己禁欲和精神至上了，因此也就不那么配得上他曾经给予的敬畏和热爱了。

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哈姆林曾考虑过当神父，他在教会的约束中感到自身变得高贵，在它严格的规章准则中感到安宁无虑，教会鉴明和惩罚罪恶时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谦卑。虽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类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场，它看起来绝对而且无所不知，而一个希望实现永恒救赎的教民，并不需要在这个混乱和殊途密布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他只需要虔诚地沿着教会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军队里哈姆林的观点改变了；在那儿他看到教会在战争中变得不那么超脱，变得尊崇国家主义，且更加放任纵容。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突然不再被教会当作罪来惩罚了。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弥撒，可以不听每周忏悔后的规劝。主教祝福投炸弹的人；教会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结盟——确实，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级别要高，后者穿着黄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条旗行礼；当军队将几吨性感女郎画报运往前线，为不能接近女色的战士们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经对这类事那么严厉监察的教会却沉默了，沉默的背后是同谋。

虽然，鉴于战争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几乎所有层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教会的这种让步毫无疑问是无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旧相信，战时教会的世俗化确实暗中损害了众多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军人的宗教热情；当他退伍后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对罪恶狭隘的观点和对“不圣洁的性”[137]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时地，哈姆林发现，他当编辑的那家出版公司分发各种各样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现代男性》，里面有性感女郎彩页和探险类文章，还有一份裸体主义者期刊，叫《现代日光浴及卫生》，内有喷绘的彩照。哈姆林的老板叫乔治·冯·罗森，拥有所有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为朋友的职员是冯·罗森年轻的销售经理休·海夫纳。尽管海夫纳比哈姆林小四岁多，但他对自己这一生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却清楚得多，他已经决定不久就从冯·罗森的公司辞职，在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上试试才气和运气。当海夫纳向哈姆林描述他头脑中构思的那种杂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资时，哈姆林饶有兴致地听着，但最终断定，虽然退伍老兵使战后社会愈发自由，但要在全国范围出版海夫纳预想的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胆的杂志，恐怕还没有足够多的人做好出钱资助的准备。

几年后，海夫纳作为《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却仍旧为通俗杂志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默默无闻地辛劳。一天下午两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进午餐；去餐厅的路上，海夫纳自豪地让哈姆林注意路边停着的一辆优雅的新跑车，一辆自己刚买的古铜色卡迪拉克敞篷车。哈姆林是开着他破旧的1941年产哈德逊汽车进城的，他对海夫纳如此迅速地改变境况印象深刻，也有点嫉妒——海夫纳不仅是富裕的出版商，还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尽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无法真正迎头赶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艳遇，他更喜欢晚上和妻子弗朗西丝待在家里；而海夫纳最近离开了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去追求单身汉永恒的欢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当初过于谨慎，没有买《花花公子》的股份，现在它正在飙升。因此午餐期间，哈姆林坐在餐桌对面，带着愈发浓重的尊敬和接纳倾听海夫纳；当海夫纳表达出对哈姆林事业的关心，提议他也应该创办一份裸体杂志，并补充说男性杂志领域还几乎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赚取时，哈姆林下定决心是时候放下他一贯的审慎缄默了。

再次听取海夫纳的建议，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联系了帝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杰里·罗森菲尔德，是他最初帮助《花花公子》负担经费，现在正作为其全国经销商赚得盆满钵盈；罗森菲尔德赞同哈姆林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承诺预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项，回报是授权他销售该杂志。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创办出《无耻之徒》杂志的创刊号；虽然它没有《花花公子》那么时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销量也已经接近每月30万本，在书报摊上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从而招致CDL的非难——而且它被邮局归类为淫秽物品，邮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邮递优惠。

海夫纳的杂志也被邮局裁定为淫秽物品；但是邮政检察官没有起诉销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却决议拿《无耻之徒》小试牛刀，无疑是认为后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败。但在华盛顿，哈姆林在帝国新闻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有门路，而亚伯·方特斯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无耻之徒》辩护花了哈姆林1.3万美元诉讼费，但邮政局长的起诉最终还是被撤销——哈姆林得以仍旧以二等邮资标准邮递杂志；而休·海夫纳没花任何诉讼费，《花花公子》就自动享有了同等优惠。

法庭上的凯旋和他因此在男性杂志领域获得的名气，令哈姆林激动万分；当《无耻之徒》的月发行量逐渐达到50万份时，1959年哈姆林开始进军以性为导向的通俗平装书市场。他雇佣了几个有才华又穷困的写手，他们用笔名写出数量惊人的快餐式淫亵小说，由哈姆林在“床头书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销售。

1960-1963年间，哈姆林把公司搬到圣地亚哥，他从那些装帧俗丽的小说中获利400万美元，每一本小说都鼓吹一种淫荡的历险——尽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题会奇异地唤起一种罪的情绪。“罪”“耻”和“欲”这样的字眼反复在新书名中出现：《罪孽相随》《欲壑难填》《耻辱商店》《罪恶耳语》《罪恶狱长》《耻辱市场》《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会》《阁楼异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耻代理人》——这些书名也许直接来自芝加哥教区里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劝诫，他们都谴责性爱，哈姆林良心上还没有完全逃离那里；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围中，他个人也在抵抗小说中过度描绘的那些诱惑——这些小说他一卡车一卡车地发送到全国杂货店和书报摊的后架上。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时一样仍旧是忠诚的丈夫、六个孩子的父亲、衣着保守的商人，与制造领带、空调或汽车零部件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级小说生意中成为富豪，如果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纳所赐，明白美国即将迎来性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不久就意识到，数百万像他一样传统的男人，从阅读放荡女人的事迹中间接得到快感，这些女人和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异。哈姆林的典型读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们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纽约更大的所谓合法的出版商发行的感官小说中很难被满足。

正当哈姆林冒险进入性平装书市场之时，国家的反淫秽法案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没有这个契机，他就不会富有起来。最高法院在罗思案意见书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后，就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不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著名的小说，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杂志和平装书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写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两个最高法院判例中，罗思案判决里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扩展了：在1962年的“手册企业公司诉戴”案中，法院判决几本有同性恋导向的裸体男性“健美”杂志免于邮政部长爱德华·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对克利夫兰剧院经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获罪，是因为放映了艺术电影《恋人》，描绘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法国家庭主妇不忠的故事。在雅各布斯案意见书中，法院点明强调了在罗思案中还是暗含的定义：电影或任何表达形式，不论其有何种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为淫秽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短语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撤回最近对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的判决。尽管伊州法院仍旧坚称，布鲁斯的夜总会的例行演出令人厌恶反感，却不得不承认，他在舞台上讨论的一些题目还是有点“社会意义”。

最终，在1965年的“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W.布鲁克，他谨遵该州传统，不断地谴责和处罚《芬妮·希尔》这部小说，该书正是1821年在马萨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伦南法官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他表明一本书、电影或杂志只有同时犯有以下三种罪过，才可以被归为法律上所说的淫秽：必须勾起一般人对性“淫邪的兴趣”；必须“显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须“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鉴于很少有作品会是“全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即便它淫邪又明显冒犯，因此绝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电影和书籍——包括数百万本哈姆林的床头书出版社平装书——在60年代中期被允许在全国任何角落销售。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数有宽容的第一修正案倾向，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下级法院中支持性审查的人在这段时期会停止骚扰和起诉要表达性爱的人。恰恰相反，反“淫秽”的活动家们变得更加顽固和警觉；联邦探员和市反堕落小队（由教会领袖和像CDL这样的公民组织支持）在整理对色情产品承办商不利的证据时，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吹毛求疵，他们知道后者那些待遇优厚的律师们，或许会将所有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达最高法院——他们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术细节上赢得逆转，或创造性地解释“淫秽罪”那措辞灵活可塑性强的定义。

因此邮政部增加了检查员和“诱饵”信件写手的数量，以此来更有力地对抗色情产品发行人。“诱饵”信件写手用假名和假地址回复露骨色情物品的广告，这些邮政员工试图设圈套，引诱色情产品发行人违犯“禁止通过邮件寄送淫秽物”的考姆斯托克法。一个叫哈利·西蒙的邮政检查员是“诱饵”们的主任，他在写过的数百封信中用过几十个假名——扮演羞怯的单身汉、上了年纪的鳏夫、大学生、小镇农夫等，要求邮购商寄送露骨色情照片、“婚内辅助用品”和淫书。这些信由西蒙的同伴们从全国各地寄出，其中很多信的回复地址栏中，写下的是一个保守社区的邮局信箱，那里有偏执的法官和思想正确、清教徒式的公民，从中可以选出一个有利的陪审团——联邦检察官们于是可以利用1958年的国会修正案，迫使性用品商人在任何收到他产品的地方出庭应诉。即使政府的起诉是无力的，在遥远城市里长达数月的审判，也足以让一个性用品商人陷入财政困境——也许破产，因为商人这段时间被禁止营业，收入的来源被切断，还要支付不断增加的诉讼费，以及与他同住的律师们的差旅费、住店餐饮费，更不说那些被迫和他一起应诉的职员所导致的费用了。

道德社团和个人给国会议员寄去大量邮件，不断告知他们色情作品蔓延开来的情况，人们投诉他们街区的杂货店和书报摊被没有任何可取价值的垃圾文学污染；最高法院也收到很多轻蔑的邮件，由于在自由表达和个人自由问题上纵容的裁决，以及似乎漠视保守家庭和教会组织的传统，最高法院尤其成了美国右翼攻击的对象。自1953年厄尔·沃伦当首席法官的时代开始，最高法院就被各种各样的派系诋毁，因为它判处公共学校里的强制宗教实践为非法，因为它废除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因为它约束窃听行为，因为它降低了福利金受众的居留年期规定，因为它规定联邦囚犯如果在监狱里受伤可以起诉政府，因为它禁止执法当局“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因为它维护宣传和接受避孕信息的权利。在言论自由和性表达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法官接到的嘲讽邮件会比法庭里最教条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威廉·O.道格拉斯——更多。

道格拉斯法官拆阅这些信件——其中很多是学生签写的——的时候，经常发现精确相似的短语甚至是标点，使他推断这些信是从学校或教堂的黑板上抄下来的。虽然大部分信攻击他的法庭判决，但也有一些指责他的私生活和多次婚姻。1963年，六十四五岁的道格拉斯法官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子。三年后，他会再次结婚，新娘还是20多岁。在最高法院自1789年开始的漫长历史中，一共只有三次法官离婚的记录。三次都属于道格拉斯法官。

威廉·O.道格拉斯1939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推荐下加入最高法院，自那以来，他就代表着个人主义对抗专制势力。他曾经写道：“宪法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使政府不再压迫人民。”道格拉斯法官在保守派阵营引起的敌意，导致他的对手三次试图弹劾他，但都失败了。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引领的“猎巫”行动激发起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作为被告的苏联间谍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签署了一项暂缓执行令——不过他们那年晚些时候还是在电椅上死去。第二次驱逐道格拉斯的呼声，出现在他第三次离婚之后；另一次撤销他职位的尝试，是在他的书《叛乱要点》出版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弹劾决议书中认为，该书会引起“暴力、无政府的混乱和社会动荡”。格罗夫出版社的《常青书评》，一份向来大胆、常常配有色情插图和故事的文学月刊，摘录了道格拉斯这本著作的片段之后，杰拉尔德·福特站在国会大厅里挥舞这份载有摘录的《常青书评》；决议书也宣称道格拉斯法官从不正当的来源收受资金——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确证两项指控都是捏造。就像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威廉·兰格一次对这个最高法院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官说的：“道格拉斯，他们给你扣了不少屎盆子——但感谢上帝，都不黏。”

同样，道格拉斯收到的所有这些弹劾威胁和谩骂信件，都没有削弱他对媒体自由和性表达自由的坚持，即使这些性表达确实缺乏可识别的可取价值。道格拉斯法官有次评论道：“不管淫秽是什么，它都无法被当作犯罪来衡量，只能被当作罪恶来描述。作为罪恶，它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在其他人的头脑中，而且它太主观，不能由法律惩罚。”在他看来，恰如其分地审查什么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言行，这项任务超越了道德团体、警察、邮政职员、神职人员、陪审团和法官的智慧和理解力——包括九位坐在这个国家最高法官席上、受人尊敬的法律贤人。关于最高法院的同僚们他写道：“恕我直言，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其他组织比它更没能力做到：首先，从所目睹的东西中认识到什么是淫秽；其次，深思熟虑地裁决，某刊物在年轻人或年长者的头脑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有害或有益的影响。”

不管道格拉斯对同侪法官们在色情方面领悟力的评价有多低，也不管他多希望法院和警官远离这个国家的锁眼，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律法真正应该关注的领域，最高法院在60年代还是继续仔细检查那些美国公民幻想和愉悦的源头；在两个罕见的案例中，高等法院非同寻常地决定，色情书籍出版商的社会影响如此差、如此无法补赎，使得这两个受审的人除了坐牢，不应获得任何较轻的处罚。

两人的一个叫爱德华·米什金。他的案子——“米什金诉纽约州案”——与“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在1965年12月的同一天由法庭审理；但是米什金的情况，和那个最终被赦免了的古老的芬妮·希尔故事的案子完全不同。米什金在纽约被逮捕定罪，罚款1.2万美元，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因为他制造和销售一些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平装本小说，并为它们散发了大量下流广告，这些书似乎对异性性爱行为不那么着迷，反而沉迷于施虐受虐、恋物癖和其他被认为是变态的行为。米什金的律师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辩护，希望可以以此释放当事人：他们承认米什金的书也许确实全无可取的价值，也许甚至使一般成年读者恶心嫌恶；但是这些书不是为一般人而写，当然也就并没有激起一般人淫邪的性趣。鉴于对“淫秽”的明确定义中要求一般读者受到撩人意象的影响，米什金这些诡异的书不能被归为淫秽作品。

但是这个逻辑最终并没有说服足够多的法官，情形还是对米什金不利。虽然道格拉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法官和雨果·布莱克法官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投票推翻对米什金的判决（布莱克法官和道格拉斯一样，坚持不论出版社刊印了何等不道德或离经叛道的作品，政府对全国出版社都没有管辖权），其他六名法官却认为下级法院对米什金的定罪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撤销对他的罚款或监禁。

这段时期第二个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也是纽约人——拉尔夫·金兹伯格，《爱欲》杂志、《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和双周简报《连音》的出版人。《爱欲》杂志引发了对金兹伯格的指控，罪名是违反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但实际上这本杂志与其说是淫秽，不如说只是撩拨人：它的人物彩照并没有露出生殖器或阴毛，文章也没有公然勾起淫欲，而且它优雅的图片、厚重的纸张和精装硬皮封面表明该杂志的设计和品质不凡。这本季刊靠邮件订阅销售，价格是一年25美元；出版的第一年，它收录的专题包括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泰利耶夫人的妓院》，由埃德加·德加配图；全彩重印重要博物馆里的古典裸体油画；还有《圣经》里有情欲的片段，并以《旧约》人物木版画做页边装饰。也有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138]一篇名为《呼吁多偶制》的文章；另有菲莉丝和埃伯哈德·克龙豪森一篇名为《女人作为情欲旺盛者的自然优越性》的文章；重印马克·吐温曾颇具争议的短文《1601》；莎士比亚诗作的一些范例，它们被解读为暗示莎士比亚是同性恋；孟买男妓的照片；还有声名狼藉的楠·布里顿的故事，她在20年代初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沃伦·G.哈定私生子的母亲，制造了全国轰动的丑闻。

1962年冬天《爱欲》第四期被邮寄给订户，里面包括一个金兹伯格称为“炫彩的黑与白”的栏目，那是一系列展现一个强健有力的裸体黑人男性和一个迷人的裸体白人女性亲密接触的照片；尽管16张照片中没有一张的焦点在生殖器上，这一对儿却很明显是被刻画成了恋人。一些照片中他们在接吻；另一些中他们躺在一起爱抚对方；在也许是最惊人的照片里，他们面对面站着，手臂紧紧地抱住对方，大腿和骨盆牢牢地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靠得如此紧，女人的左胸都压平在黑人坚实的胸肌上。在这些照片的简介里，《爱欲》称它们为“摄像音诗”，它写道：考虑到法律要求的“可取的社会价值”——这一对儿是献给“一种信念，即不论种族，男女之间的爱是美的”；而且，文案继续写道：“今天，跨种族的情侣忍受着这种耻辱：不得不在一个质疑他们的世界里保护爱情。明天，他们会被承认是一个更文明进步的时代的先驱者，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偏见，唯一的种族是人类。”

当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照片时，据传他被激怒了。虽然很多肯尼迪的密友和同事相信，在私生活方面，他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或遵守一夫一妻制的人，但人们知道，在大众色情作品问题上他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样正直；而且，据维克多·S.纳瓦斯基所写的《肯尼迪正义》里说，在肯尼迪看到这对跨种族的情侣照片之前，他就已经打算审查《爱欲》和其他性出版物了。但是，据肯尼迪在司法部的副手尼古拉斯·德伯·卡岑巴赫向纳瓦斯基解释的，肯尼迪担忧这种干涉会被政治性地解读为他偏向于拥护天主教。不过，《爱欲》载有跨种族情侣的第四期是在全国打广告和发行的，包括南方腹地，而因为在密西西比大学正强行废止种族隔离，以及第一个黑人学生——叫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坚毅的年轻人——的到来，那是一个暴动四起、紧张不安的时期。肯尼迪相信《爱欲》的照片也许会对南方的民权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迅速行动，以通过邮政派送淫秽物的罪名控告金兹伯格。

针对金兹伯格的刑事审判程序被安排成他必须在费城出庭应诉，而该市市长和警方在种族问题方面非常反动，而且强烈倾向于执行反淫秽法案，在最近费城学校督察长出席的一场典礼中，很多色情读物在教堂的台阶上被焚毁，当这些书在热浪中萎蔫下去的时候，一群男孩儿组成的唱诗班高唱着“荣归主颂”[139]。在金兹伯格受审之前，一名费城居民在当地图书馆的日志中写道：“拉尔夫·金兹伯格在我们（费城）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法院获得公正审判的概率一样大。”

1963年6月开始的审判由一名冷峻的法官主持，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作为证据呈递上来的材料似乎都让他非常尴尬；庭审最后，政府召集了几个证人诋毁金兹伯格的作品，接着法官自己宣布，他从《爱欲》中找不到“哪怕一点可取的社会、艺术或文学意义或价值”，他对简报《连音》和《家庭主妇的选择性淫乱手册》也没有更高的评价。《手册》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对自己的多次婚姻和不忠行为自传式的描述，法官断定它“在法庭看来极度无聊，令人厌恶、震惊，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

但最终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两位小镇邮政局长在法庭上的证言，他们回忆起曾经收到过金兹伯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发来的信件，信件请求从他们的邮局邮寄金兹伯格的文献和公告传单，这两个邮局都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社区。两个社区的名字都有性暗示意味，一个叫“布卢博尔”，另一个叫“因特克丝”[140]。两个邮政局长以设备太小无法处理这么多邮件为由拒绝请求后，金兹伯格联系了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141]的邮局；那儿的邮政局长允许后，金兹伯格和他的职员从米德尔塞克斯发出了几百万张传单，吸引人们订阅《爱欲》和其他产品——收件人名单有一部分是从电话簿里弄来的，人数极大，且对象不加区分，尽管很多人积极答复了金兹伯格，其他人却并不高兴，尤其是在性方面节制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一不注意就拆了邮件，读到广告商承诺让人从色情文学中获得满足的诱人广告词。一些宣传《爱欲》的广告传单和都市日报整版广告中，甚至将该杂志的起源归于美国最高法院对性宽容的政策：“《爱欲》是最近一些法庭判决的产物，这些判决以注重实际的精神解读美国的反淫秽法案，给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的新气息。判决使得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此前被禁的文学名著得以合法出版。”尽管拉尔夫·金兹伯格在费城的一些拥护者也认为，他在《爱欲》的广告中提到最高法院并不明智，也相信从米德尔塞克斯散发邮件的想法是个低级玩笑，但当费城的法官宣告判决后，他们仍旧大吃一惊：金兹伯格以淫秽物玷污邮政，裁决有罪，罚款4.2万美元，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打击，金兹伯格和律师们立即向同位于费城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但11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上诉被驳回，起草维持原判意见书的72岁的联邦法官声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家式经营，靠迎合和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来卑劣地牟利……”

最终在1965年12月，“金兹伯格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被最高法院审理；庭审最热心的参与者之一是CDL的查尔斯·基廷，他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142]意见摘要，支持政府检察官，强烈要求严格执行联邦反淫秽法。金兹伯格的辩护和在费城时一样，仍旧是《爱欲》和其他出版物既不淫邪，也不公然冒犯，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确实，在肯尼迪起诉后的三年间，金兹伯格见识到休·海夫纳和其他几个出版商在展现赤裸裸的性等方面远甚于他，却没有被起诉；金兹伯格有信心，在华盛顿不像在费城，法律会被客观公正地解读，必然会撤销对他的有罪判决。

最高法院听取了金兹伯格首席律师的辩护词和政府发言人的立场之后，休庭数周仔细审议此案；三个月后宣布判决时，金兹伯格才得知法庭根本没有在意《爱欲》《连音》和《手册》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法院仔细考虑的反而是金兹伯格的广告宣传活动；最终投票结果是五比四，金兹伯格因通过邮件“勾引”而获罪，这是一项在那之前从未被处罚过的罪行——拉尔夫·金兹伯格的有期徒刑和4.2万美元罚款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判合理有效。

起草多数派意见书的布伦南法官宣读意见书时态度粗暴，令律师和听众的观察员们大吃一惊。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广告中弥漫着“好色之徒猥亵的目光”，也毫无疑问地表达出对金兹伯格行为的愤怒，因为他利用了米德尔塞克斯邮局，还在赞美《爱欲》的整版广告中鲁莽地提及了最高法院。过去十年间，崇尚自由的最高法院被指责在美国煽动很多事物，但布伦南法官不会允许《爱欲》杂志在此之列；不管在法律上它属不属于淫秽物，布伦南认为金兹伯格有罪，是因为他经营“迎合低级趣味的卑劣生意——‘提供文字或图片材料，公然以引起消费者性欲的方式做广告’”；作为对其他出版商的警告，布伦南补充道：“只要出版商唯一强调的是他出版物中撩人性欲的那一方面，仅这一事实就可判定其为淫秽物。”

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波特·斯图尔特、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中，道格拉斯法官的意见书最清晰有力地为金兹伯格的宣传手段辩护。他指出：“在最好的杂志中做的广告，都充斥着大腿、关节、小腿、胸部、眼睛和头发，使潜在买主能注意到乳液、头饰、食物、酒、衣服、汽车，甚至保险单。这些性感的广告既不增加也无损于所售商品的质量。我也看不出来，为何它就会增加或损害一丁点儿所售书籍的合法性。一本书应该以其自身来受到评判，这与它为何被写出以及销售它时采用了何种诡计都是无关的。”

金兹伯格的律师们用巧妙的法律策略和不断的延期为他争取了保释，自由了几年，他们最终还说服司法系统将有期徒刑从五年减到三年；但逃不掉的，他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法警手里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服刑的城市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不到20年前，政府在那儿监禁了像威尔海姆·赖希和塞缪尔·罗思这样的文字和思想的传布者。金兹伯格在刘易斯堡对媒体做了最后一次街头演讲，对他的处境表达愤慨，还将一卷印有人权法案的羊皮纸揉成一团扔进街边的垃圾箱，之后他转向联邦办公楼，在那儿他将正式失去自由。后来记者看到他戴着手铐走出办公楼，和一个犯有抢劫银行和过失杀人罪的黑人囚犯铐在一起，由联邦法警护送到一辆车中，他将被载到几英里远的高墙铁门里，一个狱监正等在那里。

旧的道德问题不断有新的违犯者，最高法院继续审理这些人的上诉；处理完金兹伯格的案件一年后，法院审理了一个出版不法之徒，但他既不是出版商，也不是经销商、编辑或作者。他在时报广场上的书报摊做生意，1966年一天下午这个不走运的人卖出两本平装书——分别叫《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给一个恰巧是便衣警察的顾客。摊贩罗伯特·雷德鲁普在那个便衣要买之前，从没读过也没听说过这两本书。事实上，雷德鲁普甚至不是书报摊的正式职员；他只是在那天顶一个休病假的熟人的空缺。但警察对这些情况不感兴趣，亮出徽章之后就将愁容满面的罗伯特·雷德鲁普逮捕了。他在看守所按了指纹，被警探痛斥，然后被指控违犯纽约州刑法第1141项禁止销售“淫秽、猥亵、下流的书籍”的规定。

《欲池》和《羞耻代理人》的出版商、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有责任保释雷德鲁普和为他做法律辩护。尽管刚在休斯顿历时两个月的淫秽案官司中花了30万美元——他被指控犯有25项罪名，陪审团悬而不决，但其最终裁断使他的几本书随后被禁，哈姆林仍旧毫不犹豫地为雷德鲁普辩护，该案在纽约州一路上诉，最终上达最高法院。哈姆林将花费10万美元为这两本售价75美分的书，还有在时报广场上售卖它们的摊贩辩护；但他觉得这非常值得，因为1967年5月，七名法官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释放了雷德鲁普，并裁定这两本黄色读物在法律上不算淫秽物品。这是一个由法庭整体做出的判决，无需单一法官起草意见书；但雷德鲁普案不久就被性文学出版商们称赞为最高法院做出过的最自由化的裁决——因为如果《欲池》和《羞耻代理人》都不算淫秽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书算淫秽了。这些书和罪犯爱德华·米什金之前出版的书一样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比金兹伯格被起诉的那些书报杂志色情得多。因此，支持第一修正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将雷德鲁普判决解读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废止了书刊审查制度。只要没有像金兹伯格那样以“勾引”的方式做广告，没有强加给不愿接受它的公众或卖给未成年人，不管一本书的内容有多色情、恶心、毫无价值，法院都允许其存在，并被卖给任何想读它的人。

哈姆林欣喜若狂。在他看来，3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案”——该案中文学精英们取得了胜利——所开启的法庭抗争，现在在1967年终于结束了，而最终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凯旋。一本性露骨的书要合法出版，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乔伊斯的名著，甚至不需要证明是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有可取价值的小说；现在，最高法院在雷德鲁普案中似乎终于放弃了它国家文学作品公断人的角色，它确实既无时间也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而这一判决的衍生结果振奋人心。它暗示任何书，就算是垃圾，就算充满了全国最平庸的小说写手喷出的愤怒咒骂和污秽的胡言乱语，也可以被出版和销售，不管警察、神职人员或CDL会怎么想。它意味着，加州弗雷斯诺的出版商桑福德·E.阿达伊所销售的平装小说《一个警察的性生活》——他被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夏威夷政府起诉——因为雷德鲁普案的判决，现在合法了。

在最高法院1967年的备审案件目录表中，几乎有另外30个淫秽案以类似的方式被撤销，诉状上只印上了一个词——雷德鲁普。这也意味着，1968年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兰登书屋能够不受审查和巨额诉讼费的威胁，发行菲利普·罗斯关于手淫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哈姆林认为，美国自由表达的边界不是被纽约的文学机构扩展的，而是被他自己、米尔顿·吕斯和桑福德·阿达伊这样不那么高雅的加州出版商拓展的——他们每年在法庭上花大笔钱，与反堕落小队、联邦探员和南方“圣经带”[143]的郡县治安官抗争，如此打开了新的领域，当像出版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约翰·厄普代克这样有名气作家的出版商以后再探索的时候，就容易许多，获利也更为丰厚。

哈姆林对雷德鲁普判决的称心满意，很快就被由CDL这种组织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反作用力抵消，他们用成千上万封信件和电报围困国会和约翰逊总统，抗议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对性的纵容。就是为回应这些抗议，两名议员、CDL的荣誉成员——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卡尔·E.蒙特和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多米尼克·V.丹尼尔斯——提出了法案，成立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除了其他任务，还要求委员会研究“淫秽色情物品对公众，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以及它与犯罪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自由分子最开始反对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派的议员都不愿意公开为“淫词秽语”辩护，以防激怒选民，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他们也认为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工具，帮助他们以“道德”之名让思想审查正当化。

因此委员会两年后得出的结论——莫顿·希尔神父谴责为“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的报告——让绝对认同第一修正案的人又惊又喜，程度不亚于所引起的CDL的惊慌；哈姆林随后决定，出版发行装饰有几百张狂乱纵欲的照片和图画的插图版报告，使这件事引起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升级。这是哈姆林职业生涯中最放肆无礼的举动，让很多人非常不舒服，包括他的老朋友休·海夫纳。哈姆林请求在《花花公子》的书评专栏宣传插图版报告，被拒绝后，哈姆林才注意到海夫纳的感受。海夫纳的主编纳特·莱尔曼寄给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一封信，里面解释了拒绝的理由。关于插图版报告，莱尔曼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非常发人深思，但看不出任何在《花花公子》给它撰写书评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写一篇书评，仅仅是祝贺（贵公司）有这样精巧的想法，把一大堆露骨色情材料和证明它们无害的文章放在一起。天呐，想想“可取的社会价值”吧。我觉得要是有一天最高法院的这条准则无以为继，你们的这版总统报告就是罪魁祸首。

的确，我对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痛心。总统报告是在审查制度领域出版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受到极多攻击，而你们这群人推波助澜，造成是政府给你们提供了这些图片来搭配报告文字的印象，以赢取更耸人听闻的效果。你认为尼克松政府会善罢甘休吗？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们的机灵将导致你们身败名裂。你真应该让哈姆林读读希腊人是如何定义傲慢的。

当哈姆林看到莱尔曼的信后，感到遭到了背叛；他突然看到了《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的怯懦及伪善。在性产业中大发横财之后，海夫纳现在似乎变得保守戒备起来，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现在主政白宫，而且大部分都市日报的社论版都发声赞同反淫秽运动。哈姆林在一封给海夫纳的信里写道：

《花花公子》是否给我们的书做书评是不相干的，实际上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尽管同样无关紧要，（莱尔曼）表达出来的无礼更别提傲慢粗鲁的态度。鉴于他的主编职位有名无实，我可以判断他只是代管理层发声。因为管理层就是你，所以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澄清是非，以教导他。

他若无其事地提到最高法院准则——它在60年代初期和中叶最浓墨重彩地制定出来，而实际上它大半是基于对我们公司的判决制定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你不谙世事的编辑并不在场。1953年那个晚上，在埃文斯顿的我家，当我告诉你和你可爱的妻子米丽，你不能向美国公众兜售性产品的时候，他当然也不在场。我当时的想法，在《花花公子》诞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判断错误，但与当时的商业伦理吻合。你投入战斗，但尽管如此，《花花公子》也被邮局判为淫秽刊物，无法获得二等邮政许可，直到1957年年中，我通过华盛顿的联邦法院，为我的杂志《无耻之徒》赢得了一个二等邮政许可，此后不久，受此案之惠，《花花公子》没通过法庭抗争就获得了自己的邮政许可。

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你的员工觉得是法律自己爬到了奥林匹亚的高度，但事实是其他人，尤其是我们的努力，通过胆魄和毅力实质上改变了法律气候。莱尔曼先生知道什么是“可取的社会价值”？当这一因素被决定的时候，他在联邦法庭里吗？我在，你很清楚……

至于《报告》本身，我基本上不需要莱尔曼告诉我的公司它有多重要……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也正因此我们要出版它。完全不像莱尔曼那样蹑手蹑脚装腔作势，我们大声清晰地说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像今天这样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因为大约15年来，我公司的立场一直是无畏而直白的。莱尔曼觉得《花花公子》是在哪儿大量生产出来的——在《时尚先生》一间充满无病呻吟的保守思想的密室里吗？……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你那时在冯·罗森以性为导向的出版公司工作，《花花公子》正是从那儿产生的吗？

所以在书评这件事上，请好好管管你不懂事的雇员吧。当你私下要看这本书时我寄给了你，感觉你对它的兴趣是真诚的，我了解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毫无疑问会引起的争议。《报告》是通往思想自由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这条道路有很多部分是我们铺设的。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就是重要的铺路石之一。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我仅仅是以为，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已经做好准备运用杂志赋予你的领导权了。抱歉我看错了你。不会再有这种事。

休·海夫纳没有回复，但是哈姆林在全国发行插图版报告后不久，收到的一则回复是美国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在达拉斯和圣地亚哥对他的起诉。哈姆林和他的三个员工在圣地亚哥被指控传播和销售“未经授权”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而且用淫秽图片说明这份报告。

接到米切尔起诉的一周之内，哈姆林买下《洛杉矶时报》和两份圣地亚哥日报的整版广告，批评米切尔的行动是尼克松政权“遮掩不住的政治手腕”，意图用“色情威胁论”转移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注意“如下问题：失业、饥饿、贫困、扩张的城市贫民窟、教育、支离破碎的税收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秘密进行的战争”。广告继续说：“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浪费在监督美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上，公民也不应该因批评官方行为而被惩罚。法庭宝贵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此等事务上。司法部长和政府应该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当下紧迫的问题中去。”

尽管政府起诉哈姆林的诉讼程序很便利地在他的居住地展开，省了他不少要是在达拉斯——联邦调查局购买插图版报告的地方——应诉所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但是哈姆林在圣地亚哥要面对的联邦法官戈登·汤普森，却是最近被尼克松任命的；甚至在庭审开始前，哈姆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深深陷在无情的处境中。首先，汤普森法官拒绝了辩护律师延期一个月审判的请求。延期可以让法庭上抽取陪审团成员的主要陪审团任选轮盘[144]中纳入一个最近编制的名单，新名单中新注册的选民也许在性方面比轮盘中年老些的选民要宽容，而轮盘中的旧名单已经三年没有更新过了。然后辩护律师建议，询问每个可能的陪审团成员如下问题：“你是CDL的成员吗？”“你认为自己非常虔诚吗？”“你最近是否在你礼拜的地方听过关于淫秽的布道？”也被法官驳回了。

1971年10月开庭时，陪审团由九男三女组成，年龄都相对较大；而且让哈姆林不舒服的是，政府的一位首批证人梅尔文·安凯尔博士是个非常支持CDL的人，还帮助基廷完成了少数派报告，他斥责哈姆林的插图书和宣传册是败坏的“淫欲”。报道庭审的圣地亚哥报纸对哈姆林的插图书也一样没有好印象，管它叫“下流报告”。“下流”这个词在日报大标题中不断出现：“下流案在密谋事实方面遇到阻碍”；“法官禁止阅读下流报告”；“三专家为下流案庭审作证”。另外，比起辩方证词，圣地亚哥报纸编辑们刊载了更多政府证词；而且汤普森法官决议排除一项证词，这也扰乱了辩方，因为那是最支持哈姆林的一位证人——一个年轻女性，她最近在圣地亚哥做了一项调查，给718名公民看了哈姆林的色情宣传册后，她发现，基本上大多数人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禁止阅读它。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不考虑这项调查，因为哈姆林是由于一项联邦罪行——污染邮政——而受审，因此证据必须与全国的性标准相关，而不仅仅是圣地亚哥的标准。

庭审历时两个多月于1971年11月结束，陪审团历经重重困难才做出了裁决。尽管哈姆林书中的插图对陪审团来说色情得再露骨不过了，但陪审团内部也承认，这些图片准确地描绘了总统报告所研究的内容；而且哈姆林书中的文字，几乎全部是委员会的一点儿也不淫秽的文章和数据。但是，对于哈姆林寄出的5.5万多份广告宣传册，陪审团就不那么宽大了。虽然宣传册重印了书中露骨的色情插图，但它没有加上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原文摘录，反而用编辑版面攻击尼克松总统拒绝委员会的建议；这种组合冒犯了至少十几个未经索要就收到这份宣传册的公民，他们分别在邮局正式登记了投诉。所以经过六天私下辩论和争执后，陪审团裁决，就算书不淫秽，那份宣传册也许是淫秽的；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汤普森法官在1972年2月传唤威廉·哈姆林到法官席前，阴沉地宣判他四年有期徒刑和总计8.7万美元的罚款。哈姆林的主编厄尔·肯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而两个下级职员被判处缓刑五年。

判决使哈姆林目瞪口呆、心烦意乱，但鉴于他以保释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还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和他的律师们打算上诉到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被驳回之后，他们会去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哈姆林的书在那儿都胜诉了。

1973年6月，上诉法院公开了对哈姆林的意见书；它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确认哈姆林有罪。但是两周后，正当哈姆林的律师们在准备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诉状时，哈姆林听到了他认为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来最不祥的消息：最高法院突然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新定义预示了色情产品出版者的阴暗前景。一份令人吃惊的决议在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数通过，大半是由四个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伯格、布莱克门、鲍威尔、伦奎斯特加上肯尼迪任命的怀特法官——支配的。在决议里，最高法院迅速从法律用语中删去了“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喜爱表达性爱的人们一直最常钻空子的短语。1973年6月21号公布的新法律使得想要取缔涉性作品的公诉人不再必须证明它“全然没有”价值；它只要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就可以被认为是淫秽。近些年来所有自由化的趋势——“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雅各布利斯诉俄亥俄州案”，现在都被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起草的新意见取代；一个色情产品出版者的案子促使他和保守派同事强化反淫秽法案，这个色情产品出版者曾经因为用邮件传播淫秽广告小册子而被传讯。

这个已被定罪的出版人是洛杉矶的马文·米勒，威廉·哈姆林对他很是了解，因为他名声在外。近几年来米勒通过发行X级的家庭电影、露骨色情照片杂志和黄色读物赚了几百万；而且，像那么多被指责为以可耻的出版和贸易为营生的美国人——例如哈姆林、海夫纳和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例如大卫·S.艾伯茨，一个被定罪的洛杉矶邮购商人，和埃德·朗伊，一个洛杉矶裸体公园的主人，他也为那位历史上裸体上镜数最多的女人摄影——一样，马文·米勒在芝加哥城出生长大。似乎那个爱尔兰天主教气氛浓重的城镇，注定要养育一些对性爱着迷的本地人，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终会将自己流放到更加自由的地方。芝加哥就是美国的都柏林。

马文·米勒是芝加哥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父亲在他1929年出生前几个月去世。马文·米勒和他穷困的俄国移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了五年后，在6岁时因闯入一家面包店而被捕，然后被委由一家犹太少年机构看管。此后米勒的大部分青少年时代是在寄养家庭和公立寄宿学校里度过的，他的监管人都承认他智力出众，有躁动的野心，而且像几年后在一份假释报告里记录的，他“有天分找到能迅速致富的生意”。

大一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米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散装二手银箔经销商，卖覆盖整个地面的地毯织料的推销员，股票经纪人，以及洛杉矶一个毛巾和日用织品供应公司的经理——50年代初，他因为在那儿伪造公司账目，骗了公司3.5万美元而被法庭定罪。这些罪行，加上像纵火罪这样的其他罪行，使米勒成为加州监狱的常客，在那儿他的行为总是反面教材，但他也被监狱教辅们认为只是个无聊的骗徒，有些许魅力，但不大了解社会系统如何运转，甚至更不知道什么会让他惹上麻烦。

1961年从监狱被释放之后，他适时地在洛杉矶色情产业圈赢得盗印者的恶名，他以连载的形式私下复印出版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我的秘密生活》，而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刚刚花了5万美元，从一个德国收藏家那里买下这本书的所谓美国独有出版权。但是米勒没跟任何人说，就在十期杂志上连载了这本书，每一期在书报摊上卖1.25美元。当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以版权侵犯罪控告米勒时，一个加州法官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不得不解决这两个他都想送去监狱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因为，在格罗夫出版社紧跟罗思判决，以昂贵的两卷本发行《我的秘密生活》之前，它毋庸置疑早已存在于公共领域（尽管非法），所以从技术上说格罗夫出版社的起诉伤不到米勒；罗塞特唯一可以阻止米勒继续印刷该书的方法是在庭外付给米勒一大笔钱，他很不情愿地这么做了。

当马文·米勒开始通过邮件发放几千份广告宣传册，吸引人们注意他想卖的一些物品时，他短暂的好运就结束了。其中一本叫《我，一个同性恋》的裸体男模画册售价3.25美元；一本叫《名叫邦妮》的大开本画册售价10美元，里面允诺给读者一个金发裸体女人24张撩人的彩照；另外一本售价10美元的画册《非洲的黑色性爱力量》里，有一对黑皮肤夫妇的特写；价格15美元一册的《色情图录》刊印了150件色情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其中包括萨默塞特·毛姆和法鲁克国王[145]的一些经典收藏；还有一部叫《夫妻性交》的X级8毫米电影，售价50美元。

米勒发放宣传册的联系人名单，是由洛杉矶一家邮寄名单中介提供的——该公司专门把使用邮购的消费者的名字编纂成名单，名单以他们过去买过何种商品分类，这些商品从园艺用品到古董汽车零部件不一而足。为了保护他的名单，该中介不透露有各种“特殊兴趣”的人的名字，却负责填写地址和邮寄制造商想要散发的广告材料，他向制造商要价高达每1000个名字100美元。马文·米勒要求得到将近30万个名字，花了他大约3万美元。虽然所有的名字都在中介的所谓“X和Y”名单上——过去曾买过“成人”用品的人——但实际上中介没法确定，米勒的邮件会不会偶尔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因为中介手上的性产品消费者全国名单中，渗入了不少邮政检查员和道德社团间谍的假名。

因此回想起来也不奇怪，米勒进行广告宣传战役后不久，警局就接到一些投诉——不过就法律来说，是谁打开了邮件并没有什么差别。根据加州法庭的裁决，米勒的材料是淫秽的，他有罪，日后他因犯下此罪被沃伦·伯格警告，而伯格可以说已经算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了。在伯格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历史性的判决中，他写道：“上诉人为销售插图书进行了大范围的广告宣传运动，这些书可以被委婉地称作‘成人’材料。”伯格在脚注补充道：“我们在此案中讨论的材料应该被更确切地定义为‘色情作品’或‘色情的材料’。‘色情作品’（pornography）一词由希腊语而来（porne，娼妓；加上graphos，书写）。该词现在的意涵是，‘1.对娼妓或卖淫的描述；2.对纵欲或淫荡的描绘（在写作或绘画中）：对色情行为的描绘，意图激起性欲。’以上摘自韦氏新国际词典。下流的色情材料是所有‘下流’表达的子集但并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现在如何使用‘下流’这个词来看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使用的词语‘下流材料’有源自罗思案的特殊司法意义，即‘关于性的’下流材料。”

早在马文·米勒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前，沃伦·伯格就已不能容忍在美国书籍、杂志、电影和现场表演中性爱被呈现出来的样子了，不仅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明尼苏达州小一点的中西部社区也是这样，伯格就是在那儿被他正直审慎的家庭抚养长大的。去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州都出现了按摩院、裸体酒吧和像《深喉》这样的电影——62分钟长的正片里有50分钟是各类性交的场景。不仅上百万男人看了这部电影，他们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深喉》是很多情侣一起观看的第一部露骨色情电影，他们中很多人被好奇心诱惑，因为这部影片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放映时经常被全国的反堕落小队突袭，他们坚韧但徒劳无功地想要完全查禁它。

但现在在马文·米勒案中，首席法官伯格和最高法院中其他保守派终于找到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性开放的愤慨，驱除他们前任在60年代的放任纵容的态度。伯格宣布，色情出版商凭着在俗丽书籍的扉页重印“伏尔泰语录”就可以令这些下流书合法化，这样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且，他扩展这个主题，继续说：“如果国家警察权力可以在公共街道上禁止某种行为或对该行为的描述，那么当这些行为改到了在酒吧或‘现场’戏剧舞台上发生，也不会让它们自动受到宪法的保护，就像宪法不会保护正午在时报广场‘现场’表演交合的男女一样，即便他们同时也在严肃参与政治对话。”

伯格强调，新的反淫秽法也意味着，也许一些事物在时报广场和日落大道的电影院和人行道上仍旧是合法的，但这不再会影响主要街道的地方法官或“圣经带”的郡县治安官对审查法的解读——因为现在是以“社区标准”，而不是“国家标准”，来判决所有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淫秽案。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一本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它的广告商总是假定，《花花公子》每月既可以被摆在大城市也可以被摆在小镇的书报亭里）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由马龙·白兰度主演，预期向全国观众放映）这样的主流情色电影，现在也许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城市或市镇的市场被审查制度限制了，在那里，有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团体给地方政客和警察施压，要求维持道德的“社区标准”。最后，抛弃了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首席法官伯格写道：“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反社会行为和淫秽材料之间有联系，立法机关还是可以明智地决定，这样一种联系确实或可能存在。”

伯格的判决意见书要求全国的报纸刊登在头条，代表保守地区的国会议员、神职人员和像查尔斯·基廷这样有宗教热忱的公民，热情洋溢地称赞它，基廷发表在《全国正派报道》中的声明说：“从我创立CDL十五逾年以来，色情出版商肆意践踏美国公众，用污秽的浪潮吞没了这个国家，将她引到道德败坏和衰亡的道路上。他们是为了钱。巨额的金钱。数十亿元。为了钱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国家、同胞和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陷于性堕落的枷锁中。这些阴沟里的商贩把他们肮脏的商品包在美国国旗里，自己蜷缩在宪法后面。他们想利用那份解放了人的心智和精神的伟大文件，来奴役美国男人，贬低美国女人。这些卑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久我们就会带着震惊和怀疑回首，看看我们让自己被他们以‘自由’之名拽入何等深渊。”但是，基廷的社评继续说：“现在要看我们的了。要看你的了。美国正直的人，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将要发动一场神圣的，是的，神圣的战役对抗淫秽物商人。从今天开始我不会休息，所有和CDL有关联的人都不会休息，直到美国所有色情出版商要么歇业，要么进监狱，或两者兼得。”

反对伯格判决的，有他在最高法院的四位同事——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布伦南和马歇尔，和一些之前支持过“反淫秽”净化运动的大都市报纸出版人，他们以前没发现，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和表达性的权利之间有直接联系。《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评版承认，伯格判决给了“地方审查员许可。它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法官担心的那样，引起‘对图书馆的搜查’。长远来看，它会允许每个地方社区和每个州来裁断什么材料能被接受，因此会要求所有与性有关的文学、艺术和娱乐产品，去适应容忍度最低的公共标准。警察局和法庭的道德标准将迎来它们的黄金时代”。

伯格判决出来几天之后，犹他州官方宣布，本来预订在盐湖城公映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被禁播了；在好莱坞，正在商谈将休伯特·塞尔比写工人阶层同性恋的小说《布鲁克林黑街》搬上荧屏的两家工作室，突然放弃了计划。“我们不想惹上官司，我们只想拍电影。”一家工作室的经理解释说。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痛惜，最高法院新的判决“可以产生50个或更多关于什么是淫秽的不同观点”，而其他的业界发言人预测，主要的电影制作方，当然还有所有电视工作者，现在在处理任何可遭訾议的题目时，会变得不那么“成人”，但这反而会更加倒人胃口。

《花花公子》《搞》和其他以性为导向的出版物的下一期封面，都由它们的艺术总监迅速进行了调整；在全国的色情用品商店，顾客排队买大量的商品，因为他们担心，不知何时这些就永远不能再摆上货架了。《阁楼》杂志的罗伯特·古乔内说：“这项决议的直接后果，将会是逼迫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转入地下——这意味着行贿和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这和回到禁酒时期是一回事。”媒体引述《深喉》的主演琳达·洛夫莱斯的话说：“上一个启动审查制度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而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敲你家的门，带走你的电视和收音机。”

在所有对伯格意见书忧心忡忡的小说家中——包括库尔特·冯内古特[146]、杜鲁门·卡波特和约翰·厄普代克的一个团体，乔伊斯·卡罗尔·奥茨[147]认为该判决是一个尚武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因为不能继续在越南释放攻击欲望而有些失意。她解释说：“当美国不出去打仗的时候，想要惩罚人的清教徒欲望就不得不在家里释放出来。”

威廉·哈姆林急切地读着其他人对淫秽这一问题的回应；但当他的案子应诉的日子越来越近，197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忖度，当他取代马文·米勒的位置站在华盛顿正义的大殿里，新的法律会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他。他的希望是，因为他最初是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以“全国”，而非“社区”标准做出的判决——权威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的性标准比全国标准更加自由——基于对米勒案的解读，他至少可以获得发回重审的机会。但1973-1974年间，哈姆林的律师提交复审的诉状，既没有为他赢得重审，也没能减轻原法官的四年有期徒刑加8.7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判决。

最终，在1974年4月15日华盛顿一个刮风的周一早晨，威廉·哈姆林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爬上最高法院白色的大理石台阶，走向正门，从那儿通向的房间里，九位显赫的人将仔细考虑“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23

等待法官到来的时候，威廉·哈姆林和妻子女儿坐在华丽拥挤的最高法院大厅，第六排桃花心木长椅上，抬头看着高高的藻井天花板、大理石的柱子和古典雕像；和几十年前少年时期在芝加哥做大弥撒时一样，哈姆林心中感到既焦虑又敬畏，有一种战栗的崇高感。这天早上哈姆林的上诉将被审理，他的命运将被讨论和决定。但是不管他胜诉或败诉，他的名字和案例“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都会永远被列在法律教材——美国法学的最终审判书中。他对审判结果还抱有希望。他相信他的律师——那身材矮小且跛腿的人，在屋子前端的律师席上几乎看不到他——在他被指控的这种难以下定义的罪行方面，他是全国最能言善辩的辩护人。

但哈姆林的妻子并没有这么乐观。对于弗朗西丝·哈姆林这个意志坚定、目光敏锐的女人来说，头次来华盛顿的这趟旅行毫无意义，审理该案对房间里几百名旁听的游客和法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个有趣的大场面，但对她丈夫来说只是一个过场，最终法庭毫无疑问会确认下级法官已经做出的判决。她并不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什么更优秀的地方；在法官袍下面他们也是一般人，政治上被任命的人和有偏见的仲裁人，尽管还没出现在法官席上，他们却已经预先决定了她丈夫的命运，那布有浮雕的铮亮的法官席，在她面前像个祭坛般阴森地若隐若现。

作为妻子，她坚定地支持这个常被起诉的出版商，默默地忍受着多次审判所带来的苦难，他1948年娶她时她是个寡妇，他慈爱地收养了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因此她深深地痛恨其他人对他道德品性妄加评判的傲慢；最后那年，她对全国执法者愈发怀疑和冷嘲热讽。美国司法部长约翰·M.米切尔，曾亲自让大陪审团起诉她丈夫发行插图版报告，但司法部长自己现在正因在水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1971年非难报告时看起来是多么一本正经，在受到行贿和逃税的指控后已经被迫辞职。全国无人比肩的伪君子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因为他的水门诡计被绝望地困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广播和电视新闻报道每天都在推测他会被弹劾或入狱。

然而，这周早些时候在首都参观时，她注意到巨大笨重的联邦官僚体系继续维持，在纳税人头上昂贵地运转，这是她对华盛顿最骇人的印象：官僚体系规模巨大，绵延不绝的灰色建筑容纳了大量雇员，豪华轿车造成交通拥堵，还有政府轿车到处运送数不胜数的冗余的人和杂役，薪金名单上都是他们的名字，但无疑对高效地服务美国公民毫无助益。

最高法院自身也是这样。她和丈夫穿过走廊的时候，在楼里到处都看见一间间屋子里挤满了办事员、警卫、接待员和秘书；但到了执法官办公室后，他们却惊愕地发现职员犯了错，哈姆林的律师原本为他们安排了在审判庭落座的特别位置，职员却在名单里漏掉了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并没有被分配到能看到诉讼全局的前排位置，而是被引到法庭的后半部，这使她丈夫极为愤怒，他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了40万美元，他认为法庭礼节应该确保，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能坐在近台位置来观战他生命中最昂贵的法律决战。

进法庭之前，警卫对她、她女儿和丈夫搜身时滥用职权的态度，也惹恼了她。首先他们坚持要求她脱下为这个场合新买的黄色大衣，把它暂存在衣帽间；然后他们仔细检查她的皮手包，发现里面有个照相机后，严厉地提醒她不允许拍照，并没收了相机，指示她审判结束后再取回。

法庭上她紧挨丈夫坐着，努力抑制着对他未来的忧虑。四年有期徒刑和8.7万美元罚款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因为没人能在法庭上说话甚至耳语，她在屋里四处看，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看到富丽堂皇的内部装饰、庄严的骨白色高柱，以及优雅的法官席、高背黑皮椅后面作为背景的红色天鹅绒帷帐。一座金表从两根柱子之间悬挂下来，显示现在是早上9：57-几分钟后就是法官们预计入场的时间。在法庭前部上方，接近44英尺高屋顶的地方，弗朗西丝注意到一件有趣的肉感十足的古典艺术品：横亘整个大厅，金碧辉煌的米黄色大理石雕带，展现了大约20个裸体半裸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态各异地聚集在一起。这些形象象征着人类智慧、真理、正义和德性；但对她来说，这些身体也可以轻易被说成是一群罗马享乐主义者或纵欲主义者，她觉得非常讽刺，法官们将要审问她丈夫在《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中使用插图的方式，而这样一副场景就盘旋在他们头顶上。

突然，执法官敲槌子的尖利声音打断了她的沉思。屋里所有人迅速站起，法庭传令官开始诵咏：“肃静！肃静！肃静！所有莅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事咨请尊敬的大法官的人士请近前，敬请注意……”突然，红色帷帐戏剧性地拉开了，九个身着黑色法官袍的男人出现在天鹅绒揭开的地方，向前走了几步后落座，而传令官继续道：“本庭现在开庭。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和此尊敬的法庭！”

坐在中间，脸庞结实红润，头上细心梳好的银发闪着光泽，这是66岁的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在他右边，皮肤皱缩体格瘦小的是所有大法官中最年长的威廉·O.道格拉斯，今年76岁，已经在最高法院任职35年。伯格的左边，是戴眼镜且谢顶的74岁法官威廉·布伦南，他于1956年由艾森豪威尔任命，是最高法院将近200年的历史中，所有六个天主教徒法官之一。这些老人旁边坐着其他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一个相当敦实、面相和善的59岁中西部人；57岁的拜伦（“奇才”）·怀特曾经是罗德学者[148]和橄榄球明星中卫，下颌坚实，半球形后脑的形状像老式的橄榄球皮头盔，他现在看起来很严肃；66岁宽胸膛大胡子的瑟古德·马歇尔，是最高法院第一个黑人法官。法官席靠外的地方，坐着尼克松任命的法官：外表整洁、戴着角质框架眼镜、薄嘴唇的65岁的哈里·布莱克门；体形瘦削，看起来有点虚弱的66岁的弗吉尼亚州人刘易斯·鲍威尔；以及最年轻的最高法官，49岁的威廉·H.伦奎斯特，他是个高大健壮目光冷漠的保守派，有平滑的黑发和剃刀修出的锐利鬓角。

首席法官伯格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今早候审的两个案子中，将首先审理涉及好莱坞电影《猎爱的人》的案件，这部电影在佐治亚州富有乡村气息的城市奥尔巴尼被判为淫秽。弗朗西丝·哈姆林放松下来，因为《猎爱的人》案的控辩双方至少会各有半个小时陈述相左论点，她丈夫的案子至少在一个小时后才会被审理；所以她不动感情地听着《猎爱的人》的律师，干净利落声名显赫的路易斯·奈泽站在发言台后，声明对该电影的起诉是严重的误判——全国的社论主笔已经再三地表达此观点。电影中并没有露骨的色情镜头，所以，就因为放映它而逮捕和判罚佐治亚州剧院经理，这件事震惊了好莱坞、媒体和大部分法律界人士。但是由于最高法院在五比四投票通过的米勒意见书中，确定了“社区标准”的规定，甚至一部有思想深度，只有那么一点色情的电影，也可能被小地方的一小派假正经的公民起诉——就像在奥尔巴尼发生的那样，而佐治亚州最高法院之后维持了原判，该州限制成年人之间两厢情愿的性表达比限制居民兽奸农场动物还要严格。

但是，正如奈泽在最高法院法官席前以戏剧性的方式强调的，《猎爱的人》不是一部性露骨的电影，并不显然冒犯他人，并不激起性欲，它也没有拍摄演员们生殖器的接触。相反，这是一部严肃精妙的作品，在任何美国社区都应该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全国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奥斯卡奖得主迈克·尼科尔斯的一项艺术成就。奈泽继续赞美这部电影的时候，弗朗西丝·哈姆林向屋子四周看，看人群中有没有好莱坞明星，例如影片主角杰克·尼科尔森和安——玛格丽特。但她谁也没认出来；因为只有律师可以在最高法院发言，演员没有必要到场。她倒是在人群中认出了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杰克·瓦伦蒂；也注意到瓦伦蒂弄到前排一个座位。

奈泽继续说下去，偶尔暂停，回答一个法官简短的问题，这当间，弗朗西丝看了看她正在专心致志听审的金发女儿，她是圣地亚哥州一名大二学生。黛博拉·哈姆林是弗朗西丝第二次婚姻中生的第二个孩子，现在正在学习成为一名护士。挨着黛博拉，坐着一个黑眼睛的19岁女孩——从本宁顿学院辍了学的朱迪·弗莱什曼，哈姆林出版公司的律师斯坦利·弗莱什曼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坐在律师席上的弗莱什曼，此前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六次以上；正是他在“雷德鲁普诉纽约市案”中采取了正确的法律策略，该案涉及便衣警探在时报广场买下的两本哈姆林的平装小说。

54岁的斯坦利·弗莱什曼是业内公认的才华横溢、脸皮颇厚的律师，因为他坚定地为美国的色情狂和浪荡子辩护。二十多年来，在数不清的法庭为淫秽案辩护之后——他的委托人包括放映《深喉》的电影院老板、亨利·米勒小说的出版商、黛安娜·韦伯照片的出版者，还有砂岩隐居地的主人，弗莱什曼很自豪，因为经由他的辩护，没有一个被告在监狱里受过苦。

约翰·威廉森1970年将他的裸体主义庄园开放给俱乐部会员之后，砂岩被洛杉矶郡官员和一个公民组织起诉，检察官控诉开放砂岩违反了洛杉矶30年代制定的反裸体法令。但经过很多法律斡旋和几次审讯，弗莱什曼最终说服加州中级上诉法院该郡法令违宪——它侵犯了隐私权，侵害了砂岩成员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法律权利；砂岩于是被允许继续运行，不受进一步干涉。

弗莱什曼1965年为黛安娜·韦伯的一张裸照，还有洛杉矶出版商米尔顿·吕斯的杂志中其他加州模特的照片做过辩护，那个庭审比砂岩的更昂贵，因为政府证明，吕斯的一些杂志和淫秽读物曾被寄到过爱荷华州，坚持在那里起诉；在苏城的审判持续了三个月，听审的是个性情暴戾的法官和一个几乎完全由农妇组成的陪审团。因为审判恰巧在农忙时节，几乎所有能当陪审员的农夫都成功逃过听审之责；弗莱什曼面对的这十个女人看起来无趣至极，他只要一提到性，她们就脸红皱眉——不出所料，庭审最后，她们判吕斯犯有淫秽罪。但是弗莱什曼马上将案子上诉到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成功推翻原判。

暂时的挫折吓不倒斯坦利·弗莱什曼。虽然他身材瘦小，从小就被骨髓灰质炎蹂躏折磨，但他行动果决，在支架和拐杖的帮助下走进全国的法庭，战胜了只有他自己拒绝承认的残疾。他1920年出生于纽约下东区，父母是俄裔犹太人，他妈妈数年来用一辆大号的婴儿车推他在街坊走动。5岁时，他在皇后区的一所残疾儿童之家注册，他父母搬到了那里，这样就能方便地定期看望他。在残疾儿童之家，尽管全身绑着石膏绷带局促受限，他学着靠拐杖站立和行走。他和其他40个残疾儿童在这家机构里待了近十年，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级中学教育。

14岁时，父母将他转到皇后区一家公立高中，在那儿他第一次接触到身体没有残疾的同学，这加剧了他被孤立的感觉；他每天都遇到年轻的姑娘，怯怯地爱慕着她们健康且含苞待放的身体，晚上他在绚丽的幻想情景中头晕目眩。但是只有和母亲在一起时，他才最为安适轻松，她一直都爱他保护他，虽然有时候有些专横。他父亲是一个谦逊的人，每天在纽约《每日新闻》的排字房里工作很长时间，在家里从不强势。对斯坦利青少年时期举足轻重的唯一一个男性，是纽约大学一名叫伯纳德·休伊特的学生，他30年代开始与斯坦利的姐姐弗洛伦丝约会，最终喜结连理。休伊特扮演兄长的角色，常常替斯坦利从他母亲那儿争取独立；斯坦利18岁时，休伊特说服弗莱什曼夫人送儿子去离家远的大学，让他能远离她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担忧，尽己所能地进步；斯坦利赞同这个建议，说他想去佐治亚大学。

他知道佐治亚州是因为他的偶像，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经去过该州沃姆斯普林斯，在那里曼妙绝伦的泉水中游泳休憩。虽然弗莱什曼不知道沃姆斯普林斯的养生温泉离雅典市的校园有多远，在他的想象里那一定是够近，让他能时时拜访总统；带着这种鲜活生动的想象，斯坦利·弗莱什曼于1939年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蹒跚登上火车，伴着夜晚铁轨的哐哐声，开始驶向南方的漫长旅行。

之后那天，他在火车上遇到一群喜好社交的士兵，他们教他掷双骰赌博，他加入游戏后这些士兵从他那儿赢了72美元，那正是他口袋里带着的所有现金。幸运的是，火车抵达雅典车站后，大学校车正等在那儿接他到校园；但到学校后他才发现，他过于高估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像他熟悉的北方建筑，佐治亚宏伟的教学大楼没有扶手，他要花数个小时才能走上走下那些台阶。他宿舍的浴室里也没有扶手，在学校的头三周他晕头转向，虽然一些友善但令人尴尬的学生帮助了他，但他仍旧花了三个星期才整理好行李，并用了更长时间才学会在浴室滑溜溜的地砖上保持平衡。

不过，一年之内，他的信心就开始增强了，有一种从母亲支配性的保护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虽然成绩平平，还是顺利通过了所有课程。晚上在宿舍里，他喜欢和其他新生一起闲聊讨论，南方人和北方人对政治、政府和生活不同的态度尤其让他印象深刻。在佐治亚州第一年的后半年，他准备好了横穿半个州，去沃姆斯普林斯“朝圣”，觉得那位伟大的民主党人一旦得知一个崇拜他的残疾学生登门拜访，定会亲切地打开大门。但是到了温泉疗养院的大门——那儿的样子，让他想起讲南方农场的书中的图片，魁梧的黑人管理员温和但坚定地告诉他，“门诊病人”不能进入疗养院。当弗莱什曼问起总统的去向，说他想要亲自见总统时，他被告知罗斯福先生在华盛顿。运用日后使他成为出色律师的口才，弗莱什曼说服看门人让他至少到院子里看看，解释说他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只希望能拜访总统著名的小白宫。最终他们同意，领他草草参观了一下并吃了午餐——之后就让他搭乘下一班火车，回到佐治亚校园。

斯坦利·弗莱什曼在校外的一家妓院倒是受到了更热情周到的接待，那家叫“爱妃”的妓院，是市民和一些在校男生常常光顾的场所。在那儿弗莱什曼第一次性交，极乐的感觉让他在离开妓院时决定还要再来，他也这么做了。大二那一年，他变得足够有信心去接近女同学，邀她们出去约会；尽管她们似乎挺喜欢和他一起看电影和去当地酒馆，夜晚却总是就这么结束了，女孩子们的贞洁安然无恙。

快上大三时，弗莱什曼决心投身法律事业，想象自己成为睿智的律师和机灵的辩论家，想象自己职业上的成就不会受到支架和拐杖的限制，虽然它们是他永远的负担。1941年夏天，他拿到经济资助去哥伦比亚大学，于是决定回到老家纽约，不再待在南方。但回去后他住在晨边高地[149]的学生公寓里，仍旧独立于他的家庭。

但是，在194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作为查验遗嘱和处理劳工纠纷的法律助理工作两年后——再加上当出租车和公交车突然转向，擦到他的身体常常使他失去平衡在纽约冬天结冰的路上跌倒，弗莱什曼决定，最好去个有宜人的热带气候和一排排棕榈树的城市。他1946年出发去洛杉矶，一年后通过加州律师资格考试，从始至终从没后悔过搬到西海岸——尽管1948年他坐在一辆同事开的车里遇到车祸，身体受到重创，住了九个月的院。

他躺在病床上实践法律，起诉了司机，获得了1万美元损害赔偿。弗莱什曼也和医院的营养学家成了朋友，1949年他们结了婚。当医院拒绝付她额外一周的薪水，而她坚称这薪水早就该给她时，弗莱什曼起诉了医院——最终他们连本带息拿到了这笔钱。

50年代初，弗莱什曼在洛杉矶开始小有名气，那个时期，好莱坞正在清除电影从业者中有名气的共产党员。虽然弗莱什曼的委托人中没有什么好莱坞黑名单中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却因为不遗余力地为很多涉及“危险分子”的复杂难辨的案子辩护而受到了同行的关注和景仰。有一名被告是编剧和教师，他因为同情共产党而被逮捕，被不定期刑拘在洛杉矶监狱，还不许保释，不管弗莱什曼如何愤慨地向法官抗议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弗莱什曼在报纸上读到，威廉·O.道格拉斯法官抵达了他所统辖的西部司法区，在旧金山参加第九巡回法院联邦法官的一个会议；尽管弗莱什曼并没有和道格拉斯法官预约见面，也不确定私下接近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全然合宜，但弗莱什曼还是迅速离开办公室去了机场，乘飞机到旧金山，打出租车去会议地点，在走廊里等了数个小时，直到他递给道格拉斯会议室里的口信收到回复——结果是道格拉斯建议保释和召开听证会，最终弗莱什曼的委托人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50年代后期，色情产品经销商逐渐取代共产主义者成为众矢之的，弗莱什曼有时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免费为淫秽案辩护，当时这一法律立场在大多数法官那里是站不住脚的，大部分经销商对此也一知半解，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一修正案，像年轻的弗莱什曼那样对宪法权利有崇高幻想的人就更少了。虽然色情产品经销商畏惧和憎恨监禁，但他们像大部分赌徒一样静静地屈从了坏运气，因为他们生活中最首要的热情其实是赚钱，与文学自由甚至性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避免牢狱之灾的务实手段，就是贿赂警察或者不断改变商业地址来规避法律。

但是弗莱什曼改变了经销商的想法——不是靠给他们讲解法律，虽然这样的事他也做了不少，而是用他在法庭上的成就，来证明淫秽法案是可变通、可屈服、可塑的，能够允许更大的自由。和英国作家肯尼斯·泰南[150]一样，弗莱什曼认为色情作品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像泰南写的那样，它“缓解了孤独感”，还给那些“性方面只能独自满足”的人，或因各种原因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多种多样的性的人，提供了“释放的幻觉”。因为弗莱什曼自大学时代起就看色情作品，喜欢看到照片上漂亮的身体尽享他所认同的自由，于是在每个他辩护的淫秽案里，他自己都像某种代理被告似的；只要是涉及性和检查制度的案子，对他来说就没有微不足道的。

在洛杉矶，他成功为一家袒胸酒馆的老板辩护；还有一个卖印有玛丽莲·梦露裸体照茶杯垫的邮购商人；还有贝弗利山一家商店的老板，他在橱窗里展示裸体塑像，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的复制品。弗莱什曼主要的胜利，包括最高法院的“史密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在该案里他为自己的委托人——一位叫埃利埃泽·史密斯的书店老板，因为在他的书架上有一本淫书《比生活更甜美》而被捕——辩护，说他不应该负有责任，除非警方可以证明史密斯知道这本书是淫秽的。在另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一些书诉堪萨斯州案”——中，弗莱什曼使得法官严格限制反堕落小队突袭查抄仓库和书店时可以使用的调查没收手段。弗莱什曼也到其他州——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夏威夷，为桑福德·阿达伊出版《一个警察的性生活》的权利辩护；刚飞过一片暴风雪抵达芝加哥，在旅伴的帮助下走下飞机溜滑的舷梯，弗莱什曼就走进法庭，为一位因销售一本叫《异域历险》的杂志而被捕的烟草店主辩护。弗莱什曼坚持，对性的描述和讨论，有权与对宗教和政治的描述讨论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他对陪审团说：“所有镇压的根基是对非正统的恐惧——不管这种非正统是在宗教、政治还是道德中，这种恐惧在我们的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他又补充道：“只有畏惧性爱的人才会认为《异域历险》是危险的。对性有健康态度的人，根据他们品味的不同，会觉得它要么无聊要么有趣。但他们都会摈弃这种荒谬的想法，即这本杂志会腐化一般人的心灵。”

仔细讨论了六个小时后，陪审团宣告被告无罪。

尽管斯坦利·弗莱什曼此前赢了所有涉及威廉·哈姆林的案子，他在1974年4月中旬这趟去华盛顿为插图报告辩护的旅行中却充满了深切的忧虑，因为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如果像一年前的米勒案那样投票的话，这必然会让他的委托人进监狱。虽然弗莱什曼相当有信心他今天在法庭上的立场会得到道格拉斯、布伦南、斯图尔特和马歇尔法官的支持——四人在米勒案中也站在米勒那一边，但他也知道其他五个人会是个麻烦，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厌恶不仅在之前的投票记录中如日昭昭，也在尼娜·托滕伯格这样的华盛顿记者写的报纸文章中进一步被强调，而她明显在最高法院内部有密切的线人。托滕伯格小姐描述法官们在放映室里看完色情影片后如何反应，她写到鲍威尔法官似乎非常尴尬，布莱克门法官几乎要患上“紧张性神经症”，而怀特法官变得焦躁不安，称这样的电影纯属“污秽”。尽管法院里职分较低的威廉·H.伦奎斯特法官，在《纽约时报》中又一次被描述成是躲躲闪闪的“观望的女孩子”，但人们知道，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一样对色情作品充满反感，而伯格常常会抵制这种放映。

道格拉斯法官大部分时间也缺席，但和伯格的原因不同——他将第一修正案解读为不管荧幕上放的是什么都不允许审查性作品，于是就觉得，没什么正当理由在繁忙的工作日花时间坐在黑屋子里，观看据称是最新的X级丑闻电影。布伦南法官，一个上了年纪的天主教徒，曾经反对色情作品，但最近几年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了——因此他经常顺着道格拉斯投票，在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许可它们。据尼娜·托滕伯格说，唯一一个似乎觉得这类电影很有趣的法官是瑟古德·马歇尔，书记员无意中听到他在放映室里大笑，偶尔还向演员说鼓励的话。波特·斯图尔特法官，法院里第四个通常反对性审查制度的成员，十年前在他的雅各布斯意见书中写到，淫秽确实是很难去定义的，但是“我看到它时就会知道”——日后媒体人私下把这一评论叫作“斯图尔特的卡萨布兰卡标准”，即如果斯图尔特法官在性电影中看到的，比不上他战争年代当海军时在淫荡的卡萨布兰卡港口看到的，那这就不叫淫秽。

弗莱什曼坐在律师席上，知道自己不一会儿就要向最高法院陈词，感到升腾起来的焦虑，也有一点恼怒——后者部分是因为，此前一个小时他不得不坐着听路易斯·奈泽律师为《猎爱的人》做的辩护。为了替他的委托人恳求无罪判决，奈泽过度强调迈克·尼科尔斯电影的艺术价值，将之与通常在四十二街放映的X级电影区分开来，这样就不必要地伤害了哈姆林——但弗莱什曼知道，如果像《深喉》这类电影的导演没有自由的话，像尼科尔斯这样的好莱坞导演也永远不会享有完全的职业自由。

但弗莱什曼试图抑制自己的愤恨，集中注意力于他将要为哈姆林做的辩护上。他今天的主要论点是哈姆林不公正地陷于一个法律过渡期，他1972年被一个圣地亚哥法官判长期监禁和繁重罚款，该法官引导陪审团应用“国家”标准而非“社区”标准来决定哈姆林的插图册是否可以在社会上被接受。在加州的庭审上，弗莱什曼更希望哈姆林能同时以社区标准和国家标准被审判，因为这样，弗莱什曼就可以将一个在城市范围内做的调查，作为相关证据提出，该调查显示圣地亚哥社区在性方面比起“全国”更为放任，他也本可以向陪审团呈递很多圣地亚哥有名望的市民为哈姆林做的辩护。但是弗莱什曼这方面的努力被法庭认为无关而被驳回，就在政府以国家标准定罪处罚哈姆林后，最高法院在米勒判决中释法，认为在所有淫秽案中，应该应用社区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这促使弗莱什曼请求以社区标准在圣地亚哥重新审判哈姆林案。但是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辩护，仍旧判哈姆林监禁和罚款。所以现在，1974年华盛顿早春的一天，弗莱什曼唯一的希望，不管有多么渺远，就是九个最高法院法官中至少有五个能够否决下级法院的判决，相信这是不公正的：只因为一个人寄亮面纸印刷的小册子赞扬插图版报告，批评尼克松总统否认委员会的结论，摘选一些表现裸体的人们性交的彩照，就让他陷于四年牢狱之灾和8.7万美元巨额罚款。

当然，这些照片，和每个法官今天听审之前在私人办公室里检查这些照片时的反应，基本上会决定哈姆林的未来——弗莱什曼知道，这就是为何淫秽案的判决结果常常如此难以预料：这些裁决如此主观，基于情感，取决于个人。第一修正案辩护律师之间流传着一句老话：不管什么，只要能让法官勃起的就是“淫秽”。弗莱什曼相信，对很多公诉人、审查人、陪审员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人可能某天晚上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厅很享受一场色情电影，然后第二天作为陪审员投票认为电影制作人有罪。极端自由主义的公民赞同让已定罪的杀人犯重返社会，反对给予毒品走私犯严厉的刑罚，在数不胜数的激进请愿书上签名，却常常会容忍甚至赞赏警察查抄“肮脏的”书店并监禁店主。“虽然左翼卫道士原则上是反对检查制度的，”阿兰·罗伯——格里耶[151]写道，“他们也有原则，即从过去继承的道德价值，他们不久就会发现，自己站在审查者一边来反对色情作家。”或者，如同格申·莱格曼[152]对美国伦理做的评论：“谋杀是罪。描写谋杀不是。性不是罪。但是描写它是。”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是，像弗莱什曼知晓的那样，像泰南写的那样，色情作品是“意图中的高潮”——它最基本的目的之一是让男人勃起，以便他们自慰；因此如果不为自慰辩护就很难为色情作品辩护，而这一点，莎士比亚说过，难就难在在很多人的想法里，自慰仍旧是一种没有男子气概的行为，一种有错的享乐，承认向女人求爱失败，而女人也许比在卧室的枕头上统治了十分钟的书中公主要好。教会谴责它是浪费精子，已婚夫妇谴责它是性方面的自私自利；描写它的书很少被认为是文学，虽然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53]有次承认，他看不出“为何文学不应把激发情欲作为它的意图之一”。但是淫荡文学和它的高潮，从没有被第一修正案的释法者容忍为适宜的自由表达，这部分是因为最高法院从18世纪起主要是由年长者组成的，他们经由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才得以升迁，私人生活里他们也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一种近乎神话的道德标准。除了道格拉斯法官没人离过婚；除了几十年前一位法官——据传说在一名未婚女子的床上有一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甚至没有传言有其他法官有过情妇。

不知色情作品中内含的催情元素是否曾影响过某个法官克制的习惯或私下的举止，反正没人在去世后被发表的日记或回忆录里承认过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大楼里的淫秽案审讯中，法官的举止是全然冷静超脱的，所有对性的提及都隐藏在婉语和艰涩的法律术语中，甚至当他们审理的材料充满了下流和淫诱、纨绔子弟和被玷污的女佣、放浪的马戏团里柔软的女人和健壮的男人汗流浃背地在一起摇荡等，或者，像哈姆林的小册子那样——它被政府作为证据呈递，弗莱什曼也将要为之辩护，里面不害臊地展示了性交、自慰和鸡奸的人，哪怕面对这样的材料，法官们超脱依旧。

首席法官沃伦·伯格以洪亮的声调向法庭宣布：“我们下面将审理编号73505-哈姆林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伯格坐在他的黑色高背法官椅上向律师点头示意，继续说：“弗莱什曼先生，您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弗莱什曼从律师席起身，在两拐之间转动他高五英尺的身体，以胳膊的力量向发言台移动。起初他看起来几乎像侏儒一样，瘦小的身体穿着订做的黑西装，在法官席前缓慢地、噔噔作响地、步履沉重地前进。但当他在发言台停住，转向法官，把他橡胶头的拐杖杵进地上一个牢固的点后，他身上似乎突然没有了任何脆弱的迹象。他的双肩宽大坚实。他的头高高昂起，头上是浓密卷曲的黑发。下颌锋锐、鼻子高挺、眼睛深邃尖锐，他的脸像雕像一般，坚实而棱角分明，当他独自站在法庭前面，他的存在似乎是一件未完工的杰作：一个英雄的头颅和尚由支架撑着的躯干。当他开始陈词，他的声音在宽阔的房间里振荡回响，直抵最远的听众席。和很多在最高法院辩护的律师不同，弗莱什曼似乎毫不畏惧，要不是态度敬重正式，他举止中流露出的东西近乎傲慢自大。他是辩护律师，但绝对不是处于守势。

“首席法官先生，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始说，“由于邮寄一份于任何人无害的小册子，哈姆林先生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加上8.7万美元（罚款）。这份小册子为一本充满了质朴严肃的政治价值的书做宣传。这本书是一份插图版的政府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在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里，反淫秽法案应该允许有意愿的成年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以决定是否接触露骨地展露性爱的材料……”

首席法官伯格俯身向前问道：“弗莱什曼先生，最初的报告是否有插图？”

“不，先生，没有插图。”弗莱什曼回答。但他马上补充道，当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审时，两名前总统委员会成员作证说，哈姆林的插图版报告比最初的报告“更有价值”，因为里面的图片为读者阐明了，哪一类性方面的材料是委员会关注的，这是成立总统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动因。

伦奎斯特法官问：“原陪审团是否有理由像对其他证人一样不信任这些证人？”

“尊敬的法官，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弗莱什曼说，“为委员会报告工作了两年的委员，应有比不在行的陪审团更好的见解。”

“但是，”伦奎斯特坚持说，“陪审团确实会因种种原因不信任专家，不是吗？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相信。”

“是的，先生。”弗莱什曼急忙同意，不想在这个拐弯抹角的点上继续辩论下去；他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来做辩护，其中一部分时间他的同事山姆·罗森韦恩律师还要为哈姆林的三个协助出版插图书和小册子的员工辩护。而且，甚至在今天庭审开始前，弗莱什曼就已经不对伦奎斯特的投票抱有希望了，知道他和伯格和布莱克门一样反对色情作品。取而代之，弗莱什曼决定将大部分辩护词指向怀特和鲍威尔法官，希望其中一个会和四位自由派法官一起，投票推翻原判。虽然怀特和鲍威尔基本上不以自由派的观点来解读第一修正案，但他们此前的表现似乎不像伦奎斯特、布莱克门和伯格那么偏执、那么容易预测；他们甚至也许会从弗莱什曼的辩护中发现可取之处，即他的委托人陷于一个“过渡期”、一个宪法上的“无人之地”——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到不当处罚，该法院裁决所建基的法律逻辑，正是被现在弗莱什曼面前的这些最高法院法官，于1973年宣布为不合理。

弗莱什曼继续向法官阐述（提及1973年的米勒判决）：“本法庭曾经宣布没有所谓的国家标准——它们是不可确知、不可证明、不切实际的，是抽象的。本法庭曾经表明，陪审团试图在国家标准框架下解决淫秽案问题的举措是徒劳的。因此，”弗莱什曼继续说，提高了声调：“上诉人（哈姆林等人）被定罪的标准，在本法庭的框架里是全然不存在的。”

弗莱什曼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社区标准目前在淫秽案里适用，他的委托人应该得到比在圣地亚哥更好的审判，那里的法官阻挠了辩方所有试图提交与社区性标准相关证据的努力。“例如，我们曾经传唤一名证人，她在圣地亚哥地区就此案涉及的小册子做了问卷调查，”弗莱什曼回忆道，“在科学的基础上，她询问了718名公民对小册子的看法。记录显示，绝大多数人实质上认为，该册子应该被允许在一般美国人之间流传。但是这份证据被排除在外，仅仅因为法庭认为，唯一适用的是国家标准而非当地标准。因此，如果我们再一次遵循政府的建议，使用当地标准的话，很明显该案的判决应该被逆转……”

威廉·哈姆林坐在拥挤的屋子里，周围的人都没认出来他就是本案幕后的主人公，他不时点头同意他的律师提出的论点。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她看着远处法官们的脸，寻找他们对弗莱什曼的话作何反应的迹象。她的女儿黛博拉看起来很紧张，黛博拉另一边坐着弗莱什曼19岁的女儿朱迪，看起来很冷静。朱迪·弗莱什曼此前和父亲一起去过法庭，她有信心此案和其他案子一样会获得有利判决。

斯坦利·弗莱什曼陈词时，最高法院的法警在过道上来来回回地走，观察着听众，确保没人使用录音机或照相机甚至记笔记；耳语也是禁止的，盘腿坐或胳膊放在椅背上休息也是不允许的。突然一个法警在哈姆林座位旁边的过道上停住了，冷峻地盯着朱迪·弗莱什曼，摇了摇手指。朱迪被抓到在嚼口香糖。她尽量若无其事地把口香糖吐在一张纸巾上包好，放进裙子的口袋里。

当她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到发言台时，看见父亲已经暂时把位置让给了同事山姆·罗森韦恩律师，一个快要70岁的谢顶灰发男人，他向法官们阐释说：“我所关注的是‘明知’的问题，即有罪的知悉，以及宪法所允许的起诉需要满足哪些主观条件……”停顿了一下，罗森韦恩继续说：“回应我们索要详情说明的动议，（控方）主张，他们并未宣称这些被告事实上知悉涉案材料是淫秽的——他们所宣称的仅仅是，被告知悉小册子的内容，而这已足够满足对‘明知’的要求。”

“罗森韦恩先生，你是否暗示，”首席法官伯格问道：“在陈列或散发材料之前，该材料的负责人必须知晓这些材料是淫秽的，这样才能够立案？”

罗森韦恩回答：“我的论点仅仅是：控方的举证必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曾知晓材料的内容，且带着诉诸淫邪兴趣的特定意图来散发此材料。我认为淫秽案的控方需要负有这样的举证责任……”

近旁，坐在政府席位上听着的是哈姆林的指控方——大胡子的耶鲁大学年轻毕业生艾伦·塔特尔，他在副检察长办公室任职。今天早些时候，他把自己的黑胡子修剪到法庭可以接受的长度，私下彩排了很多次他现在随时就要展开的辩论，塔特尔感觉自己在个人和专业方面都做好了准备；遵循所有联邦政府律师在最高法院出庭时的传统，塔特尔身着正装礼服，一件黑色的燕尾服外套、灰色条纹裤、黑色背心、白衬衣和银色丝绸领带。尽管他自己不厌恶性露骨的图片，在最喜欢的华盛顿理发店里也大大方方地浏览《阁楼》，但塔特尔相信，哈姆林的小册子过分生动了，在法律上是淫秽的。要是哈姆林能印上总统报告的一些文字片段，那这本小册子还称得上是有那么一点严肃的意图；虽然斯坦利·弗莱什曼对塔特尔即将阐述的观点的驳斥，是今天口头辩论阶段的结语，塔特尔想不到弗莱什曼能为小册子里这样的图片辩护什么：裸体的戈黛娃夫人[154]含着她骑的马的生殖器。

罗森韦恩坐下后，首席法官伯格终于向艾伦·塔特尔点头示意，塔特尔一刻不耽误，马上开始质疑小册子的价值。“首席法官先生，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始说，“我请求最高法院仔细考量涉案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只有一页：一边是插图版报告的封面照片和一张礼品券，指明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另一边则完全是一组展示各种性爱场面的照片。在任何定义之下，在任何社区标准之下，这都毫无疑问是露骨的色情产品。”

“上诉人却声称应该撤销对他们的定罪，”塔特尔继续说，“他们辩称，米勒判决告诉我们，联邦对于淫秽的标准含糊不清、不合宪法，至少在米勒判决之前是这样……但是我对米勒判决的解读是，最高法院认为，在罗思判决中对于淫秽的定义——例如要求‘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在宪法上是不必要的，而且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很难证明的；最高法院制定了新的规则。但是我不认为，当最高法院决定米勒判决是未来审理淫秽案的标准时，它的意思是所有之前应用了罗思案之定义的判决就都是违宪的，或以违宪的方式判决的，或这些判决所基于的规则就使这些判决无效了……”

“那么那些案例的意思是，”波特·斯图尔特法官打断说：“标准需要非常具体，才不会在宪法上被认为有缺陷。”

“是的，法官先生，我也正要表达此点……米勒判决要求，判断淫秽的标准被限制为：可适用的州法律中对性行为的具体描述……而且它表明，如果对联邦标准的清晰性有严重的怀疑，我们需准备好将这些标准理解为露骨的性行为。而且事实上……”

“但是已经定罪之后就难以探讨这些标准了，不是吗？”斯图尔特法官说。

塔特尔和斯图尔特继续辩论下去；然后塔特尔不被打断地说了几分钟，直到斯图尔特法官再次开始问问题，大部分讨论的是，各种各样的社区如何能够公正地解读和实施哈姆林身陷其中的联邦邮政法规。“米勒案应对的是一项州法律，”斯图尔特提醒塔特尔：“在一州之外并不可适用。但是此案中（哈姆林案）我们应对的是一部联邦法律（考姆斯托克法）。”然后斯图尔特补充到，现在这部古旧的联邦邮政法在全国已有数不胜数的地方释义。斯图尔特提出，这就好像：“副检察长办公室里的某人告诉我们，国内税收法规在全国很多地方有了不同的含义。”

但是，塔特尔回答：“最高法院在一个仅涉及州法律的案子（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里回到临时性的社区标准，是因为它发现，陪审团表述和理解国家标准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试图裁断联邦淫秽案起诉的陪审团，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一修正案和国家标准无关吗？”道格拉斯法官问。

“当然有关，”塔特尔说：“最高法院在分析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国家标准的要求。（关于考姆斯托克联邦邮政限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不认为国会考虑的是所谓地区标准或国家标准——他们考虑的是陪审员会认为是淫秽的材料——而这再一次是米勒案告诉我们的。”

“我设想这是真的，”首席法官伯格用心良苦地补充道：“在肯塔基州经营没有执照的电影剧照生意，比起在其他州经营，也许会从陪审团那里得到不同的回应，因为在其他州这并非是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法规准则还是同一个准则，对不对？”

“是的，”塔特尔回答，“对于很多罪行都是如此，事实上我要说在大部分情况下，犯罪是……”

“但是，”瑟古德·马歇尔法官说：“你能说在纽约州一张电影剧照不是一张电影剧照吗？”这个问题令塔特尔很困惑。“它是或者不是一张剧照！”马歇尔不耐烦地叫出来，让塔特尔大吃一惊。“它在纽约州和在肯塔基州一样是同一张剧照！”

“我非常同意，马歇尔法官先生，”塔特尔说，“这也是为何我说在那些情况下……”

“但是，”马歇尔继续说，“你能在肯塔基州有《猎爱的人》的剧照，却不能在纽约州有……”

“《猎爱的人》也许超越了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有关坦率的边界，”塔特尔说：“而且《猎爱的人》也许事实上是在勾起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如何评判仍旧是最高法院的权力……”

“塔特尔先生，”马歇尔打断他，说得温和了些：“我唯一的异议是：你在推断米勒判决改变了（考姆斯托克）法规的决定。”

“我并不认为米勒判决仅仅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一项决议。”

“那么我来问问你——米勒判决对这项法规的影响是什么呢？”

“米勒判决仅仅涉及淫秽材料……”

“没错。”马歇尔说。

“最高法院自罗思判决起就尝试确定‘淫秽材料’的意涵，”塔特尔继续说，“在每一个判例中，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都有些许不同。今日所陈述的米勒判决在社区标准问题上的意见，是该标准必须是当代论坛社区的标准。”

“你能否劝告一名被告是否该当服罪？”道格拉斯法官问，补充道，“……（法规准则）是否足够明确，还是过于隐晦使得我们只能臆测？”

“我认为，”塔特尔回答说，“这是很明显的，法官先生，对淫秽的定义并不像关于其他罪行的法规那么清晰明确……”

“在这项联邦法规下，”道格拉斯推理道，“……从纽约州邮寄材料可以是无罪的，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接收和销售这些材料可以是一项罪行——对吗？”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塔特尔说：“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情形。但同时，在材料被散发、罪行被犯下的地点下达有罪判决也是有可能的。”

“塔特尔先生，”首席法官伯格补充道，似乎想要帮助澄清反淫秽法案变幻莫测的性质，如果不是为这种性质辩护的话，“最高法院在过去15年间对淫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定义——改变这些定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吗？……从罗思判决到雅各布斯判决到其他判决一路下来，这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塔特尔同意，“来尝试制定可操作的准则……”

“塔特尔先生，”拜伦·怀特法官问，“你指出在米勒判决之前，有第三条评价准则，即材料需要‘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你所凭借的是哪些判例？”

“我凭借的是‘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

“该评价准则在此案中获得几票？”

“获得了三票。”

“那么，在哪个判例中它获得了五票？”

“……很抱歉，”塔特尔纠正自己，“正是在‘回忆录案’中它获得了五票。”

怀特法官微微皱起眉头，似乎塔特尔的回答惹恼了他。虽然60年代中期，确实有五名法官在“回忆录案”中允许描写芬妮·希尔的小说合法化，但当时确实也只有三名法官，同意那份观点不统一的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特定语言——甚至在八年以后的今天，怀特法官（之前是反对这本书的）似乎仍旧对那次的结果耿耿于怀；他以清晰硬冷的语调提醒塔特尔，“回忆录案”“并没有获得五票”。

“我认为它获得了五票的原因是，”塔特尔执意解释道，怀特的嘴唇绷紧了，“有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这本书都应受宪法保护，有三名法官认为，除非能证明这本书‘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否则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但是事实仍旧是，”怀特说，俯视着塔特尔，“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有五名最高法院法官同意那条评价准则。”塔特尔沉默的时候，斯坦利·弗莱什曼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怀特法官展现出来的冷酷性格。此前弗莱什曼认为，自己颇有机会使怀特转而支持哈姆林，但是现在他看出来，唯一的希望只在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身上了，那个坐在最左边的瘦削、安静的弗吉尼亚州人，正用细长的手指轻抚自己苍白的尖下巴。这时，雄辩的艾伦·塔特尔机智地结束了和怀特的争论，承认怀特对“回忆录案”的记忆很准确，然后继续他准备好的演说，迅速忽略了威廉·布伦南法官打断他的努力。

“请暂停一下，塔特尔先生，”布伦南法官终于说。塔特尔转向这位阴沉着脸的70多岁的老人，正是他起草了广受争议而现在行将消亡的“回忆录案”意见书。塔特尔听到布伦南问，“是否所有这些讨论暗示着，也许甚至米勒判决，也没法给这个非常麻烦的领域下定论？”

“米勒判决给我们……”

“那不是我的问题，”布伦南插进来，“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米勒判决必然是这个领域的定论？”

“米勒判决当然不是它的定论，”塔特尔说，“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带着一些问题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问题和米勒判决的应用有关。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质疑米勒判决中所表述的判断淫秽的标准，而仅仅是试图决定，在此种定义之下，一个米勒案之前的判决是否能被维持。”塔特尔停下来等一些回应；由于没有回应，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我们不相信，对‘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包含着的地方标准的批评，必然会使所有在米勒案之前的联邦淫秽案起诉无效。而且我们不认为最高法院有这样的想法。首先，自米勒判决起，有大量的案子被依照米勒判决发回上诉法院重审。这些都是联邦案例，陪审团被要求使用国家标准，就像（哈姆林在圣地亚哥受审时的）陪审团一样。而且我们相信，如果米勒判决之前的案子，因为使用国家标准而令法规准则含糊不清、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推翻原判，而非发回重审……”

看到发言台上的小灯开始闪烁，提示他时间快要到了，塔特尔做结语时提高了声调：“……如果人们质疑被告在国家标准之下被错误地审判了，我们会说这是一种无害的错误，因为（哈姆林的）材料在任何标准之下都是淫秽的，上诉人的出版物超越了任何社区的底线。”停顿了一下，他说：“非常感谢。”然后落座。

首席法官伯格点点头，然后面向右边说：“弗莱什曼先生。”

弗莱什曼很明显被塔特尔的结语激怒了，他一到达发言台就开始咄咄逼人地驳斥政府公诉人的论点。

“首席法官，”弗莱什曼开始说，“……这份材料完全不是淫秽的！它在国家标准下不是淫秽的。在地方标准下也不是。……公诉人说它在任何标准下都是淫秽的。我要提醒法庭一部电影《深喉》，它曾经被认为在任何标准下都是淫秽的，却不断被全国的地方陪审团认为不是淫秽的。”

政府对哈姆林的起诉，弗莱什曼继续说，是任意构想的、含糊定义的，在法律上充满缺陷。这份起诉以考姆斯托克式的语词为特点，例如“淫荡”“猥亵”“下流”“污秽”和“龌龊”，但是它却不能证实哈姆林本人犯下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侵害公共道德的罪行。“看看这份起诉状——有明确性可言吗？”他申诉道。“没有，”他回答：“它一点也不明确……起草这份起诉状时法律对淫秽的定义是什么呢？怀特法官提出‘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定义的一部分。就当前的意图而言，我不在意它是否是定义的一部分。我不在意它是地方标准还是国家标准。我不在意你是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完全没有标准来判定什么是淫邪的兴趣。我只是要说，如果你有一项如此悬而未决的法规，那么绝对不能再降低的最低限度是，我们有权在起诉书中知道所犯下的到底是什么罪，而不是类似‘淫荡’‘猥亵’这样含糊的词，然后说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毋庸置疑一直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继续说，“我们确实有其他观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强调一些由起诉书的缺陷所带来的罪行。例如，回应我们索要详情说明的请求，我们被以法定的语言指控说涉案材料是违法的，因为它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但是（圣地亚哥陪审团）……被告知如果材料勾起了一般人淫邪的兴趣或者一个明确定义好的性反常人群的兴趣，他们就可以定罪。当我们向上诉法院申诉时，上诉法官赞同，应该仅仅根据一般人标准来衡量，但认为这是一个无害的错误……”

“关于勾引的问题也是这样，”弗莱什曼继续说：“起诉书上并没有提到勾引，详情说明里也没有——但是陪审团却被指导说，他们可以基于一套‘勾引’的说法来定罪，即使完全没有证据表明有勾引存在。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案例表明，一份广告能够‘勾引’起人们对它本身的兴趣……”

“金兹伯格案呢，弗莱什曼先生？”首席法官伯格问，“里面什么也没有表明吗？”

“并没有，”弗莱什曼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对金兹伯格案的理解是，法庭认为涉案书籍是淫秽的，是因为宣传这些书籍的小册子实际上声称它们是淫秽的，因此这点就被考虑在内。但是对金兹伯格案的判决完全没有提出，广告可以勾起人们对它自己的兴趣。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小册子被邮寄出去，它或者是淫秽的或者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它也没有让自己去勾引……”

“弗莱什曼先生，是否有记录显示这份5.5万人的邮寄名单是如何编制出来的？”这时传来刘易斯·鲍威尔法官轻柔的泰德沃特——里士满口音，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说话；弗莱什曼用拐杖将自己转向他的方向，以直接面对这位坐在最左边的询问者，这位法官可能会在这件案子里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律师用谦和的方式回答说：“尊敬的法官阁下，记录并没有显示。我们有的确切的记录是，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这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有5.5万或5.8万本（小册子）被邮寄，有12个人受到了冒犯……”

“是否有记录显示这5.5万或5.8万个人曾要求邮寄这本小册子？”

“并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录，尊敬的法官阁下。”

“记录是否显示，”鲍威尔继续说，“有未成年人收到了这本小册子？”

“记录确实显示完全没有任何未成年人收到了它。”弗莱什曼回答，很高兴有机会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他也抓住机会补充到，哈姆林的办公室知道有12个人向邮局投诉后，马上从这名经销商的邮寄名单中删除了全部12个名字，保证投诉者日后不会再收到更多与性相关的邮件。

“我猜想，”鲍威尔法官继续轻柔地说，“没办法确定，在这5.5万个收到小册子的家庭里孩子的数量？”

“没有办法，”弗莱什曼承认，“但因为我们是在猜想，我能这么说，尊敬的法官阁下：我知道这份名单的意旨是，邮寄给此前表露过想要接收性露骨材料的人。只有那样的邮寄名单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得寄给感兴趣的人……如果您想要售卖猫粮，就需要寄给家里养了猫的人。”

注意到鲍威尔严肃的面孔上淡得难以察觉的微笑，弗莱什曼继续说：“所以事实是，小册子被尽可能多地寄给了曾表露出想要它的成年人。现在，我不想误导法庭，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并不在记录中，但是我认为这是对谁是收件人这一问题真实正确的回答。像我说的那样，我们有12个人受到冒犯。但是，”他总结道，“很多政治宣传小册子也会有12个人受到冒犯，尊敬的法官阁下。”

鲍威尔法官似乎对弗莱什曼的回答感到满意，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分配给辩驳的时间到了，弗莱什曼向法庭致谢，然后听到首席法官伯格宣布：“此案已被提交。”执行官敲下槌子，九名法官站起、转身，迅速消失在红色天鹅绒帷帐后面。听众们开始离席，慢慢穿过拥挤的走道向后面出口移动；但是哈姆林挤到前面律师席和弗莱什曼握手，祝贺他对案子精彩的处理，表示对结果很乐观。弗莱什曼微微笑着，但是提醒他不要过度乐观。十周后宣布的投票结果可能会很接近，弗莱什曼预测；也许会是五比四，鲍威尔法官私下的沉思和变化可能会决定整个案子的结果。

1974年6月24日，斯坦利·弗莱什曼从华盛顿收到了糟糕的消息：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哈姆林输了官司。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法官——道格拉斯、马歇尔、布伦南和斯图尔特——支持哈姆林，但是鲍威尔法官还是和其他尼克松任命的法官以及怀特法官站在同一阵营，组成了多数投票。伦奎斯特法官起草的多数派意见书，驳回了弗莱什曼为哈姆林做的所有辩护。伦奎斯特表明，政府起诉书在阐明哈姆林的罪名方面已经“足够清晰”；考姆斯托克邮政法案中类似“淫荡”“猥亵”“下流”等词在证明定罪合理方面，并不“过于含糊”；加利福尼亚州法官在圣地亚哥对哈姆林案的审判中，应用国家标准并驳回地方证据，“在宪法上并非不正当”。尽管哈姆林也许真诚地相信，他的小册子在法律上不是淫秽的，伦奎斯特说实际上这无法为他辩护；伦奎斯特援引1896年的“罗森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案中一名叫卢·罗森的纽约出版商声称，他不知道自己期刊照片里女模特摆的造型是淫秽的，最高法院告知他，他对淫秽的认识与本案无关——他的罪名最终成立，因为他知道自己所邮寄的材料的内容。

电影《猎爱的人》被宣判无罪，相伴的意见书也是由伦奎斯特书写——“电影中偶尔有裸体镜头，”伦奎斯特写道，“但是裸体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材料在法律上是淫秽的”——但哈姆林的小册子却是，用伦奎斯特的话说：“一种露骨的色情材料，正是米勒案所描述的那类需要禁止的材料。”所以，对哈姆林的判决是不可改变的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8.7万美元罚金必须偿付。

全国报纸的社评版上几乎没有同情哈姆林的声音，新闻专栏上也只简单报道了此事——除了CDL的《全国正派报道》，它头版刊印了伦奎斯特法官的照片和一篇吹捧他的判决的文章，大标题是“淫秽案起诉获全系统通过”。

在弗莱什曼的请求下，一些律师、作家、出版商和编辑与哈姆林的家人一起写信给圣地亚哥的法官恳求慈悲，他现在掌控着哈姆林当前的命运；但在付给罚金后，弗莱什曼取得的唯一让步，是在终端岛[155]的刑期减少为不到一年，条件是哈姆林切断与色情出版业一切商务联系，并从此停止书写、编辑或散发任何和性哪怕只有一点关系的材料。哈姆林也认识到，为了不违背五年缓刑期的要求，他应该明智地避免写杂志文章或书来评论性法案的变幻莫测，或者悲叹自己的处境和刑罚——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案子的观点只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寄给朋友或律师。似乎他仍旧难以置信，在给弗莱什曼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是一名罪犯……这被决定了。九票中的一票决定了，宣传书的小册子是非法的，我的判刑就这样被确定了。无关的想法，它的混乱体现出它受到的重创：小册子邮寄时布莱克法官还在最高法院……这一票可能会是不同的，我就不会是一名罪犯……但是布莱克法官现在不在（被鲍威尔法官取代），因此我成了罪犯，要陷入囚犯生活和囚犯头衔的灵泊。一个人要如何适应这一点？个人喜好和法律歧义可能使正义的天平以五比四向任何方向摇摆……像黄昏时的风一样反复无常。”

24

休·海夫纳时髦的黑色DC-9喷气式私人飞机定期载着他和几个玩伴，往返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宅邸，坐在这架飞机的圆床上时他更耽于幻想，将自己视为男性理想的化身，商业乌托邦的缔造者，一部耗资巨大的家庭电影的主角，这部电影在他脑海中，月复一月不断围绕着一个自恋的母题铺陈开来——在绵延不绝的浪漫激情事件里，他同时是制片人、导演、编剧、选角经理、布景师、万人迷偶像和每个性感新星的爱人，不出所料，她们从不喧宾夺主，而是助他提升到他想要的满足之巅。

从青少年时期在芝加哥的罗克尼剧院当引座员时起，海夫纳就被电影迷住了，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它们最荒诞不经的剧情，在浓烈的感情中憔悴，在冒险奇遇中欢欣鼓舞；站在漆黑的剧院里，他常常希望灯光不再亮起，荧幕上的故事无限继续下去，这样他就永远不用回到他平凡整洁的家里，那里有做会计师的德国父亲和古板的瑞典母亲。是母亲首先注意到他逃避现实的倾向，她从一个正在考取执业资格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她儿子是某种天才，但会因“不成熟”而备受苦恼，这评价令她担忧，但从未让休·海夫纳困窘。正相反，他渴望年轻的幻想，把它们强化成一种激情；现在，70年代中叶，在飞机上放松或在豪宅里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可以回首看看许多快意的日子：他逃离了无趣——其他人把这种无趣合理化为“成熟”，将他的幻想膨胀成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商业帝国。

他的第一桶金当然是凭借《花花公子》赚下的，1953年他用结婚时的家具作抵押，借来600美元创办了杂志；杂志的成功也带来了婚姻的终结，以及他对裸体照片和照片中的模特无尽地追求。《花花公子》中的女人是海夫纳的女人，拍完照片后他恭维她们，给她们买昂贵的礼物，和其中很多人上了床。甚至当她们不再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其他男人稳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后，海夫纳还是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女人，在他杂志的疆域里永远占有着她们。

1960年，他在芝加哥创办了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把全国数不胜数的兔女郎引入他的生活，一些人就住进了他府邸中的宿舍，这栋豪宅有48间房，毗邻一片湖，坐落在芝加哥独一无二的黄金海岸[156]上。他第一次看到这座宅邸时，想起了在悬疑片中见过的大房子，里面有隐藏的地道和密门；买下这块房产后，他发现里面并没有这类东西，于是就派人修建了自己的私人通道，还有按一个钮就可以移动的墙和书架。他也在宅子豪华的内室里，添置了一个电影放映厅和爆米花机、保龄球球道、蒸汽浴室，另外，尽管自己不游泳，他还是在地下室安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池子的一部分由玻璃包住，这样在海夫纳的水下酒吧中就常能看到裸泳的兔女郎。

海夫纳的众多厨房员工和穿黑制服的管家全天候轮流上班，这样他和访客可以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叫早餐或晚餐；海夫纳喜欢用厚重的帷幔紧紧遮住所有窗子，并安上隔音设备，因此他可以像贵族一样隐居数月，甚至不知外面阴晴雨雪，街上在发生什么，是何季节，今夕何夕。像海夫纳最爱的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命运多舛的盖茨比一样，海夫纳经常举办数百人参加的大派对；而且和盖茨比一样，他有时并不露面，而是待在橡木台阶尽头的私人套房里，设计新一期的《花花公子》，或者只由一小群亲密的人陪伴，或者从他电影资料馆里收藏的数百部影片中挑出一部，在床对面的银幕上观看。

他精心设计自己的套房，提供所有能想象到的舒适和便利，这样，几乎做所有事都不用离开它：他有视频音频设备，躺在床上就能与几个街区外花花公子大厦中的主管们交流；按下几个键，他就能让床向任何方向旋转360度，让它摇动震动，或突然停在壁炉前、棕色沙发前、电视机前，或低平的曲线形床头板前，那个床头板他既当写字台也当饭桌，床头板上还安有立体声音响、很多台电话机和一台冰箱，里面有香槟和他最喜欢的饮料——百事可乐，他每天都要喝十几瓶。在安了镜子的房间里，还有一架电视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床上，让他可以拍摄和保存与一个情人逍遥时的影像——或者，有的时候，和三四个情人一起逍遥的影像。一天晚上，一位新住进宅邸的房客打开了海夫纳套房的门，发现他裸躺在床中央，周围有六个裸体的《花花公子》模特和兔女郎，每个都在用精油轻柔地为他按摩，而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似乎从观看中获得了同样多的快感：似乎他杂志中的照片突然活了过来，在一场性爱仪式中为他施涂油礼[157]。

海夫纳花了将近600万美元买下喷气式飞机后，重新设计了机舱，尽量多地再现宅邸中熟悉的舒适感。他将飞机的座位从110个减少到35个，安装了可以变成床的豪华毛绒座椅；他加上了办公桌，既可以举行商务会议，也可以玩他最爱的桌游大富翁和西洋双陆棋；飞机上还有两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九台电视显示屏、三部带分机的空中电话、一套复杂精致的八声道立体声音响系统，他还在机舱前部留下足够的空间跳舞。花花公子空姐穿着饰有白色兔子徽章的紧身黑色制服，与飞机外面的颜色相匹配，她们准备好足够36个人使用的银具、水晶器皿和瓷器，服侍八道菜的晚餐。飞机后部，海夫纳的套房里有圆床和下沉式淋浴，桌子上放着口授录音机、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灯箱，用它可以检查将付印杂志的彩色底片。

尽管飞机后备燃料箱足以支持海夫纳偶尔出国旅行，他最频繁的飞行还是从芝加哥往返洛杉矶，在那儿，他的公司6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投资电视电影产业，也是在那儿，海夫纳于1968年迷上了他新近遇到的18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学生芭芭拉·克莱恩。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叫《夜晚花花公子》的综艺节目里，他做主持人，而她被海夫纳的一个合伙人雇为替补模特，该合伙人一天晚上在贝弗利山的迪斯科舞厅瞥见她，立刻就知道她的长相定会吸引海夫纳。芭芭拉·克莱恩是典型的邻家女孩，绿眼睛、棕色头发、皮肤娇嫩，有着可爱的向上翘的小鼻子，优雅的含苞待放的身体，休闲但裁剪合体的衣服自然而然地让她的身体更加美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医学预科班之前，芭芭拉·克莱恩是高中啦啦队队长，也代表她的家乡萨克拉门托参加了美国小小姐大赛[158]；到洛杉矶后，她课后有时当电视模特，为瑟茨薄荷糖拍广告，为“梳理和洁净”做美人鱼模特[159]。

海夫纳第一次看到她时非常惊讶，她和自己已经离婚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如此相像——不是现在的米尔德丽德，而是少女时期那眼睛明亮的棕发美女，留着刘海儿，穿着短袜，他1944年夏天从斯泰因梅茨高中毕业后深深爱上的那个姑娘。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是那个最初的邻家女孩，他最纯真的梦想和欲望倾慕的焦点，也是他最悲切痛苦的来源，当她承认——他们订婚之后，她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上教书时和系里一个老师有了外遇。尽管这事极大地打击了海夫纳，他们还是在1949年6月按计划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内，有了两个孩子后，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离婚后，米尔德丽德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而海夫纳就一直在追求《花花公子》里的情人们。

但当他和芭芭拉·克莱恩约会几次后，海夫纳似乎突然想要建立一份更加忠诚牢固的关系。他现在40岁出头，虽然芭芭拉比自己的女儿克里斯蒂（现在与母亲和继父住在芝加哥）大不了几岁，但她和他离婚后认识的几十个年轻女人都不一样：她更有求知欲，更活泼，社交方面更泰然自若；出生于萨克拉门托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作为一位医师的女儿，她不像海夫纳大部分女友那样对他的财富和地位充满敬畏。他们约会时，她坚持不让他用配有司机的豪车来公寓接她，而是自己开车到餐厅或派对上见他。她也避免和他独处一室，不想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有他这种名声和年纪的人。他们刚相熟的时候，她解释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从没和24岁以上的人约会过。”他回答：“这没关系，我也没有过。”

最初的几个月，只要在洛杉矶，海夫纳就会和芭芭拉约会，而且表现得相当得体和耐心；她最终同意与他和他朋友一起，飞到拉斯维加斯玩几天，然后到阿斯彭滑雪——他弟弟基思在那儿有一栋大房子，芭芭拉·克莱恩被安排自己住一间卧室。但是他们一起旅行的事，不久就被好莱坞的媒体报道了，这惹恼了她在萨克拉门托的父母，也重新引发了抨击海夫纳的老生常谈，即他和少女约会，是因为他畏惧更年长更具挑战性的女人。对这种断言，海夫纳回答说，年长的女人并不必然比年轻的更加难搞，而且他在情爱生活中绝不是要寻求挑战。“我不是要找个女版休·海夫纳，”他对记者说，又补充道，“对我来说，一段浪漫关系是为了逃离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这是心理和情感的世外桃源。”

芭芭拉·克莱恩和海夫纳在一起交往了更长时间后，认识了很多他在出版和演艺界的朋友，在他的世界里愈发轻松自在，对海夫纳个人的回应也更加热烈。他机敏但不恃才傲物；他似乎不受百万家产的影响，有一种孩子气的冒险精神，令她忘记了年龄的差距。1969年去芝加哥他的宅邸时，芭芭拉·克莱恩不仅做好了准备，而且是迫不及待地在那张大圆床上完成了他们的关系；在芝加哥时，她也同意为《花花公子》拍封面照，那是第一张照片，日后她拍的很多张照片，使她以“芭比·本顿”的艺名令全国瞩目。海夫纳被芭比·本顿迷住了，为她生机蓬勃的感染力神魂颠倒，当她对海夫纳已经习以为常的漂亮东西和地方展现出少女似的欢愉，她在他的内心中激发出一种动力，使他想要更进一步地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在阿卡普尔科的一个周末，尽管不会游泳，海夫纳还是跟随她和朋友们，轮流玩由摩托艇带起的“水上风筝”，在许多危险的时刻，人们能在阿卡普尔科海湾高高的上空，看到花花公子帝国那颗独一无二的脑袋。

因为芭比·本顿，海夫纳在洛杉矶待的时间，比之前在那儿的所有时间都长；1970年，他花了150万美元在日落大道附近一个繁茂的庄园买下一座哥特——都铎式城堡，由芭比·本顿做女主人。他们一起商议，如何重新装修这座有30个房间、被常春藤覆盖的庄园，它将成为花花公子的西宫。建筑师和工匠用了很多个月，将周围5.5英亩土地改造成缓缓起伏的山丘和草坪，在主屋后开了一片湖和瀑布，也造了一个石头洞穴，里面有一系列温暖的按摩浴池供客人裸体沐浴。音乐在蒸汽岩洞里循环播放，在周围的红木、松木森林里和蔓延开去的绿草坪上，海夫纳新弄到的几十只动物可以闲庭漫步——美洲鸵、松鼠猴、浣熊、兔子，甚至还有孔雀。池塘里有鸭子和鹅，鸟舍里有秃鹰、金刚鹦鹉和火烈鸟。庄园其他地方还有满是珍奇花卉的温室，客房里摆着古董，游戏室里有台球桌、弹球机、游戏机和天花板安有镜子的小私人卧室。在一大片林间空地里，还建了一个下沉式网球场，从一个提供午餐和晚餐的室外餐厅可以俯瞰它，在餐厅，打黑领带的管家会用托盘给每对背着网球拍的客人两罐未开封的网球。

除了高高的树篱和树木，从庄园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座豪宅，它的结构像城堡，有高耸的烟囱和塔楼，是模仿一座15世纪的英国庄园建造的。宅邸大门前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喷泉，上面雕着小天使，狮子的头向外喷水；穿过石拱门和厚重的橡木大门，访客进入豪华的走廊大厅，那里铺着大理石地板，高梁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金碧辉煌的巨型吊灯，上面的蜡烛几乎有棒球棒那样粗大。右手边是一间华丽的餐厅，抛光长木桌的周围有12把覆盖着蓝色天鹅绒的椅子；左手边是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着三角钢琴、皮沙发和很多椅子，在海夫纳把这间客厅变成电影放映室的晚上，这些椅子上会坐满客人。从门厅向上，是一个木质双栏杆的哥特式楼梯，通向几个私人套房，其中包括芭比·本顿住的主卧，休·海夫纳在洛杉矶的时候也会住在这里。

洛杉矶宅邸和芝加哥的一样，以24小时无间断的餐饮服务为特点，这是海夫纳式的不顾晨昏，只要他来了兴致，他的社交秘书就急忙安排盛大的派对。因为大部分有名望的电影大亨近些年都太老了，无法举办好莱坞标志性的花哨华丽的聚会，因而海夫纳在洛杉矶就特别受欢迎，1971年，他的宅邸一准备好举办第一场私人派对，山脚下的电控大铁门一开，川流不息的劳斯莱斯、宾利、梅赛德斯——奔驰、捷豹和定制吉普车就沿着山路向上，两旁是爬满了蜿蜿蜒蜒的常春藤的山墙，车上载着顶尖制片人和导演、电影明星和模特，吸着烟斗、穿着丝绸长袍的休·海夫纳在大理石门厅里迎接他们，手里拿着一瓶打开的百事可乐，身边站着他光彩照人的公主，身穿低胸的衬衫和裁剪合体、饰有亮片的蓝色牛仔裤。

作为爱的标志，海夫纳送给芭比·本顿一辆玛莎拉蒂、许多精美的珠宝、漂亮的衣服和一台红色的棉花糖机；他委托雕刻家为她塑了一座半身像，突出她活泼的肉感和坚实翘起的乳房。海夫纳不在洛杉矶时，每天都从飞机上、豪车里或芝加哥的豪华大床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爱她、想她——这些都是真的；但他没有承认，他们分开时他常常和一个新的兔女郎或模特共度良宵，她们在接受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培训，或在花花公子大厦的摄影室试镜期间，都暂时住在芝加哥宅邸里。

尽管海夫纳快要45岁了，从创办杂志以来和几百个上相的女人交往过，他反而比原来更享受女性陪伴了；考虑到他近些年看过和做过的事，对他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每次和一位新的女人在一起都是全新的体验：似乎他总是第一次看着女人脱掉衣服，愉快地再次发现女性身体的美丽，当内裤脱掉，光滑的臀部露出来时，他总是充满期待地屏住呼吸——他从不厌烦做爱。他是贪得无厌的性瘾者。

他也深信，活跃的性生活是他的创造力、商业成功、作为一个男人的自信和独特性的源头活水；这将他与菲茨杰拉德式多愁善感的角色区分开来，不然他也可能成为那些惧怕年老的时髦浪漫派，在40岁上就凋零，隐入阴暗和绝望。对逐渐变老的海夫纳来说，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40多岁时比30多岁时要开心，他毫不怀疑50岁时他会更加满足。他众多的商业公司会继续蓬勃发展，而且在私人天堂的中心，他会像现在这样占有一个他爱的年轻女人——而他同时能接触一大群来来去去的美人，给他最私人的时刻带来多样性和情趣。

例如，1971年初夏在离芭比·本顿几百英里远的芝加哥，休·海夫纳就对一个体态丰腴、曲线玲珑的绿眼金发美女情有独钟，她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凯伦·克莉丝蒂。凯伦·克莉丝蒂生有结实华美的巨乳，流泻到双肩和背部中央的白金色卷曲头发，她是在达拉斯的一次“兔女郎选拔活动”中被发现的，该活动由海夫纳的合伙人、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一个经理约翰·丹蒂组织，他负责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面试候选人，那些女人看到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想要在全国15家花花公子俱乐部里工作。在达拉斯，凯伦和其他200个申请人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集合，穿着比基尼为约翰·丹蒂和其他花花公子代表摆造型。数周后，凯伦被雇用了，她收到一张到芝加哥的飞机票，受邀住在海夫纳的宅邸，受训为迈阿密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

被雇用后，凯伦又惊又喜，因为她之前从没去过得克萨斯州以东的任何地方，青少年时期她大部分是在阿比林乡下一个频频接到噩耗的家庭里度过的。凯伦3岁时，母亲因一种复杂的肾脏疾病去世。父亲再婚，但凯伦9岁时这段不幸的关系就以离婚告终；四年后，凯伦的父亲打猎时，遇到意外，被子弹射中致死。那些年，凯伦和妹妹由心地善良但能力有限的父辈祖辈亲戚轮流养大；尽管作为孤儿凯伦受到联邦财政援助，从阿比林库珀高中毕业后，也靠打零工和在一家公司做全职秘书尽量省钱，但是资金不足还是迫使她大一后就从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辍学。

但是19岁时，她在当地报纸看到了《花花公子》的广告；随后她得出结论，做穿着小兔制服的服务生，应该比在办公室当秘书更有趣更赚钱，于是1971年5月，她打包好行李，到达芝加哥机场，然后乘出租车抵达那华丽的黑色铸铁前门，门后面就是海夫纳在北州大道上由石灰石和红砖建筑的领地。门厅的保安核实了她的身份后，凯伦·克莉丝蒂被一个管家护送，穿过大理石大厅，登上橡木楼梯到达四楼，然后管家指给她一扇通往兔女郎宿舍的门。

她听到淋浴声、笑声、电吹风和电台音乐声从门后传来，走过门厅时，她看到几个裸体的年轻女人从屋里跑进跑出，大概是在准备到花花公子俱乐部上班。凯伦对她们的极端不拘礼节感到惊讶，也有点尴尬。当走进分配给她的套间，她发现一个棕发裸女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另一个有金色短发的女人坐在梳妆台上涂指甲油，她变得更加局促起来。尽管凯伦介绍自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友善，也耐心地回答她对明天工作的很多疑问，但她还是感觉到，她们谈话时在苛刻地评估她，仔细观察她衣服下身体的轮廓；后来当她脱下衬衫但没有脱掉胸罩时，一个女人轻轻说：“我们在这儿不穿这个。”凯伦微微一笑，但是并没有脱掉胸罩，继续打开包裹整理东西；直到她们离开去工作，宿舍安安静静空无一人的时候，她才脱掉了所有衣服去洗澡。

过了一会儿，凯伦感觉神清气爽，穿上在达拉斯买的新衣服大胆走出宿舍，走下豪华的楼梯，不久就发现自己站在60英尺长的客厅里，那里铺着柚木地板，20多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镶嵌着用花装饰的壁画。在这间宏伟客厅的一端，有一座大理石雕出的壁炉，大得足够她站在里面；另一端，银质抛光的中世纪盔甲栖息在基座上；两头之间混合着古董家具和现代家具，一架三角演奏钢琴，还有轻柔回荡着爵士乐的立体声音箱。远端壁炉附近的一张咖啡桌旁，坐着一群正在交谈的年轻女人和年长些的男人。海夫纳不在那里，但是凯伦认出那位在达拉斯遇到的约翰·丹蒂；他看到她后马上站起身，走过来向她打招呼。丹蒂是个健壮时髦的男人，40岁出头，友善红润的脸庞上留着利落剃好的小胡子，他穿着敞口的丝绸衬衫，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徽章，窄腿裤上有明显的折痕。尽管他说话温和谦逊，但因为他在海夫纳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屋里的管家却对他非常关照，当丹蒂与凯伦握手时管家仍旧非常留心；丹蒂问她想吃什么喝什么时，两个管家迅速站到她旁边准备好满足她的需要。

她被介绍给咖啡桌边的人们，他们在奢华的屋子里聊天休息，而她坐在中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一个大约30岁的迷人女士加入了他们，她容貌瘦削精致，大眼睛顾盼传神，举止虽然世故老练，但似乎热情自然。她名叫波比·阿恩施泰因，凯伦过后知道，阿恩施泰因小姐是海夫纳的社交秘书和红颜知己；除了其他责任，她还帮助招待拜访海夫纳的客人和社会名流，安排在海夫纳套房中进行的《花花公子》商务会议，而且海夫纳的大部分私人采购也由她负责，包括寄给他父母、孩子的圣诞节礼物和生日礼物。几年前，波比·阿恩施泰因曾和休·海夫纳有过一段短暂随意的浪漫关系；但那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成熟成一种深切特殊的友谊——而且像海夫纳一样，她现在也喜欢比自己小的情人。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咖啡桌前风度翩翩，她微妙地将凯伦·克莉丝蒂纳入谈话，但不需要这个明显很害羞的得州美人必须回答，这让凯伦在陌生人之中自在了许多。但当丹蒂提议领她转转宅邸时，她还是很愉快地抓住了这个从容退出的机会。

之后的半个小时，凯伦跟随丹蒂穿过走廊和秘密通道，经过古董家具和弹球机器，走下旋转楼梯进入水下酒吧——从楼上一个黄铜消防滑杆滑下来也能到那儿。丹蒂几年前在海夫纳建议下搬入宅子，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告诉凯伦它是由一位芝加哥企业家在19世纪建造的，这名企业家随后在房子里招待了像西奥多·罗斯福和皮尔里海军上将这样的客人。1960年海夫纳以低于5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它，那时它积满灰尘空荡荡地闲置了好多年；买下它之后，海夫纳又花了至少50万修建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像保龄球场、游泳池、私人套房这样别具特色的装备，那私人套房里布满了电子小玩意和海夫纳自己设计定做的家具。但当凯伦问起她是否可以看看海夫纳的住处时，丹蒂最开始迟疑了一下，解释说，海夫纳今天早些时候刚从洛杉矶抵达芝加哥，现在也许在睡觉；但丹蒂去查看了一下，几分钟后回来说海夫纳醒着，很乐意与她见面。

凯伦由丹蒂陪伴着，走过不久之前他们坐在那儿的带橡木镶板的客厅，爬上两层台阶，穿过一扇门走进一间充满电子设备的房间，里面包括八台分开的电视监控器，每一台负责芝加哥的一个频道，这样海夫纳可以同时录下很多节目，在方便的时候回放。打开第二扇门，丹蒂引凯伦走进一间条纹嵌板的房间，那里铺着厚厚的白地毯，中央一张圆床支配了整个房间，上面坐着正在吃汉堡喝可乐读杂志校样的休·海夫纳。

海夫纳抬起眉毛，带着夸张的微笑从床上弹下来迎接她；接下来的十分钟里，除了和丹蒂一起打趣逗凯伦开心，他和她既严肃又随和地交谈，问她的背景和未来的抱负，带她参观套房里装修豪华、收藏了很多书的图书馆，带有罗马式浴盆的浴室，浴盆大得足够盛下12个人，还有可以激活旋转大床的众多按钮和旋钮，床的直径有8.5英尺，耗资1.5万美元制成。床旁边，一台安培牌电视摄像机指向床，它被设计成既可以即时也可以延时地将海夫纳做爱时的影像传递到上方的墙幕上，对此他感到无穷刺激；但是领凯伦·克莉丝蒂参观时，他巧妙地没有提及这台设备。

凯伦离开前，海夫纳说他今晚会和演员休·奥布莱恩还有其他客人玩普尔台球[160]，又补充到，如果凯伦愿意来他会非常高兴。她回答说她会来的。随后独自在自己房间休息时，她很吃惊，和海夫纳在一起时自己竟如此舒适自在，海夫纳内心的满足如此令人信服。一年前的一个晚上，凯伦在大学宿舍里看约翰尼·卡森[161]的电视节目时，曾经看到过他一次，那时觉得他有些矫揉造作，被迫那般言行举止；但是私下里他的精神更加自由、谦逊，身体也更加迷人。她也觉得，在他住处发现的青少年式的邋遢很可爱——地板上乱丢着纸和旧杂志的碎片，衣服漫不经心地扔在椅子上，加州之旅的旅行箱打开了，但是还没有整理。尽管有很多仆人和管家24小时致力于维持秩序和整洁，休·海夫纳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他需要更仔细、更私人的照顾。

几个小时后，凯伦·克莉丝蒂和海夫纳的客人在普尔台球室的时候，以及之后站在弹球机器前看海夫纳熟练地用手掌轻推轻拍时，她都不断察觉到海夫纳对她的关心。他用粉笔磨台球棒头时对她微笑，每进一个好球都向她眨眼，而且，给人们讲了一个笑话或发表了机智的评论后，他总会看看她的反应。这些不够微妙精明的举动，要是在一个更世故的女人那里会被扣分，但凯伦却觉得受用，比起一个不那么直率的男人迂回的手段，她目前更喜欢他公开的亲近。他似乎在告诉她还有屋里所有人——尤其是其他聚在那里的迷人女人——他完全被她吸引了；她决定不细想这会有何结果，只是在此刻极度享受这份关注。

夜宵由管家放在银托盘里，端进游戏室放在弹球机器的玻璃盖上，海夫纳和一些客人边吃边玩。夜宵过后，这群人移到水下酒吧喝酒、游泳、谈话。海夫纳和凯伦挨得很近；渐渐地其他人察觉到他想要私人空间，于是留下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们到达酒吧时已经过了1点，三个小时后他们还在那里，坐在一张小台桌前柔声谈话，朦胧的蓝绿色光透过游泳池闪闪烁烁。他似乎渴望了解更多她的过往、她上学的日子、她的朋友、她如何挺过困苦和家人的去世。尽管他的问题没完没了，他的态度并没有像职业杂志编辑那样只是盘根究底——他似乎由衷地想要更亲密地了解她，迫不及待地倾听没人花时间听过的事情，而且他很长时间都不会打断她，让她能从容不迫地整理想法。他谈起自己的过去时她也认真听着，他令人沮丧的婚姻，对孩子们的希望，以及现在在洛杉矶和芭比·本顿的爱情。凯伦尤其欣赏他谈起芭比时的坦诚，要是一个不那么诚实的男人，和新欢在一起的第一晚很可能会绕过这种话题。碰巧凯伦知道芭比·本顿，在约翰尼·卡森秀上看到过她和海夫纳在一起，节目上还提到他们有可能最终会结婚；尽管，凯伦记起自己当时怀疑，海夫纳不会为芭比·本顿或任何人毁掉自己享誉盛名的独身生活。一年之后，现在当面见到了海夫纳，看到他在装满玩具的宅邸里多么愉快，凯伦甚至更加确信他不适合结婚——对她来说这并不是批评；相反，她喜欢和一个富有且忙碌的年长男人很亲密，他不知怎么地保留了年轻人喜欢娱乐和嬉戏的生机活力。在这个永恒宫殿的水下氛围里，几个小时飞逝而过，凯伦只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时多么愉快自在；当他提议回到他的套房看电影时，她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后来，当他请求她和他共度良宵时，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他们第一个晚上不可思议的心情和氛围持续到了第二天和第二晚；令凯伦又惊又喜的是，他们整整一周都保持了情投意合的恋爱关系——只被他的商务会议和她在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培训打断。但在她能穿上兔女郎制服之前，海夫纳问她是否愿意辞掉工作，这样他们晚上就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他向她保证无需担心薪水的事，暗示说做《花花公子》杂志的模特可以赚多得多。她同意做模特后，海夫纳通知摄影编辑安排她试镜；几天拍摄之后，凯伦·克莉丝蒂成为《花花公子》1971年12月那一期拉页上的模特，为此她领到5000美金报酬。

她突然成为海夫纳在芝加哥的情人，这在兔女郎宿舍里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愕和妒忌；但当她们意识到海夫纳是认真的，就屈从了她的特权地位，不久后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虽然她现在可以开一辆豪车，可以在芝加哥商店里赊账、由海夫纳来还款，本质上她和从得州来的那一天一样，还是那个乡下姑娘。她常常光着脚穿着T恤和短裤在宅子里走。如果说受到新环境什么影响，那也只是她不再戴胸罩了；还有，越来越会玩海夫纳和亲密朋友们花很长时间玩的游戏——西洋双陆棋、大富翁和弹球机。她和少女时期一样，看电视上的肥皂剧消磨时光，最喜欢的剧是《另一个世界》，她从14岁住在祖母家的农场时就开始看了；如果因为下午和海夫纳在床上而偶尔落了一集，她知道之后一有空还可以再看，因为海夫纳已经交代工程师录下它的每一集。

每隔一周海夫纳就会离开她去洛杉矶，这些时候凯伦对他仍旧喜爱芭比·本顿没有表现出怨恨；尽管几个月过去后，由于她感情上与海夫纳越来越亲近，凯伦感到越来越孤独，而且私下里想知道芭比是否知道她，知道些什么。但是，海夫纳在加州时每天打来的电话和送的礼物消除了她的疑虑。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月，他送了一块镌刻着“爱”的钻石手表；1971年送她的圣诞节礼物是一件等身长的白色貂皮外套。1972年3月她21岁生日时，他送她一枚蒂芙尼的五克拉鸡尾酒戒指。他也送给过她一枚翡翠戒指、银狐夹克、马蒂斯的画作、一只波斯猫，还有她《花花公子》封面照的漂亮的金属复制品；1972年的圣诞礼物是一辆白色的马克四代林肯。

用为花花公子做模特和公开露面赚的钱，她给海夫纳的大富翁桌游买了特别设计的物品，例如形状和迈阿密花花公子广场酒店类似的手雕旅馆，以及六个游戏常客的小小的个人雕像；除了海夫纳——他2.5英寸高的小雕像穿着色彩鲜艳的浴袍、抽着烟斗，其他小塑像描绘出凯伦、波比·阿恩施泰因、约翰·丹蒂和海夫纳的两个老朋友，也是宅邸的常客：吉恩·西克儿，《芝加哥论坛报》影评人，以及谢尔·西尔弗斯坦，卡通插画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她还委托一位芝加哥艺术家画了一张海夫纳的立体肖像，那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展现他穿着丝绸长袍抽着烟斗坐在椅子里，头顶上是一片白色烟雾形成的云，里面有凯伦·克莉丝蒂一张小裸体像。她送这件礼物的时候把他逗笑了，因为她指出有她裸体的那一部分是可以取下来的，什么时候他看烦了就可以轻松换上一张其他人的。

但是从1972年到1973年，他们在芝加哥每隔一周的团聚，既没有让海夫纳厌倦她的照片也没有让他厌倦她的存在，他还开始邀请她一起坐飞机旅行。他带她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迪士尼；去加勒比海的一个度假酒店，在那儿的一个杂志经销商大会上，海夫纳受到人们的致敬；还有纽约市，那儿有个西洋双陆棋锦标赛。在纽约时凯伦想要购物，海夫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递给她，然后就去开会了。钱包里有3000美元。但是凯伦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闲逛时，发现自己在查看价标，抑制购买的冲动；虽然海夫纳可以异乎寻常地慷慨大方，但凯伦也知道他默默地注意每一笔钱的去向——而且她不想占他的便宜，也不想在并不真的想要的东西上浪费钱，她后来还钱包时里面只少了200美元。

凯伦·克莉丝蒂敏锐地察觉到海夫纳天性中矛盾的地方——他变化无常的脾气和不明说的愿望，并事事留神——这极大地促进了两人和谐的关系。一天，当他们在芝加哥宅邸玩大富翁时，一个管家通报，海夫纳的飞机已经准备好启程去洛杉矶；尽管光着脚，凯伦立即随他出门坐轿车送他去机场。当海夫纳和商业伙伴及朋友登机的时候，其中一人开玩笑说凯伦要不要也同去——海夫纳突然同意后，她登上了飞机。向西飞时，她和其他人重新开始玩大富翁，在热闹地吃过一顿午饭后，驾驶员在海夫纳的指示下，提前用无线电联络了另一辆轿车，送凯伦去一家贝弗利山的鞋店，然后回洛杉矶机场，那儿已经为她订好了回芝加哥的机票。

这趟旅行过后，凯伦有时候从芝加哥坐商用飞机到洛杉矶机场与海夫纳会合，然后一起搭花花公子飞机回来，这样就能多出几个小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当涉及爱情和享乐时，时间——不是金钱——对海夫纳来说是最重要的。他40岁生日后常说——当个人资产超过1亿美元后，钱不再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时间是；他愿意不惜成本赢得满足浪漫欲求的时间。一次凯伦在得州探亲戚，海夫纳花了超过1万美元派了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从达拉斯接她到洛杉矶机场，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坐花花公子DC-9飞机回芝加哥。

还有一次，他独自回到芝加哥，惊讶地发现芝加哥宅邸外的树上系上了黄丝带，这装饰是受到当时一首全国流行的歌曲《系一条黄丝带》的启发，就在几周前凯伦买了这张唱片送给他；歌曲描述了一位归来的恋人，爱人对他绵延不绝的爱的标志，就是系在橡树上的黄丝带，海夫纳立即喜欢上这首歌，要求在宅邸的大立体声唱片机上循环播放。但因为歌曲是录在45转黑胶唱片上的，无法自动循环播放，海夫纳便要一个管家站在唱片机边，歌曲一停就把唱针抬起放回开头处。管家拨了整整一晚上唱针。

1973年，《花花公子》杂志发行20周年纪念时，月发行量已达600万份，休·海夫纳继续开心地在两栋宅邸、两个女人之间平分他的时间。46岁时，他似乎有了足够多的时间、金钱、权力和想象力来掌控大限之外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原来的电影引座员曾经在漆黑的剧场里，梦想逃离乏味的现实世界，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的抱负：休·海夫纳现在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他隐蔽在精心制作的布景里，控制着灯光和音乐，是《船长的乐园》[162]里的男主角，在岁岁年年不经意流逝的时光中乐活不息。

外面的世界，通货膨胀和税费高涨让很多美国家庭成为受害者，对很多人来说，像休·海夫纳这样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好，似乎太不公平了，他的生意持续兴旺扩张——像他的宣传部门宣称的，而他忙着泡妞和玩大富翁。尽管很多人比海夫纳富有得多，公众既不知道也不忌妒，因为他们很少上电视，也从不炫耀自己过得好。他们中典型的，是看起来肩负重责的洛克菲勒兄弟；J.保罗·盖蒂[163]，一位衰弱的老人，在公开的每张照片里看起来都很孤寂；还有霍华德·休斯[164]，藏在旅馆房间里患有偏执狂的隐士，由审慎的摩门教男护士照顾。有时候，在巴黎的《般配》和美国新闻杂志里，会刊印后宫佳丽成群的阿拉伯君王的照片，但那些男人无一例外地过度肥胖或横眉怒目，抱怨着个人病恙，担心着武装暴徒。而美国政治掮客找下属做情妇的事似乎迟早会被媒体曝光，有时还会在这些女人自己忏悔式的自传中被进一步贬低。

但是海夫纳与女下属和拉页新星们持续不断的、曝光率很高的调情，被《花花公子》宣告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年他似乎都更大胆地破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传统将过度放纵与惩罚联系在一起。尽管据说他日渐老去的身体被活泼欢闹的女伴和每日难填的欲壑所累，他看起来却从未这么好过。尽管他吃很多垃圾食品，却从不发胖；一瓶接一瓶喝可乐也明显没有腐蚀他的牙齿。尽管作为大公司老板，有几家附属公司，管理全国和海外成千上万名员工，让他遇到很多问题，他却很少露出压力大的迹象，据人们所知，他也从没看过心理医生。

休·海夫纳并不担心《风尘女郎》的成功发行，这本杂志里猥亵、露骨的生殖器照片简直堪比妇科图片——它的创办者拉里·弗林特相信《花花公子》不久就会过时，海夫纳也不担心《阁楼》现在的月发行量已经升到400万份；他的编辑们回应这些竞争，在《花花公子》中刊登以海夫纳的标准来看太过下流的裸女画报，他于是提醒员工，他不想让邻家女孩看起来像个荡妇。

即使他公司漫不经心的运转方式，似乎应该引起一些合理的担忧，海夫纳天性的乐观和巨大的自负却让他不会采取迅速的补救措施。他从每一份不利的报告中都能看出积极的迹象：花花公子电影部制作的像《裸猿》[165]和罗曼·波兰斯基[166]版本的《麦克白》这样的电影，损失了几百万，海夫纳却强调他的公司在这些商业冒险中获得了有价值的经验，他也指出《麦克白》被国家电影评审委员会评为年度最佳电影；有证据证明，他全国主要的俱乐部——还有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牙买加、日内瓦湖、威斯康星州、大峡谷和新泽西州的度假酒店——几乎都不赚钱，海夫纳回应说他没有泄气，好日子就要来临。同时他继续支持没取得什么大成就的图书部、一家音乐出版和录音公司、芝加哥和纽约的电影院、豪车租赁公司、模特经纪公司，还有制造带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的小器具小玩意儿的公司。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酒店经营不善正在亏钱；而且，《花花公子》有些乖张的姐妹刊物《是！》，虽然1972年出版它是为了更直接地与《阁楼》竞争，但很明显它更擅长把读者从《花花公子》勾引走，《是！》上市后那一年，《花花公子》最高月销量从700万跌到600万份。虽然《花花公子》杂志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杂志，在英国的三个赌场还额外有几百万海外盈利，花花公子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一年后还是跌了12个点——海夫纳认为这不是由于他公司的状况，而是由于全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华盛顿领导层无能。当一个采访者问他，考虑到一些似乎对公司投资不利的情形，他有否可能不久后回到花花公子大厦做日常行政主管时，他强调自己去办公室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回答，“就是生活。”

海夫纳详细阐述了他在宅邸里比在办公室里更高效的观点，他在刊载于《花花公子》的一次访谈中解释道：“人类是唯一可以控制环境的动物，我创造的是个私人世界，让我不必像大多数人那样，浪费太多时间，花太多奔波，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在城里工作但住在郊区的人，每天浪费两到三个小时，只是从住的地方移动到工作的地方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拥挤的餐厅吃午饭，很可能吃得匆匆忙忙例行公事。他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支配，那观念规定了日常生活应该是怎样——当然那不是他自己的观念……大部分人的日常秩序，”海夫纳继续说，“是由时钟支配的。他们在社会习俗规定的时间里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他们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但是在宅邸里，毫不夸张地说，你想要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当代社会挫败感最大的来源之一，是人们不仅感到无力影响身边发生的事情，也无力影响自己的生活。总而言之，我没有那种挫败感，因为我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不过，1973年夏秋他突然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丧失了掌控力，而且因为牵涉他最喜欢的两个女人，家政员工看到他罕见地不那么镇静沉着，甚至有惊慌失措的迹象。引起这些的，是《时代》杂志7月份一篇题名为《皮肉生意历险记》的文章；除了强调《花花公子》和《阁楼》之间不断升级的敌对关系，揣测最高法院的米勒判决会如何限制男性杂志，《时代》还刊印了一张芭比·本顿在洛杉矶拥抱海夫纳的照片，以及另一张他坐在芝加哥宅邸里双臂环绕着凯伦·克莉丝蒂的照片。《时代》写道：“海夫纳一直是买什么都要买一双的消费者，他最近把这原则拓展到了浪漫关系里。他的老情人、前花花公子玩伴芭比·本顿住在加州的宅邸；金发的凯伦·克莉丝蒂，芝加哥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前兔女郎招待，被安顿在芝加哥的住处。不知什么缘故这样的安排能继续奏效。”

这份杂志使芭比·本顿第一次意识到海夫纳和另一个女人不是随随便便的关系；他有意让自己和凯伦·克莉丝蒂一起在新闻杂志里上镜，这令芭比难以容忍。没有给海夫纳打电话，也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芭比打包了一个行李箱离开了宅邸。当海夫纳得知她离开后，马上召集飞行员载他飞去加州——这极大地打击了凯伦·克莉丝蒂，因为最近几个月她已经开始相信，比起芭比来海夫纳更爱她，他不仅亲口说过，而且他在芝加哥过夜的时间也比在洛杉矶多。

为了让凯伦放心，海夫纳与她吻别，说她在他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但是仍旧坚持他必须安抚芭比——他必须亲自这么做，然后离开去了洛杉矶。凯伦似乎理解他的离去；芭比比她更早进入海夫纳的生活，而且海夫纳说服凯伦，他应该向芭比直接解释。海夫纳没向凯伦承认的是他想让芭比回来，两个人他都需要，他被两个人吸引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他爱慕芭比·本顿的生机活力和无忧无虑；还有，他实际上无法完全掌控这个经济独立的加州人，她还正努力成为一个乡村和西部风格的歌手，这使她对他更有挑战性，而且永远撩人心意。像他的母亲、前妻和大学快毕业的女儿一样，芭比·本顿外表清新健康，性格不凡；但在其他对海夫纳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卧室里，芭比比不上凯伦·克莉丝蒂。尽管凯伦在人群中很害羞，私下里却放荡不羁；海夫纳的性经历丰富多彩，却从没遇到过谁能媲美她的床上技术和激情。看她脱衣服让他激动战栗；在她身上涂满油后——她似乎和他一样喜欢这样——在绸缎上做爱时那光滑、抚慰、闪闪发光的感觉，可以激发他直达性爱欢愉的巅峰。不像芭比——从录音室排练回来后晚上常常很累，如果第二天一早要去试音也不喜欢油进到头发里，凯伦没有什么事业野心，有很多空闲时间洗头发。海夫纳也很高兴凯伦像他一样热爱西洋双陆棋和其他游戏，总是愿意也有空和他一起旅行，不管什么时候他叫她，她都会坐飞机去见他。当他就想和另外一个人黏在一起时，凯伦通常是不二之选；但当他需要在大派对上当主人时——尤其是他常常赞助的那种为社会活动筹款的派对，他更想要芭比·本顿陪伴左右。她比凯伦在社交场合更泰然自若，口才更好，还有能力发表演讲。尽管目前在电视上，歌手和喜剧演员的形象让她看起来琐碎而肤浅，但她其实聪明机敏；而且是他最近几年遇到的唯一够格做妻子的女人。

虽然他无意以求婚吸引芭比回来，但也无法想象如果她不在，自己在西岸宅邸还会不会开心；他一到达洛杉矶就通过电话联系她，得知她在夏威夷一家旅馆——知道她和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后他松了口气，他再三恳求原谅，力劝她不要让《时代》上一篇文章毁了他们数年的理解和爱情。尽管在电话那头她仍旧冷冰冰的，坚持会在夏威夷再待上一周，可她还是同意回到洛杉矶后会和他当面聊聊。他们再见面时，她仍旧心绪不佳、冷若冰霜；虽然她承认自己仍旧爱着他，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恢复，但她还是宣布，在贝弗利山已经弄到一套自己的公寓，当她想逃离宅邸里的房客、兔女郎还有没完没了的西洋双陆棋时，能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芭比·本顿和休·海夫纳再次上床之后，向他承诺不会和其他男人约会，而海夫纳承诺他会以自己的方式保持忠诚；这之后他每天都往她的公寓送花表明自己的爱意。这段日子他也每天和凯伦·克莉丝蒂通话，她似乎急切地盼望他回来；但当搬回芝加哥宅邸后，他能感觉到凯伦不知怎么也有点不一样了，有点矜持，和他在一起不那么自由自在了，虽然她说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变。

宅邸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整晚玩弹球戏和桌游；兔女郎在宿舍和俱乐部间穿梭往返；《花花公子》编辑们定期在海夫纳的套房碰面——但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弥漫整个大房子。自从帕特里夏·赫斯特[167]被绑架后保安人手增加了，受雇在宅邸周围站岗巡逻，他们站在门后的景象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再加上，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举止中有焦虑的迹象，她曾经给房子带来轻松温暖的氛围，现在却和一个帅气乖张的毒贩陷入一桩麻烦的情事，那毒贩时不时会静悄悄地去宅邸后面她的低层公寓里看她。

海夫纳最信任的男性朋友约翰·丹蒂，这段时间也在某天宣布他必须离开了。他在宅邸里住了好多年，充当海夫纳与俱乐部间的使者，但这份工作现在过于容易，常常令他无聊，最近丹蒂还苦涩地称自己是垂垂老矣的“游戏玩家”。尽管仍旧忠于海夫纳——也永远感激海夫纳1968年借将近4万美元给他，让他能偿还赌博职业橄榄球比赛欠下的债，丹蒂似乎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海夫纳的乐园去休个假；带着海夫纳不情愿的祝福，丹蒂爬上一辆吉普，和1973年年度兔女郎一起向新墨西哥州的陶斯绝尘而去。

然后，一天晚上从商务会议回来后，海夫纳发现凯伦·克莉丝蒂不见了。下午早些时候一些房客和保安还看到过她，但迅速检查过宅邸每间屋子，包括秘密通道和隐匿处后，也没有找到她。午夜时海夫纳很明显开始狂暴不安；一听到有人推测，她可能在一个叫南奇·海特纳的兔女郎朋友的公寓里，因为海夫纳不在时，凯伦·克莉丝蒂常和她一起消磨时光，海夫纳立即在睡衣外套上大衣，跳进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带着保镖在薄薄的积雪上开往芝加哥林肯公园区。

司机停在南奇·海特纳住的一栋老旧的四层红砖楼前，海夫纳和保镖急急忙忙地走向没有顶灯的黑漆漆的门口，然后点燃火柴眯缝着眼睛瞧邮箱，想看到海特纳的名字和公寓号码。邮箱旁有一排六个按钮，但是塑料名牌或者没了或者根本看不清；所以没耐性的海夫纳开始不断按所有六个按钮。当大门终于嗞嗞响着打开，他站在楼梯间向上大声嚷：“你好，我是休·海夫纳——凯伦·克莉丝蒂在这儿吗？”

两个保镖带着对讲机，海夫纳拿着一瓶打开的可乐，暂时等了一下回应。没人回答，海夫纳就继续爬上楼梯敲每扇门，重复说：“我是休·海夫纳，我在找凯伦·克莉丝蒂。”不久，在二楼他听到门那边传来声响，光从门缝和窥视孔流泻出来。

“你想干吗？”一个女人在窥视孔后叫道。

“我是休·海夫纳，我……”

“你真是休·海夫纳吗？”她问，仍旧没开门。然后海夫纳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问，这是在闹什么，她回答：“外面一个疯子说他是休·海夫纳。”

二楼三楼没人开门，但海夫纳继续走上一层楼梯；他敲了公寓4-A的房门后，听到狗叫声和一个声音说：“凯伦不在这儿。”门开了，南奇·海特纳，一个穿着黑色睡袍的金发年轻女人拉住她的藏獒，让海夫纳和保镖进来。她说：“她不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海夫纳为他这么晚打扰道歉时，保镖检查了南奇·海特纳的房间、壁橱和床下。海夫纳看起来憔悴孤凄，头发被风吹乱了，可乐瓶也空了。保镖搜查完后，南奇·海特纳和他一起走到门口，很为他难过。

片刻后，海夫纳的车几乎还没从路边开走，电话响了。是凯伦·克莉丝蒂呜咽的声音，说她在一个电话亭，想要过来，还说她不得不离开不忠的休·海夫纳。凯伦到了后——穿着厚厚的大衣和靴子，头发被雪弄湿了，睫毛膏被眼泪弄花了——解释说，今天早些时候她小睡醒了后，无意听到海夫纳在旁边屋子里和洛杉矶的芭比打电话，重申他的爱，甚至准备到阿斯彭和她一起过周末。前一天晚上凯伦还和南奇说，海夫纳向她表明和芭比已经都结束了，还声称最近去加州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为芭比着迷了。凯伦认为很明显海夫纳是在骗她；而南奇·海特纳同意，建议她打包好东西永远离开宅邸。

南奇·海特纳开始厌倦了听凯伦不断絮絮叨叨地讲海夫纳，抱怨他自私的本性，还有和他在一起有多么痛苦。不能独占他让凯伦灰心丧气，他不在的时候还要独守宅邸，凯伦近来养成了不管多晚都给南奇打电话的习惯，在她工作累了一天回家时打搅她睡觉，或者打扰她和男人在床上做爱。虽然南奇总是耐心听着，她的情人们都会不耐烦、愤怒，或者在南奇拿着电话时继续，但比起这些，南奇更不愿告诉凯伦她太忙了没法听，因为她最近挺担心凯伦的精神稳定和健康，知道凯伦瘦了15磅，而且过度依赖安眠药。南奇也非常喜欢凯伦，觉得她和自己很像。和凯伦一样，南奇·海特纳在饱经贫困和死亡的家庭长大；而且她也像凯伦一样来为《花花公子》工作，希望通过什么办法能认识有权势的人，获得在穷困的过去所缺乏的社会机遇。尽管在南奇身上还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可她为朋友灰姑娘般的际遇着迷；而且南奇也从里面得到些小小的好处。俱乐部里，经理们知道她和海夫纳在芝加哥最亲密的女人是好朋友，于是也给她礼遇，因为她可以通过凯伦，把消息比用正式渠道更快地传递给海夫纳。的确，南奇经常直接和海夫纳本人通话，他最近开始从洛杉矶给她打电话，都是在极度痛苦的凯伦挂断他电话之后；他会打给南奇让她给凯伦递口信，再告诉他凯伦的反应。海夫纳从没说南奇打电话时他会来付款，因此休·海夫纳和凯伦·克莉丝蒂间的不和让南奇·海特纳的电话账单金额飙升。

南奇仍旧不怎么抱怨，因为能做受他俩信任的调解人让她备感荣幸，她也知道凯伦太迷糊，没法为自己理性行事。要是凯伦爱上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她就能更了解基本规则；但困境就在于，她和一个孩子般的商业大亨旋风般地陷入情网，而他想独占两个女人的爱情——每次他和一个在一起，对另一个的自尊就是双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明显是在表明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履行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南奇知道节假日时凯伦尤其沮丧：虽然海夫纳通常和凯伦一起在芝加哥过圣诞，他却在花花公子西宫和芭比一起参加盛大的元旦除夕派对。南奇很确信，休·海夫纳就算不和芭比·本顿，也会和另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享受求爱的过程，而且总会同时被两种类型的女人吸引：像芭比·本顿那样健康的神采飞扬的“好”姑娘，以及凯伦代表的胸大性感的“坏”女孩。南奇知道，和海夫纳在一起的情形凯伦是无法忍受的；他永远不会娶她，最近她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她的不安全感所需要的个人承诺，他甚至在表面上也不能给她。现在，最近这次海夫纳和保镖来她的公寓之后，南奇·海特纳几乎对凯伦没完没了的肥皂剧耗尽了所有耐性。她同情凯伦，但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海夫纳床侧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凯伦尽管不时悲伤落泪，也点头同意，允诺马上结束这段感情。

两个姑娘聊了好几个小时，凌晨2点离开公寓，准备在附近四把火酒吧更欢快的气氛里再喝最后一杯。但当她们两个小时后回到公寓时，她们看到海夫纳的汽车在街上巡弋；海夫纳一瞥见她们，就从车中跳出来张开双臂向凯伦跑去。凯伦在南奇旁边停住了，悄声咒骂了一句；但当他满眼是泪地靠近她，手臂向她伸出，凯伦突然向前抱住了他也开始哭泣。当这两人紧紧抱着对方倾诉柔情时，南奇转过身去；当海夫纳带凯伦走向轿车打开的车门，南奇·海特纳爬上她家公寓的楼梯。

第二天，海夫纳向凯伦保证，她听到的那通有关阿斯彭假期的电话不是打给芭比·本顿，而是打给他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的。这多少缓和了凯伦受伤的感觉，虽然实际上比起芭比·本顿，她几乎更不喜欢海夫纳那个加入了ΦBK协会[168]的女儿。克里斯蒂和朋友从大学过来玩儿时，凯伦见过她几次，而且她最近无意听到克里斯蒂的男朋友轻蔑地说海夫纳“纳妾”，让她很不舒服。凯伦也听说，海夫纳的女儿和芭比·本顿在洛杉矶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在贝弗利山一起购物狂欢，这让凯伦在这个敏感时期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休·海夫纳没表现出任何迹象，至少没对凯伦表现出他可能受到女儿对他女人评价的影响；而且他提议他们一起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短期旅行，让她欢欣鼓舞。对凯伦来说，芝加哥的这个冬天漫长而寒冷，她期待能有几天躺在太阳下。

和几个凯伦喜欢的海夫纳的朋友一起，去阿卡普尔科的这趟旅行暂时缓解了前几个月的骚乱；海夫纳给了他最珍贵的礼物——他的时间，在接下来那几个光辉灿烂的日夜里，她在他身边纵情享受，希望永远都像现在这样。但是温暖的户外和静谧的夜，对海夫纳没有太大吸引力；一周之后，以办公室有问题需要他马上处理为由，这位不耐烦的出版商准备提前离开，并且说服凯伦，和他朋友一起留在这里过周末。

去机场的路上，凯伦在车后座紧紧挨着海夫纳，喃喃地问什么时候他们再见面。他含糊地回答后，她执意要他说具体一点，想知道他的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但是他仍旧执拗地闪烁其词、拒人千里——好像他已经在飞机上了，在好几英里远的地方，触不可及。当她和他臂挽臂穿过拥挤的航站楼，走向炫目的跑道，花花公子飞机正等在那儿，她感觉越来越焦虑；然后，和他吻别前她又试了一次，想从他那儿探出对她迫切问题的直接回答——这时候，猝不及防地，他狂暴地把带着的硬皮公文包，用力高高地向飞机猛掷过去。公文包重重砸在地上，向前跳出几英尺远，海夫纳向它猛冲过去，就如同灵缇犬在追逐机械兔子[169]；追上后他双脚跳上去，上上下下跺了好多次。他的飞行员惊愕地看着，几群晒得黝黑戴草帽的游客也停下脚看，凯伦·克莉丝蒂吓坏了，向他跑去；但跑到之前，他已经奇迹般地恢复平静，狂风骤雨般的爆发在几秒钟内就释放完毕。他从公文包上下来时，看起来既不尴尬，甚至也像不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整理了一下有点破破烂烂的包，和凯伦吻别，然后一刻不再耽搁，他走上金属梯子进入机舱。

那天晚上，他从旅馆给凯伦打电话，说如果吓到她了很抱歉，他一切都好，承诺一解决完遇到的问题就通知她。几天后通电话时，凯伦说想去得州拜访亲戚，他很支持，甚至在她拜访结束后，要花花公子飞机从洛杉矶飞往达拉斯，和她一起回芝加哥。这在他是个豪爽的举动——从洛杉矶经停达拉斯到达芝加哥，基本不是他喜欢走的笔直航线，他还说很高兴见见送她到达拉斯飞机场的叔叔、姑姑和其他亲戚。

海夫纳信守承诺，尾翼上印着白色兔子标志的黑色DC-9降落在新建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当这架不寻常的飞机在白色航站楼观景台前慢慢停下时，几百个人——旅客、票务员、行李搬运工、卫生间侍应生、戴着高顶宽边呢帽面色红润的男人、抱孩子的女人、背着吉他长头发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突然转过头去，透过俯瞰整个飞机场的巨大窗户向它行注目礼。

这架飞机是唯一一架漆成黑色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正是为了独一无二，海夫纳才选的这个颜色；登机梯降下来机舱门摇开后，海夫纳立即独自出现在最高那层台阶上，他的头发和丝绸衬衫在微风中摆动，那一大群沉默的脸庞从巨大的窗玻璃后面向下盯着他看，他锐利的黑眼睛也注视着他们。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到过得州了。1944年夏天他第一次拜访得州，是乘去往胡德营[170]的部队火车来的——那时他是一个瘦削的18岁高中毕业生，同学投票选出班里日后会发达的人时，他排名第三。现在，47岁的他来带走得州最曲线玲珑的金发美女，见她的亲人，而且在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带她去芝加哥——这一举动早些年定会激怒她的亲属，招来子弹。

海夫纳走向航站楼，保镖们在数步之外跟随，他发现凯伦戴着草帽微笑着在舷梯上向他挥手。凯伦穿着木底鞋，修身的裙子和不怎么引人遐想的T恤，她从人群中挤出来向他打招呼，把他介绍给同住在伊格尔山湖畔小屋里的亲戚。有她的叔叔婶婶、三个堂亲、两个身材瘦长十几岁的继弟弟、20岁的妹妹邦妮带着哭叫的1岁婴儿，还有邦妮的丈夫，一个从东京基地回来度假的空军中士。

海夫纳取下烟斗和他们握手微笑谈话；一个摄影师走过来时，海夫纳同意和这群人拍照。其间他飞机上的朋友——戴金徽章穿开领衬衫的男人，穿着闪闪发光紧身黑制服的兔女郎空姐，还有一个戴羽毛帽、抱着卷毛小狗的拉页模特——走上了跑道，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抬头看向人群；海夫纳结束和凯伦亲戚的闲聊，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飞机。

人群没有移动，引擎启动时继续看着；当黑色的飞机变成远方天空中一个小点，他们还站在那里注视。

离开芝加哥的日子里，凯伦建立了更强的自我意识，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宅邸的日常生活。约翰·丹蒂不在，让她失去了海夫纳不在时唯一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男性朋友；海夫纳在的时候，繁忙的商务会议和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个人问题也占据了他全部心神，这让一种不寻常的隐忍，甚至阴沉的氛围弥漫在芝加哥宅邸里。凯伦回来几天前，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宅邸外被捕，罪名是，早前和男友还有其他年轻人共谋，从佛罗里达州偷运了半磅可卡因到芝加哥。被捕那天从她手包里搜出各种药品，包括一点可卡因。交了4500美元保释金出狱后，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全国报纸头版频频出现，而且它们还暗示海夫纳、他的随从以及宅邸员工涉嫌吸毒，甚至也许非法买卖毒品。尽管海夫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比·阿恩施泰因，帮她付律师费，过多的曝光率还是让他心烦，尤其是他相信，宅邸里用过的毒品可能还没有美国一般校园宿舍里多。

毒品调查还不是海夫纳这段时间唯一的烦恼：一个没被人事部门晋升的黑人员工指控《花花公子》种族歧视；海夫纳被列入“黑名单”后，最初由尼克松白宫发起的国税局调查变得更严厉；不断有报告表明花花公子股票下跌，酒店经营和其他附属项目亏损显著。突然，经过多年惊人的盈利、极端的快乐和对环境显而易见的掌控，海夫纳的根基似乎开始动摇了；虽然凯伦·克莉丝蒂很愿意留在他身边，只要她觉得在他的世界里有个真实的位置，但此时她确信自己留下来太傻了。她只是他最荒唐的那一部分，勾起他想象力的小道具。尽管她知道这很可笑，但她23岁时就已感觉垂垂老矣，变成了一个偷听他打电话的泼妇，一个他轻易就能替换掉的床伴。已经有一个兔女郎空姐告诉她，飞机到达拉斯的前一天，海夫纳在洛杉矶是和那个抱卷毛狗一起坐飞机来的拉页模特过的夜（芭比·本顿因音乐事务不在城里）；虽然凯伦没天真到期待海夫纳的性忠诚会持续一周以上，但她不再想遵守他的期望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了。在达拉斯有个她认识甚至私下约会过的年轻人。她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其他她乐意见见的男人。所以，加上她兔女郎朋友南奇·海特纳的频频鼓励，凯伦·克莉丝蒂最终决定整理行李，不通知海夫纳，永远离开宅邸。

让她的东西通过保安不是个小问题，但她最后想出一个方案，让她能把财产寄到达拉斯，而不让房里任何可能告诉海夫纳的人警觉。她向女佣和管家解释说，她想把一些不要的衣物寄给得州的穷亲戚，她在硬纸板箱里一点点打包了她的皮草、首饰和一大橱海夫纳送她的衣裙和睡衣。在两周内她寄了30多个箱子给她在达拉斯的姑姑，并设法把她的白色林肯车交给一个她知道可以信任的前兔女郎；然后某一天趁海夫纳在洛杉矶时，她让司机驾车载她去拉什街上最喜欢的时装店购物。

司机和保镖坐在车里等，凯伦走进商店，在一个她认识的女售货员的帮助下，从后门逃到临街，叫来一辆出租车，带她到两个女性朋友和车等着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南奇·海特纳，帮凯伦一起开长途车到达拉斯，她们用了16个小时，途中用中枢神经刺激剂保持清醒。离芝加哥很远后，凯伦暂时停下来，用路边的电话亭和波比·阿恩施泰因道别，解释说她只是不能再在宅邸待着了。

波比·阿恩施泰因把信息转达给在洛杉矶的海夫纳，他愤怒焦躁，之后一周不断给凯伦打电话，试图说服她回来。尽管她希望保持朋友关系，同意时不时去洛杉矶看他，但她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会回芝加哥了。她刚在达拉斯弄到一间小公寓，在当地一家机构做模特，还在和先前在达拉斯遇到的一家电脑公司的年轻主管约会。虽然继续开她的白色林肯，她已经用不着皮草和昂贵的首饰了。她脖子上不久就会戴上新男友送的金链子；上面挂着一个14克拉钻石的价标，上面印着“已售”。

1974年11月，联邦法庭裁决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有罪，她共谋将半磅可卡因带到芝加哥，被判15年监禁——对那些实际谈判执行这宗交易的男性共谋者最严厉的惩罚，都比她少五年。联邦探员监视她个人，也在她男友罗恩·沙夫电话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知道她了解且赞成他的活动，而且自己也吸毒——这笔交易成交时，还和他一起去了迈阿密，但是她的律师坚称，她主要只是“坐车同去”，只是迷恋小她七岁的年轻的沙夫，她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混进由他象征的时髦大胆的毒品文化。

她的长期监禁只是“暂时的”，可以大幅削减也许还会缓刑，前提是她能成为政府线人，供出其他相识的吸毒贩毒者的信息——联邦探员就是用这种方法劝诱一个毒犯供出波比·阿恩施泰因、罗恩·沙夫和其他年轻人的。这些使阿恩施泰因的律师相信，执法者比起惩罚她更想利用她，抓住那个他们怀疑是给了她毒品的人，即她的老板休·海夫纳。

好几年来，芝加哥的执法权力机构和宗教组织被海夫纳的享乐主义和膨胀的财富触怒，但他们迄今为止尚不能把他当罪犯监禁起来。1963年，《花花公子》中一张杰恩·曼斯菲尔德[171]的照片被认为淫秽，反堕落小队于是带着搜查令强行进入海夫纳的宅邸，指控他出版下流杂志，真的把他直接从床上拖了下来，拘留在警察局。海夫纳交了保释金被释放，在接下来的审判里，陪审团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出裁决，但他最终赢得了自由。

但是，针对他最亲密的雇员波比·阿恩施泰因的毒品案，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能约束海夫纳和他的影响力了，到如今，那次淫秽案逮捕11年之后，他的影响范围已经大到全国每个报刊亭都公开售卖他的杂志，甚至在非常保守的社区的杂货店里都有。休·海夫纳用一部分财产建立了基金会，游说议会把大麻合法化，并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压迫；联邦和州审查者的揣测是合理的，即使海夫纳本人可能不吸毒，他也经常邀请摇滚歌星、爵士音乐家和年轻的政治激进派参加派对，做东时的慷慨大方可能促使他迎合客人的习惯。在对海夫纳的调查中，打头阵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检察官詹姆斯·R.汤普森，他几年前在芝加哥曾经起诉过伦尼·布鲁斯，而在阿恩施泰因——海夫纳调查期间赢得媒体广泛关注后，他可能会成为下任伊州州长。

波比·阿恩施泰因被判刑一个月后，詹姆斯·汤普森传唤她和律师到办公室，告知他们，他从可靠来源得知外面有人“雇凶”想要她的命，警告她在保释期间不管“朋友或敌人”都不要相信。阿恩施泰因的律师认为，这是试图进一步惊吓已经非常害怕的被告，让她怀疑自己的雇主，也许想吓得她起来检举他。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它并没有成功；但是，尽管波比·阿恩施泰因毫不怀疑海夫纳持续的忠诚和爱意，她在宅邸里却开始感觉有些不安，当管家给她房间送来惯常的饮料和夜宵时，甚至有些警惕。

她已经很长时间以宅邸为家，但现在在那里她每天只要读报纸，孤立和不适就与日俱增，上面报道着，政府不断扩大调查至海夫纳的朋友、同事、宅邸员工、兔女郎，还有很多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款待过的名人的私生活。调查也从卷宗中挖出一个叫阿德丽安·波拉克的兔女郎的案子，她1973年被怀疑死于安眠酮使用过量。尽管海夫纳声明从没见过阿德丽安·波拉克，尽管她死时正与吸毒的男友同居，报纸头条还是把海夫纳和她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成立了另一个大陪审团重新调查波拉克案。

几十个人被讯问他们对海夫纳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弗兰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编辑，最近为这位出版商写过一本未经授权的自传；但讯问不集中于海夫纳有多大可能获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问的主要是海夫纳的风流韵事，和他卧室里发生的事。其他被询问的人也收到类似的问题——似乎调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谋案笼罩在性与毒品、堕落和死亡的氛围里。虽然海夫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免受贬低，他决意阻止任何调查者渗入他住宅的企图，他们可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赃”给他，日后再搜查出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在命令保安检查了两个宅邸每一个角落、缝隙和药品柜之后，他要求大门口的岗哨更加警戒，更彻底地搜查送货人、维修人员和其他通过侧门的外人。他的工程师周期性地检查电话防止窃听，还电子“清扫”屋子和大厅，寻找“臭虫”[172]的迹象。

在疑心越来越重的这段日子里，波比·阿恩施泰因愈发抑郁，等待上诉之际，她有两次服用了过量安眠药，需要去医院治疗。尽管海夫纳邀请她到环境更阳光点的加州办公室工作——自从凯伦·克莉丝蒂离开后，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那儿，他的律师却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说她也许还在依赖毒品。当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员雪莉·希尔曼商量举家搬到洛杉矶，让波比和他们同住时，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还是反对，因为她知道在加州必须得开车。1963年出过一次车祸后，她就害怕开车，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驾车载着未婚夫，副主编汤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维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块凸起物，车被甩向路肩，然后撞到树上，洛恩斯的大众汽车整个翻了过来。她从车里被甩了出来，折断一条胳膊还受了其他伤；但洛恩斯被困在车里当时就死了。此后好几个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时常情绪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独自一人，因为她老是回顾事故，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责。

不过，1974年冬天海夫纳提议她来加州找他后，她允诺新年假期一过就飞过去。1月的第二周，一个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尔曼北边的公寓吃晚饭，看起来对未来很乐观，也对官司的结果充满希望。她说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监狱。

凌晨1点半，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邮件后——没有新邮件，从值夜班的男佣那儿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喝了几杯酒后，她收拾好一个化妆箱，离开宅邸去散步。在往南几个街区的北拉什街，她推开年代久远的马里兰酒店的旋转门，50年代伦尼·布鲁斯在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总会演出时，观众中常常有休·海夫纳。在酒店登记簿上签下“罗贝塔·希尔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电梯到11层楼，进屋后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还上了两重锁插上门闩。透过屋里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层的摩天大楼，楼顶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闪烁：花花公子。3点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开车载她回家的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一个打给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邮件（并没有）；最后一个打给希尔曼的公寓，理查德·希尔曼接了电话，虽然雪莉已经睡了，他说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说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妆箱里有装着巴比妥酸盐、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瓶子。每种都吃了足够致死的量后，她在酒店信纸上写下遗言放进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里面是无聊的解释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务员进不去房间，经理下令破坏门锁。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边死去了。她的遗书这样开始：“这件事是我自己计划实行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我应该说明白，它绝对不是我的任何雇主的决定或行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们最为慷慨和耐心……”

遗书继续说：“虽然政府的‘明星’证人做了（伪）证，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运输和销售这件案子涉及的所谓毒品……还有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说出来关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纳是——尽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坚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动摇的人，我很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在强加于他的罪行。”最后她补充道：“如果——像之前说另外一个人的那样——我的虚饰（或者心理捏造）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现在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这最后的决定——我自己的选择……是唯一一件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杀，悲痛愤怒的海夫纳飞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炉边召开记者招待会，来的人挤满了屋子，会上他攻击检方，哀悼自己的朋友。他胡子拉碴双眼通红，读着一篇写好的声明：“近几周，有一系列针对我的耸人听闻的揣测和断言，即关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谓的非法毒品活动——企图把最近花花公子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谋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丽安·波拉克16个月前由于毒品使用过量死亡等事件与我联系起来。尽管我和这两个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开声明，因为我们的法律顾问确信，我说的任何话都只会被利用，来进一步宣传——在我们看来——一项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调查，这项调查不如说是有政治企图的反花花公子的猎巫行动。”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杀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沉默，”他继续说，“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过什么错误，她本应有更好的结局。她本应得到——除了其他事项——和其他受到类似指控的公民一样公正的审判。但因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联系，在这件她其实只是边缘人物的可卡因共谋案中成了焦点。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为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支持任何针对我的严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会被起诉。她最终面临16年附条件监禁刑、长时间上诉的压力、政府检察官和探员越来越多的骚扰，这个已经情绪烦乱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极限——她自杀了……”

“很难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审判和相关对《花花公子》的调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围。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巫术审判中，审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们不仅供认自己是巫师，还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术。以类似手段，毒品探员屡次任意、专横、反复无常地利用我们严厉的毒品法，以诱出审判中想要的证词。”海夫纳称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聪明、有价值的女性”后，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的手紧握着讲台，流下眼泪，除了照相机的声音，屋里鸦雀无声。终于，他继续说：“以正视听，我从未使用过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173]和麻醉剂——我也愿意为此起誓，如作伪证愿接受惩罚，如果这能结束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猜测……一些政府探员追查此案的狂热，更多彰显出控诉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诉者的。似乎水门事件的‘黑名单’思维还阴魂不散；我们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战的压抑的清教主义遗产，仍旧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怕敌人。”

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评撰稿人同意海夫纳对调查的批判，但还有其他报纸并不那么赞成，《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作者就指责海夫纳试图“通过新闻宣传避重就轻”。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詹姆斯·R.汤普森强调“没有人，包括休·海夫纳，高于法律”；关于回应“海夫纳被调查是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这种指责，汤普森评论道：“我不知道海夫纳本人近来代表着什么有何要紧——或者任何对他的起诉就有什么特殊意义。”

葬礼之后，对海夫纳和其同侪仔细彻底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司法部11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宣布结束毒品案，媒体仍旧持续关注海夫纳和他公司的问题。报纸头版报道，《花花公子》杂志因为海夫纳的公众形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广告收入；负面报道加上相信海夫纳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给海夫纳的信用额度降了两点，总价值达650万美元。这段时期，两个在华尔街有影响力的人退出海夫纳的董事会；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从1971年卖给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到低至2.25美元一股。尽管花花公子在英国的赌场——主要由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赞助——每年盈利700万美元，尽管《花花公子》杂志就算月发行量降到600万份，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期刊，媒体仍旧不断强调，海夫纳的竞争对手销量盈利增加。罗伯特·古乔内的《阁楼》给读者“乐而忘忧的裸女照”，月销量快要达到450万份大关；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1974年6月起家，现在每月已经能卖出将近200万份——1975年6月，它发表了一系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斯科皮奥岛上裸体晒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蹲在渔船里用望远镜镜片拍摄的，令男性杂志市场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风尘女郎》上刊印一张休·海夫纳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的裸体照，它从海夫纳芝加哥的私人档案中被拿走后，不知怎么被弗林特得到了。当海夫纳刚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尔·戈尔茨坦泄露给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纳特·莱尔曼，便催促莱尔曼联系弗林特要求返还照片，向其解释这是被偷的个人财物，未被授权的发表对牵涉的那个女人非常不公平。虽然莱尔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后他的态度不明朗，莱尔曼感觉还是可以和弗林特说道理的。这个八年级就辍了学、极度贫穷的肯塔基州小佃农的儿子，用草垛上生命的临床特写镜头震惊了杂志界，并以此致富，如果海夫纳在洛杉矶宅邸宴请款待他，也许他感觉会被讨好；莱尔曼如此向海夫纳建议后，他提出了邀请，而拉里·弗林特欣然接受。拜访从始至终，海夫纳都魅力十足、关怀备至；把他的出版界同侪介绍给迷人的客人们，还亲自带弗林特参观宅邸和周围的庄园。尽管拉里·弗林特来的时候对海夫纳有所疑虑，怀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会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纳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业，以及用他的钱买的东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为友好的表示，拉里·弗林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交给海夫纳，并向他保证没有制作复本。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纳特·莱尔曼成功辅助了海夫纳，维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伦敦赌场的总管，也被召唤回来缓解一些困难，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乐部的财政问题。最近四年，仅酒店一项就亏损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乐部也无盈利——还有电影和唱片部门，1975年公司总利润从两年前的1130万美元降到110万美元。

维克多·洛恩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几年都住在英国乡间一栋庄园，由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往返办公室，他47岁，自信务实，从来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们的认可和喜爱；洛恩斯同意暂时离开伦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为海夫纳做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为自己身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东的利益考量。看到赌场的利润和《花花公子》杂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属机构吸走，洛恩斯烦透了；一抵达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向公司冗杂的部位开刀，几乎不在意在总公司人们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纳基本上快废弃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员工人数从50名减少到12名；削减了芝加哥酒店和当地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服务职员后，他终止了在全国花花公子俱乐部成员间流通的杂志《V.I.P.》，由此公司每年节省了80万出版费用。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头从芝加哥、大峡谷和新泽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图吸引常规生意；而且，经海夫纳同意，不久就制订了计划，处理掉牙买加的度假酒店，剔除无利可图的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旧金山、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俱乐部。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渐被淘汰，花花公子电影产业暂时搁置。尽管洛恩斯无权过问《花花公子》杂志的业务，因为亚瑟·克雷奇默——A.C.斯贝特斯基的继任者——对杂志有编辑特权；但洛恩斯在编辑办公室出现，就已经足够搅起一些编辑向海夫纳没好气地抱怨——虽然海夫纳一直是同情的倾听者，甚至有时自己也对洛恩斯专横的性格颇有微词，却暗自支持他的行动，只要这些不特别影响到海夫纳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纳已经削减了自己25%的工资，将30多万美元年薪降到23万，还放弃了三个总价值120万的半年期股息红利，将之转入花花公子其他股东账下，海夫纳相信，为了公司的清偿能力，自己已经牺牲得够多了；当他从报纸上听闻，洛恩斯宣布也许要卖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纳的飞机，这个震惊的出版商就不那么钦佩洛恩斯削减成本的才干了。

海夫纳私下责怪洛恩斯后，公开否认了报道；芝加哥宅邸仍旧在他监管之下，准备好了一箱箱清凉的可乐等待他不定期回来，同时海夫纳固执地抱住他最喜欢的玩具——花花公子飞机，它现在正闲置在加州大太阳下，因为一旦起飞，为维持其运转，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费1.6万美元。但是当公司接到500万美元的报价，买这架飞了5年的飞机，海夫纳务实的德国基因压过了他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主义，他感到不得不同意卖掉它。尤其是，新主人会把这架黑色的飞机漆成别的颜色，不会利用它曾属于花花公子这件事来牟利，而且它也会去远离美国国境的地方飞行。买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权正式转手时——海夫纳从飞机上取回他的立体声设备、飞行长袍和睡衣，还有大小与圆床正合适的塔斯马尼亚[174]负鼠毛床罩，仍旧是洛杉矶宅邸悲伤的一天，无论对休·海夫纳，还是他那些习惯了在奢华环境中免费快乐旅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看到花花公子飞机最后一趟从洛杉矶飞行之后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沮丧。

它被飞到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在那儿，专门的工人如期完全毁坏了内部，拆除了华美的座椅、海夫纳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圆床。在海夫纳安装了桌游和舞池的走廊里，工人们现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个排列整齐的标准乘客座椅。飞机被重新漆成白色，机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现在变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终到达委内瑞拉首都时，这架DC-9看起来和其他民用通勤机没什么两样；不久之后，审慎严肃的官僚商人们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肘挨肘挤在一起的乏味机舱曾经是个欢乐场，满是开香槟酒塞的砰砰声、笑声、穿着丝绸衬衫的骄奢逸乐之徒和健美丰满不穿胸罩的双陆棋手。

虽然海夫纳经常观看那些展现他登上黑色飞机、在空中狂欢畅饮的自拍影片，来和他过去的飞机保持精神联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忆都无法安慰他了，为了参加纽约翻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庆典，海夫纳和随员被迫在芝加哥机场手持机票、排队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飞机，而飞机预定好的行期绝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习惯或心情的影响。因此，不仅海夫纳，还有他被惯坏很久的同行者们，在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尽管他买的每张票都是头等舱，确保了十个朋友有足够的空间（不过有三个头等舱座位已经提前卖给了从圣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赛马骑师），但在他们坐好、打开双陆棋盘前，休·海夫纳还是挤出来一个微笑对人群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我应该道个歉。”

但是除了飞行本身，纽约之行让海夫纳非常满意。数年来第一次，《花花公子》获得了媒体的赞许。改造后的俱乐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处，它漂亮的外观、一流的美食和娱乐表演广受赞誉，几十个摄影师在拥挤的酒吧和舞池里穿梭，给所有人——从霍华德·科赛尔[175]到伦尼·布鲁斯的母亲——照相。虽然穿着白色新西装的海夫纳和穿着黑色长裙的芭比·本顿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却指向了海夫纳身边光彩照人的年轻棕发美女，她微笑着，机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岁的女儿克里斯蒂，某种程度上，纽约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对。

从布兰迪斯大学以最优等[176]成绩获得英语文学学士一年后，1975年，克里斯蒂·海夫纳作为初级经理进入公司，她已经向芝加哥很多心怀疑虑的《花花公子》编辑证明，她有机敏的头脑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学习，而且从不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女儿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顾。尽管在花花公子大厦中，特殊照顾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公开声明，有天她也许会接管公司，克里斯蒂的机智敏锐，让一个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发展；到纽约开业庆典的时候，她已经赢得了父亲几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纽约接受的采访，以及随后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采访中，克里斯蒂·海夫纳把媒体的注意力从对《花花公子》的批评报道转移到她的个人经历和突然晋升这件事上——《时尚》杂志称她的职位为“兔子继承人”。作家朱迪·克莱斯露德描写她拥有“十大啦啦队队长那样生机蓬勃、精心打理的面庞，还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里斯蒂明显是那种会吸引她父亲的类型；她自己承认和父亲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关系。

在克里斯蒂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实际上是个陌生人，像某种隐居的叔父，过着神秘奢华、声名狼藉的生活，让她觉得既诱人又困惑。克里斯蒂2岁时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亲再婚后，8岁的克里斯蒂和5岁的弟弟改姓继父的姓，她静静地住在威尔梅特北岸社区，并不快乐。克里斯蒂上高中后，偶尔可以去宅邸拜访父亲，坐在那儿对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们惊叹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学，她才能够和父亲深入交流，认出和欣赏他们两个身上类似的特点品质。像他一样，她头脑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识很强，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个人主义和性自由。

在布兰迪斯的第一年，她开始和在校园遇到的一个男同学同居；虽然克里斯蒂假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还和他睡同一张床时，她妈妈最开始很不高兴，但她父亲见过克里斯蒂的朋友后，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段关系，而且更愿意相信，女儿快乐的私生活会促使她学业有成，1973年6月，克里斯蒂最终入选ΦBK协会。

入会时，克里斯蒂坚持在名誉榜上将她的姓写作“海夫纳”，这让她的父亲心花怒放；1974年从布兰迪斯毕业后，她在波士顿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乔治城大学继续读法学院，后来她接受父亲的聘请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厦里做他的特别助理。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访公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赌场和俱乐部，参加商务会议，熟悉公司结构和各部门主管。她也参加办公室派对和会议，和父亲一样，不遵守那些劝阻同事间性行为的格言。她和公司里一个责任广泛的上级主管短暂交往过，她父亲完全知晓，但不大支持。实际上，海夫纳对他女儿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比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更有信心；这段关系最终友善地结束了，结果没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乱或自我受伤的迹象，让海夫纳松了一口气。在她那一边，克里斯蒂·海夫纳毫不迟疑地告诉父亲，自己对他那些年轻女朋友们的看法；虽然她的观点从不苛刻，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观，但她相信，没有一个情人在他生命里真像他愿意想的那么重要——在她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在智识和本质上比得上那个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里斯蒂和父亲的团聚，完全没有减损她和母亲米尔德丽德之间密切的联系，她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每周都见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喜爱；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亲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已经和一个小她12岁的迷人美发师深深坠入爱河三年，现在正在同居。但是，克里斯蒂确实成功强化了本已疏远的父母间的友谊纽带。在克里斯蒂的建议和鼓动下，7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了一些海夫纳家庭团聚，把她父母和他们年轻的情人带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离异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胜地的一个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学的弟弟戴维，是个有抱负的摄影师，保留了前继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侣总是个年长点的男人；还有她头发花白、观念保守的祖父母格伦和格蕾丝·海夫纳，他们似乎很享受团聚，但私下里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老海夫纳夫妇坦承一生没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结婚50多年之后，他们说自己无怨无悔。虽然格伦·海夫纳通过投资儿子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多年来帮助审计公司账目，但他表示自己这辈子一次也没有看过《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照片。他强调自己爱读的杂志只有《财富》和《商业周刊》。

除了少数中层行政人员暗地里提及裙带关系，克里斯蒂·海夫纳在公司里的第三年被宣布晋升为副总裁时，花花公子大厦上下洋溢着庆贺的氛围，这样，她26岁时年薪已经将近5万美元；甚至那些认为她晋升过快的员工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众形象，把它从毒品调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时那段阴沉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体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与她无关的事件，也帮助公司在广告公司、银行家和投资者那里恢复了声望。例如，杂志持续购买和出版享誉盛名的作家们——约翰·契弗、欧文·肖、亚历克斯·哈里、大卫·哈伯斯塔姆、[177]索尔·贝娄——的杰出作品，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迟来的赞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制造新闻的《花花公子》访谈，它采访的对象包括被罢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178]（他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还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让杂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头条：“我曾经充满情欲地看过很多女人的照片。在脑海里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上帝知道我会这样，而他原谅我。”

1976年海夫纳决定，从拥有32份报纸的奈特——里德集团挖来顶尖的报业经理德里克·J.丹尼尔斯，任命他为首席运营官，这也被证明是明智的举动；因为德里克·丹尼尔斯头脑格外清晰，擅于解决有些混乱的管理问题，他在维克多·洛恩斯已经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找到进一步节省开支的方法，又不严重影响员工士气，或者损害公司已经获得的利润。最显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广告收入，尽管它现在月销量停在了500万份大关，但广告收入马上就要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000万美元，比最接近的竞争者《阁楼》多了整整一倍。公司的另一份杂志《是！》也开始获利，酒店——俱乐部的亏损逐渐减少。虽然由于一些部门和附属机构被整顿或解散，丹尼尔斯上任头两年，有将近100个职员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尔斯并没有主张保守或防备性的政策。他认识到，一个生气蓬勃的机构，有时为了更高的利润必须冒险，丹尼尔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业公司，1980年末计划在大西洋城修建开办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赌场，在那里，赌博近期刚被新泽西州立法院宣布为合法。一来是因为“国际度假村”建立的第一个赌场财源滚滚，二来花花公子在英国赌场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涨到16美元一股。

完全归功于丹尼尔斯决议的举措，包括擢升克里斯蒂·海夫纳为副总裁；而且丹尼尔斯虽然如摄政王般代她主事，却也让克里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会（每年为公民自由事业和医药——性研究捐赠数千美元）和公司的宣传推广部，她的责任包括在广告团体前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体采访。

女记者最经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问她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她宣称自己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为何要在一个以贬低女性身体来积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义公司工作。克里斯蒂·海夫纳否认将女性描绘为性感尤物有什么贬低女性的地方，声称性爱和智识、独立性一样，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当采访者提及《花花公子》里有张照片表现一个裸体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阴蒂上，问那有没有剥削女性身体，克里斯蒂回答：“我不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现成和她们自己的身体亲密接触，这正是女权运动想要做的。”

她强调，《花花公子》从不把女人和链锁、鞭子和其他古怪装备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这样的女性高级时尚杂志里却会看到，克里斯蒂·海夫纳追述道：“女权运动有影响力后，某段时间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你就得穿牛仔裤和军靴。所以突然之间，裸体和性爱成了剥削女性。运动中也有一种反性爱、反男性的偏见很严厉地攻击《花花公子》，因为它很明显非常倾向于异性恋，非常倾向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是她继续说，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权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矛盾；对她来说，女权主义代表在生活中拥有大量机会和选择，她强调，告诉女人她们不能裸体——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力阻的，像男性审查员和神父阻止了几个世纪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论者所寻求的独立自决等目标相悖。虽然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花花公子》对女性性质的表现视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强调，这是一份男性杂志，它的任务不是展现身为女性的众多复杂面向，就像美国的女性杂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复杂性一样。事实上，大部分女性杂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复杂性”，她说，补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变《家庭圈》杂志中女性被表现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杂志庆祝出版25周年纪念；接下来的几周里——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举办了一系列派对、晚宴、迪斯科舞会、宴会和其他盛大庆典，共花费了公司100多万美元，全部是由克里斯蒂监督组织的，她现在无疑是休·海夫纳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芭比·本顿仍旧是好朋友，但是28岁的她感觉在海夫纳的乐园里已经停滞不前，决定完全住回贝弗利山的公寓，并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凯伦·克莉丝蒂回到得州之后，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访过海夫纳，最近也写简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在达拉斯和巴尔的摩小马队的后位艾德·西蒙尼尼结婚。海夫纳的前妻米尔德丽德和年轻的瑞士裔美发师皮埃尔·罗尔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后也决定结婚；而52岁的休·海夫纳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奥多，《花花公子》上22岁的金发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还有其他邻家女孩的气质，她们都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和改变，但是在海夫纳心里永恒常青。

410页的《花花公子》周年纪念版里有杂志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纳在出版人寄语中回忆道：“当我25年前设想这样一本杂志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响力但又争议纷纭的出版物之一。50年代早期是一个顺从和压抑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乔·麦卡锡议员的时代，这是20年大萧条和战争的结果。但是，那也是美国再度觉醒的时期——重新强调在自由社会中个人的重要性、权利和机遇——一个财富和闲暇时光不断增加的时期。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响到，也体现出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性观念变迁的杂志，但是它首先必须有趣。《花花公子》想要去回应反驳我们的清教遗产中压抑的反性爱、反嬉戏享乐的那一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梦想。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因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请求被拒绝，愤而辞去为《时尚先生》做推广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纪念闭幕式上，数百名嘉宾汇聚于纽约中央公园绿苑酒廊饭店，在他们面前，一位发言人——《时尚先生》的代表——站起来，赠予休·海夫纳一张放大的五美元钞票复制品，以纪念几十年前被如此坚决拒绝的那次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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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将女性贞洁作为最有价值的国家财产来培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是在为自己的血肉卖力工作。没有这项保证，就没有可能有稳固的家庭生活，而这是国家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为何法律和道德在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方面，对女性的要求比对男性更严格，并不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女性自由会造成的后果比男性自由要严重得多。

——麦克斯·格吕贝尔，德国卫生学家，20世纪20年代

女性解放的众多议题中，我个人解放的两个主要前线阵地是性和经济。归根结底二者不可分离——只要女性生殖器对女性来说还不具有性价值，而只是具有经济价值。把我的性爱留给情人/丈夫是我给他的礼物，用以交换经济保障——这被称为“重要关系”或“婚姻”。我的未来取决于，找到可以用性和爱的礼物永远占有的合适伴侣。

在一个两性间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加上对性浪漫化的想象，我被迫用阴道交易以期获得财政上的安全。这种情形下的婚姻是一种卖淫。

——贝蒂·多德森，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

贝蒂·多德森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转变成自由的个体，于是毫不奇怪地，她日日夜夜拜访砂岩隐居地，这和她称为“生殖器女性”的演变是合拍的。尽管多德森女士很久之前在词典里发现，“生殖器”（phallus）的定义同时指阴蒂和阴茎，这一点在当前世界里几乎没机会被大众接受，在她看来，“很多个世纪以来否定女性生殖器，是男性统治和女性臣服的精髓”。部分为了补偿，部分因为她涌现的性欲天性使然，贝蒂·多德森作为画家和作家，近些年致力于向一个想要掩藏女性性形象的社会展现这种性形象。

甚至在她拜访砂岩之前——在那儿，她遇到和她一样的生殖器觉醒的女性主义者，贝蒂·多德森就已经在纽约的公寓为女性组织研讨会，分期进行意识觉醒的练习，鼓励参与者毫不羞耻畏怯地仔细观察自己和别人的阴部。用镜子自我观察，然后轮流张开腿被别人观察，女人们惊讶地发现，她们生殖器的形状、布局、质地和图案如此不同：一些是心形的，另外一些像贝壳、肉垂或兰花；把阴毛和阴道上方的皮肤向后推，完全显露出阴蒂时，很多女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女性性兴奋的核心，诧异地发现，阴蒂的大小形状从凹进去的珍珠到凸出的子弹，不一而足。

女人们也学到，阴蒂相对于阴道口的位置人所各异，大小阴唇的颜色也从深棕到浅粉各不相同。在多德森女士的建议下，女人们不仅观察也用手触摸、嗅闻、尝尝自己的——有时还有朋友们的，试图克服童年时的压抑以及将这片区域视为邪恶、不洁、诅咒之地的《圣经》传统。

贝蒂·多德森的公寓墙上，挂着一些她巧妙描绘女性生殖器的画作，有时为了启发人们也为受到钦佩，她会放一些表现裸体女人毫不羞怯地显露自己的彩色幻灯片，上面展示出一种贝蒂·多德森称为“阴道主动”的态度。大部分参加她研讨会的人和她一样，是中产阶级异性恋或双性恋的女人，30或40多岁，离异或仍旧结着婚，而且她们尽管支持女权运动，却不同意一些激进分子反性爱、反男性的倾向。作为一个画作被骂为色情的艺术家，多德森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为助纣为虐、贬低女性；但是多德森从未为她的作品辩护过，只评论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于性只有负面经历，那么可以理解，她看到一张关于性的图片会感到被贬低。”

贝蒂·多德森魅力十足精力充沛，留着假小子一样的黑头发，常常裸着矮小健美的身体在门口欢迎访客，她1929年生于堪萨斯州圣经带的威奇托市，在对婚姻和忠贞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中长大。青少年时期，她会一边想象着新婚之夜一边自慰，想象自己是优雅的新娘，穿着精美的蕾丝长袍晨衣，沉着自信地穿过卧室，走向一个倚靠在她婚床上、没有面目的朦胧的男性形象。当她把长袍褪到地板上露出裸体娇嫩的身体时，她达到渴求的高潮。

虽然青少年时她私下承认，这些独处时的欢愉是邪恶的，意志却无法抗拒，即便她怀疑自己自慰成瘾正在让阴唇变形。她有一天借了妈妈的大象牙手镜，在关上门的卧室里张开双腿，就着窗户透过来的光检查阴部，之后她得出了这个结论。带着惊恐忧虑，她注意到小阴唇伸长了，这让她确信自己是自渎的受害者。她立即起誓一辈子都不再这样了，不过只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但她倒是确实更改了方法：觉察到左边阴唇比右边的短点，她之后就只抚摩左边的，希望到时候阴唇能长成一样长。虽然情况没什么改善，刚成年那段时期在堪萨斯州做报纸艺术家时，她还是一直以这种方式，1950年搬到纽约，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国家设计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她也只摸左边。

结婚后她抛弃事业，为讨丈夫欢心做全职主妇，在持续五年的婚姻里都保持忠贞不贰；但是和一个早泄的丈夫的夫妻关系，基本上无法满足她，于是自慰继续是她主要的乐趣来源。但是1965年离婚后，贝蒂·多德森和情人们终于可以享受完全的满足；在她1974年出版的一本叫《解放自慰：自爱沉思录》的书里，她回忆起一件对她的性解放有核心意义的事件：

当我离了婚，重新进入风流浪漫、烛光晚宴和深肤色英俊陌生人的世界时，我非常兴奋，开始参与所有现在近在眼前的历险……（而且）我过于在意自己长得怎样、怎么处理性爱等问题，这羞得我几乎不能动弹。

我最初的一个情人深深地欣赏女性阴部。有次我高潮过后，他说：“你的阴道很美。让我看一会儿。”哦天哪……哦不，我感到心里一沉，和他说最好不要……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显然我脸色有点发白，说我有那些可笑的小阴唇，像小鸡一样垂下来，很不幸是小时候自慰的后果。深信我的阴部绝对不漂亮，我不是很想让任何人看到它。“哇，”他说，“很多女人都是长成那样的。完全正常，而且事实上，那是我引最喜欢的几种阴部之一。”他去小房间拿出一摞有女人胯部照片的杂志。42本街头色情店卖的海狸书。（“海狸”是女性阴部的俚语，“分裂的海狸”指一个女人用手把阴部张开。）我很震惊，但也很感兴趣。我想那些可怜的女人穿着内衣、吊袜腰带、黑色网袜，不得不那样裸露自己，是多么侮辱人格，但我还是开始看那些照片。确实，一个人的阴部和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又发现好几个一样的。我们一起看了几份杂志后，我对女性性器是什么样的有了个概念。真让人宽心！那一次我弄明白自己没有畸形，看起来不可笑也不丑陋……我很正常，而且像我的情人说的，其实很美丽。

被性方面新的信心鼓舞，她的艺术作品也越来越性感，1968年——这一年，裸体在先锋戏剧、电影和反主流文化中正流行，她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威克沙姆美术馆开办个人特展，两周展期内吸引了8000多参观者，他们全神贯注，红着脸欣赏她生机勃勃的描绘，那些大幅裸体画像中的人物相互抚摸或亲吻，还有几幅是在做爱。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人——那些认为自己是曼哈顿上城人的人、艺术赞助人、上流社会的自由主义者和嬉皮士的父母，评论家赞赏她古典的构图、创造性的掌控力和天分。不害羞的崇拜者买下她很多画作，还有一些作品计划在艺术选集中发表，这让她更加高兴。

接下来，她在威克沙姆第二次为期两周的展览却没有那么成功，只有3000名参观者，但她一点也不沮丧。第二次展览中她投注了更多心血和感情，艺术上更相关更不妥协，描述的是独处时的性和变态行为。她为威克沙姆准备的30幅画作里有素描有油画，画中裸体人物有的在自慰，有男人相互之间口交，一个独处的黑人爱抚变大了的下体，白人女人阴蒂挺起、温柔地抚摸对方的下身，还有女人和男人貌合神离地性交。有些女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冷漠、极度痛苦甚至狂怒，无疑，像任何同时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一样，多德森在戏剧性地说：在采取了避孕措施的社会里，两性间的战争仍在持续，美国卧室里仍旧有很多疏离。不仅她心里确信这是真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因为她常常从聚在画作前的人群中无意听到类似的评论，或者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在美术馆角落里静静地告诉她类似的事。尽管一些女人坦白，在婚姻关系里她们几乎没有或从来没有过高潮，她们也承认自己太困窘了不敢自慰，或者害怕如果使用按摩棒会“上瘾”。一些男人察看女性自慰的画作时承认，他们不知道女人也会这样，另外一些男人被刺激到，说出怀有敌意的话，尤其是看到一幅六英尺长的画，画中描绘一个金发女人躺着，双眼紧闭用按摩棒自慰。“如果她是我女人，她用不着那东西。”一个男人说。

展览的负面反应并没有使多德森畏缩不前，她和女性主义追随者们变得比原来更加深信，接受手淫和毫无负罪感地进行自慰是女性性解放的核心。“如果我开始前有什么疑虑的话，在美术馆的两周让一切都清楚了，压制和自慰有直接关系，”多德森在她的书里写道，“那么，自慰对于逆转整个过程和赢得自由解放就很重要。寻求性满足是一个基本的动力，而手淫当然是我们最初的自然的性行为。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发现自己的性爱倾向，学习产生性反应，学习爱自己并建立自尊心……当一个女人自慰时她学会爱自己的性器官，享受性和高潮，而且变得对此精通和独立。我们的社会很不适应精通性爱又能独立控制它的女性。”

贝蒂·多德森坚称，女性结婚时放弃本姓这件事意味深长，补充道：“她放弃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份”；而大部分中产阶级女性在性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她们也常在女儿身上强化这种压制，造成双重标准的延续，也让多数已婚妇女不能“将女性身体开辟为力量、自豪、欢愉之源”。贝蒂·多德森也强调，社会压力让女性去符合男性所定义的“体面”，以免这些女人像“妓女或荡妇”那样遭到社会排斥，而妓女和荡妇正是很多男性道德伪君子光顾资助的对象，结果常常是女人在性方面变成了“残疾”：“我们的骨盆被严厉地锁住了。我们的肩膀僵硬向前。我们的阴部令自己厌恶，永远是不适感的来源。我们肌肉松弛、脂肪过多。这个体系阴险的地方在于，结果是我们接受了自私自利的男性所定义的‘正常’女性性欲。我们暴烈地或阴沉地压抑自慰以及公开展示健康的女性性行为。这一点上，是我们自己装饰了自己的基座，我们成为社会卫道者……成为无性的母亲和家庭奴隶。”与之相反，多德森在《常青书评》杂志的访谈中表明：“如果女人们联合起来对性说‘是’，我们会发现，男性和我们一样对性紧张焦虑，只是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一点。因为女性表现出来他们对性所有的恐惧和保守，男人在性方面就可以感觉且表现得非常主动。无意中，他们依赖于我们说‘不’、我们的迟疑、担忧或被动。”而且当男人在床上不能满足女人时，多德森在书中写到，他们会辩解是因为女人太冷淡，即使这些女人其实能用自慰满足自己。“如果一个女人能将自己激发到高潮，她就是性欲旺盛、性功能正常的，”多德森声称，“‘冷淡’是男人的词汇，要是一个女人只获得那种对男性有用的刺激、用传教士体位在五分钟之内不能达到高潮的话，男人就这样说她。我们不能再固守‘应该’只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这种观念。而且我们不能被穿白大褂的大男子主义者吓到，他们仍旧说女人‘性交无能’，而他们自己的实验和数据明显驳斥了这种男性对女性反应的定义。事实是，几乎没有女人能始终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性交中获得高潮。要想自由解放，女人必须能自由选择和表达她在性行为中的喜好，对什么时候该轮到她也不会有偏见和裁断。”

贝蒂·多德森公寓里的性聚会上，男性朋友和丈夫常常被邀请，那里可能有从瑜伽到群交的各种活动，在那里，女人通常无拘无束，完全能够——用多德森的话说——“负责操”。通过参加她的研讨会，女人们培养出主动性交的自信和能力，告诉情人她们想要怎样被触摸，喜欢多少压力，偏爱什么体位，甚至跨坐在男人脸上控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发现，男人也常常喜欢转换传统角色成为被动者。多德森很多女性朋友表现出的“阴道主动”的态度，不仅提升了她们的性生活，还提高了她们整体的自我价值感。像多德森一样，一个女人很多年前认为自己的阴部畸形丑陋，多德森的女性阴部彩色幻灯片让她相信，自己和大部分女人一样迷人；第二天在办公室她泰然自若信心十足，要求提薪——然后成功了。

尽管贝蒂·多德森了解团体里女人的进步，也为她们骄傲，但她没有天真到认为她们能代表70年代的美国女性，那时的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仍旧反对女性的平权修正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甚至是否想要在传统婚姻体系外，过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独立生活。多德森承认，在性方面女性不像男性那样自发天然，但她再一次认为，这是历史上长久的双重标准处境造成的结果；直到传统改变，直到更多女人可以享受一夜情和“开放性”的婚姻——男女在婚姻结合外都有萍水相逢的性行为，在那之前，太多女人很大程度上还是会一直依赖丈夫或一个情人，而不是她们自己，来获得性、经济和情感上的满足。“在任何生活处境中，成为你之所是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贝蒂·多德森说，而且“当你进入多种多样的性爱关系，你必须像男人一样，在社会层面上面对自己达到高潮的潜能”，换句话说就是，性爱关系对女人来说，要较少局限在“重要关系”里，要更多是为了乐趣和消遣、试验和体验。“只爱一个人是反社会的，”多德森说，这和100多年前奥奈达的约翰·汉弗莱·诺伊斯表达的观点一样；她补充道，“这是很美的概念：社会性的性爱，其愉悦背后是对生命的认可，而不是建立在经济和权力上的性，不是买卖、操纵你的性器官。”

但是问题还在，美国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能让一个有冒险精神的女人体验男人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当然有不胜枚举的性俱乐部，但这些通常是在过度拥挤的郊区房子里，拉着窗帘偷偷摸摸的聚会，被爱管闲事的邻居投诉后，还会频繁被警察突击搜查。的确，也许全国唯一一个女人可以在舒适开放的环境里纵情于娱乐式性爱的地方，就是砂岩隐居地；贝蒂·多德森在加州长期旅游时第一次拜访那里时，她高兴地发现，它和西海岸的朋友们说的一模一样。庭院非常美，作为背景的山顶远得恰到好处，它的男女主人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的婚姻显然是两性平等的缩影；这是两个忠诚的人的结合，对他们来说通奸不是禁忌，也从来没有必要撒谎。

砂岩的几百个俱乐部成员中，有一些是贝蒂·多德森在纽约派对上见过的熟悉面孔和身体，成员中也有她的好朋友兼女权主义姐妹：人类学家萨丽·宾福德。在砂岩的日日夜夜里，多德森也结交了其他朋友，最有趣的是一个灰头发的英国绅士，她一天晚上在楼下“舞厅”时第一次注意到他。那时她裸体和两个也裸着的男人躺在一张垫子上相互轻轻按摩，快活地投入其中；但是她没法不注意到，一个独自坐在屋那边的男人正牢牢地盯着她，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像猫头鹰一样的男人，而且虽然她看到了他在观察她，他却似乎一点也不难堪。终于她向他招手，挥手让他加入进来；他毫不踌躇地站起来照做了。当他走过来坐在她旁边，她伸出手打招呼，然后把他的手放在自己双腿间，这时她意识到，他的手上少了手指。这是贝蒂·多德森和美国当时最成功的性作家和性观察者亚历克斯·康福特医生的初次见面。

不常来砂岩的访客也许会觉得不太可能，砂岩隐居地的“舞厅”除了有不断交换舞伴的性爱玛祖卡舞，也是一个可以点燃和陶冶爱情的地方——而这正是砂岩最老练聪敏的女人萨丽·宾福德博士愉快的经历。历经三次离婚、丰富多彩的风流韵事、在她教人类学的校园附近各种各样工作后的狂欢，还有在不那么圣洁的砂岩消遣嬉闹之后，萨丽·宾福德一天在“舞厅”认识了一个英俊敏锐的特色配角演员杰瑞米·斯莱特，他出演过几部好莱坞电影，1970年和一个洛杉矶记者约会时知道了砂岩，那位记者写过一篇关于威廉森的文章。

40多岁的杰瑞米·斯莱特六英尺高，蓝眼睛，有着优雅的运动员般的身体，幽默感也同样优雅，他1958年在纽约舞台上开始演艺事业，出演百老汇版托马斯·沃尔夫[179]的《天使，望故乡》中一个重要配角。那个舞台剧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剧中的表演也帮他进入了好莱坞，之后十年，他参演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在CBS电视剧《马利布快跑》中饰演一个潜水员；在《太空人》中表现了一位运载火箭舰长；在《辩护律师》和《裸城》等节目中友情客串。斯莱特在约翰·韦恩[180]主演的电影《大地惊雷》中是一个亡命之徒；在威廉·霍尔登和克利夫·罗伯逊[181]主演的《魔鬼兵团》中饰演一个加拿大飞行员；在其他很多像鲍勃·霍普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82]这类明星主演的动作片、西部片和喜剧中出演配角。1968年他和第二任妻子演员塔米·格兰姆斯离婚后，在拍摄关于地狱天使摩托党[183]的电影时，因摩托车事故受了伤；之后的八个月，他的一条断腿包在40磅重的石膏里，与世隔绝般地住在月桂谷的公寓，沉思冥想、吸烟锅和自慰——一个配角多年来头一次无人相配，没有角色、导演和可控的脚本可以依靠。

就是这段时期，斯莱特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包括威尔海姆·赖希的作品；又能灵活行动之后，他决定将精力多花在整理自己支离破碎的生活上，对东演一个角色西演一个角色不再那么上心。他把新公寓搬到威尼斯海滩一个由艺术家和嬉皮士组成的社区，不再每天浏览好莱坞行业报纸，也不去原来常去的演员酒吧，而是开始对和平运动、反主流文化和新生活方式感兴趣。他那时候约会的年轻女人中，就有告诉他威廉森和砂岩的那个记者；将信将疑地，他答应陪她去那儿，想着和裸体的人们混在一起也许会挺有趣。但当他开上弯曲的山路到达山顶，参观了庄园和它随心所欲的主屋，在楼下朦胧的光线中瞥见勾人性欲的身体后，他几乎觉得头晕目眩，强烈地局促不安——和女友尝试做爱时都不能勃起了。

然而他没有气馁到不再回来，因为他确实享受在户外裸体；当他渐渐和其他人混熟了，自己也更舒坦了些后，就开始陶醉于砂岩女人们主动的性接触，其中一个女人是萨丽·宾福德博士。尽管斯莱特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吸引，随后在舞厅一起做爱也让他狂喜，但性爱游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能在一起的借口，在拥抱中他们在探寻双方都感受到的更深层次的亲密。两个人都是四十五六岁，之前都更喜欢年轻得多的情人，用性爱来逃遁生活中在智识方面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他们对同辈人的价值观幻想已经破灭了多年，有时认为他们这一代整个就是物质享乐、种族歧视、警犬和燃烧弹的集合，但现在，他们大喜过望地在对方身上发现了一个同是50年代“辍学生”的同伴。虽然萨丽·宾福德比斯莱特在洛杉矶反战运动中更活跃，但他不久就和她一起参加集会和游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共谋者安东尼·拉索在五角大楼文件争议中被捕后，杰瑞米和萨丽一起去离砂岩有一小时车程的终端岛联邦监狱探望拉索，在拉索下狱前砂岩还为他组织了告别狂欢。

事实上，正是在拉索派对后，杰瑞米和萨丽开始在威尼斯海滩同居；因为她不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他也不再当演员，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全国任何想去的地方，1972年，他们在旧金山湾区住了几个月，经济上他们依靠积蓄、杰瑞米原来作品的重播费和他写的两首乡村——西部畅销歌曲的版权费——一首写给特克斯·里特尔的歌叫《月亮之外》，另一首和葛伦·坎贝尔共同创作，坎贝尔著名的《加尔维斯敦》唱片引起的热情减退后，它就上市了；这首歌叫作《为何每次我痒，我都会挠你？》。

1972年晚些时候，杰瑞米和萨丽临时搬到佛蒙特州，之后九个月，萨丽在进步的，思想自由的戈达德学院[184]教人类学和女性研究，杰瑞米组织了一个男性的意识觉醒研讨班，传播砂岩两性平权的性信条，很多和他一样，认为消除双重标准也会解放男性的男人积极回应。周末，杰瑞米和萨丽有时去新英格兰或纽约拜访去过砂岩的情侣们，他们喜欢和合得来的访客同床共枕；杰瑞米认为仿制版砂岩舞厅流行起来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实，几年后纽约开办了柏拉图隐居地，其他城市也给情侣准备了类似的可以裸体的娱乐中心。

1973年秋天，萨丽·宾福德买了一辆精致的房车，于是她和杰瑞米途经加拿大向加州出发，在蒙大拿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附近停留了几天，拜访不久前抵达的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他们刚在一个叫白鱼的社区选中了大约200英亩土地，希望在更宽广的环境里建造另一个砂岩，他们在托潘加峡谷顶上那15英亩的地产突然显得很受限。近几个月，砂岩视线范围内的峡谷毗邻的山上正在修建很多新房子，打断了之前连续的从树木和山腰一路绵延到太平洋雾蒙蒙边缘的视野。而且，由于他们几年来都处在氛围紧凑、关系密切的群婚的中心，还要同时尝试运营一家情侣俱乐部，新成员需要不断接受指导，帮他们从最初接触群交的震惊中安下心来，威廉森夫妇在情感上感到精疲力竭，还患上幽闭恐惧，需要暂时远离其他人的亲密接触。等待着继任者买下并继续经营托潘加峡谷里的事业，威廉森夫妇从砂岩挑选了一些同伴一起到了蒙大拿州；尽管洛杉矶很多人表示有兴趣接管峡谷里的地产，但直到1974年，一个婚姻顾问和格式塔治疗师保罗·佩奇才弄到足够多的资金和贷款买下砂岩，重开了在过渡的这几个月里停止运营的情侣俱乐部。

保罗·佩奇34岁，比约翰·威廉森年轻八岁，他六英尺高，整洁健壮，蓝眼睛，留着修剪整齐的黑头发。他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尽管他说话温和，举止间流露出职业顾问的沉着自信，但还是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他费了挺大的劲儿来控制内心满溢的烦躁不安的能量和冲突。他吸烟过量，说话流畅清晰，但有时被轻微的口吃打断。除了对性的兴趣、相信大部分世界历史都被人类性欲里的魔鬼影响，保罗·佩奇和约翰·威廉森几乎没有共同点，他是威廉森倦怠的风格的反面，他也认为，威廉森大腹便便发福的身体和他在砂岩马马虎虎记录账目的方式正相配。佩奇追求秩序、纪律和高效的管理；他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性质不能和砂岩想代表的乌托邦原则融合。

佩奇从1972年初就是砂岩的常客和付费会员，他在买下这地方很久以前就感到它的没落了。房屋和园林没有精心保养；引道有了裂缝还崎岖不平，而且约翰·威廉森似乎丧失了做常居古鲁的热情。他晚饭前不和人们聚在主屋，经常在停在砂岩最高山头上的房车里吃晚饭，或者独自坐在客厅的壁炉边读书；如果他屈尊和客厅里的人说话，那通常是极少数他看得起的、算作是同伴的人，例如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或康福特医生，或拉尔夫·D.亚尼医生——一位贝弗利山的心理分析师和精神病医生，很久之前就是砂岩的常客了。

尽管1972年砂岩在报纸杂志中轰动一时，但砂岩的管理层缺乏想象力和精力好好利用这一点来招募大量新成员；威廉森夫妇过去一年亏损了很多钱，这件事对老主顾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保罗·佩奇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领导不力，也是因为他们让年会费低至每对伴侣只要240美元，佩奇买下地产装修改善之后，立即让会费翻了倍。除了别的事情，佩奇还指挥重新装饰刷漆了主屋，扩大了露天平台，在屋前草坪上安装了按摩浴缸。他修整了周围的庄园和道路，也改造了客房。他在媒体上为砂岩做广告，自己接受电视采访（不喜欢上镜的威廉森就躲着采访）；保罗·佩奇和同住在砂岩的女友——活泼风趣头发乌亮的特蕾莎·布里德洛夫——一起，在客厅热情欢迎到来的客人和会员，他是砂岩成功复苏的决定性因素。

佩奇过去常常拜访大苏尔的艾莎林治疗中心，受其影响，他在砂岩的员工中增添了几个专家，付费给会员和客人提供罗尔夫按摩、艾莎林按摩、生物能疗法和哈达瑜伽[185]课程。非会员的伴侣付250美元可以在砂岩度周末，食宿全包，使用那儿的设施，并在佩奇指导下参与格式塔疗法；某个周末，演员和电视名人奥森·宾恩和妻子卡罗琳来了，不久两人就和保罗·佩奇成了朋友，积极参与砂岩的活动。宾恩曾体验过一次赖希疗法——在他的书《我和倭格昂能[186]》中描述过，现在，他开始在洛杉矶《自由报》他自己的专栏上描写砂岩，也在约翰尼·卡森脱口秀上对砂岩有溢美之词。丹·格林伯格在《花花公子》上专门描绘过砂岩；赫伯特·戈尔德在《是！》上、罗伯特·布莱尔·凯撒在《阁楼》上也都写到过它。亚历克斯·康福特在他第二畅销的书《更多欢乐》中给了砂岩一整章的篇幅，他写道：“加州充斥着各种‘邂逅’和‘感性’中心——人们去那儿能‘找到自己’，或者其实不能……（而且）那里大多有这样的气氛，需要经过很多心理建设、说很多话后，才能进行真实的目的：做爱。但在砂岩，人们可以相当坦白地直接做爱，但做爱之后，参与者惊讶地发现，‘感性’、‘邂逅’和很多真正的自我教育常常随之而来；他们既获得享受，也确实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目标和自我形象。结果，”康福特继续说，“砂岩的门徒（有些人可能只去过一次）在各处广泛提供性爱咨询——包括由教会赞助的。因为砂岩的规模限制，加上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最初开创的实验只进行了四年，它通过人脉可能产生的影响，需要假以时日才会变得清晰——对很多异性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在有组织的机构里，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触真正开放的性爱。它在成人身上引起了一种婴儿般的纯真，这种强烈的体验让很多去过那儿的人对它非常怀念或过度热忱，但它能促进个体心理学所致力的那种‘成长’，这种能力相当出色。”

在保罗·佩奇的请求下，康福特医生成为砂岩的非正式顾问，在定期寄出的小册子的职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在特殊场合，例如1974年6月初的公开接待周末，康福特医生会发表演讲，听众每人需付费25美元。200多人在雾蒙蒙的天气里驱车前来，拥挤的房子里有像萨丽·宾福德和杰瑞米·斯莱特这样的老会员，他们几周前把房车停在山坡上，现在就住在砂岩。康福特演讲的那天如此阴沉寒冷，大部分听众都穿上了衣服，这在砂岩是颇不寻常的景象。

除了亚历克斯·康福特的演讲，《搞》的出版人阿尔·戈尔茨坦和《花花公子》的副出版人纳特·莱尔曼也简短地讲了话；当天第二个主讲人、纽约来的作家盖伊·特立斯做了长长的演讲，他在为道布尔戴&康帕尼出版社写一本有关美国性爱的书，正在做相关的调查。

43岁的特立斯瘦而矫健，黑眼睛，一头棕发已经开始变灰，对屋里的人来说，他不完全是个陌生人。过去他常常拜访砂岩，包括它的舞厅，而且他正在写的书在很多报纸杂志上已经受到了过分关注。不过，媒体关于特立斯的报道大多口吻诙谐，强烈暗示他的调查方式，即在色情世界里“参与观察者”——光顾按摩院、下午待在黑漆漆的电影院看限制级电影、和全国的性俱乐部和狂欢作乐者关系密切，其实是为放纵自己肉欲的别出心裁的手段，对他妻子不忠，却以“研究”性爱之名来打掩护。

特立斯从未公开反驳过这种观念，因为他推测任何否认的努力反而会给人留下他在极力辩解的印象——虽然他确实常常想要辩解，或者给他贴上第一修正案伪君子的标签：纵容色情，但当涉及自己时，就憎恶媒体公正评论的权利。但是他非常清楚，这份据称很理想的工作常常没有其他人想象的那么愉快。更让他烦恼的是，做了三年调查，在打字机前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后，他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甚至不知道这本书该如何开头。也不知道怎么组织材料。也不知道，他想说的和最近出版的几十本婚姻治疗师、社会历史学家和脱口秀名人们写的关于性的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实际上，特立斯自己近来也常常参加脱口秀，一个新闻记者发现他在纽约一家按摩院做经理后，他就变得广为人知，好似一个沉迷于滑溜溜享乐的好色的普林顿[187]——特立斯总想反驳这种形象，有的时候过于急切地在电视上强调他文学意图的严肃性。他在砂岩的演讲也有相似意图——想要在听众面前简单朴实地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投入的研究者和作家，除了私人生活和坏毛病，正在写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详尽地描绘出近几十年来，那许多重新定义了美国道德伦理的人和事件。

一个叫马丁·齐特的年轻的砂岩职员是屋里极少数完全裸体的人之一，他将特立斯介绍给听众，接着特立斯走向讲台，拿着稿子开始演讲。“这个国家，”他说，“正在逐渐发生一场对感官无声的革命，和老派习俗的决裂。甚至我的研究所关注的中产阶级，对电影和书籍中性表达的宽容也与日俱增，夫妻在卧室里对原来被认为是‘古怪反常’的东西更为接纳——周围摆上的镜子、彩灯和蜡烛、床边的振动器、好莱坞弗雷德里克[188]情趣内衣、限制级电影录像带、口交和很多州的法律仍旧定罪为‘鸡奸’的行为。《性的愉悦》几年前可能被贴上‘下流’的标签，现在大获成功再次证明，中产阶级社会对性描写不那么神经过敏了，”特立斯继续说，向坐在旁边的康福特医生点点头，“那本书迄今为止卖出了70万册精装本——这是一本你在大街商店橱窗里和美国中部地带的咖啡桌上都能看到的大众读物，即使它里面有露骨的图画，描绘了裸体情侣们用所有想象得到的方式做爱。”

“在高雅的晚宴聚会上，”特立斯继续说，“你现在能听到人们讨论自己最亲昵的私生活，这在60年代中期的社交场合是不会被接受的。同性恋酒吧不再总是警察突袭搜捕的靶子，因为同性恋激进分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大部分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家长已经接受了在校外公寓甚至在宿舍里的婚前性行为，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虽然我不能证明，但我认为，中产阶级的丈夫现在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接受妻子在结婚时不是处女——或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一场婚外情。我不是说丈夫们不为之烦恼，”特立斯强调，从稿子上抬起头来，“我只是提出，当代的丈夫和他的父辈祖辈不同，对这种事不会那么震惊崩溃，更可能接受女人也有性冲动，而且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以暴力报复不忠的妻子和情敌……”

和大部分比他小十岁或二十岁的听众不同，特立斯自己可以回想起三四十年代严苛刻板的道德氛围，特别是他出生长大的那种同质性强的小镇，那是新泽西州南部一个维多利亚式社区，甚至到了70年代都禁止销售烈酒。他记得在青少年时期，在他做祭坛助手的礼拜日弥撒上，他听到教区神父尖刻的预言：任何教民，如果阅读列在索引上的书，或光顾放映良风团禁播电影的剧院，都会受到神的惩罚。在他的教区学校，嬷嬷劝告他和同学每晚仰睡，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放在肩膀上——大概这是一种神圣的姿势，而且并非偶然，这姿势让人不可能自慰。特立斯第一次自慰是在大二时，是被当时约会的一个女生，而非男性杂志上的照片激起性欲，他那时太害羞了不敢买那些杂志。

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如其来地，或者对他来说似乎是这样，男性杂志不再私下出售，色情小说不再非法，好莱坞电影中开始出现裸体，这些变化，不仅在大城市中很明显——他当报纸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时在这些城市里到处旅行，也在像他家乡（他定期探访）一样保守的地方出现；1971年，当他构思下一本书的主题时觉得最引人入胜的是美国新近的性开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和他感觉到的在中产阶级人群中静静发生的革命，他们开始反抗自清教共和国建立后就是一种抑制性力量的检查者和神职人员。

特立斯读了几本关于性法案和检查制度的书，在法庭旁听了很多淫秽案审判，采访了《搞》和其他类似出版物的编辑，这之后，他开始了自己在性世界里的奥德赛，去按摩院历险，还成了常客。一天他和妻子从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开在自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布卢明代尔百货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上，在一栋楼的三楼窗户那儿，闪烁摇曳着红色霓虹灯招牌“现场裸体模特”，他很惊讶这种场所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营业。

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去到那栋楼，爬上三层台阶，穿过挂着帘子的入口，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幢废弃房子客厅的地方。东方风格的地毯磨损褪色；沙发、桌子和落地灯也许是从旧货铺淘来的；在那儿坐等的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们好像牙医办公室里的病人，似乎无法专心看眼前的报纸和杂志。

特立斯走向桌后面的经理，一个长头发穿蓝色牛仔戴着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他告诉特立斯，价格是半小时18美元，他可以从六个女按摩师中任意选择一个，她们的照片都在面前摊开的照片簿上。特立斯选择了一个叫琼的长相可爱的年轻金发女人，照片中她穿着比基尼在一片热带沙滩上；他等了20分钟，一半时间浏览《新闻周刊》，另一半时间观察着男人们静悄悄地来来往往，他们大部分和他差不多大，或者再老点，穿西装打领带——他猜测他们大半是商人，在中午吃饭时间偷偷摸摸地过来，经理向特立斯招手了。特立斯站起身，看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金发女人站在走廊里，她和照片里的琼只有那儿一丁点相像——也许都不是同一个人，不过还是挺诱人。她的眼睛又黑又大，身材苗条，穿着粉色围裹裙、黄色T恤和凉鞋。她拿着一张从织物壁橱里拿出来的浆过的亚麻床单，和特立斯一起穿过走廊走进五号房，她说话有南方口音。

她说自己来自亚拉巴马州——特立斯在那儿上的大学；他在按摩房里开始追忆南方，她心不在焉地听了会儿，不久就没耐心了。这可是做生意，她提醒他，时间不等人，她建议他脱掉衣服，躺在她刚把床单铺好的按摩桌上。他照做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转过身来露出健美的肉体，他觉得很兴奋。

“油还是粉？”她问，走向按摩桌。他不确定地四周看看。

“这儿有浴室吗？”停顿了一下后他问道。

“没有。”她说。

“那就粉吧。”

她拿来一罐强生婴儿爽身粉，不久他就感觉到她的手指轻柔地抚摩他的肩膀和前胸，然后向下到腹部和大腿。他看着她探向自己的身体，手臂和乳房颤动，双手被爽身粉染成粉笔白色。他能闻到她的香水味，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看到下面已经勃起。他闭上眼睛，听到隔壁房间里其他男人的叹息声，也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的噪声，汽车喇叭声，公交车从路边开走时刺耳的声音，他想起街对面的布卢明代尔和亚历山大百货公司，一群群顾客和售货员现在正探向柜台买卖交易……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她问。

他睁开眼。看到她正看着自己的下体。

“能做爱吗？”他问。她摇摇头。

“我不做那个，”她说，“我也不用嘴。我只给本地货。”

“本地货？”

“手活。”她解释道。

“好吧，”他说，“那就本地货。”

“要另收费。”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点头，带着好奇和期待看着她……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经历可耻卑贱，但特立斯却享受这种接触中的陌生感和冷淡；第一次后他常常又去光顾，不仅让琼还让其他女按摩师按摩，通过她们他知道了纽约市各处都有类似的场所。

那年剩下的时间和1972年，他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定期频繁得让他不仅熟识了女按摩师，还有那些年轻经理和店主。他们中有些人大学时学的是英语或新闻专业，熟悉特立斯的作品，特立斯既是主顾也是他们这种服务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绝妙”；他们接受邀请和他去餐厅吃饭，接受采访，允许他在即将出版的书里使用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最终允许他在按摩院里义务做经理。

特立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它位于东二十六街132号一栋无电梯公寓的三层，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个角落里；1972年春夏，有很多个星期他在桌子后面从中午工作到下午6点，负责收钱、检查亚麻床单的数量、和等候的顾客闲聊，按摩师和顾客进入私人房间后他也要注意着时间。一个客人离去后如果暂时没有生意，特立斯会询问按摩师情况，问她那男人说了什么，有没有透露什么私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情况，他的挫折、抱负、幻想。特立斯不久就说服按摩师帮他记日记——描述每个顾客，详述在关上的门里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也告诉他按摩师自己在满足客人欲望时心里在想什么。虽然特立斯还没有组织场景和故事线索，但他想写下两个真实存在的角色在按摩院的关系——一个中年保守的商人和一个嬉皮士女生，她满足他的性需求，利用他的压抑，最终和他成了朋友，帮助他摆脱进按摩院时通常会有的羞耻感和负罪感。特立斯和几百个男性顾客见面闲聊后，以及之后在按摩师的日记里读到他们时，他知道自己毫不费劲就能与他们达成认同——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他们，按摩师写下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准确描述他自己。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特立斯在情感上忠于一个他想要长期维持的婚姻。虽然他有外遇，但从不想为了那些女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还是爱慕她们，和很多人保持密切的友谊。妓女从不能吸引他，尤其因为现在的娼妓都是贫民窟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年轻女人，有吸毒的问题，甚至很少有好看的。但是他很喜欢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按摩师——另一种“娼妓”——一个普通人可以与她以不仅仅是身体的方式产生联系。

很多按摩院的常客像特立斯一样不喜欢独自自慰；用年轻一代的说法，这样“太逊”。但是被一个迷人的按摩师自慰，有一个女人在场，和她相互之间可以有所交流理解，就算不是爱情，也可以让人心旷神怡、饶有兴味。几个月过去了，特立斯开始把按摩师看作某种没有执照的治疗师。就像每天成千上万的人花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那样，这些来按摩的男人花钱请人触摸自己。

如果大部分按摩院的主顾和特立斯有什么相像的话——他和这些人的对话以及读过的日记，使他相信他们确实相像，就是他们和女按摩师的性行为并没有降低他们在家对妻子的热情；事实上，大部分人说他们下午在按摩院待过之后，晚上甚至会更渴望妻子——按摩师显然激发了年长男性身上的性冲动，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在家更满足，床上床下也更想讨妻子欢心。

但当特立斯在秘密生活工作室的桌子后工作了几个月后，倾听顾客说话，和年轻按摩师聊天，加上之后在东五十一街的中洲按摩院做经理，他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有能给女性带来欢愉的年轻男按摩师。并不是女人不知道有按摩院：出租车后打着广告，建筑物墙上贴着海报，像《纽约邮报》和《村声》这样的报纸里也有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感官满足的广告。特立斯相信整个纽约一定有很多女人——年老的寡妇、老姑娘、自由派的中年女主管，也许会想要一次带着精妙性享受的午间按摩，包括口交或性交，在宜人盎然的东城氛围里，也能获得一些像伊丽莎白·雅顿沙龙，或者奢华的女性健康俱乐部里的那种娇宠。但是，和特立斯聊过天的按摩院主人，还有按摩师都向他担保，没有这种市场。东城一家很好的酒店里开过这样一个场所，打了很多广告，但是没法吸引女顾客来找年轻的男按摩师们，不久就被迫关门大吉。人们得出结论，女人不愿意花钱买这种私人服务。女人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洗头发、设计服装、安抚心灵、在健身课上瘦小腹——但是她们不愿意花钱让男人给她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小白脸”的角色也大多被误解了，非常有资格评论此事的人这样告诉特立斯；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这些年轻人的角色主要是像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大部分小白脸是同性恋，她们包养的这些追求者，私下也常常称关照他们的中老年女人是“男同跟屁虫”。除了对男同性恋，似乎阳具本身在美国性市场上也不是很有销路的商品。几乎没有女人只看到勃起的阳具就会有性欲，除非她们对它的主人有热烈的好感。除了在公共场合随便挑个人可能带来的危险，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如果只是想要个高潮，比起和一个陌生人的性器接触，她更倾向于在卧室里用阳具形状的振动器自慰。“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像人类身体的排异反应——拒斥从病毒到不匹配的移植器官——一样自然，”一个婚姻治疗师某次告诉特立斯。“关键词是‘陌生’；如果一个男人是陌生人，他的下体也是陌生的，她不太可能想要它进来，因为这样她的人格就被侵犯了。但是如果它不是陌生的，是某个她认识、相信、想要发展关系的人的一部分，那她就能接受它、拥抱它、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这是符合逻辑的，”治疗师继续说，“和男人对裸女招贴画的反应不同，女人对杂志上的裸男无动于衷。”很多女人随后和特立斯访谈时也证实这种观点；很少有女人说她会对着某个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尽管报刊亭堆满了数不胜数的“皮肉”男性杂志，但只有一份封面光亮的期刊《放浪女孩》，据称是为女性受众刊载赤裸的男人；另一份出版物《非凡》早前想用这种照片吸引女性，但最终放弃了努力，后来完全退出了市场。

1973年，特立斯去了欧洲几个主要城市，看看没有受到美国清教传统影响的欧陆女人，是否对按摩院（有时叫作“桑拿俱乐部”）中以钱交换的性反应更热烈，对杂志中的男性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欧洲女人似乎和她们纽约的姐妹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巴黎，甚至非常放纵享乐的城市哥本哈根，特立斯也没有发现女人光顾按摩院，很少有女人喜欢现场的性表演或露骨的色情电影，女性杂志中裸男照片也很罕见。他夜间在欧洲大街小巷游荡时，看到和纽约一样的场景：男人独自一人出入按摩院，男人在门口和妓女讨价还价，男人在裸体酒吧沉默地盯着女人看。男性承认自己无止境地为异性裸体本身神魂颠倒；他们以一种分离的无人格的方式欣赏女人，甚至那些被这种关注讨好了的女人也极少能够理解。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女人售卖性快感；男人出钱购买。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者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基本上总是女人。一位著名的欧洲女演员最近刚离异的丈夫告诉特立斯：“男人和女人是天敌。女人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常常是不经意地就引诱了男人——她们穿紧身毛衣、画口红、抹香水、扭屁股，当让男人欲火缠身后，她们突然就变得害羞正经起来。”男人想要女人必须给的东西，他承认，但是女人会拒绝，直到达到条件或得到承诺。女人能给一个无力的男人暂时的力量感，至少能让他安心自己不是完全无能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双腿间那温暖接纳的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是男人总想回归的出生之地。他补充道，但是回归几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代价还很高。教会和法律尝试“把阳具社会化”，他说，把它的使用限制在有价值的场合，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里。“婚姻是对阳具的一种武力管制”，却不能完全控制过剩的男性性精力，这些精力大部分发泄在色情产业和城市里的红灯区——那些反堕落小队、禁欲的神父和一些痛恨男人的女权主义者想要清除的地方。“这些‘净化’运动，”他得出结论，“其实是向男性的生理自然宣战，从中世纪开始，它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着。”

从欧洲回来后，特立斯继续调查美国，游历内陆，采访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和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交谈。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待了好几周，印第安纳，俄亥俄，然后南下到圣经带，在那儿参加教堂布道和市政会议，在鸡尾酒酒吧偷听，拜访辖区内的人家和红灯区。白天他在商业区溜达，注意到伍尔沃斯超市和杰西潘尼百货商店与当地按摩院和限制级电影院挨得很近。晚上他在假日酒店、华美达酒店和其他汽车旅馆的厅堂里徘徊，观察到穿灰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在走上他们的房间前会在报刊亭买一本《花花公子》或《阁楼》。

他也观察到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将车开进购物中心；结实的扶轮社会员和同济会[189]会员穿着艳丽的缎面衬衫把保龄球投下狭窄闪光的球道；卷发有雀斑的乡下姑娘，从高中图书馆借出来哥特式小说；晒得黝黑的郊区居民在网球场混合双打；“百事一代”[190]周日在教堂合唱团唱歌。在这些地方和这些人详细交谈之后，特立斯感觉正常的美国家庭生活和传统表面上还在延续，但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旅行从头至尾他不断提醒自己，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读者文摘》毋庸置疑在美国销售火爆；尽管全国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然而，自特立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巨大变迁，还是给了他更深刻的印象；虽然70年代有很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社会还是会回到更保守的50年代，但特立斯怀疑这是否可能。如果那样，就必须判定堕胎和避孕为非法，将通奸者下狱，需要审查的不仅有《花花公子》，还有《Vogue》和周日《纽约时报杂志》上的媚登峰内衣广告。尽管最高法院1973年的米勒判决在那时看来是不祥的声明，使得像威廉·哈姆林这样的人深受其害，但是陪特立斯旁听淫秽案审判的律师，在后来一起闲谈时预测，米勒判决无力维持这股让公民自由主义者警觉的趋势。据说，大部分当代的法官比年老的法官更倾向于自由派；甚至在威奇托这样保守的城市，在一项淫秽案中，《搞》的纽约出版商也战胜联邦检察官赢了官司。米勒判决一年后，全国书报摊开始售卖《风尘女郎》杂志，又降低了露骨的底线——虽然它的出版商在佐治亚州法院外被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射出的子弹击中，可能会永久残疾，编辑们却没被吓倒。全国很多地方，迷人的女演员出人意外地同意出演露骨的色情电影——其中一部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拍摄时，特立斯得以在旁边观察。

电影在一个租来的大庄园里拍摄，特立斯与演员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待了一周。团队里的一些成员，包括导演，之前在《深喉》和《琼斯小姐内心的恶魔》中合作过；尽管在宾州拍摄的这部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没有《深喉》和《琼斯小姐》那么赚钱，但在矫揉造作的剧情、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荧幕上女演员进攻性的性行为等方面，它和更成功的这些先行者很相像。特立斯怀疑，正是这些女人愉快轻率地邀男人上床、似乎对无人格的性来者不拒的场景，满足了大部分常去大城小镇上限制级影院的中年男顾客的愿望和幻想。电影中的色情影星和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不同，马上就献出了身体，不拒绝任何人，几乎不要前戏，似乎用很多方式都能达到高潮，而且不追求浪漫的承诺。像乔治娜·丝波文、玛丽莲·钱伯斯和琳达·洛夫莱斯这样的限制级影片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快感使用男人，甚至在第一个精疲力竭后还要第二、第三个；虽然批评色情作品的人常常指责色情电影剥削女性、美化暴力，这些观点却不符合特立斯自己在片场看到的东西，也不符合他坐在时报广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破旧的电影院里看到的大量内容。

如果观众想要的是暴力，可以在R级甚至PG级电影里看到——战争片、《教父》诗史三部曲、没完没了模仿《驱魔人》的心理——精神恐怖片。比较而言，色情影片就非常寡淡了；对它要有什么合理的愤慨，那也就是售票处每名观众五美元的票价太贵了，电影低劣的质量、幼稚可笑的剧情、不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在卧室场景里演员也总是软下来，徒劳地想要刺激起性交，不值这个价。在电影院之行中，特立斯确实看到过“小猫色情片”，即展示未成年人性行为的色情片；但这种电影极少，受众范围很窄；尽管他看到了一些虐恋片，但这些片里面处于性支配地位的女性和男性同样多——例如穿高跟鞋的女神用鞭子抽打男人，挤压他们的下体，蹲在俯卧的男人身上往他脸上撒尿也不是那么罕见。对这种场景要还有什么能说的，特立斯猜想，那就是很多男人会觉得女人蹲着的特写镜头很有性教育意义，因为特立斯很久之前就推测，大部分他这一代的男人并不知道，女人的尿道和阴道不是同一个地方。

特立斯离开宾州的电影班子后——他们的拍摄计划延迟了一天，因为一个演员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射精，到芝加哥遇到并结交了在南沃巴什大道上开按摩院的哈罗德·鲁宾，一个有点矮但强健的男人，三十五六岁，下颌突出，蓝眼睛，一头金色长发用油梳过。特立斯第一次遇到鲁宾时他的言行充满对戴利市长、芝加哥警察、市政火警和建筑巡视员抑制不住的蔑视，声称他们正在骚扰他，想要逼他关门。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驱逐通知给特立斯看，那是房东寄过来的——上面除了其他所宣称的恶行，还提到鲁宾曾在前窗贴了一张告示，写着：“操尼克松，赶在他操我们之前”。鲁宾说他最近被一个法官罚款1200美元，因为出售据说是下流的书，还被指控他在自己居住的芝加哥郊区伯温市政厅台阶上扔了一块马粪，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鲁宾漂亮的棕发妻子是一个女按摩师，她最近烦透了他和法律不断起冲突，抛弃他去了佛罗里达州，留下他们3岁的儿子：他在鲁宾按摩院的接待室和走廊里骑他的三轮车，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鲁宾承认，因为越来越多的突袭搜查，生意变得非常不好做；下午几乎无事可做，鲁宾对特立斯说了很多对未来渺茫的希望，回忆起虚度的青春和在芝加哥遭遇的各种麻烦。除去他对当局的抗议和宿怨，鲁宾似乎挺欣赏自己在一个相当保守的城市里的这种反抗者和浪子的形象；芝加哥头条写手叫他“怪人哈罗德”后，他就用这绰号做了自己按摩院正式的名字。但是当他远离生意场的霓虹灯和色情海报，他在社会生活方面似乎和最正派的批评者同样保守；他静静地住在伯温的居民区，每周去守寡的祖母那儿两次，他和儿子住的公寓一尘不染，装饰精美。他收集小艺术品、古董小玩意儿和易碎的小装饰物，把首饰装在玻璃容器和黄铜盒子里，定期除尘擦亮。墙上是世纪之交的海报，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他用1910年生产的一架爱迪生留声机听音乐，对他的木质冰盒、惠普自动唱片点唱机和同样老的普尔菲口香糖机器感到很骄傲。他井井有条的卧室的书架上，有老版皮质封面的全集书；他的壁橱里整齐地堆着一摞摞50年代的裸体杂志，里面的照片大多拍的是他一生中大部分性幻想的中心——黛安娜·韦伯。

他娶的女按摩师和他梦中的加州模特颇为相像，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1969年，鲁宾会陪她到库克乡村森林保护区，在树木间隐蔽的地方为她拍裸体照，摆的造型和黛安娜·韦伯在杂志中的样子一模一样，那些杂志他如此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壁橱里。哈罗德·鲁宾狂热地回忆，他少年时期在卧室里与黛安娜·韦伯幻想中的接触，这不久就激励特立斯飞到南加州，寻找他自己和黛安娜相遇的机会；特立斯通过和她合作过一次的摄影师的帮助，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和私人电话，但给她写的信和在电话应答机里留下的几条信息，她完全没回复，后来她在好莱坞做纪录片电影剪辑的丈夫帮了忙，她终于同意在马利布家里接受采访，那是一个灰暗阴冷的下午，而特立斯受到的冷遇让这个下午更加寒冷。

黛安娜·韦伯绷着脸开了门。这个40多岁赤着脚的女人将娇小但有些丰满的身材隐藏在褪色的蓝牛仔裤和宽大的男士T恤里，长长的棕色头发和黑框眼镜是最近很多女权主义者的风尚，她对特立斯说话时更像是在讲课而非打招呼。她说，特立斯找她时的坚持不懈并没有触动她，她也强调，希望这个采访很简短。她提醒说，她现在不是公众人物了，然后带他走向客厅里现代风格的沙发，这间整洁的客厅可以俯瞰海滩；虽然承认当时做裸体模特很愉快，但她现在完全投入一份全职工作，在附近凡奈斯社区当女子舞蹈教练。她说自己在“女人村”教要求很高的肚皮舞，偶尔也和她最好的学生和一个演奏中东音乐的乐队在洛杉矶和附近的公共场合表演。

她说话的时候特立斯没有打断，仔细听着，最后她似乎放松下来，对他不那么反感了。尽管他觉得她很迷人，访谈深入后也更加清楚她的聪明才智和能言善辩，但他相信哈罗德·鲁宾如果在这里可能会失望。在老照片上她显得性感撩人、自由奔放，但她自己并不是这样的，特立斯猜想很多年前她拍照片时可能也不是这样。她年轻时脱下衣服、伸开手足裸体躺在加州沙丘上时，很可能脑海中完全没有淫秽色情的念想，不过特立斯可不敢肯定男摄影师脑中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是男人，在为男人拍摄照片，就算她不知道，他们毫无疑问知道，最终挑选出版的照片不久就会让男读者非常兴奋，会在男人性幻想的世界里繁荣兴旺，很多男人在兴奋的脑子里会狂野地强奸她很多次，把她一辈子囚禁在卧室关上的壁橱门后。

但和特立斯访谈时，她将自己的裸体模特事业解释为是一种摄影“艺术”的表达——特立斯抑制住了冲动，没有说出来对她来说的“艺术”，对她的男性崇拜者来说可能就是“色情”。他在这关头的谨慎可能获得了回报，因为她不久同意再接受一次采访，再后来又有了第三次；通过她，他开始认识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20年了，还有他们19岁的儿子约翰·韦伯，一个一度是嬉皮士的英俊小伙，最近为马利布山冈上一个名叫“极乐仙境”的裸体主义者社区工作，报酬颇丰。社区主人是曾经专门给黛安娜·韦伯拍照片的前摄影师、灰胡子的埃德·兰格。

约翰·韦伯住在社区里做做杂活，工作时间很长；但他定期溜达下山回到马利布父母家里。一天黄昏黛安娜·韦伯下了舞蹈课走进客厅，发现儿子裸体躺在客厅地板上，双腿大张着，对着《花花公子》杂志里女演员乌尔苏拉·安德烈丝的照片自慰。黛安娜·韦伯很不高兴。

正是这次去加州时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名叫小帕特里克·麦格雷迪的纽约作家那年早些时候和他说起过砂岩，还有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在他们托潘加峡谷的私人庄园里进行的开放性爱实验。特立斯在洛杉矶《自由报》上看到一则砂岩的广告后，给上面列的号码打了电话，接着受俱乐部经理邀请，他下午开车上山拜访砂岩。

特立斯开上曲曲折折的山路，还迷了两次路，后来终于找到入口的石柱子，把车开进了停车场。他没想到，在这个放纵乐园的短暂拜访会从那天白天持续到晚上，持续到后来两个月的大部分时光。这地方的宁静和自由、几乎没有规章制度、它的舞厅和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把特立斯迷住了。他之前的所有调查，不论是按摩院、性酒吧、现场表演、从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还是从性爱通那里听说的，都没能让他为砂岩这样的一个地方做好准备。70年代初在美国这个不总是那么民主的共和国里，砂岩毋庸置疑是最自由的15英亩土地：据他所知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双重标准、没有用钱交换的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且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第一晚，特立斯在舞厅参加了群交，这个欢娱的情景里还有康福特医生和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口技艺人，虽然他把头埋在一个女教师两腿间，但仍旧和自己不在场的木脑袋挚友继续一场幽默的对话。

特立斯在砂岩逐渐习惯了做个裸体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双性恋，但在砂岩学会当男性裸体离得很近时放松下来，在这个无拘无束的环境里和一些男人成了朋友，和他们用拥抱打招呼，变得像握手一样自然。但是特立斯发现砂岩的很多东西并不那么让人愉快，尤其是在静悄悄的午后，这儿只剩十个常居的人——约翰·威廉森的“大家庭”时。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特立斯都很冷淡，怀疑他的意图，有时会公开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带妻子一起来。特立斯在砂岩住了不到一个月，发觉约翰·威廉森也变得愈发疏远、不友善；好像威廉森在邀请特立斯住在客房、说待多长时间都行后，自己私下感觉犯了个错误——但他没有用突然驱逐特立斯来承认那个错误，而只是听任特立斯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特立斯那时认为，有可能他对威廉森不说话时流露出的性情反应过度，作家麦格雷迪在纽约就预先警告过特立斯他的这种性情；而且特立斯也推测，这有可能是威廉森对外来人特殊的压力考验之一，他有时会考验那些从尔虞我诈的尘世来的，甚至只是暂时和他的裸体追随者和离经叛道者住在一起的人。但是特立斯留在了砂岩，白天担惊受怕，每天热切期待俱乐部成员晚上来的时候带来的欢闹氛围；他能那么长时间抵住威廉森的沉默每天给他的压力，以及和大部分家庭成员孤立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特立斯并非不熟悉作为外人的处境。确实，他的背景让他最自然地是个外人的角色：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教区里的意大利裔教民，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家乡的天主教少数派，是个北方人却去上了南方的大学。50年代他是个总穿西装打领带的保守年轻人，这个有追求的人选择的作为他使命的职业是少数几个对心理伪装者开放的职业之一：他成了一名记者，想以此来克服天生的羞怯，放纵自己遏制不住的好奇心，探索比自己更有趣的人生。

作为一名记者，他毫不意外地被偏离正道的人吸引：纽约城没人注意的流浪汉，在高高的大桥钢筋上工作的流动工人，《纽约时报》办公桌旁古怪的巴托比[191]们，黑手党的孩子，走私非法读物的贩子，按摩院里辍学的女生，现在是像威廉森这样有失体统的先驱者们。特立斯为了最终拿到一个好故事，可以长时间忍受合不来的人，他也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自豪，但就算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极限的；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一天下午客房的门开了，约翰·威廉森的妻子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假正经的微笑，赤身裸体。他仍旧坐在书桌上的打字机前，她把手轻柔地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按摩他的背，抚摩他的脖子；他没说什么话也没有反对，接着她领他走向卧室开始做爱。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被一个性主动的女人追求，毫无疑问特立斯的身心都乐于接受这种体验。她高潮之后，也只在她高潮之后，芭芭拉·威廉森开始直率地说话，自特立斯来砂岩之后第一次信任他。虽然没有为她丈夫的阴沉道歉，但她解释说，因为卖掉砂岩这宗生意有很多变动，这不断打击她丈夫重新定居蒙大拿州的渴望。但是她补充道，约翰·威廉森和大多数梦想家一样，沉溺于夸大其词的沮丧中。她回忆起1970年——当他爱慕的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跑掉，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市结婚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忧闷地沉思，有将近两个月几乎不和砂岩的任何人说话。

特立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问问题让她继续说下去，芭芭拉·威廉森告诉了他砂岩是如何开始的，回忆起她和约翰·布拉洛的情事，她丈夫后来和布拉洛妻子的关系，还有在大熊湖戏剧性的周末，这两对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交换配偶做爱。尽管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一年后退出了砂岩，双方也分居了，芭芭拉说他们后来在开放性婚姻里还是性伴侣，补充道他们现在和威廉森夫妇仍旧是朋友，如果特立斯愿意的话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一周后，这事儿就成行了；之后两年特立斯在纽约和加州往返，常常到伍德兰希尔斯拜访布拉洛夫妇，他渐渐赢得他们的信赖，获得允许写下他们的故事，并使用约翰·布拉洛写下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是他在朱迪斯被威廉森和砂岩主要成员们勾引走的那些心理受创的日子里写下的。

这段时期，恶名昭著的研究、高曝光率，以及最近同意接受《纽约》杂志记者的深入采访，讨论新写作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都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小女儿）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个杂志记者是他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特立斯认为，比起他亲身体验了多少性行为，这个记者会更多报道他的工作方法；所以特立斯相信没什么需要对他隐瞒的。

一天晚上，特立斯和记者一起回到家里，发现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信封放在餐桌上。他打开它，读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而且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她表示，因为他不明就里就同意和媒体讨论其实和它们不相干的事，她最重视的隐私权被他侵犯了；此外她还警告，他在性方面的坦率也许能撩拨一些杂志读者，却只会让他自己受人耻笑。

特立斯很苦闷，但极想对默默站在旁边的记者掩饰信的内容，那记者正等着和他去一家餐厅结束进行了好几天的访谈，于是特立斯把信放进自己口袋里。之后几小时特立斯抑制住情感，在餐厅里和记者交谈，希望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没被发觉。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周五，下周一妻子回来了，并没做什么解释。她没主动说自己去哪儿了，他也不觉得自己有权过问。他们的婚姻在1973年秋到1974年冬，带着某种不确定的和解氛围持续了下来。婚姻得以幸存不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更是由于在一起的多年时间里，他们都能洞察对方错综复杂的行事方式，一种特别的并不总需要说出来的语言，尊重相互的工作，同甘共苦，也都清楚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有时在婚姻中更重要的是“喜欢”而非“爱”——因此，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感情日深；1974年夏天，特立斯像每年一样，和妻子孩子一起到家乡新泽西州大洋城他在维多利亚海滩的房子度假。

像妻子预言的那样，他人尽皆知的“调查”引起的消极反应先于他到了，在这个他做过高中体育记者、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一份地方周报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研究。比起所有大城市日报和全国性杂志里的八卦文章，这篇社评让他的父母最为光火，他们仍旧住在镇上，半个世纪以来言行都符合这个海滨城市至少表面上的道德规范。虽然特立斯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最开始让他非常愤怒不安，但他渐渐地也就不再关心人们怎么想他的为人了。他现在找到了开篇的方法，第一章也写完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漫步穿过城镇，在当地书报摊随意翻查一架一架的男性杂志，继续探索他周围性爱习俗的变化——既在他故乡，也在附近亚特兰大城更大的度假胜地探索，还延伸到农场和村庄。

离他长大的地方20英里远，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公园深深隐藏在巨蛋港河边的林地里，他从少年时就知道，但是那时从不敢进去。它叫阳光公园，30年代中期由身材敦实、情绪反复无常、备受争议的牧师伊尔斯利·布恩建立，一小群毫无顾忌的裸体主义拥趸认为他是美国裸体运动之父。布恩牧师一度是新泽西州奥克兰的庞兹归正会[192]的牧师，1931年他在德国旅行期间了解到裸体主义，直到被希特勒关闭之前，那里有很多裸体主义者占据的私人庭园，他们相信在户外脱掉衣服对身心都是解放，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布恩牧师最初在新泽西州中北部斯库利山建立裸体主义者居住区的尝试，以房东的驱逐通知告终，但后来，新泽西州南部一个住在梅斯兰丁社区的德裔美国家庭，给了他80英亩林地。1935年他带着救世主般的热忱，和追随者一起在高高的橡木、雪松和松树荫凉下建立了一个河畔隐居处，给它命名为阳光公园。他建造了一栋白色的大木屋，和妻子孩子住在里面，还建造了很多小房子和木屋，一间礼堂和一家学校。他出版了一份裸体主义报纸和一份叫《阳光与健康》的图文杂志，杂志常常遭到梅斯兰丁邮政局长查禁，布恩自己也常常上法庭为之辩护，他在一篇社评中坚称：“除非美国的‘道德’领袖们接受身体的真实，允许老百姓完全熟悉身体所有地方的样子，否则人们对身体的‘禁地’就一直会有或多或少狂热的兴趣。”

对身体“禁地”“狂热的兴趣”——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特立斯在大洋城的少年时代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街角烟草店询问是否有《阳光与健康》私下出售，那店里明面上摆着的最不审慎的杂志是《警方公报》，但当学校好友大胆讨论晚上要不要偷偷溜进公园爬上树，在那儿躲着，直到日光让他们看到光辉灿烂的女性裸体时，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听着。不管何时去费城看棒球赛，沿着河畔道路开车经过阳光公园的石头门和醒目的白色布告牌时，他都徒劳地在模糊的树木间寻找禁忌的风景。他也听说，尤其是在周末时，镇上有的船主会沿着巨蛋港河划着或开着他们的船，在阳光公园河岸对面抛锚，只为了看到神奇的景象：那些邪恶的沐浴者在木码头和小沙滩上伸展四肢。

一个夏日周末，特立斯在砂岩拜访几天后回到大洋城，独自开上通往阳光公园的林荫路。公园熟悉的白色标志和他年少时一模一样，他开进大门，沿着幽长曲折的土路，经过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丛，最终到达一个小木屋门房，那里有位裸体的老人坐在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沐浴着阳光。老人欢迎特立斯，递给他需要填写的登记卡，并收取了费用。老人回答特立斯的问题，说他不是伊尔斯利·布恩，布恩1968年已经去世，又说他帮布恩建造了这个公园，除了房车，它看起来几乎仍旧和40年前开园时一样。特立斯进入内门时老人向他挥手，他沿着沙路开到河边，看到几十个年龄、体型和肤色各异的人裸体在阳光下漫步、躺卧或在河里游泳。有带婴儿的父母，棕褐色皮肤松弛的老人，身体美丽或不美丽的年轻女人，健壮、松弛或虚弱的男人，男孩女孩在沙滩巾上挨着躺着，或者站着随意闲聊。

特立斯停下车脱掉衣服，慢慢走向河水，感觉自然而愉悦。那是一个闷热的7月午后，但他脚下荫蔽的地面感觉很凉爽，而雪松色的河水温暖宜人。他淌过水走向码头的木梯子；爬上去，和其他没见过的裸体主义者混在一起，他发现一些人在向很多帆船和摩托艇招手，那些船停在隔开公园和公海的长绳子外面。

在船的名字下面，大部分船的船尾上漆着它们的归属地“大洋城，新泽西州”；坐在甲板上的人穿戴着百慕大式短裤、帆船帽、泳衣、草帽和墨镜；手里拿着罐装啤酒、保温瓶、晶体管收音机，还有向裸体者挥舞的手帕。船上也传来一些嘘声、口哨声和欢呼声；看了一会儿后，特立斯在甲板上走向前，和其他安静的裸体者分开，面向船只，他认出一些帆船和上面的一些乘客。他也第一次注意到，很多乘客拿着银色的望远镜和黑色的双目镜，他们僵硬地坐在甲板上在水中摇摆，在阳光下眯着眼窥看。他们是不加掩饰的窥阴癖，正凝视着他；而特立斯回之以凝视。

后记

1980年写完《邻人之妻》，对我的作家生涯来说是最好也是最坏的一年。

这本书爆炸性地走红，书店里还没有卖出一本，我的账上就多了400万美元，可围绕本书出版的种种新闻也转移了读者的兴趣，至于我写了什么、为什么写、如何写的这本书，反而没什么人关注。特别是为了收集信息、观察当代美国日益增多的婚外情现象和性爱实验，我对妻子不忠的原因，也没多少人关心。

我写书的九年里，妻子都公开支持着我，后来还陪我上脱口秀节目对公众解释，说虽然我去了纽约的按摩院和洛杉矶的享乐裸体主义社区做调研，我们的婚姻之爱并未受到威胁，可这也只是加剧了某些评论家对我和这部作品的义愤与嘲笑。比如《华盛顿明星报》的乔纳森·亚德利（“谄媚读者”）；《多伦多明星报》的肯·安达（“他该冲个冷水澡清醒一下”）；《埃尔帕索时代周刊》的戴尔·L.沃克（“恶心”）；《纽约》杂志的莫迪凯·雷切勒（“有危险性”）；《时代》的保罗·格雷（“惨不忍睹”）；《纽约时报》的阿纳托尔·布罗亚德（“难道能指望他从性爱中讲出什么道理？”）；还有约翰·伦纳德，《时代周刊》的员工，也是几部小说的作者，接受了《花花公子》写书评的约稿，文章开头写道：“我们上次告别特立斯时，他一丝不挂，从唱诗班男孩变成了年轻的神，准备勇敢地跳入雪松色似的新泽西巨蛋港河的河水中。当然，到了该洗澡的时间。”

我明白，批评家的负面评论一旦见报，再争吵也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击约翰·伦纳德。我们之前在纽约的社交场合见过，一向就合不来，特别是我的书出版一年前，他在专栏写了篇错误百出的文章，说我写了整版的报纸广告，把色情作家拉里·弗林特与苏联自由斗士相提并论。我自然予以驳斥，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更糟了。

我马上写信给约翰·伦纳德，要求他更正说辞。他没有理我，后来他在《花花公子》上写评论文章，又引用了这段错误的讯息，我很生气，寄过去第二封信，他还是没理会，后来，《人物》的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对伦纳德和其他作家负面评论的看法，我回复说：“这些作家自己没能力写书，所以嫉妒心强得很。伦纳德文笔就不行。他还有婚外情，和朋友的妻子私奔了——结果又跑来这里批评‘邻人之妻’。”

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是在《邻人之妻》出版25年后，我很希望当时不要对批评那么敏感。可那些日子里，出版遇到了太多琐碎、无谓的事情，我也不是总能控制自己沮丧的心情。我真正观察、写作的内容被忽视了，公众只关注我的婚姻状态、我和书里某些人物的私人关系，以及书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就有了的大批投资。《时尚先生》为正式出版前的节选版付了5万美元，平装本和外国版本又提前付了100万美元，还有好莱坞购买改编电影版权付了250万美元。

本书的原稿送到杂志社以供节选时，几家电影制片厂看到流出来的盗版稿件，开始竞争改编版权，最后由联美公司[193]以250万美元得标——史上最贵的改编版权。使大卫·布朗和理查德·扎纳克联合制片、为改编彼得·本奇利的《魔岛生死劫》支付的215万美元相形见绌，也远远超过了近期的书本改编电影合约金额，比如斯泰伦的小说《苏菲的选择》（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克劳馥的《琼·克劳馥传》（65万美元）和罗宾·库克的《斯芬克斯》（100万美元）。

虽然《丹佛邮报》的图书编辑克拉罗斯·贝克斯说《邻人之妻》“肯定不值250万美元”，但联美公司的发言人，也是帮忙谈判这单合同的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巴赫说，从这本书的故事里可以拍出三部电影。他建议一部电影讲纽约人寿那位保守的经理人与漂亮、主动的年轻女推销员的婚外情故事；第二部可以讲芝加哥的少年如何仰慕洛杉矶美丽的画报女郎，以致爱上了她的照片；第三部电影可以关注休·海夫纳在花花公子豪宅里花天酒地又惴惴不安的日日夜夜。

“我认为本书会成为年度之作。”斯蒂芬·巴赫在《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预言，又补充说，“它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他的电影公司雇了一位得过普利策奖的编剧玛莎·诺曼来写剧本，导演是著名的威廉·弗莱德金[194]。

然而，这部电影再也没能完成。

买下《邻人之妻》的版权一年之后，制片厂破产了。原因是拍了《天堂之门》，预算是750万美元，最后总共花了3.6亿美元。这部电影由迈克尔·西米诺执导，首映式之后就销声匿迹。公司的大部分高管，包括斯蒂芬·巴赫很快被开除，《邻人之妻》已经完成的剧本也就在公司档案里落灰了。

20世纪80年代里，书本身销量很好——三个月内都是畅销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不过我还是相信，许多读者买书的动机就错了。他们被这本书的曝光度吸引，可曝光度和内容并无多大联系。有些人期待这本书能让人“大跌眼镜”或是“有下流描写”，他们无疑失望了。《邻人之妻》笔调朴素，长篇大论地描写了许多人物和地方，从我上大学时的50年代早期，一直到写作本书的70年代初，在我心里，这些人物和事件代表了美国人道德观戏剧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纽约时报书评》一位署名罗伯特·科尔斯的作者为《邻人之妻》写了几篇积极的评论，他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医学人文教授，也是位作家。他写道：

盖伊·特立斯是位著名的记者，喜欢挑战其他人认为难于上青天的任务（比如黑手党的运作模式），现在他拿出了一份报告（至少九年工作的成果），写的是我们怎样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偏离了19世纪的道德传统，也偏离了20世纪末之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范式。他调研的方法是“参与——观察”；事实上，我很怀疑任何所谓“田野工作者”敢说在个人卷入方面超过特立斯的。他与那些尝试新奇不羁或非传统性爱的男人和女人谈话，努力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成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曼哈顿的按摩院里打工，也全心全意为按摩院的利益着想。他短暂加入过裸体主义营地，也没有放过在洛杉矶附近的砂岩享受快乐（“性爱共享”）的机会。

对于那些抱着色情想法的读者来说，这部长篇要让他们失望了。这本书不是裸露癖的自白，也不是记者写的色情文学。这本书出版后，特立斯先生的经历会被传得比实际上丰富许多，不过很多读者会发现他实际上相当克制。他的秘密爱好是观察自己的人类同胞、倾听他们的谈话，再诚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的文风干净，不矫揉造作。他有种天赋，随手在这儿写个句子、加个短语，就联结起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精彩的故事，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1981年，《邻人之妻》的平装本卖得很好，之后便和其他有关性解放的书籍一起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当时最受关注的，是指出全美疱疹和艾滋病不断蔓延的医学报告——80年代的这些疾病，很多人认为是60年代的性放纵所致。不仅那些支持限制自由表达和行为的人持这种观点，公开支持性自由的人也这样认为，比如评论家、学者卡米尔·帕利亚，在6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她的书（《性，艺术与美国文化》）里写道：

60年代人们尝试回归自然，结果成了一场灾难。伍德斯托克泥地里惬意的裸体浴和好玩的滑水只是一场短暂的卢梭主义幻梦。我们这一代人有享乐主义的反叛精神，尝试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前卫和极端的东西。我们问道：为何我要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不能实践每一次性冲动？结果是我们退回到了野蛮人阶段。我们痛苦地发现，如果每个人自行其是，社会便无法实现正常运转。而且，60年代的无信仰滥交带来了艾滋病。这一带每个宣扬自由性爱的人都对艾滋病负有责任。60年代美国的革命不堪自身的重负，终于崩溃。

可革命真的崩溃了吗？像每个人一样，我也在近年的报纸上读到了无数民意调查，指出由于艾滋病的影响，单身酒吧不再是一夜情的圣地，已婚夫妇的出轨意愿有所降低，色情小说卖得也没那么好了。新清教主义正渗透进美国的精神。198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是：《80年代的性——革命已经结束》；1986年，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主持的色情作品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暗示在美国土地上，新的道德战争、传统价值复兴即将来临，公民团体和执法官员不懈的努力也会阻止色情文学和色情杂志的传播、销售。

沃尔玛的业主拒绝在店里销售《花花公子》和其他男性杂志，《花花公子》公司也把封面设计得更低调些（不再有全裸的模特图片了），在报亭贩卖时也包上玻璃纸，希望阻拦那些乱翻书的小孩子，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花花公子》的有线电视台近些年却变得十分大胆（播放交合的情侣、勃起的阴茎、插入、吮吸阴茎和舐阴等镜头）。

除了这些，互联网的访问量也迅速增加，在我看来，现在很少有措施能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这个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肉体乐园”。互联网上日夜都有按摩师和换妻俱乐部的诱惑，当然也有孤独的男人和女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寻求着长期和短期的恋爱关系。我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2008年5月19日），讲的是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市举办第九届父女纯洁舞会[195]，保证这些少女直到结婚都保持忠贞。而几个月之后，我在电视上看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为一位17岁的未婚怀孕少女欢呼，就是老大党[196]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的女儿。

“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1986年，《时代周刊》杂志的理查德·斯滕格尔这样写道，“从来到新大陆那时起，追求个人自由和要求清教正义的矛盾就存在了，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个人主义的宽阔大道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大觉醒运动[197]的道德狂热之间的矛盾。时代的风气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国家的角色也随之摇摆。政府干预；政府退却；国家出手干预道德，然后洗手退出。镀金年代为改革年代强力的政府手段让道。咆哮的20年代之后就是30年代严格的海斯办公室[198]时期。层层包裹的50年代引出了解开纽扣的60年代。就在最近，对性解放的反应催生了重拾家庭价值的狂热运动，并让罗纳德·里根高票当选总统。”

我还想补充一句，90年代家庭价值的缺席也差点将比尔·克林顿赶下总统职位！

不过，要是有人觉得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调情、差点引咎辞职的案例应该会让其他政客在性行为方面有所收敛，那就大错特错了——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就知道：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公开承认与一位女性竞选工作人员有婚外情。

2008年，艾略特·斯皮策辞去了纽约州州长一职，此前他宣称重视家庭价值，还热心参与反淫秽的活动，结果被曝出是网上应召女郎服务的常客。

斯皮策的政治继任者戴维·A.帕特森主动对媒体承认，他多年来对妻子不忠——而她也在另一访谈中承认自己对丈夫不忠。

2008年，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利维的同性恋男友告诉媒体，说他和州长（2004年辞职）以及州长夫人（现已分居）参与过几次三人做爱。虽然州长夫人否认了他的说法，前州长却没有。

2007年，拉里·克雷格参议员（共和党，爱达荷州）——结婚多年，强烈拥护家庭价值——被八位男同性恋者控告称与他有性关系。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男卫生间里因猥亵行为被捕后不久，他态度激烈地否认了此事。1989年，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因为与男妓的交易，处于被驱逐、被谴责的风口浪尖之时，克雷格就是主张罢免弗兰克的一员。可弗兰克后来并没被丑闻打倒，一直在国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20多年前，快写完《邻人之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章写道：“……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上大学的女儿仍旧是处女……尽管全美的离婚率比任何时候都高，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今天，我相信这段话依然适用。不过我也相信理查德·斯滕格尔1986年在《时代周刊》里写的“美国人向来两头都要”。所以，我的主要观点是，与民意调查公开发表的结果相反，我很怀疑21世纪的美国人——无论多么害怕感染艾滋病——会屈从于新清教主义的约束，远离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震惊公众的诱惑和特权。我更加坚信，那些年代里还是标新立异的东西，现在已经并入主流，只有新入职的新闻编辑会觉得“新奇”——或者那些每天被巨大职场压力牵着走的人，他们已经到了临界点，认为大众在私下里实践许久的东西还只是“趋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邻人之妻》是关于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的。是关于体现了性解放的男人和女人。它讲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而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些信息也是不分时间、地点存在的。从黑暗时代和穴居时代起，男女间的爱恨情仇已经讲述过、发生过无数次，这本书的内容又怎么可能没有囊括其中？自从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纠缠在一起，两性之间的冲突一直没停过，这永恒的爱恨关系比巴别塔还要古老；因为男人和女人一直说着、理解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言语是无法翻译和解释的——无论是在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他的前同事、原告安妮塔·希尔曾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里[199]，还是在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

《邻人之妻》里并无新事。

也没有过时。

盖伊·特立斯

2009年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依书中出现顺序，截至2009年）

1

哈罗德·鲁宾，那位芝加哥出生的少年，50年代和洛杉矶一名叫黛安娜·韦伯的年轻裸体模特的照片有一段自慰的恋情——她日后促使他在芝加哥开了一家按摩院，提供服务的是手掌中抹了香脂的女按摩师，警察突袭时常常逮捕她们。他于2007年1月在芝加哥寿终正寝。鲁宾先生享年67岁。他一生只结了一次婚，离婚后，留下一个儿子朱尔斯·鲁宾，据引述，朱尔斯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登的讣告中说，他过世的父亲一生相信美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接触色情产品的权利。

2

黛安娜·韦伯成为裸体主义者时的志向当然不是成为全国男人的梦中女神。她在50年代为艺术摄影师摆裸体造型时相当天真地相信她仅仅是作为身体艺术的范本而被观看和欣赏，远离它在对艺术摄影没有鉴赏力的人——年轻的芝加哥人哈罗德·鲁宾——身上所激发的情欲。现在她年逾七旬，还是住在洛杉矶，常常裸体。

3

休·海夫纳现在83岁[200]，住在洛杉矶的花花公子宅邸，1955年选择了黛安娜·韦伯作为他的杂志5月刊上的玩伴女郎。我2008年4月最后一次拜访他时，他心满意足地和三个丰满的金发女郎合住在豪华的寓所，她们也作为常客参加他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邻家女孩》（The Girls Next Door）。除了他的年龄和“课余兴趣”，他坚决把持对那本他1953年创办的杂志最终的编辑权力。

4

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一个多世纪前就声名显赫，因为他是反对销售和散发色情图片和出版物全国首要的请愿人，年少时在康涅狄格州他控制不住自慰，以至于他认为这问题无法可解，除非从全国的报刊亭和邮政系统清除任何会诱使他勃起的东西。他逐渐成为控制狂和警惕的检查员，手握权柄能把大部分反对他禁制政策的出版商和自由思想家关押起来。有一个起身反对但最终被投入监牢的人，地下发行人D.M.本内特。

2006年，纽约阿默斯特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发行了本内特的传记——罗德里克·布拉德福德写的《D.M.本内特：真理探寻者》。

关于考姆斯托克（卒于1915年）的书包括：《纯真在危难中：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安东尼·考姆斯托克与家庭繁衍》（Imperiled Innocents：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作者尼古拉·拜塞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上帝花园里的除草人：安东尼·考姆斯托克的人生与事业》（Weeder in the Garden of the Lord：Anthony Comstock’s Life and Career），作者是安娜·路易斯·贝茨（美洲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本章讨论了休·海夫纳早年间的家庭生活和《花花公子》编辑生涯。他1949年第一次结婚娶了一位西北大学的同学，芝加哥人米尔德丽德·威廉姆斯。1952年这对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克里斯蒂。第二个孩子大卫生于1955年，但是他们十年的婚姻在1959年终结。米尔德丽德不久就嫁给了处理她离婚案的律师但又迅速离婚，但休在此后的30年间都是单身汉，虽然他和像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这样的玩伴女郎（本书第24章对两人均有描述）保持了恋人关系。但是在1989年他娶了一位叫金伯丽·康拉德的玩伴女郎，生了两个儿子——生于1990年的马斯顿·海夫纳和生于1991年的库珀·海夫纳。尽管金伯丽和休·海夫纳于1999年分居，她仍旧和儿子们一起住在宅邸地产上一处分开的寓所。

海夫纳和金伯丽分手后——他说自己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对她忠贞不贰，他的“室友”更换得太频繁，很难说哪一位才是宅邸的第一夫人。目前获他青睐的三人组中有一个格外直言不讳的玩伴女郎，28岁的霍莉·麦迪逊，她2008年2月告诉《美国周刊》的记者，她和海夫纳打算要孩子。海夫纳先生对此无可奉告。

6

塞缪尔·罗思，一位博学的色情文学作家，对文学价值的领悟一贯准确，却因为鲁莽不顾反淫秽法，常常入狱，他1974年卒于纽约，享年80岁。他成年后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狱中度过，因为他发行了数十本在性方面露骨的书籍杂志，例如20年代发行的小说《尤利西斯》和30年代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在当局未许可的情况下暗中销售。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早前一项对罗思的判决，但判决书中的用语却缩小了对淫秽定义的范围。结果很多之前被禁止的书籍，现在大众都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架子上看到。

杰·A.格茨曼现在正在写塞缪尔·罗思的传记，他是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的英文系荣誉退休教授。[201]

7

巴尼·罗塞特，格罗夫出版社的前卫出版商，1959年利用最高法院刚放宽的淫秽案审判（由罗思案引起的），（第一次合法地）出版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这样的作品，还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小说和电影，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格罗夫出版社发行。

2008年11月，86岁的巴尼·罗塞特在纽约第59届全国图书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获得了“文学家奖”，以表彰他在文学自由最前线的事业。2008年早些时候，他也在全国反检查制度联盟赞助的活动中获得了类似的荣誉。他最近写完了一本自传，阿尔贡金出版社计划于2009年出版。[202]

8

约翰·布拉洛，洛杉矶的保险业经理，他60年代和女同事通奸的事不仅在第8章有详细描述，在《邻人之妻》后面大多数章节中都是一个参考事件，他现在76岁，已经从保险业退休很久了。他和第二任妻子辛西娅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但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朱迪斯保持了朋友关系，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定期去洛杉矶拜访她，通常他们现在44岁的儿子和42岁的女儿也会来。约翰·布拉洛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曾经的情妇芭芭拉·威廉森联系过了。

9

芭芭拉·威廉森与约翰·威廉森45年来非独占性的婚恋，一点也没有受到她和约翰·布拉洛还有其他许多情人的亲密关系的影响，1973年卖掉在洛杉矶的自由性爱砂岩社区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全美四处旅行。最近几年他们在内华达州法伦市定居下来，主持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研究他们家里众多从虎斑猫到老虎不等的猫科动物。他们的组织叫作“与猛虎接触”。

10

约翰·威廉森现在76岁了。在有机会宣传他在意的项目的场合，他会接受媒体采访，出现在电视栏目中。2008年春天，他同意作为嘉宾出现在一部叫《性：一场革命》（Sex：The Revolution）的四集纪录片中，该纪录片由纽约的佩里电影公司制作（www.perryfilms.com）。2009年1月，他和妻子芭芭拉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SandstoneCommunity.com，作为威廉森夫妇和很多追随者所认同的准则的信息中心。[203]

11

这一章涉及约翰·威廉森在亚拉巴马州的少年时代，以及创办砂岩之前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做空间工程师的日子，但基本上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12

这章提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性研究诊所，当约翰·威廉森思忖建立砂岩隐居所的时候，这家诊所是他脑中的一个模范样板。

一本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森的新书将由基础书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书名是《性爱大师》[204]，作者是托马斯·梅尔。书中透露威廉·马斯特斯博士与弗吉尼亚·约翰森结婚21年后，在1992年圣诞节要求离婚，使她大为震惊。78岁高龄的他爱上了一个75岁的女人，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就认识但并不熟悉。他们于1993年结婚。2001年马斯特斯85岁时在图森市的临终关怀医院去世，死于帕金森病的并发症。弗吉尼亚·约翰森现在83岁，没有再婚，独自住在圣路易斯市的公寓里。[205]曾经名声大噪的马斯特斯和约翰森诊所与他们的婚姻以及其他托马斯·梅尔在新书中提及的因素一起逝去。他写道：

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他们的解剖学发现和临床描述推行用医疗的方法处理性爱，这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即由美国制药业催生的以药物引起性高潮。大制药厂从前处于精神性欲研究的边缘，现在从伟哥以及其他解决勃起障碍的热卖品中大赚了一笔。1998年把伟哥推入市场的公司辉瑞在十年里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中盈利13亿美元。

梅尔先生继续解释说马斯特斯和约翰森“以医学为导向的方法——有似乎不可思议的80%的治愈率——现在由一个小瓶子里能百分百成功的解决方案取代”。

13

创办砂岩的伴侣们——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奥拉利亚·利尔和戴维·施温登，以及其他作为大家庭成员在70年代初加入他们的伴侣们，现在住在美国各个地方，相距甚远。但是一个砂岩成员，那时帮助约翰·威廉森管理砂岩的马丁·齐特，他目前住在帕萨迪纳市，承担了某种砂岩老成员负责人的职责。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如何找到以前的成员。他也在写一个关于他自己在砂岩的经历的电影剧本。

14

朱迪斯·布拉洛在砂岩的恋情在70年代初导致了她和约翰·布拉洛的婚姻破裂。她现在73岁，独身在洛杉矶住了几十年，她正和一个男人约会并有与之结婚的计划。

15

本章详述了阿尔·戈尔茨坦70年代初创办杂志《搞》的事业。他和他的期刊成功了几年，但之后一系列因素——健康问题、花费巨大的离婚、乱花钱且经营不善——最终导致了他的破产。2007年，《纽约邮报》报道他拒不归还向某位前妻借的将近5万美元借款。阿尔·戈尔茨坦那时71岁，无家可归。[206]

16

本章描述了70年代初按摩院的激增，以及它们如何在像《搞》这样的报刊上登广告以吸引人们关注。但是现在按摩院在互联网上登广告，这当然加速了《搞》和其他70年代涉及性交易的抢手期刊盈利下滑并最终停刊的噩运。

17

这章提及的交换性伴侣活动在70年代当然不局限于砂岩隐居所。摇摆俱乐部（Swing Club）全国都是，像上一段提到的按摩院一样，它们在以性为导向的期刊上宣传它们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些交换性伴侣的人也在用互联网联系；而且据一名正在做调查的作家说，交换性伴侣的活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盛行。这名作家杰夫·舒尔特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东汉普顿，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网上求爱”的书。他也告诉我，在新泽西州的大洋城——我出生的有7000户人的社区，一个世纪前由卫理公会牧师建立，在那儿直到今天销售酒精饮料仍旧是违法的——有20对情侣是Adultfriendfinder.com的会员，另外14对是Swinglifestyle.com的会员。

18

本章大部分关注的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他19世纪中期在纽约州奥奈达市建立的多偶制社区。对我来说，诺伊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那时候的活动，似乎与警察2008年4月查抄的西得克萨斯州多偶论者社区里的活动类似。当局抓住了400多名社区里的孩子，说是以一通电话为线索找到了他们，据说该电话是由一名16岁的女孩儿打来的，投诉她49岁丈夫的行为。警方没有找到这名女孩儿，也没有核实是谁据传闻打了这通投诉电话。

19

15英亩的砂岩地产——它的主屋坐落在1700英尺高的马利布群山间——今天看起来和约翰和芭芭拉·威廉森70年代经营他们的社区时别无二致。它目前作为农场由一个来自圣莫尼卡的家族所有和使用，这个家族以开发地产发家。

20

本章介绍的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那位英国生物学家，也是砂岩的常客——他在拜访时写下了世界畅销书《性的愉悦》（The Joy of Sex）——因脑出血卒于1991年，享年71岁。2009年皇冠出版社再版了由苏珊·奎利亚姆修订的《性的愉悦》。

70年代初和亚历克斯·康福特博士一起是砂岩常客的另一位学界人物是萨丽·宾福德，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邻人之妻》将她描述为一位“有着灰白色头发、优雅的46岁离异女人，她美丽匀称的身体总是让一个又一个恋人热情洋溢”。

萨丽·宾福德博士在1993年2月20日自杀，留下了这封遗书：

致我爱的人们，

你们中大多数都知道我考虑离开已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出于绝望或消沉，而是出于让事情善终的渴望。我已足够幸运能有精彩的一生，一大群（难以置信的）朋友和爱人的爱与支持使我的生命无比丰富。我不想让这生命在衰弱和依赖的日子里焦枯。我参加过足够多赌局，知道在你们领先（或至少平局）的时候退出是明智的。你们中熟悉我生日的人会看出，我选择离开的日子让我可以有如下墓志铭：

永远69岁！[207]

爱和永别，

萨丽

21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1970年作为萨丽·宾福德的客人有时会到砂岩去——1971年他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暴露出美国政府欺骗掩盖在越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历史，这之后尼克松白宫将他视为恶棍反派——他现在77岁，精力丰沛，活跃地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22

查尔斯·基廷，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辛辛那提市检察官，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理查德·尼克松选他做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的领袖——他之后入狱，因为卷入一起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储蓄贷款丑闻，此事令纳税人到21世纪都负担繁重。2008年秋天奥巴马——麦凯恩选战快结束的时候，基廷的名字从遗忘中又浮现，政治和社论撰稿人提醒读者80年代末时，约翰·麦凯恩曾是从基廷那里收过捐款的五位参议员之一，这五人也曾被指控试图介入保护基廷的林肯储蓄贷款协会免受法责。[208]

23

本章详述了斯坦利·弗莱什曼这位残疾但不屈不挠的辩护律师的事业，他1999年9月卒于洛杉矶，享年79岁。作为第一修正案专家，他的委托人名单上有很多本书着重描写的人——砂岩的房客、黛安娜·韦伯、色情读物出版商威廉·哈姆林，还有制作推销了X级电影《深喉》的制片人。

《深喉》的导演杰拉德·达米亚诺2008年10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死于中风，享年80岁。这部电影1972年上映，票房如此成功，常为称为色情电影界的《飘》。

24

本章记述了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杂志以及他其他企业面临的财政困难，这种情况持续到2008年公司的54周年庆。据估计，杂志的月销售量从80年代的340万份下滑到260万份。《纽约时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将这一情况及其广告收入的下跌归因为，这反映出“新旧媒体之间的挤榨”以及“在互联网上轻易就可以看到一丝不挂的肉体”。

25

在《邻人之妻》的最后一章我作为本书作者客串出场，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以表示不管曾和写到的一些人多么亲密地接触，我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做一个观察者。不过，我经常怀疑我的婚姻会否因写作这本书而破裂。但是它持续了下来。2009年6月，南和我将要庆祝我们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

译后记

我总是疏离的，和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想着假如把正在做的事情写下来会怎样，我总是对我能写下来的故事感兴趣。我也许正在打网球，但是心里想的是写下网球场的一个场景。可以说这是我做人最大的失败。

——盖伊·特立斯

《巴黎评论》2009年特立斯专访

1972年的一天，40岁的盖伊·特立斯走进纽约一家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开启了他长达九年、跨越整个美国的调查采访，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邻人之妻》，以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抽丝剥茧般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该书甫一出版即毁誉参半：有誉之为文化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也有对其强烈的道德抨击，书中一些人物物化女性的态度也激怒了女权主义者，最终这些剧烈的反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特立斯和他家人的生活。

现在，《邻人之妻》的中文版第一次引入国内，距离其在美国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38年，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中，不知同样的内容会引起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反响？也许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本书极为丰富、真实、多样的内容，任何反响和讨论都不会是单线条的。确实，当我们受文景委托翻译这本书时，就被它多重复杂的气质吸引：它既是一本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百科全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出版、法律、宗教、家庭、自发组织的俱乐部等；也是一部错综复杂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细腻的笔法串联起了若干精彩而真实的故事；它更是出色的深度新闻报道，其对“参与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的极致运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科学学科有所启示。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有一种让我们既好奇又迷惑的特殊气质：特立斯似乎对笔下真实的人物不持褒贬，以同样的热忱详细展现人物生活的各个侧面，在这种热忱中有一种对于细节的迷恋。随着翻译的进展我们慢慢开始了解特立斯，发现他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理解这种特质的关键，要把他自己、他的采访、记录、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这个整体也在回应他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的问题。

1932年特立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洋城，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他的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裁缝店和女装店。特立斯小时候在妈妈的女装店里帮忙，看到他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如何和顾客交谈，顾客如何向他母亲吐露心声。从这些顾客的个人故事中，特立斯也第一次意识到了外面的世界。上高一时，特立斯为当地一家报纸写高中生活专栏，这帮他找到了自己在同学中的位置，而他之前因为穿着过于正式（他的衣服都是做裁缝的爸爸为他量身定做的），与这个群体一直是格格不入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他与同学们接触的理由。他觉得自己就像卖衣服给贵妇的母亲一样，即使并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成员，新闻采访让他有了和这些人在一起的理由。

也许特立斯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与群体若即若离的关系，会贯穿他的一生。他在《纽约时报》和《时尚先生》当记者时认真而执着，总能采访到大量私人故事；但与这种深入程度相悖，他却似乎一直在采访时和采访后保持一种超脱，受访者很少能在情感或者其他方面影响到他。在为《邻人之妻》做调查时也是如此，虽然他亲身参与所有私密的活动——在性开放的砂岩俱乐部，在按摩院，但他却总有一部分自我跳出这些场景之外，反思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过去等。他既在这里也不在这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参与观察”的理想状态：他一直在既亲身参与活动，又超脱出来观察这些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特立斯在最亲密的私人生活中也保持着这种若即若离。他接下来想写一本关于自己50多年婚姻的书，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来观察它的亲密、复杂以及不和谐之处。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其实也一直是一个旁观者。他从最开始就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他和妻子写的信（他会在信上标明是在什么情境下收到了这封信）、拍的照片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是著名的编辑，聪明、有人脉、经济独立，在盖伊·特立斯看来，她完全没有必要维持这段婚姻，何况他写作和发表《邻人之妻》时的行为还深深伤害了她的名誉。为了写作这本关于婚姻的新书，他雇佣研究助理来采访自己的妻子，想要知道妻子内心深处的想法，而不是她常常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来的“美好婚姻”。对于他写这本书，南有时接受有时反对。当特立斯的编辑打电话问南时，她说特立斯想写什么是他的自由，但是她恐怕特立斯并不理解什么是婚姻。

如此看来，观察与写作是特立斯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若即若离是他与人们的关系。最初那个写新闻的高中生，一直影影绰绰地出现，但是他想要成长的冲动固化成了一种模式：他探索和报道周围的一切，但是他仍旧不属于任何群体，而一个没有和他人融合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满又会推动新一轮同样的探索。这种模式是执着的也是永不餍足的，它似乎一步步将世界收于囊中，但是每一步“前进”都会退回原点。这是特立斯的“纯粹、强烈、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想要通过探寻别人的生活，来扩展自我经验的疆界”，这也解释了他对细节的迷恋。《邻人之妻》这本书确实是这种好奇心的集中表达，让人们看到他可以走多远。

无疑，这种模式是由特立斯的个人经历决定的，但是和他书中的人物一样，特立斯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大背景勾连在一起，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特立斯生于“二战”前，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虽然在美国，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邻人之妻》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海夫纳和约翰·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后者把“性的欢愉”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的社会理想，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对美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常表达对父母忠贞不贰的婚姻生活的轻视。不同的是，他没有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联，而是以永恒的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所有群体之外。这固然与特立斯的性格有关，他不像海夫纳和威廉森那样有克里斯玛型人格。但是他的状态却也许更加纯粹、诚实、典型，隐喻出海夫纳和威廉森事业的实质。当威廉森退出砂岩俱乐部后，之前共同体的形态也慢慢消散，这说明他们并没能形成人人自发并维持的真正共同体，最终砂岩也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商业化经营。海夫纳的商业帝国，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谓共同体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诉诸个体的欲望，并以消费为方式将这些个体编进资本的大网。这其实即是现代资本社会本身的形态：原子化的个体被纳入一个个人无力影响的大系统。

也就是说，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离又执着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用来存放素材和写作的地下室，没有窗子，仿佛没有时光的流逝。一如这个永远向前，却又原地未动的时代。特立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工匠精神，让他想要尽善尽美地呈现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质，例如对于小人物的关心、正义感、对历史的尊重，也给这种浩繁的呈现注入一抹温柔的色彩。他深信这样的写作已经堪比文学作品，也许还带着更胜一筹的真实。可以看到，他对于“新新闻主义”的标签是不以为意的，却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想要和同辈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一较短长。

因此当主流文学界忽视他的作品时，他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像受到伤害的孩子。确实，文学是他的成长所指向的方向，他对人的兴趣和探索，必然会使他的野心从探求人物的历史过渡到探求人物深邃的内心，而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野心。但是前文提到的他成长过程中“固化的模式”，加上这个个人难以与他人融合的时代，使得这一步过渡成了一个他很难迈过的坎儿。他也许确实将非虚构写作的触角延伸到了通常小说才可以到达的领域——人物的心理世界、人物的私生活等，但是在他能够真正“在这里”、真正与人共情之前，他离真正的文学也确实仍有一个拥抱的距离。这个时代的道理也是如此，纯粹的自由只能将人还原为互不相干的个体，它无法建立起任何东西，在它能够让人们跨越自身的边界相爱之前，它离真正的自由也仍旧只有一个拥抱的距离。

这一切构成了特立斯的凝视。当时代挟裹着所有悸动滚滚而来时，特立斯回以凝视。我们邀请读者一起走进他的凝视，并在其中照见你我。

[1]拉德克里夫·霍尔（Radclyffe Hall，1880-1943），英国现代著名女诗人、作家，早年以诗闻名，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一生共出版诗集五部、长篇小说六部，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描写女同性恋的长篇小说《孤寂深渊》（The Well of Loneliness）。——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全书下同

[2] 凯蒂·洛菲（Katie Roiphe，1968-），美国作家和记者，代表作为《宿醉之晨：性、恐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Sex, Fear, and Feminism）。

[3]玩伴女郎（playmate），《花花公子》杂志中“精选当月玩伴”页的女模特。

[4]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时代行政体系中高级官吏的称谓。

[5]流金岁月（Old Gold），美国罗利拉德烟草公司的一款香烟品牌。

[6]“大天空”（big-sky），常用来意指蒙大拿州。

[7]巴尔加招贴画（Varga pinups），指由秘鲁籍招贴女郎画家阿尔韦托·巴尔加斯（Alberto Vargas，1896-1982）所绘制的招贴画。他在20世纪40年代为《时尚先生》杂志创作了许多以女人为主角的招贴画，这些女郎被称为“巴尔加女郎”。

[8]贵格会（Quaker），又名教友派、公谊会，正式名称是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成立于17世纪，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贵格会的特点是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最初也没有专职的神父，无圣礼与节日，而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始终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9]本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确属在位最久的英国统治者（1837-1901，共63年），而如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即位，已逾66年。——编者注

[10]塞缪尔·科尔盖特（Samuel Colgate，1822-189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他的父亲，威廉·科尔盖特（Willian Colgate，1783-1857）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肥皂公司，中文通译为“高露洁”。

[11]猎巫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这一特定行为从12世纪开始，到16世纪臻于顶峰。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

[12]此处的监狱（penitentiary）在美国一些司法管辖区中专指县或其他地方监狱，关押民事违法者或短期监禁犯。犯人通常被迫劳动，以使其改过自新。

[13]“小蓝书”（Little Blue Books），是1919-1978年间朱利叶斯名下的公司出版的系列平装书籍，内容为文学名著、思想常识类作品。由于其价格便宜、携带方便，在20世纪初期曾风靡全美。

[14]灯黑（lamp black），从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中（如从带烟油灯的火焰中）沉积出的、细而疏松的黑煤烟。

[15]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美国作家、漫画家，以冷面滑稽的讽刺小说见长。

[16]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爱尔兰裔美国作家，关注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异，擅长描绘有社交方面野心的人物。

[17]W.C.T.U.（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

[18]吉布森女郎，美国插画家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所画的独立、美丽的女性形象，成为20世纪初美国女性的标志。齐格飞女郎，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百老汇的齐格飞（Ziegfeld）歌舞团中的女演员，当时这些演员拥有大量崇拜者和爱慕者。戈尔德温女郎，塞缪尔·戈尔德温（Samule Goldwyn，1879-1974）创办的音乐股份公司旗下有不少名演员、舞者和模特。鲍尔斯模特，1923年，被称为“模特业之父”的约翰·罗伯特·鲍尔斯（John Robert Powers，1892-1977）创办模特学校，该校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全盛期，很多模特后来进入好莱坞发展。

[19]皮尔格林（Pilgrim），意为“朝圣者”。

[20]《玛乔丽晨星》（Marjorie Morningstar），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15-）1955年创作的小说，主人公是个想当演员的女人。

[21]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1925-1966），美国脱口秀演员、社会批评家、讽刺作家、剧作家。多次因演出用语而以“淫秽罪”被捕。

[22]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犹太移民聚居地。

[23]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因倡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她被媒体冠以“红色爱玛”的绰号。亚历山大·别尔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以政治激进主义写作著称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爱玛·戈德曼的爱人与终生挚友。

[24]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纽约市曼哈顿南部下西城的一个大型居住区，被称为艺术家的避风港、波希米亚主义首都、现代LGBT运动的摇篮，也是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反文化运动的诞生地。

[25]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1865-1945），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杂志编辑，受现代法国作家尤其是魏尔伦的影响很深，诗作充满情色意象，描写鲜明。乔治·穆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曾留学法国学习绘画，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其代表作有《一个青年人的自白》《爱洛伊丝和阿贝拉》《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埃伯利街谈话录》等。

[26]福利岛（Welfare Island），纽约东河中的岛屿，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和皇后区之间。1828年划归纽约市，在此建立工作站和监狱，因而恶名远播。旧名布莱克韦尔岛，1921年改名福利岛，1973年为纪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再次改名罗斯福岛。

[27]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著名的美国出版人，他于1915年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公司，时至今日，这家公司在国际出版格局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28]莉莲·史密斯（Lillian Smith，1897-1966），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代表作《奇怪水果》（Strange Fruit）描绘了当时被禁止、具有争议性的种族间恋爱。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1903-1987），美国作家。他擅长写美国南部的贫穷、种族冲突和社会问题，代表作有《烟草之路》（Tobacca Road）和《上帝的小小田地》（God’s Little Acre）等。因后者描写农场家庭成员对性和金钱的执念，纽约反堕落协会要求当地法庭禁止其出版。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作家、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短篇小说集《赫卡特县回忆录》（Memoirs of Hecate County）因含有详尽的性描写而被禁止销售。

[29]詹姆斯·法雷尔（James T.Farrell，1904-1979），美国小说家。因代表作《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Studs Lonigan trilogy）而知名，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了芝加哥南区工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活。

[30]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案，1948年8月，《时代》周刊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向当局举报民主党人希斯是他的党内同志，称希斯和他的同志们企图在政府机关内安插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钱伯斯的大胆“举证”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希斯立刻被推上了潮头，不得不站出来在法庭上与钱伯斯对质。希斯后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

[31]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38年至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主机构。它名义上是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组织“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国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共、反民主，迫害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具。

[32]米奇·杰尔克（Mickey Jelke）案，指1953年米奇·杰尔克引诱两名年轻女性帕特·沃德和玛格丽特·科多瓦卖淫一案。

[33]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家、作家，继王尔德之后唯美主义运动的突出人物。画风深受新艺术的曲线风格和日本木刻粗犷感的影响，画作中明显的性感和情欲让批评家及公众吃惊，有天才的插图画家之誉。

[34]盖尔语（Gaelic），主要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凯尔特文化区，发音类似于德语。包括苏格兰盖尔语和爱尔兰盖尔语。

[35]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知名文学杂志《地平线》（Horizon）主编。阿内斯·尼恩（Anaïs Nin，1903-1977），出生于法国的美国女作家，世界最著名的女性日记小说家，西班牙舞蹈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她被誉为现代西方女性文学的开创者。

[36]劳伦斯·都瑞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旅行作家，代表作为《亚历山大港四部曲》。

[37]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G.P.Putnam’s Sons），成立于1838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出版社，是全美首家设立伦敦分部的出版社。

[38]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1923-2004），美国著名时尚摄影师。

[39]社交名人录（Social Register），美国上流社会家庭的姓名、地址索引手册。

[40]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英国作家、记者，最知名的作品有詹姆斯·邦德系列和儿童故事《万能飞天车》等。

[41]“新边疆”（New Frontier），这是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在提名演说中，肯尼迪说：“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60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

[42]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美国最老字号的服装品牌之一，亚伯拉罕·林肯是它的忠实顾客。

[43]好莱坞男生俱乐部（Boy’s Club of Hollywood），救济贫困少年儿童的慈善组织。

[44]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本名埃里希·怀兹，被称为史上最伟大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维吉尔·格里森（Virgil Grissom，1926-1967），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执行过水星—红石4号、双子星座3号以及阿波罗1号任务。1967年1月27日，格里森与爱德华·怀特和罗杰·查菲在阿波罗1号的一次例行测试中因舱内大火牺牲。查尔斯·爱迪生（Charles Edison，1890-1969），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和第二任妻子的孩子。他是商人，曾经出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和部长，还当过新泽西州第42任州长。沃尔特·克莱斯勒（Waler Chrysler，1875-1940），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汽车的总裁和创始人。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1839-1876），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期间，他紧追南方联盟军总司令李将军，迫使其投降。1876年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的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

[45]扶轮社（Rotary Club），一个全球性的由商人和职业人员组织的慈善团体，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经营管理理念，并进行一些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青年商会（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旨在让青年人步入社会的服务性社团，1915年由亨利·格森比尔创办，初名“青年励进会”。1919年该社团得到圣路易斯市商会的赞助，改名“青年商会”，至1920年6月，发展为美国全国性的青年商会。

[46]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美国的反共极右组织，支持限制政府权力，反对财富重新分配和经济干预。该组织反对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认为该运动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

[47]罗杰斯·霍恩斯比（Rogers Hornsby，1896-1963），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教练。1963年，因心脏病发去世。

[48]什一奉献（Tithing），基督教教义规定，教民须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

[49]克里奥尔人（Creoles），指首批定居在西印度群岛或美国南部的欧洲人的后裔。

[50]诺福克（Norfolk），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城市。

[51]原文为Taramolinas，疑为刊误，似应为Torremolinos，是西班牙太阳海岸的中心城市。

[52]卢奥（Luau），夏威夷语音译，表示传统夏威夷聚会或宴会。

[53]波纳佩岛（Ponape），波恩佩岛（Pohnpei）的旧称，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最大的岛屿。

[54]特鲁克岛（Truk），丘克群岛（Chuuk Islands）的旧称，属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5]《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1935年上映的米高梅公司拍摄的电影。该片改编自美国小说家查尔斯·诺德霍夫（Charles Nordhoff，1887-1947）和詹姆斯·诺曼·霍尔（James Norman Hall，1887-1951）合著的同名小说，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56]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德、美火箭专家，20世纪航天事业的先驱之一，曾是著名的V-1和V-2火箭的总设计师。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将他和他的设计小组带到美国。移居美国后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

[57]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又称卫星1号，是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10月4日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将其发射升空。

[58]代顿（Dayton），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59]艾伦·谢泼德（Alan Shepard，1923-1998），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执行过水星-红石3号以及阿波罗14号任务。谢泼德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也是第五个踏上月球的人。约翰·格伦（John Herschel Glenn，1921-2016），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执行过水星-大力神6号以及STS-95任务。格伦是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

[60]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原名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Alisa Zinovyevna Rosenbaum），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数本畅销小说。

[61]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岛，1892-1943年间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62]FUCK为Freedom Under Clark Kerr的缩写。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2003），美国教育改革家、劳动和工业关系经济学家。曾经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12届校长（1958-1967）。

[63]盖佐·罗海姆（Géza Róhiem，1891-1953），匈牙利心理分析学家、人类学家。

[64]排便控制道德观（sphincter morality），指婴儿在学会控制排便时期形成的节俭、顽固等人格特征。

[65]罗尔芬健身法（rolfing），姿势训练与肌肉按摩相结合的健身法。

[66]弗里德里希·S.佩尔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1893-1970），德裔心理学家、精神病学专家，创立了格式塔疗法，强调人是有组织的整体，把心理或行为看作情感、思想、行动的整合过程。

[67]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印度哲学家，同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他是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深入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在20世纪一度对西方哲学、宗教产生过重大影响。

[68]纳芙蒂蒂（Nefertiti），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纳顿的王后。

[69]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1899-1978），美国历史学家、记者，代表作是有关美国内战的一系列作品。

[70]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美国作家，代表作包括描述美国犹太人生活的小说《再见，哥伦布》（1959），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肯定。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剧情包含哲学思想，模糊现实与虚构，探索犹太人和美国人身份认同。他因《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逐渐成名，这本小说也入选了《时代》杂志百佳小说。

[71]莫莉·布鲁姆（Molly Bloom），詹姆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男主角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妻子，放荡不羁，追求肉欲。整部小说在她的意识流中结束。

[72]弗兰西斯·达菲（Francis Duffy，1871-1932），加拿大裔美国军人、罗马天主教神父。

[73]黑魔鬼（Black Devils），香烟品牌名，此处指代黑人。

[74]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正式行政区名为克林顿，又俗称为西中城，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岸的一个地区。地狱厨房早年是曼哈顿岛上一个著名的贫民窟，聚居着由爱尔兰裔移民组成的劳工阶层，以杂乱落后的居住品质、严重的族群冲突与高犯罪率而闻名。

[75]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1882-1947），美国意大利裔政治家、美国共和党成员，曾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迪亚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的强力支持者，因成功领导纽约市从大萧条中复苏而闻名全国，纽约都会区三大机场之一的拉瓜迪亚机场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76]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戈尔出身于显赫的政治家庭，是美国政治的犀利评论者。他于1948年写的小说《城与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作为美国第一部明确反映同性恋的小说引起社会争议。

[77]“彼得”代指男性生殖器。

[78]H.L.蒙肯（H.L.Mencken，1880-1956），美国记者、讽刺作家、文化评论家。

[79]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时尚先生》《时尚芭莎》《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

[80]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1880-1946），美国记者、作家，最为知名的是描写禁酒时期纽约百老汇的短篇小说。“达蒙·鲁尼恩笔下的那号人物”通常指出生在布鲁克林或者中城的（由富人的情妇、品行可疑的女人等构成的）“风流社会”人士。

[81]“暖手笼”（muff），在俚语中代指女阴。

[82]哈莱姆（Harlem），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贫困与犯罪频发的地区。

[83]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简称UAW，1930年诞生于美国底特律，是美国最大的工人协会。

[84]以上三人都是美国著名电台主播。

[85]WBAI，纽约太平洋广播电台（Pacific Radio Network）的一个非营利性的频道。

[86]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作家、记者、诗人、剧作家及影评人，在20世纪40年代，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影评人之一。他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丧事》（A Death in the Family，1957）在其身后为他赢得了1958年普利策奖。

[87]《村声》（The Village Voice）周报于1955年10月26日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创办，意为该村的声音，因所在地有大量艺术家聚居，故报纸着眼于文化艺术的报道与评论，持左翼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力。

[88]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同名连环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是位善良的百万富翁，收养孤儿安妮做养女。

[89]爵士时代（Jazz Age），一般指“一战”以后，经济大萧条以前约十年时间。这段时间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90]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lius Vanderbilt Whitney，1899-1992），美国实业家、电影制作人、作家，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是美国两大著名家族范德比尔特和惠特尼家族的成员。

[91]《白日美人》（Belle du Jour），法国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1983）的电影作品，片中讲述年轻漂亮的太太塞韦丽娜不满足无聊的家庭生活，每天下午偷偷去妓院卖淫，被冠以“白日美人”的别名。

[92]古鲁（guru），本指印度教、锡克教中的精神导师、圣人。

[93]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硬科幻小说大师，其代表作有《星际伞兵》《严厉的月亮》《双星》《银河系公民》《银河行商》等。

[94]不同教派对十诫的排序略有不同，天主教中第九诫是“不可贪恋邻人的妻子”。

[95]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他一生政治观点多变灵活。1957年，美国参议院将韦伯斯特评选为“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

[96]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1805-1844），旧译斯密约瑟。

[97]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1801-1877），旧译杨百翰。

[98]阿尔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1809-1890），美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在美国推广傅立叶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人类的社会命运》（Social Destiny of Man）。

[99]奋兴派（Revivalists），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亦称“教会复兴派”。19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为谋求教会的“复兴”，该派制着重鼓动宗教狂热。19世纪中叶，被称作“奋兴布道家”的穆迪、桑基等人先后在美、英各地举行“奋兴布道会”，宣扬“教会大复兴”。有些“奋兴会”在举行布道会时哭喊喧闹，他们称之为“心灵奋兴”（也叫“灵性复兴”或“被圣灵充满”）。

[100]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前提是任何人只要皈依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且得救之后还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地。这一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加尔文保守的“预定论”教义，确立了人的地位，并且给人以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和希望。

[101]威廉·洛伊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记者、妇女参政论者、社会改革家。1831年他与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Liberator）。

[102]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1775-1863），长老会牧师、美国禁酒协会的成立者和领导人，也是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共有13个子女，其中许多人有所成就。

[103]1872年，媒体披露亨利·比彻与副手西奥多·蒂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有婚外情。1874年西奥多提起诉讼，最终以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此案是当时美国最为著名的案件之一。

[104]维多利亚女王一生育有九个子女。

[105]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旧译山额夫人，美国控制生育运动领导人，提倡优生学，美国生育控制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创办人，1922年曾到中国宣传生育控制。

[106]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作家、发明家、社会学者及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

[107]山德士上校（Colonel Sanders），快餐肯德基的创始人。

[108]褐砂石房屋（brownstones），一种用褐砂石作外墙的楼房，一般为富有阶层所居住。

[109]曼特罗（mantra），印度教和大乘佛教中的祷文、符咒。

[110]庞蒂亚克（Pontia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09年之前生产的汽车品牌。

[111]生命之符（ankh），又称“安卡”，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之一，解作“生命”之意，形象是一个上面有圆柄的十字。

[112]康福特（Comfort），在英文中有舒适、怡然自得的意思。

[113]普罗富莫应召女郎丑闻，是指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政治家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1915-2006）在1961年与一名19岁的应召女郎克里斯蒂娜·基勒（Christine Keeler）有过短暂的关系，而基勒在同一时期也与苏联驻英大使馆的高级海军武官叶夫根耶夫·伊万诺夫（Yevgeny lvanov，1926-1994）有染。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该事件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3年普罗富莫被迫辞去陆军大臣、下议院议员和枢密院顾问的职务。

[114]《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Goodbar），1977年由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1912-1992）执导的剧情片，讲述了一名女教师晚上到酒吧寻欢，不料惹祸上身，最后引起了一场暴烈的大屠杀。

[115]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Ⅱ，1900-1965），美国政治家，以其辩论技巧闻名，曾于1952年和1956年两次代表美国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但皆败选。后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6]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1931-2014）、伊莱恩·梅（Elaine May，1932-）、塞弗恩·达登（Severn Darden，1929-1995）、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1935-）均为美国电影与戏剧从业者。其中尼科尔斯曾在1967年凭借《毕业生》一片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伊莱恩·梅与迈克·尼科尔斯合演即兴喜剧系列节目《尼科尔斯与梅》，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过很大影响。

[117]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根据时任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的提案于1946年设立。

[118]贝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他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兴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

[119]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913年在《傅满洲的谜团》（The Mystery of Dr.Fu Manchu）一书中首次出现。按照书中的描述，傅满洲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面目阴险的人。这个角色还通过戏剧、电视、广播和动漫等方式活跃了超过90年的时间。他标志性的胡须被称作“傅满洲式胡子”。

[120]兰德（Rand），一所著名智库公司。

[121]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美国人艾娣（Mary Baker Eddy，1821-1910）1879年所创的基督教教派。该派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靠精神来治疗，并称此为基督教的科学。

[122]鹰级童子军（Eagle Scout），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

[123]厄尔·沃伦（Earl Warren，1891-1974），美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担任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53-1969年间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124]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886-1971），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于1927-1937年担任民主党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并于1939-1971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哈伦（John Harlan，1899-1971），美国法学家，1955-1971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亚伯·方特斯（Abe Fortas，1910-1982），自1965年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至1969年被迫离职。

[125]正派文学公民联盟，the Citizens for Decent Literature，简称CDL。

[126]天主教良风团（the Catholic Legion of Decency），于1933年由辛辛那提大主教约翰·麦克尼古拉斯建立，致力于抗击美国电影中天主教教会认为令人憎恶的内容。

[127]X级，在美国电影分级中指包含儿童不宜的情节的影片。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有许多主流电影如《午夜牛郎》《发条橙》《巴黎最后的探戈》等都被认为是X级。

[128]服务俱乐部（service club），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组织，成员定期聚会组织慈善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

[129]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是美国的一个大型非营利组织，成立于1920年，总部设于纽约市，其目的是“捍卫和维护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这个国度里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联盟通过诉讼、推动立法以及社区教育达到其目标。

[130]门宁格基金会（Menninger Foundation），1919年由门宁格家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市建立，包括一家诊所、一家疗养院和一座精神病学学校。

[131]美国商业促进会（Better Business Bureau），成立于1912年，是一个由地方商业促进会组织的一些私人特许经销商组成的公司，由商业促进委员会统一领导。其目标是促进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以便买家和卖家能够建立互信。

[132]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著述颇丰，其中以他12卷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26种文明，并断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它在少数创造者的领导下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

[133]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1990），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出生于奥地利。

[134]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

[135]上述引语是一则著名的误植，并非出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详情可参见1995年11月13日出版的The Weekly Standard中“The Tocqueville Fraud”一文。——编者注

[136]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萨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Sade,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尤其以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是性虐恋的另一个称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20世纪意大利著名小说家。

[137]在天主教中只有婚姻内的性爱是圣洁的。

[138]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1913-2007），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在1955年发展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139]荣归主颂（拉丁语Gloria in Excelsis）是基督教用于礼仪的一首诗歌，是礼文的一部分。歌词是从《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2：14衍生出的赞词，在公元2世纪已经开始流传，并由教宗西玛克（498-514在位）最先把它放入重大节庆的弥撒之中。

[140]布卢博尔，Blue Ball，意指“患了花柳病后变蓝的睾丸”。因特克丝，Intercourse，意指“交媾”。

[141]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字面意思是“中性”。

[142]法庭之友（拉丁语amicus curiae），英美法系国家一种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最初源自罗马法。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是对案件中的疑难法律问题陈述意见并善意提醒法院注意某些法律问题的临时法律顾问。

[143]圣经带（Bible Belt），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俗称保守派的根据地，多指美国南部。

[144]陪审团任选轮盘（jury wheel），一种装置，其中装有具备担任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通过转动，从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名单，以组成特定案件的陪审团。

[145]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年在位。

[146]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1922-2007），美国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147]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1938-），美国作家。她成长于纽约郊区的工人阶级家庭，1963年发表首部作品，自此之后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她的小说《他们》（Them）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148]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学者即被称为“罗德学者”。

[149]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主要以拥有教师学院、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河滨教堂和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而著称。

[150]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1927-1980），一位有影响力并经常引起争议的英国戏剧评论家和作家。尽管泰南的评论通常尖刻而富有争议，他在戏剧界（尤其是伦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戏剧改革做出了贡献，并且对后来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等人有持续影响。其代表作为前卫音乐剧《噢！加尔各答！》（Oh！Calcutta！），剧中演员全部赤身裸体，是百老汇戏剧史上最出位、最色情，也是最具争议的演出之一。

[151]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法国作家、电影制片人、“新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橡皮》（Les Gommes）、《窥视者》（Le Voyeur）等。1961年，他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由新浪潮导演阿伦·雷乃摄制，并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52]格申·莱格曼（Gershon Legman，1917-1999），美国文化批评家、民俗学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下流笑话的基本原理》（Rationale of the Dirty Jokes）。

[153]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教师。他与妻子黛安娜·特里林都是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成员，是《党派评论》的撰稿人。他没有创立任何批评流派，但对20世纪美国批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54]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约990-1067），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妇女。据传说为了争取减免丈夫强加于市民们的重税，她裸体骑马绕行考文垂的大街。

[155]终端岛（Terminal Island），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洛杉矶港和长滩港之间的一个岛屿，岛上设有终端岛联邦教化所。

[156]黄金海岸（Gold Coast），芝加哥最富裕的街区之一，主要由湖滨大道的高档公寓大楼组成，毗邻密歇根湖。

[157]涂油礼是基督教中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礼仪。后来，它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利的典礼。

[158]美国小小姐大赛（Miss Teenage America），1961年开始举办，参赛选手年龄在13-17岁之间。

[159]“梳理和洁净”（Groom＆Clean），美国一款美发用品的牌子，在广告中使用了美人鱼的形象。

[160]普尔台球（pool），美式台球，有15个球，区别于英式（斯诺克，21+6球）台球等种类。

[161]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国家广播公司（NBC）深夜时段著名脱口秀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

[162]《船长的乐园》（The Captain’s Paradise），1953年的英国喜剧电影，讲述一艘客轮的船长在直布罗陀和北非一个港口之间来回旅行的故事。

[163]J.保罗·盖蒂（Jean Paul Getty，1892-1976），美国石油商人，1930年其父死时给了他50万美元，以后20年间他在股市和石油界不断拼搏，扩大自己的势力。1953年因在科威特边境打井成功，不到三年就积蓄10亿美元，成为美国首富，以后20年保持这种地位，直到阿拉伯国家把石油收归国有。

[164]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投资人、飞行员、航空工程师、电影制片人、慈善家，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165]《裸猿》（The Naked Ape：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英国科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在1967年所写的一本探讨人类行为的科学著作。在书里，他把人类当作一种物种，亦即“裸猿”来看待。通过把“裸猿”与其他动物物种比较，来讨论人类的种种行为。1973年，唐纳德·德赖弗（Donald Driver，1923-1988）根据本书的内容导演了一部电影。

[166]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犹太裔导演、编剧和演员，出生于法国巴黎。导演代表作有《水中刀》《唐人街》《苦月亮》，并以《钢琴家》赢得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0年，罗曼·波兰斯基凭《影子写手》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和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奖。

[167]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1954-），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1974年2月4日在加州伯克利被美国极左派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

[168]ΦBK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

[169]灵缇犬（greyhound），一种用于狩猎和竞赛的狗，是陆上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英美常用机械兔子来训练灵缇犬的速度。

[170]胡德营（Camp Hood），指胡德堡的营地。胡德堡（Fort Hood）是美国陆军在得克萨斯州基林附近的一处基地，大部分营房位于贝尔县，其他部分位于科里尔县。该基地是以南北战争期间南方联盟的将军约翰·贝尔·胡德（John Bell Hood，1831-1879）的名字命名。

[171]杰恩·曼斯菲尔德（Jayne Mansfield，1933-1967），美国女演员，活跃在百老汇和好莱坞。在20世纪50年代，曼斯菲尔德是美国金发性感女性的标志之一。

[172]臭虫（bug），指窃听器。

[173]硬毒品（hard drug），容易令人上瘾的烈性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吗啡。

[174]塔斯马尼亚（Tasmania），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角约240公里的外海，是一座呈心形的岛，与澳大利亚本土最南方的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隔海相望。

[175]霍华德·科赛尔（Howard Cosell，1918-1995），美国著名体育记者，因他狂暴、自负的性格而闻名。

[176]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拉丁文学位荣誉中的最高一等。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国家大学的传统，用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有时也作为学位评分的标准。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 Cum Laude，最优等；Magna Cum Laude，极优等；Cum Laude，优等。

[177]约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小说家、短篇故事作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瓦普肖特纪事》（The Wapshot Chronicle）获得195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欧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美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生于纽约，是俄裔犹太移民。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1921-1992），美国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76年出版的《根》（Root）和其执笔的《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34-2007），生于美国纽约市，犹太人，著名记者、作家与历史学家。他以对越战的报道而闻名，为普利策奖得主。

[178]吉米·霍法（Jimmy Hoffa，1913-1975），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作家，时任美国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后于1975年失踪，于1982年被法院宣布死亡。

[179]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180]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1970年凭电影《大地惊雷》（True Grit）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81]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1918-1981），美国演员，1953年以电影《战地军魂》（Stalag 17）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1923-2011），美国演员，1968年凭电影《查利》（Charly）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82]鲍勃·霍普（Bob Hope）本名莱斯利·汤斯·霍普（Leslie Townes Hope，1903-2003），是美国著名的演艺者、喜剧演员，曾经出现在百老汇、广播、电视以及电影中。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昵称猫王，美国著名摇滚乐歌手与演员，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常被称为“摇滚乐之王”。

[183]地狱天使（Hell’s Angels），一个被美国司法部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摩托车帮会，会员大多骑乘哈雷摩托车。

[184]戈达德学院（Goddard College），位于美国佛蒙特州的普莱菲尔德，于1863年成立，学院性质为一所综合性文科研究学院。

[185]哈达瑜伽，一种瑜伽门派。瑜伽有多种门派，相对而言可分为智瑜伽、业瑜伽、信仰瑜伽、哈达瑜伽、王瑜伽、昆达里尼瑜伽六大类。当今世界最盛行的是以调息与体位法为中心的体动瑜伽，即哈达瑜伽。

[186]倭格昂能（orgone），赖希1939年宣称发现的生命和性所特有的自然力。

[187]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国作家、记者、文学编辑、演员，他的体育报道和协助创办《巴黎评论》广为人知。他倡导“参与式报道”，亲自参加过职业体育比赛等活动，而后记录自己的体验和经历。

[188]好莱坞弗雷德里克（Fredericks of Hollywood），美国著名内衣品牌。

[189]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一个以“关怀儿童，无远弗届”为任务目标的服务性组织，1915年1月21日创建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Kiwanis”源于底特律地区的一种印第安语中的“Nunc Kee-wanis”，意为“我们交易”。

[190]“百事一代”（the Pepsi Generation），百事可乐在六七十年代的广告词，指喝百事可乐的一代人。

[191]巴托比，美国文学巨擘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一位以“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的古怪角色。

[192]庞兹归正会（Ponds Reformed Church），美国基督教派，起源于荷兰，是北美洲最早的新教教会之一。

[193]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1919年由四位著名导演及演员卓别林、范朋克、毕克馥、格里菲斯出资创建，逐步发展成为控制美国电影生产和发行的八大公司之一。在1981年并入米高梅公司，改称为米高梅——联美娱乐公司，以出品007系列电影知名。

[194]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1935-），美国电影导演，生于芝加哥。1971年导演的《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1973年导演了轰动世界的《驱魔人》（The Exorcist），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等。

[195]父女纯洁舞会（Father-Daughter Purity Ball），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市（科罗拉多州）一年一度的活动。在舞会上，父亲们会阅读一份契约，发誓将尽力保护女儿的贞洁，并在承诺书上签名。纯洁舞会始于1998年，在科罗拉多州首先兴起，现在已经在全美普遍开来。

[196]老大党（Grand Old Party, GOP），共和党的别称。

[197]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指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数次复兴运动，由福音派牧师领导，延续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18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首次大觉醒运动由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领导。

[198]海斯办公室（Hays Office），威尔·海斯（William Hays，1879-1954）主持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时，对该协会的俗称。1922-1945年，海斯担任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 MPPDA）主席。他的事务所曾为美国电影业制定自我审查制度。

[199]美国法律史上性骚扰案的著名案例。1991年，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1956-）在国会听证会上指控当时刚被布什总统提名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1948-）对其实施了性骚扰，导致后者差点失去担任大法官的机会。

[200]休·海夫纳于2017年9月27日在美国家中离世。——编者注

[201]该传记《塞缪尔·罗思，声名狼藉的现代主义者》（Samuel Roth, Infamous Modernist）2013年出版。——编者注

[202]巴尼·罗塞特于2012年2月21日在美国纽约去世。他的自传《罗塞特：我的出版生涯与我如何对抗审查制度》（Rossert：My Life in Publishing and How I Fought Censorship）在2016年由OR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03]约翰·威廉森于2013年3月24日在内华达州去世。直至去世，他与芭芭拉·威廉森仍保持着婚姻关系。——编者注

[204]原书名是Masters of Sex，既是传主马斯特斯的姓氏，又有“大师”（复数）的意思。该书于201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205]弗吉尼亚·约翰森于2013年7月24日在圣路易斯市去世。——编者注

[206]阿尔·戈尔茨坦于2013年12月19日在纽约去世。——编者注

[207]原文是法语，Toujours soixante-neuf。

[208]查尔斯·基廷于2014年3月31日在亚利桑那州去世。——编者注

Thy Neighbor's Wife by Gay Talese

Copyright©1980，2009 by Gay Talese

Forward©2009 by Katie Roiphe

Portions of this book have appeared in Esquire magazine. Copyright©1975，

1979 by Esquire, Inc.

A hardcover edition of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0 by

Doubleday＆Company, Inc.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8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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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主要人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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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译后记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前言

第一部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

纽约：被忽视之城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个性之城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纽约：被遗忘之城

第二部 大桥

流动的建桥工人

布鲁克林的恐惧

适者生存

废物与监工

别让本尼摸着卷盘

桥上之死

空中舞台

印第安人

重返湾脊

流动症

第三部 走向深处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失败者

乔舒亚·洛根的柔软心灵

一位英雄的暮年

彼得·奥图尔：重归故里

时尚王国

寻找海明威

舞会结束了

弗兰克·科斯特洛的民族背景

乔·路易斯：步入中年的国王

坏消息先生

译后记

邻人之妻

出版说明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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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物地点近况更新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