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名字都是秘密
Author: 苏缨
Date: 0101-01-01T00: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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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暗示的力量

第二章称呼的禁忌

第三章贵族的游戏

第四章诗意的时代

第五章风雅的宋朝

第六章低调与奢华

‖后记：从王银改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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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世间的名字都是秘密

作者：苏缨

排版：集贝数媒

美编：史进

ISBN：9787550274570

本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在故纸堆里伏得久了，时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小乐趣，其中之一便是不期而遇地发现前人名字的各种出处：呵，某甲的名字原来出自这里；呵，某乙的名字原来出自这里；呵，某丙名字的含义原来这样巧妙……而这样的趣味越多，看现代人的名字也就越发觉得乏味，钻故纸堆的兴味便愈浓厚了。某天忽而想到，若将这些小趣味汇集成编，写一本《名字的故事》，解读那些精彩名字背后的经典出处，未尝不是一件有趣且有益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书中有些人名分析我在《大唐诗人往事》《大宋词人往事》两本书的“名字考”部分里已有简言，这里扩而充之，详述其来历、含义与妙趣。

最后要感谢熊逸对我写作这本书的帮助，而且值得顺便提及的是，熊逸这个名字也有一个有趣的出处。当然，“熊逸”是个笔名，原先我以为他之所以会取这样一个过于平淡的笔名，仅仅是因为名如其人，直到前不久他向我解释，我才明白这实在是一个高调得近乎豪放的名字。

“熊逸”出自《资治通鉴》卷二十九之建昭元年：汉元帝到虎圈斗兽，后宫嫔妃皆在一旁围观，不料意外陡生，“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原本圈养在围栏里的熊突然逃了出来，所有人四散奔逃。

经过重新断句：“熊逸”一出，所有人四散奔逃。

含义居然如此威风凛凛，这样的名字才真称得上“低调的奢华”啊。不过倘若不考虑“赋诗断章”的古典传统，我不妨把那头出圈之熊的下场在这里交代一下：所有人四散奔逃，只有冯婕妤一介女流挺身护驾，当熊而立；熊望着眼前的弱女子，也许错愕了一下，也许又狐疑了一阵，也许又盘算了一会儿，结果就被侍卫们格杀掉了。无论在事件发生的当天，还是自汉元帝建昭元年以迄于今的两千零五十四年的漫长历史中，这头熊都不曾赢得任何一滴同情的眼泪。

既然我一直都存有超越熊逸的心，那就由我来做冯婕妤好了，总有一天。

苏缨

第一章暗示的力量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再没有哪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在意名字的含义。

这或许是因为早在我们文明的奠基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正名”的概念。“正名”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之一，两千多年来，人们都相信着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在一件事情开始之前，总需要仔细斟酌它的名义。

现代社会依然没有跳出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打的是一场叫作“抗美援朝”的战争，而我们的对手美国人仅仅称这场战争为Korean War，直译为“韩战”。

《魂断蓝桥》与《滑铁卢桥》，哪个名字更吸引你？

西方世界的书名和剧名在中国人看来也简单得不可思议，仅仅用主人公的人名或故事发生地的地名来做标题。所以当西方的小说、电影被引进中国的时候，译者必须煞费苦心地为它们重新取名，以迎合中国的读者和观众。

比如风靡一时的电影《廊桥遗梦》，哪怕我们没有看到过关于这部电影的任何宣传，也会顾名思义地知道这是一部带有伤感气息的爱情电影，而它的原名其实只是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直译为“麦迪逊桥”。

经典老电影《魂断蓝桥》也是同样的情况，它的原名叫作Waterloo Bridge，直译为“滑铁卢桥”。倘若当真直译的话，中国观众会误以为这是一部战争影片，或者根本就全无头绪。电影发行商为了吸引中国观众的眼球，必须抛弃原名，另外为这部电影取一个名字，于是便有了“魂断蓝桥”，使人一望便可知这是一个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

其实今天的观众已经读不出“魂断蓝桥”这四个字里的爱情含义了，而在这部电影刚刚被引进中国的1940年，那时候的国人的传统文化素养显然比今天的要高出许多，“蓝桥”一词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一望可知的爱情典故，美丽而富于传奇色彩。

《魂断蓝桥》之“蓝桥”其实远在唐代

晚唐文人裴铏写有一部《传奇》，中文系的读者对此绝对不会陌生，因为著名的“唐传奇”正是得自于裴铏的这一书名，今天我们说某个故事很有“传奇色彩”，词源也正来自于此。

《传奇》里有一则爱情故事，题为《裴航》，故事的大意是讲：

书生裴航在回京途中与樊夫人同舟，赠诗以致情意，樊夫人却答以一首离奇的小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裴航见了此诗，不知何意，后来行到蓝桥驿，因口渴求水，偶遇一位名叫云英的女子，一见倾心。此时此刻，裴航念及樊夫人的小诗，恍惚之间若有所悟，便以重金向云英的母亲求聘云英。这位夫人给裴航出了一个难题：“想娶我的女儿可以，但你得给我找来一件叫作玉杵臼的宝贝。我这里有一些神仙灵药，非要玉杵臼才能捣得。”裴航得言而去，终于找来了玉杵臼，又以玉杵臼捣药百日，这才得到云英母亲的应允。后来裴航与云英双双仙去，非复人间平凡夫妻。

从此以后，“蓝桥”便成为一则爱情典故，常常出现在诗人的笔下。纳兰容若就在一首词里写过“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哀悼一场令他在绝望中苦苦相思的爱情。

所以在1940年，译者会将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译者既想得出，观众也读得懂，美好的名字总需要有大时代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

为什么《哈利·波特》不叫《小魔法师历险记》？

2011年，阿里斯特·格里尔森推出一部水下洞穴探险电影，题为《Sanctum》。这虽然不再是用简单的人名或地名作为标题，而且具备了一点儿切中剧情的含义，但倘若直译为“圣地”的话，观众依然不知所云。所以当这部电影引入中国的时候，译名叫作《夺命深渊》，点明这是一个在一处深渊里发生的相当紧张又刺激的故事。

绝大部分西方小说、电影引入中国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译名上的改造。当然，西方这种过于简单的取名方式也是有传统的，那就是源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影响深远的荷马史诗。该传统绵延至今，只是一种路径依赖而已。

所以罗琳会给她的小说取名为《哈利·波特》，而倘若不是因为这部小说实在已经名声大噪的话，中译本一定会改成《小魔法师历险记》之类的名字；如果发行商决定以广大无知少女为这部小说的目标读者的话，书名也许会译作《魔法学院里的少年畸恋》或者《三个人的青梅竹马》；如果目标读者是宅男群体，那么可想而知，译名一定会是《奇技淫巧世界里的少年禁恋》之类的名字。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我们总喜欢见名而知义，喜欢言简意赅的、标签式的名字，最好还要有点儿噱头的。人名更加如此，要饱含丰富的意蕴才好，不能仅仅是汤姆（Tom）或杰克（Jack）之类的声音符号。

被名字注定的结局：令狐冲和任盈盈

我们看金庸小说，书中人物的名字总是大有深意的。《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这两位主人公的名字看似朴实无华，比张勇、赵丽娟之类的名字并不风雅很多，但只要你熟悉传统的道家哲学，就会从这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里一下子看出作者的用意：这两个人今后终成眷属，令狐冲的伴侣只能是任盈盈，而绝不会是岳灵珊。

令狐冲、任盈盈，这两个名字单独看上去并无深意，但结合在一起来看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冲”与“盈”是道家哲学里一组成对的概念，出自《老子》“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冲”的意思是空虚无物，如同杯子里一无所盛的状态；“盈”则是充盈、充满的意思。《老子》那句话的含义是：道的本体是虚而不见的，其功用却是无穷无尽的。

阿朱与阿紫：一字之差，命运截然不同

再如《天龙八部》中的两个女主角——阿朱和阿紫，倘若分别来看，这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名字，哪怕今天文化层次不高的父母也断然不会以这样俗气的风格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但若是一个熟悉传统儒家文化的读者，只要将这两个名字结合起来看，就会一下子明白作者的深意，也会一下子晓得阿紫注定无法和乔峰走到一起的原因。

朱和紫是非常相近的颜色，但孔子说过，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要不得，“恶紫，恐其乱朱也”，之所以厌恶紫色，是因为它很容易与朱色混淆。清代一场文字狱便与此相关，那是乾隆皇帝偶然发现已故大诗人沈德潜在一首咏黑牡丹的诗里居然写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不仅勃然大怒，还下令将沈德潜剖棺戮尸。

牡丹多是朱红色，以朱为“正色”，黑牡丹显然属于“异种”，正如当时的满洲人对于汉人来说属于异种一般，恰恰明朝皇帝姓朱，于是“夺朱”又有了夺取朱姓政权的引申义，再联系到孔子的那一句传世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沈德潜的这句诗自然会使乾隆皇帝大为光火。《天龙八部》里，阿紫一心想要夺取姐姐阿朱在乔峰心中的地位，这也是一种令人厌憎的“夺朱”之举。

给孩子取名：理想与现实

现代人给子女取名，当然不必像小说家那样考虑问题。但是，仅仅孤立地取出一个好名字来，也绝对不是什么轻松容易的事情。民国时期的那些名门公子、大家闺秀们着实展现了不少令今天的父母们极度艳羡的名字，然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会令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名字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效仿，反而是琼瑶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成为最受欢迎的模仿对象。

原因倒也不难推想：当年看琼瑶剧长大的那些少年少女如今已经为人父母，“琼瑶体”早已成为他们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这样的名字只求字眼儿漂亮，并不需要有太多的传统文化来做支撑，取起来也不是很难，而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字，比如梁思成、林徽因，都是从传统文化的经典中取出来的，若没有几分书香的蕴积，确实总会令人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假如果实和杨桃的故事发生在民国……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里，果然和杨桃给孩子取名果实，这一家三口的名字都太接地气了，感觉真的是“我们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假如我们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民国时代的一个书香门第里，那么这孩子的名字一定是另一种样子。

比如可以取名为“果行”，意味着“果决之行”与“行而有成”。当然，这名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培育君子之品德”，因为它出自《周易》蒙卦的《象传》：“君子以果行育德。”

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谁的名字更高明？

当然，今天我们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具有传统风格的名字，水平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让你将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这三个名字依据取名的水平排序，你会怎样做呢？

由低到高的序列是：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

其实这三个名字都有来历，不过大多数人只能看出“贤齐”是出自《论语》的“见贤思齐”。“见贤思齐”早已经成为成语了，大部分人也都懂得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样取名显得过于浅近，没有什么醇厚的余味。

刘若英、林青霞，这两个名字比之“贤齐”，既没有那样浅近，也可以使人在不知道出处的情况下理解字面的意思（尽管只是最表层的意思），而一旦知道了出处，就会觉得余味无穷。

刘若英，这个看似平淡的名字其实出自南朝文学家谢庄的名文《月赋》：“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形容太阳与月亮交替升沉的样子。“若”指若木，是传说中的神木，生长于遥远的西方，是太阳所落之处。“英”是“花”的意思，“若英”即“若木之花”。

再如林青霞，名字看上去也有点儿平淡，但它出自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恨赋》：“郁青霞之奇意”。这个名字之所以比“若英”还要高明，是因为它可以给人多一番的联想：如果你从“青霞”联想到“郁青霞之奇意”，就会明白它还有一层“胸中积聚凌云之志”的意思。

《月赋》和《恨赋》都是《昭明文选》里收录的名文，古人有谚语说“《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昭明文选》若能读得烂熟，就有一半的机会考中秀才了。今天除非读古典文学专业的人，否则非但没读过《昭明文选》，怕是连这个书名都没听说过的。我们的名字越来越俗气，这也是难免的事啊。

暗示的力量

“人如其名”的说法过于玄妙了，反例可以一抓一大把，比如魏忠贤，既不忠也不贤。但不可否认的是，名字对人有很强大的心理暗示的作用，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的确会越来越像自己的名字。

当代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在大样本的统计数据里发现这种心理暗示是真实存在的。道理其实相当简单：比如父母给女儿取名“李纤纤”，显然父母觉得这孩子娇柔可人，每天“纤纤”“纤纤”地喊着，越发觉得这孩子娇柔；父母的态度深刻影响到孩子的自我认知，孩子也渐渐觉得自己的形象应该是娇柔可人的，言谈举止就会越发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同学们这么叫，同事们这么叫，身边的环境永远在给她传达这样的心理暗示。

倘若父母希望这孩子将来不要太纤弱、太娇柔，而给她取名“李坚强”或“李大壮”，这个女孩子将来就有极高的概率成长为一个“女汉子”。

我们身边其实充满着会给我们带来心理暗示的东西，聪明人会巧妙地利用这些暗示。比如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衣着不妨鲜艳一些；当我们觉得自己太过懒散的时候，不妨连续穿几天体面的职业套装；当我们想要多一点儿青春活力的时候，运动装的打扮就是最合宜不过的。对于女人来说，换个发型是最容易调整心情的办法。而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就连衣着和发型对我们都有如此强大的心理暗示的作用时，自然不难理解如影随形的名字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一生了。

我们每个人都重视名字，而名字的意义往往还要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本书所要讲的，正是形形色色的关于名字的故事。你会从这本书里发现：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代人在取名问题上的一切苦恼与纠结，喜悦与期冀，在古人身上早已无一例外地发生过了。

第二章称呼的禁忌

小心！保卫你的名字

读过汉学名著《叫魂》的人应当都会对农夫沈士良的故事印象深刻。

乾隆三十三年，德清县城发生了一起水门坍塌事故。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件事使得邻近小镇上一个名叫沈士良的中年农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

沈士良住在距德清县不远的一座小镇上，一年到头总要忍受着两个强横侄儿的各种虐待，生不如死的感觉一日重于一日。不难想见，他这样一个软弱可欺的人注定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现实世界里寻不到任何公道，但上天终于为他显露出一线生机：德清县的水门塌了。

沈士良有十足的理由幸灾乐祸，因为水门坍塌意味着当地政府需要招募工匠重建水门，意味着打桩工程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事情一般会由石匠负责，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河床。沈士良要做的，就是赶在工程结束之前尽快找到一位参与其事的石匠，将一张写有两个侄儿姓名的纸片托付给他，拜托他以叫魂大法好好惩治这两个孽障。当然，费用一般是少不了的。

在当时底层社会的共识里，石匠掌握着一种神秘技术，当打桩遇到过于坚硬的河床时，他们会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如此则会给大锤的敲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根据古老的能量守恒法则，这些精神力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摄自那些被秘密写了名字的人。这些人因此而损失了精气或魂魄，于是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坏人该有恶报，这样的下场正是沈士良期待发生在他那两个坏侄儿身上的。

遗憾的是，沈士良拜托到的竟然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石匠，石匠的果断报官非但断绝了他最后的生活希望，甚至还雪上加霜地给他招致了县衙里的一顿板子。其实在知书明理的县官大人看来，沈士良的如意算盘即便真的成功，那两个坏侄儿即便真的意外死亡，两者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一来在讲求“原心定罪”的儒家传统里，沈农夫其心可诛，分明该挨板子；二来此类妖术虽然无稽，却在底层社会拥有广袤的信仰土壤，稍有放任便很容易引起社会恐慌。

是的，后来的事情证明，沈士良事件仅仅是一场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的前奏罢了，“叫魂”的传说令多少人为自己及其亲人的性命安危而惶惶不可终日。多么可怕！无论是仇家抑或别有用心的人，只消晓得你的名字，便可以轻易地置你于死地！

可怕的手艺人

人们对自己无法了解的东西总会心怀敬畏，并不断在想象中为虎添翼。这样的“心理误区”其实是亿万年严酷的进化史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项生存优势，所以我们会自然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哲学，会对一切陌生事物充满敌意，还总是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仓促对之发动攻击。

假如我们的祖先没有这样的心理模式，那么当一种陌生的野兽、毒虫或仅仅是某种环境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若不能在一瞬间便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攻击或防御（总之是一切满怀敌意的措施），而是冷静、审慎地先调查再下结论，那么他们便不可能存活下来。

事实上他们存活下来了，事实上我们正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者的后代，他们的基因特质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

所以，石匠、木匠等在古人看来掌握着难以捉摸的“高科技”的匠人，毫无悬念地被神秘化了。世人既需要他们的手艺，同时也惧怕他们的某种“高级技艺”——传说中那是一种近乎巫术的技艺，所以匠人在古代社会里常常被看作是与僧侣、巫师、卜者同类的人。有人认为这是匠人为了争取更高的收益而自神其术的结果，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从自己的巫师角色中获得了不少额外的收入，当然，同时收获到的还有雇主的其实全非必要的敬畏。

至今仍有一些农村地区保持着这样的习俗——没有人胆敢在营建新居期间怠慢木匠，因为人们相信，心怀不满的木匠会使用“厌胜之术”在宅子的隐秘处做些手脚，可使今后家主轻则家宅不宁，重则家破人亡。

厌胜，“厌”与“压”通假，是“镇压”的意思。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里，法海对白娘子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厌胜之术，将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沈士良请石匠所行的叫魂大法也是厌胜之术的一种，比法海的手段还要高级一些，仅仅通过将写有人名的纸片用木桩镇在河床底下，就可以摄取名字主人的魂魄。

当然，作为巫术的一种，厌胜也无非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已，既可用来作恶，亦可用来行善，是善是恶只取决于施术者一念之间。

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由来甚古，李冰开凿都江堰的时候就曾经雕凿了五头石犀以镇压在长江水底躁动的精怪。然而唐肃宗上元二年，都江堰突然决口，大水淹没了不少人家，杜甫当时以诗史态度写有一首《石犀行》，其中有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显然以知识精英的视角对厌胜之术表示出大大的不以为然。

但无论如何，李冰在雕凿石犀的时候至少动机良善，显然他以为，或者是当时当地的普遍观念以为，这五头石犀可以镇住江底的那些精怪，使之失去活力，再不能兴风作浪。

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对技术的想象则以更快的步伐进步着，于是厌胜这种子虚乌有的技术也在发生着真实的进步。倘若以沈士良时代的厌胜技术来解决李冰当时的问题，工程显然可以省力许多：只消把江底精怪的名字镇在某个重物底下就可以了，犯不着雕凿那么大的石犀去镇压“真实的”精怪。

但是，名字，仅仅是名字而已，何以会有如此可怖的力量？这既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在心理上，一个人的名字是和他本人关系最紧密的符号；在文化传统上，名字从周代，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开始，便被认为是一种“属神”的东西，神圣而不可侵犯。

名字其实就是符号

唐代诗人岑参有一首很可爱的小诗：“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思念远在天涯的故人，梦中只消片刻便越过数千里的距离与他相会。我们的思维似乎比什么都快，所以神秘主义者常常以这个缘故而推崇“心念”，说我们只在一念之间便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连光速都望尘莫及。

当然，事实上，所谓心念不过是神经系统的运作，然而神经系统的运行速度是远远不及光速。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念之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是因为我们仅仅从大脑里调出了这五千年、九万里的索引而已。我们的大脑是依靠索引系统来认知世界的，岑参在“枕上片时春梦中”所见到的数千里之外的故人并不是那位故人的真身，而仅仅是岑参在自己的大脑里为那位故人建立的一个影像符号罢了。

索引系统就是符号系统。我们是通过索引系统来认知世界的，同样是通过符号系统来认知世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强大脑

2011年，美国开播了一部名为《记忆神探》（Unforgettable）的侦探剧，主人公卡莉·威尔斯（Carrie Wells）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超忆症（Hyperthymesia）。

超忆症患者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过目不忘的能力，能够记起自己视听所及的任何细节。换言之，超忆症患者如同一台人体摄像机，可以轻易调阅之前任何时段摄录画面中的任何细节。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超忆症的凡夫俗子而言，我们的大脑结构不允许我们进行巨细无遗式的记忆。我们必须把复杂的事物充分简化，并以符号为其编制简单的索引，以供将来可以方便地将其调阅出来。

在岑参的“片时春梦”里，他的神经系统便是调阅了那位故人最突出的几项外形特征，将之组合成一个框架，大脑还会将缺失的信息以一种相当任意的方式填补起来，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人形象。事实上，当岑参在清醒的时候回忆这位故人时，大脑也是以类似的模式在运作的，所以我们的记忆从来不会十分准确。心理学的这一研究成果早已在刑侦和司法领域里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击者的证词已经不再被毫无保留地当作“真相”来看待了。

准确与迅捷是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要追求准确，就必须牺牲迅捷，反之亦然。而在严酷的生存竞争里，迅捷显然比准确更具有生存优势。我们也许有过一些拥有着“准确优先模式”大脑的祖先，但他们早早就被残酷的大自然淘汰掉了，几乎没有任何后代幸存下来。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超忆症患者在全美仅有四例，并且超忆症也并不像电视剧所展现的那般神异，患者仅仅是对亲身经历记忆深刻而已，可以轻易想起一生中任何一天里的任何细节，哪怕是当天的天气情况，但在阅读和运算能力上很遗憾地与我们普通人毫无二致。

将复杂的事物转化为符号化的记忆索引，这是人类生存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而使我们迅速记住一个人的最简单的索引符号，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一般而言，无论是某人的图画、一缕头发、使用过的物件、手迹、停留过的地方、生辰八字（事实上，以上种种都曾经成为巫术的媒介），都不如他的名字那般能够迅速唤起我们对他的记忆，这正是我们天生的认知模式使然。我们对符号的记忆会比对图像的记忆清晰很多，所以在我们记不清一个人的相貌之后，往往依然可以记起他的名字。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几乎可以说“名字即人”，而缺乏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古人难免会觉得名字和人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联，当人们对某人的名字施加某种影响的时候，其影响力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某人本身。

招魂：古人最后的生死判断？

儒学并不是孔子发明的学问，孔子这一生也从来没想过要在思想领域有所创建。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即只传授，不创新，至于传授的内容，就是“克己复礼”之“礼”，即周公开创的典章制度与政治原则。所以说周朝制度是儒学之根，深刻影响了后世三千多年的历史，直到近几十年，我们才和周礼割断了关系，“礼仪之邦”的遗风也所剩无几了。

周朝是一个礼制社会，也可以说是礼仪社会，贵族群体共享国家股权，各级贵族上至祭祀、出征，下至衣食住行，都有一整套复杂的仪节。葬礼或许是一切仪节中最复杂的，事实上在儒家尚未成为一“家”之前，在葬礼上做司仪正是他们的当行本色。

重视葬礼是为了“慎终追远”，可以不断强化共同体成员对“血浓于水”的感受，对于提升集体向心力很有益处。有两个葬礼细节与我们当下所要讨论的内容高度相关：一是招魂，二是避讳。

招魂，古人称之为“复”。

假设某位士君子刚刚在家里寿终正寝，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手脚利落的人为他招魂。招魂者需要从东边的飞檐登上屋顶，手里拿着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面向北方，拉长声音连呼三声死者的名字。比如死者姓王名林，那么招魂者呼喊的内容就是：“啊——林啊——回来吧——”姓和名在当时还不会像今天这样连起来喊。

人既然刚死，那就意味着魂魄刚刚脱离身体，还没飘远，所以只要把魂魄召唤回来就可以令死者复活。招魂者连呼三声之后，将手里那件衣服从屋顶投入前庭事先准备好的竹筐里，自己从西边的飞檐退下来。前庭有人拿起那件衣服（千万小心，因为亡魂若真的被召唤回来了，此刻就附着在那件衣服上），登上台阶，将衣服盖在死者身上。如果招魂成功，死者就会复苏（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人们完成了招魂的流程，看到死者依然复苏无望的时候，就会宣告死者正式死亡，要着手办理丧事了。

只有对天子的招魂有点儿例外，没人敢直呼天子之名，于是只有这样喊：“啊——天子啊——回来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从来没有哪一任天子的魂魄真的被召唤回来过。

至于死亡确认，其标准即便在近现代医学里也是一个屡屡兴起争议的话题。

人们一度以“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作为死亡确认标准，后来发现一个人即便停止呼吸，或心脏停跳，其实都还有复苏的可能。直到1968年才确立了以“不可逆的全脑部功能丧失”为死亡标准，这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脑死亡”。而在古代的标准流程里，招魂才是死亡确认中的最后一道程序。

据孔子说，原始人就已经在这样招魂了，当然形式上会简陋一些。

读者应该已经留意到，招魂时所呼唤的正是死者之名，其实这恰恰意味着招魂与叫魂只是一体的两面罢了。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事实上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招魂是很少有的被别人叫到“名”的几种场合之一。比如死者姓岳，名飞，字鹏举，招魂时既不喊“岳飞”，也不喊“岳鹏举”，当然也不会喊“岳大人”“鹏举兄”之类的什么，喊的仅仅是“飞”：“啊——飞啊——回来吧——”

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一个人总会有太多种称谓。在所有这些称谓中，名也许是被人叫得最少的一种。古代的男子到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冠礼，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成人礼，表示你从此正式加入成人社会，承担成人的义务，享受成人的权利。冠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由嘉宾（通常是长辈）为你取“字”，从此除了国君和父母之外，别人对你称字而不称名，这叫“敬其名”，意即对你的“名”表示敬意而不敢轻率提及。父母在你初生时为你取的那个“名”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在社会规范之下了，直到招魂的时候。

招魂结束，死者入殓，灵柩前还要树起一面旗帜，旗帜上要有“书铭”，也就是写上死者的名作为灵柩的标志。如果死者是男性，书铭便直接书名；如果死者是女性，书铭所写的就是她的姓与排行。

如果我们理解了“名”在古代世界的这份重量，就不难理解招魂或叫魂何以会在人们心中有着偌大的影响力。

避讳：名字为什么要成为禁忌

儒家经典《礼记》有记载说，将死者的棺椁下葬之后，所举行的最后一轮祭祀叫作“卒哭”，在此之后，人们便会将死者的神主牌位依固定的次序安置在祖庙里，从此“以讳事神”，亦即死者的名讳从此成为一个禁忌词，是属神的，不得再在人间提起。这意味着“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大家便不再把他当成“人”来侍奉，而是当成“鬼”来侍奉了。

举个真实的例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个姓姬名寤生的人，身份是郑国的国君。在他去世的时候，郑国要向友邦发布讣告。鲁国接到讣告，这在鲁国的纪年里是鲁桓公十一年，鲁国史官将这件事记载下来，这就是《春秋·桓公十一年》里的那条记载：“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意思是说：在今年夏天，五月的癸未日里，郑国的国君（伯爵级别）寤生去世了。

这个时候，这位姬寤生（其实当时并不会这样连名带姓地称呼）虽然已死，却还没有下葬，郑国的元老大夫们需要开个会，考察姬寤生的一生功过，为他选定一个谥号。姬寤生生前是个果敢有为的国君，带领郑国称霸中原，那么依据谥法，“胜敌志强为庄”，于是大家一致赞同以“庄”作为姬寤生的谥号，从此以后便称他为郑庄公。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有《郑伯克段于鄢》这篇古文，文中的主角就是这位郑庄公。

确定谥号之后，死者于当年秋天的七月里正式下葬，郑国领导层还要再发一份通报给友邦人士。鲁国收到了这份通报，于是在本国史册上记载道：“秋七月，葬郑庄公。”——三个月前记录的是“郑伯寤生卒”，此时记载的是“葬郑庄公”，称谓就这样发生改变了，郑庄公的“名”已经被拿去“事神”了，人们提起他的时候再也不能说“郑伯寤生”了。换言之，“寤生”从此变成了一个禁忌词汇。

所谓谥号，其实就是给一个人（当然是贵族阶层）赋予一个新名字，用以取代旧的名字。从文字学的角度上看，“谥”的本字是“益”，表示“增加”。“益”（谥）从字面来看就是给死者增加一个名字。古人总是不断给自己增加新名字：有名，有字，有号，有尊号，有谥号……在这一套复杂的称谓系统里饱藏玄机。不过，关于名字的故事，还是让我们先从姓氏讲起吧。

孔子不姓孔

“孔子姓什么？”这看上去是一个十足愚蠢的问题，如果勉强以认真态度来回答一下的话，我们当然会说：“孔子姓孔。”但严格说起来，这是一个错误答案。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与那个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属于同一个血缘族群，他们都姓“子”。周武王灭掉了商纣王，从此改朝换代，天下从商朝变成了周朝。商朝的遗老遗少被宽宏大量的征服者的后代赐予一处封国，是为宋国。

周朝人作为征服者，很有点儿统战意识，给宋国以最高的礼仪规格，然而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下，宋国人的腰杆子其实是再也挺不起来了。我们看诸子百家的文章，宋国人常常被当成揶揄嘲讽的对象，当某位思想家需要塑造一个反面人物来教育大家的时候，宋国人常常是首选。揠苗助长、守株待兔这些故事，愚蠢的主人公都是宋国人。

若干世系之后，到了春秋初年，子姓贵族里有一位孔父嘉做了宋国的大司马，还成为宋穆公的托孤大臣。这位孔父嘉并不是姓“孔”名“父嘉”，“孔父”是他的字，“嘉”是他的名。先秦时候的称谓规范和后世很不一样，标准也不尽统一，若换作后世的称谓方式，孔父嘉姓子，名嘉，字孔父，应该被叫作“子嘉”或者“子孔父”。

若干年后，孔父嘉死于一场政变阴谋，他的后代逃亡到鲁国，从此定居下来，以“孔”作为自己这一系的“氏”，这就是孔氏的由来。六代之后，便有了我们尊敬的孔子。

所以，假如我们要给孔子做一张身份证的话，应该这样来写：

姓：子

氏：孔

名：丘

字：仲尼

籍贯：宋国

家庭住址：鲁国陬邑

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周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两家人虽不同氏但同姓，是不可以缔结婚姻之好的。

当时的姓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少得可怜，氏却越来越多。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氏都比姓来得重要，这正如一个人的现住址往往比籍贯更重要一样。所以姓在不知不觉间便从历史舞台中消隐了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姓。汉朝人就已经不太分得清姓与氏的差别了，哪怕博学如司马迁，在《史记》里介绍某人的时候也常常说他“姓某氏”，完全将姓与氏混为一谈，将氏直接当作姓来使用了，“姓氏”一语的意义从此为之一变。

姬旦还是周公旦？

今天的父母们在无比精心地为孩子取名时，总会把姓和名联系起来考虑：一个好听的、有美好含义的字眼儿是否能和孩子的姓氏相配，这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很有廉耻心的人，于是为他取名“廉耻”，那么孩子姓“吴”的严峻事实也许会彻底毁掉你的苦心。

但是，古人对这个问题的在意程度要比我们弱很多，尤其是先秦时代的古人。

在儒家的经典讲述里，周朝的开国元勋周公是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孔子最仰慕的人就是周公，如果他在一段时间里竟然没有梦到周公，甚至还会为此闷闷不乐好几天。周朝的王族姓姬，周公当然也姓姬，他的名字叫旦，因为受封为周公，所以史书上一般叫他周公旦。

当然，按照现在的称谓规范，我们应该叫他姬旦。真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总理级的人物被人叫作姬旦时的样子，难道那时候人们对鸡蛋另有称呼不成？

事实上，那个时候还并不曾像现在这样连名带姓地来称呼一个人，姓与名总是单独出现的，所以“姬”和“旦”并没有机会被放在一起来读。即便是后世提及周公，通常也不会直呼姬旦。北魏孝文帝《与太子论彭城王诏》有“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这是因为骈文需要照顾对仗，对仗又必须照顾音律，这里若称“周公”则音律不协，只有退而求其次，反正周公已经过世很久了。

至于周文王，也就是姬旦的父亲，为什么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仅仅是取“日出”的意思。那个时代的名字，大多都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毕竟连书都还没有呢。

第三章贵族的游戏

商朝与周初的取名方式

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取名，往往会码起厚厚的一摞书本，从诗词歌赋、经史子集里精挑细选，但远在两三千年之前的父母们可没有这么多文化资源，甚至连书都找不出一本。

帝王本该对名字最有讲究，但商朝的帝王都用十个天干符号来取名，比如那位臭名昭著的商纣王，他的名字是“辛”，即“戊己庚辛”之“辛”。他的前任商王还有三位叫“辛”的，为了区分，人们依次称这四位同名者为祖辛、小辛、廪辛、帝辛，正如欧洲王室里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那种称谓习惯一样。

很有可能当时以天干计时，孩子是哪一天生的，就以哪一天的天干命名之。生在辛日，所以取名为辛；生在甲日，那就取名为甲。如果那时候有生日派对的话，那么无论是某人自己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生日。

但是，殷商的历史毕竟过于久远，很多必要的线索早已被时间湮灭不清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天干符号只是商王之王号，而不是他们的名字。纣王的名字很可能就是“纣”，或是读音相近的“受”；他甚至还有个字，叫作“受德”。

这似乎太前卫了一点儿，至少我自己是更倾向于相信商王是以十个天干符号来取名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日知录集释》卷二“帝王名号”这篇文，我还是希望尽快翻过商朝这一页而进入周代，因为周代文化才是塑造华夏文明的最大一块基石。

但遗憾的是，对于周代初年的取名方式，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比商朝更多。只有到了周代后期的春秋时代，因为有了《左传》《国语》《礼记》这些丰富而生动的史料记载，我们的眼睛才一下子被擦亮起来。

礼仪之邦，连取名都有一套特定的礼仪

古代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大到国际战争，小到行住坐卧，各有各的礼仪。

取名字既是关乎灵魂的大事，那么给孩子取名当然要依照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才行。

据《礼记·内则》的记载，在孩子降生第三个月的月末，取名仪式正式启动。至于为什么要等上三个月才取名，史料上并没有说，不过推测起来，那时候医疗条件恶劣，婴儿成活率很低，降生之后的三个月应该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段，等婴儿挨过了“危险期”，父母的心才会踏实一些，也才有给孩子取名的必要。（在古代欧洲的平民社会里，小孩子经常要等到三四岁才有名字，就是因为在三四岁之前的死亡率实在太高的缘故。）

仪式的第一项内容是给孩子理发：胎发并不全部剃光，男孩子要留着囟门两边的胎发，女孩子要在头顶留一处十字形的胎发，要么就是男孩子留左边的胎发，女孩子留右边的胎发，这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男左女右”的规定。

然后，由妈妈拉着孩子去见爸爸。爸爸的政治地位如果比较高（比如是一位卿大夫，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爸爸和妈妈就要换一套新衣；如果政治地位不太高，那就不用换新衣，只要穿一身洗干净的衣服即可——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衣服在周代社会还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

这一天里，家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要早起、沐浴、更衣。孩子的爸爸要从阼阶上堂，面向西方站立；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出来，站在屋楣之下，面向东方；保姆站在孩子妈妈稍前的位置，帮助后者传话说：“孩子的母亲某某（如果妻子姓姜，这里就称姜氏）谨在今天的这个时候，让孩子拜见父亲。”孩子的爸爸要回答说：“要教孩子恭敬懂礼。”接下来，爸爸一只手握着孩子的右手，一只手托着孩子的下巴，开始给孩子取名了！妈妈要代替孩子回答爸爸说：“孩子会牢记爸爸的话，将来会有出息的！”

然后妈妈向左转身，把孩子交给早已等在那里的老师。孩子的老师负责把孩子的名字通报给全家的女眷，爸爸要把孩子的名字告诉给大管家，由大管家通报给所有同宗男子，并如此记录在案：“某年某月某日，某出生。”最后一个“某”所代表的，就是孩子刚取的名字。

接下来的程序就相当于今天的上户口，这里就省略不谈了。

以上是取名的礼仪，或者说是流程，但是，孩子的爸爸究竟会给孩子取出怎样一个名字呢？他会不会也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一样，摆出许多参考书来，或者去请某位大师、大仙占卜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笔画组合之类的什么？

鲁桓公给孩子取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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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或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精髓的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笔画组合之类的讲究，其实在周代尚未成型，而且即便在其成型之后，一般也只是下层社会才用这些规则来取名字（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而鲁迅兄弟都不曾取这样的名字）。先秦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周代上流社会依据周礼取名的案例，就让我们从鲁桓公的故事讲起吧。

周朝建立之初，将亲朋和故旧派往全国各地，让他们建立各自的封国，世代传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周公旦被封到鲁国，但他兼有国家总理的重任，必须留在京城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他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到鲁国上任。伯禽于是成为鲁国事实上的第一任国君，然后世代相传，到了公元前711年，我们本章的主角鲁桓公正式继位。

鲁桓公姓姬名允，当然，正如没有人称周公旦为姬旦一样，也没有人称鲁桓公为姬允。在鲁桓公继位的第六年里，正室夫人姜氏终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大户人家的男主人往往妻妾成群，一辈子总能生出很多儿子，但只有正室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至关重要，这与当时的子女继承制度息息相关。

子女继承制度和婚姻制度都是由私有制派生出来的，倘若没有私有财产，相爱的人便可以自由恋爱而不必结婚，对孩子们便可以仅仅凭着亲情来爱护而不必费心考虑他们应该继承的财产份额。既然有了私有财产，财产又永远存在“稀缺”这个特性，每个相关的人都想争得更多的一份，那么为了避免争端，就有必要在一开始确立好与继承资格相应的名分。所谓周礼，儒家推崇的所谓正名，儒家之所以被称为名教，正是由此而来的。

正室夫人所生的儿子统称嫡子，侧室夫人所生的儿子统称庶子，嫡子中的老大称为嫡长子。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家里的嫡长子吉祥降生，他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因为只有他将来才有正式资格继承鲁桓公的岗位，成为鲁国的下一任国君。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为这孩子取一个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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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的降生，意味着鲁国的君位出现了合法继承人，所以这非但是一家人的大事，也算是全国人的大事。礼仪之邦凡事都要有相应的礼仪，太子降生自然不会例外，于是人们早早便准备好了最高规格的太牢盛馔。

古代杀牲祭祀，最高规格者称为太牢，要用到牛、羊、猪三牲；次一级者称为少牢，只用羊和猪；再次一级者称为特，只用羊或猪一牲。这些牛、羊、猪在名义上都是献给祖先神祇的，但祖先神祇毕竟没有肉身，是靠着香气的供养而存活的，所以他们只是来闻闻味道罢了（这便是“馨香”一语的来历），肉毕竟还是要被祭祀者吃进肚里的。

理论上说，太牢之礼是为太子降生而举办的，牛、羊、猪当然应该给太子吃，但小婴儿无法吃肉，只能由母亲姜氏代劳。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很严肃地解释说：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孩子的母亲尽快得到营养的滋补。现代人很难想象：产后体虚的女人以太牢滋补，会不会补得太过分了一点儿？

接下来，由国家占卜官选择的士人抱着太子，士人的妻子（要选一个刚生完孩子，有奶水的）喂太子吃奶，鲁桓公则在妻子与同宗妇人的陪同下正式为太子取名。

事实上，初为人父的鲁桓公本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取名，所以事先他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功课：去向博学的本国大夫申繻请教。

按照周代制度，大夫属于元老级的贵族，是国家重臣，一个人必须年满五十才有升任大夫的资格（事实上总有例外）。所以，在那个重视长者智慧的时代，大夫级人物说出来的话总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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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繻不愧是一个渊博的长者，告诉鲁桓公说：“取名一共有五种规则，分别是：信、义、象、假、类。”

信，就是以孩子出生时的特征来取名，比如有个孩子出生时手心的掌纹很像一个“友”字，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友。当然，这种情形比较偶然，而更加常规、也更加“科学”一点儿的方法是：在孩子的妈妈尚未生产的时候，乐官就会拿着律管守在她住所门口的左侧，大厨端着膳食器具守在她门口的右边，占卜官拿着占卜器具守在堂下，等太子刚一落生，发出第一声哭号的时候，乐官赶紧吹奏律管，找到与哭声相合的音律，大厨提出膳食方面的建议，占卜官提供备选的名字，然后还要行一套有点儿复杂的悬弧礼，再正式取名。

商朝以孩子出生那天的天干符号来取名，也算是一种“信”的方式，这正如今天有些父母给在劳动节出生的孩子取名“五一”，给在国庆节出生的孩子取名“国庆”一样，我不知道在妇女节那天出生的女孩子有没有取名“三八”的。

义，就是以吉祥的字眼儿来取名，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父母给子女取名时最常用的方式。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果然灭商兴周，既昌且发。鲁桓公名“允”，这个名字也是根据“义”的原则取出来的，“允”的本义是“诚信”，尽管鲁桓公的一生行事有点儿愧对他这个名字。

象，就是孩子的某处特征像什么东西就以什么东西为名。孔子的名字就是这么取的。他的父亲曾在当地一座名叫尼丘的山上祷告求子，而孔子降生之后，头的形状竟然很像尼丘，所以取名为丘。

假，就是假借万物之名来做孩子的名字。孔子就用这个方法给儿子取名为“鲤”，今天的父母也常常会用龙、虎、鹰、桂、桃这些字眼儿来给子女取名。

类，就是根据和父亲有关的某种特点来做孩子的名字。鲁桓公后来就是用了这条规则来为太子取名的，我们留待稍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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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除了这五项规则之外，还要小心六大禁忌。这些禁忌并没有什么神神怪怪的东西，反而都是一些很现实的考虑。

周朝是一个很有无神论倾向的时代，讲究“神道设教”，也就是用鬼神之类的东西来维系政治稳定。当然，统治者自己是不信这一套的，假如他们真信鬼神，当初也就不敢做反抗商王、改朝换代的大事了。商朝人最信鬼神，纣王就很想得开：我的王位是天命所赋，就算我荒淫无道了一点儿，谁又能把我的王位夺了去！

于是，纣王怀着“我爸是李刚”的坚定信念继续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但是，商朝竟然真的被周朝灭掉了。作为胜利者，周人开始编造新的天命说，说天命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统治者太坏，上天就会弃他而去，转而保佑那些有德的人。这是一种被当代社会学称为“合法性神话”的谎话，非常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

当然，神话的编造者并不那么相信神话，这一点会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里。表现在取名的规则上，那就是六大禁忌完全是基于现实性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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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繻对鲁桓公说：取名不能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礼器玉帛名，这是因为周人有“以讳事神”的传统，名字一定要易于避讳才行，以上六种名字是很难避讳的。比如一个人取名为“鲁”，等他死了以后，人们就要将“鲁”字“事神”了，人间不许再提，然而身为鲁国人，实在有太多需要提到“鲁”字的场合，回避不开。

依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小提琴家盛中国就属于犯了“取名不能用国名”的禁忌，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将不能提到“中国”这个词，如果你去他家做客，也要遵循同样的忌讳。齐豫、齐秦、陈鲁豫，他们的名字在周代算国名，在现代算地名，同样违背了这一禁忌原则，因为这些地名在日常语言中实在太难回避了。

申繻列举了当时的两个反面教材：晋僖侯的爸爸给他取名“司徒”，而司徒是一个官职的名字，晋国后来就只好把官职里的司徒改称中军；宋武公的爸爸给他取名“司空”，也是官名，宋国后来只好把官职里的司空改称司城。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读春秋时期的史料，就需要知道晋国的中军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司徒，宋国的司城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司空。幸而这样在取名大事上有欠斟酌的父亲还算极少数，不然历史书一定还要难读太多。

这种避讳问题就连当时的人都会觉得麻烦。《国语·晋语九》中有一则故事，是说晋国大臣范献子到鲁国去做外交访问，在进入鲁国的国境之后，他向当地人打听鲁国的两座名山。奇怪的是，当地人在回答的时候竟然不提山名，仅以山所在的行政区划的名字来指代这两座山。范献子大惑不解，问道：“那不是叫具山、敖山吗？”没想到当地人说：“那是敝国先君献公、武公的名字，需要避讳啊！”范献子顿时感到颜面无光，回国之后逢人就说：“人不可以不学习啊。我出使鲁国，却直呼人家避讳的两座山名，被人耻笑，这都怪我事先没有做足功课啊！”

取名不易，有如此多的规则和禁忌。鲁桓公前思后想之下，终于用“类”的方法给太子取名为“同”，因为太子和自己的生日在同一天。这个名叫“同”的孩子，后来成为鲁国的下一任国君，死后谥号为“庄”，史称鲁庄公。

从名字看未来：成师与仇的故事

公元前805年，晋国国君晋穆侯的夫人诞下太子。不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晋穆侯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无比诡异的名字：仇。难道在两千八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无仇不成父子”这个说法，并且当爸爸的也不介意直接将这个意象表现在孩子的名字里吗？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一年晋穆侯率军随同周宣王讨伐戎狄部落，结果吃了败仗，心情非常不爽。他对这一深仇大恨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给当年出生的孩子命名为“仇”。孩子的妈妈也许不满意这个名字，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发言权毕竟握在男人的手里。

三年之后，晋穆侯在千亩之战中大获全胜，后方也传来捷报：夫人又给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晋穆侯按捺不住欣喜之情，给这个儿子取名“成师”，意思是“强大的军队”。

晋国老臣师服审慎地从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上看到了一丝隐忧：有继承权的哥哥取名为仇，没有继承权的弟弟取名为成师，这是动乱的先兆啊！

师服的预言后来果真得到了应验，成师和他的子孙们一直在努力抢夺晋国政权，仇和他的子孙们无力应对，终于被前者成功篡位。后人常常拿这段故事作为前车之鉴，说明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一定不可以有半点儿轻率。

文雅和粗俗

名是一个人的所有称谓中私密性最强的，这也算是社会文明化的一大标志。

文明，往往意味着雅致、迂回；粗野，往往意味着直截了当。

举例来说，“死”是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的朋友张三刚刚被确诊为脑死亡，我们就会说“张三死了”。但是，如果我们和张三的感情很好，我们很不情愿接受“张三死了”这个严酷的事实，那么当我们需要表达“张三死了”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换一个相对委婉的表达方式，比如“张三驾鹤西归了”，或者“张三仙去了”，或者“张三已登西方极乐净土”——似乎我们非但没理由悲哀，反而应该对张三的人生升华感到高兴才对。所以，文雅的意义就在于，将我们和那些会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尽可能隔得远些。

当然，这只是文雅的低级功效，更高一级的功效是：将我们和那些理应让我们付出尊敬的事物隔得远些，贬低自己以尊敬对方。

好比我们带着50万元现金，准备向一名官员行贿。最耿直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送您50万元现金，这些钱要是精打细算来用，都够您在二线城市买一套小户型了！无论您是自己住还是给孩子住，都好！”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真的这样行贿，其结果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文雅的语言是这样讲的：“这点儿钱不成敬意，只是聊表寸心，给您的下人添置几双新鞋吧。”——这是周代送礼的标准语言，不能直说这礼物是送给“你”的，而要说这礼物是送给你的下人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够资格给你送礼，你也不会看得上我的礼物。这就是通过贬损自己来向对方表达敬意的方式。

不直呼对方之名，这也是贬己以敬对方的一种经典的模式。

一个人的名标志着他的未成年身份，只有父母和尊长才可以直呼，如果你当着一个同辈的面直呼其名，就等于当面在说：“小毛孩儿，我是你爸！”

比如我们和关羽共事，那么对他直呼“关羽”“羽”“小羽”或“羽哥”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正确的做法是：可以称字，叫他“云长”或“云长兄”；可以称职务名，叫他“关将军”“关大人”；可以称爵位，叫他“侯爷”。当然，职位和爵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只要是稍有点儿文化的家庭，孩子在成人之后都会有字，我们总还可以称字而不称名的。

取字：从这一天开始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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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

儒家经典《仪礼》第一章题为《士冠礼》，记载冠礼的全部流程，各种讲究，各种繁琐，读一遍都不容易，更别提照做了。不要说今天的普通人，就连古代的大学者也要为之头痛。韩愈发过牢骚说：“我觉得《仪礼》太难读了，那些礼仪在当今也没有多少人实行了。”朱熹也说过：“古礼在今天几乎都行不通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最传统的礼学是属于贵族社会的，贵族们多是富贵闲人，又最重视传统，在礼仪上非但不怕麻烦，反而还炫耀这种麻烦，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到战国时代就早早地宣告结束了，后来也只在晋代回光返照了一回。

炫耀型消费是扎根在基因里的行为模式，正如雄性动物炫耀自己来求偶一样。今天我们需要买私家车作为代步工具，如果仅仅满足功能性，那么几万元的车也就足够了，但人们还是追求奔驰、宝马、法拉利，因为只有开这样的车才够有面子。女人买包也是一样，几百元的包包就可以完美解决功能性和美观性，却非要追求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路易·威登（LV）和爱马仕，因为只有带着这样的包包才够有面子。一言以蔽之：没有人会仅仅因为“自己喜欢”而去购买奢侈品。

贵族最看不起这样的炫耀，一概斥之为暴发户心态。在贵族的世界里，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无论多贵，都没有炫耀的价值。真正的贵族，炫耀的从来不是财力，不是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纯属于精神世界的优雅。财富可以凭借机遇与能力迅速积累起来，而优雅没有速成之道，总需要有几代人的积淀才能形成。俗话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道理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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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成人礼，仪式自然不惮繁琐，仪式上哪怕只有一星半点儿的差池都会遭人耻笑。那时候的平民自然享受不起这样的成人礼，即便举行了成人礼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孩子照样没资格参与政治生活。成人礼上需要取“字”，平民不但没有字，连名都是胡乱取的。

在贵族的成人礼上，取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这项重任不是由父亲来做，而是由特邀嘉宾来做。字与名要在意义上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比如孔子的儿子名鲤，字伯鱼；孔子有个弟子宰予，名予，字子我（“我”和“予”是同义词）。

在无穷多繁文缛节的成人礼之后，一个人便开始正式步入成人社会了，人们再称呼他的时候便也只能以字相称，名成为他在尊长面前自称时的称谓。所以说那时候的字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名，字比名要重要许多。

比如我们拿到一本《当代文学佳作选编》，翻开目录，会看到目录分为两级：根目录是作者名，二级目录是作品名。作者名的那一部分，罗列着莫言、苏童、凌力、池莉等。如果拿到的是一本《古代文学作品选编》，目录里的作者名会是班固、庾信、鲍照、江淹等。但古人编书如果也这样做，就等于在辱骂这些作者。我们看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在目录里，班固不称班固，称班孟坚，庾信称庾子山，鲍照称鲍明远，江淹称江文通，统统不是姓与名连称，而是姓与字连称。

如果时代再靠后一些，目录里的名字就会出现姓、名、字连称的方式，比如：班固孟坚、庾信子山、鲍照明远、江淹文通，或者是姓、字、名连称：班孟坚固、庾子山信、鲍明远照、江文通淹……这种称谓方式在日本还保留着，比如日本拍的《三国演义》动画片或三国人物手办的广告招贴，人物旁边出现的介绍文字都会写成刘备玄德、关羽云长、张飞翼德、赵云子龙……有人因此嘲笑过日本人的古怪，殊不知礼失求诸野，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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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楚汉相争的那段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有字的其实并不太多。《史记》上讲，项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刘邦名邦，字季。项羽的字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乃楚国名门之后，从小接受的是贵族教育，成年而取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刘邦的字颇为可疑，因为刘邦出身于平民家庭，一辈子都以缺乏教养、素质低下著称，直到他势力已经很大，知识分子在投奔他的时候总还有心理障碍，觉得很难和一个没教养、没素质的老板相处下去。

所以刘邦既不可能举行过成人礼，更不可能有字。“季”不是他的字，而是他的排行。古人以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季是老幺的意思。刘邦之称刘季，正如南宋初年的叛军领袖杨幺一样：杨幺出身平民，大名叫杨太（这也不是个正经名字），加入造反队伍之后，因为在领导班子里最年轻，所以被叫作杨幺。

刘邦手下，萧何是基层公务员，樊哙是市场上的肉贩子，韩信是四处蹭饭的无业青年，全和贵族不沾边，所以只有名而没有字；只有张良例外，他出身于韩国大贵族之家，所以有字。刘邦定鼎之后，在一次国宴上讲起自己的取胜之道，有一番脍炙人口的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这段话是《史记》原文照录，刘邦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信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大人杰。我们注意一下称谓就会发现，刘邦称呼萧何和韩信的时候都是连姓带名，唯独对张良仅称其字（子房）。在这个新兴的大汉帝国的政府班底里，字实在是一种很奢侈、很稀缺的东西。

单字名和双字名

现代人取名，一般都取双字名。若干年前，政府呼吁，要父母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尽量取双字名，不要取单字名，因为这样的话，重名的概率会小很多，生活中的麻烦自然也会减少一些。

从全国的统计数据上看，同一年出生的“刘超”“王立”不啻千百，父母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实在有点儿不负责任。双字名在意义上的发挥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那些殚精竭虑要给孩子取个好名字的父母也更加偏爱双字名。

《三国演义》是每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演义，有趣的是，那里边的英雄豪杰、文臣武将，几乎清一色是单字名：刘备、曹操、孙权、吕布、关羽、张飞、赵云……

原因要追溯到王莽篡汉的时候。王莽最喜欢托古改制，很有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汉代一直把《春秋》当作孔子留给后人的微言大义，研究《春秋》的权威学者提出《春秋》对双字名是采取谴责态度的，这种取名风气应该被严厉禁止才对。

双字名为什么会危害政治稳定，这真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但孔子既然有这个意思，肯定有他的道理，照方抓药总不会有错。所以王莽以政府名义通告全国，要大家都取单字名，因为这才是孔子所推崇的仁义之道。

既然专家这样解释，政府这样推广，大家也就上行下效了。甚至匈奴人也来起哄，比如一个汉译名叫“囊知牙斯”的匈奴首领改名为“知”。新事物一旦相沿成俗，也就没有人深思它的原委了，所以直到王莽败亡，后汉建立，后汉又败亡，三国争雄，取单字名竟然成为不言而喻的文化传统了。只有少数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才会取双字名，以此表示一种特立独行的高姿态。

贵族圈的社交功课：必须了解所有人的祖孙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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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性上来讲，其实单字名也好，双字名也好，在当时都不很要紧。因为一来那时候人口太少，有身份、有文化的人家更少，重名的概率并不太高；二来在社会生活中普遍用到的是字，并不是名，名是要被极力避讳的东西。

对名的避讳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交礼仪，甚至可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正如入乡随俗的道理一样，到别人家里做客，事先一定要把需要避讳的全部字眼儿彻底摸清才行，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对方以及对方父辈、祖辈的名都是哪些字（即所谓“家讳”），交谈的过程中切切不可提到这些字，就连同音字也不可以讲，否则就是大大的失礼。

这个情况在晋代最甚，因为晋代是继周代之后最有贵族色彩的时代，门阀大族世代掌握政权，寒门子弟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既然那是一个赤裸裸的“拼爹”的时代，自然对爹的大名无论怎样重视都不为过。

所以在新官上任的时候，下属照例要请长官介绍一下哪些字属于家讳，免得今后不小心冲撞了长官。但有时候这种谦卑请教也会得罪人：蓝田侯王述刚刚就任扬州刺史的时候，下属照例来请示家讳，王述的批示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名满天下，无人不知，妇人的名讳不出家门，不必告诉你们，其余就没有要避讳的了。”想来在王述看来，一个人若是不知道自己父亲与祖父的名讳，简直就是对自己一家人的放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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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陆云兄弟就遭到过这样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侮辱。当时卢志在一个公众场合问陆机说：“陆逊、陆抗是您什么人啊？”陆机答道：“这两个人和我的关系，正如卢毓、卢珽和您的关系一样。”此言一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陆抗是陆机兄弟的父亲，曾任东吴大司马；陆逊是陆机兄弟的祖父，在三国争霸的时候，关羽之所以败走麦城，完全出于陆逊的谋划，后来陆逊又指挥了夷陵之战，使刘备败走白帝城，气病而死。虽然三国时代已告终结，晋朝代立，陆机、陆云兄弟很难再单凭显赫出身捞取多大的政治资本，但人们总还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高看他们几分。

卢毓是卢志的祖父，三国时代在魏国担任高官；卢珽是卢志的父亲，先在魏国做官，入晋之后官职越做越高。这一对父子虽然比不得陆逊、陆抗的名望，倒也算得上一时俊彦了。所以卢志和陆机的这番对话，可以看成官三代之间在交流身世。

但是，卢志和陆机这一问一答为什么会使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呢？原因就在于卢志非但对陆机的父亲和祖父直呼其名，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的，这不啻于当众抽人耳光；而陆机当下便反唇相讥，也对卢志的父亲和祖父直呼其名，当众撕破面皮，绝不装聋作哑。

陆云大惊失色，拉扯哥哥说：“何必弄到这般地步呢，人家也许真的不知道咱们两个的身世啊。”陆机很严厉地答道：“咱们的父亲和祖父名满天下，哪可能有人不知道呢？鬼子实在太无礼了！”

陆机也许没想到的是，陆逊和陆抗虽然无人不知，但人家未必就知道你和陆逊、陆抗的关系。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真是这个缘故的话，责任也全在卢志身上，因为了解社交场合中每一个人的家世、家讳实为当时贵族必做的功课，这个功课若没有做足，在社交场合里就不要轻易说话。卢志就是因为这次轻率的发言，给自己讨了老大的没趣，不但被陆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还额外被骂作“鬼子”。

在贵族圈子里，骂人也不是随便骂的，要骂得有根有据才行。卢志之所以被骂作“鬼子”，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传闻，说卢氏的祖先娶了一个死去的女人为妻，生下卢温休，卢温休再生卢植，这位卢植就是卢志的曾祖父。这个离奇的故事被白纸黑字地记载于《孔氏志怪》这本书里，真名实姓，让可怜的卢志百口莫辩。看来在贵族的圈子里生活，对口舌一定要加上千万个小心啊。

这件事情还有后话。当时有品鉴人物的风气，人们对陆机、陆云兄弟一直觉得难分高下，而经过了卢志事件，大名士谢安就顺理成章地提出陆机胜过陆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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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志直呼陆逊、陆抗的名讳也许真的只是无心之失，但也有人纯属故意找碴儿。

司马昭某天和陈骞、陈泰兄弟同乘一车，在经过钟会家的时候，招呼钟会上车来一起走。但是，司马昭存心使坏，打过一声招呼之后便径直驾车走了。等钟会终于赶了上来，司马昭发出了一句早已准备好的阴险质问：“明明约好了一起走，你怎么迟到了呢？大家都等着你，你却‘遥遥地’落在后边。”

钟会的父亲名叫钟繇，繇、遥同音，司马昭故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场面，就是为了说出这句貌似再正常不过的话来，占钟会一个便宜，让钟会吃一个哑巴亏。

偏偏钟会是个才思敏捷的人，当即解释道：“品格高尚而出众的人何必与大家合群呢？”这句话的原文是“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仅仅八个字，却犯了司马昭、陈骞、陈泰的四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是司马懿，陈骞的父亲名矫，陈泰的父亲名群，曾祖父名寔（与“实”同音）。

司马昭筹备了半天，却被钟会一瞬间打了个漂亮的反击，自是大不甘心，当下再找话题说：“你觉得皋繇是个怎样的人？”这位皋繇，史书中也写作皋陶，是传说中尧舜时代一位公正无私的大法官。司马昭当然不是为了听取钟会对皋繇的评价，仅仅是因为皋繇之“繇”与钟会之父钟繇之“繇”是同一个字而已。换言之，司马昭今天非要占钟会一个便宜不可。没想到钟会马上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个人啊，也算是一时的懿士（美德之士）了。”

用“懿士”来回敬“皋繇”，没让司马昭占到半分便宜。

司马昭和钟会之所以可以拿彼此的家讳来开玩笑，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抛开道德色彩，那么可以说钟会之于司马昭，就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钟会素以智计百出而闻名，在平灭蜀汉、逼降姜维的战役里，钟会正是三军统帅。司马昭能够成功篡夺曹魏政权，钟会是有一份汗马功劳的。关系一定要铁到这种地步，才可以拿家讳来开玩笑，否则就会像陆机和卢志那样，当场反目成仇，从此势同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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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是一种很容易腐坏变质的东西，偏偏我们把谷物当作主食，吸收谷物的营养，那么可想而知的是，我们的身体也会像谷物一样容易腐败、死亡。那么，要想长生不老，就得换一种饮食结构，不能再吃米、面之类的谷物制品了。不吃谷物，是谓“辟谷”。

不吃谷物，当然也不能改成吃肉或吃菜，因为肉和菜分明比谷物更容易腐坏变质，要吃就得吃那种无论怎么放都放不坏的东西，那么金属和石头显然就是最理想的食物了。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种想法简直荒谬得不可思议，但你如果在晋代的贵族圈子里提出你的质疑的话，一定会招致排山倒海般的嘲讽和鄙夷。晋人是很相信这一套的，汉末名医张仲景就传下有熬煮金属和石头的权威配方，这难道还有假不成？后来大名士何晏把张仲景的配方稍加改进，研制出了风靡一时的保健佳品：五石更生散。顾名思义，这种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五种石材，服食之后可以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五石更生散，简称五石散，有着毒品一般的魔力，令整个贵族社会如痴如狂。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里仍然保存着五石散的配料表和炼制方法，当然，今天最大胆的江湖郎中也不敢拿这个方子来用。而在晋代的史料里，五石散确实有着如神的疗效，虽然不至于当真使人脱胎换骨，但至少包治百病，使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某次，名士王忱刚刚服用过五石散，享受着药性散发使他如痴如醉的感觉。偏偏这时候还有正事要做，那就是拜访刚刚升了官的桓玄。桓玄为王忱置办酒宴，却没想到王忱是刚刚服过五石散的。

服用五石散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很多讲究，其中之一就是忌饮冷酒。王忱见酒是冷的，便频频招呼侍从过来“温酒”。一听到“温酒”二字，桓玄便当场哭了出来。

王忱这才想到，桓玄已故的父亲名叫桓温，“温酒”正犯了桓玄的家讳。依照当时的礼制，凡听到已故尊长的名讳，必须哭一下以表哀伤、思念和敬意。王忱明白自己闯了祸，被药力弄昏的头脑顿时冷静下来，不尴不尬地准备开溜。桓玄一边用手巾擦拭泪水，一边拦住王忱说：“犯的又不是你的家讳，你那么紧张做什么！”王忱赞叹道：“灵宝真是个旷达的人啊！”

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所谓小字，就是今天所谓的乳名，不是正式的名字。在正式的称呼里，王忱应该称桓玄为敬道，但称呼小字是一种至交好友间亲昵的表示。当然，表示轻蔑也可以称呼小字。《三国演义》里，许攸拦住曹操，不让他进冀州城门，当时对曹操喊的就是：“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阿瞒就是曹操的小字。耿纪在临刑之前破口大骂曹操，骂的也是曹操的小字，而且连姓带小字呼在一处，更有侮辱性：“曹阿瞒！吾生不能杀汝，死当作厉鬼以击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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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分析一下桓玄与王忱的名字，因为这两人的名字太有时代特色了。

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全是晋代清谈之风的体现。晋代贵族崇尚清谈，谈玄论道，谈论的主要是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平民百姓无论信道还是信佛，无非是希望神仙和佛祖保佑自己，功利主义的味道很重；贵族却要标榜自己超凡脱俗，一切与实际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俗务，贵族只该关心那些与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的哲理，比如宇宙有没有开始和终结这类问题。

俗语有所谓“吃饱了撑的”，其实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而非心灵鸡汤）都是“吃饱了撑的”的结果，因为一般而言，只有衣食无忧的富贵闲人才会思考并试图解决天地万物的终极问题，而这些问题无论解决与否，都不会给现实生活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贵族要标榜自己的高贵，最好、也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研究哲学。暴发户往往领悟不了个中关键，所以总是喜欢炫耀名车、豪宅，而在贵族看来，一个尚未彻底脱离物质追求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和高贵不沾边的。

假如桓玄的父亲是个一心追求财富的小市民，也许会给孩子取名为桓富贵、桓百万之类的什么，但他偏偏是个贵族中的贵族，所以给儿子取的名字彻底摆脱了低级趣味：玄，这是道家哲学的终极概念之一，《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敬道，表示了对“道”的尊敬；灵宝，“灵”即“神”，“宝”即“精”，灵宝指的是一个人的精与神，道教修炼导引之术，重点就在人的精与神上。道教专门有一部《灵宝经》——传说是汉人钟离权（即八仙里的汉钟离）于终南山石壁间偶然发现的——讲述了宇宙的起源与运行规律，以及凡人的修炼成仙之道。

王忱，字元达，小字佛大，还有个小字叫阿大。王忱的父亲是晋代大贵族、大官僚王坦之。王坦之在当时有点儿特立独行，不喜欢道家哲学，还专门写过一篇《废庄论》，顾名思义，要把庄子这位道家哲学的大宗师彻底废掉。所以在给儿子取名的事情上，王坦之肯定不会取出桓玄那样的名字。

王忱排行第四，不知道为什么小字叫阿大。当时佛教哲学流行天下，和道家哲学各擅胜场，时时展开纯哲理性的辩论，是为晋代清谈的一大景观。

佛教源于印度，印度人对思辨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国人。事实上中国所谓诸子百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非常入世，即便老庄哲学也不例外，只是后者被晋代贵族玄学化了而已。印度佛教原本也很入世，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修行才能摆脱生死轮回，但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哲学思辨色彩越来越浓，高僧们甚至专门发展出了一门因明学，也就是现代概念中的逻辑学，以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辨析佛教概念，来和本教或异教的对手辩论。

平民百姓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佛教，但这恰恰对了晋代贵族的口味。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里，大乘经典是比小乘经典先传过来的。

佛教对晋代贵族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世家大族给孩子取名往往会用“佛”或“僧”字，比如“僧哥”“佛助”在当时都很常见。王忱小字佛大，就是这个时代大背景中的一个小例子。

避讳：不要直呼别人的名

五代年间的权臣冯道有一次拜托客人给自己诵读《老子》，客人才翻开书就犯难了：《老子》一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触犯了冯道的名讳。当着冯道的面，这个“道”字当然是不可说的。无可奈何之下，客人只好把这一句读成“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还有个叫贾良臣的人，要儿子给自己诵读《孟子》。儿子读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见“良臣”犯了父亲的名讳，径自将“良臣”替换为“爹爹”，于是读出来就变成了这样：“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了避讳，把爹爹等同于民贼了。

这两件事传为一时笑谈，其实在避讳的规矩里，向来有“临文不讳”的说法，凡是写文章、读经典，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该怎么读就怎么读，这种时候不必考虑避讳问题。

当然，这只是原则性的说法，实际生活中总还是要处处避讳的。除了要避皇帝的讳，避长官的讳，避长辈的讳，有时候还要避朋友和同事的讳。要想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就必须要有这么多的讲究。

晋人庾阐煞费苦心地写出了一篇大文章，题为《扬都赋》。这是一篇非常认真的纯文学创作，其中有点评当代名人的内容，对温峤、庾亮两位大名士是这样评价的：“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大意是说：温峤是道德的标杆，庾亮为万民所仰望，这两个人恰似铜钟的声响和美玉的光亮。

庾亮听说《扬都赋》写成，请庾阐拿给自己看看。当时庾亮的名望远在庾阐之上，庾亮提出这样的要求，庾阐简直喜出望外。但是，文稿既然要恭恭敬敬地呈递给庾亮，文字上就必须要做修改。

这“必要的修改”当然不是从文学角度考虑的。庾阐仔细把自己的文章检查了一遍，发现“比德则玉亮”这一句触犯了庾亮的名讳，这可不好，那就改成“比德则玉润”吧。但这样一改，原本押韵的句子就不再押韵。没办法，只有再把“庾作民之望”改成“庾作民之俊”。这样一来，赞美温峤、庾亮的句子就变成了“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俊。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

庾阐的苦心没有白费，庾亮高度评价了《扬都赋》的文学价值，以至于迷信权威的人们纷纷传抄《扬都赋》，掀起一番洛阳纸贵的热潮。

王羲之和王献之：是父子还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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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不知道王羲之和王献之何许人也，单看这两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是一对兄弟。

倘若我们从历史书里把王羲之的家谱梳理出来，还会发现他家一连五代人的名字都是“王某之”的形式。更加蹊跷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太多人的名字里，末尾那个字竟然都是“之”，比如大名鼎鼎的祖冲之、顾恺之、刘牢之……在“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之”难道因此被避讳掉不成？

事实上，据陈寅恪的考证，这些名字里的“之”其实是一个暗记儿，所有以“之”为名的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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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越乱，宗教就越发达。个中道理一目了然：人总要在生活中寻找确定性，倘若政治清明，生活的确定性就会很高，你在遭受不公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帮你讨还公道，你在老无所依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对你有何种程度的救济，你在遭遇荒年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但是，当政治不再清明了，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就重了起来，你就只有靠求神拜佛来寻找确定感了。

最喜欢求神拜佛的人群是黑社会，他们不仅求神拜佛，还有各种护身符，各种稀奇古怪的禁忌和仪式，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实在是一个最缺乏稳定感的职业啊，刀头舐血，今天不晓得明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为宗教势力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最好的土壤。那个时候，佛教还仅仅是一个外来的、新兴的宗教，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感到陌生。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认识，人们还是更喜欢本土化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两大道教组织：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的领袖是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正是他们领导了那一场席卷全国的黄巾军起义。《三国演义》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刘、关、张三兄弟立下的第一场战功就是打败了黄巾军的一支部队。

五斗米道在兴起的时候，声势并没有太平道那么浩大，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地下组织。所以对于五斗米道的起源，史书上的说法充满矛盾，至今在史学界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般来说，五斗米道是一个叫张陵的人创建的，后来教主的职位代代相传，张陵传给儿子张衡，张衡传给儿子张鲁，号称“三张”，后来继续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天。每一代的教主，都被称为张天师。

“五斗米道”是个过于土气的名字，显然这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宗教。当时凡是想入教的人，都要缴纳五斗米，所以就得了“五斗米道”这么个名号。五斗米道的第三代教主张鲁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他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对益州牧刘璋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刘璋正是为了对付张鲁才把刘备请到益州的，结果张鲁投降了曹操，刘备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

《三国演义》里的这段故事其实相当符合历史，而张鲁之所以愿意投降曹操而不愿和刘备打交道，这里边有着《三国演义》不曾交代的宗教理由：曹操一家和道教渊源很深，这使曹操获得了太大的好处，曹军主力就是投降过来的二十万青州黄巾军，后者觉得为曹操效力并不算叛教，张鲁在考虑投降曹操的时候也很在意这个“共同的宗教基础”。

但张鲁其实信错了人，或者高估了曹教友的信仰之心。曹操在收编了张鲁以后，把张鲁本人和大批五斗米道众迁到长安一带，途中死者数以万计。盛极一时的五斗米道虽然就这样风流云散了，但传教的火种也因此被带到了北方，只待政局一乱就会星火燎原。

后来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晋朝吞并蜀汉和东吴，一统天下，然后五胡乱华，晋室渡江南下，史称东晋。天下乱成这个样子，又是宗教繁荣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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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是一种时尚，时尚有两种相反的规律：一是自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情况比较常见，古人有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总会受到下层社会的盲目追捧。这个情形当然也表现在取名上：有美国学者研究过本国的取名规律，发现底层社会的取名总会模仿上流社会，而上流社会为了和底层区别开，便会不断改变取名风格，这种“你追我跑”的局面一直持续着。现代社会的商业宣传也喜欢用名人、明星来为产品代言，让你觉得某件东西是名人、明星用的，所以你用起来就很有面子，你和名人、明星的关系无形中也增进了一层。社会阅历越浅和文化程度越低的人就越容易吃这一套，所以定位给高知人群的广告很少会用到这个策略。

自下而上是时尚界里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有些时候，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就是会渐渐地侵入上流社会。美国的蓝调音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种族歧视很严重的时代里，蓝调原本是很受白人鄙视的黑人音乐，结果却彻底征服了白人世界。东晋时代的五斗米道正如蓝调音乐一样，从底层走入上层，但毕竟有组织的宗教势力最受政府忌惮，所以传教活动总是在隐秘的、至多是半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

世家大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对命运也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忐忑不安起来，觉得搞政治还不如修道求仙来得妥当，于是纷纷投入五斗米道。教徒之间为了便于彼此相认，名字里便都带了一个“之”字作为秘密识别符号。而且当时避讳盛行，只有“之”和“道”不在避讳之列，用这两个字来取名最是简单方便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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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出身于琅琊王氏，这是当时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而这整个家族都有五斗米道的宗教背景。这个家庭里最以信仰著称的，乃是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在王凝之就任会稽地方长官的时候，适逢五斗米道的道友孙恩兴兵作乱，一路攻城略地，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王凝之处变不惊，当下级官吏向他请示该如何准备防务工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别担心，我已经向大仙祷告过了，大仙派了数万鬼兵驻守各大要塞，会稽防务固若金汤！”

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凝之强大的信心和充盈的正能量，但孙恩对此的反应就不仅仅是佩服这么简单了。孙恩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地占领了会稽城，玩笑一般地杀掉了这个虔诚的道友及其子女。只有王凝之的妻子是个狠角色，凭着手中的一把单刀，搏杀了好几名叛军。

王夫人绝非悍妇，恰恰相反，她是文艺女青年的始祖，是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而名噪中国文学史的大才女谢道韫。结果看不起虔诚道友王凝之的孙恩却大大看得起这个女中豪杰，让手下将士收起屠刀，放她安全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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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的造反给五斗米道蒙上了大大的污名，但以“之”字取名的时尚依然流传了一段时间才宣告消歇。当晋代历史彻底成为往事的时候，醉心于魏晋风流的人们总会拾起这个古老的时尚，给孩子取名为“某之”，五斗米道的色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份古雅的感觉。金庸《笑傲江湖》里的林平之就是一个很有魏晋风骨的名字。

第四章诗意的时代

从唐朝开始，取名变得“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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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国戏和清宫戏最多，唐朝以前的戏却很少？

电视节目是一种最为市井化的艺术形式。据业内人士讲，绝大多数的电视节目在做观众定位的时候都会定位在“三低一高”人群，即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龄高。如果你是一个审美层次、文化修养较高的人，你一定常常抱怨电视节目不好看（比如春晚），但无论你再怎么抱怨，电视台也不会做出调整的，因为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被他们列入考虑范围。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历史题材的电视节目，尤其是电视剧，就会发现唐朝是一个分水岭，表现唐朝以前的节目少之又少，唐朝以后的时代，基本上距离我们越近，节目就越多。道理非常简单：在大众心理上，最关心的是“我们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和自身生活贴合度越高的节目就越受欢迎，所以在历史节目里，民国戏和清宫戏是最多的。至于唐朝以前的历史，实在离我们太远太远了，那时候无论是政治制度也好，风土人情也好，实在让现代人太陌生了。

比如西周到春秋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政治制度是分封制，不是我们熟悉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社会生活是高度礼仪化的，今天看起来比看爪哇国的戏还要让人感到隔膜；就连人的取名方式、称谓方式也和今天大相径庭。假如拍一部以春秋时代为背景的电视剧，要想获得足够的收视率，就必须把当时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彻底篡改一番不可。

唐朝，这才是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会感到隔阂的最远的时代，至少唐朝人的名字已经很有现代感了，唐朝的父母和现代的父母几乎可以做无障碍的沟通了，今天的书香门第也一样有可能给孩子取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这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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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修正史的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有一个相当神异的来历。

在李世民四岁那年，尚未正式取名，有个陌生的书生突然来拜谒他的父亲李渊。书生端详着李渊的脸，徐徐说道：“从面相上看，您可是一位大贵人。贵人必有贵子，让我看看您的孩子好吗？”

就这样，书生见到了年方四岁的李世民，从这个小孩子的面相上看出了许多内容：“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在二十岁之前必能济世安民。”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孩子将来能做皇帝。那时候还是隋朝的天下，书生的话倘若泄露出去，李家必遭灭门之祸。等李渊在胆战心惊中回过神来，那书生已经走远了。李渊赶紧派出杀手，绝不能留书生的活口，却再也寻不到书生的踪迹。难道这书生是神仙？他特意来泄露天机的不成？李渊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于是采神仙“济世安民”之语，给孩子取名“世民”。

当然，故事也许是假的，也许是李世民篡位之后为自己编造的合法性神话。倘若隋朝长治久安，“世民”也大可以解释成“世世代代愿为隋朝治下的安善良民”，一点儿也没有图谋不轨的含义。

如果要确认一下“世民”究竟是“济世安民”还是“世代愿为良民”的意思，就需要参照一下李世民的字。古人幼年取名，成年取字，名与字的含义总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是，史书上竟然没有记载李世民的字。

也许李世民真的不曾取字，因为如前所述，要在二十岁行冠礼的时候才会取字，而李世民从十几岁就开始南征北战，没享受过几天的安稳日子，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行过冠礼。而且他年纪轻轻就当了皇帝，即便有字也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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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通往皇冠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外人，而是亲人，即他的哥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尤其是李元吉，仿佛是把除掉二哥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一样，而如果他的名字也预示着他一生命运的话……

“元吉”是《周易》里很常见的一个爻辞，通俗地讲，假如你用《周易》算卦，算出来的爻辞是“元吉”的话，那就意味着大吉大利、顺风顺水。

和李元吉一生关系最大的“元吉”应当就是《周易》坤卦六五爻的爻辞：“黄裳元吉。”翻译过来就是：穿着黄色的下裳，大大的吉利。

所谓裳（cháng），样式类似于今天的围裙，是先秦上流社会的正装之一。黄裳即黄色的下裳。宋代名人黄裳的名字就是从这个爻辞里来的。这位黄裳喜爱道术，被金庸塑造为绝顶的武林高手，《九阴真经》就是黄裳的作品。

现代人对下裳已经很不熟悉了，所以这里稍做一点儿介绍。

汉人是农耕民族，原本是不骑马的，就算打仗也只是站在马拉的战车上而已，所以并不需要穿裤子，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发明裤子的需要，穿着要么是上衣下裳，要么是一件很长的长袍（类似于今天的浴袍）。倒是有一种类似于裤子的东西，只有两个裤筒，无腰无裆，长度也仅仅能够遮住小腿。到了战国时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了学习匈奴人骑马射箭的本领，必须改革服装，毕竟得有条像样的裤子才能方便骑马。但那样的裤子也不过长及大腿而已，外边还有裳遮盖。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汉服是没有裤子的。

在春秋时代，鲁国人南蒯准备叛变，暗中给自己算了一卦，得到的卦辞就是这个“黄裳元吉”。看来叛变的事情十拿九稳啊，但南蒯还是很不放心，把爻辞拿给一位《周易》专家确认。这位专家说：“黄色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衣，元是最大的善。内心不忠，就和内衣的颜色不相配；身在下位却不恭敬尊长，就和下衣的定位不相配；要做的如果不是善事，就和‘元’不相配。只有内心忠诚才能配‘黄’，在下位而尊敬尊长才能配‘裳’，做善事才能配‘元’。所以说啊，如果你占卜的事情是好事，结果就真的会大吉大利，但如果你想做坏事，你一定会失败的！”

南蒯果然失败了，李元吉的人生也如同南蒯一样，应在了“黄裳元吉”这一卦上。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元吉被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恭一箭射死，然后满门屠灭，连幼子也未能幸免。幸而李世民总还保持了一点儿怜香惜玉之心，赦免了弟弟的爱妃，让她做了自己的妃子，在开满雪山忍辱之草、天宫陀树之花的宫室里享受锦衣玉食的皇家待遇。

貌似大吉大利的名字，不一定能带来大吉大利的人生啊。

骆宾王

【人物小传】骆宾王（约619年－约687年），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唐代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武则天当政期间，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叛乱，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兵败后不知所终。

骆宾王也许是我们这代人一生之中所知道的第一位诗人，这都要归功于他在七岁时写的那首“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作为初唐四杰的殿军人物，骆宾王的名字比排名在他前面的那三杰的都要来得气派。

骆宾王，字观光。名与字皆出自《周易》观卦的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直译过来，大意是说：观看一国之风光，利于做国王的宾客。如果是外交官占卜出这样的爻辞，职业生涯一定非常顺遂。

“观光”一词，现在已经是“旅游”的同义语，而在应用《周易》的周代，一国的使者到另一国出访，接待人员总会带他四处转转，领略本国的风土人情，是谓观光。所以观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只有“王者之宾”即国宾才有资格去做的事情。名宾王，字观光，如此名与字蕴含了长辈对骆宾王的仕途期许。今天如果有外交官家庭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那么“宾王”显然是个不错的名字。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爻辞还有一桩典故，在儒家世界里大大有名。

儒家经典，俗称四书五经，四书属于初阶读物，五经属于高阶读物。《春秋》即五经之一，事实上包含三部经典，《左传》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要讲的典故，就出自《左传》的记载。

那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原大地上有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叫作陈国。陈国的国君是大舜的后代，姓妫。传到陈厉公这一代，政治风气变得不太好了。

陈厉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完，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我们可以称他为公子完。恰好有一位占卜大师途经陈国，爱子心切的陈厉公请他务必为公子完占上一卦。大师占卜的结果，就是这句“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占卜早在那时就是一门技术壁垒很高的专业，绝大多数的爻辞都必须经过专家的解释才能被人听懂。陈厉公自然听不懂“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大师解释说：“这孩子命好啊，将来会享有国家政权的。”

这似乎没有什么稀奇，毕竟那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国君的孩子当然最有可能继承国君的职位。即便这孩子不是嫡长子，机会毕竟也比其他人高出太多了。但大师继续说：“不过，他享有的将是外国的政权，这事也不是应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应在他子孙身上。他的后代将要昌盛于一个姜姓的国家。”

大师的预言一点儿没错。等公子完长大之后，为了躲避国内的政治动乱而逃到了姜姓的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恰恰就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他热情地接待了公子完，请他留在齐国做官。公子完就在齐国娶妻生子，世代繁衍下去了。他们以祖国的国名为氏，如前所述，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姓，所以公子完被称为陈完，他就是今天所有陈姓人的始祖。而且当时的“陈”和“田”同音（即音韵学中常讲的“古无舌上音”），故或称之为“田完”。陈完的后代以“田”为姓，所以陈完也是田姓始祖，而这也是“陈田一家”的由来。

陈家（田家）在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陈完的第五代孙，终于成功地篡夺了齐国的政权。从此以后，齐国虽然还叫齐国，但统治者已经从姜姓变成陈姓（田姓）了。庄子所感叹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就是从陈家（田家）这一类的卑鄙勾当里得出的结论。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骆宾王也参与了一次说不清究竟该算叛乱还是该算平乱的运动。当时武则天窃取李唐政权，正如陈完的子孙一样，属于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的窃国大盗。大唐名臣徐敬业起兵造反，誓要推翻武则天，恢复李唐江山。一直郁郁不得志的骆宾王加入了徐敬业的阵营，成为革命大军中排名第一的笔杆子，以一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轰动大江南北，制造出骇人听闻的舆论攻势。

历代檄文，论文采以骆宾王此篇为最，所以后来实至名归地被收录进《古文观止》，成为人人娴习的名文。然而遗憾的是，在徐敬业的阵营里，枪杆子完全不能和笔杆子媲美，主力部队的溃败使这场起义变成了反叛，使正义之师变成了乱臣贼子。徐敬业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

就这样，骆宾王一生都不曾“用宾于王”，更不曾得到任何一次“观国之光”的机会。那么，好运气是否全都落在他的子孙身上呢，正如陈完的子孙一般？

有可能真是这样。有人考证，骆家辉正是骆宾王的第三十六代孙。据360百科“骆家辉”词条：骆家辉（Gary Faye Locke，1950年1月2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属民主党籍。1997年～2005年担任美国第21任华盛顿州州长，是第一个当选为美国州长的华裔美国人。2009年3月～2011年7月出任第36任联邦商务部长。2011年7月27日成为史上首位华裔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用宾于王”和“观国之光”竟然悉数应验，纵使我们对占卜与命运嗤之以鼻，至少也有承认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吧？

杜审言：杜甫的祖父

【人物小传】杜审言（约645年－约708年），字必简，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后迁居河南巩县，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奠基人之一，杜甫又赞誉说“吾祖诗冠古”。唐中宗时，曾为武则天宠臣的张易之兄弟失势，杜审言因与张易之兄弟过从甚密，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旋被召回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

杜家人的身体里流淌着张狂的血液。杜甫够狂，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熟稔的事情，但这怪不得杜甫，实在是他们家里的基因如此。杜家人里，最以狂态知名的，首推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也许正是因为深知基因的力量，所以杜审言的父亲给这孩子取名“审言”，用这个名字来提醒他：一定要时刻管住自己的嘴！

“审言”出自王充《论衡·艺增》“言审莫过圣人”。王充当时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评世人说话太不严谨，总喜欢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圣人是全人类中讲话最审慎的，但儒家经典中依然免不了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

杜审言显然应该读过王充的书，但他的读后感一定是这样的：“‘审言’就连圣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何况是我呢！”

杜审言的口不择言在史书中留下了不少记载，这里仅举一例：在苏味道担任天官侍郎（主管官员任免）的时候，杜审言有一次参加官员的预选试判，在出来之后对旁人说：“苏味道必死！”听者大为震惊，忙问缘故，杜审言从容答道：“待他读到我的判词，定会自愧不如，羞愧而死。”这是自以为文章绝代，连上级长官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苏味道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章大师。

更有意思的是，杜审言的家长为了让这孩子管住自己的嘴煞费了一番苦心，不但给他取名“审言”，等成人礼的时候还给他取字“必简”。

“必简”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乐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两句话的意思是：音乐的至高境界一定是平易的，礼仪的至高境界一定是简朴的。这一套名字放在杜审言的身上，违和感实在太强，简直有些反讽的味道了。

卢藏用

【人物小传】卢藏用（约664年－约713年），字子潜，唐代诗人、书法家，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举进士之后与兄长偕隐终南山，后来出山做官，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岭南。

卢藏用的一生为我们贡献了两个成语：随驾隐士和终南捷径。

卢藏用，字子潜，年轻时便以文学才华著称于世，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原以为仕途会因此而一帆风顺，却没想到总也通不过吏部考试，始终得不到官做。无可奈何之下，卢藏用和兄长一起隐居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做了一名貌似高洁的隐士，名声越来越响亮了。

一名真正的隐士从来都是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卢藏用显然动机不纯。他的家在幽州范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县一带，这个地方本身就已经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更不乏深山老林，他何必非要不远千里地跑到终南山上隐居去呢？原因无他：终南山就在京城长安旁边，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脚下，住在那里不但可以很敏锐地察觉到朝廷的一举一动，更便于和达官显贵的交往，借他们的力量来揄扬自己清高的名声。

武则天主政以后，常常在东都洛阳办公，卢藏用便适时离开终南山，到洛阳附近的嵩山隐居。久而久之，大家发现了卢藏用的行动规律：皇帝一到长安，卢藏用就住到终南山；皇帝一到洛阳，卢藏用就住到嵩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于是卢藏用得了个“随驾隐士”的促狭绰号。

后来朝廷征召隐士出山做官，卢藏用终于实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有一次道教名人司马承祯辞别朝廷，准备再入终南山好好修行，卢藏用在为他送行的时候指着终南山说：“这座山里很有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司马承祯实在看不惯卢藏用的为人，当下便讥讽道：“依我看来，这座山不过是做官的捷径罢了。”卢藏用一脸惭色，再不敢多说什么。

卢藏用的名字出自《周易·系辞》“显诸仁，藏诸用”，原意是形容阴阳消长之道虽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却始终隐而不明，不易被人察觉。正如我们时常会看到苹果之类的东西从高处落下，但除了牛顿，谁也不会疑惑“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又如我们无论行走坐卧都在呼吸着空气，一旦窒息就有丧命之虞，但谁也不会留心到我们的呼吸作用。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事物，永远最容易被我们忽略。

给孩子取“藏用”这个名字，父亲的希冀显然是要他做一个像万有引力和空气那样的角色。卢藏用字“子潜”，名与字含义相应，长辈是在叮嘱他说：做人要懂得潜藏自我。

卢藏用果然很懂得潜藏之道，更懂得潜藏的目的是为了“用”。但他终于“用”心太重而“潜”心太薄，对升官发财过于热衷了些，以至于出山之后，不惜做了太平公主的男宠，后来便随着太平公主的倒台而一辱俱辱了。

贺知章父子

【人物小传】贺知章（约659年－约744年），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合称“吴中四士”。

我们是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首诗知道贺知章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将他排名为八仙第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好一副潇洒的情态啊。

贺知章是盛唐年间的大名士，正是因为他的赏识，初入长安的李白才会名声大噪。当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最能欣赏李白的人显然其精神气质也最和李白相似。

贺知章的名字取自《周易·系辞》：“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君子既知道细微的，也知道明显的，既知道柔和的，也知道刚健的，所以成为万民的希望。

“彰”与“章”通假，所以潘岳《杨仲武诔》便写作“克岐克嶷，知章知微”。贺知章的名字虽然单取“知章”二字，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会联想到“知章”那一句的全部含义。

贺知章字季真。季真是先秦时代的一位不甚出名的哲人，《庄子》有记载说“季真之莫为”，季真所主张的显然是道家的“无为”学说，凡事讲究顺其自然，不多以人力强加干预。

《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三玄”，被道家推崇为三部最重要的原始经典。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甚至还将《老子》《庄子》升格为经，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流风所及，自然也会表现在取名、取字上边。

贺知章的一生确实做到了人如其名，颇有道家高士的风范。唐玄宗很欣赏他，在他办理退休手续、准备回南方老家的时候，亲自为他的儿子取名，精挑细选了一个“孚”字。

“孚”是一个有美好含义的字眼儿，意思是“信用”。贺知章受宠若惊，但回家之后细细一想，却越想越不是滋味：“皇帝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孚’字拆开就是‘爪子’，谁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爪子’呢！”

考虑到古人行文自上而下的习惯，“孚”的确太有可能被人看成“爪子”了。这似乎要怪唐玄宗思虑不周，只想到这个字的美好含义，却疏忽了它可能给人带来的误解。其实单从字义本身来看，“孚”原本是个象形字，描绘了母鸟孵卵的样子，其原意是“孵”。古人认为鸟儿孵卵总是“皆如其期，不失信也”，即总会如期孵出小鸟，所以“孚”才有了“信用”这个引申义。

其实唐玄宗为贺知章的儿子取名，不可不谓煞费苦心。《周易》六十四卦里有一卦叫作“中孚”，含义是“心中具备诚信”，这一卦的模样是上下各两个阳爻夹着中间的两个阴爻，所以《彖传》说这是“柔在内而刚得中”。这话如果用来形容一个人，就是形容他内柔外刚。

这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贺孚这个名字其实与贺知章的名字一脉相承，首先同样出自《周易》，其次在《周易》里的含义很有衔接关系：“知章”偏重于“刚”的一面，“孚”非但继承了“刚”，而且刚柔相济、内柔外刚。无奈贺知章仅仅从字形联想到“爪子”，实在是《周易》不曾读熟的缘故啊。

所以，人们并不介意以“孚”为名，在贺知章之前，南朝刘宋便有一位王孚，志学修道，是一位地方名流；在贺知章之后，宋代也有一位王孚，任职水部员外郎。

刘希夷

【人物小传】刘希夷（约651年－约680年），字庭芝，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人。刘希夷善弹琵琶，诗以歌行见长，擅写感伤情调，后为舅父宋之问所害，卒年尚不满三十。

我们是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首诗里知道刘希夷的。

刘希夷，字庭芝（也作廷芝）。“希夷”出自《老子》“视而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是一种玄而又玄之道的微妙境界，这样的名字正是受唐代盛行道教风气影响所致，可以简单翻译成“虚寂玄妙”。

这样的好名字不止刘希夷一个人用。五代以至宋初，有一位神话般的道教高人陈抟，后人尊称为陈抟老祖，他的自号就是“希夷先生”，传说紫微斗数和太极图说都是他发明的。

刘希夷的字“庭芝”却令人意外地一点儿也没有道家色彩，而是出自《世说新语》的一则故事：大名士谢安有一次问子侄们说：“子侄们又何须过问政事，人们为什么都想将子侄培养成优秀人才呢？”——这个问题背后有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那时候世家大族世代做官，几乎垄断了全部公职，但这些人为了标榜贵族身份，视公务为俗务，只做官不做事，整日以清谈为乐，以悠闲散淡为标榜，所以是否具备政治才干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谢安的问题一下子难住了大家，一时间无人答话，终于有谢安的侄儿谢玄答道：“这就好比芝兰玉树，人们都希望它们能生长在自家庭院里啊。”——这就是“庭芝”的来历，后人以此比喻出色的子侄，相信他们正是自家庭院里的芝兰玉树。

圆满回答出叔父提问的谢玄后来在谢安的提点下建功立业，尤其因为指挥了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而留名青史。刘希夷的境况却凄惨许多，他非但没有一个像谢安那样的好叔叔，还偏偏有一个名叫宋之问的坏舅舅。

宋之问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诗爱不释手。宋之问知道刘希夷还不曾把这两句诗告诉别人，便大言不惭地请他割爱。大约是因为深谙舅舅的人品，刘希夷竟然答应了下来，但宋之问还没有得意多久，却发现这个貌似温顺的外甥竟然“厚颜无耻地”照原样公布了新作！无人知晓其中的原委，也许是刘希夷醉酒忘事所致吧。怒不可遏之下，宋之问派家丁用土囊压死了这个出尔反尔、险些让自己难堪的外甥。

张九龄（兼谈古龙小说里的数字人名）

【人物小传】张九龄（678年－740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玄宗开元年间名宰相。张九龄死后不久即爆发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张九龄是开元盛世中的一代名相，一生充满着励志色彩。

张九龄生长在被中原人士目为荒蛮之地的两广地带，当时官员犯罪会被贬出京城，罪行越大则贬所越偏，两广地区总是犯官罪臣们最不愿去的地方。但就是在这个地方，张九龄耀眼地走了出来，不但高中进士，还一路顺风顺水地做到了宰相。现代人对他的政绩已经不甚了解，却大多记得他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丽诗句。

但是，张九龄毕竟出身于文化落后地区，家庭也不是什么世家大族、书香门第，所以名字难免取得土气一些。

张九龄，“九龄”是“长寿”的意思。“九”为数字之极，在古汉语里常常用作虚词，表示“极多”。清代学者汪中写过一篇考据性的文章，叫作《释三九》，辨明“三”和“九”这两个数字常常都是虚指。比如“三思而行”是指行动之前多想想，“三省吾身”是指一天之中多次自我反省；同样的道理，“虽九死其犹未悔”“九牛一毛”中的“九”都是形容极多；春秋霸主齐桓公一生“九合诸侯”，其实若仔细统计一下《春秋》记载，齐桓公回合诸侯一共有十四次之多。

张九龄，字子寿，名与字相得益彰，都是“长寿”的意思。字中的“子”是男子的美称，并没有实际的含义。“子某”是古人取字的常见形式，再如赵云字子龙，杜甫字子美。

名字里带有数字，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取名方式。有人发现古龙喜欢给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以数字取名，且这些数字还都是奇数，比如燕十三、朱七七、萧十一郎。有戏谑的解释说：古龙之所以这样给书中人物取名，是为了让这些人物给人一种很难除的感觉。

事实上这样的名字正是典型的唐朝风格，不过那数字不是名字，而是排行。我们读唐诗，会发现赠答的诗歌常常有这样的题目：《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等。

最恐怖的是，李颀有一首诗，题为《赠别高三十五》，杜甫也写过《寄高三十五书记》，究竟是怎样的英雄母亲能生下三十五个孩子！其实唐人称谓，惯例是依据同族当中的兄弟排行。所谓高三十五，即高氏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五的那位，他就是大诗人高适。

唐人赠别诗常常如此称呼，即便被赠之人姓王，并且排行第八。贾至有一首赠别诗，题目就叫《巴陵夜别王八员外》，王八员外并不以为忤，因为“王八”要晚到五代时期才成为骂人的话。

武三思和杨再思

【人物小传】武三思（649年—707年），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武周宰相，武则天之侄，死于政变，于睿宗朝被开棺戮尸。

也有一些人，名字本身就含有数字，比如武三思。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儿，是个权倾朝野、翻云覆雨的人物，险些就成为武则天的皇位继承人。“三思”一名一望可知，取自“三思而后行”，典故出自《论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是鲁国的大贵族，做事以谨小慎微著称，凡有决断之前总要斟酌再三。孔子认为季文子实在过于慎重了些，其实只要“再思而后行”，斟酌两次也就够了。

当我们找到典故的原始出处之后，就会发现“三思”非但算不上褒义词，甚至还是孔子所反对的。但一来《论语》在唐代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二来一个词在成为成语之后就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三来确实有许多人行事过于莽撞，本着矫枉当须过正的原则，叮嘱他们凡事“三思”显然也是很有必要的。

可想而知的，更尊重《论语》文本的人会用“再思”取名。武三思的同僚里边，就有一位叫杨再思的人。杨再思一辈子八面玲珑，以阿谀奉承的本领著称于唐史，所以他虽然从来得不到正派人的尊重，却能一路高升做到宰相。

杨再思最有名的一件轶事正是和“再思”有关的：某天的聚会上，有人称赞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相貌俊秀，不惮谄媚地说：“六郎（即张昌宗）面似莲花。”在场的都是阿谀之辈，纷纷点头称是，说这个比喻实在绝妙得很，只有杨再思不以为然，大摇其头。

难道是杨再思突然良心发现，不惜冒着丢官丧命的风险开罪张昌宗不成？所有人都错愕住了，觉得这太不像杨再思一贯的为人。张昌宗略含怒意地问他为何如此说，杨再思悠悠答道：“不是六郎似莲花，而是莲花似六郎。”举座大笑，顿时领悟出阿谀奉承原来也是分境界的。

有人实在看不惯杨再思的嘴脸，写了一篇《两脚野狐赋》，讥讽他是一只两脚走路的狐狸。还有人问过杨再思说：您已经做到这样的大官，何必总摆出一副阿谀奉承的嘴脸呢？杨再思的回答倒也坦率：官场太险恶了，正直只会给自己招灾惹祸，阿谀奉承实在是最好的全身之道。这样看来，杨再思确实不乏“再思”的觉悟啊。

武则天（附：刘龑）

【人物小传】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唐高宗皇后，后自立为武周皇帝，于705年在政变中被迫退位，后病逝于上阳宫，卒年八十二岁。

武三思和杨再思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都是因为头顶上有武则天这位女皇。武则天的确姓武，但名字并不是“则天”。

因为史料的缺失，我们并不知道武则天原本叫什么名字。电视剧里称她“媚娘”，其实这也不是她的名字，而是来自唐太宗赐给她的“武媚”之号。待她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大权独揽、临朝称制之后，以大胆的文字改革精神造了一个“曌（zhào）”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显然这是一个会意字，表示“日月当空”。如果以训诂学上的音训手段分析，这个字之所以读zhào，和“照”的意思是相通的。

黄易小说《大唐双龙传》的结尾，大雪纷飞的长安街市上，一个七八岁大、可爱的小女孩突然蹦蹦跳跳地提着一篮子鲜果飞奔过来，交在徐子陵的手上。她说她叫明空，说这果篮是娘叫她送给徐大叔的。接下来，寇仲、徐子陵、跋锋寒三人就看到了站在远处望向这里的绾绾。卷帙浩繁的《大唐双龙传》就此结束，暗示出这个名叫明空的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将来的武曌，双龙一手奠定的大唐政权将来就是毁在她的手上。

当然，历史上不曾记载过明空，而明空合文之“曌”是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后才为自己选定的名字。我们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一个人为了追求个性所能做出的巨大努力，哪怕这个人已经当了皇帝。“则天”这个名字其实是在她退位之后才有的，那时候唐中宗为她奉上“则天大圣皇帝”的尊号，后人便据此称她为武则天了。

“则天”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左传》。当然，武则天的尊号一定要出自最高级别的经典才行。《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在儒家的学科分类里属于春秋学。钱穆如此梳理过这一学科的学术脉络说：“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

今天一般人想到儒家经典，通常首先会想到《论语》，但在当时，如果从《论语》里选择字眼儿来给武则天上尊号，这个敏感多疑的女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轻视。

“则天”出自《左传》当中对“礼”的解释：“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意思是说：礼是这样的一种天经地义，向上效法日月星辰，向下效法山河大地。以“则天”作为尊号，确实尊贵无比。

以自造的新字为自己取名的皇帝，在历史上并不止武则天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南汉政权，统治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南汉的开国皇帝姓刘，因为他太喜欢给自己改名字，所以人们很难搞得清他原本到底叫什么。史书上一般称呼他最后为自己确定的那个名字：刘龑（yǎn），一望可知是取“飞龙在天”的意思。

刘龑当然不曾读过《射雕英雄传》，不晓得降龙十八掌的招式。事实上，降龙十八掌的招式名称取自《周易》乾卦的爻辞，九五爻的爻辞正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周易》有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象都是由六根线组成的，这些线叫作爻，自下而上依次称为初爻、二爻、三爻……六爻。爻分阴阳，阴爻画作两根短线，称为“六”；阳爻画作一根长线，称为“九”。所以九五爻就表示从下数的第五爻，这一爻是阳爻。

乾卦的九五爻是所有《周易》卦爻中最尊贵的一爻，“九五之尊”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说刘龑这个名字确实取得很有水平，先是从字形结构表示出“飞龙在天”的意思，再从“飞龙在天”让人联想到“九五之尊”。可想而知的是，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如果取了这样的名字，难免会招致杀身之祸。

孟浩然（附：公孙丑）

【人物小传】孟浩然（689年或691年－740年），号鹿门处士，以字行，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与王维合称“王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名家。

我们是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诗知道孟浩然的。其实孟浩然并不叫孟浩然，“浩然”是他的字，朋友们都称呼他的字，他自己也以字行走天下，久而久之人们完全忘记了他究竟叫什么名，所以史书中全未留下记载。

“浩然”出自《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上下文的背景是：孟子正在向弟子公孙丑讲解精神气质的修炼功夫，说自己最精通的本领有两项，一是擅长于分析别人的言辞，二是擅长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还不太懂，进一步追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便做了一番长篇大论的解释，还以“揠苗助长”的寓言做了一个比喻，为我们的语言贡献了一则成语。简言之，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一种“正义自在我心”的自信心。这一概念在儒家世界里影响很深，朱熹、王阳明这些大人物都做过这样的自我修炼。

当然，浩然之气也有弊端，那就是太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宇宙唯一真理，容不得和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难免会令我们觉得有点儿可怕，但古人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世界里，笃信在道德领域里分明存在着宇宙唯一真理，所以很愿意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只可惜孟浩然的人生并不那么浩然，他一心求官，却不得不做了隐士，偏偏这隐士还做得风生水起，大受文人士大夫的称道，搞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为做官而拿出穷形尽相的姿态了。

人们很自然地会对孟子那个名叫公孙丑的弟子产生好奇，其实公孙丑和“丑陋”并没有一点儿关系，公孙也不是他的姓。

当时的诸侯国君在国内一律被尊称为公，所以他的儿子们都叫公子，孙子们都叫公孙。所谓公孙丑，含义就是“一个名叫‘丑’的公孙”。

这个“丑”是子丑寅卯的“丑”，不是“丑陋”的“丑”，这两者在繁体字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前者为“丑”，后者为“醜”，简体字一概写作了“丑”。简体字导致的这种文字混淆并不罕见，所以要读古书，繁体字的版本始终都是首选。

王维

【人物小传】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兼擅诗、画，苏轼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字摩诘。名与字合起来即是“维摩诘”，这是大乘佛教里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一个角色，即佛教《维摩经》的主人公。王维最爱的佛经就是《维摩经》，最仰慕的佛教中人就是这位维摩诘。

维摩诘的出场标志着佛教的一大转变。佛教是所谓“出世间法”，修的是涅槃解脱，对世间种种要有一种“舍得”的精神。这对穷人并不难，对富人可就难了——穷人如果走上修行之路，“失去的只有枷锁”，富人如王维这样的，真能舍得官位吗？如果没有了官位，还能住得起辋川别墅，写得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的诗句吗？

富人如果既想修佛，又想继续享受富贵生活，这在原始佛教里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但思想的发展总会与时俱进，大乘佛教的《维摩经》应运而生，妥善地解决掉了这个难题。《维摩经》的主角叫作维摩诘，他是佛陀时代的一位印度巨富，一生结交权贵，手眼通天，经常流连在风化场所，尽享荣华富贵。

真相往往出乎意表，维摩诘竟然是一尊佛，化身在繁华世界里普度众生，所以他精通佛法，能言善辩，行事超乎常理。他以生病为借口引来了文殊菩萨，借机向后者宣道，破除文殊菩萨的“错误观念”，主要就是“修行必须出家”的观念。维摩诘认为出家能成佛，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当中，哪怕你是一个正在金山银海、醇酒美人当中打滚的巨富，只要你是依据直心行事，那这就是在家修行的佛道，就是在净土世界里的生活。

这样的观念，对于印度的早期佛教传统而言简直是颠覆性的，却毫无悬念地在上层社会大受欢迎。王维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修行境界，而他果然也做到了，没有愧对自己的名字。

李白

【人物小传】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五岁时随父亲迁居到绵州的彰明县（今四川江油），所以自幼受蜀地文化影响很大。李白少年时喜好剑术，颇有游侠习气，青年后仗剑出蜀，漫游四方，自称曾经手刃数人。天宝初年，李白来到京城长安，将诗作献给贺知章看，贺知章大为赞叹，称他为“谪仙人”，即被贬谪到凡间的神仙。唐玄宗委任李白为翰林供奉，后来赐金放还。及至安史之乱爆发，缺乏政治敏感度的李白站错了队伍，被永王李璘拉拢。待安史之乱平定，永王与唐肃宗争位失败，李白受到政治清算，流徙夜郎（今贵州关岭县一带），未到夜郎时遇到赦免，旋即病逝于安徽当涂。

李白的名字有点儿奇怪，但这不难理解，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归国华侨，是从西域迁居到四川来的，所以文化背景和中原士大夫很有点儿差异。而且李白是在西域出生的，出生地究竟何在，学者们有不同的考证，但基本不出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两地。被父亲带入蜀中的时候，李白已经五岁了。

在李白降生的那天，母亲梦到太白金星入怀，所以为他取名为“白”，后来又取字为“太白”。当然，这个太白金星并不是《西游记》里那位白胡子的老神仙，而是天上的金星，西方人称为维纳斯的那颗星。

金星常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出现，在微光的天穹中最为耀目。古人一开始误以为这是不同的两颗星，故而称黎明时的金星为启明星，称黄昏时的金星为长庚星。占星家将金星称为太白，赋予了它种种神秘莫测的含义。

太白于方位属西，这也与李白的身世相合，他确实是来自于西方世界的人。太白于五行属金，主管杀伐征战，这给了李白一种很奇异的心理暗示。他这一生很想成为姜太公、管仲、张良那样的人物，或多或少和名字的暗示作用是有些关系的。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李白写诗说“太白入月敌可摧”，一语双关。从占星术的角度上说，当金星逼近月亮的时候（现代天文学称之为“金星冲月”），意味着叛乱可以平定，防御性的战争可以取胜；而“太白”又是李白的自谓，他相信只要自己被委以大任，就可以轻易地荡平叛军。没有人当真给他委以大任，也不知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李白的子女：大诗人是怎样给孩子取名的

李白给子女取名，风格比他父亲给自己取名还要来得诡异。

李白的儿子名叫伯禽。一般的古代读书人看到这两个字，都会立即联想到儒家圣人周公的长子。周公长子名叫伯禽，在大分封的时代就任鲁国的第一任国君。

古人有一种传统：若仰慕某人，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仰慕对象的名字。著名者如司马相如，他正是因为仰慕“完璧归赵”的那位蔺相如，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相如”的。倘若李白很仰慕伯禽，给儿子取名为伯禽似乎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伯禽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迹流传下来，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可仰慕的。细想一下的话，就会顿悟李白之狂：伯禽自身的事迹虽然无可称道，但他的父亲周公可是儒家文化的奠基人，是孔子最仰慕的圣人啊！所以说，重要的不是伯禽是谁，而是伯禽的父亲是谁。李白给儿子取名伯禽，分明是把自己当成周公了。在那个传统的儒家社会里，这真是一个何等大逆不道的玩笑啊。

有学者不愿意承认李白是这样一个轻狂不羁的人，所以细心考证出另外的含义。

文字学家唐兰认为，“伯禽”在这里其实是一则谜语。周公之子伯禽名鲤，鲤与李谐音，所以李白给儿子取名伯禽，暗示出自家的姓氏。

这个解释实在迂回了些，更何况周公之子伯禽是否名鲤，于史料并无明证，名鲤字伯禽更不合乎当时名、字相应的风俗常例（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这才是名、字相配的典型样式。）。

李白很可能还有一个次子，名叫颇黎，也有人说颇黎只是伯禽的小名。

颇黎，就是玻璃，只不过唐代的玻璃完全不是现代玻璃的样子，反而更接近于琉璃，是一种五彩缤纷的小饰品，原本是从西域进贡来的。“颇黎”这样的名字，显然完全不是汉人的风格。

李白的女儿名叫平阳。唐代初年有一位名声赫赫的平阳公主，她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在李渊起兵反隋的时候，平阳公主组织了一支娘子军，立下过不小的战功，她的丈夫就是凌烟阁二十四大功臣之一的柴绍。

黄易小说《大唐双龙传》里，寇仲的初恋情人李秀宁就是以这位平阳公主为原型的。事实上平阳公主的名字并不见于史册，我们无法知晓她究竟是叫李秀宁还是别的什么。似乎李白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一代巾帼英雄，然而盛唐时人（尤其是诗人）提起平阳，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汉代的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汉武帝的姐姐，因嫁给平阳侯曹寿而被称作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的家里有许多能歌善舞的侍女，每次武帝来做客的时候，平阳公主总会以歌舞来招待自己的皇帝弟弟。正是从平阳公主的歌舞侍女之中，汉武帝发现了卫子夫。后来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成为屡败匈奴的大将军，甚至还娶了寡居的平阳公主为妻。后来“平阳歌舞”成为诗人笔下的一个经典意象，一提“平阳”，总会和“能歌善舞”联系在一起。

所以李白给女儿取名平阳，是希望她能成为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这完全是西域人的价值观，而在传统的汉人社群里，父母绝不会希望女儿成为这样子的。

杜甫是怎样给儿子取名的

杜甫的名字无甚深意，甚至可以说平淡得有点儿过分，简直令人怀疑他的父亲对给子女取名这件事是否表现得过于轻率了。

“甫”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一般会被加在字的后边。正如现代人总会尊称别人为老师，便将“老师”这个词加在对方姓氏后边一样，比如称张老师、王老师等。孔子名丘，字仲尼，当时人们便尊称他为尼甫。

杜甫字子美，名与字相应，“甫”既是男子之美称，字便顺理成章地取为“子美”。

关于杜甫的子女，史料中记载不详，只知道他有一个名叫“宗武”的儿子。这个名字的含义很可能是“以杜预为榜样”。

杜甫对自己的家世非常自豪，总是把两位祖先挂在嘴边：一位是十三世祖杜预，一位是祖父杜审言。杜审言在前文已有介绍，至于杜预，他是杜甫之前杜家人里最出名的一位。早在曹魏年间，杜预便参与过平蜀、吞吴的军事指挥工作，建功立业。进入晋代，杜预官拜镇南大将军，是一个威名赫赫的人物。

杜预除了武功之外，还有过人的学术造诣，他为《左传》所做的注释直到今天仍然是学习《左传》的必读经典。在杜预当时，人们觉得他博览群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作“杜武库”。若翻译成现代汉语，“杜武库”的意思就是“真人版百科全书”。所以杜甫给儿子取名“宗武”，便是要他以这位号称武库的祖先为榜样。

高适（附：郁达夫、李适、叶适）

【人物小传】高适（约702年－765年），字达夫，年轻时潦倒落魄，不拘小节，虽然颇有文采，却耻于参加科举考试，整天混迹于赌徒之中。后来高适还是参加了科举，授职封丘县尉，后来升任为谏议大夫。高适为官颇有豪气，直言无讳，朝中的权贵近臣都怕他三分。安史之乱时，高适因为政见得到了唐肃宗的重视，被委任为西川节度使，有平定蜀地之功。高适性格豪迈疏放，诗也写得很有豪侠气概，在当时便很被人们传诵。

高适是唐代大诗人当中少见的很有政治才干的人，而不像一名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高适，字达夫。“适”的意思是“往”“到”，名与字含义相应，表示“到而能达”。名与字联系起来，会给人“一生顺遂，无往而不至”的感觉。

在近现代文学家里，郁达夫也是以“达夫”为字的，这并不是他的笔名。郁达夫名“文”字“达夫”，一生也确实以文章通达于世。

顺便一提，在古人的名字里，很有一些由简体字带来的麻烦。前文所述之“公孙丑”即是一例，高适、李适与叶适也是一例。

高适之“适”，在繁体字里写作“適”，简化为“适”。唐代有一位德宗皇帝叫李适，这个字在繁体字里也写作“适”。也就是说，在繁体字里，既有“適”，也有“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连读音都不相同。繁体字里的“适”读音是kuò，意思是“疾”。

南宋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叶适，这个“适”就是汉字简化之后的“適”。南宋学术一共有三大学派，彼此争锋，分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

叶适字正则，“正则”出自《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是屈原在《离骚》的开篇自道一番虚拟的身世，说自己是高阳氏的后裔，父亲名叫伯庸，为他取名，名为正则，字为灵均。

“正则”的意思是公正而有法则，这是屈原根据自己的名字发挥衍生出来的。屈原名平，字原，所以史籍里有时候也称他为屈平。“平”恰恰就包含着“正则”的意思。叶适以“正则”为字，显然是要以屈原为榜样的。

陆羽（附：方鸿渐）

【人物小传】陆羽（733年－804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茶学专家，有“茶圣”之称。

古代的习俗，名一般由父亲来取，字一般由嘉宾来取，但茶圣陆羽的名与字全是自己为自己取的，甚至包括姓氏。这倒不是他刻意搞怪，而是因为他自幼便成为弃儿，被好心的僧人收养，全不知道亲生父母究竟是谁。

陆羽在稍稍长大之后，用《周易》为自己占卜，占得的爻辞是“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大意是说大雁落到了地面，它的羽毛可以供礼仪之用），于是命名自己姓陆，名羽，字鸿渐。

钱钟书小说《围城》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常被认为取自和陆羽一样的爻辞，其实《周易》渐卦有“鸿渐于陆”的爻辞里还有一条“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大意是说大雁落到了地面，丈夫外出不归，妇女有孕而未能生育。是这条爻辞，而非陆羽那条，应当才是方鸿渐名字的来历。

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庾信在其名文《小园赋》里有一组对仗句：“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鸿陆”就是用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的爻辞，哀叹自己远行而难返。

庾信原是梁朝官员，奉命出使西魏，恰恰那时候西魏灭掉了梁朝，又因为庾信的文学名声而将他强行扣留下来，要他在西魏朝廷里做官。庾信后来历仕西魏、北周，官声显赫，却越来越思念南方的故乡，有生之年总是以南归为望。我们若熟悉《周易》渐卦的卦爻辞，再熟悉《小园赋》那一组对偶句的含义，对方鸿渐这个角色的理解自会深刻几分。

顾况父子

【人物小传】顾况（约725年—约814年），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任校书郎、著作郎等职，于文坛颇有盛名。晚年隐居茅山，修炼神仙之术，不知所终。

今天除了古典文学专业人士之外，很少有人晓得顾况这个名字。然而在顾况的有生之年，人们却公推他为文坛大师。白居易初到长安的时候，便拿着自己的诗稿拜谒顾况，希望能获得这位前辈宗师的欣赏和提携。顾况性格诙谐，未看诗稿之前先对“居易”这个名字评头论足了一番：“长安物价太高，想居住下来可并不容易啊。”及至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诗句，不禁惊叹道：“有这样的才华，完全能够在长安定居了！”

顾况，“况”在古代的规范写法其实是“況”，我们看康熙年间出版的《全唐诗》，顾况就是写作“顾況”的。在训诂学上讲，“况”是“況”的俗字，亦即民间流行的不规范写法，正如今天许多餐厅的招牌写作“歺厅”一样。“歺”其实读è，意思是“剔去肉之后的骨头”。倘若孔乙己开了一家“歺厅”，我们显然是不能指望会在里边吃到肉的。当然，也许多年之后约定俗成，字典里真的会把“餐厅”改成“歺厅”了。

“況”字在约定俗成之下终于消失不见，在今天的汉语字典里已经被“况”字取代了。“況”的本义是“寒冷的水”。顾况字逋翁，“逋翁”的意思是“逃跑的老翁”。按照名与字意思相关的规矩，顾况的名字有隐遁林泉的含义。

顾况确实名如其人，眼看着官做不高，索性躲到山里修炼仙术去了。当他的儿子进士高中，急急回家要将这个喜讯报知父亲的时候，却再也寻不见父亲的踪影。人们传说顾况的仙术终于练成，羽化飞升而去，但这件事也可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悲伤解释：大诗人患了老年痴呆症，一个人在山里走失了。

顾况这个高中进士的儿子名叫顾非熊，名字的典故大有来头。《六韬》郑重记载着：周文王有一次要出门打猎，请占卜专家为自己预卜这次打猎的收获。卜者说：“在渭水边上会有很大的猎获，但猎到的‘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既不是龙，不是螭，也不是虎，更不是熊），而是一位辅佐大臣。”周文王于是在渭水之滨遇到了正在钓鱼的姜太公，与这位“非熊”同车而归。

后人以“非熊”代指姜太公，顾况应该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姜太公一样的大人物吧。命运真是蹊跷，顾非熊的一生确实和姜太公有相当程度的相似。姜太公困顿了大半生，迟暮之年才得到赏识和重用，顾非熊很不幸地像极了姜太公发迹之前的命运。他虽然考中了进士，但足足考了三十年的时光；虽然做上了官，但那也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基层岗位而已。眼见得人生就这样消磨掉了，顾非熊终于有了觉悟，放下功名，到茅山深处隐居修道去了。那时候诗人王建写诗为他送行，这是顾非熊留在红尘中的最后一点儿踪迹。

张志和

【人物小传】张志和（732年－774年），原名张龟龄，少年奋发，胸怀大志，十六岁便考中了明经科，向唐肃宗献策，陈述自己对国家大事的见解。唐肃宗很喜欢他，帮他改名为“志和”——这个出自《论语》的名字表示了儒家君子的理想风范。后来张志和放弃仕途，以隐居为乐，成为中唐最著名的隐士之一。

我们是从“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首诗知道张志和的。

张志和看似过着道家的隐逸生活，诗歌也写得很有道家旨趣，但他的名与字完全是儒家的含义。

其实张志和原本不叫这个名字。他的原名是张龟龄，有点儿土气，意思是“像乌龟一样长寿”。唐人取名爱用“龟”字，著名者如“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那位国宝级音乐家李龟年。

张志和这个名字是皇帝亲自为他改的，那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当时少年张龟龄刚刚考中了明经科，慷慨激昂地向唐肃宗献策，抒发自己对国计民生的宏大构想。换到今天，很难想象会有哪位国家领袖对一个十六岁孩子的政治见解稍有几分当真，唐肃宗或许也不甚当真，但至少很欣赏他的爱国热情，于是金口玉言地为他改了名字，这件事足以让他光耀门楣了。

唐肃宗为少年张龟龄改名为“志和”，这个出自《论语》的名字表示了儒家君子的理想风范。

张志和，字子同。名与字同样出自《论语》里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与“同”分别是君子和小人的特征，所谓“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不同的乐器演奏不同的声部，所有的声音汇集起来形成悦耳的音乐，这样一种汇集，就叫作“和”。所谓“同”，还是这个交响乐团，只不过所有团员都拿着同样的乐器，演奏同样的曲调，所有的声音汇集起来，只不过音量更大了而已，这样一种汇集，就叫作“同”。

“和”与“同”的区别是儒家哲学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因为人们实在太容易将“同”当成“和”，或者是在追求“和”的过程里悄无声息地滑向了“同”。

《左传》记有一则故事，那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事情：齐景公有两个左膀右臂一般的大臣，一个是晏子，一个是梁丘据，这三人的关系很像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的乾隆帝、纪晓岚与和珅。晏子扮演着纪晓岚的角色，梁丘据扮演着和珅的角色。所以毫无悬念的是，齐景公一定更喜欢梁丘据一点儿。

有一天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侍立在旁，梁丘据正在驱车赶来。齐景公远远望着梁丘据，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声：“只有梁丘据和我‘和’啊！”晏子不以为然：“梁丘据和您之间不过是‘同’的关系，谈不上‘和’。”齐景公很诧异：“它们难道不是同义词吗？”于是晏子就像纪晓岚那样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长篇大论。

简言之，晏子的逻辑是这样的：“‘和’就好比烹调，要用到水、火、醋、酱、盐和梅子，味道太淡了就多加作料，味道太浓了就加一些水，这样才能获得适中而和谐的味道。君臣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大臣只是国君的应声虫，这就好比一道菜是用水来调和水，用盐来调和盐一样，谁还会爱吃呢？”

后人从晏子这番话里总结出了一个成语，叫作“水火相济，盐梅相成”。

孔子之所以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首先是描述了一种客观现象：君子总是有自己的主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却可以在社会协作中扮演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小人没有主见，通常只会抱团儿起哄，从社会功能的意义上说，小人甲和小人乙完全可以彼此替代。

孔子当时所谓的君子和小人是指社会身份而言，并不含有道德色彩。那时候君子是统治阶层，属于贵族集团，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继承着贵族的优良传统；小人是指平民百姓，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也没受过教育，是被劳心者所治的劳力者。以今天的情形来做比喻，好比一家工厂：“君子和而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工厂里的管理层；“小人同而不和”，我们可以想象流水线上的工人。

至此我们再来品味张志和的名与字，就会领略到其中有一种相反相成的妙趣。似乎为他取字的那位长辈担心他太有君子做派了，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将会很难行走，故而以“子同”来给他调和一下，希望他能够既和且同，既能保持最基本的君子操守，也能有一点儿小人的生存智慧吧。

事实上，当贵族社会瓦解，集权社会成型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便不复存在了，“君子”与“小人”通通变成了道德称谓，于是那些虽有君子操守却只有平民身份的人总是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和”与“同”若能相济，总能好过一些。

张志和的仕途生涯过得很不顺利，所以早早脱下官服，到郊区做了隐士。

除了像卢藏用别有用心的隐士之外，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总是入山唯恐不深。之所以如此，实在有一种很现实的考虑：只有躲得足够远，才能避开政府的徭役和赋税。张志和正是因为隐居得不够偏远而被县令大人派了徭役，和乡民们一起拿着簸箕背土，修浚县里的水渠。

让一名知识分子去做“贱役”，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有辱斯文的，但张志和坦坦然然地接受了这份屈辱，不知道这究竟出于君子的中正之道呢，还是出自小人的生存智慧？

韩愈（附：王质）

【人物小传】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幼年父母双亡，靠嫂嫂抚养读书，19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了六年才考中。唐朝制度，科举及第之后还要通过吏部考试才能授官，韩愈考了三次都没考中，久久得不到官做，困居京城，以至于穷愁潦倒。后来几经辗转，韩愈终于入朝任职，但仕途也总是蹭蹬坎坷，尤其因为劝谏唐宪宗迎佛骨几乎被杀。韩愈死后声名鹊起，如同泰山北斗一般被学人仰望，他当年的主张也越来越被人奉为圭臬。韩愈曾与柳宗元共同提倡古文运动，提倡为文质朴，标榜散文而反对骈文，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明朝人把他推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诗歌并不像散文那么杰出，但很有特色，尤其是以散文笔法入诗，用字古拙，几乎因此没了诗味。

韩愈的名字与张志和有相似的结构，而且同样用到儒家的经典概念。

韩愈，字退之。“愈”的意思是“超过”，出类拔萃当然是好的，但不可过头，所以需要“退之”。既不可过度，亦不可不及，这就是中庸。

“中庸”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了，总是和碌碌无为、明哲保身、藏头缩脑之类的标签联系在一起，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其实是孔子所推崇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论语》记有孔子的话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是人生修养的极致。

子贡、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高足，有一次子贡请老师评价子张和子夏谁更贤良，孔子认为子张“过”，子夏“不及”。子贡说：“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子张更强一点儿呢？”孔子的回答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过犹不及。”

孔子推崇礼制，礼制的核心原则就是分寸感。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恰如其分，既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比如当孔子听说大贵族季氏家里正在跳八佾之舞，便很愤怒地说了那句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不是对舞蹈有意见，而是对舞蹈的规格有意见。所谓八佾，是一种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的舞蹈，只有在天子的祭祀礼仪上才可以使用。根据规定，以季氏的身份只能用四佾之舞，所以季氏的做法构成了对礼制的严重僭越。

在性格培养和做事方式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始终要有分寸意识，尤其不可以走极端，一个合格的君子应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文质彬彬”是一个经常被我们误用的成语。“质”原本是指一个人的内在本质，其特点是朴实无华；“文”原本是指一个人的外在修饰，其特点是赏心悦目。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黑旋风李逵那样的人就属于“质胜文则野”，心地很好，但没文化，没教养，很粗鲁；孔乙己就是“文胜质则史”的典型，不分场合地拽文。两者都是走极端，最好的情形是折中文、质，使两者恰如其分，这就叫“文质彬彬”。

宋代有一位哲人王质，字景文。名与字关联起来，其含义是：天性本“质”，景慕“文”化。质，是人内在的天性，天性总是质朴无华的；文，是外在的修饰，修饰总是赏心悦目的。天性既已质，就需要文来中和。

韩愈字退之，意味着人生若有所逾之则不妨审慎退之，永远将自己调整在无过亦无不及的最佳状态。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位诗人名叫沈进，晚年自号知退叟，取的也是这种进而有退的含义。

白居易兄弟

【人物小传】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元和十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入京，在上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京师震恐。在朝廷大员人人自危的时候，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捉拿凶手，但大臣们嫌他越职言事，将他贬为江州司马。后来白居易做过杭州、苏州刺史，颇有政绩，但他对朝廷有点儿心灰意冷，忠君体国之心渐渐被明哲保身之意冲淡。唐武宗会昌二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过了几年散淡而不忘公益事业的退休生活，悉心整理自己的诗文集，于会昌六年辞世。

白居易兄弟四人，依长幼次序为白幼文、白居易、白行简、白幼美。

这四兄弟的名字实在有些蹊跷，完全像是两家兄弟：幼文和幼美是一家；居易和行简是一家。

偏偏四兄弟的命运也各与其名字相配：四弟白幼美早夭，长兄白幼文一生默默无闻，白居易和白行简却是当时名满天下、富贵一时的人物。

白居易，字乐天。“居易”出自《礼记·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是本着原则行事，有一贯的操守，会选择安稳妥当的生存方式，做好自己的本分，至于穷通贫富则听天由命；小人是奔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行事的，宁可冒险来贪图侥幸的成功。

“乐天”出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意思是说，君子懂得天命，很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通过努力来达到的，哪些事情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所以生活态度非常通达。

白居易死后不久，唐宣宗写诗缅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说：“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白居易的一生确实人如其名，如浮云不系，不被名缰利锁所羁绊，宠辱不惊，乐天知命，从来既不会苛求什么，也不会勉强自己。但是，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生活原则。

这个生活原则，恰恰就是“居易”一语的上下文里所给出的：“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大意是说：当你地位高的时候，不要欺负地位低的人；当你地位低的时候，不要巴结地位高的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话，即便遇到困难也不会去怨天尤人。

修养之所以称为修养，因为它是彻底违反人性的。我们刻在基因里的天性就是巴结强者，欺凌弱者，宽于律己，严以待人，遇事总爱推卸责任，境况不好的时候总会怨天尤人。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些“劣根性”其实都是物竞天择所保留下来的生存优势，“劣根性”越强的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的概率就越高。

通过艰苦的道德修养来抑制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实在并不容易。所以儒家倒也讲理，只对君子（统治阶层）做这样的要求，对小人（被统治阶层）并不做这样的要求。在我们今天这个平民化的社会里，小人道德其实还更容易被接受一些。

君子道德的严苛之处在于，儒家采取的是一种原则至上的行为准则，只在意手段而不在意效果。也就是说，倘若你认为助人为乐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那你就要终生本着这个态度去做事，哪怕自己屡屡遭到恩将仇报的结果。儒家在历史上常常反对佛教，理由之一就是佛教徒的功利色彩太强，总希望自己的修行能够带来福报。比如《了凡四训》这样的佛教修行名著，在儒家看来就属于败坏世道人心的书，必须加以严厉谴责才行。当然，信守这样的儒家行为准则实在太难，人心归根结底总是逐利的。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也是一代诗文大家，他的名字也可以一并来看。白行简，字知退。“行简”出自《论语》“居敬而行简”，这是对执政者的一种理想要求，意思是说，心态要严肃认真，做事要抓大体而忌繁琐。

这段话若结合上下文背景来看是很有趣的。弟子仲弓问孔子说：“子桑伯子是个怎样的人？”孔子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可也，简。”意思是：这个人也还行吧，行事简略。仲弓说：“如果心态严肃而行事简略，这样来施政倒也不坏，但如果心态和行事一样简略，这就有点儿过分了吧？”孔子点头称是：“你说的很在理啊！”

这位子桑伯子究竟怎样“太简”呢？《说苑》有一段故事：孔子登门拜访子桑伯子，后者穿着便服就出来了。拜访结束之后，双方的弟子都很不满。孔子的弟子对老师说：“您何必去见这种人！”孔子解释道：“这人本质不坏，就是粗野了一点儿，我想劝他注意一点儿礼仪。”子桑伯子的弟子也对老师说：“您何必要接待这种人！”子桑伯子说：“这人本质不坏，就是繁文缛节得过了头，我想劝他放开一点儿。”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所推崇的当然是“居敬而行简”，所以“行简”暗暗包含了“居敬”，而“居敬”恰恰与“居易”是一组成对的概念。这两兄弟的名字，配合得实在巧夺天工。

白行简字知退，名与字都可以看成长辈对他的一份恰如其分的叮咛。白行简性情疏狂，所以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很有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派头，倘若他真的能够行简一点儿，知退一些，成就超过乃兄亦未可知。当然，每个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在白行简看来，生活得更疏狂一点儿，更绚烂一点儿，也许才是最好的。所以也只有他，而不是白居易，才写出了那篇以汪洋纵恣的渲染来描绘性生活的奇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塑造出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简”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一大关键词，所以常常见于人名。北宋名相吕蒙正几个儿子的名字全带“简”字：吕从简、吕惟简、吕承简、吕行简、吕务简、吕居简、吕知简，这真体现着一代政治家的高明觉悟啊。

李商隐

【人物小传】李商隐（约812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当时很有文学名望和政治地位的令狐楚很欣赏李商隐，让他投入自己门下，给他优厚的待遇，还亲自教授他写文章的技法。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也很欣赏李商隐，在科举主考官面前极力为他美言，使他科举得中。后来在政治斗争中，令狐楚一度失势，被罢免了宰相之职，离开了京城，而令狐楚敌对阵营里的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恰恰也很欣赏李商隐的才能，就在这个时候将李商隐纳入自己的幕府，并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之后，人们认为李商隐品行不端，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疏远了他，而李商隐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转变，辗转于节度使幕府。

李商隐，字义山。商隐，取“商山隐者”之意。后来取字义山，字与名意义关联，寓意着商山隐者之高义。

商山距离长安并不远。这一带原本不属于隐士，而是渴慕功名者汲汲向往的所在。以变法闻名的商鞅，就是因为食采邑于此而被称为商鞅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军事强国，终于一扫六和，吞并天下。秦始皇称皇帝之后，选拔了七十名高才饱学之士授予博士之职，以资顾问。及至秦末大乱，有四名博士避世隐遁，就在商山之上岩居而穴处，采紫芝以疗饥。因为四人皆年逾八旬，白发皓皓，便被合称为商山四皓。汉高祖刘邦久闻四皓的高名，多次派人礼聘他们出山做官，但每一次都遭到拒绝。四人作《紫芝歌》以明志，表明自己将会终老山中，再也不会出山用世。

后来天下大定，大汉王朝却出现了第二代继承人的危机：刘邦宠爱戚夫人，想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求助于张良，这虽然是帝王的家事，但废立太子终归是朝政大忌，严重者会兴起血雨腥风，使天下为之扰动。于是张良献策，请动了商山四皓，只拜托他们一件事，就是在一次筵席上侍立于刘盈身边。当刘邦看到连商山四皓这样的隐士都甘心为刘盈所用，不禁失色，这才知道太子羽翼已成，自己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废立之念。后来刘盈顺利继位，即汉惠帝。至于商山四皓，一战功成之后便悄然隐退，继续回商山过那不问世事、云淡风轻的生活去了。

这就是“商隐”一名的含义。士人之家，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里都蕴含着父亲的期望。“商隐”一名虽然颇有隐逸的色彩，但父亲李嗣似乎期望儿子平居之时虽可以高义而不仕，但在国家的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为帝王之佐，谈笑之间安定江山社稷。

士人一生的关键，就在于“出”“处”二字的分寸。出，即踏入仕途，安邦定国；处，即躬耕林下，洁身自好。孔子为士人定下的出处纲领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就意味着士人在清白的时代里应当勇于进取，以天下为己任；在污浊的时代里应当勇于退却，严守最后一寸道德底线，绝对不可以为了私利而同流合污。孔子还有教诲说：在清白的时代里，贫贱的人是可耻的；在污浊的时代里，富贵的人是可耻的。

是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淘汰机制，或者淘汰卑劣无耻的人，或者淘汰清廉正直的人。君子不该随着时代风气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尤其在污浊的时代里，纵使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但无论如何，若你改变不了社会，至少不能让社会改变了你自己。

房玄龄、房遗直与房遗爱：高官怎样给孩子取名

【人物小传】房玄龄（579年－648年），字乔松，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代著名政治家，“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贞观盛世有两位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擅于谋划，杜如晦擅于决断，所以合称“房谋杜断”。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乔”是“高大”的意思，“玄龄”是“长寿”的意思。“乔”一直是一个美词，很适合用来做名字，但偏偏到了元代，它变成了俗语里一个很常见的骂人的字眼儿。我们若读元曲，常常会看到“乔人”“乔男女”之类的词汇，其含义大略相当于“坏人”“狗男女”。文字的含义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甚至仅在十年或二十年间就发生了变化，这是取名偶会发生的尴尬事。

房玄龄出身于一个“乔木世家”（古人以这个短语来称呼世家大族），自己又是当朝宰相，给孩子取名自有一番非同寻常的慎重考虑。因为爱情历史剧的热播，所以我们很熟悉房玄龄的两位公子：房遗直和房遗爱。哥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弟弟娶了那位大大有名的高阳公主，于是搞出了一场女人离间兄弟的经典模式的家庭惨剧。

这两位公子的名字在今天看来很有几分古怪，然而在古人看来却是上佳的名字，因为它们既古雅又不失身份。

所谓古雅，是因为这两个名字都出自儒家经典《左传》，还都是孔子之语，竟然还可以配对。所谓不失身份，是因为它们都是孔子对两位杰出政治家的评价，很切合房家的身份、地位。

“遗直”出自孔子对叔向的评语。叔向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高级官员，孔子非常欣赏他，对他有一番极尽溢美之能事的赞叹，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叔向，古之遗直也”，意思是说，叔向身上散发着古代君子的正直光芒，这种光芒在当今已经相当罕见了。

“遗爱”出自孔子对子产的评语。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大臣，地位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当孔子听说了子产去世的消息，忍不住老泪纵横，哽咽地说了一句话：“古之遗爱也。”意思是说，子产身上具有古代君子的仁爱遗风，是一位既爱人民、也被人民爱戴的好总理。

杜如晦：“晦”也可以毫无晦气地用在名字里

【人物小传】杜如晦（585年－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与房玄龄齐名，唐代著名政治家，“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取名，断断也不会用到“晦”这种字眼儿，生怕给孩子带上晦气。杜如晦的父亲并不是因为没文化才给孩子取名“如晦”的，杜家毕竟也是一个世家大族、书香门第。杜如晦本人更非但没沾到一点儿晦气，反而成为贞观盛世的一代名相。

“如晦”出自《诗经·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里的“如”是个连词，并不是常见的“如同”或“前往”的意思。这两句诗是形容在风雨交加的晦暗天色里，雄鸡在不住地啼鸣。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风雨》描写与友人久别重逢（也许是妻子与丈夫的久别重逢）的诗歌，但古人一般并不这样理解。在儒家传统里，《诗经》与其说被当作一部诗歌总集，不如说被当作一部政治教科书；诗歌的含义不取决于诗句本身，而取决于官方确认的权威注释。自汉代以后，《诗经》最权威的官方注释本就是《毛诗》，《毛诗》说这首诗的含义是“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有了一种道德激励色彩，勉励气节之士即便在“风雨如晦”的世道里依然“鸡鸣不已”。

杜如晦字克明，“克”是“能够”的意思，“克明”即“能明”。名与字相应，虽然风雨如晦，却可以拨云见日，所以杜如晦的名字真是很有励志色彩的。明代有一位画家黄克晦，字孔昭（意思是“很亮”），也是同样的妙趣。

王建：看似平凡却有深意

【人物小传】王建（约767－约830），字仲初，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进士，只做过一些低级官职，有时候穷到连基本的衣食都要忧心。王建有若干年的边塞从军经历，那时候弓与箭从不离身。从这些经历来看，王建似乎应该擅写边塞诗，然而他是以乐府和宫词成名的。王建的乐府诗在当时与张籍齐名，合称“张王乐府”，宫词则细致地描写了宫廷女子的生活与怨情。

我们是从“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知道王建的。王建，这个名字看上去过于平凡，太像是现代人的名字了。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古雅的名字。

现代人以“建”为名，取其“建设”之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最是红红火火的那个时期，太多的父母给孩子取了这样的名字。但是，王建之“建”，全然是另外的意思，线索就在名与字的关联之上。

王建，字仲初。“建”与“初”含义上的关联在今天已经很不明显了，而在古代，这两个字都有“起始”的意思。古人将天空划分为十二个区域，大略相当于黄道十二宫，以十二地支来做标记。如果在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子天区，并以这个月份作为一年的开始，这就叫“建子”，同理，如果是寅天区，就叫“建寅”。古代历法有建子、建丑、建寅三种起始方式，远不像今天统一用公历这么简单。

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有人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当局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

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对应于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事实上改正朔是一件太过麻烦的事情，只要想想现代社会里使用夏时制的情形就可以晓得。所以自唐肃宗以后就一直以建寅为岁首，直到清末也没再改过，改朝换代的时候只要采用新的年号就好了。

古人名字，凡用“建”者当然不必全是这个意思，取“建设”之义的同样大有人在。例如曹植字子建，“植”与“建”是同义词，都是“建设”的意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如何具体分析，自然是从名与字的相关性来推断了。

第五章风雅的宋朝

寇准

【人物小传】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北宋名相，于辽国入侵时促使真宗往澶州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被贬死于雷州。

寇准是北宋的一代名相，在民间被评书《杨家将》塑造成一个作风简朴、性格诙谐的智囊型人物。历史上的寇准其实作风铺张，性格果决，很有几分独断专行的气势，堪称一代铁腕宰相。

寇准，字平仲，今天很难看出名与字之间有任何意义上的关联。当然，这又是简体字带给我们的麻烦。

寇准之“准”，在繁体字里写作“凖”，然而古代既有“凖”，又有“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字。“准”是个后起字，出现于唐代，属于公文用语，表示批准、准许、准奏。“凖”在《说文》里解释为“平”，文字学家段玉裁做注释说：“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水平谓之凖。”

在古人看来，水是天下最平的东西，无论流到哪里，都会迅速形成一个水平面，而这个水平面就叫作“凖”。至于“仲”字，在这里并不表示排行。《说文》的解释是：“仲，中也。”所以“平仲”的意思就是至平至中，引申义就是为人处世不偏不倚、公正平直，古人还认为这是做宰相最重要的品质。

恰恰在春秋时代，齐国贤相晏子之字正是“平仲”，所以寇准字平仲还可以理解为仰慕晏子的为人，以晏平仲作为人生楷模。而这一点，寇准居然也做到了。我们再看看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家谱，他的四世祖名叫王准（凖），字公度：公正地度量，是以为准（凖），与寇准的名与字异曲同工。

范仲淹

【人物小传】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是北宋“庆历新政”的发动者，改革派领军人物。“庆历新政”因为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阻力重重，终于以失败告终，范仲淹的同志与好友纷纷被贬出中央。范仲淹被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富弼被贬去青州（今山东益都），欧阳修被贬去滁州（今安徽滁县），滕宗谅被贬去岳州（今湖南岳阳）。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榜进士，在岳阳任上修建岳阳楼，范仲淹为之作《岳阳楼记》，传为千古名文，尤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动着世世代代期盼清官却屡屡失望的人们的心。

范仲淹，字希文。“仲”字一般表示“伯仲叔季”的排行，但考虑到范仲淹的仲兄名叫范仲温，所以范仲淹这一代取名的规则应当是“仲”字加一个三点水旁的单字。从名与字的关联来推断，“淹”在这里是广博、精深的意思，“希文”表示对“文”的企慕。

“文”并不是现代汉语里文化、文学的意思，而是周代政治特色的概述，是所谓“忠、敬、文”三大政治之一。《史记高祖本纪》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周代之“文”是孔子最推崇的政治风格，所以笃信儒学的范仲淹字“希文”正是延续儒家的思想血脉。

包拯（兼谈名字中的“仁”字）

【人物小传】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谥孝肃，是以刚直不阿著称的一代名臣。

包拯，字希仁，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具有励志色彩的儒家名字。

“拯”，本义是“向上举”，“希仁”的含义如同上文所介绍的范仲淹字“希文”一样，表示对“仁”的渴望与追求。

儒家推崇仁政，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里常常提及“仁”的概念，所以有儒家风尚的家庭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仁”字。例如孔子有讲“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说：如果有王者兴起而施行仁政，至少也需要一代人的工夫才能见效。后人从这句话里提炼出“世仁”二字，常常以此作为人名，最著名的就是样板戏《白毛女》里的那个反派地主黄世仁。再如宋代名将周仁美，名字出自《论语》“里仁为美”，意思是说：和仁人做邻居最好不过。再如《论语》记述曾子之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即取名于此。

王钦若

【人物小传】王钦若（962年－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宋真宗朝宰相，主和派势力代表，是编纂《册府元龟》的主持者。

王钦若，字定国，北宋一代奸相，寇准的头号政敌。正是由于王钦若的谗言挑拨，宋真宗才疏远了贤臣寇准。所以王钦若在史册当中声名狼藉，虽然有当代学者小小地为他平反，但终归也洗不去他身上如此多的污点。评书《杨家将》里处心积虑谋害杨延昭的奸臣王强，其原型就是王钦若。

不过，王钦若的名字却比之前介绍过的那几位贤良们的都要古雅。“钦若”的意思是“恭敬地顺从”，出自儒家经典《尚书》。

在儒家的全部经典里，《尚书》是最难读的一部，号称“佶屈聱牙”，单单识字就是头等的难题。这是因为《尚书》是一部上古时期政府文书、诏令的汇编，即便在孔子的年代，读书人读《尚书》已经像今天的学生学习文言文一样了。

《尚书》虽如此难读，地位却很重要，因为其中大多数篇章都被认为是出自尧、舜、禹、商汤王、周武王、周公、召公这些圣人的手笔。在儒家传统里，这些人属于第一等的圣人，孔子只属于第二等的圣人，《尚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尚书》以《尧典》为第一篇，因为尧帝是儒家圣人谱系里的第一位圣人。其实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尧典》很不可靠，但古人总比我们更加“畏大人之言”。东汉有一位元老大臣周磬，在七十三岁高龄时还要去参加朝会，结果朝会议事整整议了一天。老人家有点儿吃不消了，叫来两个儿子说：“我最近梦到了先师和我在墓室的角落里谈话，看来我的寿命将尽。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们一定要用二尺四寸的竹简抄写《尧典》一篇，再准备刀、笔各一件，给我陪葬！”

《尧典》就是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神圣感。

《尧典》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的是尧帝命令掌管天象的羲和恭敬地顺应天意，观察日月星辰的轨迹来制定历法。

倘若《尧典》当真时代最古的话，那么“钦若”这个词在上古时代一直被很好地继承着。《尚书·说命》有“惟臣钦若，惟民从乂”，这是商代名相傅说向商王武丁的进谏，意思是“臣下恭敬、顺服，民众服从统治”。《尚书·毕命》有“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这是周康王对毕公发布的诰令，要他“恭顺先王大业，治理出一派好局面来”。

名为钦若，字为定国，名与字相应，寄托着父辈的极高厚望。确是如此，王钦若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祖父王郁虽然只做了一个司法方面的小官，却一生慈悲为怀，极慎用刑，每每以手中这一点儿公权力活人性命，正应了“公门之内好修行”这句老话，所以他本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人生观，相信自己的功德会在孙辈身上得到福报。王钦若确实应了这份福报，一直做到宰相高位，只是他的子孙应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只传了一代便绝了血脉，只有走过继一途了。

吕蒙正（附：吕蒙、刘养正）

【人物小传】吕蒙正（944年－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北宋初年名相，封许国公，授太子太师，谥文穆。

吕蒙正，字圣功，是北宋年间的一代名相，名与字都出自《周易·蒙卦·彖传》的同一句话：“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句话很难用现代汉语翻译，这里就选用陈鼓应的解释好了：“在蒙昧之时应蓄养纯正之德，这样才能最终成就圣人功业。”

“蒙”，这里是《周易》里的一个卦名，卦象是坎下艮上，是山下出泉之状，意思是“蒙昧”。

全部儒家经典里，解释起来最莫衷一是的莫过于《周易》，所以学者可以用它阐述人生哲学与政治规则，江湖术士也可以用它摆摊算卦，幸好我们现在并不是要探究蒙卦的本义，而仅仅需要知道吕蒙正所在的时代里，官方指定的《周易》教科书对它是如何解释的。

当时的权威版本是《周易正义》，这是唐代科举的标准考试用书，直到吕蒙正的时代，权威性依然不可动摇。《周易正义》对“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解释是：只要能默默地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行，就可以最终成就至圣之功。

吕蒙正本人应当正是如此理解自己名字之含义的，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很是低调谦恭。吕蒙正小时候，父母不和，父亲把母亲连同吕蒙正这个儿子一并赶出家门，以至于这一对孤儿寡母几乎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母亲很有志气，誓不再嫁，全心全力抚养儿子；儿子也很争气，在无人过问的角落里“蒙以养正”，终于跻身仕途，光耀门楣。经济状况既因为做官而改善，吕蒙正便迎接双亲，使他们在同一所房子里分室居住，奉养备至。这在今人看来，似乎有点儿难以想象。

吕蒙正的为官之道也很有“蒙以养正”的风格。在他初入朝堂的时候，有人指点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吗？”吕蒙正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地从那人身边走过。有同僚为他不平，质问那人的名姓，吕蒙正赶紧阻拦说：“一旦知道了他的名姓，终生都没法忘记，还不如不知道的好。”时人服其雅量，后来吕蒙正能够做到宰相，确实很得益于这样的修养。

顺便一提的是，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作吕蒙，这名字和吕蒙正非常相似。“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非复吴下阿蒙”这两句成语都是从吕蒙的故事而来的。吕蒙字子明，“蒙”与“明”恰是一对反义词，正如韩愈字退之、杜如晦字克明一般。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断吕蒙之蒙是蒙晦之蒙，吕蒙正之蒙是蒙卦之蒙，是分别从他们的字上找到的依据。理解古人的名字，名与字一并来看是最便捷的办法。

明代有一位刘养正，名字也是来自“蒙以养正”，但他偏偏是个反派人物。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兴兵叛乱，意图取正德帝而代之，这位刘养正就是宁王的谋主，讨伐皇帝的檄文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后来王阳明成功平叛，已荣升叛军右丞相的刘养正便匆匆享受“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的日子了。

吕夷简（附：吕蒙亨）

【人物小传】吕夷简（978年－1044年），字坦夫，寿州（今安徽凤台）人，真宗朝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朝拜相，为宋代名相之一。

吕夷简，字坦夫，北宋名相。他是吕蒙正的侄儿，父亲是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

吕蒙正、吕蒙亨这一代都是蒙字辈，“蒙亨”与“蒙正”同样出自《周易》蒙卦，卦辞的第一句就是“蒙，亨”，意思是说：占到蒙卦，万事亨通。《彖传》有解释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占到蒙卦之所以万事亨通，是因为蒙卦的卦象是水在下，山在上，表示山下有险阻，遇到险阻就及时停下来，这是正确的做法，所以不会吃亏。

吕家的下一代人都是简字辈，以吕夷简成就最高。吕夷简的政治原则确实就在一个“简”字上：减免税赋，缩减政府开支，反对铺张浪费，总而言之一切从简。社会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有机体，政府并不需要领导万民，只要做好表率，少生事，社会自然就会发展得很好。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讲垂拱而治，其实都是这个道理。但皇帝和各级官员天然总希望多管一些，毕竟权力的滋味令人陶醉，而世人也偏偏喜欢看得见的成绩，所以铁腕宰相最受推崇，吕夷简这样的宰相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夷简”的意思是平易、质朴。《北齐书·李瑾传》记载李瑾有六子，其中第五子李行之“风素夷简，为士友所称”。《南史·庾诜传》形容庾诜为人“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如果要找一个大家熟悉的文学角色作为夷简风格的典范，令狐冲最合适不过。

吕夷简字坦夫，“坦夫”出自《世说新语》的一则故事：太傅郗鉴派门生带一封信给丞相王导，希望能在王家选个女婿。王导对信使说：“您可以到东厢那边，任意挑选。”门生到东厢观察了一遍之后，辞别王导，回报郗鉴说：“王家的公子们都很不错，听说来挑女婿，全都矜持起来，只有一位公子在东床坦腹而卧，仿佛没听见一样。”郗鉴立即点头：“正是这个人最好。”查访之下，得知这位坦腹东床的公子就是王羲之，便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位坦腹东床的王羲之正是大大的夷简风范，所以吕夷简以坦夫为字，很有几分妙趣在。

苏易简

【人物小传】苏易简（958年－997年），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属四川）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状元及第，以文章知名。

苏易简，字太简，宋太宗年间的状元，一代名臣，他的名字可以和唐代白行简的名字参照来看。

“易简”出自《周易·系辞》，《系辞》属于易传之一。《周易》分为两个部分，原始部分叫作易经，附加部分叫作易传。大体而言，易经是占卜者所用的卦辞和爻辞，是一部占卜工具书，或者说是一部占卜技术的实用手册。易传是儒家对易经的哲学性解读，从纯技术性的占卜法则里抽绎出丰富的哲学含义。所以易学后来分化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前者研究技术实战，后者研究哲学思想。

易传共有十部，称为“十翼”。顾名思义，易经是教科书，十部易传是十本教参。易经与十部易传合称为《周易》或《易经》。十翼之中以《系辞》上下篇哲理性最强，古人认为这是孔子亲自写定的。所以古人取名，无论是人名、年号、建筑名，很多都取自《系辞》。比如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贞观”这个年号便出自《系辞》的“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思是：天地之道是以正示人的。甚至今天我们常用的“理财”一词，也是从《系辞》而来的。

苏易简之“易简”便出自《系辞》。《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卦和坤卦最为首要，号称《周易》之门户。在《系辞》的解读里，易和简，分别是乾卦和坤卦的核心特点：“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意即乾卦以刚健的方式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平易，坤卦以柔顺的方式向人们显示了它的简约。

《系辞》对易简的意义有一段很详尽的阐述：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意是说：乾卦和坤卦以平易和简约的样子示人，平易则易于理解，简约则易于遵从。易于理解就容易获得大家的拥护，易于遵从就容易获得功效。得到大家的拥护，事业就可以长久；功效容易获得，事业就可以拓展。事业长久传承，这就会养成贤人之德；事业得到拓展就可以成就贤人的大业。从这平易而简约之中可以尽得天下之理，所以圣人才能够以区区六十四卦解释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

鉴于《周易》的任何一句话总是有五花八门的解释，所以我的上述理解采用了唐代官定教科书《周易正义》的解释，因为这部书在吕夷简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周易》最权威的解读本。它的解读哪怕错误百出，但至少当时的人就是如此理解的。

顺便一提，《系辞》这段话里的“可大”“可久”也常常被取作人名，比如元代散曲名家张可久，明代书法家王可大。若不晓得出处，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两个名字格外粗浅呢？

苏易简字太简，“太简”的出处在前文“白居易兄弟”一节里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晁补之、晁冲之、晁说之

【人物小传】晁补之（1053年－1110年），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文章与诗词书画知名。

再谈一个同样出自《周易·系辞》的名字：晁补之，字无咎。

晁补之是宋代文学大家，很受苏轼赏识，跻身“苏门四学士”之列。他的名与字一并出自《系辞》的同一句话：“无咎者，善补过也。”意思是说：因为善于弥补过失，所以不会遇到害处。

《周易》的卦爻辞里常常出现“无咎”，这是占卜的一个专业术语，意思是“无害”。例如我们为一件事占卜，得到乾卦九四爻，查看相应的爻辞，是“或跃在渊，无咎”。哪怕我们读不懂“或跃在渊”的隐秘含义，至少可以从“无咎”得知这件事情是可以去做的。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太多的事情，如何才能做到始终无咎呢？卦爻辞给不了我们答案，《系辞》便为我们归纳出了这样一条人生哲理：“震无咎者存乎悔。”意思是说：时常做做自我检讨，多多反省以往的过失，为人处世就可以无咎。

顺便一提，清代大词家况周颐的词集题为《存悔词》，出处就在《系辞》的这句话里。王国维有两句很著名的诗句：“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不断悔恨，不断反省的人生，成就了这位学术大师的超卓境界。

现代社会的流行观念已经反其道而行之了，推崇一种无怨无悔的人生哲学。现代人追求人生过程的绚烂与惊喜，古人追求的是平稳、顺遂与通达。古今差异，于此可见一斑。

晁氏是宋代声誉极著的衣冠大族，文学名家辈出。在“之”字辈里，名家还有晁冲之、晁说之；下一代是“公”字辈，名家有晁公武，即《郡斋读书志》的作者。

晁冲之，字叔用。“之”是虚字，“叔”表示排行，所以晁冲之的名与字里有实际意义的是名里的“冲”和字里的“用”。这两个字出自《老子》的一句话：“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意思是说：道虽是虚空的，作用却无穷无尽。“冲”，古字是“盅”，表示器皿里未盛东西时空空如也的状态。

晁说之，字以道，名与字一并出自《论语》的一句话：“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要理解这句话，必须联系《论语》的上下文，孔子的完整表达是这样的：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这段话重在阐述君子和小人的不同，但究竟如何理解，学者们是有些分歧的。纠结的要点就在“说”的读音上：究竟是读作shuō或shuì，表示“言说”或“说服”的意思，还是读作yuè，通假于“悦”，表示“取悦”的意思？不同的读法都可以自圆其说，古汉语毕竟不是一门精确的语言啊。

但这个问题我们幸而可以避开，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在晁说之生活的年代，yuè是唯一的正确答案。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君子易于服侍却难于取悦，如果以不合正道的方式来取悦他，他是不会高兴的。君子对待下属或下人总是宽和的，看他们有怎样的技能，就安排他们去做怎样的事。相反，侍奉小人很难，取悦小人却很容易，即便不以正道来取悦他，他也一样会高兴的。小人支使手下，总会责备求全。

晁说之的名与字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语意背景，而颇有妙趣的是，“说之”与“以道”可以连起来读作“说之以道”，这也是名与字的关系中很经典的一种形式。

宋庠、宋祁兄弟

【人物小传】宋庠（996年－1066年），字公序。祖籍开封雍丘（今河南省民权县），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北宋宰相。宋祁（998年－1061年），字子京，与兄长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

我们是从“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词知道宋祁的，且今天的宋词选本往往都少不了宋祁的作品。但对于宋祁的哥哥宋庠，很多人却不太知晓他的名字，尽管宋庠在当时的名望与地位皆在弟弟之上。

宋氏兄弟是北宋年间的一对传奇人物，是凤凰男的经典表率。当时人们称宋庠为大宋，称宋祁为小宋。以文学才华论，大宋要逊小宋一筹，但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仕途发展，大宋都胜于小宋的。文学才华虽然不可或缺，个人气质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宋庠为人老成持重，宋祁却很有些轻狂不羁。

当他们还是布衣之身的时候，名臣夏竦正在这两兄弟的家乡做官。夏竦其人，政绩虽然乏善可陈，却是第一等的做官天才，眼力自是绝佳。所以当夏竦请宋氏兄弟赋诗以咏落花的时候，仅凭两句诗便准确预言出两人的前途。

“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空到地香”，这是宋庠的诗句，用典妥帖。“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这是宋祁的诗句，白描精当。夏竦的评语是：“大宋咏落花而不言落，会当状元及第，而且风骨秀重，他日当作宰相。小宋不及乃兄，却也能得到高官显爵。”

古人认为诗歌是有魔力的，与作者的命运息息相关，至少从诗句里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胸怀与器局。倘若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命运的端倪在诗句里总会显露无遗。

后来两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宋庠果然状元及第，而且是乡试、会试、殿试皆中魁首，这就是科举当中的最高境界“三元及第”。其实状元本该是宋祁的，但章献太后秉持孝道治国的精神，认为弟弟不可以排名在哥哥之上，于是擢拔宋庠为状元，将宋祁黜落为第十名。宋祁也许会后悔不该与哥哥同年应试吧？

宋庠却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他收到的不只是好运气，还有别人的忌恨。忌恨者从宋庠的名字上找到了合情合理的攻击口实——当时宋庠还不叫宋庠，而是叫作宋郊。宋郊与宋祁，名字都是耳刀旁左右结构的字，这才像一对兄弟嘛。

忌恨者说：“宋郊，其姓正是当今的国号，其名意为郊天之礼。”

郊，在礼制社会里是一个祭祀术语。传统祭祀礼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郊社之礼，祭祀天地；一类是宗庙之礼，祭祀祖先。郊礼是在国都的郊外举行，所以称为郊礼。冬至日在南郊祭天，夏至日在北郊祭地。除非一国之君，否则无权主持郊礼。所以那时候取名为“郊”，有点儿像今天取名“阅兵”，很有僭越的嫌疑。

也许有人会举出唐代诗人孟郊来为宋郊辩护，但孟郊字东野，从名与字的关联规则来看，孟郊之郊仅仅取“郊区”之意，而且既非南郊，亦非北郊，而是毫无政治敏感性的东郊。“东郊”在古代有“隐居”的意象，当诗词里出现“东郊”一词的时候，往往是在点出隐逸、野趣的调性。宋郊当时名郊，字伯庠，无法像孟郊那样给自己洗清嫌疑。

忌恨者还有第二轮攻击：“‘郊’的读音和‘交’相同，‘交’是‘交替’‘替代’的意思。‘宋交’岂不是说我们宋朝即将被其他朝代取代吗！”

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以谐音考虑字义，在古代并不像在今天看来那么牵强。古代考订字义的学问称为小学或训诂学，在训诂方法里专门有“音训”一项，先考订发音，再由发音来考订字义。这是因为语言的发展总是先有声音，后有文字，所以在文字成型的早期，发音相同的字往往含义相同。我们今天学习古文，常常会遇到所谓通假字，之所以通假，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读音相同。比如我们读《论语》，“仁”和“人”便经常同音通假，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那个字到底指的是“仁”还是“人”。

“郊”与“交”同音，偏偏此人姓宋，任何一个迷信的君王都会为此感到不快的。

这场闹剧之所以幸而没有以悲剧收场，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宋仁宗并不是一个迷信心理很重的皇帝，所以这位圣明的皇帝陛下采取了最简单、最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既然名字不祥，改个名字不就得了！于是从宋郊的字里取出“庠”字为名，改字为“公序”。

庠，殷商时代称学校为庠；序，周代称学校为序；所以后人以庠序泛指学校。“公序”之“公”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常常用在字里，作用和“子”“甫”相类。例如周瑜字公瑾，宋江字公明。明代有一位诗人杜庠，字公序，与“庠”来搭配的字其实也只有“序”了。

宋祁，字子京。现代人很难看出“祁”与“京”有任何意义上的关联了，而在古代，它们其实是同义词，都是“大”的意思。《尚书》有一篇《君牙》，是周穆王在任命君牙为大司徒时发布的一道策命，其中讲老百姓生活艰辛的一段内容就有“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意思是说：冬天非常非常寒冷，可怜的老百姓也只有抱怨罢了。

“京”是象形字，本义是人工筑造的高丘，引申义是“大”。所以京城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京鱼（鲸鱼）是海里最大的鱼类（古人并不知道鲸鱼其实是哺乳类动物），京还是数字排序里最大的一位（古代数字位数排序，自万以上依次是万、亿、兆、京）。

宋氏兄弟都算得上人如其名。宋庠为人师表，内敛而稳重；宋祁好大喜功，无论公事、私事，凡事都喜欢铺张。有一则轶事说，宋庠终于看不下去弟弟的铺张奢靡，苦口婆心地劝说道：“难道你忘记了我们贫寒时是如何在辛苦中读书度日的吗？做人不要忘本。”没想到弟弟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们当时那么艰辛，不就是为了博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吗！”

王安石（附：蒋介石、石介、耿介）

【人物小传】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几位改革家之一，而“王安石变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直到如今最具争议性的改革活动。“王安石变法”究竟应该作何评价，往往随着时代和政治风气的变化而变化，王安石也随着时而被奉为伟人，时而被贬为奸党。

王安石的名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东晋名相谢安。谢安字安石，似乎王安石的父亲仰慕谢安，故而以“安石”名子。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王安石一共兄弟七人，“安”是他们这一代的行辈，七兄弟的名字依次是：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上、安礼。所以王安石名字的含义，照例要从他的名与字的关联去找。

王安石，字介甫。“甫”是男子之美称，无实义，“石”与“介”一并出自《周易》豫卦六二爻的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周易·象传》对这句爻辞的解释是：“以中正也。”

蒋介石的名与字也出自豫卦六二爻的这句爻辞。蒋介石以字行，名中正，字介石。所谓中正，涉及《周易》占筮的专业术语。《周易》六十四卦，每一个卦从下到上顺序排列着六爻，爻分为阴爻和阳爻两种，六爻的位置也分阴阳：第一、第三、第五爻的位置是“阳位”，第二、第四、第六爻的位置是“阴位”。简言之，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于是，每一爻本身的阴阳与它所在的位置的阴阳就形成了一种关系，有了关系，就有了吉凶。阳爻处在阳位，阴爻处在阴位，这是好的，叫作“得正”或“得位”，意即得到了自己该有的位置，反之，阳爻处在阴位，阴爻处在阳位，这就是坏的，叫作“不得正”或“不得位”。

还有一个术语叫作“得中”。一个卦虽然有六个爻，其实分析起来，每个六爻组成的卦都是由三爻组成的卦两两组合而成的。三爻卦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八卦”，这里涉及的六爻卦的豫卦就是由八卦系统里的坤卦和震卦组合而成的：坤卦在下，震卦在上，合成了一个豫卦。每个三爻卦，中间那一爻的位置叫作“中位”，如果你用《周易》占筮，你得到的爻恰好落在某一卦的“中位”上，这就叫“得中”，这是吉兆。如果这一爻既“得正”又“得中”，那就吉上加吉了。

本文涉及的豫卦六二爻，就是既“得正”又“得中”的一爻，是为“中正”。也就是说，“介石”出自豫卦六二爻的爻辞，“中正”出自这一爻的爻位，这样的名与字真是一套完美的组合啊。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一句爻辞的含义，有鉴于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我们照例采用《周易正义》的解释：因为很明白祸福形成的规律，所以能够以泰然自若的姿态迎接祸福的降临，节操始终不改，志坚如石；但也同样因为很明白祸福形成的规律，所以总能够见机行事，在节操不改的前提下迅速地趋吉避凶。《周易正义》的解释显然有过度发挥之嫌，不过经典的意义从来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每个时代里的权威解释。

在这句爻辞里，“介”的本字其实是“砎”，形容石头的坚硬。古代读书人很推崇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气节，所以常有以“石”与“介”为名字的人。北宋初年有三位学者，是奠定宋一代学术基础的人，合称“宋初三先生”，其中有一位姓石名介，这已经是将姓与名放在一起考虑了。同样情况者，明末清初有一位学者，名叫耿介，字介石，主持嵩阳书院，还参与过《明史》的编修。

王安石的一生确实人如其名，只是将名字里的含义做得有点儿过头，以至于在变法的时候有反对派攻击他，说他发表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等一意孤行的狂言。这样的变法决心的确“介于石”，无论天变也罢，传统也罢，民意也罢，一概不会动摇他的意志。现代社会总是礼赞这样的改革英雄，但是在古人看来，这与其说是坚定与耿介，不如说是顽固和狂妄。当时的大批正直之士都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阵营里，比如司马光和苏轼，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下一节会讲到苏轼的名字，苏轼是个很随和的人，无论名字还是性格都与王安石恰恰相反。

苏轼、苏辙兄弟

【人物小传】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年）以极优的成绩考中进士，一生任职很多，官场最得意时几乎做到宰相，最落魄时几乎掉了脑袋，治理过风景如画的杭州，也被贬到过国之最南的海南岛，卒于常州，被追谥为文忠。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合称“三苏”。

苏轼，字子瞻。苏氏一门父子三人都是当时的文坛宗匠，更被明人一并推举入“唐宋八大家”之列，可谓荣光无两。然而苏洵在给两个儿子取名的时候，也只和普通人一般只寄予平安的期望而已，并不追求更多。

苏洵专门写有一篇《名二子说》，解释苏轼、苏辙兄弟名字的含义，大意是说：“轼”是车子上的扶手，是一辆车所有部件中最不要紧、最不受人重视的一个，然而若缺了轼，一辆车便不完整。长子性情疏狂，父亲最担心他因为做人不够低调而惹祸，所以为他取名苏轼，希望他能够有所警醒。“辙”是车轮压过的痕迹，若说起车子的功效，车辙是没有份的。虽然如此，在车仆马毙的时候，祸患也并不会牵累到车辙。所以说车辙最善于在祸福之间找到自己安稳的位置。父亲为次子取名苏辙，是寄托了低调以求全身的期许。

苏轼字子瞻，人们乘车或扶轼而望，或登轼而望，“轼”与“瞻望”意义关联。苏辙字子由，“辙”与“经由”意义关联。这两兄弟的名与字，的确是巧妙而见出苦心的。

晏几道

【人物小传】晏几道（1030年－1106年），字叔原，号小山，北宋太平宰相晏殊的第七个儿子。这父子二人都是词坛大家，人们为了区别，将晏殊称作大晏，将晏几道称作小晏。晏几道是个贾宝玉一般的人物，其为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痴”字，作为词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有痴才有天真，才不会被世俗污染，而诗词之道始终贵在“天真”二字。

我们是从“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首词知道晏几道的。

晏几道其人，可谓宋代的纳兰性德，亦可谓现实生活中的贾宝玉，生长于显宦门庭却不喜欢做官，性格单纯得近乎幼稚，只沉醉在唯美文学与朦胧爱情的世界里。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合于“道”呢？

晏几道，字叔原。“几道”字读作“几（jī）道”，意思是“近于道”。这个词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为宇宙万物之原，故此以“原”为字。晏叔原之“叔”表示排行，古人以伯、仲、叔、季排行，自第三子至倒数第二子皆可称叔。

在晏几道名字的含义里，我们又遇到一个简体字带来的麻烦。“几”是“幾”的简写，其实在古汉语里，既有“几”，也有“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几”是象形字，是一种家具的名字，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茶几。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今人大不相同，今天意义上的椅子和床都是南北朝以迄唐代传进来的外国物件，中国人原本是席地而坐、分餐而食的。席地而坐的方式和日本人坐榻榻米类似，而对于行动不便、体力不支的老人，这种跪坐的姿势是很难持久的，所以有“几”可以给他们倚靠一下。

皇帝常常会以“几杖”赐给长者，使老者坐可以凭几而坐，行可以拄杖而行。老人家未必置办不起几杖，只不过皇帝总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敬老尊贤的姿态而已。

“幾”的主要意思是“苗头”“征兆”，明智的人总会“见幾行事”。“幾”还有“接近于”的意思，“幾道”正是在这个义项上而言的。

柳永

【人物小传】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今属福建）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仕途不顺，几经坎坷终于做了一个叫作屯田员外郎的小官。柳永排行第七，世称柳七，或从官名称呼柳屯田，有词集《乐章集》传世。

我们是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里知道柳永的，他或许算是北宋词人里最落拓不羁的一个。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三变”出自《论语》：“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是说君子给人三种感觉：远远看上去很有派头，近距离接触起来却很温和，而他说话又很严厉。

“景庄”即“大庄”，意思是“非常庄重”。

“景”在古汉语里最主要的意思是“大”。例如北京的景山，也就是崇祯皇帝自缢的那个地方，明代称为煤山，清代初年改名为景山。这个名字并不表示这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山，而仅仅表示它是一座“大山”。虽然含义很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皇帝没文化，因为“景山”一语出自《诗经·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意思是：登上大山，松柏参天。

再如在凤凰卫视里常常露面的曹景行，如果把“景行”的意思翻译出来，其实也很土气。“景行”就是“大路”。但因为它有一个古雅的出处，所以也就显得很古雅了。《诗经·车舝（xiá）》有“高山仰止，景行（háng）行（xíng）止”，本义很简单：仰望高山，行走大路，后来被引申出“景仰”的意思。事实上，“景仰”一词正是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两句诗里抽取二字组合而成的。

柳永之所以改名，是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他险些就死在那场病里。在古人的迷信里，认为改名可以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心理学依据的，至少改一个更加吉利的名字能给自己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于是出于吉利的考虑，柳三变改名为永，字耆卿。

“永”即“永久”，“耆（qí）”即“长寿”，柳永希望自己尽快康复，健康长寿。当死亡迫在眉睫的时候，生存变成了第一要务，原名里所蕴含的道德训诫就让位给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好了。

秦观

【人物小传】秦观（1049年－1100年），字太虚，后来改字为少游，号淮海居士，词集称《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秦观是高邮（今属江苏）人，元祐初年担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秦观和苏轼交情很深，亦师亦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而在宋代党争当中，苏轼是旧党的灵魂人物，所以无论秦观有什么政治取向，别人都会把他当作旧党队列里的。在绍圣初年，旧党遭到清洗，秦观也受到牵连，被贬官监处州酒税，远谪郴州，又谪雷州，徽宗朝被赦还，但走到藤州就去世了。

我们是从“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首词，或者是从《警世通言》里《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认识秦观的。《警世通言》的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如果苏轼真有苏小妹这样的多才多艺、百变精灵的妹妹的话，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还有哪位才子比秦观更适合来做她的如意郎君了。

秦观，字少游。秦观的父亲曾经从学于北宋名儒胡瑗，期间最钦佩自己的两位同学王观、王觌兄弟，所以就用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孩子。观、觌，都是“看”的意思。秦观原字太虚，三十七岁那年自己改为少游，他的好友陈师道还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一篇《秦少游字序》。文中说秦观之所以改字少游，是因为科场一再失利，索性要效法马少游的人生哲学。

在那篇文章里，陈师道记述了秦观与自己的一番晤谈，后者以载满负能量的口吻说：年少时自己仰慕杜牧，立志要有一番经天纬地的作为，于是读兵书，学战策，只觉得天下无难事，打败辽国和西夏实在是举手之劳，将来指点江山，收复华夏故土，何等痛快，于是以“太虚”为字来激励自己。但时间一年年地流走，每一步都是蹭蹬坎坷，这才觉悟今是而昨非，理想终归无望实现，倒不如归老乡里，过一种马少游式的生活。所以改字少游，以此点醒自己的年少轻狂。

面对朋友的悲观倾诉，陈师道当然要做一点儿言不由衷的宽慰：以你的高才，就算放弃了建功立业之心，功业终归不会舍你而去；倒是我这个人才华不高，志向不远，注定要以马少游的生活方式为圭臬；将来我在乡里教书，而你功成名就，以王侯将相之尊，高车驷马之行和我重逢，我会衷心为你感到高兴的。

陈师道的宽慰之语至少有一半的真诚，因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确实很有几分马少游的风格，只是因为太过贫寒而没法做得那么潇洒。陈师道因为家贫，当岳父到外地做官的时候，不得不把妻子和儿女送到岳父家里寄食，后来因为苏轼等人推荐自己担任了一个小小的教职，总算有些微薄的薪水可以供一家团聚。这样的生活倘若被马少游看在眼里，他一定会大摇其头的。

这位马少游是汉朝人，一生碌碌无为，所以名不见经传。但当时的马氏家族出了一位很显赫的人物，他就是马少游的堂兄马援。

马氏家族是历史悠远的名将世家，历代名人除了建功于当世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好几个成语。马氏始祖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名将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还给我们留下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成语。赵奢的儿子赵括就是长平之战的指挥官，惨败于秦军，给我们留下了“纸上谈兵”的成语。因为赵奢被封为马服君，所以赵奢的后人便以马为姓。

汉武帝年间，马家出了一个谋反作乱的马何罗，所以家族大受牵累，从此式微。但到了王莽篡汉的时代，年轻一辈的马况、马余、马员崭露头角，都做到省部级的高官。而他们的弟弟马援后来居上，帮助光武帝刘秀扫荡天下，建立东汉政权，成为东汉功勋最著的开国功臣之一。马援之所以未能跻身云台二十八将的行列，仅仅因为他的女儿做了皇后，出于避嫌的考虑所致。马援一生戎马倥偬，给我们留下了“马革裹尸”“老当益壮”两个成语。

在一般人看来，马援完全有资格成为人生典范，成为正能量的完美化身，但偏偏碌碌无为的马少游很看不起这位堂兄。马少游有自己的一套正能量，他认为人生在世只要衣食无忧、乡里称善就最好不过，任何超乎其上的追求既属无谓，也往往会自寻烦恼。

很难讲马援和马少游的人生态度孰优孰劣，事实上，很多理想主义者前半生总会以马援为楷模，后半生又会在不断的失意困顿之下退守到马少游的精神家园里去。苏轼有诗“大夫行役家人怨，应羡居乡马少游”，王安石也有诗“已知轩冕真吾累，且可追随马少游”。倘若这两位大贤都去追随马少游，当时朝廷里的党派斗争怕也不会有那么激烈了。

至于秦观，其实他并没有马少游这般发自天性的豁达。他时刻都有一颗追求功名的心，但只有在情感和文艺的世界里他才真的有过一点儿如鱼得水的快乐。

黄庭坚（附：鲁宗道、殷仲堪、陈叔达、吕大临、石苍舒、曾季狸、张伯奋、张仲熊、唐伯虎、李叔豹、尹仲容）

【人物小传】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一，书法“宋四家”之一，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合称“苏黄”。

今天的古典文学爱好者知道黄庭坚，是从“江西诗派”开始的；书法爱好者知道黄庭坚，是从“宋四家”（苏、黄、米、蔡）开始的；老一辈人知道黄庭坚，是从“二十四孝”的故事开始的；佛教徒知道黄庭坚，是从禅宗灯录开始的。似乎我们无论对古典文化的哪个分支有兴趣，迟早都会遇到黄庭坚这个名字。

黄庭坚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名叫黄庶，很会给孩子取名。

“庭坚”原是一位上古贤人的名字。《左传》有记载说：莒国太子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带着父亲的宝物投奔鲁国，把宝物献给鲁宣公。鲁宣公刚刚即位就遇到这样的好事，有点儿得意忘形，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莒国太子一座城邑，务必在当日之内办完全部手续。鲁国执政贵族季文子在接到君命之后，竟然当天便将莒国太子驱逐出境，然后派太史克向鲁宣公长篇大论地讲了一套高尚的政治哲学，大意是说：政治原则无非是表彰好人，惩罚坏人，如果表彰了莒国太子，就等于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错误的道德信条，人民是会有样学样的。

这种为了坚守正道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政治哲学已经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了，但在那个贵族遗风尚存的春秋时代，太史克讲起这番话来完全有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浩然正气。

太史克列举上古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在“表彰好人”方面举出的是八元八恺的例子：当初高阳氏有八个贤能的子孙，名叫苍舒、隤敳、檮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百姓称之为八恺；高辛氏也有八个贤能的子孙，名叫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百姓称之为八元，尧帝没能及时举拔他们，等到大舜做了尧帝的臣子，举拔八元八恺，于是天下太平。

历代大臣向皇帝进谏，常常会谈到举拔贤才的问题；一谈到举拔人才的问题，每每会提及八元八恺。关于八元八恺的最早的文献出处，就在《左传》的这段话里。

庭坚正是八恺之一。黄庭坚一共兄弟六人，名字分别是：大临、庭坚、叔献、叔达、苍舒、仲熊，完全取自八元八恺。父亲黄庶实在找到了一个既古雅、又便捷的取名方式，只要儿子不超过十六个，名字便完全可以在八元八恺里解决，不必再费半点儿脑筋。

当然，同样取巧的不止黄庶一个。晋代有大名士殷仲堪，初唐有宰相陈叔达，宋代有金石学家吕大临，书法家石苍舒，诗人曾季狸，宋金之际名将张叔夜的两个儿子分别名为张伯奋、张仲熊，明代有大才子唐伯虎（名寅），清代有诗人李叔豹（名熙文），当代有台湾经济部长尹仲容……

黄庭坚字鲁直，名的出处易知，字的出处难详，宋代就已经有人对黄庭坚的名字感到好奇和困惑了。马永卿，生活时代仅比黄庭坚略迟二三十年而已，著有一部《懒真子》，其中提及黄庭坚“名庭坚，字鲁直，其义不可解”。如果大胆推测一下的话，关于八元八恺的那番话是太史克讲的，可见太史克是鲁国的直臣，这或许就是“鲁直”的含义吧？

宋代《周易》专家项安世提出过不同意见，说“鲁直”出自柳宗元的《先友记》：“王卿有学术，鲁直尚书郎。”《尔雅》训“庭”为“直”，既直且坚，是为鲁直。

南宋人袁文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说“鲁直”一语并非出自典籍，而是出自黄庭坚的“近现代史”。宋真宗朝有一位名臣鲁宗道，以直言敢谏著称，宋真宗感于其耿直，亲笔在朝堂上大书“鲁直”二字。黄庭坚以“鲁直”为字，是以鲁宗道为楷模，而鲁宗道与八元八恺之庭坚同属国之贤良，故而名为庭坚，字为鲁直，意义相配。

鲁宗道，字贯之，名与字一并出自《论语》：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应了一声，并未追问这一以贯之的“道”究竟是什么。待孔子离开，门人问曾参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曾参答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之道。名为宗道，字为贯之，意思是说：要宗法于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终生不改。

孙洙和尹洙

【人物小传】孙洙（1031年－1079年），字巨源，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宋代词人。尹洙（1001年－1047年），字师鲁，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北宋散文名家，世称河南先生。

我们是从“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这首词知道孙洙的。

孙洙生性疏狂，即便做着人人艳羡的翰林学士，也胆敢为了欣赏歌舞而早退出宫，这样的做派真有点儿辜负他的名字了。

孙洙，字巨源。“洙”即“洙水”，是山东曲阜一带的河流，孔子讲学即在洙水、泗水之间，故而后人以洙泗指代孔子的教学遗风。“巨源”即“大源”，洙泗之地即孔门学术的发源地。名与字意义呼应，表示长辈期待孙洙能成为孔门宗风的继承人。

清代也有一位孙洙，即《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蘅塘退士，洙泗之风在他身上体现得显然更多一些。

以“洙”为名者总是和儒学有关。再如尹洙，字师鲁，宋代散文名家。“师鲁”的意思即“以鲁为师”。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鲁与洙泗同样代指孔子儒风。

周必大：貌似土气的名字其实有古雅的出处

【人物小传】周必大（1126年－1204年），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庐陵四忠”之一。

周必大，这名字貌似土气得很，也确实没有深刻的含义，但古人取名，往往更在意出处是否古雅，正如《诗经》里的许多诗篇，含义其实乏善可陈，但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地位过于崇高，所以文辞便显得古雅了。

周必大兄弟皆以“必”字排行，“必大”是先秦时代的习语，意思是“子孙一定兴盛”。

《左传》记载有一则“必大”的故事，那是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亲率军队开疆拓土，以赵夙御戎，毕万为右。春秋时代是车战的时代，战车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四匹马拉一辆战车，车上定员三人，御戎即驾驶员，站在中间。左边的人称为车左，负责以弓箭射击远距离的敌人。右边的人称为车右，负责以戈矛对付近距离的敌人。如果国君亲征，国君站在车子中间，驾驶员站在左边，车右保持不变。所以晋献公的这辆车上，赵夙以驾驶员的身份站在献公左边，毕万以贴身警卫员的身份站在献公右边。

可想而知，国君身边的御戎和车右既是万里挑一的精英，又是国君最亲信的人。按照当时的惯例，为国君选择车右还需要郑重其事地以占卜决定，所以毕万的角色尤其重要。

毕万并不姓毕，他的祖先毕公高是周文王之子，姬姓，因为被分封到毕邑，所以以毕为氏。后来毕氏子孙失去了封邑，流散各地，沦落为普通百姓。所以对于毕万而言，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在战场上好好表现一番。

事实上赵夙和毕万在这场其实不甚光彩的侵略战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所以晋献公将抢来的耿地和魏地分别赐给了赵夙和毕万。毕万的后人便以魏为氏，渐渐成长为晋国的六大家族之一，后来和韩氏、赵氏一起瓜分了晋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在毕万刚刚受封于魏的时候，晋国占卜官做了一番很笃定的预言：“毕万之后必大！”这便是“必大”一语的直接出处。至于为什么毕万的子孙一定会昌盛起来呢，占卜官的解释恰恰说明了名字的意义何等重要：“万，是整数；魏，是大名（魏即巍，有高大之义）。天子治理‘兆民’，诸侯治理‘万民’。既得整数，又有大名，这都是上天启示出来的预兆啊。”

周必大字子充，“充”是会意字，本义是育子长大成人，所以引申义有众多、富厚的意思。名与字相配，寓意子孙兴盛。

姜夔

【人物小传】姜夔（1154年－1221年），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姜夔出生于书香门第，但早年丧父，一直在贫寒的处境里生活，成年之后屡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终生不曾做官，只是靠着自己的文艺才华在达官贵人那里获得生活来源，过着标准的清客生活。

我们是从“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这首词知道姜夔的。

姜夔，字尧章，南宋婉约词的巅峰人物。比之其他词人，姜夔有一个很突出的特长：精通音乐。所以他会自己谱写词牌，全不受固有词牌的拘束。姜夔的名与字，恰恰就与音乐有关。

“夔”是尧舜时代的一名贤臣，一说是位乐官，负责音乐方面的相关事务。儒家推崇礼乐治国，音乐不属于演艺或娱乐，而属于政治。“尧章”即“尧帝的乐章”，所以姜夔的名与字包含着儒家的乐教理想。“章”是会意字，上“音”下“十”，“音”是音乐，“十”是序数的终了，所以这个会意字就意味着一段音乐的终了，即一段完整的“乐章”。

儒教又称礼教，以礼制为最高政治追求，音乐正是礼制的一部分。《史记》有一篇《乐书》，概述音乐的历史，谈礼、乐、刑（司法与军事）、政（民政与外交），四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儒家经典《礼记》有一篇《乐记》，貌似音乐论文，其实是一篇政治论文，其中谈到大舜创制了五弦琴，用以歌咏《南风》，夔开始为大舜制作音乐来赏赐诸侯。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照此说来，音乐本应成为国家垄断的一种文宣工具，私人不能擅自创制音乐。而同为精擅音乐的宋代词人，周邦彦主掌皇家音乐机构，这才是儒家音乐人的正经出路，姜夔却只以艺人的身份终老于江湖。姜夔的音乐，始终不曾成为“尧章”。

第六章低调与奢华

马致远

【人物小传】马致远（1250年－1324年），字千里，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我们是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首小令里知道马致远的。或许还有人看过他创作的杂剧《汉宫秋》，钦佩他可以将通俗文学写得不甚落俗套。

马致远，字千里，名与字的含义一望可知，致远当然可以远行千里。我们还会联想到诸葛亮的人生教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但是，马致远名与字的原始出处其实还要追溯到《周易·系辞》里去。

《周易·系辞》有这样一段话：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意思是说：将树干挖空为船，将木头削成桨，于是人们可以乘船远行，去到那些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天下因此享有交通之便，这大概是从涣卦当中得到的灵感吧。

《系辞》有一种在今天看来颇为古怪的思维方式，认为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的政治制度、发明创造都是因为从六十四卦的卦象中取得灵感之后才发明出来的。

涣卦是《周易》第五十九卦，结构是坎下巽上。坎为水，巽为木，所以涣卦的卦象就是木在上，水在下。《系辞》显然认为古人原本不懂造船，更没想过航船，但涣卦的卦象深深启发了他们：既然木在上，水在下，卦辞还说“可以顺利地渡过大河”，那么是不是可以把木头做成一种载人渡河的工具呢？于是我们有了木船，有了木桨，可以远渡千里，极大拓展了生活半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涣卦啊！

元好问

【人物小传】元好问（1190年－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文学大家、文坛盟主，被称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

我们是从“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首词知道元好问的。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第一才子，当时便已经被人们以“元才子”呼之了。今天哪怕我们稍稍涉猎古典文学，就总会遇到元好问的诗论。也就是说，哪怕我们避开了金、元两代，也避不开元好问的名字。

元好问，字裕之，名与字一并出自《尚书》。

《尚书》有一篇《仲虺之诰》，是商代初年的一篇很有趣的诰令。当时圣王商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把夏朝的末代帝王夏桀流放到南巢。这时候诸侯咸服，海内晏安，商汤却有点儿惴惴不安起来。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无论再怎么顺天意、应民心，到底属于以下犯上、以臣伐君。商汤忧郁地说：“我可真怕后世有人以我的行为当借口，也做下以下犯上、以臣伐君的事情啊！”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中国历代政治哲学当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毕竟打天下的时候是一种心态，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种心态。打天下要讲革命至上，坐天下要讲稳定至上，两种情形是很难被同一种理论说圆的。自己曾经假借正义之名做过的事，生怕别人同样以正义之名做在自己身上。但是，既然已经坐了天下，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商汤的大臣仲虺苦口婆心地开导了商汤一番，这番话被记录在案，就是《尚书》当中的《仲虺之诰》。

在仲虺的劝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谦虚好问，凡事多向别人请教，收获就多；倘若刚愎自用，所得就小。元好问，字裕之，名与字相合便是“好问则裕”这句格言。元好问一生确实秉承着“好问则裕”的人生格言，名字对一个人的行为、心态、性格的养成总是有些引导和激励意义的。

张养浩

【人物小传】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又号齐东野人，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我们是从《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知道张养浩的。即便不再想得起它的全文，至少也会记得最后两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寥寥八个字道出了一个向来都不愿意为帝王将相所承认的真相：盛世百姓也许不比亡国奴过得更好，太平时代的百姓也许不比战乱年间的百姓过得更好。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相，所以总要被帝王将相们极力遮掩。

所以张养浩不会是一个讨喜的人。我们会想象他是一个愤青型的人物，一辈子科场失意，有满腔满腹的报复社会的冲动，即便搞一点儿文学创作也只会像吴敬梓写《儒林外史》那样，对社会上的各种人、各种事、各种制度、各种现象都看不顺眼，都要挖苦讽刺一番。想来很多人都想这样教育他：社会需要正能量，你这样的人注定没出息一辈子！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吧，何必总盯着“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阴暗面呢，多看看“朱门酒肉臭”的美好一面不行吗？

但是，历史真相有点儿令我们吃惊：张养浩少年成名，十九岁便入仕做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这大约相当于国家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外交部长。

张养浩，字希孟。对前文孟浩然名字出处还有印象的读者应该一望可知张养浩的名字同样出自《孟子》里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希孟”意思正是“以孟子为榜样”。

张士诚

【人物小传】张士诚（1321年－1367年），原名张九四，兴化白驹场（今属盐城大丰市）人，元末反抗势力领袖，建立大周政权，后为朱元璋所灭。

再谈一个同样出自《孟子》的名字：张士诚。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各据一方。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江南建立大周政权，自称诚王，隐隐然有了问鼎天下的姿态。终于是朱元璋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张士诚的影响力在朱明王朝经久不衰，这都是由张士诚的名字引起的。

张士诚原本是个私盐贩子，没有任何一点哪怕稍稍值得称道的文化背景。所以，张家其实不可能取出“士诚”这样文雅的名字来。没错，张士诚的原名叫作张九四，这是古代底层社会最普遍的姓名样式。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元代的蒙古统治者禁止汉人百姓取正经名字，只允许以数字为名，但是从文献资料来看，元代法典既无此说，而且至少从宋代以来，民间取名的样式便已如此了。个中缘由不难推测：即便政策规定百姓人家必须取含义美好的正经名字，可这对于目不识丁的广大劳动家庭而言岂非强人所难？

百姓人家，名字真的只是一个符号，叫阿猫阿狗未尝不可，而相比之下，数字名反而更有意义一些。这数字可以是孩子出生那年的父母年龄之和，也可以是家族排行。所以张九四这个名字并不古怪，朱元璋的原名也只是叫朱重八而已。

身份既然高贵起来，名字自然也应该改得文雅一些，何况张九四是个尊重知识、礼贤下士的英豪，手下不乏读书人供他驱使。读书人引经据典，援引《孟子》，为张九四改名“士诚”，取字“确卿”。

从字面来看，“士”与“卿”都是对男人的古雅美称，起到衬字的作用，“确”有“真实”“坚固”之意，恰恰与“诚”相配。字面够美，出处也够权威，读书人特有的阴损也恰恰体现在这里。

“士诚”一语在《孟子》里的上下文是这样的：当时孟子游说齐王不成，无功而返，但返程之路走得有些拖拉，仿佛恋恋不舍似的。齐人尹士很看孟子不惯，认为孟子若非糊涂透顶，便是恋栈富贵。这话传到了孟子那里，孟子因而发表了一番情操高尚的剖白。又有好事者将孟子的剖白转告给尹士，尹士大感惭愧，自我批评说：“我真是个小人啊！”

尹士的这句自我批评，在原文里写作“士诚小人也”，正确的断句是“士，诚小人也”，“士”即尹士之自称。给张九四取名的人故意忽略了断句，直接取用“士诚”二字，给人的联想就是：士诚，小人也！

论及文化修养，朱元璋比张士诚只有五十步笑百步，所以当朱元璋得知张士诚名字背后的隐秘时，对读书人便加起十二分的小心，对文字也越发疑神疑鬼起来。我们读洪武年间文字狱的历史，若知道“士诚小人也”的来龙去脉，对朱元璋那种过度敏感的心态倒也能够多几分同情的理解。

董其昌

【人物小传】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明代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

董其昌，字玄宰，明代书画大师。他的名字和前文述及的骆宾王（字观光）的名字有同样的出处，当然，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望可知的。

骆宾王那一节里，提到《左传》记述的陈完的故事：在陈完还小的时候，父亲陈厉公请周太史为这个小孩子的命运占上一卦，结果占出了“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预言小陈完将会离开祖国到齐国发展，他的子孙将会据有齐国政权。

这个故事还有下文：陈完成年之后，陈国政变，陈完逃亡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从此就在齐国做官，定居下来。而陈完的妻子是陈国大夫懿氏之女，也随着丈夫一起来到齐国，陈氏在齐国的繁衍生息就此开始。

懿氏当初考虑把女儿嫁给陈完，占卜以决定吉凶。那时候贵族人家对婚姻大事总要占卜一下才能决定，而占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龟甲占卜，二是《周易》占卜，前者称卜，后者称蓍。今天人们常以为《周易》神鬼莫测，其实真正在周代，《周易》蓍法只是龟甲卜法的廉价替代品而已。

用来占卜的乌龟不是凡品，一定要个头够大，龟龄够长，否则便不够灵验。而这样的宝龟，除了天子和国君之外，也只有地位极高、家境极其殷实的贵族才用得起。懿氏非常在意女儿的婚姻幸福，特地杀了一只宝龟来占卜陈完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女婿。

占卜的结果是吉，具体的卜辞是这样几句话：

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大意是说：这场婚姻好似凤凰和鸣比翼，子孙将在姜姓国家长大，从第五代开始昌盛发达，与正卿并列朝班。八世之后，没人能够与其抗衡。

董其昌的名与字就出自这一段卜辞中的“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其名“其昌”显而易见，其字“玄宰”却不是一望可知的。

周代官制，高级官员统称大夫；大夫分为若干级别，最高一级称卿；卿也分为若干级别，最高一级称正卿，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也相当于秦汉以后的宰相。

卿大夫是政务官，属于公务员编制，而周代的宰相（那时候单独称宰）是家务官，是贵族的大管家。后来封建制度瓦解，集权专制形成，皇帝化家为国，以国为家，宰也就由私人大管家变成了国家大管家，传统的卿大夫官制也就不复存在了。

周制之卿相当于后世之宰相，正卿相当于“首相”，而“玄宰”的意思正是“首相”。

当然，这里面还存有一道迂回：“玄”“元”互通，而“元”的意思是“首位”“第一”，所以正卿等于首相，首相等于元宰，元宰等于玄宰。所以董其昌在书画作品上落款，多数时候题作“玄宰”，但有时也题作“元宰”。

王清：低调的奢华

【人物小传】王清，字一宁，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世袭济宁卫指挥，升广东都指挥，死于平乱战事。

王清，字一宁，只是一名中级军官，并非多么有名的人。武人也写诗，“玉帐枕戈人万里，铁衣传箭夜三更”，这是他描写亲身军旅生涯的诗句，与我们看惯的文人的边塞诗相比，别有一番朴素的感染力。

作为名字，“王清”实在太过普通，像是不负责任或文化素养不高的父母随便取出来的，但即便是这样的名字，出处也古雅得紧，甚至还很大气，将天地乾坤包揽无余。

《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这里的“一”是一种神秘而蕴含魔力的东西，天因为得到它而清明，地因为得到它而宁静。《老子》后文有讲，倘若得不到“一”，其结果就是天崩地裂。天之清与地之宁对我们是何等重要，“一”对于天之清与地之宁便是何等重要。

但这个神秘的“一”究竟是什么，我们对此实在是“一无所知”。在古代的主流解释里，一般认为“一”就是“道”，至于这个答案是否能得到老子本人的认可，我们恐怕永远也无从知晓了。总而言之，无论这个神秘的“一”究竟是什么，但正是它维系了天地的正常运转，使我们免于天塌地陷的灾难。

顺便一提，关于《老子》这段名言，《晋书》记载了一则很有喜感的故事。

司马炎登基称帝，是为晋武帝，标志着晋王朝的正式开始。新朝伊始，皇帝率领百官搞了一次公开的占卜活动，想预知司马氏王朝究竟能传几代。古人确实有这种传统，周代便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即王位可以传三十代，国运可以维系七百年。古人谦逊地相信风水轮流转的道理，像秦始皇那样自信帝系万世不绝的自大狂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晋武帝也许并不期待占卜结果中会有千、万这样的大数出现，但他也绝对不曾预料到，占卜出来的数字竟然是“一”。

晋朝难道会一世而亡吗？晋武帝当即变了脸色，群臣噤若寒蝉，没人敢发出一点儿声音，裴楷忽然站出朝班，从容言道：“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

一句话扭转乾坤，晋武帝龙颜大悦，群臣高呼万岁，裴楷本人迅速获得升迁。

这个故事也向我们传达了另一个信息：如果你的身份是诸侯王，名字便切忌以《老子》的这段话为出处，否则会招致皇帝的猜忌。因为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的下文里，是“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贞）”。如果你只是平头百姓，得“一”无非是生活得好些，如果你是诸侯王，得“一”就可以得天下了。

冒辟疆：大逆不道的名字

【人物小传】冒襄（1611年－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私谥潜孝先生，明末“四公子”之一，著述甚丰，与董小宛的婚恋生活成为后人常常称道的一段传奇。

冒襄，字辟疆，明末“四公子”之一。今天的中学女生对他的名字应该不陌生，因为他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总是被言情小说作家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不断重写。

冒襄确实娶了董小宛，在此之前也确实差一点儿就娶了陈圆圆，冒襄和董小宛确实情投意合，而至于董小宛后来是否被清军掳走，更成为顺治帝所钟情的董鄂妃，冒襄的回忆录是否对此事颇多隐语，这就是考据学家们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冒襄、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合称“四公子”，在当时是所有男人最想结交的人，是所有女人最想嫁的人。他们有显赫的家世、过人的才华、绝佳的声誉，当然更不乏脉脉柔情。

冒襄，字辟疆，名与字的关联在今天已经不易看出了。“襄”是一个会意字，表示一个人拿着农具在地里挖一个个的小洞，放进种子，再盖上土。这实在是很复杂的会意，《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解衣耕地。“辟疆”是“开辟疆域”的意思，所以“襄”与“辟疆”的关联是：努力耕耘，开辟更多的土地。

看来这是一对既低调，又很有引申余地的名与字，但偏偏触犯了儒家文化里一项古老的取名禁忌。汉文帝时代，政治新星贾谊写有一部论述政治原则的《新书》，其中有一则故事：那是周代的事情，卫国的诸侯王卫文公到京城去朝觐天子，王室外交官询问他的名字，卫文公答道：“卫侯辟疆。”外交官当即表示出郑重其事的不满：“启疆、辟疆是天子一级的名号，诸侯不能僭用。”卫文公只好改名为燬，这才获得了朝觐周天子的合法资格。

讲述这个故事的贾谊或许疏忽了一点：“燬”有“太阳”这个义项，在那个“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时代里，“燬”比之“辟疆”更具僭越色彩。

无论如何，贾谊借这个事例传达出了一则原则性的政治理念：善于维系尊卑上下的君主，即便对于空名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使有逾礼之嫌。“辟疆”的含义是开疆拓土，这是天子之权，故此除天子之外，所有人都不该取这样的名字。

然而后人是没有这些禁忌的，因此不乏以辟疆为名或为字者。晋代有大族名士顾辟疆，其园林直迄唐代依然被目为名胜，即唐诗中屡见之辟疆园；冒襄字辟疆，当世名流硕儒多与定交，以字称之而不觉其怪。贾谊若地下有知，是否会见微以知著，判断出顾辟疆与冒辟疆所生活的时代一定是王纲解纽的大乱之世呢？

也许仅仅是巧合，实情却真是如此。

方以智（兼谈明代姓与名相连成义的风尚）

【人物小传】方以智（1611年－1671年），安徽桐城（今安庆枞阳）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出家后法名弘智，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一生著述四百余万言，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方以智，字密之，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出身于以文章、气节著称的桐城方家。

明代的方姓名人，最著名的当数方孝孺。方孝孺和方以智家族并没有DNA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却很有文化上的渊源。方以智的祖先方法在建文元年应举乡试，出于方孝孺之门，和方孝孺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后来“靖难之变”发生，燕王朱棣成功篡位，方孝孺因为拒绝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牵连了家族与学生几百口人或被斩杀，或被流放，这便是著名的“诛十族”惨案。

方孝孺的坚持只是一种表态而已，当然不能真正阻止朱棣的登基。朱棣登基之后，下诏令诸藩进献贺表，方法以方孝孺为榜样，拒绝在贺表上署名，在被捕之后自沉而死。

时代更迭，方孝孺被平反，方法也受到政府表彰，桐城方家就是在这样的家风里繁衍起来。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拜谒方孝孺祠堂，写诗说：“断事只今依俎豆，吾家书种托门墙。”孔子曾说自己的学问是“俎豆之事”，方孝孺则被称为“读书种子”，所以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家世代奉儒，以儒家的君子操守行事，继承方孝孺的读书事业与气节风骨。

一个人其实很难贯通所有的儒学经典，所以致力儒学之人总会各有专攻，桐城方家专攻《周易》，几乎可以说是以易学为家训了。

在方以智出生的时候，曾祖父方学渐刚刚从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归来，于是以“东林”作为孩子的乳名。祖父方大镇以《周易》为指南，给孩子取大名“以智”。具体的出处是在《系辞》的这段话里：

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周易》是蓍草占卜，四十九根蓍草不断排列组合，如同圆环一般，神异非凡；算出来的卦象是六爻排列成的一个方块，从中可以获得智慧。“知”与“智”通假，“方以智”便是“方以知”，这是“卦之德”，即卦的特性。圣人以此修心，恭敬而虔诚，和百姓同忧同乐。

方以智字密之，“密之”也是出自这段话里，即“退藏于密”。

方以智的名字有一个极重要的特色，即名与姓相连成义。对于现代人而言，这非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是取名当中最要紧的考虑。但在古人而言，名与姓相连成义本来是演艺圈里的风气，为士大夫所不齿。

演艺圈的从业者，哪怕是成为“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大明星，到底在古代也是贱民身份，对贱民是不必有尊称的。所以会有“罗轻衣”这样的名字，表示衣裙婀娜，也会有“王侯喜”这样的名字，专意在王侯显贵面前讨个彩头。

然而这种底层社会的取名风气渐渐浸染到士大夫阶层，至明代而蔚为壮观。虽然鄙薄者有之，但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方以智的名字正是在这般时尚浪潮里诞生出来的。

陈确（附：沈德潜）

【人物小传】陈确（1604年－1677年），初名筮永，字原季，后改为名道永，字非玄，再改名确，字乾初，浙江海宁新仓（今海宁朝阳乡）人，为明末清初一代思想大家。

坚毅素来是男子的一项优秀品格，所以父母为男孩子取名，常常带有“坚”或“毅”字。明清之际，儒生陈道永为自己改名为“确”，取的正是坚毅的含义。于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了陈确这个响亮的名字。

陈确原名陈筮永，字原季，后改为名道永，字非玄，明亡之后，为了表示自己不仕异代的决心，改名为确，字乾初，从此隐居乡里二十余年，在极度贫困中亦守节不出。

陈确的名与字，出自《周易》这样一段话：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这是《周易·文言》对乾卦初九爻的阐发之语。《文言》是十篇易传（十翼）之一，古人相信其中记载的“子曰”是孔子的意见。这一段是学生和孔子的对话，学生不理解乾卦初九爻的爻辞“潜龙勿用”究竟是什么意思，孔子解释说：“这讲的是君子有美好的才德而低调处世，既不因为世俗风气而改变节操，也不汲汲于成就功名。哪怕没有用武之地，也得不到世人的赞许，他也不会感到苦闷。在好世道里他才出来做事，在坏世道里他就避世隐居。这种坚定不移的情操就是‘潜龙’的特性。”

“乾初”所指的正是乾卦的第一爻，即初九爻，“确”即“确乎其不可拔”之“确”。

清代乾隆年间的文坛宗主沈德潜，字确士，名与字的出处同样在《周易·文言》的这段话里。

张居正

【人物小传】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人，世称张江陵，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新政”的开创者。

张居正，字叔大，这位明代最著名的铁腕政治家出身于一个颇见寒伧的家庭。在张居正出生那天，曾祖父梦见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只白龟随着水光浮了上来。根据这个吉兆，本来是要给孩子取名“白龟”的，但“白龟”毕竟不够雅驯，于是以谐音取名“白圭”。

“白圭”确实有着经典上的出处。《论语》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每天都要把“白圭”的诗句吟诵几遍，用以告诫自己，孔子觉得他是个稳重而谨慎的人，所以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白圭”之诗，即《诗经·抑》之“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是一种白色的玉器，诗意是说白玉上的瑕疵尚且可以打磨干净，言语上的错误却再也无法挽回。南容总是以这样的诗句来告诫自己，显然很清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

后来张白圭改名张居正，有些学者认为是“白圭”之名不雅所致，这显然不曾考虑到《论语》和《诗经》的出处，而且明代有一位元老重臣就叫白圭，字宗玉，也没人觉得这样的名字有任何不妥。

张白圭在十二岁那年应考生员的时候，荆州知府李士翱为他改名“居正”，后者显然要大气一些。“居正”出自儒家经典《公羊传》，在明代这已经是一部少人问津的经典了。

儒家学术，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侧重。《公羊传》属于“春秋三传”之一，按学科分类属于春秋学，按学术派系分类属于今文经学，致力于发掘《春秋》当中的微言大义。公羊学在汉代盛极一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位董仲舒正是公羊学大师，公羊经义对汉代政治、法律影响极大。今天的历史学家，若不通公羊学便无法治汉史，正如不通马列便无法治当代史一样。

公羊学随着汉代的结束而式微，其后小小地或起或落，在晚清又被康有为拿出来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又掀起一轮思想狂潮。如果梳理一下历史脉络的话，《公羊传》和《周礼》最容易成为改革派的思想武器，所以张居正这位大改革家的名字竟然出自《公羊传》，简直像是宿命。

《公羊传·隐公三年》有一句“君子大居正”，这便是张居正名字的直接出处。至于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需要联系上下文来看了。

《公羊传》记述道：宋国国君宋宣公在临终时不肯将位置传给儿子与夷，偏要发扬风格，传给弟弟。弟弟即位之后，是为宋穆公。宋穆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冯，一个叫勃。待宋穆公临终时，认为自己一定要对得起哥哥才行，所以不传位给儿子，偏要传位给与夷。穆公考虑到冯和勃一定会有怨气，所以将他们遣送出国，给与夷创造出一个没有竞争者的执政环境。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大超乎宋穆公的预料：公子冯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扶植下不断发动复位战争，终于杀掉了与夷，就任新君，而宋国也因此而大伤国本，经过几代人都无法复原。

《公羊传》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意思是说，君子应当尊奉正道，宋国的灾祸是由宋宣公造成的。

现代人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凭什么《公羊传》要归咎于高风亮节的宋宣公呢？因为在《公羊传》的政治哲学里，嫡长子继承制是宪法一般不可动摇的，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随意改变。宋宣公的让位的确出于善意，也的确高风亮节，却动摇了国家制度的根基，以至于遗害数代。

我们若了解张居正的生平，便会知道他的行事风格恰恰与“居正”相反，而是像宋宣公那样以一己之心我行我素，追求改革与行政的高效，而无视传统的政治根基。效率与稳定，一时之效与万世之功从来都是有矛盾的，我们在今天的警匪片里最常见到这样的矛盾：要想迅速破案，让坏人得到惩罚，就不能按常理出牌，总要打擦边球，总要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名警察，也许荆州知府李士翱在给他改名“居正”的时候正是看到了他身上的这种锋芒吧；而李士翱倘若真有这份苦心，不知道张居正体会到了几分呢？

王阳明

【人物小传】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为明代思想大家，阳明心学的创立者。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我们惯以他的号来称呼他。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名叫王华，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的状元，王氏家族的发达就是从此开始的。

王华这个名字太不像是书香门第取出来的，按说王华的父亲王伦虽然没有功名在身，毕竟也是乡里的一位教书先生，不该给孩子取出这般平淡的名字。但这事情有个原委：在王华出生的时候，祖母梦见婆婆抱着一个绯衣玉带的童子交给自己说：“你很孝顺我，你的媳妇也很孝顺你，我为你求告了上帝，给你这个孙子，世世代代荣华无比。”所以王华兄弟三人分别取名为王荣、王华、王衮（衮是高官穿的礼服），以应吉梦。

王守仁出生那天，他的祖母也做了一个近似的梦，梦见神仙穿着绯衣在云中奏乐，把一个孩子交给了自己。所以王守仁本名王云，以应云中送子的吉梦。

小王云果然天赋异禀，长到五岁却还不会说话，急坏了家人。某日有一位道士路过，看到小王云之后叹息了一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王伦顿时醒悟：“云”这个名字泄露了天机，这才使孩子受到不能讲话的天罚。对症便好下药，从此王云改名为王守仁，话也立即能讲了。对比一下前文提到的李世民名字里的天机，我们不得不为小王云感到一点儿悲哀。

这件事载于王阳明的同乡兼高徒钱德洪编订的《王阳明先生年谱》，神异之处的可信度究竟能有几分，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但我们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古人确实有因梦名子的传统，小王云也确实改名为王守仁了，王氏家族在王守仁这一辈的子侄全部以“守”字为辈分。

“守仁”一名出自《论语》：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这一段话是讲解治民之道的要领，大意是说：倘若聪明才智足够，仁德却不足，就算谋到了职位也一定做不长久；倘若才智和仁德都有了，但办事态度不够严肃，人民就不会尊敬你；倘若才智也有，仁德也有，态度也很端正，但办事不合乎礼法规定，毕竟还是不好的。

孔子所讲的是治民之道的四大要领：知（智）、仁、庄、礼。知（智）是对才干的要求，仁是对修养的要求，庄是对态度的要求，礼是对方法的要求。只有才干、修养、态度、方法都好，才能把官做好。前三点都偏于务虚，所有的务虚都要落实在最后的“礼”上。

事实上王阳明在当时恰恰是以礼学专家的身份被主流社会认可的，礼学是他的家学传统，他们父子两人科举及第凭的都是《礼记》之学。当时科举以四书义为必答题，以五经义为选答题，而在五经义里，鲜有考生选择《礼记》和《春秋》，原因很简单：这两门科目实在难度太高。所以《礼记》和《春秋》在明代被称为“孤经”，考生们敬而远之。王氏父子以《礼记》夺魁，在当时很有点儿出类拔萃的意味。至于后来王守仁所开创的阳明心学，在当时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只是一种“偏门”的学问。

王守仁字伯安，“伯”表示排行，表示守仁是家中长子，“安”与“守仁”相配，《论语》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守住仁，安于仁，父祖对他的人生期待尽在于此了。

江盈科

【人物小传】江盈科（1553年－1605年），字进之，号绿萝山人，湖南桃源人，晚明文坛“公安派”主将，“性灵说”的重要倡导者。

江盈科，字进之，明代公安派文学干将，以小品文成就最高，如果以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唯一评价标准的话，江盈科的时评小品文比最富盛名的袁宏道的山水小品文显然更要出色。

江盈科的名与字出自《孟子》“盈科而后进”，是形容水流把洼坎注满之后再继续前进的样子。“科”是“洼坎”的意思。这句话要放在上下文里才能见出含义：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有一位徐先生向孟子请教：“孔子好几次赞叹过水，说：‘水啊，水啊！’他到底看中了水的什么特点呢？”

孟子答道：“泉水源源不竭，昼夜不停地流着，水流把洼坎注满之后再继续前进，一直流进大海里去。有源头的活水就是这个样子，孔子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罢了。倘若是无源之水，譬如每年七八月间雨水很足，大小沟渠都灌满了，但很快也就干涸了。实之于名正如源之于泉，所以名过其实，君子耻之。”

关于盈科和水，孟子还有一段极著名的议论：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远眺，便觉得鲁国看上去很小；登泰山远眺，觉得全世界也不算很大。所以见过大海的人不会再看得上江河湖泊（元稹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出处在此），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也不会看得上其他的学说。看水是有方法的，一定要观看它壮阔的波澜。太阳月亮有光辉，不放过每条小缝隙；流水这种东西若不把低洼处填满是不会再往前流的；君子追求大道也是一样的道理，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第一步没站稳就迈不出第二步。（这是朱熹的解释，被我做了通俗化的处理。）

王阳明很推崇“盈科而进”之道：为学要先找到本源，从本源上用力，然后即一步一个台阶，循序渐进。江盈科出生的时代，阳明心学已经流风甚广了。

顾炎武（附：王炎午）

【人物小传】顾炎武（1613年－1682年），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本名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清易代之际，顾绛怀着国仇家恨，积极投入到一轮又一轮终告失败的抗清事业里去。及至江山定鼎、反清无望的时候，顾绛避世著书，成为明遗民里最顽固的死硬分子之一。

然而在古人的姓名迷信里，顾绛仿佛天然就是要投靠清朝的，因为“忠清”之字既可以解释为“忠诚、清白”，也可以谶语式地解释为“忠于大清”。这个太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让顾绛着实不快，所以名字必须要改。

改名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既要表达出自己坚贞不屈的反清气节，又不能过于直白，免得招致太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改为“顾反清”“顾忠明”显然太招摇了一些。气节虽然需要彰显，那也不能蛮干。就在这个时候，顾绛想到了宋元之际的书生王炎午。

王炎午原名王应梅，在文天祥抗元的时候，他曾经倾家荡产地资助军饷。待文天祥被俘之后，王应梅特地写了一篇生祭文，激励文天祥以死全节。文天祥当真死节了，宋朝也当真亡得没有一点儿死灰复燃的希望了，王应梅杜门却扫，做了大元盛世里的一名非暴力不合作分子，并且改名炎午，以示不仕异代的决心。

在那样一种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炎午”自然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名字，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顾名思义的。“炎”其实隐喻了宋朝或汉人政权，这要从古人的一种天命理论谈起。

汉代流行一种颇奇妙的政治哲学，称为五德终始论，大意是说朝代的更迭符合于金、木、水、火、土五德（五行）的循环规律，水德王朝会取代木德王朝，火德王朝会取代水德王朝，依此类推。这套理论事实上无比复杂，也很难自圆其说，所以终汉代一世都没能消弭争议。但大体而言，东汉属于火德王朝，这是顺应天意的，所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所以“黄巾”，因为黄色是土色，土克火，黄巾军自称属于土德，理应取代火德之汉。

《尚书·洪范》有一段话阐释了五德各自的特点：“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火的特点是“炎上”，是指火具有炎热和上升两种特性。既然有了这样经典的文献出处，属于火德的汉朝便被称为炎或炎汉。

宋朝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火德王朝，堪与汉朝相比，所以宋朝也称为炎宋，宋朝的国统称为炎祚。当北宋灭亡，宋高宗在江南建立政权的时候，取国号为建炎，就是取“火德兴盛”的意思。

至于“午”字，正所谓日中为午。“炎午”的含义至此便浮出水面了，借用南宋志士陈亮在《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这首词里铿锵的结句：“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此外，文天祥就义的那一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在干支纪年里正是壬午年。炎午之“午”怕也有纪念文天祥之意吧？顾绛想到了王炎午，想到自己的人生与王炎午何其相似，那又何不借用炎午之名呢？

但是，若改名炎午，在当时还是显得招摇了些，毕竟王炎午已经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文化符号了。那就迂曲一些好了：从干支和属相的关系来看，午在十二地支里属马，《说文解字》有记载说：“马，武也。”所以就改“炎午”为“炎武”好了。

由“午”到“马”还算容易理解，但由“马”到“武”就很令人费解了。顾炎武所依据的《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编写的一部权威字典，对“马”的解释的确有“怒也，武也”。这样的解释，就是从前文介绍过的“音训”得来的，马、怒、武在古代读音相近。

名改为炎武，字改为宁人。“宁人”不详何意，也许是归人、静默之人的意思。对于清朝政府不断伸出的橄榄枝，顾炎武确实始终对之以一颗宁如止水的心。

纳兰性德

【人物小传】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原名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

我们是从“人生若只如初见”这首词知道纳兰性德的。

清代是词的中兴时代，纳兰性德是这个中兴时代里出类拔萃的词人，但这位在汉文化中浸淫如此之深的公子竟然是个满人，严格来说，他是蒙古人的后裔。

纳兰家族原属蒙古土默特氏，这一支蒙古部族征服了满洲的那拉氏，于是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心理，放弃了本姓，改用了被征服者的姓氏。纳兰性德的“纳兰”就是“那拉”的另一种汉译，也只有精通汉文化、完全以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才可能把那拉、纳喇译成“纳兰”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名。晚清的那位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与纳兰性德同族。

纳兰性德，字容若，原名成德。“成德”是儒家经典里屡屡出现的词语，例如《仪礼》有“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这是古代贵族子弟的成人礼（冠礼）上接受的祝词，意思是说：“在这个良辰吉日里，为你加冠，表示你已经进入成年。希望你从此以后抛弃童心，谨慎地修养成人的品德，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得享高寿和洪福。”儒学大师郑玄、贾公彦为这句话悉心阐释，说这是行成人礼的时候对贵族子弟告诫和劝勉的话，告诉他们只要抛弃童心，像一个成年人那样遵守纲常秩序，就可以享洪福、享高寿。

在儒家所谓“四书五经”里，“五经”包含诗、书、礼、易、春秋五大经典。实则《春秋》经典共有一经三传，经即《春秋》，传有我们前文已述及的《左传》《公羊传》，还有一部不甚受人重视的《穀梁传》；礼学经典同样一分为三，即《仪礼》《礼记》《周礼》。《仪礼》注重技术操作层面，大略相当于一部《儒家礼仪实用流程手册》，具体到婚丧嫁娶等每一个礼仪事件中哪怕最微小的器物和举止。

《史记》记载过齐国名相晏婴对孔子这样的批评：“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这是说儒学过于烦琐，人一辈子也学不完，单单是礼仪这一项就够折磨死人了。我们读《论语》，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感觉，而一旦翻开《仪礼》，立即就会对晏婴的批评感同身受。但若真的想深入到儒家文化里去，形而上的部分固然要紧，如《仪礼》这等形而下的枯燥功夫也必须是要做下来的。

“成德”的出处并不仅此，在《周易·文言》对乾卦爻辞的阐发里也提到说：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乾卦初九爻的爻辞是“潜龙勿用”，究竟意义何在，为何“勿用”，原因就在于：君子以成就德业（成德）作为立身行事的目标，每天都要为此付诸行动，而“潜”的含义是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所以君子才不能施用于世界。

在纳兰成德二十多岁的时候，康熙皇帝立第二子为皇太子。皇太子乳名保成，于是为了避皇太子的名讳，已经沿用了二十多年的“成德”便被改为了“性德”，这就是那个最为我们熟悉的名字：纳兰性德。直到第二年，保成改名胤礽，“性德”才恢复为“成德”。

其实依据儒家传统，《礼记》有“二名不偏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双字名的避讳，如果言语或书写中只用到双字中的某一个字，就不必避讳。皇太子既然乳名保成，只要别人的名字不同时含有“保”和“成”这两个字就是可以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一旦谦卑，便总要谦卑到底，谨言慎行是从来不怕过度的。

纳兰成德的改名极见巧妙，“成德”与“性德”其实大有关联，出处就在《中庸》的这一句话里：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作为出处的这部《中庸》原本只是《礼记》当中的一篇，被朱熹摘选出来，作为儒学的入门之书，即儒家“四书”的第二部。《中庸》重在最基本的君子品德的培养，上面这段话讲的就是“诚”的修养，大意是说：所谓诚，不仅仅是自我完善就够，还要成全别人。自我完善，是仁；成就别人，是智。出于天性的德行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德行，所以能够时时运用而无不适宜。

性德，便是成己之德与成物之德的圆融，性德与成德其实并无二致。

纳兰峻德

【人物小传】纳兰峻德，字克明，号慎斋，乾隆元年举博学鸿儒，有《云簃藏稿》《使秦集》传世。

纳兰家族的文人不止性德一人，乾隆朝还有一位纳兰峻德，字克明，以诗知名；峻德的姐姐纳兰筠德更是当时风采不让须眉的闺阁诗人。当时满人对汉文化的热情简直比汉人自己更高，或许也是对文字狱的畏惧心理更少的缘故吧。袁枚曾慨叹说：“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文学毕竟是一种贵族化的东西，满人也的确比汉人更有风雅的余裕。

纳兰峻德的名与字出自《大学》：“《帝典》曰：‘克明峻德。’”

“克”的意思是“能”，“峻”的意思是“大”，“克明峻德”即“能够发扬大的美德”。《大学》援引《帝典》这句话，是为了说明“自明”的道理，即君子要靠不懈的自我修养来彰明德行。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被朱熹单独表彰出来，作为儒学入门的第一本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元代推尊朱熹，朱熹注释本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官定教科书，从此《大学》便成为儒家最基本的必读之书了。

所以，我们若想知道纳兰峻德如何取了这样的名字，不能只从《大学》本身去看，还要看朱熹是如何解释这句话的。

《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命题。为什么要“明明德”呢，朱熹的意见是：“明德”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众理咸备，使人可以正确地应对万事万物。但是人的气禀不同，资质各异，欲望又多，往往遮蔽了天赋的明德，使它不能顺畅地发挥功用。但明德只是被遮蔽了而已，并不是被损毁掉了，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学习和自我修养来破除那些遮蔽物，使明德恢复到人受天赋之初的那种无遮无蔽的状态。

这正是朱熹哲学之一斑，事实上《大学》是一本很质朴的书，读不出那么多形而上的内容。朱熹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但正是朱熹所理解的《大学》，成为元代以后的标准答案。

《大学》之所以援引《帝典》“克明峻德”之语，朱熹说这是为了阐述“自明己德”的道理，亦即要依靠不懈的学习和自我修养来恢复明德的初始状态。

倘若我们追溯原始文献的话，《帝典》正是《尚书》当中的《尧典》，是后人对尧帝时代政治生活的追记。《尧典》开篇颂扬尧帝的美德，其中之一便是“克明俊德”，“俊”与“峻”通假。

在《尧典》的上下文里，“克明俊德”的含义实在朴素得很，仅仅是说尧帝能够发扬美德而已。就是这样一句话，被《大学》援引，被朱熹注释，含义便无形中深刻了许多，具有深邃的哲学色彩了。

郑板桥

【人物小传】郑燮（1693年－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道人，江苏兴化大垛人，“扬州八怪”之一，工诗擅画，有《板桥全集》传世。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最知名的一位，人们惯以“板桥”称之，有时竟会忘记他的名字。

他叫郑燮，字克柔，号板桥，辞官卖画，寄居扬州。

郑燮所在的扬州，正是“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郑燮《扬州》），烟花产业空前发达，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也比别处多了几分。不做官而做自由画家，这样的生活态度倒也有几分符合他的名字。

郑燮的名与字出自古雅的《尚书·洪范》。《洪范》或许算是《尚书》全部篇章中最被古人重视的一篇，全篇记述了箕子对周武王的政治建议。那是武王伐纣之后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前朝贤人箕子，这位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政治智慧，却始终无法劝服暴虐的侄儿，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周人革命军推翻（“革命”一词正是从此而来的）。作为征服者的首领，周武王倒并没有把箕子当作和其他殷商遗民一样的亡国奴来肆意践踏，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箕子讨教治国平天下的高深道理。是的，商朝虽然亡了，毕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周朝虽然取而代之，毕竟还属于落后文化，这情形略似蒙元灭宋、满清亡明一般。

于是箕子将自己掌握的高深政治哲学钜细靡遗地讲给周武王，条理之清晰，很难让人相信这不是一篇精心构思出来的政治论文。箕子谈到“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这三种德行，说对待不同的状况要应用不同的态度来处理。具体而言是这样的：

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

顺便一提，唐代长安著名的烟花世界平康里也得名于《尚书》的这句话，果然烟花脂粉业的兴盛标志着太平安康的盛世啊。

“平康”云云，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断句如何断，训诂如何训，在《尚书》研究者的阵营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幸而这对我们而言并不要紧，我们只需要了解郑燮时代的主流解释就可以了，无论这个解释是对是错。

自元代以后，科举考试《尚书》一科的标准教科书是朱熹弟子蔡沈的《书经集传》。及至清代，考据之风大盛，这部书在学界已经不再有什么地位，但科举考试仍然奉之为圭臬。

在蔡沈的解释里，如果世道太平，人君就应该无为而治；如果世道偏邪，有强横犯上的人，那就以刚克刚，你强我更强；如果人们柔和驯服，那就以柔克柔，施以绥靖安抚之道。其中提到的“燮友”，就是“和柔委顺者也”。

平民子弟取这样的名字，想来与施政之道无关，而是看重了这番古老训诫里所蕴含的朴素的道德含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万事和为贵。郑燮偏偏是个骨鲠的人，也许名强字克刚才和他的人生更贴合一些。

桑调元

【人物小传】桑调元（1695年－1771年），字伊佐，号弢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工部主事，辞官后讲学于九江、嘉兴各地书院。

桑调元，字伊佐，雍正十一年进士，官至工部主事，致仕之后常常在书院讲学，算得上当时的一位文化名人了。

“调元”，顾名思义是“调理元气”的意思，元气分为阴阳二气，故而“调元”即指调理阴阳，使阴阳和谐。今天我们会据此推测：桑调元的父母或许想让这孩子去学中医吧？不，古代的政治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协调阴阳被认为是宰相的职责。古语有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因为宰相和医生在协调阴阳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所以，一旦国家发生水旱天灾，人们都会认为罪在宰相，宰相应该引咎辞职才对，唐代宰相杨再思（前文有述）便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杨再思素来以阿谀奉承、委曲求全的本领著称，有时候那种委屈的样子甚至令人发噱。某次京城大雨，积水过多，需要关闭坊门以禳灾。杨再思上朝途中，遇到一辆牛车陷在泥泞里，车夫无论如何使力，牛始终无法把车子拉出分毫。车夫气哼哼地发牢骚说：“笨宰相不能调和阴阳，却关闭坊门，让我难于行走！”偏偏这话被路过的杨再思听进去了，心里不免委屈，便派小吏去对车夫解释：“是你的牛力气太小，不能怪宰相啊！”

故事虽然可笑，却也说明了就连一个车夫也晓得宰相的职责是要调和阴阳的。当然，调理阴阳也有唯物主义的解释。汉代宰相丙吉有一次乘车外出，路上看到有人斗殴，出了人命，手下官吏问他该如何处理，他若无其事地说：“不用管，咱们继续走咱们的。”又走了一段路，看到有人追牛，那牛气喘吁吁，热得吐出了舌头。丙吉变了神色，连忙让手下去了解情况。手下人既诧异，又不满：“人命官司您都无动于衷，为什么偏偏对一头牛这样上心？”丙吉答道：“斗殴杀人的事情自有地方官去处理，我只负责考核地方官的业绩，他们如果处理不当，我自然会处罚他们。牛的事情就不同了，现在正是早春，天气应当不热，可那头牛没跑多远却大汗淋漓，这是天时节气反常的讯号，恐怕不利于农事。地方官很容易忽略这种苗头，我既然遇到了，就一定要调查清楚。总揽全局，调和阴阳，这正是宰相分内之务啊！”

明代蒙学读物《龙文鞭影》有“丙吉问牛”一句，说的就是这件事，宰相调和阴阳因为而越发成为连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桑调元，字伊佐。“伊佐”之“伊”是指商汤王的宰相伊尹，“佐”形容伊尹是帝王之佐。

传说伊尹背负着全套的烹调工具求见商汤，应聘大厨的岗位。考虑到当时是用鼎之类的东西煮肉，所以伊尹的力气一定很大，毕竟楚霸王项羽就是以“力能举鼎”著称的。伊尹不但要负鼎远行，还要背着其他烹调用具，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所以古画里描绘伊尹，总会画成伊尹怀抱一只袖珍小鼎的样子，写意而已，如果以写实风格来画，恐怕得把伊尹画成赑屃的模样吧？

无论如何，伊尹成功就任商汤的大厨，终于有机会接近商汤，以厨师调和五味为喻，向商汤讲解治国之道。就这样，伊尹由大厨跃身而成为宰相，辅佐商汤灭亡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无论伊尹的故事是真是假，古人一向是把他当作良相的完美化身。他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榜样。

桑调元，字伊佐，名与字的搭配里可见人生期待值何许之高。也许是因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桑调元虽然没能当上宰相，毕竟也做到了工部主事的位置，大约相当于建设部的处级干部。

文点

【人物小传】文点（1633年－1704年），字与也，号南云山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画家。

文点，字与也，无论名和字都有一点儿小古怪。

文点也确实是个怪人，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职业画家。在文征明的所有子孙里，文点是最能传袭家法的一个。他的名字虽有点儿怪，但配他这个人实在相得益彰。

文点的名与字必须连起来看才读得出含义，它们皆出自《论语》“吾与点也”一句，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啊！

这位曾点，字皙，一般称为曾皙，他是孔子的高徒，也是儒家宗圣曾参（曾子）的父亲。“吾与点也”的上下文是《论语》当中最富于潇洒意趣的一则故事。

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个人坐在孔子的身边，孔子说：“平常你们总是说自己多有本事，只是没有被人发现。假如真有一天货卖识家，你们准备怎么施展呢？”

这是一次师生之间关于理想抱负的闲谈，子路脱口而出道：“我想去治理一个饱受内忧外患的大国，只消三年，就可以把国民训练成勇敢的战士，使他们足以抗击外侮。”

孔子只是笑笑，显然不以子路之言为然。冉有接着说道：“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也就能治理一个小国，可以在三年之内使百姓丰衣足食。但礼乐之事恐怕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还得另请高明。”

公西华更低调，说：“我可不敢说自己能干什么，只敢说自己想学什么。我想把礼乐学好，将来也好在宗庙和盟会的场合做个小小的司仪。”——这话单独看起来是很低调，但考虑到这是紧承着冉有那句“礼乐之事恐怕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还得另请高明”，公西华显然是把自己当作冉有口中的那位“高明”了。

等大家都讲完了，在一旁弹琴的曾点才说：“我和诸位都不一样。我的理想是：暮春时节，春暖花开，我可以换上单衣，约上十几个青少年同伴到城西的沂水中洗澡，等洗完澡，再到城南的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

这四大弟子的理想抱负看来一个不如一个，尤其是最后的曾点，简直是以游手好闲为人生观了，但孔子喟然长叹道：“吾与点也（曾点的话说到我的心里了）！”

至于孔子为什么“吾与点也”，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解读，比较合乎儒家入世之风的意见是：曾点的理想人生其实意味着太平盛世已经成型，倘若其他三位高徒的理想人生顺利实现的话，我们的社会难道不该是曾点所描绘的那个样子吗？

文点一辈子确实过的是曾点的理想人生，逍遥自适，无欲无求，既绝意于功名，亦无心于财富，卖几幅字画便可以换粮换酒，而写字作画恰恰是自己的乐趣所在，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至于这世界究竟是否已臻于太平，他倒也懒得操心。

胡天游

【人物小传】胡天游（1696年－1758年），字稚威，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儒，因病未能终试，以骈文名重当时。

胡天游，字稚威，是乾隆年间的骈文大家，诗笔亦妙，“行客落花心事别，无端俱趁晓风飞”一联当时脍炙人口。胡天游在今天文名不显，倒不是被历史的检验淘汰了去，而是因为他的文章太过好古出奇，在当时的文人圈里都号称难读难懂。

当时胡天游名满天下，袁枚甚至推举他为“旷代奇才”。某次应考科举，主考官信誓旦旦地向文坛宣布：“这次我若不能录取胡天游，你们就剜掉我的眼睛。”清代科举照例糊名，判卷考官只能看到文章，看不到考生的姓名，这位主考官本以为凭自己的文学修为，定然不会放过胡天游这等大才子的试卷，殊不料胡天游的应试文章奇古难读，生僻字也多，反而被当作狗屁不通的卷子直接筛掉了。

倘若胡天游人如其名，倒也不该太过沮丧才是，不至于在登高感怀时写出“终疑上帝难容谏，便恐神仙亦妒才”的句子。天游之道，毕竟距离凡人太远了些。

“天游”一名出自《庄子》“心有天游”，是庄子哲学里一个极超然的概念。通常学《庄子》的人总喜欢自命洒脱，不汲汲于功名，只忘情于山水，仿佛这样便真的是“逍遥游”了。不，这样可算不上逍遥。

《逍遥游》是人们最熟稔的《庄子》名篇，其中严格辨析了“有待”和“无待”这一对概念。大鹏乘风飞翔万里，看似潇洒，其实总要等待大风吹起时才能展开自己的旅程；列子御风而行，不假舟车，看似自适，其实也总要借助于风的力量。我们行走于名山大川，访问于异域殊俗，似乎逍遥自在，无牵无挂，而设若我们走不到山川，访不成风俗，岂不还是会寂寞难耐，落落寡欢吗？

只要有待，注定便无法逍遥，换言之，若想获得逍遥游的快乐，就必须臻于无待之境。这境界说起来也很简单：设想你被囚禁于斗室之内，四壁萧然，连一幅画、一本书都没有，更没有任何交谈的对象，在如此极限的禁锢里，你如何才能获得逍遥呢？

唯一的方式就是：只要你的心灵广袤无垠，不被世俗的希冀与忧虑充塞，那么你就可以在心灵的世界里尽情遨游，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限制住你的逍遥。正如哈姆雷特的经典台词：“即便我身处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

“心有天游”出自《庄子》中的《外物》一篇，上下文是这样的：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

这段话除最后一句极费解外，整体的意思还是很清晰的：视觉通畅就是明，听觉通畅就是聪，嗅觉通畅就是颤，味觉通畅就是甘，心灵通畅就是智，智慧通畅就是德。道不喜欢被壅塞，壅塞便会梗阻不通，长此以往就会产生种种弊害。有知觉的生物都要呼吸，呼吸不通畅不是上天的罪过。大自然的气息日夜不停地贯通人的孔窍，是人自己把孔窍阻塞住了。人身体的胞膜存有空隙，人的心灵有天然之游。试想房间如果太过逼仄，婆媳之间就很容易闹出矛盾；心灵如果没有天然之游，六窍就会扰攘壅塞。

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心有天游”，而不是用腿脚和车马去旅游。所以清代初年的《庄子》注释家宣颖对这段文字相当激赏，说一个人只要心有天游，那么方寸之内就会逍遥无际，没必要真去名山大川旅游一趟。那些见到开阔的自然风景而觉得心情疏朗的人，都是因为平日里心胸逼仄的缘故。像谢灵运那些寄情山水的所谓名士们，在《庄子》这番话面前真该感到惭愧。

张之洞：没有含义却有妙趣的名字

【人物小传】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代名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字孝达，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一生致力于洋务运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最令我钦佩的是他对猫的痴迷：他在卧室里养了几十只猫，任由它们胡闹、闯祸，自己从来不发脾气。

张之洞的名字，属于姓与名相连成义的一类，然而“张”与“之洞”虽必须相连，相连之后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当然，妙趣正在于此。

“张之洞”，出自《庄子》“张之洞庭之野”，上下文是假托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当时颜渊东去齐国，孔子不禁面带忧色；子贡不解，孔子说自己担心颜渊见到齐王非但游说不成，反而会因为鸡同鸭讲而招惹祸灾。孔子做了一个比喻说：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

《咸池》《九韶》这样出色的乐曲，如果在荒野中演奏，鸟听到便会惊飞，野兽听到便会跑走，鱼听到便会躲进水的深处，只有人类听到之后才会围拢过来欣赏。

《咸池》是传说中黄帝创作的乐曲，在尧帝的手里增修和发扬；《九韶》是传说中舜帝创作的雅乐，《论语》所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的就是这个《九韶》。《咸池》和《九韶》都是当时公认的第一等乐曲，而人类之外的物种始终无法欣赏得来。

“洞庭”并非指洞庭湖，而是指荒野、旷野。“张”在这里的意思是“演奏”。“张于洞庭之野”意指将乐曲在荒野中演奏。将“张之洞”三个字单独摘出，便完全割裂了词语，本身没有任何含义。但是，熟读《庄子》的人若看到“张之洞”三字，总会自然而然地补全后文里的“庭之野”，这也算是文人的一种雅趣了，颇见别致。只是名和字并不贴合：张之洞字孝达，“孝达”语出南朝宋代大文豪颜延之为文帝袁皇后撰写的诔文，文章很以辞采丰赡著称，其中赞美袁皇后“孝达宁亲，敬行宗祀”，简言之，说她是个孝顺的女人。

同类型的名字还有张恨水，截取自李后主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不过“张恨水”的解读难度要比“张之洞”高出许多，若不是本人自道其义，旁人实在太难想到了。

‖后记：从王银改名说起

一张标签，终归束缚不了一个灵魂。

看完这本书，一些读者很可能会产生改名的想法。现代社会里，改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比我们更有优势。改一个名字，意味着结束一段不大满意的过去，开始一番崭新的人生。文人往往用“号”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生中会不断给自己取新的“号”，就像现代人更换网名一样；帝王有更大的手笔，会更改年号来表示旧政结束、新政开始，让全国人民放下过去向前看。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改名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银。

王银是明朝人，单是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绝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身。

不错，王银生于一个盐工家庭。明朝实行食盐专卖政策，盐场工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灶户。灶户和军户一样，世袭不但是权利，更是义务。明代中叶以来，政府对食盐的控制略有放松，灶户在完成国家指标之后，如果还有余盐，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自行销售。王银的家庭就是这样，父亲煮盐、贩盐，在贫困的日子里挣扎，王银草草读了几年私塾，十一岁辍学后便在父亲身边帮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银就是一个例子。

王银二十五岁那年，贩盐经过山东，在夫子庙前忽然感到震撼，慨然自语道：“孔子也是人，我也是人，圣人是凡人可以学成的！”从此他便开始了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煮盐、贩盐依然如故，但怀里总揣着《孝经》《大学》《论语》这些典籍，得空便钻研，一有机会便向别人讨教。

儒学早已发展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半路出家，靠野狐禅式的自学坚持下来，注定会和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格格不入。王银当时的角色，很像是今天所谓的“民科”，怀着发明永动机的高远理想，在无人理解的孤独里负重前行。

后来因缘际会，王银拜王守仁（阳明）为师，后者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取字：将王银改为王艮，取字汝止。后来泰州学派名满天下，王艮的名字在今天依然有很高的知名度，渊源就在这里。

艮，貌似只是将“银”去掉偏旁、显得文雅一些罢了，但王守仁之所以这样改，显然在针对着王银的性格。“艮”是《周易》当中的一卦，尤其为理学家重视。周敦颐曾有一句名言：“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

这当然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如果不把这种逻辑当真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伸一根手指来解答。《法华经》八万多字，如果删去全文，替换成一个“艮”字，恐怕恼火的不只是佛教徒吧。而如果把周敦颐的话理解为《法华经》的主旨与艮卦暗合，倒也有几分在理。

理学家对艮卦的理解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而且绝不符合《周易》古义，但为求王守仁对艮卦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在理学家的易学经典里来找答案。

程颐《伊川易传》，又名《周易程氏传》，认为“艮”的含义是“止”，具体说就是人应当止于天理所安排给他的那个特定位置上。这正如《大学》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是君主，那就要止于仁爱；如果你是臣子，那就要止于恭敬；同理，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要止于诚信……如此这般的话，万事万物就会各得其所。圣人治理天下，所做的无非是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罢了。

道理虽然简单，但人们往往不能止于其当止之处，这都是因为受到了欲望的诱惑。而一个人必须既不受外物的诱惑，又不被内心的欲望所干扰，这才能够止于其所。

王银，现在应该称他为王艮了，因为是从社会底层靠自学出身，从未受过书香门第的君子教育，所以行事做派每每显得浮夸，最缺乏分寸感，换言之，不太能够止于其所。古人的名与字总有含义上的关联，王守仁为他取字“汝止”，其含义通俗以言之，不啻在说“你可要消停一下啊”。

艮卦的《象传》有一句话也格外适合王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艮的所思所想偏偏总是出位的，而出位往往意味着出格，既让旁人看不惯，也很容易给自己以及亲朋好友招致无妄之灾。后续的发展一再证明，王艮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惹祸精，王守仁每每被他弄到焦头烂额，而他偏偏天真而挚诚，有死缠烂打的认错本领，纵然想甩也甩不脱他。

如果不介绍这次改名的背景，现代读者一定会有困惑：如果说原名王艮，改为王银，这显然是“五行缺金”，所以要在名字里补上一个金字旁，但没听说名字里原本有了金字旁，还偏偏要去掉的。

是的，以市井百姓的眼光来看，王银改为王艮，实在吃了天大的亏，这个王守仁一定没安好心。话说“艮”在《周易》卦象系统里属山、属石，正是因为山和石都给人稳定、静止的感觉，所谓不动如山、坚如磐石，所以艮卦才有“止”的含义。改银为艮，银子变成了石头，而这般苦命竟然就这样“止”步不前了，这真是令人欲哭无泪啊！

但有什么办法呢，要想营造高雅的趣味，就必须摆脱低级的欲望，金银财宝、大吉大利之类字眼还是避免在名字里出现的好。古代的书香门第从来都是这样想的，朴拙、淡雅才是取名美学里的最高追求。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认真追究一下，王艮在改了这个古雅的名字的之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变化气质了呢？答案有点儿令人沮丧，他在后来依然不断地为世人表演出行为艺术家的绚烂而狂放的做派，如果硬要说他有几分山石的样子，那他一定就是被西西弗斯反复推到山巅又反复滚落的那块巨石，从来都要轰轰烈烈，从来都不曾“止”过。

一张标签，终归束缚不了一个灵魂。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序
- 第一章暗示的力量
- 第二章称呼的禁忌
- 第三章贵族的游戏
- 第四章诗意的时代
- 第五章风雅的宋朝
- 第六章低调与奢华
- ‖后记：从王银改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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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序

第一章暗示的力量

第二章称呼的禁忌

第三章贵族的游戏

第四章诗意的时代

第五章风雅的宋朝

第六章低调与奢华

‖后记：从王银改名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