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3

——中国60年民生记录

陈晓卿 朱乐贤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子3：中国60年民生记录/陈晓卿，朱乐贤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86-4131-7

Ⅰ.甲… Ⅱ.①陈… ②朱… Ⅲ.中国历史—近代史 Ⅳ.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619号

甲子3：中国60年民生记录

编著：陈晓卿 朱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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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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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酉年记忆

1945年 乙酉年

1957年 丁酉年

1969年 己酉年

1981年 辛酉年

1993年 癸酉年

戌年记忆

1946年 丙戌年

1958年 戊戌年

1970年 庚戌年

1982年 壬戌年

1994年 甲戌年

亥年记忆

1947年 丁亥年

1959年 己亥年

1971年 辛亥年

1983年 癸亥年

1995年 乙亥年

1945年 乙酉年

1945年2月13日，农历乙酉年春节。这一天，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说，湖南西部，雪是10年少见，而贵阳的大雪则是20年来所仅见。

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后时刻，但忍受8年战乱的百姓们却并不敢奢望战争立刻结束。大年初一的《大公报》社评里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从元旦开始就没有太多的喜悦。寒冷的严冬中，天气已是十几天阴霾不开。每个星期，市内所有的街区都会有一个晚上无水无电。即使有电时，灯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蜡烛那么弱，被人们形容为像鬼火一般昏暗。

新年前不久，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按惯例要为蒋介石撰写新年文告。18年前，已经成为《商报》主编的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投入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麾下，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

在拿到蒋介石1945年文告要点后，陈布雷感到愁绪满怀。上一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后方的政治经济也没有丝毫起色，这成为全国舆论和共产党的声讨之处，如何不失体面地总结这些事让他费尽心思。在日记中陈布雷这样写道：“横看竖看，狂抽了几根烟，仍感到无从下笔。”

但陈布雷素有“文胆”之称，元旦这天凌晨，蒋介石以演讲的形式准时发布文告，表达努力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决心。

完成文告，陈布雷得以摆脱繁冗的公务，住进与重庆闹市区隔江相望的黄山官邸。陈布雷的《新春杂记》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去年春节间国外舆论受共产党影响而有显著之变迁之后，我中枢对国事之措置更觉艰难，自此迄今有一年矣。以我国当前之人力，悉力从事抗战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应付耶？

欧洲战场上，德军出动仅存的熟练飞行员向比利时马尔德海姆市的盟军基地发动空袭。这次袭击德军损失250架飞机，战略后备力量已消耗殆尽。

太平洋战场上，2月19日，美军进攻距东京仅1200千米的日本空军基地硫磺岛。日本发动自杀式空中袭击，重创措手不及的美军。《香港日报》报道这场战役为“太平洋战中流血最多之战”，“整个小岛成了人间地狱，尸骨如山”。3月26日，在伤亡2万人后，美国国旗在硫磺岛最高点折钵山山头艰难升起。至此，整个日本都进入美军飞机的轰炸半径。

硫磺岛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50岁的松下电器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对刚造出的木飞机由兴奋变得黯然起来。从两年前开始，与美军的海战使日本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神风特攻队”更使日本对飞机的需求大增。战争的狂热让日本人丧失了冷静，日本军方发疯般地试图以高强度木材代替铝合金，制造飞机，这项任务交给了一直为军方提供电子产品的松下电器。

《松下幸之助传奇》一书中描述了松下幸之助接受这个任务时的情形：“受舆论的鼓动，松下对战争的失败并未想过，听说有可能输，更是热血沸腾。他对大西中将说：‘国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枪冲锋陷阵也在所不辞！’”

这年春天，木飞机终于试飞成功，但是当第三架飞机飞上天时，日本已经无力扭转战局。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以北，八路军各部开始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起春季攻势。华北、华中各大城市都已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中。

延安—中共根据地的大本营—年初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正在进一步开展。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农民正高兴地将地主退回的租子扛回家去。

在延安保育院里，孩子们过得也很愉快，3年前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前偶尔才能喝上的豆浆现在是孩子们的必备早餐，体质弱的还能得到一个鸡蛋；午饭的主食是馍和肉，蔬菜则是尽量吃，并保证吃上水果，缺钙的孩子可以喝专门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充营养。

延安保育院的正式名称叫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七七”事变后，全国出现大量的逃难儿童。为救助这些孩子，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11个分会29个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边区的许多儿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为边区家庭和前线的将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春末之际，延安迎来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会议。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此时，距离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儿。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一份特派状，他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一起，被委派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

上一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为了维护和平及建立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苏4国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决定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临行前，在重庆机场，摄影师为董必武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来十分平静，气度从容。

董必武在美国的出现一下引起轰动。当时一般美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迥异于常人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却是一个八字胡须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讲时更是有理有据，没有强加于人之处。一些西方记者形容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为人和蔼可亲”，但又“颇为机敏”。

在美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以1万美元捐助《华侨日报》，不过他在美国接受的华侨同胞的赠款更多，这些钱用来替《新华日报》买回了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为有关部门买了其他急需物资。

为了节省开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书并没有住宾馆，而是租用一位华侨的宿舍，自己做饭。根据一本已经保存了60多年的笔记本上的记录，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只有1美元多、伙食费只有2美元多一点儿。在所列20项收入中，有3项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计2540美元。董必武在签字仪式上穿的那套西装，只花了25美元。

两个月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签字时，大会以抗战开始时间为标准，特地推选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首先签字，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中国，用毛笔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是湖南雪峰山区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军对芷江发动了进攻，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近20万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全面击溃7万日军，俘虏300多人。当中国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视察日俘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稚气未脱，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见到此情此景，王耀武只留下了一句话：“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军正试图和英美盟军接触，想求得西线实现有条件的投降。东线上，苏联的进攻势如破竹，苏军已经到达了柏林城外。

4月24日清晨，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借助着伏尔加的酒力，随着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后续部队，强打着精神向柏林推进，同时用速记本记下了所见所闻：“在经过柏林市区东北魏森塞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围了上来，我把衣兜里所有的糖块儿都拿了出来。他们指着远处被毁灭的村庄，嘴里不停地在说什么。我们解放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

格罗斯曼进入柏林郊区后不到一天，苏军就与英美联军会师易北河。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一周后，德国正式投降。

德国的投降让美国将所有复仇的怒火转向日本。当时美国国内充满了各种反对日本的宣传画，有的公司借一个日本卡通士兵表现出美国工人的各种恶习；而从这张宣传画可以看见，强壮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说：“日本……你是下一个！”

6月，日本岛已经完全被美国海军围困，全日本250万间房屋遭到了B-29轰炸机的“天火”式轰炸。

整个日本大地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倒塌破损的城市瓦砾间寻找粮食。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无奈的措施，鼓励人们收集橡子，这是当时日本唯一还算充足的食物。

随着日本的每况愈下，在日华工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起来，饥饿已经使他们几乎无法生存。日本花冈矿山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两年多前，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决定在中国强征劳工。刘智渠所在的花冈矿山先后从中国强掳劳工979人。

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后，每天都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夏季每天5点半起床，冬季6点起床，晚上7点才能回到被称为“中山寮”的简陋居所。

所有中国劳工的服装都是破烂不堪的，他们只得到一件上衣，不仅劳动时穿，睡觉时也得穿着。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劳工们不得不用装面粉的纸袋子掖在裤子里裹着身体，把胶布和布片用绳子和藤条绑在破烂的鞋上。很多人手脚被冻伤，回到寮内一受热就疼得嗷嗷叫。

1945年新年后，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近2/3的人因病倒丧失了劳动能力，被运到了只能收容10人的看护室。但这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甚至连汤都不能满足。刘智渠回忆说，这其实就是“去火葬场的接待室”。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几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铁锨，闯入了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4名日本监工。日本宪兵、警察，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被动员到镇压行动之中，参加暴动的华工无一幸免全部被抓回。他们被押到大馆市共乐馆广场，两个人绑在一起，在炎热的太阳下暴晒，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还被严刑拷打。

经过多方考证表明，这次暴动中，被虐杀的中国劳工在100人以上。而被抓往日本的38935名劳工中，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高达6830人。

7月的重庆，人们正忍受着持续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政府贴出布告，所有人力车和马车必须重新油漆。警察当局决定，开始实行一个市政计划，在所有公共空地上开辟花园，市内不准堆积垃圾。

但事实上，重庆的卫生情况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经常堵塞，因为重庆周边的农村没有能力处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战前，重庆的人口增加了5倍，农民对肥料的需求量却只增加了1/3。不得已，重庆每天都有500吨排泄物或注入长江—而这正是人们饮水的来源。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记录了当时一场奇怪的“灭虱运动”：“对监狱里的肮脏环境，警察规定，每个囚犯每天要交出20只虱子，否则就要打手掌。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囚犯们私下发起了一场‘养虱运动’。于是，每个囚犯每天都能顺利交出20只虱子。犯人们不会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监狱里，虱子比以前更多。”

恶劣的环境下，重庆爆发霍乱。市内一所设备最好的中学也有1/4的学生染上肺病。在一所大学里，43%的教职员患上肺病。但在白修德看来，重庆仅有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万幸，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从新疆逃回重庆的演员赵丹在执着地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6年前，刚演完《中华儿女》的赵丹把刚出生的女儿留在上海，自己携妻儿一起去新疆，这个一心想给西部民众带去戏剧艺术的影星，没料到自己会被多疑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逮捕。1943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妻子叶露茜被释放，并乘运输机回到重庆。她后来得到消息说，赵丹遇害了。

在重庆，孤独的叶露茜带着女儿无依无靠。悲痛之中她遇到剧作家杜宣。后来两人相爱结婚，去昆明定居。最后，一个好心人告诉了赵丹真实情况。赵丹前往昆明见到叶露茜，他不得不面对和爱人离婚的事实。赵丹后来这样跟女儿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一见你妈咪，就恨不得一下拥抱她，日夜思念的爱人啊！可你妈却这么冷静。我一看她已怀身孕，马上意识到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脏六腑被撕裂了一样。我忍不住双膝跪下，哭诉恳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妈咪绝望地回答我：“一个家庭已被破坏了，我不能再破坏第二个家庭。”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像赵丹这样的婚姻悲剧十分普遍。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批外省人口大量流入重庆地区，打破了原有的婚姻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夫妻根本无法见面，特殊的“重庆之家”应运而生。这类婚姻多是在原有婚姻关系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的，一些有钱人甚至有十几个“太太”。

更多的婚姻则由于生活的艰辛变得脆弱不堪。从《大公报》对1939年到1945年刊登的离婚启示统计看，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和1944年，重庆的离婚率达到了顶峰，无数家庭在硝烟与生活的重压下支离破碎。

波茨坦是柏林哈弗尔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战争。

面对《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闻》表示，“这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5万人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中丧生。

8月15日中午，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聚集起来收听天皇的“停战诏书”，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

广播之后，不时有手枪声在东京响起，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纷纷自杀，日本还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如今从没有在诏书中使用过“投降”字眼的天皇已经不得不向盟军屈服，静候敌人的处置。他的皇位将被保留，但他的权力将被剥夺，至于他的文武官员，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这一天凌晨，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自杀；晚上7点，海军上将宇恒缠带领11架“神风特攻队”飞机对冲绳发动最后的自杀式攻击。晚间深夜，“神风特攻队”创始人、日本第一海军航空兵司令大西泷治郎剖腹自杀。

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恰好是在晚上，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整个城市在得知胜利前后的情景：

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日常生活。城区内，母亲已经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边，许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纳凉。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地、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数千人仰头致敬，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胜利也使青年音乐家陈歌辛一扫心中的不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陈歌辛积极创作抗日歌曲，其中《度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十分流行。正因如此，他曾被伪政府误认为是共产党员关押了70多天。

胜利后不久，陈歌辛迅速写就《恭喜恭喜》一歌表达内心的狂喜，这首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后来也成为华人世界每年春节的贺岁曲目。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欢呼声从各处发出，人们互相拥抱，互相抬起来抛掷，有的人还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沾上油当火炬，拿着到处跑。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欢喜地跳起来，把篮子里的桃梨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乘坐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芷江，洽谈投降事宜。而8年前“七七”事变时，作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就在现场。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的飞机在3架中美战斗机的监视下到达芷江，今井的飞机还被迫在机场做低空飞行，向战胜者致意。在回忆录中，今井武夫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

下午3时20分，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今井武夫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在芷江受降6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率先离开芷江，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典礼。在《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日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备觉荒凉。因此又想到，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现尚完好否……”

8月27日下午2时，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7架美军飞机缓缓降落。冷欣带领159人从芷江飞抵南京，准备即将举行的受降典礼。

此时，南京的街道上依然是冈村宁次的日本士兵在巡逻，在这个日军侵华大本营，人们一直不敢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行政上的混乱使得整个城市一片狼藉。

1-1 1945年联合国大会，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2 日本中国派谴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1-3 1945年9月9日，在华日军签订投降书以后，冈村宁次等一行人退出会场的情景

1-4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被判处死刑，图为枪决执行前夕

1-5 1945年我军政工干部给投降的满洲军、讨伐队讲形式和政策

1-6 漫画家丁聪

1-7 接收中出现了巧取豪夺的诸多怪现象。图为1945年丁聪创作的讽刺漫画

1-8 台北市张挂中国地图

1-9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举行

到达3天后，冷欣向重庆报告了南京情况：“近日寇投降，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绑架勒索，无所不为！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

南京的混乱让重庆方面加快了派遣接收部队的计划。从9月5日开始，新六军借由美军飞机陆续登陆南京。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短短几天内，8万新六军全部到达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运。

9月9日9时，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

台湾，历史上因为屡遭台风侵袭而得名，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以来，孤悬海外的宝岛被迫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10月17日，当中国接收部队第70军登陆基隆港时，基隆市万人空巷，人们争相跑上大街，一睹自己军队的雄姿，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后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的市民，顾不得语言不通，都热情地拖一两个士兵到家中吃饭，不停地嘘寒问暖。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终于在台北市中山礼堂正式举行。台湾民众一大早就穿上了新衣，家家张灯结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各地舞狮舞龙，接连3天举行火炬游行。有记者说，日本投降以来，各地同胞欢庆胜利的场面难以计数，最让人终生难忘的景象是在台湾，而这个日子也被台湾隆重地定为光复节。

在高雄，有一位名叫岩里政男的中国籍日本陆军少尉退伍复员，他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李登辉。从日本占领台湾开始，李家就因顺从日本颇受照顾，李登辉的父亲则当了整整16年的日本刑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中国血统的台湾人支持抗战，于是开始了“皇民化运动”，号召台湾人改用日本名字，李登辉的“岩里政男”正是来源于此。此外，日本在台湾大力推广日语，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被改为日文报纸，中国的传统节日被禁止，台湾人也被迫灌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当战局转危时，日本又在台湾征召士兵，李登辉和他的哥哥都应召入伍，代表日本参战，但更多的台湾青年则是被迫入伍。据统计，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约20万台湾人被日本强征为军人或军夫参战，战死和病死者约3万余人。

回首过去，《台湾新生报》的社论《受降观礼与庆祝光复》感慨道：“回忆五十年往事，像一场噩梦。过去日本民族最大的问题就在妄自尊大，希望同化台湾。现实无情，终于对抱优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由受降签字起，台湾的主权正式地归宗祖国了！”

南京受降典礼结束后不久，南京伪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等就成了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汉奸，中国抓捕和审判汉奸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审判梅思平这天，南京朝天宫人潮如海，因无旁听证而站于广场上的人多达3000人。梅思平在辩护书里狡辩道：“和平运动乃以本国之利益为前提，本人在职五年间所经办之事物，皆直接于沦陷区之民众有利。”

法官并没有轻信汉奸的狡辩，最终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并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执行枪决。梅思平也成为南京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从9月到年底，共有4692名汉奸受到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

在中国抓捕汉奸的同时，远东国际法庭也开始了对日本战犯的抓捕与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了审判战犯的场景：“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判决书，自杀未遂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等全部被判处死刑。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财产直接损失为1800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了6000亿美元。

国民政府的受降和审判如火如荼，共产党也在沦陷区收复着失地。日本投降后两个星期，毛泽东在起草给党内的通知里高兴地讲道：“我军已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

失地的收复让孙犁有机会回到阔别六七年的家乡。他重新穿起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上路了。

自从1939年离开家乡后，孙犁和家里的联系一直很少，偶尔得到的也不是好消息。长子夭折，老父身体欠佳，这都让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一年前，他实在担心家里，就冒险写了一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一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家里收到信没有。

在急切的心情下，孙犁日行百里以上，十几天行走的疲劳让他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像要飘起来。在一个黄昏，孙犁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深深吸一口气，将疲惫抖落干净，激动地走进了家门。在《善暗室纪年》中孙犁这样写道：“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

从妻子口中，孙犁得知他的家书还是安全送到了家里，给了家人很大安慰，但他也很快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妻子在娘家本有些娇惯，不会织布。现在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此外，她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不变的是妻子的厨艺，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可口的家乡饭让孙犁至今难以忘怀。

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人群涌动，汇成了返乡的人潮。在嘉陵江边的化龙桥，急于还乡的人们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在这里摆地摊出卖，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卖出的东西往往并不能换来需要的路费。

胜利前，本以为抗战还要继续一年的人们都在高价积蓄物品，但突如其来的胜利让物价奇迹般降下来。

百货店、皮革店前，无不挂着血红的大减价横幅。老板和伙计们站在“欢庆胜利”的布标下等待顾客，但是顾客还是难得光顾。一位小铺子的老板哭丧着脸说：“1000万元本钱要保得300万，就费劲儿得很了。说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结果，怕是一家的路费都筹不出。”

一方面家中的囤积卖不出价，另一方面回乡的费用却高得惊人。随着人潮的出现，飞机票、船票、汽车票都紧张起来，经常要出高价，找熟人才能弄到票。正在船上等待回乡的叶圣陶在《东归江行日记》写道：“……船仍不开。上午，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2.8万元，到宜昌……11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经过18天的水路，叶圣陶抵达长江的重要中转站—宜昌。

抗战开始时，迁往西南避难的人就在宜昌形成大规模的迁徙潮。现在，这一场景再次出现。如今的宜昌早已破败不堪，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到宜昌，大家快慰。……夜眠亦酣适。……宜昌市屋十去七八，系为寇兵拆去充作燃料，故皆留屋顶墙壁。碎瓦颓垣之处亦颇不少，不知因何而毁。”无屋可住使大量人员拥在码头河滩、街头巷尾，一时间宜昌人满为患，食住和交通都极端困难。

叶圣陶还在宜昌的时候，先期离开重庆的凤子已经回到了上海。虽然一路上见到的景象都十分混乱，但当人们回到家乡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凤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在《良友》上发表散文，抒发自己感慨的心情：“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8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得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但回到上海不久，凤子即发现，上海的混乱更胜其他城市。战后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物价高得惊人，虾一斤3000元，肉也要八九百元。1947年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纪实性地描写了抗日演剧队员们战后的遭遇和接收大员们的腐败生活，再现了当时上海混乱的场面。

提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和钱昌照，不能不提他们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这个经济组织抗战初只有1万多人，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多达18万人的庞大组织。在胜利来临前夕，曾经当过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常叹息中国人才的不足。他担忧如何面对胜利的局面：“我们要从敌人手里接过那千千万万已经受到破坏和没有破坏的事业，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办得怎么好，但也不能办得比在敌人手里更坏吧。”

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张图表，其中一幅是标着台湾资源的地图，那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幅，也是最容易引起每位来宾注目的一幅。在1943年开罗会议以前，台湾问题还是他想不到而且不必想的问题，但到了胜利突然到来的1945年，这一切都要纳入考虑之中了。钱昌照说：“战后我们要收回我们失掉的土地和资源，我们不能够不立即从事了，了解和准备的工作，再也不能够耽搁了。”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伪储币的实值相差不太大，但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1:200。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一点儿油条的钞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大发横财，一夜暴富，而许多人顿成赤贫，根本难以维持生活。

《白杨传》里记述道：“弄堂内，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正爬进善堂门口停放的空棺材里，了此残生。在他们看来，能死在一口棺材里，不暴尸街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看着接收大员们在沦陷区兴高采烈地接收敌伪产业，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里焦急不堪。这时，整个后方工业界由于连年战乱变得奄奄一息。食盐产量下降了1/5，数千家棉纺织厂停业，面粉厂、酒精厂和各种矿场也纷纷倒闭。

作为抗战迁厂最坚定的工业家，胡厥文本来希望从敌伪资产的接收上得到补偿，而政府却并未给后方濒临破产的民营厂家丝毫的补偿。面对残酷的现实，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战，为此几乎毁灭了他的所有事业，可如今他对政府的协助，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带着嘲讽分析说：“今天能办机关业务的已是第一等，能办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谁来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谈了。”他还愤慨地说：“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这便是胜利前夕一个奋勇抗战的工业家的悲凉感言。

日本战败后，当年随“满蒙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侨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大量难民在逃难中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被中国家庭所救，并最终留在了中国，有的则在难民所苦苦等待回国的机会。

在日本本土，战争让日本国内变得满目疮痍，生产陷于瘫痪，物价不停飞涨，粮食和物资都极度匮乏。700多万军民从殖民地涌回日本后，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唯一还能神采奕奕的只有接管日本的美国大兵。这时，在日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巡逻的美国士兵。复员的日本士兵则只能黯然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有时甚至要向美军致敬才能通过。

这时，在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兵床头，好莱坞女明星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年，好莱坞迎来了一位新人，19岁的诺玛·简·贝克尔。从春天起，诺玛就成为一个让所有摄影家都渴望见到的著名模特儿，她身上的秋装代表了那时美国流行的趋势。然而初入好莱坞的诺玛并不是一帆风顺，片约并不多的她还得应付美国战后的物资短缺、暴乱和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纽约每日新闻》中有一条新闻的标题为“物价飞涨，买主气胀。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为了获得更多片约扭转生活困境，年轻的诺玛此后脱胎换骨，改走性感路线，并变换了她的头发颜色和名字，成为迷人的玛丽莲·梦露。但直到1953年出演《绅士喜爱金发女郎》一片，梦露才真正开始她的璀璨星途。

10月中旬，在青岛，百姓们惊奇地发现，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美军基本控制日本后，便打着帮国民党管理城市的旗号，派出9万多人先后在中国沿海登陆，并与八路军频频发生冲突。国民党4万多人也沿平汉线北上，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在东北，国民党任由苏联将东北的工业作为战利品带走，只为把共产党赶出城市。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共刚刚签订达成和平的“双十协定”后。

抗战的硝烟渐渐散去后，人们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和平。在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在机场，人们蜂拥而至，争相目睹这位中共领袖的风采。一位记者描述说：“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地，这是他的新装。”

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18年过去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经过40多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该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来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发表了充满激情的社论，对协定的实现寄予厚望。

面对《双十协定》，西南联大教授费孝通并没有抱多少希望，他敏感地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刚刚胜利，蒋介石已经利用武力赶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出不和平的信号。

上一年，原本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费孝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断呼吁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费孝通后来这样解释说：“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连农村调查都无法进行，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

在访问美国时，费孝通也写文章对国民党表示强烈不满：“我在每篇文章中，都把美国当一面镜子，他们的通货膨胀不到一倍，而我们的已超过千倍；我们前线的士兵饿死行军路上，后方则花天酒地；我不禁要问，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战争结束前后，《大公报》记者徐盈一直忙着到各地采访，他把自己在旅途中最大的发现记载下来：“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9省，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广大人民的面孔上，发现了我们韧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会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们的民族也能够用笑将它冲淡了。会笑的民族是不会失败的，他的心情始终乐观，他们真是在‘以时间换空间’，只有用笑来支撑着。”

抗战胜利的时候，滇缅公路的公务局局长龚继成住进了医院，这位工程师的血压超过了200。他曾经组织打通中印公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筑路，他还筹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但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经纬仪。病重以后，他除了随身的衣服，就只带着它了。他在测量工程上干了23年，深知它的重要，他说：“这是一件没有人注意的基本工作，绝对不可以看轻它。”1945年，他去世了，没有什么人会再记得他；同样，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士兵倒下了，千千万万的民工倒下了，像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儿声息也没有，一个默默干自身工作的人是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的。历史会记住他们，哪怕只是留住他们的一个侧影。

1957年 丁酉年

1957年1月3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一。北京人可以在各大电影院看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贺岁片《恭贺新禧》。根据东北二人转的曲调编写的《小拜年》描绘了新年的气象。

在这一年，我国的钢铁工人们提前了一年零一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1月底，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水平。

我国自行制造出来的解放牌汽车，在这一天开出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私营的工厂和商店这一年都换上了公私合营的招牌，许多资本家在这一年变成了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北京，老百姓最大的乐子仍然是逛厂甸。从教育行政学院以南一直到南新华街南口，这条传统的春节文化市场始终是人山人海，空竹声、风车声、锣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响成一片。

“劳动最美”是这个时代响亮的口号。春节期间，北京市东四区的居民走上街头除四害。上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四种害虫。

麻雀因为偷食粮食也算作四害之列，一时间，一场向麻雀宣战的人民战争开始了。男女老幼齐上阵，挥舞笤帚敲打脸盆赶麻雀，制作弹弓打麻雀，小孩子还爬树掏麻雀窝。有一种经验说法，麻雀不耐劳，飞行一阵子就得停下来歇息，如果不断驱赶，不容它有喘息的机会，就会累死，跌在地上。

经过8年的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入正轨。和安定的国内局势不同，从1956年年底开始，遥远的东欧风雨飘摇。几个月来，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团体组织集会。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斯大林的铜像被推翻。随后苏联出动坦克，用武力平息了风波。

苏联和东欧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春节刚结束，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避免中国出现类似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在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强调社会主义不应该剑拔弩张，它应该是可亲可爱的。

1957年，广州的春天特别热闹。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广州在古代和现代都是我国和海外通商的门户，当时，我国和亚非国家贸易交往大多都经过这里。

虽然国际社会对我国实行禁运的贸易歧视政策，但第一次广交会仍然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地区的客商。从此，每年两届的广交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一年，一本叫作《中国之行》的写生集在莫斯科出版，作者是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两年前，比茨特鲁普应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他写道：

在中国，人们对外国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好奇。我在街头写生时，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以至于被团团围住，使我无法再画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任何画家的眼里，中国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伟大国家。比茨特鲁普用自己所熟悉的创作手法，记录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

比茨特鲁普是从苏联坐飞机到的北京，北京的古城风貌给了他无穷的绘画灵感。在他眼里，这座有着300万人口的都城更像一个巨大的村庄，因为除了城墙，再没有比宫殿更高的房子。他在笔记中写道：

在古老的城墙外面，到处都是建筑工地。许多地方铺设了柏油马路，正在按统一计划建筑楼房。那些楼房的建筑风格常常引起人们的批评，有人说这些中国风格的现代化楼房的楼顶像古代的庙宇。

这些结合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现代建筑，有不少是梁思成设计的。梁思成是著名雕塑史学家、建筑大师，他的父亲梁启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在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等清华大学的建筑学家，为解放军提供过详细的北平重要文物建筑的地图。攻城演习的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1957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分管建设的副市长。北京城墙因为限制发展被陆续拆除，这让他非常焦虑。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古代文物建筑集中的北京城，应该成为“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环绕北京的城墙应该尽可能保留，并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

但最终北京城墙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拆除。烟囱林立，机器轰鸣，高楼大厦，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急于实现的“工业化”象征。当时的小学课本里这样形容未来的北京：工厂的烟囱里冒着浓烟，像一朵朵水墨画的大牡丹。

梁思成的妻子、建筑学家林徽因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除了城墙，更让比茨特鲁普感兴趣的是新中国妇女的面貌：

新中国解放了妇女，使她们摆脱了压迫，在所有方面与男子平等，特别是在劳动中与男子一样同工同酬……所以她们工作起来就像战士打仗一样。

1957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三八妇女节专辑》，报道了山东省掖县的女社长徐建春的故事。她就是因为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带领农业互助组实现增产，而成为全国共青团代表的。徐建春1950年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并被选举为互助组组长。两年后，徐建春负责的互助组由7个发展到20多个。

1957年4月，徐建春参加了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一群女青年围坐在毛泽东周围，谈话间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徐建春看到桌子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这个温馨的时刻被《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拍摄下来，成为一张流传久远的照片。

徐建春后来在文章《在领袖身边二十分钟》里回忆说：“我一看见毛主席，心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我们的领袖是多么健康！”

这一时期，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女性，是媒体和文艺工作者讴歌的主要对象。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电影《护士日记》中女主人公简素华的一句话。简素华从护士学校毕业后，自愿离开上海，来到北方荒凉的地方工作。为了工作，她甚至还和从上海千里迢迢赶来逼婚的男友断绝了关系。

饰演简素华的王丹凤人称“小周旋”，因为王丹凤扮演的护士太美丽，当时不少男同志都有选择护士作为妻子的愿望。

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谢晋在1957年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女篮五号》。秦怡扮演的林洁，健康温柔，典雅而略带哀愁，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她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记忆里。

2-1 春节期间，北京市东四区的居民走上街头除四害。上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四种害虫

2-2 梁思成利用城墙规划的北京城市建设图

2-3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接近30‰，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1957年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提议要控制人口，并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的办法

2-4 根据东北二人转的曲调编写的《小拜年》描绘了新年的气象

这一年，另一个风靡全国的电影是《柳堡的故事》，电影描述了抗战期间新四军战士李进与房东家姑娘二妹子纯洁而美好的爱情。在这部60分钟的电影里，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的台词一共才208个字，然而甜美、健康的二妹子却成为这个时代女性心中的偶像。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流传至今。

相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女性身上更多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健壮饱满、热情自立，象征着革命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在这个时代，银幕上的女性浓眉大眼，闪耀着无邪的光辉。

在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的《中国之行》里，新中国的儿童也是一个重要题材，他在书中写道：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寒冷、饥饿、疾病以及工厂里繁重的工作，孩子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而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所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孩子都平平安安。据说，在北京一家冶金厂的附属医院每月有150个孩子出生。

1955年比茨特鲁普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总数超过6亿。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接近30‰，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1957年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提议要控制人口，并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的办法。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控制人口成为与会的政协委员们议论的焦点。但是由于连续几年粮食产量都在增长，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形势发展良好，人多好办事的想法逐渐占了上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批判。

1957年黄河下游遭受连续半个月的暴雨，在临沂、菏泽、济宁，河水泛滥成灾。中央决定治理黄河，修建三门峡大坝。决心15年要把黄河根本改造，把黄色的泥浆变成绿色的清水，用滔滔的洪水发电；把黄河的夜晚变成白天，让扎满彩绸的轮船从海口一直开到兰州。

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专家设计，被认为是治理黄河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工程。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可以彻底解决为害多年的黄河水患，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美好愿望。

但是在有70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孤身一人，反对大坝上马，在会上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论了整整7天。他认为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将会导致中游的泥沙淤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变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不现实的。黄万里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三门峡工程在1957年4月上马。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表达异议时，正值中共中央提出再次整风，欢迎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些党外人士在给党和政府提出宝贵意见的同时，有些文章和言语明显过激，很快引起毛泽东的警惕，整风运动也很快转变为反“右派”斗争。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24年前的这次运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清华大学的黄万里被批为“右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向右派斗争》记录了黄万里接受群众批判的场景。48岁的黄万里离开了讲台。之后，他被送到北京密云水库的大坝上从事体力劳动。根据黄万里女儿黄无满的回忆，当时的黄万里在和亲人的通信中写道：“我真的需要哪个儿子在身边，可以扶着我回去。”

在1957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反右斗争的标语格外醒目。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有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1957年国庆节前5天，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试通车。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提前两年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是这一年国庆最轰动的献礼。在它的建设过程中，苏联专家也给予了大力帮助。

中国的国庆节后5天，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科学上的成功很快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意义，在卫星上天的较量中，苏联战胜了美国，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57年11月16日，在遥远的莫斯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焦急而兴奋地等待着毛泽东的接见。23岁的王永志已经在这里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此时他正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

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王永志是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离开北京的。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都会听到这首歌。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陆续向苏联派出8310名留学生。

新中国解决了留苏学子的后顾之忧，留学期间的生活费是每月500卢布，这比当时的部长工资还要高。留学期间每人发了两大箱衣服，包括中山装和西装，甚至还有四季穿的袜子。每天的早饭是豆浆、稀饭、白面馒头和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

那个时候，无论是莫斯科大学，还是其他学院，起床最早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上自习学习到最晚的是他们，熄灯最迟的还是他们。

夜晚来临的时候，王永志终于看到了没有参加宴会就匆匆赶来的毛泽东。毛泽东向留学生们问好，对他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此时，毛泽东正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目的地同样是莫斯科。

1957年11月7日这一天正是苏联40周年国庆日，在红场上，苏联的阅兵队伍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洲际导弹。几天之后，根据国家的需要，王永志从飞机设计专业改学火箭导弹设计。3年后，王永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45年后，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和战友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载人火箭。王永志完成了他这项压力最大的任务，至今谈起圆梦时刻仍是激动不已，他说：“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

在毛泽东接见苏联的留学生10天后，北京举行了田径运动会，运动场上的较量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政治意义。山东姑娘郑凤荣以1.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由美国人保持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全场为之沸腾。

而在莫斯科，当毛泽东听说苏联准备用15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时，他公开宣布：15年后，中国也要赶上英国。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十三陵水库》里记录了1957年冬天，中国各地农村都开始大规模地兴建水利工程的情形：“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冬天的苦战决定了秋后的大丰收，靠天吃饭的日子必将结束，让我们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1969年 己酉年

1969年2月21日是农历己酉年正月初五，《人民日报》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截至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春节前后，《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各地知识青年不回家过年的消息，他们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一起，迎接战斗化的春节，甚至新年第二天就下地去劳动。

在这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上，还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为反对种族歧视举行罢课的连续报道。

元宵节前一天，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上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中一座面积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1969年3月2日清晨8时40分，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

28岁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和巡逻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在珍宝岛中央，巡逻队和40多名苏军迎面相遇。两国的边境上长期以来的摩擦，终于演化成激烈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上顿时枪声大作。之后，战斗升级了，3月15日，中苏双方出动了大炮、装甲车和上千名士兵，冰封的乌苏里江上硝烟滚滚。

珍宝岛之战将恶化的中苏关系降到冰点，中苏边境地区剑拔弩张，大规模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两国边防部队进入实战状态。

珍宝岛战斗之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从3月4日到12日，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4亿人次以上。

珍宝岛硝烟刚刚散去，经历了这场战斗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登台为全国的党代表作报告。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珍宝岛苏军时，会场内掌声雷动。

196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的称号。孙玉国迅速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3年后孙玉国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从1963年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条语录就经常出现在各个地方。1969年，中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都大规模地修建地下人防工程。

同时期的宣传画里，相当数量的作品都是国防题材。《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画的是珍宝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于庆阳，《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体现的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人民战争理念。

知青题材也是这一时期里宣传画表现的重点，许多作品都从细节着手，艺术化表现了知青的生活。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是上海画家徐纯中、陈逸飞画的《毛主席的红卫兵》。这幅画中的知青名叫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1969年5月，金训华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在7月2日的日记里，金训华写道：“今天的劳动是捆谷草，我的手没捆几捆，就搞出了血。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

同年8月15日，金训华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两根电线杆，不幸牺牲。他在日记中写下的“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也成为知青中著名的口号。

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4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年最为波澜壮阔，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17岁的陈凯歌也离开北京，去往离家5000公里的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他的父亲陈怀皑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在陈凯歌的行李中，有10袋特大号的牙膏。他当时计算，如果每天刷牙一次，这些牙膏在云南可以足足使用8年。

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当火车缓缓开动，陈凯歌看到送行的父亲脸上挂着泪水。陈凯歌曾经在“文革”刚开始的批斗大会上伤害过父亲，这让他一直心感悔恨。直到这时，陈凯歌才知道，父亲早就原谅了他的年少无知。

在广阔的农村，和陈凯歌一样的知青们逐渐都成为使用锄头砍刀的好手，每天的开山造田，让他们曾经握笔或打球的双手长满了厚厚的老茧。在很多地方，随着知青的到来和大规模的垦殖，大量的原始丛林被放火烧掉，腾出地方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

17年后，已经成为导演的陈凯歌再次回到云南，拍摄反映知青生活的电影《孩子王》。在回忆当年插队的经历时，陈凯歌写道：“我曾用利斧砍倒过合抱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满山的大火。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吼着化为灰烟，我们都在望着自己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他忏悔地说道：“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杀戮。”

陈凯歌出发去往云南插队的同时，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正频繁地播放一首叫作《中国知青之歌》的汉语歌曲。歌中饱含了知青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参加体力劳动表示出的深深哀思。歌曲的作者是南京下乡知青任毅。不久，这首歌曲因情调灰暗、低落遭到批判。

在这一年的西南边境外，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儿，美军死亡人数已达3.5万人；而在越南，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已超过50万人。

这一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颁发给了在越南的战地记者埃迪·亚当斯。南越政府的警察逮捕了一名被指认是南越共产党的男子，并且在西贡街头处决了他，埃迪·亚当斯捕捉到了这一瞬间。

凭借《枪毙越共》这组照片，36岁的埃迪·亚当斯获得了之后一年内所有世界性新闻摄影比赛的大奖。在一次颁奖典礼上，他却说：“我从展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杀戮中获取了利益，有两个人因此被毁，而我却为此得奖，成为英雄。”

埃迪·亚当斯曾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13次上战场，2004年9月19日去世。

在美国本土，反战浪潮越来越高涨。1969年8月15日，50万年轻人聚集在小镇伍德斯托克，在“三天的音乐与和平”的口号下庆祝摇滚音乐节。这场音乐聚会最终演化成盛大的反战示威和狂欢。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和青年文化的巅峰见证。

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22点56分，小鹰号月球着陆器在宁静的沙海平稳着陆，登上了月球表面。阿姆斯特朗从舱梯的最低一级伸出穿了靴子的左脚，在月球上踩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接着阿姆斯特朗说出了那句注定千古流传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当月球上如细粉般的尘埃粘在阿姆斯特朗的宇航靴上时，阿姆斯特朗眺望四周的景色，感到一种特别的荒凉美。20分钟之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事艾德林共同为一块牌子揭幕，那牌子上写着“我们代表全人类和平而来”。

3-1 珍宝岛战斗之后，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

3-2 1969年，在辽宁省直属机关的“五七”干校里的宣传干事张志新。几年来，她认真思考、反复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毛主席也会有错误，反对打倒刘少奇等老干部。就在钱钟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往河南罗山的这一年秋天，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6年后被杀害

之后，两名宇航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探索，安放科学仪器，收集月球土壤和岩石样品22千克。预定计划完成之后，他们返回登月舱。小鹰号登月舱在月球上停留了21.6小时，然后离开月球表面。全世界有1/5的人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了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同样是这一年夏天，中国人也在创造着奇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红旗渠》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河南省林县。1969年7月8日，历经10年才修建完成的红旗渠把山西的漳河水引到了林县。

任羊成，1969年时34岁，是修建红旗渠的排险队队长。他的工作主要是带领社员吊在太行山崖，用钢钎敲击炸过的山石，让松动的山石脱落，保证工地上施工人员的安全。

任羊成后来解释，腾空时的蹬腿动作就像游泳一样，是为了保持在空中的平衡。悬空作业异常危险，任羊成的腿被砸断过两次，嘴里的牙齿也被砸掉过。任羊成曾经亲眼看见一位社员从400多米高的悬崖上坠落，摔得粉身碎骨。

这条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总长1525.6千米，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相当于一段从哈尔滨到广州的高3米、宽2米的“万里长城”。红旗渠水利灌溉网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万亩，结束了林县人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截至1969年的近3年时间中，中国共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开办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节目，每天播3次，每次10分钟，1条毛主席语录一共播6遍，中间两遍用记录速度播出，放慢语速，读出标点，便于听众抄记。

在那几年，全国各地的各种中小学教材封面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有毛主席的头像和语录。

1969年8月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一道算术题，是江苏省吴江县贫农计福庆为新编的数学教材出的应用题，题目内容是这样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前，我给地主当长工，每年种15亩田，每亩田收谷620斤。地主的心比毒蛇还毒，我一年一亩田只拿到130斤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东方红，太阳升，我们翻身不忘毛主席。请同学计算下面各题：计福庆劳动一年后只能拿到稻谷多少斤？被地主剥削多少斤？被地主剥削的稻谷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几？

这一年10月，《人民画报》还报道了广东博罗县龙华大队的“全家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农丁来友一家8口人，6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还不到3岁。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他们就从报刊上找来最新指示的歌曲，立即学会，马上演唱，有的还配以舞蹈动作。他们会唱100多首革命歌曲，排演了50多个小型的革命文艺宣传节目，经常到田间地头、部队工厂为人们演出。

1969年10月到12月，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登上火车，去往各地农村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钱钟书要在60岁生日前，开赴河南罗山。他的妻子杨绛对收拾行李时的情形记载道：“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的确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腾。”

罗山“五七”干校的冬天寒冷艰苦而又无所事事，这里无地可耕，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好些人脸上都生了冻疮，到池塘边洗衣服也成为艰难的工作。干校学员每天都要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改造。

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70岁的红学家俞平伯半年内搓捻了麻绳1683尺，诗人何其芳在干校误食过药皂，钱钟书在种菜，杨绛则为菜园打井的人送午饭。

经历了两年多在农村的劳动改造后，干校的人员才分批遣返。这一大批下放“五七”干校的学者，在此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没有任何著述。

1980年，从“五七”干校回京8年后，杨绛写下了《干校六记》，记录当年的生活体验。钱钟书在序中写道，《干校六记》还应该增加一篇文章，叫《运动记愧》。

1969年，在辽宁省直属机关的“五七”干校里，有一名爱拉小提琴的宣传干事，她叫张志新。几年来，她认真思考、反复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毛主席也会有错误，反对打倒刘少奇等老干部。就在钱钟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往河南罗山的这一年秋天，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6年后被杀害。

张志新遇害5个月后，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的“五七”干校里，一位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篇：“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但却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了明春/它总会生根发芽！”

196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京剧团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文章中《智取威虎山》剧组提出了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三突出”说的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作为“文革”期间的8个样板戏之一，《智取威虎山》最早是由上海京剧团搬上舞台的，剧中的许多唱段都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

根据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把原剧本中设计的蝴蝶迷、一撮毛、定河老道等一大串反面人物的戏全部砍掉，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加强杨子荣的光辉形象。

在2004年播放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许大马棒、座山雕等反面人物的戏份又重新得到加强，编剧甚至还为杨子荣增加了一段爱情故事。

1969年的上海在中国的工业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4月13日，红旗造船厂建造的我国第一艘巨型油轮“大庆27号”下水。该油轮载重可达1.5万吨，创造了我国造船史的新纪录。9月29日，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水平的12.5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在上海正式发电。

但“文化大革命”仍然使得我国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振兴的迹象，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正是在这时开始起步；日本也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了经济复苏的步伐。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脚步却停滞了整整10年。

1981年 辛酉年

1981年2月5日是农历辛酉年大年初一，山东临沂的农民们又舞起了搁置30年的龙灯。上一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2亿吨，是建国后第二个粮食高产年，棉花、油料产量均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农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春节的农村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在上海，春节成了青年们结婚的首选吉日，集体婚礼朴素而又热闹。新房里都少不了一床当时最受欢迎的金银丝床单。

北京居民春节每户供应4~8元一斤的花茶2两，大料、黄花、木耳各1小包，大白菜20斤，1斤粮票豆腐及1斤粮票豆制品，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时不供应的“蜜三刀”等小吃。

1981年初春的北京，旅游景点里多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在北海、故宫，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穿着当时最时髦的服装，结伴来观光旅游。一些照相点推出了快速冲印的服务，让游客们尽快看到他们在底片上的形象。

天安门广场是来北京旅游的人必定要去的地方，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到来，这里也慢慢褪去了政治的色彩。甚至外国记者还在猜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还会悬挂多久。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反思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同时会议还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总结和评价。

1981年时，李晓斌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工人。1976年，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媒体的记者不允许进入广场拍照，一些民间的摄影爱好者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李晓斌就是这时开始端起相机的。从著名的“四五”事件，到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再到拨乱反正时期的上访，李晓斌尝试用个人的视角，通过胶卷来记录社会生活。

1981年的街头已经看不到革命委员会的挂牌和各种标语、大字报，曾经动乱过的城市显得平静安详。李晓斌也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他的照片上，人们的穿着越来越鲜艳，衣服已经从曾经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爱美的女性也烫了卷发。许多人开始拿起照相机，把镜头对准亲朋好友，对向美好的生活。公园里，一些年轻人跳起了迪斯科。

这一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彻底结束，1000多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城市里年轻人的身影顿时多了起来，大学生是这个时候的骄子。24岁的大三学生谭盾正在尝试创作他的第一部交响乐。3年前，谭盾带着一把缺弦的二胡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1979年，素有小提琴教父之称的艾萨克·斯特恩来到中国访问，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作曲系大学生，谭盾和同学们一起领略了大师的风采。

虽然斯特恩诠释的作品和演奏技巧对学习弦乐的学生更具实用价值，但他谦和幽默的大师气质和他倡导的音乐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对于谭盾来说，大学的生活和以往的经历如此不同，需要他投入全部的身心去学习，去探索。他曾经从中吸取营养的湖南民俗音乐，和他在学院里接受的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1981年，曾经在湖南农村插队的谭盾，在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中加入了大量湖南民俗音乐的成分，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

多年以后，谭盾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形式，能够让古典音乐跟未来科技的演变同步发展，这种发展能够将原始的音乐、民间的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后来，谭盾大学的同班同学刘索拉根据在学校的经历，创作了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小说中的大学生热爱音乐，才华横溢，已经萌发的自我意识和现实生活的荒诞之间，青春气息和陈旧僵化的教育体系之间，总是冲突不断，而寻寻觅觅的选择过程却显得如此艰难。

在刘索拉小说中骚动不安而又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大多可以在她的大学同学里找到原型。在《你别无选择》的最后，学生们毕业离开音乐学院，小说写道：“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于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混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小说中的欣喜和叛逆，正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精神的写照。

刘索拉后来成为新时期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谭盾也成为蜚声世界的著名音乐家。

1981年元旦，《学位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规定我国的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我国的学位制度由此逐渐走上正轨。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后返城的年轻人没能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他们找不到工作，户口放在街道。从“文革”开始，对这一代人的称呼从红卫兵变成知青，而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被称为待业青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桥下面》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群人。龚雪饰演的个体裁缝秦楠在插队时有一个私生子，她把孩子带回了上海，也因此承受周围人们的歧视。张铁林饰演修自行车的高志华，他因为上山下乡的耽误，31岁还没有结婚。

相似的插队经历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在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两个年轻人一起面对过去生活带来的伤害，最终相互理解。

1981年，上海有两万多个秦楠这样的街头个体裁缝摊，他们让上海街道上的颜色丰富起来。1981年的《人民画报》用图片报道了上海女装的流行新趋势，米色和豆沙色的套装，各种颜色的马甲、春秋衫，还有各种款式的裙子，都应时应景流行起来，一些时装的价格卖到了100元一件。

然而，生活虽然越来越丰富多彩，但年轻人对生活的困惑却与日俱增。

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杂志社经过认真讨论之后决定刊登这篇文章。这篇署名为潘晓的文章，表达了对生活的困惑。“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相当一部分青年人还是觉得自己上当受骗，感到委屈苦闷。从1979年复刊以来，《中国青年》是年轻人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杂志。潘晓的来信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国青年》杂志就收到了3万多份稿件。

1981年5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莫让年华付水流》开始公映，这部在上海拍摄的彩色纪录片用电影的方式参与了这次人生观的大讨论。《莫让年华付水流》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1981年5月23日，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杭州揭晓，该奖因为是在农历鸡年创办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人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阿达导演的《三个和尚》获得这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这部动画片人物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全片没有一句对白，音乐把佛家色彩与现代风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民间谚语被动画片《三个和尚》演绎得生动活泼。

4-1 吃早餐的人们—李晓斌作品

4-2 北京动物园，吃西红柿的一家人—李晓斌作品

4-3 北京城市生活“残局”—李晓斌作品

4-4 北京，上访者—李晓斌作品

4-5 1981年10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江县老家，他已经24年没有回老家了。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江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再次回到吴江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

4-6 1981年年底，47岁的陈景润终于当上了父亲。这一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

故事片《巴山夜雨》成为第一届金鸡奖最大的赢家。影片讲述了“文革”时期，从重庆到武汉的一艘江轮上发生的故事。张瑜饰演的红卫兵刘文英，在押解现行反革命分子秋石的途中，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去了解别人的苦难和善良。

最后，在大家的配合下，刘文英协助秋石和女儿脱离了监禁。动乱年代的人性光辉让这部电影感人至深，《巴山夜雨》也因此一举囊括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共4项大奖。

这一年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夺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的陈冲，她在电影《小花》中饰演的赵小花甜美坚强。1981年，20岁的陈冲在演艺事业蒸蒸日上时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

初到美国时，陈冲还有这样的记忆：“我在餐馆打工，有同学开玩笑般地问我：‘你真的拍过电影？那你为什么还来打工？好莱坞一天可以赚到你一个月的钱，你去试试。’我第一次独自去好莱坞应试，看见几百个女孩子在排队，都非常漂亮，吓得我赶紧回家。”

直到1986年，陈冲才参与了美国影片《大班》的演出，成为第一个进军好莱坞的中国演员。这时她已经出国5年了。20世纪90年代，陈冲回国内发展，并且成为较有影响的电影导演。

1981年，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橄榄树》风靡一时，歌曲里的流浪情怀和伤感的乡愁，是大陆年轻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伴随着台湾的校园歌曲，琼瑶的言情小说也在大陆掀起了一阵风潮。在琼瑶的小说中，女的温柔漂亮，男的英俊潇洒；女孩子通常出口成章，男孩子总有一个富商父亲；女孩子人穷志不短，男孩子则甘心为了恋人抛弃万贯家业……

第一批接触琼瑶的是城市中的少男少女，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让这批读者第一次知道，爱情原来还可以用这样浪漫的方式来表达。

1981年年底，47岁的陈景润终于当上了父亲。这一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偶像。从1965年开始，陈景润就对哥德巴赫猜想有了深入的思考，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直到1978年，他才公开发表了论文。陈景润在成为举世瞩目的数学家的同时，也解决了耽误已久的婚姻问题。1980年陈景润和武汉军区的医生由昆结合，但是直到生下孩子前，他们仍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由于一直以来的人事制度，以及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城市中个人的工作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工作调动则必须经过复杂的手续和旷日持久的等待，两地分居是多少年来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困难。1981年，中国共解决了30万家庭的两地分居问题。两年后，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照下，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调到北京。

1981年10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到了江苏吴江县老家，他已经24年没有回老家了。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江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江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饱受磨难。此后的20多年里，费孝通再没有进行任何研究。

再次回到吴江县，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费孝通当年采访过的人，现在也和他一样，已经是两鬓花白。这次重回家乡令费孝通十分高兴：“这次访问,我其实是探亲来的，我很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还只有114元。”

通过实地考察，费孝通发现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公社里一家丝厂在上海的销量很好。一次厂长从广州回到上海时，机场竟有好几家上海的公司去‘抢’他，向他订货。上海人要巴结乡下人，这在江村乡镇工业上还是第一遭。”

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在农、副、工的结合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苏州地区有98%的人民公社办起了集体企业，产值达到了地方工业总产值的10%。施光南作曲、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也在这一年成为中国农村最响亮的歌曲。

“三访江村”后不久，在英国伦敦，费孝通接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

1981年，24岁的陈忠和已穿上国字号的排球服两年了。作为一名身高只有1.77米的男排队员，他是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

最初当陪练的时候，陈忠和总是不习惯那些个子比他高，年龄比他大的队员叫他陈指导。善解人意的姑娘们很快找到了办法，称他为小陈指导。

陪练的生活非常艰苦，陈忠和必须在训练中模仿世界各国女排队员的技术动作，他在自传中写道：“每天要成千上万次挥臂扣球，我发现自己的肩关节都快肿了，酸痛如针刺一般。……运动员更苦，每次都练得嘴唇发紫，披头散发，满身大汗……”

1981年年底，女排赴日本参加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但由于名额限制，陈忠和只能留在北京。11月16日，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中国女排力挫东道主日本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冠军。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三大球”项目中夺冠。那一刻，留守国内，在电视机边观战的陈忠和摸起身边的杯子不停地敲打。

20年后，历任陪练和助理教练的陈忠和在中国女排的低谷期出任主教练。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和俄罗斯女排的冠军之战注定会成为和23年前一样的经典比赛。

最终，陈忠和率领年轻的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再创辉煌。赛后，陈忠和被队员们抛向空中，他回忆：“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在仰面朝天的一刻，我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幸福。”

在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上，由蔡振华领衔的乒乓球国手经过奋勇拼搏，囊括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和各个单项的亚军。这是世乒赛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创造如此辉煌的成绩。

1981年的中国体育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振奋。中国在世界冰球C组锦标赛上，以第二名的成绩第一次升入B组；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连克西亚劲旅；中国男排也击败日本和韩国，夺得亚洲杯冠军。

在北京，球迷涌上街头，兴奋的人们在游行的队伍中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1993年 癸酉年

1993年1月23日，农历癸酉年春节，这是中国进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年。在除夕的荧屏上，人们看到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的主持人同台拜年。

晚会上，压轴歌曲《携手同行》也由四地演员共同演唱，那英、解晓东在北京，苏芮在台湾，罗文在香港，巫启贤在新加坡，节目的制作则是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

除夕夜，广州一年一度的越秀花市人声鼎沸。据报道，春节期间广州市民在食品上的花费还不到收入的1/5，1/3的钱用于走亲访友；上海媒体报道说，许多市民将家宴摆在了酒家和饭店。

这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员牛群和冯巩合说了相声《拍卖》。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拍卖曾一度在中国大陆绝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拍卖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一年前，中国男足国奥队面对打平韩国即可进军奥运会的机会却错失良机，在开场9分钟内被对手连进3球，冲击巴塞罗那奥运会失利。担任国奥队领队的马克坚后来在《我离中国足球最近》一书中回忆说：“国奥队的这次‘黑色9分钟’并不见得比前几次更特别，但就是这次惨烈的失败，让中国男子足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洋教练开始入主国足。”

经德国足协推荐，执教德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施拉普纳来到中国。随后，中国男足在1992年亚洲杯足球赛上获得第三名，这是在亚洲获得的第二个好成绩。施拉普纳一时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他的一些言论也挂在一些球迷嘴边，其中一句是：“如果你不知道球向什么地方踢，就往球门里面踢。”

5月，在约旦伊尔比德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中国队先后负于也门与伊拉克，早早被淘汰出局。这样的结果让满怀希望的国人难以接受，一时间，国内媒体掀起一片讨伐之声。

作为聘请洋教练的具体参与者，足球队领队马克坚在自传中这样评述施拉普纳：“尽管此后他还在国足帅位上待了一年多时间，但已经完全跌落神坛，1993年冲击世界杯的失败，几乎全落到了他的头上。实际上，国足的球员同样不能推脱属于他们的责任，因为输给也门一仗才是中国队出线无望的根本原因。”

这一年，北京国安足球队的队员高峰领到足球生涯的第一笔奖金，数目是50元。高峰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一共50元，那是一场赢球后的奖金。要知道我那会儿一月工资才48元钱啊。”

在当时，足球运动员的工资还并不高。1992年之前，足球运动员跟普通百姓的工资几乎一样，只是伙食待遇上稍好一些。

10月，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棰岛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国男足要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韩日世界杯进入16强，并正式决定在1994年推出职业联赛，与国际惯例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北京国安俱乐部给高峰开出月薪1500元的条件。高峰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脑子就嗡了一下，就想，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啊。”

一年后，中国男子足球甲级A组联赛作为足球的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中国足球迎来职业化进程。此时高峰的收入开始以万元为计算单位。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与安徽电视台共同拍摄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讲述了安徽无为县几个农村女孩到北京打工的经历。

20世纪90年代初，急剧变化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1993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称，1993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总人数有近5000万人。

北京市海淀区沙窝村是安徽无为务工人员当年在北京的聚居地，又被称为无为村，纪录片的主人公张菊芳在这里的一家饭店打工。靠在饭店端盘子，张菊芳一月能挣到100多元钱。来到北京后的一年里，张菊芳已经多次更换工作。

张菊芳的老乡刘红春离开家时只有14岁，她后来从北京辗转到天津做保姆。临近过年时刘红春回到家中，此时她已说得一口天津话了。

来到北京后，面对与家乡完全不同的城市环境，几个来自安徽的女孩以各自的方式为生计奔波，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10年后，当摄制组再次采访当年片中的主人公时，她们的生活轨迹已各不相同。张菊芳在上海郊县崇明岛结婚生子，重新过起种田养鱼的务农生活。也是在上海，刘红春成家立业，她最终留在了城市。

1993年春节，大量与张菊芳一样的农村务工人员纷纷赶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民工潮、春运难的问题愈加严重。这一年，元旦、春节在同一个月，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南方周末》报道，1月2日到达北京的164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70多人。

春天，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京九铁路开工。4年后，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9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

春节过后，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韩国再次引起中国人的关注，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金泳三就职，结束了30多年的军人统治。金泳三就职后，表达了愿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的愿望。上一年，中国正式与韩国建交。

这一年，已成立4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正式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缩写为APEC。此后，这个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日渐活跃，成为亚太地区各成员国加强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织。

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正式写进宪法。会上，77岁的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

荣毅仁生于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他的父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将家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沉寂多年的荣毅仁走上前台，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率先突破多年的思想禁锢，成功引入外资，之后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后，国际媒体纷纷报道，《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它向国内外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在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20多位私营企业主首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产值的1/2。

这一年的两会期间还有件新鲜事，代表、委员们报到换餐券时不用再交粮票了。这一年，主宰百姓生计40多年的商品票证停止发放使用。

北京大学校园毗邻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4月，北京大学推倒校园邻街600米长的南墙，改建为商业街，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市场经济走进高等院校给许多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各类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其中一家媒体谈道：“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

夏天，22岁的丁磊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进入宁波市电信局工作。上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校园里，经商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丁磊已经是一家计算机公司的兼职工程师。

两年后，丁磊从电信局辞职，并于1997年在广州创办网易公司。后来，丁磊这样回忆当时的心境：“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当时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看好互联网的未来，但是我热爱这个行业，我想尝试一下，一个年轻人在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呢？”

不久，丁磊开发出免费电子邮件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网民只需申请注册，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电子邮箱，在互联网上收发信件。这种方便快捷的通信方式很快赢得年轻人的青睐。随后，广州一家公司以数十万元的价格购买网易的邮件系统技术，丁磊为他的互联网事业赚到第一桶金。2005年，网易公司的各类邮件系统用户已1亿多个。

谭德训是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的村民。一年前，三峡建设最大的附属工程在茅坪镇动工，70多岁的谭老汉说服家人，拆掉祖辈留下来的4间瓦房，谭德训一家成为三峡百万移民中的第一个搬迁户。

1993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审查批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建设开始进入正式施工准备阶段。

6年后，谭德训已经住进村里盖的楼房。他和《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利群这样谈起搬家的过程：“那时候全家人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第二年，村里帮着起了楼房。现在，已经还清了盖房子时借的钱，家里还养了几头猪，我每月能领到65元的养老保险金。”

有统计表明，中国三峡库区最终移民人口将达113万。到2009年，三峡地区将搬迁11座县城、114个集镇。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工程。

在湖南长沙，湖南电视台28岁的新闻记者王志辞去了自己的工作，起因是来自北京的一个电话。准备筹备新栏目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时间打电话给王志，希望他能来北京帮忙。

邀请王志的节目叫《东方时空》。“五一”劳动节这天，许多中国观众第一次在早晨7点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套的节目。这是中国第一个日播的电视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

参与创办《东方时空》的孙玉胜后来记述说：“中国电视新一轮的改革发端于中央电视台的早间节目。当时《东方时空》的口号是‘让中国的电视观众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想打开电视机’。”

在湖南长沙，事情的发展并不如王志所愿。房子分了，很小；恋爱黄了，婚也没结成。不久，时间再次发出邀请，王志抱着闯一闯的心态来到北京。从一名临时工做起，王志开始了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生涯。

《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新闻界率先实行制片人制，在经费上也采用承包性质的新模式。活跃的机制吸引了大量和王志一样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很快，这个以追踪国内外热点新闻、热点人物，提供时尚资讯的节目吸引了大量目光。年底，15秒的广告费，由2500元增加到12500元。

2003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开播，在电视行业历练10年后的王志担任主持。这个以采访热点人物为主、采访风格犀利的节目很快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优秀栏目之一。

1993年，上海市开始实施交通发展战略，建设南北高架道路，10万市民举家搬迁，为高架桥施工让路。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5个年头儿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发展建设也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的道路建设和城市的规划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进程。上海，正是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一个缩影，交通拥堵的问题在上海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规划建设的马路已经显得功能不足，无法承受90年代迅猛发展的人流与车流。

动迁的实施打破了上海市民们平静的生活，居住在芷江一路的王明生、朱双粉夫妇没有想到，他们花了1万多元钱重新装饰的房子只住了3个月，就要面临搬迁。自己用积蓄经营的房子几天里就变了模样，屋内摆放的家具也不得不被锯开。

在租住的过渡房居住了半年后，王明生夫妇提前搬进政府安排的动迁房，家具还是上次搬家时剩下来的，但相比以前的房子，他们的居住条件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善。

时间过得飞快，2001年，王明生夫妇又一次搬家，这次他们离开了居住7年多的动迁房，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居住。

10年当中3次搬家，王明生夫妇对住房条件的变化有着真切的体会。在今天的中国，像王明生、朱双粉一样的夫妇还有很多，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时代中国住房状况的变迁。

1993年7月，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这一年，全国计划招生78.6万人。一个多月后，大多数收到入学通知书的新生发现，上大学要交费了，数目从200元到900元不等。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某些科类的高等学校可以试行以学生缴费和社会集资为主、国家财政补助为辅的办学模式。

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以调侃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一个6口之家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种种尴尬、矛盾和遭遇。收看之后，一些人在欢笑之余，找到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影子。

上一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全国约有12万人下海经商。当时社会上有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在陕西长安县柴油机厂，28岁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正在为单位兴办实业而奔波。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他和同事们首先发动职工们集资，然后跑工商、找银行、办税务，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就这样成立了。

对于这段经历，陆步轩在他后来的自传《屠夫看世界》中谈道：“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倒不是为了淘金，捞一把，发笔洋财。我虽贫穷，对金钱却看得极淡，饿不着肚子就行。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

陆步轩和他的同事们在商海中举步维艰，经营惨淡，最后不得不离开公司，在妻子的建议下开起肉铺，起名“眼镜肉店”。从第一天赚10元钱，到现在每天赚两三百元钱，陆步轩已经拥有一批稳定的顾客。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工作让他在10年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话题，引发全社会的争论。

就在陆步轩为生计而奔波时，与长安县相距不足10公里的西安城传出一条令全国震惊的消息：作家贾平凹的一部小说出版，稿酬是100万元。消息被全国媒体广为传播，但贾平凹很快通过媒体辟谣，100万元稿酬纯属误传。

在上海，由作家陈村、宗福先等人发起同人聚会，38位剧作家讨论通过了影视剧本的最低价格标准，电影剧本每本15000元，电视剧多本剧每集2000元。

5-1 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落选。老体育工作者荣高棠（前排左一）难掩失望的情绪

5-2 荣毅仁生于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他的父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将家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5-3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11月16日，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注册成立。由于出国热长盛不衰，学校的学生从每年1万人次迅速上升到30万人次。10年间，中国留学生中有70%接受过新东方的培训

5-4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伴随着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这句话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在深圳，作家张抗抗仅2000字的随笔《恐惧的平衡》被龙华物业发展公司以1.6万元购得，创下了一字8元的最高纪录。

对于这年的中国文坛，诗人公刘在他的杂感《九三年》中评价道：“在实行市场化的号召声下，中国文学，似乎已经后来居上，比商品更商品了，并且正在向畸形的中国股市学习—一边‘炒’，一边投机；其特点是，后期运作能量，大大超过了前期的劳动投入。”

这一年，24岁的歌手艾敬一举成名。17岁时，艾敬离开家乡沈阳，背着一把吉他游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她演唱的歌曲《沈阳沈阳我的故乡》红遍大江南北，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艾敬是谁。1993年，艾敬签约大地唱片公司后被包装推出，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艾敬的名字几乎一夜之间出现在各大报纸杂志上。

不久，艾敬演唱的歌曲《我的一九九七》被拍成音乐电视，立即掀起一股热潮，艾敬和她的歌声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艾敬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当歌手很不容易，尤其是个体歌手。如果没有‘明星制’做后盾，人家用你也就用了，不用你，你就没有出头之日。上一次电视台就美得跟什么似的。”

“签约”和“包装”很快成为大陆歌手和音乐制作人嘴上最多的词语，大陆甜歌皇后李玲玉签约大地唱片公司，有“金童玉女”称号的毛宁和杨钰莹签约广州新时代公司。现代化的明星运作机制开始逐渐成形。

这一年，《电影艺术》杂志开展了关于“明星制”的学术研讨，并发起主办“首届十大影视明星”的评选活动，当选者分别是：申军谊、巩俐、吕丽萍、刘晓庆、李羚、李雪健、陈道明、张丰毅、姜文、葛优。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讲述了霸王的扮演者段晓楼和虞姬的扮演者程蝶衣，在戏里戏外的感情纠葛。《霸王别姬》由香港汤臣影业公司投资，耗资2000万人民币，创下了1993年国产影片投资的最高纪录。

5月，在第4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第3次冲击戛纳的陈凯歌终于凭借《霸王别姬》摘取金棕榈大奖。

《霸王别姬》的票房是4000多万人民币，《中国新闻周刊》在评价《霸王别姬》获奖时说：“这樽奖杯不仅仅是对其艺术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为陈凯歌带来了资本市场的‘敲门砖’和发行市场的‘通行证’。”

后来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说：“拍电影不需要那么极端，或者商业，或者艺术。影片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是坏事，它证明你有更大力量征服观众。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深入浅出，拍得好看，但同时也要保持自己。”

这一年多部国产影片在国际上获奖，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影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谢飞执导的《香魂女》和李安执导的《喜宴》同时获得金熊奖。

秋天的时候，高校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在清华大学，拥有2800个座位的图书馆天天爆满，一些下海经商的学生在社会上碰壁后重新回到课堂。

此时，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研究生姜丰和季翔、严嘉、蒋昌建组成的辩论队，正在和海内外7所大学的辩论队捉对厮杀。

8月29日，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局演播厅，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辩论队进入决赛。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反方复旦大学的辩题是“人性本恶”。

在《狮城舌战》一书中，季翔这样表达他的感受：“辩论会给人很多收获，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遗憾……其实，每场辩论下来，都有一种忏悔的愿望，……‘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体会可说是刻骨铭心。”

9月，第7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为了和奥运会接轨，原定1991年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也推迟到1993年举行。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制订了奥运争光计划，明确了一切体育运动围绕奥运会奖牌的目标。

赛场上，辽宁运动员王军霞打破了沉睡7年的女子万米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在长跑项目上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国人给王军霞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神鹿”。

王军霞属于马俊仁率领的“马家军”。从上一年开始，辽宁体育技术学院中长跑教练马俊仁带领的运动员多次改写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8月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俊仁的弟子取得了3块金牌的好成绩，并在9月初的七运会上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

马家军成名后，一些商家开始关注马家军的商业价值，马俊仁为队员提供的食谱都成为追逐的目标。从甲鱼汤、乌龟血到豆腐皮、地瓜干，马指导的“灵丹妙药”被传得神乎其神。

在七运会的赛场上，看台上还出现了“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标语，由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七运会主题歌《五星邀五环》很快传唱中国。这年年初，北京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随着9月23日国际奥委会通过秘密投票最终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一天的临近，人们的期望也在一步步升温。北京城里到处是关于申办奥运的张贴画和标语，新闻里几乎每一天都要有一两条关于申办奥运和奥运会本身的消息。

9月23日，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摩纳哥蒙特卡洛城成为亿万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原本晴好的天气，这天早上突然下起一场大雨。北京申奥委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冒着大雨，早早赶往投票现场。经过4轮投票，宣布投票结果的时间终于到了。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落选。

在当时《东方时空》栏目特别制作的节目中，镜头对准了宣布投票瞬间国人的反应。何振梁回忆说：“1993年，我是强忍着泪水去应对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镜头和采访，等到四周没人了，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而在直播大厅，《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占坤拍摄的照片留下了老一代体育工作者荣高棠和李梦华无限失望的表情。

8年后，71岁的何振梁再次登上讲台，开始陈述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报告：

主席先生，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无论今天你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创造历史，但是只有一种决定有可能改变历史，你们的决定将促进中国的体育运动和友谊，从而为全人类造福……

这一次，萨马兰奇宣布的结果没有令中国人失望，北京如愿以偿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冬夜的北京，在中关村一带的大街小巷，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拎着一个糨糊桶，把一页页广告贴到电线杆上。由于天太冷，广告还没贴上去，糨糊就冻成了冰。

这个人叫俞敏洪，原是北京大学教师。在而立之年他想到国外深造，为挣够昂贵的学费，他约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一起去办托福班。钱没挣多少，却受到北大的处分，理由是他打着学校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

10月的一天，在租用的唯一一间教室里，俞敏洪用粉笔写下“新东方”3个字，想在英语培训业有所发展的俞敏洪办起“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

对于这段经历，俞敏洪后来回忆说：“没有钱，出国是没有太大的希望。我的老婆有时会在我身边说，××又去了，××又去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出去。当你听到这样的话，发现自己无能的时候，你的心肯定会流血，所以你就不得不去奋斗。”

学校成立初期，只有10平方米的办公室、三四名员工和二三十名学生。11月16日，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注册成立。由于出国热长盛不衰，学校的学生从每年1万人次迅速上升到30万人次。10年间，中国留学生中有70%接受过新东方的培训。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伴随着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这句话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这部首次全程在美国拍摄的电视剧，描写的是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在经历了“文学热”、“经商热”后，“出国热”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热潮。

在剧中，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美国。然而，现实中的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电视剧的主角阿春由出国已经6年的王姬出演。1987年，她随着当时的出国潮来到美国。回忆起“洋插队”的生活，王姬后来这样描述说：“出国时想回来接着演，甚至还想是不是到好莱坞，去试试身手啊什么的。于是一遍一遍地试戏，最后你就发现没有你了，很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王姬在国内迅速走红。对于剧中阿春的角色，王姬这样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奋斗体验，阿春就只能是一副躯壳。”1993年时，王姬决定回国发展。

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组织全系近百名博士生、硕士生投票评选1993年十大国际新闻；9月13日，“巴以签订自治宣言和相互承认”高居榜首。

一个月后，在瑞典奥斯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1993年的和平奖授予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授奖决定写道：“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为消除南非种族歧视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努力为在南非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一年后，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北京青年报》年终专稿上，以“1993，为了告别的年代”为题发表的文章写道：“1993年，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告别了古老的粮票，告别了对‘下海’的恐惧，告别了对竞争的陌生，告别了对法制的胆怯……开始体会到了市场经济下人的生存与尊严。有人说，这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有人说，这是辞旧迎新的一年。或许，1993年，中国改革真的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46年 丙戌年

1946年2月2日，农历丙戌年春节，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节，此时国民政府还在陪都重庆。重庆雾重，大年初一这天是入冬后难得的好天气，市民纷纷结伴出游。报纸报道这一天称：“陪都各界欢泰情状，实为民国二十六年政府迁至此间以来所罕见。”

两天前，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闭幕。在中共和民盟的努力下，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公报》的社评《岁暮书感》中说：“这一会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的里程碑。”

在北平，居民8年来首次获准燃放爆竹，很多旧时的爆竹店早已刊登出大幅广告，欢迎顾客的到来。但此时的北平居民却大多在为生计奔忙，在春节前的几天，北平几十家银行的门口都排起长队，老百姓们挤着缴款，买救济分署配给的每人10斤澳洲粉。澳洲粉每斤合法币130元。人们虽然抱怨贵，但仍然抢着购买，因为难以预料几天后又会是什么价格。

两个多月前，《大公报》派驻北平的女记者彭子冈回到故乡北平，她目睹了抗战胜利后北平的物价飞涨，市场萧条。在她的报道《如是我闻—北平见闻录》中这样说道：“记者来平两月，平均物价涨了四五倍，可怜一般北平的阶层，普通薪水只一万，合法币二千……贫穷笼罩着整个北平。”

就在春节期间，彭子冈与另外3名外国记者前往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采访。春节前，边区政府宣布自除夕起机关学校商店放假一星期。彭子冈在长篇通讯《张家口漫步》中记录下正月初三全市庆祝和平胜利大会的盛况：“五万市民闹翻了天，四十四队秧歌霸王鞭跑旱船挤来挤去……从人民的笑脸上，从女人、孩子的新棉袄上，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丰裕。”

上一年8月23日，八路军解放了被日军侵占多年的华北重镇张家口。边区的军区司令部及行政委员会，从这一天起全部设在张家口。在彭子冈的笔下，“解放饭店的茶房说：‘日子好多了，养两三口人不成问题。’一个商人则反映现在自由不受限制”。

此时的张家口正在社会上发动拥军优抗以及拥政爱民运动，拥军捐款已经捐到百万左右。很多百姓家的门口贴上了这样的春联：“群策群力求民主，减租减息享太平”。城中最常见的一个标语是“建设民主繁荣的新张家口”。

在南京，春节这天天气晴好，报纸称，“八年来均在雨雪阴沉中度过，唯今年阳光普照，给贫苦人不少温暖”。

春节期间，在南京下关的惠民中学里，滞留着1300多名由重庆返乡的民众。抗战结束后，当年逃亡内地的大量民众纷纷返乡，交通运输空前繁忙，车船票价更是一路飙升。

作家叶圣陶一家的春节在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归途中度过。抗战期间叶圣陶举家内迁成都，抗战胜利后，急于返乡的叶圣陶决定乘木船从重庆回上海。他在《东归江行日记》序言中回忆了当时的冒险举动：“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飞机、轮船、汽车都没有我们的份，心头又急于东归，只好放大胆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险。”

经过47天的长途跋涉，叶圣陶一家终于回到了久违的上海。此时的上海，法币的魔力已渐趋消退，而由于战后还乡导致的人口激增，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饭后出外剪发，价五百元。近日上海物价飞涨，……米价涨到每石3万元以上。民不聊生，前途昏暗。”

战后的返乡民潮，导致上海房屋紧张，房价居高不下，拍摄于1947年的电影《还乡日记》，就展现了这一时期上海租房的困难。影片女主角由白杨扮演，她的丈夫张骏祥担任编剧、导演。《还乡日记》取材于白杨夫妇返回上海后的亲身经历。年初，白杨、张骏祥夫妇从大后方回到上海，眼见有许多被贴上“接收”封条的房子空着，需要房子的人却无处栖身；愿意出租的房子，租价却高得惊人，必须用金条和美元才可以租到。

有感于社会现实，张骏祥创作了《还乡日记》。在影片中，他以幽默的手法讽刺了上海被接收后混乱的社会现实：重庆的接收大员不但“接收”了汉奸的房产，连汉奸的老婆也一并“接收”；昔日的汉奸则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工作者”。为应付当局审查，这部片子做了修改，片尾，接收大员和汉奸都作为骗子被警察逮捕。

旧历新年刚过，上海作家张爱玲坐船南下，到温州探望躲避抓捕的丈夫胡兰成。

3年前，年仅23岁的张爱玲初涉文坛，她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在1943年发表，其锋芒毕露的才气引起孤岛时期上海文坛的极大震动，这一年被人称为“张爱玲年”。也是在这一年，张爱玲结识了当时担任汪伪南京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的胡兰成，两人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中记述说：“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日本投降后，汪伪政府垮台，曾担任伪职的胡兰成潜逃到友人家中躲避。

上一年9月下旬到12月，南北各地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审判随即展开。

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5月3日正式开庭。法庭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而设立。《朝日新闻》上记述：“战败后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时节，市谷高地就迎来了‘末日审判’。”

12天后，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的高文彬，作为英语翻译来到东京。第二天上午8点，当他来到法庭时，发现许多日本人正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法庭旁听券。他回忆说：“排队领票的日本人都穿着廉价棉布缝制的衣服，眼中充满了惶惑、好奇和紧张。”

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通货膨胀严重，海外返回大量军人，加上庞大的军工厂也被废止，出现了1000多万人的失业队伍。

在日本，大米早就采取了配给制，紧接着豆类也全部实行供给制。由于不能准时发放，很多人自己到农村采购，列车运力严重不足，每辆列车上都挤满了去买粮食的人们。

两年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主要战犯被处以绞刑。

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早在1945年11月20日，即由美、苏、英、法等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开庭审理。包括纳粹第二、第三号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内的20多名战犯被提起公诉。法庭进行了403次公审，在1946年10月1日做出最后判决，判处戈林等12人绞刑，3人无期徒刑。

上一年年底，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调解国共争端。伴随着1946年元旦的钟声，马歇尔在中国度过了他66岁的生日。为了表示亲美姿态，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车辆一律靠右行驶。这一规定是参照美国的交通规则制定的。

在马歇尔的调解下，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一个月后，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随即，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军事小组，在长江以北的9个省份内环行1.6万里，视察了10个以上执行小组的活动。《大公报》上一篇题为“和平播种记”的文章说：“不论在中共区域的张家口和延安，还是政府的归绥、徐州、太原、汉口，马歇尔举起杯子来总是说：‘为中国人民干杯！’”

短短15天的视察结束后，马歇尔对所看到的停战形势很满意，于3月11日回国述职。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

此时，国民党已有7个军开进东北，东北的紧张局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与苏联达成的协议，苏联控制了东北全境。作为战争赔偿，占领东北的苏军奉命拆除当地工厂中的大型设备，运回苏联。当国民党军队到来的时候，许多工厂已经是空无一物。

尽管苏联人拆走了大量的设备，但东北三省1945年的工业总产值仍占据全国的75%，东北的松辽平原还是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对国共双方来说，谁占据东北，就等于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苏联占领东北时，共产党的军队拖着辎重，徒步进入东北，各地开始着手建立民主政权。1945年年底，共产党成立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二年年初，苏军撤离东北，在美军的帮助下，国民党的军队大规模进入东北。当时美国记者称东北是“内乱的温床”，《大公报》记者徐盈则说：“沈阳的气氛就是整个东北的气氛。沈阳是个火药城。”

4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位于铁路要道的四平街，国共双方的军队爆发激战。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在战役结束后几天抵达前线，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向他形容这场战事的惨烈：“共产党军队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纳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

在南京，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在紧张的筹备之中。5月5日上午10点，国民政府在中山陵举行盛大的祭陵大典。这一天，南京实行了交通管制，以至当天无法传递各地报纸。

稍后，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

在人数和装备均优于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撤退至哈尔滨。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

国民党占领后的长春，很快兴起一股“突击结婚”热。抗战8年中，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大都未成家，胜利后，许多人开始有了安居乐业的想法。

一时之间，长春城内，鞭炮声不绝于耳，各酒楼饭店大摆婚礼宴席。日本人走后留下的空房子，大都贴上了大红喜字。一些女学生成为新娘，与军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国民党军官出双入对。

战场上的胜利坚定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宣布，6个月就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

6月23日早晨，上海各界10多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时欢送马叙伦、雷洁琼等10位和平请愿代表前往南京。到车站送行的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各团体都排队前来，举旗唱歌……今天的口号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当天下午，请愿团代表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被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人围追殴打。民主人士马叙伦、雷洁琼和《大公报》记者高集均受重伤。

下关惨案发生后，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报道，并要求法办凶手，追查幕后策划者。在一片谴责暴行、呼吁和平的声浪中，蒋介石下达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命令。

6-1 1946年国民军官集体婚礼

6-2 上海小姐选美。1946年春，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时的杜月笙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接下20亿赈灾款任务，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委员会最先靠举办足球义赛募款，门票及冠军足球队拍卖的款项全数捐出，但还是达不到募款目标，于是决定举办上海小姐选美比赛来募款。参加竞选的名媛佳丽大多是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和一些戏剧演员，而在她们背后是一场豪门商贾间的实力角逐

6-3 5月12日，人们在《申报》上再次看到一个熟悉的漫画形象—三毛。这个诞生于1935年，只有三根头发的儿童漫画形象出自漫画家张乐平笔下。对于为何选择10年前的旧人物，张乐平在后来的自序中这样说道：“……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分4路，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之火全面点燃。

这一年，中国遭遇大范围的天灾，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均是先旱后涝，广东灾民达500万，广西则高达1300万；在湖南，因饥饿疫病而死者达400万。

5月到8月间，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湖南灾情的严重，《新华日报》报道：“衡阳一县，非赈不生的灾民，即达44万人……岳阳龙塘，灾民所食均系野草。”

夏季，在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长江三角洲一带，300万难民涌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各大城市。8月，蒋介石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稳定国统区的经济和社会治安。几天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成纲带着蒋介石的手谕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会见上海帮会组织中的头面人物杜月笙，希望他出面在上海发动救灾募捐活动。

上一年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从香港回到上海，就在火车站附近，他发现许多传单上面写着“杜月笙是反动恶势力”。抗战的胜利使得原来受外国势力控制的租借地不复存在，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整个上海市区，他们已不再需要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势力对原租界区的反蒋势力进行控制、镇压了。敏感的杜月笙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允许游离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力量的存在。1946年春，杜月笙辞去以微弱优势当选的上海市议长。

此时，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时的杜月笙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接下20亿赈灾款任务，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委员会最先靠举办足球义赛募款，门票及冠军足球队拍卖的款项全数捐出，但还是达不到募款目标，于是决定举办上海小姐选美比赛来募款。

8月20日，“选美”活动在上海“新仙林”会堂举行。参加竞选的名媛佳丽大多是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和一些戏剧演员，而在她们背后是一场豪门商贾间的实力角逐。当时花10万元可买100张选票，闺阁名媛组的第一名，即“上海小姐”王韵梅，是当红舞女，得选票65500张，远远超过第二名。支持王韵梅的四川军阀范绍增，动用了4000万法币帮她买选票。

8月，国共和谈趋于破裂，中国形势更加复杂。马歇尔没有放弃调停的努力，他提请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帮助他继续进行调停。

同一个月，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搭乘美军飞机从北平来到延安，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延安，她把这里称为“窑洞之城”。这一次，她希望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斯特朗的眼中，经过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吃饭已经不成问题，并且有余力添置一些现代设备。斯特朗在文章中写道：“他们有6辆吉普车和卡车，用的是本地油井和炼油厂提炼出产的低级汽油。一部越野电话越过延河通往许多重要地点。还有一张报纸和一部电台把他们同外界联结起来。”

8月6日，在斯特朗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说到“反动统治者”时，毛泽东称他们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9月20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黎明时分，共产党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出张家口。

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杨沫与同事一起前往老解放区河北阜平县。一路上，不断有国民党的飞机对撤退人员进行轰炸，杨沫这样描述自己经历的一次突如其来的飞机轰炸：“我刚跑进一家农民的屋子，飞机就向这个不大的村子疯狂地轰炸起来。我只好立即蹲在屋门后听天由命……群众死伤多少，房屋炸塌多少，由于我们匆匆上车逃走，不得而知。”

到达河北阜平县后，杨沫得知有报社同事在大同前线牺牲，杨沫在日记里感慨地写下：“我们为什么要强攻大同这个城市，甚至旷日持久地攻了一个月？敌人工事坚固，有充分准备，我们只能用人海战术，不断强攻，以至牺牲了那么多战士，也没有攻下大同……我不懂军事，但想起这些总感到茫然、凄然。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共产党不得不放弃当时唯一掌控的大城市张家口。战争扩大引发了财政困难，很多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开始被动员回家。杨沫记述道：“报社今年连棉衣都发不起了，补给些棉花，都要开科长会议，讨论发给谁。”尽管条件艰苦，杨沫仍然觉得比抗战时要好得多，每家都有住房，杨沫夫妇还可以每个月拿出75斤小米，给小孩雇一个保姆。

在“节衣缩食、照顾前方、照顾战士、照顾群众”的原则下，很多解放区取消了干部的中、小灶待遇；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取消干部服装的供给，主食定量也有所降低。

10月初，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鼓动第三方政治力量出面斡旋。10月11日凌晨，梁漱溟得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

这一年西藏代表团也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此前历次国民大会，西藏作为地方区域都曾派代表参加。这次蒋介石特意接见西藏代表团，在于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享有主权。

11月15日，在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多数是国民党党员。

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此也被称为“制宪国大”。但是国民大会十分混乱，有报纸记载说，会后，从会场拾到的东西如下：小手帕28条，口红3支，眼镜2副，呢帽5顶，会议记录1000余份，自来水笔2支，各色名片1.5万多张，旧手册60本，棺材1具。

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国大的召开破坏了政协以来一切协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和平商谈的道路。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就在前一天，中共中央出于敌我双方力量的考虑，发出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此时，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

在延安的美国人恩格斯特也开始随队撤离延安。28岁的欧文·恩格斯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受到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影响，要亲眼见识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和“长征”神话的毛泽东。

上一年恩格斯特卖掉了家里的牛，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8月，他辗转来到延安，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阳早。

阳早的工作是在延安光华农场，负责看护解放区仅有的30多头奶牛。在撤退延安的过程中，阳早和伙伴们失去了3头牛和1头驴，但他们成功地完成撤退任务，把解放区为数不多的奶牛保护下来。为此，阳早被誉为“经受了革命考验的人”。

此时的阳早不断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未婚妻琼·辛顿，向她描述延安的生活。从事物理研究的琼·辛顿随后也来到延安，她也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寒春。不久，寒春与阳早在陕北的一个窑洞前举行了婚礼。

这对美国夫妇，在生产方式还极为原始的解放区制造各种耕作工具，让当地的农民领略到农业机械化的方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国生活的阳早、寒春回到他们工作过的三边牧场。饭桌上他们又唱起当年在延安学过的歌。

这年冬天，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队来到离哈尔滨100多公里的珠河县，其中就有共产党作家周立波。半年前，中共中央下达“五四指示”，改变抗战期间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号召，在广大的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在东北，共产党组织1.2万名干部下乡进行土地改革。周立波前往珠河县元宝镇担任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出小说《暴风骤雨》，是中国最早以土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书中描写的元茂屯就是他进行土改工作的元宝镇。这部小说在1961年被拍成电影，展现了当时东北的土改情形。农民通过斗争地主、挖地主浮财，分到衣物、粮食和生产物资，最重要的是分到了土地。根据尚志县志记载，到1946年11月，全县共分土地两万多垧。

土改后的东北流传着一句口号：参军上前线，打倒蒋介石。《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一书中记述说，全面内战爆发后的4个多月内，各解放区30万翻身农民，为了保卫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果实、保卫家乡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彼此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对方的“领土全境内”自由设厂、通商、航行。签约当天，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因中美经济状况不同，所谓互惠实际上仍易成为片面之惠。”

当时的一则漫画这样形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十月芙蓉不怕霜，平等美名来通商；东洋去了西洋来，国货难和洋货抗。”

此时住在上海的人，只要一出门便可看到满街的美国货。不但工业品，就连农产品如棉花、面粉、大米也是美国货。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美国货充斥街头，连最便宜的火柴肥皂也不断运到，小工厂难以立足。”

当时担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胡厥文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剩余物资的倾销，加上官僚资本的压迫，使在1946年一年，上海的民营工厂就有76%倒闭。

5月12日，人们在《申报》上再次看到一个熟悉的漫画形象—三毛。这个诞生于1935年，只有三根头发的儿童漫画形象出自漫画家张乐平笔下。

抗战胜利后，曾担任“救亡漫画宣传队副队长”的张乐平回到上海，开始创作《三毛从军记》，并在《申报》上连载。对于为何选择10年前的旧人物，张乐平在后来的自序中这样说道：“……画老样子的三毛，其原因便是我觉得三毛的生活环境，十年之中一成未变。十年前的三毛拾垃圾睡马路，十年后的三毛依然不见进步……”

有感于都市街头很多像三毛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乐平在创作完《三毛从军记》之后，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1949年，昆仑影业公司将漫画《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影片忠实原著，展现了孤儿三毛在繁华上海的流浪生活。

多年后，一个叫陈平的小读者长大成人，她将“三毛”作为自己的笔名，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这小人儿以血和泪，只为着，去拼出一个卑微的—存活？……小三毛的时代，属于公元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上下。中国的命运，在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想来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可能忽略。”

年底，战事日趋激烈。10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调集9个师进攻南满东北解放区；11月，山东国民党军队进犯山东解放区；12月13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集中25个旅向苏北鲁南的华东解放军发起进攻。此时，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最终，马歇尔调解国共争端失败，于1947年1月8日离开中国。对于战功显赫的马歇尔来说，中国之行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的经历，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

1958年 戊戌年

1958年2月18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一。这个春节，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些乡村在春节期间就开始投入到农田水利的建设中。

在城市里，这个春节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打破常规”4个字。在上海，1万多准备回老家过年的职工到火车站退掉车票，火车节省10列，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空下来的车皮用来运货。

在上海钢铁六厂，乙班炼钢工人多炼了4炉钢，其他班的工人也不甘示弱，全天比原计划多炼23炉钢。在上海南京路，第一百货公司职工春节前每天延长一个小时的营业时间，年初二还全体义务劳动一天。

在北京，春节这天最热闹的是十三陵水库工地。为了迎接新年，2.7万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就在这一年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乘风破浪》，号召人们乘长风、破万里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初春的一天，作家巴金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也很卖力。

2月份，国务院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毛泽东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人们相信，消灭苍蝇、蚊子和老鼠，可以消灭诸多传染病；消灭麻雀，大量的粮食会被抢救保存，从而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人们发明了各种新奇的办法对付四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群策群谋捕老鼠》讲述了消灭老鼠的办法：

张林制造了笼子扣打法。肖继英大娘用碗扣老鼠，又简单又准确。张云合创造了木板砸鼠法。要给老鼠到处安下陷阱，大家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巧计良谋。一个老鼠都没有能够幸免。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群策群谋办法妙，捕鼠赛过活猫。

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说：“……从清晨五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到19日下午十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

《新闻简报—天罗地网捕麻雀》里，记录下各种各样捕杀麻雀的办法：

神枪手们在大显本领。松子油胶棍更是万无一失。松子油胶棍的黏性很大,把它涂在木棍上插在地里,麻雀飞过就会被牢牢地粘住。有名的“麻雀常”常德老大爷织的网兜只要麻雀绕在上面,翅膀再硬也逃不了了。常老大爷的网每次可捉到麻雀二三百只。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说：“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

此时，生物学家郑作新教授解剖了大量麻雀，结果证明：麻雀的食物中虫子占95%。他的结论是：麻雀有许多益处，不应一律加害。来年春天，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吃光。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写道：“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两年前开始的扫盲活动同样以运动的形式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担任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他号召大家来一次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与此同时，第一套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

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以76岁的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为了迎接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全国上下掀起了锻炼身体的热潮。2月，北京团市委提出口号：“全市团员和青年应该人人下操场，天天都锻炼，最少每人每天锻炼10分钟，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又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整个春天，老舍都在为话剧《茶馆》忙碌，上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排练《茶馆》。在看完《茶馆》连排后，3月5日，老舍来到演员中间，针对表演中存在的问题，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

也正是在这一天，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的指标。北京人艺参照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经济自给并上缴5.5万元。

3月底，《茶馆》开始在首都剧场正式演出，观众反响热烈，几乎场场爆满。这一年，文艺界的口号是：“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文艺放卫星”、“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

夏天，《读书》杂志上刊登了文章《评老舍的〈茶馆〉》，这篇文章写道：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7月11日，《茶馆》在上演两个多月后停演。

在上海，《文汇报》发起了一场对巴金作品的讨论。巴金后来回忆说，“我这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

晚年的巴金曾回顾说：“‘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

对于25岁的山东女孩沈力来说，1958年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试播，它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担任播音员的沈力回忆说：“因为是直播不能够出错……所以要把这个稿子非常流畅地播出去，必须用百分之二百的精力，把稿子记得非常清楚。……我记得那些年，每天几乎是4点钟起来要背稿子。”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信号发射半径只有25公里，全北京市只有30多台电视接收机。一种820型35厘米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被命名为“北京牌”，由天津无线电厂半年前试制成功。

那之后，沈力再也没有离开过电视行业。1988年，沈力退休的时候，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增长到接近3.5亿台，中央电视台国内收视平均覆盖率达到90.3%，观众超过10亿人。

就在“五一”劳动节这天，天安门举行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赶英超美”的口号引人注目。

刚刚过去的1957年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上一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时，苏联刚刚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提出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苏联的建设成就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鼓舞。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财力，加速推进经济发展。

“五一”过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确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后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1958年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进行了评价：“……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5月末，十三陵水库再次成为全国的焦点，新华社记者报道说：

（5月）28日，当人们愉快地度着假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

有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场面被拍成纪录电影，成为反映第一代领导集体形象的经典镜头。

作家冰心在这一年数次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采写劳模的事迹。她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录了艺术家和工地劳模见面的情形：“他们是十八勇士，七姊妹，七战友，九兰组，五虎队，单臂英雄……等他们刚一坐下，这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塑、摄影的摄影。”冰心提到的九兰组是当年工地上9个名字中带“兰”字的姑娘,她们的打夯歌曾经是劳作时最流行的歌曲。

老作家沈从文去了5次十三陵工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儿子沈虎雏后来整理父亲的手稿，看到这篇文章时说：“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5月下旬，正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叶永烈收到父亲叶志超的信。信里写道：“我在民革交心，已交出280条。现在已进入大辩论阶段。大约6月底，整风可告一段落。”

此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向党交心运动”，从上一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还在继续。之后，叶永烈好多天没有收到父亲的信，他不知道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由于父亲被降职降薪，叶永烈开始打工，给报刊写稿，这成为他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途径。

此时，稿费效法苏联模式，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文艺报》的稿酬是千字10元、20元，茅盾等知名作家最高开过千字40元的价格。

作家刘绍棠20世纪50年代出版4部书获稿费1.78万元，存银行每年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12级的干部工资。此时的猪肉才6角钱一斤、羊肉4角一斤，刘绍棠买了一处四合院，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一共只花了2500元。

年底，作家张天翼、周立波提出降低稿费的倡议。稿费逐渐降至千字六七元、两三元。“文革”期间，稿费制度彻底取消。

6月7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篇关于河南小麦高产的消息。报道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消息引起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的注意，她随即赶往嵖岈山。

方徨到达嵖岈山时看到，宽大的打麦场四周，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一边排列着装满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还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

方徨并不知道这是早已布置好的，方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我不由得惊呼一声：‘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吗？’我不喊还好，这一喊把周围正在忙碌着的男女社员都引过来了，都激恼了。有的甚至把‘保守派’的帽子都摔给我了，我赶忙摆手解释，申明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过于兴奋了。”

夜晚，高悬着的几盏汽油灯，把打麦场照耀得如同白昼，社员们接着打了第二场、第三场。第二天上午，脱粒的最后结果，2亩9分地小麦总产10238斤，平均每亩单产3530多斤。

6月12号，《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方徨采写的消息，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

这是1958年的一则《新闻简报》：

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创出中稻亩产6万多斤的大卫星，广西环城县又放出13万斤的卫星来。这下子，使一些观潮派也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世庄稼汉，赛过活神仙。

这一年风调雨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自上而下层层提高生产指标和批判保守的压力下，农业生产很快刮起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拍摄于1958年的纪录片《人民公社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徐水的卫星猪，每一只都要达到5000斤的指标，现在摆在每个社员面前的问题，早已经不是什么劳动力之类的了，而是怎么样在条条生产战线上，都放射出高产卫星。这是一片卫星白菜田，这里的白菜每一棵都要长到500斤重，这绝不是空想，而是要用这些具体措施来保证的。这一棵玉米上结了33棵穗，这是奇迹，也是劳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记者都来参观过

它，还给它照了相。社员们并不满足眼下的成绩，在这儿的墙壁上，你到处可以看见这样的壁画，人们一方面用它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想和信心，一方面也用双手在实现这些理想。

7月1日，十三陵水库建成。这个能容纳8000多万立方米水量的水库全部是义务劳动建成的，160个昼夜中，40万人在工地上干了870多万个工作日。

1958年，中国风调雨顺，早稻和小麦喜获丰收。6月3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报道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题目是“第一面红旗—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的经过”。

血吸虫病是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俗称“大肚子病”。人得了这种病，通常都是腹胀如鼓，骨瘦如柴，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江西余江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1949年之前的30年里，这里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被毁灭。

根据纪录片《送瘟神》拍摄的画面，余江县百姓根据钉螺特殊的生活习性，用开挖新沟填埋旧沟的办法消灭钉螺，割断血吸虫的生活链条。新中国成立后，余江县组织群众消灭钉螺。几年时间里，余江人共填平了有钉螺繁殖的300多条旧沟渠、500多个旧水塘，并配合播撒药物，火烧荒草，杀灭钉螺，最终在1958年根本消灭血吸虫，控制住血吸虫病。

毛泽东看到消息后，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挥笔写下七律《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送瘟神》是毛泽东1958年第二次发表诗作。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俗称“两结合”。

7-1 1958年除四害的场景。2月份，国务院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

7-2 1958年北大民兵师训练场景。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现“全民皆兵”。9月，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到年底，全国民兵发展到2.2亿

7-3 1958北京市民送铁质用具去炼钢。这年秋季大忙来临的时候，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没有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7-4 1958年某人民公社的女人穿起了花布衣服。1.1亿多个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了数千年的农户开始过上集体生活。在嵖岈山人民公社，下地的女人都统一着装，许多人第一次穿起了白色的、蓝色的碎花裙子，布料是苏联进口的花布。男人们穿背心，上面写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全国各地还举行了赛诗会活动。通过北京郊区黄村人民公社王立庄的赛诗比武大会就可以看出，普通的农民有着多么高的艺术才能：

人变天变地也变，人能改造大自然，土地爷爷来献宝，龙王要听我呼唤，玉帝敢不听我话，灵霄宝殿给踢翻。

都夸古时少年罗成好，我要胜过古时小罗成，努力学习成为万能手，罗成也要向我学本领。

天上有个太阳星，地上有个毛泽东，人人都说阳光暖，阳光比不上毛泽东。

这一全国性的诗歌热潮后来被称为新民歌运动，它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大力支持，他们称赞“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

除了诗歌，电影界也成为最前卫、最活跃的文艺实验场。首先问世的“两结合”影片是金山根据田汉话剧改编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部用37天摄制完成的电影，畅想了人们在十三陵水库建成后20年，实现共产主义时的情形：

我们公社的每一个社员每年可以分配到365条大肥猪，每人每天可以吃一条大肥猪，每条都在1500斤以上。哎呀，这怎么吃得下去啊，这简直是要命嘛。要不了命，黄教授，谁能吃那么多的猪肉啊？我们共产主义公社的社员把我们所创造的全部财富都交给了公社，而我们一切的消费都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尽量供给。

影片上映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争议，一些人认为“畅想”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生活享受的层面上，应该着眼于人们崇高的精神境界。1958年在“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形势下，电影艺术片猛增到百部以上，其中反映“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将近50部。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现“全民皆兵”。9月，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办“民兵师”，到年底，全国民兵发展到2.2亿。

就在一个月前，美国和英国军队在中东登陆，完成武力入侵伊拉克的准备，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东事件”。1958年，正是全球两大敌对阵营冷战的冬天。“中东事件”几天之内，全中国有2000多个城市、6400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

上一年，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新生叶永烈到北京报到时，不得不选择从温州乘汽车到金华，再转坐火车到北京。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本来，从温州是可以坐海轮到上海的。只是由于当年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海路不安全，也就不通海轮。”

从当时摄制的一条新闻中可以看出两岸关系的紧张。这是1958年《新闻简报—活“烈士”》中的一段：

不久，又一架美造的蒋方飞机被我强大的空军打毁了。虽然台湾报纸是多么不愿意登出这样的消息，可是事实无法隐瞒，他们不得不假借壮烈成仁的美名，来吹嘘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英勇牺牲了。然而又是事实打了他们的嘴巴，这位被奉为烈士的驾驶员张迺军，现在却正在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他的父母报告平安家信呢：“爸爸妈妈，我是迺军，现在在北京向你们广播。听说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登载我与解放军飞机相撞、壮烈牺牲的消息，想你们看到了一定很悲伤，也许真的以为我不在人间了。但《中央日报》的消息是造谣，事实上我被击中后跳伞，现在人好好地活在世上，只是离开你们的身边

较远一点儿而已。当我跳伞时，心里很害怕。因为过去听了国民党欺骗宣传，被俘后会受到种种的虐待与生命的威胁，事实上并不如此。解放军待我很好，跳伞时颈子、手背、脚受了一点儿轻伤，解放军马上就给我治疗。现在已经好了。同时，解放军又给我内衣和棉衣，在吃住方面待我也很好。请不要为我的安全与生活担心。”

此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断向金门、马祖等靠近大陆的岛屿增兵。夏季，金、马两地的兵力已达10万。“中东事件”终于成为台海两岸的导火索。

8月23日17时30分，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向金门开炮，不到一个小时就打了近两万发炮弹。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台湾方面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10月25日，毛泽东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今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此后，这场战争演变成象征性战役，这样的“炮战”，从1958年秋冬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整整打了20年。

电影《太阳刚刚出山》拍摄于1960年，讲的是1958年3个小村在合作打井过程中合并成一个大农业社的故事：

当初一块儿打井，资金劳力多不好调度，要是合成一个社，那问题就都解决了。可不是，哎，老大，没想到咱们这一合作打井倒提出了新问题啊！是啊！这个新问题啊，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现在正被实践所证实。

在一年前开始的大规模农村水利建设中，农村出现了自发兴办农业合作社的新现象。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掀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产生了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想法。

8月5日，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正式宣布成立。短短3个月后，全国74万个合作社合并成2.6万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民成为公社社员。当时有一首歌流传甚广：

人民公社是枝花，男女老少都爱它，衣食住行有保障，花开十里香满家，制度优越方向好，人人都把公社夸。公社的青藤连万家，社员都是藤上的花，花儿连着藤，藤儿牵着花，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花越大。

纪录片《人民公社好》反映了河北省徐水县成立人民公社后的情形：

这是公社早晨的景象，农村里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景象。这些景象过去只在学校、工厂或者部队里才有的，现在每个人民公社的社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军事化的生活纪律。集合起来之后，在下地以前，由生产营的营长在连队前面宣布当天各连的生产任务。

1.1亿多个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了数千年的农户开始过上集体生活。家庭生活集体化的明显标志是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大规模建立。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省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中国青年报》则这样讲述公社办托儿所：“什么玩具、糖果、教室、阿姨以至院子里的向日葵都是大家的。这样，孩子们的头脑中就只有‘我们大家的’集体观念，而不容易产生‘我的’私有观念。”

在嵖岈山人民公社，下地的女人都统一着装，许多人第一次穿起了白色的、蓝色的碎花裙子，布料是苏联进口的花布。男人们穿背心，上面写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另一件新鲜事是发工资，在当时的一段新闻影片中有这样的描述：

全国著名的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按照公社的分配制度在9月间第一次发给社员工资。人们带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来领取自己的工资，今年社员的实际收益比去年平均增加了40%。合理的工资制度鲜明地体现了按劳取酬的精神，也大大鼓舞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因为严重脱离实际，嵖岈山的工资制度在两个月后即宣告终止。

一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各行各业竞放卫星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对1958年有这样的回忆：“1958年大跃进，什么都放卫星。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8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北大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包含2万条词条、共计100万字的《汉朝词典》。事实上，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也抄不出100万字的词典来。

东语系主任季羡林这一年47岁，6年前他成为北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两年前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一年春天，他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9月下旬，叶永烈和其他100个北大学生前往湖南，支援炼钢。在日记中，叶永烈写道：“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我们到了长沙。一切都在为钢而战。路边，土炉林立，炉火映红半边天。在一个炼铁厂门口，写着这样一首诗：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

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的领袖，都把钢的产量作为国家强大、经济发达的标志。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8月，毛泽东将1958年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两倍。

此时，小高炉、土法炼钢和群众运动，成为快速提高钢铁产量的主要方式。在当时的纪录片中有这样的记录：“河南省禹县是全国第一个达到日产4000多吨生铁的炼铁先进县。这里介绍一种比较好的炉型，叫作陈岗式土高炉。用水和好以后，就一块一块地糊在柳条圈上，糊的厚度一直到炉体外圈标记为止。这种土炉容易建造，省钱，而且出铁量高。用水力鼓风的0.3到0.4立方米的土炉，每天可以生产生铁700千克到1000千克。”

于是，钢产量1070万吨迅速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到处都有“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

这年秋季大忙来临的时候，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没有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察觉到一些问题，首先发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10月下旬，毛泽东派两个小组到豫北农村调查，对他们说：“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11月上旬，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人民公社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并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

12月3日，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跃进”开始后，妇女工作的口号是“走出家门”、“妇女解放”。解放之初，全国的女职工并不多，1952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女职工有60万，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

从这一年起，政府开始大规模鼓励妇女普遍地参加到社会生产，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此后3年，全国有490万妇女参加到“全民办工业”的浪潮。

此时，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为了修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拆迁任务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年，北京中轴线迎来了自1405年明永乐帝朱棣营建紫禁城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建筑活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建筑师被要求解放思想进行创作。

此时天安门广场的设计仍然受到苏联建筑设计的影响，建筑更多地被用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人民大会堂按最初的设计是7万平方米，最后变为13万平方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有6万平方米，而这两个设计又要求在形式与外观上对称。

这给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出了难题。这之前，张开济因为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方案而名声大噪。他认为，天安门城楼上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因此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最后，张开济设计的观礼台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天安门观礼台是张开济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他后来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配角成功了也是贡献。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最后，张开济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设计了几个院子，力图增加纵深感。10个月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落成，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等北京十大建筑也相继落成。

作家冰心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记者的镜头记录下石景山钢铁厂的情景：

1070万吨，这个不平常的数字就要实现了。这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转炉车间1958年最后的一炉钢。

最后的一炉钢水出炉了。就在这同时，1070（万吨的任务）超额完成了！伟大的1958年，我们亲手把钢的产量加一番的奇迹载入史册，让我们继续苦战巧干，迎接1959年1800万吨钢的伟大数字，一定能在我们手上实现。

1970年 庚戌年

1970年2月6日，农历庚戌年的正月初一。这是中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号召人们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除了忙于备战备荒，这个春节人们还在忙着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1970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5个年头儿。“文革”开始后出现的经济下滑趋势，在这一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中国的国防工业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5%。

此时，世界并不平静。在中东，以色列空军开始袭击埃及主要城市周围的军事设施；在苏联，1500名军人准备赶赴埃及，一场苏以空战即将拉开帷幕；在非洲，历时31个月的尼日利亚内战结束，200万无家可归的人收殓完亲人的尸体，开始在废墟中重建家园。

春节后4天，人们在各大报刊上看到一则消息：2月10日，中国击落第20架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时常能从报纸上读到这类消息。

1970年，中国的边境并不太平。在南方，美国有54万军队驻扎在越南。在北方，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边境冲突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在上一年珍宝岛事件之后，整个中国备战的气氛更加紧张。

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预测：“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3天后，《人民日报》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题刊登了一组世界各国反帝运动的图片。

春节前夕，70岁的作家冰心在家信中写道：“展望未来，充满了建设的豪情……放眼世界心胸开阔多了！”此时，她正在赶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路上。冰心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后一批出发到干校的作家之一。

4年前，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之后，1600多万机关干部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劳动。他们劳动、生活的地方被命名为“五七”干校。干校的目的是促进干部参加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的“五七”干校设在湖北咸宁鲁家湾，这里原是劳改农场，是监督犯人改造的场所。1月9日，冰心到达咸宁。在这里，她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作协同事。简陋的农场中，一批诗人、作家、艺术家耕地积肥，喂猪养鸡。当地的群众称他们为“五七宝”，还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冰心因为年迈，只负责捡石子、看菜地等一些轻活。

两个月后，冰心被通知返回北京，等待和丈夫吴文藻一起到湖北沙洋的干校劳动，一家人在北京得到短暂的团聚。

1970年，在江西新建县一条长满荒草的小路上，66岁的邓小平每周都要走一次，他要沿着小路去山顶的小屋学习。上一年年底，邓小平夫妇和继母一起离开北京，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春节前，邓小平夫妇收到中央寄来的205元生活费。之前，夫妇两人的工资一共是520多元。这一变化给邓小平一家带来不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此时，邓小平一家九口，每月固定支出需要300多元。正月初四，邓小平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信中在列举出每月的基本开销后说，205元“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是不无困难的”。信的最后，邓小平说：“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上一年年底，北京市大兴县大白楼村支书王国福去世。此前，他带领全村人致富，全村31户贫民，30户都盖上新房，只有王国福一家还住在当初土地改革时分的“长工屋”。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号召各单位向王国福学习。当时的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说的就是王国福的事迹。

此时，作家浩然正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劳动。虽然没有和王国福本人接触，但了解他的故事后，浩然写了一篇文章《王国福的故事》。因为这篇文章，浩然重返工作岗位。后来，在自传中，浩然这样说起当时的创作：“我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

以王国福为原型，浩然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小说讲述的是土改后芳草地农民在支书高大泉的领导下，成立了该区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金光大道》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范本，并被改编成电影。

在香港，受到内地的影响，一些人也在读毛主席著作，样板戏中英雄的造型成为模仿的对象。但此时，更多的香港市民关注的是自己的住房情况。香港中下层市民大都住在木屋，或者政府建造的过渡楼房中，十分拥挤。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进入工业化阶段，经济连续发展，不少市民已经有改善住房的经济能力。因为内地“文革”影响，外资减少对香港房地产业的投资。一些华商开始大量买进低价地皮，经营房地产。

1970年，作为一家塑料厂厂长的李嘉诚也在大量买进地皮。此后，他在房地产界取得巨大成功，被香港人称为“地王”。

两年前，因为演唱台湾一部高收视率电视剧的主题歌，15岁的邓丽君一夜间成为台湾人最喜欢的歌星。

上一年年底，应香港白花油药厂的邀请，邓丽君到香港参加白花油义卖活动。当时的白花油药厂每年都会邀请港台明星进行义卖活动，义卖所得最高者便是当届的“白花油慈善皇后”。1970年前后，邓丽君两度获得“白花油慈善皇后”。

这时候，香港街头几乎到处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曲—《一见你就笑》。

20世纪70年代，也是香港旅游业飞速发展的年代。这一年，日本、东南亚地区的游客大量涌入香港。回国的时候，这些游客也带回邓丽君的歌曲。从香港开始，邓丽君的歌曲逐渐风靡整个东南亚。

年初，《红旗》杂志推出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歌曲中原来的词语大都被当时比较流行的词语代替。

这时，北京还在流行一首外国歌曲《怀念你，中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常常在电视或电影加片中看到西哈努克的身影。后来，作家何平在《知青》一文中回忆说，西哈努克是那个年代人们“最熟悉的电影明星”。

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内阁首相朗诺宣布解除西哈努克国家元首的职务。但西哈努克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3年后，他回到柬埔寨。

柬埔寨政变后一个多月，一场反战集会在美国肯特大学举行，肯特大学师生们抗议美国参与越战并入侵柬埔寨。在大学食堂，师生们为美国宪法举行象征性的葬礼。5月4日，反战师生和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反战师生开枪，进行镇压。

肯特大学枪杀案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罢课抗议浪潮。此后一个月内，300多万美国人卷入各种抗议活动中。

4月24日，许多基干民兵接到通知，要执行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此时，在中国西北戈壁滩的一个神秘基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将发射。

早在13年前，苏联就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发射了卫星，美苏争霸进入到太空领域。中国即将发射的这颗卫星名为“东方红一号”，重173千克，远远超过苏联和美国。中国科学家们用《东方红》乐曲作为连续的传输信号，取代了苏联卫星滴答的电报码声。

5月1日，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参与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科学家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同一天，《东方红》旋律作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高潮段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响起。两年前，钢琴家殷承宗成功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之后，他不再满足于钢琴单单为京剧伴唱，开始设法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希望钢琴能够成为演出的真正主角。钢琴协奏曲送交中央审查时，中央批示：第四段《保卫黄河》尾声用《黄河颂》旋律掀不起高潮，建议用《东方红》旋律。

钢琴协奏曲《黄河》公演后，《人民日报》收到许多听众来信。一个叫龚文兵的听众在信中说：“听了《黄河》，真正感到解放全人类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协奏曲中《东方红》与《国际歌》的结合，令人振奋，工农兵永远需要这样革命的、战斗的音乐。”

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上山下乡运动再次达到高潮。在这股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刚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刘晓庆被分配到四川省达县专区宣汉农场劳动。农场离县城很近，没有电灯，也没有广播，晚上漆黑一片。

每晚睡觉刘晓庆都害怕屋中有蛇，用棍子对着床乱打一气。在这里，18岁的她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每天挖地、扛包。后来，她在自传《我的路》中说：“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刘晓庆开始阅读她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按照书本，她学习针灸，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她“刘医生”。但后来的一次医疗事故中断了她当医生的梦想。一年后，刘晓庆加入部队文工团，离开农场。

1970年是知识青年王小波在云南当知青的最后一年。两年前，他从北京插队到了云南农场。这段生活中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喂猪。20多年后，他撰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纪念这段生活。

养猪是这一年农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当时，大多数人只能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肉，部队也参与到养猪这项事业中。这年年初，战士叶洪海被全军授予“模范饲养员”称号。

8月底，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号召人们努力积肥，主要是养猪，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实现两人一猪，争取做到一人一猪。很多文艺工作者也深入到农村，参加养猪劳动，在劳动中进行文艺创作。

5月初，美军轰炸越南的广平、义安两省，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个声明后来被称作《五二零声明》。

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举行反美集会。此后，反美游行遍及全国城乡，参加人数达数亿之多。

按照《五二零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的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在当时广为流传。

1970年7月16日，在中国各地的江河湖海之滨，红旗林立，人如潮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规模盛大的游泳活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4周年。

在北京，4万多军民在昆明湖、什刹海、怀柔水库等地，开展武装泅渡等形式的游泳活动；在武汉，5000多人一起横渡长江；在青岛，1万军民冒着倾盆大雨，横渡汇泉湾。7月17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广大军民在大风大浪中培养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4年前的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湖北省会武汉畅游长江。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远远地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甜。

就在畅游长江这天，毛泽东发出号召，“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要大力提倡”。此后，全国掀起一股学游泳和游泳比赛的热潮。而到了4年后的1970年，在这一天游泳，已经成为人们展现革命斗志的一种方式。

在这一年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8岁的李丽是云南玉溪卷烟厂工人子弟学校二年级学生，在1970年第6期《人民画报》上，她发表了文章《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她在文章中写道：“毛主席的书上，我有许多字不认识，就问老师，问爸爸妈妈。我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心里，照着去做。有一天，我在路上拾到了两分钱，用来买糖吃了。晚上，学习了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我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从此，我不论拾到什么东西，都马上交给老师。”

《人民画报》另一则报道，讲述了北京石景山小学二年级学生李迁在老师生病没来上课时，主动走上讲台，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的故事。

文章还介绍说，上一年“九大”胜利开幕时，同学们从广播里记录下全部《新闻简报》，连夜赶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到贫下中农家中宣传。

北京市崇文区副食管理站实验小组，还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运用矛盾论解决了贮存西红柿的难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纪录片《从“隔夜愁”到百日鲜—贮存西红柿的哲学》，介绍他们的经验：

实验小组的同志们，又从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中来找答案。

职工甲：“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我们要进一步探索西红柿内部矛盾的规律，向西红柿储存的自由王国进军。”

职工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上面的西红柿通风好，氧气多，转红快，储存时间短；下面的通风不好，氧气少，西红柿转红慢，储存时间也就延长了。”

职工丙：“对。这是因为西红柿采收下来以后，还在吸收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进行新陈代谢。西红柿由绿转红的过程，就是新陈代谢的一种表现。所以只要少给一些氧气，就可以延长储存时间。”

8-1 1970年香港的春联上也有了“文革”的内容

8-2 李丽给同学们讲学毛著的体会。在这一年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8岁的李丽是云南玉溪卷烟厂工人子弟学校二年级学生，在1970年第6期《人民画报》上，她发表了文章《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的书上，我有许多字不认识，就问老师，问爸爸妈妈。我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心里，照着去做。有一天，我在路上拾到了两分钱，用来买糖吃了。晚上，学习了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我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从此，我不论拾到什么东西，都马上交给老师。”

于是，他们把大批西红柿套上塑料袋，让它少吸氧气，降低代谢水平，延长储存时间。他们又进一步控制袋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少供氧，适当增加二氧化碳，更主动地控制西红柿的呼吸强度，延缓后熟过程，储存时间又大大延长了。

西红柿储存保鲜的试验成功，说明哲学并不神秘，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能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论，无往而不胜！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49岁生日，在四川西昌北部23公里的小镇礼州，从昆明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铁轨对接成功，施工时间长达12年的成昆铁路，终于在这一天全线竣工。

9天后，在成昆铁路沿线的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生产出第一炉铁水。经过5年多时间的建设，一片荒凉河谷间的小镇攀枝花，即将成为中国西南部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

在湖北省陨阳县的大山中，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在紧张建设。根据“二汽建设要‘乡土化’、‘村落化’”的要求，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号召，厂房、宿舍都必须搞“干打垒”，不许盖砖房。

“干打垒”是东北农村特有的、以土为原料建筑的房子。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大庆油田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和设备、车辆入库等问题，大规模修建“干打垒”房屋。而在二汽，由于气候等原因，“干打垒”厂房并不坚固，一些厂房由于墙体开裂不得不多次加固，甚至重建。

为向国庆献礼，当时二汽提出造“革命车”，匆忙之间，把1300多台未经调试的生产设备运来。由于设备无法正常开动，只好四处找来一些汽车配件，勉强攒在一起。到国庆节前，总算拼凑出20辆汽车，前往武汉参加国庆游行。游行时为防止意外，还特意在主席台前安排了200多个年轻人，以防汽车熄火时能推出场外。但汽车还是在开过主席台后不久，在不远处的长江边熄火了。

当时任二汽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饶斌，曾参加一汽的创建。他反对搞“干打垒”厂房、造“革命车”等做法，但他提出的“质量第一”无人理睬。这时，饶斌已经被勒令“靠边站”，失去了管理生产的权力。

5年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饶斌，亲自把第一辆东风卡车开下生产线。一汽从动工到正式生产用了3年多，而二汽完成同样的过程，用了10年多的时间。

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厂、第二汽车制造厂都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当时，中国周边局势趋紧。南边，越战升级；北部和西部，苏联开始秘密陈兵；东南沿海，美蒋集团虎视眈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出于国防战备和调整工业布局的考虑，1964年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为一线，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30多年后，当年“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已经成为中西部发展的中坚力量。

河南息县，东邻安徽，南接湖北，淮河穿流而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五七”干校就设在这里。在干校劳动的人群中，有一位常常穿着西装背心、戴着眼镜的人。他叫顾准，是经济研究所政经组的研究员。

进入8月以后，这里天气酷热异常。顾准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二周内气温逐渐升高，我也学会了光膀子，这是生平所未习惯的。”

曾两次被划为“右派”的顾准，是干校中被重点“照顾”的对象，不准随意读书、写作。而年初的时候，他以前苦心积累的读书卡片都丢失了。冒着酷热的高温，顾准仍然忍着胃痛，坚持记日记,写下自己对当时政治和经济的思考。在日记中他写道：“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

两年后，顾准回到北京，病情恶化，但他仍以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资料，做卡片，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一书，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发展。1974年，这本书尚未完稿，顾准就去世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后来在文章中评论，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招收学员的要求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10月15日，国务院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此后，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政策一直到1977年才被高考制度取代。

为了更好地贴近工农兵学员，当时北京大学把每个系的办公室都设在学生宿舍中。刚从“牛棚”回到学校的季羡林，也和其他东语系老师一起住进学生楼。

1946年，季羡林留学德国10年后，回国进入北大，曾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文革”初期，他被多次批斗，并被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

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一间极小的房子里，他的工作就是当门房。季羡林觉得，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他既想打发时间，又没心情写文章，于是选择了翻译。根据原文“长而又难”的标准，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两个月后，他盼望的八大本梵文原著终于摆在面前。季羡林后来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回忆说：“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革’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季羡林用了5年多时间，翻译完成8万多行200万字的《罗摩衍那》。1994年，这部译著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10月1日，首都北京40万军民隆重集会，欢度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国庆节。半个月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农业馆着重介绍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大寨式先进典型。工业展品中，有西藏的块煤，江西、青海等地制造的“井冈山”、“青海湖”牌汽车等。

这届交易会专门设立毛主席著作馆，除了展出全国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事迹，还有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著作。晚上，外国来宾们被邀请观看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是第一部样板戏电影，因多次送审，反复修改，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摄制完成。影片中，《胸有朝阳》是主要人物杨子荣的核心唱段。影片在处理这一唱段时，用了一个长达700尺的镜头，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于洲洪的影评，他对这一唱段评论说，“对于这样大段成套的优美唱腔，如果死抱住资产阶级电影艺术的陈规不放，以所谓切割的镜头把它搞得支离破碎，势必会损害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这一年的夏天，下放到河北劳动的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靳尚谊被抽调到山西。山西建立了一个平型关战役纪念馆，他按照要求为纪念馆画了一幅油画—《延安时期的毛主席和林彪》。

两年后，在河北劳动的靳尚谊又一次被抽调回城。这一次，靳尚谊被任命为全国美展“改画组”组长。美展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毛主席形象，但很多工农兵和红卫兵作者画得不理想，靳尚谊等人在美展开始之前，把所有画中毛主席形象画得不好的全都修改了一遍。

美展需要一幅大型油画，表现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场面。靳尚谊参加了这幅画的创作，展出时，画的名字定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关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建国以后，这种题材的美术作品越来越多。而“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题材的美术创作进入高峰，数量巨大。

这一年第6期的《人民画报》报道，解放军某部一营卫生所采用新的针灸疗法，让许多盲人重见光明。左眼失明29年、右眼失明半年多的高妃福来卫生所治疗，扎针两次，就可以扔掉拐棍走路，经过两个月的巩固治疗，高妃福把拐棍当成了扁担，挑着行李奔向工作岗位。

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给农民们看病带来很多方便。后来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详细介绍了合作医疗制度。

4年前，覃祥官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办医形式的卫生室，大队给卫生室配备5亩药田和1个土药材厂，村民看病吃药只需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切全免。

像覃祥官这样的乡村医生，在当时被称为“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于是各生产队就推荐一到两名贫下中农子女，送到县或公社卫生院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生产队当“赤脚医生”。这些医生跟普通社员一样，记工分，平时也参加生产劳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已达百万。

年底的时候，西方的摇滚乐迷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极为失望的消息，拥有无数歌迷的披头士乐队正式解散。早在年初，这支英国乐队就传出内部不和、将要解散的消息，而到了12月31日，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公开宣布，4名乐队成员已经分道扬镳，他们推出的最后一支单曲的名字是“随它去吧”。

12月7日，是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突然弯下双膝，在坚硬冰冷的台阶上长跪不起，向“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志哀。

在日本东京，市谷国民自卫队驻地，突然闯进几个不速之客。作家三岛由纪夫头缠白布，走上高台，鼓动自卫队员发动政变。三岛的演说不但未能奏效，反而得到一片嘘声和嘲笑。面对这一局面，三岛转身冲进屋内，剖腹自杀。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要有计划地从柬埔寨撤军，并准备同中国缓和紧张的关系。而12月25日这天的《人民日报》，则意味深长地刊登出一幅照片：50多天前，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国庆节那天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合影。

1982年 壬戌年

1982年1月24日是中国农历壬戌年除夕。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除夕夜，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的彩灯都亮了起来。

花城广州已有了春天的气象，4年前，广州恢复了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

在北国冰城哈尔滨，春节的冰灯艺术节已经是第三届了，冰灯的数量和规模都要多于前两届。

在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一杯清茶。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这一年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会议。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给7岁的徐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成为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

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

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胃口掏出来打开看的话，相信在胃壁黏膜上，一定会非常清晰地铭记着“1982年”的纹样。

开始于4年前的包产到户，使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在广西贵港，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4元，与包产到户前相比，翻了一番。元旦的时候，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年底统计显示，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占全国总数的92%，其中家庭联产承包占78%。

春节期间，人们在影院中看到纪录片《拼搏》。《拼搏》展现的是上一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艰难夺冠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体育成为中国在世界展现国人形象的一个重要舞台。体育此时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含义，体育上的突破也成为激励国人的一面旗帜。

1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文艺界和体育界的新春联谊会，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被邀请参加。会上，文艺明星们纷纷表示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

与郎平同坐一桌的刘晓庆说：“女排打开世界冠军大门的关键在于她们具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我想今后在表演上要从纵横两个方面要求自己，要创造各种类型的人物。”演员沈丹萍说：“在拍摄上一部电影时，暴露了我很多弱点，娇气、软弱、缺乏信心。今后我要学习女排运动员那种刻苦练好基本功的毅力。”

春节刚过，26岁的李辉离开家乡湖北到北京报到。不久前，他刚刚拿到复旦大学本科的毕业证。李辉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这批学生来到大学后，学校的很多规章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其中的一个新规矩是：夜晚11点熄灯，原因是学生们过于用功，经常挑灯夜战。

在毕业离校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学校破例没有熄灯。李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毕业前的那个不眠之夜：

全班同学的告别聚餐在男生宿舍的楼道走廊上举行。墙上挂着同学们编撰的对联：悲欢离合一杯酒，东西南北万里程。横幅是：好聚好散。有的干杯，有的唱歌；醉了的大哭，没醉的沉默无语。醉过，哭过，一切似乎也都过去了。我们这些外地同学，整理行装，奔向火车站，把行李托运到各自的目的地。然后，与校园告别，与上海告别……

李辉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开始他的记者生涯。春末夏初的时候，李辉前去采访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增补了9位文联委员，其中一位是作家胡风。胡风1955年受到批判，被捕入狱，两年前才得到平反。这次文代会是胡风平反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李辉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新闻素材。会议一结束，他迅速写出一篇胡风的人物特写。

文章发表后，李辉收到平生第一封读者来信。这位山东读者在信中说：“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西，可见对他就不用全民性地大批判了。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以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从1979年开始，中央进行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在平反工作中，共有300万干部洗雪了沉冤，55万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恢复了名誉。这一年年底，全国平反工作基本结束。

2004年，李辉在撰写回忆文章时写道：“它（1982年）对于我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学会了骑着铃木摩托穿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只是用电报发稿。更重要的是我来到了北京，我的兴趣与职业，使我有机会、有可能成了一位历史目击者。进而，用自己的笔来描述它。”

这一年，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故事改编自作家叶辛的同名小说，以柯碧舟、杜见春和邵玉蓉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展现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的插队生活。节目播出后，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开始在大街小巷传唱，电视剧引发许多知青的共鸣。

1982年，全国知青返城工作基本结束。从1977年开始，共有1700多万知识青年回到了城市。知青返城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全国的待业青年比1978年增加一倍，达到541万人。

4月，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学校招生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的待业青年，毕业后向用人单位推荐，不包分配。

在上海，业余工业大学开展多种职业技能教育。学校设立8个专业，24个实验室，每年培养学生4700多人。

这一年，中国的大学第一次授予学位，36万人被授予学士学位，8562人被首批授予硕士学位，6人被授予博士学位，这6人都是理工科。在这一年的128万大中专毕业生中，理工科和师范专业学生占了80%，而文史类毕业生仅占8%。

26岁的雷颐在这一年被授予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在上大学之前，雷颐从没有接触过英语。有一次上英语课，老师让他背26个英语字母，背完之后老师说：“你落了一个，再背一遍。”于是雷颐又背了一遍，老师说：“你还是落了一个。”最后老师说：“你落的是‘I’。”

虽然如此，雷颐还是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成为近代史研究员的他这样回忆：“英语课我是每堂都上的，还在图书馆里自学英语。那时候录音机很少，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我们也不太重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英语还是哑巴英语。”

198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一档英语初级教学节目《跟我学》。它以情景短剧的方式，教给观众一些英语日常用语。节目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配合节目播出而发行的教材，仅第一册就卖出100万册，在节目连续播出的5年里，甚至有人一期不落地录下来。

年底，在纪念毛主席诞辰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讲到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了晚年，每天还要抽空学习英语，一个单词要读上十几遍。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他，毛主席，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1982年，已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陈丹青，获得了公派留学美国的机会。他后来这样回忆出国前的情形：

我就记得出国前到处喇叭播放那首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记得那女声颤巍巍的，比“文革”腔调温柔多了，比后来的流行歌，又还没放开。那时甚至还没“流行”这一说。

对于陈丹青来说，美国是一个遥远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此时，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出20世纪70年代的低谷，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一名普通工人的年均收入为18000美元，平均每3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

飞机降落的时候，纽约正在下着小雪。陈丹青在日记中写下：“我上街发现，整条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喇叭裤，啪嗒啪嗒地甩着走，我忽然发现这是一个过去时的东西了。”

在上海，这一年开始逐渐流行起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颜色也不再是前两年的蓝灰色，上衣也因表现形体美而变成紧身的了。从服装的材料上看，上海人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两年前流行的“的确良”面料现在已不再流行。而在北京，这年夏天运动服装更流行。

9-1 1982年上海女工的服装变化。在上海，这一年开始逐渐流行起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颜色也不再是前两年的蓝灰色，上衣也因表现形体美而变成紧身的了。从服装的材料上看，上海人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两年前流行的“的确良”面料现在已不再流行。而在北京，这年夏天运动服装更流行

9-2 1982年安徽省灵璧县保险公司，给生育两个女儿后结扎的农户办理养老保险。这一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宪法。在城市中，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农村最多要两个孩子。年底，有统计表明，本年度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了3‰

这一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大会还表彰和奖励了一批科学家，过去20年里他们在各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主持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王淦昌、邓稼先榜上有名。

这一年，让人们记忆深刻的还有两位中青年科学家。6月15日，光学专家蒋筑英因为积劳成疾，在出差途中病逝，终年43岁。1965年，他的研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

一天后，微电子工程师罗健夫患癌症去世，终年47岁。1972年，他曾带领课题组，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

半年后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陈云，破例在家里组织放映电影，并要求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要到场观看。他们观看的是根据作家谌容同名小说《人到中年》改编的电影，影片由潘虹、达式常主演，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的生活经历。眼科大夫陆文婷在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高负荷运转，最终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病倒。

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回忆：“放映结束后，一名外科专家泪流满面，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父亲面色沉重，说道：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7月，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邻居》上映，影片讲述了一所原本平静的高校筒子楼，面对即将来临的住房改造，邻里之间开始出现复杂的变化。

筒子楼内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格局，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住房，住户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这种房屋最初都是办公用房，在住宅需求高速增长而单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腾出办公室安置无房的职工，是一种暂时缓解住房紧张的办法。

37岁的葛剑雄当时刚刚分配到复旦大学做教师。1978年结婚时，葛剑雄分配到筒子楼里一间不到11平方米的小屋，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随着女儿的出生，书籍的增加，这间小屋已无处下脚。

1982年，上海人口已经突破1000万，当时拍摄的一部电视片记录了上海紧张的住房状况。与片中的人物相比，葛剑雄的情况要好得多。他先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交到学校，再经分房领导小组讨论通过，由房管处分配到一室半户。所谓一室半户，就是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得到房子的葛剑雄激动而又惊喜，虽然还是筒子楼，但毕竟住房条件已经改善。他回忆说：

搬家后最大的变化，是我有了一间小书房，尽管不满6个平方，朝北的窗户使房内永远冬冷夏热，但毕竟容下了我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一度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愿望居然成了现实。我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的搬家，毕竟那是我改善住房的开始。我也经常会想，要是我早一点儿能有一间真正的书房该多好！

此时，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主要由国家提供，国家只向居民收取低廉的房租，房租一般只占职工工资的8%。平均每平方米的租金是1角到1角5分。标准稍高的北京，一般住宅平均每平方米租金为1角2分6厘。

虽然租金低廉，但是更多人面临的却是没有住房。面对全国住房紧张的状况，各地纷纷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造。

有统计表明，1982年，全国新建住房面积首次突破1亿平方米，是1978年的4倍。

2000年，葛剑雄住进宽敞的高校教师小区，就在这一年，全国高校筒子楼改造工程全面完成。300多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彻底告别蜗居多年的筒子楼，搬入宽敞明亮、拥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新房。

6月30日23点，北京市妇产医院一个男婴出世，成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第一个公民。以7月1日0时为标准时间，中国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普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公报，全国人口达到10亿3188万人。

这一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宪法。在城市中，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农村最多要两个孩子。年底，有统计表明，本年度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了3‰。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儿。国民经济总量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近一倍。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正以3天一层的速度长高。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

改革也进入政治领域。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省部级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司局级一般不超过60岁。

5月，国务院完成机构调整改革，由原来的53个部委合并成为42个，工作人员比调整前减少了1/3。7月，各地政府开始进行机构重组调整。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并确定每年的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这一年，“学习张海迪”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5岁时，张海迪因病造成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她克服病痛和种种困难，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还自学针灸，为人治病。1982年，共青团和山东省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在世界射击冠军巫兰英的婚礼上，她和丈夫魏玉萍步行5里来到新居，只用瓜子花生招待宾客。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崇尚婚事简办。

一些新人则选择旅游结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2年拍摄的纪录片《甜蜜的旅游》记录了20对新婚夫妇参加旅行团，从北京来到北戴河海滨，度过了3天的蜜月之旅。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1982年全国轻工业同比增长7.7%，但轻工业整体水平依然偏低。日用消费品中的呢绒、丝织品、糖，仍然供应不足。为杜绝浪费，政府提倡集体婚礼、婚事简办。

这一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创作的小说《城南旧事》被大陆导演吴贻弓搬上银幕。吴贻弓将影片的基调定为“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影片透过小女孩英子纯真的眼光，为观众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北京市井图。

作家林海音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林海音在自传中写道：“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给台湾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廖承志和蒋经国幼时曾一同长大，在信中，廖承志还表达了怀念昔日朋友的情意和赴台探望蒋经国的愿望。

8月17日，中美两国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的出售。

此时，台北市出现了汽车拥堵的现象；在基隆和高雄的田野上，电气化列车在高速行进；被台湾人称为“国剧”的传统京剧一直受到民众欢迎；在升学压力下，台湾青少年不得不参加各种补习班。

台湾仍然保持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台湾过去的加工出口产业，国际竞争优势在逐渐削弱；两年前，台湾当局模仿美国的硅谷，在新竹设立科技园区，此后，这里孕育出宏碁电脑等国际知名品牌。

在台北，有一个叫罗大佑的放射科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写歌、唱歌。这一年，罗大佑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在台湾，还没有人举办过这样的演唱会。多年后中罗大佑回忆：“当年举办演唱会很紧张，在上台之前我写下一行字，‘站在这里你就别怕死’。……我演出下台后因为累再加上紧张气喘吁吁的，我发现后台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张艾嘉跑过来，说你还得上台去，他们不肯走。”

12年后，大陆歌手成方圆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演唱会上的《童年》的作者就是罗大佑。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童年》在内的台湾校园民谣传入大陆，传唱一时。90年代初期，大陆歌迷对罗大佑的喜爱达到高潮。

20年后，罗大佑在上海举办了大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无数操着不同方言、鬓角已有些斑白的歌迷汇聚这里，在8万多观众中，有5000多来自北京，他们是花费一两千元包机前往上海来看演唱会的。

1982年，全国电视机保有量增加了1000万台，达到2761万，人们已经逐渐养成了晚饭后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习惯。

农历腊月，中国的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栏目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位播音员沈力担任《为您服务》栏目的主持人。《为您服务》第一次固定了播出时间，每周一次，每次20分钟。节目中设有很多服务性的小栏目，有《小辞典》、《集邮》、《家事》、《老年顾问》、《答观众问》等在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小板块。

根据栏目的统计，新版《为您服务》开播5个月后，收到全国各地观众来信1.7万多封，其中2/3寄给沈力。

9月1日，中央电视台19点播出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许多当天的重大新闻。从这天起，党中央明确规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20点提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19点，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

《新闻联播》也增加了国际新闻的播出比重。这一年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处于战乱之中。在阿富汗，反政府的游击队夺回了一些被苏联占领的地区；在中东，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逃过了对他的暗杀；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遭枪手袭击，此时，两伊战争已经进入第3年；在南美，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和英国爆发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战，最终英国获胜。这场战争也为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赢得“铁娘子”的称呼。

通过电视，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看到相同的画面，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已不再遥远。

9月，刚刚赢得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与邓小平就香港的主权问题举行会谈。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在英国治理之下，已经由荒山野岭变成世界金融中心，所以香港今后要繁荣，就仍要由英国治理”。邓小平表达中国的立场说，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条件成熟时中国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此后，中英两国开始了历时两年，多达22轮的激烈谈判。

年底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派出外交部部长黄华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吊唁。这是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访问苏联，也成为中苏关系解冻的重要标志。

1982年，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动作，引发了国际上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称，1982年是“中国的外交年”。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报告中还首次明确提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上一年年底，相声演员杨振华成立了一个仅由10个人组成的相声艺术团。这个团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秋日的一天，在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他们手里当时都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放弃“铁饭碗”，就意味着失去旱涝保收的工资，失去了养老、医疗和住房上的福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四兄弟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品，凑足了1000元资本，从县供销社购进2000只小鸡，开办了一家育种场。结果，第一年就实现产值10万元。

20年后，四兄弟的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四兄弟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首富。

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同一天，第9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闭幕。中国共获得金牌61枚，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法新社发表电文称：“曾一度被称为体育上的‘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确信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结束了31年日本称雄亚洲体坛的历史。中国参加亚运会只有8年的历史，能够金牌翻番，跃居首位，确是可喜的突破。”

1994年 甲戌年

1994年2月10日，农历甲戌年春节。在河南洛阳，人们春节时有了新去处，到王城公园欣赏牡丹，科研人员运用新方法，让牡丹提前3个多月盛开。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也记录了春节时上海习俗的变化：“买贵的食品送老人，买显微镜给孩子，买书送人。”

春节联欢晚会上，由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越洋电话》表现了人们用越洋电话给海外亲友拜年的故事。小品中的一段，说的是股份制已经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上一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实行公司改组，许多乡镇企业也加入股份制的行列。

1月，54岁的鲁冠球带领杭州万向集团在深圳上市；在中国，这是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在此之前，万向集团已经是国内生产汽车零配件万向节的知名企业。

25年前，鲁冠球在家乡和6个村民筹集4000元钱，办起一个铁匠铺，主要生产锄头、镰刀和农机配件。20世纪80年代，鲁冠球开始生产万向节。当时，农民办厂并不容易。在一次全国汽车零部件展销会上，鲁冠球只能把带去的万向节用塑料布摊开，摆满一地。他降价20%出售，结果一次就订出价值210万元的万向节。

1984年后，国家鼓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到2005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总产值的1/3。

公司上市后不久，鲁冠球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万向美国公司；此后，又在南美、欧洲设立多家公司。

后来到美国杜兰大学演讲时，鲁冠球这样说道：“20年前，我们活动的范围就是从田头到家里，相距不过几公里；而现在，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到委内瑞拉都有了自己的公司，我们的生活范围和空间已经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成倍地扩大。”

这一时期，下海、发财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北京青年报》报道说，约三成的北京人在做着百万富翁梦。

30岁的马云此时是杭州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校园里下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年，马云升任学校外办主任，而他想得最多的却是离开学校，自己开办一家公司。

4月，北京中关村的互联网国际专线开通，中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

一年后，马云辞掉教师的工作，到美国考察。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他回忆说：“在网页上，我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的信息，我便做了一个简单的网站，两个半小时后收到五封电子邮件，我觉得这个将来肯定有戏。”

1996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马云在北京推销自己的网络产品的情景。从美国回来后，马云创办中国黄页，通过网络为商家提供供需信息和订货渠道。当时，网络还是新生事物，马云的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不久，马云回到杭州，开始在家乡二次创业。

1999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890万，是1996年的90倍。马云在这一年创立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以前习惯拿教鞭的马云现在仍然喜欢拿一根棍子在公司里走来走去。今天，阿里巴巴已经拥有商家800多万户，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交易市场。

在这个时期，电视越来越普遍地走进人们的生活。通过电视，人们可以看到这一年发生的国际大事。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在中东，约旦和以色列领导人签署和平条约，中东和平进程迈出新的一步；在华盛顿，朝鲜和美国签署关于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朝美关系出现转机。

通过电视，人们看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什么都逃不过摄像机无所不在的眼睛。这个时候，电视的监督作用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4月1日，人们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看到一个全新的电视栏目—《焦点访谈》。

几天后，《焦点访谈》播出自己的第一个舆论监督节目，报道了一些人在北京郊区占用耕地修建坟墓的现象，对滥用权力行为进行批评。

在此之后，《焦点访谈》播出了大量反映社会热点的节目。很快，《焦点访谈》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栏目。

《焦点访谈》栏目每天都会收到近千封观众来信。主持人敬一丹回忆说：“大量的信落款很长，具体到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表明他是身居角落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沉的托付。”

11月，在首届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会上，孔府宴酒以3000多万元夺得“标王”。夺标当年，孔府宴酒实现销售收入9亿多元，利税近4亿元。很快，白酒产业成为中国的热门行业，一时之间，全国涌现出大大小小的白酒企业4万多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越来越重视广告的作用。在商家眼中，中央电视台是发布广告的最佳平台。在一些人看来，在央视广告招标中胜出，也就意味着市场的成功。从这一年开始，标王的频繁更替折射出中国产业热点的逐年演变。

这一年，北京街头最常见的是一种被称为“面的”的黄色面包出租车，面的准乘5人，起价10元，每公里收费1元。大年初九，30岁的朱军在首都国际机场第一次坐上出租车，前往中央电视台。

此时，朱军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他在《时刻准备着》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在部队是干部，在兰州当地甚至小有名气，和爱人有了一个不大但却温馨的小家，母亲和父亲催促我们尽快要个孩子……”

一年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朱军认识了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高立民。不久，朱军应高立民的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参观。在北京，一切都让朱军感到新鲜，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还有兰州没有的美国快餐。

这一年，朱军带着全部积蓄，来中央电视台找工作。刚到北京，朱军住着每晚14元的地下招待所。他回忆说：“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文化改革前沿的北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影视从业者，他们涌入北京，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其他来北京寻梦的人一起，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北漂”。

不久，朱军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从一名临时工开始，朱军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梦想。

2000年，由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栏目开播，很快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这时，离朱军第一次来北京已经6年。

这一时期，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演出市场，形形色色的艺人活跃在京城的各个舞台上。

3月，在内蒙古武警总队文工团工作的杨坤面临转业，他没有回包钢当一名工人，而是去了北京。杨坤回忆说：“我觉得北京人才济济，就想着到这个城市发展，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初到北京，杨坤只能靠在酒吧歌厅里唱歌为生，有时连一个月100元的房租都交不上。为了省钱，杨坤常常睡在澡堂或是公园里。

北京的酒吧歌厅很多，由于经常换地方演出，杨坤前后40多次搬家。7年后，杨坤与一家唱片公司签约，正式步入歌坛。

2002年，杨坤创作的《无所谓》成为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关于创作的初衷，杨坤回忆说：“这首歌有积极的一面，主要是顺其自然吧。其实人生只有经历了有所谓之后才懂得什么是无所谓，无所谓其实就是最有所谓。”

年初，退休在家的徐叔华从长沙前往北京，起因是一首名为“浏阳河”的歌。1950年，徐叔华创作了歌舞剧《双送粮》，其中由他作词的歌曲《浏阳河》在全国广为传唱；后来，徐叔华被打为“右派”，歌曲的署名也变成了湖南民歌。

20世纪90年代初，磁带光盘大量出现。徐叔华发现，很多音像制品上收录了《浏阳河》，但署名仍是湖南民歌。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后，徐叔华决心要找回自己的署名权。

来到北京，徐叔华在儿子单位一间9平方米的地下室里安了家，开始搜集有关《浏阳河》的侵权制品。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徐叔华决心走上法庭，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叔华打官司的情景。徐叔华提到了两年前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片中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伤，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而秋菊宁肯不要钱也要讨个说法。秋菊依靠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利的举动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10年里，徐叔华一共打了11场官司，都获得胜诉。

初春的一天早上，合肥市第二小学六年级的张雅莹起床后发现，上学要迟到了，她急忙叫醒父母，往学校赶去。张雅莹回忆说：“我们到学校的时候，校门都关了。我一着急就拼命往里跑，传达室的老师拽住我说：今天是大周末，不用上课。”

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38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收入增加、衣食无忧之后，许多人开始把休闲娱乐提上日程。从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平均每周44小时的工时制度，隔一周过一个双休日。每周工作48小时的制度在实行40多年后成为历史。

在大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让人们安心地走出家门。《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休闲成为1994年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张雅莹后来回忆道：“突然之间可以多一天不上学，简直不敢想象，一到大周末可以逛公园，去爷爷家，还可以去农村串亲戚。”

2000年，“黄金周”政策开始施行。在每年的“五一”节与国庆节，人们可享受7天长假。长假期间去外地旅游，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列入生活计划。

此时的上海，到处都是工地，条条马路都塞车。4年前，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上海市政府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大规模的建设开始实施。

4月的一天，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吴承瑛坐公交车去江湾基地训练。吴承瑛从家到基地需要转好几趟车，由于堵车，他迟到了。吴承瑛的队友申思则是骑自行车去基地的。这一年，上海申花队还没有一个队员有私家车。几天后，上海队前往沈阳，参加首轮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4月17日下午，首届甲A联赛开幕。当天下午，12支球队在6个城市展开较量。

两年前，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会议决定对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

在沈阳，上海申花队3:2战胜沈阳六药队，打进制胜一球的申思领到1500元奖金，而当时队里的主力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元。伴随着联赛的进行，球员的身价也在不断上涨。8年后，在中国足协公布的球员转会费中，申思的身价名列首位，高达920万人民币。

10-1 北京街头的黄色面的。面的准乘5人，起价10元，每公里收费1元

10-2 1994年世界杯上，27岁的巴乔是意大利队头号球星。巴乔忧郁的面孔、出色的球技给许多中国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10-3 中国电影公司获准每年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电影，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首先进入中国，并获得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在全国创造了票房奇迹

10-4 1994年公务员报名。8月19日的北京，气温33摄氏度，月坛体育馆门前挤满报名的人。3天里4400人正式报名，而计划录用的人数是400左右，录取比例接近10:1，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同年高考

联赛改变了球员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球迷的生活。年底的一份调查显示，这一年甲A联赛总观众人数高达307万人次。看球、侃球、追捧球星，是这一时期国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时，中国球迷最喜欢看的是《足球》、《球报》和《体坛周报》等体育类报纸。夏天，世界杯足球赛成为报纸上的热门话题。

6月17日，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开幕。整整一个月，中国球迷第一次完整地收看了世界杯的全部比赛。由于甲A联赛还没有结束，许多球迷不得不起早贪黑，两头作战。

世界杯的进行在国内引发一场报业大战。《足球》、《体坛周报》纷纷推出号外、特刊，争相报道最新赛况。《中国足球报》等一批报纸也在世界杯期间应运而生。

这个时候，报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位名叫罗伯特·巴乔的球员。27岁的巴乔是意大利队头号球星。巴乔忧郁的面孔、出色的球技给许多中国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家池莉写道：“……巴乔作为一个男人，他是那么迷人和优秀，是许多女性所倾心的对象。”在本届世界杯与巴西队的决赛中，巴乔射失最后的点球。《足球俱乐部》杂志的文章说：“当他在最后一刻射飞那粒点球后痛哭失声之时，全场的观众都眼眶潮湿，鼻子发酸，而电视机前又有多少人早已泪眼婆娑，泣不成声了。”

北京时间1994年7月16日，一颗名为“苏梅克-利维9号”的彗星的碎片撞击在木星表面。在南非萨斯兰，来自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观察到木星表面被撞的痕迹。这是第一次由人类亲眼目睹的天体碰撞现象。亿万观众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天文奇观，中央电视台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年底的时候，这条新闻被《北京日报》评为年度十大国际新闻之一。

这一年，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入关”这个新名词。入关，就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是关于关税和贸易准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和组织，其成员国之间享受减免关税的优惠待遇。从1986年开始，中国提出返回“关贸总协定”的要求。1994年是中国复关的关键一年，年底，中国代表认为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努力遭遇挫折。

在上海，14岁的姚明被父母强迫着去看电视转播。从这一年6月起，中央电视台开始现场直播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总决赛。创建于1949年的NBA，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已经成为世界上篮球比赛最高水平的代名词。

在《我的世界我的梦》一书中，姚明写道：“我也不是从小就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

小姚明个子长得很快，小学三年级时就已经接近1.80米。他在同龄人中常常鹤立鸡群。1994年，姚明身高已经超过两米，父母把姚明送进了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男子篮球队。姚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是一种半被迫的样子，纯粹是因为当时父母是打篮球的，……所以我说我怎么也要蒙混两下子吧。”

第二年，中国篮球协会借鉴美国NBA联赛经验，创办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职业联赛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运作的俱乐部改变了过去的体工大队模式，使球队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职业联赛中姚明如鱼得水，很快成为上海大鲨鱼队的核心球员。8年后，大鲨鱼队夺得CBA联赛冠军。

不久，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姚明接到NBA的邀请，到美国休斯敦打球。2005年，姚明以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合约与休斯敦火箭队续约5年。有人计算，按照当年的国际商品价格，这相当于中国向美国出口了239万台电视机或者630万辆自行车。有美国媒体称，姚明是上海最佳出口商品，而这一切改变恰恰是从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开始的。

1994年，中国运动员共获得79个世界冠军。4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第29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男子体操队夺得团体冠军。10月，第12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中国代表团获得125枚金牌，连续第4次获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1998年电影《没事偷着乐》上映，影片里，主人公张大民一家两代六口住在两间狭小的平房里，家人之间、邻里之间经常因为生活空间狭小而发生矛盾。影片最后，经历无数磨难的张大民一家搬出平房，住进了单元楼。

1994年夏天，与张大民一家一样，中央音乐学院老师赵寒阳搬进了新居。赵寒阳1983年结婚后，夫妻二人因为没有住房，一直分居，直到1986年，他才分到一间平房。赵寒阳回忆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但是厨房和厕所都在50米外的另一排平房。冬天把菜烧好，端到屋子里来的时候都成凉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住房一直实行单位分配制度。从《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可以看到，1994年，北京人均居住面积是8.73平方米。同一年，世界人均居住面积为12.6平方米。

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新盖了一批宿舍。刚刚评上副教授的赵寒阳分到6层的一套两居室，面积36平方米。赵寒阳回忆说：“终于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了。冬天，再也不用穿着棉衣跑到外面上厕所去了。”

7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这年的蔬菜价格比上年上涨38.2%，肉禽及其制品上涨41.6%。轻工业品甚至出现了短缺，中央政府治理政策出台后，物价才逐渐回落。

在山东济南教书的张峰回忆说，1994年年底，我们结婚了，借钱买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价钱分别是4000、2500和2100。不到一年，价格大幅下调，每件东西都便宜了1000多，搞得我经常背着我老婆去商场里转悠，算计我们到底亏了多少钱。

8月21日的《焦点访谈》向观众介绍了国外招考公务员的情况。此时正值中央国家机关开始面向全社会招考公务员。8月19日的北京，气温33摄氏度，月坛体育馆门前挤满报名的人。3天里4400人正式报名，而计划录用的人数是400左右，录取比例接近10:1，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同年高考。《中国青年报》评论说：“我国实行公务员录用制度，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打破身份、地域界限，使‘卷子’代替‘条子’、‘考官’代替‘跑官’，必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夏天的时候，香港彩星电影公司辗转找到作曲家赵季平，希望他能为电影《大话西游》配乐。赵季平曾经为《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等电影配乐。此时，由香港演员周星驰和朱茵主演的影片《大话西游》在宁夏镇北堡影视基地开拍。《大话西游》的故事取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讲述了一个关于时空和爱情的离奇故事。

赵季平后来回忆说：“我拿到本子后，觉得它简直在瞎胡闹。为了找感觉，还特地到摄影棚去参观，后来他们告诉我那里是牛魔王的肚子，巨大的内景，挂满了肠子和内脏，非常怪异。”

第二年，《大话西游》在内地上映，影片中时空转换频繁，情节无头无尾，普通话台词中夹杂着大量的粤语和英文，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全国票房收入惨淡。

这一年，中国老百姓开始接触“VCD”（影音光碟）这个新概念。相对于老式的家用录像机，VCD影碟机使用方便，画面清晰，碟片容易购买，保存时间长。2002年，商业部的一份报告说，从1994年批量生产开始，已形成了一个年销售收入达100亿元的影碟机产业。这种发展速度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工业史上也属罕见。

随着VCD的普及，《大话西游》被一遍一遍播放，背诵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10多年后，赵季平已经忘记了这部看不懂的电影。他说：“我儿子告诉我这个《大话西游》现在不得了，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了。”

和《大话西游》最初上映时的尴尬一样，这一时期，大多数国产电影也遭遇相同境遇。电视连续剧《一年又一年》中的一段画面，表现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的萧条景象。

11月12日，周六，北京气温零下3摄氏度。北京各大影院出现罕见的景象，许多市民裹着围巾，戴着帽子，争相购票观看美国电影《亡命天涯》。

3个月前，中国电影公司获准每年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电影。随后，上一年暑期连续6周占据北美票房冠军的电影《亡命天涯》进入中国。影片由哈里森·福特主演，在片中，医生金波的妻子被人谋杀，金波九死一生，最终使案情真相大白。

进口国外大片引发许多争论，有文章说“狼来了”，认为进口大片将会彻底冲垮中国的本土电影。放映结束后，《亡命天涯》获得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在全国创造了票房奇迹。

好莱坞商业电影中眼花缭乱的动作，激烈惊险的场面，高潮迭起的剧情给国人带来巨大震撼。1998年引进的《泰坦尼克号》，票房总收入高达3.2亿人民币。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贾磊磊说，进口大片支撑着大陆电影市场，补充着影院建设资金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进口大片推动了中国电影院线制的出台，以及服务质量的优化。

在高票房的鼓舞下，本土导演开始拍摄自己的大片。2004年，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第一次击败进口大片，达到全国票房总收入的55%。此时，距离第一部分账大片进入中国已整整10年。

上一年开播的东方时空金曲榜，使中国观众开始第一次欣赏到大陆制作的音乐电视。第474期《东方时空》推荐了由高晓松创作、老狼演唱的歌曲《同桌的你》。

大陆的校园歌曲创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在一些大学校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学生抱着吉他在草地上唱歌，高晓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上一年，高晓松创作了《同桌的你》等歌曲，并由原名王阳的老狼演唱。

一年多前，香港大地唱片公司进入内地，随后，大地公司推出首张专辑—《校园民谣》。歌曲定位于淡淡的怀旧和对逝去年华的感伤，并按市场规律进行包装。年底，大地唱片公司发行了《校园民谣》近60万张。

后来，高晓松接受采访时说：“校园民谣是一次成功至极的商业炒作，它是内地音乐界刚刚引进企划这个职位后最成功的宣传案例。”

这一时期，“点子”一词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此时，郑州亚细亚商场由于一系列成功的新闻包装和品牌策划，被一些策划从业人员称为“最佳案例”。从当时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到亚细亚商场的标新立异：

每天开业前，亚细亚全体员工都要在商场前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亚细亚商场成立女子摩托车队，为顾客送货上门；投资百万元开展了“94亚细亚音乐周”活动；亚细亚商场的执法大队专门监督员工对顾客的不文明行为。

全新的经营理念使亚细亚的知名度日渐提高。但是，随着企业的盲目扩张，1997年亚细亚爆发经营危机，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衰败。

初冬时节，《北京青年报》刊登了《防火：十万火急》的新闻。这一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灾令许多人记忆深刻。这一年，同样还有几场灾难让人无法忘记。

3月31日，在浙江千岛湖上，3名歹徒抢劫游客后，纵火烧船灭口，32人被烧死。

6月6日，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西安起飞后5分钟在空中爆炸，机上160人全部遇难。

多年之后，当提起1994年的时候，许多人还会记得，那是灾难多发的一年。

年底时，长江上终于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三峡水电站年平均发电量最终将达到846.8亿千瓦时。

1947年 丁亥年

1947年1月22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微雨中迎来农历丁亥年春节。

春节前4天，面额一万的大额法币正式发行，《中央日报》以“过年杀穷人，百物见风升”为题报道了大额法币发行的市场反应：“今万元大票一出来，正好又逢旧历年关，真像火上浇油，物价又猛烈地跳跃了……米价上涨，面粉上涨，一涨就是三五千，任你气得发跳，多买恕难从命……”

在南京、上海，一部描写8年抗战的史诗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春节期间上映。影片取材于抗战期间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后却无处容身。而江玲玉的表兄周家荣却在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影片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对战后社会现实的谴责：“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影片中讽刺投机商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传唱街巷：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柴米油盐布匹天天贵，这都是你，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

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抗战，都是你！

春节期间的上海，银楼的生意颇为兴旺。《大公报》报道说：“（顾客中）尤其多的是工人、娘姨、小商人、乡下佬等下层阶级的人。上海共有大小银楼二百家，平均每天实销达一万两以上。”

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政府军费日益增长，财政赤字日益膨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除了大量发行法币，还不断抛售黄金和外汇，吸收市面上泛滥的流通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从上一年3月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银行黄金和外汇的持有量减少了一半，黄金连同外汇，共值4亿美元。

2月8日，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停止抛售黄金。上海、南京随即引发黄金抢购风潮。3月1日，宋子文在各方攻击下辞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被免职。

这一年，原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46岁，上一年11月，他被押送到台湾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在大山中，张学良身边只有赵一荻陪伴。原本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每日里只能种菜种花。闲暇时他们喂养了几只鸡，鸡下的蛋，是他们山中生活必不可少的营养品。

虽然在山中，当年名闻京都的“赵四小姐“—赵一荻仍然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着，修指甲，涂指甲油，保持着一个女人爱美的天性。

他们在井上温泉的居所，年久失修，难经风雨。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二三时左右，狂风暴雨，我们的住房到处漏雨，迁床搬东西，一夜未好睡。”

两人居住在此，没有批准，张学良不能离开院子。这时候，他已经被囚禁10年了。

3月初，张学良和赵一荻看似平静的生活受到冲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哪！”

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保密局少将刘乙光此刻如临大敌，防备着有人借机劫走张学良。与外界隔绝的张学良并不知道，2月27日，台北专卖局缉私人员查缴私烟时，处置失当，引发台北市民请愿示威。一天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由请愿惩凶转变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成遍及全岛的暴动，各地民众纷纷袭击政府机关，殴打“外省人”。从1945年台湾民众涌上街头欢迎国民党军队到发生民变，不过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德国人正在忍受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由于易北河、威悉河、莱茵河的水道全部结冰，在整个西方占领区内部，已经无法用船运输鲁尔区的煤炭。

在汉堡，共有85人冻死，这是在战争期间也不曾有过的情况。在城区，剧院和电影院全部关闭，100多所学校被迫停课。汉堡市供电局局长在回忆中写道：“没有人提供帮助，到处都是饥饿和严寒。”

“二战”结束后，德国没有了中央政府，战后共同管理德国的美、英、苏、法四国冲突严重。3月，为了解决冲突，四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6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

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一篇咨文，称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

“二战”中同一条战壕的盟友苏联，此时已被杜鲁门公开宣布为美国的敌人。这项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政策，成为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

上一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国民党还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

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他说道：“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

此时，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已经随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到哈尔滨一个多月了。4年前，罗生特加入了新四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罗荣桓和陈毅都曾是他的病人。

抗战胜利后，罗生特跟随部队进入东北。他所在的卫生部接受任务，要为8个师各配备一个医疗中心，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初到东北时的情形：“我军在严寒的东北行军，穿的是从华中带来的布鞋，类似欧洲的家用拖鞋，没有大衣……在南满的第一个冬天，仅仅因为冻伤，我们就不得不为好几百人截肢。即使对一名硬心肠的外科医生来说，这也是一项可怕的工作。”

上一年2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哈尔滨成为中共东北局总部所在地。

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来自纯农业地区的战士，要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罗生特写道：“我的警卫员们过去几乎从没见过电灯，现在却很快学会了开汽车，短短几个月后，使用英式抽水马桶、现代煤气炉和浴盆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土包子’很快成了大城市的城里人。”

罗生特很喜欢哈尔滨这个城市。这里牛奶充足，甚至有黄油、奶酪、香肠和真正的咖啡。而电影院里天天爆满，上映的都是有中文字幕的苏联电影。在手记中罗生特写道：“这是个迷人的城市，一派欧洲风格，这里有许多洋葱头式的圆顶俄罗斯教堂，其中一部分是木头建筑，更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特殊的美感。”

哈尔滨建立了第一所共产党领导下的医学院，教材大部分是从苏联现代医学教科书翻译过来的。通过大连和朝鲜，部队还采购到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部队也穿戴上了自己工厂生产的毛皮鞋、皮帽子、棉军装和棉大衣。这一年的冬天，冻伤的人数迅速减少。

从当时的纪录片《民主联军营的一天》中，我们看到，不久之前还拿着锄头耕地的年轻农民，在部队里过着新鲜的集体化生活。

部队里每天只吃两顿饭，官兵一起吃大锅饭，由于主食有定量，食量大的战士就忍不住挑拣个头大的馒头，但全部战士都能吃饱肚子。晚饭以后是战士们的娱乐时间。战士们的娱乐活动，仍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娱乐项目中，最受欢迎的是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项目—篮球。其他类似体育课堂上的项目，也让大部分从未进过校门的农民士兵感到新鲜有趣。适合于儿童的游戏—摸瞎子和丢手绢，战士们也玩得津津有味。

正月的东北，风雪弥漫。刚过破五，牡丹江军分区二团的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带着5名侦察员，化妆成土匪，进入到完达山脉深处的夹皮沟剿匪。新中国成立后以杨子荣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林海雪原》，展现的正是共产党在东北剿匪的情形。

当时的东北，究竟有多少土匪武装，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面加紧调派大批正规部队到东北，一面派遣特务、干训团潜入东北，开展“建军”活动，武装政治土匪。

在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在加紧剿匪，到1947年年初，东北的剿匪已经进入到肃清残匪、捉匪首、挖匪根时期。从当时拍摄的纪录片《翻身曲》中，我们看到，随着土改工作的深入和群众武装的建立，搜山拉网、清查户口、查验路条等群众性的剿匪斗争开始在根据地逐步推行。

2月6日，杨子荣领导的侦察小队深入蛤蟆塘一带，活捉了当时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等13名土匪。这个以少胜多的剿匪战例，被《东北日报》报道后，迅速传遍整个东北地区。在表彰战斗英雄的大会上，杨子荣留下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半个多月之后，他牺牲在剿灭惯匪郑三炮的战斗中。杨子荣牺牲的这次战斗，是牡丹江地区剿匪的最后一次战斗。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

9年后，杨子荣所在部队的副政委曲波，将东北剿匪斗争以及杨子荣的传奇经历写成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不断被搬上舞台，最著名的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

3月8日下午4点，延安上万群众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上总司令朱德号召大家做好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要军民配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从上一年11月起，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

5天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发出了进攻延安的命令。3月18日傍晚，延安的窑洞里，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毛泽东离开了他生活10年的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放弃了延安。

第二天，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强大的记者采访团来到延安。

胡宗南对外谎报胜利果实说：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记者团到来前，胡宗南调动自己的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俘虏。胡宗南还特地花费了几天时间训练这些官兵，以应对记者的提问。

胡宗南还规定，不安排记者单独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中央日报》的记者这样报道被占领后的延安：“当肤施县（即延安）政府命令一大群孩子给记者们表演秧歌舞时，‘反动派’、‘卖国贼’、‘顽固’、‘封建’依然在孩子们的口里震天地响着。”

5月3日，抗战期间曾担任美国驻重庆新闻处中文部主任的刘尊棋来到日本东京。曾经是东京最繁华地区的银座，已经出现一些新建的房子。建筑材料虽然蹩脚，但门窗粉饰一新，鲜艳耀目。在战时这里被轰炸得最为惨烈，战后又成为恢复最快的地方。

刘尊棋回忆说：“尽管细雨蒙蒙，银座街头仍是红男绿女穿梭不停。我不禁惊奇于他们红润的面庞和新裁的衣巾。”这一天是日本新宪法实行的日子，全国放假。

新公布实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上一年年底来到北平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因为担心交通会随时断绝，他在1947年年初动身前往华北解放区。

不论贝尔登走到哪个村子，他都能看到农民在聚精会神地做作业，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而不久前他们还是与教育无缘的人。贝尔登特意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部分课文，课文的内容从个人卫生、男女平等、领袖毛泽东到边区政府，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课本中，劳动生产的内容篇幅最多。

贝尔登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树，或者是打水。生产啊！生产啊！翻来覆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一个下雪的清晨，贝尔登结识了进屋烤火的共产党作家赵树理。他对赵树理的第一印象是“身穿棉袍，头戴小帽”，像个私塾先生一样。

此时的赵树理，已经凭借3年前发表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成为名满边区的著名作家。这部描写农村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小说，不仅发行了大量的单行本，还被搬演到了话剧舞台。

当贝尔登问，赵树理有没有从他的书中获得版税，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时，赵树理这样解释道：“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这一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开设名为“农村社会”的课程。不久，费孝通将课程的讲稿结集成《乡土中国》出版。在这本著作中，费孝通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转入理论分析，他引入西方契约社会的事例，对比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现象，衬托出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组成结构和文化心理。

《乡土中国》出版后，费孝通收到许多来信。很多人在信中说，这个集合了14篇学术文章的小册子，让自己体察到了身上的乡土本色。

此时，费孝通已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各大报纸杂志上经常发表他的文章。写作的内容，主要是课堂上的讲稿和对时事的评论，以及出国访问的杂记。

费孝通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不得不为吃饭连续发表文章。单靠我的工资不能维持我的生活。大专院校教师的工资极低，只够支付我生活费用的一半。所以我不得不靠我的这支笔生活。”

国统区公教人员的生活十分窘迫。清华大学薪水最高的教授，在上一年年底还可以领到薪金83万元，能够购买23袋面粉。半年之后，物价陡涨，一个教授的月薪已经不够买10袋面粉。北京大学仅这一学年，就有600多名学生因贫病而休学。

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学生江泽民为了养活自己，利用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国统区的学生，一日三餐成为最大的问题。《大公报》的时评《今日学生的烦闷》一文中写道：“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席，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随时对着学校催交学杂费的牌告发愁，这生活真够困苦了。”

此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泽民勉强维持生计。

上一年4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里，他的时间非常紧张—既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党工作。在整个春季，江泽民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

5月20日清晨，中央大学学生和上海、苏州、杭州学生代表共同发起了“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许多原本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当请愿游行遭到当局打压之后，学生们发出总罢课的号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抗议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五二○”运动之后，21岁的江泽民毕业，进入上海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工厂，逐渐成为一个工程师。

在北方，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反攻。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黄河防线，打响了鲁西南战役。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12日，除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以及西班牙外，16个欧洲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经济会议，讨论当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欧经济遭受巨大损伤，战后恢复和重建十分艰难。年初，罕见的严寒袭击西欧，西欧经济濒临崩溃。

参加巴黎会议的欧洲国家，向美国提出一个互助和自助的计划。年底，美国国会批准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将在15个月内向欧洲提供68亿美元赞助，并保证在以后的3年中每年给予援助款项。这个援助措施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成为“二战”后西欧经济复兴的关键。

这一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教师孙明经用摄影机记录下南京的风貌：儿童节的菊花大会，中山陵游人如织，在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学生们在草坪上举办五月花舞会。

孙明经镜头之下的校园，没有反饥饿游行时的混乱。在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创办的金陵大学里，学生们衣着鲜亮，生活优越。

后来，这部名为“民主先锋”的彩色纪录片在美国上映。片子中，在展现教会学校安稳情形的同时，以更多的篇幅讲述了中国的现状：“中国需要更多的食物，强大的工业，民众需要更好的医疗卫生，以及教育、信息，还有更有效率的政府。”

7月22日，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魏德迈来到中国，国统区各大报纸纷纷推测，认为魏德迈访华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将大量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一个月内，魏德迈先后走访了南京、上海、台湾、北平、沈阳、抚顺等地，他得出结论：“国民党军队兵力虽占优势，但战略主动权则掌握在共产党之手。”

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到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于长春至大石桥、沈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在中原，刘邓大军进入鲁西南，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由此拉开。

11-1 法币泛滥。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国民政府军费日益增长，财政赤字日益膨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除了大量发行法币，还不断抛售黄金和外汇，吸收市面上泛滥的流通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

11-2 赵一荻涂指甲。这一年，原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46岁，上一年11月，他被押送到台湾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在大山中，张学良身边只有赵一荻陪伴。虽然在山中，当年名闻京都的“赵四小姐”赵一荻仍然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着，修指甲，涂指甲油，保持着一个女人爱美的天性

11-3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拍摄的上海街头广告牌

11-4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拍摄的上海街头贫苦人讨钱画面

11-5 北平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示威

11-6 大学生举着饭碗举行反饥饿游行。5月20日清晨，中央大学学生和上海、苏州、杭州学生代表共同发起了“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学生们发出总罢课的号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抗议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夏天，在河北西柏坡村的一个打谷场上，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继上一年发出“五四指示”，提出“耕者有其田”之后，进一步提出“平分土地”。

乡村里，贫农小组会、诉苦大会频繁召开。很多一年前已经被村民斗争过的地主，再一次成为斗争对象。

正在华北地区考察的美国记者贝尔登敏锐地感觉到，这场革命不仅将使农民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将使地主失去村庄里的领导权。

每一个完成土改的乡村，都会以选举的方式产生新的领导。贝尔登在自己文章中写道：“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

此时的农村仍然沿用“烧香窟窿”、“豆选”等投票方式，候选人除了挨家挨户拉选票，也会以演讲的方式进行竞选。演讲的内容通常是“我要保卫翻身果实”，“我要带领大家狠狠地打击蒋介石”。并且几乎每一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都包括一条—“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

农民们吹起了喇叭，打起了鼓，举行庆祝胜利大会餐。他们第一次这样大声欢笑，他们欢笑自己的翻身，欢笑劳动人民的伟大胜利。

在农村，由于交通不便，到各村开展普选要花费不少时间，但动员老百姓参加投票却不用花费太多周折。在农民单调的生活中，选举是件新鲜事，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贝尔登注意到：“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

此时的农村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由于青壮男子大都上了前线，牲畜也被征用去运送军需物品，很多不出家门的妇女被动员下地干活。农民开始以生产互助的形式组织起来，共同耕种土地。贝尔登在河北磁县看到，14个村庄的2000多农民，共同耕种一块土地。农民们热情高涨，唱着歌互相比赛。第一次集体劳动成功后，人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贝尔登对华北乡村的考察历时近一年，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无论在产棉区还是非产棉区，多数农民一年能有3斤棉花，贫苦人家曾经几口人合穿一身衣服的现象正在逐渐消失；临近年关，很多农民的家里还剩有足够吃到开春的粮食。一位叫石玉利的农民因为生活有盈余，并且由于学会了算术，开始记账了。

由于当时币值混乱，贝尔登将这户农民的收入折合成美元计算。这户6口之家的农民，耕种12亩土地，一年下来，不仅有了十几美元的收入，还有4个月的小米储备。从前农民揭不开锅，如今可以过日子，贝尔登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军，反对蒋介石。”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历时50多天的战斗结束之后，国民党的军队收缩到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等34座大小城市及其附近地区。

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瓮中捉鳖》，描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孤立无援的困境。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新一军在郊外建起一座坟场，用来纪念葬身东北的将士。上一年5月，全部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一军进驻长春。一年多之后，这支闻名于印缅战场的国民党精锐部队，陷入困守孤城的境地。

大雪后的长春天气寒冷，部队连日常的出操也省略了。新一军政工处派驻重炮营的连级指导员胡长庚，在日记中记录下部队低落的士气：“都说我来了本连以后，本连才又开始出操，连长、连副也轮流来连部睡觉了，从前每天大家什么也不管，只赌钱。”

雪后，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十五六摄氏度，由于部队冬煤不足，屋里仍然没有生火。一年来不断吃败仗，加上远离家乡、天寒地冻，士兵们思乡情切，政工干部胡长庚在日记中发泄说：“长春这个鬼地方，这座死城，这个要人毁灭的区域，这个被人唾骂的坟墓，我也要诅咒你了……功名利禄于我如浮云，还是回家去吧，做妈妈的好孩子，做哥哥的好弟弟。晚上想到回家的事，失眠半夜。”

10月22日，上海的“美琪”、“南京”、“丽都”、“沪光”4家电影院均告客满。中午12点，电影散场，走出影院的观众大都神情悲伤，很多妇女哭泣得不成样子。这一天，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下集《天亮前后》首映。

《一江春水向东流》用上下两集的篇幅，讲述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8年抗战中的沉浮。影片结尾，素芬发现自己的丈夫已经另结新欢，毫不关心妻儿与母亲的下落，她在绝望中投江自杀。

《一江春水向东流》连映3个多月，场场爆满。在战争中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普通百姓，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据当时报刊统计，观众近80万人次，在上海市600万人口中，平均每7人中就有一人看过此片。

在上海市文化协会举办的“中正文化奖金电影奖”的评选中，《一江春水向东流》荣获头奖。影片导演之一的蔡楚生面对这一奖项，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所可惜者仅奖镀金之牌，而不奖真金之条，否则尚有点用处。”

此时的上海，西药盘尼西林针剂已经像黄金一样，成为硬通货在市面流通。由于法币难以保值，不仅商家囤积居奇，普通人家也将余钱大量购买商品，来应对飞升的物价。老百姓抢购日用品，文人囤积白报纸，医生囤积紧俏药品，各个行业的人都在想尽办法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

上海中医陈存仁也囤积了20桶汽油以备不时之需。12月，法币14.9万多元才能兑换1美元，法币形同废纸。陈存仁不敢懈怠，天天出诊，门诊收入随行就市，大致可以应付日日看涨的物价。在他的记忆中，此时要用两三麻袋的钞票才能换到一袋米。

有些小贩把100元以下的小面额法币当作废纸收购，每斤作价2000元，而一斤旧报纸还可以卖到6000元。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

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币顶讨厌，一捆一扎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

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法币顶尴尬，一斤小票两千块，好像叫卖黄泥巴。

这一年夏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在行总社会福利组担任主任的刘德伟，创办了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当时上海共有50家孤儿院，一家育婴堂，一家行为问题儿童院，三家托儿所，都是民间团体。

刘德伟凭借自己多年来在社会服务方面建立起的良好声誉，从处理剩余物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里得到600箱骆驼牌香烟，这成为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启动资金。

刘德伟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棚户区儿童的帮助上。由于力量薄弱，只选择江宁区作为试点，向贫困家庭发奶粉，向难以为生的家庭发钱，并在专门做贫苦菜农生意的“鸡不叫”茶馆里，组织儿童们上课，使他们不至于落入流氓头子“爷叔”的控制中。

在刘德伟的组织下，很多大学生志愿者进入上海的棚户区进行社会调查。学生们每天翻拣棚户区的垃圾箱，他们发现，在600万人口的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800个弃婴。

12月19日，上海迎来入冬后的第一场小雪，报纸报道，仅这一天就有30多名难民倒毙街头。此时，大量苏皖难民涌进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由于内战持续扩大，大批农民沦落为难民。国民政府既无力将他们送回家乡，分发土地和农具，也不准他们进入南京市区，只能将他们安置在下关简陋的临时难民营里。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一个与父母失散的女孩上街乞讨，碰到一位好心的女国大代表，将她带到了儿童福利站。在福利站里，女孩接受了身体检查。在千千万万陷于贫困流离的中国儿童中，她只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到上海解放前夕，刘德伟只在上海7个棚户区中推广开展儿童福利工作。在自传《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刘德伟这样回忆道：“我曾经问过秘书陈定侯：‘你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有没有意义？’他坦率地说：‘没意义！我们这样做，只是杯水车薪。只有由政府出面来做，才能使广大贫困儿童受益。’”

在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的镜头下，上海慈善机构的马车和三轮车，每天都会到各处去收集饿死、病死的儿童。

在漫画家张乐平的笔下，三毛开始流浪。诗人穆旦写下诗篇—《饥饿的中国》：

饥饿是这孩子们的灵魂。

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

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

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乞。

……

在街头的一隅，一个孩子勇敢地

向路人求乞，而另一个倒下了。

在他弱小的，绝望的身上，

缩短了你的，我的未来。

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占石家庄，开创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并使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

随着战场上的胜利，部队中补充了大量的俘虏兵。这些士兵以前都是雇佣兵，习惯了吃谁家的粮，当谁家的兵，在部队物资困难的情况下，经常违反部队的群众纪律。这年冬季，由西北野战军率先开展的一场整军运动，开始在各个解放区部队中推行。

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部队简报》，反映的正是当时的“诉苦运动”：

两个阶级，两个天地对比的展览会，它告诉我们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里，是谁养活了谁，是谁在过享乐的日子。我们先看地主一顿饭，吃的是鱼肉白面，喝的是美酒；我们再看穷人的一顿饭，吃的是苞米，是窝窝头，是糠做的饼。地主夏天盖绣花夹被，农民铺的是高粱叶。这就是地主阶级靠剥削农民的血汗过享乐的生活，农民养活了地主阶级。

由于战士大多是贫苦出身，整训便首先从土改教育入手，发动战士诉苦。在诉苦的基础上，教育战士们认清剥削根源，提出“穷人要翻身，消灭蒋家军”的口号：

战士们在宣誓复仇的大会上，在自己亲人的灵前，决心变悲痛为力量，决心在战场上，替被害的父母亲人报仇，替同一阶级的弟兄报仇。

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率领的部队，经过一个月的斗争，歼灭国民党军队69000多人，粉碎国民党对大别山的进攻。至此，国民党军队在黄河以北全面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到人民解放军手中。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而就在年初的时候，蒋介石还踌躇满志，认为只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可以消灭共产党。

5天前，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1947年，对动荡的中国来说，这是转折的一年，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

1959年 己亥年

1959年2月8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一。这一年，新中国进入第11个年头儿。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内容：所有的钢铁工人都在食堂里吃了“节日丰盛的早餐”，他们要为今年完成1800万吨钢而战。

农业部则在春节的前一天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全面创造小麦千斤亩、千斤队、千斤社、千斤县、千斤专区、千斤省。

这一年中共中央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钢产量从上一年的1070万吨增长到18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10500亿斤。

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同苏联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事。协议规定，中苏将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在未来8年，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在北京，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正在紧张地施工之中，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当时设计的这些建筑高大、坚固、雄壮，在展现民族风格的同时，都多少带有苏联的艺术风格。

春天，北京后达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晓萍收到苏联笔友柳芭的来信，信中提到刚刚上天不久的苏联卫星。1月4日，苏联发射的“月球1号”从5995公里外掠过月球，它是人类发射成功的第一个摆脱地球引力场的航天器。

一个月后，美国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发现者”1号卫星。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世人瞩目。

刘晓萍后来回忆说：“苏联的太空成就，使美国人很着急，匆忙也放了一颗卫星，重量比苏联的小得多，但不幸，飞了几圈之后就因故障而坠毁了。这件事，成了中苏漫画家的好素材。所以，我至今还保留着美国卫星的印象—一个冒着烟的瘪气球似的东西。”

从当时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伟大的友谊》中可以看到，在一些苏联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样在中国的校园里，中小学外语课程的设置，俄语教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和刘晓萍一样，她的很多同学都收到了苏联同学的来信，他们亲切地管这些没有见面的朋友叫作“苏联笔友”。

1959年，《风从东方来》、《乡村女教师》等苏联电影在中国各个城市中上映。许多孩子都喜爱上了苏联电影，一些苏联电影插曲到处传唱。

刘晓萍也常常和几个爱唱歌的同学聚在一起，学唱苏联歌曲。有一首歌曲叫《小路》，歌中唱道：“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每次唱到“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她们就会把歌词改为“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刘晓萍后来回忆说：“十几岁的女孩子，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对那些‘情’啊、‘爱’呀的字眼，非常敏感，也羞于启齿。把‘爱人’改成‘战友’，这样，女孩子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高声歌唱了。”

两年后，刘晓萍收到了一张印着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照片的明信片。那是她和苏联笔友最后的联系，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收到过柳芭的来信了。

春天里，孩子们有了新的读物—刚刚创刊的《少年儿童画报》。张天翼的抗战时期的代表作—童话故事《大林和小林》开始以漫画的形式连载。漫画里，大林和小林是对双胞胎。大林好吃懒做，变成了一个寄生虫，最后饿死在金子堆里；小林勇敢正直，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

大人们也能看到《漫画》杂志，这一年第一期的《漫画》，封面是主编米谷的一幅漫画，画面描述了元旦这天，中国庆祝超额完成1070万吨钢产量和农业大丰收的鞭炮声，被美国的杜勒斯听成了中国叛乱的枪声。

《漫画》杂志还以新年为主题开辟专栏，专栏漫画“想象”了法国、伦敦、韩国等国家在新年来临时面临的尴尬。

此时，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科学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在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瓦纳”号下水。与此同时，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

第一块集成电路也在美国成为商品，很快被应用到计算机和各种电器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将1000英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工商界和毕业校友设立公司，形成了一个学校“工业园区”。今天，引领尖端科技的“硅谷”，就发端于1959年的这块工业园区。

新的时尚也不断出现,人们的生活日益多彩。3月，美国美泰玩具公司推出了芭比娃娃，芭比娃娃曲线玲珑，29厘米高，售价每个3美元。在往后的日子里，她获得难以计数的衣服、配饰，还找到了男朋友，并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洋娃娃。

这一年，呼啦圈在世界风靡一时。不久前，美国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直径1米左右的圈，每个美元售价9角3分，惠姆-奥制造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啦圈。随后，呼啦圈风靡全球。在英国，呼啦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呼啦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夏天时，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啦圈。

此时，一场技术革新也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1961年《新闻简报—增产洗衣粉》中就讲述：“肥皂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可是生产肥皂需要不少的油脂，上海永星合成洗涤剂厂采用有机化学合成的方法，试制成功了质地优良的合成洗衣粉，节约了大量的油脂，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上海，生产肥皂、油脂、甘油等日用化工产品的永星制皂厂经过攻关，生产出中国第一包合成洗衣粉，取名为“工农牌合成洗衣粉”。

第4期的《人民画报》上报道了天津滨江道各商店职工技术革新的事。技术革新包括能使顾客转动理发的“卫星”椅，能告诉人们做一件衣服用多少布料的量体裁衣机，还有电动售烟机、自动售米机等。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和设备。1959年《新闻简报—饮食业的技术革新》讲述道：“天津市饮食业的全体职工决心要使饮食的制作过程实现机械化，改变几千年来的纯手工劳动的方式。用机器炸油条，每小时能炸2000多根。”

在哈尔滨，三八饭店因技术革新而闻名全国，被誉为“全国最早的一家全自动化饭店”。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子中可以看到，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动门、自动洗手机、自动传菜机、自动和面机、自动饺子机等等一系列自动化设备的雏形，最早都应用于这家饭店。

饺子机是三八饭店30多项革新项目中仅存的几项成果之一。今天，人们走进任何一家超市，都能见到机制的速冻饺子。而绝大多数的发明或者因为不具备使用价值，或者因为成本过高而被逐渐淘汰。

在中国的城乡，除了热衷于技术革新，许多人还积极投入到上一年开始的“民歌运动”。史掌元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地地道道的石匠，扶犁种地、砌窑洞是他的拿手好活儿。除了爱好音乐，他和别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年，不识五线谱的史掌元决定要写首歌参加比赛。国家文化部举办了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根据参赛要求，歌词必须在《红旗歌谣》上选，《红旗歌谣》由作家郭沫若、周扬二人合编。史掌元从这本厚厚的歌词本中挑选了诗歌《唱得幸福落满坡》，吸引他的是歌词中花果满山、牛羊遍地的美好景象。

史掌元用5天时间完成这首歌，曲子做好后被送到北京评奖，最终获得全国一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这首歌曲，全国的各种报刊都发表了这首歌，而史掌元获得的奖励则是一把二胡和一张奖状。

在风靡20世纪60年代的5首农村歌曲中，《社员都是向阳花》、《采茶舞曲》、《一条大道在眼前》、《毛主席来到咱农庄》都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只有《唱得幸福落满坡》是由史掌元这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创作的。

一年后，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史掌元被授予“农民作曲家”称号。史掌元后来还担任着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的职务。

在乡村，人们掀起了一股养猪热。报纸上，还刊登出许多地方养猪的先进经验。同时，一场全民积肥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

上一年，根据大办农业的形势需要，上海市农业局所属的肥料公司和市卫生局所属的清洁管理所合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援农业上，提出“大力挖掘城市肥源，支援农业生产，确保城市环境卫生”的方针，把积肥放在第一位。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统计：当年化粪池坑粪的日清除量比上年增加了23.7倍，农民到市区装运的垃圾也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增加3.6倍。同时还在全市掀起群众性的积肥活动，仅1959年2月就有320万人次之多，积肥893万担。

此时，上海的副食供应正面临紧缺。年初，上海的鱼肉供应紧张。上海市委内部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少吃或不吃鱼肉，党员干部不买短缺的副食品。到了4月，上海市政府通知，各邮局禁止向外地邮寄食品和糖果，并禁止外地人在上海大量购买食品、糖果。上海的饭馆规定，客人只能在铺子里吃，不许外带。上海市民的猪肉定量从每月0.75斤减为0.38斤，鱼开始凭票供应。

这一年，27岁的陈宗烈已是《西藏日报》有名的摄影记者。3年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选派3名摄影师支援刚创刊的《西藏日报》，就这样陈宗烈来到了西藏。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在和平解放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民主改革。

陈宗烈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1959年西藏的变化。在他的书《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中记录了他当时拍摄的感受：“……农奴的悲惨生活让我刻骨铭心。……40岁那年，有一天老阿妈铡草铡断左手的一根手指，当时疼得昏了过去，庄园管家看到后竟然不理睬。等到苏醒过来，由于没有药物包扎导致伤口感染，眼看整个手都要烂掉了，这时有个朗生想出一个办法，把酥油在锅中煎沸，将老阿妈受伤的手指摁进锅里，老阿妈又一次疼昏过去，可是总算保住了左手。”

这样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播放。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迅速平息了叛乱。随后，西藏民主改革开始。陈宗烈目睹了世界屋脊上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他拍摄下一组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照片—《百万农奴站起来》、《烧地契》、《分到土地的喜悦》、《朗生互助组》、《幸福》。

这年秋天，20万农户领到土地证，第一次当上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个收获的秋天，昔日的农奴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

3月下旬，21岁的容国团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参加第25届世乒赛。

两年前，容国团还是香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闲暇时，自己一个人在工会的一个小房间研究乒乓球技战术。他的好友张五常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

独自一人训练的容国团，在1957年年初，获得香港单打冠军。接着在4月23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2:0击败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

渴望获得更大发展的容国团随后回到祖国大陆。一年后，容国团说出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他的队友庄家富曾回忆：“他当时在广州体育学院乒乓球队。他就在大会上叫‘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25届世界比赛里边，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很多队员包括我都觉得容国团这小子吹牛皮。”一年之后，这句被认为是吹牛皮的豪言壮语真的实现了。

在多特蒙德，尽管外国报纸都把容国团描述为一匹黑马，但是，人们还是把决赛的胜算压到了1953年的世界冠军西多身上。

经过4个回合的艰苦奋战，容国团以3:1战胜了对手，赢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这一胜利使日本失去了连续5届占据这个项目世界冠军的机会。在象征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这也是中国赢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一段从国外购买的记录当时场景的资料，被编辑成纪录片《夺取世界冠军》，在全国放映。很多人当时去影院，不是为看正片，是要看这个10分钟的加片。影片一出现，在很多影院，所有观众都会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就在容国团夺取世界冠军之后不到一个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乒乓球运动员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天安门，乒乓球装点了一个时代的光荣。容国团说过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一句话。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球热，到处是正规的或土造的乒乓球台，一时出现了5000万人挥拍上阵打乒乓球的热闹场面。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先后接见3000多名乡亲。在父母坟前，毛泽东献上一束野草，并鞠躬致意。这天晚上，毛泽东抚今追昔，写下诗词《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写完这首诗后，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江西庐山。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

1959年是个多灾的年头儿，从2月到6月，南方3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夏天的时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沈容接到一个任务—到广东拍摄水灾。沈容在后来的回忆录《红色记忆》中这样描述自己目睹的情形：“那洪水真可怕，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水火无情’。公路两边的大树，只看见一个树梢。我们乘一艘汽艇，沿着树梢拍摄。只见一片汪洋，有的群众躲到屋顶上，有的趴在树枝上。部队出动很多人乘橡皮艇救人，有的孕妇在橡皮艇上生了孩子，取名军生。”

12-1 1959年的工人新村。沈阳铁西工人村是20世纪50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建筑—工人新村。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

12-2 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

12-3 技术革新中新奇的发明和设备。技术革新包括能使顾客转动理发的“卫星”椅，能告诉人们做一件衣服用多少布料的量体裁衣机，还有电动售烟机、自动售米机等

片子拍完，沈容摄制组的人都病倒了。

从1959年起，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年初提出的目标是粮食产量10500亿斤，最后这一年收获的粮食只有3400亿斤。

9月26日，在东北的松嫩平原上，松基三井首次喷出了石油，此时正值建国10周年大庆。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经济建设就缺少向前发展的润滑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一年后，大庆石油会战打响。

此时，在全球范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9月，刚刚就职半年多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同意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一年后，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几内亚的所有前殖民地国家都赢得独立。

在南美洲，33岁的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6年前，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人开始了以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元旦的时候，古巴革命取得成功。两年后，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并实施经济制裁，这一举动促成古巴向苏联阵营靠拢，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9年的中国，都在为新中国10年大庆而努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意拍摄纪录片《欢庆十年》，作为献礼。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决定排演一部新戏，作为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剧目。从抗战前排演《抗金兵》和《生死恨》，近30年过去了，梅兰芳再也没有创作出新的作品。先是长达8年的战争，等到和平了，又因为诸多事物而无暇去顾及艺术本身的创作。

3年前，梅兰芳观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便有了将它移植为京剧的冲动。他在《新观察》杂志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现在我再度在舞台上表演这位老当益壮的女英雄时，我感到这位戏剧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我有着情感上的共鸣。不久以前，有一位观众问我：‘您打算演到多大年纪？’我告诉他：‘我自己不知道，艺术的生命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

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排演两个月后于北京人民剧场首演，旋即引起轰动，成为久演不衰的梅派经典名作。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音配画的京剧《穆桂英挂帅》里，听到梅兰芳优美的唱腔。

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首演后两天，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场小提琴音乐会，乐手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18岁的俞丽拿拉起了小提琴，人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红色的年代，4根琴弦流淌出的竟是缠绵悱恻的江南曲调—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陈钢和何占豪合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独奏小提琴的最后一个泛音渐消后，台下一片寂静。协奏曲的作者之一陈钢后来回忆：“突然，掌声如雷，‘泪飞顿作倾盆雨’，听众和我们同时流出了激动的热泪！”观众们激动的掌声一直在持续，直到俞丽拿把整个协奏曲再拉了一遍，人们的情绪才得以平息。第二天，通过电台，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9月底，首都北京已经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带团前来祝贺新中国的10周岁生日。在机场，细心的人们发现，当赫鲁晓夫想同毛泽东拥抱时，没有得到回应。这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合作，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裂痕。

年初，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

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为由，拒绝按照原先的协定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一天后，新中国10周年大庆开始。首都北京，碧空万里，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有70万人参加了新中国10周年庆典。

在过去的1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到1957年，中国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初步建立起国家工业化必需的基础工业体系。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4.8%，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和经济的长足进步相比，这个国家政治面貌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普通人正逐渐成为国家的主人。

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淘粪工人时传祥的合影。3天前，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群英会”。北京市的淘粪工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这次“群英会”。

“群英会”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接见了时传祥。刘少奇握住时传祥粗糙的手，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后来刘少奇还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11月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时传祥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阔老爷和阔太太们骂我们是“臭屎蛋”、“夜猫子”，我们连老婆都娶不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翻了身，当家做主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我一个月拿七十多元的工资，穿上了毛衣毛裤，有了收音机，生病还享受公费医疗。社会风气也变了，大家不再轻视我们了。工作的时候，胡同里的老太太，夏天给我们凉上茶水，冬天请我们到家里取暖，就连托儿所的孩子们，见了我们也都亲热地叫“工人叔叔”。

这些幸福都是因为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才得到的。

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备受尊重的年代，时传祥出名之后，很多人慕名而来，向他学习。北京各行各业的青年纷纷来到时传祥的清洁队参加义务劳动。仅仅几个月，参加背粪的就有2万多人次。媒体上说，清洁队成了首都人民公认的劳动大学。

沈阳铁西工人村是20世纪50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建筑—工人新村。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

当时的工人新村规模非常大，几百幢红色的住宅矗立着，宽阔的马路、整洁的花园，到处一片浓绿。这里有商店、银行和邮局，那里有托儿所、学校和医院。每幢楼房都有好多套住宅，一套住宅一般有两个大房间，还有厨房和厕所。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之下进行的，进行大型工业企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各项定额指标，都是沿用苏联标准，如道路宽度、厂房单位面积，住宅标准则按照人均9平方米的标准，据说这是列宁签署过的。

演员崔嵬也是全国群英会上的特邀代表。这一年，崔嵬和另一位导演陈怀皑共同拍摄了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

上一年1月，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正式出版。《青春之歌》讲述的是女中学生林道静因家长逼婚，只身出逃的故事。后来，在党的引导下，林道静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到6月份，已经印刷39万册。在许多人眼里，“林道静的道路”就是20世纪30年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曲折历程的“缩影”。

1958年下半年，为展现建国以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中共中央决定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其中，电影献礼是一项重要内容。

北京电影制片厂选择了小说《青春之歌》和《林家铺子》等几个题材。这其中，以《青春之歌》这个选题最为冒险。由谁出演女主角林道静是导演崔嵬的一道难题。1959年3月下了场雪，女主角还没有最后确定，为了抢时间，电影匆忙开拍。一天，崔嵬突然想到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

谢芳有些特别，她父亲是基督徒、神学院教授，曾留学海外。谢芳从小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顿饭前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谢芳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我这七十年中》写道：“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的中南文工团演了七八年的歌剧，当时想既然领导让我来试一试，那就试一试呗，选不上就还可以回去演歌剧。”经过试镜头、试戏，崔嵬决定，女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就是谢芳。

在其他演员的挑选上，崔嵬则全部选择了大牌儿演员：秦怡出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5个多月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完成。

杨沫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描述说：“《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这部电影捧红了首次演电影的谢芳。银幕上，她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成了一代青年人心中的美好记忆。

国庆前后，文化部最终确定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18部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林则徐》、《聂耳》、《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宝莲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海鹰》、《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

从1959年年底开始，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了国庆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观众高达1.2亿人次。这批献礼影片成为新中国电影创作的一次高峰，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一年被称为“难忘的1959”。

此时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重要时刻。上一年，电影导演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处女作《漂亮的塞尔日》上映。法国《快报》的女记者第一次用“新浪潮”这个词来谈论当时一批年轻法国电影导演的处女作。

1959年，弗朗索瓦·特吕弗拍摄了自传体电影《四百下》，让-吕克·戈达尔导演了彻底革新电影语言的《筋疲力尽》，阿伦·雷乃拍摄了《广岛之恋》。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第3次美学运动，这些新导演的电影被统称为“新浪潮”电影。

“新浪潮”运动的主要成员以前都是电影评论人，都来自黄色封面的著名杂志《电影手册》。“新浪潮”作者的电影风格，大都以专注的手法记录或表现一个事件、一些人物，因而有很强的纪实性，不少影片都有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与传统明星制度相对立，“新浪潮”运动的导演们还起用了大批不知名的年轻人做演员。

在美国，电影《宾虚》上映。《宾虚》改编自卢·华莱士的长篇小说《宾虚：基督故事》，它以西方世界的新约时代为历史背景，以犹太人宾虚同罗马指挥官玛瑟拉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主线，通过个人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罗马帝国对异族异域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统治，表现了犹太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坚定信仰。

在第3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宾虚》共获得11项大奖，创下当时奥斯卡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20世纪50年代，美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整个社会也处于安居乐业的状态。电视这一大众消费品日益崛起。由于电视的冲击，好莱坞电影显得很不景气。1959年美国各公司拍摄的影片只有160部。后来，《宾虚》唤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注意力，使电影界重新活跃起来，几百家在倒闭危机中苟延残喘的影院重获生机。

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北京的天气有些寒冷。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53岁的溥仪见到了穿得厚厚的妹妹和妹夫。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认得出这位当年的宣统皇帝了。

3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建议还说：“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两天后，溥仪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一位年轻的民警为他办理了户口登记，户口本郑重地写上了他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由于长时间与社会隔绝，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溥仪还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

不久，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后居住北京的一些人—溥仪和前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进行参观。他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单位。最后，他们还游了故宫，溥仪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

在从前自己住过的地方，溥仪看到，离开故宫时的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幔、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溥仪还发现不少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原本是经溥仪和弟弟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被政府买回来了。

在自传中，溥仪这样写道：“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一年后，溥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溥仪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工作。

1950年8月，溥仪被苏联移交给中国，经历了8年多的改造，他已经成为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劳动者。

1971年 辛亥年

1971年1月27日，是农历辛亥年春节。大年夜，影院里上映的是彩色电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成为流行语。城市里通知各家大年夜不准放爆竹，以防止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或暴露城市目标，招致敌机轰炸……但午夜时分，仍然有鞭炮劈劈啪啪爆响。

春节这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是在打扫卫生的忙碌中度过的。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社论，号召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精神焕发地迎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到来的7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

此时，报纸杂志提倡的仍然是过一个革命化、节约化的春节。

广西田东县甘莲大队贫下中农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最近有些人大手大脚地花钱买这买那，打算在春节期间大吃大喝。这种作法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我们坚决反对。”

江苏省涟水县李集公社针对少数社员准备过春节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错误思想，在全公社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教导，提倡勤俭过春节。通过学习，社员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很快刹住了大办酒席、大吃大喝的铺张浪费歪风。李集公社报道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是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过春节，不只是一般生活问题，思想作风问题，也是直接和现实阶级斗争有关的重要问题。”

这时，非洲北部埃及的尼罗河上，庆祝阿斯旺水坝建成的庆典仪式正在举行。阿斯旺水坝高111米、长3600米，建设历时10年，耗资9亿美元，由苏联援建。这项工程开始由美国援建，后来苏联取而代之。这时，苏联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愈演愈烈的势力争夺中略占上风。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仍然处于动荡之中。在非洲，刚上台不久的利比亚年轻领导人卡扎菲公开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日本东京，学生们发起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在美国本土，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宣告结束，威廉·凯利中尉因参与越南美莱村大屠杀，被判终身服劳役。佐治亚州的福特本宁军事法庭宣布,凯利屠杀了至少20名越南平民。在被指控与美莱村大屠杀有牵连的25名美军官兵中，凯利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审判结果并没有平息人们对越战的怀疑和指责，美国各地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

1月29日正月初三，早晨6点，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劳动锻炼的诗人张光年早早起床，沿小路进城。张光年笔名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在干校，他因身体较弱，难以承担重体力劳动，被安排担任五连的值班守夜人。

张光年乘公共汽车来到县城附近的温泉浴室洗澡。这是他到干校以来第一次到澡堂洗澡，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舒服惬意。张光年后来描述说：“澡盆放了小半盆热水，水管就没有水了，据说是革委会澡堂正在放水。”

张光年草草擦洗了一下，搭上中午12点的班车回到咸宁县城，而在县城的一顿午饭，也让他很不顺心。他在日记里写道：“买的红烧肉、炒肚片、卤牛肉，都是我假牙咬不动的。”

2月4日是立春，这一天，张光年一整天都在稻田里劳动。晚上回到宿舍后，因领导要求汇报经济收支情况，张光年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将有关情况写下来：

1.每月工资是243元。以2月份为例，除扣去代汇家庭生活费150元、伙食费13元等外，实发77元。

2.每月交党费20元（12月份交120元）。

3.去年上半年每月汇回家里120元至130元。

4.每月所得工资除汇回家用、交党费、伙食费外，尚余60至80元左右……去年上半年有些节余，现手头尚余现款200余元，此外在银行邮局没有存款。

在咸宁干校，诗人郭小川是张光年等人的棋友，众人中,他总是最乐观、最有干劲儿的一个。作家韦君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她总是能看到郭小川“毫不气馁地走在队伍中，像个农民，赤裸上身，手中握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歌”。干校里，学员们三四人一屋，每人一个小马扎，没有桌子，写字只能趴在床上写。郭小川常常趴在床上，奋笔疾书，写下豪迈的诗句。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们怎能不欢乐！

因为我们拼命劳动；

我们怎能不欢乐啊！

—因为我们拼命革命。

这时，与张光年、郭小川同在咸宁干校下放劳动的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员沈从文正为自己的住处犯愁。因寄居的小学将要开学，沈从文借住的房舍需要腾出。他被安排到一间由农户猪舍改成的小房中。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3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边城》、《湘西》等6部中长篇小说。1949年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后，再没有从事过小说创作。

5个月后，沈从文经干校安排，和妻子张兆和一道转移到丹江。他们的住处离丹江口只有5里路，抬头便可看见横跨江面的大坝。每到夜里，大坝上灯火辉煌，景象蔚为壮观。沈从文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面对这一壮观景象时的心境：“十年前，自己曾到这里参观，亲眼见到丹江水坝的合龙。想不到十年后，自己又迁徙到这座大坝附近，寻找自己的归宿。人生，恰如茫茫大海；个人，只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滴油……”

197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迎接“三八”妇女节而专门摄制了《新闻简报—三八专号》：“在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中，活跃着一个战斗的集体。这就是我国第一个女子林业采伐队。她们是从城市来到边疆的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她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斗严寒，冒风雪，誓做无愧于毛泽东时代的女青年。”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这一名词出自报纸杂志对大寨青年妇女突击队的赞誉。当时，几乎在所有男子的岗位上，都能见到铁姑娘们的身影。

阜城县红色娘子军钻井队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打成三眼水质好、水量足的机井，达到了打一眼、成一眼、用一眼的目标。妇女成了生产斗争中的一支主力军。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各种铁姑娘专业劳动队数量逐渐下降。1979年，全国妇联对妇女专业队发表意见说：“目前某些专业队劳动过重，不利于保护妇女劳动力，不利于保持妇女的持久的劳动热情。对这种专业队，要在肯定成绩，保护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合理地加以调整。”11年后，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强调为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及其子女的正常发育成长，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业伐木等重体力劳动。

这一年，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芭蕾舞剧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开始在各地上映。《红色娘子军》是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作品，改编自1963年的同名电影。这部舞剧第一次将芭蕾中的主角由仙女、公主变成了战士，芭蕾舞演员第一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彻底颠覆了在西方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足尖舞。

饰演主角吴琼花的是25岁的中央芭蕾舞团演员薛菁华。来自江南的薛菁华高挑瘦削，拍摄的时候，为了突出工农兵英雄粗犷豪迈的形象，化妆师专门为她做了两个又粗又浓的假眉毛，贴了个双眼皮，嘴里还塞了两片削了的苹果。

电影中所有的特写镜头都采取仰拍的办法，薛菁华还特意在里面穿了毛衣，这样拍摄远景时，身材看上去不会显得单薄。

影片上映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战旗似火豪气如虹”的文章，文中赞扬道：“影片赋予芭蕾艺术以崭新的生命力，使它变为革命人民手中的锐利武器……以政治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屹立在人类芭蕾历史上。”

与《红色娘子军》同时上映的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这是一部反特故事片，讲述了朝鲜安全部门侦探员与敌特斗智斗勇，费尽周折，终于挖出暗藏多年的特务“老狐狸”的故事。

当时的另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牵动无数中国观众的心，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曾让无数观众为之流泪，而片中哀婉动听的主题歌更是广为传唱。后来，人们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剧作者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而电影监制则是他的儿子金正日。

这些朝鲜电影以及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对当时的电影观众来说，就是“外国电影”。有人编了顺口溜形容当时的情况：“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在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中，圣莫尼卡大学学生格伦·科恩是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爱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打球时常用发带扎住齐肩的长发。

世乒赛开始的第二天下午，科恩一个人在练习馆练习，中国队排着整齐的队伍也来了。练习结束后，科恩发现送他来的那辆班车已经走了，匆忙之间，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从饭店到体育馆，汽车要走15分钟，10分钟过去，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中国队员庄则栋打破了尴尬的局面，他从手提包里拿出纪念品—黄山织锦，送给了科恩。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说：“登上我们车的运动员也是美国人民的一分子嘛，做敌对国家人民的工作才能真正体现‘友谊第一’的方针。”

他们下车后交谈、握手的照片，被记者们拍了下来，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条。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中国的邀请，和英国、尼日利亚等国球队到中国参加友谊比赛。留着长发的科恩始终是球队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任广东乒乓球队教练的杨国腾后来回忆说：“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男人怎么能留那样的发型呢？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头发的男人，印象特别深刻。”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美国乒乓球队受到1.8万名球迷的热烈欢迎，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科恩则随着音乐跳起摇摆舞。4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科恩问周恩来，怎么看待嬉皮士，他得到的回答是：“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分别时，周恩来还拉着他的手说：“祝你天天进步。”

就在同一天，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已经实行20年的对华贸易禁令，放宽对华货币和航运管制。

这一年，许多普通居民看到了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按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原来只发给高级干部的《参考消息》扩大了发行量。随后，各省纷纷加印，发行量一度猛增至600万份。

科恩与队友们在长城上的合影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回国后，科恩与所有代表团成员一样，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到处演讲、接受采访、参加表演、拍广告，还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的一本，书名就叫“如何打乒乓球”。他还向美联社的记者拍胸脯说，可以促成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对话。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句半是开玩笑的话，在一年后竟成为现实。

当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达成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

春天，英国摇滚歌星约翰·列侬和妻子从伦敦移居纽约。虽然美国的歌迷们听到这个消息欢呼雀跃，但列侬移居纽约并不顺利。美国移民局拒绝发给列侬绿卡。4年后，他才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美国共和党政府还认为列侬的音乐和政治活动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4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把他驱逐出境。

这一年，列侬演唱了歌曲《想象》，歌曲勾勒了一个没有杀戮、没有国家、没有宗教的大同世界。列侬后来评价自己的这首歌说：“这首歌曲几乎是共产主义宣言式的，虽然我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属于任何运动。”

“五一”节时，北京的居民们发现，不知不觉间，街头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尤以黑皮肤的非洲人居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不断有新的国家独立，而中国也加强了与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整个7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多达25个。

这时，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正在非洲东部的崇山峻岭中紧张忙碌着。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在上一年10月正式动工，铁路全长1860公里，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工程。

1973年，演员马季与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就是以坦赞铁路的建设为题材的。这段相声被收录在庆祝国庆的纪录片里，在全国上映。这是“文革”开始后相声第一次公开亮相。马季后来在获得曲艺终身成就奖后曾说：“我在没有笑声的年代，还能给大家带来笑声。”

5月中旬的广州，气温已经20摄氏度以上。一年一度的春季广交会刚刚结束，街头还处处可见广交会的痕迹。一天，太平路一家小饭馆里，突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用很不熟练的普通话，要了一碗面条，吃了起来。小店店主在交谈中了解到，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名叫西默·托平。

西默·托平是加拿大人，这时的身份是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一周前，他在岳父—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朗宁的帮助下，收到了进入中国采访的邀请。

25年前，托平以国际新闻社实习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随后加入美联社。1949年，托平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进入南京的外国记者。

22年前，托平曾经随溃退的国民党部队到过广州。那时的太平路，是一条霓虹闪烁、布满酒吧的大街。现在，酒吧已经销声匿迹。托平发现，广州不只是市容变化很大，人们的面貌变化更大。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穿着色彩单调，款式单一，有些令人失望……但人们的身体看上去十分健康，非常健壮。曾一度令我恐惧的枯槁的面容、灰蒙蒙的双眼、长满疥疮的身躯早已消失殆尽。年轻人笑时露出的是整齐、洁白的牙齿，而不是空空的牙洞或黑黑的牙根。”托平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坐飞机去往杭州，之后前往上海。

13-1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开怀大笑。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团长乔冠华在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面前开怀大笑。乔冠华潇洒豪放的笑声，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震碎了会议大厅的玻璃”

13-2 第31届世乒赛上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握手。科恩训练结束后，匆忙之间，上了中国队的班车。坐在最后一排的中国队员庄则栋从手提包里拿出纪念品黄山织锦，送给了科恩。他们下车后交谈、握手的照片，被记者们拍了下来，第二天就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

13-3 李连杰访问美国。1974年，11岁的李连杰经过层层筛选后，入选出访墨西哥、美国的武术表演团。在美国白宫前的表演结束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问李连杰长大后是否愿意做他的保镖。李连杰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不愿做任何人的保镖，长大后，要保卫10亿中国人民。李连杰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场的人都很震惊，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回答。”

托平入住了著名的和平饭店。他有些惊奇地发现，上海外滩上钟楼的报时音乐，已经改成了乐曲《东方红》。素以十里洋场著称的上海，居然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到饭店门口，只为一睹他们几位外国人的“芳容”。

托平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大楼采访。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商场叫作“大新百货”。第一百货大楼共有5层，每天接待大概15万顾客。托平采访了一位50岁的食品店工人张明远。他了解到，张明远的月工资是70元，他的妻子每月挣50元。张明远一家6口每月房租3元，交通费3元，除了吃穿费用，每月大约能剩下45元钱。

采访中，托平记下了第一百货大楼部分商品的价格：帆布胶鞋3.7元，皮鞋17元，裤子6元，棉上衣7元，女式毛衣10元，闹钟15元，手表120元，短波收音机120元。

就在托平访华后不久，7月9日凌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悄悄来到北京。这次秘密访华行动代号为“波罗行动1号”，取马可·波罗东方之行的意思。

基辛格在北京停留48小时，与周恩来举行了1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9月1日，新广播体操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华社消息介绍说，为了使新广播体操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参加编操工作的同志遵照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在进行编操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到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广泛征求意见，依靠群众开展编操工作。新操编出以后，又在140多个单位的9万多人中进行试做和反复修改。新广播体操吸收了过去几套广播体操的优点，音乐、动作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

北京厂桥小学学生李连杰，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随后，他又被什刹海体校的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武术。

一年后，9岁的李连杰到济南参加了生平第一次比赛。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武术比赛，李连杰赢得了比赛的冠军。回学校后，李连杰接到通知，每天只用上半天学，其余时间训练。后来，他搬到体校宿舍，每周只是周六回家，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训练。

1974年，李连杰经过层层筛选后，入选出访墨西哥、美国的武术表演团。为了这次出访活动，团员们接受了一系列特殊的培训，学习怎样用刀叉吃饭，以及吃饭时如何不露出牙齿等礼仪。

来到美国后，李连杰和伙伴们发现，美国高楼林立，路宽车多，学校里竟然还有游泳池。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没有敢说这样的话—‘嗨，这儿真漂亮！’—但实际上每个人都这样想。”

在美国白宫前的表演结束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问李连杰长大后是否愿意做他的保镖。李连杰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不愿做任何人的保镖，长大后，要保卫10亿中国人民。李连杰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场的人都很震惊，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回答。”

李连杰后来蝉联5届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并因出演电影《少林寺》而成名。随后，他又移居美国，进军好莱坞，成为世界闻名的功夫片明星。

9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下角发表了只有103字的简短消息，标题是“赫鲁晓夫死了”。赫鲁晓夫曾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正是在他主政苏联期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就在这一天，一些人从蒙古共和国的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境内时坠毁。

半个月后的国庆节，北京天气晴好，气温适中，但5年来破例第一次没有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各界群众在颐和园、中山公园等处，有组织地开展游园活动。

20多天后，《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同时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曲，并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唱好这两首歌，“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此时，音乐家劫夫正为创作一首新歌绞尽脑汁。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正在思考合适的歌词时，夫人张洛进来，告诉他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劫夫一听，大惊失色，当即停止写作。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谱写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就广泛流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著名歌曲。

劫夫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我觉得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有哪一个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或政治上的重要事件没有在我的歌曲中有所反映，我总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10首语录歌里，就有8首是由劫夫作曲。当时的语录歌具有旋律简单、易唱易学的特点，许多语录歌一经诞生，就传遍城市乡村。1966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广西一位农民的三岁小孩，刚刚懂事，也从广播里学会了二十四条毛主席语录，学会了十六首毛主席语录歌和其他革命歌曲。”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数量之多，难以统计清楚，甚至“老三篇”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

10月20日，劫夫进入“学习班”接受审查，原因就是那首只拟了一个标题的歌曲。1972年年初，广播电台、电视全面停播劫夫所作歌曲，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才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期《新闻简报》，介绍了吉林省辽源市毛泽东思想医疗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聋哑疾病的事迹。

在北京，西默·托平夫妇被邀请到北京第三聋哑学校参观。学校的领导告诉他们，医生们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指导，运用中国传统的针灸术，让90%的聋哑儿童恢复了听力。许多完全不能讲话的儿童经过治疗后也能讲话了。托平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参观后的心情：“我们怀着一颗被感动的心驱车离开校园。但至于我们目睹的是一个在聋哑治疗方面连西方都无法比拟的重大进步呢，还是一种原本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表现呢，我不敢断言。”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用穷棒子精神办小工业》开始在全国上映，影片介绍了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中心修造站的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验：

为了给贫下中农修理马车，在没电的时候，就用毛驴做动力，像拉水车似的，大轮带小轮，带动一台破旧机床坚持生产。他们就是靠破庙做厂房、毛驴拉车床的穷棒子精神，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没有技术干中学，没有设备自己造，自己武装自己。

“穷棒子精神”，出自毛泽东1954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勤俭办社》一文所作的按语。文章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当时，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节约闹革命的典型。沈阳黎明机械厂的职工家属们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一无厂房、二无设备的情况下，她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修旧利废，变废为宝。为了满足工厂对精密铸造用的金刚砂的需要，她们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回收金刚砂的土办法，全年可回收金刚砂100多吨，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她们还自己动手，造出了成批生产炉渣砖的全套设备，创造了日产3000吨炉渣砖的新纪录。

这时，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正在悄然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这一年11月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了4004微处理器。4004微处理器每个售价为200美元，是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虽然当时的功能还不十分强大，但为日后开发更高级的个人计算机进而发展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

半个多月前的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占将近1/3。

表决通过后，一些非洲国家代表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尽情欢庆。智利代表还在讲话中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称毛泽东是革命斗士、思想家、诗人。他还热情地朗诵了毛泽东1930年所作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在代表团中，32岁的吴建民是年纪最轻的一个。吴建民和其他代表团成员都穿着在红都服装店定做的崭新中山服。吴建民后来回忆道：“我们穿了一色的中山服，他们觉得很新鲜。很多记者就守在我们的楼下，每天都要问旅馆的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吃了些什么。记者把我们当成外星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

11月15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厦，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面前开怀大笑。乔冠华潇洒豪放的笑声，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震碎了会议大厅的玻璃”。在各国代表致辞以后，乔冠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重要讲话：

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

乔冠华发表讲话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厅内排起长队，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祝贺仪式整整持续了两个多钟头，乔冠华由于握手次数太多，手竟然被握得有些肿胀。

年底的时候，西默·托平邀请乔冠华等人到家中做客，共同庆祝岳父朗宁77岁生日。他们围坐在壁炉周围，品尝着火鸡，喝着中国茅台酒。乔冠华和朗宁举杯对饮，用中文互致祝词，猜拳谈笑。托平后来在文章中感叹道：“这是一个重逢喜聚的时刻，充满了朋友相伴的温馨和融洽，这曾经一度是美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时极具典型性的一幕。难道这样的交往就不可能再次成为现实吗？”

1983年 癸亥年

1983年2月13日，农历癸亥年春节。在北京，居民每人可以购买春节供应的江米1斤、花生油4两、鱼2斤、富强粉3斤。和标准粉相比，富强粉面筋含量高，精细，杂质少。

春节期间，一年一度的春节环城跑在北京举行，从1956年开始，这已经是第20届了。春节环城跑强调参与性，参赛选手大多是普通市民，还有一些是在北京工作学习的外国人。

比赛结束，一位日本留学生和一位北京高中女学生分获男女冠军。奖品有当时流行的运动鞋、最新生产的运动服，还有毛巾和暖壶。

广州城里，到处都能听见抒情女中音沈小岑刚刚唱红的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春节期间，人们还忙着去商店抢购腈纶的开衫。

大年初一，很多拖家携口的广州市民围聚在白天鹅宾馆门前。春节前7天，白天鹅宾馆正式开张营业。白天鹅宾馆是港商霍英东和广东省政府合资建设，楼高28层，有800多间客房，是当时广州最高最大，也是最高级的五星级宾馆。当时，高级宾馆很少对普通百姓开放，白天鹅宾馆成为第一家对所有人开放的五星级宾馆。

20年后，当白天鹅宾馆收归国有的时候，《新快报》的记者采访了一些见证人，老广州人李先生回忆说：“当时很惊诧，那个叫‘故乡水’的室内瀑布怎能天天有水？宾馆的地板怎么光滑得可以照镜子？简直就像到了天堂。”

除夕晚上，33岁的相声演员姜昆没有回家吃年夜饭。上一年年底，姜昆认识了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黄一鹤，黄一鹤邀请他参加正在筹办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上表演节目，并且做主持。晚上8点，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1983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举行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黄一鹤告诉姜昆，他准备把晚会搞成茶座形式，而且要现场直播。姜昆回忆说：“大家目标就是一个：搞一台最像样的，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过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晚会的节目单上，能看到当时的许多明星，如歌唱演员李谷一、胡松华、蒋大为、郭兰英，电影演员严顺开、斯琴高娃，相声演员侯耀文、李文华，魔术师选的是中国杂技团的秦鸣晓、姚金芬夫妇。

为了播出子时撞钟，春节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共5个多小时，中央电视台也第一次在午夜之后播出节目，这次晚会也是当时时间最长的一届晚会。

此外，春节晚会还设立了热线电话，观众可以打电话进行猜谜、点播，并有奖励。奖品有圆珠笔、自动铅笔、签字笔、文娱手册和笔记本。

据统计，全国有电视的地方几乎都完整地收看了春节晚会。从此，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大年夜必不可少的固定节目，同时它也造就了无数艺人的大红大紫。姜昆后来成为春节晚会的常客。1998年，他在自传《笑面人生》中回忆说：“……成功是成功，但是就是过了几个月后，我们还是没有预料到这台晚会会在今后的十几年里，那么红火，那么重要，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和他们最主要的节日—春节。”

春节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安徽嘉山县拍摄纪录片《春风从这里吹起》。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嘉山的集市上，各种生活物资，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日用品，高档的绸缎、毛呢、衣服和鞋子等商品，正在进入广大农村。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朴素到不想打扮自己，只是因为原先没有钱。有了钱，他们也很会装点自己的生活。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4年内增加了一倍，上一年农民的总收入增加了186亿元。嘉山县银行里的存款从1978年的38万元，增加到这一年的539万元。集市中，拖拉机是引人注目的商品。农民说，买拖拉机比买牛合算，又不用天天喂，农闲时搞点儿运输，一两年就把钱捞回来了。纪录片《春风从这里吹起》想向观众传达的信息是，富裕后的农民，购买力明显增强。

乡村里，高音喇叭的声音渐渐消沉，五六十年代的四大件之一—收音机开始普及。人们除了从收音机里了解国家大事，还热衷于收听评书演员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

《岳飞传》是4年前刘兰芳改编成的，从1979年开始，全国有60多个电台不断播出这部长篇评书。刘兰芳因此一举成名。一篇文章很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刘兰芳评书受欢迎的程度，一名叫紫珊的听众说：“有一次，听评书中间，弟弟要上厕所，就毫不客气地将收音机拿到卫生间去，我们一家人只得都走到厕所旁边去，靠着厕所的门继续听。”

1983年春节后，刘兰芳成立了自己的演出队，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刘兰芳至今还记得一次去山村演出的经历：“那次到村里是5角钱一张票，结果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都来了，骑着驴赶着马车的，漫山遍野的全是人，把我包在中间。演出结束后一数钱，竟卖出了10万元的票。那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

此时，在一些人家里，收音机的地位正渐渐被电视机取代。流行商品排名中，收音机排第11位，而电视机高居榜首。

4年前，国家提高了电视机的生产量。一份对上海757户家庭的调查显示，拥有电视机的达到577户。电视机的品牌也很多，有熊猫牌、金星牌、飞跃牌、北京牌和福日牌等。虽然大多还是黑白电视，但电视已经逐渐走入普通百姓的家庭。随着电视机的增多，电视节目也日益丰富。

这一年，27岁的陈宝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讲述了在国有工厂改革进程中，青年司机刘思佳，对企业改革有自己的想法，却不被人理解的故事。后来，原党办秘书解净和刘思佳等人携手改进工厂制度，最终得到领导的认同。

6年前，陈宝国从工厂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虽然出演了几部电影和话剧，但并未出名。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时的状态：“……那时候不计票房，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好像陈宝国这个演员要拍没了。这个时候，我选择了拍电视剧。”

3月，由观众票选的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昆明颁发，陈宝国因为成功塑造了刘思佳这个形象，获得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

同时获得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的还有电视剧《蹉跎岁月》中柯必舟的饰演者郭旭新、电视剧《武松》中武松的饰演者祝延平。《赤橙黄绿青蓝紫》、《蹉跎岁月》和《武松》还分别获得了优秀电视剧奖。优秀女演员奖的获得者是《蹉跎岁月》中杜见春的扮演者肖雄、《上海屋檐下》中杨彩玉的扮演者秦怡和《第五家邻居》中京京妈的扮演者王馥荔。

在电视屏幕上，港台电视剧《霍元甲》第一次在大陆亮相。电视剧《霍元甲》演绎了民间武师霍元甲的一生。民国初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霍元甲决心练武强身，报国救国。他后来多次击败外国拳师，并成立精武馆，提倡健身强国、振兴中华。电视剧播出后，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很快深入人心。片中霍元甲和徒弟陈真所剪的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达到2300万，比1981年增加近400万，为7年来最多。就在这一年，计划生育政策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了新宪法。政策规定，城市中，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农村最多要两个孩子。

1983年，中国开始全面加大计划生育力度，严格控制第二胎，一些人开始为生女孩担忧，一些家庭为了延续“香火”，开始遗弃女婴，甚至溺毙女婴。

9月，全国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新当选的妇联主席康克清在发言中说，要全力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大会还产生了新时期的妇女口号：“自尊、自爱、自重、自强”。

妇女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的装扮大都是蓝裤子、白上衣、梳短发。只有两个人的装束比较特别，一个是评书演员刘兰芳，烫着短发，另一个是一位空中乘务员，留着披肩的长发。

此时，要想当上一个空中乘务员，需要从内科到外科做全面检查，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严格的培训中，还会再淘汰一些人。

从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民航航班表可以看到，国际航线有20条，国内航线148条，开通航线的只有少数城市。此外，乘坐飞机还必须是团处级以上干部，需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

当时，许多人还不太习惯空中旅行。刚刚当上中国民航空中乘务员的刘淑娟清楚地记得自己飞上蓝天后的经历：“那时飞机特别颠簸，所有的乘客都忍不住在呕吐，我也在吐。但我得忍着，先一个清洁袋一个清洁袋地递给旅客，然后直接拿着盆收，最后我自己才能吐。”

这一时期，国内的空中乘务员几乎全部都是女性，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们为“空姐”。

蓝天上飞机数量很少，马路上汽车的种类也很少。在北京，最常见的汽车是已经投产近20年的国产吉普车—北京212。一些普通干部出门办事，坐的大多是这种吉普车。

这一年，美籍华人沈坚白再一次从美国飞到中国，他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聘请的高级访华顾问。沈坚白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973年中美关系缓和后，他频繁回到中国探亲、讲学。看到北京的汽车状况，他产生了为中国和美国的汽车公司牵线合资的想法。

此时，世界汽车工业的重心正在由美国向日本倾斜。“二战”以后，汽车工业中的生产模式主要沿用美国的大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产量大，但品种少。20世纪80年代，日本丰田公司发明精益生产方式，这种方法品种多、批量小，但产品质量高，消耗低。当时的一份调查表明，日本车与美国车相比，只需一半的生产时间和空间，而次品率仅为美国的1/3。

急于寻找新市场的美国汽车公司看到了中国这个陌生而庞大的市场。但中美之间的谈判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沈坚白回忆道：“那时中国方面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技术值那么多钱，而美国却认为开发一辆汽车投资巨大，理应收取高额技术转让费。双方一度取消谈判。”

合资，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国内没有一部指导谈判的合资法，谈判不得不参照香港法律。在上海，中方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谈判也很不顺利。一个月前，第一辆桑塔纳轿车组装下线，才为合资谈判提供进一步推进的可能。

5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结束长达4年的艰苦谈判，签署合资办厂的协议，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家合资公司诞生。4个月后，中国第一部合资法正式颁布。

在东三环北京汽车厂的厂房内，50岁的老工人林生很快感受到合资带来的变化，他后来回忆说：“美方人员一来，就把厂房内好好的洋灰地重新刷上漆，那简直是在一遍遍刷钱啊。办公室内那些本来用得好好的旧写字台、办公柜也全被扔进垃圾堆里。我一看这还了得，能用的东西不用，这不是败家玩意吗？”

14-1 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除夕晚上，33岁的相声演员姜昆没有回家吃年夜饭。上一年年底，姜昆认识了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黄一鹤，黄一鹤邀请他参加正在筹办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上表演节目，并且做主持。晚上8点，人们在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14-2 第一辆桑塔纳轿车组装下线为合资谈判提供进一步推进的可能

14-3 身残志坚的张海迪

厂房粉刷一新后，一场技术革命开始出现，美方按照合同规定，拿出技术资料。立体的设计图，先进的设备，让林生这样的老工人耳目一新。一年后的1月15日，中美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营业，一辆辆切诺基从生产线上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香港，人们正为港币汇率的下跌发愁。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香港人感到不安，港币汇率跌到历史最低点。香港政府公布联系汇率制度，港元与美元挂钩，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香港金融秩序逐步稳定。

这时，香港和内地的联系渐渐多起来，25岁的梁家辉第一次来到北京。两年前，梁家辉考入香港无线演员培训班，但未出演任何电影就被开除。没有稳定工作的梁家辉接到香港导演李翰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与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梁家辉后来回忆：“当时没有想过拍电影，只觉得跟着大导演，不会吃亏，而且之前只听过北京，能免费去游玩一年，对于年轻人来说，绝对是梦寐以求的旅行，每天还给你发工资，多好啊！”来到北京，梁家辉被剃了光头，他这才知道自己要出演电影中的男主角咸丰皇帝。

片中的女主角慈禧由内地演员刘晓庆出演。香港导演的拍摄方法，让她感到新鲜，刘晓庆后来回忆：“在所有的文艺作品中，慈禧这两个字总是同十恶不赦、阴险狠毒等字眼儿联系在一起。当我试完装，穿上慈禧的衣服，大家夸奖我，简直和真太后一模一样的时候，我总不免有一种憎恶的感觉。但李翰祥先生对清史的了解使我们折服，听他讲解，慈禧在我的脑海中活了起来，我由衷地为这样一个丰富有个性的人物感到兴奋和自豪。”

片中采用实景拍摄，第一次真实再现了被火烧之前的圆明园。一年后，梁家辉凭借《垂帘听政》中的出色表演，成为香港最年轻的金像奖影帝。

6月底，北京的天气渐渐热起来。

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杨力宇。会谈中，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并提出了促进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政策主张。这是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又一次阐述。与此同时，“一国两制”的构想也逐渐被应用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上。年底，内地第一个“香港游”旅游团由广州出发抵达香港。

1983年7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消息报道，长江上首次建成了大型水利发电站—葛洲坝二江水电站，二江水电站总装机容量96.5万千瓦，仅次于刘家峡水电站，在全国名列第二。从二江水电站穿过的长江，在这一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炎热的夏季里，安徽芜湖17岁的刘文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邻居家，在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等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话说长江》。

芜湖紧邻长江，刘文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但对于长江，他的印象仅仅是书本上“中国最长的河流”和平静而美丽的江面，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只知道一放学，坐在长江边上，听着江水在岸边拍打，看着洒满夕阳的江面。”

从源头到入海口，纪录片《话说长江》第一次用摄影机全景式描绘了长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中，纪录片的撰稿人陈汉元介绍说：“这套节目里，既介绍了长江的历史、现状，又介绍长江的万千气象，及两岸的物产宝藏、风土人情。它循着大江东去的主线，以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催人奋发向上。”

《人民日报》还同时刊登观众的来信，北京围棋队金茜倩写道：“《话说长江》使我们看到伟大祖国的旖旎风光，大开眼界。”上海市川沙县中学的学生则表示：“将来一定要报考地质大学，探索和开发祖国山川的宝藏。”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年轻的刘文从未出过远门，之前他也只能通过地理书籍了解长江。刘文后来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从电视上看见长江的全貌时的震撼：“我当时就被她给吸引了，激流、险滩、巨浪拍打着岩石，她是那么地壮美。”纪录片播出后，收视率高达40%，是当时收视率最高的专题类节目。

23年后，中央电视台的荧屏再次响起《话说长江》的音乐旋律，新拍摄的高清纪录片《再说长江》仍然采用了当初的主题曲。

《再说长江》的总编导正是23年前长江边那个叫刘文的少年，因为《话说长江》，他爱上了电视这个行业，后来他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并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成为一位纪录片导演。

有记者问刘文，《再说长江》如何突破《话说长江》，刘文的回答很简单：“20年的大变化。”

《再说长江》把镜头重新对准23年前拍摄过的地方。镜头下，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长江，所有的地方容颜尽改。长江沿岸已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带。《再说长江》在解说词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20年的突变，生活的奇迹已经超出他们想象的极限。”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世界，人们关注的是冷战思维带来的后果。1983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借用这一年的电影《星球大战》的名字提出了一个防御计划。新的计划是在苏联发射的导弹进入美国领土之前，用激光以及来自人造地球卫星的抛射粒子束将其击落，从而达到保护美国的目的。“星球大战”计划随即在美苏之间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8月21日，菲律宾反对党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从美国回到离开3年之久的祖国。他是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主要政治对手，被认为是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在菲律宾马尼拉机场，阿基诺被枪杀。菲律宾随即爆发抗议浪潮，总统马科斯陷入困境。此后，阿基诺的夫人科丽登上政治舞台。3年后，马科斯政府倒台。阿基诺夫人成为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

9月1日，韩国一架从美国飞往韩国的波音747客机偏离航线数百公里，进入苏联境内最敏感的秘密基地上空，并在苏联萨哈林岛上空被苏军击落。美国媒体声称，该架客机共有乘客269名。8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继承者。对于韩国飞机事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称：这是冷战时期最大的悲剧。

这一年，最初由美国军方建立的互联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担心敌人一颗导弹就会摧毁整个国防系统，于是开始用电话线将各台计算机联系起来，共享信息。

80年代初期，美国国防部通信局成功研制出TCP/IP协议（网络通信协议），为世界上各种局域网提供了统一数据传输规则，互联网正式进入实用阶段。

在中国，一些学校已经开始设置电子计算机课程。年初，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工作协调会议上确定，“IBM兼容机”（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系统兼容的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今后中国计算机的发展方向。

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给32岁的严援朝带来了人生转变的机遇。严援朝曾是华中工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当焊接工。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那时前景依旧黯淡，厂里一个月给我发36块钱，加上结婚马上要生孩子，生活非常窘迫，想法就是怎样多挣点钱。”

3年前，渴望改变生活窘境的严援朝经人介绍，来到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当时的严援朝，仅仅在大学里学过一些电路知识。通过自学，他不仅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工资也涨到55元。

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加入世界网络的难题是生产出汉字系统的IBM兼容机。但专家大都认为，短期内使计算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几乎没有可能。全国与计算机相关的100多家大专院校、研究所，没有一家许诺承担开发汉字系统的任务。

严援朝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回忆：“当时只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揽下这个课题，我就可以当课题组长了，从一个普通助理工程师一下升为课题组长，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于是就对同事说，不就是出两个汉字图形吗？很容易！”

刚开始，严援朝并不顺利。由于从未接触过IBM计算机的Intel（英特尔）汇编指令，他不得不随时拿着计算机附带的手册，从头学编程序。在编写汉字系统期间，严援朝一天只吃一顿饭，睡三四个小时。编写1万多行程序后，中文系统“CCDOS”终于完成。

8月，“CCDOS”在北京展览馆亮相，轰动一时。

10年后，严援朝出任四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并随后担任新浪网首席技术官。

2006年，中国个人计算机的数量突破2亿，上网成为许多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正是起始于1983年计算机的汉字系统，起始于严援朝的“CCDOS”。

在过去的20年，世界男子跳高纪录平均两年才提高1厘米。而朱建华在几个月内就将高度提高了2厘米。第二天，《人民日报》除了在头版刊登消息外，还在第三版发表通讯《朱建华，祖国感谢你！》，详细描述了朱建华越过2.38米时的情景。

这一年，中国运动员在各项赛事中获得30多项世界冠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年。

《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幅漫画，主人公叫张海迪。张海迪从小高位截瘫，但自学读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基本课程，并掌握了几种外语和数项技能。年初的共青团表彰大会上，张海迪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团中央同时号召广大青年向张海迪学习。

除了张海迪，这一年人们学习的另外两个典型是朱伯儒和第四军医大学的200多名学员。

朱伯儒是豫西山区解放军某部的普通干部。媒体报道说：“他始终以雷锋为榜样，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竭尽所能地为群众做了大量排忧解难的好事。”第四军医大学的200多名学员在游览华山风景区时，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从崖梯上跌落下来的十余名伤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83年第10期的《人民画报》，刊登出一组农业丰收的照片。本年，中国夏粮获得全面丰收，总产量为8200多万吨，比去年增长一成。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连续5年夏粮丰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夏粮丰收的重要因素。

这一年，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引发一场争论。《人生》以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讲述高中毕业生高加林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最终又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的主线。

小说发表之后，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导演吴天明很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电影《人生》中，高加林的扮演者是演员周里京，周里京后来在文章《我所理解的高加林》中说，决定由他饰演高加林，的确让他辗转反侧了几个不眠之夜。高加林不是人们习惯概念中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农村青年的精神状态，表现了这一代青年躁动的思想情绪。

电影中，高加林毕业后当上了民办教师，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周里京还特意来到陕北体验生活，并接触了几位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的教育资源匮乏，一些农村有文化的人便承担起农村基本教育的责任。但他们的教师身份并不被承认，无法享受公办教师的待遇。

周里京认识的一位民办教师就是这样，刚刚27岁的他，眼角和嘴角已过早地布满了皱纹，看上去是地道的陕北农民。周里京后来这样描述说：“他高中毕业当了教师，也曾希望有一天到师范学校去深造……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还有个民办教师，甚至希望像高加林，尽早离开这块土地。”周里京在文章中还写道：“当然，愿为这块土地献青春的民办教师、青年也是大有人在。”

电影上演后，引起轰动。1985年，《人生》在第8届百花奖中获最佳故事片奖，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获最佳女演员奖，作曲许友夫则获得第5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乡村发生巨变的时候，城市的改革也在逐步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中央开始酝酿一个计划，划出一块地，开一个窗口，从资金、技术、管理上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模式。邻近香港的深圳即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验田。32岁的王石就在这个时候进入深圳。

王石原是一个军人。退伍后，进入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但是，机关的工作让王石很不适应。20多年后，他这样描述当年的自己：“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在工作上……”

5月7日，王石乘火车抵达深圳。一下车，他就看到整个深圳就像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王石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

此时的深圳，罗湖口岸在春节高峰时每天有7万人通过，深圳的蛇口已经打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国贸大厦也正以3天一层的速度建设着。这一年，深圳已同外商签订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深圳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全市人均收入达4100元。

王石首先进入了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一天，王石看见街边耸立着许多储藏玉米的白铁皮金属罐。经打听王石了解到，深圳有很多鸡饲料厂，但作为鸡饲料的玉米却从国外进口，原因是无法解决东北玉米运到深圳的问题。

王石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但他还是找到广州海运局，询问能否开通大连到深圳的航线。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在和公司商议后，王石开始从东北采购玉米到深圳销售。第一笔生意是卖给深圳养鸡公司30吨玉米。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

生意做成后，王石拿着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收钱，他不仅不知道要给对方提供发票，对方给自己的支票也不认识。王石后来回忆说：“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5年后，一只名叫“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王石。与此同时，万科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今天，万科公司已经是房地产上市公司中的龙头企业。

在城市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逐步展开。年初的时候，国家劳动人事部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这是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打破“大锅饭”成为人们的共识。“大锅饭”是对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一种比喻。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很多国有企业失去了活力。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步鑫生的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随后，《新闻联播》连续做了相关报道。裁缝出身的步鑫生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

步鑫生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厂长。改革开放之前，海盐衬衫厂全部自有资金不足5万元，连退休工人的退休金都发不出。3年前，步鑫生当上厂长，他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使全厂职工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这一年，海盐衬衫厂产值1028万元，实现利润52.8万元。利润比改革前增加了100多倍。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这些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企业精神。

浙江萧山的企业家鲁冠球后来还清晰地记得他去海盐参观的情形，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难得一见，据称，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鲁冠球回忆说：“我们的面包车还没进厂门，就被门卫拦下了：‘步厂长今天很忙，下次吧。’好说歹说，最后他同意我们的车子绕厂区开一圈，这样也算是学习过了。”

政府推动学习步鑫生的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被搁置起来的改革理念又成为人们的话题。

年底，在这轮甲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迎来了一场大雪，四季如春的昆明下了500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新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全面开创新局面的步伐。

1995年 乙亥年

1995年1月31日，农历乙亥年正月初一。这一年，有1/5的北京人打长途拜年。10年前，北京近一半的长途电话需要话务员人工接转，用户挂一个长途电话需要等几十分钟。到1995年春节，北京长途电话可以直拨全国2000多个城市和县。

春节前，中国第一架民工返乡的包机从深圳机场起飞。一位老家陕西的民工在电视新闻中说：“最主要的是坐飞机速度快，快去快回，春节一过还有个大工程等着开工呢！”民工们已经逐渐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的观念。从这以后，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民工包机返乡的航班数量逐年增多。

更多的打工者还是出现在火车上。这一年的春运，全国铁路旅客运量达到14.28亿人次，比上一年增加两亿多人次。

春节前夕，《北京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卢北峰和同事王林、袁力赶到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准备采访春运。卢北峰3人选择追踪拍摄4个来自重庆江津县吴市镇的打工者，原因是“他们有顽强的回家意志”。陈绪芬、伍小萍、罗培秀和秦维兵4个人早晨两点来排队也无法买到票。11点的时候，他们买了高价票，98元的硬座票花了200元。

由于沿途不断上人，火车严重超员，所有的地方都挤满了人。罗培秀上车时挤出了一身汗，又受了冷风，再加上一夜没睡，病倒了。39个小时后，列车到达重庆火车站。一行人又坐上了三轮车。临到家前，伍小萍在镇上给家人采购了礼物，一包薄荷糖1.5元，一包花生糖3.4元，一块香皂2.2元。

穿越田埂的时候，陈绪芬加快了脚步，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儿子了。和儿子亲热后，陈绪芬开始认真地检查儿子的识字情况。卢北峰在文章中描述说：“回家的一路上，陈绪芬的眼睛都蒙着一层雾霭，只有见到儿子，她的眼睛才焕发出光泽。”

春节前后，香港电影《红番区》以“贺岁片”的名义引进内地。《红番区》由香港演员成龙和梅艳芳主演，讲述的是香港警察马汉强在美国纽约勇斗黑帮的故事。《红番区》当年全国票房收入仅次于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位列第二。

“贺岁片”的说法来自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岁末，香港演艺圈内的一些明星都会自发地凑到一起，不计片酬，拍几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影片献给观众。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喜剧，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红番区》进入内地以后，内地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手机》等相继出炉，成为普通百姓春节中的又一个选择。

1995年，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真实的谎言》、《狮子王》等10部美国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获得第67届奥斯卡6项大奖的电影《阿甘正传》也被引进中国。

《阿甘正传》根据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的同名小说改编，通过对一个智商为75的智障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影片中，阿甘被塑造成美国人理想的美德化身，他诚实、守信、认真、勇敢，重视感情，什么都不顾，只知道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奔跑，最终在生活中一步步都获得了成功。

在美国，以电影为主的文化产品排在航空业和食品业之后，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内容。它同时还为美国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学者沃尔夫说：“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

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的同时，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也在紧张地进行着。从1989年开始，美国将中国列入“观察国家”名单，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设置壁垒，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2月26日晚11点多，中美双方达成《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协议》，结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的争端。

在北京，双层公共汽车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开辟了公主坟到八王坟的“特1路”双层公共汽车。到1995年，已经开辟“特”字头的双层公共汽车线路有7条。这时候，一个普通售票员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她是北京市公交总公司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

高考时，李素丽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以12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落榜后的李素丽当了一名公交售票员。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我们能够看到关于李素丽的报道：

在售票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李素丽努力帮助所有的乘客。老幼病残孕，最怕摔怕磕怕碰，李素丽就主动搀上扶下；上班族急着按时上班，李素丽见到他们追车就尽量不关门等他们；外地乘客既怕上错车，又怕坐过站，李素丽百问不烦，耐心帮他们指路，还记着到站提醒他们下车；遇到堵车，她就拿出报纸、杂志给乘客看，以缓解他们焦急的心情；看到有人晕车或不舒服想吐，她会及时地送上一个塑料袋；遇到不小心碰伤的

乘客，她赶紧从特意准备的小药箱里拿出常备的“创可贴”；李素丽赢得了广大乘客的尊敬。

从1992年起，李素丽先后荣获“首都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职业道德标兵”、“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李素丽后来在采访中这样说道：“当了售票员以后，当自己为乘客服务时，感觉自己既是播音员，又是主持人。”

这一时期，一大批英模活跃在传媒上，几乎每一行都有学习的榜样。他们是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见义勇为的好战士徐洪刚、好军嫂韩素云、挖井不止的“模范团长”李国安、“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房屋维修工徐虎。

3月8日，北京姓贾的一家人准备庆祝一番。几天后，在北京铁道附中上学的女儿贾国宇将出国参加英语竞赛。就在用餐的时候，桌上的卡式炉燃气罐发生爆炸，17岁的贾国宇面部和双手被严重烧伤。

7天后，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活动，宣传上一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信息显示，产品的质量问题占投诉总量的66.73%。

卡式炉是一种便携式的灶具，自身携带有一罐可以燃烧的气体。卡式炉的质量问题，导致了贾国宇被毁容。事情很快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中央电视台的《与你同行》栏目也报道了这件事：

贾国宇原本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自幼她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贾国宇现在每天仍戴着沉重的加压面套，每天父母都要用3个小时为她拆面套、上药、戴面套，每天的三顿饭都要由母亲把食品掰成碎片，她才能吃得下去。6月4日，她戴着面套度过了18岁的生日，18岁的她还将有长长的一生。

不久，贾国宇一家将餐厅和卡式炉生产厂家告上法庭，在起诉书中，除了通常要求的赔偿，贾国宇还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65万元。

两年后的3月15日，贾国宇案开庭。她的父亲坐在原告席上，贾国宇这一天上学去了。庭审中贾国宇的父亲吃了多次速效救心丸，旁听席上的母亲也心神不宁。法庭最后判决，原告贾国宇获得赔偿27万多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这是中国法院判付的第一笔精神损害赔偿金。

2000年6月，最高法院制定关于精神赔偿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对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可提起精神赔偿。

贾国宇在宣判当年参加了高考，但是她已经不能报考自己最喜欢的英语专业。后来她考上了一所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因为害怕阳光，贾国宇每天上学仍然需要戴着帽子和口罩。

在北京的中关村，销售电脑的公司越来越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脑由办公室逐步开始进入家庭。邓贤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一批作家。使用电脑后，邓贤写字速度从每小时1500字提高到3000字，他感觉到“生命内涵因此扩大若干倍”、“比别人多活了一次”。

最初家用电脑的使用者是一批记者、作家和科技人员，平时以写稿为生的文字工作者，经常要改稿抄稿，电脑快捷的输入与编辑功能，加快了很多人的工作进度。

邓贤后来用电脑完成了《中国知青梦》一书的写作，他回顾用电脑的历程时说：“……原先并没有买电脑的打算，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这笔钱，只是跟朋友演示看看，满足好奇心，谁知一看就不可收拾，我心里有个强烈的声音说：你不能没有电脑！……”

这一年，电脑商在中国销售出100万台电脑，进入家庭的电脑累计已有300多万台。

5月，首都体育馆北1500米，出现了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网络公司，它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瀛海威公司的创立者是32岁的张树新，她后来这样描述创业时的情形：“我是凭直觉撞入因特网（互联网）的，当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感觉到我们这群人要想获得很好的商业机会，一定要做一件迎合经济变化的事情。”

很快，瀛海威就有了4万多用户。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互联网还非常陌生。在一个专题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瀛海威的员工正在介绍什么是互联网。

瀛海威要做的还是启蒙的工作。在很多早期网民的记忆中，瀛海威就是网络的代名词。当时网民可以通过电话线登录到瀛海威的站点，再接入到国际互联网。当时的网速仅仅是33.6kb（千字节），网费却需要一小时12元。

互联网被形容为信息高速通道，但等待几乎是每个网民最初记忆中的关键词。如果要下载一张照片，花费的时间至少是三四分钟，有时候甚至要15分钟。一些人甚至觉得浪费时间而拒绝了互联网，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互联网将在未来的十几年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2004年6月，中国上网人数达到8700万人。也是在这一年，瀛海威因经营问题，被北京市工商局注销。张树新后来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一段个人经历，失败和成功都是个人财富。时代恰好需要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扮演一个角色，而我刚好碰上了。”

在世界科技日新月异，财富日渐增长的同时，不安的因素也在持续增加。

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攻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及上百人受伤；4月19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发生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6月29日，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造成501人死亡，937人受伤。

5月，对中国体育来说，是收获的季节。在瑞士洛桑，中国羽毛球队以3:1击败世界劲旅印度尼西亚队，实现了中国羽毛球队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捧回了象征世界羽毛球整体实力的苏迪曼杯。

在韩国汉城（现名首尔），中国围棋棋手马晓春以3:1战胜另一位中国棋手聂卫平，夺得第6届“东洋证券杯”世界围棋锦标赛桂冠。马晓春成为中国围棋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

6年前的第40届世乒赛上，瑞典男队把中国军团赶下男子团体冠军的宝座，并在接下来的几届比赛中实现三连冠。这一次，中国乒乓球男队决心要在家门口夺冠。

5月初，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举行，到5月8日之前，中国队已经夺得6项冠军，只剩下最关键的男子团体赛，决赛中中国队和瑞典队之间将上演巅峰对决。

《中国体育报》的女记者夏娃为我们描绘了决战前6小时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情形：

13：00，在电梯间里一位带证件的保安人员说，蔡振华在6楼过道里走到今天凌晨3点。

13：30，蔡振华宣布开会，他面露笑容。

14：00，详细布置技战术，先看瓦尔德内尔发球专辑。马文革、王涛、丁松、刘国梁的眼睛始终不离电视屏幕。

15：00，丁松在房间里粘球板，他还不知道自己今晚上不上。

17：00，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富荣宣布中瑞决赛上场队员名单，王涛打第一盘，马文革打第二盘，第三盘单打丁松上。

19：00，中国男队期待已久的夺杯之战打响了。

这场比赛双方实力相当，打得难解难分。一开局王涛对瓦尔德内尔，便以1:2失手。第二盘马文革对佩尔森，在领先状态下反以22:24输掉一局，但他连赢两局，拼下1分。第三盘，中国队的奇兵丁松出场，他以削攻结合的打法，靠发球、削球的旋转变化取得主动，伺机削中反攻，在卡尔松身上取得了1分。第四盘马文革却以1:2输给瓦尔德内尔。场上的局势令人窒息，紧张的场面让一贯冷静的主教练蔡振华方寸大乱。

15-1 “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高考时，李素丽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以12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落榜后的李素丽当了一名公交售票员

15-2 1995年，邓丽君去世。

15-3 《北京青年报》摄影记者卢北峰拍摄的农民工春节回家。春节前夕，卢北峰和同事王林、袁力赶到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准备采访春运。他们选择了追踪拍摄4个来自重庆江津县吴市镇的打工者

第五盘，王涛没有手软，连胜两局，为中国队夺得宝贵1分，使中国队以3:2险胜瑞典。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夺回阔别6年之久的斯韦思林杯。最后一球，王涛侧身正手拉直线得分后，扔掉球拍躺在地上的一幕，成为中国乒乓球再度崛起的经典画面。

1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王涛表示，第43届世乒赛是他运动生涯中最困难的一场比赛。他这样描述当时自己躺倒地上的心情：“我们压抑了6年，从那时候开始，欧洲的运动员再也不敢低头看我们了。”

就在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获胜同一天，许多音乐爱好者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泰国清迈，华人乐坛的巨星邓丽君因哮喘病猝发去世，年仅42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歌手邓丽君就是享誉华人乐坛的歌星。有一种说法是“凡有华人处，便有人能吟唱邓丽君的歌”。

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传入大陆。听邓丽君的歌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爱好。大陆音乐工作者也开始模仿邓丽君的声音，抒情歌曲开始流行。乐评人金兆钧评价邓丽君说：“集五十年之大成，成一代歌后。”

一年以后，香港导演陈可辛拍摄了电影《甜蜜蜜》。电影中，正是邓丽君的去世，让离别的男女主角重新团聚。电影从另一个角度向邓丽君这位华人乐坛的巨星表达了敬意。

1995年5月，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这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年大会。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仪式上，江泽民发表讲话说：“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

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谈话中表示：“痛彻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但是，战争并不因人类对和平的向往而停止。8月30日，北约组织对位于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据点展开轰炸。

4年前，波黑国内3个主要民族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之间爆发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逐渐介入。波黑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

年底，塞族战败，被迫参加由美国主持的波黑和谈。战争中，波黑近2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

6月2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工商银行分理处，人们正在兑现外汇券。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商品供应仍然短缺，为了照顾外国友人，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从1980年4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外汇券。1995年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流通外汇券。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外国人每去一处必须有中国人陪同，而且必须去指定的地方。美元不能换成人民币，只能凭外汇券在友谊商店这样的涉外商店里用。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郝克明1976年曾来中国旅游，那时他还是一个美国中学生。之后，他数次往返中美两国。他这样回忆在华经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你要是去郊区或者乡下玩，晚上还必须回到城市里住。这种限制，直到90年代才逐渐感觉不到了。”

1995年，在北京的外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或开车到郊区游玩。郝克明在这个时候把家安在了中国。

2003年，北京取消了外国人定点住宿的限制，外国人可以自由选择住宿地点，甚至可以住在居民家里。此时，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已超过20万人。

8月，人们在《中国消费者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文章引发社会上的广泛讨论。讨论的中心是一个名叫王海的年轻人。

春季的一天，北京东城宽街的一家法律书店内，正在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看到其中第49条规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

看到这条规定后不久，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12副“日本索尼耳机”，以商店销售假货为由，一纸诉状将商店送上法院，并成功索赔。

10年后，王海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态：“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

1995年年底，因王海事件，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消费者打假奖”，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王海除领到5000元奖金外，还获得“中国打假第一人”的美誉。

王海知假买假，要求赔偿，引起媒体的关注，媒体还把王海引发的争论称为“王海现象”。此后，王海开始长期打假，为了保护自己，他常常戴着墨镜。受他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一批职业打假人。

这时候，一些老的国有纺织企业已经失去了市场的竞争力。砸锭减产的同时，一些纺织女工也失去了工作岗位。和纺织业一样，一些老国有企业同样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一份数据表明，1995年，中国有563万城市职工下岗。在中国，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7月25日下午2点35分，一架飞往深圳的上海航空公司767客机飞上了蓝天。原本是纺织女工的周慧祺梳着发髻，扎着暗红色领结站在机舱中，和她一样，有18位空嫂开始了第一次试飞。

上一年的11月22日，很多上海人从《青年报》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上海航空公司要招收一批空嫂。招聘信息一公布，3天之中，就有2300多名女工报名。

上海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孙仲理这样解释招收空嫂的原因：“随着公司的发展，对空姐的需求越来越大，后来考虑从纺织女工中来选，她们经历过比较艰苦的工作环境，她们的敬业精神和对生活的理解要更好。”

空嫂们上岗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培训，有些培训程序甚至比空姐还要严格。由于文化底子差，学英语成为这批空嫂最大的难题。

周慧祺也在课堂上陷入窘境，她原来是上海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幼儿园的老师。和厂里其他4000名员工一样，她也面临着下岗的问题。周慧祺回忆道：“还好当时决定去了，因为半年后幼儿园就没了。老同事都很羡慕我，他们后来有的去供应科管辅料，有的去往门市部做销售，现在收入大多是1000出头。”

1995年7月，未来的空嫂们以平均85.3分的成绩通过十几门功课的考试，领到了登机证，从纺织女工转变成了空嫂。

另外一位空嫂朱跃华在离开自己的单位—上棉十四厂时，全厂人为她送行，厂里还特意为她拉响了厂铃。36岁的朱跃华此前是上棉十四厂布机车间的挡车工，是18名入选空嫂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年轻时的她，梦想当一名芭蕾舞演员。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跳芭蕾展示的是美丽的舞姿，而当空嫂展示的是美丽的微笑和优质的服务，同样是展示美，一定能找到共通之处。”

今天，这18位空嫂中有16人取得乘务员A照，可以承担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有6位空嫂还当上了乘务长。空嫂成为上海航空公司的一个服务品牌。

9月，北京已经进入初秋，京城东北角上的706工厂，来了几个做雕塑的人。39岁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隋建国正在为制作卢沟桥雕塑群寻找更大的室内空间。

在706工厂，隋建国找到了合适的场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看到有很多闲置库房，铁迹斑斑的大门，里面堆放着积满灰尘的工具与杂物。房屋高耸、宽敞，屋顶设计为相连的半弧形状，排列简洁而有序；这儿建筑风格的简练、朴实与讲求实用，让我很满意。”

随后，隋建国带着他的学生，以每天每平方米3角的租金，租用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开始自己的创作。

紧邻706工厂旁边的798工厂，原本是一个大型军工企业，这里的厂房是典型的“包豪斯”建筑风格，全部由当年的民主德国设计、施工。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企业一度陷入困境。

从1995年夏天开始，一些艺术家纷纷效仿隋建国，开始在798租起厂房，建造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今天，人们习惯把这片厂区称作“798”大山子艺术区。

当艺术家们在北京东北郊找到安静的创作环境时，京城的东南角却显得热闹非凡。3年前，潘家园附近的下岗工人选择在马路边摆摊。后来，买卖古玩、工艺品的商贩也相中此地，大批迁移过来。潘家园成为京城一个古玩商淘宝的地方。

刚过不惑之年的马未都也是一个经常流连于潘家园的淘宝人。马未都下过乡，插过队，编过文学期刊，做过电视剧的编剧。1995年，他辞去公职，专心从事收藏。

早在10年前，马未都就迷上了收藏。那个时候，社会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人卖掉了家里的瓷器字画，去买电视冰箱；还有些人卖掉了红木家具，去买大衣柜和电镀椅。而大多的玩家正是在这个时候收购了这些老古董，淘到了第一桶金，马未都正是其中的一位。

1995年，潘家园古玩市场成为京城最大规模的古玩市场。从那一年开始，马未都逐渐拥有了上千件珍稀古玩，他后来这样说：“一个人对某样东西可以达成判断，主要是对它熟悉。古玩不是没有规律的，看多了也就琢磨出规律来了。”

一年多后，在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附近，马未都的博物馆正式建成，取名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其中“观复”是看了又看的意思。

上一年，首届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揭幕，这标志着足球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央电视台出价1000万元购买了联赛的转播权。联赛开始后，空前火爆。

11月5日，在海风的吹拂下，上海凉气渐浓。人民路上的大屏幕前，却挤满了看电视直播的人。在虹口体育场，上海申花足球队和山东济南泰山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只要获胜，上海申花队将稳获冠军。

这一天，队员祁宏在比赛中独中两元，成为本队的最大功臣。上海队在主场3:1战胜山东，提前两轮获得冠军。这一年，上海申花队创造了“10连胜”，从而缔造了上海足球的神话。徐根宝、范志毅、谢晖成为当年最耀眼的城市英雄。

足球记者李承鹏后来在文章《甲A十年欢》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女孩子们流着泪发出尖利的啸声，呼喊着球员的名字：范志毅、祁宏……观众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照亮了虹口体育场。”

1995年，到现场观看甲A足球联赛的观众已达到314万人次，平均每场观众超过2万余人。足球联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城市出现了球迷协会组织。

这一年，最火爆的球市在四川成都。四川球迷曾包机、包船、包火车，到异地为四川队助威。被誉为“王管”的四川全兴队领队王茂俊是当时四川球迷的组织者。他曾经回忆道：“当年除了足球，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的话题。平时的工作就是看球，剩余的时间是侃球，甚至说的梦话，都是足球。”

但是，四川全兴队1995年的战绩并不理想，联赛结束前3轮，他们不得不为保级而战。9月，球迷们已经喊出了“保卫成都”的口号。

11月中旬，很多球迷带着行军床，在体育中心的售票窗口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希望买到一张球票。11月15日这一天，能容纳41041人的成都市体育中心涌进了6万观众。四川全兴足球队需要战胜八一足球队，才能成功保级。

比赛中，场面一直僵持，在80多分钟时，四川队高中锋翟飙接队友的传中后跃起，头球破门。1:0的结果使得四川队保级成功。

记者李承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成都市最繁华的人民南路……球迷涌向了八一队下榻的珠峰宾馆，整晚上都有人站在宾馆的大门口翻来覆去地高喊着五个字：谢谢解放军……”

10年后，四川足球队解散，王茂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10年前，我们都曾经像花儿一样开过”。

和足球迷不同，篮球迷的喜悦来自美国。芝加哥公牛队的球员乔丹宣布重归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乔丹能在罚球线起跳扣篮，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完成的动作，他因此被誉为“空中飞人”。从1991年开始，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连续获得3届NBA联赛总冠军。两年前，父亲突然遇害，30岁的乔丹宣布退出篮坛。他表示，自己已不需要再在篮球上证明什么了：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让我觉得心里很疲惫。我肩负重任，在心头我累坏了，那些期待……我的心真是累坏了。

乔丹的退役，使以他为广告宣传主角的公司损失巨大，耐克公司股票下跌了75个百分点，芝加哥食品公司股票下跌十多个百分点。

乔丹的篮球生涯仅仅停顿了两年。1995年3月18日，乔丹重新回归公牛队。他的回归，使许多球迷重新回到了篮球场和电视机前。

从1995年开始，乔丹带领球队，继续上演NBA的神话，完成第二个三连冠，建立了公牛王朝。

在美国，74岁的张爱玲在中秋前夕去世。据报案的伊夫蕾夫人称：“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静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

张爱玲出身名门，曾外祖父李鸿章是清末重臣。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开始创作小说。1952年，张爱玲离开中国，定居大洋彼岸。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重新出现在文学评论家的笔下。她的去世，使她的作品由学者研究走向普通大众。在书店里，张爱玲的作品开始占据显著的位置，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张爱玲的小说都是以上海和香港为背景，描摹都市生活里的世态炎凉。很多人通过张爱玲的小说和文章，了解到旧上海的另一面。

1995年，导演张艺谋拍摄了一部旧上海题材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为背景，展示了上海帮会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巩俐扮演了舞女小金宝，对着老式麦克风唱出二三十年代的酒吧小调《假惺惺》，影片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示旧上海歌舞厅的奢靡与豪华。在当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票房位列第三。

同一时期，导演陈凯歌拍摄的电影《风月》，画家陈逸飞拍摄的电影《人约黄昏》，也把镜头对准了旧上海。有影评人发表评论说：“当时光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怀旧之风日渐盛行。”

10年以后，台湾歌手黄舒骏演唱了一首歌曲《改变1995》，沉淀出一代人对1995年的文化记忆。这首歌在最后唱道：

世界不断地改变改变，

我的心思却不愿离开从前。

时间不停地走远走远，

我的记忆却停在，

却停在那1995年。

陈晓卿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1990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作品《远在北京的家》、《龙脊》分别获得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2000年创办纪录片栏目《见证》，担任制片人。2007年创作纪录片《森林之歌》，该节目获得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12年创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朱乐贤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项目二组制片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曾任《森林之歌》、《百年中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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