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2：中国60年民生记录
Author: 陈晓卿; 朱乐贤
Date: 2013-12-24T16:00:00+00:00

甲子2

——中国60年民生记录

陈晓卿 朱乐贤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子2：中国60年民生记录/陈晓卿，朱乐贤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86-4130-0

I.甲… II.①陈… ②朱… III.中国历史–近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6588号

甲子2：中国60年民生记录
编著：陈晓卿 朱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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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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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卯年记忆

1951年 辛卯年
1963年 癸卯年
1975年 乙卯年
1987年 丁卯年
1999年 己卯年

辰年记忆

1952年 壬辰年
1964年 甲辰年
1976年 丙辰年
1988年 戊辰年
2000年 庚辰年

申年记忆

1944年 甲申年
1956年 丙申年
1968年 戊申年
1980年 庚申年
1992年 壬申年

1951年 辛卯年

1951年2月6日，农历辛卯年正月初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春节。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特等劳模刘德珍过去春节买不起年货，今年却备齐了足够的食品菜肴。春节前，发电厂的合作社给职工们发放了价值旧币7000多万元的年货。在河北省乐亭县，朱各庄小学的学生为村民表演了秧歌舞。在延安，杨家岭的农民给毛主席写信，报告1950年恢复战争创伤的情形和1951年的生产计划，他们还给毛泽东寄去了花生和瓜子。

在中国的邻邦朝鲜，元旦这天，30万中朝联军冒着狂风大雪和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长驱直下，把“联合国军”驱逐到“三八线”以南。

“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战后这样回忆当年向南溃退的情景：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现名首尔），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韩国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快逃！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在北京西郊车道沟村，冬学扫盲识字班开班了。21岁的段续华因为上过高小，成了冬学的识字先生，他要扫盲的主要对象是青壮年和妇女，段续华教的第一个班是妇女识字班。段续华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会儿要发动群众、发动青年，你大字不识，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充斥文盲的社会，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话。你要想政治翻身、经济翻身，你还能当家，必须掌握文化知识，这叫文化翻身。”

上一年9月，首届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工农教育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会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出：“工农有了文化，才能彻底翻身……更有效地从事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工人、农民现在正急迫地要求文化……”会议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

段续华回忆说：“扫盲搞的是群众运动，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识字，孩子教母亲。能上班的上班，能上学习小组的上学习小组。不能上学习小组在家，炕头包教包学。没黑没日地干，都是义务劳动，千军万马你怎么花钱，这是一场大的革命啊。”

10月，段续华成为北京市海淀区的专任教员。在扫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一批义务教员被吸收为脱产干部，工资是40多元钱，此时两角钱就能买到一斤小米。

很快，段续华接到新任务，给全国有名的劳模李墨林当老师。毛泽东在接见李墨林时，曾经问过他文化水平如何，李墨林很惭愧地回答，说自己大字不识。事后，周恩来总理特意找到他，要他必须学会识文断字。就这样，四季青的全国劳模李墨林，北京市劳模申多、王贵、王元，都成了段续华的学生。

平日里干起活来风风火火，不畏困苦的李墨林，遇到了生平最困难的一件事——识字。段续华回忆说：“大冬天老李那汗珠子往下滴啊，他慢慢来，识字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先学土再学田，再学水，再学浇，笔画从简单到复杂。”

两年后，李墨林已经能够阅读报纸，在劳动生产中做些简单的记录。这个常常咧开大嘴，笑得满脸褶子的农民终于不再是文盲了。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段续华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和自己的学生李墨林并肩站在一起。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一直持续到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文化素质的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在那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段续华不厌其烦地和他的6个孩子讲述自己的光荣经历。他常说的是：“你爸爸不是吹，吴晗副市长请我吃过饭，彭真市长请我听过戏，毛主席请我观过礼。”

1950年1月，在武汉的一个长江码头上，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被公安人员带上警车。这是纪录片《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匪特胡孑民等伏法》中的内容，被抓获的人是特务头目胡孑民。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局势更加令人不安。广西一省，人民政府干部被杀害的就有3000余人。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分子，曾一次放火烧毁电车59辆。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召集下，党中央接连发布《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由此开始。

3月12日下午，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五处21岁的参谋况浩文接到命令，说今晚有任务，要支援市公安局。

况浩文的任务是带领一个户籍警察和一个加强班，共18人，持冲锋枪，抓捕11个反革命分子。他拿到一个名单，上面有住址，按照单子抓人。况浩文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反革命分子也都是登记过户口了，有些人是摸底摸到的，当时目标很明确。

虽然都是摸好底的，但抓捕行动并不像况浩文想象的那么容易。天快亮时，况浩文去抓一个一贯道的头目，他后来回忆说：“突然在有穿衣镜的柜子下，看见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好像还动了一下。当时心里一惊，手枪立刻拔出来，侧身就往柜子里扑了进去，但是没有人。那双鞋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

这一天晚上，重庆共抓捕了4000多名敌特分子。

1958年，转业后的况浩文把自己在镇反中的这段经历改编成反特侦探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小说开始在重庆地区流传，书名被一位民间说书艺人改为“一双绣花鞋”。1964年，况浩文又将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在1979年复刊的《红岩》杂志发表，读者排队购买，当期杂志一再加印，共售出23万册。一年后，剧本被改编为电影《雾都茫茫》。

4月，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翻越雪山，到达重庆。他们从西藏昌都出发，目的地是北京。

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宴请了他们，并安排大家参观重庆钢铁厂。在这里，这位昌都总管生平第一次见识了现代化工业。他非常感慨：“过去，西藏根本没有工业，连小型的工厂也没有。在这里参观工厂，简直是大开眼界。”

一个多月之后，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在火车站欢迎的人群里，阿沛·阿旺晋美见到了周恩来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自己初到北京的心情时说：“他们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我们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问寒问暖，接待也很热情周到。我想，这实际上就是谈判的开始吧。”

在谈判中，让阿沛·阿旺晋美觉得最为棘手的难题，是如何统一西藏5位代表的思想。思想不一致的原因，不在协议条款本身，而在于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阿沛·阿旺晋美向代表们讲述了自己在昌都的所见所闻：“我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20多天后，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此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第一届亚运会正在举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未愈，印度还没有摆脱经济拮据的窘境，原定于1950年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向后顺延了一年。

开幕前夕，印度全国体育协会向新中国发来了友好邀请。但中国未派运动员参加，而是派出了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国际联络处处长吴学谦为团长的中国体育观光团赴印度新德里观摩亚运会。11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了首届亚运会，因为中国的缺席，日本在这次运动会上大出风头，获得24枚金牌，位列第一位。

西方世界里，欧洲正在恢复之中，美国则成为超级大国，经济与科技都在飞速发展。4月18日，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法国巴黎成立，今日的欧盟由此发端。5月2日，美国广播公司在帝国大厦播放彩色电视节目，观众开始逐步走出黑白电视的时代。5月12日，美国在太平洋中爆炸试验成功第一颗氢弹，这种炸弹的能量来源于氢，它的破坏性超过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原子弹100倍。

此时，美国已对中国全面“禁运”。5月18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提案。“禁运”的物资除武器、弹药、战争用品之外，还包括原子能材料、石油等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

美国和国民党海上军事力量对来华船只进行阻拦，除了战略物资，还拦截包括向中国出口的棉花等所有物资。由于进口货物急剧减少，1951年上半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1倍左右，最受影响的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春天，在中国乡村流行着一句话：“要发家，种棉花。”上一年是棉花的丰收年，但由于私商和个体农民的抢购和囤积，国家贸易公司收棉量锐减。到1951年5月，也只收购了3000万斤棉花，而全国棉农手里至少还存有1.8亿斤没有出售，这导致了许多棉纺厂停工待料。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版画刊，标题也是“要发家，种棉花”，鼓励棉农们多种棉，多卖棉给国家。照片展示的是河北省邯郸专区的棉农生活。在武安县伯延村，农民们把自己储存的棉花销售后，一些农民买了自行车，一些农民新修了房屋，孩子们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课余的时间练习跳舞，排演抗美援朝的戏剧。农民李有信对孩子们说：“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使咱们发家致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

翻开当时的各种报刊，几乎都能看到提倡爱国种棉的文章。一个多月后，“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受到批评。《人民日报》6月1日发表的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说：“……‘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产棉区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该向棉农解释这个真理，使他们……自愿地将存棉以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增加棉花产量。”

为防止棉价波动，中共中央华东局规定，棉花由国营花纱布公司委托合作社统一收购，私营纱厂一律参加联购，不得向市场收购。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华东局的规定，并指示，“凡有合作社且能够担负起收购棉花任务者，应一律仿照办理”。到了第二年，各级合作社代国家收购的粮食，占国家收购总量的49.6%，棉花占79.9%。值此，经济开始复苏，物价基本稳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开始确立。

1-1 杨家岭的农民给毛主席写信，报告生产情况

1-2 1951年在山西平顺，农民自觉学文化

1-3 纺织女工郝建秀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

1-4 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大炮

1-5 1951年年画

长期的战争给新生的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1月17日，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的工人马恒昌向全国工人提出开展生产竞赛的倡议，得到全国200多万名工人的响应，不久，全国出现了5000多个生产竞赛小组。

夏天，一个17岁的青岛姑娘登上了报纸的头版。郝建秀是青岛国棉六厂的一名挡车工。她出身贫苦，只读过4年小学。上一年，整个青岛纺织业启动“红五月”爱国劳动竞赛，刚进厂不到一年的郝建秀开始崭露头角，她在生产中出现的残次品总比别人少。

有一次，郝建秀正在接断线头，身边忽然扬起一片花毛，花毛所到之处，一下断了好几根线头。随后，她在值车的过程中随时清除花毛，保持车面清洁，断头大大减少，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她很快创造了皮辊花率0.25%的全国纪录。

从3月开始，人们对“郝建秀工作法”进行了3次总结。8月17日，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在青岛联合召开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会上，“郝建秀细纱工作法”被正式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郝建秀小组的第四任组长杨美珍后来回忆说，当时郝建秀文化程度不高，整理不出个成文的工作法来，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厂里边看边总结，工作法就这样整理出来了。

随后，全国400多个纺织企业都开始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每个纺织女工进厂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国庆节，郝建秀作为全国纺织工业战线的劳模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宴会，她代表全国纺织工人向毛泽东敬酒。

1954年，郝建秀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学习，之后，她成为华东纺织工学院棉织专业的学生。1981年，郝建秀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部长。

夏天，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时期，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出现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播发了一条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志愿军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全部牺牲。

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听到了这条消息，她后来回忆说：“我一夜没睡，一大早就忍不住把丈夫陈宪章叫醒，‘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了，我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干’。”

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弹药不足、缺衣少粮等困难让志愿军面临重重考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停地轰炸中朝军队的运输线，缺少高射炮和飞机的志愿军只好退守“三八线”以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

常香玉也想捐飞机，但自己却没钱。大家算了一笔账，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15亿元，新币约15万。按常香玉的标价，场场爆满，她也需要不吃不喝唱上200多场。为了启动义演，常香玉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卡车和房产，甚至掏出了压箱底的最后一点儿钱。

8月7日，常香玉率59人的“香玉剧社”从西安出发，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在一份名为“香玉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的工作总结”的文档中，这样记述道：“白天不停地赶场唱戏，夜里就直接住在剧场里，吃咸菜睡地铺。曲目特意选的是《花木兰》。这是一个女子替父慷慨从军的故事，常香玉用她独特的唱腔，把故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刚柔相济。”

仅仅半年，常香玉就募集到了买飞机所需的15亿元旧币。飞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并很快送往朝鲜。多年后，这架米格-15飞机，作为历史的见证，被存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为志愿军捐献飞机的热潮在中国日渐高涨，许多姑娘把买嫁妆的钱捐了出来，有的老人把一生的积蓄献了出来。到9月25日，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捐款入库达9970亿元旧币。

常香玉80岁时，接受了采访，她这样解释当年“捐飞机”的行为和动因：“这没有多大了不起，我再也不是下贱的戏子了，我就是为吃一碗痛快饭。”此时，她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豫剧表演艺术家。

1951年，美国艺术家费雯丽凭借电影《欲望号街车》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与她搭档的是影星马龙·白兰度。影片描写了一位沉湎于幻想的脆弱女性布兰奇，满怀希望去投奔妹妹，结果被妹夫欺辱，并精神失常的故事。影片具有强烈的讽喻性，隐喻人由于“欲望”互相吞食，形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在这次阅兵中，首次出现了军事学院方队和民兵方队，民兵方队由华北老解放区民兵模范和代表组成。分列式中还出现了伞兵部队和探照灯部队，空中梯队则由喷气式飞机代替了以往的螺旋桨飞机。隆重的庆典在上午10时开始，这后来也成为一个惯例。

在这次庆典中，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歌曲《歌唱祖国》，作者是33岁的王莘，这首歌之后成为新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

10月下旬，国家广播事业局的邵燕祥踏上了前往西北的路途。上一年的6月30日，《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公布实行。秋天，约有30万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奔赴各地农村，全国范围的土改开始了。

邵燕祥生于城市，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他想象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其实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

10月25日，在志愿军入朝一周年之际，邵燕祥登上火车，前往西北，他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土改工作团第一站到达西安，白天开会听土改工作报告，晚上看戏，邵燕祥回忆在西安那几天的生活时写道：“……看了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我们都被影片中苏联集体农庄的一派歌舞升平所陶醉，心想‘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土改就是要为中国农民创造走向同样幸福的生活开辟道路。”

在前往甘肃的旅途中，团员们一路上唱着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歌中唱道：“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在甘肃省皋兰县的白茨滩乡，邵燕祥经历了3个月的土改工作和生活。在邵燕祥的记忆中，白茨滩乡在减租斗争中未充分发动起来，但在捐献飞机大炮和征粮中表现不错。在减租运动快结束时，斗了恶霸地主滕尚镇。

工作组跟群众见过面，就分头到各村去摸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在村里的两位雇农身上，邵燕祥想唤起他们潜在的革命劲头儿。一个叫彭永贵，四川人，是当年红军西路军负伤失散的士兵。邵燕祥原想从他思想深处找出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发现这个30多岁的汉子，已经成为一个只求干活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挖掘不出丝毫革命的豪情壮志。还有一个叫高兆华，扛了一辈子长活，倒是已经成家，却只知干活，少言寡语。邵燕祥后来回忆：“……整整一个多月里，他是半信半疑地观察我们，察我们的言，观我们的行，这有力地证明，行前听报告时领导告诫我们的，雇农斗争最坚决，但是也最难发动。”

高兆华后来当了一名干部，但一年多以后，乡长给邵燕祥的信里却说，老高一门心思投入生产发家的劳动，别的都不管。

发动群众的工作，并没有邵燕祥想象中那么困难。在当地，共产党和毛主席已经享有了很高的威望，他写道：“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他们是把远在天边的这位领袖当作农民中的一员那样想象的，情愿他的生活能比自己好一点，就是在衣食上达到富农的水平也没意见。”

发动群众之后的重点就是划“阶级成分”和分“胜利果实”。这时候，斗争已经是靠贫雇农们自己出面。在计算剥削量，没收和征收土地、房屋、耕畜的时候，农民们流露出了本性中的精明，个个胸中有数，心明眼亮。

这一年，有3部文学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三等奖，贺敬之、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也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暴风骤雨》反映的都是土改的内容；歌剧《白毛女》的主题则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此时，丁玲是作协党组书记和常务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后来在《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随着革命大军凯旋来到北京，鞭炮响彻了天安门。人民的心啊！像漂游在碧空的五彩红云。光明在前面，希望在前面，幸福在前面……我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

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丁玲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在批评文章《谈新事物》一文中，丁玲称父母之情、爱同学等都是“小的感情，旧的感情，是具体的”，而爱人民、爱祖国等是“新的感情，是抽象的”。丁玲认为，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里，人的亲情、友情应该让位于革命之情和阶级之情。

丁玲除了发表《欧行散记》、《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等散文集外，开始构思写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前8章。不过，直到1986年去世，她也没能最终完成这部作品。

11月4日，另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开始在上海的《亦报》上连载小说《小艾》。《小艾》讲述了女佣小艾多灾多难的大半生，她最初被卖到景藩家，蒙受种种欺凌和屈辱，后来嫁给了青年金槐。最终，小艾在新社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小艾》的故事跨越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新的社会生活也出现在小说中。小艾在新中国成立后依旧住在阁楼里，工作的印刷所也是阁楼。小说写道：“小艾自己也觉得可笑，踏出家里的一个阁楼，倒又走上一个阁楼。但是她知道她不会一辈子住在阁楼上的，也不会老在这局促的地方工作。新的设备完美的工厂就会建造起来。宽敞舒适的工人宿舍也会造起来，那美丽的远景其实也不很远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开辟了曹杨新村，作为工人住宅的示范。1952年4月，又在沪东、沪西、沪南3个地区兴建两万户工人住宅，作为日后大规模修建工房的开端。

新的时代也唤起了小艾的“阶级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生病住院的时候，小艾感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医院连空气都是“混浊的”、寒冷的，护士的态度很冷漠；自新中国成立后，“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

在小说的结尾，小艾终于怀上了孩子。小说写道：“小艾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作家夏衍曾计划聘请张爱玲担任电影编剧，但最终没有实现。《小艾》连载结束后不久的1952年，张爱玲远走香港，10个月后，《亦报》停刊。

年底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去访问印度、缅甸。作为中印关系学者，他弥补了以前未能亲临印度的遗憾。返回北京时，他明显感觉到，北京大学的校园发生了变化。

9月，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3个月的马寅初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响应周恩来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学习活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十几位中央领导为教师。在马寅初看来，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关键在于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接到马寅初的信后，中央政府决定：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曾经在德国留学10年的季羡林立即投入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他在文章《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写道：“……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北大领导把教师的思想改造称为“洗澡”。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道：“‘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历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年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教育界扩大到文艺界。

在甘肃的白茨滩，邵燕祥参与的土改进入分配阶段。土改的胜利者们在一片节日气氛中，细致地把土地按产量分为16级。在农会代表扩大会上，选出了分配组，并制定了公约：大公无私，事事讨论，遵守秩序，不得乱来；保证土地好坏、远近及农具等搭配公平合理；保证按时办好分好，不拖延时间；态度和蔼，不起纠纷，听取多数群众意见。

人民的热情，使得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到1952年年底，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总共分到了7亿亩的土地，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总量超过700亿斤的粮食地租，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新中国彻底结束。

农历春节之前，工作队离开了这个小村。邵燕祥回忆说：“我们要在旧历年前出村，让‘翻身’农民自己好好过年，有的人家已经在准备娶媳妇聘姑娘，喜气洋洋。”

1963年 癸卯年

1963年1月25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初一。

在北京，停开了两年的厂甸市场重新开张。《人民日报》报道，成千上万的顾客，挤满了这个长达1.5公里的市场。他们有的扛着几尺长的糖葫芦，有的举着沙沙作响的风车，笑容满面地买回了自己喜欢的传统食品和玩具等。

这一年的春节市场，比前两年热闹了许多。在南京，市副食品局印发了肉票、水产票、糖票等，人们可以凭这些供应券买到想要的年货。在洛阳，一个副食证可买白酒2两，市场上还有少量高档白酒供应，茅台酒每瓶售价10元。

大年初一这天，全国科协在北京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刘少奇、董必武等和100多位科学家一起共度新春佳节。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全市的公园、文化宫、体育馆等场所准备了丰富的春节文娱活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迎春灯谜晚会、迎春诗会、文学作品朗诵会和各种文艺演出、棋牌比赛等活动。鼓楼文化馆里，举办了年画展览、杂技表演等活动。

元旦时，“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见效之快，农业生产在连年大灾以后恢复速度之快，都超过了预计。1963年，要继续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时的文艺作品，如电影、戏剧、小说等，均强调要为农村工作服务。元旦开始上映的《槐树庄》和《李双双》，都是农村题材的电影。

《李双双》是当时电影中少有的轻喜剧。主人公李双双是孙庄生产队社员孙喜旺的妻子，天生泼辣，有一张快嘴，最爱“管闲事”，常常以公社社员的身份，与自私落后现象做斗争。影片中，张瑞芳成功塑造了一个心直口快、敢说敢干的农村妇女形象。影片上映后，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的评论文章有数十篇，都毫不例外地肯定和赞扬李双双这一银幕形象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

5月，张瑞芳凭借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演出，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由于当时国家刚刚度过困难时期，颁奖仪式上，没有颁发奖金和奖品。诗人郭沫若专门为张瑞芳题写了一首诗，裱在镜框里，送给张瑞芳，诗中写道：“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姐妹，人人竞学李双双。”

电影《李双双》原来的剧本是围绕“大跃进”时期妇女办食堂展开的，但影片开始拍摄时，大部分公社食堂已经停办。编剧李准便把中心事件改为如何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正确开展评工评分。

每个新年，作家老舍都会写一篇文章以示庆贺。这一年元旦，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贺新年”，发表在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中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乌云满天的岁月里，每到‘吟诗辞旧岁’的时节，我和我的不少朋友们并不一定吟诗，而多半是以酒浇愁……现在，辞旧迎新的心情可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但乐于吟诗，而且从心眼儿里愿意回忆一年来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了。”

这时，老舍正忙于修改他的旧作话剧《茶馆》，想在其中加上新的内容。《茶馆》写成于20世纪50年代，剧中有个情节，是讲两个大兵为了省钱娶一个媳妇。周恩来看到后，认为这段戏对青年人影响不好，建议老舍改一改。但是老舍坚持说情节来源于真实事件，把这段情节保留了下来。

这次，老舍在《茶馆》中增加了一些学生闹革命的情节。3个月后，《茶馆》在首都剧场重新上演。虽然报纸不做宣传，但还是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演员金山在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不敢说话，不敢握手，只是在桌子底下竖起了大拇指，以示敬意。

这一年，老舍还尝试写作《骆驼祥子》续集，其中包含阶级斗争的“新内容”。在各种报刊上，他发表文章40多篇，但多是随笔等短文。1964年老舍共发表文章10篇，1965年9篇，1966年仅发表了1篇。

在《贺新年》中，老舍对前一年年底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感叹说：“在这个公报发表后，我不知把这一句看过多少遍，想过多少遍，说过多少遍。它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心，照亮了过去的十三年，照亮将来的千万年！它使我感到充实，因为它是真实的，像扬子江与泰山那么真实，像十三年来一切从无到有的建设那么真实。它使我感到应当自豪，而不该自满。它叫我下决心，做不愧是伟大的人民中的一个，不做有愧于伟大的人民的一个人！”

1963年春节，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的社员侯永禄在家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渡难关初获胜薯多菜广，夺丰收有指望猪肥羊壮。”

春节前，大队副业股杀了几头猪，低于牌价卖给社员，每斤6角5分钱。侯永禄家里有8口人，可以买4斤，但妻子菊兰为了省钱，只买了2斤，剩下的让给了别人。

纪录片《秦川秋景》展示了陕西省开展水利建设、进行抗旱斗争的情景。上一年10月份开始，秋冬连旱，全国许多地区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春天，合阳县旱情严重，上一年入冬以后，已经100多天没有下雨。侯永禄栽的400棵红薯苗很快因为缺水而大部分枯死。

由于干旱，村里牲口死亡大半，运粪运土全靠人力拉架子车。为了多挣工分，侯永禄和妻子菊兰狠下心来，花了64元买回一辆旧车。这部车几乎花完了他家所有的积蓄，余款只剩下十几元。

侯永禄14岁的大女儿侯引玲放弃了上中学，和父亲一起用架子车去澄县煤矿拉炭。父女二人常常清晨出发，花2元2角买400斤炭，第二天天亮前拉到家里。两人路上舍不得吃饭，只花1角5分钱买茶水喝。

遭遇旱灾的不仅是陕西。3月开始，由于降水量骤减，香港面临着开埠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进入5月，港英政府开始实行定时供水制度，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居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排队取水，街头经常出现居民因争水而吵嘴打架的场面，水价也一路飙升。一碗叉烧饭才5分钱，一小桶水却能卖到5元。一首歌谣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不知几时没水荒。”

香港的水荒引起中央政府关注。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拨款4000万元人民币修建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香港。

香港电影导演罗君雄应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邀拍摄纪录片。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用人海战术去干这项重大工程。近万名民工喊着口号，不分昼夜地劳动，把深圳水库大坝建造起来，场面十分令人感动。

1965年3月1日，东江水引入香港。罗君雄拍摄的纪录片《东江之水天上来》也在同一天上映。影片上座率超乎想象，票房收入很快超过100万港元，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纪录片。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人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随后，全国各地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雷锋的模范事迹。

雷锋是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他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0年参军，同年11月入党，不久任班长。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雷锋》，用艺术化的手段表现了雷锋的一生。《人民日报》评论说：“毛主席著作使他明白了一颗螺丝钉对于一架机器的意义；使他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对于世界革命所负的责任……从影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雷锋之所以不肯多花一分钱，之所以带病去推砖，之所以雨中护送老大娘……正是毛泽东思想在他心里开了花的结果。”

1960年，雷锋被树立为沈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为了举办雷锋先进事迹展览，沈阳部队专门组成摄影报道组，由工程兵部宣传报道助理员张峻带队，为雷锋拍摄了大量照片。

张峻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看见雷锋修车，忽然来了灵感，便让雷锋赶紧坐到驾驶室里，拿出《毛泽东选集》，照了一张。张峻把照片洗出来之后，发现雷锋左手拿书，从方向盘里套过来，动作看上去很别扭。但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粮食·武器·方向盘》后来被认为是雷锋忠于毛主席的最直观影像。

张峻出门拍照片，雷锋总帮他背摄影包，还让张峻教他摄影。张峻慢慢了解到，雷锋很爱美。军人是不许留长发的，于是雷锋便把刘海留得很长，并把刘海藏进帽子里。外出时候，他喜欢把帽檐儿向上翘一下，把刘海露出来。

张峻看到，雷锋有一块英格表。这块表是雷锋到鞍钢工作时，花30多元买下的。雷锋也有当时很时髦的毛衣、皮夹克。

后来，张峻一直义务从事宣传雷锋的活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参观雷锋纪念馆的时候，认为照片是摆拍的，不真实，讲解员无言以对。张峻为此专门给讲解员上了一次课，告诉他们，要如实向人们告知，这些照片都是在什么环境下拍出来的。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想抓拍也抓拍不起啊，胶卷都很珍贵，但是摆拍不能摆死了。雷锋很会照相，我跟他一讲他就明白了，基本上几张就过了。”

5月，“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在上海举行。《人民日报》报道说，某部八连是“集体的雷锋”，他们进驻上海14年，胜利地经历了敌人的钢铁炮弹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两种考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好八连发扬光荣传统》，介绍了他们的事迹。《人民日报》报道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那样俭朴，就是花一分钱，也要掂掂分量；而在购买学习书籍时，却是慷慨非常，毫不吝惜。无论干部或战士，人人都有毛主席著作，并且经常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学到哪里。

文章说，八连之所以成为“好八连”，就是因为他们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不但阅读毛主席著作，而且读得很持久，很用心。战士李宗照同志用他的歌声唱道：“鲜花没有太阳不能开放，庄稼没有雨露不能生长，一个人没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就要迷失政治方向。”

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专门创作排演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好八连的模范事迹。《人民日报》评论说，它是目前“话剧舞台上的新收获”。评论指出：“南京路上霓虹灯下的斗争，深深地启示着我们，谁影响谁，谁改造谁，谁战胜谁，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它时刻要求每一个革命者回答：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能不能顶住一切‘香风’毒气的吹打，坚守住战斗的岗位？在繁复多样的阶级斗争的洪流里，我们能不能永远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识别方向，站稳立场？”

4月，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歌曲音乐会。音乐会上，《永远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前线》、《高举革命大旗》、《人民公社之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雷锋》等新作上演。《人民日报》介绍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面红旗”、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歌颂热情，表达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坚决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和意志。

当时，各地都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动，电台也专门开办节目教唱革命歌曲。《人民日报》评论说：“应该看到，这也是个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不去组织领导青年群众唱革命歌曲，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东西就会去占领，有些青年就会唱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在上海的歌咏大会上，上海音乐学院藏族学生才旦卓玛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引起人们关注。才旦卓玛出生于西藏一个农奴家庭，1956年11月，她被日喀则文工团吸收为学员。1958年年底，才旦卓玛离开家乡，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来源于《雷锋日记》，才旦卓玛演唱的这首歌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后，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心里想对党说的话，都在歌词里说出来了。唱着都掉眼泪。”

4月29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恐怖形象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市或乡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中央要求文化部门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这时，改自传统剧目的新编评剧《花为媒》开始上演，并广受好评，被称为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花为媒》由新凤霞主演，她的丈夫吴祖光担任编剧。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

一年后，《花为媒》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但仅限于内部放映。

3年前，吴祖光从下放地北大荒回到北京。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把整个院子和房间都打扫了一遍。亲戚们来访，都说他身体强壮了。吴祖光解释说，在北大荒劳动锻炼身体，把常年咳嗽的毛病都治好了。

当宣布吴祖光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很多人替他高兴，吴祖光却说：“那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是戴了帽子还是摘了帽子，我永远是我。”吴祖光在北大荒期间，作家老舍劝新凤霞多给丈夫写信。于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新凤霞每天都给吴祖光写信。后来，新凤霞的文笔越练越好，共发表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6月，亚洲国家越南陷入混乱。南越总统吴庭艳迫害佛教徒，引起僧人们的强烈不满。11日，僧人释广德为抗议吴庭艳政府，在西贡（现胡志明市）的闹市街头引火自焚。此事被披露后，全世界都谴责美国和南越政权。

秋天，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放弃对吴庭艳政权的支持，转而支持南越反对党发动军事政变。11月1日，吴庭艳政权被哗变的政府军推翻，他本人也被处以极刑。

进入1963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愈演愈烈。5月15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基地，美国发射了载有库珀少校的“水星9号”飞船，飞船绕地球飞行22圈，历时34小时19分，行程94万公里。由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第二天，飞船在太平洋海面回收，宇航员库珀安然无恙。

一个月后，苏联“东方6号”太空船发射升空，上面载着人类第一位女宇航员瓦朗蒂娜·捷列什科娃。捷列什科娃返回地球时，降落在一片空地上，顷刻间，有成千上万的人向她涌来。一位老人好奇地问她，是否在天上看见上帝。捷列什科娃回答说：“没有看到，也许我的轨道与上帝的轨道不同。”

2-1 相声演员马季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在山东文登慰问演出，他编写了一个段子《黑斑病》，推广高村公社辛格大队防治黑斑病的经验——高剪苗儿

2-2 1963年香港水荒

2-3 张峻拍摄的雷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照片

2-4 新凤霞主演戏剧《花为媒》，将新派艺术推向高峰

7月间，中国北方的海河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由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海河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齐向平原灌注。低地被淹没，村庄被大水包围。总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面积达5560平方公里，淹没104个县、7294万亩耕地。由于水库崩塌，桥梁被毁，京广线被冲断75公里，天津告急。

在滂沱大雨中，天津文艺界组织的演出队沿大堤一个组、一个队地慰问演出，相声演员马三立就在其中。马三立在抗洪一线演出了6天，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最后到达独流减河，夜里又演出了两场，才搭上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市。马三立中途下车，走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歇了会儿，又马上赶到团里报到。这时，他才知道，许多演员只在工地演出一天，就坐大轿车回来了。

1957年夏秋之交，相声《买猴儿》的作者何迟被第一批打成右派，马三立由此受到牵连。1961年3月，他得到通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回曲艺团上班。马三立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就来到曲艺团上班。一位领导却当场对他宣布：“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不许和演员交谈，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

不久后，曲艺团赴北京演出，第一次登出了马三立的名字，但别人都得到奖金和劳务费补贴，唯独对他既不表扬，也不发奖金劳务费。马三立曾诙谐地解释过自己的名字，他说：“马三立，站起来，打倒；再站起来，再打倒；再站起来，立稳啦。所以叫‘三立’。”

这时，相声演员马季正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在山东文登慰问演出，他们的表演很受欢迎。工作队在文登将近5个月，演出了104场。文登地区农民都喜欢京剧、吕剧，对相声不够熟悉，专业曲艺团体也很少来演出。一些社员刚听他们演出时，看到他们穿着大褂儿，管他们叫“演清朝戏的”。

一天晚上，马季在柳林庄和社员王凤信聊天，蚊帐里的马季让王凤信也钻进来，一块儿躺着聊天。这时，王凤信问，我们庄稼人身上有味儿你不嫌吗？马季马上回答：“正是我们没这种味儿，才下来改造思想的。”

地瓜是当地的主要产物，但由于黑斑病很严重，每年损失很大。马季接受县农业局的委托，编写了一个段子叫“黑斑病”，推广高村公社辛格大队防治黑斑病的经验——高剪苗儿。马季后来在文章中提到，在侯家公社前岛大队演出了这个节目后，几位老农在地头上议论开了。有人说：“这是上级试验过的，不行就不会告诉咱。”有人说：“上级对咱老百姓就是关心，连地瓜长病怎么治都编成相声告诉咱，咱不听上级话行吗？”

演出过程中，群众并不是一律都夸好，对某些节目也提出了批评。前岛社员徐信芳对他们演出的《捉放曹》提出批评说：“捉放曹就是逗得热闹，农民听不懂。”马季在文章中说：“这样的意见我们分析是很正确的，尽管这个节目还有一定的意义，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但很容易过火变成出洋相，不宜多演。如果认为农民对更深的东西不懂，下乡以后可以拿《捉放曹》这类段子起起哄，这就更是大错特错。”

夏秋之交，新华社报道说，全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20万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在毕业前夕，纷纷以雷锋精神要求自己，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培养。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这批毕业生中，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的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约占54%。国务院要求，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前，有一部分要先由接收单位安排，劳动实习一年。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接班人》，介绍了范学勤等几位刚刚踏上服务岗位的青年人的事迹。

当时社会上对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有“八大员”的称谓，分别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一些青年人认为，当工人农民是光荣的，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当八大员，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

这时，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中国的商业服务业有所发展，商业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许多报纸都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性，宣传为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商业的必要性，增加商业工作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北京日报》从2月6日开始，组织了关于“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的大讨论。整个讨论过程历时4个多月，讨论的问题，从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三下四”，是不是“受气”，扩展到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劳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等问题。讨论过程中，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71篇，发表了140篇。

《北京日报》的社论说：“在有些人的脑子里，一提到商业，往往就联想到那些大腹便便、点头哈腰、油嘴滑舌的旧商人，联想到那些蒙混欺骗、以次顶好、说得天花乱坠的旧商贩。一提到商业，他们的脑子里，马上就出现‘无商不奸’、‘做买卖赚钱’这样一些看法。他们把这种印象同社会主义商业混淆起来，因而对社会主义商业也加以轻视，这是不正确的。”

北京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参加工作3年多了，7月，他的工资从30多元钱一下提到49.5元。赵忠祥后来回忆说：“在吃穿方面，当时一个月能花15块钱就已经很奢侈了，请朋友吃饭，1块多就能吃一顿……”他把很多钱都用来买书看戏剧。那段时间，他成了东单古籍书店的常客，在那里买了很多线装书。

这一年，中央决定调整工资。工人和18级以下干部升级面为40%，17级至14级的干部升级面为25%，13级至11级行政干部升级面为5%，10级以上不升级。这次升级根据生产和工作需要，职工的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成绩、劳动态度来确定。工作成绩特别好、工资等级又偏低的职工，可以升两级。

从8月份开始，每个星期五的早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2客机，都会从东部城市达卡出发，飞往中国。这次航班是当时中国唯一通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航班，经济舱的价格是428美元。许多国外游客通过这次航班前来中国游览。

入境的国外游客可以参观包括北京在内的6座城市，费用为每天30美元。除旅游景点外，游客还可以按照指定路线参观一些公社、工厂和学校。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的一位法国游客说：“幼儿园的小孩都唱着歌来欢迎我们，这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我当时想这是一首关于鸭子的歌，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所唱的东西多少有些‘丑陋的帝国主义者回家去’的意思。”

国外游客们感到难受的是，这里的夜生活基本不存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有持续到晚上11点的舞会，有戴着白手套的管弦乐队伴奏，但酒吧提供的只有一些劣质品牌威士忌，还有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烈酒。美国《时代周刊》描述说：“一位痛苦的法国人感慨说，曾经淫靡的上海已经完全被‘消毒’了。”法国电视台的评论员维特说：“你能够看见少男少女并肩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相互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

这时，收音机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产品。新华社报道，中国已经试制出8种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有3种是比较高级的短波或中波收音机。报道说，这3种式样在国际半导体收音机市场上都比较流行。我国农村辽阔广大，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发展简易价廉的半导体收音机的生产，将为农村提供一种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娱乐的良好工具。

《接班人》这部纪录片介绍了高中毕业生姚德恒潜心研究、做好厨师的事迹。《北京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许多青年是在和平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严重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深处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他们只有到各个生产战线上去，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才能够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

上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6年结束。

中国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国际关系方面也面临着重大转折，曾经牢不可破的中苏关系面临破裂。8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认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9次发表编辑部文章，严厉批评修正主义，史称“九评”。

8月23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自由进军”运动。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

1963年，正值《解放黑奴宣言》发布100周年。由于黑人面临着高失业率、低收入，以及人权上的制度性歧视，加之美国南方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早在1962年，以要求政治经济上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游行活动就已经在筹备中。

在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向25万人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发出呼号。马丁·路德·金一年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他在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时被人谋杀，年仅39岁。

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隆重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郭沫若写诗道：“国庆良宵，月华我，精神抖擞。遥望见，天安门外，欢愉如昼。光柱千寻天网大，弹花万簇锦屏秀。问太阳，今在北美洲，能见否？太阳道：哪能够！白宫外，人牵狗，向黑人，迎面扑胸张口。血肉横飞天地暗，水龙乱扫妖魔吼。果然哦，地狱在人间，花旗丑！”

在国庆观礼台上，一位黑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游行的人群不时地向观礼的威廉夫妇和来自非洲各国的外宾挥舞着花束，高呼：“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

威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来自一个伪善的国家，它以所谓‘自由世界’领袖自居，而给中国人民贴上了‘被奴役人民’的标签，说他们渴望美蒋‘民主’势力把他们解放。可是我在中国却发现了我在自己的祖国——野蛮的美国从未知道的自由和人道精神。……作为一个狗咬狗的野蛮社会的产品和适者生存哲学的幸存者，我对中国人民在为改造社会而进行的高尚和同心协力的努力中所表现的态度和行为留下深刻的印象。”

威廉主张暴力革命，流亡古巴时，以切·格瓦拉为知己。1965年，他与切·格瓦拉一同离开古巴，他来到中国长期居住，而格瓦拉去了南美丛林进行武装革命。

1968年3月，底特律召开一个黑人会议，宣布在美国南部五州建立一个独立的“新非洲共和国”，在北京流亡的威廉被推选为首任总统。1969年，威廉回到美国，因以往的刑事犯罪记录入狱，成立共和国一事未被追究。保释出狱后，他作为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受聘于尼克松政府。

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前往达拉斯市访问，拜会市民。当汽车驶过迪利广场时，埋伏的枪手向他开枪，子弹命中头部，肯尼迪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而亡。数小时后，警方抓获嫌疑人——美籍古巴人奥斯瓦尔德，并初步认定是他射杀了肯尼迪总统。奥斯瓦尔德对所有指控都矢口否认。两天后，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当众开枪击毙，使案情趋于复杂。

11月25日，肯尼迪的葬礼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前来吊唁的人超过25万。当天，全球有数亿人在电视机前收看葬礼的现场直播。

副总统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后，下令组成以最高法院院长沃伦为首的调查组。一年后，调查组提交报告，认为整个事件全是奥斯瓦尔德一人作案。美国民众普遍表示，不相信这一结论。

约翰逊上台后不久，便批准在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越南人民军实施名为“报复”的攻击性行动，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这一年，在英国，披头士乐队推出的第二张唱片专辑《请愉悦我》，奇迹般地占据英国排行榜榜首位置6个月之久。此后，他们一发不可收拾，连夺年度“单曲第一名”、“专辑第一名”等奖项。披头士乐队由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林戈·斯塔尔4人组成。从国外演出归来后，他们受到歌迷的疯狂追捧，造成伦敦希思罗机场一时混乱。

披头士乐队富有活力的音乐，迎合了战后英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求文化解放的思潮，带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同时他们的音乐融合了不同的风格，旋律简单动听，歌词朗朗上口，演唱极富感染力，因而迅速主宰了英国的音乐市场，也带动了英国摇滚文化的发展。

到1963年年底，披头士乐队已经统治了英国音乐市场，狂热的歌迷遍布英国的每一个角落，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迅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国庆节期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开始在全国上映。

影片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反特斗争生活。《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中描写的反特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体现在作者所安排的情节、所勾画的故事中。作者根据冰山哨所这样特定的环境，写了敌人施用“美人计”，我军将计就计，歼灭敌人的故事。文章说，“作者笔下的敌人所施用的‘美人计’，不是一般的美人计，而是与我军战士的身世联系起来，以‘纯真的爱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写，既揭示了敌人的阴险、狡猾，又反衬出我军战士的优秀品质”。

新华社评论这部影片说，“我们在边境上与敌人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经常的，又是十分复杂的”。

11月1日，台湾一架美制U-2飞机被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部队击落。《人民日报》刊登东方犀的诗歌赞道：“天上来，逃不掉；水里来，回不去；明里来，暗里来，一概全消灭。”

3天后，《人民日报》报道：“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七连岛、石岛、永兴岛、东岛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69次严重警告。”

两个多月前，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返回祖国大陆。《人民日报》发表林碧的诗歌——《走徐廷泽的路》。诗中写道：“家人团聚，情意绵绵，齐庆贺：脱出了苦海泥潭，从心中涌出喜悦无限！”诗歌呼吁台湾军政人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学习徐廷泽，当机立断！

这时，徐廷泽正在南京参观访问。《人民日报》报道，徐廷泽走进五老村，看到整个村子都在绿树花丛中，家家户户都很干净，连一个苍蝇也没有发现。他很有感触地说：“过去的贫民窟，能变成这样美，真了不起。在台湾，今天仍然到处都是贫民窟，人们住在草席烂铁搭成的棚子里，挤得要死，脏得要命。”

徐廷泽驾机起义后，为了防止军队人员思念大陆家乡，台湾当局对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下令禁演。据台北市《公论报》透露，这部由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的戏剧艺术片中有大陆景物，用的又是大陆的戏曲“黄梅调”，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思乡情绪。

有台湾报纸说，台湾黄梅调到处流行，“使人有霸王困于垓下，四面楚歌之感”。

这一年，卫生部为了表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在上海举行授奖大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地把工人王存柏不幸被机器轧断的右手接上去，并且逐渐恢复功能。《人民日报》报道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只工人的手’，‘是一只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正是这种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责任感，给了他们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条件下，敢于打破惯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去接好这只手。”

《人民日报》报道，工人徐祥兴的中指和食指当年在永福源五金厂被老板娘剪掉了指尖，还有几个工人，都被剪掉过手指。上海机床厂韩如强老师傅，年轻时也像王存柏同志一样干钳工，那时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一天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一阵头晕，右手的两个指头被机器轧断了。他不敢声张，因为怕被老板赶出工厂，偷偷地找块儿布头包扎一下就算了。后来事情传到了老板的耳朵里，老板说：“油条能止血，买两根油条吃吃就好了。”说着，就把几张伪钞丢给了韩师傅，两个手指的代价就只有两根油条啊！

这一年，毛泽东指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工厂、农村、学校普遍开展了访贫问苦，请“三老”，即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做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开展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尽管在这一年中经历了旱灾和冰雹，但年底一算账，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社员侯永禄家不仅不欠口粮钱，还分到了80元的现款。

这时，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会上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情景。大会一直开了11天，会议期间，侯永禄根据社员侯永申的发言，编了一段题为“牢记旧苦”的唱词：“提起了旧社会一片黑暗，有钱人结官府欺压穷汉。农民们下死苦没吃少穿，交租子还账债熬活打短。受剥削受压迫痛苦难言，派差事要款子天天不断。……多亏了共产党拨云见天，解放了公社化幸福无边。”

1975年 乙卯年

1975年2月11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这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仍旧是政府提倡的口号。报纸杂志提倡：“在春节期间，不烧纸，不烧香，不请客，不送礼，不大吃大喝，不张贴坏春联。”

《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沭阳县沭城镇党委发动广大群众，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判坏春联，编写新春联。他们针对某些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地主资产阶级鼓吹的“生财之道”的坏春联；针对某些地方出现的封建迷信活动，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的坏春联；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批判“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坏春联。

红光居委会民旺街青年黄建富刚刚结婚，原来准备在门上张贴一副“男女勤劳家业大，夫妻和睦子孙多”的春联。通过参加街道上的革命大批判，他认识到这是一副坏春联，它既宣扬了林彪一伙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黑货，又传播了浸满孔孟之道毒汁的“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于是，他立即把这副坏春联毁掉，换上了一副“夫妻团结干革命，男女勤劳争贡献”的新春联。

在地震灾区辽宁海城，为了让受灾群众过好春节，政府特意送去面粉和猪肉。《人民日报》报道，当灾区人民读到党中央的慰问电，和中央慰问团一起欢度春节的时候，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营口县官屯公社老贫农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毛主席和俺心连心，痛痒相通感情深。迢迢千里送衣物，千家万户暖在心。无限爱戴毛主席，经过抗灾倍加亲。战胜地震夺高产，回答主席一片心。”

灾区许多老贫农，谈起地震发生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各地各条战线派人前来大力支援抗灾这些事来，仍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如果这场强烈地震发生在旧社会，那灾情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今天灾后的辽南，方圆百里看不见在寒风中瑟抖的孩子，也没有在废墟上彷徨的老人，家家户户有吃有住，生活稳如泰山。海城县岔沟公社岔沟大队一位72岁的贫农老妈妈，把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救济给她的饼干，特地留下几块儿，用红纸包了又包，精心地收藏起来，准备作为教育儿孙世世代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干革命的传家宝。

海城大地震在春节前一周发生，震级7.3级，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这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次成功地预报7级以上大地震。

春节期间，年画畅销。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年画就有40多种，印数4100多万张。新闻报道说，这批年画反映了各条战线呈现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展示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

年初，“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

单从社论文字上来看，很难发现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们感到，一个重要会议似乎正在召开。他们发现，许多省市的一把手离开工作岗位来到北京，而北京的各大饭店都已客满，人民大会堂前排满了轿车。

半个月后，外国驻京记者才通过公开的新闻报道了解到：中国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朱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再次当选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后，领导了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以整顿工交战线为重点、以党的整顿为核心的整顿活动，并逐渐发展到农业、军队、科学、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后来谈道：“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春节时，在哈尔滨，《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的家里没来暖气，他趁着饭菜还热，支好机器，自拍了几张照片。

这一年，李振盛没有回山东老家过年。往年他基本上年年回家，并且都会拍照片。上一年春节，李振盛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笑冰回山东老家过年，返程时顺路到济南游览，还在大明湖畔留了影。儿子李笑寒穿着儿童军装，肩上挎着印有“忠”字的红色塑料小书包，尽管他还不认字，书包里也装了一本毛主席著作。

7年前的春节，李振盛新婚后头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他们从哈尔滨乘坐硬座火车到大连，再换乘最便宜的五等统舱船到烟台，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回到荣成县老家。李振盛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儿媳妇，非常高兴。婆媳俩还坐在炕头上合影留念。

从李振盛拍摄的这些照片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印记。在一张他母亲抱着孙子的照片中，背景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带有“领袖形象”的年画。

这一年5月，黑龙江阿城县组织5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样板戏。为了拍摄照片，李振盛冲到舞台中央，破坏了演出，差点儿受到处分。

李振盛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当时，法国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正作为反面教材被师生批判。李振盛表面上与其他学生一起批判，暗自却努力学习布勒松的摄影实践，其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影响了李振盛的摄影生涯。40年后，李振盛在法国见到了这位“导师”，并成为极少数有幸与其合影的摄影人之一。当李振盛向布勒松展示自己43年前的“批评材料”时，布勒松大笑了起来。

春天，在厦门，铸石厂统计员龚舒婷来到编辑黄碧沛家里，和师友们一起交流写诗的心得。

初中二年级时，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龚舒婷始终置身事外，躲在家里看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1969年，她把普希金的诗集打进行装，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落户。在那里，她开始写日记，抄各种中外著名诗人的作品，并把写信当作生活的最大享受，她顺手写下的几首诗还在知青中流传开来。

20岁那年，龚舒婷因为是独生子女，得以被照顾回城。待业期间，她在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干过炉前工、泥瓦匠、宣传员、统计员、讲解员，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写诗。这一年的2月，她在诗中写道：

朋友，是春天了
驱散忧愁，揩去泪水
向着太阳微笑
等着吧
一旦惊雷起
乌云便仓皇而逃
那是最美最好的梦啊
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

年初，在英国，教育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保守党选举中以130票对119票击败了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成为英国第一位出任党魁的女性。苏联塔斯社称她为“铁娘子”，因为她从来不肯曲意奉承，讨好别人，相反，却常常做出一些“违反民意”的事。1970年，她在担任教育大臣时，曾下令停止在中小学发放牛奶。

1973年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发展停滞。人们希望，有望当选下一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能够带领英国走出泥潭。

这一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局面仍在延续。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国在太空领域开始合作。夏天，美国和苏联两国的宇宙飞船，在太空轨道成功实现被喻为“太空握手”的对接。对接舱的舱门打开后，苏联“联盟19”号飞船的宇航员列昂诺夫和美国“阿波罗18”号的宇航员斯坦福德热烈握手，列昂诺夫用英语对斯坦福德说：“很高兴见到你。”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场直播。

在非洲，关闭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而关闭。再次通航，也是美苏两个大国角力的结果。在美国的斡旋下，上一年，埃以之间达成两项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埃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取消了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开罗的访问。

3月，在赣南农村下乡的上海知青陈丹青只身来到南京。他想试着报考南京艺术学院。他打开自己破旧的画夹给老师看，里面装满了油画肖像和速写。老师称赞了他的画作，但却对录取无能为力，此时的大学招生还是取决于基层推荐。

1973年春天，陈丹青把自己画的一套连环画，以及为小说《闪闪的红星》画的几幅插图，投寄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竟很快回信通知他，可以借调他到出版社的连环画学习班作画。陈丹青后来回忆说，简短的一张通知，他看了无数遍。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为出版社画了两本连环画和一套小说插图。最初，报酬是每月20元，后来增加到每月24元。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陈丹青就被出版社辞退，原因是他的出身问题。

1974年，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到离家较近的地方下乡。陈丹青来到苏北，他终于可以在一个大队企业办的骨灰盒厂画画。他的工作就是在骨灰盒空白处画青松、白鹤、落日、兰花。从1975年到1976年一整年内，他大概画了600多个骨灰盒，但没有工资，只记工分。3年后，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他两度进藏，创作了油画《西藏组画》，后成为著名画家。

后来，陈丹青在文章中写道：“在动荡的生活中，我只有一件事自己规划，并且从没动摇过——我一定要画画，我喜欢油画。……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面对挫折、面对磨难。”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农民泥塑》，展示了湖北省黄陂区农民开展群众性泥塑创作的情景。1973年冬，在下放的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辅导下，黄陂区枹桐公社开始出现农民泥塑活动。县委总结推广了枹桐公社的经验，使农民泥塑活动迅速在全县普及开来。

泥塑作品大多是讲农民的家史、翻身史。新闻报道说，当泥塑担子挑到村头田边巡回展出时，有的农民感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老农看到泥塑的地主形象，忍不住用手中的拐杖，气愤地去敲打这些坏人。

影院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开始上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石油会战为背景，以铁人王进喜的事迹为原型，再现了石油工人排除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干扰，独立自主开发油田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创业》的摄制，是把革命样板戏创作原则和创作经验运用于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成果。”

当时的新闻介绍，《创业》这部影片是专业作者、业余作者和工人群众进行三结合创作的产物。《创业》的编剧、导演等主要创作人员都长时间地深入生活，亲身感受到石油工人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和业余作者、石油工人一起，组成创作班子，集体讨论研究。剧本初稿完成后，又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曾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石油会战的工人组成了顾问团，对影片提出许多好建议。由群众推选出来的8名大庆工人在摄制组里既当群众演员，又做技术指导，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几个月后，《创业》突然被认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好在毛泽东于7月25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毛泽东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随后，许多电影、戏剧得以公演，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打破了文艺舞台被8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

在南京，剧作家陈白尘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得知主席对电影《创业》有批示，一天云雾，至此尽除。但此等事情竟然要主席亲自批示才能解决，主席也太辛苦了。”

陈白尘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文革”开始后，陈白尘从位于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到江苏省文联。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分配的工作是放鸭子。后来，陈白尘回忆说：“3年半的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如果朋友不见怪，我会回答：是鸭子。”

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予以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特赦战犯始于1959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响应。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第一批改造好的战犯走出监狱。后来，中央决定每年特赦一批战犯。但“文革”爆发后，特赦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一批特赦战犯中，原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是军衔最高、名气最大的一位。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做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寄给蒋介石。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做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了。

虽然黄维一度拒绝改造，政府还是对他很宽容。初到功德林监狱时，黄维身患5种结核，监狱全力以赴给他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因为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这种药当时内地还不能生产，周恩来批示，可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500克牛奶、两个鸡蛋和300克肉。战犯管理所每天保证供应，3年困难期间都没有断过肉食。黄维被特赦后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初肉类供应紧张，管理所还曾专门派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吃。

清明节这一天，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病逝，时年88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新闻局”发布公报，宣布从4月6日起为“国丧”期，历时一个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

台湾曾经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美国政府原定派农业部部长前去吊丧，后经台湾当局强烈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往。福特总统对蒋介石病逝只做了礼节性的声明。

在北京，特赦释放人员被安排集体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许多人员在这时已经安排工作，黄维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每月工资200元。

黄维对工厂和学校里的机械、电子设备十分感兴趣。在接受改造期间，黄维曾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不需燃料做动力的“永动机”发明工作上。他认为，搞科学研究要比做空洞的反省更实际一些。

战犯管理所对黄维的发明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永动机”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配件，则委托外面的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投入了不少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成。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设计者黄维开始试验，但他的“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

黄维十分失望，但没有就此灰心。特赦释放后，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没有放弃“永动机”的研究。周恩来得知后，曾专门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给他讲解、分析，说他的研究兜了弯子，仍然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但他不能接受，坚信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后来，黄维因年迈无精力搞科研，便将研制“永动机”的项目交给在江西机械厂当工程师的儿子，让他继续未完成的研究。

4月底，越南人民军逼近南越首都西贡，城内气氛十分紧张。炮火不断落到市区，机场几乎瘫痪，大型飞机无法起飞。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升机撤退行动。大量难民排着长队等待离开，警察无法维持正常秩序，场面一片混乱。有许多人根本上不了飞机，能走的大多数是南越的达官贵人。转运任务繁重，直升机也事故频频。

美军的行动于29日夜结束，一共用了19个小时，比五角大楼所估计的时间长了5倍。下午7时52分，11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大使馆屋顶起飞，他们是这场战争中最后撤离的美国士兵。

总共有1000名美国人和5000多越南人被空运到南海的航空母舰上，还有许多人从家乡乘小船逃离。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估计，7万南越人最终将在美国定居。

“二战”之后，在美国充当主角的战争中，历时最久、投入兵力最多、损耗最大、结局最惨的一场战争宣告结束。福特总统对南越政府的投降“没有评论”。他说美国人的撤离“结束了美国历史上的一章”。

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攻陷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这一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了政权，越南战争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胜利告终。1976年1月2日，越南统一，成立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市。

“五一”节时，天安门广场红旗飞舞，歌声飘荡。巨幅标语“热烈庆祝越南人民取得解放西贡的伟大胜利”连夜悬挂起来，显得分外醒目。《人民日报》评论说，越南战争的历程雄辩地证明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民。

这时，黄维等特赦释放人员被安排到驻京部队参观。黄维后来参加政协考察团到上海考察时，专门提出要看一下“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淞沪抗战时的罗店之战是黄维的成名之战。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当时任师长的黄维率部死守罗店一个星期。这次考察中，当地的老人对黄维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那时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层领导不坚决，不是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黄维感动得热泪盈眶。回来后，黄维对同行的考察团员说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

3-1 摄影师李振盛1975年春节自拍的照片

3-2 李振盛拍摄的样板戏照片

3-3 “文革”期间年画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记录了北京某部队“钢铁英雄连”开展官兵同乐会活动的情景。《人民日报》报道说，通过同乐会的文艺表演，大家深切地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才能这样官兵一致，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并肩前进。

特赦释放人员集体来到北京大学参观。这时，北京大学里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要对文科教育进行革命。这一年第6期的《人民画报》，发表了题为“以社会为工厂”的文章，介绍了上海复旦大学开展文科教育革命的经验。文章说，“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校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经常下厂下乡，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组织教学活动。中文系请来农民作家张道余来校讲课，国际政治系老师和学生来到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和工人理论工作者共同研究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还到马桥公社俞塘大队开门办学，与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讨论国际形势。历史系师生走出课堂，与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一起，对旧史学体系和旧中国通史教材进行了大胆批判和改革。

文章最后说，复旦大学将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学校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北京，特赦后的黄维和妻儿、老友得以在颐和园团聚。当时，台湾当局曾许诺，如果黄维离开北京，即使不到台湾，去第三地，也可以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但被黄维拒绝。

1978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建议，黄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

5月27日，北京时间14点30分，中国1名女队员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了中国登山运动员登顶珠峰的壮举。从北坡攀登珠峰有很大困难，这里地形险峻，气候多变，氧气稀薄，低温严寒。曾有外国文献认为它是不可攀越的路线，甚至说它是“死亡线”。

《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又一次证明：有党和人民的关怀，我们就有战胜千难万险的力量。”

登顶珠峰的唯一一位女队员潘多当时已经36岁，有3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仅6个月。10天前，35岁的日本人田部井纯子从南坡登顶，让潘多失去了成为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性的机会。为此，中国登山队改变计划，决定从难度更大的北坡登山。

潘多的丈夫邓嘉善是登山队副政委。在攀登珠峰的两个多月里，两人只见过一面。在最后突击阶段时，邓嘉善在7600米的高山营地没日没夜地指挥了5天，而潘多则奉命带队从下面上来参加最后突击，夫妻俩在半山腰打了个照面。

5月27日下午登顶后，潘多一个人躺在仅一米多宽的珠峰顶部六七分钟，做了人类至今唯一一份位于海拔8848米高度的心电图遥测。后来，潘多回忆说，“当时我躺在山顶，衣服内电线的一端接着身体各个部位，另一端连着报话机，照道理做心电图要求尽可能保持身心放松，但处于那种寒冷、缺氧和内心激动的状态下，我哪里松弛得下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哆嗦个不停。我只逼着自己‘放松’了四五秒，直到确认了数据接收”。

登山队回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由于登山过程中女性生理反应更强烈，头疼、呕吐、吃不下饭，连水都喝不进去，潘多的体重掉了整整15千克，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从事登山事业。潘多对此坦然面对，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当年登珠峰，不仅是为中国人争气，同时也有妇女解放的意义。”

7月1日，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从宝鸡到成都676公里，地势险要，工程施工难度很大。全线有隧道304座，大、中、小桥梁1001座，整个工程打穿上百座大山，填平数以百计的深谷，单填土石方就有6000万立方米，按高宽各1米算，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半以上。

这条电气化铁路建成后，货物通过能力比以前提高1倍以上，促进了西南、西北两大地区的物资交流，对沿线工农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昔阳县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在会上做了经验交流报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专门摄制纪录片，介绍李七毛和西固壁大队的先进事迹。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杜书瀛来到大寨，见到李七毛。8年前，李七毛当上支部书记，西固壁就开始了劈山造田。他一家人在山顶的席棚里安了家，干在工地，睡在席棚，吃在山头。在李七毛的带动下，全大队190多个整半劳动力，用了1年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52万土石方的改造工程，把各寨岭山一劈两半，造田700亩。李七毛对杜书瀛说：“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洗刷小生产习惯势力。必须站在寨岭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大地球……”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要苦战5年，到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这时，昔阳县内的各个公社、大队，都开展了学大寨运动。当时的纪录片展示了洪水公社东沟大队学大寨、找差距的情景。

这一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了破除封建习惯，提倡结婚后男方到女方家落户的活动。当时出版的《河北工农兵画刊》发表文章《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介绍了他们的做法。

文章说，定县发动群众深入批判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他们举办各类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认识到，男到女家落户是革命新风尚。东南宋公社利用一对新人结婚典礼的机会，动员他们破旧立新，还把婚礼办成了批判大会。文章说，要发动群众从旮旮旯旯里围歼孔孟之道。

9月，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届全运会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大型综合运动会。各省、自治区、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体育代表团，共1万多名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出席了这届体育大会，台湾地区选手也参加了这次盛会。比赛打破3项世界纪录，刷新了62项全国纪录。

为了体现体育工作依靠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的思想，这届全运会聘请了300个群众体育先进基层单位的代表和北京市工矿、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的1000多名工农兵评论员参加体育评论工作。他们活跃在各个比赛场地，以座谈会、黑板报、个别交换意见等方式，对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的思想、作风和技术进行评议。新华社评论说：“组织工农兵评论比赛，把30%多的比赛场次安排到基层单位，是我国体育工作依靠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体育竞赛的重大革新。”

报道还说，为了认真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即使在紧张的比赛期间，各代表团、运动队每天都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并结合体育战线的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锦标主义、单纯技术观点等资产阶级体育思想。

9月29日闭幕式前，举行了足球决赛。广东队和辽宁队决战，结果双方踢成1∶1平，大会宣布，两队并列冠军。

在这次全运会上，12岁的北京代表队队员李连杰夺得5块武术金牌。李连杰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留下5个孩子，全靠母亲每月在公交公司上班的31元工资和国家给的10元救助补贴过活。家里人多房小，晚上李连杰和两个哥哥跟母亲睡一张床，奶奶和两个姐姐睡另一张床。

1971年，基辛格访华，正值学生放暑假，有关方面不希望美国人看见中国的小孩在街头无所事事，北京中小学的暑假便由两个月减少到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厂桥小学学生李连杰和他的同学天天去附近的什刹海体校训练，每次两个半小时。

拿到全国冠军后，李连杰破格开始算工龄，每月有5元工资。从此，他成为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他出国表演，每人每天有5美元的零用钱。李连杰用自己在美国攒的零用钱，给母亲买了一块瑞士手表。

一次去伊拉克访问的飞机上，李连杰找机会坐到北京市一位领导身边，讲了自己家里生活困难的情况，从上飞机一直谈到下飞机。快落地时，领导让他回家写补助申请。李连杰不会写，就请姐姐代写申请，很快，他的工资涨到了43元。

9月的广州天气异常闷热，但结束了待业的知识青年彭安戈却感到非常惬意。他来到市化工测试分析研究所当修理工，每天可以蹬着三轮满广州跑，采购器材和药品。他常常去位于北京路的特供书店，买一些“黄皮书”和“灰皮书”。

所谓的“黄皮书”、“灰皮书”是指“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为了反帝反修，内部出版的一些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书籍，目的是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用。这类书发行量很小，不讲究包装，按内容性质的不同，书皮分黄、灰两种，黄色为文艺书籍，灰色为政治书籍，多为国内读者难以见到的作品。

“黄皮书”和“灰皮书”曾影响了一些城市知识青年，北京西单照相馆的工人鲍昆也是其中一位。后来，他在文章中谈到这类书籍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时说：“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

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样板戏式风格的照片，被一些爱好者效仿，这也强烈地影响了鲍昆。他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做实验，模仿这种用光方法拍照，结果不断遭到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他，而鲍昆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

这一年第一期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上一年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上展出的部分照片，《人民日报》评论说：“摄影艺术虽然和其他艺术在典型化方法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根本任务是一致的，都要通过各自的艺术手段，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度假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保定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不稳定，把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胶卷4角钱一卷，非常受欢迎，刚上市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在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广场上的人们拍摄了难以计数的作品，很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广州，彭安戈时常与同伴练习武术。在去练武的路上，他常常能看到拎着内胎和球囊的游泳爱好者。彭安戈知道，他们是在为泅渡到香港做准备。“文革”期间，从内地偷渡去香港的情况仍久禁不止。后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听到汇报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成为后来改革开放、设立特区的动力之一。

这一年，成都军区话剧团演员刘晓庆被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在话剧团宣传队，刘晓庆放过电影和广播，管过图书，还做过宣传科的勤务兵。但她做这些工作时，总是心不在焉，常常犯错。一次放广播时，她把5点看成了6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宣传队包饺子，她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饺子馅儿里。

《南海长城》开拍，找刘晓庆试镜。摄制组在使用刘晓庆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她作为角色的候选人之一去广东渔村体验生活一个月。与此同时，北京再继续选演员，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就打发她回家。刘晓庆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这一个月是那样地令人难以忘怀！每天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进行也许是别人的角色的准备工作。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的试妆试戏，开拍已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当通知决定由我来扮演渔女的时候，我已经丝毫没有那种神圣的感觉，我被折腾得已经麻木了。”

《南海长城》拍完之后，没有放映几场就停映了，只在电视台播过一次，看过的人很少。接下来刘晓庆参加拍摄《四渡赤水》，又中途夭折。直到3年后拍摄《小花》，她才一举成名。

将近年底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来访。为了避免因路过韩国而引起中国反感，福特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特意绕道上海，再飞到北京。福特会晤了毛泽东，然后到天坛、颐和园、农业展览馆参观，女儿苏珊拍下了长城的照片，夫人贝蒂则在“五七”干校与芭蕾舞学生一起，表演了一个民间舞蹈。这次访问，中美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随行的记者们为北京的现代化程度感到惊讶。《时代周刊》香港分社主编罗伊·罗恩写道：“卡车、汽车、公共汽车在以前是很少见到的，15层以上的大楼日渐增多。新装修的17层高的北京饭店里面，所有客房都有电动装置，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打开或关上窗帘。蓝白相间的道路清洁车取代了妇女清扫队，金底红面的毛主席像章很少有人戴了，宣传保持警惕的标语也大为减少。

年底时，新闻报道，国民经济发展加快。由于整顿措施见效，“文革”后停滞的经济形势迅速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达450亿元，与1974年1.4%的增长率形成了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

在南京，陈白尘想起1971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拿到全家照后，不认识女儿晶晶的情景，心中感慨，写下一首诗：“翘首五年久，赦书未降临。次女年尚幼，老妻病未轻。有家信难得，无故心亦惊。忽而见相片，问谁是晶晶？”

晚上，他得知大女儿虹虹招工的事已经办成，分配到南京公交公司，将于28日报到，心中欣慰，在日记中写下：“彭冲赶在年前办了此事，是深得人心的，南京将有上万户人家可以庆团圆了！”在日记的最后，他写下这样的字句：“时天寒岁暮，树木凋落，阴云沉沉，似有雪意，而庭中月季新芽初绽，距立春不过一月矣。”

1987年 丁卯年

1987年1月28日除夕，在刚刚建成的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在1000平方米的演播厅里举办，总导演由黄一鹤换成了女导演邓在军。

晚会上，歌手彭丽媛为参加大西北开发的年轻人演唱了一首《你会爱上她》。王静的《繁星从你眼前升起》歌颂了妇产科医生，演出时还请来了已经80岁的妇产科老医生。此时，三峡工程再次被提起，蒋大为特意带来新作《三峡人家》。军旅歌手郁钧剑的歌《我是春风我是爱》讲的是服务行业的精神风貌。

本届春节晚会，一举成名的却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费翔。舞台上，他形体潇洒、舞姿漂亮，立刻征服了大陆歌迷。乐评人金兆钧在文章《大陆流行歌曲风雨二十年》中写道：“……他的混血形象令他成为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从日后看，费翔无疑是推动大陆青年学生偶像崇拜的重要人物。”导演邓在军在自传《屏前幕后》中回忆：“有华裔血统的费翔给晚会带来了新的空气，《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无数年轻人痴狂。”

这把火也照亮了费翔的前程。上一年他录制的专辑无人问津，春节晚会后盒带狂销160万盘，他的穿着和发型也被争相效仿。

但这却是二人转演员赵本山最郁闷的一次春晚经历。经相声演员姜昆推荐，赵本山的演出录像带被捎给春晚剧组，随后他赴京面谈，还带了10瓶茅台酒，准备送礼。不过春晚剧组没有人接受他的礼物。等待的日子里，令人失望的消息不断传来，赵本山把自己关在宾馆，一个人喝闷酒，最后索性回东北去了。直到3年后，他才第一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2月12日，是农历元宵节。河南省灵宝县的农民自发举行了一场农民千辆摩托车比赛。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农家购置了摩托车以代替自行车。在灵宝县一地就有4000多辆。从《人民日报》的一张图表可以看到，1978～1986年，人均消费鸡蛋从1.9千克增长到5.3千克，百人自行车拥有量从7.7辆增长到24.3辆。根据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9年来经济发展最好、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人们的经济生活也日渐改变，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短片《农民快餐公司》中，我们可以看到，湖南长沙郊区自然村的农民们集资90多万元，创办了原新快餐公司，送餐到校，送餐到厂。公司每天生产快餐5万多份，价格从5角到3元，适合不同的消费者。

在纪录短片《合资企业的成果》中可以看到，上海飞机制造厂和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作制作的MD-82型飞机已在上海组装成功。MD-82型飞机当时是中美之间为期最长、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合作项目。

中国和联邦德国合资组建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也已年产桑塔纳12000辆以上。合资企业不仅生产出了产品，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

上海众多旅馆中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设备最全的华亭宾馆，为了学习先进的饭店管理方法，聘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喜来登饭店集团管理，1987年5月客房订房率达到104%，纯利润达到130万美元。引进国外管理人才是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管理方法、培训专门人才、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此时，姓“社”姓“资”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热点中有个人物，名叫关广梅。

辽宁本溪的关广梅，原是本溪消防副食商店的一个普通营业员，被分在猪肉组，负责向顾客出售冻猪肉。她从营业员一步步做到业务副经理。1985年年初，关广梅提出租赁经营的设想，并在本溪市第一个开始租赁经营。1987年年初，关广梅与人一起合租5家副食商店，组建了以本溪市最大的东明副食商场为龙头的8家租赁经营群体——东明商业集团。

《经济日报》的头版，刊登了署名关广梅的来信，信中建议讨论租赁企业姓“资”还是姓“社”，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

此时的大中型商店，还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人浮于事、盈利困难的境况，租赁经营、个人承包应运而生。但也有人提出，这是不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关广梅的来信引发了一场历时40多天的全民大讨论。

秋天，在党的十三大上，关广梅和鲁冠球等4位来自基层的企业家，被200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在记者的追问下，关广梅坦率透露了她在1986年的全部收入——440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当时中国人平均收入的12倍。

时任《经济日报》评论部主任的冯并在《“关广梅现象”提出了什么》一文中写道：“不要受旧框框、旧模式的影响，观念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在姓什么问题上争论不休，徘徊不前。”

此时的关广梅，被人们称为改革的先锋。在生活中，她也是一个新潮的人。

1987年前后，来自台湾的琼瑶小说是年轻人的主要话题。上一年，由台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在央视播出。《几度夕阳红》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男女主人公因误会而分离的苦恋故事，剧中的爱情悲剧，让许多大陆观众流下了眼泪，作家琼瑶也家喻户晓。

1964年，琼瑶凭借长篇小说《窗外》在台湾迅速成名。她又连续发表《六个梦》、《烟雨蒙蒙》等60多部小说，虚幻的爱情和通俗的文字使得琼瑶成为台湾最畅销的作家，她的著作也相继被改编成影视剧，搬上了银幕。

1986年，琼瑶的小说《窗外》进入大陆，引发“琼瑶热”。据1986年11月13日《文学报》统计，广州地区近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小说。这种只有爱情，没有政治，与现实生活保持适当距离的小说被称为言情小说，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37岁的关广梅也很喜爱琼瑶的小说，但她没有时间看琼瑶小说，没有时间打扮自己。各种讲演、采访、学习占据着她的时间，这让她很苦恼。

1998年，关广梅办理了退休手续。如今，她在家安享晚年，拒绝一切记者采访，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工厂里，许多工人知道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满负荷工作法”。两年前，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去日本考察设备和技术。在看到日本先进的管理办法后，他做出一个决定，要在全厂实行“满负荷工作法”。

“满负荷工作法”这个名字来源于机械设备的“满负荷”原理，就是定员定额，按照人尽其力的原则，把每个职工的工作量安排饱满。

实施“满负荷工作法”后，石家庄第一塑料厂里的3台大锅炉，原来由70多人负责，现在只需要18个人。1987年与1984年相比，工人人均产值提高了80%。随后，“满负荷工作法”开始在全国推广。

北京的树叶变绿的时候，中葡两国总理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第二年1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对于许多北京市民来说，4月18日是一个欢快的日子。这一天，经过近两年的建设，中日合资的北京游乐园正式营业。开业初期，北京游乐园每项游乐设施收费5元到10元不等。此时企业职工的月工资在80元左右。如果把游乐园19个项目全部玩下来，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但偏贵的收费没有影响人们对于北京游乐园的热情。总站设在北京游乐园的6路公交车，在节假日几乎成为孩子们的专车。年轻人谈恋爱去游乐园，更是一件“时髦”的事。开业仅一年，北京游乐园的客流量便突破了100万。

2010年6月17日，北京游乐园正式停业。这个经营了23年、曾经名噪一时的游乐园关上了大门。人们纷纷在大门上写下告别的话，北京游乐园也成为北京地区一代人永远的童年记忆。

5月6日，黑龙江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刚从哈尔滨开会回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由漠河县酿成的特大森林火灾，以每秒15米，超过正常火灾速度1000倍以上的超高速，突然席卷图强林业局育英林场。

许多亲历者事后这样描述大火：“八级以上的大风，一团又一团的火焰，高达几十米的火头，树木‘噼啪’作响——水分被瞬间烤干，然后‘呼’的一下，整座林子开始燃烧。”

庄学义立即组织员工扑火，救助灾民，疏散妇女儿童。

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的材料中这样写道：“5个小时火头推进了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一个晚上就烧毁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7个林场、4.5个储木场。”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范围最大、损失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大火烧了1/5的大兴安岭，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5亿元，间接经济损失69亿多元。

4个月后，庄学义被大兴安岭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逮捕，并被判有期徒刑3年，成为黑龙江省委处分的11名干部中唯一一个受到实体刑罚的人。17年后，庄学义的罪名被撤销。

火灾过后，漠河立刻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展复建工作。各路建筑大军齐聚漠河，人们的口号是：“吃三睡五干十六”。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就有第一批居民搬进永久性新居。到10月上旬，7700多户灾民搬进永久性住宅，56000多名群众安全过冬。

23年后，当年被大火吞噬的漠河，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座整洁美丽的边陲小城。

在美国西雅图，一年一度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全明星赛隆重登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简称NBA，是一项崇尚竞争、个性张扬的运动。

在决赛中，球星乔丹采用了从罚球线起跳后滑翔扣篮的经典动作。他双手持球，身体在空中飞行，随后右手将球大力灌入篮筐。这记名为“亲吻篮筐”的重扣为乔丹赢得了满分，乔丹以总分146分的成绩，首次加冕“扣篮王”。

在北京，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正在中央电视台收看一盘来自美国的录像带。看着看着，原本安静的他忽然紧紧盯住屏幕，嘴里喃喃地说道：“这是篮球比赛吗？居然能跳那么高扣篮。”这个年轻人名叫孙正平，后来成为国内第一个解说NBA的电视体育评论员。

孙正平后来回忆说：“当时信息还不发达，没有资料可供查询。我们就通过关系找到在美国工作并且精通NBA的人，利用他在国内的时间，把他请到电视台来给我们讲解NBA的历史。我们结合录像带中的提纲梗概，再配上画面。”

录像带使得中国球迷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NBA的比赛，同时也拉开了NBA进入中国的序幕。

两年后的冬天，一个40多岁的西方人抱着十几盘带子，在中央电视台东大门外的瑟瑟寒风中等待了一个小时。这个美国人叫戴维·斯特恩，NBA主席。他主动要求和中央电视台签订一份免费转播协议。之后，NBA节目正式通过中央电视台的信号进入了中国数亿家庭。

NBA发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时，中国人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锻炼着自己的身体。在纪录短片《一条街道的体育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南华西街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景：

这里居住的3万多居民中，有1万多人常年坚持体育活动。五禽戏健身操是中国传统的健身功法，深受居民的喜爱。

纪录短片《体育幼儿园》介绍的则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体育幼儿园，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郗恩庭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这里的200多个4～6岁的孩子，在入园前经过挑选，入园后接受全面的体育训练。

改革开放后，体育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5月18日至24日，北京首都体育馆上演了第5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大型的羽毛球国际赛事。

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杨阳和丹麦选手弗罗斯特之间进行，激战历时1小时27分钟。对杨阳来说，这是一场终生难忘的比赛。弗罗斯特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两年前的世锦赛上，杨阳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他。杨阳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夺取冠军。

最终，杨阳如愿以偿，弗罗斯特在赛后流下了眼泪。杨阳后来回忆说，毕竟这是他最后一次世锦赛，尽管球场上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我觉得他非常优秀，就这么离开赛场，真的非常可惜。

两年后的世锦赛，杨阳再次获胜，创造了连续两届世锦赛保持全胜的纪录，被誉为当时世界羽坛“四大天王”之首。这一成绩直到2009年才由林丹突破。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4天后，一个西方体育运动员引起全世界的关注。5月28日，19岁的联邦德国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螺旋桨式飞机，从赫尔辛基起飞，飞越800公里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途中未遇到任何阻拦。

马蒂亚斯·鲁斯特被苏联关押11个月后，特赦回国。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那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首次会晤的场面。我心想我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两个阵营之间搭起一座天桥。”

东西方冷战出现缓和迹象的同时，6月，在亚洲的韩国，百万人走上首尔街头，要求修改宪法。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电影《老井》讲述了黄土高原上几代农民打井的故事。拍《老井》时，导演吴天明邀请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张艺谋出任该片男主角孙旺泉。一开始，张艺谋给吴天明说了句“丑话”：“是你让我来的，我不想演戏，因为咱这戏没人演了，所以我来，那演砸了我不负责任。”

4-1 1987年西安卖彩票的摊子

4-2 1987年河南灵宝的农民摩托车赛

4-3 改革明星关广梅受到中外媒体记者的关注

4-4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在紫禁城拍摄了电影《末代皇帝》

4-5 导演吴天明拍摄了电影《老井》

4-6 参加大兴安岭救火的解放军战士在休息

后来银幕上看到的这个皮肤黝黑、体格健壮的农村青年，就是按照吴天明的要求，减掉22斤体重的张艺谋。吴天明回忆说，拍戏时，张艺谋每天中午吃完饭就蹲在门槛上，让毒辣的日头晒着自己，晒完前面，再扭过身晒后面，一边晒一边在自己身上搓沙子。

张艺谋演《老井》的片酬是500元，已属高额片酬。吴天明还把张艺谋的妻子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给他们分了房子。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老井》获得了成功。张艺谋凭借在《老井》中真实的表演，连续拿下第2届东京电影节、第8届金鸡奖和第12届百花奖3个影帝。

拍完《老井》之后，张艺谋开始转行做导演，执导电影《红高粱》，并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6月，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团委工作的刘欢录制了一首歌《心中的太阳》。这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也是刘欢第一次为电视剧演唱主题曲。

《雪城》是一部描写返城后知青在逆境中奋斗、抗争的电视剧。作曲家徐沛东所作的《心中的太阳》，具有浓郁的大西北风情。一年多前，抱着采风和写生的目的，刘欢自愿随中央讲师团赴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让他近距离地体会了西北的民风民俗，这为他演唱《心中的太阳》奠定了根基。

年初，歌手程琳在沈阳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演唱了歌曲《信天游》，一炮打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者意识到，一种新的创作模式——西北风出现了。

西北风作品多以西北地区传统文化为根基，歌唱黄土情结。这一年，以《信天游》、《黄土高坡》等为代表的“西北风”开始刮遍全国。徐沛东后来回忆说，西北风的形成，带动了整个中国音像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夜之间，上千个音像公司冒了出来，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些歌曲。

之后，刘欢又做出了新的尝试，为另一部电视剧《便衣警察》配唱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并由此一举成名。

夏天，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声中，中国要发行奖券的消息，迅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

6月3日，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7月26日，新中国首期奖券的海报出现在了石家庄街头。首批奖券共印有橙、黑、绿、红、蓝、深蓝6种颜色，奖券总额50万元。每张奖券面值1元，设6个奖金等级，一等奖100元，二等奖50元，三等奖10元，四等奖4元，五等奖2元，六等奖1元。

由于了解奖券的人少之又少，没有人愿意购买。于是，许多单位被硬性摊派了销售指标，一人买一张，费用直接从员工工资里扣。一元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能买3斤多大米。

从拍摄于1990年的电视剧《奖券》中可以看到，购买奖券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作为献礼片，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电视剧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湖南西部剿灭残匪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是，电视剧播出之后，被大多数观众记住的并非正面的剿匪英雄，而是扮演土匪头子“钻山豹”的演员申军谊。

接拍《乌龙山剿匪记》时，演员申军谊已经29岁，上一年，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辞掉北京地铁公司的铁饭碗，当个体户演员。

在电视剧中，申军谊扮演的土匪头子“钻山豹”，让观众对其恨之入骨，但又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爱和惋惜。导演宋昭后来回忆说：“‘钻山豹’被抓住后，关在笼子里在街上游行，一路上的老人们一边拍着手，一边大声地叫好。……他们拿烂菜叶、香蕉皮、小石头向‘钻山豹’用力地砸去，因为当年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好友、同乡曾深受土匪残害，他们把这些电视镜头当成了真的在斗土匪。”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学寻根热的最大受益者在一些边远地区，《乌龙山剿匪记》中的湘西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地区，这里有着楚文化的遗风，备受20世纪80年代文化人的推崇，这也造就了特色小镇湘西凤凰。

一年后，申军谊凭借在《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出色演出，获得第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申军谊收到近百封观众来信，其中求爱信占了一大半，他后来开玩笑说，“可能是我在电视剧中，头一次定义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吧”。

电影《血战台儿庄》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影片讲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线英勇抗战，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

影片在香港首映时，万民争看，4天票房收入170多万港币。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后来在看完影片之后说：“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这一年，台湾地区老兵熊光远领到了第001号探亲证。5月6日，西方母亲节这天，熊光远等数万老兵走上台北街头，要求台湾地区当局准许他们回乡探亲。老兵们一起合唱歌曲《母亲你在何方》，整个集会哭声一片，令人动容。

他们的要求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同情。10月14日，台湾地区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第二天，回乡心切的人潮，把原本冷冷清清的台湾红十字会挤得水泄不通。10月17日，3 000多张寻人表格和3 000多张通信表格被索取一空。

两岸的媒体，也开始为探亲潮推波助澜。10月20日，台湾地区《民生报》以“大陆亲人在找你”为题，首次刊出100名大陆同胞的寻亲启事；11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辟《寻亲人》专栏，每周一、周四见报；《探亲与旅游》节目，也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开播。

72岁的韩经标1945年离开亲人，1949年去台湾，心情急切的他首批就办好手续，回到黑龙江鸡西老家。而熊光远回到江西南昌的家乡时，父母却已早逝。身为长子，他只能在父母的墓碑前寄托哀思。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台湾地区居民来大陆累计超过4 580万人次，常住大陆的台胞近40万人。

在香港，歌坛上因为歌手谭咏麟和张国荣显得特别热闹。这一年是两人竞争最激烈的时期。1987年张国荣的大碟《Summer Romance（夏日浪漫）》成为当年最佳大碟，主打歌《无心睡眠》当选“金曲金奖”。不过谭咏麟仍然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并有3首歌入选十大劲歌金曲。

在已经延续几年的谭张对垒中，年轻的张国荣一直处在下风。在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张国荣一出场便被谭咏麟的歌迷喝倒彩。他演唱获奖歌曲时，还有部分歌迷起身离场，边走边愤怒地说：“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要戴这么大的帽子。”

两派歌迷的纷争由来已久。谭咏麟早已成名，张国荣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他们在各种场合频繁碰面，两派歌迷势不两立，互相辱骂。他们高举着自己偶像的大幅彩照，撕碎对方偶像的照片，甚至动手打成一片。

1988年，谭咏麟宣布从此放弃领奖。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2003年，张国荣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场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谭张之争永远地画上了句号，但他们的名字却和那个时代连在了一起。

此时的美国，正陷入一场股灾之中。10月19日星期一，“金元帝国”的金融之都华尔街掀起一场震惊西方世界的风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跌508点，6个半小时之内，股民损失5 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此后8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大多数投资者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抛售股票，唯一的理由就是“别人都在卖”。这一非理智行为，直接引发了巨大股灾的发生。

10月26日，东京下起了雨，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东亚区决赛将在这里进行。20多天前，中国队和日本队刚刚交过手，拥有主场之利的中国队以一球失利。来东京之前，主教练高丰文表示：“与日本的比赛就是背水一战，自古华山一条路，已经没有任何的选择了。要么跌落悬崖粉身碎骨，要么就是登上华山之巅。”

比赛开始37分钟时，球员柳海光头球破门，中国队1∶0领先，下半场唐尧东又为中国队踢入一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日本队，历史性地冲出亚洲，拿到了进入汉城奥运会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男子足球队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绿茵场。

比赛结束后，北京不少学生涌到天安门，狂欢庆祝。各大媒体纷纷在头版进行大幅报道，《人民日报》也以“中国足球终于冲出亚洲了！”为题，在头版报道此事。赛后，高丰文如释重负地表示：“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终于由我们实现了！”

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会上，首次概括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中共十三大召开的前两天，23岁的导游刘广志拿到了接团通知单。团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迈克尔·杰克逊，职业一栏填写着“娱乐业”。这是美国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

上午，杰克逊来到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显然对尚未城市化的中国农村兴趣浓厚，着迷于稻田、水牛，还兴致勃勃地跟当地的孩子合影。迈克尔·杰克逊在自传《太空步》中写道：“在中国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我无法抗拒孩子对我的吸引。”

虽然美国流行音乐仍未大量进入中国，但凭借热卖的专辑《战栗者》，还是有许多前卫的年轻人认识杰克逊。刘广志回忆道：“他没有什么架子，也不像后来那样身旁簇拥着许多保镖。在雍陌村，许多外国游客和村民认出了他，纷纷找他合影签名。”

之前一天，杰克逊刚刚参观了香港地区。香港演员任达华曾在邵氏片场跟杰克逊碰面，任达华回忆说：“当时我演皇帝，穿着龙袍，他对那件龙袍很有兴趣，摸一下龙袍，又摸一下我的光头，后来还试穿了龙袍。”

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去世。1987年的这次中国之行成为杰克逊与中国观众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

11月12日，北京前门大街上热闹非凡，美国快餐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开业。快餐店有3层，1 400平方米，可容纳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北京市政府领导等人的到来，使得肯德基开业成为当日外电报道的重要新闻。

开业当天，肯德基在《北京晚报》上刊发广告，欢迎人们花几元钱来品尝一次。1987年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此时中国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收入大概100元左右，一级大白菜每斤价格是3分3厘，花10元钱尝一次鲜的钱，可以买150千克上好的白菜。不过，这样的数字反差，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尝试新鲜生活方式的热情。

餐饮业作为第三产业，此前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先例。最初的肯德基，定位于服务外国人。外国人来肯德基消费，必须使用外汇券。事实上，前门肯德基很快就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很多来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后与门口的肯德基上校留影纪念。回到家乡，这样的经历就是重要的谈资。北京市民还热衷于在肯德基举办婚礼，觉得很有面子。

20多年过去后，去肯德基吃快餐，成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它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快餐。

冬季来临的时候，广州迎来了第6届全国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共19次打破和超过16项世界纪录，成绩比以往的历届全运会都要好。除了赛场上的运动员，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一家名叫健力宝的公司。在新建成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大至墙壁，小至痰盂、垃圾桶，都印上了健力宝的广告。

赛前，健力宝公司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展开竞争，健力宝投入250万元，外加赠送10万元饮料，赢得了“六运会指定饮料”的名号。这个细节被媒体记者津津乐道了很久。

成功的体育营销给健力宝带来巨大的效益，第二年实现销售额2.7亿元。健力宝的广告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广告词是：“您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

许多人看到了饮料的巨大商机，于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相继冒出大大小小的饮料厂，国内饮料行业开始蓬勃发展。

全运会开幕的第二天，23岁的徐峰在广州街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正对着一个黑色的砖头一样的东西大声喊叫着。这种重量级的移动电话，一斤多重，人称“大哥大”。它除了打电话，没有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一块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通话。

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家庭安装一台电话需要排号并等上一年，通信很不方便，“大哥大”应运而生，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对它青睐有加。一时间，梳大背头、抹发胶、手持大哥大，成了不少人理想中的富人形象。

徐峰后来回忆说：“1987年11月21日……这一天，我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 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第一批受益者。”

当中国人开始热情迎接移动电话这种新的沟通方式时，中国联结世界的另外一种方式也出现了。在北京车道沟10号，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的一栋小楼里，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邮件由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书写，由13位中、德科学家使用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发送，内容是李澄炯教授提议的“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据粗略估算，发送这封邮件的费用将近50元人民币。中国互联网在国际上的第一个声音就此发出。

12月的第一天，在深圳，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正式开始。这是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除了中外媒体蜂拥而至，还吸引了17个市的市长到场。拍卖师、时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后来回忆说：“如此高规格的土地拍卖仪式，后无来者。”

“525万一次，525万两次，525万三次。”拍卖师刘佳胜一锤定音，高举11号牌的深圳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拿到这块地。整个拍卖过程持续17分钟。

这一次拍卖，深圳市政府卖掉3块地，得到2 336万元，等于特区1985年、1986年两年的土地费用收入总和。至此，土地使用制度实现改革，中国城市土地经营全面推进，在一些地方，土地经营收益成为第二财政来源，直到今天。

这一年，深圳涌动的经济浪潮拉动了深圳房价第一次飞涨，年初每平方米最高720元，年末就到达了920元，接着不到半年又涨到2 200元。第二年的10月1日，深圳在全国实施房改，将住房商品化。

深圳的飞速发展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目光。这一年，深圳特区内暂住人口第一次超过户籍人口。24岁的潘石屹，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又从深圳到海南，开始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一年以后，深圳又有了王石的万科，郭台铭的富士康也在深圳投资建厂，深圳现代企业梦由此展开。

《深圳民间记忆》一书谈到1987年时，这样评论：“……推动这个年轻城市急速成长的动力之一，正是无数梦想者对事业义无反顾的追逐。而那一年的数件金融界大事给梦想家们插上了翅膀。”

在北京，美国影视表演艺术家格里高利·派克受中国电影家协会邀请，访问中国。此时，《罗马假日》、《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等一批译制片正在中国热映，银幕上帅气的派克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姑娘。

不过格里高利·派克在机场却没有收到很多鲜花。他后来回忆说：“《罗马假日》是1953年拍摄的，在中国放映时已经是那之后的30多年了。机场里热切盼望的中国姑娘，希望看到的是和银幕上一样帅的派克，当然很难认出我这个老头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派克在中国参观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译制片厂，看到由他主演的电影的中文版片段时，已经70多岁的派克十分激动。派克见到他的中文配音乔榛后，一把握住乔榛的手说：“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在遥远的中国被理解得如此到位。你我的功劳是一人一半，你们的水准是世界一流的。”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了中国。在紫禁城里，意大利导演正在拍摄电影《末代皇帝》，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

贝托鲁奇的摄制组由100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组成，他们在摄影和服装上尤为考究。为了制作朝廷上人们的假发，发型师使用了998千克头发。为了登基一场戏，剧组花了10天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使他们能在两小时之内制作出2 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和辫子。为了饰演清朝士兵，2 000名部队战士剃了光头。

贝托鲁奇后来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去中国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中国之旅对我来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我们的文化是如此不同，却又如此彼此吸引。对我来说，中国之旅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次中意英三国电影工作者的跨国合作，获得业界的高度评价。《末代皇帝》在第二年的奥斯卡电影节上摘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音乐在内的9个奖项。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按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样子布置的天安门城楼已经修整一新，等待即将来临的国际旅游年。当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3角，颐和园是1元，故宫是5元。天安门城楼外宾每人次40元、内宾每人次10元的票价也没有阻挡前来参观的人潮。元旦，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2 000多人。

始建于公元1420年的天安门城楼，在经历了567年的风霜雨雪后，由禁地走向开放。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1999年 己卯年

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

在中国香港地区，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新年。在柏林，人们在广场上举行大型晚会，庆祝新年的到来。在东京，人们敲响古寺的大钟，祈求风调雨顺。在重庆，有99对新人参加了集体婚礼，以寄托天长地久的美好愿望。湖北的农民在洪水过后重建家园，搬进新居。

电影院里，上一年年底上映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已连续4天日均票房在80万元以上。截至1月11日，该片北京票房已经突破1000万元，在有史以来的票房中，仅次于引进片《泰坦尼克号》。

与《不见不散》里戏剧性的大团圆结局不同，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电影《洞》讲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故事发生在一座旧楼中，男女主人公幽居在楼上楼下。因为水电工修补漏水管，使两个人共有了一个颇为头痛的洞，但这个洞却成为两个人互通声息甚至救助性命的唯一通道。影评人这样写道：“片中两个男女主角，代表着世纪末人们渴求沟通、渴求关爱的心愿与要求。”

在北京市丰台区青塔小区，每天上午9点多钟，都会有一些老人提着小凳子，聚集到路边的一棵树下聊天。这是中国随处可见的场景。两年多前，话剧演员杨天乙把镜头对准了这群老人，她后来回忆说：“……有自行车和汽车从他们面前滑过……我坐在那儿，心里兴奋……我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象。”

杨天乙按照电视台的做法，找了专业的摄像机和摄像师，结果发现有的老头面孔僵硬，有的还被吓得躲到一边。后来她干脆花费一万多元钱，买了一部微型数码摄像机，独自一人抱着小机器，蹲在街边，拍摄这群靠扎堆聊天来打发时光的老人。

1995年，日本的索尼公司推出第一部小型数码摄像机，它的英文简称为“DV”。随后一些公司也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数码摄像机。数码摄像机操作简单，只要会按开关，画面就拍出来了。虽然数码摄像机的价格动辄就要上万元，但还是没有挡住新潮的人们追逐的脚步。

杨天乙用DV拍下大爷们的吃、喝、拉、撒、睡。在1999年，她剪辑完成纪录片《老头》，获得了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在片中，老人们的话题有一搭没一搭，涉及物价、香港回归、十三大人选、刘老头的病。镜头也跟随老人回家，记录他们的生活。

片中还拍摄了一个老人离世后，其他老人对生与死的态度。

这部片子放映后，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许多人想到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未来。一位观众在文章中写道：“生命在一天天地衰竭，直至消逝。死亡在他们的眼里似乎不那么恐怖，是最终的归宿。就像杨天乙说的，我眼看他们离去，深信他们前往天堂。”

数码摄像机成本低廉、操作方便的特点，使得一些纪录片爱好者几乎不需要外来投资和专业训练，就可以自己上阵。1999年前后，中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DV纪录片，人们从中看到了社会更多的侧面。

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更渴望顺畅的沟通。春节过后，信息产业部公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电话资费大幅下调方案。电信营业厅里，立刻出现排队的长龙。3月1日当天，北京电话局接到3620名用户装电话的申请，还有1150人要装第二部电话。有数据统计，1999年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量突破1亿，移动电话达150万部。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互联网。1999年，中国网民数达到800万，而上一年还只有210万。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机遇。

元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时任福州连邦软件公司总经理的王峻涛来到北京，开始筹划建立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王峻涛的网名叫老榕，是个著名的网虫，还有个身份是中国著名的球迷。两年前，他在当时的四通利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看球感想，被认为是“当时全球最有影响的中文帖子”。

在中关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王峻涛与连邦软件的几位高层一起开会，讨论即将成立的电子商务事业部的名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以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数字作为新网站的名字，王峻涛回忆说：“珠峰的高度，这个都记得住，8848，这一说，所有人都说好。”

5月18日，中国第一家在线销售网站8848正式上线，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领跑者。此时，网络购物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除了人们的认知程度不够，物流行业的滞后也在阻碍着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

3个月后，全国的各大媒体都在发布着同一个消息：中国首届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将要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12名背景各异的自愿测试者，在9月3日到6日的连续72小时里，要在完全封闭、没有水和食物的环境中，靠主办机构提供的1500元人民币现金和1500元电子货币，尝试通过国内的互联网获得食物、生活必需品，并进行必要的娱乐活动。

由于这次活动在前期做了充分宣传，一些商家看准了这是一次免费的宣传机会，主动在网站上设置了购物网页，品种价格一目了然，所以测试者们几乎没有费多长时间就发出了网上的订单。

一个小时之后，第一份在网络上订购的食物送到了。

网络生存测试开始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达到高潮，一些网站也针对这次测试推出购物服务，其中就有王峻涛创办的8848。由于网上购物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各个环节无法顺利衔接，所以物品的配送还只能针对这次活动。

但是就在网络生存测试进行时，8848的网上超市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王峻涛回忆说：“周末，订货人潮突然涌来，数量是平时周末的10倍！接近测试尾声的那个周日，一天就涌来3000多个订单！”

1999年“8848网上超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年，马云在杭州建立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上海的邵亦波和来自哈佛的校友创办易趣网；4个旅游迷沈南鹏、梁建章、季琦、范敏创办携程网，提供网上机票和酒店预订服务；李国庆和妻子俞渝创建网上书店当当网。到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交易额已近2500亿元人民币。

春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作的《大官村里选村官》获得第39届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银奖。

上一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胡劲草开始策划一个农村选举村长的节目。1992年，中央政府颁布《村委会组织法》。按照该法，村委会主任任期为3年，期满之后，必须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

胡劲草的拍摄地是吉林省镇赉县的大官村。春耕大忙之前，这里将举行换届选举，“海选”村长。大官村有1100多人。“海选”就是村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提出自己满意的村长候选人，上级不再给框框、定调子。这种方法最早由吉林省梨树县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经使用，就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

刘小波是前任村长。几年前，他是镇上的电影放映员，电影队解散后，由上级提名，村民选举，当上了村长。刘小波心里明白，上次的当选和上级直接任命没有什么区别。

在刘小波看来，他有3个对手。49岁的陈守全，村上的能人，他经营的磨米厂红红火火。副村长孙敬海，对村长的位置也早有打算。杜波，最年轻的小组长，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党员之一，他是刘小波眼里最主要的对手。

3月29日是“海选”的日子。为了保证全村选民顺利投票，并在当天公布结果，清晨6点多钟，工作人员就拿着流动票箱上路了。下午1点左右，6个流动票箱全部回到村部，票箱统—集中到大官村的小学进行唱票统计。选票统计到一半，人们发现，排在第二名的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王臣。

拍摄之前，胡劲草尽量在大的范围内，采访了“海选”可能出现的候选人，但偏偏还是漏掉了王臣。他莫名其妙的出现，打乱了胡劲草的计划。王臣是抽水站的管理员，因为对几任村长不满意，所以觉得这次是个机会。选举前他已经跑了两个屯子，让大家选自己。

王臣的出现，让大官村的选举开始变得一波三折起来。胡劲草回忆说，王臣鲜明的个性，使得他自己和与他性格截然相反的另一位主人公刘小波都像我们刻意塑造的两个戏剧形象，旗帜鲜明地跳到了镜头前。

夜已经很深了，“海选”统计结果终于出来了。投票的结果大大出乎刘小波的意料：他和王臣将最终角逐村长一职。3天前他就准备好了竞选讲演，但在能说会道的王臣面前，他有点儿不太自信。

4月1日，正式选举这天，全村1000多名村民陆续从3个屯子聚集到大官村小学的操场上。

王臣和刘小波发表竞选讲演后，开始轮流回答村民的提问。之后，村民们走进秘密投票间，开始投票选举他们的新村长，结果依然是不分上下。

根据吉林省的有关规定，候选人获得本村全体选民半数以上票数才能当选。大官村共有选民1168人，刘小波和王臣的票数都不够半数，需要再投票一次。刘小波和王臣还将面临最后的决战。

第二天，大官村再次采用流动票箱的方式，进行第3次投票。这次选举终于有了结果，当选人是刘小波，当选职务为主任，得票数为591票。

与上一次不同，刘小波这个村长是村民们自己选的，他将获得更多的支持，也将迎来更严格的监督。

此时，在中国更大的范围内，农村村委会直选开始逐渐推广。到2008年8月，根据民政部的调查，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的平均参选率保持在80%左右，而城市居委会的直接选举覆盖面为22%。

在欧洲，欧元顺利启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迈出关键一步。在欧盟理事会办公大楼前，人们放飞了3000个带有欧元标志的气球，庆祝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欧盟还举行盛大的香槟酒会。

但在欧洲的另一边，战火重燃。3月24日，恐怖、刺耳的空袭警报划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夜空。在科索沃要求民族独立引发争端后，南联盟无法接受北约拟订的方案，北约旋即武装干涉南联盟，科索沃战争爆发。

为了安全起见，《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和妻子赵燕萍从记者站搬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因为大使馆内有地下室，可以暂时躲避空袭的危险。同时住进来的还有《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妻子朱颖，新华社记者邵云环。

当地时间5月7日晚，大家坐在院子里，一边看北约飞机轰炸，南联盟防空炮火还击，一边讨论形势。11点半过后，大家回房休息。吕岩松刚刚上楼还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一声巨响。

吕岩松回忆说，我看到前面的屋顶轰然塌落，钢筋水泥的碎块儿从我眼前十几厘米的地方落下。紧接着，第二次爆炸声又响起，只见整个大使馆内一片白光，我意识到，使馆大楼被击中了。

5-1 舞蹈演员杨天乙拍摄了DV纪录片《老头》

5-2 吉林省大官村举行了村长的直选

5-3 《七子之歌》

5-4 1999年英国小伙子胡润第一次给中国富豪排榜

爆炸过后，大家悲痛地发现，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已经遇难。

5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当地时间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至少使用3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至少造成3人死亡，1人失踪，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

在国内，各地群众举行座谈、集会、发抗议信等各种活动，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

7月30日，中美达成协议，美国将向中国支付450万美元，作为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人员的赔偿金。吕岩松留在了南斯拉夫，继续报道战事。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19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直接参加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炸毁铁路12条、桥梁50多座、民用机场5个以及大量基础设施，致使8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南斯拉夫满目疮痍。

在欧洲的绿茵场上，英格兰的曼联队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球队先后夺得1999年英超联赛、英国足总杯和欧洲冠军杯桂冠，创下“三冠王”神话。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玫瑰碗体育场，中国女足将和美国女足进行第三届女足世界杯的最后决赛。

当中国女足出场时，在场所有华人同声唱起《玫瑰玫瑰我爱你》。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前来观赛。中国女足主教练马元安回忆说：“克林顿一边看比赛，一边跟他老婆一块儿吃爆米花。”

国内的一家媒体评价这场比赛说：“人们把遥控器从中超转到女足，在那里，中国人可以与世界强国在绿茵场上平等对话，中国球迷可以堂堂正正地为国足加油，在屡战屡败的男足那里失望失意，在‘铿锵玫瑰’这里直挺腰板，扬眉吐气。”

不过，这是一场120分钟0∶0的球赛。最终双方进入点球决战，在生死战中，球员刘英罚失一球，中国女足以4∶5不敌东道主，获得亚军。

《铿锵玫瑰》是港台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红遍亚洲的歌曲。女足世界杯之后，“铿锵玫瑰”成为中国女足姑娘们的代名词。大陆歌手田震推出专为中国女足创作的歌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有媒体说，铿锵玫瑰是对中国当代女性的完美诠释，代表了美丽、自信和坚强。

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的绿茵场上，最靓丽的玫瑰是队长孙雯。她在这届比赛中一人打入7球，包揽了“金靴奖”和“金球奖”，人们称她是“穿裙子的马拉多纳”。

女足世界杯之后，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女子足球，美国每年有数百万青少年投身女足运动。但中国女足却青黄不接，不再有昔日风光。

也是在1999年，孙雯开始到复旦大学上课。她感受到自己和同学之间的差距，踢球时建立的自信心也被逐渐磨去。她这样说道：“你会发现，你在学校很渺小，同学和老师都很优秀，有一种隔行如隔山的那种仰望，有了更大的压力和紧迫感，需要更多的努力，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

入秋时节，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在第5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这是他继1992年《秋菊打官司》之后，第二次捧回这座奖杯。《一个都不能少》反映了中国农村存在的儿童失学问题。在偏远的山区，老师在临行前嘱咐13岁的代课老师魏敏芝，班上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她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寻找进城打工的张慧科。

电影的女主角魏敏芝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东栅子村，家境贫困。在拍摄《一个都不能少》之前，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教师。参加完电影的拍摄后，魏敏芝的生活改变了。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魏敏芝说：“我的理想不再是小学老师，而是拍电影。有时我做梦，梦见导演叔叔又约我演电影了。结果睁眼醒来，发现是假的，都怪自己怎么醒得那么快。”

《一个都不能少》这部电影使魏敏芝一夜成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很多人关心的是，成名之后的她下一步的选择会是什么。

当有记者采访她时，张艺谋愤怒地对着询问的记者说，现在不要问孩子长大干什么，首先不能问这个问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魏敏芝都会被问这样的问题。她只好回答说：我要好好学习。这个是张艺谋一路上给她灌输的。好好学习，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一个铁定的道理。

农村女孩魏敏芝有了一个电影梦，2004年，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失利，这让她遭遇到众人的误解。外界的众说纷纭，加上高考前的学习压力，让19岁的魏敏芝一时难以承受，她出现轻度的梦游症状，最后在心理老师的开导下，才恢复了健康。

就在同一年，她顺利考进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影影视传媒学院，最终还是和影视结缘。此后，魏敏芝又获得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在谈起当初的经历时，她这样说道：“能够认识导演叔叔张艺谋，是我的荣幸。当年他教我‘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如今，我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7月，在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英国人胡润即将返回伦敦，他想回去后把中国成功人士的故事介绍给伦敦的朋友们。胡润想到了一个问题：“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的同事中，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他回忆说：“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上证交易所里的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纳税金额，都成为他挖掘富豪信息的渠道。几番周折，胡润寻找到门户网站搜狐的总裁张朝阳，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股民杨怀定，还有中国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李晓华。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胡润还努力搜集这些富翁们有血有肉的故事，内容包括年龄、出身、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有什么趣闻等等。

一个月后，胡润回到英国，并在专业财经媒体《福布斯》上发表了他的“中国50富豪榜”。

西方媒体评价说：“胡润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胡润富豪榜在中国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议论的话题是：“富人们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胡润回忆说：“最初中国人认为有钱人都是靠关系致富，但这批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拼搏创富的故事，改变了中国人对富人的看法。”

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22.6倍多。9月，《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举行。350家全球跨国公司的总裁或首席执行官到会，200名中国企业家参会。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说：“跃跃欲试的中国企业家们，把这次大会当成了一次接近财富、找寻财富的机会。”

国庆节之前，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地铁复八线（现一号线的一部分）通车试运营。这条全长13.5公里，仅距地面2.8米的地铁线，花费了设计建设者整整10年的时光。

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正式开始。在这次阅兵中，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和预备役部队的方队第一次汇入受阅大军。国产120毫米履带式自行滑膛炮、122毫米履带式自行榴弹炮、152毫米履带式自行加榴炮、九九式坦克、空中加油机等首次接受检阅。中国的战役战术导弹、战略核导弹、洲际导弹也首次集中亮相。

国庆后一个月，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这时候，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已是第8年参加谈判了，而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也已走过了漫长的15年。

一去参加谈判，龙永图就有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回忆说，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每次联合国开会，会场再乱，只要中国代表一发言，大家马上静下来，洗耳恭听。入世谈判，我只能坐在会议角落的观察员位子上，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谈判有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市场经济俱乐部，而中国不承认搞市场经济。最初，中国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基本上是画等号的。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龙永图才觉得整个谈判有了一丝转机。

1999年，谈判进入攻坚阶段。此时，中国与世贸谈判中的最大对手美国之间的磋商，一波三折。终于在1999年4月，中美就核心的、最困难的谈判难题——中美农产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但在5月，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于是中方主动中止了谈判。这也是中国谈判多年来第一次主动提出中止谈判。9月，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正式会晤，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打电话，再一次提出恢复谈判。

11月14日晚上，中美谈判破裂，美国代表团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在龙永图的坚持下，双方敲定第二天凌晨5点再谈一次。在中美领导人的介入下，这次谈判不到1小时就结束了。当天下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对于最后的结局，龙永图这样说，就像两个人谈恋爱，高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领结婚证的那一刹，反而不是非常兴奋的了。

一个月后，巴拿马运河主权交接仪式在一个船闸正式举行。连接南北美洲大陆、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黄金水道”，终于名副其实地成为巴拿马的运河。主权的交接，宣布了美国在中南美洲大陆殖民统治的终结。

此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一部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

上一年，《澳门岁月》摄制组决定将诗人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的开篇《澳门》作为主题曲。导演李凯想到，让小孩唱最有韵味。随后，澳门一些学校开始在学生中教唱这首歌曲。

正在澳门培正中学小学部读二年级的容韵琳，娇小可爱，被音乐老师选中，推荐给了剧组。容韵琳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还把‘回来’念成‘奎来’呢！不过后来央视的导演伯伯倒说，我一看就不像经过长期培训的小孩，有邻家小妹妹的感觉，所以选了我。”

12月19日下午，澳门第127任总督韦奇立在澳门总督府举行降旗仪式。午夜时分，移交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举行。澳门政权正式由葡萄牙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全国人民都共同关注了这一时刻。

澳门回归后，容韵琳充满童真的演唱成为人们经典的记忆。不过，她并没有选择演艺的道路，而是像普通人一样，继续自己的学业。容韵琳时常被人问起当时演出的心情，她回答说：“其实当时只是小女孩，也不懂歌词的意思，就是大人叫我唱，我就唱。”

2009年，澳门回归10年，容韵琳已是澳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纪录片《澳门十年》中，她再次参与演唱了主题曲《盛世莲花》，一起演唱的黄伟麟、彭永琛也是澳门的歌手。在接受采访时，容韵琳说道：“10年前不太懂的这首《七子之歌》，现在理解了：小孩子离开了母亲很久，最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是最幸福、最令人感动的事情！”

1952年 壬辰年

1952年1月27日，农历壬辰年春节。2月号《人民画报》上《春节》一文中讲：首都各界人民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度过了今年的春节。各机关、工厂、学校都放假四天，工人、学生、店员，纷纷涌向各公共场所。春节期间，颐和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免费开放。

在新年第一期的《新湖南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已售票十九万余张，打破过去所有影片在长沙市的上演纪录。此时，距离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在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指的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批批犯罪分子陆续被揭发。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档案显示，刘青山盗用的款项达1.8亿元（旧币），张子善盗用的款项有1.9亿元，两人贪污盗窃的总数是155亿元。2月10日，两人因巨额贪污罪受到公审。在审判台上，张子善垂头站在那里。当记者走近照相时，张子善喃喃自语说：“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经毛泽东批示，两人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三反”、“五反”运动展开的同时，国内的物价逐渐回落。各地国有百货公司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的牌价，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有将近4000种商品降低牌价（以旧币计价），口得意牙膏由4300元降低到3700元，黑人牙膏由4200元降低到3800元。

2月，在欧洲，26岁的伊丽莎白在英皇乔治六世逝世后继位。6岁那年，伊丽莎白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她精通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并先后获得多个博士学位。2月6日，乔治六世在睡梦中去世。伊丽莎白登上王位，一年后正式加冕。这时，她已经有两个孩子，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

3月的时候，19岁的女飞行员秦桂芳第一次驾机飞过了天安门。

一年多前，全国上下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成为时代的潮流。作为团员，还在高中上学的秦桂芳带头报名参军。不久，她到达汉口，恰逢国家招女飞行员，秦桂芳报了名，并通过了体检，入选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队伍。在武汉培训3个月后，秦桂芳和另外13名女飞行员来到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她是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为了让女飞行员全心全意学飞行，连长让年轻的女孩子们都写下保证书，保证5年内不谈个人问题。秦桂芳后来回忆说，她当时才18岁，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根本就不懂事，就跟连长说：“我一辈子不谈个人问题，只要飞行就好。”连长说：“傻瓜，写5年，谁让你保证一辈子！”

训练时，14个女飞行员同住一个木板搭成的大通铺；机场很简陋，飞机也破旧不堪，大多是日本、美国战后来不及撤走的，几架飞机共用螺旋桨、轮胎是常见的事。除了学习飞行理论和技术，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一样要进行体能训练，每天晨跑5000米，还有游泳、俯卧撑、器械等项目。

经过7个月的训练后，1952年2月，第一批女飞行员来到北京，准备在“三八”妇女节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天安门，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受阅前几天，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带着苏联顾问，检查准备情况。他还亲自收集气象资料，逐架了解飞机机械、特种设备的安全情况。

3月8日一大早，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 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西郊机场，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参加起飞典礼还有各国大使及夫人50多人。

10点20分，起飞典礼正式开始，总司令朱德、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领导人出席。朱德在发言中说：“我们早有了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现在我们又经过两年的培养，训练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她们都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12点15分，在一片欢呼声中，6架飞机离地而起，直上云霄。紧接着其他5架飞机也依次平稳起飞，秦桂芳驾驶的是第6架飞机。她们的飞行路线是：西郊机场、丰台、杨村、通县、天安门、丰台，最后返回西郊机场。

下午，14个女飞行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秦桂芳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很激动，每个人眼里都含着泪，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主席，我们无比幸福，掌声、掌声，还是掌声，也许只能用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958年，由于为灾区人民成功投放了救济物品，秦桂芳成为《人民画报》第3期的封面人物。此后，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一直活跃在空军部队30多年。她们飞遍祖国各地，执行空运、空投、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研试飞和专机服务等任务。

在山东青州，新中国的第一部战争片《南征北战》开始拍摄，28岁的仲星火就在其中。3年前，年轻的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下，进驻上海，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电影演员工资收入和普通人一样，仲星火的月收入只有2元8角，全家六七口人都靠他一个人养活。这一次，仲星火要在电影《南征北战》中扮演一个机枪手。

电影取材于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次战斗，剧本简介说，这部影片旨在表现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

《南征北战》的导演有两个人，分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成荫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汤晓丹。一个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干部，熟悉革命生活；一个是原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有丰富的拍摄经验。业内认为，这种“新老结合”的搭配方式，行之有效。演员也是这样，冯喆、张瑞芳是国统区的老演员，陈戈、汤化达、刘沛然、铁牛、仲星火则是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

因为要准确把握人民解放军“运动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电影厂还特别组织军事顾问团加以把关。总参谋长粟裕详细讲解当年华东战场上的军政态势及战斗情形，陈毅元帅从剧本讨论入手，直接参与创作，并且改了几句对白。为节省开支，电影中的画面大多采用实地拍摄，作战场面也都是真枪实弹。

仲星火后来回忆说：“新中国刚成立，大家没有什么经验，拍战争片都是真干。我们拍片用的坦克是真正的美式装备，从蒋介石那边缴获过来的，用的子弹是木尖弹，用的炸药是TNT（一种烈性炸药）——肥皂那么大一块，约有一公斤就能炸翻一个钢筋水泥碉堡。”

仲星火的戏并不多，但是他却在机枪手回家乡的一段戏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仲星火后来回忆说：“这句话引起了很多老同志的共鸣。戏不在多，重要的是有没有写到观众心里边去了。”

“八一”建军节前，电影《南征北战》与观众见面。一经放映，好评如潮。后来，人们把这部片子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其中大量的段落和台词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

4月，一个年轻的军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3年多的部队识字教学中，创造了一种快速识字法。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社论中这样形容祁建华的快速识字法：“在一般情况下，对一个文盲，采用这种方法去教学，只要一百五十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认识一千五百字到二千多字，再有一百小时，就可以读完识字课本四本至六本，能够看懂通俗书刊，能够写简单的信和文章。”6天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还专门为祁建华举行了颁奖典礼。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运动中迅速普及。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 500～2 000个汉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11月，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祁建华成为三个副主任委员中的一个。

这一年，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银幕上看到了一部名叫“小猫钓鱼”的动画片。《小猫钓鱼》时长不足15分钟，讲的是猫妈妈带着小猫妙妙和咪咪去钓鱼的故事。影片告诉孩子们，学习和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

动画片的导演叫方明，本名持永只仁，日本籍。他原本在伪满洲映画协会从事电影工作。日本战败后，该协会被中国政府接管，改建为东北电影制作公司。新中国美术电影的奠基人特伟，1949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动画组，他曾这样回忆动画组：“……除了日本人持永只仁夫妇外，只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力量很是不足。这时他们已拍出了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而主要负责动画技术方面工作的就是持永只仁这位日本动画专家。”

在与持永只仁一起制作完成《瓮中捉鳖》后，艺术处处长陈波儿给持永只仁取了个中国名字——方明，意思是希望中国的美术片事业前途光明。1950年2月，方明同特伟、勒夕、万超尘等人一起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他担任美术片组总技师。3年后，持永只仁回国，他把木偶动画片技术带到日本，并成为日本木偶动画片的创始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小猫钓鱼》入选小学生的必修教材，黄准作曲的影片主题歌《劳动最光荣》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经久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在报纸杂志上，他们都被称为是国家的主人翁。

在四川盆地，成渝铁路开工。中共中央西南局以最快的速度动员和组织了10万多名民工。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正式通车。成渝铁路不仅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而且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用自己的器材修建的铁路。

在湖北，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参加施工的有10万名解放军战士和20万名农民。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在短短的75天内完成。后来，在1954年7月，长江连续3次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洪峰，荆江大堤受到严重威胁，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有效地解除了荆江大堤的危机。

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正式进入施工阶段。经过近6年的修建，1958年“五一”劳动节，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

6-1 19岁的女飞行员秦桂芳第一次驾机飞过天安门

6-2 女飞行员合影

6-3 “五一”劳动节，向毛主席献花的柳百坚

6-4 为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北京的学生在创作美术作品——和平鸽

6-5 孙明经——高等电影教育开拓者

6-6 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

6-7 上甘岭坑道中的女兵

1952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城门下，12岁的小学生柳百坚紧张地等待着。

“五一”节前夕，为了选拔向国家领导人献花的少年儿童代表，北京市各所小学都推选了一名候选人，经复选后剩下9个人。9个人后来又到北京市市长彭真家里，表演唱歌、跳舞。最后，彭真选定了柳百坚和琉璃寺小学的杜晋生。柳百坚后来回忆说，当时的选拔标准可能是：一要聪明、活泼；二要健康，因为要求从金水桥头跑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三要胆大，因为场面巨大，胆小可能误事。

从1951年到1954年，共有14个少年代表全国的少先队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鲜花。

北京团市委专门给柳百坚在红都服装店定做了一身衣服，父亲特意带柳百坚去了一趟理发馆。柳百坚后来回忆说，父亲跟理发师讲，我要去献花，要他们好好地给我理，所以这个理发师很精心地给我理了，理了很长时间，没想到理了以后就有点儿像一个盖头。

庆典结束后，柳百坚写下了一篇感想《向毛主席献花》，并发表在了《新民报》上，得到稿费15 000元（旧币），相当于今天的1.5元钱。在报社给他的回信中，年少的柳百坚第一次被称作同志，这让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起来。

如今，60多年过去了，柳百坚搬过无数次的家，但是当时定做的那件衣服却一直保存在他衣柜的最深处。

5月4日，北京市举行了欢庆世界和平理事会评定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活动。

从1952年起，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评定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这一年评定的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理、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在四大文化名人诞辰或忌辰的前夕，中国的各大报纸和文艺杂志都登载了介绍他们的文字。

“二战”后，许多国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核军备竞赛和保卫和平的运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应运而生，有72个国家参加。1950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并开展了签名运动。半年中收集签名达5亿个，中国有2.2亿人签名。

这一年创刊的《北京日报》，经常刊登关于和平的各种文章，包括评论、诗歌，甚至还有乐谱。北京机器厂工人王寅生在《要和平，加油干》中写道：“同志们，想想看，咱们现在吃的馒头大米饭，新宿舍咱们正往里搬，厂里新机器正在添……看现在，想从前，受过过去的苦，知道今天的甜，和平的日子就是命，没有它一切幸福全都完。”

此时，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从上一年7月开始，朝鲜战场的敌对双方开始在朝鲜开城进行停战谈判，但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过大，谈判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此时，西部片《正午》正在美国拍摄。电影具有所有西部片的典型元素：广袤的荒原，苍凉的小镇，寂寥的街道，林立的教堂和法院……

影片由加里·库柏主演，讲述了警长威尔·凯恩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战胜强劲对手的故事。在影片结尾，战胜了敌人的凯恩，脸上却没有笑容，作为一个孤独的胜利者，他将警徽掷在地上，绝尘而去。这部只花了28天便拍摄完成的小成本影片，因其深刻的社会性和生动的心理刻画，成为西部片的经典。

影片《正午》中的时间与真实世界中的时间步调一致。影片全长85分钟，所讲述的故事从上午10点40分至中午12点，银幕内外所经历的时间几乎等长，带给观众一种奇妙的观影体验。

7月19日，“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700万人涌入芬兰。应邀参赛的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 000名运动员，其中女运动员518人。在首次参赛的国家中，苏联运动员最引人注目。

此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时期，为了不使运动员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苏联的运动员们没有住在奥运村，而是住在一艘大船上。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选手也单独寻找住处，以免与西方国家运动员有过多来往。

直到开幕这一天，中国奥运代表团才决定前去参赛。从2月到7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一直在向国际奥委会争取参赛资格，但由于台湾地区的原因，遭遇到重重困难。7月18日夜，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才收到邀请电报，而再过几小时，开幕式的火炬就要点燃了。

中国奥运代表团共40人乘坐3架螺旋桨小飞机，一路颠簸，飞经欧亚大陆数万里，用了5天时间，才于7月29日抵达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赛程已过大半，但中国代表团仍受到人们的欢迎。奥运会组委会在奥运村举行了欢迎仪式，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

中国足球队、篮球队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赶上了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他最终游出了1分12秒3，这是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体育大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八一男、女篮球队，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接受了朱德、邓小平、贺龙等军委首长的检阅，这也是他们在国内重大比赛中首次亮相。

在这届体育大会上，还进行了精彩的军事体育表演。摩托车运动员在高速前进中，表演了各种精彩的技巧。在马术表演项目中，骑手们骑在奔驰的马背上，迅速而敏捷地跳过各种障碍。

半个多月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到达莫斯科。他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此次访问，确立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涵盖钢铁、煤矿、重型机械等行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确立了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9月15日，一列火车由南京出发，向北京驶去。中国高等电影教育的开拓者，41岁的孙明经离开了他任教18年的南京金陵大学。1934年，孙明经开始在这所教会学校从事电影教育，从这一年到1949年，他独立摄制影片63部。2000年，这些影片被重新发现。

从6月开始，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从民国开始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被改造成“苏联模式”。除保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综合大学外，其他高校均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各种专业学院，以航空、地质、矿业、石油、钢铁等为主的“八大学院”应运而生。

在南京，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孙明经和夫人吕锦瑷带领原金陵大学的影音部师生和教学设备，并入刚刚成立的中央电影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此时电影学校只有培养演员的表演系，孙明经到北京后，创办摄影专业，电影学校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高校的老师们来说，院系调整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搬家。化学家高小霞在《家在北大》一文中写道：“记得那时从动物园往北，马路两边少有人家。田野青青，一派郊区清净风光。中关园刚建起一排排平房……还没挂上门牌。我一天夜归，竟找不到自己的住宅。不过很快，同事们都搬来，热闹起来了。”

国庆前夕，很多商家都在促销打折。北京针织印染公司的“五一”牌线袜打出了“一律九五折”、“减价两星期”的广告。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零售公司、北京市合作总社也纷纷登出打折消息，减价的商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日用百货等。

“十一”这一天，在兰州，陇海铁路天水至兰州段正式通车。天兰铁路东起天水，西至甘肃的省会兰州，全长347公里。这段铁路从1946年5月开工修建，到1949年仅完成全部工程的13%。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重新修建。天兰铁路通车后，将天水和兰州两个盆地连接起来。同一天，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开始修建。

在天安门广场，新中国举行第4次阅兵。在游行队伍中，由3 500名青年男女运动员组成的队伍走进广场，方队抬着一个大标语牌，上书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字是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而题写的。

由5 000人组成的文艺大队，在著名文艺家老舍、田汉、曹禺等12人的带领下步入广场，把广场上欢腾的气氛推向高潮。

作家巴金没有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由他带队的一批文艺工作者正在朝鲜战场采访。行前，他们打了防疫针，以预防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等。

从上一年开始，中朝两国多次向国际社会提出，美国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美国则全盘否认。

此行朝鲜，是巴金和妻子萧珊婚后最长久的一次分别。到达朝鲜前的20多天里，他至少写了13封家信。巴金在信中说，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着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在朝鲜，巴金同创作组成员黄谷柳、白朗等人穿梭在弥漫的硝烟中，足迹遍及平壤、开城中立区和前沿阵地的潮湿坑道，体验了钻防空洞的危险及“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听着战士们的故事，巴金常常忍不住地流泪。

因为是著名作家，上级曾要求各级单位要按照首长的待遇接待巴金，但巴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名普通战士。在给萧珊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很好，在部队里除了上次在连部防空洞内十多天喝白开水外，天天都有茶喝，处处都送烟来，我不愿浪费国家财产，这月起索性不抽烟了。”

巴金在朝鲜战场上一直待到10月。在此期间，他抓住零星时间学习俄文、朝文，写下了11篇报道志愿军英雄事迹的通讯散文，后结集出版，题名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一年后，巴金主动申请，单独去了朝鲜，他又陆续写了一些小说，包括《军长的心》、《李大海》、《团圆》等。《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电影的简介这样写道：“它描写了广大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国土上的流血奋斗，并借助父子、父女、老战友之间的生死离别、劫后重逢来渲染气氛、结构故事，表现了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

国庆后14天，震耳欲聋的炮声响彻在朝鲜的一座小山——上甘岭的夜空。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战士都被震得满嘴流血，坑道像一条小船，处在惊涛骇浪之中。一个战士后来回忆说：“感觉已经完全错乱了，坐在地上，屁股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在随波漂流……”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朝鲜东海岸与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此时，只有中国志愿军第15军的两个连驻扎在这里。战场外，中朝两国与美国在板门店的谈判再陷僵局，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里逊说：“让枪炮来说话吧！”

半个小时前，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指上甘岭攻势）开始了！”他给这次行动还起了一个名字，叫“摊牌行动”。

这一年正是美国第34届总统换届大选年。美国国内，总统竞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任总统杜鲁门迫切希望朝鲜战场能够取得进展，以便给执政的民主党制造声势。

这一天，美军集中了16个炮兵营的320门大口径火炮，30多辆坦克，同时进行两个多小时的猛烈轰击，平均每秒钟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

战场狭小，双方都只能逐次增兵，一个连一个排地往高地上冲击。阵地一天之内数次易手。韩国第2师的一个排长战后回忆：“由于天翻地覆的炮击和白刃格斗，每当高地易手时，不到一平方公里的537.7高地北山阵地，便被鲜血染红了。”

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后来回忆说：“连续7个昼夜，我在道德洞没有睡过一秒钟，守在电话机旁，神经高度紧张。一会儿前面报来情况，好，上去了！夺回来了！心中自然一喜；一会儿又来情况，阵地又被敌人夺走了，心情就很沉重。”

10月20日，上甘岭表面阵地被“联合国军”占领，志愿军战士退守坑道内。上甘岭之战由高地之争最终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役，志愿军投入兵力4万人，敌军投入6万人以上。

此时，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第15军45师摄影员高亚雄有近20天待在前沿阵地。他这样回忆坑道生活：“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黄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在坑道坚持10天后，志愿军发起反击。为了鼓舞士气，美军也进行了“政治动员”，除了军中牧师的安抚，还把597.9高地取名为“珍妮·罗素”山。珍妮·罗素是好莱坞女明星，在美军中很受官兵崇拜。他们一边喊着珍妮·罗素的名字，一边往高地上冲，但却伤亡惨重。

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此战志愿军伤亡11 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 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沸腾。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高潮。

这一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平均消费额达到189.5元，比新中国成立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增长了35％。农民收入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

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其中钢产量是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146.3％，粮食产量是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109.3％。

数据表明，短短的3年，新中国从废墟上站了起来。

1964年 甲辰年

1964年2月13日，农历甲辰年正月初一。

节日期间，商品供应和往年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春节期间的《人民日报》说，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哈尔滨、重庆等6个城市供应节日市场的各种干鲜果品，就有3700多万斤，比上一年增加了700万斤左右。

元旦时“两报一刊”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说：“……去年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节余。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债款和应付的利息，绝大部分已经还清。我国的市场状况显著好转，六亿多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普遍得到了保证。我国很快就要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几条大道上，人群熙攘，分外热闹。许多商店挂上了大红宫灯，门上贴起了新春联，有春联写道：“移风易俗树立新道德，兴无灭资铲除旧思想。”

在北京，人们在老党员、老民兵的带领下，唱起了革命战争时代的歌曲，还自编自排了反映农业丰收和本地好人好事的文娱节目。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的工人们，排演了根据本厂的历史自编的话剧《铁厂风云》。

1月，第9届冬季奥运会在奥地利举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首次联合组队参赛，苏联以金牌11枚、银牌8枚、铜牌6枚的成绩再次获得奖牌总数第一。但此时，却有消息说，苏联国内的粮食供应难以为继，需要大量进口。

在美国，为纪念纽约建城300周年而举办的世博会投资巨大，历时两年，但因商业气氛过浓，观众很少，主办方损失惨重。

春节期间，北京影院里上映了《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故事片，还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迎春》、《在人民公社的大道上》、《三条驴腿的故事》、《生产队里的年轻人》等纪录片。《人民日报》在介绍这些影片时说：“这批影片题材多样，绝大部分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的现实斗争生活，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迎春》以抒情散文的手法，描写了人们喜迎春天的心情。影片里说，“响亮的爆竹声迎来了一个欢腾的春天，一个彩凤飞翔、百花齐放的春天”。

这时，全国农业战线正在开展学大寨的活动。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做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同日发表的社论指出，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远大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学习他们敢于蔑视困难、敢于同困难做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元旦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豫剧《朝阳沟》：城市女青年银环高中毕业后，来到了未婚夫拴保的家乡朝阳沟参加山区农业生产，遇到一连串困难，思想上发生动摇，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在农村扎根，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

春节前，在河南下乡的知识青年万伯翱第一次得到父亲的允许，可以回北京探亲。临行前，他买了一大堆苹果、蜂蜜，还去农场酒厂专门买了两瓶好酒，带回家孝敬父母。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国家精简城市人口，号召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万里希望儿子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

1962年9月，万伯翱告别家人，奔赴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黄泛区国有农场。他的行装很简单，只有一床被子，一条毯子，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洗脸盆，身上只带了15元钱和两本书，书是父亲万里送的，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万里还在一个笔记本上专门题了一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当时的河南黄泛区农场，农业生产以栽种果树为主，劳动强度很大，万伯翱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很难适应，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上一年春节，农场的职工纷纷启程，回家和亲人团聚，万伯翱心里也盼望着能够回城与父母共度佳节，他试探着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但在离春节仅有10天的时候，万伯翱收到父亲万里的回信和一包书。信中写道：“……你刚下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不好，容易产生动摇。……希望你在农场能够坚持努力学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著作，在三大革命中，千锤百炼，走工农化的道路，争当一名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后来这封信被《中国青年报》全文刊登。周恩来总理还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称赞万伯翱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先进典型。

春节刚过3天，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在城市中，每年将有几百万中学和高小毕业生。他们之中除了一小部分将升入高一级的学校继续学习，一部分将在城市就业以外，大部分则将下乡上山去参加农、林、牧、副、渔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此逐渐形成规模，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办事机构。

这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介绍了江苏省盐城县知识青年董加耕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迹。董加耕是盐城县龙岗中学1961届的高中毕业生，毕业的时候，他立志要回乡务农，许多老师和同学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董加耕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全校公认成绩优秀的好学生，考大学的条件比谁都好。董加耕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用一根扁担挑着书和行李，回到家乡务农。他在日记中写下“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句子，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人民日报》评论说：“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还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美国对此反应强烈，甚至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对法国提出抗议。

一周后，日本政府向外界宣布，将与中国互设永久性贸易代办处。2月22日，刚果宣布与中国建交。此后，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都透露了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意愿，英国也在考虑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4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干部崔克良乘机抵达几内亚，开始参与援建几内亚的金康水电站。

年初，在访问马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正式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金康水电站坐落于距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300多公里处，周围是一片荒漠，仅有一条小河和一个瀑布。专家组在那里安营扎寨。

从国内的港口到几内亚科纳克里需要航海数万里，但是所需物资、材料、器械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国家都给予充分保障。大家除了国内本单位发的工资外，每人每月还有100元专供伙食用的生活补助，超额可以报销。另外，组长、副组长每月有生活津贴60元，其他专家是40元。

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为金康水电站安装了4台800千瓦的机组，可为4个城市提供电力。1969年，崔克良再次前往几内亚，担任丁基索水电站考察设计专家组组长。后来，崔克良写了一首诗，概括自己为水电事业奋斗的一生。诗中写道：“万里黄河第一坝，党叫干啥干好啥。……国内国外搞水电，毕生精力献中华。”

在出国工作时，崔克良和每位专家组成员都带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在几内亚时，大家学习都很自觉，提出：工作不忙学，忙里坚持学，大忙时挤时间学。

5月1日，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随后，人民出版社也开始印发《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成为世界上印刷最多的书籍之一。

这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战士》，介绍了解放军某部三连指导员廖初江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他曾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借着伙房灶洞里的火光看毛主席的书，靠着锅盖写心得，不到深夜不入眠。连队进行长途行军训练，第一夜走了100多里，第二天下午又走了70多里，半夜到达宿营地，廖初江的脚疼得不能着地，眼皮沉重得睁不开，但仍然顽强地阅读着毛主席著作。大家赞扬廖初江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四不倒”：“时间紧挤不倒，任务重压不倒，文化低难不倒，有成绩夸不倒。”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由于反复地学，反复地用，毛主席的一些话，便在廖初江的脑子里慢慢地扎下了根。有时碰到一些问题，能立刻想起毛主席的教导。”

《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这一年的5月，由黑龙江省歌剧院的王双印创作，最初的歌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首歌旋律明快，朗朗上口。王双印在当年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歌，立即引起轰动，观众反响强烈。随后，王双印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

这一年，“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在全国广为人知。年仅9岁的玉荣和11岁的姐姐龙梅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与草原暴风雪展开了一天一夜的殊死搏斗。根据《人民日报》通讯改编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反映了小姐妹与暴风雪做斗争的情景。

在影片中，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的龙梅和玉荣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狂风暴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受惊的羊群。龙梅发现妹妹玉荣光着一只脚在走路，原来玉荣在救羊时掉了一只靴子，那只光脚已经冻坏。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她们绝处逢生之后，被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7-1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

7-2 叶剑英元帅会见学毛著标兵黄顺玉等

7-3 与暴风雪搏斗、保卫集体财产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从左至右）

7-4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作者王双印（左）

7-5 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作者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三兄弟（从左至右）

7-6 这一年开始，农业学大寨活动在全国开展

卫生部特派两名骨科专家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协助治疗。共青团中央写信表扬了她们的高尚品德。龙梅和玉荣收到祖国各地的慰问信2000多封，到医院探望她们的大人和小朋友有5000多人。《人民日报》报道说，她们的父母看到两个女儿得救，噙着激动的眼泪对医生们说，要是在旧社会，两个小闺女早就没命了，她们的生命是党和毛主席救活的。

6月至7月，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会议规模空前，开幕式于6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致贺词，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工作者共5000多人出席。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假如京剧只能表演古人，不能表演今人，只能表演统治阶级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或者至多只能表现古代的人民群众，而不能表演新时代、新社会的主人——工人、农民、士兵，让京剧舞台永远为古人、死人统治着，那么这种艺术必然会因此逐渐脱离群众，而陷于枯萎和没落。”

7月31日，会议闭幕时，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演的全体人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京剧艺术的一场大革命，它在我国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共有30多个剧目上演，后来流行全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均出自这次会演。

8月，北京科学讨论会召开，这次国际学术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会议，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出面，会议的接待规格非常高。仅1964年8～9月期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相关报道100余篇，其中包括“古巴一客人回国”这样的消息。《人民日报》评论说：“这次会议对于提高与会各国的科学水平，对于丰富人类科学的宝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讨论会上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表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垄断科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四大洲各国人民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后，完全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本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会议的往返旅费都由中国负责。会议期间还有参观活动，如参观原子反应堆、一些大的工厂等。会后，代表们分几路赴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一至两周，会务组还送了礼物——一支特制金笔。

北京科学讨论会触发了毛泽东对生命科学的兴趣，他提出，“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后来，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项目之所以在“文革”中没有中断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科学讨论会。

暑假时，北京的小学生杜欣欣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带到景山公园的一间大殿内参加选拔。她知道是在选拔演员，却不清楚要去演什么节目。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将要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排演中，杜欣欣他们不断被告知，这项演出的重要性和参与的光荣。

大歌舞的排练都在人民大会堂中的大礼堂进行。排练之初，周恩来连续数天到场观看，老师也一再提醒他们，“周总理就在台下”。

这个大歌舞的参与者多达3000人，包括不少中国最知名的演员：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郭兰英和王昆分别演唱《南泥湾》和《农友歌》，总政歌舞团的张越男演唱《松花江上》，东方歌舞团的胡松华演唱《赞歌》。

后来，英国《每日快报》记者华尔特·帕廷顿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现场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感想，他感叹道：

我认为无论如何，开头的合唱是我听过的最动人、感情最充沛的歌曲之一。我敢拿出我最后的一打人民币来打赌：光是这首歌就足以使伦敦剧院的观众站立起来叫喊，直到忘形的地步。但是，这还只是整个辉煌演出的一个小部分。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焰火满天，灯火辉煌。首都有150万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举行了盛大的节日联欢。

半个月后，杜欣欣和所有参演者都去了人民大会堂。此前他们已被告知，毛主席要来看演出。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走进场内，刘少奇和周恩来紧随其后。当所有的领导人坐定之后，大照相机绕场一周，开始合影。合影完毕，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场地中央，他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现场一片欢腾。而当时，杜欣欣完全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

这次核试验是北京时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的。当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发出贺电。贺电里说，首次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美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中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法新社的电文说，在24小时中爆炸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0月16日正式宣布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颗是赫鲁晓夫下台。

就在10月16日这一天，赫鲁晓夫被撤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取消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从1964年秋到1965年秋，苏联新领导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修正和整顿，取消了把党组织分成工业和农业两部分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的制度；采取措施，加强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宣布了新的农业纲领，其中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减少国家对集体农庄的征购定额，给予较多的物质刺激等。

10月10日，日本首都东京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里举行。美国发射了“辛科姆”通信卫星，首次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参加比赛的有94个国家和地区的5140名运动员，其中女选手有683人。

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大会组织了从奥林匹亚到东京全程2.6万公里的火炬接力。火炬传递特意经过“二战”时日本的交战国，但中国和朝鲜没有允许火炬传递入境。

火炬手坂井义则是广岛人，出生于1945年8月6日，也就是原子弹投到广岛的那一天，是灾难的幸存者。1964年，年仅19岁的坂井义则是早稻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作为一名400米选手，坂井义则因为在国内选拔赛上落败，无缘奥运会。但他却意外地成为主火炬手，点燃了奥运圣火。

本届奥运会耗资30亿美元。日本为了举办奥运会，建设了大量场馆，并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投入大量资金。奥运会开幕前10天，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高速铁路剪彩通车，最高时速达210公里，从东京到大阪只需3小时10分钟。此后山阳新干线、东北新干线、上越新干线也先后开通，新干线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

接近年底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大闹天宫》下集。《大闹天宫》从1960年到1964年，历时4年创作完成，绘制了近7万幅画作，成为一部鸿篇巨制。当时没有电脑制作，全凭人工绘制。绘制每天都在进行，50分钟的上集和70分钟的下集，仅绘制的时间就花费了近两年。

《大闹天宫》投拍的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对于建厂不久的上海美影厂来说，投资巨大。到底投入了多少制作费，很多主创人员也说不清楚。

把《西游记》绘成动画，是影片导演万籁鸣一直怀揣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旧社会，我饱尝辛酸，始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我为之苦闷过，因为终日奔波，到处‘游说’，确实遭到资本家的白眼；我为之欣喜过，有某资本家愿意投资拍摄。我经之营之，花了半年多的心血，但到头来愿望还是成为泡影，资本家突然改弦更张，下令停止拍摄，因为物价飞涨，出售胶片药品比摄成影片获利还要多；我为之绝望过，因为动画事业到后来已经夭折，感到此生再也没有可能把‘大闹天宫’绘成动画了。”

配音工作结束后，万籁鸣看到一年多来在纸面上与之朝夕相处的孙悟空终于生龙活虎地站在面前，十分激动。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道：“二十几年来一直耿耿于心、渴望能见之于动画的孙悟空终于诞生了。但，不知怎的，我眼眶里却是润湿的。”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年底，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哈尔滨京剧团演员梁一鸣和其他演员们带着许多现代戏和新创作的剧本出发到农村去，他们要在农村演出两个月左右，边演出，边锻炼，边修改新创作。梁一鸣在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在《人民日报》上，他发表文章说：“1964年这一年确实是令人难忘的，也是我个人思想上收获最大的一年。我们京剧演员都明白，这一场伟大的运动还只是个开头，怎么在新的一年里朝着这个伟大的方向迈出更大的步伐呢？这就要看我们京剧演员的决心和干劲儿了。”

1976年 丙辰年

1976年1月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春节期间，北京照例举办了环城赛跑活动，有2500多名男女运动员参加比赛，但观众不多，气氛显得有些冷清。

电影院里正放映着《决裂》、《磐石湾》等电影。《磐石湾》是一部反特题材的现代京剧电影，由谢晋担任导演。《人民日报》评论这部影片时说：“目前，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千方百计妄图卷土重来。国际上苏美两霸的争夺越演越烈，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对正在增长的战争危险做好一切准备。”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第二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1月10日，全国各地的群众开始自发悼念周恩来，商店里可以制成黑纱的布很快被抢购一空。

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消息传出后，前去吊唁的人们涌向北京医院，医院周围挤满了哭泣的群众。寒风中，周恩来遗体运往八宝山火化，上百万人在十里长街两侧默哀送灵。

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中，只要一出现周恩来总理的画面，影院里很快就哭声一片。

1976年，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里是刻骨铭心的。这一年的第一天，“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在前往中南海的路上，朱莉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学习当天发表的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两个多月后，尼克松应邀访华。此时，毛泽东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仍与尼克松交谈了近100分钟。尼克松后来回忆这次会谈的情景时说：“我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仍然是近10亿人所爱戴的领袖。无论人们对他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2月底，在河南一家化工厂做管道工的上海知青朱学勤旅行结婚，去了广西、广东和江西。到桂林时，正赶上枯水期，漓江水浅，不能行船。但是他们侥幸买到了一张船票，原来是为迎接尼克松访问桂林，当地政府提前放了一条船在漓江做试验，看看在水位较浅的情况下，游船是否走得动。因为这个特殊机会，朱学勤得以在漓江上坐了一回游船。第二天，朱学勤夫妇住在阳朔，睡到半夜，民警突然敲门查房。后来他们才了解到，因为美国前总统的到访，民警进行了例行安全检查。

回到上海，朱学勤按照母亲的意见，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又与岳父在南京东路上著名的德大西餐社吃了一顿西餐。一桌家宴花了30元，一顿西餐20元。

在上海，朱学勤买了一件呢子中山装，花了48元；他爱人买了一件呢子两用衫，也是40多元钱。结婚全部开销，连旅行费用在内，共计400多元人民币。

当时，上海的平均月工资要高于其他地区两到三元钱，许多单位还有总额6元钱的奖金。当时，大部分人平均月收入是三四十元钱，6元钱的奖金是很大一笔收入。上海的市场供应也好于其他城市，外地人到上海出差，一项重要任务是帮亲朋同事采购皮鞋、服装和大白兔奶糖等特产。

3月，朱学勤夫妇回到河南的工厂。他们把旅行照片整理成一个照相簿，照相簿的第一页，放的是一张周恩来的照片。

3月8日下午，大量陨石突然从天而降，散落在吉林市郊区。《人民日报》报道说：“吉林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陨星出现、爆炸、降落时，既不迷信，也不惊慌。”

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收集到的陨石有100多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千克，超过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千克）。这些陨石对于天文学、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宇宙化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这时，在纺织厂下放劳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维铮被抽调回学校，参加工农兵法家著作注释组，协助工农兵大学生们做清代学者章太炎著作的注释工作。章太炎曾经骂过光绪皇帝，被毛泽东誉为“最后一位法家”，全国因此成立了数十个注释组，注释研究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注释组的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历史知识和古文基础都比较差，看不懂章太炎艰深晦涩的文章。朱维铮的工作是重教他们查字典，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参考书，帮助修改注释。朱维铮每改动一处，都要向学员解释和汇报，修改的根据是什么。但他感到十分庆幸，因为又可以重新接触历史研究了。

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党中央的两个决议。两天前，北京发生了著名的“四五”事件。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总理。

曾经担任北京电视台新闻主播的吕大渝这样回忆说，3月底开始，就一天往天安门广场跑三趟：早上骑车上班前，到西单路口，不往西拐到电视台，而是向东骑往天安门广场，去记住新增诗词的方位；中午，去观察日益增长的人潮规模；电视播出结束，夜深人静，再访天安门，逐字逐句品味每首诗词。不久，群众性的悼念活动遭到制止。两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1976年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四五”运动的文件，为“四五”运动平反。

“五一”节期间，首都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演出多场文艺节目。《人民日报》报道：“五月的首都文艺舞台，胜利的歌声有如春潮浩荡。”由4.7万多名宣传员组成的1300多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6000多个文艺节目，其中许多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关。

吕大渝被安排进行“五一”游园的报道转播。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全都录音播出。吕大渝当时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咽炎，她每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录音前，吕大渝凑出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知道巧克力治不了声带出血，可她还是指望，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增加一些底气。

游园转播的解说词里有许多批判“四五”运动的内容。后来，吕大渝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春天，23岁的台湾地区歌手邓丽君在香港铜锣湾的“利舞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她演唱的《千言万语》、《海韵》等歌曲在香港流行起来，有大批香港青年成为她的忠实歌迷。

27岁的香港青年施永青对流行歌曲不屑一顾，他最爱听的是在内地流行的革命歌曲。施永青自认为是坚定的“左派”，经常组织和动员身边的青年，参加各种游行活动。但当了解到4月北京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施永青感到十分迷惘。1976年对他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后来，施永青投身商界，成为香港最知名的地产经纪公司老板。

在香港，施永青投身商界的时候，青年电影导演吴宇森正在拍摄武打电影《少林门》，刚刚出道的演员成龙和洪金宝在片中出演配角。《少林门》的票房很不理想。

这一年，吴宇森和妻子牛春龙去洛杉矶公证结婚。吴宇森虽然做了导演，但薪水很低，他找嘉禾公司借钱，给妻子买了一枚白金戒指和回香港的双人机票。两个人在洛杉矶公证结婚只花了12美元，连喜宴都没有办。回香港之后，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子做新房，家里只有沙发和几件家具。每个月，吴宇森的工资，除了公司要扣除借款外，还要交房租，生活状况一直很不稳定。

这时的香港电影市场，仍被台湾电影占据，琼瑶的电影《我是一片云》在香港红极一时。

在内地，小朋友们在“六一”前看到了彩色故事影片《阿夏河的秘密》。这是“文革”时期少见的少年儿童题材电影。《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通过孙大亮这一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少年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一代……”

“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人民日报》刊登了4首革命儿歌，其中一首写道：“小画笔，手中拿，小刚用它把言发。画笔紧握眼不眨，画个太阳红又大。坏蛋看了直害怕，革命人民笑哈哈。”

《人民日报》报道，“六一”节当天，北京有两万多红小兵和少年儿童游园联欢。他们表演了舞蹈《热烈欢呼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发表》、大合唱《誓让红旗万代飘》、锣鼓演唱《教育革命就是好》等文艺节目。台湾同胞的子女也登台表演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曲。

《人民日报》还刊发关于台湾少年儿童现状的文章，文章写道，台湾的少年儿童遭到“升学主义”的毒害，一个初中生在3年内要读26千克的书籍，沉重的课业负担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台湾中小学生的近视比率“耸人听闻”。有些初级中学竟全班学生都近视；在台北市最近调查的4.4万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中，也有1.5万多人视力不佳。

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把生产抓好！”

10天后的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人民日报》报道：“亿万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到江河湖海去游泳锻炼的新高潮。”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为了迎接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的到来，组织好群众性游泳运动的新高潮，春季开始，许多地方进行了游泳普查工作。据统计，天津市会游泳的人数约201.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其中妇女约占44万人；广东省会游泳的约有1 39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被称为“游泳之乡”的东莞县（当时运作县制），会游泳的人数占全县人口49.4%，大多数社员和青少年都学会了游泳。

《人民日报》报道说，各地游泳普查结果表明，在毛主席发出开展游泳锻炼的伟大号召和畅游长江伟大实践的鼓舞下，我国群众性游泳活动有了很大发展，会游泳的人越来越多。

7月28日这一天晚上，天津的天气异常闷热。天津工艺美术厂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冯骥才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凌晨，他突然被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屋顶上的砖瓦雨点一样落入屋中。他慌忙带着熟睡的妻子和儿子逃离家门。冯骥才看到，闪电般的地光照亮了房后一片老楼，所有的建筑都在颤抖，冒着烟尘，声音震耳欲聋。

8-1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8-2 3月开始，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

8-3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把生产抓好

8-4 毛泽东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举行

8-5 唐山大地震后，天津街上到处是地震棚

8-6 3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到桂林游览

8-7 指挥家小泽征尔1976年应邀到北京访问，与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合影

冯骥才把妻儿送到一位朋友家后，急匆匆跨上自行车，去看朋友们是否安全。从清晨直到下午4点，他一连去了16家。在路上，冯骥才被一些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拦住。经他们告知，冯骥才方才看到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路上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冯骥才的房子已经倒塌后，都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塞到冯骥才的口袋里。回到寄住的朋友家后，冯骥才和妻子数了数，竟有71元。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感叹道：“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就在这一天的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度里氏7.8级的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有感范围达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整个唐山市顷刻间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在凌晨人们熟睡之时，使得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

地震消息传来当天，空军摄影干部唐禹民很快做好了出发报道的准备工作。上午9时，唐禹民一行7人驱车来到通县张家湾机场，登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飞机。

飞到唐山后，唐禹民申请了一架法国云雀直升机，向东南飞行进入市区。飞临路南区时，能见度明显降低，地面被黄尘和烟雾笼罩，几乎所有民房全都倒塌，城区好像一片荒无人迹的戈壁。

7月29日，由于市区无法通行车辆，唐禹民只得从机场步行前往市区。大地震后的唐山惨不忍睹。原来宽阔的路面已难以插足，路上许多行人赤身裸体，每个人都走得匆匆忙忙，面无表情。令唐禹民震惊的是，他没有听到一声哭泣，也没看到一滴眼泪。

唐禹民后来描述当时看到的景象说：“目睹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悲哀、苍凉的情景，完全可以致人精神分裂。……战争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然而，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间遭到毁灭，夷为墟土，变成埋葬24万生灵的坟墓，唐山的灾难要超过战争的残酷千倍万倍……”

唐禹民见到，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之后，女播音员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

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级救灾方案，成立各级指挥部，以解放军为主体对口支援，有组织地进行自救、互救活动。十余万解放军官兵紧急奔赴灾区救援；全国各地5万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紧急集中，救死扶伤，运送救灾物资；危重伤员由专机、专列紧急疏散转移到11个省市治疗。

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了一个编辑组，要到地震灾区唐山去组稿，杭州《朝霞》杂志的编辑钱钢也在其中。到了唐山，钱钢被编入防疫队，每天背着药箱、喷雾器去喷消毒药剂。

钱钢是带着一沓纸条来到唐山的。出发前，很多人都写下了自己亲友在唐山的地址，让钱钢帮助查找。而此时的唐山一片废墟，纸条上的那些地址上的建筑，全都荡然无存。

在唐山的残垣断壁上，钱钢看到很多大标语：“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哪怕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

一位工人诗人，家里有好几个人不幸遇难，他坐下来给钱钢讲一件事情，说到动情处，突然激动起来了，连连感叹，真是一首好诗，竟然就在膝盖上写起诗来。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钱钢说，一定要回到当年你才能理解，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年代，人们的感情像岩石一样坚硬和粗糙，今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当年不见得是痛苦的。

1974年高中毕业，叶兆言得到了一台苏联相机，是母亲的朋友从上海旧货商店买来的，价格是204元。叶兆言自制了放大机、上光机，用脸盆配制药水，躲在暗房里，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叶兆言会摄影的名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要他帮忙拍照。

9月9日，在南京绣球公园，当他正在给一位电工师傅三四岁的小孩拍照时，公园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吓了叶兆言一跳。大广播里说，有重要新闻要播发，请大家耐心等待。接下来广播播送的消息让他很震惊：毛泽东主席于当天逝世了。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首都参加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8亿人民肃立，默哀3分钟，向毛泽东遗像三鞠躬。与此同时，在祖国的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上，在江河海洋的货轮和军舰上，汽笛长鸣。追悼大会在下午3时半宣布结束。

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这一年，电影《南海风云》开始上映。影片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海军击败南越侵略者的故事，唐国强在片中扮演男主角。影片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旋律优美抒情，与当时的大部分歌曲都明显不同，让观众耳目一新。

这时，《战地新歌》出版了最后一集——第5集。歌集中，口号性的歌曲仍占多数，元旦发表的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被谱成了歌曲，放在开篇的位置。

10月的一天，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突然听到一个让她无比兴奋的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她决定第二天一家人去西郊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喝一杯庆祝酒。董竹君的回忆录记录了这餐饭的情景，餐桌上的人传说，北京市的白酒全卖光了，还讲到一个人买了4只螃蟹，绑在一起，边走边敲打，把行人逗得哈哈大笑。

10月21日，全国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全国政协机关的庆祝游行队伍下午一点在全国工商联门前集合。一大早，董竹君就开始准备行装，衣、鞋、袜都穿试一番。吃过中午饭，高高兴兴地去工商联门口集合点。后来，董竹君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怎么的，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骤然拉近了，虽然互不相识，每个人的目光送来的都是亲切问候，我也以同样的目光回敬对方。我们边走边谈边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曲。10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尽、说不完。”

这一年，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摄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开始在巴黎上映。

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接见来中国访问的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

伊文思1938年就来到中国，拍摄了记录抗战的电影《四万万人民》。195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两部纪录片，分别是表现新中国生活的《早春》和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的《六亿人民的怒吼》。

《愚公移山》的片名来自毛泽东1945年写的文章，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电影在法国公映，引起轰动。在巴黎放映了6个月，场场满座，收到来自各国的购买要求，电视台也准备播放。当时的评论说：“伊文思把我们带到中国，让我们和中国人生活了一段时间。”《愚公移山》其中的一部是《大庆油田》，伊文思抓拍了很多石油工人的生活场景。

这时，《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尼尔正在大庆采访。他和另外来自16家美国报纸的记者，是第一批获准来这里采访的美国人。大庆的女职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妇女们运送着一筐筐石头，再手工把大石头砸成小块，来铺设新的公路。

大庆妇女开采队都是18岁到25岁的单身青年，她们一起住在营房里，一同在公共澡堂洗澡，一同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除了开采石油之外，她们还种植了大量蔬菜，而且参加民兵训练。

奥尼尔了解到，大庆油田工人们的福利很好，他记录下当时工人的工资，从19美元到55美元不等。油田提供公费医疗、免费交通工具、水电和住房，在油田工厂工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但在房管所、商店工作的人，因为能接触到紧缺物资，更让当时的中国人羡慕。

11月，卡特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他表示，要通过扩展性政策来同失业现象作斗争。由于担心卡特的政策会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欧美股市普遍下跌。

这时，欧洲经济逐渐从石油危机中复苏，但美国由于越战的拖累，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于高位。

由美国演员史泰龙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洛奇》，讲述了业余拳手洛奇的故事。他贫困潦倒，平时靠帮人收债及打短工过日子。为了15万美元的奖金，他拼尽全力，历尽艰辛，最后击败黑人拳击冠军。洛奇的顽强精神让许多美国人为之鼓舞，影片上映后大受欢迎，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同一个月，美籍日裔指挥家小泽征尔应邀来到中国访问。小泽征尔1935年出生在中国东北沈阳，获得法国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第一名后，先后跟随指挥大师卡拉扬和伯恩斯坦学习。他从1973年开始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跻身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行列。

小泽征尔要求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带他去学生食堂，用饭票吃了一回饺子。在另一次“强烈要求”下，这位学生很不情愿地带他去簋街一家面馆吃刀削面。他们坐在破旧的长板凳上吃着面，小泽征尔对味道赞不绝口。这时，一位中年男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儿子走到旁边，拿出照相机请求合影。他刚才也在这里吃饭，看到小泽征尔居然来了，连忙跑回家中去拿相机，并把儿子叫来。小泽征尔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有人能认出他，很吃惊，但他立即痛快地答应了。饭后他们去结账，老板告诉他，刚才跟他照相的那个人已经把账结了。

1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籍华人丁肇中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并以和自己中文姓氏“丁”类似的英文字母“J”，将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

得知获得诺贝尔奖后，丁肇中通知瑞典皇家科学院，他要在颁奖仪式上用中文致辞。这一愿望起初遭到美国官方反对，美国驻瑞典大使找到丁肇中说，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不应用中文致辞，而且在场的大多数人听不懂。丁肇中回答说，这是一次全球广播，我希望占全球1/4人口的中国人听懂我的声音。

年末，中央工作会议通报，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长1.54%，许多重要工业的产量，都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323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比上年下降5%，建成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82个。加上1974年的财政赤字7.11亿元和1975年的财政赤字5.27亿元，国家的财经形势已十分严峻。

就在两个月前的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冻结各单位存款的紧急通知》。为了防止财政赤字扩大，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缓和市场供应，中央决定，从1976年10月31日开始，冻结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存款。

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摄制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在完成12年后，重新与观众见面。《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无产阶级文艺百花齐放，一个万紫千红的新的明媚春天就要到来了。”

1988年 戊辰年

1988年2月16日，农历戊辰年除夕夜。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相声演员牛群、李立山演出了相声《巧立名目》，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歌手毛阿敏演唱了歌曲《思念》，亲情是歌曲的主题。评剧演员赵丽蓉与凭借电视剧《济公》走红的演员游本昌演出了小品《急诊》，人们由此记住了这个说话带唐山口音的老人。晚会上，还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足球队的身影，教练高丰文和他的弟子们首次冲进奥运会，他们以录像的形式向大家拜年。零点钟声敲响之后，电视剧《西游记》的主要演员出现在晚会上，迎来阵阵掌声。

春节之前，《西游记》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巧夺天工》介绍了《西游记》拍摄时的一些情景。

7年前，44岁的导演杨洁在中央电视台负责电视戏曲节目。她没有想到，拍摄《西游记》的任务会落到自己这个戏曲导演身上。《西游记》采取了实景为主、内外景结合的拍摄方法，“游”是一条贯穿线。杨洁回忆说：“我要通过‘游’字，把我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名扬四海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剧中，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

这种做法引起一些质疑，有人说，剧组游山玩水浪费钱。之后，中央财政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中央电视台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开展调查，实地调查后的结果是：剧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追加100万专款买新设备，还给剧组每个人购买了一件风衣。

《西游记》经过6年拍摄，总时长25小时，几乎包括了百回小说《西游记》里所有的精彩篇章。片子里运用了大量特效，国内观众第一次看到了真正腾云驾雾的孙悟空。《西游记》开拍很长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有了报酬，导演杨洁拍一集90元，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80元，沙僧闫怀礼是60元。

《西游记》播出后引发轰动。10年后，导演杨洁又带领原班人马拍摄了《西游记》的后16集。

元旦这天，香港的影院上映了电影《胭脂扣》。《胭脂扣》改编自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鬼魂如花在离世53年后，重返人间，寻找负心的情人振邦的故事。影片由乐坛两大当红偶像梅艳芳、张国荣主演，因《女人心》一片而成名的关锦鹏出任导演。

此前，香港电影的主角多为男性，银幕上的主题常常是英雄侠义、铁血柔情，女演员多以配角出现，真正的女性电影寥寥无几。关锦鹏出道后，先后执导《地下情》、《女人心》、《胭脂扣》等电影，均以女性角色为主，格外引人注意。关锦鹏十几岁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抚养成人，关于自己的电影，他后来解释说：“我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从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女性的坚韧，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作品比较关注女性。”

在上海，甲肝病的流行打乱了都市的日常生活。新闻资料记录了上海市各家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1月18日这一天，医院里来的最多的就是上吐下泻的病人。一天后，人数迅速上升，速度之快，超出医生们的想象。

以后短短的一个月里，上海市区有30多万人传染上甲肝，患者大部分是青壮年。疫情发生后，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甲肝防治领导小组，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病因很快查清，人们食用的毛蚶因被污染而携带上了甲型肝炎病毒。

此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从杭州来到上海。《邓小平在上海过年》一书记录了邓小平听到疫情时的反应，他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2月16日，他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还亲吻了杂技小演员金恣。

3月初，甲肝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

这一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到了换届选举的时候。在韩国，56岁的卢泰愚就任总统。上一年6月，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向国民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同意反对派提出的直接选举总统的要求。当年12月，他当选韩国总统。

在法国，72岁的总统密特朗在选举中再次获胜。6年前，他在第三次竞选总统时获得成功，成为法国有史以来通过普选产生的第一位社会党总统。

在美国，66岁的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击败对手，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

这一年，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荣获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讲述了商州的一条大河——州河上的故事。小说中，改革作为一个关键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人们的思维与心态。从主人公金狗最初出发的小村，到乡镇、县城，再到商州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

贾平凹在《浮躁》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翻洞过峡吼声价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

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1个年头。春天，拍卖这种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废止的买卖方式在北京重新亮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西厅，一把仿明式榆木圈椅历经8轮激烈竞价，最终由一位澳大利亚人瑞得曼以2 200元一举拍中。1988年5月15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说：“瑞得曼先生是中国拍卖市场第一位外国买家。”

拍卖活动只举行了一场，在40多号拍品中，成交的只有十几件。一套日本产的比基尼泳装以10.5元一次拍成。尽管如此，人们已开始逐渐了解和接受，个人也可以通过拍卖买卖商品。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8年拍摄的纪录片《冰糖葫芦》的主人公是北京的“冰糖葫芦大王”魏希望，他辞职下海后，雇有26名员工，包括一位教授和两位工程师。

此前，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区分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从1981年《人民日报》讨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雇工问题开始，关于私营企业雇工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6个月前，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这一年的12月，魏希望从个体户转变成为私营企业经营者。与此同时，像魏希望这样的私营企业老板开始越来越多。

4月，辞职在家的上海铁合金厂保管员杨怀定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从当年4月21日开始，中央开放上海、合肥等7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试点。他觉得只要有交易就会有价差，就会有机会。

当天，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杨怀定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以开盘价104元买了两万元年利率15％的三年期国库券，这两万元是他所有的积蓄。当天下午，国库券涨到112元，一个下午的时间，杨怀定赚了800元，相当于他之前在工厂一年的工资。

这么快的赚钱方式让杨怀定兴奋不已，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那时要吃安眠药才睡得着，如果不控制住，精神一定出问题。我吃了4颗安眠药，才睡了两个小时。”

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6个开放城市跑了一遍。当时上海的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一人就占去1/7。一条中央政策，成全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致富梦。

两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外滩脚下的浦江饭店里开业。开业第一天，杨怀定就正式成为上交所的顾客。此后，杨怀定一直活跃在证券市场，他也成为新闻媒体频频关注的“杨百万”。杨怀定在后来出版的自传《做个百万富翁》中这样写道：“我是在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

在深圳，25岁的潘石屹看到了一份报纸，激动不已。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政策放宽，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更为灵活。

潘石屹原本在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上一年，他辞职下海到了深圳，在建筑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看到海南建省的消息后，潘石屹决定去闯海南，随身携带的所有财产，是在深圳打工攒下的1 000多元钱。

初夏时节的海南，码头上一船接着一船，下来的都是大陆闯海人。大小旅馆住满了求职者，有些人甚至露宿街头。这在当时被称为“10万大军闯海南”。

刚刚建省的海南给闯海人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人们期待中的有着现代化建设的特区，一时间却无法承受蜂拥而至的人才。于是许多闯海人开始了自己创业的历程，卖报纸，摆地摊，开“大学生饭馆”和“人才小吃店”，人们都在新生的土地上寻找着自己的希望。

潘石屹在海口奔波了3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到一个砖厂打工。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海南，不断寻找着创业的机会。

两年后，与潘石屹同时期闯海南的冯仑，创办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潘石屹加入其中。该公司1993年完成产权改革，变身为万通公司，总资产超过1亿元。很快，他们在海南的房地产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1988年，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学者许纪霖在文章《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中写道：“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

4月8日，在香港启德机场，作家琼瑶登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3个小时后，她站在了北京的土地上。琼瑶在她后来的大陆游记《剪不断的乡愁》中，感慨地写道：“三小时，原来香港至北京，只需三小时。这咫尺天涯，却经过了三十九年，才能飞渡！”

3个月前，国民党主席蒋经国病逝。随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

上一年，台湾当局有限度地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1988年，两岸人员往来即达43.7万人次。

1988年8月23日，台当局设“大陆工作会报”与“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以统筹、指导新的大陆政策。

9月9日，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

11月21日，第一位大陆公民赴台湾奔丧。

1949年，11岁的琼瑶随父亲由大陆到了台湾。重返大陆，她已经50岁。此时的琼瑶，已经完成了《窗外》、《六个梦》、《几度夕阳红》等42部小说，并全部在大陆出版过，每本都有七八十万册的销量。

两年前，江苏电视台自行拍摄了首部大陆琼瑶剧《在水一方》。主创人员撰写文章说：“把琼瑶作品搬上荧幕，是想让观众了解生活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虽然长时间隔绝，但是我们那溶于血中的民族道德观念，仍然同存于我们彼此的心中。”

一年后，琼瑶带领摄制组来到长沙，将小说《六个梦》拍摄成电视剧。她后来回忆说：“台湾刚刚开放，允许赴内地（大陆）拍戏，给我们的限制却多得不可思议。我全程跟着剧组，吃一样的伙食，住一样的旅馆，深夜不睡……并随时安抚演员或工作人员想家的心情……”

《婉君》是大陆和台湾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1990年在台湾上映，引发收视热潮。

5月开始，上海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些翻几下就能变成汽车的动画形象，这些名字叫作变形金刚的机器人受到小朋友的喜爱。1988年，美国孩之宝公司找到上海电视台，希望播出98集动画片《变形金刚》，不要任何播映费。

动画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1989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20位人大常委建议停播〈变形金刚〉》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在美国市场滞销的‘变形金刚’儿童玩具大量倾销我国市场，每一个玩具要数十元到上百元，给许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即使如此，变形金刚在青少年中依然热度不减，很多男孩都以拥有一个擎天柱玩具为傲。

20年后，美国电影导演迈克尔·贝推出了科幻电影《变形金刚》。然而，留在中国“80后”一代人记忆中的变形金刚，仍然是那部儿时每周六晚上播出的动画片。

此时，西亚和中亚是世界关注的热点。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持续1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7月3日，美国军舰文森号将伊朗航空公司的655号班机误认为伊朗空军的战斗机，用导弹将其击落，机上的274名旅客和1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20日，交战长达8年的伊拉克和伊朗正式停火。两国军费开支近2 000亿美元，经济损失达5 400亿美元，战争双方两败俱伤，综合国力受到很大削弱。

在北京，人们争相赶往北海公园，观看第一次进京展出的自贡灯会。这个展览一共吸引了25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盛况空前。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发表谈话，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业在中国逐渐兴起。此时，国内旅游业吸引的还主要是外籍人士。

6月，作为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首届大兴西瓜节热闹地开幕了。这次活动的宗旨是“以瓜为媒，广交朋友”。至今，大兴西瓜节已举办了25届。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来自西方的吉他流行开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映了电影《路边的吉他队》。影片中，年轻的人们留着长发，穿着格子衬衫、喇叭裤，在大街小巷抱着吉他弹唱。

此时，台湾民谣《乡间的小路》等作品在大陆大为流行。大学校园的吉他社非常繁荣。夏夜的草坪上、女生宿舍楼下，抱着一把吉他深情款款地弹唱，是这个时代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吉他手们热衷于切磋技艺，一决高下的主要手段是“碴琴”，也就是一种民间吉他“对抗赛”。碴琴时吉他手轮流弹奏自己拿手的曲目，观众也会在场下点曲。演奏完毕，观众的叫好声和唏嘘声就是对演奏者最好的评判。

5月，首届“牡丹杯”青年吉他大赛在北京举行。虽然只是北京地区的一个比赛，报名的选手却从全国各地赶来。比赛获奖的选手方仁俊、杨雪霏等，日后都成为优秀的吉他演奏家。

9-1 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荣获美孚飞马文学奖

9-2 1988年，Beyond（超越）乐队成员游览长城

9-3 杨艺创编了交谊舞“北京平四”

9-4 在海南淘金的冯伦（左一）和潘石屹（右一）

9-5 杨怀定，人称“杨百万”

7月的一天，一场激烈的国际交谊舞大赛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来自英国、美国的各国交谊舞高手舞姿翩翩，一展风采。

在武汉东湖边上，人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学跳交谊舞。在东湖，每天下班后都有很多青年男女前往跳舞，旁边还有很多群众围观。

伴随着舞会的火热，一批舞厅也相继诞生。北京的舞厅一度盛况空前，大的舞厅都能够容纳千人。人气最旺的要数北海舞厅，1985年的票价是两元钱，当时大多数北京人每月还拿40多元钱的工资，去北海舞厅跳舞无疑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开班授课的交谊舞专业人员，杨艺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他每个月教授交谊舞的收入达到千元，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月收入的20倍。从小习舞的杨艺决定创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大众跳的交谊舞——“北京平四”，它的基本舞步借鉴了秧歌中的“十字步”。由于步法简单，一推出便受到舞迷的欢迎，京城出现了万众齐跳平四舞的热潮。

3年后，杨艺把交谊舞的教学搬上了电视。如今，平四舞的花样已经发展到上百种。

杨艺在电视上教人跳舞，庞中华在电视上教人们练字。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教授人们各种知识和技能的节目一直很受欢迎。一到固定时间，书法家庞中华就在电视上端坐着，一笔一画教观众学写钢笔字。

此时，不少家庭的书桌上都会有一本《庞中华钢笔字帖》。很多孩子在做完功课后，都会在父母的要求下，再练几篇庞中华的字帖。

8年前，年仅35岁的庞中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字帖——《谈谈学写钢笔字》。那时，他还只是一个爱好书法的地质队队员。没想到，这本32开、百十来页、定价3角9分的小书竟然卖了上百万册，他得到的稿酬是420元钱。

不久，中央电视台找到庞中华，为他录制了10期书法讲座。节目播出之后，庞中华的名字很快被全国观众熟悉，一时间在书法界，硬笔书法成为耀眼的新星。据统计，仅1988年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各种硬笔书法赛事，就达62次之多。

庞中华对于当时的硬笔书法热这样解释：“钢笔是人人都能接触到的东西，假如不是写字，是弹钢琴，也不可能掀起那么高的热潮。他们通过我的书找到了合适的方法。”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1角3分，这样的计划价格维持了28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开始显现。

5月19日，新华社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8月19日清晨，各大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总的方向是：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消息发布的当天，就有人冲进商店，抢购了200斤盐。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习惯了价格几十年不变的人们显得并不适应。仅8月一个月，全国银行储蓄存款就减少了约268亿元。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人们排成了长队。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确定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治理整顿”成为人们熟悉的经济名词。

两年后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和唐忠杰表演了相声《着急》，其中的一段说的正是1988年的抢购潮。此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品短缺的现象已日渐减少，人们已把当年的抢购引为笑谈。

9月17日，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拉开帷幕。开幕式上，韩国高丽亚那演唱组带领18 000名演员高唱主题歌《手拉手》，将开幕式的气氛推向顶点。这曲《手拉手》也成为奥运历史上传唱最广的一首主题歌。

比赛正式开始后，国人寄予厚望的“体操王子”李宁遭遇了“滑铁卢”。上一届奥运会上，李宁曾独得3枚金牌，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偶像。

此前，由于新老队员青黄不接，本想退役的李宁只好继续带队参加第24届奥运会。但由于心理压力过重，李宁吊环比赛时，脚挂在环上，跳马比赛坐在了地上，团体比赛也跌出前三。体操王子这次颗粒无收。失利后的李宁依然面带微笑，但这微笑却引来许多争议。

李宁后来解释说：“我从一开始比赛就笑，我没在比赛中哭过，无论成功失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对所做事情的一种态度。”

与此同时，射击队、举重队、中国女排也表现不佳。最终中国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金牌比上一届奥运会少了10枚。

也是在这届奥运会，许多中国人知道了兴奋剂。9月26日，夺得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金牌的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约翰逊被验出服用兴奋剂，金牌被取消。

奥运会结束后，26岁的李宁退役，他选择了离开体育界，加盟健力宝集团，并创立“李宁”体育用品品牌，开始了自己的商人生涯。

2004年，李宁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按当日股价计算，李宁身价高达16.77亿。他后来这样总结奥运会失利对自己创业的影响：“我觉得人生遇到挫折，从另外角度来讲是一种财富，如果没有汉城的那次失败，可能也没有激发我重新再来的激情。”

这一年，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跟观众见面。该电视剧改编自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7年前开始剧本创作，拍摄制作近4年，讲述了溥仪一生的悲欢离合。

为了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宫廷生活礼俗等，《末代皇帝》全部在故宫实景拍摄，是当时场面最大的一部电视剧。电视剧还聘请了大量的顾问，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剧作家阳翰笙、故宫著名专家朱家溍等。

电视剧播出之后，溥仪的扮演者陈道明很快被大家认识。人们到处打听这个面孔新鲜、演戏老道的演员。没有人知道，陈道明此时已经在表演行当里打拼了17年。

第二年，陈道明因主演青年溥仪而荣获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9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一举成名。

这一时期，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国产电视剧。6月12日，第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在沈阳举行。《西游记》、《雪城》、《便衣警察》获得优秀连续剧奖。

《便衣警察》讲述了青年警察周志明再立新功的故事。片子把时代转折的历史内容引入公安题材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命运，透视时代的变迁。《便衣警察》是作家海岩第一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也是他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导演赵宝刚也是第一次执导“海岩剧”。此后，他们成为“黄金搭档”，合作多次，并逐渐被观众熟知。电视剧播出之后，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在人们中间开始传唱。

10月，第4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战。日方高度重视，破天荒地用转播奥运会的卫星进行同步直播。很多日本棋手床头都放着围棋棋手聂卫平的照片，目标就是要打败他。

7个月前，第3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一盘比赛在东京日本棋院举行。这次棋赛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

最终聂卫平以全歼对方15子结束战斗。至此，聂卫平已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取得九连胜，帮助中国队连获3次擂台赛胜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因此捷报而游行庆祝。3月26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聂卫平“棋圣”称号。聂卫平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的“英雄人物”，由此也在中国掀起了学围棋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成长为一流棋手的常昊、周鹤洋、罗洗河等。

聂卫平的连胜战绩一直持续到这一年年底。12月18日，中日围棋擂台赛广州再战。形势占优的聂卫平发生简单误算，最终失利，结束擂台赛中的十一连胜。一个日本记者感慨地说道：“我等这条消息等了4年了。”

北京首都体育馆——20世纪80年代北京最大的室内演出场所，可容纳近两万人。10月16日这天，它迎来了首次来内地开演唱会的香港乐队——Beyond（超越）。这也是Beyond乐队自成立以来，首次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彩排前，Beyond乐队队员见到了歌手崔健，和他探讨了两地做摇滚乐的心得体会。这一年，崔健推出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在当晚的演出中，由于语言问题，乐队在表演粤语作品时，观众几乎没什么反应。当主唱黄家驹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时，现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Beyond乐队经纪人刘卓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家驹的普通话虽不是很好，但那份味道却不比崔健逊色。最宝贵的是家驹有个人的演绎方法，不是在学崔健唱。这是我听过数十个重唱版本中最好的一个。”

Beyond乐队这次北京之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音乐人甲丁回忆说：“当时Beyond在国内毫无知名度，很多人去看他们演唱会是抱着‘香港这样出产靡靡之音的地方也出产摇滚乐’的猎奇心理。听了他们的演唱会，我觉得不错，这也的确算得上摇滚乐了。”

11月15日，苏联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使用“能源”号大型通用运载火箭，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这是苏联经过多年研制、试验后，首次发射的大型实用型航天飞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发展高新技术的浪潮。9月5日，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会见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仅仅10天之后，中国核潜艇就成功地向预定海域发射了一枚运载火箭。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使中国拥有了陆基、空基、潜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10月16日，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国家建设的高科技工程，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揭开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年底，一种名叫小球病毒的计算机病毒第一次给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带来麻烦。这种病毒发作时，屏幕会出现一个小球，不停地跳动，它碰到的中文会被削去半个或整个。

小球病毒刚刚出现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杀毒软件。直到第二年7月，公安部计算机病毒研究小组才推出了中国最早的杀毒软件KILL V6.0。

年底的时候，人们蜂拥到北京新街口，观看一种新奇的360度环幕电影。银幕上播放的环幕电影《华夏掠影》，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每当摄影机穿过万丈悬崖时，观众都会忍不住发出尖叫。这种观影方式在当时很新鲜，几乎场场都有四五百人观看。《华夏掠影》曾经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播出，观众达50万人次。

之后，这种影院很快向全国扩展，各种类型的新型电影院遍地开花。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巴解驻京办事处改为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馆。一个多月前，巴勒斯坦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宣布成立，11月20日，中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两国建交。也是在这个月，外交部部长钱其琛访问苏联。这是自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问苏联，钱其琛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此前，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1988年过去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社论，社论中写道：“改革的确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在我们面前，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只能靠我们自己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探索前进。”

2000年 庚辰年

2000年1月1日，21世纪的第一个新年。在北京，人们涌上八达岭长城迎接新年。在纽约，人们在广场上点亮“时间球”，庆祝新年的到来。在汤加，世界上第一个迎接新世纪阳光的地方，众人合唱，祝福新千年人类和平、幸福。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全国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中心传来喜讯，让人们担心的“千年虫”问题没有造成“毁灭性后果”，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安全进入2000年。因为计算机程序中习惯采用两位数表示年份，当系统涉及跨世纪的日期运算时，这一结构性缺陷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为“千年虫”。进入2000年之前，很多国家都在竭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俄罗斯，48岁的普京出任代总统，他通过互联网发表首份施政纲领。普京将俄罗斯定位为欧洲国家，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主张建立世界多极化。3月，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普京高票胜出。5月，他在莫斯科宣誓就职。

迎接新世纪的喜庆还没结束，2月5日，中国又迎来农历庚辰年春节。

与往年不同，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主持人有20多位，有栏目主持人，也有综艺类演员。宋丹丹、赵本山的小品《钟点工》，表现了对老年人的关爱，小品中的“大象的故事”和“马甲的故事”成为新的流行语。晚会上亮相的影视歌新人为历年最多，成为一个看点。

这一年的武侠片《卧虎藏龙》起用章子怡饰演女主角玉娇龙，此前，她刚刚出演了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卧虎藏龙》讲述了一位奇女子玉娇龙盗走了一把宝剑所惹出来的爱恨情仇。导演李安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武林中人在“江湖”纷扰中，内心的向往与现实的纠结。

来自台湾地区的李安，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年少时，逢年过节，他在家里还要行跪拜礼。1975年李安前往美国留学，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李安的影片自成一格，他的一系列作品《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都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李安有一个“武侠梦”，在他看来，武侠片长期停留在感官刺激层次，很少能与文化产生关联，却成为一些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甚至是唯一途径。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拍摄《卧虎藏龙》，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

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写道：“我心里一直想拍一部富有人文气息的武侠片。对我来讲，它不只是打，武术招式及出手也是角色个性的延伸。”

《卧虎藏龙》由中英两国的影视公司联合出品，影片的主创融合了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电影从业人员，导演李安来自台湾，摄影鲍德熹、美术指导叶锦添来自香港，音乐制作人谭盾出自内地。而片中的主演也同样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地区。

影片上映后，获得巨大成功。片中行云流水的武打、美妙绝伦的轻功、美轮美奂的东方山水，让西方观众惊艳不已，进而风靡全球，创造中国题材影片的票房纪录，成本仅为1700万美元的《卧虎藏龙》，全球票房达2.13亿美元。

最终，《卧虎藏龙》捧得美国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4项奖项，是当时华语电影在历届奥斯卡的最好成绩。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章子怡，也凭借该片走向国际。

在中国武侠片走向世界的同时，一些日韩文化也在逐渐进入中国。年初，韩国演唱组合H.O.T.在北京举行了首场演唱会。一小时内，上万张门票被抢购一空。H.O.T.成员日本卡通风格的发型、化妆、服装，甚至走路姿态，都被中国粉丝争相模仿。

这一年，媒体上首次出现“日韩流”的概念。《新周刊》的文章说：“哈”风正起，日韩流来了。“哈”源于台湾青少年文化中的流行用语，是非常想要得到的意思。“哈日族”、“哈韩族”是指那些追求日本、韩国流行文化，连穿着打扮、思想行为都仿效的人。

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认为：日韩文化的背景跟中国比较接近，人种、肤色上又有一定的亲近感，并且日本、韩国都是现代化国家，使得它们在审美趋向、时尚潮流方面具有了指导性的地位。

世纪之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文化的融合与传播加速。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留美学子李彦宏和他的团队完成了百度搜索引擎的开发。

1991年，李彦宏从北京大学毕业，随后赴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发展初期，李彦宏作为全球最早研究者之一，创建了ESP（超精准搜索）技术，并将它成功应用于一家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中。

在美国的8年中，李彦宏亲身感受了美国高技术产业区硅谷的发展，硅谷的格言“从零开始”、“一切为了股票上市”、“失败是允许的”影响着李彦宏，他每天都看到商战无数。在1998年撰写的《硅谷商战》一书中，李彦宏问自己，再去加入这场商战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可是按照信息经济现在的发展速度，谁又能够负得起不参战的责任呢？

1999年年底，李彦宏怀抱“科技改变人们生活”的梦想，带着1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回国，与好友徐勇共同创建百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此时国内已有几家反响不错的门户网站，但中文搜索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空缺。回忆这段人生抉择时，李彦宏说道：“我小时候有很强的不服输心理，越是大家不看好的事，我越是要做成。”在短短6个月内，李彦宏领导百度团队，完成中文搜索引擎的开发工作。

就在李彦宏回国创业之时，全球互联网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6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不断下滑，全球网络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中国。

上一年年底，清华大学承办了首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教育网最大站点“易得方舟”，在大赛中脱颖而出，获得风险投资660万元。

与“易得方舟”类似，随着网络热和资本的涌入，1999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出现一批大学生创业公司，并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有媒体称，1999年是“大学生创业年”。

但在全球互联网危机中，“易得方舟”遭遇了资本的无情打击。两周内，风险投资撤走，账上只有几千元钱，40多个员工等着发放工资。接着，5个核心人物走了3个。此时，“大学生创业潮”中涌现的公司大半都遭遇到资金的枯竭，加之商业管理经验的缺失，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

在百度公司，第一笔风险投资已经花去大半，按计划正是进行二次融资的时候，但是投资人的热情却大不如前。

与李彦宏携手创办百度的徐勇说：“那时天天为钱奔波，当你没钱时，谈判的筹码很低，别人给你什么条件就必须得接受，真有很多公司因为融资没有及时到位，做不下去，这时候只能解散或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别人。”

投资遭遇险情的百度，产品的销售市场却逐渐打开，硅谷动力、搜狐等公司先后与百度签约。产品被业内看好，给了投资人信心。3个月后，投资人终于在谈判桌上签字，第二笔融资1000万美元到位。5年之后，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中国在纳斯达克市值最高的股票。

在海外学子纷纷选择回国创业之时，从乡村进入都市创业的农村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纪录片《棒棒》讲述的正是农村青年刘晓萧创业的故事。夏天，进城务工的刘晓萧结婚快一年了，他把父母从家乡接到重庆，一家人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该记录片拍摄于1996年，完成于2003年，导演曾磊用7年的时间，向人们展示了一位农民融入城市的经历。曾磊称：“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拍摄刘晓萧，是因为他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触动了我，所以想一直拍下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机遇，或者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3年，为了摆脱贫困，刘晓萧离开农村来到重庆成为一名“棒棒”。在重庆，“棒棒”指的是为人提供劳力服务的人力挑夫。该片记录下刘晓萧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也是进城农民的生活写真。7个人的午餐一共花费了19元8角，十几个人挤在一处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

与其他“棒棒”不同，刘晓萧爱好文学。在重庆打工的3年时间里，只有初中文化的刘晓萧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进城3年后，刘晓萧第一次回老家，全家7口人分吃4块月饼。

改革开放让农民获得了自主择业权，进入城市就业，但今天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

两年前，急于改变命运的刘晓萧与朋友合作，开办棒棒军服务公司。“棒棒作家”开办公司，引起重庆许多媒体的关注，刘晓萧一夜之间成为重庆名人，他的生意也风生水起。

2000年，刘晓萧的公司发展起来，每个月的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员工每月也能有500多元的收入。8月，刘晓萧的儿子出生了。

经过8年的努力，刘晓萧终于融入了城市。据统计，从2000年起，每年有120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专家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

2000年的“五一”节，中国首次放假7天，各地旅游景点出现游客井喷的场面。据统计，全国出游人数达4600万人次，旅游消费达181亿元，因此引出“假日经济”一说。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们的收入达到小康水平以上时，才会产生旅游的冲动。到2000年年底，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美元，中国人正从以吃饱穿暖为标准的温饱型生活，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准的小康型生活转变。

4月，古巴小男孩埃连引来全世界的关注。22日凌晨，美国司法部武装特工突袭埃连的大伯家，把躲在衣柜中的埃连强行抱走，干脆利落地解救了被美国亲戚非法扣留的古巴男孩埃连。埃连被美国特工强行带走时，因惊恐而哭泣的照片，成为美古关系的时代缩影。

5个月前，6岁的埃连随母亲偷渡美国，偷渡船翻沉，母亲遇难。他的父亲要求孩子回国，而埃连的美国亲戚在美国反古势力的支持下，竭力阻挠，这场风波使埃连成为2000年的风云人物。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一些宗教领袖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埃连送返古巴。几经周折，埃连终于在6月回国。回国后的埃连被视为一名小英雄，国家元首亲自为他庆祝10岁生日。他的父亲原本是餐馆的一名工人，事后被选为国会议员。

10年后，16岁的埃连长成一位英俊少年，在一所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可能成为古巴革命军的一名军官。

在中东，5月24日，以色列部队撤离“安全区”，结束对黎巴嫩22年的占领。但由于以色列没有从有争议的萨巴阿农场撤军，这两个南北接壤的国家，从未停止过冲突。

6月13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朝鲜，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会谈。这是朝鲜半岛分裂55年后的首次北南首脑会晤。这次会晤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还实现了离散家属的互访。

8月22日，重庆奉节的熊真国一家离开故土，开始迁往浙江长兴。临行前，熊真国的妻子带上了家乡的泥土。

这个月，三峡库区将首次施行移民外迁，奉节县97个村的620名移民将迁往浙江的两个县。纪录片《三峡人家》记录了移民搬迁的过程。

5天前，熊真国将家里80平方米的老屋卖给了亲戚。按照移民政策，他们可以得到1.5万元的拆迁补偿。熊家世代生活在奉节，夫妻俩开在码头的茶馆，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熊家的田地就在长江边的滩涂上，人均不足半亩，洪水一来，常常几个月都淹没在水中。

8月22日，是奉节首批移民动身的日子。奉节50%以上的农村人口需要外迁，是整个三峡地区移民难度最大的县。

熊真国在浙江的新居有240平方米，花去3万多元。在奉节，山高水长，用不到自行车；到了浙江，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熊真国被安排到村办纺织厂上班，试用期过后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国家移民政策总体要求，迁入地经济较发达，确保移民有发展后劲儿。熊家6口人共分得5亩4分地，在移民到来前，村里已安排插秧，保证移民当年有收成。

两个月后，熊家收了2000千克稻米，一家人格外高兴。熊真国说：“在浙江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做工、种菜，自己不劳动就掉队了，落伍了，别人就瞧不起了，在奉节老家没有这种变化。”他的妻子还计划着租间房子，开个四川小吃店。

三峡水库建成后的正常水位是175米，到2003年，水位线以下的113万三峡人，将在上海、浙江、广东等11个省市开始新的生活。

此时，一些人正在热议记忆中的台湾歌手罗大佑。7月，《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等待罗大佑》。9月，罗大佑将在上海举办他的第一个大陆演唱会。此时，他的歌曲在大陆已经传唱了十几年。

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1982年，还是放射科医生的罗大佑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这张专辑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此后的两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家》，在台湾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罗大佑最终选择做一名职业音乐人。20多年时间里，罗大佑先后创作并演唱了《恋曲1980》、《恋曲1990》、《童年》、《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等歌曲。

在北京，离演唱会还有3周之遥，800多张480元的门票就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被抢购一空。自费购票赶往上海的明星有崔健、李亚鹏、汪峰、张亚东等，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和白岩松也在其中。北京的歌迷除包了一架波音737飞机外，还包了8节车厢。一些旅行社还以罗大佑的演唱会为卖点，推出“罗大佑上海之旅”、“与罗大佑共度周末”等活动。

初秋的夜晚，在上海体育馆，罗大佑与周华健、李宗盛一起，抱着吉他，坐在舞台上轮番弹唱，掀起演唱会的高潮。他们从自己上学时最喜爱的歌曲，唱到成名后自己创作的音乐，让大家在时空交错中追忆青春的激情，感悟时光的飞逝。有人说，来听罗大佑是为了祭奠青春。

10-1 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举办了他在大陆的第一场演唱会

10-2 1998年5月18日，棒棒军服务公司成立，图为重庆电视台导演曾磊在拍摄纪录片《棒棒》

10-3 美国特工闯入当时收养埃连的迈阿密亲属家中

10-4 2000年的时候，《新周刊》开始在大陆提出“日韩流”的概念

白岩松后来这样说道：“通过他的音乐，我可以让自己再年轻一回，在歌声中找到10年前的自己，他的歌适合在很个人的空间中，安静地去面对和回忆。”《三联生活周刊》评述罗大佑是一代人“模糊的青春里剩下的一尊老偶像，是一件耐用消费品”。2005年，大陆新版大学语文课本收入罗大佑创作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流行歌曲入选大学课本，尚属首次。

10月，具有浓郁怀旧色彩的电影《花样年华》在大陆上映。5个月前，电影的主演梁朝伟荣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花样年华》也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艺术成就奖。

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的《花样年华》，讲述了两对夫妇的婚外情故事。影片具有极强的个人化风格与唯美主义色彩。影片上映后，女主角扮演者张曼玉在电影中穿的30多套旗袍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电影将旧上海的旗袍文化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

王家卫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我之所以入电影圈，最大的原因是地域的问题，我在上海出生，但在五岁时，父母便迁到香港来。香港人说的方言跟上海不一样，因此我不能跟本地人谈话；我未能交上朋友。我母亲也面对同一景况，她常带我看电影去，因为电影里有些东西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那是基于影像的共通语言。”

老上海的记忆一直存留在王家卫的生命中，《花样年华》是他心中怀旧的影像，也为人们留下了一幅经典的怀旧画面。

在成都，峨眉电影公司董事长赵国庆，比别的城市晚3个月才拿到《花样年华》的电影拷贝。

冬季的时候，峨眉电影公司所有影院都在放映美国大片《完美风暴》，票价5元，降价后票房增加了5倍，观众人数增加15倍。赵国庆认为，他的5元票价的创举“把老百姓重新请回了电影院”。很快，这场降价风波辐射到全国。

不过，赵国庆的5元票价很快遭遇反对的声音，电影发行公司并不支持降价举动，赵国庆说：“只要老百姓高兴，只要没有违反与制片方签订的合同，我就要坚持下去。”

赵国庆联合成都十多家电影院，将电影票价下调为5元。有人称，此举是“中国电影第二次革命”，赵国庆也因此于2001年4月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新闻人物。

2005年6月，赵国庆又提出“周二半价日”的概念。随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和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联合倡议“周二半价日”，该举措得到全国100多家影院的积极响应。电影半价日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

入秋时节，37岁的陆幼青开始在“榕树下”网站连载《死亡日记》，文章以珍爱生命为主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陆幼青在日记里记录了癌症带给人的脆弱：“它坚定不移、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地对着你侵削剥蚀，从肉体到精神”。但他又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一次生病与生命的对话，像一场优美的午茶……”

陆幼青曾经从教、从商，也当过记者。夏天的时候，他被宣布：癌症晚期，活不过100天。他决定以日记的形式，记载这100天的经历、生理和心理变化，希望他的经历能对“苦苦地跟癌症作战的人”有所帮助。在“榕树下”网站，《死亡日记》每天的访问量有7万多人次。

10月，在陆幼青生日之前，他带着“为自己买第二套房子”的心情，亲手给自己挑选墓地。这一天，他写下了日记连载的最后一篇《最后的生日》：“我感受到了常人无法感受的那种深彻骨髓的悲哀：在如此一个有阳光，有青草气味的早晨，我不是来游玩的，不是来带着女儿在这片草地上奔跑的，我只是来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个墓园”。

有网友这样说：“其实我们并非无知，而是在忙碌到极点的日子里，忽略了生命的珍贵和生活的快乐！生命的意义本不是几句话、一本书就能说清的，陆先生值得我们去尊敬……”

在冰冷的北冰洋中，死亡也在威胁着人类。8月12日上午11点28分，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参加演习时爆炸沉没，艇上118名官兵全部遇难。

造价10亿美元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御武器，被誉为“航母终结者”，但先进的科技并没有避免危险的降临。事后的调查发现，是鱼雷燃料泄漏引发了爆炸。爆炸后，幸存的23名官兵为避免核泄漏，关闭了动力装置，丧失了最佳的逃生机会。他们知道，附近的救援艇会赶来营救。但是，俄罗斯救援艇上的电池过期，救援失败。

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副船长迪米契·克莱契科夫给新婚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我们中没有人能逃到海面上去，现在看来我们生还的机会越来越小，但我们希望至少能有人读到这封信，知道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船员家属无法接受潜艇沉没的消息，一位母亲指责政府没有及时行动，她后来成为人们心中仗义执言的英雄。

在湖南长沙，一位名叫陆慧的女士，也因为技术原因而命悬一线，一辆帕杰罗越野车因刹车失灵将她撞成重伤。

此前，宁夏司机黄国庆，已经将三菱帕杰罗V31型越野车刹车失灵现象上报给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局在对三菱帕杰罗V31、V33型越野车检查后发现，因为设计缺陷，这些车辆的制动油管全部存在磨损现象，严重的已磨断，这已经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按照国际惯例，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应该由制造商统一召回，但是三菱公司在中国没有这样做。日方的解释是，中国没有召回制度。

10月，三菱公司向各地特约维修站发出内部通知，免费为找上门的V31、V33型用户更换新的制动油管。不过，这一决定未向社会公开，此时中国国内正在使用的这两款车共有7.2万辆。12月底，陆慧因帕杰罗刹车失灵被撞成重伤。

国家检验检疫局在2001年2月9日发布公告，吊销日本三菱帕杰罗V31、V33型越野车的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书，禁止其进口。3天后，三菱公司北京事务所决定召回这两款车，但对消费者提出的道歉和赔偿要求，仍然采取回避态度。

这时候，陆慧的家人才知道，是三菱帕杰罗汽车本身的质量问题造成了事故。陆慧发生车祸后3个多月，三菱公司向中消协递交《三菱汽车公司在中国召回——对消费者的赔偿方案》，陆慧最终获得12万多元的补偿。

在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博弈的过程中，随着媒体的不断关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得到了新的洗礼。三菱帕杰罗事件也推动了召回制度在中国的建立。2004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正式发布，这是中国以汽车产品为试点，首次实施召回制度。

9月，第27届夏季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28日晚上，女子3米跳板决赛，23岁的伏明霞凭借稳定的发挥，赢得她在奥运会上的第4枚金牌。

《纽约时报》预留了头版给伏明霞，在她夺冠后两个小时，照片就出现在报纸的版眼位置。文章的标题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笑容”。文章中说，美国人认为伏明霞是中国体育历史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他们在凌晨观看奥运会，甚至放弃了观看美国女排与俄罗斯女排的半决赛，美国人认为，伏明霞以完美的表演与迷人的笑容征服了全世界。伏明霞连续3届奥运会为中国赢得金牌，创造了国际跳水界的“伏明霞神话”。

悉尼奥运会中国收获28枚金牌、16枚银牌、15枚铜牌，首次跻身金牌榜三甲，实现历史性突破。

美联社以“2000年悉尼属于中国”为标题进行报道，文章写道：“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感到惊喜，他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幸运之神正在将幸运之手伸向这个东方古国！”

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男子体操队队员笑盈盈的照片做封面。他们还注意到男乒选手孔令辉获胜后激动地挥拳。当看见孔令辉站在领奖台上，国歌响起时，右手往左胸上按的动作后，美国人更是无比惊讶：这些运动员和过去50年来的前辈不一样。

文章说：“在悉尼，中国运动员笑啊，闹啊……在一场势均力敌的乒乓球比赛中，替中国台湾运动员打气；在举重赛场，更是帮忙要一批观众安静下来，以免分散了保加利亚选手的注意力。”文章记述了体操运动员李小鹏的话：“我们的金牌是努力合作的结果，现在是我们欢乐的时候，我们要坐下来，享受欢乐。”

年末，电影《幸福时光》上映，这是导演张艺谋的首部贺岁片。

与以往不同，这部贺岁片是部悲喜剧。影片中赵本山扮演的下岗工人，尽管生活贫困，但还是对董洁所演的无助盲女倾注了最大的关爱，只不过因为能力有限，这份爱充满心酸和无奈。

影片放映后，感动了很多人。有观众说，就凭这部电影对最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就该向制作者致敬。

现实生活中，先天愚儿舟舟在亲人和社会的关爱中已经渐渐地长大。

两年前，人们通过导演张以庆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认识了智商永远停留在4岁的舟舟。46岁的张以庆，没有上过大学，33岁以前待在工厂，开过机床，看过仓库，主持过黑板报，业余时间他坚持文学创作，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小说，还有相声等曲艺作品。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以庆被借调进湖北电视台。3年前，他开始拍摄舟舟。

舟舟生于1978年4月1日，他的父亲是武汉市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母亲是普通职员。父亲上班时总把他带在身边。日复一日，在乐团排练间隙，舟舟常常走上指挥台，兴奋地挥舞起手臂。于是，乐手们在指挥席的侧后方，给舟舟放了一个谱架。十几年过去了，舟舟的“指挥席”始终静默于排练厅一角。

《舟舟的世界》播出后，舟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名人，甚至走进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指挥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从没有想到一个智障的孩子会在生活中获得这么多掌声。是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爱，使蕴藏在舟舟身上的潜能得到了发挥。”

2000年，舟舟已经是中国残联艺术团的重量级成员之一，多次在海内外演出。作为名人的舟舟，仍不懂得名利为何物，只陶醉在音乐的快乐中。

《舟舟的世界》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大奖，并成为专业院校的教学片。导演张以庆说：“评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在于它的多元性，不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人，都能有他的权利、空间和自由。”

在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引发争议。11月大选投票后，本应在第2天宣布结果，但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计票结果上发生了严重争执，双方由政治竞争发展到“对簿公堂”，围绕选票的计算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5个星期的诉讼大战。

一个月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布什赢得大选。不少政治评论家认为，布什总统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判”出来的。

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取得显著成果。6年前，国务院发布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年底，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8000万减少到了3000万。

这一年，全国14家调查机构联合对北京、大连、上海、广州、西安等14个城市进行“城市居民生活观调查”。调查显示：城市居民的商品消费意愿，由过去以中低价位产品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电脑、汽车、住房“新三大件”高价位产品为主，生活余款由过去的存钱转变为风险投资。乐观、向上是2000年带给中国城市居民的最大感受。

1944年 甲申年

1944年1月25日，农历甲申年春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许多人在为抗日战争进入第7个年头彻夜守候。国民党《中央日报》这样描述道：“春节之晨，山城灯火通宵，全城人士亲送旧岁以去，目睹新年以来者，约占三分之一。”

这时候重庆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有了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居民已经不再担心日本飞机的空袭。上一年8月23日，日本轰炸机投下151枚炸弹，炸死市民18人，这是5年半大轰炸中日本飞机最后一次空袭重庆。

过去的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一年。在中国战场，鄂西、常德两次战役，日军被击退，伤亡6万多人。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更是毙伤敌伪军20万人。

在西欧，日本的轴心国盟友意大利已经向同盟国投降，法西斯的创始人之一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在东欧，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重创德军以后，正在穿越本国的边界向德国推进。

1944年的《中央日报》社论中已经开始谈论收复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设，统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春节前，许多农民收到了文艺工作者送来的新年画，画中的秦琼和尉迟恭换成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手里拿的是步枪和大刀。拥军爱民、团结抗敌是新年画的主题。

大年初一，各单位的业余秧歌队上演了150多个节目。最受欢迎的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本描写了在山上开荒的哥哥和妹妹闹误会的故事，剧中唱道：“雄鸡雄鸡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懒虫。”

这一年，边区政府的每个人都制订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说：“毛泽东打算在他的一小块儿地种洋葱。朱德则打算种莴苣和白菜。”

春节刚过，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

写信的吴满有是边区的第一个劳动英雄，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在延安，和吴满有齐名的是农具厂工人赵占魁，此时边区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在劳动英雄的激励下，富有边区特色的各种劳动竞赛，在个人、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两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已经基本实现衣食的自给自足。

在四川成都的远郊，广汉、邛崃、新津和彭山等地，40多万农民没有在家中欢度春节，他们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农民们昼夜轮流工作，肩挑手拉，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了6座机场。根据工程设计图，新建的机场远比以前的机场宽敞，跑道也更长。

对此，美国盟友赞叹不已。美国《圣路易斯邮报》曾经兴奋地宣布：“我们感激中国供给我们可筑机场的重要据点，以及中国43万人民的劳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力征调是2000年前建筑万里长城以来空前的一次。”飞机场的新主人是波音B-29战略轰炸机。

B-29战略轰炸机自重达60吨，能够携带7吨多高爆炸弹或燃烧弹，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最值得夸耀的是它的续航能力，达到了6430公里。它大而不笨，飞行时速达563公里，高度达 10670米，令所有日本高射炮和战斗机望尘莫及。这个空中巨无霸庞大的身影象征着前所未见的毁灭力量。

B-29战略轰炸机将在1943年年底前部署在中缅印战区，从中国大陆出发的空中攻击不仅可以切断东海上的日军交通线，而且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而在两年前的春节，汪精卫还在为所谓的中日亲善大肆宣扬。

在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撰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有这样的描述：汪精卫在主持会议时，分析到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处境，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呜咽中匆匆结束，说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见，他每次总是如此。

春节过后，汪精卫身上的枪伤复发，前往日本治疗。

1944年日军新闻报道，日军已经由太平洋战争之初的节节胜利变为弹尽粮绝后的负隅顽抗。在新几内亚的日军，逃到广阔的山地和茂密的雨林中，但是没有任何补给，粮食最终耗尽，他们一边吃着树叶和草，一边进行战斗。在太平洋上，美军采用跳岛战术，相继攻陷太平洋上被日军占领的岛屿。

日军节节后退的后果是散落在东南亚的50多万日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随时会被美国海军切断，陷入补给中断、孤悬海外的窘境。日军大本营再次把目光注视到沉寂已久的中国战场。

古城开封西边的中牟位于第一战区的最前线，流过身边的黄河与黄泛区是中国军队凭借的天险。花园口决堤以后，黄泛区已经历了6年的荒凉，中日军队也对峙了6年。

单调的对峙局面时间久了，人们的精神免不了有些松懈。一本有关抗战的史书描绘过这样一个场面：“守在最前线的中国战士与日军相隔只有几百公尺[1]，双方步哨的距离最近的只有几十公尺，没有战事时，彼此对着工事相望。”

4月17日晚上11时，中牟守军暂27师听到了坦克车轰隆隆开过的声响。日军第37师团从中牟北方突破黄河防线，主动发起这次战役的日军事先称之为“一号作战”，匆忙应战的中方后来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计划有两大重点，一是打通从日本经朝鲜、华北、华中、华南、越南、泰国到新加坡的漫长的大陆交通线，二是攻击与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

第二天，中牟镇陷落。随即，中原重镇一一陷落。

4月21日，郑州失守。

5月1日，日军攻占许昌。

5月9日，日军打通京汉线。已经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恢复了交通。

5月25日，日军占领洛阳。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预定目标。

从4月17日战斗打响至5月25日洛阳城破，38天之内中国丢失了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河南的失守导致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双双被免职。新任第一战区司令在豫陕边界的西峡口检讨时，指出河南的战败是由于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

在攻占洛阳的同时，日军也分成7路扑向湖南长沙。6月18日，长沙失陷。

面对河南会战的失败，中共中央开始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起局部反攻。毛泽东指出：“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南下战略的开始。

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随后，豫东根据地、豫南根据地、豫皖苏边区、湘鄂赣边区和苏浙根据地先后建立和恢复。

在欧洲，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在整个登陆过程中，盟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不下3000人。

战地记者卡帕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登陆的场景：“我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了，我无法思考，也无法做决定。潮水推动我们不断靠近铁丝网，空相机在手里抖动。从头到脚贯彻全身的是一种新的恐惧感。这恐惧感让我的脸都变形了。”

近60年后，这场战斗被再次搬上银幕，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真实再现了战争残酷无情的一面。

而此时，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正由重庆来到延安进行访问，33岁的赵超构便是其中的一员。

对于这个初访延安的观察团而言，国民政府很是怕他们被中共蛊惑。于是，国民党宣传部便决定，去延安的外国记者不能单独前往，要有中国记者陪同。而前往延安的中国记者必须是重庆主要报社的总编辑，至少也得是编辑主任、采访主任，像这样老练的资深记者，才不会被中共迷惑。

赵超构讲一口不好懂的温州官话，加上初次远行采访，很难在当地深入调查。国民党方面一见名单，便笑称：“就让一个聋聩记者去吧，很可能劳而无功。”于是，赵超构成了他们求之不得的人选。

进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说，如果夸张一点儿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在延安，赵超构给重庆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完成了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它成为人们了解延安的重要窗口。

《延安一月》中穿插了十几幅延安艺术家的木刻，从中可以看到，烧香窟窿、数豆子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减租减息稳步进行，在冬日农闲的时候，村庄还兴办冬学，教农民识字。

到达延安两个星期后，在为记者团举行的延安文化界座谈会上，赵超构见到了丁玲。1927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曾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6年秋天，丁玲到达保安，成为第一个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

在赵超构的眼里，此时的丁玲豪爽、健谈，难以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像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赵超构注意到，在甜食上桌的时候，丁玲捡起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在赵超构看来，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亲的原形。

座谈会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是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6年前的夏天，陈学昭也曾以记者的身份访问延安，以通讯集《延安访问记》而名扬国统区。1940年12月，陈学昭放弃自由作家的生活，来到延安。

作为《解放日报》的编辑，陈学昭按照行政级别，享受着供给制的物质生活。集体食堂里的伙食标准分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大灶以小米为主，小灶以面食为主。作家陈学昭享受的是中灶，不但有菜，有时还有一点儿肉片。

1944年陈学昭的生产计划是完成折合8斗半粮食的纺纱任务，她至少每天要纺出相当于7两粮食的纱。陈学昭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描述了纺线时思想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坐在纺车面前，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

但是不久，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过一粒米，但却已不知穿过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感觉对不起劳动人民……

陈学昭很快就掌握了纺车，每月都能完成任务，超额部分还能够给自己积累一些零用钱。一年后陈学昭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她用纺纱积累的零用钱在边区银行换了两个金戒指，缝在自己的腰带里。

就在长沙激战的时刻，人们翘首以待的B-29轰炸机终于开始行动了。美国空军将首次从中国大陆起飞空袭日本本土。

执行任务的B-29轰炸机在6月15日之前全部从印度飞抵成都等地的机场。15日下午，美国14航空大队68架飞机逐一起飞，飞行员们袭击的目标是日本九州北部小仓的钢铁工业企业八幡制铁所——该企业年产225万吨轧钢，占日本年产量的24%。

首次轰炸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有一枚炸弹投到目标区附近，炸毁了一个发电厂。轰炸过后，中美双方的媒体都将这次行动描绘成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毕竟是1942年美国空中英雄杜利特轰炸东京后对日本本土的又一次打击。

在日本国内，生产力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紧急动员令。女子也被迫进入更多的生产一线。从1月开始，14到25岁的女性被动员到各工厂生产。这是当时日本的新闻：

女士毫不紧张，平稳地开着车。

女孩儿们，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男孩儿，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

国家处于危难时间，我们这些青少年，我们这些少年兵多想早一分钟奔赴前线，击沉敌舰。

虽然年少，但通过军旗的少年们，对歼灭美英充满自信，在小小的身体中，有英勇的灵魂。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底特律最后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记载说，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5分钟生产一架飞机。到1944年，美国已拥有航空母舰96艘，而日本仅有5艘。

战争的结局已经不言而喻。

和历史同时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温年份，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35天。此时上海正在上映由周璇、袁美云、王丹凤主演的《红楼梦》，影片着重演绎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男欢女爱是这一时期上海影坛的重要主题。

7年前，周璇因主演《马路天使》成为电影明星，《红楼梦》把她的名声带到了日本，它成为第一部被介绍到日本去的中国电影。在这一年《新影坛》杂志对周璇的采访中，周璇告诉记者，自己的饮食在实行节约的标准，一菜一汤。

物资的匮乏让上海的币值在一天天滑落，纸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战前只值8角钱的熨斗，现在一个要卖1140元。十元、百元、千元的钞票早已不知去向，买香烟，买火柴，都以万元为起点，生意人往来，做的都是成亿成兆的买卖。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而此时沦陷区里的经济和供应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4年，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这样的闹剧已经透露出战局变化的某种迹象。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不断有中美两国军队的飞机飞临侦察，于是日军夜夜采取防空措施，要家家户户把窗户用黑布遮掩，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学会的上海方言，就有一句“耐电灯隐脱”，意思是把电灯关掉。

这一年，24岁的张爱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说已经相继出版，她的书在上海风行一时。在她的笔下看不到战争的硝烟，但霓虹灯闪烁的上海却充满了小人物的苍凉。在散文《我看苏青》中，她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湖南，因在洞庭湖之南，故名湖南。这里不仅有中国优良的兵源，也是抗战中国的大粮仓。一位随军记者曾动情地描绘湖南的风貌：“湖南的土地是美丽秀气的，芬芳馥郁的，湘北更是如此。山田层层起伏，在金色的阳光下看去，好像在欣然微笑，巨大的山岳与小巧玲珑的山峰，大河与涓涓细流的小溪，同样地脉脉含情。”

夏天的一个夜晚，湖南衡阳县渣江镇充斥着枪声、人声、追逐声，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她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衡阳不仅是粤汉、湘桂铁路的交结点和湘水、蒸水的汇合处，又是中国东南各省通往西南大后方的公路枢纽，这里还设有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由此成为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进攻的重点。

日军从年初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在河南、湖南和广西的3个战场上，日军进展顺利，只是在衡阳遭遇了最顽强的阻截。

6月22日，日军开始进入衡阳外围，约11万的日军围困着不到2万的中国军队，却无法前进一步。与此同时，日军又受到外侧中国援军3个军的反包围，战线极度混乱，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到处是第一线，到处是白刃战。敌我双方的师长、团长、营长等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卷进了乱战。

7月18日，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衡阳城下的进攻受阻，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被迫辞职。

47天后，衡阳守军弹尽粮绝，衡阳失守。在中国守军阵地前，中日两军的尸体堆积如山，城内街市已成为一片废墟。这一战中国守军战死约4000人，而根据日军公布的数字，日军死伤高达19380人，仅中高级的军官就阵亡390人，负伤520人。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一位官员奉命到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他后来写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衡阳失守后，琼瑶一家不得不走上了逃亡的路，她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汽笛的狂鸣，也第一次乘上火车。琼瑶在《我的故事》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难民火车”：

那难民火车上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地道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撑着你倒不下去。

11-1 在东欧，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重创德军以后，正在穿越本国的边界向德国推进。图为1944年8月18日盟军解放巴黎后，和德国人勾结的女人被剃光了头

11-2 1944年蓟县盘山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被评为保卫家乡的民兵模范班

11-3 1944年，冀热辽根据地在迁西县和青龙县设立的兵工厂

11-4 1944年夏季，冀热辽军区记者罗光达在昌黎县采访被我军营救的美军飞行员

11-5 1944年张爱玲红遍上海

琼瑶一家的目的地是桂林。可是逃到桂林，一进城门，就惊呆了，满城都是各路驻军，在当局无计划的“疏散”命令之下，医院饭馆纷纷停业，人们流离失所。琼瑶一家只得向贵州方向逃难。此时，正面战场的噩梦还在持续。一向安全的西南大后方转眼间变成了战场。

9月，日军从湖南攻入了广西。铁路沿线城池连连告失，使柳州成了临时避难所。大量难民和南迁的机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纷纷拥入柳州，使市内人口暴增。当日军发动桂、柳作战时，人们又纷纷向外逃。柳州火车站上整天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大公报》报道：“日来列车秩序极乱，马桶浴盆与乘客争登，小鸡小鸭与物资抢位。”

正当豫湘桂战役屡屡失败的时候，中国远征军正在滇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5月初，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发动强渡怒江战役，之后他们便着手开始收复古城腾冲。在历经42天的焦土作战之后，9月14日，沦陷了两年的腾冲城光复。滇西战役1945年1月27日结束，历时8个月16天。日军第56师团全部被歼，第2师团及第53师团被歼一部，死伤、被俘共21057人。来自朝鲜的慰安妇也在这次战役中被虏获。《大公报》上一篇名为“一个战地记者的报道——日本营妓在腾冲”的文章叙述说：

十四日的上午，我军攻克了腾冲城几个最后敌人的工事时，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一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着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了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那儿，有的已经腐烂了，有刚才打死的，有的手脚还在触动，惨不忍睹。这些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处以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文章中所提到那些死掉的慰安妇，全部来自朝鲜，一年以前，她们被日军送到中国来。

“慰安妇”的首次出现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始作俑者是臭名昭著的侵华罪魁冈村宁次，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到1932年3月，驻沪日军已达3万人，野蛮成性的日军制造了多起强奸当地妇女事件，遭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为搪塞外界对日军兽性的指责，冈村宁次决定效仿海军的做法，从长崎招来一个“慰安妇女团”。至1932年7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

最初，慰安妇的来源主要依靠商人在本国招募的妓女，随着慰安妇制度的迅速蔓延，从朝鲜、东南亚各国强制、诱迫来的妇女逐渐增多。

慰安妇通常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处所，不管白天黑夜，她们都必须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日军对待朝鲜的慰安妇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比如规定白天是士兵的机会，晚上是军官的机会；官兵和慰安妇绝不可以一起外出游玩，倘如发现这种事情，官兵、慰安妇都要受到惩罚。在腾冲的这些慰安妇平时可以上街，买衣服和生活用品，她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

攻击的包围圈形式形成的时候，也会看见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地在封锁口上经过，我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地溜走了。

在日军的麻痹下，她们自动接受了这样的生活，直到见到她们的姐妹惨死于枪口的时候，她们才感到日军的残忍。

有统计表明，战争期间约有20万以上的亚洲妇女被日军征用作为“慰安妇”，她们长期遭受日军的性奴役，许多人病死于军中，幸存者也身心残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朝鲜妇女站出来揭露这段史实，并控诉日本政府，“慰安妇”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人权课题。

9月，为配合远征军以及盟军大量来华对翻译的需求，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而早在一年前，西南联合大学的布告栏上就已经贴出了教育部征兵通知：征调应届大学四年级身体合格的学生为翻译人员。

梅祖彦是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届的毕业生。1943年11月9日，接到通知的梅祖彦和所有应届的同学一起来到以往集会的操场。此时，他的父亲梅贻琦默默地站在台上，表情凝重。庄重、严肃的语言使每个同学都集中了注意力，梅祖彦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的每一句话：

近日来，当大家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士兵，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受到了相当的教育。平时我们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

体检合格后的梅祖彦被派到译训班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化生活集训，除了基本的兵操训练课外，他们还必须由专人讲授“社交礼仪”课。译训班的学员被告诫：译员和美国军人交往就是从事国民外交活动，要时刻注意维护国格和自己的人格。译训班结业后，学员们按照成绩被分别授予上、中、少尉军衔，并分配到各美军联络组担任文职军官。

到这年年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已大见成效，已有超过12万青年报名入伍。这批1944届的从军的知识青年，除少数直接参加前线战争以外，大多都只从事翻译工作。

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的张良皋被分配到炮兵训练所，随着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原来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剩余装备，移调中国不少。张良皋曾回忆：“炮兵训练所的场地上，大炮、卡车山积云屯，连驮运75毫米山炮的骡子，也风尘仆仆从欧洲赶到亚洲来参战。炮兵训练所加紧训练并装备中国炮兵，准备对日寇做最后一击。”

这一年，有2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说，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而在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中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

此时，生活在重庆的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友人格雷思·格兰尼奇的信中，这样描述国统区的生活：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在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

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此时重庆警报刚刚解除一个多小时，41岁的巴金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正构思着小说《寒夜》主角汪文宣的命运。

汪文宣是重庆的一个公务员，妻子曾树生在银行工作。战争的无限延长，冲击着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曾树生为了维持小职员的职位，随银行外迁，而终日为生计发愁的汪文宣也积劳成疾，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咯血而死。

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一直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撑，大量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有钱人就依靠囤积居奇发财致富。在战争中畸形繁荣的重庆和昆明，男人西服礼帽，女人则是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和波浪发。在美国军人大批进入中国之后，欧米茄手表、派克金笔和高级化妆品成为市面上最时髦的东西。

这一时期像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处境十分困难。巴金在《寒夜》中描写汪文宣：

他在生病，他不能像常人那样地生活。可是他怎么能不像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

这部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巨著，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期间，巴金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之后寂静地死去的。巴金在《关于〈寒夜〉》中说道：

……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我写《寒夜》……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是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

40年后，《寒夜》被拍成电影，真实再现了当时重庆的小职员的生活。

正当中国战场遭遇挫折的时候，欧洲战场上，盟军取得节节胜利，英国纪录片大师汉弗莱·詹宁斯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战争电影《给提摩西的日记》。在这部影片中，这位有着英国电影界“桂冠诗人”之称的导演，依然延续了他诗一般的语言和英国人特有的幽默，以战争作为背景，通过向婴儿提摩西讲故事的方式，穿插4个不同英国人的生活，记录了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故事。影片的结尾以婴儿作为象征，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围攻菲律宾的日军。战斗中，日本的联合舰队丧失了所有的机动能力，有4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菲律宾日军总指挥决定使用自杀式轰炸。10月20日，一些刚刚结婚不久的青年驾驶着24架飞机向美国舰队扑去。一个多月后，这种自杀式的抵抗逐渐减少，但是已经有2500多个年轻的生命永远消失了。

此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日本将宝贵的资源都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民用工业则不断萎缩；为了节省资源，日本政府强迫国民每天只生一次火，其余两餐吃冷饭。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所以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

在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只能看见女人的身影，男人都走上了战场。在垒球赛场上，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召入伍，职业垒球水平也大为下降。1944年，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随着战败的一天天临近，日本的道德体系也渐渐地崩溃。抢劫、扒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儿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疯狂的岛国》一书中描述道：

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标语、操练、强制性的游行和集会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们只对年轻人和心地单纯的人才会产生影响作用，大多数人只是祈祷他们的苦难生活能够结束。

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他的遗体很快运回南京。葬礼上，每个人都阴沉着脸，流露出对前途的不安和沮丧。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伪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在致词中说：“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汪伪政权的成员们纷纷寻找退路，周佛海早在1943年年初就与重庆方面达成默契。连他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之职，也是经过国民党方面认可的。在就任仪式上，他感叹道：“（我）深深觉得能力薄弱，环境困难。”

12月2日，日军攻占贵州的独山，直接威胁到贵阳和陪都重庆。一些有钱人已经有了逃往西康边区甚至更远地方的打算。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后来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中回忆说，中国人无论在前方的或沦陷区的，都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两句话，可是独山一失，一看地图，老百姓的信念上却有些动摇了。

在冬日的凄风苦雨中，蒋介石调集了他能够调集的一切军队，一些部队从黄河两岸步行2000多公里而来，还有一些从缅甸前线空运回来。4天之后，中国军队夺回独山。

从4月中旬到12月初，战事绵延8个月之久，日军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占领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以用以装备40个师。

比较起豫湘桂战场溃败的黯淡和悲观，敌后战场的持续不断、规模逐渐扩大的反攻显得异常闪亮。日军为保住“一号作战”中所占领的地区，不得不用5个师团来防卫八路军。这一年新四军曾一度打到南京城。

在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歼灭日伪军3.6万多人；在晋察冀解放区，八路军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八路军先后攻入19个县城，收复国土5万多平方公里。

12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由于一年来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的正规军由四十七万增加到六十五万，民兵由二百万增加到二百二十万，解放区的人口由过去的八千万增加到九千二百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反攻力量。”一天后，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就全战局来说，的确胜利纷纷，但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

1944年年底的中国人，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

[1] 1公尺=1米。

1956年 丙申年

1956年2月12日，是农历丙申年春节，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春节前，国务院通过了有关推广普通话及汉字简化字方案。这年春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始试着用普通话拜年，用简化字写春联。

天津杨柳青年画一直深受北方人的欢迎，除了年年有余等传统年画外，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成了年画的新内容。

春节前，北京的红星集体农庄开通了有线广播。这一年，全国大部分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广播使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懂得了一些国家大事，还能欣赏到戏曲和相声等文艺节目。在没有广播的农村和一些工厂里，则有专门的读报员，为大家普及当前的国内外形势。

这时候，收音机还没有在家庭中普及，人们围在汽车旁边听收音机，在城市并不罕见。6月，在北京，第一批电子管顺利生产，当时，电子管是生产收音机的核心零件。电子管收音机是商场里的高档商品，它和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老百姓并称为“四大件”。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们来说，从1956年开始，《小喇叭》广播成了他们童年记忆里每天不变的牵挂。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曾经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呼号，这首歌这样唱道：“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在人们心目中，苏联人吃的是牛奶和面包，住的是公寓，看的是芭蕾舞，工人在现代化的厂房里生产，农民在集体农庄中劳作。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苏联那样的国度，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梦想。

21岁的钢筋工张百发此时是北京市张百发青年突击队队长。清晨6点，他带领队员跑步；上午，突击队分成两组举行劳动竞赛；中午，队员们冒着寒风举行了一场篮球赛；晚上，则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联欢。

此时，北京的工地上，工期紧、任务重、机械化少、劳动强度大，每座建筑差不多都是在边建设、边改进、边施工中进行。从两年前开始，参照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北京出现了150多支青年突击队。5年中，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承担过834项工程任务，其中832项出色完成。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浪潮。烟囱林立，机器轰鸣，高楼大厦，是此时人们所梦想的“工业化”的象征。以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为核心，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1956年，在看似平静的乡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到这一年年底，中国的农村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两年前，张庆村16岁的王梅芬高小毕业，家境贫寒的她不得不在家里种地。不久，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原来只有30户农民的张庆村扩大到180户，大家牵着牲口、带着铁锹集中到合作社统一出工，收入统一分配。于是，一向单纯的农村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会计，记工员，保健站保健员，托儿所保育员，气象站技术员，图书室管理员。最使村民兴奋的是，村子里第一次开进了拖拉机，此时，拖拉机是农业机械化的象征，正为前途忧虑的王梅芬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在拖拉机站，王梅芬学会了11种新式农具的使用技术。春天的时候，王梅芬生活中又多了一项新内容，教村里的文盲识字。

年初，全国扫盲协会成立，提出要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要求农村文盲至少要学会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等200到300个字。

上海，这个开埠100多年的城市，在1956年仍然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每一天，这里的工业品都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这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中国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上海工商界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他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就在5天前，北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并号召工商业者“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40岁的荣毅仁在全国8个城市拥有24个工厂，此时他正为公私合营的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

工商业家在国家中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荣毅仁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荣毅仁的家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安装电网雇人当保镖，他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新华社记者徐仲尼采访荣家时，荣毅仁的夫人接待了他。荣毅仁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初中读书，他很喜欢照相，他的姐妹也都在学校里读书，放学后很喜欢在草坪上打球，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前途。荣毅仁告诉记者，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他失去的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他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1月20日，在上海公私合营大会上，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12-1 年初，全国扫盲协会成立，提出要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

12-2 通过读报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12-3 荣毅仁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谈公私合营

12-4 上海资本家庆祝公私合营的场景

12-5 资本家家属开会，积极响应公私合营

1月21日，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天津、广州、武汉，各个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变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在遥远的莫斯科，一场西方服饰展吸引着无数苏联妇女，她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几个小时去看另一个世界的服装。这一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春暖花开的时候，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了一次研究妇女的着装的座谈会，提倡妇女要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报纸杂志纷纷向大家推荐新的服装样式以及搭配方法，并讽刺那些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妇女。

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继举行了盛大的时装展览会，最新时装里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各种款式的花衣服。《人民画报》还以两个整版介绍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

但是，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穿花衣服的号召又引起了新的烦恼，因为市场上的花布种类太少，买到一块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中国青年》杂志呼吁：“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最少有三亿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三亿人身上，如果花样不好看，六亿人看了都要不舒服。”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1956年是一个多彩的年份。

1956年“六一”儿童节，刚刚落成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开始上演童话剧《马兰花》。《马兰花》由任德耀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讲述了邪恶的老猫企图害死勤劳善良的小兰，夺走神奇的马兰花，最终却受到惩罚的故事。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童话剧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型儿童剧。1956年，《马兰花》仅在北京就上演了100多场，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后来，《马兰花》又四度重排，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版的《马兰花》已经演变成一部现代音乐剧，马郎从一个书生的形象变成了一个豪迈的山林之子，老猫也由一只变成了四只。2001年秋天，《马兰花》还推出了英文版，但当年万人争睹的轰动景象却已随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而难以再现。

6月，和许多人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拿到了第一份货币工资。从6月11日开始，全国实行新的工资制度，直接使用货币发放工资，这次工资改革建立的工资体系一直持续了40多年。按照新的工资标准，国家主席的工资为579.5元，机关普通勤杂工则可以领到23元，知识分子的工资比普通人高出1/3左右。尽管两年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但这一年他仍然被评为所里3名一级研究员之一。一级研究员可以到大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

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宣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久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场面。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心情格外激动，他下工厂，到军营，热情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当时，人们把这称作“艺术家的新生”。

这年新出版了一批文学刊物。9月，《人民文学》刊登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讲述一个怀着理想主义信仰的年轻人林震参加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由于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而引起了强烈争议。

这一年，严凤英、王少舫因为主演《天仙配》而名扬世界。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统计说，从1956年到1959年的4年中，该片在海外各国就拥有了约300万热心观众，在中国大陆共计有1.4亿多观众。在很多人的记忆里，1956年是20世纪50年代看电影最多的一年，新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上甘岭》、《祝福》、《家》等影片陆续上映，《夜半歌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大批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影片也重新在国内公映，轰动一时。

赵丹、白杨、孙道临、秦怡等人成为亿万观众心中的一代偶像，他们的黑白明星照曾风行全国，被放大悬挂在全国影院的大堂。

这一年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新闻《上海把人力车送进了博物馆》获得新闻奖。文章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约有5000多辆人力车，7 000多人力车夫。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帮助人力车夫分批转业，有些人已经成为汽车司机和技术工人。

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国产汽车出产。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

1956年12月9日，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

1956年12月30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开幕，来自全国的1000多位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他们代表着 1070多万党员。

会上，人们得出结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工作重点，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7月，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主办的“到月球去旅行”科学幻想艺术作品国际比赛揭晓，中国29个学生集体创作的连环画获得集体一等奖。在连环画中，同学们描绘了20年后的儿童节，他们乘坐火箭登上月球，和全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在月球上的玻璃大厅尽情联欢。

这年高考的命题作文，题目叫“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在一个大学生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1956年，这是黄金的一年。

1968年 戊申年

1968年1月30日，农历戊申年春节。《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北京市财贸系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照片。春节前夕，全国饮食服务系统向财贸职工发出倡议：“把橱窗店堂布置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春节期间饮食业要积极向顾客宣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春节的消息，头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第5版刊登了新创作的“毛主席语录”歌曲。

春节这一天，北京的最高温度为0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12摄氏度。从《北京晚报》影片预告中可以看到，首都影院正在上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在中国儿童剧场、大众影院和改名为红卫电影院的崇光影院，上映的是纪录片《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该片拍摄了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场景。

这一年，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3个年头。在这一年的报纸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1月31日是越南的民族新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向140个城镇发起“春节攻势”，打垮了美国的军事自信。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在法国，将近3万名学生在巴黎街头筑起街垒，与警察对峙，掀起了著名的“五月风暴”。

30年后，《1968年：反叛的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

这一年好莱坞制作了音乐动画片《黄色潜水艇》，此后这成为“披头士”音乐爱好者的必备经典。在片中，披头士乐队的4个小伙子，在老船长的引领下，以黄色潜水艇保卫童话花椒国，战胜了邪恶的蓝色坏心族。

此时的披头士乐队如日中天，他们所发行的唱片一直居于流行音乐排行榜之首，在冷战气氛中，他们以歌曲《你需要的就是爱》，唱出只要心中有爱必可战胜一切，传达了“爱与和平”的信息。

3月底，北京第18中学的音乐教师李存和肖克勤结婚了。为了不耽误工作，婚礼在晚上举行。李存买了许多8分钱一张的8吋毛主席相片，送给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而大家的贺礼则是毛主席半身像和毛主席像章。

李存和妻子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识的，在宣传队里，李存拉手风琴，肖克勤跳舞。这个时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全国城乡，为群众演出革命节目。

结婚第二天，李存和妻子去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此时，穿军装、扎腰带，在象征着革命的天安门前照相，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25年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展现了这一时期北京最时髦的青少年形象：穿一身绿军装，头戴军帽，脚踩回力球鞋，骑一辆锰钢自行车，车座提升到极限位置。

夏天，署名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发表。《人民画报》是这样介绍的，油画中毛主席以洞察时代的双眼注视着革命的征途，紧握的拳头要把旧世界砸个粉碎，一把旧雨伞刻画出毛主席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辛勤奔走的形象。

为了使这幅油画供应充足，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做出紧急安排，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半个月内就向全国供齐了印版。

这一年诗人郭小川49岁。12月26日是毛泽东75岁生日，郭小川特意一早起床，去买《毛主席语录》。6点半，郭小川从家出发坐9路车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已经有数千人在门口排队等候。

从1966年到这一年年底，全国共计发行《毛主席选集》1.5亿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

几个月前，郭小川被关进牛棚接受批判，经常参加一些搬运大白菜之类的劳动。这时候，令他苦恼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他不能及时完整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11月21日上班后，背《纪念白求恩》错了一个地方。

12月8日八时，背诵《愚公移山》未错。

12月10日早，学习时背了“老三篇”，错了两处共三个字。

《人民画报》第7期刊登了一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故事，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53岁的农民顾阿桃目不识丁，却很快背会“老三篇”，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因为不识字，她特意让人画了几十幅画作为讲稿。

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毛泽东和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出席，肯定了这个“洋为中用”的“创举”。《红灯记》的故事来源于张剑维的连环画《红灯记》，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了送出重要情报，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故事的最后，李玉和与李奶奶壮烈牺牲，情报则由革命的第三代李铁梅送到了党组织手中，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此时，《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以及交响乐《沙家浜》一起，被称为八个样板戏。样板戏，以及由此改编的“样板电影”，加上《艳阳天》、《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故事片，于“文革”期间在全国各地反复演映，成为八亿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剧目。

钢琴伴奏《红灯记》的上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人民画报》刊发评论说：“钢琴这个古老的、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命力的西洋乐器，和革命样板戏结合后终于获得了新生，西洋乐器钢琴首次进入京剧舞台，立即就被工农兵群众理解。”

这一年，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恢复经营“四琴一管”，许多人学起了提琴、手风琴。连续几年，上海的提琴、手风琴供应紧张，出现“走后门”以及排队争购现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曾在一份批示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要求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办成一个大学校，边学习，边生产，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批示被称为“五七指示”。

1968年春天，哈尔滨北部的庆安县柳河出现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黑龙江省委机关的许多干部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人民日报》认为这所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用黑体字发表《毛主席语录》：“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这一年，13岁的哈尔滨女孩敬一丹刚刚小学毕业，她的母亲就去了北安干校，父亲在呼兰哈尔滨公检法军管会学习班，姐姐在密山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剩下敬一丹带着两个弟弟和姥爷住在一起。

这一年，敬一丹学会了管家，她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居委会的阿姨上门收户口本，因为这意味着要发放各种票证了。哈尔滨的冬天很冷，敬一丹最关心的是布票。布票每年发一次，每人4尺，除了给爸爸、妈妈和姐姐寄一些，剩下的就由敬一丹仔细存放在一个名为“毛主席诗词”的塑料书皮里。

13-1 1968年春节期间，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上映

13-2 穿军装，扎腰带，天安门前留个影是“文革”之初的风尚

13-3 “文革”中第一个自愿下乡的女知青蔡立坚

13-4 一家人学习《毛主席语录》

11月25日清晨，天色有点儿灰，下着细碎的清雪。在停课很长时间之后，敬一丹一早起床，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哈尔滨第44中学报到。对于敬一丹而言，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从这天开始，她要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了。

而这一天让敬一丹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当她从学校回到家时，发现家里有四五个人正在翻箱倒柜，原来是母亲的同事来抄家，这些叔叔阿姨脸上的表情让敬一丹感到陌生。

多年以后，成为电视台主持人的敬一丹在一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文章中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为孩子义演，编导给我念一段词，词上说，我小时候想当医生，给别人打针看病。我把那段词改了，我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就那样匆匆跟童年说再见。那一天，我是一下子长大的。”

3月，19岁的北京女孩蔡立坚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一个名叫杜家山的小山村，决心一辈子当农民。杜家山位于山西省榆次县太行山麓，这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山村，全村5户17口人，最年轻的劳动力也有47岁。

4个月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蔡立坚落户杜家山的事迹。文章中写道：“去年冬天，杜家山来了个新社员。她站在贫下中农面前，响亮地说：我到这里安家落户来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全村人喜得合不上嘴，心里乐开了花。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送来红卫兵了！’”

在杜家山，蔡立坚每天跟着农民种山药，点黑豆，努力学习扶犁抗耙，撒籽儿下种等各种农活。很快，她穿山鞋，着粗衣，皮肤黝黑，双手长满老茧，她自豪地觉得自己成了小山庄的新主人。

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到1968年9月，城镇里积压的毕业生已有1 000多万人，城市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

经过《人民日报》的报道，作为这一时期全国的第一个下乡知青，蔡立坚被人们当作榜样，这一年她被邀请到北京、天津等地作报告90多场，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1968年冬天的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年轻人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从这里奔赴农村。

此时，20岁的郭路生是人民大学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他和另外19名学生一起，被分配到山西杏花村插队。这时的北京火车站，每天下午同一时间都会有一趟知青专列准时开动。坐在离开北京的列车上，郭路生写下了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这首诗很快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下乡插队青年人中流传，成为影响一时的名作。

就在郭路生离开北京的两天后，《人民日报》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后来，人们习惯地把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称为“老三届”。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安置城市青年的主要措施，持续了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解。几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 700万人，安置经费超100亿元。这一空前的人口迁移也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知青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农村的建设，尤其是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农村。多年后，一些“老三届”出身的作家把这段特殊的历史称为“蹉跎岁月”。

此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紧张地施工之中。南京长江大桥6年前开工兴建，1968年12月29日建成通车。这项工程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难度极高。大桥铁路桥长6 700多米，公路桥长4 500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但是，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奇迹。

1980年 庚申年

1980年2月16日，是农历庚申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金陵春暖》，为我们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第一春的中国风貌。

两年前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中国的经济逐渐走上正轨。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3个年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讲述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军内部与敌人周旋的故事。这是我国电视荧屏上的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片子播出后立即风靡全国，同时，也有人批评它情节惊险离奇，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

在城市里，一群人围着一台电视机的情景十分常见，这个时候的电视机大多是9英寸或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上一年年底开始上演的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是此时孩子们放学后最急切的期盼。

10月22日，中国引进的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建成，这条生产线可以生产14英寸和22英寸彩色电视机。22年前，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同样诞生在这里。这一年，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诞生，它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

1980年，中国的彩电年生产量达到3.2万台。正是通过电视机，人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场景。在观看电视直播的同时，人们也接受了一次法制教育。

这年8月，新华社报道说：“讽刺画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被禁闭了10年，‘四人帮’一垮台，讽刺画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兴旺起来了。”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行了9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讽刺画小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中，也出现了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尝试。在《柜台语言艺术》一片中，相声演员郭全宝和郝爱民表演了一个讽刺短片，讲述发生在顾客和商店售货员之间的冲突。

这年拍摄的纪录片《乘车记》，则批评了一些青年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这些年轻人大多留长发、戴蛤蟆镜，以各种反叛行为取乐，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作“阿飞”。

25岁的陈爱武成为了这一年的新闻人物。陈爱武是北京丰泽园饭店的一名厨师，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做菜、刻萝卜花样样在行。

7月，陈爱武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揭露一些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店大吃大喝，却按“吃客饭”的规定付费的特权现象。其中，某部长从1977年以来，“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仅1980年两次“吃客饭”就应付费124.92元，但实际只付19.52元。

早在年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党员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第二天，《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时刊登了中纪委表扬陈爱武，批评某部长的通报。两天后，该部长写信给丰泽园饭庄，要求清查账目，餐费如数照补。

14-1 改革开放之初，烫发重新兴起

14-2 舞蹈家白淑湘要努力挽回失去的10年时间

14-3 中关村下海第一人陈春先

14-4 审判“四人帮”

这一年的纪录片《浪花交响诗》讲述了著名芭蕾舞演员白淑湘重返舞台的故事。1958年，白淑湘扮演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女主角，一举成为中国第一个芭蕾明星。“文革”期间，白淑湘被下放干校锻炼，由于长期不能练功，“文革”后，重返舞台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在这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上，白淑湘最终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排演老舍的名剧《茶馆》，北京城万人空巷，掀起一股热潮。随后，《茶馆》到欧洲和日本巡回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在一部名为《三峡传说》的电视片中，李谷一演唱了主题曲《乡恋》。这是一首面对三峡旖旎风光倾诉乡愁的抒情歌曲，演唱中李谷一运用了“气声”，引起巨大争议。有人对李谷一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打击乐器的伴奏一一提出意见，认为她严重模仿了西方和港台的黄色唱法。

3年后，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第一个登台，唱完《乡恋》之后，又一连演唱了6首歌曲。

这一时期，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影片改编自张弦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在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小山村，豹子和同村女孩存妮秘密相恋，被村里人发现之后，存妮迫于压力自杀，豹子以强奸罪被捕入狱。影片开始让人们正视人性、讴歌爱情，片中吟唱爱情的主题曲风行一时。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3个年头，人们的着装色彩丰富起来。这一年上映的故事片《庐山恋》轰动一时，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成为年轻人谈论的话题。

在上海南京路上，理发馆里的发型样式多了起来，烫发受到爱美女孩的青睐。而在上一个猴年，理发业曾被规定要抵制各种奇怪发型式样，大多数女孩子不是梳辫子就是齐耳短发。12年后的街头，人们的面貌已经悄悄改变。

这时候，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仍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四大件”。在乡村的迎亲队伍中，作为嫁妆的自行车，被郑重地驮在另一辆自行车上。

在山东高唐县王庄大队，一位名叫王本跃的农民开始了新的尝试。他本来是公社里学大寨的标兵，上一年他组织集体组与包产到户组对阵，想看看到底是集体农业好，还是包产到户强。

两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尝试。所谓包产到户，是指一户农民单独耕种一片土地，收获都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决定上交多少，分给社员多少。包干到户则更进一步，“完成国家的，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年底，王本跃和包产到户组的比赛揭晓，结果包产到户组比王本跃的集体组每个劳力多收入好几百元。王本跃买了一头大骡子，承包了23亩地，决定要走包产到户的路。

5月，邓小平发表讲话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年秋天，王本跃种棉花收入8100元，成为王庄大队的冒尖户。年末的统计表明，在中国农村，仍然坚持原有制度的地方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30%～50%。

农历年过去之后，高唐县在王庄大队召开现场会，要求“户学王本跃，队学小王庄”。很快，高唐县全部实现包产到户。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他们怎样致富》讲述了浙江天童公社勤勇大队3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娶亲的故事。

12月23日，北京中关村的街道上悄悄挂出了一个牌子——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两间简陋的木板房，十几个利用业余时间工作的人员，这就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开创服务部的是一位名叫陈春先的科学家，这一年他46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此前，陈春先曾3次考察美国硅谷，他决心放弃科研，做一名科技创业者。

不久，陈春先凭公司盈利所得，给工作人员发放15元钱的津贴，被批判为“腐蚀干部，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直到3年之后，经过新华社记者的报道，陈春先的尝试才得到中央肯定，中关村从此踏上了“中国硅谷”之路。

19年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重新寻访到陈春先。1980年作为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仍然深刻地留在陈春先的记忆里。1980年之前，陈春先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1980年之后，由科学家向创业者的身份转换耗费了他更多的心血，可这位昔日的科学家仍在努力探索企业成功之道。

1980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为人们描绘了在20世纪末实现人均生产总值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目标，他把这个目标称之为“小康”。

这一年，年轻人最喜爱的歌曲中，有一首是音乐家谷建芬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20年后新生活的期盼。

1992年 壬申年

1992年2月4日，是农历壬申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从歌曲《十二生肖拜大年》开始的。

在广州，春节期间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迎春花会，许多市民举家出游。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在家吃团圆饭的习俗，开始到酒楼吃年夜饭。

电话拜年也随之兴起，已经有人开始使用被称为“大哥大”的移动电话。大哥大重500多克，在此时是身份的象征，与大哥大同时兴起的还有寻呼机。

北京的白云观庙会，自从1987年重新恢复以来，成为春节期间的商品展销地。庙会上最受欢迎的是8元钱一个的呼啦圈。

两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上海小姑娘欧阳贝妮表演的节目将呼啦圈热推向了高潮。

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久，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开发海南洋浦，海南省会海口、旅游城市三亚和洋浦周边地区都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

此时，来自甘肃天水的农村青年潘石屹29岁，是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的6个合伙人之一。春节以后，海南房价以每月40%的速度直线上涨，房产投资回报率100%～250%。潘石屹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

就在这一年，潘石屹从海南转战北京；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房地产界巨擘，并当选为“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重庆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就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这一年，55岁的尹明善投资20万元开办了一家9个人的小作坊，生产摩托车发动机；同在重庆的左宗申也把创业的目光锁定在摩托车行业；在大连，徐明开创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在上海，郭广昌和几个同学凑钱注册了一家公司。后来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很多名字，都是从1992年开始掘得他们的第一桶金。

纪录片《重奖》讲述了一个名叫迟斌元的中年人的故事。这一年，他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羡慕的对象。作为高级工程师的他发明的药品凝血酶，填补了国内空白。上一年，他创办的珠海生化制药厂仅80人，却完成了3000多万元的产值。为此，珠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迟斌元珠海市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励大会特等奖。

在珠海重奖知识分子之后，全国掀起了重奖的热潮。在山东，有9位科学家获得了20万元和一辆奥迪车的奖励。在北京，国防大学第一次公开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技术干部，奖金为5000元到1万元。7个月后，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广东进行的追踪报道，广东省在这一年的重奖活动后，吸引了7万科技人员到广东就业。

这一年，沉睡了近30年的拍卖业向人们走来。在深圳举行了一次国有土地拍卖会。

在上海，谐音为“我要发”和“发发发”的两个私人小客车牌号分别以30.5万元和28万元成交。

在青岛，一块1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以高于底价260%的价格卖出。

在深圳的科技拍卖会上，新研制的“高频高速调制解调器”以40万元成交。

1992年2月，中国记协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专门探讨“周末版现象”。这一时期，全国有200多家报纸推出周末版。周末版大战在提高报纸可读性、扩大新闻信息量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也滋生了媒体新闻炒作的风气。

夏天里，北京一所大学外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崔万增成为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被媒体称为“馅饼教授”，教授该不该卖馅饼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事实上，崔万增是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1/4。春天，在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学校里弥漫着一股情绪，“干点儿事”成为许多人的想法。此时，高校里鼓励第二职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8月1日正值暑假期间，崔万增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为了卖馅饼，崔万增一家人都忙碌起来。老伴儿一早起床剁馅和面，中午，崔万增和两个女儿去校园里兜售。崔万增的馅饼5角钱一个，每天可以卖出100来个。

几个月后，崔万增被告知退居二线，原因是有人认为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

和崔万增一样，这时候许多人把上街摆摊作为认识市场的开始。《北京青年报》报道说，北京人这时的口号是“要想富，上马路”，“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东八里庄纺织区、团结湖、八角村体育场、古城等地段，出现了10余处红红火火的第二职业夜市，规模最大的有200多人，少的则有50多人”。

此时，第二职业、小时工、跳蚤市场等词汇被人们频频提到。1992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许多人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

这一年有4600多万农民进城打工。连续3年的丰收，粮价下跌，农村出现了卖粮难现象，农民收入也随之下降。这一年，重庆市的粮票退出了市场，此时，生活必需品计划分配的制度已经实行了30多年，随着这一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进城打工可以直接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电影《股疯》反映了1992年股市大潮中上海市民炒股的故事，影片中阿婆发财的情节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1992年，上海70多岁的老太太谷如贞去储蓄所存款，跑错柜台买回100张30元的股票认购证，由此买卖股票赚了大约近30万。《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与电影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谷如贞发财之后，唠唠叨叨地说：“我活了70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钞票，这不是发横财吗？”

此时的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可以发行股票的城市。

30多岁的卢晓媚是广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学者，从未涉足股市的卢晓媚得知8月份深圳将要发行一批原始股，于是和7个同事赶往深圳。在日记中，卢晓媚描写了到达深圳第一天的情景：“上万的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处都是。”这一天，深圳的300个新股认购发售点挤满了150万股民。

《蛇口消息报》发表的一组照片中，镜头所及都是排成长龙的队伍，拥挤混乱的人群。一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理出了购买股票认购证的长队，他手里攥着被汗水浸湿的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冲着镜头大喊：“我排了整整两天两夜啊！”

8月10日，新股认购表正式发售。不到半天，500万张认购表一抢而空，数万名没有买到股票的人走上街头，这次事件被称为“8·10风波”。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深圳的股市陷入低迷状态。8月份的深圳股潮让年轻的中国股市付出了成长的代价。

15-1 1992年，疯狂排队抢购股票认购证的人们

15-2 故宫前，用“大哥大”通话的女子

15-3 北京一所大学一个系党总支书记崔万增卖馅饼引发争议

15-4 呼啦圈风靡一时

15-5 农民参加荒山荒地拍卖

15-6 珠海重奖科学家迟斌元

这一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在所有参赛国家中名列第4。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荣誉带给中国人极大的自豪，北京加入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城市行列。

在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载誉归来的庆祝晚会上，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郑智化出现在舞台上：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儿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这首名为《水手》的歌成为这一年中国最流行的歌曲。

这一年，湖南女孩瞿颖在北京服装表演队当职业模特已经两年。身高1.75米的瞿颖毕业于湖南省艺术学院话剧专业，上一年她开始参加国内外模特大赛。1992年瞿颖被选中参加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的首届中华模特大赛。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服装的品牌化销售使得时装模特走上了T型舞台，时装模特多方位、多角度地向人们展示了时装美，这一职业也开始被年轻女孩所青睐。

在一份时装模特的招聘广告中，对从业者的要求是：年龄22周岁以下，身高170厘米左右，体重60千克以下，容貌端庄。一些爱美的女孩为满足要求甚至不惜走上了手术台。

11月，首届中华模特大赛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电视城揭晓，瞿颖获得第三名，这是她踏上名模和演艺之路的开始。

这一年，电影《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中，农村妇女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伤，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而秋菊宁肯不要钱也要讨个说法。于是，秋菊不顾已怀孕6个月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此时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名人打官司的新闻，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法制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深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年底，在银川新市区西侧贺兰山下的一片荒地上，作家张贤亮创办了一座影城。这个地方叫镇北堡，这里是“文革”期间张贤亮下放劳动的地方。

此时，56岁的张贤亮已经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绿化树》等知名小说，许多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在文联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贤亮说，作为宁夏文联主席，我又是一个正厅职干部，可整个自治区的正厅职干部唯有我一个没有小汽车。花了3年写了一部作品《烦恼就是智慧》，稿酬只有4 100元，还不值歌手唱一首歌。

由于宁夏文联没有资金，在各单位纷纷开办第三产业的热潮下，张贤亮把自己在海外译作版税的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做抵押，创办了镇北堡影视城。不久，这片曾被《红高粱》等电影选为拍摄地的黄土地成为宁夏的著名旅游点，作家张贤亮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后来发表的文章《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张贤亮说：“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

农历壬申年腊月初九，是1993年的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这样写道：“在中国，1992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成就而自豪，我们的眼光永远向着前方。”

陈晓卿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1990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作品《远在北京的家》、《龙脊》分别获得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2000年创办纪录片栏目《见证》，担任制片人。2007年创作纪录片《森林之歌》，该节目获得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12年创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朱乐贤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项目二组制片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曾任《森林之歌》、《百年中国》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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